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走三国》 第1页 [史学研究] 《千里走三国（出书版）》作者：成君忆【完结】 《千里走三国》作者成君忆，自2008年春踏上千里三国之旅，近一年的时间里，成君忆走遍了河北、山东、湖北、四川、甘肃、浙江等地的三国遗址，以边走边看、边想边写的形式，完成了《千里走三国》的创作。《千里走三国》作品既对当前某些学术超男的歷史观点进行了冷静认真的批判，又以超越政治学和军事学的视野，从歷史学和管理学两个方面，对三国时期社会局势之所以发生剧烈变化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回答了曹操为什么受到现代社会的追捧、刘备为什么遭到人们误解、关羽的赤兔马有着怎样的文学含义、诸葛亮为什么被称为“卧龙”、赤壁大战的背后存在哪些令人费解的奥秘等诸多问题。 你可能听过三国的故事，但你真正了解三国的歷史吗？你可能读过《三国演义》，但你知道刘备、曹操、诸葛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吗？ 自2008年春踏上千里三国之旅，近一年的时间里，成君忆走遍了河北、山东、湖北、四川、甘肃、浙江等地的三国遗址，以边走边看、边想边写的形式，完成了《千里走三国》的创作。作品既对当前某些学术超男的歷史观点进行了冷静认真的批判，又以超越政治学和军事学的视野，从歷史学和管理学两个方面，对三国时期社会局势之所以发生剧烈变化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回答了曹操为什么受到现代社会的追捧、刘备为什么遭到人们误解、关羽的赤兔马有着怎样的文学含义、诸葛亮为什么被称为“卧龙”、赤壁大战的背后存在哪些令人费解的奥秘等诸多问题。 千里走三国 媒体推荐语 你可能听过三国的故事， 但你真正了解三国的歷史吗？ 你可能读过《三国演义》， 但你知道刘备、曹操、诸葛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吗？ ——本社编辑同仁 我与成君忆先生相交多年，深知他那种言则必行、行则必果的性情。一年以前他许下过“千里走三国”的宏愿，一年以后便有了这部《千里走三国》的着述。他为此付出的辛劳与坚持，以及一路上的观察与思考，令我由衷地感动和敬佩。 ——北京大学精细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细节决定成败》作者汪中求 成君忆先生善于从管理学的路径看歷史，也长于从歷史学的路径说管理。这种“以史为鑑”的治学方法，不仅拓展了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也为管理学植入了人文的良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银行管理顾问 献给 赤壁大战1800周年纪念日 农历戊子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公历2008年12月19日 第一章 在刘备的家乡 我想起一只海螺。它曾经那么鲜活地存在过，最后留下一只漂亮的像瓷器似的壳。我深深地知道，所谓歷史文物，其实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壳而已。但我要问的是，那只海螺到哪里去了呢？ 第二章 洛阳的关公文化 天色已经暗了，而我的思绪却像微风中的灯火一样飘摇。一段众说纷纭的三国故事里，究竟有多少未解之谜啊？我在问我自己：我能够用我的灯火找到正确的答案吗？ 第三章 管理学视野中的中国歷史 文化的变迁，说到底是人心的变迁。其中分分合合的奥秘，决不是进化论能够解释清楚的。 第四章 寻找陶谦时代的徐州 看着这座被古代城墙护卫的校园，我忽然产生了一种依依不捨的留恋。我想做那些孩子们的老师和朋友，和他们一起去解读那一段经歷过天灾和人祸的歷史。我要告诉他们说，爱不是占有，而是理解、尊重、呵护与分享。只有理解自己的人生，修復自己被伤害过的人格，才会有一种爱的意念充满我们的生命。 第五章 许昌的旅游经济 官员们煞有其事地策划着名，工人们煞有其事地忙碌着，游客们煞有其事地欣赏着，真应了《红楼梦》里的那句名言：“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第六章 访问卧龙故地 刘备与诸葛亮之所以一拍即合，是因为他们都有復兴汉室的志向。可是，为什么要復兴汉室？復兴汉室于国于民有何好处？从管理学研究的角度上看，“刘备+诸葛亮”组合有着怎样的价值？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提出来予以解答的问题。三顾茅庐的意义，就隐藏在这些问题的背后。 第七章 赤壁大战的真相 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人研究《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也没有人能够读懂这部古典名着的文学结构和文学意义，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幽默的文化现象：都说《三国演义》是一部通俗文学作品，可是连最顶尖级的学者也未必能够懂得其中的奥妙。 第八章 天府之国的灾难与爱 尽管他并不认同刘备的仁义道德，也并不理解诸葛亮的理想与追求，但他依然有着发自内心深处的善念，使得他愿意到灾区来看望他的亲人们，并且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他的亲人们改善生活的困境。 第九章 五丈原的那颗星 我只能猜想：1葫芦谷的那场倾盆大雨，也许就像赤壁大战的那场东南风一样，是根据歷史事实改编而成的寓言故事；2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我们身边的环境也常常发生无法预知的变化，而我们惟一能够做的，就是守望住生命中的那颗星；3那颗星也许不在天上，但一定在我们的心中。 第2页 附录一 三国大事年表 附录二 三国旅游路线 花市灯如昼 那只海螺曾经鲜活地存在过，最后留下一只漂亮的像瓷器似的壳。而我也深深地知道，所谓歷史文物，其实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壳而已。但我要问的是，那只海螺到哪里去了呢？ 花市灯如昼 我若是问你2008年2月21日是什么日子，你很可能一脸茫然。但若是问你正月十五是什么日子，你立即就会想起元宵节。 在中国民间，元宵节是一个比春节更热闹的节日。之所以名为元宵节，因为那是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圆满而又明媚的月亮照耀着初春的大地，充满着无限美好的寓意。到了那天傍晚，人们或者聚在院子里赏月，或者走出门去看花灯。宋朝文学家欧阳修有诗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说的是一位有情人的感伤，他（她）想起了那天从热闹的灯市中偷偷地熘出来，跑到僻静的地方谈恋爱的情景。 说到花灯，则有“南有扬州，北有涿州”的说法。涿州的“通会灯市”，据说始于汉朝、兴于隋唐、盛于明清，很有一些歷史。2008年2月21日傍晚，我赶到涿州，为的就是去观看那里的灯会。 所谓“通会灯市”之“通会”，指的是涿州的通会楼，这座楼建在城内南北中轴线的三分之二处，沿南北大街延伸开来，向东西巷陌辐射而去，成为全城最为繁华热闹的所在。每年元宵节的灯会，也就设在这个地方。“通会灯市”，因此而得名。 但是，我此去已经看不到通会楼了。通会楼旧址，位于涿州城内鼓楼大街北段，素有“万户之门屏，一州之形胜”的美称。1975年，因为鼓楼大街扩建，通会楼被拆毁。2001年，“通会灯市”被更名为“中国涿州花灯节”，改在位于范阳中路的文化广场举行。而我下榻的酒店，就在文化广场的东侧。 虽然看不到通会楼，“花市灯如昼”的盛况却再一次出现在涿州市的民俗生活之中。26架大型组灯和上万只大红灯笼把文化广场装扮得流光溢彩，有着一种盛大和辉煌灿烂的美丽。因为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今年的花灯也以奥运题材为多。这里是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地方，自然也少不了以三国文化为题材的花灯。还有一组“双塔生辉”的花灯，取材于涿州八景之一的“双塔晴烟”。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居然还有一座“黄鹤楼”，按照原楼三分之一的比例设计制作，甚是雄伟壮观。听说我来自湖北，“黄鹤楼”的设计者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与我合影留念。黄鹤楼之于湖北，恰似通会楼之于涿州，都是当地具有文化标志意义的古建筑。 看花灯的人也确实是多，人潮涌动，如山如海。我看到一对双胞胎姐妹，头戴牛角形状的萤光灯，在父母的牵引下，穿行于人群之中，显得特别地可爱。也有一些别的小孩和大人头戴那种牛角形状的萤光灯。我试图跟踪他们，追拍几个瞬间，只是摄影技术实在欠佳，并没有拍到令人满意的照片。而追拍的过程，倒是很快乐的感受。 扭头看到一座艾菲尔铁塔的仿制品。我很是感慨，在这儿不仅可以看到“黄鹤楼”，还可以看到“艾菲尔铁塔”。我在猜想，也许某个地方还能看到“凯旋门”和“国会山”呢！恍惚之中，我竟不知置身何处。人说涿州是三国文化之乡，也许应该改叫世界文化之窗吧？ “黄鹤楼”只是一座花灯，“艾菲尔铁塔”却是一座真的铁塔。事实上，我从酒店出来的第一眼就看到它了。它黑峻峻地耸立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街头，与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让人感到怪异。等到它身上缠绕的霓虹灯亮起来，我这才发现它是一座用来做gg的载体。在我们这个追求注意力经济的商业时代，因为它独特的造型，因为它身处的地理位置，没有任何人会忽视它的存在，gg的到达率自然是相当可观。记得一位市场营销专家说过，gg讲究的是出位——看到这座“艾菲尔铁塔”，我只能嘆为信然。 没有“月上柳梢头”。也没有“人约黄昏后”。月亮没有柳梢可挂，就只好挂在那座高耸的“艾菲尔铁塔”上面。我此行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美人的约会，而是为了看看三国文化之乡的歷史遗存。看着“艾菲尔铁塔”上面熠熠生辉的gg字体，我忽然感到迷惑起来。 每一组花灯都是那么灿烂辉煌，但整个灯会却又显得那么盛大而又杂乱。相比之下，我觉得更喜欢看人们燃放孔明灯。涿州是刘备的故里，在刘备的故里看到孔明灯，当然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相传，孔明灯是诸葛亮的发明。诸葛亮，字孔明，孔明灯也因此而得名。在我的老家，孔明灯也叫天灯。有一年春节，穷凶极恶的土匪们闯入村庄，大肆抢劫。几天以后，逃往山中避难的村民们看到了夜空中升腾的孔明灯。那是留守在村中的老人发出的信号，意思是说，土匪已经走了，可以放心地回家了。从此以后，燃放孔明灯就成了元宵节的一项民俗活动，村民们用燃放孔明灯的方式向邻近村庄的亲友们互报平安，并以为庆祝。孔明灯，也因此被称为“祈福灯”或“平安灯”。 第3页 三三五五的孔明灯，在“艾菲尔铁塔”周围接连不断地腾空而起，与那些春花一样绽放的绚丽多彩的烟花一起，形成了夜空中璀璨夺目的景观。有的孔明灯被烟花霰弹似的击中，宛如失事的飞机，燃烧着坠向地面。更多的孔明灯则越升越高，越升越远，高远得像天上闪烁的星星。 新年的心愿 我之所以到涿州来，与我的出身有关。我的老家，位于湖北省赤壁市的一个小镇。离开小镇不远的地方，是歷史上着名的古战场赤壁。而赤壁大战，则正是三国英雄刘备从末路走向辉煌的转折点。 几个月前的一天，我翻阅2008年的月历，在12月19日上面用马克笔做了一个记号。这一天是农历戊子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赤壁大战1800周年纪念日。有一种神秘的声音提示我说，我应该为这一天做点什么。 中国的老百姓喜欢评说三国故事。那些故事经由各种路径流传至今，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我打开三国时期的地图，察看那些故事所发生的地点。从涿州到赤壁，从赤壁到成都，从成都到白帝城，从白帝城到五丈原，这条歷史的路线，演绎了一部伟大的古典文学名着，那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我决定沿着这条路线，在赤壁大战180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的时候，去经歷一次三国之旅。我希望能够从这次身临其境的旅行中，去探索歷史的真相。 感谢妻子对我的支持，为了这次旅行计划，我不仅要放弃很多挣钱的机会，而且要为此付出一笔不菲的经费，对家庭的经济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做出决定之后，我停止了主题为“管理三国志”的系列讲座，然后在春节期间完成了《爱情经济学》的写作。万事具备，我迎着初春乍暖还寒的东南风，开始了我的行程。 出发之前，我从网上搜索涿州的资料，知道这个地方有所谓“涿州八景”，分别是“通会灯市”、“楼桑春社”、“邵村花田”、“督亢秋成”、“胡良晓月”、“双塔晴烟”、“拒马长虹”和“盘坡积雪”。而我之所以在元宵节赶到这里，为的就是看看颇负盛名的“通会灯市”。 事实上，我的身体并不适合旅行。我有失眠的毛病，尤其是出门在外，更是入睡困难。由于睡眠不好，两只眼睛总是红彤彤的。又很容易因为水土不服而闹肚子，总是弄得自己疲惫不堪，浑身筋骨酸痛，很是难受。妻子也很担心，像我这样“千里走单骑”，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但既然做了决定，我自然是义无返顾。更何况我深信孔子的哲言，只要牢记“入则孝，出则弟”的做人信条，一定能够寻求到人们的帮助。 看罢灯市，回到酒店的房间，给王法文先生u打了一个电话。王先生是涿州本地一位学者型官员，我通过河北电视台的朋友找到他，希望能够在他的帮助下，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的人文歷史。王先生事先已经知道我要来，很热情地问候我，并相约次日早上在酒店的大堂见面。 窗外夜空中的烟花还在流光溢彩地绽放着，而我也再一次陷入了失眠。我心里问，在经歷了沧海桑田一样剧烈的社会变化之后，在这个地方还能够看到三国时期的文化遗存吗？从那些文化遗存之中，还能够找到歷史的奥秘吗？我辗转反侧，翻身起床，打开一册新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下第一句话： “人活着就是为了发现真理，其余的不过是形形色色的寻找与迷惑。” 访问三义宫 王法文先生按时来到酒店，还带来了他的朋友刘桂郁先生。刘先生担任过涿州市档案局的局长，对本地的人文歷史颇有研究，后来还邮寄给我几本由他主编和撰写的歷史着作。我们从酒店出来，一路兴致盎然地谈论着那些三国故事，来到位于涿州市城南十五里楼桑村的三义宫。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逐鹿中原。读者们看到这段歷史，以为只要有点英雄主义，就能够做逐鹿中原的军阀。事实上，那些做军阀的，要么是高干子弟，例如曹操（祖父曹腾做过宦官集团的首脑大长秋，父亲曹嵩先后担任过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和太尉等一系列高级官员）；要么是簪缨世族，例如袁绍（自曾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要么是封疆大吏，例如各州的州牧。平头百姓，怎么有资格做军阀呢？可是，试想刘备、关羽、张飞，不过一贩夫、一亡徒、一屠夫而已，却能从社会底层脱颖而出，与各路势力强大的军阀争雄，怎不叫人啧啧称嘆！ 楼桑村即是刘备的故里。据《三国志》记载，刘备小时候，他家东南角篱上有一棵五丈多高的大桑树，远远望去，童童如车盖。来来往往的行人都觉得这棵树姿态非凡，于是有人预言：“此家必出贵人。”刘备与小朋友们在树下嬉戏，也声称：“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而后率领一帮兄弟于乱世中雄起，竟成一代帝王。后人怀念往事，即于刘备故里营建此庙，人皆直唿其姓讳，名之为刘备庙。唐昭宗干宁四年，代理涿州录事参军的朝议大夫郭筠重修殿宇，改名为蜀先主庙。 “蜀先主庙”的出处，当在《三国志》。刘备在蜀中称帝，延续汉朝的社稷，《三国志》却称其为蜀而不称其为汉，称其为蜀之先主而不称其为汉之昭烈帝。这个称唿既然见之于歷史，弄得后人们很是为难。郭筠在《蜀先主庙记》中，即有“若以昭烈之题，又虑不详故实……”云云。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昭文馆大学士郝经认为“蜀先主庙”四字分明是把刘备目为伪皇帝，辱没了刘备的令名，遂改名汉昭烈帝庙。明武宗正德二年，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焦芳重修殿宇，感慨于刘备、关羽、张飞之义气，又改名为三义宫。 第4页 此外，楼桑村这个地名的出现，究竟是在《三国志》之前呢，还是在《三国志》之后？其实是很值得推敲的。刘备小时侯是否真的说过“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也很值得怀疑。《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为什么要把那棵奇特的桑树和那句奇特的话写进歷史？是说刘备从小就有龙凤之兆呢，还是说刘备从小就是一个想当皇帝的野心家？ 自《三国志》成书以来，对《三国志》作者陈寿的怀疑与指责就不曾绝于歷史。晋简文帝咸安年间，大司马桓温有篡位之心，别驾习凿齿把他比做曹操，遂创作《汉晋春秋》以为警示。习凿齿在叙述三国歷史时，把刘备看作是延续汉朝的合法政权，而曹魏才是谋权篡位的伪政府。他认为，正确的歷史观关乎国家的文化，晋朝应是继承汉祚，不应继承曹魏。《三国志?裴松之注》、《资治通鑑》、《晋书》、《后汉书》、《四库全书》也纷纷批评陈寿无良史之德。 那么，究竟是陈寿别有用心地编派刘备呢，还是刘备真的从小就有当皇帝的野心？问之于同行的王法文先生和刘桂郁先生。他们笑了笑，没有回答我。后来见到三义宫旅游公司的w先生，又相问之，回答说：“我觉着，人活着是需要一点野心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三义宫，重建于1996年，採用明代风格三进院落布局，由外向里依次为山门、马神殿、关羽殿、张飞殿、正殿、退宫殿、武侯殿、少三义殿，同时按照原有形式内塑87尊塑像。w先生亲自为我做导游，如数家珍地介绍三义宫的景观艺术。最后来到服务处歇息，又特地介绍立在服务处门口的一副楹联，曰：“三国演义从这里开篇，桃园义气到此处寻根。”虽然对仗不甚工整，平仄也有欠协调，却也颇具文采。 桃园结义的故事，不见于《三国志》，而见于《三国演义》。于是有学者怀疑它的真实性。我问道：“歷史上真的有过桃园结义的故事吗？如果它是虚构的，为什么是在桃园，而不是杏园、竹园、梨园？还有，他们究竟结的什么义呢？” w先生大笑起来，说：“还真把我给问住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里是刘备、关羽、张飞相知相识的地方，也是他们开始共同创业和改变命运的地方。” 桃园的秘密（1） 桃园结义的故事里隐藏着许多秘密。其中第一个秘密，就是桃园。那么，歷史上是否真有这么一片桃园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动植物都有它的象徵意义。例如杏园，亦称杏林。三国时期董奉隐居庐山为穷人治病，也不收钱，只需植杏五株，如此积年而蔚然成林。所谓“春暖杏林”、“誉满杏林”，称颂的是高尚的医德和高明的医术。竹子呢，象徵着节操，歷史上有节操的文人雅士，便往往择竹园而居。而梨园则是戏曲艺术行业的雅称。 至于桃，其文化内涵也相当丰富。桃花象徵爱情，桃子象徵心灵，桃木则可以用来驱鬼辟邪。庄子说过：“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不畏，而鬼畏之。”为什么鬼畏惧桃木桃枝，而童子不畏？因为童子心灵纯洁。晋朝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美好世界，其来源即在此处。《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证实：“桃味辛气恶，故能厌邪气。”《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则描写了一个大闹蟠桃园的孙悟空。 所以呢，刘备、关羽、张飞选择桃园结义，应该不是偶然的。桃园所象徵的，是一个神奇、神秘、神圣的精神世界。《素书》云：“同志相得，同仁相忧，同恶相党，同爱相求，同美相妒，同智相谋，同责相害，同声相应，同气相感，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同道相成，同艺相窥，同胜相胜，此乃数之所得，不可与理违。”刘备、关羽、张飞之所以能够成为恩若兄弟，正是因为他们在精神世界的同义相亲。无论歷史上是否真有这么一片桃园，《三国演义》所描写的都是一个事实——刘备、关羽、张飞同义相亲的事实。 第二个秘密，是刘备、关羽、张飞的关系。结义之后，就要论及兄弟名分。刘备出生于汉桓帝延熹四年，桃园结义的时候，应该是24岁。关羽呢，根据相关资料，大约比刘备年长一岁。张飞大约在18岁至22岁之间。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在这个团队中，不是关羽，而是刘备做的兄长呢？ 我们知道，刘备从小跟着母亲织席贩履。及至稍长，有两位贩卖马匹的大商人，一位是张世平，一位是苏双，他们看上了刘备，聘请刘备代理涿县地区的商务。由于黄巾起义，天下动乱，马匹在当时成了一种相当昂贵的商品。刘备很快挣到了第一桶金，等到当地政府出榜招募乡勇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来组建自己的军队。有两个人前来应聘，一个是关羽，一个是张飞。《华阳国志》中说，刘备合众，河东关羽、同郡张飞“并以壮烈为御侮”。所谓“御侮”，是一种职务，就是保镖、警卫的意思。 《三国志?关羽传》中说，刘备待关羽、张飞二人“恩若兄弟”；而关羽、张飞也常常在“稠人广众”之中，侍立在刘备周围，“不避艰险”。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友爱，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后来，人们常常在戏剧舞台上看到关羽、张飞肃立在刘备身后，以为是两个弟弟对大哥的敬爱，其实也是他们的职务所决定的。 第5页 桃园的秘密（2） 简单地说，刘备与关羽、张飞的关系，其实是老闆与员工的关系。出于对刘备的尊敬，尽管关羽比较年长，他们依然把刘备称为大哥、关羽称为二哥、张飞称为三弟。我们不得不感嘆，原来老闆和员工之间，竟然也能够建立起兄弟和骨肉一样亲密的友谊。 第三个秘密，是中国歷史上的两项科技发明，一项是骑马用的马镫子；另一项是炼钢技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贝西麦炼钢法。 秦汉以前的人们出行，除了走路，就是乘坐马车。汉光武帝刘秀与赤眉军打仗，也是乘坐马车作战。那时候若要骑马，只能紧紧地抓住马的鬃毛，稍不留神就会被摔下马背。直到东汉末年，人们发明马镫子，骑马才成了人们常用的交通方式，并因此出现了一个新的兵种——骑兵部队。后来，马镫子传到欧洲，由此产生了一个骑士时代。《三国演义》中说，桃园结义之后，张世平、苏双“愿将良马五十匹相送；又赠金银五百两，鑌铁一千斤，以资器用。”五十匹良马，大约可以组建一支骑兵连。刘备之所以善于相马，也与他骑马的经歷有关。 所谓的贝西麦炼钢法，西方学者认为是十九世纪亨利?贝西麦发明的一项炼钢技术。事实上，它在遥远的中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了，中国人称之为百鍊钢。所谓百鍊钢，就是把鑌铁加热烧炼使之掺入一定量的碳，再经过锻打使掺入的碳分布均匀，如此反覆烧炼锻打，就能获得组织緻密、成份均匀、少有杂质的优质钢。这种炼钢法大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到了三国时期已经成为普遍应用的炼钢工艺，被广泛地用来制作优质兵器。例如，曹操曾经命人打造五把宝刀，名曰“百辟刀”。着名的兵器专家蒲元，曾经先后为刘备和诸葛亮打造过成批量的神兵利器。而张世平、苏双送给刘备的一千斤鑌铁，就是用来打造兵器的。 第四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是关羽、张飞的武艺。有人说，刘备的运气真好，事业刚刚起步就得到了两位超一流的武艺高手。可是，难道关羽、张飞是天生的好武艺吗？如果不是，他们的武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大家注意，他们在桃园结义之后才着手打造自己的兵器。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他们并不是职业军人，甚至也不是武术爱好者。他们不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遇到唐僧之前就已经有了金箍棒；也不像猪八戒，在加入取经团队之前就已经有了九齿钉耙。直到桃园结义之后，刘备打造双股剑，关羽打造青龙偃月刀，张飞打造丈八点钢矛，从此才走上职业军人的人生旅程。那么，关羽、张飞的武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只有一个答案：从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歷练出来的。 因为桃园结义，他们身上充满了像桃木一样可以驱鬼辟邪的神奇力量。刘备以他弘毅宽厚的胸怀和百鍊钢一样坚韧的意志，终于奠定了蜀汉的基业。关羽和张飞，也从当初保镖级的武士，成长为后来闻名天下的将军。 第五个秘密——也是最大的一个秘密——桃园结义，结的究竟是什么义呢？ 对仁义的理解 桃园结义，结的究竟是什么义呢？刘桂郁先生认为，就是《三国演义》中“三人焚香再拜而说”的一段誓词。 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我同意刘桂郁先生的观点。那段誓词，也许是《三国演义》的文学性设计，但它却来源于刘备、关羽、张飞同义相亲的事实。《三国志》也记载说，刘备与关羽、张飞虽为主僕，却能够友好到在一张床上睡觉、一个碗里吃饭，所谓“寝则同床”、“食则同器”即是。以至于千百年来，人们坚持相信歷史上确乎发生过桃园结义的故事。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刘备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人物。我问过很多人，但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刘备、关羽、张飞之间，为什么能够像兄弟一样友爱和情深义重？在那个道德沦丧、人心险恶、战乱频仍的年代，即使是亲生父子与同胞兄弟之间，也随时可能为了名利、为了前途、为了生存的机会而反目成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义不负心”、“忠不顾死”呢？w先生认为，刘备是一位很有个人魅力的领导者，他的魅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具有汉室宗亲的金字招牌，二是他的仁义作风。 我问：“那个金字招牌有什么用呢？” 答曰：“可以用汉室宗亲的身份来获得政治上的号召力。” 又问：“那么，仁义又有什么用处呢？” 答曰：“可以用来赢得人心。” w先生的说法，是当今社会流行的一种歷史观。而三国时期的实际情形，却未必如此。 刘备的皇裔身份未必能够获得多少号召力。第一个原因，自汉高祖刘邦至于三国时期经歷了大约四百年的时光，全国具有刘姓血统的汉室宗亲多得像山坡上的羊群，刘备的身世没有稀罕之处。第二个原因，虽然史书上说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但他的世系自刘胜的儿子陆城亭侯刘贞之后便难以查考，而天底下却有相当多的比他具有更加纯正血统的皇室后裔和宗亲。第三个原因，由于汉桓帝和汉灵帝的腐败堕落，社会上已经形成对刘姓皇室的怨愤、鄙夷与敌对情绪，并且形成以黄色为时尚的颜色革命。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政治口号发动黄巾起义，曹丕篡夺皇位之后取年号为“黄初”，还有孙权取年号为“黄武”，都是以黄色为标志，要取汉朝的刘姓皇室而代之。所以，刘备以刘姓皇室的宗亲自称，未必能够赢得多少好处，相反很可能因此而遭遇不幸。当年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党推翻满清王朝的时候，只见那些八旗子弟纷纷改成汉姓，并未见到多少人以爱新觉罗皇族后裔自称，即可作为质证。 第6页 所谓刘备用仁义来赢得人心的说法，恐怕亦是现代人自以为是的想法。如果用仁义的面孔来赢得人心，那还叫仁义吗？那就成了一种假仁假义。换一句话说，那就是刘备在欺骗关羽和张飞。美国总统林肯有一句名言:“你可以短时间地欺骗所有人，也可以长时间地欺骗一个人，但绝不可能长时间地欺骗所有人。”如果刘备是一个假仁假义的骗子，那他怎么可能长时间地欺骗所有人呢？而他的骗局居然可以如此巧妙，不仅可以骗过同时代的人，还能够骗过1800年来无数研究三国歷史的学者，只有聪明的现代人才能看破其中的玄机？ 我告之于w先生说：“您既然是三义宫旅游公司的总经理，怎么可以用这些想当然的说法来玷污刘备的令名呢？” 我的看法是：当汉室兴隆时，刘备以汉室宗亲自称，或有炫耀身份之嫌疑；当汉室倾颓时，刘备表白自己汉室宗亲的身份，反映的却是他对于家国的热爱、以及救困扶危的担当和勇气。抗日战争时期，吉鸿昌将军在胸前佩戴“我是中国人”的铭牌，反映的也是这样的热爱、这样的担当、这样的勇气。 至于仁义，那是人类本来就有的善良天性——人之初，性本善，只要人性没有被暴力扭曲，没有被罪恶玷污，那种善良的品质就会在每个人身上闪烁出靓丽的光芒。刘备、关羽、张飞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那个黑暗的世态映衬了他们身上的仁义之光。 w先生听了，不禁为之耸然而动容。 人间有沧桑 多年以来，经常有人问我：“从五四运动以来，已经过去了将近九十年的时光，你怎么还有这种拥刘反曹的封建思想呢？”一边问，一边还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好像我是故纸堆里跑出来的怪物。 我会下意识地抖抖我的西服，然后反问：你所谓的封建思想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拥刘反曹就是你所说的封建思想吗？难道就因为刘备姓刘，我们就不能赞美他的仁义吗？ 这样的质问和交谈，能够让我们接近事情的真相。我们可以谈到那时候的文化、那时候的政局、那时候的世态人心，并且与我们当前的社会形态联繫起来。而我也会因为慷慨激昂，以至于无法掩饰谈话的锋芒。 王法文先生和刘桂郁先生一直在倾听。他们并不一定全然认同我的观点，却始终宽容地向我微笑着。在恰当的时候，他们谈起了涿州和三义宫的歷史变迁。 涿州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年荆轲向秦王进献的地图，就是涿州的地图。图穷匕现，出现了荆轲刺杀秦王的悲壮场面。那么，秦王为什么如此垂涎涿州的地图呢？刘桂郁先生回答说，因为涿州肥沃的原野和富饶的物产。 涿州及其周边地区，即是歷史上所说的督亢，古来即有“小江南”的美喻。尤其是大邵村、小邵村、夹河村和冯村花园一带，每到夏天，早稻吐穗，荷花盛开，四野飘香，景色甚是优美。民国时期，主编《涿州县志》的周存培有诗赞曰：“山光泼翠水托蓝，获稻分秧事事谙。十顷荷花万株柳，卜居须住小江南。” 王法文先生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候春有“楼桑春社”、夏有“邵村花田”、秋有“督亢秋成”、 冬有“盘坡积雪”，真是人世间的天堂啊！直到197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考察涿州，还在赞嘆此处是“得天独厚盛产水稻的好地方”。 如今，涿州地区水系纵横、苍翠欲滴的田园景象，正在成为一个远去的记忆。随着拒马河、胡良河的断流， 曾经充满诗情画意的“拒马长虹”和“胡良晓月”也已经风光不再。放眼望去，再也看不到一块池塘或者一条水沟，只有满眼灰濛濛的尘土。当地的居民只能从地下采水饮用，据说在某些地方，直到70米以下才能打出水来。如果遇上干旱，不要说什么水稻，连小麦都没有办法成活。只有在雨季，河道里才有水流经过，但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王法文先生感嘆说：“从1973年到现在，仅仅过去了三十多年，怎么会有这样恍若隔世的变化呢？” 与这片土地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歷经劫难的三义宫。“文化大革命”期间，三义宫被当作所谓的“四旧”u，遭到一群红卫兵无情地破坏。金碧辉煌的殿堂被拆毁。红松木雕的神像被焚烧。林立的碑碣被砸烂。还有那些三、四人合抱的古松古柏，因为发生武斗死了人，也被锯倒做了棺木。刘桂郁先生1968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一道低矮的残垣断壁连接着荒芜破旧的山门，围拢着好大一片瓦砾场。 我不知道涿州市政府为什么要重建三义宫，也不知道三义宫是否真的能够重建起来。明清时期的古建筑换成了钢筋混泥土结构，红松木雕的神像也换成了泥胎彩绘，只有当年那些参天的古松古柏无法替代，便按照《三国演义》中的描述种上桃树。时值早春时节，那些桃树刚刚发芽，仿佛一排排六、七岁的小学生在做午间操似的，向天空中伸展着稚嫩的枝桠。 道义无今古，人间有沧桑，我们感慨着，浑然不觉时间的逝去。当我们从三义宫出来，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光景。按照计划，应该去张飞庙的，看看天色已晚，只能改到明天去。 刚走不远，一位衣衫脏乱的少年突如其来地扑到车头上，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第7页 刘桂郁先生开门下车，大声地喝退他。我问是怎么回事？王法文先生解释说：“那是一个脑袋有毛病的傻子，啥也不懂，就知道要钱！” 三国文化与旅游经济 晚上很意外地受到涿州市副市长刘蕴英女士的接见和宴请。她频频举杯，一方面欢迎我对涿州的访问，一方面希望我在以后的讲学和写作中多多宣传涿州。她感慨地说：“如今是市场经济，涿州也需要发展的机会啊！” 按照刘蕴英副市长的安排，次日由涿州市文联的两位负责人陪同我参观张飞庙和卢植故里。其中一人，是刚刚上任的文联主席。早晨8点35分，文联主席和他的同事接到我，然后驱车往东而去。 我感觉方向不对，问曰：“张飞庙不是在西南方向吗？为什么反向而行呢？” 文联主席说：“不去张飞庙。那儿没什么好看的。”他解释说，张飞庙和三义宫一样，原来都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后来又同样毁于“文化大革命”。现在的张飞庙，是当地的村民在1993年用钢筋水泥修建的仿古建筑。还有一座所谓的张飞古井，其实是1984年由文物保管所重修的一座井台，1993年迁移到张飞庙南侧。我问井下是否有泉水？文联主席说：“一座装模做样的井台而已，深度不过两米，哪里来的泉水呢？” 我又问曰：“张飞古井的原址有泉水吗？” 回答说：“也早就没有泉水啦！” 继续问曰：“为什么要迁移到张飞庙呢？” 回答说：“为了合理配置和利用旅游资源，服务于市场经济。” 我觉得文联主席挺有意思，脸上永远挂着不以为然的浅笑，说话也很率直，甚至很有些冷幽默。说话之间，汽车已经“西辕东辙”地驶出涿州市区，来到卢家场村。文联主席说，这个地方就是传说中的卢植故里。2000年在这里发现一处东汉遗址，经文物勘探发现同时期墓葬，认定为卢植墓。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明白：文联主席为什么不带我去张飞庙，却要带我来瞻仰卢植墓呢？ 卢植是一位德厚流光的大学问家，也是刘备少年时代的老师。汉灵帝时，卢植被征为博士，与蔡邕等人在东观校定《五经》、补续《汉纪》，并撰有《尚书章句》、《礼记解诂》等着作和碑、诔、表、记若干篇。董卓专政，肆虐朝廷，人皆敢怒而不敢言，惟有卢植仗义执言。卢植晚年隐居于上谷军都山，临终前嘱咐儿子们从简料理后事，勿用棺椁，仅以“附体单帛”埋葬于土穴。 我问曰：“当年发现墓葬时，里面有什么文物吗？” 回答说：“只是一个土台子罢了，并没有什么文物。” 我不愿意相信。后来打电话求证于刘桂郁先生，也说并未发现文物。之所以把那个土台子认定为卢植墓，是因为卢氏后裔一代一代传说至今。此外还有许多歷史文献的描述可资证明，南北朝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即有卢植墓的记述，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年间王寂有诗云：“南台故址今颓然，汉卢植墓疑相传。”明朝有蒋一葵所着《长安客话》记载：“涿州境东南有汉卢植墓，土人唿为南台。” “附体单帛”而葬的土穴里当然找不到文物。我一方面感到失望，一方面也啧啧称嘆。一座没有任何随葬物品的遗冢，居然能够用口口相传的方式，在1800多年以后认定它的主人，真是令人拍案惊奇。 我们现在看到的卢植墓园，修建于2001年，座北向南，占地10亩，比起那座颓然的南台故址气派多了。墓园前面，是一座明清风格的影壁，高4.8米、宽19.8米。影壁对应的山门，则为仿唐建筑，高约7米。山门以里，有东西殿各三间，均为仿唐建筑。东殿曰范阳堂，西殿曰敦睦堂，中轴线为甬路。甬路向北，是一座仿汉牌楼。牌楼高宽各约4米，北有台阶到达封土处。封土高约3米，直径9米，即为卢植墓。 卢植以后，涿州便成为天下卢氏的郡望。韩国第6任总统卢泰愚和第9任总统卢武铉亦是卢氏后裔，卢植墓前即立有卢泰愚题字的石碑。我呆呆地看着，总觉得卢植墓里面有什么秘密。 于是又问曰：“里面埋的什么？” 文联主席回答说：“卢植没有任何遗物，估计里面是空的吧？” 恋恋不捨地离开卢植故里，我决定去看看涿州影视城。1994年中央电视台为了拍摄《三国演义》，在那里建造了一片占地500亩的汉朝景区，包括魏、蜀、吴三国街景，以及徐州城楼、许昌城楼、荆州城楼、宰相府、知府院和宏伟壮观的铜雀台景点等等。在此之前，还有为拍摄《唐明皇》建造的150亩唐朝景区。经过10多年的经营，已经形成总占地面积达2200亩的仿古建筑群。那种煊赫的阵势，远远超过三义宫、张飞庙和卢植的墓园。 突然之间，我明白了文联主席的不以为然：原来那些所谓的三国遗存，大多与涿州影视城一样，不过是一些仿古建筑而已。 想起一只海螺 涿州是一座歷史名城，有着相当丰富的文物资源，包括从新石器时期到商、周、汉、唐、辽、元各个朝代的遗址与地下出土文物。但它的地面建筑，被“文化大革命”破坏得厉害。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1978年和1982年，还发生过涿州县委（当时行政地名为涿县）出卖、拆毁古建筑的恶性事件，直到被时任河北省副省长的王东宁先生发现并派人制止。1995年6月，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划归涿州市旅游文物局领导，形成利用歷史文物和仿古建筑为旅游经济服务的业态。 第8页 我想起一只海螺。它是我在鲘门的海滩上捡到的u。准确地说，它是海螺的壳。那只海螺曾经那么鲜活地存在过，最后留下一只漂亮的像瓷器似的壳。作为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我深深地知道，所谓歷史文物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壳而已。可是，那只海螺到哪里去了呢？ 歷史文物被毁坏了，可以用仿古建筑来重建它们的形式。可是，形式中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像海螺一样，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是那些形式，而是歷史上存在过的生命意识。面对那些仿古建筑，我在问：通过形式上的重建，我们能够把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意识找回来吗？ 望着车窗外萧瑟的早春景色，我的心情像枝条上的初芽一样颤抖着。忽然，我好象看到了什么。我请求司机停车，然后奔向刚刚经过的拒马河。 拒马河曾经是一条水大流急的大河，对所经山地产生强烈的切割作用，形成两壁陡峭的峡谷，使拒马河谷成为百里画廊。所谓拒马，言其水势之大，到了马不能渡的程度。然而，我面前的拒马河，已经看不到一滴水。远远望去，干涸的河床里到处是倾倒的垃圾。各种颜色的塑胶袋迎风飞舞，挂在两岸的树枝上，使得昔日的百里画廊变成了一道五彩缤纷的垃圾走廊。 水啊，曾经滋养过中国5000年文明的水啊，为什么会在我们这个繁华似锦的现代社会变得如此匮乏呢？这一片被称为三国文化之乡的土地，在往后20年以后或者30年以后，还能适宜人类的居住吗？我们手中攥满了金钱，可是人生的希望在哪里呢？ 我又想起涿州市副市长刘蕴英女士的託付。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年代，涿州需要宣传，涿州需要发展的机会。那么，我究竟应该如何宣传涿州呢？我不会吹捧，也不会使坏，我只是真心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心情复杂地热爱着这片土地。 我在探索歷史真相，也试图通过探索歷史真相来寻找人生的答案。我能够做到的，就是把我探索的过程和我所找到的一切奉献给涿州的人民。我想，涿州的未来和发展机会，应该在每一位涿州人民的人生之中，而不是在那些gg语言和盲目的市场经济之中。 镜子与画像 文化的变迁，说到底是人心的变迁。其中分分合合的奥秘，决不是进化论能够解释清楚的。 镜子与画像 从洛阳回来之后，我常常站在盥洗间的镜子前发呆。我又想起唐太宗的那句名言：“以铜为鑑，可正衣冠。以人为鑑，可明得失。以古为鑑，可知兴替。”可是，仅仅凭一面镜子，就能够正衣冠、明得失、知兴替吗？ 从铜镜到玻璃镜，镜子的品种是越来越现代了，人类却未必会因为它而端正自己的衣冠。由于价值观的多元化，奇装异服也有了大放光彩的舞台。镜子虽然在那儿，衣冠却要刻意地歪着穿，因为歪着穿有歪着穿的另类美感。 如果说现代人可以随意选择衣冠的款型和穿着方式，那么他们也可以随意地看待人类的歷史吗？人们常说，歷史是一面镜子。对于那一段再也不会改变的歷史，不同的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看到的虽然是同一面镜子，但我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所以，尽管歷史在那里，其中的兴替却未必能够知晓。在众说纷纭之中，即使是再明亮的镜子也无法派上用场。 更何况，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到那面镜子。当作家或者学者们讲述那段歷史的时候，他们提供的也许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幅画像。例如，根据《魏国春秋》记载，曹操是一个“姿貌短小”的人。《世说新语》说，曹操当上魏王的时候，因为“自以形陋”，不足以“雄远国”，就命令崔琰冒充自己接见匈奴的使臣，而他自己则假扮成侍卫，站在旁边。可是，在一些现代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曹操却一改当年的猥琐形象，变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很有男子汉气概。 《世说新语》的故事还有下文。接见过匈奴使臣之后，曹操特意派间谍去询问使臣对魏王的印象如何。使臣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魏王雅量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所谓床，在汉唐时期兼有椅子的功用。所谓床头捉刀人，指的是手握宝刀侍卫在椅子旁边的曹操。在使臣看来，曹操既然是“侍卫”，当然应该忠诚于“魏王”。可是，曹操装得不像，所以使臣觉得很奇怪。谁知曹操听到使臣那句话，竟然恼羞成怒，又派人追赶上去，杀掉了他。 中国歷史上所说的英雄，并不一定是正面意义上的英雄。匈奴使臣评价曹操的英雄形象，并不是说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很有男子汉气概，而是说曹操身为“侍卫”，竟敢在“魏王”面前肆无忌惮的做派。而曹操之所以痛下杀机，恐怕也是因为害怕使臣回到匈奴之后，到处传播他“床头捉刀”的丑闻。 而今，记述曹操相貌的这些歷史资料就摆在案头，而很多学者却觉得不可信。还有一些学者，一方面也承认曹操形象猥琐，可是另一方面呢？却又极力鼓吹曹操是一个如何如何伟大的英雄。我就不明白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既猥琐又伟大呢？ 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许多物是人非的改变。人们所崇尚的，再也不是那些独善其身的君子，而是纵横天下的英雄。如果你说要做一个君子，人们就会笑话你。如果你说要做一个英雄，人们就会敬佩你。我以为，正是这种改变让我们不能接受前人的歷史观，甚至造成了我们对歷史的故意曲解。名利主义成了我们评价人生的唯一选项，而社会上所流行的英雄史观，几乎已经丧失了道德上的评价标准。 第9页 千百年来，如果某位皇帝被人们比做秦始皇，如果某位官员被人们比做曹操，那简直是一种奇耻大辱。民间传说，民国初年，有人杀猪，把猪的内脏取出来,猪肝上面居然有“曹操”两个字。于是，人们就骂曹操奸恶一世，死后只能做畜生，从东汉末年到民国初年，不知道做了几辈子的畜生了。可是现在呢？如果有人被比做秦始皇，或者被比做曹操，那他一定会满心欢喜。在我们这个崇尚成功的现代社会里，无论秦始皇多么狠毒，无论曹操多么狡诈，他们已经成了光芒万丈的偶像，受到人们普遍的赞颂。 对进化论的反思 即使一个人像秦始皇那样狠毒、像曹操那样狡诈，也值得我们认同和赞颂吗？按照进化论的观点，当然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所谓“适者生存”，与道德无关。 “适者生存”是达尔文的人生观。他用这种观点描述了生物演化的歷史。他认为，低级的生物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经过弱肉强食和某些功能性的改变，不断演化成高级生物，而人类恰好是演化的最高形态。 自达尔文以来，学者们一直都在为进化论寻找证据。他们把那些证据按照事先设计好的程序排列起来，以实现学术上的自圆其说。与此同时，他们也遇到了许多现实的困境，例如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质疑：既然生命可以进化，那还用得着保护环境吗？ 经济学家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们认为，人类活着就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求。他们利用进化论来描述人类社会的演化，其中的每一个演化过程，都是由人类的经济行为决定的。最后，史达林把这些描述定义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史达林认为，这五个阶段是人类社会必然经过的演化过程。 在最初的原始社会，人类一起生产，一起分配和使用各种资源。后来，因为分配不公平，一部分人占有更多的财富成为贵族，另一部分人则沦为奴隶。再到后来，将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给予制度化，贵族阶级从奴隶主转化成封建社会的地主。在封建社会里，最大的权力属于最高阶层的国王或者皇帝，阶层与阶层之间等级森严。接着出现了资本主义革命，改变了封建社会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工人们用辛勤的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却遭到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于是他们要发动新的革命，以创造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社会进化论，也称为歷史进化论。 应该承认，社会进化论有若干部分是相当有道理的。例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唿声，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追求。这种唿声不仅激发了社会底层的贫民阶层的斗争意识，也使得处于社会中上层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感到羞愧。 但是，无论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还是某些经济学家的社会进化论，都仅仅是一种观点，而非事实。原始社会是学者们想像出来的社会形态。罪恶滔天的奴隶制度并不必然出现在社会进化论所定义的那个歷史时期。封建制度在秦始皇时代就被推翻了，直到清朝晚期才出现资本主义运动，中间几千年的歷史并非空白，却无法用社会进化论来解释。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明清时期的文化比唐宋时期更优秀。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在于：一旦他们接受进化论，必然痛恨那个黑暗的、落后的、腐朽的封建社会。他们一方面敌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又要向祖国效忠，于是出现了心灵上的撕裂。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推翻的是恰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信仰，而诸如秦始皇、曹操等人尽管有许多令人震惊的反道德行为，却被目为有功于歷史的英雄。 我以为，要研究中国的歷史，必须重新审视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定义：“究竟什么是封建社会？或者说，究竟什么是封建文化？”我问过很多学者，几乎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事实上，“封建”是周武王伐纣之后，由周公所创造的一种政治体制，或者说是一种管理模式，是“封邦建国”、“封爵建藩”的意思。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便废除封建制度，採用郡县制度，建立了秦朝。但是，在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却把秦始皇定义为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起点，而且给它贴上了诸如“黑暗的” 、“落后的”、“腐朽的” 等具有负面意义的文化标籤。如果不把这些文化标籤撕掉，我们就不可能看到真实的中国歷史。 第二个问题是：“当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就意味着歷史的进化吗？”如果歷史是一种进化的过程，那就意味着我们比前人优秀，我们可以傲慢地看待歷史上出现的任何圣贤人物。我们也不得不相信，无论一个人的道德多么败坏、品行多么兇恶，哪怕他推翻了他的国家，那也是社会进化、或者说歷史进化的表现，值得人们贊而颂之。与此同时我们再也无法相信真理——一种理念，今天被看作是进步的，明天被看作是落后的，哪里还有真理永恆存在的空间呢？如此一来，人们就永远找不到安身立命的答案，只能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虚妄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第10页 还有第三个问题，与经济学家们所讨论的生产关系与分配制度有关。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歷史上所说的天下，是被皇帝一个人占有的吗？”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事实，人们当然应该去推翻它，去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文明、更能够体现民主性的社会形态。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为社会进化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如果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它就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有理”的政治口号是无比正确的。可是我要问：它真的是一个事实吗？ 我以为，这三个问题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和反思。只要能够解决这三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人们在歷史观和文化观上面存在的许多疑难问题。 寻找那个确定性的答案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在许多人看来，这个社会依然是不公平的，而他们自己就处于被压迫的景况中。他们依然有着“造反有理”的潜意识，所以他们相信社会进化论。这样就决定了他们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他们不理解道德，也不相信真理。当他们谈论真理的时候，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所谓相对的“真理”，意思是说，“真理”是用相对的方式比较出来的，今天你是正确的，明天你就不一定正确了。可是，如果“真理”是如此地不确定，那还叫“真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还记得我在洛阳舌战群儒的时候，学者c曾经表示过他对真理的怀疑。我当即问他：“那么，您此生在寻找什么呢？”他疑惑地看着我，没有做出回答。但我告诉他说，每个人都在为他的人生寻找一个确定性的答案，而那个确定性的答案就叫真理。 真理并不容易被说明。每个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看待问题和思考问题的界面。除非他的价值观正确，否则他就无法看到事实的真相，也无法透过事实的真相看到真理的存在。可是，有谁会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错误的呢？ 我忽然意识到，我并不是在研究那些歷史资料，而是研究人们的歷史观。我所说的研究，与某些学者的论证是两码事。做论证的方法是，先提出观点，然后通过堆砌一定数量的证据，自圆其说地形成对观点的支持。做论证的危险之处在于，很可能把一个并不正确的观点论证得顺理成章。做研究则不是这样的。 做研究的方法是，先提出问题，然后通过某些蛛丝马迹，查找到问题的答案。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提出的三个问题，并且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去发现歷史的真相： “中国歷史上所说的天下，是被皇帝一个人占有的吗？” “当一个朝代推翻另一个朝代，就意味着歷史的进化吗？” “究竟什么是封建文化呢？” 所有的人都在天下生活，而天下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我们提出的三个问题，就涉及到中国歷史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所谓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其实就是管理学所研究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那么，我们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人生态度去面对这个社会，用怎样的组织结构去管理这个社会呢？无疑也是属于管理学研究的课题。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身体就是一个天然的组织结构，可以与社会的组织结构对应起来；一种正确的人生理念，也可以从最初的觉悟者那里通过教育的方式传达给所有的人，最终形成这个社会的组织文化。中国歷史上，无数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天人合一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他们相信，当一个人做对了自己，他就能够使用那个正确的标准去服务整个社会。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的就是这种成己达人的过程。 然而，天人合一毕竟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我们无法改变身体的组织结构，但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却常常因为政治和战争的变故而发生改变。我们的人生理念，也常常会被并不正确的社会文化所左右。 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 那么，中国歷史上所说的天下，真的是被皇帝一个人占有的吗？这就要从管理层的管理理念说起。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指的是人类社会，国家指的是天下的一种组织结构。明朝灭亡以后，顾炎武说过一句很令人震惊的话：“国家可亡，天下不可亡。”所谓“国家可亡”，不过是组织结构的改变；所谓“天下不可亡”，则关系到人类的命运。 从管理学上讲，中国第一个值得关注的组织结构，是公元前1027年的周朝（周朝以前的歷史，我们所知道的不够详尽，无法进行细节上的研究）。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事实上在周公时代就已经实现。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总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而周公就是周朝歷史上第一个有作为的总经理。 早些时候，周文王向姜子牙请教管理之道。姜子牙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意思是说，天下的所有者就是天下的老百姓。当天下被改组成周公司的时候，老百姓也就成了公司的股东。虽然很可能存在大股东侵占小股东权益的问题，但老百姓的股东身份却是不容置疑的。周文王因此意识到，只有得到股东们的认同，周公司才能合法地存在；如果股东们不认同，周公司就会失去它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法律概念，而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天命。 第11页 当时，周部落在人口上、文化上、武力上都不如它的对手商王朝。可是，因为“维天之命”，居然很快获得了胜利，天下被成功地改组成周公司。那时周文王已经去世了，他的继承者周武王被股东们奉为天子，成为公司的董事长。 周成王是周公司的第二任董事长。因为公司刚刚创立不久，成王还是一个小孩子，周公就以总经理的身份，勇敢地承担了许多责任。可是，人们也因此怀疑周公，认为他太强势了，很可能篡夺董事长的大位。于是，周公不得不向公司的另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太保的召公——说明他的志向。这段重要的说明文字，可见于《尚书?周书?君奭第十八》 君奭是召公的名字。周公告诉召公，所谓天命并不仅仅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它还是一种必须承担的使命。而承担这个使命的，并不仅仅是董事长一个人，也包括整个董事会和管理层。那么，这个使命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每一个人，所谓天下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人们都在这里生活，因而必须达成在一起过好日子的共识。作为管理层，必须尊重每个人享有生活资源的权利，并且教育他们学会互相尊重和互相爱护。当每个人都能做对自己的时候，天下就能够相安无事，实现最优质的管理。 可见，中国的管理哲学最初并不是让国王、或者皇帝独自占有天下的财富，而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各得其所、安居乐业的生活。如果管理当局做不到这些，天下就会发生动乱，而管理当局也只好宣告破产。 三千多年前的周朝，没有电话，没有电报，也没有电子邮件，人们只能依靠走路和马车旅行，信息的传递是相当缓慢的。如果有人造反，管理当局也无法及时地觉察。可是，周公这个总经理当得非常称职，他创造了一种管理模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封建制度，而且让这种封建制度成功地运营了八百年——虽然在周朝的后期，这种封建制度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 从管理理念到管理制度 秦始皇没有採用周公的封建制度，而改用郡县制度。怎样去理解封建制度和郡县制度呢？以中国比较知名的企业tcl公司为例。 tcl最初是做电话机的，后来改做电视机。因为当时机会很好，gg也做得漂亮，tcl彩电在当时很有市场影响力。为了巩固自己的市场份额，他们开始在各个区域市场设置营销机构。最初，他们採用的是封建制度，也就是在每个区域市场成立一家公司。这家新成立的子公司承担着市场营销的任务，但在财务上、人事上、运营上也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后来tcl电话机也开始营建自己的销售网络，却没有採用封建制度，而是郡县制度。封建制度与郡县制度的区别，可以从公司名称上看出来，前者是“北京tcl家用电器有限公司”，后者是“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我们因此可以知道，所谓封建制度相当于总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管理模式，所谓郡县制度相当于公司总部与分公司之间的管理模式。 在封建制度和郡县制度之外，还有一种羁縻制度。羁是用绳子牵住一匹马，縻是拴住一头牛。小时候在农村，大人们常常吩咐我：“把牛縻在树荫下面。”用的就是这个縻字。三国时期，诸葛亮创造了这种羁縻制度，后来盛行于隋唐时期。为了管理边远地区的部落，通常的做法是封给部落首领一个头衔，例如刺史、都督等，使之成为一个羁縻州府。这样以来，部落首领就可以代表皇帝管理当地的民众。与其它的州府不一样，羁縻州府有充分的自主权。它既不是子公司，也不是分公司，而相当于商业上的代理公司。中央政府通常不会插手地方上的事物，而只是设置一个办事处作为双方的联络和协调机构。 秦始皇为什么要採用郡县制度呢？无非是为了削弱地方上的管理权，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全国的局势。可是，这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却不怎么管事，仅仅运营了十二年，就被陈胜、吴广两个奴隶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而不可一世的秦朝，也在三年之后被起义军覆灭。 事实上，这三种管理制度在中国歷史上并不是单一地出现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社会，但楚国和秦国已经开始採用郡县制度了。三国时期，则同时出现了多种管理制度。除此之外，还有清朝的理藩制度。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并不仅仅是一个休闲的去处，事实上也是清朝管理西藏和蒙古的机构。 人们常常说起的封建文化，其实是一种把组织结构（管理制度）与组织文化混为一团的说法。 汉朝的组织文化 为什么周朝拥有八百年的基业，而秦朝仅有十五年的寿命呢？原因在于，实现优质管理的重点往往不在于管理制度（组织结构），而在于管理理念（组织文化）的正确性。 不同的管理理念决定了不同的组织文化。我们常说，企业的文化就是老闆的文化。这种文化来自哪里呢？就来自老闆的管理理念。我在《管理三国志》中，把人类的文化分为两种，渔夫文化和园丁文化。这种划分不论古今，也不论中外，没有歷史的界限和国际的界限。如果老闆是渔夫，则公司盛行巧取豪夺的渔夫文化。如果老闆是园丁，员工们的注意力就会从物质利益转移到人生的意义上来，于是就有可能建立一种热爱生活、友爱互助的道德体系，让公司在员工们热情洋溢的工作中实现基业的长青。 第12页 秦朝的文化就是一种渔夫文化，或者说是一种猎人文化，它鼓励你用战争的方式去占有财富。但这种文化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它在鼓励人们占有财富的同时，也在鼓励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第二，它鼓励了人们占有财富的欲望，但它却不具备创造财富的机制。这么一来，就会导致强者向弱者掠夺财富，弱者向大自然掠夺财富，结果就造成了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腐败和地球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天下的财富都集中在秦始皇一个人手中，而整个社会却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所有的人都对他唯唯诺诺，但没有人对他忠诚。等到陈胜、吴广一起义，巍然屹立的大秦帝国在顷刻间土崩瓦解，顿时化为一片废墟。就像我们现在的某些企业，例如秦池，例如三株，例如爱多，一次看似偶然的危机，引发了山崩海啸，诺大一个企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化为一片废墟。 人们常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的文化。应该说，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尽管秦始皇颁布过“书同文，车同轨”的法令，但他并没有真正地做到。 为什么没有做到呢？第一，秦始皇试图通过一种暴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就像现在的老闆，用暴力来管理员工，员工们会怎么做呢？表面上服从？内心害怕？伺机逃跑？暗中报復？结果，秦始皇的暴政激起了全国各地人们的普遍反抗，使得他的政策很难被顺利地执行下去。 第二，秦始皇在位只有12年，秦朝的歷史也只有15年，在那样一个交通和信息都不发达的年代，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那么大的国家里完成文化上的统一，无异于天方夜谭。 第三，秦朝的小篆不利于毛笔书写，人们更愿意选择当时已经出现的隶书。隶书是古文字与今文字的分界，到了汉朝才第一次以隶书的形式实现文字的统一。秦始皇时期并没有统一全国的文字，连文字都没有统一，当然不可能统一全国的文化。 第四，秦朝的文化与我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码事。我们使用的汉字，始于汉朝的隶书，而不是秦朝的小篆。我们的传统文化，被称为汉文化，跟秦始皇没有任何关系。我们都是汉族人，而不是秦族人。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称为汉文化，汉文化和它前面的秦文化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文化。 秦文化的特点是嗜杀成性，谁敢杀人谁就是勇士，谁杀的人多谁就是英雄，所以才会出现长平之战这样的惨案。秦国的大将白起，竟然在长平这个地方，惨无人道地活埋了赵国的四十万降卒。利用这样的暴力和权谋，秦始皇占有了诺大一个中国。也因为这样的暴力和权谋，使得天下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最终导致整个组织的崩溃。 刘邦刚刚建立汉朝的时候，同样也是危机四伏。到处都有人谋反，到处都有人叛乱。刘邦为此杀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功高盖世的淮阴侯韩信。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突如其来的事故发生，弄得他一次又一次地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惟恐重蹈秦始皇的覆辙。这时，有一个名叫陆贾的学者，对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管理学名言：“马上得天下，但不可马上治天下。”意思是说，你可以用战争的方式夺得天下，但不可以用战争的方式管理天下。这是中国歷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陆贾的一句名言，触动了刘邦的一念之转变。从此之后，汉朝的管理当局就开始了文化上的转型。 歷史学家常说“汉承秦制”。这种说法是对的，汉朝的确沿用了秦朝的管理制度。但它的眼光，却越过了秦朝，到周朝的歷史中去寻找新的文化源泉。尤其是从汉文帝开始，管理当局几百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研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着作，并且“立大学以教于国”。在汉朝的管理学理念中，管理的重点不是权力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评价一个杰出的管理者，不在于他如何奴役员工，而在于他给员工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生、热爱生活的文化。所以，汉朝的学术研究风气蔚成大观，教育事业也非常兴旺。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可能就是汉朝的太学。 新的文化生活不仅让人们懂得了与人为善的做人之道，也培养了一种创造财富的机制。例如“文景之治”和“明章之治”创造的财富，简直成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神话。正是因为这种善意而又充满生机的力量，使得汉朝成了周朝以后的第二家基业长青公司，拥有长达四百多年的歷史。 分与合之间的歷史奥秘 《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因为什么而合，因为什么而分呢？我以为，因为园丁文化而合，因为渔夫文化而分。中国歷史上的合与分，其实是园丁文化与渔夫文化之间的变换。其中，园丁文化意味着对生命的理解与爱护，而渔夫文化则意味着因为人性败坏而孳生的贪婪与兇残。 我们看看整个汉朝的歷史，同样是那个天下，同样是那套管理模式，有“文景之治”，有“明章之治”，到了东汉末年却出现了合久必分的乱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问题还是出在文化上面。准确地说，是管理者的道德出了问题。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终结了汉朝的文化传统，最终导致整个组织结构的崩溃。 东汉时期，全国被划分为十三个区域。首都为首善之区，设司隶校尉一人。其余十二州部，各设刺史一人。刺史的职责，是代表中央政府去考察各个郡县的管理绩效。以汉朝的郡县制度与tcl的分公司制度做类比，刺史就相当于tcl公司总部派出巡视各个分公司的大区总监。在正常情况下，刺史和大区总监都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但如果发生意外，情况就很难设想。到了东汉末年，意外真的发生了：汉灵帝中平元年，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 第13页 虽说是意外，却也事出有因。《三国演义》说得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一个是汉桓帝刘志，一个是汉灵帝刘宏。由于某种政治的原因，汉桓帝15岁就登上了皇位。由于同样的原因，汉灵帝12岁就登上了皇位。15岁是初中生的年纪，12岁是小学生的年纪，年幼无知的小孩只知道利用皇帝的特权寻欢作乐，哪里懂得什么民生国计呢？他们显然更喜欢那些善于讨好他们的宦官，而不是那些忠诚于国家的大臣。 尤其是汉灵帝，以任性放荡而闻名于歷史。他在西园设置一个秘密金库，积攒了一笔颇为丰厚的钱财，俨然成了财大气粗的暴发户。为了积攒更多的钱财，他甚至以政府的名义公开卖官鬻爵。初步定下的价格是：年奉六百石的官职六百万钱，二千石的官职二千万钱，依此类推，按官定价。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曾经花费一亿钱购买过太尉这样顶级的高官。 从来财色双贪。汉灵帝不仅贪财，而且非常淫荡。他规定所有的嫔妃和宫女都必须穿着开裆裤，为的是临幸起来方便。他又在西园盖了个“裸游馆”，与一群裸体女子游戏其间，纵情狂欢。他感嘆说：“假使一万年都能如此，就算得上是人间的神仙了。”魏晋时期的淫乱风气，其实自此而始。 汉灵帝贪财好色成了一个很坏的榜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从此之后，人们爱慕钱财胜过爱慕道德，巧取豪夺的风气日益盛行。大量品行不端的人员通过财色公关的方式获取了政府机构中的各种职位，贪官污吏和豪强恶霸开始横行天下，而忠贞合格的官员则被逐渐排挤出了管理层。就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一样，汉朝的组织结构已经变得异常地脆弱。 等到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天下到处都是危机。中央政府无力招架那种混乱的局面，各个州部的刺史就趁机掌握了地方上的军政大权。十三个州部，每个州部比现在的一个省还大。刺史摇身变成州牧，各自为政，各自为战，汉朝也因此由郡县而诸侯，形成事实上的封建割据形势。 五年之后，董卓乱政，废掉了汉少帝刘辩，随后汉献帝刘协以傀儡的形式登上歷史舞台。此时，向来有天子之尊的皇帝已经彻底失去了职场伦理上的权威性，各地的州牧和郡守则趁机由封建而战国，重演了一段乱世争霸的歷史。曹操的狡诈与军事才能，也因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现代社会的商业文化，与三国时期的战争文化，其实都可以列入渔夫文化一类。现代社会之所以喜欢谈论三国故事，也与文化的相似性有关。很多读者看完《三国演义》，也忍不住跃跃欲试，恨不得穿越一千八百多年的时空，到群雄争霸的战场上去一显身手。殊不知战争之危害，远胜于洪水勐兽。因为战争造成的死亡和因为饥荒造成的吃人现象，许多人都丧失了他们的性命，甚至连首都洛阳地区也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口灭绝现象。天下苍生，可怜如此，试问那些好战分子，怎么忍心舞动刀枪？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需要说明的是，三国归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与秦始皇时期相似，虽然表面上“合”在一起，其实人心还分着哩！所以，三国归晋之后仅仅十年，就发生了“八王之乱”。这一乱就乱到了隋唐，世道人心，直到那时才真正实现文化意义上的分久必合。 人心在迷茫中寻找 以管理学的眼光，中国的歷史其实是一部文化史。许多人看中国传统文化，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的情形，却是一种动态的变化。东周的文化，跟西周的文化不一样。汉朝的文化，跟秦朝的文化不一样。唐朝的文化，跟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一样。每个歷史时期的文化，都有很大的差异。 我以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鲘门失落的u。据说，那里是陆秀夫背着南宋末代皇帝赵昺投海自尽的地方。当元朝的马蹄从中华大地上踏过，女人被姦淫，男人被屠杀，90%的汉族人口被灭绝，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如果我们以元朝为分界线，前面是唐宋，后面是明清，文化的差异是相当大的。唐宋时期，是一种仁君政治，虽然也有昏君，但很少看到暴君。明清时期的皇帝，一部分是暴君，一部分是昏君，却很少看到仁君。元朝以后，唐诗宋词永远成为了歷史，虽然尚有书籍遗世，但那种热爱生活的文化，并没有传承下来。 或者，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喻成生产甜瓜的藤蔓。被元朝一脚踩破之后，它结出来的再也不是甜瓜，而是苦瓜。人们心里所感受的，不再是生活的美好，而是人世的纷争。人们相信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一面崇尚暴力和权谋，一面满怀怨恨。 人心在迷茫中寻找，而道德就是它的答案。宋朝司马光写《资治通鑑》，认为周朝管理秩序的败坏，始于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汉朝管理秩序的败坏，又何尝不始于汉桓帝、汉灵帝的荒诞无道？当元朝的马蹄践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后，我们再也看不到道德的真相。从朱元璋开始，管理当局已经习惯于利用道德的外在形式来欺骗和奴役老百姓。我们对明清时期的印象，造成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会，后来“五四运动”所打倒的，就是这种可耻的伪道德。可是，真正的道德到哪里去了呢？ 第14页 文化的变迁，说到底是人心的变迁。其中分分合合的奥秘，决不是进化论能够解释清楚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进化论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其实也是一种人心。当我们看着时间，它永远向前，决不后退，于是就会错觉，好象歷史在不断地进步。现代人相信进化论，认为改朝换代就是歷史进步的证据。殊不知，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毁灭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那种通过言传身教来传承的道德理念，一旦终结，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尽管那些书籍还在，但书籍与文化的传承毕竟是两码事。 事实上，无论文化怎样变迁，它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对道德的理解。究竟什么是道德呢？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意思是说，道德不是某种用语言文字描述的形式，而是一种用心去感悟的奥秘。也就是说，所谓道德，乃是从自省到自律的心路歷程。非自省无以明道，非自律无以立德，若是没有自省和自律，我们就会受到来自别人的他律。我们所反感的，其实不是道德，而是那些他律。 问题就在这里：道德是一种个人的修养，它缺少可供操作的技术特徵。如果你理解道德，你就能够过上一种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像唐宋时期的诗人一样，心甘情愿地乐在其中、苦在其中。如果你理解不道德呢，你会认为道德束缚了你的人生，你会打碎它、践踏它、抛弃它。人性因为败坏而贪婪，因为贪婪而兇残，而道德也会被看成是你的敌人。 我们唯一感到乐观的是，道德既然是心路的歷程，我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心路，重新找到对它的理解。人生的希望也在那里，人类的希望也在哪里。 强文化与弱文化 看着这座被古代城墙护卫的校园，我忽然产生了一种依依不捨的留恋。我想做那些孩子们的老师和朋友，和他们一起去解读那一段经歷过天灾和人祸的歷史。我要告诉他们说，爱不是占有，而是理解、尊重、呵护与分享。只有理解自己的人生，修復自己被伤害过的人格，才会有一种爱的意念充满我们的生命。 强文化与弱文化 四月是群芳争艷的时节，原本打算去徐州的，却意外地去了惠州。惠州是广东省的地级市，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文化力与惠州经济”的论坛。我是应邀出席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的两位学者之一，另一位是着名经济学家温元凯先生。我谈的是关于文化力的若干问题，温元凯先生谈的则是经济问题。演讲之后，我们又与几位当地的学者和企业家展开对话，做了一些讨论。其中一位企业家说，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是经济，而不是文化。 我感到愧疚，向他致歉，因为我没有让他听懂我的话。事实上，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表达着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而这种表达就形成了他的文化。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而这种所谓的文化其实就是我们做人做事的态度与方法。那位企业家所表达的，是他对经济利益的崇尚，而那恰好就是他的文化，一种惟利是图的文化。 在很多企业家看来，管理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以为，这种观点是有缺陷的。决定企业运营的两大因素，一个是它的组织结构，另一个是它的组织文化。而管理学的奥秘，往往不在维繫组织运营的管理技术上，而在于它的文化是否被人们所信赖。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有真与伪的区分，也有强与弱的对比。当一个老闆说一套做一套，那么他所展现的文化就是一种伪文化。在一个伪文化盛行的企业内部，必然人心涣散，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打算，这样就会出现文化上的混乱状态。像这样混乱的文化，我称之为弱文化。与之相反，当一种文化越纯真，它的存在就会越鲜明，而它的文化力也就越强大。 我曾经说过，汉朝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它从秦朝那里继承过来的管理技术，而是它通过一种道德上的启蒙教育，把先秦时期那些圣人的思想，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人们不再像秦朝那样崇尚暴力和权谋，而是用一种先修其身、而后兼济天下的人生理念，理解着自己的生活。整个国家社会，也因为这种对生活的理解和热爱，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汉朝之所以成为一个四百多年的长寿公司，奥秘就在于这种理解和热爱生活的文化。可是到了东汉末年，因为两个道德败坏的皇帝，导致它的文化变得虚伪起来。曾经创造过“文景之治”和“明章之治”的强文化，也因此演变成了群雄争霸的弱文化。 为什么我说东汉末年的群雄争霸是一种弱文化现象呢？因为在这个公司里面，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想法，他有他的打算，形成一团混乱的状态。尽管每个人都在努力，由于目标不一致，许多力量在矛盾与冲突中被内耗掉了。群雄争霸所反映的，就是这样的内耗。内耗所造成的问题，不仅仅是效率的低下，也包括管理成本的大幅度上扬。人们再也无法热爱自己的生活，大量的财富在兵连祸结之中被消耗掉了，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极度的动乱与贫穷之中。 东汉末年的弱文化现象 四月二十五日，终于踏上徐州之旅。虽然已是暮春，车窗外的杜鹃花却开得那么鲜艷。更让我高兴的是，我的身边多了一位自称是“驴友”的同伴。 第15页 “驴友”名叫徐国民，是来自惠州的一位企业家，也是那天出席论坛的听众之一。听说我的旅行计划，他便自告奋勇地要求陪伴我，做我的助手。我一路上搜集的文献资料，大部分装在他的背包里。那样沉重，也真够他受的。 所谓“驴友”，大约是旅游爱好者的意思吧？但徐国民先生最关心的，并不是路上的风景，而是企业的命运。我们一路上探讨的，还是管理学的课题。他说，在他的企业里面，也出现了那种人心叵测的弱文化现象。然后，他很尊敬地相问于我：“成老师，您所说的弱文化现象，最终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 我看着他，回答说：“最终会导致一个组织的灭亡，无论是国家组织，还是企业组织。” 我不是吓唬他。以管理学的眼光来看，弱文化的混乱状态，最终会导致三种情况发生：1中层与上层之间断裂，形成军阀大战的现象；2下层与中层之间断裂，形成官逼民反的现象；3无力抵抗外来势力的打击，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所以，中国歷史上每一个朝代的灭亡，首先都是因为组织文化上出现了混乱与危机，最后才造成组织结构的崩溃。 南宋文学家叶适认为，东汉的灭亡不同于其他朝代，其显着特徵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其所言也，正是中层与上层之间的断裂。而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歷史上着名的酸枣会盟。 公元189年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汉灵帝刘宏驾崩，汉少帝刘辩被废，汉献帝刘协以傀儡的形式登上前台，而在背后操纵国家机器的，却是大奸臣董卓。各地诸侯不肯认同汉献帝这个傀儡政府，便聚集于酸枣，结成关东联军，共同对抗祸乱朝廷的董卓。这样对抗的结果，不是董卓的屈服，而是迫使董卓做了两件事：1用毒酒杀害了关东联军心目中的合法皇帝汉少帝刘辩；2一把大火焚烧了首都洛阳，然后胁迫汉献帝刘协迁都长安。从此之后，东汉便失去它的上层，而整个中层则陷入了群雄争霸的战争局面。 也许我应该去一趟酸枣。我先后找到河南省的滑县和内黄县，最后确定歷史上的酸枣故城在延津县城西南位置。据资料记载，此地因出产酸枣而得名，秦汉置酸枣县，宋朝改曰延津，也就是今天的延津县治。打电话问之于延津县地方志办公室，却说早在郦道元撰写《水经注》的时候，酸枣故城就已经荡然无存。 我只好怅然而嘆，然后把目光投向酸枣故城东面的徐州。酸枣会盟之后，各地诸侯便反目成仇，互相征战。其中，袁绍先后占据了冀州、青州、并州和幽州。而曹操也不甘示弱，不仅夺取了兖州，而且以极其残酷的屠城政策，指挥大军向徐州推进。《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许多故事，便发生在那个地方。 与其说徐州是群雄争霸的战场，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徐州刺史陶谦这边，是一种崇尚道德的传统文化。攻打徐州的曹操那边，是一种崇尚掠夺和占有的战争文化。而徐州的意义就在于，它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见证了两种文化的交锋，并且因此充满了歷史的悲情。 从武汉乘火车去徐州，需要花费大约10个小时。徐国民先生似乎很喜欢这种“说三国，话管理”的谈话方式，我一路上是畅所欲言，而他也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他也会提一些刁钻的问题。言来语去之间，也因为这样碰撞而生发出许多绚丽的火花。 三国人物的名与字 说到三国时期的徐州，应该记住几个重要的人名，他们依次是：陶谦、曹操、孔融、刘备、吕布和张邈。 徐国民先生自称“也是一个三国迷”，竟然不知道陶谦、孔融和张邈为何许人也。其实这也难怪他，因为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他们的阅读重点在曹操、吕布这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身上，余者实在没有多少兴趣。在他们眼里，即使是后来三分天下的刘备，也不过是“一个形象苍白的人” 。 尴尬之中，徐国民先生问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三国人物的名与字。古代社会，婴儿出生三月即由长辈为之取名，至于男子弱冠、女子及笄之年又为之取字。人们自称其名，以示谦逊；称人以字，以示尊敬。而名与字之间，也往往有着意义上的关联性。例如： 陶谦，字恭祖。谦，谦恭、谦卑、谦逊的意思。恭祖，恭行祖训。这是用他的字来解释他的名。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名与字，就好象看到一篇富有文化气息的小品文，很有意思。 孔融，字文举。融，炊气上出，引申为火。在这里，融是光线明亮、柔和、而有穿透力的意思。文举，文采飞扬。名与字，有一种因果关系，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刘备，字玄德。《易经繫辞》有云：“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也。” 悉备者何？玄德也。老子云：“玄之又玄，谓之道也。” 玄德，就是道德的意思。备与玄德之间，就好象一问一答似的，饶有趣味。 关羽，字云长。意思是说，羽翼者，长于云天之上也。 张飞，字翼德。意思是说，翼之德者，在于飞也。 吕布，字奉先。布，铺开、展开的意思，引申为陈述、宣告、宣扬。用于人名，则犹言美名之流传也。奉先，敬奉祖先，犹言孝子之意义。名与字联繫起来就是说，吕布的父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美名远扬的孝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吕布恰好以不忠不孝闻名于歷史，辜负了他老爸的一番苦心。 第16页 曹操，字孟德。操，操行。德，道德。古人以德操并称，有德于内者，则操之于外。曹操的名与字，意思是说，良好的品行来自于良好的道德信念。孟是排行，说明曹操在兄弟之间排行老大。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视道德如敝履的，恰好也是这位排行老大的曹操。 徐国民先生笑道：“三国时期，人们取名用字，似乎很喜欢用这个‘德’字啊！为什么呢？” 我回答说：“应该说，在整个汉朝人们都喜欢用‘德’字取名。三国时期，不过是汉朝的遗风罢了。即便不用‘德’字，也会用包含道德意义的文字，例如陶谦、孔融、吕布，都暗含着道德上的嘉许。您注意到了吗？”我反问徐国民先生说，“与那个时期相反，现代社会却很少有人用‘德’字取名，为什么呢？” 徐国民先生问：“为什么呢？” 我回答说：“乃风气之使然耳。” 据说，人从宋后少名“桧”——自从宋朝的秦桧以后，很少有人用“桧”字取名。人们觉得，秦桧这个人太坏了，连岳飞这样的忠臣也被他谋害，实在令人讨厌。桧树是一种常绿乔木，木质桃红而有香气，颇为珍贵，却因为秦桧而背上恶名，只好改了一个名字，叫做 “刺柏”。植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从此再也没有人愿意用“桧”字取名，惟恐别人把自己跟秦桧牵连在一起。 同样的道理，一自文革批孔后，人间至今少名“德”——自从“文化大革命” 批判孔子以来，就很少有人用“德”字取名。当孔子被打倒，孔子所鼓吹的道德观也遭到践踏。从此以后，道德就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但凡有人谈及道德，便很可能遭到人们的嘲笑。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这种风气依然没有多少改变。 曹操与徐州的战争（1） 在关东联军的逼迫下，董卓火烧洛阳，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袁绍身为关东联军的盟主，眼看着董卓绝尘而去，却开始向自己的盟友暗下毒手。而他瞄准的第一个对手，乃是冀州牧韩馥。当年，袁绍与董卓争雄，逃往冀州，韩馥算得上袁绍的恩人。而后，董卓任命袁绍为渤海郡太守，韩馥也刚好是袁绍的顶头上司。可是，野心勃勃的袁绍早已顾不得什么恩情与职场伦理，不仅阴谋占领了冀州，还用计使韩馥自杀于溷（厕所）中。 曹操之谋张邈也，恰如袁绍之谋韩馥。《三国志·魏书·张邈传》说，张邈年轻时就有侠义之风，甚至不惜散尽家财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民，因此很多人都愿意追随他。曹操为董卓所缉拿，一路逃亡到陈留郡。张邈当时是陈留郡太守，竟然不避兇险，支持曹操在自己的辖区内招兵买马。《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张邈还曾经“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曹操），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袁绍指使曹操谋杀张邈，曹操拒绝说：“张邈是我亲爱的朋友，无论对错都应该包容他。更何况如今天下未定，不可以自相残杀。” 张邈因此“益德太祖”。岂知曹操一面向张邈表示友好，一面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却试图将张邈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张邈惟恐自己重蹈韩馥之覆辙，遂与曹操部将陈宫、许汜、王楷等共谋反曹。 恰逢王允与吕布刺杀董卓，为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所败。张邈与陈宫遂迎立吕布为兖州牧，公开与曹操决裂。以张邈宁可迎立吕布而反曹操的情状，可见张邈怨恨曹操之深。整个兖州，除了鄄城、东阿、范县之外，所有的郡县都反了曹操。曹操与吕布决战一百多天，难分胜负。 所以，乱天下者，并非止是董卓及其部属。若要追查责任人，袁绍、曹操、以及那个自作聪明的白马将军公孙瓒，都算得上罪魁祸首。否则各地郡县保境安民，天下不会乱成那个样子。洛阳与长安之间的两京地区，曾经像我们现在的长三角地区一样富庶，竟然沦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无人区。而曹操与吕布所决战的兖州，也是遍地饥荒，甚至到处都是人吃人的现象。 这个时候，恭行祖训的陶谦又在做些什么呢？ 《三国志·魏书·陶谦传》痛骂陶谦，说他亲信小人，疏远名士，荒废了当地的行政与司法管理。其实呢？传记中所说的谗慝小人，不过曹宏一人，而这个曹宏究竟害了多少良善，亦不见任何说明。传记中说他疏远的名士，乃是琅邪人赵昱，最初被陶谦闢为别驾从事，因为在官场上闹了一些别扭，便“辞疾逊遁”。陶谦很生气，就命令扬州从事吴范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使得他重新出来做官。因为表现不错，陶谦保举他为茂才，升任他为广陵太守。由此可见，陶谦相当重用赵昱，而不是疏远他。 曹操与徐州的战争（2） 陶谦不像曹操那样长于武功，但却很善于文治。徐州两次遭受“黄巾之乱”，至于“世荒民飢”，陶谦走马上任之后，于汉献帝中平六年任命陈登为典农校尉，在徐州境内实行屯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而徐州却能够“百姓殷盛，谷米封赡”。徐州屯田比之公孙瓒在易京、曹操在兖州的屯田早六年，陶谦也因此成为当时第一个利用屯田来解决民生问题的地方长官。 第17页 歷史学家黎东方先生说，陶谦生错了时代。倘若是太平世道，他会做出很好的政绩，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位爱民勤政的贤相。但是，战火正在向徐州蔓延，陶谦没有办法让徐州成为远离战场的桃花源。汉献帝初平四年的秋天，曹操发动了对徐州的战争。 曹操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为他的父亲曹嵩报仇。曹嵩当时在徐州琅邪郡避难，而后带着一百多车金银细软前往兖州投奔儿子，很意外地死在华县与费县之间。关于曹嵩的死，有三个版本的说法：第一个版本，陶谦派遣都尉张闿率领二百名骑兵护送曹嵩，结果张闿见财起意，便劫杀了曹嵩，逃往淮南；第二个版本，陶谦并未派遣士兵护送曹嵩，是陶谦手下据守阴平的别将见财起意，劫杀了曹嵩；第三个版本，陶谦怨恨曹操，特意派遣轻骑兵追杀曹嵩。其中第三个版本颇费疑猜，那时陶谦与曹操并未交恶，没有理由怨恨曹操，甚至怨恨到要杀害他的父亲。很可能还有第四个版本：曹操自己杀害了父亲，作为攻打徐州的由头。否则，他何至于一口咬定陶谦，不容别人分说呢？ 陶谦有口难辩，而曹操却来势汹汹，一连攻占了十几座城市，坑杀数十万男女老幼于泗水，而泗水为之不流。陶谦只好死守郯城，曹操便回过头去，又连续攻取应县、睢陵、夏丘，继续採取残忍的屠城政策，以至于到了“鸡犬亦尽，墟邑无復行人”的地步。这些惨遭屠杀的生灵，除了徐州本地的百姓，还有大量从长安、洛阳、以及北面的青州和兖州涌入徐州的难民。人间倖存的这块乐土，顿时化成了魔鬼的疆域。以德操自名的曹操，竟然犯下了如此滔天的罪行。曹操的盟友袁绍，也派遣将军朱灵“督三营助之”，并且立下了赫赫的战功。 情势如此严峻，有谁能够帮助陶谦呢？无奈之下，只好求救于青州刺史田楷和北海相孔融。我们因此知道，陶谦的朋友以儒生居多。在此之前，经学大师郑玄避难来到徐州，陶谦以师友之礼相待，对他的生活做了妥当的安排。北海相孔融，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也是郑玄的忘年交。青州刺史田楷虽然履歷不详，但他属下的平原相刘备，却是一代大儒卢植的高足。我们只好再一次悲嘆：像这样一群儒生，能够对抗曹操血腥的屠刀吗？ 徐州在哪里？ 我此行要寻找的徐州，即是陶谦时代的徐州，东汉末年徐州的治所，一座见证过血雨腥风的歷史名城。《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那个地方。 那么，当年的徐州就是今天江苏省的徐州市吗？ 我和徐国民先生在晨风中走出徐州站，到处寻找三国文化的遗蹟。时间尚早，我们便找了一个餐厅吃早餐。问老闆有什么地方特色，答曰有沛县狗肉。沛县是徐州市所辖的一个县城，东汉时期名曰小沛。于是大喜，以为三国之故地也。再问之，原来沛县狗肉出自汉高祖刘邦的爱将樊哙，与三国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继续打听，没有人知道陶谦和刘备的故事，也找不到任何跟他们有关的歷史遗蹟。 辗转来到徐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答曰，徐州市原名彭城，是东汉时期彭城王刘恭家族的封国。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将第五代彭城王刘祗贬为崇德侯，以彭城为徐州的治所。彭城从此改名徐州，沿用至今。至于从汉献帝初平四年到建安二十五年的这一段歷史，没有文献资料可考。 原来，此徐州非彼徐州。我们感到失望，便设法找到许盘清先生，向他求助。许盘清先生是研究三国地理的专家，着有《地图三国》一书。据他研究，陶谦时代的徐州，应该叫做下邳，位于今天的邳州市。好在徐州市与邳州市相距不远，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之后，我们来到了邳州市。 当年的徐州就是今天的邳州市吗？ 我们在邳州市转悠了整整一个上午，还是找不到任何三国文化的遗风。后来经邳州市旅游局介绍，找到熟知当地人文地理的老学究冯子礼先生。他以一位本土学者的身份，支持许盘清先生的观点，认为《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地理知识不是太好，把陶谦时代的徐州和下邳误认为是两座城市，其实是同一座城市。然后，他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把从下邳到邳县、从邳县到邳州市的歷史变迁絮说了一遍。但他同时解释说，当年下邳所在的位置，并非今天的邳州市，而是睢宁县的古邳镇。 当年的徐州就是今天的古邳镇吗？ 古邳镇位于睢宁县北部，临近邳州市，被称为睢宁县的“北大门”，是一个很大的集镇。我们背着旅行包，穿过繁华而略显脏乱的街市，找到古邳镇人民政府的副镇长王东女士。她很高兴地接待我们，连连点头说：“对！对！对！这里就是东汉时期的下邳，陶恭祖三让徐州和白门楼吕布殒命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这里。” “那么，”我满怀期待地问，“我们能够看到下邳故城和白门楼的遗址吗？” 她遗憾地摇头，回答说：“因为黄河决堤，洪水沖毁了这里的一切。你要寻找的下邳故城和白门楼，就在我们的脚底下，已经被泥沙掩埋了三百多年了。” 我问道：“这里不是有一条泗水吗？又从哪里跑出一条黄河呢？” 王东女士解释说，这里确实有一条泗水，位于下邳故城的南面。宋光宗绍熙五年，黄河抢夺泗水和淮水的河道入海，泗水从此成为黄河的一部分。而后日久经年，随着黄河里泥沙沉积，河床不断升高，形成一道地上的悬河。清朝康熙七年7月12日(公元1668年8月21日)发生黄河大溃堤，波浪汹涌，泥沙俱下，下邳城便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就是眼前的古邳镇。 第18页 我于是很想去看看黄河故道。事实上，它也可以称之为泗水故道。自古邳镇向南，即可看见一道七八米高的河床，显得陡峭而有落差。王东女士介绍说，如果加上掩埋在地下的下邳故城，整个落差可以达到三十余米，相当于十几层楼房的高度。想当年，生活在这样一道悬河之下，夜夜听到黄河的咆哮，是多么地惊心动魄！ 走上河床，可以看到一条宽约5公里的滩地，郁郁葱葱的麦田、绿水微澜的堰塞湖与手臂一样伸展的树林杂陈其上，形成一道颇为好看的农业风光带。王东女士说，沿着黄河故道往西，就是曹操当年坑杀数十万男女老幼的地方。那么多无辜冤死的魂灵，那么多血肉模煳的尸首，如今已化作沃野，在春生而秋成的循序中，演绎着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与热望。 跟在我身后的徐国民先生也忍不住感嘆说：“是啊，是啊，曹操确实太过残忍了一些！可是，他毕竟是一位有功于歷史的大英雄啊！” 陶谦三让徐州的秘密 陶谦一面拼死保卫徐州，一面却屡次三番地想把徐州让给刘备。直到临终，他还在对别驾糜竺唠叨说：“非刘备不能安此州啊！” 彼时刘备率领一支大约六七千人的队伍，以志愿军的身份驻扎在小沛。陶谦既死，糜竺即率领同僚们前往小沛迎接刘备。经过糜竺、陈登和北海相孔融等人再三劝说，刘备“遂领徐州”。这就是《三国演义》中陶恭祖三让徐州的由来。 有人就要问了：陶谦为什么不把徐州让给曹操、或者势力显赫的袁氏兄弟（袁绍、袁术）呢？根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刘备当年也曾经建议将徐州让给袁术。陈登回答说，袁术其人，自高自大，自私自利，行为放肆而不检点，非“治乱之主”也。而后，陈登派遣使者向袁绍进一步陈述说：“天降灾沴，祸臻鄙州，州将殂殒，生民无主，恐惧奸雄一旦承隙，以贻盟主日昃之忧，辄共奉故平原相刘备府君以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归。方今寇难纵横，不遑释甲，谨遣下吏奔告于执事。” 义正词严地说明迎立刘备为宗主的理由，是为了让老百姓有所依归，并且警防奸雄曹操趁虚而入。袁绍只好回答说：“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 袁绍为什么称赞刘备“弘雅有信义”呢？袁绍与公孙瓒相争多时，而刘备原本是公孙瓒的旧部，对于刘备的履歷自然有所侦知。刘备出身贫寒，先后做过安熹县尉、高唐县令、平原相之类的小官。当曹操第一次听到刘备的名字，很不以为然地问道：“他是一个什么人哪？”袁术有一次写信给吕布说：“我有生以来，没听说过天下还有刘备这种角色。”以刘备这样卑微的身份，并不值得袁绍、袁术和曹操这样的名门贵族高看。袁绍之所以盛赞刘备，实在是另有缘故，那就是刘备的政绩。 刘备的政绩，不是他抢占了多少地盘，而是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管理绩效。平原县一位名叫刘平的富豪，觉得刘备出身卑贱，不愿意接受他的领导，派了刺客来谋害他。刺客暗中观察刘备，而后出语试探，为刘备的仁厚所折服，不忍心下手，就把刘平的阴谋告诉刘备，然后远走他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评价这件事用了六个字：“其得人心如此！”《魏书》则记载说：“是时人民饥馑，屯聚钞暴。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在那个弱肉强食、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年代，刘备的仁厚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蹟。 倘若是太平世道，刘备也会和陶谦一样，把徐州经营得“百姓殷盛，谷米封赡”。但是，战争已经愈演愈烈，即使是被陶谦寄予厚望的刘备，也无力保境安民。汉献帝兴平二年夏天，曹操大破吕布于定陶，吕布逃往徐州投奔刘备。同年十月，曹操杀尽张邈三族。第二年，刘备在淮阴抗击袁术，吕布趁机夺取徐州。建安三年冬天，曹操水淹下邳城，在白门楼绞死吕布和陈宫，另以车胄为徐州刺史，把刘备带回了许昌。 那时候，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权势薰天，甚至连袁绍也不放在眼里。一年以后，刘备率领军队在下邳附近拦击袁术，趁机回到徐州，在全国树起第一面反抗曹操的大旗。曹操恼羞成怒，分兵五路，讨伐徐州。刘备单骑逃脱，往青州投奔袁绍去了。张飞杀开一条血路，往芒砀山落草去了。关羽在下邳附近一座土山上被曹操团团围困，沦为曹操的俘虏。 从初平四年到建安五年，刘备在徐州总共度过了七年的战争岁月。他没能实现他对陶谦的承诺，反而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家眷，还有那么多和他相濡以沫的朋友。 从土山到郯城 从睢宁县古邳镇（下邳故城）往北二、三十里地，就是邳州市的土山镇。据《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记载，曹操当年在这里将关羽团团围困，派遣张辽前来劝降。关羽便以三事相约：第一，只降汉献帝，不降曹操；第二，两位嫂嫂（刘备的两位夫人），请给予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不得上门骚扰；第三，但知刘备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曹操犹豫再三，而后满口答应，关羽遂降。因为此事不见于其他史料，有很多学者认为是虚构的。 第19页 土山镇有关公庙一座，明英宗天顺三年始建，公元2005年5月按照“原址、原貌、原格局”重建。我们在关公庙见到土山镇文化站的王怀礼先生，问及关公庙的由来，他老人家竟然把《三国演义》的故事作为歷史资料讲述了一遍，至于究竟何人在明英宗天顺三年修建了关公庙，却是语焉不详。 我于是问：“老人家，您认为歷史上真有关公土山约三事吗？” 王怀礼先生说：“怎么没有？《三国演义》对下邳、土山、泗水和整个徐州的描写，与我们这里的地形地貌大体上是吻合的。如果关公土山约三事是虚构的，怎么会虚构得这样真实呢？” 我吃了一惊，连笔都掉到了地上。 “如果《三国演义》所说的就是歷史事实，那么陶谦当年拼死保卫的徐州城究竟在哪儿？”我有些怯生生地问他：“是下邳故城吗？” 王怀礼先生说：“当年的徐州城究竟在哪儿？这也是我没有弄清楚的一个疑问。在《三国演义》里面，徐州就是徐州，下邳就是下邳，小沛就是小沛，彭城就是彭城。既然从下邳到小沛到彭城的地形地貌是真实的，那么我就可以肯定，徐州不是下邳，而是另外一个城市。” 我眼前灵光一闪：郯城！对，就是郯城！当年的徐州城就是郯城！我为我的灵感而兴奋，拉着徐国民先生就走。我准备赶往徐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查找关于郯城的蛛丝马迹。两个小时以后，我终于在《徐州市志》中找到一条线索：“东汉时徐州治郯，领郡国五，为东海郡、广陵郡、琅琊郡、彭城国、下邳国。”让人疑惑的是，《徐州市志》没有註明这条线索的出处。我决定立即退掉当天晚上从徐州至汉口的返程票，然后再连夜赶往郯城。 可是，徐国民先生不愿意继续走下去了。 “您怎么啦？”我问。 “我有些累了。”他回答说。 我知道，他事先已经买好了当天傍晚从徐州飞往广州的机票。我看着他，谢谢他陪伴我度过了两天的三国之旅，然后送他上了去往机场的计程车。 “成老师，”他从车窗里转过脸来对我说，“您一路上的寻找究竟为了什么呢？就算您找到了当年的徐州，又有什么作用呢？” 我无法回答他，只好笑了笑，相约以后有时间再来谈论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我赶到江苏省最北部的新沂市，从那里转车来到山东省最南部的郯城县。深夜23时47分，我收到徐国民先生的简讯，他已经回到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家。 第二天早上，我满怀期待地走上郯城的街头，看到的却是相当于南方城市八十年代的街景。它既不现代，看不到流光溢彩的高楼大厦；也不古典，看不到雕樑画栋的古代建筑；它是朴素而又整洁的，呈现出一种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的生活面貌。这里就是郯城吗？就是陶谦当年拼死保卫的徐州吗？我一遍又一遍地问我自己。 我四处寻找，没有找到任何资料。我访问过许多人，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那样惊心动魄的三国故事。郯城县的老县长韩明林先生告诉我说，清朝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公元1668年7月25日)，这里发生过一场地震，震级8.5级，震中烈度Ⅻ度，中国歷史上地震烈度最高级别的地震，史称郯城大地震。位于震中的郯城，山崩地裂，泉水井喷，城廓与村落顿时尽毁。受灾最严重的李家庄，全镇数千户悉数陷落，几无一人倖免。震区死尸横陈，不能殓葬者甚多。暴雨烈日之下，瘟疫肆虐，哀鸿遍野。地震影响到震中及周边410多个县，沂州（今临沂）人无完宇，莒州（今莒县）百里无存屋，有感半径达到八百多公里，鲁、苏、浙、皖、赣、鄂、豫、冀、晋、辽、陕、闽诸省和朝鲜半岛均有不同程度的震感。其后余震不断，并且引发了黄河大面积的溃堤，下邳故城就是在那时沉没的。而郯城经此一难，曾经有过的文明全部化为乌有。直到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河南鲁山宋元醇任郯城知县，始有县志。韩明林先生说：“你不可能在这里找到郯城大地震以前的文献资料。即便有，那也是人们从其他地方的古代书籍中查找出来的，而不是郯城本地存留的第一手资料。” 啊！我被韩明林先生的讲述震撼了。回望歷史上的人祸与天灾，我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而深深地感嘆。同时我又觉得失望，难道线索就从此中断了吗？ 韩明林先生安慰我说：“在郯城第一中学的校园里，还有倖存的古代城墙，据说是郯国故城。你去看看吧，陶谦当年也许就在那里指挥徐州保卫战。” 走在郯城一中的城墙上 在郯国故城东北隅一座平房门口，一位老人向我介绍说，直到三十年前，郯国故城之城迹尚存，墙基延绵十余里之长，呈现出不规则的四边形轮廓。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城市建设，这些古代城墙遭到人为地毁坏和剷除。目前只有郯城第一中学校园西北隅一段城墙保存尚为完整。 那是一段版筑的土墙，位于郯城第一中学大门两侧，充当着校园的围墙。与洛阳市汉魏故城相比，它的建筑工艺相仿，但墙基却更加宽厚。现存墙体最高处约有10米，墙基厚度约有40—50米。歷史上的郯城，向来以城高墙厚着称，可见属实。虽然经歷过8.5级的大地震，但故城遗址犹见雄风。只是在经歷了两千多年的沧桑之后，已经很难看出城墙的形状，倒像是一段延绵的土丘，上面草木丛生，碧绿成荫，甚是幽静。 第20页 我看见一位男同学走过城墙旁边的音乐教室，便喊住他，问他是否知道城墙的歷史，他茫然地摇着头。谈起三国，他说他很喜欢曹操，因为曹操雄才伟略，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理想。问他是否知道曹操屠城的歷史，他还是一脸的茫然。他随即辩解说，曹操的性格中也许有残忍的一面，但他依然是一位有功于歷史的大英雄。我又问：“如果他屠杀的是你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你还会认为他是有功于歷史的大英雄吗？”他张大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沿着城墙向东，有一座红瓦飞檐的建筑。走近一看，原来是编号为37q02的地震观测站。地震观测站四周的墙壁上布满了涂鸦的文字和图画，虽然有些淫秽，却也表达了孩子们在青春期那种美好而又令人兴奋、丑恶而又令人惶恐的情感经歷。我问男同学：“这里是你们和女生们恋爱的场所吗？”他很窘迫地笑，脸上憋得通红。 我看着那条通往地震观测站的路。其实城墙上并没有这样的路，恋爱的人多了，便有了这样的路。我也有过多情的少年时代，我也恋过爱过，甚至我也自以为是地做过很多年少轻狂的糗事，但我依然在为这些孩子们担心：他们真的懂得爱吗？他们崇拜曹操，并且像曹操那样追求着。他们唱着“老鼠爱大米”的流行歌曲，并且像“老鼠爱大米”那样占有着。他们以为，爱就意味着追求和占有。他们是否反思过，当他们在彼此占有之后，当他们在躁动的激情像潮水一样平息之后，真的能够发现爱的存在吗？当他们若干年之后回忆起这段往事，那究竟是一场美好的初恋呢，还是一场荒诞不经的闹剧？ 当然，他们依然会长大。他们会考上大学，会去人才市场找工作，成为一个政府机构或者一个企业的成员。他们也会和某个目标中的对象谈婚论嫁，成为一个家庭的成员。他们走过情场，走过职场，走向商场。他们追求着，占有着，并且学会了用巧妙的方式展开竞争与交易。他们的人生开始充满尔虞我诈，而脆弱的心灵也因为形形色色的冲突与伤害而充满怨恨，就像破损的藤蔓一样，只能结出苦涩的瓜果。 看着这座被古代城墙护卫的校园，我忽然产生了一种依依不捨的留恋。我想做那些孩子们的老师和朋友，和他们一起去解读那一段经歷过天灾和人祸的歷史。我要告诉他们说，爱不是占有，而是理解、尊重、呵护与分享。只有理解自己的人生，修復自己被伤害过的人格，才会有一种爱的意念充满我们的生命。生命的瓜果，也会因为爱的滋润，生长出香甜的品质。 爱是道德的别名。如果我们真的懂得爱，我们就会理解陶谦、刘备与曹操在人格上的差异。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如果我们不懂得爱，我们又怎么会理解道德和礼乐的真实含义呢？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屠徐，伏尸平野，而此时陶谦和刘备所坚守的道德，其实就是他们不忍抛舍的仁爱之心啊！ 我开始坚信不疑地认为：这里就是当年的徐州，就是当年陶谦和刘备拼死也要呵护的徐州。在苦苦地寻找了这么久之后，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现在，我所需要的，不过是证据而已。 郯城地名考 两天以后，我收到郯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玉金先生的电子邮件。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又去查找了若干资料，兹将郯城的歷史略述如下： 1、上溯至大禹治水的年代，有东夷族首领伯益辅佐大禹有功，其子若木被封于徐。是为徐州之由来。 2、西周初年，“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并起为寇，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伯禽，周公之长子也。于是分徐戎之地而使炎族治之，是为炎国。所谓“郯”，乃“炎族之邑”也。是为郯城之由来。 3、徐戎南迁至于淮泗地区，是为徐国。春秋时期，徐国为吴王夫差所灭。不久，郯国亦为越王勾践所灭。徐国后人追念祖迹，皆以若木为徐氏之血缘始祖，而郯城也从此成为徐氏的郡望。 4、东汉时期分天下为司隶与冀、青、并、幽、兖、豫、荆、徐、凉、益、扬、交等十三州部，置东海郡与郯县，属徐州刺史部。《后汉书·郡国志》记载：“郯，本国，刺史治。”意思是说，郯县，原本是一个封国，当时则是刺史的治所。《续汉书·郡国志》更是将十三州部的治所一一注出，徐州治郯县确凿无误。 由是可知，有史以来至于东汉末年，郯城即是徐州文化之渊源。《三国演义》所记述的徐州，就是今天的山东省郯城县。当时徐州的区域，包括山东南部、江苏北部、以及安徽东北部的几个县市，为天下之大州也。 当我把这些发现告诉徐国民先生的时候，他显然吃了一惊。他在电话里连连嘆气，说：“早知道郯城是我们老徐家的故地，我就不应该在半道上回来啊！”他一再表示，会尽快带着全家人去一趟郯城。在郯城县北郊205国道西侧，有一座东西60米、南北80米、中部高约5米的豹公墩，根据歷史资料记载，是若木的第五世玄孙徐豹公的墓葬，为天下徐氏之祖陵。 喜欢曹操的理由 刘备与诸葛亮之所以一拍即合，是因为他们都有復兴汉室的志向。可是，为什么要復兴汉室？復兴汉室于国于民有何好处？从管理学研究的角度上看，“刘备+诸葛亮”组合有着怎样的价值？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提出来予以解答的问题。三顾茅庐的意义，就隐藏在这些问题的背后。 第21页 喜欢曹操的理由 在开往十堰的火车上，意外地遇到一位读者。互相递过名片之后，知道他姓张，是广东某公司市场部的部长，趁着端午节的三天假期，带着本部的几位同事去武当山旅游。有道是：“相约不如偶遇。”我很高兴认识这位新朋友，并且问候起他的工作。他很俏皮地答着话，大致意思是说，工作宛如受苦，而旅游就是苦中作乐。然后，他又把话题转向我。 “我很喜欢你的《水煮三国》，却不喜欢你的《管理三国志》。还有，你在电视和博客里的谈话，简直让人无法接受。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有那样陈腐的观点呢？” 我反问他：“你为什么觉得我的观点陈腐呢？” 他回答说：“你不应该谈论什么道德——在竞争无处不在的时代，道德是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话题。其次，你也不应该指责曹操——他是很狡诈，是很残忍，但那是他战胜困难和追求成功的方式。当你在指责曹操的时候，其实是在指责所有的像曹操那样追求成功的人们。其中，当然也包括我。” 我问道：“为了追求成功，人们就应该像曹操那样狡诈和残忍吗？” 他回答说：“在我们这个充满市场竞争的社会环境里，不是应不应该狡诈，而是必须狡诈；不是应不应该残忍，而是必须残忍。否则，你不可能打败对手，也不可能赢得成功的机会。” 我无言以对，沉默地看着他。 他先是低着头，而后迎着我的目光，说：“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那位在中央电视台品读三国的y教授。也许，他没有您那么深刻，但他为曹操的狡诈和残忍提供一系列合理化的解释。人生如战场，所谓狡诈其实一种必要的智慧，所谓残忍其实一种必要的决心和毅力。在这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中，我们崇尚的就是像曹操那种有智慧、有决心、有毅力的狼性文化。而所谓道德，却无疑是一种可笑的妇人之仁。” 我更加沉默了，气氛因此变得有些尴尬。张部长善于察言观色，及时地剥了一根香蕉递给我。我一边吃香蕉，一边沉思着，感嘆说：“是啊，时代变了。以前狼子野心是一句骂人的话，现在却被看成是英雄人物的特质。” 张部长回答说：“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想，既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对人生的理解，你实在没有必要食古不化地抱着那些陈腐的道德文章不放。西方有一句谚语：‘一头带领一百只羊的狼，胜过一只带领一百头狼的羊。’ 毫无疑问，曹操就是这样的一头狼。在我看来，曹操的狼性其实是一种卓越的领导力，非但不应该批评，反倒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么，”我近乎绝望地问道，“按照那位y教授或者你的理论，人们还需要道德吗？” 张部长想了想，回答说：“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应该讲讲道德。但那种道德，不过是一种表示友好的公关策略罢了。” 火车一路风驰电掣，前方到站襄樊。我站起来，开始收拾行李。张部长问：“成老师，你不去武当山旅游啊？” 我告诉他，我要去古隆中，和刘备、诸葛亮一起过端午节。 张部长连连点头，祝我节日快乐。他的同事们也纷纷向我挥手，脸上洋溢着可人的善意。而我也含着笑，一一回应着。我不知道，这些问候、祝福和场面温馨的道别，究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友好呢，还是一种虚有其表的公关策略？ 获得领导力的六种方式 张部长谈到领导力，其实是把曹操当作职业经理人看待。汉朝的组织结构，与现代企业颇有相似之处，皇帝好比董事长，丞相则犹如总经理。皇帝下面有尚书台，好比董事会的秘书处。丞相下面有十三曹，犹如现代企业里向总经理负责的十三个部门。按照汉朝的法理，丞相是整个管理机制的中心，即使是皇帝的意志，也必须经过丞相的同意之后，才能向全国颁布。而皇帝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丞相的选拔与任免。我们因此可以看到，汉朝的管理与运营程序，与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如果说皇帝是董事长，贵族阶层就是董事会成员，而老百姓则兼有员工与股东的双重身份。尽管存在大股东和管理层挤占小股东利益的问题，但“天下为公”的法理却是不容许过度侵犯的，否则就会出现变乱。变乱的情形之一，是董事长与管理层发生矛盾与冲突，造成上层与中层之间的断裂，形成大臣专权和诸侯争霸。变乱的情形之二，是管理层与老百姓（也就是员工兼股东）发生矛盾与冲突，造成中层与下层之间的断裂，形成官逼民反。曹操的领导力，其实就是一种大臣专权现象。 所有的老闆和职业经理人都在追求领导力。通过对曹操的研究，我们可以找到六种达成领导力的方式，依次是1法定性的领导职位、2强制性的力量、3诱惑性的奖赏、4专家性的意见、5鼓舞人心的口才、以及6令人信赖的人格魅力。 第一种方式是法定性的领导职位，即通过担任某个法定性的领导职位来获得领导力。在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的组织结构中，需要一些人去负责某些工作领域的领导任务。这些负责领导任务的中高层职位，往往具有某种法定性的权力，使他们能够向组织内部的成员们发号施令。当学校的校长、公司的总经理、军队的军官在行使他们各自的职权时，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超出他们的职务权限，那些教师、员工和士兵就会表示服从。通过担任领导职位，是我们最常见到的获得领导力的方式。 第22页 第二种获得领导力的方式，是通过某种强制性力量来获得的。虽然说领导者所行使的职权中，通常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力量，但是，许多领导者仍然喜欢用加大强制性力量的方式来强化他的权威。尤其是当他的下属们认为他的指令不合理，不愿意服从他的指令时，他就很有可能通过加大强制性力量来强迫下属们服从。 与使用强制性力量相反的一种方式，就是奖赏。人们之所以服从一个人的愿望和指令，是因为他提供了某种或某些具有诱惑性的好处。例如：工作绩效上的赞美性评价、金钱和物质上的奖励、职位上的晋升、能够得到某种好处的工作任务、有价值的信息、以及工作环境的改善等。 第四种方式是专家性的意见。专家往往在某个领域里有令人敬佩的专长，例如：丰富的知识、深刻和独到的见解、某种特别的技能。出于对生活、工作和职业前途的考虑，人们也越来越需要一些专家性的建议。在治疗疾病方面，那些医生；在操作电脑方面，那些计算机专家；在办理纳税事宜方面，那些税务谘询师……专家们以他们的知识、见解和技能而受到人们的崇敬，他们也因此具备某种令人信服的领导力。 如果你既没有法定性的领导职位，也不是专家，那么，你该怎样去建立自己的领导力呢？温情脉脉的语言能够赢得人缘，惊心动魄的演说能够鼓舞人心，一些聪明人喜欢藉助语言的魅力来取悦于人们，并试图赢得他们的尊敬和追随。 第六种方式是通过人格魅力来获得。如果你无法令人信赖，即使你身份高贵，或者善于花言巧语，人们也只能对你将信将疑。推崇人格魅力的专家认为，人格魅力与你的社会地位无关，但与你的谈吐、气质、以及举手投足之间的风度有关，塑造令人信赖的人格魅力才是建立领导力的基础。 通过“挟天子而令诸侯”，曹操获得了一个法定性的领导职位，即汉朝的丞相。与此同时，他还享有“假节钺、录尚书事”的特权。所谓“假节钺”，意思是说，他可以代表皇帝调动全国的兵马。所谓“录尚书事”，意思是说，他可以“总领”尚书台的权力。这样一来，他不仅是大汉王朝的总经理，他还可以通过控制董事会和董事长汉献帝，随意占有国家的各种资源。 通过精心的设计和努力，他把丞相府改造成了一个军事管理机构，对全国进行军事化管理。他拥有令人害怕的强制性力量，如果有人胆敢反对他，他能够轻而易举地剥夺那些反对者的生命，甚至夷灭他们的三族。他还可以用天子的名义惩罚那些不愿意顺从他的军阀。 他拥有一个政治家所特有的口才，他也很善于设计一些激动人心的奖励计划，从而能够赢得许多人的追随。当他真情流露的时候，他也会闪烁出令人感动的人性的光芒。他的性格很复杂，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所有性格复杂的人都会很麻烦。但不管怎么说，被人们称为一代奸雄的曹操，的确是一个具有强大领导力的管理者。 从官渡到新野 专家们说，一个管理者的领导力，最终会转化成团队的竞争能力。《魏书》上说，曹操“行军用师，大较孙（孙武）吴（吴起）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曹操也因此扫灭群雄，即使吕布和袁绍也不是他的对手。尤其是官渡之战，堪称是曹操“行军用师”的经典案例。 官渡之战的古战场，据说在河南省中牟县境内，但那里的地形、地貌已经迥异于三国时代，只剩下诸如官渡桥、袁绍岗、草料场之类的几个地名。民国初年，一位名叫周淑君的才女曾经感嘆说：“也无官渡也无桥，化作烟村柳万条。若问其名还似昨，空存三字到今朝。”2004年1月，黄河北岸的原阳县出土了明清时期的两通碑，一些地方志研究者便又有了新的说法，认为官渡古战场不在中牟县，而在原阳县大宾乡马头村一带。两县为此争论不休，谁也找不出更多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说到官渡之战，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1990年代拍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有一段曹军粮草告急的剧情。怎么办呢？编导们急中生智，竟然从明朝搞到了一些玉米。中国自古就有“五谷”之说，其中并没有玉米。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玉米才逐渐传到世界各地。中国对玉米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所修的《颖州志》。想那曹操足智多谋，既然有办法让士卒们望梅止渴，当然也有办法到明朝来筹措军粮——如此科幻的剧情，真是令人嘆为观止。 毫无疑问，官渡古战场也是我应该去访问的三国故地之一。徵询《大河报》一位记者朋友的意见，他笑着否定了我的计划。根据他的採访经歷，如今中牟县官渡镇倒是有一个“官渡古战场旅游区”，但那不过是近年来新建的旅游景点。除此之外，几乎找不到官渡之战的任何痕迹。我暗自长嘆，只好取消了去寻找官渡古战场的行程，把目光转向刘备三顾茅庐的古隆中。 诸葛亮青少年时代曾于襄阳城西二十里古隆中“躬耕陇亩”。也有人说，诸葛亮“躬耕”之“陇亩”，并不在襄阳古隆中，而在南阳卧龙岗。大约从明清时期开始，两个地方就争论不休，比起官渡古战场之争，要厉害许多倍数。《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说：“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文字简约如此，为后人留下许多疑窦。 第23页 “时人莫之许也”的说法大约是真的。汉献帝建安六年，刘备与关羽、张飞、赵云等相会于汝南（今河南省汝南县），又为曹操所败，只好率领残部投奔荆州牧刘表，在襄阳居住一年有余，而后受命屯兵新野（今河南省新野县）。直到建安十一年，刘备依然不曾听说诸葛亮的名字。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智慧与才器，只是在小范围内被朋友们认同罢了。 刘备屯兵的新野，其实是荆州的战略防线，离许昌很近。刘表的意思，分明是委以抵抗曹操的重任。当年曹操青梅煮酒，以“使君与操”并论英雄，实则两个人的力量完全不能对比。一个“挟天子而令诸侯”，手握千军万马，铁蹄所向，无人能撄其锋。一个寄人篱下，连吃饭都得看主人的脸色。我们不得不为刘备捏上一把冷汗，他的抗曹大旗还能打多久呢？“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的诸葛亮，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在他的面前呢？ 马跃檀溪的故事 三国时期的襄阳与樊城，其一居汉水之南，其一居汉水之北，是南船北马的交通要道，为歷来兵家必争之地。直到1950年，合两城为襄樊市，襄阳遂成为湖北省襄樊市的襄城区。当我从襄樊火车站出来，走在大街上，总有一种惶惑不安的幻觉，好象曹操还活在人世间，随时可能带领大军从北方打过来。眼前繁华的街市，也顿时幻化成兵荒马乱的战场。 襄樊市老年大学的张子强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邀请刘克勤先生、晋宏忠教授和我一起座谈。他们都是当地研究三国文化的资深学者，与年幼的我在一起，亦可谓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我有问，他们有答，为我解释了许多歷史地理学方面的疑团。 原来荆州之得名，因为其境内有苍莽的大荆山。传说中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即出产于此山之中。襄阳城西南之岘山，也应该属于大荆山之一脉。至于东汉时期荆州的治所，最初在汉寿（今湖南省汉寿县），刘表于汉献帝初平元年移治襄阳。《三国演义》所称荆州城，此时指的即是襄阳。至于关羽时期，荆州城指的则是江陵。其间战争频仍，地名变化亦甚是复杂，让很多学者摸不着头脑。 张子强先生问我，襄阳城外尚有“马跃檀溪遗址”，可有兴趣造访？我很高兴地表示同意，立即驱车前往观看。 根据《三国演义》的描述，马跃檀溪之马，原本是江夏郡叛将张武的坐骑。刘备夺得此马，送给刘表。谁知谋士蒯越却煞有其事地对刘表说：“此马眼下有泪槽，额边生白点，名为的卢，骑则妨主”。所谓妨主，就是给主人带来灾难。刘表听了，吓得赶紧把马匹还给了刘备。 的卢马妨主的说法，似乎由来已久。南北朝时期，刘孝标曾经注引伯乐《相马经》说：“马白额入口至齿者，名曰榆雁，一名的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凶马也。”至于蒯越，也是三国之名士，自称善于相马，想来不会随意瞎说。 刘备骑着的卢马，在路上遇到伊籍。伊籍说：“我听蒯越说，此马骑则妨主。你怎么还敢骑它呢？难道你就不怕它妨主吗？”刘备不以为然地回答：“但凡人死生有命，岂马所能妨哉！” 不久之后，刘表有心事相问于刘备。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不知道选择谁做继承人？刘备支持长子刘琦，并警告刘表说：“自古废长立幼，取乱之道。”刘表后妻蔡夫人在屏风后面听见，深为嫉恨，与兄蔡瑁密议，三番两次设计杀害刘备。慌乱之中，刘备骑着的卢马自西门逃出，行无数里，却被檀溪拦住去路。 难道的卢马真如伯乐和蒯越所说，是一匹给主人带来灾难的凶马吗？ 情急之下，刘备纵马跃入溪水。马前蹄忽然陷落，身上衣袍尽被浸湿。他一边奋力鞭马，一边大叫：“的卢马，的卢马，今日如此厄运，你可要努力啊！”只见那马从水中踊跃而起，一跃三丈，飞上西岸，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把随后追赶而来的蔡瑁惊得目瞪口呆。事实证明，在刘备的马鞍之下，的卢马非但没有妨主，反而表现得如此神骏而又忠勇，可见刘备御马有道，远在伯乐和蒯越之上。 “马跃檀溪遗址”，在襄阳城外西南方向三里真武山之北麓。谁知到了那里，眼前所见却并无数丈之阔的檀溪。只在山脚的岩石上，有一个巨大的圆坑，形如马蹄印记。岩石旁边，则是当地居民种植的菜地。 为什么檀溪至今而虚有其名呢？张子强先生引用清朝光绪年间《襄阳府志》解释说，刘备马跃檀溪五十多年后，魏元帝咸熙元年(公元264)年，胡烈为荆州刺史，补修老龙堤，檀溪日就淤塞，成为当地农民耕种的地产。当年“溪阔数丈，水通襄江，其波甚紧”的景象，便不復得见。 马跃檀溪的故事，可见之于《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歷史上或有其实。但那块岩石上的马蹄印记，却显然是后人的附会。自晋唐以来，多少文人骚客到此探古寻踪，当然也会像我一样看出端倪。然而，人们却宁可信以为真，甚至以碑文与诗篇来赞嘆之，箇中究竟，无非是觉得故事里面大有神奇之处。 刘备的御马之道 作为一部伟大的古典文学名着，《三国演义》描写了两匹美誉度很高的名马。赤兔马的神奇之处在于马，的卢马的神奇之处却在于骑马的人。两匹名马，其实有着各自的象徵意义，赤兔马象徵着关羽的员工忠诚度，而的卢马的故事，则可以被看作是一篇领导力的寓言。刘备的御马之道，其实是一种领导力的奥秘。 第24页 有人也许会嗤笑说，刘备之屯新野，不过是一员寄人篱下的客将，哪里谈得上什么领导力呢？从领导力的六种获得方式来看，1法定性的领导职位、2强制性的力量、3诱惑性的奖赏、4专家性的意见、5鼓舞人心的口才、6令人信赖的人格魅力，刘备都不具备理想的条件。若是以后来三分天下的业绩来评估，他身上值得人们肯定的优点，大约也只有“人格魅力”一个选项。 公共关系专家认为，人格魅力可以通过体面的仪表、幽默的语言、以及讨人喜欢的情感表达来展现。刘备的仪表是否体面？今日已经无从得知。他曾经送给关羽一件袍子，关羽穿旧了还捨不得替换，由此看来他们的穿着都是很朴素的。在语言谈吐方面，刘备也不是一个很幽默的人。他一向与人为善，也不是很善于伪装自己的情感，若是别人说得不对或者做得不对，他会立即表示反对。 那么，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人格魅力呢？ 还记得他回答伊籍的那句话吗？他说：“但凡人死生有命，岂马所能妨哉！” 伊籍听了，很佩服刘备的见识，从此忠心耿耿地跟随刘备，后来成为建立蜀汉政权的元勛之一。那么，刘备为什么说“死生有命”呢？“死生有命”与御马之道有什么关系呢？ 刘备所说的“死生有命”，是有出处的。孔子在《易经·繫辞》中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天文地理的幽明之数，与死生之说相合。所以，人的死亡与存在，与天文地理的变化一样，有一种神秘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命。 孔子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当我们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就会在生命与生命之间找到一种心灵相通的路径。当人和马之间心灵相通，人懂得马的灵性，马也理解人的心意，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浑然一体的默契。韩非子说：“人心调于马，而后可以进速致远。”刘备和的卢马，即是“人心调于马”的经典案例。而他的人格魅力，也在这种心灵相通的路径上，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所谓御马之道，亦即领导者知人善任之道也。然而，无论刘备如何御马有道，若无良马可御，也不过是一句谈资。无论刘备如何知人善任，若无良才可任，也不过是一场虚话。的卢，世之良马也，一跃而过檀溪。可是，谁又是世之良才，能够刘备跃过人生的艰难处境和事业的困顿局面呢？ 马跃檀溪之后，诸葛亮也随之出现在歷史之中。想那诸葛亮“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何其器宇轩昂。《周礼·夏官·廋人》中说：“马，八尺以上为龙。”人们以诸葛亮为“卧龙”，并不是把他比喻成一条蛟龙，而是把他看成一匹高卧山中的龙马。夫龙马者，乃谓神骏之良马也。 上古时期有龙马负图的传说。伏羲氏当年便是依据龙马负图来演算八卦。《汉书·孔安国传》记载说：“龙马者，天地之精。其为形也，马身而龙鳞，故谓之龙马。龙马赤纹绿色，高八尺五寸，类骆有翼，蹈水不没。圣人在位，负图出于孟河之中焉。” 等到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何尝不是一匹负图而出的龙马呢？ 孔子曾经感嘆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时人以庞统为凤雏，以诸葛亮为卧龙，应该出自孔子的这则典故。同时也说明，庞统与诸葛亮在青少年时代即有“为往圣继绝学，为现世开太平”的志向。二十一年以后，诸葛亮在给后主刘禅的《出师表》中说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所谓驱驰，表现的正是诸葛亮那种意气风发的龙马精神。 “父母官”的由来 我决定次日去河南省新野县。清晨起来，驱车九十分钟即到。此处地界与湖北省襄樊市相接，口音与民风亦相类。在县城里穿行了几个来回，街道上飘扬着粽子的香味，却看不到一处古蹟。只在县政府门前，有两处仿古建筑，从水泥的颜色上看，大约是1990年代新修的。 适值第一个法定的端午节假日，县政府无人上班。地方志办公室的王国宾先生接到电话，赶来接待我。据他介绍，此地歷史悠久，新石器时代晚期即有族群居住，西汉初年置新野县，延绵2000多年至于今天。 两汉之际，新野县有美人阴丽华。汉光武帝刘秀少年时代，曾经到新野县姐丈邓晨家里避难，见阴丽华而心生爱慕。公元22年，刘秀在新野县联络宾客，组织义兵反抗王莽，而后有东汉兴起。阴丽华以19岁妙龄嫁给刘秀，十八年以后被立为皇后，以恭俭、仁厚、谦让、贤惠而留芳于歷史。 汉元帝时期，南阳太守召信臣为官清廉，工作勤奋，又很有方略，郡内因之富足。老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尊称他为“召父”。新野县有“召父渠”，即是召信臣当年兴修的水利工程。至于汉光武帝时期，杜诗为南阳太守，兴利除弊，教化民心，老百姓因其慈爱而称之为“杜母”。民间有歌谣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从此便有了“父母官”的说法。尤可一提的是，杜诗还是水力鼓风机（水排）的发明者，西方人直到1200年以后才开始应用到这项技术。 第25页 两汉期间，新野县并无城池。汉献帝建安六年，刘备屯兵于此，筑造了新野县歷史上第一座土城，后人称之为“子城”。建安十二年春天，甘夫人在这里生下刘禅。同年夏天，刘备带着关羽、张飞前去拜访诸葛亮，至于次年春天，前后三顾茅庐，请得诸葛亮出山。 “那么，”我着急地问道，“刘备筑造的子城却在何处？” 王国宾先生告诉我说，子城早已不復存在。1950年代初期，还能看到清朝的城墙，后来因为城市建设需要，也被陆续拆除。“你看，你看，那里就是子城的故址所在。”他推开窗户，指向我此前见过的两处仿古建筑，其一为城墙，其一为议事台，与周围的楼房相杂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据说，刘备请来诸葛亮，就在议事台处理军政事务。 我轻声笑道：“看来，他们当年的办公条件并不好。” 王国宾先生说：“当年整个子城不过1000米的周长，没有一座象样的青堂瓦舍，哪里能够讲究什么办公条件呢？你还别瞧不起那座议事台，虽然是现代的作品，比起刘备当年，可气派多啦！” 我又尴尬地笑了起来。接着翻阅《新野县志》，读到清朝康熙年间新野知县武国枢的一首诗，题曰《子城》：“雉蝶今犹在，人传即子城。朝晖啼鸟过，落日晚风生。辛苦存炎汉，忧劳信孔明。寄怀先哲业，烟火万家横。”诗中所言孔明，即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 良久，我抬头问道：“诸葛亮居住的茅庐，究竟是南阳的卧龙岗呢，还是襄阳的古隆中？” 王国宾先生回答说：“南阳与襄阳之争，关系到两个地方的利益，我也说不清楚。你既然来了，最好自己去寻找答案。” 南阳与襄阳 从襄樊六十公里到新野，从新野六十公里到南阳。传说中诸葛亮隐居的卧龙岗，已经成了南阳市城区的一部分，看不到可供躬耕的陇亩。岗上的武侯祠，据说始建于魏晋时期。而我随后查考，发现武侯祠比较确切的史料，应该始于元朝延祐四年。清朝康熙五十年，南阳知府罗景又主持修建了诸葛草庐、古柏亭、梁父岩、抱膝石、半月台、老龙洞、野云庵、诸葛井、躬耕亭、小虹桥和卧龙书院。其中砖木结构，基本上是清朝风格。那么，这里真是诸葛亮当年的隐居之地吗？我心中充满狐疑。 南阳市东北方向20公里有博望故城。博望者，广博瞻望之意也。汉武帝元朔六年，张骞被封为博望侯，自是而有博望之地名。《三国演义》中说，诸葛亮初出茅庐，于博望坡山道中火烧曹军大将夏侯惇，博望城中的曹军粮草也尽被烧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则说，火烧博望城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刘备自己。1960年代以来，老百姓多次从博望故城下面挖掘出钩戟、箭镞和谷物的灰烬，经专家考证，确系三国之遗存。那些谷物的灰烬已经化为硝土，人民公社时期曾经被当作肥料使用，自己用不完，还发扬“龙江精神”支援邻近的生产队。当地特产一种“锅盔”，据说是诸葛亮当年发明的军粮。 我最终确认，南阳市不是诸葛亮故居所在。三国时期并无南阳市，而有南阳郡之宛县。诸葛亮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此南阳即是指南阳郡，包括宛县、冠军、叶县、鲁阳、舞阳、博望、新野、湖阳、邓县等37个县与封邑，每个县邑的居民都可以称为南阳人氏。而当时鲁阳、舞阳、叶县、和博望等地，均为曹军控制地区。《三国志·魏书·李典传》说得很清楚，虽然刘备曾经一度进到叶县，而后火烧博望城，却是一次“北侵”的军事行动。位于博望与新野之间的宛县，则是曹、刘对峙的前线，双方在这里进行过拉锯战。以诸葛亮隐居的生活场景来看，应该不在这个战乱频仍的地方。 有更多的理由让我相信襄阳的古隆中。汉灵帝光和四年，诸葛亮生于徐州之琅琊郡。汉献帝初平四年秋天，曹操屠杀徐州，诸葛亮跟随叔叔诸葛玄避难，几经辗转，于次年投奔荆州牧刘表，在襄阳定居下来。诸葛亮的两个姐姐，一个嫁给蒯氏家族的蒯褀，一个嫁给庞氏家族的庞山民，而他自己则在建安二年娶了黄氏家族的女儿阿丑为妻，遂有躬耕陇亩之生涯。他的岳父黄承彦，把女儿女婿宝贝得不行，常常骑着毛驴过来照看他们的生活。由此可见，诸葛亮当时居住在襄阳城附近，与他的亲戚朋友们素有往来。若是居住在宛县，距离襄阳城一百二十公里，骑着毛驴往来，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段说明文字，与诸葛亮躬耕南阳的自述是相吻合的。赤壁大战以后，荆州分成三部分，曹操占有南阳郡和半个南郡，遂以半个南郡和南阳郡的一部分置襄阳郡。从此，宛县与邓县分别属于南阳郡和襄阳郡。至于今日，南阳与襄阳分别属于河南省和湖北省。南阳与襄阳之争，原委应该出在歷史变迁之中。 奔波了整整两天，终于来到古隆中。眼前所见，宛如《三国演义》所描述之景物：“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虽然不见“猿鹤相亲”，却依然有“松篁交翠”。山中也有诸葛草庐、隆中书院、六角井、小虹桥、老龙洞、抱膝亭、梁父岩、半月溪、古柏亭、武侯祠和野云庵等系列景点，不知道是南阳卧龙岗克隆的襄阳古隆中，还是襄阳古隆中克隆的南阳卧龙岗。景区有《隆中志》，每座建筑物的歷史渊源都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其中六角井，据说就是诸葛亮家里使用过的遗物，并非后人仿造。诸葛亮躬耕过的陇亩，如今已变成襄樊学院的校园。 第26页 三顾茅庐的故事 有些学者怀疑刘备三顾茅庐的真实性。他们说，诸葛亮当年不过是一个“时人莫之许也”的农村青年，有什么资格让刘备三顾茅庐呢？他们认为是诸葛亮自己到处找工作，找到刘备这里来，自荐求职。古隆中旅游公司的总经理黄河清先生则反驳说，如果诸葛亮是为了找工作，就应该去找荆州牧刘表，而不是客居荆州的刘备。 我们一边吃着粽子，一边听黄河清先生讲诸葛亮的故事。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与荆州牧刘表是连襟，从亲戚关系上讲，刘表也是诸葛亮的姨夫。黄河清先生因此问道：“诸葛亮那样有才华，找自己的姨夫套个近乎，当个别驾、郡守或者郡丞之类的官员，应该不是什么难事，犯得着去找时乖运蹇的刘备求职吗？” 《三国演义》记述说，刘备马跃檀溪之后，路过司马徽的水镜山庄，第一次听说人间有卧龙之才。司马徽问他：“吾久闻明公大名，何故至今犹落魄不偶耶？”刘备回答说：“命途多蹇，所以至此。”司马徽说：“不然。盖因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刘备回答说：“备虽不才，文有孙干、糜竺、简雍之辈，武有关、张、赵云之流，竭忠辅相，颇赖其力。”司马徽说：“关、张、赵云，皆万人敌，惜无善用之人。若孙干、糜竺辈，乃白面书生，非经纶济世之才也。”刘备感嘆说：“备亦尝侧身以求山谷之遗贤，奈未遇其人何！”这时，司马徽便向刘备推荐了两个人：“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 卧龙，即是诸葛亮。凤雏，庞统也。 所谓经纶济世之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管理人才：1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中看清局势；2具有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周到缜密的策划能力；3善于选拔人才，并且能够与组织的运营流程有效地结合起来；4最终高绩效地实现组织的目标。否则，即使有关羽、张飞、赵云这样的“万人敌”，也不过是打乱仗而已。司马徽一番话，深深地刺痛了刘备的心思。 其后，徐庶也向刘备推荐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于是有刘备三顾茅庐。《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得清清楚楚：“凡三往，乃见。”尤其是这个“乃”字，说明刘备见到诸葛亮很不容易。“乃见”，这才见到了他。 见面以后，刘备屏退旁人，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很坦诚地向诸葛亮表白了自己的心愿和困惑。 诸葛亮，字孔明。孔，通透也。孔明，犹透明也。透明者，亮也。或曰，孔明之意义，乃谓孔道以明。孔道，孔子之学也。然则诸葛亮果如其名其字，有孔道之明耶？但见他略一沉吟，从容地回答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亦抑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歷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一段论述，便是歷史上着名的隆中对。 隆中对毫无疑问是中国歷史上最伟大的战略规划之一。刘克勤先生有联语云：“非先生对策，庶乎玄德成流寇；无明主访贤，抑或孔明终野夫。”意思是说，如果没有隆中对，刘备很可能在半年以后曹操征讨荆州的战争中沦为流寇，而不会有天下之三分。如果说三顾茅庐让诸葛亮从山野走向了庙堂，那么隆中对也让刘备从倾覆走向了辉煌。 三顾茅庐以后的故事也很有意思：刘备与诸葛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人很不高兴，质问刘备说：“诸葛亮不过是一个农村青年，值得你这样喜爱吗？”刘备解释说：“我有孔明，就像鱼之有水。请你们不要说闲话，好不好？”关羽、张飞这才住了嘴。 復兴汉室的文化意义 裴松之评论说，当诸葛亮高吟于隆中之时，他的情操与志气，就已经决定了他的选择。倘若他北走中原，投身到曹操手下施展才能，即使陈群、司马懿也远不及他。而他选择刘备，是因为在汉朝大厦将倾的危险时刻，他打算辅佐一位豪杰，以兴微继绝、克復天下为己任的缘故。诸葛亮的伟大，就在于他像鵾鹏一样嚮往辽阔的天空，却不屑于谋求名利富贵。裴松之举例说，诸葛亮少年时代的朋友孟公威，在魏国官运亨通，既贵且达。 我们因此知道，刘备与诸葛亮之所以一拍即合，是因为他们都有復兴汉室的志向。也就是说，他们因为志同道合走到了一起。可是，为什么要復兴汉室？復兴汉室于国于民有何好处？还有，诸葛亮为什么选择刘备？从管理学研究的角度上看，“刘备+诸葛亮”组合有着怎样的价值？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提出来予以解答的问题。三顾茅庐的歷史性意义，就隐藏在这些问题的背后。 第27页 相比较于歷朝歷代，汉朝的经济环境也许是最为宽松的。政府的管理成本很低，老百姓承担的税赋也很低，称得上轻徭薄赋。孟子说：“什一而税，王者之政。”汉朝规定的税额只有“十五税一”，实际上则只有三十税一，甚至只有“百一之税”。尤其是汉文帝时期，曾经全部免除田租，前后达十一年之久，这在中国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固然有诚如荀悦《前汉纪》所言“豪强富人占田逾制”的现实问题，但中央政府的政治理想，并不在于搜刮民财，而在于培养老百姓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 直到东汉末年，因为社会动盪而致官吏、武士、伎妾、流民等非劳动人员激增，这才出现“十羊九牧”现象。西汉的“文景之治”与东汉的“明章之治”，遂成为遥远的传说。频繁爆发的战争与旱灾、蝗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更是使得民生艰苦，宛如人间地狱，叫人益发怀念汉朝兴隆时期的欢乐时光。所谓“復兴汉室”，一如孔子当年“復兴周礼”，为的是重建一种合乎道德的政治社会。 古代社会没有歷史进化论。他们的良知告诉他们，人生的价值在于快乐的心灵生活和友爱互助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无耻的弱肉强食理论。这种崇尚道德的人生理念，通过汉朝的教育体制，终于发展成为一个族群的文化传统。虽然经歷过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乱世，但人们依然在怀念那种文化，并且把那个生生不息的族群称之为汉族。至于今天，汉族犹在，却有相当数量的人们不清楚道德为何物。 诸葛亮为什么选择刘备呢？他在《便宜十六策》中说得很清楚：“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这种君臣之道，就是“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在诸葛亮看来，刘备的仁爱之心，就是一种无与伦比的领导力，只要辅之以审时度势的战略设计和有效的运营流程，他就能带领他的团队，为復兴汉室做出歷史性的贡献。 随后发生的歷史，最初确实有如诸葛亮的隆中对：诸葛亮奔走东吴，为刘备联合孙权，于赤壁大败曹操，而后陆续夺取荆州和益州，虎视中原。但就在此时，镇守荆州的关羽败走麦城，刘备发动猇亭之战，让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连营，致使刚刚建立的蜀汉政权元气大伤，復兴汉室的理想，最终走向了秋风五丈原。 黄河清先生认为，彪炳千秋的隆中对之所以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意外，是因为关羽严重违背了诸葛亮“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战略方针。“否则，怎么会造成那样令人痛心的后果呢？”他拍打着饭桌，长长地嘆息着说。 曹操占领荆州 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人研究《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也没有人能够读懂这部古典名着的文学结构和文学意义，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幽默的文化现象：都说《三国演义》是一部通俗文学作品，可是连最顶尖级的学者也未必能够懂得其中的奥妙。 曹操占领荆州 从襄樊回来，我常常梦见襄阳城，梦见襄阳城下波浪起伏的汉水。如果说襄阳城是一段永恆的歷史故事，那么汉水就恰似那奔流不息的时间。梦境中的我，穿着红色的t恤，穿行在古代的人们中间。我遇到很多人，他们捋着或长或短的鬍子，向我友好地微笑着。忽然听见远处有骏马嘶鸣，接着人群骚乱起来，城墙随之坍塌，而我也好象跌落到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襄樊歷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西晋吞併蜀汉之后，羊祜、杜预经营襄阳多年，然后一举而灭东吴。宋度宗咸淳三年，忽必烈发动襄樊之战，歷时6年，终于占领襄阳，然后趁势而灭南宋。兵家曰：“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由此可见襄樊在战略地理上的重要性。 民间又有“铁打的襄阳”之说。比起汉水北岸的樊城来，襄阳向来以形势险固、城高墙厚、布局严密而着称。即使是如狼似虎的忽必烈，以炮轰襄阳城，也不曾击破它那既高且厚的城墙。若非守将吕文焕孤立无援而被迫开门投降，襄樊之战可能还要持续许多时日。 曹操的运气，比之于忽必烈要好得多。汉献帝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亲率大军征讨荆州。刘表被吓得吐血，在八月初病逝，他的小儿子刘琮则立即无条件向曹操投降。由是看来，即使是铁打的城墙，也无力保护纸煳的人心。突如其来的曹军，竟然在1800年之后，成了我的梦魇。 毫无疑问，突如其来的曹军也让1800年前的刘备猝不及防。刘备当时屯兵樊城，直到曹军过了宛县，他才得知刘琮投降的消息。他明白，曹操的大军将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接管荆州全境。如果他试图抵抗，不但得不到刘琮的支持，反而会遭到刘琮从腹背发动的攻击。刘备无可奈何，只能赶快收拾行李，带着兄弟们再次踏上逃亡的旅程。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说，刘备过襄阳，诸葛亮劝刘备攻打刘琮，这样就能够以襄阳城抵抗曹操，保有荆州。刘备却说，刘表曾经收留过他，如今怎么能够忍心去攻打他的小儿子呢？当刘备站在襄阳城外唿叫刘琮的名字，刘琮又是心虚又是害怕，竟然到了“惧不能起”的程度。刘琮身边有很多人，还有很多老百姓，见到当时的情形，竟毅然追随刘备而去。一路上，也不断地有人拖男带女加入到他们中间来，最后形成了一支十余万人口的逃难大军。真是应了《三国志》作者陈寿的那句感嘆：“其得人心如此！”可是，刘备此时只有数千名士兵，自身尚且难保，如何保护得了十余万人口的难民呢？最终的结果是，刘备并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反而为他们所累。 第28页 曹操随后立即接管荆州，重新着手荆州的机构编制和人事任命。刘琮迁任青州刺史，后不知所终（《三国演义》说，刘琮在赴青州上任的路上被曹操秘密杀害。《魏武故事》记载，刘琮后来做了曹操的谏议大夫，即谏议侍从之官员）。刘备在长坂坡（今湖北省当阳市西南郊）遭到曹操的轻骑兵追击，在张飞的保护下逃得一条性命，身边仅剩下数十骑随从。许多人成了曹军铁蹄下的亡魂，刘备的老婆糜夫人也不幸遇难，两个女儿也成了曹军的俘虏。英勇的赵云将军则从重重的包围中救出了许多同事、以及刘备的儿子阿斗。而后，刘备斜趋汉津（即汉津渡，今湖北省沙洋县），与关羽的水军会合，逃到了刘表的大儿子刘琦所管辖的江夏郡。 与此同时，曹操大军占领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水陆并进，直下长江。他写了一封信给东吴的孙权，说：“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孙权把那封信给他的幕僚们看，竟然到了“莫不向震失色”的地步。 那么，倍受现代学者赞美的曹操，是否也能像后世的杜预和忽必烈那样，唾手而下江南的吴地呢？ 赤壁大战的发生地 关于曹操写给孙权的那封信，《三国演义》的记述有所不同，曰：“孤近承帝命，奉词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风归顺。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勿观望，速赐回音。”这样就说得很清楚，曹操的意思，不是向孙权挑战，而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其一，震慑孙权，使之归顺；其二，与孙权夹击逃窜到江夏郡的刘备。所谓“会猎”，就是共同猎杀刘备的残余势力。作为谈判条件，他同时给了孙权三个承诺：其一，可以继续占据既有的势力范围；其二，可以瓜分到荆州的一部分土地；其三，双方永结盟好。 张昭任孙权之长史，曰：“曹操拥百万之众，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顺。且主公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既得荆州，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势不可敌。以愚之计，不如纳降，为万安之策。”谋士们都说，张昭的意见很识时务，请孙权採纳。 此时，刘备已是命在旦夕之间。诸葛亮审时度势，对刘备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即往说孙权，以图联兵抗击曹操。《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时孙权拥兵于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观望成败，诸葛亮说之，“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于是便有了中国歷史上着名的赤壁大战。 赤壁大战的发生地究竟在哪儿呢？列而述之，大约有黄州说、汉阳说、汉川说、江夏说、钟祥说、嘉鱼说、蒲圻说等7种说法。其中，嘉鱼说与蒲圻说其实是同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在不同的歷史时期先后归属过嘉鱼县和蒲圻县，学者们不知内情，无端地发起争论。至于汉阳说、汉川说、江夏说和钟祥说，也不过是学术界聊备一格的观点。只有黄州说与蒲圻说，双方都在引经据典，各执一辞，互不相让。 黄州赤壁的由来，出自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宋神宗元丰三年，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常常与友人到长江之滨泛舟而游。他触景生情，借题发挥，以赤鼻矶为三国赤壁，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绝美文字。清朝康熙年间，黄州知府郭朝祚为赤鼻矶题名为“东坡赤壁”，并书写了匾额。黄州赤壁因此亦名“文赤壁”，区别于蒲圻的“武赤壁”。1990年代初期，有学者认为黄州赤壁的地理环境符合歷史上赤壁之战的描述，苏东坡所感怀的赤壁确系三国时期的古战场无疑。由此引发了歷史学界令人瞩目的“文赤壁与武赤壁之争”。争论到激烈之处，时任蒲圻市长的樊仁富先生索性向民政部申请更名。1998年6月11日，申请书得到国务院批准，蒲圻市更名为赤壁市。 樊仁富先生已迁任湖北省林业厅副厅长。当我们谈到赤壁，他回忆起许多往事。其一是1992年，他率领一支团队到深圳去招商引资，许多客户竟然不认识蒲圻之“圻”字，把蒲圻读成了蒲斤、蒲沂、蒲芹。其二是1994年申报蒲圻电厂项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们召开会议，竟然也发生了与深圳客户一样的错误。樊仁富先生因此深切地感到，蒲圻市需要一个更响亮、更有文化意义、更容易被人们记住和喜爱的城市品牌，便于1995年动议更改地名，歷时三年，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获得成功。“文赤壁与武赤壁之争”，也从此波平浪静。 更改一个地名，就能证明“武赤壁”是当年的古战场吗？与樊仁富先生道别之后，我便起身前往赤壁，试图去看个究竟。 所谓赤壁，而今在地名上有三个意义：其一为赤壁市1723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划，其二为赤壁市区，其三为赤壁古战场遗址。到达赤壁市区，首先去拜访多年从事地方志研究工作的冯金平先生。冯金平先生为蒲圻赤壁做了大量的论证，蒲圻市之所以能够更名为赤壁市，他也付出了许多有效的案头功夫。午餐以后，冯金平先生欣然陪同我去察看赤壁古战场遗址。 第29页 赤壁古战场遗址由赤壁山、南屏山、金鸾山等三座山体连绵组成。长江对岸的乌林，也应该是赤壁古战场遗址的一部分。可惜的是，乌林归属洪湖市管辖，两岸之间至今尚未达成一致性的意见。站在赤壁山上，自翼江亭眺望乌林，江风入怀，景物壮美，便想起那些跌宕起伏的三国故事来。唐朝诗人孟浩然与诸子登襄阳之岘山，慨然有诗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復登临。”而我身在赤壁山，追古思今，感慨万千，用这首诗来抒发情怀，却是再也贴切不过。 众说纷纭的歷史真相 正在感慨之间，手机铃声响起，是《北京青年报》一位记者打来的採访电话。她告诉我说，吴宇森先生执导的电影《赤壁》正在上映，问我是否看过？我回答说，我还没有看过，但我看过根据电影剧本改写的同名小说。然后，她继续问我如何评价这部小说？ 我嘆了一口气。怎么说呢？我觉得这部小说把歷史改写得非常怪异，例如：1襄阳名士黄承彦劝说女婿诸葛亮北上投靠曹操；2三顾茅庐成了刘备与诸葛亮之间互相玩弄心计的游戏；3借东风变成了诸葛亮事先知道天气变化规律，然后精心设计了一场装神弄鬼的骗局；4最不可思议的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赤壁之战，居然被改造成了孙权爱慕大乔、大乔爱慕曹操的三角之恋。起初，我简直被作者弄煳涂了，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看到最后，终于明白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是想通过黄承彦、张昭、大乔的嘴巴，一方面为曹操屠杀黎民、戕害忠良等罪恶行为做辩护，另一方面则极力赞美曹操的雄才伟略。尤其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大乔竟然那样地深爱着曹操，当她听到曹操失败的消息，甚至痛苦得结束了自己如花似玉的生命。 记者告诉我说，吴宇森先生曾经说过，他将会通过电影《赤壁》还原歷史的本来面目；电影《赤壁》的编剧和同名小说的作者某某某，据说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古文字学、训诂学和出土文献学的专家。她继续追问我：如今，吴宇森先生说过的话犹在耳边，情况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呢？ 一时之间，我竟不知如何作答，只好苦笑起来。当代学者研究三国，大多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多少年来，人们都是通过《三国演义》来熟悉那一段兵火连天的歷史，几乎所有的学者也都是从歷史学的角度审视这部伟大的文学名着；2读完《三国演义》之后，很多人又会觉得它文字玄妙而难以理解，而后便求证于《三国志》；3读完《三国志》之后，学者们自以为发现了歷史的真相，便又回过头来指责《三国演义》虚构不实，并且试图通过发表评论和改写故事情节来形成对《三国演义》的颠覆。由此看来，吴宇森先生和他的编剧也不例外。 记者说，既然《三国演义》虚构不实，当然应该还原歷史的本来面目。从艺术的表现形式上讲，这种颠覆也意味着创新。她问道：难道这种颠覆和创新有什么不对吗？ 我反问她：“什么是歷史的本来面目呢？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读过《三国演义》和《三国志》，都在用《三国志》指责《三国演义》，都以为自己发现了歷史的真相，但他们彼此之间却依然在争论不休，难道歷史有很多品种的真相吗？” 记者顿时语塞，半晌才缓过气来，问道：为什么造成这种状况呢？ 我以为，《三国演义》虽然存在着虚构，却是基于歷史事实的文学性虚构，而并非子虚乌有的胡编乱造。我和许多学者交谈过，我发现他们并不理解《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也不理解《三国演义》与歷史的关系，却很热中于发表自己的评论，形成了一种很荒唐的学术现象。而他们所求证的《三国志》，虽说是正史，却存在着文字上的毛病，其语言过分简约，时间与事件发生的次序也多有颠倒，甚至常常因为言语闪烁而致人于疑误。例如，他写《鲁肃传》，把劝说孙权出兵抗击曹操的功劳完全归于鲁肃，既没有提到诸葛亮，也没有提到周瑜；写《诸葛亮传》，又把功劳完全归于诸葛亮。学者们的歷史观各有差异，引用的歷史资料也各有差异，因此也就造成他们对歷史问题的不同理解和争议。 记者想了想，感嘆说：时间已经过去了1800年，也许我们永远看不到歷史的真相，那么，就让真相在众说纷纭中变成一种神奇而又美丽的秘密吧！ 我反问她：“那么，学者的责任又是什么呢？真相既然是一种神奇而又美丽的秘密，学者的责任就是不断地寻找它、接近它、看清它，让它的光辉透过学者的解说，照亮人类的心灵世界。” 赤壁古战场遗址 我打开地图察看。长江自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而下，在荆河脑（湖北省监利县东南，与洞庭湖的入江口相对）左转，形成“西南东北”走向。曹操当年南征，走的应该就是这条路线。有曹丕作《述征赋》、阮瑀作《纪征赋》、徐干作《序征赋》，即可作为当时之文献资料。其中，徐干《序征赋》云：“沿江浦以左转，涉云梦之无陂。”所描述的应该就是长江从荆河脑左转至于赤壁的地形地貌。《序征赋》又云：“揽循环其万艘，亘千里之长湄。”亦可想见曹操水军声势之浩荡。而赤壁与乌林隔江对峙，正好是“东南西北”的方位。 第30页 按照《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的记载，赤壁之战应该分为四个阶段：1刘备“进住夏口（今武汉三镇之汉口），遣诸葛亮诣权”；2“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併力逆曹公，遇于赤壁”，初一交战，曹军败退，引次江北；3黄盖烧尽曹军船只，并延及岸边营寨，周瑜等率领轻锐部队擂鼓而进，大败曹军；4刘备与周瑜追击曹军，至于江陵。其中又以火烧乌林之情节最为精彩。 有学者质疑说，双方初战于赤壁，再战于乌林，一战涉及两地，为什么称之为赤壁之战呢？我向冯金平先生求教，他回答说：“中国歷史上的战争，往往以初战之地命名。例如，晋楚城濮之战（初战于城濮，再战于陶丘）、楚汉成皋之战（初战于成皋，再战于荥阳）、袁曹官渡之战（先后战于官渡、乌巢、仓亭），都是以初战之地命名。赤壁之战，也是循此惯例。” 赤壁山临江而立，有摹崖石刻“赤壁”二字，一说是周瑜所书，一说是唐朝人所书，一说是宋朝人所书，一说是明朝人所书。赤壁山之北麓，有赤壁大战陈列馆，有1000多件三国时期的出土文物陈列其间，包括刀、枪、剑、戟、弩机、箭镞、铜镜、以及东吴和蜀汉两国使用的钱币。这些珍贵的文物足以证明，赤壁之战的歷史确实无虚。 根据歷史资料显示，自两晋以来，赤壁山一带就不断有文物出土。其一，有《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盛宏之《荆州记》载曰：“蒲圻县有吕蒙冢，中有一骷髅极大。蒙形体长伟，疑即蒙之骷髅也。”赤壁大战时，吕蒙为中郎将，十年后为大都督，以白衣渡江u，擒杀关羽父子。其二，又有南朝《宋书·符瑞志》记载：“孝武帝大明八年六月，江夏蒲圻获铜路鼓，四面独足，鄂州刺史安陆王子绥以献。”这种路鼓，是古代行军用来计算和报告里程的器具。其三，唐朝诗人杜牧有《赤壁》一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三国时期的兵器，恰以戟和矛为盛。其四，宋朝诗人谢枋得在他的《叠山集》中记述说：“予自江夏溯洞庭，舟过蒲圻，见石崖有赤壁二字。至今土人耕地得箭镞，长尺余；或得断枪折戟。其为周瑜破曹军处无疑。” 赤壁山的后面是南屏山，有诸葛亮祭风的七星坛，又称拜风台，为道教中人于1936年重建，内藏二十五块大理石碑，刻有李白、杜牧、戴復古、秋瑾等歷代名人咏嘆赤壁之战的诗词。南屏山的后面是金鸾山，有庞统的凤雏庵，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原为九重大殿，今仅存最上面的一重。庵前有千年银杏树一株，相传为庞统亲手栽种，生长得雄壮挺拔，茂密的枝叶接天蔽日，形成一片怡人的绿荫。1986年3月1日和4月9日，在金鸾山西北坡发掘两座东吴墓葬，其中2号墓为都尉陈文和之墓。孙权黄龙三年，大将军吕岱为蒲圻之镇牧，陈文和乃是吕岱麾下的一名武官。 按照《三国演义》的记述，曹操帐下幕宾蒋干游说江东，遇见庞统，以为异人也，与之相携过江，荐之于曹操。彼时曹操为长江风浪所苦，庞统遂献连环计。曹操大喜，依计而行，将大小船只搭配成排，或三十为一排，或五十为一排，首尾用铁环连锁，上铺阔板，任他浪潮上下，亦可走马如平地。其后，诸葛亮在拜风台上披髮仗剑，步罡踏斗，向苍天借来东风。周瑜即以火攻曹营，一时之间，火趁风威，风助火势。曹营之中，大船小船连锁在一起，无法逃脱，竟然被烧成一片火海。诸葛亮与庞统，其一为卧龙，其一为凤雏，用他们超乎常人的智谋，为打败势力强大的曹操创建了传奇的功勋。 诸葛亮真的具有某种神奇的超能力，能够向苍天借来东风吗？庞统真的向曹操献过连环计，使得曹操大军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吗？经歷了1800年的岁月之后，东风与连环计已经成了赤壁大战之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秘密。 学术界的疑问 关于诸葛亮借东风，学术界向来存有许多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三国时期有帆船吗？例如，文史专家胡小伟先生便否认三国时期有帆船的存在。据他考证，舟船之帆，始自于南北朝时期张有帆幔的小车，可以藉助风力推行或者拉行。那时候的“帆”字，写作“颿”。《说文解字》曰：“颿，马疾走也。从马、风声。”宋朝徐铉注曰：“舟船之帆，本用此字。”胡小伟先生因此质问说：“三国时期既然没有帆船，还要诸葛亮借东风做什么？” 三国时期有楼船。唐朝诗人李白有诗云：“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这种楼船，是一种具有多层建筑和攻防设施的大型战船。三国时期，东吴造船业发达，所建楼船可高五层，能载兵3000人，船上矛戈林列，旗帜纷飞，巍峨雄壮，攻守有力，宛如水上堡垒。 可是，三国时期是否真有帆船的存在呢？赤壁大战陈列馆有几艘楼船模型，都是帆幔高挂的模样，想来亦可称之为帆船。我以为是根据歷史资料復原的作品，仔细一打听，却原来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摄制组当年使用过的样船。 胡小伟先生与《三国演义》摄制组究竟谁对谁错呢？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考证帆船的歷史，在晋朝文学家左思《吴都赋》里找到 “楼船举颿而过肆” 的记述。由此可知，汉晋时期，虽然无有帆船之“帆”字，却有举“颿”之楼船。到了唐朝，便可以欣赏到“孤帆远影碧空尽”的美妙诗句。 第31页 也有人认为，中国有帆船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2500年前的商朝。还有资料说，东汉时期出现的平衡纵帆，具有逆风航行的功能，标志着中国帆船的制造技术已经达到比较高超的水平。 第二个疑问是：赤壁大战之时，真的出现过东南风吗？气象科普专家王章敏先生判断说，当时的状况很象是一次锋面气旋天气，即冷暖两种性质不同的气流相遇形成锋面气旋，最后发生了东南风和大面积降雨。 按照《三国演义》的描述，先是在长江的江面上颳起东南风，而后曹操败走华容道又遇上倾盆大雨，的确很像王章敏先生所说的锋面气旋天气。民间有“东风雨，西风晴”和“东南风，雨祖宗；西北风，一场空”的谚语，也与锋面气旋天气的特徵相符。可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气象资料显示，这种锋面气旋天气常见于我国北方中高纬度地区的惊蛰和清明时节，而赤壁大战发生在长江流域的冬月，怎么会出现锋面气旋天气呢？王章敏先生解释说，统计赤壁近30年的气象资料，农历冬月的风向基本上是东北风，出现东南风出现的概率只有3%，然则概率虽小，却也符合天气演变规律。 我很怀疑王章敏先生自圆其说的解释。查证于《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又确有“东南风急”和“火烈风勐，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的记述。又相问于冯金平先生，也表示赤壁地区的确有冬天发生东南风的气候现象。我手头上没有赤壁地区的第一手气象资料，也只好姑妄信之。 第三个疑问是：诸葛亮能够借来东南风吗？鲁迅先生便很不以为然，以为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自此以后，学者们也想当然地以为，所谓借东风，其实是诸葛亮事先知道天气将要发生变化，然后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例如，王章敏先生就说过，诸葛亮家住南阳，距离赤壁不远，了解那次东南风发生前的徵兆，因此能够准确地做出中期天气预测。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诸葛亮借东风无非是一场装神弄鬼的把戏，其目的是故做神秘，以赢得东吴将士们对他的尊敬和畏惧。 然而，以诸葛亮的品德与情操而言，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某种可耻的用心而故意装神弄鬼。尤其是在孙权、周瑜、程普、黄盖这些高智商的人才面前，装神弄鬼不仅显得荒诞不经，而且很容易招来鄙视和嘲笑，给孙刘之间的联盟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即便东吴的将士们都有智商上的问题，装神弄鬼的把戏也未必能够赢得他们对诸葛亮的敬畏——《三国演义》描述说，东南风大起之时，周瑜的第一反应是骇然而起嫉恨之心，以至于要杀害诸葛亮以免遗祸于后日——大敌当前，诸葛亮何苦要自取祸患，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因此，诸葛亮装神弄鬼的说法，不过是以学者之心度诸葛亮之腹，颇有疑误之处。 火烧乌林的故事，可见于《三国志》。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却只能见于《三国演义》。学者们常常以《三国志》为歷史事实，以《三国演义》为文学虚构，却依然在用歷史学的眼光审视《三国演义》。以我之所见，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人研究《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也没有人能够读懂这部古典名着的文学结构和文学意义，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幽默的文化现象：都说《三国演义》是一部通俗文学作品，可是连最顶尖级的学者也未必能够懂得其中的奥妙。 所以，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三国演义》为什么要设计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情节？在这些故事情节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歷史事实和文学意义？又是什么原因致使我们不能发现问题与答案的所在呢？ 东南风的象徵意义（1） 在我看来，那年冬天发生的东南风，却无疑是诸葛亮借来的。想想看，曹操自西北而来，席捲荆襄，气焰何其汹汹！东吴才俊，向震失色，意志何其沮丧！刘备逃在夏口，朝夕不保，情势何其危急！时值寒冬，西北风肆虐，对于东吴的人民和苦难中的刘备而言，曹操何尝不是一股凌厉的西北风，令人不寒而慄？若非诸葛亮借来东南风，怎么可能挽救危局，赢来赤壁之战的胜利？ 当诸葛亮向刘备请命求救于孙权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开始实施他筹借东风的计划。从“舌战群儒”到“智激孙权”，从“草船借箭”到“七星坛祭风”，最后直到发生赤壁之战，都应该看作诸葛亮筹借东风的过程。 有学者认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舌战群儒固然精彩，但出场的群儒之中，没有一个人的传记提及此事，因此可以断定是小说家虚构的伪歷史。我却以为，当诸葛亮来到柴桑，面对东吴群儒力主降曹的言论，自然少不了激烈的舌战。出场的群儒未必是张昭、虞翻、步骘、薛综、陆绩、严畯、程德枢等人，所描述的言论和场景也可能有合理化虚构，但其中的歷史真实性不可以被轻易否定。尤其是那场舌战所辩论的问题，颇是耐人寻味。 张昭的问题是：“我听说刘备向来有復兴汉室之志，而先生亦有管仲、乐毅之才，怎么会有长坂坡之败，以至于亡命夏口，几无容身之地呢？” 诸葛亮回答说：“刘琮投降曹操，刘备并不知情，值此危机关头，又不忍心乘机夺取刘琮的基业，故而南走当阳。又有十几万难民追随，刘备不忍离弃，至有长坂坡之败。虽败如此，犹见刘备之大仁大义也。况胜负乃兵家常事，当年高皇帝也曾屡次败于项羽，却在垓下一战成功，如今岂可因一时之败而论英雄呢？” 第32页 虞翻又问：“曹操以勐将千员、雄兵百万，席捲荆襄，虎视江南。而刘备兵败于当阳，计穷于夏口，早晚生死难料，难道不害怕吗？” 诸葛亮回答说：“曹操虽有百万之雄，实则是乌合之众，并不如想像的那样可怕。刘备虽然只有几千士兵，却依然无畏于曹操的人多势众，如今退守夏口，不过是等待时机罢了。东吴兵精粮足，又有长江之险，难道你还会因为害怕曹操而力主投降，甚至于不顾天下人耻笑吗？” 薛综评论时事，说：“汉朝传世至今，天数将尽。如今天下三分，曹操已占其二，人皆有畏惧归顺之心。刘备不识时务，偏要与曹操做对，正如以卵击石，安得不败耶？” 诸葛亮听了，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们都是汉朝的臣民，热爱国家是我们做人的本分。而今，你不寻思如何报效国家，一面在这里发表亡国论，一面试图趋炎附势于逆贼曹操。像你这样不忠不孝的小人，不值得我跟你说话！” 东南风的象徵意义（2） 又有程德枢大声说道：“诸葛先生虽然说得漂亮，却未必有什么真才实学。如此一味地卖弄口舌，就不怕天下有学问的儒者笑话吗？” 诸葛亮回答说：“儒者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必不笑话于我。小人之儒，有如扬雄，屈身为王莽门下走狗，虽以文章名世，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舌战群儒的过程复述于此，是因为我常常听到某些学者谈论歷史，其中之观点，恰如张昭等群儒当年所论。可见当今社会文化，虽然名曰多元化，却也恰如三国之乱。而学者们自以为洋洋得意，殊不知他们的学问，比之张昭等群儒，并没有什么新意。我时常感嘆说，倘若诸葛亮在世，也许会跟这些学者再来一次舌战。 诸葛亮智激孙权，可见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三国演义》又别开生面地设计出一段诸葛亮智激周瑜的故事来，说曹操兴兵来犯，为的是夺取东吴的美女大乔和小乔。周瑜是小乔的丈夫，听罢勃然大怒，离座指北而骂曰：“曹操老贼，欺吾太甚！”于是下定抗击曹操的决心。按照《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的记载，小乔嫁给周瑜是建安三年的事情，到了赤壁之战则应该是三十多年的中年妇女。盛巽昌先生认为，曹操虽然好色，却不可能为了两位中年妇女侵略东吴。事实上在《三国演义》中，大乔和小乔不仅代表着东吴的妇女，也象徵着东吴那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一旦曹操占领东吴，东吴的妇女和土地必然惨遭蹂躏。以周瑜之血性，焉能不拍案而起？ 至于草船借箭，似乎是成语故事“自相矛盾”的改写。成语故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也？”而草船借箭，则是“以曹操之箭，攻曹操之军”，虽然是改写，却又别有新意。 在曹操看来，刘备与东吴既然不臣，则与草寇无异。曹操挟有天子，以大汉丞相的名义，率领王者之师，征讨刘备与东吴，其势犹如离弦之箭也。谁想刘备与东吴针锋相对，指责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岂非“以曹操之箭，攻曹操之军”耶！草船借箭，大约是说诸葛亮善于顺势而为，借力使力，一方面建立孙刘联军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一方面形成对曹操以牙还牙的攻击力量。唐朝王周有《赤壁怀古》一诗云：“帐前斫案决大计，赤壁火船烧战旗。若使曹瞒忠汉室，周郎焉敢破王师？”说的就是此中的奥秘。 而“七星坛祭风”，很可能是临战前一种祭拜天地的仪式，或者是激励士气的一种方式。当曹操大兵压境，人皆以为必败之时，诸葛亮以他大无畏的勇气和智慧，激励了东吴将士们的斗志。令人闻风丧胆的西北风，顿时转换成了大义凛然的东南风。所以我说，在那样危急的歷史关头，东南风其实象徵着一种被正义所鼓舞的勇气，以及一种敢于以弱敌强的力量。 战争的局势在发生逆转，天气也在发生逆转，意识界的东南风与自然界的东南风会合在一起，最终决定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在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里，原来隐藏着这么一段真实的歷史。所谓东南风，既是歷史，也是对歷史的虚构。而正是这种对歷史的虚构，让一段真实的歷史故事，开放出了寓言似的芬芳。 曹操的大败局 我想到乌林去看看，便上了车，从轮渡过长江，去寻找歷史的遗蹟。据冯金平先生介绍，1973年春天，有放牛娃从路边的墓穴中，挖掘出造型别致、制作精良的青铜马镫一件，堪称稀世之宝，现收藏于洪湖市博物馆。自1950年代至今，乌林及其周边地区在开河、筑路、建房、修桥和平整土地等工程中，发现了多处古文化遗址和数以千计的古代墓葬，其中包括汉朝遗址数处、汉朝墓葬数百座，并且出土了东汉时期的青铜短剑、青铜矛、青铜箭镞、青铜带钩、铁剑、铁刀、铁箭镞等许多军事用品，与长江对岸赤壁山的出土文物并无二致，可以互为歷史的印证。“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那些遗址。”冯金平先生说。 “红血巷”是冯金平先生感到奇怪的一个地名。赤壁大战时期，此处是长江边上的一条港汊，后来因为水质浑浊而有黄红之色，人们便以为里面有死人的血液。冯金平先生说，按理应该叫做“红血港”才对，为什么叫做“红血巷”呢？我们在另一块地名碑上找到答案，那个地方叫做“曹操湾”，地名碑上却写作“曹操弯”。冯金平先生恍然大悟说，原来曹军怕水，凡是沾水的地名都去掉了水字边。 第33页 让冯金平先生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处遗址。1970年代，此处挖掘渠道，发生塌方，赫然出现一片白森森的人马骨头，因此被命名为“白骨塌”。冯金平先生旧地重游，找了好久，终于在乌林镇江嘴村的一座配电房旁边找到了“白骨塌”的地名碑。 从“白骨塌”往西南方向几里地，有一地名为“万人坑”。据说这里曾经埋葬过无数的曹军士兵，如今则变成了一处大水坑，水质浑浊而泛草绿色。我们站在水坑旁边凭弔，想像着当年“赤壁鏖兵，火烧乌林”的惨烈景象，甚至忍不住黯然神伤。 直到今天，这场战争依然有许多费人猜疑的地方。曹操经略江南，号称勐将千员、雄兵百万，而且还保持着战无不胜的辉煌记录。孙权这边，《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说是两万人，《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是三万人。刘备呢？在长坂坡死里逃生，身边只有几十名亲随。另外，关羽率领的水军大约有两三千人，江夏太守刘琦大约有一万多人。孙刘联军的总兵力，不过四万多人的规模。在一场东南风的帮助下，孙刘联军居然能够以四万多人打败曹操的百万大军，真是匪夷所思啊！ 有学者考证说，曹操投入赤壁大战的兵力，其实只有二十六万人。可是，就算是二十六万人，跟孙刘联军的四万多人相比，也无异于庞然大物啊！更何况他还有留守在许昌大本营的军队，还有派遣在各个占领区的驻军，其势力之雄壮可想而知！因此，兵员上的数目，不是关键问题。 曹操为什么会惨遭赤壁大战的失败呢？《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有一段很隐约的记述，只有23个字：“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卒多死者，乃引军还。”现代的学者们根据这个信息推断，曹操虽然兵员庞大，却因为瘟疫丧失战斗力，最终不得不引军退去。可是，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瘟疫呢？ 有些学者认为是发生了大面积的流行性感冒。歷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就提出过这个说法。我感到奇怪，曹操的军队来自北方，在北方不感冒，跑到南方来感什么冒呢？这个说法明显不靠谱。 也有些学者认为是血吸虫病。这些学者可能不了解血吸虫病的基本情况。我是湖北人，有的亲戚就患有血吸虫病。血吸虫病是一种病原体为血吸虫的寄生虫病，通常在每年四月到十月这段时间感染人体致病。这种病有很长时间的潜伏期，人与人之间、人与牲畜之间不会互相传染。赤壁大战发生在冬天，曹操的军队不可能突然地、大面积地发作血吸虫病。 还有，这场瘟疫来得也实在奇怪——既然曹操的军队出现了大面积的感染，为什么孙刘联军却没有出现任何不良反应呢？莫非，孙刘联军有什么良医妙药，从而使得全体将士具有了某种神奇的免疫能力吗？ 那究竟是一场什么瘟疫呢？为什么对于这样重要的细节，《三国志》竟然没有具体的记述呢？大家再仔细看看这23个字：“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卒多死者，乃引军还。”这里面有内容，很有嚼头的。意思是说，赤壁之战在前，瘟疫在后，不是瘟疫导致了曹操在赤壁大战的失利，恰恰相反，是曹操在赤壁大战的失利造成了瘟疫的大面积发作。“于是大疫……”，于是二字，可谓是意味深长，说明赤壁大战与这场奇怪的瘟疫之间有一种关联性。而《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记述这件事的时候，之所以如此闪烁其词，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瘟疫之说，不过是为尊者讳的隐语罢了。 我们可以把赤壁之战当作一个管理学的案例进行研究。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那场瘟疫的真相。在我看来，势力强大的曹操，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公司一样，看上去规模很大，其实暗藏着许多令人头痛的疑难杂症。一旦病情发作，就会像天崩地裂一样，出现不堪设想的结局。 一倒百倒的多米诺效应 许多研究三国的学者，穷其一生也找不到那场瘟疫的蛛丝马迹。我却以为，所谓瘟疫，用管理学的话讲，其实指的是曹操的员工忠诚度危机。诸葛亮舌战群儒，有论述曰： “曹操收袁绍蚁聚之兵，劫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此中细节，似乎并不被学者们注意。 汉朝原有的组织结构，上级对下级充分授权，下级对上级整体性地接受命令和报告信息，每一级都是一个完全的整体，每一级都有一个明确的责任人。可是，由于员工忠诚度的严重缺失，曹操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脆弱，他在猜疑自己的员工，他的员工们也在互相猜疑，在管理上出现了许多难以设想的不确定性，使得他只好设法採用新的组织结构设计。 新的管理模式是：把整个组织按照职能划分，每一个职能任命一个主管，在一个部门里面出现几位主管，每一位主管都直接听命于曹操，形成一种集权式管理。庞统在《三国演义》中所献连环计，似乎就是这种管理模式。它的好处是，能够有效降低组织在人事管理上的风险，维持组织的稳定性，一如长江上用铁环连锁的船只。事实上，曹操后来一直都在採用这种管理模式。 当然，这种管理模式也有弊端。由于主管与主管、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互相牵制，使得组织在运营上的效率极为低下。每一位主管都得直接听命于曹操，也使得每一个部门、或者每一支部队都丧失了独立作战的能力。 第34页 根据《三国演义》的描述，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二十日深夜至二十一日凌晨，周瑜帐前先锋黄盖趁着东南风的势头，放火烧着了长江北岸的曹军水寨。风高物燥，顿时烧成一片火海。曹军猝不及防，在惊慌失措之中四散逃命。孙刘联军趁势掩杀，杀得曹操落荒而逃。所谓赤壁大战，原本只是一次军事袭击。当火烧乌林的消息传到曹军的其它各个营寨，他的那些员工第一反应是：啊？怎么？曹老闆被打垮啦？由于每一位主管都无法独立地承担起领导职能，造成所有的人都在惊慌失措。有些人在收拾行李，为了自己的利益各奔东西。有些人结伙上山当了土匪。有些人则索性投降了孙刘联军的各部。周瑜部、程普部、黄盖部、韩当部、甘宁部……都收穫了大量的降卒。有一位名叫雷绪的将领，竟然带领几万人归降了刘备。在沖天的火光中，曹操狼狈不堪地穿过华容道（今湖北省监利县），向襄阳方向撤退，然后一熘烟地跑回了许昌。 这就是管理学上的多米诺效应：火烧乌林，就像放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骨牌似的，曹操的二十六万大军就像二十六万张骨牌一样，哗啦啦地倒得一塌煳涂。就像我们现在的某些企业，例如三株，例如秦池，例如爱多，一次看似偶然的危机，引发了山崩海啸，诺大一个企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化作了尘埃。 我们所能设想的另一种战争结局是：火烧乌林之后，曹操回到地面上来收拾队伍，站稳脚跟，回头再战。曹军虽然不善于水战，但在陆地上却有很多丰富的实战经验。虽然遭遇了一场大火，但他们却依然占有兵员上的优势，依然有可能挽救败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曹操这种几乎是落荒而逃的五百里大撤退呢？答案依然与他的员工忠诚度危机有关。 首先，他从刘琮手中接管荆州还不到三个月，人心还很不稳定，他害怕荆州的降军和地主武装趁机叛乱，切断他北去的归路，使得他陷入重围。因此，他不敢恋战，只能赶紧撤退，以巩固后方。 其次，如果战败的消息传回许昌，汉献帝也会联络那些忠诚于大汉王朝的军官，趁此机会肃清曹操的势力。西北的马腾、韩遂，也很可能会响应汉献帝的号召，率领大军南下。因此，他必须赶在情况还没有恶化之前回到许昌，稳定大本营的局势。 赤壁大战之后，周瑜占领江陵。刘备则收降了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兵员也迅速增长到好几万人的规模。荆州的七个郡，被分成三个部分，曹操占有一个半郡：南阳郡和南郡的襄阳部分；孙权占有一个半郡：江夏郡和南郡的江陵部分；刘备占有四个郡。三分天下的故事，其实是从三分荆州开始的。直到此时，刘备才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以及与曹操抗衡的实力。 长江边的感嘆 “万人坑”旁边有一座小山，名曰香山。山上有一座道观，名曰香山宫。我们在当地农妇的指引下，自山脚下拾级而上，在苍松翠竹间找到香山宫。虽以宫名，却不过是一座红砖瓦舍，中间是大厅，两侧是厢房。大厅的神台上供奉着真武祖师、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披麻祖师、天火菩萨、关圣大帝、包公等道教诸神。我们上前向诸神稽首叩拜，各自抽了一支签。我抽到第四十九签，说是可以求官得官、求财得财，是一支上吉的好签。我有些欢喜，也很有些迷惑，心想：“我既未求官，也未求财，不知道这支签是什么意思？” 起来回顾四周，却是一片寂静。宫中原有道人，道号台顺，可能外出云游去了。想要捐一点香火钱，冯金平先生却说：“此处空无一人，却要捐给何人？先把钱寄存在你的腰包里，日后见到穷苦残疾人等，捐给他们去吧！”他说得对，我也连连称是。看看天色已近黄昏，便忙着下了山，驱车前往渡口。就在关上车门的一剎那，我听见一声乌鸦的鸣叫。 我们来到渡口，等待轮渡起航。太阳刚刚在我们身后落山，月亮却已在长江对岸高高升起。忽然想起赤壁大战前夕，曹操横槊赋诗的那个晚上，月光也是这么明亮，夜色也是这么静谧。到了第二个晚上，夜色依然静谧，景色依然美好，可就在此时，忽然有火光沖天而起，着名的赤壁大战爆发了。在这一静一动之间，暗藏着多少歷史的玄机啊！于是触景生情，吟唱起一首《赤壁之歌》： 那天晚上，有一轮月亮。月亮的下面，是一道长江。月光如水，水波荡漾，梦幻人生费思量。喔……战火沖天起，映红长江浪。曹操梦中犹未醒，醒来吓得心慌慌，一路逃跑没主张……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人心如水，不可测量。谁是曹操？谁又是周郎？斗智斗勇，剑拔弩张，数黑论白争短长。喔……商场如战场，翻起千层浪。你为名来我为利往，编成一张网际网路，爱你骗你没商量……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对酒且当歌，歌声多悲壮。曹操的歌声，穿过了千年的时空，掀起我心中的巨浪……喔喔喔，喔喔喔喔喔！ 从乌林回来之后，我便四处查找这个地方的文史资料。据说，此处原来有九十九座山头，与长江对岸的赤壁山合称百人山。山峦相连，树木葱翠，有许多乌鸦栖息于其间，黑压压的一片，甚是壮观，故有乌林之名。曹操横槊赋诗，即有“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感慨。乌鸦善于衔树枝做窝，并且喜欢在自己的窝边盘旋，曹操所云“绕树三匝”，即是乌鹊绕树而飞的情景。1950年代以后，由于山林被砍伐得厉害，乌鸦们真的到了“无枝可依”的境地，加上农田里使用剧毒农药，许多乌鸦因为误食中毒的昆虫而丧生，当年乌鸦群起而飞的壮观景象遂不復得见。 第35页 至于那座香山，也是百人山之中的一座。赤壁大战之后此处即有庙宇，可能是为了超度那些惨死于异乡的亡灵吧？其后则屡毁屡建，初为二仙庙，后为钟灵庵，后又为香山宫。1995年復建香山宫，虽然规模有限，但每逢农闲季节，却也颇有些香火。 还是元朝散曲作家张小山的《卖花声》唱得好：“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百人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嘆。” 三国大事年表 公元155年：孙坚出世。同年，曹操出世。 公元161年：刘备出世。 公元168年：宦官专权，太傅陈蕃和大将军窦武被诛杀。 公元175年：蔡邕用古文、篆、隶三体书写《五经》，并刻石于洛阳太学门前。 公元178年：汉灵帝开西邸，公开卖官。 公元179年：司马懿出世。 公元181年：汉献帝刘协出世。同年，诸葛亮出世。 公元182年：孙权出世。 公元184年：张角发动黄巾起义。 公元185年：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 公元187年：曹丕出世。 公元188年：各地黄巾军死灰復燃。各州刺史晋升为州牧，开始形成军阀割据态势。 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董卓进京，废少帝，改立献帝，独断朝政。 公元190年：关东诸侯于酸枣会盟，推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董卓烧毁洛阳，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直隶地面，二百里荒芜人烟。无数难民，或死于战祸，或东迁徐州苟全性命。 公元191年：袁绍阴谋夺取冀州，冀州牧韩馥被迫出走，袁绍遂领冀州。 公元192年：王允与吕布谋杀董卓，董卓旧部復杀王允。同年，曹操于青州大破黄巾军，编组青州军团。 公元193年：袁绍与公孙瓒争夺青州。同年，曹操屠杀徐州，造成大面积的人口灭绝。徐州刺史陶谦临死以刘备为继承者，主持徐州军政。 公元194年：曹操与吕布对峙于濮阳。 公元196年：曹操迎接汉献帝迁都许昌，开始挟天子而令诸侯。同年，吕布占据徐州。刘备逃奔许昌，投靠曹操。 公元198年：曹操大破徐州，缢杀吕布。 公元199年：刘备接受汉献帝的衣带诏，成为反曹集团的成员之一。而后占据徐州，树起反抗曹操的义旗。不久，衣带诏事件发作，密谋反曹的董承等人俱被曹操诛灭。 公元200年：曹操大破刘备，俘虏关羽，刘备只身投奔袁绍。同年，曹操与袁绍相峙于官渡，大破之。同年，关羽千里走单骑，与刘备相会于古城。同年，孙权继承父兄遗志，据有江东。 公元201年：刘备败走荆州，投奔刘表。 公元202年：袁绍病逝，其子袁谭、袁尚互相争战。 公元205年：曹操大破袁谭、袁尚与高干，占有冀、青、幽、并四州。 公元207年：曹操大破乌桓，从此平定北方。同年，刘禅出世。同年，刘备三顾茅庐，请得诸葛亮出山。 公元208年：曹操诛灭孔融，南征荆州。刘表病死，其子刘琮投降曹操。刘备于长坂坡死里逃生，而后联合孙权于赤壁大破曹操。 公元209年：东吴招赘刘备为女婿，两家联姻，分治荆州。 公元211年：刘备受僱于刘璋，率军进入益州。 公元213年：曹操与孙权相战于濡须。乐进与关羽对峙于青泥。刘备与刘璋反目相攻。 公元214年：刘备占领成都，自领益州牧。 公元216年：曹操进位为魏王。 公元219年：宛城起义反曹，曹仁围而屠之。同年，关羽水淹七军，震动许昌。同年，吕蒙白衣渡江，擒杀关羽。 公元220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篡夺汉朝，即皇帝位，定都洛阳。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同年，张飞遇刺。同年，刘备兴兵攻打东吴。 公元222年：陆逊火烧连营，大破刘备。同年，孙权向曹丕称臣。曹丕策命孙权为吴王。 公元223年：刘备病逝，其子刘禅继位，以诸葛亮为丞相治理蜀中，与东吴通好。 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 公元226年：曹丕病逝，其子曹睿继位。 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先锋马谡丢失街亭，致使大军进无所据，只得退还汉中。自此先后六出祁山，最后与司马懿对峙于渭河。 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 公元247年：姜维第一次讨伐中原，与魏国郭淮、夏侯霸战于洮西。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诛灭大将军曹爽，控制魏国朝政。魏国大将夏侯霸投奔姜维。同年，姜维二伐中原，与魏国邓艾战于粷山。 公元251年：司马懿病逝，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继续操纵魏国朝政。 公元251年：孙权病逝。 公元262年：姜维第九次北伐失利，而后退兵，屯田于沓中。 公元263年：魏国邓艾奇袭江油，迫使后主刘禅投降，蜀汉遂灭。 公元264年：姜维策动钟会叛乱，不幸失败，与钟会同时被乱兵所杀。同年，司马昭进位为晋王。 公元265年：司马昭病逝，其子司马炎篡夺魏国，即皇帝位。 公元271年：刘禅病逝。 公元280年：晋朝王濬攻入建业，迫使吴主孙皓投降，东吴遂灭，天下形成短时间的统一。 第36页 答问录（1） 问1：作为一位资深的管理顾问和畅销书作者，您拥有许多挣钱的商业机会。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动机让您放弃一切，毅然走上充满坎坷和艰辛的三国之旅呢？一路上是否有企业为您提供贊助？您都有过哪些有意思的经歷？这次旅行是否实现了您最初设定的目的？ 我对歷史向来有很深厚的兴趣。中国有一句老话：“以史为鑑。”就像一面镜子似的，歷史不仅映现了人类的生命成长之道，也向学者们给出了管理智慧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歷史其实就是管理学所研究的案例，无论是一个国家的歷史，还是一个企业的歷史。这次“千里走三国”，一方面是为了寻找歷史的真相，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找管理学的答案。 尽管我们处在一个纸醉金迷的商业社会，但我坚持认为，相对于挣钱而言，求知是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没有任何企业为我提供贊助，所有的花费都是我自己付出的。这件事情值得我为它付出。诚如您刚才所猜测的，我经歷过一些坎坷和艰辛，当我回想这些经歷的时候，它们却是那样地令人感慨和有意思。 有两个原因让我决心放下一切，开始漫长的旅行。今年12月19日是赤壁大战1800周年纪念日，我希望写作一部新的作品献给这个特别的日子。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也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我对我的老师和编辑郭良原先生做出了承诺。于是，过完2008年的春节以后，在元宵节的前一天动身，一直走到中秋节，经过整整7个月的时间，终于如期完成旅行计划和写作任务。 问2：您的治学路径与许多同时代的学者有很大的差异性。在您的这部作品中，您以管理学的视野，对三国时期的社会文化做了在很多细节上的反思和评述，让我们看到曹操、刘备、关羽和诸葛亮的另一种形象。您为什么要这样做？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您是否想过要在追求真理和讨好公众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不仅仅是治学的路径，更重要的是治学的态度。对于我来说，这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一个真实的人。真实是做人的第一原则，否则我们就只能虚假地活着，并且错过我们的人生。真实也是做学问的第一原则，否则我们就只能建立起许多虚假的理论，却无法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 只有纯洁的心灵才能懂得什么是真实。然而，世俗的灰尘会玷污我们的心灵。就像透过一扇布满灰尘的窗户，我们也能看到真实，但真实已经被染上骯脏的色调，甚至被扭曲了。我们需要把窗户擦干净，或者干脆把窗户打开。 其次，面对真实并不是容易的事。有时候，只有少数人能够保持自己的良知，只有少数人能够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你就面临选择，是坚信自己，还是追随世俗的社会？这就需要有独立的人格，乃至于莫大的勇气。 答问录（2） 做人是这样，做学问也是这样。就像我现在研究三国文化，就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不知道我所看到的曹操、刘备、关羽和诸葛亮是不是真实，但所有对于真实的怀疑都会导向我的自省。我会问我自己：“我真的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吗？” 人只能通过自己的良知到达真实。如果我的良知没有问题，那么真实就没有问题。 人活着就是为了发现真理，其余的不过是形形色色的寻找与迷惑。比起讨好公众来说，追求真理无疑更有意义。我不需要在追求真理和讨好公众之间寻找平衡。我愿意和每一位读者分享我的发现，但我不会为了赢得公众的好感而讨好他们。我是那样地爱着生活，爱着人类，可是爱与讨好并不是同一回事。 问3：从《水煮三国》到《管理三国志》，再到这部《千里走三国》，您一直都在从管理学的路径看歷史，从歷史学的路径谈管理。那么，这三部作品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异？像您这样不辞辛劳地千里走三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资费，您认为值得吗？ 《水煮三国》2003年初版，而后畅销于海内外，至今已整整五年。我便一“煮”成名，就像《细说三国》的黎东方先生当年所说那样：“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我不再是一个追赶电梯的上班族，也不再从事卖弄聪明的管理谘询工作。因为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财务自由，我能够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或者外出讲学，或者回家写作，同时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读我喜欢的书。 与此同时，我也常常为《水煮三国》中那些精彩却失于轻佻的论述而惶恐不安。我的语言是灿烂而有机锋的，我也很善于嘲笑现代管理学遇到的问题，可是在那些语言和问题的后面，能够找到最终的答案吗？惶恐之余，便发了一个宏愿，要认真研读中国歷史文化中的管理智慧，作为改过自新的证明。我开始试图从“用人文歷史来诠释管理”的写作方式，走向“用人文歷史来研究管理”的求学方式。于是就产生了《水煮三国》之后的几部论着，其中就有《管理三国志》。 事实上，《管理三国志》最初是我在全国各地讲学的一个课题，后来根据课件和录音资料整理成书。在一次又一次的讲学中，有许多歷史学和管理学的难题被一次又一次地追问，我也因此进入得很深很深。比起五年前，我已经变得深刻多了。在《管理三国志》里面，我提出了一系列贴有成君忆标籤的管理学理念。 第37页 然而，还是有很多人怀疑我。也许，我可以置之不理——可是我想啊，他们之所以怀疑我，是因为他们需要更有效的解答。这种“从管理学的路径看歷史，从歷史学的路径谈管理”的治学方法，需要解决两头的问题，一头是歷史学，一头是管理学，同时还要把两头打通。有许多歷史学的问题等着我去解决，便有了千里走三国的文化苦旅。 答问录（3） 《千里走三国》是我很用心的一部作品。它很可能不像《水煮三国》那么畅销，也不像《管理三国志》那么惹人争议，但它对于我而言，却是一次相当重要的人生之旅。它让我的心灵与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所经歷过的歷史、以及与这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产生了如此深远和大面积的互动，使得我拥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阅歷。 需要说明的是：歷史充满奥秘，无论我懂得了多少，我依然显得如此地无知。我愿意为我的无知，付出一辈子的求索，不会在意时间和资费上的成本。没有什么值得与不值得——人生是一个需要用心来体验的过程，而不是一场交易。 问4：在千里走三国的整个过程中，您一直在寻找歷史的真相。您所谓的真相，又往往与人类的良知有关。在这个崇尚“狼性文化”的商业社会，您认为有多少人会在意您的良知呢？作为一位管理学专家，您的这些观点会不会与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发生冲突呢？ 当一个人迷失了他的良知，他就会陷入惊恐不安，继而依赖于某种力量和权谋。现代社会之所以崇尚“狼性文化”，其实也与人们的迷失有关。人们一方面否认道德和正义的存在，一方面又把暴力和权谋美化成正义的替身。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被称为“侠”的主人公可以用正义的理由杀害他的敌人，让读者享受到一种阅读的快感，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追捧。当网际网路时代到来，那些孩子们又开始热中于那些能够显示战斗力的杀人游戏。在企业生活中，人们崇尚的是那些以“领导力”、“执行力”和“影响力”命名的管理理念。这是一个崇尚英雄主义的社会。 毫无疑问，我的一系列观点都会与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发生冲突。但我明白我的责任，不是为了让人们承认我，而是为了帮助我的读者们解决问题。而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惟一路径，就是帮助他们找回自己的良知。我坚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如果人们能够找回自己的良知，他们就会看见另一种人生，并且恢復生命中那种固有的善良的人性。 当今世界，人们为各种自圆其说却又互相矛盾的价值观所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良知，却又因为各种外在的利益追求而遭到否认和戕害，于是，良知就被蒙蔽了。我现在所做的，不过是一些提醒和启示，以使得人们发觉那个人性本善的世界，那个可以通过良知到达的无限美好的世界。 问5：您怎么看待当前影视作品中出现的三国人物形象？ 有一家日本公司，生产一种名为“三国志”的电脑游戏软体。他们声称，他们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歷史和传统文化。但我告诉他们说，他们并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而只是在用自己的价值观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于利用中国传统文化。透过那些中国古代服装，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日本人的影子。例如，他们居然认为可以用金钱去收买三国时期的孔融。我质问这家公司的员工：“你们知道孔融是什么人吗？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道德君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使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怎么会被你收买呢？请问，你的道德可以被收买吗？” 这年头，中国的歷史文化成了一个时髦的话题，七嘴八舌的好不热闹。冷不丁地冒出这样那样的声音，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都声称自己最了解中国歷史文化的真相。果真如此吗？我的看法是：未必。真正的真相是，他们都在利用中国歷史文化唱自己的歌。 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性的内容。让一个大男人穿上女人的服装，无论服装多么漂亮，他依然是一个大男人。同样的道理，给诸葛亮穿上现代的西装，无论他的外表多么现代，他的灵魂依然是诸葛亮。按照这个说法，无论是吴宇森的《赤壁》、或者是高希希的《三国》、其实都不过是现代人的价值观在作祟。 中国所谓的大片，从张艺谋开始就有了一个特点：画面可以布置得美仑美奂，动作可以设计得惊心动魄，但内在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结构的合理性却很成问题。就像人们经常批评的那样：“剧本太滥了！”中国的大片，几乎都是大滥片。 透过《英雄》，我们看到的是穿着秦始皇服装的张艺谋。透过《赤壁》，我们看到的是穿着曹操服装的吴宇森。透过高希希版的《三国》，我们看到的则是穿着赵云服装的高希希。就像透过“三国志游戏”，我们看到的是某些日本人热中于战争和权谋的用心一样。 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出入。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很难去理解真正的中国歷史文化——与此相反的是，我们倒是很容易用自己的价值观去扭曲中国歷史文化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