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五卷）》 第1页 [史学研究] 《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五卷）》主编：[英]阿诺德·托因比【完结】 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第 5 卷 美国、英国和俄国： 它们的合作和冲突 1941-1946 年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 [美国] 阿诺德·托因比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3 前言 作者序言 第一编 协同作战 1941年12月-1943年12月 第一章 美国参战 第二章 退却并适应全球性战争 1941年12月-1942年11月 (上) 第二章 退却并适应全球性战争 1941年12月-1942年11月 (下) 第三章 从“火炬”到德黑兰：盟国夺取战略主动权 1942年11月-1943年11月 (上)第三章 从“火炬”到德黑兰：盟国夺取战略主动权 1942年11月-1943年11月 (中)第三章 从“火炬”到德黑兰：盟国夺取战略主动权 1942年11月-1943年11月 (下) 第二编 和平临近时期的合作 1943年12月-1945年2月 第一章 从德黑兰到诺曼第：准备赢得胜利 1943年12月-1944年8月 第二章 从诺曼第到雅尔达 1944年8月-1945年2月 (上) 第二章 从诺曼第到雅尔达 1944年8月-1945年2月 (下) 第三编 盟国合作的瓦解 1945年2月-1946年12月 第一章 胜利的问题 1945年2-9月 第二章 为和平的争吵 1945年9月-1946年12月 (上) 第二章 为和平的争吵 1945年9月-1946年12月 (下) 第四编 感想和总论 感想和总论 附录 附录一 盟国间的主要会议 1941年12月7日-1946年12月31日 附录二 租借法 地图 地图索引 前言 查塔姆大厦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丛书中，这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撰写，与盟国进行和赢得这次战争具有一个共同的长处。那就是这部歷史是由英美两国人士通力合作完成的。本卷的作者就是一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美国人，查塔姆大厦乐于藉此机会向给予麦克尼尔先生两年假期，使他能来伦敦撰写这部歷史着作的芝加哥大学表示谢意，并向因富布赖特参议员的远见卓识而创建的交换组织为此提供的财政资助表示谢意。 本卷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事务中最重要而且是最有兴味的歷史。这里叙述的1942-1946年间美国、联合王国和苏联三国关系的经过，首先决定了这次战争的结局，其后则决定了战胜国之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充塞在这短短五年之内的歷史事件既是一长串先前歷史发展的顶点，又是越出观察者在1952年分析形势的视野之外而伸向未来的歷史新篇章的一个出发点。 本卷回顾的这几年歷史，就象罗马帝国建立之前最后那场混乱一样，由于这些在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演员的独特个性，这段歷史是引人入胜的，即使记叙他们的行动对于所有政治意义和目的毫无重大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统率着胜利一方的英、俄、美三头政治中的每一个成员，他本身就是使人着迷的心理研究对象；他们每个人都和其他两个伙伴显然不同；而由于一种飞跃发展的技术造成“距离的消灭”的结果，这三个人的遭逢是人类不同的种族在狭路猝然相逢的一个缩影，这是这一代人的歷史中最突出、最主要也是最尴尬的一个特徵。 三头政治中的那个英国巨头——他象恺撒一样，如果没有以一个伟大的活动家着名于世，便会以一个伟大的作家而成名——已经用别人无从模仿的语言讲述了他自己的经歷。而美国巨头则很幸运，他个人的班子里有些人对他的所作所为写下的记录既亲切又富有洞察力。乔治亚的那位巨头则相反用那种把自己包在一团神秘的迷雾之中的手法，发挥了他的魅力。当然，本卷的作者在分别和同时写到这三个伟大人物的时候，是受到歷史学家的限制的，但这种限制又是歷史学家的有利条件。作为一个观察家而不是拥护者——特别是，不是作为一个自己的事业的拥护者——来写作，就使作者同他所写的主题保持一定的距离，传记(自传就更不必说)艺术无须克服这种距离，相反，这种距离却使作者有可能正确地观察并表现那些事件，而这正是那种自己就是他所描写的场景中的主要演员的作者几乎无法办到的。如果有读者尚不熟知邱吉尔先生的着作和霍普金斯的文章，那末本书肯定会促使他去埋头阅读这些引人入胜的原始资料；然而，研究这段歷史的人们也会认识到，从一个政治家的观点，或者从国家利益是掌握在一个政治家手中的一个大国的观点，要对事实经过作才气横溢、娓娓动听的叙述，那还需要辅之以一种试图不是从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国家的观点而是从整个人类的观点出发，把事实经过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的作品，从而告诉人们在人类歷史长河中，这些短暂的事务似乎必然要发生显着而持久的影响。 就1952年所能正确地观察到的1942-1946年这五年的歷史而言，当时已很明显，唯有把发生在这一段短暂但是决定性的时期之内的引人注目的事件，看作是一则触及透过军事和政治的表面深入人类生活的漫长故事中的一连串事件，才能为人们所理解。人类在1914年和1945年间的两次大战中既是行兇犯又是受害者，这两次大战显然是人类为了向政治、社会和精神的统一作革命的飞跃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这种统一本身显然又是技术革命的代价——或者说是红利——而技术革命通过它所带来的“达那厄的礼物”正在加速人类在他们活动中的一切非技术方面走向统一的前进步伐。从生活在二十世纪这场革命中的一个观察家看来，这次在技术的显然冷酷无情的鞭策之下进行的急行军，似乎是他正巧诞生在其中的这个时代的独特的特点；然而，再仔细看一下，这也可以被视作是这个时代与人类有史以来一切以往的时代所共有的特点，因为在我们所知道的那些时代里，没有一个时代人类不是在他自己的技术发明的压力之下奔波忙碌的。目前人类生活中残存的最古老的遗蹟不是骸骨而是工具；虽然在本文写作时间以前的最近两百年内，人类技术发明的步伐已经变得快得可怕，但是自从人类以前的动物变成人以来，这种奇观在本质上也许始终是一样的。这是两足动物集两种性格于一身的奇观，一方面是理性的明白事理的人的性格，另一方面则是任性而执拗的骆驼、骡子或山羊的性格，而且这种两足动物由于同时扮演使人心烦意乱的畜群和自己心烦意乱的赶牲口人这两种角色，似乎永远要遭到谴责。 第2页 至于 1942-1946 年这几年间国际事务所提供的更为宽阔的眼界及其所具有的更为深刻的意义，这就无需在这篇前言中引伸扩大，因为这已经很清晰地集中反映在本卷结尾的感想和一般意见中了。前言的作者只想提示读者：结尾的那一章作为构成本卷大部分篇幅的叙述所导致的结论，恰恰是麦克尼尔先生的主题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阿诺德·托因比 作者序言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3 本书于1950年11月至1951年11月间写成，然后修改订正，直至1952年6月始告完成。本书全部根据已发表的资料，原稿经许多熟悉本卷叙述的事件的人士悉心校阅，获益良多。但按照查塔姆大厦的方针，他们的大名必须不予披露。由于他们的帮助，使我在史实及着重点方面避免了很多错误。我对他们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与精力使本书得以提高，深表感激。至于留下的错误，以及一切意见、推测和解释，当然都是我自己的，查塔姆大厦不负任何责任。 我必须进一步对驻联合王国的美国教育委员会，即富布赖特交换计划执行人员，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表示谢意，由于他们共同给予的财政支持，才使我能够写成本书。我还需要向查塔姆大厦全体工作人员给予的协助表示谢意，他们在学识方面的支持也是同样不可缺少的。 最后，查塔姆大厦的研究部主任阿诺德·托因比在学识方面给予我的帮助，是细读本书的人从字里行间都能看到的。 1952年6月 本书主要引文均已获得许可，参考的着述于第一次提到时一律在脚註中详细註明书名、作者和出版者等。 第一编 协同作战 1941 年 12 月-1943 年 12 月 第一章 美国参战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3 第一节 展望美国 (一)日本和德国争当头号敌人 (二)美国同英国的关系 (三)美国同俄国的关系 (四)影响盟国合作的美国政府的特性 第二节 展望英国 (一)珍珠港事件 (二)英国实力的限度 (三)帝国的问题 (四)欧洲问题 (1)流亡政府 (2)英国同苏联的关系 (五)影响盟国合作的英国政府的特性 第三节 展望俄国 (一)谜一般的俄国 (二)展望东方 (三)展望西方 (四)影响盟国合作的苏联政府的特性 1941年12月7日，黎明静谧地降临到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几乎在这同时，在大约二百七十五英里以北待命出击的一支日本海军特遣舰队的上空也破晓了。天刚破晓，日本飞机就腾空而起向南飞行越过瓦胡岛上空，把满载的炸弹和鱼雷向珍珠港倾泻。日本飞机的突然袭击，把在这以前一直是属于欧洲和大西洋的战争一变而为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冲突。 如果我们在想像中追踪珍珠港黎明的那片曙光环绕全球的话，我们也许能稍稍使那些错综复杂的、影响全世界的纷至沓来的事件在我们眼前重现，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在黎明降临珍珠港几小时以后，旭日的光芒掠过国际日界线，新的一天——12月8日开始了。那第一线阳光越过西太平洋，发现日本军舰从各个方向在洋面上蠕动，准备好或正准备着向威克岛、关岛、菲律宾和香港发动攻击。当曙光照亮了马来海岸时，我们发现日本军队已在哥打巴鲁替陆，他们是在第一批飞机进袭珍珠港一个半小时以前在夜幕的掩护下开始登陆的。袭击珍珠港意味着同美国开战，因此这一次登陆就意味着同英国开战，但是在这两国中不论是哪个国家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之前，日本人在12月8日上午6时(东京时间)就已经通过了宣布一场他们早已打响的战争的仪式了。 当曙光向西飞驰，到达亚洲境内的时候，它并没有带来象上面那样惊人的变化。一支强大的日本军队和多年以来一样，在满洲同阿穆尔河对岸的俄国军队相对峙，不过珍珠港的曙光使这些军队——就它所带来的变化而言——放松了紧张状态。每一国都在其他地方忙得分不开身。向南方望去，在中国本土，日本驻军同几年来一样，占领着这个国家的最富饶、最发达的地区，而蒋介石的政府和军队则据守着长江上游地区，急切地等待着国际均势发生变化，使他们能够收復失地。在这条战线，珍珠港的早晨也没有带来重大的变化。 更向西去，在俄国，曙光展现了一条广阔的战线，这条战线北至科拉半岛的阴沉北极区，南至黑海，以一系列不规则的环线和曲线延伸着，沿着这条俄国战线，重大的事件、强烈的希望和严重的恐惧达到了顶点。德国对莫斯科的进攻刚刚在三天以前(12月5日)停顿下来，俄国在12月6日开始反击。当珍珠港的曙光前来照亮这场战斗时，它发现德国人由于侧翼和后方受到骚扰而弄得颇为苦恼，正在向希望可以获得安全的冬季营地撤退。自从两年多前战争在欧洲爆发以来，德国陆军未能轻而易举地赢得一次全面的胜利，这还是第一次：希特勒显然是弄巧成拙而不得不退却，这也是第一次。在柏林，12月8日带来了一篇公开的声明，承认在东方“停止了大规模的作战”。看来苏联政权即使没有逃脱，但也至少已从西方观察家差不多全都认为苏联肯定会战败的那种局面中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第3页 在利比亚，珍珠港的曙光也照亮了重大的事件。英国第八集团军在将近三周以前(11月18日)展开进攻，经过多次紧张的逆转的局面和甚至有可能威胁到命运的逆转的局面后，终于在12月8日同被围困的托卜鲁克守军会师了。象在俄国一样，德国人和他们的盟友都在撤退，英国人经歷了那么许多灾难之后，终于可以为他们战败德国地面部队的一次胜利而额手称庆了。 在英国本土，使日本飞机起飞去攻击珍珠港的那片曙光，照着皇家空军的飞机从空袭亚琛之后正返回基地。日本发动进攻的消息在12月7日晚上已经传到了英国政府和人民那里。完成适当的宣战手续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到了12月8日午后，也就是在日本袭击马来亚的二十四小时之内，英国已经不仅同德国、义大利以及它们在欧洲的卫星国而且也同日本正式开战了。 曙光向西掠过大西洋上空，照见由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军舰护航的集结在一起的大批船只。在冰岛，一支美国驻军组成了罗斯福总统的西半球防务的一个最前哨。在纽芬兰、百慕达和加勒比地区的各岛上，其他的美国驻军据守着1940年9月以后在英国领土上新建起来的空军和海军基地，这是英美之间那笔以基地换驱逐舰的交易的结果。 尽管英美两国政府之间有着这些紧密合作的具体证据，但是，照见珍珠港遭受袭击的那片曙光环绕地球一周，到达美国的海岸时，它见到的却是一个名义上仍然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早在12月7日的下午，日本人发动进攻的消息便已经传到了华盛顿，但美国政府的行动比英国政府缓慢，直到12月8日下午四时十分(华盛顿时间)，美国才正式成了一个交战国。又过了三天各大国的主要军事联盟才告完成。12月11日，德国和义大利向美国宣战。同一天，美国国会也以宣战回敬了它们。通过这些行动，美国同英国才结成了全面的战争伙伴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共同的敌人和朋友，但是英美两图同俄国的伙伴关系却依然不是全面的，因为苏联政府同日本尚未开战。对俄国人来说，这场大战仍然不过是一场欧洲的战争。 第一节 展望美国 (一)日本和德国争当头号敌人 美国舆论在参加欧洲战争的问题上早就极不一致。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天为止，一群人数不多但吵吵闹闹的“孤立主义者”一直认为欧洲的战争同美国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勐烈抨击罗斯福总统採取协助英国和俄国抵抗德国的行动。在相反的那方面，很多人则认为同德国开战的日子最终肯定会到来，但不论是知名人士或者普通老百姓，很少有人公开拥护美国正式宣战。深思熟虑地决定要打一场战争这似乎太可怕了。也许，公众中大多数人都模模煳煳地希望，美国运给英国和俄国的供应品已经够了。 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改变了一切，只有这一着才使美国人团结起来进行战争。没有一个人曾料想到日本人竟敢以如此罪大恶极的方式侮辱美国的威力，而日本人进攻的规模、大胆程度和手法，只是在几星期后人们才能知道。人们对珍珠港被袭击的消息的直接反应是震惊，是决心要向日本报仇雪恨。许多在珍珠港事件以前拿不定主意的人感到战争一开始反而安下心来了，因为事态已经为他们下定了决心，已经不需要美国自己来下这个困难的决定了。大家立即团结起来，一致支持总司令罗斯福，孤立主义者同干涉主义者之间先前的争论至少已暂时忘却了。 紧接着日本的袭击之后，当美国人仍然处于极度愤慨之中时，欧洲的战事似乎有被忘却的可能。但是人们採取了一些步骤，不使这种遗忘继续发展下去，早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通过主动宣战解决了这一战争的全球性的问题之前，大部分过去拥护罗斯福的援助英俄政策的报刊，就强调这场战争的全球性了。罗斯福也竭力说明德国、义大利和日本的侵略行为都是一个整体中的一部分，在对德宣战后发表的讲活中，他一再强调希特勒是美国的敌人中最为突出的敌人。 以前反对干涉欧洲战争的报纸觉得最好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太平洋方面的战争。当最初的震惊刚刚过去，一家象《芝加哥论坛报》那样的报纸——最极端和最激烈的孤立主义报刊之一——立刻就发表意见说，美国的真正利益是在太平洋，因此把兵力从太平洋调走将是错误的。美国公众起先对日本的仇恨，一般说来远比对德国的为大，这样说似乎也是公正的。对珍珠港的袭击直接而深刻地触犯了美国人的自豪感。日本人在太平洋的节节胜利以及美国军队在巴丹半岛的艰苦奋战，使日本方面的战事，在珍珠港事件后好几个月一直都成为头版新闻，而且直到1942年11月美国军队在北非积极地同德国作战时为止，欧洲的战争看来不可能象太平洋战争那么紧迫。 但是尽管有这些事实，公众却认识到美国已参加了一场全球性的战争，而且也不得不同德国和义大利交战，并且一定得把它们打败。公众所不知道的是，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顾问们所议定的那个重大战略，要求美国在太平洋上起一般防御的作用，而首先集中力量打败欧洲的轴心国家。但在战争初期，当公众对美国的战略计划和日本的进攻实力全都不知道时，没有实际情况能供他们在日本和德国之间抉择哪一个是头号敌人。期望在太平洋早日取得胜利的那种轻率的想法普遍流传着，于是在一种想在各条战线上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决心下，其他一切全都被置诸脑后了。 第4页 回想起来，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珍珠港事件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对美国公众心理方面的影响。长期的犹豫不决一下全结束了。美国已舆论一致地对敌人开战了。同美国国民心理的这种转变比较起来，珍珠港事件的军事后果是短暂的。不论日本立即得到了什么好处，也不论珍珠港事件给盟国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紧急状态，日本戏剧性地打乱世界大战均势的行动，在美国最高统帅部的长期战略部署和计划中只起了极小的变化，这在现在看来仍然是真实的，他们计划的基础便是同英国和俄国合作，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转到美国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上去。 (二)美国同英国的关系 从许多方面看来，英-美的密切和有效的合作是这次战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最为显着的成就。这在1936年美国国会制订一项使这个国家不参加任何未来的欧洲战争的《中立法》时，简直是难以想像的；这在1938年美国舆论一般都嘲笑英法两国在慕尼黑投降的时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这在1940年法国的突然崩溃打乱了世界均势的全局，但又无法使美国舆论界的重要人士摆脱掉长期以来对英国的不信任的时候，简直是一个失策，但到了 1941年，这成了一个日益真实的情况，而到了1942年，则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了。 英美两国间文化和制度的基本相同为英-美战时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当然，语言是最重要的链环。的确，如果英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任何接触都需要翻译人员的话，那末，两国人民最终的大规模合作就不可能了。 但是文化和制度的近似，本身并不足以现明英-美合作的有效性，世界政治的格局也有力地推动这两国结合在一起，而且通过建立起真正共同的利害关系，还提供了一个文化方面的近似能够产生效果的背景。在十九世纪，英国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形成了一种屏障。英国的政策有助于阻止欧洲的任何一国把欧洲大陆搞得那么团结一致，从而可能产生一个主宰世界的权力中心来威胁新大陆。在欧洲以外，英国运用海军和经济的实力赢得了一定程度的世界霸权。这样一种局面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同美国的一系列争吵；甚至在二十世纪中叶，回想起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时两国间的关系，某些集团的美国人脑子里还留有一些不信任的残迹。但是，二十世纪的英国已无法保持它的势力单枪匹马地发挥这种抵挡欧洲潜在侵略者的屏障作用了。同这件事所产生的反应比较起来，过去两国争吵的痕迹在美国公众的心里已不占主要地位了。1917年以及1941年，英国和它的盟国可能无法阻止一个胜利的德国主宰欧洲(也许从主宰欧洲走向主宰全世界)的这一前景，导致美国加入英国一边共同作战。冠冕堂皇的原则无疑起了一些作用，使美国人两次都相信介入欧洲战争是必要的，但是担心出现一个新兴的、残忍的统治世界的德国主子，肯定是一个更为有力的动机，特别是在1941年。 世界的均势和英美两国间文化的相同，并没有产生任何精确的效果使美国舆论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的事业。诚然，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在1940年和1941年中的长期争论，实际上就是关于美国应不应支持英国以及支持到什么程度的一场争论。 紧接着珍珠港事件后的几星期内，孤立主义的发言人都渴望忘却和原谅过去的事情，只有极少数人是例外，但是珍珠港事件以前的那几个月里鼓动着他们的那股力量却没有完全消逝。对英国的猜疑和不信任仍然隐伏在脑际，没有多久，在以前的孤立主义报刊上再一次出现了对英国的公开批评。 在国会中，珍珠港事件以前，孤立主义者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少数派集团。罗斯福面对着他们的反对常常踌躇不决，甚至畏缩不前。但是在战争开始后。国会议员方面对对全面作战已没有反对的意见了，在这一点上国会仅仅是反映了公众的态度而已。 就罗斯福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来说，同英国合作一直是他们政策的基点。战争的爆发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安慰，因为以后再也不用每走一步就得小心翼翼地计算国会和公众中潜在的反对意见了，当邱吉尔打电话来核实一下珍珠港受到袭击的最初消息时，罗斯福的态度从他对邱吉尔所讲的话中便表明出来了。他说：“我们现在坐上了同一条船啦。” 从1940年初夏以来，当英国一连几个月显得真有被打败的可能时，美国政府已经逐渐同英国结成一种日益亲密的伙伴关系了。在军事方面，到1941年12月，美国实际上已在大西洋进行着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美国海军担负起了护送商船远及冰岛的主要责任。 美英两国之间“除了作战以外”的陆军与海军的实际合作，只不过是范围广泛得多的一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起草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万一美国成为一个实际交战国，就用这个计划来指导英美的联合军事行动。早在1940年6月，负责起草作战计划的美国陆军和海军军官们就同意英国人所提出的进行磋商的建议。1940年8月，在伦敦和华盛顿开始了商谈。1941年1月29日至3月27日，在华盛顿召开了正式的参谋会议。从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个一般简称abc-1的联合战略计划，“如果美国被迫作战”，这个计划就将付诸实施。尽管起草这个计划的时候俄国还不是一个交战国，而且当时仍然希望日本可能不会在太平洋参战，但abc-1计划中所商定的主要战略及行政原则却正是那些用来指导英美实际作战的原则，而且还提供了整个战争时期英美军事合作的基本体制。 第5页 abc-1中关于首先打击德国这个主要决定，是以下面这样的语言表达的： 鑑于德国是轴心国中的首要成员国，因此大西洋和欧洲地区被认为是决定性的战场。美国军队的主要力量将使用于该战场，其他战场上美国部队作战的指挥均应有利于这方面的战事。…… 即使日本起初不站在轴心国方面参战，协约国[即美国与大英国协]仍然必须把它们的军队作某种部署，以防日本最后介入。如果日本参战，在远东的军事战略将是防御性的。美国无意加强它在远东现有的军事力量，但是将以最合适的方式把美国太平洋舰队投入进攻，以削弱日本的经济力量，并牵制日本用于马来西亚的力量以支援马来要塞的防御。美国企图把它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的部队予以增强，使大英国协得以抽出必要的部队来增援远东。 用来对付轴心国敌人的“主要进攻政策”列举如下： (1)利用海、陆、空军以及其他一切手段来施加经济压力，包括採取外交及财政措施在商品来源地方控制商品。 (2)持续不断地对德国的军事力量进行空袭，并辅之以对敌人控制下有助于德国军事力量的其他地区进行空袭。 (3)早日消灭义大利，使其不再是轴心国的一个积极的伙伴。 (4)遇有机会，就使用联盟国的陆海空军对轴心国的军事力量进行袭击，并展开小规模的进攻。 (5)支持中立国，支持联合王国的盟国、美国的友好国家以及轴心国占领区中反抗轴心国家的人民。 (6)建立最后进攻德国的必要兵力。 (7)夺取据以发动最后进攻的阵地。 鑑于后来发生的争论，把指派给联合王国境内地面部队的进攻任务的纲要同指派给地中海和中东战场的进攻任务的纲要作一比较，是颇有兴味的。联合王国境内的地面部队将“按往后商定的美英联合计划，遇有时机即承担起由陆上展开进攻的任务”。在地中海和中东，地面部队和空军将“对欧洲大陆的轴心国展开进攻”。指派第二项任务的措词较为有力，这似乎反映出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地中海是入侵欧洲的较好的基地。诚然，英国军事当局早在1941年1月就已经开始预见到入侵西西里了。这似乎是英国单独作战可能发动的最为可取的进攻之一。上述第三条建议在这场战争中早日消灭义大利，这反映出在制订abc-1的参谋会议上必定讨论过英国的这项计划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美国人已经暂时接受了这项计划。 abc-1中制定的进攻政策产生出了这一总的方式——经济封锁，空袭，外围的军事袭击(特别在地中海地区)，然后给予一个推测起来已经大大削弱了的德国以一次“最后”的直接进攻。尽管后来俄国人一再请求，美国人也施加压力，要求提早直接进攻德国权力的中心，但英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还是死抱住这个方式不放。而且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到1942年的最后几个月，当英美部队可以在战略上採取主动时，他们实际遵循的也是这条路线。 abc-1不仅奠定了基本战略，而且还列出了对指挥作战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若干行政原则。首先就是：连续不断地共同制定计划： 美国和联合王国最两统帅部将在统辖作战行动的战略方针与计划的制订和执行方面不断地进行合作。它们和它们各自的战地司令官将在适当的情况下，在美英两国军队可能联合承担的军事行动的计划与执行方面，进行同样的合作。这种安排也将应用于那些分别承担的计划和行动，因为每一项特殊的计划或行动所需要进行的合作的范围，是在总的政策决定以后互相商定的。 为了实现上一节中所考虑的由最高一级来制定计划，双方同意互派军事代表团，伦敦和华盛顿的地位将完全相等，每一国的首都将成为制订“在该国承担起战略性指挥的责任的地区中进行作战”的计划的场所。两国负责的地区在《报告》的第二号和第三号附件中都详加说明。在这些军事上应严格地取得协调的条文外，参谋会议还建议战争的政治及军事的全面指挥权应交给一个最高作战会议，并建议应在伦敦及华盛顿设置有实权的机构，以处理每一国政府中负责同另一方在公务方面进行接洽的代表们的一切活动，由于这些被认为主要是政治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军事方面的问题，所以没有列入abc-1的《报告》中，而是在一份单独的文件里作为一项建议呈交给各自的政府。 1942年以后在欧洲战场上实际发生的那种连续不断的大规模联合作战(由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加以指挥)，如果说已预见到的话，那也只是模模煳煳的，而且无论如何要被拖到无限期的将来。abc-1中考虑到的这种关系是极其有限的： 按照以联合战略方针为基础所制定的计划，每一国要对在某些地区中正常作战的联盟国的所有军队负战略指挥的责任。这些地区在第二号附件一开始就作了明确的规定。 就一般情况而言，联盟国中每一国的军队应在他们自己的司令官的指挥下在他们自己国家负责的地区内作战…… 在另一国所任命的司令官的战略指挥下正常服役的两国中任何一国的军队，适当地照顾其兵种，将作为负责执行特殊战略任务的特遣(特编)部队而加以使用。这些特遣(特编)部队将在自己的司令官指挥下作战，而不分成隶属于另一国军队的小队。只有在特别的军事情况下，才可以把正常的战略任务暂予停止。 第6页 最后一条行政原则规定：“为了顺利地进行战争，两国中任何一国的军事基地、修理设施及军需物品在必要时可由另一国的军队自由处置。” 鑑于在战争的年代里英军和美军在北非和欧洲实际联合起来的程度，这个文件看来可能是颇为审慎的，但当我们回想到它是在美国还处于和平时期，美国人也还不一定会参战的时候商定的，那末美国军事部门敢于制定这样一个协定的胆量也许已可以获得赞许了。实际上，这个文件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它必须经两国高级军事和政冶当局的批准。虽然美国的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对这个计划已正式表示认可，总统却始终没有加以认可。不仅如此，整个计划还取决于美国是否向德国正式宣战。但由于这样制定计划，它带来了某种道义上的义务和实际的后果。美国陆军和海军本身部署得就好象马上要同德国开战一样，这就意味着陆海军，特别是海军，将按照abc-1採取行动。这些“除了作战以外”的行动当然必须获得总统的批准，但是这些行动累积起来，其力量使英美两国在大西洋的合作如此密切，以致在12月7日以后过渡到全面交战状时，并没有立即造成很大的差别。 但是，在太平洋方面就不是这种情形了。abc-1把太平洋方面各军区的详情细节留给美国、荷兰和大英国协(美荷英)的武装部队当地司令官的代表们随后举行的一次会议去决定。1941年4月，适当的商谈在新加坡举行了。经过了一些相当激烈的争论以后，美荷英会谈达成了一项协定。各自负责的地区全划定出来，保障海上交通和新加坡海军基地的安全这两个目标被宣布为联盟国在远东的“最为重大的利益”所在。一般说来，日本的潜在力量大大地被低估了。起草这项协定的人们认为日本如果面对着坚强的英-荷-美政治阵线，可能不会发动战争，因而提出了一种最后通谍，先期规定了一些界限。倘使日本人的推进，超越了这些界限，就将成为有关各国开战的理由。协定中筹划的部队的战略部署是要求集中在作为主要基地的新加坡，同时守住香港和菲律宾这两个前进基地，从这两处封锁和袭击日本。但考虑到这两个前进基地可能会被攻占，因而也规定了撤退的计划。 当这个协定的文本送给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和海军作战部长h·r·斯塔克诲军上将时，他们在1941年7月3日联合加以拒绝。斯塔克进而收回原来批准的指示美国亚洲舰队的司令官在万一发生战争时，在英国的战略指挥下作战的那道命令。美荷英协定的战略原则不符合美国的设想，任何人，连罗斯福本人，也不能使美国对这一计划的政治条款承担义务。 美国人的拒绝美荷英协定，标志着达成一项太平洋全面计划的努力已告失败。每个国家都随之自行制定计划和作出准备，但仍然继续进行商谈，希望最后能由此达成全面的协议。通过这些途径，美荷英计划的重要部分总算抢救出来了。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实施的美国海军作战计划打算把美国亚洲舰队的大部分从中国和菲律宾派遣到南方的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交由英国指挥。而且，象abc-1中先前所商定的那样，英国人在1941年秋也派遣了“威尔斯亲王”号和“击退”号以及四艘驱逐舰到新加坡，开始加强他们在远东海域内的舰队。 但是，美国、英国、荷兰及澳大利亚陆军和海军作战计划的协调工作仍然未臻完善，这依旧是一个事实。大约在1941年仲夏，美国陆军改变了它对菲律宾的计划。根据当时任驻菲律宾军队的元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乐观的报告，以及他对美国重轰炸机的效能的同样乐观的报告，军方断定，菲律宾群岛的主岛吕宋岛，也许还有其他的岛屿，对于日本的进攻是能够守得住的。因此，美国空军和地面部队已开始集结，只是在12月日本发动进攻时被打断了。这种战略上的变更(以前曾认为菲律宾是守不住的)，导致美国亚洲舰队的司令t·c·哈特海军上将建议把这种影响到他的防区的作战计划加以改变。他本来奉到的命令是，一旦战争迫在眉睫，他的舰队应向南调动，但由于从10月27日到11月20日的紧要关头中等候答覆整整等了三星期，他推迟了这一行动。 一般说来，日本在12月的袭击，对于英美两国的军队是攻其无备。美国陆军加强菲律宾兵力的行动原来预定在1942年4月完成，考虑到部队的这种新部署，我们有理由推测，盟国的太平洋作战计划本来是会进一步协调的。但是日本人把所有这些计划和准备工作一下都打断了，而且由于日本人取得的惊人成功，他们不仅使英美战前的计划，而且使英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立即在协调行动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很快全都失去了时效。 经济合作是英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的补充和不可缺少的支柱。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逐步形成的，开始时很不系统。在欧战开始的头几个月里，英国和法国组成了政府代表团在美国办理军用物资的採购工作，但是它们购买的规模相当小，而且是通过商业渠道进行的，美国政府并没有直接干预。1940年春法国崩溃以后，情况开始改变了。英国人接过了未交付的法国定货，并且大大增加了自己购货的规模。同时，美国国内重整军备的计划也开始执行了。由于对一个接一个项目的需要超过了当时的生产力，缺货的单子越来越长。随着这种短缺现象的出现，美国官员开始越来越多地进行干预，起先是劝告性的，后来则是强制性地规定了优先购买权。 第7页 接近1940年年底，伴随着缺乏美国产品的情况，英国开始缺乏起美元来了。1941年3月，租借法的通过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在美国开始执行租借法以后，在英美两国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密切的行政管理上的一体化。英国採购代表团不用再设法向制造商订货，并且不再受到美国官员的限制和管理了。相反，英国的需要直接向美国政府提出，已经批准的项目的实际购买工作则交由各个正规的行政部门去办理。英国代表常常被邀请去参加美国政府各部门内成立起来的委员会的会议，他们在会上可以为他们提出的要求辩护，争取获得优先权并随时了解生产和採购的详情细节。 这样，美因政府的採购活动就同为英国及接受租借援助的其他国家的採购活动合併到了一起。政府的需求于是联合成为一个整体，就理论上讲(即使还不是就实际上讲)可以按照美国工农业的具体生产力而加以调节了。但1941年，英美两国之间对现有的和潜在的资源仍然缺乏有组织的统筹考虑。租借法在这方面起了作用，因为英国人当然只是要求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而且，各方面的美国官员对英国的需要要求“提出正当的理由”，这实际上意味着英国人越来越频繁地把他们战时总生产量的统计数字和其他资料提供美国官员们查阅。商定好的原料採购工作伸展到很远的地方。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区域被认为是英国或美国特有的禁区；一国政府有剩余的原料就分给另一国政府使用。如果全世界都缺少，就商定分配原料供应的份额。这些控制原料分配的方法在1941年已经发展得很完善，此时对工业制成品的类似的控制，尚处于初创的阶段。 1941 年英美两国战时经济的第二个并与上述情况有连带关系的缺点是，生产计划同abc-1中所设想的军事义务之间缺乏任何牢固的关系。当然，必须记住的是，abc-1并不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协定，美国还没有处于战争状态，这项战略计划是严守秘密的，而且也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说美国人民是否会真正参战或是在什么时候参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一个足以确保对美国所有潜在的敌人取得胜利的规模来筹划战时生产，这在美国人中间是不可能获得普遍同意的，而由于任何全面战时生产的计划必然会牵涉到民用消费的一次大幅度的牺牲，情况就更是如此。但是在1941年这一年，民用工业已经开始向战时生产转变了。 当然，事情是明摆着的，现有的美国工厂不可能满足普通消费者、美国的武装部队以及英国、俄国、中国和其他各国政府提出的多方面的需要。必须而且确实排定了先后次序，但直到1941年年底为止，这种分配办法还没有一个合理的依据。相反，作出的那些特别的经验主义的决定，大部分都是忽视此后军事方面的需要的。美国未来的政冶方向基本上还捉摸不定，因而也不可能採取其他的步骤，没有一个美国人确切地知道要对什么事作好准备，或是在什么时候作好准备。 也许，日常管理中最主要的争端就是一直存在的长期与短期之间的矛盾。长期增加生产，就必须建立起新的工厂和新的机器，但用于这方面的材料和熟练的人力就必须从当时的战时生产中抽调出来。1941年9月30日，优先分配供应局授权把美国钢的产量扩大为一千万吨，这是为长期增产所採取的最基本的决定之一。但直到1943年年底为止，这一新产量尚未完全实现，而在这期间，钢铁厂的建造耗费了大量当时原有的供应品。实际上这项决定和其他类似的决定相反把美国战时生产的高峰推迟到1944年才出现。如果把主要工厂小规模地扩充一下，可能会使高峰生产出现得更早一些，但这也就意味着最高产量必然会比较低。 1941年作出的决定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这些决定没有作出任何认真的努力，把经济计划同军事计划联繫起来。但是象扩大钢产量并把最高产量推迟到1944年的那样一个决定，显然在军事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1941年夏季，美国和英国有许多人开始看到这种缺乏联繫的情况了，还有许多人深信，如果要确保胜利，美国的生产水平还需要大大提高，有些人希望查明哪些东西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开始尽量正确地估计打败轴心国所必需的军火弹药和供应物品，以及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他们的这项努力的成果被人称为“胜利规划”。 实际上，“胜利规划”的编制工作——估计需要量和估计能满足这些需要量的生产计划是否切实可行等等——在1941年12月4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三天才完成。这一巧合解决了要不然便会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在战火方殷的时候，反对“胜利规划”的意见都烟消云散了，尽管这项规划要求美国人民在生活方面作出牺牲，并要求美国政府增加临时的开支。这样，当日本人袭击的时候，正巧进行一场全面战争所必需的参考资料和粗略的生产计划也已经准备就绪了。把数字变为事实的努力便立即开始了。 “胜利规划”中所包含的同abc-1中所包含的军事计划相配合的是经济方面的计划，而且至少同军事计划拟订得一样大胆。对美国来说计划经济的概念完全是同传统格格不入的。奉派起草和执行这项计划的人员必须在工作能够开展以前就先接受这一概念(也许说是“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可以更贴切地叙说出有些人的经验)。1941年间，一次主要在幕后进行的长时间的宣传运动，顺利地使美国行政人员(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新近从私人企业中抽调来的)作好了思想准备，可以接受一个战时经济的全面计划了。结果，当美国一旦参战以后，争论主要是集中在执行战时经济的方法上，而不是在筹划一个战时经济组织的原则上。 第8页 从英国的观点看来，英国拥护和热切地接受这个“胜利规划”是非常轻率的。英国本来已经不得不依靠美国，现在不仅在两国国内的经济管理中，而且在两国之间的经济管理中实现生产合理化，英国对美国的依赖，于是更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官员们势必对英国的整个经济施加潜在的约束力。 但轻率从事却得到了好结果。美国和英国把工业和原料的资源合到一起，使两国的战争潜力远远超过了每一国单独经营所能达到的程度。经济上相互依靠这一点，促进了战略上的长时期紧密合作，而且确实也要求有这样的合作。1942年以后，两国的联盟已经达到难解难分的程度，即使有人想要拆散这个联盟，他也几乎无能为力了。 根据上述情况，显然可知，早在美国参战以前，美英两国政府之间接触的频繁，就远远超过任何类似正常的外交关系了。由于在美国成为交战国以前就制定了军事计划和经济计划，其结果促成了两国政府低级官员之间经常交换情报、意见和态度。 这种关于情报和意见的交换，对英美关系到底有什么实际效果，人们只能加以臆测。但是，说美国官员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内部从英国的经验和实践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似乎不失为一个稳妥的概括。abc-1的纲要似乎更多地是反映了英国起草人的意见而不是美国起草人的意见。英国的经济动员在1941年已经将近完成，这为美国的许多措施提供了详细的范例。这并不是说美国官员们自觉地全盘採用了英国的做法。这还不如说是，当实际问题发生时，在华盛顿的英国代表可以引用他们在自己国内应付类似的困难所取得的经验，从而能够提出有益的建议。例如，在起草“胜利规划”时，美国和英国的官员之间在比较低的级别上就已建立非常紧密的合作，他们反覆讨论各自国家的经济怎样才能对联合作战作出最大的贡献，在这类交换意见中，英国人对战时总动员这些新问题具有较长时间的经验，这也就是说英国人的观点常常占上风。 美国和英国低级官员的这种交往不论多么重要，必然是私下进行的，而且只有详尽的行政史料才能说明两国政府之间这种伙伴关系的各个方面，对比之下，罗斯福和邱吉尔之间的关系则较为引人注目、较为容易掌握，而且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诚然，单就罗斯福和邱吉尔体现他们各自国家的人民意志这一点来讲，这两个人之间的个人交往就象徵着两国人民的合作。 这里我们并不准备来评论这两位政府首长的性格和歷史任务，但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则想说几句话。首先，在邱吉尔初开始同罗斯福打交道时，他就怀有一份敬意，后来尽管他们日益熟悉，这份敬意却始终没有消除，这部分是由于罗斯福的职务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国家元首和海陆空军总司令，因而就外交礼节上讲，级别高于邱吉尔。第二个因素，当然也是决定性的因素(邱吉尔完全能够用一种既是拘泥形式的礼节同时又是屈尊俯就的态度去对待小国的君主)，就是罗斯福所领导的国家凭着地理方面和其他方面的长处，具有远远超过英国的潜在军事力量，而且这个国家是英国在经济方面已经完全依赖的国家了。这样，邱吉尔施展计谋的自由就受到了限制：万一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他可以反对美国的立场，但他决不敢冒公开破裂的危险。邱吉尔在经常打给罗斯福的电报上所用的署名——“前海军人员”——就是表示他意识到自己在同总统交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象徵。 如果我们可以确切地把邱吉尔在同罗斯福交往中的那种缺乏自信心，归因于他敏锐地意识到他个人和国家的实力都有限，那末，我们似乎也可以同样确切地把罗斯福对邱吉尔的那种同样缺乏自信心，归因于邱吉尔的政治见解一般说来都不合罗斯福的胃口。罗斯福在美国歷史上已经作为一个社会改革的战士而出了名；邱吉尔在一段饱经沧桑的政治生涯之后，结果只落得以一个保守党人而终。罗斯福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相信通过运用善意、智慧和劝导，人是有可能改好的。作为一个威力显然在蒸蒸日上的国家的代表，他可以注意世界的前途，而不过分急切地去关心美国的特殊利益，可以相信，美国的威力是会自动去照料美国的利益的。因此，罗斯福感到他可以自由地去做那些关于全人类未来的和平、幸福和民主的美梦。在这样做的时候，他能够在许多人的心里在许多国家，许多不同阶级和情况的人中激起热烈的反应。 邱吉尔则更多地缅怀过去的光荣事迹，并把自己想像为英帝国广泛利益的坚贞不屈的守护人。也许邱吉尔在内心里认为英国人天生应该领导世界和统冶世界，认为有一批在门第和教育方面经过挑选并通过不断补充新进人士而代代更新的上流英国人，应该来领导和统治英国人民，但是这时候他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理想再也不能实现了。对于孤立无援的英国力量来说，邱吉尔是完全准备把美国人当作一种必要的支持和补充而表示欢迎的。 但是，如果邱吉尔隐藏在心底的这些想法大体上如上面描述的那样，那就同罗斯福对人类怀有的较为宽宏大度的理想发生了牴触。尽管由此而产生的意见分歧往往并不妨碍两人在战时发展起来的合作关系，但内心深处恰是不一致的。 第9页 尽管我们就邱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差异作上述应有的考虑，在他们相互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互相尊重、非常的坦率和全面的同情，这一点却仍然是事实。罗斯福曾经说过：“跟您一同度过这十年，真有意思”，这句话反映出了他们两人各自感觉到自己的歷史作用；他们两人也都深切地相信必须相互合作，以便做到几乎始终能够对对方的论旨随时作出反应，并体谅对方的感情。 两位领袖之间通常的联络方式是利用横渡大西洋的海底电报和电话，并有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的访问，最着名的就是哈里·霍普金斯的访问，加以补充。这些途径使较为寻常的外交联繫手段黯然失色。而且到美国突然被迫参战的时候，罗斯福和邱吉尔早已在1941年8月的大西洋会议中举行了第一次私人会谈。的确，从这次会晤发展起来的私人友谊是大西洋会议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三)美国同俄国的关系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时，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军事和经济同盟除名义未定外，至少已经存在了十八个月了。而且，在同盟的背后还有几十年普遍的同情和友谊可以凭藉。同俄国就绝非如此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在美国引起的敌意，不亚于俄国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空论家对美国这个突出的资本主义堡垒所抱的反感。自从俄国革命以后，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直到1933年才第一次打开，但是有许多小冲突使两国关系仍然很冷淡，1939年的俄-德条约，接着是1939-1940年冬间对芬兰的进攻，使俄国在美国大失人心。还有共产党在军事工业中煽动起来的多起罢工，加上共产党报刊上刺耳的反战宣传，使所有的美国人都同俄国疏远了，只有平常最同情苏联的少数自由派人士不在其内。对于希特勒的进攻俄国，大家起先都以冷眼相看，当俄国军队对芬兰作出了拙劣的表演以后，美国人几乎都期待德国人很快就取得胜利。他们欢迎希特勒的这次进攻，主要是因为这样可以把德国的兵力从不列颠群岛引开。 到1941年8月，俄国抵抗的延长开始在新闻界的舆论中引起了变化。当美国政府决定允许俄国人在美国购买军需品时，这一行动并没有遭到什么公开的责难。随着秋季缓慢地过去，对俄国战斗力的钦佩开始得势了，为俄国清党运动(俄国没有第五纵队)以及为俄-德条约(以便赢得时间)进行的辩解，在自由派的团体中得到了普遍接受，虽然他们对俄国人所作的尝试性的同情，曾经受到1937年1941年间史达林所推行的政策的强烈震动。不过，孤立主义者和保守派人士中，对俄国的不信任并没有那么轻易就消失掉。对革命的恐惧和认为俄国很快就会崩溃或投降的预测这两者不合理地混合到了一起。罗马天主教徒的舆论就其作为美国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一股单独的势力而言，是强烈地反共的。1941 年秋季，新闻界发动的一场广泛的谴责苏联政权进行宗教迫害的运动，使罗斯福感到十分不安。这场运动至少是部分地由罗马天主教统治集团煽动起来的。经过同梵蒂冈进行外交接触以后，这个运动平息下去了，于是对俄国表示示公开敌视的这个根源减弱了。 太平洋战争的突然爆发在美国对俄国的态度方面造成了一场危机，一般人原来都认为万一美国同日本开战，俄国便会参加，至少会允许美军使用东西伯利亚的基地。象《纽约时报》那样负责而严谨的报纸也在12月11日发表社论说：“如果苏俄在我们对日作战时不帮助我们，那末，美国便可以提出不止一个理由来中止它的援俄政策了。”那些曾经支持罗斯福的援助希特勒的敌人这项政策的报纸，广泛地发表了同样的意见。 俄国对德国人发动进攻的消息(同利比亚传来的消息一起，是珍珠港事件后那几星期中盟国方面仅有的鼓舞人心的消息)，以及俄国新派来的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他个人作为一个拥护盟国反侵略行动的战士的声誉，被视为俄国人能同美国合作的一种保证)对美国报界的巧妙的应付，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使美国报纸接受了俄国在太平洋的继续保持中立。人们一般开始认为俄国迟早会参加对日战争的，而且也许只会早不会迟。 美国同俄国的官方关系，大体上是顺着公众舆论的趋向走的。希特勒对俄国的进攻并没有使美国政府感到吃惊。官方的最初反应是，用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话来说，欢迎“团结起任何力量来反对希特勒主义，不论这些力量来自何方”。同时，韦尔斯说明共产党的独裁政治“同纳粹独裁政治的原则和理论一样，都是同他们[即美国人民]自己的信念毫不相容和背道而驰的”。然而，尽管态度这样冷淡，俄国在美国的财产很快就解冻了，而且在俄-德战争爆发的头两个星期内，少量的货物已开始从美国运往俄国。作战物资则不包括在内，因为军需品都已指定供美国、英国或其他国家之用。美国的军事领导人并不指望俄国能长时期经得起德国的进攻，他们对于输送大量作战物资并不十分热心，生怕这些物资一到俄国可能就落入德国人的手中。 虽说这样，早在1941年7月21日，罗斯福还是下令，“立即将大量援助物资运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是即使具有世界上最坚决的意志，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生产出这些武器来。只有把原来指定给英国的东西运给俄国，才有可能把驱逐机这类珍贵的武器第一批便运出，而且就连这批也到9月才付诸实现。 第10页 苏联在美国购货，起先是付现款的，但是1941年9月11日，俄国大使开始同美国谈判某种形式的信贷。谈判的结果由总统在1941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日)发表了一项声明，他在声明中宣称：“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于保卫合众国是极其重要的”，并且命令租借法督办爱德华·l·斯退丁纽斯“根据租借法将防御性军需品转让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允许共产主义的俄国享受租借法的利益，反映出美国官方和公众的舆论所发生的迅速的变化。这也反映出总统派遣到史达林那里去的两个官方代表团的工作。鑑于俄国同美国战时关系的模式(至少到 1943年为止)是由这两个代表团确定的，因此对于这两个代表团必须简略地叙述一下。 1941年7月，霍普金斯前往伦敦同英国政府首脑商讨军需和战略问题。俄国参战所造成的新局面使这种商讨必须多少估计到俄国在军用物资方面需要些什么，并多少估计到俄国对纳粹进行的军事抵抗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前途，否则便很难作出决定。为了希望就这两个问题找出答案，霍普金斯在7月底飞往俄国。他同史达林举行会谈之后，坚决相信俄国人是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并且编制了一份史达林最急需的武器和军需品的清单。他把他所获得的印象和资料带回到大西洋会议上来。霍普金斯的报告起了很大的作用，使罗斯福深信，把可以匀出的尽可能多的军用物资运往俄国去是明智的。 在大西洋会议期间，罗斯福和邱吉尔联名签发了一份电报给史达林，他们在电报中答应提供尽可能多的军需品，并建议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拟订较为长期的计划。史达林同意了这个建议，1941年9月29日，由比弗布鲁克勋爵和艾夫里尔·哈里曼率领的一个英美联合代表团在莫斯科开始商谈。俄国人提出他们需要的物资清单，西方国家的代表则说明他们可以答应提供每种产品的数量。议定书中列出美英两国提供的军需品，预定有效期为九个月，从1941年10月1日起至1942年6月30日止。这份议定书后来一般被称为《对俄国供应第一号议定书》。它并不包括任何现金费用的计算。就美国来说，这方面的交涉，随后将通过罗斯福总统和史达林总理的一次交换信件来加以处理。罗斯福在1941年10月30日的信中写道： 为了排除财政上的困难，将立即作出安排，使价值达十亿美元的军需品可根据租借法办理。如苏联政府贊成，我建议这笔债款不计利息，苏联政府可于战争结束五年后开始占付欠款，并在以后的十年之内全部偿清。 11月4日，史达林接受了这个建议。三天以后，罗斯福公布了交换的信件，并宣布俄国已取得租借援助的资格了。 关于这些谈判，有两件事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起初答应给予俄国租借援助的条件就一种意义上讲，比答应给予英国的条件严格。偿还的办法规定得很明确，而对英国人则不是这佯，但就另一种意义上说俄国获得的行动自由要比英国大得多。没有要求俄国提出详细的生产数字来证明它所要求的援助是正当的，也没有作任何努力去检查租借物资在俄国经济中的用途。在莫斯科进行的短暂的会议，同促成英美两国的经济那么彻底地结合起来的那种长期打算和经常密切交换情报，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种不同的对待，其主要原因无疑是，俄国人不愿把他们战时生产的秘密透露给西方国家。当然，这方面的守口如瓶是同俄国对它的兵力、军队部署和战略严守秘密相配合的，鑑于俄国的这种态度，直到战争快结束前，不可能有类似abc-1中所筹划的那种联合战略，而即使到那个时候，军事合作的真实程度也是微不足道的。 人们可能会揣测，为什么美国和英国的谈判代表不坚持要获得更多的资料并拟定一个真正的三国之间的全面经济和战略计划。有关人员——霍普金斯、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个性可能同这一结果有几分关系，但第一次谈判举行时的情况则更为重要。俄国当时在作战中正进退维谷，显然在军事供应方面，凡是能得到的它都需要，不会发生象1941年夏季打乱英美租借关系的重新出口问题。当哈里曼-比弗布鲁克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时，人们仍然认为俄国最后可能崩溃，没有几个英国或美国的观察家指望俄国能够守住乌拉尔以西任何地方的一条战线。当俄国的武器随时可能遭到灾难的时候，在统计数字上斤斤计较似乎是很不值得的，特别是这种做法，会打乱通过慷慨的运交并答应还将运交更多的军需品，以加强苏联军事力量和士气这一目的，甚至会同这一目的相牴触。 最后，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国家代表们的心理状态。他们觉得，俄国人正进行着一场超出他们应当分担的那一份的战斗；其次，西方国家则还没有全力投入战争，在道义上讲是处于不利的地位；最后，冒着把俄国人激怒的风险，逼迫俄国人去揭开掩盖他们作战行动的秘密的帷幕，这种做法也是很危险的。这种心理状态1942年变得更加显着，但在第一次商谈时可能就已经存在了。许多人内心里都惴惴不安，如果史达林从盟国方面得不到乐意的合作，他可能就会单独媾和。而且当西方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把它们的地面部队和空军投入任何大规模的战斗时，在许多人看来，美国和英国至少可以做到向俄国人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并在这种供应上不要提出苛刻的或者惹人生气的要求来。 第11页 当然，我们必须记住：如果英美人士中有人仍然担心苏联会单独媾和，那末，很多(就算不是大多数的话)苏联官员对英美也很不信任，认为西方国家是故意採取观望态度，希望看到俄国和德国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把战时生产的详细情报交给这样一些不可相信的盟国，那只会使它们更为精确地估计出俄国方面的力量正在如何衰退或增进，因而会让它们相应地调整作战物资的递交工作。对许多俄国官员说来，美国方面要求他们提供军事和经济上的统汁数字作为进一步援助的先决条件的任何尝试，似乎都会成为他们怀疑的证据。 1941年夏季史达林和霍普金斯的仓促的谈判以及同年秋季哈里曼-比弗布鲁克代表团所商定的议定书，为战争头几年中俄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确定了形式。实际上，俄国只不过是半个盟国，根本就没有和它达成一种稍许近似英美之间发展起来的那种协调一致的战略的东西，而且在英美两国同俄国薄薄的表面关系下面潜伏着一个互不信任的阴影。 同这种关系相适应，美俄两国政府之间接触的渠道一直相当受到限制。不错，罗斯福和史达林是有私人信件往来的，但是这种通信同邱吉尔和罗斯福之间几乎每天通信的情况相比，在数量上要少得多，而在内容上则大都流于形式。俄国的採购委员会大体上同英国的相应机构享有同样的权力，但一般说来，俄国官员私下对美国官员都敬而远之，交往以公务为限，另外加上一些毫无意义的社交活动。在美国同俄国的关系中，正常的外交联络途径，仍然远比在美国同英国的关系中重要，不过罗斯福通常也委託霍普金斯和哈里曼那样的私人密使到莫斯科去进行关键性的谈判。 (四)影响盟国合作的美国政府的特性 战争使美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新机构不断增加，叠床架屋，互相倾轧。虽然常常作出努力，进行改组和更换领导人员，但各个机构内部的权力和责任不大可能说是已经划清了界线，更不用说各个机构之间划清了权限的范围了。经济动员的最值得注意的后果之一就是，许多实业人士转移到华盛顿来接管了经济部门中的许多重要职位。这些人一般都是初次参加政府工作的，这一点有利也有弊。一方面，例行公事和常规手续的羁绊对于新来的人影响不大，有些人至少还乐于摆脱开行政上的惯例去应付未曾遇到过的新情况。但另一方面，大部分正是由于这种想简化文牍主义的繁复手续的愿望，造成了政府内不同部门之间时常在权限方面发生冲突。 各级都出现了冲突。例如，在陆军军需处同战时生产局之间就不断发生争执，其中的利害关系不外是对整个美国经济的控制。此外，陆军和海军在物资供应、人力、指挥权等等方面彼此也常常发生冲突。在政府的同一个机构内，个人的冲突往往也一直要斗出个明白来才能罢休，例如，助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同他的顶头上司科德尔·赫尔之间长时期存在着的一系列半公开的争执。 总统作为政府行政部门的首长，他的职务往往更多地是一个调停人而不是一个管理者。总统的繁重已极的任务，意味着罗斯福分不出多少精力去制订出一个明确的行政制度来。而且他的个性生来就是那样，以致他无论如何并不想设法把官僚机构的界限分得一清二楚，他宁可等到某种危机出现时再出面解围。 能够向总统提供意见，是战时最可宝贵的特权之一；哈里·霍普金斯就是靠具有这种便利，才能起到他那极不寻常的作用，由政府中原有各部的首长组成的正式内阁，不曾也不能起到英国内阁那样的作用，就因为战时的行政工作，有一大部分都交给了同任何一个内阁成员完全无关的专门的临时机构去办理，这些机构只向总统负责。重大的决定通常并不在内阁的正式会议上作出，而是罗斯福在同一批变换不定的亲密的同僚磋商和讨论后，自行决定的。 按照这种方针办事的政府是带有很大的个人性的，而且往往反覆无常，没有明文规定的渠道可以把重要决定的消息向所有有关的机构和部门传达下去。谣言和传说虽然不大令人满意，却成了很重要的补救办法，而华盛顿的鸡尾酒会，成了在叙述美国政府战时工作的任何慎重的着作中都占有地位的一种设施了。 尽管这样的行政管理具有明显的缺点，但是它的确起了作用，并获得真正显着的结果。罗斯福的个性连同他的吸引力和远大目光，控制华盛顿政治舞台的这种方式，几乎是比较正规的行政制度无法允许的。当所有重要的决定都由他作出时，正规的、等级严密的官僚政治所产生的那种压抑的、谨慎小心的影响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行政上的这种冲突和混乱，由于更能发挥大胆和反抗的精神，比起正常的官僚政治来，对美国作战的成功可能作出了更为积极的贡献。 外国政府的官员们面对着战时华盛顿熙熙攘攘的混乱局面，一定时常感到惊异和大为迷惑。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现行的行政制度，使得美国同英国和苏联合作的途径更为便利了，因为罗斯福经常亲自关注这些问题，而总统对问题表示关注的途径，在某种程度上，指导着整个机构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对于较小的盟国，效果就不大好。一位小心翼翼地向国务院大献殷勤的大使，并不总能在最起作用的政府人士中获得很多的发言机会。这些小国象美国的小商人那样，一般总发觉这个战时首都的气候很难适应。 第12页 美国政府的结构就理论上说，是以分权制为基础的，由于总统在战时取得了特殊的权力，分权制实际上已经大半不存在了。国会当然保持着拨款的权力，但战时的预算并不受到国会的有效控制。反对任何开支，太容易被人说成是不肯热心把战争进行下去了。国会调查行政部门工作的权力则较为重要。杜鲁门就是作为参议院调查战时合同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而第一次闻名全国的。他领导的这个委员会和其他类似的委员会的工作在精简行政工作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在制止行政管理方面的种种弊端和无能上起的作用更大。 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较为重要的就是参议院批准条约的权力。宪法规定国际条约必须由参议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予以批准。这项规定，在1920年曾导致《凡尔赛和约》遭到否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次挫折在政府领导人的头脑中记忆犹新。罗斯福在决定自己究竟敢使美国承担起多大的义务而又不冒事后遭到参议院拒绝的危险这一问题上，已不止一次地面临到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 宪法给正式条约设置的障碍使政府不得不退而考虑出一连串合法的花样，从而不使参议院预闻。象《大西洋宪章》那样的宣言，象《租借总协定》那行政协定，象abc-1参谋协定那样的在美国政府的特殊部门同外国政府的对等部门之间的协议，甚至不那么正式的备忘录、信件和美国政府重要人士同别国官员之间的口头协议，都用来代替正式的条约。诚然，直到1945年在旧金山创立联合国以前，美国同它的主要盟国都没有缔结过政治条约。这种同过去的国际惯例背道而驰的做法，当然大部分必须归之于美国宪法和政党制度的特性，因为这种特性使得向参议院提交一份条约成了一个十分难以捉摸的程序。 在战争的年代里，军方在美国政府中的作用具有最大的重要性。象在那么许多其他方面那样，罗斯福总统的个性在确定这种作用时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罗斯福认识到自己对军事不很擅长，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陆军和海军领导人员提供的意见。当军方对一项军事行动的方针提出他们的理由时，他很少驳回他的这些顾问的意见。这种态度同总统的经常插手外交事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总统的插手外交事务使他常常在国务院的幕后进行指挥，并且依靠特使和私人通信来代替正常的外交途径。 然而罗斯福不是军事家，他认为文职人员应该行政治权力。他的概念，也是陆军和海军的领导人员们同样具有的概念，那就是，军队应当是一个政治上超党派的工具，它的活动应当完全受战略、后勤和战术方面的特殊军事规则的指导。 这种把军事和政治的问题严格分开的原则，是深深扎根于美国陆海军传统中的一种狭隘的、职业上专门化的特殊形式。不过问政治的军官是正规军领导人员中以一种严格的集体精神所坚持的一种理想，于是就指望一个不过问政治的军官去组织和指挥一场非政治性的、技术上有效的、社会上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战役。战场上的胜利本身便成为最终的目的，而考虑胜利(它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而不是以追求一种不同的战略取得的)可能产生的政治或社会情况，是被认为越出军人本分的事。技术上的军事效果，变成了抉择何种政策的唯一标准。 这种态度的歷史根源和实际理由，当然是很现实的。军人政治家经常是对任何民主制度的一种威胁。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军人严守本分的决心是很值得赞许的。但是在总体战争的年代里，这种立场却很不现实，以致系统地拒不正视军事政策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反响也许会构成一种同样的危险。我们随便怎样异想天开，也无法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的许多决定说成是与政治无关，但是这些决定很少是或者从来不是明白地根据政治理由作出的。 把军事和其他必须考虑的事截然分开的原则，对美国陆海军将领作出决定具有普遍的影响。美国和英国军事首长之间在最高战略问题上发生的某些冲突，就是由于美国传统中的这种严格的专业分工所造成的。而美国将领们突然面临到必须作出重大政冶决定(例如，北非的达尔朗事件)的那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往往使美国政府陷于尴尬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或俄国政府的军务都不受类似的原则的约束。英国通常採用的办法是把外交部的政治顾问派到战场上的将军们那里去；将军们一般都很尊重这些顾问提供的意见。美国也常常派政治顾问到军事总部里去，但他们的工作范围只限于“文官的”事务之内，“军事”问题是分开处理的，不希望文官干预，美国将领们往往认为干“政冶”是可耻的，把一项军事行动的计划说成是出于政治动机，那末，这项计划在他们看来就是糟透了的。在俄国军队中，把军事考虑从属于政治考虑则几乎是很彻底的。对俄国人说来，战争和政治是不可分离的，是必须连结在一起的，因为两者不过是同一场斗争的两个方面而已。 在美国的这条原则后面没有明说的假设是，胜利一旦通过可以使用的最有效的技术手段取得以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就会自然而然地恢復正常。在战争是边界冲突，而且主要是职业军人关心的事务的时期，这种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战争与和平的界线已模煳不清，战争已把整个社会所能动用的力量都卷进去的时期，这个原则就成为无稽之谈了。这时候，和平的正常状态业已消失，社会结构本身在战争的铁砧上已经被捶打成了新的形式，军人的决定成了无法改变的政治和社会事实，战后的秩序就得在这些事实之上建立起来。 第13页 必须承认，就美国来说，把战争看成是一种反常的、有限的事态这样一种比较陈旧的概念，仍然是有其正确性的。战争并没有象对欧洲国家那样，动摇美国社会秩序的根基，在战争结束后，是有可能很快地回到一种象战前那样的正常状态中去的。诚然，美国打这场战争就是希望重新返回这种正常状态中去。胜利的概念就其本身作为一个目的来说，就是以最稳健的军事方法尽可能迅速地取得胜利，这同美国人民中间存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感情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在国外进行于涉，只有在非常危急的时候偶一为之。因此，可以希望胜利会带来和平，和平会带来正常状态，而正常状态就会结束美国在国外的纠纷。从这一点来看，关心战后的均势和战略优势，倘使对极迅速地结束战争并无有害的影响的话，那都是无关宏旨的，而倘使干扰了军事计划的话，那就是有罪的。 这些思想和态度也许构成了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之间最为普遍的差别。俄国人特别敏锐地意识到战争只不过是一个较大的政治整体中的一部分，他们始终没有认为在战斗结束后一切事物会回到一种假设的正常状态中去。英国人对国际政治和国际战争具有多年的经验，所以，对于战后的大国关系和国家利益这些问题也敏感得多。由于他们待在希特勒的欧洲的边缘，处境十分险恶，他们不可能轻易地就习惯于想像，在取得军事胜利以后，正常状态便会自动恢復。 第二节 展望英国 (一)珍珠港事件 到1941年12月，英国可以回顾一下两年零三个月令人感到疲惫的战事了。挪威、法国、希腊和克里特岛的溃败一次紧接着另一次；而朝不保夕地把英国的力量保持在英国本岛、大西洋和近东，不过在防守方面稍稍得手而已。然而即使当英国处于极度绝望，从外表看来这场战争似已经打败的时候，英国人民仍然保持着庄严的自信心，不肯想像有战败的可能，因而能防止无可挽回的失败成为现实。 在同拿破崙作战的时期，在抵抗一个欧洲征服者的长期战斗中，英国往往独力支撑，并且一直站在最前列，同那个时期对比，这的确是引人注目的。但是从拿破崙到希特勒之间的这些年头里，国际间的均势已经变得对英国极为不利了。一个为迅速工业化而艰苦奋斗的岛国，同一个经济组织显然不大发达的大陆对抗，尽管是从事长期战争，它仍然还能繁荣兴旺，而且可以凭藉英吉利海峡无限期地独自固守下去。但是希特勒的欧洲，工业发展程度已超过孤立无援的英国，而其军事技术的进步已经降低了(虽然并没有消除掉)英吉利海峡的屏障作用。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英国不能指望单独力取胜。因此从1940年起，英国人的目光便越来越转向美国，认为只有从美国才能得到充分的援助。美国不参战而只提供援助，就足以使英国同德国保持一个僵持的局面；但到了1941年夏秋之间，事态已变得很清楚，如果要获得最后胜利，那就不仅需要美国军队参加，而且需要动员美国的生产用于作战。英国的兵力在中东和远东分布得疏疏落落，而在英国本岛上可供使用的兵源又太少，因而只能对盘踞在大陆上的德国巨人展开极为有限的军事行动。 从1940年秋天起，英国便在观察美国有无参战的迹象。但是，尽管口头上和行动上表示同情和支持，英国认为美国最后会承担起责任来的希望一次次落空了。希望遥遥无期，当日子一天天沉重地拖过去的时候，艰苦的战争使许多人垂头丧气了。在1941年11月最后的几星期里，英国人在利比亚的攻势使消息中有了一线希望；俄国人抵抗的延长在许多人的心里也勾起了拿破崙的1812年战役的图象。因此当珍珠港的惊人消息传来时，英国人的心情多少变得更为乐观了，同时这个消息也带来了令人热血沸腾的最后必胜的信心。 但是，英国报纸紧接着作出的反应却是非常克制的。显然，对日本背信弃义地袭击一个盟友公开表示满意，这是即不策略也不礼貌的。因此，报纸只强调这一点，即英国、大英国协和美国已在世界各地共同作战了。许多新闻记者信心满怀地计算着同时包括俄国和中国在内的这一联盟所具有的潜在的势不可当的实力。有了这么强大的兵力共同作战，最后胜利已必然无疑。同时，报纸也竭力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美国参战将意味着暂时要把租借物资转移一部分供美国自己的军队使用；而有些新闻记者则预料在同日本的战争中，开头会遭到一些严重的挫败。 怕美国把兵力从欧洲战场转移到太平洋战场上去的顾虑没有公开表示出来，但也许可以从强调战争的全球统一性的许多社论和新闻报导的字里行间合理地看出来。12月16日，当美国战争政策的要点已经相当清楚时，《泰晤士报》刊载了一篇社论，回顾当时，提到珍珠港事件所引起出双重危险：一是美国可能会中断对盟国的供应，以便更快地建立起自己的军队；二是美国可能把自己的力量大部分或全部转过去对付日本。但《泰晤士报》满意地说，实际上这两件事美国都没有做。 英国政府中的那些核心人物，对于因珍珠港遭受袭击而造成的新的世界局势，即使确实没有向英国报界进行鼓动，至少也和他们抱有同样的态度，邱吉尔曾经以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他对这一消息的直接反应： 第14页 我们到底胜利了！不错，在敦刻尔克撤退以后，在法国失陷以后，在奥兰的可怕插曲以后，在经受入侵的威胁(当时，除了空军和海军以外，我们几乎是赤手空拳)以后，在凶很的潜艇战(这是间不容髮地获得胜利的大西洋上的第一个战役)以后；在我们十七个月的独力作战和我十九个月的艰苦奋斗以后。……不管我们受到多少创伤或者被打得支离破碎，但是在我们岛国的悠久歷史中，我们将再一次安然无恙并且赢得胜利。 但是，当邱吉尔有时间镇静地进行思考时，报纸上仅仅作出暗示的那种忧虑，在他心里却变得十分强烈。他开始暗自思忖，美国会不会在盛怒之下转过去攻打日本而把希特勒交给英国人和俄国人去对付。还有，美国是否愿意尊重和平时期所签订的租借合同呢？再有，美国人会不会把手边的作战物资全用去装备他们自己的军队呢？最后，能够作出些什么安排去弥合由于未能批准太平洋地区的参谋会谈而在英美合作中造成的缺口呢？这些问题看来都是很现实、很严重的。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丘古尔才在珍珠港事件后不到一星期，就去华盛顿访问了。 要了解邱吉尔的这些忧虑，我们必须简括地综观一下英国在1941年年底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英国政府不象俄国政府那样统治着一大片连结在一起的土地，而且只在一条战线上作战，英国政府同全世界几乎都有着复杂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关系。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一直受到英国政府密切注意的问题区分为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国家的实力与胜利的必要条件这两者之间的不相称；二是同帝国各个部分的关系；三是同欧洲，特别是同俄国的关系。所有这些问题同大家普遍关怀的问题即同美国的关系相比，全变成次要的了。但英-美联盟的情况，由于已根据美国的观点在上文叙述过，这里就无需作进一步的探讨了。 (二)英国实力的限度 在从法国的陷落到德国进攻俄国的这一年中，英国人集中了全力去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在世界许多地区，特别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人和农民都被用来为英国提供作战的经费，英国的出口产品大幅度地削减了；不列颠群岛上由此腾出的人力，都用于各军事部门和军备生产。 英国同大西洋彼岸世界的关系，从一方面来看，和德国同欧洲的关系很相似。两国都能够索取无偿的帮助和供应，用以维持一支大大扩展了的国家军队。 在1941年春天的几次战役后，纳粹德国已成为俄国边界以西的几乎整个欧洲的主人。集合在八千万左右的德国人所组成的坚强的核心周围的有两倍以上被征服和归附的人民。尽管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人们都愠怒不满，德国人却认为自己能够利用整个欧洲大陆的居民和资源来支持他们的作战机构，从而能够以单靠德国本国的资源所不能达到的规模来扩大这个作战机构。 英国人和德国人从其他民族和国家取得援助，在使用的方法上各不相同，这一点当然是很重要的。德国人所使用的暴力和威胁，降低了被征服和归附的人民为纳粹党人服务的效率，可是德国人不管当地的生活水平会出现什么后果，把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拿走，则使被征服的人民本身成为生产效率下降的主要受害者。英国则用财政上吸引和政治上说服的方法，因而没有损害资助国家的一般生产率，但是，至少从英国的观点来看，这里还有其他一些缺点。英国人因为不能发号施令，只能用好话哄着人家干。结果，只好仰赖大西洋彼岸业界的边际生产来满足英国的作战需要。更重要的是，由于英国依靠美国和加拿大的生产，美国和加拿大的官员渐渐就对英国政府的政策行使起一种潜在的否决权来了；而欧洲被征服的和附属的国家的领导人决不会对德国的政策施加任何类似的影响。因此，尽管英国的后方地理范围比德国的要大得多，但由于英国人可以利用的比率较低，所以，如果没有盟国直接和积极的参加，英国人就不可能同德国的军事力量相抗衡。人口对比的基本事实——大约四千五百万英国人对八千万左右的德国人——使德国具有持续不变的优势。 从英国不单单要关心欧洲战场这一点，又产生了英国实力地位的第二个弱点。保卫英帝国就需要在世界各地都驻有海军和陆军。即使英国政府指挥下的部队不足以单独对抗希特勒的时候，日本的虎视眈眈(在1941年6月以前，还有来自俄国的敌意)也不能予以忽略。如果英国的目标仅仅是打败德国，那末，为了更快地集结起一支坚强的入侵的部队去进攻德国的心脏地区，英帝国的广大领土(例如中东)不妨牺牲掉。但是，这样一种首先意味着要把帝国丧失掉的胜利，简直就不能称作胜利，看来，即使有时要危及不列颠群岛本土的安全，最好还是把能够保住的地方尽力保住为好。 1941年上半年，当英国只同几个较小的盟国一起作战时，战略不得不主要是防御性的。由于不可能正面攻击德国，英国战略家只得把希望寄托在各种间接的方法上：经济封锁，空袭以及在欧洲被压服和归附的人民中煽起骚乱。只有当希持勒的“新秩序”在这些方法的压力下显出破裂的迹象以后，横渡海峡进行登陆才被认为是可能的，或者是明智的。当然，这些观点已体现在abc-1中。在1941年的头几个月里起草这项计划时，英国和美国的军事领袖们都没有能考虑到早日进攻欧洲大陆。当时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想像中的未来事物，而英国的力量则是很不足的。 第15页 1941年6月，俄-德战争的爆发使英国人摆脱了重大的直接的忧虑，但起初似乎并没有基本上改变总的战略形势。在短时期内，英国把装备送往俄国，实际上延缓了英国军事力量的集结。俄国人早在1941年7月就私下要求开闢第二战场，到10月，这已成为公开鼓动的一件事了。但英国还相当虚弱，日本方面的威胁又日益增大，而且英国仍然在预料苏联会崩溃，以致英国领导人对所有这些建议都充耳不闻。第二次敦刻尔克几乎是忍受不了的，而且，鑑于军事力量的悬殊，一次横渡海峡的登陆似乎也只可能带来第二次敦刻尔克，如果确实能在敌方海岸上首先建立起一个桥头堡的话。 在美国参战以后，而且俄国的长期抗战也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英国有些军事领袖们然不愿意用他们精心节省下来的军事力量向欧洲大陆发动一次进攻。当然，这一点后来成为盟国的全球战时关系中最微妙、最困难的因素之一。 英国所以不愿意把全部力量孤注一掷地用在早日进攻欧洲大陆上，可以用两个原因来加以解释，一个原因是对空军的潜力估计过高。在1941年8月大西洋会议时，英国参谋部曾在一份给美国人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很可能上述方法[轰炸、封锁、在被征服的欧洲居民中进行颠覆活动]本身已足以迫使德国求和了。”有一个驻伦敦的美国军官也报告说，在英国战略家中，大家一致的想法是，可以用大规模连续不断的轰炸把德国击败，其次，不论情况如何，“至少在今后三年内，要对德国本土进行一次陆上入侵是很不可能的。如果空袭的效果好，那末，陆上进攻可能就不需要了。”美国人并没有被他们说服。他们提出了一份文件来加以反驳，文件中宣称：“不使用陆军就不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这应当视为一条几乎不可变更的法则。” 第二个原因比前一个重要得多，那就是英国人始终忘不了1915年至1918年间的残酷无比而又毫无裨益的堑壕战，让个顾虑一直影响着他们考虑进攻大陆。邱吉尔和他的同僚们强烈地感到，决不能容许这样的灾难重演，这个国家的人口日渐衰老而出生率又相当低，这使弥补战时的损失甚至比上一个世纪还要困难得多，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生命的代价实在太严重了。而且，即使撇开这种统计不谈，那种除了用痛苦而又代价高昂的堑壕战方法而外，就没有其他的作战和取胜之道的愚蠢的战略和兵法，也使所有的英国人感到厌恶。 美国的军事领袖们就从来没有这种类似的忧虑。美国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在大战末期，那时战线正在移动，因此一般说来，美国的战略家们完全相信能够再一次使大陆上的一条战线不断地移动。英国人则根本不相信两支几乎是势均力故的军队在一条狭窄的战线上相遇时，飞机、坦克和军事技术上的其他新发明足以防止再发生一场相持不下的战斗。鑑于这种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始终没有发生过(除了在义大利有一个短暂的时期以外)。因此也不能说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在1942年或1943年，如果英美联合向法国北部发动一次进攻，会遭到什么结果，这是绝对无法知道的。但是似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样一次进袭不可能取得象1944年实际取得的那样辉煌的战果，当时英-美的军事力最已经比较强大而德国的力量则已比以前几年弱小了。 英国的军事观点强调横渡海峡作战的危险性，这种观点对盟国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永久性因素，这一点是肯定的。消耗战——轰炸、封锁以及袭击“欧洲堡垒”的外围地带——结合着坚守英帝国前哨阵地的策略。是在德国实力大大削弱以前，英国战略家认为军事上唯一正确的策略。及至德国实力大大削弱以后，而且只有到那时候，英国人才愿意渡过英吉利海峡发动进攻，以便给予德国的军事机构以致命的最后一击。因此，他们同美国人的分歧主要是时间上的分歧：是象美国人希望的那样，尽可能迅速、坚强并尽可能不把兵力分散到其他战线上，这样越过海峡去发动进攻呢，还是象英国人希望的那样，等到其他的军事行动已经把这样一次进攻变得更有把握取得成功时再发动呢——这就是英美两国在联合作战的头两年里一切战略性争论的基本主题。 (三)帝国的问题 英帝国主要是海上霸权的创造物。只要皇家海军能控制七大洋，帝国的防务就不会发生很大的困难。但这种情况到二十世纪就不復存在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在世界各大洋上的消失，对维持既定的帝国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英国本土迫切需要军事力量来扞卫的时候，这些问题自然变得更其尖锐了。然而，由于特别带有讽刺意味的歷史的扭转，英国之能够作为一个大国倖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它不仅可以从帝国汲取到经济力量，而且还可以汲取到军事力量。 一个新的海军大国——日本——在太平洋上兴起，从后方打击了英国海军。在十九世纪，对欧洲海岸用海军布下一道包围圈，实际上便可以保证帝国分散得很开的前哨阵地不受到任何重大的军事威胁，因为那种军事威胁只能来自欧洲大陆。日本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海军大国之后，英国起先是使它成为一个盟国来抵销这一不利的发展，但到了本世纪的二十年代，部分由于来自美国的压力，这项政策被放弃了。从那时以后，英国海军就处于两条战线——同欧洲的一个征服者和同日本——作战的威胁之下。这种战略形势在1941年12月果然成为现实，而面临这样的形势，皇家海军的确是不够强大的。 第16页 军用航空和潜水艇的发展，也同样促成了这种形势的变化，削弱了战舰在海上的统治权，特别象地中海那样狭小的海域，不再能象纳尔逊时代那样由一支英国小舰队加以控制了。地中海上通往中东和远东的交通线受到了威胁。与此同时帝国内的一条重要链环也受到了威胁。 按照帝国有关领土的性质来说，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战略问题，有这样两个不同的方面：居民大部分是英国后裔的自治领，其感情和态度和那些主要居住着异族人民的英国领地大不相同；其次，就英国保护这些领土的力量日益削弱而言，则对帝国这两类领土都引起了一些根本的变化。 就自治领而言，英国对它们事务的管理权除礼仪方面外，全都早已放弃了，但感情和休戚相关的联繫仍然是强有力的，足以使所有的自治领(爱尔兰自由邦除外)在欧战爆发以后几乎立即站到英国一边参加战争。自治领能够和愿意提供的援助是很大的，既有经济援助，也有直接的军事援助。然而，英国战略上的软弱，却引起了帝国整体防务与各自治领本身的防务之间有可能产生一场实际的利害冲突。1941 年春季在制订太平洋方面的参谋计划时，这种潜在的分歧就变得很明显。当时澳大利亚人担心澳大利亚大陆本身的安全，不愿意象英国海军方案制订人希望他们所做的那样，把他们薄弱的海军力量大量派去防卫新加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分歧变得更加尖锐了。英国力图在缅甸使用澳大利亚军队，也引起了他们很大的反感。 力量的现实使自治领同美国建立起新的关系。1941年以后，单就自卫这项直接的工作来说，加拿大和太平洋上两个自治领，主要是指望美国而不是指望英国给予援助。加拿大长期以来就既隶属于美国的经济范围，又隶属于英国的政治家庭。在战争的年代里，加拿大仍保持着这样一种地位。但是在太平洋上，战争引起了相当引人注目的变化。1941 年以前，澳大利亚和纽西兰同美国的接触很少，而在日本发动进攻后，援助它们的主要是美国人。英国人在新加坡失陷后，几乎已被完全逐出了太平洋地区。 就南非而论，由于荷兰血统的南非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内部倾轧，以及他们双方对于在数量上占优势的黑人居民都抱有同样的恐惧，因而对战争的军事贡献较少。南非正如它的人口组成一样，它对战争的贡献，恰恰介于各自治领与英帝国的殖民地之间。 各殖民地和印度的战争动员不可能达到象自治领那样的规模。落后程度各不相同的那些土着居民，只有经过长期训练之后才能投入战斗；而且，他们对英国政权在政治上缺乏任何强烈的感情，他们之所以服役，主要是出于僱佣兵那种职业的自豪感。由英国部队和印度部队混合编成的印度军，提供了几个精锐师参与英国的作战，但总的说来，印度的情绪说明了英国人在同帝国的那些土着居住地区打交道时所面临的进退两难局面。 这种进退两难局面是这样的：当印度人经过训练和教育，熟悉了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因而可直接投入现代战争时，在受过教育的人中间有很大一部份便对英国的政治统治不满，不想为加强英国的军事力量而效劳。有许多印度兵则几乎或完全不受反英运动的影响，而且对印度农民来说，当兵在经济上具有很大吸引力，因此英国当局在招募他们所能训练和装备的新兵方面始终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但国大党的积极反对，严重地干扰了印度为英国作战作出贡献，在1942年日本虎视耽耽地迫近印度的时候，这种反对就达到特别危险的程度。 本来可以用于向敌人发动进攻的士兵，这时却需要在印度维持冶安；成千上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拒绝服兵役，或者甚至在监狱里忍受折磨而憔悴。 在帝国殖民地中的不发达地区，不满英国统治的情绪比较淡薄，但是土着居民的军事价值也比较低。象马来亚、近东及非洲殖民地这类地区。它们所起的作用大半是经济方面的。土着工人生产各种原料和半制成品，这些产品有时对英美两国的经济极为重要。但是这些地区的战时动员工作做得极不充分，则仍是事实，因此，当香港，马来亚和缅甸这类地区遭到敌人进攻时，土着居民对于英国统治的覆灭，不是无动于衷，就是表示积极欢迎。 在管理殖民地和印度的工作中存在的这些微妙的问题，被美国人所採取的态度弄得更形复杂。许多美国人都抱着贊同的态度指望在战后取消一切牌号的欧洲帝国主义，并在以前的殖民地区内施行一种世界泛围的新政。帝国这个词在美国人听来通常是一个带有邪恶与犯罪意义的词。这是美国国内政治上各趋极端的派别都一致同意的一个论点。罗斯福的最忠诚的自由派支持者和孤立主义者当中他的最激烈的政敌，在不信任英帝国主义上是团结一致的。总统一直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他可能会受人操纵而利用或者好象是在利用美国的权力去支持英国的殖民帝国。 罗斯福本人并不相信殖民帝国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值得存在。他对未来的世界怀有宏大的梦想，在那个世界里，各族人民都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能够主宰他们自己的政治命运；他想像，对不能立即在平等基础上加入民族大家庭的那些落后民族，规定一个国际託管的临时过渡时期。罗斯福和他意见一致的其他美国人无疑低估了任何这种规划实行起来会遇到的困难。他们往往以为美国的政治方式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搬用到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去。这一点在罗斯福信口向邱吉尔提出的一项建议中便得到了证明，他建议印度问题可以这样解决：仿照美国大陆会议和《联邦约法》建立新的统治机构，到适当的时候再制订宪法，成立一个固定的政府。 第17页 英国与美国对帝国的看正分歧点集中在对《大西洋宪章》用语所作的解释上。宪章第三条申明：“第三，他们尊重一切民族关于选择自己将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的形式的权利；他们希望看到那些被强行剥夺了权利的人们重新享有主权和自治。”罗斯福把这个声明公开解释为适用于全世界，以此类推，就包括在欧洲各帝国统治下生活的亚洲各民族。与此相反，邱吉尔却把他的完全不同的解释叙述如下： ……联合宣言决没有限制以前歷次发表的关于在印度、缅甸或其帝国的其他属地发展立宪政府的各项政策声明。……在大西洋会议上，我们心里想的主要是恢復目前处干纳粹奴役之下的欧洲国家和民族的主权、自治和民族生活，以及在可能不得不对疆界有所变更时起支配作用的那些原则。因此，这个问题同效忠英王的那些地区和民族的自治机构向前发展的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英帝国的前途是罗斯福和邱吉尔两人的观点正面发生冲突的主要问题之一，他们的冲突只不过反映出两国人民的态度不一致而已。 (四)欧洲问题 (1)流亡政府 英国对欧洲沦陷区的政府在短期与长期目标之间碰到了一个严重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英国人是想促成一场不是大变革的革命。他们谋求在短期内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鼓动骚乱、起义和抵抗。但是就长期目标而言，英国人则希望见到战争结束后，大体上恢復战前的那种政治和社会安排，当然，再加上各种改革。这两个目标常常发生冲突，因为被征服的欧洲居民中最乐意参加颠覆活动的，并不是支持恢復战前社会状态的那些团体。 在1941年6月以前，抵抗运动取得的进展很少。1940年夏季，大多数欧洲人都预料英国会战败，所以他们似乎必须同希特勒“新秩序”下的生活协调一致，不论这种生活可能是多么令人厌恶，多么残忍和暴虐。既然对未来抱着这样的预测，那就很少有人会甘冒丧失生命、财产以及人类正常生活的种种关系的风险而去为一个已经失败的事业表示一下毫无益处的姿态。1940年秋季，英国顶住了德国的空袭而生存下来，给许多欧洲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各种抵抗团体于是成立起来了。其中有些团体同英国代表暗中进行接触，但是除了在南斯拉夫的以外，这些组织的活动，都仅仅限于情报工作和为将来奋起反对德国人拟订计划。 德国对俄国的进攻，对欧洲各国共产党来说，成了起来抵抗纳粹党人的一个信号。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中，共产党人早已处于接近非法的地位，或早已转入地下，这一事实意味着在他们近旁已经有一个适合于进行非法活动的组织了。而且，革命的理想吸引了一些热狂献身的人，这是较老的教义很难办到的。因此，共产党几乎立即就成为欧洲抵抗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的势力实际上到底有多大，这是很难确切说明的。共产党的政策是同愿意积极参加对纳粹斗争的所有团体组成“统一战线”，并且为了使抵抗运动的号召力尽可能地广泛，共产党有意避免居于突出的领导地位。这项政策的一个结果是，在许多非共产党的团体被吸引到抵抗运动中来的那些国家里，共产党的势力仍然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战前的政治和社会领袖不愿冒险进行非法活动的国家里，尽管共产党人主要是进行幕后活动，但也还是充当了主要的角色。一般说来，除波兰外，在欧洲越是往东，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便越重要。 1941年英国官方的政策，并不十分担心这些反纳粹的组织战后可能发生的影响。这些非法的组织在欧洲各地来说几乎都还处于萌芽时期，所有新来参加的人都受到欢迎。许多人都希望共产党人所作的关于他们将信守民主程序的表白，是真心诚意的；而且欧洲地下组织的游击队、破坏活动以及情报工作，在军事价值上，无论如何比任何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都更为重要。 在纳粹征服者到来以前，就逃出国外居留在伦敦或其他地方的欧洲各国政府，曾以各种不同的途径为英国政府效劳。首先，它们成为被征服国家的人民的象徵——是关于一个美好的过去和对一个美好的将来寄託希望的象徵。而且，这些流亡政府也是具有合法的延续性的东西，英国政府还希望将来在它们的本土一旦解放之后，在正规的立宪机构再次成立起来以前的那段困难时期里，它们能立即行使权力。流亡政府又能够提供特工人员在欧洲内部进行搜集情报和破坏活动。在好些情况下，它们还继续在对英国的作战很有价值的殖民地区行使政治权力；而且就自由法国运动和波兰政府而论，两者都在逃亡国外的侨胞当中组成了相当重要的军队。 英国官员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对欧洲沦陷区的政策所遇到的许多困难，英国政府有很长一段时期延缓宣布战争目的和战后计划，就是试图把它对欧洲沦陷区的政策这个问题缩小到最低程度。但是，在邱吉尔和罗斯福发表了《大西洋宪章》以后，对于其中所宣布的原则要取得各个盟国政府的同意，这似乎是恰当的。因此，1941年9月，在伦敦召开了盟国政府代表的一次全体会议，全体代表都严肃地接受了《大西洋宪章》的条软。最意味深长的是以俄国驻英大使伊凡·迈斯基为代表的苏联政府的姿态。他宣布他的政府接受《宪章》的“基本原则”，并详细说明：“苏联保障所有民族的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力，以及所有民族为了促进经济和文化繁荣，按照它们自己认为合适和必要的方式建立社会秩序和选定政府形式的权利。” 第18页 发表这样的宣言，对于俄国迎合英国的观点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不论这样的宣言听起来多么令人安心，英国政府却有充分理由知道俄国对“独立和领土完整”这类词的应用，是可以作出富有伸缩性的解释以适应俄国的民族和帝国利益的。然而，不管怎样，俄国和其他盟国的政府，在1941年9月对《大西洋宪章》表示贊同，似乎已经缓和并推迟了关于欧洲在战后的前途问题所发生的冲突。 英国同欧洲两个沦陷国家的关系特别微妙。并牵涉到三个主要盟国之间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这两个国家就是法国和波兰。 194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留下了一个苦涩的回味，此后发生的那些事件也丝毫没有能沖淡这个回味。英国认为法国能够而且本当从北非继续作战。不少法国人则认为在1940 年的战役中，英国人对他们的支持是很不够的，而且有些人至少怀着某种可怕的满意的心情指望他们先前的这位盟友即将遭到失败。这种态度，在贝当元帅在维希成立的新政府的领导人中特别流行。 在1940年7月，英国人袭击奥兰港的法国海军舰艇以后，维希政府就同英国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双方的关系一直很糟，而由于英国对夏尔·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后来通称自由法国运动既给与道义上的支持又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更使这种关系不断恶化。戴高乐的支持者丝毫没有代表正统的法国政府的合法要求，但戴高乐确实代表着某种法国精神，以他为首的自由法国运动，几乎从一开始就努力争取人们承认它是一个同欧洲其他那些被征服的国家的流亡政府们类似的合法政府。 在1940年至1941年那个危急的关头，到底哪个法国政府合法，这对英国人简直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戴高乐和他的自由法国能够代替一个法国流亡政府有效地採取行动。特别是戴高乐已成了一个不受德国统治的法国的宣传象徵和中心，他能够吸引一支人数虽少但很有价值的武装力量由他指挥。自由法国运动还成功地争取到了法兰西殖民帝国的部分属地，这样，这些地区就可以供英国使用。戴高乐还负责治理以武力从维希法国夺过来的其他地区。 在不友好的人们看来，戴高乐似乎只是英国政策的一个傀儡，并且是一个骄矜自负、野心勃勃和难以约束的傀儡。诚然，戴高乐的个性是不容易对付的。他念念不忘法国的伟大形象，因此很容易把别人对他个人的轻视(不论是真有其事还是出自他的想像)都看作是对他的国家的尊严、权力和荣誉的轻视。在短时期内，这种态度使许多本来可能成为他的朋友的人全同他疏远了，但戴高乐对国家荣誉的极端敏感却打动了许多法国人的心弦，我们可以很冒昧地揣测，他成功的主要奥秘也就在于此。至少可以这样说，象他这样一个能激怒邱吉尔和罗斯福的人是决不能视作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而随便打发开的。而且他越是同他的“盟国”争吵，他就越能得到法国人的支持，因为他们象戴高乐本人一样，也认为需要不屈不挠地重申法国的国家尊严。 英国对戴高乐的政策，由于美国所採取的态度而更加复杂化了。虽然，英美两国政府对法国的事务有—个一般性的谅解，但实际上，要避免难堪的分歧还是很困难的。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确实对戴高乐将军几乎怀有一种私人的怨恨。他的这种厌恶，在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物的心中也有同样的反应，尽管并没有完全达到他那样的程度。美国人之所以持这种态度，其原因很难理解。偶然事件、美国政府内部的权限争执和私人冲突，似乎已大量地掺进了美国政策的制订工作，而一旦出现了比较实质性的争端，情绪便变得更为激烈。 在1940年混乱的日子里，贝当最早出来执政时，美国政府认为没有理由不承认这个在法国出现的新政权。因此，当自由法国运动开始向维希政府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时，美国官员们无意认真看待戴高乐及其追随者的主张。美国自由派报刊对承认维希政权这项政策所作的批评，结果只是起到增强国务院坚持原来立场的顽固性的作用而已。 虽然如此，在自由法国运动的实际重要性显露出来后，美国政府还是同它建立了有限的官方关系。1941年11月11日，罗斯福宣布，自由法国控制下的领土有资格要求租借援助，美国的领事人员也同殖民地的自由法国当局保持着官方的接触。但是，这些姿态并没有改变美国政府这个看法：在他们看来，戴高乐是—个不值得信任的冒险家，而贝当则是法国人民正式的代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真正的代表。美国的这种态度同英国力图诋毁贝当而提高自由法国运动的威望和有效性的政策很难取得调和。 苏联对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的政策，则远不象美国这样勉强。1941年9月27日，俄国驻伦敦大使伊凡·迈斯基在给戴高乐将军的一封信中承认他“是全体自由法国人的领袖”并答应“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共同斗争中给予自由法国人一切可能给予的援助”，实际上，苏联政府所能做到的就是指示法国共产党支持戴高乐。这一点对自由法国运动的成长并不是无关重要的，但是这样也使维希政府所指控的看来并非全属子虚，所以多少是毁誉参半的。 如果英国同法国的关系牵涉到同美国的某种龃龉，那末，波兰问题对于同苏联搞好关系，也造成了同样的障碍。英国在1939年就是作为波兰的盟国捲入战争的，而且至少在道义上，答应大体按照与1939年相同的或差不多相同的疆界恢復一个独立的波兰国。俄国的参战以及随后缔结的英-俄同盟，在这样一个计划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俄国人在1939 年已经把战火中的波兰东部地区正式併入了苏联，史达林对于他充当希特勒的帮凶时所获得的领土不想放弃权利。在波兰流亡政府方面，他们也不愿放弃他们对从前的波兰任何一部分领土的权利。诚然，波兰的爱国人士还梦想把波兰的政治-军事-文化领导作用大大扩张，遍及整个东欧，从而结成一个联邦的形式，由波兰在其中起统治作用。 第19页 对于波兰人同俄国人之间相互对抗的领土野心是找不到一个妥协方案的，但英国人如果不努力在这两国之间搞出某种暂时解决的办法，那就很难同两国都保持联盟关系。因此，1941年7月5日，俄国同波兰的代表在伦敦开始了外交谈判。这次谈判歷时很久，而且往往争论得很激烈，但终于在1941年7月30日缔结了一个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波兰流亡政府同苏联恢復了外交关系。在领土争端上，协定中说：“苏联政府承认，1939 年苏-德条约中关于变更波兰领土的条款业已失效。”此外，苏联政府同意释放在苏联的全体波兰战俘，并允许从释放出来的战俘中招募新兵，在俄国境内组成一支波兰军队。 就领土问题而言，波兰人并不满足于这个协定中的模稜两可的措词。英国政府想用一份官方照会使他们安心，该照会宣布“英王陛下政府不承认1939年8月以后在波兰所出现的任何领土变更。”但是外交大臣在下院答覆一项质询时却说：“我刚才向下院宣读的两国交换的照会，并不涉及英王陛下政府对疆界的任何保证。”他的这番话大大抵销了上述照会的效力。 实际上，对于把波兰东部的边界调整一下，使之更接近于种族边界的这种意见，英国有些官员并不是漠然置之的。邱吉尔认为不急于对战后波兰的疆界承担任何义务，是英国可以採取的唯一明智的方针。这样，敌对的波-俄领土野心的正面冲突，便可以推迟到将来的一次和平会议上去处理，那时战争时期集结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可望有利于英国人和美国人而不利于俄国人。邱吉尔在鼓吹他这种拖延办法时，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有些波兰人至少也情愿把边界问题留待将来处理，他们想像到那时被战争削弱或战败了的俄国，对波兰至少实现其一部分领土野心也许无力来反对了。 在1941年7月30日这个协定的解释方面，俄国和波兰两国政府当局之间发生了许多针锋相对的分歧点。波兰人张扬地把协定的本文解释作战前的疆界已经恢復；俄国人则正式否认曾对任何最后决定取得一致的意见。此外，俄国人在波兰士兵出狱以前或以后，对待他们都很苛刻，而且俄国国内军需不足，使得组成一支新的波兰军队并不那么容易办到。波兰总理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早在1941年12月就访问了莫斯科，力图解决一部分这类难题。经过几次同史达林长时间坦率的商谈之后，他在大多数问题上都能够获得满意的承诺。史达林想再次提出边界争端，但西科尔斯基拒绝作出任何保证。史达林经过短暂的坚持后，就让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下来。这一次，史达林同西科尔斯基的接触大体上说是友好的，1941年12月4日发表了友好互助联合声明，结果竟然成为战时俄-波亲善的最高点的标志。 因此，到珍珠港事件发生时，敌对的俄国与波兰双方的领土野心，已经取得了一个看来颇为有效的调解。英国作为这两国的盟国的地位开始具有意义了。 (2)英国同苏联的关系 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俄国。这天晚上，邱吉尔为了欢迎俄国这个新盟友发表声明说：“让以往的一切罪恶、愚昧和悲剧都随着往昔的日子瞬息逝去吧。”但是，不论邱吉尔在那个夏天的晚上想到些什么，实际上，以往的事决不会也并没有停止发挥它的影响。相反，俄英两国之间多难的关系史所带来的回忆与忧虑，仍然妨碍着希特勒硬加在这两国肩上的共同进行的作战任务。 只要回溯到1917年，当时曾经最直言不讳地鼓吹协约国应当对布尔什维克採取干涉政策的那个英国人，居然会是那个担任英国战时首相欢迎苏俄成为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中一个新的十分需要的盟国的人，这真是歷史的一个绝妙的讽刺。但是，即使邱吉尔本人可以忘却往事，俄国人却无法忘却邱吉尔在二十五年前所推行的是什么政策。 英国同俄国的关系还受到另外一个时间更近、因而也记得更清楚的阴影的影响。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某些身居要职的英国人曾经希望，如果纳粹的扩张行动不能和平地加以制止，那末，至少可以把它引向东方，离开他们本国而转向俄国。史达林和他的那些顾问的希望正与此相反，他们利用1939年8月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顺利地使纳粹进攻的主要压力针对两个西方国家——法国和英国。俄国政府并不甘心保持“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中立”。俄国的军需品大量地运到了德国，而且直到德国进攻俄国的前夜，共产党的宣传机器还全力以赴地攻击西方的“帝国主义战争贩子”。 西方国家方面也完全以牙还牙地回敬了苏联对它们的憎恨。当俄国人在1939-1940年的冬季进攻芬兰时，法国和英国就着手准备组织一支远征军去帮助芬兰人，如果这支远征军真的派出，那末，西方国家显然会发现自己既在同德国交战又在同俄国交战。的确，法国和英国的作战计划是把这样一个局势也考虑在内的，它们曾设想从中东的基地对巴库油田进行一次轰炸，希望由此切断德国的石油供应。 幸而，挪威和瑞典不肯让法英两国军队在它们的领土上自由通过，而土耳其人也不肯让法国和英国的飞机飞越国境，因而延误了这次行动。直到芬兰投降和德国在法国发动闪电战，才打消了盟国先发制人的一切想法。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来，1939-1940年的这些计划似乎很轻率，但是，这些计划却是基于一种信念而认真制订的，那就是确信俄国的社会制度正在爆炸的边缘上摇摇欲坠，只要轻轻一击，就会取得重大的成果。这种低估俄国军事力量和内部稳定的残余观念，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前，甚至在以后，一直构成英-俄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第20页 法国的沦陷并没有在俄国对英国的态度上引起任何明显的公开变化。诚然，直到德军入侵俄国的前夕，史达林还希望，只要不去得罪希特勒，他就可以避开或至少延缓德国的进攻。在俄-德战争爆发的十天以前，英国和美国提出的关于德国准备进攻俄国的那些警告，被俄国官方说成是“那些仇视苏联和德国的势力笨拙地捏造出来的宣传”。 但是，尽管跟据个人的歷史看，邱吉尔是共产主义的敌人。尽管他最近同俄国的关系很不友好，他在听到俄-德战争爆发的消息时却毫不踌躇。在他所作的最重要的一次演说中，邱吉尔保证英国将在可能范围内帮助俄国进行反希特勒的斗争，最后并说： 因此俄国人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正象任何俄国人为他的家庭而战的目的，也就是世界各地的自由战士和自由人民的目的那件。让我们从这种残酷的经验中汲取教训。让我们加倍努力，趁我们还活着、还有精力的时候，联合起来进行战斗。 邱吉尔的慷慨陈词，给英国舆论界对战争新形势的直接反应定下了调子。然而，要英国记者们忘掉俄国人一贯的、而且最近还直接指向英国的漫骂，那还需要一些时间，因而对这个新盟国的初次接待很有点冷淡。人们喜欢谈论的题目，是希特勒的背信弃义而不是苏俄的任何美德。有些记者担心共产党俄国参加到反纳粹的事业中来可能会使美国的同情淡薄了，但是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所作的一次官方声明中，把任何希特勒的敌人全看作对盟国事业的有效的增援而加以欢迎，从而大大消除了这种顾虑。 在俄国前线一天天不断传来进行着激烈战斗的消息，渐渐地开始在英国人的心里引起了反响。事实上，英国人自己的军队出动作战较少，这恰恰突出了俄国人的勇敢。早在 1941年7月，有些报纸，特别是工党的和比弗布鲁克主办的那些报纸，对英国军队的不出动作战表示不满，并且极力主张给予俄国人更多的援助。 英国舆论的情绪变化由一件涉及飞机生产大臣 j·t·c·穆尔-布拉巴宗中校的事件表现出来了。穆尔-布拉巴宗在7月间的一次私人聚会中表示，他希望德国和俄国的军队同归于尽，而同时大英国协则集结自己的军队，以保证在欧洲取得统冶的地位。当这种轻率的言论在1941年9月职工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后，群情激愤，邱吉尔不得不在议会里为之转圜，他宣布这位大臣是说着玩的，他实际上是支持政府的政策的。 这个事件揭露了英-俄关系中一种神经过敏的状态。穆尔-布拉巴宗讲出了俄-德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星期内英国保守党中相当普遍的一种态度，这也正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导的俄国人所怀疑的英国政府正在暗中採取的一种态度，官方的否认和竭力掩盖这个问题的做法，在英国只能消除一部分怀疑。我们只能推测穆尔-布拉巴宗的话在俄国人中间所造成的影响。 不过，英国公众对俄国人的钦佩和尊敬则有增无已，这部分地是出于一种内疚心情，因为在整个夏季和初秋，英国的军事努力仍然主要是防御性的。到了1941年11月(这时，两国的官方关系几乎已坏到极点)，对俄国战争的同情，已扩展到了平时对俄国和共产主义毫无好感的地区了。 到了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如果报上发表的意见可以提供任何正确的线索的话，那末，英国人民看来似乎已经把仅仅六个月前对俄国还是那么普遍的敌意差不多完全忘掉了。代替这种敌意的是敬佩，而在有些地方还带有一种认为英国的努力很不够的感觉。但是在官方的圈子里，对于过去是不那么容易忘记的，俄国的实际困难太叫人熟悉了，而且保护英国和英帝国的利益，当然是放在对俄国承担的任何义务之前的。 英国官方同这个新发现的俄国盟友的关系受到一种信念的约束，即认为苏联遭受的严重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即便不是全面失败的话。东方的战事使德国的陆军和空军主力远离英国，这对英国来说，意味着一次宝贵的休整，同时还给了英国一个机会去加强它本土和中东的防御，以抵抗预料德国会再次开始的进攻。对未来作出这样的估计以后，英国政府所能採取的唯一合理的政策，就是设法尽可能地延长这一休整时间。 为了鼓励和延长俄国人的抵抗，英国人准备把包括军用飞机这类珍贵物品在内的军需品大举运往俄国。实际上在1941年10月《对俄国供应第一号议定书》生效以前，英国已把大约四百五十架飞机运交了俄国人，大量的其他军需品也运去了，同美国人比较起来，英国人运送作战物资绐俄国要迅速得多，这部分是因为英国的动员比美国要早得多，军需品的储备量也比较大。部分还因为英国当局比较肯冒军需品落入德国人手中的风险。但是英国人也面临到这种困难的抉择：是节省国内的物资供他们自己的军队用呢，还是放弃这些一旦可能对保卫英国本土或中东是迫切需要的物品。实际上，由于物质方面的困难，特别是由于缺乏船只，运交俄国的物资一开始便受到了限制。 英国政府试图用来延长俄国人抗战的第二种方法是政治方面的。俄-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同史达林和莫洛托夫就在莫斯科开始了会谈，他们的目的是使两国政府之间由于希特勒的进攻而建立起来的新关系正式化。谈判的结果在1941年7月12日签订了一个协定。其原文如下：“(1)两国政府相互保证，在当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相互提供各种援助何和支持。(2)两国政府进一步保证，在这场战争中，除经相互同意外，决不单独谈判或缔结停战协定或和平条约。”根据这两条中的第二条，英国人希望排除他们在同俄国联盟后的头几个月里经常想到的一种危险——担心俄国人可能单独媾和，并把他们的资源完全听任德国利用。 第21页 当然，1941年7月12日的协定并未解决英俄两国政府之间发生的任何具体问题。这个协定的性质主要是公开宣布团结一致而不是什么别的。关于供应和财政关系问题的谈判进展情况已在上面约略提及，这里无需概述了。但是在军事和政冶方面，英俄两国政府之间在珍珠港事件前的那几个月里，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最重要的意见交换。 史达林不久就确定，他想要英国人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对德国后方发动牵制性的进攻。1941年7月18日，他在第一次发给邱吉尔的那份电报里，提出了第二战场的问题，说得恰当一些，是提出了两个第二战场的问题，一处在法国，一处在挪威。史达林建议这些计划应当趁德军正忙于攻击俄国人的时候，并在希特勒有时间“巩固他在东方所占领的阵地”以前迅速实行。史达林相当牵强地认为进犯法国会“受到英国军队的欢迎，同样也会受到英格兰南部全体人民的欢迎”，而且会“对英国本身有利”。 反之，在英国人看来。进袭法国似乎肯定是一场灾难，英国的利益倒是应当着眼于谨慎地节约国内资源，并在运输和供应条件许可下，迅速在中东集结兵力。英国军事当局预料俄国人会崩溃或退往西伯利亚，因而试图作好准备在中东对付德国从高加索方向发动的进攻。但是，英国人为了预防万一德军突破防线而同俄国人商议共同行动计划的种种努力——他们特别担心里海和高加索区域的油田，认为应当在落入德国人手中以前加以破坏——只是激起了俄国人的愤慨，他们对于在他们战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不感兴趣的。 英国和俄国的军事概念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必须防止德国渗入波斯。因此，那个国家在1941年8月及9月间被俄国和英国军队共同占领了。不久，经由波斯开闢了一条通往俄国的新供应路线，但是尽管这样，这两个占领国之间的摩擦和猜忌并未消失。 英国不肯在法国冒第二次敦刻尔克的危险，也不愿在挪威冒第二次败退的危险，导致史达林于1941年9月4日提出了在巴尔干半岛登陆的建议。英国认为这一建议也不切实际，史达林于是建议英国派遣一支远征军，或者在阿尔汉格尔登陆或者到高加索，以便接防属于俄国战线的一部分地区。但史达林的这些建议很少或根本没有考虑到妨碍英国一切行动的供应上和运输上的巨大困难，英国政府也不准备让他们的军队象史达林所建议的那样去冒险，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行动肯定是不会成功的。 随着德国人不断向俄国境内推进，邱吉尔同史达林之间往来电报的语气变得越来越尖刻了。斯人林在9月4日说，如果不开闢第二战场，如果不供应充足的铝。苏联的战败或部分崩溃肯定将成为事实。邱吉尔感到不论这样一种结果对英国多么危险，却不是他控制下的兵力所能防止的。根据英国的情报，已经驻扎在西欧的德国后备部队，完全有能力打败英国向欧洲大陆发动的任何进攻，在这种情况下，邱吉尔和他的那些顾问们心里很明白，轻率地消耗英国的兵力不大可能延缓俄国的战败，只会使往后的局势更糟。邱吉尔在答覆史达林的责难时，有力地驳回了关于英国没有担负起它分担的那部分作战任务的一切讽示。有一次，他甚至提起史达林最近与纳粹合作的问题来，使苏联大使感到很窘。 早在11月间，双方的诚意已下降到最低点，这时邱吉尔打电报给史达林说：“我无法告诉你我们最近的军事计划，就同你无法告诉我你们最近的军事计划一样，但请你放心，我们决不会按兵不动。”史达林回答说： 你认为苏联同英国之间的关系必需予以澄清，我完全同意。这种澄清目前并未实现，其所以没有澄清是由于以下两种情况：(1)我们两国之间在战争的目的方面和战后和平机构的计划方面，都没有取得明确的谅解；(2)苏联同英国之间，没有一个关于在欧洲抵抗希特勒的军事互助协定。 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不达成协议，英-苏关系就不可能澄清。不仅如此，坦率地说，如果目前的情况存在下去，要取得相互信任就很困难。当然，对苏联供应军需品的协定具有很大的实际价值，但是它没有解决，也没有彻底消除我们两国之间的一切问题。 史达林在讽刺地谈到邱吉尔所提出的关于派遣两位英国将领去莫斯科进行磋商的建议时，继续说：“但是如果两位将军的使命仅仅限于情报问题以及次要问题的商谈，我以为这就不值得打扰两位将军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很难抽出时间参加会谈。” 这样一份电报必然会在所有见到这份电报的英国人心里引起反感。这听起来太象 1939年那次流产的谈判了，那次谈判是由于纳粹同苏联缔结了条约而中断的。史达林可能也感到这份电报的语调太生硬了；无论如何，十二天以后，俄国大使拜访了外交大臣安尔尼·艾登，并向他解释说，史达林无意用他11月8日的电报文得罪他们。英国人马上接受了这个送上门来的橄榄枝。第二天(1941年11月21日)，邱吉尔就打电报向史达林建议，派遣艾登前往莫斯科并授以全权“讨论有关战争的一切问题，包括派遣军队不仅进入高加索，而且到你们军队在南方的战线上去的问题”。讨论战后的问题也将包括在艾登的权限范围之内。史达林接受了这个建议，艾登的旅行便迅速安排好了。他在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传到英国几小时后就出发了。 第22页 一个附带的争端是由于英国政府不顾芬兰人已同德国人联合进攻俄国这一事实，而仍然不愿向芬兰宣战而引起的，这一争端显然在史达林和他的顾问方面激起了很大的不信任。邱吉尔终于作出让步，于1941年12月6日对芬兰宣战，并于第二天生效。同时，英国也对匈牙利及罗马尼亚宣战，作为同俄国人团结一致的一个姿态，因为俄国人已同这两国处于战争状态。 这种不信任，可以在1941年秋季邱吉尔同史达林交换的电报中清楚地看出来，基本上是由这两人自始至终都极力想保护自己的国家的利益这一点引起的。一直要到英国官员深信苏联政权不会垮台的时候，英国人才会真正有兴趣去减少俄国人对他们的不信任，因为善意最好，也是捉摸不到的，而一个战败国政府的善意，对任何人都没有多大用处。英国政府的行动在俄国人看来是不合作的这一点，肯定是不幸的，但是能使史达林满足的唯一途径，就是把英国本国和帝国的利益置于俄国的利益之下，这一步，却是任何一个英国政府，特别是温斯顿·邱吉尔领导的政府，一刻都不能也不会考虑的。 到了珍珠港事件发生时，第一个危机已经过去了。德国向莫斯科发动的强大攻势一无所成；英国人在利比亚的攻势业已展开；从英美两国运出的军需品开始到达俄国的港口；芬兰和波兰的问题，已经达到使英俄两国或多或少都满意的地步；而美国成为正式的战争伙伴参加作战，在英-俄关系中带来了第三种成分，使英-俄关系起了深刻的变化。在此后的几年里，罗斯福往往能够在俄国和英国的观点之间起调解作用，而美国的实力和政策也往往有利于缓和或延缓史达林同邱吉尔之间的冲突。 (五)影响盟国合作的英国政府的特性 尽管这场战争在英国引起的变化比在美国更为激烈，联合王国的政府管理仍然比美国有秩序，比美国接近正常状态。那些和平时期的正规的政府机构对重要政策仍然具有影响，远不是那么被新成立的官僚机构所掩盖。换言之，英国政府的行政机构显现出了巨大的灵活性：在不丧失既定的性质和连贯性的情况下，具有承担起新任务和吸收新人员的能力。 对这一成就，可以提出三条主要的理由。一条是经验。在英国，现代战争动员的基本措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曾经很费力地逐步发展起来了，这种经验教训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中并没有被忘记。而且，到珍珠港事件发生时，英国已经参战两年多，因而有充裕的时间使行政机构适应于战时的需要。 第二个主要的理由是，英国政府的结构几百年来已逐渐发展成一种适于进行大战的形式。而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则往往受到一部成文宪法条款的妨碍，起草这部宪法时的情况，与二十世纪中叶的情况早已完全不同了。当然，议会的至高无上，内阁制政府以及文官政冶构成了英国政府的基础。这里不打算对战时政府工作在这个总的体制内的运行作任何阐述。但是拿外交部所处的地位同美国国务院的地位作一番比较，也许还是值得的。 几世纪以来，对于英国政府来说，外交政策一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战时，同和平时期一样，外交部高级官员和驻外大使的意见都要呈报外交大臣，外交大臣作为一个重要的和受尊敬的阁员，直接参与抉择政府的重要决定，并在议会中为这些决策辩护。因此，外交部同权力中心之间的一条清楚而有效的渠道便由内阁和议会制度仿佛是自动地建立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活动涉及外交问题的各个机关之间，进行协调政策的工作就比较容易。只要外交部同最终的权力中心有牢固的联繫，政府其他部门在从事某种行动以前，就不得不先与外交部的代表商议，否则可能会冒遭到驳斥的危险。由此可知，尽管官僚政治在战时大大发展了，尽管增加了几个新的部和局，它们的职能又侵犯着外交事务，外交部却仍然大权在握。 相比之下，美国国务院的地位却糟透了。尽管宪法赋予国务院形式上的首要地位，但是从传统上来说，国务院在政府部门中并没有很高的威信，这主要是因为迄至近时为止，对外政策问题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显然还是无关紧要的。即使在外交事务变得重要起来的时候，这种缺乏强有力的传统威信的情况，也很不容易改正。在战争年代里，国务院同权力的机密中心之间缺乏牢固的明确的联繫渠道，而在罗斯福任总统的时期，这种机密中心就在他的书房里。重要决定是由总统同一小批变换不定的人商讨后作出的，所以国务院高级官员的意见是否获得认真的听取，这多少是一个偶然的问题。而且在总统作出决定后，国务院也不一定就会迅速地获得正式通知。结果，国务院往往发现自己在同其他政府部门进行竞争，每一部门都有一项外交政策逼着总统採纳。陆军部、海军部和财政部是国务院的特别突出的竞争部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意见所特具的贯串与一致，在美国官员中却无法建立起来。 英国战时行政井然有序的第三条主要理由，是因为有文官制度和那种凡受过优良教育和具有高超识见的人出来当政府官员的传统。由于这个传统，英国政府机关普遍拥有水平很高的干练人才，致使那些古老的部易于把它们的办事方法和组织机构适应于新的情况。战时成立的几个新的部，开头都是设在老的部内的附属机构。当它们从老的部里分出去时，许多出于战略需要而安插在部内的常任文官也跟着进了新的部。因此，官僚政治机构的新老各部之间没有出现重大的社会或心理隔阂。大批大学和企业界出身的人都涌了进来，使政府所有部门都受到影响。但他们所有人中间有一个由老一辈的文官组成的核心，在组织上和行动上确保了全面的一致。 第23页 当然，英国政府内部也有权限争执和意见分歧的情况，而且不同部门有时也执行着互相冲突的政策。这一情况的例子，可以在外交部的代表与那些在欧洲特别是在巴尔干各国负责情报和破坏工作的军事单位之间经常发生的分歧中见到。但是，这种争吵和分歧一般说来总是私下解决的，而且解决得相当快。行政上的争论公开暴露，这种情况始终远不象在美国那么常见。在美国，官方的胡言乱语有时竟成为争夺权力的武器。 关于英国行政机构的这些特性，也应该提一下它们的相反的一面。官僚政冶，就连在最有才智的人的身上也会助长保守主义和缺乏想像力的。不提别的，仅仅是单调的日常例行公事，就有可能使人心智衰退，束缚思想，习惯走老路。如果我们从战时英国政府的某些行动上，察看一下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中间这种僵硬的判断方法所造成的影响，这样也许是正当的吧。最好的例子就是战争的前一年和战争的第一年内英国动员工作做得很缓慢——大部分是由于财政部对支付能力感到关切而促成的。其他后来发生的，但更成问题的事例——例如，大大低估了俄国的军事潜力一事，又如新加坡的那次灾难性挫败——也可以用来说明事务主义的流毒。 但我们决不可以过分强调这一点。到1941年，英国的战争动员远比美国在任何时候所实现的任何事情都要激进。由于政府推行财政、人力和定量配给等政策，一种类似有控制的社会革命在战争时期发生了。把一种有能力实现这样一系列激烈行动的官僚政冶，称之为保守的或缺乏想像力，那是并不确切的。 在政治上，英国也实现了一个可供外界观瞻的异常统一的共同阵线。国内不存在有重大的公开反对政府的党派，尽管对实际工作的批评却往往很尖锐。这种政治上的团结的一些表面理由(如1940年5月以后组成的联合政府，以及使公众领袖受到适当遏制的严明的党纪)只是部分地说明了这种现象。在这后面存在着英国固有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虽然外表看来存在着阶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但本身却极为严密。 反对党并没有象奇蹟般地消失。但是反对党并不象和平时期在政党政治下常见的那样表现在公开辩论和责难上，而是表现在一小批政领袖和内阁阁员的私下讨论中。议会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政党巨头私下讨论的响板和回声的作用。报纸也起着同样的作用，不过程度较轻。 姑不论白报纸的缺乏，半自觉的战时新闻检查通过制止发表新闻，就已经消极地限制了英国传统的新闻自由。但是英国政府同报界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却没有体现在正式的法律或规定中。这种关系是很“非正式的”和“没有明文规定的”。是政府代表同报界代表之间的一种合作，根据这种合作，微妙的问题多少按照官方的意见予以处理，这种把报刊变为政府半官方喉舌的措施并不是全面的，报纸还是自由的，必要时还会找出理由去反抗政府的意愿。但英国报纸的态度，特别是对国际问题的态度，如果确实没有受到约束的话，一般说来是受到官方政策暗中指示的影响的。 政府同报界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看作不过是英国人在进行战争的各个方面所能取得的全面协调中的一个特殊的例子。报纸越能响应官方的意见，政府在同朋友和敌人的关系上就越能享有一种较为自由的活动余地。但是这种控制不是强制性的控制：只有在政府能够用内部情报和正确论据说服新闻记者的情况下，新闻记者才会遵照政府的愿望行事。因此，政府的活动自由远不象苏联那样广泛。在苏联，政策的任何变动肯定会受到报界的欢迎和辩护。说得恰当一些，英国记者同议员一起，是一般公众享有特权的代表，政府有时在实际方面，有时在法律方面，都不得不设法取得他们的贊同。 在现代政治中，个人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然而，正如罗斯福控制着美国政府并给予美国政府一种特殊的性质那样，邱吉尔从1940年5月成为首相的时候起到1945年7月他卸任的时候止，也对整个英国政府的领导起了深远的影响。 邱吉尔作为联合内阁的首相和国防大臣，法律上对他所处的地位的限制，比罗斯福受到的限制为大。根据美国宪法，总统对许多决定单独负责，而同样的决定在英国就得由全体内阁成员共同来作出。在罗斯福同邱吉尔的定期会议中，一个经常出现的特点就是，常常需要把会谈中的建议提交伦敦的内阁审查。诚然，邱吉尔通常能够说服内阁同意他所提出的建议，但内阁始终还是可以要求对那些提议表示拒绝或修改的。 因此，从内阁政治制度来看，邱吉尔个人对英国政府所有部门的控制，不可能达到罗斯福控制美国政府的那种程度。每一位大臣都有他自己特定的活动范围，而邱吉尔所选定的活动范围就是军事，他作为国防大臣，同海、陆、空三军的计划和主管人员经常保持着密切接触。我们只要粗略地检阅一下他亲手写的大量备忘录，就能为他的非常广泛的活动范围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了。 邱吉尔认为他本人完全有资格领导英国军事领袖拟订作战计划。他也积极地经常地同三军参谋长合作。但是，尽管邱吉尔不断地提出质问和下达命令去折磨他的军事助手们，尽管他感到可以通过军事部门传达下去，纠正他认为不得当的任何细小事项，但他是通过惯例和法律所明白规定的渠道去进行他的多种多样的活动的，这一点仍然是事实。他并没有象罗斯福经常所做的那样，越过各部大臣或者置正式的行政渠道于不顾。 第24页 总的说来，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美、俄、英三国政府的主要轮廓，那末，似乎很难否认，英国的官僚政治，在美国官僚政治的杂乱无章和俄国官僚政冶的前后紧密衔接、步调一致之间恰好是个中不熘儿。英国政府的中心目标和政策得到一种几乎是普遍贊同的支持。因而它只消象徵性地使用暴力或强制的手段，便能够作出可以称之为“人的管理”的那种奇蹟来。人口、财产、产品和价格全遭到空前未有的变动、控制和调节。一种接近于警察制度的极权主义政权，在没有割断把人民同政府联繫在一起的那条自愿贊同的线索的情况下建立起来了。而通过自愿贊同完成了这样一次革命，这的确是英国政府战时的最大成就。在政府这方面当然需要果断与机智，但英国社会的异常团结以及英国在1940年面临的那种显而易见的致命危险，也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第三节 展望俄国 (一)谜一般的俄国 要展望一下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俄国的形势。就必然要遇到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首先是资料缺乏。在1952年，俄国并没有象英美最高统帅部一些成员所撰写的那种回忆录。在俄国，官方歷史必然是令人可疑的，因为它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随意重写的。俄国报纸以及史达林和其他人在战时所作的官方声明，也同样值得怀疑。当然，俄国政府所採取的宣传方针本身，有时也可能是饶有趣味的，而它的宣传方针的改变就会反映出克里姆林宫内部人士的计划和意图的改变，这一点也是确实的。但人们不得不盲目地去猜测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或歪曲的，再不然，更慎重一点，干脆把问题搁起来不作定论。 就盟国之间的关系而言，根据英美方面的各种记载，可以约略知道史达林与西方国家谈判时的举止态度。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史达林所说的和所做的，究竟有多少是坦率地表达了他内心的思想和愿望？有多少是他为了打动外国客人而故意披上的伪装？史达林简直不能被描绘成一个可信任的人，如果认为他在某个时候并没有故意哄骗他的来访者，那就未免过于轻率了。 的确，史达林似乎可能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显露出来的面目到底哪一面是“真的”，哪一面是“假的”。这种在两个角色之间踌躇不决的情况，在政冶家当中是很常见的，他们往往採用一种最适于吸引或打动当时听众的伪装。但在连续扮演两个角色之间，其矛盾程度则有变化，即有些政冶家比其他的人更接近于前后一致。但史达林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作为俄国统治者——且不提他可能扮演过的其他角色——是大不相同的，而且常常是互相矛盾的。要决定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那就会把个人与政治心理状态的神秘过于简单化了。在这些领域里，逻辑上的统一律既不适用也不应该用作为一项准则。 当我们致力于叙述俄国民众的态度时，也发生了类似的、同样不可克服的困难。俄国人自己只能利用官方的表达渠道，这些渠道是经过设计而且受到指导和控制的。普通人同外国人的接触都遭到警察有系统、有效的阻止。因此，外国记者的新闻报导价值是有限的，而且由于战时从俄国发出的电讯受到极其严厉的、有时好象毫无道理的新闻检查，所以价值更为有限。 当战时盟国之间的紧张和敌对情绪变得尖锐的时候，任何一个人要动笔写作就会遇到另一种困难。人们几乎不能不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战时的歷史，探索1946年或1947年以后普遍存在的紧张局势的迹象，并忘掉或低估战争年代盟国之间“要什么给什么”的关系。但是在1941年和1942年，德国的失败还未成为定局，在1943年和1944年，大联盟的解体也还看不出是不可避免的，而在1945年和1946年，把世界划分为共产主义地区和非共产主义地区的分界线也还没有明确地划出。面临这些以及无数较小的捉摸不定的事实，盟国政府不得不尽力而为。如果设想在1952年为大家所知道的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认为这种结果是由盟国的一位领导人或一国政府“那样安排好的”，那肯定是大谬不然的。 概括地说，对于苏联政府的政策可以採取两种对立的看法。一方面，他们的行动可以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应用，不论这种应用多么歪曲了原意。在国际事务中，这意味着，第一是保护社会主义祖国，第二是在全世界煽起无产阶级革命。根据对俄国政策的动机作出的这种解释，苏联与非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唯一可能的关系就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这种敌对关系有时是隐蔽的，有时则是公开的。一时的形势可能需要同其他国家结成联盟或进行表面的合作，但是这样的结盟是暂时的，是一种假象，而不是真相。 这可以称之为阴谋论：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正阴谋包围并推翻这个苏维埃国家，而反共产主义则看到一种威胁要发动世界革命的巧妙地伪装起来的红色阴谋。缩短成这样夸张的语言，这种理论当然过于简单化了。不过人们越是倾向于简单地生动地并用阴谋与反阴谋这种概念去看事物，这样一种理论就越可能呈现出相当大的真实性。在人类事务中，人们经常设想出他们最恐惧或最希望的事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象他们的情感是以事实为根据的。由于他们自己的行为(以及别人的相反的行为)，他们相信的事物，不久就变得至少有几分是真实的了。所以，我们不能不加思索就摒弃俄国所提出的阴谋论，也不能轻易就否认类似这种理论对俄国及俄国以外的官方决定已经起了作用，而且继续在起作用。 第25页 对俄国政府行动所作的第二种总的解释，则摒弃意识形态和阴谋论，认为它们是口头虚构，旨在哄骗天真无知的人们。相反，现实政治，即追求权力，以及安全地享有权力，这些都可以提出来作为对苏联迂迴曲折的政策一种充分的解释。根据这种看法，苏联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和通常存在于民族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别。俄国的统治阶级或集团愈觉得自己的政权不巩固，他们就愈变得不安，于是通过自我约束(即通过党)，并辅之以宣传和警察，以争取获得国内的安全。与此同时，统治者则通过联盟、领土扩张以及军备来追求国外的安全。 根据这种看法，苏维埃政权的特点是来自困扰着统治集团的那种持续不断的不安全感。强烈的不安全感导致史达林和他的顾问们对国内政冶及国际事务的政策作出剧烈而突然的改变。比较稳定的政权，如美国或英国存在的那种政权，对内对外都已在较长的时期内稳定下来，不致被迫在政策方面作出比较激烈的改变。但是，尽管有这种差别，我们仍然可以争辩讲，实质上到处都是同一个动机在起作用：民族的利己主义以及统治阶级或集团(如目前所理解的那样)的利己主义支配着一切掌握权力的团体；政府领导人所唱的高调和道德或政冶原则，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手法——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是不知不觉地使用的——凭着这种手法更容易使群众服从。 尽管在极端的形式下，这种理论事实上显然也过于简化，但是认为这种理论不屑一顾，那也是错误的。政府毕竟要尽力去维护自己的权力，而且只要有机会更要增强这种权力。同时当道德原则同那些看来是自身利益的事情发生牴触时，原则很少能占优势。 每一个政府的政策，在宣布的原则与自身的利益之间，在意识形态与权宜手段之间，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实际上都显得含煳不清。有见识的人在设法说明官方的政策时，总是将两者都考虑在内。实际上，要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或者要精确地估计，在作出任何特殊决定时所涉及的力的指向和大小，那是不可能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特点是，意识形态与权宜手段之间所发生的剧烈的相互作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使人易醉的酒，能够赢得许多人情感上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俄国的地理位置，以及俄国社会和技术发展的水平，则使它容易受到攻击。在一个划分为实际的或潜在的敌对民族国家的世界上，这样一个比较软弱的社会要存在下去，就需要有敏捷的步法和出于权宜之计的小心谋算才成。但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越强，就越难制定出与俄国国家安全的要求妥协的办法。 对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内心安宁和他们的实际效力来说，幸运的是这种冲突通过一种并不费事的合理处理，往往就可以消除。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心，毕竟是对一个未来的美好社会的幻想，但是这种幻想并不意味着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因此，一再肯定一个没有国家的、平等、自由、和平的社会这一最终的理想，而同时又在社会主义自卫的名义下，实际上扩大国家的权力，在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划分严格的差别，利用暴虐的警察去制止危险的行为和思想，并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军队，这完全是可能的。经过列宁和史达林重新拟订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把这样一种解决原则与权宜手段之间的矛盾的办法奉为神圣，策略与最终目的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是为形势所迫，那末，任何策略都可以认为是正当的。 原则与权宜手段之间一系列的妥协，经过一段为时数年或数十年的时期的作用以后，结果当然会使理想变成徒有其名的东西，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嘴上说说的东西。但原来感染着白热化革命热情的理想失去对日常行动的支配力量是需要时间的，而这样一种对理想的完全背叛，在俄国似乎还不可能说已经发生了。同时，在克里姆林宫的领导集团里大概存在着原则与权宜之计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可能还很尖锐的紧张状态。 体现俄国政策对立两极的那两个机构是，布尔什维克党和红军。党的存在的全部目的和它掌握权力的正当理由，就在于它完成革命的能力；年轻的共产党员都宗教式地从伟大的革命英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史达林——的经文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神圣理论。红军则首先是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保卫者。它直接继承了沙皇时代军队的传统，红军军官始终没有完全受到共产党的支配。如果把1941年至1950年间俄国国内的发展看成是一种介于军队的统治与党的统治之间的摇摆，这是可能的。而且也许还颇能说明问题。当然，党和军队之间并没有公开发生冲突，但军队和党的领袖在群众中所据的显要地位，却有了引人注目的改变，而且在宣传方面，也有同样的改变，从战时的爱国主义，恢復到战后年代中宣传布尔什维主义。 共产主义原则同俄国国家利益之间的不调和，并没有越出俄国歷史中业已持续了多年的一种更为广泛的紧张状态的范围。俄国对西欧国家的态度至少从伊凡大帝的时代起，就是吸引与排斥，模仿与拒绝，羡慕与厌恶的一种稀奇的大混合。史达林政府并没有避免这种由来已久的两类互相冲突的情感。布尔什维主义本身，至少就起源来讲，原是一种西方的信条。美国的效率作为一种理想早已向苏联工人和企业管理人员推荐了，1936 年的宪法大部分是仿照西方的典范而拟定的。另一方面，对西方的排斥则採取了新的形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一切邪恶都归诸欧美社会，而始终坚持、有时甚至可笑地坚持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人们认为俄国人进行外交谈判时的那种僵硬死板的作风，就是由于他们竭力压制面对资本帝国主义以及较为开明的西方国家所感到的根深蒂固的不快的结果，这种看法似乎是有理由的。 第26页 俄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差别之大，足以使某些观察家相信，有两种互相关联而又各自分开的文明彼此对立着。无论如何，差距是如此之大，哪怕要取得谅解也是困难的。苏联警察和新闻检查对俄国人与国外人之间的正常接触所加上的人为的封锁，再加上政府对重大政策问题的决定一贯的严格保密，使困难更加增大了。但是尽管结果势必不尽确实。约略地展望一下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后俄国的形势，似乎仍然是适当的。 (二)展望东方 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俄国最东部的边境曾经是日俄两国军队不断发生边境事件的地点，这些事件有时候几乎达到了大规模战斗的地步。但到了1941年春季，日本的帝国野心已经转向西南太平洋的岛屿及沿海地方，而俄国则日益关心德国人渗入巴尔干半岛。结果，两国政府都准备达成协议。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中立条约，正式建立了这种新关系。 尽管日俄利益的真正分歧继续存在，但是1941年的中立条约，在1945年4月以前一直是两国关系的正式基础。利益的主要分歧有二：在中国，俄国继续支持中国抗日；在欧洲，在那年年底之前俄国人正在同日本的敌人英国和美国联合作战。 在中国，俄国的政策，由于存在着一个强大而活跃的中国共产党而更形复杂了。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在华北接近俄国边境的一片变动不定的地区内行使着政府的控制权。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早已存在着猜疑，不时爆发成敌对的行动，但是俄国人却渴望防止这种内讧干扰中国的抗日，因为如果日本巩固了它对中国的控制，日本军队使可以抽调出去在西伯利亚採取冒险行动。因此，按照共产党的全球政策，中国共产党至少在名义上仍旧遵守着与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苏联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事实上还同国民党政权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和通商协定。根据鼓励中国抗日的政策，苏联在对德战争爆发以前运送了大量军需品给蒋介石。1941年6月以后，俄国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多余的军需品可以供给中国了。关系冷淡下来，国民党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重新发生了冲突。虽然如此，俄国人却并未撤消对蒋介石的正式支持。 美国官方低估了日-俄中立条约的重要性，私底下把它解释为史达林面对着希特勒的威胁而想去巩固他的东翼的一种努力。只要日本继续同英美保持和平，这项条约便不会使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特殊的问题。但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事情就变得相当为难了。俄国、英国和美国是否能够在欧洲是盟国而在太平洋则是陌路人呢？再不然，俄国继续对日保持中立，会不会导致美国人，也许甚至英国人停止交付军需品或拒绝合作呢？另一方面，这个条约到底有没有价值？日本人是否会无视这个条约，决定进攻西伯利亚以帮助德国人呢？或许，最为紧急的问题是：美国的兵力是否会从欧洲战争中转移到远东来打一场单独的战争呢？ 在这些问题的答案变得比较清楚之前，俄国人採取谨慎的步骤，并设法避免同美国人或日本人发生对抗，这原是应该的。俄国的报纸和官方声明都充分反映出需要保持这种慎重的态度。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胜利的消息，最初都不加评论地予以发表。美国和日本政府的公报都获得同等显着的地位。 然而在一星期内，局势就澄清了。德国和义大利都对美国宣战(1941年12月11日)，这使俄国人确信欧洲的战争不会与美国人无关，而且在日本作战的规模显露出来后，对西伯利亚的忧虑可以消除了。同时，美国的舆论对俄国没有向日本宣战也显出了急躁不安的迹象。因此，莫斯科和华盛顿两方面都採取了步骤来说明并解释俄国的立场。 1941年12月12日，德国对美国宣战的第二天，《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太平洋战争的社论。这篇社论的调子是反日的，主题是肯定日本最后的失败，尽管日本利用偷袭开头占了些便宜。这篇文章的清楚的含意是，打败日本无需苏联的援助。下一天，新到任的俄国驻美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向美国新闻界发表声明说：“我们因为把自己看作你们伟大国家的盟友而感到骄傲和幸福。我深信，关于这三个盟国[苏联、美国和英国]中哪一国应该把最大的精力集中于哪一战区的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了或即将取得完全的谅解，而且在这问题上三国将为共同事业的利益所支配。”就在1941年12月中旬的这些日子里，派驻俄国的新闻记者也寄回给英美报纸一系列报导，说明并认为俄国集中力量只打希特勒的这一决定是正当的。由于这些行动的结果，当然还结合英美政府所採取的官方政策和新闻的趋向(俄国在东线的胜利，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胜利)，英美公众要求俄国参加对日战争的压力减少了，甚至消失了。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出一星期，俄国的任务就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为它的英美盟友所接受了。至于日本人，他们正忙于应付别处的事务，只能注意到俄国对他们国家的虽不友好而在礼节上却无懈可击的态度。 我们可以说，俄国人在远东竟然能够享有两个世界中最为有利的地位。同日本签订的条约，至少在纸面上保卫了西伯利亚，而日本军队捲入同英美作战并拖在中国境内，事实上保卫了西伯利亚。然而同时，史达林却能够同中国人——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相当友好，并且说服了美国人和英国人，俄国加入对日战争是不切实际的。这是出色的成就，而且对于战争的总的进程具有无法估计的重要性。俄国东方政策的成功，揭露出轴心国家缺乏任何真正的团结一致。如果德国与日本真诚合作，日本对西伯利亚俄国的防线发动的一次进攻，可能就会打垮俄国的最后抵抗。 第27页 (三)展望西方 在第一个冬季战役的冷酷的日子里。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命运都十分危急，苏联政权的整个前途也岌岌可危，远东在俄国人眼里只能算作一个小问题。真正关系重大的问题是同德国的战斗。俄国本身的军事力量同德国军事力量的比较，显然是事态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俄国的统治者一定也依靠其他两个——而且多少是相互冲突的——因素。德国后方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是一个真正的马立思主义者决不会忘却的。另一方面，英美提供援助的可能性，也不能逃过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注意。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前，导致西方盟国与俄国人合作的那些主要步骤已经在上文叙述过了。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俄国对战争、对希特勒后方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以及对英国和美国的态度。 尽管英美两国政府都向史达林发出警告，说德国即将发动进攻，但是当希特勒的军队于1941年6月22日展开进攻时，苏联政府给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一点似乎是毫无疑问的。史达林正远离莫斯科在度假，红军也没有全面动员，而且苏联政府藉以指导国内政策的经济计划是以假定1941年战争不会妨碍工业的发展为基础的。史达林对希特勒意图的估计所犯的重大错误，只可以归因于他以极不信任的态度看待西方国家的警告，以及他自己的情报系统有着严重的缺陷。 在同德国作战的最后一段时期里，事态的发展使俄国舆论界感到惊慌失措，这似乎是有充分理由可以设想到的。宣传使大多数俄国人都相信红军是世界上最最强大的，因此史达林觉得有必要相当详细地来说明红军为什么遭到这样的挫败。另一方面，1941 年春季巴尔干战线崩溃以后，俄国政府所作出的讨好并安抚希特勒的颇为屈辱的努力，以及莫洛托夫想同纳粹谈判到底的尝试，都暗示俄国政府的内部圈子里早已认识到，甚至夸大了红军的相对的软弱。 重大的问题必然是士气问题。1936-1938年的清党有很多军官被捕，有些被处死，在这次清党以后，没有人能完全确定，在史达林政权的领导下红军和一般人民对战争会作出什么反应。看来完全有可能的是，史达林也意识到他的人民的忠诚是有问题的，而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红军的大规模投降就使问题变得十分明显了。 当德国进军事件展开，俄国肥沃而富饶的地区遭到侵略军蹂躏时，史达林和他的顾问们对红军能否抵挡得住它所遭到的打击，可能有时已经感到怀疑了。在1941年中，军需生产一直在下降。到1941年11月，工业总产量比五个月以前的6月份产量少了一半以上。来自英美的供应当然远远不能弥补这样的损失，但是，除非工业生产能够恢復，否则红军长期抗战的力量就要面临装备缺乏的危险。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势下”，史达林对邱吉尔预言说，“苏联不是遭受失败，就是将被削弱到在一个长时期内没有力量对盟国提供帮助的地步”。 但是这种阴暗的前景可能是夸大了，目的是想激起英国人採取行动。对于其他的听众，史达林则发表了完全不同的意见。例如，在写出以上所引的词句一个月之前，史达林向哈里·霍普金斯表示，他相信德军士气低沉，已临涣散的地步。两个月后，当俄国军队遭到了更大的灾准时，史达林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日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说： 德国全国都飢饿贫困。在四个半月的战争中，德国损失了四百五十万名士兵。德国已经筋疲力尽：它的人力就要耗竭了。一种起义的精神不仅在德国侵略军奴役下的欧洲各民族中，就连在德国人中也蔓延开来，因为他们看不到战争的结局。 德国侵略军正在用尽他们最后的力量。毫无疑问，德国无法长时期保持这样的努力。再过几个月，再过半年或者一年——希特勒德国一定会在自己罪行的沉重压力下崩溃。 如果我们可以怀疑那份给邱吉尔的报告是夸大了的悲观主义，那末，这篇演讲显然夸大了史达林当时可能具有的不论何种乐现主义的原因。 史达林自己真正相信的是什么呢？凭着这种矛盾的证据，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可能他太忙于处理俄国日常的作战工作，不能抽出许多时间去推测未来事态的发展。但是史达林发表的讲话里有一篇倒有一点诚实的味道。1945 年，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红军司令员的一次宴会上，当他举杯为俄国人民祝福时，他用下面这些话提到了战争的最初几个月： 我们的政府犯了不少错误，在1941-1942年我们有时感到形势十分危急，当时我们的军队不断地撤退并放弃我们村庄和城市……因为当时别无他法。换上一个别的民族就会对政府说：“你们不符合我们的希望。下台吧。我们将任命一个新政府，同德国人讲和，保证我们过一个平静的生活。”但是俄罗斯民族并没有採取这条途径，因为他们相信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且不惜牺牲以保证德国的溃败。俄罗斯民族对苏联政府的这种信心，表明是保证对人类的敌人——对法西斯主义——取得歷史性胜利的决定力量。 是酒后吐真言吗？也许是。他在级别很高的场所这样一反常态地承认错误，以及他强调士气的至关重要，听起来都是真实的、坦率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前后经过，几乎可以肯定史达林一定不止一次看到溃败迫在眼前，而几乎凭着他独自一个的意志力，把它压制了下去。 第28页 的确，史达林个人的行为是保持住俄国士气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甚至当形势看来极端绝望的时候，他也始终没有公开作出任何退缩的暗示。1941 年，当外国外交官员和苏联政府的某些部门撤离莫斯科时，史达林仍然留在克里姆林宫，甚至在为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而照例举行的一次检阅上还公开露面，这一事实对俄国人民说来，象徵着他的刚强不屈和人民自身的坚韧不拔。 史达林在对局势作出估计时，一个重要的因素必然是他估计德国后方很有可能爆发一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本会要求俄国人把他们战时的宣传完全放在革命的基础上。史达林并没有这么做，不过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全世界的工人发出号召。在盟国境内，这种宣传表现为鼓动开闢第二战场和生产更多的军需品。在德国占领区，则採取了“人民阵线”的形式，而其纲领则是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简言之，就是撵走德国人，建立起一个美好的世界。至于德国本身，在俄-德战争的第一年里，史达林在演说中一再努力把希特勒政府同德国人民区别开来，莫斯科电台也遵循着同样的路线。 但德国并没有发生革命，而抵抗运动也只获得了有限的成功。在战争的较后阶段，史达林往往不再把德国人民同政府区别开来，相反，他谴责全体“法西斯野兽”。1941年，史达林也许认为德国可能会发生革命，但是，当1941年12月德军在莫斯科城下开始遭到失败，随后出现德军最初的几次后撤，却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时，史达林似乎抛弃了他早先认为的可以使德国人民离开希特勒的任何信心。既要一心一意去同德国人作战，同时又把他们看作潜在的无产阶级弟兄，这无疑是难以办到的。 根据手边的一点点证据，我们也许可以推测，俄国最高统帅部在战争的头六个月中一连经歷了三种心情：从开始的大吃一惊，晕头转向，到近于恐慌的状态，然后在1941 年 11月左右俄军在莫斯科地区反攻开始实现时，又变得过分乐观。当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出现，红军经受住了最初进攻的冲击，并且证明虽然在德国人面前撤退，但是还能保持军纪时，人们相信，德国人面临在俄国的冰天雪地里长期作战而西面又有一个敌对的英国的前景，将畏缩不前，这种想法就变得是可能的了。纳粹早期的进军，毕竟都是短暂的，而且避免两面作战早已就是德国军事和政冶思想的主要原则。还有，在希持勒这一次没有能轻易取胜之后，德国工人是否还会对他表示忠诚呢？德国工业又怎么能无限期地为一场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战争提供军需品呢？象史达林在1941-1942年冬季不止一次公开叫喊的那样，早日结束战争的希望，就是以这些理由为根据的。 然而，虽然史达林和他的顾问们可能在情绪方面受到剧烈的挫折，他们却始终能作出不屈不挠的努力把整座整座工厂迁移到东方，以保全并重建战时的工业，而同时需要无情地动员一切人力和生产的资源把红军建设起来的工作，始终没有放松。希望和忧惧的纷纭交错，并没有使有力的行动因之瘫痪。 共产主义的学说早已预见到苏联有一天会遭到外来的攻击。自从新大林最初巩固了对党政机构的控制后，史达林政府的全部政策主要在于使俄国对这样一次攻击有所准备，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但共产主义的学说没有认真考虑过在战时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国家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史达林常常强调两种竞争的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俄国和资本主义西方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敌对。根据这种看法，在一场进攻苏联的战争中，英美两国也是法西斯德国的天然的同盟者，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有着本质上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1941年，在对德战争来到“社会主义祖国”的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概料想英美会站在这场新战争的外面，利用适当的干涉力求使德俄的兵力互相保持平衡，这样它们便会互相消耗兵力，而使英美两国得以规定一项新的和平解决办法。事实上，渔翁得利的第三者的角色，恰恰是史达林在1939年竭力想使俄国扮演的角色。而邱吉尔在俄国人受到袭击后立即把他们当作盟友来欢迎的那种急躁举动，很可能使史达林大吃一惊。宣传的突然转变——从勐烈责骂英国延长战争改为把它当作盟友来欢迎——即使得到训练有素的俄国新闻界的协助，无疑也是很困难的。史达林也许觉得使这种转变进行得慢点就会容易点，一面还是先等着看看英国的支援究竟会有多大价值，这样做才是明智的。空洞的语言不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毕生所受的全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教导，使他无法认为英美资本主义者能够真诚地对苏维埃国家提供援助。英美同布尔什维克俄国之间的纷乱的关系史，使双方都没有互相信任的基础。 但是从实际的观点看，史达林在1941年的目的必然是防止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成为事实。西方以军需品的形式，尤具是以打击德国的第二战场的形式提供的援助，都是俄国人非常需要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无疑不会阻止史达林接受可以得到的全部援助并要求更多的援助。这就要求苏联官方对于战争的性质和英美社会的特性的解释作出巨大的修改。不作出这种脱离传统的共产主义观点的改变，同西方盟国的关系就很难使苏联人民认为是正当的，英美同俄国的合作，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也会是接近于不可能的。 第29页 史达林的演说为苏联新的宣传方针提供了最易为人理解的、也是最权威性的指导。在1941年7月3日发表的第一篇战时演说中，史达林宣布这次战争是“保卫我们国家的民族战争”，并继续说： 在这次解放战争中，我们将不是孤立的。在这次伟大的战争中，我们将在欧洲和美洲的各国人民中，包括被希特勒暴君奴役的德国人民在内，获得忠实的同盟者。 我们为我们国家自由的战争，将同欧美各国人民为他们的独立、民主权利……的战斗融合在一起。…… 在这方面，英国首相邱吉尔关于援助苏联的歷史性讲话和美国政府表示愿意援助我们国家的声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有代表性的，这篇讲话和这项声明只能在苏联人民的心里唤起一种感激之情。 由此看来，这次战争是为民族独立、自由和民主而战的，不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或者在全世界发动革命。在以后的几年里，这始终是苏联战时宣传的基石。直到1944年，“民主”这个词模煳不清的含义才变得明显起来了。 史达林于1941年11月6日发表的第二篇战时演说，更明晰地否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他说德国人认为他们能够用共产主义革命的幽灵去恐吓英美的统治阶级，这样就可以说服他们协力来反对苏联。“可是德国人的估计犯了严重的错误。尽管有赫斯的努力，英美不仅没有参加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向苏联的进军；相反，它们同苏联站在同一个阵营里反抗希特勒德国。” 在演说的较后部分，他用一种乍看起来似乎很不必要的方式辩论说，德国人既不是国家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象他们自称的那样。他继续说： 为了掩盖他们的反动、下流的本质，希特勒匪徒污衊英-美国内的政权为富豪政权。但是英国和美国有一些基本的民主权利，有工人和雇员的工会，有工人的政党，有议会，而希特勒的政权，则把德国的所有这些机构完全废除了。 史达林在演说的这一部分中答覆了德国宣传机构向全世界发出的假革命或半革命的号召。他否认社会主义与富豪政治对立的说法，尽管这种说法以前好多年一直是苏联宣传中的特点，而且戈培尔还曾借用这种宣传去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史达林把这次战争说成是反动派(“实际上，希特勒政权是俄国沙皇时代反动政权的翻版”)与民主政治之间的斗争，他承认西方国家也在自己这一边，认为它们至少具有基本的民主权利。列宁时代在布尔什维克的圈子内曾经把爱国主义看作资产阶级的迷信，可是现在爱国主义则受到了赞扬。史达林甚至把沙皇政权下的爱国英雄拿过来，正式加以美化。这些人从俄国统治阶级的走狗忽然一下变成了适合于鼓舞红军士兵们的人物了。 一场为这样一些目的而战的战争，不会挫伤英美的感情。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从一开始就为俄国统治者所注意。他们希望这些新盟国同意让他们併吞边境上的那些地方——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东部、比萨拉比亚。这些地方是住1939-1940年作为同希特勒联盟的副产品而获得的。但是这个问题不可能很轻易地就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史达林并不准备放弃他的要求，但是他极为审慎地不公开提出这项要求来。事实上，他在演说中採取了一种稍为不同的策略。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苏联于1941年9月正式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这种姿态是可以用来消除西方公众的不安情绪的。当纳粹正深入俄国领土，而且就最近的将来而言，整个问题也还只是纸上空谈的时候，史达林满足于私底下提出他的要求，而并不施加压力。 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直率的一个问题：史达林和他的顾问们相信这场战争是为他在演说中所说明的那些目的而战的吗？答覆必然是否定的。史达林根本不相信西方的民主政治。他和他的共产党员同志们唱的所谓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的虚伪性的那种老调唱得已经太久了。不过，史达林满足于暂时坚持他所制定的认为可以用之于国内外以取得支持的最有效的宣传方针。苏联同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联盟，系出于它所处的情况的需要；如果最后资本主义者同社会主义者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不得不发生，那末，它反正会发生的。这时候，西方的援助极为重要，去作什么危害到这种援助事情，那将是愚蠢的。等局势改变时，将有充分的时间使苏联的政策按照情况可能指引的任何方向改变。 如果上文所述恰当地说明了1941年最后几个月内苏联领袖们对英美的态度，那末，还应该记住，根据理论，可以很容易就能证明这种行为是正当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利害关系的冲突，已使它们对苏联的包围破裂了。只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比较软弱的地位有所需要，那末，尽力保持这种破裂基本上讲是明智的。至于苏联是同“诚实的人”还是仅仅同目光短浅的“资本主义者”结成了盟友，这将由未来事态的发展去决定了。(四)影响盟国合作的苏联政府的特性 权力集中于史达林身上，这是苏维埃制度最为突出的特点。事实上，同任何别人进行谈判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史达林才有权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甚至级别很高的军政人员未经史达林授权，也都不愿意讲或做任何事情。结果，俄国政府低级官员同西方国家的代表在交涉中出现的那种麻痹状态，往往令人非常生气，这对于他们之间合作的顺利开展的确毫无帮助。另一方面，最高级的磋商处理起来却异常敏捷，尽管史达林所作的让步，事后常常由于下属没有把协议付诸实行而被取消了。 第30页 然而，史达林的权力确实是有限度的。有些西方观察家便认为他实际上主要是看不见的政治局的发言人，而不是一个完全可以独立行动的人。的确，最绝对的权力都会有限度，这是人类事务中所固有的。一个独裁者在某些意义上始终是他的下属的俘虏，因为他要靠下属提供情报，他的决定也要靠下属去执行或不执行。还不止此，史达林似乎採用了向他左右的人徵询意见的办法。只有在听取了各种争论及建议之后，他才作出决定。因为决定并非完全出自史达林的头脑，而是把他的顾问们发表的意见和态度也考虑在内，然后再作出选择或者加以折衷的，所以，史达林的行为可能至少部分地反映出政治局、他的将领们，或外还有其他的同僚们的影响，这种推测也许是恰当的。 但是，政治局及军队的最高统帅部都是史达林的奴隶，这也是事实。在1939年以前的那几年里，他有系统地杀掉或除去那些胆敢以某种方式反对他的领导的人。当战争临到俄国的时候，史达林个人的支配地位没有受到挑战而且也是不可挑战的。我们没有理由设想政治局的成员曾经试图通过多数票或任何这类的方法去压倒他们的领袖。不论史达林多么依靠政治局的成员提供意见，他却远远不只是政治局的发言人。 史达林有一个微妙而困难得多的问题，就是他和红军领袖们的关系。布尔什维克党人受过法国革命歷史的教育，始终知道在革命以后有出现波拿巴主义的危险，如果不预先加以防范，那末，伟大的卫国战争似乎会向一个野心的将领提供模仿拿破崙的机会。斯大体和党内的同志们的确採取了预防的措施，结果竟然十分成功。战争爆发后不久，作战的最高指挥权便交到了一个新机构，国防委员会的手里。史达林担任委员会主席，其他成员都是政治局委员。但是这个办法似乎不足以保证党和史达林防止一场军事政变的危险。1942年年初，史达林亲自接过了日常指挥作战的工作，同时把军区划分为相当小的军，每一个军都直接隶属于史达林。採用这种编制办法很明白地是为了防止某一将领上升到权力与威望足以危及史达林独裁的地位。 但是，相当小的独立的军，就意味着要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行动是困难的。邻近的各司令员之间个人的竞争以及通过莫斯科进行联络的不便，妨碍了军事效率。因此，快到1942年年底，这个制度又作了更改。较大的军区重行建立起来——即所谓“战线”。史达林依靠他亲自同将领们的日常接触而使他们安守本分。 这样发展起来的制度，在随后的战争年代里一直效果很好。史达林同各战地主要司令员之间几乎每天都通过电话进行联络，这使他们觉得史达林的确是他们中的一员，是发布命令并给予帮助的最高权威。只要史达林本人积极行使司令权，他就不会轻易地成为军事政变的目标，因为军方同最高民政当局之间不可能发展起一种心理上分离与对抗的意识。史达林于1943年3月接受苏联元帅的军衔，象徵了并且帮助巩固了他异常急切地想保持的军方与民政领导之间心理上的这种团结一致。 史达林作为红军总司令的任务，只是他战时职务的一部分。在战争爆发前几星期，他就任了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的职位，即苏联政府总理的职位。另外。他又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因此，所有的权力这时候终于公开地完全集中到了他的手里，政府、军队和党都直接隶属于他。史达林的权力在三十年代中是半遮半掩的，现在通过职务关系已公开获得承认并受到了尊重。 苏联的出版物、示威行动、公开演讲、无线电广播等给予史达林的奉承——几乎可以说是崇拜——在他的权力中是另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奉承很奇怪地跟史达林的缺乏戏剧性作风或口才是一致的。他这种类型并不是西方的那种煽动群众的人，而是农民所想像的高不可攀的父亲般的沙皇。史达林神话同沙皇神话之间相似的地方，部分是由于有意识的目的而造成的，但是这种崇拜表面上的成功和令人作呕的过度，只是由于俄国人民特别易于接受才出现的。 史达林的个性是西方人士感到很难理解的。他有时温和、斯文，有时又故意粗鲁，而且经常十分多疑。也许，他也真正感到迷惑，这些西方人士的举止为什么不象资本主义政权的代表应有的那样——史达林神话面对着史达林这个真人，使西方人士感到很不容易应付。他个人的能力和勤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内心深处想些什么，他真正感到的和想到的又是什么，却始终只能加以猜测。作为一个迷一般的民族的迷一般的领导人，史达林很恰当地象徵着俄国和西方战时合作下面的那种含煳不清的情况。 俄国官僚政治(或者说是各个官僚政治，因为党、政府和军队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各自构成一类官僚政治)的传统，在一种意义上抬高了史达林的权力，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又限制了它。各类官僚政治中，每一类都独具一种严格的独裁主义：命令就是命令，对不服从命令的惩罚可能是很严厉的。一道连续不断的控制权从最低级的公务员直达俄国政府、党和军队的最高一级：这就给了史达林如此巨大的权力。 但是正象史达林依赖他个人周围的顾问和同僚们帮助他作出决定并提供便于他作出决定的情报那样，这个苏联独裁者也是在他指挥下行使权力的行政机构的俘虏。这些机构是不灵活的、血腥的、牺牲人民的设施，对地方情况不能很好地适应。俄国行政机构的这种笨拙不便是由于它的内部结构和传统所造成的。当办事没有成效或没有显示出热情就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流放或监禁时，各级属员便不得不尽力胜过他们的上级，过火地去完成派给他们的任务，不顾别人的反对，疯狂地尽力使他们的顶头上司获得良好的印象。但是下属的这种服从必然往往不能体现出最高领导人原来的意图。完全丧失了个人主动性的人们，不能够使自己的行动适应于当地的情况，或预先没有见到的新情况，直到由于愚蠢的、疯狂的努力去完成无法施行的命令而造成了也许是严重的损失为止。我们的确有理由可以假定，史达林并没有经常预见到，也不是经常贊同他的工作人员在国内外的某些行为，但是除非在很严重的情况下，他几乎无法公开否认他们的行为，他也不能防止偶然造成严重损失的那种过火地去完成任务的举动再次出现。 第31页 害怕和拍马无疑是强有力的动机，但是它们在行政工作上并不有助于增加智慧和灵活性。特别是，下属很可能把没能完成任务的情况故意隐瞒起来不让上司知道。这样使会使上司对事实真相有所误解。视察人员和新闻工作者对这种行为起制止作用，但他们也可能受到腐蚀，需要有视察人员的视察人员，这样漫无止境地延伸下去。 这些弊病是任何官僚政治组织或多或少必然会有的。但在沙皇政体下和在布尔什维主义下的俄国，官僚政治特别容易发生这些弊病，这是因为有下列原因。假如个别官员在私生活中有机会到另外地方去发迹，他们有时就敢跟他们的上级顶嘴，并且总能够用反映出某种人类平等意识的精神去接近较高的权力，这种半独立性可以准许官僚阶层上上下下有效地交换意见和消息。可是在俄国，官员们始终没有可供挑选的职业，这种情况在布尔什维主义下比在革命以前更为确实。结果，一切事情都取决于获得主管当局的爱好——甚至对最愚蠢的命令也象奴隶那样服从，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后果。总的说来，由于这种情况而在官员中间产生的那种心情，建立起一个疯狂的不负责任的机构——一个不能由最高级充分加以控制的机构，因为当一项命令发布出来时，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可能出现的全部情况或预见到可能出现的全部困难。同时，如同已经说过的那样，最高级的人员有时也不能够防止他们原来的意图不被那些没有头脑、没有道德心的下属由于夸大或过火地去完成任务而有所背离。 尽管如此，无论俄国的官僚政治如何笨拙和反常，必须承认的是，它们的严格的独裁主义和冷酷的不顾人情却获得了它们的报酬。正象西方的军纪表明能够把人力组织成不然便无法获致的巨大的权力工具那样，俄国的行政机构也表明，它能够把俄国社会的全部力量组织起来去完成传统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中空前未有的各种改革。布尔什维克的成就应当与十八世纪后期法国革命人士的成就相比拟。正象法国人那时候向一个难以驾驭的欧洲所表明的，政府是人们意志和习惯的创造物而不是上帝建立的制度那样；俄国人在二十世纪似乎正在向一个难以驾驭的世界表明，经济和社会关系是人为的，能够依照周密的计划加以改变。在法国和俄国，革命人士使用暴力和流血的手段使局外人大为惊骇，但是为了应付每一个革命政权所引起的挑战，竟然有必要在原则上模仿革命的重要改革，尽管在细节上有所改变。因此，打败拿破崙的是一个国家化的、本质上多少自由化的欧洲；在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努力把它们的经济按照布尔什维克首先有意识地，考虑周详地创造出来的方式，改变成为有计划的、政府指导的政策工具。 布尔什维克所发展的经济和社会计划的主要优点是把社会的全部资源比较大规模地集中起来，这样可以用于任何希望达到的目标上。自从三十年代初期起，布尔什维克全力以赴的重大目标就是军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充分表明了这个制度新发现的军事效能。 象布尔什维克所着手的这种宏伟的社会物质工程的成功，首先需要有一批干练的、辛勤的管理人员负责管理和计划。通过共产党，俄国人能够产生出这样一批优秀分子。成功还需要人民顺从。俄国人部分通过说服、部分通过强迫，也创造出了这个先决条件。管理人员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工匠和材料的关系，结果对人生必然会冷漠无情——这种冷漠无情在俄国传统中根深蒂固，但是布尔什维克的学说使之更为加强而且在道义上受到尊敬。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变得很古怪地颠倒过来。自我任命的统治者奉行的原则是，他们比群众更知道什么是对群众有利的。这个学说从道义上批准了布尔什维克对自己人民和对邻近的各族人民推行的可怕行为——一切都是为了绝大多数人在遥遥无期的将来的更大的利益。这种道义上的态度或许可以看作布尔什维克在社会物质工程方面取得成功的第三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统治集团的勇气几乎肯定会受到挫折，而且群众的默认也更不容易争取到。 不管布尔什维克改造俄国的某些实例在西方人士看来可能多么令人厌恶，必须承认的是，他们的榜样已经间接地影响了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政府的政策。布尔什维克的榜样，通过证明在人类社会里政府控制的范围可以如何予以扩大，已经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交战国家发展起来的那种动员的方法就特别表明了这一点。 的确，布尔什维主义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它的战争学说和实践。从一开始，布尔什维主义就是一种战争的信条。布尔什维克就是在战争时期首次掌权的，他们作为在内战和对外战争中的领袖巩固了对俄国的统治。布尔什维克经常想到战争，并且致力于这种主张，认为直到世界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础以前，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绝对的，因此布尔什维克的语言中尽是战争的隐喻，这决不是偶然的。生产战线、工业化的战斗、收割小麦的战役、革命干部等等，充斥了三十年代俄国报纸的篇幅，正象莫斯科和史达林格勒的战役在 1941年和1942年那样。 的确，人们可以说，苏联政权摧毁了战争与和平的传统区别。根据正统的学说，除了会产生太平盛世的世界革命以外，国内的阶级斗争以及国与国之间的阶级斗争成为正常关系。按照这种见解看来，公开的“合法”战争仅仅是长期敌对的一种非常活跃的状态。政治变成了仅仅是国内或国与国之间阶级斗争的代名词，战争并不被看作是使用强制手段的政治的一种暂时的、非常的扩张。 第32页 在实际战争中，俄国人的最为显着的特徵就是他们乐于镇静自若地忍受巨大的损失。当我们来到一片地雷区时，”朱可夫元帅于1945年对艾森豪将军说：“我们的步兵展开进攻，就仿佛那里不是地雷区一样。我们认为，我们从地雷蒙受的损失只等于我们从机枪和火炮所会蒙受的损失，如果德国人选择用大量军队而不用地雷区防卫那个地区的话。”由于几乎所有的苏联公民都过着艰苦和困难的生活，苏联军队的吃苦耐劳、不顾死活和残忍兇勐是俄国将领们採用的政策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 在战争年代里，俄国人作战方面的特点并没有促使盟国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俄国领导人们不能很容易地就理解英美将领们遇到损失时的那种神经质。这在关于第二战场问题的辩论中变得特别突出。英国对一次登陆可能蒙受的可怕的生命损失所表示的反对，在俄国人听来是虚伪的。英国的这种态度引得俄国人把它解释为根本不愿意站在苏联方面作战的一种薄薄的伪装，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又无限地加强了俄国人的这种思想，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应该採取这样的态度，让德国同俄国去搏斗，一面保全他们自己的实力。 当我们考虑到俄国社会和政府同英国和美国的社会和政府基本上多么不同，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同西方合作多么有害，以及俄国的国家利益同它的盟国的国家利益分歧多么大——当我们考虑到所有这一切，那么奇怪的不是合作不久便失败了，而是合作竟然有可能变得象在战争后期的年代里那样有效。双方的克制和妥协——不仅在罗斯福和邱吉尔方面，而且也在史达林方面——使所取得的成就成为可能，但是大联盟的主要建筑师并不是盟国的任何领袖而是希特勒本人，当他那只支撑的手移开以后，这个联盟不久就垮掉了。 但是不管希特勒在促成这个最终给他带来灭亡的联盟方而扮演了个多么重要的角色，不少事情还是取决于盟国对他的挑战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下文将试图追述一下美国、英国和俄国作出的反应的歷史。 第二章 退却并适应全球性战争 1941年12月-1942年11 月 (上)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3 第一节 在华盛顿举行的阿卡迪亚会议 1941年12月22日-1942年1月14日 第二节 1942年的经济动员和盟国努力的一体化 (一)1942年盟国的战时经济 (二)美国经济的改组 (三)英美联合委员会 (四)租借法和互助协定 第一节 在华盛顿举行的阿卡迪亚会议 1941年12月22日-1942年1月14日 邱吉尔不要花多少时间就可以作出决定，日本在太平洋发动的进攻所造成的新形势需要由他本人和罗斯福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如何对付日本的突然袭击这个紧急的军事问题，仅仅是“协约国”面临的问题的一部分。在邱吉尔看来，最为重要的是如何组织、如何分配、如何增加盟国支配下的军事力量以确保赢得胜利的这些较为长远的问题。因此，在他给罗斯福的那份建议召开一次会议的电报中，他提到需要磋商的问题是。检讨一下“整个作战计划”和“生产与分配问题”等。罗斯福对此起先并不很热心，而对邱吉尔个人的安全则表示关切。但邱吉尔却撇开了这一层顾虑。这次会议终于在12月11日商定了，十一天以后邱吉尔以贵宾的身份第一次出现在白宫里。 外交礼仪大半都取消了。事实上，邱吉尔住在白宫里，使两国政府首脑间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中有了一种宾主之间的个人私交关系。这既象徵着英-美关系的独特性又大大地简化了办事的程序。就餐时的非正式接触，甚至象传闻很广的一次在浴室的非正式接触那样。增加了外交家称之为“交换意见”的机会。1941年8月大西洋会议以后建立起来的初交，到1942年1月阿卡迪亚会议闭幕时改成为“一种接近友谊”的感情了。 邱吉尔并不是只身去出席阿卡迪亚会议的。陪同首相前往华盛顿的有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以及许多助手、秘书和属员。这些人很快地就和美国方面对等的人员共同举行了会议，所以阿卡迪亚会议成了英美高级战略家亲密无间地交换意见的一个时机。虽然没有给会议规定严格的程序，但是通过白宫里那几天的忙乱，很明显地定下了往后的会议必须遵循的格式。 欧洲战线 1941年12月31日(阿卡迪亚会议) 太平洋战场 1941年12月31日(阿卡迪亚会议) 军事问题是这次会议所讨论的最为正式的事项。两国政府内部对于军事权限和职责早有明文规定，这就使会议的程序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成了一个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因此，英美两国的参谋长们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举行了十二次会议，他们的密切接触为着名的联合参谋委员会未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政治问题大部分是通过邱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私人商讨加以处理的。至于经济问题，由于美国没有同英国供应部明确相仿的机构，这就意味着这类问题的商讨是通过一种不很正规的方式进行的，霍普金斯或许是比弗布鲁克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主要人物，但是霍普金斯的活动并不限于经济问题，而且他也没有任何直接的权力去执行已经达成的决议。 第33页 在各个磋商的阵地上经过反覆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或出现的分歧则提交给总统和首相在他们的顾问陪同下出席的全体会议。全体与会人员通过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商讨，设法将各种特殊的计划汇总成为一个切实可行、协调一致的整体。当专门人员内部或是在一组专家同另一组专家的建议之间出现冲突时，讨论的进程就会变得缓慢、迂迴曲折，得不出结论。但是一般说来，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观点是非常融洽的。一再发生的问题不是该做什么。而是如何才能想出方法来把双方同意应做的事情付诸实行。 美国人并没有带着一套彻底准备好的建议来参加阿卡迪亚会议。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顺利的、连续不断的磋商，以前是而且继续是美国政府的特色。此外，由于战争突然造成的紧急情况，需要人们作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应付，这就使美国的高级官员没有任何时间为这次会议有系统地进行准备。而英国人却早就在行政方面作了改革，以应付战争的需要，而且邱吉尔和他的幕僚在横渡大西洋的那整整一星期中所享有的同外界半隔绝的状态，也使他们有时间为即将同美国人的会面进行准备。还应该提到另一个因素，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对英国人说来是关系重大的。如果美国人的努力和物资供应由欧洲转向太平洋，象邱吉尔担心可能发生的那样，那末英国作战的力量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不管怎样，英国就会回到1940年所处的绝境中去。美国人却没有这种焦虑的心情。因此，会议对他们说来不会显得象对英国人那么重要，为会议进行周密的准备似乎也不是十分必要的了。 结果，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罗斯福总统每一方都带着或多或少是不同的观点来出席阿卡迪亚会议。国务院的建议包括在两个文件中。一个是预备由所有同轴心国作战的国家签署的宣言。这个文件经过一些修改后，就成了《联合国家宣言》。国务院的另一个文件提议设立一个最高作战会议，由俄国、中国、英国、美国，或许还有荷兰委派代表参加。尽管赫尔为这第二项建议作了重大的努力，仍然毫无结果。 美国陆军参谋部以参谋长乔冶·c·马歇尔将军为代表，特别想从阿卡迪亚会议上取得一样东西：那就是就战场上统一指挥的原则达成一项协议。这意味着不同军种之间统一指挥的问题，也意味着在不同国家的军队并肩作战的地方各国之间统一指挥的问题。正当时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这项问题具有直接的实际重要意义的唯一地区就是东南亚，英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以及——稍远一点——中国的军队都在那里同日本人作战。但是，凡是驻有美国部队的地方，美国陆军和海军之间就存在这个问题，而且争得十分激烈，各军种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和和无聊的猜忌，使美国海军对统一指挥的原则产生了疑虑。海军将领们担心会失去他们的自决权。 关于总的战略问题，马歇尔贊成以abc-1计划的基本决定为根据。这首先意味着把美国的进攻力量集中起来对付德国。而在德国被击败以前，对日本则採取遏制性的军事行动。但是在1941年12月，要把日本遏制在一定范围内的问题却不是容易办到的，而美国参谋部对于使用美国兵力攻击德国却还没有制定一些认真的、详细的方案。 美国海军的观点在阿卡迪亚会议上没有很明确有力地表达出来，新的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j·金海军上将在这次会议开幕前两天刚接任，而使他和他的参谋们困扰的作战问题甚至比马歇尔将军所面临的问题还要令人烦恼。不过这只部分说明了海军的沉默。如同上文指出的那样，海军对统一指挥的原则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但在军事上又提不出任何有力的反对理由来，因此就勉强地同意了。在总的战略问题上，海军发现自身也处于同样尴尬的地位。对于首先集中力量攻击德国的决定可以提出一些先前的协议和令人信服的议论来。然而根据多年的传统，美国海军防御的敌人却是日本。当海军军官们奉令首先集中力量去攻击一个只能在陆地上击败的敌人，而对珍珠港的耻辱却几个月，也许几年迟迟不报仇雪恨时，他们大多数人都禁不住感到不快。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后，海军对总的战略始终不是全心全意地表示贊同的。美国的海军将领们总是乐于倾听推迟把美国部队大规模投入欧洲的理由，因为，美国部队一旦大规模投入欧洲，对欧洲的一切物资供应就自然而然拥有了绝对优先权，并将推迟在太平洋建立起美国海军力量来进行对日战争。 官僚政治的猜忌是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之间存在这些分歧的一个重要因素。最高作战会议本身之所以受到国务院人员的欢迎，部分地是因为这个会议不仅将包括军事方面的代表，还将包括政治方面(即国务院)的代表。美国陆军将领们对由于稳妥的军事考虑而决定组织一支庞大的美国陆军，并迅速把它用去攻击德国，自然感到很满意。推行这样一项政策就会使陆军在争夺人力和物资供应方面取得比海军较大的优先权。这样一种认识决不会动摇他们认为这项政策是正确的信念。美国海军的抱负则使它从相反的方面敦促人们接纳它的战略概念，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到过了。 罗斯福当然是唯一能够对政府各部门之间这种竞争性的目标进行裁定的人。他并没有带着任何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个人的计划去出席阿卡迪亚会议。但是他深信他需要的是伟大的目标、迅速的行动和崇高的理想。在陆军和海军两者之间，他个人对后者表示同情。他在威尔逊政府里曾经担任过海军部副部长，而且自己又是一个热心的业余海员。但在陆军和海军的战略争端上。罗斯福倒是贊同陆军的观点的。他和马歇尔将军同样感到，同日本比较起来，德国本质上具有更大的威胁。 第34页 相形之下，英国的观点既专一又明确。邱吉尔和他的顾问们所希望的是重新肯定一下abc-1的战略方针，决定可以击败德国的步骤，以及重新确保美国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来。在太平洋，他们主要准备进行一场海战，并希望能得到美国的援助来保卫新加坡。对日本的初期战略，将严格规定是防御性的，目的在于保住夏威夷、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这几个重要的基地。至于对德国，英国建议英美应尽快共同採取进攻的行动。他们认为，第一步应该是通过在地中海地区，也许还在其他地区採取军事行动，以收紧对欧洲堡垒的包围圈。 现有的记录不允许把这次会议讨论的事项逐日记载下来。事实上，军事、经济和政治的会谈都同时进行，并且在全体会议上不断地交叉在一起。最好的办法似乎是有系统地讨论一下会议所取得的成就，尽管任何这样的安排会把会议过程中实际上特有的那种非正式性和各项问题的交错穿插掩盖起来。 这次会议的主要政治成果是《联合国家宣言》。这个文件经国务院起草后在邱吉尔抵达前，曾由美国内阁讨论过。罗斯福贊同发表这样一项宣言的主张，并在会议一开始就把这项建议向邱吉尔提了出来。他把国务院的文本交给了首相，请他提出修改的意见。同时，罗斯福自己也作了些修改。圣诞前夕，两个修订本经过比较并把两者合併为一个文本。其结果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加拿大自治领、澳大利亚联邦、纽西兰自治领、南非联邦、比利时、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方拉夫等国政府，贊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于 1941年8月14日签署的联合宣言通称大西洋宪章中所载宗旨与原则的共同纲领。 深信各国政府取得完全的和世界范围的胜利对于保卫和保障生命、自由、独立，以及不仅在他们本国而且在全世界保卫和维护那些正当的、有可能实现的人类自由、正义和社会安全是非常必要的，深信它们现在进行的这场战斗是为了在各地共同保卫人生过象样的生活，抵御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特宣布： 1. 各政府保证使用其全部资源去抵抗轴心国的征服军，并继续这样使用下去，直至这些征服军最后被击败为止。 2. 各政府向与本宣言有联繫的其他各国政府保证，在军事努力和利用其资源抵抗共同敌人方面实行全面的合作。 3. 各政府保证继续同共同的敌人或任何一个敌人作战，决不单独媾和。凡愿与本宣言发生联繫的其他国家政府均有权参加。 罗斯福想发表这项宣言来庆祝新年。这引起了不少困难，因为必须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大多数政府的贊同。宣言的原文又作了一系列进一步的修改，这也必须得到大家的同意。同时取得同轴心国交战各国的签字的这项计划，还引起了先后次序和合格不合格这些敏感的问题。实际上，对于宣言文本的细节积极进行磋商的仅限于三国政府，即苏联、英国和美国政府。当三大国达成协议后，宣言的文本就按一种接受不接受均可的办法递交给了其他各盟国的政府。虽然如此，经过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些急电后，到1942年1月2日，不下于二十六个国家已经在宣言上签了字。 在同英国政府的磋商中出现了三个问题。第一，印度的地位怎么办？英国战时内阁起先反对把印度也包括在宣言的签字国内，但是到了12月29日，英国人改变了立场并同意应向印度和各自治领一起发出邀请。第二个问题更为复杂。自由法国的地位怎么办？英国政府敦请将宣言的原文修改为“各国政府和当局”，以便允许自由法国在未获得承认为一个政府的情况下在宣言上签字。 这个问题正好在一个特别不幸的时刻冒了出来。1941 年圣涎前夕，少数自由法国军队在纽芬兰正南方的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登陆。这些岛的本来是在维希政府的控制之下，虽然当地人民热诚地拥护戴高乐的事业，国务卿赫尔却感到十分愤怒。这次出兵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政府不知道，甚至也不顾它们反对的情况下进行的。此外，戴高乐的突然行动还破坏了美国和维希的官员之间为维持法国在西半球各属地的现状刚达成的一项协议。赫尔感到美国同维希政府的关系的全部基础都遭到危险。因此，他无意对自由法国作出任何让步。罗斯福则并没有如此生气，他在和俄国大使李维诺夫的私下会谈中，明显地为英国提议让自由法国签字一事进行辩护。但是，李维诺夫须经莫斯科授权。等史达林表示同意时，修改宣言文本已经为时太晚了。 同英国政府磋商中出现的第三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上文引用的12月24日的宣言草稿中有“社会安全”一词，后来在修改过程中被删去了。英国的战时内阁要求把这一词重新写进去，但是有人，大概是罗斯福，表示反对，因此并没有作修改。 美国政府对于宣言的原文事后也有一种想法。大西洋宪章的措辞中曾略去了宗教自由这个词，美国国内有些批评宪章的人反对不把它列入这次作战所争取的目标之内。这就涉及到宗教界，特别是罗马天主教，反对同不信神的俄国进行合作的这个棘手的问题——罗斯福本人在前几个月就相当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因此，罗斯福在12月27日向英国人和俄国人提出了这个问题。英国人并不表示反对，但是李维诺夫开头却深为不安。然而，他还是顺利地使这一改动及时地取得了莫斯科的贊同，把这一条也写进了最后的文本。 第35页 12月27日，与轴心国交战各国的大使一批接一批应召会见了总统和首相。他们都获悉联合国家宣言正在准备之中，并被告知他们不日即可得到宣言的文本。这一程序使好几国驻华盛顿的外交使节大为不满，特别因为俄国人被挑选出来受到特殊的待遇。 宣言的最初文本在12月27日或27日以前便递送到莫斯科去，俄国的答覆于12月29日来了。苏联领导人显然并未获悉英美没有同其他各盟国政府进行接触就光同他们商量，所以不签字。同时，俄国人另行拟就了一份单独的声明，准备同英-美的宣言同时发表。困难在于这一事实：苏联和日本没有交战，并且十分急切地想避免签订一个意味着承担起同日本作战的义务的文件。但是赫尔和罗斯福所需要的是一个将会把所有同轴心国作战的国家联合起来的宣言，而不是各国单独发表的宣言。他们于是修改了宣言原来的文本，为史达林提供了几条足以避开日本人的问题的条款。最后，俄国人才同意签署一个共同的文件。 签字国的先后次序问题显然是由罗斯福和邱吉尔两人在他们各自政府的协助下安排好的。根据美国人的建议，凡是向轴心国宣战的拉丁美洲国家都加进了应邀在宣言上签字的国家的名单。尽管英国政府请求所有的自治领应当排列在一起，象在12月24日的宣言草稿中那样，这件事却并没有这么办。相反，按字母排列的原则被用来决定所有小国名次的先后。 但是并没有让字母来决定一切。排列在名单最前面的是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四大国”第一次正式出现在联合国家之中。美国人对于美国应该领导所有其余的国家似乎始终不曾有过任何怀疑，邱吉尔也“欣然乐于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他的强大的盟国。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置于宣言的笫一批签字国中，是作为承认俄国军队所起的军事作用的一种姿态。中国加入最前的行列是由于美国的支持。用来说明把中国包括在内是正当的那项原则就是“在自己国内积极从事作战的国家”应有别于其他的国家，虽然一原则倘使认真加以考虑的活，肯定会使美国无法名列前茅。 名次先后的这些问题乍看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外交礼仪方面的细节有时候的确反映出真正的差别。《联合国家宣言》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所据有的优先地位。的确，看来宣言后面的全部创始精神与推动力都来自罗斯福和美国政府，而宣言的其他签字国也就毫无异议地同意了美国人这样镇定自若地把第一把交椅留给他们自己。 这反映出了新的联合国家联盟后面的真正均势。在各大国中，只有美国享有一种意义重大的自由，可以选定在哪里以及如何使用自己的部队。因此，各国的这一新的联盟将在何种范围内成为一个有效的军事同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决定。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愿意接受并且的确欢迎美国提出的，能保证将美国政府最为紧密地约束在一种盟国的政策和行动的方针上的任何举动，在签署联合文件时形式上的领先，仅仅是对美国能够并且已经给予英国和俄国的援助所付的一笔很小的代价而巳。 中国当然始终不过是四大国中一个礼节性的成员，美国人为什么支持中国要求进入大国行列的主张，这倒是个奇怪的问题。或许情绪和这个问题多少有点关系。这里还有着一种想把欧洲帝国主义的一页翻过去并开始世界歷史一个新时代的愿望；在这样一个新时代里，中国这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是会成为一个大国的。美国的陆军战略家们抱有这样的计划，想把中国的军队建设起来，以便利用中国人力的全部力量去对付日本，这也是真实的。如果这些计划实现了，如果一支强大的、配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中国军队在这次战争中出现了，那末中国要求同三大国平起平坐就可以有些实质性的东西了。鑑于有这些计划，可以论证，及早“在礼节上”承认中国同其他三个主要盟国具有同等的地位，这将是保证中国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进行合作的最好的办法。最后，许多美国人都感到，在追随美国这点上，中国是可靠的，因为他们认为，俄国和英国由于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剥削行径都已经使中国人同他们疏远了。一个感恩戴德、友好依附、受到保护的中国，在大国会商中占有一个牢固的席位，这种前景对于美国人一时所起的豪侠之情和对于他们自身的经济与政治利益都是很具有吸引力的。 自从珍珠港事件以后，与轴心国相对抗的联盟应使用什么名称的问题，便引起了总统的注意。在起草宣言的最初阶段中，曾经使用“协约国”这一词。这一提法的目的是为了迴避总统的权限这个棘手的法律问题。当然，各种条约都需要提交给美国参议院去批准，但是罗斯福并不想使提出的这个宣言经受参议院辩论的风险。因此，一项同盟条约——宣言中所包含的这样一种协约的正式名称——是办不到的。但是“协约国”这一平淡无奇的名称似乎强调了同轴心国交战各国之间的松弛的联繫。12月29日，罗斯福想出了用“联合国家”这一词来取代它。1942年1月1日，当邱吉尔对渥太华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后重返华盛顿时，时间已经很急促了，罗斯福闯到他的住处去找他，以便知道他认为这个词是否可用。当时首相正在洗澡，但他立刻从浴盆里出来对罗斯福的想法表示贊同。在这个新的名称正式宣布之前，似乎并没有再同任何别人商量过。诚然“联合国家”这个名称只是在宣言的正式文本的标题中才出现。 第36页 “联合国家”这个词打开了广阔的前景。联合国家和合众国之间的对比，使人联想起在世界各国中建立起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并在未来进行长期的合作。当罗斯福为战时的联盟选定这一名称时，他心里大概就想到了这样一种对比。当《联合国家宣言》最后从纷乱的电讯中传出来时，全文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大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希腊、瓜地马拉、海地、宏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纽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联邦、南斯拉夫各国的联合宣言。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 对于1941年8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所作联合宣言通称大西洋宪章内所载宗旨与原则的共同方案已表示贊同， 深信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对于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对于保全其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权和正义非常重要，同时，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兹宣告： (一)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与各该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者使用其全部资源，不论军事的或经济的。 (二)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现在或可能将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物质上援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得加入上述宣言。 1942年1月1日签字于华盛顿。 1942年元旦，罗斯福、邱吉尔、李维诺夫和宋子文(后者新近被任命为中国的外交部长)在白宫签署了这一文件。次日，即1942年1月2日，宣言被放到国务院里，由其他各国的大使在那里依次签了字。 赫尔热烈欢唿《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他说：“联合国家的宣言在歷史上最大的共同作战努力中，把代表六大洲绝大多数居民的二十六个自由国家的决心和意志联合起来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说明遵守法律、爱好和平的国家到了必要的时候能够团结起来使用武力去维护自由、正义和人类的基本准则。”邱吉尔在回顾到这项宣言时。他的评论中的热忱则是比较有分寸的。他写道，“宣言本身并不能赢得胜利，但是它说明了我们是谁和我们为什么而战斗。”史达林的评论要是有的话，也没有公开记载下来。其实，宣言的直接意义完全是心理上的。一个大联盟，联合国家，第一次公开地排列出来反对轴心国。签署这一文件的小国的数目形成了一份给人深刻印象的名单。随着其他的国家电向德国和日本宣战，名单变得更长了。或许，只有美国人认真看待宣言序言中的原则声明，把它作为将来的国际关系的纲领，不过美国人的思想当然远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因素。虽然宣言的原则事实上并没有决定未来的国际关系，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可以认为宣言只是一套空话，不过从另一点上看，宣言的确取得了重要的实际结果。在战争的年代里，宣言上签字次序所意味着的大国和小国的区分一直保存下来，作为联盟中法律与外交的结构，尽管给予中国的地位是不现实的。此外，当联合国组织后来成立时，它也具有起源于这一宣言的痕迹。 这一宣言可以看作是自威尔逊总统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推行积极外交第一次取得的成果。作为既充满了崇高的原则又具有舒畅的乐观主义精神的美国思想的反映，它象徵着国际事务中的一种新发展。 《联合国家宣言》的文本是在1942年1月2日最后签字的那天散发给报界的。英国和美国的评论几乎普遍表示贊成，但是俄国报纸却慎重地保持沉默。总的说来，美国新闻记者比英国新闻记者更倾向于接受宣言的表面价值。因此，举例而言，《纽约时报》就在一篇社论中(1942年1月4日)声称：“这项协议……可能表明是和人类歷史中所签订的任何政治文件同样重要的一个文件”，而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一份报纸，《星期日快报》，则较为审慎地说：“大联盟是一个事实——已经签字、盖章并发表了。……在纸上，大联盟是[胜利的]铁一般的保证。但是数字也好，文件也好，演说也好，都不会带来胜利。” 筹备《联合国家宣言》仅仅是阿卡迪亚会议活动的一小部分，在英国人看来，它简直是无关紧要的。对于邱吉尔和他的顾问们说来，主要的事是在军事战略上达成协议。事实上，战略、军事部署和军事管理等问题的确占去了会议的大部分时间。英国人担心太平洋地区事态的影响会改变英国的军事计划，但是这种顾虑在会议一开始便消除了，因为美国人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中一部分是这样的：“从去年2月以来，出现了不少新情况，但是尽管日本参战了，我们还是认为，德国仍然是主要的敌人，它的战败是胜利的关踺。一旦德国被击败了，义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战败必然接踵而来。”当英国的参谋长们听到这些话时，他们一定很宽慰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一直是很担心的。 英国人所担心的第二件事是，美国人会坚持把他们的军事生产大规模地转向装备美国武装部队的任务上去，邱吉尔在他准备提交给会议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对于我们有损害的是美国将建立起一支拥有一千万人的庞大的军队，在这支军队受训期间，至少有两年将把可用的物资全部吸收了去，一面袖手旁观地保卫着美洲大陆。”这种顾虑同样证明是毫无根据的。罗斯福和任何别人一样急切地想看到美国部队出动作战，并且对于提出迅速部署这些部队去攻击德国的建议表示欢迎。 第37页 然而，提出建议是一回事，安排部署又是一回事。在随后的两年里船舶的缺乏竟然成了盟国战略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它构成了影响事物进展的一个环节。会议面临的迫切的问题是在太平洋地区对船只和部队进行防御性的部署，以便确保同澳大利亚和远东的联繫。马歇尔将军拟定了一个防守新喀里多尼亚作为通往澳大利亚途中的主要停留站的计划，但是太平洋地区的这一计划和其他计划所需要的船只，只有把船舶从其他的紧急任务中抽调出来才能筹集起来。在大西洋战场上，美国人同意派遣部队到北爱尔兰去，他们可以在那里完成训练。这些部队不仅将协助保卫不列颠群岛的安全，而且将使要不然便需要留下来保卫英国本国安全的好几师经过充分训练的英国部队有可能用于海外。行动是迅速的。阿卡迪亚会议还没有结束，美国部队已经开始奔赴爱尔兰了。这个行动公布出来作为一种宣传策略，既打击了德国士气，又打击了美国国内残存的孤立主义情绪。 当时的情况异常紧迫，因此在会议上不可能就长远的进攻性战略达成坚定、明确而详细的协议。虽然如此，英国人却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计划：这个计划所根据的假设是，当时正在利比亚展开的攻势将导致北非轴心国部队的全面毁灭。如果这件事实现了，他们希望看到一支美英远征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当然最好事先能得到维希当局的同意，但必要时不得到同意也要进行了。这项以“体育家”为代号的计划实施的日期暂定为1942年春天，但是时间表并没有明确地规定下来。维希的变幻莫测的政策，使邱吉尔焦急地希望如果法国当局突然发出邀请，他就能立即至少派出一支象徵性的部队去。 在北非的攻势如果取得成功，就会“收紧”对德国的“包围圈”，并为1943年在欧洲大陆大举登陆打开道路。邱吉尔所设想的最后对德作战方式是，由几支人数较少，但装备精良的装甲部队同时在几处地方登陆。他写道：“无须认为需要大量的士兵。如果装甲部队的袭击成功的话，当地人民的起义(必须为他们提供武器)就会成为解放当地的攻势中的主体”。 美国参谋部还没有时间为使用美国部队攻击德国自行制定任何详细的长期计划。因此，马歇尔在会议上提不出任何明确的相反的建议来。尽管如此，他对这项计划即使不是积极反对，至少也是不很热心。其他的美国高级军官也抱着同样的见解。 罗斯福个人对这项北非计划却很感兴趣。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他把达喀尔想像成对美洲半球的安全日益迫近的一种威胁，占领法属北非就会排除掉这一危险。此外，地中海的开放将使供应线大为缩短并减轻对船舶的某些压力。当然，最重要的军事上的考虑是，似乎没有别的计划为不久的将来积极使用大量的美国士兵去攻击敌人提供一个机会。然而为了减轻对俄国人的一些压力，英-美在不久的将来展开进攻，似乎是非常必需的。 罗斯福经常耿耿于怀的最后一种顾虑是美国舆论的捉摸不定的情况。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时期里，美国人的注意力立即大半集中到了太平洋地区，特别是集中在菲律宾群岛的防御上：不难想像，会出现强大舆论压力敦促美国把主要力量转到太平洋去打击日本人的这种情形。这一点如同我们知道的那样，事实上正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属于孤立主义的那些大报所要求的。防止公众的注意力这样集中在太平洋地区的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欧洲战场上发动进攻。到那时，新闻报导就会发生变化，不是完全由来自日本前线的新闻所占去了，而且对一切已经发动的进攻，美国公众的支持是可以信赖的。看来无可怀疑的是，罗斯福坚持要尽可能早日在欧洲战场上把美国部队投入战斗，骨子里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取得了一项协议，即就“体育家”的后勤和其他要求进行研究。谁也没有否认这一行动对盟国的事业会是有利的。问题却是能否获得必要的船只、兵员和设备。甚至在会议结束以前就已经变得很清楚。在利比亚获得全面胜利的希望是不会实现的，而“体育家”计划原来的根据也随着这种希望而消灭了。一支胜利的英国军队在最近的将来不会立即出现在法属突尼西亚的边境上，而缺乏这种支援任何登陆行动都不得不採取比最初所设想的更大的规模。因此，尽管罗斯福对英国的计划表示贊同，并不能商定对“体育家”承担任何坚定的义务，更不能商定一个明确的作战时间表。太平洋地区迫切需要的防御性部署和地中海地区敌人力量反击的意料不到的勐烈，使英美的进攻计划制定得未免过早了。 虽然马歇尔将军没有向会议提出任何条理分明的长期战略。但他对应该指导盟国作战行动的军事管理原则却有一些十分明确的想法。在这些事项上所达成的协议证明，对总的战争行动和英美合作的形成有着最为重要的意义。圣诞节那天，马歇尔向英美参谋长会议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官方记录里记载的他的讲话如下 我说的这些话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是同海军或者同我自己的作战计划处商量研究的结果。鑑于我在法国所看到的情形，再根据我所注意到的我们自己的经验，我强烈地感到，应加考虑的最为重要的事项就是统一指挥的问题。我们目前正在解决的问题只是一些琐细的事，除非我们得出一项更为广泛的解决办法，否则这些琐细的事会不断地重新出现。而且除非我们在一个真诚直率的基础上进行作战，否则在各团体、各军种之间存在分歧的情况下，那种局面是无法忍受的。我深信，整个战场——包括空中、地面和舰艇——必须由一个人来指挥。单凭合作，我们是无法应付的。人类的弱点是这样的，他们会非常不愿意把自己的一些部队置于别的军种的指挥之下。如果我们现在就制定一个统一指挥的计划，那末我们的麻烦十之八九就会获得解决。 第38页 ……我情愿竭尽全力来实现这件事。我们必须在这里决定一个行动的方针，决不能期望在战场上去决定。我贊成由一个人来统帅，不过他是根据这里规定的命令指挥作战的。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不得不这么做，但那是在1918年才办到的，在这以前，大量宝贵的时间、鲜血和财富已经毫无必要地牺牲掉了。 认识到马歇尔建议的激进性质是很重要的。鑑于盟国事业后来在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功，很容易认为，联合参谋机构和战场上统一的指挥是英美战时关系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但是在1941年，这并不是英国或美国战略家的意思和期望。在abc-1计划中，各国对一定的地区分别负责的原则已经规定下来：每一战区由一国承担起指挥权，遇有必要，其他国家的部队、舰艇或空军将在外国的指挥下作战。但是马歇尔现在提出了一项更进一步的建议。他希望看到在每一战区，不同国家和不同军种的部队一概置于一个司令官的统率之下。另由一个由有关各国和各军种的代表所组成的单一的联合参谋部加以协助。这样一项建议包含着减少各国政府和各个军种对武装部队所行使的控制权。就实际上所实现的联合参谋部和统一指挥权来看，它们标志着一支超国家的武装部队的出现，当然最终并不是不受本国的控制，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而且在日常的管理方面是同正常的国家指挥隔离的。 很可能马歇尔和那些在阿卡迪亚会议时不贊同他的意见的人都没有这样看待这件事，美国海军不愿意接受这一建议，英国人也感到很难加以接受，英国的计划希望保持不同的地区分别负责的原则，甚至对入侵欧洲大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也是如此。可以假定的是邱吉尔至少考虑到英帝国的长远前途以及英国在远东这类地区的影响。组成联合参谋部并对英国、美国和其他盟国的部队实行统一指挥，这至少会使英国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变得模煳不清，并且会在世界一些重要的和广阔的地区导致美国的势力取代英国的势力。 最迫切需要作出决定的战区——东南亚——对马歇尔的建议实际上存在的障碍特别大。不仅是英美两国，还有荷兰、澳大利亚、纽西兰、中国和印度的军队都在那里同日本人作战，同时在世界上一个不太发达的地区，缺乏足够的交通使建立单一的指挥格外困难。提出了类似这样一些实际的障碍而且由邱吉尔和其他的人着重地提了出来，反对马歇尔的建议，根据记录，邱吉尔曾经说：“那里的局势是这样的：某些特殊的战略据点必须守住，每一地方的指挥官对于自己该做点什么都很清楚。困难的问题在于使用到达该地的资源。这是一个只能由有关各国政府解决的问题。” 哈里·霍普金斯在马歇尔和邱吉尔之间安排了一次私下会谈来讨论这个问题。在长时间的会谈中，首相终于能够估量出马歇尔的决心多么大，尽管有着种种忧虑，邱吉尔还是决定退让了。罗斯福也全力支持马歇尔的论点，所以在保证取得这项结果方面起了他的作用。邱吉尔一旦被争取过去后，正如他所具有的特性那样，立即全心全意参与这项计划，并且马上敦促战时内阁对他称之为“战争获胜者”的计划予以批准。 12月29日，这一问题解决了。阿奇博尔德·韦维尔爵士将军被推选出来就任东南亚盟军总司令。所谓美英荷澳(即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地区的最高指挥权应当给予一位英国将领，这是美国人建议的。英国的参谋长们最初的反映是惊讶而高兴，但是他们随即认识到，在这种提议的安排下，韦维尔将为前途明摆着的挫败受到公开责难。他们感到这对英美的友好可能是有害的。然而，邱吉尔却坚决地打消了这种担心，决定接受提出的这种安排。 在盟国并没有联合作战的各战区里，对原有的安排并没有作出任何改变。然而，在中国，经过同中国政府磋商以后，建立了一个盟军的第二战区。蒋介石成了“盟军”的总司令，一名美国将领将被任命为他的“参谋长”。美国在中国几乎没有地面部队。很明显，由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成为副指挥官的这种安排，同美国、英国、荷兰和其他盟国提供部队、船只、飞机和指挥官的那种“盟军”司司令部大不相同。事态的发展使大规模派遣美国部队到中国去的计划落空了，这就使得这种区别更加明显，但在1942年1月初，当这两个新的盟军司令部向世界宣告成立时，这种区别还不十分明显。 关于在战场上统一指挥的原则的协议，引起了在最高司令部内统一指挥的这个甚至更为重要的问题。这使会议比先前更加直接地面临限制国家对武装部队的权力的问题。开始时，一般的问题并没有接触到。讨论倒是针对着这样一个问题：对韦维尔将军的新指挥权将予以什么样的节制？1941年12月29日，参谋长们提出建议，不设立任何特别机构来监督韦维尔。他们认为，这样一个机构将是无效的。它将不得不把同该战区有关的所有小国的代表都包括在内，这样的代表不同本国政府进行磋商就不能共同作出决定来。 罗斯福同霍普金斯讨论过这问题后，拒绝了这项意见。作为代替他建议成立一个新委员会，由三名美国代表和三名英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的各军种联合组成，再由一名澳大利亚代表、一名纽西兰代表和一名荷兰代表以顾问的身份参加进去。看看后来称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这一机构起初如何一点一滴、意想不到地成立起来，是很有启发的，这个委员会在大战后来的年代里成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团体之一。这里，在总统订正的关于在一个战区内进行部署的一份备忘录里，就可以看到它的起源。 第39页 用哈里·霍普金斯的话来说，当罗斯福的新建议提交会议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英国人很快就把这一争端扩大了。他们指出，权力仅仅限于一个战区的一个国际军事机构，如果无权决定应将什么样的人员和物资运送到战场上去，那将变得毫无意义。但是这种决定，如果不考虑到所有的盟国和所有的战区对战时生产所提出的竞争性的要求，是无法作出的。 在英国人带来向会议提出的建议中，有一项是主张成立一个由英美各军种委派代表组成的常设军事计划组织，英国的计划要求每一国控制整条战线中的一定防区，这个计划组织就是设想出来作为可以协调每一国的军事任务的手段。但是採取任何行动的决定权则仍将由各国政府和它们各自的军事司令部掌握。显然，在远东成立盟国的那些统一的司令部，使任何这类计划不能巧妙地发挥作用，但是罗斯福逐次提出的关于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控制每一战区内“盟国”司令官的建议，是以如何将两国政府现有的资源分配给各战区为根据的。 在随后的讨论中，这两个初步建议被混合起来，于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概念便成了处理这一问题的唯一合理的方法而出现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同罗斯福原来的概念不一样，因为它具有世界范围的权限，它同英国的建议也不一样，因为它不只是具有拟订计划的权力。 然而，在阿卡迪亚会议上指定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权限基本上只是后勤方面的。委员会奉命去“解决以战略方针为根据的广泛的军需计划”，“发布一般的命令，规定分配现有的武器的方针”以及“解决海外行动的先后次序等这些广泛的问题”。这样指派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相当有限的权力范围，既反映了英国原来的建议，又反映了英国政府不愿意过多放弃他们本国军事行动的独立性而把它交付给一个未经考验的机构的心情。但不久就变得很清楚，控制作战物资和控制作战行动是分不开的，因为在没有物资供应的情况下，什么事也办不成。因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不久便被迫要求有扩大其权力，使之涉及全盘的“战争的战略指挥”。委员会职权的这一新规定于1942年4月21日获得了批准。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立的方式以及这个新机构逐步维护其指挥战争的权力的过程，使得一个要不然便会成为大麻烦的问题几乎化为乌有。但是我们不能指望盟国中的小国会贊同一种实际上把他们从最高司令部的核心会议里排除出去的安排。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关于仿照1918年的盟国最高作战会议的方式建立一个包括所有盟国的团体的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小国由于期望建立这样一个会议而坐失时机，尽管这个机构在最初成立时似乎规定只具有军事技术方面的有限权力。 成立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这项协议，引起了这个新机构应在何处集会的问题。很明显，美国人在供应和人力方面都占第一位，而委员会最初的任务就是负责供应和人力的分配。这就为委员会设在华盛顿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而美国首都又正介于欧洲战区和太平洋战区之间这一点，则可以举出来作为第二个理由。因此，英国人也同意新的委员会正常的工作地点应该是华盛顿。 实际上，直到阿卡迪亚会议闭幕以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才正式成立起来。其理由之一是，美国军事管理机构需要作出某种初步的调整。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不存在一个相当于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机构。一个由总统、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陆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组成的作战会议不定期地开会。同时，还有一个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负责研究总统交办的专门问题。但是在美国陆海军的高级指挥官中，没有正式的、延续的、日常进行磋商的机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直到1942年2月才正式成立起来。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的这项决定，意味着在大多数会议上英国参谋长们将由代表前往参加。英国委派来参加这个委员会的第一批代表是从已经在华盛顿的人员中就近遴选出来的。代替帝国总参谋长陪同邱吉尔出席阿卡迪亚会议的约翰·迪尔爵士留了下来，成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英国方面的高级成员。他代表邱吉尔本人，而不是代表英国武装部队的任何一个军种。他的任命起先在美国人中引起了一些问题，因为他们对于军事问题竟然和政治混合在一起不很习惯。迪尔因为具有一个政治身分而遭到反对。后来，美国任命(1942年7 月)威廉·d·李海海军上将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参加委员会，这样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结果表明迪尔的任命是特别幸运的。他成功地赢得了马歇尔将军以及他的全体美国同事私下的信任和友谊。其程度是任何其他的英国代表从来没有赢得过的。代表皇家海军、皇家空军和陆军的其他英国代表经常更换，而且都没有象迪尔所发挥的那种个人影响。 从1942年1月起，在整个战争年代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直每周召开全议一次，有的还不止一次。在正常情况下，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是预先分别考虑尚未解决的问题，然后再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会议上把两国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和调整。然而，认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分歧经常甚或通常总是按国家界限发展的，那就错了。各军种之间的分歧常常掩盖了国家之间的分歧。这种“国内的”分歧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会议上毫不顾忌地表达出来。 第40页 重大的战略决定则在罗斯福和邱吉尔于战争的年代里定期举行的会议上共同作出。在这种时候，英国的三军参谋长总在场，并且代替了他们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里的代表。只有可以称之为盟国行政机构的日常工作，才委託给了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但是日常的行政工作是政府的实质，该委员会赋予英-美的军事合作以一种内容和持续性，而这一点是任何其他方法都不大可能办到的。鑑于英国代表同他们在伦敦的上级经常保持电讯联繫，他们能够天天有权把英国最高司令部最近的想法告诉美国人，同时也能把美国人的计划和意见通知英国人。随着情况的变化，委员会能够在已经商定的总的战略结构内就英-美资源的支配作出一些调整。此外，委员会还经常检查英-美的作战计划，并且在所有主要的问题上起草建议供罗斯福和英国的战时内阁批准。一个秘书处和指派来对军事努力的特殊方面提出专门意见的许多小组委员会，确保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获得可以得到的最为精确的情报，使他们能够据以提出建议和作出决定，从而大大扩大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实际重要性。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后来行使的最显着的法律权力是监督盟军司令官的权力，例如在1941-1942年对韦维尔将军或是在1943-1945年对艾森豪将军。随着联合司令部在战争中变得重要起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相应地侵入了各国军事行政机构的权力范围。国家最高司令部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之间人员的交叉，避免了任何冲突的可能性。的确，象马歇尔和迪尔那样的人有时一定忘了他们是作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在行使职权呢，还是作为本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在行使职权。 英美两国协同作战的利益对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立起了支持和促进的作用。然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权力主要在于控制作战物资流向各战区的能力，而不在于命令盟军司令官发动某一作战行动或战役的权力，这样说似乎是公正的。的确，战争的后勤和作战是非常紧密联繫在一起的，因此要分清这两者实际上是办不到的：供应品、船只、部队、飞机和战舰是所有战役中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同意把这些因素部署到全球去，这一项或另一项军事计划才能成为切实可行。 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并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使俄国人也来参加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公布出来的文件也没有一项表明俄国人曾经想经常参加委员会的磋商。苏联的制度不适宜于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因为史达林不愿意把作出战略性决定的权力委託给别人，苏联的独裁者也不准备把红军的作战行动置于任何一种联合指挥之下。更为重要的是，俄国同日本还没有处于交战状态。新的联合委员会的成立是由于需要平衡并支配英美两国对轴心国两端的作战努力。只要俄国人的全部作战努力是集中在一条战线上对付一个敌人，他们在这方面便不会有份。等到俄国人准备加入对日本作战时，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已经是一个正在发挥作用的机构，似乎有种种理由使这个顺利地进行工作的组织存在下去，而不想把操不同语言、民族利益又同英美两国大不一样的人包括进去，从而冒分裂的风险。 到阿卡迪亚会议举行时，英国在基本的军用补给品方面已经要依靠美国了。邱吉尔访问华盛顿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确保一种圆满的制度，以便在美国、英国和其他需要者之间分配美国的战时产品。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商定以后，这个问题就成为会议的下一个议题了。 和往常一样，英国人有一些明确的建议要提出来。按照他们的计划，应当成立一系列英美联合委员会，上文所提到的军事计划委员会仅仅是其中之一。其他的委员会是：补给委员会，除负责监督军需品的生产外，还负责办理原料的购买和分配工作；军需品分配委员会；船舶管理委员会；以及作为一种可以成立的补充机构，一个协调经济战措施的委员会。罗斯福总统对于设置一个具有这么大职责的补给委员会的建议不大赞成，结果双方商定只立即设置一个联合原料委员会，而把计划和扩大生产的责任留绐各国政府当局。关于成立一个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的建议则没有遭到反对，但是成立一个联合经济战组织的建议却被抛弃掉了。 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协议并不困难。但在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的组织工作上却发生了长时间的、有时是很激烈的争执。当然，潜在的争端是谁得到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美国军官们大叫大嚷地要求获得各种陆军和海军装备。许多人感到，他们的需要应该首先得到满足，只有剩余的项目才应该给予英国或其他盟国。但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头几个月里，已经没有什么剩余了。如果接受了这样一项原则，那末美国人运交给英国和俄国的物资就会停止或减少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实际上，美国陆军和海军的负责人始终没有直截了当地驳回盟国对大国战时生产的要求，但是他们经常受到下级很大的压力，因为凡是可以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些下级全都要，甚至还不够，英国人当然认为，美国提供给他们的供应品不应中断，也不应作大幅度的减少，这是最根本的，对于这一目的，他们是准备全力以赴的。 因此，围绕着拟议中的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的权力和组织问题所形成的辩论是紧张的、长时间的。英国原先的建议是以军事上分区负责的原则为基础。他们提议美国战时生产的一定部分应该分配给英国，就象根据《对俄国供应第一号议定书》已经对俄国所做的那样。然后，英国的一个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就把英国政府可以获得的全部供应品分派给军事上由他们负责的地区内的各国和各军。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个委员会则对供应了英国和俄国的需要后剩余下来的美国产品作出同样的安排。根据他们原来的建议，英国在军事上负责的地区包括欧洲被占领的国家、近东以及英国的自治领和殖民地。拉丁美洲和中国则交给美国人去负责。 第41页 这种意见没有能获得出席会议的任何一个美国人的贊同。他们决心自己来控制美国战时所有产品的分配，不过在一些特殊的问题上，他们却愿意让英国人拥有发言权，并且愿意承认这项总的原则，即供应品应该送往需要最为迫切的地方去。美国人特别主张成立一个单一的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由它按照新成立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战略指示把英美两国生产的产品分配到世界各地。鑑于美国生产的潜力很大，而且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又设置在华盛顿，这样—个建议实际上肯定将使美国人对所有各战区的军事计划具有主要的发言权。英国人极不愿意接受这项建议，因为这将意味着他们在军事问题上全面地牺牲了他们的自主权。 这场争论直到1942年1月14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才告一段落。结果，双方达成了一种不很稳定的妥协办法。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设在华盛顿，一个设在伦敦，分别以哈里·霍普金斯和比弗布鲁克勋爵为首。华盛顿委员会负责处理美国制造的全部军需品的分配，伦敦委员会则负责处理英国制造的全部军需品的分配，虽然一致通过的文件并未作明确规定，哈里·霍普金斯却声称，他的委员会将被视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 英国人极其勉强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是有条件的。他们同意对这种安排先试行一个月。实际上，这种安排在战争的年代中一直有效。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为军需品分配问题发生的摩擦并未结束，但是对可以生产出来的军需品的分配又商议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总而言之，这个办法还是行之有效的，它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发挥其影响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基础。鑑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是通过华盛顿的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去安排美国军需品生产的，他们的决议能够并且的确导致军事行动。比较起来，伦敦委员会起的作用较小。它实际上有点象华盛顿委员会的一个分会，而不是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用书面形式商定的那个对等的机构。原因是英国的军需品生产比美国为少，必要的原料要靠华盛顿配给。因此，华盛顿委员会通过给予和不给予原料和制成的军需品，实际上控制了不少英国的战时生产，而伦敦委员会对美国的经济则没有可以与此相比拟的支配力。 尽管如此，伦教委员会在自己的范围内却享有实权。欧洲各国的流亡政府同英国人的关系就跟英国人同美国人的关系相去无几。的确，它们依赖英国施捨的程度甚至更大。同时，除加拿大，英国各自治领的军事装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英国的生产和供应品的分配。然而，和美国巨人比较起来，英国的确是微不足道的。阿卡迪亚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的结果就是为英美的联合军事管理设立一个机构，把战争的最高指挥权可靠地交给了华盛顿掌握。鑑于两国之间资源的对比，对它们共同的努力无法轻易地设想出任何其他的结果来。 在后来物资缺乏的那几个月里，美国军事领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要求置于和其他盟国的要求相同的基础上，这经常造成了一些冲突。英国人感到美国的军事需要应当“取决于”对物资用途所作的统计和周密的计算，正象他们对美国施捨所提出的每一项要求都不得不取决于他们所说明的理由那样。另一方面，美国的陆军和海军自然感到，他们对本国的产品享有优先权，在他们看来，英国和其他的盟国能够得到从美国的军事需要方面可以匀出来的那部分物资就应该感到满足。任何书面的协定都没能消除美国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的分歧，不过摩擦始终没有变得十分严重，从而未危及阿卡迪亚会议上所制订的行政方面的合作和一体化的主要轮廓。 要成立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就需要对美国的军事机构进行初步的调整，然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才能顺利地行使职权，同样，英美联合作战努力中的经济机构也要求美国国内的经济部门进行一些改变。在这两方面，美国人都从英国人所提供的意见和英国实践中可以採用的范例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因此，比弗布鲁克勋爵在鼓励美国官员对军需品生产要有远大抱负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1942年1月13日会议正要结束时成立的战时生产局，接受了广泛的权力去执行罗斯福向全国提出的那项扩大了的生产计划。美国经济动员的成就和它与盟国作战努力的结合将另行加以叙述，这里只需要作为阿卡迪亚会议期间着手处理的另一个问题而提一提。 阿卡迪亚会议的一个主要方面在于它对舆论界，特别是对美国舆论界的影响。邱吉尔的到来立即便加以宣布。他和罗斯福在会议的第二天还接见了新闻记者。白宫举行的圣诞庆祝活动为罗斯福和邱吉尔两人公开露面和公开宣布提供了机会。的确，美国报纸上经常获得一连串充满人情味的报导。新闻记者的创作才能用大量有关商讨过程的猜想和臆测把官方公布的简洁的公报加以铺张，但战略性的决定则一点也没有透露。 白宫在邱吉尔抵达后第一次发布的公告中有下面这么一句：“……应当把日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看作把俄国、中国、荷兰和[英国的]各自治领等正式包括在内的进一步会议的预备会议。”这引起了大量的猜测和评论，大多数新闻记者都预期会成立一个包扩所有国家在内的盟国作战会议。这种猜测大大掩盖了会议在英美两国合作方面实际取得的成就的意义，直到若干时间以后，报上的评论员才不再期望这个政府间合作的机构会进一步扩大，把其他国家也包括进去。 第42页 邱吉尔正在大西洋西岸逗留的期间，公开发表了两次演说。1941年12月26日，他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讲了话，四天以后，他在渥太华的加拿大议会里也讲了话。两次演说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并通过无线电和报纸作了最为广泛的宣传。 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公众的心理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很难正确地估计的，但有一点似乎很清楚，即白宫宣传人员在透露点滴重要新闻方面所採取的自由政策，用意至少部分在于向美国人提醒英国在战争中听起的作用并巩固英美两国之间的良好感情。美国和英国的报纸对于会议事项的评论都是一致赞扬。报刊上一点也没有透露出会议期间所产生的意见分歧。 到会议结束时，英美两国出席会议的人都有不少事情可以自相庆幸。英国人获得保证，美国的部队主要将用于对德作战，美国的军需品供应也不会中断。至于美国人，他们几乎在发生争执的各点上都可以获得胜利。此外，歷史上最亲密、最有效的战时联盟的基础已经坚定可靠地奠定了。英美的结合比任何一方在会议开始前所期望的还要密切。尽管美国人在大多数联合委员会里都占有优势，这是无可怀疑的，但两国都把自己本国的武装部队置于一个联合的全面的指挥机构之下，从而放弃了对本国武装部队的部分控制权，这也是实在的。 回顾起来，很容易认识到在阿卡迪亚会议上为英美合作的前途作出的决定所具有的巨大意义。总的可以说，往后进行合作的基本体制在这次会议期间已经建立起来或採取了新的形式。 会议还产生了一些其他的重要结果，英美最高级行政官员的长期的、密切的接触，促使美国人照着英国已经制定的战时动员方式仔细去检查一下他们国内的行政机构。国务卿赫尔个人没有能和邱吉尔处得很融洽，这件事和他对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事件的偏狭的愤怒，在影响战时的最高决定方面註定了国务院的命运。从那时候起，赫尔就被排除在美国政府的核心会议之外，美国的对外关系变得是以一种非常暧昧的方式在加以处理，形式上是通过外交的正常渠道，而在所有重大的问题上，则非正式地通过总统自己的办公室。 就英国而言，阿卡迪亚会议清楚地表明了，它不可能採取一种真正独立的政策，英国无论如何不得不依靠美国，美国在两国联合会商中所发挥的影响适当地增加了。诚然，英国在北非登陆的计划原则上是通过了，但在讨论到的其他问题上美国人所占的优势则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这次会议的结果还为英美同俄国的军事关系——或者不如说是缺乏关系——定下了格局。实际上，两场战争正在分别进行。俄国对德国的战争同英美两国对德国、义大利和日本的战争仅仅具有淡薄的关系。西方盟国运往俄国的物资供应，以及共同签署的一些宣言(象这次会议所制订的那种)，成了它们唯一的联繫。在对德战争中试图在俄国人和西方之间建立真正有效的合作的这一任务，结果证明是艰难的。然而，他们的确作了努力，而且有些努力并不是全然无效的。这些努力的经过就构成了贯穿着本书的主要史实之一。 第二节 1942年的经济动员和盟国努力的一体化 (一)1942年盟国的战时经济 当美国突然发现自己遭到袭击时，珍珠港事件前那段时期里美国经济政策所独具的犹豫不决和折衷办法，很快就变为全面努力去增加战时生产了。大幅度的变动是必不可少的。工厂不得不改成兵工厂。新的管理方法不得不发展起来，以便控制生产并把生产导入对战争努力最有用的渠道里去。原料的缺乏、工厂的缺乏以及在稍后时期人力的缺乏，都不得不加以应付。政府不同部门之间为了权限的争吵不得不约束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对美国工厂产品提出的相互冲突的要求也不得不加以裁定。同时，凌驾于所有其他应加考虑的事项之上，生产不得不以一种以前几乎没有梦想到的速度增加上去，并且达到以前几乎没有梦想到的水平。这么许多要求对美国经济同时产生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规模的混乱。的确，直到1942年的最后几个月，战时经济管理的主要轮廓才变得比较明确。 美国的战时生产对于盟国的整个作战努力如此重要，因此下文将以较长的篇幅来加以探讨。 在英国，太平洋战争所引起的新的需要并没有促成如此激烈的改变。英国已经把生产转到了作战的基础上，而且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后，已经发展起了在大战的其余时期里一直持续下去的组织和管理技术。当然，新的问题也出现，特别是日本占领马来亚后所造成的橡胶和锡这类重要原料的缺乏。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日本在遥远的太平洋地区开闢了一个新战线后变得比先前更为紧张的船舶的缺乏。1942 年，英国输入额的总吨位不得不削减到战前每年平均数的百分之四十二，就是因为没有船只，但是尽管人们相当忧虑，惟恐工业原料和粮食会变得缺乏，却没有感到什么重大的不良影响。实际上，军需品的生产继续增加，尽管速度较慢，也没有人严重地缺少粮食。 邱吉尔从阿卡迪亚会议回来，立即对政府的行政机构作了一次重要的改变。1942 年 2月5日，一个新的生产部宣告成立了，但是由于部里人员和党派政治这些特殊的问题，直到3月中旬奥利弗·利特尔顿就任该部大臣时，这个部才正式办公。生产部具有三项主要的职责。在国内，它负责对所有同战时生产有关的部门进行一般的监督性控制。这项规定特别是为了防止杂乱无章的“袭击”，例如，过去飞机生产部的“袭击”，就曾经从别的部里夺走了人力和原料。总的说来，新成立的部的职责在于按照一项总的规划来控制资源的利用，从而在不同的生产计划间确保平衡。生产部的第二个主要职责是使军事战略和生产规划联繫起来。第三个职务是把英国的生产计划和美国的结合起来。根据原来对这项工作的设想，这个第三方面是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不过利特尔顿在接过这个新的生产部以前，他得到了保证：对于国内生产，他拥有比邱吉尔起初准备授予他的更大的权力。然后，生产计划的实际管理则留在直接负责的各部手里，仅仅需要受到“生产部的总的指导而已”。 第43页 生产部的成立制止了先前很普遍的，特别在工党议员中很普遍的，对政府经济政策的批评。他们先前争辩说，需要有全面统筹和集中的、均衡的生产计划，这不是由新的生产部所代替的那些统筹委员会所能办到的。在生产部成立后的那几个月里，英国的军需品和其他战时生产的确增加了，并且英美的经济部门之间也建立了程度较大的分工。在这项成就方面，生产部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要夸大一体化与均衡的计划的实际成就，那是很容易的。由于1942 年里一直持续着的战略上的不确定的状况，就不可能根据一个可靠的军事基础去制订长期的生产计划。此外，英美两国生产的分派受到偶然事件的影响——在为原料或制成品的一场争吵中取得成功或遭到失败——至少不亚于受到任何全面的、合理计划的影响。但是，当一切防御手段几乎都非常缺乏时，最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加生产，而这一点却实现了。 同美国比较起来，英国的作战努力在1942年强度较大而管理方面则较为顺利。促成这一结果的有许多因素——特别是英国处于战争状态下的时间较长。此外，美国人在1942年面临的任务比英国人在1939年面临的任务更为重大。美国幅员的广大和工厂的复杂并不是全部的原因。英国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是对进口商品和船舶运输实行控制。但是在美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和船舶运输控制的同时，并没有对整个经济实行相应的控制。美国工业用的原料产生在本国境内的比例远比英国为大。结果，供应点太分散，总数不容易计算出来，而且按照单一的、集中的计划来进行分配，问题也复杂得多。在必须把原料输入美国经济中来的情况下，美国也对经济迅速地实行了控制，而其效果(如果要说的话)并不比英国政府那么广泛地实行的控制逊色多少。 1942年俄国的经济象美国的一样，为适应战时的情况而经歷着痛苦，但是在其他方面几乎就没有多少相似之处。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计划组织在战争开始前十多年里就在俄国建立起来了。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成立了一些新的委员会来管理军需品计划的各个方面(例如，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一个新的管理机构——国防委员会，负责对战时生产计划的完成实行“业务方面的控制”。但这些全是细节方面的变化。在接连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起来的国家经济计划的主要原则，在战争年代里一直继续发挥作用。 俄国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组织和控制的问题，而是实际生产的问题。德国对苏联西部领土的占领使苏联政府失去了接近本国最发达地区的通路。这些损失只是在经歷了极大的困难后才弥补起来的。诚然，在1942 年，这些损失还没有弥补起来。生产总额仍然比 1940年要低得多，但是把工厂大规模改为兵工厂的作法使生产到1942年3月有可能相当于1940年的“战时产量”。但是1940年对苏联来说是一个和平年。直到1942年秋季，红军的物资供应才变得充实起来，使它每次可以展开不只是几星期的进攻行动。 就俄国人来说，转变为战时生产的问题，由于德国的入侵而造成必需作地理上的转移，弄得更加复杂了。乌拉尔地区、伏尔加地区，以及规模较小的外高加索、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地区，都成了不少新的战时工业的中心。许多工厂都从乌克兰、莫斯科或是列宁格勒成功地迁到了东部的新址，不过迁厂的过程并不是很容易的，常常要花较长的时间才能使一个工厂重新投入生产。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是，对迁移到苏联东部重新建立起来的工厂供给动力的问题。燃料的供给是一个密切有关而且几乎同样困难的问题。各种金属，尤其是铝，也严重地缺乏，就如人们在战时所会料想到的那样。 从官方的记载来看，俄国人在调节流往整个工业系统的原料方面究竟有多少麻烦是不清楚的。这是美国管理人员不得不应付的最为困难的问题，也是他们始终得不出一个全然满意的解决办法的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在战争时期和战后都曾偶然提到俄国经济在战争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在冬季的那几个月里，由于原料和燃料运输的困难，生产减少了多达百分之十二。这一点表明原料的流通并不总是顺利的，但就连在夏季的那几个月里，由于原料和零件运送的不定期而一时停顿的生产线究竟有多少，却无法加以说明。 同英国，甚至同美国比较起来，俄国的战时经济是非常自给自足的。来自盟国的物资同俄国工业的总产量比较起来，是很小的。然而，租借物贷和互助物资的数量，甚至其价值，都无法十分恰当地说明它们对俄国的重要性。某些项目，例如橡胶和滚珠轴承对俄国生产都是关键性的，它们帮助俄国免除了严重的缺货，使俄国工厂的广大部门没有因此停顿下来。同样，运往俄国的制成的军需品也填补了国内生产的严重的空白点。 总的说来，俄国的战时经济保持着远比英国的战时经济程度为大的独立性。政治上的考虑和地理上的障碍促成了这一结果。另一个因素则是俄国的战时生产比较简单。海军的各项供应品都不是俄国自己生产的，几乎也没有制造雷达和其他电子设备供俄国陆军部队使用。俄国的坦克、大炮和火箭同世界上其他类型的一样精良。另一方面，俄国的飞机几乎全是短程的、战术性的飞机，不象英美空军用于战略性攻击的大型轰炸机那么复杂。俄国作战装备的这些限制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它使生产大为简单化了，而比较简单的生产计划也使国家比较容易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 第44页 最后一个因素，也是俄国作战努力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民的极端刻苦耐劳和坚强不屈的精神。俄国人习惯于一种比英国人民或美国人民低得多的生活水平，所以能够容忍一种大为降低的民用供应，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可能是忍受不了的。相应地，工业总产量有较大的一部分也可以转充军事用途，为维恃较高的消费水平所必需的进口商品则可以不要，也的确不要了。 在红军士兵中同样厉行节约。战地部队得到的供应远比英国，尤其是美国提供给它们部队的供应接近于斯巴达人的水平。消费方面的直接节约由于运输方面和后方供应及行政人员方面的节约而增大了。红军总兵力中直接参加战斗的比例远比英美军队中的比例为高。由于俄国士兵愿意接受并能够容忍极端的困苦，俄国补给制度的经常不足并没有破坏部队的战斗力，象同样的中断和匮乏肯定就会影响到英国和美国的士兵那样。个人的贫困如果能同没有知识和技术上的无能分开的话，那就是一个国家可以拥有的最大的军事财富之一了。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接近于这种最为有利的情况。 俄国统计方面的缺陷，以及俄国社会和英美社会之间的总的差别，使得人们不可能对三国各方作战努力的强度和效力进行详细的比较。毫无疑问，战争给予俄国人的损害比给予两个西方国家任何一国的损害都大。俄国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比西方国家要严重得多，这种损失在1942年，即我们讨论到的这个时期，令人感觉尤其深切。俄国人的效率问题是个特别有趣的问题，但是这却是无法很有把握地加以回答的。1942年，劳动生产率在许多重要工业中都低于战前的水平。“战时工业和同它有关的工业”中的劳动力全受到军纪的约束并进行了强制性的超时劳动，妇女和儿童都被用财政上的或是其他的强制性手段大规模地弄到工业战线上去。因此，人们会料想到这种强制性的方法可能会降低劳动效率，但是当人们的斗志为爱国主义和对入侵的德国人的炽烈仇恨所支持时，是不可能产生那种结果会导致丧失效率的广泛的或严重的不满的。在英国，尽管不象俄国那样多地採用强制的方法，但是类似的强制并没有带来什么有害的影响，因为它是受到舆论支持的。这在俄国大既也是真实的。 (二)美国经济的改组 阿卡迪亚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它为美国战时生产定下了大为扩张了目标。美国官员们特别在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怂恿下，几乎以巨大的数字开始考虑这些目标。1942年1月6日，罗斯福在一年一度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他为1942年的美国经济所订出的一部分新的目标。他宣布已经向政府的相应部门下达命令，要它们採取步骤在1942年确保下列数量产品的生产： 六万架飞机 四万五千辆坦克 两万门高射炮 八百万吨商船 这些数字部分是根据起草“胜利规划”的那些人的估计，但是总统本人又亲自修订了这些数字，并且专断地把数字提高了。1942年，实际生产的各个项目的相应数字如下：四万七千八百三十六架飞机 两万五千辆坦克 一万四千四百门高射炮 八百零九万吨商船 因此，除造船外，实际成就都大大落后于总统所宣布的目标。 造成这个明显的缺陷的一个原因是在那年之中生产规划有所更改。而且不止更改了一次，总统定下的整数很早便放弃了。无论如何，它们只包括了需要生产的各种各样军需品中的一小部分。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如果既没有船只将坦克运送到战场上去，又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员去驾驶它们，那末生产出罗斯福所要求那么多的坦克将是愚蠢透顶的了。诚然，在各项最后产品之间保持生产的平衡，使它们适应于各项战略计划很可能提出的要求，以及最后以可能的最有效的方式在美国和各盟国之间分配这些产品，这些复杂的问题不久便同达到实际的生产目标这项简单的管理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到了一起。 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在华盛顿还没有任何人充分掌握住这种战时经济管理的全部复杂性。最初的推动力是要尽可能迅速地扩大生产。一切都很缺乏，一切都很需要。1942年1月13日，罗斯福把扩大生产的任务託付给了一个新机构——战时生产局。战时生产局和以前的机构有所不同，它由一个局长唐纳德·m·纳尔逊专门负责，纳尔逊有决定和执行的全权。战时生产局所取得的权力是相当广泛的，联邦政府所有部门都奉命在战时採购和生产的问题上必须遵照战时生产局的各种决定。然而，事实上，战时生产局不得不在构成美国政府的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权限争端中小心谨慎地前进。陆军和海军特别不愿意由文职人员对他们的採购活动进行控制，他们还可以在总统面前提出控诉。结果，对经济的集中控制实际上并没有象原来批准的那么全面。 在战时生产局成立后的头六个月左右，有关的一切事项的基本目的就是增加战时生产。这意味着要把工厂大规模改为兵工厂，但在进行这种改变以前，工厂经理们必须获得订货单、说明书和合同。发出军需品订货单本身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许多工厂以前都从未生产过军需品，许多工厂的经理也无法轻易地在华盛顿官场的迷宫里找到正确的途径。因此，需要和生产能力的相称不相称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件碰运气的事。 第45页 在最初签订战时生产合同的匆忙中，对全面的均衡和切实可行则不大注意或根本就没有注意。纳尔逊很早就同意把制订合同的权力交绐以前一直干着这项工作的陆海军军官的手里。直至1940年，军需品採购人面临到的限制是，国会拨款的不足。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国会作了大量的拨款，实际上把这一控制完全取消了。这时候，美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实际限制代替金钱上的限制，妨碍了军需品採购官员们的活动。 美国各军种都没有用训练或组织採购机关来准备适应这种新局面。负责购买这种或那种军需品的各个办事处分头将订货单交给各工厂，根本不管其他的、补充的生产规划会遭到什么事。任何一个军事部门恰巧先找到一家工厂，事实上就可以优先购买它的产品。就整个经济来看，在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发出的订货比实际可以生产的要多得多。这种过程在生产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缺乏平衡。例如，订购了大量小型武器的弹药，制造这种小型武器的新工厂也已开始在建造，这时人们才发现，如果这项规划实现了，那末这批弹药的供应就会大大超过任何紧急的需要。 战前的岁月里因袭下来的优先权制度已经表明完全不足以应付新的紧张局面了。安排优先权的权力分别掌握在战时生产局和陆海军军需品供应局的手里。不久，发交根据战时合同进行生产的工厂的优先权如此之多，以致这些优先权变得毫无意义了。当在流通中的一级优先权多得足以把现有的原料供应完全吸收去或不止是吸收去时，这个优先权制度就失去了意义。这几乎正是1942年的头六个月里所出现的情况。日本占领马来亚，使橡胶和锡变得很缺乏，而德国潜水艇成功地击沉了平时供应东海岸石油的油船这件事，使该地区的石油变得很缺乏，这使局面更形复杂化了。 所有这些平衡的失调所造成的实际结果是，在1942年秋天的那几个月里，美国军需品生产的增长率开始惊人地下降。不少人已经预见到发生的困难，也提出了解决这些困难的各种不同的建议。陆军后勤部的主要人物强烈地要求扩大他们对经济的控制，认为战时生产局的文职人员中有一批胆小鬼妨碍着他们生产计划的全面实现。反过来，纳尔逊和战时生产局的其他官员则批评陆军在经济上的天真幼稚，而且特别为军人们乐于削减掉的文职人员所要求的供应进行辩护。战时生产局和陆军之间的斗争在战争的年代里一直持续下去，而且不时爆发成惊人的公开争吵。 1942年间，试行了三种办法来补救美国战时经济的一片混乱。委派了一些“拥有特权的人物”去推动旨在解决橡胶和石油缺乏的主要发展。这个办法或许是应付一场危机的有效途径——无论如何，合成橡胶工厂建立起来，把石油输往东海岸的一条输油管也铺设了。但是这种特殊的组织，最后不过是对经济管理方面当时存在的混乱增加上另一个因素而已。这些困难的合理解决方法只能是通过一种广泛的全面的控制，把国家的生产能力用于被认为是最迫切的任务，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至于牺牲各项竞争规划之间必要的平衡。 建立这种全面控制的第一个尝试是一种相当生硬的手段。统计学家们指出，全部未完成的订货单根本超出了工厂在1942年间所能接下的数目。因此，经战时生产局提议，总统最后命令武装部队把他们的合同削减到据估计是在全国各工厂的生产能力范围内的一个金钱总值上。这个步骤本身并没有确保实际生产出来的产品之间的平衡，虽然通过取消一些边缘的计划，多少解除了一些加在全国生产能力上的压力。还需要实行其他的更为精确的控制才能确保下列要点：(1)根据全面的财政限制所拟定的生产规划不至于因为主要原料的缺乏而无法实现，(2)最终的产品将相当合理地适应于陆军、海军、租借办法和民间经济当时的需要。 建立这种控制的第一个尝试通称《生产条件计划》。它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就在自愿的基础上小规模地实行了。1942年6月10日，纳尔逊宣布，这一计划在1942年9月1日以后将对金属的消费者(除最小的消费者外)一概强制实行。这个计划要求作出繁重的统计和事务性的工作。每一家工厂都必须上报它所接下的订货和手头现有的原料，并按月估计未来的需要。同时，对全国的原料和半制成品的总供应量也作了估计。然后，还得使供求的这两项计划得到平衡。最后，对生产计划经严格检查后获得批准的制造商一概发给单据，使他们有权正规定的发货时间领取一定数量他们所需要的原料。 这个计划经过一定时间，或许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然而，根据当时的情况，需要作出的计算和日常的文书工作这些错综复杂的事务竟然是应付不了的。充足的情报和老练的工作人员两者都很缺乏。此外，战时生产局内外还有一群反对这项计划的重要人物，他们敦促放弃这项计划。这个计划最初生效的时期正是军需品增长率缓慢下来的时候，这被看作是它的失败的一种约略的现成的徵兆。个人的和官僚政治的野心与猜忌在很大程度上都卷进了这幅画面。最后，这个计划容易受到一种理论上的反对，因为它对于在各个申请人——陆军、海军、民用经济和租借法——之间系统地分配工业能力并没有作出直接的规定。 第46页 这些压力导致政府放弃了《生产条件计划》。接替它的就是所谓《原料管理计划》。这个新计划于1942年11月公布出来，但是在计划付诸实行之前，允许制造厂商和政府官员有一段时期去熟悉一下计划中的规定。结果，这项新计划到1943年6月才开始实行。因此，它不属于我们目前讨论之内，我们将在下文加以叙述。 尽管美国经济动员带来了一片混乱，但是当我们用任何标准来衡量它的(总统1月所定的目标除外)，1942年的实际成就给人的印象却是极为深刻的。美国1941年“战时产量”的总值是一百八十五亿美元；1942年，相应的数字是四百六十六亿美元，增长差不多三倍。在1942年的总值中，生产的军需品的总值占三百二十五亿美元，战时建设——新工厂、军营等等——的费用占一百四十一亿美元，军需品产量的增加按比例说来比总产值的增加还要大，几乎超过1941年产量的四倍。 尽管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但军事方面对装备和供应品的要求到1942年年底还是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在制定计划和控制的一级上仍然存在着两个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一是生产计划与战略协调的问题。1942年10月，成立了一个必需品联合小组，希望由此解决这一明显的缺陷。但是这个小组仅仅是一纸空文，这部分是由于各军种之间的猜忌，部分是因为参谋长们都极不愿意允许任何文职人员参预军事战略的秘密，部分还因为军事领袖们自己对盟国战略未来的方针仍然非常琢磨不定。 第二个未解决的，或者说得更确切点，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是，把生产资源在盟国中进行有效的分配——按实际情况说，就是让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进行分配。为了这项目的，邱吉尔和罗斯福在阿卡迪亚会议上一致同意成立三个联合委员会。1941年6月，在英国的生产大臣奥利佛·利特尔顿对华盛顿进行了一次访问以后，又成立了两个联合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将成为可以把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努力联合成一个更大的、更有效的整体的主要手段。接下来，我们必须简括地叙述一下这些委员会究竟能够办成多少事。 (三)英美联合委员会 1942年1月26日邱吉尔和罗斯福共同宣布成立联合军需品分配委员会、联合原料委员会和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如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样，“联合”这个词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合作。1942年6月9日，另外两个委员会——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和联合粮食委员会——成立起来时，仍然使用了这个词。然而，授予这些委员会的权力并不一样，它们的活动范围和成效则更不一样。 总的说来，工作最有成效的委员会是联合原料委员会，它由两人(包括他们的工作人员)组成，一个代表英国供应部，另一个代表“美国政府”。该委员会设在华盛顿。根据原来的组织条例，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制订计划，以便尽好、尽快地开发、发展和利用两国政府现有的原料。成立联合原料委员会的协定宣称，它的建议“应由两国政府的各个部门负责执行”。这样的措词意味着强制性的权力。如果该委员会坚持行使这种权力的话，那么很可能会产生一场激烈的权限方面的争论。可是事实上，联合原料委员会採取了依靠战时生产局和供应部(后来是生产部)在统计和其他方面提供援助的方针；它依靠劝说和辩论来使两国的行政管理人员相信，对供应不足的原料一定要共同使用。 诚然，联合原料委员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在工作方面一贯谦虚谨慎。只有特别紧张的原料才引起了它的注意。每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联合原料委员会就对英美两国能从世界各地取得的原料作一估计。根据这种情报，它採取了各种措施，使可以利用的物资能在两国政府之间进行最有效的分配。在有些情况下，它把一国的物资分配给另一国，例如，美国曾经按季度将铜分给英国。在其他情况下，两国间对可以获得的物资来源也以最公平合理的方式进行分派。因此，橡胶产地便在两国之间划分，在指定的地区内，每一政府享有排他性的收购权。 除了稀有原料的分配工作外，委员会还提出开发各个潜在的生产地区来增加物资供应的办法；它还提出以代用品或改变规格等办法来节省稀有的原料。此外，它还建议用各种方法来改变传统的贸易方式(例如，以纯磷代替磷酸盐岩运往英国)，以便减轻对海运舱位的压力。 联合原料委员会的许多建议差不多总是被採纳的。这部分反映出委员会两位成员机智灵活的个性。或许，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英帝国和美国在原料供应方面或多或少是处于平等的地位。英国的殖民地和自治领有许多原料可以提供给美国以换取美国的原料。由于双方的交换几乎相等，每一方都易于认识到，联营的办法不仅可以而且的确绐盟国带来一般的利益，同时还给两国都带来一些好处。 就英美两国在共同经济努力的贡献来说，只有在原料问题上两国可以说是平等的。在其他方面，两国之间的关系则是单方面的——美国人供给，英国人承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常常觉得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应该放弃他们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反覆出现的紧张大大破坏了其他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效果。美国人的否决权太露骨了，以致妨碍了共同的讨论和研究。英国人则总是落到了恳求者而不是合作者的地步。 第47页 英美两国之间关系的不正常于1942年间在船舶和军需品方面特别明显。船舶和军需品部极其缺乏；美国军事力量的建立和加强与英国代表所提出的要求直接发生了冲突，因为英国代表要求美国安排船只和军需品去支持他们的军队和平民。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美国官员都坚定不移地把英国要求尊重盟国共同一致的原则的唿吁看作是诡辩，而英国代表则常常觉得美国人是鼠目寸光或固执自私。只有高级领导人员坚持要扩大互助的决心，才使基层人员之间的摩擦不致变得难以忍受。 关于军需品分配委员会问题，以及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决定在试行的基础上设立该委员会的方式，上文已经谈过了。与联合原料委员会不同的是，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分为两个分支机构，一个设在伦敦，负责分配英国的军需品，另一个设在华盛顿，负责分配美国的军需品。每个分支机构均由代表武装部队的美国和英国官员所组成，但都由一位文职主席来领导：在华盛顿是由哈里·霍普金斯负责，在伦敦是由比弗布鲁克勋爵(后来则由奥利弗·利特尔顿)负责。这个委员会只具有提供意见的权力，所有的建议最终还得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予以批准。 军需品分配委员会是这样行使职能的。申请军需品首先要根据申请国所使用的武器是美式的，还是英式的，分别向华盛顿或伦敦提出(俄国的申请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它是按照议定书的规定，从英国获得什么项目，从美国获得什么项目)。由于英国的生产未能满足对它所提出的军需品要求，不足部分便向驻华盛顿的分支机构提出申请。实际上，关于军需品分配的主要争执最终是在华盛顿获得解决。 在1942年里，争取装备的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哈里·霍普金斯在防止对英国和其他盟国申请军需品不予重视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当军需品分配的争执达到特别剧烈的阶段时，霍普金斯总能立即从罗斯福那里得到权威性的裁决。结果美国陆海军将领们提出的有关急需装备的迫切要求好几次都遭到拒绝。可是如果没有这种驳回美国军方提出的要求的权力，英国、俄国和其他各盟国在1942年几乎就得完全依靠它们自己了。 从盟国的全面观点看来，华盛顿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的英国成员和美国成员之间的根本冲突，是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经常不断的冲突的一种形式。美国人急于要建立和训练一支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英国人则试图说服他们的同僚同意这一点：当务之急是维持和充实正在各战区积极作战的部队的武器装备。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原则可以依据。物资实在太缺乏了，经常有急需情况出现，这样势必打乱已经商定的任何长远计划。例如，自从英国于1942 年夏天在利比亚吃了败仗以后，美国同意把一批谢尔曼坦克运到埃及去，尽管这些坦克原来是打算拨给即将完成训练的一个美国装甲师的。1942年间，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在决定军需品分配时，与其说是依照预定的“战斗程序”和稳固的战略计划来安排，还不如说是根据这类紧急行动来决定的。 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面临着盟国决策人员在1942年间最感棘手的问题。8月以前，商船的损失超过了新造的船只。虽然在1941年的最后一季度里，净增加吨数为七十三万八千吨载重量。但是1942年上半年所遭到的损失仍未得到弥补。1942年时，各盟国一开始共有四千四百三十九万吨载重量，到该年年底只剩下四千二百四十二万一千吨。英国在这方面的损失尤为严重。英国的生存危在旦夕。进口物资不但对作战而且对生存都是绝对必要的。由于英国船只的损失没有得到补充，它面临着特殊的困难，美国的船厂所建造的新船是置于战时船舶管理局的控制之下的，而英国船厂则集中于维修船只和建造海军军舰。 这些事实并未使英美在船舶方面的合作减少了困难。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所起的影响实际上极小。成立该委员会的协定中规定：“只有华盛顿的相应的船舶管理机构和伦敦的战时运输大臣可以行使职权。”这一声明实际上否定同一文件开头所阐明的原则：“两国的航运力量应该予以统筹安排。” 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分为两个对等的机构，每一首都均设有一个。但是同军需品分配委员会那样，为了同样的理由，许多重要的谈判都集中在华盛顿举行。1942年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英国商船的前途。英国驻华盛顿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的代表阿瑟·索尔特爵士坚称，新造的船只应当首先用来弥补损失。如果双方同意这一点的话，它将保证英国人把他们的商船保持在接近于现有的水平上。美国船舶运输当局并没有表示反对英国人的意见，但也没有表示採纳。甚至当美国的造船工业在1942年5月已经弥补了美国船舶的损失以后，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同时，英国的忧虑与日俱增。1943 年的进口计划虽然已经削减到内阁认为可以实行的程度。但英国控制的船只仍然不能解决运输的问题。因此，邱吉尔在1942年11月致函罗斯福，要求美国人调拨足够的船只给英国弥补已经蒙受的(以及将要蒙受的)总数高达二百五十万吨载重量的损失。罗斯福并不同意把这么多船只拨交英国控制，但他的确同意这样一项原则：拨给英国一定数量美国建造的船只，以解决1943年英国最低进口计划的运输问题。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双方继续进行谈判(有时还争吵起来)，一直谈到1943年6月，那时罗斯福才按照通称空船协定的规定，下令调拨大批船只供英国使用。 第48页 邱吉尔介入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成员中间正在进行的谈判。使该委员会或多或少无法处理这一件事。英国内阁担心进口物资将下降到使英国经济再也不能维持的地步，这种可以理解的忧虑心情导致英国放弃英美在船舶方面真正联合调度的原则。他们开始谈判，结果成功地获得保证：美国将调拨给英国足够数量的船只，以保证它至少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粮食和原料。实际上，那时英国战时运输部和华盛顿的战时船舶管理局管理着两个独立的船队。英美两国资源方面的联合使用只限于这样一种情况：有时，一方向另一方租借一艘船供某一特定的航行或一系列航行之用。 1942年6月9日所成立的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原先是被看作联合委员会结构的基石。它的目的是在原料委员会和军需品委员会之间促供一个环节，以便在国际性的规模上计划和协调生产的过程。英国在阿卡迪亚会议上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之一就是要设立一个负有这种职责的委员会。但是，直至1941年夏天罗斯福才同意这一主张。战时生产局局长唐纳德·纳尔逊和生产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是这个联合委员会的两个成员，但实际上，该委员会是通过代表来行使职权的。1942年11月，加拿大代表作为第三个成员参加了政委员会，它的办公地点是华盛顿。 下达给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的指示涉及范围很广。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应该：(一)将美国和联合王国的生产计划合成一个单一的总体计划，使其象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该委员会指示的那样，适应于战时的战略需要，以及一切有关的生产因素。”然而，事实证明，安排这些任务比执行这些任务容易得多，同时还证明，要把一个国家生产计划合成一个整体并取得平衡是一桩困难的事。当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成立起来时，美国还没有计划对国内的经济採取全面有效的管理措施。实际上，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所起的作用之一是，协助将英国的经验应用于美国的行政管理问题上面。 英美两国经济的一体化工作只能做到大致可行的程度。部件不能达到标准化——甚至象螺距这样基本的问题——根本无法使两国的生产过程进行密切的配合。其次，到1942年仲夏，国家管理生产的行政机构已经牢牢地进行控制，它自然反对外来的控制，这一事实使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原来接受的任务完全落空了。 在军需品生产问题上，各国在专门化方面确实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许多重要的决定几乎都是由两国政府直接协商后作出的，同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完全无关。例如，加拿大承担建造反潜艇的小型护卫舰，这使英国船厂摆脱了这一任务，而英国则承担为驻扎在英国本土的美国部队提供兵营和其他设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协定总是朝相反的方面发展。美国人承担规模足以供给所有盟国的各种武器的生产。商船、运输机和原子弹是最显着和最重要的例子。 可是，既要发展这种国际生产专门化，又要不严重影响战后的经济前途和有关各国经济的平衡，对前者的发展程度就要有一个限制。这一问题对英国说来尤为迫切。英国代表曾不止一次竭力反对美国人提出的替英国人制造产品的建议。美国人建议英国应当完全停止生产坦克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强调说，美国的更有效力的生产线能够满足英美两国的需要。从严格的经济观点看来，美国人的建议是完全合理的。在美国，人力和其他资源可以更有效地得到使用。但是对英国说来，将熟练工人、有管理能力的人员和用于生产坦克的机器设备全部放掉，这种做法对战后英国诸如汽车之类的生产势必起一种破坏的作用。只要设想到战时英美两国在经济方面的互相依赖，一旦战后这种关系中断时英国将面临的局面，那末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官员如此坚决地拒绝这一计划了。 实际上，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的成就只限于提供统计和其他方面的调查资料，指出在联合经济中所发生妨碍生产的各种因素和浪费现象。1941 年夏秋两季首次编制的、和胜利规划的安排有关的物资平衡表，一直由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继续制订下去。盟国联合军需品生产，以及对未来生产的估计，也编入了平衡表内，再根据这些总数来估计将来的需要。这样做法常常可以说明物资的缺乏情况。有时也指出现在或将来物资的过剩情况。国家的生产计划可以而且常常就是根据这些数字作出一些调整。 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的威信不是很高的。部分原因是它的工作是由代表们去执行的。另一原因是，分派给它的任务是如此紧要和复杂，以致无论是美国政府或是英国政府实际上都没有真正准备让这个委员会去行使名义上授予给它的权力。的确，这个委员会曾经提出过各种意见、警告和建议，有时还促使最高领导作出合理的决定。但是它从来没有以平等的地位向联合参谋部提出意见，虽然它的组织条例中名义上授予它与军事领导人同等的决定权和管理权。 实际上，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主要是起着上诉法院那样的作用，英国政府可以向它提出有关经济政策的争端。作为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英国是以一名合作者的姿态，而不是作为在美国人餐桌上求得一匙残羹剩饭的乞丐的姿态出现的。它在最高级行政管理方面是以一个和美国人具有同样的权利而不是以一名乞丐的身分去发表意见的。正因为如此，对英国人说来，该委员会具有特殊的价值。美国人则企图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个委员会的作用和缩小它的范围，宁愿通过自己的经济管理渠道去採取行动。 第49页 和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同时成立的第五个联合委员会是关于粮食生产和分配问题的。它由美国农业部长和英国驻美国的粮食代表团团长所组成，在华盛顿展开工作。英国和英美军队所需要的粮食就是通过联合粮食委员会向美国农业部提出申请的。只要美国粮食过剩，除运输一事外，其余的全不成大问题。1943年以前，联合粮食委员会的工作不是很重要的。 一般说来，这些联合委员会的权力和效能，同成立这些联合委员会的协定起草人所设想的相比，要小得多。它们起着一种促使英美两国了解对方观点的有效作用，而且在许多方面都能够让重要的意见引起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重视。但是真正的权力和最后的决定权则仍然操在国家当局的手中，尽管关于原料以及生产资源的託管权似乎已经授给这些联合委员会了，这些联合委员会不是通过命令方式而是通过说服、协商、争辩和调整的方法来行使它们的职权。 (四)租借法和互助协定 租借法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时，正是许多美国人希望他们的国家不要成为一个积极的交战国的时候。因此当这一希望成为泡影时，对租借法的实行方法和原则进行修改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1942 年间，这两项工作都做了。从英国和那些自治领那方面来说，租借法的原则通过所谓互助协定或逆租借法而扩大了，但英美两国和俄国的经济关系仍然象以前一样是以特别议定书为基础的。盟国之间交流的物资及劳务的数量从1941年的水平上急剧地上升。由于各方面显然已经获得了好处，而整个同盟的军事力量又增强到远远超过每一国单独防务力量的总和，这样的交流大大地巩固了同盟。 美国对珍珠港事件的第一个反应是禁止租借物资出口，这一行动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可能在俄国也是如此，虽然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表明这一点。等到美国陆军和海军当局检查了待运的物资，并且取回了某些据认为是美国防务上需要的物资时，租借物资的装运就立即恢復了。迟延的装运总量并不大。尽管遇到了这种阻碍，1941年12月间发运的租借物资数额比前几个月都大。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内对军需品的需要大为增加，这意味着租借物资的订货面临来自美国陆军和海军的激烈的争夺。一种结果是使传统的财产所有权变模煳了。有时，原来根据租借协定订好的项目制造出来时，却可能是美国军队更为迫切需要的，也有时发生相反的情况。既然出现了这样情况，就应该进行调拨。政府为了可以作出这种灵活的安排，採取了一些措施，这一点我们多少已经注意到了。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和联合原料委员会从它们开始工作的那天起就一直在做这类调拨的工作。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国会不再拨出直接用于租借物资的款项了。可是国会批准可以使用原来拨给美国三军的一部分经费作为购买租借物资的费用。这就等于在财政方面承认租借法和国内军备计划的一体化，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实际上在这方面已行使了权力。因此租借物资管理局的财政职责变成只是把供应给各盟国的物资价值加起来，定期向国会汇报。 租借物资管理局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盟国申请物资供应就首先要向它提出。在美国看来，它的主要职责是查明这些申请是否有充分理由，就是说，申请国家没有能力以美元来支付，所要求的物资的确是急需的，以及这些物资对战争的进展将有直接贡献。这种审查工作需要统计资料和其他方面的情报，以便确定所提的申请是否合理。有时，英国官员对由此而来的美国人的监督和干涉深感烦恼。 等租借物资管理局查明某一申请是否合乎规定以后，实际的採购任务就交给美国政府的这个或那个部门，然后在适当时期，如果当时没有发生什么干扰的话，这批货物就运送到美国的一个港口。租借物资管理局有责任尽力协助盟国获得所需的物资，并与安排物资分配优先权和分配现有物资的各种委员会进行争辩。然而，英国和俄国为了本国的利益总是要同那些管理生产的美国官员和工作人员直接展开争辩。 租借物资管理局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在美国公众特别是在国会面前表示拥护盟国的事业。1942年，当军需品极为缺乏时，美国人特别容易认为，对他们自己需要的物资，他们应该享有绝对的优先权。租借物资管理局向国会呈递的报告中，部分就是反对这种心情的。这些报告非常仔细地着重指出美国从租借计划中可以获得的利益。 租借法规定，美国从租借物资的供应中“应得的利益可以用实物或财产来支付，也可以是总统所满意的任何其他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美国为了进一步明确它将从租借物资供应中获得的利益，几乎立即开始同英国进行谈判。这些谈判由国务院进行。国务院官员提出的主要目标是，作为租借物资的交换条件，英国应当同意在战争结束后放弃英帝国的特惠贸易。较为自由的国际贸易一直是科德尔·赫尔的政冶信念中一个基本要素。他把繁荣的国际贸易看作是国与国之间持久和平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他认为，作为国务卿，他的使命至少是要拆除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障碍。 因此，对他来说，与英国磋商租借总协定似乎是一个绝好的机会。1941年7月，国务院起草了一个协定，要求英国在战后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但这一提议遭到了英国的反对。在阿卡迪亚会议上，赫尔把这问题提交给邱吉尔，但首相也迴避开，说他正忙于别的事情。经过第二次催促以后，邱吉尔坦率地重申，他永远不会放弃英帝国的特惠。但赫尔仍然坚持，结果经罗斯福打了一份电报去以后，英国内阁终于作出让步，同意了美国的建议。 第50页 因此，租借总协定于1941年2月23日签订了。这个文件只是初步的。关于美国将获得的利益问题则延缓到战后再决定。然而在这个问题未解决之前，该协定却规定了关于租借法的实施和租借物资结算方面的一系列的原则。协定的条款中有三条是特别重要的。 第二条 联合王国政府将继续对美国的防御及其加强方面作出贡献，并将提供它所能供应的物品、劳务、设备或情报等。 这就第一次正式承认了逆租借办法。实际上，英国已经将若干设备和军需品转让给美国，对此它并未要求美国付款。这一条(以及第六条)载明这项办法以后将进一步实行，两国政府间由此产生的债务问题将延至战争结束以后再解决。 第五条 联合王国政府在当前的紧急状态结束后，将按照总统的决定，归还美国根据这一协定转让的未被毁坏、丧失和消耗的防御物资，以及他认为在保卫美国和保卫西半球方面有用的，或在其他方面对美国有用的防御物资。 这一条确定了租借协定中的出借部分。就物资的归还而论，当时普遍认为，这些军需品即使是归还的话，对美国人也没有什么用处。倒是另一个因素——承认在战争中消耗了的东西是无法归还的——是有意义的。关于租借法，罗斯福的一个主要看法是，一定要防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盟国之间财政往来所带来的那种战时债务，因为它损害了战后盟国之间的关系。上述条款中相当隐晦的措词是特地为了减轻英国人的负担而写下的，不然的话，他们将负下巨额的债款。 第七条 在最终确定提供给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时……条件不应成为两国贸易的负担。……为此，它们应包含一致同意的条款……目的是通过适当的国际和国内措施来发展生产，解决就业问题，以及扩大商品交换和消费，这些都是各国人民自由和福利的物质基础；还要消除在国际贸易中各种形式的歧视性待遇，并缩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 对于这一条，邱吉尔是反对的。他接受协定中的这一部分，充其量也不过是半心半意的。 英国领导人至少意识到战后英国同美国在工业方面的任何自由竞争都会面临的经济困难。据推测，内阁同意这一条，不是为了结束这个争端，而是为了讨好赫尔并避免在租借政策问题上可能发生的非常难堪的争端。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罗斯福不是象赫尔那样空谈理论，而是比较实是求是。他私下向邱吉尔保证，在最终结算租借债务时将首重于第七条的第一部分而不是第二部分。 同英国签署的这项协定可以作为同其他国家签订的类似协定的样版。1942年6月11日，李维诺夫大使代表苏联签署了一个相同的协定，或许条件比较温和些，因为应用到苏联的经济时，这些关于降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条款几乎是毫无意义的。接着，同其他国家的协定也相继签订了，因此到1943年中期，已有十三个主要盟国接受了相同的条款。 一系列的协定加上所有盟国(俄国除外)的武装力量不断互相渗透的结果，使原来是单方面的租借法发展成为多边的互助协定。驻扎在联合王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和印度的美国部队所需要的各种各样产品，都可以十分容易地由当地加以解决。例如，供应在西南太平洋作战的美国部队和海军分遣队的粮食和服装，可由南方两个自治领供给和制造。不列颠群岛上日益增多的美国驻军也能够而且已经获得各种各样的东西——营房，机场以及运输工具等。 互助办法并不只限于美国和英国。在同样的基础上，被逐出国外的波兰军队和自由法国的军队等也获得物资供应，而且是无须偿还的。英国给俄国的军需品也是按照这种安排发运的。 当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和自由法国之间于1942年9月3日签署了一系列协定以后，互助办法就有了合法的根据。所有这些协定的格式都是类似的。英美协定中载明的互助原则如下：……两国的战时生产和作战资源应由两方和其他联合国家的军队加以使用，并要以各种最有效的方式利用可以得到的原料、人力、生产设备和海运舱位。”协定进一步声明：“虽然各国政府有权根据自己的潜在能力和责任作出最后决定，但是所有关于最有效地使用资源的决定必须尽量符合一起赢得战争胜利的共同计划。”同时“……各国政府可以批准以互惠的形式供给别国尽可能大量的物品和劳务。这样，使各国政府对于别国货币的需要或许可以减少到最小程度。”协定还列出了英国将提供给美国的各类物资。原料不在此例，因为那时美国人支付英帝国出产的原料的货款是英国得到美元的唯一重要来源。这些外汇都将用来支付在租借法实施之前订购的军需品。除此以外，清单上几乎是无所不包的。 租借总协定和互助协定虽然没有公开说明，却暗示出租借办法的一项新原则。原来的法令规定可以用商品、劳务、货币或其他办法来偿还。但在1942年间，美国的许多发言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总统，提出了一个根本不同的看法。1942年6月11日，总统在向国会提出的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五号报告中有下列这一段： 战争的真正代价是无法用货币来估计、比较或偿付的。这种代价必须而且正在以鲜血和辛勤的劳动来偿付。但是战争的财政费用能够而且应该由符合持久和平和相互的经济繁荣所需要的一种办法来偿付。 第51页 所有的联合国家都在根据它们特殊的资源情况谋求最大限度地转向战时生产。如果每个国家把国民生产中大致相同的份额用于战争，那末战争的财政负担就在联合国家之间根据它们的支付能力作了平等的分派。 这或许可以称为租借法的公平分派理论。在官方的声明和协定中，从来没有直接提到提前偿还这种理论。有些有影响的国会议员和各种报纸识破了要取消租借债务的计划，但租借物资供应局的发言人和大多数美国报纸则认为，租借法的这一新理论基本上是合理的。 然而，美国公众都发觉这一理论难以理解。国际间的债务通常被看作和私人的债务是相同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偿还私人债务的这项道德标准也适用于国际财政方面。因此，从1942年3月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可以看出，至少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国人被问道：“英国和苏联应不应该偿还我们根据租借法案供给它们的作战物资？”回答是“应该”。但这是 1942年早期的事。到了该年年底，公众多少也同意了罗斯福和政府提出来的看法了。不管怎样，在美国人的头脑里，租借法的原则仍然是含煳不清的，这种含煳之词不到战争结束后进行最终结算时，是无法完全解决的。 加拿大在互助制度中的地位是特殊的。因为加拿大向美国出口许多贵重的原料，而它从未停止储备美元，因而有足够的美元来支付从美国进口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物资。因此，加拿大和美国之间并不存在导致实施租借法的那种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状态。既然这种不平衡状态并不存在，租借法的条款也就不适用于加拿大。整个战争期间，两国贸易仍然是以现金为基础。 但是加拿大和英国的关系同美国和英国的关系相去无几。从加拿大输出的原料和军需品总额远远超过了从英国进口的物资。这个不平衡的情况由加拿大给予英国一系列馈赠而解决了。1942年4月的第一笔赠予解决了英国当时欠加拿大的全部债务，并得到十亿美元的长期贷款。这笔贷款正好弥补了1942年的交易。 俄国的地位也是特殊的，战争前线的实际情况使俄国人不可能给英国人和美国人任何大规模的互惠援助。只有在大批英美军队驻扎到了俄国土地上，苏联政府才有机会象英国或澳大利亚政府对美国人那样为他们提供物资与劳务。因此，互助办法对俄国人说来，几乎完全是单向的渠道。 在1942年6月底以前，美国和英国运往俄国的物资是依照比弗布鲁克-哈里曼于1941年9月底出使莫斯科以后达成的议定书进行的。实际上对原来的协定已经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特别是西方盟国把已经同意运给俄回人的橡胶和锡的数量急剧地减少了。由于马来亚的陷落，俄国代表也同意作这一必要的修改，同时，随着苏联经济中这样或那样物资缺乏的情况变得特别严重时，他们自己也作出一些其他的修改。 运输方面的困难和生产与物资供应方面的困难，干扰了《对俄国供应议定书》的执行。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那几个月里，美国人根本未能按照业已商定的日期把供应物品运送出去，这种情况于1942年3月引起了罗斯福的注意，他发布了特别命令，让俄国优先获得原来指定给它的物资。结果，4月间，运往俄国的物资数量急剧上升。不幸，这种努力正巧碰上北极地区白昼时间的延长，因此派往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的护航队在绕过北角，向仅距德军占领区二十英里的摩尔曼斯克驶去时，不得不遭到德国海军和空军的两面夹攻。损失是相当严重的：在1942年4月至6月间，从美国港口启航的八十四艘船只中只有四十四艘完成了输送货物的任务。二十三艘被击沉了。其余的船只只得在苏格兰卸货，等待情况好转，因为在船只已经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这样的损失似乎是难以忍受的。决定在苏格兰卸货一事，导致俄国人指责英国人盗窃了原来属于他们的租借物资。 到1942年6月底，当第一号议定书到期时，英美两国都已经按照条款履行了原来的协议，因为原来的协议仅仅规定应向俄国人提供物资，并没有对运输问题作出解决。但是物资虽然已经准备好了，装船的数量却只占全部物资的五分之四，而且其中就连这五分之四有一大部分还是未能运送出去。 为了开闢其他较为安全的通往俄国的运输路线，曾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一条路线是从波斯湾港口出发取道波斯，另一条路线是用俄国船只驶过太平洋。但是这两条路线都牵涉到漫长的陆上和海上行程，所以直到1942年下半年，它们才变得相当重要。 《对俄国供应第二号议定书》是在华盛顿签定的。有效期是自1942年7月1日至1943年6月底为止。尽管早在5月份谈判就已经开始了，但议定书却拖延到1942年10月才最后签订。拖延的一个原因是英美两国政府对于同苏联的经济关系所应採取的政策意见不一，另一个原因是在安排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这条航线的吨位数量上还在同俄国磋商。 英国人希望对俄国的物资供应工作应当做到象美国对英国的关系那样。他们看不出为什么俄国人在申请物资时无须要象他们那样说明理由和提供数字，他们建议关于分配给俄国的物资应当通过已经成立的联合委员会来处理，或许把联合委员会改组一下，让俄国作为成员也参加进去。然而美国人竭力反对，最终否决了整个建议。 第52页 1942年间，盟国缺乏船只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由于进攻作战计划即将成熟；很明显，节省船舶的方法之一是减少运给俄国人的物资数量。当莫洛托夫在1942年5月访问华盛顿时，美国以开闢第二战场为保证，设法说服他同意减少一些船只。然而莫洛托夫不同意，直到西方盟国拟定了对北非的进攻计划以后，同俄国人的这场交涉才告一段落。美国和英国终于在纸面上签字同意运送原来商定的总额为四百四十万吨的货物。俄国人对于取消 1942年在法国登陆的计划一事甚为不满，这个协定多少是为了平息俄国的不快而签订的。 实际上，《对俄国供应第二号议定书》的推迟签订对运往俄国的物资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驻英国和美国的俄国物资供应代表团的日常活动，在两国政府的官员的配合之下，控制着物资的输送情况。由于俄国人不断有新的需要，以及美英两国的经济中经常出现无法预知的物资缺乏或新的供应来源，议定书的具体条款常常有所更改。尽管第一号议定书已经满期，而第二号议定书尚未签订，物资的装运却一直没有中断。 真正妨碍装运的是运输方面的具体困难和敌人的行动，早在1942年7月，编号为pq17的一队护航船在企图绕过北角时被敌人驱散，几乎全被击沉。结果，由于发生了这一灾难，第二队护航船只得暂缓出发。1942年9月初又作了一次尝试，企图冲过德国潜艇和空军的攻击，但是由于在北非登陆的准备工作正在开展，美英两国海军都准备参加，护航工作只得再次停顿下来。有些个别的船只企图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冲过德国海空的袭击，但是能安全通过的很少。结果，直到1943年初，才恢復了正常的护航航行。这些困难意味着运送率大大落后于第二号认定书的顶定计划，1943 年，情况开始好转一些，这部分应归功于波斯的公路和铁路运输量的增加，可是在第二号议定书行将满期的时候，不足之数仍然无法得到弥补。 尽管租借物资供应局尽量记下了给予其他国家的物品和劳务的价值，但是从官方的统计数字中仍然不易看出准确的实际执行情况。一个理由是，当1942年军需品分配作紧急变更时，租借物资的变更并不是全部都记录下来的。从租借物资中扣除的这些项目至少在理论上讲，将来有一天是可以补偿的，即使实际交货的日期已经推迟了，租借法受惠国还是渴望把物资的转让情况记录下来，因为这是作为将来提出这种要求的根据。因此，只要物资一经分配，这些项目就一律记入租借物资的帐目，即使有时这些物资的实际启运还要拖延好几个月。因此官方的统计数字只能粗略地说明在任何一段时期内提供的租借物资的规模。 互助物资的记录甚至更不完全。部分原因是，互助物资的主要供应者英国政府和自治领政府开始时并没有把给予美国人的劳务和物品的价值记录下来。只是在美国人敦促之下，他们才于1942年秋天开始记录。互助物资记录的缺点也在于援助的性质，有些东西(例如雷达的设计)几乎无法以现金来估值。鑑于英美军队之间的关系和性质，大部分东西不是通过一个有记帐制度的中心单位来提供的，而是从散布在不列颠群岛上和整个英帝国内的机场和军营中获得的。给予其他盟国以及来自其他盟国的互助项目则更难记帐和结算。既然互助制度所具有的主要优点是可以摆脱盟国经济合作方面的财政限制，那末，现在回过头来再想计算帐面差额，也许是很愚蠢的。 虽然如此，有些数字还是可以稍许说明一下已经交换的物资的规模。从1941年3月11日租借法实施的那天起，到同年底为止，美国给英帝国的货物和劳务的价值据估计为十亿零八千二百万美元，其中有四分之三以上是给予联合王国的。在同一时期里，给予俄国的货物和劳务的价值仅为二千万美元。1942年，可比较的数字如下： 给予英帝国的援助，四十七亿五千七百万美元； 给予俄国的援助，十三亿七千六百万美元。 因此，运出的租借物资的总数增加了三倍以上。如果要将这些美元金额换算成实际的价钱，应该记住，美国物价在普遍上涨，而新投入生产的军需品价格往往总是很高的。 英国给予美国和俄国的援助无法分为一个个相同的时期。因此直接比较是不可能的。英国给予美国的物资和劳务在1942年中期之前无论如何并不很多。直至1943年6月30日为止，物资和劳务的价值总额据官方计算为二亿二千九百七十万英镑。在同一时期内，给予俄国的援助总额是一亿八千七百七十万英镑，物价水平不同而交换的商品又无法进行比较，所以，要把英镑折成美元(或美元折成英镑)，这是没有意义的。 的确，如果把这些数字看得过于认真，那将是大错特错的。重要的是，通过1942年建立起来的互助制度，盟国不是以财政标准，而是以更为有关的实际战略标准来控制各国经济间货物和劳务的交流。如果要了解租借物资会计制度的荒唐情况，人们只要回忆起这样一件事：一架美国制造的飞机由英国飞行员从英国机场上驾驶起飞，那就要记在英国欠下的帐目上，而同样一架飞机由美国飞行员在同一个机场上驾驶起飞，如果使用的汽油是来自海法的，那就要记在美国欠下的帐目上——的确如此，如果有人不怕麻烦，愿意这样去调查一下的话。 第53页 由于统一指挥、联合参谋和联合作战的制度发展起来，作战用的武器和物资应当归一个国家“所有”的这一概念已经变得陈腐了。租借物资的帐目实际上是租借法刚通过时留下的一种遗蹟，那时美国还没有全面参战。当时，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接近或者待在英美两国军队并肩作战的战场上的人，意识到将有这种改变。然而在美国，由于害怕国会和公众的反对，没有人愿意公开和正式地提出要取消租借物资的会计程序，即使当时有无数的小额交易已经不记帐了。 上文引用的数字清楚地表明，互助关系主要存在于美国与大英国协国家之间。俄国的贡献体现在战场上的牺牲，其他国家则起了有限的作用。美国和大英国协之间的劳动分工相当简单。美国以数量不断增加的军需品运往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纽西兰等国去；此外，还供给英国以粮食和工业原料。作为酬答，美国取得各种各样的劳务，并在英国和英帝国各地享有使用各种军事设备的便利。还有，澳大利亚和纽西兰对于在太平洋作战的美国军队提供了大量的粮食。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种分工的话，英国就得从那些南方的自治领去购买粮食，而美国却需要从本国把粮食运给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的部队，这种分工使船舶的使用大为节省，这就给盟国方面增加了力量。然而，如果在共同作战努力方面还让一些财政障碍存在下来，那是因为它们显然是协助维持英镑收支平衡的一种办法(诚然，是一种必要的办法)。 互助制度对于盟国首先小规模地在纽几内亚和印度、后来又在北非所进行的那种联合作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在这个制度下，美国坦克可以使用英国的汽油，英国坦克也可以使用美国的。备用零件则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交换，不管哪一国军队需要口粮等等，粮食都可以随便领取。如果没有这种灵活性，那末，后勤工作的重复，以及对急需物资供应的拖延简直会使英美联合作战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并不是在所有的盟国中都採用了互助制度。加拿大的特殊地位已经提到过了。此外，英国同埃及或者印度这类国家有物资供应关系而没有採用财政上的註销方法。由于英国在战争的年代里向这些国家购买军需品和雇用民工修建工事，所以它对这些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欠下了巨额的债务。英国和俄国之间虽然也有相互关系，但是很不完备，军需品和医药用品都是“免费的”。但是其他项目，属于民用范围的项目，则根据一项协定提供，按照这项协定，政府必须以黄金或美元支付货物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其余部分则作计息债务来结算。鑑于苏联向美国进口的民用物资并没有这样的限制，无怪乎根据这个协定提供的项目为数很少。 美国工业动员尽管在早期出现过一片混乱，但后来还是十分成功，英国和俄国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方面作了非凡的努力，各联合委员会种种努力也使工作合理化，互助制度又卓有成效，当我们考虑到这些成绩时我们似乎可以很公正地说，为了在一场共同的战争中更为有效地进行合作，各盟国的确表现出了非凡的魄力和想像力，打破了在国际和国内经济关系方面的各种传统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来就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就，轴心国也从来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就，甚至在1941年，事先也从来没有想像到会取得这样的成就。 到了1942年底，指挥盟国作战的行政机构已经成功地发展起来，事实证明，在战争后期只有少数几次改变是必要的。盟国之间合作的新的行政机构也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以前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大规模的军需品生产和物资供应，这些东西与其说是按照财政标准，还不如说是按照军事和政治标准分派给了世界各地的盟军。这个事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伟大的创举之一。各国经济的界限都被冲破了。以华盛顿为核心的盟国指挥中心已经强大到足以对各国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已把它们联合成为一个或多或少通力合作的整体。大联盟不仅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盟，更真实的还是经济上的联盟。 第二章 退却并适应全球性战争 1941年12月-1942年11 月 (下)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3 第三节 太平洋战区的整顿时期 1941年12月-1942年5月 (一)针对日军胜利所作的军事调整 (二)对日战争中盟国合作的政治障碍 第四节 第二战场的筹划 1942年4-11月 (一)英美同俄国的关系 (二)1942年能开闢第二战场吗？ (三)莫洛托夫对伦敦和华盛顿的访问 (四)重新考虑第二战场 (五)盟国分歧的消除 (六)进攻的准备 (七)同俄国人之间存在的困难 第三节 太平洋战区的整顿时期 1941年12月-1942年5月 (一)针对日军胜利所作的军事调整 1942年的头三个月里，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获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日军的兵力比盟国在这些地区所能提供的全部力量都占优势，甚至当日本部队在当地人数较少的时候，象在新加坡的时候那样，他们的战术、士气和热带作战的训练也比盟国方面优越得多，足以确保他们相当轻易地取得胜利。 第54页 在太平洋，盟国唯一有希望的地点是菲律宾群岛中的主要岛屿吕宋岛上的巴丹半岛。在那里，守军誓死保卫，成功地抵挡住了日军四个月的进攻。美国和菲律宾部队在占优势的日军进攻下，撤出了马尼拉(1942年1月2日被攻占)，在巴丹半岛上建立起一条连续不断的防线。日本人感到这条防线很难突破。当时负责指挥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迅速地获得了很大的声望。看来只有他的部队才能够阻止日军的进攻。但是这种英勇的抵抗没有外援是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的。辽阔的太平洋和日军所掌握的制海权与制空权使增援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只有少数船只、潜艇和飞机成功地到达菲律宾，带去了少量的补给品。当日军的进攻向南伸展时，救援的希望越来越少了，而随着希望的渺茫，补给品和作战的人力也都在减少。1942年4月9日，巴丹的守军投降了，5月6日，在马尼拉湾的一个岛屿要塞哥黎希律上，当菲律宾最后残余的守军全部投降时，美国国旗降落下来了。 在这惨痛的结局到来前，麦克阿瑟将军已于3月11日乘坐鱼雷艇和飞机到达南方的澳大利亚去承担起更高的指挥职务。菲律宾的挫败，使他个人受到很大的刺激。麦克阿瑟对菲律宾的感情和他要尽快打回去的强烈愿望，对于太平洋战争中后来的战略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在1942年的黑暗年代里，巴丹的保卫在心理上产生了重大的意义。美国人对自己及菲律宾部队的战斗可以感到相当自豪。 然而，从全面的观点来看，巴丹的后卫战斗仅仅是一个插曲。日本人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更东南的地区。在阿卡迪亚会议上，盟国已经委任韦维尔将军去保卫那个受威胁的地区。但是要求他建立起来的统一的盟军指挥部还没有开始工作，日军的攻势已经把它打得粉碎了。1942年1月10日，韦维尔到达爪哇的巴达维亚来就任他的新职。可是要他统率的部队实在太少了。盟国的海军显着地不及日本，盟国的空军甚至处于更不利的地位。日本人具有海空两军的优势，几乎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攻击，他们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西南太平洋的岛屿上一处又一处登陆，还在马来亚包抄到英国的战线后方，并且威胁着澳大利亚。 韦维尔还不得不面对着他自己阵营内部的复杂的矛盾。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决定成立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时，事先并没有同荷兰商量过，因此荷兰感到不快是可以理解的。后来经罗斯福和邱吉尔抚慰解释，荷兰才同意了这种安排，但是尽管如此，还是留下了强烈的反感。成功本来会很快消除这种反感的，然而灾难却起了相反的作用。荷兰的海军将领们因为发觉他们岛屿的保卫工作掌握在英美军官的手里而感到很愤慨，同时又没有多少时间去解决参谋联络程序和信号布置等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结果，最高司令部始终没有很好地工作过，特别是在新加坡沦陷以后。随着英国的军事威望大大下降，韦维尔将军的军权也下降了。 不仅是荷兰人难以应付，澳大利亚人也对他们本国的安全感到一种强烈的忧虑，他们不愿意看到澳大利亚部队或舰艇在其他战线上支撑不堪一击的防御。当日军进攻开始时，澳大利亚有四师人驻扎在中东。澳大利亚政府自然想把这些有作战经验的部队调回本国，而且越快越好。在新加坡，澳大利亚损失了接近一个师的兵力，这使许多澳大利亚人确信，英国的司令官是笨拙无能的。美国人在巴丹进行的抵抗和英国人在新加坡的惨败两相对比，使他们越来越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 当船舶问题获得解决后，澳大利亚在中东的四个师里有两师人立即起程回国。领先的一个师刚绕过印度次大陆的南端时，突然又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韦维尔以美英荷澳联军战区最高司令官的身分决定，缅甸是这些开往本国去的澳大利亚军队最需要去的地方。日本军队已经开始攻打缅甸，并且有切断滇缅公路的危险，但是及时的增援看来或许可以阻止日军的前进，甚至迫使他们后退。邱吉尔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希望能说服澳大利亚政府同意。他的意见是假使美国军队能去澳大利亚本土保卫那个大陆。阻止日军在东翼的前进，那末澳大利亚军队就可以在缅甸同样地阻止日军在西翼的前进。正当澳大利亚人横渡印度洋时，美国部队实际上也正在横渡太平洋开赴澳大利亚。 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个计划即使有点冒险，似乎也是非常合理的。谁也不能肯定，澳大利亚人会及时到达缅甸，也不能肯定他们的人数足以阻挡住日军。但是邱吉尔的计划并没有考虑到澳大利亚人的心情。因此，1942年2月20日，即在新加坡沦陷后的第五天，当邱吉尔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同意把他们的一个师调往缅甸时，他遭到了坚决的拒绝。而由于邱吉尔的轻率行动，局面变得更糟。他感到时间的重要性，没有等待澳大利亚政府的答覆，就命令那些载运澳军的船只朝北驶向缅甸。这只能激怒澳大利亚人。他们记得希腊和新加坡两次战役，感到英国人又一次准备把澳大利亚部队投入一场危险的赌博，这场赌博可能会使澳大利亚本身有受到侵略的危险，柯廷首相断然重申他的要求：澳大利亚各师应予调回，邱吉尔只得同意。2月23日，他在一个简短的电报中答应照办。 这件事不仅严重地挫伤了澳大利亚对英国的忠诚，而且还标志着这样一个重要的迹象，即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已走向瓦解，盟国在对日作战中的有效合作也已经结束。就理论上讲，澳大利亚政府接受韦维尔作为最高司令官，但到了危急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接受他的计划去保卫由他负责的地区。应当说明的是，澳大利亚人决不是违背了他们应尽的义务。韦维尔和邱吉尔想调往缅甸去的军队，并没有正式拨给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他们都是回到本国去的，韦维尔和邱吉尔都无权命令他们去执行任何任务。虽然如此，澳大利亚的拒绝却使韦维尔丧失了在陆上组成一条抗日战线的唯一残存的希望。 第55页 在澳大利亚拒绝向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派遣陆军增援部队后，接踵而来的是一场海军的灾难。1942年2月27日，爪哇海的战役摧毁了或击溃了盟国的海军力量。残余的舰队向西撤退到锡兰或是向南撤退到澳大利亚。自然，英国的舰艇向西驶去，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舰艇则向南驶去。荷兰人妄图留下来，保卫爪哇，但这项工作是办不到的，只有极少数荷兰潜艇逃脱了。3月1日，日军在爪哇登陆。仅仅一星期后，荷兰人就放弃了爪哇岛。 在这最后一幕到来前，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已经瓦解了。由于澳大利亚人的不妥协，荷兰人的不满意，又没有相当强大的军队，韦维尔只有少数空军部队归他指挥，他最后认为，原先委任他在这片广阔的地区内统一地行使盟国指挥权的工作，是徒劳无益的。早在 2月16日，他就预料到爪哇的失守。2月20日，英国部队开始从那个岛上撤退，韦维尔自己于2月25日离开该岛到锡兰去。 韦维尔离开以后，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名义上依然存在，由荷兰总督出任最高司令官。但他也无能为力。3月1日，还留在爪哇的英国海军司令断定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美国同僚也表示贊同，于是盟国的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就正式解散了。 盟国联合司令部的第一次试验就这样很不光彩地结束了。这是一次惨重的失败。韦维尔和他的部下处在那样不利的情况下，要想取得胜利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当时只有在新加坡守得住的情况下，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才可以成为一个实际的指挥机构。回顾起来，新加坡的沦陷似乎是可以避免的，不过一定得有较好的准备、不同的战术、也许还得有更新式的装备才可以避免，而更新式的装备就只能在牺牲其他战线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这项准备工作至少是超出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的控制范围的，因为那必须在韦维尔接任前数月甚至数年就开始准备方才有效。总之，第一个盟国联合司令部的短促经歷是不愉快的，它的失败在战争时期给盟国在太平洋的合作留下了一个抹不掉的污点。 由于远东和南太平洋的形势发生了如此意外的变化，很明显地军事方面的整顿是必要的。1942年3月9日，罗斯福打电报给邱吉尔提出了一项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将承担起在太平洋地区的全部作战责任。整个地区的陆、海、空军作战方面的决议将由美国三军参谋长在华盛顿作出，华盛顿还将设立一个由澳大利亚、纽西兰、荷属东印度和中国组成，并由美国人主持的有关作战事务的顾问委员会。…… 中间地区从新加坡延伸到包括印度和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利比亚以及地中海，将由英国直接负责；所有这个地区的作战事务将由你们来决定。…… 在第三地带，即大西洋和欧洲地区，英美将继续共同负责。 总统的这项建议成为几星期谈判的基础。澳大利亚人和荷兰人感到很愤慨，他们对原来用来抵抗日本人的人员与方法都不信任。他们想要在盟国的磋商中具有较多的发言权。但是就实际作战而言，随着东印度的丧失，荷兰人已经失去了在远东作战的作用。与此相反，澳大利亚则处在最前线，因为许多人预计，日本的下一步行动将是进犯这个大陆。因此，澳大利亚人作了坚决的努力，争取在盟国研讨作战的内圈里获得一个席位。澳大利亚政府的外交部长赫伯特·伊瓦特为了使不情愿的英国人和犹豫不决的美国人接受澳大利亚政府的意见，访问了华盛顿和伦敦。谈判的详情不可能从1952年公布的资料中设想出来。但是却可以概括一下1942年4月初所出现的结果。 首先，成立了两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一个设在伦敦，一个设在华盛顿。伦敦委员会于1942年2月10日成立，主要是希望使澳大利亚人对马来亚作战的经过所感到的不满情绪平息下去。可是从成立的那天起，这个委员会就不起什么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人对于由伦敦指挥远东作战一事，是不满意的。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坚持，才在1942年4月1日成立了第二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地址是在华盛顿。罗斯福亲自出任主席，中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纽西兰以及加拿大都有代表参加。后来，菲律宾和印度也参加了。公报说，新的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将同“伦敦的类似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繫，但是实际上，这个委员会对太平洋事态的发展只起了很小的影响。 事实上，这两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是对太平洋地区一些愤怒的小国，特别是对澳大利亚的让步。不论是英国或是美国都不愿把战略方面不易作出的重大决定提交这些小国，受这些小国的审议、批评或阻挠。美国的武装部门特别不愿意让文官去控制或指导太平洋地区或任何其他地区的军事战略。英国和美国已经作出了这一基本决定——首先是对德作战。面对着这个事实，澳大利亚人所指望的及早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去打击日本，是註定要失望的。至于太平洋委员会的较小成员国对联合参谋部的这个和那个决定所表示的异议，它们的努力全遭到拒绝。结果，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仅仅成了一个发泄不满的工具。 两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使战争的指挥权掌握在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组织手里的种种努力的最高峰。可是由于任何一个代表不同利益的委员会所避免不了的行动迟缓，以及英美两国政府的反对，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澳大利亚和所有其他的小国对重要的战略总是只能发挥有限的影响，好象是从舞台边厢说话那样。由于英美垄断战略方面的决定反映出当时军事和经济力量的现实，所以这个制度运行得很好。看来很清楚，在任何机构内，虽然象澳大利亚、中国、荷兰这样的国家都有着同英国和美国同等的发言权，可是实际上它们却不能作出关键性的决定。大国总不愿把自己的行动交给占多数的小国去表决。 第56页 就指挥作战而言，太平洋和远东地区军事司令部的改组，比两个太平洋委员会具有更为实际的重要意义。四个独立的而又互相关联的战区建立起来，代替了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和在中国的联合司令部。在新的安排中，统一指挥的原则已被抛弃或忽视了。美国人成立了三个司令部：太平洋、西南太平洋和中国-缅甸-印度。在印度，英国人保持着他们传统的军事组织。这种机构就理论上讲是笨拙的，特别在印度，而实行起来甚至更为笨拙。 人们可以猜测为什么马歇尔主张的统一指挥原则被放弃，但在1952年，可以证实这种猜测的资料还没有发表。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的失败一定是一个因素，而在韦维尔指挥下集合起来的那些国家之间的吵闹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新的安排总的说来很明显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一旦商定了，这些司令部就在战争时期一直持续下去。后来再要改善指挥关系的努力至多只是表面上的成功而已。 在太平洋，新的安排是由1942年4月4日的一道命令规定的。太平洋地区由美国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负责指挥。他的司令部设在夏威夷，是陆、海军的联合机构，不过海军当然是主要的。另外，在北太平洋、中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分别设立了附属的司令部，新喀里多尼亚和纽西兰全归入南太平洋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在这个战区里，唯一重要的盟国就是纽西兰。纽西兰的作用几乎仅仅限于给养和基地设备的供应。纽西兰部队大部分逗留在地中海地区。结果，美国人事实上无可争议地控制了全局。根据上文所引的罗斯福3月9日的建议，不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而是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这个战区里行使着最高的作战指挥权。 西南太平洋地区包括澳大利亚、索罗门群岛、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除外)和菲律宾，全由麦克阿瑟将军负责指挥。1942年3月17日，麦克阿瑟从巴丹来到澳大利亚。当时立即宣布他将担任尚未划定的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司令官。同澳大利亚和其他有关方面的磋商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942年4月19日，麦克阿瑟的权力范围才公开予以宣布。西南太平洋是一个盟国联合司令部，英国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全对它作出了正式的贡献。但是实际上，只有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能够派遣相当多的部队，其他两国的参加都是有名无实的。 然而，澳大利亚人却把他们的军队(除了在中东一直逗留到阿拉曼战役后的一个师以外)、舰艇和飞机全置于麦克阿瑟的最高指挥之下。开始时，澳大利亚的布莱迈将军担任地面部队的指挥，而海军和空军则由美国司令官指挥。后来，麦克阿瑟把陆军的指挥权一分为二，组成了一支独立的美国部队，负责朝北向菲律宾发动进攻。尽管麦克阿瑟的司令部是一个盟国司令部，象尼米兹的司令部一样，但是它却直接隶属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是间接地受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控制。 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统一指挥的原则很明显地遭到破坏。1942年3月作出决定，尼米兹应在太平洋各地行使海军作战方面的战略指挥权，甚至在麦克阿瑟所指挥的地区以内，但在西南太平洋战区，麦克阿瑟对地面部队和以陆上为基地的飞机享有绝对的指挥权。由于海军指挥权同陆、空军指挥权的分开而产生的许多不幸的后果，都是马歇尔早就料到的。当索罗门群岛和纽几内亚的战役需要海、空军採取联合行动时，——象他们经常所做的那样——双方配合得并不很好。对立的主张和对失败的互相指责，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关于个人、战略和作战方面的意见分歧相当自由泛滥。结果，这两个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在战争时期一直很糟。 参谋部为什么要把整个太平洋的海军指挥权授给海军上将尼米兹呢？这是容易理解的。如果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维持一支独立的舰队，归一个独立的司令部去指挥，这将是极其浪费的，特别是在1942年，当美国海军力量薄弱，需要灵活调动航空母舰，往返于珊瑚海和中途岛之间，以应付日军的攻击的时候。当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接过指挥权时，日军好象会入侵该大陆并开闢一条主要的陆地战线。在这样的形势下，麦克阿瑟成立陆空军司令部是有意义的。但结果，麦克阿瑟是在纽几内亚的丛林区开始作战的，那里并无公路，再加上地形的性质，使陆军完全依靠海空运输提供给养。后来，当麦克阿瑟开始採用跳岛战术时，他同尼米兹的异常关系成为经常发生纠纷的根源。他要靠海军支援和船舶运输，但必须与美国海军当局进行半外交性的谈判，这样才有把握获得他的作战计划所需要的适当的海军支援。 解决这些困难的合理办法就是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任命一个最高司令官。但这个办法引起了无可克服的困难。美国海军根本不会考虑把指挥权让给麦克阿瑟，他只不过是一个陆军军人，又同海军并不友好。另一个办法是使麦克阿瑟隶属于尼米兹，但是这样将在美国或许也在澳大利亚引起严重的政治麻烦。结果，并没有採取什么行动，1942年4月的权宜的安排几乎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的时候。 中国、缅甸和印度的司令部的安排比太平洋地区更为混乱。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瓦解后，缅甸的挫败对于阿卡迪亚会议上决定在中国成立的第二个“盟国”司令部有着同样的影响。我们还记得，蒋介石接受了最高司令官的职务并同意由一位美国将领出任他的参谋长。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奉命担任这个职位，并于1942年3月3日到了中国。那时，日军已开始侵入缅甸。四天以后，即3月7日，英军被迫撤出仰光。仰光的陷落意味着失去了可以很方便地把物资转运往中国的唯一港口。 第57页 中国已经有三个师驻扎在缅甸北部，史迪威尽力想使这三个师投入战斗，以阻止日军的前进。但英国与中国间的矛盾较为尖锐，蒋介石不愿意将部队的无限指挥权託付给这位美国将领。同时，缅甸的英军司令官哈罗德·亚歷山大爵士将军与史迪威之间也没有建立起明确的合法关系。蒋介石管辖的“盟国”司令部的地理界限也不明确。阿卡迪亚会议上制订的计划，并没有预见到缅甸会成为一个战区，所以盟国无论在军事上或后勤工作上都没有准备在那里进行一场战争。 这些困难并没有因为打了败仗而得到解除。快到1942年3月底的时候，日军重新发动了攻势，到5月，缅甸全境都陷落了。滇缅公路南段的终点落入了日军的手中，此后，中印间的交通只限于航空路线了。 印度战线同中国战线的自然阻隔，使业已发生纠纷的权限问题更为复杂。这时候，美军又成立了一个中-缅-印新战区。由史迪威担任司令官。实际上，可供他调遣的大部分是空军人员，他们奉派在新开闢的从印度越过“驼峰”到中国的航空线上服役。这是当时从外面接济蒋介石的唯一来源。但是在驼峰的两端，史迪威与两国当局的关系都非常棘手。 在中国，史迪威和蒋介石不断争吵。主要困难是：史迪威的正式官衔是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国的用意是想使他有正当权力去指挥国民党政府军作战。罗斯福和马歇尔原来希望蒋作为一个盟军总司令，会忙于政治或其他事务，而把有关中国军队的改革、训练和调遣等工作都让史迪威去搞。但是当蒋同意任命史迪威为“参谋长”的时候，他无意贊同这样的计划。他决不愿意将自己的军队交给外国人去指挥，但又觉得对美国公开违抗不大妥当。因此，他採取了迂迴曲折的手法，暗中撤销史迪威的命令，或者拖延他所不喜欢的决定。蒋想从史迪威和美国人那里获得的是源源不断的供应品，为了这些供应品，他不惜以奉承的语言去讨好史迪威。然而。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决不会再给予史迪威更多的权力来指挥中国军队。这样的局面简直是难以忍受的，只有一位一等外交家才能通过谈判消除这些障碍，使中国军队可以有效地发挥其力量。史迪威不是一个外交家：恰恰相反，他毫不辜负人家替他起的绰号“乖僻的乔”。 滇缅公路被切断后，把作战物资运交中国有着极大的自然阻碍。既然美国人只能利用越过喜马拉雅山脉的空运路线运送一点供应品给中国，蒋介石认为没有理由不用一套空口应酬话去应付史迪威的改革中国军队的要求。因此史迪威将军对改革中国军队的工作做不出什么成绩来。但他却在印度建立了一个训练营，并在1942年年底之前设法在那里着手训练一支人数不多的中国军队，以图将来反攻缅甸北部并恢復由印度至中国的陆上交通。 然而，中美在印度的活动实际上就是指同英国的配合和合作。史迪威象中国政府一样，也不能与英国人融洽相处。至于英国人，他们是不大相信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的。他们往往认为分派给中国的供应品无异浪费。他们的印度军队应有优先权。保卫印度，包括维持这个骚乱地区的内部秩序，看来比收復缅甸更为重要，但是史迪威却坚定不移地要尽一切力量去收復缅甸。有了这样不同的看法，英美间的摩擦是不足为奇的。韦维尔被迫放弃爪哇后，立即奉派去担任印度最高军事司令官。韦维尔的司令部与史迪威的是完全分开的，但由于史迪威的行动一部分是在印度，所以他难免要侵犯，或者似乎要侵犯韦维尔的权力。 各种供应品的缺乏加剧了管辖权的争执。这种缺乏反映在全面分配时对于其他战区的优先安排。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海军的要求最受到重视，但依照英美军方的意见，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应占优先的地位。中国、缅甸和印度被列入可怜的第三位，这个战区又远离英美，这使什么都加倍困难。供应品的缺乏再加上史迪威的急躁易怒，使盟国在远东的合作充其量不过是风中之烛。 盟军有可能进行有效合作的一个领域是在海上。照理说，印度洋上的英国舰队和太平洋上的美国舰队原可以很好地协调他们的活动对付日军。可是，根本没有採取什么行动。英国海军部觉得他们没能适当地参预美国海军的计划工作。海军上将金脾气暴躁，常常同英国人发生激烈争吵，这使最高级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在1942年年初，印度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的关系很不协调。5月，当日军即将进攻中途岛时，美国要求派出一艘在印度洋作战的英国航空母舰去参加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这个要求于1942年5月19日遭到拒绝，所以美国人只得以自己的三艘航空母舰去对抗日本的四艘航空母舰。正是这样的事件使邱吉尔于四月间向霍普金斯发牢骚：“我们两个舰队的行动就好象是两支完全独立的力量一样。” 在那年下半年，总算有了一点点合作。例如，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英国舰队在印度洋发动了一次牵制性的攻击。但是这种行动远远没有达到大规模联合作战的要求。随着太平洋战事的进展，随着美国舰队日益壮大，美国人对于取得英国的协助显得愈来愈不感兴趣了。有些美国海军将领好象觉得，对日战争是日本与美国海军之间私下的争端，并不需要第三者插手进去。美国的这种态度，加上英国人又小心翼翼，生怕过于削弱印度洋舰队，这使两国海军只保持着最低限度的合作。澳大利亚和纽西兰两国海军的舰艇确实与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并肩作战，可是它们为数不多，在战争中并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58页 (二)对日战争中盟国合作的政治障碍 盟国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合作所达到的水平与在欧洲所达到的水平相比，有着极其明显的差别。上文已经提到过出现这种差别的一些原因。史迪威与麦克阿瑟的个性不是有助于同别人进行合作的。由于供应的缺乏，一切雄心勃勃的计划都註定得放弃或推迟。美国军队内部各军种之间的争夺显得特别尖锐。最后，由于地理上的障碍，对日战争变成了两场分隔开来的战争：一场在亚洲作战，由英美从西面提供给养，另一场在太平洋地区作战，由美国从东面提供给养。 除了这些军事因素之外，印度和中国都存在着基本的政治困难，大大阻碍了盟国的合作。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半潜在的内战继续分散了蒋介石的注意力，使他不能一心一意地进行抗日战争。的确，正象批评蒋的人所说的那样，他可能认为他的主要敌人不再是日本人了。日本的最后失败可以依赖美国的努力去促成，可是在国内与他争夺权力的共产党却不容忽视，需要注意提防。这种态度就引起了他和史迪威的冲突。史迪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作战能力和他们的俄国顾问是有深刻印象的。在1942年，战争的结束明摆着还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中国问题的这一方面还不很突出，它后来才变得严重起来。 但在1942年，印度的政治局势是极其重要的。在那年的头几个月里，日本人对印度的威胁似乎显得特别严重，使印度的领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在短短三个月内打出了一个大帝国的这些亚洲同胞究竟应当採取什么态度？有些印度领袖憎恨英国的统治，甚至欢迎由日本人来解放的这种前景。但这种极端分子为数不多，而且没有什么势力。甘地採取了和平主义者的立场。他不贊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动，并宣布印度人应该避免战争，既不帮助英国人，也不反对日本人。由于甘地个人的威望，他的意见在印度很受到重视。有些印度人希望如果有办法去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日本人是会尊重印度的中立的。国大党抱着同甘地大体上相同的政见并代表印度民族中政治上积极的一派，要求给予印度独立，并迅速成立一个脱离英国控制的印度民族政府。 可是，当世界大战仍在进行时，英国政府决不愿意放弃他们对印度的控制。正如后来战后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在印度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与占人口少数的伊斯兰教徒之间所存在的摩擦和互不信任是印度实现独立的真正障碍。英国人对伊斯兰教的压力特别敏感，部分是由于印度军队大部分是从伊斯兰教徒中招募而来的，部分是由于英国处于保卫中东的微妙的地位，需要那里的伊斯兰教徒的支持，还有一部分则是由于伊斯兰教徒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一个最好的藉口，可以用来延长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除印度本身的困难外，印度立即无条件独立的任何方案势必引起英国方面的反对。内阁和议会里的一批重要人物对于英国放弃控制印度的这一意见表示反对，邱吉尔本人或许也应当列入这类人里。 虽然如此，在1942年春季，採取某种步骤去平息印度人的不满似乎是刻不容缓的。英国内阁派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于3月间去印度，看看是否能够达到一种使英国和印度双方领袖都满意的解决办法。克里普斯携带了一项经英国政府批准的明确建议：答应于战争结束后给予印度自治领的地位。这个建议远远不能满足甘地和印度其他领袖们的要求，谈判以失败告终。 罗斯福热切地注视着克里普斯代表团前往印度。当谈判正在进行时，路易斯·詹森作为总统的特派代表来到了印度，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希望印度立刻实行自治，至少是预备性的。他的活动在印度的英国官员中引起了很大的怀疑。在他们看来，美国人似乎蓄意要破坏英国的统治。罗斯福在与邱吉尔私下通信中劝告邱吉尔採取果断的行动，让印度完全独立，结果遭到断然的拒绝。邱吉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美国的建议，这种情况一般是不多的。他对罗斯福要牺牲英国利益来推行他的理想主义深为恼火。 美国人往往夸耀他们管理菲律宾的例子，但英国的行政官员却不愿意学习美国的殖民地管理方式。在美国人看来是促使印度全心全意地参加对日战争的必要步骤，在英国人看来则是对英国的粗暴干涉。美国人越是谈论关于动员印度的人力来支援战争，英国人就越强调印度国内的问题和国大党对盟国事业的忠诚很不可靠。这种看法上的分歧证明是互不信任的根源。蒋介石努力为印度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意见不一进行斡旋，但一点没能促使英国人比较肯接受外来的建议。 克里普斯代表团失败以后，印度人和英国人仍然相持不下。甘地和国大党发动了一场不合作运动，1942年8月圣雄甘地和数千名国大党党员一起被拘捕起来。从此以后，局势继续十分紧张，到处发生骚动。然而到1942年年底，警察和军队已经恢復了大部分公共秩序。由于日军入侵印度的可能性减少，政治危机也随着缓和下来了。 认为所有印度人民都接受国大党的观点，这决不是真实的。伊斯兰教徒肯定就不会接受。事实上，除了偶然参加一次反英暴动外还从事其他活动的印度人仅仅是一小部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对国大党提出的政治纲领和要求只具有最为模煳的概念。但是印度的局势却是爆炸性的。在1942年有好几个月，次大陆似乎处于革命骚动的边缘。如果日本人能够发动进攻的话，那末他们似乎很轻易地便可以取得一场重大的胜利。 第59页 英国人竭力试图建立起稳定的秩序来。他们採用警察方法，有时是很严厉的警察方法，来制止公开不满的现象，建立一支庞大的印度军队的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也加快实行。到1942 年年底，加入印度陆军的人数超过一百万，后来增加到二百万人以上。但是这支庞大的军队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充分参加技术复杂的战争，因为招募来的士兵大半都是纯朴的农民。当军队已经训练到具有相当水平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障碍——缺乏船舶及其他运输工具——限制他们把军队调派到各处去打击敌人。结果，这样苦心建立起来的印度军队有一大部分始终没有机会参加战斗。 可是，到1942年年底，日本的威胁所造成的第一次危机已经过去。印度国内的骚动不再成为后方的一场严重的危险，而且已经建立起来的一支强大的军队可以击退日军企图对印度本土发动的任何侵略。但在幕后，不仅在英国和印度的政治领袖之间，而且在英国和美国、英国和中国的领袖之间，还存在着摩擦和互不信任。盟国在印度的合作仍然是表面的，内里则深受到基本上相互矛盾的目的的干扰。每一方对其他各方的行动和动机总是尽可能恶意地加以解释。美国人谴责英国人在对日战争中不积极、不重视，英国人怀疑美国人企图推翻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中国人在自己人当中搞阴谋诡计，又同美国人和英国人一起谋求私人和党派的利益。 在对日战争中，盟国的合作方面还有一个缺点需要提一提。苏联坚决避开对日战争，继续与日本在外交方面保持正常的关系。在中国，俄国人与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都保持着暧昧不明的关系，但在1942年俄国的注意力和兵力都集中于对德战争，因此无暇在中国推行任何积极的政策。 第四节 第二战场的筹划 1942年4-11月 (一)英美同俄国的关系 西方盟国同俄国之间的关系总是直接受到俄国前线军事行动进展的影响的。1941年11月，当德军向莫斯科的进军尚未被制止时，英国不能开闢第二战场或派遣大量军队到俄国作战一事，导致史达林和邱吉尔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12 月初，当德军的进攻没有能打下莫斯科便停顿下来，俄军又开始发动反攻时，英国同俄国的关系就变得不那么紧张和激烈了。在这样的形势下，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访问了莫斯科。他于1941年12月7日离开英国。就在他出发的前夕，战争突然蔓延到太平洋，美国成了一个正式的交战国，这显然要求对英国的政策进行一次调整，但艾登没有等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明朗起来，仍旧动身前往苏联首都。 艾登此行有两个目的。第一，他希望能够使1941年7月12日克里普斯-莫洛托夫协议以初步形式建立起来的英俄同盟正式化。一项象英国内阁希望签订的这种同盟条约，将会约束双方坚持作战到希特勒被推翻为止。这可以帮助消除单独媾和的疑虑。这样一项条约还包含有解决两国政府之间悬而未决的种种争端的意思。而这些争端中最为迫切的是军事方面的。艾登赴莫斯科的第二个目的是，同史达林检讨一下军事的全局，希望使这位苏联领袖了解英国在对德作战中的军事潜力以及军事部署中所面临的障碍。 英国内阁认真考虑是否可以派遣军队到俄国南部战线上去参加战斗，但这项计划要看能否先在利比亚击败轴心国军队而定。1941年12月5日，邱吉尔授权艾登答应俄国人，调派十个中队的皇家空军到俄国南部去作战，但一切计划都由于日本的袭击而打乱了。五天以后，邱吉尔致电艾登说，至少就目前而言，不应提出派皇家空军支援的问题。结果，当艾登到达莫斯科时，他向俄国人提出的困难比援助还要多。 至于俄国人，他们则急于想维护自己的这种权利：即在盟国间的任何磋商及一切磋商中，特别是关系到战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都应以平等伙伴的身份参与商讨。大西洋宪章签订时事先没有徵询过俄国的意见，这种作法触怒了史达林。他担心西方国家甚至会使战败的德国保持强大，以便在军事上抵制苏联。史达林对于战后的安排这样关心，看来颇为奇怪，人们记得，在德国被击败之前，整整经歷了三年半的艰苦战斗。但在1941年12月，史达林可能认为战争结束的日子已经大为接近了。关于在1942年内结束战争的说法，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6月之间史达林的演说中以及俄国的报纸上曾反覆出现过，这虽然不能证明，但的确暗示，史达林认为希特勒会在德国实力完全崩溃之前，同盟国单独或全面谈判投降。如果这是他对局势的判断，那末，战后的协议显然是迫切重要的。俄国人只要可能，特别应该先发制人阻止给予德国过分宽大的条件，从而让希特勒或是他的继承人再一次来威胁这个苏维埃国家。 在军事方面，史达林仍然声称需要开闢第二战场，但是当艾登到达莫斯科时，日本袭击了英国在远东的属地，很明显，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英国没有多少力量可以腾出来。史达林也不准备参加对日战争以换取更多英国的军事援助来对德作战。此外，俄国这时刚在发动反攻。史达林似乎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德军的士气可能会衰落，他们可能会被迫全部撤出俄国。因此，史达林并没有认真地催促艾登立即进袭法国。的确，他可能宁愿继续单干，这样可以从德军的崩溃中为自己获取荣誉和利益，而无须考虑到英国或美国的愿望。无论如何，双方都没有能立即向另一方提供任何直接的军事援助。因此艾登在这方面的会谈是不重要的。 第60页 他们的讨论倒是集中在战后欧洲的格局上。在第一次会谈中，史达林提出了他对于解决欧洲问题的看法。他要分割德国并从德国工业中徵收实物作为赔偿。总的说来，他建议恢復战前的边界，只是作些较小的更改。不过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所谓“战前”到底应如何解释。根据史达林的说法，“战前”是指在苏联遭到袭击之前。他主张应当恢復1941年的战前边界。这意味着承认史达林在1939-1940年所兼併的领土是苏维埃国家的合法的和永久的一部分。史达林说，作为酬答，他将支持英国任何企图在西欧获得基地的计划。另一方面，如果英国不同意承认俄国所併吞的波罗的海国家以及芬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领土，那末史达林就宣布他不签订艾登希望缔结的那项同盟条约。 英国政府对于这些领土要求并不感到惊讶。在艾登访问莫斯科之前，史达林的野心在预备性的会谈中至少已经部分表明了。英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含煳的。外交部内有势力的人物确信，在领土方面作一些让步是必要的，艾登自己也倾向于这种看法。但邱吉尔却坚决反对在将来召开和平会议之前签订任何协议，使英国承担支持俄国领土要求的义务。邱吉尔的理由是双重的。第一，毫无疑问也是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坚决反对在召开全面的和平会议之前签订任何秘密协定和作出任何领土安排。如果英国不支持美国的立场，那末两国在战时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经常争吵的根源。邱吉尔拒绝对俄国的领土要求作出让步的第二个理由是：他认为俄国在战后力量可能大为削弱，不会有能力去达到史达林这时所提出的要求。苏联的全部实力这时候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哩。 由于美国的立场和邱吉尔对史达林领土要求的有力否决，英俄同盟条约的谈判暂时陷于停顿。在随后的五个月中，忧虑和希望相互交错的情绪影响英俄两国政府的意愿。最后的结果是，苏联和英国于1942年5月26日签订了一项正式的同盟条约，但在获得这项圆满的结果以前，军事方面发生的事件和军事计划早已大大改变了艾登访问莫斯科时的那种形势。 1941年12月，当史达林没有能使英国支持他对俄国西方边界的领土要求时，苏联的这位独裁者似乎改变主张，再一次考虑到可能从德国获得同样的或更大的利益。按照史达林的看法，有两种可能性。德国内部可能会由于德军冬季在俄国的败北而完全崩溃；如果不是那样，希特勒也可能会被人说服，去寻求某种谈判解决的办法从东方的不幸事件中退回去。1942年2月23日，当史达林为庆祝红军建军节而发表一篇节日文告时，他一定是决心去考验一下这种可能性。在这个文告中，他清楚地暗示，有可能同希特勒通过外交谈判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他的原文如下： 外国报纸往往信口雌黄，说红军的目的在于消灭德国人民，毁灭德国这个国家。这当然是中伤红军的愚蠢的谎言和笨拙的诽谤。红军并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傻的目的。红军的目的是把德国占领者从我们的国家驱逐出去，并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手中把苏维埃土地解放出来。 很可能，为解放苏维埃土地的这场战争结果会把希特勒集团撵走或消灭掉。我们应该欢迎这样的结果。但是把希特勒集团看成就是德国人民和德国这个国家，那是荒谬可笑的。歷史昭示人们，希特勒一类人来去匆匆，昙花一现，但是德国人民和德国这个国家是长存的。 对这些话应该作如何解释呢？如果不看上下文，我们很可能会过于着重这一段话，但是从通篇来看，文告中很明显地并没有指责德国人。看来史达林的用意肯定是，他的话不但要说给柏林听，而且要说给伦敦和华盛顿听。实际上，他是在对希特勒说：“你对和谈感兴趣吗？”又对德国人民说：“即使希特勒不感兴趣，你们对和平感兴趣吗？”在这两种情况下，史达林所要求的就是德国军队从苏维埃土地上撤出去。至于希特勒和他的集团，是否被推翻，还是仍然在掌权，这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同时，史达林毫无疑问是试图对英美施加压力。实际上，他是这样在对英美人说：“如果你们不同我达成协议，我总有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同希特勒妥协。”史达林的话在西方重要的外交界中是被这样解释的。 很可能，这篇讲话对英国政府起了很大的说服作用，使他们认为应该同意史达林的领土要求。无论如何，到1942年3月，英国人已经准备承认波罗的海国家是苏联的一部分了，但关于史达林对波兰的领土要求，他们却继续踌躇不决。当波兰遭到德国人攻击时，英国毕竟正式宣战了。未经波兰政府的同意，似乎不可能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原来由波兰统治的领土转让给俄国。但是放弃在两次大战之间波兰的东方边界，这是波兰流亡政府最不愿意考虑的问题。因此，在波兰问题上，英俄谈判相持不下。 同时，美国政府的立场是，坚持大西洋宪章的原则。赫尔和罗斯福都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盟国之间的秘密条约和领土交易，他们认为凡此种种使凡尔赛和会上解决有关问题受到极大的破坏。他们决心要努力防止重蹈覆辙。美国人希望能使俄国人确信，一旦德国被打败，所有战胜国成立一种国际机构就足以保证世界各国的安全。这种保证，加上裁军，甚或再加上对德国的肢解，有可能说服史达林放弃他的领土野心。赫尔就是这样看的。 第61页 当然，美国的压力对英国起了有力的抑制作用；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希特勒拒不接受史达林伸出的橄榄枝。德国人尚未失去在俄国赢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希特勒还指望春季在东线发动一次新的攻势。1942年3月，红军的反攻渐趋削弱，俄国战场暂时平静了三个月。但是，大家都清楚地看出，德国人正在利用这段时间为重新战斗做准备。 史达林在1942年五一劳动节发表的演说，反映出他对未来的新看法，事态的进展终于使他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当时宣称必须打倒希特勒。他说：“德国人民日益明白，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是，把德国从希特勒-戈林冒险匪帮的手中解放出来。”而且，史达林把那种充塞着“人们内心每一根神经”的仇恨，颂扬为战胜入侵的法西斯分子的必要条件。随后几个月中苏联报纸便大大增加了关于这种仇恨的主题。谴责是严厉的、无情的并且是使人胆战心惊的。苏联人把谴责的矛头集中指向德国人及其一切行为。德国人的残暴使得苏联宣传人员对他们的野蛮行径据有充分的往往是完全可靠的材料，促使苏联宣传人员取消了早先把希特勒及其集团与全体德国人民区别开来的做法。俄国越来越多的宣传对全体德国人一无例外地进行谴责。 英国、美国与俄国之间关系缓和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决定尽可能在最早的时刻对欧洲大陆发动进攻，美国参谋部对这个决定起了特殊的促进作用。当时这类进攻计划似乎是史达林最爱听的东西。如果这类计划能付诸实施，便能解除红军即将面临德国进攻的一部分负担，而且使人们有充分根据重新燃起早日赢得胜利的希望，尽管俄国在1941-1942年冬季的反攻是相当失败的。 下面我们得把注意力转到导致1942年对第二战场达成初步协议的计划与会谈情况。 (二)1942年能开闢第二战场吗？ 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美国参谋总部没有制定出它自己的战败希特勒的计划。会上暂时採纳了英国提出的一项建议，即以肃清北非的敌人作为直接进攻欧洲大陆的序幕。不过英国的这个计划是根据下述希望制定的，即1941年11月展开的攻势将会把轴心国军队逐出利比亚。当英国的第八集团军在利比亚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时，1942 年春天占领法属北非的计划就落空了。因此美国制订军事计划的人员，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提出一种替代它的战略来。 直接负责作战计划的官员是当时仍然没没无闻的德怀特·d·艾森豪将军。他从1942年3月9日起就担任陆军参谋部作战处处长的职务，因此在制订调遣美国军队对德国和日本两个敌人作战的计划方面对马歇尔将军负责。从1941年年初起，对英国参谋人员提出的採取进攻行动的种种可能性虽然可以说是持续不断地在进行考虑，但是在战争爆发后集合起来的一个新的计划班子，直到1942年3月才能从迫切的应急措施上分出不少精力来考虑比较长远的进攻行动。 到3月，战争爆发后需要进行的一些迫切的调整工作已经完成。艾森豪和他的部属于是可以更加集中精力去考虑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从敌人手里夺过主动权来，如何才能最快而又最省地打败德军。他们排除了一个个可以採用的方案：通过挪威发动进攻，通过西班牙发动进攻，通过地中海发动进攻，单单通过空中发动进攻——他们否决了所有这些进攻方案，主张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他们作出这种决定完全是从军事角度上考虑的。直捣德国心脏的这条道路似乎是取得胜利的捷径。而且，只有直接从不列颠群岛发动进攻才能使英美空军和地面部队的全部力量都发挥作用。任何其他作战行动，都会因为需要在英国保持强大的驻军和防空力量而受到削弱。最后，船只的缺乏(这种情况在1942年的头五个月内越来越严重)，使盟军的作战行动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但是，事有凑巧，横渡大西洋到英国，再从英国到法国，是可以迫近敌人的最短的一条路，而海上运输的路程越短，利用当时可供使用的船只从美国运来的军队和物资供应就越多。艾森豪和马歇尔就是考虑到这些因素，才认为横渡海峡的登陆是英美军队应该採用的正确战略。在法国登陆可以减轻对俄国战线的压力，这是一项附带考虑到的事，但并不是不重要的。这个最为稳妥的军事计划同时还能满足史达林要求援助的需要，这在美国制定军事计划的人员看来，似乎是一种巧合，不过史达林的愿望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1942年4月1日，美国的计划制订出来了，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马歇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总统都曾被徵询过意见，因此他们对于迅速採取行动都有所准备。三方面当天就批准了艾森豪的这个计划。罗斯福立即决定派马歇尔和霍普金斯到伦敦去，把这个计划交给英国人。这一天是愚人节，结果这个计划也成为愚人的计划了。 在盟国看来，总的战局前景在1942年4月初并不很光明。日本的扩张尚未停止。对缅甸的进攻正在全力进行，印度混乱不安，伦敦会谈开始后的第二天，巴丹半岛上美国和菲律宾的军队投降了。俄国前线则相当平静，但各方面都认为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德国人正忙于准备对红军发动第二次攻击，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攻击。从大西洋传来的消息最最令人不安，德国潜艇在大西洋击沉盟国船只的速度超过了盟国来得及建造的速度。4月间的战略考虑正是在这些失利的背景下进行的。 第62页 邱吉尔与英国三军参谋长对美国军事思想上的这种指导方针都非常清楚。英国政府通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最近的趋向一直都很了解。邱吉尔还非常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人可能仍然会决定把他们的主要注意力转向太平洋。因此英国的军事领袖们不得不步步留神。同美国人意见不合是困难的，而且确实也是危险的；所以意见一致是绝对必要的。 然而英国人绝不相信美国的计划是稳妥的。他们对两件事感到很担心。第一是印度问题，在1942年4月看来，英国在印度的力量可能会彻底崩溃。展望帝国的这个损失是够糟的了，日军和德军可能会在中东某个地点汇合起来的这种前景，那就更为严重。英国人的头脑中却正是被这种恐惧纠缠着。因此，他们在与美国人会谈中经常强调日本的威胁，并坚持在对德国採取反击行动以前，必须先遏制住日本。 压在英国战略家们心头的第二个问题是，担心横渡海峡的作战可能失利。他们自己曾制订过一个于1943年在法国登陆的计划，英国人热烈欢迎美国人提出的于这一年发动一次大规模横渡海峡的进攻，但是他们对美国计划中的另一部分却不同意。美国人预计在1942年可能作一次小规模的登陆。这样的行动只有在下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有一种出现时才能发动： 这种有限的作战行动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可以实行： (1)俄国战场已陷入绝境，即英美军队如不从西方发动攻击以解除俄国所受到的压力，则德军将取得全面胜利，迫使俄国的抵抗立即土崩瓦解。在这种形势下，这次攻击只能认为是为了共同利益的一种牺牲。 (2)德国在西欧的情况已大为削弱。 在这两种假设的情况中，第二种不久就不予考虑，因为德国显然还不准备放弃战争。 1942年军事行动的代号叫“大铁锤”。这个计划从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起，内容就经常进行修改。但是人们仍然可以看出两种总的不同的趋势。一种趋势是在法国的登陆可能成为一场牺牲，当德军大举反攻以后，盟军可能会丧失大部分参加登陆的军队并放弃已登陆的海岸。另一种趋势是，如果盟国的空军和供应线都经得起这场考验，那末也许可以夺得一个小小的滩头堡，并坚守下去，直等到1943年发动大规模登陆的时候。不过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大铁锤”的主要战略目标都是要把德国空军的力量从俄国前线上吸引过来，从而使德军在俄国境内失去空中优势。当时认为在英美登陆的滩头堡上空将会出现激烈的空中决战，而且在几天之内德国空军的实力可能大半都会被摧毁了。 在英国人看来，为难的是，1942 年发动的任何进攻，重担都会落在英国人的肩上。美国军队不可能迅速得到训练、装备，并渡过大西洋来承担起按照美国的资源与人口所应担负的一份任务。美国空军也不可能迅速在英国建立起力量来，大规模地参加预料会发生的空战。不难想像，英国军队和飞机的这种料想得到的牺牲，会使两国后备力量的比例变得大不相称，这一点是很不合英国军事领导人的心意的。在1940年和1941年期间，不列颠群岛和英帝国的安全一直岌岌可危。拿好不容易得来的安全鲁莽地去孤注一掷，这在邱吉尔和英国三军参谋长看来，实在是愚蠢之极。 在1942年4月，英国人的难题不敢这样公开地讲。美国人对于直截了当地拒不考虑在1942年向欧洲大陆发动进攻，可能会感到愤慨。他们甚至可能会决定改变战略去进攻日本。正如邱吉尔后来所说的那样：“但是，我必须施加影响，并通过外交途径同我们亲爱的盟国取得协调一致的行动，因为没有他们的援助，世界必然面临毁灭。因此，在我们14日的会议上，我并没有说明这些可供选择的计划中的任何一项。” 邱吉尔所採取的外交手腕是，对美国计划中的某些部分故意热情地表示贊同，而对他所不贊成的那些部分则小心谨慎地忽略过去。这样，邱吉尔与英国的参谋长们就很诚恳地接受了下述建议：迅速在英国集结起美国的地面部队和空军来，为1943年对法国海岸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做好准备。他们认为在这类进攻可能成功以前，必须先使德国大为削弱，他们衷心希望在美国人计划中的这支大军集结起来、装备完毕前，德国的这种削弱就能够实现。 这样一来，在当时立即要採取的一些步骤上——在英国集结一支美国军事力量，或者在最终的目标上——进攻法国，都没有什么意见分歧了。英国人从一开始就不肯认真看待1942年在法国作一次“牺牲性”登陆的任何建议，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次要的问题。随着对局势陆续进行的估计，必然会使计划有所改变。邱吉尔深信，除非德国突然表现出崩溃的迹象，否则总能找出适当的和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取消“大铁锤”计划。如果情况糟到极点，他反正总可以拒绝让英国军队参加这次行动，这样就自然而然地结束掉“大铁锤”计划，然而在1942年4月，美国部署军队与敌军作战的基本格局尚在酝酿之中，因此他认为强调这些潜在的分歧非但没有好处，而且还有巨大的风险。 邱吉尔的策略并没有能完全瞒过美国人。霍普金斯这时候对邱吉尔已经很熟悉，他注意到邱吉尔那样轻松地便贊同了马歇尔的建议。他非常精细地推测出邱吉尔至少在一年内无意对大陆发动登陆作战。英国的参谋长们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坦率，他们强调德国的力量和时机不成熟就轻率对它发动进攻的种种危险。结果，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给马歇尔将军留下了相当坏的印象。霍普金斯私下曾力图使邱吉尔认识到美国提出的这个建议是严肃认真的。但是这位英国首相彬彬有礼，保持缄默，没有提出他对“大铁锤”的反对意见。通过这次交换意见以后，霍普金斯显然感到英国人确实全盘接受了马歇尔和他两人提交给他们的计划。马歇尔就他那方面来说，倒是很单纯地相信了英国人的话，他试图用保证对印度和中东提供物资来打消英国人的反对。 第63页 另外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是英美提出的这个军事计划对俄国所产生的影响。霍普金斯与艾登谈了英俄同盟条约谈判的进展，他强调美国政府不能同意对史达林的领土要求作任何让步。他还指出，在1942年开闢第二战场是替英国“釜底抽薪”。如果能开闢第二战场，那末就可以指望俄国放弃领土要求，至少暂时放弃。 这次讨论的结果是，在1942年4月14日的会议上正式接受了美国的计划。但必须着重指出，英国在4月14日接受的是准备于1943年在法国海岸发动一次主要攻势的计划。明确地列入1942年计划中的作战行动只是空袭和突击队袭击。“大铁锤”不过是一种应变措施，只是当俄国或德国似乎濒于崩溃之际才採用。英国仅提出一个限制条件，即万一物资和人力的要求发生矛盾时，保卫印度抵抗日本的需要必须放在对德国发动进攻的前面。马歇尔表示他坚信可以提供充足的军需去阻止日军进犯印度，而又不至于妨碍集结起一支英美陆军与空军去对欧洲大陆发动一次进攻。 表面上的意见一致大大鼓舞了马歇尔，霍普金斯也感到可以指望导致胜利的一些计划终于商定了。但是，看法上的真正分歧却大大超过了伦敦会谈期间所流露出来的。邱吉尔一开始就主张从陆上和海上包围德国，然后通过空袭，通过被占领区人民的破坏活动以及通过对暴露在外的海岸进行突然袭击等，来逐步扼杀德国的战斗力。邱吉尔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方式摧毁了德国战争机器的主要力量以后，才能谨慎地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美国人，特别是马歇尔、艾森豪以及他们的上级，陆军部长史汀生，全认为必须先给予德国一次直接的毁灭性的打击，然后才可能摧毁它的战争机器。美国人认为需要的不是邱吉尔所想像的使用装甲部队分几处登陆，而是使用一支由各兵种配合起来、具有压倒威力的部队发动一次登陆。他们认识到在1943年以前不可能调集起这样一支力量来，并准备把迅速建立这支力量放在其他一切需要之上。 “大铁锤”作战计划是他们设想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如果俄国战场在1942年崩溃，德国人就能在1943年集中全力来对西方作战。如果出现这种局面，那末大规模登陆作战也许就不可能，至少也是非常冒险的。因此保住俄国战场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而在1942年试行小规模的登陆结果可能是保全俄国战场的唯一途径。4月间，当美国人的总的计划被採纳时，这个问题还是一番空议。德国或者俄国一时都没有突然崩溃的危险，因此美国的“大铁锤”仍然缺乏先决条件。然而，在此后几星期中，美国战略家们的意见同英国人的军事思想背道而驰。美国人愈来愈感到“大铁锤”在1942年既是必需的，也是能够执行的。另一方面，参谋部的详细研究却使英国人更加相信，他们原来的意见，即马上对法国发动进攻，是愚蠢的。这种意见分歧使英美关系出现了一段十分尴尬的时期，并在1942年7月的下半月达到了决定性的阶段。 另一种意见分歧在4月间虽未完全暴露出来，但是后来却变得很清楚，那就是美国军队的战斗力问题。邱吉尔感到为了稳妥可靠，美国军队在参加对德作战之前，训练的时间应比美国人原定的时间长一些。马歇尔及其部属则乐观得多，他们实际上倒担心美国军队如果旷日持久地不投入战斗，可能会变得斗志消沉。 然而英美军事领袖们也有一个基本上完全一致的方面。美国决定首先应集中力量打击德国，这博得了英国人最最热烈的贊同。在1943年大举进攻的意见也正中英国人的下怀。关于最后进攻究竟应採取何种形式，确实意见不一，但是同大举进攻这一中心思想对比起来，那是次要的。英美战略家们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发生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动摇这种基本上的一致。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基本上的一致，才使双方有可能通过真诚的互相让步来解决他们的争执。 现在确实不可能回溯既往，对“大铁锤”计划是否明智作出评价。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战役本来会演成一场灾难。艾森豪和他的主要美国助手马克·克拉克将军后来一致承认，他们极力主张实行这个计划是一个错误。但是使他们在回顾中觉得“大铁锤”是愚蠢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俄国人在史达林格勒守住了。如果俄国人垮了，人们的评论就不会这么肯定，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是在1942年进行登陆，即使是一次损失重大的登陆，俄国人是否就会胜利地战斗下去。从事于这种毫无根据的假设性的推测是无益的，但值得记住的是，很多而且几乎是无法预料的变化，影响着1942年春天尽心竭力制订英美进攻计划的那些人。如同惯常的那样，发生的事件为他们作出了一些决定，又为他们把一些决定撤销了。 (三)莫洛托夫对伦敦和华盛顿的访问 对于从西方进攻德国感到关心的不仅仅是英国人。罗斯福直等到他的特使抵达英国并试探出英国人的反应后，才向俄国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仅仅一般地提了一下。1942年4月10日或11日，他打电报给史达林说：“我正在考虑一些重要的军事计划，包括动用我们的武装部队来解除你们西线的危机。这个目标我认为很重要。因此，我希望您立即派莫洛托夫先生和一位您所信任的将军到华盛顿来。”一两天后，俄国大使拜会了罗斯福，要求总统进一步阐明他的计划。罗斯福很可能在同李维诺夫的谈话中说明了第二战场即将实现。史达林马上断定，为了争取到这个目的，花费莫洛托夫一些时间是值得的。他同意派莫洛托夫去伦敦和华盛顿。其次，仍无结果的英苏条约谈判，或许可以同时得到解决。第三件事就是物资供应的问题。对俄国供应第一号议定书于1942年7月1日到期，趁莫洛托夫在伦敦和华盛顿的期间，还可以就便在最高一级开始谈判一份第二号议定书。 第64页 莫洛托夫的行期几经推迟，直到1942年5月20日才抵达伦敦。他一到伦敦就开始和艾登商谈英苏条约的问题，并和邱吉尔商谈第二战场的问题。英国人已经起草了一份条约草案，在草案中，他们承认波罗的海三国是苏联的一部分。但是，这并未使莫洛托夫感到满足，他再次申述了史达林原来提出的全部领土要求。艾登断然拒绝预先划定俄国和波兰的疆界。有好几天，这种僵持的局面似乎会和先前一样继续下去。 这时，美国的外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赫尔打电报到伦敦来，说明如果签订一项有着领土条款的条约，美国可能会发表声明，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对条约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一威胁受到英俄会谈双方的重视。5月23日，艾登提出了一份新的文本，完全删去了领土的问题。翌日，怀南特大使和莫洛托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他着重提到了美国对开闢第二战场的兴趣和美国反对在可以召开全面和会以前先作出一些领土安排。莫洛托夫心里显然衡量了一下领土诺言和第二战场的诺言两者之间的好处，终于认为第二战场更有价值。5月25日，他致电史达林，请史达林批准放弃领土条款。史达林表示同意，一面对艾登原先提出的文本提了几点不重要的修改意见。次日，1942年5月26日，这项条约签订了。 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把莫洛托夫撤销领土要求的决定看作是俄国和西方将来进行合作的一种很有希望的迹象。俄国政府的看法则没有泄露出来。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史达林似乎始终没有放弃过在西部边境上建立起一片防护地区，把所有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置于苏联统治之下的这种意图。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有可能使美国感到不满并危及第二战场的开闢，他就准备把这个问题暂时延搁一下。 条约文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对德作战期间有效。规定两国政府将尽一切可能互相支援，非经双方同意，决不单独缔结任何和约或停战协定。第二部分有效期为二十年，其后除非一方在十二个月前通知另一方废除该条约，否则将继续生效。条约规定，战后实行经济援助，不进行领土扩张，不干涉别国内政，并宣称今后万一再同德国交战，每国政府将立即支援另一国政府。条约中最使人感兴趣的条款之一是第三条第一款，其内容如下：“缔约国双方声明它们愿意联合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採取种种建议，同心协力，在战后时期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这就第一次正式而公开地提到了未来的联合国组织。 莫洛托夫和邱吉尔关于第二战场的会谈并没有得出最后结论。这位俄国外交部长一开始就询问，通过在法国登陆，把四十师德军从俄国吸引过来的前景如何。他估计这是消除德军对红军的优势差距所必需的数目。邱吉尔在回答时强调了展开水陆两栖进攻的种种困难，尤其是缺乏适当的登陆艇。他接着概括地谈了正在着手进行的计划和准备工作。邱吉尔清楚地表明，俄国人最多只能希望德国从俄国战场上撤出一大部分空军。德国布置在西欧的一些师足以抵御英美指望在1942年发动的任何一次登陆。 莫洛托夫于是又问，如果俄国军队在1942年被打垮了，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对此，邱吉尔坚定地回答说，到那时英美两国将单独继续战斗下去，等空中力量大大地削弱了德军以后，就在欧洲大陆进行登陆，以促成希特勒政权的最后垮台。邱吉尔对于在1942年开闢第二战场的问题很谨慎地不作任何肯定的承诺。最后双方商定，在同罗斯福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谈以后，莫洛托夫将再一次在伦敦停留下来，进一步讨论军事方面的问题。 1942年5月29日，莫洛托夫抵达了华盛顿。在他到达的前一天，邱吉尔已经送来了他和俄国外交部长会谈的记录，在随附的一份电报中包括以下这几句话： 迪基[即英国联合作战部部长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到达后，将向您说明1942年的种种困难。我已嘱参谋部研究在挪威北部登陆的问题，为了保证我们明年对俄国的物资供应，占领挪威北部似乎是必要的。…… 我们绝不能忘记“体育家”[在法属北非登陆的代号]。如有必要，其他一切准备工作都将协助这一计划的实现。 这份电报第一次确切地向美国人表明，英国人对“大铁锤”畏缩不前。这个消息在华盛顿很不受欢迎，或许曾促使马歇尔下定决心要推进1942年在法国登陆的计划。 显然，要迫使英国人同意1942年在法国登陆，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使俄国人同意这个计划。罗斯福从一开始就热切期望三大国能达成一项协调一致的1942年战略计划。莫洛托夫的访问似乎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使摇摆不定的两大国战略协议变为稳固的三大国共同承担的义务。总而言之，这是美国的希望。 莫洛托夫把早先向邱吉尔提过的那些问题又向罗斯福和马歇尔提了出来。他希望能使德国人从俄国前线抽回四十个师。他问道，如果不能牵制住这么多兵力而俄国在1942年战败了，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他还进一步提出，如果登陆推迟到1943年，英美本身或许会面临更加困难的军事问题，因为很难想像俄国前线能维持到那个时候。会谈的正式记录接下去写道：“总统随即问马歇尔将军，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可以告诉史达林先生我们正在准备开闢第二战场。将军回答说：‘可以’。于是总统委託莫洛托夫先生转告史达林先生，我们希望在本年内开闢第二战场。”将军那句简短的回答，正是莫洛托夫这次长途跋涉所要听的话。然而马歇尔却尽力指出，他无法保证准能迫使德国人从俄国前线撤出四十个师或是任何其他明确数目的兵力。他解释说，交通运输是英美所能发动的任何进攻的主要限制因素。金海军上将乘机指出，因为需要船只运送物资到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去，这就要直接地和不可避免地干扰进攻法国的准备工作。 第65页 根据官方的记录，很难生动地想像出直接参加同莫洛托夫会谈的那十几名美国高级领导人当时是什么看法。至于莫洛托夫提出俄国前线可能崩溃这一点是否真诚，这个问题曾在5月31日总统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来讨论。罗斯福相信莫洛托夫的报告是可靠的，不是提出来迫使英美两国摊牌的。根据霍普金斯个人的记录，马歇尔也已经相信，“就算是迫于情势”，1942 年发动登陆也将是不可避免的。当时各方面的确都强烈渴望同这位俄国代表取得一次坚定的谅解。马歇尔对他所认为的英国人的半心半意已经不大耐烦，急切地想迫使英国人坚决地承诺在1942年执行“大铁锤”计划，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 在随后的会谈中，美国人试图使莫洛托夫同意减少对俄国物资供应的数量。美国人指出，为了能开闢一个规模很大的第二战场，需要俄国在这方面作出牺牲。罗斯福建议，根据新的议定书，供应给俄国的物资不是早先暂定的四百四十万吨，而应该削减到二百五十万吨。削减的部分是把原来计划供应给俄国的一般物资几乎全都取消，军需品则维持原议不动。莫洛托夫对这个建议拒绝接受。他问道，如果俄国人同意削减提供给他们的物资，而第二战场最终又不开闢，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罗斯福赶紧向他保证，第二战场的详细计划已在拟订，美国完全有把握在1942年向法国发动进攻。 关于对俄国供应第一号议定书到期后再给俄国提供多少物资的问题，莫洛托夫与美国人并没有达成最后协议。如上所述，这个问题的确直到1942年10月才最后解决，而第二战场的问题也没有作出肯定的安排。在起草向报界发表的会谈公报时，莫洛托夫坚持要在公报中加入下述内容：“在会谈中，双方就1942年在欧洲开闢第二战场的迫切的任务达成了全面的谅解。”马歇尔将军感到这项声明太肯定了，1942年的提法应该删去，然而罗斯福却决定不删。在说明莫洛托夫访问伦敦的公报中也加进了同样的一句，这当然是得到英国政府同意的。该公报以及英苏条约的文本在莫洛托夫安然返回莫斯科后，于1942年6月12日发表。 但是英国人不准备让这个公报使他们对“大铁锤”或任何类似的计划承担起无法更改的义务。当莫洛托夫从华盛顿回国途中在伦敦停留下来时，邱吉尔亲自交给他一份备忘录，内容如下： 我们正在为1942年8月或9月在欧洲大陆登陆进行准备。如同已经说明的那样，登陆兵力的大小，主要限制性因素是，缺乏可资使用的特殊登陆船只。然而很明显，如果我们採取不惜任何代价的行动，贸然从事某种可能带来灾难性结局的战斗，使敌人有机会庆祝我们的败北，那将既无助于俄国的事业，也无助于整个盟国的事业。到那时候，局势能否允许我们发动这一战役，很难逆料。因此，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保证，但是只要看上去切实可行，我们将毫不迟疑地执行我们的计划。 莫洛托夫对伦敦和华盛顿的访问，使邱吉尔和罗斯福第一次有机会同苏联的最高级官员进行接触。罗斯福乘此机会向莫洛托夫详细说明了他个人对战后世界的种种希望，诸如裁军，经济协定，对世界落后地区(包括英国与荷兰过去在亚洲与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实行国际託管，以及四大国对战后世界的控制。他向莫洛托夫提出了诸如此类的想法，要他考虑。莫洛托夫未置可否，但彬彬有礼。他和总统讲的是不同的语言，他对未来的梦想肯定与罗斯福的宿愿迥然不同。这两个人都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的一条鸿沟，罗斯福觉得很不理解，莫洛托夫何以同他以前所认识的任何人都不一样。翻译的问题也限制住了罗斯福一向滔滔不绝的口才，并在他们两人之间造成了恼人的障碍。 莫洛托夫的访问还有第二层意义。直到那时为止，美国对俄国的同情，总的看来是不及英国政府的。例如，美国人反对史达林的领土野心，其强烈程度远远超过英国人，又如美国人对于向俄国提供物资最初曾比较犹豫。但是，作为第二战场的提倡者，美国人似乎成了俄国人的伟大而友好的朋友。英国人不冷不热的态度恰恰成为鲜明的对照。罗斯福从这时起直到他逝世时为止，几乎在英国和俄国之间发生的一切争执中都处于调停人的地位。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他能够经常充当一个仲裁人或调解人——这种角色，他本人觉得很合他的意，而且也非常符合他对于美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的想法。 英苏条约以及说明莫洛托夫访问伦敦和华盛顿的情况的两个公报的发表，为盟国友谊的突飞勐进提供了机会。莫斯科于1942年6月18日召开了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要以盛大而特殊的仪式批准英苏条约。莫洛托夫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对西方国家充满了真挚的感情。他的发言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关于第二战场的一段内容。他说：“……在欧洲开闢第二战场，将给我们前线的希特勒军队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让我们希望我们的共同敌人在蒙受了重创以后，不久就会体会到三大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合作的后果。”莫洛托夫表达这种希望，并不一定是对事实的肯定，但是在俄国没有一个人想要强调西方关于开闢第二战场的诺言是有条件的。在狂热的时刻，一切保留都忘却了，俄国公众开始认为1942年在欧洲大陆开闢第二战场已是肯定无疑的了。苏联政府的一切宣传手段都用来传播这一消息。宣传的重点放在当时能够指望得到的对德作战的军事援助上。按照《真理报》(1942年6月20日)的说法，这个条约是“投进敌人营垒里的一颗炸弹”。 第66页 英国报纸的反映也非常热烈，并且强调了这项条约的长远意义。《泰晤士报》(1942年6月12日)声称“英苏友谊和合作已经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每日电讯报》(同一天)写道：“由美国和大英国协根据该条约规定的方针同俄国採取一致的行动，欧洲可以指望出现一个一百年来最为安全的时期，全世界也可能会进入一种最为幸福的秩序。”《每日先驱报》(同一天)指出：“这项条约本身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保证在胜利以后共同努力去重建欧洲。” 美国报纸的评论则比较克制。《纽约先驱论坛报》(1942年6月12日)写道：“……双方坚定真诚和实事求是地交换了意见”。《纽约时报》(同一天)声称这项条约“预示着力量均衡的一次根本变化，这对欧洲的未来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芝加哥论坛报》(1942年6月13日)承认：”总而言之，两国人民的政府都感到，他们有一些共同一致的思想，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在一代人的时期里和睦相处、共同合作。”《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2年6月12日)强调了英俄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且评论道：“指望通过这次变化建立起象在讲英语的民主的民族之间的那种根本的合作关系，那将是愚蠢的。”《芝加哥每日新闻》(1942年6月13日)评论说：“至于俄英二十年互助条约，那不需要我们关心，……只要它不把矛头指向我们，那是它们的事。” 可以想像得出，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条约和同盟仍然具有多少不祥的含义。公众的注意力仍然主要集中在日本，很多评论家注意到，在说明莫洛托夫访问的公报中，没有提到在对日问题上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俄国不久可能会参加对日作战的希望在美国并没有泯灭，应该首先进攻德国的想法并未越出官方范围而广泛地传播开来。 (四)重新考虑第二战场 4月间，英美在伦敦就战略问题达成协议后，立即着手拟定详细的计划。最初，英国参谋人员主要从事着这项工作。到1942年6月11日，美国才成立了欧洲战区司令部，由艾森豪将军负责指挥。他直到6月24日才抵达伦敦。他的司令部管辖驻扎在英国、北爱尔兰和冰岛的全部美国陆海空军。英国部队仍完全独立。当时还没有任命一个最高的盟军司令负责拟议中的在法国登陆的行动，因此有关这个战役的一切计划都在委员会中进行磋商。 艾森豪来到英国时，满怀希望要使“大铁锤”计划取得胜利的结果，但是在他到达之前，英国人已经把他们的立场表达得更为清楚了。莫洛托夫刚离开不久，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便在6月初抵达了华盛顿，他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会谈时，说明了英国参谋部计划人员所遇到的某些实际困难。他特别强调对4月间商定的战略需要作重要修改，但是他没有突出地和绝对地否定“大铁锤”计划。促使英美战略思想协调一致的决定性努力，则留待邱吉尔亲自来做。他于1942年6月18日抵达华盛顿来说明英国人的意见。翌日，他开始与罗斯福在海德公园会谈。 邱吉尔脑子里考虑着两个头等重要的问题：第一，怎样对待第二战场；第二，怎样对待原子能。很多国家的物理学家甚至早在1939年以前就已经知道能够制造出威力极大的原子爆炸物。1939年以后的这些年中，英美的试验工作因得到政府的资助进展极快。1940年9月，英国派了以享利·蒂泽德爵士为团长的科学代表团访问美国，两国科学家开始正式交换科学情报和意见。制造一枚能够放射出原子能的铀弹已经越来越有希望，英美两国迫切需要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进行有系统的合作，这一点变得很明显了。1941年10月罗斯福向邱吉尔建议，关于此项计划的工作应该联合进行。为此，一些英国科学家不久就到了美国。美国科学家也为着同一目的而去英国。 还存在着许多没有把握的问题。就生产什么对进行战争有用的东西来说，没有人能拿得稳在进一步的铀试验中所花费的金钱和精力不会走进死胡同，可是如果德国人首先试制成功，情况将会怎样呢？德国人手中的原子弹几乎肯定会使英国瘫痪，并在俄国战场上给纳粹带来影响深远的胜利。在具有这种可能性的背景下，停止任何有希望取得成果的努力，不可能是妥当的。 到1942年仲夏，美国的原子计划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政府已经批准设立分离铀同位素的小型试验工厂，预期在1944年7月制造出第一批原子弹。英国的资源不足，无法进行同样的发展，否则将造成极严重的负担。因此，1942年6月20日，邱吉尔向罗斯福建议，英国放弃原子弹生产，把一切工程技术和工厂生产都集中在美国。邱吉尔主动提出让英国科学家提供协助，他要求的报偿是英国全面分享从美国经验中所搜集的技术情报。罗斯福答应在美国进行原子生产，并且，用邱吉尔的话来说，就如何分享技术情报“奠定了协议的基础”。 原子研究和生产有取得重要的长期效果的希望，但是在当时的局面下，最迫切的战略抉择是在何时以及如何进攻欧洲大陆。1942年6月20日，邱吉尔送给罗斯福一份备忘录，他在这份备忘录中指出，英国参谋人员对1942年的进攻制订不出任何似乎可以成功的计划。他想知道美国参谋部是否已能做到这一点。如果美国人对“大铁锤”没有详细的作战计划(他深知情况是如此)，那末他问，1942年能发动其他什么战役？以解除俄国前线的一部分压力，并使英美军队投入对德战斗？他建议重新研究在法属北非登陆的可能性。在这份备忘录中邱吉尔毫不隐讳地声称，英国政府不贊成任何会损失大部分或全部作战军队的牺牲战役。只有在登陆的滩头堡能长久保持的条件下，英军才会出动。另一方面，等到有了令人满意的计划的时候，邱吉尔保证完全分担一切风险和损失。 第67页 事实上，美国总参谋部没有制订出一种详细的计划，但是马歇尔和他的助手们不愿相信，如果把全部意志和精力都倾注在法国登陆这一目标上，这种计划还会制订不出来。马歇尔认为，即将起程赴伦敦去担任欧洲战区司令官的艾森豪，是能够制订并贯彻这样一项计划的人。因此，不到美国人在解决困难方面已经费尽了心机，美国的军事领袖们是不准备放弃“大铁锤”计划的。 但是，在正式讨论尚未开始之前，从埃及传来了打破一切希望的消息。隆美尔已于1942年5月26日向利比亚的英军战线发动进攻。奥金莱克的最早的战况报告是令人鼓舞的。的确，英国人希望会取得胜利。几个月以来，英国增加了中东的驻军，当隆美尔进攻时，英国已经为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做了不少的准备。结果大出所料。6月12-13日，在一个俗称“骑士桥”的高地附近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坦克战。英国的装甲部队大部份被摧毁了。一星期后，6月21日，被围在托卜鲁克的三万三千名英军，向一支人数比他们少的军队投降了。隆美尔所向披靡地向尼罗河三角洲挺进。英军节节败退。到6月30日，英国第八集团军的残余部队退到阿拉曼的新阵地。在隆美尔对这个阵地的进攻被打退以前(1942年7月15-20日)，谁都不能有把握地说德军的这个非洲兵团不能胜利地挺进到埃及以至更远的地区。 这次战败，以及托卜鲁克的全然出乎意料的投降，正发生在德军在俄国展开第二次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到6月底，德军坦克又一次越过俄国南方的平原，向伏尔加河和高加索挺进。的确，正如马歇尔将军所说的那样，这是“盟国事业的十分黑暗的时期”。只有太平洋上有一点好消息。珊瑚海之战(1942年5月7-8日)和中途岛海战(1942年6月4-7日)已经遏制住了日军的扩张，但是要说太平洋中部的海军优势已经从日本人手里转移过来，那还为时过早。 埃及传来的灾难性消息，使得邱吉尔同罗斯福和美国三军参谋长的会谈未达成任何决议就中断了。托卜鲁克的早晨不是谈论未来的进攻战的适当时刻。需要採取一些应变的措施。大家一致认为最重要的是阻止德军窜犯中东。这样一件事若是和日军对印度的进攻结合在一起，就可能导致这两个轴心国的可怕的汇合。因此，美国人同意拨三百辆新式的谢尔曼坦克和一百门自动反坦克炮到中东去，以弥补“骑士桥”战役的损失。这批武器运到时正赶上阿拉曼战役，使英军第一次有了与德军坦克和反坦克炮旗鼓相当的装备。 然而在邱吉尔匆忙起程返回英国之前，他仍挤出时间对“大铁锤”战役发表了一些激烈反对的意见。他描绘了血染英吉利海峡的情景，并回忆了1915-1918年战壕里的屠杀。他相信1942年在一个范围很窄的战线上登陆，必将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常常出现的阵地线。但是罗斯福及其顾问们没有马上就接受邱吉尔的意见。最后，只是同意研究各种进攻的可能性：在法国、北非、挪威或者伊比利亚半岛登陆。同时美国将以可能的最快的速度在英国集结起兵力来。 英国首相回到伦敦时，不得不面对议会的一次不信任投票。尽管在他执政后的这些岁月里，英军遭到种种不幸，内阁那些党的领导仍旧支持他，只有二十五个后座议员投了不信任票。这是在议会中的一次巨大胜利，因此，也是对领导英国政府的这个人充分信任的突出的表示。 但是英美军队应该採取什么行动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直到1942年7月25日，才作出明确的决定。从托卜鲁克战役到作出在北非登陆的决定，这其间的几个星期诚然是战争的最最危急的关头。盟军的运气已经下降到最低点。埃及告急，不得不减少中东的驻军，以填补阿拉曼出现的缺口。印度国内有发生骚乱的危险，没有人能肯定日军不会向这个辽阔的次大陆长驱直入，并且以解放者的身份受到那里很多人的欢迎。 中东危机使美国人把原定运往中国的飞机转到中东战区。此外，美国第十航空队的重轰炸机奉命于6月25日从印度(原来打算从这里支援中国军队的)调往埃及。这些决定大大激怒了蒋介石。他感到中国在紧急关头被遗弃了。当时，由于滇缅公路被切断，盟军能提供的只有空中支援，而这种支援却被大幅度地减少了。蒋要求说明，美国是否还想使中国在战争中支持下去。7月初，他向史迪威将军和美国的参谋部提出了三点最低的要求：派遣三师美国部队到印度来，支援收復缅甸的战斗；运送五百架战斗机到中国本土；以及每月经由驼峰空运五千吨物资给中国。蒋声称，如果上述要求得不到满足，中国即将“作出其他的安排”。所谓其他的安排，显然是指和日本达成某种谅解。中国政府方面进行和平试探的谣言立即传遍了重庆，史迪威将军信以为真，他这时已经完全不信任国民党政府了。 在大西洋，盟国的船只继续以灾难性的高速度被德国潜艇击沉。7月7日至14日的这一周内，盟国损失的船只共达四十万吨。假使再这样下去，则被击毁的船只将比新建造的船只多一倍多。其中蒙受主要损失的是倒楣的pq17护航队，它在驶往阿尔汉格尔的途中被击溃，几乎全部被摧毁了。这次灾难性的经歷使得邱吉尔取消了原定8月间驶往俄国的那支护航队。他于7月17日打电报通知了史达林。六天以后，史达林给了他一份措辞尖锐的答覆。史达林说： 第68页 我国海军专家们认为英国海军专家们提出的关于中止驶往苏联北部港口的护航队的几点理由，完全不能使人信服。……至于第二个问题，即在欧洲开闢第二战场的问题，我担心它并未得到应有的认真对待。……我必须十分强调地说明，苏联政府不能默认把在欧洲开闢第二战场的事推迟到1943年。 邱吉尔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对史达林的谴责不作回答，于是保持缄默。 中止护航队驶往俄国的消息，对史达林一定是严重的打击。当时，德军正在南方冷酷无情地全力向前推进，俄国人的士气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到7月中旬，从西方获得援助的希望已成泡影，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没有希望。这时看来，已经约定的物资与军需品也不能按计划运到了。苏联政府採取步骤以古怪的间接的方式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群众。1942年7月23日，莫斯科所有的报纸都刊载了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3月间接见美国《生活》杂志记者的一篇访问记，其中着重指出了英俄之间长期的互不信任，以及英国存在着的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把这篇访问记这样古怪地转载出来，显然是想要打消民众对于第二战场即将实现的说法仍然抱有的一点信心。这暗示俄国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自己，对英国不能作为一个盟国那样真正加以信任。 当俄国政府和人民受到这些打击的时候，战场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1942年7月27日，有关方面宣布罗斯托夫陷落了。这件事的本身并无特别重大的意义，问题在于它几乎是不战而降的。看来红军的士气似乎已濒于崩溃。除经济方面外，从各方面看，1942年7月是苏联抵抗希特勒战争中的最低潮。到同年的8、9月，一种新的精神——史达林格勒的英勇精神——开始传播开来。在士兵和平民感染了这种精神后，即将崩溃的危险便消失了。德国人不会满足于罗斯托夫，他们在红军的士气可能再度濒于崩溃之前，还需要赢得比这更大的胜利。 就在这几星期中，英美军事领袖之间的分歧到了整个战争期间最为严重的阶段。在伦敦，艾森豪发现英国人不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讨论“大铁锤”计划的优缺点。在艾森豪来就任新职正好两星期后，即在1942年7月5日，邱吉尔邀请他以及他的主要助手马克·克拉克将军到契克斯举行周末战略会议。首相抓紧机会告诉美国人，他觉得在1942年对法国发动进攻是鲁莽的，而且无论如何对俄国人不会有重大的帮助。他提议改为进攻北非，这样就能最有成效地使用美英两国在1942年所能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在随后的一周中，和英国军事领袖们一起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使艾森豪认识到1942年在法国登陆所必须克服的种种障碍。到了7月10日，他已经相信在1943年秋天或者甚至在1944年以前，不可能发动一场有相当希望可以战胜德国的大规模进攻了。 艾森豪和他手下的参谋人员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这些意见。他们觉得英国人的意图十分可疑，认为英国人可能夸大了进攻的困难，以掩盖他们决定不发动一场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主要进攻。这种猜疑使艾森豪不愿意接受任何替代的计划(例如，邱吉尔提出的北非计划)，因为他认为一旦发动这样的战役，就必然要移用准备进攻法国的人力与物资，以致当1943年或1944年进攻法国的时机到来时，英国人又有新的藉口好来阻挠这个计划的执行。美国的军事领袖们既然认识到英国人4月间不是完全坦率的，这时对于英国人在6、7月里是否坦率也就发生了怀疑。因此，他们对于最终将会实现的大规模横渡海峡的进攻的保证，也打了折扣。邱吉尔4月间的骗人把戏结果是偷鸡不着蚀把米。 正当这种交换意见在英国进行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开始讨论在1942年把美国的主要军事努力转向太平洋的可能性。这种想法向来非常投合美国海军的心意。马歇尔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健全的军事战略要求首先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但是他对于他所认为的英国人的阻挠和半心半意感到非常厌恶，因此这时他也改变主意，考虑可能对日本採取什么行动了。 7月8日至15日是严峻的时刻。7月8日，英国参谋长们正式通知他们的美国同僚，“大铁锤”计划必须作为一个毫无希望的计划而予以放弃。美国的三军参谋长细细玩味了这个不受欢迎的消息后，于7月10日正式向罗斯福总统建议把美国的主要力量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他们已经提出了两种有关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攻势的计划，一种是麦克阿瑟将军拟订的，另一种是金海军上将拟订的。就在邱吉尔离开华盛顿的那天(1942年6月25日)，金向马歇尔将军建议占领索罗门群岛，作为对日本发动攻势的开端。一星期后，1942年7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一项计划，其内容兼有麦克阿瑟和金的那两种计划的特点。当天他们就下达命令占领“图拉吉及其附近的阵地”，作为收復新不列颠-新爱尔兰-纽几内亚那片辽阔的地区的第一步。那个艰难而旷日持久的瓜达尔卡纳尔(图拉吉附近的阵地之一)战役就是这道命令的结果。这一战役于1942年8月7日开始。除了杜利特尔对东京的空袭(1942年8月18日 [ 投笔从戎註：应为1942年4月18日。 ] )外，这是美国在太平洋上发动的第一次攻势。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索罗门群岛发动进攻的决议，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7月2日下令进行的作战，规模较小，并没有使用美国地面部队或空军的主力。这个决议于7月10日呈报罗斯福时还悬而未决。最后，只有罗斯福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才能够决定美国的战略。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过是他的军事顾问。 第69页 现在，要完全重述一下当时的思想感情已不可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绝不是团结一致地支持太平洋计划的。约翰·迪尔爵士私人同马歇尔很接近，他于7月15日向邱吉尔报告道： 毫无疑问，马歇尔对于他最初热爱的计划仍然一往情深，但是他深信欧洲计划缺乏真正的推动力。虽然召开了会议，进行过讨论，但时间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德国今后再也不会象今天这样忙于东线的战事。如果我们今天不利用它当前的忙乱，我们将会在西线面临一个强大的德国，以致我们不可能对大陆发动进攻。到那时，我们只能在空中互相搏斗，但是作出决定的时机即将一去不復返了。 另一方面，他又说：“金的战争是攻击日本人。” 长期存在的那种业务上的猜忌在这里发生了影响：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役中将占主要的地位，陆军则将在欧洲战场上占主要的地位。每一军种认识到这些事实，都偏向于支持那种会提高自己的作用的战略方针。完全丢开这些业务上的猜忌不谈，美国人最初採取的战略——首先进攻德国——至少有三点有利于它的理由。第一，美国集中力量于太平洋会意味着放弃同英国和俄国进行任何有效的合作。第二，德国比日本更为危险的论点不是容易反驳的。第三，在美国舰队取得海军优势之前，很难在太平洋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可是要取得这种优势，首先必须制造数百艘战舰，而在1942年这些战舰还没有制造出来。如果首先在太平洋发动进攻的决定维持不变，则大批地面部队只得袖手旁观，等候海军实现它的造船计划。 实际上，一时的气愤使得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在太平洋发动攻势的计划。马歇尔将军很可能把太平洋计划看作部分是对英国施加新的压力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认为这种用意是使他在7月中旬倾向于太平洋计划的唯一理由，那似乎是不符合他那种爽直的性格的。他更可能是这样想的：“没有英国人，1942年在欧洲便什么事也干不成，所以让我们在太平洋尽力而为，不要无限期地保持守势。” 当然，罗斯福多少是超越了这种影响到他的军事顾问们判断力的军种之间的竞争的。邱吉尔担心，如果横渡海峡发动进攻，一定会损失惨重，罗斯福对他的这种忧虑也比较同情，他对于同英国结盟也比他的军事领袖们重视得多。此外，罗斯福对欧洲的兴趣和关切通常总是超过对太平洋地区的。所有这一切以及毫无疑问还有些其他的因素——可能还包括对邱吉尔本人的尊敬与敬佩——造成了这个硬要他作出重大决定的局面。罗斯福反覆考虑了五天，究竟应该怎么办。7月15日晚上，他和霍普金斯讨论了各项问题，最后再一次考虑了一下7月10日参谋长们向他提出的那项建议。霍普金斯记录下罗斯福说的这一番话： 我不能同意……要我们转过脸去，不对着德国而对着日本。 首先，我不贊成英国内阁的主张。我想知道我们在场的一些人——艾森豪、斯帕茨、克拉克、斯塔克——是什么想法。他们同意英国内阁的主张吗？你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份可靠的报告吗？ 即使我们不得不勉强同意1942年不进行“大铁锤”战役，我仍然认为我们必须赶紧为1943年的进攻作好准备。从英国的来文中，我看不出他们对1943年的进攻表示任何冷淡。我对于他们这样乐于放弃1942年感到有些不安。他们还会放弃1943年吗？ 但是，我的要点是，我不相信我们能等到1943年才打击德国。如果我们不能利用“大铁锤”计划出击，那我们就必须退而求其次——那并不是太平洋地区。在太平洋地区，我们正进行着一种成功的牵制战。光靠陆军和空军不能马上就决定胜负，那需要加强我们海军的力量——这需要时间。 所谓其次的方案并不是太平洋地区：罗斯福用这一句话表示了不贊成刚刚向他提出的那个建议。 这确实是影响整个战争进程的生死攸关的决定。两个费尽心机的人，一个跛足，另一个长年患病，餐后在夏日炎炎的晚上在白宫商谈问题。这情景在每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都应该永志不忘。 盟国中，只有美国对于如何作战以及在何处作战的问题可以作出抉择。战争是由一个真正的联盟来打，还是分开来由每个国家去打，这取决于美国的决定。1942年7月15日罗斯福作出的决定，实际上是再一次努力使联盟在行动中发生效力的决定。对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样重要的一次抉择，这样险峻、这样迫切、这样和个别人物联繫在一起地呈现出来，这在歷史上是罕有的。 大约两星期后，在克里姆林宫内部作出的另一个决定或者一系列决定，同罗斯福的这个决定一起，应该看作是战争的转折点。1942年7月底左右，罗斯托夫陷落后不久，史达林立即在红军中推行新的严厉的纪律措施，更换了许多司令员，开展了一次强大的宣传运动，由于同时採取了这一切措施，保住了俄国军队和人民正在动摇的士气。同时，他开始在伏尔加河后面集结后备军，为最终在史达林格勒发动的反攻进行准备。这时已是11月，这两方面的决定的效果还没有在战场上表现出来。可是11月8日的北非登陆和11月19日开始的史达林格勒反攻，都是7月份作出的这两项决定的直接产物。 第70页 (五)盟国分歧的消除 罗斯福于7月15日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表示拒绝，这只不过是为再一次谋求与英国达成谅解准备条件而已。他当天晚上决定派霍普金斯、马歇尔和金去伦敦再作一次努力。他们三人翌日起程，于1942年7月18日抵达英国。在紧接着举行的一系列会谈中，大家终于真正能够做到推心置腹。 这三位美国特使携带着罗斯福的书面指示。在指示中，罗斯福规定了若干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原则。他指出“重要的是完全协调英美军队的使用”。再则，“最最重要的是使美国地面部队于1942年投入对敌作战的行动”。关于俄国，罗斯福说，已经许诺的物资必须交付。他指示霍普金斯、马歇尔和金充分调查研究发动“大铁锤”行动来支援俄国的可能性，尽管这个计划已经遭到反对。如果他们“完全相信”不可能发动“大铁锤”战役，那末应向总统汇报，并考虑美国军队1942年可以用在其他什么地方。罗斯福还声称，不管俄国是否崩溃，保卫中东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设想有两种方法可以保住中东：派遣美国军队到埃及、叙利亚或波斯湾，或是“在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发动一个新的战役，攻进隆美尔军队的后门”。这样罗斯福就正式承认了“体育家”计划——在北非登陆——是一种可能採用的计划。总统在指示中最后提出下述几点：“请牢记三项重要原则——计划应迅速决定，计划应统一，进攻与防守应相结合，而不是单纯防守。……希望你们在到达后一星期内达成全面的协议。” 这三个美国人恰巧在到达后第七天达成了协议。他们第一步是同艾森豪及其助手们商量。艾森豪竭力主张发动“大铁锤”行动。他认为任何其他的军事行动都会使大规模横渡海峡在法国登陆的计划最早要到1944年才可能实现，他希望使一切其他的考虑都从属于1943年大举登陆的计划。但是当马歇尔和金同英国三军参谋长讨论这个问题时，英国人竟然完全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大铁锤”计划。经过三次会晤，僵局仍未打开。7月22日，这三个美国人按照所奉的指示打电报给罗斯福，报告他英国人不肯发动“大铁锤”行动。罗斯福回答说，他并不感到意外，并且重新指示他们着手考虑使美国军队能在1942年年底以前投入战斗的其他进攻计划。 对于可以用什么其他行动来替代“大铁锤”行动，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邱吉尔和英国三军参谋长已经于7月18日自己商量好，“唯一可行的建议似乎就是‘体育家’计划”。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当有人第一次向罗斯福提出北非登陆的设想时，他本人就很感兴趣，以致陆军部长史汀生早就把“体育家”计划说成是“总统最宝贝的私生子”。美国的谈判代表面对这些事实，便立即接受了在北非登陆的意见，作为替代“大铁锤”计划的最好办法。到7月24日，讨论的内容已经转到在北非登陆的规模和时间问题上了。7月25日，罗斯福批准了这个决定，并主张发动登陆的日期不应迟于1942年10月30日。 双方商定在北非登陆——7月24日重新定名为“火炬”计划——主要是美国人的事。这种安排的主要理由是，认为北非的法国人不大会抗拒美国人登陆，但是先前在奥兰和叙利亚发生冲突的往事，可能会使法国人激烈地抵抗英国人。因此双方商定由美国人担任这一战役的最高司令。马歇尔7月26日离开伦敦前，通知艾森豪，“火炬”行动由他指挥。但是指挥的任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达成正式协议。主要是因为英国人作为诚意的一种表示，同时提议任命马歇尔担任“兜捕”计划(在法国登陆)的总司令，他们仍然满怀希望地计划在1943年发起这个战役。不过罗斯福这时还不准备指定一名对德国的主要军事行动的司令官，于是8月14日任命艾森豪为“火炬”计划的盟军总司令，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 决定对北非发动进攻，从邱吉尔个人以及一般英国人的观点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后，美国和英国的军事领袖之间的摩擦和意见不一併没有消失，不过这种分歧不再严重地妨碍两国之间继续联合作战了。一个原因是艾森豪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来筹划和执行“火炬”计划。艾森豪的个人威望毫无疑问大大促进了这种协调关系，因而联合参谋部的工作在随后几个月中得以顺利展开。英国政府以及英国的军事领袖们确实也表现了很大的容忍，诚心诚意地服从一个未经考验的美国将领的最高指挥，这也是事实。英国人感到他们既然已在主要的战略问题上占了上风，让美国人在联合作战中担任最高领导，是策略的也是适宜的。美国在北非和欧洲所下的赌注愈大，那末把力量分散到太平洋地区去的阴影就愈加肯定地不会出现。 在进攻北非的战役可以发动以前，细节上存在着大量的困难需要解决——如必须事先把船舶、飞机、兵员等等集中起来，同北非和法国本身的法国军事领袖们举行秘密谈判时所会产生的警报作用和意外情况，登陆滩头的选择，以及英国和美国在准备工作上的协调一致——除了这些困难之外，还有一个更大得多的困难：如何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史达林。只有俄国人接受这个决定，同意进攻北非而不是在法国登陆，盟国关系中的裂口才会癒合。 第71页 邱吉尔亲自处理这项微妙的工作。1942年7月28日，战时内阁通过了一项建议，派邱吉尔去中东调查局势，如果俄国人同意，再从开罗前往一个适当的地点与史达林会晤，使俄国领导人了解新近商妥的计划。史达林对举行一次会晤表示欢迎，但是说他不能离开莫斯科。因此邱吉尔于1942年8月1日同意从开罗飞往俄国首都。 在开罗期间，邱吉尔决定更动驻中东的一些司令官。奥金莱克将军被免去了职务，由哈罗德·亚歷山大爵士将军接替；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军长。这样就建立了在沙漠中赢得胜利并胜利地一路打进义大利的那个指挥班子。邱吉尔作了这些人事更动并检阅了沙漠中英国驻军的一大部分后，飞往莫斯科。他于8月12日抵达，由艾夫里尔·哈里曼以罗斯福总统的特别观察员身分陪同。 讨论当天就开始。邱吉尔开门见山地告诉史达林，1942年不会在法国登陆，但是下一年可以指望发动强大的进攻。史达林或许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意外，但是他在评论西方盟国所表现的谨慎时，愤怒而且带有几分粗暴。他对1943年进攻的许诺的现实意义似乎很不重视。邱吉尔接着把谈话转到夏天已经大大升级的轰炸行动。这个题目使得史达林有点高兴起来；邱吉尔于是趁着这种比较友好的气氛，提出了“火炬”计划。过了一会儿，史达林开始对这个计划表现出几分热情，并且主动指出在北非胜利登陆可能带来的种种好处。因此在会谈尚未结束以前，已经造成了一种友好的气氛。邱吉尔许诺在沙漠里打败隆美尔以后，马上就派一支盟国空军到俄国战线南部，这又加强了好感。史达林表示欢迎这种支援，并“愉快地”接受了。 翌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头一晚会晤快结束时出现的那种友好气氛完全改变了。史达林交给邱吉尔和哈里曼一份备忘录，说1942年在欧洲开闢第二战场是“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时早已决定了的”。邱吉尔否认对第二战场作过肯定的承诺，并引证了他当时交给莫洛托夫的那份备忘录中的一段话。但是什么也不能缓和这种面对面的冲突。史达林需要在欧洲开闢第二战场，并明白表示除此以外，任何其他计划都不能使他满意。史达林指责英国军队缺乏勇气，以此侮辱英军。邱吉尔以雄辩的口才愤怒地进行反驳，为整个西方，尤其是英国的诚意和军队的英勇进行辩护。但是这次会晤还是在一种比较协调的气氛中结束的。史达林叙说了俄国火箭炮的情况，并要求交换有关军事技术新发明的情报。邱吉尔仅仅稍有保留地表示同意。邱吉尔接着询问高加索的防御情况，史达林陈述了现有的军事力量，并表示他完全相信德军不会在大雪封路以前越过那座大山。 8月14日，邱吉尔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国宴。翌日，俄国高级将领和英国的对等人员(邱吉尔的随行人员)举行了会谈。会谈毫无成就，这又一次证明，除了同史达林和莫洛托夫外，同苏联政府中任何人打交道都没有用。 在这次访问的整个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发生在最后一天。当时，邱吉尔去向史达林辞行，临别之前史达林邀请他到克里姆林宫中他私人的住处小饮几杯。他们两人在一起待了不下六小时，随意闲谈，并比较严肃地谈到在挪威北部登陆的可能性。这次欢聚持续到凌晨两点半钟。史达林和邱吉尔彼此之间建立了私人的、合乎人情的接触，至少暂时是这样。 到邱吉尔访问结束时，他感到史达林“已经完全相信了‘火炬’计划的巨大好处”。就邱吉尔这方面来说，他也已经被说得相信俄国的军事形势与前景“似乎很有希望”。史达林绝对秘密地告诉了邱吉尔关于俄国人对伟大的史达林格勒大反攻所进行的准备工作。邱吉尔在向战时内阁和罗斯福汇报时谈到，他认为现在俄国人有一对一的机会能顶得住。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则比较怀疑，因为他曾在里海沿岸低空飞行过，没有见到俄国人向他保证的可以阻止德军在高加索山麓前进的那种防御工事。还要再过三、四个月，英国军事领袖们对于假如德军越过高加索山突进到中东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问题，才可以不再忧虑。 在这次会晤期间，史达林心情的古怪的变化，使邱吉尔和哈里曼当时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对一切经过的记载并没有消除掉这种迷惑。邱吉尔认为在第二次会晤时，史达林的态度那样敌对，那样坚持必须在欧洲开闢第二战场，他的行为可能是由于受了部长会议意见的影响。但是这种说法是把英国内阁具有的权力硬加给俄国的部长会议——一种最不可能的事。看来很可能史达林是在考验邱吉尔的个性——考验他经受攻击的能力。当邱吉尔寸步不让，有力地回击史达林的诬衊和谴责时，据说史达林仰首大笑，不等译员来得及插嘴，就说道：“我虽然不懂你的话，却喜爱你的精神。” 显然，邱吉尔给史达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史达林之所以更加尊重和“了解”邱吉尔，也许是由于他们的社会观点如此截然相反，而他们又是同样不屈不挠地扞卫各自的民族利益。邱吉尔毕竟相当符合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一个资本主义政治家应有的形象，而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和轻松的乐观主义反而使史达林迷惑不解，并且与史达林的想法完全不同。总统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者的模型，很难说史达林在与罗斯福总统打交道时，曾否有过安全之感，或者他对罗斯福的了解是否能超过罗斯福对他的了解。无论如何，总统同这位俄国独裁者从未象邱吉尔在这次访问中那样一见如故。邱吉尔在以后同史达林的几次会晤中，也没有再达到这样亲密的程度。 第72页 正当伦敦和莫斯科进行这些会谈，美、英、俄三国政府就如何对德作战在战略上达成更加坚定的协议之际，美国要把一批飞机转移到中东的消息传到蒋介石的耳中而在中国引起的那场危机，整个夏天都在酝酿着，不过一直没有达到冒头的地步。罗斯福派了他的一个特别行政助理劳克林·柯里到中国去进行解释。柯里未能消除史迪威将军同蒋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国继续在战争中坚持下去。很多人估计的1942年下半年日本要对中国发动的攻势并未实现，史迪威将军想收復缅甸的计划结果也同样不可能实现。1942年9月27日，美国人答覆了蒋在7月间提出的三点要求。他们答应提供二百六十五架战斗机，而不是蒋所要求的五百架，并表示可以提供一百架运输机，飞越驼峰运送物资。但是将不派遣地面部队。蒋不得不满足于这种减半的供应。中国的战争仍然是次要的事，英美同中国政府的合作仍然是靠不住的和不稳定的。 (六)进攻的准备 夏天，利比亚战役进行着的时候，英国有两师人正在海上向东驶往未决定的目的地：印度、澳大利亚或者中东都可能。奥金莱克的挫败，使英国政府决定命令运兵船转向苏伊士。因此，在托卜鲁克遭受损失后，英国的实力几星期就恢復了。在以后的四个月中，坦克和飞机重新得到了补充。同样重要的是，马尔他的力量也获得了增强，成了隆美尔的心腹之患。在此后几个月中，飞机和潜艇从马尔他出击，打沉了隆美尔在地中海的一大部分供应船只。在新任命的司令官亚歷山大和蒙哥马利的指挥下，一场决定性进攻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除了自由法国和希腊的军队外，这一场沙漠战几乎全是大英国协在显身手。联合王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和印度的部队都参加了战斗。美国的唯一贡献(除了供应物资和宝贵的谢尔曼坦克外)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部分部队提供的空中支援。 相反地，“火炬”计划却需要一切从头做起。首先，必须成立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英美军队联合作战以及两国陆海空军联合作战中迄今尚未详加探讨的种种困难，都必须解决。7月底作出了从事“火炬”行动的决定，但天气恶劣的季节即将到来，其间只有很短的时间可以利用，恶劣的天气将使这次冒险行动没有把握，即使不是轻率鲁莽的话，这些障碍也十分难以应付。但是艾森豪及其同僚还得努力解决另外一些困难。7月25日的决定没有解决所有的细节问题。再说，美国陆海军最高统帅部认为很难完全信任这个新的战略，因而倾向于强调种种危险和障碍。这时，两国扮演的角色颠倒过来了，因为英国人正是以这种态度对待“大铁锤”计划的。美国海军不愿意从索罗门群岛战役中抽调任何力量，这一战役发展成了艰苦的战斗，完全超过了原先想像的程度。结果，直到这一战役的后期，金海军上将才肯定地告诉了艾森豪哪些战舰可以用于“火炬”行动。 美英两国参谋部对于在何处登陆的问题发生了重大的意见分歧。艾森豪和英国人都认为，重要的是尽可能靠东面登陆，这样就能使盟军有机会赶在德军前面占领地中海中部的突尼西亚。但是，华盛顿的那些人却认为，深入地中海作战是危险的。他们担心，如果西班牙允许德军进入，从而在直布罗陀切断盟军，那末后果又将如何。因此，他们坚持应在大西洋沿岸靠近卡萨布兰卡一带登陆，这样就不致一切都得依赖通过海峡的运输了。 8月里，双方对这个问题一直在进行辩论。8月2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电报给艾森豪，命令他决不可试图在阿尔及尔-波尼一带登陆。8月29日，艾森豪和克拉克接到通知，告诉他们罗斯福已经决定英国军队将不参加“火炬”行动，登陆地点应只限于卡萨布兰卡和奥兰。华盛顿接连发出的这样一些电报使得现场上的美国司令官们深感苦恼。正如克拉克将军对他的参谋人员所说的：“你们当中有些人对于‘火炬’计划还不象另一些人那样煳涂。让我们都给弄得煳里煳涂吧”。 英国人也感到烦恼而迷惑不解。他们在8月的最后一星期内接到华盛顿打来的两次电报后，不得不暂时停止装船，结果使准备工作迟延了三星期。显然，如果要使“火炬”计划成功，就不能再这样长期犹豫不决。邱吉尔于是挺身而出，在9月1日打电报给罗斯福说： 昨天已经下达命令暂停装船，以便遇有必要重新安排一切。……尽管有种种困难，我们认为在占领卡萨布兰卡和奥兰的同时，也应占领阿尔及尔，这是重要的。……我们接受了美国的指挥和您的领导。……我们必须十分坦率地说，我们坚信，最好的办法是坚持以 8月14日交给艾森豪将军那项大家同意的训令中那么明确地规定的总方针行事。 当时传说要派艾森豪或克拉克到华盛顿去，敦促迅速作出明确的决定。邱吉尔给霍普金斯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但始终没有发出)，抗议突然改变计划。但是结果证明激烈行动是没有必要的。9月3日，罗斯福改变了立场，同意在阿尔及尔登陆。两天以后，经过某些次要的调整，达成了全面的协议。但是时机已经失去了。显然，10月底以前将不可能在北非发动进攻。直到9月22日，才把登陆日期最后定为11月8日。 第73页 美国人希望把“火炬”计划限制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担心深入地中海作战在军事上的安全问题。政治上的考虑对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顾问们更有很大的影响。重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在现场的法国司令官们对此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大家普遍认为，如果单独由美国军队登陆，不会遇到严重的抵抗，但是根据美国谍报人员提供的情报，如果由英国军队或者自由法国的军队进行登陆，就会遭到激烈的抵抗。根据这种估计，“火炬”行动由美国单独来进行似乎是明智的。这就是罗斯福何以在8月29日发出的电报中提议英国军队不参加第一批登陆的原因。但是如果只用美国部队，那末筹划中的这次战役的规模就不得不缩小。没有英国军队的协助，就没有那么多受过训练的美国军队来完成在三个地点登陆的任务。因此需要放弃的一个登陆点显然是在最东面的阿尔及尔。9月5日的决定是一个折衷的办法：在阿尔及尔将由美国部队组成突击登陆的部队，但主力则将是英国军队。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主力几乎全是美国军队，但是在奥兰，却由英国海军和空军进行支援。 法国人对“火炬”计划的反应如何，整个问题是极其复杂和混乱的。同时，这对整个战役的成败也是十分重要的。从墨守法规的观点来看，进攻北非是对一个中立国家的侵略行为。而法国官员恰恰就是最墨守法规的。在北非的法国官兵都曾发誓效忠贝当元帅，他们有义务遵守誓言服从贝当。很多军官同情贝当所体现的保守的、独裁主义的思想。同时，所有的法国军官都希望恢復法国的光荣与伟大。在他们看来，令人苦恼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种新生：是通过效忠、信赖和服从贝当元帅呢，还是通过重行密谋策划直到最终起来反抗德国。1942年，法国军政界的官员大多数都不愿作这种困难的抉择，甚至那些开始密谋策划反抗德国的人，也是以贝当元帅的名义进行活动，相信或者假装相信他们是在做贝当实际上希望他们做的事。 北非和法国本土军政两界普遍存在的思想状况很特殊，局外人很难充分了解。盟国由于不了解这种情况，终于陷入了困境。同样重要的是，军政两界的态度和一般公众，尤其是法国大都市的公众的态度之间，隔阂很深，但是普通的法国人或阿拉伯人起初对北非的事态没有什么影响：一开始有重大关系的是官员们的态度与行动，尤其是少数统率保卫法属北非领土的驻军与海军部队的将领的态度与行动。 驻在北非的少数法国军官和一些平民在一起，久已希望有朝一日能举行一次起义来反抗德国人，使法国可以再度参战，并为1940年的惨败报仇雪恨。驻在阿尔及尔的十九军军长夏尔·马斯特将军是这个集团中最突出的人物。1942年5月，马斯特已经同吉罗取得联繫，吉罗自从4月间从德国监狱中激动人心地逃往维希法国以后，在法国一下子便出了名。马斯特请吉罗领导他和其他一些人在北非组织起来的那个十分脆弱的组织。吉罗本人在狱中藉以消磨时间的一件事，就是计划如何发动一次由陆军军官领导的并得到盟军支援的突然起义，使法国摆脱德国的统治。因此，他欢迎马斯特和他的朋友们那里传来的消息，接受了他们邀他担任的领导职务，并正式指派马斯特作为他在北非的代表。 美国驻北非的外交官把注意法国官员意见的倾向作为他们的任务。马斯特集团的一些领袖已经同美国驻北非的高级代表罗伯特·d·墨菲进行过接触，把他们的计划向他透露了一部分。墨菲于1942年8月回美国述职，向罗斯福汇报了法属北非人士的意见。罗斯福接着也十分机密地把“火炬”计划告诉了他。因此，等墨菲返回阿尔及尔时，他能够很谨慎地提出美国可以给予一些援助。但是他的处境十分微妙和困难。“火炬”计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保密，他担心，如果让法国人完全知道英美的计划，那末消息可能会走漏出去，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关于这个计划的一切细节，包括进攻的日期在内，几乎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让这些策划起义的法国人知道。 吉罗、马斯特和他们的同僚们都把这项作战行动看作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事。在北非和在法国南部的起义，要和从英国对法国北部发动的进攻以及俄国在东线对德国发动的进攻同时进行。将要求美国人到非洲和法国南部来援助法国人，可是美国人的前来要听候法国人的邀请，当然也就要受法国人的指挥。吉罗估计他所策划的起义的准备工作在1943年春天以前不能完成。因此，1942年10月10日墨菲返回北非以后，吉罗和他是抱着根本不同的计划试图来达成一种明确的协议的。 “火炬”计划同吉罗制定的计划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了。首先发生的一项主要困难是指挥的问题，吉罗认为盟国已经答应他将有权指挥在法国领土上作战的盟军，但是艾森豪将军根本不准备把他的权力让给吉罗或任何其他的法国人。他更不准备按照这些策划起义的法国人的愿望和吉罗对起义的准备情况，来调整为“火炬”计划所作的安排，并规定发动进攻的日期。当墨菲看清了这种不协调的程度以后，他安排好请一位美国将领秘密到北非来，希望他会解决一些困难。(艾森豪将军的副手)马克·克拉克将军奉派担任这项任务。他从英国出发，乘飞机和潜艇于1942年10月22-23日夜间抵达北非海岸外离阿尔及尔不远的地方。他经歷了一些不幸事件后，在一所海滨别墅里同马斯特将军和墨菲会晤了。马斯特向他提供了有关军队部署、供应、交通等很有价值的最新情报，但是在政治方面，这次会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克拉克奉命在一切重要的军事细节上向法国人保密。因此他没有告诉马斯特何时登陆，尽管这时离登陆的日期只有两星期。确实，克拉克给人的印象是这次军事行动至少在一个月内不会进行。他明确表示在法国南部的登陆不能同进攻北非同时并进，尽管这是法国人的计划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克拉克还谈到盟军将尽可能迅速地把指挥权移交给法国人，但是他不肯说得更明确一点。当时双方商定应同吉罗将军举行进一步的磋商，看他作为马斯特集团公认的司令官，能否同意克拉克如此含煳而简略地说明的条件。 第74页 吉罗的反应是要求加以澄清。他在10月27日致墨菲的函中表示，他“原则上”接受克拉克的建议，但保留由他自己决定登陆日期的权利，并重申他希望同时在法国南部登陆。这封信暴露出吉罗的计划和盟军的计划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墨菲接到信后，心里感到有点惊慌。美国军队不久即将在北非登陆，他想像到如果法国人拼死抵抗，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因此，他打了一份电报给艾森豪，建议把登陆日期推迟几天，等待把诸事安排妥当，但即使艾森豪和墨菲同样感到惊慌，推迟也已经来不及了。船舰已在途中；事情必须按一定的方针做下去。墨菲只得尽可能处理好这种一定会很不愉快的局面。 墨菲为了要拉拢吉罗，有意含煳其词地答覆了他10月27日的信。吉罗11月2日收到墨菲的覆信。墨菲在信里说，盟军将尽快地把北非的指挥权移交给法国人，不过“在这次战役的某些阶段，如登陆，恢復北非的治安，以及提供必要的基地等等，美国人的指挥仍然是必要的”。 同时事情正在迅速走向高潮。11月2日，吉罗接到关于进攻日期的秘密通知，那时相距仅六天了。他惊得目瞪口呆。他所念念不忘的法国人在1943年春天起义的计划，已被随意抛置一旁。美国人没有作为应邀前来的客人光临，而是在他们还不需要的时候跑来，并且正在提议无限期地接管法属领土。在这种情况下，吉罗和参与这项计划的其他法国官员都可以理解地被弄得心神错乱，简直有点不知所措。 吉罗这一天从接到登陆日期的通知开始，后来又收到墨菲的含煳其词的覆信，使情况进一步复杂，最后也是最糟糕的，他获悉马上将有一艘潜艇等在法国海岸外面，接他到盟军那里去。这位法国将军面临一项困难的抉择，他应否拒绝参与他认为已经变得这样可悲地错误的一项冒险计划呢？再不然，由于他相信一旦自己掌握了最高指挥权(他认为盟国已对他作过这种承诺)，便能使情况至少部分获得纠正，所以尽管出现了这种种情况，他应否把自己的命运和盟军联繫在一起呢？ 起初，吉罗声称这一切是对法国的荣誉以及对他本人的一种侮辱，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登上潜艇去直布罗陀，以便同艾森豪一起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他不贊成盟军的“火炬”计划，也没有人把这个计划的详细内容完全告诉他。艾森豪这方面并不完全理解吉罗的思想状况，也不知道吉罗认为盟国曾经同意由他担任最高指挥这件事。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没有达到真正的谅解。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混乱。登陆那天，弗朗索瓦·达尔朗海军上将出乎意外地在阿尔及尔出现，也并没有减轻这片混乱。 纠缠不清的法国事务还有另一方面是盟国必须考虑到的。戴高乐及其追随者怎么办？曾在吉罗领导下计划发动起义反对德国人的这批军官都是保守派，他们根本不同情法国的左翼党派和团体。1942 年，这些团体已经越来越集合到了戴高乐将军和战斗法国的周围。他们的力量在北非是薄弱的，那里法国居民中的殖民地气氛不利于左翼思想的发展，但在法国本土，人们却普遍持左翼态度。各种反抗组织在激进的甚至革命的思想哺育和指引下，已经开始形成并壮大起来。随着1942年事态的发展，它们与伦敦的戴高乐派取得了联繫。所以自由法国的影响和重要性明确地日益增长。戴高乐不再是一个可以被看作在法国缺乏有力的追随者而不予重视的孤立人物了。 1942年7月初，当“火炬”计划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而在法国本土登陆的前景仍被列为军事计划的首要问题时，英国政府就已经正式承认戴高乐为“反抗轴心国的象徵”了。甚至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变得相当温和。7月9日，美国人给戴高乐一份照会，说明美国“对作为法国反抗轴心力量象徵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将给予一切可能的军事援助和支持”。戴高乐希望把这一认可变成全面承认他的组织是法国的流亡政府，但是在这方面他失望了。美国的态度是僵硬的。赫尔同罗斯福认为未来的法国政府必须在从德国人手里解放以后(而不是在这以前)由法国人民自己建立。 “火炬”计划的决定，显然在盟国与戴高乐及其法国政敌的关系中引进了一种新因素。在维持对维希政府的外交关系方面，有一个新的而且十分重要的理由在起作用。只有维持这种关系，美国领事及外交官员才容易得到“火炬”的军事计划所亟需的情报。 也正是“火炬”计划使吉罗和法属北非的军官进入了盟国解放法国的军事计划的最前哨。在美国政府的眼中，戴高乐不再享有“抵抗”的垄断权了。实际上，罗斯福总统最坚持的要点之一就是，在这次筹划的战役中没有戴高乐的份。驻北非的马斯特将军强调说，自由法国军队的任何登陆行动都将遭到当地驻军的顽强抵抗。这一情报，加上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戴高乐的怀疑态度，使罗斯福深信，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位自由法国的领袖参加进来。甚至当邱吉尔建议在登陆的前一天把这项计划告诉戴高乐，以免对他的自尊心打击过甚时，罗斯福也否决了这个意见。结果，直到英美军队已经登陆后，戴高乐才第一次正式获悉了“火炬”计划。 第75页 英国对于戴高乐的态度和以往一样，比美国要友好。接着，在北非登陆前夕，盟国发觉自己似乎同时在支持两个不同方面的法国领袖，因而陷入了尴尬的处境。吉罗是美国人看中的最高军事领袖的候选人，大概也是在解放区掌握政权的候选人，戴高乐则是英国人看中的同样角色的候选人。分歧并不象公开表现出来的那样大。英美双方的主要兴趣都在于“火炬”计划的军事胜利，都准备採取最有助于促成这一目的的不论何种政治步骤。形势十分动盪不定，各方面都充满了误会，并且一切计划又全被达尔朗海军上将突然打乱了。 “火炬”计划不可避免的风险确实很大。假使法国人长时间地拼命抵抗登陆，那末军事后果只能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德国人。假使西班牙人採取敌对的态度，或者被迫同意德国军队和飞机通过西班牙，那就会对盟国的侧翼造成严重的威胁，以致向突尼西亚的进军很可能中途停顿下来。整个战役实在是惊人的大胆——比盟国此后在欧洲的任何行动都大胆得多。不过，大胆总算得到了好结果。 (七)同俄国人之间存在的困难 “火炬”战役的准备工作使盟国的船舶紧张到了极点。在这个计划开始进行的时候，船只被潜艇击沉的情况几乎还没有被遏制住。英美海军力量不得不分布得非常开。“火炬”的计划人员很快就明白了，所有可以利用的战舰都需要用来保护“火炬”的运输船以及掩护登陆。这意味着9月间已经恢復的开往俄国的船队将不得不再次中断。9月初开往阿尔汉格尔的大船队因敌方袭击损失了十二艘船，可是二十七艘平安地抵达了。用来掩护这条航线的战舰不下于七十七艘。显然，在“火炬”的海上运输队需要海军保护的时候，不可能设法作出同样的安排。早在9月22日，邱吉尔就想通知史达林，10月间开往俄国的船队将不得不延期，但是罗斯福觉得这种不受欢迎的消息不利于盟国和苏联的关系，可能还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于是决定不完全取消船队，而试行从冰岛派个别船只驶往俄国港口，不用护航。10月9日，他们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史达林。史达林用不置可否的口吻回答了一句“谢谢”。在此后几周内，莫斯科顽石般的沉默使得邱吉尔很不安心。 沉默更使人感到为难，因为按照邱吉尔8月间对史达林所作的承诺，英美政府已经开始谈判在俄国南部前线建立一支空军力量的问题。这件事进展缓慢，俄国人似乎在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走，尽管史达林格勒战役此时正处于高潮之中。 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另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是开闢波斯湾的路线，以便把补给品运往苏联前线。邱吉尔8月间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就安排好让美国人接管波斯的铁路和港口设施。然而，过了几个月美国人员和设备才大批到达，并且直到1943年，波斯湾这条路线才开始运送很大一部分美国交给俄国的补给品。 英美希望他们所建议的在俄国南部建立一支空军力量以及发展波斯湾路线的努力，会减轻对俄国北部定期船队的中断所带来的打击。然而，在俄国人看来，这是要求他们以目前的、极其需要的援助来换取关于未来的许诺。“火炬”计划的登陆日期推迟到邱吉尔在莫斯科所定的日期以后，这可能也引起了俄国人一定的怀疑。不管是什么原因，俄国政府终于在1942年10月一反常态，在报纸上暗示西方盟国对苏联不忠实。 以下是标志着苏联对西方信心降低的一些主要事件。8月17日，即邱吉尔离开莫斯科的第二天，传来了突击队袭击第厄普的消息。许多俄国人起初认为等待已久的第二战场已经开始了。第二天的消息更使人受不了。撤退和重新上船似乎结束了从西方迅速获得援救的一切希望。 在俄国人看来，第二个令人寒心的体验是波兰军队的撤退。这支军队是用1939-1940年间收容的波兰战俘在俄国境内建立起来的。从1942年7月起，就开始进行谈判波兰人向中东撤退的问题了，但实际撤退则到8、9月才开始。在俄国人看来，这些波兰人就象老鼠不可避免地逃离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一般，因为当时史达林格勒战役刚刚开始。 从8月的最后两周起，直到以后的9月和10月，史达林格勒的险恶境况是每个俄国人都时刻担心的。人们很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对西方盟国越来越感到气愤，它们显然还是没有动静。这就是温德尔·威尔基关于第二战场的着名声明之所以受到欢迎的心理背景。威尔基正在作一次环球友好旅行。作为一个落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的地位是特殊的。他在美国政府中没有职位，并不知道英美的计划。但是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眼中，他的声明仍然具有半官方的重要性。在莫斯科，他被捧得很高，和史达林谈了话，甚至有机会去参观一段平静的前线。离开苏联之前，1942年9月26日，他在莫斯科接见新闻记者时对他们说：“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相信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军事领袖们同意的尽可能早的时刻，和英国一起在欧洲开闢真正的第二战场，来帮助他们(俄国人)。也许，我们的军事领袖中某些人需要一点公众的刺激。” 当然，这席话暴露了威尔基是多么不了解“火炬”计划。但是当时不仅俄国公众不知道那个正在准备中的计划，全世界的公众也同样不知道。威尔基的谈话立即被登载在几乎所有的盟国报纸的头版上，并被理解为(特别是在俄国)一种证明，英美只要愿意，就能够立即开闢第二战场。罗斯福对这件事异常恼火，邱吉尔也感到难以理解，一个重要的美国政治人物竟然可以以半官方的身分旅行，并且在对政府慎重考虑着的内部计划丝毫不了解的情况下发表公开谈话。史达林也肯定被美国人这种奇怪的、不负责任的行径弄得迷惑不解。 第76页 威尔基这席话的实际影响是，加强了俄国和西方国家报纸要求开闢第二战场的叫嚷。这种激动一周后被史达林本人进一步加强了。合众社驻莫斯科的代表亨利·卡西迪想出一个主意，用书信方式向史达林提了三个问题：“在苏联对当前形势的估计中，开闢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占有什么地位？”针对这个问题，史达林答覆道：“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主要的地位。”第二，“盟国对苏联的援助有效程度如何以及可能做些什么来扩大和改善这种援助？”史达林的回答是：“……到目前为止，盟国对苏联的援助是不大有效的。为了扩大并改善这种援助，只需要做一件事：盟国完全并迅速地履行他们的义务。”当然，这是在“火炬”计划从10月延期到11月的消息刚刚通知史达林后发生的事，但是对不知内情的公众来说，这种说法只能被理解为要求按照莫洛托夫5、6月份访问华盛顿和伦敦的公报中所说的那样开闢第二战场。卡西迪的第三个问题涉及苏联的抵抗能力，对此史达林作了肯定的答覆，但是没有就胜利作任何明确的预言。史达林的话，如同威尔基的话一样，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并为无数明确要求开闢第二战场的记者提供了根据。 史达林对卡西迪的答覆所引起的激动还未平息，一场和英国的新争论又在苏联报纸上搞得沸沸扬扬。10月14日，莫洛托天发表了一项关于德国人在占领区所犯暴行的声明。在将近结尾处，他说：“苏联政府认为重要的是，应由一个特别国际法庭立即开审，对于在战争期间落入同希特勒德国作战的国家手中的任何法西斯德国的头目，处以最严厉的刑罚。”这只能是指鲁道夫·赫斯。五天后，《真理报》的一篇尖刻的社论证实了这一点。《真理报》声称，英国已经成为匪徒的庇护所，并指责英国政府不把赫斯当作战犯，而把他当作“另一个国家的代表”，使他享受着一切外交豁免权。此后的一周，审判赫斯的要求在苏联所有的报纸上大事渲染。这给俄国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德国人的憎恨心情已被煽动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除了赫斯这件事之外，一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着名阐述者尤金教授还于 1942年 10月28日发表了一篇公开演说。尤金声言，第二战场的拖延只能是由于政治原因，那些有势力的社会集团——受到一批冷酷的专为自己打算的资本家支持的阿斯特集团——正在对英国政府施加影响，使它拖延开闢第二战场，直到俄国即使不被击败，至少也已经遭到彻底削弱的时候。尤金甚至表示对邱吉尔的动机感到怀疑，他用贊同的口吻引用了一段谈话，大意是说邱吉尔认为和俄国结盟是一件讨厌但又必要的事。 这篇演讲直率地重复了人人皆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猜疑，由各报广为登载。它标志着俄国人对西方国家的友谊的最低点。同一天，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十一月口号》发表了，其中有一条口号又欢唿与英美的战斗同盟。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那天，史达林照例发表讲话。他用相当缓和的语调谈到第二战场问题，他的讲话有几处表达了对西方盟国友好的地方。史达林说：“一些事实和事态说明英-苏-美同盟之间日益增长的友谊，以及它们的联合已经成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战斗联盟。”史达林讲话的时候在北非登陆日期前不过两天。登陆的消息传到俄国时，造成了良好的印象。虽然许多人觉得北非登陆是在法国开闢真正的第二战场的一种作用不大的代替办法，但西方最后总算採取行动了。 当然，不可能了解俄国报纸对待西方盟国的那种相当古怪的举动，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或打算。有一点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即英国作为坏人被单独提出来，而对美国则客气得多。反对英国的鼓譟可能主要是做给本国人看的——为俄国民众提供一个方便的替罪羊，以便把战争带给俄国人的痛苦都归罪于英国。另一方面，苏联政府也许相信鼓吹开闢第二战场将会影响英美政府的政策。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们的收穫是微乎其微的。邱吉尔因为 1942年秋天俄国报纸这样对待他的政府而大为恼怒，罗斯福在给这位首相的电报中也说：“我认为他们[俄国人]使用语言的目的和我们不一样。” 和俄国之间存在的这些困难并没有直接影响到艾森豪和他手下那些制订“火炬”计划的人。尽管有种种障碍，尽管周围一片混乱，“火炬”计划的准备工作却迅速地向前进行。在艾森豪的宽厚的影响下，他领导的联合参谋部的成员之间出现了日益增长的信任和相互了解。这是未来英美军事合作的佳兆，相形之下，过去的种种摩擦与失望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从盟国合作的观点来看，1942年7月25日到11月8日这三个月也许是整个战争中最有成果的。在此期间，组成了第一个联合参谋部和第一支联合武装力量，使其发生作用。它们的跨国和跨军种的职能，为未来两国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合作树立了榜样。参谋组织的详细情形这里不需要多说，但值得强调的是，来自两个不同国家各军种的一群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制订计划并指挥战役，其中确有不知多少新事物。每个国家和每个军种各有自己的特点与传统，职业军官从青年时代起就在其中训练成长。这些传统很大一部分不得不丢开。甚至象专门名词这一类的问题虽属次要，但总的来说也造成了严重困难。只有通过热诚互让和愿意革新的精神，这些困难以及种种比较基本的分歧才得以克服。“火炬”计划成了真正的盟国事业，歷史上象这样的军事行动也许还没有前例。 第77页 第三章 从“火炬”到德黑兰：盟国夺取战略主动权 1942 年11月-1943年11月 (上)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3 第一节 大战的转折点 第二节 经济合作 1942年11月-1943年11月 (一)国内经济改革 (二)战时经济的相互配合 第一节 大战的转折点 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直到1942年秋季，德国和后来的日本曾享有战略主动权。它们有能力去选择攻打的时间和地点，并且也因此挣到了军事上和心理上的极大优势。 但是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这六个月却带来了根本变化。盟国接连地在一个又一个战场上成功地把主动权从轴心国军队手里夺了过来，从而赢得了一系列的辉煌胜利。这些胜利凑在一起，就清楚地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虽然德国和日本的反抗本来是顽强的，但是经过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阿拉曼以及“火炬”和史达林格勒等战役的失败，尤其是这时德国潜艇击沉舰只的速度已赶不上盟国建造舰只的速度，胜利之属于盟国已经没有多大疑问了。除非大联盟破裂，才会严重地危及它的胜利；认识到这一点，确乎有助于在俄国方面和英美方面使盟国间的分歧保持在容易处理的限度以内。 盟国第一次採取主动是在太平洋战区。1942年8月7日，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登陆。瓜达尔卡纳尔是索罗门群岛最南面的一个岛。结果是一场剧烈而持久的战斗，美军在这次战斗中只能慢慢地占得优势。1943年1月晚些时候，日本人发觉把部队留在那里代价太大，就开始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到2月9日，美军才占领了全岛。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开始后不过数星期，在该岛往西约八百英里左右，美澳联军先把日军给拦住了，随即艰苦地开始将日军逐出纽几内亚。 这两个战役是在极端困难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下进行的，它们为次年在太平洋作战树立了榜样。目前出现了两条“战线”：一条战线是在索罗门群岛，美军经过一系列作战，迫使日军通过群岛海域北移；第二条战线是在纽几内亚，美澳联军在这里歷尽艰辛地攻克了北海岸。在索罗门群岛和纽几内亚两处，都以陆上基地起飞作战的空军力量为关键性重点。在纽几内亚，军队的运输和给养，都依靠空运，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这样可以克服山区丛林没有公路所造成的某些给养上的困难。不过这样依靠空运来维持的部队，在数量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马来亚沿海所发生的“击退”号和“威尔斯亲王”号事件以后，没有盟军战斗机掩护，任何舰队都不准备冒险闯入敌方陆上飞机航程内的海域，因此美澳联军的挺进就不得不为从占领基地起飞作战的战斗机的有效航程所限制。在太平洋的辽阔空间，以这样的规模前进，必然只能非常缓慢地向前移动。东京真是远在天外了。 在中太平洋并没有什么可供歇脚的岛屿能把夏威夷与马绍尔群岛及加罗林群岛的日军根据地连接起来。因此也不能对进攻日本这一扇形防御地区的战斗提供以陆上为基地的空军掩护。在美军可以直接进窥东京之前，必须建立一支舰队以对付由陆上基地起飞的飞机并击破海岸的防御。这就意味着，首先要建造空前数目的航空母舰，此外，还得建造一批运输供应和补给的船只、登陆艇、水陆两用坦克和标准战斗舰等，而建成这样的舰队就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只是在1943年11月20日袭击塔拉瓦及其邻近的吉尔伯特群岛的环状珊瑚岛后，才证明一支没有陆上飞机直接支援的水上部队也可攻破日军防线。塔拉瓦的攻占，标志着横渡中太平洋对日军作一次新的主力攻击的开始。在此以前，中太平洋的海洋距离保护了日本的前哨，而把实际的战斗局限于遥远的西南部。 1943年缅甸的军事局势，同中太平洋一样困难，因而对日军不能有任何成功的进攻。山脉和丛林把驻在印度和中国的盟军地面部队与驻在缅甸的日军给分隔了开来，而正规的补给方法也不能应付地势和气候的困难。(每年5月到10月，雨季的暴雨使得军队简直无法行动)，只有放弃正常的交通线，大规模利用飞机来运送部队和给养，才能对驻在缅甸的日军作有效的攻击。一直到1944年方始这样做了。除严重的军事困难之外，还有重大的政治障碍，阻挠盟军在缅甸作战成功。在面临重重困难和障碍的情况之下，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因素在整个1943年中使得盟军在缅甸前线的战斗毫无效果。 事实上，1943 年中只有较少量的部队在对日军实际作战。大联盟的主力是对准德国及其同伙的。地形和距离没有象对日作战那样成为障碍。而且根据美国的决定和英俄的需要，德国已成为主要的目标。 德军第一次受到重大而无可挽回的挫败是在埃及沙漠里。1942年10月23-24日午夜，英军第八集团军从它在阿拉曼的阵地发动进攻。十天后，德军开始向西作长距离退却而把参加作战的大部分义大利军队遗留下来。由于补给组织得法，以及从轴心国收回的港口迅速重开，使第八集团军能够沿北非海岸紧追隆美尔的部队达数千英里。11月12日重新占领托卜鲁克；八天后，英国军队再次进入班加西。一个月后他们越过了奥格拉向前推进，在早些时候，他们曾两次被卡住在这个地点不得前进。1943年1月23日第八集团军进入的黎波里港，此后不久就进逼突尼西亚边境上的马雷特防线。 第78页 虽然这次战役由于在沙漠中给养困难，双方参加的人数并不很多，但第八集团军在这次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是极为重要的。它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如果拥有足够的大炮和空军优势，以及新型的英美坦克，那末德军的坦克还是可以击败的。这次战役在政治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对义大利士气产生了影响；在心理上，最后获得伟大胜利的消息鼓舞了英国公众，并且也给英军增加了新的信心。 阿拉曼战役开始两星期后，1942年11月8日英美联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在阿尔及利亚境内仅仅遇到有名无实的抵抗，在二十四小时内便告结束。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法军战斗的时间比较长些，但是11月11日，在登陆后刚三天，法军就停止了抵抗。于是这个战役便变为一场直奔突尼西亚的赛跑，德军在英美联军进袭的四十八小时内，已开始派遣飞机并派遣部队在突尼西亚登陆。英国第一军带头向突尼西亚推进。但由于道路泥泞，缺乏强大的空军支持以及德军的抵抗等，致使进程始则减慢，继则完全停止了。但是直到12月24日艾森豪才放弃早日进入突尼西亚的希望。冬季的那几个月使德军有机会在突尼西亚增强他们的军队，所以英美法联军在春季恢復攻势时，发现有一支庞大可怕的军队在和它们对抗。可是地中海的海、空军袭击，严重地干扰了德军的补给。老练的第八集团军在4月里成功地绕过了马雷特防线后，使突尼西亚盟军的力量加强了。最后的勐攻，迫使北非德意军队于1943年5月13日全部投降。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俘虏达二十五万人以上。 远在北非战役结束之前，德军在东方受到了更为惨重的挫败。恰恰是盟军在北非登陆的十一天之后，俄军在其前线南部展开一个攻势，1942年11月19日以强大的兵力进攻了史达林格勒的南北两面。经过四天的迅速推进，俄军成功地包围了为夺取伏尔加河上的史达林城而长期作战的德军。当突围也许还有可能时，希特勒为了保持威望，拒绝批准撤退。相反，德国人试图组织援军从西面冲破俄军的包围圈。德军的反攻开始于12月12日。经过勐烈战斗后，德国援军被卡住在距离袭击史达林格勒而被围的德军大约不到二十二英里的地方。俄军展开新的合围攻击，迫使德国援军急速向西撤退，以免军队在史达林格勒遭到被切断的命运。同时，德军开始撤出他们在夏季曾经蹂躏过的高加索北面那个地区。战线不断地向罗斯托夫(1943年2月14日收復)和哈尔科夫(1943年2月16日收復)西移。德国的迟迟撤退註定了纳粹军队在史达林格勒的命运。1943年2月2日德军投降。的确，这次战役以德军发起的一次迅速回击告终，这导致德军于3月12日一度重新占领哈尔科夫；但这不过是俄国人在取得第二个冬季战役的伟大胜利之后的一个小小的挫折罢了。 红军给了德军一个永远恢復不了的打击。德军再也不能盼望军事上获得全面胜利了，除非有某种革新的秘密武器突然之间改变了力量的对比。一面是俄军士气高涨，另一面是德军士气消沉。胜利似乎定局了。进一步说，这将是俄国的胜利，因为西方盟国对俄国的成功，贡献不甚显着。在1942年夏季和秋季，运送给养的工作迟延不前，直到1943年才有大量的武器、食品和军事运输工具从西方调来，用以供应俄军日常的给养。间接方面，在北非牵制着德军的一部分力量，在西欧拖住德国的其他后备部队，英美的作战努力对于俄国战争的进程，当然是有深厚影响的。可是对于这一层，俄国的公众，甚至还有俄国的最高统帅，都自然而然地把它低估了。 阿拉曼、“火炬”，还有史达林格勒，每一个战役都狠狠打击了德军；而在战胜德国潜水艇这方面，打击也未见得小。这个战斗的胜利是1942年下半年和1943年最初几个月在大西洋上和美国造船厂里取得的。1942年8月以前，盟国船舶的损失超过新船的建造。但建造速率迅速上升，而损失则从1942年6月所出现的战时最高峰开始下降。结果建造的新船到1942年8月就第一次以很小的差额超过了船舶的损失数。从此以后，差额逐渐扩大，只有在1942年11月由于“火炬”和瓜达尔卡纳尔进攻战才有了不寻常的损失，使平衡暂时逆转。尽管在1943年头几个月有空前多的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活动，但这次仍然获得了成功。到1943年8月，吨位平衡已有更为巨大的转变，新增加的吨位合计起来要超过由于各种原因而损失的吨位的九倍。 这个伟大的胜利，除了美国造船技师们的功绩以外，主要地可以说是，由于使用了装有雷达的侦察机。到潜艇浮出海面给电池组进行再充电的时候，这种侦察机就能够对潜艇进行骚扰。这些飞机与其他反潜艇武器相配合，能有效地挫败潜艇的攻击，结果使英美军队横渡大洋的机动性稳步上升了，给养和部队也能以日益扩大的规模被输送到需要的地方去了。英美对德国的大举进攻，只是一个时间和准备的问题了。 当盟国在战争中赢得了战略主动权后，它们之间的那些合作问题就呈现出种种新的形式来了。最重要的转变是出现在英美与俄国的关系上。在俄德战争的最初十八个月中，英美两国领导人都认为红军可能被击败或者被迫撤至遥远的东方，那里的工业基础极差，会使俄军的反攻力量相对地削弱。等到经过史达林格勒战役以及俄军胜利地挺进到乌克兰边境的顿涅茨河之后，局面改观了。俄军证明他们自己有能力作大规模的反攻，尽管他们受到过种种损失。苏联的力量远远超过了西方的将军和政治家以前的估计；当胜利已经在望，关于俄国在战后世界所占份额的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了。早先预计的解决办法中认为苏联不过是英美的一个顺从的伙伴，待它的西方盟国胜利以后，恢復它的战前疆界，这种办法已经变得荒唐可笑，不能适用了。目前所需要的是苏联领导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在整个1943年中，美国人和比较不那么积极的英国人试图同俄国人取得一致意见，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战后积极合作的基础。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以及1943年11月底罗斯福、邱吉尔和史达林的德黑兰会议都是这些企图的首批成果。 第79页 战后问题的出现并不能沖淡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更为迫切的军事问题。众所周知的为开闢欧洲第二战场而引起的激动，仍然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俄国人在1941年就要求开闢第二战场，1942年他们得到一半的允诺，史达林和他的同僚希望在1943年能实现。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俄国人必须等到1944年。导致这种延搁的那些决议，在俄国是不受欢迎的；但鑑于军事发展情况颇有希望，而且由西方国家交付给俄国的供应品数量在日益增加，这才防止了公开的破裂。 英美在非洲取得成功以后，接着就产生了一个迫切的军事问题：从此地又往哪里去？有两条路可供他们选择。一条路是利用突尼西亚作为攻击西西里和义大利的跳板；从那里可以进而攻击巴尔干(也许同土耳其合作)或者进而攻击法国南部。另一条路是将兵力集结在英国，进击法国北部，以期用势不可挡的力量一举打垮德军的兵力。英美的人力物力不许可一下子双管齐下；这就必须作出某种选择。 这种选择因其他战场的需要而变得更为复杂。特别是中国正处于危险状态，需要有力而迅速的援助。美国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反覆试图布置一个战役来收復缅甸北部，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陆路交通。不过，亚洲战场也有各种战略可供盟国选择。可以在缅甸和马来亚的日本驻军后方成功地登陆，切断其与本国基地的联络。特别是收復新加坡或苏门答腊就可以切断为日本驻军运送大量补给品到缅甸去的唯一海道。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如果成功的话，也许使收復缅甸成为一件相对地容易的事情。似乎还有第三个可能性。如果有一支由印度空运供应的强大远程轰炸空军能集中到中国本部，那就有可能去轰炸日本，并可制止日本船舶通往黄海。能做到这样，就能刨掉日本帝国的主根，并能一击而切断亚洲和太平洋的所有日本驻军同本国的联繫。但是在亚洲恰恰象在欧洲一样，也必须作出一个选择。样样事情不能同时去做，再说，亚洲的决定会影响欧洲的决定，反之亦然。 太平洋的进攻战没有作到同样的平衡。这个战场是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管辖的，无需英国直接参与战略决定。对太平洋战区的给养和人力分配，当然有其关键性的重要意义，在作出这些决定方面，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与总统和首相都有最后发言权。但是实际上，太平洋是美国海军的特殊管区；海军必须对付所有参加华盛顿“战斗”的人，以取得分配给太平洋战区的人员和物资。可以这样说，分派给太平洋的份额是绝对的；的确，英国往往认为同意美国海军的要求是一种勒索性的支付，因为这样才能把金海军上将留在盟军司令部中。分派给俄国的给养也是出于大致相同的情势；虽则俄国人并不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侵犯，因为他们没有美国海军那种左右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势力。只有从盟国资源的总数中减去太平洋和俄国的分配额以后，各战场间真正的灵活性分配才开始。中国、印度、中东、地中海以及不列颠群岛都是候选人：英美资源如何分配于这些战场则根据1943年战略决议而定。 不能预见的事情往往严重地影响到后果。在完全攻克突尼西亚之前，因为有过令人失望的延误，使得在1943年横渡海峡在法国强行登陆成为不可能了。德军在北非的投降使盟军部队得以腾出手来从事这一项计划之前，好天气的季节又提前来到得太早了。另一方面，攻入西西里之后，墨索里尼被推翻，义大利新政府开始和谈，开闢了一条诱人进袭义大利的道路。这些情形都不是1943年初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初步战略决议时所能清楚地或明确地预见到的。 1943年间这两个政府从战略考虑中形成的总格局，是为了适应种种新情况而折衷互让和反覆调整的结果。通过在中部地中海的勐攻，使盟军进入了西西里和义大利；另一方面，进攻东部地中海的计划却毫无结果。在英国，人们十分强调发展对德国的空中攻势。1943年夏季第一次开始採取范围广泛的轰炸袭击。此外，着手建立军队，以备次年进击法国，虽然直到1944年最初几个月才达到最大的规模。另一方面，在亚洲原来商定于这年年初重占缅甸的计划，因给养和人力另行配给其他战场而渐渐打消了。 1943年最重要的发展也许是英美对德作战的伙伴关系得到了巩固。伙伴关系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基础其实在美国参战的第一年已经形成了。但是，只有当合作在北非、西西里和义大利各战场，以及空袭德国和在大西洋的海军活动等各方面有了大量广泛的发展，这种合作才从政府和军事管理机构的最高阶层自上而下地把士兵也包括在内。这样组成的伙伴关系，是史无前例的。 同俄国人并没有产生类似的伙伴关系。在俄国南方战线设置一个英美空军支队的计划，1942年8月曾为史达林所欢迎，等到史达林格勒获得胜利以后，俄国不再有紧急需要，这个计划对史达林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他提议英美派给俄国使用的飞机应不附带航空人员，但这个建议英美政府不予接受。计划就从此打消了，俄军继续在前线单独作战。对德战争就这样的真正依旧是两个战争，俄国战略与西方盟国战略之间只是一种肤浅的关系。连结俄国与西方国家战争事业的纽带，与其说是军事的或政治的，不如说是经济的。在1943年间，这些纽带变得更为紧密；而在此基础上，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政治关系方面，也部分地卓有成效地作出了贡献。 第80页 第二节 经济合作 1942年11月-1943年11月 盟国间经济合作制度的结构已于1941年和1942年期间建立起来。从“火炬”到德黑兰这一段期间内，租借法、联合委员会和互助等只有一些小改革。但由于1943年末美国战时生产已膨胀到它的全容量，盟国的作战规模也因而扩大了。主要盟国在战时经济方面的国内改革，影响到它们之间交换给养和劳务的方式及数量。此外，关于战后救济及经济重建的计划也开始随着管理被战胜和解放地区的计划和政策一道处于重要地位。 (一)国内经济改革 毫无疑问，美国战时生产膨胀支配着盟国的经济关系，1942年，各工厂纷纷由民用改为军用。广泛建立新的工厂、兵营以及其他军事设施的计划已经开始。虽然在华盛顿流行着普遍的行政混乱，但这些努力是显着地成功的。1943 年初，转变到战时生产的措施已大体完成，在那年中，几乎所有的新厂都已投入生产。军需品生产数量逐月上升，一直到 1943年11月达到战时最高峰为止。当时美国陆海军的大量最初的装备都已提供，削减某些生产项目就有了可能。美国战时经济的任务现已变得更为简单：设备的维修和更换都已掌握在部队手里。结果是有越来越多的战时物资可供英国、俄国和较小的盟国使用。争取作战物资配给的尖锐斗争渐见消除，不过在互相竞争的申请者之间的争论，当然决不会完全绝迹的。 美国经济管理经歷过一系列的重要改革。战时生产局提出两个新的重要措施来指导战时经济：一个是控制物资计划，还有一个通称为部件预定计划。开始执行这两种手续的时候是有困难的，但到年底以前，为了对美国战时生产进行全面指导并使之逐步一体化，已经制订出一套相当精确、灵活而成功的制度。 这项成就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但在于战时生产局本身的工作，而且也在于这样的事实，就是，美国陆海军和盟军的种种需要已经确定下来，并且可以在一定限度内预报未来一年时间内的需用量。军需的确定，本身取决于为未来行动计划而作出的严格的战略决议；取决于盟军保持主动，从而把战略转变为行动的能力；并且同样要取决于精确计算人力在军用和民用之间如何求得平衡。的确，在1943年期间美国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徵就是出现了作为作战努力基本限度的人力问题。1943 年夏季以后美国陆海军兵员的最高限额方始定为一千五百万人；这个数字的选定，系按照估计争取胜利的战略需要和国内生产上的人力需要。这一基本数字一经决定之后，就可以把所需要的设备数量相当准确地计算出来，还可以对战时生产和民用生产之间，以及为美国军队和为盟国军队的生产之间的全面经济平衡作出先期判断。 由于这些概算是很精确的，这就可能对原材料、生产设备和人力等作出更细緻的调整，而且也已经这样做了。因此在1943年年底以前，那种按利润调节的美国非计划经济被改变成了一种管理经济，以适应于完成政府官员预先定出的种种目标。利润当然不会消失，但不再对经济有决定性的影响。按军事标准对物质生产力和价值分配所进行的计算，取代了财政计算而作为经济活动的主导。这是一种惊人的改变，1943年和1944年美国农场和工厂所确立的生产记录肯定地证明了这种改变是必要的。 实施这种改变所採取的行政方式主要是从两个来源发展起来的。英国战时经济的范例对于物资控制计划起了直接的作用，可是不知不觉地，在整个经济管理的范围内，美国的措施受到了英国经验的影响。另一方面，由美国大公司发展起来的生产管理程序却成了全国生产计划工作的一个重要例子。这样，主要由查尔斯·e·威尔逊提出的紧要部件预定计划，似乎可以被认为是把一家工业公司的合理化生产方法用到整个美国经济上去了，因为威尔逊过去的经验是和通用电气公司分不开的。 物资管制计划最初公布于1942年11月2日，但是直到1943年4月1日才部分地实行，又一直到7月1日方始全部取代了1942年试行过的必需品生产计划。这样一再延迟是有意思的，既能有时间收集必需的资料，也好把这个新制度的那些细节教给政府官员和工业经理们。结果也就颇为顺利地把这个新制度付之实施了，而且还赢得了普遍的赞许。 实施这个计划的详细办法必然是复杂的，但总方针十分简单。高于一切的目标是要保证生产的有效调整以适应军事需要。要实现这一目标，这个计划就有赖于安排好钢、铝和铜这三种金属的有效供应。这些金属的供应是按月计划下去的。同时，为履行战时各经理处和制造商已经签订或者打算签订的合同所必不可少的钢、铝和铜的需要量也是按月计划的。需要量当然超过供应；问题就变成了怎样在提出的那些定单上进行削减才最符合军事利益。剔去那些勉强合格的计划，使需要削减到与估计的供应相平衡时，战时生产局的委员会才作出金属吨数的确定分配额分配给政府的——陆军的、海军的、战时船舶管理局的以及其他机构的——各个订约经理处，而让这些经理处去把它们得到的分配额摊派给代理它们生产的承包单位。 按这种方式要计划，譬如说，要空军的计划以先买权取得全国所有的铅，而不考虑可能是同样紧急或更为紧急的供选择的需要，那是不可能的。这样，不仅强行维持了竞争性计划之间的平衡，而且使提到战时经济面前来的综合需要保持在物资供应的可能范围以内。于是实物数量的计算就取代了按美元算出的粗略计量。后者在1942时，为调整三军勤务需要以适应全国生产能力而作出第一次努力时，曾经被採用过。 第81页 要计算制造一千辆坦克或一万架飞机所需要的铝或铜的数量是并不容易的；而尤其困难的是要作出时间预报，即预报需用确定数量的每一种金属的时间。起初制造商都很保守，怕担风险，有意把需要量给估高了；这对计划的有效性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但是这种做法一直到1944年才停止。由于客观上存在着其他物资不受类似的控制这一事实，引起了一个更大的困难，并且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满意地解决的困难。然而又不可能保证橡胶、石油、化学制品等等的供应会跟上这些基本金属的供应。不过，有人认为如果试图调拨所有投入制造过程的原材料，那也未免太麻烦了。实践证明，控制好这三种基本金属就足以有效地调整与平衡整个战时经济，即使并不十分完善。 1943年2月，另一个问题引起了战时生产局官员们的注意。许多军用器械的装配工作，由于缺少某种部件诸如阀门、泵、滚珠轴承、齿轮等等而陷于停顿。这些部件又同时为许多不同的最后产品所需要；举例说吧，一艘新造的船只耽搁在船坞中等待着一些必不可少的部件，而这些部件的存货，却列在某个工厂的呆滞物资清单内，等着作别种用途，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为了避免这种浪费，因而採用部件预定计划。纳尔逊的新委派的战时生产局副局长查尔斯·e·威尔逊，在1943年2月25日发出总预定计划的命令，于4月1日起生效。他只把有限数目的严重缺乏的部件划入这种新的管制。其原则和物资管制计划的原则极为相似。部件生产要预先计算，将来的需要也要有计算。然后，战时生产局的官员们与各政府採购经理处的代表们磋商，对有限的供应作出最理想的分配；承包这些缺少的部件的制造商务必把制成品交付给战时生产局命令所列出的使用单位。 这不是空想，我们可把这种方法比拟为使工厂装配线运转自如的设计和控制。不过这里的情形可不是一家工厂，而是把整个美国经济作为一系列平行的装配线来看待。而为了使一切装配线保持运转，尽量减少中断或延误，供应极端缺乏的部件就得从一个仓库到另一个仓库来回挪动。2月25日发布的总的预定计划的命令已帮助解决了一些生产障碍，并且先期防止了其他障碍的发生。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部件供应的增加，就解决了大部分的困难。 战时生产局在平衡和扩大战时生产方面所获得的成功，并不能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因为竭尽全力的经济总动员已经实现，民用需要问题就变得越来越迫切了，也许不是绝对的——美国的消费标准在整个战争期间都高过其他主要参战国家——但无疑这是一个实际的政治问题。在1943年中期，国内某些地区人力缺乏也变得很严重。第三个问题是在战时生产局和军事后勤部门之间以及战时生产局内部经常发生争论。 罗斯福决定要努力处理这些问题。他需要一个能够解决这样一些行政争执的人，同时还要能够对整个经济范围行使总的控制。总统挑选了长期担任国会议员和前最高法院法官的詹姆斯·e·贝尔纳斯担任这个工作。1943年5月27日罗斯福任命他为一个叫做战时动员局的新机构的首长。贝尔纳斯的职务用人们给他的非正式官衔“总统助理”来解释，最为恰当。战时动员局仍然是一个小机构，但对政府关于人力、工业和农业的政策行使总的控制权。更重要的是贝尔纳斯能随时亲自向总统报告，而且能以平等的地位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争议——这是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从来没有能做到的一件事。 由于从事对外经济交往的美国政府各部门间存在着权限混乱和争论，导致行政组织的进一步改革。为了消除这些困难，罗斯福于1943年9月25日成立对外经济管理局，该局不仅代表政府接管了经济战、救济活动以及外国採购工作，还接管了租借物资管理局的工作。实际上，这个新机构只是由它的几个前身机构的工作人员合併而成，除最高行政官员更换以外，这次合併，变动较少。随着这两个全面机构的设立——战时动员局管理国内事务，而对外经济管理局管理对外事务——美国经济管理的主要轮廓构成了一个在整个战争的后期一直保持不变的格局。 尽管有议论关于政府各部门间发生摩擦的一切宣传，但必须承认美国的经济动员是非常成功的，的确是惊人的成功。1943年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军需品的生产不断上升，直到11月，而所达到的水平似已超过早两年的可能限度。 1943年军需品生产总值为五百十七亿美元，1942年则为三百零一亿美元。除商船外，所取得的成就，比罗斯福于1942年1月提出的指标少得多，兹列表如下： 项目 总统指标 实际生产 1942年 1943年 1942年 1943年 军用飞机 60,000 100,000 47,836 85,898 坦克 45,000 75,000 23,884 29,497 商船 8百万吨 10百万吨 8.09百万吨 19.296百万吨 总统的指标与实际生产的分歧，部分反映出军事需要的计算较为准确。因此，1943年坦克生产相对地增长较小，并不是由于短缺而是由于过剩的结果：1943 年中期，盟国得到了它们所需要的全部坦克。坦克生产实际上已有所压低，美国人觉得自己处于不平常的地位，因为提供给俄国的坦克已超过了红军的需要。另一方面，船舶建造的惊人扩大，反映出整个1942年使盟军作战计划受到极大苦恼的船舶缺乏，经过特殊的努力已得到了克服。 第82页 上表所引的粗略数字无法正确反映1943年美国工业出产的各种各样简直不可胜数的军需品。武器和船舶不过是种类繁复的全部物资中的一部分，其中有供机场使用的大量着陆钢板垫、复杂的无线电引信，这种引信能使防空火力增大许多倍。除了登陆艇是特别例外，生产已经得到很好的合理调整，以适应三军极其复杂的要求，而各种各样的制成品，按照接近正确的比例，满意而迅速地流入那些欧洲和太平洋各战场上的使用者的手里。 比较起来，1943年英国国内经济改革就很少。当1942年成立生产部提供全面的平衡和协调时，英国战时生产的行政管理业已完成，此后就没有作出什么新的重大变动。生产困难当然继续存在，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关键在于人力缺乏。在1943年中期的计算中表示出来，如果军事人员要保持在已达到的数字上，那就必须从军需工业中抽出劳动力来。为了在1944年能够发挥最大的军事力量，内阁决定从军需工作中抽出必需的一定数目的人员。採取这项决定是相信美国的生产能够补充这些空隙，以维持英军设备必要的水平。 实际上英国觉得自己象一个冲激到顶点的浪头一样，悬在空中。经过四年战争慢慢建立起来的军备顶点不能长久维持，必须继续不断地从大西洋彼岸取得给养；但根据精密的计算，要使英国的最高战斗力符合诺曼第进攻开始那天的水平。 但是，依照经济条件，英国战时生产于1943年达到最大限度。以全年计算，1943年军需生产的增加，超过1942年约百分之十五。但这远远不能与美国的生产发展相比。1943年英国军需生产约为美国军需生产的四分之一，而1942年英国军需生产相当于美国的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这种缺乏弹性反映出英国经济不再会有任何松弛。所有人力、机械设备以及材料等等一切都已充分加以利用了，以致再要在这里增加，那里就得减少。战争已转向进攻，需要新的武器和设备，这种新的产品绝大部分必须由美国供给。因此象登陆艇、自动推进炮、运输机等项目都不在英国制造。 关于俄国战时经济的情报太不充分，不可能进行比较。1942年开始恢復的工业生产，1943年仍继续下去，但进度较慢。在1943年初上升的趋势由于原材料、燃料及其他物资的供应失调，曾经逆转过一个时期。这一部分是由于气候所致，一部分可能由于大规模的史达林格勒反攻，以致运输系统特别紧张。尽管开始得慢，但那年总生产仍高过1942年的百分之十七，不过远远地低于战前生产数字。 1943年底俄国生产的坦克、枪炮和弹药等一般似已足够供应红军的需要。军需品生产的扩大，只有靠人民的巨大牺牲来完成。许多消费品都买不到。工作时间延长到身体耐力的极限；工厂里的加班加点工作是强制性的，十一小时的工作轮班显然很普遍。 1942年间，俄国某些部分粮食奇缺，但政府有大量的粮食储备，因而能维持国内大多数地区的面包定量配给。可是到1942年底，储备越来越不足，急需从美国进口粮食，其程度甚至超过对钢的需要。1943年，农业只有极小部分能够恢復。总播种面积比1942年仅仅扩大百分之七；但是只要拖拉机厂正在忙于制造坦克，或者象在史达林格勒的厂那样，已经被战争破坏；只要苏联最优良的农地还在德军手里；只要人力不得不从田间抽去补充军队；那末粮食生产是无可避免地要大大减低的。 令人惊奇的不是俄国人的粮食不能恢復或者维持到战前生产水平，而是他们居然还能够维持下去这样的事实。消费品已削减到仅堪生存的水平；足以使人心力交瘁的负担压在劳动人民的身上；但是，尽管在严酷的情况下，俄国政府还能够徵收到充足的战时生产品，以保持红军的强大。这样伟大的成就，比之英美的任何记录都毫不逊色。 (二)战时经济的相互配合 从“火炬”到德黑兰这段时间里，美国战时生产的增长使它逐渐成为大联盟的兵工厂。从美国流入英国和俄国的军需品、粮食以及各种各样的物资，数量愈来愈多。 美国对英俄租借规模的增长，可以从下表看出。 美国租借数量表(按百万美元计) -- 1941 1942 1943 联合王国(劳务除外) 662 2,391 4,579 大英帝国(货物及劳务) 1,082 4,757 9,031 俄国(货物及劳务) 20 1,376 2,436 军需品在租借总额中所占比例的增加是有同等重要意义的。1941年美国根据租借法提供给英国的全部援助中，属于军需品项目的只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七；1942年的比例升到百分之五十三点六，而1943年达到百分之七十点三。这些数字的另一面是由于美国的租借法，英帝国所得到的军需品供应总量的比例增长了。1941年只是百分之二点四；但194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百分之十二点二，而1943年达到百分之二十四点五。这些统计不仅反映出美国战时生产的扩大，而且指出英国本国生产已逐渐趋向不能供给它所建立起来的军队了。 英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时刻。美国租借法官员的举止行为有时象有钱的叔叔把侄儿送进学校一样。租借法督办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访问英国时，他斜视着格罗夫纳广场周围的铁栏，对英国人说，应该把它拆掉当废铁用。一件更严重的事是关于轮胎的争执。1943年中期，美国轮胎缺乏，据美国军事当局报告，英国在中东堆存着数百万只轮胎。就凭这个报告，向英国装运轮胎的工作暂时予以停止了。英国为报復起见，以停止为美国空军第八航空队生产飞机轮胎相威胁。后来在联合生产和资源委员会下面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收集关于轮胎的国际供应和需要的可靠情报，这个问题才得到和平解决。象这样的争吵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小事，不难由两国政府的高级当局解决。但这些事实可用来说明轻率的判断是多么容易触动国家间的感情而引起误解。总之，奇怪得很，象这样的争吵，事实上是很普通的。 第83页 在1943年中，英美之间发生了下面三件具有更加严重意义的事情：船舶的管理、原子发展情报的交换以及两国间保持货物和劳务交换记录的簿记法。 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原来希望提出要求，分得美国船厂生产的一部分船舶，结果落了空。1942年英国商船受到重大的损失，使英国政府更急于想方设法要使他们的商船队保持强大。悠久的传统和对于战后航运的竞争地位的考虑，在决定英国的态度方面，无疑地起着一部分作用。但是英国商船的削弱，对于目前的战争形势，也是一个值得严重关注的问题。政府决心要在英国控制之下保持足够的船只，至少要能保证英国最小限度的进口，没有这种进口，英国民族就不能长久地生存下去。完全听任某个联合委员会的摆布，或者比这更糟，听任美国战时船舶管理局的摆布，这似乎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只要船只仍旧严重缺乏，美国当局是不愿意将自己建造的船只交给英国控制的。美国很愿意调派船只担负供应英国的任务，但希望保留船只再分配的最后权利。可是这正是英国所不能容忍的。结果获得一个颇为热情的交换。当1943年5月邱吉尔访问华盛顿时，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他辩论说，英国有现成的船员正在等候着，而美国却急需物色和训练必需的人员。邱吉尔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节约人力和资源，应把美国建造的船只移交与英国。罗斯福接受这一论点，并答应对此採取措施。他于1943年6月7日指示船舶管理局在随后的十个月内每月把十五艘至二十艘船只移交与英国管理。这个决定解除了英国眼前的焦虑；但因为美国对这些船只保持着法律上的所有权，等战后再解决的问题仍浮现在前面。战时船舶管理局长海军上将埃默里·兰德于1943年7月7日发表演说，对此点作了着重的说明。他建议美国商船在战后应作庞大的扩充，并为“我们保持新建船只的所有权的现行政策”作辩护。 原子研究同样是一个意志竞争的机会，这种竞争，在获得解决之前，上升到两个政府的最高一级。1942年6月，邱吉尔和罗斯福已同意将原子发展工作集中在美国，英国应在一定程度上参加这项计划。工作发展迅速，1942年12月2日在芝加哥大学校园试验了第一次的自持链式反应。这次试验成功给原子发展从实验室转向工业规模铺平了道路；随着这次转换的实施，美国陆军增加了分担这项计划的监督工作。1943年5月1日，这项计划在“曼哈顿区”这一代号的掩护下由陆军工兵部队担负全部设施了。 陆军长官们的警惕性比以前管理原子工作的科学家高得多。为了保密，结果实行了越来越多的严格规定。这些规章减少了传达到英国的情报，1943年5月1日以后事实上完全停止了。从负责“曼哈顿区”的人员看来，没有理由将关于他们工作的情报传播到直接从事工作人员的小圈子以外去，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官员们当然是在这范围之外了。 这样的事态使英国很不安。邱吉尔于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提出抗议，反对英美在原子发展方面缺乏充分的合作。但是他没有立即提出这个问题。2月初，他与霍普金斯在一系列电报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但霍普金斯不能解决这一分歧。2月底，邱吉尔致电霍普金斯，暗示如果美国坚持保密，英国将在加拿大或其他地方着手一项竞争性的原子计划。这样的办法将难免浪费宝贵的材料和人力；而且，邱吉尔极不愿意放弃英国分享美国原子弹研究工作的权利。 1943年5月，他访问华盛顿时把这个问题以及关于船舶的争议提出来解决。在这两个事件中邱吉尔能够使总统相信，一个较为慷慨的政策是明智的。罗斯福同意交换原子情报应该恢復。发表的公报没有说清楚罗斯福到底接受些什么条件。当然，在以后几个月中，个别的英国科学家按照和个别的美国科学家完全平等的这一基础，参加了美国的原子计划。是否由于邱吉尔抗议的结果，修改了保密规则，使英国政府得以接近原子的秘密，这很难说，但看来未必可能。 英美之间第三个重要的问题是财政问题。按照1942年的安排，所有英国供给美国的原料，不包括在互助协定之内，而用美元信贷支付。制定这种办法，是使英国能够清偿在租借法实施以前所订购的军需品和其他供应品的债务。但是，到1943年夏季，原料的信贷已将这些债务完全清偿。结果，英国的美元余额开始上升。美国官方反对这种情况。他们指出因为英国缺乏美元，所以租借法首先对英国开始。他们要求，如果现在英国帐上出现美元余额，就要採取措施制止余额进一步上升。英国政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答应。因此，1943 年 9月由英国方面供给美国的原料被置于互助协定会计工作下。10 月，将一些项目——主要是对战后生产会有价值的生产资料——从租借法规定合格的项目中划出去。从此以后，如英国希望接受此项货物，须用美元支付。由于这些改革，结果英国的美元余额的增加速度减低了。 1943年中，不仅租借给苏联的数额变得更大，而且在美国与俄国战时经济之间分工的初步轮廓也开始出现。1942 年时俄国最紧急的需要是能直接投入战斗的现成武器。英国有较多的武器储备，它能够供给的武器在1942年所能交付的物品中占较大比例——大约是一半。1943 年局势根本改变，红军不再有即将崩溃的威胁。于是出现了一些长期性的问题：即俄国军队怎样才能在一个拖长的时期——也许是几年——内保持其充分战斗力？1943年中期，俄国各厂证明能够向红军供应充足的或者接近充足的弹药、坦克、大炮等等了。但是没有外援，这种努力就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工业材料缺乏；粮食也是这样；工业机械更换及维修的配件也是这样。 第84页 俄国没有西方国家的援助，就没有资力及熟练的工人来补充这些不足。只有美国能轻易地抽出人力和机械来制造俄国所需要的东西。因此，美国着手供给种类广泛的机械、部件、半制成品(诸如型钢、铜管等等)、化学制品以及工具等等，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供给整座整座的工厂。这些物资的交付帮助了俄国解决不但是战时的而且是从几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所形成的俄国经济上的一个严重问题。俄国从来就缺少能根据蓝图制出精确机器配件的熟练工人，现在，在1943年，大规模的进口机器和配件，可以让俄国集中熟练的劳动力来从事机器的装配和维修。这样就能使技术较差的工人去开动机器，大量生产红军需要的武器。还有，俄国集中巨大的力量从事採矿、运输以及较大的建筑(诸如铁路、新厂房、电力网等等)，在这些地方可以大批使用不熟练工人。结果俄国通过租借法，可以利用美国长期积累起来的技术和机械的资本，而且可以把他们技术较差的劳动力集中于制造迫切需要的军需品，并立即运往前线。 在苏联经济与美国经济之间出现的这种关系同1940-1941年英美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很相似。英国和俄国牺牲了它们完整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而集中人力和生产能力来建立军需工业和军队；而且两国都依赖美国供应它们不能很经济地或者很方便地自己生产的物品。 将英俄两国的经济地位加以对比，意味着1942年以后，英国能提供给俄国的援助较少。尽管英国继续向俄国输送飞机和各种军需品以及英帝国出产的原料，但1943年议定书所允诺的数量较之1942年的数量为少，而实际交付比上一年少三分之一。1943年2月以后，前往北俄的护航队再度中止，直到11月，冬季阴暗气候重又来临，能掩护船只不受德军袭击时才再次恢復。 英国对俄国援助数量的减少，交付困难只是一部分原因。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英国自己军队的需要超过了本国的生产。大规模输送物资到俄国去只是意味着扩大对美国的依赖。显而易见，一旦从美国港口出发的直达单程航行能够供应俄国的需要，那末，将原料运到英国，在那里制造后，再把制成品或半制成品从那里运到俄国，那就是浪费船舶运输。再说，如果英国工业拨出大部分力量去供应红军，那末英国本身就不可能集中最大的人力从事战争了。英国也许可以装备别人去作战；但单独地，或大部分地由俄国军队赢得胜利，这样所产生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后果，至少会使英国政府和公众感到厌恶。 美国租借法对俄国援助的性质的改变，可从下列的统计数字中看出来。 运往苏联的租借物资(按百万美元计) -- 1942 1943 增加百分数 军械和弹药 214 368 72 飞机及零件 303 502 65 坦克及零件 177 75 -58 汽车及零件 149 406 172 工业原料和产品 313 853 173 农产品 185 592 220 也许最惊人的是表内坦克数字的下降——反映出这样的事实，即俄国无需大规模输入坦克。由于乌克兰失陷，以及战前积存粮食的耗竭，粮食装运的需要急剧增加。由于俄国同美国经济间有趣的分工的结果，汽车装运到俄国的数字上升。红军习惯上主要依靠铁路来供应，离开铁路终点时则利用牲畜运输及人力搬运来补充。总之，在俄国，公路是既少又坏。不过，吉普车和运货车的效用很明显，特别是当俄军採取攻势，必须进入铁路交通已被德军破坏的地区的时候。临时调动大部分工业用于生产数目庞大的汽车，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俄国只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运入美制汽车。所以，到战争结束时，红军在战场的机动力大部分是美制的。而俄国军队用来作战的武器和弹药几乎全部都是本国制造的。 苏美战时经济的紧密结合，是由于定期交货在1943年已经能够改善而得到增进。在1942年，每百艘开往俄国的船舶中有十二艘被击沉；而1943年的比例就下降到百分之一。船舶之所以能大量倖免于损失是由于改变了交货路线，取道波斯湾和横渡太平洋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护航队开往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这两个北方港口在1942年牺牲如此巨大，以致1943年夏季再度中断。当停止北极护航队的决定首先通知史达林后，1943年4月2日史达林向邱吉尔申诉，他预料最后这将变成为“对苏联的武器和军用原料供应的大幅度的减少”。但是结果不是大幅度地减少，而是向俄国的交货逐月递增(5月和6月的低潮除外)，到1943 年底达到当年年初呈现的月度供应率的两倍。移交与俄国的船只能广泛利用符拉迪沃斯托克；美国陆军工程师的工作大大扩充了波斯港口、公路及铁路的运载能力，而且由于清除了北非的德军，甚至相当短程的飞机也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不列颠群岛航行到俄国。去俄国的其他空中渡运航线(不过只能利用远程飞机)开始横贯大西洋。这些路线合起来足以补偿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护航队的中断而有余。因此，1942 年联络俄国与西方国家间战时经济的这座依靠船舶建立起来的危险的桥樑，在1943年已由更加坚固的结构所代替了。 交货的预定计划仍旧和以前一样，以议定书为基础；不过，导致对苏联物资供应第三号议定书的谈判已不成为最高领导直接关心的问题了。它和租借法管理的其他方面一样，变成了例行公事。谈判早在1943年1月6日开始；第三号议定书于1943年7月1日起生效；但由于有一些较小的调整，一直到1943年10月19日才最后签字。 第85页 关于第三号议定书，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加拿大第一次作为签字国出现。这就是承认这样的事实：加拿大有相当多的军需品和粮食剩余，愿意让与俄国；同时也是对加拿大新近自觉作为一个“中等强国”的承认。第二，使三方(或者连同加拿大为四方)资源统筹的原则比以前的议定书更为明确。在起初两次议定书的条件下，实际上可以作相当自由的变更，根据物资是否可以供应以及俄国的意外需要而定。但这两次议定书的措词都允许分配一定数量的物资给俄国，只是在第二号议定书中有这样的词句：以“在战争过程中不能预见的发展”为条件。第三号议定书表明了一个更加笼统的原则： 这里所附的预定计划内的供应物品表，为了适应战略的、供应的或装运的紧急需要，依照这三个供应国家之间可能作出的决定，应将表内所列的供应品在这三个国家之间重新分配。在遇有无法预见的战争发展情况时，它们也有责任作出变更。如果船舶遭受损失，生产减退，或由于其他作战需要，以致计划无法履行时，可对供应品作必要的减少。在另一方面，如果条件许可，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政府为了增加提供和交付的数量，将乐于随时覆审预定计划。 这个原则只是把以前发生过的事实写在纸上罢了，以前曾由于船舶缺乏和北非作战需要，致使盟国对俄国的允诺不能全部履行。 还有，俄国与各供应国不是完全处于同一基础上的。同俄国交换情报始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第三号议定书的草拟和以前一样，俄国提出的请求无需详细的“使用者的正当理由”。但还是正式载明俄国的物资供应的预定计划应反映整个盟军战略及供应这个原则。俄国现在已不再有濒于崩溃的危险。从西方的观点看来，苏联不再是一份反希特勒战争中的消耗性的资产；交付供应品给俄国不能再当作延长对纳粹拼死抵抗的赌注。在主要的盟国之间，经济关系必须与新的政治、军事关系相一致。 这并不是纯粹对俄国有所增益。不管愿意不愿意，苏联经济已成为较大集体的一部分，主要供应品要依靠美国，而获得供应品的交付要依靠政府间逐日进行谈判和计划。因此，在1943 年中，俄国就成为西方强国的一个患难与共的、较为亲密的伙伴，并且它不得不调整它的经济，使之不仅要适合于自己的资源和政策，而且还要适合于盟国的资源和政策。这是从三十年代以来的一个大转变，当我们注意到俄国从1943年到1944年间所发展的倾向西方国家的政治态度时，必须将这点牢牢记住。 当美国国会于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时，它的有效期只有两年。因此，1943年3月，租借法就需要重订。为了作好准备，参众两院的委员会举行了意见听取会，审查租借物资管理局行使或滥用租借法所授予的权力的情况。国会和公众的意见一般都支持重订租借法，但有些议员要知道，美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什么利益，他们唯恐总统过于慷慨。罗斯福的主义是：如果每个国家都将其国民收入按相等的比例贡献于战争，那就不应有负债的差额存在，但这一主义——罗斯福于1942年6月在他对国会所作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五号报告中曾试验性地提出过——并未得到普遍的承认。许多议员以及会外人士觉得，但等清偿租借帐目的时候到来，美国应当获得军事基地和航空权，作为所要回收的租借物资酬报利益的一部分。 1943年3月，国会热情地签署了租借法，使总统左右有一些人相信——大概也使罗斯福本人相信——这是澄清租借法理论的一个好机会。每个经济学家都知道租借是不会大规模偿还的。因此，在1943年8月25日以总统的名义提出了“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十一号报告”。在说明信上说道： 联合国家变得更强大了，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以充分的力量贡献于共同的斗争——无论是人力、武器或材料。每一个国家都根据它的能力和资源在作出贡献。……国会在通过并延长租借法这一行动中，明白地告诉人们，美国不要新的战争债务去危害行将来临的和平。胜利和牢固的和平就是我们能够得到偿还的唯一货币。 这个主张在长期反对罗斯福及其新政策的新闻界中引起了一些抗议，有些国会议员对罗嘶福的讲话表示反对。另一方面，支持罗斯福外交政策的新闻界就十分热情地欢迎他的声明。 正当“第十一号报告”提交国会时，罗斯福又一次和邱吉尔在魁北克会谈。他一回来，在1943年9月7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推翻了上面所引的最后两句话，并否认这两句话曾经得到他的批准。在他对记者的讲话中，他的意思是如果不能指望得到货币偿还，那末也希望得到其他方式的偿还。租借法的理论依然象过去一样难以捉摸。 代表美国政府的那些发言人在国会审查租借法的委员会作证中都强调美国政府通过“逆租借法”——或者象英国人那样，更确切地称之为“互助”协定——所得到的利益。美国政府急于要作出“互助”的数字统计，用来感动公众和国会，以影响他们的意见。因此，一旦这些可能搜到的资料汇总好了，罗斯福就利用他“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十二号报告”(1943年11月11日)来说明英国对美国战争所作出的贡献。 第86页 从英国支援美国军队所作贡献的性质来看，会计工作肯定是有困难的。在象北非那些战斗区里移交是从来不做记录的。直到1943年深秋开始为在诺曼第的登陆而集结力量之前，联合王国对美军援助的价值并不高，因为那时候在英国驻扎的美军是很少的。所以“互助”协定的主要发展是在这里所述的一段时期以后。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和纽西兰在1943年间却尽了他们最大或接近最大的能力捐献食物以及其他供应。 1942年间成立的那些联合委员会在1943年中并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加拿大尽力为自己在委员会里取得单独的代表权。尽管英美两国很不愿意——因为它们都害怕要是所有联合国家的成员国都为自己谋取席位，那末委员会将变得非常臃肿——加拿大于 1943年 10月19日在联合粮食委员会里被给予一个席位，又于1943年11月10日在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里被给予了一个席位。虽然也谈到过让俄国加入联合委员会，但没.有成功；而除了加拿大被纳入这两个委员会外，整个系统依然保持着两国体制。 事实上，由于供应情况变得松动了些，这些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也就不再那么容易引起争论了。有许多事情在1942年曾经引起剧烈的讨价还价，到1943年多半已平定下来而成为原料和生产力的例行分配；同时，也由于出现了一些新的短缺现象，主要出现在民用领域里，那些联合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就扩大了。因此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成立了一系列商品委员会来研究和介绍有关纺织品、轮胎和煤的供应；联合粮食委员会调查研究了出现在诸如牛油之类的食品供应中的各种各样不足情况；联合原料委员会汇报了种种皮革供应品，并在竞购单位之间介绍了公平分配这些物资的一套办法。这些联合委员会的活动都朝着这个方向扩展，反映出的事实是它们各自的政府基本上已经把它们从军事生产的控制中解除出来了；另一事实是1943年间民用物资的短缺现象几乎第一次在美国变得明显起来。为了避免严重的反应，早先为指导军事生产而发展起来的那种计划和事先考虑，现在转而为品种日益增长的民用纺织品生产所需要。通常，这些联合委员会只有顾问权。即使在书面上他们的权力是採用命令式的，实际上并不使用这种权力。 当解放区和占领区的战后救济计划和经济工作的管理计划成为现实时，这些联合委员会就有新的任务要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1943年11月9日成立时，就决定该署为解放区申请提供物资。首先向这些联合委员会提出，由它们决定可能取得的供应数量和来源。因为不管怎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大部分的活动在1945年和1946年方始展开，所以，对盟国在救济工作范围方面的合作计划和活动的考虑，看来最好放到以后再谈。 1943年在盟国间经济合作范围内的中心现象，是美国优势的不断增长。不仅英国，甚至俄国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美国的产品。这种国际分工的结果，毫无疑问加强了联盟的联合军事力量，这是合情合理的。然而，经济的依赖和半依赖同时带来了政治的和其他的后果，这又是英国和俄国所不能完全同意的。但是，只要这三个国家凌驾一切的政治目的是相同的——打败希特勒——这些潜在的困难就不会公开显示出来，的确，经济合作相反加强了政治和军事联盟。 第三章 从“火炬”到德黑兰：盟国夺取战略主动权 1942 年11月-1943年11月 (中)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3 第三节 在地中海的攻势 (一)北非的政治解决 (二)战略决策 (1)卡萨布兰卡会议 1943年1月14-25日 (2)同苏联协商还是争吵？ 1942年11月-1943年7月 (3)“三叉戟会议”和阿尔及尔会议 1943年5月12-31日 (三)进军义大利 (1)盟国对墨索里尼被推翻的反应 (2)第一次魁北克会议 1943年8月14-24日 (3)义大利的投降 (4)义大利的政治解决 (5)爱琴海的败退 第三节 在地中海的攻势 (一)北非的政治解决 1942年11月8日清晨，当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开始在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附近登陆，他们闯进了一个复杂的军事和政治的场所。联军进攻中立地带，名义上是防止德国人占领。从最好的方面考虑，盟国希望法国人积极支持他们，并且希望联军能够向东挺进，不穿越突尼西亚而进入利比亚，那里的德国非洲兵团的残部将被从埃及向西攻击的英国第八集团军以及从法属北非推进的新部队所击溃。从最坏方面着想，盟军担心法国人会顽强地抵抗，直至军事失败后才放下武器。这种情况不仅会使远征军在作战中，而且也在战后造成极度紧张，因为面对绷着脸的法国人的忿恨和土人的骚扰，治理北非将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些制订“火炬”计划的人也非常害怕德国人从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发动进攻；大多数美国军队最初部署在西属摩洛哥边境附近，就是为了防御这种危险。 法国人的情况是一片混乱。在心里觉得纳粹比盟国好的法国人是非常少的；但是进攻的是盟国，维希的贝当政府——北非的军队和行政当局承认它是统治法属北非的合法政权——就立即斥责盟国入侵，并指令当地法国官长抵抗到底。 第87页 盟国希望亨利·吉罗将军以他个人的权力和威望能够争取北非的军政领导官员们站到他们这一边来。计划是他应在入侵前不久到达阿尔及尔，推动已经承认他领导的那些共谋者，等盟军一登陆，立即发表文告欢迎盟军，并指令所有法国当局支持和协助盟军向突尼西亚推进。由于吉罗11月5日午夜才离开法国，直到11月7日下午才到达直布罗陀，只有採取最顺利而最迅速的行动才能使他及时抵达阿尔及尔。 其所以没有达到必要的速度，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吉罗和盟国之间没有达成确定的协议。吉罗到达直布罗陀时还在酝酿他的法国和北非起义计划，这次起义将会得到美国人帮助。他指望能指挥这次起义并指挥那些可能被指定去支援起义的美国部队。他知道美国人对于把美军置于他的指挥之下是有一些保留的。他也知道美国人不同意他在法国南部的作战计划。但是在吉罗眼里，这两点对整个事业说来是非常重要的。他有责任使美国人信服；假如他们不同意，那末他觉得他就只好全部作罢了。 当吉罗把这些要求向艾森豪将军提出来时(艾森毫威尔已经把直布罗陀接收过来作为这次进攻的指挥所了)，他得到的是一口拒绝。吉罗感觉到美国人把“进攻开始日”的日期隐瞒到最后一分钟才告诉他，对他早已谈不上什么坦率不坦率了。他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人利用，因而他拒绝与此事再发生任何关系。就在那天晚上，盟军已开始在各地登陆，而吉罗还远离现场，同时又对盟军怀着非常激愤的情绪。艾森豪和克拉克同样地对吉罗感到非常愤怒，他们觉得他们的计划被一个不懂得现代战争的老头儿的愚蠢顽固给搞糟了。盟国原来的计划就这样全部失败。 北非的混乱情况也差不多。在阿尔及尔，那些由夏尔·马斯特将军领导的密谋者竟能在11月8日控制住阿尔及尔市区达几个小时；可是在盟军出现于阿尔及尔之前，达尔朗海军上将和阿尔方斯·朱安将军领导下的正式的当局又重新站住了脚，并逮捕了大部分密谋者，包括美国总领事罗伯特·墨菲在内，他也被关了几个小时。然而达尔朗和朱安都不想真正同盟国作战，所以他们的抵抗显得轻微而且松松垮垮。11月8日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停火谈判开始了，下午6时45分，朱安就向指挥登陆部队的美国将军投降，并交出阿尔及尔。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法军的抵抗比较坚强，也比较持久，只是在进一步的谈判使政治形势大大改观之后，抵抗才宣告结束。 11月8日上午，吉罗在直布罗陀表示愿意就最高指挥权问题与艾森豪妥协；而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方面，他们也急于要抚慰吉罗受了伤害的感情并取得他的合作。协议达成了，显而易见是在盟国和法国的军事司令部相互平等和彼此独立的基础上达成的。双方的合作可在上层由吉罗和艾森豪之间协商建立；而下属部队则由在当地驻军多的一方进行指挥。同时艾森豪还答应承认吉罗作为民政机构的首脑和驻北非法军部队的总司令。 就凭藉这个协议，吉罗在第二天，即11月9日，飞往阿尔及尔。几小时后克拉克将军也跟着去了。他们一到那里就都发现当地军政形势与他们所预料的大不相同。主要的事实是：在法属北非的许多司令官，除了少数例外，都很不乐意承认吉罗将军的权力；而有些人还把他看成叛徒，或者说得再好至少也是犯上作乱的傢伙。第二个几乎同样重要的事实是，维希政府的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弗朗索瓦·达尔朗也在阿尔及尔，并凭着他所负的职责对北非的法国陆军和海军行使着合法的权力。 当吉罗发现他无力指挥北非的法国各部队的司令官时，他就退居到策划把他弄到非洲来的那一派成员之一的家里。他在那里沉思冥想，而他的支持者们则责怪他没有及时夺走达尔朗的指挥权。吉罗的处境确实非常为难，因为他也尊重贝当的合法权力，而正是这种尊重贝当的态度支配着大多数北非法国军官的行为；同时他不能轻易宽恕美国人迫使他到北非来採取行动而对他的计划又置之不理的那种做法。 与此同时，克拉克将军拼命想找到这样一个人，这个人要能够结束还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进行着的战争行动。克拉克的想法是，只要可能，就让法国人自己去处理他们的事务。首先，他需要在整个法属北非实行停战。其次，他需要法国人在他们自己人中间能达成一项协议，成立一个盟军总司令能够与之打交道的民政和军事的政权。假如可能，克拉克想让吉罗根据刚刚在直布罗陀达成的协议走马上任；不过，他对吉罗在军事或政治方面的判断力不敢恭维，而且遵照让法国人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原则，他倒很乐意和别的人打交道，假如法国的官员们也这样希望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别的人只能是达尔朗了。 达尔朗的头脑里显然是矛盾重重，无所适从。11月8日，他同意德国提供飞机援助；而就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他又授权阿尔及尔投降。象其他法国官员一样，他渴望以贝当的名义行事；同时他不渴望在胜利者一方露面。到11月10日早晨他第一次会见克拉克时，他还是决不定该怎么办，不过，经过开始时的拒绝以后，最后他答应下令停止在整个北非的敌对行动。 第88页 在奥兰，当地的法军司令官于11月10日用电话把自己的意图通知了达尔朗以后就投降了，但他还未接到达尔朗下达的在北非全面停战的命令。当时法国的军事形势就是这样，有达尔朗的命令也好，没有达尔朗的命令也好，总归是要投降的；达尔朗的命令不过给当地法军司令官的决定加上一个合适的法律上的名义罢了。在卡萨布兰卡，战斗持续延长了几个小时，直到11月11日早晨，摩洛哥的法国长官奥古斯特·诺盖将军根据达尔朗11月10日的命令才宣布停战。官方关于这种延误的解释是，摩洛哥的法国官员们对达尔朗下令停火的电报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只是在信使亲自把停战令交给诺盖以后，他才同意服从命令。 这种说法是否真正代表诺盖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11月10日贝当正式否认达尔朗是北非法军的总司令而任命诺盖来代替他。在诺盖看清楚军事和政治事态如何演变之前，他很可能选择不听达尔朗的命令的做法的。11月10日，美国海军对卡萨布兰卡的成功的炮轰，坦克从南方的逼近，以及奥兰投降的消息，一定已使诺盖相信，在摩洛哥继续抵抗是不可能长久的。因而看来很可能是这样：诺盖的决定投降与其说是服从达尔朗的命令，不如说是大势所趋。这一点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主要论据，这种主要论据是用来说明后来与达尔朗达成协议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他才能终止敌对行动。要想知道事实的真相，人们只能渗透到诺盖的思想深处，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重要的是驻在阿尔及尔的克拉克开始坚决地认为，是达尔朗的命令终止了法军的抵抗。看起来达尔朗的命令的确使得向盟国投降比较能合乎驻奥兰和卡萨布兰卡的法军司令官们的口味一些；但假定说没有达尔朗的命令作口实，他们就不会投降，这至少也是值得怀疑的。 在谈判的这个阶段中，没有就北非的未来政府问题向达尔朗作出任何许诺；克拉克还是可以把最高民政和军事权力交给吉罗。在11月10日大约中午时，几乎就在达尔朗刚刚签署了停战命令之后，他立刻这样做了。不过吉罗由于过去三天来的事态发展，精神上大受挫伤，因而拒绝了。他声称他所需要的只是最高军事指挥权，没有说清楚他是指盟军的或者仅仅是法军的最高指挥权。 在11月10日这同一天的下午给达尔朗和吉罗安排了一次会谈。正好在会谈开始之前，贝当发来一份电报，他否定达尔朗在那天早晨发布的在整个法属北非停火的命令。达尔朗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是放弃一切权力和责任，并拒绝与克拉克将军进一步合作。克拉克则相应地下令软禁达尔朗。几个小时之后，达尔朗收到用私人密码从维希发来的第二份电报，否认贝当的公开行动，并保证贝当对他秘密支持和同情，他的地位又恢復了。因此达尔朗又以贝当的名义重新担任指挥，并很乐意地继续与克拉克将军合作。 随后的两天，在阿尔及尔继续玩着一种类似捉迷藏的游戏。达尔朗的地位由于他接到的秘密电报而加强了，他继续以贝当的代表的资格与克拉克和墨菲打交道。至于吉罗，他也改变了关于接受民政权力的主意，于11月11日拟定了一份宣称他将以贝当元帅的名义暂时接管北非政府的文告。但是吉罗对权力的要求提得太晚了。克拉克对吉罗的摇摆不定极为不满，而且他知道显然是达尔朗的命令结束了法国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抵抗。何况还有法国舰队的问题。11月10日，达尔朗曾经给土伦港的法国舰队司令发去一份电报，请他突围出来参加盟国方面；11月11日，达尔朗又发去了大意相同的第二份更加紧急的电报。在克拉克看来，在法国舰队未来的行动向未肯定之前向达尔朗决裂只能招致失败。因此11月11日克拉克和墨菲再次访问吉罗时通知他说，达尔朗仍负责北非的法国事务。吉罗同意，并没有提出抗议，还说他要的只是军事指挥权。克拉克感到满意，因为他认为现在已经为达尔朗与吉罗之间的协议打下了基础。 就在11月11日这同一天，德国人开始进犯维希法国，断然破坏了1940年的停战条约。这件事使北非的法国官员的心理起了深刻的变化，现在他们可以对自己这样说，贝当已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代理人了，所以他们不执行他的对盟军作战的命令，实际上正是遂了他的私愿。 这样一种想法也许可以证明他们在突尼西亚抗击德国人并与盟军达成协议是有道理的；但这种想法还是不能饶恕吉罗和他的支持者们犯上作乱的行为。因此。在11月12日举行吉罗、达尔朗、诺盖和其他法国高级官员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时，气氛是很紧张的；特别是诺盖，拒绝与吉罗发生任何来往。尽管这样，还是达成了一项临时性的协议。由达尔朗获得政权，现存当局就在法属北非继续留任；吉罗获准招募志愿兵与德国人作战，而法国的正规军则保持中立。 达成这一临时性协议的消息使艾森豪相信，现在是他到阿尔及尔去批准他的副手克拉克所已经完成的工作的时候了。艾森豪在第二天即11月13日到达，就在那天早晨，法国的领袖们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会上他们修改了他们在前一天达成的协议。吉罗接受了诺盖向他提出的三个条件：不许戴高乐进入北非；吉罗应听从达尔朗的命令；吉罗只能以贝当的名义来进行指挥。这样就把吉罗纳入维希政权的合法范围之内，诺盖和达尔朗乐意承认吉罗为法军总司令，并放弃诺盖前一天所坚持的中立。从此以后，在北非的法国人就公开与德国作战了。四天之后，即11月17日，法德部队第一次发生敌对性的接触，到11月19日，在突尼西亚已多少形成了一条战线。 第89页 这项协议达成后，艾森豪将军到会和与会者见面。他接受了拟议中的安排，声称这与他所接到的让法国人挑选他们自己的领袖的指示是一致的。细节问题有待与克拉克继续谈判后解决。没有作任何书面的记录；艾森豪还特别指出，任何协议都必须在晚些时候取得美、英政府的批准。艾森豪匆忙地离开阿尔及尔去直布罗陀，再一次留下克拉克作为负责人。 在随后的几天里，克拉克主要关心三件事：突尼西亚、达喀尔和驻土伦港的法国舰队。在克拉克的敦促下，达尔朗又给法国舰队发了几份电报去催促它参加到盟国这方面来，但舰队司令拒不从命，当德国人进入土伦港时，法国舰艇即于11月27日在该港凿沉。可以作为对这个失败的补偿的，是11月23日法属西非宣布参加盟国的事业，同时参加的还有驻达喀尔的海军部队。在达喀尔东面的突尼西亚，情况更加复杂。盟军登陆后四十八小时，第一批德国部队就从空中来了。11月12日，第一批载着德国人的船队到了。法国当局毫无抵抗地让他们进入了突尼西亚和比塞大的港口。可是，在突尼西亚境内的法国陆军向西撤退，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之后，在11月19日开始阻止德国人前进。 正当战事在展开的时候，确定在北非的法国和盟国军事当局之间那种关系的谈判也在进行，多半是由墨菲以克拉克和艾森豪的名义出面来谈判的。结果是在1942年11月22日签订了所谓的克拉克-达尔朗协议。这个协议声称法国和盟国在三个目标方面是一致的：把德国人和义大利人从北非赶出去；解放法国；恢復法兰西帝国的完整。协议允许盟军司令官们有权自由使用机场、港口、通讯系统和军事设施，协议还授权美军总司令可以宣布法属北非的任何地方为军事区，他在这些军事区内可以掌握直接控制内政的权力。不过，法国在北非的现任官员还是受达尔朗政权管辖而继续任职，这个是例外。协议中有一条条款规定，那些因为曾表示过同情联合国家而被监禁或遭受任何形式限制的人，应按美军总司令的命令一律予以释放，但不准备搞全面的大赦，更不用说废除维希法律了。 在这些复杂的谈判中的关键人物是克拉克将军，这个人担任这项任务的条件仅仅是他的自信和决心而已。克拉克在作出各种决定时似乎总是要考虑三点。第一，他不尊重吉罗。如果把吉罗作为一个将军来考虑，克拉克认为他在业务上是无能的，而且是生活在一个早已随同1918年——假如不是更早的话——一起消逝的世界；如果把吉罗作为一个政治家，那末他在克拉克心目中的地位就更低了。因此，克拉克并不认真努力去支持吉罗想当北非领导的要求。的确，他主要是把吉罗作为一只吓人的妖怪来利用，也无非是要使达尔朗就范罢了。 第二，克拉克对事态发展的结果印象很深。他认为，看来既然是达尔朗海军上将的命令终止了法国人的抵抗，那末显然应该同他打交道。克拉克希望达尔朗对盟国的价值现在只是刚露出一点苗子来，希望他能把驻土伦的法国舰队争取过来，并说服在突尼西亚的舰队司令去抵抗德国人。这些希望很快都落空了。但在11月13日同达尔朗达成决定性的协议时，成功的机会看来还远远不容忽视。法属西非连同达喀尔后来真的一枪未发地就归附到达尔朗和盟军方面来了。 第三，克拉克觉得一个军人的职责是避开政治而让法国的官员们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去解决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假使他们愿意在达尔朗的领导下并以贝当元帅的名义来行事的话，对克拉克说来是无关紧要的。肯定就在这个问题上，墨菲对克拉克採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而军政分离的信条对美国政策的明智性也起了相反的作用。看来墨菲和克拉克嗅觉都不灵，没有觉察到达尔朗作为维希政府的一个成员来行事的结果所带有的政治气味。看来他们两人都感觉到他们应该纯粹从军事方面的考虑来作出他们的决定，即在北非建立巩固的基地，并期望盟国控制的范围扩大到达喀尔、突尼西亚和法国舰队。当他们与达尔朗打交道的消息传到英国和美国，因而引起批评和怀疑时，克拉克和墨菲两人都非常吃惊。他们为了严格的军事目的，竭尽所能地干着，却非常不公平地被指控为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回顾一下从11月8日至13日这多事的一周中所发生的事件，人们可能对克拉克所作的决定是否明智表示怀疑；但如果看不到当时围绕着整个谈判所出现的匆匆忙忙、变幻莫测以及显然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等情况，那也是不公平的。假使突尼西亚和法国舰队那时已经接受达尔朗的领导参加盟国方面，那末这个协议也就证明克拉克当时对它所抱的希望是有道理的。再说，如果克拉克能够找到一个他所真正信任的人物来代替达尔朗作为北非的法国行政长官的话，那末很难相信他会和达尔朗打交道了。吉罗完全不适合担任在初步计划中安排给他的角色。吉罗在政治上的无能，不时发脾气，以及常常突然改变主意等表现，使自己丧失了一些机会。他已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他不愿意和贝当彻底决裂，他对后者的社会和政治见解一般是表示同情的。但是北非其他支持贝当主义的人都不乐意承认他。公开反对维希政权在北非的合法性的人为数极少而且也没有什么势力，作为个人来说，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也不喜欢吉罗。吉罗认识到，先是美国人，而后就是他自己在阿尔及尔的支持者们怎样大大地欺骗了他，因此在到达阿尔及尔的头几个小时内，就由于他的消极态度而拆了自己的台。 第90页 1942年11月时，戴高乐在北非并不是实际上可以取代达尔朗的对手，尽管美国最高决策机构对他的要求并不是很反对。北非的法军司令官们非常不喜欢戴高乐，他们十分明白地表示他们决不接受戴高乐的领导。当时在那里再也没有别的杰出的法国政治家或将军了。因此，克拉克除了达尔朗之外再没有任何有前途的物色对象了。 这个过失部分是机会造成的。吉罗的迟迟到达阿尔及尔以及达尔朗的在场是无法预料的，但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特别是对吉罗的威信和性格特点的不正确的估价，应对造成盟军登陆后所发生的混乱情况负责。如果决策英明的话，就一定可以找到比吉罗表现好的领导人，同时会事先与维希政权的合法性断然决裂并恢復共和政体。而美国人始而接受吉罗，但对他并无任何真正的了解，继而虽说不无理由，又把他撇开，遵照非常可笑的不干涉内政的信条，允许维希政权在盟国的领导下继续在北非存在。同达尔朗达成的协议，尽管在军事上能取得现实的和预期的好处，但决不能看成是盟国政治手腕的胜利。 达尔朗在北非建立了政权，这并没有结束政治上的困难局面，但随着战局不稳而来的紧迫的压力则逐步减弱，处理政治问题的更多的正常渠道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克拉克和艾森豪乐意地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突尼西亚战役的进展上。在政治上同法国人打交道变成了文职官员的责任，最终变成了罗斯福和邱吉尔的责任。 起先罗斯福觉得艾森豪和克拉克同达尔朗达成协议是犯了大错误，但11月14日艾森豪发来一份长长的电报，里面提到了已经到手的种种直接的好处，终于使得罗斯福相信他们那样做是正确的。邱吉尔的怀疑则更为显着，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不接受艾森豪的安排。另一方面，史达林却在分别发给罗斯福和邱吉尔的电报中热烈贊同与达尔朗打交道。 在战役进行的头六个星期中，严格的政治检查使得在北非发生的事态的详情不能为英美公众所知。被战事上振奋人心的消息分散了注意力的报界，只是对已作成的政治安排表示了相当温和的异议。但政治检查和战事新闻的分心都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罗斯福希望表明美国的立场，同时也想避免严厉的批评，因而于1942年11月17日发表了一项声明，重申他关于法国事态的基本观点。他说：“未来的法国政府将不是由法国本土或法国海外的某个个人来建立，而应该由因联合国家的胜利而获得解放的法国人民自己来建立。”根据这一原则，罗斯福声称，同达尔朗达成的协议是一种“临时的措施，完全是因为战事的压力才这样做的。”他的声明以叙述同达尔朗合作所获得的军事利益来作为结尾。罗斯福私下希望达尔朗很快能被赶下台，但在突尼西亚的战斗结束之前就推翻这一已作出的安排，又被认为是不明智的。 对达尔朗的不信任和不喜爱在英国比在美国要厉害得多，但邱吉尔可以声辩说，整个事情都由美国负责，因此英国政府不应立即採取任何行动来改变这种情况。 罗期福和邱吉尔所作的这些努力有助于防止公众舆论强烈反对同达尔朗作成的交易。但是在许多人中间终于还是留下了不满意和不信任的回味，这些人认为同歷史上有法西斯主义污点的人妥协简直是不能容忍的。后来在关于戴高乐和吉罗在北非争权夺利的问题上，这种感情就公开化了。 在北非，罗斯福11月17日的声明进一步动摇了达尔朗的地位。这位法国海军上将原来希望并打算让维希政权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直到贝当这个年迈的元帅能够从德国人手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并恢復他的法国国家元首的合法地位时为止，他认为自己是代理贝当行事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意味着达尔朗的权力将扩大到那些仍然忠于维希政权的法兰西帝国的所有部分，然而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都不乐意让他的权力有这样的扩大。 即使在北非，美国人和英国人也觉得要接受达尔朗的政策是越来越困难了。从一开始，认为可以让法国人自己解决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的想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早在11月20日罗斯福就插手了，当时他下令，不管达尔朗同意不同意，要艾森豪释放北非的全部政治犯。到了1942年12月底，由于任命墨菲和英国的议员哈罗德·麦克米伦作为艾森豪的拥有否决法国行政官员命令权力的两个特别政治顾问，盟国对法国政策的监督就变成经常性的了。不过法国的官员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很不乐意听从外国的指挥。他们中间很多人开始耍弄两面派手法，对责令他们做的大部分事情表面上显得非常驯服，但是却不把英、美人的建议付诸实施。他们自称对当地情况拥有特殊的知识并侈谈阿拉伯人不满的危险，如果象褫夺犹太人公权等等的维希法律被撤消的话。结果，盟国的压力未能使北非法国行政当局的现存政策发生什么显着的变化。 原则上吉罗不参与政治活动。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军事问题上，实际上他也很少和那一帮曾利用过他的名义在登陆前搞密谋的人来往。当然这一帮密谋者是怀恨在心的。11月7-8日晚在阿尔及尔搞的政变失败了；他们被美国人和吉罗本人所抛弃。达尔朗把担任公职的大多数密谋者都解职了，包括马斯特将军在内。他们在社交方面受到了忠实的贝当主义者的严峻排斥。他们中有些人马上就想到戴高乐，希望他能够也乐于支持他们。从戴高乐的总部来的一个使者于11月19日到达阿尔及尔，并与部分不满分子接触，很快就达成了谅解。 第91页 戴高乐起先对英美在北非登陆的反应是，在电台上发表演说欢迎盟军。但是同达尔朗达成的协议激怒了他，特别是看来他和他的追随者有被排除出北非的可能的时候。为了寻根究底，戴高乐认定由他去美国访问一次并试图与罗斯福达成谅解将是有益的。正当他整装待发去华盛顿的时候，达尔朗遇刺的消息传到了英国，他的这次旅行很快就取消了。 1942年圣诞节的前一天，一个曾经参加过11月7-8日阿尔及尔政变的青年人开枪打死了达尔朗。这件事情的政治背景是很错综复杂的，而且有人企图遮掩整个事件，所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那时只作了既不完全而又被歪曲的报导。根据后来的调查，可以肯定，这次谋杀就是先前策划起义以支持盟国登陆的那一伙中的几个人所密谋进行的。两个被认为最有直接牵连的人是，亨利·德·阿斯蒂埃和一个颇为神秘的人物，科尔迪埃神父。德·阿斯蒂埃和科尔迪埃神父两人都是戴高乐主义分子又是保皇党，他们的这种混合身份乍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他们的希望是，一旦达尔朗被清除，法国王位的觊觎者巴黎伯爵将能把所有法国分裂的派别统一到他的旗帜下。但这一计划成了泡影，因为巴黎伯爵一发觉美国人不会同意这个计划时就缩手不干了。 这些情况在当初是不知道的。官方发表的公报暗示说轴心国的特务要对达尔朗的被刺负责；而法国的官员互相隐瞒重要的证据，不让公众知道。结果，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了这次谋杀事件；法国当局极不象样地匆匆忙忙于12月26日只经过非常草率的审讯就把兇手处决了，这种做法丝毫也无助于消除很快就在阿尔及尔传播开来的种种猜疑和谣言。 达尔朗之死又把法属北非的未来政局置于纷乱多变之中。那些组成所谓帝国参议院的法国高级官员想把达尔朗的权力交给诺盖，但艾森豪在罗斯福授意下声称吉罗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候选人。吉罗自己不想要这个职位，但在稍经劝说之后同意接任达尔朗的职务。 吉罗执掌政治和军事领导权后，法国北非当局和戴高乐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重新又开展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维希政权和贝当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整个合法性问题也得做出决定。尽管这样，随着达尔朗从北非政治舞台上消失，方始看来有希望为这两个法国不同派别之间的和解铺平道路。 还在11月8日之前，戴高乐就表示愿意同吉罗达成协议，当他听到达尔朗遇刺的消息时，戴高乐就提出同吉罗会晤，以便建立一个单一的法国政权。但吉罗想到他答应过诺盖不让戴高乐进入北非的诺言，所以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实际上，吉罗仍然认为自己是贝当的代理人，因而不愿意接受戴高乐提出的彻底清洗维希官员的要求。 罗斯福和邱吉尔几乎从一开始就急于促成这两个法国人之间的和解，在1943年1月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他们也朝这一方向努力过。戴高乐一开始拒绝接受邀请到卡萨布兰卡来，后来虽然在英国人的强大的压力下改变了主意，但安排他与吉罗之间的会晤未能取得任何协议。 在随后的四个月里，吉罗在北非的地位逐渐受到削弱。盟军的压力限制了他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行动的自由。在突尼西亚的作战进度由于时值泥泞和不利于机动的漫长冬季而迟滞下来，以致原来认为法属北非很快就会不再成为战场的想法失去了现实意义。为了对付这种新形势，约于1月中旬把法军直接置于盟军统帅之下，这就违反了艾森豪与吉罗在直布罗陀签订的协议。 另一方面，在这几个月里，随着戴高乐在整个法兰西世界中威望的提高，戴高乐派在北非的势力不断地扩大并增强。戴高乐同法国本土的法国抵抗运动的关系大大加强了他对付吉罗的地位。戴高乐和他的对手比较，在政治上也更加明智，而且他拥有更好的宣传机器，充分利用了吉罗的态度所提供的机会，谴责吉罗庇护法西斯分子和民主的敌人。英国外交部给予戴高乐的支持有助于抵消美国人对吉罗的支持。戴高乐还由于苏联人和法国共产党的支持，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尽管这是使美国人更加坚定地反对他的部分原因。 美国政府冷淡地看着戴高乐在北非影响的增长，而一些最高一级的官员则尽一切力量支持吉罗日趋下降的威信。可是，随着在北非的政治检查的放松(这种放松是在突尼西亚的战事迟滞不前引起人民失望的时候出现的)，在美国，对正在北非採取的政策爆发了一场广泛的批评。即使在国务院内部，也有一些人认为同戴高乐达成协议将是明智的，而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则在北非当地自相矛盾地进行工作，即有些支持戴高乐，有些则反对他。结果，在阻止戴高乐主义力量的增长方面，美国的反对毫无成效；而在突尼西亚胜利(1943年5月13日)之后，军事安全的需要再也不能作为疏远戴高乐的一个理由了。 尽管美国政府喜欢吉罗，但他们却不喜欢他企图保持维希政权合法性的政策，美国官员对吉罗不断施加压力，劝说他改变他的政治原则。可是吉罗相当顽固，只肯慢慢地让步。直到 1943 年2 月底法国全国委员会在伦敦为和解提出了一个新的基础之后，吉罗才迟迟于1943年3月14日在电台上发表了一次演说，接受自由与共和的原则。 第92页 这些步骤消除了所有谋求联合的表面的思想上的障碍，并标志着反对贝当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最后决定；可是在戴高乐与吉罗之间达成协议的进程却由于双方个人之间的摩擦和猜疑对方没有诚意而受到阻碍。直到1943年5月30日，戴高乐才到阿尔及尔同他的对手直接谈判。经过几次会晤，他们于1943年6月3日同意建立一个由他们共同担任主席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名义上，吉罗与戴高乐在委员会里各有相等的代表，可是从一开始就有些由吉罗任命的委员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倾向于支持戴高乐。吉罗乐意只管军事，并且他还有意让开，到美国去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正式访问，在此期间戴高乐加强了他在北非的地位。这样一来，几乎从一开始，在阿尔及尔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就接受了戴高乐的领导。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法国长期不统一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几乎所有在法国的抵抗组织都已效忠于委员会，除少数加勒比海的属地以外，全都受委员会控制。不过，事实上，派别活动在委员会内部几乎还是象以前那样如病毒般地继续存在着。戴高乐让吉罗分享即使是名义上的领导也颇不甘心。他很快就着手去除掉吉罗，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成功了。吉罗于1943年11月9日向委员会辞职，并于1944年4月9日被劝说以法国陆军总司令的名义退休了。 在阿尔及尔成立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在盟国之间引起了它的国际地位的问题。戴高乐非常急切地要别人承认这是个流亡政府。但罗斯福和邱吉尔都不愿意给他这样一种地位，尽管英国政府一如既往地採取了较为友好的态度。虽然作了种种努力，谋求在措词上达成一致，但事实证明，还是有必要发表各种不同的文本，规定各国政府与法国委员会的关系。 美国在1943年8月26日发表的声明中，直截了当地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管辖那些承认它的权力的法国海外领地”。英国政府声明说：“本国政府同情地注意到该委员会希望被认为是一个有权确保管辖和保卫全部法国权益的政体。英王陛下政府的意图是尽可能对这一要求施加影响。……”苏联政府则毫无保留。苏联政府8月26日的声明宣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已决定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是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利益的代表，同时也是所有反抗希特勒暴政的法国爱国者的领导。 在突尼西亚的胜利后，接下来是委员会的建立以及三个主要盟国政府对委员会的承认，这一切使法属北非的复杂的政治局面得到了解决。尽管(也许恰恰因为)美国人反对戴高乐，英国人给他的支持也经常是不那么热情的，戴高乐却获得了在被占领的法国本土以外的，几乎是对所有法国人的领导地位。戴高乐与罗斯福和邱吉尔进一步的关系不再依据北非的局势而转移，而是要依据法国本土解放后奉行什么样的政策而转移了。北非现在已经变成一泓死水，盟国合作或不合作已不再那么重要了。 (二)战略决策 (1)卡萨布兰卡会议 1943年1月14-25日 尽管在突尼西亚境内的法国部队未能抵御德国空军和地面部队的进攻，但盟国对于在德国人能够集结重兵之前就占领整个突尼西亚抱有很大的希望。迟至1942年12月1日，艾森豪的参谋长还估计可在年底以前占领突尼西亚，而到1943年1月底就可将所有轴心国部队赶出整个北非。直到12月24日，这些希望才确定放弃。就在那一天，艾森豪很勉强地决定，在更多的给养、部队和空中掩护得以集结之前不再努力向比塞大和突尼西亚进军。这样一迟延，给了德国人以相当大规模地向突尼西亚派遣增援部队的机会，以致这个战役开始具有十分新的规模了。 但是，在1942年11月和12月初，还没有预见到这一挫折。英美战略家们以为在北非将很快地、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因而他们需要对下一步做什么作出决定。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相当棘手的。除了在北非以外，美国在其他地方都没有集中大量兵力，可以进攻德国。当7月份作出进行“火炬”行动的决定后，美军在英国的集结便突然中止了。这一集结是在1942年4月商定进行的。马歇尔将军反对使大量兵力长期搁置在不列颠群岛上，他已经相信英国人不愿渡过海峡去进攻法国北部。甚至原定担任空袭德国的美国空军第八航空队，也是慢慢才成长起来的。到那年年底，这支航空队没有在德国国土上投下过一枚炸弹，只对法国和低地国家进行过一些规模相当小的空袭罢了。 美国在兵力部署上放慢脚步使英国感到失望，同时也有点惊慌。邱吉尔担心，如果美国不坚定不移地承担对德作战的义务，那末极可能再一次把兵力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去。他知道，进行“火炬”行动的决定作出以后，马歇尔将军的计划已被否定。他也知道，马歇尔是最积极主张先击败德国这一基本战略的美国人。马歇尔原来打算在1942年进攻法国，当他眼看他的这个计划被抛弃后，他可能得出结论，认为在1943年对德战争方面可能仍旧无所作为，因而可能把美国部队调往太平洋方面的战场，这种危险似乎是存在的。 为了防止局势向这方面发展，邱吉尔开始坚决主张在1943年有可能进攻法国。1942年11月9日，也就是在北非进行第一批登陆的第二天，邱吉尔竭力劝说英国的参谋长们在1943年有必要同德国人在欧洲大陆上作战。英国的参谋长们不愿同意这一作战任务。他们主张通过进攻西西里、撒丁和义大利，结合对德国心脏地区进行的勐烈轰炸，在地中海开展“火炬”作战计划。邱吉尔预料，这种小心翼翼的战略不会使美国人感到兴趣，而且还可能激起俄国人极大的怀疑和失望。 第93页 1942年11月24日，他们得到通知，要英国准备在1943年接待不超过四十二万七千人的美国军队，这个消息证实了英国人的忧虑。上述数字表明，在下一年中被派赴大西洋彼岸的美军只不过是空军部队而已。邱吉尔立即打电报给罗斯福，问他“兜捕”计划——进攻大陆的代号——是否已经取消。11月26日，罗斯福復电说，美国人无意取消“兜捕”计划，但北非的作战必须优先予以考虑。电报的结尾说：“我们在西南太平洋承担了比我几个月前预料的要沉重得多的作战任务，但是只要船舶和其他资源许可，我们将尽可能快地继续进行“波莱罗”计划(指美军在英国的集结)。”这段话对首相说来似乎是个不祥之兆，它意味着仿佛太平洋战区可能将比欧洲战区处于优先的地位。 1942年11月，美国最高统帅部的态度是犹豫不决而且令人迷惑的。金海军上将以及美国海军中大部分人的兴趣，主要是在对日作战方面，夺取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斗仍然处于紧急关头。美国海军在对德战略方面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下面这个问题的支配：“它是否允许在1943年对太平洋战争作出更大的努力？”因此美国海军善意地倾向于建议，欧洲的全力出击应推迟到1944年再进行。美国空军将领们则希望有机会让他们证实一下战略轰炸的可能性，而且，在他们情绪较高的时候，他们还希望单独用炸弹来把德国和日本毁灭。所以，阿诺德将军也主张推迟横渡海峡的大进攻。 至于马歇尔，他相信1943年在法国登陆是不可能的。英国人不愿意着手进行这项计划，兵员和物资分往北非，以及俄国人将被逐回乌拉尔并丧失大量军事有生力量的前景(因而使希特勒有可能集中更大兵力来对付在法国的登陆)，这一切都使他感到“兜捕”计划最早得在1944年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与此同时，他还决定不再在地中海地区发动任何新的攻势。他认为任何这类行动将消耗人力和物力，可能会使横渡海峡的进攻不得不推迟到更远的时候。他的战略计划是将英美的对德进攻暂时推迟将近一年的时间，另一方面，在1943年可以抽出较大一部分美国军事力量来投入太平洋方面的战争，象美国海军迫切希望的那样。 马歇尔对中国方面的战事也非常关心。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纽几内亚丛林中对日作战遇到许多困难，这更使美国参谋总部相信自己原来的想法是正确的，那就是击败日本人的唯一经济的办法是动员中国巨大的人力来对付日本。但是要对庞大的中国军队进行装备和训练，必须首先重新打通经过缅甸的陆上交通线。对马歇尔来说，这似乎是一件比在地中海採取任何行动更为紧迫的任务。因此，他希望将北非登陆时用过的登陆艇大量调来缅甸备用，一俟1943年10月雨季结束，就开始对日本人採取行动。 罗斯福本人的意见似乎还不很明确，但是在这一年仲夏时，他比马歇尔更倾向于同意在地中海地区採取行动，他显然始终坚定地认为应该首先进攻德国。 约在12月初，两个新出现的因素使马歇尔相信他那项进攻法国的伟大计划有可能在1943 年付诸实行。一个因素是俄国人在史达林格勒的胜利，这个胜利推翻了原先广泛流行的一种看法，即红军将在1942年年底受到严重削弱。另一个因素是邱吉尔对进攻大陆的态度有了改变。 邱吉尔以其天生的乐观精神，迅速对新的战略前景作出了反应。他意识到马歇尔的情绪受到了损害和挫折，急切地想使马歇尔和整个美国最高统帅部改变态度，支持大举进攻德国的计划。同时，他很快相信俄国的力量，不再担心德国军队会突破高加索的防线，而他的参谋长们则在几星期后才相信这一点，并同意为防止德军突破高加索而驻扎在波斯的军队不再有必要留在那里了。 邱吉尔精神勃勃地着手制订一项战略计划，这项计划将充分利用在北非和史达林格勒的胜利，以促使美国人全力投入对德作战。他的计划见1942年11月25日和12月3日的两份备忘录，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在地中海中部，他主张进攻西西里和义大利，或者，把撒丁也一起包括在内。这需要将已经集结在北非的军队调来投入战斗，很可能一举把义大利永远逐出战争。在地中海东部，他希望能说服土耳其人参战。这样，在波斯的英国军队就可以用来加强土耳其的兵力，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一条战线，同时海峡对盟国船只的开放将为向俄国运送补给品开闢一条新的、更短的航线。最后，他还希望美国人同意派遣大量军队到不列颠群岛来，一俟德军因受来自地中海、东线以及逐步加强的轰炸攻势这些外围攻击而分散兵力的时候，立即在欧洲大陆登陆。他相信，欧洲被占领区的人民在英美军队的支持下将举行大规模起义，到1943年年底，有可能使纳粹欧洲的全部结构垮台。 马歇尔欢迎邱吉尔强调在1943年进攻欧洲的可能性，并希望随着俄国战场出现的新形势，以及英国人的新的(或者表面上是新的)态度，他所希望实现的计划将不再遇到重大障碍。然而，他并未改变他对于在地中海地区作战的意见，而这当然是邱吉尔建议的重要部分；但他的设想和邱吉尔的也不一样，他认为进攻欧洲大陆须要使用压倒优势的兵力，而邱吉尔则认为要使用多方面的，比较小规模的进攻，这种进攻有赖于事先削弱德国的力量，并得到被征服的欧洲民族的支持。 第94页 已经明朗化的关于未来战略的问题，要求最高一级作出决定。罗斯福十分急切地希望使俄国人，最好使史达林本人，前来同英美战略家们一起开会，解决有意见分歧的重大问题。他希望通过同史达林面对面的接触，在俄国领导人与他本人之间建立起较为良好的感情。他已经考虑到有关战后安排的一些问题，并认为在战争尚处于关键时刻，俄国人显然需要美国援助的时候，向史达林提出他的希望和计划，使俄国领导人至少保证遵守总的方针，那将是明智的。 邱吉尔远不是这么急于要俄国人来参加会议。结果，他避免了俄国人可能给他的任何麻烦，因为史达林拒绝参加苏联国境以外的任何会议，宣称即使是很短的时间，他也不能同前线失去直接联繫。史达林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直截了当地要求知道英美进攻法国的计划。 邱吉尔和罗斯福在收到史达林拒绝参加会议的通知后，立即对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等细节进行了安排。卡萨布兰卡被选定为开会的地点，时间定在1943年1月中旬。为了事先试探彼此的分歧，双方的参谋长们及其所属的顾问们在会前几天进行会晤。邱吉尔在1月12日到达卡萨布兰卡，罗斯福迟了两天，于1月14日到达。接着是一系列的会议和非正式的交换意见。直到1月25日会议才结束，美国总统乘飞机离开卡萨布兰卡回国。 这次会议的详细内容直到1952年还没有公布，但是它达成的主要决议人们是知道的，已经实现的折衷的总方针也十分清楚。总的说来，美国人同意了英国的进攻地中海地区的第一个步骤，英国人则同意了美国关于太平洋和远东的计划。双方重申了首先击败德国的基本战略，大西洋反潜艇战斗被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在会议期间这场反潜艇的战斗还远远不曾取得胜利。第二个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向俄国运送补给品。在欧洲，双方商定从三个方面对德国发动进攻，一方面是从空中，另外两方面是从海上。一俟突尼西亚战役结束，立即尽可能快地发动对西西里的进攻，其目的是使盟国船只能在地中海通航。在英国，美国空军力量将进行集结，同皇家空军一起对德进行尽可能勐烈的轰炸。与此同时，地面部队将在英国集中，目的是1943年8月或9月在科汤坦半岛进行登陆。这个计划并不是马歇尔先前所希望的全面进攻的计划，它只是“大铁锤”计划的復活，目的在于为1944年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作好准备。当然，如果在1943年年底以前德国因内部原因而崩溃的话，那么将调动一切可以抽调的兵力前往欧洲大陆。 在1943年进攻大陆的准备工作，与其说是一项坚定而明确的计划，不如说是带有点虔诚希望的性质。英国人对这项任务的看法当然就是如此，他们并不对美国人隐瞒自己的这种态度。突尼西亚战争进行得不够理想这件事，使雄心勃勃的进攻欧洲的计划至多也不过只是一种尝试，双方也没有努力协商推选一个司令官。然而，在会议结束后不久，陆军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领导下的一批参谋人员便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小组，详细制订这项拟议中的作战计划。 英国第八集团军的节节胜利，使艾森豪将军和亚歷山大将军指挥下的两条战线彼此越来越接近了。因此，需要对他们之间未来的关系作出新的规定。尽管英军在数量上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邱吉尔欣然同意由艾森豪继续担任最高统帅，不过任命亚歷山大为艾森豪的副手，接管全部地面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在地中海和北非作战的海、空部队，也指派英国人负责指挥。保留艾森豪最高统帅职位的决定，一半是由于希望美国保持对地中海的兴趣，一半也是由于避免得罪法国，因为法国人不愿直接处于英国的指挥之下。 至于对日战争，英国全盘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双方同意对日本控制地区四周发动一系列平行进攻。已经在索罗门群岛和纽几内亚沿岸进行的攻击，将分别推进至腊包尔和帝汶岛。此外，还将横贯太平洋中部对特鲁克岛和关岛发动进攻。在北太平洋，则将进攻阿留申群岛中两个被日本人占领的岛屿。最后，将在缅甸发动一场由中、英、美三国部队联合进行的战争，以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陆上交通线。 英国不仅同意这项多方面的对日进攻计划，而且还确认了这样一项原则：有关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决定，将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单独作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权力仅限于分配对日作战的补充兵力。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商定的战略决定，并没有使所有方面都感到满意。俄国人认为把在法国登陆的行动推迟到1943年8、9月份是一种诡计：把战争的主要担子放在红军身上，让英美军队坐享胜利的主要成果。当突尼西亚的战斗陷入胶着状态时，史达林很快对英美方面是否具有诚意感到怀疑。美国人则认为英国同意他们关于法国和太平洋的计划仅仅是口头上的，对于未来战略的长时间的争论并没有达成什么有实际价值的协议。然而，英国方面则感到他们已经使美国人看见了欧洲战区的某些现实，并相信计划在1943年完成的战略任务，同盟国可以提供的资源是非常相称的。 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出现了三个主要的政治问题。一个是法国问题。象上文所提到的，罗斯福和邱吉尔试图使吉罗和戴高乐达成一项关于法属北非事务的协议，但是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第95页 可是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却使战争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那就是制订出英美人都能接受的受降条件。罗斯福在来到卡萨布兰卡时便已经打算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一“无条件投降”——作为盟国向他们敌人提出的唯一条件。早在1942年1月7日总统离开华盛顿来参加会议之前，他已经把他的这个意图告诉了他的军事顾问们。总统在卡萨布兰卡同邱吉尔会晤以后，在会议过程中很早就向首相提出了这个口号。1月20日，邱吉尔询问英国内阁是否同意向德、日提出“无条件投降”。第二天，他收到内阁的答覆，同意这一原则，但认为义大利也应包括在内。邱吉尔本人原来急于诱使义大利求和(他认为这样对扩大地中海攻势最为有利)，因此他希望任何“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都把义大利除外。结果，他使这件事搁置起来，可是罗斯福的想法却不一样，他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只有彻底消灭德国和日本的作战力量，和平才会来到这个世界。……消灭德、日、意的作战力量，就是要德、意、日无条件投降。那也是对未来世界和平的合理保证。这并不意味着要毁灭德、意、日的人口，但却确实意味着要摧毁那些国家中以征服别国人民为基础的那种哲学。 这个声明使邱吉尔感到惊讶和不快，他原以为总统已经放弃了这个主意，至少暂时是放弃了。但是，他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后来，他自己也贊成了这个方式。同时，象罗斯福在他原来的声明中所说的那样，他解释说，“无条件投降”将不对战败国人民施加不公正的惩罚。 与这一步骤联繫在一起的有两个问题，只能通过揣测来加以回答。第一，为什么罗斯福使用了“无条件投降”这个词，并一直坚持到他逝世？第二，这对于德、意、日的抵抗意志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罗斯福的动机大概是三方面的。第一，他极力想避免对德国人作出类似他的前任威尔逊在“十四点原则”中所作的详细和慷慨的允诺。他希望避免一切可能，使将来某个德国领导人可以宣称——就象希特勒曾经宣称的那样——德国从来也没有真正被战败，只是由于德国人轻信了某些虚假的允诺，才解除了武装。第二，也许是更重要的考虑：与达尔朗的交易已经使美国某些新闻记者预言(并谴责)，可能与戈林、巴多里奥或近卫这样的人作成类似的交易。罗斯福怕盟军同沾染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或日本帝国主义的人做交易，他急于要消除这种忧虑，而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似乎是一个办法。第三，罗斯福也许一心要对俄国人作戏剧性的证明：西方盟国将作战到底，决不会考虑单独议和，使德国人得以无所约束地与共产主义作战。 尽管“无条件投降”对盟国阵营说来是一个很好的战斗口号，并可利用来推迟考虑有关战后政策和大国关系等棘手的问题，但它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举例来说，这个词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当义大利、德国、日本依次投降的时候，不可能没有条件：相反，投降书及有关文件开列了一整套条件，从有关各方部队应立即採取的步骤，到长期的关于盟国占领军方面政治和行政权限的规定。投降牵涉到几百万军队和一整套现代政府机器，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其性质也不可能是无条件的。不管战胜国愿不愿意，它和战败国之间必须作出行政关系的安排。这个反对意见也许是一种诡辩，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然而，重要的是“无条件投降”的提法会使公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使政府官员们——包括罗斯福本人在内——忽视这种需要：预见并计划战争结束后在战败国内的各项安排。 更加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口号对敌人的抵抗意志所产生的影响。毫无疑问，轴心国的宣传家们尽力地对“无条件投降“这个词加以利用，以激励公众的决心。要确切估计这些宣传家从盟国这一要求所产生的讨厌的副作用中能获得多少成功，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不难相信，如果不是由于“无条件投降”这个冷酷无情的口号(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使德国将领们的秘密集团感到泄气的话，否则在诺曼第登陆以后，几乎在任何时候他们都可能取代希特勒，并向盟国求和。但实际上，罗斯福提出这个口号的部分意图，也正是要防止出现上述情况。同达尔朗(以及以后同巴多利奥)达成秘密协议的经验，使总统不想同任何象德国军官团那样的集团作交易。他不愿接受希特勒德国内部唯一可供选择的那些掌权者，宁愿将改组德国社会和挑选新统治人物的问题推迟到更远的将来。因此，可以加以责难的与其说是“无条件投降”这个口号，不如说是这个口号后面的态度，因为它可能会使欧战延长下去。 日本的例子提供了十分明确的证据，说明由于“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使战争推迟了几天才得结束。当决定性时刻到来的时候，杜鲁门不再追随罗斯福对德国实行的政策，而是同日本天皇谈妥了条件，并利用天皇的权力为占领和管理日本提供方便。 德国和日本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拿这两个国家进行直接的对比是不太明智的，试图对罗斯福的口号是否高明作出任何判断，也许同样是愚蠢的。包括史达林、邱吉尔、艾森豪在内的各种重要人物，在各种时刻，试图劝说罗斯福修改当初在卡萨布兰卡提出的要求，但总是遭到拒绝。“无条件投降”这个口号自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提出以后，就变成了大联盟主要的、直接的战争目的。它趋向于取代早些时候盟国在诸如大西洋宪章上所制订的战争意图的定义，并使之黯然失色。 第96页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出现的第三个政治问题是，土耳其今后在战争中将充当何种角色。根据邱吉尔的战略计划，需要土耳其人加入盟国方面，但美国人不愿採取任何积极的行动来促其实现。马歇尔等人担心开闢巴尔干战线必将导致人力和资源的消耗，有些美国人也怀疑邱吉尔是想使用美国的人力和物资在地中海地区建立一个英国势力范围，作为一种对俄国的平衡力量。然而，土耳其军队的助战以及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开放会给盟国事业带来的实际利益，这简直是不能否认的。因此，在卡萨布兰卡商定，英国人可以在土耳其便宜行事，以便尽一切可能使土耳其人参战。 邱吉尔立即决定亲自出马，试图说服土耳其人按照他的计划行事。他能够迫使英国内阁勉强同意他的计划。然后等卡萨布兰卡会议一结束，他就动身东行，往埃及和阿达纳去，他安排好同土耳其总统伊斯麦特·伊诺努在那里会晤。会议于1943年1月30-31日举行。邱吉尔表示愿意向伊诺努提供军事物资，并提出如土耳其一旦参战将能立即获得特别部队的支援，最终并将获得驻波斯和叙利亚的英国部队的支援。伊诺努及其土耳其同事乐于接受军事物资，尽管邱吉尔竭力想使他们相信：一个战后的国际组织将能保证土耳其抵御可能来自俄国的任何威胁，尽管他竭力向他们证明，土耳其在战后世界上最安全的地位莫过于能厕身于战胜国之列，把它的军队和英国军队安安稳稳地驻扎在巴尔干各国，土耳其人却仍然拒绝作出参战的保证。邱吉尔只好在他的伟大计划未能实现的情况下离去，但他对能够建立英国-土耳其联合军事委员会一事，还是满意的，因为可以依靠这个机构以物资加强土耳其军队，并增强英国在土耳其政府的会议上的影响。达成的协议成果要比邱吉尔原来所希望的为小，但邱吉尔还是不肯放弃他那个诱使土耳其参战的计划。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的军事决定只有一部分付诸实行了。在地中海，对西西里的进攻是按照计划进行的。在太平洋，日本人结果比原先所想像的要顽强，而在缅甸，夺回它的尝试很可悲地失败了。在卡萨布兰卡，英美之间战略上的意见分歧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也未为1943年余下的日子订出双方必须严格遵守的计划。结果是一种妥协，这种妥协写在纸上的比参加会议者心中愿意接受的要广泛得多。不过，对最近将来的打算还是达成了协议：进攻西西里，已在索罗门群岛和纽几内亚发动的攻势将继续下去。在船只不足的问题得到解决和突尼西亚的结局变得明朗以前，任何长期计划必然会受大量不定因素的影响，以致对什么也不能明确地作出决定。因此，似乎可以公平地说，一切能够明智地去做的事，当时全已经做了。 (2)同苏联协商还是争吵？ 1942年11月-1943年7月 如同以往一样，俄国同西方盟国关系的冷热主要是随着1943年上半年的军事事态和战略决定而转变的。史达林所要的是在欧洲开闢第二战场，他担心的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袖手一旁，不全力以赴地打仗，等待德国和俄国彼此在战场上精疲力竭。史达林对罗斯福和邱吉尔的举动是随着西方国家的军事行动和政策是符合他所希望的格局还是他所担心的格局而变化的。苏联对英美的热忱的一切主要变化，完全能够直接同军事形势的变化联繫起来。 在听到进攻北非的消息后，史达林发表了一个表示欢迎的声明。他在声明中把这件事说成是： ……一件意义极为重大的突出事件，它显示出盟国武装部队的成长，并为意德联盟在最近的将来日趋瓦解展开前景。…… 要估计这个战役已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减轻了对苏联的直接压力，目前还为时过早。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效果是不会很小的。…… 但是史达林没有错过重提第二战场这个话题的机会。他从北非登陆战役中预见到的利益之一是：“……该战役将为在更接近德国各重要中心的欧洲地区开闢第二战场创造先决条件。……” 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的决议是在一份由罗斯福和邱吉尔于1943年1月26日联名发出的电报中对史达林宣布的。电报的措词显然很含煳，仅仅告诉史达林说，他们当前的意图是肃清北非，然后“尽早地在地中海地区开始大规模的水陆两栖军事行动”。关于第二战场，这份电报只说英国和美国军队将“准备在切实可行的时刻重新进入欧洲大陆”。 很自然，史达林要求知道更多的细节。作为答覆，邱吉尔在2月初就把进攻西西里的决定告诉了史达林，并用下面这段话来描述进攻欧洲的计划： 我们还在我们的资源许可的范围内，加紧准备在8月间进行由英美部队参加的横渡海峡的军事行动。在这个问题上船只和突击用的登陆艇又是限制的因素。如果这次军事行动由于天气或者其他原因而推迟的话，我们将准备加强兵力以便在9月间再进行。什么时候进行这次袭击，当然要看德国那时在海峡对岸的防御情况而定。 史达林在1943年2月16日的答覆中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我认为目前的局势要求尽最大可能加速拟议中的行动，那就是说，要求比所说日期早得多就在西方开闢第二战场。为了不使敌人获得任何喘息的时间，在春季或初夏从西方发出打击，这是极为重要的。…… 第97页 正当交换上述信件时，美军在突尼西亚的卡塞林山隘遭到挫败。这次挫败招致一些英国记者和别的一些人严厉批评美军缺乏训练，并使史达林想到，西方盟国正在退缩，并不真正急于结束突尼西亚战役。此外，德国人于2月21日在俄国南部前线发动了一次反攻，于3月12日重新占领了哈尔科夫。史达林把这次挫折归因于德国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调来的增援部队。他觉得如果有一个较为积极的盟军攻势把德军牵制在西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史达林在1943年2月23日红军建军节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发布的节日命令中反映了他的不满和不信任。命令中并未直接提到西方盟国，但却有着如下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鑑于在欧洲没有第二战场，红军独自肩负着战争的全部重担。”在随后的一段话中，史达林把红军的任务说成是把德国人追至“我国的西部国境”。把这句话同上述命令里自始至终对西方明显地缺乏热忱的言词结合起来看，英美有些人士担心，一旦德国军队被逐出俄国国土后，俄国人可能立即同希特勒媾和。 但是，在随后的几星期中，关系却变得较为友好了。这是因为德军的反攻在3月中旬结束，俄国前线出现了一段沉寂时期。这种暂时的静止状态一直延续到7月5日。同时，西方政治家的活动和盟军在突尼西亚的活动都使史达林安心。邱吉尔在3月11日答应史达林，如果德国人是被充分削弱了，西方盟军将于1943年8月前打过海峡。此外，英国第八集团军于3月20日发动攻势，突破了突尼西亚南部的马雷特防线，而盟军在突尼西亚北部的进展，虽算不得波澜壮阔，却也同等重要。这些显示出西方国家并不打算继续在北非按兵不动，坐观俄国人和德国人互相杀戮，流尽鲜血。 俄国人3月间较为高兴的心情从他们对一项批评的反应上便显示出来了。这项批评是美国大使斯坦德利海军上将提出的，他指责俄国人不公布他们根据租借协定从美国得到的援助。1943年3月8日，斯坦德利对一些新闻记者说，“哄骗美国人从口袋里掏出数以百万计的钱，使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帮助俄国人民，而同时俄国人民却又不知道这件事”，这是不公正的。这项指责很快就产生了结果。3月11日，李维诺夫大使在华盛顿发表演说，赞扬了美国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给俄国的援助。俄国报刊全文登载了这篇演说，对租借法督办斯退丁纽斯的一篇报告也是一样，他在报告中列举了已交付给俄国和其他国家的货物数字。 当邱吉尔于1943年3月30日通知史达林，说到俄国北部的船队在秋季以前将暂停航行时，史达林答覆中的语气是温和的。盟军在突尼西亚的推进和对德国进行勐烈轰炸的消息，以及增加经由波斯运交物资的保证，又一次使史达林在同英国首相的函电往来中使用了亲切的语调。 这种重新恢復的热忱反映在史达林为纪念 194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发布的节日命令中。他提到盟军在突尼西亚的推进和对德国的轰炸，认为这“预示着将在欧洲开闢第二战场”，他还宣称从东西两方的打击已第一次汇合成了对抗希特勒的一股联合的盟国力量。在上述命令较后的一段中，史达林效法罗斯福和邱吉尔，要求以希特勒德国的无条件投降作为欧洲和平的唯一基础。 1943年4月底爆发的一次波兰人和俄国人之间的新的公开的争吵，当时并没有严重影响到盟国大国之间新出现的亲切关系。这至少部分是由于德国的电台和宣传机关对促成俄波争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德国人宣布他们已在卡廷发现一处万人冢，葬有数千具遭俄国人屠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时，伦敦的波兰人禁不住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查。波兰人有很长时期一直找不到1939年被俄国人俘虏的大批军官，当波兰战俘被释放后在俄国国土上组成波兰军队时，这批军官也没有重新出现。因此，波兰当局很有理由想知道，这些失踪的人究竟出了什么事，但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眼中，波兰人似乎是上了德国宣传的当，他们这样做是在盟国关系中引起混乱。因此，当苏联政府在1943年4月26日断绝同波兰的外交关系时，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非但拒绝站在波兰人一边进行干预，而且还对波兰人如此恶劣地分裂盟国队伍感到真正的不快。 西方盟国在波兰问题上的克制可能已使史达林受到鼓舞，认为他这方面作出的和解姿态也许可以为他赢得东欧方面的重要让步，这种让步在1941年和1942年英苏同盟进行谈判时曾遭到拒绝。不论怎样，在1943年5月中，俄国人採取了两项新的友好步骤。 5月22日，第三国际解散了。为了不使任何人忽略它的重要意义，六天后史达林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明这个行动除了有其他好处外，还有助于促使“各国爱国人士联合所有爱好自由的人民组成一个单一的国际阵营这项工作”。西方各国的官方不敢贸然相信第三国际的正式取消将会使全世界共产党活动发生任何真正的变化，但是这个行动一般都被解释为意在消除妨害俄国同别国建立良好关系的一个长期刺激性因素。 当第三国际宣布解散时，作为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约瑟夫·e·戴维斯正在莫斯科。他奉派出使是要向史达林力陈同罗斯福个人会晤的必要性。罗斯福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他同史达林会晤时邱吉尔不在场，那可能更便于建立一种亲切的个人关系。他认为可以在以后举行三大国会议时再让邱吉尔参加进来。当戴维斯提到个人会晤的问题时，史达林起初持怀疑态度，但是最后他同意于1943年7月15日同总统会晤，如果发生预见不到的军事情况，迫使会晤延期，日期的推迟也不应超过两星期。这使罗斯福大为欣慰，因为自1942年春季起，他就一直试图安排同史达林会晤了。当时邱吉尔显然被蒙在鼓里，直到后来才告诉了他，不过他对这样一个建议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不难想像的。 第98页 当史达林于1943年6月初获悉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会议”已决定把进攻法国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时，俄国同西方的友好关系就突然遭到了破坏。这个消息导致史达林谴责西方大国不守信义。接着，史达林同邱吉尔互发了一些措词尖刻的电报。史达林召回了驻伦敦和驻华盛顿的大使，而罗斯福同史达林的会晤也给推迟了。1943年7月13日，在俄国成立了自由德国委员会，这件事对改善关系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看来仿佛俄国人正在为战败后的德国筹划一个傀儡政权。7月5日，等待已久的德国人的夏季攻势开始了，这更增加了俄国人的恶感。红军又一次单独面对着德国人，看不到从西方迅速获得支援的前景。 (3)“三叉戟会议”和阿尔及尔会议 1943年5月12-31日 进攻西西里的决定是在突尼西亚战役的结局还不能预见的时候在卡萨布兰卡作出的。要在突尼西亚作战的同时制订进攻西西里的计划，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有关各司令官和各军种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艾森豪一度曾建议推迟或放弃这项计划，但是邱吉尔却使罗斯福相信，在即将来临的夏季，除了入侵西西里，没有其他军事行动能够牵制德国和义大利军队而又能帮助俄国了。因此，艾森豪的疑虑没有能占上风。 制订进攻西西里的计划之所以发生困难，部分是由于英美之间对未来战略的基本意见分歧在卡萨布兰卡并未充分并坦率地得到解决。马歇尔和艾森豪仍然认为，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应当保持在小规模的水平上，主要力量应集中于准备尽快对法国北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相反，邱吉尔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则认为西西里战役应当是进攻义大利的前奏，而把经由土耳其和跨越亚得里亚海对巴尔干半岛进行的两面夹攻作为进一步的目标。他们认为，地中海战役应当优先于为横渡海峡的进攻而作的准备工作。 亚洲战场上同样存在着尚未解决的分歧。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曾经同意在1943年着手把日本人赶出缅甸。这项军事行动的第一部分是沿着孟加拉湾往下发动一场指向若开的有限攻势，但是1943年1月，当英国和印度军队开始前进时，他们遭到了困难，到5月，日本人已成功地把他们赶回到大致是原来的战线上。由于这次进攻失败，中国人在缅甸北部的一次攻势也相应地取消了，因为它原来是计划同若开战役的较后阶段配合进行的。 1943年春季没有能成功地发动缅甸战役，这加剧了亚洲战场上各处迴响着的冲突。韦维尔将军统率的英国人，史迪威将军统率的美国人和蒋介石统率的中国人，互相猜忌，互相厌恶。此外，美国驻华空军司令克莱尔·陈纳德将军又同史迪威剑拔弩张，势不两立。陈纳德认为，如果能把那些能够空运到中国的有限物资用于建立一支强大的轰炸力量，对日本的战争就能取得胜利，并不需要在缅甸丛林里进行代价高昂和困难重重的地面战斗。相反，史迪威则相信，一旦以中国为基地的轰炸开始使日本受到损害，日本的地面部队就会立即占领这些空军基地。他认为只有在中国地面部队已被训练和装备得能同日本军队旗鼓相当地作战以后，才能成功地发动一场巨大的空中攻势。为此，在史迪威看来，夺回缅甸北部和重新打通同中国的陆上交通，还是和以前一样必不可少的。 当突尼西亚战役趋向结束时，邱吉尔为他同美国人之间缺乏牢固的协议变得相当关切。他的第一项行动是试图安排在阿尔及尔举行一次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那时他们就能同艾森豪和地中海地区的其他司令官当面商量了。但是美国人却不同意，因此邱吉尔决定他必须再一次到华盛顿去。这次会议从1943年5月12日持续到25日，代号叫做“三叉戟”。 同往常一样，邱吉尔的战略计划是会议开始前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合作很清楚地制订出来的。英国人消极地想要说服美国人取消对缅甸的进攻并放弃在1943年发动一场横渡海峡的全面进攻的希望。由于这两项计划是马歇尔最为珍爱的，邱吉尔认识到，如果他过于斩钉截铁地拒绝，将会产生极坏的印象。另一方面，事态的发展已经使上述两项军事行动中的任何一项完全不可能及时作好准备了。突尼西亚的战斗已经进行得比原来预计的要久。在坏天气到来之前，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船只可以把一支庞大的美国部队运送到不列颠群岛上来，以便于1943年进攻大陆。同样地，在缅甸初步的失败也已经使把日本人从缅甸肃清的计划变得不可能实现，除非能大大增加分配给那里的物资和部队。 邱吉尔的积极的计划是，通过进攻义大利和採取有力的步骤促使土耳其参战来把地中海地区的攻势进行下去。他的论点是令人信服的。在盟军现有的部队大量集结在北非和中东的情况下，他们在1943年并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做；如果在攻占西西里后停止作战，那就会使俄国人在整个1943年夏末和秋季肩负着对德作战的全部重担。 在亚洲，邱吉尔已经制订出一项全新的战略。他建议对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进行水陆两栖的攻击，而不试图通过陆上作战把日本人逐出缅甸。据这位首相说，这个计划的优点是能够避免日本人最擅长的丛林战，而且还能从日本手里夺回一些宝贵的资源。但是在能够发动这样一场战役前，必须增加印度洋英国舰队的实力，而这只能来自地中海，只有当义大利舰队被摧毁或被迫投降时才有可能。 第99页 英国人的建议同美国人的计划之间的冲突是针锋相对的。同以前几次会议的情况不同，美国人这次来参加“三叉戟会议”是经过很好准备并统一了意见的。1943年3月，在华盛顿举行过一次太平洋军事会议，草拟了击败日本的主要计划，这项计划准备在“三叉戟会议”上提交给英国人。这项计划实质上是一个围攻香港的巨大钳形运动。美国人将横渡太平洋，跳岛作战，沖向中国南部的海岸。英国人同中国人一起则将肃清缅甸的敌人，然后在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进行骚扰性袭击。同时，供应中国军队的物资将通过重新开放的滇缅公路来递交。一支巨大的战略空军将在中国建立起来。然后，中国人发动的一次强大的陆上攻势将在香港地区把日本人赶到海里。在美国海军部队和中国地面部队这样在香港会师以后，盟国将从这个有利的地位发动对日本本土的最后进攻。 至于对德战争，美国人重申了他们对横渡海峡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信念，不过他们承认，在1944年春季前不可能准备好这样一次进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和罗斯福开会决定，美国政府在“三叉戟会议”上的主要目标是，迫使英国人对横渡海峡的进攻承担一项明确而不容更改的义务，保证这项进攻“将在最早的切实可行的日期进行，并应在1944年春季以前为这样一次军事行动作好充分准备”。使英国人接受美国的太平洋计划，是一个第二位的但几乎是同样重要的目标。 “三叉戟会议”举行时，双方在许多较小的问题上没有不一致的地方。大家毫无异议地商定通过外交途径，或者在必要时通过武力从葡萄牙取得亚速尔群岛作为海空军基地。这项工作分派给了英国人，他们在1943年10月通过谈判取得了期望的结果。大家同样毫无异议地商定，应当大大加强对德国的轰炸，并应作出特别努力，轰炸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 然而，在一些主要的战略问题上，会上的讨论是冗长的，有时是激烈的。美国人不愿同意地中海地区的进攻，怕它可能会再一次推迟横渡海峡的攻击。英国人几乎同样顽固地拒绝同意1943年在缅甸採取进一步的行动，而且很清楚地表明，他们认为美国人相信中国兵的潜在战斗力是一种幻觉。尽管如此，在1943年5月23日前还是达成了一项不明确的妥协。美国人同意了一段措词含煳的地中海地区政策的规定，其内容如下： ……将训令北非盟军总司令作为紧急任务，利用“赫斯基行动”[指进攻西西里]，计划出最有可能使义大利退出战争并牵制最大多数的德军的作战行动。至于在各种具体的作战方案中採用哪一种并在以后加以实施，那将留待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去决定。 这几乎意味着什么决定也没有作出。艾森豪负责制订计划，但这些计划是否付诸实行却有待于将来的决定。尽管如此，对英国的地中海计划来讲，这仍然是一个打开局面的楔子。邱吉尔深知，形势和时间的推移都对他有利。由于在地中海地区的部队大部分是英国的，在决定这些部队的使用时，自然应当优先考虑英国政府的愿望。此外，马歇尔和他的同僚也很难替以下的战略进行辩护，就是使地中海地区盟军在1943年夏末和秋季一直闲着无事，而让义大利处在盟军炮口之下，等待入侵。 在缅甸，地面战斗的计划被推迟到1944年。在这期间，先集中力量修建一些空军基地，使轰炸机能袭击日本在缅甸的驻军，并能以大大增长的规模组织对中国的空运。美国人希望，这将足以使中国人继续作战，还将使得在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能袭击日本本土的战略空军成为可能。 就这样，英国人在缅甸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而美国人则在地中海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但是在美国人眼里的关键性问题却是，要英国人同意1944年春季在法国登陆。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的几个月中，为这样一项军事行动制订计划已经有了进展，但如果要使法国北部的登陆成功，在人力和装备两个方面究竟需要些什么，依然十分模煳。尽管如此，马歇尔将军和他的美国同僚还是极力敦促作出一个切实的决定，并希望为横渡海峡的进攻先定出一个明确日期。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根据原则拒绝承担过分长远的义务，而宁愿把注意力集中在即将在地中海地区展现的新机会上。结果是一项妥协。双方同意在英国集结部队和物资，“其目的是发动一次以1944年5月1日为预定日期的军事行动，以求在欧洲大陆上获得一个能从那儿发动进一步进攻的立足点。”总共有二十九个师奉命担任这项任务，其中有七个师将来自地中海地区现有的部队中。此后不久，就给设想中的这一行动起了一个代号，叫做“霸王”计划，尽管计划以后几经修改，这个代号却一直持续到1944年6月最后进攻那天。 然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接受“霸王”计划是有重大保留的。他们认为，英美部队必须赢得无可争议的空中优势，同时还必须决定性地击败德国的潜艇，然后才能成功地进攻法国。而在1943年5月，这两种情况一种也还没有实现。同时，英国人认为最好还是利用地中海地区可能展现的机会，而不去集中所有的力量为大规模进攻作准备，因为除非先对“欧洲堡垒”的南翼进行骚扰性攻击，使德军兵力分散，否则这种进攻最后可能会证明是办不到的。英国人担心，如果不在地中海地区发动强有力的进攻，美国人的进攻计划将是危险的、轻率的和不成熟的，然而马歇尔顽固地坚决要他们答应在规定的日期发动进攻，他们又迴避不了他的要求。因此，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只好勉强地签字，同意“霸王”计划的集结优先于地中海地区的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第100页 这些决定远不能使英国首相感到满意。当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于5月24日向“三叉戟会议”的一次全体会议提出他们的结论时，邱吉尔雄辩地为进攻义大利进行辩护，并用他通常乐观的调子描绘了这样一个步骤对巴尔干各国的影响。但是美国人很固执，他们一点也不肯更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达成的协议。第二天，即5月25日，邱吉尔暂时认输，于是“三叉戟会议”就在接受了5月23日的战略决议的情况下结束了。 美国人不愿同意进攻义大利，这当然是由于他们认为这一步骤将会使“霸王”计划不能按时间表进行。马歇尔坚决相信，在军事上“霸王”计划是赢得对德战争的最好的捷径。他认为，任何其他的战略都会不必要地延长战争。在美国参谋长们看来，英国人坚持在地中海地区採取行动似乎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军事目的，而邱吉尔的在苏门答腊和马来亚进行水陆两栖作战的计划也是这样。 英国人对“霸王”计划有着真正的军事上的反对理由，他们担心会重新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支配着西线一些战役的那种屠杀，并会陷入1915-1918年那种无益的阵地战，但这对美国战略家们不起什么作用。他们不大相信这些担心，认为这是用来掩饰英国战略的真正政治动机的假面具。在美国人制订战略计划时，他们背地里经常有一种怀疑，担心英国人会利用外交手腕，骗美国人用人力和物资来支持和扩大英帝国及其势力。这种担心使美国人更加固执地坚持那些由他们拟定的计划。由于需要美国的援助，邱吉尔和他的同僚经常不得不作出让步，至少在口头上同意美国的建议，但是他们能够阻挠，并且也阻挠了那些他们所不贊成的计划，同时却促进其他那些他们所贊成的计划，用这种稍微间接的方式，他们得以对事情实际的发展施加很大的影响。 盟军在义大利战役中的那种迂迴推进的方式，为英美战略家之间这种多少不自在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子。尽管邱吉尔在“三叉戟会议”上遭到了挫折，他仍然不准备放弃他的进攻义大利的计划。他首先希望能使马歇尔将军转向他的观点，因为马歇尔是美国方面反对在地中海地区进行冒险的主要人物。因此，邱吉尔邀请马歇尔和他一起到阿尔及尔去同地中海地区的一些盟军司令官商谈。马歇尔答应了，就和这位英国首相一起乘飞机到北非去。他们于1943年5月29日到达。 不出邱吉尔所料，他发觉地中海地区的那些美国司令官远比他们在华盛顿的上司乐于进攻义大利。艾森豪的意见是，如果占领西西里证明是比较容易的话，那末这个战役就应当毫不停顿地继续下去，直到横渡墨西拿海峡打进义大利南部为止。然而，马歇尔不打算仓促同意。他争辩说，在进攻西西里的结果明朗化以前，不应当作出任何决定，并认为替代进攻义大利的另一办法是在1943年最后几个月中强占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在他看来，攻打这两个岛的战争有其有利之处，一旦占领以后，只需要少量驻军就能保持战果，而义大利战役的结果将形成一条战线，为了稳固地维持这条战线，就将损害为横渡海峡的攻击而进行的大量集中。 在邱吉尔和英国人这方面，他们是很谨慎的。他们否认有把地中海地区的军事行动扩展到巴尔干各国的意图。邱吉尔把进攻义大利作为一个完全附属于“霸王”计划的战役提出来，说这个战役的范围限于亚平宁半岛南部的一些目标。同时，英国发言人仍然希望，义大利可能会投降。在这种情况下，战线就可能会向北跃进，一下子进到波河，或者甚至进到阿尔卑斯山麓。 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决定。艾森豪同意，他将制订一些利用西西里战果的计划，等时机到来时，他不但将把这些计划送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而且将把根据形势发展而作出的具体建议也送去。邱吉尔对这个结果尚感满意。他意识到，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司令官是希望朝前推进到义大利境内去的，而且，就象他在给伦敦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只要稍有耐心，我们英国人大家又意见一致，可能会获得所期望的解决办法的。” 至于欧洲方面，“三叉戟会议”和阿尔及尔会议的结果竟然比在卡萨布兰卡达成的协议要切实得多。理由之一是，有了在北非取得胜利的背景，而且盟军可以支配的物资、船只和受过训练的人力也日益充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盟军能够订出一些较为稳固的计划，能够迫使德国人继续採取守势，并能越来越随心所欲地打击敌人。英国人不再十分担心美国人会从欧洲撤出他们的主力部队去打日本了。他们希望，依靠形势的发展，依靠他们自己的军事外交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可能性和障碍的较为正确的估计，他们将能使美国人转而接受他们所制订的战略的主要纲领。美国人则觉得，英国人不愿同意他们的战略计划是可以用充分生硬的态度来克服的。尽管他们仍然十分警觉，惟恐英国人用狡猾的手段把他们引向歧途，他们还是认识到，使这两个国家团结起来的最终目标的一致性。 但是，在亚洲和太平洋方面，形势却同举行卡萨布兰卡会议时没有多大不同。在华盛顿，没有取得十分有效的一致意见，而英国人、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会上继续激烈地进行争吵。由于中国在钳形攻势中一个钳的任务已被取消，“三叉戟会议”上商定的用来打倒日本的那项宏伟的计划就必然要作出根本性的修改了。 第101页 “三叉戟会议”的决议使俄国同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大为紧张。尽管英国人同美国人在有关“霸王”计划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和，双方还是同意：在1943年余下的几个月中不能在法国建立第二战场。对史达林透露这个消息，肯定是一项棘手的任务。邱吉尔和罗斯福觉得很难起草一份电报，用最完美的措词把这项决定告诉史达林。结果，最后的电报稿是马歇尔拟完的。尽管盟国的领袖们在用词上花了力气，想使这个消息听起来愉快一些，但史达林在接到这个消息时，还是大为愤怒。接着，象我们上文所述的那样，就出现了一段疏远的时期。 (三)进军义大利 (1)盟国对墨索里尼被推翻的反应 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部队是在1943年7月9-10日夜间入侵西西里的。义大利士兵并未进行多大抵抗，尽管他们是在保卫祖国的国土，而当地居民则普遍欢迎盟军。然而，在西西里的德国部队却以一贯的本领进行了战斗，并成功地退到了该岛的东北角。在那里，他们通过一系列顽强的后卫战斗进行自卫，直到8月17日，全体都渡过了墨西拿海峡，到了义大利的本土。 对西西里的进攻在盟军面前出现了一个对一部分敌国国土进行管理的问题。在北非，民政管理工作曾由于法国官员的暖昧身分——登陆前是中立国公民，登陆时是敌人，几天后又成了朋友——而变得复杂化。在西西里，盟军面前没有出现这类复杂的情况，他们事先就决定应把担任公职的法西斯分子全部清除掉。由于让维希方面的法国官员在北非留任，罗斯福曾遭到麻烦，他急于想避免再发生这种情况。这时他只好求助于过去打算处理法国事务而没有用上的主意，就是暂停政治活动直到战后为止。 用来行使盟国管理平民的职权的机构叫做占领区盟国军政府(amgot)。根据原来的设想，它的任务仅仅是军事方面的，要求由陆军军官组成的一些工作班子，能够保障战斗部队后方的治安和秩序，能够保持交通线畅通无阻，并且统管当地事务，以便促进“有关未来作战的盟军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西西里战役的司令官亚歷山大将军被任命为西西里的军事总督，而盟国军政府本身则由一个英国军官和一个美国副手掌管。 最初，西西里的盟国军政府倒能相当顺利地进行工作。当盟军穿过这个岛屿向前推进时，他们进入了一个实际上等于政治上真空的地区，军政府工作班子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象粮食供应、环境卫生、抢劫行为等。然而，在进攻义大利本土时，义大利政府投降了，这就带来了类似在法属北非出现的、曾使盟军烦恼的政治上的混乱。 英美的战略意图是不太明确的。根据1943年5月在“三叉戟会议”上作出的决议，艾森豪的任务是制订“使义大利退出战争”的计划，但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以前，他却无权把这些计划付诸实施。此外，艾森豪也完全无权作出任何政治上的决定。罗斯福和邱吉尔要把制订关于义大利政策的权力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只把最低限度的处理权留给他们在战场上的军事代表。结果是在地中海地区盟军司令官之间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混乱和无所适从，他们干的时候毫无把握，不知道他们的上级是否会批准他们的建议。 然而，比起义大利本身的混乱来，盟国阵营中的混乱就算不上什么了。对义大利人来说，这场战争差不多从一开始就打得不好。他们在北非损失了大量的兵员。对德国人的憎恨是普遍的，但同时在义大利却驻有许多德国部队，足以使义大利人想自行作主并摆脱希特勒成为一件困难而危险的事。然而，这正是盟国要求义大利人做的。1943年7月16日，由邱吉尔和罗斯福联合发出的一份文告对义大利广播了，其部分内容如下： 保全义大利的唯一希望在于向联合国家的具有压倒优势的部队作光荣的投降。如果你们继续容忍为纳粹邪恶势力效劳的法西斯政权，你们必将自食其果。…… 让你们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义大利人究竟应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而死呢，还是为义大利而生，为文明而生。 “光荣的投降”听起来要比“无条件投降”好得多。当然，这是事先计划好的。义大利人的低落的士气，困难的军事形势(义大利军队有一半驻在巴尔干各国，而希特勒不让这些军队回来协助保卫他们的祖国)，以及盟国的心理攻势，这一切都有助于促成1943年7月25日的军事政变，这次军事政变把墨索里尼赶下了台，由皮耶特罗·巴多里奥元帅取代他成为义大利政府的首脑。 巴多里奥在7月27日宣布解散法西斯党，实行全国戒严，并在战争结束前禁止一切政治活动。他还宣布说，战争将继续下去，但在义大利、德国或盟国中，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这句话。德国人立即开始把增援部队派到义大利北部，而且并不隐瞒他们对义大利新政府的不信任。 盟国同样也不很信任，但试图从墨索里尼的倒台中得到充分的好处。7月27日，邱吉尔在下院讲话，对于欧洲一个独裁者的倒台表示满意，但是对巴多里奥新政权要作出任何评价，则持保留态度。尽管如此，他还是清楚地伸出了橄榄枝。他说：“当义大利事务正处于这种可变的、不定的、未成形的状态时，如果援救它的国家——英国和美国——竟然摧毁义大利国家的整个结构，不让其表达自己的意志，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又说：“义大利的无条件投降应全面实现，而不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这既对义大利有利，也对盟国有利。” 第102页 第二天，即7月28日，罗斯福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演说中以强硬得多的方式谈到了义大利的事务。这位总统说： 我们对义大利的条件仍然同我们对德国和日本的条件一样，那就是——“无条件投降”。 我们决不以任何方法、形式或态度同法西斯主义打交道。我们决不允许法西斯主义的残余遗留下来。 最后，义大利将重建自己的国家。干这件事的将是义大利人民，他们将根据自由和平等的基本民主原则来选择自己的政府…… 同时，西西里和义大利的战争将进行下去。战争必须进行下去，也将进行下去，直至义大利人民认识到为一桩必败无疑的事业打下去是无益的时候为止，对这桩事业义大利人民从来也没有给与全心全意的贊成和支持。 邱吉尔和罗斯福在欢迎巴多里奥政府组成时所用的显然不同的语调，反映出他们之间有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这部分是战略的问题。邱吉尔长久以来就深信，盟军应在义大利打一仗，因此他欢迎赢得义大利政府消极的或者甚至积极的支持那样一种前景。这种支持将使战争容易进行得多，而且，如果幸运的话，还可能在罗马以北的某处组成一条抗击德国人的战线。此外，义大利和德国的决裂还能在巴尔干各国和爱琴海地区展开一幅吸引人的前景。如果能说服美国人，打消他们反对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作战的意见，那末邱吉尔所珍爱的那个在南面进行多方面的进攻而使德国人从西面抽调后备力量来的计划就能实现了。 罗斯福对巴多里奥投向盟国阵营可能带来的军事利益并非无动于衷。但他被一些对于在地中海地区作战抱怀疑态度的军事顾问包围住了，他们认为，在地中海地区作战只会妨碍横渡海峡的迅勐进攻。的确，马歇尔和他的同僚无法忽视从义大利投降中可能得到的军事利益，因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1943年7月16日批准了一项进攻义大利的计划。这项计划的初步目标是夺取那不勒斯地区。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的美国成员在批准这项进攻义大利的计划时是不热心的，英国人提出的盟国部队应当试图在更东的地方作战，以便把兵力进一步分散的建议，都遭到了冷酷的拒绝。从美国人的观点看来，对义大利的新的进军已经危及为1944年春天进攻法国北部所需要的最大武力的集中。在他们看来，资源决不能允许进一步消耗了。结果，这对罗斯福发生了影响，降低了他最初对地中海地区进行冒险的热情，并缩小了他对巴多里奥投降可能给盟国带来的军事利益的估计。 对总统来说，另外一种考虑也许甚至更为重要。那就是巴多里奥很可能结果竟是另一个达尔朗，盟国一旦同他打交道，就很难把他摆脱开，然而，由于他同法西斯政权有过密切的关系，他不可能被接受到联合国家的行列中来。邱吉尔却不受这些顾虑的束缚。他在 7月31日写信给罗斯福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一点也不怕在表面上承认萨伏依王朝或巴多里奥，只要他们能使义大利人去干我们的战争目的所需要的事。这些目的肯定会由于混乱、布尔什维化或内战而受到妨碍。我们没有权利把过分的负担加给我们的部队。很可能，在停战条款被接受后，义大利国王和巴多里奥在投降的耻辱下都会倒下，而另行选出王储和一位新的总理。 罗斯福看到，在义大利政治舞台上没有人可以立即代替巴多里奥和义大利国王。而且，他也并不希望迫使义大利陷入政治混乱。诚然，这位总统看来是处于极端优柔寡断的状态之中，他对于义大利投降所带来的战略上的利弊犹豫不决，对于叛变的巴多里奥应採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也犹豫不决。对比之下，邱吉尔的意志是专一的和坚决的。因此，他的获胜也就不足为奇了。邱吉尔本人的外交风度以及当时的形势都帮了他的忙。 在墨索里尼被推翻后，事情发展得很快。8月4日，义大利通过驻里斯本的大使馆向盟国进行了第一次和平试探。两天以后在丹吉尔开始了更为明确的谈判。同时，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急忙着手起草义大利投降条款。这项任务交给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联合民事委员会。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出现了重大的分歧。英国人希望无限期地维持义大利国王的权力并建立起巴多里奥政府的威望，美国人则认为，鑑于义大利国王在法西斯政权下的所作所为，他已丧失了保持国王特权的所有权利，而巴多里奥政府的权力和威望也应受到严格的限制。邱吉尔本人一贯倾向于君主政体这种政治制度，这对于英美两方的意见分歧起了一部分影响。更为根本的是，他担心，万一巴多里奥那样的人所代表的君主政体和保守主义的结构崩溃，义大利要不了多久就会转向共产主义革命。与此相反，美国人基于自己的国家传统，是倾向于支持共和主义的，他们不相信在义大利代替君主政体的就只有共产主义。这种国民观点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予以解决。 所能解决的和不得不解决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採取的步骤。他们决定起草两个文件：一个是“短期的”停战协定(人们后来这样称唿它)，规定了投降的军事条款，另一个是一项比较全面的文件(“长期的”停战协定)，里面提出了较为详尽的军事方面的要求和政治及经济方面的要求。採取这种程序的原因似乎是为了需要赶快。当情况变得很明显，英美代表对长期停战协定中的某些条款意见难于一致时，制订出一个他们很快都能同意的文件，以便手中有具体的条款可以交给义大利人，这似乎是明智的。不管怎样，短期的停战协定在7月31日就准备好了。1943年8月2日，艾森豪奉命把商定的条款向未来的任何义大利密使提出。另一方面，直到邱吉尔和罗斯福再一次举行了会谈以后(这一次是在魁北克)，长期停战协定的文本才达成了协议。而苏联政府则直到8月28日才对这样制订出来的投降文件表示同意。 第103页 当盟国政府正在准备接受巴多里奥投降时，进攻义大利的准备工作在地中海地区继续进行。艾森豪提交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计划中要求在两个地点对义大利发动进攻。英国第八集团军将横渡墨西拿海峡攻入义大利靴状国土的趾部加拉布里亚，由克拉克将军指挥的一支英美联军则将在义大利靴状国土胫骨部的萨勒诺附近海滩登陆。只有在完全占领西西里后才打算发动这项军事行动，而这段时间却比艾森豪和亚歷山大原来预计的要长。的确，德国人在西西里东北角进行抵抗的技巧和决心使德国最高统帅部有时间从墨索里尼被推翻所受到的最初冲击中恢復过来，把新的德国部队调到了阿尔卑斯山的这边。结果，等到巴多里奥和盟国安排好义大利投降时，夺取极大部分或全部义大利的机会已经消失，而德国人却能够在南方组成了一条战线。 (2)第一次魁北克会议 1943年8月14-24日 1943年7月25日墨索尼里的倒台，标志着义大利事态的关键性发展。这使邱吉尔相信召开另一次英美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美国人同意开会，地点决定在魁北克。这次会议的代号为“象限”。 显然，义大利事态的突变使盟国有必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战略了。邱吉尔希望尽可能地利用义大利的弱点，即使这样做要修改5月间在“三叉戟会议”上商定的“霸王”计划和缅甸的作战计划。在首相看来，早些时候制订的要求大量削弱盟军在地中海地区兵力的这些计划，现在不言而喻应该予以改变，因为不仅在义大利而且在爱琴海各岛和巴尔干半岛都已经突然出现了大为有利的良好机会。如果能促使义大利驻在希腊、南斯拉夫以及爱琴海各岛的军队向盟军投降(甚至加入盟军)，那末在南欧的整个德军侧翼就将面临沉重的打击。有鑑于这样的好处，邱吉尔最后觉得将“霸王”计划推迟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也是十分值得的。同时，他深切地感觉到马歇尔和其他一些美国军事领袖对地中海地区的作战义务抱着怀疑态度，因此最好还是不要提出在巴尔干各国进行任何较大的军事行动，至少暂时不宜提出这种建议。 邱吉尔和英国参谋长们于1943年8月9日到达加拿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与他们在魁北克会面，并于8月14日起开始举行参谋人员的讨论。在全体会议开始之前，邱吉尔到海德公园同罗斯福一起度过了两天的时间。在会议正式结束后，义大利事态的紧急情况使邱吉尔决定继续留在美国，因为他可以较容易地同罗斯福进行磋商，并对美国军事当局施加个人影响，希望迫使他们接受在地中海地区採取更为积极的行动方针。因此，他在华盛顿以及华盛顿周围的地方一直逗留到9月12日，到那时义大利的迫切的危机已经过去了。 在“象限会议”或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英美战略家之间的意见冲突几乎和5月间在华盛顿的“三叉戟会议”上发生的冲突完全一样。主要的利害关系显然是在欧洲，因为在欧洲，地中海地区眼前的行动必须和未来的横渡海峡的行动取得平衡。但是关于欧洲战略的争论双方都已经非常熟悉，界限已经非常清楚。也许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象限会议”上讨论欧洲战略的抉择时，所花的时间比争论远东问题的时间要少。邱吉尔再次建议对苏门答腊发动水陆两栖进攻，现在他可以提供这样的前景：从地中海抽调舰艇迅速加强印度洋的舰队。可是美国人仍然要求进行肃清缅甸北部敌人的战争，以便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陆上交通。他们一方早些时候已承担下义务，英国参谋长们也不支持邱吉尔进攻苏门答腊的计划，认为不削弱其他更为重要的战区的力量就不可能筹集进攻所需要的装备。结果是重申“三叉戟会议”的决议：应优先考虑恢復与中国的陆上交通，至于在孟加拉湾进行水陆两栖作战的问题，则留待以后再作研究。 在讨论缅甸问题时，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美国成员倾向于採取这样的态度：已经有约在先，英国应该严格按照协议条文在缅甸北部发动进攻。美国人把英国试图变更早先决议的做法，看作是不守信用的表现。这种僵硬的条文主义，在讨论欧洲战略时甚至更加明显。美国人的态度使英国人感到十分恼火。英国人希望灵活地分配英美的人力物力，以便充分利用义大利面临崩溃的局势， 但是，美国人顽固地坚持在华盛顿“三叉戟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主张按预定计划一步步地进行准备工作，即使这种预定计划要求把军队和登陆艇这样宝贵的工具从地中海调往英国(和缅甸)，而正在这时，义大利和爱琴海地区却出现了大好机会。8月14日和16日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探讨了这些分歧。马歇尔和金髮表了强有力的声明，阐述他们认为必须严格遵守前议的观点，于是英国参谋长们不再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了。他们这个任务只好留待邱吉尔本人去解决，或者留待形势发展的压力去解决。 在美国人看来，“霸王”的详细计划是魁北克会议应予讨论的最为重大的问题，这个计划是陆军上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土领导的一个英美参谋小组在伦敦制订的。作战的规模非常大。根据可以调动的人力物力估计，在最初的几周以后，欧洲大陆上集结的部队几乎全部都得从美国方面抽调。 第104页 在审议了这项计划以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了它。但是他们作了一项重要的补充，即决定从地中海向法国南部海岸发动辅助性的进攻，以支持横渡海峡的主要战斗。这个行动——代号是“铁砧”计划——有许多好处，主要的一点也许是可以节省船舶的运输力量。驻扎在地中海的军队可以在里维埃拉登陆，直接对解放法国的战斗起重大作用。如果在投入战斗前，先把人员从地中海运往英国，那样便会使盟军的船舶十分紧张，採取上述做法，就可避免这一点。此外，在法国南部登陆有可能将马赛港增闢为一个供应中心，为调来对德作战的大量军队提供补给。 至于“霸王”计划和在地中海地区进行任何新计划这两者之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同意给前者以优先地位。 这个已经提出并被批准的大规模进攻的计划，附有三个重要的条件：德国战斗机的实力必须“大大”削弱，驻扎在法国北部的德国机动师必须不多于十二个，以及在计划能顺利执行以前，建造两个人造港口的有关技术问题必须予以解决。这些都是有份量的重大的保留。在1943年8月，还不可能肯定这些条件在进攻日到来时会不会获得满意的解决。可是不管怎样，会议仍然在假定所有的困难都能够克服的基础上决定继续进行全面的准备工作，并进一步制订详细的规划。当这个计划于8月19日提到全体会议上要求批准时，邱吉尔只发表了一个意见，他主张扩大最初攻击的规模。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欧洲战场和远东战场的指挥事宜重新进行了安排，作为对未来军事行动有关决定的补充。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已经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谅解，即由一位英国将领指挥进攻法国的战争，而地中海地区盟军的最高司令官则委派艾森豪担任，以此取得平衡。但截至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时，双方对这种安排都不满意。美国人感到，如果要使“霸王”计划取得胜利，必须委派一位衷心相信这一行动是明智的人来担任司令官。英国军事领袖们对美国计划的态度一向不很热心，因此美国人断定，这个战役，只有由一位美国将领指挥才可以稳操胜券。而且，事情很清楚，“霸王”计划所需人力和物力主要将来自美国方面，这使美国人要求取得最高指挥权有了第二个论据。 至于英国人方面，他们对于把“霸王”计划的指挥权交给一个美国人，思想上已有充分准备。当邱吉尔提议马歇尔将军应负责指挥进攻法国的战役时，他确实使美国人吃了一惊。下面的推论似乎是有道理的：邱吉尔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对保证积极进行地中海战役，比对要求得到“霸王”计划的指挥权更感兴趣。如果让美国人指挥法国战役，就可以将地中海战役的最高指挥权掌握在英国人手中，那末似乎有一个较好的机会，能影响事情朝着英国战略家们认为明智的方向发展。 因此，并没有出现任何困难。双方商定，“霸王”计划应由美国人指挥，为了取得平衡，地中海战区的最高指挥权则应从艾森豪手中移交给一个英国将领。但是暂时不作变动。进攻义大利的战斗就要开始，“霸王”计划还只是一个计划，实际移交指挥权的时间可以根据义大利战役的发展，将来再作决定。 在欧洲方面对指挥权的安排达成了这些协议，在远东方面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整。既然日本人入侵印度的危险看来已经不再那么紧迫，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在缅甸的对日作战指挥应该与印度的军事机构分开。他们提议，应成立一个新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在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战略指导下进行工作，形式就象尼米兹和麦克阿瑟的司令部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战略指导一样。美国人很愿意同意这个建议，特别是这个新职位的人选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似乎有可能为英国在缅甸的作战注入新的力量。可是他们并不打算调整他们自己设在中缅印战场上的那个特殊的司令部，以便同地理疆界或蒙巴顿勋爵即将接手的指挥系统取得一致。相反，史迪威将军奉派在新的东南亚战场上担任蒙巴顿的副司令，这样就使史迪威本来已经要分别效忠的处境更为复杂化。这个安排显然是权宜之计，并未能彻底消除一开始就损害着盟军在缅甸作战行动的那些争吵。 不过，蒙巴顿被任命为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使英美两方在全球性的指挥职责方面终于取得了平衡。在魁北克达成的协议把对德、对日作战的一些次要战场交给英国人担任的最高司令官负责，而太平洋和北欧等主要战役的指挥权则交给了美国人。主要的司令部，至少在名义上全都是盟国的司令部，但实际上只有在欧洲的两个战场上，英美联合指挥才是真正有效的。 (3)义大利的投降 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提出了一些将另行讨论的有关战后国际组织的重要政治问题。此外，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和英国政府对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各自起草了一份方案；8月25日，正当魁北克一系列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史达林同意英、美、苏三国外长举行一次会议为三巨头亲自会谈进行准备。 这些事件虽然重要，但却暂时被义大利事态的发展所引起的一些政治问题掩盖了。8月17日，罗斯福抵达魁北克，就在这一天，西西里战役结束。前一天，英国政府从驻马德里的英国大使处获悉，义大利的一个新使者卡斯泰拉诺将军前来表示，义大利愿为反对德国人出一把力。邱吉尔一接到这条消息，马上转告了罗斯福。于是罗斯福和邱吉尔于8月18日授权艾森豪把“短期”停战的条件转告卡斯泰拉诺。因此，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和肯尼思·w·d·斯特朗将军于8月19日夜间到达了里斯本的约定会面地点。会议从8月19日夜到20日开了一个通宵。 第105页 卡斯泰拉诺的使命是向盟国提出：义大利打算反戈一击，与盟国一道同德国人作战。这个提议使英美两国措手不及，他们提出的投降条件把义大利看作被击败的敌人，而不是未来的盟国。巴多里奥的那种摇身一变、化敌为友的提议，不仅使义大利人，也使盟国公众在心理上显然难以接受。还有，要保证盟国意见一致的问题——特别困难的是要使俄国同意每一个步骤——是盟国方面妨碍谈判的原因。而义大利政府方面在处理问题上的紊乱、犹豫不决和莫名其妙的拖拉作风更加阻碍了谈判。 但是，义大利协同对德作战的前景也不容轻易抛弃。邱吉尔和罗斯福想要充分利用这个形势，他们指示艾森豪坚持要意方接受预先起草好的投降条件；但同时又发了一份要给卡斯泰拉诺将军看的电报，在电报中，他们说：“这些条件并没有预想义大利将积极协助盟国对德作战。将来还可以对它们作有利于义大利的修改，其程度将取决于义大利政府和人民在战争的余下的阶段内协助联合国家反对德国所作的实际贡献。” 在8月19日至20日的会议上，史密斯将军首先声称：他只受权谈判一项必须由意方无条件接受的军事停火。卡斯泰拉诺回答说，这是一个误会，他不是来投降，而是来讨论义大利怎样才能与联合国家共同对德作战的。由于双方都受上级指示的限制，这个根本分歧无法解决。这次会议的结果是：卡斯泰拉诺同意把投降条件连同邱吉尔、罗斯福那份安慰的电报一起送交巴多里奥；建立了秘密的无线电通讯联繫；并安排于8月31日在西西里举行第二次会议。 8月27日卡斯泰拉诺回到罗马。经过一系列激烈争论，义大利政府——或者不如说，是那些暗中参与秘密谈判的内阁阁员和义大利总参谋部成员——起草了一份反建议，并于8月31日派遣卡斯泰拉诺到西西里把它送交盟国。义大利人要求在他们宣布停战以前，至少要有十五个盟军师在义大利登陆，并建议大部分部队的登陆地点应在罗马以北。鑑于下列事实：盟国原来计划最初参加登陆的部队只有五个师，两个在加拉勃利亚，三个在萨勒诺；因此这样的建议显然非有长期准备并彻底改订盟军作战计划不可。艾森豪不愿意根据义大利政府的愿望推迟和改变他的计划；但是义大利人坚持他们的方案，急切希望盟国能保护他们的国家免受德国报復，并不使他们的国土因长期作战而遭到破坏。 盟国谈判者继续坚持要意方接受投降的条件，但是8月31日会谈后，艾森豪作了重要的让步。他同意可派一个空降师到罗马附近的一些飞机场，帮助义大利军队保卫他们的首都不受邻近德军的侵犯。但是，除此而外，盟军进攻义大利计划的细节是保密的，登陆的时间也没有明确透露给义大利代表。事实上，已经让卡斯泰拉诺了解盟军进攻的规模比原计划的袭击要大得多。这种对攻击时间遮遮掩掩、守口如瓶的作法是由于盟国对义大利政府的真实意图仍然心怀疑虑的原故。这种作法产生了不幸的效果，那就是鼓励了巴多里奥及其顾问们按照他们一相情愿的办法行事：坐下来，等待盟国来拯救他们，使他们免遭两面手法和内部虚弱所产生的后果。义大利人一心盼望着将来某个时候的一场大规模登陆，而任光阴流逝，不去进行准备使他们的军队能够抵抗德国人。 8月31日晚，卡斯泰拉诺带着盟国的空降的新建议回到罗马。第二天，9月1日，巴多里奥、国王和一批参加过谈判的高级官员们商定：必须接受盟国提出的条件。于是向盟国总部发出一份电报，通知他们的决定。为了商议盟国和义大利的协同军事措施，卡斯泰拉诺再次乘飞机出发。当他到达盟军总部时，史密斯将军问他是否受权前来签署停战协定；卡斯泰拉诺说不是，并争辩说，罗马的那份电报已为盟军总司令与义大利政府间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根据。这使盟国谈判者心头潜藏的所有怀疑顿时抬头。他们要求先有一个正式签署的投降文件，才肯继续谈判。卡斯泰拉诺发出一份无线电报要求必要的授权。但是巴多里奥起初只回答说，停战条件早已“不言而喻”地接受了；不过几小时以后，到了9月3日，他又改变了主意，正式授权卡斯泰拉诺签订停战协定。 接受盟国投降条件的停战协定当即由卡斯泰拉诺代表义大利政府，史密斯将军代表盟军总司令签字。双方同意，等盟军向大陆大举登陆准备停当后，停战协定才能公开(签字仪式前几小时，英国先遣部队已跨过墨西拿海峡，进入加拉勃利亚；但是，盟国的计划是在萨勒诺登陆的同时宣布停战协定)。宣布停战协定的密码无线电信号将从艾森豪总部发出；卡斯泰拉诺答应：巴多里奥将在盟军总司令指定的时间宣布停战协定。 在西西里，卡斯泰拉诺与盟军官员们在赶紧准备空降作战的细节。到9月5日，计划送到了罗马。还下达了停战协定宣布后调遣义大利舰队和飞机的指令；离萨勒诺登陆只有三天了。准备时间十分匆促。但义大利政府还没有认识到这决定性的一天会来得这么快。原来卡斯泰拉诺根据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对他说过的一句含含煳煳的话，猜测盟军在9月10日以前不打算进行主力登陆；他估计登陆可能在9月12日进行。巴多里奥和他的将军们对这个猜测信以为真，结果当他们在9月6日上午收到盟军护航舰队已到达巴勒莫以外的海面上的情报时，大吃一惊，很不愉快。护航舰队的位置、规模和行动方向使义大利总参谋部马上看出，盟军这次的袭击比他们期望的规模要小，地点也更往南；的确，他们还有些怀疑，这是一次主力登陆呢，还是一次没有告知他们的次要的、辅助性的袭击。 第106页 义大利人几乎还不曾开始他们抗击德国人的准备工作，指挥意军的将军们还根本没有一致认为政府的倒戈政策是明智、光彩和切实可行的。当情况大白，知道盟军的行动与义大利统帅部所期望的规模很不一致，盟军显然将在义大利人作好准备之前很久，并将在远离罗马以南的海岸登陆时，义大利政府决定停战协定应推迟宣布。但是巴多里奥却既不十分急于把这个决定通知艾森豪，又不拟使用他可随便支配的无线电联络渠道。 与此同时，紧张的空降准备工作正在西西里进行。9月7日晚，指派去罗马着陆的空降师副司令官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到达义大利首都，来商定最后一分钟的计划。使他惊愕的是，他发现义大利军事当局婉转断言；认为停战必须延期，而空降行动只有等盟军到达罗马的攻击距离之内才能进行。这一破坏卡斯泰拉诺将军代表义大利政府仅在四天前签字的投降条款的事实，看来义大利人对此似乎心安理得。的确，巴多里奥还想说服泰勒将军在艾森豪面前为他辩护呢。当这位美国人拒绝他的要求之后，巴多里奥勉强地自己准备了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鑑于德军在罗马地区的部署和兵力所引起的形势变化，接受立即停战已不再可能，因为这会激起德国人占领首都和武力接管政府。由于缺乏保卫各机场的部队，巨人第二行动”[空降攻击]已不再可能。 9月8日是艾森豪打算宣布停战协定的日子，这天上午这份电报和泰勒将军发出的另一份撤销空降行动的电报一起到达盟军总部。看来这是一场清清楚楚而又毫无疑义的出卖。艾森豪当然便撤销了对罗马的空降攻击；他回电巴多里奥威胁说，如果他不照最初商定的那样公开宣布停战协定，将产生“严重后果”。艾森豪通知他，不管怎样，盟国电台将于9月8日下午广播停战协定新闻，这一步是为了打消巴多里奥想与德国人保持和平的任何希望。 艾森豪的电报以及对义大利说来是如此神速、如此突然和如此灾难性的事态发展，彻底摧毁了义大利政府的士气和战斗力。在电台广播了艾森豪关于停战协定的公告后，巴多里奥已别无选择。如果他保持沉默，德国人肯定会叫他下台，并把他作为叛徒处理。他唯一的希望在盟国身上。结果，就在艾森豪的公告广播后的一个半小时，巴多里奥在罗马电台发表讲话，证实了停战协定。他的讲话决不是一篇要人们拿起武器与德国人战斗的激动人心的檄文，而且字面上就流露着他的半心半意。他说： 义大利政府认识到继续对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进行力量悬殊的战斗是不可能的……已要求停战。……这一要求已被接受。义大利军队从此将停止对其在任何地方可能遇到的英美军队採取任何敌对行动。但是他们将反击来自任何方面的进攻。 听到巴多里奥讲话的义大利军队一定会觉得他的这番话矛盾百出。到底谁是敌人呢？义大利政府的命令又是什么？除了义大利海军在停战协定一宣布立即按照指令驶往盟军港口外，义大利人好象没有什么有效的行动计划。各个指挥官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只得自己决定怎么做。 在艾森豪和巴多里奥宣布义大利投降后几个小时，盟国先头部队在马克·克拉克将军的指挥下到达萨勒诺海滩。他们发现自己遇到警觉的德国军队的抵抗。然而，最初，登陆进行得还算顺利，直到9月12日德军才大力反击。在那以前很久，义大利在大陆上的军事力量已经瓦解。到9月9日清晨，义大利军队显然已经到处都不能抵挡德国人。事实上，除个别例外，义大利人甚至根本不去试图抗拒德国的威胁和要求，而是低首下心听凭德国人把他们解除武装或关进营房。 巴多里奥和国王眼看罗马要被德军占领，在9月9日上午4时30分左右逃离首都。他们总算安全地到达布林的西，进入盟国防线。不管巴多里奥政府一度有过多少现实性，曾几何时，在停战协定宣布后的二十四小时内，这种现实性就烟消云散了。仅有寥寥几位部长跟着巴多里奥和国王逃跑；军队溃散或被德国人俘虏；行政机构完全解体。巴多里奥和他的国王陛下到达布林的西时，与其说是两个拥有什么地盘或臣民的统治者，还不如说是两个难民。 当这些重大事件在义大利发生时，邱吉尔正在华盛顿做工作，力图缓和美国，使它不再反对去充分利用由巴多里奥倒戈所展现的新的军事上的机会。他雄心勃勃，不仅想夺取罗马，在义大利北部某地建立一条反德战线，还想迫使德国人从巴尔干半岛南部撤退到萨夫河和多瑙河一线。如果当时驻扎在巴尔干地区的义大利二十四个师能加入希腊和南斯拉夫游击队，如果能说服土耳其对德宣战或者让英国空军使用其国土上的基地，那么不管希特勒怎样热切希望德国人能够保住他们在巴尔干地区的阵地，也就未必可能。如果一切都进行得顺利，如果盟国能当机立断，那么完全可以期望象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这些附庸国背叛德国。然而要充分利用义大利的崩溃所造成的局势，就必须说服美国同意在地中海实行更积极的政策。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已同意的时间表撤退部队和登陆艇这一步就非取消不可；这当然也就意味着把“霸王”计划推迟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第107页 1943年9月9日摊牌了。那一天罗斯福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举行了一次会议，听取邱吉尔的意见，他要求修正“三叉戟会议”达成的协议。这个协议在魁北克会议上曾稍作修改后予以确认。这显然是该作出决定的时候了。在义大利，事态发展迅速；如果盟国要抓住凭邱吉尔的乐观想像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切有利条件的话，行动就得既坚决又迅速。同时邱吉尔知道，机会越是充裕，马歇尔就越是多疑。因此首相只提出了他的利用义大利投降的最小的计划。他还竭力否认有任何“削弱‘霸王’计划”的想法；对于为了加强进攻法国而从地中海撤回七个师的协议，他也抑制自己，不想要求重议。他建议向义大利挺进应该不到波河流域即行停止，以免拉长战线。他把一切可能在巴尔干发生的战事都寄托在较远的将来，争辩说，一旦横跨义大利北部的防线建立起来，就有可能调拨一些部队到亚得里亚海以东作战。 这些建议总起来说，并不要对已为大家同意的计划作任何重大的改变。但是美国人满腹狐疑，怕对计划一作改动便可能出现缺口，把英美战略完全颠倒过来，正象1942年邱吉尔的“火炬”计划取代美国人的“大铁锤”计划那一次一样。因此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们打定主意，不为他人所动。对他们来说，是“霸王”计划第一，他们不同意对这一计划安排好的步骤作任何改变。根据马歇尔的意见，不管看来可能出现的新机会有多大诱惑力，“霸王”计划所需的东西都不应当留在地中海。对马歇尔和他的美国同事们来说，利用义大利的崩溃而出兵的话，必须只限于已指定用于地中海的部队能完成的范围之内。9月9日会议的结果批准了唯一的新行动，就是同意英国去占领多德卡尼斯群岛，即使是对这一点，美国人也不同意推迟登陆艇的启航时间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侵占按早先计划指派给“霸王”计划和缅甸战役的人力物力。9月11日，在罗斯福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从邱吉尔的观点看来，取得的几乎是一个同样很不满意的结果。马歇尔确也同意，调来进行义大利战役的援军的比率应该增加，但是他仍旧反对任何不按计划配备英美物资的主张。这些计划是在义大利的投降戏剧性地改变了地中海兵力平衡以前已为大家所一致同意了的。 经受这个挫折以后，邱吉尔至少暂时已经智穷力尽。地中海盟军的司令官们只好以他们手下现有的越来越少的部队尽力为之。这位首相不得已而求其次，发布紧急命令给威尔逊将军和亚力山大将军，叫他们大胆，甚至蛮干，期望以相对少的兵力得到大便宜，同时他迅速作好回伦敦的准备。9月14日，他从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启程回国。 (4)义大利的政治解决 邱吉尔未能使美国人相信他的军事计划是明智的，这给这位首相一个严重的打击，但是他还能从他和罗斯福商定的处理义大利政治事务的方式中找到一些安慰。在停战后初期那些混乱的日子里，政治和民事问题都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每件事都依萨勒诺战役为转移，在这场战役中，有几天盟国似乎有遭到灾难的威胁。但是，经过一段困难时期，空中优势、海军的炮火支援以及蒙哥马利将军的第八集团军从加拉布里亚(9月3日该军在此登陆)逼近，为克拉克将军的第五军恢復了局面。9月16日第五军和第八集团军取得联繫；两个星期后，那不勒斯陷落，德国人向北撤退去组织横跨半岛的防线。因此盟军战略的头两个目标那不勒斯和福贾附近的空军基地在10月初即被攻克。但是夺取整个亚平宁山脉以南的义大利或至少向北一直打到罗马的更大希望仍没有实现。 在开头几天的军事危机过去以后，怎样处理巴多里奥和他的政府的问题就成为一件要在盟国最高一级作出决定的事情。有三点对巴多里奥有利。第一是停战本身。盟国通过停战开始同他建立正式关系，不能轻易否定他的功劳。对巴多里奥有利的第二点是：几乎整个义大利舰队都根据他的命令投降了。这一点完全改变了世界海军力量的对比，使英美军舰可从地中海方面腾出来调往其他地方作战，同时给盟军统帅部增加了一批有用的舰艇。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邱吉尔确信君主政体最适合于义大利；而对君主政体的支持只能採用支持国王选定的首相巴多里奥元帅的方式。 9月3日的停战协定限于军事范围，它限定义大利必须从战争中撤出它的武装力量并使盟军总司令有权在义大利的任何部分建立军政府，特别指出以后将对义大利政府应当遵守的政治、经济和财政条件作出规定。巴多里奥政府的倒台使他不可能履行停战协定的所有条款，如果盟国愿意，他们就能根据这一点而抛弃他。 但是盟国不希望这样做。9月10日邱吉尔和罗斯福在华盛顿联名发出了一份非常友好并带鼓励性的电报给巴多里奥。电报的语言带着明显的邱吉尔的口气： 际此贵国遭受极大痛楚的时刻，为赢得义大利人的和平与自由，为挽回义大利在欧洲文明中的光荣地位而採取最初的决定性步骤的使命已落到您的肩上。 您已使您的祖国摆脱法西斯奴役。而清除义大利国土上的德国侵略者这一更为重要的任务尚有待完成。……狠狠地打，准准地打。您的前途请完全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愿您在这伟大的世界性运动中同您的美英朋友们向着自由、正义与和平前进。 第108页 这份电报是在巴多里奥政府显然完全垮台以前发出的；但是它是在巴多里奥最最倒霉的时刻到达的，它起了确认盟国支持由他领导义大利政府的作用。 但是含煳地承认国王和巴多里奥为义大利政府的首脑，并没有解决义大利行政上的很多问题。军政府的地位将如何？在盟国管理义大利事务方面，俄国将起多大作用？三个盟国政府预先如此费力协商起草的那份“长期”停战协定而今将怎样处理？ 在紧接停战的几个星期中，盟国对义大利政策的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邱吉尔和罗斯福私下达成的一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英国将在义大利事务中起领导作用。这个协议不是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就是在会后邱吉尔留在华盛顿同罗斯福商议对意政策的日子里作出的。这个安排相当于把法属北非的领导权委託给美国人的那次协议，但是这两项协议都未曾使某一盟国能完全和专断地控制事务。在採取每一重要行动之前都进行过协商。 当然，俄国人对义大利事态并不直接相关，但史达林仍希望在盟国协商中占一席之地。一开始，邱吉尔和罗斯福就尽力让他了解他们同义大利人打交道的情况，在主要的步骤上经常徵求他的同意。一般情况下，史达林毫无争议地接受英美的建议。但是他确曾坚持俄国有权列于对义大利的战胜国之中。然而邱吉尔的义大利计划中没有任何一部分可以让俄国人同英美官员平起平坐地在义大利用盟国政策来指挥。是英美军队赢得了这场胜利。英国和美国相应地享有优先权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这样相互施加压力，最后达成一个实质上是不伦不类的妥协。1943年9月29日，艾森豪把“长期”停战协定交给巴多里奥签字。巴多里奥对协定的条款不满，但是他无可奈何只好俯首听命。尽管这个文件大部分已经过时，它毕竟还是起到了为义大利盟军总司令的权力提供法律根据的作用。盟国政府所以坚持要假戏真做，强迫巴多里奥在他万万无力承诺的涉及义大利整个事业的条件上签字，其主要原因可能即在于此。 “长期”停战协定的条款无疑是苛刻的。它给予盟军总司令无所不包的立法和经济权力。例如，它有权废除现行法律，有权随心所欲地要求支付任何赔偿和占领费用。还规定解散法西斯组织，同时逮捕战犯和解除一切法西斯分子的职务。义大利政府被这些以及类似的规定绑住了手脚，被迫完全屈从于由盟军总司令表达的盟国政府的愿望。 关于盟国政府用以实施其意图的机构问题，“长期”停战协定中没有明确规定。第三十七条仅说：“将任命一个代表联合国家的管制委员会，负责按盟军总司令的命令和总的指示调整与执行本条款。”这显然仍使俄国参加盟国对意管制的问题悬而未决。对这个问题的谈判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直到11月10日盟国管制委员会才正式成立。这个委员会由英美人组成，而俄国人只有在为第二个组织——义大利谘询委员会——找到地点后才同意它的成立。义大利谘询委员会的原来成员是英国、美国、俄国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但是还为此后接纳希腊和南斯拉夫加入该委员会作了规定。 由于这些协议，有三个完全不同的组织分担着盟国在义大利的责任：盟国军政府、管制委员会和谘询委员会。三个组织中，就与巴多里奥政府的关系而言，管制委员会一开始就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早期阶段，巴多里奥政府基本上只是一个法律上的虚构而己。盟国军政府在当地的日常活动对义大利人说来是更为重要的。通过1944年1月军政府和管制委员会的高级人员的合併，解决了这两个组织间的关系问题。此后，两者就不可能再象起初那样各自为政了，实际上，它们也一清二楚地划分了职责。军政府管制紧邻战线地区的民事，而管制委员会则监督深入后方地区的义大利政府的行政事务。 义大利谘询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是有职无权、无足轻重的。第一，它设在阿尔及尔，只能间接得到有关义大利事务的情报；其次，英国和美国政府的政策正是要把谘询委员会远远地撇在一旁，使其不能参与一切真正的决策和争议。俄国人和法国人没过多久便心中有数了。他们便向英美提出，要参加盟国对意的管制的新要求。1944年1月，英美作了一个很小的让步。给予一个俄国人和一个法国将军以“观察员”的权利参加管制委员会，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他们各自的国内当局得以了解在义大利所做的事情。但是行政权仍然牢牢掌握在英国人和美国人手中。 这样最终搞出来的盟国管制义大利的型式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义大利本身，而且在于它成了东欧其他前敌对国停战政权的榜样。西方盟国在义大利事务中只让俄国名义上参加，其他都排除在外，这样他们便是作茧自缚，今后在东欧事务中除了沾一点边以外，什么都管不着了。当然，也找不到别的安排更能符合军事力量和军事责任的实际分配，或者更能适合英俄之间接近表面化以及俄美之间隐蔽而不明显的那种互相不信任的关系了。 邱吉尔对巴多里奥和国王的政策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是，他想在义大利建立起他们的权势和威信。一当义大利政府投降，盟国，特别是邱吉尔，便急于说服义大利政府对德宣战。原因是邱吉尔相信以国王的名义宣战可以把义大利军官重新纠集起来，站在盟国一边对德作战。由于义大利重要的守备部队在象多德卡尼斯群岛、撒丁、科西嘉和爱奥尼亚群岛等这些地方仍继续存在，如果当地义大利指挥官能被说服全心全意加入对德作战，将会得到很多好处。 第109页 因此，1943年9月23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指示艾森豪，如果国王对德宣战，允许义大利“协同作战”。但是国王和巴多里奥却畏缩不前。他们希望索取对方各种各样的让步(比如撤销还没有签署的“长期”停战协定)作为对德宣战的交换条件。不过义大利政府终究被说服了，只有宣战以后才谈得上将来的让步。因此，1943年10月13日，国王和他的政府对德宣战。巴多里奥向义大利人发表文告，命令所有义大利部队同德国人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这是一个义大利部队显然未曾服从的命令——文告继续说：“由我领导的政府不久即将组成。为了在义大利能够组成真正表现民主的政府，将邀请每个政党的代表参加。当前的安排决不损害义大利人民在和平恢復时选择他们自己的民主政府形式的不受限制的权利。”由罗斯福、邱吉尔和史达林签署的联合声明同时发表，这份声明给予义大利人相当模煳的协同作战的地位，又警告他们，“协同作战关系……其本身不能影响最近签订的条款，这些条款仍然全部有效，仅在盟国政府间根据义大利政府可能对联合国家的事业提供帮助的程度而一致同意时方能调整。” 当巴多里奥企图把义大利自由派和左派政治集团的代表吸收进他的内阁以符合他10月13日的文告的时候，他碰上了困难。共和主义情绪在这些集团中十分强烈，他们要求废黜国王。但是国王不愿意让位，同样，英国政府也不希望取消君主制，虽然至少有几个英国官员认为，乌姆贝托王储是一位比他的父亲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更有前途的能承担起王室责任的人物。出于君主制问题上的僵局，预备性谈判毫无结果，并于10月31日破裂。巴多里奥退而组织了一个专家内阁，作为权宜之计，一旦攻克罗马即行改组；而罗马还没有攻下来，义大利政治家中在以国王将来地位为中心的问题上的日益增长的不安却无法平息。结果是义大利内部的政治问题，正象法国在北非的政治纠纷曾一度在1943年给英美合作形来困难一样，成了1944年引起盟国关系中发生摩擦的因素。 (5)爱琴海的败退 仅就盟国在义大利採取的军事行动和进行的谈判所获得的结果而言，可说相当符合邱吉尔本来的愿望。他想把战线远远推到罗马以北的最大希望落了空；另一方面，英美军队被坚决地指派在义大利打一场可望削弱德国在西北欧的力量的大仗。但是他在义大利的计划虽然取得部分成功，而再向东，情况却大不相同，他对东地中海和巴尔干各国所抱的希望都遭到伤心的挫折。 一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对多德卡尼斯群岛发动进攻(9月9日)，中东地区总司令威尔逊将军便受命自行拼凑兵力向该群岛勇勐进攻。罗得岛似乎过于强大，仅凭威尔逊所能拿出的力量而没有更大来源是难以攻占的，然而英国的一些小股部队于1943年9月18日在爱琴海的科斯岛、勒罗斯岛和附近的其他岛屿上登陆。这些部队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皇家空军如不使用土耳其大陆上的机场便不可能提供良好的空中掩护，而德国人却极容易从希腊和克里特岛的基地出发掌握制空权。因此英国人发现他们又重新在1940年时的那种条件下作战，而且要落得个同样下场。10月3日，德国发起伞兵部队攻击，收復了科斯岛——这并不是一项难以取得的功绩，因为义大利人表现得极其不偏不倚，他们象两星期前不抵抗英国大军一样地不去抵抗德国人。但是，一支英国海军分遣队于10月7日在斯坦帕利亚岛附近截击并摧毁了一支德国运兵舰队。德国方面的这个严重挫折使爱琴海东部英、德武装力量间形成了一种延续几个星期的极不稳定的平衡。 问题很清楚，要避免灭顶之灾，就必须向多德卡尼斯群岛增援，部队的唯一来源地只能是地中海中部。因此邱吉尔便精神饱满地干起来，试图说服艾森豪，从用于义大利的部队中抽调一些到多德卡尼斯群岛来，他希望能在那里攻下罗得岛，从而确保勒罗斯岛。1943年10月10日，威尔逊将军与地中海战区指挥官们举行了一次会议来探究这种可能性。会议开得很不是时候，那时恰好判明德国人打算并且有能力无限期立足于义大利南部，结果，会议决定不能从义大利抽调任何部队。 甚至这一挫折也没有完全使这位首相灰心丧气。10月里他又打出了最后一张牌，那时俄国人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首先建议，应该採取一些步骤促使土耳其参战。这是援救勒罗斯岛上英国孤军的最后一个机会，邱吉尔稍事犹豫之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罗斯福于11月4日或这一天以前屈从于俄英的共同压力，同意协力敦促土耳其于1943年年底以前对德宣战。但为时已晚。艾登努力想说服土耳其让英国飞机使用其机场，未获成功，多德卡尼斯群岛上的英军被置于无空军支援的境地。这样，德国便得在11月12日向驻扎在勒罗斯岛上的该地区英军主力部队发起进攻，四天后该岛失陷。随后几天，投入这次战斗的英军残部或者撤退，或者设法转移到土耳其大陆。这样，到1943年11月中旬，德国已能从义大利崩溃的严重打击中恢復过来，并重振了它的东南两翼。邱吉尔对巴尔干各国和东地中海所抱的希望以灾难告终。 第三章 从“火炬”到德黑兰：盟国夺取战略主动权 1942 第110页 年11月-1943年11月 (下)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3 第四节 1943年的战后规划和准备工作 第五节 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 1943年11月22日-12月6日 (一)筹备工作 (二)第一次开罗会议 1943年11月22-26日 (三)德黑兰会议 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 (四)第二次开罗会议 1943年12月2-6日 (五)两个会议的意义 第四节 1943年的战后规划和准备工作 在阿拉曼战役、史达林格勒战役、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以及盟军北非登陆之后，盟国已能确有信心地展望战争的胜利结束，尽管德国和日本投降的时间和情况还有待以后才能看到。如何把战争打碎了的世界拼合起来的问题在1942年还或多或少带有学究气，但到1943年，它却越来越显得迫切了。这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近期的：战后的善后救济和復兴工作不能听其自然，不能依靠个人的积极性，或是仰赖于自由市场的作用。所有参战国的经济活动都已经纳入战争轨道，以致不能指望和平时期的经济关系会正常地、自动地恢復；此外，欧、亚广大地区已经遭到或者很快将会遭到交战部队的蹂躏。在交通中断、货币制度失去信用、原料匮乏和工厂被毁的情况下，看来在盟国取胜以后，经济崩溃和普遍的飢饿显然将接踵而来，除非战胜国能迅速地进行系统的善后救济和復兴工作。 这个问题很早就预见到了。早在1940年8月，邱吉尔就答应说英国政府将承担解放后的欧洲的救济工作，他建立了一个各部间的特别委员会，由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领导，尽量买进剩余农产品和其他剩余物资以供将来救济分配之用。但是随着战争的蔓延和加剧，剩余物资多半绝迹；同时，由于美国和俄国参战而造成的形势变化，显然要求对战后善后救济问题作新的探讨。1942年11月，美国成立了一个类似李滋-罗斯委员会的组织来规划战后救济工作。这个名为海外善后救济执行局的组织的领导人，是纽约州的前州长赫伯特·莱曼。 可是，由各个国家分别来搞救济显然不行，抢购物资将无谓地引起涨价，单是这个理由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关于建立一个国际性实施救济工作的机构的初步计划早在1942年2月就提出来了。英国政府、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提出了各种建议。在努力协调这些建议之后，1942年8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国际救济机构的章程草案中的第一个草案。到1943年5月，三个主要盟国以及中国达成初步协议，于是联总章程的建议草案的全文被分发到四十个其他盟国和有关国家去徵求意见和批评。到1943年9月，已按照一些较小盟国的意见作了不大的修改，就这样，1943年9月24日公布了联总的协议草案。1943年11月9日所有联合国家的代表在白宫签署了这份草案。 联总协议规定，设立一个负责战后救济物资分配的国际性管理机构，但包括十分重要的财政问题在内的许多项目将留待联总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解决。这个会议于1943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举行。足足有四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使之成为大战开始以来举行过的歷次国际性会议中给人印象最为深远的一次会议。联总委员会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它决定，各捐献国应把本国国民经济收入的百分之一左右供联总用作採办救济物资之用。它决定，受惠国内部对救济物资的分配不应根据个人财力调整，而且不允许根据宗教、种族或政治信仰作任何歧视。凡有足够外汇支付联总救济物资的国家必须以外汇支付，无力支付的国家可同样接受救济物资而不使负债。最后，选举赫伯特·莱曼为这个新机构的总裁。 不大好办的是联总与战地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罗斯福于1943年11月10日作出决定：在美军将作战的区域内，任何特区或国家解放后的大约头六个月中，军事机构将负责救济工作，此后才由联总接手。英国方面表示同意，于是，所有的英美司令部都设立了一个民事部门(实际上在艾森豪领导下北非已经建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专门负责被解放国家和战败国家的救济工作以及有关当地民间的其他事务。 鑑于联总以及军方救济工作机构的建立，人们有理由期望，欧亚解放后紧接着会出现的问题将得到妥善处理。可是，远在这些问题的范围之外还存在着战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联合国家之间将来的关系怎样？特别是“大联盟”的前景将会怎样？如何处置德国、义大利和日本这些战败的敌人？可以採取些什么安全措施来防止未来的战争？诸如此类的问题涉及到盟国内部的利益和政策的冲突——这些冲突暂时都被联合对付希特勒这个压倒一切的需要基本上掩盖着，但是这些冲突依然存在，有时候还相当表面化，使盟国间不能融洽无间。 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各自珍藏着一个理想的模式，希望按照它来建立一个和平、富饶和幸福的世界。美国设计的方案是：世界由自由、独立、民主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大体上和在美国、英国以及西欧发展形成的议会式民主制相仿佛。许多美国人相信，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各种利益之间将会自然而然地调谐一致。既然没有人喜欢战争，假如人民又能够真正地控制他们的政府，那末也就不会再有什么战争了。一旦发生争端，可以通过一个新的改进过的国际联盟经法律程序用公开办法得到解决。象罗斯福和赫尔这样的人主张，在一个民族被邪恶的领导人引入歧途时，国际组织将不得不诉诸武力——一支警察部队，其存在本身就足以使潜在的侵略者望而生畏，从而能够保证和平，即使不能保证永久的和平，至少也能保证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和平。 第111页 俄国政府所描绘的美好世界的蓝图则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和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阶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将树立世界和平，因为战争的唯一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的罪恶。但是这种共产主义的世界性十字军运动已经有些陈旧了，史达林发现在战争期间抑制一下革命宣传还是明智的。俄国领导人也许仍然希望欧、亚一些地区发生革命，但他们可能不再期望世界革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当然，他们并不曾认真打算在1943年按照这张共产主义蓝图来行事。因此俄国人把规模宏大的战后规划的领域让给美国人。 英国不能全心全意接受美国人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将使大英帝国早日消亡。英国人更不能接受俄国人那种医治世界疾病的共产主义药方。美国和俄国新近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而且充满自信，这两个幅员广大的民族国家的威力明显地超过了英国的孤单单的力量。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战后问题主要是在形势许可之下尽量挽救英国的影响、财富和势力。同在美国一样，英国许多人希望战后有可能在一种自由的结构之中实行世界范围的合作；可是，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和邱吉尔之类的人念念不忘的另一种办法是，要在列强之间达成协议，把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认为这是第二种最好的办法。 英国的对外政策因此针对着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努力与美国，可能的话，也与俄国，达成全球性谅解；二是努力巩固英国在西欧和地中海的影响。英国希望看到法国一从德国控制下获得解放，马上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接手管理法国的工作，英国支持戴高乐的主要动机就在于此。英国期望这个政府能对大不列颠略表感激之情，并有可能帮助它在欧洲大陆上同俄国巨人相抗衡。同样，英国的参谋长们和首相一再流露的要在地中海地区作战的顽固的嗜好，无疑也是与他们想看到地中海沿岸驻上英国军队和建立起友好政府这个愿望相关连的。 尽管罗斯福和赫尔坚信与英国和俄国达成全球性的谅解是完满解决战后问题的根本关键，英国另外还相当专心致志于为它本身建立一个势力范围。美国人不肯用“势力范围”这样的字眼来称唿他们的活动，这就遮蔽了他们自己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自己所做的许多事情。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出席莫斯科外长会议回国后对国会的讲话中竟然十分真诚地说：“……将来不再需要势力范围、联盟、力量均衡或其他任何这类特殊的安排，这是一些在不幸的过去各国竭力用以保卫自身安全或者增进本国利益的办法。”这种话在俄国人听来肯定觉得挺虚伪，可能英国人也有同感。美国在拉丁美洲和中国的所作所为摆在他们的眼前。然而事实仍然是，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对拉丁美洲的睦邻政策和对中国的老大哥政策，似乎无异于在国际关系中实际运用自由、民主原则的高尚行为。 可是，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同美国政治家如此不满的欧洲国家的做法竟是令人可疑地相似。诚然，美国在罗斯福採用睦邻政策之后不再对拉丁美洲实行强迫的方法。但是经济控制是一种很好的替代，它使除阿根廷外的美洲其他共和国对美国的外交领导几乎总得俯首听命。 美国对中国的战时政策也被披上了类似的理想主义的外衣；但局外人如果把美国的政策解释为企图把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那也是情有可愿的。一位美国军官被指派为中国军队的参谋长；美国总统派出使者连珠炮似的不断地向蒋介石献策，美国施加压力迫使俄国和英国同意在盟国诸强中给予中国一个礼貌上的位子。蒋介石夫人在1943年2月私下向罗斯福保证，让他放心，中国将在战后和会上支持美国的政策。而总统也认为他能指望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朋友和支持者。 同样地，俄国人也清清楚楚地表示：他们打算沿着西部边界为自己建立一个势力范围。史达林在1941年12月要求英国承认，波罗的海诸国以及战前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的一些部分併入苏联。尽管这问题由于美国的坚持而延宕了，但俄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从未动摇，而且还利用无数次机会来表明这一事实：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卡累利阿以及战前波兰国的乌克兰地区和白俄罗斯地区现在都已正式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在1943年一年中，俄国野心显然更大了。在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破裂之后(1943年4月26日)，一个波兰爱国者联盟在俄国成立了，同时还新建了一个波兰师与红军并肩作战。波兰爱国者联盟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它在1943年6月17日的首次公开宣言中向史达林保证：“我们不会允许那些试图在波兰人民和苏联之间挑拨离间的人妨碍我们的关系”，从而与波兰流亡政府开始公开论战。 1943年末，苏联的活动公然伸展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俄国政府在12月14日宣布，一个俄国军事使团将派往狄托的总部；俄国和捷克流亡政府之间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于12月12日在莫斯科签字。这些步骤本身只能被解释为友好的姿态，但是多疑的西方人能够而且确实从中看到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復活和俄国的扩张。在俄国内部，政府允许——简直是鼓励——泛斯拉夫主义感情的復活，特别在大战的后几年。同样，俄国东正教在1943年9月4日的恢復，可以被解释为不仅是对某些俄国人顽固的宗教狂的让步，而且还是布尔什维克政府可能用来对巴尔干半岛上东正教各民族的影响和支持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沙皇们也是使用过的。就这样，看来三个主要盟国都各自专心致志于为本身建立一个地理上的特殊势力范围，在这种范围内，友好的政府将按照这个或那个强大盟国的政策来行事。严重妨碍依据这些原则和和气气地瓜分世界的是德国问题。盟国中没有一国甘心把整个德国纳入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但是各国又都同样地反对德国无人管辖，原封不动而不受控制，具有东山再起的潜力，就象它在1918年以后又重整旗鼓一样。怎样处理战败的日本这个问题，对于盟国三强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一则是因为俄国没有与日本交战，英国也不能把很多力量用在对日战争上；再则日本的固有力量也比德国要小， 第112页 1941年和1942年所发表的各项宣言对于盟国的战后政策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笼统的原则。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和1942年1月的联合国家宣言是正式和公开阐述英、俄、美三国意图的主要文件。但这些宣言所用的语言是一般化的。等到胜利的前景更加明朗，这三大国的外交官们开始关心详细的建议和怎样使本国的利益同困难时期所宣布的崇高原则和谐一致这个棘手的问题。 安东尼·艾登于1943年3月访问了华盛顿，目的是试探美国官员对于战后问题的意见。在与罗斯福、霍普金斯、赫尔以及其他人的谈话过程中，两国政府看法上的许多分歧变得明显了。最重要的矛盾在于美国的关于联合国託管制度的计划。罗斯福在他心情比较开朗的时候曾表示，他希望看到对世界一切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地区都实行国际託管制度，代替战前单个国家对这些地区所实行的帝国控制。艾登认为这种託管计划实行起来将很困难，因为未来的联合国各受託国有着不同的民族忠诚观；而且，这种计划将会削弱并最终摧毁大英帝国。 关于欧洲，英美的意愿和期望不存在什么根本分歧，虽然在细节问题上仍不一致。对于俄国将要求沿其西部边界扩张大片领土的事实，罗斯福不愿意正面反对；而艾登则倾向于至少不加挑剔地接受俄国那些比较适度的要求。至于德国，双方一致认为把德国分成几个国家是个聪明办法；美国人主张事前做些工作，决定一下德国的哪一部分将由三大盟国中的哪一国军队来占领。 然而，关于法国，却出现了相当大的意见分歧。罗斯福认为，一旦德国被解除武装，法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就没有理由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他的确还设想过要把法兰西帝国的各战略要冲转变为联合国家的军事基地，由盟国三强的部队来驻防——譬如，英国人可以驻在比塞大，美国人驻在达喀尔。而在艾登这方面则希望看到法国再一次成为军事强国，能和英国一起同俄国抗衡。 关于波兰，艾登和罗斯福都一致认为将不得不在领土方面作一些调整。两人都觉得东普鲁士应当交波兰管辖，波兰的东部边界线大体上应该按照寇松线划定。艾登对于波兰流亡政府中的民族主义者经常表现出来的那种不现实的过分的野心显得很恼火；罗斯福同意战后波兰的疆界将由各大国来确定，不必过于顾惜波兰的沙文主义情绪。 关于战后继承国际联盟这一组织的形式和权限问题，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都还没有制订出确定的政策。美国国务院成立了各种委员会来考虑成立国际性组织的可能性，但还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赫尔坚信，只有成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才适合美国的利益，才能得到舆论的支持。当此事提出来同艾登讨论时，这位英国外交大臣说，他本人是贊成一个世界性的单一的国际组织的。 可是，英国首相的想法在1943年的头几个月里是与此完全背道而驰的。邱吉尔不相信任何国际性机构能够消除战争的根源，他坚信建重力量均衡有着不可迴避的现实性和必要性。邱吉尔看到两种可能的危险。一方面，他害怕美国也许会象1919年至1921年时那样，战争一结束就退出欧洲舞台，不再积极参与那里的事务。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只剩下一个英国来对抗苏联势不可挡的力量，欧洲的力量均衡就岌岌可危。另一方面，邱吉尔深切地意识到，在一个由美俄两国统治的世界上，英国很可能被置于一个极不舒服的地位，在两块大磨石之间碾着。 针对这两种令人不快的可能性，他想出一个主意，建立一个管理欧洲的机构，把欧洲国家结合成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整体，这个整体能以多少是同等的条件满足欧洲大陆东部和西部的国家。他想像了一个类似欧罗巴合众国的东西，它的组成部分是欧洲的主要大国(包括英国以及较小国家的区域性联邦——例如，斯堪地那维亚、多瑙河流域以及巴尔干半岛诸国的这类联邦)。邱吉尔计划把这样的欧洲作为一个单位併入一个更大的世界性组织。他在1943年3月21日(当时艾登在华盛顿)所作的一次讲话中，建议创建一个欧洲委员会和一个亚洲委员会，从属于一个包括战时联合国家在内的世界性组织。 1943年5月，当邱吉尔在华盛顿出席“三叉戟会议”的时候，他找到了机会来畅谈他关于战后世界的想法。在和美国政府领导人的会谈中，他大略谈及一个设想，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下面分设几个区域性的委员会。这次他提出三个委员会：一个是太平洋地区，一个是美洲，还有一个是欧洲。另外，这位首相还建议，世界各国都要把武装力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照常服役；另一部分则固定由区域性委员会调遣，用以对付在他们负责的地区内任何可能出现的侵略者。此外，他还详细谈了英美两国亲密合作的必要，他建议两国之间採用某种形式的共同国籍，在战后继续保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并通过系统的程序，商议外交政策。 邱吉尔对于战后世界组织的意见不一定是英国政府的意见。关于英国在国际性组织方面有些什么要求，内阁在1943年似乎并没有取得任何正式的一致意见。就英国公众而论，一般说来远不象首相那样热衷于计算力量均衡和国家利益。在英国同在美国一样，人们十分普遍地希望有一个较为美好的世界；而且在这两个国家，这种理想主义的表现形式也很相似。英国大多数人对于俄国人英勇地抗击希特勒深怀感激，英国公众不理解为什么战时的联盟在胜利后定要散伙，他们衷心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于一生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深重苦难的这一代人来说，通过某种国际联合的形式造成一个充满良好愿望和通情达理的世界，并非什么荒诞不经的幻想。他们知道俄国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更大的苦难，因此，看来完全有理由期望在苏联也普遍存在同样的看法，而民众渴望和平之心将会在分隔俄国和英国，分隔美国和英、俄两国的理论和实际的鸿构上架一座桥樑。 第113页 在1943年春天和夏天的那几个月里，美国官员把许多心思花在战后的国际秩序问题以及美国在未来的任何国际组织中的位置问题上。起先，罗斯福倾向于接受邱吉尔关于建立区域性组织的计划，但是国务卿赫尔极力反对这一建议，并逐渐使总统转而相信他的想法。赫尔反对区域性组织的意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担心区域性组织的实际结果将为各大国创造势力范围。他认为它本身就很糟，是未来战争的孳生地。此外，他认为英、俄可能利用区域性组织来建立贸易壁垒，排斥美国同世界重要地区的贸易，从而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他的第二个主要反对意见是：他认为美国公众不会支持美国参加欧洲或亚洲的区域性委员会，反而会坚持一种改头换面的孤立主义，把美国参加国际事务的积极活动局限于西半球。 这些论调使罗斯福信服。到1943年8月，他已明确地改变了主意，现在他贊成创建一个单一的世界性国际组织，这个组织要使四大国——美国、英国、俄国和中国——有占优势的发言权。与此同时，邱吉尔已经不再相信有可能建立一个能在俄、美两大势力之间保持均势的有效的欧洲政治单位了。可以猜得出有两个理由使他改变想法的。最重要的一个是：在“三叉戟会议”(1943年5月)和“象限会议”(1943年8月)之间的几个月中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恶感。没有俄国的同意，联邦欧洲的计划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而俄国人已极其明确地表示他们反对任何扩展到中欧和东欧的联邦计划。 迫使邱吉尔放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战后欧洲联邦这一希望的第二个理由是：美国政府拒绝接受区域主义。从邱吉尔的观点看来，美国人的态度中有许多似乎不现实的东西，但是接受美国在战后规划中的领导地位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美国将不得不积极参与战后的国际事务。在邱吉尔看来，英俄关系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越多，似乎越有必要统一英美的政策和计划。因此，牺牲这个虽然对英国说来吸引力大得多，而实际上十之八九行不通的计划，以换取美国在战后世界的积极合作，看来还是合算的。 英国在1943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或称“象限”)会议上接受美国的战后计划的背景就是这样。8月21日，国务卿赫尔提出一份宣言草案，建议尽早在一个切实可行的时间(预计在战争结束前)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国际组织。艾登贊成把这个宣言作为同俄国谈判的基础；后来，在会议结束前，邱吉尔也接受了它。 邱吉尔一旦接受了美国的草案，便实际上放弃了他曾经一度有过的推行独立的战后政策的任何希望。邱吉尔决定把他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而不再依靠英国自己的力量，也不再依靠一个友好和统一的欧洲的支持，今后必须去同俄国势力抗衡的，将是美国，而不是重整旗鼓和经过改组的欧洲。 俄国对于战后世界组织的看法必定还是一个有待揣摩的问题。“三叉戟会议”’和“象限会议”之间的这段时间(1943年5-8月)的特徵是，俄国与西方两盟国之间关系极为紧张。在“三叉戟会议”上作出的把进攻法国北部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的决定使史达林对于西方满腹狐疑。邱吉尔和罗斯福是不是真的在使德俄相斗，以收渔利？他们是不是要等这两个国家都已筋疲力尽时再用武力介入欧洲大陆来推行一套和平解决办法，象1919年那样再次把俄国排斥于欧洲事务之外呢？俄国人一定是这样看问题的，这些俄国人不承认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有确确实实的困难，对于士兵生命的牺牲也不象西方人那样神经质。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在掠夺成性的资本家和苏联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友谊。英国和美国的那些老奸巨滑的资本家利用德国人来为他们打这一仗而同时又利用俄国人来为他们打另一仗，这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至于租借法，可以解释为是一种使这场搏斗旗鼓相当从而确保俄德这一对西方盟国的孪生敌人同归于尽的手段。另一方面，租借物资的交货在1943 年夏天才扩大规模，其实那时候俄国最窘迫的时期已经过去。难道这只是因为美国人计算错误，正在无意中把红军搞得过分强大吗？ 当然，这几个月里支配史达林及其顾问们的行动的思想和忧虑的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是，看来完全有可能，俄国领导人的头脑里确实在权衡轻重，在单独与德媾和以及继续同西方联盟这两者之间进行抉择，而今这种同盟除了使得俄国人和德国人流血以外，简直没有别的。根据发表过的零星的、然而可信的证据，俄方代表在1943年夏天同斯德哥尔摩的低级德国官员进行过对话，想了解能否找到对双方都适宜的媾和的基础。但是希特勒对于谈判并不认真感兴趣，因为谈判可能被当作是他这方面软弱或绝望的表示；同时，由于双方人员都无权代表各自的政府作出保证，俄国人的这次主动行为没有结果。相反，当1943年7月5日德国人打破了继史达林格勒进攻战之后的暂时沉寂，在中线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候，激烈的战斗又开始了；在一个星期里，俄国人挡住了纳粹的推进并发动了反攻，这场反攻在整个夏天一直在胜利进行。 到1943年8月24日，史达林同意举行拟议中的英、美、俄外长会议，这时可以认为，俄国政府已明确决定同西方两国联盟把战争继续打下去。此时，俄国工业在生产军备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庞大的红军日益增长的信心和技能已打开全面战胜德国的前景。即使不靠冬季气候的帮助，俄国军队也已显出有能力向德国人进击；即使没有在1943年开闢法国第二战场的情况下，希特勒的军队也抵挡不住俄国的进攻。战胜德国，不管有没有盟军在西面的直接帮助，将意味着史达林可以有理由希望，一个强大的德国所必然构成的对苏联安全的威胁已经一去不復返了，这一点是同希特勒谈判媾和所不能得到的。消灭德国的军事力量还使俄国人有可能在东欧和中欧各国建立友好的政府；的确，在各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俄国的影响很可能强有力地遍及整个欧洲大陆。 第114页 估计史达林是在1943年7月下旬或者8月的某个时候，咬紧牙关决定把战争打到底的，如果这个推断是正确的话，那末他在大致相同的时候还必须作出另一个同样重大的决定：单独干到什么时候？同英美两国在政策和战后规划方面协作到什么程度？显然，从史达林的观点看来，只要同德国的战争还在继续，就不能冒险同西方盟国公开决裂。不但租借物资是俄国战时生产的重要补充，而且英美军队的支援在帮助红军摧毁希特勒力量方面有着实际的价值和更大的潜在价值。可是，从事情的表面来看，似乎史达林没有必要接受美国关于战后国际组织的计划，也没有必要同意在被解放国家建立民主政府的这种公式，而他在1943年10月和11月的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却就是这样做的。 俄国政府在同美英政府达成有关战后问题的口头协议时心里盘算些什么？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妄加推测是愚蠢的。不管是什么道理，反正这是俄国政策的动向；而且，甚至在1943年10月外长们到莫斯科开会之前，已经有迹象显示俄国人有意于合作了。比如，俄国人同意了对义大利採取的措施，俄国极力克制自己，没有批评英美政府给予巴多里奥的支持。9月3日，波斯加入联合国家宣言，没有遭到俄国的任何反对。这似乎表明，史达林眼下不打算寻找通往波斯湾的出口了。还有，1943年9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告知西方盟国，日本企图在俄国人和希特勒之间调停，而史达林当即拒绝了这个提议。但是，事情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当美国起草的关于战后国际组织和安全的宣言草案第一次提交俄国人时，他们不肯接受，反对美国人意欲把中国与其他大国一起作为宣言的共同发起人；美国想在波兰流亡政府和俄国人之间进行调停的提议，在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也被拒绝了。 “象限会议”结束后，英美政府对各自关于战后世界的希望和计划都互相摸得很透了，双方还都希望能够说服俄国同它们一起来制订和维护一个和平解决办法。是美国人带头同俄国人开始了有关战后计划的谈判。这样开始做后，在他们1943年同史达林打交道中，始终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条是：罗斯福相信，假如他能见到史达林并同他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他将能消除一些俄国和西方盟国间由猜疑造成的障碍。罗斯福对他个人的魅力颇为自信；但同时也深信，他的提议显然是通情达理的，没有任何人，甚至史达林，能够拒绝得了。 他准备在小事情上对俄国人慷慨大方——譬如说义大利海军问题——并认为这种慷慨不应当因为讨价还价而受到损害。他希望(并情愿把所有的赌注都下在这个希望上)一旦他向史达林证明美国确实愿意友好合作之后，这位俄国领袖会放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支持他罗斯福关于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与和平的世界秩序的计划。俄国人毕竟还是可以得到很多好处的。他们肯定需要时间和其他国家的帮助来重建他们自己疮痍满目的经济。而且，罗斯福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他认为所有的人，本性都是好的，都是善意的；他不相信一旦友好的气氛占了上风还会有什么国家利益的矛盾不能解决。要么和解，并由一个国际机构来执行和平仲裁；要么打一场新的、破坏力更大的战争。那么谁还会轻率和盲目到这种地步，不愿意选择前者呢？ 中心问题看来似乎比较简单：要打破以往事件所造成的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而达到这一目的最迅速和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个人接触和坦率的讨论把史达林从一个同盟者转化为一个朋友。这位总统也许从来也没想到过，史达林可能以全然不同的心情来对待这种会见，他可能不把罗斯福看作一个推心置腹、慷慨豪爽的朋友，而是看作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毫无理性的代表人物，或是看作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居心叵测的狡猾的代理人；或者就算罗斯福想到过这一点，他也会置之不理的，因为他难以相信人家会把他真正的为人如此丑化。他信心十足，认为只要史达林同他面对面坐上五分钟，就一定会认识到自己过去是多么错误。因此，罗斯福不放过任何机会试图安排一次同史达林的私人会晤，尽管一再遭到拒绝和推延，他仍然坚持这种努力。 影响美国对俄国态度的第二个重要考虑是希望在对日战争中得到俄国的帮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日本在满洲的军队甚至可能会在日本本土已被征服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继续作战这种危险深以为虑。即使这种可能的情况终于不发生，如果俄国军队向满洲的日本人进攻，如果俄国人同意让美国空军在西伯利亚建立基地，那对于美国的对日作战来讲也显然是一大帮助。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合作必定会减少美国人的生命损失并缩短战争时间；而这些正是美国参谋长们评价政策的标准。 就这样，尽管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日益增长，但在1943年整整前十个月中，美国政府却扮演了一个求爱者的角色，追求着史达林这个故作羞态的情人。没有史达林的同意，罗斯福对于未来的一切美好希望都将成为泡影。此外，英美两国的许多人士对于西方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对待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态度都心中不安，并且隐约地怀有一种内疚，因为俄国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数超过了英国和美国。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分子感到，西方国家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这些事情上可以向俄国学习许多东西；保守主义者觉得可以把战时俄国的一些事件解释为俄国已放弃革命蠢事并回復到旧俄传统。诸如此类的感情、希望和信念的线索都影响美国在1943年期间对苏联所採取的态度，英国的态度也受到影响，只是不那么显着罢了。 第115页 在史达林同意举行三国外长会议之后，会议的议事日程、时间和地点马上就开始谈判商定。英美方面费了许多唇舌，想说服俄国人同意在英国或某个中立地方举行会议，但史达林坚持要在莫斯科开会。9月10日，西方盟国作了让步。因此，莫洛托夫、艾登和赫尔于1943年10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宫会面，讨论了初步的程序问题；第二天就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 带上会议桌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缩短战争的时间。俄国人想知道英美关于在1944年进攻法国的计划是否依然未变，并提议三巨头立即对土耳其和瑞典施加压力，要土耳其参战，要瑞典允许盟军在对德战争中使用其空军基地。美国人提议为“穿梭轰炸”作出安排，那就是，为使美国飞机在攻击德国东部的目标后能在俄国加油和重装弹药，然后在返航时再攻击其他目标，应当在俄国设立美国的空军基地。另外，美国人想在西伯利亚建立气象站，还提议订一个协定来改进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空运。 赫尔认为军事问题处于他的职权范围之外，他把这些事情交给和他同赴莫斯科的约翰·r·迪恩将军办理。迪恩以及邱吉尔派在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私人代表陆军上将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能向俄国人保证，进攻法国北部的计划在1944年春实行，并概述了正在进行的各种准备。不过，他们的确还强调了一下魁北克会议上讲定的条件，除非德国的空中力量被大大削弱，除非德国在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后备军不超过十二个师，外加一个新的条件，即除非德国人在进攻开始日之后的两个月内抽调不出十五个以上的师来对付登陆部队，就不能实施进攻。俄国人对这些情报表示满意，尽管他们对于拟议中的进攻的具体实施日期仍然不得而知。 俄国人“原则上”同意美国关于穿梭轰炸、气象站和改进空运的提议，但是很勉强，他们后来又为这些提议的实际执行设置了重重障碍。确实，莫洛托夫曾试图不把这些事情载入会议的正式记录，而只是在赫尔自己出来干预之后才同意把它们也写进去。 土耳其和瑞典问题被送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以及罗斯福和邱吉尔研究决定。10月28日，在会议行将结束的时候，一个否定的回答送到了莫斯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觉得，如果按照苏联关于土耳其和瑞典的提议去做，势必要动用“霸王”计划和义大利战役的物资；但是俄国人不服，他们对提议之遭到拒绝愤愤不平。在会议已正式结束，但英国和美国的外长还在莫斯科等候好天气起飞时，发生了多德卡尼斯事件，再一次使土耳其问题突出起来。11月2日，英国政府和俄国政府商定，由艾登设法立即取得土耳其空军基地的使用权，然后两国政府再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它全面参战。 在这三方之间的军事谈判沿会议的正式渠道进行的同时，艾登和史达林还秘密举行着意义远为重大的谈判。形势在义大利的发展使英国人担忧，使美国人恼火。盟军不但没有攻下罗马并迅速往北向亚平宁山脉前进，反而陷在南部，面临具有潜在优势的德国军队。邱吉尔已在开始设法向义大利增调登陆艇和部队，使两栖部队能在德国防线的后面发动侧翼攻击；但是美国人象往常一样，仍不愿意答应做任何有可能干扰“霸王”计划的准备工作的事情。 在同史达林的一次会见过程中，艾登向这位苏联独裁者摆了这些事实，并说明新的形势可能迫使“霸王”计划的日期推迟一、二个月。史达林表现得出人意料地富有同情心，并对红军从英美方面的作战行动中得到的支援异乎寻常地表示了谢意。史达林的态度鼓励了邱吉尔，他想，也许能说服俄国人支持他的军事政策而反对美国人的政策。毕竟，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提出土耳其参战问题的正是俄国人，而且史达林似乎对于为在义大利和东部地中海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而推迟“霸王”计划的前景并不愤慨。俄国将从土耳其海峡的开放中大得其利，因为那样就能建立起一条新的更短的补给线，使租借法物资能直接送往俄国前线。 争取史达林支持他的地中海战略这一新的希望是邱吉尔在德黑兰会议前夕的主要思想；而罗斯福知道了史达林的态度后，也不太起劲地鼓吹“霸王”计划了。他总是在马歇尔和邱吉尔的主张之间举棋不定，直到直接听到了史达林的话。 不管军事问题对俄国人和英国人显得怎么重要，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主要关心的却是一些别的事情。赫尔念念不忘的乃是奠定盟国各大国之间战后合作的基础；因此，军事问题的初步磋商一结束，会议就转而考虑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了。这个文件是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在1943年8月的“象限会议”上徵得英国的同意，此后又马上提交了俄国政府。这方面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坚持把中国同英、俄、美拉在一起作为宣言的共同发起人。艾登愿意迁就美国人，但莫洛托夫最初断然反对把中国包括在内。然而赫尔还是坚持。莫洛托夫先是让了一步，同意把中国的席位问题搁置不议，几天以后，在10月26日，他终于同意了。 会上讨论了宣言的文本，在措词方面作了许多修改。由于莫托洛夫的坚持，原来条文中规定建立一个技术性军事委员会的一条被删除了。一经在文本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就得徵求中国政府的同意。通过迅速的无线电报往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受权代表中国政府在宣言上签字。1943年10月30日举行了正式的签字仪式。 第116页 宣言庄严地声明，四国将合作把战争进行到底，并将在今后“为缔造并维护和平与安全”而继续合作。约定採取三个具体步骤： ……它们[即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苏联和中国的政府]承认有必要在尽早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战事终止后，除非为实现本宣言内所预期的目的，并经共同磋商，它们将不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其军队。 它们将彼此并与联合国家中其他国家会商及合作，俾对战后时期军备的调节，获得一项实际可行的普遍协议。 这个宣言的含义十分重大。俄国政府签了字，这似乎充分证明俄国领导人愿意在战后时期与英美合作。美国政府签了字，看来这同样也说明美国放弃了孤立于欧洲和世界政治之外的传统政策。进一步证明这一看法的举动是美国参议院于1943年11月5日以八十五票对五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康纳利决议。决议宣布，参议院“承认有必要”为了维护和平而建立一个美国应该加入的国际组织。看来，这项决议的通过，使1920年事件不致重演，当时参议院曾否决了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计划。 在赫尔看来，四国宣言是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就。会上讨论的其他政治问题，按照他的见解，无非都是为了配合这个宣言所包含的战后合作的总的决定罢了。 英国人不大相信发表几项总的原则的声明会有多少价值，因此会上讨论的大多数具体问题都是由艾登提出的。就这样，经艾登提议，外长们同意建立一个欧洲谘询委员会，总部设在伦敦。设置这个委员会是为了商讨在主要盟国间可能发生的关于投降条款及其实施的各种具体问题。这个委员会被授权为共同行动提出建议，但不拥有发布命令的权力。同样，会上又一次根据艾登的提议同意建立义大利谘询委员会。 外长们一致认为，在德国战败后，奥地利应重建为独立国家。他们还接受艾登的提议，不在欧洲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而应把共同负责作为他们在欧洲大陆解放了的和占领着的国家的政策的基础。但是在另外两个问题上，艾登可就不那么顺利了。莫洛托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提出的关于准许欧洲小国结成联邦的提议；同时他为说服俄国人恢復同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所作的努力，也毫无结果。莫洛托夫明白表示，苏联政府期望在东欧和东南欧的事务中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这虽然不是他的原话，可是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如此。 俄国人提出了两个项目来讨论。10月22日，莫洛托夫提出了一张表，上面开列了在义大利事务中消除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影响的一些措施。他的大多数意见都被纳入在外长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关于义大利的宣言。另外，俄国人要求把义大利舰队和商船队中的一部分移交给他们。这件事又被转回到美英政府手里，10月30日莫托洛夫接到通知说，眼下不能作这样的移交，因为义大利船只应当用在能够最好地为整个盟国事业服务的地方。 对美国代表团来说，这些细节问题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的意思是，只有在总的原则问题上达成全面的协议之后才能谈到战后世界和眼前的一切问题。四国宣言只是他们带到会上来的四项基本文件之一。其他三项文件是：关于德国战败后的处理问题的备忘录；关于指导战后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原则的声明；对“附属国人民”实行託管的声明。 美国方面关于德国问题的备忘录于10月23月提交外长会议。备忘录宣布德国应被完全解除武装，并应以提供货物和各种劳务的形式为德军造成的物质损失作出赔偿。备忘录建议设立一个盟国间的德国委员会来强制实施投降条款。至于肢解德国的问题，赫尔报告说，美国政府对于强行把德国分割成几个国家是否明智这一点尚无定见，但他认为，不管怎么样，分散管理总是应予鼓励的。三国外长一致同意迫使德国交出1938年以来取得的全部领土，东普鲁士应与德国分离。艾登比赫尔更为强烈地主张德国应予分割；莫洛托夫则仅仅表示，在研究希特勒失败后德国的处理问题上俄国人落后了。会议决定把整个问题交给欧洲谘询委员会从长计议。 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赫尔提出了战后的经济原则问题以及战后附属国人民的地位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是直接同英国利益相牴触的。赫尔长期以来是个自由贸易的信徒，希望看到自由贸易的做法在战后世界牢牢生根。的确，他认为，只有开展比较自由的贸易活动，和平的经济基础才有保证。这意味着英国应放弃帝国优先权；可是自由化的贸易原则在运用到象苏联经济那样的社会主义化经济中去时将意味着什么，那是很难说的。尽管如此，莫洛托夫还是声称，他以贊同的眼光看待赫尔的提议。也许他的意思是说，他同意美国提议中所包括的要德国赔偿以及设立一个国际银行这些内容。艾登的处境颇为微妙，因为英国政府一方面确定无疑地不贊成战后无条件地撤除贸易壁垒——这个步骤将使英国工业置于美国竞争的全力冲击之下——但另一方面英国人已正式对贸易自由承担义务，以此来换取租借物资。这一义务已写入1942年的租借总协定中，艾登是无法否认这一协定的。同时，他要是同意赫尔的提议，就非得加上一些令人为难的限制不可。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大概没有明确表态。 第117页 美国方面关于把对附属国人民的保护责任从个别国家移交到国际托管国手里的计划，对于英国传统的权力和利益说来，是一个更为直接的挑战。艾登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表示，他的政府无法接受赫尔备忘录中对这个问题所规定的原则。莫洛托夫只是说这个问题得进一步研究，苏联政府对此颇感兴趣。 对于在欧洲被占领各国的残暴行为要负责的那些德国人应给予何种惩罚这个问题，在外长会议前一些日子里就已经在各盟国政府间进行讨论。邱吉尔在10月12日起草了一个文件，按照在莫斯科进行的讨论，对此稍作修改后，由罗斯福、邱吉尔、史达林签署，作为关于德国暴行的宣言发表，成为外长会议的公开文件之一。起草这个宣言的目的在于防止今后的暴行。宣言宣称，各盟国政府将查出那些应对大屠杀、死刑和其他暴行负责的人，把他们送回到他们作过恶的国家去，由那里的地方当局去审讯和惩办。德国政府中的最高级或接近最高级的那些头等罪犯，他们的罪行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将由各盟国政府联合决定惩处之。讨论情况表明，对于希特勒及其同伙，英国方面倾向于依照法律的审讯手续行事，而俄国人和美国人则主张立即处决和严厉处置。宣言迴避了这个问题。对于头等罪犯是立即处决，还是通过正式审讯再行惩处，只字未提。 1943年10月30日，外长会议的最后一天，史达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宴。席间谈话中，他告诉赫尔，在打败德国之后，俄国将参加对日作战。宴会上洋溢着事事顺遂的气氛，外长会议也就在伏特加酒加友情的热烈气氛中宣告结束。 官方的公报提到了“作为会议全部工作之特点的互相信任和互相谅解的气氛”，随同公报一起发表的四项宣言，即关于普遍安全、关于义大利、关于奥地利以及关于德国暴行的四项宣言，使公众得以看到会上达成了何种范围的协议。俄国同英美一起宣布了在战后继续合作的共同愿望，这是件重大的事情。唯一刺耳的调子是波兰问题。俄波争论并未结束，也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一方有丝毫妥协的精神。但是，盟国三强就战后合作达成了根本性的协议，这是一条使人安心的消息，大众为此欢唿，而在这一片欢唿声中波兰流亡政府的怨言也就充耳不闻了。 国务卿赫尔在回到华盛顿后应邀在美国参、众两院的一次联席会议上致词。他抱着十足的乐观主义态度说道： ……苏联、英国、美国和中国已为战后世界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这种合作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不论大小，都能在和平与安全中生存，都能维护文明生活的各种自由与各种权利，并享受多方面的机会和便利以取得经济、社会和精神进步。在目前的大战中以及在战胜轴心国以后的和平时期，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重要国家象我们这样休戚与共了。 艾登在对会议的成就作估价时调子较低，但仍不失为乐观。他在1943年11月11日向下议院作的一次讲演中说道： 让我在一开始就说明一下，会议的结果超出了我的希望。随着我们工作的进行，信任感增强了，而这似乎又转过来加速了工作的进展。……我一点儿也不想假装说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意见都一致了。那倒真的是世界永远幸福了，可我们目前离那一步还远着呢。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彼此的观点……而当我们飞越史达林格勒时，我不禁这样想：经歷了这一切灾难之后，难道我们还不能在一起把世界好好安排一下，使这些彻底毁坏的城市得以再生，而从此这些城市将在持久的和平中永葆青春？ 俄国人也以满意的心情欢唿会议所取得的成就。史达林在1943年11月6日莫斯科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二十六周年的讲话中说： 盟国战胜共同敌人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而盟国间的关系、盟国军队的战斗团结，不但远远没有削弱，而且正同敌人的期望相反，变得越来越巩固和持久了。 最近报上发表的苏、英、美三国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各项歷史性决议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大盟国的报纸都突出地报导了莫斯科会议的消息，一致赞扬会议的结果。美国报纸普遍地把四国宣言作为会议最重要的决定；英国报纸喜欢强调欧洲谘询委员会的价值，把它看作是解决争端、达成共同决议的工具；俄国报纸最强调的是：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将产生军事上的影响。 强调的重点不同，反映了三国政府态度的不同，但分歧毕竟是微小的。在这三个国家里，公报及附带文件的每一部分都被看成是对盟国间合作关系和获得战争胜利的有价值的贡献。盟国间的友好热诚从未达到这样的高度。美国方面的感情看来已肯定甘心于继续参与世界事务了。特别是美国尽管过去从来不愿意，现在似乎也乐意参加一个国际组织了。英国的反应虽然也是乐观的，但自然要沉着得多；而在俄国呢，对西方盟国的热情已渗透到普通老百姓中间去了，或者说至少已渗透到了西方报纸记者曾与之谈话的那些老百姓中间去了。 罗斯福长期以来向史达林的献媚求爱似乎正在取得进展。下一步得安排一次三个首脑的会晤了，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为这样一次会晤打好基础。事实证明外长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就在外长会议结束后还不到一个月，三巨头在德黑兰会晤了。 第118页 第五节 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 1943年11月22日-12月6日 (一)筹备工作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两年中，罗斯福和邱吉尔之间的定期会晤成了维持英美合作关系的支柱之一。长时间以来，罗斯福总想把史达林拉到英美圈子中来，并曾竭力怂恿这位苏联独裁者离开他的首都外出举行会晤。但是史达林不愿失去同前线司令官们的电话联繫，而罗斯福呢，由于考虑到威望和便利，又不愿跑到俄国去。1943年9月8日，史达林提议三国政府首脑在当时已驻有三国地面部队的波斯举行会晤。邱吉尔是愿意去德黑兰赴会的，可是罗斯福不愿意，于是谈判拖了好几个星期，直到11月10日或那天前不久，罗斯福才让步，同意去波斯首都。 由于总统想把蒋介石和中国人拉来同俄国人一起开会，罗斯福同史达林进行的长期谈判进一步复杂化了。史达林在同意举行德黑兰会晤时提出的条件之一便是所有其他盟国的代表必须“绝对地被排除在外”，当然，这儿指的是中国。罗斯福这才不得不分别举行两个会议，一次是从11月22日到26日同英、中举行的开罗会议(代号“六分仪”)，第二次是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同英、苏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代号“优里卡”)。在德黑兰会议后，为了处理一些未了结的事情，从12月3日至6日，又在开罗安排了第三次会议。 尽管大家各怀异志，尽管在开罗和德黑兰两会议安排停当前进行了讨价还价，罗斯福还是以“小伙子般的热情”踏上了旅途。大战期间，没有一次国际会议象这次会议那样朝气蓬勃，充满着青春的热情，尽管史达林和邱吉尔两人实际上都不象罗斯福那样相信只要有了善意和个人间的友好接触就会万事大吉。不过他们两人仍以为会晤是值得一试的。于是，各国代表团对第一次共同会议怀着很大的、然而又是各不相同的希望动身了。 美国人来参加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时，思想上着重考虑三件事情：罗斯福给自己提出的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同史达林就战后合作问题达成牢固的谅解。此外，美国的参谋长们决意要扞卫那一年早些时候作出的两个基本的战略决策：在对德作战方面，他们希望在1944年5月发动一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大规模进攻；在对日作战方面，他们坚持要在对日本本土实施攻击前实行一种旨在围攻香港的大规模的钳形合围。 在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实行战略指导的太平洋地区，没有特别的困难。在索罗门群岛和纽几内亚，进展都是缓慢的；麦克阿瑟将军同美国海军当局的关系也不是始终融洽的，但是这些都是美国自身的问题，在同英国或中国打交道时，关系不大。困难的是缅甸。根据卡萨布兰卡会议、“三叉戟会议”和“象限会议”的决议，北缅应予收復，以重新打通与中国的陆路联繫。为此，调拨了美国空军和物资用于缅甸战役，但地面战斗则要由英国和中国的军队来进行。地形、气候和交通联络方面有很大的困难，另外还有个人的倾轧和党派之争。结果，直到开罗会议时，缅甸局势仍然只有很小的或者根本没有什么进展。日本人仍占有几乎整个缅甸，中国和西方世界的联繫，除空运这一途径外，仍被日本人所切断。这样的局势使美国军界领袖深感不安，因为他们在计划对日总战略时是基于缅甸将在1943年度内予以扫清这一假设的，他们希望一旦同中国的陆路联繫恢復，就能装备并训练一支强大的中国陆军，使之在最后打垮日本时起到重要的作用。 对于他们的缅甸计划的失败，美国人的反应是更为强烈地坚持1943年没有完成的事应在1944年进行。他们怀疑英国人对这个战场不太热心，而由于邱吉尔曾十分明白地表示英国最高统帅部不贊成整个计划，只是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才同意的，美国人的疑虑就更大了。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开始考虑战胜日本的其他办法。随着船厂不断生产新舰，美国太平洋舰队在1943年迅速扩大。1943年11月20日，就在开罗会议开幕之前，美军进攻吉尔伯特群岛中的塔拉瓦环礁和马金环礁，五天后，日本人停止了抵抗，当然，经过了一场激烈的代价很大的战斗。 这个军事行动的意义远比占领区区数英亩的珊瑚礁所显示的来得重大。美国海军第一次能在远离基地数千英里的地方送上登陆部队并为他们提供海空掩护。当时，已有足够数量的舰载飞机来取代岸基飞机的空中掩护，而这种岸基空中掩护在太平洋战争的头两年里曾被认为是成功地进行两栖攻击所必不可少的。登陆艇、供应舰以及为一支配备均衡舰队所必需的各种各样的战船顺利地驶过本无航路的大海，袭击日本帝国在太平洋上的环形防线。 这样就展开了一些十分新的可能性。现在有可能大踏步前进了，在新占领的岛屿上夺取或兴建简易机场之前，可以由入侵舰队本身不断提供空中掩护，而不必老是再受岸基战斗机有效航程的束缚，慢吞吞地从一岛到另一岛，从一港到另一港，每次只能前进一百英里左右。这种机动性提供了穿过中太平洋而极为迅速地接近日本主岛的可能性，此外，这也证明了在对日作战中海军能起压倒一切的作用。看来完全有理由推断，一旦接近日本本土的一些岛屿基地被攻占，海空力量就能切断日本的海上交通，甚至在开始进攻日本本土之前，使日本的作战能力瘫痪。 第119页 但是，在开罗会议期间，这些可能性只是初露端倪。何况，还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在满洲和中国的日本部队怎么样？当日本诸岛被隔绝、被踏平的时候，他们会投降吗？抑或他们还会从亚洲大陆获得给养而战斗到悲惨的结局？鑑于被隔绝的日军守备部队多次进行过拼死抵抗的事实，看来不能轻率地臆断说，日本一沦陷，就等于他们的抵抗会全部终止。 因而，尽管金海军上将对于收復缅甸的必要性颇有怀疑，尽管他倾向于支持英国人的计划，即绕过缅甸的日本守军，放弃重新打通与中国的陆路交通的计划，而集中主要力量在马来半岛或苏门答腊进行两栖攻击，可是在同英国人举行会议时，他并不准备拿自己的这些怀疑去同马歇尔的信念唱对台戏，马歇尔坚信要打败日本第一步必须收復北缅。结果，美国的参谋长们在开罗会议上组成了一条统一阵线，他们希望英中两国部队在美国物资、空军和一支极小的战斗部队的帮助下扫清缅甸。 罗斯福个人在战略问题上的态度是犹豫的。他已不象那年8、9月时那样确信“霸王”计划是各种有可能实施的计划中最理想的一项，同时他自然也要考虑考虑那个为邱吉尔竭力主张的关于扩大地中海战役的主意。在开罗和德黑兰会议前的几个月里，总统的思想有许多地方都是举棋不定的。他极为关注中国的未来和战后世界的形态，而这些政治问题与当前的军事战略问题又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罗斯福在他自己的参谋长们提出的军事方面的意见和邱吉尔摆在他面前的那种截然相反的论调之间，无所适从。而试图在两者之间作出决定之前，他自然需要听听俄国人和中国人的意见，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然还有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他一直到德黑兰会议之后才宣布由谁来指挥“霸王”计划。 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这些意见分歧和举棋不定的阴影并没有清楚地显露出来。马歇尔的主意很坚决，不再踌躇，不希望再改变计划，不希望从他心目中那个最为简捷、代价最小的取胜途径中转移物力。金对于缅甸的疑虑以及罗斯福对“霸王”战役的犹豫被马歇尔的决心，被逐渐展开的讨论方式所掩盖了。当蒋介石同意美国的缅甸计划，史达林保证了“霸王”计划时，马歇尔似乎是赢定了；但是正如下文所述，他的缅甸战略中有一部分在第二次开罗会议上又被推翻了。 得到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支持的邱吉尔前来参加这两次会议时，决心要再一次设法修改那年早些时候作出的战略决策。首相预见到在地中海地区扩大作战规模可能带来的军事和政治上的巨大好处，还希望能说服他的盟友接受他的观点。就在开罗会议开幕前几天，英军被迫逃离爱琴海的勒罗斯岛，这次失败的耻辱创痛犹新。另外，更大的原因还在于邱吉尔认为在地中海地区採取大规模行动对于一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说来是必要而且有益的前奏。他的计划是这样的：把士兵和登陆艇集中在地中海地区，而不是把他们分散部署——英国放一部分，缅甸放一部分——这样才有可能及时在义大利两翼组织两栖进攻，以便在1944年1月攻下罗马，然后，根据他的意思，在2月份再把登陆艇用来进攻罗得岛，只有到这时，才可把部分登陆艇调回英国，以供大规模进攻大陆时使用。与此同时，他还希望，对于希腊、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游击队的供应能够扩大，并能说服土耳其参战，从而迫使德国人从巴尔干半岛的南部撤退，建立起一条也许是沿萨夫河和多瑙河的某种形式的巴尔干战线。他相信这些军事行动将耗尽德国的资源，把德军从西北欧引开，如果计划成功，就可能导致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附庸国家背叛德国，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各国的人力就可以大规模地用来投入战斗；再配合以轰炸攻势和义大利战役，这将大大削弱德国的力量，以保证从不列颠诸岛大举进攻大陆的成功。 邱吉尔深以为虑的是，倘若在越过英吉利海峡发起攻击时面对一支强大的德军，那么登陆部队不是从海岸上被打回来，便要毫无希望地被困在一个小小的桥头堡地带，面临着一个堑壕网，而要冲破这个网就非大量流血不可。他忘不了1915-1919年的那场大屠杀。自从阿卡迪亚会议(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以来，他的战胜德国的基本战略就是立意要避免这种局面。而那个美国方面一贯支持的“霸王”计划，在他思想上总觉得风险太大，除非能在南方配合积极的骚扰，而且这种骚扰的规模要足以起到分散并削弱德国军事力量的作用。 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前夕，邱吉尔一定还记得1942年夏季的事情。在那年，他起初表示同意美国方面关于进攻法国的计划，但到了紧要关头，他总算说服了罗斯福，要他相信北非这个战区更为有利可图，而且风险较小。1943年5月，在“三叉戟会议”上，邱吉尔觉得必须同意美国方面的“霸王”计划，可他又顺利地劝说美国人同意进攻义大利，尽管当时马歇尔对于在地中海地区一条永久性的战线上使用人力物力颇为勉强。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后，邱吉尔在华盛顿千方百计要别人同意把地中海战役扩大到爱琴海，可是只取得部分成功。这回，在开罗和德黑兰，机会来了，他要再试一下，看能不能压倒美国参谋长们的抵制，让别人同意他的计划。 第120页 有两件事鼓舞着邱吉尔，使他认为他的这件事业即将成功。如上文所述，11月4日，罗斯福同意由美国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要后者在1943年年底之前参战。这样一来，一条巴尔干战线将自然而然地形成；一旦战斗在爱琴海和色雷斯打响，邱吉尔将依靠事态的发展和他那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服美国人去充分利用新的战线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第二件事是俄国人在行将举行的会议上将有他们的那一份发言权，看来他们愿意支持邱吉尔的计划。如上文所述，10 月外长会议期间艾登同史达林在莫斯科的秘密会谈，似乎证明史达林为了扩大地中海的战斗，愿意接受推迟“霸王”计划。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俄国人还通知美国(大概还有英国)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表示对地中海攻势的速度不满。有鑑于此，至少美国人认为，史达林在德黑兰将催逼英美扩大地中海方面的行动，当然，这完全适合邱吉尔的计划。 但是，还得公正地强调一下，邱吉尔并不愿意放弃“霸王”计划，他只是希望把这次战役变成一个在他看来不包含什么不合理的冒险的行动。他不能接受美方的观点，说扩大了的地中海战役和“霸王”计划是互不相容的，反倒是相信用于地中海的兵员和物资会使在法国北部登陆的任务变得相对容易一些，这样，在1944年夏季的某个时候发动“霸王”行动，也许规模可以小一点，而成功的把握较大。地中海的作战行动可能会使“霸王”计划推迟几个月，邱吉尔对此不但没有什么不安，反而觉得挺不错。到1944年8月或9月，德国有可能，也许实际上将濒临崩溃，这样，在法国登陆时所面临的，至多不过是垂死的巨魔的几阵痉挛罢了。 至于对日战争，邱吉尔认为，在战胜德国以前只好把它当作幕间插曲。他觉得远东的大战可以推迟到1945年。他怎么也不能同意在缅甸的丛林里同日本人作战的主意。1942年马来亚战役后，他很佩服日军丛林战的能力，如果去攻敌之长并企图战而胜之，看来是很愚蠢的。他宁愿对那些暴露的海岸地带——苏门答腊、马来亚、爪哇——进行两栖攻击，在这些地方海空力量可充分利用。但是登陆艇却极为缺乏，而在最近期间他完全无意把这种舰艇用在孟加拉湾作战，他宁可把它们用于义大利沿岸，用来攻占罗得岛和爱琴海其他要冲，也许甚至还可用来攻击巴尔干半岛本身。倘若邱吉尔如愿以偿，那么远东将被排除在英国最近期间的攻击计划之外。 至于中国，蒋介石的愿望和计划就其本身而言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在开罗会议上提出讨论的倒不如说是史迪威将军和蒙巴顿海军上将为他制订的计划。的确，蒋的态度是有些不光彩的。他一心想在共产党和日本人面前维持他在国内朝不保夕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同时还得在他的政府和国民党内部应付个人和派系阴谋的重重迷魂阵。蒋希望保存他自己军队的实力，并尽其所能向美国人索取大量的供应物资，而把对日作战的重担推给别人。只要英美的计划不危及他在中国国内的权力，那么这些计划究竟订成个什么样子看来不是最重要的。他自然希望克復缅甸，因为这样大概就可以增加对他的部队的物资供应，可是蒋又不愿意为克復缅甸而大量使用他的部队，这些部队在抑制共产党势力和维持中国蒋管区的秩序方面更为需要。 (二)第一次开罗会议 1943年11月22-26日 当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日开幕时，英、美、中三国代表面临的第一件公事就是讨论蒙巴顿海军上将总部所拟订的计划。蒙巴顿于10月7日抵达印度，接受东南亚统帅部的指挥权，可是组织一个新的总部参谋班子得花时间，因此，直到11月16日他才把作战的职责接过来。当时，雨季已过，接下来几个月正适合于进行大规模的战役，因而对蒙巴顿说来，如果要在1944年5月下一次雨季开始以前有所作为的话，就得刻不容缓地把进攻计划定下来。参谋们着手干起来，到开罗会议时他们已完成了一项四个打击面的对日作战计划。 简言之，这项计划就是：在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组织一次两栖突击；沿缅甸海岸发起一次以若开为目标的攻击：从英帕尔的一个基地出发对中线的一次进军；从北部发起一次以密支那为目标的进攻。上述攻击中最后一项本身又是一个三重战役：中国军队的纵队将从印度和中国两地推进，而由奥德·温盖特将军率领的一支实力相当于一个师的突击队空降在后方破坏日本人交通。这个计划颇具胆略，它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前线的空中供应克服地形上的巨大困难。计划若要成功，就得依靠英、中军队的有效合作，依靠大批登陆艇和运输机。 蒙巴顿和史迪威来到开罗，向与会的英、美、中三国领导提出这项计划。蒋和他的军事顾问们讳莫如深，不置可否。蒋所关注的是，这个计划要求用大批运输机为部队输送给养，这样一来对华货运可能减少，甚至会停顿一个时期。他企图说服英美方面同意，不管其他方面对现有飞机提出什么要求，每月至少应有一万吨物资经过“驼峰”空运来华。但是，11月26日，蒋放弃了这个要求，同意在缅甸使用中国军队。 与此同时，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议，会上说明了蒙巴顿的全盘计划，邱吉尔亲自参加了其中几次会议，但是他不愿接受那些建议，因为那些建议如果实行起来，就得把他想用在地中海的登陆艇用来突击安达曼群岛。11月24日，邱吉尔开始发作了，如对义大利以及在爱琴海上两栖作战进行争辩；艾登则在会上论述土耳其参战的好处。第二天，英国参谋长们建议把“霸王”计划推迟到夏末，以便更充分地利用地中海战役所提供的机会，他们都说不能在击败德国之前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作战。英美战略家之间的意见分歧从来没有这样大，讨论没有结果。 第121页 罗斯福支持他的参谋长们的意见，要求在孟加拉湾採取军事行动。他不顾英方的态度，私下向蒋介石保证将实施两栖作战来配合拟议中的中国在北缅的进攻。罗斯福许这个愿当然就是逼英国人行动，可他觉得这样做目的高尚，无可非议。罗斯福衷心希望看到中、美、英三国达成和谐的一致，他还感到除非英国採取有力行动帮助中国人扫清缅甸，不然就不大可能有真正的信任和同志感把三个国家团结在一起。 但是英国人决不会让美、中方面逼得他们去执行一项他们认为不明智的战略。俄国人的意见尚有待听取，邱吉尔希望他们将会支持他的爱琴海和巴尔干计划。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内的僵局没有向蒋介石透露，而权威不下于罗斯福的一位人物已向蒋作出保证说，一两个月内英国人将在南缅和中缅开始大规模作战，并将在孟加拉湾海岸某地实施两栖进攻，以切断日本的供应线。根据这种条件，蒋介石同意在北部使用中国军队向密支那进攻。但实际上一切依然悬而未决。三方面会议没有就对日战略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 在第一次开罗会议期间也讨论到政治问题。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就远东的战后解决办法进行了谈判，但是三人究竟谈了些什么，直到1952年还不见有详情发表。罗斯福同往常一样，胸怀宏旨：谈到法属印度支那，建议交由一个美、中、英代表组成的三方委员会管辖；他还就变大连为自由港从而让俄国人通往太平洋不冻水域这个问题向蒋介石进行试探。关于香港和满洲的未来地位问题，也许在蒋介石和罗斯福之间私下谈到过，另外可能还谈过蒋介石政府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这些是要保密的微妙问题。另外那些易于取得一致意见的条款就写在会议闭幕后发表的公报中向全世界公布了。公报说： 三大盟国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制止并惩罚日本的侵略。三国并不想为自己谋求利益，也无意于扩张领土。三国的目的是：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在太平洋地区夺取或占领的所有岛屿应予剥夺；日本从中国人手里窃取的领土，诸如满洲、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应归还中华民国。此外，还应将日本从其凭藉武力和贪婪所取得的其他领土上驱逐出去。上述三大国对朝鲜人民的被奴役状态表示关注，决心使朝鲜在适当的时候获得自由与独立。 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6日结束，会议进展甚微，任何问题都没有达成切实的协议。英、美战略家们意见不和；蒋介石未得了解全部情况，对英国在缅甸的意图又有误解；鑑于蒋介石政府内部虚弱，公报关于中国在远东的未来地位所作的政治上的保证后来表明大部分是虚幻的。尽管如此，三国政府首脑会议仍不失为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在蒋介石方面，由于得以同罗斯福、邱吉尔两人平起平坐，对史迪威的气恼无疑稍得平息，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也许还有其他原因，蒋介石和史迪威两人的关系在开罗会议前后的几星期中有了显着的改善。1943年12月，蒋介石允许史迪威使用中国的几个师在北缅开始对日作战，这些部队在1942年调到印度受过训练。 (三)德黑兰会议 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 11月27日，美、英代表团乘上飞机赴德黑兰，并于当夜到达。第二天，史达林邀请罗斯福在德黑兰的苏联大使馆下榻，这儿绝无遇刺的危险(美国公使馆离彼此毗连的苏、英两大使馆很远)。总统接受了邀请，于11月28日下午搬了进去。 十五分钟后，就在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前，史达林来向罗斯福致意。会见持续了三刻钟。在见面之初互相寒暄一番后，史达林对于俄国战线的形势作了多少有点阴暗的描绘。罗斯福想要俄国领袖安下心来，声称在这次会议上将考虑提出几项计划，以便把三十或四十个德国师从俄国战线引开。总统接着又提议在战后给俄国一部分美国剩余的商船。罗斯福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不难推测的；他在进行他的慷慨战术，希望打掉史达林的疑心。了解一下史达林对罗斯福随口说说的提供商船队的建议作何感想是很有意思的：史达林只是说这样一支船队将有助于战后美俄关系的发展，他还提出，如果美国能给俄国送来足够数量的机器设备，俄国人将回报以大量原料。 谈话接着转到法国事务，当史达林说在他看来代表真正法国的是贝当而不是抵抗运动时，罗斯福不胜惊讶。话题从法国转到印度支那，继而又转到远东。罗斯福谈了同蒋介石会晤的情况，并介绍收復缅甸的计划。史达林提出异议，说中国士兵没有什么用处。会见结束时，总统表示，他希望在战后对各附属国人民进行教育，使之倾向于自治，他还警告史达林，印度是使邱吉尔难堪的一个话题，还是不谈为妙，史达林同意了。 这时，邱吉尔、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艾登、莫洛托夫和霍普金斯来到会场，于是就开始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1943年11月28日)。罗斯福被推为主席，会议以三巨头逐一致词开始。三人的开幕词都奇妙地象徵着他们各人的个性以及他们国家的国民倾向。罗斯福一开始就欢迎俄国人参加到这个家庭圈子中来，并希望他们三人不仅要在赢得这场战争中一起工作，还要为以后几代人取得和平而一起工作。他建议由参谋长们去讨论军事战略方面的悬案，而他和史达林以及邱吉尔三人则专心去讨论战后问题。接着，邱吉尔作了相当长的发言。他一开头说，在这里的会议桌旁，象徵了世界上最大力量的集中，这是前所未见的，并强调指出伴随着这种力量而来的种种责任。他声称，行将举行的会议所要作出的决议将影响人类的整个前途。在发言结束时，他表示，但愿大家都不辜负展现在面前的这个上帝恩赐的机会而能够很好地作出明智的决定。最后发言的是史达林，他说得非常简短。他也认为这次会议至为重要，最后，他说：“现在让我们开始办正经事吧。” 第122页 欧洲战场 1943年12月1日(德黑兰会议) 日本战场 1943年12月1日(德黑兰会议) 第一件正经事是估量军事形势。罗斯福首先重温了一下太平洋地区对日战争的进展，继而又花了一点时间谈到中国在大战中的地位以及拟议中收復缅甸的计划；然后，他又谈到欧洲战区。他说在过去同英国方面举行的会议中，总是讨论到减轻俄国战线压力的问题，但由于海运力量不足和其他一些困难，直到1943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之前，还无法确定在法国登陆的日期。他提到他同邱吉尔一直在考虑今后在义大利、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的战事，并考虑到土耳其作为一个盟国可能发挥的作用，但他又说，他不贊成推迟在法国的主要战役的任何行动。 接下来是史达林发言。他首先向会议保证，在取得对德战争胜利后，一等到远东苏军力量得到必要的增援，俄国将参加对日战争。他描述了俄国战线的形势，强调指出德国人的破坏给运输带来的困难。至于地中海，他说根据他的判断，由于阿尔卑斯山挡住了对德国本土的进攻，因而在义大利继续推进得不到多少好处。他承认土耳其作为一个盟友可能有用，但是又坚持说，既然通过法国攻入德国是最直接的途径，因此不论巴尔干战役还是爱琴海战役都是浪费时间。 然后轮到邱吉尔发言。他首先颇为详尽地描述了为1944年春季或夏季在法国实行登陆而目前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他警告说有可能推迟发动“霸主”计划，指出登陆艇极度缺乏。接着，他就谈到中心问题：当“霸王”计划的最后准备工作尚在进行时，盟军自然不应该闲着没事干吧？当时，英、美有二十个剩余的师在地中海地区，此外，土耳其还有一支强大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可用来为盟国的事业大大出力。他问道，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在地中海作战呢？这是一个充分值得在本次会议予以考虑的战役，即使可能使“霸王”计划稍稍推迟一些时日。 这时，罗斯福插进来谈到越过亚得里亚海援助南斯拉夫的狄托的可能性；邱吉尔马上表示支持。史达林问道，这样一项计划是否会影响指定用于“霸王”计划的兵力。于是邱吉尔就开始计算现有的兵力，以证明不必抽调“霸王”计划的军队。可是史达林不信。他回答说，他认为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开始一系列战斗定会分散英、美的兵力，这是不明智的。在他看来，倘若利用在地中海地区积聚起来的所有多余的人力物力来加强法国南部的登陆战，以配合“霸王”计划，那要好得多，他还拿俄国的合围战术来打比方，这些战术是在史达林格勒战役和其后各次俄方的攻势中制订出来的；史达林议论道，成功之道在于把最大兵力集中在互为配合的战线上。至于土耳其，他说他相信土耳其人决不会宣战。 邱吉尔回答说，土耳其人不至于头脑发昏到拒绝参战的地步。罗斯福说，要是他处在土耳其总统的地位，在他的军队能得到大量装备以前，他就会拒绝作战，而给土军运送这些装备就会干扰“霸王”计划。第一次会议就是以这种调子结束的。 在这次会议上，整个德黑兰会议的基本阵线就划分清楚了。邱吉尔发觉自己与史达林对垒，罗斯福在中间摇摆，充当了仲裁人的角色。他对邱吉尔的观点无不同情，可又宁愿採取俄国人和他自己的军事顾问们的论点。这样的阵营完全不是美国人或英国人所料想得到的。邱吉尔曾指望史达林贊同他的土耳其和爱琴海计划，这下可大失所望。而由于史达林明确表了态，原先罗斯福对邱吉尔的议论所持的一点同情态度也立即化为乌有。对罗斯福说来，头等大事是要同俄国人就战后的事务和当前的战略问题达成协议，如果要办到这一点，只消同意他自己的参谋长们的意见的话，那么他的主意也就定了。邱吉尔的全部口才和雄辩也无法影响当时的局面；美国人和俄国人结成了反对他的共同阵线，这肯定是一次勐烈的打击；可是他在以后的两天里仍然顽强地、振振有词地、然而徒劳地为自己的提案辩论。 第一天晚上由罗斯福举行宴会。席间和饭后，话题转到战后问题，即法国、波兰和德国的前途问题。罗斯福、邱吉尔两人都急于想听史达林的意见，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史达林在说话。史达林表示他对法国完全不信任，认为法国的全部帝国领土应予剥夺，罗斯福马上表示同意这一观点。可是，另一方面，邱吉尔却希望在欧洲大陆看到一个强大的法国，因而很不愿剥夺法国的殖民地来伤害法国人的自尊心，何况剥夺殖民地这个先例一开，对大英帝国十分危险，这是给罗斯福对全球各附属国人民实行国际託管的计划开路。 谈话接着从法国转入波兰。史达林说他希望看到波兰在奥得河确立边界，可是对波兰的东部疆界应定在哪里，他却有意避而不谈。罗斯福说，他希望能作出某种安排，在毗邻基尔运河的地区建立一个国际管制机构，以保证波罗的海的自由通航。这些话在翻译过程中引起了误解，史达林以为总统说的是要在波罗的海各国建立国际管制机构。他强调宣称，这些国家经公民自由投票的结果已成了苏联的一部分，对这些国家的地位任何改变都是不容考虑的。不过，误解一下子就消除了，在把总统意图讲清楚后，史达林欣然表示同意。 第123页 至于德国，史达林对于邱吉尔和罗斯福提议的惩罚和预防性措施表示不满。他对德国人民的纪律性和效率颇表钦佩，可是一提起德国工人阶级对苏联的态度，他的话就十分辛辣。他说，如果不採取严厉的措施加以预防，德国能够復活，也一定会復活，希特勒当年就恢復了德国在1918年被摧毁的实力。会议期间第一夜的谈话是随便的、探索性的。气氛也还融洽。 第二天，11月29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同俄国的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将军开会讨论战略问题。会议一开始，仿佛是伏罗希洛夫一人在进行盘问，他一心要打听英、美方面对“霸王”计划的准备情况。然后，在地中海地区如何使用英、美部队的问题上引起了争论。英国代表们为支持首相的进攻罗得岛计划而争辩；伏罗希洛夫试图为史达林关于使用地中海一切剩余兵力在法国南部发动攻势的意见极力辩护。会上没有达成协议。 那天上午，当参谋长们开会讨论战略时，罗斯福呆在自己房间里。邱吉尔送信来邀请总统和他两人一道吃午饭，罗斯福谢绝了，他不想给人以背着史达林私下进行磋商的印象。罗斯福让邱吉尔碰了一鼻子灰，肯定刺痛了邱吉尔。邱吉尔曾指望这位盟友会支持他的地中海战略，可现在这位盟友把他抛弃了。 刚过中午，史达林对罗斯福又作了一次私下的拜访。罗斯福给他看了四个文件，一件是一个以观察员身分驻狄托总部的美国军官的报告，他的报告热烈赞扬游击队员。其他三件都是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撰写的备忘录，内容是为协调俄、美两国对德军事行动而提出的具体步骤以及为俄国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所要做的准备工作。史达林答应研究一下这些文件，以后再给答覆。 在这番开场白之后，罗斯福进而谈到中心问题，也就是他远道来此试图解决的问题。他问史达林是否愿意谈谈世界的未来和平问题。史达林表示愿意。这样罗斯福便开始描述一种他希望能够保证和平的国际安排。总统概括地谈了一个三重性的组织：一个由联合国家各成员国派出代表参加的大会；一个由四大国以及从世界各地区推定的代表国家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还有第三个组织仅限于四强参加，其职责是维持世界秩序，预防或在必要时反击侵略。 史达林把注意力集中在罗斯福称之为“四名警察”的最后这条建议上。他说欧洲小国不会喜欢这个计划，并对中国是否有权充当世界警察表示怀疑。他认为，与其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性组织，倒不如在欧洲和远东分别设立两个管辖机构更为现实。罗斯福回答说，这很象邱吉尔5月间提出的那个建议。但这儿有个大难题，那就是美国国会和舆论可能不会支持让美国去参加一个纯欧洲组织的任何安排。史达林也许很不理解这种不合逻辑的见解：宁愿在全世界范围内承担义务，却不愿在欧洲承担义务。史达林还说，如果按罗斯福的计划去办事，那就可能要把美国军队派到世界上任何地方。罗斯福的回答肯定给史达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说美国军队不适合于这样的用途；美国的海空军可以用来协助维持世界秩序，但是任何用来扑灭侵略的陆军地面部队就非由俄、英两国提供不可。 根据已发表的记录，史达林对此未作回答，而是把讨论转移到更为迫切和更为实际的问题上来，他说，对德管制乃是第一位的、最大的问题。他论述说，为此目的必须在德国及沿德国边界永久性地占据一些军事基地，由联合国家的部队驻守。他说，对日本也应採取类似的步骤。罗斯福表示完全同意。谈话的其余部分涉及到中国——总统强调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的潜在可能性——以及德国秘密重整军备的危险性，这是史达林所担心的，而罗斯福却不当一回事。 关于这次会见，有两点应特别强调一下。第一，史达林清楚地表示他十分害怕德国的力量，简直不相信单凭军事上予以击溃便能结束一个强大的德国所必然形成的对苏联的威胁。他断言，要不了十五或二十年功夫，德国就可能捲土重来进攻苏联。在会议的后一阶段，有一次他又谈到，不管设想怎样一个欧洲国家的联邦组织，假使允许德国任何一部分加入，那么这个联邦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德国人所操纵。看来有理由认为，史达林决定和西方盟国合作，建立后来成为联合国的这个组织，其主要原因是在于他害怕不这样做的话，德国有可能抓住战胜国间的分裂的机会来恢復实力。甚至还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他不愿看到整个德国共产主义化，认为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德国人很可能取代俄国人而成为那个发号施令的苏维埃集团。 第二点要考虑的是：罗斯福信口所说的关于美国地面部队将不会用在国外执行警察的任务这一番话对史达林的盘算有什么影响？史达林十分重视军事力量。如果美国确实准备在大战结束后从欧洲和亚洲撤走军队的话，显然唯有英国才能同他的政治影响相匹敌。就俄国战后的任何近期计划来说，可以不把美国算作一支实际的物质力量。如果史达林确是这样看问题的话，那么可能是罗斯福的这番话鼓励了他，使他把目标提得更高，使俄国人为自己在东欧要求领土和其他权利时，态度比以前更加顽固。 罗斯福与史达林的第二次私下会见于下午3时30分结束。这时邱吉尔代表英王乔治六世隆重地把史达林格勒之剑赠送给史达林。史达林在接受时躬身吻剑，按照罗斯福的说法，史达林当时眼中闪着泪花。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但是并未改变邱吉尔与史达林之间冲突不已的现实。仪式后，与会高级人物一起照了相，接着便坐下来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第124页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报告了上午讨论的内容以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然后，史达林提出一个长期以来使罗斯福为难的问题：谁将指挥进攻法国？总统闪烁其词地作了回答，大意是说最高指挥官的选定有待于本次会议作出决定。邱吉尔接着发言，又一次主张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作战。他详尽地说明了依次使用地中海地区现有登陆艇的计划：第一步对义大利海岸实行两栖突击，以攻占罗马；第二步配合土耳其宣战进击罗得岛；第三步在诺曼第进行主攻登陆战的同时对法国南部海岸实行突击。邱吉尔承认他的建议将意味着或者把“霸王”计划推迟六到八个星期，或者取消罗斯福不久前在开罗表示同意的在缅甸的两栖作战，可是他又强调指出，盟国方面只有利用目前在地中海出现的机会，方能最有效地使用自己所配备的人力物力。 史达林仍然反对。他答应邱吉尔，如土耳其参战并因此遭到保加利亚的威胁，俄国将对保宣战。但他接着说，在苏联看来，真正重要的是“霸王”计划。地中海的插曲假使多少要拖累“霸王”计划使之延迟到1944年5月之后，那就不应进行。他提议三国政府首脑立即採取三个步骤：给“霸王”计划定下日期；如有可能，在“霸王”计划进攻开始前两个月组织对法国南部的进攻；任命“霸王”计划的指挥官。他断然声称，在採取这些步骤之前，俄国人无法确定“霸王”计划真的已在进行。 这时，罗斯福插进来说，大家都一致承认“霸王”计划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唯一的分歧只是时间问题。他指出邱吉尔所竭力主张的计划中有些方面可能要求投入比预料为多的兵力，结果甚至可能使“霸王”计划耽搁更多的时间，超过邱吉尔所预料的六到八个星期。 继而，大家简短地谈了一下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形势。邱吉尔主动提议，盟国应从支持米哈伊洛维奇转而支持狄托，增加物资的供给，并实行几次突击队的袭击来支援游击队。罗斯福和史达林都表示同意。后来由艾登作出安排，让俄国人给狄托派去一个军事使团，作为已驻在狄托总部的英国使团的补充。随后，史达林的争论又回到为“霸王”计划确定日期的问题上来。他说，他怎么也不同意把这个计划推迟到1944年5月之后。邱吉尔就回答说，他不贊成任何这类严格的时间表，并且再一次描述了了一幅在地中海地区可不断获得好处的图景，最后他又强调指出，在“霸王”计划得以按目前计划实施前必须首先具备的三个条件，而要实现这些条件，他说，就只有在未来几个月中在地中海地区积极作战，这些行动不会推迟”霸王”计划，倒会起到任何别的行动所不能起的作用，使“霸王”计划成为可能。 邱吉尔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已载入“霸王”计划的限制性条件上来了，这使多疑的史达林想到英国人也许在对他玩一个大骗局，而根本无意进攻法国北部。他问邱吉尔，要是德国人在法国驻有十三个机动师，而不是“霸王”计划所规定的最大限额的十二个师，那怎么办呢。可是邱吉尔回答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霸王”计划不会取消，他这句话已经没有早些时候争论时那样锋芒毕露了。 邱吉尔继而又回过头来谈到如果土耳其参战，并为开往俄国的供应船只打通海峡航行的话，将为俄国和盟国带来许多好处。他还指出，要是僵硬地拘泥于协议，从地中海撤走登陆艇的话，将不可能如史达林提议的那样进攻法国南部以配合“霸王”计划。 由史达林和邱吉尔两人演唱主角的这场辩论已变得十分紧张，罗斯福看到，结束这场辩论的时间到了，于是就提议三国政府首脑把战略问题交给他们的军事顾问去讨论，责成他们就在地中海(或其他地方)进行任何切实可行而又不致耽误“霸王”计划的辅助性作战提出建议。他的提议被接受了，可是在散会前，史达林决意直接去拔英国狮的鬍子，他问邱吉尔，英国是真正同意“霸王”计划，还是只不过是装出同意这项计划的样子来哄骗俄国人？史达林的语气既不友好，又是直接挑战。邱吉尔怒气沖沖地回答说，当“霸王”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条件具备时，英国人将全力以赴，渡过英吉利海峡。 这样还不能完全使史达林放心，但是辩论发展的方向却使邱吉尔更为不安。有俄国人支持，看来美国人正要盲目去负担一种义务，而这种义务可能给英国，同时也会给美国带来无数的灾难。但是邱吉尔已经竭尽全力了。在这第二次全体会议之后，他简直无法再反对那个正在强加到他头上的种种决定了。 这天的晚宴轮到史达林作东道主。他因下午会上没有作出决定而恼火，便故意去惹邱吉尔，以示他的不快。在首相这方面，他的确感觉到关系紧张，虽然罗斯福不支持他也许比史达林的反对更使他生气。在席间谈话中，邱吉尔挑战似地宣布，英国不因任何局外人的强迫而放弃它的任何合法属地，不管是香港、新加坡或任何别的殖民地。这句话自然主要是针对罗斯福说的，英国方面完全知道罗斯福希望在前殖民地领土上实行国际託管并建立联合国家的基地。不料史达林却讨好地回答说，就他个人而言，他支持大英帝国的扩展。他还提到直布罗陀这个据点可以适当地加以扩展。邱吉尔立刻问史达林，他自己是否有领土野心，这位俄国独裁者回答说，现在还不是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这样把这个问题转移开了。 第125页 这天晚上，史达林有一次还说到在打垮德国以后有必要把德国的军事组织完全连根拔掉。他说必须处决五万名德国军官和技术人员，只有这样，方可使德国的战争组织在未来几代里处于瘫痪状态。邱吉尔对这样的野蛮行为强烈地表示反对。罗斯福戏嚯地插话问道，如果五万名太多，四万九千名他意下如何。邱吉尔可不认为这有什么好笑。就在这个时候，总统的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从桌旁他的座位上站起来为史达林的建议鼓掌。邱吉尔忍不住发脾气，离开房间走了。可是史达林赶快跟了出去，竭力向他保证，这一切全是闹着玩的，邱吉尔这才平静下来，又回到了宴会桌上。这件本身无关紧要的事情，却表露在德黑兰一起决定着世界大部分地区命运的三巨头之间的感情状态。 第二天，11月30日，是决定性的一天。邱吉尔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得出结论，再要抵制美、俄两方联合的压力，拒绝作出明确承诺及早实施“霸王”计划，已没有用了。结果，当英、美两国的参谋长们在11月30日上午开会时，英国方面同意把“霸王”计划的进攻开始日定在1944年5月1日。他们还同意在法国南部海岸发起一次配合性进攻，并以“届时所有可用的登陆艇所许可的最大规模”来进行。这实际上就等于重申8月在魁北克作出的决定，不过这一次俄国人也成了协议中的一方，而英国方面原来竭力强调这个决定是尝试性的，这次几乎也不这样说了。就这样，德黑兰的这项协议标志着在第二战场问题上的长期争论已进入了最后阶段。 就在这同一次会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还作出另二项重要决定。在德黑兰会议前的几星期中，美国人曾提出一个计划，主张设一个指挥整个欧洲战区的英美最高统帅。这个统帅将是负责地中海战役和“霸王”计划的地区指挥官的直接上级。这个职位可以说是为马歇尔将军特地设置的，但美国人却愿意把这个最高职位指派给约翰·迪尔爵士，因为美国方面对他已经完全信任。英国人反对这个提议，要求分别设置地中海战役统帅部和“霸王”计划统帅部，都只隶属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 经过一番讨论，美国方面接受了英国人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设两名盟军最高统帅，分别负责“霸王”计划和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战事。另外，在魁北克首次通过的关于地中海战区应由一名英国将军指挥，从而同美国对“霸王”计划的指挥权取得平衡的决议也再次得到了确认。这样的安排显然使地中海统帅部取得了较大的自主性，而假使按照美国方面提出的指挥系统办事，那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自主性。对于在中央战略问题上已失败的邱吉尔说来，这一点无疑地有助于使他稍得安慰。掌握指挥权的是一名英国将军，他不能象美国军官那样可以不受邱吉尔的影响，这样，首相仍然可以期望通过地中海地区有魄力的军事行动使那些伟大的目标有可能实现。 邱吉尔虽然已经让步，同意定出“霸王”计划的确切日期，可他还不准备放弃他的计划。如果无法从“霸王”计划抽调物力资源，那么可以转而从缅甸去抽调或扣下拨给缅甸的物资。为了设法赢得史达林对这一步的支持，邱吉尔就在上午(11月30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开会时安排了一次同这位俄国独裁者的私下会晤。他解释说，美国人要求英国人于3月间在缅甸发动一次两栖作战，还说任命“霸王”计划的最高指挥官完全是罗斯福的事。他指出，唯一妨碍充分利用地中海战机的因素就是缺少登陆艇，而美国人完全可以从太平洋贮存的登陆艇中拨出一些来支援“霸王”计划。要是他们肯这样做，那么拟议中的各项对德作战就有足够的登陆艇可供使用了。邱吉尔声明，他贊同在法国南部的登陆，并拟于最近在罗马附近的义大利海岸发动一次两栖攻击，以便把战线推进到亚平宁山区。史达林显然不肯表态，只是重申对俄国人来说，“霸王”计划是头等重要的事，同时还逼着邱吉尔告诉他“霸王”计划的进攻开始日将在何时。 这点邱吉尔可办不到，因为他已与罗斯福商定，决定在1944年5月间确定进攻开始日的消息应由总统透露。就在邱吉尔与史达林私下谈话结束后不久，罗斯福在午饭时透露了这一消息。史达林这下满足了，并保证俄国方面将准备一次大规模攻势，以配合“霸王”计划。不过他又提出由谁指挥这次进攻的老问题，罗斯福搪塞了过去，说他得再过几天才能作出决定。尽管罗斯福进行规避，尽管这种规避意味着史达林的三项要求中还有一项未予满足，11月30日早上作出的决定显然成了德黑兰会议的转折点。史达林的最迫切的要求得到了保证，而在最初两天中一直颇为紧张、颇使人提心弔胆的会议气氛，一下子变得融洽起来。在最后几次会议上开始洋溢着一种轻松自如的同志关系，甚至有一种欢乐的气氛。当前的军事问题既经解决，三巨头便可以不拘形式地谈谈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了。按当时的气氛看，似乎他们之间不会再出现什么重大的分歧了。就这样，在11月30日午宴的后半段时间，罗斯福、邱吉尔同史达林讨论了俄国对不冻港的需要——西至波罗的诲，南面穿过土耳其海峡，东至太平洋。也许出乎史达林的意料，对于俄国在这几个方向的野心，不论是罗斯福还是邱吉尔，除了贊成，什么也没有表示，但是不作明确的保证。下午举行了一次简短的全体会议，批准上午作出的战略决策。晚上轮到邱吉尔举行宴会，这天又正好是他六十九岁生日，席间热情洋溢，频频举杯相互祝酒。当晚，最引人注意的是史达林说的那句话，他说倘使没有美国的生产，俄国就会战败。前几天那种紧张关系似乎已经烟消云散。史达林不再那么拘谨，行为举止象个好朋友和好伙伴，这使罗斯福大为满意。看来，到最后总算万事大吉了。军事协议和个人友谊同时建立。俄国人终于被拉入了这个家庭圈子。毫无疑问，邱吉尔不象别人那样觉得诸事顺遂，但他败而不馁，还有一点可聊以自慰，那就是土耳其人的意见尚有待听取，这样，他也便起劲地和大家一起狂欢了。 第126页 第二天，12月1日，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离开德黑兰赴开罗，三巨头则多呆了一天。还有些政治问题要解决，或至少有待讨论；邱吉尔没有绝望，还想设法要别人同意他的计划，在土耳其对德宣战的同时进攻罗得岛。 12月1日午餐时，三国政府首脑同外长们和霍普金斯一道议事。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使土耳其参战？罗斯福和史达林两人都小心翼翼，生怕把自己拖进一些与“霸王”计划相牴触的义务中去。当邱吉尔提到可能把登陆艇从太平洋调来补足“霸王”计划所需数量的缺额时，罗斯福立即断然否决。总统也不同意为了突击罗得岛而修改关于缅甸的两栖攻击计划。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当邱吉尔、罗斯福两人从德黑兰归国途中在开罗停留时，应再次设法去说服土耳其人，尽管无法对罗得岛进行两栖作战，他们仍应宣战。邱吉尔被授权向土耳其人提供的唯一支持是二十个中队的战斗机，也许还可补上一些美国的轰炸机。但是邱吉尔希望，就这点东西也足以把土耳其人拉过来了，特别是因为他还计划对土耳其人进行威胁，要断绝全部物资供应，并在将来俄国人对海峡地区的特权提出要求时拒绝给土耳其以任何支持。 然后，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俄国人应在何时并以何种方式从义大利军舰和商船队中取得他们的那一份？邱吉尔和罗斯福两人已在原则上同意，俄国应分享战利品，但是他们要求给些时间，以便同义大利人作出安排，并提出在一、两个月之后才有可能把一些义大利船只移交给俄国人。 午餐后，史达林第三次私下来访罗斯福。总统利用这个机会设法让史达林了解美国政治中的某些复杂情况。他特别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波兰和立陶宛后裔的美国公民构成了一个重要的选民集团，因而在决定美国对外政策时，这些人的意见必须认真考虑。史达林回答说，他建议做些宣传工作，来改变这些人的思想使之符合国家的政策。史达林也许没有认真对待罗斯福这番话。很可能他认为总统把波兰裔美国人的意见抬出来，只是一种荒谬的手段，为的是替反苏政策辩护。可以肯定地说，这位苏联独裁者在决定他自己的东欧政策时丝毫无意尊重波兰裔美国人或其他类似集团的感情。 下午较晚的时候举行了德黑兰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除三国政府首脑外，外长们和霍普金斯也都出席。罗斯福一上来就说，他希望俄国人将会恢復同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但史达林不愿作出这样的允诺。他声称，波兰流亡政府曾同希特勒一起进行反苏的诬衊性宣传，而他只准备同一个把对德作战放在首位的波兰政府恢復关系。这个棘手问题很快地被抛在一边，会议转而考虑波兰的疆界问题。邱吉尔和史达林同意，波兰应取得直到奥得河的德国领土，并就寇松线的确切走向交换意见后，一致同意把此线作为波兰的东部疆界。罗斯福没有参加这些讨论，但对拟议中的安排并无任何反对意见。史达林说他无意兼併波兰人占压倒多数的任何地区，并同意这样的建议：在杂居地区进行人口交换迁移，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解决办法。在会议行将结束时，邱吉尔又一次提出战后波兰的疆界问题，并试图使达成的协议变成书面的形式。史达林乘着这个机会提出把哥尼斯堡划归俄国，以便在波罗的海获得一个不冻港。不论是邱吉尔还是罗斯福都未对此表示异议，可是邱吉尔仍未能弄到他力求得到的一纸正式声明，载明盟国在波兰疆界问题上的意图。 就这样，波兰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当会议转而讨论说服芬兰与俄国媾和的可能性时，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史达林明白表示，他不认为芬兰人已准备媾和。他概括地列举了他的条件：恢復1940年时的边界；在汉科或佩特萨莫建立苏联诲军基地；付出总数相当于芬兰人给俄国造成的损失一半的赔款；公开与德国决裂；把所有德国人驱逐出芬兰；最后还得要芬兰军队復员。与此同时，史达林否认他有任何把芬兰变成俄国一个省的意图。 最后讨论的问题是德国的未来。罗斯福简略地谈了一项把德国分割为五个独立邦的计划。邱吉尔提出反建议，建议德国南方诸邦，或者至少其中的几个，应併入一个多瑙河联邦。但是，史达林是反对搞联邦的，并且这样说了；另一方面，他也不认为罗斯福的主意是合适的，因此就决定把这件事全部交给一个月前由各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期间设立的欧洲谘询委员会去研究。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内，罗斯福、史达林、邱吉尔三人同波斯首相签署了一个关于波斯的宣言。这个宣言是由罗斯福推动促成的。宣言中答应在战时和战后向波斯提供经济援助，并宣告有关各方一致希望“按照四国政府一贯贊成的大西洋宪章各原则……维护伊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宣言首先是为了再一次向波斯人和全世界保证，无视波斯政府的意志对该国实行的军事占领在战后将不会继续下去。 最后一次晚餐由史达林作东道主，这一回远不及会议期间前几次宴会那么讲究，时间也短得很，这是因为罗斯福急着要在当晚动身。宴会中没有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就这样，1943年12月1日晚上10时左右，三巨头在互道再见后分手了。 长期以来人们期望中的罗斯福、邱吉尔与史达林的会晤就这样载入了史册。会议最令人注目的事情是俄、美双方的军事观点明显的一致，而英国相应地孤立。邱吉尔发现自己出乎意料地处在一个十分困窘的境地，他要求扩大地中海战役的论点全部基于军事理由；而如果说他个人关于下一步该做什么的想法不是首先取决于纯军事的考虑，这也是轻率的，或许是错误的。但是美国人怀疑邱吉尔首先考虑的是战后政治力量的平衡，如何去阻止俄国人控制巴尔干诸国。由于有这一点怀疑，邱吉尔的军事意见大多被看作是意在用漂亮的言词掩盖真实动机的高谈阔论而被一笑置之。 第127页 与此同时，罗斯福无疑对首相寄予一定程度的同情，因此，当会谈在开罗继续进行，最后决定应在缅甸採取什么行动时，罗斯福颇有意听从邱吉尔的见解，即使这意味着要让蒋介石失望也在所不惜。毕竟不能在把俄国和中国拉过来的同时搞得同英国人离心离德。要是真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意味着罗斯福未能完成他给自己规定的一项伟大任务，即为大战以及为战后和平而巩固大联盟。 罗斯福认为自己今后将充当仲裁人、和事佬和导师的角色。他要成为这样一个人：要使英国人和俄国人摆脱那种只关心本民族利益的守旧态度，并说服他们按照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家宣言所宣布的道义原则来指导各自的国际活动。罗斯福确信只有以这些原则为基础才能建立持久和平。总统并不认为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轻松的，可是他相信是可能办得到的。也许非在原则和守旧的思想习性(即强权政治)之间进行调和不可，罗斯福却并不过分觉得为难。毕竟，他本人在美国的全部政治生涯就是以这种调和的理想主义为基础的。他的伟大希望是建立一个新的神圣同盟，以扞卫并实行民主政治的而不是君主政治的理想。要做到这一点，一大先决条件是要使最强大的盟国政府领导人改而採取他的思想方法，而罗斯福感到德黑兰会议上在这方面已有了激动人心的进展，他为此而自己感到庆幸。他相信，他与邱吉尔、史达林刚刚签过字的宣言的最后一段文字原原本本地说明了真相：“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我们作为事实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这里分手。” 的确，1943年12月6日向全世界发表的宣言全文，字里行间都洋溢着罗斯福所感受到的乐观主义。宣言宣称： 我们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工作。 关于战争方面——我们的军事参谋们曾参加我们的圆桌讨论，我们已经议定了关于将德军消灭的计划。…… 关于和平方面——我们确信：我们的协力同心将导致一种永久的和平。我们完全承认我们以及所有联合国家负有至上的责任，要创造一种和平，这种和平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而在今后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怖。 我们同我们的外交顾问们在一起，曾经通盘考虑过将来的一些问题。我们将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和积极参加，那些国家的人民，就同我们本国的人民一样，都是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我们将欢迎他们，听他们抉择，到一个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里来。 史达林的看法只能加以推测。对于已作出的战略决策，他自然是满意的，英、美观点上出现的明显分歧也许更使他高兴。看来，在战后最近几年里，反苏的资本主义联合阵线不成其为严重的威胁了。很可能，他把罗斯福大谈对附属国人民实行託管看作是一种聪明办法，旨在瓦解法英帝国，为美国贸易打开殖民地世界的市场。但是从罗斯福的态度中，他肯定也发现了许多极为费解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合乎史达林所熟悉的任何型式。史达林对他人的信任都有十分严格的限度，因而他不大可能认为罗斯福是心口完全一致的。 史达林从自己的观点来看问题，他成功地迴避了就苏联战后政策承担任何义务。东欧和中欧的领土问题及其他问题都还悬而未决。虽然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他的企图同罗斯福的期望以及邱吉尔的意愿相差得很远，可他还能为这么个想法而自己庆幸，就是说那项战略既经获得了一致同意，结果就会给红军以放手行动的权力，在诸如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里，或者甚至在更往西的地方，建立任何种类合乎他心意的政权。总之，这次交锋，尽管有时令人费解，甚至使人担心，仍然是完全成功的。 德黑兰会议的结果不可能使邱吉尔感到高兴，但他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结了怨不会老是耿耿于怀。他发现在他的地中海计划中至少有一部分内容还有机会可以挽救，而如果做到这一点，全部事情可能还有转机，同时也能为1944年“霸王”计划的成功真正地并且严格地准备好条件。事情的转机在于：(1)想办法说服土耳其人参战，至少说服他们允许英国使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以建立爱琴海上的空中优势；(2)想办法说服美国人取消罗斯福已答应蒋介石的安达曼群岛两栖作战。只有这样，地中海方面才得以保留足够数量的登陆艇去实行他对义大利实施两栖攻击以占领罗马的计划，而要是这一着成功了，在法国南部登陆时机成熟前就可能出现骚扰德国人的其他机会，如进攻罗得岛，也许还可沿南斯拉夫的亚得里亚海海岸进行滋扰。因此，邱吉尔在去开罗同土耳其人和美国人举行进一步的会谈时，心情极好。 (四)第二次开罗会议 1943年12月2-6日 12月2日夜，罗斯福和邱吉尔两人一到开罗，就在一起进餐，并交换对史达林的印象。邱吉尔特别用心地抛却以往的分歧。席间，气氛是轻松的，完全象是在德黑兰紧张工作以后休息一下的样子。第二天，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恢復开会。议题是缅甸。讨论进行了很久，争论十分激烈。英国人不改初衷，仍要求取消计划中的对安达曼群岛的两栖突击，把登陆艇用来进攻罗得岛。美国方面坚持说，已经答应了蒋介石，如果不兑现，中国就可能垮台或议和，这样就会延长对日战争，并使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双方意见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英国人觉得自己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现在该轮到美国方面稍作退让了；而美国人则认为中国存亡攸关，而且如果自己不坚持的话，英国人事实上就会把对日作战的全副重担压在美国肩上。 第128页 12月3日晚，罗斯福和邱吉尔再一次共进晚餐，把当天早些时候两人各自的军事顾问们的争论重演了一遍。邱吉尔把所有的论据都用上了，他最有力的一点是：史达林答应一等到德国战败立即参加对日作战，这就大大改变了战略形势。中国将不再是不可缺少的了，轰炸日本的空军基地可以设在西伯利亚东部诸省，比设在中国更为方便，而且，届时红军可以就近对付亚洲大陆上的日军。另一个有利于英国人的重要考虑是船只缺乏仍带来很大困难。船只是有的，但只够“霸王”战役、地中海和太平洋之用。要从印度发起一个大规模的计划，除了目前能找到的之外，还要更多的船只，而由于航程漫长，单艘船只的价值也大为降低。到孟加拉湾跑一趟来回所需的时间等于在北大西洋上轻易地作三次横渡所花的时间。此外，现在已经提到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攻击安达曼群岛的详细计划，要求一支意想不到的庞大的兵力，要筹集这样一支兵力怎么说也是困难的。邱吉尔大大利用下述论点，即必须使一切事务，甚至对日战争，都从属于“霸王”计划。他是以美国人自己的论点来对付美国人。不难想像，邱吉尔在这样做的时候感到多么痛快。 起初，罗斯福看来同他的参谋长们一样固执，决定就作不出来。话题接着转入德国的占领区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又引起了冲突。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想占领德国的西北部，而把西南部留给对方。对此，又没作出决定。 第二天，12月4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内继续争论不休，毫无达成协议的迹象。那天晚上，土耳其总统伊诺努抵达开罗，罗斯福设宴招待他。宴会后邱吉尔来了，开始劝说伊诺努对德宣战。罗斯福表示支持，可是大部分话都让邱吉尔去讲。伊诺努只是听着，没有表态。 12月5日，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经过又一天毫无结果的辩论之后，终于出现了突破僵局的第一个迹象。罗斯福不顾马歇尔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的顽固态度，决定非对英国方面的观点作出一个让步不可。他起草了一份致蒋介石的电报，电文说： 同史达林的会晤使我们介入了暮春时将在欧洲大陆上进行的大规模联合作战，这样就极有可能在1944年夏季以前结束对德战争。这一战役要求大量的重型登陆艇，以致要把足够数量的重型登陆艇用来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作战已不可能实行。…… 电报接着问蒋介石，他是准备不管怎么样仍然着手发动对缅甸北部的进攻呢，还是宁愿等到1944年11月，那时可以再答应他进行计划中的两栖作战。邱吉尔同意了这份电报。于是，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12月5日黄昏向总统汇报时，罗斯福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们。参谋长们听了大为不满，愤愤然认为总统对蒋介石背信，这样就会招致不必要地延长对日战争的风险。 由于罗斯福採取了这个行动，第二天上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再次开会时达成协议就比较容易了。会议决定取消进攻安达曼群岛的计划，指令蒙巴顿制订一个规模较小的作战计划作为代替。蒙巴顿遵照指令提议在日本防线后方的缅甸本土海岸登陆，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个提议，认为这样不够，他声称，他不会从云南派出他的部队来参加这次总攻。鑑于蒋介石的不合作态度和邱吉尔要求在义大利採取行动的压力，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1月7日，即开罗会议闭幕后的一个月，才最后决定取消在东南亚的一切两栖作战。他们命令已在孟加拉湾集结的登陆艇返回地中海和英国，并指令蒙巴顿凭着留给他指挥的地面部队和空军尽力而为。 在缅甸问题上达成协议后，就只剩下一个项目有待决定了。罗斯福在邱吉尔的压力下一让再让，到了12月5日竟指令他的参谋长们要想尽办法弄到十八到二十艘登陆艇，用来进攻罗得岛，不过这个作战行动还得看土耳其是否参战而定。因此，12月5日夜，邱吉尔和罗斯福两人又一次设法说服土耳其人，要他们相信在1944年2月15日前参加盟国一方才是他们的真正的利益所在。象上一次一样，大部分谈话是由邱吉尔进行的。伊诺努的回答比前一天晚上明确，他要求供给他物资，还要求时间来对土耳其军从进行使用现代化武器的训练。可是罗斯福不同意把大批物资转拨给土耳其，在邱吉尔这方面，又没有多少时间可给土耳其人。对邱吉尔的爱琴海计划说来，现在是唯一的时机，否则只好永远放弃。单用言词无法迫使土耳其人参战，他们不愿冒打仗的风险。第二天，邱吉尔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可是又没成功。美国人与其说是失望，倒不如说因此松了一口气，马歇尔和美国参谋长们生怕如果土耳其人参战，那就不得不大规模地向他们提供物资，因而也就很可能干扰“霸王”计划。 在辩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罗斯福思想上在反覆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决定，现在是决定由谁来指挥“霸王”计划的时候了。8月，在魁北克曾取得一致意见，由一名美国人来担任统帅，而可供考虑的人选只有两名：马歇尔和艾森豪。总统试图让马歇尔将军说说他本人觉得怎么办最好；马歇尔私下希望担任战地指挥官，而不是呆在五角大楼的会议室里，可是他不愿表示他的偏爱或判断。罗斯福作出最后决定是在12月5日那天：马歇尔仍留在华盛顿，艾森豪则以盟国远征军统帅的身分派往伦敦。邱吉尔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在 12月6日。艾森豪将军从罗斯福本人口中得知这项新的任命是在1943年12月7日，那天是珍珠港事件的两周年纪念日，当时总统正在回华盛顿途中的突尼西亚逗留。这一任命一直延到总统回到美国以后才公开宣布，那是在圣诞节前夜，罗斯福在电台作广播演讲中报告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情况时说了这件事。 第129页 (五)两个会议的意义 1943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之后，美、英报纸上充满三巨头即将举行会晤的谣传。不少记者更是任意猜测这样一次会晤可能作出哪些决定。有一个大家爱听的想法，正好反映了罗斯福曾提过的一项建议，就是让俄国人参加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和其他联合机构，从而同英、美盟国联繫在一起。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实际举行的那几周里，通过各种各样的中立国的渠道，一心探听消息的报纸编辑们风闻了一些毫无根据的关于会议情况的报导；同样，德国广播电台也宣布说三巨头正在开会。 结果，当正式公报发表时，这些消息也就不值一顾了。公报内提到的各项协议大大不如报界的期望，而由于德黑兰会议不许有记者在场，报导中缺乏地方色彩。尽管这样，三个盟国的报纸对公报几乎是众口交贊。俄国报刊对德黑兰会议作了异乎寻常的突出报导，在公报最初发表以后的好几天里，《真理报》和《消息报》连篇累牍地登载着关于德黑兰会议各项决议所作的评论和解析。史达林的威信全部给用上了。《真理报》评论说： 盟国三强外长的莫斯科会议距今还不远，那次会上所作的决议不仅显示出大不列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三国战时友好合作关系的加强，而且也为战后有效的共同事业奠定了基础。而现在又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迈出了多么惊人的一步啊！ 《消息报》写道：“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们举行了圆桌会议，并就战争如何进行以及战后的那些重大问题取得了最充分的谅解。……任何细读宣言的人都会懂得，战争的结局已一劳永逸地决定了。” 在美国，有几个总是反对罗斯福的参议员指出，在俄国对于波兰及其他苏联邻国的企图方面，公报一字未提。但是，总的反应是强调胜利在望，以及永久和平的希望。《芝加哥每日新闻》(1943年12月7日)说：“依我们看，德黑兰会议的真正意义在于俄国表示，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公众的幸福，愿意当一个真正的伙伴，不仅在履行一项共同的战争策略方面是这样，而在从事一项共同的和平策略方面，也是这样。在战时联合，在和平时期联合，这就是联合国家！” 英国报纸的调子差不多同样热烈，尽管有几家报纸，如《曼彻斯特卫报》(1943年 12月10日)，曾指出战时的同盟到头来破裂的事情在过去见得多了，但是可以告慰的是现在反映出来的前景比1918年好多了。至于使邱吉尔屡屡失望的情况，英国报纸并无暗示。当时支配着英国方面评论的是一种新的信念：战争的结束终于清楚地在望了。 1943年12月17日，罗斯福回到美国。圣诞前夜，他向全世界发表广播演讲，他说： 我们[即邱吉尔、史达林和他本人]从大处，从广阔的目标着眼，而不是枝枝节节地，讨论了国际关系。但是就从我们实际讨论的内容来看，即使在今天我也能这样说，我不认为在俄国、英国和美国之间会出现什么无法解决的分歧。…… 用一句美国口语中不太符合语法规则的话，我可以说我同史达林元帅“相处极好”，他为人既有惊人的、不留情面的决断力，又有坚定的好脾气。我相信他真正代表俄罗斯的良心和灵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同他以及俄国人民相处得非常好——真的非常之好。 总统接着强调不得已时用武力来维持和平的必要性，并嘲笑了那些“乐天派的傻瓜”，这些人以为对美国说来孤立主义是一项现实可行的政策。 在会后回国途中，邱吉尔在北非病倒了，安东尼·艾登代表他向下院作了报告。对于未来和平问题，艾登说： 只有当一种国际秩序在力量和团结方面都比企图向这种秩序挑战的敌人来得坚固强大时，反覆出现的战争威胁才可对付。有没有可能建立这样一种秩序呢？这种秩序的基础存在不存在呢？ 六个月以前，我还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回答，事情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但是今天我可以回答了。我的回答是一个强有力的“是”字。是的，基础是存在的。我真正地确信，三大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可能性，不，还不止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愿望，不仅要在战时继续合作，不仅要在停战后重组欧洲时继续合作，而且此后也要在世界上维护一种有秩序的发展以及持久和平方面继续合作。” 现在回过头去看，很清楚，希望三大盟国之间长久地保持和谐局面无异于水中捞月。事实上，德黑兰会议的真正意义是：盟国只能够在军事战略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事实也是如此。在战后问题上并没有达到真正的一致。在对涉及的问题只是模模煳煳地探索了一下以后，所有重要的决定都留待未来。德黑兰会议的伟大成就在于决定了对德的最后战略。先前，英、美的一些会议也是这样，围绕着军事问题这个中心；在这以后的会议就以和平问题为中心了。而在这些问题上就远远没有那么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在这个意义上，德黑兰会议在盟国关系的性质上确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德黑兰会议后，和平问题赫然耸立在人们眼前，随之，盟国各国互相歧异的民族利益所造成的困难就突出了。与此成比例的是，合作越来越困难，冲突越来越明显，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能够调解得了。 第130页 两次开罗会议的意义完全不同。关于远东战局的决议是在1944年年初几个月里在对日基本战略作大修改的过程中产生的。中国不再是个牵动全局的因素，蒋介石原想在战争结束时能够拥有一支足以使他的政府具有不能轻视的力量的军队，而情况这样一变，他的机会也就落了空。 总的说来，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比之整个大战期间的任何国际性会议，对于世界的未来是最重要的了。从军事观点看，这两次会议是真正的转折点；从政治观点看，今后的难题并没有清楚地显露，因此尽可以根据军事协议大大乐观一番，更何况俄国同西方的良好感情又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顶峰。但是，在英、美之间出现了裂缝，到了1944年这些裂缝就更明显了。英国参谋长们在地中海问题上的意见受到压制，而美国参谋长们在缅甸问题上的计划遭到否决，双方对于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使英、美之间发生分歧的那种顽固的意志力的较量都难以忘却。胜利已经在望，但胜利的阴影遮暗了未来的岁月，给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合作带来困难，而这种合作在1942年那些极度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倒曾顺利得多，也真诚得多。不过，这些事情都未予公开，在一个普通老百性看来，盟国的团结，无论是英、美之间还是英、俄、美之间的团结，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来得美满。 第二编 和平临近时期的 合作 1943 年 12 月-1945 年 2 月 第一章 从德黑兰到诺曼第：准备赢得胜利 1943年12月 -1944年8月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3 第一节 军事问题 (一)绪言 (二)欧洲的战争 (1)俄国战线 (2)地中海战场 (3)为“霸王”行动作好准备 (三)对日战争 第二节 政治问题 (一)三大国的基本政策 (二)解放前夕的欧洲 第三节 经济上的合作和冲突 (一)三大国国内经济的变化 (二)为战争和救济工作集中资源 (三)长远的经济计划 第一节 军事问题 (一)绪言 从德黑兰会议到其后八至十个月间，盟国的决策人和战略家都指望于1944年战胜德国，并作出估计，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二十四至三十六个月内击败日本。这种估计有两个根据：其一是对于1918年德国的突然崩溃记忆犹新，其二是1943年轴心国在突尼西亚同样突然的停止抵抗。另一个因素是过高地估计了轰炸的威力，认为也许在盟军占领大片德国领土之前，纳粹政权就会骤然崩溃。可是对于日本抵抗的意志和实力，却作了相反的错误估计。在 1944年年底以前，可与之交战的日本军队仅属相当少的一部分。日军主力集中在中国和日本，盟军远隔，鞭长莫及。如果海岛守军所表现的那种作战能力和狂热确实代表着日军的一般作战潜力，那就似乎很清楚，战争会拖延得很长，只有依靠占压倒优势的物资才能使其结束。在没有确定能战胜日本之前，对日作战所需要的兵力和装备显然非由欧洲战场绕过半个世界运来不可，这个任务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英美制订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些假定为根据的。为了适应1944年欧洲战役的需要，对兵力和物资都作了调配，而且规模极大。但是当对德战争进入1945年时，几次出现了困难时期，那时步兵的补充和军火的补给都很缺乏。另外，英美关于对日战争的估计，认为在时间上既旷日持久，而作战又颇为激烈，这种估计对三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影响。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都不惜付出很高的代价以换取俄国的帮助来打击日本。他们认为这种帮助不仅会大大地缩短战争，而且会使许多美国人保全生命。 德黑兰会议之后，欧洲军事问题的性质是很清楚的，虽然情况是复杂的。计划一定要变为行动，英美两国参谋长之间不和睦的情绪必须通过战场上的有效合作来加以消除。按照英美的观点，必须进行大量的计划工作和准备工作，有关许多细节问题以及两国间各级军事系统相互的合作都要达成协议。这些工作以及在义大利要保持一条活跃的战线的任务，都立即执行了。俄国人则认为，战争和先前一样地继续进行着，不过怀着新的希望和胜利的信心。 可是，对日战争却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1943 年商定的重大战略——由中国人担任主要角色——要在1944年实现已证明是越来越不可能了。中国非但没有变强，反而变弱，而日本人竟然证明有能力把中国在缅甸的后门紧紧地封锁起来。但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两栖登陆攻击显得越来越强大，使日本海空军力量局限于西太平洋上日益缩小的圈子内，这样就弥补了失败的局势。而且，在德黑兰会议上，史达林保证在欧洲战争结束以后便对日本开战。在这种形势下，对日作战的战略显然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在1944年的前七个月里，美国制订了一项新的总计划，于1944年9月和10月分别取得了英国和俄国的同意。 (二)欧洲的战争 (1)俄国战线 1944年以前，俄国战线上发生的一次次战役一般是判然分明的，在各次战役之间总有一段比较平静的时期。但是，1944年初，方式改变了。这肘，红军具有足够的兵力、装备和机动性来进行连续不断的攻击，在整个战线上几乎一刻不停地把攻势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于1943年7月中旬在中部战线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到1944年1月才停止，那时红军已攻入两次世界大战间波兰国境东部的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区。接着红军不让德国人有休息、整编和重整装备的机会，在北面展开新的进攻，迫使德军从列宁格勒撤退。这次进攻于1944年2月下旬结束。仅仅十天以后，即3月初，红军又在南面发动了一次规模大得多的攻势，一直打到了俄国与罗马尼亚在1940年时的国境线普鲁特河，并在几处越过了河。紧接着这次重大胜利之后，俄军在1944年4月与5月间收復了克里米亚。这些战役的结果是：俄国除了一小部分战前原有的领土(在普斯科夫附近)尚未收復外，其他地方都已经从德国人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了。 第131页 但是，史达林无意停留在1939年的边界线上。英美于1944年6月6日在诺曼第登陆后四天，俄国按照史达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所作的诺言，在东线再次发动了勐攻来策应英美。当时红军已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在几方面同时发动进攻。最早的进攻是在芬兰，当它还在进行时，在白俄罗斯战线上的另一场进攻又于6月23日开始了。当红军正在这条战线上通过明斯克和维尔纳向东普鲁士边境推进时，俄国又在几处地方同时发动进攻，北向普斯科夫和纳尔瓦，南向卢布林、利沃夫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到7月间，各条战线的进攻汇合成为一场总攻击，在长达一千英里的中部和北部战线上同时进行。8月15日，红军抵达维斯杜拉河东岸华沙郊区的布拉加，这场攻势才终于停止。 在1943年下半年和1944年上半年，俄国各兵种所取得的出色成就，当然是有其技术基础的。一方面，在人数上，红军对德军拥有压倒的优势。另一方面，俄国的大炮、坦克和火箭武器不仅威力强大，而且数量很多。但是俄国之所以能保持持久的攻势，并能把进攻的重点从战线的一个地区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关键在于红军的机动性有了很大的改进。当俄国人调动兵力和物资的速度可以与德军相同或者超过德军时，他们就能充分利用兵力雄厚、人数众多的优势，主动选择进攻的地点，迫使德军节节败退。 俄国军队的向西挺进，为红军与英美联军之间的军事合作创造了机会。对于有关情报和气象消息的交换以及莫斯科与西方各国首都之间通讯的改进等，都作了安排。俄国当局在这方面的行动似乎常常拖拉得令人恼火，但是终于取得了一些具体的结果。在德黑兰会议上，史达林同意美国轰炸机在俄国机场降落，以便它们攻击德国东部和欧洲敌占区东部地带的目标，因为这些目标距离义大利和英国的基地太远，无法在轰炸后重新飞回。虽然美国空军急于执行这项计划，俄国人却迟迟不履行协议。尽管如此，美国人员还是于1944年4月到达了乌克兰，开始建立三个基地，并于6月2日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穿梭轰炸。 6月21日又进行了第二次穿梭轰炸，但是效果却差得多。德国人发现了这些新机场，并且袭击了停留在机场上的美国飞机。机场的防务是由俄国负责的，可是俄国人没有打下一架德机，而盟军则至少有四十三架飞行堡垒被摧毁了。这一事件造成了当地美苏两国士兵之间的恶感。美国人曾设法说服俄国人，让美国的高炮部队和战斗机接管基地的防务，但是俄国的最高统帅部认为这一建议含有轻视俄国力量的意思，因此加以拒绝。结果，后来仅仅进行了三次穿梭轰炸。美国人使用俄国机场到1945年4月为止。这些机场后来是作为被迫降落在俄国境内的美机的修理基地，以及无法修理的飞机的美国飞行员的集中站。 这件事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几乎是在整个大战期间俄国与英美在作战中进行军事合作的一个独特的例子。据直接主持有关这一计划的谈判的美国驻俄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将军说，俄国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一般都表现出不乐意和猜疑的态度，一有机会就百般刁难。另一方面，在基地工作的美国和俄国人员起先是友好的，但是自从6月21日德机进行摧毁性空袭之后，彼此之间的小摩擦很快掩盖了以前的友谊，到了1945年，主要由于俄国对波兰的政策问题所引起的政治上的分歧，促使两国的关系变得敌对起来，尽管不是很明显的。这种分歧造成的结果肯定不符合美国人早先拟订计划时所抱的希望。凡是与这件事直接有关的美国人都清楚地了解，在美国与俄国日常并肩作战方面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两国的语言，甚止思想方法和办事作风的不同，要想同俄国建立象英美两国部队与参谋之间的那种合作是完全不可能的。 红军于1944年春天和夏天进入波兰领土，这使俄国人与地下波兰国家军之间的军事合作问题尖锐化。波兰国家军承认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权力，并且不顾德国占领军的种种阻碍，建立了相当严密的组织。波兰国家军既痛恨德国人，又非常怀疑和害怕俄国人。结果，当战线推进到波兰国家军的根据地时，国家军人员发现自己处于两面夹攻的地位。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要同俄国人进行军事合作，但要完全保持独立行动的权利。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俄国人干脆不允许在他们军队的后方有一支潜在的抱有敌意的部队，波兰人又没有力量公开同德军或红军交战。正如1939年那样，他们缺乏维护自己独立的军事装备。 俄国对待波兰国家军的政策是，战场上同该军的部队合作，但是当战斗结束后，红军司令员便要求波兰国家军的部队加入波兰师。这个师是在波兰爱国者联盟支持下建立起来，并作为红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作战的。红军的要求同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及其总司令“博尔”将军下达给波兰国家军的命令发生了牴触。当地方司令官忠实地执行上级指示时，他们便遭到逮捕，士兵被编入了红军，再不然就被解除武装或加以拘禁。这种事情第一次发生于1944年4月间，在以后几个月里又发生了好几次，特别是在7月间红军开始进入波兰中部以后。 波兰的军事事件同波兰前途这个政治问题紧密地纠结在一起。波兰人和俄国人都非常重视这一情况。1944年上半年，英俄两国政府特别关心这一点。事实上，红军越过波兰全境，标志着波兰国家军的独立性已经丧失，从而使波兰流亡政府主要的希望破灭了。当红军把事情安排好后，流亡在伦敦的波兰人只剩下法律上的要求权，以及英美两国政府含煳其词的外交支持。这些不足以对抗俄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即要在战后的波兰组成一个友好的、实际上就是唯命是从的政府。 第132页 因此，俄国和西方盟国在德黑兰首脑会议上拟定的军事合作实际上并未取得高度成就。史达林所採取的政治方针同其他盟国所採取的并不一致，同时苏联官僚机构在处理事务中抱着猜忌的孤立主义的态度，他们不让单纯的军事利益妨碍苏联的方针和实际措施。结果，美国和波兰两国政府想同红军在作战中进行军事合作的努力很少成就，或者可以说完全失败了。 (2)地中海战场 德黑兰和开罗两次会议的决定，使地中海地区成了一条次要的战线。可是邱吉尔一开始就最强烈和坚决地主张在地中海作战，他希望使地中海地区成为一个重要的活跃的战场，甚至在遭到美国、俄国和土耳其一再反对以后，他还是不准备放弃原来的打算。这时，他无法考虑土耳其的参战，但他仍然可以指望，如果能够在义大利进行大胆的决定性的军事行动，便能取得迅速的战果，把德军赶回到亚平宁山区，或许还可以为盟军开闢一条直捣巴尔干西北部和欧洲多瑙河流域的道路。 1943年12月间，邱吉尔的直接目的是鼓动在义大利的盟军司令们採取更为大胆的军事行动。因此，在第二次开罗会议结束以后，他在地中海逗留了几星期。在分派英国将领的指挥任务方面，他要作出若干重要的决定，同时他想施展自己的权力和说服人的本领，从而使局势更合乎他的心意。1943年12月18日，他决定任命陆军上将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去接过艾森豪在地中海的(扩大的)指挥权，陆军上将哈罗德·亚歷山大爵士则继续指挥义大利战役，同时委任陆军上将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指挥“霸王”行动。 首相作出这些决定后，便开始研究如何加速在义大利作战的问题。交战双方在9月间于萨勒诺开始战斗以后，德军便撤退到横跨半岛的一条防线，从而给向罗马进军的盟军带来了重大困难。地形和气候妨碍了进攻，盟军在人数方面仅仅略为超过德军，因而要想取得迅速和引人注目的胜利，唯一的希望在于利用盟国的制海权。两栖登陆攻击可以从后方威胁德军。如果此举成功，或许可以迫使德军仓卒向北撤退。问题在于获得这种作战所需要的登陆艇。他们必须立即进行这种两栖攻击，并且一举获得成功，否则将会占用原来拨给“霸王”行动使用的登陆艇，并推迟这一战役。另一方面，邱吉尔认为，如果在义大利发动的勐攻不能迫使德国人从法国和北欧调来后备军，那末，“霸王”行动也许会失败。在德黑兰会议以后，他同意确定5月或6月初的一天为发动“霸王”行动的日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予变更。但是他相信，只要有周密的计划，登陆艇就可以先用于义大利海岸的登陆战，然后再调往英国供诺曼第登陆使用。邱吉尔就是根据这一点着手工作的。 1943年圣诞节，首相召开了一次地中海地区高级司令官会议，商讨局势。会上一致同意，盟军在义大利决不能放弃主动权。邱吉尔主张，从海上进攻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方法。他在会上建议，在离德国前线约一百英里的后方叫做安齐奥的地方，派两个师登陆，并规定1月20日为发动进攻的日期。在威尔逊和亚歷山大的支持下，邱吉尔坚决声称，在德军后方造成这样的威胁，将迫使他们向罗马以北撤退。艾森豪却不那么有信心，他提出军需供应和增援方面的困难，并争论说，两师兵力或许不足以迫使德军从义大利南部的阵地上撤出。 然而，由于艾森豪即将交卸地中海战区的指挥权，他认为自己的意见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他坚决认为自己有权要求把“霸王”行动中使用的登陆艇在适当日期从地中海调过去，以便在大进攻之前有充分时间在英国检修和训练。最后，他同意接受这样的保证：所述的登陆艇改于1944年2月5日移交给他，而不是按照德黑兰会议所商定的日期1月15日。他要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对原定计划作这项修改。与此同时，邱吉尔还同罗斯福商讨了这一问题。尽管罗斯福对邱吉尔不愿意放手不管地中海的事情感到有些恼火，他和他的参谋长们还是接受了这项新建议，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地中海地区的任何作战行动都不得妨碍“霸王”行动的日程 1月22日，盟军在安齐奥登陆，可是德军非但没有撤退，反而调来了援军。他们把登陆部队困在一个小滩头堡上，同时击退了第五军的进攻。按照原来的计划，第五军将突破德军防线并与在安齐奥登陆的部队会师。到1月底，义大利的英美联军显然又一次遭到了挫折。除非盟军决定从安齐奥撤出，否则就有必要加强守军的实力，并连续不断地通过开阔的海滩输送军需品。撤出安齐奥会在盟军心理上形成沉重的打击，但是为了守住滩头堡，威尔逊将军认为就必须把登陆艇使用到答应拨给“霸王”行动使用的日期以后。 由于盟军不能在义大利迅速取得胜利，盟国的计划受到了影响，问题变得复杂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英美成员之间的感情也没有得到改善。当然，美国人仍然希望把“霸王”行动放在首位。但那时，刚巧进攻法国的计划有了改变，这使他们比较容易同意把登陆艇留在地中海。1944年1月，艾森豪和蒙哥马利开始审查由陆军上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和他的参谋人员在伦敦起草的“霸王”行动的计划，两位司令决定，最初阶段的攻击规模应当更大一些。两位将军一致认为，为了夺取第一个据点，需要五个师的兵力而不是三个师。但是这样的扩充就需要更多的登陆艇和其他军需品。而且看来不可避免地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因此他们在1944年1月31日决定把诺曼第登陆日期从5月初推迟到5月底。 第133页 由于作战计划作了这项修改，登陆艇可以延迟离开地中海，而不影响修订后的“霸王”行动计划。结果，威尔逊不能按照预定日期移交登陆艇一事并没有造成特殊的困难。可是，在地中海应如何行动来支持“霸王”行动这个更重大的问题却引起英美战略家之间长久的争执。英国人主张放弃“铁砧”计划(这是在法国南部登陆的代号)。美国人则认为它是“霸王”行动的必要部分。要想搞清由于意见分歧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建议和反建议是不可能的。为了这个问题，1944年2月至8月这段时间内来往于伦敦、华盛顿、威尔逊的司令部和艾森豪的司令部之间的通讯简直是川流不息的。几乎直到最后时刻，有关各方才坚决同意登陆。 在2、3月间，英美一致认为，首先应当营救孤守在安齐奥滩头堡的军队。2月26日，威尔逊将军接到照此办理的指示。可是，英国和美国的动机是截然相反的。美国希望摆脱困境，以便把兵力和登陆艇用于“铁砧”和“霸王”两个行动，英国则认为义大利战役本身很有价值，值得一打。暂时来说，这种分歧是无关紧要的。1944年3月，盟军又发动了一次攻击，希望冲破德军的防线，给困守在安齐奥滩头堡的部队解围，可是那一次进攻又完全失败了。 时间越来越紧迫。如果打算把在义大利作战的部队撤回，去参加法国南部的登陆以支持“霸王”行动，那末准备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英国坚决主张放弃整个“铁砧”计划，集中兵力，去攻打罗马，而美国恰恰相反，它主张放弃在义大利的进攻，以便为“铁砧”行动做好准备。显然，如果想在法国北部和南部海岸同时进攻，并具有必要的规模，那末登陆艇就将不够供应。而美国参谋长们却提议“铁砧”行动应在7月10日发动，或紧跟在“霸王”行动发动之后，因为那时登陆艇便可以从英吉利海峡调到地中海地区。 英国人竭力反对这个建议，认为罗马一天不攻下，就不能确定进攻法国南部的日期。美国参谋长们反驳说，不能派登陆艇去地中海参加一个连日期尚未确定的、甚至可能永远不会进行的战役。结果形成了一种僵局。4月19日，“铁砧”计划从预定的正式战役降为佯攻。美国参谋长们才勉强同意再发动一次攻击，试图突破义大利的德军防线并攻克罗马。 于是，盟军在1944年5月11日向德军防线发动了第三次攻击。这次盟军的努力终于成功了。5月25日，进攻部队与安齐奥的守军会师。1944年6月4日，盟军进入罗马。可是，这次胜利又产生了新的情况。美国人认为，义大利战役的目的已经达到，那里十个师的兵力可以调去进行已被推迟的“铁砧”行动。但是英国人却希望继续指挥可以调动的一切部队，进一步扩大战果。 结果是两者兼顾。6月14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指示威尔逊将军：把义大利战役继续进行下去，一直打到7月初，同时准备在比斯开湾沿岸、亚得里亚海西北端或里维埃拉进行两栖攻击。威尔逊及其参谋人员选择亚得里亚海。他们希望加紧在义大利的地面战斗，并且利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拨给他们的登陆艇，在伊斯的利亚半岛登陆，以便通过卢布尔雅那山峡进入匈牙利平原。 当马歇尔和艾森豪两位将军获悉这个建议时，他们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认为这是英国人又想把政治目标放在军事目标之上。当时马歇尔正在英国，准备视察开始进攻诺曼第的情况，他特地到威尔逊的司令部去了一次，设法打消他们的主意。由于支援部队正在美国等待开往法国参加战斗，需要开闢一个港口，因此马歇尔主张有必要发动“铁砧”行动。他还直率地表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美军决不进入巴尔干各国。只有进攻法国南部时，才派美国援军到地中海来。 威尔逊将军发觉自己遭到两面夹攻。两个月前，邱吉尔曾责备他未能按照英国战略家的愿望，借一些有说服力的理由取消“铁砧”计划。现在，马歇尔却以相反的理由逼着他同意这个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将军只得建议，“就地中海而论”，在伊斯的利亚半岛登陆最为适宜，但是关于全面战略，他不发表意见而让上级——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去作出判断。尽管邱吉尔费尽心机，美国人还是我行我素。7月1日，首相打电报给罗斯福，同意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计划。两天以后，威尔逊接到指令，要他从部下抽调十个师的兵力，准备投入这个代号改为“龙骑兵”的战役。进攻开始日预定为8月15日。 虽然有了这项决定，英国还是希望更改作战计划。在强行登陆前的一周，邱吉尔再次建议，军队和登陆艇应绕过西班牙，在比斯开湾沿岸登陆。然而，这次最后的牵制性努力和以前几次同样无效。8月15日，当美法军队最后在里维埃拉沿岸登陆时，邱吉尔在近处看着他们上岸。 1944年的前七个月里，英美战略家之间为地中海兵力的使用问题曾产生长期的、往往是激烈的争论，与此同时，他们又为法国和义大利的政治问题发生摩擦。这些问题下文将稍加叙述。现在先概述一下巴尔干地区的形势，由于那里的政治几乎纯粹取决于武装力量均势的变化，所以该地区的军事和政治问题不可分割地纠结在一起，看来最好将土耳其、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局势放在军事问题这一节里加以叙述。在这些国家中，英国代表盟国的利益採取行动，而美国和苏联从不同的观点出发，都不大过问，偶尔还批评英国的做法。 第134页 第二次开罗会议以后，当土耳其人拒绝立即向德国宣战时，英土两国官员在安卡拉举行了会谈，以便确定土耳其在参战之前所需要的物资。会谈并不顺利。1944年2月初，英国决定停止谈判，并召回英国军事代表团的负责人，还停止向土耳其人提供一切军需品。可是土耳其人不顾这些措施，也不顾英美两国大使故意冷淡的外交姿态，拒绝放弃他们的中立。 由于1943年9月义大利的崩溃，大量武器从希腊和南斯拉夫的义大利驻军手中移交给了已在争夺地盘的各支游击队。德军已能恢復对主要城市和交通线的控制，但从那时起，游击队控制了许多重要地带，尽管常有变动。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地位。 1943年10月间，希腊两个主要游击队组织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希腊全国民主同盟之间发生了战斗。后来经过英国联络官的斡旋，双方于1944年2月媾和。有关的争端是，控制战后希腊政府的问题。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受了共产党的强烈影响，採用了共和主义的政治纲领。希腊全国民主同盟虽然原来也信仰共和主义，现在却反对共产党，逐渐同保守派和保皇派分子联合起来。英国的政策是相当含煳的。它的真正目的是对德国人进行最大限度的破坏并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英国又不愿意看到在战后的希腊出现一个受共产党影响的共和政府。由于全国人民解放军是希腊最强大的游击队，英国不得不支持其军事行动而又反对其政治方针。 1944年3月，问题变得尖锐化了。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以及支持它的政治组织——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一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不言而喻，这个政府否认了希腊流亡政府的合法地位。由于希腊有了两个对抗的政府，一个由俄国人支持，一个由英国人支持，英国人担心象波兰那样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为了防止这种局面，英国作出努力，採取一些措施促使两派和解。驻扎在中东的希腊军队譁变以后，希腊流亡政府于4月间进行了改组。1944年5月，希腊的政治领袖，包括流亡者、游击队代表和国内的政治家，由英国人作出安排，在黎巴嫩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就“王国和共和国”体制问题通过了一项折衷办法：国王乔治保证，在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未来的政体之前，他不返回希腊。但是，有好几个月，人们无法肯定地说，希腊共产党及其同路人是否将接受这项妥协办法。同时，英国尽力设法增强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军事实力，以防止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压倒的优势。 南斯拉夫的局势在许多方面同希腊出现的情况很相象。狄托的游击队和米哈伊洛维奇的游击队这两个敌对的组织不时进行内战。同时，“王国和共和国”体制问题、“共产主义和保皇主义”问题促使人民互不信任。另一个复杂因素是南斯拉夫的多民族问题：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马其顿人、克罗埃西亚人和斯洛维尼亚人在不同程度上都表现出了分离主义的倾向，新怨旧恨造成他们之间的不和。 希腊和南斯拉夫局势的根本差别在于英国的政策。用邱吉尔的话来说：“我们在一处地方支持国王，在另一处地方又支持共产党。”1944年的头几个月里，狄托的游击队和威尔逊的司令部之间建立了日益密切的关系。英国不仅把大量军需品送交给狄托，而且还安排好由英国各种突击队及其他特种部队同狄托的游击队在达尔马提亚沿岸和内地进行过多次联合作战。1944年5月，德国的一次空降袭击把狄托从波士尼亚的司令部赶走。狄托乘飞机逃往义大利，再从那里前往南斯拉夫的维斯岛，那里在盟国海空军的保护下，狄托不再受到德军的袭击了。总的来说，英国当局和游击队之间的私人和作战关系都是十分友好的。 英国人越是对狄托友好，就越是对米哈伊洛维奇冷淡。1943年12月，英国军事代表团奉命离开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英国政府一方面在军事上与米哈伊洛维奇决裂，另一方面又作了很大的努力，想说服国王彼得抛弃米哈伊洛维奇而与狄托妥协。直到1944年6月1日，南斯拉夫国王才在英国的压力下听从后者的意见，任命伊凡·舒巴希奇为首相。象狄托一样，舒巴希奇是克罗埃西亚人。他深信自己有把握促使国王彼得与游击队领袖和解。这也是英国政策的主要目的。经过一系列会议以后，他们于6月16日大体上达成了一项协议，同前一个月在希腊两派之间达成的协议相仿。 尽管英国对南斯拉夫和希腊採取了两种显然不同的军事政策，它在两国所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一致的。邱吉尔希望，无论是希腊或是南斯拉夫，改组后的流亡政府与抵抗运动的领袖之间应达成一种相互可以接受的妥协，由此所产生的政府将会是亲英的。 一般说来，美国的政策是支持英国行动的，但是马歇尔和罗斯福总有点猜疑，担心英国会在巴尔干用某种方式把美国军队捲入不愉快的冒险行动中去。 俄国人为了对巴尔干各国表示关切，分别于1944年1月和7月派遣军事代表团到狄托和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那里去。1943年12月21日，苏联政府正式声明，他们同意英国谋求促进狄托和南斯拉夫王室流亡政府之间的合作，因此邱吉尔在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上想与史达林协调的努力总算取得了一点成就。从狄托后来的几次行动中不难看出，俄国可能曾向他施加过一些压力，以促使他尊重上述政策。可是在希腊，当英国人于1944年5月初感到慎重的做法是要求史达林同意和支持他们的政策时，俄国人起先却拒绝合作。 第135页 (3)为“霸王”行动作好准备 地中海的军事问题完全从属于1944年上半年在英国进行的规模巨大的备战工作。1944年1月14日，艾森豪到达伦敦，就任新的指挥职务。这时离诺曼第登陆日期不到六个月。他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接到的指令很简单：“你们将登上欧洲大陆，并同其他盟军配合作战，其目的在于攻入德国的心脏和消灭它的武装部队。”计划和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但是在盟军可以发动进攻之前，还有大量具体工作要做。此外，艾森豪还必须作出一系列决定，或说服他的上级来作出决定，而这是相当棘手的，固为这涉及盟军人员对各自祖国的忠诚以及陆海空军对自己军种的忠诚，而这些因素常是互相矛盾的。 首先作出的一些决定中有一个是关于他指挥下的空军地位问题。艾森豪和马歇尔都坚持，空军的全部打击力量应由这次进攻的最高统帅来指挥。可是，邱吉尔和英国皇家空军的某些高级将领却认为，战略轰炸比任何直接的支援地面部队的任务更为重要。他们认为，如果重轰炸机由艾森豪指挥的话，几乎可以肯定，这些飞机将被滥用。经过长期讨论后，到4月才达成了协议。艾森豪在细节上作了让步，而在要点上则取得了胜利。于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从4月起直到诺曼第登陆的“紧急时期”结束时为止，一直指挥着英美两国的战略空军。但是，艾森豪的命令必须通过早已成立的轰炸机指挥部的渠道来下达，而如果没有接到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正式命令，轰炸机指挥部有权自由调动它的部队，来进行它所决定的战略轰炸。 在地面部队的指挥系统方面，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在卡萨布兰卡，曾经达成这样一项尝试性的协议：进攻法国的盟军最高统帅将由三位负责指挥海陆空军的副司令官予以协助。自从第八集团军冲破马雷特防线，进入突尼西亚的日子开始，地中海战区就一直实行这一制度。英国认为应当再次採用这种方式，就是说按照各国人员交替担任各级司令官的原则，他们争辩说，这三位副司令应当是英国人。就海空军指挥权而论，这项建议对美国说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不愿让英国人指挥地面部队，因为在最初阶段的战斗结束后，地面部队主要将是美国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持续很久，错综复杂地牵涉到民族感情、个人之间的倾轧以及行政原则。最后达成了一项基本上是勉强的妥协。蒙哥马利在最初时期被任命为地面部队的司令官，英美军队将以大致相等的兵力战斗在比较狭隘的战线上。同时双方达成默契：一俟盟军牢牢地控制住滩头堡后，就将另外设立一个美国陆军司令部，直接归艾森豪指挥。那时，蒙哥马利的职权将局限于战线的一部分战区。可是，在一个战役还在进行期间，这样的变动确实是微妙的，因为蒙哥马利地位的变动容易被理解为降级，而在一些地区确实产生了这样的误解。 纵然在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次要争端后面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对立，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却能够在两国的基础上把工作搞得非常顺利。在平衡英美参谋人员的人数方面，艾森豪有条不紊地作出了努力，使得在正常情况下，美国人总有一位英国助手，反之亦然。当考虑到有关登陆计划和准备工作的无数技术问题时，民族的私心几乎消失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们能够在内部发扬一种集体精神，来应付英美两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所有争端，这些争端在1944年使两国政府的关系变得不太和睦。这种出色的事迹至少部分应归功于艾森豪将军本人的坚定、老练和以身作则等有益的影响。 艾森豪觉得自己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特别在如何对待法国和戴高乐的问题上，同本国政府有争执，同时在军事和战略问题上，又同邱吉尔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有分歧。说来奇怪，这些情况不但不妨害，反而有助于他的盟军统帅地位。由于上述情况所造成的争论和电报通讯上的紊乱，势必干扰了艾森豪所负责的军事计划和备战工作，同时又由于他在某些问题上与本国和英国政府的意见不一，反而给他造成了一个超国家的地位，如果他一直顺从某一方的话，那就不可能取得这种地位。 在艾森豪担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统帅的头几个月期间，邱吉尔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对“霸王”行动基本计划的正确性仍然抱着一些怀疑。他们仍然害怕盟军可能会从诺曼第海滩溃退。邱吉尔仍旧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认为合理的战略应该使进攻法国北部的行动成为在德国即将崩溃时才发动的最后一击。另一方面，美国人则一如既往地相信，使用压倒优势的兵力来进攻，乃是粉碎德国残余作战力量的最快、最合算的办法。 看来，艾森豪、马歇尔和罗斯福从未充分理解英国的观点，这主要是因为邱吉尔从1943年5月以来，一直认为必须在口头上同意美国的“霸王”计划，但在行动上却一步步地设法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德黑兰会议六个月后，事情发展到严重关头。邱吉尔看到“霸王”计划(美国的“霸王”计划)正在不可抗拒地形成。但是，他感到这个计划发展得太快了。原来他判断，胜利的先决条件是德国陷入绝望的处境，而这种局势尚未出现。在1944年头几个月里，由于邱吉尔意识到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他与美国的关系开始变得十分紧张，而美国对于他的权术和他提出的异议一概置之不理，仍然我行我素。这使得邱吉尔认为，美国人在冒不可挽救的危险。但是美国人却粗鲁地漠视邱吉尔的主张，认为他的论点是出于政治动机，因而在军事上是毫不足道的。 第136页 到5月间，邱吉尔开始改变对“霸王”计划的看法。那时，邱吉尔参加了一次正式会议，这次会上十分详细地说明了最后确定的计划，他于5月15日从心底里说：“各位，我对这一事业的信心增强了。”到5月底的时候，看来形势更为有利。义大利的德军正在溃逃，俄国军队在他们的北部战线不断推进，而这次进攻的准备工作规模又很大，给人深刻的印象，这似乎可以使人们安心，即使不成功，至少不至于遭到惨败。 邱吉尔对“霸王”计划成功的信心日益增长，虽然这并未使他放弃自己的地中海计划和希望，但确实使这些计划和希望具有了不同的基础。当胜利在望时，战后欧洲政治安排的问题就变得日益迫切了。防止俄国势力和共产主义革命向欧洲大陆每个角落渗入的最好办法，是在有争执的和危险的地区迅速安插英美军队。邱吉尔的动机由先军事后政治改变为先政治后军事了。邱吉尔早先主张向多瑙河流域进军，主要是由于军事原因。现在他认为，这种行动在政治意义上也是同样或者更为必要的。 但是美国人对这种议论无动于衷。事实上，他们公然表示怀疑并坚持要把军事和其他各种因素严格地区分开来。他们完全准备放弃邱吉尔所设想的可能得到的政治利益，认为这些基本上是幻想。难道战后世界将不是由民主、独立、自由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团结在盟国大国的领导之下，建成一个和平的、和睦的总体吗？美国人相信史达林的善意，而对邱吉尔想要改变他们既定战略所表示的不耐烦，至少有一次曾使英国首相伤心落泪。 虽然由于英美两国在战略上的分歧和争论，艾森豪发觉自己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但是诺曼第进攻的准备工作还是顺利和迅速地进行着。4月8日，艾森豪通知俄国人，开始进攻日期将定于6月1日的前几天或后几天。三星期之后，俄国人给予答覆，保证他们大约将在同一时间发动攻势。直到5月8日，才正式选定6月5日为登陆开始日，因为那时海潮和月光将适宜于预定的进攻。 象所有两栖作战一样，气候具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巨浪会妨碍甚至阻止登陆艇顺利地冲上诲滩。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在发布正式进攻命令之前，艾森豪和他的高级将领一起聚集在朴次茅斯观察气候。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最后决定权完全直接掌握在艾森豪手中。由于现代战争的许多工作，如有效地指挥作战，是通过参谋和较低级司令官广泛地分工进行的，因此最高统帅的个人作用仅仅成为一种象徵。可是就这次战役而言，却是真正由个人指挥的。千百万人和许多国家的命运都有赖于艾森豪的决定。天气预报并不理想。6月3日晚上，艾森豪发布了至少要延迟二十四小时的命令。已经出海的船只只得返回，由于事前已估计到有推迟的可能，所以没有发生不可挽回的混乱局面。第二天，气象预报还是不明确，但在那天凌晨，艾森豪发布了进攻的命令。大约二十六小时后，第一艘登陆艇靠拢法国海岸，英美士兵冲上了诺曼第海滩。 战事大致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着。6月下半月，出现了一次大风暴，妨碍了军需的补给和部队的增援。同时，德国人始终顽强地进行抵抗。结果，盟军起先推进的速度比原来预期的要慢，尤其在东部卡昂地区，战线的推进实在缓慢得令人不耐。7月25日以后，战局有了新的变化，美军在圣洛冲破了德军防线，到达了未设防的地区，势如破竹地横越瑟堡半岛的基地，然后转向北面去攻击诺曼第后方的德军。这种快速和强大的攻势迫使德军狼狈地撤退到塞纳河东岸。8月里有好几个星期，许多人都认为德军遭到这样的挫折后，再也不能恢復元气，甚至暂时恢復也不可能。英美高级官员和将领们都认为，到圣诞节，欧洲战事就将结束。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制定了正式的计划。 (三)对日战争 到1943年11月，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实力已经从珍珠港遭到的损失中完全恢復过来，航空母舰已经比战争爆发时增加了三倍以上。另一方面，日本海军则不能维持其1941年的实力，事实上，某些等级的军舰已经减少。结果，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优势越来越明显。日本海军被迫避开海战，躲藏在仍由日本占据的广阔的弧形海岛基地后面。从西太平洋海岛和环形珊瑚岛上基地起飞的日本飞机可以威胁美国舰队。因此，在准备进攻日本海岸之前，美国必须在太平洋地区占领足够的岛屿，以便建立自己的基地。当然，并不需要夺取日本占据的所有岛屿。一旦防御圈被冲破，美机便可以使附近的日本基地失去作用，并保护舰队再向西面逼近日本。这样将使留在后面的日本守军与本土失去有效的联络，他们的攻击能力便会变得微不足道了。 美国海军在能够这样向太平洋发动进攻之前，必须发展两栖攻击的新方式和新装备。海上的空军力量一定要敌得过以陆上为基地的空军力量，并且能胜过它。在设防的海滩上登陆之前，登陆艇不得不远涉重洋运到这里。美国过去从未进行过这种战争，因此美国人在掌握这种战术之前，必须解决许多技术上的困难，并且要克服重大的疑虑。 这种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塔拉瓦岛和吉尔伯特群岛附近的一些环状珊瑚岛，时间是1943年11月。在这几次战役中，美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进攻是成功的。1944年1月间，美国以类似的方式进攻了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岛，2月间又进攻了夸贾林岛以西六百英里的埃尼威托克岛。这些攻击使美国成功地突破了日本的外围防线。 第137页 到1944年6月，美国的前进基地在那些新占领的岛上建立起来，并集结了足够强大的兵力，准备进一步突入日本的海上领域。1944年6月15日，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登陆。这次战役非常激烈，直到7月9日美军才攻克该岛。同月下旬，美军又攻下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关岛和提尼安岛。这次胜利使日本本土处于空袭范围之内，尽管距离还是很远，并且使美军突破了日本帝国的第二道防线。 舰载飞机对特鲁克岛和其他地方的日本主要基地进行了一系列空袭，这不仅是一种附带行动，实际上这使美军可以大步横跨中太平洋。那几次空袭非常成功，几乎完全消灭了中太平洋上日本空军的力量。因此，在七个月的时间内，尼米兹海军上将的部队从中途岛打到关岛，推进了三千英里左右，并且到了离日本本土一千四百英里的海面上。日本海上防务显得相当空虚。曾经在1942年显赫一时的日本空海军力量，再也无法与美国较量了。日本遭到了惨败，东条将军的内阁由于日军不能挡住美军而名誉扫地，终于在1944年7月18日辞职。 当美军在中太平洋取得胜利的时候，西南太平洋方面也取得了几乎同样惊人的胜利。麦克阿瑟将军的美澳部队沿着纽几内亚海岸向菲律宾方向推进，同时由哈尔西海军上将指挥的舰队通过索罗门群岛向北推进。到1944年初，这两次进攻已迫近日本人在新不列颠岛上腊包尔的强大据点，使这个基地就袭击盟军来说已丧失作用。后来，美军又决定绕过腊包尔，因为那里集结着大约十万名日军。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在海陆空三方面联合发动了一系列作战行动，使澳军和美军到1944年7月30日已占领了纽几内亚整个北部海岸的各重要据点。 当哈尔西的航空母舰这样配合麦克阿瑟的部队作战时，西南太平洋战事的性质马上起了变化。由于航空母舰所载的飞机可以提供空中支援，麦克阿瑟的部队不必再局限于部署在由陆上起飞的战斗机群的航程之内。因此，距离缩短了，麦克阿瑟的部队能够一次跃进四百、六百甚至一千英里。 太平洋上的重大胜利同对日作战中其他战场上不断的失望形成了对比。关于缅甸战场，按照第二次开罗会议的决议，蒙巴顿必须放弃在缅甸日军后方进行两栖登陆的计划。可是他于1944年1月发动了他的缩短了的战役，沿着海岸再一次向若开推进。 同时，在缅甸北部，史迪威将军接过了他在印度训练的中国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他的计划是要把日本军队从打算修建的雷多公路(后来改称史迪威公路)赶回去。根据计划，雷多公路将在密支那同旧的滇缅公路连接起来。盟军控制区内的这段公路已经动工建筑。史迪威的部队得到两支突击队的支援，其中一支美国小分队叫作“梅里尔掠夺者”，另一支是由奥德·温盖特将军指挥的一支较大的英国部队。这两支突击队进入了缅甸中部和北部，在史迪威将军的大部队前面成功地破坏日军的交通线。他们不打算与友军据点保持地面上的联络，而是依靠空投取得必要的军需品。这种尝试既危险代价又很高，但终于成功了。象以前那样，日军非常顽强地抵抗，直到1944年8月3日，密支那才被攻下。那时雨季来临，阻碍了地面的作战行动。雷多公路直到1945年才通车，缅甸战役的原定目标——恢復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陆上交通——就此实现了。那时对日战争的形式有了变更，而公路经过的地方又十分崎岖，这两个因素使这条公路的作用大为降低。只有少量军需品通过这条得来不易的公路输送到中国去。 同时，日本人并不是无所事事地等待蒙巴顿来进攻。1944年3月，日军在缅甸中部发动攻势，进犯印度，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把英帕尔城四周平原上的英军主力部队截断。后来只有依靠种种非凡的努力，包括从缅甸南部空运一整师的兵力到英帕尔地区，才把日军击退。可是向中线如此增援后，想在南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就不可能了。1944年6月，日军从英帕尔全面撤退。由于雨季已经开始，退却的日军遭到疾病和飢饿的打击，损失惨重。 1944年在缅甸取得的这些局部胜利，并未使中国的处境有多大改善。相反，偶尔从“驼峰”派遣飞机补给在缅甸作战的部队，反而妨碍了给蒋介石军队输送军需品。在缅甸北部，由史迪威指挥作战的中国军队表现得相当出色，这说明中国人经过训练和装备后，打起仗来能和日本人不相上下。但是这并不能改善中国本身的局面，因为蒋介石军队显然既缺乏训练又缺乏装备。 按照1943年5月召开的“三叉戟会议”的决定，在那年下半年飞越“驼峰”运往中国的军需品中，一半以上用于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远程轰炸机队。在华南接近日本的地方建造了大型机场，使日本处于b-29新型轰炸机的袭击范围之内。到1944年春天，准备工作将近完成。但是，当日本人认识到本土的安全受到这种威胁时，他们便发动了一系列地面进攻，旨在占领那些新建的机场。由于中国军队没有能力阻挡日军的前进，1944年4月至9月期间，那些机场在可以使用之前就被占领了。 日本在中国的胜利给了美国所抱的希望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战争的初期起，美国的太平洋作战计划就规定中国要担当重大的任务。美国人曾认为，他们可以指望经过正规训练和配备的中国军队来击败日本的大部分地面部队。在1944年的春天和夏天，这种希望成了幻想。中国军队的作战效能并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蒋介石把他的大部分军队布成一道屏障，以防备正在华北作战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美国力求改变中国人管理和训练军队的传统方式，但蒋介石加以抵制。事实上，美国想把中国变成强大的抗日同盟军的梦想已经破灭。 第138页 对日作战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史达林在德黑兰会议上重申的俄国愿意援助的诺言。美国人急于在远东着手准备合作。他们的主要计划是在西伯利亚东部建立起美国轰炸机的基地，以便从那里攻击日本。如上文所述，史达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曾告诉罗斯福，他目前还无法肯定是否能作出这种安排，必须先同他的下属商议。1944年2月2日，史达林通知美国大使，一旦俄国向日本宣战，美国可以在西伯利亚建立一支战略空军。同时，必须建造可以接纳重型轰炸机的机场。4月间，史达林添了一项条件：苏联空军也应当使用美国供应的飞机来参加对日本的战略轰炸，美国同意了这一点，但试图就美国在西伯利亚建立空军基地一事先达成明确和具体的协议，然后在这个先决条件下，再向俄国输送重轰炸机。美国人建议由他们自己指挥六个空军大队，由苏联指挥四个大队。这种不均衡显然有损俄国人的自尊心，因为他们认为从自己本土出动作战，他们竟被贬低到从属的地位。结果，到1944年夏天，双方还没有达成具体协议。但是美国人仍然抱着希望：到头来总会产生一些结果的。由于在中国的空军基地即将损失殆尽，西伯利亚的基地似乎越来越有必要。甚至在7月份攻下塞班岛后，那个岛似乎也不能作为向日本进行毁灭性空袭的有效基地，而美国人则深信，这种空袭是击败日本的必要手段。 1944年的头几个月，对日作战的局势变化很大，这越来越说明战略计划需要作根本的修改，俄国是一个新的因素。中国显然不能承担1943年的计划所派给它的任务。英国军队在缅甸推进的速度又很缓慢。然而美国横跨太平洋的进攻却开始显示出意想不到的前景，即有希望取得决定性的效果。 当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未来的作战方案同尼米兹海军上将提出的方案发生冲突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开始密切地注意到对日基本战略这一总的问题。1944年2月11日和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并讨论了上述对立的计划，可是没有作出明确的长远的决定。3月初，事情发展到严重的阶段。迫切的问题是麦克阿瑟和哈尔西之间的争吵。两个司令官都想控制新近打下的马努斯岛。除了这项个人的争吵外，还存在着尚未解决的关于战略的基本问题。麦克阿瑟和尼米兹仍然各自坚持自己的计划。麦克阿瑟想夺取菲律宾作为向日本本土进攻的主要根据地，尼米兹则强调应绕过菲律宾。 这场争论中交织着种种情绪。麦克阿瑟念念不忘巴丹半岛，渴望履行他留别的诺言：我将回来。”对菲律宾人的民族责任感也是争论中一个真正的因素。况且，菲律宾战役，必须是大规模的，需要相当强大的地面部队，最好通过西南太平洋来进行，这样，陆军和麦克阿瑟就将担任显要的角色。相反，尼米兹的计划含有把中太平洋的基地作为中间集结区的意思。有些海军人士认为，只要夺取几个靠近日本海岸的小岛，便能通过海军封锁和空军攻击的办法把日本扼死，因此不必採取任何大规模地面作战的方法。当然，在这种战役中，海军将担任主要角色，尼米兹将负责指挥。 1944年3月11日，这个争端上报给罗斯福，但是总统无意插手。他声称，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应当自己解决有关马努斯岛的争论，而且他们都是专家，应有能力选择最好的战略。翌日，即3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达成了一项妥协办法。他们决定，当麦克阿瑟的军队从南面进攻菲律宾时，尼米兹的海军继续横越中太平洋前进，向吕宋岛(菲律宾群岛最北面的岛)或者向台湾方向进军。此外，关于马努斯岛的争端，则是偏袒了海军而解决的。 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在太平洋地区发生龃龉，这也许促使罗斯福认为应该到那个战区去视察一下，亲自与两位意见对立的司令官进行商谈。1944年7月21日，他乘船去夏威夷。一星期后(7月28-29日)，罗斯福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这次商讨时大家都心平气和。尼米兹同意，光復菲律宾将是值得做的事情，并且答应派遣他的一部分舰艇去支援和运送麦克阿瑟的进攻部队。麦克阿瑟也向海军作了一点让步：他表示同意,或许没有必要使用地面部队向日本本土发动全面进攻。事实上，对日本本土进攻的方案早已拟定就绪。华盛顿的美国陆军当局曾坚持认为，在日本的溃败还不能确定之前，进攻日本几乎是完全必要的。这次在夏威夷，陆军的方案暂时被搁置起来，且待海军的封锁和空军的攻击证明不足以迫使日本投降时，再予採用。剩下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究竟是先由麦克阿瑟去进攻菲律宾，还是先由尼米兹去进攻台湾。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决定，因为从当时看来，在1945年以前要进行这两个战役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不可能的。 太平洋未来的作战计划已经拟定，但是英国如何参加对日作战的最后阶段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都不要英国的帮助。他们向罗斯福说明，已经具备了原定作战计划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麦克阿瑟表示担心，一旦英军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登陆以后，他们将会设法控制那些岛屿。麦克阿瑟又声称，既然美国承担了菲律宾和其他地方的作战任务，荷属东印度群岛将会瓜熟蒂落，不应当让英国人去享受由于解放这些岛屿而带来的荣誉和物质利益。但是，美国人并不确切知道，英国人在今后对日作战中承担什么义务的问题上将提出怎样的建议，因此关于这件事，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罗斯福总统在访问了阿拉斯加之后，于1944年8月12日返回美国。 第139页 美国的太平洋作战计划现在是确定不移的了。美国人已经向俄国人和中国人讲明他们两个国家应承担的任务：两国应共同对付亚洲大陆上的日本军队。正如英国在对日作战最后阶段的任务需要予以澄清那样，俄国和中国之间的未来关系也需要予以澄清。这些问题后来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1944年9月)和雅尔达会议(1945年2月)上获得解决。 这些问题都不是无关宏旨的。可是实际上，从严格的军事观点看来，对日作战的最后战略方案已于1944年7月底在华盛顿和夏威夷拟定就绪。对日战争的未来进程将同德黑兰会议以后对德战争的进程一样明确。如果说在对日作战的计划中联盟的因素几乎是微不足道的，那不过反映出盟国之间先后参加对日作战的兵力没有真正均衡地调配。自从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对日战争被认为是美国专门关心的事。美国某些显要人士也希望把它视作本国的事情。美国人倾向于这种看法：他们同日本有私仇要报，在解决时不要外国干预。中国和缅甸战场上的失败和失望情绪更加强了这种心情。但有一点是奇怪的、不合情理的，美国人一面不要第三国干预，一面又责备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没有能象麦克阿瑟、史迪威与李海这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在作战中尽它们应尽的一份力量。如果同对德作战中盟国的紧密合作相比，对日作战中盟国的合作则被地理环境、人物性格和美国的这种态度搞得脆弱无力，很不圆满。 第二节 政治问题 (一)三大国的基本政策 德黑兰会议探讨了胜利后必将产生的许多政治问题，但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会后的几个月里，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同时，由于主要盟国各自採取不同的政策，它们的分歧也越来越大。英国和俄国在波兰问题上意见不一，在巴尔干问题上也相互猜疑地留神提防。在这些问题上，美国通常总不沾边，对棘手的决定能拖则拖。关于法国、义大利、近东的石油和印度的未来等问题，英国和美国的意见也不一致。在这些问题上，苏联大都保持莫测高深的冷淡态度。 大同盟之所以能保持团结，首先是因为无论在对德作战期间或战后，都有必要继续进行军事合作。其次，战争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一种普遍的看法，即希望并要求主要盟国在战后继续合作。有着这种亲密友好的背景，盟国之间在政策上反覆出现的一些冲突，在1944年的头几个月中不过象针刺那样令人烦恼，有时几乎使人愤怒，但仅仅如此而已。大同盟已失去初期的某些光辉，但是完全失望的局面则要到1946年和1947年才出现。 除了影响盟国之间和睦的各种局部冲突外，还存在着一个总的问题：战后世界的政治地理和性质将会是怎样？美国和俄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截然相反的，英国则採取了中间的立场。 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民指望建立一个世界组织，其中的会员国将接受民主自治的原则，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根据这个愿望，美国政府认为有理由在欧洲拒绝参加不合时代精神的争权夺利，而这种争夺看来已在英苏之间开始了。一般说来，美国政府试图把边界和政体等问题拖到战后再决定。罗斯福和赫尔希望，届时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将起作用，从而大大改变国际关系，用法律和多数表决的办法来代替传统的强权政治那种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气氛中，他们希望并相信，波兰、义大利和其他地区的具体问题将会在满足了对国家安全、自由和正义的一切合理要求之后迎刃而解。 1944年上半年，有许多特殊因素影响了美国的政策，其中之一是罗斯福的健康问题。总统自1943年12月从德黑兰回国，到1944年5月间，患了慢性唿吸道感染，身体变得十分虚弱。4月里，他只得离开华盛顿，准备长期休养。在此期间，总统处理日常事务的进度放慢了，他的下属有时发现很难从他那里得到明确的指示。 1944年是大选年，这也妨碍了美国的外交活动。象美籍义大利人和美籍波兰人这些选民团体，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均势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罗斯福认为，他不能很冒昧地得罪他们。美国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改组义大利政府，这一举动至少部分是想讨好义大利血统的美国选民。关于波兰问题，避免麻烦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在1944年11月大选结束之前，不採取任何行动，并设法缩小已产生的问题，推迟作出任何可能失去人心的决定。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罗斯福坚信，美国舆论不会永远支持参与欧洲事务。他估计，战后会出现1918年以后产生的那种反应，并认为，如果美国政府想积极参与解决战后欧洲的政治问题，这种政策会在战后第一次大选中遭到反对，而且可能还会影响到美国参加任何新的国际组织的问题。因此，採取一个适中的政策，即把所有希望寄託于一个更有效的国际联盟式的组织，并与主要盟国继续保持合作，这似乎是比较明智的办法，更有利于美国继续参与国际事务，更不易引起公众的反感。波兰和巴尔干那样的地区距离美国毕竟似乎还是很远的。 最后一点，在战争年代里，美国的外交工作已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国务院来抓。罗斯福本人，在他的那些如霍普金斯那样的心腹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协助下，同美国的盟国进行主要谈判。德黑兰会议以后，霍普金斯患病，甚至在他恢復健康以后，大致有一年的时间，他失去了总统的信任。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把主要精力放在太平洋战略上，原则上避开战后的政治问题。国务卿赫尔也在生病，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医院里。他的下属不能日常同总统接触，因而根本无法使他听取他们的意见。由于没有来自政府最高领导的指示，他们很难推行任何积极的政策，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也很难办到。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并不想这样做。美国外交人员在战前所怀有的那种想法基本上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袖手旁观，批评其他国家的行为，以及在处理或建议一项行动时犹豫不决，这些都可以用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来加以辩解。一个大国执行积极的外交政策时，负有行政上的责任，而对那些完全不习惯于担负这种责任的人来说，最自然、最简便的办法就是保持消极，等待着实际上很少会下达的指示。 第140页 因此，在1944年的头几个月里，罗斯福周围执行美国战时外交政策的那些人，一般都对欧洲政治问题不感兴趣，或者由于人选不合适，或者因病不能全日工作，而且也没有一个机构或一套班子可以来接替他们。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财政部长摩根索突然参与国际事务，这表明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总统周围人手不足。在1944年大约有十个月光景，罗斯福没有一个亲信的顾问认真研究战后的特殊政治问题。而罗斯福有这样一种脾气：喜欢依靠自己的心腹来促使他下决心解决困难的问题，否则，他总是听其自然，大约指望船到桥头自会直。 从1942年年初起，美国政府曾反覆声明这样的原则，即在战争结束之前，对战后边界或政体问题不作任何最后决定。这种认为欧洲在政治上可以保持真空状态的理论表面上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是这一原则却能使美国官员经常迴避作出决定。他们能聊以自慰的是：一切都是暂时的，在和平会议上，一切都会重新受到审议，既成的事实可以取消，自由民主的思想还会占上风的。上文所述的其他因素造成了美国政府内部犹豫不决的态度，而这个原则却支持了这种态度，仿佛这是有道理的。 1944年上半年。俄国政策的目的比美国政府的要具体得多。在这段时期中，俄国政府在处理事务方面从来不象美国那样明显地犹豫不决或消极被动。看来有理由设想，史达林心目中的主要目标是：俄国无论如何要设法保卫自己，不再受德国在1914年和1941年发动的那种袭击。他深信，如果不採取预防性措施，德国的势力将在一代人的时间中復活，再次威胁到苏联的安全，正如1918年德国被击败后重新恢復过来那样。史达林对德国的军威、人民的活力、技能和纪律性有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怀疑德国的民族性有改变的可能，或是在德国土地上有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1944年8月，他向波兰总理米科拉伊奇克说：“要使一个德国人接受共产主义就象是把一具鞍子放在母牛身上。” 因此，史达林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必须使德国在军事上处于软弱的地位，而苏联则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使未来的德国政府永远休想重启战端。要达到这个目的，看来必须做两件事。第一，在位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国家内，要建立亲苏的政府，将来俄国同德国发生任何纠纷时，可以指望它们和俄国站在一起。第二，要同英美保持相当友好的关系，使它们不可能站在德国一边来反对苏联。 当然，史达林不一定这样想。或许他仍然希望，作为战争的后果，欧洲会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但是他在1944年的所作所为并不表明他认为可能爆发革命，也不表明他将用俄国的实力来煽动革命，从而冒同西方决裂的危险。总的说来，似乎可以断言，史达林是坚守着布尔什维克的信仰的，不过他把它应用于遥远的将来，那时也许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已为革命铺平了道路，而苏联也有充分的时间从战争的损失中恢復过来。等待客观条件成熟再发动革命，这本来就是纯粹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最纯粹的学说。同时，俄国政府庇护着一批来自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流亡者，象列宁在1917年那样，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就去接过本国共产党的领导权。 尽管人们对于史达林对欧洲革命的态度有种种怀疑，但对于他的领土要求却是毫无疑问的。在战争时期，他一直声称，他于1939年和1940年从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併吞的土地是永远合法地属于他的，并声称，1940 年併入苏联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国已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要增强俄国在西线的军事安全，无疑是促使史达林採取这一立场的重要原因。威望是另一个因素。史达林只不过重申俄国对某些领土的主权，那些地区歷来承认沙皇的统治，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革命力量还弱小的时候，被别的国家夺去了。此外，史达林对战前波兰东部几个省提出领土要求，很可能是由于他意识到，有必要安抚一下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族情绪。至少，他是这样说的。鑑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乌克兰和大俄罗斯之间存在的相当微妙的关系，史达林说的或许倒是老实话。 对于史达林的政治纲领来说，不幸的是，他在东欧的目标和他同英、美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两者之间有着潜在的矛盾。美国在1940年和1942年对史达林併吞波罗的海国家明确地表示反对，而且在正式场合始终没有改变这一立场。更为关键性的则是波兰问题。史达林希望在波兰建立一个亲苏的政府，可以指望它反对德国，支持俄国。他打算把德国领土移交给波兰，并鼓励波兰人把这些领土上的德国居民赶出去，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在波兰建立一个亲苏的政府，这样既能补偿波兰以前割给俄国的东部几省的损失，又能在新波兰和德国之间造成永久的不可调和的仇恨。由于害怕德国的復仇，波兰人将无可奈何地被迫支持俄国，并接受俄国的支持。 现在无法断言，当时史达林对俄国邻帮中共产党的未来任务究竟作何打算。苏联政府几次否认对波兰或其他邻国有改革其社会秩序的任何企图。史达林于1944年10月对米科拉伊奇克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波兰人。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波兰将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接着，他又告诉他的吃惊的对话者：他将命令波兰共产党不要企图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我们不能确定，史达林是否会如此坦率地讲过这些活，但是，从他的日常政策来看，在整个1944年中，他很希望同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处境相同的国家中的非共产党集团达成圆满的协议。直到1952年写本书的时候，这种政策证明在芬兰是成功的，看来在一段短时间内在捷克斯洛伐克也获得成功。或许史达林希望，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战后将变得足够强大，可以通过在国内否决的办法来阻止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产生的反苏倾向。他对最近的将来所想望的也不过如此而已。 第141页 如果我们这样说是公正地阐明了史达林的目标(鑑于这方面事情的性质，只能加以猜测)，那末他无疑希望，这些目标将为西方列强所接受。事实上，如果史达林能说服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接受做他所指派给他们的角色，那末英美两国很可能已经同意史达林的纲领了，但事实证明，如果他不用高压的干涉手段和粗暴地漠视民主政治的细节，他就无法达到这些目标。 在保持同西方列强的友谊和使俄国西部边疆在政治与军事上变得稳固这两个目标之中，史达林选择了后者。他可能从未审慎冷静地考虑过而作出了这个抉择。他宁可坚持边疆的安全而逐渐失去英美的同情，他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等到发觉时已经太晚了。 我们可以设想，史达林认为自己完全可以随意破坏西方所信仰的自由民主政治的原则。他大概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不过是陈词滥调，适合罗斯福和邱吉尔的胃口时，他们便加以利用，正如史达林本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一样，或者利用，或者在需要时故意忽视。事实上，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史达林可能更加低估了西方民主信仰的真实性。难道他不知道西方民主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遮羞布吗？难道他没有看出英美统治阶级为了自私的利益而操纵民意吗？ 如果史达林确实按照上述方式藐视西方民主信仰的真实性，那末西方对于 1944 年和1945年他在波兰和罗马尼亚行动的反应，一定会使他大为吃惊。英国和美国曾经郑重宣布，它们愿意同俄国合作，可是现在它们却以民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名义，支持俄国在东欧的敌人。这种行为只能说明，它们几乎不加掩饰地用宣传来攻击苏联，此外还能作何解释呢？除了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次背信弃义的行为外，又能作何解释呢？ 然而，这些事态的发展是缓慢的，俄国同西方的分裂现象在1944年仅仅是忽隐忽现。美国政策的消极性，尤其在关于东欧的问题上，或许促使史达林认为，就美国而言，他将继续不受约束。在1944年，只有英国和温斯顿·邱吉尔是俄国实现其计划的严重障碍。 1944年英国政府想在欧洲政治方面起作用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英国民意和英国政府恳切地希望(象美国已直率地表示的那样)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将从战争中诞生。在这样的新世界里，主要盟国之间的和睦关系，以及一个国际组织的合法权力，将使国际政治的传统形式变得过时。况且，邱吉尔的政策中一条主要的原则是，要尽可能保持美国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坚决的支持。 但是，英国首相非常不信任俄国，他怀疑史达林实际上是否会按罗斯福所希望的条件同世界各国进行合作。同时，他看出史达林准备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因而担心俄国势力可能进一步扩张到西欧本身。防止这种后果的唯一可靠的方法是，在英美或在英国的势力下(因为美国人一直对这项计划不感兴趣)，建立一个抗衡的国家集团。当邱吉尔考虑到纳粹占领时期出现的欧洲局面时，他必然想到军事安全、经济利益、国家威望，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他认为必须在法国、义大利和西欧一些较小的国家建立比较倾向英国而不是倾向俄国的强大而稳固的、非共产主义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在俄国的陆军和英美的海空军之间建立一种均势。邱吉尔深信，惟有在这样一种均势的基础上，才能与史达林保持合理的良好关系。 在欧洲以外的世界，英国政府谋求保持或恢復战前它所拥有的属地。提出英帝国今后应该解散的意见，使邱吉尔大为激怒。他毫不掩饰地抱怨美国人干涉英帝国内部宗主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1944年初，邱吉尔希望，通过将比萨拉比亚、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各国让与苏联，有可能在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建立完全不受苏联控制的政府。当然，他并不想在沿苏联边境出现一个反俄的国家集团，然而他确实希望非共产党集团将在俄国本土以外的整个欧洲保持优势。 英国政府正在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物色一些非共产党的、然而能为俄国接受的政治领袖。在希腊和南斯拉夫，邱吉尔认为，通过5月和6月间两国流亡政府的改组，他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人物。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自己似乎已经发现贝奈斯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但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却找不到一个合乎要求的人或集团。俄国人生怕西方再建立一条象二十年代那样的“封锁线”，英国人则担心东欧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并成立卫星国政府，甚至干脆将东欧各国併入苏联版图。我们在1952年想起来有讽刺意味的是，双方害怕的事情大半都发生了，而各自所抱的希望却一点也没有实现。 德国仍然是促使大同盟保持团结的主要因素。无论俄国或者英国单独都没有力量防止德国的復兴和復仇。要防止这样的报復，看来战后仍需要合作。但是对如何处理战败的德国的问题，英国和俄国仍有分歧。邱吉尔关心的是，和约不要带有过分的惩罚性。他不希望把德国人搞得太贫困和悲观失望，以致变得信仰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史达林却不顾德国人会受到怎样的苦难。眼下他需要德国的机器、人力和生产来帮助俄国恢復经济。但从长远来看，他希望德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变得十分虚弱，不会威胁到苏联。 第142页 其次，邱吉尔最害怕的是，美国在战后将放弃欧洲，让英国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和可以与之结盟的欧洲国家去应付苏联。相反，史达林对美国撒手不管欧洲事务的任何迹象自然会表示欢迎，只要他认为针对德国的必要的军事部署是由英苏两国的部队来负责，而不是由英、苏、美三国的部队来担任的话。 三大国在重要政策上相互影响的结果是，使英国处于难堪的孤立的地位。美国和俄国在第二战场问题上意见相同。在远东，美国准备作一些让步，以争取俄国的帮助来打击日本。在政治事务方面，美国对英俄两国不能消除分歧感到恼火，并为盟国之间出现新的裂痕责备这两个国家。罗斯福有这样一个看法：只要英国肯放弃在欧洲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按照美国的计划同史达林打交道，那就有可能把史达林争取过来，自由民主的原则便将占优势。 由于英国在一切方面同美国接近得多，所以英国不听美国的意见比俄国在东欧寸步不让地追求本身的利益，更加激起美国的不满。说到底，如果连英国人都不能被说服把希望寄託于罗斯福所设想的美好的新世界上，那末对俄国人还能有什么期望呢？因此，恰恰由于英美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美国对英国格外不满。总之，邱吉尔觉得自己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他既渴望先发制人地遏制俄国，又急切地想使美国人改变态度，同意他对战后政治问题的看法，结果却一无所成。 (二)解放前夕的欧洲 盟国之间基本政策的分歧不久就反映出来了。1944年1月4日，德黑兰会议结束才一个月左右，俄国军队便越过了波兰战前的国境线。当然，俄国人不承认已经到达什么边界，他们很平和地认为，波兰边境离他们前进的部队还有一百英里左右。可是，在波兰流亡政府看来，情势已经变得相当紧迫。如果他们打算收復1939年被苏联侵占的东部几个省，他们决不能承认俄国的要求。 结果，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于1944年1月5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声称自已有权治理解放的地区。俄国人迅速给予答覆。1月11日，塔斯社发表了一项声明，断言把它所谓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地区併入苏联是正当的。同时，塔斯社声明说，苏联政府并不认为1939年的边界是“不可变更的”。它还建议，订立一项俄波互助反德同盟是可取的，并且主张以牺牲德国的利益来补偿波兰在东部的损失。尽管这项声明中有些讨好波兰爱国者联盟的话，同时还抨击“波兰流亡政府”未能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史达林仍然希望同伦敦的波兰人达成协议。1944年1月初，他利用贝奈斯的调停，把有关未来边界的建议递交给伦敦的波兰人。这项建议允许在寇松线的北段作些变动，以讨好波兰人。邱吉尔和英国政府尽力想说服波兰人接受这项合乎德黑兰会议制订的方案的俄国新建议。 然而，伦敦的波兰人却坚决不答应，他们不同意放弃相当于他们在两次大战之间所拥有的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土。1月14日，波兰流亡政府答覆了俄国人，毫不妥协地拒绝承认“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关于波兰共和国的领土的既成事实或单方面的决定”。这项声明并向英美两国唿吁，要求协助解决他们与俄国人之间的争端。 三天之后，即1月17日，俄国人作了一个侮辱性的答覆，其中断然声称：“苏联政府不能同已经与之中断外交关系的政府进行正式谈判。”声明进一步谴责伦敦的波兰人拒绝承认寇松线和不愿同苏联建立睦邻关系。看来这个声明关闭了直接谈判的大门。 在上述情况的背景下，发生了俄英两国战时关系中最离奇、最神秘莫测的事件之一。1944年1月17日，《真理报》在“开罗的谣言”这一标题下刊载了一则简短的电讯，署名是《真理报》记者，日期是1月12日。报导中说： 据来自希腊和南斯拉夫可靠方面的消息，不久以前，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海滨城市，两位重要的英国人士同里宾特洛甫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其目的在于阐明对德单独媾和的条件。据推测，会议并不是毫无结果的。 英国政府立即毫不含煳地闢谣。莫斯科电台沉默了一天以后把[英国]闢谣的声明广播了，闢谣声明后来又在报纸上发表，但同时刊登一篇引自伦敦一份报纸的报导，提到德国通过安卡拉向英国求和。这实际上削弱了英国政府闢谣的作用，使人们相当怀疑英国政府的信用。 这篇报导的发表在英国激起了强烈的反感，在苏联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同时还刺激了美国新闻记者，使他们对俄国可能有的意图进行种种猜测。但是事实很快证明，这篇报导并非通过正常的新闻渠道来自开罗，因为开罗的新闻检查没有通过这项消息。德国新闻界却急切地引用了这条消息，以证明盟国的不团结。1月22日，德国海外通讯社发表了一则来自驻土耳其的一位瑞士记者的报导，说德国向英国提出了八点和平建议。对此德国既不证实也不否认。此外，又有来自斯德哥尔摩和巴塞尔的报导，暗示德国试图通过谈判与俄国单独媾和。显然，英国和美国竭力使人们对这件事不加渲染，因此一星期后所有盟国的报纸都不提此事了。 我们无法知道俄国究竟为什么要把来自开罗的这则报导刊登在《真理报》上。当时有三种假定：或许俄国人很重视这种谣言，希望能查明其中可能具有的任何实情；或许他们採取这种旁敲侧击的方法，想使英国在进一步商谈波兰问题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再不然第三种假定是，或许俄国人正在为他们自己同纳粹单独媾和准备条件。 第143页 当时记者们不了解一个事实：英国人那时正在主张最好把诺曼第登陆日从5月1日推迟到6月初。俄国人没有正式接到通知，但是似乎可以相信，他们可能已经通过自己的情报机构获得邱吉尔在提出什么建议的消息。这种不愉快的情报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使史达林或是他的一个下属决定发动这场心理攻势。 不管俄国人的动机是什么，《真理报》上的这个报导给英俄关系带来了不良影响。德黑兰各项协定带来的盟国友好的时期突然结束，棘手的波兰问题仍然使局面动盪不安。邱吉尔断定，如果能尽人事来解决问题的话，解决史达林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了。1月20日，当《真理报》的报导引起的轰动仍在高潮时，邱吉尔亲自来处理他患病期间和到地中海去时艾登曾经极力主张的那件事。他劝告波兰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接受他和史达林在德黑兰商讨过的那些建议，至少可以把它作为同苏联政府谈判的基础。波兰总理要求有充裕的时间同波兰国内的领导人和美国政府磋商。如同可以预料到的那样，波兰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拒绝任何妥协办法，美国的答覆则是含煳的。在伦敦的波兰人抱着得到美国援助的希望，自己又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决定坚持不屈。他们断然拒绝以寇松线作为他们祖国未来东部疆界的基础。 当波兰人于2月15日把这个决议通知邱吉尔时，他对波兰流亡者不切实际的行为大为生气。一星期后，即1944年2月22日，邱吉尔在下院发表了一篇演说，公开贊成把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的边界，并表示这样的意见：俄国要求合併那条线以东的旧波兰领土是合理的和正当的。 邱吉尔对波兰问题感到的烦恼肯定由于在义大利同时发生的困难而毫无减轻。1943年11 月，有关各方曾一致同意，关于义大利政府的政治决议应推迟到占领罗马后再行作出。这个协议是在盟国仍旧指望在圣诞节以前攻下罗马时达成的。当这个希望变得渺茫以后，义大利国内反对国王和巴多里奥的政治团体加强了反政府的活动。1944年1月28-29日，政界人士在巴里开了一次大会，一致决定国王必须逊位。三天之前，美国国务院重新开始全面讨论这个政治问题。当时，国务卿赫尔通知义大利谘询委员会中的美国代表：义大利政府应进行改组，应当说服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逊位。 这一行动激起邱吉尔的强烈反对。他不信任那些要国王逊位的人，尤其因为共产党人在他们中间非常活跃。他希望战后义大利将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保守派将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有强大的力量。但是邱吉尔同美国人争论时，不能随便表示这种意见。他只得从军事方面摆出自己的论点：如果迫使国王逊位并推翻巴多里奥，那可能引起义大利官兵的不满，因为他们都是追随国王参加盟国阵营的。因此，美国所建议的改组可能不利于盟国作战。邱吉尔又提议，这个问题应暂时搁置，等到占领罗马之后再谈，届时将有充分时间仔细研究并作出妥善的安排。1944年2月10日，经过长久的电报往来，罗斯福同意了邱吉尔的主张，指示国务院在最近期间不要採取任何可能导致义大利政府改组的行动。 当波兰和义大利问题陷入僵局时，邱吉尔决定要使自己与美国人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唯一的方法是再举行一次会谈。由于安齐奥之役的挫败，邱吉尔没有达到他原来满怀信心地预期的结果。此后，进行地中海战役还是“霸王”行动这个军事问题变得尖锐了。在邱吉尔看来，这至少同政治问题一样重要。2月7日，他向罗斯福建议早日举行会谈，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总统却拒绝了。美国人认为，德黑兰会议以后，军事问题已完全解决，因而不愿再讨论。罗斯福这时身体不好，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又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太平洋战区。结果，邱吉尔的建议一无所获。他的建议遭到华盛顿的冷淡，反映出英美关系的日见紧张。 尽管罗斯福和邱吉尔于1944年2月10日同意暂时推迟义大利政府的改组，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2月下半月，由六个反对巴多里奥和国王的义大利政党组成的委员会或者称为政务会的组织，向盟国递交了一项改革义大利政治的计划。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国王逊位和改组政府，以便使所有非法西斯的政治团体都可以参加内阁。邱吉尔于2月22日公开出面支持国王和巴多里奥，在下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赞扬他们并恣意嘲笑义大利的反对派。但是就在第二天，美国政府竟然贊成了由政务会提出的改组义大利政府的计划。 这件事促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在以后的三个星期里，罗斯福和邱吉尔在义大利问题上长久地电报往来，有时争论得很激烈。罗斯福指出，原先达成的在占领罗马之前支持巴多里奥的协议，是在预料很快便可攻下义大利首都的情况下达成的。在企图突破德军防线打到安齐奥和罗马的第二次进攻失败以后(1944年2月15日至3月)，罗斯福便认为改组义大利政府的行动不能再拖延了。邱吉尔却责怪罗斯福不遵守协议，在义大利问题上不支持他，并指出，当美国人同达尔朗的关系发生类似的情况时，他曾忠实地支持过他们。 事实上，邱吉尔受到美国人、义大利的反对派和他本国的总司令三面夹攻。但是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暂时给他解了围。1944年3月13日，苏联政府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了巴多里奥政府。接着在4月2日，义大利共产党在政策上作了显着的大转变。在义大利投降后的几个月里，义大利共产党是同反对国王和巴多里奥的那些党派站在一起的，但是当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从莫斯科回来，接过党的领导权后，他完全改变了共产党的路线，提出支持巴多里奥政权，并表示君主政体的问题应留待将来举行制宪会议时再解决。政务会内过去共产党的伙伴为之目瞪口呆，而巴多里奥政府却显然得到了新生。 第144页 苏联同巴多里奥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一事使英美大吃一惊。事先，俄国并未同它们商量过这一问题，因此两国都认为史达林无礼地漠视了义大利谘询委员会，而当初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俄国、法国、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要求，使它们在义大利事务方面有发言权。英美在向莫斯科提出外交抗议的同时，也向巴多里奥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尽管英美根据法律观点争论说，巴多里奥无权同其他政府建交，西方盟国还是毫无办法改变这项新的安排。 俄国政府究竟为什么要对义大利採取这些行动是不得而知的。莫洛托夫向美国人辩解说，俄国在外交上承认巴多里奥政府的理由是：西方盟国在处理义大利问题时没有考虑到俄国。既然义大利谘询委员会实际上已无实权，这就可能促使俄国人採取这种行动。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即俄国人暗中打算与英国做一笔交易：如果英国愿意支持俄国对波兰的政策，苏联人愿意在义大利问题上礼尚往来。 看来史达林心中至少可能有过这一类的打算。自从2月22日邱吉尔发表演说，贊成把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的疆界后，英国和俄国就波兰问题达成协议似乎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了。在史达林看来，必要的是，邱吉尔应迫使在伦敦的波兰人接受协议。但是在伦敦的波兰人决不是一味对邱吉尔俯首帖耳的。光是议论并不能说服波兰人，使他们感到自己对战前波兰东部几省的领土主张是不合理和不正当的，而邱吉尔又不愿採取激烈的强迫手段。 相反，他设法向史达林解释波兰人的观点，并建议，波兰疆界争端的最后解决应当留待未来的和平会议去处理。史达林认为这是企图不遵守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1944年3月23日，他以强硬的措词打了一份电报给英国首相，责备他不守信用。史达林说：“我毫不怀疑，如果你继续坚持你在德黑兰会议上的立场，同波兰流亡政府发生的纠纷早已解决了。”他又说： 你在3月21日的来电中表示，将在下院发表声明：所有关于变更领土的问题，应推迟到战胜国召开的和平会议举行之后，在这以前，你不能承认用武力造成的任何领土的转移。 你可以在下院发表任何演说。这是你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发表这样的演说，我将认为你对苏联作了一件不公正和不友好的事情。 邱吉尔面对这样的威胁，决定暂时中止促使俄国同波兰达成协议。他以公开的方式作了温和的答覆，在3月26日的广播中称史达林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他在东线指挥作战方面”促成了“团结和一致，这对苏联和所有它的盟国都有极大好处”。 就在邱吉尔以这种方式放弃了他对波兰问题所持的立场后，义大利共产党作了惊人的大转变。虽然义大利共产党选定支持巴多里奥的时刻或许同波兰事务并无关系，但至少有这样的可能性，即史达林要让英国人明白，只要邱吉尔象史达林所说的那样“坚持你在德黑兰会议上的立场”促使在伦敦的波兰人听话，那末事情便可以多么顺利地解决。 同时，俄国由于1944年1月通过贝奈斯递交给波兰流亡政府的提议遭到拒绝，便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计划，以对付由于波兰人的不妥协态度而造成的问题。他们的策略是想得到美英两国政府的支持，设法变更波兰政府的人员，从而可能达成符合史达林的条件的协议。1月17日，苏联发表了一项声明，直截了当地关闭了同伦敦的波兰人直接谈判的大门。第二天，莫洛托夫打电报给美国政府，声称：改组波兰政府以容纳“民主人士”，是解决已产生的争端的必要条件。他于1月24日又建议，应由来自美国、英国和俄国的波兰领袖一起组成这样的政府。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史达林在1944年3月初邀请两位美籍波兰人，一个是奥斯卡·兰格教授，另一个是天主教神父斯坦尼斯瓦夫·奥莱曼斯基，去莫斯科进行磋商。他们于 4月底抵达莫斯科，会见了史达林和莫洛托夫。史达林在谈话中要他们两人安心。他告诉兰格，他没有干涉波兰内政的意图，但确实希望得到保证，未来的波兰政府将遵循一种对俄国友好的外交政策。史达林告诉奥莱曼斯基神父，他支持宗教自由，并相信同教皇合作将是可能的。 但是史达林的努力没有得到什么建设性的结果。美国政府，也许还有英国政府，对于由象兰格和奥莱曼斯基这类人来组织一个新的波兰政府并不感觉兴趣。波兰流亡政府不愿跟他们两人打交道，认为这两个密使不是受了骗就是叛国分子。 正当邱吉尔同史达林关于波兰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时(3月23日)，他同罗斯福的关系也变得更紧张了，从而使邱吉尔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如上文所述，美国总统在波兰问题上并不支持邱吉尔，对巴多里奥的态度又同他意见不一。同时，在战略问题上，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英国主张在义大利作第三次突破德军防线的攻击，并放弃在法国南部登陆的准备工作而去攻克罗马。美国反对这个战略。除了这些矛盾外，双方在3月里又在对法国和戴高乐的政策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当时争论的问题是如何就解放后法国的管理问题起草给艾森豪的指示。邱吉尔和艾森豪都希望依靠戴高乐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授权该组织在行政上管理法国。然而，罗斯福仍然不信任和不喜欢戴高乐。他想指示艾森豪，除维希政府外，可与任何受当地人民支持的法国团体作出安排。罗斯福认为，法国人民是否欢迎和信任戴高乐和他的委员会，这一点并不能肯定，因此在当局了解被解放了的人民的真正感情之前，先使艾森豪的行动受到限制，这样做是不对的。 第145页 鑑于艾森豪是一位美国将领，给他的指示的初稿归美国政府办理。3月15日，初稿草拟出来了。但是邱吉尔却不同意，他提出要更坚决地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邱吉尔再次试图安排一次同罗斯福的私人会晤。当时法国、波兰和义大利等问题都很尖锐。是否要在法国南部登陆的军事问题仍然在激烈的辩论中。邱吉尔感到自己越来越孤立。他很想同美国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办不到的话，他准备与俄国人打交道，看看能获得什么成果。 因此，邱吉尔于3月底打电报给罗斯福，建议4月5日在百慕达召开会议。总统又拒绝了。当时罗斯福精疲力竭，几乎支撑不住，他于4月8日离开华盛顿去南卡罗来纳州静养，以求恢復健康。就在这次休养时，罗斯福的最亲密的朋友和心腹之一李海海军上将幽默地说，应当树立一座歷史性纪念碑，上面刻着：在1944年，罗斯福象他的前辈麦迪逊总统于1814年所做的那样，逃出华盛顿以避开英国人。这个笑话并不是无的放矢。罗斯福在生病，脾气急躁，不希望邱吉尔或是任何别人打扰他，但是后来随着健康的好转，精神也振作起来了。总统在5月6日返回华盛顿时，几乎同以前一样健康了。 自从德黑兰会议以后，盟国之间真诚的关系一直在冷下去，到1944年3月下旬和4月初降到了最低点。此后，情况开始好转一些。例如，艾森豪能够于4月8日，正式把进攻欧洲大陆的日期通知俄国人。同时，英国积极备战的情况必然使俄国人相信这次不会再推迟了。俄国在义大利的行动和英国在波兰问题上的沉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国政府的紧张关系。同样，关于法国问题，俄国人和法国共产党人都象英国政府那样支持戴高乐。 4月里，美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争端也趋向缓和。4月7日，新任命的副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和国务院官员一行到达伦敦，以便讨论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歧问题，这是代替另一次邱吉尔-罗斯福会谈的。直到5月4日，斯退丁纽斯才返回华盛顿。他的工作虽然成绩不大，却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国务院的主要官员可以与英国人进行磋商。即使结果是双方同意保持不同的意见，但气氛却澄清了。 虽然如此，英美两国对义大利、法国和波兰的政策仍然很不协调。英国政府同史达林能达成有深远意义的协议，而同罗斯福与美国国务院却不大能做到这一点。5月底当赫尔和罗斯福第一次得悉英俄两国已商定将巴尔干各国划入各自的“行动范围”时，美国政府才很强烈地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这种安排是由于红军胜利进入并越过乌克兰，在军事形势方面迅速造成了变化而作出的。3月29日，俄国军队在占领比萨拉比亚后抵达了普鲁特河，从而到达了苏联和罗马尼亚在1940年的边界。接着，红军又马不停蹄地渡过河，乘胜前进，占领了雅西城周围的一小片罗马尼亚领土。1944年4月2日，莫洛托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这一成就，并指出，苏联并不企图併吞罗马尼亚的领土，或者“改变罗马尼亚现有的社会秩序”。这项声明有两个目的。一方面，它向全世界宣布比萨拉比亚是苏联的一部分，罗马尼亚未来的国境线将是普鲁特河而不是德涅斯特河。另一方面，它必然想使西方盟国不要为苏联的意图担心，或许也想安抚一下罗马尼亚政府和人民，因为看来他们已经不愿继续站在德国一方作战了。 但是这种声明却不足以使邱吉尔放心。他不愿看到俄国用刺刀在巴尔干各国扩展势力。他预料到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将不感兴趣，因此决定单独採取可以採取的行动。邱吉尔决定应做两件事。首先，要加倍努力来改组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流亡政府，使两国在解放后不会有发生内战或共产党政变的危险。其次，同俄国人达成谅解，为两国在巴尔干划定各自的行动范围。如上文所述，邱吉尔採用了高压的手段，分别于5月和6月成功地改组了希腊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经过这样的改组，他有一定理由可以希望，共产党领导的抵抗法西斯的军队和流亡政府之间的公开冲突是能够避免的。 当这些步骤接近完成时，艾登于1944年5月5日向俄国驻伦敦的大使提出了双方在巴尔干划定行动地区的问题。在这次和以后的几次会谈中，商定的分界线相当简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将是俄国的行动范围，希腊和南斯拉夫则是英国的行动范围。1944年5月18日，俄国人暂时同意了英国的建议，同时询问英国，是否同美国进行过磋商，如已谈过，美国的意见怎样。事实上，邱吉尔事前并未同罗斯福商讨过这一问题，即使在俄国人询问之后，也并不急于这样做。无疑，过去几个月中美国人一再拒绝和反对邱吉尔的建议，使他很不高兴。他很明白，英国向俄国所建议的这项安排是不会很轻易地得到美国同意的。 然而，邱吉尔还是于1944年5月30日训令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同赫尔磋商这个问题。这一次，哈利法克斯只谈到希腊和罗马尼亚。他煞费苦心地解释英国所提出的这项协议不过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只适用于军事行动以及同军事行动直接有关的民政事务。赫尔强烈地反对整个计划，因为他从该建议中识破了强权政治和划分势力范围的马脚。邱吉尔遭到这次挫折以后，直接同罗斯福商量这一问题。他在5月31日又谈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再次着重阐明这是暂时的安排，并且强调说俄国人已经接受了这个建议。 第146页 罗斯福没有立即同意，他把邱吉尔的电报转给国务院，但是正当国务院官员在草拟復电时，邱吉尔于6月8日又打来了一份电报，其中初次谈到除希腊和罗马尼亚外，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也将由英国同俄国划分。6月10日，美国的答覆终于拟就了。美国建议，关于巴尔干事务，应成立一个协商委员会来解决，而不是由英俄两国去安排。这一次轮到邱吉尔说“不同意”了。翌日，即6月11日，邱吉尔拒绝了美国的建议，说它太笨拙，同时又利用罗斯福的虚荣心，提出建议说，这个问题由他和罗斯福亲自处理，可能会比委託一些平庸的官员组成委员会来处理要好得多。邱吉尔又建议说，他和俄国人拟定的安排应该先试行三个月，如果不行，可以放弃。 当时赫尔因病不在华盛顿。罗斯福决定准备接受邱吉尔的建议。但是，他认识到赫尔反对势力范围的看法多么根深蒂固，便採取了迴避困难的办法，没有把他所採取的步骤通知国务卿。结果，赫尔回到华盛顿后，又着手起草一份照会，进一步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发出后，6月26日，美国驻希腊流亡政府的大使告诉赫尔，美国政府已经同意了划分势力范围的这项交易(美国大使是从英国大使那里得悉的)。赫尔于是向罗斯福提出这个问题，但很迟才收到一封信，获悉罗斯福已如何处理了这件事。由于罗斯福不愿同国务院一起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又不喜欢把令人不快的消息告诉亲密的朋友，因而造成了美国政府内部正常联繫的脱节，这件事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而已。 对于美国政府内部的混乱，英国人一定感到几乎难以置信。当邱吉尔接到国务院批评巴尔干协议的照会时，他作了强硬的答覆，并辩护说，他先同俄国人谈判、再同美国人商议的行为是恰当的，他责备罗斯福在某些问题上也是越过了他而同史达林打交道的。在这一点上，邱吉尔是很有道理的，因为6月初，罗斯福曾经直接与史达林交换过关于波兰问题的意见，并没有把他所做的事通知英国。于是6月26日，罗斯福给恼怒的英国首相写了一封道歉信，声明他们两国必须在一切有关作战的问题上保持和谐一致。 同时，华盛顿与伦敦发生纠纷的消息已传到了莫斯科。7月1日，俄国人直截了当地询问华盛顿，美国人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7月15日，国务院给予答覆，承认美国政府贊同巴尔干的这项安排，但强调先试行三个月，并重申不应划分势力范围的这项总的原则。此外，美国在照会中还声明，美国在巴尔干的利益将丝毫不受英俄两国协议的影响。 这个答覆显然使这项协议丧失了许多价值。如果美国人保留权利，可以在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里阻碍英俄两国的计划，那末英俄划分行动范围的基础就不巩固。真正需要的是一项三国协定。在1944年夏天和秋天，英国和俄国作了种种努力，一直企图说服美国在巴尔干支持它们的行动。直到10月，美国才被说服，勉强同意签署一项明确的议定书。 可是英国和俄国都不放弃5月间达成的临时协议。事实上，在某些紧要的时刻，两国政府倒是按照这项协议的精神办事的。例如，1944 年夏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派遣使节，要求英美出兵同红军抗衡，英国人就不肯积极干预罗保两国的事务。俄国在1944年8月给予报答，劝告希腊共产党参加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尽管由于美国的反对，英俄两国没有签订任何正式的协定，但它们的实际行动还是表明，从1944年5月以后，这些巴尔干国家似乎已经由它们两国划分定了，希腊和南斯拉夫归英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归俄国。 在4月、5月和6月间，巴尔干问题再一次变得十分突出，但这并未使英美停止在义大利和法国的政治活动，它们在那里的政策和先前一样，仍然互相牴触。俄国对义大利和法国的政策一般是消极的。尽管在3月和4月间，俄国在外交上承认了巴多里奥，义大利共产党又公开表示支持他，这种戏剧性的行动并不能抵销来自美国政府和义大利人本身要求改变义大利政权的压力。 自从4月初义大利共产党的态度大转变后，巴多里奥开始同各个反对党的领袖和盟国当局进行商谈。结果，盟国于1944年4月12日发表了一份公报，宣布一旦盟军占领罗马，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就将放弃权力，任命王储为“王国的摄政”。4月21日，巴多里奥就任新内阁的总理，所有的反对党都参加了内阁。 英国人希望，通过给与美国人和义大利反对党这样的让步，可以使义大利的政局在攻克罗马后保持稳定，王储洪贝特就能顺利地继任他父亲的王位。但是事实上局势并未那样发展。1944年6月5日，盟军攻克罗马。按照4月12日的协议，维克多·艾曼努尔立即把宪法赋予的君权交给他的儿子。于是洪贝特要求巴多里奥组织新的内阁。但是罗马的义大利政界人士拒绝接受他。因此在6月9日，伊凡诺耶·博诺米成了总理。 邱吉尔看到局势这样变化，勃然大怒。他生怕义大利新政府会排斥社会上的保守派。6月10日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抨击那批接收义大利政府的“渴望掌权的老政客”，并提出，既然义大利人事先没有同义大利谘询委员会商量过，这个新内阁就不应得到盟国的承认。对于这一点，美国政府回答说，如果不尽快使博诺米内阁行使职权，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看来木已成舟，无法改变，邱吉尔最后只得同意了。 第147页 义大利政局混乱造成的这个结果，可以说是美国观点的一次胜利，可是法国的局势却朝着另一方向发展。尽管罗斯福不信任戴高乐，戴高乐将军的实力却越来越强。1944年3月26日，戴高乐公开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称为法国临时政府，旋于5月15日又通过了一项正式决议，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名称改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时，吉罗将军由于针对他作为法军统帅的权力引起了一场争论，随后即于4月14日辞职。他的被排除出去巩固了戴高乐个人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中的领导地位。 英国政府尽力设法加强戴高乐的地位，为他的组织和法国各抵抗团体之间提供联络工具，并站在戴高乐一边同美国人争论。除了戴高乐之外，艾森豪将军没有其他可以与之打交道的法国当局了，因此他只得同临时政府的代表安排军事上的联络。然而罗斯福却始终反对任何有关行政方面的协议，所以到诺曼第登陆那天，艾森豪尚未作出任何安排。由登陆的前夕，罗斯福依然反对戴高乐作为法国临时政府的首脑，这几乎促使艾森豪拟定的军事部署遭到破坏。在登陆开始后，戴高乐于6月10日公开宣称，关于法国的行政问题，他一直无法与盟国达成任何协议。 美国政府无可奈何，只得让步。7月6日，戴高乐正式访问了华盛顿，他在那里的言行非常得体，甚至使某些最敌视他的人也得到较好的印象。况且，事实证明戴高乐在法国内部没有什么劲敌，共产党人已接受他的领导，其他的抵抗团体和人民群众也是如此。结果，罗斯福和赫尔于1944年7月11日承认戴高乐和他的委员会为法国人民事实上的代表。经过漫长的时间，戴高乐想成为公认的法国政府首脑的雄心即将实现了。 盟国同欧洲中立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造成英美摩擦的另一个原因。一般说来，美国想採用较为强硬的手段去促使爱尔兰、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等国同德国断绝贸易和其他关系，而英国政府则认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在西半球，英国不愿支持美国对阿根廷採用高压的手段。不过这些分歧还是次要的事情，并不涉及最终目标的分歧，只是对策略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已。 关于西欧较小的国家和它们的解放问题，1944年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困难。在盟国看来，比利时、荷兰和挪威等国的流亡政府显然具有合法的地位，这些国家内抵抗运动的组织也承认流亡政府的领导权。因此，解放的问题基本上是技术方面的，而不是政治方面的。盟国军事当局同比利时、荷兰和挪威等国流亡政府的关系，是由5月16日艾森豪签署的各个协定加以规定的。 1944年6月6日进攻法国开始后，诺曼第的军事胜利大大改善了盟国的关系。长久的等待和忧虑终于过去了。英美联军开始投入战斗，俄国也发动了新的攻势来配合英美的进攻，这时盟国阵营内到处充满着一种深厚的感情，表示欣慰、自豪和早日获胜的信心。罗斯福的心情随着健康的恢復也好转了。到6月间，他也许感到过去几个月里对待邱吉尔相当简慢，特别在法国问题上面。至于邱吉尔，当他看到他原来极为担心的军事灾难没有出现时，他觉得十分安心，而且鑑于盟军进攻的威力，他感到非常乐观，甚至公开预言：在1944年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 史达林也觉得高兴。他在6月13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战争史上，从未出现过象这样深思熟虑、规模巨大和行动熟练的壮举。……这件大事将作为一个极其辉煌的成就载入史册。”苏联还有两个姿态也值得注意。6月11日，俄国政府公布了—份官方报告，讲明从战争开始后，英美和加拿大供给苏联物资的情况。这个声明不仅开列了所收到的项目众多的物资的数量，还说：“通过供应苏联上述宝贵的物资，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作出了贡献，有助于红军胜利地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祖国的土地，并促进了盟国的共同胜利。……”苏联政府正式地、公开地承认西方国家给予他们的物资的规模和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 另一个类似的姿态是，人民委员会命令全国于1944年7月14日隆重庆祝联合国家日。如果需要证据的话，这些姿态便可以证明史达林及其同僚对于在欧洲终于开闢了期待已久的第二战场表示满意。这时，看来胜利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或许将很快到来。 诺曼第的胜利带来了一段相互友好、轻松愉快的时期，从而为进一步安排史达林、邱吉尔和罗斯福的第二次会议创造了条件。显然，胜利将引起如何处理德国的问题，以及如何在最短期间内动员最大的力量去击溃日本的问题。至少罗斯福想在三国协商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史达林仍然象往常那样不很愿意，到6月底，看来已经很清楚，他不会同意在最近的将来举行一次会议了。 同时，邱吉尔一再催促要举行另一次英美会谈。但是罗斯福对于这样一次会谈是否会达到他心中的目的却没有把握。他的一些顾问担心，如果没有史达林参加，他只同邱吉尔磋商，那会显得好象英美人在考虑问题时想把俄国排除在外。也有人说，同英王乔治三世的宠臣们过分接近，将对罗斯福的重新当选不利。 尽管有这些争议，当邱吉尔于1944年7月16日急切地要求同罗斯福再举行一次会谈时，总统还是决定他应同意于9月中旬和首相在苏格兰会晤，商讨的事项中有德国问题和对日作战问题。后来，这次会谈于1944年9月11日改在魁北克举行。 第148页 诺曼第登陆使盟国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但是好景不长。到1944年6月底，当红军在中线重新发动攻势，开始进入无可争议的波兰领土时，波兰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几乎就在这次攻势发动前的最后时刻，俄国人作了最后一次尝试，希望同在伦敦的波兰人取得谅解。4月和5月间，史达林同兰格和奥莱曼斯基的会谈没有取得成果，此后苏联代表又向伦敦的波兰总理米科拉伊奇克非正式地进行试探。但是史达林的条件象罗马女巫的条件那样，比他在1月份所提出的更为苛刻。现在，他不仅要对方承认寇松线，并且要求驱逐包括总统在内的波兰政府某些主要人物。俄国人又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充当调停人，可是毫无成效。无论，是俄国人或是波兰人都不肯让步。 在同捷克人打交道时，俄国人丝毫没有碰到在波兰所面临的那些困难。根据十九世纪以来的民族传统，捷克人很珍重泛斯拉夫民族的感情，把它看作抵御那种几乎从四面八方把波希米亚团团围住的“德意志文化”的一种堡垒。况且，捷克斯洛伐克歷史上没有象造成俄国和波兰对立的那种纠葛，他们的敌人是德国，在这以前是奥国。因此，捷克人比较容易把俄国人看作朋友和斯拉夫族的同胞。 1943年12月12日，俄捷两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其中不仅规定两国在未来对德作战时相互支援，并且保证“互不干涉内政”。1944年5月8日又签订了一项补充协定，规定红军司令员和捷克行政当局的关系，一俟俄国军队进入捷克境内，立即开始生效。根据这项协定，军事行动完全由俄国负责，但是“一旦解放区的任何部分不再是直接军事行动的区域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将接过全部权力来管理公共事务。……” 这样便为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作战扫清了道路。当然，在波兰边界争端没有解决之前，不可能同波兰流亡政府作出类似的安排。 同时，伦敦的波兰人正在谋求获得罗斯福的帮助。他们认为，邱吉尔公开支持寇松线是出卖了他们，史达林则是他们的敌人，惟有罗斯福才是他们的朋友和支持者。但是总统很不愿意处理如此棘手的问题，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机敏地迴避了这个争端。可是，罗斯福在拒绝了两次要求以后，终于同意接待波兰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的正式访问。这次访问于诺曼第登陆日的前一天，即6月5日开始，歷时九天。 罗斯福同米科拉伊奇克会谈了三次。总统敦促米科拉伊奇克设法同史达林当面会谈去解决问题，并一再暗示，波兰人应当准备对俄国人的要求作些让步。可是罗斯福不敢直言不讳，也许说得更恰当些，他仍然抱着希望，认为还有可能达成一项会使史达林和波兰人都满意的协议。 波兰问题对美国国内政局有着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总统的竞选运动即将开始。同波兰流亡政府公开争论将有失去美籍波兰人选票的危险。这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因为在民族问题上，他们几乎团结得象铁板一块。另一方面，罗斯福把他的整个国际政治纲领放在同俄国取得协调上，同时美国有许多人认为，几乎应不惜任何代价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罗斯福非常谨慎，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向波兰总理讲得十分明确，结果米科拉伊奇克无法象原来渴望的那样，把美国支持波兰流亡政府立场的程度估计得很高。经过一番踌躇之后，罗斯福决定打电报给史达林，劝他接见米科拉伊奇克，并把自己和波兰总理会谈的经过告诉了他。6月15日，总统接到了史达林的答覆，感到很失望。復电说： 你深知苏联政府的观点，也深知它为了使波兰强大、独立和民主，并在永恆友谊的基础上同苏联建立和睦的关系而作的努力。 ……但是，必须指出，根据米科拉伊奇克先生在华盛顿发表的声明，我们看不出他在这个问题上想朝前迈进一步。因此，目前我不便对米科拉伊奇克先生的莫斯科之行表示任何意见。 当红军在6月底开始向波兰境内推进时，问题变得很紧迫了。邱吉尔在紧急时刻挺身而出，要求史达林接见米科拉伊奇克，再次设法解决问题。史达林同意了。1944年7月27日，波兰总理启程赴莫斯科。当时，红军距离华沙只有几英里了。关于如何在红军后方管理波兰领土这一问题，不能再随意拖延了，因此史达林不等米科拉伊奇克到达，便採取了解决的措施。7月26日，在米科拉伊奇克离开伦敦的前夕，苏联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部分内容如下： ……苏联政府无意在波兰领土上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因为考虑到这是波兰人民的事务。鑑于这一点，苏联决定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一项有关苏军司令部和波兰行政当局之间关系的协定。 苏联政府声明，它无意获取波兰的任何一部分领土或改变波兰的社会秩序，红军在波兰国土上的军事行动纯粹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为了希望帮助友好的波兰人民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 事实上，解放委员会已经在卢布林成立了政府。同时，一项规定苏军总司令和波兰行政当局之间关系的协定公布出来了。它几乎完全仿效了5月份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协定，唯一的区别是，没有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称为政府。 第149页 这个技术上的细节，其用意或许是为了同在伦敦的波兰人达成协议留有余地。但是，实际上，史达林又向米科拉伊奇克和他的政府增加了条件。现在，光是承认寇松线和驱逐伦敦波兰政府的某些成员已经不够了，在史达林承认波兰流亡政府之前，米科拉伊奇克还必须接纳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某些成员为同僚，即使不是接纳全体成员的话。该委员会的成员并不全是共产党人，但这个委员会肯定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在伦敦的波兰人看来，该委员会完全是一个为了俄国和共产主义的利益而出卖波兰人民的奴颜婢膝的集团。另一方面，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则随意责备波兰流亡政府同情法西斯，有亲德的行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两个集团根本不可能自觉地达成任何协议。 当米科拉伊奇克在赴莫斯科途中抵达德黑兰时，他首次获悉史达林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的协定的全部细节。一时他拿不定主意，究竟去莫斯科还是折回。邱吉尔和罗斯福都打电报敦促他无论如何要前往莫斯科，最后他就决定去了。他抵达莫斯科时，并不真正抱着达成协议的希望，同时象过去那样，也不准备向俄国的要求让步或承认任何既成事实。 1944年8月3日，米科拉伊奇克同史达林会晤。当时，他的处境非常痛苦，因为在8月1日，华沙的国家军起来反抗德军，指望在红军抵达前解放华沙。但是波兰国家军不能持久地抵抗强大的德军。如果要使起义不遭到失败，就亟需向当时在华沙东面仅仅几英里外的红军求援。因此，当米科拉伊奇克会见史达林时，他要求苏联迅速进兵援助华沙。史达林宣称他没有接到起义的消息，对于援助波兰人也没有承担任何义务。他十分清楚地表明，他首先希望达成一项政治协议，接受寇松线，军事问题随后再谈。 米科拉伊奇克同意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会谈。可是他同他们未能达成任何协议。鲍列斯瓦夫·贝鲁特向他提出，如果他愿意同解放委员会合作并承认贝鲁特为波兰总统，他可以担任总理的职务。米科拉伊奇克愤怒地加以拒绝。于是，获得成果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米科拉伊奇克在离开莫斯科之前，于8月9日再次会见了史达林，好不容易才使史达林答应(米科拉伊奇克本人是这样说的)对华沙局势进行调查，尽力帮助正在华沙城内英勇地然而徒劳地奋战的波兰军队。史达林的调查显然不能使他安心。到8月12日，俄国政府明确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华沙起义是由敌视苏联的人领导的，因此决定对起义军置之不顾。 米科拉伊奇克的访问丝毫没有弥补裂痕。他坚决要求波兰应享有他和他的伙伴认为应得的权利，这只是增强了以伦敦的波兰人与国家军为一方同以俄国人为另一方之间的对抗。看来很清楚，史达林决定要把波兰流亡政府在波兰境内所建立的组织彻底地、永久地消灭掉，他决定利用在华沙发展起来的局势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同波兰人作战的德军正在替他进行血腥的镇压，史达林对此感到相当满意。 8月上旬在波兰事务中出现的这一危机，理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歷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正如修昔底德把雅典人攻打美洛斯岛之役列为大事一样。这一事件不仅对波兰而且对全世界来说，都具有悲剧的一切要素。史达林要消灭波兰国家军，剥夺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在本国事务中一切有效的权力，并且漠视波兰本国人民感情的这种冷酷的决定，意味着史达林为了确保他所认为的西部边疆的安全，不惜在很大程度上牺牲英美公众的同情。波兰的民族主义和愚蠢行为促使这一悲惨事件发展到了高潮。俄国的残酷无情，罗斯福的未能向波兰人讲明他对寇松线的意见，再加上德国的血腥的復仇，所有这一切使波兰的这段歷史成为十足的悲剧。 事实上，这齣悲剧带着希腊戏剧所具有的那种劫数难逃的性质发展着。波兰的灭亡犹如俄狄浦斯的灭亡那样，是由于波兰人缺乏完美的德性所致。勇敢、自负、固执和狂热使他们变得愚蠢和鲁莽，结果带来了这场悲惨的大灾难。 这是波兰的灾难，同样也是俄国的灾难，是俄国的灾难，同样也是西方大国的灾难。盟国在1944年头七个月未能和平地解决波兰问题，这一政策上的失败可以说是大同盟歷史上的转折点。虽然在1945年2月的雅尔达会议上，盟国表面上似乎恢復了融洽，但只是在口头上如此，从未见诸行动。尽管后来作了种种努力来弥补东西方的裂痕，但1944年双方在波兰问题上出现的恶感表明大同盟开始瓦解。华沙街道上已经播下了相互斗争的种子，全世界到1952年还在蒙受其恶果。 第三节 经济上的合作和冲突 (一)三大国国内经济的变化 在德黑兰会议后的八个月中，盟国面临的经济问题起了根本的变化。总的来说，战争头几年使大同盟的每个国家都花了很大力量的军工生产问题已经解决。这时，生产计划的改变或多或少已是例行公事。相反，盟国(至少是西方盟国)在1944年发现，他们所担心的主要是人力。生产上的其他因素已能充分满足军事方面和其他方面的需要，可是武装部队和工业方面所需要的人力却越来越缺乏。 1944年的经济状况中，第二件新奇的事情是，美国、英国、可能还有俄国的经济部门管理人员日益注意到工业復原和重建的问题。早在那年年初，军工生产的高峰已经过去。当战胜德国的前景更为明显时，所有盟国的人们全开始考虑一个问题：究竟应当用什么方法以及通过什么步骤才能把战时的经济生活方式回復到和平时期的基础上。对每个国家来说，这既是一个国内问题，又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贸易的未来规模和性质，以及能否获得国际贷款，势必将对美、英、俄三国的国内经济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150页 就当时而言，救济和重建工作的成败对欧洲广大地区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项工作的筹备一方面需要在新成立的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盟国各个战时机构之间作出审慎的调整，另一方面需要在联总和将要接受救济的那些国家的政府之间作出安排。 就美国而言，1943年11月是军工生产量最高的一个月。此后，某些生产计划的削减超过其他计划的增加，因此从军工生产的总生产率来看，稍微降低了一些。军工生产的这种减产，主要是由于到1943年年底，供应武装部队的基本装备这项重大的任务几乎已经完成。相对而言，新的需要并不那么繁重，其中包括制造补充物资，调整生产以适应改进的模型，满足预先没有充分估计到的特殊需要(例如登陆艇)。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但是 1942年和1943年成立的行政机构和同年投入生产的工厂，证明能够非常成功地完成交给它们的任务。战争初期普遍出现的混乱现象已经减少。这时已能相当明确地预计军事上的需要，因而可以预先制订生产计划。反过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战略和武装部队的最终规模已经明确地决定下来了。 争辩和混乱倒是集中于另一个问题：是否需要并如何开始放松对战时生产的管制措施，以便恢復生产民用产品。这个问题和人力问题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到1943年年底，美国部分地区由于军火工厂特别多，非常缺乏工厂工人。但在军工生产削减的其他地区，多余的劳动力突然流入市场。一般说来，对这一情况有两种对待的方法。一种是设法迫使或诱导劳动力过剩地区的工人移向劳动力缺乏的地区，再不然就是允许制造商雇用新近失业的工人去生产各种紧张的民用消费品。 战时生产局的领导人唐纳德·纳尔逊採取了第二种方法。1944年6月18日，他颁布了一道命令，授权战时生产局的地方机构允许生产以前禁止的各种民用产品，只要当地战时生产局的官员认为，这种生产所需的物资和劳动力不成问题，并不妨碍当地军工生产的计划。这个方案称为“授权地方计划”，原定于1944年7月1日实行，可是经武装部门和战时人力委员会提出抗议后，推迟到8月15日才执行。战时人力委员会对战时生产局地方机构的决定具有绝对的否决权。 纳尔逊所採取的行动是从欧洲的战事即将结束这样一种想法出发的。国会中、群众中以及战时生产局内部的重要集团都支持他的行动。另一方面，军事部门和战时人力委员会则强烈地反对在“紧张”地区的劳动力缺乏问题解决之前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这个争端最后提交“总统助理”、战时动员局局长贝尔纳斯处理。当他实在没有办法促成妥协时，罗斯福于8月中旬亲自出马来过问这件事，当时他刚从太平洋回来。 总的说来，罗斯福同情军事部门。1944年1月他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法令，使全国劳工必须服“国民义务兵役”，并声称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家平均分担战争的损失。罗斯福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是想通过立法措施强制人们到兵工厂劳动，以解决日益严重的人力问题。他期望，只要颁布这道法令，就能使人力不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军事部门向总统建议实施国民义务兵役制，主要是仿效英国的国民义务兵役条例。但是，国会和人民群众非常厌恶这种徵兵制，因而这个建议始终没有被採用。 因此，当纳尔逊与军事部门的争端于1944年8月提交罗斯福处理时，他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使有限制地使工业恢復原状，如果不是实际上破坏国家的作战努力，也有可能起破坏作用。总统用他特有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并不把纳尔逊免职，而是决定派遣他到中国去执行使命，并建议在纳尔逊出国期间，由他的主要助手查尔斯·e·威尔逊担任战时生产局的代局长。 威尔逊是反对纳尔逊的，并在工业復原这个争论中站在军事部门的一方。因此，罗斯福的这一措施似乎间接地支持了军事部门採取的立场。但是，事情并未象总统期望的那样发展。由于威尔逊和纳尔逊争吵得很激烈，威尔逊于8月24日辞职了。于是罗斯福又任命了一位新的战时生产局代局长，并赶紧派纳尔逊到中国去。纳尔逊到重庆和莫斯科访问一个月之后也辞职了。那时欧洲战事的进展并不象预期的那样顺利，为了重新加紧生产即将缺乏的军火之类的项目，这个问题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这场争吵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它说明，在美国政府内部，当发生个人纠纷和政策争论时，人们可以公开地随意採用含沙射影和造谣的手段。除此之外，它还标志着作为战时经济管制主要机构的战时生产局，权力下降了。贝尔纳斯主持的战时动员局、战时人力委员会以及军事部门，在决定经济政策问题和管理经济活动方面，占了更为重要的地位，而战时生产局却降到比较次要的地位。发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当时人力问题变得重要了，而战时生产局无权管理人力，另一部分原因是，战时生产局内部个人之间发生倾轧和领导人本身有缺点。 尽管工业復原的政策引起了争论，但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几乎所有在战时为美国政府管理经济的人都相信，战争结束后，经济可能自然而然地就会恢復到“正常”状态。他们经常认为，战时经济管制的性质是暂时的和特殊的。美国公众中间的任何重要集团都没有认真地想永久保持一种管制的经济制度。 第151页 战后时期国内经济改革的计划不是普遍受人欢迎的。诚然，罗斯福于1944年1月曾宣布一项“经济权利法案”，并在那年夏秋两季的竞选运动中常常提到它。但是与其说这是一项有关美国未来经济改革的明确的、具体的计划，不如说是政治上浮夸的词藻。此后，直到战争结束以后的年代里，这项计划始终不过是纸上谈兵。要落实罗斯福宣布的各种经济权利，必须使一种管制的经济制度具有新的目标，并延长到和平时期。可是无论总统本人，或是同意他所设想的经济前景将变得光明和稳定的人们，都不会马上认识到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必须具有上述两个条件。 相反，美国公众和美国商人都指望战后能迅速恢復昔日的美景，并相信经济生活可以从1940年和1941年中断的水平上重新开始。美国公众希望有新的汽车，商人则希望减税和摆脱政府的清规戒律。然而，尽管要求不同，他们为了实际的利益都贊成把管理美国经济的战时行政机构尽快地撤销。 这种态度与英国公众、官员和商人的态度恰恰相反。对他们来说，战争显然已破坏了任何可以自动恢復原状的准则。对许多英国人来说，这种復原即使可能的话，似乎也不是令人想望的。尽管这次战争的规模空前巨大，持续的时间又特别长，它对美国来说，归根结底不过是一段插曲，而对英国来说，则一直被认为是一场革命。 尽管一再要求增加军工生产的压力已经减轻，但这并没有妨碍美国工业在1944年生产出大量军需品来。下列表格说明了这方面的一些成就： --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战斗机 47,836 85,898 96,318 坦克 23,884 29,497 17,565 商船(百万吨) 8,090 19,296 16,447 这样简单的统计表不能确切地反映出美国在1944年的生产，更不必说1944年以前几年的生产了。因为在1944年，象电子射击控制器之类的精密产品的产量继续迅速上升，原子弹从试验阶段进入生产阶段，因而开始集中了大量的工程人员和材料，飞机生产的重点从战斗机转移到更重、航程更远的类型，例如1944年初次投入大批生产的b-29型，因此“战斗机”这一项目的真正意义改变了。自从1941年以后，军备的复杂性和武器的多样性都有了显着的增加。美国为所有盟国承担生产许多较新、较复杂的武器。这些武器在英国、俄国或其他地区是不容易生产的。罗斯福吹嘘说，美国将成为民主主义的兵工厂，这种夸口到1944年已成为事实了。由于美国生产量十分充裕，愈来愈多的物资可以让出来(的确也是让出来了)供其他盟国使用。 1944年，英国的经济显示出了战争中长期紧张所造成的影响。要维持武装部队的实力，唯一的办法是减少军需品工业和民间防卫的在职人数，事实上也是这样做了，并没有考虑到这将使已经不稳定的经济进一步失去平衡。英国国内生产的不足是由租借协定来弥补的。但是即使有了这样的支援，英国陆军仍然不能获得人力来补充战争中的损失，只得用“调拨”后备军的办法以维持派往欧洲作战的各个师的战斗力。在美国，人力不足是一个麻烦的局部问题，但在英国几乎是绝对的事实，它使国家投入战争的力量受到严重的影响。 诺曼第登陆开始前六个月的军事筹备，对英国经济的冲击非常大。必须在挤满人的不列颠群岛上设法供应一百多万美国士兵的膳宿。登陆前后的几星期，国家的交通和运输系统几乎不得不完全交由军方支配。千百万人员和堆积如山的物资必须按照预定日期输送到装运的港口。铁路运输的压力特别严重，但这方面的任务还是圆满地完成了。 诺曼第登陆时期英国经济所出现的极度不平衡，给未来造成了一系列非常困难的问题。如何才可以避免一场灾难性的混乱？如何才可以平稳地取得某种新的平衡？如果没有美国通过租借法给予的日益增多的补助，战时人力物力的动员便不能保持已经达到的程度。但是随着胜利的到来，租借协定亦将完成使命。因此，英国的经济管理人员觉得应该尽快准备恢復经济独立。 1944年的头几个月中面临的问题是三方面的。第一，国内的主要工厂已经非常虚弱。由于轰炸的破坏以及旧住房失修和新住房缺乏，房荒极其严重。如果在战争结束后，要在经济上恢復和平时期有效的生产，许多矿山、工厂和运输系统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基本维修、补充和改进。第二个问题是国家的国际贸易形势。战争期间输出额减少下来，1944年仅达1933 年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同时，英国政府的外债已经上升到骇人的程度。以前向诸如埃及和印度等国陆续借贷的巨额债款，只能等战后以大规模输出物资的办法来偿还。更糟糕的问题是，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用国外投资来抵销英国进出口差额中经常出现的赤字，而这些投资大部分已在战争初期卖掉，以便支付军需品和粮食。如果英国在偿付战争年代所负的外债的同时，又要支付国内工业所需要的进口商品和日常消费品，那末首先必须把输出额提高到远远超过战前的数字。第三个问题是需要把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战时艰苦生活的水平之上。 在必须面对由于胜利在望而引起的这些困难的同时，政府还必须正式承担执行一项广泛的和相当具体的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并应加以重视。在大战初期，各种官方委员会曾经提出有关扩大社会保险、医疗、改进教育和保障充分就业等计划。英国政府即使不在细节上，至少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些建议。 第152页 除了这些问题本身的困难外，在调整英国经济以适应和平时期情况的计划和准备工作方面，存在着两个主要障碍。其一是当欧洲战事结束后，英国在对日作战中将担任什么任务的问题尚未解决。对日作战的战略几乎完全是美国的事情。在1944年9月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以前，英美两国政府之间没有达成明确的协议来规定英国在大战后期将担任什么任务。在这一问题未解决之前，无法估计在欧战胜利后，什么物资可供国内建设之用，也无法估计什么物资应分配给远东。 对战后调整工作的第二个障碍是一个比较难以处理的问题，那就是英国政府曾于 1941年9月间承担义务，保证不输出任何包含有租借物资的商品或与租借物资相同或实质上类似的物资的问题。为了防止美国批评英国工业利用美国物资来同美国出口商竞争，英国政府接受了这项原则。但是到1944年，英国人觉得非这样做不可了。如果要恢復战前输出额以至超过这一水平，看来必须立即开始行动。如果这时不採取行动，直到战争结束和租借协定终止后再干，那末英国将无法支付生活必需品的代价，这样下去国内经济几乎肯定会全面崩溃。 但是美国人最不愿意承认英国人的这种论点。1944年头几个月，专家一级的会谈几乎经常在举行，可是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许多美国官员承认英国人面临的严重问题，但他们认为，如果租借协定援助的条件有任何改变，如果英国还在接受租借物资时，竟作出任何能使英国的出口品同美国展开竞争的行动，如果在美国工业尚未復原时，英国工业先恢復原状，总之，如果採取任何积极的措施，以消除英国经济在战后势将面临的冲击，那一定会引起美国国会和报界的勐烈抨击。在大选年，政府不愿被人指控是牺牲了美国商业的利益去帮助英国。此外，应当承认，许多美国显要人士既不了解英国经济摇摇欲坠的地位，又不肯承认英国官员向他们提出的论点至少表面上是有价值的。结果，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只得提交 9月份举行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由最高一级去考虑。 从纯经济观点来看，1943年和1944年红军在东线的胜利，对苏联政府是一件美中不足的事。德军撤出的地方都遭到彻底的破坏，因此随着红军向前推进，苏联政府不得不承担起重建的巨大任务。从已经公布的一鳞半爪的报导来判断，俄国人在1944年似乎把力量大半用于修理铁路之类的东西，因为它们在军事上有直接的价值。到1944年年底，顿巴斯和其他重工业中心的工业重建工作还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国家从收復的敌占区收购的粮食，数量不到战前总额的三分之一。工业方面的努力象前几年那样，继续集中于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新建的，或新近扩展的中心。战争初期在这些地区作出的英勇的努力，终于在 1944年开始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新的工厂、矿山和熔炉投入生产，原来的也已经扩建，因此同1940年那些地区的生产相比，1944年生铁的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钢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四。 这些统计资料非常零碎，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有一点颇有意味，即在1944年，俄国工业供应红军所需的军需品甚至比1943年更多。然而当战线向西移动，经过遭到战争破坏的地区时，向前线输送补给品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日益困难的问题。到1944年，正是这一因素比军需品生产问题本身更严重地限制了红军推进的速度和威力。 苏联东部地区的农业发展工作更加困难。只有在乌克兰光復以后，俄国人才能减少他们对美国粮食的依赖。有利的气候带来了1944年的丰收。那年，国家对粮食的收购量比1943年超过十一亿普特。战时粮食平均收购量是四十三亿普特，所以1944年比1943年的产量增加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显然，这对俄国城市居民的供应起了很大的变化。由于1944年的丰收，1942年和1943年居民中普遍存在的半飢饿状态消失了。可是，红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靠美国和加拿大供应的粮食，至少部分原因是这种粮食运到时已包装成便于运输的形式，而俄国人对国内生产的粮食缺乏包装和保藏的工具不能避免军事运输和分配时的严重损失。 因此，看来到1944年俄国的军需品和粮食供应一般已足够维持红军和供应居民。另一方面，遭受战祸的地区内重建工作所需要的人力和材料可以说是极度缺乏，同时官方必须注意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一问题惟有通过减少流通的货币或增加民用商品的供应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对俄国政府来说，任何一项办法都不是轻而易举的。货币流通额在1941-1944年，期间已增加了二点四倍，民用商品的供应在同一时期内则大幅度地减少。战时公债推销运动对吸收剩余的购买力起了一些作用，但这并不能阻止多少是公开容许的自由市场的买卖，尤其是农民与工人之间的粮食买卖，因为农民有粮食，而工人的口袋里则有着大部分多余的货币。1943 年，自由市场的价格比1940年高出十二倍以上。居住在大城市附近的农民能够积累比较大量的货币并用余粮调来各种物品。1944年的较好的收成和国家收购粮食的增加，显着地改变了这种局面。首先，居民的口粮比较充足了。其次，政府开设商店，高价出售不属于配给范围的粮食和其他商品，从而与农民直接展开竞争。由于採取了这一措施，1944 年自由市场的价格下跌了一半以上，但仍然是1940年水平的六倍左右。在民用商品可以比较大量地生产之前，政府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只能做到这一点。 第153页 看来，俄国官员在逐月地维持国家经济生活这一迫切的任务之外，没有多余时间对战后的前景作种种设想和计划。当德军于1941年发动进攻时，官方曾宣布暂停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后来直到1946年，史达林才宣布一项新的五年计划。苏联经济管理人员的一般心情与美国的同行相仿，他们都指望，等战争的紧急危机和重建工作都结束以后，经济便可以回到战前的格局。但是，这当然意味着应当保持工业归政府所有，并象战时那样继续对经济发展进行严格的全面控制，而不是象美国那样採取放松和废除管制的办法。 一个悬而未决的主要问题是，俄国政府的战后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什么？民用商品的增产是迫切需要的，因为苏联不能长此以往地压低消费水平，否则将影响人民的健康和信心。但是看来没有理由认为，苏联的计划人员于1944年就已经决定在轻重工业之间、基本建设和消费品生产之间以及军备和其他产品之间应该取得什么样的平衡。 苏联官员们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究竟可以指望从战败的敌人那里榨取到多少东西来救济受害的俄国经济。苏联官员虽然感到，要恢復他们国家蒙受损害的主要工厂，最好的办法之一是，拿走德国工厂的机器设备和其他可以使用的项目，从而把它们重新安装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或许也希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贷款将资助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其他必需品；但是没有人知道，俄国人对于在战争紧急时期过去后能够得到这种援助具有多少信心。同时，他们尽量设法根据租借协定来取得一切。 关于1944年俄国经济的情况，可以获得的资料是有限的，因而许多情况只能加以推测。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个国家已经贫困到英美人简直难以相信的程度。这个国家东部地区歷尽艰辛得来的成果，不能抵销西部地区的损失。更有甚者，由于把资源集中于军需品生产，人民无法得到生活用品，这些东西在西方是被认为维持最低生活的必需品。人民渴望得到较好的食品、衣服和住房，并从战时工厂的额外劳动和严格纪律中解脱出来，以得到休息，这种被压抑的渴望十定非常强烈。尽管如此，在1944年整整一年中，俄国人照样过了下去。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确实是巨大的成就。 (二)为战争和救济工作集中资源 当欧洲战事进入高潮时，租借物资装运工作达到了顶点。运送到联合王国的租借物资的价值从1943年的四十五亿七千九百万美元增加到1944年的六十二亿一千二百万美元。同期，给予俄国的租借援助从二十四亿三千六百万美元增加到四十亿七千四百万美元。这些数字所反映的经济上互相依赖的方式基本上与1943年相同。鑑于英国工厂的军需品产量稍微下降了些(因为劳动力转移到了军事部门)，英国部队所消耗的军需品总数中有较大一部分不得不从美国运来。这不过加强了两国于1943年早已建立的良好关系。 同样，俄国象在1943年那样，继续依靠租借协定来获得军粮和许多战地运输车辆。运往俄国的租借物资的形式有了显着的变化，即美国给予的物资中工业机器和设备的数量有了增长。 1944年，美国国会再次讨论延长租借法的问题。据官方报导：“对于通过该法案的必要性，没有发生争论”，国会也没有象在1943年那样，为租借法能否给美国带来利益而顾虑重重。1944年5月8日，国会通过了该法案，5月17日经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 国会议员对1944年的租借法案比前一年的较为满意，一个原因是美国在不列颠群岛上集结部队以后，美国称为逆租借办法(英国称为互助协定)的物资的数量迅速地增加了。到1944年6月，美军在欧洲战区所需要的全部物资和装备，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一来自英国。某些供应的东西——例如在英国建造的、供美军在诺曼第海滩使用的人造港口——是无法替换的，官方努力宣传美军从英国和其他盟国所得到的援助。美国总统于1944年11月提出的《提交国会的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十七号报告》，完全是为了阐述到1944年6月底为止逆租借办法的执行情况。 另一方面，当英国给美国的互助物资增加到很大的比例时，英国给俄国的援助却从1943年的水平进一步下降，实际上，除了几种特殊供应的项目，如阿巴丹的汽油、锡兰的橡胶、南非的工业用钻石和联合王国的喷火式战斗机与医药用品外，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到1943年6月30日为止的一年内，英国援助俄国的物资金额是一亿八千七百七十万英镑，到1944年6月30日为止的一年内，已减少了一半左右，只有九千三百三十万英镑。这种减少也是1943 年变得明显的事态的发展。这不过是英国根据本身地位的改变所作的合理的调整，因为它必须把国内生产的全部物资供给本国部队和驻扎在不列颠群岛上的美军使用。 到1944年，租借物资和互助物资的管理工作已达到例行公事的水平。由于供应和船只都比较充裕，向各战区和申请国分配物资的工作相当简单。1944年英美官员之间为了限制英国的输出额曾发生过争论，但并未妨碍租借协定的工作顺利而友好地逐月进行下去。 1944年2月，加拿大同俄国签订了一项互助协定，使租借制度的法定关系发生了一个不甚重要的变化。该协定为加拿大提供了正式的依据，使它可以单独签署《对苏供应议定书》。这种做法是从1943年的《第三号议定书》开始的。 第154页 掌握盟国之间作战物资分配工作的行政机构是稳定的，然而正是这一点妨碍了联总力求在解放区建立分配救济物资的制度。第一届联总理事会于1943年11月10日至12月1月在大西洋城举行，会上决定：“本署在物资供应与船舶运输方面所提出的要求，应通过现有从事分配物资与船舶的几国政府共同参加的机构办理，以便同其他的要求协调。”唯一的这种机构是英美各个联合委员会。如上文所述，这些委员会曾有过一段波折。除了联合原料委员会之外，一般说来，有关人士在设立这些联合委员会时所抱的奢望都化为乌有，因为这些机构的实际效果并不大。它们担任联总和其他要求得到紧张物资和劳务的机构之间的仲裁者，这一新的任务似乎使联合粮食委员会和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获得了新的生命。实际上，在估计救济物品和满足供应方面，联总总部和联合委员会的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过去曾经妨害联合委员会在处理作战物资方面的工作效果的同样因素继续存在。各国的经济管理机构，尤其是美国的这类组织，一般都不愿意听从联合委员会的意见。因此，联总对物资的要求实际上必须先由各国当局批准，然后联合委员会的正式行动才能生效。 联总工作的另一个重大障碍是，它的活动只限于那些无力用本国储存的外汇来支付救济物资的国家。实际上，这意味着联总的活动仅限于东欧、东南欧、中国和菲律宾。从理论上讲，其他国家对救济物资的要求在联合委员会通过或拒绝之前，须由联总加以审议。但是，有能力支付救济物资的国家不想受联总的监督，因为他们觉得直接同有剩余物资出口的国家打交道，其效果似乎较好、较快，所以毫不踌躇地越过了联合委员会。结果造成了管辖权的混乱，在1944年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直作出种种努力，但是甚至在签订协议之后，也并未改变有关各国政府掌握实权的现状，它们依然不愿受联合委员会的控制。结果，由于战时机构仍处于紧张状态，联总发觉很难聘任干练的办事人员，这种困难加剧了行政上的混乱，几乎变得不可收拾. 究竟联总何时可以开展工作，这个长期不能肯定的问题造成了另一个困难。这一问题首先取决于军事事态的发展。其次，要通过战地军事当局和联总之间的安排，把救济平民的职责移交给联总。为了达成这种性质的协议，双方只在1944年磋商过，内容是关于联总在巴尔干各国的工作。但在联总开始活动的日期尚未确定之前，难以作出具体的决定。事实上，在整个1944年中，军事当局仍然担负着救济平民的责任，联总只能处理管辖权方面的争端，同时为一个令人烦恼的捉摸不定的未来进行着一般的准备工作。 尽管如此，某些方面也有些进展。1944年1月25日，英国议会同意拨给联总八千万英镑，美国国会于3月28日批准给予十三亿五千万美元的拨款，4月17日加拿大议会跟着也批准拨给一千万美元，这三个国家的捐助占联总全部活动经费的百分之九十四。美国在第一年单独提供了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三。 这种不均衡只不过反映了联合国家之间国家财富的不均衡。但是，美国所占的巨大优势必然使联总有可能变成一种美国的组织。诚然，这种性质由于其他国家的参加而沖淡，但归根结底仍须依赖美国国会的善意，并在无数问题上还受到美国官员们否决的限制。美国人通过拒绝提供物资的手段(除非按照他们的条件)，使自己处于可以左右联总一切业务的地位。结果，对联总来说，同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的关系远比任何日常公事重要，同美国国会的关系决定了联总工作的长期规模。因此救济工作的国际合作实际上不过是决定于美国的意图如何而已。但在1944年，当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时，这种实际状况并不显着，因为当时军事上的需要仍占优先地位，联总只能制订计划和提出请求。 尽管如此，一个国际管理组织的核心毕竟形成了，关于救济物资分配的原则也拟定了。欧洲被解放的国家的粮食最低需要量都已详细地计算出来，其他需要的物资则尽量事先估计好。拟订这些计划的主要机构是联总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总部设在伦敦。为远东设立的类似组织直到1945年才开始工作。7月间，把联总基金分配给需要援助的各个欧洲国家的工作开始了，到1944年11月，确定了一项试验性的分配方案。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着手委派人员，拟订国家救济计划的细则，以及分配供应的物资。尽管有种种困难，一个开端终于形成了。 (三)长远的经济计划 大战使世界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损害，救济和重建工作显然不过是使世界经济復兴的第一步。但是用什么办法、按照什么蓝图来重建国际经济关系，这一问题是不易解答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美国政府的官员们一般都确信，要实现持久和平，就必须使世界上的贸易摆脱或几乎摆脱关税壁垒、输入限额和限制货币的使用等束缚。为了遵从这个观点，大西洋宪章内写上了一条，保证要力求使各国“在平等的条件下，参加国际贸易和获得世界各地的原料”。但在邱吉尔的坚持下，对上述规定作了些修改，加上了一句话：“同时适当地尊重……现有的义务”。在与英国签订的租借总协定内有更具体的内容，其中第七条规定：两国政府要在“国际贸易方面消除各种形式的歧视性待遇，降低关税和减少其他贸易壁垒”。在同其他国家签署的租借总协定内也有类似的条款。在莫斯科会议上，赫尔为战后国际经济组织提出了一项更详细的计划，但在那时没有执行。赫尔建议设立一个国际银行和一个负责监督逐步拆除国际贸易和生产方面一切壁垒的委员会。 第155页 英国、俄国和其他联合国家已正式遵守大西洋宪章，并签署了租借总协定，其中规定各国在战后应接受自由贸易政策，但盟国之间对这项问题并来达成真正的协议。英国和俄国在协定上签了字以讨好美国人，但是两国都不准备使战后经济政策适合美国人的观点。严酷的事实是，当自由贸易看来有利于美国的工农业时，它似乎有可能损害到英俄两国的利益。至少，要推行自由贸易这类制度，俄英两国的国内经济就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两国政府都不准备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在1944年变得很明显。那年夏秋之交，由于英国内阁反对降低关税、废除出口津贴和输入限额等计划，英美两国官员关于战后贸易政策的谈判陷入了僵局。 当美国的计划受到这种挫折后，国务卿赫尔及其同僚把他们的精力日益集中在政治方面。他们在採取紧急行动时，或多或少将自己的自由经济思想置诸脑后。相反，美国财政部带头磋商战后的经济政策时，却把注意力集中在货币问题上。 1943年初开始进行细緻的初步会谈。之后，由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持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自1944年7月1日至7月22日在布雷顿森林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个国际復兴开发银行，其基金由各国政府捐助。会议通过了两个机构的具体规章。 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象三十年代那样广泛的国际财政战争重新出现。此外，应禁止用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以获得贸易利益，废除对各国货币兑换的限制，废除以特殊货币进行出口贸易和一切类似的歧视性的措施。然而，这些措施的作用被一项一般性的条例削弱了。这项条例承认有一段“战后的过渡时期”，在这期间，允许会员国“保持……对当前国际贸易中支付和汇兑的限制，以适应不断变更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把新的货币原则的实施推迟到将来国际收支达到稳定的时候。 基金组织的任务是，除检查各会员国的货币政策外，还要发行货币证券，当任何会员国暂时需要外汇以支付所购的货物和劳务费用时，即可出售给这一会员国。其用意是，由于世界各国都能得到基金组织的这种服务，外汇兑换率的短期波动便可以减少，而有了稳定的货币，国际贸易便能够在比较巩固的基础上发展。 看来可以很公正地说，该计划的制订者排斥或试图排斥沙赫特博士在国际贸易和财政上的做法。他们肯定没有料到，使战后世界受害的“缺乏美元”的情况将在多么广泛的范围内不断存在。这个计划也没有考虑到，苏联在大战刚结束后的时期，马上就会採取对邻国进行经济剥削的手段。如同美国的许多战后经济规划一样，国际货币基金计划是一种向后看的东西，不能很好地适合战后世界实际面临的形势。然而在1944年这一点是不明显的。而且抱着希望的人们还认为，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将大力支持它所宣布的目标：“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及平衡的增长”。 国际復兴开发银行的意图是为各国进行长期的基本建设提供一个可以借贷资金的来源，经济落后的以及遭受战祸的国家，都被认为特别有可能需要该行的援助。同时，按理来说，国际银行不应当代替外国私人投资。事实上，按照协定的规定，在各项基本目标中，有一项就是要鼓励私人投资，当情况似乎需要给予这种鼓励时，银行可以给私人投资者各种担保，或者分担投资者所承担的贷款。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无法获得私人投资时，国际银行本身也可以放款。 该行的资金定为一百亿美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政府出资。银行的职务是双重性的。在短期内，它将辅助和完成由联总和那些有能力支付救济费的国家所进行的復兴工作。从长远来说，它将协助资金的转移，这一点象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所设想的那样，是使货币关系稳定的基础。因此，成立该行的目的是：要在支持“国际贸易的平衡发展和保持收支平衡”方面起积极作用，从而配合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上是消极和治标的作用。但在1944年，人们没有预见到：国际银行有限的资金来源和拖沓的手续，将不足以应付战后国际经济活动非常不平衡的局面。 当然，在布雷顿森林达成的协议需要由各联合国家的政府批准。在战后暂时发生的特殊困难尚未得到解决之前，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是国际银行都不准备展开活动。相反，按原来的打算，这两个组织将塑造战后国际经济关系的长期格局。有关方面创立这两个组织时，把它们设想为比三十年代存在的更加自由、安定、繁荣的经济秩序的基石。 总的说来，在为了达成上述协议而进行的商讨中，美国经济学家和财政专家们的思想和理想是占上风的。美国的经济优势反映在它向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提供的大量经费上面。可是布雷顿森林会议讨论中所依据的设想对形势估计不足，与会者没有预见到：国际贸易和财政方面暂时出现的特殊困难将长期存在，其严重性将发展到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无法应付的地步。相反，专家们幻想恢復三十年代盛行的情况，并根据这一点设计新的机构，以满足这样一个时代的需要。 在布雷顿森林拟订货币计划的同时，粮食及农业临时委员会也试图设立一个常设国际组织，来辅导和帮助世界各国政府解决农业技术问题。该委员会于1943年6月由联合国家粮食及农业会议建立，到1944年8月1日已完成为建议设立的组织起草章程的工作。粮食及农业组织主要是一种谘询机构，它将收集和散发情报，必要时就粮食生产和供销问题建议各国应採取什么行动，并在该组织的财政预算许可的条件下，有权组织技术力量去支援要求帮助的国家。 第156页 正如布雷顿森林会议达成的协议那样，这一文件需要签字国的批准，又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那样，建议设立的粮食及农业组织主要是美国倡议的成果。1944 年在考虑粮食和农业问题时，同拟订货币协定时的情形相仿，依据的设想并不适合战后的现实情况。美国人主要担心的是，当战时亟需大量粮食的情况结束时，美国农民和政府又将面临象三十年代那样农产品过剩的威胁。这种忧虑促使美国政府于1944年解除对肉类等商品消费的一切限制，并劝导农民减少养猪。结果是居民消费量显着上升，造成1945年美国国内市场肉类供应严重缺乏的现象。然而，当粮食的需要并未象预期的那样大量减少时，粮食及农业组织能够配合形势，向各国政府建议採取适当的政策。该组织没有约束的权力，因而不必象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那样以不充足的资源与财力应付意想不到的情势。 英美两国石油公司在近东关于开採权的争端，已在1944年年初成为两国政府之间一个困扰的问题。一系列的专家谈判导致了7月和8月举行的阁员级会谈。结果在1944年8月8日，代理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和掌玺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签署了一项特殊的石油协定，其中规定设立拥有谘询权力的英美国际石油委员会，并宣称，一旦可以实行，应与其他国家磋商，并邀请它们参加一个常设的国际石油委员会。可是这一协定并未实施。当它被提交美国参议院批准时，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因此罗斯福于1945年初撤回这个协定，重新与英国进行谈判。石油问题丝毫未见缓和，继续引起纠纷。当英美两国的民族和商业利益直接发生冲突时，达成双边协议是很困难的。而英美两国在达成协议之前，都不肯同其他国家磋商。结果，为了对石油业进行国际管理而作的努力，不过是对未来抱着一种希望而已。 第二章 从诺曼第到雅尔达 1944年8月-1945年2月 (上)威廉·哈代·麦克尼尔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3 第一节 1944年秋季协调盟国政策的努力 (一)1944年8月的形势 (二)战争的进展 (三)欧洲胜利的意义 (1)1944年秋季苏联的军事行动范围 (2)英美的军事行动范围 (3)德国的前途 (四)在魁北克和莫斯科举行的会议 (1)第二次魁北克会议 1944年9月11-19日 (2)莫斯科会议 1944年10月9-20日 第二节 战后计划：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1944年8月21日-10月9日 第一节 1944年秋季协调盟国政策的努力 (一)1944年8月的形势 1944年8月的最后两个星期中，“欧洲堡垒”似乎即将全面崩溃。西面，英美军队在艾森豪将军率领下，已经冲出诺曼第桥头堡，越过法国北部的田野，全力追击德国人。南面，法美军队于8月15日在里维埃拉登陆，开始以令人振奋的速度向西和向北挺进。在义大利也是如此，盟军对德军的追击继续进行，虽然比较缓慢。在亚得里亚海彼岸，狄托的游击队在少数英军的协助下，已经肃清了南斯拉夫的大部分沿海地带，内陆的德军交通线受到不断的骚扰。 东面，红军于8月20日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攻入罗马尼亚。仅仅三天后，国王米哈伊策动了一场武装政变，结果到8月25日罗马尼亚军队已经和红军并肩作战，攻打德国人了。俄国前线的中部比较平静，只有波兰国家军同德国国防军在华沙市内进行殊死决战。在芬兰前线，也没有准备展开大规模作战。8月25日，芬兰人主动开始停战谈判。8月26月，保加利亚政府宣布，今后它在战争中将保持中立。8月29日，德国人不得不在匈牙利进行干涉，更换政府，以防出现一场同样的背叛行为。 因此，仅仅在十天内，希特勒在东欧的一些最宝贵的盟友都抛弃了他。德国在东南方的防务支离破碎，造成了很大的漏洞，使红军可以插入巴尔干，越过喀尔巴阡山进入中欧。法国也丢掉了，德国的边境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似乎可能(实际上很可能)在年底以前土崩瓦解。 这种前景给盟国造成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尽管根据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定而设立的欧洲谘询委员会做了不少工作，关于盟国对德国应採取的政策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虽然关于盟国管制机构已达成一项重要的协议，但罗斯福和邱吉尔在美国和英国各自分得的占领区问题上发生了长期争执，因而在对战败后的德国的行政管理方面，无法进行细緻的准备工作。 除了关于德国的前途这个重大问题外，盟国已经发现，要在对欧洲被解放国家的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见是多么困难。长期存在的波兰问题，由于华沙起义，又迫切需要解决。再则，虽然英美在法国问题上的争端已经涣然冰释，但余波未尽，特别是在法国人本身之间。对于义大利和巴尔干国家，美国和英国的政策继续有分歧。在欧洲各处，俄国人和英国人彼此不安地注视着对方的行动。 随着对德战争似乎即将结束，有关对日战争的问题变得更重要了。就“大同盟”来说，重大的问题是英苏两国将通过什么途径、用多少兵力以及在何种指挥系统下，把它们的军队从欧洲开往远东。盟国在太平洋、缅甸和中国的合作始终没有象在欧洲那样顺利和有效。为了改善这种情况而作的种种努力，未能使事态走上正轨。尽管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于 1943年11月被任命为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英国、美国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摩擦继续存在。在太平洋，美国完全支配一切，以致盟国关系的问题退居次要地位，而最受人注意的倒是美国海军和陆军之间的竞争。 第157页 我们已经看到，欧洲战事结束后英国进攻日本的作用是和经济问题分不开的。欧洲战斗停止后，英美经济一体化的结构至少会部分分裂开来，英国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经受不起这种打击。这使英国人面临严重的进退维谷的局面。英国政府用于对日作战的人力和物力愈多，则可以用来为英国经济的独立和战后的稳定作准备的力量就愈少。可是另一方面，如果它对战胜日本的贡献愈小，则在未来困难的经济过渡时期它可以从美国得到的帮助和同情也就愈少。苏联也面临类似的困境，尽管相形之下不是那么严重，因为俄国的经济始终没有象英国的经济那样完全依赖美国。然而，俄国人能够参加对日战争的规模和速度如何，除其他因素外，还要看输送租借物资的情况如何而定。苏联在对日作战中出力愈多，则可以用来恢復受损害的经济的力量就愈少。 考验盟国的诚意和智慧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怎样制订一种长期的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能够为战胜德日两国后的世界保证和平与繁荣。大家都认识到，要保持和平，主要的盟国必须在主要政策上意见一致。英、美和俄国都准备进行这种合作，但又都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条件。这就蕴藏着以后引起麻烦的根源。但在1944年8月，德国尚未溃败，主要盟国之间公众相互的同情依然高涨的时候，大同盟中潜在的裂痕多少是不明显的。 欧洲胜利在望的局势带来了一些问题，盟国着手处理这些问题所用的方法，同它们在大战初期应付问题的方法一样。罗斯福、邱吉尔和史达林平时经常联繫。此外，三国代表在1944年秋季开了三次重要会议。从8月21日到9月28日，英国、苏联和美国的代表在敦巴顿橡树园讨论了未来的国际组织；从9月29日到10月9日，英美两国代表和中国人研究了同一问题。罗斯福和邱吉尔偕同各自的属员，从9月11日至16日在魁北克会晤(即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或“八边形会议”)，设法解决他们之间发生的某些问题。在正式会议结束后，邱吉尔同总统在海德公园又待了一星期，然后于9月25日回到伦敦，紧接着又动身前往莫斯科跟史达林会晤(从10月9日至20日)，试图为英苏关系做些工作，正如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为英美关系解决了一些问题那样。邱吉尔不虚此行。他的努力和事态的发展消除了主要盟国之间引起摩擦的某些问题，缓和或搁置了另一些有争执的问题，结果到10月底，大同盟看来比1944年早些时候更为巩固与融洽。然而好景不常，到年底时大同盟又需要修补了。雅尔达会议(1945年2月4日至11日)就是为了这项任务而举行的。 (二)战争的进展 1944年8月，欧洲战场在政治-军事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军队从义大利调到法国南部以后，英美在巴尔干和中欧显然不能从事任何大规模的作战了。同时，德国在罗马尼亚的防御引人注目地崩溃，为红军开闢了进入匈牙利和巴尔干北部的途径。俄国人赶紧利用这个机会。俄军于8月31日开进布加勒斯特。9月5日，苏联对保加利亚宣战，9月9日在保加利亚新政府成立并对德宣战后，战事中止了。红军长驱直入索非亚(9月16日)，立即朝西转向南斯拉夫边境。10月1日，俄军前锋进入南斯拉夫，和狄托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繫。两星期后，10月15日，贝尔格勒解放了。在此期间，俄国和罗马尼亚的军队已经越过喀尔巴阡山，进入匈牙利。11月11日，红军直抵布达佩斯郊外。到月底，一支强大的俄国部队从南斯拉夫挥戈北上，渡过多瑙河，从后方袭击匈牙利首都的德国驻军。但是，德国人机敏而坚决地继续战斗，希特勒又派来了援军，再加上俄军给养上的困难，所以大约在年底前后俄国的攻势暂时停止了。 俄军在布达佩斯附近暂时受阻，但南线俄军的夏季攻势在三个月左右期间已经完全改变了欧洲的地图，这一局面并无变化。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大部分以及斯洛伐克的一部分领土，都已经进入苏联的作战范围，对这些国家国内的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后果。随着俄国势力的扩张和威望的增高，西方，特别是英国在欧洲这些地区的影响相应地降低了，一种特殊的近于革命的形势在东南欧四处蔓延。 在更北面，俄国人也没有闲着。1944年9月15日，他们在爱沙尼亚发动了一次强大的攻势，又于10月3日在立陶宛展开进攻。到10月10日，红军已经到达波罗的海沿岸美美尔附近，切断了拉脱维亚一大批德军的退路。可是10月16日对东普鲁士发动的进攻遭到德军勐烈的抵抗，仅仅十天后就被迫暂时停顿。这一挫折，连同两个月后在布达佩斯附近一次类似的挫折，证明德国人在本国和中心战略防线受到威胁时，仍然没有泄气而能作出顽强有力的抵抗。 在11月和12月间东线稳定下来以前，德国在西线的处境有了同样的好转。到1944年8月底，艾森豪的补给线拉得太长，已经不能满足他麾下所有的陆军司令们的要求。有两种可以採取的办法。或者放慢全线追击的步伐，直到给养重新齐备，能够发动新的攻势为止，或者在一段战线上全速推进，而所有其他的部队则留在原地不动。 要在这两种可以採取的办法之间作出决定，既困难又不易处理。蒙哥马利将军在进攻法国北部的第一阶段曾指挥全线的战事，而到1944年9月1日变得和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居于同等的地位，他们各自指挥一个集团军群，直属艾森豪领导。指挥系统的这一变更事先早已筹划停当，但有些新闻记者和其他的人认为艾森豪把蒙哥马利降了职，后者率领的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没有象美国人在最初突破诺曼第时那样，取得辉煌的胜利。蒙哥马利的地位即将改变的消息在8月19日泄漏出来。起初官方加以否认，但在8月31日，艾森豪正式宣布这件事，同时充分说明了变更的原因。这件事，加上报纸上关于美英两国军队作战能力对比的有些排外主义的评论，以及战场上两国军队和将领之间一定程度的恶感，使得艾森豪几乎不可能把所有的给养和运输工具分配给蒙哥马利或者布雷德利，因为这样就会引起严重的互相指责。 第158页 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都在最高统帅面前争论和要求较多的给养，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满足一方的要求，就不得不相应地削减对另一方的供应。所以艾森豪对双方全都拒绝，并决定下令各条战线全面展开进攻，目的是达到莱因河沿岸一带。在作出这一决定时，艾森豪不仅要求在他手下两员竞争的将领之间谋求和解，不致伤害各自的民族感情，而且，他也显然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几乎所有的人一样，相信德国人不可能从8月间所受的打击中恢復过来，因此盟军有可能在各条战线上长驱直入。 英美司令官认为德国崩溃指日可待的希望非常大，以致9月10日艾森豪和蒙哥马利商谈时，决定作出一项大胆的尝试，在莱因河下游对岸建立一个桥头堡。这是很冒险的行动。英美军队的给养很不稳定，因为法国港口刚开始使用，而且需要经由诺曼第海滩和空运输送给养。当蒙哥马利的军队于9月4日攻克丝毫未遭破坏的安特卫普时，这个问题似乎即可解决。9月10日尚在争论的问题是，先派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去攻打那些仍然据守斯凯尔特河口北岸封锁着安特卫普通道的德军呢，还是径向莱因河挺进以期纳粹德国的整个机构彻底垮台。蒙哥马利强烈地主张继续向前，追击到底，这得到了艾森豪的同意，并答应把自己的主要战略后备部队——由三个师组成的一支空降部队——交给蒙哥马利使用于这一计划。 当时打算把这三个师赶在挺进中的英、加部队之前空投下去，布成梯阵，以便夺取比利时和荷兰境内的重要渡口。这三个师于9月17日空投下去，但不适宜飞行的恶劣天气妨碍了增援和补给。经过一星期苦战后，蒙哥马利的地面部队同空降部队中的两个师取得了联繫，到达了莱因河下游的南岸。可是最前面的那个师——英军第一空降师——被迫从阿纳姆的阵地上撤退，只有残余的部队平安地渡过莱因河下游退到了南岸(9月25-26日)。 阿纳姆战役使战争进入新的局面。由于德军增强了抵抗而天气又越来越坏，盟军在穷追勐赶以后，不得不艰苦纡缓地推进。8月中和9月初，德军士气普遍消沉，后来略见好转，没有完全崩溃。盟国早日胜利的希望落空了。德国人垂死挣扎，拼命战斗，甚至能在阿登山一带对美国人发动反攻(12月16日至1月26日)，并在匈牙利对俄国人发动反攻(2月15日至3月15日)。 当德国人在欧洲的处境这样好转的时候，对日战争在三条主要战线上——中国、缅甸和太平洋——有了不平衡的发展。在中国，日军于1944年4月发动的攻势不断取得进展，为了轰炸日本而费力建成的美国空军基地一个个被敌侵占，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桂林的基地，它于1944年9月14日放弃给了日本人。此后不久，日本深入中国内地的进攻暂时停止。 美国人认为，中国军队之所以无力保卫这些空军基地，主要是由于蒋介石把他的军队的很大一部分驻扎在华北，以防备共产党。补救的方法看来很明显。把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再加上这两个敌对的党在政治上达成协议，这似乎是可以使中国对战争作出重大贡献，或者在战后有和平与民主发展希望的唯一办法。结果，从1944年夏天起，美国在中国的政策开始越来越有意识地把政治目的置于狭义的军事方面的考虑之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中国在军事上有助于抗日的信心逐渐减少，由于这样，美国人原先设想要进行缅甸战役的根本理由也不存在了。 但是，对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蒙巴顿的指示并未变更。他的首要任务仍然是重新打通经过缅甸到中国的陆上交通，同时防卫印度境内作为飞越“驼峰”航线基地的一些机场。因此在深山丛林中的战役继续进行。我们已经知道，缅甸北部的密支那最后于1944年8月3日被夺回。不久，在8月20日，曾在那年春季侵入印度的英帕尔的日军被赶过边境退入缅甸。经过长期战斗，形势终于好转了，英印军队证明能够解决在荒无人迹的丛林中作战的问题，而在战争初期，这一问题简直使他们束手无策。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空中运输和大量的医疗措施，后者把热带病的发病率降低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从5月到10月的雨季在前几年总是使军事活动无法进行，但在1944年，蒙巴顿坚持要追击退却的日军。虽然如此，前进的速度却极慢。雨季过去后，作战的进度加快了。英国和中国的军队向南推进，去攻打缅甸中部的曼德勒。在遥远的南方，1944年12月12日在沿海一带，朝着若开方向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可是，虽然缅甸的日军到处居于守势，盟军到年底时只收復了这个国家的一小部分。在缅甸的决定性胜利还要等到1945年。 同在中国的挫折和在缅甸的缓慢进展相对比，太平洋地区的战事出乎意料地顺利。到1944 年夏天，西南太平洋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和太平洋中部尼米兹海军上将的部队，已经进入能够相互支援的范围。尼米兹的舰队和航空母舰上的空军已经取得对日本海军很大的优势，因此几乎能在辽阔的太平洋上任意行动。7月间攻克的马里亚纳群岛的前哨基地，使日本和菲律宾都落入美国海军攻击的范围以内。同时，麦克阿瑟的部队已于7月30日到达纽几内亚的东端，离菲律宾群岛最南部的岛屿只有四百英里左右。 第159页 1944年9月15日，这种战略地位可能产生的成果显示出来了，两个司令官指挥的部队共同进攻位于纽几内亚和菲律宾之间的摩罗泰岛和佩利柳岛。美国舰队袭击了菲律宾日军阵地以掩护海陆并进的战斗，日军的抵抗微不足道，因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同意修改原定的计划。他们不再分阶段地逼近菲律宾，而决定立即进攻群岛中部的莱特岛。于是，美军于1944年10月20日在该岛登陆。这次进攻促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即10月22-25日的雷伊泰湾战役。日本人集结了几乎全部海军的力量，可是未能击退美军，而且在作战中损失惨重。 这次海战以后，日军不能再指望同美国海军势均力敌地较量了。由于没有舰队的支援，留在太平洋各岛上的、甚至在缅甸和马来亚这类地区的日本守军实际上陷入绝境，除了偶然的联繫外，和日本本土完全隔绝，不得不依靠积存的物资以及在当地能弄到的无论什么东西维持必要的给养。由于日本人的顽强勇敢，要肃清这些守军也许是困难的。可是显而易见，保卫日本的海军力量已被打垮，而只有这种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的分散的前哨阵地联接起来。 诚然，日本已经在感受美国空袭的威力了。从1944年11月起，以塞班岛为基地的b-29型轰炸机开始对东京和日本其他城市投下炸弹。这样，中国空军基地的损失由美国海军的胜利抵消了。从纯军事观点来看，美国人可以忽视中国，但实际上他们并未抛弃自己保护的这个国家，而是把他们对中国问题的主要兴趣转向政治方面。同时，跟上述情势非常相似的是，缅甸战役，以及把这一战役扩大到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计划，也逐渐变成在日本人于1942年从欧洲国家手里夺去的地区恢復英帝国和荷兰帝国统治而作的努力。这两种转变在使盟国在中国和缅甸取得协调方面，却没有丝毫裨益。 (三)欧洲胜利的意义 随着盟军在1944年秋天对德国和日本逐步逼近，关于怎样处理被解放的欧洲国家的形形色色问题，也亟需盟国解决。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并且声称在适当的时候应让获得解放的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热爱的政府，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这样说是容易的。苏联和英美都贊成这些准则。可是眼前还得打仗。军事交通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这些新解放的地区，周围是贫困、混乱和政治动盪的环境。必须採取临时性措施以维持秩序、恢復交通和满足基本的民用需要，而临时措施向来容易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里固定下来。 因此，军事事态的进展在欧洲造成了两个不同的势力范围。东面，红军在作战中一路经过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南斯拉夫、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和芬兰的部分地区。这一事实使俄国人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和民政安排方面取得了主要的发言权。西面，英美军队同样地在作战中一路经过法国和比利时，以及义大利和荷兰的部分地区。此外，一小队英军于1944年10月5日在希腊登陆，并在月底以前，由人数极少的几支分遣队向北推进，追击溃退的德军，直到希腊全境都被解放为止。英美两国的军事行动十分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因而从军事发展中没有形成明确的各自的势力范围，可是两国政府之间的非正式协议使英国人在希腊、义大利、比利时和荷兰居于主导地位，而法国，至少从经济和军事补给的观点来说，主要是在美国的影响之下。 假如英美两国政府在对待解放了的欧洲的政策上没有分歧，它们各自的军事行动范围不很明确就无关宏旨了。但事实上，两国政府之间经常有很多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这种局面一再引起了摩擦。各个被解放的国家内部的各种政治集团，可能并且确实利用了英美在政策上的矛盾，这样就更难以採取坚定的和有效的行动。 俄国和英美军事活动的范围有两个普遍的差别，这里应该提一下。第一，东欧以农业为主，因此战争的损害总的说来，不象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西欧所造成的损害那么严重。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交通和供应失常，不过理所当然，这对农民的损害要比对产业工人的损害小得多。这一事实使红军不仅可以不向它的作战范围内被解放的居民提供救济品，而且还可以通过向当地人民徵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靠它所经过的国家来提供给养。这种政策无疑造成了苦难，有时甚至造成了饥荒，可是它却大大简化了俄国人的管理工作，并在物质上帮助了他们的军队。 同英美人比较起来，俄国人享有的第二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是：在他们军队进入的每个国家，他们都能找到一个愿意毫不犹豫地接受俄国人命令的共产党。共产党人能提供重要人员在红军后方担任民政工作，他们表面上作为本国的政党，可以掩盖俄国人对每个国家的内政控制到何种程度，不仅使当地人民而且使西方盟国都看不清楚。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能掌握这样有用的和驯服的工具，以便在被解放的国家内部执行他们的命令。 虽然如此，俄国人开始时并不想使他们所解放的国家发生革命。再则，他们愿意对盟国合作的事业作某些表面上的让步，让英美的代表和他们自己一起参加在以前的敌国境内成立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就象英美曾让俄国人在义大利谘询委员会里占一席位，使其在义大利事务中名义上也发挥作用那样。在南斯拉夫和波兰这两个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盟国里，情况当然完全不同。这两个国家里的棘手问题是，促成流亡政府和共产党及其同路人之间的某种和解。 第160页 (1)1944年秋季苏联的军事行动范围 1944年秋间，波兰的局势使盟国的亲密关系严重地紧张起来。英美报纸对波兰国家军从1944年8月1日至10月3日在华沙进行的战斗大肆宣扬，波兰人的英勇行为在政府官员和一般公众中激起了日益增长的同情和钦佩。可是史达林却别具心肠。在他看来，华沙的起义是波兰流亡政府通过秘密渠道在波兰显示力量，这是令人讨厌的和具有潜在危险的。 史达林的态度在8月13日塔斯社的一份公报中公开宣布出来了。公报说：“导致华沙目前情况的责任完全在伦敦的波兰侨民方面。”这种声明在西方人听起来是十分冷酷的，可是更坏的情况还在后头。8月14日，美国政府请史达林同意让向华沙起义军运送补给品的美国飞机使用俄国的空军基地。这一请求遭到拒绝。这引起了美国人的进一步抗议。8月 17日，莫洛托夫以比较温和的口气通知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俄国政府不反对英美飞机向华沙运送补给，可是仍然坚决不让它们使用俄国机场。英国发去的同样电报也同样无效。 8月20日，邱吉尔和罗斯福以个人名义联合向史达林发出唿吁，但是这也未能改变苏联的政策。邱吉尔非常生气，8月25日他力劝罗斯福命令美国飞机(这些飞机当时在义大利待命，一俟获准在俄国着陆，立即准备起飞)飞往华沙，并在俄国降落，不管苏联人许可不许可。可是罗斯福不愿意这样直接和史达林对抗，待命的飞机被分配了其他的任务。 在此期间，英国皇家空军已经几次飞到华沙上空，向波兰国家军空投武器和弹药。8月4日和8日，他们成功地作了一些小规模的空投，从8月11日至14日每天晚上都进行了规模较大的空投。可是损失很重。8月14日以后，英国皇家空军司令官决定对华沙的空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空投物资的地点改在华沙附近的一片森林地区，因为那里德军的高射炮火不是那么危险。 到8月底，波兰人在华沙的英勇行为已经在英美获得了普遍的同情，英美竭力支援起义军，而俄国人甚至冷酷地拒绝给予便利，这引起了日益增多的批评。这种局面显然使史达林很为难。他最初大概以为起义军只能坚持几天，但是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既没有得到俄国的任何支援，英国方面的援助也很少。史达林感觉到他几乎在全世界的眼里扮演了一个特别残忍和道义上不可原谅的角色，并且为了波兰人，他同罗斯福和邱吉尔的关系又一次紧张起来。史达林可能也关心卢布林委员会的反应，其中有几个成员不可能对华沙的悲剧袖手旁观而无动于衷。最后，我们有理由认为，红军的战略计划也要求早日攻入华沙。如果继续採取对起义军不合作的政策，进军华沙就不得不延迟到起义军瓦解以后，而当时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原因影响了这一决定，9月10日史达林改变了政策。他通知罗斯福，支援华沙的穿梭飞行可以使用苏联机场。同一天，红军也开始向普拉加进军，这是维斯杜拉河东岸的华沙郊区。9月15日，普拉加被苏军占领了。苏联飞机从9月13日晚上开始向起义军空投给养。普拉加的德军被肃清以后，属于科希丘什科师的两营波兰人(他们是红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上效忠于卢布林委员会)渡过维斯杜拉河，和华沙城内的国家军部队并肩作战，打了好几天。最后，因为天气恶劣迟延了几天以后，大批美国飞机于9月18日来到城市上空，空投给养，但是其中大部分落到了起义军控制的地区以外。 这些变化当然鼓舞了在华沙奋战的波兰人，并有助于缓和史达林和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可是华沙得到的援助不足以避免这齣悲剧的最后一幕。苏军的攻势在维斯杜拉河边停了下来。已经渡过维斯杜拉河的那两个营的残部维持不住它们在西岸的据点，几天后就撤回来了。德军对城里一些仍然在波兰人手中的孤立地区继续发动无情的进攻，守军粮尽弹绝，丧失战斗力。最后，当红军方面迅速给予救援的希望成为泡影时，起义军于1944年10月3日向德军投降了。华沙已成废墟，国家军的士气丧失殆尽，从此以后不能再发挥积极的军事作用，他们一方面畏惧俄国人，一方面又痛恨德国人。这样一来，波兰流亡政府便失去了它在波兰最宝贵的实力基础，而卢布林委员会争取权力的一项严重障碍，即使没有完全被消除掉，至少已经缩小了。 因此，华沙起义惊心动魄、悲壮激烈，对波兰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它在更大的世界舞台上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在一瞬之间瞥见了史达林那种莫洛克火神的容貌后，无法轻易便忘却它。对苏联在东欧意图的不信任，此后连罗斯福也始终不能完全打消，更不用说邱吉尔了。 这些事正在波兰发生的时候，史达林又有机会在巴尔干地区考验一下他的外交。红军迅速攻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一般说来要求明确盟国和那些新占领的以及新解放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要明确红军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罗马尼亚。这个国家从法律上讲，同三大国都处于战争状态，但实际上罗马尼亚军队只同俄国人打过仗。当红军于1944年4月开始渡过普鲁特河进入罗马尼亚国境时，俄国人向全世界宣布了他们同意停战的条件。可是罗马尼亚政府犹豫不决，生怕俄国要完全统治他们的国家。他们力图说服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派遣伞兵部队进入罗马尼亚，以抵制红军，但毫无结果。当俄国人于8月间重新展开攻势时，国王米哈伊在一些陆军将领和几个在战前已经着名的政治领袖的帮助下，于1944年8月23日完成了一次武装政变。以康斯坦丁·萨纳泰斯库将军为首的新政府成立，全国农民党、自由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都参加了内阁。 第161页 新政府立即接受了俄国人在4月间规定的初步条件。德国人当时只有较小的兵力驻扎在罗马尼亚，罗军能够把他们赶回喀尔巴阡山去。同时，8月27日，俄国人宣布对罗马尼亚军队的战事停止了，而且，一俟红军推进到能够重新和德军接触时，往日的敌人马上就跟红军并肩作战，穿过喀尔巴阡山的要隘，然后向西，直到收復了整个特兰西瓦尼亚。 上文已经提到，俄国人在4月间曾宣布他们无意干涉罗马尼亚的独立、领土完整或社会秩序。8月25日，这项声明又正式重申了一次。这适合于紧接在政变之后所发展的局势。这是一次确确实实的宫廷革命，罗马尼亚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原封不动。新政府所接受的初步停战条件主要涉及军事和领土问题。罗马尼亚人同意参加对德作战，承认俄国兼併比萨拉比亚，对苏联缴纳赔款，允许红军自由通过罗马尼亚领土，并且遣返战俘。作为答覆，苏联政府“答应”把1940年被匈牙利兼併的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归还罗马尼亚。 这些初步条件并未规定盟国和罗马尼亚政府的关系。这个问题于9月10日至12日在莫斯科提了出来，那时罗马尼亚的全权代表正和俄、英、美三国政府的代表在谈判一项停战协定。根据官方的公报，这三国“代表了所有联合国家的利益”。 罗马尼亚停战协定于1944年9月12日签字。一般说来，义大利投降的谈判为这方面的有关程序树了一个榜样。于是，就象艾森豪签署了义大利停战协定那样，马利诺夫斯基将军代表三个盟国政府签署了罗马尼亚停战协定。下述条文规定三个盟国将继续参与罗马尼亚的事务：“成立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在代表盟国的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的总的指导和命令下，管理并控制目前各项条款的执行，直到签订和约为止。”这一条文的别扭的措辞并未明确地规定管制委员会的权力，这种含煳不清使后来引起了争执。可是当时似乎没有什么疑问，英美和俄国一致认为，对罗马尼亚事务的唯一重要的外来势力将来自苏联。在义大利，俄国实际上无法有效地积极参加盟国的决策，西方盟国也就不能期望俄国人在罗马尼亚给予它们不同的待遇。此外，1944年5月英国政府暂时承认了俄国在罗马尼亚的支配势力，以换取英国自己在希腊的支配势力，虽然这项协议没有正式签订，但也没有遭到拒绝。 罗马尼亚停战协定的条文重新肯定了8月27日已经接受的那些初步条件，并使罗马尼亚政府承担的某些义务更为明确。对苏联的赔款规定为三亿美元，分六年以农产品偿付。但同时却给予苏联最高司令部无限权力，使它可以动用罗马尼亚的资源来维持红军。这就使得规定赔款的数目几乎没有意义。俄国人可以合法地要求无限的物资和劳务，以作军用。苏联最高司令部还有权检查一切公共通讯和逮捕被控犯有战争罪行的人。罗马尼亚武装部队将“在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的总的领导下”作战。西方大国获得保证，“联合国家及其侨民战前在罗马尼亚领土上的一切合法权利和利益”都将予以恢復。当然，岌岌可危的主要利益是西方公司原来拥有的在普洛耶什蒂的油井和炼油厂。 作为交换条件，除了紧接前线五十至一百公里的地区外，全国各地的民政机关一律“恢復”，但同时又规定，罗马尼亚当局应执行“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为了保证实行停战条件而颁发的指示和命令”。 显然，停战协定的条款赋予苏联军事当局以处理罗马尼亚事务的十分广泛的权力，而罗马尼亚政府不可能反对苏军最高司令部想要实施的任何政策。所谓尊重罗马尼亚独立这一句话，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然而，这一点在义大利也是如此，那里的停战条款给予盟军司令同样无所不包的权力。在这两个事例中，赋予军方的特权，推测起来，大约只限于战争时期，可是这种时间上的限制，并没有阻止西方盟国在义大利或者俄国人在罗马尼亚从根本上影响和约签订后出现的政权。 早在1944年5月，英国政府已表示愿意牺牲在罗马尼亚的势力，以确保在希腊自由行动。然而，美国国务院还没有同意把巴尔干各国分成各个国家的活动范围，因此对罗马尼亚停战协定的制订方式并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抗议。美国人特别反对规定赔款的具体数目，反对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权力含煳不清，并反对在制订停战条款时完全撇开欧洲谘询委员会的这种做法。 但是在占领罗马尼亚的最初几个月里，俄国当局的行为在英美都没有引起严重的疑问。红军并未带来革命，虽然它的确给罗马尼亚共产党带来了新的领导人——一些长期流亡在莫斯科的人。最初几个月，共产党在罗马尼亚政府里接受了次要的地位，国王、军队和老的政治领袖们在红军的保护下表面上保持着权力与影响。 在保加利亚，局势则完全不同。保加利亚人和俄国之间有着强烈的感情联繫，从圣·斯捷凡诺时代(1878年)和更早的时代起就是这样。希特勒始终没有能说服战时的保加利亚政府派遣一支象徵性的部队到俄国前线去，或者甚至对苏联宣战。因此，1944年9月初出现了一种很不正常的局面。俄国军队已迫近多瑙河，可是保加利亚却只和英美两国处于交战状态。如果保加利亚人想要退出他们同纳粹的联盟，他们必须与之解决问题的就该是西方国家。然而在新的军事形势下，保加利亚人必须与之达成协议的却显然是俄国人。 第162页 这种古怪的法律上的状态于1944年9月5日俄国人对保加利亚宣战时，获得解决。保加利亚政府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向俄国人请求停战，接着又于9月8日对德宣战。第二天，俄国人停止对保加利亚的军事行动，实际上这种行动几乎还没有开始。同时，苏联政府正式宣布，它正在和英美两国共同拟订停战条件。这一次把草拟停战协定的任务交给了欧洲谘询委员会，作为对美国就罗马尼亚停战谈判的方式提出抗议的一种让步。 协议很难达成。主要的障碍在于保加利亚人不愿意退出他们在战争期间占领的希腊和南斯拉夫的领土。俄国人并不急切地想在这个问题上强迫保加利亚，因为那就意味着把北爱琴海上一个出口交给希腊。可是当俄国人建议让保加利亚人至少保留这片领土的一部分时，欧洲谘询委员会的美英两国委员坚决反对让一个以前的敌人保留一部分从盟国夺取的领土。双方僵持了很久，直到10月11日，经邱吉尔亲自调停，使谈判完全撇开欧洲谘询委员会以后，三个盟国政府才正式通知保加利亚政府： 开始停战协定谈判的主要先决条件是，保加利亚政府应保证从希腊和南斯拉夫领土上撤退所有保加利亚的军队和官员。这种撤退必须立即开始并在收到本通知后十五天内完成。为了监督和管理此项撤退，三个盟国政府将派遣代表到保加利亚，他们将作为盟国联合军事代表团，并以苏联代表为团长。 保加利亚政府当天就表示接受，撤退如期完成了。 另一个困难是如何使用保加利亚军队的问题。应该命令它从原来在南斯拉夫的阵地上向前推进去攻击德国人呢？还是应该把保加利亚当作战败的敌人，马上解除其武装？结果，各方一致决定，保加利亚部队应该在苏军最高司令部的统率下作战，但在任何盟国的领土上使用时必须事先取得该国的同意。 使西方盟国在处理保加利亚问题方面感到不安的另一个复杂情况是，1944年9月间一种近乎革命的运动风行该国。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不同，保加利亚共产党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不用考虑到国内那种由来已久的对俄国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曾在战前和战争期间使得罗马尼亚共产党处于瘫痪的状态。1944 年春天和夏天，有一些小股的游击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保加利亚的山区组成了。9月8-9日，一场军事政变使通称祖国阵线的政治组织在索非亚掌握了政权。祖国阵线是一些政党和政治集团的组合，共产党人虽不能完全支配这个组织，却占重要的地位。但是，当祖国阵线政府执政后，那些游击队侵入了保加利亚的城镇和村庄，他们在那里对当地的旧官员进行了有时候是血腥的清洗，并代之以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会里共产党人通常总能取得统治的地位。再则，以游击队为核心，民兵也迅速组成了。民兵不仅代替了旧警察，而且，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也採用了旧警察那套臭名昭着的残暴的手法。 这些发展大概反映了保加利亚内部政治压力的影响，而不是由于莫斯科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下达了任何指示。这些发展赋予保加利亚政治局面一种完全不同于罗马尼亚的特徵。在罗马尼亚，共产党起初太弱，发挥不了多大影响，但是要说保加利亚出现了彻底的革命，那也言过其实。特别是，农民党继续在中央政府具有实际的影响。1944年秋天祖国阵线的联合，并不仅仅是一场骗局。 尽管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有这些不同之处，1944年10月28日最后签订的停战协定却完全接近罗马尼亚停战协定的型式。对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赔偿没有规定数目，苏联政府则完全没有要求赔款。另一方面，苏军最高司令部“为了履行它的职务”，有权要求无限的供应与劳务，有权检查、有权在保加利亚领土上自由行动，以及在对德国及其卫星国家作战中对保加利亚武装部队进行“全面的指挥”。设立了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 以管理和监督停战条款的执行，由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的代表担任主席，有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代表参加。在停战协定生效和对德战事结束之前的这段时期内，盟国管制委员会应受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的全面指导。 这一条的措辞比罗马尼亚停战协定中相应的一条的措辞明确得多。也许部分地就由于这一点，直到对德战争结束以后，盟国之间在保加利亚问题上没有发生重大的误会。 红军进入南斯拉夫所引起的问题则完全不同，只要提出一点就可以说明：南斯拉夫算是一个盟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英国人明确地决定，在米哈伊洛维奇和狄托这两人之间，他们宁愿帮助狄托。大约在1944年9月，英国政府最积极地参与了南斯拉夫的事务。从游击运动作战的地区范围内容许任何外来势力存在这一点来看，的确，直到俄国人在罗马尼亚突破敌人防御(1944年8月下旬)后的几星期内，南斯拉夫与其说是属于俄国人作战的范围，不如说是属于地中海战区。上文已经提到，邱吉尔使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于1944年6月1日实现了改组。新任总理伊凡·舒巴希奇于6月16日开始和狄托签订一项协议。根据协议的条款，狄托同意暂时不急于解决君主政体的未来地位问题；舒巴希奇承认狄托“临时”管理国家，并答应进一步改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使它只包括“进步的民主人士”。 第163页 然而，不是一切都顺利的。1944年8月，邱吉尔来到地中海。在这次行程中他不仅观看了美国人在里维埃拉的登陆(8月15日)，而且还着手修补他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政治篱笆。8月12日或13日，这位英国首相第一次会见了狄托。邱吉尔问他是否打算在战后使南斯拉夫共产化。狄托相当粗鲁地作了否定的回答。虽然会谈是热诚的，狄托的总的态度不能使邱吉尔十分安心。但是，英国人却继续支持狄托，的确，他们对游击队的军事援助增加了。 到1944年9月，德国人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抵抗崩溃以后，红军在巴尔干半岛的迅速进展，使形势呈现了一种新面貌。狄托对英国的友谊显着地冷淡下去。9月20日前后他秘密飞往莫斯科，中途在克拉约瓦的俄军总部停留了一下。1944年9月29日，塔斯社的一项公报宣布，已经达成一项协议，让俄国军队暂时进入“毗连匈牙利的南斯拉夫领土”。公报进一步说明，“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的民政机关在红军部队作战的南斯拉夫地区将继续行使职权。”可是这项声明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也许是下面这句话：“苏军司令部声明……苏联部队在完成其作战任务后将从南斯拉夫撤退。” 这个公报说得很清楚，红军在南斯拉夫的权限同它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权限大不相同。大概有两种因素使得史达林比较克制。1944年5月和6月的预备性谈判曾暂时把南斯拉夫归在英国的活动范围之内，人们有理由推测史达林希望尽可能最小限度地违背这一谅解，所以公开表示他准备在撵走德国人后马上就把红军从南斯拉夫撤走。鑑于南、苏关系后来的发展，也可能甚至早在1944年狄托就坚持他对南斯拉夫的统治不能受俄国的侵犯，无论是军事管制或是使国家的任何一部分长期被外国占领。 不管怎样，狄托同史达林的关系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政府那种卑躬屈节的态度完全不同，这两国被停战协定的条款缚住了手脚。然而，这种区别不足以使邱吉尔和英国人感到安慰。这位南斯拉夫的领袖一有机会，就投入史达林的怀抱，同时一脚踢开英国人并批评他们未能按照他的游击队应得的数量给予援助。从邱吉尔的观点来看，反对英美在地中海中部和东部地区使用较大兵力的德黑兰决议，正开始结出苦果来。 俄国新近显示的军事威力所引起的重要政治变动，不仅仅限于巴尔干各国和波兰。在匈牙利，1944年10月15日，当摄政——海军上将霍尔蒂——公开宣布他打算向红军投降后，发生了决定性的动乱。德国人得以在这一决定全部实行前就完成了一次武装政变。霍尔蒂遭到逮捕，被送往德国，德军接管了布达佩斯和匈牙利西部。可是一部分匈牙利军队，在米科洛斯将军领导下，根据霍尔蒂的声明採取行动，投奔到俄国人这一边。12月23日，米科洛斯将军在俄国的保护下，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盟国开始和这个新政权谈判订立停战协定。该协定于1945年1月20日签字。各项条文几乎和保加利亚停战协定的条文完全相同，只增加了这一条：匈牙利的赔款规定为三亿美元，分六年以商品偿付。其中一亿美元指定给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两亿美元给俄国。 俄国军队在1944年秋天只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东部一小部分地方。8月间，华沙的波兰人开始起义时，斯洛伐克人也起来反抗当时统治他们国家的纳粹傀儡政府。由于红军未能及时到达以阻止德军占领斯洛伐克，他们的起义于9月间完全失败了。但是，尽管华沙发生的事件和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表面上很相似，结果却完全不同。贝奈斯在伦敦承认领导起义的斯洛伐克全国委员会的权力，俄国人则承认贝奈斯政府的权力。的确，根据 1943年 12月的苏捷条约，一个捷克官员代表团于8月从伦敦奉派前往莫斯科，准备担任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区的民政工作。斯洛伐克的军事挫折使得这个代表团的到达有点为时过早，可是这种挫折并未造成象华沙起义以后所产生的那种敌意或者互相责备。在归入苏联军事活动范围的国家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在1944年给盟国的外交家带来棘手的问题。贝奈斯和他的同僚们似乎走对了路，能够完成同西方与东方都保持良好关系的这一艰难的功绩。 芬兰也顺利地和苏联人谈妥了条件。芬兰政府于8月25日请求停战，战斗于9月5日停止，停战协定于1944年9月19日签字。停战协定的条款和对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的条款很相似。除了在遥远的北方，把包括佩特萨莫的重要镍矿在内的一个地区割让给俄国外，其余则恢復了1940年的边界。成立了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对苏赔款规定为三亿美元，苏军最高司令部的无上权力规定得非常明确。有一点是不同的：芬兰被迫把某些军事基地永久割让给俄国。 在我们简略地概述了红军进入东欧时所出现的种种政治变化以后，有两个事实显得很清楚。第一，俄国人并没有露出想要建立由共产党独揽大权的政府的迹象，相反，到处成立了包括各种不同人士的“人民阵线”，使共产党和社会党、农民党以及其他的政党联合在一起。第二，停战条件使得俄国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控制以前的敌国的经济生活，并且俄国对这些国家的政治事务的潜在影响差不多也同样巨大，因为俄国可以藉口它们在军事上或者经济上不合作，而任意进行干涉。我们还有一点看不清楚，而且很可能是史达林本人还没有断然作出决定的一点，那就是俄国将怎样利用它的支配地位。暂时，史达林的兴趣似乎主要是在军事方面。他为红军觅取并获得了粮食和其他补给以及劳务，他从那些苏军攻入的国家的军队方面取得了直接的军事支援。人们有理由推测，史达林对东欧的计划并不比1944年的计划走得更远。一切发生得很快，至少是史达林可能没有料到会碰上这样突然的和广泛的胜利，不能立刻决定如何尽量利用他所获得的利益。 第164页 从盟国合作的观点来看，不能不感觉到两个痛心之处。关于波兰的问题，始终没有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而俄国势力在巴尔干的突然高涨，使邱吉尔感到很不安，尽管罗斯福对于西方势力在东南欧黯然失色，即使不是全不在意，至少看起来是不太关心的。 (2)英美的军事行动范围 紧跟着1944年夏天在法国和义大利的胜利，英美在这年早些时候那么显着的政治分歧有了暂时的缓和。当年6月，博诺米取代巴多里奥，成为义大利政府的首脑，因此邱吉尔在义大利的政策受到了挫折。法国人民普遍表示愿意，甚至急于支持戴高乐将军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使罗斯福对法国的政策也遭到了严重的挫败。由于邱吉尔和罗斯福都承认了这种新的形势，他们早先在探讨对法意两国最合适的政策时发生分歧的一些争执大部分都消失了。 1944年7月，戴高乐访问华盛顿后，盟国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法国国内实际上的权力机构。于是开始谈判，以确定这个委员会和盟国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到8月25日，已经就民政和司法、通货、检查制度、平民救济，以及对于缴获的战争物资的处理这一类问题达成了协议。但是，美国政府很慎重。在签订这些协议时发表的一项官方声明强调，已授权艾森豪同戴高乐的委员会的成员打交道，“只要他们继续得到正在为打败德国和解放法国而战斗的大多数法国人民的拥护”。赫尔和罗斯福以往的不信任感反映在进一步的规定中：“一俟军事情况许可，将给予法国人民以自由选择他们的政府的机会。” 可是这些限制不过是文字方面的一种烟幕，藉以掩盖美国政府从一种已经维持不住的立场上的后退。随着事态本身的发展，戴高乐的深得人心已经没有理由再可怀疑了。他已经成为法国抵抗的显着的象徵，因此受到法国人民的欢迎。于是，10月23日，美国、英国和苏联正式承认戴高乐将军为法国临时政府首脑。同时，建立了一个包括巴黎在内的内地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承认临时政府拥有最高权力。此后不久，在11月11日，法国被邀请为欧洲谘询委员会的成员。这一姿态是承认法国有权成为一个欧洲大国。在这方面的一个更为明白无误的步骤是(8-9 月)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应使法国同英国、美国、俄国和中国一起成为拟议中的安全理事会的第五个常任理事国。 解放后的比利时的政治问题和法国的不同。比利时首都解放以后，比利时流亡政府于1944年9月8日从伦敦回到布鲁塞尔，他们几乎立刻就必须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1940年，利奥波德国王没有和流亡政府一起离开祖国，他的敌人指责他同纳粹勾结。事实上，他们这样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是否应该让他保持王位，很快就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由于瓦隆-法兰德斯民族的对抗以及保守派-左派的斗争，这个问题更形复杂了，他们正好环绕着国王这个人大做文章。等到1944年9月20日成立了摄政体制后，问题遂暂时搁置，可是争端不会长此平静，在此后几个月中继续给比利时的政局带来麻烦。 在义大利，(1944年6月)罗马解放后立即就职的博诺米内阁，初上台就试图争取放宽停战条件。邱吉尔在8月间防问义大利时决定，应採取某种行动来减轻义大利人深受苦难的经济的和其他的困难。临行之前，他发表了一封给义大利人民“鼓舞和希望”的公开信。可是具体行动只有在取得美国同意后才能实现。结果，对义大利的救济成为9月间第二次魁北克会议议程上的一项问题。 另一方面，希腊则完全交给英国人处理。的确，美国人直截了当地不参预希腊的事务，除了一个办理救济的小组以外，还不准在这个国家里使用任何美国军队。1944年8月邱吉尔访问地中海时，趁机会见了乔治·帕潘德里欧——希腊流亡政府新任命的总理。这次会晤的结果，邱吉尔似乎认为帕潘德里欧正是推行英国政策的那种人。假使办得到的话，他会安抚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而不让它在这个国家里掌权。 在邱吉尔会见帕潘德里欧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即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经过长期的犹豫后，才参加了希腊内阁。这是英国计划能够成功的好兆头。只有盟国军事当局和两支对立的游击队(即全国民主同盟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关系尚待解决。这一问题由1944年9月26日在卡塞塔签订的一项协议予以处理。按照这项协议的条款，希腊的两支游击队和希腊流亡政府都承认地中海盟军最高统帅威尔逊将军的军事权力，并接受他派来的一位英国将军在希腊担任指挥。 由于这些初步安排的结果，当德国人开始退出希腊时，小规模的英国部队登陆并没有遭到任何反抗，他们把退却中的德军追逐到南斯拉夫边境。民族解放阵线拥有全国人民解放军这支武装部队，有力量夺取政权，可是它没有这样做。它承认希腊流亡政府代表的权力，虽然有时颇为勉强，但并没有採取任何行动来阻碍1944年10月18日在雅典重新成立内阁。然而，全国人民解放军仍然是国内人数最多的武装力量，只要希腊各党派之间对政治和社会政策的根本问题还争论不休，就不能排除左派发动军事政变的可能性。 英国人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可能性，于是尽快加强政府中非共产党党派所掌握的武装力量。第一步是把原来在义大利作战的一旅希腊军队调回雅典。他们于1944年11月9日到达。第二步是解散游击队，代之以新的国民近卫军。英国人努力贯彻这项行动，结果在1944年12月初突然引起了一次政治危机。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不想和平地放弃他们的统治地位，于是诉诸武力。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这使邱吉尔万分惊慌和狼狈。 第165页 如果人们比较一下英美势力范围内那些国家中的事态和俄国势力范围内那些国家中的事态，那末最显着的差别是，西方势力范围内所显露出来的固有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感情，它们表达的范围要大得多。虽说英美的政策无疑有一部分关系，但这不仅仅是英美政策的结果。还有两种因素也发生了作用。一是法国、比利时或者甚至义大利这类国家的政治传统——在这些国家里政党有悠久的歷史，能够获得公众的广泛参加；二是这些国家具有可以自豪的令人尊敬的民族传统。第二个区别是，除了义大利外，西方国家需要同一些正式列入盟国的政府打交道，它们的主权必须多少受到尊重。俄国人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是同以前的敌人打交道，在那些地方他们合法干涉的权力由于停战条件而大大扩充了。在波兰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归入俄国作战范围的盟国里，俄国人的政策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可以和英美在西欧的遭遇相提并论，虽然他们在南斯拉夫遇到的这种困难，在1948年以前还是隐而不露的。 (3)德国的前途 解放了的欧洲的种种问题，都和取得胜利后怎样处理德国这个问题有关，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在同这个问题对比之下，都相形见绌了。希特勒已经很好地表明，德国有能力组织和统治欧洲大陆，各大盟国都急切地要使这种事不可能重演。可是，同意这个总的目标比较容易，要决定究竟应该採取何种严格的惩罚与预防措施，那就困难得多，而在战争还没有取得胜利，以及还不能准确地预料到德国投降时国内的军事和政治形势的时候尤其如此。 虽然如此，盟国却试图有先见之明并取得一致意见。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1943年10月)曾决定成立一个欧洲谘询委员会。在德黑兰，三大国决定把未来的对德政策交给这个机构去研究。德国问题事实上是那么困难，委员会自由处理的权力又那么小，以致盟国的欧洲政策的其他问题一般都通过别的渠道去处理。欧洲谘询委员会以1944年1月14日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开始它的工作。它面临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第一个是为德国拟订一个无条件投降的文件；第二个任务更困难，德国投降后，战胜国的对德政策应如何取得一致。 在谘询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使得英美当局的详细计划有好多个月都无法进行。英国人提出了一项建议，主张把德国分为三个占领区：东部的俄国区、西北部的英国区和西南部的美国区。此外，柏林应由三大国共同占领。这一建议不能使罗斯福总统满意。他希望美国人占领英国人划归他们自己的德国西北地区，另一方面，英国人却顽固地坚持他们原来的方案。艾森豪提议不必试图划分各国的占领区。他认为在联合参谋部里加上俄国和法国的代表不会造成无法克服的困难，这样的合作比任何其他控制德国的方法有更多的好处。如果四个国家全面合作确实太困难的话，他认为英美合伙关系在战败后的德国继续下去是合适的，可是这个提议被美国否决了，大概因为它过分含有英美合作对抗俄国和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意味。 关于分配占领区的争执，并不是缠住欧洲谘询委员会的唯一问题。美国政府内部对战后德国的政策，正进行着一种隐蔽的争夺权力的斗争，这也使欧洲谘询委员会受到严重的妨碍。陆军部的代表直截了当地断言，对德国的占领和军管是“军事问题”，应该完全由军人处理。结果，美国政府各部之间在努力协商有关德国前途的政策时，碰到了军方代表顽固的捣乱。因为华盛顿发生了僵局，欧洲谘询委员会的美国委员常常得不到本国政府的任何指示，甚至在次要的问题上也是如此。 尽管有这些阻碍，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1944年4月，罗斯福同意接受英国关于划分苏联占领区的建议，到7月底大家对所有三个区的详细界线已经意见一致，剩下没有解决的只是两个西方占领区之中哪一个划给英国和哪一个划给美国。在同一个月里，有关各方就德国投降的条款也达成了协议，大体上是以一项美国草案为基础的。 这样费力地达成的协议中，关于盟国对德政策这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却完全没有作出决定。第一步显然是各国政府必须决定应如何处理德国。英俄两国政府1944年夏天在这方面究竟取得多少进展，到1952年还没有公开发表，可是到底它们两国有准备或者没有准备都不是重要的因素。相反，美国政府因为内部的争论和犹豫不决，甚至妨碍了盟国共同对德政策的讨论。罗斯福总统那种不正常的行政方法和国务院在美国政府中的缺乏威信，应该对当时的这种情况负责。 美国人不能在对德政策上作出坚定的决议，确实不是由于未曾努力。在国务院内部，各种专家小组经常细緻地和长时间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可是这些辛辛苦苦拟就的建议必须和来自政府其他部门的别的计划展开竞争，其中最显着的是财政部的计划。为了设法解决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混乱，罗斯福于1944年8月25日设置了一个内阁委员会，负责审阅当时呈递上来的所有计划，并且向总统提出建议。委员会的成员是国务卿、陆军部长和财政部长，后来又加上罗斯福的私人朋友和总助理哈里·霍普金斯。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主要的争论点在于是否把德国人看作不可救药的军国主义者，只有不让德国人控制用于进行现代战争的工业基础，才能使他们成为世界共同体的爱好和平的成员。大家同意德国应该被解除武装，纳粹党和一切有关的组织应该解散，战犯应受惩罚，对受害的国家应赔偿损失，以及盟国当局应于战事结束后无限期地管制德国的教育和交通。可是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则认为，只要德国拥有庞大的工业设备，它重新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就依然存在，他主张盟国拆除德国的工厂并关闭它的煤矿，把德国改变成一个农业国。这一计划引起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的激烈反对。他说毁灭德国的工业会破坏欧洲的经济，并将严重伤害德国人的感情，以致不能带来和平，反而会促成未来的战争。 第166页 1944年9月6日内阁委员会成员和总统一起开了个会，也未能解决这一争端。罗斯福指出战后英国经济将发生严重困难，并建议鲁尔的原料也许可以送到英国去炼钢。这算是对摩根索破坏鲁尔矿山的建议的修改，但并不表示总统已经接受了史汀生向他提出的论点。一般说来，罗斯福觉得德国人罪有应得，该吃点苦，并且完全不顾经济情况，准备把整个欧洲随同战败的德国一起拖倒。当摩根索说破坏鲁尔的工业潜力会给英国工业消除一个重要的竞争者，因而有助于英国的復兴时，罗斯福似乎已经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可是就赫尔和史汀生所知道的来说，罗斯福在离开华盛顿前往魁北克去会晤邱吉尔时，对于提交给他的这两种对立的建议还没有拿定主意。 (四)在魁北克和莫斯科举行的会议 1944年的夏天和秋天对邱吉尔说来是令人焦虑的几个月。展望东方，他看到俄国的势力遍及巴尔干各国并向中欧发展，象一条雄伟巨大的冰河，所到之处使东欧小农国家中西方势力的温暖空气化为雪。展望西方，他看到美国站在梦想不到的实力高峰，被自己新发现的力量这种新事物吓住了，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才好。更糟的是，他看到国内，英国的力量和国民经济在战争中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损害，认识到要避免困难或者灾难，就必须从美国获得援助，甚至在欧洲和亚洲的战事结束后还有此必要。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运用巧妙的政治手腕。他可以设法和俄国人谈妥条件，给他们的扩张规定一个双方同意的限度；他可以利用英国人在国际政治方面的见识和经验为英美联盟效劳出力，尽可能使美国人睁开眼睛高瞻远瞩，象他那样看到世界事务的现实；他还可以运用自己的辩才，努力说服罗斯福，在当前的从战争过渡到和平的艰难时期中，美国在经济和其他各方面支持英国和英帝国是明智的。邱吉尔开始忙于这些工作。结果就是他同罗斯福在魁北克和海德公园举行的会议(9月11-19日)以及他同史达林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10月9-20日)。 (1)第二次魁北克会议 1944年9月11-19日 1944年9月，邱吉尔和罗斯福随带他们的军事和其他顾问在魁北克开会时，空气中还瀰漫着德国早日崩溃的希望。确实，在正式会议结束以后，邱吉尔认为还值得和总统在海德公园逗留到1944年9月19日，认为可能会出现某种惊人的新发展，象一年前紧接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后发生的义大利的巴多里奥的投降那样。结果却是在阿纳姆打了个败仗(9月17-25日)，使他大失所望。不过这发生在会议已经完成任务以后。当时在魁北克，就对德战争而言，人们普遍的心情是非常乐观的。 从英国的观点来看，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要提出的两个最紧要的问题是：决定英国在德国投降后参加对日战争的规模和性质，以及同第一点有密切关系的，决定对德战争结束后在对日作战期间租借物资的规模和性质。两个其次的，但也重要的问题是，解决在德国划定占领区的长期争端，以及修改义大利停战协定的条款，以鼓励义大利社会中的温和派和保守派，使他们亲附西方盟国。 美国人首先希望确定未来的对日战略。罗斯福急于要解决德国问题并对英国经济的前途感到关切。然而，他忙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竞选运动当时正在全面展开，总统必须避免任何可能会被共和党候选人纽约州长托马斯·e·杜威利用来反对他的行为。宪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使得罗斯福很难同意任何长期的政治解决办法，因为这种问题，特别是有关领土的问题，必须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再则，罗斯福必须注意不能表现得对英国或者对任何其他外国过分慷慨，特别在关系到用钱的时候。同时，总统不得不避免可能会使任何重要的外国出生的选民集团(例如波兰人)疏远的行为，并且，如果他可以为任何这种集团作出一项有助于他们祖国的决定，罗斯福则极愿意这样做。因此他发觉自己完全贊同邱吉尔的减轻停战条款加在义大利身上的负担的主张，而且在对义大利扩大经济援助方面，他的确愿意比邱吉尔走得更远。 魁北克会议上的军事讨论进行得很顺利，英美两方的意见没有重大分歧。在9月13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邱吉尔表示愿意把英国舰队的主力用在太平洋去对日作战。这使他自己的军事顾问们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几乎直到前一分钟邱吉尔还说，把英国海军力量用于收復英国在马来亚的属地要好得多。罗斯福马上接受了这一提议。这也出人意外，因为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经常让英国人知道，他不要英国海军参加太平洋战争。第二天，金希望会议重新考虑英国海军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问题，可是他的同僚们制住了他，他只好声明英国舰队作战时只能靠自己的补给船只和基地，从当地的美国人那里是得不到帮助的。 就太平洋地区的作战和战略来说，英国人让美国人领导。因此所发生的分歧大部分是美国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分歧。马歇尔仍然认为必须进攻日本然后才能取得胜利，李海海军上将相信海军和空军的袭击就足以迫使日本人投降。当时没有作出决定。同样地，就立即採取的军事行动而言，美国海军想要进攻台湾，而美国陆军却说，尼米兹应该攻击菲律宾的主要岛屿吕宋。这些不同计划都讨论了，最后陆军的计划获得採纳。对德战争一经结束，重新部署军队以对付日本的问题也就马上提到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面前。船舶看来是一项限制重新部署的速度和规模的因素。据估计，差不多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把英美的全部人力物力调来进攻日本。 第167页 关于英国在对日战争中使用兵力的规模，海军方面一开始就解决了。会议一致决定，英国人应研究如何充分使用皇家空军，同时英国的地面部队应继续进行缅甸战役，希望在收復缅甸后，接着就会收復马来亚和新加坡。结束对日战争的预定日期定在欧洲战事结束十八个月以后，因此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觉得可以把还未解决的未来战役的详细计划留待以后的会议去制订。 在欧洲方面，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觉得需要操心的事比较少。英国人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把战略空军从艾森豪的指挥下转移出来。这一点一致通过。为了对日作战，前不久建立了一支同样的美国空军，拥有可以从很远的基地轰炸日本的b-29型飞机，指挥部设在华盛顿。这些决定在空军人员看来，是他们的胜利，他们认为空军不是陆军的附属品，而是一种单独的、完全独立的作战方式。 英国人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比较难以处理。他们建议，即使为时已晚，目前仍应把登陆艇和其他人力物力分配到地中海地区，以便在伊斯的利亚半岛或南斯拉夫沿海登陆。然而，美国人仍然和早些时候一样，坚决不肯支持在巴尔干作战。这对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来说是老问题，争执的时间似乎不很长。英国人发现美国人一点也说不动，就让步了，没有再挑起以往的恶感。双方商定，在当时正在进行追击的结果未判明以前，不从义大利撤退任何部队，也不对地中海战区增加用于新战役的兵力。美国明确地拒绝参加解放希腊，而且南斯拉夫沿海地区的作战行动，和以前一样，应以突击队的袭击为限。 德国占领区问题也是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有关的一个问题。罗斯福来到魁北克的时候，显然已愿接受英国最初的提议：由美国占领德国西南部。他拒绝同意这个地区的政治理由，从这年年初起，即使还没有完全消失也不大充足了。革命在法国似乎极少可能，戴高乐和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法国的权力已经十分稳固。再则，巴尔干各国和东南欧的责任显然主要是在俄国人手里。剩下的就是需要接近德国港口这一项军事理由了。当英国人答应把不莱梅和不莱梅港移交给美国人，以保证这种通道时，罗斯福就接受了德国西南部作为美国占领区。然而，他们决定把奥地利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看待(原来的提议曾经把这个国家和德国西南部并成一个区)，并在英美占领区的界线上作了一些改动，以抵补美国占领区缩小的地方。 其他两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英国将来同美国的经济关系，以及盟国在德国所应採取的政策。罗斯福决定採纳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对这两个问题的意见，于是出乎意外地召他来参加魁北克会议。摩根索作为一个财政专家的特殊资格或许同总统的这一决定有点关系。看来也有可能，罗斯福贊同他那项严峻的惩罚德国的计划，决定要看看邱吉尔对摩根索的建议意见如何。 摩根索兴沖沖地怀着消灭德国工业的计划来到魁北克。为了帮助英国人恢復经济和重新建立起和平时期的生产格局，他还打算给英国人获得一大宗美国借款的希望。起先，他向邱吉尔说明他对德国的计划时，这位首相作出了激烈的反应。据一项报导说，他声称摩根索建议的计划将把英国拴在一具死尸上。然而，后来邱吉尔改变了他的想法。也许有两件事促成了他的转变。一件是摩根索的议论，说消灭德国的工业，等于帮助英国去掉一个危险的经济竞争者。另一件就是摩根索提议的借款。他提出从欧战结束到日本投降这段时期中，英国将得到高达三十五亿美元的租借援助，此外，还将获得三十亿美元的信贷，供其他非军事的用途。英国人有了这样一笔款子就有希望维持国内的经济，同时建立出口贸易，以求再一次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 摩根索从魁北克会议回国后，否认提供这样一笔借款同接受他的对德计划有任何连带关系。我们可以臆断，摩根索和罗斯福并未把这两项建议作为相互关连的事提出来，可是邱吉尔自己思想上有没有把这两者联繫在一起，这却不能肯定。他可能认为摩根索作为罗斯福的朋友和亲信，即将接下霍普金斯原来的地位。不管怎样，他一定曾感到同这位财政部长搞好关系是很重要的，这个人在决定美国将来对英国的财政政策方面大概将具有主要的发言权。邱吉尔可能觉得，如果必须接受摩根索的对德方案才能博取他的支持，那末，无论怎么坏，鲁尔变成沙漠也总比一个不冒烟的英国好。 不管邱吉尔的打算是什么，他于1944年9月15日草签了他自己起草的下列备忘录： 惨痛的经验使我们对于德国的冶金、化学和电气工业轻而易举地便可以从和平用途改为战争用途，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必须记住，德国人破坏了大部分俄国的和其他邻近盟国的工业，这些受损害的国家应该有权搬走它们所需要的机器，以便补偿它们的损失，这是完全公正的。因此，在鲁尔和萨尔的上述那些工业必须停止生产，予以关闭。我们认为这两个地区应该交给世界组织的一个机构去管理，由这个机构监督拆除这些工业，并确保其不能通过狡猾的手段重新开办。 这项拆除鲁尔和萨尔两地区制造军火的工业的计划，是想把德国改变成一个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国家。 第168页 首相和总统在这项计划上意见完全一致。 这份备忘录由罗斯福和邱吉尔草签如下：“同意，富·德·罗，温·斯·丘。”当艾登在这份备忘录草签后的那天到达魁北克时，他大吃一惊并激烈表示反对。可是他到得太晚了，当时已无能为力。 至于美国的信贷以及租借协定的延长问题，摩根索的提议仍然仅仅是暂时性的。双方商定应由一个英美专家委员会拟订详细办法。罗斯福和邱吉尔草签了一份简略的备忘录，规定该委员会据以进行工作的总的基本原则。这一备忘录中所肯定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在德国战败后，租借物资应继续下去，其规模将使英国政府可以使用劳力和其他资源以恢復出口贸易并提高国内的生活水平。 当摩根索在魁北克办成的事情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时，赫尔和史汀生象艾登那样，也感到忿怒和吃惊。他们都不认为这个问题已经结束，并且着手草拟呈递给总统的意见书，陈述他们的看法。罗斯福本人没有马上回到华盛顿。当魁北克的正式会议于9月16日结束时，他同邱吉尔一起到海德公园去。史汀生和赫尔的第一炮就是在那里传到罗斯福身边的。史汀生想唤起罗斯福的理想主义。他宣称：“这正好是德国人自己希望加在他们牺牲者身上的罪行——这将是对文明本身犯下的罪行。”赫尔指出，苏联政府可能有其他的意见。在后来和总统的一次会见中，他责怪总统无视正常的国务院渠道。赫尔又说，如果这项建议公布出来，它会有损于罗斯福的人道主义的声誉，并且在政治上可能使他受到损害。 9月21日，这项消息泄漏出去了，显然是通过财政部的渠道。公众对这项消息的反应一般都是批评。也许罗斯福到这时候才第一次看出，摩根索的建议多么可怕。到9月27日，总统已经判定这个计划是一个错误。他对史汀生说，他并不真正想要把德国变成牧场。史汀生10月3日会见总统，把总统草签的那份备忘录的措辞给他看的时候，罗斯福露出惊异的神气，说他在签署时一定没有多加思索。 罗斯福因为在摩根索的对德计划上吃了苦头，他的反应就是拒绝考虑任何代替的政策。10月20日，他写信给赫尔说：“我不喜欢为一个我们还未占领的国家制订详细的计划。”几天后，总统给陆军部的另一份备忘录，命令在六个月左右的时期内停止一切制订对德计划的工作。这种驼鸟式的对待未来的态度，妨碍了盟国通过欧洲谘询委员会或任何其他途径在对德政策上达成协议的任何机会，并使负责此项工作的低级美国官员不知所措。在缺乏远见和协议的情况下，他们听任问题延宕下去，直到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时才算达成了一项三国协议。 接受摩根索计划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十足的政治错误。对这个计划的宣传以及整个事件的时机，大大加剧了盟国利益蒙受的损害。当这个消息于9月21日在美国报纸上传开时，关键性的阿纳姆战斗正进入高潮，德国士兵听到罗斯福和邱吉尔建议对他们祖国採取的手段时，一定加强了他们的斗志。实际上，有关这个计划的一切——它的各项规定以及摩根索既是银行家和资本家又是犹太人这一事实——全有助于纳粹的宣传。这样的结论是无法避免的：即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下了决心，在战斗中倒下总比慢慢饿死要好，因为摩根索计划给他们安排的似乎就是这种下场。在德国人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话现在预示出的他们未来的命运，和他们早就在担心的俄国人为了对他们犯下的罪行进行报復而将要加在他们身上的命运同样令人绝望。似乎不再有任何理由认为西方比布尔什维克要好一点了，戈培尔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鑑于罗斯福和邱吉尔就在差不多同时讨论了种种步骤以减轻义大利经济上的和其他方面的困难，罗斯福的心理失常和邱吉尔的同意摩根索计划更令人不可思议。当他们逗留在海德公园时，他们起草了一项正式声明，经英国内阁通过后，于1944年9月26日公布出来。这个声明答应将在内政方面赋予义大利政府越来越多的权力。为了表示这种改变，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名称被改掉，删去“管制”一词。此外，义大利政府应邀和西方国家互派外交代表。罗斯福和邱吉尔还告诉全世界，他们将指示本国代表在联总第二届理事会会议上要求把义大利列入有资格从该组织获得一定数量援助的国家之内。罗斯福-邱吉尔关于义大利的声明还答应，在重建义大利的经济方面英美将给予帮助，这主要是为了军事目的。这项声明并表示，要取消对义大利对外贸易的限制。这些许诺实现后，义大利便逃脱了停战协定的最苦恼的束缚，虽然随着战争损害而来的困苦和动乱一时仍难消失。 在邱吉尔离开海德公园回伦敦的前一天，他再次同罗斯福讨论了原子研究及英美两国当局交换情报的问题。罗斯福答应，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应共同享有原子能工业用途的情报，可是对于保证满足英国人对原子弹的军事秘密的全部好奇心，他显然比较沉默。 (2)莫斯科会议 1944年10月9-20日 邱吉尔理应感到，他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对于规定英美两国在打败德国和打败日本之间的这段时期中的关系取得了不少成就，可是关于协调英美在东欧的政策方面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看来波兰和巴尔干各国的局势没有在魁北克提出来正式讨论，但总统已经明白表示，他不会採取积极的步骤在东欧进行干涉，至少在11月的大选以前不会这样做。波兰问题特别富有爆炸性，因为罗斯福可以採取的任何步骤几乎一定会使大多数美籍波兰人心怀不满。 第169页 没有美国的支持，邱吉尔觉得他必须做他单独能够办到的事。9月25日他回到伦敦后，发觉形势十分紧急，应该立即和史达林商讨。邱吉尔起先希望能安排一次三大国会议，处理由于红军迅速进入巴尔干国家而引起的种种问题，可是罗斯福觉得必须等大选后他才能离开美国，而史达林则照例拒绝离开他的首都。因此，邱吉尔决定没有罗斯福参加，也去莫斯科。他在艾登的陪同下于10月8日到达。根据总统的建议，美国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应邀参加了邱吉尔和史达林的会议，作为罗斯福个人的观察员。然而，他无权使美国承担任何义务，而且在整个会议期间，显然一直保持沉默。 英国人有两个政治问题希望能同史达林解决。一个是规定俄国在巴尔干各国和多瑙河流域的势力范围；另一个是：如果人力所及的话，就一劳永逸地解决掉波兰问题。此外，邱吉尔还想就欧洲的一般政治解决方案、德国的前途、法国在大联盟中的地位等同史达林交换意见。 第一类问题之一，并且也许是促使邱吉尔匆匆地赶到莫斯科去的一个问题，就是保加利亚停战协定的问题。俄国人曾经建议，准许保加利亚人保留他们在战争中所占领的色雷斯和马其顿领土的一部分或全部。等邱吉尔抵达莫斯科三天后，盟国政府才向保加利亚人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撤出这些地方。人们很有理由从促成苏联改变原来立场的这件事中看出邱吉尔的手法。 可是取得史达林的同意是非付出代价不可的。英、美、苏三国政府关于把巴尔干国家分为俄国和英国活动范围的谈判，从1944年5月起一直拖延下来，没有取得正式的书面协议。这时，邱吉尔急于想逼俄国人作出决定，因为他相信如果没有某种明确的谅解，俄国人可能会利用停战协定和他们的军事地位把英国(以及美国)的势力从整个东南欧排除出去。 1944年5月间，俄国人曾暂时同意对巴尔干各国的一种划分办法，即把希腊和南斯拉夫都划归英国的活动范围。可是到10月，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红军已经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站定脚跟，最近又进入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另一方面，英国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影响还只限于军事联络代表团能对这些国家的游击队组织发挥的一点作用，可能再加上英国对希腊和南斯拉夫两国流亡政府的控制。 邱吉尔和史达林讨论后所产生的协议，反映了巴尔干地区新的军事平衡。俄国获得保证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占优势，英国则对希腊事务行使相应的控制权，在南斯拉夫的势力则由英国和俄国均分。的确，他们作了一种奇妙的努力，把这个问题化成了百分比。根据美国外交官员送到华盛顿的报告，俄国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势力被规定为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而在南斯拉夫的势力则是各占百分之五十。 当然，这样的假数学忽略了这些国家内部可能发展起来的任何自发的政治动力。假数学可能具有的唯一意义只是：这种百分比可以作为指标，使今后巴尔干各国组成政府，分配亲英和亲俄的阁员名额时有所依据。这似乎可能是邱吉尔和史达林实际的用意所在，并有助于说明一些问题，例如：俄国人为什么令人费解地竭力要把非共产党的“西方”代表放进他们1945年3月建立的罗马尼亚内阁。 很可能邱吉尔向史达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英国人认为有必要在希腊对全国人民解放军採取军事行动，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怎样，美国人相信英俄双方已经达成了非正式的谅解，根据这一谅解，史达林将默认英国人认为必要时在希腊所採取的任何行动，英国人则给予俄国人在罗马尼亚“维持秩序”时以同样的自由为交换条件。 最后，邱吉尔再次提出英军在亚得里亚海顶端或者它东面的其他地方进行登陆。仅仅一个月以前，美国人曾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否决了这一提议，但史达林却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认为这一行动是值得的。 在史达林看来，他同邱吉尔做的这项交易似乎是非常令人满意的。由于把希腊和希腊共产党交给邱吉尔去处理，他已经为苏联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取得了支配地位，以应付英国(或者美国)的外交干扰。1944年11月6日，史达林在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的一篇讲话中，特意表示出他的满意。他说：“最近同英国政府首脑邱吉尔先生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在莫斯科的会谈应该看作是联合国家阵线十分巩固的一种更为显着的标志，这些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和全然一致的精神中举行的。” 邱吉尔也可能觉得他已经充分利用了一种很难对付的局面，对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规定了一个双方同意的限度，并为英国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取得了立足点。既然史达林同意英军在亚得里亚海顶端登陆，他就有希望突破美国人对这种行动的顽固抵制，而且，由于把英国军队布置在希腊和南斯拉夫，他可以希望在战后的任何均势中为西方获得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的沿海地区。这样，英帝国的地中海“生命线”就会相当安全了。 既然邱吉尔和史达林两人都认为这项交易对自己有利，他们就不难在巴尔干各国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了。然而，波兰竟然是一个比较难于对付的问题。邱吉尔不准备放弃他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支持，部分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在道义上有责任支持波兰人，英国当初在形式上——即使不是事实上——就是为了他们而参加战争的；部分原因则是因为他希望看到波兰成为一个对抗苏联的“欧洲斗士”，或者至少不依附于苏联。大概邱吉尔希望和俄国达成的波兰协议，是类似于他所取得的关于南斯拉夫的那种协议：他可能希望在那个国家里的外国势力，大致由东方和西方各占一半。要取得这样一种解决的途径是要设法把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和卢布林委员会联合起来，实现象这年夏天邱吉尔在希腊和南斯拉夫顺利地促成的那种联合。 第170页 10月间邱吉尔到莫斯科去的时候，他随身带有一份旨在取得这种结果的建议，这是米科拉伊奇克在8月间拟订的。米科拉伊奇克的计划主张组成一个共产党占有五分之一席位的波兰内阁——这种比例大概不会使共产党人或者俄国人称心。再则，米科拉伊奇克本人和他在伦敦的同事们都不肯接受寇松线，而这条分界线是史达林一向坚持的。米科拉伊奇克的建议表示在东部的波兰文化中心和原料出产地必须留在波兰国境以内。根据在伦敦的波兰人中流行的那种对波兰文化中心的解释，这一条件等于说：波兰人只愿意根据两次大战间他们和俄国的边界作些较小的调整。 然而，米科拉伊奇克的计划是一种打开局面的楔子，可以提供重新谈判的基础。邱吉尔和艾登到达莫斯科以后，大概敦促史达林再会见米科拉伊奇克一次。一俟史达林表示同意，他们就立即向这位波兰流亡政府的总理髮出了邀请，要他前来和他们会晤。因此，米科拉伊奇克于1944年10月12日来到莫斯科，第二天便会见了史达林、莫洛托夫、邱吉尔、艾登、哈里曼和其他人士。米科拉伊奇克说明他的计划的要点。他说完以后，邱吉尔在讨论中第一个发言，他提出卢布林委员会在新内阁中应该占有较多的代表。史达林接着说这个计划有两个缺点：第一，它忽视了卢布林委员会；第二，它不承认那唯一可以接受为苏波边界的寇松线。邱吉尔也支持史达林对寇松线的要求，同时提出波兰在西部可以得到新领土作为补偿的这种前景。 然而，米科拉伊奇克拒绝同意波兰东部领土的任何缩减。在接下去的争论中，莫洛托夫插嘴说，三大国在德黑兰曾经商定寇松线为新波兰的合适的边界。这对米科拉伊奇克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打击，他曾经把希望寄托在罗斯福身上。据他了解，罗斯福曾保证支持波兰人对战前波兰东部各省的要求。没有人否认莫洛托夫的话，可是米科拉伊奇克仍然顽固地对抗。在这样面对面的冲突以后，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就结束了。 第二天，10月14日，邱吉尔和艾登会见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们。他们对于成立一个令人满意的联合政府的意见是，伦敦流亡政府只能占内阁席位的四分之一。这和米科拉伊奇克的提议大相悬殊，无法达成折衷办法。 可是导致最后失败的并不是这个问题。在邱吉尔的谈话中，史达林表示了他对卢布林委员会的轻视。他并不坚持要使这个委员会成为波兰新政府的基础，仅仅说它应该是一个和伦敦流亡政府平等的伙伴。史达林真正坚持的是，任何改组过的波兰政府都应该承认寇松线是波兰东面的固定边界，对这一点米科拉伊奇克一直拒绝同意。然而，到谈判接近结束时，米科拉伊奇克也曾作了一次重要的让步。他对邱吉尔说，如果苏联政府肯从寇松线稍微移开一点，让利沃夫和邻近的油田留在波兰的主权之下，他将劝说他在伦敦的政府中的其他成员接受这种解决办法。当邱吉尔把此项诺言转告史达林时，这位苏联独裁者不为所动。他拒绝把利沃夫留给波兰人，也不肯同意邱吉尔的提议，由米科拉伊奇克担任未来的全国团结政府的总理。 米科拉伊奇克为了谋求达成协议，作了最后的努力。他私下去见史达林，想要说服他至少把利沃夫留给披兰。可是史达林却坚定不移。他确曾竭力对这位波兰总理保证，他无意在战后把波兰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他还提出，只要米科拉伊奇克说服他在伦敦的内阁接受俄国的领土要求，他马上就可以自由地回到波兰，并将受到欢迎，同卢布林的波兰人一起组织新政府。 这似乎是可以达成协议的仅有的希望，但是看来倒不是空洞的希望。米科拉伊奇克显然已经认识到自己处境的冷酷的现实，也许他能说服流亡在伦敦的同事们及时让步。或者邱吉尔希望如此。1944年10月21日发表的官方公报表示出了一种乐观的精神。公报说： 关于如何解决波兰问题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这个问题在苏联和英国两国政府之间进行了仔细的讨论。……这些讨论已经显着地缩小了分歧和消除了误解。对于尚未解决的各点仍在继续进行会谈。 两国政府充分地考虑了东南欧事态的发展。保加利亚停战条件所遗留下的一些问题已达成协议。两国政府同意在南斯拉夫实行一种共同的政策，目的在于……通过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联合，以解决南斯拉夫的内部困难。…… 卢布林委员会同时发表了一项公报，语气特别调和。部分内容如下： 这次会议是在相互谅解和友好的精神中举行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团在会上宣布，它愿意和来自伦敦的代表们达成协议。……该代表团……在作出这样的声明时强调，它一贯认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是实现波兰人民的统一，为了这一原则，它准备促进一切真诚的努力，以达到这个目标。…… 虽然波兰和巴尔干问题支配了莫斯科会议，邱吉尔和艾登还是找出时间同史达林扼要地谈了谈欧洲事务中其他尚未解决的问题。他们讨论了德国的前途问题。英国人提出了为法国在将来设在德国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中安排一个位置的问题，他们还一致同意应该修改规定土耳其对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权利的蒙特勒公约。然而，由于罗斯福总统不在场，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 第171页 尽管美国人对邱吉尔和史达林在巴尔干各国的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有所怀疑，邱吉尔本人却在1944年10月27日对下院宣称，“这次在莫斯科取得的结果十分令人满意。”他接着又说：“我很高兴地告诉下院，我们和苏俄的关系从来没有比目前这样更密切、更亲近和更热诚了。我们从来没有能举行过这样坦率和友好的讨论，讨论了一些最为棘手并且往往可能是很不易处理的问题。……”关于波兰问题，邱吉尔说；双方对许多困难问题的解决办法已经比以前大大接近，并且表示，希望米科拉伊奇克不久就能再去莫斯科，完成谈判，以便他作为一个所有大国承认的波兰政府的首脑而回到波兰去。 鑑于魁北克和莫斯科两次会议的经过，邱吉尔确实有不少可以感到得意的地方。他本人和罗斯福之间于1944年初出现的紧张关系已经有所缓和；英国已经获得经济援助的保证；它在对日战争中的任务已经比较明确地规定下来；美英之间在对法国和义大利的政策上的长期分歧似乎已告结束。同俄国的关系可以说大致也是如此。双方在巴尔干方面已经取得谅解，对波兰问题的圆满解决也似乎已为时不远了。一切取决于米科拉伊奇克和在伦敦的波兰人：如果他们现在终于接受史达林提出的条件，盟国关系中最顽固的创痛就可能痊癒。然而，对邱吉尔来说，遗憾的是事与愿违，波兰人之间的事情进行得不很顺利。在他从莫斯科归来后六个星期内，英美之间在义大利、比利时，特别是在希腊的事件上又发生了新的摩擦。第二节 战后计划：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1944年8月21日-10月9日 莫斯科外长会议(1943年10月)所产生的四国宣言使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对于“在可能的最早日期”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维持和平，正式承担了义务。这项宣言主要是在赫尔国务卿的倡议下制订的。在随后的错综复杂的谈判中，美国在四大国里仍然最热心于推进此项成立一个新的国际机构以继承国际联盟的职责的工作。 这有两个原因。凡是记得1918年后美国出现的情况的人，都担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可能会出现一种类似的反对捲入对外事务的绝对保守的倾向。如果这种绝对保守的倾向出现的话，美国的舆论可能象1920年那样，转而反对参加建议中的任何形式的国际组织。赫尔和罗斯福似乎认为防止这样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而要避免进种危险，最好的方法似乎是在这种绝对保守的倾向出现以前，也就是说，在战争结束以前就採取行动。因此，美国人尽了一切力量加速进行谈判，并在建议有关程序提出计划、组织会议等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美国人在谈判中特别积极，终于导致1945年6月在旧金山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他们所以这样积极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一心认为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是一种万应灵药，它在各国之间排难解纷具有奇效。美国的官员和公众都不把国际政治看作基本上必然是一种利益冲突和权力斗争，而倾向于把国际政治当作是，或者至少应该是一种法律上的是非问题，并认为所有的人和国家在维持和平方面的共同利益是这样的明显和迫切，只有心肠冷酷的罪犯才会想到破坏和平。大多数美国人都贊同赫尔国务卿对一个参议员小组的推心置腹的谈话： 所有这些[国际合作的]原则和政策都非常有益并符合世界各地自由人民的公道、正义和幸福的观念，因此在几年之内整个国际机构应能相当令人满意地工作。当然，还需要若干年才能改善、扩大或者发展这样一个政治、经济与和平的机构。 英国的公众也非常普遍地抱有这种希望和信念。邱吉尔熟悉过去战争的歷史和外交惯例，希望新的国际组织会带来一些好处，可是他不准备凭着这样一种希望就放弃那些比较传统的保卫英国权力和安全的方法。在下院里，邱吉尔提到战后的国际组织时很慎重，或许是为了避免引起过分的期望。然而，不管邱吉尔个人有什么保留和怀疑，英国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却愿意并渴望建立一种有效的国际法律秩序，并以和美国人大致相同的精神看待这个问题。 史达林也要一个国际组织。可是他所设想的这种组织的目的和性质同西方所倡议的有着显着的不同。他认为一个称心如意的国际组织基本上是一种能把大同盟延长到将来的工具。因此它的会员资格不应该是普遍性的，而应该限于那些在大战中参加盟国这边作战的国家。这个组织的目的主要应该是保持德国和日本弱小而不能为害，并不是在各国当中创立和实行某种抽象的法律上公平的制度。 史达林可能认为，三大国不论是直截了当地，或者心照不宣地都会同意：这一组织可以顺利工作的先决条件是，互不干涉彼此的势力范围。至于他自己的安排可能违反美国和英国关于民主和民族自决的概念，这一点在这位苏联独裁者看来似乎没有关系。总之，罗斯福对巴尔干各国的做法当然可以被解释为把邱吉尔明明白白地让给俄国的东西，竭力暗暗地让给俄国。可是如果史达林相信是这样的话，那末，实际上几乎恰恰相反。1944 年罗斯福竭力避免得罪俄国人，并不是有意让他们在东欧和中欧建立势力范围，而是希望解除他们的猜疑，作为一种初步的工作，以便劝说他们在对待其他国家时，採取美国人的民主和道义的概念。 第172页 在思想上的这种根本分歧中蕴藏着未来纠纷的种子，但是在1944年史达林和罗斯福对彼此的意图和信念却可以坚持各自的误解。结果，莫斯科会议后的几个月中，三大国之间在谈判新的国际组织的权力和作用方面似乎显现出令人鼓舞的一致。三国政府于1944年2月间开始交换意见。截止4月24日，美国人已经拟好这个组织的宪章的临时草案。根据这个草案，赫尔于1944年5月30日决定邀请英国和俄国开始举行正式会谈。他也想让中国参加初步的讨论，可是俄国人反对。结果，商定了一种折衷办法，把会议分成两部分：英国和美国同意先和俄国会谈，讨论三国关于国际组织的各种提议，等到会议的这个阶段完成任务以后，英美两国就着手和中国再进行同样的讨论。1944年7月9日，苏联政府表示愿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商谈，于是会议定在8月举行。 每一政府都拟出自已的提案。英、俄、中、美四国的草案在开会以前先互相交换，使得代表们于1944年8月21日在敦巴顿橡树园会晤时每一方都知道其他几方的意见。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第一阶段或者说是苏联阶段，从1944年8月21日到9月28日为止。谈判极其复杂，因为在拟议中的宪章各条款的措辞和涵义方面，必须取得一致意见，并常常需要向本国政府请示。 因为三国政府的初步建议在许多问题上都是相同的，所以起初进展很快。大家同意新的国际组织应具有四个基本部分：一个大会，其中全体会员国家都有代表参加；一个安全理事会，其中各大国将享有常任席位，另由大会选举一些小国的代表参加；一个秘书处；一个国际法院。国际联盟这个样板在拟定这项方案时有明显的和主要的影响。的确，国际联盟的经验和教训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各项讨论起了支配的作用。 国际联盟的失败——就其制度方面的缺点而不是就其会员国的缺点来说——可以说是由于四个缺点：需要全体一致同意才能採取行动；联盟的决议并不能自动地约束会员国採取明确的行动；未能把经济的和社会的问题包括在联盟的直接管辖范围以内；以及，最要紧的是，没有什么明确的和随时可以使用的军队来执行联盟的决议。1944年着手缔造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以保持和平的那些人，首先就想到这些问题，决心要在纸上的协议能做得到的范围内补救这些缺点。可是一个未能适当地对待的问题是，怎样确保这些大国本身之间继续合作——这一点直接触及俄国和西方在它们设想这个新组织的目的和性质时的根本分歧。当这一困难暴露出来时，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就无法解决了。 虽然如此，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结果还是有可能达成协议。三国政府都同意，不应该要求全体通过才能作出决定，在理事会或者大会上都不应该这样，而且所有的会员国都应该事先保证接受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并立即执行。三国进一步同意，保持和平的主要责任应该交託给安全理事会，在这个理事会里，大国——当时世界上所有存在下来的大国——将享有永久的代表权。似乎只有这样，保持和平的责任和力量才能结合起来，而这两者在国际联盟中都从来没有结合在一起过。 可是国家力量的现实情况对废除全体一致同意的原则加上了一项重要的限制。美国人和俄国人一样，坚持大国应该有权否决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赫尔和罗斯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新的国际组织中会员国承担的义务符合美国宪法的要求和适合美国公众的口味。这样，实际上，取消全体一致同意的原则，仅仅适用于小国而已。 会议开始时，俄国人主张拟议中的国际组织的任务应以维持安全为限。他们倡议设立一个单独的机构来处理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相反，美国人和英国人则认为社会和经济情况有可能很容易就成为战争的重要原因，而且国内和国际的安全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是分不开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俄国人很难反驳这个论点。9月8日，问题得到解决，俄国人同意成立一个专门的社会和经济理事会，对大会负责，执行大会可能提出的有关这两个领域的任何建议。 军事问题也是意见分歧的原因。俄国人提议应建立一支国际空军，能在安全理事会发出命令时立即投入行动。另一方面，英国人主要是想要建立一个军事参谋委员会，事实上这一定会是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扩充，这个委员会在战争期间起了非常成功的作用。美国人不愿意接受俄国人的建议。他们宁愿由每个政府和安全理事会作出一系列的特别安排，由每一个国家指派一部分自己的军队于必要时在安全理事会的指挥下服务。俄国人于9月12日收回他们关于建立国际空军的提议，可是，作为对他们的观点的让步，在会议所批准的草案中加进了一项条款，宣称各国的空军部队应保持“常备不懈……随时参加联合的国际强制行动”。军事方面的详细研究和行动，根据英国的建议，交给一个军事参谋委员会去办理。这个委员会应由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的参谋长(或者他们的代表)组成。 大英国协和泛美联盟在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中的地位问题，是英国和美国所非常关心的。俄国人当时也已经想到有可能在东欧建立一群卫星国，这些卫星国将服从苏联的领导，就象拉丁美洲各共和国服从美国的领导那样。这样看来，并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敦巴顿橡树园提案中有一段明确地规定：为了维护和平与安全，同意区域性的安排，但规定，任何区域性组织未经安全理事会授权，不得採取行动强制实现和平。 第173页 有了这样意见一致的范围，就容易乐观了。但是俄国和西方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分歧难免要暴露出来。第一次暴露是在讨论这个组织的会员资格的时候。美国希望所有曾在1942年1月的“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的国家，都应该成为会员国，再加上八个没有和轴心国交战的其他国家。其中六个是拉丁美洲的共和国。在俄国人看来，这项提议必然象是想使大会充满美国傀儡的一条诡计。俄国人希望新的国际组织——战时大联盟的继续——所依据的原则将把非参战国排除在外。因此他们反对接纳非参战国。当美国人表现出要坚持他们主张的迹象时，俄国代表团团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声称苏联的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也应该在大会中分别享有代表权。 8月28日提出的这项建议在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团中引起了很大的惊恐。他们预见到谈判有完全破裂的可能。他们认为，西方的舆论决不会接受苏联的要求。罗斯福坚决主张对这个问题应严守秘密，并于8月31日急速打电报给史达林提出抗议。9月7日，史达林復电说，他希望能当面向总统说明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经过双方同意，这个问题就此搁置下来了。 俄国和西方大国之间出现无法调和的意见分歧的第二个问题，是关系到安全理事会的投票程序。鑑于安全理事会将是这个组织的真正中心，它应该如何作出决定，这是最最重要的问题。大家对于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应该享有否决权这个总的原则并没有异议，可是英国代表团却坚持认为，如果一个大国是争端的当事国时，它就不应享有否决权。美国人开始犹豫不决，后来也表示支持。英国代表团争辩说，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有关自己的案件中当审判官，那就违反一切公正的原则。然而，俄国人却断然拒绝同意在任何情况下取消否决权。他们希望使大国之间的一致成为採取任何行动的一项绝对必要的条件。 这场争论背后的直接原因就是俄国和西方对于国际组织的目标的概念根本不同。这个组织是否将成为大国的工具，以便它们勾结在一起，把它们的意志强加于任何不听话的小国，同时通过其他的谈判途径去解决它们自己的分歧呢？或者这个组织是否妄图对大国本身行使权力呢？换句话说，这个组织是否将充作大国对全世界实行控制的工具，还是它将按照全人类大致承认的一般的公正原则，调节各国的关系呢？ 当然，这个问题和俄国人萦怀的一种感觉有关：他们总觉得自己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和暗中敌对的世界中处于孤立的地位。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蔑视资产阶级的公正的观念，而一个俄国人决不能忘记他的民族是一种特殊的人民，他们在世界上孤孤单单、与世隔绝。如果没有一种绝对的否决权来作保障，资本主义国家岂不是可以随便利用安全理事会为它们干涉苏联的对外关系作辩护，并按照一些虚伪的资产阶级原则对苏联的行动妄加判决吗？ 9月8日，罗斯福用电报和史达林讨论了这个问题。史达林于9月14日或15日作出答覆，建议拟订一种特别程序，用以处理任何涉及大国的争端。他强调不能容许违反一致同意的原则，并指出苏联不得不考虑其他国家常常表现出来的对俄国的“可笑的成见”。 为了摆脱因此出现的僵局，他们想出了一种折衷办法：任何需要执行的决议必须由常任理事国全体同意，同时所谓一个国家不应在自己的案件中作为审判官的原则，只适用于初步的调查研究，以及提出和平解决争端的建议。可是英国代表团拒绝同意这样的修改，而罗斯福也拿不定主意。美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贊成对俄国人让步，另一些人则希望坚持英国人的原则。结果，决定把问题搁置起来暂不解决。敦巴顿橡树园建议的原文中仅仅宣称，安全理事会的投票程序“仍在考虑之中”。 有两件事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显然没有加以考虑。一件是国际法院的性质和管辖权。这留给法律专家以后去讨论。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仅仅商定，这个法院应该和设在海牙的国际常设法庭相似或者相同。另一件完全没有考虑的事是属地的地位。对这种地区实行国际託管，是赫尔和罗斯福这种人长期以来最喜爱的计划。可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有他们自己的、和託管原则牴触的主张。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当局至少想对从日本人手里夺取来的某些太平洋岛屿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美国代表团由于受到他们的压力，很谨慎地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 按理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秘密举行的，可是实际上美国报纸却能报导会上所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政府竭力要唤起公众的同情，使他们贊成参加一种新的国际联盟的计划。赫尔和罗斯福都觉得必须对公众进行艰巨的教育工作，然后美国在新的国际组织中的会员资格才能保证得到有力的支持。为了促进这样一个过程，他们採取的政策是，尽可能多发表一些关于敦巴顿橡树园谈判进展情况的消息。 报纸消息的第二种来源是比较非正式的，但很能代表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赫尔曾经答应把政府关于未来国际组织的想法随时通知重要的国会议员。尽管竞选运动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时正进入高潮，国务卿还是把内部情况告诉了共和党的一些领导人，要求他们支持政府的行动并提供意见。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保持秘密。勤快的记者们能从爱说话的国会议员以及曾受赫尔或他部下谘询的其他人士那里收集到不少关于会议进展的内部消息。结果，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事项变成尽人皆知了。更重要的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州长大体上支持美国参加新的国际组织，这就消除了在1920年曾导致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的一个主要因素。 第174页 到9月的第三个星期，安全理事会投票程序问题以及应该接纳哪些国家为这个组织会员国的那个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已成为僵局，这引起了很多疑虑，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在大国对这些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以前，召开由许多国家参加的大会来讨论和通过这个组织的宪章，似乎是无益的。然而，9月27日，苏联、英国和美国的代表团一致同意了公报的措词(这一公报直到会议的中国阶段结束后才于10月9日发表)。公报说：“有代表参加讨论的各国政府……一致同意，在进一步研究这些建议以后尽速採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全面的提案，以便作为在全体联合国家会议上讨论的基础。”公报的冗长词句反映出这样的决定：要解决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出现的意见分歧，只有等罗斯福、邱吉尔和史达林在第二次三大国会议上亲自讨论这些问题时再作进一步的努力。 会议的苏联阶段就这样于1944年9月28日结束。同时，按照预定计划，中国阶段立即开始。接下去的讨论无关紧要，因为中国代表从会议一开始就在华盛顿，美国人不时同他们磋商。会议的苏联阶段所拟定的那些建议在起草过程中出现的缺点，都被注意到了，但中国人并未提出什么很重要的改动，而且所提出的改动也没有一项被列入最后通过的文本。相反，同中国人讨论后认为值得进行的一些修改，却留待公报所提的正式会议召开时再作详细的考虑。 关于成立一个国际组织的敦巴顿橡树园建议公布以后，在所有盟国的报纸上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它并没有引起狂热的激情，可是确实激起了即使是谨慎的却是普遍的赞许。国际联盟所带来的美好的希望和它的凄凉的失败，人们还未能完全忘怀。 罗斯福在公报发表时作了一项相当慎重的声明，对于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极端的满意”。10月21日，他发表了一篇竞选演讲，强调应成立一个组织“有权在必要的时候迅速和果断地採取行动，以便用武方保持和平”。当敦巴顿橡树园的结果公布出来时，邱吉尔正在莫斯科忙于其他事务，因此没有发表评论，可是史达林在1944年11月6日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日的讲话中却宣称： 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关于战后安全的一些决议中，可以看到联合国家阵线团结一致的一种同样显着的标志。有人说三大国之间在某些安全问题上有分歧。当然，分歧的确存在，并且在若干其他问题上也会发生。即使在同一个党内的人们之间，也会有意见分歧。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党派的代表之间，分歧更是必然会出现。 令人惊讶的是并不是出现了分歧，而是分歧竟然这么少，并且一般说来，在差不多所有的情况下，这些分歧总是由三大国以同舟共济的精神解决的。 这些话，以及苏联代表团在会议上所表现的热诚而随和的态度，确实使人想到史达林企图并指望使新的国际组织成为他的对外政策中一个重要的成分。这一点证实了使罗斯福感到鼓舞的那种对世界前途的光明希望，就是这种希望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的因素，支配着他对苏联的政策。分歧也许是有的，可是罗斯福和史达林，以对立的观点来看，都不认为这些分歧是不可克服的。 第二章 从诺曼第到雅尔达 1944年8月-1945年2月 (下)威廉·哈代·麦克尼尔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3 第三节 从莫斯科到雅尔达 1944年10月-1945年2月 (一)经济谈判 (二)美国在远东同中国和俄国进行合作的尝试 1944年7月-1945年2月 (三)盟国在欧洲的困难 1944年9月-1945年2月 (1)军事问题 (2)政治问题 第四节 雅尔达会议 1945年2月4-11日 (一)面临的各项问题 (二)在马尔他的预备性讨论 1945年1月31日-2月3日 (三)雅尔达的谈判和决议 第三节 从莫斯科到雅尔达 1944年10月-1945年2月 (一)经济谈判 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邱吉尔曾经达成协议，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阶段中，美国对英国的经济援助应该加以调整，使英国经济能够开始从战争转向和平。细节留待一个专家委员会解决。因为对英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所以谈判便立即开始。一个以凯恩斯勋爵为首的英国委员会于10月5日到达华盛顿，开始同以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为首的美国小组进行商谈。这次谈判继续了几星期，直到1944年11月23日才告结束。 英国人来时，抱有四个明确的目的。他们希望能说服美国人接受下列原则：(1)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的军需品，其规模应使英国的某些劳动力能从军需生产转向别种工作；(2)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的粮食和其他项目的平民消费品，其数量应足以使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3)取消1941年9月的白皮书加在英国出口贸易上的限制；(4)调整租借协定和其他国际会计形式，以防止英国黄金和美元储备的减少。 美国谈判代表们总的说来是以同情的心情听取英国人的论点，但是美国国会反对任何为了与继续作战没有直接关系的目的而利用租借法，他们感觉到自己碍于这种情况，因此没有同意英国人所要求的一切。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曾积极试探是否有可能给予一笔贷款(象在魁北克会议上提到过的那种)以减轻英国从战争过渡到和平的困难。这件事留待将来解决。 第175页 英国代表带着各种物资的详细清单来到华盛顿。他们希望这些物资能根据租借协定在1945年1月1日开始的一年中交付。他们还希望能够签订一份对英国提供租借物资的议定书，就象一开始对俄国实行的那样。在这方面，他们失败了。美国人坚持认为事态发展难以逆料，交货依然要视当时的情况而定，并且现有的那些管理机构应继续按照它们认为最好的方式管理供应品的运送。然而，关于军用和非军用物资的试行分配，其规模应足以使英国能够开始走向復兴，这一问题相对地说，尚不难达成协议。因为由英国分担的对日作战任务，数字上定得相当低。即使在这个基础上制订计划，租借物资的总值也大大低于1944年的水平——军需品约为1944年总值的百分之五十，非军用项目约为百分之七十。 解除对英国出口贸易的限制是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美国商人和国会议员唯恐英国人在战后市场上的竞争会抢在他们前面。特别是，当美国人想到英国人可能会利用租借物资来促进他们出口贸易的復兴时，他们就很不开心：那仿佛是滥用租借物资，并且是一种荒唐的竞争——拿纳税人的钱去接济商业上的对手。 可是，对英国人来说，恢復出口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如果在这方面不开始干起来，战后想获得稳定的经济的希望就会成为泡影。美国政府的专家们认识到这种情况，他们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大战结束时英国的经济全面崩溃，对美国和全世界说来将是一场灾难。问题是如何避免触犯美国公众和国会的感情而仍能在英国急于恢復出口事业时助一臂之力。 结果是变了一场戏法。在公开场合，美国官员们断言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同时，美国人宣称，英国货物的出口要在打败德国以后才不会受到阻碍，“因为这些出口货物那时已不再是按照租借协定供应给他们的东西，而是他们国家自己生产的或是用现金从美国购买的东西了。”然而，私下里，美国人却保证“採取行政措施”从1945年开始给予英国人全面的出口自由。这种明显的明一套暗一套的办法，实际应用的时候范围缩小到了最小的程度，因为若干类货物——金属、矿物、化学品、民用制成品等等——已不包括在1945年的租借物资交货清单内。于是用这类材料或其他类似的材料制成的物品便不受1941年白皮书的限制，一旦找到劳动力和工厂场地，英国人立刻就能开始出口这类货物，不受美国的阻碍。 然而，从租借协定中除去这些项目意味着，凡是由美国供应的这些英国所需要的物资都必须用黄金或美元支付。美军开拔到欧洲大陆去以后，维持美军驻扎在英国的美元支出减少了，因此英国政府不能很轻易地获得足够的美元补充。提出了一些措施来补救这个问题。美国人用了各种计算办法，把英国的美元储备增加了大约三亿美元。这笔数目虽然很大，还是没有达到美英双方专家共同认为理想的数目。然而，这已是法律和政治限制所能允许的最好情况了。 关于在华盛顿会谈中达成的协议，传出了一些流言，其中有些把事情歪曲得很厉害，这些话传到了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一些人的耳中，他们怀疑罗斯福政府花起美国的钱来简直是太慷慨了。结果，在1945年4月，当租借法到期需要再次予以延长的时候，几个审查租借法案的委员会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政府发言人感到明智的办法是，强调说明一下他们打算等战争一结束就停止租借物资的交货。关于租借法的前途，为了不使人们对国会的意图有任何怀疑，订出了一项修正案，明确禁止把租借基金用于“战后救济、战后復兴或战后重建”的工作。这个规定束缚住了政府的手脚。当对日战争意外地提早结束时，1944年10月和11月同英国人协商后作出的协议也就成为一张废纸了。 当然，在举行谈判的时候，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然而，10月至11月举行会谈的两国代表团已经预见到，并且也有意要使美英经济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逐渐分离。他们只是想些办法使这种分离尽量缓慢、尽量没有痛苦。在会谈中最值得注意的事情也许是，美国的专家们准备把美国本身利益的概念扩大到把英国战后的经济繁荣也包括在内。因此，1944年10-11月的会谈就成为1946年美国对英国贷款和1947年马歇尔计划的重要先驱。 然而当和平仿佛就要来到的时候，英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却远不如在过去那些年代里(当时，战争的经济效率是政策的唯一标准)那么顺利。这一点在国际民航的领域里十分明显。1944年11月1日到12月7日，五十二个国家在芝加哥开会，试图起草一些规则，以便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管理国际航空。俄国人起初表示准备参加会议，后来又突然拒绝出席。会议因此为美国和英国的代表所控制，他们马上就表现出对于战后航空管理问题的意见根本不同。英国人希望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有权对每一国家指派该国的运输份额。美国主张航线之间自由竞争，国际团体只有权建立技术规章。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会议起草了四个协定，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的立场。这件事就象对中东石油开採权的冲突一样，表明了美国在战争年代里赢得的新的、能发号施令的经济地位。 在1944年的夏季和秋季，美国人同俄国人的经济谈判也同样由于和平的临近而陷入混乱。1944年6月30日，对俄供应第三号议定书满期了。当俄国人提出下一个会计年度想根据租借协定得到的物资清单时，美国人发现俄国人要求的工业设备和机器的价值，超过上一年度三倍以上。显然，俄国人已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认真地转向重建他们那遭受损坏的工业设备的问题上去了，并且希望能用租借物资来帮助他们这样做。 第176页 按照常理，租借物资只是用来帮助作战的，但是俄国人要求的项目有许多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生产出来，即使对日战争继续到1946年，这种工业机器的大部分有效期显然会延长到战后年代。为了对付这种情况，美国人提出，凡是主要价值可能供和平时期重建之用的东西，俄国人应按信贷办法购买，为此提供的借款应在二十五年到三十年内还清，利率为百分之二又八分之三。但是俄国人想使条件更好一些，建议利率为百分之二。 由于在利率和其他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对俄供应第四号议定书的缔结拖延了很长时间。虽然这项议定书的期限是从1944年7月1日到1945年6月30日为止，可是到1945年4月17日，它才最后签订。这时议定书已接近满期，而且欧洲的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按照议定书的条款，美国承担供应价值十亿多美元的工业机器和设备，但其中有四亿八千一百万美元被美国人列入不合租借协定的项目。议定书中只说明凡不合租借协定的项目“如果苏联愿意，可以购买”。信贷和利率问题留待以后讨论。 事实上，无论是在对日战争结束以前或以后，两国之间都没有就此达成任何协议，因此这批物资始终没有交货。俄国人打算作一笔精明的交易，结果是枉费心机。可是尽管如此，俄国人根据租借协定在1943年、1944年、1945年还是得到了大量对他们经济中的工业復兴有长远价值的东西。对于战争有价值或者对于和平有价值，毕竟不能作出截然的划分。总的说来，在解释什么东西有助于作战这方面。美国人採取了一种颇为宽大的政策。 (二)美国在远东同中国和俄国进行合作的尝试 1944年7月-1945年2月 1944年下半年，中国的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又重新激化。日本的进攻侵占了当时尚处于蒋介石控制下的中国的相当大一部分。在敌人的推进停止之前，美国已经失去了原来希望能够用以轰炸日本的全部空军基地。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愈来愈坏，大有公开爆发内战的危险，因为双方都作好准备要在打败日本以后争夺政权。 这些事态的发展使重庆和华盛顿的美国官员都深为不安。当日本这次攻势的范围已经很清楚，而蒋的部队已证明除了进行时有时无的招架以外毫无抵抗能力时，罗斯福决定，唯一能使中国军队充分发挥作用的办法，就是把它完全、直接地置于美国指挥之下。因此，1944年7月7日，罗斯福打电报给蒋，建议由史迪威将军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美部队，最终目的是想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合併过来置于他的领导之下。对于这个激烈的建议，蒋作了个温和的答覆。他原则上同意这个建议，但要求派一位高级美国官员访问重庆，以便探索美国总统建议的政治和军事的含意。8月10日，罗斯福建议派遣派屈克·j·赫尔利将军来执行这项使命，蒋立刻表示同意。 赫尔利途经莫斯科，趁机试探了一下莫洛托夫对于中国事务的看法。这位苏联外交部长否认对中国的内政有任何特殊兴趣，他根本否认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党，并且否认苏联政府同他们有任何联繫。赫尔利带着俄国人“将乐于看到美国在中国事务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起带头作用”这样一种印象，离开了莫斯科。 这位总统的特使对他肩负的任务满怀热情地于1944年9月6日抵达重庆。他最先作出判断的许多事情之一是，硬要史迪威将军和蒋介石合作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已经糟到极点。史迪威将军还同他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里的上司海军上将蒙巴顿长久以来一直吵得很厉害。面临这些事实，罗斯福在1944年10月19日决定召回史迪威，解除他的一切指挥职务。这项决定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把集于史迪威一身的一大堆混乱不堪的职责整顿一下。他的军事职务被一分为三。他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担任蒙巴顿的副司令这个职务由r·a·惠勒将军继任。另外，为美国部队新辟了一个印度-缅甸战区，由丹尼尔·萨尔坦将军指挥，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战区，由a·c·魏德迈将军指挥。然而并没有努力劝说蒋介石授权魏德迈将军来指挥中国部队。到10月，当史迪威被解职后，日本的攻势已经停止，紧迫的危机已经过去。 因为日本攻势的军事危险已经消失，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愈来愈以促使国共双方有所和解为主要目的。赫尔利开始说服蒋，要他相信共产党同莫斯科没有关系。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至少是部分成功的。1944年11月7日，他到延安共产党的总部去和毛泽东谈判，结果达成了一项协议，确定了共产党可以据以同意把他们的部队和蒋的军队联合起来对日作战的条件。协定中的关键之处是第二条，该条规定如下： 目前的国民政府将改组为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团体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将颁布并实行一项准备进行改革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全国军事委员会应该改组为包括所有抗日军队的代表的全国联合军事委员会。 在赫尔利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可以使双方达成协议的非常令人满意的基础，但是蒋拒绝了。他反而建议共产党的部队应编入他自己的军队，还要共产党担保支持他的政府，他才承认他们为合法团体。接着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蒋勉强同意改组他的政府，并且答应採取步骤准备为中国制订一部新宪法。然而，这些政治争端还不是主要的绊脚石。蒋和共产党最难取得一致的一点，就是由谁来控制国家的军事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中国政府的代表和赫尔利将军三方面举行的一系列会议都无法解决这个关键问题。1945年2月16日，共产党方面突然中止了这个谈判。赫尔利原先觉得中国共产党人通情达理，这时候他的这个信念已化为乌有了。他报告华盛顿说，他现在确信，美国唯一可以遵循的政策就是支持蒋。 第177页 谈判破裂后几天，赫尔利回华盛顿磋商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中国问题暂时还没有爆发。潜伏着的内战前景越逼越近。中国经过这场大战，非但没有变得强大而团结，准备置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反而似乎陷入了一种软弱无力和无政府的状态。这种形势和罗斯福对中国的前途长期抱着的希望完全不相符合，可是要制定决策，倒也困难，在中国的美国官员为此争论不休，华盛顿的意向也不知如何是好。 俄国在对日作战中所应承担的任务问题，在德黑兰会议上一般地已解决了。当时史达林答应他的盟国，一俟对德战争结束，部队能够调往满洲边界的阵地上时，他立即就对日开战。然而当那些心情迫切的美国计划专家们要作出详细的安排时，他们却遇到了许多耽搁和困难。在德黑兰会议以后的十个月内，对于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所应承担的任务的细节安排进展甚微。更不用提象美国人希望的那样，着手准备在西伯利亚东部建立一支美国空军部队的可能性了。 1944年10月，当邱吉尔和艾登来到莫斯科时，在莫斯科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将军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设法把事情定得更明确一点。因此，他参加了会议中军事问题的讨论。在英国的贊同下，他承担了把英美对日作战的计划介绍给史达林的任务。等他介绍完毕后，他向这位苏联独裁者提出了三个问题：在对德战争结束以后红军需要多久才能准备好对日作战？俄国人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发动进攻？西伯利亚大铁路有多少运输能力可以用来供应在西伯利亚东部的美国空军部队？ 第二天晚上，即1944年10月15日，史达林作了答覆。他说在欧洲胜利日以后，他需要三个月来准备在远东发动战争，红军将立刻採取攻势。他估计这项任务需要六十个师。西伯利亚大铁路无法供应这么大一支兵力，所以必须预先在西伯利亚东部建立一个补给站。他说，因此红军对日本的进攻将取决于美国能否在前订的第四号议定书所要求的数量之外再增送补给品。他还说，俄国在“政治方面”能分享些什么必须先弄清楚，那就是，盟国必须同意俄国想对库页岛、满洲等地提出的领土和其他要求。至于给一支美国空军部队运输给养，要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是不可能的：任何必需的物资都必须从海上运来。 10月17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中，英国人没有在场，迪恩将军会见了史达林。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商定一份将由美国提供给远东红军的物资的确切清单。结果，迪恩答应在1945年6月30日以前为六十个师提供两个月的给养，总数超过一百万吨。这是在俄国人以前要求的用于对德作战的物资之外所再要提供的。就在这次会议上，史达林对他打算在满洲採取的对日作战的战略作了一个扼要的说明，并且接受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关于红军作战任务的规定。 这似乎是向前迈了一大步。史达林在1944年11月6日的讲话中公开把日本和德国一起称为侵略国，这是一个暗示，说明他在对日作战方面新承担起的明确的义务。可是，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俄国人表现出了几乎是同样的拖延和阻碍的态度，就象早些时候他们和迪恩将军打交道时一直表现的那样。派出小队美军到西伯利亚去查勘预定要修建的机场用地，并在其他方面为在俄国土地上建立一支战略轰炸力量进行准备的计划，都遇到了顽固的拖延策略。 最后，迪恩决定整个计划不得不取消。然而，美国参谋长们却不同意，并且指示他坚持下去。这一决定所反映的是一种严格的军事上的估计，因为利用西伯利亚沿海各省的空军基地对日作战是有利的。的确，在雅尔达会议前后，美国在中国和俄国所推行的远东政策的指导原则几乎完全是军事性的。美国参谋长们认为对日战争在欧洲胜利以后大概要持续十八个月，他们还认为必须在亚洲大陆上找到一支能制服日本部队的强大陆军。既然到1944年底中国人显然还不能承担起这样一个任务，美国军事领袖们便倾向苏联红军，认为他们是最现成的代替者。俄国人在满洲打一仗就会使美国人减少牺牲，并能缩短战争：这就是美国三军参谋长和美国政府所乐于知道的。 (三)盟国在欧洲的困难 1944年9月-1945年2月 (1)军事问题 1944年9月到1945年2月之间，欧洲的战事对于盟国没有象1944年夏季和初秋那样顺利。在东线，德国人已经能够同时守住布达佩斯和华沙，西线的英美部队发觉德国边境很难越过。补给的困难妨碍了两条战线的进展，而恶劣的气候又使盟国失去了空中的某些有利条件。 1944年12月中旬，德国人在阿登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使艾森豪很感到意外。德国部队突破了前线一段兵力薄弱的地区，把布雷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切成两个不相等的部分。为了应付这种局面，艾森豪于12月19日把德军突破点以北所有部队的指挥权都交给了蒙哥马利，而布雷德利便只负责这个“突出部”的南翼。到1月底，这两位将军已经把德国人赶回到大约是他们原来发动进攻的战线上。当这两位将军的主力在 1月16日会师以后，布雷德利将军重新承担起了一个月前移交给蒙哥马利的那部分军队的指挥权。 艾森豪採取的行动是出于便利和普通的识见。但是这些行动却成了英美两国司令官之间、部队之间和新闻记者之间互相对抗的相当不愉快的表现。1945年1月7日，蒙哥马利接见了记者，在接见时似乎暗示：他已经把一种险恶的局面完全控制住并使之转危为安了。美国人对他的话非常不满，吵吵闹闹，他们不喜欢蒙哥马利以恩人自居的那种语调。于是双力互相攻击，你来我住，一连几天报纸上登了不少这种资料，把这件事搞成了一个严重事件。 第178页 这件事本身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可是它显示出，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外表面的和谐下面，沙文主义情绪的火山挨得多么近。它为一场老争论提供了新燃料。这个争论是，艾森豪是否应该象他任命空军副司令官及海军副司令官那样也任命一个地面作战部队的副司令官。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照例争辩说，这样一位副司令是需要的，因为艾森豪太忙于政治问题和军政问题，对于战场不能给予充分的、适当的注意。蒙哥马利是这个职位的英国候选人，但是在“突出部”战役使布雷德利和蒙哥马利互相指摘之后，任何这类任命一定会在美国人中产生爆炸性的后果。然而争论暗暗地持续着，一直发展到马尔他会议的时候。英国人的坚持只促使美国人更为顽固。有几个英国记者公开提起了这场关于安排司令官的争论，这也一点没有消除在英美官兵之间已经如此激动的情绪。 法国人又给艾森豪增加了一层困难。艾森豪为了要调他的部队去抗击阿登地区德国人的突出阵地，不得不削弱他的南方战线。他曾经建议在阿尔萨斯后撤，必要时可以把斯特拉斯堡也放弃。法国部队正守着斯特拉斯堡，当戴高乐听到艾森豪的意图时，他感觉这样一撤对法国的士气会有严重影响。1945年1月3日在和艾森豪的一次会晤中，戴高乐威胁说，他将取消艾森豪对斯特拉斯堡法国部队的命令，并且说，如果艾森豪不改变他的计划，他甚至要把法国部队从盟军指挥部撤回。在一次多少是激烈的会晤以后，艾森豪放弃了这一点，改变了他的命令，以便保留斯特拉斯堡。 1月初发生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对艾森豪的恢復进攻的计划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艾森豪想向莱因河全面进军，作为孤立鲁尔区的一次大钳形攻势的序幕。主攻将在鲁尔区以北进行，由蒙哥马利指挥；布雷德利则指挥南部的助攻。然而，英国人认为盟军的兵力不足，要发动这样两个攻势是不能胜任的，他们主张把全力投向鲁尔以北。艾森豪反驳说，交通运输有限，鲁尔区以北至多只能维持三十五个师，而假如两线同时进攻，则至少可以用七十五个师的兵力同时对德国人作战。 在这场争论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盟军是否能够不经过长时间代价很高的战斗就突破齐格非防线。艾森豪的计划要求在到达莱因河中段以前先突破这道防线；英国的计划是绕过这道防线的北端，正象1940年德国人在他们着名的攻击中避开马其诺防线那样。英国人一贯担心这场战斗打不好会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阵地战，他们认为只有在对敌人没有固定防御工事的战线最大量地集中空中力量和装甲部队，才能避免这样的后果。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英国人自然乐于想像蒙哥马利是最终攻入德国的司令官，美国人也同样乐于设想布雷德利率领他们打进希特勒祖国的心脏。在“突出部”战役带来的互相指摘之后，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感到他们两人是公开的对手，每人都急切地想说服艾森豪把给养和部队派给自己，让自己去大举进攻，而让对方饿死算数。于是，职务上的和国家间的意见分歧凑到了一起。这种凑合造成了一次最紧张的争论的局面，这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从未有过的最紧张的争论之一，时间正当雅尔达会议以前、1945年1月31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马尔他开会的时候。 (2)政治问题 当这些军事上的分歧正引人注目的时候，政治舞台上的事态也没有使英美的合作更容易些。1944年12月6日，英国部队和希腊游击队在雅典发生了战斗。西方世界的大多数报纸立刻以一种对英国非常不利的观点看待英国的行动。英国同史达林谈妥的让它在希腊放手干的那笔交易当然是秘密的，但是即使人们知道这件事，公众对英国行动的批评锋芒也不大会和缓一些。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英国人好象正在重操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的那一套故伎：没有充分的理由就对那些曾经英勇地同德国人作战的人使用武力，冒着可能破坏大同盟的稳定的风险，向共产党人进攻，并且危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规划的美好的新世界。英国国内的抗议几乎同美国的一样广泛，但是俄国的报刊却保持审慎的沉默。 同时，一场政治危机在义大利爆发了。1944年11月26日，博诺米政府辞职。第二天，一个新内阁在博诺米的领导下试行组织起来，由卡洛·斯福扎伯爵任外交部长。但是斯福扎是邱吉尔所不欢迎的人。首相认为斯福扎言而无信，没有支持义大利国王，而他在1943年返回义大利之前曾对邱吉尔说过他将这样做。因此，驻罗马的英国代表于11月28日明白表示，英国政府不贊成对斯福扎的任命。在许多人看来象希腊事务一样，这是对另一国内政的不正当的干涉，这种干涉也是对大西洋宪章这类文件的嘲弄。 还有第三个痛处是比利时。1944年11月29日，英国军事当局得到消息，有人筹划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大示威。共产党分子在这次示威的组织者中显得很突出，人们担心它有可能导致一次充分成熟的政府危机。因此，英国军队奉命阻止示威者的集会。他们顺利地阻止住了。这同在希腊一样，君主政体的前途和解除前抵抗组织的武装问题混到了一起。在这下面暗藏着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一场略加伪装的争夺权力的斗争。 第179页 这样，在英国以太上皇自居的三个欧洲国家——希腊、义大利、比利时——中，严重的政治危机于1944午11月底和12月初爆发了。在所有三个国家里，英国的行动都仿佛是存心支持君主政体和较为保守的分子，反对共和主义者和激进派。情况当然是这样：要用正常的方法来确定这些国家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是不可能的，但是英国的行动在许多地方可以被解释为，也已经被解释为反对公众自由表达意志，同时又支持不得人心的国王和那些曾经与纳粹勾结过的人。 这样的看法在美国特别容易被人接受。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在第四次总统选举中获胜。改选后的国会明确地转向美国所独具的那种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面前，罗斯福就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象徵。但是英国在希腊、义大利和比利时的政策，不大符合罗斯福的原则，美国政府因此採取步骤，公开表示美国与英国的行动无关。12月5日，美国新任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作了下面这项正式声明： 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义大利政府的组成完全是义大利的事务，除非涉及重要军事人员的任命。本政府并未以任何方式通知义大利政府：美国方面对斯福扎伯爵将会有任何反对意见。鑑于义大利地区目前由盟国联合负责，我们已向英国和义大利两国政府重申，我们希望义大利人民遵循着民主的方针，在不受外来影响的条件下，解决其政府的问题。这项政策在联合国家各国获得解放的领土上成立政府时，我们将更加明确地予以推行。 在当时情况下，这就是对英国政策的一个没有多加掩饰的攻击。邱吉尔感到大为恼火。他打了个电报给罗斯福，据某权威人士说，那份电报“很可能是他们全部歷史性通信中火气发得最激烈的一次”。但是罗斯福拒绝否认国务卿所说的话。这两个领导人之间的情绪变得非常紧张，也许是空前未有的紧张。 在英国国内，人们对于邱吉尔在比利时、义大利和希腊推行的政策是否明智也产生了普遍的怀疑，特别是在工党和自由党人中间。1944年12月7-8日下院对一项谴责动议展开辩论。邱吉尔遭到尖锐的批评。英国在希腊的行动激起了最大的反对，也是辩论中的主题，但是邱吉尔在答辩中把比利时、义大利和希腊的事务都提到了。他答辩说，他远没有象谴责动议所说的那样，“使用英王陛下的部队去解除希腊和欧洲其他地区民主的朋友的武装”，英国政府是真正地在试图保卫民主，防止建立左翼极权主义的统治。他宣称，在欧洲所有被解放了的国家中，应该用投票，不是用子弹，来决定未来政府的形式。 邱吉尔既不认错也不退缩。他否认英国政府在表示对斯福扎不信任这个问题上曾做过任何不适当的事。这是对斯退丁纽斯12月5日的声明的直接反驳。他把英国在希腊和比利时的行动说成是企图制止武装的共产党方面计划好了的政变，并且否认有任何意图强迫任何国家接受大多数人民所不愿意接受的任何特殊形式的政府。 在邱吉尔的发言中，部分地流露出了他对美国人态度的恼火心情。他直接向美国公众唿吁，要他们把比利时和希腊所发生的事件看作一种警告，并用下面这段话发泄了一点他的愤怒： 可怜的老英格兰啊！……我们不得不承担起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重担，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还要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嘲笑、批评和反对，但是至少我们还知道我们是在往哪里去，知道路途的终点，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这些国家一定要从德国的武装力量下解放出来，并能在正常平静的条件下举行自由的普选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政府——法西斯政权除外——无论它是左翼政府还是右翼政府。 邱吉尔使这次投票成为对他是否信任的一次表决，结果他以二百八十一票对三十二票获得了支持。可是，这是一次虚假的胜利。在工党的一百七十二名议员中，只有二十三人投票拥护政府，二十四人投票反对，其余的人不是弃权就是故意缺席。甚至在邱吉尔自己的党内，虽然没有人投反对票，可是也不是全部保守党议员都投票贊成他。这次投票表示出，英国舆论多么深远地受到事态趋向的干扰。联合政府从1940年成立起来后始终没有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但是当战争继续着的时候，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政治人物都不想危及邱吉尔的领导地位。尽管如此，他的某种精神上的威信已经受到破坏：邱吉尔至少在希腊问题上，不能盼望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 在比利时和义大利，危机并没有持续很久。1944年12月10日，博诺米组成了新内阁，把斯福扎排除在外。但是新内阁的确包括有共产党人。同样地在比利时，11月28日的示威被驱散后，事情便安定下来，不再干扰大国之间的关系了。但是在希腊，事情的发展却完全不同。全国人民解放军证明比任何人所预料的还要坚强、还有力量，英国人发觉必须从义大利调去增援部队才能把游击队从雅典赶走。 因为雅典的战斗一天天拖延下去，邱吉尔开始感到应该极力促成某种政治解决，结束战斗，拔掉扎进他身上的这根刺。1944 年圣诞节，他和艾登乘飞机到了雅典，召集希腊的政治领袖，包括共产党人和民族解放阵线的其他代表开了个会。希腊人没有能达成一项结束战斗的协议，但是他们的确同意任命大主教扎马斯基诺斯为摄政。这有助于消除对英国的指控，说英国人企图用武力使国王乔治復辟。几天以后，帕潘德里欧辞去了首相的职位，老共和党人尼古拉斯·普拉斯蒂拉斯将军接替了他。为了投合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共和党和自由党分子的心意，普拉斯蒂拉斯是个非常合适的人物。与此同时，全国人民解放军在雅典所採取的恐怖主义措施受到了公众普遍的反对，这也促使他们的势力受到损害。但是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从义大利调来增援的英国武装力量。在邱吉尔试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宣告失败后，一场全面的进攻立刻开始，结果游击队起义者失败了。他们被迫放弃了雅典。1945年1月14日，多少是根据英国人的条件，双方通过谈判实现了停火。接下去在希腊人中的进一步磋商于2月12日导致了明确的和平。根据这项和平协定，全国人民解放军同意解散并交出武器，以换取特赦的保证。 第180页 希腊、义大利和比利时的这些事件使英美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但是从现有的证据看来，史达林对英国的行动却很宽容。他大概认为这些国家是划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也许还欢迎英国在希腊的行动所开创的干涉的先例，因为他预料在罗马尼亚和波兰这样的国家里他自己的部队可能也需要进行干涉。的确，希腊共产党和义大利共产党的行为只能被解释为反映了莫斯科的指示，要他们同英国人在希腊和义大利扶植的政府进行合作。史达林按照自己的方式，正在设法履行1944年10月他和邱吉尔达成的协议。 邱吉尔也在竭力使那项协议生效。他对波兰人施加了可以施加的全部压力，要他们和史达林妥协。除私下进行说服以外，他还发表了公开声明。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向议会作报告时(1944年10月27日)，他宣称： 我希望米科拉伊奇克先生不久将回到莫斯科去。如果不能作出很好的安排，使他能在波兰土地上组成一个波兰政府——一个有关各大国一致承认的政府，那将使所有波兰的诚挚的朋友大失所望。…… 在当前这些危急的日子里，如果把时间浪费在犹豫不决，或旷日持久的谈判上，那将是万分遗憾的事情。 但是继之而来的正是犹豫不决和旷日持久的谈判。米科拉伊奇克发觉他政府中所有波兰各党的代表，除了他自己党的代表外，都是坚决反对接受寇松线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决定向罗斯福发出唿吁，希望得到他有力的干预，但是那时候罗斯福正忙于最后阶段的竞选运动。他觉得他不能为了出面支持寇松线而冒失掉美籍波兰人选票的危险，他也不愿公开反对寇松线而得罪史达林。因此，直到选举获胜以后，米科拉伊奇克的唿吁才得到答覆，而甚至到了那时候总统的答覆还是闪烁其词的。他一边说美国政府“毫无疑义地支持一个强大、自由和独立的波兰国家”，一边又宣称如果波兰政府、俄国政府和英国政府能够为波兰商定一个互相满意的疆界，“本政府不会表示反对”。美国驻俄国的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从华盛顿去莫斯科的途中，亲自把这封信交给了米科拉伊奇克。当他递交这封信时，他根据罗斯福的授权，提议由他出面为波兰人和俄国人进行调停，努力设法使俄国人把利沃夫让给波兰。但是波兰人感到厌恶，他们拒绝了他的建议，理由是：如果他们把这件事交给哈里曼去办，那就等于默默地放弃了他们对东部几省的主权要求。 同时，在伦敦的波兰人中，内部摩擦已到了十分尖锐的阶段。米科拉伊奇克显然愿意在领土问题上妥协，这使他在大多数流亡的同僚中变得很孤立，因此1944年11月24日，他决定辞职了。托马什·阿尔齐谢夫斯基继他成为流亡政府的总理，以米科拉伊奇克为首的农民党没有参加新政府。 1944年12月15日，邱吉尔在下院的发言中，公开表示了他对这种事态发展的反应。对于伦敦的波兰人没有接受寇松线，他毫不隐讳地表示失望。他说，波兰新政府已经组成，“它的形式在某些方面我的确不能贊同”，他把米科拉伊奇克描写为“唯一能在最近的将来照亮波兰的明灯”。美国的反应仍然是犹豫不决。12月18日，斯退丁纽斯发表了一项声明，实际上只是重复了一个月之前罗斯福给米科拉伊奇克的那封信。 自从1944年9月以后，红军在波兰一直没有动静，但是史达林正计划于1月初在前线的这个地区恢復进攻。虽然米科拉伊奇克10月间在莫斯科时似乎愿意去说服他的同僚接受寇松线，但是他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史达林决定从此不再考虑伦敦的波兰人。12月31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声明自己是波兰临时政府。1945年1月5日，苏联政府承认了它，并且立刻任命了大使。美国政府也作出了反应，它在1945年1月1日宣称，他们建议继续承认在伦敦的波兰政府，英国政府也採取了同样的步骤。 在波兰玩弄的这些花招，是1945年1月13日俄国发动新攻势的序曲。红军进兵迅速，到1月17日，已把德国人从华沙赶走。几天之内，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便迁移到了古老的波兰首都，并且已在红军的后方承担起管理波兰领土的任务了。同时，在伦敦的波兰人向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提出抗议，但是没有受到十分同情的理睬。英美两国政府没有一个愿意承认共产党统治的波兰临时政府，可是也很难设想出安排一种令人满意的折衷办法。象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这个问题也暂时搁置起来，留待三大国的领袖在雅尔达去解决。 在莫斯科会议和雅尔达会议之间的那几个月里，南斯拉夫的事务悬而未决地拖延着。狄托和舒巴希奇尽管在夏季签订了协定，仍然觉得彼此很难妥协。邱吉尔和史达林的一半对一半的协议也依旧可望而不可及。当时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君主政体的前途。1944年11月1日，舒巴希奇和狄托商定，在公民投票决定南斯拉夫人民是否要国王彼得回来以前，应该先组成一个三人的摄政团。但是国王最初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他却要舒巴希奇在 1945年1月22日辞职。于是英国政府对年轻的国王施加了压力，劝他改变主张，到1月底他作出让步，同意关于摄政团的建议。可是，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当舒巴希奇提出担任摄政的三人名单时，狄托觉得其中两人都是不能接受的。当雅尔达会议开幕时，事情就这样僵持着。 第181页 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领土问题，影响到南斯拉夫和盟国的关系。1944年9月，狄托公开声明，他打算把的里雅斯特併入南斯拉夫，后来他又宣布了对奥地利的卡林西亚省的主权要求。就在这几个月里，狄托同保加利亚人就马其顿问题进行了复杂而暧昧的谈判。我们有理由相信，狄托当时很想组织一个包括南部所有斯拉夫民族的联邦，把保加利亚人同塞尔维亚人、克罗埃西亚人、斯洛维尼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马其顿人联合成为一个联邦国家。在这方面，俄国人的政策极为重要，因为狄托和保加利亚政府内占统治地位的派别都是共产党人。因此一般说来，他们对史达林的指示至少是听从的。巴尔干联邦老早就是共产国际针对东南欧的纲领的一部分，不过史达林本人到底是否欢迎这样一个主意，让一个即使是共产党领导的大的南部斯拉夫国家出现，这恐怕是很值得怀疑的。总而言之，尽管狄托和季米特洛夫(不过他们对建议中的联邦国家应该採取什么形式意见不一)两人十分热心，什么事也没有干出来。 在法国，戴高乐作为临时政府的首脑常常对英美两国政府的行动感到气愤。他特别气愤的是，法国政府连续不断地被排除在盟国核心的协商之外。当他没有被邀请去参加雅尔达的三大国会议时，他认为自己遭到轻视，法国的尊严也受到损害。他在12月访问了莫斯科，受到史达林盛大的接待，这加强了他在国内共产党面前的地位。由于这次访问，法国和俄国于1944年12月10日签订了一个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毫不含煳地是针对德国的，而且没有期限。戴高乐以这个姿态对西方盟国表示，他和他的政府已经超过受保护的阶段了——这种受人保护的关系早已使高傲的法国精神感到愤慨。然而，戴高乐本人并没有给史达林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1944年秋天，邱吉尔和罗斯福一直在致力于选定时间和地点同史达林会晤，召开第二次三方面的会议。但是史达林拒绝离开俄国本土，罗斯福又受到竞选运动各项要求的严重妨碍。筹备工作好多次都功亏一篑。最后，罗斯福决定把这次会议延展到新国会开幕仪式(1945年1月6日)和他第四任总统就职典礼(1月20日)之后。至于开会的地点，罗斯福和邱吉尔接受了史达林的意见，多少有点勉强地(特别是邱吉尔方面)同意到克里米亚的雅尔达去开会。由于罗斯福在国内的种种公务，会议决定在2月初举行。就在雅尔达会议举行之前，英美的参谋长们安排好在马尔他召开一次预备会议。罗斯福派哈里·霍普金斯先去欧洲各主要国家的首都作一次访问，为即将召开的最高级会议打些基础。在这些预备工作完成以后，史达林、邱吉尔和罗斯福举行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于1945年2月4日在雅尔达开始了。 第四节 雅尔达会议 1945年2月4-11日 (一)面临的各项问题 1945年2月4日-11日的雅尔达会议，也许是三大国在战时所举行的最重要的会议。它是在从规划战争过渡到规划和平的时候召开的。当时是一个关键的时刻，盟国大国之间的战后关系还可以在文字上下些功夫定出一个格局来。在德黑兰，讨论的全是军事战略问题，而到波茨坦会议时，俄国人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已经僵到无法作出任何决定的地步，双方只好保留不同意见，承认既存事实了。另一方面，在雅尔达三大国仿佛(虽然这个仿佛可能是个错觉)有较多选择的余地。他们开会的时候，正是需要把每一国在战后世界上应起的作用清楚地确定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或者达成协议，或者彼此冲突，似乎都有可能，只看他们各自的政策转向何方。罗斯福、邱吉尔和史达林带领全体政治和军事顾问来进行会谈，这还是第一次。会议完全是一种正式国际集会的气氛和体制。和它相比，德黑兰会议只是一次由军事参谋人员的会谈作补充的三国政府首脑之间的非正式的私人会晤。 美国、英国和俄国，各自都是带着明确的目标来参加雅尔达会议的。对美国人来说，在所有的目的之中，有两个应当优先予以考虑。第一，为了保证迅速成立一个联合国组织，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想扫除掉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妨碍同俄国人达成协议的那些障碍。第二，美国人希望能解决欧洲和远东未来的战略问题。欧洲的战略问题，关键在于英美参谋长之间就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进攻德国发生的那场争论。在远东，问题主要是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所应承担的任务。 比较起来，欧洲各地的政治问题是次要的。美国人仍然期望等德国一打败，就把他们的部队从欧洲迅速撤回。罗斯福在雅尔达告诉史达林和邱吉尔，希特勒垮台以后，美国政府不可能把它的任何部队在欧洲留驻到两年以上，而且不用到两年，按照计划需要，一有船只马上就要把战斗部队调到太平洋去。而且，罗斯福最信任的许多顾问认为，在大战结束以后，舆论不会支持美国在欧洲採取积极的政策。罗斯福当然不想重蹈威尔逊总统1918-1920年的覆辙。做一个被美国本国所否认的欧洲新的主宰者，这幅景象只能导致混乱和误解。假如欧洲人能把他们自己的事务解决得称他们自己的心意，那就好多了，只要他们遵照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建议所设想的那种总的世界体制办事，并且多少也还尊重联合国家宣言和大西洋宪章的各项原则，那就行了。 第182页 根据这样的思路，美国人首先应设法办到的是，同俄国人达成关于联合国组织问题的协议。这件事办好以后，欧洲的种种争吵就可以留给欧洲人去解决，美国只要提供一点有益的意见，也许再推动他们一下就行了。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来到雅尔达时，对于应该如何解决欧洲一些悬而未决的争执的确是抱有明确的意见的，但是罗斯福不想十分认真地採纳他们的意见。在会议的辩论中，一般说来，总统的做法是偏向于不支持任何一种特殊的方案。相反，他随时都在充当邱吉尔和史达林的调解人，把解决纠缠不清的欧洲事务的积极主动权大部分留给了英国人和俄国人。 在军事方面，英国人同美国人一样急切地想解决两国之间所出现的关于欧洲战略的争论。他们和往常一样，准备把太平洋战争的问题留给美国人去解决。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至少是地理上的事实使英国人对于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的主次看颠倒了。盟国对德国和波兰的政策问题、法国在战后欧洲大陆的均势方面将起的作用、英国在巴尔干各国和波斯的影响的前途——这些都是紧急和重要的事情，只有在大国把这些事情友好地解决以后，再去进一步着手成立一个世界性的联合组织，似乎才是明智的。崇高的原则和友谊的表白，如果不能变为有关个别国家和区域未来命运的详细的协定，毕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史达林也是抱着一种多少与此相同的精神参加雅尔达会议的。如果说他有三个总的目标，那似乎是有道理的。他要为苏联经济的重建取得所能得到的一切资助。这是指德国的赔偿，以及如果可能的话，还有美国的贷款。第二，他想获得沙皇政府在1904-1905年俄日战争后在远东失去的领土和特权，作为他在满洲加入对日作战的报酬。第三，这无疑是史达林最重要的目标，他要为他的国家免受德国侵略的未来安全打好基础。他大概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大战时在三大国之间出现的普遍的谅解必需继续下去。为了保持这种谅解，他准备作出让步，而且也的确作过几次在他看来是非常重大的让步。 但是史达林也认为，为了保证苏联未来的安全，需要在位于俄德之间的东欧国家里成立同俄国友好的政府。很可能，甚至大有可能，史达林这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十分自然的愿望给他造成的进退两难的局面。随后的事件表明，一个满足了苏联的友好定义的政府，几乎不能同时满足西方国家的民主定义。但是把“友好”政府强加于象波兰和罗马尼亚这类国家，便很可能得罪英国和美国，甚至和他们对立。因此，1945年2月史达林所想到的保证苏联安全的两个基本条件，从长远来看，将证明是互不相容的。 然而，在1945年2月，这种两难的局面还不是很清楚的。看来史达林是以为东欧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将把当地共产党在大战期间建立的“人民阵线”保存下来，这样就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中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在这样的政府中，共产党当然会起重要作用，虽然还不是独一无二的作用，“法西斯分子”和“通敌者”将依法从政治活动中排除出去。把“法西斯分子”和“通敌者”这些名词的定义加以扩大，把所有积极反俄或反共的人都包括进去，就有可能确保建立起友好的同时又不会触犯西方民主的陈旧信念的政府。毕竟，在英国或美国有谁愿意来保卫法西斯分子在俄国势力范围内闹事的权利呢？特别是，假如史达林採取步骤约束共产党，让他们不要在西欧以及在英美势力占优势的世界其他地区同英国和美国为难的话。史达林朝这个方向准备走多远，这在希腊最近已经得到引人注目的证明，邱吉尔既看出了，也很感激史达林的非凡的克制。 因此情况似乎是，在雅尔达会议期间，史达林可能觉得如果他不去干涉英美的势力范围，他就可以指望西方国家也不来干涉俄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问题只是通过友好的方式确定俄国势力范围的界限。欧洲谘询委员会最近达成的协议，划定了俄国在德国的占领区，再加上他和邱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达成的关于巴尔干国家和多瑙河流域的欧洲国家问题的协议，似乎已经解决了这项问题的大部分。剩下的只有远东问题和最困难的波兰问题了。 在每一地区内，史达林都有一些在他看来必然是可以进行合算的交易的筹码。在远东，他能派红军协同对日作战，能达成协议承认蒋介石的政府而牺牲中国共产党。至于波兰，他暗示，法国和波兰可以说是对等的。他希望做的交易很简单。他承认和支持戴高乐的临时政府(这是1944年12月缔结的条约所确定了的)。作为交换，他觉得他可以要求英国人和美国人承认和支持新的波兰临时政府。 但是英国和美国都不是这样看待这些问题。邱吉尔急切地要从俄国的统治下把波兰救出来。史达林眼中的友好的波兰政府，在邱吉尔看来只能是一场傀儡戏。至于罗斯福方面，他希望根据国际关系准则所达成的基本协议能超出势力范围这整个问题，有了这样一个协议，就不再需要任何一个大国在欧洲的任何地方进行单方面的干涉了。从实际目的上看，他的观点和邱吉尔的观点不谋而合：罗斯福觉得，波兰应该真正自由地管理自己的事务，波兰人民应该获得许可挑选他们所喜欢的任何型式的政府。 第183页 罗斯福和邱吉尔似乎都没有坦率地面对这一事实：至少在波兰，真正自由民主的选举将会选出对俄国不友好的政府来——当然这是根据史达林的定义，诚然，根据任何一种国际友好的定义也是如此。史达林的两难局面——他既想同西方国家保持和睦，又想在苏联和德国之间建立一条友好政府构成的地带——同西方政策上的类似的两难局面正好不相上下。人们为之唱了那么多赞美歌的民主程序，在东欧(或者在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地方)并不能产生出会使大国之间更为融洽并且证明能被全体大国所接受的政府来。人们并不象民主主义理论所设想的那么一致，那么有理性，也不会具有这么美好的愿望。西方大国在大谈东欧的政府将既民主又对俄国友好时，他们多半是在自己骗自己。 然而，在1945年2月，这些真理还有待于事态的发展来加以证实。史达林同罗斯福一样，而邱吉尔又同史达林一样，都侈谈用自由民主的选举尽可能迅速地决定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欧洲各国未来政府形式的重要性。他们用语的一致，遮掩了他们的希望和意图的分歧。正是因为三大国未能戳穿空谈的烟幕并坦率地对待它们之间存在的分歧，所以在雅尔达达成的协议，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是一纸空文而已，不能长久地经受住实践的考验。在关于组成一个波兰政府——这个问题在雅尔达会议上花费的时间比任何其他事情都多——的漫长的讨论过程中，俄国和西方之间真正的分歧常常接近表面化，但是哪一方都不敢承担风险，提出这个棘手的问题来。 现在翻阅史料，回顾往昔，我们不禁要嘲笑当时各方面如此滥用的那些虔诚的辞句，但是这样做也许是过于轻率了。战时的宣传和军事合作掩盖了俄国和西方对于民主这个概念的巨大分歧。在许多善良、诚实和有识之士看来，保留共同的口号，希望协定的本义在文字形式一致的掩护下，可以逐渐真正实现，这似乎是必要的。有意去揭穿隐藏在忠于民主的共同宣言背后的意见分歧，可能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甚至可能会在德国和日本被打败之前便使大同盟产生裂痕。一次大战的胜利还有待去争取，雅尔达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会立即反对这样做。因此，他们才坚持不去查究他们对“自由民主选举”这类词句所怀有的真正希望与忧虑。 (二)在马尔他的预备性讨论 1945年1月31日-2月3日 1945年1日31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马尔他开会，以便在同俄国人接触之前先商定英美的战略。1942年和1943年曾经十分严重的船舶问题，再一次变得紧急起来。美国部队在太平洋地区意想不到的迅速推进，加上预先料到的把军队从欧洲调往远东的这种需要，使盟国的船舶运输力量空前紧张起来。同时，还得考虑对解放了的欧洲提供救济物资。使事情更为困难的是，如果德国溃败之日长期拖延下去，那末更为可怕的新式德国潜艇就有重新发动大西洋战争的危险。美国军事当局想在欧洲赢得胜利之后立即把美国所有的船只从大西洋调到太平洋，但是英国的意见在哈里·霍普金斯的支持下，说服了美军当局，使他们同意指定一些船只供作民用。 第二场争论是围绕着义大利战役的前途问题。英国人再一次建议应准备一支军队越过亚得里亚海发动进攻，希望把德国人从南斯拉夫赶到奥地利去。与此相反，美国人则争辩说，应该从地中海再撤走一些部队，以便增援西线。这是早在十四个月前就曾在开罗和德黑兰激烈进行过的那场争论的回声，象以前一样，美国人获得了胜利。会议决定从义大利撤走五师人和一些飞机，并把它们派到艾森豪的部队里去。亚得里亚海的两栖作战计划已经放弃。邱吉尔在雅尔达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努力想取消这个决定，但是当俄国人不贊同他想在南斯拉夫登陆的要求时，他最后终于让步了。 可是，关于西线方面最有效的战略的一场十分激烈的辩论，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上述问题的争论。英国人主张突破一点，渡过莱因河；美国人则为艾森豪的作战计划进行辩护，他主张从正面向莱因河挺进，再从南北两面同时向鲁尔区进行夹击，以使这个工业区和德国其余地方隔绝开来。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马歇尔一度声明说，如果英国人的计划获得批准，他将告诉艾森豪，他应提出要求解除他的总司令职务。没有一个人愿意把事情闹到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此外，在和俄国人行将举行会议之前，达成协议似乎是绝对必要的。因此，这场讨论尽管激烈，却很短暂。最后，英国人作出让步，勉强贊同了艾森豪的计划。 就对日战争而言，不存在象这样的困难。进攻硫黄岛和沖绳岛的计划已获得批准。这场战争的远程作战战略也正受到全面的考虑，其中包括进攻日本本土，解放马来亚，以及英国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军在太平洋进行合作等各种计划的初步讨论。 为了制订计划，把欧洲战争的结束定在1945年7月1日和1945年年底之间。据估计，在欧洲胜利日以后日本会再支持十八个月，也就是说支持到1947年。罗斯福就是根据这些估计在雅尔达就远东问题和史达林讨价还价的。虽然这些估计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但当时却是罗斯福手头最新、最有权威的推测。 第184页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马尔他解决的另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是有关德国占领区的问题。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已经决定，美国将接受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区，条件是英国人将保证给予他们通往德国的北海港口不莱梅和不莱梅港的便利。但是美国军事当局拒绝接受英国人起草的关于他们在这两个港口的权利的规定，因而长期僵持不决。这期间，全部有关占领区的协定的正式批准工作就不得不拖延下来。这种形势似乎使欧洲谘询委员会的美国和英国委员感到惊慌。俄国人已经深入德境，他们担心不批准关于占领区的协定，可能给俄国人一个漠视已经划定的占领区界线的藉口，趁英美部队在攻打齐格非防线时继续向西推进。鑑于这些忧虑，美国人最后作了让步，接受了英国人对于进出和控制不莱梅和不莱梅港的权利的规定。这一行动排除了三国之间正式批准占领区协定的最后障碍。2月6日，雅尔达会议开幕后刚刚两天，占领区协定便签订了。 当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这样协调英美的军事政策时，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和外交大臣艾登同时也在讨论政治问题。他们讨论了新近使英美对义大利和希腊在政策上产生分歧的那场争论——讨论时这两件事都已经过去了。对法国、巴尔干各国、波兰、波斯和中国的政策也列入讨论的范围。斯退丁纽斯对颇感怀疑的邱吉尔陈述了他对联合国组织前途的种种希望。这些讨论都是探索性的，并没有导致任何正式的协议。 2月2日，罗斯福来到了马尔他，正好和邱吉尔共同批准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他和邱吉尔于午餐和晚餐时进行了非正式的会谈，在会谈过程中，罗斯福告诉这位首相，他从雅尔达回国途中，打算同伊本·沙特、海尔·塞拉西和埃及的法鲁克会晤。总统还希望回国途中在阿尔及尔会见戴高乐。但是戴高乐因为没有被邀请去雅尔达而感到非常生气，所以拒绝离开巴黎去和罗斯福会晤。 (三)雅尔达的谈判和决议 第二天，2月3日，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团飞到了克里米亚。因为飞机场离指定接待代表们的故宫约有九十英里，他们直到傍晚才到达，会议于1945年2月4日才开始。 例行公事是非常紧张的。实际上，会议工作是通过四个正式等级的讨论进行的。从 2月4日到11日每矢下午，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参谋长，以及各种其他顾问、专家和译员都出席全体会议。参谋长们每天举行会谈，通常总是在上午；外交部长在午后举行会谈。最后，史达林、罗斯福和邱吉尔之间在不规定的间歇时间里进行各种私人的会谈。除了这些正式的途径外，各级还有许多非正式的商谈，在各国代表团的内部和相互之间都有。此外，罗斯福、史达林和邱吉尔轮流设宴，席间频频举杯祝贺，还说了些不拘礼节但往往颇有启发的妙语。到会议结束时，与会者都筋疲力尽，特别是罗斯福，他的健康状态当时使他的各个同僚都感到担心。要说总统的身体状况和会议的结果有任何关系，那是无法证明的。然而，在邱吉尔和史达林感到一切事务都已经圆满地解决以前，罗斯福就已经急于想中止会议，这也是事实。罗斯福的态度加速了会议的最后阶段，一些本来可能予以考虑的项目因此从议事日程上取消了。 欧洲战场 1945年2月(雅尔达会议) 日本战场 1945年2月(雅尔达会议) 雅尔达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一样，是以罗斯福和史达林两人之间的秘密会谈开始的，会谈的时候莫洛托夫也在场。在见面寒喧之后，罗斯福的第一句话即使是半开玩笑的，却多少说明了美国人来开会时对各国军事力量的均势抱有的错误估计。他告诉史达林，在由美国来的路上，美国人对俄国人是否会在美国人拿下马尼拉之前攻占柏林打了各种各样的赌。史达林回答说，赌先拿下马尼拉的人一定会赢的。在进一步谈了点关于对德战争的进展问题之后，罗斯福问史达林，戴高乐去年12月访问莫斯科时，他和这位法国领袖谈得怎样。史达林回答说，戴高乐的要求是不现实的。最后，接触到是否在德国给法国一个占领区的问题。史达林反对这个想法，而罗斯福则表示，那也许会是对法国人“出于善意”的一个好主意。谈到这里，会谈中止，因为第一次全体会议就要开始了。 史达林首先发言，他建议象在德黑兰那样，罗斯福应担任会议主席。讨论的第一个议题是军事形势。俄国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开始根据实情对俄国最近通过波兰发动的攻势的进展情况作了详细的报告。马歇尔将军接着叙述了“突出部”战役和英美准备恢復攻势的计划。最后由海军上将坎宁安发言，谈到预料中的德国潜艇战的再次展开。在这些发言的过程中，史达林、邱吉尔和罗斯福随意插话和提问。这次会议结束时，三方一致同意，三国的参谋长们应于次日上午举行会谈，从细节上协调三国未来的计划。 接着开始的军事会谈是诚恳的，并且总的说来，也是不很重要的。俄国和英美彼此说明了各自准备好的未来的作战计划。三国参谋长们的两次会谈已足够先对欧洲战争、后对日本战争进行相当详尽的探讨了。在第三次会议上，美国人迫使他们的苏联同僚就美国的远东部队使用俄国基地以及在匈牙利建立便于轰炸德国东部的短距离往返机场达成协议，他们还要求允许派遣工作队调查红军控制区内轰炸所造成的损害。但是苏联参谋长们在史达林未作决定前无法回答。他们于是故意拖延。他们没有独立的权力来对任何事情承担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会谈必然只限于交换情报。可是有一项决议的确是从这些会谈中产生的。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建议，应该授权艾森豪对于互相有关的事情直接和莫斯科进行联繫。俄国人十分情愿地接受了这一建议。 第185页 有关军事政策的真正重要的问题必须由史达林同罗斯福以及在较小的范围内同邱吉尔磋商后解决。就在苏联参谋长们宣称他们不能回答美国人关于基地问题的要求的那天(2月8日)下午，史达林同罗斯福谈起了这些事项，并且立即同意了美国人的所有要求，只有在堪察加半岛建立空军基地的要求除外，因为史达林声称，在堪察加半岛有日本领事，要使行动保密是不可能的。史达林作出的保证似乎清除了俄美军事合作的障碍，但是象以前的情况那样，那些负责执行协议的美国人发现，俄国人作出的保证一再拖延，使他们寸步难行。因此美国人始终没有使用原已答应给他们的布达佩斯附近的机场，直到最后美国飞机也没有在远东从苏联的基地上起飞过。 不过这些基本上都是小问题。罗斯福到雅尔达来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最后牢靠地把史达林在德黑兰作出的诺言确定一下，即在欧洲胜利以后，一俟他能够集结起军队来，立刻就参加对日作战。俄国加入对日作战的规模和时间的细节，在1944年10月邱吉尔访问莫斯科时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所没有解决的是对史达林的参战付什么代价的问题。这位苏联独裁者在10月里已经提到他参战的政治上的先决条件。1944年12月，他对美国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确切地说明，他在远东想获得的是什么。因此，罗斯福到雅尔达来时，对于史达林将要向他提出什么要求，心里是一清二楚的。我们还可以有把握地说，罗斯福来时肯定是打算接受史达林的一些主要要求，以便取得俄国人的军事支援的，因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使他确信，俄国的军事支援对于缩短对日战争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上，史达林参加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也是经过仔细斟酌以适合罗斯福的想法的。除了千岛群岛外，俄国人并没有要求任何新的东西。他们仅仅要求归还1904-1905年俄日战争后从沙皇政府手里夺走的旧有的权利和领土。这个要求可以说是完全符合第一次开罗会议后宣布的原则的。当时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庄严地宣布，将迫使日本归还它在过去侵略中得到的一切果实。罗斯福很可能是根据这种见解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果真如此，那末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那么欣然接受史达林的要求了。 虽然如此，还有一个严重的困难。在满洲，中国人和俄国人要求归还的旧有权利发生了牴触。史达林想要重新租借大连港和旅顺港，并重新建立起俄国人对满洲铁路的控制权。他还想要获得维持外蒙古自治地位的一项国际保证。这些事情是不能指望任何一个中国政府乐于接受的。罗斯福希望他能够使史达林的条件温和一些，比较能合中国人的胃口些。 2月8日，罗斯福同史达林会商了这个问题。罗斯福表示，他认为接受俄国的其他要求是毫无困难的——即归还萨哈林岛的南部和割让千岛群岛。关于满洲，罗斯福告诉史达林，蒋介石大概愿意在某种国际委员会管理的形式下，使大连和旅顺成为自由港，并且暗示根据这样的方针达成协议比简单地恢復老沙皇的租借权要好些。总统还表示，他认为俄中联合经营和共有满洲的铁路，比由俄国一手控制要好些。 在此后的两天内，哈里曼和莫洛托夫进行了磋商，起草了一个协定草案。2月10日，罗斯福和史达林再次会面来审查他们的下级业已完成的工作，并解决尚有争议的各点。主要的困难有二。史达林坚持苏联需要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因此不能使它成为国际港口。他还想否认蒋介石有任何权力修改或取消他和罗斯福已经达成的协议。罗斯福不愿同意这些要求，但是最后他在旅顺港问题上作了让步。有一点，史达林也作了让步，同意把下列句子写入协议文本：“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和铁路的协定尚需徵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史达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採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但是这句话的效力被紧接着的下一段话抵消了：“三大国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在日本被击溃后，须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由于1945年2月10日会晤的结果，罗斯福和史达林商定了一份规定俄国从日本战败中应该享有的利益的协定文本。第二天，2月11日，这份文本送请邱吉尔过目，并徵求他的同意。虽然首相实际上并没有参加起草这一文本，他还是决定签署，因此这一文件採取了三方协议的形式。 这项协定的最后定本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復，即： (甲)萨哈林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復； (丙)对沟通大连与外界联繫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接着就是上文所引的关于徵得蒋介石同意的两段话。协定的结尾说：“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帮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之目的。” 第186页 在罗斯福战时的所有行为中，这个协定最常受到攻击。当时，他对自己做成的交易感到非常满意。史达林已经承诺对日作战，这样就帮了美国的忙。他又承诺援助中国国民政府，并承认它对满洲的主权，这样就帮了蒋的忙。不过，罗斯福却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他没有同中国人商量就把中国在满洲和外蒙古的主权放弃了。这种行为当然带有大国之间进行的帝国主义交易的气味，这是过去美国人所经常批评的，也是罗斯福本人所常常攻击的。 不过要了解罗斯福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也是容易的。部分原因是不能相信重庆方面会保守秘密，部分则是罗斯福自信他能够取得蒋的欣然同意，因为这毕竟对于中国国民政府还是一笔很不错的交易。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史达林和邱吉尔，特别是前者，都不愿意接受蒋介石和中国人作为平等的谈判对手，而中国政府在大战中军事上的失败又大大打消了罗斯福先前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权利和资格的信心。 全部事情严格地保守秘密。海军上将李海是罗斯福的随员中知道协定全文的唯一人员，连美国国务卿这样一位负责的官员也不知道作出了什么决定。2月10日或11日，似乎是史达林正式向全体会议宣布，在欧洲胜利日后的两到三个月内俄国就加入对日战争。他把刚同罗斯福达成的关于远东政治变动的协定极笼统地讲了个大概。这似乎是这笔交易在雅尔达会议上最接近于全面透露出来的场合。 在雅尔达的讨论中，军事问题没有占突出的地位。罗斯福和史达林的秘密会谈，当然在幕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为会议上的俄美关系定了一大部分调子。在英俄政策之间，就不存在类似的联繫。关于欧洲政治前途的辩论，占去了会议的绝大部分注意力，英俄两国政府的对立的意愿变得非常明显。英俄两国在欧洲都有许多利害关系，不能使他们的分歧从属于在远东进行军事合作的考虑，更谈不上从属于成立一个国际组织的各项计划了。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能够，而且也的确这样做了。因此，在关于欧洲前途的辩论中，总的说来，罗斯福起了相当消极的作用，自然地落到了扮演邱吉尔和史达林之间的调解人的角色。 第一个需要作出决议的题目，是盟国对德政策的问题。欧洲谘询委员会经过努力磋商，已经提供了一个占领区行政机构的计划大纲。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2月6日，当雅尔达会议正在进行时，确定三个占领区的议定书最后获得了批准。议定书规定成立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由各国占领军的总司令组成，它还确认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所在地柏林为特区，置于三大盟国的共管之下。 这样，盟国对战败后的德国的政策这个总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根除纳粹党、纳粹法律和制度以及根除“军国主义”，是大家都接受的目标。在雅尔达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盟国重申了要根绝这些东西的意图。但是还有其他经济政策和政治政策上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的。雅尔达会议的讨论集中于三点。(1)德国应不应该予以肢解，如果应该，那末，要不要修改欧洲谘询委员会起草的投降条件，以便清楚地把这一点提出来？(2)在占领和管制德国方面，法国应该发挥什么作用？(3)应该强迫德国负担什么数量和形式的赔偿，总数应该如何在要求赔偿的国家之间分配？ 邱吉尔原则上同意肢解德国，但是他要等专家研究以后再作出明确的决定。他还觉得肢解问题不应该写入投降文件。史达林主张作出决议；但这事后来交给外长们去讨论。外长们开了两次会进行讨论后，同意德国投降条件中应提到肢解问题，并且同意由艾登和在伦敦的俄美两国大使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就应该如何进行肢解制定出一项建议来。 法国参加占领和管制德国的问题，是一件更不易解决的事。英国人急于要把法国拉进来，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因为他们觉得指靠美国的帮助来占领德国，其时间不论多久，都是靠不住的。的确，罗斯福再次说明，大战结束后两年之内，美国军队将从德国撤走。鑑于罗斯福的声明，英国人觉得必须从一开始就让法国参加盟国管制德国的政治机构。有哪个其他国家能够接管美国部队这么快就要撤空的美国部分或全部的占领区呢？罗斯福很愿意在德国西部给法国一个占领区，但是当史达林反对法国参加盟国委员会时(根据欧洲谘询委员会所接受的建议，这个委员会有责任决定盟国对德国的全部政策)，罗斯福也说，他认为没有理由给予法国和胜利国家同等的地位。 这个问题于是移交给外交部长们讨论。果然，要达成协议是困难的，只是在三国首脑几次密谈以后，才达成最后决议。2月10日，罗斯福向全体会议宣布，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主张接纳法国成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平等的成员。史达林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我同意”。我们无法设想出导致事态这样转变的那种情况。会议已接近结束。有争论的各点正急忙一一作出决议，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人和罗斯福的几个专家顾问的论点终于取得了胜利。 赔款是一个同样难以解决的问题。俄国人来开会时，带有一项明确的建议。他们想把德国赔款的总数定为二百亿美元，他们自己要求得到总数的一半。他们建议，在战争结束的两年之内，一百亿美元的赔款应以可动资本的形式——如机器，铁路车辆等——拿走。其余半数想从德国战后的各项生产中，在十年的时期内拿走。苏联计划的用意是要使德国重工业的主要工厂减少百分之八十。德国国内剩余的重工业和对军工生产有用的辅助工业全将“国际化”，也就是置于盟国理事会的管理之下。 第187页 俄国人的建议没有五个月前罗斯福和邱吉尔在魁北克接受的摩根索计划那么严厉。俄国人并没有想把德国的重工业全部毁掉，而是保留百分之二十继续生产，也没有说要把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和牧畜业的国家。因此，他们也许觉得提出二百亿美元这个数字的赔款是适度的，非常合理的。当英国人争辩说这个数字太大时，他们当然感到愤慨了。 但是自从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以后，英国和美国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邱吉尔，已开始考虑到，假如盟国把一笔沉重的赔款强加给一个一贫如洗、心烦意乱的国家，那末它对德国社会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经济上的苦难和绝望，会不会给革命提供一片肥沃的土壤呢？如果把太重的赔款强加于德国，那末英国和美国，出于人道的考虑，以及由于重建一个稳定的德国政权在政治上对它们的利益，它们会不会甚至发现自己不得不去资助德国呢？邱吉尔头脑里大概已经有了这些想法，因此他要求明智一点，在专家们研究出能期望德国负担多少赔款才算合理之前，不要定出任何要德国赔偿的数字来。他详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赔款问题上的大失败，并且发出警告防止重蹈覆辙。 罗斯福的立场并不十分明确。他宣称，在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不会象二十年代那样贷款给德国。他解释道，不应该过多地把德国的工业拆走而使德国人挨饿，但同时俄国和英国应该得到尽可能多的赔款。就美国来说，罗斯福宣称，他的政府除了没收美国境内的德国财产外，不要从德国获得任何其他的赔款。 在这次初步交换意见以后，三大国同意在莫斯科成立一个赔款委员会，负责研究技术细节，它们要求外交部长们拟定发给该委员会的指令。 这证明是个困难的任务。艾登和他的同僚们会谈时，继续主张对战败的德国採取一项温和的政策，并且提出赔款应如何在遭受纳粹蹂躏的各个国家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许多次要的问题证明易于互让解决，但是对于是否要确定一个赔款总值这个中心问题，却无法使英国人和俄国人两方面都感到满意。在这点上，斯退丁纽斯个人觉得，俄国人建议总数为二百亿美元并非是不合情理的。但是他根据罗斯福的指示支持艾登，并且力促在专家研究出结果之前，不应固定金额。 由于外长们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2月10日的全体会议上第二次又讨论了赔款问题。史达林代表俄国的要求作了特别强烈的发言，他说如果英国人的本意是认为俄国根本不应该获得赔款的话，现在是公开说出来的时候了。邱吉尔否认有这样的意图，但是他象以前一样，反对在对德国的支付能力进行调查之前就提出任何具体的金额。罗斯福也比前一次讨论这个问题时更加公开地表示，他对于要德国付出沉重的赔款是否切实可行也很感怀疑。然而，当史达林和邱吉尔之间的争执没有迹象能达成协议时，罗斯福决定不顾英国人不同意，接受下俄国人的二百亿美元的数字“作为讨论的基础”。 虽然要求德国赔款的总数问题因此未能取得协议，可是在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却都达成了令人满意的方案。大家商定，在各申请国中分配赔款时，对于在纳粹手中受过的损害和对盟国胜利所作的贡献两方面都应加以考虑。大家还商定，德国赔款应採取三种形式：转移资本，用当时的产品支付，以及强迫劳动，最后一点在国际惯例中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多少有点令人不寒而慄的新办法。 总的来说，这些有关未来盟国对德政策的决议是含煳的，而在赔款和其他一些问题上未能达成全面的协议，预示了五个月后波茨坦会议的总的形势。可是德国的前途的确是盟国面临的唯一最为重要的问题。当德国还没有被打败时，这个问题可以搁置起来，或者不着边际地说两句掩饰过去。但是现在回顾起来，至少可以看清，雅尔达会议的主要失败之一，就是三大国对它们将来管理德国的政策未能取得任何真正的意见一致。欧洲谘询委员会建议的机构全都很好，但实际上可能起不了什么作用，除非每一个盟国的高级专员都接到同样的指示。而从雅尔达进行的讨论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期望他们会接到同样的指示是不可能的。 德国问题为什么在雅尔达处理得这么令人不满意，一个原因就是其他工作过于繁忙。美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联合国组织问题上，而波兰问题又占去了长得完全不相称的时间，这两个问题全是2月6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起的。 讨论安全理事会的投票方式是第三次全体会议议事日程的第一个项目。这是使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陷入困境的主要问题。罗斯福把打开这个僵局看作是他参加雅尔达会议的主要政治目标。美国人草拟了一个折衷方案，他们希望俄国人会接受。这个方案已于1944年12月5日提交史达林和邱吉尔审阅。当美国人发现史达林还没有抽出时间熟悉一下这个新建议时，他们大为震惊。 斯退丁纽斯仔细而详尽地说明了美国的方案，力求挽救当时的情况。他把可以提交安理会的问题分成两类。某些问题需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全体一致投票才能通过——这类问题包括接纳会员国和中止会员国权利，消除对和平的威胁和制止对和平的破坏，调整军备等等。但是还有些其他准司法性的问题，料想也可能被提交安理会——例如，一项国际争端如果长久继续下去是否会威胁和平；安理会是否应要求有关国家自行解决争端，或者採取安理会所建议的和平步骤；某一争端是否应移交国际法院解决；是否应要求某一区域性国家组织设法解决争端等。对于这类问题，美国人建议，如果常任理事国本身是争端一方的话，其代表不得参加投票。 第188页 当斯退丁纽斯结束了他的解说时，邱吉尔说他觉得这个建议完全令人满意。史达林则要求有较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在随后的讨论中，史达林强调说，国际组织的结构应能防止盟国大国之间的争吵。他说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德国重新进行侵略。他回想起1939年芬兰战争期间，国际联盟是怎样把俄国开除出去的，并且明确表示，他担心如果废止否决权，将来有朝一日可能会给类似上述的那种动员联合国组织的道义力量(即使不是物质力量)来反对俄国的做法大开方便之门。 尽管史达林有这些疑虑，他在次日(2月7日)的全体会议上还是宣布，他乐于完全接受美国关于安理会表决程序的建议，因为他深信大国间必要的团结一致已经有了充分的保障。但是还是有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俄国人要求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中有三个或者至少是两个，应被邀请为这一新组织的创始会员国。这比起在敦巴顿橡树园要求接纳全部十六个加盟共和国来已是退了一步，但是这依然使罗斯福深感为难。总统试图谈些不相干的事情来迴避这个问题。他于是建议由外交部长们就哪些国家应被邀请为新的国际组织的创始会员国进行全盘的考虑，同时还应为成立新的世界组织而召开的国际会议确定时间和地点。邱吉尔急于要维护印度在联合国组织大会中的代表权。自称他个人很同情史达林的建议，但是却推迟作出正式决定。 当外长们会晤讨论这个问题时，艾登清楚地表示，英国政府将支持俄国在大会中争取多重代表权的要求。斯退丁纽斯未作正面答覆，但这次会议刚一结束，罗斯福就决定他不得不打消顾虑，同意苏联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提出的要求。外长们还商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召开拟议中的大会。2月10日，罗斯福批准了斯退丁纽斯把会议地点定在旧金山的意见。 还有一层障碍必须越过。史达林希望他要求单独享有代表权的两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被邀请到旧金山去，美国人和英国人则想把这件事留给旧金山会议本身去决定，经谅解，无论苏联愿意在什么时候提出接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进入联合国组织大会的这一建议，美国和英国都将支持这一步骤。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史达林作了让步。 决定邀请哪些国家出席这次会议的整个工作是很棘手的。史达林和莫洛托夫反对邀请与苏联没有外交关系、没有对德宣战的国家，主要是拉丁美洲国家。他们也提出，邀请土耳其和埃及到旧金山是否适当。罗斯福坦白地承认了拉丁美洲的情况，使大家不好再批评他。他解释道，是美国在1942年告诉这些国家没有必要宣战，他觉得它们不应该因为听从了美国的意见而受到处罚。最后决定，凡是在1945年3月1日以前对“共同的敌人”宣战，并在同一日期以前签署了1942年1月的联合国家宣言的国家，都应被邀请参加旧金山会议。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没有谈到的问题之一就是，怎样处理不能立刻实行自治的“属地”的问题。斯退丁纽斯向艾登和莫洛托夫建议，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应在旧金山会议召开之前互相磋商，准备提出有关这类地区的国际託管的建议。他不打算提出哪些地区可以置于国际託管之下的这个问题，他只想在新的国际组织的宪章中规定一个国际託管的机构，以弥补敦巴顿橡树园计划的一个漏洞。艾登和莫洛托夫都同意了，但是当这件事提交全体会议批准时(2月9日)，邱吉尔却大发雷霆。他认为美国人是在提出一种很可能把英国殖民地都包括进去的殖民地国际管制计划。斯退丁纽斯解释说，这种国际託管仅仅适用于前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大战期间从轴心国夺取的领土以及殖民国家自愿置于国际管制下的任何地区，这时他才稍稍冷静了一点。但是甚至在这个解释以后，邱吉尔仍然是愤怒和怀疑的。他那口若悬河的辩才突出地表现了一番他对帝国这一概念的强烈的留恋。尽管如此，还是决定应该照斯退丁纽斯的建议举行磋商。 史达林接受了安全理事会的表决方式，又达成了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的协议，罗斯福完全可以觉得他已经达到他为自己定下的主要政治目标了。除非有某种意想不到的绊脚石出现，否则在战火中诞生的联合国就会牢固地以一个国际组织的形式永远存在，而且如果事情处理得慎重得当，美国公众和国会中十之八九会支持这个组织的。 唯一的绊脚石就是俄国想在大会中享有三重代表权的这项要求。出席会议的几个罗斯福的最有经验的政治顾问，那些对美国党派事务异常熟悉的人，全认为如果这样，在美国很容易煽动起舆论来反对美国和俄国之间的任何这类不平等的现象。因此，2月10日，当会议将要结束时，罗斯福写信给史达林和邱吉尔，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支持美国在大会中要求三个席位，如果这样的要求竟然是必要的话。第二天，史达林作了肯定的答覆，邱吉尔也是如此。 罗斯福甚至在得到这样的保证后仍然感到担心。他决定，自己同意支持俄国要求大会接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这件事应该保持秘密。然而弄巧成拙。几星期后，这种安排的消息泄露出去，传到了美国新闻界，逼得总统在十分尴尬的情况下，承认了全部事情。 尽管罗斯福因为苏联想享有多重表决权而感到忧虑，总的说来，他对联合国组织达成的协议，还能够感到满意。但在解决波兰问题上，就不能这样说了。波兰问题从2月6日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后一阶段开始谈起，到雅尔达会议结束，一直是会议的主要议题。 第189页 波兰问题是尖锐的，在会议期间，波兰国内的事态并没有静止不变。当雅尔达会议的辩论还在进行时，红军把德国人完全赶出了波兰领土。得到俄国承认和支持的波兰临时政府，一天天巩固了它对波兰事务的控制。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想看到一个新的波兰政府，一个能够把所有民主党派集合起来，而且至少根据推论，共产党人只占少数席位的波兰政府成立起来。另一方面，史达林愿意考虑“扩大”当时的临时政府，但是他不愿意另起炉灶，或者成立一个共产党不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府。 当这件事在2月6日第一次提出时，史达林作了一篇在他来说是热烈而长时间的发言，他说，波兰问题对俄国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波兰构成了德国得以侵略苏联的巨大通路。他宣称，一个强大、独立和民主的波兰对俄国说来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阻挡住德国人。虽然桌子四周的人肯定都意识到有关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但是没有人愿意追问一句，史达林所说的民主和独立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有两方面。关于波兰的疆界，罗斯福和邱吉尔都愿意接受某种接近于寇松线的界限作为俄国和波兰的边界线。当然，罗斯福还希望劝说史达林把利沃夫和附近的油井给予波兰人，但是当史达林拒绝这样做时，罗斯福就立刻把这件事丢下了。波兰的西部疆界争执更多。俄国人希望波兰人併吞德国领土直到奥得河和尼斯河。邱吉尔反对用德国土地把“波兰鹅填得”过饱。结果，决定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根据议定书和公报，波兰将“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的让予”，但是新的德波疆界要在和波兰政府本身协商之后才能决定。 疆界问题和在波兰应成立何种政府的问题相比，无论如何总是次要的。在全体会议和外长会议上，三大国为了解决政府问题翻来復去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方案。我们没有必要细谈辩论的过程。挖空心思、大绕圈子和花言巧语地大谈其波兰的舆论及主权尊严，都只能伪装而几乎无法隐藏他们内心的真正动机。 起先，美国人希望能成立一个合理的中立机构，通过它来成立一个新的全国统一政府，用这个办法，劝说俄国人放弃他们新近承认的临时政府。2月6日晚上，罗斯福送了一份建议给史达林，说明这种意思。它竟然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在2月9日收回了。从那时以后，看来很清楚，罗斯福是想几乎不惜任何代价以期就波兰问题达成某种口头上的协议。他终于认识到俄国人在坚持他们意见时的固执顽强，可能已不再希望同他们开诚相见了。与其牺牲联合国组织和长期与俄国合作的前景，罗斯福宁愿这时让步。如同他2月8日在全体会议上所谈到的，有关临时政府的争吵所涉及的毕竟只是一种暂时的情况。大家一致同意需要早日举行自由民主的选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立一个合法的波兰政府。这并不意味着罗斯福认为在构成自由民主选举这个问题上要取得一致意见不会有困难了。但是那是将来的问题，他那乐观的特性使他希望形势会发生变化，特别是当对德战争结束，使得保障俄国战线后方的军事安全已经没有必要的时候——这一点是史达林为了维护临时政府所提出的最有力的论据之一。 罗斯福大概认为，他仅仅是在按轻重缓急办事，把波兰问题放在成立联合国组织和在西方同俄国之间维持好感之下。因此他是愿意作出妥协的，且不说会议强加在他身上的令人筋疲力尽的日程表，一定已使他感到日益疲惫了。 英国人的态度则较为固执，但是因为美国人动摇了，并且力图用一大堆词藻来掩盖俄国同英美之间对波兰政策上的分歧，邱吉尔和艾登除了重申他们对于当时组成的临时政府的不信任和不满意而外，不能再有多少作为了。 2月10日作了最后的决定。这天几乎全部有争议的问题都已经设法暂时搁置起来。所有三大国都在关于波兰的宣言上签了字，宣言原文如下： 由于红军全部解放了波兰，在波兰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势。这就要求建立一个比波兰西部最近解放以前所能建立的、基础更为广泛的波兰临时政府。因此，目前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改组，以容纳国内外的波兰民主领袖。这个新政府应被称为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 授权莫洛托夫、哈里曼先生和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以一个委员会的资格，首先在莫斯科与现临时政府的成员以及国内外的其他波兰民主领袖进行磋商，以便根据上述方针改组现政府。这个波兰全国统一临时政府应保证尽速根据普选与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举行自由和不受限制的选举。在这些选举中，所有民主的和反纳粹的党派都应有权参加，并提出候选人。 宣言进一步表明，一旦波兰政府按上述要求改组完毕，三大盟国就将给予外交上的承认。 显然，这份宣言是经过精心安排，故意写得含含混混的。当时的临时政府是否将被废弃掉，再成立一个新政府呢？或者它是否将构成改组后的全国统一政府的基础？在新的临时政府中，波兰共产党起什么作用这个真正的问题，象在讨论开始前一样没有解决。显然，俄国人想使共产党处于统治的地位，既然红军驻守在波兰，他们就能够这么做。这样，尽管宣言中用了那么多刻意含煳的措词，只有承认那是史达林的成功才是现实的。西方国家的争论和抗辩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俄国人的意图，也一点没有变更波兰境内势力的对比。 第190页 不论邱吉尔和罗斯福对为监督波兰人未来谈判而成立的委员会抱着何种希望，他们都认识到这个事实。罗斯福私下说，他知道俄国人会曲解这项协定以适合他们的目的，但是他宣称：“这是我目前能为波兰所尽的最大努力了。”在公开场合，在总统3月1日对国会所作的关于雅尔达会议的报告中，他又求助于模煳不清的颂扬。他说，“我相信，在目前情况下，关于波兰的协定，是有可能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和繁荣的波兰国家的最有希望的协定。”邱吉尔在2月27日向英国下院所作的报告中也没有隐瞒事实，他说，关于波兰的协定还留下一项最重要的事情没有解决：新的临时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波兰的民意？选举将会如何地自由？邱吉尔以这样的想法安慰他的听众，他说，对这些事情，英国政府保留充分的行动自由，并将採取坚决的政策。 有一个因素给罗斯福和邱吉尔吞下的波兰那粒苦药裹上了一层糖衣，那就是史达林接受了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这一文件由美国国务院起草，于2月9日提请雅尔达会议审议。当时会议行将结束，宣言仅仅引起了一场很草率的辩论。通过的宣言的部分内容如下： 欧洲秩序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生活的重建，必须通过使被解放的各国人民能够摧毁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痕迹、并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民主制度的程序来实现。…… 为了创造被解放的各国人民可以行使这些权利的条件，三国政府当共同协助任何欧洲被解放的国家的人民或欧洲前轴心国的附庸国的人民，当他们认为需要：(甲)确立内部和平状态；(乙)实行紧急措施赈济难民；(丙)成立临时政府，它广泛代表国民中一切民主分子，并保证尽早通过自由选举建立对人民意志负责的政府；以及(丁)在需要的地方助成这种选举。…… 当三国政府认为……情况有採取这类行动的必要时，他们将就履行本宣言中规定的共同责任所必需的措施立即共同协商。 美国人设想出这个宣言来作为1944年邱吉尔和史达林谈妥的“势力范围”交易的一种解毒剂。在欧洲各地，三国共同负责和共同行动将是敌对状态结束后的困难时期中的行为规范，某一盟国享有优越影响的特殊范围将被抛弃掉。当史达林接受这项宣言时，他头脑里显然没有这种想法。也许他觉得它是并无害处的一纸空文，是用来安慰一下美国人的。归根到底，用宣言中的话来说，三国的共同行动只有当所有三个盟国都认为必要时才会出现，而任何一国如果发现自己的政策似将遭人非难时，总可以认为任何一种建议採取的行动是不必要的。邱吉尔的观点没有公开宣布，但是他已经作好准备——他在雅尔达宣称他已经作好准备——要使英国在希腊的行动接受三大国监督的选举的考验。 波兰问题的讨论在雅尔达会议上占去了那么多时间，以致其他政治问题只能得到相当少的注意。南斯拉夫的局势于2月9日才正式提到会上来考虑，当时艾登和莫洛托夫在外长们的一次繁忙的会议上商定，1944年11月的狄托-舒巴希奇协定应该迅速予以实行。在同一天的全体会议上，邱吉尔和史达林批准了这个协定。英国人也提出了关于奥地利和南斯拉夫以及义大利和南斯拉夫边界问题的备忘录，但是会议在最后阶段非常仓促，这些问题都交由外交方面往后解决。英国反对成立一个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邦的问题也同样记入雅尔达会议记录，但这个问题交给了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和美国大使去解决，他们将和莫洛托夫协商这个问题。艾登提出了关于保加利亚管制委员会中西方代表的权力问题，关于希腊人对保加利亚人不满的问题，以及关于英国人对罗马尼亚石油设备提出的要求问题等等的备忘录，结果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俄国人不想讨论这类问题，而罗斯福也急于结束这次会议，不愿意在那些通过正常外交途径同样也能处理的细节上花时间讨价还价。 波斯的形势激起了相当多的注意。1944年9月，俄国人曾试图在波斯北部取得石油开採权，但是波斯政府的立场是，只要外国军队继续占领他们的国家，就不同意给予任何开採权。俄国人勉强地暂时同意了，但是在1945年最初的几个月中，苏联在波斯北部的占领军开始对地方政府事务行使更为严密的控制，并且煽动波斯最西北的省亚塞拜然要求自治。这个情况在英国人看来，需要摊开来让大家知道。艾登希望达成一项协议，使俄国、英国和美国的部队早日从这个国家撤退。 罗斯福对这个国家也有特殊的和个人的兴趣。当他为了出席德黑兰会议而访问波斯时，他目睹了这片土地的贫瘠。在那以后不久，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即用美国的专门技术去解决波斯的农业和水利的改进问题，作为和平时期发挥国际经济和技术合作潜力的一个范例。他在2月7日的全体会议上对这个计划作了简要的阐述，但是他的同僚无意讨论他的这个主张，所以事情就此搁下了。 无疑，俄国人对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在雅尔达所表现的对波斯的特殊关心，深感怀疑。莫洛托夫顽固地拒绝讨论波斯事务，说这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因此没有就撤军问题和将来谋求石油开採权的程序问题达成协议。 2月10日，史达林提出了修订蒙特勒公约的问题。这个公约规定了土耳其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力。他说能够而且应该重订一个对俄国较为有利的协定，以代替原来的协定。但是因为当时已是会议的最后阶段，他只是建议外长们在下次会晤时应考虑这个问题。罗斯福和邱吉尔都毫无异议地同意了。 第191页 凡是参加雅尔达会议的人对于会议面临的问题的多样性简直太清楚了。2月8日，邱吉尔建议今后三国应作出安排，定期举行外长会议，会议的间隔时间不超过三个月，以便处理胜利肯定要带来的许许多多类似的问题，全体都同意了这个建议。伦敦被选定为第一次集会的地点。大家商定，在三国首都轮流举行会议。 在2月9日的全体会议上，三大国草草地讨论了邱吉尔提出的惩处主要战犯的问题，这是在雅尔达会议上考虑的唯一值得注意的其他事项。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作出决定，只是把它交给了将来的外长会议去解决。 雅尔达会议于2月10日到了高潮。当时，波兰问题、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接纳法国参加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发给狄托和舒巴希奇的催促他们履行1944年11月协定的电报文本以及关于赔款的声明，全都作出了决定。一切谈判、妥协和推诿的来龙去脉都在这一天的全体会议上汇合到了一起。当这次全体会议结束以后，会议的真正工作也就终止了。 那天晚上邱吉尔举行宴会，会上人人兴高采烈，洋溢着一种宽慰和舒畅的心情。第二天，剩下来的工作就是签署会议所制定的文件，并就公报和议定书的措词取得一致意见了。公报中没有提到曾经讨论过的几点问题。它宣称打败德国的军事计划已共同商定，并阐述占领德国和管制德国的种种安排。为了避免延长纳粹的抵抗，它没有提及肢解德国一事。赔款问题、旧金山会议、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关于波兰的声明、关于南斯拉夫的声明以及三国外长今后将举行会议的声明等，统统公布了。而安理会表决方式的详细办法则留待同安理会的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法国和中国磋商后再行发表。同样，在联合国大会中让俄国享有多重代表权的协定也秘而不宣。 1945年2月12日发表的公报以乐观的语调结束道： 我们在克里米亚的会晤，重申我们的共同决心，即在今后的和平时期中，一定要保持并加强在这次战争中使联合国家胜利成为可能和确定的在目的上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只有我们三国之间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各国之间继续增进合作与了解，才能够实现人类最崇高的愿望——一种安全和持久的和平，用大西洋宪章的话来说，就是“确保在一切土地上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不受恐惧、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度过一生。” 这次战争的胜利以及拟议中的国际组织的建立，将为今后年代中创造这种和平的重要条件提供有史以来最大的机会。 至少，美国代表团完全相信这些话。罗斯福从雅尔达回来时，船上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当公报在美国报刊上出现时，美国舆论普遍表示贊同。有些人提出了一些疑问，特别是关于波兰，但是总的来说，这种怀疑和抱怨全被淹没在一片信任和热情的欢唿中了。 但是，仿佛象徵着不久即将笼罩在雅尔达协定上的阴影似的，总统一行的横渡大西洋却不是一次幸运的旅行，霍普金斯病得很重，离船改乘飞机回国，一到家立刻便进了医院。他的离开使罗斯福很烦恼，两人冷静地分了手，从此便永别了。另一位多年的同事，也遭到了类似的悲哀结局，罗斯福的副官心脏病发作死在船上。罗斯福遭此损失，个人很受影响。当他到达华盛顿，安排好在1945年3月1日向国会作一个关于雅尔达会议的正式报告时，他在情绪方面已不再是那么自信了，虽然他对于未来，对于最终能满意地解决和平的问题，仍然怀着光明的希望。在那次讲话的仅仅六星期后，他自己也死了。 在雅尔达会议结束时，邱吉尔可能并不完全象罗斯福那样兴高采烈，但是英国报纸的反应和美国报纸同样热烈。象在美国一样，对波兰问题也有疑虑，而对德国提出那么严厉的赔偿要求这个问题，则认为它可以算是雅尔达会议的一个缺陷。不过同三大国和谐一致的保证和对德战争的早日结束比起来，这些都是小事情。 我们无法断定史达林当时怎样看待会议的决议。他认为会议的总的成果是好的，这一点从苏联所有报纸对雅尔达公报的大肆宣传和赞扬上似乎就可以看出。例如，《真理报》出版了报导会议的特刊，并在社论中说雅尔达会议已经证明，“三大国的同盟不仅拥有歷史上的昨天和胜利的今天，而且还拥有伟大的明天。”《消息报》把这个会议称作“当代最伟大的政治事件”。俄国广播电台也同样地转而报导会议的消息和对会议的颂扬。 在所有盟国中的许多人看来，大同盟似乎已经顶住了即将到来的胜利所带来的艰苦考验。对持久和平和盟国大国之间的亲密合作的愿望，空前未有地强烈。雅尔达会议对盟国的公众来说，是一次伟大的胜利。1944 年秋季威胁盟国团结的争吵，似乎已经很满意地解决了。随着欧洲的战争明显地临近结束，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以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演说中的高尚情操似乎眼看即将成为不仅是漂亮辞藻的东西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 鑑于后来幻想破灭，很难重新体会到雅尔达公报发表后的日子里的那种情绪。在短时间内，对于在克里米亚达成的协定的犹豫和怀疑就开始表现出来了。由于大国没有能力使雅尔达协定发生作用，情绪起了相反的变化，这样对协定本身的价值也就引起了争论。可是这时犹豫和怀疑还少，这些协定必须按照1945年2月的情况公正地加以评价，当然，各方都作了妥协。史达林对苏联在安理会的否决权的限制问题向罗斯福作了让步。罗斯福在远东领土和特权的问题上向史达林作了让步。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史达林向英国作了某种让步，而在波兰问题上邱吉尔也退让了很多。 第192页 如果要估计罗斯福和邱吉尔的这次交易是否合算，有一件事必须永远记住：红军已经占领了东欧的大部分地方，已经有能力置西方国家于不顾，如果史达林愿意这样做的话。在满洲，日本政府一垮台，罗斯福向俄国人让步的东西，俄国人原来就肯定能全部拿到，或者还会多拿一些。这样，除非有人主张一俟德国崩溃，西方国家就立即应该准备和俄国作战，或者不等到胜利就停止对纳粹和日本人的战斗——这两件事当时都是不可想像的——否则就只能公道地说，在雅尔达向史达林作出的让步，只是承认(就波兰问题来说，只是部分承认)当时在军事上的均势而已。 可是，对西方国家来说，特别是对罗斯福来说，雅尔达会议有点象滑铁卢战役。罗斯福嘴上讲的和内心珍爱的宏大理想同史达林在波兰和东欧普遍採取的行动是很不调和的，而在远东的那笔交易则肯定是同罗斯福自己的原则大相迳庭的。罗斯福为了满足史达林，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理想，但是他并没有赢得这位苏联独裁者对他的其他理想的支持。罗斯福的原则，即使经过斫削和歪曲以迎合俄国的利益，还是不合史达林的意。史达林所要的是一个反德的同盟，不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假如史达林曾经有时间设法解答一下罗斯福放在他面前的这个个人的益智谜语的话，他很可能对罗斯福那种用浴盆和民主制度拯救人类，使之摆脱自身那些不幸的苦难的梦幻，报以轻蔑的一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史达林大概认为这样的万应灵药忽略了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资本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奉为至理名言的这一命题，是罗斯福很可能从来不曾想到过的。他是一位改良家而不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位人道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理论家，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科学家。可是在史达林的想像中，资本主义对于他的党和国家却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威胁，一个当他和资本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打交道时决不能全然忽视，也不能长期忘记的威胁，不管这个代表人物是希特勒、邱吉尔或是罗斯福。 雅尔达的根本失败不在于罗斯福採取了妥协的态度，而在于思想上不能相互了解。罗斯福固然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他的未来的理想世界。但是，在原则和权宜之计之间、在理想和可能之间的实际妥协，一直是罗斯福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基调，通过这两者的结合，他曾经创造了奇蹟。可是当他想在国际关系中如法炮制，他的创造奇蹟的本领突然一下消失了。原因在于他没有充分地考虑到那条通常把他和西方同俄国和史达林分隔开来的巨大的思想和道德的鸿沟。如果不是较为广泛地信奉一种共同的道德原则，不是共同接受对使用武力的惯常的限制，没有一种较大的同情心，没有较为坚定的意见一致，没有较为真诚的思想一致，妥协是行不通的。只有按照史达林自己的条件来接受史达林，只有无保留地贊同权力的超道德性，才能达成更为持久的协议。但是这对罗斯福来说(也对美国和英国的公众来说)，似乎是对人类最美好的希望的类似嘲弄的背叛。 在雅尔达，双方都没有充分认识到把他们如此分隔开来的思想和道德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却使他们想达成协议的最诚恳的努力变得只是一场彼此之间的相互瞎摸。在这种情况下，雅尔达协定不能持久是不足为奇的，而在雅尔达会议之后，尽管几经起伏，大同盟还是显露出日益增多的破裂迹象，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第三编 盟国合作的瓦解 1945 年 2 月-1946 年 12 月 第一章 胜利的问题 1945年2-9月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3 第一节 根据谁的条件合作？ (一)军事事态 1945年2-5月 (二)雅尔达幻想的破灭 1945年2-4月 (三)胜利的考验 1945年5-7月 第二节 旧金山会议 1945年4月25日-6月26日 第三节 波茨坦会议 1949年7月17日-8月2日 (一)解决欧洲问题的针锋相对的计划 (二)在波茨坦的会晤 第四节 战胜日本 (一)战略计划 (二)日本投降 (三)盟国在远东的困难 第一节 根据谁的条件合作？ (一)军事事态 1945年2-5月 雅尔达会议召开时，红军已经到达通向柏林途中的最后一道障碍奥得河。在会议期间英美联军发动了进攻，准备到3月中旬打到莱因河。盟军的前进显然是为了作一决战。但是各条战线能够推进得多快，以及红军将在哪里和艾森豪的部队会师，这还未见分晓。 对日作战方面，各条战线也在移动。在缅甸，日本人正全面败退。随着盟军于1945年5月3日夺取了仰光之后，日本原来几乎对缅甸全境的控制已被粉碎，虽然无数分散的小股日军还留在胜利的英国第十四军的后方。5月间，雨季的到来使得进一步作战十分困难，但总的说来，缅甸战役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了。因此，海军上将蒙巴顿的部队的主要力量集中于准备向马来亚进行一次两栖进攻，缅甸的战事就只限于肃清残敌——一项并非无足轻重的任务。 在太平洋，美军于1945年2月19日袭击了硫黄岛，4月1日袭击了沖绳岛。这两个岛位于日本之南，分别距离日本七百七十五英里和四百五十英里，由大量英勇顽强作战的日本驻军扞卫着。因此，硫黄岛战役持续了一个月，而沖绳岛则直到1945年6月21日才攻克。日本以敢死机群(包括一架有人驾驶的火箭飞机)袭击盟军的战舰，这给海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但是日本舰队在1944年10月雷伊泰湾的战役中损失惨重，以致它再也不能企望与盟军争夺制海权了。 第193页 1945年7月5日，麦克阿瑟将军宣布菲律宾已从日本的控制下完全解放，虽然象在缅甸一样，仍有无数小股的日军盘踞在各个岛上。这一胜利结合对硫黄岛和沖绳岛的占领为在日本本土登陆开闢了道路。两条进攻的跳板在花了很大的气力后，已经建立起来。一系列岛屿基地从夏威夷横贯太平洋，另一系列则从澳大利亚向北伸展。现在，这两条线集中到了日本。在最终登陆之前，对日本本土各岛的空袭不断加强，同时日益有效的海空封锁，通过减少或切断必要的进口商品，逐渐削弱了日本的经济。1945年4月5日，当俄国人正式宣布废除他们同日本在1941年4月签订的中立条约时，日本的处境更加没有希望了。 正当太平洋上的这些事件预示日本大难即将临头的时候，盟军进攻德国的战役迅速趋向高潮。1945年3月中旬，艾森豪的部队突破了齐格非防线，从瑞士边境直到北海都打到了莱因河畔。实际上，美国第一军凭着一次侥倖的机会，早在3月7日就在雷马根渡过了莱因河，在对岸建立了一个小桥头堡。3月的最后一星期，主力部队渡过了河。北面蒙哥马利率领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在3月23-24日的夜间从韦塞尔附近渡过了河；南面，佩顿率领的美国第三军在前一天就渡河了。 艾森豪的计划是，首先以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包围鲁尔区，然后穿过德国中部向莱比锡地区推进。 过了莱因河后，英美军队只遇到轻微的抵抗。德国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他们的给养和交通线已经被空袭打得支离破碎。因此，4月1日，渡过莱因河才一星期，鲁尔区便被包围了。4月18日，这样陷入重围的三十二万五千名德军的残余部分也投降了。 与此同时，红军在南方获得了重要的进展，结果于4月13日攻占了维也纳。可是尽管他们在1月底以前就到达离柏林不过五十英里的奥得河，俄国人在4月中旬以前始终没有在前线的那一段地区取得多大进展。这三个月的耽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因素是史达林决定採取的小心谨慎的军事战略。红军不是尽快地向柏林挺进而是花了几个星期向北扩展它在奥得河沿岸的战线，直到攻下了斯德丁，这样为最后的进攻准备了一个宽阔得多的基地。 使红军前进速度放慢的第二个因素是德国人对俄国人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使德国士兵在东线打得远比在西线顽强坚决。因此，当艾森豪的军队深入德国心脏地区只遇到零星的抵抗时，红军却发现他们的前进困难得多。德国人的这种行动的确在俄国和西方之间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艾森豪推进的迅速和比较容易，使史达林疑心德国和西方盟国之间有某种秘密谅解。他的怀疑很快就暴露出来了。1945年3月8日，德国在义大利的司令部派了一名将领去加紧进行投降谈判。会谈本来已经通过秘密渠道开始了，但这时似乎值得进一步继续下去。于是，陆军元帅哈罗德·亚歷山大爵士建议从他的司令部派代表到瑞士去会见那个德国将领。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后，3月11日把这件事告诉了俄国人。 史达林的猜疑大概已经很重。他要求让苏联军官也参加拟议中的会谈。3月15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出一项建议，主张俄国代表只参加以后在亚歷山大的司令部里举行的会谈。但是俄国人认为等他们去参加的时候，或许一项协议已经达成了，他们对这种前景很不满意。因此，莫洛托夫在3月16日的一份电报中坚持要求中止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实际上，3月19日在洛迦诺举行的会议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但这时俄国人已非常激动，可能还被特工人员的报告引起了误解，他们不肯相信没有商定什么秘密交易。3月23日，莫洛托夫用强烈的措词对英美人与德国人之间的秘密谈判提出抗议。第二天，罗斯福出面进行干预，他给史达林打了个电报，向他保证英美的诚意。双方交换了措词颇为尖锐的电报以后，史达林于4月3日把他的疑虑完全吐露了出来： 我的军事同僚们……深信，谈判是确有其事的，其结果是同德国人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西线的德国司令官——陆军元帅凯塞林——已同意开放前线，让路给英美部队东进，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则以答应为德国人放宽和平条件作为交换。 我认为我的同僚们是接近事实真相的……其结果是，目前西线的德国人实际上已经停止对英国和美国作战。同时，德国人却在继续同英美的盟国苏联作战。 罗斯福在4月4日的答覆中否认有任何这样的协议。他说：“坦率地说，由于对我的行动和我所信任的部下的行动作出这种卑鄙的诬衊，我不能不对你的情报人员感到强烈的愤慨，不管这些情报人员是谁。”邱吉尔也以同样的语气作了回答。当亚歷山大于1945 年 4月4日把他的代表从瑞士召回时，这场风暴就平息了。 在“伯尔尼事件”发生的同时，英美当局对军事战略发生了最后一次争论。渡过莱因河，包围了鲁尔区后，艾森豪建议把他的主力部队突过德国中部向莱比锡周围残存的工业中心推进。艾森豪採用这个步骤，除了想进一步摧毁德国的工业外，还想阻止德国人撤到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西部的山区里去——德国的宣传人员所说的“国家棱堡”，可是这个堡只存在于他们的幻想中。艾森豪的计划要求将蒙哥马利统率的美国第九军改归布雷德利统率，这样就削弱了在德国北部沿海的平原上的挺进。 第194页 艾森豪没有经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明确批准，就于3月28日把他的战略计划通知了史达林。艾森豪认为，他这样做是根据雅尔达会议上授予他的直接同俄国人进行接触的权力。可是邱吉尔却不以为然。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问题上的纠纷，已经给在雅尔达所取得的表面上的和谐笼罩上一层阴影。首相认为使英美部队进占最有利的阵地，以便在打败德国后同俄国人讨价还价，这时已经是时候了。他尤其认为艾森豪应该尽可能多集中兵力，抢先向柏林挺进。邱吉尔认为，这一行动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好处是压倒一切的。由于德国的抵抗已经崩溃，单纯军事技术上的考虑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 显然，艾森豪在3月28日把他的计划通知史达林的行动是擅自作出的。邱吉尔对此十分愤怒。他感到艾森豪擅自作出了具有最大政治意义的决定，而自己却还不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可是美国参谋长们却支持艾森豪，拒绝了英国的把军队集中在蒙哥马利指挥下向柏林进军的战略性建议。3月30日，艾森豪解释说：“……柏林本身已经不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了。”第二天，美国参谋长们告诉他们的英国同僚和首相说： 德国的战斗已经到了由战地司令官来决定该採取什么措施的时候了。……唯一的目标应是迅速而全面的胜利。虽然认识到有些因素同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没有直接关系，美国参谋长们还是认为他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应该得到全面的支持。他应该继续自由地同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进行联繫。 面对着美国的这种态度，邱吉尔只能屈服。事情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致事实上已经不可能更改这个计划了，因为在4月7日这次争论结束时，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已经越过德国境内，迅速地向着易北河和俄国前线前进了。 到1945年4月17日，俄国人终于准备好向希特勒的首都发动进攻了。两支强有力的军队从奥得河开始挺进。到4月25日，柏林完全被包围住。同日，美国和俄国的先遣部队巡逻兵在易北河的托尔高相遇。 由于英美军队和俄国军队互相接近，安排一套互相识别的信号，已成为迫切需要的了，同时商定互相停止前进的分界线，也是一种便利，即使不是绝对必要的话。4月14日，艾森豪採取主动，建议在德国中部的进军到易北河为止，并要求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授权他照这样通知俄国人。然而，英国人反对在易北河停顿下来，除非迫不得已。这样，月初辩论过的问题实际上又被提出来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沿着德国北部平原抢先向柏林进军，还是通过德国中部向前推进的争论，而是英美部队在同红军会师以前想要并可能深入德国和中欧多远的问题了。 美国参谋长们和新总统哈里·杜鲁门同意艾森豪关于在俄国和英美军事行动范围之间划一条明确界线的建议。4月21日，杜鲁门打电报把他的意见告诉了邱吉尔： 美国军队在德国的战术部署是一个军事问题。我认为应该给艾森豪将军一定的行动自由和决定权。我想你和我可以致函史达林，主张三国政府之间商定一个把军队撤到各自的占领区的日期和程序。 艾森豪行使了他的决定权，于4月21日通知俄国人，在前线的中部地区(以及前进得最远的地区)他不拟派遣军队渡过易北河和木耳德河。 后来，分界线向北延伸，把波罗的海的卢卑克划在英美区域之内，并且向南沿着一条假想的路线通过卡尔斯巴德、比尔森和林茨向前伸展。当1945年5月1日这一建议提交俄国人时，他们欣然同意，但是三天以后，军事形势急转直下，艾森豪因而建议他也许可以更向前进军，直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易北河西岸。俄国总参谋长对这一建议表示激烈的反对，因而没有实行。结果，尽管波希米亚没有红军部队，尽管美国军队已顺利地开到卡尔斯巴德-比尔森一线，并且有可能至少前进到布拉格(捷克人已经在那里起义攻击德国人，很需要援助)，但美国军队还是遵守原先商定的界线，把解放捷克首都的荣誉留给了红军。 同时，等待已久的德国的崩溃于5月份的第一周成为事实。5月1日，德国电台宣布希特勒死了。邓尼茨海军上将接替他成为第三帝国的首脑。5月2日，柏林的残余守军向俄国人投降了，义大利境内的德军也向陆军元帅亚歷山大投降。5月4日，荷兰、德国西北部和丹麦的德军向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投降。为了避免邀请俄国代表参加谈判，这些投降全被称为“战术性的”，但是在“伯尔尼事件”以后，英美当局认识到俄国人变得那么多疑，因而一心一意坚持要德国向所有三个盟国政府正式投降。 海军上将邓尼茨尽可能避免向俄国人投降。他就任时宣布，他的任务是把德国从布尔什维主义下拯救出来。他的办法是指令德国士兵向英美方面投降。由于这项命令，加上担心俄国人会报復，德国人纷纷投奔英美的集中营，以求庇护。许多曾同红军交战的德国部队的司令官都企图率领整队有组织的部队投降，但是艾森豪和他的部下很拘板地拒绝接受这种投降的要求，理由是“战术”投降只能行之于同自己作过战的军队。 邓尼茨尽可能长时间地坚持这种做法，但艾森豪扬言他准备封闭他的前线，不让逃避红军的德国人过来。这位德国海军上将知道事情完了，于是授权他的代表到兰斯的艾森豪的司令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俄国和法国的代表也出席参加了1945年5月7日清晨举行的仪式。但是史达林不满意于这种以英美为主的仪式。他对于德国向西方作出的“战术性”投降怀疑，并且担心德国人可能实际上仍然服从邓尼茨的命令，只向英美方面投降。这些考虑使他拒绝承认兰斯投降的有效性。他坚持要在柏林举行第二次投降仪式。因此，5月9日，即根据在兰斯签订的投降条款停止战斗的次日，在朱可夫元帅设在损毁殆尽的德国首都的司令部里举行了第二次仪式。在这次仪式以后，史达林才认为战争结束了。 第195页 但是关于兰斯投降仪式的消息是无法扣压的。德国电台在几小时内，当然也就是早在柏林仪式能够安排就绪以前，已经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全世界。再则，一个目睹兰斯投降仪式的美国记者不顾规定发布新闻的日期，提前于5月8日上午9时30分将这个消息电告合众社。这使邱吉尔和杜鲁门总统处境很尴尬。他们要求史达林同意把正式宣布欧战胜利的日期提前，结果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决定单独行事。因此，当英国和美国在5月8日庆祝他们对德胜利的时候，俄国人却延迟到次日才庆祝。这一差异象徵了欧战的最后几个月给盟国带来的不和。象在一些联盟中常见的那样，胜利并未巩固友谊。尽管在当时的兴奋下出现了俄、英、美战友情谊的种种衷心的表现，三国政府在幕后仍然发觉有许多要争吵的事情。 (二)雅尔达幻想的破灭 1945年2-4月 在雅尔达缔结的关于欧洲前途的协定，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表面的。事态的发展很快使得甚至那些最不愿意接受现实的人也不得不接受现实。雅尔达会议结束后两星期内，西方和俄国的外交官在罗马尼亚问题上的争执尖锐化了。到5月份的第一周，即雅尔达会议后还不到一个月，关于波兰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在公开的场合，美国和英国的官员竭力缩小他们自己同俄国人之间的冲突，採取了一种强作乐观的看法。私下里，他们认识到欧洲政治的前途正处在危险中。 首先是罗马尼亚的事态达到一场危机的程度。8月23日政变后最先组成的政府于1944年12月2日由拉代斯库将军领导的一个新内阁接替。这一变动使共产党控制了政府某些重要部门，主要是内务部和公安部，但拉代斯库本人及其大多数部长则决不是共产党的应声虫，而且罗马尼亚军队仍然是反共的堡垒。这种情况不符合俄国人的愿望。早在1945年1月，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访问莫斯科，大概在那里接到关于促使罗马尼亚政府进一步改组的指示。他们回国后，反拉代斯库的骚动便被组织得规模越来越大，直到1945年2月24日布加勒斯特发生了暴动。两天后，俄国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到达罗马尼亚首都，要求罢免拉代斯库，改派佩特罗·格罗查继任总理。格罗查是一个名为农民阵线的农民党的领袖，尽管这个组织在1933年是独立的，后来却完全成为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农村中的一种伪装了。 米哈伊国王不愿意屈服于维辛斯基的要求，但是由于从美国和英国驻布加勒斯特的代表那里只能得到口头上的同情，他感到不得不接受俄国人指定的人。因此，一个完全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以格罗查为首的新政府于3月6日上台执政了。 这种略加伪装的政变使美国人大为不快。他们觉得，俄国人肆无忌惮地不顾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雅尔达宣言。然而，英国政府却认为，罗马尼亚的情况并不能作为考验苏联的一个适当的事例。邱吉尔和史达林1944年10月的密约毕竟曾让俄国在罗马尼亚享有主要的影响。再则，美国人的那种认为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代替了一切先前的条约的观点，可能会危及英国在希腊的地位。罗马尼亚的事态十分模煳和遥远，因此没有受到美国公众多大的注意就过去了。由于没有英国的积极支持，美国政府的行动仅仅限于一些无效的外交抗议。 然而，波兰却是另外一回事。英国和美国在波兰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并且，由于这个问题歷史长久，加上存在着人数众多、组织严密的美籍波兰人的团体，波兰的命运就成了美国公众和政府高度关心的问题。英美大使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举行的首次会议，没有促成波兰政府的改组，只是暴露了俄国和西方对于雅尔达会议为波兰拟定的方案的解释多么不同。俄国人坚持认为只应该同那些支持雅尔达决定的波兰领袖们商议波兰政府的改组问题。这就排除了曾公开抗议三大国的行动的米科拉伊奇克。既然爱国的波兰人士不能贊同雅尔达所决定的使波兰丧失东部各省的做法，那末可以和他们商议波兰政府改组问题的人就只限于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情者了。3月5日，在大使们和莫洛托夫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当西方代表拒绝莫洛托夫关于邀请临时政府中的四位领导人和另外三位波兰着名人士来讨论政府改组问题的时候，整个谈判似乎濒于决裂。 当时，罗马尼亚的危机正到达高潮(格罗查政府第二天就上台执政)。看来很清楚，俄国人决定在波兰象在罗马尼亚那样干下去，不管西方盟国是否同意。他们的第一步便是和那些仍然承认伦敦流亡政府权力的波兰地下军的领导人进行谈判。苏联当局向这些领导人许了各种愿以后，便诱使他们参加一个会议，当场加以逮捕，把他们押送到莫斯科的监狱里。这次逮捕发生于3月27日和28日。4月6日，伦敦的波兰人收到了关于这件事的多少有点混乱的消息，就把它向全世界宣布。但是他们的报导有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并缺乏可以作为证据的细节。因此，他们的控诉在许多方面被当作虚构的宣传，没有受到重视。俄国人保持沉默一个多月。关于德国投降的其他新闻极多，这也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在意波兰人的灾难。这样，俄国人凭着奸诈欺骗和残酷无情，把曾经十分成功地反抗过德国人的波兰地下组织一网打尽。在此后的几星期里，俄国人採取了有力的警察措施以及准军事措施，打散和消灭了波兰地下军的人员。这样，临时政府的政权得到巩固，他们唯一的对手被镇压下去而无足轻重了。 第196页 俄国人以同样的努力去加强华沙政权的国际地位。美国和英国不顾苏联的抗议，拒绝邀请波兰临时政府参加旧金山会议，除非它按照雅尔达会议规定的方案重新加以改组。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也被排除在外，因此旧金山会议开幕时，波兰没有正式代表出席。可是，1945年4月21日，正当会议前夕，俄国人和华沙政府签订了一项同盟条约。史达林不顾西方的抗议就这样干了。他这样做似乎暗示临时政府的永久性。 同时，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改组波兰政府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俄国人不准备考虑一种可能破坏共产党在波兰政府中的优势地位的“改组”，英国和美国则继续坚持要实行那样的“改组”，使非共产党的领导人可以自由地集结起自己的支持者，为举行一次决定波兰未来的政府形式的选举做准备。罗斯福和邱吉尔亲自进行干预，结果丝毫未能解决这种政策上的冲突，他们提出关于波兰问题的雅尔达宣言的文本，也不能使任何一方放弃它自己对那些文字的解释。 3月底，关于罗斯福和史达林订立密约、支持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联合国大会会员的消息在报纸上泄露以后，雅尔达协定的声誉在美国受到严重的打击。罗斯福不得不勉勉强强地证实3月29日发表的第一次报导的准确性。他大讲其美国的三重代表的权利，竭力把事情说得好看一些，但也没有得到任何重要的支持。美国政府因此不谈这个问题，不再谈他们在联合国大会里可占一个以上席位的要求了。 且不谈许多美国人对于接纳苏联的个别加盟国进入一个据认为是主权国家的大会的原则感到怀疑，这个消息传到美国公众那里的方式就给人留下了一种很坏的印象。人们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在雅尔达还订了些什么其他的秘密协定？雅尔达一度似乎是一种光辉的成就，现在和这个会议联繫在一起的却是颇为暖昧的交易和邪恶的秘密。 虽然盟国在罗马尼亚、波兰和“伯尔尼事件”上的种种困难，总的说来在各国报纸上都没有大肆宣扬，但幻灭之感实际上已经开始。虽然如此，3月29日俄国人宣布莫洛托夫将不参加旧金山会议时，英美的公众仍然感到这个消息有点出人意外。盟国之间的不和正从外交活动的密室转移到公开的讲坛上来，而对于战胜法西斯以后抱有美好希望的千百万人则全感到惶惑和沮丧。 这是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患脑溢血逝世时的形势。罗斯福的突如其来的逝世给美国的政体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国内外政策的一切方面向来都抓在他手里，他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是完全被排除在政府核心计议之外的。此外，罗斯福之死使盟国的团结失去了一个主要的象徵，也使世界上千百万人民失去了他们对美好未来的热烈希望所寄託的独一无二的主要对象。 罗斯福逝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俄国取消了关于不派莫洛托夫去旧金山的决定。在哈里曼大使的劝告下，史达林作出这个姿态，作为他愿意和新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继续合作的一种表示。尽管莫洛托夫本人表示异议，斯人林还是这样做了。 但是姿态并不改变政策。当莫洛托夫抵达旧金山时，他带来了障碍和争论。由于随后几个月里俄国和西方的关系恶化，许多罗斯福的最热诚的支持者把大同盟衰落的原因归咎于罗斯福死后美国态度的改变。鑑于有关各方原先还希望把大同盟的裂痕弥合起来，所以当时没有把罗斯福逝世以前早已存在的紧张关系广为宣传。这就使得批评杜鲁门的人提出的责难显得更加有理了。 从狭义来看，这种论点可能有些道理。或许杜鲁门个人不象罗斯福那样愿意对俄国人迁就。但是，一个重要得多的因素是，美国的军事形势已经改变。由于欧洲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不久就可以调遣优势兵力去对付日本，因而俄国的帮助看来已不是那么重要了。在俄国远东领土上建立美国军事基地这件事，几乎始终毫无进展。同时，在太平洋岛屿上新获得的基地看来已经可以维持对日本的轰炸攻势。因此，1945年4月24日美国参谋长们放弃了他们关于利用西伯利亚作为空军基地的计划。他们也决定不分散海军力量去执行在日本北面开闢海路的任务，除非莫斯科逼得他们这样做的话。这意味着在俄国和日本开战以后，美国海军将不保证继续运送军需品给远东的红军。 这些决定至关重要。实际上，美国人已经不再愿意作出任何重大的让步以求得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了。据海军上将李海说，4月22日，杜鲁门的顾问们觉得，“如果俄国放慢或者甚至停止他们在欧洲和亚洲的作战努力，这对我们的战争前景不会造成特殊的损害。”这样，大同盟的军事基础大部分都消失了，只有依靠共同的政治目的来使盟国间的冲突不至于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 共同的政治目的并不是不重要的。三大国都需要和平和安全，都承认只有它们继续合作才能达到这些目的。但有些事情在一方看来是保卫苏联国家安全的基本预防手段，在另一方看来却是共产党的奸诈和侵略。面临着这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大同盟逐步瓦解，成为互相竞争的敌对部分了。 如果罗斯福还在世，事情会朝着略微不同的方向发展，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认为他会有什么办法防止这个同盟的破裂，或者能够大大减缓破裂的速度，这是对国际关系採取一种肤浅可笑的看法。杜鲁门所依靠的顾问就是罗斯福所依靠的那一批人，而且他尽可能遵循罗斯福的政策。使同盟分裂的不是杜鲁门，不是邱吉尔，也不是史达林，而是共同的敌人消失了。唯有这个共同敌人的力量才能促使这三个有关国家的政府把它们之间的分歧和相互存在的畏惧心理置于某种更大的恐惧之下。为了保全罗斯福的神话和他自己内心的平静，他的确死得其时。他死时，他曾大力帮助筹划的胜利已经毫无疑问地近在咫尺，而他曾经满怀希望地培育的同盟又尚未明确地、不可挽救地瓦解。他死时，人们还可以抱有光明的希望。直到他与世长辞的时刻，他始终没有放弃和俄国人达成相当的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的和谐的希望。他写的最后一个电文是给邱吉尔的，他说：“我将尽量缩小有关苏联的一般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似乎每天都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而其中的大多数都会象伯尔尼会议的问题那样得到解决。然而，我们必须坚定，我们的路线到此为止始终是正确的。”他死时还没有因盟国失和而感到沮丧，对自己採取的路线到此为止又深信是正确的，一个人还能死得比这样更好吗？ 第197页 (三)胜利的考验 1945年5-7月 上文已经提到，罗斯福的逝世使莫洛托夫来到了旧金山。这位俄国外长途经华盛顿时作了短暂停留，和杜鲁门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会见，毫无成果地讨论了波兰问题。盟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很快就在旧金山会议上表现出来了。那里既有关于会议主席这一类问题的小争吵，又有关于波兰和阿根廷问题那种比较严重的争吵。虽然这些争吵后来证明是不祥之兆，当时却并不显得特别重要。公众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德国崩溃这齣戏上。尽管有俄国官员经常表现出来的那股猜疑的暗流，那些正在德国的人们却为他们的共同胜利而感到自豪，并且在大多数事情上都进行了颇为有效的合作。但在幕后，盟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先前一样令人烦恼。在久久不得解决的波兰问题之外，德国的战败又在的里雅斯特地区、奥地利以及最重要的在德国本身，引起了新的困难。 1945年5月2日，义大利境内的德军向陆军元帅亚歷山大投降时，英美部队和南斯拉夫部队立刻开始抢着向的里雅斯特进军。结果英国军队和南斯拉夫军队在的里雅斯特及其邻近地区混杂到了一起。一场剧烈的争论立刻发生了，争论的问题是狄托要求管理伊斯的利亚和大战前属于奥地利的卡林西亚的某些地区。有一时期，南斯拉夫和盟国部队之间似乎可能爆发一场公开的战争，但是比较冷静的意见占了上风。到6月9日，美、英和南斯拉夫政府终于签署了一项关于调整有争议的地区中军事安排的协议。至于边界线，则等到同义大利和奥地利签订和约时再明确划定。 狄托在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的行动，使他的政府明确地站到了俄国阵营里，同英美阵营进行对抗。尽管1944年10月邱吉尔和史达林商定对南斯拉夫事务施加同等的影响，尽管在雅尔达会议以后舒巴希奇和“西方”的另外两个候选人参加了狄托的政府，狄托显然还是把政府控制得牢牢的，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政策行事。1945年4月11日，他和俄国签订了一项针对德国的同盟条约，他的一言一行正象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应做的那样，表示了对俄国的钦佩和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不信任。邱吉尔为自己计划的失败感到烦恼，但是除了利用亚歷山大部下的军队对狄托的扩张设下一道屏障外，也别无他法。 从狄托对奥地利和义大利以前的领土提出要求这一点来看，奥地利是捲入南斯拉夫的争议的。但是，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奥地利事务还有另一个比较严重的方面。欧洲谘询委员会曾把奥地利划分为几个占领区，就象对德国那样。但是当德国投降、战斗结束时，英美部队还没有深入奥地利，而俄国人则已经攻占了维也纳和奥地利的东部。4月29日莫斯科电台宣布，俄国的战区司令托尔布欣元帅已经承认了社会民主党人卡尔·伦纳领导下的临时政府。俄国採取这一行动没有事先和西方国家商量。既然伦纳政府中大部分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代表，这就不难想像俄国人正在试图按照最近罗马尼亚的方式建立又一个傀儡政权了。英国和美国拒绝承认伦纳政府；俄国人则不肯否认它。结果，欧洲谘询委员会所设想的分区占领的办法——特别是对维也纳的四国管制的办法——可能无法予以实行。波茨坦会议时这个争论还在发展，伦纳政府的命运直到秋天才获得解决。 然而，1945年7月4日欧洲谘询委员会还是商定了关于盟国在奥地利的管制机构的协议。这个机构採取了德国的格局，而不是义大利和东欧的格局。在欧洲谘询委员会于3月间把奥地利划分成四个占领区以外，维也纳又被划为一个联合占领区。盟国对奥地利全国的政策将由四个总司令组成的委员会决定。这个协议表明俄国人方面作了让步。他们曾试图在奥地利的盟国委员会上为自己取得最大的权力，象他们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所行使的那样。 由于盟国中没有一国想承认或支持任何德国集团作为中央政府的权利，德国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象在奥地利那样，战争结束时部队分布的实际状况与欧洲谘询委员会预先拟就的分区安排大不相同。艾森豪的军队已经深入到分配给俄国人的地区，并已越过捷克国境好几英里。鑑于盟国的伙伴情谊经歷了多次紧张状态，安排撤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邱吉尔看到在他面前展开的问题特别感到不满。德国的英国占领区包括这个国家人口最稠密的工业区，不能希望当地的粮食资源足以维持它的人口的需要。但是由于对德战争已经结束，美国租借物资供应的规模缩小了。美国人起初不同意对德占领的需要也构成对租借法的一项合法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英国不愿意冒险去管理挨饿的人民，他们就得从自己的已经紧张的资源中抽出粮食来供应德国人，或者设法和其他占领国达成明确的协议，由它们从德国其他地方的生产中提供英国占领区所需要的一部分粮食。既然苏联占领区是德国农业剩余产品的主要产区，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必须和俄国人达成协议。 邱吉尔认为有可能同史达林进行谈判，以英美部队撤回到占领区分界线以内为条件换取粮食。但是这种建议是和美国当时的态度以及美国对将来同俄国的关系的估计背道而驰的。的确，一旦在德国获得胜利后，美国人主要的兴趣只在于尽可能迅速地调遣他们的军队去对日作战。作为美国战略主要根据的未经检验的假设——即一旦战事结束，一切大致会自行恢復正常状态的那种假设——是逐渐缺乏说服力的。这时候，美国的政策要求把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部解散，分为各国本身的指挥部，尽速建立一种占领政权，一俟有船舶载运立即把战斗部队撤离欧洲，让欧洲国家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帮助下处理自己的经济事务，不再依赖租借办法。根据美国的这些目的和态度来看，邱吉尔想要利用英美部队意外有利的分布情况作为同史达林做交易时讨价还价的筹码，似乎简直是对同盟的背叛，并且是一种潜在的圈套，想把美国也捲入本当是纯粹的欧洲事务中去。 第198页 然而，暂时盟国对德国的政策和管制机构的问题可以搁置一下。每一国的军队都忙于处置战俘和无家可归的难民，恢復交通和必要的服务事业，整顿自己的部队，以及为胜利和战场严酷生活的结束举行庆祝——这件事并不是最不重要的。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部结束各项复杂的工作本身就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因为英国和美国的各级管理机构已经完全混合在一起，而且军政府的工作要求选择相当能干但纳粹烙印又不是太不易抹掉的德国人来执行地方行政工作，因而需要相当多的人员尽最大的力量。 波兰问题虽不是那么混乱，却困难得多。英、美和俄国的外长聚集在旧金山开会时，曾进行谈判，试图打破3月间在莫斯科出现的僵局。但是他们的努力完全无效。5月3日当莫洛托夫宣布，苏联当局确实逮捕了波兰地下军的领导人，因为他们在红军的后方进行“牵制”活动，这时，艾登和斯退丁纽斯决定在获得充分情报和解释以前中断进一步的会谈。 这次失败后，看来只有三国政府首脑的一次会议才有希望使同盟不致于在波兰问题上公开决裂。同时，盟国对德政策上的种种问题显然也需要最高一级进行磋商。杜鲁门决定派两名特使去试探一下，为这样一次会议作好准备。因此，霍普金斯于1945年5月23日飞往莫斯科，而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则于同日动身前往伦敦。 戴维斯发现邱吉尔正闷闷不乐、十分忧虑。他国内的政治问题相当严重，因为联合政府已于5月23日解散，邱吉尔不得不面临定在1945年7月5日举行的一次大选。但欧洲的形势使邱吉尔感到更为严重。英国政府正在叙利亚问题上同法国人进行激烈的争执，结果引起1945年5月31日英国对法国人进行武装干涉，因为法国人正试图以武力镇压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这件事对法英将来在大陆上的合作不是好兆头，可是邱吉尔多年来一直支持戴高乐和法国人，希望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一种针对俄国人的强大的抗衡力量，以代替战败的德国。 美国的态度似乎也预示着它将早日摆脱欧洲的事务。美国当局正建议今后按租借法的供应只限于对日作战所用的物资。结果，英国面临经济灾难或者有点近乎灾难的情况。然而，假如法国人和美国人都抛开英国不管，欧洲大陆就会向俄国人屈服。光凭英国人自己去同俄国人的势力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对抗，是不大有希望的。邱吉尔毫不掩饰他对史达林的畏惧和不信任，这使戴维斯感到意外和震惊，因为他早已是提倡同俄国亲善的主要代表人物了。他向杜鲁门汇报说： 这些话我说得很坦率，因为听他[邱吉尔]如此激烈地攻击苏联控制的威胁和共产主义在欧洲的蔓延，并且对苏联领导表示的诚意流露出如此的不信任，我很怀疑这位首相现在是否愿意向全世界宣布，他和英国没有支持希特勒是犯了错误。因为据我对他的了解，他现在是在陈述希特勒和戈培尔过去四年里一直在宣布和反覆宣传的理论，其目的是竭力要破坏盟国的团结，加以“分化和征服”。…… 他十分注意地听完了我的话。他说他近来受到很大的压力，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措词可能比他想要表达的意思要强烈些。 然而，邱吉尔确实坚决主张在取得俄国人让步以前，美国和英国的部队不应先撤到他们自己占领区的界线以内。他的总的态度给戴维斯的印象是，把维护英国在欧洲的地位放在维护和平之上。 霍普金斯去见史达林的收穫却大得多。1945年5月26日第一次会见这位俄国独裁者时，霍普金斯就说明他希望研究影响美苏之间基本关系的一切问题。他提到波兰、德国、太平洋战争以及苏联与中国的关系等问题，认为这些是他希望考虑的项目。他请史达林提出他那方面感到烦恼的问题。5月27日第二次会见时，史达林提到：美国支持阿根廷参加旧金山会议、赔偿问题的谈判、波兰问题、租借物资的削减以及对德国舰队和商船的处理，认为这些是他对美国不满的地方。 霍普金斯于是竭力使史达林放心。他说，美国愿意把德国船舶的三分之一移交给俄国，并说，这个问题在三大国的一次会议上很容易得到解决。他肯定地说，对日作战所需要的租借物资将按已经达成的协定继续供应，并辩解说，欧战胜利后突然停止向俄国装运一切货物，是下属们犯的错误，现在已经纠正了。 史达林对赔偿问题的不满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要求让法国也加入赔偿委员会，从而拖延了在雅尔达商定的关于赔偿问题的会谈。关于这一点，霍普金斯表明他不了解情况，但是说美国大概不会“以顽固的态度”坚持要法国参加，而且，不管怎样，现在已经商定，谈判应在没有法国参加的情况下就开始。 关于在旧金山会议上美国对阿根廷的支持，他归因于拉丁美洲国家的压力。霍普金斯解释说，当莫洛托夫提出应邀请波兰临时政府参加会议时，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就坚持要让阿根廷也参加。史达林把这件事撇开了，他说，无论如何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这样就把霍普金斯引到了一切问题的中心：波兰。他说，波兰问题除了作为盟国合作的一个晴雨表外，本身并不十分重要。美国所要的，他宣称，是一个波兰人自己渴望的、同时又是对俄国友好的政府——任何形式的政府。史达林答覆说，他无意把苏维埃制度输出到波兰，并承认美国有权利对波兰事务感到关注。他承认俄国人在波兰曾採取单方面的行动，这种行动本来“不如不做的好”，但当时有做的必要，因为红军在波兰需要有一个安全的、有秩序的后方。 第199页 讨论于是转到怎样组织一个令人满意的波兰临时政府的问题。史达林建议，目前的临时政府中十八到二十个阁员的席位里，有四个可以让给那些被排斥于这届政府之外的波兰党派的代表，并提到可以接纳米科拉伊奇克为这些新成员之一。霍普金斯要求给他时间来考虑这个建议。 霍普金斯和史达林的第三次会谈专门研究了远东和德国问题。史达林告诉霍普金斯说，红军准备于1945年8月8日进攻满洲。两人商定美国政府应协助安排史达林和中国外长之间的一次会议，以便解决在满洲让予俄国特权的问题。史达林重申，他一定支持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并且同意建立由苏联、美国、中国和英国组成对朝鲜的四国託管，直到那个国家能够自治时为止。霍普金斯觉得这些协议很令人鼓舞，甚至在史达林表示他期望根据分区的办法参加对日本的占领时，霍普金斯还是觉得如此。 关于德国，史达林告诉霍普金斯说，他已经不贊成肢解这个帝国，并且答应将任命朱可夫元帅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俄国成员，以便使这个机构可以开始工作。他还谈到俄国对战犯起诉的计划，并和霍普金斯讨论了盟国在德国应该採取的一般经济政策。 5月30日在第四次会议上，双方讨论并决定了同杜鲁门和邱吉尔举行一次会议的安排。时间定在7月中旬，柏林地区被选为会址。接下去，谈话再次转到波兰问题。霍普金斯说明了美国关于基本政治权利的概念，没有这些权利，民主只是空话。史达林面对这个相当为难的问题回答说，这些原则是人们所熟知的，但只能在和平时期应用，而且也得有某些限制。例如，对法西斯分子的纵容，就不允许在民主的言论自由的幌子下存在。霍普金斯“完全理解大元帅的意见”，并再次请他放心说，美国对于让现在波兰流亡政府的任何成员参加改组后的波兰临时政府，并不感觉兴趣。 第五次会议研究了可能应邀参加临时政府改组以前的讨论的某些波兰领袖的名单。会后，霍普金斯出席了为他举行的宴会。席间他向史达林提出被逮捕的波兰地下军领导人的问题，暗示如果将他们释放，拟定一份可以与之商讨临时政府改组问题的波兰人士的名单就没有困难了。但是史达林不愿释放他的俘虏。他责怪英国人纵容流亡政府，并宣称他不想让英国人来管理波兰的事务。 此后的几天里，霍普金斯稍事休息，由哈里曼和其他人员同英国和美国国内当局进行磋商，并与次一级的俄国官员商议，尽力拟定一份可以接受的波兰人的名单，以便邀请这些人到莫斯科来改组波兰政府。电报往来频繁，但终于成功地取得了一致意见。各方同意的波兰领袖的名单，在霍普金斯离开莫斯科一星期以后，于6月12日公布。 同时，旧金山会议似乎正在走向不幸的结局。当俄国人坚决主张否决权应该使安理会的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可以阻止讨论它不愿拿到这种公开讲坛上来的任何问题时，俄国人和西方国家之间对安理会的程序发生了一场新的争执。杜鲁门想出一个办法，请霍普金斯设法和史达林解决这个问题。6月6日，霍普金斯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他同史达林和莫洛托夫讨论了这个问题。史达林在和莫洛托夫的侧面谈论中显示出，他以前对这个问题并不了解，随后他转向霍普金斯说，他认为整个争论没有多大意义，应当接受美国的观点。这样，史达林几乎不以为意地就完全改变了俄国的立场，一个曾经费了不知多少唇舌的问题好象被魔术变得无影无踪了。 霍普金斯的出使和此后波兰问题的迅速解决，完全打破了相持不下的局面。看来可能会使大同盟马上垮台的争执，暂时平息下去了，旧金山会议能够顺利地进行草拟联合国宪章的工作，盟国在德国的行政安排纳入了正轨，欧洲谘询委员会在盟国对奥地利的管理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的里雅斯特问题的争执暂时搁置了起来，波茨坦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好感似乎已经恢復。史达林甚至对租借协定表示了感谢。 这些结果主要是由于波兰问题获得解决。虽然史达林已经作出让步，让米科拉伊奇克和另外一些非共产党的波兰人参加临时政府，西方国家作出的让步则大得多。这一点当时或许并不完全清楚，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尽管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为波兰临时政府的“改组”作好准备，共产党却仍然控制着临时政府，而英美争论得如此之久的，正是为了要防止这种控制。史达林在扫清了通向他指定的目标——在波兰有一个“友好的”政府——的道路之后，愿意并急于在其他问题上安抚西方。无疑，正是由于这种心情，他才在解决安理会否决权的问题上那样的毫不介意。如果西方允许史达林控制东欧和满洲，他是愿意合作的，可是他显然把苏联在这些邻近地区的利益置于一切其他考虑之上。 霍普金斯离开莫斯科后的几星期中，波兰政府很快便进行了改组。6月17日，受到邀请的波兰领袖们在俄国首都开会。6月23日，他们就“改组”后的临时政府的阁员人选取得了一致的意见。6月28日，新内阁就职了。1945年7月5日，英国和美国政府正式承认新的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内阁的二十一个席位中有十四个由卢布林委员会的元老担任。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控制着那些对于控制国家内政最为重要的部门。 第200页 当波兰问题获得这样的解决时，盟国在德国取得了同样快速的进展。5月30日，俄国人宣布朱可夫被任命为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俄国成员。6月5日，英、美、法、俄四国的司令官在柏林开会，公布了三项宣言，作为盟国将来管理德国的依据。第一项宣言声明，既然德国没有一个中央权力机构能在胜利的盟国指挥下承担起管理全国的责任，有关的四国“特此承担起德国的最高权力，包括德国政府、最高统帅部以及任何州、市或地方政府或权力机关所拥有的一切权力”。在列举了德国人必须立即执行的各项规定后，宣言继续说： ……四个盟国政府将採取它们认为未来和平与安全所需要的各项步骤，包括德国的全面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 盟国代表们将使德国承担由于德国完全战败而出现的政治、行政、经济、财政、军事以及其他方面的额外义务。……一切德国当局和德国人民应该无条件地执行盟国代表的要求，并且完全遵照各项……宣言、命令、条例和指示行事。 这样，德国的手脚全被束缚住了，但是并未公开宣布一项盟国的积极政策，因为关于这种政策，盟国之间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然而，同时公布的其他两个文件确实阐明了盟国的行政管理机构。一项关于占领区的文告说明了有关各方已经同意的四个区，并把大柏林置于四国的联合管制之下。第三项文告说明了作为中央政府的机构。由四个区的总司令组成的一个管制委员会将处理涉及整个德国的事务，并将保证“四位总司令在他们各自的占领区内的行动具有适当的一致性”。管制委员会的决定应该是由全体一致通过的。 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各个占领军部队应该怎样以及在什么时候接管分配给它的区。西方盟国坚持要在它们进入柏林的时候才从俄国占领区撤退。由于有些次要的细节需要解决，这件事耽搁了好些时候。但在6月29日，一切都准备就绪。自7月1日开始的四天内，作了必要的部队调动。关于明确规定英国、美国和法国进入柏林的权利，规定每一国对市内占领区提供物资的责任，以及规定柏林市盟国军事管制总部的办事程序等项，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都作了安排。7月10日，盟国军事管制总部的第一次会议举行了。 建立各国占领区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指挥部的解散。这于1945年7月14日实现。在这一天以后，艾森豪的权力就只限于指挥美国部队并限于在美国占领区以内。随着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部的解散，世界上最成功的盟国指挥部也就宣告结束了。 盟国的管制机构这样建立起来后，在德国应该实行一些什么共同的政策就成为迫切的问题了。美国的政策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项指令(通称j.c.s.1067号)中阐明的。这个文件于1945年5月14日发出，在1945年10月17日以前是保密的。英国政府也为英国占领区的代表准备了指示。一般原则于1945年5月20日公布。法国和俄国的政策大概也是同样地分别通知他们各自的总司令的。但是对整个德国的共同政策，如果有的话，显然也只有经过政府之间协商以后才能规定下来。这就是波茨坦会议的主要任务之一。 霍普金斯访问史达林以及此后盟国对波兰和德国所採取的步骤的结果，就是使德国而不是波兰成了测量盟国是否和睦的主要晴雨表。奥地利和巴尔干国家的事务对于俄国和西方之间的未来关系是次要的(虽然不是不重要的)刺激物。后来，中国和远东事务这团乱麻开始显得很突出。但在1945年6月以后，决定大同盟命运的显然是德国问题而不是任何一项其他的问题。到了盟国甚至无法再再假装在德国对一项共同的方针取得一致时，大同盟终于确实瓦解了。 当然，霍普金斯、杜鲁门和邱吉尔并不是故意在1945年6月把波兰抛弃给俄国人的：他们希望临时政府会组织相当公正的选举，从而成立一个相当自由和独立的、能为所有盟国都接受的波兰政府。可是当事态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时，西方国家却没有多少办法或者完全没有办法了。到1947年1月波兰进行选举时，德国问题已经占了首要的地位，俄国和以前盟友之间薄薄地掩盖起来的敌意达到了这样强烈的程度，因此不可能希望通过有效的外交干预，扭转波兰事务的方向，使其比较符合英国和美国的心意了。 但是未来的事态发展在1945年6月和7月还是看不出的，在抱着希望的人们看来，盟国似乎终于为波兰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折衷方案，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成立似乎使盟国在德国的合作即使不是完全没有问题，至少已经成为可能了。 这种乐观的看法由于旧金山会议所取得的成功而有所加强。这个会议制定了一个新的世界组织的宪章，使世界各国都承担起维护和平和实现民主的理想的义务。我们现在必须回过头来看一下这次会议的成就。 第二节 旧金山会议 1945年4月25日-6月26日 雅尔达会议上关于安理会投票程序的协议，为这个由于战争而产生的联合国的第一次正式会议扫清了道路。美国代表四个发起国于3月5日向有关国家发出邀请，请它们参加一次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四十六个在1945年3月1日以前宣战的国家的政府取得出席会议的资格。但是由于波兰临时政府改组问题的争执尚未解决，这意味着第四十七个国家波兰不得参加。这四十六个国家的政府应邀“为一个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全面的国际组织准备一份宪章”，这个宪章应以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建议为基础，并以雅尔达会议商定的投票方案为补充。所有这些政府都接受了邀请，代表们如期于1945年4月25日云集旧金山，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典礼。 第201页 会议为一个庞大的宣传机构所包围，各国派来的新闻记者不下二千六百三十六人。美国政府在会议前、会议期间和会议后组织了一场巨大的宣传运动，旨在使美国人相信，并在较低程度上使全世界的公众相信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此外，有一大群特殊的请愿者聚集在旧金山，设法把他们的特殊问题提交会议——其中之一是一个伊罗科伊斯印第安人的代表团，为了伊罗科伊斯部族同美国政府之间签订的条约没有得到遵守而提出抗议。 会议本身的规模很大。总共有二百八十二名代表出席，代表着他们各自的政府，还有协助工作的工作人员和一个秘书处，共计在二千五百人以上。每天有堆积如山的纸张散发出去供会议记录之用。正象一个如此盛大又如此匆促地组织起来的事业所不可避免的那样，所有各级几乎都是一片混乱。 旧金山会议使大国第一次和大批小盟国同时见面。支配着会议的主要裂痕之一，出现在那些起草过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的政府和那些现在第一次有机会插手为战后世界制订宪章的政府之间。英国、美国、俄国和中国面对着其他政府的批评和要求修改的建议，自然倾向于为他们亲手制作的产品辩护。但是大国本身并没有紧密地团结起来。这次会议组织得十分匆促，四大国之间未能在诸如託管或区域性组织和建议中的世界组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 再则，大国之间彼此的威望也有重大差别。中国是出于礼貌关系而占有它的地位的，在会议上比较无足轻重。法国的地位特别脆弱。法国的国家威力在战争期间黯然失色，这和人们要法国在未来承担的任务是不相称的。再则，法国政府曾拒绝做会议的发起国，理由是法国没有参加制定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的预备性协商。5月4日，发起国决定让法国参加它们的私下会谈，在这些会谈中，会议面临的大多数重要问题都在幕后讨论解决。这样才使法国的这些不正常的表现有所减少。这个办法安抚了法国的自尊心，但并没有完全消除法国人在这次会议上流露的那种受了损伤的尊严。 大国之间一个更重要的差别是：英国和美国容易受到出席会议的小国的压力，而俄国却不是这样。英国自治领和拉丁美洲国家在英美这两个大国的势力范围内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它们的那些往往是强烈地提出来的愿望，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俄国人没有受到这样的压力，他们一般说来总是严格地坚持自己对敦巴顿橡树园建议的解释。 在小国当中，有两个多少是界限分明的区域性集团：拉丁美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此外，还有一种与某些问题有关的“中间国家”集团。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这样的国家，曾对战争也贡献过大量人力和物力，它们感到自己在新的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应该和它们新的国家实力相称。它们并不总是认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给了它们应得的权益。 另一条裂痕是由于对这一未来的组织的基本性质看法不同而产生的，这对会议关系重大，有时还把各国的代表团分成不同的部分。有些人认为正义、道德和国际法的抽象原则应该支配这个组织的工作和结构。另一些人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种手段，藉以在对抗的国家间起调节作用，以及运用压倒优势的力量来对付扰乱和平的小国。少数代表，如果有的话，完全贊成一种立场而排斥另一种；每个人都认识到实力和正义必须适当地结合起来。但各人强调的重点却大不相同。俄国人尽管不常发言，却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他们似乎从另一极端要求有一个会把小国管得安分守己的大国同盟。澳大利亚的首席代表赫伯特·v·伊瓦特成了维护国与国之间应以正义与平等放在首位的观点的最突出的战士，他认为大国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中企图捞取的特权应该减少，以便使他们也受到法律的约束。 为了便于工作，会议分成十二个小组委员会，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文件的若干节分派给每一小组委员会去进行修改。小组委员会向四个委员会提出报告，这些委员会再向会议的全体大会提出报告。使总的会议协调一致的任务，在理论上，是交给一个指导委员会和一个较小的执行委员会，然而实际上最重要的工作是由四个发起国和法国(5月4日以后)的首席代表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的集团去做的。这个集团对会议随时发生的主要问题私下研讨解决，然后向其他国家提出一个各大国共同的看法。其他政府的代表可以向这样作出的决议提出抗议，但是大国总能拉到足够的票数。以确保会议接受大国自己一致支持的任何措施。 这种做法实际上(虽然不是形式上)造成的结果是，事先由三大国一致同意(法国和中国简直无关重要，虽然它们的代表也参加了这些内部协商)，成了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作任何改动的必要条件。在这些私下的会谈中，英国和美国一般总是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迫使苏联代表接受小国提出的、英美代表同意的那些论点。另一方面，俄国人知道他们在有争论的问题上很少能得到小国的支持，于是利用英美不敢冒使他们退出这个新的国际组织的风险这一点，在受到挑战时一般总採取不妥协的态度。俄国人从他们需要一个国际组织这一点出发，也想看到会议取得成功，但是，他们牢记国际联盟的教训，决心使这个新组织不可能有朝一日变成一个反苏的同盟。安理会的否决权就是防止这种演变的主要手段。因此，俄国人不断抵制小国想要缩小否决权的范围的努力。关于否决权的确切定义的辩论成了会议上最大的一个问题。 第202页 旧金山会议于1945年4月25日开幕。同一天，俄国和美国的部队在易北河会师。关于欧洲胜利的传说，开始就四处流传，会议的气氛象过去盛大的和平会议的气氛一样。头几天进行了正式的发言和组织会议的工作。不久，障碍就出现了。4月26日，在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莫洛托夫反对让斯退丁纽斯担任会议主席。接着是三小时的争沦，大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便休会了。第二天，莫洛托夫接受了英国的一项折衷建议，大意是由每个发起国轮流担任主席，但是这位俄国外长立刻又掀起了一场新的风暴，要求邀请波兰临时政府参加会议。这就轮到斯退丁纽斯来反对了。在第二次长时间的争论以后，大家同意维持原来的决议，等波兰临时政府改组以后再邀请它参加。 莫洛托夫的策略使美国代表和其他国家的代表感到恼火，并使会议落后于原定的计划。因此，4月30日关于接纳阿根廷参加会议的问题提出时，斯退丁纽斯想赶快解决。美国人发现他们正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因为罗斯福在雅尔达曾明确地排除了阿根廷参加会议的资格，而在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一次美洲国家会议上(墨西哥城，1945年2日21日-3月8日)，斯退丁纽斯又曾同意支持接纳阿根廷为联合国组织的创始会员国。当接纳阿根廷的建议提出时，莫洛托夫表示反对，斯退丁纽斯支持这项建议，于是进行了一整天的辩论。莫洛托夫通过一次特别记者招待会把他的立场公之于世，赢得了新闻界的很大同情，但是投票的形势有利于斯退丁纽斯。为了使会议的工作不致进一步拖延下去，美国人催促对问题立即作出决定。只有三个国家投票贊成莫洛托夫，阿根廷被接纳参加会议，同时被接纳的有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俄国和美国在这些预备性问题上的公开冲突，预示会议的进行不会十分顺利。斯退丁纽斯採取了高压战术，利用拉丁美洲票数多的压力强使会议接纳阿根廷，这一做法受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中许多自由主义和左派团体的批评。结果是矛盾的，因为俄国人固然在阿根廷问题的表决中遭到惨败，美国人也遭到了一种道义上的挫折。 在会议的其余时候，多少由美国操纵的投票力量没有再用于解决大国之间的争端。问题只是在幕后决定，并在发起国之间达成某种协议后，才拿到会议上来要求採取正式行动。显然，採取任何其他办法就可能有搞得俄国退出会议的危险：象巴拿马和海地这样的国家的投票不会使苏联必须接受宪章中它所不喜欢的条款。因此，在阿根廷的事件过去以后，俄国实际上对会议的进行情况也享有一种否决权。当大国不能意见一致时，在找到一种俄国、美国和英国代表团都合意的办法之前，会议就干脆陷入僵局。 当会议对敦巴顿橡树园建议的文本进行详细修改时，代表们忙于对几千个次要的问题进行辩论和作出妥协。原来建议的主要纲领仍然保存下来，但是对原文的补充、阐明和次要的修改，结果使全文有了相当大的变动。只有就联合国宪章最后出现的文本作详细的评述，才能跟公道地说明会议的这部分工作。这里我们只能叙述一下旧金山会议上对敦巴顿橡树园建议所作的几个主要改动。 首先，在宪章中增加了几节重要的内容。例如，序言原来是陆军元帅史末资起草的，经过修改，隐隐含有一种太平盛世的语调，这是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建议中所没有的。 在原建议上增加的第二项重要条款，是关于对属地进行国际託管的合法机构的规定。这个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迴避了的问题，在雅尔达曾简单地讨论过。当时一致同意在旧金山会议开会以前各发起国政府应互相协商，以便向会议提出关于託管制度的明确的建议。实际上，会议开始时，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各个大国以及澳大利亚都向会议提出了它们自己单独拟定的託管制度方案。当然，在细节上有无数争议，特别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的是，是否应该以宣布独立为属地的最终目的。最后，“以适合各领土……之特殊情形……趋向自治或独立之逐渐发展”被承认为託管制度的基本目的之一。 这代表了象英法那样拥有属地的国家的愿望同中国和苏联那样维护殖民地人民权利的国家的希望这两者之间的一种相当含煳的妥协。 当然，託管制度不适用于旧的殖民帝国，不过这些帝国可以自愿将殖民地置于新的制度之下。可是宪章的第七十三条阐明了适用于联合国会员国治理的各殖民地区的一般原则。它宣布“以领土居民之福利为至上”，并规定“发展自治”和“对各该人民之政治愿望予以适当之注意”为拥有属地的国家应尽的义务之一。 敦巴顿橡树园建议中未曾提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的阐明。一个法学家委员会于4月9日到20日曾在华盛顿开会，考虑这一问题，并向旧金山会议提出建议。这个委员会拟定的一个国际法院规约草案，经过不多的改动，就被旧金山会议所採纳。 这些对敦巴顿橡树园建议的增补，填平了明显的缺口。除了託管制度以外，它们并没有引起严重的论战。但是到了要改动原来的建议时，大国一般只接受一些有助于澄清含义的修订，所有实质性的更改都是经过很多辩论才作出的。 第203页 但是由于小国的压力，敦巴顿橡树园建议中关于联合国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权力的那几节都作了重大的修改。关于大会权力的说明更确切了，凡是对敦巴顿橡树园文本的解释有可能限制大会活动的，经过措词上的修改，都使其不可能实现。大会被授予向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会员国提出有关任何事项的建议的权利，除非安理会“对于任何争端或情势，正在执行本宪章所授予该会之职务”。 同样地，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列为这个新的国际组织的“主要机构”，提高了它的尊严。也许，更重要的是，联合国会员国应採取“共同及个别行动”，以提高生活水平，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卫生及有关问题”，并促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遵守与尊重，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这类声明，象为殖民地管理规定的原则那样，投合了一些小国代表的理想。可是，它们与其说是严肃的行动纲领，不如说是向开明的世界舆论摆出的虔诚姿态，因为有效的实施将牵涉到对所谓主权国家的内政进行范围广泛的干涉。 按照敦巴顿橡树园建议，履行维持和平的主要责任的是安全理事会。不可避免地，旧金山会议上的主要斗争发生在如何明确规定安理会的权力问题上。主要问题有二：对否决权的规定，以及对以安理会为一方和以区域性组织(象泛美联盟)或地方的安全安排(象俄国的双边同盟那种办法)为另一方这双方之间的关系的规定。这两个问题是互有关系的。因为象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文本所规定的那样，任何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可以否决一个区域性国际团体为维持和平而採取的一种行动。从美国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欧洲和亚洲国家可以干涉美洲国家——对神圣的门罗主义的侵犯。从俄国人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他们同法国、英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签订的双边互助条约必须在安理会批准这些条约的反德作用以后，才能在法律上生效。美国和俄国都不满意这样的情况，因为两国都不准备把自己未来的安全完全託付给这个新的国际组织。 敦巴顿橡树园建议的原文是：“未经安全理事会授权，不得用区域办法或者通过区域机关採取强制性行动。”这种使区域组织完全隶属于安理会的安排，由新宪章中的两项规定作了修改。第五十一条说：“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採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应付武力攻击的集体自卫的权利就这样得到了保证，美洲国家对于它们的共同防御安排的实施将不会受到不应有的干涉这一点感到满意。然而，俄国人指出，对于来自德国的武力攻击以外的侵略行为可能需要根据他们互助条约的规定共同进行抵抗。为了把这种万一会发生的事情也包括进去，宪章的词句经修改如下：“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採取任何执行行动，但……对付……任何敌国之步骤……不在此限。……敌国……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而言。” 这两项例外条款实际上不仅限制了安理会的权力，而且也缩小了大国否决权的范围。美国人的自卫行动和俄国人预防德国的行动，即使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对此项行动是否有必要这一点上意见不一时，仍可进行。 对安理会权力的第二种限制写进宪章，是为了尊重加拿大和其他“中间国家”的意见，它们曾反对敦巴顿橡树园草案中关于安理会有权要求在安理会没有代表的国家为强制维持和平提供军队的规定。5月30日，各方同意，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被要求提供军队的会员国将被邀请参加安理会的讨论，并在“关于使用其军事部队”的任何问题上有参加投票的权利。 这些对安理会权力的修改确实是重要的，但是关于如何理解和应用雅尔达会议拟定的投票方案的争论，使得这些修改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几个小国，最突出的是澳大利亚，要求把大国在调查及和平解决争端问题上的否决权从宪章中删去。的确，除了这种减少大国特权的愿望外，人们不久就明显地看出，对雅尔达投票方案的解释也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时的情况是，没有人能肯定地说这种否决权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和什么问题上使用。为了逼得大国说明究竟，弄清楚整个问题，所有小国的代表制定了一份二十三个问题的调查表，于5月22日向发起国提出质问，请求解答。这些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对争端进行调查的决定是否可以行使否决权？关于一个问题是不是“程序”问题的决定，是否可以行使否决权？弃权的效果是否和投反对票的效果一样？否决权能否适用于秘书长的选举以及把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决议等等。 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提出来要比答覆容易。当美国、英国、中国和俄国的代表讨论这些问题时，俄国对雅尔达会议规定的方案的解释和其他发起国所同意的解释之间出现了深刻的分歧。5月27日，安德烈·葛罗米柯(他于5月9日继莫洛托夫之后成为俄国的首席代表)表示，否决权适用于一个问题是否是“程序”问题的任何决定。6月2日，他令人大吃一惊地告诉他的同事们说，一项争端，必须先由所有常任理事国投票决定把它列入议程，然后安理会才能讨论。 第204页 事实上，雅尔达投票方案的措辞非常含煳，以致可以为任何一种解释进行辩护。它说： ……安全理事舍关于程序事项之决议，应以七理事国之可决票表决之。 安全理事会对于其他一切事项之决议，应以七理事国之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表决之，但[对于和平解决]……之决议，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 俄国人这时宣称，雅尔达原文中所提到的，“其他一切事项”中，包括决定某一争端应否讨论的事项。这和美国国务院公开作过的解释是截然相反的。英国和中国支持美国的意见，那些激烈要求削弱否决权的小国的代表则大吃一惊。俄国人竟然反对他们认为已经十拿九稳的一种主张：任何受害的一方有权获得申诉的机会。 有几天，会议似乎濒临失败。葛罗米柯受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的制约。其他的代表和他们本国的政府则决定不接受俄国的解释，因为按照这种解释，安理会就被剥夺几乎一切独立的权力，弄成仅仅是一个傀儡舞台，一本正经地重新搬演大国通过其他渠道作出的一些决定。6月4日，杜鲁门决定通过哈里·霍普金斯直接向史达林发出唿吁，设法改变俄国人的立场。如同上文所述的那样，霍普金斯轻而易举地便办成了这件事。 6月7日，关于史达林的裁决的消息传到了旧金山会议。同日，发起国发表了一项声明，阐明它们对雅尔达投票方案的解释。这项声明并未就小国5月22日提出的二十三个问题逐条答覆，而是讲了“对常任理事国在安全理事会作出决议时需要全体一致的整个问题的总态度”，其关键性的一段如下： 再则，安全理事会的任何一个理事国不能独自阻止安全理事会考虑和讨论提请它注意的争端和情势。……也不能用这些手段使争端当事国无法获得向安全理事会申诉的机会。…… 此外，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和行动很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甚至可能引起一连串事件，以致最后可能需要负有责任的安全理事会採取强制性的措施。……当安全理事会决定进行调查，或者断定已经到了要求各国解决它们的分歧的时候，或者向当事国提出建议的时候，这一连串事件就开始了。常任理事国的全体一致正是适用于这种决议和行动，但是，如上所述，争端当事国不得参加投票。 这项声明的结尾部分说，雅尔达方案对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的工作是“必要的”，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诉小国，关于一个问题是否是程序问题的决议，仍然受否决权的限制。至于所提的其他问题，“答覆应是什么……那是很清楚的”，但是大国避免具体说明。 许多代表对这项声明感到不满。尽管大国作出了保证，但是他们的二十三个未获答覆的问题中，某些问题的答案还是一点也不清楚。他们仍旧抗议说，否决权并没有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得到修改，但是，鑑于大国之间的统一阵线，这些心怀不满的代表们都束手无策。6月12日，伊瓦特试图扩大“程序”问题的定义以限制否决权，但他的最后努力也告失败，这一冗长的辩论终于结束了。雅尔达投票方案连同它的种种含煳不清的地方，原封未动地一起写进了宪章。 到讨论的最后阶段，否决权和修改宪章的问题有了连带关系。当大国的顽固态度变得明显时，希望限制大国特权的人就把希望寄託于将来对宪章的修改上。作为对这种意见的一个让步，会议规定，如果十年以后宪章没有通过正规手续——经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三分之二表决，包括安全理事会全体常任理事国在内一作过修改，就可以根据大会过半数及安全理事会任何七个理事国的表决召集一次会议以修改宪章。这样，十年以后，对修改宪章的否决权就暂停生效。6月18日达成的这一决议，结束了会议关于安全理事会程序这一复杂问题的工作。 最后一次警报发生于6月15日俄国人对大会讨论国际问题的权限提出异议的时候。这时人人都急于想结束这个已经超出规定闭幕日期两周以上的会议。同时，没有人希望看到整个宪章被这个最后的障碍绊倒而完全失败。因此他们在三天后便达成了一种妥协办法。大会被赋予讨论“本宪章范围内之任何问题或事项”的权利。6月21日这个方案被採纳后，会议剩下的一项任务就是通过整个文本了。 最后，6月26日，一切准备就绪。出席会议的代表在他们煞费苦心拟就的宪章上签了字。在签字仪式上，杜鲁门总统很隆重地发表了一篇讲话。他以适度的乐观主义精神说： 你们刚才签署的联合国宪章是一个坚固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上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 我们全体和我们的国家，现在都承担起把你们所写的这些文字化为行动的责任。那些已经牺牲的人、哪些现在活着的人以及那些尚未诞生的人，他们的希望——全体自由国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的果断的行动上。自由国家具有相当好的生活水平，将在一个友好的、文明的国家共同体中进行工作与合作。 这个新的和平结构正在坚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我们务必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建立起全球范围的理性统治——在上帝的指引下创造持久的和平。 第205页 确实，适度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和新闻工作者一般的反应。如果有人对宪章感到完全满意，那人数也是很少的，但是人人都感到这至少是走向世界秩序的一个起点。邱吉尔打来电报祝贺说：“你们为重建人与人之间未来的和平、谅解与亲善的富有希望的基础作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然而，史达林没有在公开的出版物上发表他的意见。 报纸评论的语调与此相仿。《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1945年6月27月)中说：“国内绝大多数人民都感到满意，因为朝着创造一个能使世界免于战祸的组织作出了良好的和正确的开端。”同一天的《曼彻斯特卫报》说： 这将是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组织，国际联盟就始终不是这样。但是，象国联那样，联合国也只能是签字国之间进行合作的一种工具。如果这些国家有决心使用它，它们将发觉这是比国联较好的一种工具，比较有力而灵活，在权力和责任之间有较好的平衡。如果它们无意使用它，它们将发现可以同样容易地对它不闻不问或把它放在一边。 《消息报》发出类似的调子：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取得的解决办法并不理想，但这是当前可能得出的最好的办法。在各国人民之间建立永久和平以及即时消灭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并不是这个新组织的目标。它的目标更为现实。问题是建立一个组织，它可以依靠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联合力量预防可能的侵略或制止侵略者。……人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联合国宪章的最后文本使以前有过的一切关于创设一个稳定的国际组织的计划显得远远落后。 总的说来，俄国报纸强调大国意见一致的重要性，英国的评论则倾向于谈论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的意义和苏联在国际友谊中的新地位，而许多美国新闻工作者对于国家之间的法律、正义和道德原则的前途，比其他国家中他们的同行更抱有希望。但是，尽管强调的重点各不相向，三大国报纸上给予宪章的真挚的即使是谨慎的欢迎，却是一个好兆头。 当然，联合国组织的宪章在生效以前必须得到批准。为了在此期间处理问题，成立了个每一签字国都有代表参加的筹备委员会。它负责召开第一次大会，准备这次大会的议事日程，并准备提出有关建议，以结束国际联盟的工作，以及把诸如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贷币基金等这类以前存在的国际团体以及国联的各个附属组织併入这个新机构。 批准的手续进行得很快。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7月2日把宪章提交美国参议院，该院于7月28日几乎全体一致通过了它。只有两个参议员投反对票。这显示出了美国人的意见在1945年和1920年间有了很大的差别。这也反映了政府宣传运动的影响和它对参议院及党派情感的小心谨慎的处理。从一个未来国际组织的计划初具轮廓的时候起，这种情感一直是国务院和总统最为关心的问题。 英国于10月20日交来它的批准书，俄国于10月24日交来。随着俄国的这一行动，需要的多数批准(包括安理会全体常任理事国的批准)已经完成。因此，1945年10月24日，美国国务卿正式宣布宪章已经生效。 国际组织的一次新的实验业已开始，它后面曳着的灿烂云彩比二十六年前国际联盟诞生时带来的云彩要暗淡些。俄国与西方之间的明显的分歧几乎始终搅扰着旧金山会议的工作。人人都认识到，实际上都强调了：新组织的成败将取决于大国未来的外交路线。但是在旧金山会议上，意见已经取得了一致，就象大国之间在以前的会议上那样。看来希望现时已经拥有一个永久性机构的大同盟继续存在下去，发扬光大，直到世界各国能有效地、半自动地使国际争端听候法律程序来处理，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为了取得这样的进展，大国之间日常的争端和分歧必须和平地予以调解。甚至在旧金山会议还未结束以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要使俄国和西方之间的裂痕不致成为鸿沟，被征服的德国和解放了的欧洲所呈现出的问题就需要及时地和权威性地加以解决。因此安排好7月中旬在波茨坦召开另一次三大国会议。旧金山会议上制定的宪章的命运，显然取决于这次——以及此后一连串一会议的结果。我们现在必须回过来谈谈这些会议。 第三节 波茨坦会议 1949年7月17日-8月2日 (一)解决欧洲问题的针锋相对的计划 三大盟国政府在波茨坦举行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是它们在战争时期举行的最长的也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会议。1945年7月，军事问题也下降到只占一个无关紧要的地位，而在德黑兰会议上无关紧要的政治问题却上升起来，支配了整个会议。雅尔达会议则在两者之间：关于远东的军事交易在那次会议上深刻地影响到欧洲政治前途的争论，并在某种意义上抵消了这种不和。但是在波茨坦会议上，使大同盟连结在一起的军事粘合剂已经差不多完全剥落了。尽管在波茨坦会议前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向杜鲁门建议，美国的政策应该是“鼓励俄国参加对日战争”，但有些美国最高军事领导人却不再热切地希望在战争中得到俄国的帮助了。在美国预定于1945年11月在日本登陆的计划实现以前，美国海军不愿意保证横渡太平洋的对俄海上交通。就美国人来说，在1946年以前，红军在满洲应利用手头现有的军需供应打他们自己的仗。总的来讲，美国的太平洋战争计划与俄国在远东採取行动或不採取行动完全没有关系。英国对日作战的计划也是这样。 第206页 俄国和西方国家已经不十分需要在军事上进行合作了。这使和平地和令人满意地解决欧战胜利所带来的政治问题，比以前困难得多。虽然会议开得很长(德黑兰会议歷时四天，雅尔达会议八天，波茨坦会议十六天——古怪得很，正是几何级数)，但是最后公报里公布的协议中，有许多只是同意通过一次新的外长会议进一步讨论所有的分歧。所达成的真正协议，特别是关于德国的，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意见一致，而是意味着面对急需对付战败的敌人的问题，双方勉强成交的一项交易。 尽力设想出三国政府的领导人出席波茨坦会议时的心情是很重要的。但是，俄国人的态度当然只可能是推测。史达林把他的两个目标表达得很清楚。一个是，他要从德国得到大规模的赔偿。这一点他在雅尔达已经讲明。自从2月份以后，俄国对赔偿的要求始终没有改变。史达林在波茨坦的第二个目标是，取得英国和美国对他在东欧建立的新政权的承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和波兰的“人民民主政体”在国内仍然受到强烈的反对。如果要使它们成功，反对分子必须不受西方支持的鼓励，这是很重要的。史达林要求西方国家对这些新政权给予外交承认——类似于他在1944年给予法国和义大利政府的承认，作为西方国家对东欧的反对党派和团体不感兴趣的迹象和象徵。 史达林定下的第三个目标是，巩固苏联的安全区，特别是在南方。他到底是希望在波茨坦取得英美对这项计划的同意呢，还是想像他能够把一系列西方国家无法取消的既成事实摆在它们的面前，这一点没有人能说。很可能史达林宁愿取得西方的同意然后行动。正象事态表明的那样，他不愿意冒险行动，不顾英国和美国的强烈反对。然而，在波茨坦开会的时候，他的扩张计划是很清楚的。1945年6月25日，在这次会议举行前三星期，苏联驻安卡拉大使曾向土耳其政府提出可以重订俄土条约的条件。据非官方的报导，这些条件是：把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基地让给俄国，割让卡尔斯和阿尔特温这两个东部的省份，以及承认巴尔干各国的未特别指明的变化。与此同时，俄国人在波斯北部竭力煽动分裂主义的情绪，结果建立了一个亚塞拜然民族解放委员会。1945年5月31日，波斯政府向俄国递交照会，要求撤走外国军队，但俄国人直截了当地不予回答。假如这些计划当真实现，南方的土耳其可能就变成了北方的芬兰的那种地位，而亚塞拜然则已成为第二个外蒙古了。 在欧洲，为了巩固苏联的安全区，也需要作一些领土上的变更。在雅尔达，并没有确定波兰的西部边界，但俄国人不等西方盟国表示同意就把直到奥得河和西面的尼斯河为止的前德国领土交给了波兰人。这一行动在辽阔的德国土地上建立起波兰政权，波兰人很快就开始把这片新领土看作他们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德国居民从这片土地上赶走，以波兰移民取而代之。 第二项变动是把捷克斯洛伐克的最东部分——卢西尼亚，或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归併给苏联。这是在1945年6月29月根据两国政府的协议实行的，或许是作为对俄国人承诺支持捷克向波兰切欣地区提出的要求的报酬。不管怎样，捷克部队在7月6日或者6日以前占领了切欣。俄国人取得卢西尼亚后，不但把所有的乌克兰人团结在史达林的政权之下，而且使红军控制了喀尔巴阡山的一些重要通道并与匈牙利有了共同的边界。这显然大大加强了俄国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军事地位，可以应付该地区将来发生的任何麻烦。 鑑于史达林对德国、东欧和中东的政策，人们一定会问，他是否仍然希望维持与英国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一般说来，有一个史达林如何看待他的短期政策和他对欧洲(如果不是对全世界)传播共产主义革命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打倒纳粹党以后，欧洲的情况必然使人料想革命的情绪将会活跃起来，而史达林在德国的经济目标如果完全实现了的话，将会加深和延长经济灾难，并滋长革命性的不满。可是西欧的共产党并没有举起革命的旗帜，而是参加了法国、义大利和比利时这类国家的政府，不搞它们的实力和威信可以使它们很容易在街头搞起来的那种激烈的宣传鼓动。 西方共产党的行为确实显示出史达林仍然希望同英国和美国有一个良好的临时性安排，而且他在波茨坦会议前后发表的各种公开声明都表明了继续合作的希望。总之，他既没有明确地、肯定地放弃世界革命的思想，也没有肯定地、明确地放弃同英国和美国继续合作的希望，这种估计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象以往一样，他把苏联的安全置于一切之上。或许，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到相当的时候会自动成熟起来走向革命。同时俄国的边境还需要巩固，并且为了预防德国的迅速復兴，也需要与英国和美国在被打败的敌国的军管事务上取得谅解。他可能曾希望他在苏德之间的边境上的行动不会激起西方的严重反对。但是如有必要，他也准备扞卫他在东欧获得的利益，即使这意味着同英国和美国的决裂。 可能史达林赴波茨坦时确实相信美国不久就会从欧洲撤退，英国的力量将不足以妨碍他的计划。在雅尔达，罗斯福曾明确地告诉史达林，美国部队在战斗结束后不会在德国留到两年以上。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来到波茨坦时的心情并没有改变这种看法，因为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加速缔结和约，以便美国部队可以回国。同样地，俄国的经济学家们很可能认为英国的经济虚弱比邱吉尔和艾德礼所认为的还要严重。美国本身则在战争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但又缺乏相当的市场来推销扩大了的工业的产品，这种情况已使俄国人希望在美国发生一场经济危机。这种希望可能已经在俄国对未来的预测中占了重要的地位。不管史达林有没有这种想法，看来很明显，他认为英-俄-美同盟对于维护俄国的安全是不能胜任的，而与卫星国加强关系作为补充，是必要的，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用以代替那个靠不住的大同盟。 第207页 杜鲁门总统和新任命的国务卿詹姆斯·e·贝尔纳斯，是赴波茨坦的美国人中两个主要的人物。他们对于国际交往都没有经验。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自知缺乏经验，因而特别用心为会议准备了明确的议事日程，并了解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情况。在他们看来，将要面临的问题是十分简单的，不管细节多么复杂。对日战争似乎进行得很好，不大需要最高级的注意。然而欧洲必须安顿好，这显然需要大国之间按照雅尔达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所规定的方针进行合作。开始时，和约的准备工作需要在大国之间私下协商——就象导致成立联合国组织的那种协商。最后，盟国管制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原则应该确定下来。 为了帮助欧洲把事务安排好，美国人愿意走上在他们看来是很长的一段路。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行的经济援助已经安排就绪。杜鲁门希望这样就够了。为了维持法国和英国在德国的占领军，租借援助是否应该继续下去，能不能合法地继续下去，这引起了长久的辩论。杜鲁门于1945年7月5日，即他动身去波茨坦的前一天，下令规定，租借办法“限于对日作战的用途”，这显然是对这场辩论作出了否定的决定。但是总统并没有下定决心，当陆军部长于7月11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杜鲁门动摇了。 在政治方面，美国人准备会同英国和俄国派遣代表团到欧洲那些政治混乱得似乎需要进行监督的各个国家去，观察并帮助做选举的准备工作。这似乎是建立民主政府的最快和最稳妥的办法。如果俄国和英国的代表团能在这个努力中合作，那末美国人希望，在义大利、希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中选出的政府将是所有大国都可以接受的。 如果认为杜鲁门和贝尔纳斯那么天真，以致想像这种做法大概会取悦于俄国人，那就错了。但是他们的确希望，由于俄国人经常赞许民主选举，认为它是医治政治弊端的特效药，所以他们不能心安理得地拒绝这个建议。在美国人的眼睛里，这一建议只不过是实施雅尔达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的一个实际办法，这个宣言毕竟是史达林仅仅五个月前所同意的。再说，选举和此后民主政府的成立于会减少或消除最近巴尔干事态所产生的刺激俄国和西方良好关系的许多因素。并且，那些使俄国在巴尔干北部占优势、使英国在义大利占优势的签订停战协定的政权也会早日结束，如果碰巧美国在这些国家里的威望得到提高，那也不是不受欢迎的。的确，这对于美国的大公无私和忠于民主的原则是一种应有的报酬。 但是，虽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愿意使美国捲入欧洲事务到这种程度，在整个美国政策后面的指导思想是能够早日撤离欧洲。尽可能迅速地成立民主政府会简化缔结和约的工作，并让美国士兵在短期内回国。同样地，限制美国对欧洲的财政援助，将减轻国内纳税人的负担，并迫使欧洲人自力更生。美国的经济专家们当然了解这个计划距离实际可行的范围有多远，除非美国愿意看到欧洲经歷无数的政治动乱和经济灾难，但是美国的政客和一般外行人很明确地感觉到，随着战争的结束，应该是恢復正常状态的时候，而且越快越好。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主要是政客，他们低估了美国公众潜在的慷慨——特别是当慷慨行为有着促进国内经济繁荣的效果的时候。但在1945年，美国国外开支对国内经济可能具有的好处只是经济学家们的抽象估计：国内的匮乏是真实的，把大量的商品运到国外去仅仅换取一点政治上的收穫，这种想法似乎是胡闹。 这样，美国人在波茨坦的总的目标，就是尽快地恢復正常。欧洲的困难看来与其说是国家大事，还不如说是恼人的琐事。欧洲仍然是异邦：美国人不属于那个地方。但是在合法的房客再一次接管以前，美国人有道义上的义务在那里做一些打扫房屋的工作。 英国政府发现自己被三种互有联繫的重大忧虑困扰着。一是国内的经济崩溃，二是美国过于迅速的从欧洲撤退，三是俄国在欧洲和中东的继续扩张。 随着5月23日战时联合政府的解散和接下去7月5日的大选，英国国内的问题成了首要问题。由于计算军队选票需要时间，选举的结果直到7月26日才揭晓，当时波茨坦会议正开了一半。邱吉尔看到大选后政府可能有所变动，从一开始就邀请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以观察员的身分出席波茨坦会议。选举结果公布后，艾德礼出任首相，邱吉尔就留在英国而艾德礼和他的新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则回到波茨坦来开完会议。 这个变动的影响有点象罗斯福死后美国政府的变动那样，虽然或许不是那么明显。艾德礼和贝文在战争期问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国内问题上，比较起来，特别是贝文对外交事务缺少经验。但是，内阁制保证了贝文和艾德礼对英国政府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至少具有一般的了解，实际上英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使所有的局外人都感到惊奇。但是英国大选和波茨坦会议恰巧同时举行，大概损害了英国在会议上的事业。据一个参加会议的美国人说，邱吉尔在会议的初期异常缺乏准备，而贝文在会议后期所显示出来的，更多的是大刀阔斧的作风，而不是对细节的精通熟悉。 由于发表的资料太少，我们很难肯定地说明英国在波茨坦的目标。有两点是清楚的。英国人希望说服美国人採取一种更为慷慨的租借政策，特别在对占领军提供给养方面。第二，英国人急于想同俄国人达成一种协议，以便可以从德国东部获得粮食，从而减轻英国供应英占区内稠密的工业人口的负担。这些急务反映了欧洲战事结束后英国突然面临的困难的经济形势。 第208页 一种对国内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的敏锐感觉，显然全面地削弱了英国的外交政策。在波茨坦会议上，英国政府似乎没有提出任何很重要的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建议。邱吉尔在1944年10月间与俄国商定的关于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英国也没有努力要重新肯定这笔交易。与此相反，英国和俄国领导人关于希腊、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中最近事态的互相责难成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两个大国曾在上年10月在这些国家中分摊势力。英国人在南斯拉夫失去了他们的立足点，在波兰似乎也可能会这样。英国控制了一个不安定的、穷困的希腊，似乎完全抵不上新近俄国势力和影响的扩张。只要有希望获得美国的支持，邱吉尔和贝文都不愿意让俄国人新近扩大了的野心得到满足。但是除了口头的抗议外，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英国确实提出了抗议，但这样做，只激起了史达林的勐烈反击。 结果，波茨坦的多次会议与其说是具有谈判的性质，还不如说是具有宣传的性质。第二种后果是，俄国和英国的对立比俄国和美国的对立更容易引起冲突。英国人自然比美国人更认真地关心欧洲的事务，而且比美国人更敏锐地认识到，如果德国的经济一点不復甦，欧洲的经济復兴是不可能开始的。不说别的，煤就不得不从德国的矿井里开出来，而这意味着要为矿工提供粮食。粮食，或者必须用德国的出口商品来支付，或者必须通过与俄国人达成协议从德国东部获取。这样，英国人就比美国人更顽固地反对俄国要从德国取得赔偿的要求。在美国人中，对战败的敌人进行惩罚的思想仍然得到一些支持。 因此，美国人发现自己再一次处在中间：他们离英国人比离俄国人近得多，但只要能够调解，他们仍然可以充作调解人。当美国人发现他们的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方案使俄国人不高兴时，他们愿意把问题搁置起来而只说几句虔诚的空话了事。除了在德国外，他们觉得自己对欧洲事务不负有什么直接的责任。如果他们的建议不能使最直接有关的大国满意，那么一个诚实的中间人除了体面地退场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再则，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完全真诚地希望同俄国人保持相当友好的关系，并且能够象罗斯福经常做的那样，希望会发生什么事情来改善未来的关系。因此把有争议的问题放在一边并交给外长会议去处理，暂时似乎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所以贝尔纳斯离开会议时感到，总的看来会议是成功的。 美国的态度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的欧洲方案和俄国人支持的欧洲方案互相牴触的深度掩盖起来。或许史达林还得到鼓励，认为美国人不会试图按照他们那些唱高调的原则行事，不会干扰他的保护国的安全区。英国似乎是主要的对手，因此，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俄国的宣传和外交工作都是针对英国的。 但是从非常现实的意义来看，波茨坦会议的根本问题与其说是英国和俄国之间的斗争，不如说是美国和俄国之间的斗争。美国人来波茨坦开会，带着一个全面解决欧洲问题的方案。俄国人对于如何安排欧洲的未来，有他们自己的完全不同的想法。当美国的建议没有被接受时，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十分爽快地撤回了他们的建议。但是这种撤回不一定意味着放弃：因为美国人比英国人拥有强大得多的力量来支持自己的政策，所以他们关于应该怎样解决欧洲问题的主张，从长远来看，比英、俄两国的代表关于彼此在欧洲小国内所採取的行动的争吵，关系要重大得多。但是，虽然这种支配着战后国际政治关系的根本对抗在波茨坦变得很明显，它却没有持续下去，也没有演成任何合乎逻辑的结论。 (二)在波茨坦的会晤 虽然史达林迟到了一天，波茨坦会议仍然取得一个良好的开端。7月17日，史达林首次拜访了杜鲁门，并留下来共进午餐。他很肯定地说，他相信希特勒仍然活着，躲在西班牙或者阿根廷，这使美国人吃了一惊。其余的谈话只限于寒暄谈笑。在下午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史达林建议由杜鲁门主持会议。总统立刻开始处理正事。他随即提出他的顾问们拟定的四项建议：设立一个外长会议以准备和约；提出一个盟国对德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纲领；根据雅尔达会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採取共同行动，对义大利、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选举进行监督；放宽停战条款并接纳义大利进入联合国。邱吉尔对于杜鲁门的这种轻快活泼态度——这和罗斯福那种不拘形式的习惯形成强烈的对照——有点儿吃惊，他强调在根据杜鲁门的任何一项建议作出行动以前，有必要先进行仔细研究。史达林已经准备好一系列他希望讨论的问题，并提出他的议事日程的提纲。他提到的项目有：德国船舶的处置，赔偿，俄国人关于託管某些前义大利殖民地的要求，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政府的外交承认，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丹吉尔的地位，叙利亚和黎巴嫩最近的事件，以及撤销在伦敦的波兰组织。丘古尔没有提出类似的纲领，但是说他将准备一个，以后交会议讨论。全体会议对提议的外长会议作了初步讨论后，把这个问题交给三国外长作进一步审查并提出报告。于是第一次全体会议就象开场时那样轻快地结束了。 第209页 在这第一次遭逢以后，杜鲁门由于看到史达林彬彬有礼而感到放心，认为不难和这位俄国领导人达成协议。第二天的进程没有打消这种信念。外长们上午开会，一致认为设立一个外长会议是合适的。这个新机构将起草对欧亚两洲前敌国的和约。外长们商定每一条约应由曾和有关的敌国签订停战协定的国家的代表起草。当这项规定被接受以后，外长会议的组成问题也就解决了。此外又规定，法国应算作义大利停战协定的一个签字国。欧洲谘询委员会将由这个新机构所代替，但是在雅尔达商定的由外长定期举行会议以考虑当前的问题，则不应与起草条约这项范围较为有限的工作相混淆。 同一天，7月18日下午，外长们把这一协议向全体会议汇报时，全体会议几乎没有经过讨论就接受了。这使这项计划的主要倡议者贝尔纳斯相当满意。7月20日的第四次会议上，一份明确规定外长会议的任务及其辅助组织的文件提出来并获得批准。伦敦被选定为外长会议的永久所在地，第一次会议定于1945年9月1日举行。就这样，一个媾和的机构建立起来了，至少美国人希望并相信经过几个月就可以正式缔结欧洲和约了。 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注意力集中在杜鲁门的第二项建议上：确定盟国对德国的政策。为方便起见，把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区分开来，而在这次会议上只讨论了政治政策。但是把两者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在确定德国东部边界时发生的第一次重要冲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英国人不甘心让波兰领土扩张到西面的尼斯河。他们反对的理由既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根据人道主义的理由，邱吉尔为一个需要赶走几百万德国人的政策感到遗憾。根据经济上的理由，他反对使德国西部地区的粮食和其他资源由于增加几百万难民而变得格外紧张。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如果没有德国东部农业区的粮食供应，靠德国资源供应英占区居民的粮食是不可能的。英国人自己缺乏粮食，只能通过向外国，大部分向美国购买，才能供应英占区的德国人粮食。但是英国已经缺少美元，俄国在德国东部的政策如果进一步使英国对美国在同美国交往中的困难的经济处境更为紧张，那在英国领导人看来是完全不能允许的。 根据政治上的理由，邱吉尔认为如果波兰人取得德国的大片领土，那就为未来的战争布置了一个舞台。人们不能期望德国的民族自尊心会甘心失去那么多几世纪以来毫无争议地属于德国的领土。一项要使德国长久衰弱、无力进行任何报復的政策，也会使欧洲的一般经济和政治难以恢復，如果不是不可能恢復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邱吉尔当时觉得那么令人不安的俄国的军事优势，将不是暂时的而是持久的，英国就不得不生活于苏联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霸权——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的阴影之下。 史达林当然同样清楚地认识到波兰向西扩展边界的政治含意。在邱吉尔看来是危险的，在史达林看来正是俄国安全的一种保证。这么直接的和严重的冲突不可能立时得到解决。在杜鲁门的建议下，各方同意应以德国1937年的边界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同意这个办法并没有立即缓和已经被激起的愤怒情绪。邱吉尔抨击俄国将德国领土割让给波兰的单方面行动，这激起了史达林的反击。他要求迅速结束波兰流亡政府。他特别要求把波兰的陆军和海军遣送回国，如果必要的话，用武力强迫遣返。邱吉尔说，他永远不会强迫波兰人违反自己的意愿回国。在一场颇为激烈的辩论以后，整个波兰问题被交给外长们处理。 会议然后简短地回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德国问题。大家同意应该在四个占领区的每一个区里建立同一形式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样达成协议后，三位政府首脑把起草对盟国占领军政治工作的详细指示的任务交给了外长们。会议于是休会。 实际上，起草对盟国在德国的占领军政治指示的工作，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么艰难。欧洲谘询委员会早已在这项工作上作了长时期的努力，并且差不多在一切要点上全取得了一致意见。外长们只须在他们下属的作品上签字就成了。因此他们能够在第二天，即7月19日，带着一个文本去汇报。这个文本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只经过马马虎虎的讨论就通过了。 这种进展之所以顺利的秘密是：关于在德国的政治政策的规定，大多是消极的。占领国政府的目的阐明如下： (1)解除德国全部武装，使之完全非军事化，剷除或控制可用以作军事生产之一切德国工业。…… (2)使德国人民确信，他们在军事上已完全失败，并且不能逃避他们自行加诸本身的责任。…… (3)消灭国社党及其附属与监督的机构，解散一切纳粹组织，并确保此等机构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復活，制止一切纳粹和军事的活动或宣传。 (4)使德国政治生活在民主基础上最终获得重新建立，并使德国最终能在国标生活中参与和平合作作好准备。 的确，关于德国的宣言肯定了所有占领区实行一致的行政管理的原则，也规定了恢復地方自治。同样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以及工会和民主政党的成立都得到承认。然而这些都得服从于“维持军事安全的需要”。但是这一类规定并不侵犯占领军的最高权力，它们实际上也没有要求任何人必须实行一项共同的积极政策。象“民主”这样的字眼，可以有各种解释，“军事安全”的含义也可以引伸到包括占领区司令的任何独断的行动。 第210页 但波茨坦会议还是很快便接受了这个文件，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这是盟国发觉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的最后一个问题。从7月19日直到会议将近结束时为止，会议就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的确，第三次全体会议变成了邱吉尔和史达林之间的激烈斗争。邱吉尔在会议开始时採取攻势，指控保加利亚对希腊马其顿的敌对的计划。史达林反驳说，这不是会议议程上的问题，应该在私下讨论。 在议程上的三个项目中，只有第一项，对德国的政治指示问题，可以获得解决。关于波兰的问题再一次被搁到一旁，由外长们研究后提出报告。邱吉尔和史达林之间在第三个项目上——德国船舶的处置问题——又爆发了一场争吵。邱吉尔希望在分配战利品时应考虑到程度不同的损失，史达林希望不折不扣地获得三分之一的战舰和商船，但是愿意等到对日战争结束后再取得商船。美国人准备在这一点上支持苏联，但是这一问题也被交给了那些已经工作繁重的外长们。 史达林接下去就转到了西班牙问题上。他希望盟国撤销对佛朗哥的外交承认，但邱吉尔和杜鲁门都表示反对。接着，邱吉尔就狄托不容许南斯拉夫共产党和非共产党政治团体之间真诚地合作这件事责备史达林。邱吉尔声称，这是违反雅尔达协定的，虽然他可能更多地想到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商妥的各占百分之五十的原则。史达林否认曾违反雅尔达协定，并说没有南斯拉夫代表参加会议，他不愿意讨论南斯拉夫的情况。杜鲁门出面干涉说，他不想开庭为整个欧洲伸冤理枉：会议应该讨论三大国可以同意的一些问题。关于南斯拉夫的争论这才停止。邱吉尔立即又进行攻击，埋怨俄国没收了英美在罗马尼亚的石油资产。史达林回答说，这件事应该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解决，但他同意把这个问题交给外长们。第三次全体会议就这样散会，总共只开了五十分钟。这不是一次令人鼓舞的会晤。 第四次全体会议于7月20日开始时，先考虑了义大利的地位。史达林指出，虽然他已经给予义大利和法国以外交承认，西方国家却投有相应地承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政府。这个问题也交给外长们去进行例行的审查和报告。 接下去，邱吉尔重新发动他的口头进攻，他指责俄国人阻碍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官员进入维也纳，并且耽搁了西方国家对分配给它们的奥地利占领区的占领。在这个问题上，史达林能够抓住邱吉尔的破绽了，因为，正如他以又气恼又惊讶的口气指出的那样，部队在一两天内开始作适当的调动，还刚刚商定哩。 斗争随即转移到处置义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问题上。史达林说，他要求託管义大利在非洲的一处殖民地。这一次轮到邱吉尔摆出一副又气恼又惊讶的神气了。“我没有考虑到苏联竟会想在非洲海岸获得一大块土地”，他说，并主张这个问题应等到开和会时再讨论。杜鲁门做和事佬，再一次建议把问题交给外长们去研究。 第二天，7月21日，注意力转到波兰和巴尔干各国的问题上。各方面同意，波兰流亡政府的全部资产应转交给新的波兰临时政府。但是邱吉尔曾拒绝同意强迫遣返波兰部队。当波兰西部边界问题第二次提出来的时候，争论只是重走老路。对美国关于由大国派遣联合代表团监督义大利、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选举的提案，也作了简短的讨论。但史达林巧妙地把辩论岔到关于承认的问题上去。杜鲁门说，美国不想承认在俄国控制下的地区的现有政府，直到那些地区举行了自由选举以后。邱吉尔支持总统，这样显然使史达林恼怒起来了，他粗暴地宣称这样的态度不可能达成协议。 7月22日的第六次全体会议在波兰边界的问题上继续进行了毫无结果的辩论。当史达林提出对前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和对朝鲜的託管也应有苏联一份时，俄国对託管领土的野心多大就完全清楚了。邱吉尔于是提出俄国人对土耳其的要求的问题，以及他与罗斯福和史达林三人在雅尔达非正式商定的修改蒙特勒公约的问题。第二天继续辩论土耳其海峡的问题。杜鲁门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于是提出了在欧洲的所有关键性的国际水道：土耳其海峡、莱因河、多瑙河和基尔运河上建立自由和平等的通航制度的总方案。史达林不感兴趣，并且声明俄国的地理位置需要在土耳其海峡享有特殊权利。英国人也不十分热情，因而未能作出任何决定。 至此，全体会议还没有明确地讨论会议面临的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对德国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德国的赔偿问题。英美两国渴望任何赔偿协定都不该把德国压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需要补助西方占领区内的德国人。它们也渴望不要把德国经济损害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引起革命、社会骚动和大规模的饥荒。另一方面，俄国人却顽固地坚持要得到他们的合法但不合理的要求。他们争辩说，罗斯福在雅尔达曾同意由德国赔偿两百亿美元，如果给他们的赔款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他们就不接受。但是美国人接受了英国人在雅尔达所提出的见解，因此两个西方国家拒绝同意任何固定的总额。他们主张根据德国剩余的主要设备的百分比分配赔款。所谓剩余设备就是在没有国外支援的条件下对于保持一种不高于欧洲平均生活水平的德国生活水平所不需要的那种设备。在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以前，关于德国经济管理原则的协议暂时搁置起来。 第211页 由于根据雅尔达决议所设立的赔偿委员会主要负责在赔偿问题上达成协议，赔偿问题在波茨坦会议将近结束时才在会议上正式提了出来。但是赔偿委员会的成员早已到了波茨坦。由于赔偿问题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赔偿委员会的争执很容易左右整个会议的情绪。 还有另外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诸如从波斯撤军，俄国对东普鲁士的一部分领土的要求包括对哥尼斯堡城的要求，对战犯的起诉，从东欧各国驱逐德国人，希腊的“君主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以及狄托在伊斯的利亚和奥地利南部的扩张主义目的等等。这些都是已经安排在会议议程上但还未在全体会议上直接讨论的问题。 鑑于7月19日以后的讨论完全没有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取得任何进展，会议似乎面临绝境。把有争议的问题交给外长们的这种标准手法，毫无成就。因为上级之间的矛盾，外长也一筹莫展，只能转弯抹角地讲，翻来復去地讲，一直讲到彼此都感觉厌倦。实际上有两个真正主要的问题：对德国的经济政策和俄国在巴尔干各国的政策。每一问题都有一个有关连的附属的问题：波兰西部边界的问题同德国经济的前途联繫在一起，而史达林则坚决地把英美在义大利和希腊的政策同他自己在巴尔干北部国家的行为的任何讨论联繫在一起。只有设法使各方对这些主要问题看法上的冲突取得妥协，会议才有一点希望能取得即使是表面上的成功。一旦对关键性争端作出决议后，就可以指望次要的问题会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了。 7月24日和25日又开了两次全体会议，没有能打开僵局。这时，为了让英国代表回国去听取选举的结果并据以採取行动，有必要暂时停止会议的正式会议。正式会议直到 7月28日晚上才恢復，但休会的时间并没有浪费。贝尔纳斯尤其忙着为棘手的问题寻找办法，以便排除困难，并推迟作出决议。杜鲁门急于想结束会议。确实，最后阶段的会议是在美国人不顾会议能否达成协议，随时准备离去的威胁下举行的。贝尔纳斯是一个在美国政客之间调和分歧的老手。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扞卫任何特殊的原则，不如说是达成协议。这样他就非常容易放弃美国原计划中雄心比较大的部分：自由通航的水道、监督下的选举、出版自由的保证，等等。但是，他固执地坚持一项原则，就是不应作出任何需要美国对德国和义大利进行援助的经济安排。会议最后能够产生一系列的口头协议，使会议至少在表面上似乎取得了成功，这大半是靠贝尔纳斯的那种象马贩子那样的坚持。 但是会议进展得很慢。7月28日，在艾德礼和他的新外交大臣贝文回到波茨坦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讨论几乎和以前一样没有结果。义大利和巴尔干各国的问题都列在议事日程上。唯一的协议是承认史达林提出的对义大利的赔偿要求，其条件是：所要求的数量不致使义大利削弱到依赖国外的(即英美的)经济援助的程度。 第二天史达林病了，全体会议只能推迟到他病癒后再开。外长们在这期间十分忙碌，终于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贝尔纳斯在同俄国人和英国人进行了非正式的磋商以后，草拟出三个文件。这些文件是：关于德国的赔偿、波兰的边界以及义大利、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不正常”地位。7月30日，他把这些文件提交给其他两国外长。他们整天举行会议，似乎有希望照着贝尔纳斯建议的总的方针达成协议。为了希望使事情进展得快一些，贝尔纳斯于第二天上午告诉莫洛托夫，除非俄国人愿意在下一次全体会议上接受全部三个文件，否则，美国人将于8月1日离开会议。艾德礼和贝文已经“在原则上”同意了美国的建议。 在这种背景下，相持不下的局面终于在7月31日长达四小时的一次全体会议上打开了。会议一开始，贝尔纳斯就提出他的三个文件。他强调说，这些文件构成一个互相依赖的整体。关于德国的赔偿问题，他建议各大国应以拆迁它自己占领区内主要设备的办法来满足自己对赔偿的要求。此外，西方国家将把它们占领区内剩余的主要工厂的四分之一交给俄国。其中一半将无偿地转交，一半则用以换取俄国占领区运交给德国西部的粮食和煤。这样，贝尔纳斯试图平衡英国对东部粮食的要求和俄国对德国全部赔偿中获得一半的要求。 在这类赔偿的分配中，关键问题是决定哪些是剩余的主要设备。这一任务交给了盟国管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赔偿委员会的全面指导下进行工作。显然，这样一种程序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但是俄国人急于想立即获得赔偿。为了满足这一要求，贝尔纳斯建议“先期赔偿”应立即开始，办法是在西方占领区内指定应交给俄国人的某些工厂。这种先期交付到时候将在赔偿委员会和盟国管制委员会系统地结算出的总数中扣除。最重要的一项原则(摘录最后公报的原文)如下： 德国付出赔偿时，应保留充分的资源，以使德国人民能不依靠国外援助而生活。为实现德国的经济平衡，应规定必需的资财，以偿付经对德管制委员会批准的进口。 现有的生产品及储存物品的出口所得，首先应该用以偿付此种进口。 再则，象后来规定盟国在德国的行政机构的经济原则那项声明中商定的那样，德国的生活水平不应超过(据推断，也不应远远低于)欧洲大陆的平均生活水平。 第212页 一般说来，这个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方案比较接近英美的想法，而不接近俄国的想法，但既然划区的安排使德国的大部分重工业都归了西方国家，史达林实际上也无法从西方得到更多的东西。很清楚，美国人至少是准备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离开波茨坦的。因此史达林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讨价还价的手段，不管他对于眼看着两百亿美元的数目化为乌有感到多么不满。 贝尔纳斯的第二项建议对于恢復均势起了一些作用。关于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他愿意同意把俄国人分配给波兰人的领土暂时留给波兰人，但保留最后划分边界的权利，留待对德和约中再确定。这骗不了任何人：波兰人已经象对待波兰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那样在对待这块有关的领土，把德国居民赶出去，代之以波兰的移民。实际上，西方国家是向这个既成事实屈服。这主要是英国方面的让步，因为英国曾经极其激烈地反对俄国的这一行动。 关于义大利和俄国卫星国的地位问题，贝尔纳斯搞出了一个几乎是没有意义的方案。义大利和约的准备工作被宣布为外长会议当前的首要任务。俄国卫星国和约的准备工作则被列为外长会议的第二项紧急任务。至于史达林那么催逼的外交承认，“在与这些国家缔结和约以前，三国政府同意在最近的将来根据当时的局势，在可能范围内，分别考虑与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当贝尔纳斯向全体会议读完他的三个建议时，史达林最后一次试图向德国取得更多的赔偿。他要求得到三分之一的德国国外资产，三分之一的在西方占领区搜获的黄金，以及三分之一的德国企业的股票。史达林重新提起他在会议早些时候曾提出过的要求，即建立一个英-俄-美三国组成的行政机关来管理鲁尔的工业。 这时双方进行了活跃的讨价还价。英国人和美国人强烈抗议史达林的新要求。当史达林提出，作为一种代替办法，把西方无偿地移交给俄国人的德国赔偿的比例予以提高时，贝尔纳斯想出了这样的主意，他说，他愿意接受这个要求，如果史达林也接受他向会议提出的三个建议的话。这笔交易就在这些条件下成交。俄国人现在将从西方占领区无偿地接受百分之十五的德国剩余的主要设备，与俄国占领区交换粮食和煤的那部分设备的比例则相应地减到百分之十。作为这笔交易的一部分，俄国人取消了他们关于在鲁尔建立三国管理机构的建议。对德国国外资产的处理，留待进一步讨论，但第二天各方同意，俄国人应有权取得他们占领的一些国家里的德国财产，只有捷克斯洛伐克除外。波兰对赔偿的要求由俄国人予以满足，其他盟国的要求则由西方国家分得的份额中给予满足。最后，史达林勉强同意接纳法国代表进入赔偿委员会——法国占领区的存在使这一步成为必要的了。 此项协议达成后，危机便过去了，还需要两天的时间做好会议的结束工作和准备公报及议定书。最重要的行动是正式批准关于盟国处置德国的经济原则的声明。这一文件和它在政治方面对称的文件一样，是由欧洲谘询委员会拟就的。但是，它和那个文件不一样，使盟国有责任贯彻一些积极的政策。文件宣称，应该把德国视为一个经济单位——这一原则已经被赔偿协定直接推翻而成为几乎毫无意义的了，因为俄国人的政策比西方国家可能接受的任何政策要激烈得多。此外，文件指示盟国管理机构应对运输作必要的修復，增加煤产量，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生产，并对房屋和公用事业作紧急修復。通过这样一些规定，至少部分承认了把德国经济恢復到接近稳定的必要性。 公报也接受了由三个盟国均分德国舰艇和商船的办法，但规定在对日战争结束以前，对德国的商船暂不作分配。这是对俄国人的一个让步。不过在战犯问题上，史达林希望在公报上提出首恶分子姓名的意见则遭到否决。相反，公报仅仅注意到当时正在伦敦进行的关于设立国际法庭的讨论，这个法庭将审判那些所犯罪行无特殊地理位置的主要战犯，公报还表示希望即将採取及时的行动。 公报同样地承认，把德国居民从东欧国家驱逐出去这一点“应予进行”。它表示希望这件事将有秩序地、合乎人道地进行，而且进一步的驱逐应暂予停止，直到盟国管制委员会能做好在德国接待难民的安排。这样的措辞是对英国的，而且在较少的程度上也是对美国的人道主义以及英美关心德国西方占领区难民问题的让步。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差别，因为驱逐仍在继续，而且正是无秩序地、不合人道地在进行着。 在波兰西部边界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后，西方国家对于贊同俄国对东普鲁士部分领土的要求，包括对哥尼斯堡城的要求，没有表示什么或根本没有表示反对。哥尼斯堡城作为波罗的海地区在俄国人手中的唯一不冻港，对俄国人是重要的。俄国人方面的一个相应的让步是，他们在目前战争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同意“改进”在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工作程序，他们允诺，委员会的俄国成员和其他成员应经常会商，并保证人员的行动自由和邮递自由。 俄国还作了一个让步，即答应立刻开始从德黑兰撤退，但是关于从波斯撤走全部外国军队的问题则将等到外长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时再予考虑。最后一个让步是俄国答应参加一个管理欧洲内陆航道的会议。 第213页 其他问题不可能在会议最后几天的匆忙中予以解决，有些问题因为微不足道而去掉了。针对希腊和南斯拉夫问题的责难和反责难，归入了后一类。土耳其海峡和义大利殖民地的处置这两项纠缠不清的问题属于前一类。 这样，会议慌慌忙忙地宣告结束。8月2日，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公报和议定书。这项工作完成后，疲乏的与会者就散去了。 在波茨坦作出的决议，当然并不构成欧洲事务的长期解决。但是盟国能够在最迫切的问题，即对待打败了的德国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似乎是一个相当大的成绩。 但是成绩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么大。程序上的一个显着的不正常状态——法国人被排斥在外——不久就使这么艰苦地达成的大多数决议完全无效。虽然法国有代表参加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并且在德国分配到一个占领区，但是既没有邀请法国政府参加波茨坦会议，也没有在三大国确定的对待德国的原则上取得法国的同意。法国显然不受这些协议的约束，但是法国人凭着管制委员会会员国的身分，有权否决盟国在德国的行动。如果法国人愿意承认波茨坦决议，这一点就不是很重要的，但他们不是这样。法国人比俄国人更惧怕德国的人口和工业力量，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强大邻国被瓜分，或者至少被分成几个半自治的地区。按照波茨坦公报约略描绘的方式，从柏林管理整个德国，并允许建立全国性的中央经济管制部门，这是和法国的打算背道而弛的。再则，在法国解放初期曾影响很大一部分法国人行动的受了损害的自尊心，也推动法国人向三大国挑战，并以挑战为特别的乐趣。结果，波茨坦会议对德国问题的安排所碰上的第一块礁石就是法国的不妥协态度。 忽略了法国是一个明显的大缺点。但是史达林不愿把法国看作一个平等的国家，或者象是平等的国家，这样就使得任何其他的方针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了。如果英美坚持要戴高乐出席波茨坦会议，那末，没有一个象波兰之类的卫星国代表同来，史达林大概会拒绝出席会议的，可是西方又不会同意邀请他的卫星国。这就使这些大盟国发现自己的处境很为难：有法国或没有法国参加，都不能有所作为。 波茨坦会议的另一个缺点已经被强调得很够了。在整个欧洲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暂时，俄国成功地保卫了它对东欧的控制，使其不受英美可能的干涉，但是两个西方国家都不愿默默地或者毫无疑问地承认苏联人给他们的“人民民主国家”带来的新秩序。争执只是被推迟到草拟和约的时候。如果政府首脑们7月间在波茨坦不能达成协议，那末外长们9月间并会草拟和约时也就不大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这些困难当时还不是十分明显的。那些抱着战时团结的多种表现所培育的希望，并且怀着联合国宪章所激发起来的热情的人们，会把波茨坦决议看作是，用贝尔纳斯的话来说，“早日恢復欧洲稳定局面的一个基础”。俄国电台和报纸对这次会议的结果表示出惯有的热情，这似乎证明俄国人和西方国家确实意见一致了。《消息报》说，“会议加强了三国政府之间的纽带，扩大了它们合作和谅解的范围……会议的结果产生了一个新的信念：三个民主大国的政府和人民同其他联合国家一起，将保证建立起公正和稳固的和平。” 英美的报刊则远没有这么热情。在美国，对于公报只字不提俄国人参加对日作战一事有些失望。许多记者和国会议员感到俄国在这笔交易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纽约时报》(1945年8月5日)在社论中说：“毫无疑问地接受这个纲领的经济部分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完全是改造个大陆的物质文明。……但是已经有了一个开端。……我们可以保留对某些实际问题的判断，但是波茨坦决议的总的精神体现了美国人民的战争目的。”8月6日，参议员阿瑟·h·范登堡，一个在共和党内很有影响的领袖，发表了一项声明，批评公报的含煳不清，特别是关于东欧的自由选举和出版自由。会议上一些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的确凿报导表明，公报之不提土耳其和波斯，反映出了俄国和西方政策之间的难以调和的分歧。 因此，当杜鲁门回到美国时，他不得不面对着多少有点冷淡的公众，即使他们还不是公开地表示怀疑。1945年8月9日，他通过无线电向全国做了报告。这时，俄国人已向日本宣战，第一颗原子弹也已经投下。波茨坦会议已经渐渐退到了幕后。但是，总统扼要地重达了会议的主要决议，为国际交往中的互让原则进行了辩护，并且乐观地肯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将不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对波茨坦会议的反应和美国几乎一样。对盟国给予德国的经济待遇感到的怀疑和对公报没有提到的问题感到的担心，减低了对会议结果的热情。当英国议会重新集会时，邱吉尔于8月16日就外交事务作了激烈的发言。在这次发言中，他并不掩饰英国和俄国政策上的许多分歧。关于波茨坦，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欺骗自己，想像胜利者第一次会议的结果没有令人失望和忧虑的地方，或者想像我们面前最严重的问题已经得到完善的解决。”他接着勐烈谴责东欧的“警察政府”，并且在提到东欧有些国家驱逐德国人的问题时，说出了一句註定要成为警语的话：“关于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稀少而谨慎的报导，已经泄漏出来，但是在当前把欧洲一分为二的铁幕后面，悲剧正在大规模地展开，这不是不可能的。”当轮到贝文讲话时，他也没有藏头露尾地说或是缩小同俄国的矛盾。在谈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时，他说：“……我们从最近的事态发展中得到的印象是，一种极权主义正在被另一种极权主义所代替。这不是我们对那个被滥用了的‘民主’的理解。……”不管贝文和邱吉尔对国内问题的意见有什么分歧，他们对于英国的外交政策的看法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第214页 但是新的一届议会还没来得及考虑外交事务，远东的急剧的、意外的戏剧性事件这时已使欧洲的麻烦相形之下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日本投降了，战事业已结束。原子战把喷起的巨大而兇恶的蘑菇云笼罩着大地。在这齣戏中，波茨坦的决议起了作用。现在，我们必须考虑一下会议的军事方面和日本的突然投降了。 第四节 战胜日本 (一)战略计划 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能够对太平洋地区的下一步攻势作出决定之前，沖绳战役(1945年4月1日-6月21日)正处于最后阶段。从西南太平洋向北推进的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同横越中太平洋打过来的尼米兹海军上将的舰队会师，引起了为难的管辖权问题。美国陆军和海军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部队划归一个其他军种的司令官指挥。这个关于管辖权的争执由于不同的战略概念而变得更为激烈。海军强调封锁的重要性，有好几个月，海军战略家们主张在进行任何正面攻击之前，先在中国沿海建立基地，收紧对日本的包围圈。与此相反，美国陆军则认为尽快直捣日本帝国的心脏。在沖绳被攻下以后，这样做的时机看来已经成熟了。 这个问题这时非解决不可了，因为沖绳岛即将来临的胜利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6月18日，金海军上将终于同意放弃对福摩萨和华南沿海一带的军事行动，以便直接进攻日本本土最南端的主要大岛——九州。杜鲁门总统批准了这个计划。6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1945年11月1日为进攻九州的日期。棘手的指挥问题则通过分工的办法予以解决。尼米兹海军上将指挥最初的登陆行动，等陆军通过海军陆战队夺取的滩头阵地登陆以后，麦克阿瑟就接过作战的指挥权。 美国人估计自己手头有足够的部队可以进攻九州，用不着求助于英国和俄国。但是这场战争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日本在满洲、中国、东南亚和东印度的军队也不得不加以应付。同时，如同美国人知道的那样，英国人和俄国人对这些问题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因此波茨坦会议是很及时的。在这个会议上三个盟国可以商定有关对日作战的全面军事安排并协调行动。 波茨坦会议在商讨军事方面的问题时，对于战略不及对于行政管理和长远的政策那么关心，而会议的最重要的一面无疑是英美之间的会谈。英国参谋长们前来参加会议时带来一系列的建议，他们认为这些建议会巩固和扩大英美两国军事上的伙伴关系。在最近的将来，他们希望能按照在欧洲行之有效的那种方式改组对日作战的指挥部。他们特别希望说服美国人把太平洋指挥部变成一个盟军指挥部，隶属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而不是隶属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有两点理由。首先，从1945年3月以后，有一支英国海军部队在美国的统率下在太平洋作战，因此由一个盟军机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对这时事实上是盟国的一支联军行使最高指挥权，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其次，虽然蒙巴顿的东南亚司令部是在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统率之下，但是他的参谋人员是两国的，并且这时仍然是如此，虽然他手下已经几乎没有什么美国部队了。为了保持平衡和顺利合作，要求由一个单一机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来指挥英美两国对日战争的战区，看来是合情合理的。 英国人急切地希望英美两国在世界范围内长期保持军事上的伙伴关系。他们提议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应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机构，因为他们显然看到，英美两国军事合作的好处不会因为战胜日本而消失。同样，英国参谋长们也极其希望说服其美国同僚不要停止对英国和法国驻德占领军的租借援助，尽管欧洲的战事已经结束。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些问题不是表示反对，就是迟疑不决。他们无意放松对太平洋战事的独家控制，且对此直言不讳。他们也迟迟不愿同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继续存在。在波茨坦，美国人迴避这一问题，推说讨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今后的去向为时尚早。不过他们确实同意让委员会继续活动到签署和平条约为止。最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拒绝建议为英国和其他国家占领军继续提供租借物资，这对经济上已筋疲力尽的英国说来却是关系重大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正是围绕着租借政策在波茨坦会议上展开了最激烈的辩论。 结果照例是互相让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保持对太平洋作战的控制，不受任何束缚，他们的战略计划也被採纳了。然而美国答应定期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磋商，并在“原则上”接受英国提供四个师的兵力参加对日本主要岛屿本州的登陆进改。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同以前一样仍然保持对东南亚司令部的控制，但是它的范围扩大到原属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一部分地方，包括东印度、马来亚、暹罗和印度支那。菲律宾和阿德米勒尔提群岛中马努斯岛上的重要海军基地，则仍归美国控制。澳大利亚成了不属于这两个战区的大后方。蒙巴顿奉命于1945年8月15日前接管他的扩大了的战区。他的下一步行动的总目标业已规定，但是详细的作战计划还有待英国人作出，其他诸如调整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荷兰、法国、澳大利亚和当地国家的各种军事和政治目标这件微妙的事情也交由英国人处理。 第215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军事考虑中，几乎完全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积极的因素而估计在内。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确曾对中国说了些空洞的话，在所要推行的政策中包括了给予蒋介石以一切可能的支持，但是美国人终于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看法，接受了英国人长期持有的观点：他们不再相信中国人在打败日本中能起什么重要作用。即使运送物资没有困难，时间也太仓促，不可能装备和训练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在当地和华盛顿的美国指挥官们，对于建立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所会遇到的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障碍看得太清楚了。因此美国人已不再把中国当作一个潜在的大国来对待。中国人现在不是一个盟友，而成为一个问题了。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不能就租借政策取得一致意见。英国不愿意放弃它在德国的占领军接受援助的权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则不同意把美国用于对日战争的资源如此移作他用。7月24日，当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晋见杜鲁门和邱吉尔，提出报告要求最后批准时，这一争执仍未获得解决。在那次会上，总统个人对于英国要求继续给予租借援助表示同情。四天以后，7月28日，总统批准了一项发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同意给予英国人所需要的东西。在对日战争结束以前，租借物资将继续提供给占领区的部队使用。 同俄国人的军事谈判比较简短。在波茨坦只举行了一次三方会议，由俄国、美国和英国的参谋长们各自陈述他们打算对日本採取的作战行动。俄国人说，8月下半月他们将能作好准备进攻满洲日军。俄国的高级代表安东诺夫将军说，确切的日期取决于当时正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外长和苏联政府的谈判是否获得圆满的结果。 会议结束时，海军上将李海递交给安东诺夫将军一系列关于改善俄美两国军事合作的建议。这些建议是：美国人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两个气象站，划定美国和俄国海空军的活动范围，在远东美俄两国的司令部之间建立直接联络，以及对损伤的飞机船只相互提供海空基地的使用权。美国和俄国军事当局安排好在7月2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一些次要的更动外，俄国人接受了美国的所有建议。 同俄国人的军事会谈一般只限于交换情报。唯一引起战略性争论的问题是安东诺夫要求美国採取行动，打开并保障日本以北的海路。金海军上将说，这一点要等九州攻占之后才能进行。这段时间里，红军只得依靠早先贮存在远东的给养来维持。 在波茨坦作出的各项决定的最终结果是，把对日作战的联盟性质缩小到了一个相当小的比例上。美国人坚持在处理协调作战的各种事情时直接同俄国人打交道，而不要英国人参加。在他们同英国人就东南亚事务打交道时也同样不要俄国人参加。美国的战区处于这两国的战区之间，这个地理事实使得这种作战方式成为可能，但是俄国人和英国人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美国的供应，这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能在波茨坦那样维护其权力的更重要的原因。 事实上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国、美国和英国在对付日本所作的努力上已经变成三个各自为政、互不相干的军事行动。当然这些军事行动是事前共同商量过的，而恰巧又是针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但是各国的政治目的和所採用的军事手段是根本上各自为政、互不相干的。不同的人物个性和地理位置都促成了这种结果，但是政治上的互不信任却几乎同样重要。美国人小心翼翼，生怕变成英国、法国和荷兰殖民主义的爪牙，英国人则感到美国人的聪明才智至少说也是有限得很，并且不贊成美国对于殖民地问题所採取的那种鲁莽的态度，而俄国人则想牺牲中国和日本，求得政治上和经济上有限度的但是明确的利益。由于这些因素，就既不能产生相互的信任，也不能制定共同的政策来支持和巩固盟国在远东的军事合作。 到波茨坦会议召开时，迫使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这一消极的政治目标已经失去它当初的诱惑力。义大利和德国的经验说明无条件投降实际上毫无意义，如果对日本提出一些严厉但是明确的条款，看来是可能有效地摧毁他们打到底的决心的。当杜鲁门来到波茨坦时，他随身带来了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拟定的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要求日本投降可能的条件。杜鲁门把它给邱吉尔看了，他们两人又徵求了部属的意见，对史汀生的措词稍微作了些修改，然后同意将这一宣言公开发表。然而出于礼节，又把这个文本送请蒋介石同意，等他表示贊成后，宣言就在1945年7月26日发表了。他们事先没有同史达林磋商，俄国对这个既成事实非常恼怒。 这份不久以后通称波茨坦宣言的文件，要求日本人向即将整装列阵进攻他们的优势大军投降。“无条件投降”这句话又重述了一遍，但同时又提出了一系列条件，使这句话变得毫无意义。剷除“那些欺骗和诱使日本人民走上征服世界途径的权势和影响”；由盟军占领日本领土上一些没有明确指出的地点，直到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发动战争的势力清除为止；根据1943年开罗宣言割让日本的边远领土；惩治战犯——根据这些条件才能进行无条件投降。另一方面，宣言允诺：日本士兵在放下武器后能安然返回家乡；“日本将被允许保留维持本国经济和用实物交付公正的赔偿所需的工业”；并且一旦“日本人民根据他们自由表达的愿望”建立起一个“爱好和平的负责的政府”以后，盟军就结束对日本的占领。 第216页 这些条件比起向德国提出的任何一个条件来，吸引力都大得多，但是对所有爱国的日本人说来，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却没有解决：天皇今后的地位究竟怎样？他是战犯吗？还是继续让他留着作为日本政府名义上的首脑？盟国占领军和日本当局的关系这个更大的问题也未加说明。让日本政府继续存在？还是象在德国刚刚作过的那样，由盟军直接加以控制？这些问题没有说清楚，表明美国(或许也包括英国)的决策人还胸无成竹。按照德国的方式建立一个军政府的计划早已在着手制订，但是波茨坦宣言的发表又意味着愿意同日本政府打交道并通过日本政府来处理事务。 而且，盟国有充分的理由设想日本眼看就要投降了。史达林于7月28日在波茨坦会议上报告说，他两次收到日本政府的请求，要他在日本和英美之间就结束战争的问题进行斡旋。当史达林把这一情况告诉他的同事时，他已经拒绝了日本的请求。杜鲁门和艾德礼都没有对史达林这一行动的英明提出异议。然而，日本的几次和平试探显然表明了日本统治者中间日益增加的绝望。 第二张王牌这对刚落到美国人的手中。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马戈尔多进行的一次试验性原子爆炸证明完全成功。正在波茨坦的杜鲁门接到这—报告后，立刻同邱吉尔商量决定是否要使用这个新式武器。他们决定这样干，并且决定给日本一个最后的庄严的警告——波茨坦宣言——后再动手。 英美两国的军事战略家一定早已估计到这种可怕的新式武器对于日本已经动摇的军心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的确，在这些战略家中间已经滋长了一种想法，希望早日结束对日战争。但是当他们听说日本兵在太平洋岛屿和在缅甸如何拼死地顽强作战时，他们也就不那么希望了。沖绳的日本人投有丝毫士气低落的迹象，而且日本的主力还在待命参战。想到这些情况，再想到他们当初错估了德国的抵抗力，以及单凭轰炸不能使德国陷入绝境等等，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于是正式把日本崩溃的日期定在1946年11月15日，即欧洲胜利日一年半之后。英美的军事领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希望，他们在上述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计划，结果就在他们在波茨坦结束磋商后仅仅三个星期之后，日本人竟然谈判投降，这一下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二)日本投降 波茨坦会议闭幕后的那些日子里，事态惊人迅速地向前发展。7月29日，日本电台广播了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宣言将置之不理的消息。但是事态不久就使他们改变了语调。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落在广岛。三天以后，第二颗又落在长崎。美国实力和美国人冷酷无情的这种新显示，使日本人同时也的确使全世界的人胆战心惊。日本政府急忙利用瑞士的外交机构重新努力进行谈判。1945年8月10日凌晨，美国接到情报说，日本政府现在准备接受波茨坦宣言提出的条件，“由于理解到该宣言不包括足以损害天皇作为君主的特权的任何要求”。 这就要求对日本天皇今后的地位迅速作出决定——这个问题使美国官员发生了深刻的分歧。但是在尚未收到这个新的和平试探之前，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大大改变了势力的均衡。8月8日，莫洛托夫通知驻莫斯科的日本大使，苏联根据其盟国向它提出的建议，将从8月9日起对日宣战。史达林唯恐在他还来不及拿到雅尔达会议上允许给他的那些得来不费力的报酬，日本就投降了。促使俄国人赶快採取这一行动的几乎肯定是出于这种担心。在波茨坦，俄国人曾经说过，他们要到8月下半月才能作好进攻日本的准备，而且还明说过他们是否介入满洲将以当时正在同中国人谈判的条约获得圆满结果为前提。虽然条约直到8月14日才签订，但红军却并没有等待。8月9日，它向满洲进军，从日本方面遇到了轻微的抵抗。 美国人一收到日本方面提出的如果天皇的特权能予保留便接受波茨坦条件的电报后，立即着手草拟答覆。第二天(8月11日)，美国各有关方面就下列文字取得一致意见： 从投降的时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应置于盟军最高司令部管制之下，盟军最高司令将採取他认为合适的步骤以贯彻投降条款。 将要求天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与日本帝国大本营签署必要的投降条款，以实现波茨坦宣言之规定，并向日本所有陆海空军当局以及不论何处在它们控制之下的所有军队发布命令，停止作战行动并缴械投降，同时还鬚髮布最高司令为实施投降条款而可能要求发布的其他此类命令。…… 将根据波茨坦宣言，按照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确定日本的最终政体。 在这个答覆送出之前，必须迅速同主要盟国进行磋商，以取得它们对美国的復电的贊同。随后这个答覆在8月11日通过瑞士人及时发出了。 8月11日的电报虽然没有对日本提出的保证天皇权力的要求作出直接的答覆，但是它确已越出了波茨坦宣言的范围。日本政府和作为政府首脑的天皇短期内可以继续存在。这一点，已经因为说到他们的权力应置于盟军最高司令的管制之下而获得默认。最后一段电文又为帝国机构的永久存在明显地留下了后路，因为任何日本人都不会怀疑，“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将会在任何一种改造过的政府里为天皇的存在留下余地。要是这些问题早些得到了澄清，战争也许能结束得更快一些。 第217页 事实上美国人焦急地等待着日本的答覆。8月14日，答覆还是通过瑞士人传来了。日本人照抄美国答覆中的迂迴文章，也不是直接、明白和无条件地表示投降。他们的电报如下： 天皇陛下已颁发诏书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规定。 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和保证他的政府和帝国大本营签署必要的条款，实现波茨坦宣言的规定。天皇陛下也准备向日本所有的陆海空军当局以及不论何处在它们控制之下的所有部队发布命令，停止作战行动并缴械投降，同时还准备发布盟军最高司令为实施上述条款而可能要求发布的命令。 8月14日下午4时后不久，这个电报送到了华盛顿。贝尔纳斯立刻安排好伦敦、莫斯科和重庆的同事举行一次四方电传打字会议——这是电信事业立下的一次丰功伟绩。他把日本答覆的文本传了出去，并且说美国政府认为这已经等于完全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其他三方不十分满意并开始提出异议。然而，贝尔纳斯压住刚刚开始的争论，宣布杜鲁门将在九十分钟后广播这个消息，表示美国接受日本最近的来电，认为它等于无条件投降。他请其他的政府也照这样做，然后就关断了电路。 于是在8月14日华盛顿时间下午7时，杜鲁门总统宣读了日本的电报并向激动的美国公众宣布： 我认为这一答覆完全接受了规定要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这一答覆并没有作任何保留。 现在正在作出安排，以便尽早正式签署投降条款。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已被任命为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军最高司令。英国、俄国和中国也将派高级军官出席受降。 与此同时，已经命令盟国的武装部队停止进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行动就此结束，比英美计划中预定的胜利日期提前了十四个月，而且是在与官方计划所设想的远远不同的情况下结束的。 日本的军事和行政机构大部分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日本的经济虽然受到轰炸和封锁的严重破坏，但是仍能发挥作用。这些事实大大有助于执行占领日本和瓦解日本帝国的任务，不过也带来了一些相应的问题。数百万人需要解除武装遣送还乡。如果要使日本社会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就必须有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这种变革至少在开头必须通过日本现有的权力机构来实行。由于末遭彻底溃败和蹂躏便谈判投降，日本的处境要比被击败的德国好得多，在德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结构已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并且大半被摧毁了。 再从另一面看，日本也比德国幸运。美国在太平洋的优势已大到足以使美国人对日本进行相当于独占的控制。只有美国有力量立即派出占领军去占领日本各岛，而且美国政府的心情也正是不愿意鼓励其他盟国在同等的基础上来分担占领的任务。所以日本就没有被分割成几个占领区。 日本的共荣圈事实上已分裂成四大部分。在南方，英国接过了缅甸、马来亚和东印度那一大堆复杂的问题。在北方，俄国接收了满洲、萨哈林岛的南部和千岛群岛。在中央区，美国控制了日本本土和太平洋中的那些小岛。第四个大区——中国——仍然是一片混乱。中国人无法为自己组织起一个稳定的政权，结果形成了部分权力真空的状态，不久就把几个大国吸入了一场旋风的中心。中国在远东起了德国在欧洲所起的作用，成了大国角逐的主要场所。幸好有一些缓冲地带处于因日本共荣圈瓦解而形成的这几个大集团之间。暹罗和印度支那成了英国区和中国大漩涡之间的过渡地带。朝鲜根据盟军最高司令部第一批决议沿着三八线分成俄国占领区和美国占领区。日本失败后的头几个月里，在共产党手里的华北几省也成了俄国和国民党区域之间的类似的缓冲地带。 对日战争意外迅速地结束，使得波茨坦会议精心准备的计划陷入混乱。实际上，美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为了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标，都在各行其是，盟国的共同战线便迅速被削弱了。原来在太平洋地区美国统率下作战的英国舰队，于1945年8月30日派遣了一个分队去香港，重申英国对这块殖民地的主权。这一行动没有徵得美国的同意，实际上是在美国的明确的反对之下干的。同时，美国也在大力准备占领和控制日本，很少或者根本就不理睬英国的愿望。同样的，俄国人在满洲也是独断独行。 迫切的问题是安排日本正式投降并建立管制日本政府的盟国权力，但由于距离太远，交通不够完善，盟国之间政策上有分歧，美国陆海军之间闹不和，以及日本人在与他们的征服者面对面相处时，到底会如何行事也还令人捉摸不定，因而使这个问题复杂化了。麦克阿瑟将军于8月14日被任命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是在英国、俄国和中国同意了美国提出的这一人选之后。但是当杜鲁门宣布日本投降时，还没有提到麦克阿瑟将军的权限问题以及他与各盟国政府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没有对他如何处理日本事务拟定任何指示。 美国政府设法立即来解决这些问题。8月21日，国务院递送了一份建议给英国、俄国和中国政府，主张成立一个远东谘询委员会。这个机构包括同日本直接作战的十个国家的代表，将提出有关处理日本事务的意见，委员会将从它的所在地华盛顿进行远距离的指导。该委员会将不拥有任何正式权力。这一建议显然旨在把其他盟国参与管制日本事务的愿望搪塞过去，而一切实际权力则将掌握在麦克阿瑟将军和美国政府的手里。 第218页 俄国和中国立即接受了美国的建议，但是英国表示反对，澳大利亚和纽西兰支持英国的要求，主张成立一个盟国机构，对盟军最高统帅的政策拥有比接受谘询更大的权力。然而美国人不愿意分享权力。面对着美国人的固执和英国人的反对，什么办法也没有。结果，麦克阿瑟将军就干了起来，没有一个盟国的政治权力机构来对他提供意见或进行监督。 与此同时，—个由美国政府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正忙于为麦克阿瑟的占领工作制定一份指令。这个委员会在8月29日完成了它的工作后，没有经总统正式批准(9月6日才正式批准的)，就赶在日本投降的最后仪式举行前，便把这份指令发到了麦克阿瑟的司令部。 这份文件重申了波茨坦宣言中最初提出的占领政策的最终目标：非军事化和实现民主。关于其他盟国参加占领的问题，文件说： 占领在实质上将代表那些为了对日作战的联合国家的共同利益而尽责任的主要盟国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为此，将欢迎并期待其他在对日作战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国家派遣部队来参加占领。占领军概归美国指派的最高统帅统率。 尽管将作出一切努力，通过协商和建立适当的谘询机构，以制定使各主要盟国满意的有关占领日本和管制日本的政策。但万一盟国之间发生分歧，美国的政策将起支配作用。 关于日本现行的政府，作了如下的规定： ……最高统帅将通过日本政府的大小机构，包括天皇在内，行使其权力直至令人满意地推进美国目标为止。日本政府将被允许……行使正常的政府权力处理国内的行政事务。……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利用而不是支持日本现有的政体。 责成麦克阿瑟执行的经济政策是宽大的。非军事化并不要求拆除轻易便可转为民用的工厂；将由日本负担占领费用，但以“不致引起饥馑、疾病的蔓延和造成尖锐的物质困苦为限”；赔偿也只限于没收日本在海外的财产并且限于“拿走那些为日本和平经济所不需要的物资和现存的主要装备及设施”。 当这些政策性的要点尚在讨论时，围绕着受降仪式产生了一些较小的但却是棘手的问题。在太平洋战争中起了主要作用的美国海军对麦克阿瑟接受日本投降忿忿不平。后来，决定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受降仪式，并授权尼米兹海军上将代表美国在投降文件上签字，而麦克阿瑟则作为盟军最高统帅签字，这样海军的自尊心总算得到了安慰。 俄美关系由于一系列的误会和互相猜疑而受到干扰，其中许多是由于从马尼拉发到莫斯科的电报传送的延误和障碍所引起的，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当时设在马尼拉。例如美国人获得一份假报告说，俄国军队正在日本北端的大岛北海道登陆，因此提出了抗议。同样地，俄国人也担心美国人正在设法拒绝把千岛群岛划给他们，又怀疑美国人会不把苏联代表及时送到马尼拉参加受降仪式。 由于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波折，又由于需要集结和运送占领军，最后再加上一场颱风，使日本的正式投降延迟到9月2日。那天，先由一支盟国舰队停泊在东京湾，美国部队和少数英国海军陆战队一起在东京郊外建立了一个小小的桥头堡，在当地时间上午9时零8分，签署了受降文件。它採取的形式是由美国、英国、俄国和中国“代表其他对日作战的联合国家”接受天皇的一份无条件投降的声明。澳大利亚、加拿大、纽西兰、法国和荷兰的代表也出席签字。 同时，日本帝国大本营发布了一道通令，规定了日本武装部队各单位所应遵循的投降程序，当时这些单位分散各处，从东印度到千岛群岛，从缅甸到中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划分了五个区。在中国(不包括满洲)、福摩萨和十六度线以北的印度支那的日军奉命向中国人投降。满洲、三十八度线以北的朝鲜、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上的日军奉命向俄国人投降。缅甸、泰国、十六度线以南的印度支那、东印度、马来亚、俾斯麦群岛和索罗门群岛的日军则奉命向东南亚盟军总司令或向澳大利亚人投降——具体再由两者另行安排。其他太平洋岛屿上的日军向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投降；日本本土、菲律宾群岛和三十八度线以南的朝鲜的日军向美国陆军投降。 麦克阿瑟打算把解除武装和日本士兵的遣运工作办得井井有条，并设法防止在东京湾全面受降之前发生任何就地受降的事情。中国人和英国人遵从了他的计划。结果，直到 9月12日，蒙巴顿才在新加坡接受了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管辖区内日军的正式投降。在中国的日军也同样到9月9日才在南京向蒋介石的代表投降。 然而，俄国人并没有受麦克阿瑟的命令和指示的约束。俄国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于8月21日便接受了满洲关东军的投降。两天以后，史达林便宣布该地区已被完全占领。红军的长驱直入到此为止，它并没有进入中国本土，把那里的日军留给别人去解决。当然，红军的确也进占了朝鲜的北半部。 这样，到1945年9月中旬，对日本共荣圈的瓜分实际上已经完成，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命令和协定而得到正式的确认。但是日本对这些地区的占领所留下的痕迹，以及由日本的榜样与宣传激发起来的反对欧洲人统治的大亚洲主义痕迹，仅用军事方法是磨灭不掉的。除了在日本本土外，政治上的动乱、冲突和不稳定从一开始就威胁着要推翻远东这种由日本帝国大本营的最后通令所建立起来的法律与军事局面。 第219页 (三)盟国在远东的困难 日本投降进行得有条不紊，并没有防止大国之间在远东事务上迅速出现困难。战争期间，在亚洲和东印度兴起了一些当地的民族主义和革命的组织，它们都很强大，足以使政治局势不能单纯地再恢復到战前的状态。必须作出调整，但到底如何调整，大国之间莫衷一是。而且，俄国和英国都不喜欢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同时所有三大国，特别是俄国和美国，发现它们在中国的利益和政策是互相牴触的。 然而，总的说来，盟国在远东遇到的困难并不象在解决欧洲事务时所遇到的那么大。根据受降的安排，势力范围划分得很明确，每个大国能在自己的范围内推行它的政策，只不过偶尔受到外界的抗议而已。直到1947年，按照远东的投降方式建立起来的势力范围才由于共产党权力在中国的扩展而遭到严重的破坏——这个过程到1949年才告结束。因此，只须极其简略地概述一下日本投降后随即在远东出现的政治问题，就足以说明和这段歷史有关的一切了。 就日本本土而言，最初出现的问题之一是，俄国、中国和英国是否需要派出占领军参加。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是同如何对麦克阿瑟将军进行政治监督的争执联繫在一起的。1945年9月，当贝尔纳斯抵达伦敦参加外长会议的首次会议时，他同贝文谈起了远东谘询委员会的事情。贝尔纳斯同意在拟议中的委员会里给印度一个席位，并同意该委员会可以在华盛顿，也可以在东京举行会议，从而争取到英国的贊同，根据美国最初于8月21日提出的方针建立起一个谘询委员会。 这一显而易见的成功结果竟成泡影，莫洛托夫虽然当初同意美国的建议，这时却又拒绝接受，并对麦克阿瑟在日本的行动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他要求设立一个具有实权的盟国委员会，并且对俄国代表在麦克阿瑟的司令部里受到忽视的做法提出抗议。结果，当远东谘询委员会于1945年10月30日在华盛顿首次开会时，没有俄国人参加，会议只得立即休会，看看是否能设法劝说一位俄国人来共同商讨。不仅俄国，就连英国和澳大利亚——且不说有代表参加的其他国家——对于在日本事务中只起谘询作用都深为不满。因此，美国政府最后决定必须作出一些让步才行。于是起草了一项新的建议，由贝尔纳斯于1945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上提了出来。 1945年秋天，美国人要求英国、中国和俄国派出军队共同分担对日本的占领任务。美国军队的復员计划使它难以在没有这种帮助的情况下维持足够的兵力。但是同时，美国人又不想把日本按照德国的方式分成各个占领区，因为这种方式已经暴露出有许多严重的缺陷。这就产生了一个障碍：早在1945年10月30日，俄国就已经拒绝派红军部队到日本去，如果这意味着承认麦克阿瑟对俄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的话。这一拒绝使得美国人不知道同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部队分担占领任务是否明智。俄国人早就非常怀疑，以为英美两国正在联合起来对付他们，这样一来是否又会使俄国人觉得他们的怀疑很有道理。 然而，澳大利亚人却特别渴望分担对日本的占领，想藉此使他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功绩臻于圆满。英国的政策是鼓励大英国协内部对太平洋地区的防务安排得到发展，这场大战表明，在这个地区单靠皇家海军的实力已是很不够了。结果，经过三个月的谈判，美国和澳大利亚于1946年1月30日签署了一项协定。它规定派遣一个由澳大利亚、纽西兰和英属印度部队组成的军团连同海军和空军部队一起到日本去，并由一位澳大利亚将军指挥，而他则隶属于麦克阿瑟的领导之下。把日本的一个县划归大英国协部队驻防，但军政府则仍由美国人掌握。在同天发表的一项公开声明中，美国政府宣称： 大英国协部队参加占领日本是符合总统在[1945年]9月22日发表的政策的，该项政策声明“欢迎并期待其他在对日战争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国家派遣部队来参加占领”。 根据该项声明，也向中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府发出邀请，请它们派遣部队参加占领。中国政府已经通知本政府，它虽然愿意提供一支部队，但目前尚不能做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没有接受这项参加占领的邀请。 结果显然是，从军事上说，麦克阿瑟和美国人保持了他们对日本的有效的独占。 日本投降时的中国局势显然由于1945年8月14日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得到稳定。这项条约的谈判从7月1日宋子文专程来到莫斯科时便开始了。宋是在美国和俄国的压力下来的：这两个大国都渴望在红军进攻日本之前取得中国对于雅尔达协定中有关给予俄国在满洲的特权和让步的承认。宋对待谈判的态度很倔强，他对俄国的企图既感到恐惧，又不信任。 结果是，关于俄国在满洲未来权利的明确规定经过长久争议都不能解决。史达林和莫洛托夫的波茨坦会议之行打断了这场讨价还价的争执。在波茨坦会议上(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美国又尽力支持宋子文，坚持不给俄国人比雅尔达协定条文所答应的更多的东西。但是俄国有两项有利条件：它拥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它还可以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结果，在大多数争端上，宋都不得不作出让步。 第220页 条约本身只不过规定了在对日战争中和战后实行军事和经济合作。在两国政府“关于友好同盟条约”所交换的一系列照会中，以及在规定大连、旅顺和满洲铁路的新地位和在红军占领满洲期间中俄两国当局在满洲的关系的一系列补充协定中，才有实质性的东西。在这些文件中，俄国人明确承认中国对满洲的全部主权，放弃一切干涉新疆的企图，并同意给予中国以道义的支持和军用物资及其他物质资源的援助。此外，俄国人保证这些支持和援助只给予中华民国政府，从而明确表示它丢开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同意如外蒙古居民通过公民投票表示要求独立，即承认该地区独立。中国进一步同意把大连建为国际自由港，并将港口设施的一半交给俄国控制，容许俄国共同使用辽东半岛(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大连市不包括在这个基地以内)，并与俄国人共同经营满洲的全部铁路。 名义上，这些协定规定，在设立的各种管理机构和委员会中，中俄两国地位平等，并且使中国人单独享有民政方面的管理权，但另有一些条文明确规定哪一个国家实际上占有主要地位。这样，中国就把旅顺港海军基地的防务託付给了俄国政府，俄国人保有在基地内的任何地方随意驻扎任何数目的人员的权利。鑑于这一海军基地从半岛顶端到底部长达五十余英里，它足以容纳整整一军人。中国人和俄国人彼此都很明白，由于签订了这些协定，俄国在整个满洲将享有军事上的优势，并且通过对铁路的控制，也就能控制这个地区的全部经济生活。 然而，从中华民国政府的观点看，这并不是一笔赔钱的买卖。俄国人明确答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看来如果他们说话算数，蒋介石的军队很可能就会迅速在整个中国本土行使权力。即使蒋实际上失去了满洲，他却似乎赢得了中国。难怪蒋对美国大使说，他“总的说来对这个条约是满意的”。 美国人最初对这笔已经成交的买卖也相当满意。杜鲁门在波茨坦特别坚持的一点——大连应成为对各国船只开放的自由港——已确实可靠地写进了协定，而且中国人也避开了俄国人原来提出的一部分要求。然而不久，俄国人在满洲活动情况的令人不安的报导，就传到了美国当局的耳里。在1945年8月的最后一周里，俄国人开始从满洲的工厂里劫走了机器和其他物资，把它们运往西伯利亚。俄国人自称这是完全合法的：他们只是拿走了战利品而已，难道这些工厂不是日本军事力量中的一个主要成分吗？而美国人则反对如此不精确地解释战利品的涵义，他们宣称日本在东北资产的处置应通过共同协商予以解决。第二个问题产生于战俘的处理。波茨坦宣言曾允诺日本士兵一旦解除武装，立即遣送回乡。但俄国人却拒绝遣返他们俘获的日本人，把他们在西伯利亚当作强制劳工使用。 然而，在中国本土，中苏协定的直接效果看来是符合中美两国政府的期望的。从 1944年5月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之间断断续续的谈判又重新开始。共产党在以前的若干争端上作出了让步，到1945年10月11日敌对双方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看来似已达成一项牢固的协定。此后，局势起了急剧的变化。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部队公开互相威胁，谈判再次陷入了僵局。 这一变化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首先，美国给国民党军队提供了规模非常可观的援助。这一援助採取的形式是通过空运和海运把中国军队送到以前的日本占领区。美国人把这个行动看作遣返日本士兵过程的一部分。若要避免无政府状态，总得由某个手头拥有军队的当局来从日本人手里接管权力。但是人人都明白，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是在帮助国民党对付他们的敌手共产党。并且，自然而然地，国民党由于越来越相信美国人的支持，就越来越不愿意同共产党妥协。从数量上讲，国民党对中国红军具有大约五比一的军事优势。他们在美国人的帮助下，能在1945年年底占领中国本土所有重要的人口中心。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后，蒋并不感到还需要作什么让步了。 改变中国情况的另一个因素是俄国暗地里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援助。早在1945年9月10日，美国政府就开始收到报告，说俄国的司令员把共产党部队放进了满洲，并帮助他们接管当地的行政权(大战期间，共产党在满洲并没有进行过任何大规模的战斗)。同样地，中国共产党越是感到俄国肯定会支持他们，即使规模较小，他们也就同样地越是不想同国民党妥协。如果要避免内战和俄国同美国对华政策的公开冲突，显然必须做出迅速而果断的努力。 为了作好准备以进行各种努力，杜鲁门说服了新近刚辞职的战时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去承担一项特殊使命。他的任命是1945年11月27日宣布的。不久以后，贝尔纳斯谋求于12月在莫斯科同俄国人达成一项协议来处理中国问题。我们在下文中还要谈到这些情况。 日本投降后蒙巴顿海军上将在东南亚面临的政治形势比中国还要混乱。日本人曾在欧洲国家以前的殖民地建立了一些傀儡政府。这些政府在失去日本的支持后，不一定都已垮台。此外，战争期间成立了许多游击队，有的受共产党领导，有的具有反日的民族主义纲领。地方部落、民族和个人之间的相互竞争，搞乱和削弱了这场反对欧洲人统治的亚洲人起义。但是这些不满于现状的集团手里拥有武器，并且组织严密，能够把他们的不满导向政治途径。这些事实给指定在马来亚、印度支那南部和东印度接受日本投降的英国司令造成了一种非常棘手和困难的问题。 第221页 而且，欧洲人之间也是彼此不和的。法国和荷兰要求恢復战前它们分别对印度支那和东印度的控制，即使它们自己没有军队可以用来强制推行一些比英国愿意支持的更为激烈的政策，它们也极不愿意委託英国人来保护它们的帝国利益。 最后，印度的前途也是蒙巴顿背后的一个大问题。他统率的部队大多数是印度人，他们中有些人对于爪哇和缅甸这些地区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独立运动是不无同情的。1945年8月15日，在新议会开幕时英王发表的演说中，他指示工党政府要竭尽全力，与印度舆论界的领袖配合，促使印度的完全自治早日实现。同样地，1945年5月17日的一份白皮书提到缅甸时宣称：“英王陛下政府的最终目的是，缅甸人民的代表在各党派和各阶层之间达成足够的协议之后，应制定出一部他们认为最适合缅甸的宪法……” 英国政府既然对印度和缅甸承担下了这样的义务，就理所当然地不能支持荷兰要求在东印度推行的那种较为苛刻的政策——要贯彻这种政策非使用相当规模的武力不可。相反，英国一向坚持设法避免使用武力，并设法找到一种基础来进行政治改组，以满足当地人民较为温和的民族主义的志向，同时又能保留一些欧洲的影响。在英国自己的领地上，这个政策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是在东印度，不久就发生了暴力行动。 纵观大国在整个远东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看出，在日本刚投降后的几个月里，发生了急剧的重新改组。在战争年代里，美国经常指责英国的帝国主义；英国那方面开始时则主要指责美国独自执掌日本的大权，而俄美之间在中国问题上的关系由于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条约，看来已取得了圆满的协调，俄国人似乎同意把日本划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然而在几星期内，美国人就更换了伙伴。美国当局面临东南亚“独立”问题所引起的复杂局势和困难，看出明智的办法是慢中求快，它发现英国的政策和美国的政策原是殊途同归，没有什么值得争吵的大问题。同样地，同英国(特别是澳大利亚)官员在有关日本的管理问题上达成协定已证明是可行的。同时，事态的发展也迫使美国人同意了英国当权者从战争开始时就持有的、把中国力量估计较低的观点。 另一方面，美俄两国之间的争吵增多了。到1945年年底之前，这两个大国由于中国这块弱肉而发生一场公开的正面冲突的危险性，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令人痛心。俄国人马上就扮演起美国人刚刚不干的角色，成为对亚洲殖民帝国主义的主要批评者。 这种明显的外交变动只有一部分是在远东事态的刺激下发生的。欧洲事务总的说来更为重要、更为迫切。因此，主要由于欧洲的事态才使得几个大国之间相互对立——这种对立又在中国和远东引起了全面的巨大的反响。 第二章 为和平的争吵 1945年9月-1946年12月 (上)威廉·哈代·麦克尼尔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3 第一节 舆论的变化 第二节 盟国经济关系的变化 (一)战后的经济情况 (二)三大国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 (三)美国为建立自由的国际经济关系所作的努力 (四)重返政治经济体制 第一节 舆论的变化 在对日战争胜利日和1946年年底之间，大同盟解体了。盟国的合作为苏联与美国间出现的全球性对抗所代替，尽管这种对抗起先是隐隐约约、迟疑不决的。到了1947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在欧洲，中国共产党的攻势在亚洲，使早些时候政策上偶尔发生的冲突变成了冷战。在这以前，双方的对抗并没有变得尖锐、明确，可是 1946年年底之前，俄-美的合作无可怀疑地已经过去了。 盟国的关系在1947年终于变得界线分明以前，经歷了两个相当清晰的阶段。直到1946年5月前后，英国和俄国似乎是在欧洲和中东争夺势力与影响的主要对手。相对而言，美国在这个时期却待在幕后，试图尽快地重建“正常秩序”，这种“正常秩序”部分已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消失了，部分则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两件关键性的大事说明了导致冷战的美国和俄国态度的变化。一件是美国和俄国对德政策的公开决裂。这个争端是经济方面的：1946年5月3日，德国境内美国军政府的长官卢修斯·d·克莱将军通知柏林盟国管制委员会里他的俄国同事说：除业已商定的“先期赔偿”外，美国占领区内德国剩余的主要设备将停止递交，直到俄国人同意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来管理，并且同意对俄国占领区内业已拿去的赔偿制定一分清单后，再行恢復。在盟国对德政策早期的争端中，美国人一般总在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採取一种中间的立场。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带头反对俄国人的要求。克莱的行动在俄国报纸上引起了喧噪的激烈抗议，美国政策第一次遭到了俄国宣传机器的大声抨击。因此这件事成为俄-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第二件事是美国国会批准给予英国一笔三十七亿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决议。这笔对英国贷款的第一次是在1945年12月6日正式提出的，但是直到1946年7月13日才由国会最后批准。且不提这笔贷款对英国的重大的经济意义，它和随之而来的辩论的重要性在于它确保了英-美在战后世界上的政治团结。它还把美国人想回復正常的那个宏大的美梦展延到无限期的未来，大概要到俄国人同意改恶从善的时候。 第222页 由于这两件事，史达林在1946年下半年不得不面对英-美的共同战线。美国本身的经济实力和潜在的军事实力，把这一联盟的领导责任愈来愈加到了自己的肩上。 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里的这些发展，还带来了俄国、美国和英国宣传和舆论方面的变化。象通常那样，舆论的变化部分地是国际事态发展的结果，同时它又促成外交政策的进一步变化。国内的压力与问题也是促使俄国和美国逐步出现那种新的舆论的重要因素。 最为显着的变化发生在俄国。大战结束后，接下去是一场明显的反动。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意识形态正式恢復过来，而战时产生的传统的大俄罗斯类型的爱国主义，则被小心地抛开了。俄国对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绩的歌功颂德丝毫没有忽略，不过官方的解释却把成就日益归之于使伟大的史达林能够预见到资本主义的进攻和作好准备的苏维埃制度和正统的学说。既然表达舆论的工具是完全受中央控制的，这种改变就很突然。1945年8月，最高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发出了这种新的论调：“但是就连现在，在获得歷史中最为伟大的胜利以后，我们一刻也不能忘却这一根本事实：我们的国家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取得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国家结构和社会秩序所面临的全部危险都已经消失。仅仅是希特勒德国威胁我们的最具体、最直接的危险消失了。”1945年11月6日，外长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失败以后，莫洛托夫对莫斯科苏维埃说：“当我们生活在一种‘多国制度’下时，当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根子还没有最后被拔除时，我们对可能来破坏和平的新犯罪分子应保持警惕，决不可以放松，而关心加强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团结，将继续是我们最为重要的责任。” 史达林在1946年2月9日的一篇讲话中，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未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阐述得更为明确。他说：“马克思主义者曾不止一次说明，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隐藏着全面危机和军事冲突的成分。……”接下去，他把刚结束的战争说成是对苏维埃制度的一次重大考验，并且说明前三个五年计划为俄罗斯的胜利打下了工业基础。这替他拓清了道路，使他可以用下面这段话来宣布未来的五年计划的某些目标： 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种局面，使我们的工业能够年产高达五千万吨的生铁，六千万吨的钢，五亿吨的燃煤，六千万吨的石油。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认为我们的国家有保障，可以应付任何意外事件。这大概至少需要三个五年计划。但是这项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也是必须完成的。 三天以前，莫洛托夫曾经比较简略地叙述了这项计划：“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利坚合众国……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些讲话，特别是史达林的讲话，给英国和美国政府的某些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美国，民主党自由派的一个知名人士、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私下把它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 1946年下半年，共产党发动了场十分彻底的运动，反对文化和知识的“世界主义”，即反对赞美或承认西方的成就。这场运动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推行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是党试图再一次对俄罗斯思想与行为保持极权主义控制的全面努力的一部分。好几百万士兵接触过西方文明，这件事同那些过着持续不断的清苦生活的人民所感到的厌战情绪和生来的渴望结合在一起，对共产党的宣传提出了一种极为棘手的挑战。对西方文化发出的日益激烈的攻击，歌颂苏联的一切事物，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和进攻的危险——这些就是党在努力克服和消除紧随着伟大的胜利在俄罗斯人民中间滋长起来的怀疑与冷漠时所依据的宣传方针。在俄罗斯社会中，军队可能是党的唯一的对手，党计划用下列几个补充的步骤来削弱对手而加强自己：一次广泛的清党运动，公开贬低率领红军走向胜利的那些军方人物，以及重新强调思想训练的重要性。 我们无法知道，是什么希望与恐惧的逆流在俄国导致了这场反动。也许，史达林和他的顾问们当真相信资本主义有发动进攻的危险，不过假定俄国国内的情况在决定党的新路线方面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俄国政府可以通过夸大来自国外的危险，为其对俄国人民提出的必须服从、耐心和工作的这些新要求进行辩解。鬼影般的资本主义掠夺者，对于国家未能按人民所企盼和希望的那样迅速地增加消费品的供应，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很合适的替罪羊。同样地，恢復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可能是为了保证一般党员的忠心与热忱，实际上史达林就是依靠这类人在俄国推行他的意志的。他们对教条主义愈热忱，必然对苏俄同英美这种资本主义堡垒之间的合作与恳切对话这幅景象愈感到烦恼。当胜利把这种举动的策略性辩解打消以后，史达林也许发觉自己受到某种压力，不得不改变他的方向。 且不论是何种因素影响了史达林，使他于1945-1946年改变了党的路线，党的路线反正是改变了。这一事实使以前的盟国之间的合作更形困难。战争不可避免的学说，往往是自己证明是正确的：人们愈相信并奉行这种学说，这种学说实际上就愈成为正确的。举例而言，俄国政府的领导人越是讲述、相信并奉行这一信念，认为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敌视是必不可免的，也就越有助于挑起这种敌视，当然顺带还证明他们自己是英明的先知，并且对思想单纯的人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第223页 美国舆论在对日战争胜利日和1946年年底之间的那些月份里，经歷了一场由渐而来、更为混乱但同样巨大的变化。如同在俄国那样，最早的情绪是极端保守的：“让我们恢復正常。”武装部队的迅速復员和政府对国内经济管制的同样急剧的撤销，便是这种心理状况的徵兆。租借法的废除以及加快制订和约的努力，反映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所抱的同一种态度。 然而，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的是，事态并没有朝预期的方向发展。欧洲的经济困难需要採取非常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给予英国贷款。还有，俄国在东欧和在会议桌上的举动，并不符合美国方式的正常秩序，诚然，似乎还是对战时各项保证的一种玩世不恭的背弃。起先，美国的舆论十分混乱。思想保守的人同时又是最急于想恢復正常秩序的人，他们对俄国和共产主义也最为猜疑。另一方面，自由派和左派人士则比较倾向于支持美国继续介入国外事务，不过同时又力陈对俄国要耐心和谅解。两项并行的过程逐步改变了这种组合。许多保守派人士对俄国和共产主义的畏惧与厌恶，渐渐超过了他们对卷进外国事务的厌恶，因而成为旨在“遏制”共产主义的一种积极的外交政策的拥护者。同时，许多自由派人士则感到幻想破灭，放弃了同俄国取得任何坚定而成功的谅解的希望，至少暂时是如此。这类人士倾向于主张对欧洲和其他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可是象许多思想保守的人那样，在政治行动特别是军事行动方面，却畏缩不前。结果，一种比较激进的美国对外政策首先在经济领域里发展起来了。 随着联合国活动而来的把一切都公之于世的做法，大大促进了舆论的这种变化。为控制原子能，为俄国人拒绝把红军从波斯撤走，以及为英-俄在希腊及印度尼西亚问题上的龃龉所进行的辩论，使大国间的冲突显得如火如荼，并且深深动摇了对新的联合国组织的功效与能力早期所抱的乐观看法。 这一改变也是逐渐而来的。因此，当温斯顿·邱吉尔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分讲话，要求美国同大英国协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以便抵挡共产党侵略的阴影时，他的话使大多数美国人感到震惊。他于1946年3月5日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当着杜鲁门和其他要人的面发表的那篇着名的讲话，根据后来事态的发展再去阅读时，似乎还是相当温和的。邱吉尔主张“在我们的军事顾问之间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同时“共同使用每一国所拥有的全部海空军基地”，并且希望最终在英美两国之间实现一种共同的公民身分。他宣称：“我们的目的不外乎同俄国互相支援和合作”，但是接下去把“铁幕”——这篇讲话使这个词开始在美国流行起来——后面的事情描绘成了一幅阴暗的画面。他说： 谁也不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党国际组织在最近的将来打算干点什么，不知道它们的扩张性和改造思想的倾向的限度，要是有的话，到什么程度。……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横越欧洲大陆挂了下来。……在欧洲东部的所有那些国家里，共产党的人数本来很少，目前这些党已经全被提到了显要的和远非它们的人数所能胜任的掌权地位，而且四处都在寻求获得极权主义的控制。…… 不论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上——这些也的确是事实——得出何种结论，这肯定不是我们争取要建立的解放了的欧洲。这也不是包含有持久和平的基础的欧洲。…… 另一方面，各位女士和先生，我并不接受这种想法，认为一场新的大战是不可避免的，更不同意认为它是迫在眉睫的。……我不相信苏俄希望战争。它们所希望的是战争的果实以及它们的权力与主义的无限制的扩张。…… 根据我在战时所看到的我们俄国盟友的情况，我深信他们最为钦佩的就是实力，最不屑一顾的就是软弱，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软弱。…… 假如西方民主国家团结一致，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那末它们促进这些原则的力量将是巨大的，谁也不可能来欺侮它们。然而，假如它们对自己的责任意见不一或畏缩不前……那末我们的确会大难临头。…… 假如我们恪守联合国的宪章，冷静沉着、实力雄厚地朝前走去，不谋求任何人的土地和财宝，不想对人们的思想强加控制，假如英国的全部精神与物质的力量和信念同贵国的这种力量和信念亲如手足地联合起来，那末未来的大道，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大家，不仅对我们的时代，而且对未来的一世纪，都将是畅通无阻的。 这篇演讲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很大的注意。杜鲁门拒绝对邱吉尔所说的话发表评论，但是史达林却採取了很不寻常的步骤，以接见《真理报》记者的形式发表了(1946年3月13日)一篇反驳的谈话。史达林的谈话是好战的。他说： 事实上，邱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到战争贩子们当中去了。……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在这方面，邱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同希特勒和他的朋友们异常相象。希特勒通过宣布一种种族理论展开了他的发动战争的工作。……邱吉尔先生也是通过一种人种的理论来开始发动战争，他坚持认为只有讲英语的国家才是充分有资格、有义务来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 第224页 史达林否认俄国控制了东欧国家，并且断言这些国家完全是民主的。接着，他结束谈话道：“我不知道邱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是否会成功地组织起……一次进攻东欧的新的军事行动。但是假如他们在这方面成功了——这不很可能，因为千百万普通人民都在保卫和平——那末，人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他们将被击败，就象二十六年前他们被击败那样。” 当史达林和邱吉尔这样轰动一时地展开辩论时，美国官员们却很踌躇，没有公开支持这位前首相，而且拒绝公开发表任何评论。举棋不定，不愿明确地加入一个反对俄国的联盟，这种情绪在随后的好几个月里在美国人中继续存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意见的分歧在美国仍然十分激烈。以杜鲁门的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为代表的一批“新政派人士”感到日益不安，反对国务卿在同俄国交涉中所採取的方针。1946年7月23日，华莱士写了一封信给杜鲁门，信中对政府的军事政策、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原子能政策，提出了批评。华莱士宣称，总的来看，美国的这些行动和建议大有助于说明俄国人的猜疑和不合作是有其理由的。 不过这封信当时并没有公布，这场争论直到9月中旬才变得尽人皆知。起因是1946年9月12日华莱士发表了一篇讲话，他在讲话中批评了一种“对俄国强硬的”政策说： ……把英国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关键，这将是愚蠢到了极点。……我们决不可以听凭英国玩弄均势来决定美国是否参加战争，以及何时参加战争。…… 我们可能不喜欢俄国在东欧所干的事，它那种土地改革、徵用工业以及压制基本自由，激怒了美国的绝大多数人民——但是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俄国人将会设法使他们的势力范围社会主义化，就象我们会设法使我们的势力范围民主主义化一样。 俄国的社会与经济公平的思想将支配着世界近三分之一的地区。我们的自由企业和民主的思想则将支配着大部分其余的地区。竞争应当置于一种友好的基础上。俄国人应当停止在世界上某些地区纵容人来反对我们，就如同我们应当停止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策划去反对他们一样。 华莱士的讲话顿时便被解释为对贝尔纳斯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种批评。贝尔纳斯本人就是这样解释的，因此要求杜鲁门或是立即接受他的辞职，或是向华莱士清楚地表明，他无权公开来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在一个星期的时间中，杜鲁门试图在内阁的两个成员之间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但是结果徒劳无功。最后在1946年9月20日，他免去了华莱士商务部长的职务。 但是尽管由于这件事美国政府的政策看来更为明确地变成了反俄的，杜鲁门却依然心存希望，游移不定。此外，舆论也大不一致。华莱士在从前拥护罗斯福的人中有许多同情者。在他们看来，就仿佛是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结成了一个邪恶的联盟，假託代表两党，正支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不过这一派人处于少数。当美国国内和国外的共产党人十分出力地来支持华莱士时，他的事业便遭到了损害，最后终于失败了。 虽然如此，说美国反对俄国的舆论直到1947年和1948年才变得真正强硬起来，这还是正确的；因为到那时，继马歇尔的援助计划遭到拒绝后，接下去又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变和共产党的攻势在中国所获得的成功。1946 年出现过一项重大的变化，美国人被迫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的对外政策。事态本身和围绕着邱吉尔和华莱士演讲所兴起的讨论，渐渐损害了战时对俄国的钦佩与同情。嫌恶、愤怒、猜疑，加上惶惑、捉摸不定和自我批评，代替了乐观的情绪和迅速恢復“正常秩序”的希望。不过在1946年，美国人自己还不相信，俄国已经确实是敌人了。他们也还没有得出结论，自己应当积极承担起“自由世界”领导人的身分，而且对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不仅仅是提供道义和经济的援助就算够了。冷战尚未开始，相反，一种鬼影般晦暗的微光搅扰着俄-美关系，因而也搅扰着全世界的关系。 英国舆论在1945-1946年的变化，同美国所发生的变化相去无几，不过起伏远没有那么激烈。因为战时的乐观情绪总的说来并不那么浓厚，幻想的破灭也没有那么彻底；因为保守党人深受保持国际均势这一概念的薰陶，他们倾向于多考虑到同俄国保持均势，而不大考虑到扑灭共产主义；因为工党——至少是大部分人——接受了英国对外政策的传统，两党在外交事务上也就不大有什么争论；最后，因为英国人民根据多年的经验，并不指望所有的国家全同他们意见一致，或是不问青红皂白便接受他们的好意的表面价值，所以他们并不遽然便下结论，认为一个反对他们的国家事实上便是离经叛道的。对国际事务长年累月的经验使英国公众多少都胸有成竹，既不会过分乐观，同样当希望落空时也不会在精神方面感到过于愤怒。 诚然，新的工党政府的某些拥护者希望并相信，由于艾德礼和他的同僚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将能够同史达林建立起任何保守党政府都不能希望建立起来的较好的关系。但是这与其说是认真的信念，倒不如说是一种竞选的论调。结果，艾德礼和贝文对于邱吉尔在欧洲的对外政策未作多大的修改，如果说史达林对他们有区别的话，他对英国的社会主义比对英国的保守主义表示出更少的好感。俄国人为了反击英美对他们在东欧的行动所提出的抗议，把他们的宣传集中在攻击英国在希腊、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方的行动上。因此，工党政府始终没有机会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和共产主义的俄国之间起斡旋作用，象某些拥护工党政府的人原来希望它能够办到的那样。 第225页 事实上，英国政府面临的经济和其他困难非常之大，以致官方选择的余地很小，相应地，公众争论的范围也就很小。就经济方面而言，英国不得不从美国获得援助，否则便要面临难以预计的大灾难。在政治方面，英国和俄国的利害关系在欧洲互相冲突，除非英国政府乐于放弃置身大国行列的全部主张，听凭俄国人在欧洲大陆上称王称霸，否则只好反对并抗议俄国的扩张，此外起不了别的作用。 这些冷酷的事实并不总是英国公众易于忍受的。例如，据说工党的知识分子台柱之一哈罗德·拉斯基曾经在1946年5月12日讲到，万一遇有必要，在工党政府执政下的英国将支持俄国，而不是支持美国，而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报纸所煽动的死硬的帝国主义分子则提出抗议，反对从美国获得贷款，理由是它将破坏英帝国的经济基础。但是这些都是不大有人理睬的唿声。邱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出的同美国亲如手足地联合起来的要求，加上贝文对俄国扩张的坚决反对，更为贴切地符合于英国公众一般的心情。因此，对外政策不象在美国那样，并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论。人人几乎都认识到，美国的友谊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然而不幸，俄国的友谊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是不可获得的。战后国际政治的重要抉择取决于俄国和美国。由此看来，决定世界大事趋势的，是俄国和美国舆论的风向。英国人同世界其余的人民一起夹在这两大巨人之间，只能急切地等待美国的援助，一面将信将疑地希望俄国会回心转意。 第二节 盟国经济关系的变化 (一)战后的经济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经济关系中促成了两项重大的，而且多少有些矛盾的变化。首先，在大战的岁月中，当其他的主要交战国或多或少都蒙受损失和破坏时，美国的财富和生产力却增长了。结果，战争结束后所出现的是，一个财富高度集中在美国人手中的世界面对着一个赤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部分国家除了报之以政治支持，也许还有感激之情外，它都无力偿付。 其次，在大战期间出现了经济活动从属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现象，其规模在欧洲歷史中是没有先例的。在战争的年代里，所有主要的交战国，都决心想设法把劳资结合起来生产商品，不管价格和赢亏；就连在外围地区和中立国家里也觉得必须由政府来控制物价、进出口商品、财政政策等等，或者觉得由政府控制为宜，目的是减轻战争对既定的经济体制的冲击，并把经济活动纳入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渠道里去。一种新的世界经济体制出现了，政府在这种经济体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制定政策时不顾自由市场经济的作用或者以有意识制定的政策取代自由市场经济。 这两项重大变化之间的奇怪的矛盾在于这一事实：在世界所有的主要国家中，美国从心理上讲最不准备接受对经济关系实行政治控制，作为社会生活中一个永久的或正常的特徵。在大战期间和大战刚结束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大半是出于想降低贸易与财政往来的政治壁垒这一愿望。这样一种政策当然会给美国的工业和农业带来很大的好处，而美国本来就在工业和农业这两方面的大规模生产中享有相当大的技术优势。不过美国人并不认为他们主张採取自由政策只是或纯粹是自私自利的。相反，他们认为自由交换商品与劳务是国际和平的唯一健全的基础，并且相信，不管其他国家在适应美国的竞争方面会有些什么暂时的困难，全世界各国人民最终反正会获得好处的。 1945年和1946年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可以被解释为有关经济事务应如何处理这种美国思想同使传统的财政经济考虑从属于国家权力与政策的衡量这种新体制和新习惯两者之间的一场冲突。美国的庞大财富使美国的经济思想有重大的影响，不过美国人自己不久也开始改变他们的想法，来适应战后他们所面临的意想不到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到1946年年底，美国政策已经显而易见地转变为使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了。 因此，人们必须研究两个相当不同的时期。从战争结束到1946年春天，美国的经济政策在于为国际经济关系迅速走上自由化铺平道路。这种政策有两方面。从消极方面看，它包含着放弃战时的特别措施——废除租借法，撤销英美各联合委员会，终止委託给对外经济管理局的各项政府的经济活动。从积极方面看，美国政府支持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规划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新的国际银行。此外，它还提出了成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的草案，以之作为联合国下面一个专门机构。 然而，美国人也认识到，在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还在遭受战争蹂躏时，世界经济关系不可能立即自动地自由化。因此，不得不採取一些特殊的临时性安排：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的“油管”信贷以及按分期付款方式向外国政府出售剩余物资。这种种方法都只是作为临时的应急措施，然而正是这种脱离所谓常规的措施构成了战后那段时期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部分。 第二个时期的特点是，主要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国际经济交易恢復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一新起点的最为鲜明的标志就是1946年仲夏美国国会批准对英贷款。安排这笔贷款主要是为了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原因。不过我们决不可以夸大这种新的心情在美国流行起来的速度。当第一次向国会提出给予英国这笔贷款时，所持的论据是同使世界经济关系自由化的理想完全和谐一致的。诚然，政府当时曾极力敦促国会通过这笔贷款，作为保证最终走向自由化的一项不可少的手段。甚至到1947年6月，第一次提出马歇尔计划，把它传达给美国公众时，也还是说它是重建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欧洲经济的手段，藉此即可在全世界消除妨碍自由经济交换的政治壁垒。 第226页 但是渐渐地，这种议论在美国人的嘴里变成了仅仅是理想与概念的一套空话，在战后国际关系的迅速转变中早已过时了。大约在1946年5月以后，美国政府决定只用它的经济力量去援助自己在政治方面的朋友，甚至还取消了已经谈妥的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的贷款，因为它们的政府不再能算作美国的朋友了。想同俄国谈判一项经济解决办法的努力完全失败，这是同一变化中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徵兆。俄国人对于使经济政策从属于政治政策始终没有感到任何怀疑：当美国外交官提议，作为对租借债务的一项解决办法和一笔补充贷款的答覆，俄国政府应当放松对东欧的经济剥削时，史达林把这项提议看成是明显的美国帝国主义。如果他不能获得一笔没有附带条件的贷款，他宁可不要。 到1946年夏天，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已经沦为政治的陪衬了。经验证明，这种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经济交换自由的理想，同战后世界的政治现实是不相适应的。它的先决条件是，或者国际间出现了普遍的和谐，或者对国家实力的经济基础漠不关心——而从二十世纪的经验来看，这种漠不关心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做不到的。 然而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发现自己这时不得不採取的措施似乎是暂时的、令人极不满意的。最终使国际经济关系自由化的希望——即使不再是全球性的，至少是在非共产主义世界的范围内——仍然是强烈的。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准备承认，政府对国际经济交易的控制将存在下去，倘使仅仅因为这样一种局面表示政府控制国内经济事务的权力将比美国传统所允许的为大的话。因此，美国政府和人民在1946年下半年回到一种经过修改的战时国际经济关系的体制下时，他们对于这些权宜之计的持久性多少是故意闭上眼睛不看的。 (二)三大国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 美国想使国际经济关系自由化的努力徒劳无功，部分地是由于三大国中每一国在战后时期都採取了一种不同的国内经济政策。可是，世界大国中经济制度和态度如果没有一种基本的共同性，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国际自由市场来交换商品、货币和劳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根本就不可能。 战争一结束，美国政府立即开始把战时建立起来的经济管制机构撤销。政府在这样做时，是响应了人民的意愿。战时，政府对生产和消费的限制使商人和消费者都感到怨恨。再者，尊重自由企业和外汇自由市场的价格机构，把它们看作生产的主要调节措施，这种传统仍然是强烈的。就连在特殊的利益团体事实上破坏了它的地方，这种传统原则上还是难得受到挑战。当然，是有一些重大的困难，所以管制并没有一下子都撤销。1945年8月21日，从1943年起便支配着美国战时生产的物资管制计划废除了，优先照顾的范围急剧地缩小。对消费品的生产所加的限制也渐渐撤销了。战时生产局于1945年11月4日正式撤销以后，它的接替机关民用生产管理署仅仅接下了对几个经济部门的控制，主要是对依然严重匮乏的纺织品和革制品加以控制。房屋是一个特殊的问题。1946年1月，一个独立的管理机构成立起来，它具有分配稀少的建筑材料和依次安排房屋的权力。 取消军事部门订货和工厂改为生产民用商品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延搁，在1945年8月和9月里导致了美国工业总生产的一次急剧的减退。但在10月间，情况便有了转机，到11 月份，生产指数又到了战时最高峰的百分之二十以内，而按当时的价格而言，则相当于战前数字的一倍以上。这是一个出色的成就，当然，军队迅速復员所扩大了的劳动力供应以及商店对于恢復民用生产一般都预先作好了准备这一点也促进了这一成就。 尽管如此，一股巨大的、被压制住的购买力造成了商品的广泛缺乏。因此，象撤销生产控制那样迅速地取消对物价的控制，似乎并不明智。物价控制的前途在1946年成了政府和国会之间的一个严重的争端。当国会提出一项将会大幅度地削弱全国物价控制而名义上又使它继续有效的法案时，1946年6月9日杜鲁门把它否决从而暂时完全终止了政府对物价的控制。1946年7月25日，达成了一项折衷办法，但是再次实行的物价控制仅仅是部分的，并没有阻止消费价格和批发价格的迅速上涨。 美国政府採取了同样激烈的步骤来摆脱国外的经济活动。1945年9月27日，一道行政命令终止了对外经济管理局的合法存在。结束业务的工作移交给了政府的其他部门，大部分移交给了国务院，国务院则把向国外出售政府剩余产业的职责委派给了一名专员。诚然，这也就是移交给对外经济管理局的接替机关的主要剩余业务，政府对原料和其他商品的购买，同政府输出美国产品一起，都将终止。就美国而言，国际贸易今后将由私营商行和个人来经营。 但是，如果认为战争的经验和大战前那些萧条的岁月中的经验，没有在美国经济或是政府对经济事务的政策上留下痕迹，那将是错误的。相反，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管制范围相当广泛，仅仅在同欧洲国家的实际情况比较之下才显得较小。战争所带来的最大的单一技术发展——原子能，仍旧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有些兵工厂也仍旧在一种备用的基础上听候政府安排，并没有改过来从事民用生产。此外，美国生产的农业部分则在一种补助金、有保障的售价、产量定额，以及政府的收购、贮藏和“剩余部分”的销售这一套苦心安排的制度下繁荣兴旺。 第227页 国家支出的比例在1946年年底仍为1940年的四倍以上。这一增加(当然，由于物价的上涨而过分增高了)意味着政府的活动已经深深地全面渗透进了美国的经济。政府对商品与劳务的要求和政府的财政与放款政策，同政府的规章、条例、法律一起，对私人企业发生的影响远比战前为大。例如，外汇自由市场的经营便受到新的官方活动的控制和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认为政府有责任和能力来保证充分就业与繁荣昌盛的这一新的概念，已经牢牢地印在美国人民的头脑中，并且通过1946年的就业条例正式写成了法律。 尽管外国人把美国看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美国人自己把他们的经济制度看成是由自由企业支配的，战后的制度实际上是老式的资本主义和新式的国家控制的一种混合物——在这种混合的制度下，政府的政策发挥了异常深远的影响。例如，就连在国内，在美国人用不着去考虑社会主义或者其他外国思想的地方，战后对“正常秩序”的恢復也是很有限的，而对经济过程的政治控制这种新的干涉则是很广泛的。 英国的国内经济政策既不象美国也不象俄国，根本不能同对外经济关系分割开来。这个国家靠进出口生活下去，所以一切其他的考虑都不得不根据这个事实来衡量。英国的压倒一切的国内经济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提高出口的水平，使英国政府和人民可以偿付必需的进口并支付他们对外的其他财政义务。 1944年11月同美国缔结的经济协定，为恢復英国工业、重整出口贸易以及逐步减少租借物资提供了一个开端。不过这个协定是以对日战争将持续到1946年，在租借协定期满以前英国经济可以有时间逐步重新整顿就绪这个假定为基础的。对日战争意想不到地提早结束，导致租借协定突然在1945年9月2日一下子废除了，这时英国工业还没有准备好重新开始大规模出口，英国的经济总的说来也还不能希望哪怕是勉强地自立。结果，同美国进行新的商谈成为势所必行的了。 英国的险恶的国际经济形势，使任何人也无法想像，取消战时的管制就能自动恢復战前的经济方式。国内遭到的重大损害与情况的日益恶化，使这样一个计划更不可能。而 1945年的大选使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工党政府出来执政的这一事实，说明了公众的意见已经有了多大的转变，远远不想恢復战前的“正常秩序”了。 我们可以从工党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中区别出两个相当不同的方面。工党政府所实行的某些措施是出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例如，某些基本工业的收归国有，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和保险事业的扩大，以及旨在缩小收入不平等的一项税收政策。另一方面，政府所推行的办法中有很多都同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多少关系。恢復进出口平衡，恢復国外资产与义务之间的平衡，这种绝对必要的工作几乎就不可能听其自然，不得不採取一系列旨在限制国内的消费，限制对外国资金的需求和增加出口商品的措施。针对着这些目的的政府管制，至少同旨在使福利国家这一理想更为接近现实的措施同等重要。 一般说来，英国政府保持了它在战时所取得的大部分权力。分配原料给制造商、配给消费品、管制物价、政府大量收购某些必要的商品以及管制全部外汇交易，全都继续生效。唯一似乎可以放松管制的重要领域是人力。战时允许政府把劳动力支配到特殊的工作上去的规定仍然存在，但是一系列命令把这种特别权力的实施限定于人口中的某些特殊团体，实际上，强迫几乎完全放弃了。然而就许多工业部门和农业来说，劳动力的缺乏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英国政府採取了一种权宜之计，运进了大批战俘来帮助填补这个空隙。 当然，最大的改变是，政府不再象战时那样，使用它的经济能力来增加战时生产并使全国的武装部队保持着最大的兵力。相反，它试图推动出口并加快国内的復兴工作。为了取得一个平衡的、繁荣的经济，根据官方估计，英国的输出额将不得不增加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由于在1945年对日战争胜利前的头九个月里，输出额大体上只占1938年比例的百分之四十二，上述目标更是不易达到的。同战时的第二个重要的差别是，当战争结束以后，政府对军需品和其他商品直接订货的数量急剧地减少了。此后，政府对生产的控制变得更为间接，并且往往还给予私营工业更多的选择自由。但是，如同在美国那样，政府的支出在1946年仍旧为战前的四倍左右，而政府作为商品及劳务的买主，其经济重要性则相应地增加了。 为了重新建立稳定的国际收支，订立一些规章制度似乎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认为工党政府乐于把这些规章制度强加在英国的工商业上，那是十分错误的。相反，有些规章制度看来必然是一些灾难。例如，消费品的配给和外汇帐目的冻结就被认为属于这一类。政府希望能够先予以放宽，然后最终取消这些规章制度。 这种态度同美国普遍存在的态度没有很大出入。主要的差别在于在美国可以取消的管制，其规模远远超过英国。全民福利这一社会主义理想在美国也并不陌生，尽管人们十分强调不把它称作“社会主义的”，而且，当然，美国的社会立法也及不上英国的各项措施。 第228页 英美对于两国在大战初结束时面临的经济问题作出的反应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英国政府认为自身是社会主义的，而这个词在美国则是诅咒，这一点可能很容易把这些基本上相似之处搞得模煳不清。英国的社会主义是温和的、渐进的。英国工业有很多部门还掌握在私人的手里。工党政府并不试图或希望完全消灭私人企业和市场价格的涨落。同样，美国私人企业则受到一个急切地想确保工人和农民福利(与选票)的政府的管理和限制。差别在于程度的不同。公开宣布的社会主义计划和国家艰难的经济情况，促使英国政府走得较远，不过在两个国家里，政府对经济的管制都是片面的——对情况的一种经验主义的反应。在两个国家里，这种管制主要的用意都是想改善全体人民，特别是各个比较贫穷的阶级的命运。 英国推行的出口运动取得了相当成功，但是远没有促成国际收支的平衡。到1946年，往来交易的逆差已经缩减到三亿四千四百万英镑，这一数目大致不到1945年逆差的一半。然而，恢復国际偿付能力的努力并不象一眼看来那么顺利。英国的出口商品最容易进入软通货的国家，而要增加对美元区国家的出口则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同美元区往来交易的逆差在1946年合计为三亿三千万英镑。只是靠了美国国会于1946年7月通过的那笔对英贷款，才没有使英美贸易由于结果出现的美元亏空而陷于瘫痪。 就俄国来说，租借协定和互助协定的终止，意味着突然一下又回到一种几乎全然自给自足的经济上去了。然而战争扩大了俄国对新领土的控制，俄国政府毫不迟疑地掠夺了东欧和满洲，以便多少减轻俄国人民自身蒙受的可怕的贫困。战争对俄国的经济是一场大灾难。据估计，俄国战前的主要设备约有四分之一都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再不然就是耗费掉了。全部生产在战争的年头里大概也有所下降，而把资源集中在军需生产上意味着民用商品的生产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极度的贫困、工作过度以及人民极端厌战的情绪，这些都是必然的后果。 在1945年，苏联政府并没有藉助于一项宏伟的计划来处理它的经济事务。据推测，紧急的恢復与重建工作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力。战利品、赔偿和战俘的强制劳动补充了俄国经济的正常资源。这些项目的真正的重要性是无法估计的，但是无疑相当重要，而且可能不仅仅弥补了租借物资停止供应的损失。 等战争和重新过渡到和平这种迫切的紧急状态过去以后，对经济的比较系统的管制和未来发展生产的计划都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出来了。1946年2月9日，史达林宣布，一个新的五年计划即将准备就绪。它于3月13日递交给了最高苏维埃。两天以后，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在一篇很有趣的讲话中向最高苏维埃的委员们叙述了这项新的五年计划。他开始解释说，苏联武装部队所取得的胜利，是战前所推行的工业化政策和农业集体化的结果。现在，必须恢復战争所带来的损失，进一步前进。他在列举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时，把重工业和铁路运输的发展放在第一位，而把消费品的生产放在第二位。这种着重是同战前苏联政府的做法相一致的，并且预示着俄国人民将继续贫困。用沃兹涅先斯基的话来说：“生产资料的产量的增长率多少超过了消费品的产量的增长率。”这是必要的，因为“放慢復兴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步伐，就意味着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达到这项五年计划所设想的那种发展步伐的理由。” 落后的意思首先就是指军事方面的落后。这项新计划的五个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以最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供给苏联武装部队”，因为“垄断资本主义能够产生新的侵略者”。诚然，军事方面的考虑构成了整个计划的基础，尽管沃兹涅先斯基的讲话和计划的文本用意都在于把这一点搞得隐晦一些。例如，计划中也规定了原子研究工作，不过沃兹涅先斯基解释说，这种工作将服从于“工业和运输的需要”。同样，新工业的发展将集中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而在苏联西部和比较暴露的地区，工业的重建将不过于超出恢復战前的能力，但沃兹涅先斯基辩解说，这种政策是正确的，理由是它将把新的企业带到“拥有必需的燃料、动力和原料资源的地区和城市中去”。 虽然这项计划明显地偏向于重工业和军备，但它对贫困的人民却的确提供了改善生活条件的希望。沃兹涅先斯基解释说，面包和面粉的配给将在1946年结束，同时答应所有其他形式的民间配给都将在1947年结束。工资将予以提高，生活费用将下降到使人民的生活超过战前的水平。 这项计划所制订的全部生产目标是很宏伟的。到1950年，工业总产量将上升到战前数字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八，尽管在提出这项计划时，苏联境内遭到战火破坏的地区的生产几乎还没有从战争中恢復过来。此外，这将在没有外国的援助下来完成。用沃兹涅先斯基的话来说，政府是打算保持“……确保苏联技术和经济独立的这种久经考验的政策”。 看来很清楚，第四个五年计划表明要返回到曾经鼓舞过三十年代那些较早的计划的经济管理原则上去。史达林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仍然是冷酷无情地使人民的福利从属于主要以军事实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国家的安全。正如1945年的胜利被用来说明三十年代政策的正确性一样，新战争的危险也被用来在俄国人民的面前说明1946年继续推行这项政策也还是正确的。苏联政府把它的人民看成了工具，首先应当用来保护国家，防御它的潜在敌人。同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比较起来，他们的福利不得不退居第二位。诚然，俄国的多年穷困使这第二位显得十分贫乏。尽管沃兹涅先斯基作出了乐观的预言，看来很有可能就连战前相当低的生活水平，到1949年在苏联也还没有完全恢復。 第229页 有关苏联经济的资料非常缺乏和不完备，因此要估计实际的成就必然大半是一件猜测的工作。然而，下面的表多少可以说明1945年和1946年的趋势。 苏联的生产 -- 1940 1945 1946 煤(百万吨) 166 113 124 电力(十亿千瓦) 48.3 43.2 47.5 生铁(百万吨) 15 9.2 10.2 钢(百万吨) 18.3 11.2 12.2 棉布(百万公尺) 4,005 1,674 1,959 呢绒(百万公尺) 119.8 56.9 74.0 谷物(百万吨) 119 66 61 棉花(百万吨) 2.7 1.2 1.7 牛(百万头) 54.5 47.0 46.8 猪(百万头) 27.5 10.4 8.6 如果这些数字大体上是准确的，那末显而易见，俄国的生产到1946年年底还没有恢復到1940年的水平。重工业的恢復远远超过了消费品的生产，这从战时的方式并从苏联战后政策的偏重上就可以预料到。谷物生产的下降和牲畜数目的减少所反映出来的近乎灾难性的农业情况，大半是由于1946年的严重旱灾的后果。这场没有预见到的灾难，使得废除粮食的配给不得不延缓到沃兹涅先斯基所答应的日期以后。农作物的歉收一定使许多俄国人的家庭在1946年都忍飢挨饿。 俄国的贫穷和苏联政府不惜任何代价要在军事方面保持强大的决心，决定了俄国的经济政策。英国的贸易逆差和英国政府想改善并拉平人民生活水平的愿望，决定了英国经济政策的方向。两国中没有一国政府的政策是符合于美国想获得比较自由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汇兑的希望的。倘使美国愿意使租借协定在和平时期继续生效，并把美国商品调去援助它的两个主要盟友的工业復兴与发展，那末有可能(尽管就俄国来说，这是不大可能的)会实现某种近似于美国的自由的理想。不过这样一个步骤从政治上和心理上讲，都是绝对办不到的。美国人面对着国内的匮乏，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水平过分降低去帮助其他的国家，但是鑑于世界满目创痍，大力减少美国人的消费，从而提供一个比较近乎平等的基础，在这上面建立起美国人梦想的自由的经济秩序，则是很有必要的。 (三)美国为建立自由的国际经济关系所作的努力 在波茨坦，杜鲁门的顾问中间那些主张对租借法作广义解释的人，在说服总统同意用租借法为英法在德国的占领军提供粮食这个问题上，赢得了一场胜利。但是对日战争的结束，使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个新局面。租借法被看成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说特殊的情况并没有随着战斗的结束而消逝，这种议论并不能打消一般美国人认为给予其他国家的赠与应当随着战争而终止的想法。1945 年，国会明确地禁止把根据租借法拨出的基金用于战后的救济、復兴或重建工作。因此，即使杜鲁门希望这么办，他也会发现在对日战争胜利后要继续执行借租协定是很困难的。他也并不希望如此。1945年8月21日总统宣布，从日本正式投降的时候起，租借协定就将停止生效。这样，杜鲁门一举便宣告解除了连结大同盟各国的国民经济的主要链环。 不过对于根据租借协定已经订妥的货物则将遵照另行商定的条件完成交货，这项附带的建议减轻了这一打击的影响。此外，要求偿还租借债务的这一意见也被放弃了。1945 年 9月6日，杜鲁门在致国会的一篇咨文中，宣称：“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我们的盟国对它们所负的那部分庞大的租借债务用美元偿付，那将是不可能的。” 要大多数国家对于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的“油管”用现金偿付，那也是同样不可能的。在随后的几星期里，美国政府同各国谈妥了一系列协定，根据这些协定，交货将按信贷办法进行。1945年10月15日同苏联缔结的协定，是最早的一批协定之一。美国人答应把对日战争胜利时业已订购的一大批货物运交给俄国人。俄国人则答应从1954年7月1日起用美元偿付这批货物。这笔贷款每年附有百分之二点三七五的利息，其总数则将等货物交齐、价格确定后才能决定。根据这一协定递交的货物的价值，到1946年年底据估计为二亿四千四百万美元。到1946年年底，美国同十三个国家都缔结了类似的油管协定。根据这些协定的条款由美国输出的货物的总值，据估计约为十二亿美元。在大多数情况下，交货都是按信贷办法，但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澳大利亚和纽西兰，则安排了一种立即用现金偿付的办法。 美国政府对于随着对日战争的胜利立即终止租借办法的这项政策，作了两个较为重要的例外。中国的经济同它的政治和军事情况一样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提供给中国政府的任何援助希望得到偿付，那是一种荒唐的想法，然而不帮助蒋介石就会为北方的共产党人打开道路，并且会使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的解除武装和遣返工作受到阻碍。因此，美国政府决定对中国继续执行租借法予以援助。事实上，在对日战争胜利后提供给中国人的供应品和劳务的总值，几乎同战时根据租借协定递交的全部货物的总值正好相等。租借办法对中国一直实行到1946年6月30日，随后，一项“油管”信贷办法代替了它，为进一步递交的货物提供资金。 义大利的情况也需要特殊对待。1945年6月15日，从租借法经费中拨出一亿美元，专供在义大利救济平民。当对日战争的胜利到来时，这项计划并没有取消，而是继续执行到那年年底。此外，价值七千三百万美元的工业机器和供应物资在1945年里通过租借的渠道运送到了义大利。给予义大利政府这笔信贷，是为了补偿它发给美国部队作军饷的那笔里拉的。不过从1946年年初起，义大利的救济与重建的责任就移交给联总了。 第230页 当然，最为重要的租借帐户是英国人。英美军事供应体系在世界许多地区密切地混合到了一起，加之英国的民间供应又有一大部分是通过租借渠道而来，这就使得在9月2日突然终止租借协定几乎成为不可能。事实上，美国的援助和英国的互助协定一直执行到那年年底。规定两国间未来的经济关系以及同时偿付租借协定和互助协定的帐目的谈判，于1945年9月13日毫不拖延地开始进行。这次谈判所缔结的一系列协定，都于1945年12月6日公布了。 根据这些协定，将就对日战争胜利日到所有这类交易行将终止的1945年12月31日这一期间两国互相给予对方的劳务和供应品列出一份清单。初步的估计显示出，英国由于进行上述这类交换，将欠下总数约为一亿一千八百万美元的款项。此外，由于对日战争胜利前租借协定和互助协定的实行，英国的纯债务被定为五亿三千二百万美元，这使英国欠款的总数达到六亿五千万美元。这笔债务将按同时商定的三十七亿五千万美元的那笔新的对英贷款的同样条件予以偿付。 算出六亿五千万美元这一数目来的方法是复杂的，这里无需详加叙述。总的来说，所有战时消费掉或毁坏了的供应品都一笔勾消。只有在对日战争胜利时手头现存的那些货物和根据油管协定递交的货物，才登记入帐。此外，美国对于提供给英国的军火和军用品保有权利，并且保留重新取得这些项目的权利，不过达成的谅解是，这种权利一般将不行使。在这个基础上，全部军用品的价值将从算出应偿付给美国的总数中略去。计算入内的只是民间供应品——主要是粮食和原料、非战斗性的飞机、石油，以及设置在两国境内的固定设备。 鑑于美国人计算出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给英国的物资的总值为三百十三亿九千三百万美元，而英国人根据互助协定提供给美国的援助估计约为十二亿一百万英镑，按六亿五千万美元来结算，的确可以说是宽宏大量的。至于租借法原来规定的“合众国的利益”，那就是战败敌人，而概述结算的条件的那份英美联合声明则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明白。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战争债务给国际关系招来了麻烦，罗斯福想避免那种麻烦的决心，收到了效果。 英国租借帐目的结算为随后同其他国家的结算提供了一个样板。1946年5月16日同印度达成了一项协定，5月28日同法国也达成了一项协定。接下去在1946年下半年，同澳大利亚、纽西兰、比利时和土耳其都达成了协定。而同南非、挪威、希腊和荷兰的积极谈判，导致1947年年初的更多的结算，不过在1946年全年里，俄国和它在东欧的卫星国却避开通过协定结清租借帐目。 油管协定及租借债务通过谈判获得解决，其实际影响就是急剧地减少了美国提供给其他国家的援助总数，同时由于租借协定的实施，过去所负的全部债务差不多也全一笔勾消了。一系列的美国贷款足够别国政府用以偿付为了清算租借协定提供的援助所认付的债务，并为递交的最后一批租借物资提供了货款。因此，在美国人眼里，已经使情况正常化了。在和平的时候，外国政府应该对美国的货物付款，即使不是立即偿付，至少是在未来某一个时候。 然而，显而易见，外国将继续需要美国的货物，几乎同战时一样，而且规模远比租借油管协定所提供的为大。美国政府于1945年7月31日授权进出口银行把它的对外贷款增加到三十五亿美元之多，试图藉此满足这种需要。随着租借油管协定交货的终止，这便成了1946年上半年为美国出口商品提供货款的一条主要渠道。但是到那年的中期，银行的全部资金差不多已经分派掉了，鑑于国会没有授权该行增加它的贷款能力，该行进一步发挥作用的范围大为缩小。1946年6月，布雷顿森林会议所规定的国际復兴开发银行，开始组织起来进行营业。在美国官方看来，为世界贸易进一步提供资金的责任就该移交给这一机构。 从租借协定逐渐过渡到以国际银行作为对美国出口商品提供货款的手段，这是按照美国官员所希望的那种方式实现的。这是从战时的临时方法过渡到和平时期的新措施。这项计划的唯一缺点是，国际银行的资力不足以满足全世界的需要，而且国际政治气候也不适合于国际银行的章程责成该行遵循的那些国际金融与贸易方针。因此，就连在1946年也不得不採取一些新的“临时性”措施。事实上，国际银行的有限的重要性从来也没有超过作为一个国际交易的调节机构。 英美两国的各个联合委员会也按照类似的方式解散了。1945年9月25日，杜鲁门批准了美国政策的一项声明，要求早日撤销这些委员会，同时也预见到成立一些政府间的委员会来分派世界上仍然匮乏的物资，是合乎理想的。10月间，加拿大和英国接受了美国的这项声明，同意联合原料委员会和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应于1945年12月31日撤销。但是由于威胁到欧洲和全世界的严重的粮荒，联合粮食委员会则展缓到1946年6月30日才撤销。 联合原料委员会和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由五个国际性的“商品委员会”所代替，其责任是分配锡、皮革、棉布、橡胶和燃煤。会员人数各各不同，因为它们的目的在于把每种商品的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全包括在内。不久，联合粮食委员会也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贊助下的一个国际粮食应急委员会所代替。这个新机构于1946年7月1日接管。但是随着英美逐渐把它们对世界原料和粮食交换的支配权移交给了更有广泛代表性的机构以后，政府之间进行协商的那种效能也逐渐减少了。到1946年中期，这些领域里的合作已经大部分结束，各国都各奔前程了。 第231页 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较早就遭到不幸。名义上，这个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46年，但是从1943年年初起就不起作用了。1944年8月，主要在英国政府的推动下，曾经作过一次努力，想使它重新发挥一些作用。一个新的专为对德战争结束以后和对日战争胜利以后六个月的期间内调度船舶的政府间的机构——联合海运局成立了。这个机构(最后有十六个国家参加)相当成功地解决了战争刚结束后船舶缺少的问题，但是当运送兵士回国的这件大事大半完成以后，许多海运国家象美国和某些其他国家所希望的那样，似乎可以回復到由国家管制商船的体制了。因此，在对日战争胜利后六个月，当联合海运局于1946年3月2日如期解散时，一个仅仅具有谘询和提供情报的任务的联合海运谘询委员会接替了它。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和军需品分配委员会——1942 年阿卡迪亚会议上成立的那些联合委员会中最重要、最卓有成效的两个——并没有那么匆促解散，当然随着战争的结束，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停止了它的大部分活动。不过就连在军事领域里，美国人对于继续同英国保持战时的特殊伙伴关系也并不很热忱。他们同意仅仅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维持到和平条约签订以后——当时，这似乎是不久即将实现的一件事。由于预料到英美在军事方面的伙伴关系很早就会拆散，一种日益增强的保留态度，尤其在美国人方面，制止了情报的自由交流，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内讨论军事政策问题的那种坦率的态度也减少了。这样，这个委员会便失去了战时的重要性。 英美军事合作的减弱在原子研究的领域里特别显着。即使在战时，美国的政策也是把原子弹生产的一部分秘密保持在美国的手里。到战争结束后，英国和加拿大不久便停止参加美国的原子工作了。等国会找时间通过立法来规定原子研究与发展的前途时，它批准并扩大了保密的政策。不仅是原子能的军事用途，就连它的和平用途也严加保密。这样，1946 年的原子能法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管理原子能在美国的发展工作，并且指示该委员会，“在国会通过联合决议宣布对使用原子能于毁灭性用途已设置有效可行的国际防护措施以前，关于使用原子能于工业用途方面，将不同其他国家交换情报。……”这并不是说，美国企图设法对原子能保持无限期的垄断。不过按照美国的(和英国的)看法，各国参加发展原子的工作，将取决于在联合国下面先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检查与管理制度。 当盟国战时形式的经济合作这样结束、削弱或可望改变成常设的国际机构的形式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作为渡过艰难的战后时期的一种手段，则独树一帜。1943年11月，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最初成立时，它的预定的工作是向获得解放的国家提供救济。1944 年 9月，在联总理事会的第二届会议上，一项决议扩大了联总的活动范围，准许它到以前敌国的境内展开救济难民的工作。此外，联总还允诺对义大利人民提供规模有限的救济。1945年8月，又进一步修改方针，给予义大利和奥地利同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1946年2月，匈牙利也获得了接受救济的资格。不过德国和日本仍然不在范围以内，维持这两个国家人民的生活便成为占领军的责任了。 许多行政方面的困难，包括航运这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使联总的大规模活动延缓到1946年才开始。这个组织到1947年中期才结束了它的主要活动。然而在1946年至1947年中期之间，联总在国际货物交换方面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并且帮助饱经战祸的国家的人民免受最为严重的苦难。 联总共经手了价值三十九亿六千八百万美元的资财，分发了价值三十六亿八千三百万美元的商品，余数则用作行政开支和拨交给各个接替机构的款项。联总从美国政府获得的捐款最大——二十六亿六千八百万美元，也就是总数的将近百分之六十五。英国政府是第二个最大的捐款者，共为六亿一千七百万美元(将近百分之十五)；加拿大居第三位，共为一亿三千九百万美元(百分之三点五)。十七个国家受到了联总的援助，不过其中有八国远远超出了其余的国家。联总运往这八个主要接受国的货物的价值，从下列这张表上便可以看出来：-- 百万美元 中国 518 波兰 478 义大利 418 南斯拉夫 416 希腊 347 捷克斯洛伐克 261 乌克兰 188 奥地利 136 对于这些数字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联总在分发救济与其他供应品时政治上不偏不倚。这当然是该组织的一项主要原则，而且也是战后的救济工作何以首先要委託给一个国际团体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英美同俄国之间的关系恶化以后，美国和英国发现自己正在通过联总向东欧不友好的国家提供供应品。这是国务卿贝尔纳斯所不喜欢的。美国的国会议员甚至更为强烈地表示反对，他们很勉强地投票通过了对联总的第二次拨款，而且拖延了好几个月。到了1947年仲夏，想使联总的工作继续下去的所有提议都遭到美国的日见增长的抵制。在联总工作结束之前的整整一年中，贝尔纳斯就已经得出结论，“国会对外救济的任何新拨款都应由美国分派”。美国的这种态度是决定性的，于是该组织的工作在1947年上半年完全结束，不是因为善后工作已经完成，而是因为没有经费了。 第232页 联总的这一尝试，在美国通过国际合作走向一种自由的战后经济制度的总方案中有其地位。它的夭折反映了那个梦想的全盘失败。现在，我们必须来检讨一下那种用来取代 1944年和1945年那份自由的蓝图的国际经济关系方式的一些主要特徵了。 (四)重返政治经济体制 1946年，决定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轴心，就是美国给予英国的贷款。这笔贷款的命运很恰当地说明了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所发生的变化。这笔贷款是作为保证早日建立起比较自由的国际贸易的一种手段，通过谈判并首先向美国国会和公众提出的。它最后由众议院通过时，则是作为遏制俄国的一种手段。当然，在贷款谈判的最初阶段中，政治情绪并不是完全没有，当它最后由国会批准时，美国人也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信心，认为这笔贷款是有助于走向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一个步骤。不过在国会批准这项贷款协定以前的那七个月的辩论过程中，毫无疑问，重点肯定是改变了。 英美财政贸易协定这一正式名称，最初是在1945年12月6日宣布的。尽管就法律上讲它是独立的，但同上文所述的租借及互助债务的清算却有所关连。鑑于租借办法调节着英国和美国战时的经济关系，这项新的“信贷油管”，以及附带的关于未来贸易与财政政策的协定，则是企图调节两国之间未来的经济关系的。 着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勋爵领导了参加财政贸易协定谈判的英国代表团。如同凯恩斯后来向上议院说明的那样，他是抱着他认为自己可以劝说美国人“通过一笔接近于馈赠的财政援助”帮助英国转变到一种可以生存下去的和平经济的希望去谈判的。他特别希望不算利息。英国代表团所设想的这种安排，就等于把租借协定予以延长，他们准备为自己的立场提出的论点是，英国的经济牺牲是异常巨大的，尤其是在租借协定实行以前的1939-1941年那些年头里。实际上，英国人提出的建议是：应将美国官员所接受的清算租借帐目的对等牺牲的准则，追溯上去应用于1939-1941年那段时期。至于美国援助应用的途径和英国未来的一般经济政策，凯恩斯和他的同事们则希望避免承担任何苛刻严格的义务。 然而，美国人却无意就过去的牺牲作出一些令人不快的比较。根据任何这样的论点，可以来要求美国援助的其他盟国实在太多了。相反，美国人主要是看到未来。他们在眼前设想出一个繁荣和平的世界的景象，并且试图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促成他们的希望。如同凯恩斯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美国朋友对我们的创伤并不感觉兴趣，尽管这些创伤是为共同事业所蒙受的；他们只对我们的復原感到兴趣。”在美国人看来，復原意味着通过国际合作来减少贸易的政治障碍，以及接受一些国际法规，以便防止纳粹党人在三十年代中那么有效地实行过的那种方式的经济战。对于英国，这意味着作为一笔贷款的交换条件，美国人要求英国政府作出明确的保证：帝国特惠关税和对英镑帐户的限制将予以取消或作出大幅度的修改。这在美国人看来，似乎是建立起无歧视的多边世界贸易所必须採取的第一步，而他们同时相信，稳定的和平与国际繁荣的希望也有赖于这样的世界贸易。美国专家们同意，对这笔贷款索取利息将很不明智地使英国的支付能力十分紧张，不过他们又感到一笔无息贷款结果将是国会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坚持要有利息，不过把条件订得尽可能有利些。 鑑于美国人可以给予援助或不给予援助，他们在谈判中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不能达成协议并不会过分损害到美国的经济，但是却会使英国的经济濒于瘫痪。结果是，除了在英国代表团的主张真正使美国人信服的时候，在大多数争端上，英国人都不得不让步。因此，最后商定的总数——三十七亿五千万美元——比英国人原来所希望的为小。在凯恩斯勋爵看来，这似乎仅仅是一笔最低的数目，只好在这笔信贷的五年有效期中用来弥补预料会出现的贸易逆差。其次，英国谈判代表们接受了美国人的要求，同意取消妨碍把英镑兑换成美元的特别财政管制。该协定规定： 联合王国政府在切实可行的最早日期内，而且除遇有特殊情况经协商后另定一较迟的日期外，无论如何将不得迟于本协定生效日期一年以后完成安排……使往来交易的英镑收入……可以不加歧视地自由通用于任何货币区内的往来交易上，从而使……英镑区的每一成员国可自由处理现有的英镑和美元收入，以便在任何地区进行交易。 就帝国特惠关税而言，英国人承担的义务则远没有这么明确。财政贸易协定本身只顺便提到“本信贷油管的一项重要目的，在于促进多边贸易的发展，并在一种无歧视的基础上促其早日恢復这一点”，但是同一天，即1945年12月6日，两国政府发表的一项联合声明却说得明确得多。美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建议，提供一个国际贸易及就业会议考虑。这些建议除涉及其他事项外，还要求取消关税歧视。12月6日的联合声明宣称： ……联合王国政府完全贊同这些建议中的各项要点，并接受这些要点作为国际讨论的基础。…… 两国政府还就国际谈判的程序和这些建议的实施办法取得一致的意见。为了这一目的，它们已着手进行预备性的谈判……以便作出具体安排来实施这些建议，包括放宽各种贸易壁垒的最后措施。 第233页 这样冗长的措辞简括地来说，就是英国答应以贊同的态度考虑取消帝国特惠关税，作为减少贸易壁垒的一项全面国际协定的——部分。 贷款的条件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偿还将从1951年12月31日才开始，它将分五十年还清，利息定为百分之二。此外，美国人还答应，遇到英国的贸易差额下降到1936-1938年的水平以下时，便放弃利息。这样放弃的利息将不加进债款中去，而是一笔勾消。这一条款意味着在困难时期，英国事实上将享有一笔无息贷款，就象凯恩斯勋爵原来所谋求的那样。 当这项协定最初宣布时，英国和美国的反应都是从冷淡到反对。许多美国人觉得，停止这么大规模地对外贷款的时候已经到来了，有些人则觉得英国人没有权利享受特别有利的条件。相反，英国人方面则觉得，美国人做成了一笔很苛刻的交易，并且正利用英国的经济衰退来损害帝国的经济联繫。他们特别反对这项协定和有关文件中体现出来的单方面的保证。英国保证取消外汇管制，答应以贊同的态度考虑取消帝国特惠制，可是美国则没有作出什么承诺。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们可以很有理由地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关税对国际贸易是一种比帝国特惠制更为严重的障碍。比弗布鲁克勋爵和帝国的其他支持者发表言论反对这项协定，比弗布鲁克拥有的报纸还发动了一场反对这项协定的长时期的运动。虽然如此，美国货物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以维持它的经济，这种需要仍然是迫切的。下院很知道这一点，于是在1945年12月13日以三百四十五票对九十八票批准了这项协定。 当财政贸易协定草拟出来时，两国政府都认为它将在1946年年初生效。由于美国国会工作迟缓，协定生效期略有延缓是在预料之中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众议院会经过七个月才终于批准这项协定。中间这段时间就英国政府说来是一个焦急的时期。英国政府的全部财政经济计划都依靠这笔贷款。 杜鲁门政府不遗余力地去加速国会的行动。然而必须等到国会议员圣诞节休假回来，才能在1946年1月30日正式提出这项协定。到那时，杜鲁门送了一份特别咨文给国会，请求它迅速予以批准。同时，政府领导人物的一系列讲话和政府发动的一次广泛的宣传运动，试图打消公众和国会对这笔贷款的冷漠和反对。但是国会却无意听候杜鲁门的号令，程序从一开始显然就是慢条斯理的。 参议院首先採取了行动。辩论主要集中在经济问题上。批评这项协定的人争辩说，这么大一笔对英贷款会增加国内的通货膨胀，会给美国无法给予其他国家的类似的大笔贷款敞开门户，会用纳税人的钱去帮助美国企业的一个危险的竞争者，会帮助社会主义，而且是绝对无法收回的，是一点也不合乎商业习惯的，因为这笔贷款没有有形的担保品。相反的议论强调了美国在一个繁荣的、通过贸易而富足的世界上的利益，并且指出，英国的特殊的贸易地位意味着这笔贷款对其他国家不会构成一个先例。 在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上经过初步听取意见之后，这个议案于1946年4月17日提到了全体会议，遭到激烈的反对。有几个参议员企图用拖延的办法来抵制这笔贷款的讨论，并且顺利地使工作停顿了好几天。其他的反对者採取了对这项协定提出修正案的策略，目的在于使英国政府无法接受。这类修正案中最主要的一项是，要求英国把加勒比海地区的某些岛屿出售给美国。这个修正案于5月9日进行表决，以四十票对四十五票的接近票数被击败了。共和党外交政策问题的主要发言人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辩论中採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他作为贝尔纳斯的特别顾问，即将去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外长会议。临行之前，他于1946年4月22日对参议院说，经过长时间的冥思苦想，他得出结论，这笔贷款应予批准。他的讲话使共和党内反对这个议案的人分裂开来，并且有助于保证使这一协定最终得到通过。临了，在杜鲁门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后，参议院在1946年5月10日以四十六票对三十票表决通过了这一协定。 在参议院的辩论中，有些发言指出了这笔贷款的政治意义。例如，据引述，参议员惠勒就曾经说：“我所能想到的作出这笔贷款的唯一原因就是，给予英国充分的援助，使它好在欧洲抵挡住共产主义。如果是这个道理，那末我们就必须持续不断地贷款给他们。”各个不同的记者用比较克制的语言指出了同样的情况，不过官方为这笔贷款提出的辩论仍然完全是经济方面的，公众和参议院的注意力大半都被引向它的经济方面。 但是，当这个协定在众议院内展开辩论时，重心却改变了。这个议案于5月14日先由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加以审议，然后在1946年7月8日由该委员会向众议院提出报告。参议院探讨过的那些熟悉的理由再一次受到彻底的审查，不过新的重要的理由也增加了进去。财政部长文森在5月16日为协定作证时说，当前除了把世界划分为俄国与英美两个经济集团以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个意见为批评这个议案的人提供了新的弹药，因为他们断言，这样，事实上美国是同英国结盟去对抗俄国。 从这时候起，贷款辩论的主要争论是，这笔贷款事实上是否会使美国承担起从政治方面支持英国反对苏联的义务，倘使是这样，那末这么做是好事还是坏事。6月17日，众议院委员会对这项协定提出了贊成的报告，不过有五名议员签名的一份少数派报告却宣称：“这笔贷款对于英美的帝国主义分子将是一种推动力。往后，人们将告诉美国人说，这笔贷款是为英帝国未来的全部需要和希望提供美国金钱、枪炮和青年小伙子的预先作出的保证。” 第234页 但是当美国反对俄国的舆论强硬起来，开始把史达林的政府看成迅速解决世界问题的最大障碍时，这种议论便失去了效用。也许，俄国的帝国共产主义毕竟既威胁到英国的利益，也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也许，美国有义务领导自由世界，并加强自由世界来反对共产主义；也许，通过给予英国的一笔贷款所取得的政治利益同那些经济利益同等重要；也许，政治利益甚至更为重要。如果是这样，那末财政贸易协定便完全有理由予以通过了。在美国和俄国政策之间的冲突变得公开以后——先在外长会议的4月会议上，后在5月间关于德国的问题上——愈来愈多的国会议员开始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然而，到最后一剎那，对贷款谈判的新看法引起了另一个障碍。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政策曾经激起美国犹太人和美国政府中重要人士的反对。这笔贷款会不会变成贊同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的一种表示呢？美国的各个犹太復国主义组织很快便断定它会这样，因而对国会议员们施加了压力。 7月8日当众议院展开辩论时，由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索尔·布卢姆的一篇声明，巴勒斯坦这个问题多少已经缓和了。布卢姆本人是犹太人，曾经严厉地批评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不过他断言，这笔贷款是一个应予分别考虑的不同的问题。“我知道，”他说，“这笔贷款对我的国家是会有帮助的。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将投票支持对我的国家最有利的措施。” 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的辩论几乎完全集中在政治问题上，不过语调显然是新的。拥护贷款的人并不争辩说，这笔贷款将支持英国对抗俄国；相反，他们这时倾向于把这场全球性的斗争看成是美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直接斗争。用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众议员约翰·麦科马克的话来说：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注视着这次表决的结果，因为就它们而言，美国是在世界各国中承担起领导者的地位——积极的领导者的地位呢，还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那样，再次退回到孤立主义中去，这一点完全取决于这次表决。 如果我们闭上眼睛……如果我们的公职人员由于漠不关心、捉摸不定或胆小怕事，没有为我们国家的利益做应当做的事，那末我们就使那些用友好的眼光望着华盛顿的国家别无其他选择，只能屈从于莫斯科的势力范围。 这笔贷款大半就是靠了这样的议论，才于1946年7月13日以二百十九票对一百五十五票获得通过的。两天以后，国会的法案由杜鲁门签了字，财政贸易协定立即生效了。 要夸大这场辩论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大约直到1946年5月，美国政府和人民主要都被一种欲望鼓舞着，那就是想摆脱战争加在他们身上的特别责任。官方的计划要求从战时关系渐次过渡到新的国际安排中去，人们希望这种安排将为全世界取得和平与繁荣。美国人的意见始终没有为联合国感到后悔，不过在1945年和1946年的头几个月，人们普遍希望和相信，对外经济政策应当通过这个新的国际组织的不同附属机构去实行，而所有其他特别的义务和牵连都应当尽快地摆脱掉。 这笔对英贷款的讨论，促使美国人的情绪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里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临时的、特别有利的经济援助应不应当给予英国？新的国际经济机构的活动，应不应当由通过其他渠道的国家政策的决议来加以补充？退回国内并依靠联合国的合法渠道，并不象原来希望的那么容易：英国需要援助，而俄国则拒不合作，甚至还进行威胁。经过不少混乱和辩论以后，国会在投票表决这笔贷款时，事实上表决了恢復战时同英国所建立起来的那种特别关系，并且决定以积极的经济对抗措施去面对俄国人的挑战。 应该把这场辩论同1939-1941年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之间的那场辩论对照。两次辩论基本之点都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两次辩论都是深刻的传统观点受到总统提交给国会的议案的挑战；两次辩论的问题都是同美国对英国的支持特别有关。不过1939-1941年的辩论时间比较长些，最后是被日本人打断了。战时经验的影响，以及美国人对共产主义所感到的特殊敌对情绪的影响，从这一件事上反映出来：这一回，国会自行决定来承担起新的义务。然而我们也应该记住，1946 年承担的义务较小。争论的问题不是军事援助而是经济援助，而且美国舆论直到1947年才开始支持对俄国的扩张採取军事和政治行动。 支持英国的这项决定，标志着美国政策的一个真正转折点。战后从欧洲撤退的思想，在1946年7月以后便很快消失了。美国出面来领导自由欧洲对抗俄国和它的卫星国，成为美国政策的一个新目标。而当美国政府决定在联合国结构以外推行国家的政策时，把联合国当作医治世界疾病的良药的信心，也不可避免地消失了。不过所有这些改变都是逐渐形成的，当时人们并没有彻底了解。一些拥护对英贷款的人还希望，这笔贷款会成为对俄国的一笔同样贷款的先例。还有些人则把协定中所体现的自由的经济目标放在第一位，而把政治观点看作次要的或是不幸的。 然而，就这种种混乱以及对这项决定的含义作出的这些错误解释适当地加以考虑以后，我们说美国国会在表决这笔贷款时，有一半是有意识地回復到战争岁月里国际经济关系中所特有的那种经济政策从属于政治政策的做法，这种说法似乎也是公正的。按照传统的银行家的判断，当国会批准这笔贷款时，他们最关心的倒不是英国财政方面是否健全；相反，他们所关心的是英国在政治方面对于抵抗共产主义是否健全。在1946年7月以后，这一点愈来愈明白地成为美国政府在考虑给不给予贷款时所依据的标准了。 第235页 美国和俄国之间为清算租借帐目，并为向苏联提供额外贷款所举行的谈判的命运，反映了美国态度的逐渐改变。官方的记录在1952年还无法获得，不过根据报纸上的报导，谈判的经过如下。早在1945年1月，史达林便提出将来要向美国借款的问题，说明俄国大约需要六十亿美元的贷款，以便顺利地进行战后的重建工作。这项提议遭到美国的拒绝，理由是这么大一笔数目是无法筹措的。1945年8月，俄国人再次提出，不过提出的总数已减为十亿美元。这个要求是向对外经济管理局提出的，但是不久以后作为战后美国政府行政方面改组的一部分，对外经济管理局被撤销了。它的档案移交给了国务院，从那时起国务院便承担起对外经济政策的责任。根据官方的说法，在那阵混乱中，附在俄国人的十亿美元贷款的要求后面的公文不见了，因此被人们忘记了，直到1946年2月底左右才偶然又被发现。 当这个束之高阁的俄国建议被发现以后，美国政府发出了一份照会说明情况，并且提出，讨论一笔贷款应该同清算租借帐目和广泛地讨论俄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联繫起来。这是同英国和其他盟国的谈判所遵循的同样程序，可是俄国人却把它解释为美国财政侵略的一个明显的事例。其实美国人是建议来讨论一下俄国同东欧卫星国家的经济关系，因为一系列条约保证俄国在那里享有特别有利的贸易条件。这是不能接受的，俄国人在3月15日发出的一份答覆中就这么说了。 大约一个月后，美国送出了一份答覆，催促迅速开始谈判，同时，作了某种努力来应付俄国人对美国原来建议的异议，不过国务院仍旧坚守着无歧视贸易这一理想，不同意放过俄国在东欧所推行的政策。 在进出口银行判定继续等待下去同俄国达成协议是毫无益处的时候，情况就是如此。5月9日宣布，临时指定作为对俄国贷款的那笔十亿美元的款项，将改用作对法国、中国和义大利的贷款。但是美国政府尚未明确地、无可挽回地决定不向俄国提供贷款，只要史达林回心转意，接受美国的贸易原则的话。杜鲁门打算做的就是要求国会把进出口银行贷款的法定限额提高一下，增加十五亿美元，如果能商定出令人满意的条件的话，为俄国，也许还为其他国家的贷款，提供一个余额。 不过，这正是对英贷款的辩论在参议院到达高潮的时候。政府决定，当对英贷款还悬而未决时，要求国会授予更多的对外贷款的权力将是不明智的。因此，暂时什么事也没有做，尽管美俄两国政府之间就贷款和租借债务问题不断交换外交照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俄国达成任何协议的机会迅速暗淡下去了。1946年7月18日，杜鲁门宣布，他不打算要求国会在当前的这届会期里提高进出口银行贷款的限额，这一决定有力地排除了在1947年以前给予俄国一笔贷款的任何可能性，因为该行已经把它的全部资金差不多都贷出去了。1946年10月，美国再次邀请俄国人为结算租借帐目开始举行谈判。10月26日，史达林在接见一个美国新闻记者时，对“俄国是否还有兴趣想从美国获得一笔贷款”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答覆。但是俄国却很顽固地希望取得一笔没有附带条件的贷款，而美国则同样顽固地坚持：任何贷款都必须作为一项全面经济解决的——部分。随着两国之间政治关系的日益恶化，任何一方的立场都不可能指望会有所改变。因此，俄国只好不要贷款，而美国则眼看着全世界根据自由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与金融汇兑的希望逐渐消逝在外界的黑暗中。 不过，我们必须再一次留神不要言过其实，说经济和政治政策的新阵线已经迅速产生并且泾渭分明。美国政府中有些重要人士继续希望，尽管发生了这一切，还是有可能同俄国人达成一种谅解。当马歇尔国务卿于1947年6月提出他那着名的由美国给予欧洲经济援助的建议时，他并没有把俄国和东欧排除在外。诚然，在随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到他时，他很明白地把俄国也包括在可以接受这种援助的国家之内。可是俄国拒绝马歇尔计划，这才决定了东西方经济和政治的对立。在那以前，尽管一次接着一次的行动迫使美国人愈来愈明确地公开反对俄国，美国人却还是踌躇不决而且抱有希望。 第二章 为和平的争吵 1945年9月-1946年12月 (下)威廉·哈代·麦克尼尔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3 第三节 三大国之间的外交斗争 1945年9月-1946年4月 (一)引言 (二)伦敦外长会议 1945年9月11日-10月2日 (三)在莫斯科的妥协 1946年12月16-26日 (四)当众发生的争吵 1946年1-4月 第四节 冷战的开端 1946年4-12月 (一)五项和约 (二)在德国的斗争 (三)欧洲的命运 (四)远东 (五)联合国 第三节 三大国之间的外交斗争 1945年9月-1946年4月 (一)引言 在对日作战胜利日以后的七个月里，盟国之间的真挚友谊中相当明显地出现了忽冷忽热的局面。外长会议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会议(1945年9月11日-10月2日)，并未确定同义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签订和约的原则，而是陷入僵局，不得不休会，表面上是由于程序问题，其实是因为俄国对东欧和远东的政策同英美的政策发生了牴触。为了力求打开僵局，美、英、俄三国外长从12月16日到26日又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在那次会上，贝尔纳斯提出，在决定占领日本的政策中，俄国应起一定的作用。俄国人作为报答，同意作出某种姿态，以满足英美在东欧的要求。会上还商定关于同义大利以及同俄国在东欧的卫星国缔结和约的程序，因而看来扫除了障碍，有希望恢復盟国之间比较真诚的合作了。 第236页 可是这种诚挚的关系不久又恶化了。波斯政府于1946年1月率先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一项争端，指控红军未从波斯北部各省撤出。英美支持波斯的申诉。俄国人作为对策，则指责英国在希腊和印度尼西亚的政策，并支持叙利亚由于英法对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军事占领而提出的抗议。尽管外长们在12月举行的莫斯科会议上达成妥协，但那项妥协却顶不住这些事件所激起的勐烈的宣传战。旨在使三大国的政策和行动步调一致而作出的努力，变得日益支离破碎，相反，彼此在联合国的论坛上互相责骂，从而使双方越来越难以合作与妥协了。 然而，在波斯、希腊、印尼和地中海东部诸国的这些最初的争论平息下去后，1946年3月间似乎出现了暂时缓和的现象。双方在确定德国工业水平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标志着四大国在对德国制定共同政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此外，在1946年3月和4月间，俄国军队撤离了波斯和满洲，这一行动消除了引起摩擦的重要根源。但是，这些行动并非出于双方意见基本一致。俄国政策的直接目标仍然几乎到处同英美政策的目标相矛盾。这个局面在双方就和约问题尽力协商时变得很明显，当时这种努力几乎毫无成效，以致不得不在1946年4月25日再次召开外长会议。 外长会议的第二次会议同第一次相比，有一点重大的区别。由于美国国务卿坚决主张公开外交，严格保密的做法被放弃了。结果，外长会议上的讲话和辩论变得象在联合国已经常见的那样，成为专门对公众(尤其是国内人士)进行的宣传。在这种情况下，要认真致力于通过妥协来达成协议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此，从1946年4月底起，正确的看法似乎是，承认大国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抗衡代替了早先的力求合作，宣传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外交，国际关系的中心从会议桌上转向互相抗衡的四大国管制德国的军事司令官们的行动，因为德国正是战后世界上利害关系最大的地方。此外，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苏联的主要对手。当俄国人巩固他们对东欧的控制时，美国却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有些勉强地在财政上支援那些非共产主义的政府。 我们可以说，在大战初结束的时期，世界上有三个显着的要害地区。首先，最突出的是俄国的边境地区，那就是：俄国通过红军得以控制的东欧和中欧的部分地区，中国境内为共产党人占据的那些地区，红军占领的满洲与北韩以及同俄国南方接壤的国家——土耳其和波斯。表面上看来，史达林对这些地区的政策并不一致，至少在短期内如此，但他在每一地区都谋求扩张俄国的势力。除了武力征服与吞併外，他施展了种种不同的策略。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力图限制俄国势力对这些地区的扩张，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因此，在俄国边境地区问题上，双方採取了针锋相对的行动，同时展开了一场喧嚣的争论，这个情况就构成当时国际外交的主题。 第二个要害地区是西欧。那里，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统治着所有被解放的国家。在大战结束后的几个月中，种种经济问题，尤其是为全体居民解决粮食这个根本问题，大有成为支配西欧生活之势。从政治上来说，法国当然是最重要的大国，因而法国人试图充当英美与俄国之间的调解人，而且也有些成就。俄国人和西方大国都试图争取到西欧的同情与支持，但是在法国、义大利、比利时、荷兰和斯堪地那维亚进行的斗争，决不象这时在东欧与中欧进行的斗争那样剧烈。当时，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政治活动的内容是：共产党同非共产主义政党的策略、美国的贷款、俄国运交的小麦、制订宪法以及殖民地政策。只要共产党人不搞革命行动，西欧的事态发展并不会对三大国的关系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美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肯定是害怕西欧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同时，俄国的政策也可能受到希望西欧发生革命这种想法的影响。但是，这种希望和恐惧并不反映迫在眉睫的问题，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关于俄国边境地区问题上的那场斗争。况且，西欧的政治传统是鼓励民族独立，对过去的回忆也促使当地的政治家和公众抵制外来的干涉。结果，西欧各国能够安排好自己的事务，很少受到大国的干涉。 世界上的第三个要害地区是，大国以前的属地那一大片弧形地带，从地中海东部地区经过印度一直延展到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这里，战前欧洲人的政治统治受到了发展中的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的联合挑战。帝国主义大国，诸如英国、法国与荷兰，感到不得不作出让步，尽管在程度与速度上有所不同。此外，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近东发生摩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印度互相冲突，这是促使该地区政治地位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因素。同时，波斯、马来亚、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少数民族问题几乎具有同样的爆炸性。 德国和中国每一国都是极其重要的特殊例子。在德国，俄国的边境地区与西欧相交迭。所以，德国发生的事态将在整个欧洲大陆引起巨大的、很可能是决定性的反响。当俄国和美国日益疏远时，两国为争取德国的支持而展开了一场斗争。这场斗争起先採取迂迴曲折的方式，因为人们对大战记忆犹新，不可能一下子忘却，如果为了拉拢德国人而作出某些姿态，那几乎自然而然会使其他欧洲国家日见疏远。尽管如此，在1946年年底以前，莫洛托夫和贝尔纳斯仍然几乎不加掩饰地争着去讨好德国人。 第237页 同时，战后世界上的这两种主要力量在中国也相互交迭：苏联的扩张和亚洲的革命在这个国家汇合起来，具体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俄国人争取同亚洲各民族结盟的任何努力，都可能在毗邻的中国受到最直接、最大的考验。不过，起先俄国的政策是举棋不定的，或许因为史达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在内战中赢得胜利。同样，在1946年年底之前，美国政策的目标是要促使共产党人和蒋介石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和解。因此，到本书讨论的这段时期之后，双方在中国对峙的界线才能划清，而在1945和1946年，那里普遍存在着混乱和非常捉摸不定的局势。 由于本书主要讨论大同盟的命运，所以在上述三大要害地区中，只有第一个地区同这段歷史直接有关。亚洲的起义和西欧的危机，我们只能略略带过，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俄国的边境地区，尤其要着重讨论德国和中国的事务，因为正是在这两个国家中，苏联政策同英美政策的冲突，才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成的大同盟解体了。 (二)伦敦外长会议 1945年9月11日-10月2日 按照波茨坦会议议定书，设立外长会议的目的是“进行关于缔结和约所必需的准备工作”，但另一条又说：“其他事项经成员国政府间的协议，可随时提交外长会议。”当外长会议于1945年9月11日在伦敦初次举行会议时，这项提出其他事项的自由却成了绊脚石。莫洛托夫想讨论有关占领日本的安排，而贝尔纳斯则想使外长会议只限于考虑和约问题。 在商定程序和议事日程方面，还有些其他的困难(例如，法国人希望考虑德国问题)，这使义大利和约的第一次磋商延迟到会议开了两天后才开始。那些困难中有一个后来在会上成为关键性问题，它起先却似乎是很小的事，与会者在第一天就毫无困难地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一问题是：外长会议成员的五国(美国、苏联、联合王国、法国和中国)外长，是否都应该参加关于每一项条约的讨论？在这方面，波茨坦会议议定书作了这样的规定：“为执行上述每一任务(指起草各项和约)，会议将由签字于有关敌国投降书上之国家的代表组成之。……其他成员将于讨论与他们直接有关的事项时应邀参加。”与会者于9月11日一致同意，根据会议的程序，应允许五国外长都参加每一项条约的初步讨论，但在某些特殊条款投票表决时，未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国家将无表决权。 外长会议解决了上述各项准备工作后，终于在9月13日开始商讨义大利的和约了。英国提出的一份草案成为磋商的基础。不久，很明显地出现了三个重要问题：划分义大利-南斯拉夫的边界、义大利殖民地的处置以及赔偿问题。在头两个问题上，法、英、美三国的观点并不一致，但都对俄国的建议表示异议。莫洛托夫想把整个威尼斯-朱利亚，包括的里雅斯特市在内，划给南斯拉夫，并想使苏联取得对义大利的一块殖民地的管理权，最好是的黎波里塔尼亚，作为联合国的託管地。至于赔偿问题，莫洛托夫建议，应要求义大利支付总数为六亿美元的赔款，其中六分之一归俄国。外长们争论了一个星期，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仅仅决定派遣专家去进行实地调查，为义大利-南斯拉夫的边境提出一条分界线。 到9月18日，会议开始考虑罗马尼亚的和约。在进一步磋商之前，莫洛托夫要求西方国家在外交上承认罗马尼亚的临时政府以及俄国支持的东欧其他各国政府。他和贝尔纳斯私下会谈时，迫切地提出这个要求。贝尔纳斯试图向他保证，美国希望看到东欧各国组成既对苏联友好又是民主的政府，可是莫洛托夫不相信他的话。这位苏联外长声称，美国始终不肯承认现存的政府，这只能意味着，美国和英国想看到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成立对苏联不友好的政府。 在以后两天举行的正式会议上，外长们就罗马尼亚和约的细节展开了争论，接着转入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和约的初步辩论。不过这些正式的辩论全是次要的。真正的关键性问题是，美国和英国是否愿意默认俄国有权主宰罗马尼亚以及曾与盟国为敌的其他东欧国家。 9月19日，莫洛托夫再次企图同贝尔纳斯私下取得谅解，他问这位美国人究竟要得到什么，所谓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必须以实现民主自由作为获得外交承认的先决条件，这句话里究竟藏着什么动机。贝尔纳斯则认为，苏联对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採取目前这种政策，或许是由于担心德国将来重新发动侵略。为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一项试探性的建议：签订一项为期二十五年的条约，保证德国非军事化，美国也将成为缔约国之一。此外，关于日本也将订立一项同样的条约。对此，莫洛托夫声称“很感兴趣”，并答应把这项建议转告史达林。然而。他对美英“干涉”罗马尼亚和东欧的事务仍然感到愤慨。 翌日，即9月20日，莫洛托夫在外长会议上正式谈到由于罗马尼亚问题而引起的冲突。他指责英美反对格罗查政府，只因为它同苏联友好。贝尔纳斯和贝文答辩时提到雅尔达会议发表的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其中保证被解放的各国成立民主政府，三大国通过干预来协助成立这样的政府，对此莫洛托夫恼火地声称，英美人在对他“发动攻势”。 第238页 事实上，在罗马尼亚确实有许多事情使俄国人担心。1945年8月21日，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向三大国唿吁，要求协助他改组政府，使它变得更为民主。他希望通过这一步棋使雅尔达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所设想的政体得以实现。同时，这位国王要求首相格罗查辞职，格罗查则表示拒绝。于是米哈伊这位君主开始“怠工”，他拒不批准国务会议通过的法令。情况变得很棘手。格罗查政府的合法地位是大有问题的，因此反对共产党人的罗马尼亚各个团体对于来一次变化抱着很大的希望。在1945年11月8日庆祝国王诞辰的那天，大批人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示威，这一事件证明，煽动人们起来反对政府多么容易，而政府的权力又多么脆弱。 俄国人竭力想使局势稳定下来。他们在9月12日宣布大幅度地放宽停战协定中的经济条款。9月18日，莫洛托夫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俄国全力支持罗马尼亚政府。然而，驻布加勒斯特的英美外交官员却希望能使雅尔达会议的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成为事实，他们也希望帮助他们的罗马尼亚朋友，因而用含煳与谨慎的话鼓励那些罗马尼亚人反对政府，但那些满怀希望的罗马尼亚政客却过分夸大了这些话的真正含意。 在俄国人看来，东欧其他国家的局势几乎同样不妙。在波兰，人们强烈地反对共产党人。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领导的农民党拒绝同政府合作，不愿同参加内阁的其他政党共同制定一份选举名单。这意味着，在採用警察手段打垮农民党的力量，并把集合在米科拉伊奇克周围的各种反对派吓倒之前，政府不敢举行选举。此外，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代表农民的政党也反对俄国支持的政府，如果不使用警察的恐怖手段而进行选举，结果无疑会使共产党及其同路人遭受严重的挫折。整个东欧在经济方面受到极大的苦难，这个情况部分原因是由于俄国索取赔偿与战利品而造成的，因而人们的不满情绪必然主要是针对着当权的政府。结果，俄国人和拥护他们的当地共产党只有通过高压的警察手段，才能在所有这些国家中保持凌驾一切的地位。 贝尔纳斯和贝文要求在东欧放松压迫人民的警察统治，实现更多的公民自由，并立即进行自由选举。假如真这样做的话，实际的结果必然会使现存的政权垮台。要是认为继任的政府会同俄国友好(也许只有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无论对“友好”这个词怎样解释，都反映出这样设想的人是无知或表里不一的。可能贝尔纳斯和贝文只是无知，但莫洛托夫却认为他们是虚伪的。看来美国人和英国人始终没有充分地、坦率地正视他们对东欧的政纲中两个要点之间的矛盾。对于大多数有关国家来说，同俄国友好和成立“民主”政府是互不相容的，而贝尔纳斯和贝文却不懂得这一点，或者不愿承认这个事实。在俄国人方面来说，他们不能坦白承认自己不受东欧各国人民欢迎而使自己感到难堪。所以他们反而把反对派称作法西斯分子。 双方都不肯开诚布公，或许对有关的事实也了解得不够充分，这些因素使东欧事务的讨论毫无效果，而且简直令人恼火。每一方都感到愤慨，认为自己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莫洛托夫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在阴谋剥夺俄国的胜利果实；西方的外长们则觉得俄国的行动表明，它抱着利己的态度而不遵守战时的诺言。当然，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西方是有理的。贝尔纳斯和贝文不过试图实行“联合国家宣言”和“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这类文件中阐述的原则而已。真正的缺陷在于这些文件本身，因为其中含有这样的言外之意：可以用外交命令在东欧建立民主制度，这种政府一旦成立将是有能力和负责任的，并且倾向于和平，从而自然能为各大国所接受。相应地，从法律上来讲，俄国是无理的。但俄国人和共产党人却可以用武力建立他们的统治。况且，战前东欧各国的政府与社会确实非常腐败，因而使俄国人和共产党人在宣传中自称是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促进者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在贝尔纳斯和贝文发动的攻势下，莫洛托夫感到十分愤慨，于是以他特有的方式决定反攻。他于9月22日通知谈判的对手：俄国代表团将不能参加预定举行的外长会议，同时他却要求同贝尔纳斯私下会晤。两人见面时，莫洛托夫把话题转到了日本，要求美国人同意设立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以监督麦克阿瑟占领日本的工作。贝尔纳斯表示要从长计议，并建议在外长会议结束后商讨这一问题。 这次谈话后，贝文也参加会谈。莫洛托夫向他们表示反对中国和法国参加东欧各国和约的讨论，他声称这是违反波茨坦议定书的条款的。当天晚些时候，在外长会议的正式会议上，他向法国和中国的外长讲明了这个新立场。他们当然不爱听这个意见，贝尔纳斯和贝文也是如此。于是在以后的十天中，会议为了应如何解释波茨坦议定书而争论不休，但毫无结果。 9月28日，贝尔纳斯提出了一个折衷办法，希望能使莫洛托夫感到满意。他建议，和约的起草工作应限于同有关各国签订停战协定的那些国家的代表(这是对俄国人的让步)，但有一个条件，即各和约草案以后应提交和会审议，在和会上，所有“确曾派遣过部队同欧洲的轴心国作战”的联合国家均有代表出席。但是，俄国外长对此并不满意，事实上，他的言行表明，他在蓄意运用阻挠的策略。 第239页 大家都对这种毫无结果的争吵感到厌倦，于是会议在1946年10月2日结束，实际上任何问题也没有解决。会议甚至无法商定一份叙述会议经过的公报与议定书，因为莫洛托夫坚决主张，凡是提到中国和法国参加巴尔干和约讨论的词句，均应从记录中删去。 外长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完全失败了，这使大家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下一步该怎么办。对贝尔纳斯来说，这个问题尤其尖锐，因为他所制定的政策完全是为了立即拟订和约，从而使美国可以不再积极参与欧洲事务。他回到华盛顿后，便着手採取了若干和解的步骤。1945年10月20日，美国和英国一起在外交上承认了奥地利临时政府，同年11月2日，又承认了匈牙利临时政府。在这两件事上，都是在对方保证于最近期间举行自由选举之后，才予以承认的。选举及时举行了，匈牙利在11月4日，奥地利则在11月25日。在这两个国家里，共产党仅仅获得少数选票。接着成立新政府，共产党人在其中只居于次要地位。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较为棘手。贝尔纳斯决定派遣一位特使，一位政治观点十分“开明”、令人无可怀疑的人到这两个国家去。结果，他挑选了《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的发行人马克·埃思里奇担任这项任务。他的职责是要查明，美国的外交使节是否有所误解，夸大了这两个国家中共产党控制的政府的弊端。他的报告并未发表，但有一点很清楚，总的说来，他同意那些在现场的美国官员的看法。 我们有一定的理由认为，从俄国人那方面来说，伦敦外长会议的失败使他们感到很沮丧。原先莫洛托夫的策略可能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公开决裂的前景会使贝尔纳斯和贝文畏缩而让步。在早先举行的那些会议上，当关于波兰之类的有争议的问题发生时，美国人总是显得急于想达成协议，甚至不惜牺牲原则。但在伦敦会议上却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莫洛托夫又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支持他的不妥协态度。因此，史达林很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在一定程度内，允许匈牙利和奥地利于1945年11月举行自由选举，目的是试图安抚西方舆论。但是这次试验的结果不可能使俄国人安心。他们的朋友在选举中遭到惨败，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各个反对党派相应地都感到欢欣鼓舞。 另一方面，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略施高压手段就获得了好得多的成果。保加利亚于1945年11月18日举行选举，祖国阵线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从而使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得到了新的合法性。1945年11月11日在南斯拉夫举行的选举，甚至更显出一边倒的情况，从而使狄托领导的人民阵线确立了压倒一切竞争者的权力。不久，在11月29日，南斯拉夫宣告成立共和国，新政府废除了国王彼得的君权。然而，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对俄国具有悠久的友好传统，保加利亚共产党一直是比较强大的，狄托则保有大战期间的功绩作为资本。罗马尼亚和波兰并没有这些特殊的有利条件，而在史达林对于安全的观念中，罗马尼亚和波兰却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在预先能保证共产党稳操胜算之前，不准备在这两个国家进行选举。 上述这些事件和姿态并未促进和约的制订工作，也没有起到很大作用，使大国关系较为协调。伦敦外长会议结束以后，莫斯科始终保持令人纳闷的沉默。到1945年10月底左右，贝尔纳斯决定直接同史达林打交道。由于国务卿的建议，杜鲁门写了一封信给这位苏联独裁者，由哈里曼大使于10月25日面交史达林。信中详细谈到美国为和约起草程序提出的新计划中的那些细节，并且也谈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问题。史达林看完信后有点生气地说，把日本问题漏掉了。他抱怨说，在麦克阿瑟的司令部里，俄国代表被看作“一件摆设”，并且声称，一般说来，俄国正被当作第二流国家而不象一个盟国。 史达林的这种反应使贝尔纳斯感到惊讶，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原先他认为，莫洛托夫指责美国人在日本的做法，为的是掩盖俄国在东欧的单方面行动。可是，既然史达林也谈到这一问题，看来必须採取某种步骤以对付俄国的批评，要不然就放弃美国要求影响东欧事务的权利。事实上，英国政府，尤其是澳大利亚政府，也对控制麦克阿瑟将军的现有措施感到不满，它们同俄国一样，也想在决定盟国对日本该怎么办时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使这一问题变得分外迫切。于是在以后的几星期中，贝尔纳斯和他的助理们忙于拟订管制日本的建议，希望能使俄国和澳大利亚满意，同时又给美国司令部保持适当的活动余地。这是一件棘手的事，因为麦克阿瑟一般不愿同外来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包括美国政府本身的领导人)打交道，特别不愿让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形式的盟国政治委员会的限制。 然而，贝尔纳斯同美国武装部队的代表磋商后，终于能够拟订一些关于控制麦克阿瑟将军的建议，并使各个盟国政府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1945年11月29日感恩节那天，他决定，如果设法同俄国人重开谈判，这样做也许是值得的。他建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参加者限于三大国的外长。英国和俄国政府都同意了。于是1945年12月16日，贝尔纳斯、贝文和莫洛托夫再度会面，这次是在俄国首都。 (三)在莫斯科的妥协 1946年12月16-26日 第240页 贝尔纳斯到莫斯科去，不是仅仅为了起草和约而不涉及其他问题，他还试图解决俄国与西方之间的一切分歧，这一点意味着会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一种比以前认真得多的气氛。议题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会上将讨论关于占领日本的安排，以及朝鲜、中国、希腊、印度尼西亚、满洲和波斯的局势，还要讨论原子能的管制，制订和约的程序，以及英美承认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两国政府的条件。假如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达成协议，大国之间的分歧可能得到全面解决。实际上，这次会议办成了不少事，但有一个重要问题——俄国在波斯北部的活动——却没有作出决定而从议事日程上去掉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对大国的融洽一致，几乎立刻证明是个致命伤。 总的说来，双方在莫斯科达成的妥协有下列几方面。第一，俄国人接受了美国关于召开和会的计划，并同意应邀请与会的二十一国的名单。作为报答，美国人和英国人接受了俄国的这一论点：惟有停战协定的签字国家才有资格参与和约条款的初步审议。接着就指示三国外长的助理们立即恢復本来业已着手的草拟五项和约的工作，并规定和会的召开日期不应迟于1946年5月1日。在和会“审议”过和约草案以后，将由停战协定签字国的代表制定定本，这样使几个大国几乎能否决在和会上其他国家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这项协议使上次在伦敦扼杀外长会议的那场程序纠纷获得了解决。看来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对贝尔纳斯说来尤其是如此，于是在1945年圣诞节三国发表了一个特别公报，向全世界宣布了这项建议。 第二项主要的妥协是，在俄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压力下，美国在日本问题上作出了某些让步，以换取俄国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问题上所作的让步。关于盟国管制日本的机构所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按照贝尔纳斯带到会议上来的那项建议。简略地说，将设立两个机构，其一是设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其二是在东京展开工作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远东委员会将由十一个国家的代表组成，这些国家在太平洋地区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在四大国同意的条件下，“不必全体一致贊同”就能作出决定。该委员会具有下列各项职权： 制定各项政策、原则与标准，俾使日本有所遵循而能履行投降书中载明的各项义务。 根据任何成员国的要求，审议盟国最高统帅发布的任何指令，或最高统帅採取的涉及本委员会权限内决策事宜的任何行动。 审议经成员国政府商定后提交的其他事宜。…… 经明确规定，该委员会无权过问军事或领土问题，并且，它只能通过美国政府的官方渠道同管制日本的权力机构进行联繫。此外，如果该委员会行动迟缓，美国政府保留向麦克阿瑟发出“临时指令”的权利。鑑于美国同其他大国一样有权否决委员会的决议，这实际上意味着这种临时指令可以无限期地有效，只要美国坚持，即使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表示反对，也不能取消这种指令。假如出现争执不下的情况，委员会必然会流于完全不起作用的地步。后来发生的情况果然如此。 第二个机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仅仅是谘询机构。它由中国、俄国、美国，以及代表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的第四个成员的军事代表所组成。最高统帅部将继续颁发一切命令，但根据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的条款，麦克阿瑟有义务“在紧急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于颁发涉及实质性问题的命令之前，先同该委员会进行磋商并徵求其意见”。只有一项规定能对最高统帅的权力真正起到限制作用，即为了执行远东委员会作出的决议而採取必要行动时，倘使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之间发生意见分歧，那末“在远东委员会成员对于有关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之前，最高统帅将暂不颁发命令”。 显然，管制日本的新机构并没有真正严重地侵犯到美国的控制权。同样，在莫斯科会议上规定的关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安排也是如此：俄国在名义上的让步并不妨碍它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当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晤时，罗马尼亚只有一个未经选举而成立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保加利亚刚经过大战后的初次选举。这方面情况的不同使大国对这两个国家区别对待。对于罗马尼亚，设立了一个三大国委员会，其成员“将立即到布加勒斯特去”，并设法使各主要反对党派的两名“真正有代表性的”成员加入内阁。这些新的阁员同时应是“合适的”人选，愿意“忠诚地参与政府工作”。还有最后一点，通过这种方式而扩大的政府应保证在最近期间举行自由选举，保障公民自由，并给予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党派”以自由行动的权利，以便它们为选举做好准备。当以上各项都实现后，英国和美国政府保证承认经过改组与改革的罗马尼亚政府。 至于保加利亚： ……苏联政府将承担使命向保加利亚政府提出友好的意见，认为目前正在组成的、由祖国阵线领导的保加利亚政府中应增加其他民主团体的两名代表，他们应具备两个条件：(1)确实代表尚未参加政府的各个党派，(2)确实是合适的人选，并愿忠诚地参与政府工作。 第241页 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和美国再次保证承认改组后的保加利亚政府。其实这并未使俄国人承担任何义务。事实上，保加利亚政府中并未增加反对党的成员。 显然，这些协议丝毫没有设法解决根本问题。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反对派的“真正有代表性的”领导人，根据这个词句的定义来说，就不会愿意在这些国家现存的政府里“忠诚地工作”，任何三大国委员会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诚然，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同它们对手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确有所缓和。当委员会的成员于1945年12月31日抵达布加勒斯特时，米哈伊国王停止了他对格罗查政府的“怠工”。接着在1月7日，两个主要反对党中的两名比较次要的政治人物加入了内阁。但格罗查仍然是首相，而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丝毫没有受到影响。随后几个月的事态证明，正式保证公民自由和尽快举行选举，完全是空谈。然而，在罗马尼亚政府顽固不化的行径变得充分明显之前，英美却履行了它们在这笔交易中所承担的义务，于1946年2月5日在外交上承认了改组后的格罗查政府。相反，由于保加利亚政府没有进行任何变革，西方继续不予承认。因此，12月间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只是暂时缓和了罗马尼亚的紧张局势，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三国外长在莫斯科达成的第三项主要妥协，影响到美国和俄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自从战胜日本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政府之间的互相猜疑、不信任以及时起时伏的交战，加上驻朝鲜的俄国和美国军事当局之间的龃龉，使亚洲大陆动盪不安。然而，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各自宣布的政策却并未发生严重的冲突。1945年12月16日，即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开始会谈的那天，杜鲁门发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项声明。总统要求停止内战，由中国“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会议，就国内的争斗安排一项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他重申美国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权，但又宣称，现存的“一党统治的政府”应予扩大，以容纳其他党派的代表。杜鲁门还声称，使中国实现统一与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取消象共产党人所指挥的那种独立的军队。他明确表示，永远不会用美国武器来影响中国的内战，但提议，等中国实现统一与和平后，美国将给予经济援助。 当外长们在莫斯科讨论到中国问题时，莫洛托夫对于美国总统的声明找不出什么可以反对的地方。但他坚决要求贝尔纳斯讲得更具体些。莫洛托夫特别想知道，美国部队正在华北干些什么，他们准备何时撤出。他建议确定一个日期，届时俄国部队撤离满洲，美国部队撤离中国。但贝尔纳斯对此不以为然，他声称美国人必须完成遣返日本人的工作，而对于这项任务的完成无法规定一个期限。后来同史达林友好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后，双方同意，对于撤出部队的日程暂时不作决定。这次发表的公报仅满足于笼统的原则。三国外长宣称，他们一致同意，需要“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在中国实现统一与民主，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应由民主人士广泛参加，内战必须停止。三国外长重申，他们遵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因此，实际上，莫洛托夫和贝文都贊同了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贝尔纳斯则相应地接受了俄国关于朝鲜的方案。在这方面，外长们特别要求早日成立一个“朝鲜临时民主政府”。为了帮助实现这个目标，将设立一个俄美联合委员会。俄国和美国占领区司令官的代表将于两周内举行会议，来研究朝鲜的种种迫切问题。 这些协议是很笼统的，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事实上，不久在朝鲜和中国都碰到了困难。双方从一开始，就在朝鲜僵持不下。经过几个月徒劳无益的争吵后，俄国和美国在当地的谈判于1946年5月中断了。正如在德国出现的情况那样，朝鲜的占领区成了两个分隔开的部分，每一部分具有独立的行政制度，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经济交流。 至于中国，事态的发展则要复杂得多。1945年12月21日，马歇尔将军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到达了中国。他利用自己很高的威望，试图促使共产党人和蒋介石达成协议。起先他似乎取得一些成就。1946年1月10日宣布签订一项正式的停战协定。在马歇尔的主持下，成立了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以及美国军官组成的专门小组，到各省去促使双方停火。2月25日，蒋和一位共产党代表签署了一项协议，把共产党部队纳入中国国军的编制之内。同时，拟定了改组中国政府和制定一部新宪法的计划。 因此，直到1946年4月为止，美国的对华政策似乎执行得相当不错。相对而言，俄国人比较被动，他们同蒋介石的关系，如果说是冷淡的，却也是正常的。诚然，在满洲，俄国人继续攫取各种机器和其他可动资产，运往西伯利亚东部各省。他们还企图同中国国民政府达成谅解，通过成立一些中苏合办的公司，联合开採满洲的矿藏，并利用其他无法搬动的工业财富。但美国政府表示不贊成任何这种安排，因而中国人在1946年3月拒绝了俄国的建议。虽然俄国的这些希望受到了挫折，但苏联政府却继续把蒋看作中国政府的首脑，同他打交道。所以，红军于1946年4月底全部撤出满洲的行动，是根据同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实际上是应国民政府提出的要求而这样做的。 第242页 尽管俄国人同蒋保持正常的官方关系，他们却并没有因此便不使用各种诡秘的手段帮助共产党人。例如，他们让共产党部队开进满洲，就立即在红军驻防的城外布好阵地。结果，当俄国人从满洲撤走时，中国共产党人就能够获得俄国人留下的大量日本军火。此外，俄国人还对国民党部队多方刁难，例如，不让他们使用大连港，并拒绝使俄国部队的撤离满洲同中国国民党部队的进驻该地区取得协调。这些行动造成了重大的后果。由于红军的撤出满洲比国民党军队的进驻迅速得多，因而形成了一段无人统治的时间，于是已在当地拥有一定兵力的共产党人便能趁此机会控制大片农村地区以及一些重要城市。 然而，同美国人对国民政府军队的援助相比，俄国人给予共产党人的援助要少得多。这一点，以及共产党武装部队的兵力大概只有蒋所指挥的军队的五分之一这一事实，可能使史达林确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继续统治中国的将是蒋，而不是共产党人。尽管史达林也许不喜欢这种前景，看来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愿意在1945年或1946年年初採取积极的步骤以阻止蒋统治全中国。 现在回过来再叙述一下莫斯科外长会议。那次会上达成的三项妥协，即关于签订和约的程序、日本与东欧问题以及中国与朝鲜问题，乃是三国外长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对于英美两国政府来说，看来还有第四个重要问题，即关于原子能的国际管制。1945年11月10日，艾德礼和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赴华盛顿同杜鲁门磋商，应採取什么措施来促进原子能的和平用途，并防止将来在军事上使用原子能。11月15日，三国政府首脑发表了一项阐述政策的声明，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为了以最有效的办法全面消除将原子能用于破坏性用途，并促使它最广泛地用于工业及人道主义用途，我们认为，应当在切实可行的最早日期内在联合国组织下成立一个委员会，以拟订各项建议提交该组织。…… 该委员会尤应提出下列各项具体建议： (1)在所有国家之间，扩大交流用于和平事业的基本科学情报， (2)在必要程度内管制原子能，以保证它只用于和平用途， (3)消除各国军备中的原子武器以及其他一切能导致大规模毁灭的主要武器， (4)通过视察和其他方法，有效地保证遵守协议的国家能得到保障，不受那些破坏与规避协议的国家造成的危害。 该委员会的工作应分阶段进行，每一阶段的胜利完成，将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必要的信心，以利于下一阶段工作的开展。 当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晤时，联合国大会的第一届会议在三星期后即将举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打算在那次会上倡议：根据11月15日的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贝尔纳斯和贝文在莫斯科时，急切地想说服俄国人同他们一起作为这项提案的发起国。可是莫洛托夫表示，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要求把原子能问题列为大会议事日程的最后一项。不过当美英两国提出这项建议时，他还是接受了，尽管起先他反对“分阶段进行”的原则。由于俄国的支持，这项建议在大会中顺利地得到通过。因此在1946年1月24日，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成立了。但是这个良好的开端并未使下一年的工作收到成效。 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谈时，惟有在一项重要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那就是波斯问题。俄国在波斯北部的活动助长了亚塞拜然共产党领导下的分裂主义运动。1945年11月间，当波斯中央政府试图派一支部队去镇压北部的武装叛乱时，红军挡住了去路。波斯部队小心翼翼地折回了。 这个事件引起了英美两国政府的抗议。西方国家声称，俄国人违反了1943年12月1日德黑兰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关于波斯的宣言，该宣言使三大国承担了保证波斯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义务。在英美两国政府看来，俄国人在亚塞拜然的行动显然正在造成威胁，企图在北部各省建立起一个共产党的傀儡政权，从而分割波斯。 当这个微妙，的问题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提出时，要调和三国政府之间分歧的看法原是不可能的。史达林同贝尔纳斯谈话时详细讲到一个对俄国怀着敌意的弱小邻国给巴库油井带来的危险。他干脆拒绝在1946年3月2日把红军撤出波斯国土。根据英苏两国1942年签订的关于共同占领波斯的条约规定，红军应在大战结束后六个月(即上述日期)撤出该国。贝文就这一问题建议：委派人员组成三大国委员会，去调查情况并提出解决办法，他希望通过这一建议达成妥协。如果不採纳贝文的建议，就得把这一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公开展开辩论，而这是他和贝尔纳斯力图避免的。在某个时候，人们感到莫洛托夫似乎会同意贝文的建议，但在12月26日，他改变了论调，断然声称，波斯问题并没有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因而不能予以考虑。双方(尤其是贝文和莫洛托夫)都非常激愤，贝尔纳斯生怕彼此过分地责骂可能会破坏已经达成的协议，因此建议休会，同时达成谅解：当三国外长参加联合国开幕大会时，将在伦敦就悬而未决的问题恢復进行非正式的磋商。 于是在1945年12月27日凌晨，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了。在这次会上，三国外长作了认真的努力以求得相互谅解，并在若干重要问题上达成妥协，即使这些妥协对于三大国实际的权力和政策上的冲突并无多大的影响，也保全了外表上的妥协。然而颇有意味的是，会议是在激烈的争论声中结束的。在以后几个月里，这种争论并未缓和，反而变得公开了。 第243页 (四)当众发生的争吵 1946年1-4月 1946年1月1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在伦敦举行会议。出席的有五十一个国家。主要的任务是要使联合国组织成立起来。必须选出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国际法院以及託管理事会的成员，从而使联合国的各个行政机构开始行使职权。必须制定关于程序的规则，并就行政和预算等许多事项作出决定。大会忙于处理这类组织问题，但这并不直接影响到三大国之间的冲突，也不受这种冲突的影响。因此，相对而言，这方面的进展比较顺利，到大会休会时，这个新的国际组织已粗具规模了。然而，不可能一下子把什么事情都办好，大会于1946年2月14日休会，会员国商定于9月间在纽约继续举行第一届会议。 当联合国大会选出了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后，这个机构立即在1946年1月18日举行第一次会议。1月24日，波斯政府提出了第一个重要问题，它指责“苏联干涉……伊朗的内政”。1月26日，安理会开会讨论这个问题。英美两国都支持波斯的指控。经过一些直率的互相指责后，安理会于1946年2月1日决定暂不处理这一问题，而要求俄国和波斯政府通过直接谈判设法解决分歧，并将结果通知安理会。 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这些双边谈判的结果简直出奇地令人满意。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在这过程中，波斯于3月间曾再度向安理会发出唿吁，最后在1946年3月24日，俄国和波斯政府达成了协议。根据波斯政府于4月4日发表的公报来看，俄国人同意下列几点： 红军部队将在1946年3月24日(星期日)后的一个半月内，从波斯领土上完全撤走。…… 关于组成伊-苏合营的石油公司所达成的协议及其条款，将在3月24日后的七个月内提交第十五届伊朗议会批准。 关于亚塞拜然问题，鑑于这是伊朗的内政，将由伊朗政府同亚塞拜然人民以和平方式解决，以便遵照现行的法律并本着仁慈对待亚塞拜然人民的精神进行改革。 根据上述协议，俄国人到1946年5月6日便全部撤离了伊朗北部，留下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亚塞拜然自治政府。起初，波斯中央政府还不敢採取行动攻击这个政权，然而在1946年12月间，波斯正规军挥戈北上时，亚塞拜然自治政府便土崩瓦解了。同时，伊朗议会也鼓起勇气拒绝批准同俄国达成的石油协议，而且也并未引起俄国方面的任何有效反击。 我们必须拿波斯事态的发展，和同一时间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发生的情况作一比较。1945年11月，各大国开始同土耳其举行正式谈判，以修订规定通过土耳其海峡的条件的蒙特勒公约。土耳其人由于英美两国撑腰，对于俄国要求在海峡地区驻军的特权不予同意。当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开会时，俄-土关系在1945年12月20日出现了新的转折点，俄国报纸在那天大张旗鼓地要求土耳其归还东部的卡尔斯和阿尔特温两省。这种公开的要求激起了土耳其方面坚决的抗拒。英美两国坚定地支持土耳其。俄国人面对着这三个国家的联合阵线，不得不克制自己，不採取操之过急的行动。因此，双方在1946年一直进行着一场比较温和的神经战，俄国在这方面的野心丝毫也没有实现。 这样，俄国打算在波斯和土耳其加强自己军事安全和扩张势力的计划都化为泡影了。土耳其的顽强和波斯的随机应变，结合西方的外交行动，大概使得史达林认为，他可能为了波斯而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也可能同土耳其公开交战，这些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在1946年4月以后，同波斯的这场争端不再成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了。俄国同南方两个邻国的关系也不再在大国的关系中起重大作用了。 当波斯问题在1946年1月初次提交安理会讨论时，俄国人当然处于守势。但是他们不愿使自己成为唯一遭受批评的对象。因此在1月21日，乌克兰代表向安理会指控英国军队在印度尼西亚的行动；同一天，俄国代表也指控英国部队在希腊的行动。接着，在 2 月 4日，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代表又指控英法在他们的国家中驻军，俄国人支持他们的申诉。安理会讨论这些提案时，双方根据法律展开辩论，一方提出申诉，另一方进行反诉，这里不必详述这些细节。叙利亚和黎巴嫩争端最后达成协议，由英法从该地区撤军而获得了解决。1946年5月，原来提出申诉的两个国家对于这些措施表示满意。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安理会拒绝了乌克兰代表的建议，不派调查小组到那里去。至于希腊问题，安理会于1946年2月6日通过了一项决议，“注意到”各国政府所表达的意见，并宣布这个问题到此结束。 在上述辩论的过程中，各大国的代表，特别是英俄两国的代表，都讲了些尖刻的话，并且危言耸听地互相指责，这象戏剧一般让全世界的公众全看清楚，以前的盟国如今发生了冲突。不过苏联攻击的主要对象是英国，这使美国代表团好几次有机会扮演调解人与和事佬的角色。这种处境还使许多美国人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某些人，尤其是持自由主义观点或左派观点的人，认为俄国同英国的政策很少有或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两者都表现了强权政治的根深蒂固的本性，在几个大国中，看来只有美国能真正体现联合国宪章中大书特书的新体制。 安理会中的激烈的辩论，仅仅是1946年头三个月里大国关系的一个方面。在进行宣传战的同时，还保持有范围不大的合作与一致，这几乎是幕后的事情。如同我们知道的那样，在中国或多或少就是这种情况，在德国也是如此。 第244页 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一开始工作就不顺利，由于当初没有邀请法国政府参加波茨坦会议，它不接受会议关于德国问题所作出的决议。因此，在管制委员会中，谋求成立德国中央行政机构的雏型的努力遭到法国的反对。到1945年10月14日，盟国暂时放弃了这种努力。此后，各占领区当局便各行其是，在不同的时间内根据不同的形式成立了地方行政机构。 随着冬天的来临，经济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由于普遍的混乱，以及机器和交通遭到的破坏，加上矿工们营养不良，使得德国煤矿不可能提供许多煤。然而煤却是西德打算用以换取粮食和其他必要的进口货物的主要出口商品，而且欧洲其他国家也亟需煤来维持它们受到损害的经济。此外，从东方来的千百万德国难民使供应居民粮食的问题更形复杂了。结果，在1945年秋天，英国和美国都感到必须为它们在德国的占领区进口粮食，尽管德国人无法付出任何代价。这个情况对英国资源的消耗特别严重。 就盟国关系而言，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英美渴望同俄国人达成协议，保证德国经济的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使缺乏粮食的德国西部从东部得到供应。俄国人也同样急于从德国西部各占领区获得他们的一份赔偿。但是，在按规定运交赔偿物资以前，必须确定哪些工厂对和平时期的德国经济说来是“剩余”工厂，而要做到这一点，先得进行一次有系统的普查，以便确定德国需要多少工业力量，才能维持和平时期的经济。为了达成一项协议规定让德国保留的“工业水平”，有关各方做了许多细緻的工作，还进行了几次激烈的讨价还价。这项协议终于在1946年3月26日为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四个成员国所接受。 在制订德国工业水平的计划时，是根据下列设想来考虑的，即德国经济将作为一个整体来发挥作用，如同波茨坦协定规定的那样。只有在各占领区的生产完全相辅相成的条件下，才能使各方商定的德国工业水平足以维持居民的生活，并使德国能够偿付必要的进口商品。 在一致商定了德国工业的水平之后，盟国管制委员会面临着下面一些任务：确定哪些工厂是“剩余”工厂，从而可以把它们作为赔偿物拆迁；把各个拆迁的工厂分配给各个领受国；同时还得在行政上作出必要的安排，使四个占领区的经济统一起来。 可是如何来进行呢？英国和美国日益关心的是，使它们的占领区能建立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基础上，这样就不必再从各自的国库中支付津贴了。而俄国人则变得很不耐烦，急于想从西方占领区取得根据波茨坦协定答应给予他们的赔偿，但至今尚未大量交付。双方的目标是互相矛盾的。德国工厂被掠夺后，这个国家将更难自给自足，因此西方国家决定不实施大规模的赔偿计划，除非在俄国人採取步骤使他们占领区内的资源为整个德国经济服务以后。这是俄国人十分不愿意做的。对于剩余的粮食以及东方占领区生产的其他产品，俄国人有他们自己的用处，对于英美两国政府为了特别照顾西德人而可能付出什么代价，他们并不关心。 可以设想，如果盟国关系的一般状况不是这样的话，那末这些分歧可能已经解决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德国经济问题上的对抗却起了火上添油的作用。1946年3月26日所达成的关于德国工业水平的协议，标志着在德国问题上看法一致的最高峰。此后，英美在政策与态度上同俄国人的分歧越来越大，到5月初双方就公开决裂了。 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还就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达成了协议，但这些协议的贯彻情况，则不出所料。共产党人继续控制着罗马尼亚。西方国家对此感到不满，但採取克制的态度，没有主动提出抗议，希望以前保证的自由选举将会带来一个比较可以接受的政府。在日本，有一件事充分证明了远东委员会毫无权力。1946年3月21日，该委员会向麦克阿瑟将军提出抗议，反对过于匆促地举行选举，八天之后，麦克阿瑟认为这毫无根据而轻率地予以驳回。选举在4月10日举行了，结果保守派获得了相当大的多数，远东委员会就此成为徒具形式的东西。 同时，三国外长的代表正在伦敦私下接触，试图就五项和约的细节取得一致意见。俄国代表无权独立进行谈判，甚至对琐碎的问题也是如此，因此外长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暴露出来的基本分歧并未得到解决。结果，谈判进展缓慢，不久便能看出，预定在1946年5月1日召开的和会势必要延期了。 4月间，三国外长决定再次举行会谈，设法解决他们的代表面临的重重困难。因此，4月25日，外长会议第二次开会，这次是在巴黎。 第四节 冷战的开端 1946年4-12月 (一)五项和约 当外长会议在1946年4月25日第二次开会时，莫洛托夫竟採取温和的态度，不再为程序问题进行争沦，这使他的同事们感到很惊奇。去年9月为了制定和约而初次作出努力时，正是这个问题的争论引起破坏性作用。这次外长会议在法国首都举行时，定了一些规则，允许报纸充分报导，所以莫洛托夫不再想在商讨对东欧各国签订和约时排斥法国。但是，这种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并不意味着在政策上有任何真正的改变。相反，这是由于在宣传上碰到了新问题，不得不改换手法。莫洛托夫不想没有必要地触犯法国的民族自尊心而失去它的同情。贝尔纳斯正是估计到这一点，所以建议在巴黎举行会议，并要求公开报导会议的讨论情况。 第245页 因此从一开始，外长会议第二次会议就突出地具有一种新气氛。双方都希望在宣传方面得到胜利，这种心情超过了想达成协议的愿望。结果，讨论流于乏味的演讲，经常用冠冕堂皇的词彙和崇高的原则掩盖真正的利害关系和意图，而直言不讳以及把对方说成心怀叵测显然成为惯用的伎俩。贝尔纳斯善于讲冠冕堂皇的话，莫洛托夫的特长是直言不讳，贝文则两者兼而有之。结果，当然难以促进拟订和约的过程。 这里不必回溯那些错综复杂的辩论。总之，从4月25日到5月16日，当外长会议休会一个月时，拟议中的和约的某些次要条款被接受了，但主要的冲突则依然丝毫没有解决。以前莫洛托夫曾要求授予俄国託管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全权，这时他修改了这个要求，建议成立俄-意共管的行政机构。但这并未使贝文安心，他仍然害怕英帝国的“生命线”遭到俄国势力的箝制。关于义大利-南斯拉夫边界问题，义大利的赔偿问题，以及卫星国和约中的经济条款等等的磋商，都毫无进展的迹象，而莫洛托夫的不妥协态度常常使人感到恼火。事实上，美国代表团已得出结论：俄国人无意签订结束对东南欧国家军事占领的和约。 外长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主要的新特徵在于莫洛托夫宣传攻势的方向。美国代替英国成为他抨击的主要对象。莫洛托夫对美国进行攻击，主要是在后者谋求把某些条款写进东欧各国的和约的时候，这些条款将保证多瑙河自由通航并在经济与贸易关系上对所有国家一律平等。莫洛托夫声称：这表明恶毒的美国资本主义企图把魔爪伸入脆弱的东欧经济中去。实际上，在激怒莫洛托夫这一点上，美国的对德政策或许至少也同等重要。 为了确定召开和会的日期而作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莫洛托夫坚持，外长会议的成员应在所有基本问题上先取得一致意见。同样，俄国否决了委任专员着手拟订对德和约的建议。这次会议所获得的少数积极成果中，有一项协议是修改义大利停战协定的条款并撤销驻该国的盟国委员会。这一行动对义大利的民族感情起了安抚的作用，而对俄国人来说也并无损失，因为他们在管理义大利事务中始终是无足轻重的，所以莫洛托夫同意了。 外长会议显然陷入僵局后，便在1946年5月16日开始休会。一个月后，在6月15日，三国外长重新在巴黎会晤，继续商谈。在开头的几天中，他们再次探讨了那些老问题，但到6月27日，莫洛托夫在若干问题上，开始露出让步的迹象。那一天，他同意了罗马尼亚和约中的某些经济条款，而以前他是反对的，他还忽然同意把多德卡尼斯群岛交给希腊。接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划定义大利-南斯拉夫疆界。根据法国的建议，外长会议同意：的里雅斯特及其周围地区应成为一个国际共管区。此外，也是根据法国的建议，外长会议批准了义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划定的新边界，这既非俄国人主张的有利于南斯拉夫的界线，也不是美国人提出的比较有利于义大利的界线，而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但是，关于将来对的里雅斯特国际共管问题的细节，外长们却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后来举行和会时，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同样，如何处置义大利殖民地的问题也难以作出决定，但莫洛托夫确实接受了美国的一项建议，在和约生效后一年内不作决定，同时达成如下谅解：如果经过私下谈判仍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则应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这些协议显示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剩下来还有两个问题：义大利的赔偿和召开各国参加的和会。莫洛托夫希望外长会议的其他成员直截了当地接受他的要求，即义大利应给俄国一亿美元的赔偿；只有这样他才同意召开和会。贝尔纳斯和贝文拒绝以这种代价来“购买”和会，但表示愿意重新考虑赔偿问题，如果莫洛托夫首先同意召开和会的话。最后，莫洛托夫在7月4日让步了。外长会议规定1946年7月29日为举行和会的日期。下一天，贝尔纳斯和贝文实际上接受了莫洛托夫提出的由义大利缴付一亿美元赔偿的要求。 在12月举行的莫斯科会议上，三国已经一致同意二十一个国家有资格出席和会，但由于在和会的议事规则上进一步发生了争论，对这些国家发出的邀请推迟了。莫洛托夫想为和会规定严格的程序，以束缚小国，但最后他同意，外长会议为和会拟订的程序仅仅是“建议”。这个问题解决后，便在7月9日发出了邀请，尽管当时外长会议尚未就的里雅斯特的行政机构达成协议。接着，对德国问题又讨论了三天后，这次会议于1946年7月12日结束了。 巴黎和平会议于1946年7月29日开幕，到10月15日闭幕。从它得以召开的方式看来，它的成就比人们可能料想的为大。对于这个事实，可以举出两点理由加以解释。其一，由于各大国事先没有就条约中的所有条款取得一致意见，因而当和会开始时，并没有完整的草案放在小国面前；其二，在二十一张表决票中，苏联所能控制的不超过六张。根据大会通过的程序规则，俄国领导的少数国家不足以否决其他国家同意採纳的提案。 和会一开始，双方便在通过议事规则这一问题上展开了决定性的斗争。俄国代表极力主张，所有提案必须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贊成才能通过，但这个主张并未实现。相反，会议承认有两类提案：由三分之二多数票贊同的和由简单多数票贊同的。贝尔纳斯国务卿宣称，美国将接受经三分之二表决通过的任何提案，不管美国在和会上对有关问题的立场如何。这就使小国的意见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否则就不可能是这种情况，这也使和会不至于成为一出可笑的闹剧。 第246页 对于和会要讨论的五项和约的草案，每一国都有机会提出修改意见或新建议要求写进去。结果，总共有三百多项修正案提交大会审议，其中五十三项由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四十一项由简单多数通过。 对条约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中，有许多是不重要的，包括对法律术语的修改。由于在外长会议上进行的初步谈判十分艰苦，法律术语往往写得很不完善。至于和会讨论的最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则有下列几项：划定义大利-南斯拉夫的疆界，确定的里雅斯特的国际共管机构，规定将来召开管理多瑙河航道的国际会议，以及在苏联之外有权要求赔偿的国家中分配义大利的赔偿。 在和会进行的过程中，双方都当众向对方发了许多牢骚。会上一个显着的特徵是，苏联操纵的国家集团表现了刻板的纪律性。这样一个集团的存在易于促使西方国家组成一个与之对抗的集团，尽管法国和某些其他国家有计划地试图进行调解，并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採取独立的中间立场。虽然这次大会号称和会，实际上却毫无和平与国际协调的气氛。 根据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商定的程序，下一步应是重新举行外长会议来研究和会上提出的建议，并制定五项和约的定本。因此，1946年11月4日，外长会议举行了第三次会议，这次是在纽约。 开头的磋商并不令人鼓舞。对于和会上不顾苏联集团反对而通过的任何提案，莫洛托夫一概拒不接受。甚至当贝文欣然接受了英国代表团曾在和会上反对的一项提案时，莫洛托夫仍然毫不妥协。看来会议已陷入了无法打开的僵局。 大约四个星期后，贝尔纳斯私下对莫洛托夫说，看来再试图就和约达成协议是无益的了，因此他建议休会。这种新的态度显然使莫洛托夫感到吃惊。事实上，如果谈判了这么久的五项和约能缔结的话，苏联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对义大利的和约规定，英美部队应于 1947年年底之前撤出该国。这样的撤军可能使义大利共产党人有较大的活动范围，至少将削弱西方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缔结的和约，并不要求俄国部队相应地撤离这些国家，因为只要盟国继续占领奥地利，俄国就可以似乎很有理由地争辩说，需要在这些国家驻扎“保护交通线的部队”，以便支持俄国在奥地利的驻军。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德国以及经过波兰的交通线。因此，在同奥地利和德国订立和约以前，俄国人可以在这三个卫星国家中合法地驻军，这些国家对俄国和共产主义的忠诚是靠不住的。保加利亚并不位子任何交通线上，但即使根据和约，俄国部队从那里撤走，也不会使共产党的统治遭受严重危险，因为那里的共产党已经很强大。至于芬兰，和约承认俄国有权在该国永久驻军。 和约给俄国带来的第二个好处是，撤销在东欧国家中造成困难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实际上，这些机构已流于有名无实，但只要它们和根据停战协定建立的政权继续存在，西方国家在法律上就有充分权利干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事务，而英国还有权干预芬兰的事务。 另一方面，这些和约保证公民自由，并规定了一些不合俄国人心意的经济措施。莫洛托夫大概始终无意认真看待这些条文。一旦那些根据停战协定建立的政权垮台以后，共产党人便能乞灵于各国政府都享有神圣主权这一点，来解释他们所不满的那些条文了。 所以，和约谈判破裂的这种前景不会使莫洛托夫高兴。或许他断定必须要作出一些让步了。既然作出了这种决定，他便大大地退让了一下。莫洛托夫仅仅在措辞上作了些保全面子的修改后，竟然很快地一连接受了和会上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五十三项提案中的四十七项，以简单多数通过的四十一项提案中的二十四项，这使他的同事们大为惊奇。至于他仍然拒不接受的那些提案，外长们干脆把它们丢开了。这种突然打开的局面使与会者能在 1946年12月6日商定了对义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五项和约的定本，于是外长会议便结束了长期拟订这些文件的工作。和约的签订日期定在1947年2月10日。 在会议结束之前，外长们商讨了对德国和奥地利和约的起草问题，并同意指示各自在伦敦的代表立即着手制订这些棘手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文件。他们商定在1947年3月再举行外长会议来处理这些问题。莫斯科被选定为举行第四次外长会议的地点。 到1946年12月中旬，制定和约的过程已完全失去原来的意义了。当贝尔纳斯就任国务卿时，他曾把自己想像成再生的威尔逊，将在几个月内给欧洲和全世界带来和平。可是他遭到了莫洛托夫有计划的阻挠和勐烈的敌对的宣传攻势，结果他在走上缔造和平的歷程时怀有的崇高希望几乎全落空了。看来我们有理由说，莫洛托夫的手腕比他高明。莫洛托夫玩弄一套手法，贝尔纳斯试图玩弄另一套。美国政府起先定下的目标是通过和约实现自由主义的原则，即一切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机会均等、公民自由、民主，以及解除已投降的敌国的武装。相反，莫洛托夫从一开始就要设法保住俄国在东欧的特殊地位。他成功了，而贝尔纳斯失败了。这部分是由于莫洛托夫的策略，部分也是由于贝尔纳斯自己对待和平问题的态度过于不切实际。 第247页 宣扬民主的原则，而又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这只会使俄国人恼火，而不会使他们得到什么印象，尤其因为贝尔纳斯和贝文支持的民主原则，将削弱或摧毁俄国在它西边邻国中的势力。西方本来有可能同俄国做成一笔划分“势力范围”的交易；此外，如果英美早已准备在西欧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它们本来可以迫使俄国人在东欧收敛一些。但这两种政策都没有实行，而贝尔纳斯在外交上的实际成果(五项和约)，对于西方来说其实是一场挫折，而不是收穫。 然而，莫洛托夫表面上的成功却意味着更大的失败。他在几次外长会议上的表现，使他失去了英美两国公众的同情。更有甚者，莫洛托夫的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政府与人民採取积极的反苏政策，并使美国没有能按照贝尔纳斯原来想像的规模与日程撤出欧洲。他粗暴地唤醒了美国巨人，使他认识到和平不象梦想中那样垂手可得，同时重新激起了美国人心中对共产主义一直怀有的恐惧，并促使美国人慷慨解囊支持非共产主义国家。莫洛托夫外交的这些副产品同俄国的长远利益是格格不入的。俄国人力求保住大战中获得的利益，并气势汹汹地要向新的地区扩张，他们就在这些行动中开始制造他们最害怕的东西——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反苏联盟。不过这些后果要到以后才十分明显，暂时史达林和莫洛托夫可以为自己巧妙地利用和约的谈判而维护了俄国在东欧的优势感到庆幸。 (二)在德国的斗争 从1946年4月到年底，各大国面临的最迫切、最紧要的问题是：对德国该怎么办。安理会和外长会议上的唇枪舌剑大都含有虚张声势的意味，但在德国的斗争却是很真实、很严肃的。德国位于欧洲中心，德国人民人数众多，又具有专门技术，它的煤和工业产品对于整个欧洲经济很有价值，德国民族还拥有潜在的军事力量，所有这一切配合起来使德国在欧洲以至在全世界成为争夺的主要对象。 1945年9月间，当外长会议在伦敦举行第一次会议时，贝尔纳斯曾非正式地向莫洛托夫建议：各大国应缔结一项条约，保证使德国非军事化。1945年12月间，他在莫斯科又对史达林提起这件事，当时他得到的印象是俄国人欢迎採取这一步骤。因此，国务院的专家们为此拟订了一份草案。1946年4月29日，贝尔纳斯在外长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上把这份草案提交给他的同事们。根据这份草案，美国、苏联、联合王国和法国四国政府应承担义务採取必要的措施，保证使德国彻底解除武装，并将组成四大国管制委员会，负责经常进行检查，以确保并无秘密重整军备的情况；如果未来的德国政府违反条约的规定，四大国将立即进行军事干涉。这项条约为期二十五年，还可以予以延长。 从美国外交的传统观点采看，建议订立这样一项条约是同过去大相迳庭的新做法。贝尔纳斯希望，这项条约将使俄国人和法国人放心，不再害怕一个新的希特勒，并为早日缔结欧洲和约扫除障碍。条约草案中明确表示，希望在最近期间结束盟国对德国的占领。贝尔纳斯把草案提交外长会议时，一面还建议立刻任命代表着手拟订对德和约。 法国人和英国人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保留对贝尔纳斯提交的草案提出修改意见的权利。莫洛托夫却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只能说是吹毛求疵的。他声称，首要的任务是实现波茨坦协定中所规定的解除德国武装，并使它非军事化。他还主张上述条约的期限应延长至四十年。当时贝尔纳斯指出，草案中有一条讲得十分明确：“任何情况都不能阻止或延缓”把德国彻底非军事化的“过程进行到底”；他还同意把条约的期限延长至四十年。于是莫洛托夫就乞灵于比较含煳地表示反对的办法，他说贝尔纳斯建议订立的条约是“不够的”，不能成为“欧洲及世界安全的可靠保证”。他还反对草案中没有保证德国民主化的条款，贝尔纳斯则认为这一点应列入对德和约中。莫洛托夫反对这项草案的最后一点理由是，其中没有保证苏联应从德国获得的一百亿美元的赔偿。 莫洛托夫提到赔偿时，触及了问题的实质。正如他后来在一篇演讲中所说的那样，红军进驻德国的目标之一是要“保证赔偿的交付”。当外长会议在1946年4月和5月开始磋商德国问题时，美国当局同俄国当局恰恰在对俄国运交赔偿物资的问题上发生了新的争执。美国力求使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俄国代表同意交出一份清单，说明俄国从德国东部占领区已经拿走的赔偿物资，但毫无结果。同样，美国想说服俄国人放松他们占领区同西方各占领区之间的经济壁垒，也没有成功。于是克莱将军决定，在俄国人改变这种态度以前，暂时停止从美国占领区运交赔偿物资。他在1946年5月3日向管制委员会中的同事们宣布了这个决定。 莫洛托夫拒绝接受拟议中的关于德国非军事化的条约以及克莱停止从美国占领区向俄国运交赔偿物资的行动，这两件事剥去了战时盟国对德国採取共同政策的外衣。美国之所以採取上述行动，是由于它不愿在俄国人通过赔偿的形式榨取德国资源的情况下，继续资助德国的经济。俄国人拒绝贝尔纳斯建议的这项条约的行动，必须被解释为他们不愿意准备早日结束对德国占领的一种迹象。同时他们对于经济问题的态度，清楚地反映出他们不愿把自己的占领区同西方各占领区合併。这些决定同有关五项和约的其他决定相比，具有远为重大的意义，即使仅仅由于德国在欧洲固有的重要性的话。 第248页 当外长会议第二次在巴黎召开时，从1946年7月9日起，再次对德国问题展开了辩论。莫洛托夫试用了一种巧妙的策略。他在7月9日宣读了一项声明，抨击贝尔纳斯建议的关于德国非军事化的条约以及停止向俄国运交赔偿物资这件事。这位俄国外长批评占领军当局未能採取步骤，剷除“德国发动战争和军事-经济的潜力”，并攻击西方占领区当局未能肃清法西斯主义，尤其是未能摧毁它的经济基础——卡特尔和私有土地。他非常强调地重申，俄国要求获得一百亿美元的赔偿，并宣称“务必”交出这方面的物资，不管克莱将军新近发表的那项“非法的声明”。 然而第二天，莫洛托夫又採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新策略。他在7月9日严酷地要求从德国获得应有的赔偿后，7月10日又攻击盟国管制委员会公布的德国最近工业水平的计划。他的理由是，这项计划不适当地限制了德国的生产。莫洛托夫还隐约地提到摩根索计划，并暗示西方的对德政策依然受到这一计划的影响。接着他说：“应当给予德国输出和输入的权利，而如果要使德国从事外贸的这项权利生效，我们不应当阻碍德国增加钢、煤以及供和平用途的制成品的产量，当然这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并根据这样的谅解：盟国的共同管制势必建立在德国工业的基础上，特别在鲁尔区各种工业的基础上。”他还说： 当然，我们在原则上贊成同德国缔结和约，但在缔约之前，应成立统一的德国政府，它有足够的民主，能在德国肃请法西斯主义残余，它能担负起应负的责任，足以履行对盟国的一切义务，尤其是向盟国交付赔偿的义务。 不言而喻，我们并不反对成立德国的中央行政机构。……在谈论对德和约之前，首先必须解决组成一个全德政府的问题。 莫洛托夫在这篇讲话中起先还暗示，达到上述目标的主要障碍在于西方各国的政策，它贊成使德国结成联邦，或肢解德国，或把鲁尔区同德国其他部分割开。至于苏联政府，只要德国解除了武装，它就决不会“阻挠德国人民实现他们合理的愿望”。 这是用直接和巧妙的方式迎合德国人的民族感情。莫洛托夫以贊助德国政治统一的姿态出现，并主张取消经济限制。如果实行这种限制，将迫使德国的生活水平永远很低，并通过人为的方式，使德国同英、法或比利时的出口商竞争时处于不利的地位。显然，莫洛托夫仍然要求赔偿并要求国际共管鲁尔区，但德国人已经受到过这些损害，莫洛托夫提出的经济与政治上的补救办法也不会使他们遭受新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莫洛托夫的建议只是使西方国家感到不快而已，因为后者发现自己被迫在德国舆论面前处于守势。 英美两国外长对于莫洛托夫採取的新方针感到愕然。贝文扼要地回答说：英国可以同意把鲁尔区置于四大国监督之下，但必须在德国所有的工业都受到同样的控制以后，而不是在这以前。这至多是消极的反驳，但贝尔纳斯却有比这更巧妙的办法。翌日，即7月11日，他提出应为统一德国的经济作出切实可行的开端，并为此建议把美国占领区同所有其他占领区合併。7月20日，贝尔纳斯向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正式提出上述建议，英国代表于1946年7月30日表示接受。俄国人当然拒绝使他们的占领区同美英占领区合併，法国人也如此。 为了使英、美两个占领区在经济上合併而进行的谈判，是相当旷日持久的，直到 1946年12月2日才完成。在组织方面并不怎么困难。两国政府都力求避免使人感到它们要组成一个西德政府。双方同意成立一系列行政委员会来处理德国经济问题的各个方面，如粮食与农业、运输、交通、民政、财政，以及一个总的委员会管理整个“经济事务”等等。这些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德国人。它们分别设在英、美两个占领区的各主要城市中。这种安排固然臃肿，但为了避免设立一个西德首都而被採用了。 更重要的是组成一个英美理事会，其任务是为两个占领区制定共同的经济标准与措施。该理事会有权向德国人组成的各委员会发出指示，后者则将具体执行理事会制定的各项政策。最重要的事务，对外贸易，则交由联合进出口管理局办理，办事人员由英美的公职人员担任。这个机构将收入西方各占领区的出口商品所赚取的外汇，并为德国输入必要的商品而签订合同。在最近的将来预计外贸可能出现赤字，这将通过英美两国政府拨出的补助金来取得平衡。 正是这最后一点成为主要的障碍，使谈判没有能顺利完成。因为英国占领区在外贸上的亏损对英国资源的耗费，使英国政府大为惊慌。英国政府尤其不愿为德国需要的进口货物支付美元。可是美国政府也不愿为了两个占领区的合併而增加负担。恰恰相反，在整个谈判中，美国的主要动机是要使德国更接近于自给自足，从而减少美国在这方面的支出。结果，在弥补德国外贸赤字这一问题上，驻德的英美当局无法就各自应承担多少义务达成协议，于是只能把这个问题提交贝尔纳斯和贝文去处理，他们这时(1946年11月)正在纽约举行外长会议。贝文向贝尔纳斯提出要求：在支持两个占领区所需的费用中，美国至少承担百分之六十，但他不能说服贝尔纳斯，最后只得同意双方平均分担。英美两国终于在1946年12月2日签署协定，不久便被人称为“两国共管区”的新方案于1947年1月1日付诸实行了。 第249页 当英美两国官员正在进行谈判把各自的占领区在经济上合併起来时，盟国管制委员会一如既往地进行它的日常工作。英美双方正在设法达成协议的步骤，随时通知委员会中的俄法两国代表，并且细心地把大门敞开着，使其他占领国家在将来某个时候也能参加。无论俄国人或英美人都没有否定波茨坦议定书的明文规定：在经济上应把德国视为一个整体。但彼此都下定决心，只有根据自己的条件才同意使德国在经济上统一。 然而在1946年下半年，双方都以为对方终于会让步的。尽管美国决定暂停向俄国运交赔偿物资，管制委员会却依然进行调查研究和恢復支付赔偿的其他准备工作，诸如指定拆迁的工厂，予以估价，分配给有权利要求赔偿的各国等等。或许这种做法使得俄国人认为，美国人其实不过是虚声恫吓，只要苏联作出一些让步，美国最终将会同意实行赔偿计划的。同样，美国官员则希望并相信，只要他们表示相当坚决的态度，就会使俄国人认识到，要获得梦寐以求的赔偿，唯一的办法是同意在经济上把德国视为一个整体，使俄国占领区的资源同西方各占领区的资源统一调配，并同意交出德国向俄国与东欧输出商品的清单。正是这种想法使管制委员会中的各国代表在1946年下半年保持正常的友好的私人关系，并一致同意制定许多较为次要的法规，诸如有关消费税、工会政策、废除纳粹法律、包裹邮件条例等等。 然而，俄国同其他国家的占领军之间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柏林西区发生了几起绑架事件，这显然是由俄国人教唆的。这使不加入共产党的德国人惶惶不安，并引起西方国家的抗议。双方的军人都有损害对方的违法乱纪行为，还发生了夺取铁路车辆等零星财产之类的事情，这些都引起了争吵，从而表明俄国同西方国家多么易于发生冲突。况且，双方都在报纸上或多或少经常地进行宣传战，东部占领区的报纸批评西部当局的行径，西部占领区的报纸则抨击俄国的行为与政策。 共产党的宣传通常并不通过报纸公开进行，而是通过悄悄传播的方式(或者美国人认为如此)，他们宣传的主题中有一个很起作用。当时他们散布谣言说：美国人对积极干预欧洲事务的政策所冒的风险与所付的代价感到厌恶，因而不久将从德国和欧洲撤出。俄国人甚至可能当真指望美国人将撤走。罗斯福曾在雅尔达声称：大战结束后，美国部队在欧洲至多只能留驻几年。贝尔纳斯和杜鲁门制定的政策，除了要达到其他目的外，还要使全部或绝大多数美国占领军能早日撤离欧洲。因此，俄国人并非毫无根据地希望，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行动将同1919年到1920年的情况相仿。 贝尔纳斯决定就美国对德政策公开发表一项正式声明，一方面是为了驳斥上述的那种宣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出一项很有吸引力的政策，以期同莫洛托夫7月10日的声明相匹敌。因此，1946年9月6日，国务卿在斯图加特向坐在一起的德国和美国听众发表演说。当时巴黎和会正在举行，俄国代表同美国代表互相痛斥对方，简直达到越来越刺耳的程度。英美占领区经济上合併的谈判尚处于初步阶段。在欧洲的另一端，希腊游击队运动刚刚重新开始活跃。正是在这样动盪不安的背景下，贝尔纳斯发表了他的演说。官方竭力使这个场合显出隆重的气氛，并广泛宣传国务卿的讲话。 贝尔纳斯一开始就着重指出，美国将不可推诿地、持久地捲入全世界的事务。接着，他申述美国忠于波茨坦协定的各项原则，但宣称，如果这些原则不能成为现实，那末，就必须修改德国工业水平的协议，以提高德国工业水平，而这就要以德国经济统一为前提。贝尔纳斯攻击莫洛托夫提出的从当前德国生产中索取赔偿的要求，认为这显然是与波茨坦协定不相容的。他断然主张要完全消除德国各占领区之间的经济壁垒与差别。他说，“现在是提出下列论点的时候了：应该把各占领区之间的界线看作仅仅是表明各占领国的武装部队为了安全目的而占领的地区的界线，而不是什么独立的经济单位或政治单位的界线。”关于经济的远景，他声称：“必须让德国有机会输出商品，以便它能输入足够的商品，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如果这样一个富有铁和煤的资源的国家变成济贫所的话，那么欧洲的復兴，特别是同德国毗邻的那些国家的復兴，必定是缓慢的。”至于政治方面，贝尔纳斯宣称： 美国政府认为，在适当的防护下，应当让全体德国人民担负起管理自己事务的主要责任。…… 各盟国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制定若干规则，使德国民主政体能据以管理自己的国家。盟国占领军的数量应有限度，即足以使德国人服从这些规则为度。…… 美国贊成早日成立一个德国临时政府。…… ……我们不希望德国变成任何一个或几个大国的卫星国，也不希望它受到国内或国外的独裁政权的统治。美国人民希望看到爱好和平和民主的德国人能成为自由与独立的人民，并且永远如此。 接着，贝尔纳斯对于以尼斯河作为德国同波兰的边界线表示怀疑，他说，“在商讨和平解决办法时，各国政府首脑并未同意把这一地区让予波兰”，但他声称，萨尔应划归法国，哥尼斯堡应划归俄国，后者系根据在波茨坦达成的协议。 第250页 在这些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声明中，并没有什么崭新的东西，然而，由这样一位权威发言人在如此隆重的气氛中发表这些声明，却是一件新鲜事。贝尔纳斯的讲话中只有一个新观点，那就是他着重指出：“我不希望引起误解。我们决不逃避责任。我们不准备撤走。我们要待在这里。只要有占领军驻在德国，美国武装部队就将是占领军的一部分。”这一番话当然是为了拆穿上述谣言而说的，这确实标志着美国官方观点的一项重大的变化。而且，同美国早先发表的官方声明相比，这篇讲话的一般语气对德国人要友好得多。这一点在声明的结尾中特别明显： 美国不能为德国解脱由于它的领导人发动战争而使它遭受到的苦难。但是美国不想加重这种苦难，也无意拒绝给德国人民一个机会来设法摆脱这种苦难，只要他们尊重人类的自由并走和平的道路。 美国人民希望把德国的行政管理归还给德国人民。美国人民要帮助德国人民争取回到全世界爱好自由与和平的国家的光荣行列中来。 就美国官方的思想来说，这篇讲话把摩根索计划彻底埋葬了，于是一个对德关系的新阶段开始了。在谋求德国的支持方面，贝尔纳斯已成为莫洛托夫的对手。经济復兴、政治统一、自治以及缩减占领军的人数，所有这些目标几乎都会受到全体德国人的欢迎，而且贝尔纳斯关于赔偿问题和波兰边界的议论，使他在同莫洛托夫的斗争中能够大占上风。 或许我们可以揣测，在外长会议的第三次会议上，莫洛托夫之所以同意着手拟订对德和约，是由于贝尔纳斯的这篇讲话、英美占领区合併工作的进展以及克莱将军在赔偿问题上继续持不妥协的态度。不管俄国外长出于什么动机，他在1946年12月12日竟然撤回了以前提出的异议，不再反对任命代表开始仔细考虑对德和约草案，于是外长会议同意于1947年3月再次集会来研究代表们的工作。这年年底，看来也许还能达成协议。可是希腊和土耳其的事态导致美国于1947年3月宣布了杜鲁门主义，从而使这个希望破灭了，虽然在和平解决德国问题上存在着的固有的困难，是否总会阻碍达成协议，这一点也是令人怀疑的。 (三)欧洲的命运 由于德国是整个欧洲大陆的枢纽，英美人同俄国人为了控制德国而日益加剧的斗争便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不论哪一个大国集团能在德国获得势力，它就可以指望主宰整个欧洲。因此，大国在德国的行动可以说是它们推行的全欧政策的试金石。 看来可以追溯一些迹象来表明在1946年4月和5月以后，俄国和美国的欧洲政策都採取了新的方针。大约就在那个时期，各大国都不再想为了同对方达成协议而危害自己的目标了。象我们知道的那样，美国人开始限制经济援助，只照顾那些政府在政治上“健全”的国家。这方面的标志是：美国于1946年5月10日取消了进出口银行给予波兰的信贷，10月18日又对捷克斯洛伐克採取了类似的行动。这项政策的另一种表现则是美国给予英国、法国、义大利和西德的贷款与补助金。 至于俄国方面，它力求对已经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东欧各国加强共产党的控制。採取的形式是同这些卫星国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从而使它们在经济上依附俄国，还有一种形式是採取若干政治措施，旨在通过操纵选举，使共产党领导的临时政府合法化。1945年11月间，匈牙利和奥地利举行自由选举的结果，使俄国人感到失望，因而他们变得很谨慎，不想使自己再遭受同样的挫折。所以在罗马尼亚和波兰，他们处心积虑地、有计划地使用警察行动压制反对派的政党，迟迟不进行选举，直到警察机关有充分时间能保证共产党选举获胜。结果，罗马尼亚直到1946年11月19日才举行选举，而波兰的选举则延宕到1947年1月19日才举行。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多数。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抗议置若罔闻。 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仍然不怎么活跃。在整个1946年间，义大利、法国和比利时全由联合政府统治，共产党人在其中只占次要地位，但是，特别在义大利，有迹象表明，共产党人是有所准备的，他们可能发动政变来夺取政权。1946 年秋天，在义大利北部好几处地方，发现了共产党及非共产党的游击队所隐藏的武器。谁都无法预测，到1947年英美部队根据和约撤走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共产党人在法国不象在义大利那样强大，而且法国的经济状况也并不那么萧条。然而，戴高乐将军正是因为不能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而于1946年1月20日向法国政府提出辞职的。同年5月间，关于法国共产党打算发动政变的传闻使美国政府大为吃惊。此外，在那一年中，作为党派政治的插曲，法国内阁象走马灯一般迭相更替，令人感到不安。 在东欧和西欧之间存在着一个捉摸不定的地带。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奥地利都不属于邱吉尔所谓的铁幕两边的任何一方。美国和俄国的部队在1945年12月撤出捷克斯洛伐克后，捷克人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在1946年5月27日的选举中，共产党人得到的选票最多，因而在6月1日成立的联合政府中，由一位共产党人担任总理。可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行动方式比较象西欧的共产党，而不大象俄国占领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该国政府是名副其实的联合政府，共产党人在其中占有的主要地位，相当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意见。 第251页 在匈牙利，小自耕农党在1945年11月举行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所以接着成立的是一个共产党人只占少数的政府。尽管俄国部队继续占领该国，匈牙利政府的领导人显然在若干有争议的问题上都站在西方一边，例如，关于多瑙河航运的管理问题。但1947年春天发生的事态将证明，这个政府没有在人民中间深深扎根，否则实际上就可以不睬俄国的愿望了。然而，在1946年这一年中，小自耕农党仍然执政，俄国人延缓了对它採取决定性行动，直到和约结束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后方才下手。 奥地利象德国一样，是四大盟国占领军的会合处，然而又不象德国，它有一个统治全国的政府。在1945年11月的选举后，这个政府肯定是反共的了。在西方占领当局的支持下，奥地利政府竭尽全力在全国树立真正的权威。尽管俄国掠取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战利品”，奥地利政府仍能使自己的国家倖免德国和朝鲜的命运。各占领区并未成为独立的天地。尽管奥地利在对抗的占领军之间被搞得支离破碎，它却仍然成为一个社会与政治的实体。 希腊则处于特殊的地位。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惟有它成为一项美国计划的实际试验场所。美国试图在那里贯彻雅尔达会议关于欧洲的宣言。由于美国的倡议，组成了一个国际代表团去监督希腊的选举。俄国拒绝参加，理由是这一步骤很不适当地侵犯了希腊的主权。这样，史达林就避免了开创一个先例，否则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那样的国家里搞起来，将使人非常难堪。俄国的拒绝意味着，在1946年3月31日希腊举行选举时，只有美、英、法和南非的观察员在场证明选举的结果体现了正统的民主主义。 这次选举的结果，人民党——一个保守的保皇党——获得了全胜。新成立的希腊政府立即忙于组织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君主政体的前途，结果国王乔治二世应召回国。新政府对共产党当然採取压制的政策，同时人民面临的经济困难是令人沮丧的。这些事实促使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于1946年夏天重新活跃。但是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游击队的再次活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国际共产主义，归根结蒂是俄国共产党与政府利用它们在希腊能利用的具有爆炸性的人事题材来发动内战。当战时组成的全国人民解放军于1945年解散时，部分人员越过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国境，到了国外，这些人在1946年夏天又回国来，成为新的游击队的核心。他们能通过北方边境得到重要的援助，尽管从绝对数字上讲，通过山间小道能够运来的武器与补给品数量是很少的。 在1946年的最后几个月，重新活跃的共产党游击队日益壮大，而起先过于自信的希腊政府很快便泄气了。更严重的是，陆军和警察往往不足依恃。士兵们不愿使同胞流血，并害怕万一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将对他们进行报復，因此他们在追击游击队时常常是半心半意的，而还出现一些开小差的现象。 对于英美政策来说，希腊的新形势提出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对此西方首先诉诸联合国。1946年12月间，希腊政府向联合国指控北部的邻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但联合国无法使希腊内战停止，甚至不能阻止越过边境给游击队送来的支援，这时西方便决定採取更为有力的步骤。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宣布，他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援助各自由民族抵抗那些企图奴役它们的武装小集团或外来压力”。总统还向国会建议：应该在军事与经济上给予希腊和土耳其特殊援助，俾使这些国家能制止共产党的扩张。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形成，“冷战”进入了一个明确得多的新阶段，欧洲的命运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四)远东 1946年4月和5月，远东各国在政治方面发生的变化，和大约同时在欧洲发生的变化几乎同等重要，这是非常巧合的现象。这里只须述及两件事。这两件事至关重要，为整个亚洲地区未来的发展开闢了道路。 第一件大事是英国于1946年5月16日发表了关于印度的《白皮书》。这个文件提出了一项计划：召开印度立宪会议，为将来治理该国起草宪法。此外，文件中还声明：统治印度的迫切任务将託付给一个“临时政府，其中各部部长，包括国防部长在内，都将由印度领袖们担任”。整部《白皮书》中主要的论调是，希望印度尽快独立。至于英国政府在决定印度政府未来形式方面的影响，则故意使之减缩到最小的程度。文件的最后一节反映出全文的调子： 最后，我们要对现在有机会完全独立的印度领袖和人民说几句话。我们以及我们的政府和同胞本来希望，印度人民自己能够就制定新宪法的方式取得一致意见，这部宪法将成为他们生活的准则。但是，尽管我们同印度各党派一起已竭尽全力，各方面又都表现了很大的耐心与善意，这个希望却无法实现。所以，现在我们向你们提出下列建议……我们相信，这些建议将能使你们在最短期间实现独立，而且丝毫也不致于引起内部骚乱与纷争的危险。…… 我们希望，独立的新印度会愿意成为大英国协的成员国。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你们将继续同我国人民保持密切和友好的关系。……不管你们的抉择如何，我们将同你们一起盼望，你们将跻身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列而日益繁荣昌盛，你们的前途甚至将比你们的过去更为光辉灿烂。 第252页 这项文件所体现的英国政府的决定，肯定是近代史上意义最重大的若干决定之一。英帝国对印度的统治，不是在统治者同被统治者之间的暴力斗争中解体，而是通过谈判与合法的步骤予以结束，从而使印度领袖们对于过去的帝国统治者还保有一点由衷的敬意。在那一年的其余时间内，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彼此试图达成谅解，俾能沿着5月间发表的《白皮书》所指出的道路前进。各个敌对的社会集团继续争吵不休，但英国政府始终没有改变退出印度的决定。这种决心，以及在缅甸推行的相同的政策，给亚洲一大片地区开闢了一个新纪元。 亚洲的第二个重大变化发生在中国，其性质则迥然不同。1946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政府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的停战协定遭到破坏，当时共产党部队进攻并占领了满洲的长春。顿时爆发了大规模战斗。5月23日，国民政府的军队把共产党部队赶出了长春，接着继续北上向哈尔滨挺进，这样，他们自己就越过了1月10日的停战协定所划定的分界线。 马歇尔将军竭力设法遏制内战的蔓延，起先他得到一些成功。6月初，交战双方签订了新的短期休战协定，并通过谈判，在6月26日达成协议，停止在满洲的战事。可是4月到5月发生的事态，使中国两个敌对集团相互间的猜疑加深了。旨在达成永久和解以及真正统一中国而作出的努力，看来再也不会成功。同年7月，华北重新爆发战争，共产党人开始就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公开进行激烈的宣传。而且，他们并不满足于笔战，他们的部队同美国派驻华北的海军陆战队在7月下半月里发生了两次遭遇战，结果美方伤亡了十五人。 在1946年余下的时间内，内战扩大并日趋激烈。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官员都拒绝向对方作出任何让步，因而谈判变得毫无生气。到8月初，蒋介石显然已下定决心，要用武力一劳永逸地解决同共产党的争执了。同共产党军队相比，国民政府的部队人数较多，一般说来装备也较好，因此能够向敌人发动进攻。到1946年11月间，他们几乎已拿下中国所有的重要城市。但是共产党人并未打败。相反，他们重新运用游击战术，占据国民党军队守卫的市镇周围的农村地区，干扰运输，孤立人员少的分遣队，并一般地对交通线造成威胁，而蒋的先头部队必须依靠这些交通线。因此，国民党在1946年秋季取得的军事胜利大部分是虚假的，到年终时，蒋发现他的许多精锐部队在作战的过程中已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1946年8月间，马歇尔将军考虑到，明智的办法是不要再插手中国的事务。但是，当蒋介石提出他愿意重新停战的新条件时，马歇尔改变了主意，决定再次设法通过外交活动使中国平定下来。然而，使共产党同蒋介石重新谈判而作出的努力，结果证明同以前一样徒劳无益。1946年11月19日，共产党代表团离开了南京，从而使谈判中止了。这使美国为双方调解的长期努力也终于随之结束。 马歇尔将军感到，他的努力之所以失败应当归咎于国共双方。他不想使美国偏袒中国内战的任何一方。要是不可能继续进行公正的调停，马歇尔贊成美国撤出，不干涉中国内政。可是这一政策同美国对蒋介石政府所承担的种种义务是有牴触的，例如，购买剩余作战物资的信贷，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训练中国军队的协定，以及给予各种不同方式的经济援助的保证。况且，美国政府内外的舆论，都被中国出现的新局势搅得一片混乱。有些人批评美国对蒋的支持，要求撤出仍然驻在华北的美军。另一些人则迫切地要求採取更坚决的反共政策。 1946年1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项关于中国的新声明，以平息一些已经提出的批评，并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官方政策希望在中国完成什么任务。他回顾了上一年发生的事态，并重申他于1945年12月为美国对华政策规定的目标，即协助中国实现统一与民主、国内和平、扩大国民政府使之容纳其他党派以及通过美援实现经济復兴。杜鲁门十分强调地指出，在那一年中已遣返将近三百万日本士兵与平民。他辩解说，驻华美军已从十一万三千名兵员的最高额减少到只剩下一万二千名，以后还要进一步减少，因为遣返日本人的任务已经完成。 至于未来的情况，杜鲁门宣称： 中国至今未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统一，这是令人深为遗憾的。……当中国走向和平和真正的民主政治时，我们准备帮助它。 本届政府一年前表达的观点今天仍然有效。……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我们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我们继续希望该政府将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保证不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的立场是鲜明的。我们避免捲入他们的内部斗争，同时坚持不懈地执行帮助中国人民在国内实现和平与经济復兴的政策。 但是，如果“帮助中国人民实现和平与经济復兴”必然导致“捲入他们的内部斗争”，那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杜鲁门没有提出答案。1947年1月7日把马歇尔将军从中国召回一事，也丝毫没有澄清美国人对这种抉择的反应，而实际上事态的发展已向美国人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在美国政界日益引起了争论，但美国政府始终未作出明确的决定。美国的政策在完全撤出中国和大力支持蒋打击共产党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结果是勉强支持国民党政府，同时又频频劝告它进行改革，从而显然使中国内战的双方对美国都失去了好感。 第253页 人们很有理由会问：中国共产党同国民政府谈判的破裂，是否由于俄国的政策有了某种秘密的改变？史达林是否决定在加剧希腊内战的同时也给中国的内战火上添油？共产党对长春的进攻是否是由于莫斯科的某种示意？这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战地司令员来说，他们受当地形势的影响可能比遥远的克里姆林宫发来的指示影响更大。然而上述的时间巧合是耐人寻味的。不管违反停战协定的苗子主要是来自莫斯科还是来自当地的司令员，看来到1946下半年，俄国人很可能已肯定认为，在中国保持骚动是划得来的，即使仅仅为了使美国难堪，并在苏联的亚洲部分同中国中央政府之间保持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缓冲地带的话。 不管史达林对中国新局势的评价如何，俄国同美国在利害关系上的直接冲突，无疑在1946 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在以后的若干年中，中国将同德国一样成为这两个大国争夺的对象。 (五)联合国 从一个观点看来，在促使俄国于1946年5月撤出波斯北部这一点上，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这一成功却使俄国同西方之间的分歧更形扩大。安理会并未使罗斯福之类的人物的希望实现，并没有成为拥有世界性权威的、由融洽一致的各大国所支持的类似政府性质的机构。相反，这个组织成了敌对宣传的论坛，有许多会议已蜕化变质，成了为法律与程序问题进行的无聊争吵。这种演变基本上影响到联合国所有的组成部分，既反映了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也促使俄国同美国日益两极分化的状态变本加厉。 在1946年的最后九个月中，安理会举行的会议都符合那一年年初所确立的型式。会上讨论了议事日程上的四个主要项目：西班牙问题、希腊问题、接纳新会员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以及军备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各方都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以求达成令人满意的妥协。相反，各大国都企图压倒对方，并在国内与国际上大造攻击敌方阵营的舆论。 1946年4月9日，波兰代表通知安理会：“佛朗哥政府的活动已引起国际摩擦，并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他要求讨论此事，并採取适当的行动。接着，安理会就这问题进行了长久的纠缠不清的辩论，在辩论过程中，俄国人及其支持者勐烈地攻击佛朗哥，而英美两国则试图缓和这个问题。最后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而把这个问题提交将于1946年11月4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审议。 西班牙问题其实并不特别尖锐，而希腊的局势却相当紧张。因此在1946年中，同其他任何问题相比，希腊事务的辩论花掉的时间最多。双方争论的第一个回合，起于苏联指控英国部队驻扎在希腊(1946年1月)，2月6日辩论告一段落，但希腊问题并未了结。乌克兰代表于8月24日向安理会指控，希腊政府的政策是对和平的威胁。他指责希腊当局造成阿尔巴尼亚边界事件，其目的显然在于挑起同阿尔巴尼亚的武装冲突”。乌克兰代表进一步声称，希腊人正在他们的北部迫害阿尔巴尼亚和斯拉夫的少数民族。他还断言，对于希腊政府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归根结蒂应由英国在希腊的驻军负责。 这个指控激起了双方关于这个问题可否列入议事日程的一场长时间的争辩。待这个问题得到肯定的解决以后，接着又就指控的实质展开了甚至更长久、更激烈的辩论。结果没有作出决议。俄国否决了英美所能接受的任何行动，西方国家也同样坚决地拒绝了俄国或其卫星国所支持的任何建议。9月20日，这一问题从安理会的议程上取消了。 同年12月3日，安理会第三次讨论希腊事务，当时希腊政府通知该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支持目前正在希腊北部进行的勐烈的游击战，从而危害到希腊的公共秩序及领土完整”。这次讨论的时间较短。美国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指派一个调查委员会就地调查情况。这个提议在12月19日由安理会通过了。于是暂缓考虑希腊和巴尔干事务，直到该委员会汇报调查所得的情况为止。这一步骤并不表明对抗的各大国真正达成了协议。相反，俄国人希望利用该委员会把希腊的弊政公诸于世，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则希望在当地搜集证据，藉以证明希腊对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指控是有充分根据的。因此，这场争吵只不过是移到了新的领域里而已。 有一个事实表明了安理会中僵持的局面：该会无法批准有关国家提出加入联合国的申请。1946年8月28-29日，在考虑这项问题时，俄国人利用否决权拒绝接纳在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西方国家则以牙还牙，拒绝接纳苏联的卫星国。当天，俄国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就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外驻军提出报告，为此展开的辩论也呈现出对抗的情况。9月23日开始讨论这一问题，双方唇枪舌剑，相当粗暴，当时俄国人提出，美国在冰岛和中国的驻军以及英国在希腊、印度尼西亚、埃及和伊拉克的驻军危及国际和平。英美两国的代表则愤怒地指出，如果接受俄国的建议，就漏算了俄国本身的庞大军队，而这支军队尽管实际上没有占领其他国家，却驻扎在能轻而易举地出击的距离以内。这一次，又未作出任何决议。 安理会最大的失败之一是，它未能使军事参谋团发挥作用。联合国宪章中计划成立的这个机构，是相当于战时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一种组织，其任务是协调五大国的军事政策和制订通过国际力量实现和平的计划。但是，1946 年国际关系的普遍气氛使这方面的努力显然不可能取得成效。虽然军事参谋团于1946年1月25日正式组成，它却毫无成就，甚至无法就本身的议事规则取得一致意见。军事参谋团很快地从公众的心目中消失了，然而由一个国际军事委员会管辖的国际警察力量这种设想，乃是罗斯福原来计划成立联合国的观念中的精华。 第254页 旧金山会议举行时，人们普遍抱着乐观的希望，但安全理事会在1946年取得的很差的成绩使这种希望化为泡影。由于各大国公开进行激烈的争辩，国际合作肯定不可能实现。然而，联合国大会却能够作出相当好的成绩。在大会开会时，各大国也互相严厉地指责和尖刻地反驳，但从1946年10月23日到12月16日，在大会第一届会议继续举行第二部分会议时，尽管俄国作梗，会议仍然取得了若干可能是重要的成就。任何大国都不能运用否决权使大会的活动陷于瘫痪。因此，作为达成国际性决议的渠道，联合国大会变得比安理会更重要、更独立，也更能发挥作用。如果安理会的成员能精诚合作，那末情况就不会如此了。事实上，各大国却公开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小国便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决定；假如它们面对的是团结一致的大国集团，那就不可能起这么大的作用了。 但在某些问题上，大会的辩论同安理会的辩论相仿，而且同样没有效果。大会详细探讨了接纳新会员国、裁军以及对西班牙的政策等问题，结果只採取了一个明确的步骤，即于1946年12月12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联合国的会员国同佛朗哥断绝外交关系。大会也讨论了世界粮食匮乏、安理会中否决权的运用与滥用以及南非印度人的地位等问题，不过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已，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在组织方面却取得了比较踏实的成果。大会批准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难民组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达成的协议。在这些“专门机构”中，有些是新成立的，有些是从国际联盟或战时谈判中沿袭下来的，它们都备有基金，并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有权设法逐步解决问题或增进国际协作。一个类似的成就就是建立託管理事会，并批准若干託管协定，指导过去国联管辖下的委任统治地的行政管理。 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即管制原子能的问题——在1946年这一年中始终悬而来决。原子能委员会于1946年1月24日成立，6月14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美国和俄国的代表各自提出了关于国际管理与管制原子能的建议，内容截然不同，但双方完全无法达成妥协这一点，一时还看不出来。 美国人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原子发展管理局，负责管理可能具有军事用途的各项原子工作。此外，该局还有权视察和批准原子能的一切其他用途，并有责任促进旨在使原子能供和平用途的研究工作与发展工作。这项建议中有一个要点是，美国要求废除任何一国的否决权，以便在任何国家违反协议而生产原子武器时，能立即自动地加以惩罚。至于美国本身的原子弹，它们将听凭新成立的国际管理局处理，而且一俟适当的国际管制制度建立起来，美国将立刻停止进一步制造原子弹。 俄国人则建议订立一项国际协定，以禁止生产或使用原子武器，并使各签字国有义务销毁已存在的原子弹。俄国人还建议成立两个国际委员会，一个主管各国原子研究的科学情报的交流，另一个防止原子能被用来危害人类。后者应拟订採取制裁的适当办法，以对付任何一个把这种新能源用于军事用途的国家。 这方面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即应在国际管制实现以前宣布原子弹为非法并加以销毁呢，还是应在以后。除此之外，主要的问题似乎是，对于在军事方面制造原子武器这种行动，应採取何种制裁才能使俄国人同意。原子能委员会经过初步协商后，决定把国际管制原子能是否可行的问题交给一个技术小组去研究。后者探讨了可能用来侦察和预防在军事上使用原子能的各种方法。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后，该小组认为从技术上讲，有效的管制肯定是可能的，并提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应採取的种种方法。 这又使这项问题的讨论回到了政治舞台上。苏联会接受怎样的国际管制呢？1946年12月间，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明确地声称，由苏联政府看来，否决权应扩大到任何国际原子能管理的活动范围内，而美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则坚持要废除否决权，“即使只有我们贊成这种主张的话”。 尽管有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见解，原子能委员会在那一年年底仍然能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其中包括实质上同美国提出的建议相仿的国际管制原子能的建议。1946年12月30日，当委员会就这份报告投票表决时，苏联和波兰的代表仅仅弃权，并未投反对票。这似乎暗示，俄国并不那么强烈地反对美国的方案，以致可能在美国建议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磋商。虽然没有达成协议，往后还有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直到1947年，这一问题才陷入无可挽回的僵局，当时冷战已扩大到了苏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各个领域里了。 第四编 感想和总论 威廉·哈代·麦克尼尔 [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3 第一节 超国家的行政机构的发展 第二节 英美关系的变化 第三节 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 第四节 阐述一篇伟大的神话 第五节 促进社会革命 在大战进行期间，对军事安全的要求以及审慎的官方政策，使大同盟内部的冲突所造成的分歧缩小了。到了战后，无论在俄国或是在西方，针锋相对的看法变得十分普遍——关于战时经歷的阐述，双方都声称大同盟的伙伴处心积虑地使用了欺诈与阴险的手段。事实的真相显然是介乎这些极端的说法之间。战时三大盟国的内部磋商，既没有一味用马基雅弗利式的阴谋诡计，也不完全象同志般的开诚布公、互相信任。然而，1952 年(作者撰写本书时)距离这场大战还太近，任何人都无法充分地了解大同盟的真正作用和歷史意义。这一方面是由于所能获得的资料不足，尤其是缺乏俄国方面的可靠资料，同时也因为时间还隔得太短。惟有善于利用事后的洞察力才能意识到大同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第255页 然而，初步的评价还是可能的。利用官方公布的文件和私人的回忆录等，我们可以看清某些(也许大部分)由于战时官方的沉默和政策而在公诸于世时被歪曲的事实。我们研究了到1952 年为止已经公布的各种记录以后，能够纠正那些过于简单化的论述，自从俄国同西方甚至不再伪装合作以后，这种论述是屡见不鲜的。本书试图达到的目标正是这一点，尽管在阐述现代史时，必然会有许多谬误和不当之处的危险。 结论是，想把大同盟的歷史适当地纳入世界史结构的艰巨尝试，显示出这项工作虽然非常吸引人，却又特别复杂，到处存在着暗礁，是对智力的一种挑战。然而，看来还是值得作出初步的努力，以便在战时结盟的大国关系中，辨别出哪些只是暂时现象，哪些才是比较持久的。 那些暂时现象是相当容易看出的。在1945年和1946年，大同盟的大部分国际机构都解散了，并在很小程度上由联合国管辖下的各种效能相当差的机构所代替。事实上，从某种意义来说，大同盟彻头彻尾是旨在对付共同敌人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短暂的联盟；当共同敌人的威胁消失以后，这个联盟立刻就变了。大同盟存在的歷史同以前的好几百次(即使不是好几千次的话)联盟一模一样，它们在歷史的长河中结成后又消逝，最早的例子是美索不达米亚诸城邦。无庸置疑的是，大同盟之所以组成是为了对付德国和日本的进攻，等这两个国家被击败后，它也就解散了，只留下一个联合国组织，象个发出回声的海螺壳，而当初计划成立该组织时，却是想通过它使大同盟永远存在下去。 在对盟国合作的评价中，如果不强调对付共同敌人的重要性，那必定同实情大相迳庭。在俄国方面，1946年以后事态的发展使这个事实昭然若揭。但1946年后英美重新结盟，可能使战时对付共同敌人这一点在协调英美政策上所起的作用变得不很显着。然而在1944年春季和1945年秋季，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同时美国人尚未认清俄国肯定将造成威胁，如果研究一下这段时期中英美关系的发展过程，我们便能看出，在不面临共同危险的情况下，英美两国的友好与合作是多么容易被打断的。 在对希特勒和东条促使大同盟诞生并延续下去的重要作用予以充分估计之后，在人们充分理解了大同盟和歷史上已消逝的各种联盟命运相同之后，还需要阐明几点。不管上述一切，这个同盟在国际关系上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即使不是永远的，至少也是持久的。为了方便起见，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1)超国家的行政机构的发展，(2)英美关系的变化，(3)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4)阐明并宣传一个强大的国际乌托邦的神话，(5)促进或许可以称之为当代的“社会革命”的运动。其中第二项实际上是第三项的具体事例，但对于整个世界具有特殊意义，因而也许应该分别研究。此外，上述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第五方面的具体表现，因为我们是在剖析一个事实上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一节 超国家的行政机构的发展 同过去各种联盟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成的大同盟是一个严密得多的权力组织。部分原因是由于通讯与交通方面技术的改进。因为有了无线电、电报、电话、电传打字电报机、机械化的密码翻译、保密器和其他装备，在盟国首都之间以及同所有各条战线都能进行源源不绝的大量的秘密通讯。假如没有飞机，战时的主要会议几乎不可能举行。这些会议是极为突出的。此外，盟国官员还举行了几千次较为次要的会议，他们来回奔波全靠航空的速度与舒适。 新技术使交通与通讯变得频繁，同时这一有利条件由于两国间以及国际间的行政措施有了新发展而大为加强。同俄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任何联合相比，英美在行政管理上的联合要紧密得多，但即使拿俄国来说，也取得了许多成就。 在经济关系方面尤其如此。俄国在华盛顿驻有一个专管供应物资的大型代表团，在伦敦也驻有一个，他们天天同英美官员打交道，敦促后者履行一系列对苏物资供应议定书，使纸上的协议变成一船船供应俄国的物资。当然，俄国人始终不轻易让外国人得悉他们国内经济的状况，在有关经济政策的事情方面，颇有戒心地保持独立。然而，他们的处境却迫切需要援助，因而不得不依靠西方供应某些必要的物资。 只要草草翻阅一下一系列对苏物资供应议定书的文本，便能看出这种行动的计划多么复杂，规模多么庞大。这些议定书中所开交货的项目达几千条，都载明确定的数量，而且往往还是按照俄国人的规格制订的。那些项目中不仅有制成的军火，并且包括生产过程中各个阶段所需要的工业材料以及工业机器与零件。不管这种经济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单方面的，也不管在情报或物资交流方面俄国人作出的贡献多少，事实仍然是，通过在生产与交货上有意识的计划和安排，使俄国的生产变得同西方大国的生产结合在一起。盟国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经过合理化改组而大为改善。 这种经济结合在军事上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如果没有美国通过租借协定给予的援助，俄国人和英国人都不可能使他们的战斗部队保持实际的那种实力和装备水平。红军的粮食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假如没有通过租借协定运交俄国的粮食，那末史达林为了重建、扩大和加强俄国的农业生产，将不得不调动比实际调动的大得多的人力与资源。要是他真这样做了，势必大大削弱俄国的军事实力。英国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假如没有从美国、加拿大以及别处运来的粮食，英国社会的整个结构就要崩溃，除非让大批军人復员，使他们生产足够多的出口商品，以便支付进口商品。 第256页 国际规模的经济合理化改组在歷史上也有过先例，但从未达到如此深远的程度。在拿破崙战争时期，英国的补助帮助了诸如普鲁士等国家，使它们能维持军队去打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私营企业和各国政府之间多种多样的战时贷款，在抗击德国的过程中也起了类似的作用。但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关系大部分限于财政方面。交易是用现金来做的，而不是用货物。同时在盟国之间，很少或并未有意识地制订计划，以求最有效地使用可以获得的生产资源。 在军事战略和政治目标等其他方面，大同盟内部的协作要逊色得多。俄国的作战基本上同英美的战斗很少配合。这种情况的象徵是，俄国直到日本人已被击溃后，才向日本宣战。然而，在西方国家制订对德战争的战略时，史达林的意见是不容忽视的。1945年初，俄国人同意把他们最后进攻柏林的日期予以提前，以便帮助解除德军在“突出部战役”中对西线的压力。 但是，这些仅仅是战略上密切配合的偶然事例，这种配合併未持续发展，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自由交换作战计划与军事力量等情报的常规的行政渠道。只有史达林可以随意同英美代表谈话，而他是难得可以见到的。结果，在较低一级的官员之间，协调种种军事任务的努力，遭到俄国方面几乎没完没了的延宕和各种琐碎的刁难。譬如，俄国人慢慢地挫败了美国谋求在远东西伯利亚各省设立空军基地的努力，这个例子就能说明这种情况。 大同盟的最独特的特徵之一，就是盟国之间对于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之间的正常关系的看法有分歧。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军事目标同政治目标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实上，美国将军们似乎常把战争看作一场比赛，胜负分晓后，运动员便各自回家。他们经常用美式足球赛的行话来作比喻，这是他们的特色，富于象徵性。另一方面，英国人和俄国人则很少忽视军事行动与未来力量均势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战后势必会出现这种均势的。结果，欧洲战争的战略仿佛《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描写的一场四人对下的棋局，其中俄国人和纳粹党徒按照传统的规则下棋，英国人也想这样做，但经常受到美国人的干扰，美国人想要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下棋——根据这种规则，俄国的棋子只能吃掉纳粹的棋子。 或许，对这个问题这样直言不讳，对美国人是不很公平的。他们认为，大西洋宪章之类的宣言已经改变了大同盟成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政治规则。假如文字可以当作事实来看待的话，美国人当然是对的。因此，指责美国人不承认军事战略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许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把希望寄託于一种新的权力观念，即希望形成一种世界秩序，那时各国将联合起来实施国际法，因此这种世界秩序将不再取决于平衡各国力量和划分势力范围。从美国的军事政策基于上面假定的政治前提这一点来看，马歇尔和罗斯福主张的战略是有道理的，即在人力物力蒙受最少损失的条件下，尽早击溃纳粹与日本人。在他们看来，这将为更美好的新世界开闢道路。所以，如果为了本国利益而用权术损害大同盟的其他成员，这种行径将是既不必要又很恶劣的，因为这样干就等于在开始葬送美好的前途。 可是，美国力图使英俄两国政府改变态度，接受这种对国际政治的看法，却并无成效。大同盟成员国之间，特别是俄国同西方之间，在政治上的协调，始终没有超出空谈。苏联之所以遵守大西洋宪章及1942年1月发表的联合国家宣言之类的文件，主要是从宣传作用着眼的，但是史达林对待这些文件大概也不外乎这种态度。这些文件决不是他制定政策的指针。至于敦巴顿橡树园提案和联合国宪章之所以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们建立了新的永久性国际组织。但是，俄国签署这些文件并不表明东西方之间持续的政治分歧已经消除了。 然而，尽管大国之间的分歧从联合国初成立时便妨碍着它的发展，大同盟谋求建立某种国际政治组织的努力并非毫无成果。拥有几千名官员以及众多的委员会、理事会、谘询委员会、秘书等等的联合国诞生了。某些专门机构能继承战时大同盟成员国创立的国际经济管理组织而发挥作用。在1952年，联合国几乎完全没有行政权力，但它拥有的人员与经费来源却能起重要作用，因为利用这些人力物力，它可以积累资料，并引起公众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国际调查的结果加以注意。有时，一个国家的行动可能受到联合国各种机构所提供的材料与建议的影响，但往往也可能并不如此，除非这种影响同有关国家的民族利益或某个大国在幕后的影响一致的话。 然而，把三大盟国联合起来的超国家的行政组织，并不具有最重大、最深远的意义。我们宁可说，为战后改革作出主要榜样的是英美两国之间的特殊的联繫，其中包括经济与军事问题。战时英美在这方面的经验直接导致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经济合作总署的成立。 同西方跟俄国的经济合作相比，英美之间的经济合作范围更广，交换货物的数量也大得多，相互依靠的关系也更密切。这两个国家进行合作的最不寻常的一点是：两国对武装部队的统一指挥。实际上，在合作方面这个最需要谨慎从事的领域内，也只在欧洲战区获得了成功。双方也想把这种联合军事指挥的方式移植到别处去运用，但始终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蒙巴顿在东南亚竭力想做到这一点，但他麾下的美国人始终不多，因而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两国联军司令。太平洋战区的情况也一样，美国司令官在那里指挥的部队绝大多数是美军。在中国，由于政治上的争执和私人之间的龃龉，再加上难以获得军需品，实现联合指挥的努力完全失败了。 第257页 不过，这些对比却使英美在北非和欧洲的合作显得卓有成效。在那些地区，英美部队几乎象一个人那样作战。可能使两国互相痛斥对方的各种偶然发生的和令人失望的事情，都在随后新的团结中被淡忘了。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和盟军司令部中一起工作的两国人员，大多数都能齐心协力，养成了一种同仇敌忾的精神。 这种精神不是英美任何一方所独有的，而是共同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排除了任何一方的民族性。从这一点来讲，盟军参谋机构完全象一个大国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成批的人员组织起来一起工作，这样便逐步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条排斥外人的共同阵线。然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和盟军司令部的经验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点是，民族界限大体上已被打破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组织几乎不能同这个情况相提并论。甚至在任命了一个西线司令官之后，英军、法军以及后来参战的美军相互之间的民族隔阂并未大为减少。军需系统继续各自为政，在很大程度上，为了作战而要调动每一国的部队时，仍须通过外交谈判而不是通过统一的司令部。当然，艾森豪和威尔逊的司令部都从未完全摆脱外交活动。盟国之间不同的计划和愿望也必须认真加以考虑，因而每个盟军司令作出的决定，经常显出在盟国之间彼此对立的压力下达成妥协的迹象。不过这些压力受到两种因素的限制，一是两国政府都不愿冒险使联合司令部完全失效，二是联合起来的参谋人员抵制外界干预他们的计划。事实上，战时英美在战略上的大多数主要决定，是由两国政府同当地盟军司令官三方磋商而作出的。政府经常同战地指挥官协商，从而使每个战区的盟军参谋人员享有一种半自决权。 但是我们不应当夸大这一点。在经济管理和军事管理的范围内，英美进行了真正彻底的合作，从政府的最高一级直到基层。然而，这种成就仅仅部分地是由于双方通情达理、亲善友好以及管理妥善的结果。它也是英美之间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结果，这是战时经验中第二个持久的特徵。 第二节 英美关系的变化 从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的胜利到十九世纪末，皇家海军相当轻而易举地在海上称雄。以这种实力为基础，再加上强大的工业力量，以及大批殖民者从不列颠群岛纷纷移居人口稀少的海外属地，一个版图遍及全球的帝国缔造起来了，部分通过巩固早先获得的殖民地，部分通过新的併吞。英国的商业与金融势力远远超过它在政治上的统治范围，扩展到中国与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并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数十年中渗透到奥斯曼帝国的广大领土以内。 大约在1870年以后，这个庞然大物或多或少逐渐受到侵蚀。在英帝国的各种支柱中，首先崩坍的是凌驾一切的经济地位。1870年后，德国和美国工业的崛起，以及大约1890年以后日本的工业化，使英国丧失了原先在许多市场上所占的优势。对英国打击更大的是德、美、日三国海军力量的壮大，因此到十九世纪末，皇家海军不再是无可匹敌的海上霸王，仅仅在列强中名列前茅而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偶然的机缘，三个新兴的海上强国中有两个站在英国一边，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参加了德国一方，它们联合起来的海陆空三军力量远远超过了英国独自所能应付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英帝国以至英国政府本身能否继续存在，就取决于美国是否採取行动了。英国的主权已受到极大限制，英国政府所能选择的机会也已经减少，它再也不可能随意处理事务而不急切地考虑到美国对每一步骤可能作出的反应了。 倘若美国变得同英国敌对，英国便会毫无办法继续对德作战。不过这种可能性可以很有把握地排除掉，因为美国人的感情和民族利益势必使他们站在英国一边。然而，要是美国无限期地保持中立，那几乎会使英国的战斗力量受到同样沉重的打击。我们只要设想一下，假如在1941年春季美国没有根据租借法去援助英国，那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假如没有美国提供的补给与军火，英国将被迫腾出人力与物资以养活居民，从而削弱作战的力量。在那种情况下，将优先生产出口商品，而军火生产将退居次要地位，这样剩下来可以进行战斗的力量就少了，因而是否能使北大西洋继续通行无阻，并在英吉利海峡肃清入侵之敌，这些都无法肯定。总之，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援，英国的前景至多也只能是保持岌岌可危的守势。 当然，事实上，甚至在法国沦陷之前，美国便已经在给予英国以大规模的援助了。此后几年中，从大西洋彼岸运交的物资和军援日益增加，直到1944年为发动总攻击的准备工作达到高潮时为止。然而，美国拯救英国的援助是逐渐进行的，罗斯福为了支持盟国而开始採取一些行动时，是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因而长期以来英国政府及人民忧心忡忡，惟恐美国给予的支援太少，来得太晚，这些因素使两国人士在当时认不清这个事实：美国投入的这番新的冒险事业具有不可改变的性质。在整个的战争紧张时期，大多数美国人依然保持这样的想法：一旦胜利到来后，形势将在一定程度上恢復战前的格局。许多英国人则认为，英国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和整个欧洲的模范的传统地位，将在世界上保持下去。但实际上，战后美国却取代了英国在全球所占的地位，这一变化使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相当困惑，而使大多数英国人感到遗憾。 第258页 英美关系的这种演变过程是相当明显的。例如，通过研究战时一系列战略决策是如何制定的，便能看出英美之间力量对比的变更。1942 年，美国的动员尚处于开始阶段，英国可以用来对德作战的武装力量仍然超过美国，那时邱吉尔已经难以说服美国人接受他所提出的进攻北非的战略了。到1943年，美国的军力已超过英国，那时关于进攻义大利是否有利这一问题，邱吉尔同马歇尔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各执己见，似乎陷入了僵局，结果是按照邱吉尔的主张解决的，这个决定一方面是由于艾森豪的贊助，同时也是当时的情势使然，因为巴多里奥已表示愿意投降，并且在天气变坏之前，没有充分时间为进攻诺曼第进行准备。 然而，到1943年11月间，美国主宰英美联盟的地位已成定局。在开罗和德黑兰，以及雅尔达会议举行的前夕在马尔他，邱吉尔和英国参谋长们不得不在有争议的关键问题上屈从美国的意见。那时，美国武装部队已大为扩充，远远超过英国的兵力，因此无论在欧洲或太平洋的主要战区，指挥权已转入美国司令官的手中。 对英国领导人来说，两国实力日益悬殊的状况是不易适应的。但由于双方的克制和友好的伙伴关系，新兴的强大的美国力量并不显得咄咄逼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露锋芒。邱吉尔经常充分利用形势，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地投入双方同意採取的任何战斗行动，即使他曾坚决反对过原来的建议。另一方面，美国人也并不完全漠视英国人的论点与告诫。当双方发生争执时，几乎总是有办法达成妥协：美国人对英国人作出某些让步，英国人则迁就美国观点，作出更为重大的让步作为酬答。 在大战期间英美结成伙伴关系的过程中，各个人物的性格无疑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处理各种事务上，邱吉尔和罗斯福都打上了各自的标记，而艾森豪和亚歷山大、马歇尔和迪尔、霍普金斯和艾登，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也都是如此。共同的或近乎共同的语言是至关重要的。英美两国在歷史上有亲密的渊源，从而形成了共同的信念及传统，这些因素在两国结盟中都起了作用，只有英国及其自治领之间的关系才能同这种情况相比拟。 然而，不论这些因素在促进英美合作上起了多大作用，它们却不是使这种合作获得无比成就的根本原因。英美联盟之所以成功，根本上是因为英国政府不得不同意美国人的意见，并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所以在争论发展到要影响两国政府日常的行政协作之前，便体面地退让了。诚然，在一切关键性的时刻，都能听到英国人的意见，有时英国的意见修改了美国人的决定，但始终有一个最高权威，它作出的决定是有约束力的。当美国政府的领袖们(主要是总统与参谋长们)说“可行”或“不行”的时候，就得遵命照办，而英国人说类似的话时，总要经过别人审查一下。 这种情况并非由于邱吉尔自愿屈居人下。他只是认识到，倘若他坚持採取不合美国政府胃口的行动，美国人尽管不愿意，却总可以同他公开争吵，然后在经济上施加压力，这是任何人领导的英国政府都受不了的。英国付不起这种昂贵的代价，因此始终不得不避免採取任何可能失去美国同情与支持的行动。 史达林的情况比较起来要独立自主得多。或许，他经不起美国停止供应物资，但在万不得已时他还是经得住这种损失的。因为，他对国内宣传与警察的专横控制意味着，除了用其他办法之外，还可以同希特勒重新达成协议，这条路在整个大战期间始终没有完全堵死。大战结束后不久，史达林便表明，苏联能继续成为一个大国，同联合起来的英美公开对抗。当然，史达林掌握主权所付出的代价是，他统治的民众为此做苦工，受苦难，他们为了服从布尔什维克国家的需求而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但是，虽然俄国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它到底顶住了外界的一切压力，保持了主权以及在国际上行动的自由，这种成就是英国政府无法希望，也无法实现的。 对于美英之间新的力量对比，双方在心理上都是逐渐适应的，实际上这一过程到 1952年还远远没有完成。英国政府与公众实在不愿拱手让出他们所继承的国际地位。在1945及1946整整两年中，英国人筹措维持地中海英帝国以及占领德国所需的经费感到愈来愈困难。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于是在1947年，这方面的负担一大部分转移给了美国。 对于大战使海空军力量的优势从欧洲转到大西洋彼岸这一点，在美国也同样需要在心理上作极大的转变才能适应，尽管这种适应或许是人们比较欢迎的。在1946年年底之前，美国人大都不愿承担这种权力所赋予的全部重任。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民仍然希望，一项慷慨援助盟国的财政政策足以使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恢復它们在世界上原先的那种地位，或者类似这样的地位，从而使美国本身能摆脱一项棘手的任务，即在大战使得全球都发生争吵与动乱后，不必由美国设法来调解纠纷，平息动乱. 在美国，欣然进占了由于英国衰落而造成的真空地带的，主要是海军和空军部门。美国海军希望吞併太平洋上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并设法遏制美国政府中的其他部门，不让它们从中阻挠，使这样一项任务不能圆满完成。海军还决定派一支舰队到地中海去，同时保持大战期间在大西洋岛屿上设立的大部分基地。美国空军当局也执行相同的政策，在天涯海角许多地方保持甚至兴建新的机场。这两个军种完全是在摹仿拿破崙战争以后英国皇家海军所推行的政策，而且也出于类似的动机。 第259页 在美国官方的态度中，其次在美国公众的态度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对英帝国抱着的新看法。大战结束后，这种看法很快便占上风。罗斯福及其朋友们对英国牌以及其他牌号的欧洲殖民主义曾作过严厉的谴责，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信念，认为殖民地的土着民族战后应获得自由。可是不久，中国、印度和别处发生的事态表明，民族解放或以和平方式实现自治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并不总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一蹴而就，或是可以由殖民主义国家以放弃权力的简单行动就能实现的。在美国公众了解到这个问题的某些复杂性以后，他们便相当普遍地对英国殖民政策抱一种较为审慎和同情的态度。后来，当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及共产主义对殖民地解放运动的重大影响变得明显时，美国官方与公众就逐渐转过来同情欧洲的殖民主义国家。不过这种转变的过程要到1946年以后才完成。 第三节 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 英国的海上力量被美国所超过，这不过是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全面改变的一部分。从最广的意义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发现自己取代了英国歷来占有的地缘政治的地位。北美可以说是欧、亚、非三大洲外边的一个大海岛，正如狭义地来说，不列颠是欧洲大陆之外的一个岛屿一样。 原来在军事上强大的德法两国的衰落，使陆上力量的中心向东转移到俄国。俄国社会拥有庞大的人力、日益增长的工业力量以及严密的军事组织，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苏联地大物博，在军事上处于有利地位，所有这些因素使苏联成了一个任何西欧国家都无法在战场上同它较量的巨人。 由大战引起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很引人注目的。这场战争于1939年爆发时，交战双方都是西欧古老而着名的民族国家，而东方的俄国人和西方的美国人都正式保持中立。但是希特勒早已在国内大力加强战备的组织工作，因而使德国的实力大大超过了他的敌手。结果从1939到1940年，他迅速而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从此，德国成为遍及全欧的经济政治结构的中心，其军事效能远远胜过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同年晚些时候，美国参战，同英俄两国结成大同盟。因此到1941年年底，这场战争不再是过去所谓国与国之间的交锋，而是洲际实力集团之间的殊死搏斗了。 这种变化在远东并不那么显着。日本的共荣圈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它包括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沿海地区以及岛屿区域。但是各个组成部分的联合受到限制，因为日本所征服的大部分地区都比较落后。日本势力范围内的工业核心依然同战争开始时一样，那就是日本本土加上满洲与朝鲜北部。日本获得了地盘和某些重要的原料，但它通过征服并未增加多少工业与军事力量。所以，同欧洲的战事相比，日本进行的战争保持了较多的传统格局。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我们可以在歷史上看到饶有意味的类似的先例。其一是马其顿侵入古希腊诸城邦以及由此兴起的希腊王国。其二是在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中义大利诸城邦的命运，当时法兰西与西班牙两个王国干预了义大利的政局。在这两个先例中，都是古老的文明之邦被周围新兴的强国侵入而搞得乱七八糟。看来处于二十世纪中叶的西欧的命运完全可能步那些古国的后尘。在上述两个先例中，各个城邦都由于自己的财富和文化而具有先进的文明，但都遭到新兴强国的破坏，后者为了争夺歷史悠久的文明中心而交战。同时，这些新兴强国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发展，使它们几乎达到同古老的文明中心相似的水平。我们所处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这个世界，完全可能经歷一场同样的演变。 欧洲国际地位的转变似乎是这次大战突然造成的，但从很现实的意义上来说，1939年到1945年间发生的剧烈变化，乃是好几个世纪发展的结果。我们必须把欧洲文明向各个新地区的扩展，尤其是工业体系在美亚两洲边缘地区的崛起，看作欧洲在二十世纪中叶落入这种处境的根本原因。 在欧洲人同弱小而落后的民族发生接触的那些欧洲文明的边远地区，要建立一些把整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的大国是容易的。美国人和俄国人最初所获得的成就就是这样的。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现代工业主义渗透到欧洲国家体系之外的这些广阔的地区时，他们又取得了新的有利条件。他们利用欧洲的经验，可以在比较近乎合理的基础上，设计和建造工厂，并进行採矿等等，丝毫不受陈旧的工业设备的妨碍，也不受社会上各种清规戒律的阻扰，而在欧洲，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各种清规戒律也就形成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一个大的政治单位易于大规模地、有计划地使用各种自然资源，而欧洲由于分成若干互不信任的小的民族单位，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或许是根本无法克服的障碍。结果，在西欧之外崛起了两个强国，它们拥有潜在的巨大的军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这种潜力变为现实，使欧洲顿时面对着地球上的两个新生的巨人，而早已建立起来的各民族国家则绝对无法单独同它们颉颃。 这个局面，在欧洲各民族的精神上产生的影响可能很大，尽管在1952年要确切地说出这种影响的程度恐怕还为时过早。在1939年以前，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都按照众所周知的政治活动的陈规办事，他们或多或少自认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在1945年以后，这些国家发现自己降到第二流强国的地位，就象它们早先曾迫使瑞典与荷兰之类的国家沦于较弱的境地那样。事情非常清楚，欧洲的事态逐渐被外人，被美国人和俄国人控制了，他们是从远方来的陌生人，美国人对于欧洲的文明和思想方式认识不足，而俄国人在这方面则大为曲解。欧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曾经是主导力量，今天却沦为别人棋赛中的卒子。随着这一变化，生活失去了某些风味，欧洲文明发轫伊始便具有的活力、胆量和闯劲在一定程度上衰退下去，变得消极被动、畏首畏尾。 第260页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復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歷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復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復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 第四节 阐述一篇伟大的神话 如果说大同盟的第一个副产品是创立或扩大了一个国际行政机构，第二个副产品是扩大了政治力量对比，那末还有第三个变化，它尽管远不及上述两项那么明确，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能证明远为重要。那就是公众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有所改变，特别是在美国。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和大英国协的其他成员国，也有这种变化，但因为战后世界上只有美国有力量根据新的信念採取行动，并且一般说来，上述变化在美国比在其他地方更为显着，所以看来最好把这篇论述的范围仅仅限于美国的动态。 简括地说，罗斯福讲了一篇神话，并且要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数)美国人相信。这是一篇乐观的神话。罗斯福反覆地讲，并且显然完全相信，一旦获得胜利，把法西斯侵略势力践踏在脚下后，就能开闢一个国际和平、繁荣、自由与正义的新纪元，如果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为这一目标英勇奋斗，这个新纪元一定会来临。 这种憧憬黄金时代的美梦在美国有着深远的歷史根源。从合众国创立的时候起，美国人就既抱着强烈的传道精神，要使蛮荒之地变为文明之邦，又坚信美国在道义上比旧世界优越。就国际事务而言，美国人可以并且确实满意地指出：新旧世界相形之下，新世界比较安定，各国都具有睦邻的精神，而旧世界则战祸连结，互相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外交活动限于很狭隘的地区。美国的积极进取的政策几乎局限于拉丁美洲，它在那里轻易地享有极大的权势，在一定程度内还掌握着霸权。它不必害怕北方的加拿大争权夺利，而且东西两边都是浩瀚的海洋，因此，欧洲外交中十分突出的问题，即军事安全与政治力量平衡的问题，几乎并不影响美国的外交活动。 美国人歷来认为自己在道义上胜过欧洲人，但面对着欧洲人老奸巨猾的外交手腕，又有一种自卑感，觉得自己无法对付。这种复杂的态度可以同班扬笔下的克里斯琴在名利场中遭到欺诈时的感受相比拟。同克里斯琴一样，美国政治家与人民一般都感到，唯一安全的政策是拒绝同这些不可靠的傢伙打交道，这种感觉是美国孤立主义中的重要因素。 美国起先在1917年，后来在1941年，两次干预欧洲事务，这只是在表面上违背了这种传统。其实这是完成美国的使命。至于威尔逊和罗斯福的所作所为，同班扬笔下的主人公的比拟那就更贴切了。因为威尔逊从1917年到1919年，罗斯福从1941年直到逝世，都把美国推上奔向天国的歷程，在他们设想的天国中，和平、正义以及睦邻精神必然支配着一切。战争不再是政治工具，而是神圣的十字军，胜利仿佛是现代的毗斯迦，世界上疲惫的人民将首先通过战争的胜利望见天国。 这种理想主义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世界各民族的一种几乎普遍的愿望，各种各样不同情况的人都怀有这样的愿望。威尔逊以及随后的罗斯福，全都成了先知与导师，能在千百万人的心中唤起亟需的希望与信心。但在威尔逊执政时期，当美国人民起初的欣喜若狂的心情消失时，他们就转而反对自己的领袖，不过心里还觉得有些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葬送了世界的前途。因此，当罗斯福上台来宣传同样的主义时，美国公众便集合在这面新旗帜下，比以前头脑清醒，或许也比以前坚定。 大同盟涣散后，当人们感到幻灭的时候，我们也许不禁会认为战时那些高谈阔论是幼稚的。然而这种判断未免过于轻率。撇开这篇神话在鼓舞盟国的斗志和打击敌人的士气上所起的直接作用不谈，单是罗斯福再三使自己和所有的人都抱有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的希望这一点，就有助于改变公众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并在将来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在罗斯福自己的国家里尤其是如此。从1947年到1952年，国际关系中主要的新特徵是美国所扮演的新角色。在这方面，美国的民族利益当然对外交政策发生影响，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美国人一般自认为已投入的那种道义上的十字军讨伐——即讨伐这次戴着共产主义面具的暴政与侵略的十字军运动。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中这个理想主义的特色，产生了相当实际的效果。例如，我们难以相信，如果美国人民不是为了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理想，他们竟会支持在朝鲜的一场战争，尽管从罗斯福逝世以后，这种理想已大为改变，比以前冷漠多了。 第261页 在一种多国保持均势的局面下，自以为正直并感到义愤的心情现在或许已不是制定国家政策的完全可靠的指南。实际上，这种心情基本上会破坏这种局面，因为它们总是促使人们设法树立某种最高权威，有权来宣布希么是正确的，并予以实行。而在联合国成立以后，正是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假如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将用自己的实力改变多国主权平等的制度，并且最终把它推翻，那末罗斯福及其前辈威尔逊将负很大的责任。 有识之士曾经说过，神话同事实一样，推动着人类并影响着歷史向前发展。战时人们曾希望，一旦获得胜利后，便将出现全球的和平与繁荣，这肯定是一篇神话，无视歷史和俄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现实。然而，如果神话是扣人心弦、符合人们心灵深处的愿望的，象这一篇这样，如果它最终能在人们心中唤起新的忠诚之感，象这一篇可能会唤起的那样，那末它们便能超越事实，排除失望的情绪，从而创立伟大的制度，在人类的事务中促成革命。当然，这种制度或革命的形式不一定完全合乎最初的意图或预见，也离不开自私、野心、憎恨和恐惧等其他的动机。 要说罗斯福写入大同盟歷史中的这篇神话，最后是否能同促进人类演变的巨大推动力如基督教或马克思主义这些神话媲美，这在1952年也为时过早，但如果把它一笔抹杀而称之为愚蠢的幻想，那就会误解人们的心意，并对一种最有力的政治领导方式作出错误的判断。 甚至在1952年，人们就大可以这样说。那就是，自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俄国国家权力在国内外的扩大与巩固，是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力量和得到理论根据的。同样，美国权力的扩大与巩固，似乎是从这些同威尔逊和罗斯福的姓名联在一起的神话中得到了思想上的(或者可以说是文字上的)根据的。如果人们相信和平、正义、自由与富饶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它们就成为值得争取的强有力的积极目标，而这些目标是一项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的支柱，并促使人们在单靠民族利己主义决不敢冒险的地方大胆行动。 在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同盟保持团结的一切因素中，官方宣布的战争目标看来是最脆弱的。当战争尚未结束时，罗斯福本人为了波兰和满洲问题在同史达林交涉中，就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自己的原则。他为了保持各大盟国之间的合作而作出了这些让步，但在摧毁共同的敌人之后，这种合作还是没有持续下去。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领导大同盟的政治家们向全世界声明和宣布的理想，到头来可能成为他们所有的行动中最富有意义的部分。 第五节 促进社会革命 二十世纪人类信念中最大的变化之一，是逐渐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社会与经济关系至少有可能加以合理的控制和有意识的安排。罗斯福对于通过发挥人的意志力可能创造一个美好世界的信心，就反映了这种信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幻想也是基于这一信念。超国家的行政机构的成长仅仅是一个例子，说明人们处心积虑地想通过切实的努力来管理人类的事务。同样，新兴的超级大国之所以能崛起，是因为散布在地球上广大地区内千百万人的社会力量得到成功的协调，这是通过政府的官僚机构而实现的，它企图运用人力物力来建立军事力量，或许还想达到其他种种目的。因此，由战时大同盟(及其敌人)所促成的一切持久的变革，可以看作人类思想与行动大变化的各个方面，这个大变化可以称为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 这种认为人类可以有意识地控制和操纵他们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信念，具有深远的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但直到二十世纪，这个信念才越出思想界扎根成长，不再是不切实际的白日梦，而是国内和国际政治活动的基础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有意识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社会与经济的传统格局。那次大战以后，布尔什维克便着手使社会与经济计划成为俄国的常规。经过几次冒失的开端后，这个新制度直到1928年才真正发挥作用。不久，从1933年起，希特勒在德国创立了基本上类似的制度。史达林和希特勒的这种做法，都是根据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动员期间两国在控制社会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后来，他们为新的战争作准备时，又扩大了这一制度，使它臻于完善。相形之下，西方国家远远落在后面，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了。英美两国政府作了重要的改革，并在一定程度内表现出富有意义的克制，从而建立了它们自己的有控制的社会。 因此，我们可以把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看成是为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接生的两个助产士。在和平时期的发展中，这方面的先例与雏形很容易找到，而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则大大加速了已经发生的变化。外来的威胁和对胜利的希望，迫使或敦促人们採取控制社会的新措施。当这些新措施产生巨大的成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时，人们的思想也改变了。通过或多或少受到合理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器的运转，各种社会力量都被成功地调动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时人们似乎突然可以掌握新的权力与新的财富了。 第262页 这次社会革命可以同近代欧洲史上两大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相比。事实上，它同那两次是完全一样的。工业革命是科学应用于工程的结果。人们经过深思熟虑，能驱使自然界的物质力量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从而大大增加了他们可以运用的财富与权力。当然，这并非人类初次合理地操纵事物，但确实具有新的规模，并取得惊人的效果。 法国大革命有许多成果，其中之一是把理性运用或试图运用于政治制度。人们经过思考，认为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调整各种政治关系，使它们适合自己的需要和目的。当人类的这种理性用之于事物时，便产生新兴工厂的产品，而当这种理性施之于政治时，便可能产生(或许这是幻想吧？)自由、平等、博爱这类产品。 然而，两者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工业产品易于得到良好的评价，事实上几乎得到普遍的赞许，例如比过去便宜的布料、便宜而迅速的运输等等，都使人们获得物质上的舒适与便利，这是很少人能否认的。可是政治制度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个问题却含煳得多，会引起激烈的争辩，并涉及种种感情和利害关系，这些几乎是不能用合理的计算和调整来处理的。 对于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来说，这一问题甚至更为尖锐。同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情况一样，目前也在人类活动的新领域内实行合理的控制与操纵。多少世纪来偶然组成的各种社会与经济的制度与机构，现在都经过改组与调整，使它们为一个目标服务，即争取胜利。在战争或备战的压力下，这个目标可能足够了。但在军事至上的国家中，一切社会力量及物质资源都被用来保持尽可能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国家本身就不太吸引人，即使仅仅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压制或漠视丰富多彩的人类经验与价值。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民主主义者都声称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福利国家。在这方面，人们只做过部分的试验，而且不能迴避要达到什么具体目标这个问题，即在不同的社会集团、阶级、民族与种族之间时常相互矛盾的福利中，究竟为谁谋福利？而且是什么样的福利？ 无论军事国家或福利国家都建立在一个原则上，即有计划地运用人力物力来达到一致同意的目标。这两种国家发展到极端必然会在国内形成两个集团：受役使的人和看管和使用这类人的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在管理人员之间就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就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这就可能需要独裁。事实上，到1952年时，俄国的社会已经接近这一极端了。 任何珍视个性的人必然会认识到这种演变的后果而感到害怕。幸而通过推理而假定的极端，即使曾经出现过，也极少在实践中成为现实。我们可以有信心地期望：不管上述社会革命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古老的、不合理但具有奇特魅力的旧时代的残余将继续存在。恐惧和疑虑不大可能使已经建立的事物化为乌有。人们已经知道能够做到的事情，他们希望至少得到有意识的社会管理所产生的某些成果。只要世界上继续存在对抗的主权国家，对敌人的恐惧始终会鞭策落后者，使他们在有计划的协调与合作方面作出新的努力，以求获得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永远虚幻的“安全”。 这里值得着重指出，大战期间在有意识地操纵社会行动方面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即使所用的合理计算方式是临时的、粗糙的和现成的，例如在英美採用的那些方式，它们也相当突然地使过去不可能达到的生产指标、不可能进行的后勤工作与军事行动都变得可能了。由于消除了财政和其他方面的障碍，劳动力、机器和人的创造性都能充分发挥作用，从而打破了歷来对人类活动的限制。 这些社会限制由来已久，人们向来未加重视，现在却被打破了，这在合理运用工具和手段上是一场巨大的胜利。在一个又一个人类活动的领域内，人们悉心研究如何才能得到特定的效果，因而能用合理的方式安排人力物力，以便取得接近于预见和期望的目标，即使难得完全吻合的话。 有计划管理的经济不仅在全世界主要的国家中变得很普遍，而且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有计划的管理还扩展到国际经济与军事行动方面。此外，在所有交战国中，在有限制的范围内，宣传和发布“战事消息”的技术都被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与感情。在这方面，俄德两国比英美走得更远，因为在英美两国，古老的自由主义传统所产生的顾虑继续干扰着控制社会的新技术。 武装部队的扩充带来了合理控制人力的第三种大发展。一个通称“政府”的抽象观念供给士兵们衣、食、住的条件，用纪律约束他们，教育他们，把他们派往远方，指令他们执行各种各样的大量任务，最后遣返本国或加以埋葬。说得更具体些，这些工作是由军官和官员们做的，他们则遵照自上而下的一条连续不断的指挥链环发出的号令办事，掌握最高指挥权的是政府等级制度中最高级的几个人。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新鲜。可是，有关人员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他们体验军事生活的时期也长得多。武装部队从人数有限的专业军人组成的团体，变为相当大的组织，其成员占全部成年的男性人口中的大部分，还徵召了大批妇女入伍。这种做法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但用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巨大的。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变得一模一样，这是经过仔细筹划所造成的，旨在达到某种目标。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大部队所产生的力量，以往只能梦想而已。 第263页 平民也在一定程度内感受到国家的新权力。配给制度，控制物价与工资，支配劳动力，规定优先权，为了军事需要而减少生活中享受的用品，在许多国家中甚至削减生活必需品，所有这些措施和类似的措施使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受到深远的影响。当然同军人的情况相比，平民生活中的这种变化远远不是那么剧烈。 大战引起的社会动盪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副产品。一是民政与军事之间传统的正常区别变模煳了。经济规划不能一目了然地划成军事与民政两类，事实也是如此。为军事或民政的需要而分配人力是同一个问题。平民和军人都是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一总任务效劳出力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是政府中的筹划者和行政人员力求实现的理想。 同样，歷来对于战争与和平的区别也逐渐模煳和减少了。战事结束后，缔结和约这件正经事碰到了意外的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人们恰切地称为冷战的阶段便开始了。更有意义的是，人们发现战时制订的非常措施不能取消，至少不能立刻取消。周密的规划已使社会与经济方面实行的办法大为改变，以致在战后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恢復战前的状态，实际上丝毫也不可能。战前为了备战而煞费苦心地设计的社会秩序，到战后必须有意识地重新调整与变更，以适应新的条件。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寻根究底，可以辨别出两个结合起来使社会革命成为可能的因素。一个是行政管理技术的发展，诸如通讯与统计的发展，干练的官员的增加以及各种新观念的形成，其中包括国家产品、人力的流动性、综合规划以及进行大规模训练以掌握新技能的计划等。这些发展是由管理人员促成的，即由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军官等促成的。另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是，在广大民众中间社会的传统势力削弱了。这个现象本身有许多原因，这里无法缕述。但应该指出的是，战争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在大战期间，欧洲、亚洲和美洲有千百万人颠沛流离，结果民族、宗教与个人的传统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减弱了。先进的工业国家的人民则逐渐变成易于驱使的群众，对于官僚作风的操纵越来越顺从，并不进行有组织的抵制。 然而，不管对社会控制起阻碍作用的传统势力削弱到何等地步，人的心理中依然残留着倔强的情绪，它必将永远限制管理人员的行动。在通常情况下，要争取群众的支持，与其提出推理严密的论点，不如用粗俗的言语触动人性中固有的恐惧和贪婪。策划人员及管理人员所冒的风险是，他们将发现自己被束缚在一头愤怒的巨兽身上，那就是广大的民众，他们已摆脱绝大部分能约束激情的传统势力，惟有用哄骗或恐吓的手段才能使他们俯首帖耳，惟有通过警察和宣传才能使他们听任驾驭。 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肯定没有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即由于人类一般不够善良与明理而造成的问题。然而令人惊奇的是，理智和先见、规划和纪律以及工业和社会的技术已使人类赢得空前巨大的力量与财富。不论人的理性这根芦苇运用于事物及人的行动时多么脆弱，它却获得了多次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场冒险的探索经歷中写下了伟大的一章。人们现在所掌握的知识和力量为改造世界提供了手段，但是当传统与习惯再也不能使人们就社会价值保持一致看法时，用上述手段来达到什么目的，以及这个目的是否有价值，这些都更成问题了。 细緻的组织工作和大国的结盟，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同盟得以形成。不管这些组织的细节多么短暂，也不管这种结盟多么不稳定，这些大变化却有可能在未来持续很久。超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英国作为大国的日见衰落、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通过人的谋划使大地实现和平的神话以及把推算应用于社会活动而引起的社会革命，所有这些都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的，但每一项都受到了新的推动。大盟国之间的合作促进了这些变化。倘若它们各自为政，那就不可能起到这种促进的作用。正是这一点，以及由伟大的行动、伟大的危险、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胜利交织而成的引人入胜的歷史，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同盟具有恆久而重大的意义。 附录 附录一 盟国间的主要会议 1941年12月7日-1946年12 月31日 盟国间的主要会议 1941年12月7日-1946年12月31日 日期 地点 名称或代号 主要参加者 主要讨论事项1941年12月 邱吉尔，罗斯福，霍普金 战略：牵制日本，先攻德国；22日-1942年 华盛 阿卡迪亚 斯，比弗布鲁克，美国参 英美联合委员会；联合参谋1月14日 顿 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英国 长委员会；远东联合司令 参谋长们 部；联合国家宣言 霍普金斯，马歇尔，丘吉 1942年4月 伦敦 .. 尔，英国参谋长们 美国进攻德国的计划：“大 铁锤”与“兜捕” 1942 年5 月 伦敦 莫洛托夫，邱吉尔；莫洛 1942年开闢第二战场。向俄20日-6月 2 及华 .. 托夫，罗斯福，美国参谋 国运送物资；英苏条约日 盛顿 长们 1942 年6 月 华盛 .. 邱吉尔，罗斯福，联合参 第二战场；原子研究(被托18-25日 顿 谋长委员会成员 卜鲁克来的消息打断)1942 年7 月 伦敦 .. 霍普金斯，马歇尔，金， 决定进攻北非——“火炬”18-25日 邱吉尔，英国参谋长们 计划 第264页 1942 年8 月 莫斯 .. 邱吉尔，英国参谋长们， 向俄国人透露关于“火炬”12-15日 科 史达林 计划的消息 1943 年1 月 卡萨 邱吉尔，罗斯福，联合参 地中海地区的进攻；无条件14-25日 布兰 .. 谋长委员会成员 投降 卡 1943 年5 月 华盛 三叉戟 邱吉尔，罗斯福，联合参 1944年的“霸王”计划；缅12-25日 顿 谋长委员会成员 甸；船舶问题；原子能1943 年8 月 魁北 象限 邱吉尔，罗斯福，联合参 义大利，缅甸；“霸王”计14-24日 克 谋长委员会成员 划；东南亚司令部1943年10月 莫斯 .. 莫洛托夫，艾登，赫尔， 战后计划；国际组织；同俄18-30日 科 迪恩，伊斯梅 国的军事协作 1943年11月 大西 “联总”理 10日-12月1 洋城 事会第一次 .. 战后救济工作 日 会议 1943年11月 开罗 六分仪 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远东战略；解决战后远东的22-26日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 问题 1943年11月 罗斯福，邱吉尔，史达林，战略：地中海战役对“霸王”28日-12月1 德黑 优里卡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 行动；初步磋商解决战后的日 兰 艾登，霍普金斯，莫洛托 问题 夫 1943年12月 开罗 .. 罗斯福，邱吉尔，联合参 战略：缅甸战役对地中海战3-6日 谋长委员会成员，伊诺努 役；促使土耳其参战1944 年7 月 布雷 联合国家货 1-22日 顿森 币金融会议 .. 货币基金；国际银行 林 1944 年8 月 敦巴 美国、联合王国、苏联与 21日-10月9 顿橡 .. 中国的代表团 战后国际组织 日 树园 1944 年9 月 魁北 八边形 罗福斯，邱吉尔，联合参 对战败的德国的政策；英国11-19日 克 谋长委员会成员，摩根索 经济前景 1944年10月 华盛 欧战胜利日与战胜日本日5日-11月23 顿 .. 凯恩斯，摩根索 之间的租借办法 日 1944年10月 莫斯 .. 邱吉尔，史达林，哈里曼 巴尔干；势力范围；波兰问9-20日 科 (仅作为观察员) 题 1945年1月31 马耳 ..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丘吉 西线战略；船舶问题；英美在德日-2月3日 他 尔，艾登，斯退丁纽斯 国的占领区 史达林，罗斯福，邱吉尔，参 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安全1945 年2 月 雅尔 谋长们，莫洛托夫，斯退丁纽 理事会投票方式；波兰问题；对 .. 德政策；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4-11日 塔 斯，艾登，霍普金斯 言 1945 年4 月 旧金 国际组织会 25日-6月26 山 议 五十国代表团 联合国组织 日 1945 年5 月 莫斯 26日-6月 5 科 .. 霍普金斯，史达林 波兰 日 1945 年7 月 杜鲁门，邱吉尔，史达林，艾 17日-8月 2 波茨 .. 德礼，贝尔纳斯，艾登，贝文，德国，赔偿；对日本提出的日 坦 莫洛托夫 条件；缔结和约的程序1945 年9 月 外长会议， 贝尔纳斯，贝文，莫洛托 对义大利、罗马尼亚、保加11日-10月2 伦敦 第一次会议 夫，皮杜尔，王世杰 利亚、匈牙利、芬兰的和约日 1945年12月 莫斯 贝尔纳斯，贝文，莫洛托 缔结和约的程序；中国；占16-26日 科 外长会谈 夫 领日本；朝鲜；巴尔干各国 政府；波斯；原子能1946 年1 月 联合国大会 10日-2月14 伦敦 第一届会 .. 组织工作：成立安全理事日 议，第一部 会，等等 分 1946 年4 月 外长会议， 25日-5月15 巴黎 第二次会 贝尔纳斯，贝文，莫洛托 五项和约；和会；对德政策日 议，第一部 夫，皮杜尔 分 1946 年6 月 外长会议， 15日-7月12 巴黎 第二次会 贝尔纳斯，贝文，莫洛托 五项和约；和会；对德政策日 议，第二部 夫，皮杜尔 分 1946 年7 月 修改对义大利、罗马尼亚、29日-10月15 巴黎 巴黎和会 二十一国代表团 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的日 和约 1946年10月 联合国大会 23日-12月14 纽约 第一届会 .. 完成联合国附属机构的成日 议，第二部 立工作 分 1946年11月 外长会议， 贝尔纳斯，贝文，莫洛托 4日-12月11 纽约 第三次会议 夫，莫里斯·顾夫·德姆 最后修订五项和约日 维尔 附录二 租借法 第一节 租借法的宗旨 第二节 租借协定解决了英镑区的美元问题 第三节 租借协定 (一)1941年9月10日的白皮书 (二)租借总协定 (三)互惠援助协定 第四节 互助的剖析 第五节 租借援助的终止 第六节 加拿大的互助 第一节 租借法的宗旨 1940年12月17日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假如我邻居的房子着了火，而我有一根花园里用的水龙管在四五百英尺远的地方，如果他能把我的水龙管拿去接在他的消防龙头上，我就可以帮他把火扑灭掉。请各位说说，我怎么办呢？我总不见得在他用水龙管把火扑灭前对他说：“我的邻居，我买花园里用的那根水龙管花了十五美元，你要用你就得给我十五美元。”……我不要十五美元，我要的是在火灭了后把花园里用的水龙管还给我。 第265页 这就是租借协定和互助办法的由来。在以后的五年内，美国给予租借援助的总额达五百另二亿四千四百万美元，同时接受逆租借援助的总额为七十八亿一千七百万美元；联合王国给予互助的总额超过八十亿美元，同时接受互助的总额超过二百七十亿美元；加拿大给予互助的总额超过四十亿美元。 结果，原来的比喻证明是完全不恰当的。除了少数例外，火灭了后，救火的水龙管并没有归还。 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租借法的基本原理不同了——即由共同努力的伙伴把资源集中用于一个共同的目标上。这一宗旨在总统每季度提交国会的《关于租借法工作的报告》(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中曾反覆地并强有力地表达出来。我们必须把“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生产的武器用于能够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地方”。 战争的真正代价是无法用货币来计算、比较或偿付的。这种代价必须而且正在以鲜血和辛勤的劳动来偿付。但是战争的财政费用能够而且应该由符合持久和平和相互的经济繁荣所需要的一种办法来偿付。 所有的联合国家都在根据它们特殊的资源情况谋求最大限度地转向战时生产。如果每个国家把国民生产中大致相同的份额用于战争，那末战争的财政负担就在联合国家之间根据它们的支付能力作了平等的分派。这样分摊战争的财政费用意味着没有一个国家会从盟国的战争努力中致富。战争的货币代价将根据同等牺牲和同等努力的原则而降低。 这一主题在后来的报告中，特别在第十四号和第二十号报告中一再有所发挥。 从1939年欧战爆发后到1941年我们在珍珠港遭到袭击的这段时期内，大英国协的主要国家和苏联用于战争方面的费用在它们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大超过了美国用于防御方面的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到了1943年，美国、大英国协的主要国家和苏联把它们国民收入的一半左右用于战争，这包括它们用于租借援助和逆租借援助的款项。这样，在1942年以后，美国和我们的主要盟国捐献于战争的相对的财政费用，按实际意义来说，近乎相等了。……在这个基础上，每一盟国为全力打败敌人而竭尽其职责，战争的金钱代价将根据同等牺牲和同等努力的原则而降低。 实际上，租借法未能做到同等牺牲。苏联以及领土遭到占领与蹂躏的所有国家蒙受了惊人的损失，而领土未被占领的联合国家则完全或部分得以倖免。联合王国负债总计约四十亿英镑，其中大部分是欠其他联合国家的。然而并未打算把同等牺牲的原则追溯上去运用于英国在租借法实施前的支出，使租借法也适用于这项支出，这项支出到1943年4月总计约十五亿英镑(六十亿美元)。 结果，到1941年4月，英国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减少到一千二百万美元。但是，从1942年中期起，它们又重新开始增加，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政府从英镑区用美元购买了英镑，以支付驻扎在英镑区的美国军队的工资和津贴。 由此看来，“租借”一词用得并不恰当。它暗示“救火水龙管”将在战后归还，而结果是既非借也非租，只是免费地贡献于一个公共的目标。“租借援助的总额目前已超过四百二十亿美元，极大部分已被盟国在战争中直接耗费掉了。” 租借法以这样一句话开头：“进一步增强美国的防御”。这就是这项政策的简洁的、直截了当和令人信服的正当理由，而租借法这个名称与其说是强调了不如说是掩饰了这一理由。同等牺牲的原则虽经一再鼓吹，实际上并未实现。 第二节 租借协定解决了英镑区的美元问题 在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英镑区拥有的美元资产大约值四十四亿美元。直到1939年11月4日根据中立法而採取的武器禁运撤销以前，从美国购买军火弹药的工作一直暂停进行。基于当时的储备也许不得不用来维持盟军进行三年战争的费用，所以在法国沦陷以前，採取的政策一直是节省英镑区的美元，供作必不可少的防御需要。实际上，我们的所作所为“犹如我们在一个荒岛上，必须把有限的粮食尽可能维持得更长久一点”。但是随着法国的沦陷，英国的非美元补给来源由于敌人的占领而被切断，或由于海运的困难而遭到限制。英国政府全盘接受了法国同美国签订的所有合同。法国沦陷后，英国希望自己的资源维持上好几年已不可能，不得不冒一下险，在几个月内把美元储备用完，希望随后能找到某种解决办法。 到1940年年底，英国己用去四十五亿美元，使储备减少了二十五亿美元。1941年，它需要偿付的外债达十二亿七千四百万美元，1941 年度英镑区的美元赤字据估计为十四亿六千四百万美元。“到12月中旬，英国在美国签订新合同的事实际上已经停止了。” 摆在罗斯福总统面前的问题是，在不违反美国表面的中立，也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国际战争贷款制度覆辙的前提下，找出一种使大英国协能继续战斗下去的办法。斯退丁纽斯记录下了罗斯福总统在1940年夏天的一个建议，即通过把船只租给英国，而不是卖给英国，以减少英国美元储备的消耗。这个主意首先是由美国财政部提出的，该部的法律专家们发现，根据1892年的一道法令，“当陆军部长认为把军队的财产租借出去有利于公众时”，他可以这么办。这就指出了以租借形式来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266页 罗斯福在1940年12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正在试着做的就是消除美元标记。”他的建议是，美国政府应签订所有在美国制造的军火的合同。如果美国判定这些军火“假使用于英国比贮藏在这里对于保卫美国更为有效的话”，美国政府可以“把这些材料在有抵押的条件下，或是租给或是卖给大西洋彼岸的人民”。 在1940年12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后，罗斯福又发表了一次“炉边谈话”，在谈话中他首次用了后来常常重复的一句名言：“我们必须成为伟大的民主主义的兵工厂。”再接下来是1941年1月6日总统致国会的年度国情咨文。 1941年1月10日，由财政部的奥斯卡·考克斯起草并经部长们和国会领袖们讨论过的租借法案(众议院第1776号)提交给了参、众两院。 最后批准的租借法的正式名称是：“增强美国防御的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当总统认为有利于国防时，他在能取得生产所需的资金范围内，可以批准为任何国家的政府生产和採购任何防御物资，只要总统认为该国的防御对美国的防御是必不可少的，总统也可以“出售、划拨、交换、租借，或另行处置”任何此类防御物资给任何此类政府。这种援助的期限和条件“应是总统认为满意的，而给予美国的利益可以用实物或财产来支付或偿还，或者给予其他总统认为满意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该法令的附文规定，这一法令并不允许由美国海军舰只进行护航，也不允许美国船只进入交战地区。 从1941年1月15日到1月29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取了二十九个证人的证词。从1月27日到2月8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取了四十一个证人的证词。该法案提出的论点实质上是必需“增强美国的防御”。国务卿作证时说，如果英国人的抵抗崩溃了，德国能够而且将会进攻美国。“假使英国……失去制海权，德国就能很容易地跨过大西洋——特别是南大西洋，除非我们有所准备，能够做到今天英国正在做的事。……在许多美洲国家里，形形色色的颠覆势力正在拼命活动。……”援助英国“是我们国家自卫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民主的重大课题是，以足够的速率和彻底性组织并使用其力量。拟议中的这项立法就是为此目的而採取的一个必要措施。” 财政部长摩根索作了如下的说明： 英国政府先前向美国制造商定购货物的欠款有十四亿美元。该政府有足够的黄金和美元外汇资产，可以偿付这笔尚未偿清的债务，但英国人就是没有美元来满足另外的需要。……他们将不再定购他们无法偿付的货物。因此，定购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相信他们所拥有的美元资产不会超过他们透露给我的数字……并且，如果国会不制订出一种办法……使英国能从这里购买物资，那末我想他们就只有停止战斗，情况就是这样。 反对这一法案的议论认为，担心德国人轻易或很快就会入侵美国是毫无根据的；认为增强美国防御的正确办法是增加“防御物资”的产量并把它们留在国内；认为根据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和国情咨文来看，法案所根据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先使美国为运输作战物资的船只护航，接着就会使美国参加战争；认为美国已受到精明的欧洲人巧妙的诱骗而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置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是美国压倒一切的要事。用麦考密克上校的话来说：“雅典人在锡腊库扎、罗马人在德国、拿破崙在埃及以及俄国人在满州，这许多经验告诉我们，在他们从事于遥远的军事冒险时，最大的灾难就降临到他们的海军、陆军和民族的头上。我祈求上帝，不要让歇斯底里、宣传和野心变得那样强烈，足以毁灭我们当代的青年人。”如同林德伯格上校所说的：“照我们目前的政策办事，我们正在放弃在美国的一个理想的防御地位，以换取在欧洲的一个很危险的进攻地位。一旦美国遭到入侵，责任将由那些把我们的武器送往海外的人来承担。” 这项法案所引起的最为广泛的批评是，法案给了总统独裁的权力。希望给予英国各项援助的美国人都提出了这种批评。希望给予英国除参战以外的全部援助的美国人，以及反对整个援英政策的美国人，也都提出了这种批评。 “在电台，在街头，在乡村店铺的炉边，在保护农业社、扶轮社和工会的会议上，在大学的教室内，以及在教堂里——全国都广泛地展开了争论。……不管党派、职业、背景或信仰如何，我们在租借法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先前的总统候选人、大学校长、学生团体、劳工组织和商业协会都参加了这场争论。 最后，众议院以二百六十票对一百六十五票，参议院以六十票对三十一票通过了这个法案。总统在1941年3月11日签署，第二天就向国会提出了第一笔租借拨款的要求，经过激烈的辩论后，它于1941年3月27日获得通过。 在国会中举行的意见听取会上经常提出的一种批评是，英国在美国还掌握着一些有价值的企业，在这些企业未出售之前，英国人无权要求租借援助。摩根索在1941年1月曾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为了筹款偿付过去的定货单，他们已同意在以后十二个月内把英国公民在美国拥有的美元财产、不动产和证券，全部售出。” 第267页 这些企业的出售在联合王国被看作一项不合理的建议，因为当这些企业同原来的所有权割断关系时，它们难免就被剥夺掉极大一部分价值。英国人觉得不仅在要求他们出卖衬衫从而使他们能继续“增强美国的防御”，而且要求他们按廉价出卖。但美国政府却认为这种牺牲是必需的。 因此，当第一笔租借拨款的辩论正处于高潮时，美国粘胶纤维公司的出售很快便安排好了。……我们获得了五千四百多万美元。在英国，这普遍被看作是一个十分低廉的价格。这种观点由于给了前英国业主考陶尔德家二千七百多万英镑的赔偿而更形加强了。不过，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低廉的价格仅仅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即任何直接投资的出售是不大可能让英国业主获得这个企业的全部价值的。美国粘胶纤维公司对美国的一般投资人是陌生的。必须发动一次大规模的gg活动，不但需要许多经纪人的推销员尽最大的努力和堆积成山的宣传品，甚至还要使用电影来作gg。 租借法解决了1942年到1944年的问题，但同时1941年的迫切问题却是偿付根据租借法通过前的军火合同递交的货物以及不包括在租借法内的其他货物。摩根索向国会提出的理由是，英国在1941年1月1日拥有的资产虽不太多，却足够偿付根据租借法以前的这些合同所递交的货物。然而这是假定英国能把“直接投资”卖到九亿美元的话。美国粘胶纤维公司的被迫出售，显示了这个估计的差距有多大。到1941年4月英国可动用的黄金和美元的净储备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而它还得根据租借法通过前的那些合同支付大约十亿美元。 幸而採取了制止在萧条的市场上减价出售这些企业的办法。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授权美国政府各部门向外国政府提供贷款，只要这种贷款有适当的附属担保品就行。1941年7月，同復兴信贷公司的谈判达成了协议，由其提供四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以可销售的证券、直接投资、保险公司和保险分支机构的收入作为担保。结果，我们所要提取的不过是三亿九千万美元。 这笔贷款的利息为百分之三，并应在十五年内还清，在此期间将由附属担保品的收入分期偿还。1941年7月25日，下院通过了联合王国方面所必需的立法。 最初，处理租借事务的主要责任是由哈里·霍普金斯及大半从总统的联络委员会中抽调来的一小部分工作人员承担的，联络委员会于1939年12月6日被指派来协调国内外作战物资的採购工作。在1941年5月2日，这一小组人员有了一个正式的身分——防御援助汇报处，以詹姆斯·h·伯恩斯少将为主任。 1941年8月28日，总统请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接过租借计划的管理工作。1941年10月28日，总统发布了一道行政命令，设立了租借物资管理局，并把租借法和租借拨款法授予总统的全部权力託付给这个局的督办，只有对适用租借法的国家的选定(保留给总统)和租借总协定的谈判(託付给国务院)不在其内。 在任命斯退丁纽斯为副国务卿后，“对外经济管理局”于1943年9月25日成立。它接管了许多职权，包括救济、经济战和租借。利奥·t·克劳利被任命为局长。1945年10月20日，对外经济管理局被撤销，其职务则移交给国务院。 在记载下这些行政安排之后，作者必须停下来，谨向亨利·摩根索和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致敬。摩根索，这位(在总统领导之下)租借法之父，因而也是盟国胜利的一个主要缔造者；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在主持租借工作形成时期的方式使他赢得了广泛的钦佩。 到1944年，租借援助占据美国战争支出的百分之十七，而这一年美国担负的费用据估计为一百五十亿美元。1944 年，租借援助占去了英帝国军火供应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二。美国将其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四至五用于对英帝国的租借援助。与此同时，联合王国也把国民收入的大致相同的比例用作对美国的互惠援助(澳大利亚和纽西兰分别把它们国民收入的将近百分之七和百分之十用于互惠援助)。 但是，这些巨大的成果只是逐步取得的。1941年，租借法实施后的头一年，尽管立即开始运送粮食，而工厂也大规模地建立起来便于将来军火的交货，但根据租借协定送往联合王国的飞机不到一百架，坦克为七百八十六辆。然而，包括军火在内送往各国的租借物资的比例从1941年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增加到1942年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七，并进一步增加到1944 年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五。一个类似的变化从给予英帝国的租借援助的下列分析中可以看出。我们还记得有些人在1941年曾经争辩说，为了英国的利益，美国应当保持中立，因为如果美国自己处于交战状态，它能匀出来给予英国的援助就会变得较少。根据这些数字来看，这种观点是莫名其妙的。 百分比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1月-8 月 军火(和船只) 31.7 53.6 70.6 67.5 64.3 工业原料和产品 13.2 13.3 9.4 8.0 10.4 农产品 37.1 17.5 11.9 14.1 16.4 劳务 17.9 15.5 8.4 10.6 9.0总计(石油不包括在内)单位：百万美 999 4,525 8,659 9,967 3,781 元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两国原则上都同意，为了赢得战争，每一个伙伴都应尽其所有地竭尽全力，虽然美国贡献的性质和总额的最后决定权还在美国政府的手里。1941年12月邱吉尔访问华盛顿以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联合原料委员会和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在1942年1月都成立起来了。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和联合粮食委员会也在1942年6月成立。 第268页 在供应俄国方面，採用了一套不同的办法。双方对项目和数量的清单进行了讨论，关于运交这些项目和数量的协议则载入逐次的议定书中。没有象要求联合王国和其他联合国家所做的那样，要求俄国人公布其黄金和美元的资产，作为提供租借援助的一个条件。 第三节 租借协定 (一)1941年9月10日的白皮书 租借办法被採用后，美国的一些批评者声称，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的这些物资，正被英国出口商用来生产商品，同美国出口商品竞争。这个问题于1941年7月由美国驻伦敦大使怀南特提了出来。由于他一再要求，结果在7月底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收录在1941年9月10日的一份白皮书里。 这个协议形式上是联合王国政府单方面的一项声明，但是在以后的四年中，美国当局却认为这是英国政府方面承担的一项契约性义务，有时还以一种墨守法规的精神来加以解释。哪些项目是完全符合租借协定的，哪些不是完全符合租借协定的，关于这些问题的规定，包括根据白皮书提出的规定在内，“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发展，可能成为控制我们储备总数的一种手段。……这些规定根据行政命令随时变动，成了一套高度形式化的纠缠不清的条文和解释。” 1941年9月的白皮书不仅涉及租借物资，而且也涉及类似于根据租借法所提供的那些物资，以及从美国获得的供应紧张的物资(不管是根据租借法还是用现金获得的)。联合王国政府保证不使用租借物资出口，不使用类似于根据租借法所提供的物资，使它们的出口商可以进入新的市场或扩大它们的出口贸易，以致损害美国出口商的利益，也不使用那些在美国由于供应短缺而受到限制的物资来出口，特殊情况不在此例，尤其是“某种为海外所亟需的、关系到我们和盟国的作战努力所必不可少的而又不能从美国搞到的物资的供应”。 白皮书不仅涉及出口政策，还涉及租借货物在联合王国境内的分配工作。英国政府作出保证，除了“对于分配工作中的劳务给予合理的报酬”外，这些货物的分配不会有额外或超额的酬劳。在大多数情况下，分配人员是英王陛下政府的工作人员，而不是主管人员。粮食将卖给批发商，但是批发商和零售商都不会得到“超过其劳务代价的报酬”。粮食部对配给价与零售价的变动范围建立了严密的控制，这种保证并不引起多少困难，不象关于出口的保证所造成的困难那么大。 (二)租借总协定 经过“好几个月的研究和磋商”，联合王国和美国在1942年2月23日签署了租借总协定，并且兴高采烈地称之为“逐步实现大西洋宪章中所提出的那些目标的过程中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租借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外国政府接受援助的期限和条件“应是总统认为满意的，而给予美国的利益可以用实物或财产，或其他总统认为满意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来支付或偿还”。国会已经获悉，这一条“含有总得要求某种补偿的意思”。美国多次提出，这种补偿应该是把西印度群岛或英帝国的原料转让给它。最后在1945年达成了一项协议，总数大约二百亿美元的“援助”，以一种不用现金或实物支付的“补偿”结清。为了教育美国舆论界，使他们认识到这种“非牟取暴利的”结算办法的明智和公正，曾经费尽了心血。1942 年 2月23日签署的总协定就是走向这个目的的第一步。 总协定推迟了租借法条件和期限的最终决定，但是(第七条)规定这些条件： 不应成为两国贸易的负担，而应促进两国间互相有益的经济关系的发展，并推动世界经济关系的改善。……为此，它们应包含一致同意的条款……目的是……发展生产，解决就业问题，以及扩大商品交换和消费，这些都是各国人民自由和福利的物质基础；还要消除在国际贸易中各种形式的歧视性待遇，并缩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 截止1945年，根据类似的方针已经缔结了三十五个总协定。澳大利亚和纽西兰接受了美国同联合王国的租借协定的原则，认为这也适用于它们同美国的关系。加拿大则接受了第七条所依据的原则。 根据这些协定，美元的标记被取消了，而偿还债务的诺言，则为战后减少贸易壁垒和消除歧视性待遇的诺言所代替——这个做法在1942年看来，无疑要比战后几年里看起来容易实现。 (三)互惠援助协定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联合王国立即提供了防空气球和高射炮，供美国在沿海一带和巴拿马运河防御之用。这被命名为“逆租借办法”。1942年2月23日缔结的总协定的第二条中，联合王国保证继续对美国的防务作出贡献，并“将提供它所能供应的物品、劳务、设备或情报等”。 在1942年9月的互惠援助协定中，立场更加明确。根据该协定，联合王国保证提供：(1)军火，(2)美军需要的其他各种供应品和劳务(工资和津贴除外)，(3)在联合王国或英帝国殖民地境内的重要工程所需的供应品和劳务，(4)凡以联合王国或英帝国殖民地为最实际的供应来源的其他地方所需的供应品和劳务。 同一天，同澳大利亚和纽西兰，以及在1945年先后同获得解放的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国签订了类似的互惠援助协定。从印度获得的互惠援助并没有一项正式协定。据第二十五号报告估计，美国所获得的互惠援助总额到1947年6月30日为止达七十八亿一千九百万美元，其中百分之八十六以上来自英帝国。 第269页 联合王国承担提供的各类互惠援助物资不包括出口到美国的原料和食品供应。关于租借法第一年工作的第四号报告说明，“我们当然将继续为今天所取得的许多东西支付美元。如果不这样做，销售国家便会丧失它们现在可以用来在我们市场上进行现金交易的少量美元外汇。既然它们没有其他美元外汇的来源，它们将比现在更加依赖租借援助。” 这是无法驳斥的议论。但是到1943年夏季，英国政府已经用美元付清了租借法通过前的大部分合同(其价值总数达三十六亿美元)。这时，它们“同意把逆租借办法的原则予以扩大，使它包括许多运到美国的原料和食品”。根据这个协议，到1945年4月1日，美国获得了总值为一亿六千四百万美元的物资(包括茶叶、可可、棕榈仁、棕榈油、西沙尔麻、皮革和椰子干)。 第四节 互助的剖析 要充分认识英帝国给予美国的互惠援助的重要性，这对两国中任何一国说来，都是有困难的。它不象根据租借法供应飞机、大炮和坦克那样令人注目。正如斯退丁纽斯所说的：“把我们的部队护送过大洋，提供我们在英国所需要的一切房屋和其他建筑物，这仅仅是逆租借办法的开端。其余主要是许许多多零零碎碎的工作。” 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赞扬”逆租借办法。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十二号报告和第十七号报告谈的都是从联合王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和印度获得的逆租借援助。 美国部队为进攻欧洲所获得的补给中，有不下于百分之三十一是逆租借援助。“联合王国提供给我们部队的补给要是从美国运来，要用一千艘船运送。我们和他们用这上千艘船只从美国运来了六百八十万吨的坦克、卡车、炸弹和其他物资供应。……”为美国部队的基地、营房、供应和修理站所需的新的工程建设，几乎使用了英国建筑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交给美军的现成设施“相当于一千个市内的街区”。 1946年10月，联合王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互助协定的第三号报告，并且说明现有的数字不能对互助协定作出完善的估价。在这个报告中有英国给予美国的互惠援助的一篇分析，这项援助根据上述保守的估计，价值达十二亿四千一百四十万零二千英镑。在战争期间，英国给予俄国的互助据估计达三亿一千八百万英镑，英国给其他国家的援助达五亿一千九百万英镑——总数超过二十亿英镑。报告说明，这些协议大部分到1946年10月就中止了，当时这些协议“是根据它们诞生时的精神，并严格按照它们缔结时的原则而终止的。在对付共同敌人的战争中所交换和消耗的大量商品和劳务将不作为财政上的债务，而是由双方同意予以勾销。” 战事给我们提供了美国和大英国协国家之间“分工”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联合王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和印度的战时动员工作比美国达到更高的水平。例如，在1944年6月，联合王国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劳动力参军和从事战时生产工作，而美国则只有百分之四十。大英国协国家能提供超出相应比例的兵士和战时工作人员，是因为美国和加拿大根据互助协定给英国的兵士和战时工作人员提供了一部分军火、原料和粮食。美元统计是不能衡量兵士们在作战中各自作出的贡献的，只能说明装备是怎样提供的。在给予英帝国的全部租借援助中，军火占百分之六十五，船舶和其他军事劳务占百分之十。余下的百分之二十五中，一半是粮食。1944 年，美国租借给英帝国的飞机占美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三点五，坦克和车辆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九点五，粮食和农产品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五。 联合王国给予美国的互惠援助的组成部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中，甚至比美国的租借援助变化更大。拿1943年6月30日为止的一年和1945年6月30日为止的一年来对比，工程建设从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七下降到百分之六点七，而粮食和原料则从百分之二点八上升到百分之十五点六，劳务(包括建筑物维修)从百分之十九点二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三点七。 英帝国从美国得到的租借援助和美国从联合王国得到的逆租借援助可以用各种方法加以比较。从1942年到1945年中期： 美国给予英帝国的租借援助相当于美国战时开支的百分之十一，而联合王国相应的比例为将近百分之九。在互惠援助达到高潮的时期，美国给予英帝国的租借援助不下于它的战时开支的百分之十五(1944年上半年)，同时联合王国给予美国的互惠援助占战时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二左右(1944年后期)。……在整个互助期间，美国和英国拨出了几乎相同比例的国民收入(约占百分之四点七五)，美国用于租借援助，英国用于互惠援助。在1944年后期的高峰时期，两国的比例都是百分之七。……在整个租借法实施期间，美国国内总产量的大约百分之四是给英国的，在高峰时期接近百分之六。从1942年中期到1945年中期的三年内，联合王国相应的比例约为百分之三，在大规模进攻欧洲开始之前的1944年春季，出现的最高比例为百分之四左右。 因此，结论是，所有这些比较都说明了同样的总的结果。根据联合王国的资源来说，它按照互惠援助协定对美国的贡献比美国按照租借协定给予英帝国的援助可能是少一些，但是肯定少得并不太多。 第270页 如果把美国和联合王国给予俄国的互惠援助也计算在内，这些结论也改变不了多少，因为两国给予第三国的租借援助和互惠援助的比例大体上是相同的。 总而言之，联合王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和印度为作战和战时工作作出了超额的动员工作，联合王国还用海外的财政资源作出了无可比拟的牺牲，同时联合王国却还为互助援助基本上尽了自己的本分，而澳大利亚和纽西兰则超出了它们的本分。 第五节 租借援助的终止 1944年11月30日，首相向下院宣布了击败德国后和击败日本前这段时期里修订的租借援助的安排。英国希望把它对租借援助的需要量减少到不超过1944年它所接受的一半。德国战败以后，腾出一些人力去增加民用消费品的供应，这是正当的和必需的。这将在大英国协不停止它所承担的打败日本的义务的条件下，付诸实行。 新形势也为出口自由提供了方便。联合王国政府于1943年11月11日在下院宣布，鑑于世界形势的变化，包括提供原料和粮食的逆租借援助的实施，1941年9月10日的白皮书中所规定的不拿租借物资出口的单方面保证应由一个新的声明所代替。但是这个最棘手的问题经过长达十二个月的磋商，至今还没有得出任何结果。 然而，这时已经决定，从1945年1月1日起，进入出口市场的民用产品和许多原料及半成品，诸如铁、钢以及包括铝在内的一些有色金属，都不再列入租借援助范围。这样，英国就能自由输出用这些材料制造的品种繁多的商品。根据这个决定，租借协定加在出口商品上的禁运在很大程度上被解除了，但一些稀有的物资仍然不得不保留着供必要的战事用途。 在1944年12月21日的另一项声明中，财政大臣重申：“我们希望租借协定所促成的任何限制都不致影响到任何重要的潜在出口商品。”他补充说，我们不希望这些安排会引起英国的黄金和美元资源的进一步枯竭。 1945年8月6日和9日投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使对日战争意外迅速地结束了。当日本子8月14日投降时，对于如何解决世界的美元问题并没有商定什么计划。一星期后，杜鲁门总统于8月21日指示对外经济管理局立刻採取步骤停止租借援助。既然“增强美国防御”的需要已告结束，这个决定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对租借协定的受援国来说，这个决定，无疑太使人震惊了。 总的说来，“纯”租借援助是停止了，但只要受援国政府根据双方商定的条款同意偿付，还是能获得通过干线提供的物资的。作为例外，“纯”租借援助还在继续(1)给予中国，帮助中国遣返日本军队；(2)提供两个月的船运；(3)给予比利时，该国供应美军的逆租借援助超过了它从美国得到的租借援助；(4)完成对义大利供应生活用品的交货任务，这是由租借经费的一亿美元支付的。 对日作战胜利日后不到一个月，美国和联合王国便开始商谈清算租借债务和互助债务，但是当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时，它却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因为它是和美国给英国的一项贷款的协议同时在1945年12月6日宣布的。 1941年1月，罗斯福总统在一年一度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中说：“对于我们运送到国外去的商品，在战后适当的时期内将由他们或是用类似的物资，或是在他们生产的多种多样的商品中选择符合我们需要的商品来偿还。”但是，这一点很明智地并没有写进租借法里去。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一种“非牟取暴利”的清算办法在总统多次向国会所作的关于实施租借法的季度报告中，特别是在第五号报告中，已有所准备。这个报告承认，“战争的真正代价是无法用货币来估计、比较或偿付的。这种代价必须而且正在以鲜血和辛勤的劳动来偿付。”第二十号报告指出，要是把四百二十亿美元这笔总数作为一项债务，那末对于债务国和美国来说，同样将是一场大灾难。 美英两国政府于1945年12月6日发表的联合声明提到了“在战胜共同敌人的过程中双方已经获得的利益”，也提到了在贸易政策上达成的谅解。清算的要点是：“在战败敌人中丧失、毁坏或消费的根据租借协定或逆租借办法提供的物资，并不构成任何一国的财政负担。这些物资和劳务是用来赢得战争的，因此任何一国也没有牺牲别国的利益而在财政上取得好处。” 美国给予联合王国的大约二百六十亿到二百七十亿美元的租借援助，以及按可以比较的价格估计为六十亿美元的逆租借援助，都从帐目上一笔勾销了——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勾销。 紧接在1945年12月6日的联合声明后面的，是1946年3月27日签署的联合备忘录和九项“有关结算租借援助、互惠援助、战争剩余财产和权利”的协定。3月27日的九项“特别协定”关系到在赢得战争中没有消耗的物资。这些协定规定：联合王国负担的净债务据估计为六亿五千万美元，将按美国贷款的相同条件在五十年内付清。 这项六亿五千万美元的债务是由下列这几笔构成的： 项目 美元(百 万) 油管协定上联合王国净得的货物和双方迄今尚有争议的物资的结算额 118 美国政府在联合王国的剩余库存 60 第271页 重行分配的石油储存 90保留在联合王国供民用的租借物资：非作战用的飞机以及在联合王国及其殖民地 382 的固定设施中属于租借援助的部分 总计 650 r·g·d·艾伦教授扼要地讲了九项特别协定的总的影响。他的结论是：(1)对于在战争中毁坏的或消耗的互助物资，并不承担财政义务；(2)总吨位为一百吨和一百吨以上的海军舰艇和商船可予以归还；(3)联合王国军队在对日作战胜利日掌握着的租借军火和其他供应品的所有权可由美国收回，尽管这种权利一般将不予行使(它们的财政价值也不予以结算)；(4)油管协定货物、“民用物资”、剩余库存物资、石油以及上列其他项目概由双方卖出和买进，结果联合王国负下六亿五千万美元的净债务。 这样，在1942年通过空前努力建立起来的，并在1944年达到顶峰的互助和资源共享的体制，于对日作战胜利日便在财政方面结束，到1945年12月31日在供应方面也结束了。对日战争胜利后的供应帐目的清理方法在1946年3月得到了解决，这一篇章的结束是令人满意的，但奇怪的是很少令人注意。 第六节 加拿大的互助 加拿大在1913年几乎完全是一个农业国，到1944年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工业大国了。这时，它的国民收入有百分之八十来自工业。加拿大的工业生产指数从1939年上半年的一百升到1943年年底的二百七十五。 因此，加拿大既是英国和联合国家其他国家的谷仓，又是它们的兵工厂。从1943年9月到1945年9月这一时期，加拿大生产的军火有百分之五十七——总值为五十亿美元——是供互助的(主要供给联合王国)，百分之二十九供给加拿大自己的作战部队，百分之十四供给美国。 这项非常重大的贡献所涉及的财政问题却是难于处理的。加拿大在战前，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对英镑区有出超，而对美国则有入超。在战前，出超是以可兑换的英镑偿付的：1940年由联合王国用黄金支付了二亿五千万美元，但是在英镑区的黄金和美元储备枯竭以后，黄金支付就无法继续下去了。结果，加拿大把军火卖给美国，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同财政部长于1941年3月20日所述的那样，加拿大政策的基本原则是“设法使联合王国在我国採购不至于因为缺乏加拿大元而受到妨碍”。这个政策也适用于英镑区的其余地方、苏联、中国、法国和希腊。 进一步提出的原则是：(1)不去造成无法收拾的国际战争债务，“这种债务曾严重地妨碍了加拿大从1914-1918年战争的影响中恢復过来”；(2)不去向美国要求租借援助。 在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过程中，加拿大採取了下列措施：(1)收回总值八亿加拿大元的加拿大证券(主要是政府和国营铁路的证券)。(2)早在1942年，加拿大政府就给予联合王国政府一笔七亿加拿大元的战时无息贷款。这笔贷款的收益是用来缩小加拿大的英镑差额的，而以前出于权宜之计，曾经容许把这些差额积累起来。联合王国政府同意用它在加拿大出售或变卖联合王国拥有的加拿大证券的收入来支付这笔贷款。(3)1943年间，加拿大偿付给联合王国二亿多加拿大元，这是联合王国在加拿大建造军需品工厂花掉的。这样，加拿大便取得了这些工厂的所有权。(4)加拿大根据1942年战时拨款(联合王国财政)法赠送给英国十亿加拿大元，这使联合王国的加拿大元收益可以用在英镑区的其他地方。 这样，在战争时期，到1943年3月31日为止，从下列各项中就提供了二十七亿加拿大元(约六亿英镑)： 项目 加拿大元(百万) (1)收回 800 (2)贷款 700 (3)工厂 200 (4)赠予 1,000 总计 2,700 加拿大的互助协定自1943年9月1日生效，互助帐目的支出如下： 年份 加拿大元(百万) 其中给联合王国 1943年-1944年 772 723 1944年-1945年 932 719 1945年-1946年 767 670 总计 2471 2112 从1943年9月1日到1945年9月1日实行的互助制度，是根据加拿大1943年5月20日和1944年5月23日的两项法令(前者拨出十亿加拿大元，后者又拨出八亿加拿大元)以及1944年2月11日的互助协定。 协定规定用“作战物资”作为援助，而不是用现金，按照通例，这些作战物资不一定要归还给加拿大，但船只和救济用的物资除外。 加拿大并没有要求“逆”互助。 经与联合王国商定：联合王国收到的加拿大元——包括加拿大为了维持其海外部队所支付的费用、联合王国对加拿大的出口商品等，就其超出联合王国在加拿大的使团、办事处和其他日常需要的直接开支的总数的部分而论，将……由互助委员会用以支付提供给联合王国的作战物资的费用，从而把需要由互助基金来支付的物资供应保持在最少的限度。 这样，联合王国除了获得这笔十亿加拿大元的赠款和按照互助协定提供的价值二十一亿一千二百万加拿大元的作战物资外，从1943年4月1日到1946年3月31日，为军火、粮食和原料，包括其他英镑区的赤字(即三亿六千万加拿大元)，支付了大约四十亿加拿大元的现金。 就整数而言，战争时期，英镑区对加拿大的赤字，超过七十三亿加拿大元(约十六亿四千万英镑)，由下列几项予以弥补： 第272页 项目 加拿大元(百万) 赠款和互助 3,100 加拿大海外部队的费用 2,200 出售证券和工厂 1,000 出售黄金(400)和贷款(700) 1,100 所以，经过几个月的磋商后，同美国的租借债务的结算才取得一个“非牟取暴利的”结论，而同加拿大的互助协定则从一开始就是“非牟取暴利的”，因为并没有设想任何“补偿”，而根据互助协定提供的物资，一般说来，也不要求归还给加拿大。 1946年3月6日缔结的协定仅仅规定联合王国付给加拿大一亿五千万加拿大元来结清两国政府间的所有战时债务。欠加拿大的那笔用于大英国协飞行计划的四亿二千五百万加拿大元的债务勾销了。两国政府商定在1951年1月1日前讨论关于七亿加拿大元贷款的利息问题以及任何当时未曾付清的贷款差额的偿还问题。 最后，作者向战时的财政部长伊尔斯利先生、财政部次长克拉克先生和加拿大银行行长格雷厄姆·托尔斯先生致谢，感谢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始终表现的友好态度与同情谅解的精神。 戴维·韦利爵士 地图索引 欧洲战线 1941年12月31日(阿卡迪亚会议) 太平洋战场 1941年12月31日(阿卡迪亚会议)欧洲战场 1943年12月1日(德黑兰会议)日本战场 1943年12月1日(德黑兰会议)欧洲战场 1945年2月(雅尔达会议)日本战场 1945年2月(雅尔达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