《大国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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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空歷史] 《大国海盗》作者：[澳]雪珥【完结】


    作品简介：这是一部对中华海盗的全新解读，也是一部华人殖民的悲壮诗篇。当西方的海盗们在国家力量的鼓励和支持下，开疆拓土时，汪直、林道干、林凤、郑芝龙、郑成功……这些所谓的中国海盗却不得不两面作战：一面迎击远道而来的西方同行们，争夺生存的空间；另一方面则必须继续面对来自政府的不断围剿。在皇权和西方同行的双重打击下，中国人虽然早在西方之前就开始移民海外，却迟迟难以发展出成熟的海外殖民地，并不断受到当地土着乃至后来者们的打压。中国海盗虽然一方面痛恨政府的打压，另一方面却总是嚮往体制内的召唤，只要有机会能上岸当官，他们几乎可以立即捨弃海洋上的一切，反过头来把矛头指向昔日的同行。其实，与其说作者说的昔日海盗的歷史，不如说说的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海上角逐，借古是为了讽今，在作者的字里行间里分明透露着海上中国的无奈和悲伧，也因此，作者大声疾唿：凡是在海洋上无所作为的国家，註定是失败的国家，赢得海洋必赢的陆地更为重要。


    作者简介：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歷史拾荒者，有良心的歷史发明家，一直致力于收藏与晚清有关的海外文物，通过挖掘海外史料，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以国际化的崭新视角、跨学科的宽阔思维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改革史，不仅十分注重歷史研究的实证，更重视思想的理性和宽容，及歷史研究成果的大众传播效果。主要着作有、《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


    沉默的海啸


    （《大国海盗——浪尖上的中华先锋队》序言）


    戴旭


    关于海，当代中国人中，我似乎是说得最多的一个，已经“说”累了。但没想到，“读”关于海的文章，也让我感到无法释怀的沉重。看到雪珥先生发来的《大国海盗：浪尖上的先锋队》，忍不住一声长嘆！


    我是军人，雪珥先生是商人；我在大陆，他在海外。不同职业，不同视角，但对于海，雪珥先生竟和我有着同样刻骨铭心的观感：中华民族不懂海。它游戏海、轻蔑海、疏远海、畏惧海，最终遭受海的吞噬与卷击；而同一时期，西方却亲近海、征服海，最终大海给他们奉献了整个世界。


    因为与海隔绝，与世隔绝，中国错过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整整一个阶段，一个从近代到现代的阶段，直到今天，中国的整体战略目标还是“现代化”。中国由此付出的进化代价磬竹难书--时至今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都有一块屈辱近代史的伤疤，我8岁的女儿春游圆明园，看到柳绿花红之下的残垣断壁，竟然也“思绪万千”！那是中国人的“哭墙”。


    没有海洋就没有未来--当中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晚了：不仅属于公海的部分已全部被别人占有和控制，天经地义属于中国自己的海域，也被街坊四邻掠夺得面目全非。当代中国最多的外交烦恼，几乎全部与海有关。这是一种报应，是我们在为歷史上的短见，继续支付着的现实代价。


    大约是出于和我一样的焦虑和不甘，在繁忙的商务之外，在幽远的海天之间，雪珥先生向他的同胞捧献出了《大国海盗：浪尖上的先锋队》。


    我的理解，这是一本说海的书，海盗只不过是雪珥先生旁敲侧击的噱头。和其他钩沉歷史的着作一样，雪珥先生一如既往，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在第一章的第一段，当他素描般地写完朱棣斩杀郑和献上的华人海盗之后，笔锋轻轻一转：“在一片弹冠相庆之中，包括在后世的普遍称颂声中，大多数人都不曾注意到：刽子手的鬼头刀，不仅斩下了陈祖义的脑袋，而且也斩断了海洋中华的命根。”


    说到海就有说不完的话题。中国辉煌的古代史是从海上突然结束，近代史又从海上一页页展开的--那是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漫长血泪史，它一直延伸到今天，并将继续向未来展去。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当郑和从海上空空归来，世界第一的海上雄师疲惫地蜷缩在陆地上的时候，西方下海了；当我们被西方由海到陆一步步挤压在本土，像老鼠一样找食、挖煤的时候，他们又从海上起飞了。


    中国落后西方，当年是从陆地到海上的一步；今天则是从陆地到海洋到天空的两步。


    海之上，国有殇。2005年，有感于全球华人都在纪念和歌颂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我写下这样的感慨。在郑和梦游一般虚幻的光荣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史简直不忍卒读。


    由于远离海洋蜗居黄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无一不带着黄黄的土色。仅以军事论，中国漫长的战史几乎就是一部彻底的陆战史，只有现代一星半点的空战点缀。海战的篇章单调而悲怆，除郑成功的“成功”之外，仅有的一次对外敌的大海战，竟以全部海军覆灭载入史册。这一次失败也直接导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崩溃。


    但是，五十年后民国海军自沉长江，又第二次全军覆没。这样的军事遗产，让今天中国军队无法拥有现代化的基因，也是十三亿人数十年来魂牵梦萦唿唤航空母舰的前世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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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840年至今，中国军队从来没有与列强军队进行过装备对等的战争，总是处在“以劣胜优”的状态。接力赛进行到今天，欧美已经在筹备太空战网络战，我们还在学习陆海空联合作战，理念上落后了60年；欧美是飞行化的军队，我们是爬行化的军队，空间上的差距更无法计算。他们军衣的主基调是蓝色的，我们军衣的主基调是黄色的；这种情况和鸦片战争时期中西军队形态的对比大同小异。只是因为有着核武器的威慑，双方军队未有全面对撞，常备军的本质性差别才无法形象地体现出来。但如果打开世界地图，仍然会一目了然：中国军队以大陆划分的七大战区都是在陆地上；美国以全球划分的六大战区，囊括了世界所有的陆地和海洋。


    军事是政治的继续，经济是政治的核心。由军事的视角，稍微踮一下脚跟便可窥出当今中国在政治、经济形态上与西方本质的差别。我相信，往来于中国与澳洲的雪珥先生，在从澳大利亚回国的途中一定无意识地感受到了今天中国与世界在外观上“天壤之别”：飞在天上的客机不是欧洲的空客就是美国波音；而在中国大陆，到处却是忙碌的工地。欧美仍在翱翔，中国还在刨地。


    建国初期的大跃进也好，改革开放年代的房地产也好，本质上都是中国试图在自己的那一小片黄土里（去除藏疆等很不适合大规模居住的部分，中国的有效国土面积其实特别小）试图寻找“现代化的奇蹟”。


    对海的态度，决定了中国和西方的兴衰；而对海的态度，主要又具体地体现在对于航海人和海外人的态度上：西班牙对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麦哲伦（其实也是个海盗）举国敬仰；英国授予海盗枭雄海军德雷克以“上将”军衔，让他领军赢得海上霸权；美国把海权理论的创始者马汉（其实是国家海盗理论的创始者）奉为先师；中国的第一位世界航海者则在出海时是一位肩负追剿前朝政敌的使命，归航时则却只成了外交使节，在今天则被宣传为伟大的航海家和和平使者。


    欧美航海英雄的背后，是成群结队的商船，汹涌澎湃的海盗，浩浩荡荡的海外开疆的征伐大军，广阔富饶的海外殖民地；中国航海先驱的背后，则是大舰队被付之一炬后冰冷的灰烬；是片帆不许下海的严令，是对海外同胞被杀的冷漠无视；是对敢于违抗海禁之人的痛剿绝杀；是汹涌波涛撞击在滩头上绝望的嘆息。


    雪珥先生《大国海盗：浪尖上的先锋队》，写的是“正史”大多不屑的故事。


    中国历朝歷代的所谓正史，写的都是皇帝如何圣明，功绩如何伟烈。


    到了世界地理大发现的近代，东西方对撞在即，中国政治内耗自戕依然如故。大英帝国马嘎尔尼勋爵在率领庞大使团觐见干隆后，以惊奇的语气写下《停滞的帝国》，而天朝面临天崩地裂竟浑然不觉。中国在近代之被西方肢解，其实包含着歷史註定的政治必然，甚至地理和物理性的必然：拥有无限进取冲动的海浪波涛，当然要不断吞噬静态的岸线。可惜，中国官家的《资治通鑑》和坊间评书里，乐此不疲的永远都是宫廷内斗，权谋诈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最多不过是陆战场上的格斗拼杀。即如今天，举世推崇的仍是孔子，满口治世名言而绝无兴国大略。中国之重内治、尚空谈，根深蒂固，千秋万代。中央电视台以庄严的《百家讲坛》，汇集当代大家以开启民智，活跃国风，可惜那些登堂入室的史学家并无多少思想干货，在真理干涸的当下，虽能譁众于一时，而终无益于后世。歷史上的中国没有真正的世界战略；今天的中国也没有几个真正的战略思想家。


    但大陆之外，居然、幸好有一个雪珥先生，这个自谦为“歷史拾荒者”的华人，在海外默默地收集、整理、加工中国歷史的碎片。正是这些正史不屑的故事，包含着国运兴衰的真正秘密。《绝版甲午》如此，《国运1909》如此，眼前的这部《大国海盗：浪尖上的先锋队》亦如此。


    在第一章说完“郑和舰队大阉割”后，雪珥先生发出了他的第一声质问：“他有选择吗？中国有选择吗？”随后的“东海之殇”和“逼下南洋”，我几乎听到雪珥先生急促的喘息：“这是挺进东南亚并落地生根的第一个华人武装团体，但在林道干的背后，却是一个政治极度腐败的祖国，‘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而政府却不惜联合外人，对他进行越洋追杀 ”在“林凤挑战西班牙”的那一章，雪珥先生说“这正是大航海和殖民地拓展的跑马圈地竞赛中，凭藉数百年来积累下来的航海技术、海商网络及毫不逊色的军事能力，中国人本可以超越、或至少同步于西欧的海洋国家，而获得在海洋上更大的空间 ”


    雪珥先生曾经也想振作一下，给他的同胞一个歷史的惊喜，所以在写到第五章“飞龙在天：官盗一家镇大洋”时，他忍不住激动：“这是中华民族海权史上空前绝后的一页。在国家公权力的支持下，“海盗”郑芝龙终于成为中华帝国伸向海洋的矫健臂膀，200年来，中国人第一次重新夺回了海洋的发言权。已经与大海隔绝太久的黄土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丝蓝色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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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接着我又听到了他近乎悲伤的惋惜：“几乎控制了整个太平洋的郑氏海上王国，再度因中国大陆的政治动盪而失去了坚实的根基。与满清隔海对峙，销蚀郑成功的实力、也销蚀了中华海权那灿烂而短暂的辉煌 ”


    雪珥先生看似在写海盗，实际是在舒展一种精神--我称之为海盗精神，即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这种精神加诸个人，则充满进攻和战斗性，极致则杀人越货横行霸道；化身国家，则开疆闢土，威震八荒，乃至称王称霸。不幸的是，雪珥先生是在写中国海盗，写他们被阉割、被砍头、被彻底剿灭的故事。一部近代史，已经足够中国的男儿把酒凌虚，而这杯苦酒，现在又被添进血腥的咸味。


    像一部悲情的交响乐，在歷史的悲声沉落到谷底的时候，雪珥先生连续以“亮剑越战”“中葡海盗战宁波”等激越的章节，试图在绝望中点亮某种激励的火苗。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他以文史大家的点悟功力，缓缓抖出“包袱”底下珍藏的条幅：


    “大国海盗：骷髅旗下建强国”！


    雪珥先生意味深长写道：拥有强大的“海盗”力量是大国崛起的前提条件之一，“海盗”不仅是拓殖扩张的先驱，也成为引领海军以“反海盗”名义而进一步拓殖扩张的藉口。中国错过了“当海盗”和“打海盗”的两次歷史机遇 图穷匕首见，书尽真意出！


    雪珥先生顺着那些海盗的血迹，不动声色地揭开那些龙袍蟒带裹盖着的思想的殭尸，用他那看似漫不经心的评论，一下接一下地鞭笞着。


    而他最后抖出的那七个字“骷髅旗下建强国”，在我看来既如歷史深处传来的暮鼓晨钟，又如响彻今世的霹雳绝响。雪珥先生说，“英国人并不用pirate（海盗）来形容德雷克，而是另一个与pirate很相似的单词--privateer(私掠)。pirate（海盗）与privateer(私掠)的区别，在于后者持有国家颁发的劫掠许可证 私掠船，实际上就是海上民兵，是一国海上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私掠船制度，是英国人的一大发明。


    这一发明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蒸汽机的诞生相媲美。这台‘海权’蒸汽机，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为‘海盗’进行了正名，‘海盗’行为不再是邪恶的，而是爱国的、高尚的 从此，‘海盗”、’被制度性地纳入了英国海权的拓展之中，海盗、海商、海军的‘三位一体’，令曾经羸弱、贫困得无法供养一支正规海军的大英帝国，迅速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这是多么深刻的揭示!大宋只知道“送”，最后“惶恐滩头说惶恐”；大明昏昧不“明”，路过全球大帝国的桂冠而不取；大清方向不“清”，在演绎了游牧民族最后的辉煌之后，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在北京八里桥被英法排枪猎杀 一部万马奔腾的歷史，到此万籁俱寂！中国在明朝失去成为世界大国的机会之后，事实上已永无可能再次成为世界大国--原因很简单：地球上已经再没有了无阻力扩张的基本空间。非仅如此，时至今日，中国在逃过歷史上的海啸吞噬的惊险之后，依然面临着再次被海啸扑击的危机。


    但是，时下的中国，正瀰漫着和雪珥先生的歷史感觉完全不同的情绪，海军的一位将军级歌唱家，以一曲《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把幻想唱成了现实。当雪珥先生写完这本书，在我在2011年初春写着以上文字的时候，中国的海军护航编队，正在当年郑和船队曾经远航的地方打击一群在海上抢劫的农民和渔民；中国的航空母舰正在建造。


    雪珥先生的书会让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们感到惭愧，假如他们看到这部书，他们就会忽然发现，现今的中国还没有人能够创造出和本书中那些海盗相比的“殖民”业绩。只要我们还在将“殖民”视为贬义词而口诛笔伐，我们的见识其实就和本书中那些可笑的、自断民族命根的刽子手半斤八两。


    美国着名歷史学家《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写到中国与海洋这一页时仍然忍不住说：“如果当时的中国也像欧洲一样对外开拓的话，今天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1/6，而是1/2。”在这个世界级的歷史学家的笔下，“殖民”一词的含义是“对外开拓”。


    可惜的是，中国是一个从心底里蔑视、在言语上谴责扩张的国家和民族，尽管它在歷史上许多次被扩张者掠夺和征服，现实中仍然被扩张者欺凌和压迫。中国仍然只是满足于做反对者，永远不去学习征服者的优点和长处。这从现在中国经济的内向性可以看出来：中国的经济就是内部争夺，房地产是没有外部掠夺性的，既赚不了日本、也赚不了美国的钱，而美国的飞机和日本的汽车却可以赚全世界的钱。这背后，根本上说就是“海基因”的缺失。中国的战争史中内战占了绝大部分，以汉族为正统的中国古代王朝，汉代以外几乎没有多少“对外开拓”的贡献，一个文武双全的孔子，被后人取掉宝剑，悄悄地进行了文化阉割。天安门广场东边的那尊雕像双手作揖，慈眉善目低眉唱和，正是某些中国精英的自我写照。


    中国没有人去真正思考民族未来问题，只满足眼前和脚下。中国已经重新钻进歷史的黄土堆里，在遮天蔽日的烟尘中迷失了现代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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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正清先生在《中国景观》中的第一句话就说：“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混浊江河泛滥的平原、小块小块的绿色田地，以及攒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简陋茅屋、错综如网状的银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无数世代折断腰背苦力劳动的见证--这一切都是由于太多的人，过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人们为了维护生命，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


    中国从来如此，至今如此。中国已经在那片过于拥挤的土地上累断了无数个世代的人的腰，但是，现在的中国人还在房地产上竞折腰。而此时的世界，正向着太空世代、纳米世代和云计算世代风驰电掣。中国周边，一个绵延数万公里的c字型海陆包围圈已经形成；美国在当年甲午战争的战场上演练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日本站在一百多年前併吞的球球群岛上，跃跃欲试准备西进；南海那些蕞尔小邦，曾经的西方和中国海盗们的进贡者，今天也啸聚哄抢中国的岛礁海域。


    可是，中国本来可以不如此！上天给中国安排了海陆大国的天然地理，将统治全球的使命交给中国，而中国也的确曾经无意中在世界2000多年的歷史中领先了1800多年，但是，最近两百年却突然跌到了谷底。至于其中的原因，中国的有识之士已渐渐揭开真相，如近代梁啓超、周恩来，现代的倪乐雄等。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也看到了那一片流满中华民族鲜血的深蓝。


    我经常绝望地想：为什么鸦片战争的炮声、甲午战争的炮声都唤不醒中国人？这难道就是中国人的本性和中国的宿命？也许我们真的不是一个可以担当全人类使命的民族，至少歷史上是这样。我们甚至也对歷史赋予的其他使命视而不见。我们只知道军队是用来保家卫国的；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已经足够聪明，也不过知道了做生意可以赚钱，gdp第一，就是第一强国，为此我们要不顾一切地韬光养晦 等等似是而非的概念。


    在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二十年中，我从空中俯瞰最多的是大海；在给我招致惊涛骇浪的一次军校演讲中，我疾唿《中国海军正处于囚徒困境》，中国六百年来没有人懂海军；随后更出版《海图腾》，大声唿喊“开天辟海，再造一个蓝中国”。这种唿喊的高分贝，激起日本的点名批判和激烈攻击。之后我的处境变得恶劣而微妙，不得不处于被封闭的状态，一如中国多年来的闭关锁国。


    恰于此时，看到《大国海盗：浪尖上的先锋队》。思想的援军来得正是时候。所以，当雪珥先生嘱咐我写序言的时候，我虽明知冒昧难当，还是一口应承。


    粗略扫过《大国海盗：浪尖上的先锋队》，心中犹如山唿海啸。在地理大发现，世界大融合的趋势之下，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安然地固步自封坐守危城。那种希图以贸易实现强国的梦想，不过是幼稚的幻想，一部世界贸易史，只是附在那部世界扩张史上骗人的美丽封面。那种试图不想经过血火拼杀而赢得强国地位的幻想，更是可笑的痴人说梦 美国今天的地位和它在歷史上的作为之间的必然联繫已经说明了问题。


    英国军事家富勒在评述1588年英西海战时，动情地说：“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就好像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朵，那就是在一个商业的时代，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之后，大英帝国以200多年持之以恆的海上进击战略，连续控制加拿大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巴布亚纽几内亚、叶门、安曼、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卡达，以及非洲的埃及、苏丹、黄金海岸(加纳)、乌干达、索马利亚、肯亚、尼亚萨兰(马拉威)、罗得西亚(尚比亚、辛巴威)、贝专纳(波札那)、南非、巴苏陀兰(赖索托)、史瓦帝尼，拉丁美洲一些小国，还有遍布各大洋的岛屿等。


    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殖民地面积已达335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的.，相当于英国本土面积(30万平方公里)的100多倍，殖民地人口达39350万，相当于英国人口(4650万)的9倍，成为地跨五大洲的“日不落帝国”。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无比自豪地说：“北美和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和西亚是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及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就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 我们洋洋得意、充满信心，极为愉快地注视着帝国的威风”


    而打赢1588年英西海战的那个人，原是一个海盗，名叫德雷克。此人奠定了英国的霸业基础，堪称帝国的导师。雪珥先生虽在写中国的海盗，却始终将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海盗当作一面镜子，观歷史，鉴后世。


    以我的观点看，德雷克还是现代海军之父。毫不夸张地说，他在500年前关于海军性质和作用的论述，迄今为止在中国还没有一个海军司令的见解可与之比拟。北洋舰队如果读懂了德雷克，甲午战争的战场便不会在中国门口的大东沟；今天的中国海军读懂了德雷克，便不会有人把海军当长城以自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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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雷克是我二十年前研究西洋军事史时格外关注的人。我认为德雷克不仅仅是一个英国海盗出身的海军将领，他更是现代英国的一个符号，是所有英国人思想、意志乃至英国国家战略的化身。走出去，打出去，拿回来，然后再走出去，循环往復如不息的海浪。


    征服海，驾驭海，海国一体，人海一体；以海的精神、海的气魄，沖刷世界。在殖民者、抢掠者的身份背后，谁都不能否认，大英帝国把许多近代文明的种子，播散在四面八方。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不像一些普通的歷史学家那样谴责它；但作为一个超然的歷史研究者，我又想说：一切征服者都是伟大的；只有被征服才是可耻的。歷史永远都跟随征服者的脚步。


    在中国的歷史上，有汉武大帝铁骑马踏匈奴黄沙漫捲的豪气，但绝没有百舸争流乘风破浪的波澜壮阔，惊天动地，惊心动魄。汉武帝的陆地远征，是以汉族为正统的中华民族雄性的昙花一现，所以，悠悠两千年，此等故事空前绝后；而西方的海上战幕，却绵延五百余年，至今方兴未艾。


    方向决定着终点。西方志在远方，远方就在脚下；中国只关注眼前，最后只能被别人踏在脚下。故，晚清以后，中国面对海洋民族的进逼，将两千年来文化圈中的藩属国全部丢尽不说，还赔进了本土的五百多万平方公里陆地，东南方向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而在中国丢掉的这些地方，以今天工业化时代的眼光来看，其中蕴藏的煤矿、原油、森林和其他矿藏，足够中国使用数百年。但是，现在中国想从这些原属自己的地方买回矿产，都要费尽心力歷尽周折而依然不尽人意。


    由于忽视海，中国丢掉了无法想像的财富，遭受了无法描述的苦难，很有可能，中国还将丢掉未来。


    商人是国家利益的尖兵，海盗是国家的英雄。俄罗斯的扩张，西班牙的扩张，无不是他们国家和民族中冒险者的功勋。对待他们的态度，暗含着这个国家的品质和前途。


    雪珥先生以他一贯的客观、真实，展现了中国近代统治者逆歷史潮流而动的荒谬。当别人以举国的财力和军力，以无上的荣誉赋予他们民族尖兵的时候，中国给它自己的勇士，送上的是断头的酷刑。最后，这个民族迎来了歷史对它的酷刑报应。今天，中国人感受到马六甲海峡的狭窄了；感受到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敲诈了；感受到海洋通道的不安全了，但是，你们感受到王直他们热气腾腾的头颅被冰冷的刀锋斩断的痛楚了吗？你们感受到那些中国的殖民者在歷史深处，为这个民族发出的痛哭了吗？


    我想，雪珥先生是听到了。而通过这部书，通过雪珥先生优美文字传递的真切的心声，我相信更多的中国人也会听到。


    （2011年4月9日于北京西山）


    第一章 与海为敌


    郑和舰队大阉割


    1407年九月初二（10月2日），大明国首都南京充满了节日般的欢乐。


    远航归来的郑和，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献俘仪式。当着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臣的面，郑和将其在旧港擒获的海盗首领陈祖义等三人献给朝廷。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下令即刻处斩，“诸夷闻之震慑，曰：‘真天威也。吾曹安意内向矣’”（《东西洋考》）。


    旧港，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巨港（palembang），此前名为三佛齐（samboja），在中国史书中又名渤林邦国，位于马六甲海峡南端，是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要地。


    在官方的史册中，陈祖义伏诛被看作是大明王朝扬威异域的一大胜利。“帝大悦，爵赏有差”（《明史》）。在擒获陈祖义战役中有功的旧港侨领施进卿，被任命为宣慰使，“赐印诰冠带文绮纱罗”。宣慰使，是大明帝国为了治理边疆少数民族而设的官职，为从三品。而郑和船队的有功人员，按级别赏赐，“指挥钞一百锭，彩币四表里；千户钞八十锭，彩币三表里；百户所镇抚钞六十锭，彩币二表里；医士番火长钞五十锭，彩币一表里；校尉钞五十锭，绵布三匹；旗军通事军伴以下钞布有差”（《明成祖实录》）。


    在一片弹冠相庆之中，包括在后世的普遍称颂声中，大多数人都不曾注意到：刽子手的鬼头刀，不仅斩下了陈祖义的脑袋，而且也斩下了海洋中华的命根。


    旧港之战


    旧港之战，完全是郑和主动出击。正史上描述的陈祖义诈降等，实际上是在为郑和的主动攻击寻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


    陈祖义被擒，实在有些蹊跷。


    陈祖义是广东潮州人，根据郑和的助手马欢在其回忆录《瀛涯胜览》中的记载，陈祖义全家在洪武年间“逃于此处（三佛齐）”。在只关注王侯将相的中国歷史中，陈祖义作为一位小人物，并没能留下为何“逃于此处”的记载。根据推测，最大的可能就是他违反了明太祖朱元璋所订立的海禁措施，这也是当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最容易触犯的“罪行”，也是终明一代中国“海盗”被逼上波涛的主要原因。马欢记录说，三佛齐“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 。


    三佛齐不仅地理位置好，物产也很丰富。“地土甚肥，谚云‘一季种谷，三季收稻’，正此地也”，因此，“人甚富饶”。此处“水多地少，头目之家都在岸地造屋而居，其余民庶皆在木筏上盖屋居之，用桩缆拴系在岸，水长则筏浮，不能淹没。或欲于别处居者，则起桩连屋移去，不劳搬徙” 。（《瀛涯胜览》） 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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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逃到异国他乡之后，陈祖义似乎发展得不错。语焉不详的中国正史，多称他在海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武装团体。有一些难以考证的野史，甚至说他还不时带兵骚扰东南沿海，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捉拿他，而明成祖朱棣又将赏格提升到了750万两的高价，如果这一数额属实，绝对可称是倾国倾城的价码了。


    三佛齐从公元7世纪开始向中国进贡。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后，三佛齐便正式向明帝国朝贡。1376年（洪武九年），新国王麻那者巫里向明帝国请求诏封，朱元璋下旨封其为三佛齐国王。没想到，这却点燃了当地的烽火。


    点火的是三佛齐的邻国爪哇。当时三佛齐已经被爪哇“役属之”，纳入了它的势力范围，“闻天朝封其国（三佛齐）为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爪哇“大怒”，将三佛齐国王诱杀，改其地名为旧港。但是，爪哇势力毕竟有限，“不能尽有其地”，“于是华人流寓者，往往起而居之。遂有广东人梁道明、陈祖义，先后自称头目”。在明成祖朱棣夺位四年后，“旧港头目陈祖义遣子士良，道明遣子观政，并来朝” 。（《明通鑑》）


    陈祖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旧港的一名华人领袖。梁啓超的《郑和传》中称他为“三佛齐王”，虽不确切，但也贴切。正史记载说，陈祖义“虽朝贡而为盗海上，贡使往来者苦之”（《明史》），“邀截往来贡使”（《明通鑑》）。这些记载确立了陈祖义在正史上的“海盗”形象，郑和剿灭陈祖义的行动，因此被赋予了正义的光芒。


    根据正史，陈祖义的被歼完全是咎由自取。据说，海盗习气不改的陈祖义，竟然打起了郑和舰队的主意，阴谋夺取满载宝物的郑和宝船。因此，他向郑和“诈降，而潜谋邀劫”，此时，多亏另一“爱国华侨”、广东人施进卿举报。于是，郑和将计就计，设伏“大败其众”。（《明史》、《明成祖实录》等）


    然而，根据郑和助手马欢的记载，陈祖义“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刼夺财物”，却并没有丧心病狂到劫掠郑和宝船的任何记录；施进卿的确举报了陈祖义，罪名却不是什么“诈降”，而只是“来报陈祖义兇横”（《瀛涯胜览》）。如果马欢之说属实，则旧港之战，完全是郑和主动出击。正史上描述的陈祖义诈降等，实际上是在为郑和的主动攻击寻找一个师出有名的理由。马欢作为郑和的助手，绝无必要为陈祖义粉饰开脱，因此，在彼此矛盾的史料中，马欢的记载应该更为可靠。


    其实，按常理推测，陈祖义能够在异国他乡成为“甚是豪横”的枭雄，智商与情商应该至少在中人以上，审时度势是其生存的本能，绝不可能疯狂到以卵击石的地步。根据正史，郑和的舰队足有27000多人，舰船高大，装备精良，绝对堪称当时的“无敌大舰队”。陈祖义虽然是一方枭雄，无非也只是被“千余家”当地华人所认可和追随而已，面对郑和，陈祖义就仿佛小舢板面对航母舰队一般，过于渺小。


    战斗是相当残酷的，结局也是完全一边倒。郑和舰队“杀贼党五千多人，烧贼船十艘，获其七艘，及铜伪印二颗，生擒陈祖等三人”（《明实录》）。史料没有记载郑和舰队的伤亡。这就是郑和下西洋时赫赫有名的“旧港之战”，也是七下西洋过程中仅有的三次战斗的第一场，对手则是自己的海外同胞。


    朱家关门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在围剿陈祖义的“旧港之战”中，郑和体现了高度敏锐、甚至过度敏锐的“亮剑”精神——单凭举报就抢先“亮剑”。这与之前他在爪哇三宝垄的经歷完全不同。


    郑和舰队登陆爪哇，是在上一年（1406）6月30日。当时爪哇岛上东、西二王刚刚结束了激烈内战，西爪哇吞灭了东爪哇。见郑和军队上岸，西爪哇以为是向与明朝友好的东爪哇请来的援兵，主动攻击，上岸的明军170多人被杀。这无疑是在“扬威异域”的郑和舰队脸上噼了一记耳光。 图16


    弔诡的是，郑和舰队似乎并没有进行反击，或者是反击失利，因为官方史书上对此没有任何记载。只是在郑和押解着陈祖义返回南京的数日后，正史才记载了西爪哇国王派使臣到明帝国负荆请罪，被明成祖朱棣训斥一顿后，仅罚款黄金6万两了事（《明成祖实录》）。而此时，陈祖义的首级还挂在南京城示众，宣告着天朝大国的凛然不可犯。这笔罚款，直到郑和二下西洋时仍未缴纳，郑和再度到了爪哇后，西爪哇国王只给他缴了1万两。消息传回南京，礼部官员义愤填膺，认为这是藐视大明朝，建议将爪哇使节逮捕下狱，明成祖朱棣此时十分宽容，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明史》卷324)于是不了了之。


    一边是面对爪哇现行暴行的高度忍让，一边是对陈祖义“莫须有”罪名的“不教而诛”，郑和的“亮剑”似乎是有选择的、有针对性的。而这背后，就是郑和下西洋背后的帝国逻辑：稳定压倒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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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朱棣刚刚夺得政权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个诏令：对“蕃国之人”，比较客气，要求“各还本土，欲来朝者，当加赐资遣还”。而针对侨居海外的中国“流民”，则十分严厉：“中国之人逃匿在彼者，咸赦前过，稗复本业，永为良民，若仍恃险远，执迷不悛，则命将发兵，悉行剿戮，悔将无及。” (《明太宗实录》) 图2


    这种“虽远必诛”的强硬立场，曾在汉初出现过，但那是针对匈奴外敌的，所谓“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如今，朱棣的“虽远必诛”，其矛头却是指向海外同胞，并且，对待土着招抚为主、对待侨胞镇压为主。


    严厉的追杀令，只唤回了800多海外流民，更多的人依然选择了用脚投票，飘零海外。经过宋元两代数百年的海外开拓，华人已经在东南亚建立了相当的政商势力，而明代立国后的海禁政策，驱使更多的沿海居民投奔怒海，客观上反而壮大了海外华人势力。 图18


    其实，安土重迁的中国百姓，飘零海外也是无奈选择，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严厉海禁政策，正式颁布于洪武四年（1371）。此前，刚刚立国的明朝还继承了元朝的政策，维持着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后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并且严禁一切私人海外贸易。其原因，就在于朱元璋认为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导致沿海民众经常出洋，长期脱离了政府的管辖和控制，是破坏大明国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大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器、铜钱、缎匹、纱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併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纹。因而走泄事情者斩。”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以农立国，不因富裕而生异心，不因迁徙而生动乱。他不仅颁布海禁，实际上也实行“陆禁”。根据大明律，任何人要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都必须先向政府申请通行证（“路引”）。路引上标明外出者的年龄籍贯，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门和归来时间。而离乡不回的“逸夫”，其刑罚就是死刑。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海禁的最初动机，是为了维护新政权的稳定。明朝建立时，倭寇在中国沿海肆虐，而当年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方国珍残部，大多下海。此后，又发生了所谓胡惟庸谋反案，宁波卫指挥林贤从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则借进贡巨烛的机会，暗藏兵器，案发后，朱元璋下令断绝了日本朝贡。因此，明朝“禁海之例，始因倭夷违谕而来，继恨林贤巨烛之变，故欲闭绝之，非以通商不便也”（《续文献通考》）。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进一步收紧了海禁，“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 因引蛮夷为盗， 命礼部严禁绝之，违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窝，其见有者， 限以二月销尽。”（《续文献通考》）“上以海外诸夷多诈， 绝其往来， 唯琉球、真腊、退罗许人贡。”（《明太祖实录》）政府同时并且鼓励检举揭发，举报者可获得“犯人家资之半”，而隐匿不报者，也要严厉处置，掀起了海禁的群众运动。


    一刀切的政令，试图以牺牲沿海的民生作为稳定的代价。东南沿海往往地少人多，实际上不可能依赖单纯的农业。比如福建，“田不供食， 以海为生，以津舶为家者， 十而九也。” （《天下郡国利病书》）


    民众们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突然“被”政策性下岗，原来的渔业、商业都被紧急“关停并转”，政府却又难以解决再就业的安置问题，这就逼迫沿海民众面临陈胜、吴广般的“进亦死、退亦死”的囚徒选择。


    下岗转型


    政府的高压，几乎使“海盗”成为沿海民众再就业的唯一出路，中国的“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


    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从来都比天还大，政府如果无法解决，民众就会自行解决，这背后“看不见的手”，不光来自市场，更来自人类求生存的天赋本能。“私通者， 商也。官市不开， 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明经世丈编》）“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故民贫而盗愈起。……一旦戒严不得下水， 断其生路， 若辈悉健有力， 势不肯缚手困穷， 于是所在连结为寇， 溃裂以出。” (《东西洋考》)在海禁高压之下，“海商”断绝，“海盗”盛行，那是“以海为田”的沿海居民的唯一选择。


    海禁并没有断绝海上贸易，只是将它们逼入了地下而已。


    中国的对外贸易，原先主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如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横。立面理、引导并获得税赋的产业 插一槓，人为地减少了对国际市场的供给。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一下子全球紧缺，但是海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强劲需求却依然存在，因此使中国商品的“经销”——确切地说是“走私”——成为一个暴利行业，牛市奔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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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市场风险也大大增加，尤其是中国国内的供应商们，必须冒着可能掉脑袋的危险。这迫使这条已经进入地下状态的产业链进行与时俱进的自我调整。最为显着的，就是商人们拿起了枪桿子，结成武装商团。


    海禁政策引发的走私牛市行情，也加剧了传统的海盗活动，一些海盗集团，也凭藉其军事上的优势，开始大力进入这一地下外贸网络，向“武装海商”方向发展。海禁政策的直接结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海上武装集团，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明帝国称为海盗或海贼。波涛之上，本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社会，枪桿子里面不光出政权，也出财富。 图6


    明代二百多年，海患不断、海盗不止（包括实际上以华人为主的所谓“倭寇”），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海禁政策一手刺激而成的。“海盗”这个词，在中文的语境中，是个贬义词，而对应的英文单词“pirate”，却在西方并不一定代表着贬义。弔诡的是，明清两代中国“海盗”，所常用的旗帜，都是绘着神灵的色彩艷丽的旗帜，并非西方那种骷髅头加利刃、代表死亡的黑色旗帜。中国的所谓“海盗”们，写在旗帜上的都是谦卑的祈求，平安、温饱，都是些草根阶级最为渺小而琐碎的“梦想”，如此而已。


    尽管只是混口饭吃，但流落异国他乡，谋生本就艰难，加上背靠着一个敌对的祖国，东南亚的华人早在朱元璋时代就发展出了不容小觑的武装力量。《明史》记载，在1373年（洪武六年），占城（今越南中部）国王就攻击了“自称元帅”的中国“海寇”张汝厚、林福，“贼魁溺死，获其舟二十艘，苏木七万斤”，可见其实力相当庞大。这种在本土之外发展出来的武装力量，本来是可以作为一个民族对外拓展生存空间的先锋乃至主力。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都是如此，但是，中国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


    明成祖朱棣在血雨腥风中夺得皇位之后，实际上继承了其父朱元璋的海禁政策，只是手法上翻新，不是单纯的“关门”，而是开门出击，打击海外的侨胞势力，对一切可能危及帝国及其本人地位的力量，“虽远必诛”。


    这种从国际大视角进行“维稳”的思路，的确表明了朱棣的“英明天纵”，但对于整个民族而言，却未必是好事。


    一盘棋局


    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的合谋，郑和与施进卿联手做了一个“局”，为施进卿实现对旧港的完全控制扫平了最大的障碍。


    与陈祖义同时在三佛齐称雄的梁道明，就成为明成祖朱棣“国际化维稳”的试点之一，幸运地避免被当做“海盗”除去的命运。


    朱棣登基之初，指挥孙铉出使南洋， 遇到了梁道明的儿子及僕人，就将他们挟持回国。三年后，郑和正在准备下西洋，朱棣就派人带着那两名僕人，前往三佛齐，要求梁道明接受招抚。明朝派去的使节，是梁道明的广东同乡、“行人”谭胜受，及其属下千户杨信。图8


    “行人”是明代的官职，正八品，归中央的“行人司”主管，行人的对外职责主要是册封藩属国的国王，奉旨诏谕、弔祭、赏赐，护送藩属国的使节回国等，对内则是在各地颁行诏敕、徵聘贤才、奉旨弔祭、奖励官员、护送大臣等，或者在边疆奉旨招抚、册封土官、参与军务、伴送使者、奖励边疆功臣等。“行人”级别虽然不高，但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朝廷多选拔德能兼备的干部出任，与“中书”并称“中行”，是升官的捷径之一。


    “行人”谭胜受的工作能力显然很强。在明帝国一手硬（以其子为人质）、一手软（派使节招抚）的工作下，梁道明顺利地接受了招抚，在其大臣陪同下，入朝参拜。根据《明史》记载，梁道明进京“贡方物”后，“受赐而还”；但根据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梁道明到京朝贡后，滞留京城，并未回三佛齐，其权力暂时交给了副手施进卿，这就为不久后施进卿利用郑和的力量消灭陈祖义打下了伏笔。


    此时的三佛齐，原国王已被爪哇诱杀，填补权力真空的，除了梁道明之外，还有陈祖义。梁、陈二人，各有拥立者。在郑和下西洋的前一年，梁、陈二人分别派遣自己的儿子梁观政、陈士良前来朝贡。根据《明史》的这一记载，似乎梁道明此时已经回到三佛齐，至于一年后的旧港之战中，为何他并未出现，而是副手施进卿唱了主角，史书上没有详细交代，其或许再度来华、或许已经亡故，也或许正如同张燮的《东西洋考》所说，他压根就没回三佛齐，而是一直待在南京。


    在小小的三佛齐“山头”，出现了梁、陈两只“老虎”，这显然有些拥挤。从常理来说，一个分裂的藩属更有利于中央进行分而治之。根据更为靠谱的郑和助手马欢的记载，陈祖义此人“甚是豪横”，我们可以推测，这种“豪横”不仅是体现在对过往船只的劫掠（那也是强者“徵税”而已），也完全可能体现在对明帝国的态度上，令不行、禁不止，不听话。


    从有限的史料上看，明帝国册封了梁道明，却似乎并没有册封陈祖义——虽然他也遣子入贡。在梁、陈之间，明帝国选择了梁，如此，剿灭陈祖义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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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歼灭陈祖义的“旧港之战”，关键点在于施进卿的举报，但是，关于施进卿举报的内容，史料充满了矛盾。


    关于施进卿，正史所提供的材料并不多，只记录他也是广东人，并在旧港之战后成为三佛齐的实际统治者，并在其死后将权力传给了其女施二姐。旧港之战，施进卿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与南京之间——确切地说，他与郑和之间——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默契呢？


    根据荷兰殖民者所保存、整理的《三宝垄华人编年史》，在施进卿与郑和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说，“旧港（三佛齐）自古以来就是来自福建的非穆斯林海盗的巢穴” 。旧港之战前，已经有一些华人信奉了伊斯兰教。华人社区本就派系林立，如今再加上宗教的因素，情况更为复杂。在完全可能的种种冲突中，作为穆斯林的郑和，也完全可能根据自己的信仰选择支持哪一方。


    如果说，旧港之战中，郑和与施进卿因宗教信仰而结成同盟关系还只是一种推测的话，歷史的演进却证明了：陈祖义伏诛后，施进卿被任命为旧港宣慰使，“旧港就建立起了印尼群岛上第一个哈纳菲(hanafi)教派的华人穆斯林社区”（《三宝垄华人编年史》）。随后，伊斯兰教在南洋华人社区广为流传，最终国家分为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国为商，流落此地，衣食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广东、漳、泉等处人窜居是地，食用亦美洁，多有从回回薮门受戒待斋者；一等土人，形貌甚丑异，猱头赤脚，祟信鬼敎，佛书言鬼国其中，即此地也。”（《瀛涯胜览》）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在七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影响至今——尽管在中国国内的各种纪念中，有意无意地迴避了这个问题。


    具体到歼灭陈祖义的旧港之战，我们完全可以假设：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的合谋，郑和与施进卿联手做了一个“局”，凭藉郑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施进卿实现对旧港的完全控制扫平了最大的障碍。陈祖义是否真是“海盗”并不重要，他总归是需要背负一个罪名的。


    关于梁道明的结局，史书上并没有任何记载。如果其果然滞留中国不归，富贵一生，倒是一个“急流勇退”的明智选择。将他调开，或许也是施进卿及郑和大棋局中的一着？


    太监出洋


    假以时日，东南亚地区将完全可能实现“王化”，成为中国进军全球的桥头堡和基地。但是，郑和下西洋从根本上剷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


    在郑和下西洋前，中国早已是海洋大国。从技术能力的角度来看，完全具备了建立“日不落帝国”的基础。


    早在北宋时期的《萍洲可谈》（作者朱彧，成书于1119年）中，就记载了指南针在中国航海中的广泛运用：“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 1124年，在许兢所写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同样记载了：“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早在公元3世纪前后，中国人在发现磁石能够吸铁的同时，还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并制造了“司南”，广泛运用于陆上测量。而欧洲直到千年之后，才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宋代还出现了“针路”图，即航线图，结合指南针的使用，详细标註航路的情况，也称为“针经”、“针谱”或 “针策”。到了元代，指南针成为中国航海的主要导航方式，不论昼夜晴阴都用。


    宋代，中国的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雄视世界，大型海船载重量高达10000-12000石(500-600吨)， 同时还可搭载500-600人，甚至出现了载重约1000吨的“神舟”。中国海船，实际上成为全球海洋上最为活跃的部分。元代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记载，从印度洋去中国多乘中国船，中国船分大、中、小三种，大船有四层，设备齐全，可载上千人。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之后，海洋贸易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南宋成为实际上的海洋大国。根据元初的记载，仅与广州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就有143个（《大德南海志》）。而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于1349年成书的《岛夷志略》， 则记载了200多个国家，其中的99个是他本人“身以游览，耳目所亲见”。


    宋、元两代政府，都积极推行海上贸易，鼓励华商向大洋进军，仅泉州一地，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泉州巨商蒲寿庚之婿“佛莲”，“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他去世后，遗产中仅珍珠就有130石（《癸辛杂识》）。另一位泉州商人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夷坚志》）。泉州纲首（商船领队）朱纺，远航三佛齐，“曾不期年，获利百倍”。 福建“南安丘发林从航海起家，至其孙三世，均称百万”。 泉州海商王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国，国王嘉其兼通蕃汉书，延为馆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归，所蓄奁具百万缗”。在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仅泉州一地“市舶司”的年收入就达到80万缗以上，约占南宋朝廷年财政收入的1/50，泉州与广州两地“市舶司”的年收入达到了200万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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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海外贸易同步发展的，还有华人的第一波移民浪潮。中国人开始在东南亚一带广泛定居，华商的势力主宰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且形成了部分“准政权”性质的小王国，假以时日，东南亚地区将完全可能实现“王化”，成为中国进军全球的桥头堡和基地。


    但是，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打断了这一进程。而郑和下西洋，则从根本上剷除了中华势力在海洋上的扩张。


    根据《明史》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一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二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也是被后世大多数人所公认的两大目的。


    惠帝就是建文帝朱允炆，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朱元璋之孙，朱棣之侄。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即位，大力削藩，藩王中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经过多年血战，攻占首都南京。惠帝的下落成了一个千古之迷，有的说是被烧死，有的说是外逃。《明史》所採用的，就是“外逃”说，追寻惠帝的下落，就成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但是，一个早已失去了地位和追随者的下岗皇帝，究竟是否值得如此大动干戈，还是个疑问。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目的，相对比较靠谱。明成祖朱棣本人是朱元璋诸子中武功最佳者，在长期驻守北平的过程中，他成为对抗蒙古人的中流砥柱，而他之所以能夺位成功，也是依靠其强大的武装力量，真正是“枪桿子里出政权”的实践者。登基前后，“耀兵”一直是他内政外交的基石，而通过“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不仅能以“万邦来朝”的盛况增强他的合法性，也能直接和间接地打击任何敢于挑战其权威的反对势力。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就确定了“不征异国”的国策，此后更是宣布了15个“不征之国”，包括朝鲜、越南、日本等，“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明太祖实录》）。明成祖虽然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并非意味着不需要“耀兵异域”，恰恰相反，“耀兵异域”的威慑作用，才是确保“彼不为中国患者”的前提，郑和的庞大舰队，就成为这种威慑力量的最好载体。


    梁啓超在其着作《郑和传》中说：“成祖（朱棣）以雄才大略，承高帝（朱元璋）之后，天下初定，国力大充，乃思扬威德于域外，此其与汉孝武、唐太宗之时代正相类。成祖既北定鞑靼，耀兵于乌梁海以西，西辟乌斯藏，以法号羁縻其酋；南戡越南，夷为郡县，陆运之盛，几追汉、唐，乃更进而树威于新国。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郑和下西洋的“耀兵异域”，与朱元璋倡导的海禁政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本质上完全相仿：那就是将一切可能的反对势力彻底扼杀在萌芽状态，确保政权的安宁。这一表面上看十分开放的行为，其幕后实际上是同样的保守动机，因此，在派遣郑和的同时，朱棣会颁布对于“执迷不悛”的海外华侨“命将发兵，悉行剿戮”的全球追杀令，并将倒霉的陈祖义押上了断头台。


    民族去势


    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市舶司则从“海关”，变成了“统战部”，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如同郑和一般。


    常见的说法，认为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贸易交流。而实际上，郑和下西洋恰恰是摧毁了宋元两代数百年来积累的中国商业文明和全球贸易体系。


    郑和自己曾说，出使下西洋就是“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天妃灵应之记碑》）。在这种“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谓的“贸易”也成了“金元外贸”。根据《永乐实录》记载，当时苏门达腊与柯枝（今印度科钦）等地胡椒每百斤价格约1两白银，明政府在《给赐番夷通例》中却规定，每百斤胡椒的採购价为20两，这种慷慨令世界瞠目。即便是“出了朱皇帝”的龙兴之地凤阳，农户们也从未有机会享受这种超常规的“政府保护价”。


    “厚往薄来”的政策，在郑和下西洋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每到一地，郑和便“昭示思威”、“普赉天下”，大把撒钱，同时要求各国“知正朔”、“奉天道”、“尊事中国”、“勉图勿怠”。这等于是用金钱买到了一群“小弟”、买到了当“老大”的面子。东南亚最需要的中国产品，比如茶叶、丝绸、瓷器，郑和无偿或低价地到处送，当然主要是送给当地的贵族和头人，大搞政府公关；而中国所需要的东南亚产品，比如香料，郑和就以远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当然，郑和还大量採集奇珍异宝，将航行变成一次奢侈品购物游，提升了其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含量。无论“买”还是“卖”，在郑和的强大游资介入后，市场秩序完全被扰乱乃至丧失，纯正的商业自此崩溃。


    “厚往薄来”，当然不是平等互利的商业，而是颇具中国特色的“赍赐经济”。大明朝的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支撑起了帝国的虚幻的脸面。而已经形成并运行了数百年的中外商贸体系，被郑和切断了命根子，遍布东南亚的华商因此遭受致命的打击，如果不想方设法挤入这一荒诞的免费派对，就只能下海当“海盗”了。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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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东南亚的“朝贡者”们，则可以免费搭乘郑和的伟大舰队，到中国大做其朝贡生意，只要向大明政府献上几句好话和几个媚眼，就可以得到大把实惠。在利益驱动下，这种“赍赐经济”成为“藩属们”捞钱的工具，也成为日后明帝国的沉重负担。比如，暹罗（泰国）的“碗石”，正统二年（ 1437）的“赍赐价”是每斤250贯，暹罗人就使劲“上贡”，七年后（ 1444年）居然输入8000斤，礼部无奈，只好降价为每斤50贯。之后，继续打对摺，但暹罗人还是继续“上贡”，礼部最后只能明令禁止。


    同样，一把在日本只值800-1000文的军刀，大明帝国的“赍赐价”高达5000文，日本人立即将这作为好生意，前两次每次“上贡”3000把，第三次增至9968把，第四次30000多把，第五次7000多把，第六次竟高达37000多把。大明朝民间禁止持有武器，政府只好照单全收。


    随着这种“二百五”的“生意”，朝贡使团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吃大户”。明成祖在位期间（1402-1424），总共接待了193个使团。宋元以来就一直活跃的“市舶司”，自此实现了行政职能的转变：本是为国家徵收税赋的“海关”，结果成了“统战部”，扮演着散财童子的角色——如同郑和一般。


    从海洋帝国、商业帝国，转型为内陆帝国、农业帝国后，“赍赐经济”成为大明帝国的沉重负担。朱元璋时代（1375）就已经开始发行大明宝钞，官价规定每钞一贯折银一两。到了郑和下西洋最红火的年代，政府为了控制宝钞的急剧贬值，只好拿“上贡”而来的进口香料代替工资。明成祖死前三年（1422-1424），官员们的工资除了春夏两季能领到钞票外，秋冬都只能领取胡椒、苏木，五品以上高级干部工资的70%为实物，五品以下的60%为实物。明成祖死后，这种情况继续恶化。胡椒、苏木成为另类“代价工资券”，宣德九年（1434）以胡椒每斤准钞100贯、苏木每斤准钞50贯，发放给了官员们，不久又扩大到军队中，军饷的一半由胡椒、苏木代替。这种特殊的“代价工资券”，一直使用了40多年，直到成化七年（1471），因胡椒、苏木库存耗净才停止。“万邦来朝”的库存，大明王朝整整消化了近半个世纪，期间，穷疯了官员们充分调动聪明才智，将中国官场的腐败推向了更深、更高和更强。


    成化年间，有太监鼓动明宪宗朱见深效仿永乐故事，再下西洋。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了郑和下西洋的所有文件，愤怒地说：“三宝（郑和）下西洋，废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殊域周咨录》）刘大夏在日后被指责为摧毁航海技术的罪魁，其实，他无非只是说了句良心话、做了件良心事而已。


    更令后世郁闷的是，那些留在官方记录中谦卑恭顺的朝贡文书，可能大多数并非朝贡者的原意，而只是翻译上的“技术性处理”。据说，至今在马六甲博物馆，还有明朝使节跪拜满剌加（马六甲）国王的大型雕塑，这与中国官方文件中使臣宣谕、马六甲国王到中国朝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人经过数百年的拓殖，已经将直达马六甲海峡的东南亚，变成了中华大陆刺向大洋深处的一柄尖刀，横跨太平洋，伸入印度洋。而彼时，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尚未开始。


    郑和下西洋，虽然是航海技术层面的伟大，却凿沉了本可遨游全球的“海洋中华”的巨轮；虽然是公权力无远弗届的伟大，却断送了锐气勃勃的海外华人社区，从此海内外华商如果不依附于权力，就完全失去了嵴梁骨；虽然是政治压倒经济的伟大，却令数百年来和平、富庶、充满朝气的中国海疆成为海上墓地。梁啓超曾将郑和与达伽马、哥伦布并列，并哀嘆“哥仑（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仑布；维嘉达哥马（达伽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嘉达哥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这实在是高抬了郑和。


    作为伟大的航海家，在更为伟大的权力面前，被阉割了的郑和无非只是另一把阉割的刀具而已。刀锋所向，固然可以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但也可以翻转手腕、挥刀自宫——他有选择吗？中国有选择吗？


    当“海盗”陈祖义在帝国的伟大首都被砍下头颅时，官方史书照例瞎说“海道从此清宁”。实际上，即使在羸弱的宋代也十分“清宁”的中华海疆，从此多事，“海盗”、“倭寇”、“外夷”纷纷踏浪而来，中华帝国罕见的“海盗”时代开始了……


    第二章 东海之殇


    王直帝国落陷阱


    腊月二十五，还有五天就要过年了，杭州城却突然戒严，十分肃杀。


    这一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60年年初），官巷口外设了法场（明代采九德所着《倭变事略》记为“官港口”，查杭州并无此地名，应为“官巷口”之误），出“红差”的刽子手已经到位，沿街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军士和看热闹的人群。


    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仅没有惯常死囚那种被严刑拷打后的行走艰难，而且居然还是用小轿子抬到刑场上的。奉旨监刑的是侍御周某，他刚刚从嘉兴赶回杭州，亲自到按察司的监狱中提取了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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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轿子来到了法场，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临刑之前，他希望能与儿子再见一面。衙役们将他的儿子带到面前，父子两人抱头而哭，死囚将一支金簪交给儿子，嘆息道：“没想到要死在这里了（‘不意典刑兹土’）！”似乎不胜怨恨。说完，死囚伸颈受刃，至死不挠。（《倭变事略》）


    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净海王”、横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领王直。


    不远处的总督衙门内，作为抗倭前线的最高领导人，总督胡宗宪很清楚，处决王直只能令“倭患”更为恶化。在王直被监禁的两年内，胡宗宪竭尽全力向中央上书，希望能免王直一死，并放宽海禁，从根本上解决那风起云涌的“倭患”。但在残酷的官场斗争中，他的建议很快被政敌们当做把柄。有关他收受了王直巨额贿赂的传言开始可怕地流传，令胡宗宪这位麾下拥有戚继光、俞大猷等良将的统帅，也望而却步。在一个崇尚空谈、尔虞我诈的体制中，一个实干者如果要保住自己，首先就只能韬光养晦、夹紧尾巴。


    钢刀横空，碧血四溅，一个时代在这道骇人的刀光中终结——那就是王直已经建立的海洋帝国。


    诱杀陷阱


    经歷过大风大浪的王直，还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背信弃义的能力。在复杂的官场斗争面前，胡宗宪只好拿王直作为投名状来洗刷自己……


    令总督胡宗宪畏惧于人言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与这位“海贼王”王直居然是老乡。胡宗宪是绩溪人，王直是歙县人，这是两个相邻的县，县城之间的距离也就30公里左右。如今，绩溪属于宣城市，歙县属于黄山市，但在明代，这两个县都属于徽州。因此，作为“官兵”的胡宗宪与作为“强盗”的王直，是十分近距离的老乡。这种老乡关系令胡宗宪赢得了王直的信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也令他得以实现“诱捕”王直的“壮举”，“老乡骗老乡”也依然是“两眼泪汪汪”。


    嘉靖三十三年（1554），42岁的胡宗宪被任命为浙江巡按监察御史，一个正七品的干部，品秩虽不高，但因是“代天巡狩”，权力倒也不小。当时，他的老乡王直，已经在东海之上称王两年，自号“净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户港为基地，部众数十万，战船无数，控制三十六岛的“岛夷”，势力遍及日本及东南亚，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和“倭寇”的总后台。


    当时，浙江官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之外，朝廷还派来了工部右侍郎赵文华督察沿海军务，试图加强抗倭工作的领导。在这些省部级领导们面前，胡宗宪实在过于官微言轻。但他很能察言观色，不久就傍上了赵文华。赵文华是严嵩的义子，背景深，关系硬。赵文华与总督张经、巡抚李天宠关系都不好，竭力排挤，胡宗宪因缘际会，就成了赵文华的亲信。


    胡宗宪本人虽然在官场上见风使舵，但其工作能力的确很强。作为绩溪的大户子弟，胡宗宪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嘉靖十七年（1538），26岁的他考中进士，进入刑部观政实习。两年后，他被派往山东青州府益都县，担任县令，政绩卓着，不仅妥善处理了旱、蝗两灾，而且剿抚并用，解决了当地的盗匪问题，社会治安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嘉靖二十一年（1542）开始，因母亲、父亲先后去世，他丁忧在籍五年。復出后辗转为官，在调任浙江之前，还参与了湖广平定苗民暴动的作战。以此经验，在浙江任内，他无论军务、政务，都表现不俗，在大明帝国的官员队伍中，算是文武全才的培养对象。


    在义父严嵩的协助下，赵文华先后成功地排挤了张经和李天宠，并极力推荐胡宗宪。于是，胡宗宪官符如火，被破格提拔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先接替了李天宠的巡抚差使。随后，赵文华又积极排挤新总督杨宜，胡宗宪再度成为最大的得益者，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接替杨宜总督浙江、南直隶（南京附近归中央直属的区域，清代改称“江南省”）、福建等地军务，从一个中央机关下派的小干部，一跃而为肩负抗倭重担的封疆大吏。


    上任不久，面对抗倭的僵局，胡宗宪祭出了在山东任职时的“剿抚兼用”手段，在用军事力量进行攻击之外，开始运用“外交”手腕，“攻谋为上，角力为下”。他清晰地认识到， “首倭而作之乱者，徽人王直也”（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海上贼惟（王）直机警难制，其余皆鼠辈，毋足虑”（《倭变事略》）。只有制住了王直，才能奏效，“若能以计致其主帅（王直），则众将自解”（万表《海寇议前》）。“直越在海外，难与角胜于舟楫之间，要须诱而出之，使虎失负隅之势，乃可成擒耳。”（《明书·王直传》）


    他派遣了蒋洲、陈可愿两人到日本“宣谕”，两人在日本碰上了王直的义子王滶（毛海峰），王滶告诉他们说:“无为见国王也，此间有徽王(即王直)者，岛夷所宗，令渠传谕足矣，见国王无益也。” (《明书·王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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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两位使者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见到王直，并向他传递胡宗宪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儿已经从金华的监狱中释放，安置在杭州，生活上过得十分不错；王直如果能够回到伟大祖国，则可以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经过两年多耐心细緻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初，王直率千余名“骁勇之倭”，乘战船来到了岑港（舟山群岛）。


    经再三的犹豫，尤其是官方答应派出指挥夏正作为人质之后，他决定接受胡宗宪的邀请，上岸谈判，此时已经是十一月。这位“徽王”对手下说：“昔汉高谢羽鸿门，当王者不死；纵胡公诱我，其奈我何！”于是，他率两名助手叶宗满、王汝贤离船上岸，受到胡宗宪的热烈欢迎，劲敌兼老乡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俨然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宗宪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设供帐，备使令，命两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舆，居诸司首，无少逊避，自以为荣。日纵饮青楼，军门间移之观兵，因盛陈军容，以阴慑其心”（《倭变事略》）。


    但此时，胡宗宪的政敌、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横插一槓。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坚持下，王直被捕入狱，关押在按察司狱。当逮捕他的时候，王直“强项不屈曰：‘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倭变事略》）。


    胡宗宪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抚们与中央特派员之间的矛盾，如今，作为方面大员，他自己也陷身于这种权力斗争游戏，只能徒唤无奈。胡宗宪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宪上疏请求皇帝赦免，但“其后议论汹汹，遂不敢坚请。”（明代谈迁《国榷》）。王本固甚至上书弹劾胡宗宪，而京城已经开始传言，说胡宗宪收了王直集团高达数十万两白银的巨额贿赂。众口铄金之下，胡宗宪“大惧”，只好附和大多数人的意见。


    王直虽然入狱，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为王直报仇的名义下，他们开始四处出击。明帝国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监禁王直，并不释放，另一方面则给予其特殊礼遇，形同软禁。王直“虽系狱，其衣食卧具拟于职官。凡玩好之物，歌咏之什，罔不置之左右，以娱其心，少有不怿，医进汤药以调护焉”（《倭变事略》）。


    如此拖延了两年之久，中央才最后下决心处决王直，罪名却不是海盗，而是“叛国”，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判决书中，指责王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尽管王直并非听命于日本人，而是日本人听命于他。


    令后人唏嘘的是，王直既不认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认为自己是“叛逆”。他在狱中写了一份《自明疏》,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不仅“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而且，“陈悃报国，以靖边疆，以弭群凶”。除了详细开列自己“为国捍边”的种种事迹之外，他提出应开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復为跋扈”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者”。


    第一桶金


    “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


    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王直出生年月，但据胡宗宪的幕僚谢顾日后在回忆录中说，王直在下海经商前，曾经问其母亲：“生儿时有异兆否?”


    其母答道：“生汝之夕，梦大星入怀，傍有峨冠者，诧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听了，欣喜地认为：“天星入怀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将命我以武胜乎?”（谢顾《擒获汪直》）


    按照谢顾的记录，王直“于是遂起邪谋”。谢顾并没有说明这段记载是否来自王直本人的口述，在王直被软禁的2年中，以及更早前其母被连坐囚禁的时候，谢顾应当是有机会与王直及其家人当面交流或参与审讯的。这种“天星入怀”的灵异把戏，与当年陈胜在鱼肚子里藏字条“大楚兴、陈胜王”一样，是中国的传统游戏。这种记载，由谢顾伪造的概率很低，倒是王直以此在自己的部众面前证明来歷不凡的可能性更大。


    谢顾的回忆录中，“王直”并不姓“王”，而是姓“汪”，汪直。但同时期人郑若曾（《筹海图编》）、田汝成（《王直传》）在其着作中，都记载为“王直”，而且郑若曾也是胡宗宪的幕僚，其《筹海图编》更是不朽的海防名着。王直在其《自明疏》中也说：“带罪犯人王直，即汪五峰，直隶徽州府歙县民”，似乎“王”、“汪”并用。清代张廷玉等编纂《明史》，採用的却是“汪直”，这导致了后世在王直史料解读上的困难。当代有专家推断，“汪直”应该才是本名，一是汪姓乃徽州第一大姓，“十姓九汪”，二则当时王直当了“倭寇”，为免连累家族，极可能改姓为王。当然，也有人推测，王直改“汪”为“王”，是因为不屑与前朝臭名昭着的大太监汪直同名。


    根据谢顾的记载，王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恶少若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等，皆乐与之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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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州之地相当贫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却又十分注重教育，民众多以经商谋生，成为徽商的大本营。此地有民谣说：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三年吃苦，拼搏出头。发达是爷，落泊歙狗。


    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也如同许多老乡一样，南下广东，寻找商机。根据记载，他曾告诉同伴徐惟学、叶宗满等人说：“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歙志·王直传》）


    于是，他们选择了越洋贸易，向日本等国贩运货物，当然，在严厉的海禁之下，这种贸易都是“非法”的“走私”行为，“将带硝黄、丝绵等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资”(明代范表《湖寇议后》) 。


    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对日贸易。


    明朝立国后，倭寇肆虐。此时的倭寇，主体还是日本人，除了以劫掠为目的之外，也有报復元朝东征日本的因素。倭寇骚扰的重点，主要是随同元朝征日的朝鲜，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东南沿海。此后，在审查胡惟庸谋反案的过程中，发生了宁波卫指挥林贤“通倭案”，林贤从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则借进贡巨烛的机会，暗藏兵器，据说这都是受胡惟庸指使。案发后，朱元璋下令断绝了日本朝贡，并由此导致明朝的全面“禁海”。


    之前，朱元璋还是保留了元朝的对外贸易，而日本因为与元朝结仇，从不来朝，朱元璋就派人前往宣谕，要求日本打击倭寇，同意他们前来朝贡。日本当时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统治者被朱元璋册封为“日本国王”。但不久，北朝室町幕府的将军足利义满(他的形象，曾不断出现在动画片《聪明的一休》中)，出兵征服了南朝，随后统一了日本。足利义满于1401年，派使节前往明朝,明使随即到日本进行册封。此时，明朝发生“靖难之役”，燕王朱棣举兵反叛，并夺取政权，改元永乐，这就是明成祖。朱棣随后再度派遣使节东渡日本，册封了“日本国王源道义”（足利义满），并赐上刻“日本王之印”的龟形金印，自此，足利义满在呈递给中国的表文上自称“日本国王臣源”。


    明朝与藩属国的关系，主要通过朝贡维持。礼部给前来朝贡的藩属国使团发放“勘合”凭证，持有勘合者，才能前来贸易，史称“勘合贸易”。日本到中国的“勘合贸易”船队，最早在建文三年(1401)就开始了，但自朱棣册封日本国王后，日本正式纳入明朝的朝贡体系。足利义满每派出一次朝贡船队，就能获利20万贯左右。来自勘合贸易的收入，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日本臼井信义《足利义满》）。日本朝贡船的船头往往树立一面高达一丈的大旗，上书“日本国进贡船”，日本朝野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面旗出现在地平线上，那几乎意味着财神爷的到来。


    令日本人遗憾的是，朱棣规定了日本10年一贡、每次百人、2艘船。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日本人就想方设法缩短朝贡时间、增加货物数量，明朝官员也都放行。有一年的朝贡船达到了10艘，总人数则是1200人，货物严重超过限额。


    日本的勘合贸易安排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港，朝贡使团到达后，可以上岸交易，并等候进京许可。进京许可获批后，使团便携带国书、贡物及自己私下携带的货物，在中国官员护送下前往北京，统一入住会同馆。使团的首要任务就是递交国书、呈送贡物、领取赏赐，然后就可以将自己携带的出售，不过先必须由中国政府机关挑选收购，余物才可以上市交易。


    《大明会典》说:“各处夷人朝贡领赏之后，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俱主客司出给告示，欲馆门首张挂，禁戢收买史书及玄黄、紫皂、大花西番莲、段匹，并一应违禁器物。各铺行人等将物入馆，两平交易。染作布绢等项，立限交还。如赊买及故意拖延，骗勒夷人久候不得起程，并私相交易者，问罪，仍于馆前枷号一个月。若各夷故违，潜入人家交易者，私货入官，未给赏者，量为递减。通行守边官员，不许将曾经违犯夷人起送赴京。”


    每当明朝的使节来访，足利义满都亲自到兵库港口迎接，并行跪拜大礼。陪同明使在京都常寂光寺游览时，他还身穿明朝服装。为了报效明朝，足利义满向明朝献上了一份大礼：20多名倭寇首领，这些倭寇都用“彼国（日本）之法”处决：放在大蒸笼（铜甑）里活活蒸死。


    足利义满死后，接班人、其子足利义持不满于朝贡的形式，认为“有辱”日本国体，于永乐六年（1411）停止朝贡。直到20年后（宣德八年，1432年），足利义持的儿子足利义教即位才恢復。而在这20年间，倭乱反弹，倭寇入侵多达17次，可见中日贸易的重要性。


    日本争贡


    两个日本朝贡团在宁波的血腥火拼，令明帝国取缔了日本的勘合贸易，为走私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到了1467年，统治日本的足利将军家，发生了内乱，史称“应仁之乱”，自此，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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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仁之乱”中，大内氏迅速崛起，开始争夺原先由细川氏所控制的对华贸易，单独派出使团到中国朝贡，而争夺中国的“勘合”至为重要。大内氏从幕府派往中国的贡使手中，夺得了明朝正德皇帝（1505-1521在位）的“勘合符”，细川氏也不甘后人，从幕府手上拿到了之前弘治皇帝(1488-1505在位)颁发的“勘合符”。显然，细川氏手持的“勘合符”已经过期失效。 图11


    更大的流血冲突，便在嘉靖二年（1523）爆发。


    这一年，日本的两派都派出了使团向明朝进贡。大内氏派出的使节，名叫宗设谦道。细川氏派出的使节，名叫鸾冈端佐，同时，还有位宁波人宋素卿（朱缟）作为副使。


    两支船队先后到达宁波，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内氏船队先到，而持过期“勘合符”的细川氏船队后到。不知何故，浙江市舶司并未及时查验先到的大内氏船队的“勘合符”，而是待细川氏船队到后一起查验。令人不解的是，后到的细川氏船队，反而被允许先入港查验，占了先机，这样，大内氏船队的有效“勘合符”反而无效。更令大内氏使节宗设谦道愤怒的是，在市舶司于“嘉宾堂”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宋素卿被安排在了宗设谦道的上手。双方在宴会上爆发激烈争吵，而明朝官员却袒护细川氏。宗设谦道的愤怒终于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傢伙，当庭攻击细川氏使团。细川氏使节逃出了宴会，宗设谦道随即纵火，焚毁了嘉宾堂，然后赶回港口烧毁了细川的船队。


    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宁波，宗设谦道一路追杀到了绍兴，然后又杀回宁波，沿途追击的明军及无辜百姓不少被杀，明军多名将领也同时遇难，宗设等“大肆焚掠，所过地方，莫不骚动，藉使不蚤为之计，宁波几为所屠矣”（明代薛俊《日本国考略·朝贡篇》）。最后，宗设谦道在宁波夺船出海，还劫走了其所俘虏的明军指挥使袁琎。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锁拿了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内氏使团中，有一艘船被风吹到了朝鲜海岸，朝鲜将船上的数十人悉数缚送给明帝国。经过几方对质，才发现，祸源在于细川氏使团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监赖恩贿赂，赖恩枉法，导致这场大风波。判决的结果是，宋素卿被判死罪。


    这场风波之后，明帝国并未取消日本的朝贡。3年后（嘉靖四年，1525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令琉球入贡使向日本国王转交一封信，要求将宗设谦道逮捕归案，否则断绝朝贡，但杳无音讯。


    嘉靖六年（1527），巡按御史杨彝上奏说：“旧例日本入贡，以十年为期，徒众不得过百人，贡船不得过三只，亦不许以兵仗自随。至正德六年以后，使臣桂悟、宗设等各从众五六百人，又副使宋素卿等一百五十人。各诘真伪、争端滋起。请令布政司移咨本国，今后遣使入贡，务遵定例，倘违定行阻回。仍行巡海备倭诸臣，修战具，谨烽堠，选锋蓄铳，以戒不虞。”（《明实录》）归纳起来，他要求对日本朝贡重申四项限制，即十年一贡、人百、船三、禁止带用兵器，都一併援照旧例。


    朝廷随即批准，明确提出日本的朝贡“凡贡非期，及人过百、船过三、多挟兵器，皆阻回”（《大明会典》“礼部·朝贡·日本国”条），作为一项定规。后来，官居首辅大臣的给事中夏言，干脆上奏建议撤销市舶司，朝廷接受，宁波市舶司被关闭。市舶司的撤除，实际上将中日贸易逐渐逼入地下状态，“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明史·食货五·市舶》) 。


    期间，大内氏派遣的两次朝贡，都因不符合规定而被阻挡。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更是无法靠近中国港口，他们转而求助于走私渠道。王直下海经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间走私贸易最为红火的年份，“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海澄县志》）。


    1551年，大内氏的大内义隆因内乱（大宁寺之变）被杀，继位的大内义长于1556－1557年遣使朝贡，但明帝国又将其视为篡位者而拒绝。6年后（1557），大内义长又被毛利元就所灭，大内氏政权彻底灭亡，日本陷入混乱，“勘合贸易”完全断绝。从建文三年(1401)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日本的朝贡使团共计18批（田中健夫《倭寇与勘合贸易》），至此成为绝响。武装走私成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则成为主力军。


    “世贸中心”


    从倒卖军火开始，王直开始了自己与日本的不解之缘。而走私天堂双屿岛简直成了世界贸易中心，官方用武力摧毁它，反而为王直成为“海盗”之王扫清了道路……


    有关王直的生意，中国史料上记载十分简略，倒是在日本史料中有所记载。


    根据日本着名学者僧人南浦文之（1555-1560，别名文之玄昌，别号云兴轩、时习斎）的《铁炮记》所记，“天文十二年(1543)秋八月二十五日，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国来，船客百余人，其形不类，其语不通，见者以为奇怪矣”，但是，船上“有大明儒生一人名五峰者，今不详其姓字。时西村主宰有织部丞者，颇解文字，偶遇五峰，以杖书于沙上云，船中之客不知何国人也，何其形之异哉？五峰即书云，此是西南蛮种之贾胡（即葡萄牙人）也”，葡萄牙人给日本人示范了“铁炮”（即早期的火绳枪），在“大明儒生五峰”的翻译下，日本人便购买了几支。这就是在日本着名的“铁炮传来”的故事。而这位“大明儒生五峰”，正是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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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近代火绳枪传入日本的途径，虽然日本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从这一记载至少可以看出：即使王直所居中介绍的这笔小小的军火买卖不是日本输入步枪的开端，也说明了军火已经成为王直其时从事的生意之一——如果不是主要生意的话。


    此时，中日贸易已经中断，一切商品交流其实都只能被迫“走私”，而且，由于缺乏官方的管理和约束，海道上成为自由天地，物流的风险也大大增加，在多重风险的推动下，中日贸易的利润也水涨船高，王直赚得盆满钵满。


    下海5年之后（1545），王直加入了许栋所率的海上武装集团。


    许栋一家四兄弟，不少史料上干脆以许一、许二、许三、许四相称，四兄弟的名字，从大到小分别是松、栋、楠、梓，作为掌门人的许栋排行老二。许家四兄弟也是歙县人，与王直是正牌老乡。


    根据胡宗宪挂名主编的《筹海图编》说，许栋是在嘉靖十九年（1540）、也就是王直到广东开始从事走私生意那年，从福建越狱入海，来到宁波口外的双屿岛盘踞。而在同时期出访日本的官员郑舜功所着的《日本一鉴》中则说，这一年，许栋和许楠先下海到大宜(泰国北大年)、满刺加(马来西亚马六甲)通商，随后许松、许梓也赶到马六甲。是他们把佛郎机(葡萄牙)商人带到浙江双屿港、大茅港，通过收取买卖双方高额佣金而获利。


    双屿岛是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补给站之一，但它的确切位置，因明军镇压之后实行了填港，至今仍未能确认，虽然多数人都认为今日普陀的六横岛就是双屿。据说，双屿岛上草木不丰，禽鸟不群，但南北水陆相接，是天然的深水海港。


    双屿“乃海洋天险”（朱纨《甓余杂集·双屿填港工完事》），“去城（舟山）东南百里，南洋之表，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明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八十九《浙江七》）。明初这里就被当做“国家驱遣弃地”，居民被强行内迁，杳无人烟，正好成为走私天堂。


    在各路走私商人们的哄抬之下，双屿成为一个人口众多、设施齐全的贸易枢纽，成为当时沟通东西方的——当然是“走私”，日本着名歷史学家藤田丰八(1869-1929)将其称为“16世纪的上海”。


    王直投奔许栋的双屿岛时，自己带了千余名弟兄入伙。从史料分析，在此前，王直与许栋就有许多生意上的来往，甚至王直在外常自诩为许栋的下属。入伙之后，王直担任了双屿岛的cfo——“管库”，由此可见其文化知识或许在圈内是比较出色的。随后，王直又被提拔为“管哨”——船队队长，进入了许栋的核心圈。


    双屿这一“世贸中心”的红火，当然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嘉靖二十五年（1546），也就是王直入伙双屿岛的次年，朱纨出任浙江巡抚。这位新官办事认真，到任后发现，在双屿岛的走私贸易下，浙闽海防废坏不堪，战船、哨船十存一二，沿海民众纷纷与“倭寇”勾结。此时，官方依然沿用“倭寇”的称唿指代所有武装走私者，实际上，其中的日本人、即当时所谓的“真倭”很少了，绝大多数都是脱离了官方约束的中国武装商团而已。朱纨看到，“土着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为接济，内外合为一家。有力者自出资，无力者辗转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双桅、三桅车樯往来。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樽，率得厚利，训致三尺童子亦之双屿为之衣食父母” 。他深为感慨：“此贼、此夷，目中岂復知有官府耶！”（《筹海图编》）


    朱纨认为，既然朝廷宣布海禁，就必须认真执行，他提出“不革渡船则海道不可清，不严保甲则海防不可復”，搜捕通倭奸民，整顿海防，严禁商民下海，并开始积极筹备军事行动，武装取缔双屿岛这个走私天堂和“世贸中心”。


    嘉靖二十七年（1548），朱纨开始了行动。都司卢镗率军由海门进兵，官军战船380艘、人数6000，占据完全优势。经过激烈的战斗，“破其巢穴，焚其舟舰，擒杀殆半”，几乎歼灭了双屿岛上的许栋武装商团。王直在大战中沉着指挥，率领余部逃出双屿。朱纨将双屿岛上的天妃宫10余间、寮屋20余间、大小船只27艘全部焚毁，并用沉船、石块等淤塞了入港航道，几乎实行了“三光”，令这个“世贸中心”成为一片废墟。次年，他终于抓获了双屿另一走私头目李光头等，竟不加审讯和请示，就集体处决了此团伙的96名成员，震动了朝野。


    朱纨的铁腕和冷血，令浙江、福建一带的豪强大户们受到巨大的损失，他们才是双屿岛走私生意最大的得益者，《明史》中记载说，这些走私船的“舶主皆贵官大姓”。朱纨自己其实也已经看出来了：“大抵制海中之寇不难，而难于治窝引接济之寇；治窝引接济之寇不难，而难于治豪侠把持之寇。”他还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朱纨在双屿的“三光”和随后的大规模处决，激起了众怒，闽浙籍官员以滥杀和擅杀为理由，对他发动了联合弹劾。在巨大的压力下，朝廷不得不将朱纨“双开”回籍，不久他就自杀。朱纨此人，时人与后人一直都有不同评价。明代的徐光启就说，朱纨“冤则冤矣，海上实情实事果未得其要领，当时处置果未尽合事宜也”（《海防迂说》）。万表则在《海寇议》中说：“夫以朱中丞捣穴焚舟，除海巨寇，凿山筑海，功非不伟，而人未有怀之者，盖以其高而不下，粗而不察，惟专攻其末，而反遗其本，临下虽过严，地方之通番者，纷然如故，除一许二，增一五峰，其劳宜不足称，此不犹汲水灭火，而借薪沃膏者之不息乎！故本之所当先，而末之所当后也，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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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表说的“除一许二，增一五峰”，就是指许栋被灭后，反而为王直（五峰）的崛起扫清了道路。明帝国发现，他们接下来要对付的，是远超许栋的王直。中国的“海盗”——武装海商集团，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东海称王


    王直的“五峰旗号”，成为大海上的通行证，海盗们不敢行劫，官军们一度也不会刁难……


    逃出了炼狱般的双屿岛，王直在海上收拢余部，计有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毛海峰（即毛烈、王滶）、叶明、陈东、徐海、汪汝贤等数千人。王直率领他们在日本长崎的五岛列岛建立了根据地，其从子汪汝贤、养子毛海峰成为他的心腹。王直自己则在平户岛上定居，日本史学家估计，这应该是受到了当地领主松浦隆信的邀请，以便与王直共同拓展海外贸易。


    在日本逐渐站稳脚跟之后，王直转变了战略，积极向组织靠拢，协助官军攻击别的海上武装集团（“倭寇”），一则搞好政府公关，二则扩大自己的势力。


    根据其后来在狱中所写的《自明疏》，他的功劳有：


    ——嘉靖二十九年（1550），“海贼首卢七抢掳战船，直犯杭州。江头西兴坝堰，劫掠妇女财货，復出马迹山港停泊，臣即擒拿贼船一十三只，杀贼千余，生擒贼党七名，被掳妇女二口，解送定海卫掌印指挥李寿，送巡按衙门” 。


    ——嘉靖三十年（1551），“大伙贼首陈四在海，官兵不能拒敌，海道衙门委宁波府唐通判、张把总托臣剿获，得陈四等一百六十四名，被掳妇女一十二口，烧毁大船七只，小船二十只，解丁海道” 。


    ——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贼攻围舟山所城，军民告急，李海道差把总指挥张四维会臣救解，杀追倭船二只” 。


    ……


    这其中，王直所说的“陈四”，其实并非“大伙贼首”，陈四所在集团的首领是其叔父陈思盼。陈思盼是王直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其基地设在横港，当王直船队经过时，“屡被邀劫”（明代王世贞《玄览堂丛书续集·倭志》）。这一年（1551），有位王姓海商率船20艘到浙江海面进行贸易，拒绝了陈思盼的入伙邀请，结果，陈思盼“谋杀王船主，遂夺其船，其党不平，潜与直通，欲害思盼”，王直于是设计，在陈思盼寿宴之日“内外夹击，杀思盼，擒其侄陈四……余党悉归直”（《明书》卷162）。


    这一战实际上是王直奠定自己东海之王的关键一战，他在舟山的重要军港和商港之一的“沥港”（烈港、冽港）获得了重要的基地，“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筹海图编》卷5）。王直集团成为太平洋上最为强大的武装海商集团。 图2 3 4 5 6


    此时，王直以“杀思盼为功，叩关献捷求通市”（《筹海图编》），希望朝廷开放海禁。虽然王直甘当海上“联防队”和“城管”，主动为政府承担了艰难的“抗倭”重任，在海洋上建立了秩序，地方官员也默认了他在走私贸易中的地位。此时，王直的“五峰旗号”，成为大海上的通行证，海盗们不敢行劫，官军们不会刁难，行动自由。


    但是，好景不长，朝廷绝不允许“卧榻之侧”还有个“鼾睡”的“他人”。于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俞大猷等“驱舟师数千”围攻沥港，王直再度率部突围，逃往日本。


    在日本淞浦津，王直干脆宣布称王建制，自称“净海王”，后改称“徽王”，“服色旌旗拟王者，部署官属，咸有封号，控制要害，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明书·王直传》)。


    稳定下来后，王直的生意越做越大，“凡五六年间，致富不赀，夷人信服，皆称‘五峰舡主’”，“威望大着,人共奔之”。投奔他的人群，不仅有普通百姓，甚至还包括“边卫之官”,“一唿即往，自以为荣”（明代万表《玩鹿亭稿》）。


    在日本站稳脚跟后，“净海王”王直率军反击，巨舰百余艘“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海寇议后》），“联舫一百二十步容二干人。以木为城、为楼槽，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筹海图编》），“官军莫敢撄其锋”,“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海寇议后》）。


    无奈之下，明帝国将捉拿王直的赏格提升到了“万金”加“伯爵”：“有能主设奇谋，生擒王直者，封伯，予万金。”（《胡默林行实》、明代茅坤《海寇后编》）


    “隆庆开关”


    恶法出刁民，内外交易本是国家“生理之常”，“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贼伙愈盛”。隆庆年实行了全面改革开放，于是倭患消解，经济发展……


    令明帝国相当尴尬是，王直这位“倭寇”却在民间“威望大着，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明书·王直传》) 。即使在浙江省城杭州，王直也建立了庞大的运营网络，“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万表《海寇议前》)，胡宗宪就曾感慨:“倭奴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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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能够拥有如此“群众基础”，绝非“内地奸人”“贪其厚利”一句所能解释的。朱纨在抗倭过程中就发现:“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明经世文编·海洋贼船出没事》)。其中的原因，正是在于“海盗”、而非“军门”能提供“衣食”。刑部主事唐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倭寇之乱”，乃是“海商之为寇也”。唐枢分析道，海禁政策只能限制中国百姓，“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本朝立法，许其贡而禁其市，夫贡必持货，与市兼行，盖非所以绝之。律与通番之禁、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他认为，内外交易是“生理之常”，如果“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夫商之事顺而易举，寇之事逆而难为，惟顺易之路不容，故逆难之图乃作，”实际上是恶法出刁民。唐枢更认为，“倭寇”乃是中国百姓，只有开放海禁才能杜绝倭患，“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而无效尤，以为适从” 。 (唐枢《御倭杂着》)


    福建巡抚、曾举荐戚继光和俞大猷的抗倭名将谭纶，曾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的奏摺中说:“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要都塞了，好处俱穿破，意正在此。今非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也。”


    此后担任过刑部右侍郎的谢杰，也指出“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之过严”，“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私贩日本一节，百法难防，不如因其势而利导之，弛其禁而重其税”(《虔台倭纂》) 。徐光启则更为形象地比喻道:“譬有积水于此，不得不通，决之使由正道，久而不溢;若塞其正道，必有旁出之窦，又塞其旁出之窦，则必溃而四出。贡舶、市舶正道也，私市旁出之窦也。……壬子(嘉靖31年)之祸，则溢而四出者也”。(《明经世文编·海迁图说》) 图12


    处江湖之远的王直，与这些居庙堂之高的官员一样，都看到了导致“倭乱”的同一个根源，所以，在针锋相对地用军事手段回应政府围剿的同时，王直也不断地向政府表示，“他无所望，惟愿进贡开市而己”(《海寇后编》)。只有开放海禁，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乱源。


    从各种史料对比来看，此时，至少身处“抗倭”第一线的官员们，都深切认识到了开禁才是治倭的根本。但是，为了朝廷的“体面”，自以为是“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的王直就必须死。面对兇险的官场斗争，胡宗宪无奈食言，奉命处决了王直。王直死后，海上武装集团、也即所谓的“倭寇”，失去了控制，四出攻击，东南沿海秩序大乱，果然应验了诸多官员对倭患乱源的认识及王直的担忧：“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时人感慨道，如果“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明代谈迁《国榷》卷62）。


    王直死后7年（1567），嘉靖皇帝驾崩，新帝即位，这就是明穆宗，改元“隆庆”。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奏，“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东西洋考》)，迅速得到了批准，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延续了200年的海禁政策被废止，史称“隆庆开关”。骁勇善战的戚继光，也在这年调往北方镇守更为重要的蓟州。


    这一手治根的办法果然见效，从此“倭渐不为患”(《明史·兵志三》)。尽管隆庆初年的开放海禁，并不彻底，政府依然通过发放许可证（“由引”）的计划经济方式进行调控，并且严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依然喷涌而出，“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东西洋），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 (《东西洋考》周起元序) 。“禁之太严，奸民势穷， 必至为盗。自纳饷过洋之利开， 豪狡之徒咸趋利畏法。故海澄之开禁，凡以除中国之害也。”（谢杰《虔台倭纂》）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隆庆开关”后3年（1570），在张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员的积极推动下，利用鞑靼内部纷争，结束了明帝国与蒙古部落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鞑靼首领俺答归顺明朝，封贡互市，史称“俺答封贡”。大明帝国开国200多年，第一次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获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


    迅勐增长的海外贸易，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后世学者推算，从隆庆初年（1567年）到大明帝国灭亡（1644）的78年间，因海外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王裕巽《明代白银国内开採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也有学者估算，“由万历元年（1572）至崇祯十七年（1644）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毫无疑问，这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为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日后在内忧外患中挣扎的帝国提供了苟延残喘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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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一切，都必须归结到王直那深得民心的海洋王国及“倭寇”军队，给大明帝国朝野上下留下的深刻印象。


    尾声


    王直死了，与中国歷史上一切敢于挑战和对抗现行体制的人一样，不得好死。但令人悲哀的是，这位被体制当做叛逆的人，却一直努力在向体制内靠拢。他的轻身犯险，实际上也是为了获得体制的一丝认可，试图与体制内的改革力量一道，推动海禁的废止，却没料到自己做了牺牲品。


    耐人寻味的是，王直最后被处决的罪名并非“海盗”，而是“叛国”——“背华勾夷，罪逆深重”（《明世宗实录》），尽管王直只是僱佣和利用日本人、葡萄牙人而已，法官还是指控他“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倭变事略》) 。显然，这样的判决，与其说是刑事判决，不如说是政治判决。真正令朝廷担忧、并且非杀之而后安的，并非是王直的武装走私行为，而是他居然敢在海外称王建制，是可忍，孰不可忍？“徽王”的称号，实在太容易令人浮想联翩，将王直与其那更为着名的老乡朱元璋挂钩。在经济上出点问题，哪怕触犯了刑律，都还好说，但在政治上触碰了高压线，而且还天真地相信官府的诚信，送上门去，王直就非死不可了。


    已经称王的王直，本可以在大洋上继续乘风破浪，驾驭波涛，但他骨子里对获取体制内认可的致命追求，却最终令他无法驾驭自己的命运。其实，“恶法出刁民”，王直等一众“海盗”也是被逼上梁山，内心深处与梁山好汉们相同，都是为了招安，而扯旗造反无非是另一种途径和渠道而已。区别在于，宋江算是成功了，而王直则是赔尽了老本——尽管他用自己掀起的惊涛骇浪，唤醒了帝国内的改革力量。


    体制实在是太强大了。王直死后，“老乡骗老乡”的胡宗宪加官进爵，但2年后（1562），严嵩失势，胡宗宪被指控为“严党”成员，在皇帝保护下涉险过关，随即退休回家。又3年（1565），朝廷查获严嵩之子严世蕃写给胡宗宪的亲笔信，胡宗宪被捕入狱，未几，死于狱中，官方结论是自杀。


    据说，在日本的王直故居门口，留着一副对联：


    道不行，乘槎浮于海；


    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其实，这副对联被后人无数次地安在不同的“中国海盗”故事里，或许，在如许多的“中国海盗”身上，都有着同样的烙印？


    第三章 逼下南洋


    跨国通缉林道干


    刘尧诲今儿真高兴。


    这位大明帝国的两广总督，十分欣慰地看到，居然会有老外们主动请缨，为大明剿灭“海盗”。


    这是万历八年（1580）八月的某一天，刘尧诲接见了这批来自澳门的特殊客人，除了澳门本地人吴章、翻译蔡兴全等之外，余者都是金髮碧眼的佛郎机人（葡萄牙人）沉马啰、啰鸣沖呅呶及一些船主，总共20多人。（《万历武功录》）


    老外们通过翻译，向总督大人表示，他们愿意“自备舡粮器械”（庞迪峨、熊三拔《奏疏》），配合朝廷，前往暹罗，剿灭盘踞在那里的林道干。


    此时，正好暹罗密使握坤哪喇也在广州，已经觐见了刘尧诲，告知说林道干正在该国，“专务剽略商贾，声欲会大泥国”，称兵进犯暹罗，暹罗无奈，“请招徕干，干乃欲歃血为盟誓，誓无令汉使得执我也” 。于是，暹罗“不得已，佯与干盟。今干已行至头关，敢闻” 。


    这“大泥国”，也叫“渤泥国”，即今日泰国的北大年港（pattani），此时还是个独立的小邦，要到200年后才被泰国曼谷王朝第一代国王拉玛一世（原名通銮，1782 -1809在位）併入泰国版图。渤泥歷来都是华商的聚居地，此前，林道干率众到此，令华人数量达到数千，加上有强大的武装，俨然已经成为华人王国。


    综合各方情况，刘尧诲大喜，于是，对暹罗使者“赏赐银牌，花彩缎如礼”，要求暹罗军队“与我师并击”（《万历武功录》）。


    此时，福建巡抚耿定向，也得到了林道干前往暹罗的消息，于是，在次年（1581）派遣使者周宗睦、王文琳前往柬埔寨，要求柬埔寨与暹罗一道合击。


    至此，在大明王朝主导下，中国、暹罗、柬埔寨、澳门葡萄牙人共同组成“国际联军”，目标就是林道干。


    南澳之战


    海盗们大多数誓死不降，或者战斗到最后一刻，或者就是跳崖投海自杀，这正是数年前政府背信诱杀王直之后结出来的“苦果”——“海盗”们不再相信政府，宁愿抗争到底。


    与之前所有的“海盗”不同，林道干似乎并非被逼上梁山的穷困百姓。


    根据史料记载，出身于潮州澄海的林道干曾经是潮州政府机关内的一名“小吏”，但究竟是哪个部门、什么职位，都未能留下记载。 图7


    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一位年轻人要放弃稳定的公务员职位，而跻身到走私乃至武装走私的风险投资行业，这是很难理解的。清代康熙与嘉庆年间编撰的《澄海县志》，都说林道干“任潮州府吏有罪，亡命海上”。嘉庆年间的《海氛》中说：“道干少为潮州府吏，有罪，亡命海上为盗。”犯了错误之后，就“亡命海上”，比较靠谱的估计是，这种“下海”也应该是被逼无奈——本想一边捧着公务员的铁饭碗，一边参与到沿海一带“走私贩私”的“群众运动”中去，从“海禁”所造成的巨大利润空间中捞一把，但是，可能被纪检部门发现了，便只能被“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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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了政府机关的林道干，在澄海县南湾聚众，“初聚党不满百，破乌汀背（寨）渐可二百余”（《澄海县志》）。南湾地处海滨，远离村镇，是个走私贩私的好地方，万一“风紧”，也比较容易“扯乎”。


    此时的“海盗”世界中，大哥林立，吴平、曾一本等，吸引了政府的主要精力，戚继光和俞大猷等抗倭名将，也只能“抓大放小”，集中扑灭大股海盗。林道干因此得以逐渐壮大，《万历武功录》说他“为人有风望，智力无二，好割据一方自雄。所至辄不忍贪淫之性，掘人坟墓，淫人妻小，蚕食人田土。常擅山海之禁以为利。”此时的林道干，还是一个韬光养晦的小海盗及小海商。 图 9 图10


    林道干的一鸣惊人，是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当年三月，林道干突然率战船50余艘自南澳岛攻打诏安县南村土围和厩下村土围，“焚杀不计”，一时震动（《潮州府志》）。林道干的进攻，遭到了俞大猷的迎头痛击，随即兵败，退走台湾。


    林道干攻击诏安县的时间，史料上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即《福建通志》、《澎湖厅志》等记载的嘉靖四十二年（1563)，与《潮州府志》、《诏安县志》记载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从史实上推断，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可能性极低，因为在此前一年（1565），抗倭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就联合荡平了南澳岛，在这次南澳之战中，官军用石块和沉船封塞了南澳港口，并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之后还不断地进行搜捕和扫荡，要想再利用南澳进攻诏安是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1566年的南澳之战中，骁勇善战的戚继光和俞大猷碰上了劲敌，其对手、当时最大的“海盗”吴平，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海盗们大多数誓死不降，或者战斗到最后一刻，或者就是跳崖投海自杀，其战斗精神令人震撼。官军在此次战斗中，俘斩“海盗”多达15000多，吴平残部仅700多人逃脱，民间于是有了“俞龙戚虎，杀人如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弊书·福建》）的说法。其实，海盗们的殊死拼杀，正是数年前政府背信诱杀王直之后结出来的“苦果”——“海盗”们不再相信政府，宁愿抗争到底。而且，吴平之前已经被政府招安，驻扎在家乡、福建诏安的梅岭堡。尽管地方官员认为吴平等“从倭乱民”实际上只是“在浙直为倭，还梅岭则为民”，但政府对这样一支民间武装依然不放心，下令俞大猷清剿。而之前，吴平已经答应了俞大猷“剿倭赎罪”。此时，戚继光率兵进驻漳平，要求吴平追捕逃入诏安深山的倭寇残部，及土匪林田，吴平一一照办，但俞大猷与戚继光依然决定合兵攻打。吴平侦得情报后，率部下海，占领了南澳岛作为基地。此时，正是林道干兵败诏安，退走台湾，南澳作为他的进攻基地，被吴平接收，十分自然。吴平以南澳为依託，与戚继光、俞大猷等形成对峙，其间各有胜负。但是，政府的屡次背信，坚定了吴平集团上下的必死决心，导致南澳之战异常惨烈，“海盗”们宁死不屈。南澳之战，虽然被主流史家看作是抗倭战争的最后一战，但是，政府信用的“破产”，成为更为致命的副产品，“假招降”必然伴随着“假投降”。


    同样的宁死不降，若干年后发生在诸良宝身上，他在潮州东南的南阳寨（南洋寨）被官军大部队围剿，官军挂出了“有投降者免死”的大幅告示，但是“半月之间，无以应者” ，都是“至死犹斗”，以至于时人感慨“议者谓田横之客，不是过也”。（明代郭裴《粤大记﹒海岛澄波》）


    避难台湾


    尽管林道干在官方记载中是个“膏血造舟”的恶魔形象，却在台湾留下了大量的形象中性的民间传说，充满了丰富的寓言象徵……


    兵败诏安的林道干，在俞大猷的追击下，退走澎湖，再转台湾，泊打狗港，即今日之高雄港。


    打狗港之名，源自该地原住民马卡道族(makatao)在此遍植刺竹抵御外敌，取名为“竹林”(ta-kao)，其发音近似闽南语“打狗”（ta-kau），于是，“打狗”或“打鼓”就成了此地的地名。改为“高雄”，则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台湾时，觉得“打狗”不雅，而ta-kau音近日文的“高雄”（taka-o)。 图1 图2 图3


    林道干率众“打狗”，成为高雄地区来自大陆的第一支大规模移民团队。林道干在此处的官方记录中，名声实在不佳。康熙三十三年《台湾府志沿革》记载说：“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干扰乱沿海，都督俞大猷征之，追及澎湖，道干遁入台，大猷侦知港道纡迴，水浅舟胶，不敢逼迫，留偏师驻澎岛，时哨鹿耳门外，徐俟其弊。道干以台无人居，非久居所，恣杀土番，取膏血造舟，从安平二鲲身，隙门遁占城。”


    而连横（连战之祖父）完成于1918年的名着《台湾通史》也记载道：“嘉靖四十二年，海寇林道干乱，遁入台湾，都督俞大猷追之，至海上，知水道纡曲，时哨鹿耳门以归，乃留偏师驻澎湖，寻罢之。居民又至，復设巡检，已亦废之。道干既居台湾，从者数百人，以兵劫土番，役之若奴。土番愤，议杀之，道干知其谋，乃夜袭杀番，以血衅舟，埋巨金于打鼓山，逸之大年。是为华人杀番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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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道干屠杀土着人，当为真实，而取死人的膏血造舟，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估计是对林道干这一“海寇”的“艺术加工”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林道干并未看好台湾，认为此处并非久留之地，所以，在留下了部分人马后，他率大部队“远遁占城”。“占城”（campadesa），在今越南中南部，中国古称也为“林邑”。林道干留在台湾的部众，后来都归属了林凤，成为进军菲律宾的主力之一。


    弔诡的是，尽管林道干在官方记载中是个“膏血造舟”的恶魔形象，却在台湾留下了大量的形象中性的民间传说，充满了丰富的寓言象徵。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说是有一个道士见到林道干，认为此人有帝王之相，就告诉林道干，就寝时口含百粒白米睡百日，并作法祭拜神箭，在百日期满辰一到，将神箭射往北京，就能射死皇帝取而代之。道士给林道干三支箭，在上面分别刻上林、道、干三字，还给了他一只锦鸡。林道干请其妹“林姑娘”照管锦鸡，百日之时，林姑娘过于紧张兴奋，把那只锦鸡抱起来，结果锦鸡弄错时辰，开始啼叫。林道干以为天亮，起来就射箭，但皇帝还未上班，三支箭都射在了金銮殿的龙椅上面，既破了自己的帝王运，也招来了朝廷的镇压追剿。在类似这样的民间故事中，林道干与所有被逼上梁山的造反者完全不同，而成了一个为了实现帝王梦想的奋斗者。


    更多的民间传说，则是关于林道干在打狗山上埋藏金银财宝，据说多达十八篮之多，因此，打狗山又被称为“埋金山”。而其短期占领过的南澳岛，也留下了关于“海盗”宝藏的传说，在明清两代无数的大小海盗之中，留下最多传说的，就是这位林道干。


    无论传说如何附会，也无论林道干在台湾时间长短，他的确拉开了大规模开发台湾的序幕。之后，其他“海盗”，如林凤、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等，成为台湾早期开发的主力。


    也被招安


    “体制内”既然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秩序，“体制外”就当仁不让地取而代之，形成了地下秩序、影子政府。林道干不仅有着丰富的走私前科，而且手握重兵，更关键的是他如今戴着一顶灿烂的“红帽子”，却公然藐视恶法、我行我素。


    林道干撤离台湾后，在占城也没待多久，而是回到了潮州附近，继续海上游击。


    此时，朝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位45年的嘉靖皇帝去世，其子即位，这就是明穆宗，年号“隆庆”。一场以抗倭第一线官员们推动的“改革开放”迅速展开，大明帝国宣布开放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这就是歷史上着名的“隆庆开关”。


    就在这一年（隆庆元年，1567年)的年底，林道干率部打回老家，先后两次攻打澄海溪东寨。此地十分险要，“控沧溟而捍封疆，微论澄之要地，即谓潮之咽喉亦可” （明代林熙春《澄海县修溪东寨记》）。驻守此寨的，是当地乡绅陈求默组织的民兵(“寨勇”)，击退了林道干的第一次进攻。到了次年三月开春，林道干再次来攻，并断绝了溪东寨的粮食，终于攻克，大肆杀戮。


    攻取了溪东寨，林道干就有了一个坚固的陆上据点，他开始积极备战。“诸寨风靡。于是拟饮马鳄溪，心窥府城。海、潮、揭、澄诸村落，皆其啖肉饮血区矣。” (康熙《澄海县志》卷19，海氛)


    此时，“隆庆开关”的改革大潮冲击过来，所谓“海盗”也不再那么十恶不赦，加上为了“以贼制贼”，对包括“海盗”在内的“化外之民”尽量实行招安，纳入“编户齐民”，已经是地方政府的既定方针。经“横海将军”郭成常、潮阳知县陈王道提议，政府决心招安林道干，用其对付另一股更为强大的、名气大得已经引起了高层关注的“海盗”曾一本，“令而得以功赎”。“今说者乃以一本名偶上闻，在所必诛。而道干宜在所后，不如姑且抚之，復割壤地以与之，冀其无为我患。万一幸为我用，或可併力西向，以从事于一本。” （林大春《上谷中丞》，《井丹先生集》卷15，书）


    曾一本是海阳县薛陇乡人，与林道干一样，都曾经听命于大“海盗”吴平。戚继光南澳之战后，吴平战败，曾一本成为海洋上的老大，“四出剽掠，潮、揭受祸最酷”。弔诡的是，他却在隆庆元年（1567）七月自动请求招安，却担心官方没有诚信，就抓了一个知县张璇作为人质，等自己的人马在下浍驻扎停当才放回。但不久就重新叛去，逃到南澳，“据吴平旧窠，杀掳参将缪印等官兵数多，屡年不能平” (康熙《澄海县志》卷19，海氛) 。朝廷花了足足两年时间，合广东、福建两省的力量才最后平定。


    此时，政府招安林道干对付曾一本，双方一拍即合，于是，到了隆庆四年 (1570)，林道干接受朝廷安抚， “海盗”摇身一变，成了“官军”。


    政府计划将林道干所部安置到潮阳县的招收都下尾（一名“华美”）地方，却没想到遭到潮阳地方绅士们的激烈反弹。原来，下尾村“为一邑藩篱，切近诸澳，贼常出没。又其民可练为兵，亦易与为乱”，将林道干安置在此，“实为潮人附背之痈。其未招，势既外溃，今曰招，势復内食。痈溃，其毒犹在外，内食，则腹心将朽矣。今秋敛甫毕，谷入贼仓，人家悬磬，钱入贼帑。曰为改岁，妇子无由而室处，豺狼在道，征夫何以自旋归。景象如此，海滨恶得而不坐毙耶” ？（林大春《上谷中丞》，《井丹先生文集》卷15，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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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绅们的反对并没有作用，林道干所部依然被安置于潮阳下尾村，“得食膏腴田千余亩”，其部队的建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与之前王直被招安有着天壤之别，王直几乎是单枪匹马入杭州，虽然胡宗宪诚心，奈何朝廷却要用王直的人头立威，最后，横行大洋的“净海王”王直只能引颈就戮。之所以无法在招安的初期就一举改编林道干所部，就是因为在王直事件之后，政府信用破产，拥兵自重几乎是被招安者的基本前提。在一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也只有时刻紧握枪桿子，才能避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林道干被招安后，成功讨伐了小股海盗，“遇有他盗窃发，听明文徵调，截杀立功”,“于是军中大事悉谘询干”。此时，一方面他“据膏腴之田，以自安固”，但另一方面，他“杀掠如故……犹与曾一本声援相应”（《潮州府志》），“借招抚之名，阴与之（曾一本）为援，城中良家之子，归者日以百数，隐然虎踞一隅”（林大春《井丹先生集·上谷中丞》），“欲收招海上精兵”，“里中皆畏干，莫敢有诟言，偶有人侦伺，道干闻知必大怒”。（《万历武功录·林道干诸(朱)良宝林凤列传》）


    林道干充分利用招安时期这段难得的和平发展空间，甚至以类似“传销”的方式快速招募成员，扩充队伍。“亡赖之徒，相继归往，每悬赏招募，人各一金，致十人者予三金，即以其人统之，故相附者日众。” （林大春《井丹先生集·上谷中丞》）


    按常理看，政府解除了海禁之后，走私、尤其是武装走私的空间应该被大大压缩，沿海民众生业有道，不应再去冒险犯法，林道干的势力何以能迅速增长呢？甚至“城中良家之子”也会“归者日以百数”呢？


    林道干的潮州老乡林大春指责，“顷者道干徒党公行至掳掠居民，民不得已，严兵拒之。彼遂旅至城下，宣言中秋欲来屠城，城中震恐，道路相顾涕泣。县令仓皇，莫知所为。于是吾辈乃往见令，说以尹铎守晋阳之事，因请移书责之背盟，始得以暂弭。然而观其报书，辞甚悖慢，又安能保其不来乎” ？下围村此地“往岁地方警急，辄从徵调，多得死力。自道干一招，半为贼有，寻被残破，故土为墟。然使及今休养，犹可生聚，官府以义鼓之，或足以当东南一面门户。若復招安于此，则生聚者无几，见存者又復沦胥于盗。不惟自撤藩篱，抑且引盗入室而并据之。而欲求潮阳一夕之安，不可得矣。此已往之覆辙，近事之明鑑也。”（林大春《井丹先生文集》卷15，书。）


    这是说在林道干的“淫威”下，本就容易为盗的下尾百姓被裹挟进去了。但是，实际上，“隆庆开关”的改革并不彻底，海上贸易的大门并未打开，而只是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其目的还是“于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


    “隆庆开关”只开放了福建海澄的月港，作为“特区”，沿海所有对外贸易的商船，都必须到这里办理繁琐的手续，并从这里装货出港、入港验货。所有船只都必须申领“船由”（船籍证书）、“商引”（也叫“文引”，营业执照），“由海道挂号, 验其文书、丈尺,审其货物。当其出海回籍之候, 照数盘验, 不许夹带违禁货物”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四》）“商引”上需註明“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嚮往处、所回销限期”，“海防官及各州县乃置循环号薄二扇, 照引开器械、货物、姓名、年貌、户籍、住址、嚮往处、所回销限期, 按日登记。贩番者每岁给引, 回还赉道（海道) 查核, 送院（抚院) 复查；贩广、浙、福州、福宁者, 季终赉道, 送院复查”。 严格要求“船不离由, 货不离引”，如果查获 “有船无由者, 船没官；货无引者, 货没官；货有出引者, 余货没官”。（许孚远《敬和堂集》“海禁条约行分守潭南道”）


    这一制度，发展到后来，甚至从造船环节就开始限制。万历十七年（1589），“凡造贩番船只, 务令先将欲往某国, 赴海防官处告, 明查在限数之内, 方准行具给由打造, 额外毋容私增船”（《明神宗实录》卷210）。同时，实行总量控制，“东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只”，东、西洋船彼此间严禁越境贩贸。对于前往西洋（南海以西）的，因路途较远，规定于每年十一、十二月出海，“严限次年六月内回销”；而东洋（南海以东）因为稍近, “多在春初驾往, 严限五月内回销”（许孚远《敬和堂集》“海禁条约行分守潭南道” ）逾期未归者, 即使证件齐全，“仍坐以通倭罪”（《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


    如此众多的限制和严刑峻法，令掌握“船由”和“商引”的官员们获得了极大的寻租空间。民间海商除了一方面必须承担官方的苛捐杂税外，到了万历中后期，税收甚至“倍三征之”（300%关税），导致很多商户破产；还要受到官吏个人的多方盘剥。因此，“隆庆开关”之后，走私只是在短期内缓和了一下，随即捲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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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苛刻的法规，海商们本能而熟练地“看见红灯绕着走”，一方面伪造“船由”和“商引”，“私造大船越贩日本”，或者超越“经营范围”，“借东西洋由引, 而潜趋日本” （《诏安县志》）。更多的小渔民们，干脆就只申请一份近海打渔的“由、引”，却悄悄地跑到了海外，“每年四五月间, 告给文引, 驾驶乌船, 称往福宁载铁、北港捕鱼, 及贩鸡淡水者。往往私装铅、硝等货, 潜去倭国, 从秋及冬, 或来春方回。亦有藉言惠、潮、广、高等处来买粮食, 径由大洋入倭, 无贩籴之名, 有通倭之实”（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明经世文编》）。


    这一轮新的走私浪潮，与之前海禁时有所区别：海禁之时，不少人还对政府有所盼望，认为只要海禁一开，倭乱就会消弭，因此体制内的不少有识之士也纷纷向中央建议开放海禁。但如今海禁虽然已经放开，一则“寓禁于通”，二则官僚机器大肆寻租，实际上将仁政变成了苛政，反而杜绝了海商们的任何企盼，铁了心走上走私的道路。这种半吊子“改革”，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逼良为娼。遵纪守法的成本成为不可承受之重，法既为“恶法”，“恶法”之下则必然出“刁民”。


    林道干不仅有着丰富的走私前科，而且手握重兵，更关键的是他如今戴着一顶灿烂的“红帽子”，却公然藐视恶法、我行我素。这就如同被封了弼马温的美猴王，想不成为大闹天宫的主角都难。“体制内”既然无法提供一个有效的秩序，“体制外”就当仁不让地取而代之，形成了地下秩序、影子政府。资本是逐利的，尽管林道干也要收取“保护费”，但这种成本远远小于政府的苛捐杂税及官吏的盘剥，信用度也远远高于政府。“良家之子”自然就会“归者日以百数”地投奔到林道干麾下。他就是一棵大树，可以挡风遮雨，在天塌下来的时候，会先顶上。


    林道干自己也加紧了队伍的扩充，他甚至创造性地採用了“传销”的手段招兵买马。“巨寇林道干等悬赏招众，得十人者予三金，人各一金，即统之。以故闻风响应，远近无赖相继入贼者，不止数百千人。”（明代林大春《论守城书》）。


    “良家之子”与“远近无赖”都纷纷投奔，这与其说是林道干的个人魅力，不如说是政策的不得人心、驱民为盗。


    更为有趣的是，在这过程中，大肆“走私”的海商们，还“倚借势官, 结纳游总官兵” （《东西洋考·饷税考》），与驻地的官员、军队充分勾兑，“强强联手”，地下经济实际上成了沿海贸易的主流。漠视民生的所谓“改革”政策，不仅难以贯彻落实，而且在过程中日益削弱政府本就缺乏的诚信与威望，以及本就腐烂的官僚机器。


    走私日益泛滥之后，沿海秩序大为混乱，“奸商众则海贼繁”，走私者之外，也出现了更多的以劫掠为生的真正海盗。这些人从外洋购入“大铳、利刃、坚甲以作贼”，“去截各处通番之货而入番, 归劫各处通番之银以聚众。因而流劫海船, 捉人索赎, 捉船为哨, 分舟满海”。（《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甚至“得利既多, 效尤者众, 连村满海, 尽为盗区, 莫可御止”，“ 福州府属县沿海奸民, 及省城内外奸徒, 出海行劫, 辇金归而人不敢问, 浸成大患” 。（董应举《崇相集》，“闽海事宜”）


    身着弼马温官袍，却依然偷蟠桃、抢金丹，这样的猢狲，朝廷自然是容不得的。正当两广总督殷正茂密令所部官军，伺机消灭林道干时，林道干收到了其侄儿、在彭亨国（pahang，今马来西亚东部）担任“都夷使”的林茂的信，邀请他前往此地发展。林道干就将殷正茂写给他的十七封信，请参政使陈奎转交，飘然而去，《万历武功录》记载说他告诉陈奎：“极知制置使（即殷正茂）意，业已远托异域，不復还矣，往所给十七札，今封还。”


    林道干远走海外后，没能及时退走的诸良宝，遭到殷正茂官军的勐烈进攻。诸良宝在家乡澄海的南阳寨被团团包围，双方死战，尽管官军一如既往地招降，但“海盗”们最后集体战死，无人投降，重演了南澳岛上的悲惨一幕。根据《万历武功录》的记载，诸良宝不仅“颇习兵法”，而且“平时能与士卒同甘苦”，同甘共苦，到了关键时刻，“其众多削髮为誓言，誓欲为良宝死”，于是，“一可以当十，十可以当百，百可以当千也”。有趣的是，官军上报说在这次战役中林道干也已“投水死”，伪造了一大功劳。


    此时，是万历元年（1573），林道干被政府招安仅3年，率众南下，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举却又掀开了中国人海外拓殖的新篇章。


    国际围剿


    此时的大海上，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明朝政府、“海盗”与西方人的三角游戏，但这是一个稳定的三角，明朝政府坚定地选择了西方作为合作伙伴，剿灭自己的“海盗”，毕竟这些金髮碧眼的“蛮夷”们只想捞点好处，对自己的江山社稷并不感兴趣。


    林道干率部提前逃出潮州，首先南下柬埔寨。万历元年（1573）二月十五，到达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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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他得到了澄海同乡杨四的大力支持。杨四小时候随父亲杨君贊到柬埔寨，但父亲随即亡故，当地的长老见他年少失父、孤苦伶仃，就当做自己儿子来抚养，长大后，便被任命为“把水使”。此时，林道干来奔，两人十分投机，“遂相与为刎颈之交”。正好林道干有个小妾姓杨，便对外宣称是杨四的侄女，杨、林两人便在公开场合被认为是亲戚。


    在杨四的撮合下，林道干向柬埔寨国王（“寨主”）献上了“五百金、帛五十纯”，再加上下打点，耗费千金左右，谋得了“把水使”的职衔。


    不久后，明朝的伏波将军攻打到北津港，生擒了林道干的军师林俊夫，及柬埔寨人亚马必力等人，得到了林道干的情报。于是，制置使殷正茂发文暹罗、安南，命令他们出兵锁拿林道干及另一“贼老”何鸾等人。安南都护使莫茂洽，派人搜索，下人回报说：“柬埔寨乃真腊夷国也，安南实无此寨。”于是，安南便抓了些广东流亡至此的盗贼，用囚车送到广州去，报告殷正茂说：“臣国实无敢匿干者，有则具以告。”


    在柬埔寨的林道干，听从杨四的建议，请柬埔寨寨主发兵2100人、大船20艘，由陈国顺率领，攻打暹罗，未能攻克。根据《万历武功录》的含煳记载，似乎是在这次战争中，柬埔寨寨主对林、杨二人（或杨四、陈国顺二人）生疑，两人惶恐，逃到了林道干的下属陈大森的船上，陈大森将他们送回了柬埔寨。结合之后张居正说的林道干与柬埔寨寨主结怨，或许正是此时，而起因则完全可能是一山难容二虎，寨主要清理清理卧榻之侧。


    万历六年（1578）七月，林道干离开柬埔寨，赶回了潮州老家，待了一个多月，将此前所藏的金银取出，又招募了100多人，南下到琼崖时，碰上了福建运送粮食的船队，“乃略其金银，并男妇二百人而去” 。


    林道干率众继续盘踞在暹罗附近，改名为林浯梁，“专务剽略商贾”，并且摆出了要与大泥国合兵进犯的姿态，暹罗无奈，只能与林道干谈和，双方歃血为盟，暹罗承诺绝不让明朝使节抓走林道干。


    根据张居正与闽广两省官员的通信记录，林道干投入暹罗后，曾攻击柬埔寨，因此与柬埔寨的苏姓寨主结下了梁子，因此，万历七年（1577）张居正指示福建巡抚耿廷向，利用这一矛盾，令柬埔寨捉拿林道干，“使苏姓图之”。


    到了万历八年（1580年）八月，暹罗密使握坤哪喇赶到广州，密告林道干的动向，正值葡萄牙人想为“朝廷”效力，于是便组建了联军。


    葡萄牙人加入到剿灭林道干的战斗中，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


    此时的大海上，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明朝政府、“海盗”与西方人的三角游戏，但这是一个稳定的三角，明朝政府坚定地选择了西方作为合作伙伴，剿灭自己的“海盗”，毕竟这些金髮碧眼的“蛮夷”们只想捞点好处，对自己的江山社稷并不感兴趣。天朝大国其实并不在乎商业的利益，当年郑和下西洋就是到处撒钱，更不在乎海外侨民的利益，那些不是“天朝弃民”就是“天朝逃民”，当年明成祖朱棣颁布的诏令，就绝不允许“天朝”百姓“脱离组织”在海外发展，“虽远必诛”，而对外藩则十分宽容，只要称臣纳贡就可以，连爪哇国王杀害100多人的天朝使团这样的恶性事件，最后也只是罚款了事，葡萄牙人无非是又一个看似“听话”的外藩而已。


    在葡萄牙人眼中，中国的海商们既是自己的合作伙伴，更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当明朝还完全锁国时，他们需要中国走私者们的协助，获得商品和补给，而当明朝开放了海禁后，葡萄牙人则不仅将曾经的中国合作者们看作敌人，而且还将他们作为“投名状”，以便从朝廷手中交换到贸易和居住的特权。所以，葡萄牙人不仅主动地为中国政府承担“剿匪”这种脏活累活，而且都是自费而为，似乎是只问耕耘、不问收穫。


    实际上，葡萄牙人与林道干等中国“海盗”在经营范围和市场范围上都是重叠的，葡萄牙人幸运的是，他们的政府是不会追杀在海外开疆拓土的同胞，而在他们的竞争对手林道干的背后，强大的明朝政府却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正好为葡萄牙人提供了“以华制华”的良机。


    葡萄牙人的一步步渗透，几乎都是通过伏低认小的“和平演变”：早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葡萄牙人宣称协助中国政府攻击何亚八“海盗”集团，从而获准进入广州城及周边地方，包括可以到澳门贸易。三年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协助镇压了香山濠镜澳的“阿妈贼”（供奉妈祖的“海盗”），获准侨居澳门。这是一些学者通过分析葡萄牙文的歷史文献而得出的结论，比中国官方文件记载的要早数年，其间的差距，完全可能因为中国地方官员瞒报、晚报而造成。无论如何，澳门葡人被明朝政府看作是“为天朝守海门而固外圉”（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澳蕃》）的“香山海洋”上的“屏卫”（明代霍与瑕《勉斋集》）。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福建的南澳岛上，葡萄牙人依然在与“海盗”们合作，将南澳岛建设成为“世贸中心”，一手软、一手硬，葡萄牙人在闽粤沿海大展手腕，获取更大的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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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澳岛战役、尤其“隆庆开关”之后，葡萄牙人从中国“海盗”的合作者，演变成了追杀者，积极帮助明朝政府清理门户。


    在镇压曾一本的战役中，葡萄牙人出人、出钱、出船、出枪，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等毫无畏惧，奋不顾身杀敌” （(antonio bocarro《旬年史之十三》)他们得到的回报是十分丰厚的，明政府在澳门推出了所谓的“饷税制”，“资贸易以饷兵”，按照船舶大小徵税，“西洋船”（南海以西）分为九等，“东洋船”（南海以东）定为四等，“檄委海防同知、市舶提举及香山正官，三面往同丈量估验。每一舶从首尾两艕丈过，阔若干，长若干，验其舶中积载，出水若干，谓之水号，实时命工将艕刻定，估其舶中载货重若干，计货若干，该纳银若干，验估已定，即封籍其数，上海道，转闻督抚，待报徵收”（《广东通志﹒外志﹒番夷》）。葡萄牙商船等于获得了合法的贸易地位。从1578 年、也即葡萄牙人自动请缨前往镇压林道干这年，原本一年只开放一次的“广交会”，改为两次，并形成了制度，直到崇祯四年（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门史》）。


    在明朝牵线组建柬埔寨、暹罗、葡萄人联军之前，福建巡抚耿定向曾派出使节陈汉升、陈廷寀前往柬埔寨，下令柬埔寨与暹罗一同出兵，攻打林道干。但此事被杨四所得悉，杨四就秘密通知了林道干。林道干于是抢先动手，杀了陈汉升，将其余数十人发配为奴。到了这时，明朝联合暹罗、柬埔寨一起动手，明朝使节到了柬埔寨，陈廷寀等见了，“皆大喜过望”。柬埔寨寨主就将杨四捆绑，与陈廷寀等之前的明朝使节，一起送回明朝，并进贡金书一叶、象牙200斤、蜂蜡200斤。


    各方夹击之下，“腰斩干”——显然，这并非指“腰斩”林道干本人，而只是“腰斩”了他的势力。


    到了下一年春天（1581），殷正茂再度派遣使节周宗睦、王文琳到柬埔寨，命令他们与暹罗继续夹攻林道干，暹罗国王就派了郭六观，结果被林道干察觉，“乃格杀番众，略其舟舻，往佛丑海屿而去，竟莫知所终” 。


    “二十分才，二十分胆”


    其实，高层也注意到吏治不清造成了海患频仍。“广中数年多盗，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


    林道干“莫知所终”，只是《万历武功录》的记载。这本书虽然比较权威，但记录上多数十分含煳不清，各个事件的前后顺序、因果关联都语焉不详。实际上，林道干扬帆南下，率潮属2000余人，白艚船100只，到了暹罗南边的“大泥”国（北大年）。


    根据泰国保存的《北大年年志》（《大泥府志》，phongsawadan mu’ang pattani）记载，林道干到了北大年后，就扎根下来了，据说还被招为驸马，率部垦殖大泥的滨海封地，兴建了一个港口，后世人称“道干港”。“海盗”林道干在北大年成了一个建设者，被尊奉为当地的“客长”，他甚至还积极地传播伊斯兰教，想在这里建一个清真寺，但三次遭雷击而放弃。


    林道干在北大年为华人开拓了一个新的家园，但在自己的祖国，依然被当做十恶不赦的“海贼”，只有着名的学者李贽（李卓吾），在着名的《续焚书》一书中为他作了辩解，惊世骇俗，人们才开始认识到林道干的意义，并反思这种对武装商团的鹰派作风。


    李贽的感慨源于一个玩笑，他在黄安时，朋友吴少虞戏问他：“公可识林道干否？”当时，“林道干”三字成了笑话福建人的称唿。


    李贽就反问吴少虞：“尔此言是骂我耶，是贊我耶？若说是贊，则彼为巨盗，我为清官，我知尔这大头巾决不会如此称赞人矣。若说是骂，则余是何人，敢望道干之万一乎？”将林道干抬到了非常高的地位上。


    李贽说，尽管如今“圣明在上，刑罚得中，倭夷远遁，民人安枕”，但林道干“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犹然无恙如故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 。


    李贽认为，如今的官员们“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诈者，又搀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 。


    其实，高层也注意到吏治不清造成了海患频仍。万历六年（1578），林道干率部从柬埔寨杀回潮州招兵买马的当年，大明国的总理张居正在写给刘尧诲的信中就说：“广中数年多盗，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夫官贪，则良民不怀，奸民不畏，而盗贼利足以诱之，威足以慑之，何惮而不为盗！……节财用、察吏治、安民生，乃其要者也。” 次年再度致信刘尧诲：“根本切要，在精察吏治，使百姓平日有乐生之心，则临变而作其敌忾之气，惟高明图之。” （《张太岳全集》）


    但是，国家却一方面“专用此等辈”贪官污吏，另一方面弃置林道干“等辈有才有胆有识之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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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出，林道干这样的人才，“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朝廷其实应该重用，“设使以林道干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干，亦决不敢肆” 。“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阃外之事可得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


    但是可惜的是，这个国家“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


    政治腐败、“举世颠倒”，不仅直驱豪杰英雄使之为盗，而且断送了中华在海洋上再度崛起的机会。此时，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已经风起云涌，葡萄牙人已经到了中国的门口，后续更多的“蛮夷”们正相率而来，原本就是华商势力范围的东南亚日渐“沦陷”，但此时的大明国，却与葡萄牙人联手，试图剿灭活跃在柬埔寨和暹罗的林道干，又与西班牙人联手，成功地剿灭了另一“海盗”首领林凤在吕宋（菲律宾）已经建立的移民据点，将大好河山拱手相让于那些“恭顺”的“夷人”，甚至对他们助剿的“义举”大为表彰奖励。


    这种对海外同胞“虽远必诛”的精神，成为套在海外华人集团脖子上的绞索，他们被迫寻求当地土着的协助。包括林道干的北大年在内，华人在海外建立了不少定居点，甚至建立了一些政权，却最终没能守住其中任何一个。数百年的时间，即使草籽也能长成参天大树，而华人却依然只是客居、侨居而已，无法当家做主，如同犹太人，富裕却无安全，随时可能被当做内政外交的替罪羊。精明练达如张居正等，能看到这歷史传承下来的巨大悲哀吗？


    至于林道干的死亡，最为主流的传说是他开设了一个枪炮冶铸场，先造了两尊大炮，到第三尊时，试炮时点火而未发，他就去看，结果炮身炸膛，被炸身亡。东南亚华人有句谚语“林道干，造铳拍家自”，说的就是这个故事，意思却成了求利未得、反受其害，类似偷鸡不着蚀把米。林道干的妹妹林姑娘，也成为东南亚华人敬拜的神谛，至今香火兴盛。在林姑娘庙的浓密香火中，后人们又能祷告什么呢？


    第四章 喋血吕宋


    林凤挑战西班牙


    1574年（大明王朝万历二年）12月1日，马尼拉，狂风大作。


    沖天的大火遮蔽了这座刚刚建成的殖民堡垒，手执火枪、弓箭及大刀、长矛的华人士兵，或骑马、或步行，操着闽南话，唿啸而过，点燃了一座座简陋的小房屋。


    这是这座城市3年来的第二次大火。1571年6月，坚决抵抗西班牙人的土着国王苏莱曼（rajah soliman）阵亡，土着人将他们自己的都城彻底焚毁，给殖民者留下了一个废墟。


    这一次，点燃这座城市的，是一群来自中国的“无家可归者”，他们正在大洋之上寻找自己的家园。西班牙人把他们叫做“海盗”。


    城内的西班牙人早已躲进了一座连夜兴建的碉堡内，碉堡的四面都是用泥土填塞的木柜子，原先配备在城内的大炮，也都拉进了碉堡。因忙于拓展周边的岛屿，留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不足70人，加上刚刚赶到的驻守费尔南丁纳(fernandina)据点的队长萨尔西多(john de salzedo)率领的54人，总共才120人左右。


    攻入马尼拉的中国海盗，总共有600人，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但西班牙人的临时碉堡修得相当坚固，而且决死抵抗。中国人没有重武器，损失惨重。一天的激战下来，伤亡已经高达200人。


    不远处的马尼拉湾内，62艘战船列成了一个庞大的战阵，船上飘扬着五彩斑斓的妈祖旗号。这支华人舰队的最高长官、令西班牙人震撼的林凤，正在等待着战况消息。


    在这场激烈的浴血厮杀中，双方的参战者都没能意识到：他们正在歷史的交叉点上激战，而这场看似小小的战斗，将决定谁将是太平洋的真正主人。西班牙人如果战败，他们就将失去刚刚获得的战略据点菲律宾，进军中国和称霸世界的伟大梦想将成为泡沫；中国人则将获得一块肥沃的殖民地，在南洋深处建立起又一个龙的国度。


    狂风颳得更勐了。


    背井离乡


    走投无路的林凤得知马尼拉只有70人西班牙士兵，他决定带上全部人马，立即南下马尼拉，到那里安居乐业。


    给西班牙人带来这场狂风的中国“海盗”们，他们的首领名叫林凤。


    这是一个很长时间困扰着学者们的人物。包括梁啓超在内，不少人都将他混淆于当时另一“海盗”、那位被明廷及葡萄牙人合力追杀而逼下南洋的林道干。


    与林道干相比，这位林凤在海外具有更高的知名度。他是潮州饶平人，当地人习惯在名字前加“阿”，以示亲热，人们多称唿他为林阿凤。作为一位国际知名人物，他的姓名音译limahong（林阿凤）出口转内销后，人们因为断音的不同，解读成了li-ma-hong，于是他就成了奇怪的“李马奔”，以讹传讹，包括梁啓超在《中国殖民伟人列传》中都用的这个名字，当然在中国典籍中难以对应，只好自圆其说地坚信他就是林道干。 图2


    其实，无论在明代的官方文献，还是张居正等人的来往文书及诸如《万历武功录》这样的史书中，林凤都是个不绝于书的知名“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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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凤的家庭出身，据说并不贫穷，而是小康之家。根据《潮州府志》卷38记载，林凤的族祖林国显，就是嘉靖年间颇负盛名的海商，当然，明朝官方称为海盗。在明代的海禁政策下，东南沿海一带民众，无论穷富，其实都靠冒险走私以维持生计，这成为“海盗”（包括“倭寇”）横行的关键原因，明政府甚至惊唿“无人不寇”。


    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19岁那年，林凤加入了海盗“泰老翁”（tia ong）的团伙，受到重视，“泰老翁”病故后， 林凤击败其他竞争者，成为新的统领，实力最盛时他所辖船只达300余艘， 部众4万多人。这个规模，显然比林道干要大多了。


    林凤的活动很频繁：


    1568年（隆庆二年），攻占广东惠来神泉城；


    1573年（万历元年），攻击广东澄海， 大败官军；这一年，驻扎在南澳岛的林凤，自请投降，但是官军不同意；


    1574年（万历二年），攻击广东潮州、惠来、清澜（海南文昌）


    ……


    在官军优势兵力的围剿下，当年六月，林凤兵败广东，退走福建；十月，官军攻击其澎湖基地；林凤退走台湾，经休整后，十一月再度反击，攻击潮州海口港踏头埔、饶平拓林、惠来靖海、褐石等地，攻势凌厉，迫使政府停止镇压“猺”“獞”(少数民族) ，而将兵力转而对付林凤。根据西班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所着《大中华帝国史》（historia de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china）记载，围剿林凤的官军战舰多达135艘、部众达4万人。


    林凤不敌，再度退往“大山官港”（touzan操tican，大山屿，澎湖）。在这里，他抓获了两艘从马尼拉返航的中国商船，船上满载菲律宾产品、黄金和西班牙银元。船上的水手详细地介绍了菲律宾的情况，并且说西班牙人立足未稳，马尼拉城内只有不到70人，大多数人都到新发现的别的岛屿进行殖民开发。


    这一消息，不啻给走投无路的林凤一个喜讯：他决定，带上全部人马，立即南下马尼拉，到那里安居乐业。


    望洋兴嘆


    西班牙人随后又感觉郁闷的是，庞大的中国依然被划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内,西班牙人就只能打擦边球了。


    有种说法，说林凤也得悉了西班牙人在菲律宾残酷迫害中国人，义愤填膺，前去声讨。这并不确切，因为，此时的西班牙人，刚刚立足，并未开始迫害华人，反而倒是多方笼络，指望在菲律宾的华人架起通往中国的桥樑。


    此时，正是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始，海上强国葡萄牙、西班牙纷纷组织私人武装东进，这些实际上等同于“海盗”的武装团体，成为他们的殖民先锋，与中国的同样团体不同，他们得到了官方的绝对支持，而中国的武装海商团体，却受到了政府“无远弗届”的追杀。


    为减少双方之间的摩擦，在教皇亚歷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西班牙人）的协调下，1494年6月7日，两国在西班牙卡斯蒂利亚（casti）的托尔德西里亚斯小镇(tordesis)，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正式瓜分了新世界。条约规定，两国共同垄断欧洲之外的世界，并以维德角群岛（cabo verde）以西300里格(league，1里格=公里)处（大约位于西经46°37的经线）为界，以西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这条分割线，也被称为教皇子午线（papal meridian）。


    条约生效后，西班牙资助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的1492 年探险，结果发现了美洲。葡萄牙人也在1498年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1500年发现巴西，1512年发现盛产香料的摩鹿加群岛（maluku inds）……


    问题随即产生，1494年所划定的“教皇子午线”并未确定精确的经度线。


    葡萄牙登陆摩鹿加群岛后9年（1521），西班牙探险家麦哲伦（fernando de maganes），也在此登陆。狭路相逢，两国只好坐下来谈判，从1523年谈到1529年，达成了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saragossa），明确了“教皇子午线”的具体位置，西班牙退出摩鹿加群岛，获得葡萄牙方面支付的35万金ducat的补偿。西班牙人随后又感觉郁闷的是，庞大的中国依然被划在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内。


    在登陆香料群岛摩鹿加的当年，麦哲伦抢先到达了菲律宾群岛的宿雾岛（cebu ind），将菲律宾纳入了西班牙的殖民视野。随后，西班牙多次派出殖民远征队到此，1565年黎牙实备（miguel lópez de legazpi）终于占领宿雾岛，并被任命为菲律宾首任总督，但菲律宾土着进行了焦土抵抗，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相当艰难。而同时，因为中国被划在了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之内，西班牙无法继续向东挺进、实际上也无力向东挺进，为了巩固其并不牢固的菲律宾殖民地，他们实施了“对华贸易、以华养菲”的战略。 图3


    此时，延续着宋、元以来的传统，不少中国人仍然突破政府的禁令，前往吕宋（菲律宾）经商。当西班牙人问中国人来自哪里时，中国人回答自己是“生意人”，闽粤一代发音很像“生理人”，于是，西班牙人将当地的华商都称为“生理人”，创造出了sangley这个新词，至今专指血脉绵延了数百年的中菲混血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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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大明帝国是如此认识西班牙对吕宋（菲律宾）的占领的：“时佛郎机（中国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统称）强，与吕宋互市，久之见其国弱可取，乃奉厚赂遗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诈而许之。其人乃裂牛皮，联属数千丈，围吕宋地，乞如约。王大骇，然业已许诺，无可奈何，遂听之。其稍征其税如国法。其人既得地，即营室筑城，列火器，设守御具，为窥视计。未已，竞乘其无备，袭杀其王，逐其人民，而据其国，名仍吕宋，实佛郎机也。”（《明史·吕宋传》）


    1570 年（隆庆四年），在征服马尼拉的过程中，西班牙人与中国人爆发了首次海战。当时，菲律宾总督黎牙实备派军攻击马尼拉，在途中遇到了2艘中国商船，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中国商船寡不敌众，20人被杀，其余60人被俘。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这次冲突应该是起因于误解，西班牙军队随即释放了被俘的中国人，并请求他们带来更多的中国商人，与西班牙人贸易。在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推动下，中国与吕宋之间的贸易迅速增长，西班牙因为无法为中国商人提供他们需要的商品，只能以银元购买，大量的西班牙银元回流中国。


    此时的西班牙，十分热望着与中国的贸易，甚至希望能征服中国。1573 年，阿提达上尉（diego de artieda，哥斯大黎加的征服者）致信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philip ii)：“如果陛下有意对该国（中国）加以勘测，我只要有两条船，每艘250 吨，每船有兵士40 名，便可以从命……在勘测海岸之后，再经新西班牙（墨西哥）返国。我将确定如何在该地进行贸易和征服。”


    在林凤率领他的“海盗”舰队攻击马尼拉这年（1574），另一位殖民者更是提出：“该国（中国）是很富庶而人口稠密的……如果陛下乐意调度，只要不到60 名的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够征服和镇压他们。”


    当年7月，菲律宾第二任总督拉维萨雷斯（guido devezaris）将手绘的吕宋与中国的沿海地势图与一本中国地图册《广舆图》一併寄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希望国王批准他入侵中国。


    拉维萨雷斯总督绝对没想到，4个月后，来自中国的一支“海盗”舰队，差点就拔除了西班牙在太平洋建立的这个殖民据点。


    攻击马尼拉


    西班牙人彻底被这支中国海盗吓坏了。一支小小的海盗如此彪悍，如果更多的中国人、甚至包括强大的明政府突然对这个群岛发生兴趣，太平洋上还能有西班牙的容身之地吗？


    林凤的突然降临，令张牙舞爪的西班牙帝国，差点被这位华人“牙医”拔掉了它的牙。


    毫无疑问，这是西班牙人开始建立全球殖民地以来遇到的最强对手：62艘战船、2000名士兵、2000名水手。


    与西班牙舰队一样，林凤所率的也是一支殖民舰队：舰队中不仅有1500名妇女、儿童，还带了大量的牲畜、农具、种子等，显然是要扎根吕宋岛，建设新家园。而与西班牙舰队不同的是，林凤舰队的背后，“伟大祖国”不仅不提供任何帮助和撑腰，相反，还派遣了战舰一路追杀。


    11月初离开台湾后，林凤首先到达了伊罗戈群岛（illocos，中国古代称为“伊禄古”），在这里，西班牙人刚刚建立了一个小据点费尔南丁纳，由萨尔西多(john de salzedo)率兵镇守。11月23日，萨尔西多手下一艘运粮船被林凤截获，船上共有25名西班牙士兵，林凤除了留下一个活口外，其余全部杀掉。随后，舰队继续浩浩荡荡地驶向马尼拉。


    萨尔西多预感到了林凤的战略意图，他立即召集了手下的54人，乘船赶往马尼拉，但他们的船小、水手也是新人，结果只赶上了林凤在11月31日对马尼拉的第二次攻击。


    11月29日， 林凤的舰队进入了马尼拉湾，远远地就抛锚了，并未惊动岸上的西班牙人。


    当晚天色极暗，星月潜形，狂风大作，这既有利于他们隐蔽登陆，但也造成了登陆的困难。林凤手下的干将、日本人庄公（sioco）率400人出发，其中200人是火枪手。在狂风之中，这支突击队直到次日（11月30日）早上8点，才在离马尼拉1里格（公里）的帕拉尼亚克(paranaque)登陆，迅速跑步前进。一些当地人发现了这些战士，高喊：“武器！武器！武器！敌人来了！”但是，西班牙人还以为是当地人与他们的恶作剧，无人理睬。


    9点左右，突击队跑步通过马尼拉近郊的巴贡巴扬（bagumbayan）， 西班牙守军总指挥戈伊特（martin de golti）的家就在这里。突击队本在跑步前进，也没有在意周边，戈伊特的妻子却在窗口大声喊骂，引起了注意。嚮导将戈伊特的身份告知了突击队，突击队立即停止前进，转而攻击这座住宅。


    经过并不激烈的战斗，中国人的突击队打死了住宅内的所有人，正在家中的戈伊特本已臂上中箭，在试图跳窗逃跑时被乱枪击毙。那位多嘴的主妇成了唯一的倖存者，突击队“剥光了她的衣服，使她受了重伤，以为她已经死了，但后来她恢復过来”（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


    这么一耽搁，城内的西班牙人终于醒悟过来，他们得以带上武器弹药投入战斗。事后， 西班牙人承认，如果中国人直取马尼拉的话，就“意味着这个城市和军营的整个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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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内守军利用这极短的时间差，在城内道路上设立了伏击圈。突击队进城进入伏击圈后，被密集的子弹打死了80多人。此时，突击队离舰队距离过远，增援和补给都很困难，于是，庄公下令撤兵。 图4


    检点当日的战斗，林凤认为舰队的泊地太远，于是下令拔锚，开到离马尼拉仅2里格（约11公里）的甲米地(cavite，中国古称交逸)。


    西班牙人陷入了恐慌之中。此时，马尼拉的驻军只有数十人，防守工事也未齐备，并且缺少足够的重武器，只有几门大炮。总督拉维萨雷斯决定坚守，因为除了马尼拉之外，菲律宾别的地方也没有更为坚固的阵地，一旦放弃马尼拉，西班牙在东方的经营可能彻底失败。西班牙人连夜构筑了碉堡，而此时，从费尔南丁纳赶来的萨尔西多的54人，也终于到了。


    天亮后（12月1日），林凤发起了第二次攻击，600人冲进了城内，向集中在临时碉堡内的西班牙人发起了攻坚战。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林凤的部队伤亡200人，而碉堡中的西班牙人仅死了一名警察和一个老人。林凤无功而返。


    次日（12月2日），林凤没有进攻。他在舰队停靠的甲米地港，为手下的战死者举行了安葬仪式，然后，出乎西班牙人的预料，他率领舰队离开了马尼拉。没有人真正知道林凤为什么突然离开，他有足足4000名部下，超过西班牙人数十倍，而且无论从战斗经验、武器配备等，都毫不逊色。那位写下《中华大帝国史》的传教士门多萨认为，这是因为“机智的海盗林凤考虑到，继续攻击英勇的西班牙人，只有损失时间和人”。可是，世界上的攻坚战，怎么能不花费时间和牺牲战士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林凤对马尼拉并非势在必得，他所想得到的，只是一块能够安身立命的土地而已，不愿意为此付出过大的代价。


    然而，西班牙人却彻底被这支中国海盗吓坏了。一支小小的海盗如此彪悍，如果更多的中国人、甚至包括强大的明政府突然对这个群岛发生兴趣，太平洋上还能有西班牙的容身之地吗？一个随遇而安，一个却斗志昂扬，这决定了林凤在今后几个月内的遭遇，也决定了菲律宾华人在今后几个世纪的遭遇。


    血战玳瑁港


    被围困中的林凤，居然带领手下在据点内重新打造了30艘船，并且从据点的背后挖出了一条壕沟运河，成功逃脱。


    林凤的舰队沿着菲律宾海岸北上，到达了林加延湾(lingayan gulf)。此地有条大河，名为阿诺河（agno river），这个地区称为邦阿西楠（pangasinan river），中国人一直称之为玳瑁港。这里离马尼拉只有40里格（约220公里），等于在西班牙人的卧榻边上打鼾。


    林凤的舰队就在玳瑁港停留下来。在离河1里格（公里）的地方，林凤建起了一座城寨。根据西班牙人的记载，他此时自立为王，接受周围土着人的进贡，并宣称已经消灭了西班牙人。《潮州府志》记载道：“（林凤）航海抵吕宋国。至玳瑁港，筑修战舰，谋胁番人，復图内逞。” 图8


    林凤的声势，重新点燃了当地土着反西班牙的怒火，各地纷纷响应，攻击西班牙军队、教堂或定居点，菲律宾一时烽烟四起。林凤与当地的土着相处融洽，他们从当地人那里获得日用品，同时向当地人传授农耕技术和手工艺。西班牙人感慨：“由于海盗没有杀他们，普通老百姓并未逃避……他们支持他， 并为他提供服务，因此他获得很好的粮食、木材及其他必需品的供应”。


    林凤这种准备长期扎根的姿态，令西班牙人极为恐慌。他们立即开始谋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林凤进行闪电战，“即使不能完全消灭他，至少仍可以向他报仇雪恨”，让西班牙人赢回“当地居民的尊重，也促进与中国皇帝的友谊，因为这是在对付一个反叛他（中国皇帝）的人”。


    拉维萨雷斯总督开始调兵遣将。此时，在马尼拉战斗中立下功劳的萨尔西多，接替了战死的戈伊特出任西班牙驻菲部队的指挥官。他们从周边各个岛屿召集军队，并僱佣了“纹身人岛”（pintados）上的一些土着。这支西班牙人的突击部队，共有250名西班牙士兵、2500名土着（关于攻击的人数有不同说法，多的说有650名西班牙士兵和6000名土着，此处依据门多萨记载）。


    1575年3月23日，西班牙突击队离开了马尼拉。他们并无绝对的胜算，一则他们人数少，二则因土着人的反抗，西班牙人停在马尼拉港口的船只早已被焚毁，这也是林凤认为西班牙人已无威胁的主要原因。西班牙突击队从附近岛屿徵召了59艘小船，悄悄地向玳瑁港出发了。


    突击队到达林加延湾后，与另一些在附近调集的部队回合，3月30日，他们进入了阿诺河口。萨尔西多下令将小船串联起来，封堵了河口，随后，所有人带着4门大炮悄悄地登岸，向离河口还有数里地的林凤据点摸去。很难想像，林凤居然疏忽到没有在河口设置任何警戒哨。


    经过侦查之后，萨尔西多下令兵分两路，一路从陆地攻击，另一路从水路轻装前进，以便焚毁林凤的舰队。


    水上突击队发现了林凤的30艘船，正在据点外的河道上收集给养，西班牙人突然开火后，海盗们四散逃离。更上游一些，林凤的舰队都停泊在那里，只有少数人看守，看到西班牙人攻击过来，他们也随同前面的同伴逃跑，整支舰队都被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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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地上，西班牙人一阵勐攻，在外围据点打死了100多名“海盗”，俘获了70多名妇女（应该是林凤部队的家属）。水上突击队随即加入进来，但这时，栅栏突然着火，西班牙人根本无法攻入，而林凤的主力部队则牢牢据守着主据点。


    次日，西班牙人本计划排成方阵进行攻坚，但林凤据点不仅建筑坚固、防守严密，而且配备了3门大炮和很多小炮。相比之下，西班牙人的大炮口径太小，而且弹药也不够。萨尔西多放弃了强攻，事后证明这是十分明智的，否则仰攻据点的西班牙突击队完全可能被林凤彻底消灭。在歷史的关键点上，细节又一次决定了成败。


    萨尔西多决定，採取围而不打的办法，坐待林凤部队的粮草消耗殆尽，同时自己也可以及时补充给养。


    围困足足持续了4个多月，期间自然发生了不少激烈的战斗，但西班牙人转攻为困，占据了地形和补给上的优势，林凤被死死地困在了据点内，粮食日渐耗尽。


    但是，令西班牙人最后大为吃惊的是，被围困中的林凤，居然带领手下在据点内重新打造了30艘船，并且从据点的背后挖出了一条壕沟运河，直通阿诺河。1575年8月4日正午， 西班牙人惊诧莫名地看到，林凤的部众驾驶着30条船已经航行在阿诺河上了。


    急火攻心的萨尔西多赶紧调动部队，在林凤必经的河道上抛下障碍物，并在两岸设立火力点。林凤的舰队到达伏击圈后，在勐烈的枪林弹雨中，中国人居然不怕牺牲，硬是下水以人力清除了所有的障碍物，在西班牙人的惊愕之中扬帆驶出海口，回归大海。这条奇蹟般的逃生通道，如今也以“林凤运河”（limahong 插nnel）的名义，而成为风景秀丽的林加延湾的又一旅游胜地。


    中国贵宾


    追剿林凤至马尼拉的王望高，与西班牙人有了接触，这是西班牙殖民东扩以来，中西两国第一次官方交往。明朝同意给这个“助讨有功”的、被“佛郎机人”占领的吕宋重新纳贡的机会。


    就在林凤被围困在玳瑁港时，西班牙人接待了一名特殊的中国贵宾。他就是福建水师的把总王望高，西班牙史料中称为captain omoncon，这应该是闽粤地区方言发音的音译。


    王望高是受福建巡抚刘尧诲的派遣，率领两艘战船一路追踪林凤而来的。他与西班牙人的见面比较戏剧化。


    中西双方的史料上都没有记载王望高与西班牙人最早遭遇的确切日期，不过，从他在菲律宾盘桓数日后，总督在6月12日礼拜天专程为他到教堂祷告祈福并送行，可以推断，他与西班牙人的接触必定在6月上旬。此时，林凤正被西班牙人困在玳瑁港的据点内，悄悄地打造他的新船并开挖运河。


    王望高当时带了一艘船，在玳瑁港口外搜寻，遇上了西班牙的一条商船及随行护航的一艘军舰，双方都互相以为是遇上了海盗，进入了戒备。西班牙船上有位被称为“先生”的华商，与西班牙人十分熟悉，能说流利的西班牙语，他发现王望高的船比较高大，不像是海盗惯用的船，于是请求西班牙人先别开火，探听清楚对方身份再说。这位“先生”，经对比明朝官方的文件，刘尧诲在给中央张居正的报告中，多次提到王望高在吕宋得到“当地华人林必秀襄助，沟通其国主（总督）联手出兵”等，估计就是林必秀。


    经由“先生”的翻译，西班牙人惊喜地发现，这原来是中国大皇帝陛下派来剿灭海盗的官军，大队战船停泊在他处。王望高甚至还向他们出示了朝廷对海盗“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招降敕令。听说西班牙人已经将林凤困在阿诺河内，“王望高队长对这些消息十分高兴，再三表示满意，几次拥抱西班牙人”。


    王望高表示，要去拜访正在围困林凤的西班牙军队指挥官，于是，在“先生”的陪同下，王望高与萨尔西多见了面。萨尔西多说，林凤已经成为瓮中捉鳖，插翅难逃，很快就会被彻底解决，中国贵宾可以先到马尼拉参观旅游，拜访总督，坐等他将海盗献俘阙下。他还强调指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剿灭林凤海盗团体，就不需麻烦中国大皇帝的舰队了——从这点以及上年首次面对林凤的部众时他从大老远的费尔南丁纳据点主动驰援马尼拉来看，这位新提拔的指挥官萨尔西多的确是有着相当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敏感。


    王望高似乎没想很多。朝廷为了剿灭林凤，给前线将领们悬下了巨额赏金，看来这个头彩已经被他获得，现在又有西班牙人代为出力，他何必非要坚持动用自己的舰队呢？何况，朝廷从来就对这些化外之地没有任何领土企图。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萨尔西多的提议，在西班牙人及那位充当翻译的华商“先生”的陪伴下，前往马尼拉。


    在马尼拉，总督拉维萨雷斯热情地接待了王望高，并承诺击溃林凤集团后，所有俘虏或海盗的尸体，都将交由王望高带回。王望高立即投桃报李，表示说他很清楚之前西班牙派去中国要求传教和经商的一些使节，都被福建当局拒绝了，这次他愿意偕同西班牙使节一同回国，保证使节能受到优待。打开中国的大门，这是西班牙梦寐以求的战略布局，拉维萨雷斯大喜，立即开始组建由传教士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和哲罗尼莫·马林（jeronimo marin）率领的代表团。他还下令，全城为此举行庆贺晚会，同时飞书向西班牙国王报喜。总督同时还给王望高赠送了厚礼，“一条华贵的金鍊和一件深红色的华袍”，同时也给中国大皇帝及福建总督准备了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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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2日，总督率领全城西班牙人，在圣奥古斯丁教堂做了弥撒，为王望高及西班牙使团送行。王望高向总督表示，他将是西班牙人始终可靠的朋友，他会不惜牺牲自己来保护这个使团。


    代表团在波利瑙（buliano，中国古称麻笠佬）换上了王望高的大舰。代表团提出，出发前应该到玳瑁港向萨尔西多辞别，王望高同意他们前去。这不仅因为萨尔西多正围困着林凤，这直接关系到代表团使命的成败，而且，萨尔西多还是前任总督、菲律宾殖民地的开拓者黎牙实备的外甥，从小就跟着黎牙实备，在西班牙政界有丰富的资源。


    萨尔西多热情地招待了代表团，并将已经俘获的中国“海盗”们交给他们转交王望高，他给王望高、泉州长官及福建总督各写了一封信，告知他们林凤已经插翅难逃，无论死活都会在不久后向中国人报捷。同时，他也给王望高及中国官员们准备了丰厚的礼物，并给代表团赠送了粮食。萨尔西多还派了自己的一些士兵，随船前往中国採购些东西。代表团起航时，传教士、士兵和僕人的人数总共是20人。


    西班牙代表团于1575 年7月3日到达中左所（厦门），在中国一共两个月零九天，仅在省城福州就足足停留了47天。刚到厦门时，还发生了其他一支明军前来劫取西班牙人，以便邀功请赏的事件，双方武装对峙，差点发生内讧，令西班牙人吃惊不少。


    西班牙使团第一次受到了中国官方的热情接待，福建巡抚刘尧诲亲自宴请了他们, 称赞“慕义来王”并“贡献方物”。在刘尧诲写给中央的奏报中，王望高成为亲自指挥“夷兵”围攻林凤的英雄，“在望高指挥下大败贼众，焚其战船，凤等落荒而逃……”（《谕夷剿贼捷音疏》）在写给同僚的信中，刘尧诲则将打败林凤归功于领导们“帷幄之画”、“将校出力”和“岛夷效恭”。《潮中杂记》更是没忘记刘尧诲的功劳：“福建巡抚刘尧诲遣人，谕吕宋国主集番兵击之。”张居正对与西班牙人的军事合作非常赞赏：“近据闽广所报贼形，皆溃乱奔窜之状，凤贼似不在其中，毙于吕宋之说，恐不虚也。果尔，皆闽人之功。若非遣谍行间，彼番人安肯歼之乎？”将动员西班牙人对林凤作战，当做了自己“以夷制贼”战略的胜利，却并没意识到西班牙人自己的算盘。


    但是，西班牙人希望获得传教权和居留地（如同葡萄牙人的澳门）的两项使命，毫无进展。拉达记载道：“我们请求他（福建巡抚刘尧诲）允许和同意我们在他的国土居留，由他给我们指定地点，那我们可以学习中国语言、风俗和习惯。总督收下我们的陈情书，表示同意我们提出的一切请求，但他补充说他无权作出决定，他要把这事上报给北京宫廷的皇帝，让他的阁僚去审查，以决定如何处置这重大的事。……到打发我们走的时候，他（福建总督）为此先召开福建省首脑人物会议，他们决定叫我们返回马尼拉，因为我们不可能留在中国以待把这件事通报皇帝，在这次会上他们已向皇帝去函。他们以同样的理由回答我们从马尼拉携来的函件。”


    9 月14 日，西班牙人在隆重的欢送仪式后，满载礼物离开中左所（厦门）港口，启程返航，王望高随行，同时还派遣了8艘战舰护航。结果，在途中停泊plot岛时，他们从渔民的口中，得到了林凤从西班牙人的包围中成功逃脱，并且就在离此不到12里格（约70公里）的大官山岛（to操tican）上的消息。


    “他们对这消息都大为震惊，而尤其是王望高和‘先生’，他们对西班牙人说，海盗的逃跑太蹊跷了，不可能不被西班牙军队知道，一定是海盗送了厚礼贿赂战地指挥官，否则逃跑是不可能的。”王望高和“先生”对这一消息十分生气，“他们也害怕由此返回中国会遭到不测，至少要取消他们因此获得的老爷头衔”，所以，王望高决心主动出击，寻林凤开战。但是，负责护航的军官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自己的任务就是护送西班牙人回到菲律宾，而非打仗，而且船上只有水手，并无足够的士兵。


    众人便议决还是先到马尼拉，完成护送使命。因为风暴的阻隔，他们足足在海上花费了45天，才于10月28日回到了马尼拉。此时，总督拉维萨雷斯已经离任，有的中国学者认为他已经去世，其实不确，他是因为这位前赴中国的传教士拉达向西班牙国王的多次弹劾，指控他滥用权力并且过度盘剥当地民众。林凤突围后三周（8月25日），西班牙国王下令调回拉维萨雷斯，改派了弗朗西斯科·桑德（francisco de sande）。桑德的对华政策比较强硬，虽然照样热情地接待了王望高一行，却没有赠送任何礼物，加上王望高等也因为林凤逃脱之事心情败坏，双方之间的友好气氛便迅速褪色。


    根据门多萨的记载，王望高归心似箭，在整修好被暴风损坏的船只后，立即就启程回国了。但据香港学者陈学霖根据其他西班牙文献的考证，王望高在菲律宾停留了长达半年，到1576年5月4日才启程回国，期间在吕宋从事私人贸易、搜刮金银，并要挟菲律宾总督做伪证，出函证明林凤已死，以便其回国交差，给西班牙人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从福建巡抚刘尧诲给中央的奏摺也能看出，王望高于农历九月“回岷市（马尼拉）”，“悻悻然于翌年四月离境返华”，确在菲律宾停留了半年。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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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望高与西班牙人的接触，是中西两国第一次官方交往。明朝官方是如此记载这一事件的:“把总王望高等以吕宋夷兵败贼林凤于海，焚舟斩级。凤溃图遁，復斩多级。并吕宋所赍贡文方物以进……礼部议赏吕宋番夷例以闻，报可。”也就是，同意将这个已经被“佛郎机人”占领的吕宋当做朝贡国，授予他们纳贡的机会。（《明神宗实录》） “官军追海寇，至其国（吕宋）。国人助讨有功，復朝贡。”（《明会要》）


    但是，泉州当地的一位小官员、泉州府同知陆一凤却大不以为然，认为吕宋向来不在朝贡清单内，这点小功劳不值得赐给他们这个大的进贡资格：“吕宋迫逐林凤，有所俘获，上献，因请得入贡，比于暹、腊诸国。台下议，凤（陆一凤）曰：‘不闻职方氏有吕宋也，奈何以小夷效小顺，秽我大鸿胪典。’台曰：‘当如何？’曰：‘疆场之利，专之可也。以台劳，取羁糜而已。’诸与议者咸服。”


    而在《万历武功录》中，对西班牙“夷人”的“忠诚”大加赞赏：虽然吕宋国“非贡夷，乃击破林凤，壮矣哉。及贡奉方物，尤为至顺”。


    林凤逃出玳瑁港后，回到东南沿海，继续以台湾魍港（今嘉义）为据点，不断骚扰福建沿海，但在官军的打击下，一直无法恢復当年的实力。他只好带兵转而骚扰广东，广东的官员则提出建议，请求朝廷同意对林凤实行招安，遭到福建方面的坚决反对。福建方面认为，自己多年来辛苦剿匪，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广东却横插一槓，不仅前功尽弃，而且还从自己手里分去了招安的功劳。闽、粤两地早已因围剿“海盗”争功而不断摩擦，《万历武功录》中就曾分析，为什么林凤、林道干都无法被顺利镇压，其根源就在于“闽广争竞”，无法和衷共济。从张居正这一时期与闽广两地的通信看，协调两地的关系也是他的工作重点之一。


    经过中央的同意部署，加上林凤部众也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林凤手下马志善、李成等人，率1712人接受招安，被解散归还原籍。林凤自己只身逃离，据说到了南洋，但不知所终。据说，他的一些部众留在菲律宾，繁衍至今，在菲律宾，林凤的形象绝非盗贼，而是类似同时期的英国海盗英雄德雷克(francis drake)那样的豪侠。


    排华屠杀


    西班牙殖民者看到了中国政府对自己侨民的毫不关心，便把比他们更早来到菲律宾的华人，当做了下蛋的鸡。当需要贸易时，就让这只金鸡下蛋；当需要安全时，就立即宰了它。


    林凤开拓菲律宾殖民地的努力，虽然成为泡影，但他给西班牙人的心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将中国人作为最有力的竞争对手，防范中国人，便成了西班牙的菲律宾殖民政府的首要工作之一。


    但是，此时他们还需要中国的大量贸易及劳动力，在林凤战败之后的20年间，尤其在1585年和1590年，菲律宾殖民政府从广东、福建招募大批华工，“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髮长子孙焉” （《东西洋考》），到了17世纪初期，在菲律宾的华人至少超过了25000人，这令西班牙日益不安。


    万历三十一年(1603)，也就是林凤战败突围之后28年，一场灭顶之灾终于降临在了菲律宾华人头上。


    祸端还是开始于万历皇帝的贪婪。这位到处开矿、搜罗金银的皇帝，听信了阎应龙、张嶷的报告，说是“吕宋机易山素产金银，采之，岁可得金10 万两、银30 万两”，于是万历皇帝不听劝谏，派出“矿税使者”，带着勘探队来到吕宋。毫无疑问，这引起了西班牙人极大的疑惧，他们抓住了勘探人员，“欲杀之”，幸得“诸华人共解，乃获释归”。


    这一事件，触动了西班牙人敏感的神经，他们担心在菲律宾的数万华人，将成为响应中国军队入侵的内应。于是，他们开始了行动。


    第一步，是收去华人手中可做兵刃的铁器，办法很简单，殖民政府宣布将对外征讨，高价收购铁器，“华人贪利尽鬻之，于是家无寸铁”。


    第二步，“酋（西班牙人）乃下令录华人姓名，分三百人为一院，入即歼之”。这300人一批的分批屠杀，完全类似日后纳粹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及苏联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惨案”。


    惊醒了的华人“群走菜园”，奋起反抗，但是，手无寸铁，又没经过战斗训练，死伤惨重，便躲入了大仑山，与西班牙军队打起了游击战，“众殊死斗，蛮兵少挫”。


    当时的总督阿古纳pedro bravo de acu?a向西班牙国王报告说：“中国人推有一个信教的商人任领袖，在对岸集合有一万至一万二千人，但还留有许多人在原中国区防守。”“他们在烧了几间房屋之后，进入上尉马奎纳的果园，杀死其夫妇，四个小孩和四个僕人。”


    西班牙人手腕相当灵活，“酋旋悔，遣使议和”，但是，华人们“疑其伪，扑杀之”。西班牙人大怒，收兵回城，却设伏城旁。华人“飢甚，悉下山攻城。伏发，众大败，先后死者二万五千人”。


    为避免激怒中国政府，引来战争，总督下令将所有掠夺来的华人资产，“悉封识贮库”，致信福建巡抚徐学聚，说：“华人将谋乱，不得已先之，请令死者家属往取其孥与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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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一惨剧，万历皇帝得悉消息后“惊悼”，立即逮捕首倡到吕宋淘金的阎应龙、张嶷，万历皇帝说：“嶷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


    徐学聚于是发文给菲律宾总督，指责他们“擅杀”，“令送死者妻子归”，但毫无结果，最后不了了之。


    消除了华人隐患后，菲律宾殖民政府再度接纳华商，“华人復稍稍往，而蛮人利中国互市，亦不拒，久之復成聚”。（本节内容均根据《明史·吕宋传》）


    从1603年的大屠杀中，西班牙殖民者看到了中国政府对自己侨民的毫不关心，比他们更早来到菲律宾的华人，便被当作了下蛋的鸡。当需要贸易时，就让这只金鸡下蛋；当需要安全时，就立即宰了它。同样的大悲剧在36年后（崇祯十二年，1639 年)再度发生，菲律宾华人被屠杀多达22000 人之众。康熙元年(1622 年)，郑成功收復台湾，菲律宾华人再度被屠杀，西班牙人甚至动用了大炮轰击华人居住区，死者多达5000人，大大激怒了郑成功，准备出兵菲律宾报仇雪恨。


    无处为家


    侨，无非过客而已，除了在小小的新加坡外，以南洋幅员之辽阔、以华人开拓之日久，华人在此却居然无处为家。


    林凤时代，正是大航海的时代，也是殖民地拓展的时代。在这跑马圈地的竞赛中，凭藉数百年来积累下来的航海技术、海商网络及毫不逊色的军事能力，中国人本可以超越、或至少同步于西欧的海洋国家，而获得在海洋上更大的空间。


    不同于后世，林凤在面对西班牙人时，毫不卑怯，而是分庭抗礼。假使他一往无前地攻击下去，马尼拉必能得手，西班牙人将被赶下菲律宾的海滩。但是，往后呢？西班牙必然会举国来犯，以维持这东进的前进基地，而林凤不仅缺少后援，甚至还得时时小心背后的伟大祖国对他赶尽杀绝。林凤兵败菲律宾，明朝政府虽未参战，却等同参战，因为它在心理上极大地牵制了林凤的斗志、决策乃至兵力，而成为西班牙军队的盟军。


    林凤事件激起了西班牙人对华人的恐惧，在吕宋经营了数百年的华人，最终失去了这个家园，至今仍然只能作为“华侨”——侨，无非过客而已，除了在小小的新加坡外，以南洋幅员之辽阔、以华人开拓之日久，华人在此却居然无处为家。西班牙人所创造的对华政策，世代相传，至今犹然。平时充当母鸡、非常时充当替罪羊，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就成为南洋华人的宿命定位。 图6


    就在大明政府为西班牙“夷人”“心向王化”、助剿海盗而高兴时，遥远的英国却开始为海盗们颁发许可证，鼓励他们对外扩张、对外掠夺。这些人在被称为“私掠者”(privateer)之前，海盗(pirate)依然是他们的称唿，只是毫无贬义。1581年，林凤战败后的第六年，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就授予着名的海盗德雷克以爵士爵位，以表彰他以海盗的方式为国家获取的无数财富及对敌人西班牙的消耗。


    又过了7年（1588），这位海盗爵士率领他的海盗舰队，配合英国皇家海军，消灭了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大舰队，奠定了此后数百年大英帝国的不朽基业。此时，林凤早已不知下落，他的“海盗”舰队灰飞烟灭，牢牢地掌握着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则正在筹划着名何时可以宰杀那些下金蛋的中国母鸡。


    那位随王望高到访福建的西班牙传教士拉达，清醒地看到：中国政府最为担心的，是海盗们与西班牙人联手。大明政府、“海盗”、西班牙人，很像是一轮新的三国演义，在大明政府这个“刘备”看来，西班牙人是可以联合的“孙权”，而林凤等则是必须剿除的“曹操”；西班牙这种“外夷”只是疥癣之疾，而林凤这种“内贼”则是心腹之患。


    与欧洲“海盗”们相比，林凤、林道干等made in china的“海盗”实在是太惨了：


    人家是“国家海盗”，而我们则是“私人海盗”；


    人家是图发展，我们是求生存；


    人家抢掠是合法的，即使他的旗帜上画着代表死亡的骷髅，我们的求生都是非法的，尽管我们的旗帜上画着代表祈福的妈祖；


    人家背后有祖国可以依靠，或许不够强大，但足够温暖，我们却是天朝弃民，祖国越强大，清理门户的能力就越大，虽远必诛……


    第五章 飞龙在天


    官盗一家镇大洋


    公元1633年10月22日，大明崇祯六年九月二十。


    隆隆的炮声划破了金门的清晨。


    这是这个岛屿有史以来所见过的最为勐烈的炮火。正在厮杀的60艘大型军舰和近200艘小船，将料罗湾的海面变成了一片火海。


    防守的一方，主力是9艘西洋式战舰，悬挂着红、白、蓝三色旗。这是荷兰王国刚刚改用的新国旗，之前的橙、白、浅蓝三色旗，因都是浅色，不易识别，而刚刚废止。在这国旗的中间，画着voc三个字母，这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pagnie）的简写。除了西洋式主力战舰外，这一方还有50多艘中国式帆船，这种船被称为“戎克船”(junk)，据说是“船”字的闽南口音（jong）辗转传到西方而得，船上悬挂的却是色彩鲜艷的妈祖旗，这是闽粤一带海盗们的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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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攻的一方，主力战舰则是清一色的“戎克船”，足有50艘之多，船上飘扬着巨大的纛旗，大书大明帝国的国号。这50艘主力战舰之外，是将近100条小船，满载着硫磺硝石和稻草等物，居然全是火船。


    这就是郑芝龙率领的大明帝国海军。


    帝国海军分为二队，包抄了湾内荷兰人与海盗的混合舰队。帝国海军的主力舰两舷，装备着崭新的英吉利进口大炮，这都是舰队指挥官、五虎游击郑芝龙自费添置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火力上，帝国海军都占据了绝对上风。100多艘火船则冒着炮火，顺风飞桨，靠上敌方战船，搭钩放火。


    不一会儿，荷舰brouner射aven号起火焚毁，slooterdijck号被俘获，其余荷舰均遭受重创。那些中国海盗船，则已经全部成为熊熊的火炬。荷军司令、派驻福尔摩沙长官（台湾总督）普特曼斯（hans putmans）无奈，下令能动的战舰立即撤退。


    此次战役，史称“金门料罗湾海战”。这一战，是荷兰人东来后的第一大挫折，也奠定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称雄大洋的基础。


    入伙下海


    年轻的郑芝龙来到日本，投奔大海商兼大海盗李旦。不久，郑芝龙娶了当地女子田川氏为妻，田川氏为郑芝龙生下一子，取名福松,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郑成功。


    郑芝龙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作为17世纪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少数中国人之一，他的小名“一官”（iquan，或quon、iquon、iquam、equan），频繁地出现在欧洲文献中。


    郑芝龙出生于1604 年，但史学界对此还有相当争论。因为，一般认定他在大约17-18 岁时开始经商，而在1620年就在台湾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很难想像，一个年仅18岁的青年，刚刚出道，就具备了如此大的影响力。史学家至今未能确切考订出他的出生年份，这造成有关郑芝龙的不少史实在时间上总是有冲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出生年份应该早于1604年。


    郑芝龙年少时为人豪放，“性情逸盪，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以勇力闻名乡里。而且，他还是个帅哥，清人张遴白在《难游录》中说他“少年姣好”。


    郑家远祖相传在河南荥阳，后来南迁，子孙分布福建漳州、泉州和广东潮州一带定居下来。其中一支在泉州南安县石井乡定居，并发展成为一个大家族。


    郑芝龙的父亲郑象庭（号绍祖），是位读书人，却一辈子也没考中秀才，就在泉州知府蔡善继手下当了名库吏，勉强度日，并不宽裕。郑芝龙是家中老大，其下还有3位弟弟：郑芝虎、郑芝凤（郑鸿逵）、郑芝豹。


    17岁左右，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这段时间里，郑芝龙不仅见了世面，而且学会了葡萄牙、荷兰等语言，还接受了天主教洗礼，教名叫做尼古拉斯·加斯巴德（nichs gaspard）。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也兼职做翻译，赚钱餬口。


    不久，舅舅黄程有批货需搭乘大海商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便派郑芝龙押送，这令郑芝龙有机会结识了李旦。


    李旦也是泉州人，是当时着名的海商，拥有自己的武装船队，因此也被明政府称为海盗。日本争贡事件（参阅本书第二章）之后，中日官方贸易中断，走私成为主旋律。而新兴的马尼拉，因此崛起，成为闽粤海商最爱前往的贸易中心。李旦本在菲律宾经商，但西班牙人开始对华人进行第一次大屠杀后（参阅本书第四章），李旦也被迫于1609年离开马尼拉，定居到日本的平户。随后，他以日本为基地，建立了自己的商业王国，与荷兰和英国进行贸易，被西洋人称为“captain china”（中国船长）。


    刚到日本时，郑芝龙“为人缝纫以餬口“（《广阳杂记》），也有人说他“卖履为生”（《华夷变态》）。但他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商集团。据说，这期间“少年姣好”的郑芝龙成为海商李旦的同性恋情人，“以龙阳事之”（《难游录》）。“龙阳”是战国时魏王的男宠，“龙阳之癖”成了中国古代同性恋的代名词。


    郑芝龙还结识了李旦的助手颜思齐，这两人都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于后世史学界来说，颜思齐一直是个神秘人物，因为有关他的资料太少了，以至于很长时间人们都以为这无非是李旦的一个化名而已。有关他的记载，在崇祯八年（1635）卢化鰲所着《太史李公居乡颂德碑记》中提到：“自天启壬戌以后，红夷与海寇颜思齐交讧……”清朝汪楫的《崇祯长编》也说：“海寇郑芝龙先从海贼颜枢泉；枢泉死，遂有其众。” “枢泉”是颜思齐的字。


    颜思齐是漳州海澄人，西方称之为“pedro china”（中国的彼得）。颜思齐武功高强，据说早年因受官家欺负，愤而杀人，逃往日本，下海为盗，号称日本甲螺（海盗头目）。颜思齐与福建同乡杨天生等，总共28人结义，郑芝龙是其中的小兄弟。这28兄弟甚至策划推翻日本的德川幕府，事败后潜逃到台湾。


    但这种故事，并不见于史料，而是明清小说家言，只能姑妄听之。可以基本确定的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分析，颜思齐确有其人，是李旦的重要助手，负责李旦集团的军事行动及在台湾的经营活动。颜思齐曾率领3000多漳州、泉州的贫民，到台湾的魍港（嘉义）拓殖，这是继林道干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开发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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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年轻的郑芝龙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关于田川氏的出身，至今仍是个谜。有的资料说她是日本长崎王族的女儿，有的说是日本肥前平户士人田川氏之女，也有的说是归化日籍的泉州治匠翁翌皇从日本人田川氏领来的养女。总之，她被称为田川氏，有时也被称为翁氏。1624年，田川氏为郑芝龙生下一子，取名福松,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郑成功。因为母系的日本血统，郑成功在日本至今仍被看作民族英雄。


    崭露头角


    在收復澎湖的保卫战背后，多方利益角逐，年轻的郑芝龙为李旦担任翻译，周旋于明政府和荷兰人之间，逐渐地成为集团内部引人注目的新星。


    郑芝龙入伙不久，就遇到了一次展现他语言才华的机会：李旦捲入了明政府收復澎湖的战斗，而郑芝龙则成为这次军事和外交冲突中的翻译官。


    1579年，荷兰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紧紧依靠英国，两国在1619年订立了军事同盟，联手争夺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在远东，英、荷两国先后在1600年和1602年组建各自的东印度公司，积极拓张。1622年，双方组成联合舰队，荷兰海军军官雷尔生(cornelis reyrsz)率领荷舰12艘、英舰4艘，共1024人，远征东方。6月份，英荷联军与澳门的葡萄牙守军爆发激战，结果，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英荷联军却在水陆两战中均大败。陆战中，联军阵亡136人，受伤126人，被俘40人；而海战中，1艘荷兰军舰被澳门炮台击沉。英国人认为如此奇耻大辱，都是因为荷方泄漏军情，愤怒之下，英军将自己的4艘军舰撤离。


    澳门之战虽败，但英荷两国依然在别的地方合作，以“海盗”式的作战方式，到处袭击葡、西两国的殖民据点和海上航线，除了葡、西两国商船被攻击外，前往菲律宾的中国商船也遭袭击，船上货物均被英荷舰队转卖去日本，作为战利品。不久，葡萄牙手上只剩下澳门、西班牙手上则只剩下马尼拉。


    雷尔生率荷兰舰队在澳门战败后，听从副将高文律(kobenloet)的建议，于1622年7月11日占据了不设防的澎湖群岛，干脆当起了穿制服的海盗，在附近各岛上烧杀掳掠，抓了4000多名中国人及600多艘船只，强迫他们在澎湖岛上构筑红木埕要塞，并在金龟头、莳裹、白砂、渔翁、八罩等岛上兴建要塞，准备长期固守。4000多名中国人，在艰苦的工役中，死亡1300多人，剩下的全被荷兰人贩卖为奴。


    福建巡抚商周祚，要求荷兰人立即撤出澎湖，被置之不理。商周祚调任北京后，继任巡抚南居益决心武力驱除荷兰人，而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福建总兵俞咨皋就承担了前敌指挥的重担。


    他们决定对抗荷兰人的，还是“祖宗成法”——海禁。海禁自1623年9月开始，4个月多后，俞咨皋在1624年的正月初二率兵攻击澎湖，先后调集了上万的军队登陆，步步紧逼，但荷兰人却坚守住了要塞，双方进入了僵持状态。


    战争持续了半年多，除了交战双方之外，在这一地区有着巨大商业利益的李旦，也损失惨重。他开始了穿梭外交，在明政府和荷兰人之间进行斡旋，而年轻的郑芝龙便以助手和翻译的身份，参与了这次谈判。这应该是郑芝龙第一次亲歷如此复杂的多边利益整合。


    谈判的结果是，如果荷兰人能够撤离并拆除要塞，明政府将不干涉他们占领“大员”（台南，后来泛指台湾），同时默许荷兰商船到福建贸易。


    占领台湾，这是荷兰人朝思暮想的利益。他们立即自行拆毁了澎湖城塞和炮台，在1624年8月26日，登陆鹿耳门，在台南的安平（今安平古堡，郑芝龙在福建晋江的据点也称安平，易混淆）建立了据点，开始了在台湾长达38年的盘踞。而李旦也因此成为荷兰人比较信任的贸易伙伴。崭露头角的郑芝龙在李旦、颜思齐集团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相继去世。史书并未记录他们的死因，从当时复杂的海上局势来看，不能排除被其他利益集团暗杀或者内部发生火併的可能。毕竟，同一个集团内的老大和老二同时病逝，这一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并不可靠的野史说，李旦和颜思齐在日本试图举兵，推翻德川幕府，结果失败，颜思齐逃往台湾。如果此说成立，李旦和颜思齐完全可能在这场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受伤，而导致双双死亡。但是，小说家言毕竟不可靠。


    颜思齐其实早在荷兰人之前就奉李旦之命，在台湾进行拓殖，建立基地。台湾卓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出产，一直以来海商和海盗们都试图在此建立基地，但是，当地土着十分彪悍，甚至有着猎人头的传统，因此，王直、林道干、林凤等人，最后都没有能坚持下去。


    李旦撤离马尼拉之后，定居日本，扼守在商道航线上的台湾，就显得更为重要。台湾学者们多方考证，认为颜思齐奉命入台的时间，应该在1603年沈有容破“东番”（倭寇的另一称唿）之后及1624年荷兰人入台之前。在荷兰人到达时，颜思齐的台湾基地已经经营得相当有规模了。


    迅速崛起


    郑芝龙接替了颜思齐的地位后，其行为却完全有别于别的海盗，“所到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一时声望大着，人心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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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战后，郑芝龙也开始在台湾居住，这完全可能是由李旦派到颜思齐这里，一是帮助工作，毕竟他与荷兰人之间没有语言障碍；二也是加强监督，防止颜思齐尾大不掉。此时，李旦集团形成了三个分支，日本大本营是李旦本人，台湾则是颜思齐，而在福建，则是许心素。


    许心素是李旦的把兄弟，常年在大陆帮助李旦组织货源等。澎湖之战时，明政府为了获得李旦比较可靠的支持，实际上已经将许心素扣押为人质。李旦成功地说服荷兰人撤离澎湖后，许心素与荷兰人的关系也变得十分密切，成为荷兰人派驻大陆的贸易代表。在他的协助下，台湾的荷兰人能够从中国方面获得不少丝织品以及其他货物，每年通过许心素购买生丝的白银，就多达3-4万两银。


    1625年李旦去世后，其在日本的经营由其子李国助、欧华宇等人经营，但不久，颜思齐在台湾去世，集团内部的平衡失控了。首先是在台湾的众人发生了权力争夺，郑芝龙以绝对优势成了颜思齐的接班人，但他与许心素的矛盾随即加深。


    李旦去世后，原先受他控制的小股海盗们，纷纷获得了自由，海上航行安全重新失控。连许心素都要敦请荷兰人帮助他肃清海盗，但成效甚微，许心素不得不向海盗们缴纳“买渡费”。而同时，虽然明政府在要求荷兰人撤离澎湖时，同意他们与福建的贸易，但是，并没有取消海禁令，从法律上讲，与荷兰人的任何贸易，依然是走私行为。荷兰的商船，根本无法进入港口，而只能在港外进行私下的交易，这令荷兰人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帮助荷兰人走私的许心素，也麻烦不断，经常要受到官方的各种敲诈和罚款。


    无奈之下，许心素决定打入公务员队伍，弄顶红帽子给自己做掩护，同时，以官方的名义对海盗们进行招安。他花费了2万两疏通了总兵俞咨皋，俞总兵出面安排，终于在1626年为许心素争取到了水师把总的职位，负责招安和管理海盗们。


    招安之后，许心素成了台湾海峡上唯一的“官商”，而且得到明政府和荷兰人的双重认可，他几乎垄断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全部生意。这也引起了荷兰人的不满。许心素运到台湾的生丝，要价高达143两每担。荷兰人试图私下到漳州城内收购，但毫无成效。荷兰人又开出150两每担的高价，试图吸引其他走私客，也无人响应。许心素横跨黑白两道，成了海上一霸。


    郑芝龙接替了颜思齐的位置后，开始大举拓展。1626年农历三月，福建在遭受了上一年的旱灾之后，又遭到暴雨洪灾，“乡村草根树皮食尽。而揭竿为盗者，十室而五，不胜诘也”（《靖海纪略》）。郑芝龙“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但令报水，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郑芝龙这种“假仁假义”，在官方看来，完全有别于别的海盗，“其行事更为可虑耳”（《靖海纪略》）。


    一个月后，许心素与福建总兵俞咨皋配合，招安郑芝龙手下的杨六（杨禄）、杨七（杨策）兄弟，这两兄弟刚拿了郑芝龙的经费，而且也知道郑芝龙想被一併招安，却在关键时刻出卖了郑芝龙，“招抚之时，则撇出芝龙”（《靖海纪略》），这导致次年郑芝龙兴兵问罪。后来杨六再度流窜于海上，崇祯二年（1629），为郑芝龙所杀。


    至此，郑芝龙在与官军的作战中不断得胜，被他称为“膏粱纨绔，徒读父书”的俞咨皋果然无能，节节败退。1627年10月，双方在将军澳大战，官军大败，郑芝龙再度挺进中左所（厦门），厦门人“开门求不杀，遂入据之，芝龙约束麾下，竟不侵扰”（道光《厦门志·纪兵》）。


    此战，郑芝龙不仅获得了厦门作为陆上基地，并且捕杀了许心素，因此奠定了其海洋霸主的地位。此后，他就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与荷兰人占领的台南安平同名，容易混淆）建立了大本营，将小小的安平建设成了东亚最为繁华和富庶的城市。


    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gerrit fredericqs de witt）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几乎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海，将所有海岸的戎克船破坏烧毁殆尽，更在陆地大肆掠夺暴行。他们已壮大到拥有四百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一官（即郑芝龙），曾在大员商馆担任公司之通译，后不告而别，前去投靠海盗，转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地步，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加以驱除……海贼一官（郑芝龙）长期与我等维持良好之关系，对我等相当有信用，谁知却有前述不意之后果。”


    接受招安


    除了内部的官吏腐败、朋党林立之外，大明政府还得面对外部的“三座大山”：北有努尔哈赤崛起，中有李自成、张献忠暴动，南有郑芝龙等侵扰，更有荷兰人等守在国门边上虎视眈眈。因此，崇祯皇帝决心招安郑芝龙。


    正当郑芝龙在东海之上大展宏图之时，北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627年8月，天启皇帝病死，因没有子嗣，传位给其弟朱由检，这就是崇祯皇帝。崇祯皇帝一即位，就大力打击魏忠贤的“阉党”，励精图治，大振朝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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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皇帝所接手的，是一个风雨飘零的王朝，除了内部的官吏腐败、朋党林立之外，外部还有“三座大山”：北有努尔哈赤崛起，中有李自成、张献忠暴动，南有郑芝龙等侵扰，更有荷兰人等守在国门边上虎视眈眈。显然，以当时的国力，绝难数面迎敌。


    崇祯皇帝决心招安郑芝龙。郑芝龙之前曾主动求抚，却险些被官方暗算。此次，朝廷是下了决心的，崇祯下令兵部和福建巡抚熊文灿办理此事。熊文灿随即释放了狱中的金门游击卢毓英，卢毓英是因在作战中被郑芝龙俘获而又放还为其求抚，被俞咨皋下狱。朝廷如今变了思路，俞咨皋自己因兵败问责而入狱，卢毓英就成了与郑芝龙接头的最佳人选。


    郑芝龙此时，也苦于两线作战。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为了争夺海上控制权，都在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尚有多股海上武装势力并不听从其调遣，还需牵扯大量资源进行海上统一战争，建立其霸主地位，因此，他也希望能将对抗政府军的兵力抽调出来，转而面向海上扩张。赶巧的是，这年福建南部遭遇大旱，饥民遍野，占据着厦门的郑芝龙承担起了政府的职责，开仓赈灾之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对郑芝龙的战略布局十分关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提供“三金一牛”的优惠条件，即每人给银3两，3人给牛1头。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至少不能再度开战。而饥民移居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及东南沿海的压力，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


    各有所需的双方，一拍即合。1628年，郑芝龙接受招安，“授游击、寻迁副将”（《厦门志》），官职其实并不高，但郑芝龙需要的并不是这个。变身为官军的郑芝龙，立即腾出手来，大举攻击昔日的海上同行们，先后歼灭了李魁奇、杨禄杨策兄弟、诸采老、钟斌等团伙, 部队扩展到了3万余人、战船千余艘，海上只有刘香集团与荷兰人联手，才能勉强与郑芝龙抗衡。


    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在拓展地盘的同时，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5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5支船队，航行到东西各洋。他同时开始颁布“令旗”，实际上就是海上的“保险单”，缴纳了保护费的船上可以挂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以后达到了每年400万两黄金的惊人规模。


    对于郑芝龙日渐上升的势力，荷兰人如鲠在喉。此时，郑芝龙早已是荷兰人的最大贸易伙伴，但明政府并未取消海禁，相反却在1630年重申了海禁，闽台贸易的执照仅发放了6张，福建商船到台湾依然很少，难以满足荷兰人的需求，另一方面，郑芝龙垄断了对台湾的贸易，控制了定价权，也令荷兰人十分不满。


    荷兰驻台湾总督普特曼斯认为，占领台湾的目的，就是以此作为对华贸易的中转站，并控制中国与西方贸易的海上咽喉，因此，必须先消灭郑芝龙的势力，然后再攻击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方的势力，才能获得这种战略地位。


    在多方考虑后， 1633年4月30日，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决心对郑芝龙、对中国以武力进行胁迫，而方式就是海盗式的武装劫掠，“对中国福建沿海进行掠劫活动逼使中国政府答应其贸易需求，并在掠劫途中尽量降低中国人民伤亡”（《热兰遮城日志》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ndia）。荷兰人对于这一战，十分重视，派出了足足11艘大型战舰，另加一艘旗舰及一艘戎克船，统一由普特曼斯指挥。


    刚与海盗刘香作战完毕、正在厦门养精蓄锐的郑芝龙，刚同意将协助荷兰人获得闽台的自由贸易权，因此并不防备荷兰人此时的突然攻击，他的主力舰队都还在船坞中整修。


    郑芝龙遭遇了猝不及防的“七七事变”。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南澳岛，揭开了战争的序幕。


    金门炮战


    大航海和大殖民时代，东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洋战争爆发。在郑芝龙的优势舰队面前，荷兰人被打得落荒而逃，“不敢窥内地者数年”。


    占领南澳岛后，荷兰人立即兵分三路前往“好望角”（福建汕头湾南边的半岛）、钟湾、冬山劫掠。7月11日，前往钟湾的wieringer号，与26艘明军战舰接触，双方第一次交火。


    7月12日，荷兰人偷袭厦门港，击沉郑芝龙大型战船约30艘，小型战船约20艘。


    显然被打懵了的郑芝龙，在两天后（7月14日）派出使者，要求荷兰人解释不宣而战的原因，并释放被扣押的中国商人。荷兰人置之不理，同时开始在附近岛屿强行收取“买路钱”：必须每周提供25只猪、100只鸡、25头牛。


    7月18日，荷兰舰队封锁金门沿海、漳州河和金门烈屿方面的航道。


    郑芝龙这次似乎并没有奋起一战，7月24日，他又派遣使者，希望停战，并表示愿意立即与台湾进行贸易。他的求和再度被荷兰人回绝。


    荷兰人在7月27日找到郑芝龙的对头刘香、李国助（李旦儿子）等，以台湾、巴达维亚及其他要塞的自由贸易为代价，换取了海盗们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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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后（7月29日），尚未正式得到中国海盗支持的荷兰人，就直接将宣战书送交明政府，提出只有满足他们的下列要求，才能停战：在漳州河、安海、大员、巴达维亚之间自由贸易；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至中国沿海城市收购商品；在福建沿海自由停泊；不准任何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荷兰人在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法律权利。


    大航海和大殖民时代，东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即将爆发，双方都开始动员更多的力量。荷兰人不断从台湾抽调战舰前往厦门沿海，而郑芝龙则发出了“江湖追杀令”，在政府的标准军饷之外，自费给每位士兵2两银子的军饷，如果战事延长，另再发5两；而放火船如能烧毁敌船，奖励200两，每艘放火船上有16人，人均12两；另悬赏荷兰人的首级，一个红毛人头奖励50两。


    8月和9月，双方爆发了多次中小规模的战斗，互有胜负。但荷兰人此前的攻势受到了郑芝龙的阻滞，台湾总督普特曼斯告诉刘香：“一官（郑芝龙）屡屡用放火船及兵船企图于漳州河压倒我们，我们不时受到损害及耻辱而不得不逃走 ”8月底，刘香、李国助正式与荷兰方面联手。


    9月16日，福建巡抚邹维琏亲自挂帅，五虎游击郑芝龙担任前锋，开始筹划反击。在战舰标准配置之外，郑芝龙自费购买了英国产的新式大炮，安装在每一艘主力战船上。同日，荷兰舰队并刘香的海盗舰队，开始在金门料罗湾集结。


    1个月后，明军主力也集结完毕，150多艘战舰组成了有史以来中国最为庞大的作战舰队，随即在10月22日爆发料罗湾大海战，荷兰人与海盗的联军大败而逃。


    此战，根据福建巡抚邹维琏《奉剿红夷报捷疏》，郑芝龙击沉了荷兰人的5艘战舰，俘获1艘。而根据荷方的各种记载，荷兰舰队“在颱风和战斗中丧失了4条军舰，还有3艘不知去向”，实际上是郑芝龙各烧毁和俘获了1艘荷兰军舰（brouner射aven号和slooterdijck号），其余荷兰军舰均冲出重围，其他的损失都是日后因颱风等自然灾害造成，并非战斗损失。正因荷兰人保持了相当的实力，郑芝龙才选择了与他们再度谈判，也为日后郑成功收復台湾埋下了伏笔，否则，荷兰人如果在料罗湾海战中彻底失败的话，他们将难以坚守台湾据点。


    金门料罗湾海战，郑芝龙给信奉弱肉强食的荷兰人上了一课，“崇祯中，(荷夷)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明史》）。郑芝龙被官方称为“海疆长城”，并提拔为南澳镇副总兵。这是明代200年来政府第一次真心地与“海盗”合作并且相濡以沫。


    而荷兰人在次年的总结中说：“我们去年发动的战争结果足以证明，自由无限制的中国贸易凭武力和强暴是无法获得的，大员（台湾）长官和评议会已深深意识到这点，为促进事务的进展，长官先生已将21名囚犯释放，并派重要商人hambuan送往中国，无疑会受到巡抚和其他中国大官的召见。”（《荷兰人在福尔摩莎》）普特曼斯因战败而辞职。


    郑芝龙与荷兰人达成了协议，荷兰人赔偿战争损失，并保证不再骚扰大陆沿海，并放弃对刘香集团的支持，郑芝龙也代表官方同意取消海禁，让更多的福建商人前往台湾贸易。这一协议，双方是互惠的，但相比而言，郑芝龙所得更多：荷兰人放弃了敌对态度后，中国前往马尼拉的贸易航线开通，想获得更好收益的闽粤两地海商，不需要经过荷兰人的中转或阻挠，而直抵马尼拉，当然，贸易量放大后，也有更多的货物流入了台湾，让荷兰人有了可炊之米。


    失去了荷兰人支持的刘香集团，迅速被郑芝龙的优势兵力扑灭，至此，郑芝龙彻底扫清了东西两洋的航道，通商范围遍及东南亚。至1635年日本实行锁国，郑芝龙已经是海上霸主，日本市场的关闭对他毫无影响。此时的西太平洋上，“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 “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年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明季北略》）“各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的管理。


    郑芝龙麾下的军队也超过20万人，不仅有汉人，而且还有日本、朝鲜人甚至非洲黑人在他军中扛枪吃粮，他的船队规模超过3000艘，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上力量，台湾海峡完全成为郑芝龙的内海。


    更为重要的是，郑芝龙在1630年、也就是他接受招安后不久，就从日本接回了6周岁的儿子郑成功，年幼的郑成功开始在名师的督导下，认真学习中国文化。父亲缔造的这一海洋帝国，即将在他的手上继续发扬光大。


    郑芝龙称雄大洋，是中国人继郑和之后，第一次重新夺回了海洋的发言权。不同的是，郑和下西洋，是在完全有能力的情况下，去收缩乃至阉割海上的扩张，而郑芝龙则是积极地向海洋拓展。


    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政府与海盗的真心合作，崇祯皇帝获得了一个安宁、富庶的东南海疆，不仅不需要再牵扯国家的财力和人力，而且为中央提供了比较稳定的财政支持，得以全力对抗努尔哈赤和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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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合作的意义，与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的合作完全一样，有效地整合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已经与大海隔绝太久的黄土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丝蓝色的希望。


    第七章 亮剑越战


    海上民兵撼西山


    大清海盗在越南找到了广阔的舞台，成为越南西山政权的海军。南抗法国，北图中原，在震撼了东南亚的同时，也震撼了干隆皇帝的宝座


    大清干隆53年（公元1788年）深秋，中越边境，镇南关。


    旌旗猎猎、画角阵阵，在两广总督孙士毅率领下，铠甲鲜明的清军大队浩荡南下，挥军安南（越南）。


    作为宗主国的大清，应藩属国安南流亡国王、黎朝末代皇帝愍帝黎维祁之请，前往镇压“反叛”，期望恢復被西山军推翻的黎氏政权。干隆皇帝在圣旨中强调了本次军事行动的“主旋律”：“义莫大于治乱持危，道莫隆于兴灭继绝”。


    与此同时，更早前被西山军赶下了大海的南方另一割据势力阮王阮福映，也在泰国人和法国人的共同武装下，捲土重来，逐鹿故土。


    狭小的越南半岛上，“三国演义”从本土版升级为国际版。新生的西山政权南北受敌，危急之下，他们的一项战略部署将名不见经传的大清海盗们推上了歷史的第一线：


    西山军中一名华人军官陈添保(ch en t ien-pao)被火线提干，册封为“总兵保德侯”，任务是迅速招募中国海盗，组建海军。


    在海盗们久已习惯了的黑暗海洋之中，越南的灯塔突然照亮了他们的前景。中国海盗们越过大洋，迅速向越南集结，并最后形成了一支拥有数百多艘战船、5-7万人的强大舰队。


    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中南半岛，大清海盗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登上了国际大舞台。


    安南不安


    作为越南版的“李世民”，又戴上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阮文惠自然要发动一场越南版的玄武门兵变，自己来坐一坐龙椅。


    两百多年来，这块名叫“安南”的土地，从来就没有安宁过，而是一刻都不消停地轮番上演着朝代更替的游戏：权臣们在不断地推翻自己的主子，另立王朝，而后又被自己的权臣所推翻，完全地现世现报。其情形，十分类似中国歷史上血腥的五代十国，而其复杂程度，令任何一本想清楚描绘此段歷史的史书，都毫无例外地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歷史混球。


    在那些“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割据政权中，获了宗主国中国册封的“正品名牌”并不多。无论朱明还是满清，不得不经常面对这样的尴尬：被册封的越南国王们总是不争气，宗主国刚为他出头去讨伐“叛逆”，转眼又得册封那“叛逆”为正牌了。在周边一大堆藩属国中，越南显然是最能折腾的一家。


    当时，在越南王位上“持证上岗”的是黎朝，实际上，其控制力只在越南北方地区。而且，在这黎朝内部，国主暗弱无能，政权被“曹操”郑氏掌控。灵江以南，则被另一割据势力阮氏政权所控制，中国史书中一般称之为广南国，已歷十代，类似于越南的“孙权”。这个南越“孙权”与大清中间隔着个“曹操”，虽然也曾从海路遣使求封，但康熙皇帝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拒绝了其要求。


    作为代表越南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安南黎朝却是个暴戾的王朝，而南方的阮氏“孙权”也是半斤八两。两边不仅内战频繁，而且在残民以逞方面相互竞赛，弄得越南半岛民不聊生，烽烟四起。这就是越南歷史上的郑阮纷争时期（1533-1788）。


    “刘备”的出现则比较晚。十八世纪末，在南方阮氏“孙权”控制下的西山邑，阮家三兄弟揭竿而起，并迅速地在遍及全越南的各路造反派中，显露出了王者之相。因西山军“刘备”和南方阮氏“孙权”都是阮姓，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在此文中，便统一将南方阮氏称为南越政权或南军，而将西山兄弟们称为西山政权或西山军。


    西山军虽然崛起于阡陌之中，却有着充沛的活力。无论在中国还是越南的现代“宣传派史家”口中，西山军均被推崇为“伟大的农民起义”。在大清军队南征“讨逆”之前，这支伟大“义军”的铁蹄已经席捲全越南，迅速将越南由郑阮纷争的南北朝局面转成了三国鼎立，再经过没几年的南征和北伐下来，便将一个支离破碎了两百多年的国家金瓯一统，当然也在身后留下了尸山血海。


    “义军”的领袖阮文岳随后自立为“中央皇帝”，建立了西山政权，封其弟阮文惠为北平王，镇守顺化，另一弟阮文吕为东定王，镇守嘉定。随后，刚刚统一的越南重新上演了由三兄弟担纲主演的另一幕“三国演义”。


    终于坐上了龙庭的阮文岳，如同所有的暴发户一般，“伟大的爱情”四处泛滥，甚至连阮文惠的妻子也被他拖上了龙床（根据越南正史《大南实录》）。用下半身执政，这在东方歷史上本不是稀罕事。问题是，这位“中央皇帝”，显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一同起兵的三兄弟中，老二阮文惠才是最有军事和政治天才、并且是最有实力的，老大无非是沾了先出娘胎的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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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越南版的“李世民”，又戴上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阮文惠自然要发动一场越南版的玄武门兵变，自己来坐一坐龙椅。在最可宝贵的权力面前，兄弟俩终于大利灭亲，“皮锅煮肉”（越南人猎获猎物，剥皮为锅，以煮其肉）起来。而老三阮文吕既没实力，也就没有发言权，躲在一旁看白戏。伟大的“农民起义”开始了那宿命般的“错误”和“局限”，那位只有下半身伟大的大哥，被打得落花流水，拱手让出了皇帝的称号，自贬为王。雄才大略的阮文惠终于成为越南的“唐太宗”。


    在西山政权内讧的歷史机遇面前，流亡在大清的黎朝皇帝，和流亡在暹罗（泰国）的南越政权，都开始期盼鸳梦重温。作为宗主国的大家长，大清国的警察行动，则在当代越南“宣传派史家”口中，被描绘成了“中国大举侵略”和“越南人民奋起反抗”的民族自卫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阮文惠以华制华，这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此人的雄才大略。


    海盗从良


    在西山政权的豢养下，大清海盗从追求温饱、好逸恶劳的普通盗匪，升格为有着强大战斗力的政治武装团体。


    当陈添保驾驶着自己的小船，在妻子帮助下在广东廉州洋面上洒网捕鱼时，他绝对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青史留名的海盗领袖和越南侯爵。


    是一场颱风改变了他的命运。1780年，他的水上之家被狂风吹到了越南海面，幸运的是，在小船破碎之前，他们终于能踏上了陆地。家没了，老家也回不去了，他只好在越南安顿下来，做了一名小贩。


    1783年，小贩陈添保被裹胁到了“伟大”的西山农民起义军中，一家大小都被抓去，被迫参加了革命，在西山军的战船上做了舵工。在战斗中，壮丁陈添保更是阴错阳差地成了西山军中的英雄，多次立下战功，迅速被提拔，传奇般地成为了西山军中的一名高级军官（总兵）。直到被阮文惠册封为侯爵，组建由大清海盗组成的海军。


    西山军的序列中，很早就有了大清人民志愿军。在阮家兄弟刚刚开始戕官造反时，两名中国商人集亭和李才，在1773年就分别拉起了两支华人队伍，分别号称“忠义军”及“和义军”，加入到西山队伍中。这两支大清人民志愿军一开始战果不断，但后来，“忠义军”战败四散，集亭跑回了中国，被两广总督处决。而“和义军”则卷进了西山军内部的路线斗争，全军在西贡遭到血腥的清洗，连带西贡城内的所有华人，都被屠杀殆尽。


    即使经歷了这样类似种族清洗的残酷迫害，华人还是前赴后继地涌到西山军的大旗下。在新晋侯爵陈添保的努力下，他的“海军”迅速获得了海盗们的6艘战船和200人马。阮文惠倒也用人不疑，随后还将自己已有的水师战船16艘拨给了他统一指挥。一批势力强大的中国海盗，纷纷加入了西山海军，其中的着名人物包括梁文庚(liang wen-keng)、樊文才(fan wen-ts ai)、莫官扶（也作莫观扶mo kuan-fu）和郑七(cheng ch i)。这些人分别被任命为“千总”、“总兵”、“指挥”，戴上了越南乌纱帽，成为穿制服的海盗。


    这些着名的海盗首领，落草（确切说是“下海”）之前，也和陈添保一样，本是大清的良民，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但都被老海盗们裹胁成，成为盗匪群中的新生力量。其中，莫官扶甚至都不是靠大海讨生活的渔民，而是在遂溪老家的山上砍柴时，被盗匪“掳捉入伙,随同行劫。”


    这些东一股、西一捻的小股海盗，被越南的灯塔吸引而来，在一个新生政权的庇护下，结合成了一支有着严密组织的军队，这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也令他们的组织结构、战斗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西山政权的豢养下，大清海盗从追求温饱、好逸恶劳的普通盗匪，升格为有着强大战斗力的政治武装团体。


    清军败走


    大获全胜的阮文惠再次施展高超的政治手腕，向干隆皇帝派出了使臣，谢罪恳求, 希望得到清廷册封。


    临时抱佛脚开始招募的大清海盗，似乎并没有在对抗清军的战斗中发挥作用，至少在有关史料中没有发现有明确的记载。抗击清军，似乎还是西山军独力完成的。


    进入越南的清军人数并不多，按照中国史料的记载，约在两万人左右，而在越南当代“宣传史家”们笔下，这个人数被放大了十倍，以突出“伟大”的农民起义军的伟大胜利。


    天朝上国的讨逆之师，一开始便势如破竹，不到一个月就收復了黎城，安南国王总算有了块可以称孤道寡的土地。年迈的干隆皇帝还保持着相当清醒的战略头脑，认为越南之地不便“劳军远征”，下令孙士毅“妥为安顿”后即刻“撤兵回粤”，同时教诲安南国王黎维祁要“加意自强振作，派士官兵民，将要隘处所，严密防堵”。显然，这是一场有节制的惩罚性战役。


    但身在前敌的孙士毅，显然陶醉在这种帮助越南人“復国”的巨大成就感中，根据魏源《圣武记》所载，孙士毅还想着宜将剩勇追穷寇，“贪俘阮(即阮文惠)为功，师不即班，又轻敌不设备，散遣士兵、义勇，悬军黎城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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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了战略撤退的阮文惠，“先正位号以系南北人心”，从那荒淫无道的老哥手中，接过了帝位，建元光中，史称光中皇帝。随即，他收拢了各地部队，集中了多达8万人的优势兵力，预备与清军决战。同时，向孙士毅“驰书请降，辞极卑屈”。


    干隆54年(公元1789年) 正月初一，黎城清军“置酒张乐”，西山军趁夜发动了突然袭击，战象拉着战车，将清军营阵摧毁，清军兵败如山倒，自相践踏，生还者竟只有一半。那个倒霉的安南国王黎维祁，也重新流亡到了广西桂林，心灰意冷的干隆皇帝下令他不用归国，就在广西当个富家翁了。孙士毅没有遵照圣旨及时撤军，爵位、红顶、花翎均被剥夺，落了个“双开”的处分，大好政治前景就此葬送。


    此时，阮文惠的外敌就只有在法国人武装支持下的南越政权了，因大量大清海盗的加盟而日益强大的西山海军，便将成为南线作战的主力。


    为了巩固北部安全，大获全胜的阮文惠再次施展高超的政治手腕，放下手段，向大清派出了使臣，谢罪恳求, 希望得到清廷册封，并将责任一股脑推给了下台的黎朝国王身上，大讲了一番“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的大道理，给干隆皇帝留足了台阶。


    干隆皇帝毕竟是一代天骄，心照不宣地顺着阮文惠搭建的台阶，宣布说黎氏王朝“优柔废驰, 已为天心厌弃, 自无复合立国之理”，册封阮文惠为安南国王。


    根据清史记载，阮文惠曾亲自进京恭贺干隆皇帝的八十大寿，很得老皇帝的欢心，又是赐宴、又是赠诗，送别时还“手抚其背”，依依不捨的。但综合中越两国的史料来看，阮文惠本人进京的可能并不大，估计是替身出访，睿智如干隆皇帝者，自然也将错就错，只要藩属关系得以维持，难得煳涂。


    雄才大略


    阮文惠提出征服华南、重建百越国，将其北部边境扩张到浙江境内，对海盗们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无论在北京颇得干隆欢心的是否阮文惠本人，这位越南歷史上的伟大人物，都一再地显露出自己的雄才大略。


    从歷史碎片整合而看，阮文惠对中国海盗的招募，绝对不只是为了应对中国、法国等“列强”的临时措施，而是有着另一番深远的战略意图。


    这个商人出身的皇帝，有着远超过那狭小国土的野心。越南着名史学家陈重金的《越南史略》记载道，阮文惠称帝后，曾想北征中国，其向中国求和及讨封，都只是韬光养晦，为了积蓄力量而已。当他将国内平息后，就开始日夜筹划进攻中国。诸如审核民丁实数等许多行政措施，都是为此进行的战略准备，以便每三丁抽一兵，组建北伐军队。


    哈佛大学的着名越南史及中国史专家、加拿大人吴才德教授(prof. alexander b. woodside)研究认为，阮文惠为了他争夺中国的野心，已经开始建造大型战舰，并将战象调往广州。


    越南史书《大南实录》则记载道，阮文惠与广西天地会颇有勾联，意不在小，只是他的战象部队还没到达中国，他就病故了。


    美国学者穆黛安（dian h. murray）指出，阮文惠所提出的征服华南、重建百越国的政治理想，对海盗们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而所谓的重建百越国，就意味着要将其北部边境扩张到浙江境内。


    阮文惠在位期间，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既是与民休养，更是积蓄力量。而且，在军政情势都不稳定的同时，他已经开始急切地进行“文化大革命”，试图用一种根基于汉字基础上、却用非汉字书写的“喃”语（nom），来取代汉语成为官方语文，这毫无疑问地彰显了他巨大的野心。


    而被他所选中的同盟军中国海盗，也并非都是打家劫色、急功近利的匪徒。根据日本学者铃木中正（julio firmino）的《黎朝后期越清关系史1682-1804年》记载，1809年时，有位海盗首领向葡萄牙人借兵，要求获得3-4艘军舰，开出的回报条件则是：在驱除鞑虏、推翻满清后，用两三个省份割给葡萄牙人。自明末王直，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失败后，有政治抱负的“海盗”似乎从中国洋面上消失了，但江山代有才人出，缺的无非是天时与地利而已。


    西山政权与大清海盗之间的“强强联合”，激发了潜藏在大清海盗心中的政治欲望。这与歷史上的“海盗政治学”完全吻合。


    在欧洲歷史上，海盗从来就不是个卑贱的、黑暗的反面角色，相反，倒是经常伴随着类似罗宾汉式的侠客、或哥伦布式的开拓者的光环，乃至至今仍成为西方儿童读物中的可爱主角。在西方的大国崛起过程中，都能看到海盗的身影。大英帝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奠基之战，就是靠着海盗们组成的庞大舰队，打败了西班牙人的无敌舰队。都铎王朝(the tudor)以对海盗实行国家扶持政策而着名，英国人通过为海盗们提供“销赃”市场和基地而积蓄了国力，海盗们更是在政府还穷得养不起一支海军的时候，通过申请政府特许的“私掠船”(privateer，亦称武装民船)证书，在合法地对“敌人”进行掠夺的同时，用自己的剑与血，染红了大英的海军旗。


    而当西班牙的天主教徒与土耳其的穆斯林在各自的神的名义下厮杀时，双方的海盗团伙“圣约翰令骑士”(the knights of the order of st. john) 与“北非伊斯兰海盗”(the barbary corsairs)，也成为了相互敌对的圣斗士，海盗不仅是双方的支柱产业，更是国防力量的重要成分。“北非伊斯兰海盗”便在土耳其苏丹的提携下，冠冕堂皇地出任了阿尔及尔(algiers)总督，随后还担任了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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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这些歷史上的“官盗合作”一样，成为西山军海军的大清海盗们，不仅为西山提供了海上军力，其自身也从西山政权那里学到了正规的军事组织方式和行动技能。以打家劫舍为目的的小股海盗，会聚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庞大军事组织，诸如陈添保、莫官扶、郑七等海盗将领们，开始建立相对复杂的指挥和后勤体系。在与南越海军的多次海战中，海盗们的军事技能也大为提升，懂得了许多战略战术，形成了特殊的海战指挥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在西山这个受到大清承认的“正规”政权支持下，海盗舰队的装备焕然一新，其武装攻击能力甚至远在清军的战船之上，令嘉庆皇帝震撼不已。


    阮文惠支撑和打造这样一支海上武装，显然不只是为了越南内部的内战需要。


    血海征战


    西山政权与法国支持的南越政权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海战中，到处都有中国海盗的身影。整整七年间，双方在季风的风向决定下，展开了拉锯战。


    主要由大清海盗组成的西山海军，首先要面对的是相当强大的南越海军。


    曾经被西山军赶出了越南半岛的南越阮福映，积极在国际上寻找盟友。他在一位法国传教士百多禄（pigneau de behaine）的协助下，与法国朝廷接上了关系，并派使者前往法国，拜见了法皇路易十六。随后，阮福映与法国缔结了《凡尔赛协议》，法国同意直接出动4艘战舰和1650人的军队，协助阮福映“復国”，而阮福映则应将崑崙岛和会安海港全部割让给法国，同时允许法国在越南享有贸易垄断权，并且当法国在东方有战事时为其供给兵员和粮食。


    条约墨迹未干，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本土一片混乱，《法越凡尔赛协议》自然被搁置。但百多禄并不甘心，在一些“目光远大”的法国商人支持下，他在法国招募了僱佣军，购置了军舰和武器，前来协助南越阮氏政权。


    在法国人的训练下，南越军队战斗力大为提升。刚刚安抚了北方清廷的西山政权，和刚刚获得了高官厚禄的大清海盗舰队，便发现自己将要面对一支由欧洲人训练的新式军队。


    在西山政权与南越政权的所有海战中，都有中国海盗的身影。在1792-1799年整整七年间，双方在季风的风向决定下，展开了拉锯战。南风起时，南越军队便在法国顾问的率领下，离开设在西贡的基地，从水陆两路进行北伐；而当风向转向后，西山军便大举反击，进行南征。拉锯的结果，每次都是南越军队能略占上风，不断地向北蚕食。


    1792年，西山政权那“离休”皇帝、现任“西王”阮文岳，率领一支新建的舰队停泊在归仁(qui nhon)的施耐（thi nai）港，南军得讯后，两名法国军官率舰队进行了偷袭，那位倒霉的“离休”皇帝几乎全军覆没，其中，就包括了3艘中国前海盗们的战船。


    这一年，日子过得相当艰难的阮文惠，命令他的“海军”进军中国。100多艘战船编为3个舰队，到处抢劫，以便“徵税”及“扩军”。这一年的6-7月间，40艘由前中国海盗船组成的舰队，远征广东、福建和浙江。在政权危急之际，有着鸿鹄之志的阮文惠，也不得不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中国海盗都将阮文惠称为“粤南大老闆”。


    当年11月份，阮文惠病故，西山政权失去了最有能力的领导核心。阮文惠年仅10岁的儿子继位，成为光瓒皇帝。干隆皇帝闻讯后，用各种方式寄託了“哀思”，甚至写诗纪念道：“归藩拭泪别枫宸, 回首频称觐九旬。嘱令西湖以身妥, 示依北阙志心亲。似兹乱命同治命, 忍谓外臣诚世臣。藻什七言勒琬琰, 桂疆千载识忠纯”。


    尽管西山政权内忧外患不断，但这里依然是唯一能给大清海盗提供庇护所和事业发展平台的地方。更多的海盗继续投奔而来，陈添保则在1795年再次得到提升，获得了都督的头衔。两年后，小皇帝赐给陈添保一柄短剑，并任命他为“统善艚道各支大总督”，正式成为西山政权的海军总司令兼海盗总头目。


    1797年4月25日，南军组成一支近600艘战船的庞大舰队，进攻归仁，但中途折向岘港（tourane）,双方多次交锋。6月份，西山海盗舰队大败，陈观祥（陈添保的养子）、郑亚保和总金等人被俘。7月份，刚成为西山海军总司令的陈添保带队反击，大获全胜。


    1799年，南军发动顺化战役，西山海盗舰队的樊文才迎战，经激战后而败。南军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攻克归仁，改其地名为平定。这一战役极大地打击了西山军的士气，海盗们开始大量叛逃。就在此时，百多禄病故，南军被迫撤离，留下一支舰队镇守施耐，西山政权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次年，西山海军再次反击施耐，试图夺回归仁（平定），参战的中国海盗战船多达100多艘。而得到了法国和暹罗支持的南军，则组建了更为庞大的舰队，共有1200艘战船，其中有欧洲战舰4艘、大型战船rge war junk）40艘、大划艇（galley）300多艘，动员士兵多达8万。这场规模浩大的战役持续了1年，西山海军最终惨败，海盗舰队损失惨重。


    尽管西山军在内战战场上节节败退，但他们在华南地区的“徵税”却相当成功。当时的华南，遍地薪火，苗民、三合会、白莲教，动乱不断，清廷即使派出了名将福康安南下讨伐，也难以奏效。魏源在《圣武记》中记载道：西山军“师老财匾, 乃招濒海亡命, 资以兵船, 诱以官爵, 令劫内洋商舶以济兵饷,夏至秋归, 踪迹飘忽, 大为患粤地。继而内地土盗凤尾、水澳帮亦附之, 遂深入闽浙, 土盗倚夷艇为声势, 而夷艇恃土盗为嚮导。三省洋面各数千里, 我北则彼南, 我南则彼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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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于这些在越南官方支持下的海盗行动，正值盛世的清政府却一直隐忍。这其中，除了清军重陆不重海的传统外，也有担心激发越南民族情绪的政治考量。


    如此拖延到了1796年，海盗们的行动实在是太过猖獗，清廷也截获了大量证据，直指越南官方在幕后煽动海盗。干隆皇帝终于龙颜大怒，要求西山政权立即採取行动，遏止海盗的活动。在大清的巨大压力下，西山政权不得不象徵性地对海盗的大本营发动了几次攻击，烧毁了一些民房，镇压了一些不入流的小股海盗。


    大清的官员们对越南的合作表示满意，但2个月后，就发现受到了越南人的忽悠。清廷忍无可忍，终于决心主动出击，变“海防”为“海战”，出海迎敌，并对抓获的海盗进行从重从快的打击：对那些改换了辫子和服饰的中国海盗，一律凌迟处决，这实际恢復了清初“留髮不留头”的残酷政策；同样，即使海盗没有改换辫服，但是接受了越南人的官职，同样作为叛国者凌迟处死。


    但清军水师的战斗力实在太弱，而在大规模战争中磨练出来的海盗们实在太强，在多次损兵折将的围剿失败后，清廷只好换用另一传统招数：招安，给海盗们提供官职、现银。这一招十分管用，海盗们大量来降，但清廷痛苦地发现，当海盗成为最易发家致富的捷径后，海盗似乎越抚越多了。


    日落西山


    海盗们兵败顺化之后半个多月，50多艘大帆船出现在广东海面，清廷官员们准确地估计出，这是海盗们落叶归根了。


    1801年2月21日，越南内战达到了顶峰。根据参加南军作战的法国军官察格瑙(j.b.插igneau)记载，这一天，西山军和南军爆发了“交趾支那歷史上所知的最为血腥的一战”


    在这次决战中，西山军伤亡高达5万多人，损失了绝大多数的船只和6000门火炮。着名的海盗首领莫官扶、樊文才和梁文庚都被南军俘虏。


    6月15日，南军乘胜攻占顺化，小皇帝仓皇出逃到河内，中国海盗们也作鸟兽散。越南史书《大南实录》记载了一个有趣的细节，50多艘大帆船在半个多月后出现在广东海面，清廷官员们便准确地估计出，这是海盗们落叶归根了。在西山海军总司令陈添保的竭力劝说下，躲回中国的郑七勉强来到了河内，并且带来了自己那支200艘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西山小皇帝大喜，给郑七封了个“大司马”的高级头衔。有意思的是，郑七在河内加官晋爵，那位使劲说服他的陈添保，却率领家属及30名随从“弃暗投明”，归顺了清廷。


    郑七还是讲义气的，他率领他的舰队，在西山军的大旗下，向南军发动了最后一轮反攻。激战正酣时，一场怪异的东北风摧毁了不少海盗战船，郑七大败。随后，南军向河内发起总攻击，保卫该城市的海盗舰队，共有40艘战船，经过一周的抵抗，全军覆没。


    阮福映那支由法国人训练的南军，抓住了光瓒皇帝，将他关在一个笼子里游街。并且随后将西山政权的残余皇族全部凌迟处死，已经死去的阮文岳、阮文惠的尸身也被挖出来挫骨扬灰，其头骨还被“监禁”在专门的牢笼中，令其在九泉之下也不得翻身。


    同时，阮福映立即向大清国派出了朝贡使团，供品之一就是那三位海盗首领。阮福映的野心丝毫不亚于阮文惠，要求清廷同意其改国号为南越。清廷明确表示，绝对不同意其使用古老的百越国名“越”，因此，嘉庆皇帝御笔一勾，将“南越”改为“越南”，表示其是在越地之南，试图以此警告阮福映不得觊觎中华大地。从此，越南便成为正式国名，阮福映也开创了越南歷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


    河内陷落后6周，最后的海盗将军郑七被南军俘获，毫不客气地被斩首示众。郑七的堂弟郑一收拾了他的残部，并在他那娼妓出身的妻子石氏（郑一嫂）的协助下，不久后就建立起了又一支更为强大的海盗舰队。


    终于获得清廷册封的新任越南国王阮福映，下令对境内的中国海盗痛加剿除，魏源在《圣武记》中记载道：阮福映“新受封，守朝廷约束, 尽逐国内奸匪, 由是艇贼无所巢穴”。


    其实，“艇贼”们只是在越南“无所巢穴”而已，经歷了越战战火考验，获得了宝贵的国际冲突经验的海盗，返回故土。大清的海盗们从此上档次、上水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组织能力和战斗力的海盗，继续活跃在国际舞台上，轮到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开始为他们大伤脑筋了。


    清除了大清海盗的越南王国，实际上也清除了大清的影响力，法国人取而代之。中法之间围绕着这块富庶的中华属地，展开了新一轮的角逐。


    就在大清海盗活跃在越南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时，大英帝国的使者马嘎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来到了北京城（1792年），希望能与伟大的东方帝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但这两个帝国都表现出了各自的偏执和自大，一方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另一方则坚持将磕头作为是对自己那个新兴帝国的侮辱---拿破崙后来给英国人上礼节课说：“一切有理智的英国人应该把拒绝叩头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事。”


    那位号称“十全老人”、有着追求完美癖好的干隆皇帝，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像英国的伊莉莎白女王那样，将势力强大、不怕牺牲、而且对官方的认可有着强烈饥渴的大清海盗们利用起来，作为开拓万里波涛的先驱。与那些可以名留青史、被当作英雄的欧洲海盗们相比，这难道仅仅是大清海盗的悲剧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