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1946年的远东（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八卷）》 第1页 [史学研究] 《1942-1946年的远东（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八卷）》主编：[英]阿诺德·托因比【完结】 导　　言 阿诺德?托因比 本卷记述了人类的半数——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人民——自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日起至1946年底止的歷史；在此以后的歷史，则由《国际事务概览》战后各卷按年继续记述。本卷第二编中有两章（即叙述盟军占领日本和朝鲜的两章）涉及的时间延长至1947年。 在本卷将回顾的这段时期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洋和远东战场所发生的事件，甚至比当时欧洲战场最耸人听闻的事件更具有破坏性，预兆更为不祥。当太平洋地区的西方殖民帝国在日本的打击下东倒西歪，当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当日本政府和人民只好忍受无条件投降（除了战胜者作为恩惠给予他们的一种谅解，即同意不废除日本皇室）的奇耻大辱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无敌的声望，日本关于神授帝国命运的信念，以及人类认为那种传统式的、范围有限的战争惯例可以照旧保持的幻想，都一个个地被推翻了。在太平洋和远东发生的这些事件，对所有的有关方面来说，不仅比在欧洲发生的类似事件更使人心烦意乱，而且就1954年能预见到的情况来看，这些事件可能对全人类的前途至少有着同样巨大和同样持久的影响。 日本对西太平洋和东亚的征服，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就某种意义说来却是“开创了歷史”，因为它决定性地、永久地排除了世界上那一区域的人们从心理上恢復到从前状态的一切可能性。自从1683年土耳其人在维也纳的城垣边败退以来，已过了二百五十年；在这二百五十年间，西方与东方作战，创造了不断胜利的记录（尽管有偶然的挫折，例如在第一次英国一阿富汗战争中，英国战败），因而西方强国在非西方人的心目中树立了“所向无敌”的威望。西方人凭藉着这种威望，花很少的力气就赢得并保持了自己的殖民帝国。西方帝国主义者对他们轻松得来的亚洲殖民地的统治，实际上是脆弱的，但是这种脆弱性由于他们长期以来幸运地避免了失败而彼掩盖起来了。可是，一旦日本挑战者的袭击轰隆一下把他们打垮的时候，“国王的全部兵马都不能把倒下的人再搀扶起来”。本卷关于日本投降后西方人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缅甸、马来亚和非律宾恢復统治的记载，清楚地表明了日本的失败决不等于过去被日本打败的敌方的胜利，因为当日本的失败开始时，那些西方国家的失败并没有结束。这些在以前的殖民地捲土重来的西方统治者，在现已睁大了眼睛的亚洲人民中，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形象了。在这些地方的每一个地区中，随后的发展说明了，西方的政治优势、甚至经济优势的短暂时期，现在毕竟己成为过去的歷史了。 至于日本，它的神圣的使命——如果它曾经有过这种使命的话——是把强大的西方人从他们的位子上拉下来；它原先并不是要放肆地抬高自己，虽然后来证明它是这样做了。不得不屈服于敌人的占领——这种感受给予日本人心灵上的打击，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受的打击都大。因为，所有的欧洲大陆国家在它们的歷史上都有过多次为暂时胜利的外国军队所侵略和占领的经验，只有英国在欧洲是例外，自 1066年以来，英国没有被外国军队成功地入侵过，而且与人们的预料相反，英国在1940年又一次避免了敌人的入侵。对比之下，日本的歷史虽然同英国一样，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纪，但它在歷史上不仅从来没有被别人成功地入侵过（甚至连一次例外的情况也没有），而且它还使自己相信，或者至少使下述想法成为日本 人的思想信仰的正式信条：日本在歷史上从未遭到过入侵，这是上天独特的恩赐，也预示着上天打算最终授予日本全世界的统治权。这个神话的破产所造成的心理上的打击，可以同在日本土地上爆炸的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物质上的破坏相比拟。后来，日本的老百姓听到天皇裕仁在广播训谕中宣布，他并不是神，而只不过是一个和他们同样有喜怒哀乐的凡人，这时，日本老百姓的心情，绝不是任何一个非日本人所能体会得到的。日本天皇被免去扮演神圣的超人角色这一义务时所产生的宽慰心情，就一个外国人所能理解的来说，并不亚于保罗和巴拿巴1两人发现自己扮演这一角色时所产生的恐惧心情。但是从一个外国评论家的眼光来看，很难贬低日本天皇坦率的优点。罗马的帝王们，由于改奉基督教而自动地终止其为“神”时，对于自己地位的改变就没有这么坦率。3 两颗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终于使日本决定无条件投降；那两声巨响，就象曾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康科德射击的滑膛枪子弹一样，“响彻了全世界”。虽然在1954年时预料以后的结果还为时过早，但是原子武器的出现，显然已经使人类对战争惯例的总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是人类有歷史记载以来从无先例的。 这些就是本卷内容为什么值得阅读，值得注意，并仔细体会的一些道理。读者将会发现，论述这些问题的几位作者，对发生的事件都有第一手知识，并曾亲自参加过他们所记叙的一些事件。琼斯博士在两次大战之间旅游于东亚，一生从事于东亚事务的研究。博顿教授于战争期间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工作，研究日本事务，日本投降后，他就在日本本土工作。皮尔恩先生于两次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缅甸生活和工作，担任仰光大学的教职；他碰上了1942年日本的突然袭击，有亲身经歷。导言作者根据自己在阅读这三位歷史学家的原稿时的经验来判断，认为读者也会同样感觉到，在这里讲述史事的人都是有权威的。 第2页 1保罗和巴拿巴，是《圣经》中基督的使徒。——译者 出　版　说　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原为英国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译皇家国际事务学会，通称查塔姆大厦）负责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战时编》（1939—1946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为英国史学界权威阿诺德?托因比，主要编写人员均为英美着名学者。战时编共十一卷，按专题编写：《1939年3月的世界》，《大战前夕，1939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希特勒的欧洲》，《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战时中东》，《大战和中立国》，《1942—1946年的远东》，《欧洲的重组》，《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和《1945—1950年的中东》。 这套二战史大全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注释详尽，文字流畅，叙事生动。书内引用了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档案材料以及当年国际政坛上的国家首脑、重要人物的私人笔记、个人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立论皆有根据。丛书不仅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两大军事营垒的军事态势、实力消长、战争进展的情况，还详细叙述了战争期间、战前和战后一段时间内各主要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涉及当时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全书堪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百科全书，是各军政机关、大专院校、学术机构和有关研究人员了解、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歷史的必备参考书。 这套丛书的中译本自1978年起由我社组织翻译陆续出版，到1990年出齐。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45—1995年），我社特以精装本形式重印全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 1920 年，是一个非官方的和非政治性的团体，旨在鼓励和促进国际问题的科学研究。按照皇家特许状的规定，本研究所不得就国际事务的任何方面发表意见。因此，本书所发表的见解并非研究所的见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一编战时的远东 f?c?琼斯第一章大东亚 第一节日本徵服东南亚 1941年11月初，日本的陆军和海军总参谋部就总的作战计划达成最后协议，这个作战计划是在万一同英国和美国作战时要付诸实施的。目标是“削弱美国、英国和荷兰在东南亚势力的主要基础；占领南亚地区”。1决定要占领的地区是“菲律宾、关岛、香港、英属马来亚、缅甸、停斯麦群岛、爪哇、 苏门答腊、婆罗洲、西里伯斯、帝汶”。2 日本的特遣部队在海军中将南云的率领下于12月7日突然袭击珍珠港。获得使对方暂时瘫痪的效果。这次袭击的目的是掩护作战，使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失掉战斗力，这样就可以防止美国对日本在东南亚的作战行动进行干预。在1941年前，日本海军司令部没有考虑过这样的计划；他们打算採取战略上的守势，防止美国海军从珍珠港进攻远东水域。但是联合舰队总司令1 山本五十六大将，从1941年初以来，就竭力主张突然袭击珍珠港： 尽管别人有很多疑问和反对意见，他还是在辩论中取胜了。他之所以采2 取这一故略，部分地是因为他坚持“强力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御”这条原则；部分地是因为，假如《〈西园寺与政局〉一原田回忆录》是可靠的话，他担心如果不这样干，美国航空母舰运载的飞机将空袭日本，这就会引起人民的 骚乱，并迫使日本修改作战计划。3 在东南亚方面，这个作战计划规定先袭击香港、菲律宾、关岛和马来亚，再占领退罗（可能的话，和平占领）。日本人一旦清除了任何可能威胁他们4 的交通的力量，并且占领了为掩护进一步推进所必需的飞机场以后，他灯就将开始征服的进程。婆罗洲东、西海岸上的战略要地将被占领，然后通过小巽他群岛向帝汶进攻，这样就可以切断澳大利亚和爪哇之间的交通。同时，将占领南苏门答腊的据点，然后就可以从东、西两侧袭击主要目标爪哇。日本控制了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后，在暹罗的日本军队就可开始征服缅甸。为了防御来自西北方向的反击，同时为了切断从仰光经由滇缅公路和昆明到中1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海军分析组：《太平洋战役》（u.s.a.，stra- tegiebombingsurvey,navnalysisdivision:thecampaignsofthepacificwar），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版，第43页〔以下简称《太平洋战役》〕。 2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海军分析组：《太平洋战役》（u.s.a.，stra- tegiebombingsurvey,navnalysisdivision:thecampaignsofthepacificwar），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版，第43页〔以下简称《太平洋战役》〕。 1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作战史》 （samueleliotmorison:historyoftheunitedstatesnavalopera-tionsinworldwar2），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48年版，第3卷，第82页。 2同上书，第82—84页。 3《（西园寺与政局）—原田回忆录》（saionji-haradamemoirs），1940年10月15日与11月5日。收集在国际军事法庭，远东，东京，1946—1948年：《诉讼记录，证物，审判，保留不同意见的判诀，预审，各种文件》（internationalmilitarytribunal,fareast,tokyo,1946—8： 第3页 recordofproceedings,exhibits,judgment,dissentingjudgment,prelimi- aryinterrogations.misceneousdocuments），油印本〔以下简称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证物》等〕。详见下文，原着第408页，注1（即本书第607页注1——译者）。 4见下文，原着第50页关于“暹罗”这一名称用法的注释。 国的供应线，1这个作战行动是必要的。 征服东南亚后，日本将得到它所需要的大米、锡、橡胶，尤其是石油。东南亚以及日本军队已经占领的地方合在一起，将构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日本就希望达到经济自给，完全摆脱它以前对美国和大英国协的使人讨厌的依 赖关系。 日本人一旦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地区以后，最初的计划是就地驻扎，巩固自己获得的地盘。他们估计能建立足够的力量来拦截并打败盟国为了想夺回被占领的土地而派出的任何远征军，2这样的远征是会遭到距离太长和供应困难的阻碍的。他们相信，假使能击退这样的反攻，他们最后就会使敌人同自己达成妥协的和平，这种妥协的和平至少能把原先获得的土地中较大和 较宝贵的一部分留归自己。 这样，日本是在打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也许它是不得已而如此，因为它不可能希望完全打垮它的主要敌手美国。对美国来说，在远东被打败，虽然是严重的，可耻的，但毕竟并没有重大关系，因此日本相信它自己能坚持较长的时间，以磨灭美国人民继续进行一场遥遥无期的、费用很大的战争的意志，就象日本在1904—1905年在类似的情况下成功地磨灭了俄国人民的意志一样。至于英国，日本预料它或者会被德国完全击败，或者至少大伤元6 气，以致无法挽回东南亚战争的命运。 这样的打算，一开始就倾向于过高地估计了日本自已的能力，以为日本能成功地守住自己的部队所必须守卫的广阔地区。这样的打算同时也过低地估计了日本向之宣战的那些国家的资源和决心。而且，日本大本营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是全球性的战争，忽视了需要同欧洲的轴心国实行最大可能程度的合作。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他们在订出自己的作战计划时，不能确定德国是否参加他们对美国的战争，特别是因为他们没有打算同德国一起攻打苏联（他们避免打苏联，这一直是东京和柏林之间存在误解的一个原因）。他们一点也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告知德国，甚至后来希特勒（他对整个，战争有比较明确的了解）参加对美国作战时，日本也不顾德国人在干什么，只顾自己打自己的仗。这就是日本最终完全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实际上也是三国公约集团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太平洋战争的头几个月，日本却是得心应手的。它的军队具有“统一指挥”这一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在战争开始阶段，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配合得很好），也享有海上和空中力量的优势。一般说来，日本人的地面部队没有敌方多，但是他们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同陆军所受到的过细的预习结 合起来，使自己赢得了迅速的、彻底摧毁敌人的胜利。 1941年12月8日（日本时间），日本军队开始行动。海军中将南云把他的航空母舰部队悄俏地开到离珍珠港不到三百英里的地方，出动飞机轰炸了那里的未作防范的美国舰队，击毁和击伤了大部分军舰，也击毁了美国在瓦胡岛上的大部分飞机。南云没有能够袭击美国的航空母舰，因为在他袭击1 时，那两艘附属于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不在珍珠港；他也没有袭击那里的修理工厂和其他基地设备2。但是他完成了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要他做的1《太平洋战役》，第43页。 1《太平洋战役》，第15—19页。 2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3卷，第125页。 事情：他使美国不能有效地牵制日本在东南亚的作战行动。 防止对日本的作战进行干预的另外一些行动，还有12月10日夺取关岛，11日攻击威克岛。对威克岛的进7攻被击退了，但是该岛在12月23日遭到第二次更强有力的攻击时陷落了。在这一广大战区的另一端，香港遭到了袭击。12月18日，九龙租借地已被占领。日本在香港本岛登陆后，这个英国 殖民地在圣诞节被迫投降。 12月8日，日本飞机从福摩萨3起飞，袭击并摧毁了在菲律宾的停在地面上的大部分美国空军。既已获得空中优势，日本侵略军就从福摩萨出发，在北吕宋的阿帕里和维甘登陆。接着，在12月的第三周，主攻部队在仁牙因湾登陆。同时，日本的另一支水陆两栖远征队从帛琉出发，夺取了棉兰老岛的达沃港口和海湾。这样，虽然美国和菲律宾的防御部队根据预先制定的计1 划撤退到巴丹半岛和哥黎希律岛要塞，在那里一直勇敢地坚持到5月初，但 是日本人很快就得到了进攻婆罗洲和西里伯斯所需要的口岸和飞机场。 他们不失时机地在婆罗洲和西里怕斯登陆。这些盛产香料的岛屿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进行激烈争夺的场所，现在遇到新的残暴的侵略者了。1942年1月，日本远征军从达沃出发，相继占领了西里伯斯的万鸦老和肯达里港口，以及向东三百多英里外的安汶。在同一时期内，日本的其他分遣队夺取了婆罗洲东海岸的打拉根和巴厘巴板石油中心。在取得这些胜利以后，日本人迅速通过佛罗勒斯海向南推进，进攻小巽他群岛。2月19日进攻巴厘，20日占领帝汶岛荷属部分的首都古邦和葡属部分的首都帝力。这样，日本就使自己处于从澳大利亚通往荷属印度群岛最直接的大道 第4页 上，接着就准备进攻东爪哇了。2 同时，可称之为侵略军西翼的部队，在12月8日开始行动，在马来亚北部的哥打巴鲁登陆。两天后，当“威尔斯亲王”号和“击退”号企图袭击日本运输舰队时，从印度支那陆地起飞的日本飞机把这两艘战舰击沉了1。这一灾难性的事件毁灭了盟军安排在这一带水域的仅有的两艘主力舰，从而消除了日本在海上航行的实际威胁，而且还使得日本能在12月与1月间派遣辅助远征队去占领英属北婆罗洲的沙涝越、汶莱和亚庇。在马8来亚，山下奉文将军领导的训练有素、指挥有方的部队，在这个半岛上杀出一条路，到1月底，到达新加坡岛与大陆之间的柔佛海峡。2月9日，他们成功地渡过了这个海峡。一个星期以后，即2月15日，珀西瓦尔将军和他所指挥的七万军队 投降了。 新加坡陷落时，日本已经向南苏门答腊的巨港发动进攻了；巨港于2月16日陷落，这使旧本扫清了进攻爪哇的障碍。2月17日，盟国的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舰队在爪哇海的海战中被击败。紧接着，日本从东西两面迅速侵入爪哇。3月5日，攻下了巴达维亚；3月9日，荷兰军队被迫投降。 日本对东印度群岛的征服至此告成。 现在就只剩下缅甸了。缅甸在1月下旬遭到一支从暹罗开来的日军的入3“福摩萨”是某些外国人沿用的十六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我国台湾省的称唿。——译者 1《太平洋战役》，第27—28页。 2莫里森：《美国海军作战史》，第3卷，第315页以下。 1拉塞尔?格伦费尔海军上校：《进攻新加坡的主要舰队》（captainrussellgrenfell:mainfleettosingapore），伦敦，费伯，1951年版，第109—125页。 侵。英国的防卫部队寡不敌众，被迫于3月7日撤离仰光，退守缅甸中部。在那里，他们同来自云南支援他们的中国第五军会师。2日军暂时被堵住了。但是接着，来自暹罗北部的一支日本生力军突然袭击并击溃了中国第六军（该军正在守护通向腊戍和云南的通道）。3月底，日军切断滇缅公路，进入腊戍。这样一来，就包围了远在西边的英国军队和中国军队，迫使他们撤退；直到那些倖存者通过丛林和山区逃入阿萨姆，撤退才完毕。因此，到5月底， 缅甸也落入了日本徵服者手中。 这样，到1942年夏，日本的大东亚美梦似乎已经实现了。它的军队占领了从满洲到纽几内亚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居住着在政治、文化发展方面大不相同的无数民族。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日军的入侵，在这许多属于不同民族和种族以及具有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的人民中，究竟 引起了什么样的暂时的和永久的变化。 2关于史迪威将军和在缅甸的中国军队，见下文，原着第159页以下。 第二节被占领国家中的演变 （一）满洲国 满洲国具有双重特点。它是日本在1931年开始的征服进军过程中第一个被占领的地区，同时，它也是帝国主9义新型式的第一个样板。这种型式避开了直截了当的吞併，而是玩弄表面上算是独立国家、实际上则是傀儡政权的花招。这有两个好处：首先，它使日本可以驳斥关于掠夺他国领土的谴责：其次，当外国在满洲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向东京提出控告时，日本可以藉口那 是新政权的事，从而推卸责任。 这样，满洲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国家，根据1932年9月15日签订的议定书的条款，与日本结成同盟。根据该议定书，日本承认满洲国，而满洲国则同意与日本合作，并在履行全面合作时，默认日本军队关东军继续留驻在这个国家内。根据关东军前参谋长片仓衷的供词，同时还达成了一项秘密的1 军事协定，规定一旦遭到外国入侵或发生内部动乱时，满洲国的所有部队将听从日本军司令部的指挥。在没有发生这类事件的情况下，满洲国军队表面2 上由它自己的将领指挥，而不是直接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他同时也是日本 驻满洲国大使）指挥。 但是，这一安排，即使就其表面价值来看，似乎只不过是为了顾全原先张学良少帅政权下的将领们的面子；这些旧将领已同意同日本人共命运。因为事实上，日本人已完全控制了整个满洲国的行政大权。康德皇帝（溥仪）在1945年被俄国人俘获；为了要他于1946年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俄国人暂时释放了他。他供认自己一直在日本人的支配之下，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自由行事的人。然而，毫无疑问，既然他接受了皇位，他就是愿意成为日本人的同谋者，而不只是他在1946年所供认的那样。而且，他的关于在日本占领期间一般情况的供词，大多是过于夸大其词，显然是要尽可能描绘出一幅最黑暗的情景，因此供词的价值不大。例如，他说，日本人力图将神道主义强加于全体人民，并迫害持其他信仰的人，这一点被日本的见证人所否认。日本的见证人说，一共只有两座神道庙，都在满洲国的首都新京。一座在皇官内，供皇帝私人用，另一座是仿照东京为阵亡将士建造的着名的靖国神社而建立的。日本并没有企图使满洲国全国信仰神10道，也没有强迫人们信奉它。实际上，那种政策会使日本人在满洲国行政机构内雇用的旧式的信1 第5页 奉孔教的官员起离心作用，也会与日本在满洲扶植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 回族和白俄罗斯族）的政策背道而驰。2 但是，即使对前满洲国皇帝所说的许多话要大打折扣，满洲国政府完全受制于日本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政府有一个以国务总理张景惠将军为首的国务院，下设各部和具体办事机关。但是中央政权的关键机构是总务厅，真正实权掌握在总务长官手里，而这一职务总是由日本人担任的。这个厅下设六科，制定政府的计划，这六科的主管也是日本人。在政府其他各部，虽然名义上由中国人作首脑，但每部都配备一名日本副部长，而且每个1f·c·琼斯：《1931年以来的满洲》（f.c.jones：manchuriasincel931），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24页。 2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7页，第i08—111页。 1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20224—20226页。 2关于日本人对待满洲少数民族的问题。见琼斯：《1931年以来的满洲》，第55—80页。 部都有自己的总务局，总务局都由日本人掌实权3。 过去曾在满洲国政府中任职的一些日本官员，包括培训政府官员的大东学校前校长、宫内府次长以及情报局局长，都被召到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进行答辩。他们尽力设法证明，在满洲国政府中的中国官员曾积极参与制订政策，对各项立法措施可以自由讨论和决定採择。不过，他们在这方面举出的例子，说服力不大强。他们还肯定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时从日本人为培训中国官员创办的学校中培养出了一批比较好和比较能干的中国官员，所以日本人给予政府机构中的中国官员的实权也越来越多了。这可能是由于在1 太平洋战争期间，新占领地区的日本行政人员大感供不应求，因此从日本本国和满洲国抽调了很多行政人员，日本人可能觉得把更多的权力交给中国官员是可行的，特别是因为满洲的政权基础比起日本人在其他地方新扶植起来的政权较为牢固。这样做，不会削弱日本人的控制，因为新京政府背后还有由日本的司令官兼大使统率的关东军。他身旁还有宪兵队，宪兵队的主要任务是侦查和处理对政府不满和背叛的行为，它的方法，正如在别处一样，是极其冷酷无情的。司令官兼大使本人对东京的对满事务局负责。该局成立于1934年底，由陆相主管。21942年，该局併入新成立的大东亚省，然而这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实际变化。同1931年9月的着名政变以来的情况一样，日本 军队仍然是满洲国的真正主人。 满洲国与华北和日本帝国本部（即日本和朝鲜）一起组成了一个大东亚“内部防区”。1931年关东军占领满洲后，就着手在这个国家内建立起一个大陆作战基地。为了这个目的，它加速开採满洲的煤、铁，开发水电动力资源。它还准备建立和发展钢铁、化学和军火工业。军队梦想发展由它自己支配的一整套复杂的军火工业，摆脱日本国内大财阀集团的影响，而在满洲国政府（实质上就是日本军队）控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因此，它设法从满洲排除日本资本家的影响，同时削减南满铁路公司的权力，尽管这个公司是半官方的。军队希望通过满洲国政府的借贷机构开闢渠道，获得投资基金以发展工业，并通过国营公司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建设规划。但是它不久就陷入了困境，不得不让所谓“新财阀集团”的代表进入满洲。这样。1937年，日本日产公司的头头鲇川义介担任了满洲重工业公司（满业）的总经理。但是鲇川很快就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困境。他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援助的愿望，由于中日之间重起冲突而破灭，中日冲突使美国在满洲国投资的可能性成为泡影。接着就爆发了欧战，基本上切断了日本与德国的联繫，严重地阻碍了三角（德国一日本一满洲国）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满洲国出口大豆以换取德国的机器；欧战还使日本无法从德国获得技术援助，特别是发展合成油工业方面。而且，军队从未容许鲇川自由行动，鲇川发觉他与日本直接扶植的满洲国国营企业经常发生矛盾，还遭到满铁（南满铁路公司）的暗算。1942年12月，他在绝望之中辞职了，由高崎继任满洲重工业公司总经理，军队显然感到高崎比较听话。112尽管在满洲的实际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对抗利益的3同上。 1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20153—20174页；第20286页以 2据1934年12月26日日本“敕令第347号”公布的“对满事务局官制”，该局属内阁总理大臣掌管。——译者 11916年1月在巢鸭监狱对鲇川的审讯（国际军事法庭，东京：《预审》）。 冲突，但物质方面发展的记录给人的印象却是深刻的。到 1941年年底，日本在满洲的投资已超过七十亿日元，据说到1945年曾上升到一百十亿日元，虽然这后一个数字可能是夸大了的。然而尽管有夸大的可能，加以日元贬值， 自1931年以来，日本在满洲的投资总额很可能已超过五亿英镑。 日本改进了满洲原有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并建立起一个新的交通网。1937年，他们开始了全面发展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接着于1941年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遇到了上述国内外困难；至于第二个，当然无法完成，而且太平洋战争导致日本资源越来越枯竭（特别是从1943年起），计划大受影响。尽管如此，1944年，满洲国已有年产二百五十万吨生铁、一百三十万吨钢锭和七十五万吨成品钢的生产能力，虽然由于燃料和劳动力不足，实际的产量没有能达到它的生产能力。煤的生产量为二百五十万吨到三2 第6页 百万吨，3电力生产大约为三百万千瓦1。 应该特别提一提日本在电力生产上完成了两项大工程，因为这两项工程在战后的年代中很出名。一个是位于安东上游四十英里的鸭绿江水坝和发电站。这项工程由满洲国政府和朝鲜总督府共同举办，于1937年动工，打算给北韩的工业供电，也给南满东边道边区的工业供电。大坝高一百六十米，长八百五十米，建成后可构成一个长二十英里的水库。到 1941年8月，大坝 竣工，三年后，安装了五台巨大的涡轮发电机。2 第二个大坝和发电站位于松花江上的小丰满，在满洲城市吉林东南约二十英里处。1937年至1942年期间，又在这里修建了另一个大坝，形成一个长一百多英里的人工湖。到1943年，大坝竣工，安装了五台巨大的涡轮发 13电机，并开始输电。3 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关东军已迫于环境，修改了它原来打算在满洲建立一个独立工业基地的方案。太平洋战争迫使他们更加集中力量开採矿产品，运往日本，并生产半成品，运到日本的工厂去加工。满洲的工业与日本的工业就这样紧紧地连结在一起。1944年，取消了日本与满洲国之间的 贸易关税，从此，这种贸易实际上就成了内部事务。 然而，随着煤、铁、钢和轻金属生产的发展，出现了生产机器、工具机、电气工程设备、飞机、汽车、炸药、化学产品、橡胶产品和水泥等一系列工厂，特别是在渖阳和大连周围地区。1944—1945年间，日本经济状况的迅速和普遍恶化，也影响到满洲的工业、损坏了的机器无法更换，由于中国沦陷区的需要而大量调用了车辆，因而车辆也无法补充。城市缺乏粮食和商品，劳动生产率下降，造成全面衰退。伴随着苏联入侵和随后满洲国垮台而来的是，中国民众不分青红皂白地掠夺设备。接着，苏联当局有选择地搬走了一些机器。除此以外，又发生了国共两党的内战。但是，尽管有这些破坏和损害，日本的成就并没有完全被摧毁。日本在满洲建立了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远远先进的工业体系。这对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对待满洲的政策都2杰罗姆?b·科恩：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jeromeb.cohen:japanseconomyinwarandreconstruction），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127页。 3琼斯：《1931年以来的满洲》，第154页。 1琼斯：《1931年以来的满洲》，第158页。 2同上书，第157页。 3同上。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虽然1945年以后，日本统治满洲的政治和社会影 响似乎很快被消除了，但是它的经济影响却仍有经久的重要性。 （二）中国沦陷区 从1937年7月以来日军所侵占的广大中国土地，表面上是在以注精卫为首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下。这个政府是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的。同年11月30日，这个政府与日本缔结了条约。条约的条款规定了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特别是规定了共同防共；为了这个目的，日本将继续在内蒙和华北驻扎军队，甚至在预14期中的自由中国垮台以后也驻扎下去。该条约还规定，在内蒙、华北和长江流域实行“特别紧密的经济合作”，并规定日本对中国的交通运输和工业的恢復和发展给予普逾的援助。1因此，这就等于是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了中国，这是日本所拼命追求的目标，也是日本对西方列强挑战的主要动机。条约的一份公开的议定书记录了南京政府谅解月本军队在与蒋介石委员长作战中所决定採取的一切军事措施。2条约进一步规定：除上面提到的一些地区以外，日本将在战争结束后两年以内从中国撤军。对中日战争的结束，日本有信心地——但错误地——预计是 可以早日实现的。 公开发表的条约附有一系列的秘密协议，这些协议进一步把南京政权缚在日本战车的轮子上。特别是汪精卫被迫答应对日本军队的军事行动给予全力协助，并承认日本在内蒙和华北扶植的政权事实上的独立，又答应不同第 三国缔结任何有损于中日两国合作这一总方针的协定。3 汪精卫曾经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朋友和亲信，自从1938年12月背叛自由中国的事业后，他的生涯就成了悲剧。他徒然地恳求日本人说，把这样屈辱的条款加于中国人，是自找绝路。因为凡是有人格、有名望的中国人都不会抛弃正统的中国政府，去加入这样一个显然是日本的傀儡、日本统治中国的工具的政府。只有对南京作出让步，给予南京真正平等的和独立的地位，日本才有可能使重庆听取日本的安抚和暗中进行的和平建议。但日本人 仍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无情勒索。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起先并未使东京的态度有所转变。当美国和英国军队被清除出东南亚，滇缅公路被切断时，重庆的恐惧加剧了，日本对自由中国崩溃的希望相应地增加了。据当时担任东京陆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的田中新一中将说，起初曾计划对重庆发动大规模的攻势15以加速这一等待已久的事件出现。但是，当西南太平洋的战争形势对日本不利时，原来打算用于这1 第7页 次军事行动的军队，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了，主要是派去保卫瓜达尔卡纳尔岛，因此计划中的对重庆的攻势从未实现。2直到1944年，日本人满足于争取尽量巩固对自己的军队已渗透的那些地区的控制。这一点他们做到了；他们用了比过去更精心计划的和更系统的军事行动来缩小华北的游击队控制区，在1942—1943年间，他们大大地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力量，也加强了中国辅佐部 队的力量。 尽管日本在南海地区获得了新的富饶地盘，但是，对日本的经济来说，1中日基本条约，1940年11月30同（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464号）。 2同上。 3同上书，第465号。 1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23341—23343页。 2同上。 中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依靠华北和内蒙供应优质焦煤，焦煤在日本和满洲国都是很缺少的。1942年，这是生产达到高峰的一年，华北和内蒙的煤产量高达二千四百八十万吨，出口到日本的计四百五十万吨，占日本进口总数的一半。1过后，生产下降，同时，由于日本在航运方面的损失增多，铁路 运输有困难，对日出口下降得就更为迅速2。 太平洋战争使日本依赖中国供应优质铁矿石。1941年，中国供应了日本进口总数的一半，1943年则占三分之二以上。这些矿石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和海南岛。由于这两处地方比较接近日本海岸，日本觉得利用这两处的资源比利用菲律宾和马来亚的资源更实惠，因为从菲律宾和马来亚进口，航运距离较远。1942年，日本从中国进口了四百万吨铁矿石。后来，铣矿的情况同煤的情况一样，航运方面的巨大损失使通过海路的进口数量减少，而中国、满洲和朝鲜的铁路运输也不能满足日本所需的进口量。用小鼓风炉就地加工生3 铁块的努力，也遭到了惨败。4 化学工业所必不可少的盐，是日本大部分依赖满洲国和中国供应的另一种商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了日本的唯一的原棉来源地。日本在华5 北扩大棉花生16产的野心勃勃的计划，主要停留在纸面上，而且只有掺进长纤维棉花，日本才能有效地利用中国的劣质的短纤维棉花。然而，日本已无 法获得长纤维棉花了。6 假如日本能使自由中国垮台，那么，日本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就便利得多了，只要航运可能的话。而且，只要日本能迫使蒋介石求和，或者使蒋介石阵营里比较重要的人背叛他而投奔汪精卫阵营，那么，日本就可以从中国调走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去用之于其他地方。日本还可以得益于相应地减少对中国战场的航运和后勤供应。因此，结束在中国的长期冲突，对日本来说变 得极为重要，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的局势开始变得对日本不利的时候。 在1942—1944年间，日本很有希望打垮自由中国。日本人看到，英美捲入对日战争，起初多么鼓舞中国的士气，但也看到当日本胜利地向东南亚挺进而使中国比以往更加孤立时，这种鼓舞又怎样变为惊慌。日本人意识到重庆对盟国的“德国第一”战略的反感。他们也看到国民党和中共之间越来越分裂以及共产党势力在华北重要地区的巩固所造成的国民党保守派的恐慌。1增长着的财政和经济困难，国内外——特别是美国——对重庆政权缺点的批评，这些都是日本人可以利用的。日本人及其南京僕从的宣传，都注意到充 分利用这些机会。 但是，只要中国坚持抗战，盟国就保证中国自由和独立（而日本，正如1940年11月的条约清楚表明的那样，仍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控制中国），那么，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就不大可能成功了。东条2似乎抓住了这一点，并认识到无论如何日本必须给予南京政权以表面的同盟国地位和平等的地位。东1科恩：《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第163—164页。 2同上。 3同上书，第116—117页。 4同上书，第122页。 5同上书，第190页。 1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见下文，原着第175页以下。 2东条英机将军自1941年10月至1944年7月任日本首相。 条可能是由于重光葵的影响而这样做的。重光葵到1943年4月为止是驻南京的大使，1943年4月继谷正之后在东京任外务相。从此，所谓的“对华新政 策”具体化了。 根据在外务省任职期间与重光葵密切合作过的加濑俊一说，“对华新政策”的目标首先是实现与蒋介石媾和。17重光葵希望这将成为全面媾和的序幕1。显然，基本的概念是日本将放弃——或至少大大地改变——它控制亚洲政治、经济的野心；另一方面，日本要保证西方列强不能恢復他们原来的地位。东条积极支持这个政策，无论是在中国或在大东亚的其他地方；这无疑是因为他从中看到了这是使泛亚洲主义的宣传更为有效的方法，因此也是使日本占领区的人民与日本实行真正合作的方法。他认为这是日本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仍然相信日本能够取胜。即使加濑对重光葵的动机的说法是可以接受的，但重光葵并不抱这样的幻想。他希望用宽大的政策促使日本的仇敌 第8页 与它达成协议，同时削弱国内陆军的地位。2 1942年12月，汪精卫到了东京，与东条、重光葵和日本政府的其他人员进行了会谈，并谒见了天皇。11943年1月9日，当南京政府对英国和美国正式宣战时，这些交易的一个结果变得明显了。东条对此欢唿，称之为“在2 进行大东亚战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他接下去说： 为了使新中国更快地完成其建设事业，从而为圆满结束大东亚战争作出充分贡献，当前日本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坚决恢復与中国的关系，增进日中亲 善，迎接新形势。这是完全正常和适当的做法。 据此，东条表明：日本政府将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界，并将向南京政府交出其在上海和鼓浪屿的公共租界以及北京的使馆区，并将交出日本 军队在中国占有的敌产。3 这个决定多半是由英国和美国方面的声明引起的。 在1942年10月，英美决定就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与中国进行谈判。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了实18现这一目标的条约。4 英方条约也规定了放弃在天津和沙面（广州）的英国租界。既然这些地方已在日本的占领之下，日本报界就嘲笑这种条约纯粹是一个空姿态。对于英国和美国放弃它们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权利，日本报界也採取了同样的态度。关于上海工部局的歷史，被描写如下：这是长时期的恐吓、暴力和残酷剥削的歷史。名义上，这是一个为了管理租界内的事务而建立起来的国际机构。但从一开始，英国和美国就控制了这个机构，利用它来保护他们的“大班”1们的利益——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和其他一些靠上海的财富养肥的人。1加濑俊一：《初升太阳的亏蚀》（toshikazukase：eclipseoftherisingsun），伦敦，开普，1951年版，第69页〔以下简称加濑：《亏蚀》〕。本书以前曾在美国出版，书名用《走向“密苏里”号的歷程》（journeytothemissouri），纽哈芬，耶鲁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 2同上书，第69—70页。 1《昭南新闻》（syonansinbun，在新加坡出版的一份日本报纸的英文版），1942年12月23日。关于这份报纸的过去歷史，见下文，原着第66页注3（即本书第101页注1——译者）。 2同上，1943年1月9日。 3同上，1943年1月11日。 4见下文，原着第163页。 1旧时上海方言，指外国商行的负责人。——译者 其他国家，主要是日本，反覆作出努力来打破英美人的联合。大东亚战争做到了这一点。今天，上海工部局和上海巡捕房的利德尔、布朗、斯迈思之流已经走了，“大班”密切尔、凯西克〔原文如此〕及其一伙也搭乘撤退船只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了。今天，代替他们的是，冈泽胜男担任工部局总董，中国人袁履登担任华董，渡正监担任上海巡捕房的首脑。中国公司和日本公司 的利益代替了“大班”们的利益。2 但是，尽管日本高奏凯歌，并声称美国和英国只不过是举行一种空洞的仪式，他们所放弃的只是那早已永远失去的东西，但这些条约的缔结还是迫使日本实践了它在1940年11月作出的关于在中国特权问题上的承诺。已经进行军事和商务投资的日本人不欢迎这样做，因为特别是自1937年以来，这 些投资很有发展。但是我们将看到，他们的抗议被东京压下去了。 1月9日，南京政府宣布：关于日本人放弃在中国的日租界的协定业已达成；与此同时，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保证通力合作进行战争。1两天后，南京外交部长褚民谊说，对英美的宣战废除了与英美缔结的一切条约。关于2日本放弃日租界的协定，只用一般的措辞作了叙述；但在2月9日，日本政府声称，已成立一个中日委员会安排移交事宜，该委员会由日本人四名和中国人四名组成，并由一个十二人组成的技术委员会进行协助，其中中国19人和日本人各占一半。3可是这个委员会直到3月6日才召开第一次会议。3月14日，重光葵和褚民谊在南京签订了关于移交的具体事宜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的条款，日本将在3月底前向南京政权无偿地交还在天津、汉口、沙市、苏州、杭州和厦门这些城市内的日租界。在这些地区的日本侨民的财产 权得到了确认。中国当局将接收警察局和其他行政机构。4 缔结这项协定之日，正是东条访问中国之时。东条于3月14日到达上海；并于次日抵达南京。他的访问显然是想平息当地日本侨民中的不满情绪。他在南京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声称：“虽然日本政府对这些受日本新政策影响的日本侨民在中国的地位和利益深表关切，但它决定坚持首先考虑中华民族利益的原则。”5他回到东京后，3月29日在政府官员和实业家的一个联席会议上说：“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在中国的日本实业界领袖要放弃维护自己特权和利益的想法，要同中国国民合作，并在共存共荣的基础上为发展经济 作出努力。”1大东亚相青木一男也发表了类似的演说。2 3月27日，南京政权接收了鼓浪屿的一小块公共租界。天津和沙面（广3 第9页 州）的英租界也在1942年3月正式移交给（日本所扶植的）中国当局。4还剩下最重要的一处，即上海的公共租界。1943年6月30日，褚民谊和谷正2《昭南新闻》，1943年1月1日。 1《昭南新闻》，1943年1月9日。 2同上，1943年1月12日。 3同上，1943年2月12日。 4同上，1943年3月15日。 5同上，1943年3月16日。 1《昭南新闻》，1943年3月30日。 2同上。 3同上，1943年3月29日。 4《昭南时报》（shonantimes），1942年3月26日和30日。 之（他继重光葵任日本驻“中国国民政府”的大使）在南京签署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南京政权将在公共租界实施行政管理权，并接管上海工部局的财产和债务。在这样做时，在职行政人员将保持现任职务，薪金不变。同时，将尊重日本政府的财产权和在租界内以及越界筑路地区的日本侨民的财产权。权力的移交定于1943年8月1日生效。520同时，由于日本的压力，维希政权驻南京的代表不得不缔结了一个放弃在华法租界的一般协定。接着，在7月22日签订了一个具体协定，规定在8月1日把上海的法租界交还给南京。6与此同时，义大利也同意放弃它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特权。18月1日，南京当局正式接管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与此同时，在东京又宣布了另一个中日条约，规定在华日侨应向中国当局纳税，但以不受到敲诈勒索为条件。 2 同时，在6月15日，东条对贵族院说，日本政府打算“为进一步增进两国间的积极合作而对日中条约作根本的修改”。3但显然，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和与中国有联繫的日本商行对这个“对华新政策”很感不满。青木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作了一次旅，行之后，于9月回到东京，他说，由于实行“对华新政策”，南京政权正在迅速地发展；而东京的情报局长岸声称，在华日侨4 的“牺牲”，目的在于增进中国国民政府（即汪精卫政权）的利益。他说，中国必须重新获得完全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又说，反对无偿地放弃日本的特权“似乎是有理由的”，但为了在大东亚战争中的日中合作，他们必须放 弃这些特权。他还否认日本新政策是由于军事形势的恶化所造成的。5 10月28日，重光葵对国会说，日本战争的目的包括完全消除种族歧视，建立亚洲国家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并在互惠的基础上发展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两天后，在10月30日，汪精卫和谷正之在南京签署了一个同盟条约。6 1该条约的序言中表示：两国政府决心在建立大东亚的过程中作为平等和独立的邻邦进行合作。因此，为了根除这种合作道路上的各种困难的根源，他们就新条21约的六项条款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些条款中的第一条规定，在相互尊重对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永久的友好和互助关系。第二条规定，採取一切可能的合作与援助措施来建立大东亚。根据第三条，日本和中国将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第四条规定，细节问题将在以后进行讨论。第五条规定，昭和15年11月30日，即中华民国29年11月30日，日本和中国签订的关于两国基本关系的条约，以及该条约的所有附件，在本同盟条约生效之日起作废。最后一条规定，该条约从签字之日起生效。 根据这项条约的议定书，当中日两国恢復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结束时，日本将从中国撤军。日本也放弃它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条款及其补充5《昭南新闻》，1943年7月1日。 6同上，1943年5月19日，7月23日。 1《昭南新闻》，1943年7月23日。 2同上，1943年8月2日和3日。 3同上，1943年6月19日。 4同上，1913年9月8日。 5同上，1943年9月9日。 6同上，1943年10月29日。 1《昭南新闻》，1943年11月1日。 协定所享有的在中国驻扎军队的权利。议定书和条约同时生效。2 日本政府情报局在公布新条约的声明中宣称，自从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的形势经歷了根本的变化。声明提到了南京政府对英美的宣战，说这场战争终于扫除了英美在中国的势力。日本和中国正在调整它们的条约关系，为的是使它们能够不受过去种种情况的影响，作为友好的邻邦，恢復到 正常和适当的状态。1 这个“新政策”的目的是双重的。它是想给南京政权“面子”，日本希望藉此增加名义上由这个政权统治的人民对日本的支持，并鼓励重庆方面的人背叛。虽则南京政府仍依赖于日本军事力量的支持，但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朋显的沮丧情绪，证明那些让步并不仅是纸上的东西。1946年9月，曾任南京政府内政部长的梅思平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他声称，直到1943年底，日本高级官员都公开支持在中国沦陷区贩卖鸦片，因为鸦片出口是内蒙政权的主要收入来源，也因为日本人从中赚了很多钱。其中有些钱已被东条用来保障日本国会议员对他的22支持。但是，梅思平说，1943年12月，南京和上海发生了反对鸦片的学生示威。于是日本人表示愿意帮助中国恢復战前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他们这样做，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想安抚中国人，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和南京政府的官员们那时已通过控制食品和其他商品获得了更多的钱。据梅思平说，因此日本同意重设禁菸局，并减少从内蒙进口鸦片。梅思平说，结果，日本控制的禁菸局由南京政府接管了，公开贩卖麻醉品停止了，从内蒙进口的鸦片减少了一半以上，鸦片税则由南京财政部徵收。2 第10页 这一证词的来源是可疑的；很有可能，南京政权的主要动机是想靠鸦片赚钱，而不是禁止鸦片。但是这说明了，至少有一些曾使得日本军队和随军商人发财的路子，由于“新中国政策”的实施，现在部分地或全部地被切断 了。 然而，这个政策的最重要的方面，与其说是对日本在中国扶植的政权的实际影响，倒不如说，无可置疑的事实是：它是用来作为对蒋介石和中国正统政府提出的一项和平试探，而且是一项同以往很不相同的试探。在1943年10月30日的条约中，日本确实仍然要求进行全面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但是现在它放弃了过去的各种要求，如：在中国部分地区建立“中立地带”，建立中日合作的“特别地区”，以及在中国的战略要地驻扎永久的守备部队等。日本暗示，它愿意放弃辛丑条约中规定的权利和要求，这些权利和要求曾帮助它实现了1937年7月的芦沟桥事变。日本把租界权交还给南京政府，这实际上表明：它愿意放弃这些权利，把这些权利还给中国的正统政府，以换取和平。在工业领域内也是如此，日本军队把夺取的中国财产逐步移交给南京；同时也在採取步骤，把华中开发公司和华北开发公司改为表面上的中国公司。日本和南京的宣传都说，原先的1937年的中日战争是由于误会而引起的，这些误会是英美的阴谋煽动起来的。现在，既然日本已明确地承认了中国的主权和完整，那就没有什么好打的了。这是大东亚相青木在1944年3月30日23庆祝汪精卫政权成立四周年的广播演说中所讲的内容。他还说， 他为这种误会终于导致中国事件，深表遗憾。1 2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466号）。 1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5335页。 2同上书，《证物》（第429号）。 在美国的报纸和刊物上都可看到对自由中国现状的批评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赞扬，这给日本人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而日本人也赶快利用了这个机会。他们竭力促使重庆的中国政府断绝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而与南京政府团结起来消灭中共。他们警告蒋介石说，共产党一心要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 美国的公众舆论似乎是支持共产党，而看不起蒋的政权。1 1944年夏季，日本在中国东南部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计划摧毁该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并建立经由中国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陆上通道。当时日本人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他们的军事行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挫败英美进行侵略和控制的企图。中国国民是我们的朋友，即使是重庆政权统率下的军队，如果他们反对与美英合作，也不是我们的敌人。”随着这个“对华新2 政策”而来的是进一步向重庆暗中媾和的尝试。3但蒋介石对此还是很冷淡，尽管他的政府正遭到巨大的内部困难，他的很多部队士气低落，并且他对自己认为的美国对中国内政的不正当干涉怀有愤懑。但他还是坚持着，因为他相信日本最终要彻底败北——主要是败于美国之手。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根据1943年1月的条约，中国将看到外国的治外法权的结束。鑑于1943年12月中国在开罗所得到的许诺，中国指望重新获得过去丧失于日本的一切，特别是满洲和福摩萨。因此，蒋介石不准备同日本人讲和，甚至也不肯在恢復1937年战前状态的基础上讲和。确实，他对下列建议感到恐慌和愤慨，即竟然要他事实上把自己的军权授与一个美国将军，而美国租借法的供应物资竟然要均等地运送给中共部队和他自己的部队。但他坚持反对这些要求，结果他胜利了。1不过，在1944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他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要不是日本在其他战24线上遭到惨败，德国在欧洲也遭到惨败的话， 重庆就很有可能垮台，或者是转换方向。 到1944年底，日本要迫使中国结束抗战的想法已经无望了。与日本人合作的最有影响的中国人汪精卫，在长期患病后，于11月10日死于日本。2他的继承人陈公博正式成为南京政权的代主席，但他在国民党内没有过去汪精卫所享有的那种声望。在1944—1945年间，日本控制下的华北腹地迅速缩小了，因为日本把在华北的军队抽去参加华南的战斗，并替换从满洲开到更紧迫的前线去的第一线部队，而游击队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同时，日本人的中国附庸，在很多情况下与重庆保持着一条公开的：“秘密电讯联繫”，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了。不是重庆政权被南京政权所吸引，而是南京政权被重庆政权所吸引——在重庆允许的范围内。即使在日本投降以前，中国的问题已 经很清楚，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问题。 1《昭南新闻》，1944年4月28日。 2同上，1944年7月5日。 3见下文，原着第128—129页。 1见下文，原着第169—172页。 2《昭南新闻》，1944年11月13日。 （三）印度支那联邦 在1945年3月9日之前，印度支那的事态呈现出一种反常的情况，同大东亚其他地方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日本“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宣传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40年6月，宗主国法国垮台，日本不失时机地马上向这个遥远的、现在实际上是孤立的法国属地施加压力，并且通过柏林的斡旋，向维希政府施加压力。其结果是于1940年8月30日在东京缔结了法日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维希政府承认日本在远东的经济和政治优势，并同意日本在印度支那享有优惠的经济特权。维希政府并进一步在原则上同意日本部队进驻东京。1在日本方面，则保证尊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 第11页 权，并且维护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 接着，在9月22日，印度支那总督府和日本军方代表西原将军签订了一个协定，规定在东京（越南）建立日本空军基地，并由日本守备部队保护。然而且本在华南的陆军部队在边界城市谅山袭击并打败了法国军队，该25 部队为了这些自作主张的行动而受到了日本上级当局的处分。1 开始时，日本军队侵入印度支那，表面上是为了便利日本对中国的作战。接着，在1940—1941年，暹罗进攻印度支那，日本对此进行了干涉。1941年2月，日本强行调停，结果是1941年3月11日在东京签订了协定，把寮国和柬埔寨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土移交给了暹罗。日本是这项协定的保证 人，也是条款的实际制订者。2 接着，在1941年夏天，作为进攻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准备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袭击了印度支那南部。日本以直接占领相威胁，在1941年7月21日迫使维希政府同意它的要求，让它在束埔寨和交趾支那建立空军基地，在金兰湾和西贡建立海军基地，并在印度支那南部驻扎它认为需要的任何武装部队。其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需要共同保卫印度支那，使不遭受假想的、据说有英国支持的戴高乐派的阴谋。作为报答，日本重申，尊重法国 在印度支那的主权。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就迫使法国总督海军上将德古与日本在印度支那的军事代表团团长绍将军签订进一步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的条款，法国当局同意按照1941年7月条约的规定，尽自己的一切力量进行合作，“共同保卫印度支那”。他们保证维护印度支那的公共秩序，并维护日本在印度支那交通运输的安全。双方还进一步商定，在必要的时候，日本军队可以协助完成这项任务。海军上将德古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日本原来提出的要求不止这一些，但是他把那些原来的要求压低了。这样，他就做到了避免给印度支那边界以外的日本军事行动以任何直接援助，同时也做到了避免让印度支1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6936—6939页。〔正文里提到的东京（tongking），是越南北部地区的旧称。下文凡指这一地区时，后面皆注“（越南）”二字，以便与日本首都东京（tokyo）区别。——译者〕 1让?德古海军上将：《统治印度支那：我的总督府的歷史，1940—1945年》（admiraljeandecoux：barredel’indochine：histoi-redemongouvernementgenenral，1940—1945），巴黎，普隆，1949年版，第102—121页〔以下简称德古〕。 2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6718—6721页。 3同上书，第7035—7056页。 那的法国军队直接服从于日本人的统辖。他还做到了使日本在印度支那的侨 民服从法国的法律和管辖。1 这个奇怪的局面就这样定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自命为反对西方、维护亚洲独立的战士的日本，却以合作为26名来维护法国在亚洲的一个属地。当然，这对双方都是权宜之计。假如日本人推翻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政权，他们很可能使这个国家陷入混乱，因为他们自己无法配备所需要的行政人员来有效地统治它，而安南人和柬埔寨人则效率不高，或者是靠不住。日本人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在他们驻在马来亚、暹罗和缅甸的军队的后方的某一国家里发生严重的混乱。而且，印度支那是粮食和原料的重要来源地，这个国家内地的任何混乱都会有损于这些重要商品的收集。因此，同维希保持假合作，保存当地的法国政权，至少是暂时符合日本的利益的。这个政权可能会变成障碍物，但是只要盟军离印度支那很远，这个政权就不敢对日本公开作战，也不敢把对日本提出的要求反抗到公开冲突的程度。当这方面的形势变化了的时候，日本的政策也改变了，正如以后我们会看到的那样。从1940年夏季起任总督的海军上将德古，对印度支那的形势不抱任何幻想，对日本人在被迫的情况下会做的事也不抱任何幻想。只要维希政权存在，他就是维希的坚定的支持者；从他的回忆录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既不爱戴高乐将军，也不爱英国。但他是一个爱国的法国人，他迫切地要为自己的祖国尽职。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在自己敢于做到的范围内抗拒日本人，必要时则迁就他们的要求；玩弄他手中唯一的一张好牌——日本人希望避免破坏他的政权——使这张牌发挥其最高价值。这样，他希望把总督府维持到日本人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时候，那时也许可作出和平撤出日本军队的安排，用这种办法为法国保存这块殖民地。他知道，假如激怒了日本人，日本人搞掉他的政权，建立起安南人的和柬埔寨人的政权，那么，和平恢復法国政权的机会就很小了。 以后的事件证明，他这样判断是正确的。 但是德古处于一种特别困难的地位，因为他不仅要对付变化莫测的日本人，还要对付安南人的骚乱，对付中国人的阴谋，对付戴高乐主义分子不顾他的愿望而进行的抵抗活动，还要对付盟国，特别是美国。因此，最后他失败了，他的政权被推翻了，这也并不奇怪；值得往意的是，他居然尽可能长久地维持了这个政权。27日本人构成一种一直存在的威胁，因为德古很清楚地知道他们不信任他；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事情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推翻他的政权。日本人给予安南民族主义一些鼓励，特别是支持高台教运动。这个运动在1926年就已着闻，它是东西方哲学和宗教的混合物，搞了一个模仿罗马天主教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发展了民族主义的雄心，因此遭到法国当局之忌；但是除此以外，它的观点是保守的，反共的。这一特徵使得东京给它 第12页 一定程度的鼓励和支持。1 即使日本人认为时机成熟可以把法国政权消灭时他们并不想採取这种措施的话，他们也不可能防止这个政权之被损毁。以征服者的全副傲慢姿态出现的日本军队和随之而来的日本侨民都大肆掠夺，这两者都使法国人在被他们统治的人民心目中降低了威望，并增加了人民中的骚乱。这种骚乱由于许多日本军官的所作所为而加剧了，这些军官深受反欧亲亚宣传的影响，摆出1德古，第157—163页，第330页。 1德古，第235—236页。 安南独立的支持者的架势，抓住一切机会侮辱白人，这样，“合作”的外表很快就磨损得很薄了。德古竭尽所能来对抗这些倾向。1943年7月，在上海颇有名望的、长期以来宣扬泛亚主义的人物松井石根将军访问了西贡。他是以个人身份来了解关于印度支那的情况的，但他在演讲中攻击法国政权，鼓吹，亚洲是亚洲人的”这种主张。当德古向东京抗议松井的活动时，他得到回答说，日本政府没有授权松井这样做。但是没有官方的默许，松井是不会2 被允许到西贡去的，更不用说做出这样的行动了。这样的事件也许是由日本制造出来的，作为一种刺激，要德古进行更大的“合作”；这些事件也可能是东京方面意见有分歧的迹象。但是在1943—1944年间，预料中的日本进攻并没有发生，因为日本南方故区最高司令官寺内寿一——顺便提一下，他和东条英机不是好朋友——不希望印度支那有任何大动盪。德古相信日本外交代表芳泽谦吉在採取温和态度方面起了作用。根据德古的判断，老资格的外交官芳泽谦吉对日本军方首脑心怀敌意。1当芳泽谦28吉被召回，在1944年11月离开时，他给这位总督一个暗示说：长期预料中的日本突袭很快就要 发生了。 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另一个经常使德古担心的因素。1941年12月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寅战时，它通知维希政府说，中国希望能在印度支那获得同日本同样的方便，在必要时中国军队将进入这个国家。德占获悉这一事情后，就向维希政府告诫说，中国如果企图强行进入印度支那，就很可能会激怒日本人，使他们推翻法国的统治，而完全控制印度支那。他说，这将对中国和美国都不利。维希显然领会了最后一句话里所包含的暗示，因为德古的告诫由法国大使亨利?埃耶传给了美国国务院，也传给了当时正在华盛顿的宋子文。不知是为了这个原因还是因为蒋委员长在其他地方已经穷于应付了，所2 以中国没有企图侵入印度支那。 然而中国人支持了安南抵抗力量的领袖，那些领袖的政策对日本和法国都是敌对的。1941年，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组织，称为“越南独立同盟”，根据安南文的缩语简称为“越盟”。1942年，中国人帮助安南民族主义领袖们在中国华南的柳州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的结果是使这些领袖们结成一个联合组织，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盟的首脑胡志明后来成了这个组织的领袖。这个组织取名为“越南革命同盟会”。它的纲领是抵抗日本，摆脱法国统治而取得独立。它企图在印度支那煽动叛乱，并取得同盟国政府的承认。共产党人是这个同盟会的各团体中组织得最好的，但是共产主义思想暂时处 于隐蔽状态。 德古非常急于防止任何内部骚乱，也急于镇压那些他未能防止的骚乱，因为不这样做，会促成随时可能发生的日本发动的政变。1941年12月，德古成功他说服绍将军把守卫东京（越南）与中国之间的边界的任务交给法国军队。这样，他希望能在日本和中国军队之间保留一个缓冲地带，也希望能为法国军队在必要时留下一条逃跑的道路。因此，他希望在形势许可之下同重庆保持尽可能好的关系。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法国驻中国大使29科斯默意见牴触，科斯默显然相信日本最终会胜利，为了与东京和解，科斯2同上书，第236—237页。 1德古，第313页。 2同上书，第250—251页。 默要求维希承认南京政权。德古强调採取这样的步骤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合适的。他成功地阻止了对南京的正式承认，尽管法国有一名外交代表驻在那 里。1 1943年10月，合法的中国政府与维希断绝了关系。不久，佩科夫将军作为当时在阿尔及尔的解放委员会的代表来到重庆。德古本人并不想参加解放委员会，何况，如果他採取了这一个行动，将会加速日本对他的反对。但他与佩科夫将军暗中联繫，敦促佩科夫向阿尔及尔方面强调必须避免中国或同盟国入侵印度支那。德古说，他收到阿尔及尔的回音，告诉他解放委员会理解这一局势。据德古说，自此以后，解放委员会就不再鼓励德古的部下离职去参加启由法兰西运动，而相反地要求他们坚守岗位。德古还说，关于日本在印度支那军事力量的情况，他有情报定期送往重庆。各抵抗组织建立了1 秘密电台，德古说这是违背他的命令的。但是事情很清楚，由于维希的寿命 显然已屈指可数，德古对他部下的权威也是一天比一天下降了。2 第13页 另一件使总督不断烦恼的事是美国对印度支那进行空袭。他抱怨这些空袭对秘密发去的关于在这个国家内的日本军队和军用仓阵的情报不加理会。许多城镇被炸毁，许多平民被炸死。往返于交趾支那与东京（越南）之间载运大米的法国船舶被击沉，印度支那的南北铁路运输被毁坏了。据德古说，这一切对日本的危害甚微，而给居民却带来了严重的伤亡。轰炸的后果之一是很难运输粮食来解救东京（越南）在1944年至1945年间发生的饥荒，这次饥荒使一百万人丧失生命。有时美国飞机被击落，当匕行员落到法国人手中时，德古拒绝把他们交给残暴的日本人。这引起了日本军队的愤怒；的确， 这也是日本人认为他们有理由推翻德古政权的根据之一。1 1943年2月，维希政府通过一项法令，规定如果德古同法国的一切联繫被切断，就授予他相机行事的全权。30德古说，他自己曾强烈要求这一点，因为万一维希垮台，这是避免日本在印度支那发动政变的一种手段。1944年8月20日，德古正式掌握了这些权力。那个月底，他给法国临时政府发了一份秘密电报，在电报中他要求他们不要在印度支那做任何可使日本人作为发动政变的藉口的事情。10月9日，他向法国海军参谋长勒莫尼埃中将发出了一个类似的唿吁，但是这两份电报都没有得到答覆。从1944年夏开始，一些秘密抵抗组织增加了他们在印度支那的活动，这些组织有的同英国情报局有联繫，有的同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组织有联繫，还有的同中国政府的情报组织有联繫。然后在10月份，法国驻印度支那武装部队的司令埃梅将军通知德古说，他和另一个法国军官莫尔当将军很久以来就一直在与自由怯兰西运动秘密联繫，又说，莫尔当已在1944年9月被任命领导一个反对日本人的抵抗运动。因此，10月30日德古秘密传话给戴高乐，要求确认他的权力，否则就提出辞职。11月23日，他得到了答覆，告诉他继续留任，直到另外的指示通过莫尔当下达。看起来，临时政府的意思是要莫尔当去领导一个抵抗运动， 如果日本人推翻德古的话，就公开对日本人採取行动。1 1德古，第252—254页。 1德古，第255—257页。 2同上书，第265页。 1德古，第265—268页。 1德古，第300—309页。 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使德古难以忍受的局面，德古用可以理解的怨恨之情写到了这种情况。莫尔当从巴黎接到秘密指示，当德古告诫他不要公开抵抗日本人时，他拒绝听从德古的活。在1944年晚些时候和1945年初到达印度支那的一些戴高乐派人员向德古保证，巴黎很赞赏他的工作，政府对他并无意见，但是同时说，他们奉有命令在安南人中组织抗日运动。2月23日，德古又向巴黎发了一份告诫电报，在电报中他说，印度支那没有受日本人控制，没有必要去自找麻烦，又说，这个殖民地对法国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所有这些建议都是徒劳的。很自然地，德古认为，印度支那的戴高乐分子受临时政府鼓励而作出的莽撞行为，加速了他长期以来努力避免的日本发动的政 变。2 处于孤立和危险地位的德古所不可能了解的是，印度支那战后的命运处在危险之中。这。个殖民地在1940年31和1941年内屈服于日本人的要求，激起了美国政府的愤怒，尽管美国不能提供贾德鲁将军和他的后任德古海军上将所要求的武器和弹药的援助。罗斯福总统很不贊成法国统治印度支那，他在设法使印度支那在战后脱离法国，而置于国际託管之下。在1944年1月14日致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一份备忘录中，罗斯福宣称，他曾告诉英国大使，一年多以来他一直表示，印度支那不应归还法国，而应置于国际託管之下。总统补充说，“法国统治这个三千万居民的国家已近一百年，而那里的人民比开始受统治时更贫困了。”他宣称，他的託管计划得到蒋介石委员长和史达林元帅的支持。国务卿并不象总统那样倾向于国际託管；他的意见1 是在法国同意那个国家最后应获得独立的条件下，印度支那战后应该重新回 到法国手里。2 英国政府对罗斯福关于印度支那的建议很吃惊，至于戴高乐的反应也是可以想见的。戴高乐一直对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抱有傲慢态度，即使这只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独立性，反驳别人提出的法国是伦敦和华盛顿的卫星国伪指责。要法国放弃对印度支那的主权，这种意见戴高乐是决不贊同的。1943年12月，法国局族解放委员会确曾许诺过，在战争结束后，印度支那将在法兰西共同体中有一个新的政治地位。但是，这种对安南民族主义愿望的让步，也可能是对美国感情的让步，与法国放弃统治而交付给国际託管，那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但是，除非法国竭尽所能积极地参加将印度支那从日本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否则，它收回这块殖民地的机会同样会遭到危险。因此，临时政府决心贊助抗日运动，尽管德古告诫他们不要採取这样的行动。他们希望能说，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曾做了一些对抗敌人的事。法国政府也想派出军队参加东南亚的杭日斗争。英国政府对这种做法是贊成的，但是罗斯福表示坚决不同意，32在1944年9月的魁北克会议上，无法对这个问题达成协议。1944年11月，罗斯福还向前往锡兰康提的一个法国官方军事代1 第14页 表团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这个代表团是到盟军东南亚司令部去商讨有关2同上书，第315—321页。 1《科德尔?赫尔回忆录》（thememoirsofcordeiihull），两卷（纽约，麦克米伦，1948年版），第2卷，第1597页〔以下简称赫尔：《回忆录》。引用《回忆录》（版权1948年为科德尔?赫尔所有）系经纽约麦克米伦公司许可〕。 2同上书，第1598—1599页。 1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97—1598页。 印度支那的问题的。2 1944年10月，美军在菲律宾登陆，这对印度支那是一个凶兆。日本统帅部清楚地预见到，一旦美国人重新征服了菲律宾，他们便会向印度支那进军。同年年底，日本不顾德古的反对，派遣一个新的师到东京（越南）；德古谴责说，这一行动违反了1940年9月关于东京（越南）的军事协定。十分危险伪是，这些增援部队中的一些部队就驻扎在法国军队的营房附近。此外，只本还在印度支那其他地方增援军队，显然正在作好一切准备。31945年1月底，德古考虑到印度支那可能将成为美国的下一个目标，所以他秘密指示当地法国官员同入侵部队合作。但是，据他说，2月初他从戴高乐那里接到命令，说如果美国人登陆，就宣布印度支那中立。这清楚地表明了戴高乐是4 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 2月20日，德古离开河内到交趾支那，企图乎息该省的抵抗分子所引起的混乱。3月6日他到达西贡，发现那里表面上一切都平静。3月9日，日本新任大使松本俊一拜访他。松本向他说，美国有可能在印度支那登陆，鑑于这一情况，他已接到明确指示。要求加强印度支那的“共同防御”关系。当德古对此表示反对时，松本给他念了一份有关日本要求的备忘录。这些要求是：所有法国军队和警察部队都应受日军统一控制，并接受日军的命令，所有的铁路和公路运输同样也应受日本控制；总督府所属一切行政机构都应服从日本军事当局的命令。这份最后通牒于3月9日晚上7时交给德古，要求他在晚上9时前答覆。松本警告德古说，如果他不同意的话，就要使用武力。德古声明，他不能也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协定上签字，但是他存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想赢得时间，劝使日本人降低要求，因此他提出，一旦美军真正登陆，可以接受日本的最高指挥。但是，这一次日本拒绝了所有的折中方案；事实上，他们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正在夺取控制权。晚上9时15分，他们的军 队勐攻总督官邸，33拘禁了德古。1 日本人在整个印度支那袭击法国部队和平民。在谅山、河江和许多其他地方，法国军队很快地被打垮了，而且经常在投降后惨遭屠杀。有些法国文职官员也遭到杀戮，至于那些倖免一死的人，则经常受到极为残酷的虐待。2东京（越南）的一部分法国军队设法抵住了日军，最后顺利地撤退到了中国。 1 这就是1945年3月9日的日本武力行动。东京的日本军事当局在3月10日的一份辩护声明中宣称，印度支那法国当局表面上对日本持友好态度，但实际上是不发好的，正在暗中图谋与敌人取得联繫。它指责法国把军队集中在主要城市附近，准备进攻日本人。同时，连指责他们向美国潜水艇指挥官租在中国及菲律宾的美国空军基地发送关于日本航运的秘密情报，来协助破坏印度支那沿海的日本海上运输。他们对空袭印度支那的美国飞机不开2同上书，第1598页。 3德古，第313—314页。 4同上书，第322—323页。 1德古，第325—334页。 2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15292—15495页。 1见萨巴蒂埃将军：《印度支那的命运》（generalsabattler；ledestindel’ilndoclilne），巴黎，普隆，1952年版，第53页。 炮。反而庇护被日本人打下来的美国飞机上的飞行员，拒绝把他们交给日本军队。他们无视日本的抗议，继续与美国和（重庆）中国政府保持秘密联繫。2 最后，他们又拒绝了日本提出的紧密合作的建议，因此，日本军队不得不採 取了应付这个局面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紧急措施”。 日本首相小矶国昭将军在3月10日对国会附讲演中，又重复了这些指责。他说：“德古总督的政策一向是以最低的限度来执行共同防御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只是为了不让日本有採取独立行动的藉口；而另一方面，他容忍美国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地狂轰滥炸，而不提出严重抗议。”他将日本期望印度支那提供的军费开支、经济发展资金以及商品和劳动力“压低到最小限度”。他拒绝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即指南京政权——而与重庆保持秘密的 联络。1 所有这些指责都有某些根据，尽管有些可能是夸大了的。这些指责表明，日本人对德古对待他们的真正态34度不抱任何幻想，他们十分清楚德古暗底 下在搞些什么名堂。 推翻了当地的法国政权后，日本政府马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中宣称，他们对印度支那并无领土野心，而将“全力支持当地人民长期被压制的要求获得民族独立的愿望”。2他们着手在河内成立了一个“东京”（越南）国民同盟”。这个机构于3月12日正式发表一项声明，谴责法国的暴虐统治，对日本军队解放这个国家表示感激，并保证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方面进行全心 第15页 全意的合作。3 在安南，日本人叫安南皇帝保大于3月11日在他的首都顺化发表了一项声明。在声明中他宣布废除1884年签订的“法越保护条约”，并宣布安南完全独立。与此同时，他保证在实现大东亚战争的目标方面与日本合作。3月413日，柬埔寨国王也发表了一个类似的声明。5交趾支那不是法国的保护伺而是法国的殖民地，被置于日本文职总督的管辖之下，日本政府派了日本“顾问”到安南和柬埔寨。日本人取代了在寮国和东京（越南）的前法国地方长官。日本司令官行使政治和经济的最高权力，并以其宪兵司令（他此时也兼任警察总监）为其左右手。行政上曾经受印度支那总督府管辖的中国南部的法国租借地广州湾，这时也被日本军队占领了。17月16日，日本将广州湾 交还给南京政府。2 日本扶植的以保大为首脑的行政机构由一批安南民族主义分子组成，其中陈重金担任总理。当1945年4月宣布成立王国的时候，他们的观点和在柬埔寨与寮国同日本人合作的那些官员一样，是保守的。但在胡志明统一领导下的各抵抗团体拒绝与日本人恩赐的独立发生任何联繫，并在3月12日决定 2《昭南新闻》，1945年3月11日。 1《昭南新闻》，1945年3月13日。 2同上，1945年3月12日。 3同上，1945年3月13日。 4同上，1945年3月14日。 5同上，1945年3月17日。 1《昭南新闻》，1945年3月17日。 2同上，1945年7月21日。 加强对付日本人的军事行动。在盟国空投物资的支援下，这些部队逐步控制3 住了35内地。到8月初时，各抵抗部队己逼近城市。4 接着，日本向盟国投降了。在印度支那，和在东南亚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几个星期的政权空白期。被监禁在禄宁的德古海军上将于8月17日获悉日本投降的消息后，要求当地的日本司令土桥将军释放他和其他被监禁的法国文武官员。德古希望这样能重新掌管印度支那的行政大权，防止胡志明部5 队获胜。在这样晚的时刻，他想达到这个目的，看来是不大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得到机会。这位日本将军宣称，他没有接到盟国东南亚司令部的命令，不能随便採取行动，于是德古和他的部下仍然被监禁着。现在日本人不再作任何努力去遏制胡志明运动的发展了；事实上，据报导，他们已向抵抗运动的成员缴械。8月22日保大退位，他的政府垮台了。接着，于9月2日成立了在胡志明领导下的临时政府。它在河内发表了一份独立宣言，宣布结束与 法国的一切关系。1 法国政府无力阻止这些事态的发展，因为他们在远东没有军队（戴高乐为这一状况指责他的盟国，认为他们提供海运大迟缓）。最后是这样安排的：2 英国军队应暂时占领印度支那南部，中国军队则占领北部，以纬度16度为分界线。德古认为，戴高乐宁愿让中国人占领而不愿让美国人占领，因为他怀疑美国的动机，3虽然中国对这个国家的前途也不是没有他们自己的想法。1945年3月，法国政府曾允诺建立一个印度支那联邦，这个联邦将在很大程度上自治，但仍作为法兰西联邦一即法国及其帝国——的一部分。可是越盟 要求完全独立，这样就为战后印度支那的冲突留下了根源。 3《1940—1945年越南的反法西斯斗争》（vietm’sflghta·gaiusttjascisms，1940—5），巴黎，驻法国越南代表团新闻处，1948年。 4同上。 5德古，第340页。 1《越南民主共和国》（thedemoceratlcrepubllcofvieitiam），巴黎，驻法国越南代表团新闻处，1948年，第3—4页。 2《纽约时报》（newyorktimes），1945年3月15日。 3德古，第345页。 （四）菲律宾 当日本占领菲律宾群岛时，他们面临着一种在许多方面说来与亚洲其他地方所曾遇到过的不同的形势。三个多世纪以来，菲律宾人民一直受西班牙的统治，结果在36他们中间有大量的西班牙混血儿，出现了一个混血儿阶层。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欧化；就是在这个阶层中，最初的民族主义意识在十九世纪开始发展。而且，大多数居民己改变信仰，信奉罗马夭主教，只有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的摩洛族仍然信奉伊斯兰教，还有一些人迹罕至的山区的原始危格利陀人部落没有宗教信仰。因此，到1898年西班牙统治结束时，菲律宾的形势与它的亚洲邻国不同，而很象十九世纪初期在拉丁美洲出现的形势。要不是美国决定併吞这些群岛，它们可能会成为一个拉丁化的共和国，虽然他们的独立将是靠不住的，因为德国有野心，日本可能也有野心。 事实上，美国征服菲律宾是一箭双鵰，首先是打败了西班牙，其次是扑灭了在阿吉纳尔多领导下的菲律宾独立运动。美国随后四十年的统治，带来了教育制度的发展，这种制度至少使大部分的菲律宾年青一代受到初等教育；同时还发展了美国式的政治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仿佛是在本地的茎上嫁接外国的花木，虽然美国人没有特意将他们自己的语言、制度和政治观点强加于菲律宾人，并排除他们从西班牙或亚洲承继来的遗产。但是美国人倾向于加速制定宪法，特别是在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民主党执政期间。这一点，部分地是因为总的来说民主党传统地反对併吞，部分地是由于菲律宾的主要出口商品，如砂糖，和美国产品相竞争，这种竞争导致美国的这些商品的生产者贊成菲律宾独立，他们希望这样做能结束菲律宾 第16页 和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 根据1934年的泰了斯—麦克达菲怯案的规定，于次年成立非律宾联邦，其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仿照美国的。1允许菲律宾于1946年完全独立；在此以前，美国对这些群岛拥有主权，继续管理它们的外交事务，并承担其防卫责任。因此，在政治上，菲律宾似乎在民主制度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快的进步，这一点美国人经常指出，引为自豪。但是，政治权力掌握在一个相当小的集团手里，主要是掌握在1941年由联邦总统曼努埃尔?奎松领导的37有 势力的国民党成员手里。 然而，在经济上，菲律宾仍处于依附于美国的殖民阶段。它是美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向美国出口原料，主要是砂糖、椰子油、大麻和菸草。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自由贸易产生并巩固了这种状态，而这大大地妨碍了本国工业的发展。美国在菲律宾群岛的投资数目相当小，大多数是不动产和种植2 园。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规定菲律宾与美国之间的一般自由贸易继续有效3 十年，但规定出口到美国的砂糖以及其他一些与美国国内产品相竞争的菲律宾出口商品将受到限制。1946年后，菲律宾大概会发现自己被关在美国的失1见《概览，1935年》，第1卷，第335—339页。 2另一个使菲律宾在经济上与美国相联繫的因素是美元与菲津宾比索之间人为地订得很高的兑换率〔见s·阿兰尼塔：“非律宾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载《太平洋事务》（s.ara： “basieproblemsofphilippineeconomiedevelopment”，pacificaffairs），1948年9月，第21卷，第280—281页〕。 3同上书：第281页。 税壁垒之外，而这必然会给菲律宾的经济带来危害。 因此，主要由地主组成的菲律宾统治集团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问题。他们为自己获得的一定程度的自治感到骄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愉快的心情期待着独立。但是，如果这种独立带来经济衰退，那么在广大的贫困农民群众中有出现共产党人或其他激进分子骚乱的危险；实际上，他们中间早已存在着一些骚动了。由于缺少资金和技术人员，加以有美国货物的竞争，要发展工业是困难的。为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粮食而扩大稻田面积，同样也有困难。人口迅速增长是由于在美国统治下有效地提高公共卫生措施而产生的另一个 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有些菲律宾政客倾向于贊成修改泰丁斯一麦克达非法案的条款，或者推迟独立，除非能找到某种解决办法。可以在独立后仍然使群岛留在美国的关税壁垒之内。然而，一方面由于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工商业集团出于自己经营上的理由，反对与菲律宾相结 合，因此，这种设想是不大可能做到的。 其他人则指望着具有独裁主义和天主教传统的西班38牙和义大利，作为对付菲律宾群岛上可能发生的激进运动的一种平衡力量。但是，除了有歷史和思想意识方面的联繫之外，西班牙和义大利都很遥远，要它们帮助解决菲律宾的问题，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问题，那是无能为力的。剩下的就是日本。日本近在飓尺，它对菲律宾感兴趣，把它作为其产品销售的市场；然而它不需要菲律宾的糖，因为这会与台湾的砂糖相竞争，但是它对在这群岛上发展棉花种植和开发很丰富的铁矿资源则感兴趣。1941年，日本在菲律宾的商业和经济投资已相当可观，虽然与美国的投资相比是少得多；大批日本移民进入棉兰老南部岛屿，主要是在达沃及其周围一带。在这里，一些以后为亲日政权服务的菲律宾政客，曾以律师身分帮助日本移民逃避菲律宾政府规定的 关于旧本人占有土地的限制。 在菲律宾的政客中有少数人感情上肯定是亲日的。这些人包括：贝尼诺?拉莫斯，他曾组织过萨克达利斯培党（一个肯定是极权主义面貌的政党），曾逃到日本以免被逮捕；阿图罗?里卡脱；皮奥?杜兰；还有年迈的埃米里奥?阿吉纳尔多将军。这几个人总的说来并不代表菲律宾领导人，那些领导人对日本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并无好感，害怕日本的政治野心，不希望由一个外国的统治换成另一个几乎肯定更为凶暴的外国的统治。日本的泛亚细亚宣传对他们不起什么作用；他们是亚洲人，但是就象旧本人自己一样，他们与其他亚洲人有些区别。他们在西班牙进入以前的文化遗产来自东印度群岛的中世纪信奉印度教的王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来自那些国家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后裔。从菲律宾早期的歷史来看，还有中国的影响；但是菲律宾与日本在现代以前却很少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接触。然而，一旦非律宾与美国断绝了联繫，菲律宾能否在政治上保持独立，或者避免被卷进日本的经济势力范围呢？还有，美国和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争吵使得马尼拉政府惊惶，马尼拉政府不希望自己捲入冲突，希望菲律宾能保持某种形式的中文，但这种想 法得不到华盛顿的贊同，事实上，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不现实的。 日本徵服菲律宾，对于美国的威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35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成了这个联邦的39军事顾问，曾制定了一项计划，打算通过每年训练四万人左右，到1946年为菲律宾建立起一支有效的防御部队。 第17页 这样，当非律宾达到完全独立时，就可有一支约四十万人的国民军了。 与此同时，由于菲律宾的防御义务仍然由美国担任，据说麦克阿瑟将军反对非律宾把费用花在军事装备上，因为这些军事装备到1946年时会过时了。1 1941年时，菲律宾部队约有十五万人，其中仅部分地受过训练并有装备，因而防卫的重任就落在驻扎在这些群岛上的一万九千名美国军队身上。如果战争的爆发推迟几个月，军队的数量就可大大增加，因为强大的增援部队已在路上赶来。1941年7月，麦克阿瑟（他已在1937年从美国陆军退伍）被罗斯福总统召回现役，晋升军衔，并授权他指挥在远东地区的美国陆军，包括菲律宾部队在内。当战争爆发时，美国人和菲律宾人都英勇作战，打得很出色，但是他们无法阻止日本人的征服，尤其是因为美国的空中之臂—— 人们曾对它寄予很大希望——在日本最初的偷袭中就被严重打伤了。 这使菲律宾人大为震惊，他们本来认为日本袭击这个岛国是不可能成功的。他们一直听到的是关于日本军队在中国作战无能的宣传。当一些菲律宾军事官员于1941年7月至8月间在国民议会最后几次秘密会议上作证时，他们对日本的打击力量作了错误的估计。其中有一个人告诉拔款委员会说，据他清楚了解，日本人没有任何远程轰炸机能从他们现有的基地起飞轰炸马尼拉。因此，当战事爆发时，大多数菲律宾人都认为日本入侵是不可能成功的。1结果是：当日本人力量的强大远远超过人们所预料时，许多（虽然不是所有的）菲律宾领导人都怀疑美国人是否还能回来，虽然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 12月28日声称美国人是要回来的。2 当1941年底马尼拉不得不放弃给敌人时，奎松总统在他的主要副手塞尔吉奥?奥斯梅纳的陪同下，随撤退部队到了巴丹和哥黎希律。菲律宾内阁和国民党的其他40成员则逃到内地，帮助组织抵抗运动，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为此而牺牲了生命。但是许多菲律宾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留在马尼拉，等待着日本人的到来。日本首相东条将军1942年1月21日在向日本国会作的一次演说中，对于大东亚战争的目标作了概括的叙述，同时向菲律宾宣称：“如果这个岛国的人民今后能了解日本的真正意图，愿意作为建立大东亚圈的一个伙伴与我们合作，那么，日本将会乐意让他们享受独立的荣誉。”1这项声明对奎松起了作用，虽然他为落到自己国家和人民头上的灾难而大受震动，并为美国军队无力阻止——至少是不能长久抵住——日本侵略者而心情沉痛。因此，2月8日奎松给罗斯福发了一个电报，要他与日本达成一项关于菲律宾中立化的协议。奎松建议，美国应立即宣布菲律宾独立，他提到东条在这一点上所作的许诺，并建议美国和日本的军队都撤走，菲律宾军队解散。 1见马克西莫?m·卡劳：“菲律宾人对日本人的反抗”（maxiniom.kalw： “filipinooppositiontothejapan8se”），载《太平洋事务》，1945年12月，第18卷，第340页。但是在这一点上，麦克阿瑟很可能是正确的。而且他发觉要获得他的训练计划所需要的、已批准的每年拨款是有困难的，尽管他曾对存在的危险提出过多次警告。 1马克西莫?m·卡劳：“菲律宾人对日本人的反抗”，载《太平洋事务》，1945年12月，第18卷，第341页。 2同上，第341—342页。 1日本大东亚省：《日本军政监部公报》（japan，ministryofgrea-tereastasiaaffairs： officialjournalofthejapanesemilitaryadministration），马尼拉，日日新闻社，1942—1943年，第5卷，第7页。 2美国高级专员f?b?塞尔支持这个建议。麦克阿瑟似乎也贊同；无疑，这是拯救被围因而无法解救的美国军队的唯一办法。这项建议使华盛顿大吃一3 惊。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和参谋长乌歇尔将军都强烈地反对，总统完全贊同他们。2月9日，罗斯福敦促奎松坚持不屈；他重申了于1946年给予独立的保证，并且说，日本的保证是毫无价值的。罗斯福说，日本人的所谓“独立”，已由满洲国、中国和其他被占领国家的命运作了说明。他通知麦克阿瑟要竭尽全力坚持下去。不久后，麦克阿瑟接到华盛顿的命令，要他离开菲1 律宾，逃往澳大利亚，在那里他将担任司令，指挥最后重新恢復菲律宾的美国部队。3月中旬，麦克阿瑟做到了这一点。奎松和奥斯梅纳也离开了—— 奎松似乎不愿意走，只是在经过了一番说服之后才离开的。2 虽然奎松声称，罗斯福的答覆使他信服，但他曾发去过这样一份电报的事，帮助说明了在1942年1月1日日41本人进入马尼拉之后所发生的事情。1月2日，他们发表了一项声明，在这项声明中威胁说，对他们军队的任何抵抗都将给予最严厉的报復，并列举了好多反抗其军事当局的罪行，凡犯此等罪者要处死刑。与此同时，在第二项声明中，他们宣布说，他们来到这里，3 是把菲律宾“从美国的压迫统治下”解放出来，并帮助菲律宾人赢得独立， 第18页 虽然它应“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成员国”。4日本 唿吁所有的菲律宾官员要坚守岗位，照常工作。那些留在马尼拉的菲律宾官员表示愿意这样做。一旦落入日本军队之手，这些人就由不得他们自己了，但是显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经过仔细考虑后自己选择留下的，尽管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到巴丹去或者进入山区，这也是事实。然而，有一些迹象表 明，他们与奎松之间有谅解，留下来使行政工作继续下去。 1月23日，日本军政监部设立了一个菲律宾行政委员会。委员会包括主席一人和六个部，每个部有一名菲律宾委员任部长，然而在每个部里有一名日本人作为“顾问”，还有几名助理“顾问”。此外，日本军政监部的军政 监对该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1 委员会的主席是霍尔盖?巴尔加斯。他曾任菲律宾内阁秘书，与奎松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各部的部长中有贝尼尼奥?阿基诺，若斯?洛雷尔，奎因廷?帕雷代斯和克拉罗?雷克托等国民党中的显赫人物。战后，雷克托声称，他们曾从麦克阿瑟和奎松那里得到暗示，要他们“干下去，尽你们所能和这些人讨价还价。努力使菲律宾保持统一、完整。为了未来的菲律宾而这样做。”2他以此要求减轻自己和同僚们的罪责。而且雷克托还说，他们同意在日本人2见亨利?l·史汀生和麦乔治?邦迪：《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在第一线供职》 （henryl.stimsonandmegeorgebundy：onactiveserviceinpeaceandwar），伦敦，哈钦森，1949年版，第200页。 3同上书，第201页。 1亨利?l·史汀生和麦乔治?邦迪：《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在第一线供职》，第202—204页。2奎松当时患病，约两年后在华盛顿去世，以后由奥斯梅纳继任领导。 3《日本军政监部公报》，第1卷，第1—2页。 4同上。 1《日本军政监部公报》，第1卷，第7—8页。 2克拉罗?m·雷克托：《敌人占领的三年：菲律宾的政治协作问题》（rom.recto： threeyearsofenemyupation：thelssueofpoliticalcoborationinthephilippines），马尼拉，人民出版社，1940 手下任职，是希望在日本军政监部和人民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以减少日本人的残暴行为，并防止以拉莫斯为首的真正的亲日派取得政权。日本人自己准备将这批真正亲日派尽量放在幕后活动，因为他们意识到人民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雷克托引证日本人接管的《马尼拉民友报》上经常出现的怨言，说口头上合作，42行动上不合作。他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尽自己能力所及，在策略上制胜日本人，并向迅速发展趄来的各抵抗团体递送秘密情报，给予援助。他又说，日本人对于与菲律宾人合作的无益早就看透，不抱幻想，他 们经常说，菲律宾人中百分之九十五是亲美的，百分之五是说谎的。1 这些话中有不少是可以使人相信的，特别是从奎松在1942年初时的心情和他表示过的中立化的愿望来看，可以置信。至于菲律宾人对日本人的态度，最初可能是比较友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态度改变了，因为日本统治的残暴面目越来越明显，同时日本失败的前景也越来越清楚。这一点，就菲律宾的领导人来说，开始时是完全无法确定的。据说，若斯?洛雷尔在1942年曾说过：“我相信这场战争至少将延续六年，我们不能预料谁将获胜。在此期间，我们将干些什么呢？我们的责任是尽力所能及来减轻人民的痛苦，确保菲律宾民族的生存。”在某种意义上说，菲律宾已经捲入一场战争，但2 这场战争不是与它直接相干的，只是因为菲律宾是美周的属地而已。许多菲律宾政客对此感到愤慨。因此，他们乐意大肆进行亲日和反美宣传，象洛雷尔、把尔加斯、阿基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不遗余力地这样做了。但是他们所真正要求的是美日两国所允诺的独立。然而，当他们发现日本的诺言——正如罗斯福曾告诫过他们的那样——是完全虚伪时，他们就高兴地盼望着日本垮台。战后，对他们过去的行为採取了宽大的政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洛雷尔（他在1943年至1945年期间曾任“新菲律宾”总统），都能够重登政治舞台。实际上，权次于奎松和奥斯梅纳的曼努埃尔?罗哈斯，曾是菲律宾的最显赫的政治人物，而他至少在表面上曾是与日本人站在一起的，他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支持下于1946年出任菲律宾总统，他一直统治着这个国 家，直到1948年去世时为止。 1942年12月，日本军政监部解散了当时存在的各个政治团体，着手组 织“新菲律宾服务协会”——在他加禄语中称为 kapisanansapaglilingkodsa，bagongpilipinas，或简称为“卡利巴皮”。这与日本国内的大政翼贊会、满洲国的协和会和华北的新民会是类似的。它是一个为大东亚共荣圈的观点进行宣传的综合组织，将努力绥靖那些存在抵抗运动的地区，并组织全体民众促43进由日本提出的经济开发规划。1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行政委员会主席巴尔加斯是“卡利巴皮”的名义上的会长，但贝尼尼奥?阿基诺是它的总裁，而一向以亲日倾向着名的拉莫斯、皮奥?杜兰和马蒂内都是该组织中的显赫人物。后来，一个妇女联盟和一个青年团也1 第19页 年版，第9页。 1雷克托：前引书，第13—19页，第89页。 2f·s·布托斯：《现在罗哈斯来了》（f.s.bustos：andnoesroxas），马尼拉，布托斯父子出版社，1945年版，第193页。 1《日本军政监部公报》，第8卷，第9—26页。 1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组：《新菲律宾政府》（u.s.a.，officeofstrategieservices， resear插ndanalysisbranch：thegovernmentofthenewphilppines），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4年5 加入“卡利巴皮”。此外，还授予“卡利巴皮”管理当地居民协会的权力；居民协会是日本人按照与他们自己国内的保甲制相类似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些组织的作用既是政治性的，也是社会与经济性的。日本人要他们在发现陌生人时报告日本当局，并检举那些同情抵抗运动的人，要不然住在附近的 人全都要连坐。2 在教育问题上，日本人执行他们一贯的政策，即在还没有力量审查课程与教科书以及清除他们认为不利于自己的目标的内容之前，先关闭所有的中、小学和大学。以后，在1942年春季和夏季，分阶段重新开学。3象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对使用英语有反感，但是鑑于英语已被广泛使用，他们只得暂时仍容许使用。他们宣布：将来日语和他加禄语将作为官方语言。把他加禄语放进去，是为了安抚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情绪，因为菲律宾政府一直试图使他加禄语成为这个群岛的标准语。但是，象在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一样， 日本人千方百计地使日本语成为菲律宾的通用语。 日本军事当局在1942年2月17日制定的“基本教育方针”，目的在于使人们了解作为大东亚成员之一的地位和任务，消除一切西方影响，培植以懂得自己是亚洲人为前提的一种新菲律宾文化，反对西方的“实利主义”，提倡普及日语，着重职业教育，总的说来，是鼓励人们为建立新秩序而努力。 1 日本人在他们的一般宣传中声称，由于菲律宾人起初曾进行抵抗，他们可以被看作是被征服的人民，因此，可以永远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然而，他们又说，这不是日本的愿望。日本的愿望是要看到菲律宾人实现政治独44立，成为大东亚国家大家庭中的一员。但是要达到这个地位，他们必须全心全意、真心实意地和日本合作，而不能仅仅在口头上说为新秩序的理想服务。当他们发现菲律宾人大多数不愿如此做时，日本官员和宣传家对这一点就更为强调，并为此感到恼火。日本执行这一方针的典型例子就是日军司令官本间将军在1942年7月31日对菲律宾人的一次演说。他说，大东亚共荣圈意2 味着居住在亚洲的各民族之间建立普遍的友爱关系。他们可以在日本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做到这一点。日本作战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本间将军首先谴责了那些认为日本扰乱了菲律宾和平的人，据他说，这件事的责任在于美国人，然后，他继续说，现在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的菲律宾了。建立新菲律宾的基础是根除一切西方影响，恢復原来的民族特性和纯粹的菲律宾传统。美国的生活方式是重物质，重享受，对社会起破坏作用的。本间将军特别抨击了他所谓“过分尊重女性的腐败习俗，这种习俗将破坏东方由来已久的原则，即尊重一家之长。”因此，他说，要获得菲律宾的新生，只有“通过摆脱基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美国文化的颓废影响，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东方民族”，才能实现。本间告诫听众说：“渴望独立而又不去努力使自己有资格获得独立的荣誉，那是无用的，也是徒劳的。”接着，他无疑是带着不自觉的幽默说：“正象一只豹子无法改变它的斑纹一样，你们也无法改变月版，第4页。 2《日本军政监部公报》，第6卷，第98页。 3同上，第1卷，第16—17页。 1《日本军政监部公报》，第1卷，第16—17页。 2同上，第8卷，第15—20页。 自己是东方人这一事实。” 作为他们对菲律宾人“宽大”政策的一部分，日本人在1942年6月宣布他们打算释放患病的和受伤的菲律宾士兵，条件是：他们必须起誓，将规规矩矩地住在国内，并与日本人合作。宣布这一“殊恩”的通告中说，如果任1 何战俘起了这个誓，而在释放后背弃誓言，从事抗日活动，那么，“他们不仅在道德上要受到上夭的谴责，而且也要根据日本军法，受到日本皇军的制裁。”这句活的意义，由许多残暴的事例显示了出来：经常有公告贴出，说2 一批一批的人由于破坏行动或其他反对军事当局的罪行而被处决。45但无论日本人如何花育巧语、威胁恐吓或残酷报復，各个地区的反抗运动继续扩大。这些运动中，有些是由美国远东空军的一些零星部队发起的，这些部队原驻在群岛的各个地方，同巴丹的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繫。有许多事例表明，这些士兵拒绝参加温赖特将军（他继任麦克阿瑟将军的职位）率领的部队的投降。此外，还有当地的农民暴动，这些暴动是由于农民遭到日本军队的残害和压迫而引起的；日本军队在这里，正如在别处一样，使得他们的领导人所说的那些崇高理想都落空了。在这些农民暴动中，有“胡克巴拉哈普”，即“人民抗日军”；共产党的影响很快就在这支军队中占了统治地位。随着国内统治力量在大部分地区的崩溃，也出现了许多明目张胆的抢劫活动和出于个人报復的兇杀事件。起初，互相对抗的领导人所率领的各个集团之间并没有什么协作关系，但从1943年春开始，通过无线电和潜艇同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部队建立了联繫。麦克阿瑟派特工人员前来，送来了武器和物资，这样，就使得各抵抗部队能实现较大程度的联合，使得他们在以后美国反攻到来时 第20页 能在切断日军的交通联繫方面起有效的作用。 这些事使得日本人深感失望，他们曾希望人民群众能学自己领导人的榜样，与新秩序进行合作。然而表面上，日本人假装说，骚乱仅限于少数垂死挣扎的死硬分子，这些人不久就会被压倒或消灭。可是，在他们的正式声明中，他们的不满情绪是很明显的。因而，在1943年1月底，东条对国会说，他衷心希望“菲律宾人将进一步加强与我国的合作，这样才能尽早实现其国土的独立。”与这一讲话有关，日本军政监部军政监林铣十郎将军发表了一1 个公报，说如果菲律宾人盼望早日获得独立，“他们应该以具体行动表现出更大程度的合作”。他还补充说，缅甸将成为第一个获得独立的国家，这件事使驻菲律宾的日本罕感到遗憾——意思是说，缅甸人和日本人合作得比菲律宾人好。巴尔加斯和其他合作者也附和着表达了这些情绪，但是情况并没1 有明显的改变。1943年4月11日，巴尔加斯在巴丹失守一周年纪念日46的讲演中声称，是美国的“狂妄势力”受到了屈辱，而不是非律宾的民族荣誉受到屈辱。他赞扬“日本的武士气概和空前的宽大精神，这种气概和精神绎 受了我方的每一次错误和误会的考验。”2 然后，1943年5月6日，东条亲自访问了马尼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作了讲演。他宣称，美国人“在正义和民主的糖衣标籤下巧妙地隐瞒了自己真1《日本军政监部公报》，第5卷，第11页。 2同上。 1《日本军政监部公报》，第9卷。第24—25页。 1《日本军政监部公报》，第9卷，第25页。 2同上，第11卷，第25—26页。 正的目标”，执行了一项剥削政策。“给你们以廉价实利主义的短暂利益和虚假的经济稳定的感觉——这种经济稳定实质上是完全以依赖美国为基础的，以此来换取你们与生俱来的独立和生存的权利。”他说，这一切现在都改变了。“我非常满意地看到，你们正在创造新菲律宾的事业中努力迈进。在这种情况下，我比以往更加确信你们早日获得独立是适当的。”3大东亚相 青木一男也同来，他几天后仿照东条的话发表了讲话。4 巴尔加斯和洛雷尔作了最大努力来热烈表示对东条的感谢，并保证与日本合作。他们没有从东条和青木那里得到关于什么时候实现独立和结束日本1 军事管制的明确声明。东条在返回日本后，只说菲律宾的独立为期不远了。2然而在6月16日，这位日本首相告诉国会说：“我们将在今年之内给予菲律宾以独立的荣誉。”36月18日，日本军政监部命令“卡利巴皮”组织一个“菲律宾独立筹备委员会”。第二天，“卡利巴皮”举行了一次全国特别会议，大会选出了筹备委员会成员，成员名单经报请日本军司令官批准，在筹4备委员会的二十名成员中有罗哈斯，虽然根据他的传记作者和政治上的拥护者布托斯说，罗哈斯对此没有同意。布托斯说，根据日本人指示制订的宪法初稿，罗哈斯成功地使之撤回了；他说服日本人，需要添进更多与1935年宪法相一致的东西，才能取得人民的贊成。宪法第二稿主要是他负责起草的。5这部宪法于9月4日签署；三天后，由另外一次“卡47利巴皮”大会批准。9月20日，从“卡利巴皮”的省、市和地区委员会中选出了代表，作为“菲律宾共和国国民大会”约代表。6国民大会于9月25日召开，选举若斯?洛雷尔为新菲律宾共和国的总统。他以前曾担任过内务部长，但由于与美国总督伦纳特?伍德将军争吵，在1921年辞职，以后就没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6年，他当了菲律宾最高法院的助理法官。他曾作为一个律师，充当日本商行的法律顾问，并把他的几个儿子送到日本求学。日本显然认为他是比巴1 尔加斯更为可靠的合作者，一些抗日团体显然也有这种想法，因为在1943 年6月的一次未遂暗杀中，他受了伤。2 洛雷尔与巴尔加斯和阿基诺一道被召到东京同日本商讨一个同盟条约。他们于10月6日回国。10月14日，这个条约在马尼拉由村田省藏和雷克托签署。村田省藏曾是非律宾行政委员会的日本总顾问，现在被任命为大使。雷克托则是菲律宾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条约规定：日本和菲律宾相互尊重对方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双方在进行大东亚战争中实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密切合作。3但洛雷尔说服了日本人，不坚持要菲律宾向同盟国宣战。4这3同上，第12卷，第24—25页。 4同上，第30页。 1《日本军政监部公报》，第12卷，第23—24页。 2《昭南新闻》，1943年5月9日。 3同上，1943年6月17日。 4《日本军政监部公报》，第13卷，第23—32页。 5布托斯：《现在罗哈斯来了》，第195—196页。 6《日本军政监部公报》，第13卷，第36—37页。 1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组：《新菲律宾政府》，第16—17页。 第21页 2雷克托：《敌人占领的三年》，第177页。 3《昭南新闻》，1943年10月15日。 样他就能避免实行徵兵，虽然10月14日他在马尼拉所作的总统就职演说中，竭力主张组织一支扩大的警察队去对付游击队。行政委员会前主席巴尔加斯被任命为菲律宾驻日大使，虽然他直到1944年2月底才在东京递交国书。5 1943年10月14日，黑田将军（他在那年6月任菲律宾的日军司令官）宣告军事管制结束，共和国成立。雷克托说，这件事，以及条约的签订，在双方都是欺骗，因为日本人从来不想给予菲律宾真正的独立，而菲律宾政府也想尽一切可能办法使条约无效。“所有这些事，对日本人、菲律宾人或美国人自己来说，都不是秘密。”1虽然我48们可以适当考虑到这是雷克托为自己及其同事所作的辩解，但应当承认，双方都存在着欺骗，这也是事实。日本仍然占领着菲律宾群岛。令人恐惧的宪兵队继续搜捕政治嫌疑犯。既然战局现在不利于日本和它的轴心国同伴，洛雷尔和他的同事们自然加强了他们的骑墙态度，并且尽其所能，少对日本人作积极的支持。作为名义上的一个独立政府，他们可以放手做相当一部分起阻碍作用的事情。他们抗议日本人强迫菲律宾人服各种劳役，抗议日本人任意侵占私人财产，同时在执行日本人要求供应食物和原料的任务中，尽量壮着胆子拖延时间。但是象雷克托承认的那样，他们对日本军队没有控制权，日本军队继续为所欲为，同时，他们对居住在菲律宾的日本居民也几乎没有控制权，尽管日本居民在名义上 是在菲律宾当局的管辖之下。2 塞班岛失守后，东条倒台，美国军队向菲律宾进逼。这时，洛雷尔和他的同僚更加大胆了。据说，洛雷尔鼓励警察队背弃日本人，投到抵抗运动方面去；警察队中的大部分人果然这样做了。雷克托自己在1944年6月20日给村田以及日军参谋长和地将军去信。这封信表面上是解释为什么菲律宾人一般说来缺乏合作精神，实质上它长篇大论地谴责了日本军队的作为，并间接表明，在这种情况下，独立仅仅是一个谎言。雷克托说，如果一个普通菲律宾公民“遭到歧视，受到傲慢和残忍的对待，被赶出家门而无任何其他地方可去，他的财产被没收而没有得到他认为合理的赔偿，这种情况逼得他走投无路，那么，他自然就对共和国失去信心，对日本人抱有怨恨。”1受过教育的阶级，就更能“明辨事实和宣传，真诚和虚假”。接下去，雷克托就列举了日本人的暴行：打耳光，当众鞭打，把人绑在柱于上在太阳底下晒，有人往往为报私仇而去告发别人，致使被告发者受到处决，以及因个别人的抗日行动而使整批人或住在附近的人都受到惩罚。他说，所有这一切，在共和国成立后并没有减少。甚至把政府的高级官员任意逮捕起来，而总统对此一无所知。过去政府说服人民相信日本要使菲律宾独立是真心诚意的，但以上 这一切使得政府的这些劝说都归无效。2 所有这些对日本人来说一定是极端不合胃口的。他们对洛雷尔和他的同僚不愿意向美国和英国宣战一事，49更为恼火。尽管黑田将军公开告诫，日本控制下的报纸也经常反覆讲到这个问题，但洛雷尔尽量坚持这个观点：菲4雷克托，前引书，第33页。 5《昭南新闻》，1944年3月2日。 1雷克托，前引书第40页。 2同上书，第42—45页。 1雷克托，前引书，第117页。 2同上书，第117—118页。 律宾群岛只希望维持自己的独立，只要不遭到袭击，它就不打。可能他象印1 度支那的德古一样，也在希望日本在别处被打败，从而被迫撤出菲律宾群岛。如果他这样想的话，他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1944年8、9月间，菲津宾开始遭到美国飞机的空袭。日本人要求洛雷尔把这看作是攻击，要他发出拖延已久的宣战。事实上，在9月23日他被迫这样做了。据说人他曾要求罗哈斯给他出主意，说日本人要他在四十八小时内发出宣战通告，并威胁说，如果他不这样做，他们就要把他处决，而由贝尼诺?拉莫斯继任他的职位。根据这一叙述，罗哈斯劝他顺从，但是避免召开国民大会，根据1943年的宪法，必须在国民大会中得到四分之三的多数同意，宣战才能成为合法。罗哈斯告诫代表们不要出席大会；日本人从一百四十个成员中只不过收到二十三票支持宣战。同时，洛雷尔继续避免制定徵兵法。新加坡的征服者山下奉文将军2 于1944年秋季到达那里，为对即将来临的美国入侵组织抵抗；据说，他曾提 到，宣战而无徵兵法，在他真是闻所未闻。3 1944年12月，日本军的一些首脑眼看无法信任洛雷尔和他的同僚，就转而信赖拉莫斯，这是在菲律宾的许多“少壮派”军官一直要求他们这样做的。4日本人帮助拉莫斯把他的追随者“加纳普”分子组织成一支武装部队，并由他担任“马卡披利”（即菲律宾爱国者同盟）的首领；他保证要与日军全力合作。l2月22日，洛雷尔和他的内阁成员在日本军队护送下由马尼拉1 第22页 迁到碧瑶。 但是拉莫斯执政的日子太晚了，因此没能起多大作用。由于美国海空联合指挥部的作战行动以及菲律宾游击队的袭击，山下奉文将军的分散的部队无法做到有效地集结，因此他们正在被各个击破。拉莫斯自己的部下，不是被游击队打死，就是开小差逃到游击队那里去了。日本对非律宾人进行了残醋的报復，特别是在马尼拉，当地50的日本海军指挥官坚持死守，结果马尼拉大部分遭到了摧毁，当地许多居民遭到了日本人的屠杀。1945年3月，洛雷尔和他的内阁的一些成员被带到东京。其余加人，包括罗哈斯，设法逃跑， 到达了美国这一边。2 1945年2月27日，麦克阿瑟将军从日本人那里收復马尼拉后，就正式把行政权力移交给塞尔吉奥?奥斯梅纳，让他担任光復的菲律宾共和国政府 的总统，并宣布说：“我的国家恪守信用。”3 这个群岛在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的摧残，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三年的日本军事占领和暗中的或不起什么作用的抵抗所产生的精神上的后果，可能使 国家更加虚弱，因为这要比物质上的后果所引起的虚弱更加难于恢復。 因此，尽管日本的占领在政治上的影响并没有象在印度支那或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影响那么严重，但是它给菲律宾人民遗留下了贫困、苦难和社会1雷克托，前引书，第49—50页。 2布托斯：《现在罗哈斯来了》，第299—300页。 3雷克托，前引书，第55页。 4同上书，第79—80页。 1布托斯，前引书，第224页。 2同上书，第234—242页。 3菲律宾政府：《联邦的恢復：1945年2月27日》（philippinego-vernment：restorationofthmonwealth，27february1945），马尼拉，政府印刷局，1945年版。 动盪。它也使菲律宾人对日本侵略者产生很深的仇恨，因为在日本所征服的 民族中，除了中国人之外，菲律宾人受难最深。1 1关于菲律宾在1945—1946年间的发展问题，见下文，原着第301—307页。 （五）暹罗2 暹罗是日本的唯一伙伴，它没有遭到全面征服而处于屈从地位，而且几乎是日本的一个真正盟邦。自从1932年政变和随之在退罗建立起一个军事寡头政权以后，它的头目们把日本看作是实现其民族统一的一个可能的支持者。他们还把日本看作是对抗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一支补充力量；鑑于在暹罗的华人少数民族数量不小，他们预计这方面可能会有危险。然而他们决不愿意在日本的命令下被捲入对西方国家的战争。他们发现自己结果还是捲入了战争，部分原因是由于总理、实际上的独裁者披汶?颂堪（即銮披汶）元帅于1940—1941年期间执行的政策所致。法国的灭亡，印度支那的孤立和日本的侵入东51京（越南），在他看来似乎是暹罗收復它在寮国和柬埔寨的领土的一个极好机会，这些领土是在1893—1904年期间暹罗被法国逼迫而让出的。但是尽管印度支那的力量遭到削弱，它仍然相当强大，足以抵御暹罗。同时，这两个国家相互间的纠纷给日本提供了机会，对这两个国家强行调停， 并将暹罗和印度支那都拴在大东亚的战车上。 总的说来，暹罗政府不喜欢这种处境；暹罗自古以来的政策，是在列强之间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竞争，来维护暹罗的独立。而且，退罗政府中的亲月派遭到那些倾向西方（主要是倾向英国）的人的反对。但是，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后，使倾向西方的这批人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当时强大的日本军队集结在暹罗边境，如果没有别人援助，暹罗是毫无希望 对他们进行抵抗的。 暹罗向伦敦和华盛顿发出了求援的唿吁，希望他们提供武器，包括飞机 和弹药。但是英、美无力提供。1 根据当时驻曼谷的日本大使坪上贞二自己的供词，1941年12月1日，他接到政府指示，要他作好准备去同暹罗政府谈判，要暹罗政府或者同日本签订一项同盟条约，或者至少要允许日本军队通过暹罗领土，去和马来亚与缅甸作战。12月7日，他从日本的南方战区司令官寺内将军那里接到明确的命令，要他这样做。当时披汶?颂堪总理不在曼谷，他的同僚们不顾寺内关于日本军队第二天清晨就要越过边境的警告，仍然表示不愿接受坪上的要求。结果，日本军队果然开始行动了，起初他们遭到了抵抗。但披汶匆匆赶回首都，命令停止抵抗，并与日本大使达成一项协定，规定日本军队可以和平地通过暹罗领土。就这样，他选择了一条同日本共命运的道路，而日本与暹罗之间同盟条约的谈判也立即开始了。这个条约于12月21日签字，条约中规定双方互相尊重主权和独立，任何一方一旦与第三国之间发生冲突时，另一方应给予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全面援助，并且规定签约国中的任何2在木书所涉及到的某些时期中，这个国家称作“泰国”，而不用“暹罗”这一传统名称。暹罗人自己从1939年6月至1946年4月一直使用“泰国”这个名称，以后三年又恢復使用“暹罗”这一名称；1949年5月，这个名称又正式改为“泰国”。英国人的用法是符合这一时间表的，只有在这个国家和日木结成同盟的时期（1942年1月到1945年8月）不符合；在那个时期，通常就把它称为“暹罗”。鑑于上述种种变化，并为使读者方便起见，本书就通篇都用“暹罗”这一名称。 第23页 1美国国会，珍珠港事件联合调查委员会：《报告……》（u.s.a·， congress,joinmitteeontheinvestigationofthepearlharbourattaok：report……），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版，第404页。 一方不得单独与他国缔结任何停战或和平条约。条约还附有一份秘密的议定书，其中规定，日本将帮助暹罗收復丧失给英国的领土，而暹罗则答应在日本与西方52列强的战争中，给日本以条约第二条所规定的一切援助。1这一条约取代了12月8日的协定，给予在暹罗的日本军队比原先所取得的单是允许通过这个国家的权利更多的特权。1942年1月25日，暹罗履行协定中所 承担的义务，採取了第一个步骤，向英国和美国宣战。 当披汶?颂堪和坪上签订第一个协定的时候，日本军队早已在曼谷了。这位退罗总理通过命令停火和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使他的国家免于破坏和毁灭；而如果长期抵抗下去，必然会遭到摧毁。由于太平洋战争在同盟国进行反攻之前就结束了，所以暹罗得以避免成为战场，受到的损失较小。在这一点上，它在东亚国家中是特别幸运的，正象欧洲的丹麦一样。然而，它并没 有免除由于日本占领所引起的某些不良后果。 日本人除了把这个国家作为到缅甸和马来亚去的交通运输通道外，还在暹罗境内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他们接管了机场、铁路和港口，并在他们驻扎的地区行使管辖权。为了促进日本军队和暹罗军队之间的合作，设立了一个军事联络局。暹罗军队被用于防守边界和维护国内秩序。不过有些遏罗军队参加了入侵缅甸掸邦的行动。11943年10月，暹罗在日本的同意下，併吞了景栋和孟板这两个掸邦。于是退罗军队占领了这些掸邦，他们有时在逞罗和 中国云南南部之间的边境上与中国军队发生武装冲突。 在暹罗境内的日本军队行动相当谨慎，因为他们的指挥官不希望在这个位于通向马来亚和缅甸战线的交通线上的国家里发生麻烦。暹罗当局仍然管辖自己的国民，虽然由日本的“宪兵队”处理在日本军事占领区内被控告有罪的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并且在曼谷设立了一个联合军事法庭来处理这些人的案件。这样，日本人就能够对中国人和印度人施加压力，使之加入亲日组织。的确，在一段时间内，曼谷曾是日本扶植的“自由印度”运动的 总部。 一般说来，暹罗人对日本人没有什么好感；而他们对日本人的厌恶却由于日本的军人和侨民在这个国家中的所作所为而加剧了。日本军队经常用军用票，包括53他们自己印刷和发行的暹罗纸币，来购买食品和其他物资。这导致了对纸币的普遍不信任，和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中国商人和贸易团体1 随即进行囤积和投机，特别是囤积大米，结果使得曼谷和其他城市里粮食缺乏。日本侨民蜂拥进入暹罗，在亲日的和贪污的暹罗官吏的帮助下，他们共2 同控制了——实际上自然是意味着日本人控制了——许多国营企业，例如暹罗大米公司以及造纸和纺织企业。暹罗的主要物产大米的出口。为三菱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所垄断。所有这些引起了惊慌和不满，而对退罗独立地位的忧3 惧情绪也随着日本文化宣传的加强而增长，特别是在1942年10月在日本东1对坪上贞二的审讯，东京，1946年4月18日（国际军事法庭，东京：《预审》）。 1《昭南时报》，1942年5月29日。 1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组：《日本对泰国的统治》（japanesedominationofthand），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4年版，第31页；罗纳德?e·w·黑斯台：《白人苦力》（ronalde·w·hastain：whitecoolie），伦敦，霍德—斯托顿，1947年版，第132页。 2同上书，第178页。 3同上书，第30—33页。 京签订了日本一暹罗文化条约以后。这个条约规定：暹罗应为日本文化机构4 的活动提供方便，并转播日本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它又规定双方将交换研究人员、学生、书籍、小册子和电影。这样一来，关于大东亚战争的宣传和关于日本负有把亚洲从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使命的宣传，在暹罗到处泛滥。此外，还有一个推广以日语作为暹罗国内受教育阶级的第二国语的运动，但 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个运动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暹罗与日本结成同盟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后果，使它们之间的疏远程度进一步加深了。1942年4月，以财政部长乃瓦尼奇?巴那南达1为团长的暹罗经济代表团到东京访问，想设法从日本进口工业消费品和主要物资，因为这时暹罗已不可能再从英国和美国获得这些东西；同时并洽谈向日本出口暹罗大米、橡胶和锡的问题。乃瓦尼奇在东京说，在战前，当日本难于得到橡胶和锡这一类“战略”物资时，暹罗曾帮助过日本。由于暹罗的经济命脉过去一直依赖于从目前因战争而切断贸易联繫的那些国家的进口，所以现在暹罗希望日本向它出口物资，特别是钢铁和化学制品。然而乃瓦尼奇是处在一种2 不利的情况下与日本进行谈判的，因为现在日本已可从别处得到大米、橡胶和锡了。而且，由于日本正在进行战争，它只有极为有限的工业品可以出口，即使它很想这样做。当时日本很大方地作出许诺，于4月22日与暹罗经济代表54团达成一项经济协定。这项协定规定了暹罗货币（铢）与日元之间的兑换率，使铢大大贬值；铢在黑市上的兑换率要高得多，特别是在战争的后几年内。日本方面答应给暹罗增加出口物资，并将价格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上。3但是，特别是在海运损失日见增加时，日本无法满足暹罗的要求了，暹罗队日本进口的物品变得货色既少而价格又贵。另一方面，日本起初的确购进了大量的暹罗大米、橡胶和锡。可是由于暹罗在日本银行中的信贷帐户在战争期间一直被“冻结”，因此暹罗不能从贸易的顺差中获利。而且这样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即使日本很需要暹罗的原料，但也无法运输这些物资；结果，那些物资就大批堆积在曼谷仓库中。所有这一切都是战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1 第24页 后果，并不是日本人特意制造出来的。不管怎样，以上这些情况与日本发言 人所描绘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灿烂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日本除了在暹罗国内驻扎大量的守备部队以外（当战争进行下去，人民的不满情绪增长时，守备部队增了），还在这个国家内设立了许多战俘营，把澳大利亚、英国和荷兰的士兵赶进战俘营里。暹罗人民常常尽他们力所能及，对这些不幸的人们表示同情和关怀。这些人中，数以千计的人葬身于暹罗北部的丛林中，因为在1942年6月，日本帝国司令部命令建造一条暹罗—缅甸铁路。这条铁路将把缅甸南部的丹漂扎耶同在曼谷—新加坡铁路线上的万磅连接起来。7月份进行了线路的勘测工作；通过同暹罗谈判，签订了建造这条铁路的协定之后，11月份日军开始动工。这条铁路从暹罗和缅甸两端同时施工，本来打算于1943年底前竣工。那年2月，日本统帅部为海运损失4《昭南时报》，1942年10月30日。 1“乃”是泰语中对成年男子的尊称。书后索引中即作瓦尼奇?巴那南达。本书暹罗人名中尚有类似情况，不另註明。——译者 2《昭南时报》，1942年4月21日。 3同上，1942年4月23日。 1《日本对泰国的统治》，第31页。 不断增加而担心，希望利用这条新建铁路进行弥补，因此命令提前在1943年8月底前竣工。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因为这条线路要横穿一些世界上2 最险峻的山脉和最密集的丛林，这些地方经常是酷暑，并有暴雨袭击。没有掘土机器和适当的工程设备；建造这条永久性的铁路，几乎完全是靠体力劳动进行的。为此，日本55人就利用他们的战俘和大量的泰米尔族、缅甸、爪哇、安南、马来亚和中国的劳工。这些人一部分是被强迫来干活的，一部分1 人是被诱骗来做工的，日本人骗他们说，工资高，待遇好。实际情况完全相2 反。那些不幸的欧洲和澳大利亚战俘被日本和朝鲜看守兵残忍地驱使，吃不饱肚子，住的是帐篷，这些帐篷，特别在雨季，经常泡在水里。飢饿和疾病无情地夺去了他们之中许多人的生命，虽然他们努力维持某些卫生标准，尽力救治病人，并且振作起精神。那些缺乏自助传统、被日本人完全看作是牺牲品的亚洲劳工，生了病就只好等死；的确，他们象苍蝇一般大批死去。全长四百十五公里的“死亡铁路”，于1943年10月17日竣工。3当铁路竣工时，日本人举行了一次宗教仪式，来悼念那些在建造这条铁路时死去的人。当然，这对于那些骨瘦如柴的倖存者来说，似乎是一个侮辱性的嘲弄，特别是当日本人对他们说，他们一直在令人满意地工作，并且一直得到日本车队 公平合理的待遇时，他们的感情如何，是很可想像的。1 日本人自己估计，建造这条铁路，他们自己的兵士死一万名，战俘死亡人数与此相等，劳工死三万名。日军死亡的人数这样高，令人难于置信，而2 对后两者的数字估计则肯定是过低的。在建造这条不祥的铁路时，各国战俘 死去的大概有一万二千人以上，劳工死去的约有二十五万人以上。 暹罗民众亲眼看到这些事实，知道“共荣圈”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对日本人一点好感也没有。但是在1942—1944年期间，日本和暹罗之间的官方关系表面上仍然是亲密的。1942年4月，曼谷派了一个特别代表团前往东京，由披那拍凤将军率领，此人在1932年的军事政变中曾担任重要角色。在东京，代表团受到天皇的接见；代表团公开表示对日本非常友好，愿意在建立一个新亚洲的斗争中共同合作。日本也派出一个“大型亲善代表团”前3 往曼谷进行回访。这个代表团由曾任首相和外56相的广田弘毅率领。代表团于7月中旬到达暹罗首都，并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在这期间，双方互相交换了更多词藻华丽的声明。披汶?颂堪请广田带一封信给东条，感谢他派代表团前来，并说希望日本首相能亲自对暹罗进行访问。其他一些友好的表4 现，包括在1942年6月29日派了一名暹罗公使去满洲国，7月7日暹罗承认汪精卫政权，以及7月11日在西贡缔结了暹罗一印度支那边界协定。这一 2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5524—5525页。 1黑斯台：《白人苦力》，第134—158页。 2约翰?科斯特：《死亡铁路》（johncoast：railroadofdeath），伦敦，海普林出版社，1947年版，第127页。 3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5550页；科斯特：前引书，第144—145页。 1科斯特，前引书，第145—156页。 2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179页；又见下文，原着第226页。 3《昭南时报》，1942年4月28日。 4同上，1942年6月23日，7月15日，24日，30日。 边界由日本、暹罗和法国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进行测量和立界标。1 这样，日本保证暹罗占有在1941年由日本强行调解而给予它的寮国和柬埔寨地区；但是，尽管在签订同盟条约时作过秘密的许诺，东京似乎不急于授给暹罗更多的领土。在1943年春天，似乎有迹象表明披汶?颂堪和他的内阁对这个问题有不满情绪。同年4月，大东亚相青木一男访问了曼谷，并和銮披汶以及逼罗外交部长乃威集进行了会谈。关于这些会谈，公开宣布的只2 第25页 是双方在进行战争方面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在青木返回东京后不久，根据后来东条于1946年在国际军事法庭上所作的供词说，东条提出了把北方的四个马来邦（玻璃市、吉打、吉兰丹和丁加奴）送给暹罗的问题，这四个马来邦是英国在1909年从暹罗割去的。他还提议公认暹罗对景栋和孟板两个掸邦的主权。东条说，他遭到在曼谷的日本军方的反对，但他克服了这一阻力。可能日本在马来亚的军队也对此不满，因为把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亚人 置于信仰佛教的暹罗人的控制之下，在这个国家造成了不好的后果。 1943年5月31日，在御前会议上正式作出决定。把这四个马来邦和两个掸邦交给暹罗。16月15日，东条对日本国会说，暹罗克服了重重困难，正在勇敢、兴旺地向前迈进。为了促进同泰国更密切的联合，我们坚决给予它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最大限度合作。而且我要宣布：日本同情泰国民族的愿望，并准备向它提供新的合作。27月13日，东条访问曼谷，会见了銮披汶。两天以后就57公开声明，四个马来邦和两个掸邦将移交给暹罗。38月20日，一个正式的移交条约在曼谷签订。根据这个条约，日本承认那些领土併入暹罗，并准备在条约签订后六十天内结束日本对这些地方的管理。 根据条约第四条。有关各邦的现有边界线仍保存原状。4 当这个条约在日本枢密院调查委员会提出来讨论时，它遭到一些成员尖锐的批评。反对者说，既然日本对这些领土并没有合法的权利，那么它就无权把它们割让给暹罗。这一步骤在世界上将引起不利的反响，因为它将给人们一种印象，即日本把它已征服的国家看成是由自己永久占有。这就与日本政府否认自己打算併吞这些占领地区并表白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它们，是自相矛盾的。1但是东条坚持移交领土，设法使条约获得通过和批准。1944年1月，他告诉国会说，虽然把这些领土割给暹罗与日本的经济利益并不一致，但这是符合大东亚国家间的关系所根据的原则的。2在披汶?颂堪方面，他热烈感谢东条的慷慨大度。毫无疑问，他这样做是真诚的，因为他现在有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在1942年12月的向日本让步是有道理的了。这件事在一段时间内似乎加强了他的地位，抵销了随着与日本结成同盟而发生的财政和经济因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銮披汶是跟错了人，他的地位变得不稳了。他的获得这片领土不过是一场春梦，因为随着日本的战败，1《昭南时报》，1942年7月1日，10日，14日。 2《昭南新闻》，1943年4月26日。 1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6458—36459页。 2《昭南新闻》，1943年6月14日。 3同上，1943年7月7日。 4同上，19433年8月21日。 1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1275号；《记录》，第36460—36461页。 2《昭南新闻》，1944年1月26日。 胜利的同盟国将要求归还这些领土。而且，虽然美国以听之任之的眼光对待暹罗，实际上对它的宣战也是置之不理，但是英国却不想对它谅解。暹罗还3得考虑一个重振旗鼓的法国。由于暹罗在1940—1941年对印度支那的行动，法国可能会贊成对暹罗进行严厉的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暹罗最好的策略是学义大利的榜样，把它的忠诚转向胜利者的一方，如果它可以设法这样做的话。因此，在暹罗政客中的亲西方派重新得势起来。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是比里（有时称为銮巴立），他在1941年为了避免同亲日政策有牵连而辞职。亲西方派和同盟国保持秘密接触，也和集中在驻华盛顿的暹罗公使周围的海外“自由泰人”运动保持秘密联繫。581944年7月21日，东条内阁垮台。不1 久，暹罗的銮披汶也下台了。銮披汶提出了一些有关内政的微小改革的建议，平时一向顺从的议会拒绝批准，把它们否决了，于是在7月24日他的辞职获得批准。他的政府被以宽?阿派旺为首的班子接替，而比里回来，作为当时2 在瑞士的年青国王的唯一摄政者。这一变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在暹罗成立了一个反日亲同盟国的政府。这件事情完成得很顺利，而且銮披汶个人没有受到损害（实际上他在战后又重新掌权），这些情况说明了銮披汶自己对引退 并不反对，这样也就便利了政策的改变。 然而，面对着驻扎在这个国家里的强大的日本军队，新的政权宣称将保持其前任的政策，即坚持大东亚的理想并与日本合作。日本人并没有被这个说法所蒙蔽，但他们希望，如果可能的话，避免发动一场政变而由日本直接管理暹罗，因为这样做将与他们所谓为大东亚各民族的独立而战的主张发生太赤裸裸的矛盾。因此，1944—1945年在暹罗存在着一个奇怪的局面：一方面，暹罗政府表示他们准备和日本生死与共，而实际上，他们又默许英国和美国的特工人员用降落伞在暹罗着陆，并且正在准备发动一场骚乱来反抗日本人。盟国的情报官员甚至能安安稳稳住在曼谷，并用无线电发出关于日本军事行动的情报。暹罗政府还秘密对同盟国政府提出建议，表示他们准备交出由于1943年8月20日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所获得的领土。他们希望能保留那些在1941年从印度支那割来的领土；但他们表示愿意把这个问题提交给联合国。这里他们很明显地指望着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之间在政策上产生分歧。他们预期在1945年8月配合盟军的入侵发动一次全面的暴动来反对日本。这样做，暹罗可以获得作为同盟国的地位，并有利于使自己那些从印度支那取得的领土得到确认。但是它还没有来得及这样做，日本就投降了，于是暹罗 第26页 不得不吐出了它从1940年起所取得的所有领土。 3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87—1588页。 1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87—1588页。 2《昭南新闻》，1941年7月31日。 （六）缅甸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在缅甸的经济利益比它在东南亚其他地方要少。在这个国家中日本人也很少。59然而，日本政府和缅甸的政客有一些联繫，包括德钦党成员在内。“德钦”意即“主人”，这个名词是缅甸人对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的一个礼貌的称唿；这个团体也把这个称唿用之于他们自己，作为对英国统治的一个挑战的姿态。1德钦党最初是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虽然他们好象与莫斯科并没有什么联繫，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并无所知。 后来，他们被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所吸引。2虽 然缅甸自从行政上脱离印度以来在自治方面进步很快，但这种进步对急躁的德钦党人来说还不够满意。他们开始指望日本可能会帮助他们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种思想自然受到东京的欢迎。1939年欧战爆发后不久，一个由三十名德钦党人所组成的团体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们受到日本陆军特工人员南大佐的庇护，接受军事训练。在这个团体中有吴昂山。在其他表示亲1 日倾向的缅甸政客中有吴苏，他在1940—1941年曾任总理。1941年11月，他为了争取缅甸得到完全的自治领地位，访问了伦敦。但他发现英国政府对此很冷淡。在回来的路上，他被逮捕了，罪名是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继续和日本有联繫；他没有被准许回到缅甸。日本人原来想让他当由日本扶植起 来的政府的首脑，这样一来，这件事就没有任何希望了。 因此，日本转向巴莫博士。巴莫在1937—1939年间曾任缅甸总理；但是一则由于他的关于社会改革的建议证明为花费太大，二则由于他被怀疑有成为独裁者的野心，因此他下台了。1940年夏天，英国当局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将他逮捕，并判决将他监禁一个时期。然而他有相当多的追随者，特别是在 缅甸北部；在仰光据说他并不知名。2 这样，在日本入侵缅甸时，巴莫是在抹谷的监狱里，但在盟军撤退的混乱中，他从狱中逃出了。他到了曼德勒，在一段时期中与中国人有联繫；实际上，中国的王将军建议他去重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战后，当他在东京1 被发见而受审问时，他对审问的人说，日本宪兵队发现60了他，把他押到眉苗去见奈须大佐，奈须大佐是驻缅日军司令官饭田将军的副参谋长。据巴莫说，奈须告诉他，日本人一直在找他，因为日本人想叫他担任日本人正在组织的缅甸民政委员会的主席。在南大佐的庇护下，日本人把一些德钦党领导2 人带了回来，这些人组织了一支称作“缅甸独立军”的武装力量。但是现在对这批德钦党人已无法约束了，他们正在利用自己的武装人员向在缅甸的政敌算旧帐，他们特别袭击克伦族人。日本人不愿意在自己的后方发生内故，因此，他们急于想解散德钦党人的武装力量，并由日本人来扶植一个缅甸政1吴敦培：《日照缅甸》（utunpe：sunoverburma），仰光，拉西卡?郎雅尼出版社，1949年版，第32—33页。 2同上书，第36—37页。 1约翰?l·克里斯琴少校：《缅甸和日本侵略者》（johnl.chris-tian：burmaandthejapaneseinvader），孟买，撒克，1945年版，第356—361页。 1吴敦培，前引书，第51页。 21946年5月22日在巢鸭监狱对巴莫的审讯（国际军事法庭，东京：《预审》）〔以下简称“对巴莫的审讯”〕。 权，以此作为一股政治上的抗衡力量，来抑制德钦党人。3因此，他们于6月初在眉苗组织了一个行政筹备委员会。巴莫被任命为主席，结果表明，他果然使缅甸大多数文职官员继续任职并使原已逃跑的人回来。7月，筹备委员会迁到仰光；8月1日，它发展成为一个名义上组织齐全的“缅甸行政委员会”。该委员会以巴莫为首，它的成员由好几个政治集团的缅甸人组成， 包括德钦党人，虽然他们现已丧失了以往的那种优势。1 如果巴莫和他的同僚以为自己将会有某种程度的真正独立性，那么他们不久就发现并非如此。事实上，据巴莫在1946年说，他发觉饭田将军本人是同情缅甸人的独立愿望的，但是日本的参谋人员却倾向于另一种想法。奈须大佐对巴莫说，关于独立的任何谈判，时机尚未成熟。日本“顾问”们控制2 了在仰光的行政委员会的活动，缅甸的省级和地方的官员也发现自己处在同样的束缚之下。缅甸的法庭可以处理缅甸人之间的案件，但是凡涉及日本人或第三国国民的案件，都要由日本人来管。月本士兵当然完全归日本军事当3 局管辖，他们在外面一向是为所欲为。任何缅甸人如果不明白日本人的意思是要61他做什么，或者接受命令稍有迟缓，那么他总要挨揍和挨耳光4。正如在日本人占领的其他一些国家里一样，可怕的宪兵队处理所有的政治嫌疑犯；他们惯常拔出受害者的指甲，这一行动在缅甸人中间引起了一句毛骨悚然的俏皮话：“你的指甲要修一修吗？”宪兵队採用了惯常的鼓励密告的方5 第27页 式，那就是在集市上安放一些白色的箱子，告密者可以把自己想检举的任何人的名字和地址写在纸条上，投入箱内。于是，那个不幸的人就遭到宪兵队1 的搜捕，并且被押到司令部进行审讯。经过审讯折磨的人，出来的时候（如果他能出来的话），肯定是身心遭到了巨大摧残。在尝到旧本人的这种味道不多久，缅甸人就盼望“矮子先生”离开的那天能早日到来。德钦党的一名颇感幻灭的成员说：“我们以前时常对你们说，英国人在吸你们的血。唔， 现在，日本人在这里吸你们的骨髓。”2 1942年1月22日，东条将军向日本国会宣称，日本打算让缅甸独立。日本在官方声明中称赞缅甸是一个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树立了最好的合作榜样的国家。至于巴莫，则以演说和文章来回答，在这些演说和文章中他特别提到，战前两年，他曾在曼德勒对听众说：“我们在东方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会来救援我们的。”他提出，应当与日本齐心合力，“把英帝国主义永远从缅甸赶出去”。31942年7月22日，他说，缅甸人“担负着保卫共荣圈西部边界的重要使命，这个共荣圈以日本为核心，将东起太平洋，西至印3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组：《日本对缅甸的管理》（japaneseadministrationofburma），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4年7月，第3页。 1《昭南时报》，1942年6月23日，7月24日，8月4—5日。 2对巴莫的审讯。 3《日本对缅甸的管理》，第5—6页。 4吴敦培：《日照缅甸》，第9—12页。 5钦觉漆：《日本人统治下的三年》（khinkyochit：threeyearsunderthejapanese），仰光，1940年版，第41页。 1钦觉漆：《日本人统治下的三年》，第17页。 2吴敦培，前引书，第40页。 3《昭南时报》，1942年6月9日。 度洋。”当8月份行政委员会成立时，他重申了这些关于合作的保证。而饭4 田将军答覆说，只要缅甸今后一如既往继续与日本人合作，那么日本军队将为创建一个缅甸人的缅甸而提供最大的援助。同月较晚的时候，饭田将军到1 缅甸各地巡视。他回到仰光后宣布，日本人打算在缅甸的每个村庄和每个城镇都至少建立一所学校，并且不久将重新开放原有的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这些学府正如在其他日本占领区内一样，是早已关闭了的。他还说，日本人在缅甸的行为必须“谨慎和检点”，62由于缅甸邻近印度，缅甸随便发生什 么情况都会对印度产生影响。2 1943年1月28日，东条向日本国会宣布，在一年内将建立一个独立的缅甸国家。同年3月，巴莫前往东京对东条这一让步表示感谢。据巴莫自己3 叙述，他对这事别无其他选择余地。他说，人家叫他根据奈须大佐的后任、副参谋长矶村武亮大佐的意见办事。当他到达东京时，他与东条的第一次会晤只限于正式表示一下日本人所盼望他表示的感谢。在第二次会晤时，东条 通知他说，参加对英美的战争是缅甸的责任。4 巴莫回到仰光后，成立了一个“独立筹备委员会”。委员会由二十二人组成，由巴莫任主席，于5月8日成立。巴莫讲到需要信任日本，又讲到缅甸获得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还讲到共荣圈的理想。但是在战后，巴莫说，当5 地的日本军事当局对于缅甸即使是表面的独立也不想给予，他们不顾他的反对，组织了这个筹备委员会。1巴莫还说，制定宪法的工作是由日本人做的。的确，他相信日本人原是想在缅甸建立一个傀儡王国，扶立前国王蒂包的孙子为名义上的统治者。他们已掌握了这个缅甸末代君主的后裔，然而，可能是由于他们发觉这种做法得不到支持，所以没有试图去恢復君主政体。虽然他们不得不同意建立一个“缅甸共和国”，但是他们严格控制着它。巴莫说，在7月份，当他在新加坡与东条会晤后回来时，他发现矶村武亮大佐已准备了一份“缅甸独立宣言”的草稿，并附有一份同日本的基本条约的草稿，还附带一份秘密军事协定，按照这一协定的条款，日军司令官有权採取他认为对促进日本军事行动有必要的任何措施，并有权命令缅甸政府协助执行这样的措施。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他也有权否决缅甸政府的任何行动。“缅甸2独立宣言”于1943年8月1日发表；与此同时，以巴莫为“国家元首”的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也成立了。河边将军（他继饭田将军之后任日军司令官）正式宣布结63束“军政”。缅甸向英美宣战，并与日本签订了同盟条约。日缅双方签约人是泽田廉三和巴莫；泽田廉三曾任日本驻法大使，现被任命为驻缅大使。条约规定，在进行大东亚战争中，缅甸和日本之间将进行军事、政3 治和经济的全面合作。两国也将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细节问题将由两国4同上，1942年7月23日。 1《昭南时报》，1942年8月5日。 2同上，1942年9月4日。 3《昭南新闻》，1943年1月29日。 4对巴莫的审讯。 5《昭南新闻》，1943年5月11日。 第28页 1对巴莫的审讯。 2同上。 3《昭南新闻》，1943年8月2日。 有关官员协议决定。1 宪法宣布缅甸为构成大东亚共荣周的友好国家中一个具有平等地位的成员。据说权力来自人民，但是国家元首拥有全权。的确，巴莫通过一些象过2 去君主登位般的仪式，被任命为国家元首，并且在日本人所给予的权限范围内，充当独裁者，这使得他的同僚们十分反感。但是他有个潜在的政敌，即3 吴昂山。日本人封吴昂山为少将，并且叫他指挥缅甸的国防军——后来改组 为缅甸国民军。吴昂山这时还担任国防部长的职务。 但是事实上，日本军队仍然是凌驾一切之上的。巴莫说，他在新加坡见到东条时，向东条诉说日本宪兵队的专断蛮横行为和日本军事顾问的粗暴态度。东条答应抽调一些大东亚省的文官宋代替那些军方平顾问”。据巴莫说，结果是这样做了，但是这一改革没有什么结果，因为这些文官不敢得罪军队，特别是不敢得罪那些参谋人员；这些参谋人员，正如矶村武亮告诉巴莫的那样，是打算统治缅甸的。泽田也同样是无可奈何，而新到任的司令官河边又 不象饭田那样宽容。4 巴莫颇有才能，抱有一些改革社会和经济的思想。但这个国家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他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日本军队几乎垄断了铁路和水路交通，事实上，他们也非这样做不可。日军徵用了大量的大米，并宰杀耕牛，作为食物，这造成了当地粮食短缺和由此而引起的困难。象在其他日本占领区一1 样，日本军队用纸币，包括伪造的印度卢比，来支付他们所需要的粮食与劳力的费用，从而引64起了通货膨胀、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在缅甸，如同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日本人没有能力满足工业产品的需求，由于同西方国家断绝了贸易，工业品供应不足。而另一方面，日本人只要能够搞到船只运输，便从缅甸将棉花、木材和矿石掠取而去。为了增加大米和棉花的产量，以及提高国内的手工业生产，他们发起了一个自给自足运动。巴莫把这个运动作为新秩序的一部分而加以推行，但是经济状况不断地恶化，不法行为和 抢劫案件与日俱增。2 日本人用招募和强迫徵集的办法，获得了大量的缅甸劳动力。有的被送到“兵补”（日军兵站后勤部）。这些人大部分从事运输工作，在饮食和工资待遇方面比较好一些。但是被强迫送到一般的劳务队去的那些不幸的人，则处境要糟糕得多。他们被迫干重活，如建造飞机场，修筑公路和铁路等。3其中很多人被派去建筑缅甸境内的那一段暹缅铁路，在施工中受尽了折磨。战后，巴莫讲到，他曾两次要求日本当局允许他去视察这些缅甸人的劳动条件，但都被拒绝了。他说，后来，他确实得到了派遣视察员去看的权力，这些视察员力图改善他们所发现的那种可怕的状况。巴莫估计，在这条铁路工程中，死去了三万缅甸人。1巴莫战时在纪念缅甸独立一周年发表的演说中1《昭南斩闻》，1943年8月4日。 2吴敦培：《日照缅甸》，第73—74页。 3同上书，第97—98页。 4对巴莫的审讯。 1《日本对缅甸的管理》，第19—20页。 2对巴莫的审讯。 3钦觉漆：《日本人统治下的三年》，第19页；《日本对缅甸的管理》，第32—35页。 1对巴莫的审讯。 说，缅甸在给三个国家的军队供应食物和原料，即日本军队、缅甸军队和驻扎在缅甸的印度国民军。他说，劳动力和原料的需求是“大量的和漫无止境 的”，战争的压力经常是“异常沉重的”。2 日本人力图倡导“大缅甸运动”来消除在缅甸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不满。大缅甸运动的目的是把缅甸的统治强加于克伦族人、阿拉干人、掸族人和克钦族人。1943年9月25日，在仰光又缔给了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日本同意把掸邦（除去其中已并给暹罗的两个邦之外）、克伦邦和瓦区併入缅甸；日本在这些地区的军事管制机构65在条约签订后九十天内予以撤销。3在缅甸人看来，这样做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补偿缅甸割让给暹罗——缅甸的世仇——的领土。但是，日本给予缅甸民族主义的这种贿赂，对于缓和4 缅甸人民日益增长的反日情绪所起的作用很小，而且随着战争的总趋势不利于日本，这种礼物的价值显然是可疑的。如同在暹罗发生的情况一样，缅甸的政客们也在开始寻找出路，以求摆脱自己已陷入的与日本结合在一起的那 种关系。 据巴莫说，当地的第一次反日运动在1944年6月间开始发展起来。日本宪兵队加紧镇压，进行反击。巴莫说，他曾亲自抗议过日军这种残酷的方式；但是河边将军对他说，如果他这样讲话，他就要被认为是日本的敌人了。1944年8月，木村将军接替了河边将军的职务。木村将军和他的参谋部官员都比 较倾向于採取怀柔手段。1 1944年11月，巴莫再次去东京。他在1946年说，那次去东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争取商定日军从缅甸撤退的问题，以避免盟军入侵这个国家，重新带来各种破坏。他对继东条之后任总理的小矶将军提出了这个想法，小矶却要他去和陆军参谋长杉山将军商谈。杉山对巴莫提到了菲律宾正遭到的破坏，他说，这是由于菲律宾人没有很好地同日本合作所致。杉山指出，缅甸人应该以此作为前车之鑑。巴莫说，他也向日本外相重光唿吁，重光听取了日军虐待缅甸人民的情况，表示同情和愤慨。但是，重光不能帮助他反对日2 第29页 本军方，日军企图在缅甸作最后的挣扎，准备对缅甸人的任何背叛行为採取 野蛮的报復手段。 因此，巴莫回到缅甸后，表面上继续支持日本的事业，并保证缅甸要帮助日本反抗盟军的入侵。缅甸国防部长吴昂山那时候也是这样做的；他表面3 上是领导缅甸国民军站在日本一方作战到底，1但到了1945年春季，当日军在缅甸几乎完全土崩瓦解时，吴昂山倒戈投到胜利者一方，把他的军队改名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并66置于英军司令威廉?斯利姆爵士将军的指挥之下。为此，日本人对抓到的缅军的亲属进行了野蛮的报復2。巴莫说，他对吴昂山打算要做的事已经料到，但是他不能跟着那么干；当时他是在日本人2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1944年8月1日。 3《昭南新闻》，1943年9月26日。 4见上文，原着第56—57页。 1对巴莫的审讯。 2同上。 3吴敦培：《日照缅甸》，第105—107页。 1《昭南新闻》，1945年1月6日。 2钦觉漆：《日本人统治下的三年》，第40—41页。 的严密监视之下。日本人在3月底解除了留在仰光的缅军的武装。1945年43月底，仰光失守，巴莫政权解体，巴莫和溃退的日军一起跑到毛淡棉，后来 被送往日本。 3对巴莫的审讯；吴敦培，前引书，第112—114页。 （七）马来亚 月本徵服马来亚以后，建立了一个军事管制机构——军政监部。它归指挥第七军区的将军领导，其司令部设在新加坡。然而，军政监部的首脑，即军政监，却是个文官；自1942年4月至1943年7月，这个职务由渡边担任。日本人将新加坡市更名为“昭南”（意即“南方之光”），并划为特别市。第一任市长是大达茂雄，他曾在满洲国任官员。他担任此职直至1943年7 月调任东京市长时为止。继任昭南市长的是另一个日本文官内藤宽一。1 除新加坡以外，日本人把马来亚分成八个省，每个省任命一名日本人当行政官。日本人取消了原先的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与马来属邦的区别。他2 们宣称，这种区别是英国挑拨分歧以利统治的一种罪恶手段。日本人征服了3 马来的各个索丹4以后，承认素丹为他们各自的邦内的统治者，并让他们担任在每一个省内建立的宗教事务机构的首脑。但是那些素丹很快就发现日本人对他们抱有奢望。1942年4月18日的《昭南时报》谴责素丹们指望和平与繁荣，而没有考虑到怎样才能取得和平与繁荣；并坦率地暗示他们：鑑于素丹们“曾为英国的军费提供过巨额捐款”，现在希望他们也为日本的军费慷慨捐助。1943年1月21日，素丹们又被召到新加坡去接受日本军务部长的训话。他对他们说，由于财政拮据，“并67作为你们愿与日本同甘共苦的一 种良好表示”，今后他们所得到的俸禄将比过去减少了。1 日本人一开头就明确表示，他们打算马上把马来亚併入日本帝国。1942年3月23日，日本驻泰国大使馆二等秘书来到新加坡，正式关闭了日本在新加坡的总领事馆。採取这一步骤的理由是“马来半岛现在是日本的领土了”。2此外，1942年4月7日，日本在原属新加坡最高法院的一座大楼里成立一个军事法庭时宣称，这个军事法庭将处理“日本领土马来亚和苏门答腊岛”犯罪分子。3规定日本天皇诞辰为法定假日，并强迫作一分钟默祷，默祷时，新加坡所有居民必须面向东北，朝东京的皇宫站着。马来亚的征服者山下将军讲话中谈到参加这次仪式的是“新加入的马来亚和苏门答腊的日本臣民”，渡边则把他们称作“你们是新吸收的天皇陛下的臣民一大日本的公民”。4这期间，《昭南时报》告诉人们说，他们必须称唿“我们伟大的将军”。（山下）和“我们伟大的海军大将”（山本）。一个署名查尔斯?内尔的人是这1《昭南时报》，1942年4月29日；《昭南新闻》，1943年7月20日。日本人在新加坡除其他活动外，还夺取了歷史悠久的英文《海峡时报》（thestraltstinles）的办公楼和设备，并以《昭南时报》“shonantimes”的名称重新出版了一个短时期。后来，赫伯恩式日本姓名罗马字化方案的拥护者和日本设计的新式拼音法的拥护者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吵，后者取得了胜利；以后，这张报纸就改称“syonantimes”；例如东条将军的姓tojo就被拼作tozyo。1942年12月，这张报纸成为日本报纸《昭南新闻》的英文版，一直出版到1945年9月英国重新占领新加坡时为止。 2《昭南时报》，1942年3月12日。 3同上，1942年4月25日。 4“索丹”是伊斯兰国家统治者或君主的称号。一译“苏丹”。——译者 1《昭南新闻》，1943年1月22日。 2《昭南时报》，1942年3月24日。 3同上，1942年4月7日。 4同上，1942年4月29日。 家报纸的经常撰稿人，他的文章显然是官方授意写的。他反覆说：马来亚已经成为日本领土了。他在一篇赞扬日本在朝鲜取得的成就的文章中，把朝鲜称为“日本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可以冒昧猜测的话，马来亚的地位也将是如此。”如同在日本占领的其他土地上一样，日本人竭力提倡学习5 第30页 日语和使用日语。一度关闭的学校又开办了，修订的课程表中有日语课。为了教授日语，设立了一些专门学校，教师从日本派来：同时，报刊上也登载了一系列的日语教程。日本人告诉人们；使用英语是一种耻辱，“这是剥削和压迫我们的人的语言”。还告诫说，日语知识是将来在商业或其他职业中1 取得成功的途径。然而，如同在缅甸和菲律宾一样，日本人也允许马来亚暂时通用英语。确实，他们在1943年1月14日颁布的命令中是那么说的：从当年7月份起，所有私人通信必须用日语、马来语、汉语、印度语和泰语。但他们不得不把期刊杂68志和官方文件排除在这一命令限制之外。2尽管他们对这事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并赞扬那些日语基础知识学得相当好的人，但在马来亚，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推广日语的努力也遇到了困难。事实上，到了形势显然对日本不利，日本在马来亚的统治看来不会长久的时候，人们在语言问题上欣赏这样一句含蓄的双关语：“英国来，日本去。”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在马来亚也故意使白人俘虏出丑，以激起亚洲人对白人的憎恨和鄙视。日本人利用各种机会公开凌辱被俘的军人和平民。实际上，被俘平民的处境比起初监禁在章宜的士兵的命运更糟糕。日本人控制的报纸嘲笑他们所受的痛苦：“今天，在昭南和任何其他地方，得胜的日本军队带来了新秩序。人们可以看到，欧洲人赤着膊在于以前只叫亚洲人去干的那种活。他们中有很多人洋相出足，干起活来拖泥带水，即使是亚洲妇女千起来也会比他们干净利落得多。”1英国人在马来亚的统治被描绘成漆黑一团，并用来同日本人为建设新秩序而作出牺牲的那种大公无私精神相对照。他们宣称，英国军队萎靡不振，士气低落，不能吃苦，在战斗中无法与日本 兵匹敌。2 欧亚混血种人也由于追求西方生活方式受到了日本人的谴责。欧亚混血种人被强迫集中起来进行登记，一个日本官员趁此通知他们说，除非他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否则“我们一定要考虑严厉地惩罚你们”。一些报纸告诫他们：从此以后要把自己当作亚洲人，准备去当农场主和店主，不要想担任办公室的职务或者受到任何优待。这一类经常的训斥表明；欧亚混血种人3 并不喜欢这种新的统治。但是他们人数较少，因此对日本人没有构成什么危 险。 华人的情况就不同了。新加坡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华人，在马来亚的其他地区，华人也占很大比例。日本人对这些华人的手段是十分残酷的，因而积极活动的游击队员大都来自他们的行列。日本占领马来亚的时候，华人社会为互相敌对的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汪精卫的政治势69力和阴谋所分裂。日本5同上，1942年4月14日，25日。 1《昭南时报》，1942年9月15日。 2《昭南新闻》，1943年1月14日。 1《昭南时报》，1942年2月25日。 2同上，1942年2月23日，25日。 3同上，1942年3月6日，24日。 人对大家知道的或被怀疑是支持蒋介石和自由中国的人实行恐怖统治。虽然任意屠杀的事情不久就停止了，但是，宪兵队继续逮捕“亲重庆的反日抗日的华人”，凡是将来愿意同日本人合作的人，可以得到赦免。日本人告诉华人：凡曾以任何方式反抗过日本的人，理应处死刑或服强迫劳役；他们会感 谢日本人的宽厚和对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热忱的。1 日本人要华人为了对这种“宽厚”表示感谢，并证明他们愿意为建立新秩序而合作，向日军“自动捐献”。由各华人团体组成一个代表小组，负责对每一个华人可望捐献的数目作出估计。如果原定收受捐款的期限已到而没2 有及时缴纳，拖欠者就要受到公开的严厉训斥，并被威胁说：他们得缴纳原定金额的两倍。到1942年6月25日，终于将五千万元功币交给了山下将军。《昭南时报》宣称，这笔金额同华人的全部财富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华人中仅仅一些个别人的财产就不止此数了，华人曾经捐献了三亿多元功币支持重庆。该报还谴责华人曾经抵制日货，并对他们说：对这种行为的“真正赎罪”是无法用钱来表示的。他们应当在建设新秩序中同日本全面合作。后来，报上一再严厉申斥华人醉心于做黑市交易。敲诈勒索，在镇压“共产党穷鬼”时没有同日本合作。虽然华人中有少数亲南京的人以及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和3 趋炎附势者，但大多数华人实行消极抵抗，并阻挠日本的财政和经济控制措施。1在内地，主要由华人组成的游击队坚持积极抵抗；虽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是他们中大部分是共产党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党的成员。他们同日本人展开了激烈的小规模丛林战；日本人残酷地处理那些被怀疑是帮助游击队或者不提供游击队下落的华人村民。抵抗运动的战士也同样无情地对叛徒或告密者进行报復。270日本人在占领马来亚期间，曾经得到一些马来人的帮助。马来人大部对英国势力的迅速崩溃感到吃惊，他们起初准备和日本人合作。3马来人害怕并憎恶华人，这是容易为日本人利用的一种心理。因此，在追捕华人游击队时，日本人得到了马来人的帮助。然而，也有一些马来人从一开始就反对日本人，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抵抗组织，或和游击队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的残暴统治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贫困，在马来居民中激起了 第31页 对日本人的愠怒和敌意，这种倾向与日俱增。 在马来亚的许多印度人，起初也欢唿英国人的垮台，愿意和日本人合作。日本人把锡克人和帕坦人警察的大部分招募到自己的警察和警察辅助机构中来，利用他们同游击队作战。41942年夏，日本人组织了一个地方性的“印度独立联盟”；伊斯兰教徒不象印度教徒那样乐意加入这个组织，因此受到责骂和威胁。1这个联盟成为整个“自由印度”运动的一个分部，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是该联盟的领导人。这个联盟通过在新加坡设立的电台广泛地向1《昭南时报》，1942年2月23日，28日。 2同上，1942年4月9日。 3同上，1942年6月19日，26日，27日，7月1日。 1黑斯台：《白人苦力》，第192—193页。 2f·斯宾塞?查普曼上校：《丛林是中立的》（colonelf.spencer插pnman：thejungleisneutral），伦敦，查托和温达斯，1949年版，第152页以下，第210—211页，第307页。 3同上书，第25页，第137—138页，第307页，第428—429页。 4同上书，第230页，第290页。 1《昭南时报》，1942年7月22日。 日本占领地区的印度人和印度国内人民进行大量的反英宣传。21943年10月，日本组织了以鲍斯为主席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这个组织进而向英国和美国宣战。日本答应给鲍斯援助；鲍斯把他的总部设在新加坡，他要求这里的印度各界人士给予“理所当然”的援助，号召他们向自由印度的军队即“印度国民军”捐款和输送兵员。印军战俘在多数情况下是拒绝参加这支3 军队的，因此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残酷虐待，对鲍斯和他搞的运动缺乏热忱的许多印度平民也遭到同样的虐待。1944年1月，“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迁到缅甸，印度国民军参加了日本向阿萨姆的进攻。4日本在缅甸失败后，1945年5月间，鲍斯回到新加坡。5他于8月16日离新加坡去日本，但是两天以后，他的飞机在福摩萨的台北附近失事，鲍斯受了致命伤。日本人在英国军队回来之前，仍然控制着71新加坡，他们在8月23日在新加坡为印度国民 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举行了揭幕仪式。6 正如英国战俘所证实的那样，一些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确曾对1942年英国的失败高兴过，可是他们不久就发现，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他们的命运更惨得多。日本人控制的报纸不时地告诉他们，要为新秩序而牺牲自己；日本人声称，他们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目己正在为建设新秩序而流血和耗费资财。除了强迫捐款以外，确实还作出了种种牺牲。日本人的占1 领破坏了马来亚的经济；因为橡胶、锡和铁矿石的出口一下子被战争切断了。日本人拿走了他们能拿走的一切，但是由于他们的船舶遭到严重损失，大大地限制了他们把物资运往日本。在进口方面，马来亚以前是依靠缅甸和暹罗提供食物，依靠英国、其他西方国家和日本输入资本和消费品的。日本的占领打乱了秩序，特别是在新加坡，食物的供应不久就发生了困难，直到1943年7月，第一批从日本运来的纺织品和消费品才到达新加坡。2据1943年6月27日《昭南新闻》报导，从1941年12月到那个时候，食物价格几乎上涨了百分之三百；日本人控制物价的努力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报纸上也抱怨， 刚刚运进的一些日本货物就流入了黑市。 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企图鼓励居民增加大米、小米和蔬菜的生产。他们鼓励人们大批迁离新加坡，特别是到柔佛的兴楼附近的“新昭南”和森美兰的马口去建立城市移民的农业居民点。日本的宣传鼓动家们把这些事业描绘得天花乱坠，但是它们的规模很小。例如，据1944年3月的报导，兴楼大约有九百个移民和二千英亩左右的开垦地。在马口，有一个欧亚混血种人的居民点和邻近的一个华人居民点，共约一千六百人。这种努力显然对缓和新加坡食物供应问题起不了什么作用，那里大米1 的配给量越来越减少了。日本人通过居民组织和辅佐警察的力量，竭力要使他们的经济控制行之有效，但是，他们不得不和华人作斗争，这些华人是逃2同上，1942年8月2日，4日。 3《昭南新闻》，1943年10月24日，26日。 4同上，1944年1月10日。 5同上，1945年5月24日。 1《昭南时报》，1942年10月8日；《昭南新闻》，1943年1月1日，1944年5月25日。2《昭南新闻》，1943年7月16日。 1《昭南新闻》，1944年1月5日，18日，3月21日，25日。后来人数增加了；1944年12月，兴楼有七千移民，五千英亩开垦的土地（同上，1944年12月12日）。 税的老手。21945年6月，日本人开始准备大72批疏散新加坡居民，以防英国人的进攻。他们催促人民立刻登记疏散，有几千人真的走了，但是这些措 施只执行了一部分，日本就投降了。3 从1943年秋天起，有一些重要的迹象，表明日本人在马来亚的政策有了改变。报纸不再提马来亚是日本的领土了，而开始谈论所有各种族要进行合作来建设一个“新马来”。原先在行政上与马来亚联合的苏门答腊4现在也与马来亚分开了，从后来的情况看，以后该岛的政治发展就按照着爪哇的那个路子去走了。51943年10月3日，日本人宣布：要在马来亚各省、市建立协商委员会。其成员是由市长或省长提名；市长、省长是委员会的当然主席，他们将在认为必要时召开委员会。马来亚各省的素丹任委员会的副主席。除主席以外，日本人不担任委员会的成员。日本人还宣布：在行政机关中将增加马来亚官员的比例，并将使他们较容易晋升到高级职位。所有种族——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同样有资格被任命为官员或委员。委员不拿报酬，也没1 第32页 有固定任期，其职能纯粹是顾问性质。採取了在担负某种程度的政治职责方面的谨慎做法之后，日本人不时地暗示：马来亚象缅甸和菲律宾一样，可能也渴望成为“东亚民族大家庭中独立和自重的成员”。2但是，与缅甸、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不同，日本人从来没有明确允许马来亚独立。1945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三周年，日本军政监说，中国人已经得到了自由，印度尼西亚人也被允许得到自由，每个人都应该相信，日本将为新马来竭尽全力。3这些含混的暗示，目的在于鼓励老百姓响应日本的唿吁，与日本人合作保卫马来亚，以应付预计中的反攻。日本人对此作了准备，组织73了义勇军（辅助防卫部队），诱骗或强迫许多壮丁加入。马来亚人也被招募到“兵补”（日4 军兵站后勤部）里来。这些组织的工作条件被描绘得有声有色，而实际上， 却和其他日本占领区一样，情况大有出入。 1945年8月8日，《昭南新闻》在刊登将给予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消息时宣称，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前途将是密切联繫的；该报确实还引用了昭南顾问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的话说，马来亚也将获得独立。然而，当时的马来亚1 日军司令官板垣将军在8月12日的公开声明中说，当马来人听到他们的东印度群岛亲属不久就要完全获得独立时，一定是非常激动的。“马来亚人民现在应该尽更大的努力来和日本合作，以实现马来亚的美好未来。”他并没有作出关于独立的具体诺言”；而《昭南新闻》社论提到板垣谈话时却说，马来亚人民必须证明自己是配得上赋予自治的，并指出，日本人对他们获得的 合作程度感到不满意。2 2同上，1944年3月25日，4月17日，5月12日，15日。 3同上，1945年6月30日，7月9日，13日，17日。 4同上，1942年12月10日。 5见下文，原着第74页，第82页。 1《昭南新闻》，1943年10月3日，5日。 2同上，1944年2月11日。 3同上，1945年2月15日。 4同上，1944年1月13日，5月25日；1945年1月9日，22日，6月30日。 1《昭南新闻》，1945年8月8日，10日。 2同上，1945年8月14日。 在马来亚的日军对日本政府的投降决定保持沉默了几天，实际上，他们还指责这些非官方的报导是毫无根据的谣言；3到8月20日，才允许公布8月15日的天皇诏书（宣布投降）。但是他们也发表了一份自己的公告宣称，在马来亚的日军象其他地方的日军一样，一点儿也没有失去它的荣誉和威信，因为它已经作好决战的充分准备。但是美国的使用原子弹，意味着战争继续下去将使东亚全部人口遭到毁灭。天皇出于对整个东亚人民的关心，才命令他的军队放下武器，他们必须服从这个命令。日本人感谢马来亚人民全心全意的合作，在最后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日本军事发言人暗示，这并不是日本为建设大东亚所作斗争的结束。但是在日本人投降和英军重新进入马1 来亚之间的三个星期内，日本人对建立或支持任何马来亚的独立政权没有作出努力。他们把军队撤到城市，企图维持一下秩序，贴出了禁止抢劫的布告。2可是在当74时那种情况下，这些布告大部分不起作用。内地很多地方己落入游击队手里，在日本占领的年代，毫无疑问地助长了某种新的程度的政治 觉醒，引起了普遍的骚动情绪。 3同上，1945年8月15日。 1《昭南新闻》，1945年8月20日，21日。 2同上，1945年8月25日，9月3日。 （八）印度尼西亚 日军征服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后，在爪哇建立了一个军政监部，总部设在巴达维亚，并把巴达维亚更名为雅加达。但是，如前所述，苏门答腊曾一度3 置于马来亚的日本军政监部的管辖之下。日本人为了支持马来亚的马来人对抗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印度人和华人（加起来算），起初很重视苏门答腊的马来人同马来亚的马来人之间的种族类似关系。此外，他们在行政上把苏门答4 腊分离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打消人们建立一个包括整个东印度群岛在内的印度尼西亚国的愿望——日本人开头是反对这个想法的。然而后来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政策改变了，于是把苏门答腊从马来亚分离出去，置于一个独立的军事政权的统治之下。荷属婆罗洲、西里伯斯和小巽他群岛则置于一个日本海军管制机构的统治之下，其司令部设在望加锡。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海军1 至少在战争后期之前，比陆军更不愿意对其控制地区的居民行政管理权问题 发表任何意见。 尽管在占领的土地上两个军种各自为政，但他们在整个群岛上的行政组织和部署大体是根据同样的方针来制定的。因而，在爪哇这个最重要和人口最集中的岛上，荷兰的行政体制被摧毁了，根据1942年3月7日的法令，由以“军政监”（即军政监部的首脑）为首的中央军事管制机构来取代。军政监部下设八个部门：总务、内政、财政、司法、警察、市政工程、经济事务、 审计和宣传。2 1942年8月5日，发表了第二道行政法令，把爪哇分成两个省、十七个行政区和一个特别市（巴达维亚）。3还建75立了两个署来管理中爪哇的四个素丹区。行政区下面再划分成一些较小的单位。从而，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在东印度群岛建立了一个象日本本土那样的严格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 第33页 度。 1942年9月，按照日本的型式改组了当时的司法制度，设立了一个日本军事法庭，以处理违犯军纪的事件。1944年，日本人颁布了一部严厉的新刑法。警察部也进行了改组，在各个城镇和乡村建立了一支警察辅佐部队。象在所有的日本占领地区一样，警察和司法事务的主要权力都掌握在宪兵队手里，他们採用一贯的兇残手段来行使这种权力。为了便于进行活动，他们培训人员并建立了一个爪哇分部，这个分部尤为一般老百姓所痛恨和害怕。1 日本徵服的社会影响是深远的。所有的荷兰官吏都被撤职，和荷兰平民3同上，1942年12月10日。 4同上，1943年3月4日。 1克拉斯?a·德韦尔德的陈述（statementofssa.deweerd），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1351号。德韦尔德是荷属东印度政府司法部的前官员，他应徵服役，任炮兵少校。作为日本的战俘，他当随军翻译，译马来文报纸——日本人容许发行这些报纸，直到1944年为止。他保管档案，因此积累了很多关于日本管理情况的资料。日本投降后，德韦尔德少校负责一个情报小组，在东印度群岛和东京搜集关于日本统治东印度群岛的情况资料。 2德韦尔德，前引文。 3《昭南时报》，1942年8月7日；德韦尔德，前引文。原来的西爪哇、中爪哇和东爪哇等省被取消了（同上）。据《昭南时报》载，爪哇和马都拉分成日急和梭罗两个省。 1德韦尔德，前引文。 一起被拘留起来，共计六万多人。荷兰官吏由日本人接替，这些日本人主要来自日本本土、朝鲜和福摩萨。在1945年，有二万三千多名日本人受僱于日本军政监部。爪哇人和其他土着居民大都只限于担任军政监部内的低级职位。少数允予担任较高职位的人员，身边都有日本“顾问”。象在马来亚一样，日本人严厉地打击爪哇的人数相当多的欧亚混血种人，日本人怀疑和讨厌他们，认为他们是保持西方影响的祸根。很多人被监禁或拘留，其余的则遭到严密的监视。后来，这种严厉的对待有所改变，因为日本人发现欧亚混血种人对他们是有用的。广大的华人也受苦很深。那些有亲重庆嫌疑的人由宪兵队加以处理，而一般的华人则被强迫加入那些支持日本人以及日本人在 中国建立的政权的组织。1 日本的教育政策按照它一贯的方针进行。和在其他日本占领地区一样，所有的学校起初都被关闭了，后来又重新开办。课本和课程经过修订，以灌输反西方、亲日本和泛亚主义的思想。禁止使用荷兰语，而以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的变种）为官方语言。建立了图书检查制度，报纸和电台则置于日本人的控制和操纵之下。对76收听盟国广播和散布所听到的任何消息 的人，规定处以死刑，而且经常如此执行。2 这样，东印度群岛的土着居民看到了旧的社会秩序被推翻了。尽管他们自己也受压迫，如果被怀疑有任何同日本统治敌对的行为就要受到残酷的处理，可是他们看到欧洲人、欧亚混血种人和华人的遭遇更惨，日本人并且怂恿他们把那些人看作外国人和下等人。在语言方面，由于荷兰语还没有成为东印度群岛的通用语，不象英语那样在马来亚和菲律宾已成为通用语，因此日本人在禁止使用荷兰语这件事上大体上是成功的。但是，正如在东南亚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企图推广复杂难懂的日语，却收效甚微；尽管如此，若假以时日，结果也许会做得好一些。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语作为标准的马来语，在日本占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因为它受到了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推动。因此，日本人不得不利用印度尼西亚语作为唯一立即可用1 的交际工具。由于这一情况，印度尼西亚语得到迅速的普及，并由于它吸取了各种地区方言的词彙，在一定程度上还吸取了外国语言中的现代术语，因而有所得益。印度尼西亚通用语的这种不断发展，对激发东印度群岛各土着2 民族要求统一的觉悟，以及在使“印度尼西亚语”一词具有比一般概念更为 丰富的含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统治的其他特点，也有助于产生日益高涨的要求统一的觉悟。军政监部的集中统一，对减少地方独立性是有效的。同时，日本人派来的大批官员中，很多人尽管经过担任行政官员的良好训练，但是他们并没有关于东印度群岛的经验和知识。其中许多人表现出来的无知、无能和腐败，使印度尼西亚人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原来指望日本人会比荷兰人高明些。结果是，隶属于日本人的印度尼西亚人，由于具有对自己的国家、语言和人民方面的知1德韦尔德，前引文。 2同上。 1塔克地尔?阿里斯贾巴纳；“印度尼西亚语——民族主义的副产品”。（takdiralisjabbawi：“theindonesiangnage一by-prodnotofnationalism”），载《太平洋事务》，1949年12月，第22卷，第388—389页。 2同上。 识，实际上已能行使很大一部分实际权力。这就使他们有了自信心，也使他们受到一些训练，为今后完全掌77握政权作了准备。3日本反对荷兰人和其他西方人的宣传，在日本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业绩鼓舞之下，很快受到了欢迎；可是，日本人把自己的国家描绘为亚洲的保护者、亚洲的领导者和亚洲的曙光等等所作的努力，却因经常发生的日本警察、军人和官吏所表现的残暴、 第34页 腐败和无能而大受损害。 日本人的统治，带来了惯常的财政和经济困难。日本人发行纸币，引起了通货膨胀。到日本投降时，这种纸币只值票面价值的四十分之一。日本人夺取了荷兰和其他盟国国民的财产，并且，除了由军政监部管理的或移交给日本公司经营的工厂、矿山和种植园外，大量的金钱、贵重物品和其他财产都被日本敌产管理局所没收，并被移交给日本人或他们的合作者了。与此同1时，东印度群岛的对外贸易遭到破坏，引起了消费品的严重缺乏，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爪畦，食物供应严重不足。日本人没有能力满足这些需要，同时，由于他们的船舶损失增加，他们也不能运走东印度群岛的主要出口产品。所以，他们企图用种植粮食作物来代替种植园经济。由于海上运输有困难，即使日本人鼓励修造木船也很难改善这种局面，因此日本人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岛屿的粮食生产做到真正的自给自足。但是，日本人在增加粮食作物产量方2 面所取得的一点成就，被他们自己的占领军和许多随军的非战斗人员的需要所抵销了。到战争结束时，就连日本人自己也显得衣衫褴褛和营养不足。当然，一般老百姓遭受的苦难就更深了。这些情况，在印度尼西业和在其他日本占领地区一样，无法再引起人们对共荣圈理想的热情。日本人组织了“劳务队”，徵募大批爪哇劳动者，同样不能引起人们的热情。根据日本人的统计，被送到海外的建筑工程去干活的爪哇人不少于二十七万，这些不幸的人 中只有一小部分活着回家。1 在日本入侵以前，大约二十年中，东印度群岛已经有了民族主义运动。这个运动谋求把当地信仰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居民团结在摆脱荷兰统治、争取政治独立的共同纲领之下。1932年至1934年间，荷属东印度群岛政府进行报復，逮捕了主要领导人苏加诺、穆罕默德?哈达和苏丹?沙里尔，把他们流放到纽几内亚。1937年，在埃米尔?沙里富丁的领导下，民族主义运动再次兴起。78埃米尔?沙里富丁建议，如果发生战争，愿同荷兰合作以反抗月本，但要求建立一支印度尼西亚军队并允许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此作为交换条件。但是荷兰人不答应。当时还有一个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运动，是由陈?马六甲和塞毛恩组织的。该党的一些领导人被放逐了，共产党 也遭到取缔；但是在1941年，共产党仍在地下活动。2 在日本人征服东印度群岛时，他们释放了被关押的民族主义运动领导 3《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史》（historyoftheindonesianna-tionaimovenlent），纽约，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办公室，1949年版。 1德韦尔德，前引文。 2同上。 1德韦尔德，前引文。 2j·a·凡尔唐；“印度尼西亚在十字路口”（j.a.verdoorn：“in－donesiaatthecrossroads”），载《太平洋事务》，1946年12月，第19卷，第341—346页。 人，并把他们送回爪哇。苏加诺和哈达属于愿意同日本人合作和至少在口头3 上拥护大东亚理想的那种人。但是，沙里尔和埃米尔?沙里富丁不愿意帮日1 本人的忙。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不是积极地反抗日本人，至少也是避而远之。共产党人也在继续反抗。起初，苏加诺和哈达似乎相信，为了报答民族2 主义者的合作，日本人会愿意给他们某种程度的真正独立。但是，他们不久就大失所望了。日本军事当局很愿意利用他们来煽动人民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强烈反对把东印度群岛统一为一个印度尼西亚国家的任何想法，同时他们禁止悬挂印度尼西亚国旗和唱印度尼西亚国歌。违反命令者就要遭到宪兵队的毒手。3实际上，1942年到1943年间，日本的政策主要是分而治之。日本人鼓励印尼人的民族主义来反对非印尼人的少数民族，而同时他们又贊助泛伊斯兰运动，企图面面俱到，八面玲珑，通过泛伊斯兰运动来破坏印度尼西亚统一的主张。他们也讨好信仰印度教和基督教的居民。虽然他们经常许诺4 要以政治上的让步来报答真诚的合作，但他们对于可能在他们主持下建立的 印度尼西亚国的领土范围问题，却故意不表态。 1943年春，在东京讨论了东印度群岛的政治前途问题。东条和重光显然贊同最后给东印度群岛独立，但大本79营坚决反对。1当时在东印度群岛的地区陆军和海军当局也持反对态度。除了以日本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利益会受到损害为理由而反对外，他们还认为，如果日本公开答应东印度群岛独立，日本将不再拥有行动自由，并会在任何和平谈判中处于一种困难地位。这种2想法的思路是这样的：如果日本象料想的那样能够长期抵御住敌人的反攻，从而迫使对方考虑一个妥协的和平，那末它就需要留有余地来讨价还价；如果它在这以前就答应了所有的占领地区独立，那它事先就丧失了这种讨价还 价的条件了。 这些反对意见取得了胜利，在1943年5月31日的御前会议批准了一项决定，把东印度群岛作为日本的领土，但允许其居民根据能力大小，在政府机构中有一些发言权。3于是，1943年6月15日，东条在日本国会发表的讲话中宣布：鑑于印尼人与日本合作良好，日本政府打算逐步採取措施，允许他们在适合其能力的范围内，参加他们自己政府的工作；他并表示，这件事 第35页 很快就会在爪哇实现。4不久，东条亲自访问了巴达维亚。5 3德韦尔德，前引文。 1《昭南时报》，1942年7月15日。该报引用苏加诺的话，即：印度尼西亚人现在有了一个实现独立愿望的大好机会了。 2凡尔唐，前引文。 3德韦尔德，前引文。 4同上。他们想要诱使伊斯兰教的领袖们向盟国宣布圣战；但是伊斯兰教徒们有一定理由怀疑他们，因为他们默默地把神道仪式传进来，并强迫印度尼西亚人面向东京的帝国皇宫而不是面向麦加朝拜。1东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6页，第466—467页）；日本外务省，档案处：“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对东印度群岛的政治控制和交还政权的决议的事实经过”，1946年（同上，《证物》，第1344号）。 2同上。 3同上；也见于东条的证词和山本熊一的证词（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第36页，第466—467页，第17992—17993页）。 4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证物》，第1324号。 起初，日本人曾取消了由部分指定、部分民选的议员组成的众议院。这个众议院是1916年根据荷兰政府的法令成立的；议员人数及其职权在1925年有所扩大。1日本人还废除了所有的地方代议制机构。1943年8月1日，日军在爪哇的司令官原田熊吉中将宣布：将在爪哇建立一些地方议会，还要建立一个中央溶询议会；印尼人将在各行政机构中占有更多的职位；将来还要对他们作进一步的这类让步，如果他们与日本人合作有功而应该获得这些好处的活。按照这个命令，在各行政区和雅加达建立了部分由选举产生的地2 方议会，地方议会派十八名议员参加中央议会；中央议会除这十八名议员外，另包括由日本军政监部提名的二十三名议员和由印度尼西亚各素80丹提名的十二名议员。地方和中央议会的职责限于就当局愿意向它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作出建议。日本人还委派了一名印尼人为宗教事务部的负责人，两名印尼人为行政区长官，并允许一些印尼人在军政监部的若干部门里当顾问。爪哇3中央谱询议会第一次会议在1943年10月中旬召开。东条和东南亚地区日军最高司令官寺内元帅对这次会议致以祝贺。苏门答腊也同样建立了一些省议4 会；海军当局迟迟才仿效，在他们的管辖区内也建立起地方议会，但是那时 在海军控制地区还没有建立起中央议会。1 1942年3月，在爪哇的日本军事当局扶植了一个名叫“普泰拉”的组织，这是一个同菲律宾的“卡利巴皮”差不多的印尼人的组织。这个组织专门致力于消除西方影响，促进同日本的合作，宣传大东亚理想，并促使共同协力为日本军政监部的经济目标而工作。以苏加诺为领导的这个“普泰拉”组织，不接纳华人、欧亚混血种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海军不允许任何类似的活动在它的统治地区出现。日本海军妒忌陆军已经控制了印尼2 的大部分石油产地。它似乎害怕鼓励（印尼）独立运动的结果可能会把自己 从现已控制的地区赶出来。 1943年8月，在爪哇的日本司令官指示，他希望当地居民以义勇队（或护乡队）的形式，进一步与日本合作，协助镇压抵抗运动，并在盟军入侵时协助守卫岛屿。“普泰拉”的成员要求建立义勇队的申请书果然及时递了上来，1943年10月，原田将军高兴地批准了这些申请书。“义勇防护大队”逐步建立了起来，尽管日本人起初在提供他们武装方面非常谨慎小心，只在训练时才发给他们火器。这个防卫组织同马来亚的“义勇军”相似，但必须同“兵补”（日军兵站后勤部）加以区别；印尼人象其他被征服的民族一样， 也被招募到“兵补”里面工作。3 1943年11月中旬，苏加诺赴东京，表面上是去感谢日本政府所作的政治让步。实际上，他的目的是去请求81东条按照给予缅甸和菲律宾独立的同样条件给予印度尼西亚独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得到鼓励。据报导， 1《概览，1926年》，第445—448页。 2《昭南新闻》，1943年8月3日。 3德韦尔德，前引文。 4《昭南新闻》，1943年10月18日。 1《昭南新闻》，1943年11月11日，26日：德韦尔德，前引文。 2德韦尔德，前引文。 3同上；又见上文，原着第72—73页。 他大失所望地回到国内。1实际上，日本人非但不作新的让步，而且在1944年上半年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从以前为印尼人撑腰的政策上后退了。华人和欧亚混血种人过去所受的严酷的待遇现在有所减轻：而在另一方面，“普泰拉”于1944年3月被解散了，原因是它表现得过于民族主义，没有能够推动乡村里的印尼人象他们应该做的那样同日本人合作。“普泰拉”由一个新的组织爪哇社会服务团所代替。这一组织包括所有的民族和宗教团体，也包括日本居民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团体。它有一个完全由日本人组成的中央管理局，它的分支一直伸展到下层的居民组织，这些居民组织是日本人在东印度群岛倡办的，他们在其他地方也倡办过这种组织。新成立的爪哇社会服务团的目的2 第36页 是促进对老百姓的总动员，以达到大东亚战争和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3 盟军在纽几内亚的推进，以及随后塞班岛的陷落和东条内阁的辞职，导致了日本政策的又一次变动。日本在爪哇的军政监部这时准备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作进一步的让步，希望由此把老百姓团结在自己一边，来到抗盟军入侵。在东京召开的由小矶内阁建立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对这个问题提出讨论。陆军各首脑愿意同意政府应允许东印度群岛独立，但1 是海军当局仍然强烈反对任何这样的宣告。2结果于1944年9月2日制定了一个一般性的妥协方案。会上一致同意，小矶将军应通知日本国会，将来当3 给予东印度群岛人民独立，但具体日期没有确定。至于独立所採取的确切形式和东印度群岛将来对日本的关系，留待以后考虑。声明中没有提到它所包括的领土范围。会上一致同意，在爪哇应立即作出让步，同意“在适合实际 情况的条件下”，在其他82地区也应採取类似的措施。4 因此，9月7日，小矶将军公开保证东印度群岛最后将予独立。5根据9月2日的决定，允许爪哇人民在规定的场合悬挂印度尼西亚国旗和唱印度尼西亚国歌；任命更多的印度尼西亚人为地方行政官和军政监部各部门的顾问。在1944年9月和11月举行了印尼中央谘询议会特别会议，商讨为保卫东印度群岛而同日本人合作的措施。苏门答腊的日军司令官指出，苏门答腊6 的地方行政机构将与爪哇的地方行政机构採取一致的步调。1945年1月，宣 布将在苏门答腊建立与爪哇相似的中央谘询议会。1 起初，在海军管辖下的地区没有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但是，在雷伊泰湾战役和美国人重新征服菲律宾以后，日本海军已无法保持与东印度群岛之间的交通畅通，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反对政治上让步的政策了。因此，1945年22 月，海军管制机构为南婆罗洲、西里伯斯和小巽他群岛建立了一个由三十人1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1344号。 2德韦尔德，前引文。 3《昭南新闻》，1944年3月13日。 1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1344号。 2同上。 3“关于东印度群岛独立的政策”，1944年9月2日（同上书，第1348号）。 4同上。 5同上。 6德韦尔德，前引文。 1《昭南新闻》，1944年9月8日；1945年1月6日。 2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1344号。 组成的谘询议会。同时；开始任命更多的印度尼西亚人担任行政职位。3 1945年4月到5月间，在新加坡讨论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问题，由那里的陆军总司令官板垣将军主持。当时，板垣并不贊成这个意见。实际上，据说他曾告诉寺内元帅，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时机没有成熟。他报告说，爪哇的日军司令部认为，爪哇的独立在大约一年左右以后可以实现。板垣无疑是想4 到这样的步骤可能会在马来亚产生有害的影响。 5月间，由日本人、华人、欧亚混血种人和印尼人在爪哇组成了一个筹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5月和7月举行了两次会议，起草了一个宪法草案。 但是它无权做更多的事，也不得处理爪哇范围以外的任何事情。5 盟国攻势的迅速进展，不久就使得这些活动停止了。83到1945年7月，澳大利亚和荷兰的军队已经成功地在婆罗洲登陆；在菲律宾，日本的抵抗几乎已经停止；经过拼死的战斗，沖绳岛已经陷落。人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日本人还会不厌其烦地在东印度群岛搞这些政治计划，因为他们现在己不能指望有多长的时间去控制东印度群岛了。然而，日本军队还想通过最后的拼死抵抗来避免无条件投降。当时，东京也把希望寄託于苏联的调解。特别是在下级军官中，有人甚至抱着这种希望：西方国家和苏联的不和会导致苏联来帮助日本。海军大将前田（巴达维亚的海军联络官）似乎已把1 爪哇共产党人当作将来可能的同盟者了，对他们的活动熟视无睹。 1945年7月17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应尽快承认东印度群岛的独立。要成立一个独立筹备委员会，整个领土都应包括在独立宣言中。8月2初，寺内奉命为此加紧筹备，以便在1945年9月而不是他原来考虑的1946年初就能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于是，寺内把苏加诺和其他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召来，8月11日把天皇诏书告知他们。诏书的大意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整个领土应归属筹建中的新国家：但是，发布独立宣言的日期仍须由日本政府考虑决定，而且独立政权要在爪哇首先成立。苏加诺在8月14日返回，3 于是以苏加诺为主席的独立筹备委员会成立了。组成委员会的委员是：爪哇 十三名，苏门答腊三名，外围岛屿五名，均由当地日本司令官提名。1 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定于8月19日举行。但是，委员们在8月15日私下获悉，日本已向盟国投降了。这一消息不准公开宣布，直到8月21日，日本天皇于8月15日宣告决定投降的广播发表之后，才公布了这个消息。无论如何，消息早已传出来了。苏加诺和哈达在印度尼西亚青年军（这个组织经常和地下活动分子接触）的敦促下，进行宣告独立的活动。8月16日，他们与前田海军大将商议，前田同意把这事提交军事当局。军事当局起84初不愿意有所行动，声称他们没有接到东京的指示。但是军事当局的反对受到了抵制，至少做到了使他们不採取任何积极措施来反对苏加诺的行动。苏加诺和他的同事们迅速地修改了他们在5月间起草的宪法草案。8月17日，在苏加3《昭南新闻》，1945年2月22日，5月30日。 第37页 4德韦尔德，前引文。 5同上。 1见下文，原着第132页。 2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1350号。 3德韦尔德，前引文。 1德韦尔德，前引文；又见《昭南新闻》，1945年8月17日。 诺的邸宅宣布了印度尼西亚独立。根据这一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声称，它2 不是日本炮制的，它的领导人已经掌握了权力。然而，对发生的事所作的这种叙述，很可怀疑，因为日本军队是有力量控制的，如果他们要这样做的话；在巴达维亚，苏加诺和他的同事们是在日军的权力范围之内的，所以日军有能力剥夺独立运动的领导。按照日本投降的条款，在盟军到达前，日军在东印度群岛应防止政局变动和维持秩序。实际上，他们允许新宣布的共和国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并对共和国提供武器，而荷兰军队和平民则仍然被拘留着，由印度尼西亚卫兵代替以前的日本卫兵加以看守。所有这些情况，肯定了荷兰的权力决不可能和平地恢復了；在印度尼西亚，如同在印度支那一样，日本占领的插曲，造成了以后多年来地方民族主义者和不稳定地重建起来的欧 洲帝国主义政权之间的冲突。 2德韦尔德，前引文。 第三节大东亚结构 1941年12月8日，日本天皇对英美的宣战诏书宣告：日本的目的是确保东亚的和平与安定，保卫这一地区不受英美的剥削。这就成为日本人在国1 内和在他们占领的国家的人民中进行宣传的一个主题。的确，12月8日这一天，在日本占领区是作为“天皇诏书纪念日”来庆祝的。每逢周年纪念日，日本控制的报纸和电台都要大谈日本发动战争的崇高目的。这个战争被称为“大东亚圣战”。它的目的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它具有文化、政治和经济上的含义。日本发言人说，日本不仅是在努力把自己建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而且是在努力建85立一种新的道德秩序。因此，例如青木一男（大东亚相）在1942年11月26日宣布：大东亚将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目的不仅是创造新的经济秩序，而且要给予这个地区的每一个种族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他声称，这与西方强国的殖民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几天以后，东条自己1 在庆祝1941年12月11日德一意一日协定（在协定中三国保证共同作战，不单独媾和）一周年纪念日讲话时，把日本在亚洲的目的和它的伙伴们在欧洲的目的联繫起来，说都是为了建设世界新秩序。他说：“当前的战争，不仅是为了占有自然资源而发生的冲突，而且是为了建设新秩序的道德精神而进行的圣战。在这种新秩序下，所有民族将获得他们有权利获得的一切，世界持久和平也将得到保证。”怀疑论者也许会认为这种话完全是虚伪的，不值2 一顾；认为这种话不过是一些政府惯于用来掩盖其自私目的的骗人的面纱而已。但是，这种否定的看法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日本军队对战争的看法确有其理想主义的一面。日军认为，它在亚洲正如在本国一样，承担着一种使命：根除它所认为的西方对于东方社会的实利主义的和破坏性的影响。此外，成功地建设大东亚，对日本来说，不仅意味着达到它所渴望的经济上自给白足的目的，而且也意味着满足它内心的宿愿，即承认日本为亚洲的伦理上和文化上的领袖——实际上就是承认日本为“亚洲的曙光”。从本质上来说，不管日本人对此是否意识到，他们渴望在亚洲起中国人在中华天朝全盛时期曾起过的那种作用，那时候，北京的天子“统治天下”，中国被它的邻邦看 作是文明的发源地。 这种把亚洲从与西方接触的有害影响下解放出来的神圣使命的想法，影响了日本人对于他们占领区的土着居民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民族应该与日本合作，来建立共荣圈。任何对日本的反抗就是对亚洲的背叛，因此，用大屠杀来惩罚是合理的。例如，日本人对菲律宾人说：他们起初支持美国反抗日本入侵，日本人就有权把他们杀掉；但是出于亲善友好，日本人并没有这样做，而且这种宽厚态度将继续下去，如果菲律宾人“明白日军的真正目的，并在建设新秩序中与日本合作”。反之，他们就会86倒霉。1同样，他们也对新加坡人说：“所有那些沉迷于抗日运动的人都理应处死。然而，他们得到了日本的神圣的怜悯。只有那些扰刮治安的人受到了惩处。这是从大 1全文见下文，附录（一），原着第489页。 1《昭南时报》，1942年11月28日。 2《昭南新闻》，1942年12月12日。 1《日本军政监部公报》，第7卷，第6页。 东亚共荣圈的高尚理想中产生的一种怜悯之心。”2 既然日本认为这场战争是为所有亚洲民族的利益而进行的，那么，在它看来，它就有权利要求他们为这一共同事业作出牺牲。在进行战争时，日本自己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作的贡献“大大超过了它应该承担的份额”。3所以，其他民族应该忍受战争所必然会引起的经济困难，不应该因此而抱怨，他们也应该高兴地为共同事业提供劳役和其他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那些不愿接受这一原则、对日本自愿承担的任务不表示感恩的人，就受到日本人的暴行的答覆。例如，日本人对马来亚人说，“完全是由于日本人的开明和仁慈，他们才不至于拴着锁链干活，才不至于象牛马一样被赶进拘留营，他们 第38页 的女眷才不至于被其新统治者及其士兵拿去玩乐。”1 日本人特别强调他们在东亚的文化使命。他们认为这一文化使命是保存那些成为共荣圈组成部分的国家的传统的社会和宗教影响，并消除外来的西方影响。日本人到处谋求加强亚洲社会的独裁主义思想、家长权力至上的观 念、血亲观念、集体负责的原则和妇女卑贱观念。 在满洲国和中国，他们谋求復兴儒教，特别是王道观念——日本的孝道主要来源于王道。在暹罗和缅甸，他们以佛教支持者的面目出现，谋求加强退罗和日本的佛教界之间的关系。在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他们同样宣称尊重伊斯兰教；在菲律宾，宣称尊重天主教。天主教虽然是西方传来的，但起码也是独裁主义的；他们谋求同梵蒂冈建立友好关系。的确，他们经常告诫菲律宾人要记住自己是亚洲人，但是，反西方宣传是针对美国的影响，而不是针对西班牙和罗马的传统。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往往使日本人陷于宗教 上的矛盾——如在把四个北部87马来邦重新割让给暹罗这件事上就是如此。当时暹罗政府着手委派军人作为这些邦的行政官，而且歧视穆斯林，禁2 止他们的一夫多妻制和对不能读写暹罗文的马来人额外徵税。3在东印度群岛，日本人对明确的穆斯林宗教政治组织的支持，同印尼民族主义者那种更 为世俗的、包罗一切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日本人是始终一贯的——要努力给予他们所统治的各族人民这样的印象：他们必须把日本看作是亚洲文明和文化的领袖。据说，日本的力量主要来自日本的道德和精神理想——特别是忠孝的理想，它的亚洲伙伴仿效这些理想是有好处的。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人在他们的占领地区到处竭力要使日语成为居民的第二语言。从日本派来大批教师，不仅讲授日本语言，而且讲授日本的伦理学和歷史。日本的国定假日，如“纪元节”（日本帝国国庆日）和“天皇节”（天皇诞辰），成了整个大东亚庆祝的正式节日。日本人也强调他们同暹罗人、菲律宾人和马来人的（真的或者是假想的）种族亲缘关系。根据这一切，可以推断，如果日本能够保持对这些地区的控制的话，它将最终努力使这些地区日本化，就象它企图使朝鲜日本化那样。 计划中的大东亚政治结构是从“八纮一字”的观念中得来的。“八纮一2《昭南时报》，1942年2月18日。 3同上，1942年3月14日。 1《昭南时报》，1942年10月7日。 2见上文，原着第56页。 3《昭南新闻》，1943年9月17日；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组：《日本对马来亚的管理》（japaneseadministrationofmya），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4年版，第5页。 字”原指在天皇护佑下日本本土各岛的政治统一；而现在将它扩大到包括整个东亚。日本将成为“领导国”，领导它的一些卫星国；这些卫星国在政治上隶属于日本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基本义务就是共荣圈成员的义务。日本投降后，盟国的调查人员发现了日本打算最后处置征服地区的证据，如果它能够保持控制这些地区的话。这一证据是外务省的一份草稿，日期是1941年12月14日。当时的外务相东乡茂德向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电述，1 他没有参与制订这个计划，甚至从未看到过，也从未听到88过这个计划。他认为这一定是某一下级官员拟定的计划草稿，没有任何约束权力。这个计划2 规定新加坡岛、海峡殖民地、英属北婆罗洲和沙捞越应成为日本领土，由驻在新加坡的日本总督治理。除了四个北部马来邦以外，马来亚的其他部分应在驻新加坡总督的宗主权之下成为日本的保护领地。驻新加坡的总督对汶莱行使同样的权力。荷属东印度群岛应合成为一个印度尼西亚联邦，但其外围地区如荷属新儿内亚、荷属婆罗洲和帝汶岛的荷属部分则挂着联邦“自治领”的招牌继续保持在日本的控制之下。菲律宾应予独立，但是它的独立地位应服从于日本在该地的军事和经济特权。香港也应成为日本的领土，虽然在恢 復和平——即重庆垮台——后可以考虑把香港归还中国。3 也许，这一拟定的草案最后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但是其中有好多是符合他们在1942至1943年间的言论甚至行动的。例如，东条在1942年1月22日对国会说，为了保证大东亚的持久和平，“我们准备把那些为保卫大东亚所绝对不可缺少的地区置于我们的权力之下，而对其他地区，则根据各个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未对待。”他指出，香港和马来亚属于前一类地区。1日本政府所採取的行动证实了他的话。香港被置于日本的军事长官管辖之下，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是这样治理的。此外，日本经常提及马来亚是日本的领土；它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的愿望起初是加以阻挠的，1943年5月31日御前会议上才作出关于东印度群岛问题的决定，这些，前文都已提到过 了。2 因而，如果日本能保持对这些地区的占领的话，这些地区可能会在政治上形成三类：第一类，直接併吞的地区，那些保证保持日本海军和军事优势的战略要地，即香港、新加坡、婆罗洲、纽几内亚和前荷属帝汶岛；第二类，虽然起初由日本直接统治但最后可能给予有限自治的地区，即马来各邦、苏门答腊、爪哇和马都拉，也许还有西里伯斯；第三类，“联盟国”，即满洲国、中国、菲律宾、印度支89那（也许名义上仍属法国的主权）、暹罗和缅甸。毫无疑问，日本将在所谓“联盟”国家的一些战略要地驻军，而所有的 第39页 联盟国要受条约的约束成为日本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帮手。 在经济上，大东亚圈将成为一个共荣和自给自足的地区。在这里，对日本人在能够永久建立共荣圈的情况下可能会做的事情和他们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实际做过的事情加以区别，那是公正的。日本人大声疾唿地谴责他们发现在东南亚地区经营着的种植园经济，坚决声明他们完全不打算使这种制度1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1333a号。 2同上书，《记录》，第35754页。 3同上书，《证物》，第1333a号。 1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1338b号。 2见上文，原着第67页，第78页，第79页。 永远保持下去。他们指责英国和美国有意忽视其殖民地工业的发展，以便永1 久维持一种“殖民经济”。他们说，这种情况与日本在朝鲜和福摩萨所做的不同，在那里，大量的资本和劳力用于发展水力资源和制造工业。日本在东南亚的目标，如同在整个共荣圈一样，是使“每个地区生产最适合于它生产 的东西，并从其他地区获得它所缺乏的东西”。2 在这种言论和类似的关于西方国家的罪行和日本的善意的言论中，除去大量的宣传成分后，我们会从中发现其真实的成分。日本会发现，要以由占领区供给它原料而由它供给占领区成品的方式来组织全部占领区，是不可能的。日本不可能吸收它们可供输出的全部产品，如锡、橡胶、糖，甚至大米。在将来以自给自足原则为基础的战后经济集团的世界中，日本把这些商品重新输出的能力，可能也是很有限的。日本希望同欧洲的轴心国伙伴发展特殊的贸易关系，事实上，它为了这一目的同它们缔结了一些条约。1943年1月，日、德、意在柏林谈判一项关于战后经济合作原则的全面协定。这个协定包括一项秘密议定书：各签字国同意给其他签字国以比他们希望建立的经济集团中的其他国家较为优惠的待遇。不久以后，在东京签订了一些更详细的贸 易协定，3当然，所有这些协定最终都成了泡影。 日本人似乎在设想一项长期的经济政策，根据这项90政策，日本本国、朝鲜、满洲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有华北，都将成为钢铁、化学产品、机械和工具机的生产地区。在东南亚，重点将放在原料生产方面，但纺织品、轻金属品和橡胶制品的生产将受到鼓励。在农业区，为了种植粮食作物供当地 消费，单一经营至少要有所缩小。 但是日本的需要将始终高于一切，经济发展主要将由日本人控制。日元集团将扩展到整个共荣圈内，同时，日本银行、商行和航运公司将控制大部分金融和商业活动。在各“同盟”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暹罗和菲律宾，为了吸引国内资本，安抚民族情绪，可能通过经营外表上是以平等地位组织起来的控股公司，合伙提供资金，发展国内经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1942年以后日本在中国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日本将在各地推行的政策的一个样板。但是制定广泛的经济计划，将是日本大东亚省的特权，并在很大程度 上视日本提供必要资金和设备的能力而定。 战争期间被征服地区的经济政策，受到日本军队的需要和战争过程中给日本带来的日益不利的情况所支配。各处的情况都差不多，在东南亚尤其如此。从1943年起，当潜艇和空中袭击使日本的商船航运遭到灾难性的损失时，日本的海外贸易瘫痪了，随之而来的是遍及各个方面的艰难和贫困，如占领军对食物和劳动力的需求，通货膨胀，消费品的普遍稀少，以及城市和其他一贯依靠国外进口食物的人口稠密地区的食物严重短缺等，都强烈地显示了这一点。在长期有战斗的地区，无论是最初日本的占领，或是后来盟国的反攻期间，苦难尤为严重。到了1945年，被占领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山穷 水尽和混乱不堪的地步，“共荣”一词已成为笑柄。 为了加强在日本和被征服地区之间建立特殊关系，东条将军决心成立一1菲律宾日本皇军：《新秩序》（imperialjapanesearmyinthephilippines：theneworder），马尼拉，1942年版，第71页。 2同上书，第71—72页。 3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50号和第3520号。 个特殊机构，来主管并调整对这些地区的政策。1942年3月对此採取了第一个步骤，成立了大东亚审议会，作为首相的谘询机构。1有关这个机构91的组织计划是在1942年夏天由内阁企划厅起草的。2东乡外相显然首先从内务大臣汤泽三千男那里听到这一消息，他强烈反对这个计划。3由于1935年满洲事务局和三年以后中国事务局的建立，外务省的权限已经逐渐缩小。如今有关东南亚国家的事务，外务省将只能管管所谓“纯外交”方面的事。据企划厅大臣星野直树对东乡说，这指的仅仅是仪式上的事务，例如正式接待使节和正式签署条约之类。4东乡决心反对这一计划。他起初希望，通过他拒绝同意这一计划，同时拒绝让出自己的职位，能迫使整个东条内阁辞职；他对东条通常处理事务的方式已越来越不满意。5但这一点他估计错了，因为东条的地位非常牢固。正象陆军和海军的密使警告东乡的那样，陆海军贊成建立新的省。汤泽和东条内阁的其他文职人员不太热心，但也不准备支持 第40页 东乡倒阁的尝试。1 1942年9月1日，在争论激烈的内阁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东条提出了建立新省的计划草案，并坚持要得到通过。他宣称，大东亚的其他国家对于日本有着一种特殊的血统关系，因此需要这样一个新的省来同他们打交道。2东乡回答说，这些国家多半会对新省的创建感到气愤，因为他们会在这个草案中明显地看到自己在政治上是从属于日本的。东乡还说，如果新省与中国事务局相似，那么其后果肯定是不利的。他认为，中国事务局除了激起中国人的敌对情绪之外，什么事也没有做成。他争辩说，分别建立两个外交机构，在日本外交政策上还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分裂。东乡还指出，日本尚未赢得战争，如果内阁把精力集中在军事作战上，而把日本对于占领区的永久关系留待以后去考虑，这样将会更明智一些。但东条听不进这些论点。最后，东乡感到自己要推翻内阁的希望是达不到的，他也不可能说服东条作出妥协，因此除了辞职以外，别无他法。3暂时由东条自己兼92任了外务相。 4 东乡既被排挤掉，东条很容易就取得了其他内阁成员同意採纳大东亚省的计划。但当计划提交御前会议调查委员会时，它却受到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的尖锐批评。1这些批评附和了东乡的论据：分别建立两个机构处理外交事务必然要引起混乱，新的措施很可能对有关国家的舆论产生不利的影响。东条答称，为了统一大东亚的政策，建立新的省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他承认大东亚省的权限将不扩展到军事管制下的国家，使这个计划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削弱。他试图缓和这种影响，他说，在这些地区，军队统治将尽早地代之以文官治理，军队本身是希望这样做的。有个议员中肯地指出，甚至在福摩萨，政府机构人员也几乎全是日本人，到哪里去找所有新占领区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东条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说，通过一系列逐步的改革，将允许这一类地区的居民参加他们自己的政府。但是调查委员会对东条以及他的更为驯顺的新外相谷正之的解释并不完全满意。他们想要修改原计划，但为东条所断然拒 绝，结果，东条的愿望终于取得了胜利。2 1942年11月1日，根据天皇敕令，正式成立了大东亚省，下设四个局：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这意味着，外务省的满洲事务局、关东局、中国事务局、东亚局和南洋局，以及海外省的北方拓植局和南方拓植局，都将归併于这个省。然而它对朝鲜、福摩萨或日本的萨哈林 岛1没有任何管辖权。2 新省的职能，包括管辖在大东亚共荣圈供职的、以前对日本外务省负责的全部日本官员，除去所谓“纯外交”这个受限制的领域以外。新省将监督所有这些地区的其他日本国民的活动，选择和培训准备派赴这些地区供职的日本行政人员，并负责指导这些地区的日本拓植公司的活动。它还担负着促 进和监督共荣圈内日本与轴心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繫。3 新省的工作人员，部分来自满洲事务局和中国事务局的原有人员，部分是从外务省现已撤销的东亚局、南洋局和美洲局调来的官员，还有一部分是陆海军军官。青木一男，过去曾担任过东京的大藏相，还当过汪精卫政权的最高经济顾问，被任命为大东亚相；山本熊一，1941年曾任日本外务省美洲 局长，1942年曾短期担任过外务次官，被任命为大东亚省次官。4 建立大东亚省的真正原因似乎是军方想要排挤外务省。军方始终不信任外务省，认为它在暗中反对他们。至于新的省，它对占领地区主要问题的决策方面最多只起谘询作用。各地方自治政府应准予自治到什么程度，那是内阁和大本营之间争论的问题，他们从来就是那样争论的。根据山本自己的证词，他的省无权过问直接处于军事统治下的国家——例如东印度群岛。他在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是受到怀疑的，因为他显然是急于想摆脱对日本统治的残酷状况的责任。1但是东条1942年在御前会议调查委员会上的谈话证实 了山本的话；如果东条有办法的话，他是不会那样说的。 大东亚省的主要活动是在文化宣传领域方面。它派遣大批日语教师和其他教员或短期讲学讲师到占领地区去。它安排日本和大东亚的儿个“盟国”之间的“友好访问团”。在日本以外的大东亚区域里，有一批批经过仔细挑选的学生被送到日本大学去学习一段时间：大东亚省负责这些学生的活动。大东亚省组织定期的大东亚文艺和94科学会议，促进整个地区的各种文化交流。它布置一些学者以日本为“领导国”的观点来编写大东亚歷史。人类学家们则埋头于证明日本人和东南亚民族的共同的种族起源，这一工作做得使 他们自己感到满意。 1943年4月重光葵被任命为外相之后，大东亚省开始倒运，而外务省再次走运。2宣布“对华新政策”，给予菲律宾独立，并给它以日本的同盟者的地位，採取这些步骤的目的在于要在敌对的同盟国宣布其远东战争的目标之前抢先一步。同盟国1943年12月在开罗会议上正式发表了这样一个宣言，3但是日本人先发制人，于1943年11月5日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国家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满洲国首相张景惠，南京政府首脑汪精卫，“新菲律宾”总统洛雷尔和缅甸元首巴莫。暹罗总理銮披汶以身体不好为由未参加会议，派了旺?怀他耶功亲王为代表。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代表：“自由印度”作为 第41页 观察员列席，但由巴莫代表印度讲话。 东条在表示欢迎的开幕词中谴责英美两国以关心和平和正义为幌子，企图使自己对亚洲的殖民剥削永久化。他说，贸易机会均等的主张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自己的领土一贯对我们亚洲人关门，因而也就是不给我们这种平等的机会，并阻碍我们的贸易，他们谋求的只是他们自己的繁荣。”1东条接着描绘了新秩序的原则，说这种新秩序是以大东亚固有的道义精神为基础的。他把这些原则解释为互相尊重独立自主，发扬“一种优秀的文化秩序”以对抗西方的物质文明，并在互惠基础上进行紧密的经济合作。显然是为了向西方同盟国作出姿态，他还宣称，“我仍正在建立的大东亚新95秩序不是关门主义的，而是积极地谋求同世界各国在政治 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对世界进步作出贡献。”2 东条讲话之后，接着是“同盟国家”的代表们发言。他们对东条已阐明的原则表示感谢和支持。11月6日，大会正式通过了体现日本首相所阐明的 原则的联合宣言。1 这些活动全都是由大东亚省在幕后精心布置的。巴莫在1946年宣称，每个“同盟国家”的代表团背后都有一个日本官员在指导他们该怎么说和该怎么做。他说，整个议程都是由日本人事先安排好的，不容有任何改动。2事实上，占领地区的真实情况对大东亚会议上所确定的崇高理想是一个滑稽的嘲弄。这些地区的人民所遭受的经济上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与战争状态是分不开的，不能全怪日本人。在一些地区进行着砌对日本人的武装抵抗，是给双方都带来残酷和恐怖的一种战争。日本军政监部在各个占领地区所採取的行政和经济措施，同任何占领军所採取的措施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但是日本兵对待赤手空拳的平民的傲慢和残忍行为激起了人们对日本人的普遍仇恨。使得关于共荣圈的全部宣传都成了荒谬之谈。日本兵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日本应徵士兵自身受到的严厉管教的结果。例如：为了一点点小事就对他们的战俘和他们统治下的平民打耳光的普遍做法，是日本士兵自身从 作为新兵入伍那天起就习以为常了。3 他把自己从上级那里遭受到的事情毫不犹豫地施加于被征服国家的居民。而且，出了日本，他自己感到摆脱了在国内所受的控制约束；在国内，他们的举止通常都要受到严格的规矩的约束。他相信一毫无疑问，大多数日本士兵是这么相信的——他的国家有一个神圣使命，要为亚洲本身的利益而统治亚洲，因此他对于那些拒绝接受这种思想的人是残酪无情的。此外，他在日本被灌输的96教育使他成为一个和任何白人一样的种族主义者：尽管他侈谈什么泛亚主义和与亚洲人民的血亲关系，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承认其 他亚洲人与他是平等的。 结果是，在日本军事占领地区的人民中间激起了对日本人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仇恨。这在1951年讨论对日和约期间就明显地看得出来：当时菲律宾、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对条款如此宽大部感到非常不安，他们非常怀疑日本将来是否会有良好的意念。印度代表们就没有这种恐惧心理，因为印度未曾 被日本占领过。 然而，不管1943年11月宣言的原则的实际贯彻与其理论之间有多大的差别，这些原则仍具有重要的政治后果。甚至当事情已很清楚，日本没有希望保持它所掠夺的领土时，它还是紧抱住这些原则不放。1944年11月在东京庆祝宣言发表一周年纪念时，日本再次保证忠于宣言的原则。11945年5月1日在东京又召开了一个大东亚会议，企图抵销旧金山会议的影响。据说，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十一个国家的二百名代表，包括安南、柬埔寨和东印度群岛的代表团。这次会议也发表了一个宣言，保证无论在战争中或在努力实现1943年阐明的原则方面，出席会议的国家都应合作。宣言中还提出在建立世 界秩序中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1 从这里可看出两个动机：首先，日本政府仍然希望得到某种妥协性的和平。他们知道也们将不得不放弃自己在1942年占领的地区，可能还不止这些地区。但是如果能作出某些安排，使这些国家实际上既不依靠西方也不依靠日本，如果还规定同日本可以自由贸易，那么日本将仍然处于有利的地位。2然而，假如日本这个希望落了空（结果果然是落了空），那么日本人心中还有一个作为长远目标的第二种打算。日本一直在进行工作，在占领地区帮助开展独立运动，以保证不管战争会给日本本身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西方大国决不可能恢復到战前状态。用这种观点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长期斗争中的第一个回合罢了，尽管日本最初可能遭到失败，最后还有希望获胜。如果日本能够设法削弱西方在远东的力量——事实上它是那样做的，那么它仍然可望在将来的某个时97期实现自己的野心。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宣布决定投降的诏书中不得不说：“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31945年8月21日，日本军队在新加坡召开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军队发言人宣布“根据天皇的命令，大东亚圣战即将结束，但是我们对于日本的存在和大东亚的稳定这个理想决不 第42页 会破灭。”1 日本的投降和解除武装意味着这样的美梦不可能实现了——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在这期间，日本已成功地破坏了亚洲伪旧秩序，使英国、法国和荷兰不可能重新获得它们在远东的战前地位。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间接说来还有印度的独立，国民党在中国的垮台以及印度支那的长期冲突，都是大东亚圣战的后果。在这些事态的发展中，大东亚的理想都淹没在当地的民族运动中了。将来的事实会显示这一狭隘的看法是否会继续存在，或者证明更远大的大东亚理想是否会復活——如果不是由战败的日 本来使其復活，那么就是由其他某个新兴的大国来使其復活。第二章1942—1946年的日本外交 第一节日本、德国和苏联 日本与其轴心国伙伴德国和义大利的关系，表面上受到它们在1942年12月11日所订条约的支配。条约规定了三国将“以一切可以採用的有力手段共同战斗”，直至战胜英国和美国为止。他们保证“如果没有相互的完全谅解”，不对英国和美国单独休战或媾和。它们也都同意在战争胜利后，在以1940年9月27日三国公约为基础建立的世界新秩序中，继续保持紧密的 合作。1 根据该公约，日本承认德国和义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而其他两方也同样承认日本在大东亚的98领导权。三国同意在努力建立各自的新秩序方面进行合作，并在它们中间任何一方受到未捲入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的国家的攻击时，务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互相援助，但明确规定本条款对苏联不起作用。三国公约还规定建立联合技术委员会来讨论有关执行公约 的细节问题。 在这些政治协议之外，还补充了一项军事协定。这项军事协定是1942年1月18日在柏林签订的，签字的有凯特尔将军、马拉斯将军（根据三国公约建立的三国军事委员会的义大利首席委员）以及日本的坂西将军和野村直邦海军大将，他们分别为驻德国首都的陆军和海军武官。当时的日本外相东1 乡茂德后来宣称这项协定是对他保密的。协定规定了日本作为一方，德国和义大利作为另一方的军事行动范围。2旧本的范围是“自东经70度左右向东到美洲大陆西海岸的海域，以及位于以上海域中的大陆和岛屿——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群岛和纽西兰”。它还包括大约间一经度以东的大片亚洲陆3 地。 但是日本根据以后和其盟国的协议，可以超出这个协定中所规定的区 域。 协议还规定，如果英国和美国的海军力量主要集中在大西洋地区进行活动，日本将派出部分海军前去同德国和义大利的海军会合。反过来，如果英美海军主要集中在太平洋地区，那么，这两个欧洲盟国的部分海军也将派到太平洋来帮助日本。1月18日的协定还规定，三国公约国在计划和执行重要军事行动方面要保持联络，并交换军事情报。他们还要在进行经济战争中以 及发展德、意、日空中和海上交通中共同合作。1 但是，尽管有这些条约，德国和日本都选择了单独进行战争的做法。两国都各自走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目标。很少关心其盟国在做什么以及自己的行动对盟国的利益影响如何。例如，从1940年12月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这段时期内任德国驻东京大使馆陆军武官的冯?99克雷奇默尔在东京法庭上说，在太平洋成争前和太平洋战争期间，德国和日本之间不够开诚布公。他本人并不知道德国打算在1941年进攻苏联。他还接到指示，如果日本参谋部问起有关这事时应进行闢谣。日本人也同样不告诉他日本人的战争计划， 包括对珍珠港的袭击在内。 1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49号。 2同上书，《记录》，第35664页。 3同上书，《证物》，第49号。 1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证物》，第49号。 克雷奇默尔说，事情发生时，“德国不得不尽量设法应付1941年12月8日日本制造的局面，正如日本不得不迁就德国在1941年6月22日所制造的局面一样。”这种事态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存在。三国公约中曾规定，应2 在柏林和东京两地各建立一个旨在交换军事、经济和一般性情报的委员会。克雷奇默尔声称，在东京只举行过两次会议，一次在1943年墨索里尼即将倒台前，另外一次是在1944年。在这两个场合，日本人对他们的德国和义大利同事作了一次对太平洋形势的纯粹宣传性的叙述。一个日本证人在国际军事3 法庭上讲了一个关于柏林委员会的同样的情节。他就是小松将军，1941—1943年期间曾在柏林任助理武官，后来继板西将军任正式武官。小松声称，柏林的三国委员会在1941年到1943年初开了“两三次会”，在这些会议上，德国人对他们的军事形势和前途作了乐观的叙述。根据小松圆忆，以后再没有 开过会。1 冯?克雷奇默尔说，他曾试图使双方真诚地说明自己的处境并有效地进行合作，但是没有成功。“我为敦促德国和日本最高统帅部更密切合作所作的努力全都失败了。看来两国的最高司令部都一心一意只管自己打仗。”2 第43页 其原因之一是联合行动有实际困难。除了通过潜艇，以及偶然突破海上封锁的船只外，欧洲轴心国无法和它们的东方盟国通过海上进行联繫，而德苏战争又排除了陆上联繫的全部可能性。它们本来也许还可通过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取得空中联繫，尽管这是有危险的。电报通讯是可能的，但是有被人截取和破译的危险。100考虑到这一障碍的严重性，为什么德国和日本并没有尽更大的努力来协调它们的战争行动以便互相建立联繫，正象它们根据1942年1月8日的协定所规定的那样去做呢？那年春天，有个很好的机会摆在日本人面前。海军大将南云冲进印度洋，那里的英国舰队由于在力量上大大不如日本海军，撤退到了东非洋面。印度洋的控制权似乎落在日本人手中了。1942年4月15日，邱吉尔警告罗斯福，日本海军对西印度洋的控制“将造成我们在中东整个局势的崩溃，这不仅是由于这样就阻止了我们去中东和印度的海上运输，并且还由于中断了来自阿巴丹的石油供应：没有石油，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在印度洋地区的无论是海上或陆上的地位。”1就在那时，德国人盼望着日本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3月23日，里宾特洛甫告诉大岛，日本应占领锡兰并在马达加斯加取得基地。2德国人非常愿意让日本超越其原定范围的界限，进攻当时在法国维希政府部队手中的这个法属大岛。日本的这一行动将和隆美尔在的黎波里的进军以及德国即将对俄国南部和高加索的进攻相配合。日本如果切断了英国经红海达埃及的交通线，从而有利于强悍的非洲军团的挺进，那么很有可能同它的轴心国伙伴会合。但日本并没有这样做。海军大将南云率领他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舰队回到了日本，印度洋上就没有再出现过一支相当强的日本海军力量。日本舰队后来行动时，是向太平洋前进得更加深远，也就是向远离它的欧洲同盟者的方向前进。接着日本在珊瑚海和中途岛战役中的失败，使日本海军失去了攻击力量。这时日本就被削弱到进行战略防御了；在企图救援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日本军队时，它更加消耗了自己的力量。虽然这不过是事后聪明，说来容易，但现在看来，如果日本当时能满足于战争初期它在太平洋地区得到的利益，而2同上书，《记录》，第24616—24617页。 3同上。 在印度洋上进行一次可能成为决定性的打击，那才是日本的上策。由于日本没有这样做，德国和日本之间的联繫一直是很薄弱的。1942年夏，德国军械专家尼默勒上校乘着一艘德国船胜利地通过了同盟国两面夹攻的封锁线而来到日本。但他无法再回去了，因此他留下来专门组织那些被101切断归路留在日本的德国工程师，把他们编成一组，在军备生产方面给予日本技术帮助。1除了做其他事情以外，他们还帮助日本人生产雷达设备，并组织他们的防空保卫工作。即使这样，日本也还不能在技术方面跟上最新的发展；在这方面他们还远远地落后于自己的敌人，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唯一的其他合作行动是，曾经有一些德国潜艇被派遣到印度洋和太平洋。他们的船员同日本人相处得不好，特别是在战争的后几年中，那时日本油船的损失和储备油的耗尽，使德国潜艇指挥员很难得到其同盟者的石油供应。21943年德国人迫切要求日本人在德国潜艇战役中合作，派出他们的潜艇部队去袭击同盟国的商船，而不是袭击军舰。但日本的潜艇并不是为这个目的设计的，他们的船员也缺乏必要的作战训练，因此1943年春，希特勒给了日本两艘德国潜艇，用来作为日本建造新潜艇的样品。1然而此事效果很小，这与其说是日本海军不愿意，还不如说日本海军没有能力建立和训练一支能有效地攻击商船的潜艇舰队。确实是这样，他们在失去海面控制权后，竟然把自己的潜艇用作运输工具，以竭力维持对他们在太平洋岛屿上已被孤立的部队的供 应。 在德国和日本之间没有做到真正有效的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各自在心里怀疑和不信任对方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的几年里，就有足够的证据。日本在1937年进攻中国，德国起初是不贊成的，而日本则强烈抗议德国人卖武器给中国以及德国军事顾问在蒋介石军队中活动。1938年德国在这些事情上向日本做出让步，站到了日本一边，但结果发现并没有得到它想要的报偿——它希望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给予德国工商业特惠地位。1938—1939年间，德国、义大利和日本之间的三国联盟谈判失败，因为日本不愿意严格承担义务保证对英国和法国作战。于是德国暂时抛弃日本，不让日本知道德苏互不侵犯协定谈判成功。签订这一协定的消息使日本感到非常恼怒，并且导致当时的日本政府倒台。的确，日本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曾经一度102有过恢復友好关系的趋势。1940年夏天，当德国似乎肯定会在欧洲取得胜利的时候，日本人很担心，惟恐德国会谋求荷属东印度群岛作为其战利品的一部分。根据1940年9月缔结的三国公约，德国承认了日本在东亚的霸权。这个公约暂时减轻了日本的担忧。但是德国人已经表明，日本人也曾希望，这个公约的缔结将促进苏联放弃它对自由中国的外交上的支持，并成为三国公约国的朋友。当情况并非如此，而德国完全改变了其政策并进攻苏联时，日本再次感到惊讶和恼怒。日本拒绝照德国那样做；在和美国的会谈中，如果能够使美国按照日本所希望的方式解决远东问题，那么即使不是在形式上，至少在实际上，日本是会抛弃三国公约的。当日本没有能达到目的时，它没有和德国商量，自己作出了作战的决定；而且东京意识到德国有可能拒绝正式和美国开战，但这并没有影响日本的作战决定。希特勒决定对美作战，显然不是为了顾及日本，而是为了想藉此放手派其潜艇部队给予英美海上交通以决定性的打击。希特勒对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最初胜利的反应是：既为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受挫感到高兴，又为以后白种人在亚洲的威信降低感到忧虑。的确，在纳粹德国这个北欧日耳曼民族优越观的拥护者，和日本这个自命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亚洲扞卫者，这两个同盟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矛盾。1942年1月27日，约瑟夫?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美国正在拼命想使我们捲入有关种族问题的讨论中去。特别是关于日本。……我甚至已经禁止德国新闻界提到这些相当棘手和微妙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对日本和东亚问题的立场是相当不坚定的，因为我们在种族观 第44页 点方面的意见是不可调和的。1 戈培尔写道：他曾被迫採取“有力措施”去阻止在德国进行关于黄祸的任何讨论。2他谈到了希特勒对于白种人在东亚遭受的重大损失深表遗憾。3根据冯?哈塞尔的《日记》，据说希特勤在1942年3月曾经说过，他将乐意派遣二十个师去帮助英国击退黄种人。4无论他是否确实表达过这种意见，毫无疑问，这是他的真实感觉，而且很多德国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德国并不真正希望看到日本在亚洲胜利，而日本也担心在欧洲已占优势的德国今 后在远东会谋求些什么。 可是，希特勒象他的主要对手邱吉尔和罗斯福一样，的确是从总体上来看世界冲突的，并且把握了全球的战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他和他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曾经几次警告日本人，三国公约国必须坚定地站在一起， 否则它们将被各个击败。但是日本的眼光比较短浅。 日本的战略家似乎曾经认为，并且心里希望，西方几个大国会自相残杀到大家筋疲力尽为止。这样就能够使旧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巩固其既得利益。因此，日本人宁可打自己的仗，而让其他轴心国打它们的仗。1940年三国公约缔结后，德国人曾经迫切要求日本人参加反对英国的战争，并进攻新加坡。虽然日本大本营那时口头上答应照此建议办理，但心里决意按兵不动，除非德国真能入侵和征服英国，那时再作考虑。甚至连叫喊得最响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1941年春访问希特勒时，也在这方面迴避作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尽管他表示他个人是热烈贊同这个意见的。接着，德国进攻苏联，这在德国和日本政府之间引起了持久的政策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的隔阂也就扩大了。也许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德国和日本在1942—1945年期间缺乏合作的最主要原因。最初，希特勒以为他能迅速地压倒苏联——的确，在同盟国军界中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日本人一开始就对此怀疑。他们曾经在张鼓峰和诺门坎同俄国人交战过，在后一次战争中遭到了惨败。这使他们对苏联的武装力量有所畏惧，他们宁愿观望一下，而不愿投入到德国一方。1941年7月，日本政府在一系列会议以后同意了日本最高统帅部的意见，他们将不进攻苏联，除非等到德国在欧洲对俄国人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再作考虑。在那种情况下，日本可以稳稳噹噹地採取行动，在苏联远东地区捞到几块土地。再不然，只有在莫斯科允许美国在苏联远东领土上建立空军基地的情况下，日本才去打。1941年余下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人一直坚持这个决定。实际上，当日本人要求德国参加他们和美国之间即将爆发的战争时，倘使德国提出要日本参加对苏联作战作为条件的话，日本是准备放弃德国的援助的。希特勒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显然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相信自己已经大大削弱了苏联的战斗力，使之无法恢復了。他未能攻下莫斯科，而且后来在1941—1942年冬天俄国反攻期间，他的军队又处于危险境地，这样就很快使他醒悟过来。他总算把受挫的德国军队集中起来，避免了由德国人重演法国人在1812年的悲剧。但他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做到这一点的。因此他在1942年决定在俄国发动一场新的进攻时，他希望得到日本人的援助，以便尽其所能 使新的打击起决定性作用。 1942年1月，日本政府授权驻柏林大使大岛将军同德国讨论关于两国间可能发生的所有一般政治性和战略性问题，只留下一些技术细节问题让三国委员会去讨论。1所以，3月23日里宾特洛甫就总的轴心国战略问题同大岛进行了讨论。里宾特洛甫指出，虽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获益很大，但是只有彻底打败其敌人，才有希望保持这些利益。因此三国公约国应该採取大胆的、进攻性的军事行动。至于德国，它打算在1942年给苏联一个致命的打击。如果日本加入这场战争而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2并向贝加尔湖挺进的话，这将大大有助于彻底打垮苏联。然后德国将在中东推进，以便和日本会合。这样就能决定战争的胜利，因为这样一来英国将达到崩溃的地步，而美国也就无法作出任何严重不利于三国公约国的事情了。根据里宾特洛甫所述，大岛回答说，他还没有接到有关他的政府意向的消息，但是他个人完全同意里宾特洛甫的说法，并将尽力说服东京介入反苏。1大岛本人在东京法庭上受控而为自己辩护时，说在这次和以后的几个场合，他除了向东京转达里宾特洛甫的建议这一项本份工作以外，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2但是这种答辩是没有什么份量的。4月19日，德国国务秘书魏茨泽105克会见了大岛，并告诉他来自波斯的有关苏联对日本准备插手而感到不安的报导。根据魏茨泽克所述，大岛回答说，这样就必须分散日本的海军力量，因此日本政府似乎至今尚未决定在什么时候同苏联作战。魏茨泽克提出，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 国潜艇部队并没有什么可怕。 大岛答道，他正在努力工作，以便结束在德国和苏联打得难解难分之际 而日本仍与俄国和平相处这种完全反常的局面。3 但是这并不是大岛第一次和他的政府有争论。日本大本营和外务省都十分不愿介入反苏，竟然非常一致地都愿意在德国和苏联之间进行调解。1942年3月，日本海军参谋部派了一个密使去试探驻东京的德国海军武官的意见。日本的使者宣称，按照海军参谋部的看法，只有同苏联和平谈判才能使德国不致于耗尽力量而灭亡。虽然他们没有从莫斯科接到关于同德国接触的任何请求，但是日本海军当局相信俄国人是不会断然拒绝接受调停的建议的，因为苏联政府为了日本在马来亚和菲律宾的胜利曾向日本在莫斯科的代表祝贺过。这个德国海军武官显然是根本就不贊成同苏联打仗的许许多多德国军官中的一个。他抓紧时间立即向海军上将雷德尔汇报了这次谈话的情况，以便转告希特勒；但是希特勒恼火了，结果他受到了连累。这个不幸的武官被告知说，元首不接受日本主动提出的这种荒唐的建议，他怀疑这是由 第45页 于这个武官流露出了失败主义情绪而促使日本提出的。1 日本海军没有再作任何试探。但是1942年6月底（按照1941年以后担任德国驻东京公使的埃里希?科尔特所述），日本陆军参谋部指示最干练的年轻参谋官之一——辻中佐提出调停建议。辻中佐通过一个德国中间人同科尔特进行接触。日本参谋部提议派出由一个将军和一个日本内阁成员率领的日本特别代表团乘飞机到柏林去讨论关于德国和苏联之间取得和平的可能 性。 这项计划准备对驻柏林的日本大使馆保密。科尔特106对此很感兴趣，但对要使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同意则不存多大希望。他告诉辻中佐，这个使团的目的应当说成是就如何进行战争的问题进行商讨。于是就照他的话办了；驻东京的德国大使奥特拍电报给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关于日本建议派遣代表团前往的事。据科尔特说，里宾特洛甫起初很热心，同意为这次旅行提供一架远程飞机；但是，接着里宾特洛甫拍来第二个电报，询问日本提出的访问究竟目的是什么。1显然，他心中产生了怀疑。科尔特没有具体提到这些电报的日期，所以，事情发生的前后进程是不清楚的。但是，里宾特洛甫最初知道日本提议派代表团一事，大概是在7月初。那时，德国在俄国南部进行的大规模夏季进攻刚开始大踏步前进，里宾特格甫可能猜想日本是想来讨论关于日本从远东进攻俄国的问题，这件事是里宾特洛甫一直迫切希望的。但是，大岛在7月27日接到自己政府的指示，并在三天以后把指示内容转达给里宾特洛甫。日本政府声称，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行动已使美国和英国受到严重打击，因此，这对总的战斗的胜利具有重大贡献。如今，日本希望採取措施，消灭重庆政权，使之不再成为战争中的对手；日本还要防备美国反攻。对日本来说，如果要对苏作战，那就有分散力量的危险，同时又有遭致美国反攻的危险。因此，日本在始终防备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希望避免在北方增添麻烦，而想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 2 大岛试图使里宾特洛甫不太失望，于是对他说，日本政府给他的这一指示并不就是一个拒绝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最后决定。日本仍然可能在1942年秋天或1943年春天进攻苏联。当前，它还必须切断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并占领中途岛。1大岛和里宾特洛甫都相信了日本官方关于这些战役 的说法，并不知道日本在珊瑚海上的挫折和在中途岛所遭到的惨败。 德国大使馆在回答里宾特洛甫的询问时说，日本代表团是想来讨论有关共同作战的问题。但是这次联繫，就象他们询问这个使团是否可以启程一样，没有得到回音，可见事情不妙。据科尔特说，在月底，里宾特洛甫又发来一个电报，从电报中可以看出，真相已经泄露了。东京有惯常的泄密漏洞，而日本报纸上也登载着日本想为德苏战争进行调停的谣言。看来大岛也知道了这回事，因为里宾特洛甫已和他讨论过这件事情，并且对他说，日本参107谋部无权向德国提出这样的建议。德国将在1942年彻底击败苏联，因而不想 进行和谈。 不久，科尔特又得到达带来的消息。辻说，大岛已把自己和里宾特洛甫的晤谈情况向参谋部作了汇报。里宾特洛甫明确指出，日本军队缺乏勇气。参谋部着实为此烦恼，而且感到生气的是，大岛和坂西已经知道了这个调停计划，特别是他们也指责这个计划，并认为德国肯定会打败苏联。辻说，日本参谋部认为德国将在俄国耗尽力量而灭亡，但是，由于调停已遭到拒绝，日本人将不再为促进德苏和平而努力，除非德国有这样的要求。1科尔特又说，辻不久就调离东京了，在日本参谋部里，对于德苏战争的政策很可能有 过意见分歧。 这件事使里宾特洛甫更加怀疑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此人本来就一直被纳粹党认为不是自己的心腹。确实，起初委派他到东京担任武官，后来任大使，这与判他流放没有什么两样。如今，奥特在试图促进日本参谋部的调停计划后不久，又激起了柏林新的愤怒。1942年10月，奥特接到里宾特洛甫的指示，要求日本政府给英国战俘戴上镣铐。希特勒已命令对在德国的英国战俘这样做，作为对英国命令其突击队捆绑被俘的德国士兵的一种报復手段。希特勒要他的日本盟友也这样做，以表示对他的支持。据科尔特说，这是因为当希特勒说“我们抓住的英国战俘要比他们抓的德国战俘多”的时候，英国政府威胁说要把义大利战俘也包括在内，这样就使战俘数目在对比上大大有利于他们。因此，希特勒想把日本的英国战俘也计算在内，以达到平衡。科尔特说，奥特和他都认为这整个事情说明双方都有点发疯了，应该加以阻止。因此，奥特回答里宾特洛甫说，由于日本军事当局的“武士道精神”将不会允许他们对战俘採取这种手段，所以向日本政府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是不可能的。里宾特洛甫对于这个回答非常愤怒，特别是由于大岛好象已告诉过他，日108本政府可能会同意这个建议。然而，英国政府宣布，他们已经取消了原来那个引起希特勒愤怒的命令，因此整个不愉快的争论就此平息了。1但是，里宾特洛甫并没有忘记和原谅奥特的反对意见。1942年11月底，德国政府指示奥特徵求日本政府同意由海因里希?施塔默尔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奥特自己则不得回国，他接到命令要他留在日本，但又不准他参加任何政治和外交活动。其表面理由是，奥特曾信任过一个名叫理察?佐尔格的海通社记者，并向他透露了秘密，而此人实际上是个苏联间谍，因此奥特的柏林上级认为，日本再也不能把他看作是受欢迎的人了。但是，佐尔格及其间谍集团在一年多以前就被逮捕了，所以里宾特洛甫此时才作出这个结论，实在是相当迟了。据科尔特说，1942年4月，里宾特洛甫确实曾拒绝奥特自己提出的离职请求，也拒绝让他通过科尔特了解一下日本政府是否希望把他更换。科尔特自己也被调职，派往南京。2奥特后来到了北京，在那里过退 第46页 隐生活，一直呆到战争结束。 日本参谋部——或者是其中一部分人——试图劝使希特勒同意让日本为德苏战争进行调停而没有成功，与此同时，日本外相东乡也一直在试图使莫斯科对这一调停建议感兴趣。东乡自己在东京法庭上说，他曾希望在德国和苏联之间重建和平，以此作为走向全面和平的一个步骤。他说，1942年2月天皇曾对东条说，他希望看到战争行动尽早结束。东条没有把这件事传达给外相。东乡说，他是在1942年7月，当他报告天皇，内阁决定拒绝德国提出 的要求日本参加对苏战争的建议时，才从天皇那里知道这件事的。1 东乡是在被控阴谋加紧侵略时，为给自己辩护而说这番话的。但他确是一直贊成保持日本和苏联之间的和平关系的。我们很可以相信，他确曾想促进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和平，以便使日本摆脱一种尴尬处境，并在一种妥协的基础上促成全面和平。甚至在日本进攻珍珠港以前，东乡就曾告诉苏联驻日大使斯米塔宁，日本愿意尽力帮助恢復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和平。1942年1月，斯米塔109宁正准备回莫斯科休假时，东乡托他带信给莫洛托夫。这封信中重申：如果苏联政府愿意为了和谈而同德国政府接触的话，日本愿意任调停人。2苏联政府显然没有对这一提议作出反应。1942年2月。佐藤尚武接替建川任日本驻苏大使。据佐藤自己说，同年7月，东乡要他一有机会就从外交使团的临时驻地古比雪夫到莫斯科去，看看他在促进苏德之间的和平方面能做些什么。但是，佐藤回答说，按照当时的情况，他看不到有什么成功的希望。在8月中旬，东乡寄给佐藤一份关于伺苏间新的捕鱼协定的草案。东乡说，这将给佐藤提供一个藉口，让他到莫斯科去一趟，在那里寻找机会提出日本愿为德苏和平进行调停的建议。但在佐藤还没有来得及照这些指示去办时，东乡就辞职了。这似乎暂时中止了日本外务省在这方面的努力。1 还有一些迹象表明，日本陆军试图在莫斯科进行调停。据说，他们曾在1942年9月向伏罗希洛夫元帅探听关于在恢復领土原状的基础上由日本在德苏之间进行调停的可能性。根据那个说法，伏罗希洛夫回答说，苏联还要德国进行赔偿，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并默许苏联对土耳其提出的苏联与土耳其共同管辖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要求。但是，政治局指责伏罗希洛夫讲得太多了，拒绝了日本的建议。2 近卫亲王也似乎曾对促进德苏和平很感兴趣。1941年12月28日，义大利驻东京大使英德利向本国政府报告了他和亲王的一次会晤情况，会晤中亲王向他提到了这个问题。这个主意使墨索里尼感到兴趣，他也希望看到在俄国的战争结束。但是，他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即同希特勒谈这个问题的时机 尚未成熟。3 因此，在1942年内，德国和日本在对苏政策上一直110是分道扬镳的。德国要求日本进攻苏联，希望加上日本这股力量，选择时机，配合德国的进攻，就能使苏联一败涂地。而在日本方面，则希望德国和苏联讲和，这样就可腾出手来对付英美。若不这样，日本担心——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德国会负担过重，腾不出手来，因而要使日本单独对付西方民主国家的联合力 量，后来的事实表明，情况也确实是如此。 但是日本人自欺地认为希特勒或者史达林可能或者愿意在1942年放弃这场斗争。两人中无论哪一个，这样一做都不可能不损害自己的地位。对希特勒来说，在他的部队已经深入苏联国土的这个时候，接受恢復原状的和平，那就将粉碎当时在德国人中广泛怀有的虚妄信念，即认为希特勒是不可战胜的，是无所不知的。另一方面，对史达林来说，如果要放弃某些领土而取得和平，同样也会有损于他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这种传说。因此，日本人企图 在1942年促进德苏之间的和平，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 的确，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即日本人苦于在政策上存在着内部分歧，同时又太专心致志于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计划，结果在1942年丧失了作出某些有决定性的行动的机会，因此，尽管他们在早期取得了胜利，最后还是遭到失败。因为，里宾特洛甫同大岛的谈话中明白地指出了一个真理，他告诉大岛说：三国公约国必须同生共死，他们取胜的最好时机，是在他们的敌人还没有能够发挥其潜在力量之前就大胆发动进攻。如果日本人能切断同盟国与埃及和波斯之间在印度洋的海上交通，其结果将会是一次粉碎性的打击。1942年春季，当前线抗击德军的苏联部队中出现士气低落的不祥之兆时，如果日本人把已作好全部作战计划的关余军开入苏联远东地区，1那么力量对比就会不利于苏联而导致苏联的崩溃。如果他们不进行这些决定性打击，那么也可执行对重庆的进攻计划，那样他们也可能推翻自由中国，从前把冻结在那个土地辽阔的国家里的大部分日本军队抽调出来。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却决定远禽其他的轴心国而深入到太平洋地区中去。从把这次战争看作是纯粹的日美冲突这样一种观点来看，虽然他们试图去做而未做到的事情，也不是没有理由的；然而从全球观点来看，这种战略是目光短浅的。即使他们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战役中取得了111胜利，也不能就此给美国以致命的打击；如果由于他们介入而帮助德国打垮了西方在中东的同盟国，或在旧大陆的“心脏地带”打垮了苏联，那么，他们就可以同德国在欧洲称霸一样， 第47页 在亚洲保持绝对优势。 到了1943年春季，形势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当时三国公约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彻底失败。在俄国，德国人在史达林格勒遭到了惨败，他们想迅速打败苏联的希望破灭了。在地中海地区，同盟国在阿拉曼得胜，并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成功以后，着手征服北非。对于墨索里尼来说，这种在非洲的败退如果不能加以制止的话，就会给他带来毁灭。日本自己还未曾遭到任何决定性的失败，但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和纽几内亚的战役中损失了大量的空军和海军力量。日本领导人中比较具有远见的那些人也能够看到，一旦德国和义大利被他们的敌对联盟所打垮，日本也将遭到同样的结局。 另一方面，苏联已遭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损失；官是否会有力量把德国人赶出自己的领土，还不清楚，更不用说攻入德国了。据加濑所述，在这种形势下，日本陆军将领们倾向于认为，在苏德前线上可能会形成一种僵持局面。他们认为这将延长欧洲的战争，从而给日本以充裕的时间来加强大东亚的防御。据加濑说，外务省则相反，认为德国可能会屈服，日本最好还是 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前设法摆脱战争。1 军人和外交官员们都一致认为日本绝不可捲入对苏战争。克雷奇默尔在东京法庭上说：1942年秋季，一直迴避表态的日本参谋部明白地告诉他说，日本不打算介入对苏作战。2确实，据说他们在12月底又一次试图调停，把内川上校派往柏林，提出在下列基础上实现和平：德国从苏联领土上撤退到1941年6月的边界线以内：把巴尔干半岛划分为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德国支持苏联迫使土耳其接受一个苏联和土耳其共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协定。1这项建议的证据来自哈尔德将军的供述；但是科尔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而且在辻的提议遭到断然拒绝以后，日本参谋部112是否愿意再去碰一次壁，这似乎是颇成疑问的。无论如何，根据里宾特洛甫自己的说法，虽然他此时已开始贊成同史达林讲和，但希特勒仍决心要打倒苏联的这位独裁者，并且仍然相信自己能够做到。2因此，希特勒再一次要里宾特洛甫通过大岛催促日本政府在远东配合德国，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但是日本政府的答覆实际上是最后的拒绝。1945年3月6日，大岛根据东京的指示，把在日本首都举行的一次联席会议上所作出的下述决定通知里宾特洛甫：……日本政府完全认识封来自俄国的危险，并完全理解盟邦德国要求日本方面也参与对苏战争的愿望。但是，考虑到当前的战争形势，日本政府不可能参与这个战争。日本政府相信，目前不发动对苏的战争，是为了共同的利益。3然而，他们答应在别的地方重新发动进攻。但事实上，由于他们自己被逼得越来越紧，已没有什么能力去帮助德国了。里宾特洛甫怀疑——从加濑后来的陈述来看，这种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东京有那么一些人愿意让德国和苏联都打得筋疲力尽，并相信日本有充分的时间可资利用。他继续要求日本参战，并抱怨说，德国在故争中首当其冲，而日本的地面部队却远远没有全部投入战斗。如果德国由于压力过重而崩溃，日本的处境将会如何？1但是他的唿吁没有得到反应。东京的服些认为俄国还不至于筋疲力尽而崩溃的人，仍在考虑苏德之间实行妥协和平。有迹象表明史达林也在考虑这一点。他对迟迟不开闢法国第二战场感到气愤；他怀疑他的同盟国，因为由于美国的反对，他还未能从它们那里获得条约上的保证，在战争结束时承认并确认苏联在1939年损害了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的利益而获得的领土。2据说，俄国人曾在1943年春天试探过德国是否可能在恢復1941年6月战118前领土状态的基础上讲和。驻斯德哥尔摩的日本海军武官显然是此事的中间人。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但是对未来的和平试探者并未关门。3正如戈培尔在3月20日的日记中所写的，希特勒仍然相信，俄国人在人力耗尽时就会出现崩溃。4所以，希特勒正在计划向苏联发起一场新的进攻，希望这样就能加速取得他所指望的结果。因此之故，他仍然不理睬墨索里尼的恳求，墨索里尼要他和苏联讲和，或者至少在俄国採取守势而给予义大利更多的援助。1但希特勒一意孤行，这给他本人以及他的不幸的独裁伙伴带来了灾难性的结局。德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夏季攻势遭到了惨败，接着，苏联军队转入了反攻。到1943年9月，苏军收復了哈尔科夫，向第聂伯河逼近。在这期间墨索里尼垮台了，巴多里奥投降了，盟军在义大利登陆，而德国的 师团则集中在那儿进行抵抗。 这种形势的变化使日本外相重光认为在德苏间进行再一次调停的时机可能已经成熟了。2现在，希特勒肯定会听从劝说；如果可能的话，他会愿意从俄国的泥沼中脱出身来。当苏军的推进由于春季的融雪而停顿下来时，德国人在史达林格勒惨败后低落的士气又有点重新振作起来了。而且戈培尔尽量地利用了盟国在卡萨布兰卡所公布的无条件投降公告中的词句。他一直对德国人民说，他们必须战斗到胜利，否则就会面临毁灭。有许多人相信他，但是，在新的重重灾难面前，这种暂时的对士气的刺激不可能持续长久。如果希特勒能够同苏联讲和，从而拆散了与德国作战的敌方联盟，那么，他将能恢復一些自己有政治魔力的名声，并将能使德国脱身出来对付西方盟国即将发动的进攻。但是，尽管希特勒现在显然已不再反对同史达林实现最终和平的想法，他认为当苏联军队仍在向前挺进的时候去和这位苏联统治者打交道是不合时机的，1为了这个理由，他拒绝了日本提出的调停建议。2114接着，重光决定想看看苏联政府是否更愿意接受日本进行调停的做法。因此，1943年9月10日，佐藤向莫洛托夫探询，苏联政府是否推备接待一个日本特别代表团。当这位苏联外交部长问到这样一个代表团是否有权处理纯属苏日关系以外的事情时，佐藤告诉他，它拥有这个权力。他的回答使得这一目的足够清楚了；但是三天以后，莫洛托夫在第二次会见佐藤时拒绝接受这个建议。他说，拟仪的这个代表团无疑是打算在苏联与德国之间进行调停。但是，“既然苏联政府没有看到任何与德国停战或媾和的可熊性，那么，它就不能接受日本政府的这一建议，尽管苏联政府对提出建议的这种精神表示欣赏。”加濑说，莫洛托夫“高声读了一份措辞有礼貌的照会，其中包括一项声明：如果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可能会认为它有责任接受日本调 第48页 停的建议。”3 9月16日，苏联驻华盛顿代办葛罗米柯对美国国务卿谈到日本的建议。葛罗米柯说，他的政府“认为与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卫星国实行任何停战或和平都是绝对谈不到的，因此拒绝了这一建议”。赫尔对此表示热烈感谢，并且说，他认为苏联政府的这种态度，是“对日本的试探表示坚决反对的一种答覆”。1苏联的态度是否象赫尔所设想的那样坚决，是颇有疑问的。史达林无疑希望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因为，如果联合起来一道与德国作战的话，德国的决定性的失败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但是，如果苏联弄得太筋疲力尽，以致无力利用战胜的好处的话，那么，就是胜利了，苏联也不会有多大得益。因此，史达林坚持要求西方盟国攻入法国。如果苏联继续在陆上战斗中首当其冲，就会耗尽精力。那时，美国和英国就可以将其战后解决办法的主张强加于人，而史达林在1943年9月的时候还不知道这种主张究竟如何。如果这些主张并不象他所希望的那样，那么，对他说来，与希特勒单独媾和或许更好些。在当前，不要太粗暴地拒绝日本人，这是有好处的，因为他毕竟还怕日本与德国联合起来同他作战。另一方面，他让美国人知道日本的建议，可以略起一种暗示作用，表示除了继续与德国作战以外，他私下可 能还有另一个办法。 然而，接着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史达林获悉了美国和英国政府关于战后对德国处理办法的非正式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德国全面解除武装，瓜分其115领土的可能性，盟国共同占领德国，允许所有非纳粹党人的德国人政治活动自由，以及偿付赔款。按赫尔记述，史达林高兴地接受 了这些建议。2 史达林和莫洛托夫对于赫尔坚决主张把中国包括在“四大国”之中，并作为正在考虑建立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并不那么高兴。1他们和邱吉尔一样，怀疑中国是否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起一个强国的作用；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同意了，因为在这个次要问题上继续反对罗斯福和赫尔以 致与他们产生隔阂，那是不明智的。 史达林很可能想到，如果总统和他的国务卿是如此支持中国，他们可能已打定主意想在远东看到日本力量的彻底毁灭，正如他们想在欧洲看到德国力量的毁灭一样；而这对于苏联的前景来说将同样是有利的。不论怎样，在10月30日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告别宴会上，史达林特意告诉赫尔，苏联将在德国失败后参加对日作战。赫尔十分高兴，特别是因为那时史达林对苏联参 加对日作战没有提出任何条件。2 接着，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召开。参加开罗会议的有蒋介石、邱吉尔和罗斯福。会议决定在日本失败以后不仅要剥夺它自1931年以来所攫取的一切领土，而且包括长期来为国际条约所承认的属于它的领土：福摩萨、澎湖列岛、朝鲜以及太平洋中前属德国的岛屿。11月28日史达林和罗斯福在德黑兰的首次会谈中，罗斯福似乎就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史达林。3史达林在德黑兰会议期间重复了他的许诺，说一等到打垮德国后，只要给苏联一定的时间把增援部队开到远东去，他将立即参加对日作战。1他在那时不愿透露他要什么报偿，虽然他暗示他是有一些要求的。事实上，还是罗斯福主动建议苏联可以进入大连，大连可以在国际监督下成为自由港。史达林说，中国人 可能会反对这样做，但罗斯福确信他们不会反对。2 德黑兰会议主要谈的是对德作战的计划。史达林取116得了在1944年春季将在法国开闢第二战场的诺言。然而，这个诺言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德国在法国的空中和地面力量不超过一个预计数字。对邱吉尔来说，这里可能还有个空子可钻，他对这次计划中的进攻肯定不是一个热情的支持者。史达林很可能对英国和美国在这件事上的信用抱有怀疑，如果他确是如此的话，那就可以说明1944年1月发生的一个稀奇事件，当时苏联报纸指责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正在进行单独掳和的试探。俄国人也象纳粹分子一样，有一个习惯，喜欢指责别人在做他们自己正在打算做的事情。有些迹象证明，1943年12月和1944年1月，柏林曾通过驻斯德哥尔摩的日本公使馆把和平试探者派到莫斯科，而这次俄国显得比以前有更好的反应。但是德国要求让乌克兰自治，并要求苏联在德国对西方大国的战斗中给予德国经济援助，这 些要求是史达林所难以接受的。1 下述事实使上面所谈的一段情节更添上几分真实性：1944年1月24日，重光再次企图促使德国与苏联讲和，他还对施塔默尔说，为了脱出身来去对付西欧和地中海方面对它的威胁，德国应当放弃乌克兰。2从这件事上看，他似乎知道，希特勒想对乌克兰保持某种控制，这是使苏德可能达成协议的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但是正如里宾特洛甫的答覆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仍然是固执的。重光被告知，希特勒现在想等到他打败了——他指望能打败——西方盟国对法国的进军后，再作考虑。希特勒认为，这样将会促使史达林 按照希特勒要求的条件讲和。3 第49页 重光并不因碰壁而气馁，他又一次转向莫斯科。在1944年4月8日的一次会谈中，佐藤向奠洛托夫提起日本在1943年9月提出的派遣一个进行调停的特别代表团的建议。莫洛托夫问，德国是否现在已请日本调停；对此佐藤只能作否定的回答。接着，4月12日莫洛托夫声称，鑑于形势依然未变，所以苏联对这个建议的回答只能同样保持不变。44月13日，葛罗米柯再次通 知赫尔，日本提出调停的建议，遭到了拒绝。1 其后德国遭到了一系列新的灾难。到1944年8月底，西方盟国已经在诺曼第登陆成功，彻底击败了德国在117法国的军队，将其残余部队全部驱逐到低地国家2和德国。德国在东线的崩溃几乎同样严重。芬兰和保加利亚被迫求和，罗马尼亚倒向对方，而俄国军队正在威胁着东普鲁士，并涌进波兰 中部。希特勒的彻底崩溃已指日可待。 在这种新形势下，重光决心再次试图恢復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和平。他亲自和施塔默尔谈了这件事，并指示大岛去同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谈这件事。3约在9月中旬，施塔默尔得到了希特勒的回音，并即向重光报告说，大岛和希特勒已经谈过了关于在日本主持下德国与苏联单独进行和谈的建议。希特勒答覆道：我们看不出苏联政府愿意同德国达成谅解的迹象。我们认为，史达林只有当他深信已无法胜利地继续进行战争时，才会试图与德国达成谅解。……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德国政府十分感谢日本政府的建议。然而，由于上述原因，如果日本政府对此事不再采 取任何步骤去与苏联政府接触的话，德国政府将表示感激4。 史达林现在既有把握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的确丝毫不会考虑单独媾和了。9月16日，佐藤奉东京指示，再次要求莫洛托夫同意由日本派一个特使到莫斯科去。1奠洛托夫再次拒绝了，并再次把这一情况通知了美国。2 如今，日本政府除了坐看纳粹德国的垂死挣扎外，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1945年5月，德国的末日来到时，日本对德国的投降发表了一份正式抗议，并重申他们自己将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决心。35月15日，他们接着宣布，1936年的共同防共协定，1940年的三国公约，1941年12月11日的三国公约，以及与德国和义大利签订的其他协定，此后一律无效。4这时，日本也接近于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它的结局不会象德国那样惨，因为日本没有那118么 一个独裁者有足够的权力能使他的国家与自己同归于尽。 第二节日本投降的背景 1941年12月，日本作出了决定其命运的作战决定，这是好几个月来内部激烈斗争的高潮。如果华盛顿会谈未能产生一种使日本实际上成为东亚霸主的解决办法，那么，由先是任陆军大臣后来任首相兼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将军所领导的主战派一开头就决心要挑起战端。反对这一派的，为方便起见不妨称为主和派，这些人在内心情愿放弃东亚新秩序而不愿向美国挑战。主和派中最着名的代表是摇摆不定的近卫亲王。在他们的行列中有许多宫廷官员和实业家，特别是歷史较久的财阀或大联合企业的董事。但是自从1931年以来，时常发生针对他们的暗杀和暴动，把他们吓坏了。他们对发动战争是畏首畏尾的，因为他们怀疑日本是否有能力获胜，也因为他们料到即使日本获胜，这种胜利将确保军人在日本社会中的优势，而这是他们所担忧与憎恨的。但是，1941年11月26日美国的照会要求日本放弃自1931年以来为之而战的一切，这使他们对战争政策持勉强默认的态度。因为东条讲得很清楚，如果政府不採取战争手段的话，军队就要暴动；在1941年12月那个时候，他还能够指望日本人民大众的支持，因为日本人民被灌输了憎恨西方民主国家的思想，认为西方民主国家横加干涉日本在合法范围内的事务，是使那场令人厌倦的在中国的冲突持续下去的心怀恶意的人。天皇本人不想打仗，但他受到宪法条文的制约。根据宪法规定，天皇对于他的武将与文官一致作出的决定，总是要批准的。只有在他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他才有机会作出纯属他本人的决定。假定大臣们选择了战争而他拒绝批准，那 么很可能会发生反叛，导致他自己被废黜。 就这样，日本开始作战了。在战争的头两年，东条统治着日本，从外界的观察者看来，他成了不亚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独裁者。1942年4月，东条与他的亲信武藤彰将军以威吓与贿赂相配合的方法保证了新国会的选举，使新国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军方提名的人员。随后，又把各旧政党合併成为翼贊政治会，企图创建一个极权主义的一党政体。在用上述办法谋求降低国会和政界人物作用的同时，东条任命他自己在军队中的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为“宪兵队”这一盖世太保式军警恐怖组织的高级指挥人员，旨在保证他在国内政界和军界一切方面的个119人优势。1东方会的领袖中野正冈所遭到的命运，就是东条利用这一罪恶组织的一个例子。虽然东方会的纲领带有极权主义的味道，但它是反对东条统治的。1943年8月，东方会被宪兵队解散，中野本人被迫在同年10月自杀。2在内阁里面，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唯一的 第50页 具有独立见解的内阁成员东乡，就为了大东亚省的问题而被迫辞职。 然而把东条看作是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是错误的。一则把以前的所有政党合併成一个组织，并没有使这些政党间的竞争完全结束，而其结果，它也并不真正等于德国的纳粹党。纳粹党成功地清除了一切有组织的反对派，而且只要这个党由希特勒指挥，就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效地反对希特勒。只有在德国国防军的将领中才可能出现反对他的密谋，而这些将领的种种图谋总是以失败告终的。希特勒把他的政敌或者关押或者杀掉，而东条只是击败了他的政敌。再则，尽管东条作了种种努力，他从来没有能够把日本的实业家置于绝对从属于他的地位，也未能任意驱使他们竭尽全力为日本的战争效劳。 1 实际上，财阀在暗中进行的大量阻挠和破坏活动，以及在一般的缺吃少穿的工人中所滋长的不满和厌战情绪，使东条在1942年以后为组织和增加军火及其他军需品生产所作的为时已晚的努力，归于无效。2最不利于东条的，也许是他没有能力对武装部队本身进行全面控制。他干脆把军队中他所不喜欢、不信任的非嫡系将领解职或赶到遥远的部队里去。在这些人中，有新加坡的征服者山下奉文将军，他在新加坡呆了没有多久，以后就被调到满洲的一个不大重要的部队里去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东条不能这样傲慢地对待，其中有东南亚战区司令官寺内元帅。因此，他无法清除在军队内部的所 有派系分歧。 东条也无法缓和陆军与海军之间长期的勾心斗角。120海军大臣 田海军大将的确是他的亲信，但是在海军中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抱怨情绪，认为在物资的分配、特别是飞机的分配方面，偏向陆军。这种抱怨情绪使两个军种之间的鸿沟扩大到各自试图控制自己所需要的每一种物资的生产而不给予对方的程度。1943年11月，东条建立了一个军需省，但也没有能结束这种不良情况。陆军甚至坚持要自己建造潜艇供运输需用，而不要海军建造。1最后，东条不能消除内阁和统帅部之间的分歧。1944年2月，当他的地位处于危急状态时，他试图通过自己兼任陆军参谋本部总长并让 田海军大将兼任海军军令部总长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用东条自己对东京法庭讲的话说，“我很遗憾，已经太晚了，干不了什么事情了。甚至用这个办法我也不能插 手海军统帅部的事务。”2 日本最初的胜利掩盖了这些造成不团结和分裂的潜在势力，但是以后的失败使这种潜在势力越来越大，并且不断地在挖东条政权大厦的墙脚。1943年春天，一个确凿的反对东条的密谋开始在重臣（担任过总理大臣的一些人）之间酿成。其中，发起者似乎是东条的老对手近卫。近卫感到有失败的先兆，并且一直提心弔胆，唯恐接着会有一次共产主义革命。近卫物色了两个心腹：内大臣木户侯爵和另一个高级宫廷官员松平侯爵。3月底，木户和同样急于要尽快看到战争结束的天皇谈了一次。3从那时起，包括若槻、平沼和冈田在内的重臣们定期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讨论推翻东条和停止战争的最好办法。1冈田有一个女婿叫迫水久恆，是内阁企划厅的成员。迫水一直向重臣提供真实事态的情报，与内阁所提出的虚假的胜利喜报恰成对照。1943年4月，重光接替谷正之担任外相，这样，重臣们在东条政府里就有了一个与他们看法一致的人。第二步是试探天皇的弟弟高松亲王，看他是否愿意领导一个旨在谋求恢復和平的新政府——这种和平意味着结束日本对大东亚的控制，因此只有具有亲王地121位的人才能劝使军队接受这种和平。但是，这件事没有立即奏效，而且主和派在建议什么样的和平和实现这种和平的最好办法等问题上，实际上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木户考虑了一个解决办法，即通过日本和其对手达成的协议使日本的战前领土保持原状，并承认日本在战争中占领的领土独立。按照以上所提出的方针，即用一批新产生的弱国来代替西方列强原先的殖民地，并保证日本对这些新国家的自由经济来往，这样实现和平将使日本实际上仍是受益者。2英美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在1943年1月第一次发表时，东京并没有理解其严重性。日本认为开罗会议关于剥夺日本海外所有殖民地的声明只不过是鼓舞自由中国低落士气的一种手 段。3然而，重光似乎很早就意识到日本的对手是要说到做到的。 东条则认为，即将到来的敌方对大东亚的袭击一旦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就可以达成一种和平，使日本永久控制它已获得的一切。在这个问题上，东条的态度有些类似1943—1944年希特勒对苏联所採取的立场。但是也同希特勒一样，东条在1944年遭到了失败，而不是胜利。1944年6月美国在塞班岛登陆，大批日本海军航空部队在菲律宾海的战役中被消灭，这就意味着日本的内线防线已被打破，其海上力量已被削弱到无法挽救的地步，而其本土则处于敌方轰炸机有效攻击的范围之内。东条隐瞒不了这些事件的真相，一些重臣通过他们与军队和内阁的接触获悉了这些情况。1原先顺从东条的国会现在开始转而反对他，而他在军队里的敌手则着手推翻他。他想通过邀请米内、广田和安部三位前首相参加他的政府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米内和广田拒绝了他的邀请，安部起初似乎贊同他的意见，但最后也同样拒绝了。1944年7月17日，重臣们在平沼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除安部以外都同意要东条辞职。一直在幕后非常活跃的木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天皇。2122东条是不甘心不挣扎一番就屈服的。他已抛弃了显然是这次海军失败的替罪羊鸠田，并任命从柏林回来的野村直邦海军大将接任海军大臣的职务。野村直邦接受了这个职位，这对他本人来说是不幸的。7且18日，东条辞去了陆军参谋本部总长的兼职，并任命曾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将军接替。但是，在木户的支持下，重臣们阻止了东条为继续担任首相而进行的涉及面较广的改组内阁的一切努力。因此，东条把重臣们痛骂了一顿，并在同一天被迫辞职1。但是东条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因为，作为一个前任首相，他自己也成了重臣中的一员；在陆军中也还有追随他的人。但是他掌权的时 第51页 代已经过去了。 东条就这样倒台了。就某些方面来说，东条要比他的那些对手受到更大的钦佩，这些对手起初顺从他，当战争开始不利于日本时又转而反对他。按照东条自己的看法，他是一个爱国者。他认为他的国家既有权也有需要使它自己成为东亚的领导国，而他愿意冒一切风险来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投降以后，同盟国把他列为日本的头号战犯。起初，他由于笨拙地企图自杀而引起人们对他的鄙视；但是，他在受审的过程中挽回了名誉。他并不否认自己一直主张要进行他所说的一场自卫性的战争。他承担了全部责任，并谨慎地为天皇开脱。他还为日本的失败承担罪责。〔他声明〕我坚信并将一直坚持，这是一场自卫性的战争，一点也没有违反当前公认的国际法。至于另一个问题，即失败的责任问题，我感到作为首相，应由我来承担。在这一点上，我 不仅是愿意而且是真挚地要求承担全部责任。1 东条具有勇敢和果断的优良品质。但是，在任何意义上，他都不是一个伟人。他没有希特勒那种不容置疑的天才——尽管希特勒的天才可能是反常的，甚至是疯狂的。东条也没有邱吉尔和罗斯福所具有的全球战略的见解。的确，在许多方面，他是一个乎庸的人；他的周围尽是些奉承他的追随者。因此，他经常在有关国内和前线的真实事态方面受到蒙蔽。这也部分他说明了他为什么犯有公布虚假的胜利报告和掩盖失败的严重错误。当这种骗局不再起作用，而他也意识到有必要让人民看到日本状况的真正严重性的时候， 人们对他的政权的幻想就123归于破灭而不信任了。 主和派赢得了使东条倒台的巨大胜利。然而，他们在他的继任人问题上，意见却不一致。一般认为由一个亲王来担任这个职务的时机尚未成熟。最初被提名的米年拒绝接受这个职位。他的藉口是，今后担任总理大臣职务的应是文职人员，而不是陆军或海军的人员。这个藉口意味着担心日本可能面临新的失败；米内将无法迴避这个失败，而他是不愿为此承担责任的。此外，那些对于东条倒台感到不愉快和不安的陆军将领可能会阻止来自重臣行列的继任人。因此同意选择一个将军来继任。有人提议寺内元帅，但是他远在南方任职，再则东条也反对这个建议。最后选中了当时的朝鲜总督小矶国昭将军。一贯害怕军队叛乱和建立某种本国共产党政权的近卫，并不信任小矶；他设法达成如下的协议：天皇的委任令应给小矶和米内两个人。因此，米内不仅担任了海军大臣，这是他愿意或者是被说服接受的职务，而且实际上还当上了副总理大臣。1在任命陆军大臣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冲突。东条想保留这个职位，但这是重臣们能予以阻止的。另一方面，东条能够阻止他们把小矶从后备役重新调到现役中去，而小矶是希望调动的，因为调动成功的话，他就有资格同时成为总理大臣和陆军大臣。最后，杉山将军担任了陆军大臣。重光仍然是外相，併兼任大东亚相。这两个职务合併到重光手中，预示着外 务省势力的復兴和东条得意创立的机构的衰落。2 以上就是小矶内阁命运不济的根源。这个内阁从其诞生的时候起就註定要失败的。陆军中很大一部分人反对小矶，并准备刁难他。就米年来说，他并不愿意为了维护其副首相的权力而招致麻烦。组成这样的内阁，表面上是为了以更多的精力进行战争，但是后来表明这是根本不能做到的。另一方面，虽然大部分重臣似乎认为战争已到了不可挽救地要失败的地步，但他们唯恐军队要反叛而没有公开这样讲。同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是一个吓人的东西，日本军队仍准备战斗到底。而如果无条件投降意味着同盟国不但要摧毁日本军队的力量，并且还124要摧毁日本的君主制度本身，那么连宫廷派也是不会贊成的。除非有明显迹象表明不会取消君主政体，重臣们和他们的伙伴才能奉劝夭皇命令他的军队投降。所以，日本虽然希望有机会通过妥协取 得和平，但暂时除了继续进行战争之外别无他法。 小矶不想重复那个由陆军大臣兼任参谋本部总长的试验。他通过另一个办法来解决确保内阁和大本营之间的协调问题。1944年8月，他成立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这个会议在宫中召开，并由天皇主持；该会议的正式成员有六人——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相、陆军参谋本部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必要时得召其他国务大臣、参谋次长和军令部次长列席会议。这个新的机构与原来的联席会议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天皇出席政策的讨论，在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天皇能够介入，作出最后决定。这样，主和派就有机会了。但是，同联席会议一样，这个新机构设有干事，由有权势的陆军省军务局长和海军省军务局长充任。这意味着，制定的任何政策，一般武装部队，特别是浮躁的“少壮派军官”没有不立即知道的。因而，在小矶政府里，主和派没有多少左右决议的机会。实际上，干事们比他们的名义上的上司拥有 更大的权势。1 尽管军队将领屏弃了一切投降思想，但是，如能通过妥协实现和平，他们是并不反对的。在外交关系方面，在迅速变暗的地平线上可以窥见一丝光亮，那就是日苏关系。日本人谨慎地遵守1941年与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象张鼓峰和诺门坎冲突的部种规模的边界战争没有再发生过。日本海军也同样小心地避免冲突，对待苏联船只非常谨慎。德国要求日本阻止苏联船只把战争物资从美国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对这个要求置之不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标出了可以让这些船只通过的无水雷航线。日本巡洋舰拦截和检查挂着苏联旗帜的船只，这只是偶尔发生的事情。而且，即使这些船只无125疑是1941年12月以后美国转让给俄国的，因而可以根据国际上公认的海战规则予以俘获，日本却还是把这些船放过了。1俄国人方面也很小心，他们不允许美国人在他们的领土上有任何空军设施，日本人对这一点本来是很担心的。苏联当局扣留了在苏联远东被迫着陆的任何美国飞机，不过 第52页 苏联还是悄悄地让飞行人员设法回到美国去。 1944年3月，日本政府放弃了萨哈林岛苏属部分的石油和煤矿开採权，以报答苏日渔业协定延期五年的决定。2在1941年4月签署中立条约的时候，松冈就曾秘密答应史达林在六个月内採取这一行动，但是德苏战争爆发后，这笔交易就中止了。为了消除这个长期存在的摩擦根源，这个诺言就勉 强履行了。 这样，日苏关系在表面上是友好的。日本人发觉史达林很谨慎，他没有参加有中国人出席的开罗会议。日本人不了解史达林已作了最终将介入对日战争的诺言，日本军队里有些高级将领认为，德国失败后，史达林将同西方同盟国争吵。他们推测，果真如此的话，史达林可能考虑与日本联合以反对西方列强；即使不这样，苏联至少也会对日本这个较弱的一方提供石油和其 他“战略”物资等秘密援助，以拖延太平洋战争。 总的说来，日本政府的信心并不那么足。但是，他们认为史达林可能不想看到日本彻底失败，因为这样的结果会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称霸。如果史达林是这样考虑的话，日本政府希望史达林会愿意由俄国出来调解为日本取得妥协的和平；日本人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向史达林付出重大代价。1944年9月12日，小矶内阁讨论了重光提出的对苏政策的备忘录。重光建议与莫斯科接触，并陈述了各种可能性——现有俄日中立条约继续有效；通过日本调解使苏联与德国进行和谈，如果此项和谈不成，则由苏联在日本及其敌对国之间进行调解。外相建议派一个特使去莫斯科，看看能够做些什么。假如莫斯科除了126维持中立条约以外，拒绝考虑任何其他可能性的话，日本为了确保这项条约，可能提议修改外蒙古和满洲国之间的边界，并在这些地区建立非军事区，或许还要提议相互裁减驻扎在这些地区的军队。作为苏联同意由日本在莫斯科与柏林之间进行调停的交换条件，必要的话，日本准备：把中东铁路归还给苏联，这条铁路是1935年由满洲国以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下来的，这种价格反映了当时日本得以对苏联施加的压力；1同意苏联在北满和内蒙古的势力范围；放弃日本在苏联水域的捕鱼权；通告废除反共产国际协定和1940年的三国公约。倘若史达林准备发起全面和平的话，重光认为，如有必要，日本不仅可以作出上面列举的种种让步，而且，如果苏联政府提出要求的话，还可以割让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如果苏联出面调停与蒋介石达成和平，日本也准备付出同样的代价，只是不割让千岛群岛。2日本内阁同意派一名特使（实际上就是广田弘毅）到莫斯科去，按重光制定的方针进行谈判。由于苏联政府不同意日本派遣这样的使团，因此关于作出这些牺牲的决定没有奏效。3然而，作为日本已陷入困境的证明，作为如果苏联政府愿意帮助日本取得妥协的和平，他们可能向日本索取的代价，日本政府的这一计划是有一定的歷史意义的。不过，这并不是俄国人的意图。相反，俄国人正打算对日本进行干预。1944年10月，在史达林和邱吉尔、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以及美国驻苏联军事使团团长迪恩少将举行莫斯科会议的期间，迪恩问史达林，苏联将在何时参加对日作战。同邱吉尔的预料相反，第二天史达林作了明确的答覆。他说，苏联有六十个师在远东的时候，苏联就将对日开战，就是说，除已在那里的三十个师以外，再增加三十个师，如果美国肯帮助增加这样一支军队所需的物资供应，同时如果苏联的参战在政治上将获得的结果能明确化的话。但是他不同意把这样一个安排写下来——表面上是为了保密的需要。然而12710月17日，他交给美国人一份苏联军队为进行拟议中的对日干预所需的物资清单——一支由一百五十万军队、三千辆坦克、七万五千辆机动车辆和五千架飞机组成的兵力所需的两个月的粮食、燃料和运输装备以及其他物资。总数为八十六万零四百一十吨干货和二十万零六千吨燃油，全部要在1945年6月30日前交货。迪恩说，由于俄国人的单子上开列的有些物资缺货，美国建议用代用品，而俄国人为此制造了一些困难；不过尽管有主要是俄国人自己造成的障碍和延误，美国人还是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了百分之八十的货物。1这样，史达林受到了他的同盟者的慷慨相待——特别是要考虑到，在1944年10月，他的领土要求尚 未充分暴露。 11月7日，史达林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日的惯例的讲话中，公开地称日本为侵略国。这对日本人来说犹如泼了一盆冷水。佐藤奉命探询其中预示着什么。然而莫洛托夫告诉日本大使说，史达林的意思仅仅是指日本过去的行为，并没有指责日本现在的政策。日本人不得不以得到这一回答为满足。虽然他们不知道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如何，但他们已经明白，现在不是与苏联 接触要求它出面调停的有利时机。 同时，日本主和派的某些人似乎抱有这样的希望，即英国在坚持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方面可能不会象美国那么强硬，因为在1944年9月中旬，日本报纸《朝日新闻》社社长铃木文四郎与瑞典驻东京公使维多?巴格进行了接触。铃木交给巴格一项据说是由近卫及其朋友们起草的和平建议。实际上，这项建议就是，如果日本能获得和平，那么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准备放弃所有在太平洋战争中征服的地方；此外，如有必要，还将放弃满洲国。铃木要求瑞典公使把这项建议递交给他的斯德哥尔摩政府，再转给伦敦。巴格照办了。显然，日本人得到的答覆是日本将不得不无条件投降的某种暗示。巴格谈到，在随后和铃木的会谈中，铃木告诉他无条件投降是对和平的一大障碍， 第53页 因为每一个日本人都宁愿战斗到底，而不愿看到天皇蒙受羞辱。1 巴格和铃木之间的会谈没有直接涉及日本政府。然而，1945年春，当这位瑞典公使准备回国的时候，他同重128光进行了一次谈话。巴格证实，当时重光把发动这场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日本军事领导人，并说，现在日本的外交官不得不设法使日本从战争中摆脱出来。他要求巴格回国以后，同驻瑞典 的日本公使冈本季正共同探索和平谈判的机会。2 瑞典政府显然是准备进行斡旋的，因为据加濑说，瑞典国王在1944年12月曾告诉日本驻斯德哥尔摩的武官，他对保存日本君主政体感到真正的关切；而且瑞典首相表示，古斯达夫国王的话是暗示日本可以要求瑞典出面调停。但是在感情上，这位武官是强烈地亲德的，他从来没有把这一情况报告 东京。事实上，直到战争结束以.后，这一情况才为人所知。1 巴格到达瑞典后，发现冈本根本没有接到过东京的什么指示。与此同时，小矶内阁已经倒台，东乡再次当了外相。在回答冈本的询问时，东乡说，通过瑞典与西方同盟国接触的可能性尚须作进一步调查。根据东乡本人的供词，他说，向巴格提出的建议并没有结果。2但是很明显，他宁愿与莫斯科 接触，而且他已着手这样做了。 至于聚集在近卫周围的日本主和派，就他们而言，他们正在努力藉助于蒋介石来促进和平。乍看起来，抱有这种想法似乎是荒唐的，其实不然。1944年，重庆政府处在绝望的境地，日本再次发动的进攻已经席捲华中和华南的大片土地。蒋本人同史迪威将军有激烈的争吵，因为史迪威在马歇尔将军的支持下企图得到一种使自己能统率全部中国军队（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地位，并把租借法物资也分配给共产党方面。3蒋坚决拒绝了这些要求，结果罗斯福让步了，并召回了史迪威。但是蒋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内政无理干涉，仍很恼怒，而且疑虑重重。他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广大地区的势力很巩固而感到惊慌，对苏联的未来意图也有疑虑。与此同时，几乎连续不断地从东京通过上海或香港向重庆提出秘密的和平建129议。1944年10月，近卫的弟弟水宫川忠麿男爵（他是过继给水宫川家的）到了上海，并在那里同近卫的一些中国朋友进行了接触。这些人是重庆政府的秘密代理人，他们同宫川已有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他们曾把他们所说的中国方面的和平解决条件交给宫川：日本停止在中国的一切军事活动，然后在开罗宣言的基础上进行停战谈判。现在，宫川告诉他们，总的说来，日本的主和派是可以接受这些建议的；同时他要求中国政府提出某种正式的建议。但是他的要求没有得到答覆。中国对前些时候日本的和平试探的非正式反应，似乎仅仅是为了判断日本国内的情况。1同时，如果罗斯福试图把史迪威强加于蒋介石，或者直接向中国共产党人提供美国武器，蒋介石也许会对宫川和近卫作出比较积极的 反应。 1945年3月，一个自称是蒋的密使的名叫缪斌的中国人，被小矶邀请到了东京。缪斌说，如果日军撤离中国，抛弃南京政权，蒋就抵制任何美军在中国登陆，并同日本合作反对共产党的威胁。小矶对此非常高兴，并确信他即将大获成功。但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看法却不同。他们怀疑那个自称中国密使的人是个骗子，因此他们禁止同他进行任何进一步的接触。他们这 样做，看来是对的。不管怎么样，这件事反而损害了小矶的声誉。1 到1945年春，日本已处于绝望的境地。它的海军在雷伊泰湾战斗中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结果，它的许多海上交通线被切断了。美国人重新占领了菲律宾，现在正在进攻沖绳。美国飞机正在对日本城市雨点般地投掷燃烧弹；日本的汽油和其他战争物资以及食品的供应，正在迅速枯竭。在无条件投降 和彻底毁灭之间的选择，对于明眼人来说，变得越来越清楚了。 小矶为缪斌事件和军方一再拒绝恢復他的现役军官职务，感到懊恼。如果他是现役军官，那么他除了首相职务外，还能够接过陆军大臣的职务。1945年4月4日，他告诉木户，他打算辞职。2第二天，他辞职了。当天晚上，重臣们会见木户，以确定由谁来领导下届内阁。枢密130院议长海军大将铃木男爵也在场，但即将卸任的海军大臣米内没有出席。大多数重臣贊成由铃木继任首相职务。但是东条宣称，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应当求和，甚至以无条件投降为代价。如所预料的那样，东条是一个鼓吹奋战到底的人。他提出的候选人是畑俊六将军，理由是预料盟军将侵入日本本土，而畑俊六将是能够组织抵抗的最好的领导者。当东条的同僚们表示他们反对组织另一个陆军内阁时，1东条以陆军将推翻任何其他首相的威胁进行反击。但是他遇到了他的对手术户。木户回答说，日本人民已十分厌恶战争，很敌视军事统治，如果陆军再次採取破坏内阁的手段，那么预料日本人民将起来造陆军的反。东条勉强地让了步，于是选择了铃木。2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男爵被选任为首相时，已年近八十。他在海军服务时立过功勋；他是日俄战争中的老将；退役以后，他当了侍从长。他是1936年2月陆军叛乱分子预定要杀死的人之一；当时他遭到了袭击，受了重伤，只是由于他妻子的勇敢才把他从死亡中救了出来。铃木是一个同引起太平洋战争的事件毫无关系的人，而且他在海军服役时，日本是英国的盟国，美国的朋友。重臣们选择了这样一个人，正如东 第54页 条所意识到的那样，是向英美两国表示和平愿望的一个姿态。 然而，在日本上升到强国地位的过程中曾起过作用的铃木，不愿轻易地接受日本投降、被占领和解除武装的主张。而且，在他接受任命时，他对局势还不熟悉。起初，他甚至还说要把战争再继续进行两三年。3但是主和派——现在他们因参谋本部有一些下级军官的参加而加强了，这些下级军官是了解日本真正绝望的处境的——立即试图启示他明白过来。4他们知道一旦形势允许，不会冒武装部队叛乱的严重危险时，天皇就准备公开宣布贊成和平；同时他们也确信，一旦天皇下令，铃木将服从天皇的命令。在新内阁里，他们还能依靠留任海军大臣的米内和再次担任外相的东乡茂德。反对他们的有陆军大131臣阿南惟几将军和两个总长，即梅津将军和丰田海军大将。但是这三人只是本能地反对无条件投降，没有一个会把他的反对发展到激起叛 乱的程度。 主和派还进一步赢得了改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胜利。从此，这个机构除了包括天皇外，将由内阁的四个大臣和两个总长组成，但是陆军省军务局长和海军省军务局长被排除在外。这将使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定有可能对狂热的“少壮派军官”集团保密。另外还组成了一个新的干事处，其成员有：代表首相和陆军大臣的松谷大佐，代表海军大臣的海军大将高木，代表外务大臣的加濑俊一，以及可以代表木户讲话的木户的私人秘书松平侯爵。他们四人都反对战斗到底，准备必要时接受无条件投降。1阿南、梅津和丰田同意这些改变，这就证明他们意识到战争失败了。但是他们这一派仍然希望日本能与对方达成一些协议，以避免投降和被占领的耻辱；同时他们还得考虑到武装部队的普遍态度。他们的看法是，日本能够击退对它本土诸岛的入侵，然后取得体面的和平条件。这一看法由于日本在沖绳的拼死抵抗和美国人在那里遭到的惨重损失而加强了。主和派却不相信能达到这一目标。他们看到，日本的经济正在迅速枯竭；日本的粮食和原料赊备正在迅速耗竭；日本的城市正在遭到空袭的摧毁。他们担心，如果让战争拖延下去，其结果几乎肯定是完全崩溃和毁灭，从而引起君主政体本身的垮台。为了避免这样一场大灾难，如果必须投降的话，他们准备投降。他们希望投降至少能拯救王朝，即 使失去了其他一切。1 然而，在1945年4月，双方都同意必须不放过任何一个通过谈判取得和平的机会。在这方面，选择东乡当外相是重要的。东乡一直主张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任命他为外相是对苏联的一个间接唿吁。2日本人不知道，斯132大林已经在1945年2月的雅尔达会议上同意在8月间进攻日本。其交换条件是秘密保证他获得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并在满洲获得铁路和港口的租借权。32月22日，莫洛托夫在回答佐藤的询问时，向这位日本大使保证，在雅尔达会议上完全没有讨论远东问题。他说，苏日关系是建立在中立基础上的，因而这种关系仅仅同苏日两大国有关，正如日本同正在与之交战的英美的关系仅仅与英美日三大国有关一样。1其后，4月5日，莫洛托夫派人把佐藤请来，告诉他，1941年的中立条约于1946年4月期满后，苏联不打算延长该项条约。佐藤询问苏联政府的这项决定的含义，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政府认识到该条约的有效期还有一年，他声明他的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将取决于这一法律事实。他向佐藤保证，苏日关系在这整个五年期限过去之前 不会回復到订约前的状态。2 鑑于莫洛托夫的这些肯定的保证，并由于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因此日本政府设想可以诱使这个强大的、神秘的邻邦同它保持目前这种和平，甚至或许还可以为他们从中调停，这种想法并不是不自然的。倘若苏联和美国闹翻了，莫斯科政府可能会发觉，使 日本免于彻底失败，免于被美军占领，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德国的投降为日本提供了重新与莫斯科接触的机会。1945年5月6日，东乡发表了一项声明，提到希姆莱和邓尼兹力图通过谈判使德国向英美投降而不停止对苏战争。他宣称，他们的这种行为是不符合三国公约的，因此日本方面将不受该条约和日德间其他政治协定的约束，而可以完全自由行动。3这意味着那些协定要被废133除。在德国最后投降后，如所宣布的那样， 日本真的废除了那些协定。 这样，日本政府在与苏联的关系上，已经尽其所能来消除过去的事情，以顺应史达林在1944年11月7日的指责，1因为苏联曾向他们解释说，史达林指的是日本的过去。5月14日，日本最高作战会议决定向苏联唿吁，首先是要求延长中立条约。倘若苏联表示贊成的话，那么就将提议签订明确的互不侵犯条约。前首相和前驻莫斯科大使广田奉命探询苏联驻东京大使马立 克的意见。2 他们于6月3日和4日进行了几次谈话，当时马立克对广田的建议的反应，在广田看来，似乎并不是完全不贊成。但是两星期后，广田要求继续谈下去时，马立克藉口身体不好，拒绝会见这位日本使者。3尽管如此。后来还是进行了两次会晤，一次在6月24日，另一次在6月29日。在29日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会晤中，广田明确提出了订立“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保证互相支持以建立日苏之间持久诚挚的友谊，从而为维护东亚持久和平作出贡献”。4作为报答，广田提出，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就从满洲国撤军，然后满洲国可以在一项中立化的协议下保持中立。广田还告诉马立克，如果苏联能保证对日本的石油供应，日本准备放弃在苏联水域的捕鱼权；他还暗示，日本愿意同意苏联政府可能提出的任何其他条件。然而，马立克显得很冷淡，仅仅答应他将通过定期信使（这是一个缓慢的途径）把这一提议转告莫斯科。这时佐藤已经获悉广田和马立克谈话的情况，并向莫洛托夫提出了 第55页 同样的问题，他发现苏联外交部长对日本的提议也不感兴趣。1 与此同时，日本的处境正在一天比一天危急。在德国投降时，日本政府宣布了继续进行战争的决定。在陆军的要求下，最高作战会议于1945年6月6日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通过了战斗到底的军事方针。6月8日，这项决定在一次正式的御前会议上获得批准。2这对主和派来说是一次挫折。尽管如此，主和派的成员并没有放弃希134望，因为他们正在稳步扩大力量和影响。他们知道，人们认为是不可违反的御前会议的决定，过去曾有过被撇在一边的情况。这时，送交给最高作战会议的一份“关于当前物力情况的报告”表明，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不可能继续战斗到1945年秋天以后3。军方现在试图用动员和控制人力、物力的新的激烈措施来凑集新的资源。这些措施是，“战时紧急措施”和“义勇兵役法案”，两者都于6月22日由国会通过。前者实际上赋予政府运用资本和劳动力的专权；后者规定实行战时全国总动员。但是这些绝望的措施无法抵销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日本，一个已失去了舰队的岛国，正逐渐被掐死。到6月中旬，沖绳岛的激战临近结束了。6月22日，美国人宣布该岛战斗结束。日本政府在6月26日发表的“告 全国国民书”中承认了该岛失守。1 6月18日，最高作战会议的六个高级成员召开秘密会议，同意通过苏联的调停来谋求和平，并争取取得至少要保证得以保存君主政体的条款。2主和派敦促木户去劝告天皇取消6月8日御前会议的决议3，这位掌奎官照他们的要求办了。结果，6月22日天皇召集最高作战会议，命令不必考虑6月8日的决议，立即採取步骤恢復和平。最高作战会议不顾梅津的竭力反对， 同意服从。4 现在的确需要赶快进行了。日本政府得到了即将在波茨坦举行会议的消息。他们还获悉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已在莫斯科，而且受到了史达林的接见。这一消息，连同苏军正从欧洲向远东调动的情报，是具有可怕的含义的。因为现在关东军已经不是一个能抵抗俄国进攻的象样的部队了。它的一些精锐师团已在1944年调至前线作战或调去防卫日本本土；虽然它们已由后备师团接替，但135是这些后备师团战斗力弱，装备差。1这时，关东军的行动计划仅仅是一种防御计划。它设想从北满和中满撤退，并把最后一个立足点放在东南面及朝鲜边境沿线。2但是要阻止苏军进犯满洲和朝鲜是没有什么希望的，而丧失这两个国家，会切断由亚洲大陆通向日本的最后一条供应线， 造成对日本的全面封锁。 因此，7月7日，在木户的劝告下，天皇召见铃木，催促他不要再拖延时间，赶快要求苏联斡旋以恢復和平。为此，天皇下令派一名特使带着他的亲笔信去莫斯科。37月10日，最高作战会议同意了这一行动，两天以后，天皇召见早先已被指定执行这项任务的近卫，委託他执行这项使命。4近卫渴望尽快成行，因为他相信除了迅速结束战争之外，现在已没有其他办法能 够拯救王朝了。5 7月12日，东乡打电报指示佐藤告诉莫洛托夫，只要能够避免无条件投降，天皇愿意和谈，并要求苏联外交部长同意接见由近卫率领的使团。6第二天佐藤报告说，莫洛托夫即将出发去参加波茨坦会议，因此不能接见他；但是他已把这些话转告外交部副部长洛佐夫斯基，并附上了他自己的一封信，信中解释了拟议中的近卫使团的目的不同于1943—1944年间计划的几次使团的目的；但是洛佐夫斯基回答说，要在莫洛托夫到柏林去之前作出任何答覆是不可能的，不过他愿意将此事转告莫洛托夫，并进行安排，等莫洛托 夫到达德国首都之后，再同莫洛托夫商议。1 这件事看来完蛋了，因为7月18日洛佐夫斯基通知佐藤说，他奉苏联政府之命声明：鑑于天皇的那封信没有包含任何具体的建议，鑑于所提的近卫使团的目的也不明确，苏联政府对那封信和允许日本派遣使团的要求，都不能给予任何肯定的答覆。27月19日，佐藤将此结果报告了东乡。几乎与此同时，他似乎劝告外相说，日本将不得不明确地阐明自己的意图，同时也不 得不接受无条136件投降。3 东乡在7月21日的答覆中发出两个指示。第一个指示是要转达给苏联政府的，指示说：近卫的使团是为了请求苏联斡旋以结束战争，并明确表示日本很希望奉行一项在战争中和战争后都与苏联实行合作的政策。然而，这并没有使事情有多大的进展。4在第二个指示中，东乡宣布：“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无条件投降。”他说，如果敌人坚持这一要求，日本人民将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来反对他们。但只要不是以彻底投降为代价。日本是要和平的。东乡接着说：我们不能要求苏联不附带任何条件地进行斡旋；同时，鑑于国内形势及国际关系，现在马上提出具体的和平条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利的。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近卫亲玉将根据天皇的希望把日本的具体意图告知苏联政府：在充分考虑俄国在东亚的要求以后，他将要求苏联政府在经过磋商后同英国和美国举行谈判。1换句话说，近卫将要求苏联政府为日本争取他们可能争取到的最好的条件，而日本政府则准备为此付出相当高的代价。东乡7月21日的指示传到佐藤那里较慢，以致佐藤到7月25日才得以执行这些指示。2这一天，他向洛佐夫斯基保证，近卫一定会带来明确的建议，这些建议将包括结束战争和改善苏日关系的内容。总之，佐藤暗示， 第56页 近卫将带来某些东西奉献给苏联。3 同时，杜鲁门和史达林于7月17日在波茨坦的第一次会议上讨论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史达林指出，他还没有同中国人达成协议，特别是关于大连的管辖问题。在第二次会议上，史达林把日本请求苏联调停并提议派近卫出使苏联的事告诉了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并说已经告诉日本，他们的提议太笼统；不能给予明确的答覆。1讲出这件事来，当然是一个忠实的伙伴所应该採取137的正确行动；另一方面，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暗示，即如 果史达林对中国的要求得不到充分满足，他还另有一套办法。 波茨但公告于7月26日发表了（关于它的来歷将在后面的一章里予以叙述2）。同一天，召开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苏联成员在会上说，红军将在8月下半月对日作战，确切的日期将取决于当时正在进行的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谈判的结果。37月29日，莫洛托夫奉史达林之命拜会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同他们讨论怎样公开解释苏联参加对日作故的行动。他建议同盟国正式要求苏联採取这一步骤。他补充说，他是设想苏中协定将会在苏联参战以前签订而提出这项建议的。4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不想使自己处于正式要求俄国人违反他们和日本所订协定的那种境地。事实上，贝尔纳斯后来说，要是俄国人干脆决定不介入，他倒会感到满意的，因为如果他们参加进来，他担心在满洲会发生什么事情。1自从雅尔达会议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人已开始意识到日本的资源已消耗殆尽；此外，这时美国已拥有随时可供使用的原子弹。经过华盛顿政府成员的讨论以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即唿吁苏联履行1943年10月30日莫斯科宣言的义务和尚未批准的联合国宪章第一○三条规定的义务。2这样，道义和权术得到了妥协，良心也过得去了。而俄国人在这么晚的时候还表示出明显的踌躇和疑虑，这可以说是反映了俄国人头脑里还存在着怀疑，他们怀疑杜鲁门是否真的打算让俄国人得到罗斯福在雅尔达所许诺的战利品。如果杜鲁门不打算尊重罗斯福的许诺，俄国人现在知道他们可以迫使日本拿出罗斯福已许诺的一切东西，也许还可更多些，作为138他们同日本保持和平的代价。他们也许从来也没有认真考虑过为日本进行调停，更谈不上以任何方式帮助日本了，因为他们希望看到日本被打垮。他们也不希望在这时候同美国发生任何公开的冲突，因为考虑到自己已被削弱到筋疲力尽，这样做可能危及自己在欧洲的既得利益。所以，如果能使美国同意他们得到他们想在远东得到的东西，这将是满足他们的利益的最好办法。因此，当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在道义上和法律上贊同史达林提出的对日本进行背信弃义的进攻时，史达林感到满意。而日本现在已是一个受了重创的国家，它正在恳求和平，除彻底投降外任何条件都肯接受。1如果希特勒在1941年或1942年决定性地击败了苏联，东条或许也会抓住这个机会在远东进攻苏联的，但是，他是否会象俄国人在1945年那样，把向一个遭难的邻居背后戳一刀的行为装扮得如此神圣呢？这是很可怀疑的。 7月30日，佐藤再次拜会洛佐夫斯基，谈到波茨坦公告，对他说，要日本无条件投降是办不到的；但是，假如日本的体面和生存能得到保证，日本准备“以重大的妥协条件”结束战争。2他还比以前更加明确地宣布，日本准备为苏联的调停付出高代价。3但是洛佐夫斯基只回答说，鑑于史达林和莫洛托夫还在柏林，现在还无法给予答覆。于是佐藤便预先通知他的政府，波茨坦公告的发表可能已使要求苏联调停的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了。4 波茨坦公告1使日本主和派感到宽慰，因为这个公告表示投降以后毕竟还有和平条件，日本不致遭到完全无情的对待。7月27日，最高作战会议在东京开会讨论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外相指出，同盟国虽然仍要求无条件投降，但事实上他们还是提出了有条件的和平。因此他表示贊成接受，并告诫他的同僚们，如果拒绝同盟国的要求，将给日本带来灾难性的后果。2天皇本人也宣布，他认为这个公告在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军队首脑们坚决反对接受。他们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考189虑到，接受这个宣言就意味着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解散日本车队，军人的势力就此完结了。陆军勉强同意发表这个公告，但是须删去其中有关允许日本军人回到家乡过和平生活和从事生产的词句，以及那些据他们说公众知道以后将危及国民士气的其他词句——这是对日益增长的厌战情绪的意味深长的註解。3军队首脑们坚持政府应该发表一项声明坚决拒绝同盟国的要求。东乡反对任何这样断然的 拒绝。4 在这种情况下，达成了那种常见的妥协。最高作战会议同意等待苏联方面对他们要求调停的唿吁的明确答覆，在这以前，将不对同盟国作出答覆；同时日本报纸得到指示，要把波茨坦公告的重要性压到最低限度。5陆军对此决定还是不满意，并继续迫使铃木拒绝接受。看来铃木是同情他们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海军大将，无疑，他和他们一样觉得波茨但公告的条款是令人厌恶的。不管怎样，据报导，他在7月30日对记者们说，日本将不理睬波茨坦公告，将“按既定方针把大东亚战争进行到底”。记者援引他的话说，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铃木的讲话发表在国内报纸和被占领国的日本报纸上，加上一些军方发言人的点缀性文章，说波茨坦公告是同盟国的厌战情绪的徵兆。《昭南新闻》（1945年7月30日）甚至宣称：“如果敌人想结束战争，那么，让他们向日本投降吧。认为日本会向他们投降的 第57页 想法是荒谬的。” 铃木的错误判断和陆军在宣传上的虚张声势，给日本，事实上是给全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美国政府认为日本已明确地拒绝了波茨坦公告，所以作出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使空前恐怖的阴影笼罩了全世界。8月6日上午在广岛市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在此以前，该城还没有遭到过严重的 破坏。现在，广岛几乎完全被摧毁，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死亡。 当时对整个日本人民立即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仅仅是由于他们不知道这种新式武器的真相。但是当东京从旧金山电台的广播中收听到杜鲁门总统关于原子弹的性质和威力的讲话时，东乡立即谒见了天皇。天皇坚140持日本必须立即谋求和平，必须停止关于和平条件的争论。这是发生在8月7日的事，1但是陆军首脑们仍然很顽固。就在同一天，他们发表了一项公报，简单地提到“一种新式的炸弹”对广岛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禁止报界讨论这件事。尽管8月9日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尽管设在沖绳和菲律宾的美国电台用日语向日本广播了，陆军仍能在一段时间里 禁止发布关于原子弹所造成的浩劫的全部情节。1 但是，现在另有一个隐瞒不住的打击落到了日本头上。如前所述，最高作战会议在7月27日的会议上曾决定等待莫斯科的答覆。8月2日，东乡指示佐藤使苏联政府了解需要赶快调停；他还指示佐藤，可以在波茨坦公告的基础上同他们进行谈判。2看来这就是对佐藤关于日本将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告诫的回答。佐藤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在史达林和莫洛托夫于8月6日回到莫斯科以后，他们还是让佐藤继续等待，而同时他们却接见了宋子文。当佐藤将此情况报告东京以后，东乡和加濑才一致认为不能再指望从莫 斯科得到什么好结果了。3 8月7日，莫洛托夫通知佐藤，将于次日下午8时会见他。后来，又把时间提前到下午5时。当日本大使到达时，莫洛托夫打断了他对莫洛托夫从柏林安全返回所表示的礼节性的祝贺，而向他宣读了将于8月9日晨生效的苏联对日宣战书。1这意味着几乎立即生效，因为莫斯科时间8月8日下午6时就是东京和新京2时间8月8日午夜，而在那个时间以后，俄国人在满洲的首次进攻就立即开始了。3佐藤表示遗憾，但他在早已预料到的事件面前保持着镇静。他问莫洛托夫，怎样才能向他的政府报告这个消息。莫洛托夫回答说，他可以打电报给东京，如果他想用密码，可以用密码。于是佐藤 向俄国当局送交了一份电文，但是这份电文始终未到达东京。4 东京是在8月9日凌晨由同盟社收听到的一则外国广播和来自新京的关于战事爆发的报导中得知战争的最初消息的。5马立克要求在8月9日上午会见东乡，但东141乡推迟到8月10日上午11时15分才接见他。6当时马立克交给他一份正式的苏联宣战书。全文如下：希特勒德国被打败后，日本成了唯一的仍在继续战争的国家。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遭到了日本的拒绝，于是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远东战争的建议便失去了一切基础。鑑于日本拒绝投降，同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加入反对旧本侵略的战争，以缩短战争的时间，减少牺牲，并促进迅速恢復普遍和平。 苏联政府忠于其同盟的义务，接受同盟国的建议，并己参加7月26日同盟国的公告。苏联政府认为，这项政策是唯一能够使和平尽快到来的手段，它将使人民免于进一步的牺牲和苦难，并给日本人民提供一个可能性，使其免受德国拒绝无条件投降后所遭到的那种危险和毁灭。鑑于上述理由，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联政府将认为它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1 经常有人断言，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加速了苏联的宣战。事实也许是如此，但是没有确知的证据可以证明莫斯科在这一事件以前还未确定进攻的日期。2在波茨坦，安东诺夫将军说过，待中苏关于满洲和有关问题的协议签订后，苏联将在8月下半月对日宣战。但是事情很可能是这样：史达林和莫洛托夫回到莫斯科，从洛佐夫斯基那里了解到日本请求调停的极端迫切心情后，他们认为只要他们这方面拒绝调停，或者甚至拖延答覆，就同样可能导致日本的投降。莫洛托夫所以要提前三小时会见佐藤，肯定是因为他顶先得到通知，如果不这样，将会使佐藤在苏联军队开始敌对行动以后才收到宣战书。但这 件事不能证明宣战决定是直到那时才作出的；如果它能说明什么的活，也只 能说明情况是恰恰相反的。 虽然到此时此刻，日本同苏联交战的消息已不是完142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但是对东京政府是一个粉碎性的打击。同时，这也大大加强了那些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人的势力。8月9日上午，木户谒见天皇并奉告天皇，现在必须接受了。1天皇同意了，并命令木户使铃木深刻认识投降的必要性。铃木和东乡也谒见了天皇。2然后，上午10时，由六人组成的最高作战会议开会。3在这次会议上，东乡提议“原则上”接受波茨坦公告，全体成员对此表示同意。他们还一致商定，如果同盟国不保证维护日本皇室，他们便不能接受公告。但是陆军大臣阿南将军和两总长坚持另外三个条件，即：同盟国不应占领日本本土；应由日本自主地将它的武装部队从其占领地撤回，并由它自己来解除武装和遣散军队；应由日本政府自己审判那些可能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臣民。4在这个问题上，最高作战会议上的意见仍然不一致，18月9日下午召开的内阁紧急会议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2东乡向大臣们解释了形势，除四个“内阁核心”成员外，这些大臣先前都不知道日本向苏联提出的歷次建议。但是把争论的问题摊给他们时，他们认为不能同意。阿南宣称，仍然有一半的取胜机会，而且在国外的军队是不甘心投降和解除武装的。倾向于军方观点的内务大臣支持阿南，宣称如果投降，他不能保证国内的和平与秩序。他回顾了自己掌管秘密警察时的1936年2月政变，并说他知道军队会干出什么事来。好几个大臣显然是抱骑墙态度，不肯承担责任。 第58页 所以，再一次没有作出决定。3 于是，作为最后办法，召集了全体出席的御前会议。 到会的有天皇本人，最高作战会议的六个常任委员，陆军和海军军务（政治）局的首脑，内阁官房长官，联合企划厅长官和枢密院议长平沼男爵。48月9日晚上11时30143分，他们全体抓进了宫中的防空洞。但是，这一次还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东乡、米内和平沼反对阿南、丰田和梅津。经过好几小时毫无结果的争论以后，一直没有说过什么话的铃木宣布他打算情天皇圣断。主和派预见到这种僵局，事先已通过木户让天皇准备好採取这一步，而1 这一步是他们的对手所猝不及防的。2这在明治天皇统治时期（1868—1912年）是有过先例的，虽然在正常情况下，按照一项不成文的、但已牢固地确立而有约束力的宪法惯例，天皇是从来不参加辩论的，而只是接受他的顾问 们的决定。 现在天皇讲话了。他说，他同意东乡关于应当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主张，唯一的条件是不废黜皇室。按照木户的记述，天皇当时继续说，他不忍看到他的忠诚的军队被解除武装，也不忍看到那些对战争负有责任的人遭到惩1加濑：《亏蚀》，第231—232页；又见《日本争取结束战争的努力》，第7页。 2加濑，前引文。 3同上书，第232—233页；东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5786—35787页）。九个大臣同意东乡，三个同意阿南，三个犹豫不决（《日本争取结束战争的努力》，第8页）。 4东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5786—35787页）；又见加濑：《亏蚀》，第233页。1加漱（《亏蚀》，第234页）说，这时已是8月10日凌晨2时。当时出席会议的内阁官房长官迫水说是凌晨3时（《日本争取结束战争的努力》，第8页）。 2加濑：《亏蚀》，第236页。 罚，因为他们对他的忠诚一直是坚贞不移的。但是他的结束语是：“我想现在是忍其所难忍的时候了。回想起明治天皇面对三国干涉的心情，我忍住眼 泪批准这一计划草案。”3就这样，做出了这项重大的决定。 这一决定先在另一次内阁会议上确认，然后外务省用英文起草一份照会，它的副本发到伯尔尼，分别转变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还发到斯德哥尔摩，由瑞典政府分别转交英国政府和苏联政府。18月10日上午东乡会见马立克时，把照会的一份副本交给这位苏联使节。同盟社也向全世界广播了这 一照会。2 波茨坦公告原先的草案中有这样条款：如果日本讲和，日本的君主政体可予以保存。但是贝尔纳斯在动身去波茨坦的前夕，他徵求赫尔对这一点的意见，并告诉赫尔说，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的高级官员己同意这一点。但赫尔不同意，并于7月16日把他的理由电告贝尔纳斯。赫尔并不想坚决推翻日本的君主制，但他也不想为保存144它而承担义务。他想等着看看日本国内的情况；而且他要在利用天皇的权威的同时，毫不含煳地要把天皇置于盟军最高统帅的权力之下。这个观点占了上风（这也许不仅仅是由于赫尔反对公告草案的结果），因此发表出来的公告，没有提到日本的君主制。事实3 上，第六、第十两段，倒可以认为是包含着推翻君主制的意图的。 华盛顿在8月10日上午（华盛顿时间）收到日本的照会后，总统同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举行了会议。会上贝尔纳斯坚决反对从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后退，杜鲁门表示同意。然后贝尔纳斯起草了一份復照，总统批准了这份復照。4东京于8月13日上午收到復照，不过它的内容已在前一天从旧金山的广播中收听到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于8月13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1 但意见仍有分歧。美国的答覆是保证维持皇室呢，还是没有保证这一点？首相认为答覆是令人满意的，海军大臣、外务大臣和内大臣都支持这个看法，因此认为应该接受。但是陆军大臣和两总长持相反意见，枢密院议长平沼也表示反对。据加濑说，平沼“从〔答覆的〕字里行间看出了一种鼓励旨在推翻君主政体的颠覆活动的险恶用心”。加漱指责平沼在这方面过分猜疑了。2但事实上，平沼并不是完全错的，因为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引证了1949年5月9日的一份关于战后政策的国务院备忘录，其中建议“如果一个废除天皇制度的巨大运动在日本人民中间开展起来的话，盟国军事当局除了维持法律和秩序之外，不应採取任何行动来反对这个运动，并应停止利用天皇作为政治工具。”在美国占领的初期，有许多事情，包括对共产党活动的解禁，3 确实是倾向于削弱君主制的地位租威信的。 3木户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78—31179页）。三国干涉指俄德法三国同盟于1895年强迫日本修改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 1加濑：《亏蚀》，第238页。照会全文见下文，附录（六），原着第493页。 2同上书，第239页；东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5786页）。 3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93—1594页；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06页。 第59页 4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09页。美国復照的全文见下文，附录（六），原着第494页。1《日本争取结束战争的努力》，第8页；加濑：《亏蚀》，第240—241页。 2加濑：《亏蚀》，第243—244页；木户和东乡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85—31186页，第35788—35789页）。 3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92页。 军队首脑们强烈提出，日本能够而且应该战斗下去，不应该接受这样的屈辱。他们的态度是受到许多“少壮派军官”的影响的，这些军官现在已经获悉当前所发生的事情了。他们威胁要处死“卖国贼”，而且事实上他们力145图组织一次政变。但是，现在武装部队中有一些人，包括一些下级军官，意识到继续战争是没有希望的。他们木断向主和派报告那些反叛分子的活动。米内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效地维护了海军的纪律。而阿南，虽然痛苦地感到投降的耻辱，但他没有听从别人的怂恿，去充当企图叛乱者的首领。1重臣们，甚至包括东条在内，是准备接受投降之议的，如果这是天皇的意旨的话。28月12日，召集了一次亲王的会议，看来他们也都同意支持天皇。3 这使得“死硬派”不可能利用某个亲王作为叛乱的傀儡首领了。 全体阁员于8月13日下午开会。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和法务大臣反对接受美国的復照；而其余十二名阁员则准备接受，虽然其中有些人也有相当大的疑虑。这样，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按照宪法惯例，是要作出全体一致的决定的。所以，主降派决定争取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他们打算，如果意见4 还是不一致，就坚持由天皇决定，而他们知道天皇的决定是什么。但是，军队首脑们显然猜测到有某种诸如此类的花招，因此他们反对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事实上，两总长根本拒绝在要求召开御前会议的请求书上签名。他们要求答覆同盟国，要让天皇兔于盟军最高统帅的控制，并让日本人民完全自由 地决定未来的日本政治结构。1 然而，不满分子的计谋终于被挫败了。8月14日上午，天皇突然召集内阁阁员进宫，同时派人请来了两总长和枢密院议长。这样，在对方还没有机会组织反对之前，御前会议就开起来了。以铃木、东乡和米内为一方，阿南、梅津和丰田为另一方，激烈地争辩了两个小时。这三个“死硬”分子力主按照他们已经提出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被拒绝，他们主张继续战争。但这时天皇按照木户和铃木的事先安排进行了干预，作出了决断。他说，在发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命令时，他是仔细考虑过国内外形势146的：他看不出现在有什么理由要改变他的看法，而且他认为继续战争是不可能的；君主制的前途主要将取决于日本人民的意志，他不认为同盟国的答覆中包藏着任何阴谋。他继续说：因此，朕同意外相的看法，认为答覆是可以接受的。望诸位都同意朕的看法。如果在此关头还不结束战争，我国独有的国体将遭破坏，民族将被消灭。如果我们能够保全一点，不论是如何微小，就还有希望在将 来重建国家。2 就这样，御前会议在情绪激烈的争吵中结束。阿南极为悲痛，不久以后 便自杀了。1 阿南和两总长主张继续打下去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日本约有两百万1加濑：《亏蚀》，第245—246页。 2同上书，第240页。 3木户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86页）。加濑（《亏蚀》第240页）把日期说成是8月11日，但似乎较大的可能是在收到美国的答覆之后。 4加濑：《亏蚀》，第246—247页。 1加濑：《亏蚀》，第247—248页，第251页；又见《日本争取结束战争的努力》，第9页。2加濑：《亏蚀》，第252—253页。 1加濑：《亏蚀》，第260页。 人员处于战备状态；还有好几千架飞机可供使用，其中大部分是准备用来对入侵者进行敢死攻击的；日本有许多起伏的山峦，有利于防守；而且日本人民虽然已经疲劳和营养不良，但是一般说来，他们可能会听天由命地服从抵抗到底的命令。而美国人已被他们在沖绳岛战斗中的损失弄得焦虑不安，他们在沖绳一役中，死伤达四万八千多人。盟军入侵日本将遭到更大几倍的伤 亡。事实上，使用了原子弹正是因为希望避免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流血。 但是，日本军队首脑们竟认为如果他们能击退或抵住对日本本上的首次进攻，那么同盟国将被迫给日本较好的条件。这显然是自欺欺人的想法。为侵入日本本上而调集起来的、得到大批海空力量支持的庞大的军队，是不会被最初的挫折和重大的伤亡吓住的。最后，日本的抵抗一定会被压下去，日本国土一定会象德国一样被强力占领，而在这一过程中，一定有数百万日本士兵和居民丧命，同时国家一定会遭到破坏。天皇的决定把日本从那种可怕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他维护了自己的臣民的生存，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采 取了尽可能的有效行动来保全帝国王朝。 御前会议的决定，理所当然地被接着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接受了。同时按照天皇的旨意，起草了一道致全国的诏书。8月14日晚，在皇宫里把诏书录了音，以便第147二天向全国广播。这一消息显然有人泄露了出去，因为一部分已被陆军省的一批反叛军官争取过去的皇宫卫队在那天夜间冲进皇宫，企图找到那张诏书的录音唱片并予以毁坏。内大臣木户和宫内大臣石渡差一点未能从叛乱者手中逃生。但是，这些叛乱者未能达到目的，最后被召来救援的当地部队敉平了。在以后的两天中，东京和其他地方发生了好几起1 第60页 由狂热的军官发动的暴乱，但是没有一处暴乱的规模大到足以使政变成功。 所有的暴动都被平息了，大多数参与者都自杀了。2 与此同时，8月15日上午（日本时间），外务省向瑞士政府发出接受同盟国条件的照会，请瑞士政府转给同盟国。当天中午，日本人民在惊愕的沉3 默中听到了天皇诏书4的广播，天皇在诏书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规定的投降 条件。 阿南将军的自杀使日本内阁失去了陆军大臣，而这正是陆军似乎可能发生叛乱的紧急关头。因此，8月15日，年迈的铃木首相向天皇递交了内阁的辞呈。木户认为，现在已到了这样的时刻，即一直到盟军来占领以前，应该由一位亲王站出来把全国团结在一起。他选中了东久迩亲王。东久迩亲王是一位国舅，也是现役将军，因而有权指挥陆军。他于8月17日就职。近卫亲王为副首相。同一天，天皇向国内外的武装部队发布了一项敕谕，命令他们 和平地投降。1敕谕宣布如下： 朕往时对英美宣战，阅三年又八月。其间，朕亲爱之陆海军人挺身效命， 奋勇战斗于瘴疠不毛之野，炎热狂涛之海，朕深嘉之。 1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94—31197页；加藤：《失败的战争》，第241—243页；加濑：《亏蚀》，第258—260页。 2加濑：《亏蚀》。第261—262页。 3照会全文见下文，附录（六），原着第495页。 4诏书全文见下文，附录（七），原着第497页，加濑（同上书，第256页）说，诏书原稿上有“战局日益恶化”的字样，但在陆军大臣的坚持下，改为“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 1木户的证词（国际军事法庭，东京：《记录》，第31198页）；又见加濑：《亏蚀》，第262—263页。 现新有苏联参战，自内外各种形势观之，今后战争之继续徒增祸害，终使帝国有丧失存在的基础之虞。虽然148帝国陆海军之斗志尚为壮烈，然为保持维护我国光荣之国体，朕现欲与美英苏及重庆媾和。对毙命于锋镝，死于疫疠之众多忠勇将士，衷心哀悼，同时深信汝等军人之诚忠遗烈为万古国 民之精粹。 汝等军人，克体朕意，坚持巩固团结，严明出处进止，以期克服千辛万 苦，忍所难忍，而遗国家以永远之基础。2 亲王们被指派到各地去进行劝说，以便有助于确保服从天皇的命令。为此，闲院宫亲王到新加坡，朝香亲王到中国，竹田宫亲王到满洲国，以促使这些地区的日本军队服从天皇的命令。1这个任务，他们完成了。而在国内，高松亲王发挥了作用，他说服特别攻击队——敢死飞行员们——放弃了他们明确表示的要攻击美国战舰“密苏里”号的意图。不过只是在首批美军到达2 而没有发生任何不幸事件的时候，朝廷和政府官员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同盟国商定由麦克阿瑟将军担任盟军最高统帅。这是在莫洛托夫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之间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后才决定的。莫洛托夫建议可以有两个最高统帅，即麦克阿瑟和苏联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哈里曼用尖刻的话回答了这一建议。他对美苏在太平洋战争中各自所作的努力作了一番比较，声称，由任何别的人而不是由美国人来担任盟军在日本的最高统帅，这是“不可思议的”。苏联政府放弃了自己的主张；8月12日，史达林毫无异议地同意了杜鲁门的提名——麦克阿瑟。美国方面所表现3 的这种坚定性，无疑使美国和日本避免了将来可能产生的任何其他麻烦和僵局，使日本从而免遭战后德国那样的命运。史达林对美方提出的即将由驻日最高统帅发布的总命令第一号也没有剧烈反对。该命令是由美国陆军部在8月11日起草的，然后由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讨论，并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进一步审议。最后，命令经总统批准后，转达给英国和苏联政府。这是一份头等重要的文件，149因为它除了其他规定以外，还规定了日本各部队应向谁投降。1苏联政府在8月16日的答覆中提出了两条修正。这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指定北纬38度线为投降分界线是美国的文本中原有的条款之一，并不是苏联的修正条款。2第一批美国占领部队于8月28日到达日本，因天气恶劣比预定的时间推迟了两天。9月2日，同盟国的代表和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日本方面3 参加签字的是再度担任外相的重光葵，还有梅津，他是经天皇的劝说才勉强 2《昭南新闻》，1945年8月21日。 1加濑：《亏蚀》，第254页。 2同上书，第264页。 3迪恩：《奇异的同盟》，第278—279页。 1总命令全文见下文，附录（九），原着第499页。 2副国务卿j·c·韦布的声明，1949年6月1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妥员会：《关于对韩国援助的意见听取会》（hearingsonkoreanaid），第81届国会第1次会议（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9年版），第118页〕。史达林要求由苏军接受千岛群岛日军的投降，杜鲁门同意了。但是总统拒绝了史达林的第二个要求，即苏军占领北侮道的北半部。史达林对此非常恼火（菲斯：《中国的纷乱》，第341页，注4）。 第61页 3投降书全文见下文，附录（八），原着第498页。 担任这个令人厌恶的差使的。4这样，在海军准将佩里来到日本近一百年之后，日本再一次在它首都的海上大门口看到了“野蛮人的黑船”，并且不得 不再一次屈从于他们的意志。 4加濑：《亏蚀》，第4—10页；加藤：《失败的战争》，第260—262页。 第三章中国、西方列强和苏联 第一节自由中国的困境 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时，自由中国抵抗日本已经近四年半了。这在1937年时，不但外国观察家，也许连中国人自己也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蒋介石委员长除了在1937年秋季自由中国的野战军主力被击败，南京註定将陷落时，曾有过一度动摇以外，他已决定打下去。甚至后来日本人进入汉口，同时广州沦陷，中国政府撤退到遥远的、与外界隔绝的、落后的四川省，还有一些最富饶的地区也沦于敌手，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的决心，也没有使他听从汪精卫的话。蒋介石的坚定，并不是由于他相信中国自身能够聚集起足够的力量把日本人赶出去，而是由于他确信日本迟早会捲入与某个或某几个大国的纠纷中。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一期望的实150现实在是来得太慢了。欧洲战争的爆发使日本成了从中得利的渔翁，使它能够从英法捲入欧洲之战和美国专心注意于纳粹胜利的可能性中得到好处。诚然，起初苏联也还能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但是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和随后不久希特勒对他先前的合作者发动了进攻，看来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希望都 落空了。 剩下的就是美国了。华盛顿政府坚决拒绝承认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见之于行动。1941年3月，租借法通过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决定中国将成为这种援助的受益者之一。接着制定了一项用于中国的紧急租借计划，这项计划主要是旨在增加滇缅公路上的运输，美国派了一个技术组去帮助中国人改进这条公路，也就促进了这项计划的实施。结果，每月通过这条路线到达中国的物资增加为原来的四倍光景，即从1941年5月的四千吨增加 到同年11月的一万五千吨。1 1941年5月，总统宣布，保卫中国对保卫美国是至关重要的。接着就派出了一个美国空军代表团去帮助恢復中国空军，并提供方便，使中国飞行员 在美国受训练。2此外，1941年春夏之际，在政府的秘密支持下，由克莱 尔?李?陈纳德将军指挥的飞行员组成了美国志愿队。 1941年7月，第一批美国飞行员到达缅甸。缅甸的英国当局允许他们使用那里的机场，1941年10月又允许他们在那里进行战斗训练，虽然在太平 洋战争爆发以前，他们不能从缅甸的基地起飞去攻击日本。3 但是，这类援助以及美英的银行用来维持中国货币的进一步贷款，对中国的需要不过是杯水车薪。长期战争所造成的过度紧张，严重地影响着国民党政府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重庆对于日美在华盛顿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会谈极为惊慌，唯恐美日终于达成某项协议而让自由中国听凭命运摆布。因此，当1941年11月赫尔将他提151出的与日本妥协的条件通知重庆政府时，愤激的中国人表示反对，尽管这些条件并无多大意义。当赫尔决定放弃达成妥协的尝试，当东京收到美国11月26日的照会（这正是中国人所希望的）以1 后日本决定要打时，重庆大感宽慰。现在，日本既然向美国和大英国协的联合力量挑战，它就肯定将被击败，而中国的长期的痛苦也将结束。因此重庆政1美国国务院：《美中关系》，国务院出版物第3573号（u.s.a.），departmentofstate： unitedstatesrtionswithchina，publication3573），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9年版，第26—27页。2同上书，第29页。 1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083页。 府立刻作出反应，它先向日本正式宣战，然后在德意两国加入日本一方对美 作战后，它又对德意宣战。 但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愿望实现了，日本终于被打败和覆灭了，然而国民党中国的劫数也已註定，因为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以来的长期战争酿成了国民党崩溃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源。要了解这些根源，这里有2 必要考察一下当时中国的国内局势，抗日战争对这一局势所产生的反响，以及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有影响的各个集团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态度的变化。 2见《概览，1937年》，第1卷，第180—193页。 第二节中国的歷史背景 1936年时，中国的前途似乎是比较光明的。自辛亥革命以来，第一次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和平；工业和贸易状况正在好转；前一年颁布的财政改革法开始见效。这种情景与前几年的动盪和骚乱形成鲜明的对照。看来，在1936年，中国在国民党的训政下，似乎可能终于实现自满清帝国垮台以来 它一直在争取的国家统一和强盛了。 这些进展的取得，主要是靠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就连当时国民党内外许多批评他的人和他的对手也承认，他是唯一具有维护中国的统一与和平的领导能力的人。1936年12月，他在西安被监禁时，日本人报导了一条（假）消息，说他已被叛乱者杀害，结果中国所有的党派和团体，包括那些前不久还在示威反对他对日本的“姑息”152态度的人，都深感悲痛。他们担心中国再次陷入混乱，并且可能成为第二个西班牙。甚至共产党人在当时也认为，蒋的领导对他们想要建立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必要的。正是这一信念，使他们在西安为蒋进行了调解。当蒋介石安全无恙并获得自由的消息传出时，全国 第62页 的宽慰心情是十分明显的。 西安事变确实暴露了中国当时所达到的政治统一是多么的不稳定，中国距离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还多么遥远。它现在既不是封建的国家，也不是中世纪式的国家。在帝国时代，它是通过一个文官机构进行治理的君主制国家。这个文官机构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受到帝国疆域太大和交通不便的限制，这些障碍造成了一种狭隘的观念，并助长了边远省份的半自治倾向。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这一歷史阶段就象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只是它没有欧洲那样的大地主贵族阶级，而只有大量的小地主，这些小地主下面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半自耕农阶级，再下面还有一个由纯粹的佃户组成的“贫农”阶级。在这个国家中相对说来比较小的肥沃的地区，人口的压力不断增长，这就使农田的地价高昂，相应地使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也很高昂。但是习惯力量和可能出现的反抗，对抑制强征的苛捐杂税起了作用。确实，在毗邻大城市的地区，并不是由于乡村的习惯，而是由于商业主义的影响，促使地主住在城里，同时在乡村榨取高额地租。这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 帝国及其旧的文官机构的垮台，瓦解了传统的统一局面，开始了一个政治混乱的时期。建立西方式议会政治的尝试证明是无效的，因为这种尝试与中国的经验和传统格格不入。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最重要的现象是军人的势力压倒文官的势力，这从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督军的崛起就可以看出了。他们的军队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装备很差，食物不足，很少发饷，打仗（如果他们打的话）只是为了抢劫，就象他们的 主子一样。 国民党在孙中山教导的鼓舞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按照共产党的式样改组以后，便着手剷除军阀主义，153但在这方面仅仅获得了部分成功。一部分旧军阀被打倒了，而另一部分军阀，国民党同他们达成了协议。但是国民党将领本身，无论原来就是国民党员还是后来出于利己的动机新加入国民党的，仍然保留着先前那些督军的许多特徵。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自然依靠那些他多少信得过其忠诚的人，特别是依靠他亲手创建的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即使这些人的能力并不总是第一流的。因此，蒋的权威并不是绝对的，即使对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军队也没有绝对的权威，至于对各省的地方军， 特别是对边远的省份例如四川、云南或广西等地方的军队，他的权威就更不那么有效了。在这些地方军中他不得不小心行事；尽管他一直软硬兼施，试图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并取得了相当成效，但这个过程到1937年还远没有完 成。 对文职人员的控制情况，也是如此。虽然国民党在组织性和工作效率方面大大优于它以前的歷届中国政权，但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实际上还是分裂为各种派别和集团的。尽管蒋握有军权并与“宋氏家族”有姻亲关系，他还是不得不在这些派系之间运用手腕搞平衡。此外，在现代行政管理制度方面，特别是财政制度方面，还只是初具规模。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 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收入和产盐区的税收。 在1937年战争风暴降临时，中国政府就是这样既初具规模又有分裂倾向的状况。战争和撤退不可避免地加深了这个政府的缺陷，并导致行政管理上的退步。政府被迫退到广阔、肥沃然而歷来是与外界隔绝的四川省避难，当地居民对大批拥入的“下江”人是不怎么热情的。倖存的与外界联繫的最好的一条交通线要通过更加遥远落后的云南省，这一地理条件使得云南省主席龙云的态度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事实上，龙云确实仍然是忠于蒋介石的，不过他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有他自己的条件。现在，政府已失去了来自间接税的大部分收入，而以新的办法来筹集公共收入的能力又受到行政管理方面种种缺陷的限制。在自由中国被分割的各个“战区”里，由地方长官自行招募军队、自行筹描绘养和发饷的这种由来已久的中国习惯，这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根深蒂固了。这些地方长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文武职能集于一身的，因此他们就成为半独立的了。他们的直属部下效法他们的榜样，154无孔不入地损害可怜的招募来的士兵的利益以中饱私囊。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弊病，这些弊病使西方观察家感到震惊和可怖，但蒋和他的许多同僚却对此熟视无睹或漠不关心，因为在他们的经歷中，这些都早已司空见惯。即使蒋本人另有看法，他也不能根绝这种罪恶，因为这样做会使他的追随者迅速背弃他而 投奔汪精卫和南京的“正统”国民党，但这将是有利于日本人的。 战争的岁月对老百姓产生了严重影响，特别是薪给阶层——城镇的中下级公教人员。政府不得不主要是依靠发行纸币来应付开支，随之而来的通常是物价的扶摇直上。他们试图用控制物价和对大米及其他必需品进行补贴的办法来减轻物价上涨所产生的困难，但在这一点233上，他们又碰到了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的活动，而这种活动，是很难以偶尔採用的审判和判处死刑的办法来制止的，因为他们发现，对那些最有势力的违法分子，还是让他们逍遥法外为妙。同时，政府又与那些彼战争状态所加强的旧势力和习惯产生了冲突。当然，如果认为这仅仅是内地省份的地主和商人阶级的过锗，或者在这些事情上把“旧势力”分子同东部沿海地区受过西方教育或西方影响的 第63页 人截然区别开来，这都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况下，厌战情绪和渴望结束这场长期战争的想法，当然就很自然地传遍了自由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产生过速胜的希望，然而这种希望很快就为失望的痛苦所代替。日本对东南亚的征服使得中国的地位比以前更加孤立，更加危险，因为除了从印度越过险恶的“驼峰”和中印之间的1 丛林地带的空中运输线以外，中国和西方的一切联繫都被切断了。而且日本1指喜马拉雅山脉。——译者 人屡战屡胜的情景严重地动摇了西方列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威信。华盛顿政府和伦敦政府公开地优先考虑欧狲战线和中东战线的问题，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的失望和痛苦。即使中国还没有完全丧失最后打败日本及其轴心国伙伴的信心，但随着国内情况的日益恶化，这遥遥无期的、年復一年地等待着 的最终结局的前景，对重庆说来自然是令人沮丧的。 中国人批评美英两国对自由中国的苦难显然不重155视，不关心，然而得到的反应却是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缺点越来越公开的指责。在对外宣传上，这个政权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一心一德的政府，它正在成功地、深入地实行一种长期的防御战略，从而正在箝制和削弱日本侵略者。它喜欢把小接触夸大成战役，把它所取得的一些成功夸大为巨大的胜利。当然，这样装潢门面并不是什么大错。重庆政府需要得到帮助，因此他们就装出自己是完全值得帮助的样子，装出有能力运用这种帮助的样子。但是，当被说成是第二流的、效能差的、已经消耗了一半精力的日本人勐烈地打击美国和英国并使它们遭到失败和耻辱的时候，在美英两国产生了一种倾向：它们想为其惨败找藉口而抱怨说它们上了中国人低估日本的战争潜力和战争能力的当。它们宣称，中国战场简直是日本军队的练兵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藉以积聚与西方抗争的实力的地方。西方盟国以前曾经对国民党中国有过一种理想化的看法，但现在则反过来对国民党有另一种看法，倾向于忘记：国民党军队在1937—1938年期间总的说来确实打得漂亮，打得勇敢，并且与战争开始时大多数外国观察家的预料相反，日本未能使中国屈服。现在，国民党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的形象是漆黑一团，恰似以前的形象是雪白无瑕那样；然而，正同那个旧的形象一样，这个新的形象同样是远远不符合实际的。 这一切都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好处。1937年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共产党人同意放弃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暂 停强行没收地主的土地，把自已的武装力量置于国民政府控制之下。1 国民党接受了这一让步。作为交换，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八路军为抗日部队之一。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任命一名共产党代表，并准许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先后在汉口和重庆出版。2在1937—1938年期间，双方相当协调地进行了合作，共产党军队在协助抗击日军对山西省的进犯中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156但是国共谅解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双方领导人在这一点上都不抱什么幻想。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刘少奇从未正式放弃共产主义，或宣布不受莫斯科控制，或宣称他们仅仅是土 地改革者。 相反，他们宣称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与苏联有密切关系的共产党国家。他们确实说过：整个共产主义纲领3 在中国只能分阶段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有一个与中国其他党派及阶级暂时合作的时期。这只是眼前的策略问题，至于目标，不论多么遥远，是始1《美中关系》，第50页。 2同上书，第51—52页；又见《概览，1937年》，第1卷，第154—160页。 3“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毛泽东，1945年4月14日（应为4月24日——译者）〔c·布兰特、b·施瓦茨、费正清：《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c·brandt，b.schwartz，andj.k.fairbank：adocumentaryhistoryofchinesmunism），伦敦，埃伦和昂温，1952年版，第304页〕。 终如一的。所以共产党的行动是以心目中的这一目标为指导的。 日本军队在中国沿着公路和铁路交通干线推进的时候，丢下了大片地区；他们希望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来接管和统治这些地区。然而从战争初期起，对日军及伪军的抵抗运动就在日本人基本上置于不顾的那些地区发展起来了。这些抵抗运动或游击运动并非都是共产党鼓动和组织的；其中许多是效忠于国民政府的，有些是中国军队的战地司令官——特别是桂系将领李宗仁——组织的。但是，从一开始，共产党人就在这些运动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华北，由于相对地靠近他们的力量中心（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因而他们更处于有利的地位。此外，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组织性比他们的大多数竞争对手都好；而且，在他们所创建或接管的游击区域，他们在人数上虽然不过占少数，但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政治上态度鲜明的、能左右局势的少数，必要时他们可以得到其核心，即经验丰富的战斗部队的支持。共产党在扩大自己的控制区的过程中，确实是同日本人打的——他们对日本远征军进行自卫反击，孤立或拔除外围的日军及伪军的据点。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们同样很活跃：他们试图向非共产党的中国游击组织进行渗透，并在需要时用武力予以征服，即使这些非共产党游击组织象他们自己一样是真正抗日的。1157这样，在中国沦陷区内地，形成了以共产党为一方、日军和伪军为另一方、效忠重庆而不是效忠延安的游击分子为又一方的三角之争；在这场争斗中，亲重庆的抗日队伍常常受到两面夹击——一面受到日军的进攻，另一面受到共产党的进攻。在1938—1941年期间，这种形势造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部队之间一系列的摩擦，终于在1941年1月发展到了中央政府军队和共产党的“新四军”之间的一场相当大规模的冲突，当时“新四军”已渗透到长江以南，正在南京和上海附近建立共产党根据地。1这次冲突事件引起了双方激烈的互相指责和要求纠正，但没有发展成双方都 第64页 还不希望发生的全面冲突。2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重庆和延安双方都认为最终将导致日本的失败，因而加强了中国内部两股敌对力量各自为争夺地盘而调动兵力的倾向。共产党如果能取得对华北和华中内地的控制权，他们将比国民党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以便一旦日本人被大大削弱以后，随即占领这些地区的城市和港口，从而以曾经遭受日本人蹂躏和破坏的大部分领土上的主人的姿态出现。但是共产党缺乏武器、弹药和一般的军需物资，因为随着猜疑和敌对情绪的增长，中央政府拒绝向共产党提供这些物资，而且中央政府自己在这方面也感匮乏。因此共产党转而谋求西方（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就是美国）的援助。共产党向访问延安的美国新闻记者，有时还向访问延安的在华的美国外交使团和军事使团的成员保证，愿意同美国合作，并且向他们描绘共产党的目标和成就的美妙图景；而这些美国人中有不少人由于对国民党政权那些十分明显的缺点有反感，就立即从表面上的理解接受了共产党的这种宣传。因此，在一1 1关于共产党对山东一个抗日但是亲重庆的游击队的这种进攻的描述，见劳伦斯?蒂普顿：《中国的越轨行动》urancetipton：chineseescapade），伦敦，麦克米伦，1949年版。 1《美中关系》，第53页。 2同上书，第54页。 1弗雷达?厄特利援引最能干和最公允的美国新闻记者之一蒂尔曼?德丁的话说：“要知道，相信共产党是多么容易。自由中国的情况糟透了，无可救药：贪污贿赂，贫困，缺乏战斗意志。甚至连我也觉得，共 些美国人中，普遍有一种看法，认为共158产党是唯一认真抗日的集团，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同“反动的”、“法西斯的”、“封建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亲日的国民党适成对照。言下之意，共产党是美国租借法物资的最有资格的接受者，是未来美国远征军的最有希望的中国盟军。这正是共 产党的目标，而且他们已非常接近于达到这个目标了。 这就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所揭开的中国歷史新篇章的歷史背景。 产党中国的情况不会比这更糟，而且一定会比这好一些。”弗雷达?厄特利：关于中国的故事》fredautley：thechinastory），芝加哥，亨利?里格纳利公司，1951年版，第143页〕。 第三节自由中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表现和经歷 日本占领暹罗，明显地预示着即将对缅甸发动攻势，这不仅是英国，而且也是中国和美国所关注的事。起初，只有两个英－印师和当地的缅甸步枪队守卫着这个辽阔的国家，后来得到了三个英国步兵营和英国第七装甲旅的增援。11942年2月20日，邱吉尔向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唿吁，要他允许将正在从中东回国途中的一个澳大利亚师调往仰光。但是，尽管罗斯福也参与了这 一唿吁，他们却未能说服柯廷同意这样做。2 与此同时，蒋介石则主动提议派遣中国军队去缅甸。12月，美英荷澳联军总司令阿奇搏尔德?韦维尔爵士将军前往重庆与蒋介石磋商。在这方面，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麻烦。蒋介石向罗斯福抱怨说，韦维尔拒绝他提供的帮助，罗斯福也对此颇为生气。1月23日，邱吉尔就此事问及韦维尔时，书维尔说他并没有拒绝过蒋介石。他说，他接受了中国第五军的两个师去，但要求第六军不要去，因为给养有困难。然而从韦维尔回答的口气中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并不很想得到中国的帮助。他说，英国在中国的威信已经够低的了，如果承认没有中国的接助就守不住缅甸，那么英国的威信将进一步下降。3同时，缅甸人的看法，也要予以考虑，虽然韦维尔在回答中没有提到这一点。缅甸人不见得喜欢装备不好、纪律败坏的中国军队出现在他们的国土上。159因此，英中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冷淡的。1942年2月蒋介石对印度的访问也没有改善这种关系，当时印度议会领导人试图动员蒋介石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英国政府答应这些领导人的政治要求。邱吉尔要求蒋介石取消拟议中的对住在瓦尔达的甘地的访问，蒋同意了这一要求，但是这件事加深了他对 英国的反感。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希望派一名高级军事代表去中国。起初，委派了一位高级将领担任这个职务；但此人很不喜欢这个差使，因此，多半是由于马歇尔将军的推荐，终于选中了约瑟夫?w?史迪威少将。2史迪威显然是有资格担任这项使命的，只是军阶不够高，但后来把他晋升为中将，就弥补了这个不足。他在中国已有不少阅歷，特别是在1937—1938年期间他担任过陆军武官；他对中国的战事有一些第一手知识，而且他是美国高级军官中唯一能读能讲中文的人。但是这些军事上和语言上的长处被他的急躁脾气3 抵销了，而且现在落在他肩上的千头万绪的职责，即使让头脑最冷静和最明 智的人去于，也是难以协调的。 现在史迪威被派回中国，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指挥入缅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他以这个身份向这位中国大元帅负责，同时又作为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在技术上向蒋介石负责。但是除此以外，在有关美国租借法援华物资1见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135—136页：美国版，第4卷，第153页。 第65页 2同上书，第138—144页；美国版，第157—162页。 3同上书，第119—120页；美国版，弟133—135页。 1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183页；美国版，第4卷，第206—207页。 2见史汀生和邦迪：《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在第一线供职》，第297—298页；又见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文件》，西奥多?h·怀特编（josephw.stilweiipapers，ed.theodoreh.white），纽约，威廉?斯隆同人出版社，1948年版，第19页，第26页。 3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39页；英国版，第2卷，第735页。 的一切事务方面，他又是美国总统的代表，而且在这方面，他是不受蒋委员长管辖，而只对华盛顿负责的。正如他在《文件》中表明的那样，他真正的1 任务是“进行协调和安抚，保证〔滇缅〕公路畅通无阻，把各派势力揉合起来，并抓住指挥权；总的来说，就是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2换句话说，这时，华盛顿当局意识到中国军事当局的严重缺点，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代表在中国，以160便促使中国人採取步骤纠正这些缺点。这是一项要求具备外交才能的使命，而史迪威却完全缺乏这种才能。无疑，他从一开始就是不称职的。当蒋介石同意甚至欢迎对他的任命时，这位大元帅大概希望给他派来的这个美国人是了解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困难的，是能够同情他的，并且在他要求增加他认为有资格得到的租借法物资方面，这个人将成为他在华盛顿的鼓吹者。用史迪威的话来说，蒋介石要史迪威“成为向美国索取他们〔中 国人〕所要的一切东西的工具”。3 然而，一个懂得怎样来对付中国人的美国代表，是可以不必样样满足中国人的要求而照样能同他们和睦共事的。但是史迪威的日记和笔记表明，他是个充满了严重偏见的人，而且对任何不完全贊同他的主张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他都立刻显出强烈的厌恶情绪。他和许多美国人完全一样，对英国和一切英国东西抱有恶感——也许特别厌恶英帝国。从他的《文件》中的许多辛辣的记载可以看出，他深信罗斯福是被英国人利用的一名小卒，英国得到了美国的帮助，但没有做多少事情来报答美国。他对蒋1介石也抱有成见。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他离开美国之前，他在日记中就称这位大元帅为“小角色”了。2史迪威于1942年3月4日到达重庆。他发现蒋介石对英国人很反感，并坚持中国在缅甸的军队绝不能由英国人指挥。蒋介石告诉史迪威，与其同意由英国人指挥，他宁愿把中国军队撤出缅甸，并说他打算把这一点告诉罗斯福。33月20日，罗斯福告诉邱吉尔说，蒋不允许把中国第五军和第六军全部调往缅甸，除非他们仍由史迪威独立指挥，而不是由已派往缅甸担任统帅的亚歷山大将军指挥。4然而到了3月28日，蒋 却终于同意由亚歷山大担任在缅甸的全部盟军的总指挥。1 这时候，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已无关紧要了，因为到3161月7日，从暹罗向缅甸南部蜂拥而入的日军已迫使英国人撤出大港口仰光。英军正向缅甸中部撤退，希望能在那里站住脚。这时，中国第五军的一个师已经到达前线，另两个师在约二百英里以外的缅甸北部；中国第六军在掸邦，控制了腊戍和1《史迪威文件》，第121页；菲斯：《中国的纷乱》，第15—16页。史汀生和宋子文通过交换信件，于1942年1月29日就这一点达成了一项谅解。但是后来蒋抱怨说，宋从来没有向他解释清楚美国政府是怎样理解这项协议的含义的（《中国的纷乱》，第16页）。蒋介石应罗斯福的要求已在1月5日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职，这个战区（在理论上）包括暹罗和印度支那（同上书，第12—13页）。 2《史迪威文件》，第26页。 3同上书，第120页。 1“罗斯福不仅在军事方面完全是个外行，而且还容易凭突然的冲动行事。此外，他完全被骗得他的信任的英国入迷惑住了。”（《史迪威文件》，第15—16页） 2同上书，第35页。 3同上书，第54页。 4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149—150页；美国版，第4卷，第168—170页。1《史迪威文件》，第74页。 滇缅公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史迪威要把中国第五军的三个师全部集中到东吁作战，但蒋介石反对这个主张，他要集中力量防守曼德勒。他指出，从人数和火力来说，由三个师组成的中国的一个军大约只相当于日本的一个师。2至少，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是对的，事实上他的估计还是乐观的。看来，在能把物资从缅甸转运到中国去的唯一的良港和铁路终点站仰光失守后，蒋介石在缅甸所主要关心的是使他自己的军队免遭失败。但是鑑于史迪威的坚持，大元帅一面假装同意他的计划，一面密令中国将领们制造困难，在行动上尽量放慢。这使史迪威大为恼火，他认为失去了一个大有可为的机会。3然后，到4月中旬，战役的危机来临了。日军先攻击仁安羌附近的盟军西翼，摆出了要包围那里的一个英国师的残部的架势。史迪威派中国部队去救援，暂时减轻了那里的压力。但是随后日军在东翼发动了主攻。他们歼灭了中国的第五十五师，席捲而上，攻陷腊戍，于4月底切断了滇缅公路。日本人的这一胜利意味着盟国失去了整个缅甸，因为如果盟军有任何停下来进行抵抗的企图，计本人都能予以挫败。一部分中国部队在日本人到达之前就已经逃回中国；其余的则同史迪威及其几个美国助手一起继续进行战斗，穿过缅甸北部 第66页 的丛林和山区进入英帕尔；亚歷山大带领英军残部也已赶到那里。 日本徵服缅甸，必然给中国带来长期的不幸的后果。现在，中国实际上已与盟国隔绝了。到中国的通道，现在只剩下从阿萨姆基地飞越群山连绵的“驼峰”到昆明和重庆的空运线了。美国空军由小规模开始，把这个困难而162危险的空运业务逐步扩展成一个空运机构，到战争结束前夕，通过这条航线运往中国的物资，比以往任何时候通过滇缅公路运送的物资还要多了。但是在1942—1943年间，运输机和物资都很有限，因为在盟国计划中要优先考虑其他战区的需要。这不仅是一个先打击德国然后倾盟国全部力量打击日本的问题（尽管这是同盟国战略的基本总概念，而且事实上也非如此不可），同时还有一个怎样用最有效的手段来击败日本的问题。在后一个问题上，英美的战略计划一致贊同对日本进行一场海空战，以切断其交通运输线，孤立其各股分散的兵力，最后以入侵日本本土相威胁。这项计划虽然最终将证明对达到同盟国的全部目标是显着有效的，但起初看不出它能够解决把驻扎在亚洲大陆上的大量日军驱逐出去的问题。在这方面，本来中国似乎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如果能开闢一条通路，使盟国的援助物资源源流入中国的话。但是这个前景消失了，部分地是由于中国本身的缺点和内部的分裂，部分地 是由于1943年秋史达林明确许诺，俄国终归是要帮助对抗日本的。 这样，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降到了配角的地位。当然，中国是重要的，因为它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否则这些日军便可被自由地用于其他地方了。中国的领土还被用来建立美国空军基地，可以从这些基地出发袭击日本的船只。但是，仅此而已。因此，中国不象苏联或英国那样，它从来没有获得过振奋人心的胜利，能在战争后期弥补战争初期的失败和损失。事2同上书，第65—68页。 3史迪威在4月1日写道：“今天是愚人节，我就是个愚人吗？从3月19日到4月1日，在缅甸与中国人、英国人、我自己的人以及供应、医疗问题等等周旋，偶尔还与日本人周旋。由于愚蠢、恐惧和单纯防守的态度，我们丧失了一次在东吁把日本人打回去的大好机会。主要原因是蒋介石的干扰。他的经常干扰和来信，完全抵销了我的小小的权力。我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卫兵，没有权力枪毙任何人。军长和师长们的兴趣完全在于干他们认为他要他们干的事，他们何必要服从我呢？”（同上书，弟77—78页）。 实上，1944年，当其他同盟国捷报频传时，中国却比它在八年奋战中的任何时候更濒于崩溃。现在，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上肆意横行；迄今未遭蹂躏的 省市，现在也遭到了侵犯和破坏。 这种不幸的局势降低了中国人的士气，加剧了折磨这个国家的种种弊端。国民党中国的自由职业者、低级官员和广大士兵陷于赤贫和事实上的飢饿。这些人的苦难使那些发战争财的人（囤积居奇者、投机倒把者、贪污腐败的文武官员）的财富和显赫以及政府在对付这些邪恶方面的无能显得更加突出了。这一切都有利于共产党人。163他们无疑是比较廉洁，比较有效能的；他们不需要供养大量的城市人口，因此他们的问题相对他说来比较简单，比较好办；特别是在1944—1945年间，华北日军在数量上大大减少以后，他们使得以在那里扩展地盘。但是比共产党地盘的扩大和武装力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中的如下信念日益增长：他们认为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种种弊端，只有通过共产党的胜利才能根治。这可能意味着以暴君代替昏君，但是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那些厌倦而愤怒的受害者，现在已无心 考虑这一点了。 在这些严重的、日益增长的困难面前鼓起中国人的士气这个任务，主要是落在美国的肩上了。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可取的手段，是正式废除中国很早以来一直反对的令人厌恶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因此，美国于1942年10月9日向中国提议签署一项放弃美国的治外法权的条约。英国政府也採取了同样的行动。结果，于1943年1月11日签订了中美条约和中英条约，结束了这两个强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城市里的租界权。这两个主要的贸易强国所採取的这个行动，加上大多数其他“条约国”先前已经放弃了治外法权这一 事实，使得战后的中国肯定能够完全从政治上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 此外，应总统的要求，现在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废除了早先拒绝中国人移居美国的国会法案，从此中国人将被列入每年的移民限额之内，而且通过这条途径进入美国的中国国民有资格加入美国籍。罗斯福总统把他在1943年12月17日签署的这项法案称为“这是我们不仅视中国为进行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的又一明证”。1l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向中国保证，自1894年以来中国丧失于日本的全部领土将归还中国。罗斯福和赫尔虽然不是不意识到中国现存的弱点，但是他们2 对中国在战后世界上可能起的作用怀着乐观的期望。而邱吉尔和史达林的估计却不是如此乐观的。邱吉尔说，还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他在华盛顿的时候，他就“发现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甚至在最上层的美国人心目中占有极不相称的重要地164位”。他对罗斯福说：“当然，我愿意永远帮助中国人并对他们以礼相待；作为一个民族，我钦佩他们，喜欢他们，也同情他们一直遭受的政治腐败。但是决不能指望我接受一个我认为是完全不真实的价值标准。”史达林在莫斯科以及在德黑兰会议上，也同样对中国在战时和战后的3 第67页 贡献表示怀疑。4 但是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罗斯福和赫尔为中国争得一个大国地位的决1《美中关系》，第37页。 2见上文，原着第115页。 3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119页；美国版，第4卷，第133页。 4同上书，第5卷，第320页；美国版，第5卷，第363页。又见上文，原着第114—115页。 心，这样，中国将与苏联、美国和大英国协并列为大国，并设想在推翻“三国联盟”后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上面已经提到，赫尔如何不顾英国和俄国的怀疑而坚持中国应成为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发表的“普遍安全宣言”的签字国。1结果，中国参加了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而且是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发起国之一。另外，联合国宪章给予中国在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一规定成了以后许多麻烦的一个根源。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人踌躇满志，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也是不幸的，而且大大破坏了中美关系。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履行由于它所处的如此崇高地位而应尽的责任。在美国人所希望的中国与实际的中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因而在华盛顿产生了对中国很不耐烦和恼怒的情绪。这种情绪表现在美国专横地指点中国要按照美国人的办法来整顿内部事务。中国人对此当然心怀不满，因为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中国毕竟不是唯一的呈现出政治分裂、武官争吵和大发战争财等可悲景象的一个国家。这种误解为以后共产党抨击“美帝国主义”提供了根据。美国公众自认为自己对中国这一被保护国的用心是善良的，所以这种抨击使美国公众痛心，使他们 迷惑不解。 在遭到惨重损失的缅甸战役之后，约有九千名中国士兵设法逃脱了。在驻印度的英国当局合作下，史迪威在印度中部的拉姆加尔为这些士兵建立了一个训练中心。他还说服蒋介石同意另外空运一批中国部队到印度去接受训练。这样，共计有六万多人派到印度去了。这些部队用美国的武器来装备，由美国军官指导他们使用那些武器；他们吃得非常好，这是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165的；军饷也是直接发给他们的。这样，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的核心就在印度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另一支计划扩展到三十个师的兵力的中国军队正在由“租借法”提供装备，这些装备陆续通过“驼峰”运往中国， 这支军队也是由美国部队的人员指导他们使用那些现代武器的。 如何使用这些精锐的重新装备过的中国军队呢？这是一个引起争吵的问题，这场争吵主要发生在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但也发生在史迪威与陈纳德之间。史迪威一心想收復缅甸，为在那里遭到的失败雪耻报仇。他还认为这也是开闢一条通道以更有效地援助中国的最好方法。所以他想把拉姆加尔的中国军队同他希望得到的美国增援部队，用来发动一场从阿萨姆进入缅甸北部的进攻。史迪威的计划是：这场进攻应与中国在云南的部队发起的横垮萨尔温江的攻势以及英国从英帕尔进行的攻势同时进行，也许还要和越过孟加 拉湾的水陆两栖部队协同进攻。 蒋介石心里是反对史迪威的这一计划的。他不愿意自己这支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在缅甸冒另一次失败的危险；在收復缅甸的任何战役中，他都要英国首当其冲。而且这位中国大元帅担心的是，日本人可能在中国对他发动一场较大的攻势。他希望保存实力以应付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毫无疑问，他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如果他失去了最好的部队，他在对手面前，特别是在共产党面前，还有在他自己阵营中的任何有野心的将领面前，必将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蒋介石和他的亲信实际上是想按兵不动，直到日本在海上被打败，美国部队在中国登陆，那时他就可调出这些部队，配合作战，击退日军。 蒋介石在反对史迪威的计划时得到了陈纳德将军的支持。陈纳德的计划1见上文，原着第115页。 是在中国东南部仍由国民党部队控制的领土上建立空军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可以袭击在中国海面上的日本运输船只，甚至可以袭击日本本上。陈纳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坚持说，他从未希望单凭他的空中力量来守住这样的基地；但是他相信，这些基地可以由得到美国空中支持的中国地面部队来控制，只要这两支部队都能公平地得到“租借法”的物资，而史迪威是控制着“租借法”物资的分配权的。陈纳德反对在缅甸发动任何进攻。他认为，越过“驼1 峰”的空运线能够增加空运量，166能够比沿着崎岖的滇缅公路运输更多的吨位。2他的看法是正确的：1944年1月，有一万四千多吨物资空运到中国； 到1945年5月，一个月的空运总吨位已经增加到七万吨了。3 史迪威鄙弃陈纳德的计划，这两个人都从心里讨厌对方。陈纳德认为史迪威是一个看不到空军潜力的蠢步。兵：而史迪威则认为陈纳德是一个不服命令的阴谋家。加之，陈纳德是蒋介石的有力的支持者，而史迪威则憎恨蒋介石。陈纳德抱怨史迪威给他的空军部队的供应太少，对在中国战线上抗击日军的中国军队也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尽管这些中国军队，特别是在薛岳将军指挥下的湖南士兵，是很能打仗的，在长沙战场上就证明了这一点。据陈纳德对史迪威的指控，情况是除了指定向萨尔温江进攻的由史迪威直接统辖 第68页 的部队外，面对日军大举进攻的中国部队处于装备不良的状态。 这个问题在1943年5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 会议1上（史迪威和陈纳德都应召参加了这次会议）经过研究，得到了解决，陈纳德取得了部分胜利。会议决定，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有权从印度空运到中国的物资中优先得到其中一半以上。但是，据陈纳德说，史迪威借2 口没有得到确切命令，从不按此决定行事。3 除了史迪威和陈纳德之间的不睦外，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在盟军取得欧战胜利而扫清道路之前，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愿使用他的部队在缅甸发动较大的攻势，由于英国政府也不愿把它的部队用于类似的行动，蒋介石就更不愿意在缅甸作战了。从邱吉尔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邱吉尔不贊成进攻缅甸的主意，他宁愿绕过缅甸进攻马来亚或苏门答腊。太平洋美国海军总司令尼米1 兹海军上将和马歇尔将军对夺回缅甸的必要性似乎也有不同的意见。这位海军上将认为可以在海上决定性地击败日本，而不需要在亚洲进行广泛的陆地成；但马歇尔和陆军部167却不是这样想的。英美方面的这一意见分歧使蒋2 1陈纳德：《一个战士之路》，第220—223页。 2同上书，第234—235页。 3《美中关系》，第27页；又见陈纳德：《一个战士之路》，第273页。 1“三叉截”是这次华盛顿会议的代号。——译者 2陈纳德：《一个战士之路》，第217—224页；《史迪威文件》，第204—205页。 3陈纳德，前引书，第224页。1911年底美国志愿队编入美国空军。陈纳德对此非常愤怒，因为他作为美国在中印缅战区的所有空军的总司令，成了史迪威和比斯尔将军的下级了。陈纳德说史迪威答应让他在中国做高级空军军官（同上书，第168—170页）。1943年3月，在陈纳德领导下，第十四航空队就组织起来了（同上书，第205页）。 1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701—705页和第5卷，第494—495页；美国版，第4卷，第785—788页和第5卷，第560—561页。 2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773页：英国版，第2卷，第767—768页。据说美国海军参谋长金海军上将支持马歇尔和史迪威。美国空军首脑阿诺德将军支持陈纳德（菲斯：《中国的纷乱》，第56页）。 介石更不愿把他的部队捲入在缅甸的任何大规模进攻中去。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英美会议上，双方同意应该设法在当年春季占领若开港，作为在缅甸对日军发动一场总攻势的序幕，这场总攻势暂定在1943年11月开始。3但是，英国对若开的进攻彻底失败了。4同时，蒋介石认为盟国置中国战场于不顾，对此非常不满，他暗示，如果不给他更多的援助，他可能与日本单独媾和。日本人对宜昌发动了一场进攻，蒋介石觉得这是不吉之兆，因此更不愿意在缅甸採取任何攻势了。1943年8月，罗斯福和邱吉尔各带参谋人员参加了在魁北克召开的“象限”会议，双方同意建立一个东南亚统帅部，5 以海军上将蒙巴顿勋爵为首脑。但是关于在缅甸进行怎样的军事行动，没有1 达成协议。邱吉尔要从阿萨姆的利多修一条公路到云南境内，为了扫清障碍，愿意对在缅甸北部进行有限目标的作战给予配合；但是他反对两栖作战进攻 缅甸海岸。他喜欢採用他的“重炮作战”计划，进攻苏门答腊。2 但是，随后于1943年11月在开罗召开的“六分仪”会议3上（蒋介石出席了这次会议），罗斯福坚持两栖作战进攻缅甸海岸，首先是直接进攻安达曼群岛。他告诉蒋介石，这个作战计划就要实行了。然而，邱吉尔仍然顽固地表示反对。一星期后，在德黑兰会议上，史达林一方面答应苏联最终将提4 供援助以击败日本，但另一方面坚持要把向法国进军（“霸王”计划）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史达林的这一意见使邱吉尔更有根据反对进攻安168达曼5 群岛的计划了，虽然在1943年12月2日英美在开罗继续会谈时，罗斯福对进攻安达曼群岛讨计划仍然坚持了一下。最后使罗斯福放弃这一计划的决定性考虑是，蒙巴顿估计进行这样的进攻需要五万兵力。运送这样一支部队需要的船只和登陆艇将会对“霸王”计划起不利的作用。因此，在12月5日，罗斯福同意放弃两栖作战计划。蒋介石在开罗会议第一次会议后就回重庆去了，罗斯福把这一决定通知了蒋介石，并告诉他，他是否出兵缅甸北部作战，由他自己决定。l2月18日，蒋介石同意由在拉姆加尔受过训练的中国部队1 在史迪威亲自指挥下，发动一次进攻。史迪威以两个师从阿萨姆进军，后来增加了一个师，同该地区的唯一的但是勇敢而顽强的日本师团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作战，一路打到密支那。对这次进攻，蒋介石起先拒绝使用他在云南的部队，但最后还是同意了。5月，中国的四个师越过了萨尔温江上游，与该地区的日本师团接触，阻止它调动兵力进攻史迪威的部队。史迪威还得到了梅里尔将军部下的一个美国旅的配合，并间接地得到了温盖特将军的“钦迪”军的配合。温盖特将军的“钦迪”军大部分是由空中运来袭击日军从密3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701—702页；美国版，第4卷，第785页。 第69页 41943年4月8日邱吉尔以厌恶的情绪写信给伊斯梅将军说：“〔缅甸的〕这次战役越打越糟，我们正在被日本人彻底打败，正在被日本人从谋略上彻底挫败。”（同上书，第841页；美国版，第944—945页。）5“象限”是魁北克会议的代号，——译者 1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77—80页；美国版，第5卷，第86—90页。 2同上书，第78—80页；美国版，第87—90页。 3“六分仪”是开罗会议的代号。——译者 4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289—290页：美国版，第5卷，第328页。 5同上书，第308页以下；美国版，第349页以下。 1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362—364页；美国版，第5卷，第409—412页。又见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02页：英国版，第2卷，第792—793页。 支那到曼德勒的运输线的。25月，梅里尔将军占领了密支那机场，这个日本师团的残部一直在城里进行顽抗，直到8月被彻底消灭为止。同时，缅甸的主要战斗一直在日军和英国第十四军之间激烈地进行着。1944年2月，日本在阿拉于沿海地区的反攻被击败。接着在3月，日本人发动了主要攻势。这次进攻的目的是深入到阿萨姆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孤立史迪威，占领阿萨姆机场（这样就切断了通过“驼峰”对中国的供应），为入侵印度铺平道路。但是，日本在科希马一英帕尔地区经过长期的拼死战斗后，终于被击败， 并在6月溃退下来。1 史迪威对他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已证明，如果中国士兵得到良好的训练和适当的装备，是很能打仗的。但是他的这次战役和在萨尔温江战线上的战役都是比较小的军事行动，而花费的代价却都是很大的。2史迪威的战功使利多公路得以完工；但这条公路169的运输量并不大。占领密支那机场，使盟军便于将物资空运中国，也许对同盟国的事业好处更 大。 与此同时，在中国本土，日本人对中国东南部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是蒋介石和陈纳德一直担心的，但显然，史迪威却一直不肯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日本人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摧毁美国空军基地，一是进行陆地连续运输，3 先运到印度支那，再从印度支那运到暹罗和马来亚，以便减轻他们那业已衰 竭的海上运输力量的负担。 日本人的这些目标是达到了，但是为时已晚，对日本的帮助不大。在日本进攻者面前，中国军队垮了。到1944年秋天，日本人已占领了长沙、衡阳和桂林，并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印度支那边界上的镇南关。史迪威把这次惨1 败归咎于中国将领的无能，归咎于蒋介石的拙劣的干涉（因为他力图远在重庆指挥作战），还归咎于受虐待的中国士兵的士气不振。而陈纳德则把失败2 归咎于武器和其他物资被挪用到史迪威在缅甸和云南的战役上去了，以致影响了正在抵抗日军进攻的中国陆军，也影响了正在尽力支持中国地面部队的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3这两个人的话可能都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的军事危机引起了中美关系的危机。对这次失败，史迪威提出的补救办法是：他应被任命为陆军上将并给予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权力。他将在2邱吉尔，前引书，第5卷，第496—503页：美国版，第5卷，第562—570页。 1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496—503页；美国版，第5卷，第562—570页。2陈纳德说（《一个战士之路》，第274—275页），进攻萨尔温时，两支中国部队被打得一蹶不振。3陈纳德说，1944年4月10日在重庆的“史迪威的军事情报人员”汇报导：“日本人在黄河地区没有进攻能力。”4月16日至17日，日本以三个师团的兵力横跨黄河，并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士气低落的中国部队（《一个战士之路》，第285页）。1944年5月底，日本人在湖南发动了主力进攻。陈纳德声称，史迪威几乎没有提供帮助，但第十四航空队设法拖延了日本人的时间，大大打乱了日本人的时间表（同上书，第289—295页）。 1现名友谊失。——译者 2“在所谓的长沙、衡阳、桂林战役中，这个小脚色还是象以往一样固执地凭遥控和直觉来作战，后果极惨。他的极端愚蠢，表现在他认为，就当时的情况而言那一仗打得还是很不错的。”（《史迪威文件》，第332页）。 3陈纳德，前引书，第287—295页。他说，史迪威的助手告诉他，史迪威在中国东部来回奔走，以便把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权力掌握社自己手中（同上书，第294页）。 名义上是蒋介石的下属，而实际上完全可以自己作主。处于这种地位，他就 能把“租借法”供给的武器，拿出一部分给中国共产党； 他对中国共产党越来越热情，正如他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态度越来越怀敌意一样。他说：“我是根据看到的情况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国民党是：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没有〕行动、囤积、黑170市、与敌通商。共产党的纲领是：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与政治；说到做到。”即使史迪威知道的共产党人的事比1 第70页 他实际上看到的还多，他这样无节制地赞扬共产党和指责国民党，到头来是 会自打嘴巴的。 如果他不得不和共产党人一起工作，他将会发现这些人对于他们所反对的任何建议都要固执己见并加以阻挠的，就象后来赫尔利和马歇尔所发现的那样。在那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共产党人也将得到史迪威加在蒋介石和其 他国民党领导人头上的那一大堆骂人话。 史迪威及其部下的外交官员都认为，同“反动、腐败的”国民党相反， 共产党是一支“有生气的、进步的”力量。 因此，他们要美国坚持国共联合和改组国民党，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就要美国支持共产党。他们的看法是，在那种情况下，共产党很可能不依赖莫斯科，而有利于美国。中国共产党当然支持美国人的这些看法，莫洛托夫2 和史达林也是如此。 史迪威得到马歇尔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的支持。罗斯福虽然更了解史迪威3 的弱点，但是他暂时也支持了史迪威。1944年7月7日，罗斯福对蒋介石说： “我认为目 前的危急形势要求把权力委託给一个人，让他组织所有在中国的同盟国军事力量，包括共产党部队在内。”他建议蒋介石立即任命即将被提升为陆 军上将的史迪威担任此职。 蒋介石全然不愿这样做。但是，由于他依靠着美国的帮助，他不敢公开对抗罗斯福，所以他在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是要求华盛顿指派一位高级军官 来商讨这个问题。 罗斯福同意了、并指派派屈克?赫尔利将军和唐纳德?纳尔逊将军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同时他一再敦促这位不情愿的中国大元帅任命史迪威指挥1 所有的中国军队。 9月初，赫尔利和纳尔逊到达重庆。他们发现，如果非同意不可的话，蒋介石是准备同意让史迪威指挥全军的，包括共产党部队在内，不过以保障不损及他自己的权力为条件。蒋介石还坚持他本人必须有全权按自己的意愿2 1《史迪威文件》，第316页。 2《美中关系》，第63页。 3马歇尔向史汀生推荐史迪威。1942年1月，陆军部长史汀生亲自接见了史迪威，并对他产生好感。此后他大力支持史迪威，反对陈纳德和其他诽谤史迪威的人（史汀生和邦迪：《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在第一线供职》，第297—306页）。 1《美中关系》，第66—67页。关于赫尔利的使命和他的最后失败，见下文，原着第183页以下。2“这个小脚色……对我说，直到此时我的工作是百分之百军事性的，但现在，作为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我的工作将有百分之六十是军事性的，百分之四十是政治性的。〔他〕说，如果我使用共产党人，他们必须承认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史迪威文件》，第326页） 171分配根据美国“租借法”运到中国的物资。史迪威坚决反对蒋的这一要求。他认为蒋决不会分配任何东西给共产党或史迪威自己在缅甸和萨尔温江的部队。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有同样的理由不相信史迪威，因为史迪威毫不掩饰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偏爱。蒋介石以威信为理由，坚持这样的态度；他指出，英国政府和苏联政府都有权按照它们自己的意旨自由分配“租借法”的物资。而如果他处于另一种地位，这将有损于他在部队中和整个中国人民中 的威信。1 这确实是一种离奇的现象。一方面，美国总统不顾伦敦和莫斯科有很多人抱怀疑态度而坚持必须把中国当作强国和“四大国”之一来对待；而另一方面，他却竭力要安置一名美国指挥官作为中国政务和军务的真正主宰者。这实际上不仅是要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卫星国，而且几乎是要使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属国。如果蒋介石继续执政的话，他将象幼儿一样受管教，让别人指挥如何管理政府。而罗斯福总统关于事情该怎样做的概念，是以片面的、经过 渲染的情报为基础而形成的。 然而，在9月中旬，看来赫尔利和纳尔逊即将同蒋介石达成一个能满足史迪威大部分要求的协议。2但是9月19日，罗斯福致蒋介石的另一电文到达，指令史迪威亲自送给蒋介石。电文要求蒋介石增加在萨尔温江的中国兵力，加强那里的攻势；否则，蒋本人要承担坐失重新打通从缅甸到中国的运输线的大好时机的责任。电文还要蒋介石授予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权力。赫尔利力劝史迪威压下这份电文，而史迪威却因为能使蒋介3 石屈辱而感到十分高兴，他在日记上得意地记下了这件事。但是他做得太过1 分了，以致毁掉了自己的机会。蒋介石认为史迪威是电文的真正炮制者，拒绝再172同史迪威打交道。他仍然愿意接受一位美国指挥官，但不要史迪威。2蒋介石在重庆表明了这一点，并通过他的连襟孔祥熙，在华盛顿也表明了这一点。于是史迪威在9月28日提出放弃使用共产党部队的想法，但是他的3 4 这一让步做得太迟了。史迪威在10月19日被召回国，中缅印战区划分为二。萨尔坦将军被任命指挥在印度和缅甸的美国部队；魏德迈将军被任命指挥在中国的美国部队。这时，中国的局势有了好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日本5 第71页 人不会进攻昆明或重庆了，所以任命一位美国将军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要1罗斯福于1942年3月指示，在分配军火方面，给予苏联优先权，甚至可超过美国军队。凡是有人对俄国所提出的物资要求产生疑问时，俄国人的态度很蛮横。关于这些情况，见迪安：《奇异的同盟》，第6章。2陈纳德：《一个战士之路》，第319—320页。 3菲斯：《中国的纷乱》，第188—189页。 1《史迪威文件》，第333页。史迪威想得到全权，以便能组织部队和调动部队，并能惩罚违抗命令或失职的人；他不要蒋介石干涉他（菲斯，前引书，第190页）。 2陈纳德：《一个战士之路》，第320—321页。《史迪威文件》第336—338页。9月15日，史迪威打电报给马歇尔，说蒋介石的部署意味着惨败，并说蒋想撤回萨尔温江的部队。马歇尔在魁北克会议上写了这一电文，罗斯福签了字，史迪威在9月19日转交给蒋（菲斯：《中国的纷乱》，第187—188页）。3《史迪威文件》，第339页。 4“何应钦〔得到〕〔下述内容〕的中英文文本：（1）提出使用共产党部队的建议，是因为在这一危机关头，使用所有的一切军事力量似乎是明智的做法。我并不坚持把使用共产党部队作为达成协定的条件。（2）使用共产党部队这件事可以作罢，我们可以方便地进行我们的其他计划。”（同上书，第337页）。5同上书，第345页。史迪威改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后来改任美国第十军司令。 求，也就按下不提了。魏德迈致力于训练中国士兵，并和蒋介石相处得很好。1 他维护委员长，反对马歇尔的非难，因为马歇尔仍然受史迪威的影响。在战2争的最后几个月中，中国南部的日本军队由于他们的运输线遭到在华美国空 军的反覆轰炸而瘫痪了，于是全面退却。3 1《美中关系》，第69页。 2陈纳德：《一个战士之路》，第345—346页。史迪威被召回后提出了一个计划，要美国的一支军队在江苏海州登陆，同共产党部队取得联繫，向他们提供武器，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攻取上海（同上书，第318页）。攻下沖绳岛以后，这一计划曾被提交魏德迈作“紧急”考虑。魏德迈向蒋透露了这一计划，蒋表示坚决反对。后来日本投降，此事也就不提了。 3同上书，第338—345页。 第四节美国对华政策和雅尔达会议有关东亚的议程 罗斯福召回史迪威，是同他的对华总政策一致的——美国的对华政策差不多是罗斯福总统一手制定的。使赫尔非常恼火的是，总统往往用派遣总统特使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绕过了国务院。杜鲁门政府继承并173继续执行4 这一政策。虽然罗斯福对蒋介石多所批评，对他的态度也颇为专横，但是他还是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保持中国统一的人。1不过正如他在1943年9月对萨姆纳?韦尔斯所说的，他担心在打败日本以后，国共之间可能重新发生全面冲突，苏联可能站在共产党一边进行干预，而西方列强可能因此被迫站在另一边进行干预。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罗斯福想促进国共达成协定，还想促使中苏订立协定，以排除苏联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性。罗斯福总统抱着2 这些目的，于1944年夏派当时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到中国去。在6月21日至22日的会谈中，蒋介石告诫华莱士：中国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而不仅仅是民主的土地改革者，并力劝美国勿与他们接近。蒋介石重申他愿意同共产党人和平解决，也不排除接受美国为此目的进行斡旋的建议的可能性，但同时，他也不隐瞒自己对和平解决是缺乏信心的。在另一方面，蒋介石对3 苏联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宣称他愿意同苏联进行讨论，并希望美国政府能协助实现这种讨论。他还说，为了避免中苏冲突，只要不损害中国的主权， 他什么都可以同意。4 没有理由怀疑蒋介石的诚意。他希望同苏联达成由美国提出的某种协定，据此，莫斯科政府将同意不给中国共产党人以任何支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准备付出代价。如果同俄国人达成了这种协议，那么蒋介石就可以自由地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就范，因为到那时共产党人会发现他们已丧失了任何外国支持。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意图是不抱任何幻想的。这时，苏联1 政府表示同意美国的对华政策。赫尔利将军已经动身经由莫斯科前往重庆。8月21日，他拜会了174莫洛托夫。这位苏联外长宣称，苏联政府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联繫，他并暗示说，严格说来这些人并不能真正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他表示，苏联贊成美国在尽力促进中国的统一和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是他又说：“苏联政府不打算关心中国政府的事务，除非蒋介石试图改变政策来改善中苏关系。”2这些交易就是1945年2月雅尔达会议的背景。关于远东，罗斯福有两个目标：第一，一定要使苏联参加对日战争，他的参谋人员认为这一点是重要的；第二，要苏联对他的促进中国国内和平与统一的政策予以合作。为了达到这两个迫切需要达到的目标，罗斯福是准备付出代4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1585—1587页。 第72页 1见萨姆纳?韦尔斯：《形成歷史进程的七个决定》（sumnerwelles：sevendecisionsthatshapedhistory），纽约，哈珀，1950年版，第151页；〔英国版〕《七项主要决定》（sevenmajordecisions），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1951年版，第150—151页。 2同上书，第151—152页；英国版，第151页。 3《美中关系》，第552—554页。 4同上书，第556页。 1在会谈时，当华莱士提到大连可能成为自由港时，“蒋介石总统说，他和罗斯福总统在开罗讨论过这件事，他曾表示同意，只要苏联和中国在远东合作，只要不损害中国主权。”（《美中关系》，第558页）2同上书，第72页。 价的。为了第一个目标，他一直认为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应由日本交还给俄国。为了第二个目标，他也一直认为苏联应该在满洲得到商业特权，特别是苏联的进出口货物应该有在大连港自由转运的权利1。他希望这两个让步能满足史达林的要求，并希望能就远东问题达成一项总的苏美协议，作为他 正在争取的全球协议的一部分。 但是，罗斯福发现，他不得不对史达林付出比他所预计的更大的代价。很明显，在召开雅尔达会议以前的几个月里，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罗斯福同史达林和莫洛托夫之间一直在讨论苏联在远东将得到些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当罗斯福到达雅尔达时，他已大体知道史达林想要什么了。他也许2 曾希望能说服史达林减少他的要求，至少希望避免向史达林作出什么不能改变的许诺（这是他一直不愿做的事）。3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失望了。在德黑兰，他看到史达林给了邱吉尔当头一棒；现在，他自己感到苏联大棒的分量了。史达林坚持说，他所175要求的这些让步是必要的，不然的话，他无法对他的人民说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是正当的。史达林处于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因为即使罗斯福对日本的形势和关东军虚弱情况的了解比他实际上知道的还要清楚，但是还存在着一个苏联对中国的态度问题。所以，最后罗斯福让步了。1945年2月10日，罗斯福和史达林起草了“有关日本的协定”， 11日，邱吉尔也签了字。1 1韦尔斯：《形成歷史进程的七个决定》，第153页；英国版，第152页。 21944年11月30日，斯退丁纽斯继赫尔任国务卿。在他写的一本书里记录了关于雅尔达会议的事〔《罗斯福和俄国人》（stettinius：rooseveltandtherussians），伦敦，凯普，1950年版，第95页〕：哈里曼接到一个任务，即要他搞清苏联以什么条件才肯参加远东战事。在雅尔达会议召开以前，哈里曼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在那里达成的协议，并不是因为罗斯福太疲劳了，无力再继续争论而达成的“仓卒协定”。1944年12月14日，史达林对哈里曼说，他想得到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得到旅顺和大连港以及从满洲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中东铁路）和从大连到哈尔滨的铁路（南满铁路）的租借权。他还要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菲斯：《中国的纷乱》，第233页）。 3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67页；英国版，第2卷，第855页。 1又见下文，原着第309页。协定全文见下文，附录四，原着第491页。这一文件送到了华盛顿，放在总统的私人保险箱里（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第92页）。因此，斯退丁纽斯的后任贝尔纳斯起先并不知道这个文件。罗斯福同意史达林的意见，认为在俄国人从欧洲向远东调动部队的工作完成以前，不向中国人透露任何风声，以免日本人意识到危机临头而在远东先下手进攻苏联（同上书，第92—93页）。 第五节史达林对国民党政权表示仁慈 这时候，中国政府正准备派外交部长宋子文到莫斯科去。1945年2月4日，赫尔利将军（他在2月8日继高斯任美国驻华大使）向华盛顿转交了中国准备的莫斯科会议的暂定议程，中国人要美国对这一议程提出意见。国务2院拒绝提什么意见，并提醒赫尔利，美国政府不愿做拟议中的中苏谈判的顾问或仲裁者，赫尔利对此感到恼火，因为他认为中苏达成协议有利于国共的和解，这是他直到那时所未能获致的，而国务院却认为中国内部分歧的解决应当先于中苏谈判。32月19日，赫尔利离开重庆前往华盛顿，显然，这是为了向政府摆出他的观点。14月3日，他开始了自己的返国旅行，取道伦敦和莫斯科，以便同英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讨论美国对华政策。4月15日，他拜会了史达林和莫洛托夫。他向苏联领导人叙述了自己为调停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所作的努力，并说，美国政策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的自由、团结、民主的政府。他说，他在伦敦同邱吉尔和艾登讨论了这个问题，并说邱吉尔和艾登贊成美国的这一政策。他还说，他已成功地说服了共产党放弃他们单独派遣政治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的要求，并说共产党已接受蒋介石根据美国的意见而提出的176建议——在出席旧金 山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中给中国共产党一个名额。 史达林表示他同意并支持赫尔利所概述的美国政策，并愿意在争取中国武装力量的统一方面进行合作。“他以赞许的口吻谈论蒋介石，他说，虽然在中国国民政府的某些官员中存在着腐败现象，但他认为蒋介石是‘无私的’，是‘一个爱国者’。在过去，苏联同他的关系是友好的。”2赫尔利同 第73页 意，在史达林允许透露以前，不把雅尔达会议的情况透露给重庆。3 4月17日，赫尔利向华盛顿的上司汇报说，他已得到了史达林的保证，史达林将无条件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包括完全承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但是，美国在莫斯科的代办凯南并不那么乐观。4月23日，他告诫当时正在华盛顿的哈里曼大使说：……从赫尔利大使关于他同史达林谈话的汇报中看，没有什么事情史达林不是坦率地表示贊同的，但众所周知，诺言对俄国人来说和对我们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当然，史达林是准备确认中国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这一原则的。他知道，从实际意义上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 所能接受的条件下，统一才是切实可行的。 凯南暗示，苏联尤其想利用中国共产党来排除英国和美国在中国北部的一切影响。他提醒他的上司注意，“对于苏联的援助，甚至对于苏联对我们在中国要达到的长期目标所给予的默许，我们都不能过分信赖。”14月19日，哈里曼就曾警告过国务院，他说，如果在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内部统一还没有实现，那么，史达林可能会趁机在满洲，甚至在华北， 2《美中关系》，第92页。 3同上书，第93—94页。 1《美中关系》，第83页。 2同上书，第94—95页。 3菲斯：《中国的纷乱》，第285页。 1《美中关系》，第97页。 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政权2。4月23日，国务卿告诫赫尔利，苏联的政策可能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并指示他，要使蒋介石深信“早日取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的必要。这不仅是为了胜利地结束对日战争，而且也是为了建立一个基础，使得中苏关系最终能成为一种互相尊重和永久友好的关系。” 1 然而，赫尔利仍然只从表面上来理解史达林的表白。在得到了苏联领导人与霍普金斯谈话的报告后，他更坚定了这种看法。霍普金斯是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抱着177弥合两大国之间已经出现的分歧的希望，于5月底到莫斯科去的。5月28日，这两位政治家在第三次会晤时讨论了远东问题。史达林表示，他想直接同中国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讨论雅尔达协定，并希望不迟于7月1日能在莫斯科会见宋子文。霍普金斯打电报回来说，史达林已明确声明，他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统一起来，因为他认为还没有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足以成功地完成这一任务。他对蒋介石的 看法有保留，不过他还是打算支持他。 史达林声明，他对满洲和新疆没有领土要求。在同日本作战的过程中，在他的部队可能进入的任何中国土地上，他将尊重中国的主权。他说。他的部队进入满洲时，他欢迎蒋委员长派代表来，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中国的政府机构。他说他同意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并公开声明，美国是战后唯一有能力给予中国经济援助的强国。他认为，在今后的许多年中，苏联要保 持国内的经济稳定，需要进行一番艰巨的努力。2 2同上。 1《美中关系》，第98页。 第六节1945年8月14日中苏条约谈判 6月6日在旧金山会议上，斯退丁纽斯告诉宋子文，史达林希望他在7月1日以前去莫斯科。三天以后，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把史达林对霍普金斯所作的保证以及雅尔达协定的情况告诉了宋子文。杜鲁门是把他给赫尔利电文的抄本（其中谈到这些情况）拿给宋子文看的；赫尔利将在6月15日把这份电文转交给蒋介石。6月14日，宋子文会见了当时已任副国务卿的格鲁，还会见了杜鲁门，目的是为了想知道究竟美国政府答应给予什么样的支持； 但是格鲁和杜鲁门都没法确切说明雅尔达条款究竟具体意味着什么。1 很明显，6月12日，苏联大使已在重庆把有关苏联参战的条件告诉蒋介石，但他没有提到史达林向霍普金斯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保证。赫尔利在6月15日把华178盛顿的信件转给蒋介石的时候，蒋建议：不管中苏签订的是什么条约，美国和英国都应参与；旅顺口应成为四大国（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共用的海军基地，四大国也应讨论把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移交给苏联的问题。蒋介石希望得到的是苏联保证遵守它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中所规 定的条款。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支持。2 宋子文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并开始同史达林和莫洛托夫谈判。起初，苏方要求中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在满洲让与苏联一块军事区域，包括大连、旅顺及其周围地区与海域；同意由苏联独占满洲的铁路和与之有关的煤矿、工厂及其他企业。而在苏联方面，史达林答应签订一项条约，保证支持蒋介石，不援助蒋的国内敌人。苏联的条件大大超出了对雅尔达协定的任何合理的解释，而且也远远超出了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能够作出的让步的范围。虽然俄国人表示愿意作出某些妥协，但他们坚决要求大连必须包括在他们所建议的军事区域内，满洲的铁路必须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在这几点上， 宋子文不能作出让步；7月14日，他回到重庆同本国政府磋商。1 第74页 由于贝尔纳斯和史汀生已提醒过杜鲁门：苏联对满洲铁路的控制可能导致俄国人垄断满洲的经济，而“门户开放”就完结了，因此，7月17日，杜鲁门在波茨坦向史达林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位苏联独裁者说，大连应成为一个自由港，并且明显地作出保证，他不会利用他所希望获得的铁路特权来阻 碍美国在满洲的贸易。2 中苏谈判于8月7日在莫斯科继续进行。宋子文很不乐意地又到莫斯科去了，和他同去的是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王世杰，王是中国谈判代表团的名义上的负责人。美国大使哈里曼根据本国政府的指示，强烈反对把大连包括1 在拟议中的军事区域内，并竭力主张，大连应成为一个国际自由港。但史达林掌握着主动权：他的部队现在正源源开进满洲，而且在8月10日，史达林告诉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了。因此，宋子文作了让步。他同179意大连可以包括在苏联的租借区内，以换取史达林的许诺，即在和平时期他不在大连行使军事权力；在铁路管理问题上，他进一步对某些细节作了让步；在苏联保证支持国民党政1菲斯：《中国的纷乱》，第312—314页。 1菲斯：《中国的纷乱》，第316—320页。 2同上书，第328—329页。 1菲斯：《中国的纷乱》，第329—330页。 府、不给国民党政府的国内敌人以任何帮助的问题上，他接受了措词不太明确的提法，而哈里曼和贝尔纳斯则认为提法应更明确些。但宋子文认为“这2 完全是一个信用问题”，的确，事情是这样的。宋认为他已获得了他所能得 到的最好的结果。蒋介石也对赫尔利说，总的说来他是满意的。3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4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该条约附有两个照会和四个协定。根据条约的条款规定，苏中双方同意在继续对日作战方面相互协作（第一条）；非经彼此同意，不单独同没有放弃一切侵略企图的任何日本政府缔结任何停战协定或和约（第二条）。条约规定，缔约国的一方如遭到日本的新的进攻，缔约国他方应给予军事援助（第三条）。双方都不缔结或参加任何反对另一方的同盟（第四条）。双方同意在实现和平之后共同合作，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第五条）。而且，双方进一步“为了便利及加速两国之復兴及对世界繁荣有所贡献起见，同意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第六条）。条约有效期限为三十年，并规定，条约 期满时如不通知废止，则该条约继续有效。 在条约的第一个照会1中，苏联保证“给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还同意尊重中国对于东三省（满洲）的主权，并承认东三省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苏联还进一步确认，苏联无意干涉新疆。在第二个照会2中，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之后，如外蒙古的公民投票证实这种〔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 外蒙古的独立，并以现在的边界作为国界。” 满洲铁路协定3规定，由满洲里到绥汾河及由哈尔滨到大连、旅顺口的干线，合併成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182国长春铁路”。这个铁路由苏联和中国共同所有与共同经营。条约并规定：共同所有与共同经营，应以中东铁路在俄国管理及中苏共同管理时期与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所置之土地及所筑之铁路辅助线而为该两铁路之直接需要者，以及在上开时期所建置并直接供该两铁路之用之附属事业为限。一切其他铁路和附属事业，应归中国政 府完全所有（第一条）。 中国长春铁路委託给中苏合办的公司经营；该公司设理事会，由理事十名组成，两国政府各派理事五名（第三条）。理事长由中国人担任，理事会表决时，理事长所投之票作两票计算。中长铁路局局长由苏联公民担任，副局长一人由中国人担任（第六条）。局长以下的职员，根据局长的提名由理事会派任。条约明确规定，中长铁路是一个商业性质的企业（第一条），只有在对日作战时期才能用于运输苏联军队（第十条）。中国政府负责保护铁 路，组织及监督铁路警察（第九条）。 根据第二个协定1，苏联和中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海港供苏联和中国的军舰及商船使用（第一条和第二条）。海军根据地的防护，委託苏2同上书，第343—344页。 3同上书，第347页。 4全文见《美中关系》，第585—587页。 1《美中关系》，第587页。 2同上书，第588页。 3同上书，第593—596页。 1全文见《美中关系》，第590—591页。 联政府办理（第四条），苏联有权在该根据地驻军（第六条）；军事管理由五人组成的中苏军事委员会担任，苏联政府派任三名委员，其中一人为委员长（第三条）。民政管理由中国担任，但是官员的任免必须得到苏联军事当局的同意（第五条）。该协定的附件2重新规定了海军根据地区域的地理地界，新地界同原关东租借地的地界大致相同，重要的不同点是新地界不包括大 第75页 连。 根据第三个协定1，大连成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和航运一律开放。但是，该协定的议定书规定，中国把港口所有工事和设备的一半无偿租与苏联。港务主任由中长路当局在徵得大连市市长同意后派一位苏联人员担任。181副主任应是中国人，依同样手续派任。通过大连经中长路转运的俄国进出口物资均免除关税，但是，由该港进入中国的物资及由该港出口的物资须缴纳进出口税。在旅顺口设定的军事统制只有在对日作战的情况下才能行之于大 连。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关于旅顺口的协定和关于大连的协定，同条 约本身一样，有效期为三十年。 第四个中苏协定2是关于在满洲的苏军与该地中国行政当局的关系。协定规定，有关作战的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和责任，在作战地带，属于苏军总司令。但是，协定规定，中国国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人员若干人，在业已收復的领土上，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以保证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与苏联军队之间的合作，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军总司令的积极合作。中国军事代表团派驻苏军总司令部，以保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军总司令之间的联络。对中国公民的司法权一般由中国行使。有关财政 事项，另定协定。 关于满洲的各项协定的总的结果是，苏联得到了实质上是帝俄从1898年至1904年期间享受过的同样的法定权利；主要的区别是新协定不给予在满洲的苏联公民以治外法权，不恢復帝俄曾经在铁路区域内一度行使过的行政和警察的权力。在给予苏联这些特权上所作的让步，无疑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悔恨，因为这同以前要求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的倾向相比，是一个大倒退。从中国人坚称他们对满清政府的全部领土拥有主权的观点来看，对外 蒙古独立的事实上的承认，又是一帖苦药。 然而，对中国谈判者来说，取得的成果是，苏联保证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不干涉中国内政。如果说话算数的话，那么，条约及其必然的结果是阻止了苏联支持中共反对中国政府，并迫使苏联帮助中国政府重新控制由苏军182从日本人手里解放出来的那些地区。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政府得到的东西比它在条约中所失去的要多得多。8月25日，中国方面批准了该条约，并在第二天公布了该项条约和有关的协定。中国报界跟着官方欢唿条约是对1 中国的和平与安全的保证，并且盛赞苏联的政策。美国也表示贊同。8月27日，国务卿说，他认为条约及有关诸协定“在中苏关系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2同上书，第591—592页。 1全文见《美中关系》，第592—593页。 2同上。 1《中国新闻周刊》（chinanewsweek），1945年9月13日。苏联政府在同一天批准。12月5日在重庆举行换文仪式（同上，1945年12月13日）。 步”。然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9月10日的一个电报中却发出了警告。2 这份电报暗示，虽然苏联政府答应不干涉中国内政，其目的是想消除人们对中共可能是俄国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任何怀疑，但是俄国人还是可能通过苏联共产党控制中共。电报也预料说，在满洲的苏联当局会鼓励在那里建立一个 共产党政权。1 如果国民党和中共之间能够达成一项协定，那么，这些悲观的预见就不会象后来的事实那样很快地实现了。但是，我们将看到，赫尔利将军寻求国共之间达成协议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于是，当日本人投降时，中国重新爆2 发内战的局面已经形成。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在中国开始了一场新的危机， 一次比满清王朝崩溃以来所发生过的任何变化更为深刻的变化。 2《美中关系》，第122页。 1《美中关系》，第122—123页。 2见下文，原着第183—195页。 第二编战后的远东第一章在中国的和平努力的失败（1945年8月至1947年1月） f?c?琼斯 第一节导言 日本的垮台，其含义远远超过了几十年来力图统治东亚的一个强国的崩溃。它意味着实际上东亚已经没有自己的强国了。尽管在礼貌上中国有了大国的地位，但实际上是另一回事，而且，即使在可能设想的最有利的情况下，中国也难望在若干年内达到过去日本所曾达到的地位。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列强，曾经一度在远东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却只能起较小的作用了。从此以 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将在日本“新秩序”的废墟上相互抗衡。 随着战时事态的发展，产生爆发性局势的可能性大大增长了。一方面，中国国民政府，即国民党政权，必然成为类似美国卫星国那样的政府，并显然几乎要完全依赖美国给予援助来进行战后各方面的恢復工作。这种倾向可能在莫斯科引起不安和猜疑。另一方面，在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潜伏着激烈的冲突。如果这种冲突爆发成一场全面内战，那么，美苏可能採取对立的立场，各自支持一方，而且这样发展下去，最后可能导致这两个主角之 间的直接冲突，这种明显的危险是存在着的。 第76页 第二节赫尔利将军的使命 这些担忧也起了一些作用，促使罗斯福总统在这位中国委员长和史迪威将军之间发生龈龋以后，派遣赫184尔利将军作为特使去重庆，试图解决国1 共双方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分歧。 1944年9月赫尔利到达重庆后，立即同中国政府的官员和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举行会谈。其后，他于11月7日飞往延安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进行讨论。这些会谈的结果是在11月10日制定出五点协议草案，这个草案由赫尔利帮助起草，并由他作为证人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拟议中的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一个由一切抗日政党和政治团体组成的联合政府取代现在的国民政府，同时建立一个由一切抗日军队的代表组成的新的军事委员会。这是为了对中国的一切抗日力量实行统一领导，对中国的一切抗日力量平等分配 从国外获得的物资2。 国民党领导人拒绝接受这些条款。他们对赫尔利说，他在延安“受骗了”。3他们提出了一个三点方案作为反建议，并在11月22日交给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将军，由他在12月初将该建议带回延安。中国政府的条件是：中共的军队于改编后并为国军的二部分，在薪饷、供应方面取得与其他部队同样的待遇，并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应拥护国民政府，共产党的部队应服从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军事委员会可接受一些共产党的军事代表。1 共产党人立即拒绝了这些条件，并指出，在他们看来，进一步与重庆政府谈判是没有用的。同时，他们表示愿意继续同赫尔利和魏德迈将军讨论“我们未来军事合作的具体问题，并继续同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取得密切联繫。”2既然重庆政府拒绝了由赫尔利协助制定的建议，共产党显然是希望美国直接 给予武器和军需方面的援助。 然而，赫尔利回覆说，根据他的理解，共产党的五点建议是作为谈判的基础，并不是作为不可以降低的要求而提出的，国民党政府的反建议也不是他们的定论。所以，没有必要中断谈判。他催促周恩来重返重庆，恢復185会谈。经过赫尔利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进一步交换意见以后，共产党领导人在12月28日通知赫尔利说，共产党不愿意就他们的建议进行“抽象的讨论”。现在，他们又提出了四点初步的补充意见，要求转达重庆政府。这些意见是：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困边区和袭击新四军的国民党军队和华南反共纵队；废除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压迫性法令；停止一切特务 活动。1 这时，赫尔利己被任命为驻华大使。1945年1月7日他答覆共产党说，新的要求背离了“我们原来同意在一般原则上获致协议后才谈及特殊细目之程序。”2同时，他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他向共产党作出让步。到11见上文，原着第165页以下。 2《美中关系》，第74—75页。 3同上书，第104页。 1《美中关系》，第75页。 2同上书，第76页。魏德迈将军代替史迪威担任了中国战区的美军司令。 1《美中关系》，第76—77页。 2同上书，第78页。 月20日，赫尔利终于能够告诉共产党，国民党将会作出让步。3因此，周恩来于1月24日口到了重庆，会谈又恢復了。这时，政府方面在原来提出的三点方案之外又提出：在行政院之下附设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类似战时内阁的机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各派一名军官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就共产党军队的改编、给养和装备等问题向军事委员会提出建议；委派一名美国军官在对日战争期间担任中共军队的直接指挥官，该指挥官应对委员长负责，保证政府颁行的军事法令和非军事法令在其所辖军区的范围内实施。周恩来4 答覆说，这些建议使国民党处于控制地位，而共产党永远不会同意把它的军队置于国民党的指挥之下，共产党只愿在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中才同国民党合作。在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成立之后，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委员会改编 所有的中国军队，而不仅仅是改编共产党军队。1 赫尔利继续向不情愿的委员长施加压力，要他採取步骤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蒋介石终于在2月3日同意邀186请所有党派的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考虑採取措施结束“训政时期”、建立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政府和统一全国武装力量。然而，蒋介石向赫尔利表示，他认为共产党的真正目的是想以他们的一党统治来代替国民党的统治；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话，共产党希 望获得苏联支持以实现这一目的。2 关于苏联参战的问题，当时正在雅尔达会议上进行最后的安排。在雅尔3 塔会谈的过程中，史达林说他不理解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不维持杭日统一战线。蒋介石应该担负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但他需要有新的人在他周围工作，而在中国共产党中是有一些人材的。罗斯福总统回答说，赫尔利和魏德迈在促使国共两党的联合方面，比他们的前任做得较为成功。他认为纠 纷的主要原因是双方领导人都不肯让步。4 第77页 2月19日，赫尔利离开重庆，去华盛顿述职。他情绪很坏，非常生气，因为他感到自己谋求和平的努力正遭到美国外交部门的某些官员的破坏。5这些人被分配在史迪威手下充当政治顾问，他们完全同意史迪威的厌恶、鄙视国民党政权而赞许共产党的观点。他们完全不理会当时的美国大使高斯，高斯在政策上的影响是很小的。这些官员的报告，在美国政府的很多部门中广泛流传；有些报告实际上直接送到罗斯福的朋友和亲信霍普金斯那里。他们认为未来是属于共产党的，而不是属于国民党的；从这点上来说，他们都是亲中国共产党的。因此，他们鼓吹美国应扩大对中国共产党提供军事援助的政策，以加速中国共产党对日本人的军事行动。他们反覆宣称，如果美国政府把根据租借法所提供的援助只给蒋介石的话，美国就会被看作是蒋介石的伙伴；这样，共产党就会疏远美国，而向莫斯科谋求援助；如果美国奉行3显然，作为对共产党人作出的姑息姿态，蒋介石任命陈诚将军为军政部长，俞（鸿钓——译者）为财政部长，王世杰为情报部长。这些人都是国民党中的自由派和改革派。（菲斯：《中国的纷乱》，第221页，注(25)）。 4《美中关系》，第78—79页。 1《美中关系》，第79—80页。 2同上书，第81—82页。 3关于雅尔达会议的决议，见上文，原着第174—175页。 4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868页；英国版，第2卷，第856—857页。 5见菲斯：《中国的纷乱》，第256—264页、 另一种政策，就会使共产党远离莫斯科。这最后一点看法是极端错误的——1 以后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后来，当187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中苏集团建立起来以后，这些人被指责为故意作出错误的分析，为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利益而不忠诚于自己的政府；他们后来就被赶出国家机构，不能再 担任公职。 但是必须记住，在1945年，赫尔利将军同那些官员一样，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更接近于土地改革者——象史达林称唿他们的那样，是“人造黄油共产党人”——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然而，赫尔利强烈反对关于中国共产党也应得到美援的建议。他相信中国共产党抱有获得美援的希望，他们得到了史迪威的过去的助手们的暗中支持；他觉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希望正是中国共产党对他在国共之间谋求和平的努力採取不妥协态度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共产党抱有从苏联得到援助的希望。他认为，如果共产党人能去掉这两种想法，他们就会放低自己的条件，到那时，就能达成一项解决办法，避免中国的内战。但是，他觉得外交部的一些官员正背着他怂恿1 共产党人，并在他们给华盛顿的报告中批评他；他还觉得，美国政府没有给予他有权要求得到的一切支持。1945年1月，共产党朱德将军直接向魏德迈将军提出借款两千万美元的要求，他们要用这笔款项策动中国的“傀儡’部队携带武器和装备投奔共产党。朱德建议，这个要求不要让赫尔利知道。但是一直迴避参与中国的政治阴谋的魏德迈，却把这件事告诉了赫尔利，赫尔利反对这一计划，结果，朱德的建议毫无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在同2 美军打交道时可以撇开赫尔利的这个迹象，在赫尔利看来又是一个证据，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受了那些理应属于他的部下并应支持他的政策的美国人的怂 恿才这样干的。所以，他带着愤怒的心情回华盛顿去了。 二、赫尔利在收到美国驻重庆代办乔治?艾其森签署的于2月26日发出的一封很长的电报后，更加生气了。这份电文是反对赫尔利政策的美国驻华代表中的政治和军事人员举行的一次会议的讨论结果。该电文中建议，应该告诉蒋介石，美国政府打算同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集团合作，并向他们提供装备给养。电文中提出，一开始并不减少对蒋介石的援助，但是要叫蒋介石建立一个有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把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军队编入蒋介188石的部队，并把这些部队置于美国军官的指挥之下。假如蒋介石拒绝接受这些要求，电文暗示，他将有可能被抛弃，就象南斯拉夫的米哈伊洛维奇被抛弃而由狄托代替那样。赫尔利强烈反对这些建议，最后他得到了罗斯福总统1 的支持。总统决定继续只给蒋介石一方以援助的政策，同时坚持美国要努力促进国共两党的和解，并争取在中国国民政府内进行一些改革。赫尔利的反 对者大部分被调高中国，但是这些人在国务院还是有他们的支持者2。 赫尔利于1945年4月下旬回到了重庆。这时，中国国民政府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了。共产党人藉助于日本军队转移到其他战线作战的形势，正稳步扩大他们对华北内地的控制。毛泽东于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1《美中关系》，第86—92页。 1《美中关系》，第92页。 2同上书，第86—87页；菲斯：《中国的纷乱》，第224页。 1《美中关系》，第87—92页；菲斯：《中国的纷乱》，第268—270页。 第78页 2菲斯：《中国的纷乱》，第271—273页。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自豪地宣布，“解放区”已有九千五百万人民，他还把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同他断言的在国民党区域内普遍存在的悲惨生活作了对比。虽然他宣称不打算马上建立一个完全共产主义的中国，同时重申他过去的关于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他坚定地宣布，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前景正走向1 光明。大量的美国援助物资正源源不断地飞越“驼峰”运到中国；蒋介石和魏德迈的关系是融洽的，魏德迈象赫尔利一样，了解委员长的难处，也看到蒋介石政府的缺点，但能婉转而友好地提出批评和建议，不象史迪威那样粗暴和抱有敌意。蒋介石作出了一些反应；虽然魏德迈没能在中国部队中做到他希望做的那么多的改革和整顿，但是他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美国高级军官被任命为中国高级军官的顾问；美国下级军官则帮助训练中国的部队。其结果就见之于中国地面部队于1946年5月在美国空军的配合下，击败了日本在湖南西部的最后一次进攻。当时，日本人虽然还固守着几个重要城市和空军基地，固守着中国南部海岸，但他们已开始从内陆撤退。原来打算在美国从海上袭击的配合下，由中国陆军在广州—香港地区登陆进攻的计 划，由于日本投降而未实现。2 尽管重庆和延安部没有预料到日本投降得那么快，189但是到1945年復，事情已经很清楚，日本的末日近在眼前了。因而，虽然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还在进行会谈，但实际上双方都是在拖延时间，要看看日本被彻底打败后的形势如何。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去记录1945年6月和7月间进行的没有结 果的会谈了。 1布兰特等着：《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240页，第295—304页。 2菲斯，前引书，第296—298页。 第三节赫尔利将军的失败 日本的投降立即在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引起了一场危机。 由盟军最高统帅发布的总命令第一号1任命蒋介石为接受除满洲以外的 全部在华日军投降的唯一代表。 但是8月12日，共产党朱德将军却命令他的部队以解除日军武装并占领日军所控制地区为目标发起总攻。8月13日，蒋介石电告延安，指令共产党部队留在原地，不要採取独立行动。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延安广播电台的一阵反抗，声称中共军队承担了抗周战争的重负，它最有权接受日本的投降。8月16日和8月20日先后两次邀请毛泽东来重庆协商避免内战的问题、都遭到拒绝。8月21日，在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将军的副总参谋长清将军抵达芷江与何应钦将军商谈投降条件，何应钦通知清说，日本部队只能向中国国民政府指定的人员投降。2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所占领的地区只限于华西和华南，很明显，如果不迅速採取行动，华北和华东的一些港口势将落人共19产党的手中。为此，中国政府请求美国给予帮助，以确保由它来接受日本投降。根据这一请求，美国为国民党空运了三个军，这就使它得以占领华东和华北的一些战略要地，其中包括上海、南京和北平。美国还提供船舶运送另一些国民党军队。与此同时，在国民政府的再次请求下，五万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登陆，协助政府控制该地区并遣返日本人。这样，国民党政府3 就控制了华南、长江流域和华北一些主要城市，并且接受了大部分在华日军携带武器弹药的投降。与此同时，虽然共产党人的主要企图遭到挫败，但他们还是大大扩大了自己在华北和华中腹地的控制范围，并获得了数量可观的日本军事装备。接着，他们就着手破坏平汉、津浦两条铁路，以便尽可能阻4 止国民党在北方巩固势力。 在双方竞相控制华北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恢復谈判。8月26日，也就是公布中苏条约的那一天，毛泽东接受了请他去重庆的第三次邀请。两天之后，他在赫尔利的陪同下到达重庆，赫尔利是为了敦促毛泽东重开谈判而事先去延安的。政府代表和共产党领导人之间随即进行了为期六周5 的谈判。美国大使在9月22日去华盛顿述职之前，一直参加了这些谈判。他在一份报告中谈到，双方在谋求一项总协议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他还谈到，共产党准备承认国民党在建立一个民主政权的过渡时期中对政府的 控制。1 10月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同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概括了会谈结果。据声明所述，双方已就协力维持和平和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取得总的原则性的一致意见，双方还同意召开包括一切党派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191以讨论创建立宪政府的步骤，确定拟议中的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和代表组成，并修改1936年的宪法草案。共产党表示他们准备把自己的军队减少到二3《美中关系》，第311—312页。 4同上。 5同上书，第105页。 1《美中关系》，第105—106页。魏德迈将军遵照华盛顿的指示，避不占领共产党已经控制的地区。10月初，在烟臺登陆的计划取消了，这个决定是在朱德就此计划向魏德迈发出警告表示反对以后作出的。共产党控制了这个港口，因而得以向满洲运送部队和补给（菲斯：《中国的纷乱》，第365—366页）。 十个师，作为总的军事整编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2 第79页 然而，关于将来怎样治理共产党所建立的游击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却没有达成协议。共产党要求正式承认这些游击区。政府採取的立场是“政令统一”，这就意味着政府要象对其他地区那样，委派这些地区的地方官员，虽然政府声称它愿意在实现军令统一和政令统一之后，考虑共产党指定的行政管理人选。当时，共产党要求政府委派共产党提名的人员去当陕甘宁边区以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和山西等省的省政府主席，他们还要求参与管理华北和华中的其他一些省份。不过后来他们降低了这些要求。他们的所有这些建议对政府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政府坚持无论如何得由它来任命所 有的省政府高级官员。1 毛泽东离开重庆以后，谈判继续举行，但是毫无进展。10月27日，共产党代表之一王炳南对美国大使馆官员说，政府有意拖延以争取时间，企图从军事上控制共产党所解放的地区。他对美国人帮助运送政府部队并亲自出兵占领北方城市表示不满，把这些说成是美国所作的不利于共产党的干涉。他暗示，如果美国准备积极援助政府部队的话，苏联将会作出有利于共产党 的干涉。2 双方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共产党拒绝停止袭奇华中和华北之间的铁路线，除非政府同意停止向华北派遣部队。共产党的这一要求遭到政府拒绝，军事冲突继续蔓延。由于共产党没有派出代表，原定11月20日召开的1973 政治协商会议一直没能召开。11月25日，周恩来离开重庆回延安；次日， 王炳南也回延安去了。4 事情很显然，赫尔利估计错了。他曾经认为，由国民党政府独占美国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和部队运输等方面所提供的援助，倘若再加上苏联公开保证不支持中共，就能迫使共产党在重大问题上作出让步，并“作为一个政党参加国民政府”。这将意味着共产党人放弃他们对中国某些特定地区实施1 一种特殊的军事和行政控制的要求，以换取他们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可自由宣传其信仰。但是事实证明，共产党人十分顽固。他们的强大超过赫尔利的估计；他们打算用运动战来消耗政府军队的力量；而且，满洲事态的发展使他们受到了鼓舞。满洲的事态表明，尽管有了中苏条约，他们仍然可 以指望得到苏联的暗中支援。2 这些不利的事态使美国政府感到忧虑和困惑。陆军部向魏德迈询问时局时，魏德迈说，要帮助中国国民政府真正控制华北和满洲，甚至还要帮助国民政府遣返这两个地区的日军，而又要美军不捲入中国的内乱，这是不可能的。如不大量增派部队和船舶，则控制华北、满洲和遣返日军这两件事，一2《美中关系》，第577—581页。 1《美中关系》，第577—581页。 2同上书，第109—110页。 3同上书，第110页。10月21日，政府声明，如果共产党从铁路线附近撤出部队，政府准备同意与共产党就有关军队调动事直事先进行磋商。11月8日，共产党作了回答，要求政府完全停止对“解放区”的进攻，并要求从八条铁路线上撤走政府军队（《中国新闻周刊》，1945年12月20日）。 1《美中关系》，第100页。 2见下文，原着第207页以下，中共与莫斯科有无线电联繫；苏联代表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中共与苏联的军事代表在战地也有联繫（菲斯：《中国的纷乱》，第377—378页）。 件也办不成。这种形势使得魏德迈本人发出的关于帮助遣返日军但又避免卷 人国共纠纷的指示自相矛盾。他请求给予指示。3 然而，指示是不容易下达的。美国是否打算从中国撒出部队，让中国政府和中共自己以和平或武力的方式去解决争端呢？这种方针显然要造成许多不利和危险。它可能导致仍然留在华北一些地区的大批日军成为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外国僱佣军。它也会使已经在满洲推行一种非常暧昧政策的苏联长驱直入。那么换一种方针来考虑：美国是否准备答应蒋介石的要求呢？他要求帮助他再向华北运送五个军，表面的理由是为了确保由他来接193受该地区1 日军的投降。这一做法将等于是援助蒋介石反共，而这是会加深中共对美国政策的敌对情绪的，甚至有可能招致苏联的干涉。在这种形势下，也许——用纳尔逊的格言来说——最大胆的行动才是最安全的。中国国民政府是国际上承认的政府；以蒋介石为首脑的这个政府应该接受除满洲外所有在华日军的投降，这是大家一致同意的。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条约中同意支持国民政府，不向国民政府的任何国内敌手提供援助。要是当初美国要求苏联严格执行这一方针，而且准备承担其必然的结果，即这样做可能意味着美国将不得不帮助蒋介石迫使共产党屈服，那么，当时饱受战争创伤的苏联是未必 会对美国的行动公开提出挑战的。 但是，华盛顿不打算採取任何明确的方针。陆军部海军部和国务院于11月间进行的讨论中，陆军和海军两部决定让国务院作出政治决策。虽然国务院内部在政策问题上意见不一，却受到部分成员观点的影响，这些人对中国国民党政权的能力持悲观的看法，而对政府的敌手共产党的能力则持乐观的看法，而且他们深信，共产党的目的要求是有节制的。结果，在11月27日达成了一项折衷的决议。这项决议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暂时留在中国；考虑帮助蒋向华北调遣更多军队的可能性：设法安排国共在日军撤离的地区停战；以及继续促成蒋与共产，党之间的全面政治解决，并且为此目的向蒋施加压力。人们希望赫尔利回到重庆为实施这一方案而努力。可是赫尔利已经1 第80页 提出辞呈，虽然直到那时为止，贝尔纳斯一直劝他不要辞职。赫尔利可能有一种失败的预感。赫尔利所信任的美国驻重庆代办罗伯逊于11月4日向他报告说。国共和解几乎没有什么希望。在华北，战火蔓延。证实了这种悲观的估计。此外，赫尔利还感到十分恼火，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中国的美国老对手还在施加影响，破坏他的调停工作。他的老对乎中有两人，即艾其森和谢伟思，已被任命为驻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的政治顾问。蒋94介石曾对他们两人的任命提出抗议，理由是这一任命对中共来说是一种间接的鼓励。但是，9月25日，华盛顿的答覆是，这两位官员只处理有关日本的事务，而不管中国的事务。这对蒋介石和赫尔利来说都是一次挫败。然而，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保证支持赫尔利，对于任何干扰他的调停工作的官员，都将予以调离。赫尔 利得到这些保证之后，于11月26日同意重返中国。2 但是同日下午，一位国会议员在众议院的发言中勐烈攻击赫尔利。这篇演说的措辞表明，演说者掌握着有关赫尔利使命的机密情报。这就使得赫尔1 3同上书，第402页。 1蒋在遭到魏德迈的初步拒绝后，于11月23日直接向华盛顿要求提供这种帮助。 1菲斯：《中国的纷乱》，第404页。 1菲斯：《中国的纷乱》，第409页。 利的满腹怨愤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也使他重新怀疑给予他支持的那些保证。因此，他立即向总统递交了辞呈，语气激烈，文字冗长，内容混乱。2他在辞呈中重复了自己先前曾经提出的全部指责，说他的政策是因为遭到美国驻重庞大使馆以及国务院中国科和远东科中的某些官员的反对，才弄得无法生效的。他抱怨说，在他终于设法使他所指控为破坏他的政策的那些官员调离重庆后，其中一些官员却被安插到了国务院，而国务院实际上使他们成了他的监督人，而另一些人则被派到东京盟军最高统帅的参谋部去了。这种做法使共产党人认为赫尔利并不真正受到自己政府的信任，而且也破坏了他为谋求共产党人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和解所作的努力。他还指责英国政府为了英掴的帝国主义目的而支持共产党人，以便助长中园分裂（这一指责毫无根据）。他不无道理地埋怨说，迄今为止，在最高一级中没有公开阐明过表国他方针如何。但是他在试图提出应当怎么做的时候，自己却也不能首尾一贯，因为他怎么也不能使自己相信，她过去从表面意义上去接受史达林和莫洛托夫关于苏联与中共并无关系的声明，并认为中共不是国标共产主义运动的一 个真正组成部分，这些观点原来是错误的。 赫尔利在12月5日和6日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意见听取会上，重复了他的指控，特别是针对艾其森和谢伟思。贝尔纳斯指示国务院的法律顾问调查赫尔利所提出的关于这些官员曾有不忠行为的指控。1946年3月1日，法律顾问报告说，没有任何事实能够证明赫尔利关于195这些人背着他与共产 党勾给的指控。1 2《美中关系》，第112页，辞呈全文见同书第581—584页；又见菲斯，前引书，第409—411页。1菲斯：《中国的纷乱》，第411—412页。 第四节美国政策的阐明 1945年12月17日，杜鲁门总统公开宣布接受赫尔利的辞职并派乔治?c?马歇尔将军以大使衔作为他驻中国的特使。2挑选一位如此杰出的军人担任这一使命，这表明美国政府现在对中国事态发展的不祥徵兆忧心仲忡。12月7日，国务卿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美国政策的目标一如既往，是建设一个强大、统一和民主的中国。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所在是中国政府及其对手都要拿出和解的诚意来。〔贝尔纳斯说〕正如我们长久以来始终相信并一贯表明的那样，我们认为蒋介石委员长所领导的政府为建设一个发展中的民主国家提供了至为满意的基础。但是我们也认为，这个政府必须扩大，以便容纳那些成员众多、组织良好的党派团体的代表，这些党派团体现在在中国政府中还没有发言权。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个问题，中国领导人自己解决不了。当我们的影响是一种成败攸关的因素时，成功就取决于我们施加这种影响的能力，来鼓励中央政府与所谓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都作出让步，从而改变局势。总统在12月15日发给马歇尔将军的指示中，1 授权马歇尔同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作最坦率的交谈”，并授权他在必要时使用停止向中国政府提供美国的财政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威胁。同日，总2 统发表了美国对华政策声明。在声明中，他为实际上已等于是干预中国内政3 的做法作了辩解，理由是，“一个无论是由于诸如日本人那样的外来侵略，或是由于激烈的内乱所造成的混乱和分裂的中国，对当今和未来世界的安定与和平都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因196此，美国政府认为：“为了把整个中国归还给中国人进行有效的治理（其中包括立即撤走日军）”，必须结束国内的军事冲突，同时，为了找到早日结束内江的方式方法，必须召开一个 由各主要党派代表参加的全国性会议。 第81页 总统指出，美国和其他联合国会员国已承认现在的中国国民政府是那里的唯一合法政府；美、英、苏三国都对中国的解放（包括把满洲归还给中国管辖）承担义务。1他又说，美军呆在中国，是为了根据波茨坦宣言的决定，清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帮助国民政府解除日军武装并把他们遣返回国。他保证，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不包括武装介入内战。总统再次公开宣布，美国政府坚信，中国政府有必要吸收国民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参加，藉以扩大其基础。他同时断言：诸如共产党部队那样的独立军队的存在，不符合在中国实现政治统一的目的，而且实际上也使得这一目的无法实现。随着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价建立，这种独立的军队应予解散，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均应切实地统一为中国国民军。他补充说，虽然“为实现中国政治统一的必2《美中关系》，第132页。 1《美中关系》，第606页。 2同上。但在12月11日，杜鲁门、贝尔纳斯和马歇尔三人曾商定，即使蒋介石拒绝作出实现停战的合理让步，也仍然要帮助他向华北运送军队以便日本人从那里全部撤离。不能完全抛弃蒋介石，因为，这可能留下苏联控制满洲和中国政治分裂的后患（菲斯：《中国的纷乱》，第419页，注(15)）。 3声明全文见《美中关系》，第607—609页。 1根据开罗宣言、雅尔达协定和波茨坦公告，美国和英国对这一点负有义务（见下文，附录（三）、（四）和（五），原着第491页，第492页）；苏联作为签署国，对开罗宣言、雅尔达协定、中苏条约以及1945年8月协议负有义务（关于此点，见上文，原着第179—181页）。 要的具体步骤须由中国人自己制定”，但中国“对联合国其他会员国负有消除其国内武装冲突的明确责任，这种武装冲突构成了对世界安定与和平的威胁——这一责任，国民政府和中国的一切政治军事集团都应共同承担。”总统最后暗示说，美国对中国的财政经济和军事援助，须视中国是否遵循已经 大体上为其指出的通向和平与统一的方针而定。 这一重要的政策声明是在赫尔利辞职前不久在国务院草拟的，后经马歇尔、贝尔纳斯以及陆军部和国务院的官员们讨论，最后定稿。它选在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的同时公开发表，这是故意安排的。声明是为了要达到三191个目的：向美国公众保证，美国政府不会在可能爆发的全面内战中轻易向蒋介石政权提供担保并予以支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它与它的对手妥协；使苏联政府没有藉口可以背离自己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 言。 这就是马歇尔将军将竭力贯彻的政策。后来，在事后检查时，这一政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可是当初制定的时候，却很难设想有别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支持国民党政府，将使美国在中国的内战中成为偏袒一方的角色，这样不仅会触犯美国广大公众的舆论，而且会使苏联有机可乘。如果不介入中国的国内政治而且停止一切援助，那么，这将既不能防止内战也不能防止外来干涉，而且也等于是放弃了美国对日作肢的目标。这个在1945年12月制定的政策，是企图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但是它的成功与否有赖于三个条件——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占统治地位的一些集团必须放弃以武力击溃中共的企图；中共必须愿意充当一个立宪政党的角色，而不是一个旨在强行推翻现政权的武装集团的角色；苏联政府必须严格履行其反覆申明的决不混水摸鱼的诺言。然而，这些必要的条件一个也没有 实现。 早就有明显的迹象，苏联政府正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条约义务。虽然在日本统治时期，满洲的较为边远的地区有过当地的抵抗运动，但是这些抵抗运动与延安几乎没有什么联繫。8月27日，史达林在与美国大使谈话时，亲自声明，红军在满洲尚未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部队；他表示希望国民政府在不久的将来向满洲派出军队，以便接替那里的苏军。在莫斯科1 的户苏谈判期间，莫洛托夫口头答应，苏军将于12月3日以前撤出满洲。2 但是，中国国民党军队没有可能在日本投降日之后198立即开到满洲，而共产党人却有可能这样做，他们抓紧时机採取了行动。一部分共产党军队取道察哈尔和热河从陆路过去，另一部分则从共产党控制的山东地区由海潞前往。他们接着在满洲农村散布开来，在当地招募新兵，并且在他们所占据的地区组织地方“人民政府”。他们还攫取了大量的日本武器、弹药和装备。俄国人否认他们曾直接把这些物资交给共产党。中共则断盲他们是从俄国人所未占领的日本军火库中得到这些物资的；但是，如果共产党和苏联占领当局之间没有默契的话，这种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根据对中苏条约的合理解释，苏联占领当局有责任防止这类事件发生。然而苏联认为，根据条约规定，他们不应干涉中国的内政，他们只得把共产党的八路军看作是中国政1《美中关系》，第119页。 2“中国外交部长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46年5月5日（《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3月14日）。 第82页 府的军队。结果，共产党控制了经由山海关进入满洲的陆上通道以及满洲的 葫芦岛和营口两个港口。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满洲设了一个行辕，行辕的政治处由熊式辉将军领导，外事处由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将军负责。蒋介石还把这一地区重新划分为九个省，并且为这些省任命了国民党的省主席。111月1日，重庆政府宣布，东北的国军司令杜孝明将军已同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中国政府将由海上和空中向满洲调兵，以从苏军手中接管满洲。但是苏方拒绝中国军队经由大连这个主要入口或经长春铁路进入2 满洲，其託辞是：根据中苏条约，大连已作为商港，所以不能让中国军队使用。由于中共部队占领着葫芦岛和营口，由美国运输舰北运的国民党军队就3 只得在秦皇岛登陆，冒着中共的阻击经由山海关一路打入满洲。他们在11 月10日胜利完成了这一行动，到11月25日他们已拿下了葫芦岛。 鑑于苏联明显地想促使由中共统治满洲，又考虑到199华北局势危急，魏德迈将军建议蒋介石在试图去占领满洲之前，首先集中兵力牢固地控制住华北。魏德迈还向他的华盛顿上司建议，美、英、苏三国在此期间可对满洲 实行託管。1 但是，尽管蒋介石声称他贊同魏德迈的意见，实际上却无意听从这个劝告。他已被迫默认在雅尔达会议上对苏联所作出的让步，但是妄放弃满洲——那怕是暂时的——他也是忍受不了的。满洲作为一个粮仓和财源，对于中国来说至为重要。鑑于那里在日本人主持下工业有了巨大发展，满洲也被指望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工业设备来源。不过，蒋介石在作出决定时，可能主2 要是受着感情的驱使，而不是基于对利害关系的精确计算。满洲是中国在日本侵略下第一个被抢走的地区；蒋介石当时是不得已而屈服于这种强盗行径的，他不愿由于再度丢弃满洲而丧失自己的威望。“没有东北，就没有中国”，这成了国民党的口号，而且说起来感慨万千。当年日本徵服满洲曾经是征服华北的序曲；现在如果把满洲丢给了共产党，可能又会产生同样的后果。3所以蒋介石下定决心要把共产党赶出满洲。与此同时，共产党因为受到苏联的怂恿，也同样决心要巩固和扩大自己在那里的控制。这些，就是马歇尔使 命的不祥背景。 中国这种令人失望的局势本身，就其背景来说，正是美苏远东政策的一道裂缝。在制定对日政策时，苏联政府实际上被排斥在外，这件事使他们很 1《中国新闻周刊》，1945年9月13日。 2同上，1945年11月8日。苏军应在10月中旬开始撤离，11月底全部撤完（菲斯：《中国的纷乱》，第383页）。 310月6日苏联大使就是这样通知中国外长的（同上）。 1《美中关系》，第191—132页。 2关于这一发展过程的记述，见f·c·琼斯：《1931年以来的满洲》， 3“中国人民之所以超越党派分野，举国一致，对当前的时局优虑不安，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东北各省是中国的生命线。他们清楚记得，日本人正是从东北这些基地出发，一步进一步渗透到长城以南并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话，简单明了地表达了他们的感情……‘没有东北，就没有中国’。”（《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3月7日）这句话作为政府宣传机构的一句口号，固然难免有所夸张，却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些感情的真诚之处。 恼火，也使他们更想从美军继续留在中国一事上捞取最大的资本。在莫斯科1 会议上，莫洛托夫拒绝美国的建议，不同意把关于将满洲移交中国国良政府管辖这一问题列入议程。他坚称，苏中两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投有什么分歧，苏军早已撤出南满，而且，要本是中国政府自己要求苏军推迟一个月冉撤出的话，苏宰也早已撤离北满了。他反过来要求会200议讨论美军留驻华北的 问题。2 贝尔纳斯已预料到这一点，作为答覆，他给了莫洛托夫一份事先准备好的美军留在华北的人数的声明。他解释说，美军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在那里协助解除该地区大约三十二万五千名日军的武装的；一旦这一使命完成，美军就将撤离。第二天，他向会议提交了一份杜鲁门12月15日的声明。这并没有使得莫洛托夫满意，他还是再三重复这一指责。他声称，中国政府夸大了介于他们的部队和日本驻军之间的共军的力量！他说，中国政府总是想要别人为他们办事效劳；又说，那些日本兵继续留在中国是“不能容忍的”。1l2月21日，苏联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反对其他外国军队在中国帮助解除日军武装，并且要求“美国与苏联约定在最迟不超过1946年1月中旬的某一日期同时从中国撤出各自的部队”。苏联政府声称，他们坚持不干涉中国 内政的政策，并希望其他国家也这样做。2 贝尔纳斯对与莫洛托夫就这一问题反覆争论感到厌烦，他利用一次会见史达林的机会同史达林讨论了这个问题。与冷酷的莫洛托夫相比，史达林显3 第83页 得温文和蔼。他说，他并不反对美国呆在那儿，而仅是要获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他认为，如果蒋介石在人们心目中被认为是在依赖外国军队的话，那么他将在中国失去威信。他表示藐视中国的敌对双方，并说，所有的中国人4 都既夸大他们敌人的力量，也夸大自己的力量。最后他说，如果有谁能解决5 中国局势的话，此人就是马歇尔将军。6 经过这次和史达林的会谈，苏联不再要求确定美军，201撤出中国的日期了，而且会议上还就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项声明收在莫斯科会议结束后即于12月28日发表的公报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1 1见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08页，第216—217页。 2《美中关系》，第124页。 1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26—227页。 2《美中关系》，第124页。 3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27页。 4同上书，第228页。关于这一点，《美中关系》第125页是这样说的：“史达林在后来与国务卿贝尔纳斯的一次谈话中，也反对使用美军遣返在华的日军。”也许上面所说的关于蒋将会失去威信的一段话，可能被理解为是间接地反对美军留驻中国。 5贝尔纳斯，前引文。当时，贝尔纳斯向史达林说明了天津地区国民党军队、中共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各自所在地点。史达林问有多少共产党部队在那儿，当贝尔纳斯回答说，毛泽东声称有六十万人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大笑起来。他问蒋介石的所谓一百五十万军队在哪里，贝尔纳斯说美国人还没有看见过他们，这个回答使得史达林觉得更加可笑。 1“三国外长就中国时局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和民主的中国，有必要让民车人士广泛参加国民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有必要停止内战。他们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美中关系》，第125页）在概述了莫洛托夫和贝尔纳斯的发言的内容之后，公报以下面的词句结束：“两国外长一致认为，苏美军队在一个尽可能早的、切实可行的、与他们所履行的义务和职责 上只不过是“弥补裂缝”而已，然而权衡起来，却是苏联的一次胜利，因为苏联政府成功地使会上无法讨论他们在满洲的行动，而且它取得了不把美军 用于帮助蒋介石把共产党人赶出满洲和华北的保证。 相适应的时候撤离中国，是可取的”（同上）。 第五节1946年1月和2月的国共协定 马歇尔将军的任命宣布以后，中国政府同共产党之间的谈判恢復了。12月1日，王炳南回到重庆。两天后，他告诉那里的美国大使馆官员说，共产党已决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已选定了他们的大部分代表。藉此机会，他宣称，中共的政策与苏联的政策无关，他们特别想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并认识到在战后时期美国向中国提供援助是必要的。2参加政协的中共代表于12月17已到达。同年年底，政府宣布政协将于1946年1月10日开幕。1 马歇尔本人于12月23日抵达重庆，开始同政府和中共代表进行会谈。蒋介石在元旦广播文告中提醒他的国民，国家有继续分裂的危险，他说，政府将为维护和平而竭尽全力。他还宣布，延期举行的国民大会将于5月5日召开。与此同时，政府提出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并建议成立一个以马歇尔将2 军为首的三人小组来拟定停战协202定的细节。共产党对此表示贊同，但是3 对于政府向热河和满洲调动军队表示不满。1月4日，马歇尔对周恩来说，美国政府有义务协助中国政府军队开进满洲，于是周恩来同意将满洲作为拟议中的停止军事行动协定的一个例外。这就使三人小组得以在1月7日正式4 成立，并在三天后达成了一项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接受 了这一协定。5 l月10日的协定从1月13日午夜起生效，协定规定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停止调动一切军队，但是政府军队可以为收復中国主权而向满洲和在满洲境内继续调动，政府军队也可以按政府的军事整编计划在长江以南继续调动。协定还规定建立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设在北平，由三名委员组成，一名是国民党人，一名是共产党人，一名是担任主席的美国人。他们只有在意见一致时才能作出决定。执行部将设立一个由一位美国军官指挥的执行组，该处的任务主要是组织必要的战地小组，以保证实施停火和贯彻执行部颁发的命令。这些战地小组将由美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人员组成，他们也 只有在意见一致时才能作出决定。1 由各党派和无党派团体的代表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于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2在开幕式上，委员长宣布政府很快就将允许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允许各党派有平等合法的地位，推行地方自治，并释放除卖国贼和犯有危害民国罪行者以外的所有政治犯。两天后，周恩来声明，共产党承认蒋介石对全国的领导和国民党作为主要政党的地位。他否认共产党2同上书，第111页。 第84页 1《美中关系》，第136页。 2《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1月3日。 3同上，1946年1月10日。 4《美中关系》，第137页。 5同上。 1《美中关系》，第137—138页，第609—610页。 2共有代表三十九名，计：国民党九名；共产党七名；民主同盟二名；青年党五名；民社党二名；救国会二名：中华职业教育社一名；地方自治学会一名；第三党一名；无党派人士九名（《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1月10日）。其中，国民党、青年党和民社党是右翼团体；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救国会是左翼团体。无党派代表中一部分人也倾向左翼团体。 有建立一个独立政权的意图。1月31日，会议宣布，已就所有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并且公布了这些决议。决议规定，定于5月5日203召开国民大会，但是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将有很大的增加。大会将为中国通过一部宪法；但在此之前，将特别任命一个由各党派组成的委员会对1936年的宪法草案进行修改。在宪法实施之前，将由一个临时联合政府来代替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国民政府委员会将成为处理国务的最高机构。它将由四十名成员组成，其中一半由国民党选任，另一半由其他各党派及集团选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有权否决该委员会的任何决议，而要推翻国民政府主席的否决则需要五分之三的多数。该委员会的一般决议只需简单多数即可通过，但是，关于更 改施政纲领之决议，须由到会委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方能有效。1 政治协商会议的其他决议还规定，在国民政府改组前，（政府和共产党之间）对那些解放区的行政管理尚有争议者仍维持现状；并规定整编军队。经政府和中共代表双方同意，建立了一个由张治中将军（国民党）、周恩来将军（共产党）以及作为顾问的马歇尔将军组成的军事小组，制订军队整编 的细节。2 政治协商会议并不是一个立宪议会，其决议需经有关各党派批准方能生效。国民党内部的各右翼集团唯恐将失去一党专权的地位，纷纷表示不满；各反对党则对拟议中的总统否决权大加批评指责。然而，在会议的闭幕式上，蒋介石代表政府保证将执行大会决议，共产党、民主同盟和青年党也许下了 同样的诺言。3 当时看来，马歇尔作为调解人的努力仿佛即将大功告成，中国和平统一的目标似乎就要实现了。3月25日，据宣布：军事小组经过两个星期的商讨，已就军事整编问题达成协议。协议规定在十八个月内完成军队的逐步缩减和重新部署。到那时，政府军将保持五十个师，中共军队保持十个师，每师兵力不超过一万四千人。这些部队204将作如下部署：满洲，政府军十四个师，中共一个师；西北，政府军九个师；华北，政府军十一个师，中共七个师； 华中，政府军十个师，中共两个师；华南，政府军六个师。 这项计划将交由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1 这样，在短短的两个月里，马歇尔成功地使有关下列事项的协议得以签订，即停止军事冲突，扩大政府的基础以及整编军队，使它能成为一支不受党派政治影响的、真正的国家武装力量。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这些协定是获得忠实执行，还是被国民党和共产党集团内部的顽固分子弄成一纸空文。不幸的是，事态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了，马歇尔在这方面的忧虑一点也不过分。2 1《美中关系》，第139—140页。 2同上书，第140页。 3同上书，第188—139页。 1《美中关系》，第140—143页。 2在该协定签字时，马歇尔说：“我认为这项协定代表着中国的巨大希望。我只能衷心地希望，这几页文件不至于被一小批顽固分子所践踏，这些人出于自私的目的，想使中国人民争取实现和平繁荣的强烈愿望全然落空。”（《美中关系》，第142页） 第六节满洲的危机 正当在重庆为了平息中国国内的政治冲突而在进行上述努力时，由于苏联在满洲所採取的行动，中苏关系却在出现一场危机。上文提到过，在签订1945年8月14日条约的中苏谈判期间，莫洛托夫曾经口头答应，所有苏联军队将在12月3日前撤出满洲（旅顺口地区除外）。1但是中国政府在接管满洲时遇到了困难，这种困难又由于苏联军事当局不同意他们使用大连而更趋严重。这就不得不再次进行中苏谈判，从而签订了一项苏军延期撤出的协 定，新的期限定为1946年2月1日。2 与此同时，自1945年9月起，俄国人开始运走从满洲工矿企业里挑选出来的机械设备。估计中国政府一205定曾对此提出抗议，因为后来知道，19463 年1月21日，苏联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所有原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中国东北各省日办企业都是苏联的合法战利品。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一要求，因为它远远超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许可的做法。此后，苏联政府在另一份递交给长春的中国司令部的备忘录中提出，把它认为应得的战利品——前日本工厂企业——的一部分移交给中国，并将其余的部分改为中苏合营企业，其中包括一些指定的煤矿、发电厂，以及钢铁、化学和水泥工业。中国政府同样拒绝接受这一主张。在此期间，苏联又以技术上的困难为藉口4 第85页 拖延撤军。不过，2月26日，苏联在满洲军队的总参谋长对长春的记者说， 至少一到美军全部撤出中国时，苏军就撤退完毕。1 2月9日，美国政府向苏联和中国递交了一份内容相同的照会，表示美国对所传中苏正在进行谈判可能排斥其他国家而专揽满洲工业控制权一事深为关切。照会声称，任何这样的协议都将违背“门户开放”的原则，是对美国商业权益的歧视。这种协议也将违背下述的既定原则，即日本的国外资产应根据一个分配日本赔偿物资的总方案来调配，而这将是拟议中的“盟国间处理日本赔偿问题委员会”的职责。因此，美国政府认为，把日本在满洲的企业当作“战利品”运走或者按苏联和中国政府问的协议进行处理是不妥当 的。2 中国政府在3月5日公布的一份照会中对此作了答覆。在这份照会中，他们公布了苏联的要求以及中国自己对此所持的拒绝态度。3月12日，华盛顿方面宣布已经收到苏联政府的答覆。答覆的内容没有公布，但是莫斯科广3 播电台指出，苏联政府仍然坚持原先的观点，即认为所有在满洲的原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企业是合法的战利品。206同时，在1946年2月11日，美英两1见上文，原着第197页。 2中国外交部长的声明，1946年3月5日（《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3月14日）。 3“关于赔偿问题的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埃德温?w·波利的报告”，1946年11月12日（《美中关系》，第602页）。 4《美中关系》，第597—598页。 1《泰晤士报》，1946年2月27日；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国际事件编年史》 （chronologyoflnternationaievents），第2编，第5章，第123页。 2《美中关系》，第596—597页。3月11日，英国提出了类似的意见。苏联政府起初不愿对满洲的“门户开放”作出明确的书面保证（同上书，第115—120页）。 3《泰晤士报》，1946年8月13日。 国政府发表了在雅尔达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全文。公布之后不久，报纸上又报导了苏联对满洲的新要求和苏军中止撤离的情况。这些报导在中国激起了很大的不满，报上因此发表了大量文章，谴责英美两国在雅尔达“出卖”了中国，主张中国不受任何未经它同意的协议的约束，并要求苏军撤出满洲。12月21日，重庆举行了反苏示威，接着，在上海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也遭到谴责，说它是苏联的代理人，阴谋把东北各省从中国分割出去。中国政府驳斥了苏联的说法，即所谓这种示威不是自发的而是中国当局组织的。2月23日，立法院2的七名委员发表声明，谴责关于满洲问题的雅尔达协定，并要求中国外交部正式声明中国不受该协定的约束。两天后，蒋介石亲自表扬了那些抗议苏联在满洲所作所为3 的人士的爱国精神，但同时强调，为了和平的利益，需要继续同苏联合作。他重申中国对满洲享有完整主权，并宣布他已指示他在长春的司令部的代表，在同苏联官员进行一切谈判时，以下列原则为依据：凡是制定任何协定，必须符合中国法律，必须符合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条约，也必须符合中 国参与制定的其他国际条约。4 3月5日，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说，中国政府坚决主张，所有日本的公私财产，凡是在中国领土上的，都应作为赔偿，归中国政府所有；中国政府决不同意苏联把这些财产中的任何一部分当作“战利品”据为己有，以此作为它从满洲撤军的交换条件。得到美英使馆支持的1 中国政府所持的这一立场，显然使苏联政府作出了让步。3月11日，苏联军事当局宣布，他们的军队已经撤离渖阳。3月23日，中国外交部长透露，针对中国政府3月6日敦促苏军立即撤出满洲207的正式要求，苏联政府已在 3月22日答称，苏军正在撤离，并将于4月底前全部撤出。2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已逐步扩大了他们对满洲内地的控制，一俟苏军撤离，他们就能夺取满洲的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中国政府不顾美国要它不要过分分散兵力的告诫，坚持把军队开进满洲，以图确保对该地区的有效控制。双方为了争夺控制权，都将1月10日的停战协定置诸脑后，这一协定就停火而论也适用于满洲，但是它允许政府军队可以继续开进这个地区。于是国共军队发生了冲突——国民党拼命想把共产党从他们所已占领的内地赶走，而共产党则以袭击国民党的铁路交通来进行反击。起初，国民政府深信自己能在满洲占上风，它拒绝了马歇尔将军在1月24日和2月20日先后提出的关于派停战工作组去满洲设法阻止冲突的建议；直到3月11日，蒋介石才改变了他在这方面的态度，并在3月27日同意发布命令，让停战工作组在满洲採取行动。第一批工作组于4月8日抵达。共产党方面，在同意派遣工作组的同时，抗议美国帮助国民党把军队运进满洲。苏军撤出满洲的那种做1 法更加剧了这一冲突，他们从4月6日至29日，以极快的速度全部撤离，先1《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2月21日。 第86页 2原文为centraiyuatn（中央院）。——译者 3《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2月28日。 4同上。 1《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3月14日。 2同上，1946年3月14日和3月28日。 1《美中关系》，第146—149页。 前所说的妨碍撤军的“技术困难”此时却一字不提了。中国政府的军队沿着2 北宁线一路奋战，步步挺进，并占领了渖阳。但是，苏联当局不肯让他们使用渖阳以北的长春铁路。3据说苏军当局拒绝在北满一些城市里暂留少量驻军，等政府军队到达接管后再撤走。结果，当一支人数很少的国民党部队被4 空运到长春时，远在北面的共军却208随着苏军的撤出而步行进入了这些城镇。接着，在4月中旬，共军向长春的政府军发动进攻，并击溃了他们，于 4月19日占领该城。 2同上书，第147页；《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4月11日。 3据《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3月28日）报导，苏军参谋长并没有公开拒绝，但是他设置种种障碍不让中国政府军队立即使用该铁路线。中国军队也不能进入大连；俄国人把中国要求在那里卸下救济物资的请求提交给莫斯科去处理。但是，熊式辉将军在4月13日否认曾要求延期撤军（《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4月18日）。 4《美中关系》，第149页。 第七节和平协定的破产 满洲发生的这些事件对整个中国的形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些事件使得原先对中共的指责更加有声有色，这种指责认为，不管中共怎样矢口否认，他们确实是充当着苏联的代理人，企图把满洲从中国分割出去。这些事件也加强了国民党内一部分军政要员的势力，这些人对于这个党有朝一日可能要放弃一党专政的局面向来公开表示不满。这些事件还使国共双方之间加深了仇恨和怀疑。共产党认为国民党是想用武力来消灭他们，国民党则认为共产党从未真正打算按照一个立宪政党那样行事，而是一心要在全国建立自己的独裁政权。双方的推断都是很有根据的，虽然哪一方都还不可能撕下假面具。共产党方面唯恐激怒了美国，致使它无限度地援助国民党政府，而政府方面则担心会失去正在得到的美国援助。双方无疑都对美国出于好心的调解工作忿忿不满，都拼命地想使美国的调解工作变得有利于自己，并把战争延绵不息的责任推到对方身上。而且，每一方都在自己的军队取得胜利时提高和解 的条件，而当受到挫败时则显得比较容易商量。 满洲的这些不祥事件所造成的第一个后果，便是拟议中的关于建立临时联合政府的安排宣告破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3月1日在重庆开会，讨论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经过两个星期的辩论，在会上提出了许多批评（特1 别是针对拟议中的对1936年宪法所作的修改意见提了许多批评），于3月16日正式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23月20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国民参政会原是在抗战时期组成的，尽管它的许多成员是3 由政府指定而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但它209还是起着临时议会或者国民大会的作用。3月31日，国民参政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不承认东北各省的“非法部队”和“自治政权”。国民参政会的一些成员还对政治协商会议 的合法地位提出了疑问。1 虽然国民党方面否认它打算单方面修改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但是共产党及其同盟者——民主同盟——却要求立即实施这些决议；在未实施以前，他们拒绝选派代表参加拟议中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共产党还推迟举行它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那次会议原定于3月31日召开，以通过政协各项决议。24月2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说，共产党要求废除目前的临时宪法，而在政协各项决议的基础上另行制定一部宪法。他宣称，这一点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部临时宪法已在1931年的国民会议上通过，它只能由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所批准的宪法来代替。他还谴责共产党在满洲的“破坏活动”，并且说，政府不承认那里的所谓“人民政府。”关于立宪问题的讨3 论就此中断。4月24日，蒋介石宣布，应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要求，召开国 民大会的日期无限期推迟。4 1见上文，原着第202—203页。 2《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3月21日。 3同上，1946年3月28日。 1《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3月28日。 2《美中关系》，第144页。 3《中国新闻周刊》，1946年4月11日。 4同上，1946年5月2日。 马歇尔将军于3月11日前往华盛顿同杜鲁门总统磋商，当他于4月18日返回中国时，他发现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已陷入僵局。由于规定1 只有在所有成员意见一致时才能确定该由哪一方承担破坏停火的责任，以及决定应该採取什么行动，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战地小组试图阻止战火蔓延的工作大受妨碍。战地小组中的国共成员总是维护自己一方，而且共产党方面既不同意让小组中的美国成员取得仲裁权，又反对採用按多数票通过决议的办法。双方互不相让，使得战地小组几乎没有什么实权能阻止或纠正当地指挥2 第87页 官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马歇尔发现双方的思想是如此对立，因而他暂时不再进行正式调解，虽然他仍然继续为和平作出努力。他提议共军应撤出长春；在该市设立一个军事调处执行部210的分部；政府军队在满洲事件获得一项全面解决办法之前留驻原地不动。但是正当这些建议还在研究的时候，5月19日，国民党军队在四平街打败了共产党军队，并在5月23日夺回了长春。3然后他们继续北进，于6月5日进入了哈尔滨。国民党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那一天，正好是4 蒋介石视察渖阳的日子，这一胜利使得马歇尔陷入了尴尬的境地。然而，在5 委员长回到南京后（当时他的政府已重新设在南京），他于6月3日同意命令其在满洲的军队停火併且停止前进。中共当局答应发出相应的命令。6月6日，双方都宣布已发出命令，在满洲停火十五天。后来，停火期限延迟到6月底。这一停火协定使三人小组的会谈得以重新恢復，并有可能作出新的努1 力来达成一项全面解决办法。6月24日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协议授予军事调处执行部中的美方人员及其战地小组以更多的权力。两天后，又达成了结束在满洲的军事冲突的协议。但是在讨论第三个问题，即关于稍加修正后贯彻2月25日的军事整编协定时，主要是在关于共产党军队撤出后的地区的行政管理问题上，谈判破裂了。由于蒋介石坚持必须以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协议作为条件，才能分别使各项专题的协议生效，因此，在一个问题上谈判破裂，也就导致整个谈判失败。虽然双方在7月初都宣布说，他们已发出命令禁止其部队主动发起攻击，但是，战斗还是很快就在满洲和中国的其他地方重新爆发了。这样，马歇尔试图获致和平的第二次调处又告失败，他本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反对美国在财政、经济和军事上 援助中国政府，他们在这方面的宣传也变得越来越勐烈了。2 1《美中关系》，第145页，第149页。 2同上书，第630—631页。 3同上书，第152—156页。 4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编年史》，第2编，第11章，第314页。 5《美中关系》，第154—157页。 1《美中关系》，第158—161页。 2同上书，第158—171页。 第八节奏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问题 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冲突的继续，马歇尔将军和平调211解的失败，使得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变得更加尖锐了。美国政府一方面试图使中国的敌对双方达成和解，一方面却又在不断加剧的内战中以各种形式为其中的一方提供巨大的援助。这并不是出于共产党所宣称的那种有意识的两面派做法，而是由于对日作战胜利时的局势所自然造成的一种特殊情况。当世界范围的军事冲突结束时，美国正在中国履行它在战争期间已经着手进行的军事训练和装备计划。该计划规定要组织一支拥有三十九个师的中国陆军以及一支“规模为八又三分之一大队的空军”，这些部队将接受美国式的军事训练，配备美国的机械、武器和弹药，并根据租借法为该计划提供资金。这一计划1 是在史迪威将军在任时开始实施的，并由他在军事方面的后任魏德迈将军继续进行。当初制定这个计划，是为了培训一支现代化的中国军队，让它在打败侵华日军的战斗中发挥有力作用。计划的第一批成果已被人们看到：组成了几个中国师，这些师在雷多盆地和萨尔温江的战斗中打得十分出色。日本的崩溃和海路的畅通使得这个计划中答应提供但尚未交货的军需品大量地运 到了中国。 1945年9月14日，杜鲁门总统对中国行政院长宋子文说，美国打算帮助中国“建设一支适当规模的武装力量，以维护其国内的和平与安全，并对包括满洲和福摩萨在内的中国收復区採取充分的控制”。2他说，他打算把建立三十九个陆军师和相应规模的空军部队的计划进行到底，并给中国海军配备一些小型舰只。其他援助，包括设立一个美国军事顾问团，可在中国政府、魏德迈将军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三方磋商后决定。总统还宣称：“考虑到委员长曾屡次声明，中国国内的政治纠纷将用政治方法解决，所以应该明确理解：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不得转用于内战，也不能用来支持不民主的统 治。”1 如前所述，马歇尔出使中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谋求达成一项关于把中国军队改组成一支中等规模的武装部队的协定，这支部队将首先由现有的国民党和共产212党部队按五对一的比例组成。在预期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情况下，这样一支混编的部队被看成是国家的而不是某一政党的工具；美国对它提供军事装备也理所当然地不应被解释成是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外来干涉。但是，如果说这个计划曾经有过实现的希望，那么这一希望很快就消失了。此时此地，美国帮助中国政府装备陆军和空军，并把大量政府军队运到华北和满洲，这些做法又必然产生不利于中共的后果。中共对美国的这些做法深表不满，认为这是美国对他们的干涉；中共以及他们的同情者指出，只要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能够指望美国的支持，他们就不可能听从要求克制的 第88页 唿声。 1946年6月中旬，美国国会开始讨论一项法案，这一法案将规定允许在6月30日租借法期满以及总统的战时权力终止以后继续对华提供军事援助。 1《美中关系》，第312页。 2同上书，第939页。 1《美中关系》，第939页。 在这个时候，上述的抗议变得更加强烈了。这一法案如获通过，将允许以总1 统认为适当的条件，帮助中国训练军队，并且把武器、弹药和装备交给中国。尽管美国国务院作出了如下保证：根据这一拟议中的法案所提供的军事援助将以在中国实现和平为条件，而且这种军援将既供应马歇尔所设想的改组后的军队中的国民党人员，也供应其中的共产党人员，但是这一建议还是遭到了国会两院和部分报界舆论的强烈批评。反对这一法案的人断言，这一法案事实上意味着美国将给蒋介石以更多的援助；他们并说，1945年12月15日的杜鲁门计划由于美国直接站在中国政府一方进行干涉而遭到了挫败，美国 应该立即停止这种做法。2 在中国，人们组织了示威，反对继续内战，反对美军留驻中国，反对美国提供战争物资。7月7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谴责美国继续对中国政府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并且声称，无论华盛顿政府怎样辩解，拟议中的增加援助将继续为政府所得，并将帮助他们进行反共行动3——这一遣责得到了美国的中共同213情者们的响应。在中国，除了左派的谴责之外，右派也有一些强烈的不满，国民党中的极端分子谴责美国干涉了他们用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政策。结果，国会没有对军事援助法案採取任何1 行动——虽然它在7月16日批准了另一项措施，规定美国帮助中国建立海军，其中包括派驻一个海军使团以及移交给中国几艘美国小型军舰2——而且在7月底的时候实施了一项禁运令，禁止从美国本上或从它在太平洋的基地向中国输出武器和弹药。但是，共产党还是照样愤怒地谴责美国对中国政府3 提供财政和经济援助。当时，中共还无法在阵地战中击溃政府军，他们希望用长期的消耗战来拖垮他们。这种打法还可能收到非军事方面的效果，那就是：使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更加恶化，并且使他们更加不得人心。美国对中国政府的财政援助将有损于共产党的这一策略，这也就是共产党所以要如此激烈地抗议这种援助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国民党中有一些实力雄厚的人物，他们对中国政府在经济上依赖美国表示不满，一则因为这样做有损于中国的民族自尊心，二则因为这种做法使得美国得以控制中国政府，迫使它对中共作出讨厌的让步。在1945年至1946年期间，最大的一笔对华援助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提供的物资。1除此以外，在1945年晚些时候，中国政府还要求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信贷。但是1946年1月，华盛顿国家谘询委员会根据马歇尔将军的意见，决定在中国国内政治纠纷得到今人满意的解决之前，暂停对华提供信贷。21946年1月至2月间，鑑于在解决中国国内问题1《美中关系》，第340页。 2对外关系协会：《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45—1947年》（councilonforeignrtions： theunitedstatesinworldaffairs，1945—1947），纽约，哈珀，1947年版，第291页。 3《美中关系》，第170—171页。7月24日，中共在北平附近伏击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这件事进一步反映了他们的敌意（同上书，第172页，注）。 1《美中关系》，第170页。 2同上书，第340页。 3同上书，第354—356页。 1关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活动的详细情况，见《概览，1939—1946年：欧洲的重组》，第108—110页。 2《美中关系》，第226页。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进出口银行在1946年第一季度向中国提供了几笔贷款，共计六千六百万至六千八百万美元，用以购买商船、铁路与工业设备以及原棉。1946年4月，根据马歇尔的建议并经国家谘询委员会同意，该银行拨出五亿美元，以备1947年6月21430日之前向中国提供信贷之用。31946年6月14日，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缔结了“油管”租借信用贷款协定，向中国提供资金，使它能购买一批民用设备。这些设备根据战时租借计划早已签订了合同，但是尚未交货。4经过八个月的谈判之后，两国政府于8月30日就美国向中国出售它在中国、印度以及太平洋各岛屿的剩余军用物资一事进一步签订了协议。这些物资主要是车辆、空军用的物资与设备以及小型船只，但 不包括武器和弹药。1 这些交易以及美国对中国政府提供更多信贷的可能性，激起了共产党及其朋友们对美国政策的强烈谴责。7月22日，由孙中山夫人和中国实业界以及其他各界的一批代表人物联名签署了一份宣言，唿吁美国人民阻止对中国政府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以防止内战发展。9月2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抨击剩余物资协定。他们声称，许多运输车辆和其他设备可能被政府用于军事目的。他们要求美国政府必须中止这样的援助，撤出在华美军，并充当真正公正的调停人。尽管马歇尔多次抗议这份声明的弦外之音，但中国共 第89页 产党还是继续并加剧他们对美国政策的谴责。2 3同上。 4在此以前，加拿大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一个类似的协定（同上书，第227页）。 1这批物资估计原值九亿美元。中国政府勾销了为供应在华美军设施所垫拨的款项一亿五千万美元，并同意以长期贷款的原则偿付五千五百万美元，其中二千万美元，美国政府将在中国用于文化教育事业上。美国政府又拨出三千万美元作为运输费以便将这批物资转运到中国。美国在上项交易中的实际所收款项，为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美中关系》，第227—228页）。 2同上书，第180页。 第九节中国内战的继续 马歇尔将军考虑到自己的地位正遭到政府和共产党双方的损害，建议委派一位正式的美国驻华大使，协助他进行调停工作。他建议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担任这一职务。司徒雷登在中国卓越的资歷和长期的经验足以使他成为一个为各党派所欢迎的人物。7月11日，参议院批准了总统对司徒雷登博士的任命。他于当月下215旬抵达南京。可是，无论是马歇尔还是司1 徒雷登，都无法使那冗长而复杂的建议、反建议以及终年不断、不值得细述的讨论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蒋介石及其军事顾问们确信他们能够用武力摧2 毁共产党人，他们把共产党人从许多城镇赶了出去，这个表面上的胜利增强了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但是，共产党继续占领着大片农村地区，并使国民党军队的交通运输处于瘫痪状态。政府显然无法迫使共产党接受他们提出 的政治和军事解决条件。 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希望促使中国公众起来施加压力，以结束敌对行动。在声明中，他们表示相信双方领袖对媾和都抱有真诚的愿望，但同时又指出，在一些主要问题上，即各自部队的整编问题，特别是预定要撤出的地区的当地政府的性质问题，似乎不可能达成协议。3 同一天，杜鲁门总统在给委员长的一份电报中，对于马歇尔调处的明显1 失败深表遗憾，并宣称，国共双方极端分子的自私自利正在阻碍中国人民实现自己的愿望。杜鲁门接着表示，这种事态已引起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要求重新审查美国对华政策。电文最后警告说，如果中国在谋求和解方面不能迅 速取得令人信服的真正进展，美国的政策必将有所改变。 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周年纪念日发表的讲话中，间接回答了美国的这一责难。他指责共产党破坏1月份和2月份签订的协定并继续採取敌对行动。他声称，政府仍然愿意履行协定，但他坚持共产党必须从他们正在扰乱和平和阻碍交通的地区撤出，必须尊重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决定，必须把共产党部队併入国军。蒋介石在其8月21628日致总统的正式復函中说，他已竭尽全力2 与马歇尔将军合作，以求得和平和民主。但他接着说，和平的愿望必须是双方面的，“共产党必须放弃其使用武力夺取政权，推翻政府，从而建立一个此时正在席捲东欧的那种极权主义政权的政策。”他提到他在对日作战胜利纪念日的讲话，并保证将尽力贯彻讲话中所提出的纲领。但他又解释说，如 果他要能取得成功，必须有共产党方面的真诚合作。3 8月31日，杜鲁门宣布收到了蒋介石的復函。他一面表示赞赏蒋的诚意，一面再次指出，美国进一步的对华援助取决于中国国内和平的建立。这些信1件的来往并没有使形势有什么改观；在以后的一个月中，事情也没有取得真1《美中关系》，第173页。 2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力图建立一个以司徒雷登为主席，包括国共代表在内的五人小组，以便决定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人选。但是，任何一方都不愿接受对方关于成立这一机构的先决条件（同上书，第174—175页）。 1全文见《美中关系》，第652页。 2同上书，第649—651页。 3同上书，第658页。 1《美中关系》，第654页。 正的进展。9月底，由于政府军进攻自1945年9月以来一直为共产党占领的张家口，局势更加恶化。210月1日，马歇尔告知国共双方，他几乎已决定放弃自己的使命，并打算建议总统把自己召回。在同蒋介石进一步会谈之后，他于10月5日致电国务院说，根据他的判断，只有把他召回，才能“制止军事行动，并打消政府将领们所显然待有的那种信念，即认为他们在採取武力行动的时候可以拖着美国一起干”。但当司徒雷登将马歇尔的这一行动通知蒋介石时，委员长宣称他准备暂停对张家口的军事行动。因此，马歇尔要求国务院暂缓向总统提出召他回国的建议。经过进一步的磋商，委员长同意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的意见，表示愿意向共产党提出暂时休战，作为交换条件，共产党方面必须提出参加国民大会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代表名单，同时三人 小组应就如何根据军事整编计划重新部署共产党部队的问题作出决定。3 直到此时，虽然马歇尔也曾强烈批评过共产党在谈判中的闪烁其辞和行动迟缓，但他一直把继续敌对行动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中国政府。然而，现在共产党表现得同国民党一样不肯妥协，他们拒绝了美国调停人好容易217才说服政府提出的停战建议。1共产党的要求体现在10月9日的备忘录中，其中包括要政府军明确放弃对张家口的进攻，并要求政府军撤回到1月13日前他们在中国本上以及6月7日前在满洲占领的阵地。在政治上，他们的要求包括为他们自己和民主同盟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中取得十四个席位——这些代表名额可以使他们所反对的任何措施无法通过。他们还要求改组行政院和国民政府委员会，推迟召开国民大会，直至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委员会对宪法草案作出修改，并由政协的常务委员会定出各党派参加国民大会的补充代表名额比例。共产党表示，在这些要求未被接受和实施之前，他们不愿参加国民大会。他们还坚持在中央政府未按建议改组之前应维持地方政府 第90页 的“现状”。2 因此，双方仍然象过去一样距离很远，敌对行动继续进行。10月10日，张家口落入政府军手里。次日，政府正式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0月16日，委员长提出了另一个妥协方案，这个方案大体上，虽然不是全部，还是根据美国调停人为他拟定的建议草案制定的。这个方案也遭到了共产党的拒绝，同时第三方面（由各少数党领袖组成）为谋求双方和解而作出的努力也同样没有效果。111月6日，委员长宣布他已向自己的部队下达了停火命令，同时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政治和解建议。不过，他拒绝取消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并于11月15日——比原定日期推迟了三天——召开了国民大会。第三方面的某些党派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但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拒绝参加。11月16日，共产党发表声明，谴责大会是国民党所控制的机构，并宣布不承认大会的决议。三天之后，周恩来动身返回延安，从而结束了上年1月开始的一系列漫长的谈判。在周恩来启程之前，马歇尔要他向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取得下面这一问题的明确回答：他们究竟希望还是不希望马歇2同上书，第188页。 3同上书，第191—193页。于是，马歇尔撤回了要求召他回国的建议。 1《美中关系》，第194页。 2同上书，第196—196页；备忘录全文，见该书第667—669页。 1《美中关系》，第196—204页。又见张家森（译音）：《中国的第三种势力》〔carsun（chia-sen）插ng：thethirdforceinchina〕，纽约，布克曼同人出版社，1953年版，第181—187页。 尔将军继续充当调停人？周恩来答应满足马歇尔的要求。12月1日，马歇尔218同委员长再次举行会谈，在会谈中马歇尔重申他坚信国民党人将会发现他们无法用武力摧毁共产党；如果国民党硬要这样做，将给自己带来财政和经济上的崩溃，而这正是共产党所求之不得的。蒋介石回答说：他坚信共产党从来没有诚意和国民政府合作；在俄国的影响下，他们的目的是要瓦解国民政府。他认为有必要摧毁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并相信只要做到了这一点， 处埋共产党的问题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蒋宣称，他不相信中国经济有立即崩溃的危险。 12月4日，马歇尔从周恩来那里收到了共产党提出的重开谈判的条件，那就是：解散国民大会，恢復1946年1月13日以前的军事阵地。对于马歇尔提出的是否要他继续开展调停工作，共产党没有表态；马歇尔把这种沉默 理解为共产党不希望他再坚持下去。1 1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就美国对华政策发表了第二个声明。在提到他2 上一年12月的声明之后，总统回顾了导致派遣马歇尔特使的种种考虑，1946年1月和2月的协定，以及后来的不愉快的发展。他还解释了派遣美军来华的目的以及他们在中国所做的工作，特别提到美军参加了集中和遣返近三百万日本军人和平民的庞大工作——这一工作已于1946年11月全部完成。他声称，1945年12月驻华美军总数共约十一万三千人，现正减少到不满一万 二千人。3 总统宣布，他上次声明中所阐明的政策原则仍然有效，并将继续指导美国在华的活动。这些原则是：承认中219国国民政府：贊助和平解决中国内战；不论内战持续多久，均不进行干涉。他答应在中国国内局势证明可行的 时候，考虑向中国进一步提供财政经济援助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蒋介石正在尽一切努力打败共产党，并竭力从他自己的阵营内部取得某些支持，以对付美国为了迫使他的政权自由化所施加的压力。虽然由于共产党和大多数小党派拒绝与会，国民大会几乎成了清一色的国民党局面，但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分歧的意见。有势力的右翼分子想要否定政治协商会议在1946年1月作出的决议，以及原封不动地通过1936年5月的宪法草案。这恰恰会中了共产党的圈套并大大有助于证明他们的预言，说宪法只不过是用来装装门面，国民党实际上仍将和过去一样实行独裁统治。委员长在国民党内的比较开明的人士和国民大会中的非国民党人员的支持下，通过了一部与原先1月份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多少有些相符的宪法。这个文件将在12月25日大会闭幕后一年开始生效；暂时将成立一个联合政府，持有不同政见的党派，包括共产党，如果他们愿意的话，都 可以参加进来。可是，在大会闭幕之前已经获悉，共产党将不参加。1 尽管马歇尔认为共产党12月4日的答覆说明调停已经毫无成功的希望，但在这段时间里，他仍然留在中国。他继续为委员长提出建议，对他在国民1《美中关系》，第204—212页。 2全文见同上书，第689—694页。 3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在华的美国军队问题。国务卿于12月13日答覆说，他坚信，当时美军在华人数（一万九千人，其中一万五千人是作战部队）少于苏联在阿瑟港（即旅顺港。——译者）的驻军。他再次声明，美国政府急于防止中国内战，并表示希望“其他国家”也同样关心这件事。1《美中关系》，第214—215页。 第91页 大会期间的各种行动加以鼓励，并敦促他採取主动，以巩固一个有力的自由派，这个自由派或许能在国共之间起到平衡作用，并使中国舆论界中要求和平改革和避免任何一种独裁统治的那些意见得以实现。否则，马歇尔预言说，宪法的修改将无济于事，充满悲剧可能性的现状将进一步恶化。他意识到，作为一个调停人，他在中国已失去了作用，所以他明智地拒绝了要他继续留在中国充当委员长顾问的建议。1l947年1月6日，杜鲁门总统宣布把马歇 尔召回220华盛顿汇报形势，第二天又宣布任命马歇尔为国务卿。2 马歇尔1月7日的个人声明总结了他的调停使命失败的原因，随后不久， 国务院公布了这个声明。3 马歇尔在声明中着重强调了他称之为“国民党内部一批占统治地位的反动分子”的影响，这些人反对他的一切努力，下定决心要用武力摧毁共产党，并相信无论他们想干什么，都可以指望得到美国的支持。马歇尔显然对共产党抱有怀疑。他知道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目的是要在中 国最终建立一个共产党的政权。 他谴责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和意图进行恶意曲解，并且证明共产党在他执行使命的后期变得更加不妥协了。另一方面，他区分了两种共产党人：一种是他称之为“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这种人为了推翻政府，不借破坏整个中国的经济；另一种是自由主义分子，他们之所以参加共产党，与其说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不如说是由于厌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他又说，他对共产党的内部活动没有亲身经验，而且有许多人不相信共产党内部存在着真正的观点上或政策上的分歧。最后，他表示寄希望于这样一种可能性：经过改组的政府可能由国民党和第三方面的自由主义分子来担任领 导。 马歇尔将军的召回，标志着美国正式调停国共两党冲突的终结，也预示着——虽然一时还不明显——美国放弃了原来鼓励中国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的政策。最后，这也开始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美国部分撤出中 国的新阶段。1 1《美中关系》，第213—214页。 2同上书，第217页，第219页。 3全文见同上书，第686—689页，引自1947年1月19日《国务院公报》，第83—85页；又见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文件，1947—1948年》，第656—660页。 第二章1945年8月15日至1946年12月31日的东南亚 b?r?皮尔恩 第一节被逐出的西方政权重新建立的背景 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日本占领之下，因为当时虽然菲律宾和缅甸的大部分地区已由盟军夺回，但马来亚、暹罗、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仍在日本手中。当时盟国对东南亚的军事责任是这样分工的：菲律宾属太平洋战区，归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西南太平洋司令部管辖；印度支那的北部划归蒋介石委员长指挥下的中国战区；其他地区 则属于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统帅的东南亚统帅部范围内。 这样，绝大部分责任都落到东南亚统帅部肩上。它必须立即占领一片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广阔地区，本来这个地区是打算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来 分阶段占领的。 东南亚统帅部感到自己面临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这个次大陆上的国家饱受战争的创伤，人民的观点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战前，在缅甸、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等殖民地曾经有过政治骚乱，在马来亚的中国人中也有过规模较小的骚乱，但至少在有一些国家，宗主国的控制曾有所放松，这些国家的人民曾指望有一种虽然缓慢但不断发展的自治。大多数有识之士都认为：为了使政治和经济结构有秩序地发展，宗主国的援助是必要的；另外，既然在当今的世界上弱小的独立国家的生存前景十分渺茫，与宗主国保持紧密的 联繫也是必不可少的。 日本的征服使人们对这些原则的一切信念都发生了动摇。欧洲人被赶出去了，当地人民失去了欧洲人的行政和经济方面的援助；但是日子仍然过下来了，行政管理工作在没有欧洲人——官员以及其他人——在场扶持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了下来，至少是勉强维持下来了，而这种扶持曾被欧洲人认为是东南亚人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当地的文职人员和军人被提升到他们在战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级别，并且已经设法掌管了他们自己负责的222部门的工作。在重大决策方面，日本人给予当地行政官员的权力范围可能极其有限，但是日常的行政事务都交给了当地的文职人员；而对大多数人民来说，重要的就是政府的这些日常行政事务。因此，所谓在管理东南亚公共事务中需要外来援助的说法，原来只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或许比起战前来，效率差了一点，但现有的效率已足以应付日常的工作。那种由于提供保护而应该拥有根应权利的要求也同样遭到了破产。长期以来，殖民强国力图为自己统治附属国作辩护，其理由是，至少它们做到了保护附属国免受其他强国的侵略；可是，当考验来临时，它们却完全没有履行自己所承担的责任。美国人、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都一样，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而这正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对比之下，象暹罗这个东南亚唯一的独立国家，倒比其他地区容易得多地倖免了战争的浩劫。而恰恰是那些殖民强国力图坚守的地区如马来亚、缅甸和菲律宾，却损失最重，由此可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依附于西方宗主国，其实在战时并不一定是有利的。也许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日本的军事占领下，印度支那、菲律宾、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在名义上都成了独立的主权国家。虽然在某些方面，日本给予它们实际上的独立性可能比以1 第92页 往西方大国统治时所给予它们的政治自由还要少，但无论是印尼人、缅甸人或其他东南亚人，在当了那么多年的僕从之后，没有一个不为自己能当一个1见上文，原着第24页，第40页以下，第62页以下，第78页以下。 名义上自由的主权国家的公民而感到骄傲的。日本做到了西方列强曾说过而事实上从未做到的事。此外，几乎在东南亚的每一个地区都掀起了抵抗运动，这些抵抗运动绝大部分出于自发：它们并不是由从前统治这些地区的强国鼓动起来的。而是东南亚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大部分是由政治上的左翼分子自愿结合而成，因为右翼分子（他们通常在本国拥有大宗财产）对于要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去公开反对得胜的敌人，是要更为小心翼翼，瞻前顾后的。抵抗运动虽然经过多年223的挫折，但最后结果证明了他们是胜利的一方，这使他们赢得了巨大的威望，而且他们对自己在赢得胜利这件事上所作的贡献，也许倾向于估价得比其实际的贡献为高。他们对他们的狭小地区以外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念念不忘的是自己在胜利中的那一份功劳、而对别人所起的作用却没有同等看待。因此，他们要求取得胜利的果实，而他们认为，唯一合适的报酬是由他们自己来管理国家，这个国家不仅是他们自己 的，而且他们认为是自己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的。 此外，因为各国抵抗运动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左翼，所以抵抗运动格外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并更加反对那些曾倾向于同日本人合作的富裕阶级。因此，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战争结束时都出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往往是共产主义的好战的左翼，他们为打仗而组织起来，装备着由盟国在战时分发给他们的充足的武器，并且充满了一种新的自信心。东南亚统帅部所必须与之 打交道的就是这样一些人。 因此，在政治领域内，一个主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要求独立——这一要求，是抵抗运动所大声疾唿、并得到上述有关的大部分国家其他各阶层人士支持的。比较清醒的民族主义者仍然希望同宗主国进行友好合作，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害怕抵抗运动的左倾趋向；但是，在1945年和1946年所出现的条件下，他们的唿声很难被人注意，因为一般说来，他们没有组织起来，而左翼却仍然保持着战争时期的组织，并且得到一些准军事性组织 的支持。 在西方宗主国列强中间，大都缺乏明确的方针。他们把力量和注意力集中于主要而迫切的任务上面，即首先是抵抗，然后是打败强大的敌人；而对于下一步该做什么却没有明确的打算。在每一个宗主国里，要求完全恢復战前状态的大有人在。在殖民地损失了资本的工商企业现在急于想补偿自己的损失，在殖民地发了迹的官员们也想重振旧业。对于许多昔日的欧洲侨民，特别是——但并不仅仅是——政界人士，发生作用的另一个动力是，他们感到，自己对居住在周围的、曾由他们帮助组织各种事务的人们怀有一种慈父般的感情，他们真诚地相信，这些人的幸福确实需要他们或者象他们自己那样的其他欧224洲人的帮助。另一方面，西方宗主国中的左翼，出于理论信仰上的原因，对东南亚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事业深表贊同。所以，东南亚统帅部以及后来接替它进行管理的民政当局部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得不到一个使各方面都感到满意的解决办法。结果，从1945年到1946年，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由于民族主义精神的加强而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使得 这一地区遭受了从未有过的苦难。 这个时期里，在东南亚出现的那种混乱的政治局势不仅是个地方性问题，它是一个与全世界都有关系的问题。战前，东南亚曾是世界上重要商品的重要产地之一。缅甸、暹罗和印度支那曾是世界三个主要大米输出国，平均每年出口六百万吨，其中一部分供这个次大陆的其他地区（主要是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消费，同时也供应中国、印度和锡兰。东南亚落入日本人手中以后，这些出口便中止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次大陆本身。后果之一是1943年孟加拉发生了一场灾难性的饥荒。东南亚还曾是其他产品（诸如橡胶、锡、奎宁和食糖）的主要产地。但是，在1945年的情况下，大米是主要的必需品。 东南亚不但出口停止，而且生产也急剧下降。由于被剥夺了市场，当地的耕种者不再生产超出维持其自身生活需要的产品。结果，农田日趋荒芜。 东南亚的粮食供应潜力，对于一个人口正在迅速增长的世界来说是极端重要的，恢復生产必然成为政策中的一项主要目标。的确，几乎可以这样说， 在本地区肩负主要责任的英国政府的政策可用“大米”二字来概括。 显然，这个问题不是各个地区可以自行解决的，需要协同努力。在重新占领的初期，东南亚统帅部根据华盛顿联合粮食委员会的部署，负责分配大米；但是，军事管制不能维持长久，于是英国政府任命基勒恩勋爵为东南亚特别专员，基勒恩勋爵于1946年3月16日在新加坡就职。总的来说，他的工作是协调东南亚的经济机构，特别是採取适当的措施来增产粮食和分配粮食给缺粮地区，就英属领地的事务而言，他还担任了本地区有关国际关225 第93页 系方面的政治总顾问的角色。 特别专员通过地区会议来行使职责。1946年4月召开了一次粮食会议，以后，由各领地一起先只有英属领地，但后来也包括非英属领地——的代表每月开一次会，为提高生产和控制消费制订措施。1946年5月召开了一次营养会议，研究改进次大陆人民的饮食问题，特别是鼓励以代用品代替大米。为了加速恢復正常的经济生活，特别专员还负责分配用煤，并採取措施保证 节约使用各种运输工具。 这样，在东南亚各国政治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通过英国特别专员的媒介，採取国际合作，为缓和粮食短缺的严重形势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1946年东南亚通过官方渠道出口的大米总量不到一百二十万吨，而战前，每年平均输出是六百万吨，这一事实表明了这项任务的艰巨，并迫切需要恢復 某种程度的政治稳定，以便为全面恢復生产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二节暹罗1 1945年8月16日，曼谷广播电台以国王的名义宣布：撤销暹罗于1942年1月对英国和美国的宣战；2并表示暹罗希望恢復它与联合国家在1941年12月8日以前的友好关系；同时，暹罗保证交还日本移交给它的马来亚的吉兰丹、吉打、丁加奴、玻璃市，和缅甸的两个掸邦即孟板和景栋。8月18日公布了国民大会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批准了上述声明，同时进一步声明暹罗将恢復它一贯奉行的中立政策。三天之后，即8月22日，伦敦方面宣布：在曼谷的瑞士领事馆早在8月17日就曾电告英国外交部，通知他们暹罗当局正在安排立即释放盟国平民，其中包括一百七十名曾被关在城内拘留营的英国侨民；但是暹罗当局建议这些人暂时住在拘留营里，以避免他226们同那 些仍然呆在原地的武装的日本军队之间可能发生意外事件。 9月初，一个暹罗代表团访问了设在康提的东南亚司令部，司令部向他们提出了实行军事占领和政治解决办法的两份建议。暹罗人愿意接受前者，但是拒绝后者。东南亚司令部的美国军官们支持并鼓励暹罗人拒绝后一建议；他们发回华盛顿的报告还引起了国务院的干涉。结果，关于政治解决的1 条款留待以后讨论，而军事占领则立即实行。一旅英国和印度军队于9月7 日至13日间从缅甸空运到了暹罗。 在暹罗，占领军的任务就象在东南亚的其他地区一样，主要是负责看管日本的投降人员以及解救盟国方面被拘禁的乎民和战俘。在后一项任务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处理由于缅暹铁路悲剧所造成的后果。在建筑这条铁路的过程中，有一万二千余名各种周籍的战俘，连同从东南亚各国强行徵召来的数目不详的民夫一起，丧失了生命。据估计，这些民夫的总数在二十五万人以 上，其中查明下落的大约只有三万人。 然而，比起在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类似的部队来，这支占领军的任务算是轻的，因为它是在一个国内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的国家里执行任务。由于这个缘故，驻暹盟军丝毫没有捲入当地的政治纠纷。在康提开始的、而在1945年11月东南亚司令部迁到新加坡后继续进行的谈判，只涉及暹罗和英 联邦之间的媾和问题，而没有涉及暹罗的国内政治问题。 英国备界普遍认为，当初暹罗政府是在几乎没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宣战的。当时盟国甚至连它们自己在东南亚的领地都无法扞卫，更谈不上保卫暹罗了。而暹罗人又显然没有能力抵御日本人的进攻。再者，不但亲日首相披波?颂堪元帅已于1944年7月被赶下了台，而且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东南亚司令部已同暹罗政府的高级人物——如摄政乃比里?帕依荣——建文了联繫，从而227组成了一个暹罗抵抗运动。由于日本出乎意料的突然投降，自由泰人——人们这样称唿抵抗运动的成员——的武装活动已无必要，但它的 精神却是存在的。 不过，暹罗是宣过战的，这是个事实，而且它对于当初牺牲缅甸、马来亚和印度支那的利益而从日本人手里接受新的领土一事，丝毫也没有反对过。至千它的和谈建议，那是在日本人已经显然就要失败的时候才向盟国提1见上文，原着第50页关于“暹罗”这一名称的用法的注释。 2见上文，原着第52页。 1《芝加哥论坛报》，1916年3月25日。 出来的。 这几方面的权衡结果，反映在1946年1月1日在新加坡政府大厦签订的媾和条款里。因而这些条款并不过分苛刻，但又确实是某种惩罚，虽然暹罗被迫提供的赔款是以无偿提供大米的形式支付的（受惠国中不包括英国自己）。这个条约规定：暹罗归还从缅甸和马来亚併吞来的领土，并赔偿由于暹罗的古领所造成的损失；归还英国的财产，包括柚木林和锡矿的股权以及开採权，并赔偿所蒙受的损失或破坏：恢復英国的银行和商业企业的经营活动；支付尚未付清的年金和贷款利息，并追加拖欠期间的利息；谈判新的商务和航运条约，以及同英国和印度之间的新的领事协定；恢復同邻近的英属领地之间的贸易。除了这些相当于恢復“战前状态”的条款之外，暹罗还保证在联合国通过的可能与暹罗有关的一切国际安全措施中给予合作，特别是在那些可能同马来亚、缅甸、印度、印度支那和印度洋以及西南太平洋地区有关的措施中给予合作（第六条）。暹罗还保证未经英国政府事先同意不得开凿穿过克拉地峡的运河（第八条）。此外，暹罗还保证：禁止在1947年9月1日以前出口大米、锡、橡胶和柚木，除非是根据设在华盛顿的联合粮食委员会的建议（第十三条）；保证在曼谷为一个由英国政府指定的机构无偿提供一批相当于条约签订之日，暹罗全部积余的、总量可达一百五十万吨的大米，或者数量相当的稻谷（第十四条）；保证以商定的价格向同一大米机构提供除满足暹罗国内需要之外的全部退罗大米，直到1947年9月1日为止（第十五条）。条约还规定英国和印度支持暹罗申请加入联合国（第二十二 第94页 条）。 条约的序言中肯定了暹罗抵抗运动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工作。英国在签署这个条约时，既代表它自己，也代表22了印度，因为印度军队在战胜日本的 过租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一天，暹罗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在新加坡交换了协议草案换文，为结束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奠定基础；1946年4月3日，两国在曼谷最后正式签订了和平条约。条约规定：暹罗政府负责归还澳大秋亚的财产和股权，并赔偿所遭受的损失；保证允许澳大利亚的商业和採矿企业恢復经营；同意与澳大利亚就签订一项商务和航运条约以及一项领事协定举行谈判；保证以澳大利亚政府所能接受的条件缔结一项维修和管理澳大利亚战争死难者之墓的协定。在大英国协的其他自治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国家同暹罗签订过类似的条约，澳大利亚的情况是特殊的，这是因为在1941年的时候，澳大利亚在暹罗拥有大批锡矿企业，而澳大利亚政府为了它在暹罗的利益，曾于1942年3 月，2日宣布同逼罗处于战争状态。 根据这些条约，暹罗承担在东南亚的安全措施中给予合作的义务，但就其具体内容来看，这种义务同享有联合国会员国权利（暹罗也希望享有这种权利）的任何其他国家所要承担的义务没有什么两样。至于克拉地峡问题以及在大米贸易方面，暹罗确实受到了惩罚。在过去的五十多年里，曾经一再传说要在暹罗境内位于缅甸和马来亚之间的狭窄地段开凿一条运河，使来往于印度洋和远东的船只可以避免经过新加坡。关于开凿这条运河的建议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提出，但从未有人认为它在商业上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一艘来自锡兰加勒角的船只为了穿过克拉，将不得不往北行驶二百英里以上，然后为了避开束埔寨角附近的危险水域，又得往南航行二百英里，才能到达南海；再者，新加坡是一个设备良好、位置适宜的贸易中心，暹罗 没有一个港口能够同它竞争。这样，克拉运河的价值就只能是战略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了；但是从战略上考虑，这条运河如果建成，很可能有损于英国海军的利益。各大国都曾一再觊觎这一地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国财团企图购买这个半岛西海岸的凌加卫群岛；同一时期，俄国人也曾对开凿运河的可能性颇感兴趣；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又传说日本人在229积极从事这条运河的开凿工作，虽然这些传说都是毫无根据的。其实，某些限制措施早就实行了，因为根据1009年的一项英暹协定，暹罗政府保证决不把退罗湾西岸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割让与任何第三国。现在，根据1946年1月1日的条约，凡是英国和印度政府希望恢復的各项前英退条约一概重新生效《第十八条），而且条约还明确规定了暹罗未经英国同意不得开凿克拉运 河。 条约中关于大米的规定更为苛刻。暹罗必须无偿提供多达一百五十万吨的大米，这几乎等于暹罗平均每年的大米出口总量。然而，这批大米并不是要成为英国政府的财产；它是提供给一个国际组织，作为对世界谷物储备的一个贡献。有关大米的条款确实是这个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条款的宗 旨在于救济当时席捲印度和东南亚一些地区的严重粮荒。 在英国人看来，和约的条款是宽大的，目的是为了迅速恢復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暹罗的大米对于救济印度和东南亚的粮荒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些大米的获取和分配却有赖于暹罗政府的友好合作。此外，英国战前在暹罗就已经有着重要的商业利益，这种地位也只有在暹罗政府的合作之下才有可能得到满意的恢復。由于同样的原因，暹罗国内政局的稳定也是符合英国的利益的。一项苛刻的和约将会引起暹罗人的不满而不愿给予合作；它 还可能导致任何接受这项和约的暹罗政府垮台。 尽管这个条约在英国人的眼里也许是宽大的，但是在美国却引起了相当多的批评。美国政府一向漠视1942年1月25日暹罗的宣战，而且从不认为自己已和暹罗处于战争状态。看来他们曾经施加影响，以期达成一项温和的条约，而英国和暹罗政府已达成的条约虽然温和，却还是不能倖免美国报界的严厉批评。据一家报纸报导，230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曾不止一次地1 向英国政府暗示，他希望在美国政府还没有申朋它的观点以前不要正式签订条约；当条约公布时，美国有些报纸认为条约是过分苛刻的。在这些批评中，至少有些是由于对条款的误解而产生的，有人认为根据第十四条规定提供的大米将是对英帝国的无偿赠品，而事实上这批大米是要交出来的，而且也确2 实是交由华盛顿的联合粮食委员会统管，并按需要分配给了粮食不足的国 家，使中国、菲律宾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得到了好处。 和约签订后，英国贸易部于1946年1月7日宣布英国与敌对国通商条例不再适用于暹罗，英美两国并立即同暹罗政府恢復了外交关系。盟军对暹罗的占领似乎仅仅引起轻微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又是任何一支占领军都必然要引起的。1946年11月15日，当总数近十二万五千名的日本投降人员的最后 第95页 一批彼遣返回国时，盟军对暹罗的占领也就结束了。 和约中有关大米的条款证明是行不通的。暹罗的大米并不是暹罗政府的财产，控制着大米贸易的华商不想把一百五十万吨大米作为礼品无偿地赠送1《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年12月20日。 2同上，1945年3月21日。? 给世界谷物市场，甚至也不愿以公道的价格卖给退罗政府；他们宁愿把大米走私到马来亚或香港，那里普遍的粮荒使得他们可以在饥民身上牟取暴利。因而早在1946年5月，已有必要签订一项新的大米协定。5月3日，伦敦、华盛顿和曼谷同时宣布：英国驻东南亚特别专员基勒恩勋爵在访问暹罗期间已商妥一项修订的协定（美国也是参加的一方），免除暹罗无偿提供大米的义务；而且英国将购买一百二十万吨大米，由暹罗在十二个月内交货。每吨大米的基价是十二英镑十四先令，如在5月31日以前交货，每吨另加补贴三英镑，如在5月31日至1946年6月15日之间交货，每吨另加补贴一英镑十先令。如果在十二个月限期内交货的大米少于商定的数量，暹罗政府必须无偿补足缺额。根据这项协定所获得的大米将由华盛顿的联合粮食委员会统筹分配。英国外交部在宣布上述协定时着重指出，暹罗政府愿为救济东南亚的饥民而大力提供合作。即使这项协定，其结果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1 231所规定的大米价格远远低于从缅甸和印度支那所能买到的大米的价格，因而不足以抵制非法的大米交易。为此，在1946年12月24日又缔结了另一项协定，使价格上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调整。协定的履行期限延长至1947年8月31日，价格提高到每吨二十四英镑，非常接近于在缅甸所付的每吨二十八英镑。自从战争状态结束到1946年底，通过官方渠道从暹罗出口的大米超过五十二万吨，而且很可能，至少也有同样多的大米从这个国家走私出去。同年，签订了另一项同不祥的缅暹铁路有关的英暹协议。1946年1o月，据宣布：暹罗政府已经以一百二十五万英镑的代价买下了暹罗境内的那段铁路。英国政府建议，利用这笔收入向铁路和列车的原所有人提供赔偿，这些铁路和列车是日本人从缅甸、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拆来修建这条新铁路 的；英国政府建议这笔钱可作为日本赔款的一部分。 暹罗除和英国、印度、澳大利亚达成了这几项协议之外，也同中国谈判了一项友好条约。1946年1月23日在曼谷签订的这项条约规定：两国之间永久和平，世代和睦，互换外交和领事代表，并按照所在国的法律，给予对方侨民以最惠国的待遇，如给予侨民出入国境的权利，保障其人身和财产安全，给予旅行、居住和工作的权利，给予开办学校、集会、结社以及出版和宗教信仰的良由。这个条约标志着中退关系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虽然在暹罗的二千七百万人口中，华人超过二百万，但是中国在这个国家从来没有任何外交或领事代表；而暹罗过去似乎一贯拒绝互换这类代表。其原因之一是古代中国对暹罗享有宗主权的要求，而这个要求暹罗是决不承认的；另一原因是国籍法问题。根据退罗法律，凡在暹罗出生的人就是暹罗国民，除非其父母在其出生时就到父亲所属国家的外交或领事代表处登记；因此，只要中国在暹罗没有代表，由于暹罗法律的关系，那些出生在这个国家的中国人或半中国人就不得不都成为退步的国民。多年来，暹罗政府所採取的政策是强迫中国人接受暹罗人的生活方式。在暹罗人看来，如果人白中有这么大的一部232分人属于外国籍，而且易受一个外国大使馆或公使馆的影响，那就会引起严重的麻烦。但是，鑑于1946年的形势，其时中国是世界大战中的主要战胜国之一，又是暹罗很想加入的联合国的主要会员国之一，暹罗方面对中国作出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暹条约规定：中国得在暹罗派驻外交和领事代表，从而使在暹罗出生的中国人有权要求加入中国籍。暹罗在条约1《泰晤土报》1946年5月4日。 中所作的其他一些让步也有可能使暹罗政府陷入困境。捌如，在暹罗的华人学校的地位问题长期以来就是冲突的一个根源。暹罗方面一直——特别是在1938年至1944年披汶元帅执政时期——力图强迫这些学校接受暹罗课程，并且阻挠讲授中文。现在这个条约的条款规定，中国人在所办学校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而且根据条约签署时暹罗政府发表的一项声明，条约附文中规定小学必须教授暹罗文，但同时保证为小学讲授一门外语提供机会，并且不限制中等学校教授外语，过去暹罗政府企图限制中国移民入境也曾经引起冲突；现在条约禁止对中国人有任何歧视。在作为条约附件的双方交换服会中，暹罗政府保证，不再向移民徵收过高的入境费。如果暹罗政府为了控制移民入境而採取限额办沫时，将沿用“其他国家为了同一目的所通常採取的做法 ——例如要考虑缔约国侨民在桥居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 关于教育和移民的规定，虽然形式上是互惠的，但显然只是有利于中国人，而对暹罗人却毫无用处。总的来说，这个协议的条款使暹罗政府在同暹罗人口中数量如此之多的一批居民——暹罗认为这些人应受暹罗管辖，但按照中国法律他们却是中国人——打交道时处于软弱的地位。由于这些原因，这个协议在暹罗人中非常不受欢迎：但是鑑于1946年的形势，接受这个协议 第96页 却是不可避免的。 远东战争的结束也给暹罗带来了同法国发生麻烦的233一段时期。1941年，暹罗政府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沿着东部边境获得了一些原先在法国人手中的领土。这些领土包括寮国在湄公河西岸的某些地区和柬埔寨北部的某些2 地区，这些地方是1893年至1904年间法国强迫暹罗割让的。可是，自由法兰西从来就不承认维希政府出让领土是有效的。日本一投降，他们就向暹罗政府明白表示，希望暹罗归还上述土地。暹罗政府自然不愿交出他们已经到手的东西，他们採取了这样一种态度，即认为这些领土是根据条约正式让与暹罗的，与暹罗併吞马来亚和缅甸领土的情况不同。暹罗人据此而力争说，这两件事不能相提并论，因而暹罗归还马来亚和缅甸领土这一概成事实并不构成使法国的领土要求持之有据的先例。暹罗人还指出，暹罗从未向法国宣战，法国也从未向暹罗宣战，因此两国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战胜国与战败国 的地位问题。 然而，1946年1月，法国政府宣布，它已得到英美两国政府保证支持它的要求。这个消息使暹罗人非常失望，他们原来希望，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1 立场，由于有着种族方面的根据，是能够傅得某种程度的同情的。此外，暹罗政府宁愿通过国际会议而不是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这一争端。可是1946年1月的时候掌握着政权的内阁，由于意识到暹罗地位虚弱，在新加坡同法 国人开始了谈判，后来又在西贡继续举行谈判。 法国人决心收復失地，并要求赔偿其所受的损失。割让领土这件事曾严重地打击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威信，为此法国人决心要扭转这一局面。割让领土这件事还使法国人想起维希向轴心国屈膝投降的耻辱时期，因而对法国人的感情来说也是无法忍受的。如果要洗雪战争年代蒙受的耻辱，如果要重建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权威，1941年的失地就非收復不可。另一方面，暹罗人1《1948年暹罗户籍册》（siamdirectory，194s），曼谷，泰公司，第b·93页。 2见上文，原着第50—51页。 1《泰晤士报》，1946年1月9日。 无疑希望，法国人当时在印度支那所遭受的重重困难，会使他们无法234採取强硬的措施。因此谈判僵持不下，毫无结果；到1946年4月底，边界上已 经出现了事实上的战争状态。 4月间，曼谷报纸抱怨说，法国军队在追捕安南叛乱分子时侵犯了边界，并由此而使暹罗国民遭受伤亡。据国防部长说，暹罗政府已决定从受到影响的地区撤曲一切军队；他还说：我们不能理解法国人目前的那种态度，即在安南人和法国人全面交火时，法国武装竟然越境进入暹罗领土。暹罗恪守中立。安南游击队员一经越入逞罗境内，就立即被解除武装或者予以拘留，然后按儡有关政治避难者的国际惯例予以释放。1这种性质的事件继续发生，1946年5月27日，曼谷方面宣布：法国军队已从寮国渡过湄公河，占领他帽，并轰炸了廊开。曼谷方面声称，暹罗警察在作出象徵性的抵抗后已经撤出。曼谷方面还宣布，暹罗已唿吁英美两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长出面干涉，以防止再次出现类似的入侵。同日，暹罗驻伦敦公使馆宣称：5月7日，法国炮兵已从湄公河的法方一侧轰击了暹罗胸那空拍依府，造成生命和财产的损失；5月24日，法国军队已在多处。越过边界，但这些地方没有暹罗军队，政府并已命令当地人民不作抵抗。其实，这些受到骚乱的地区并不属于有争议的领土；这些地区位于湄公河的中游，该处的边界在1941年并没有经过任 何变动。 当时据悉暹罗政府曾表示愿将有争议的领土归还给法国人，条件是在归还后应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根据当地居民的愿望，以最后决定这些领土的归属；可是法国人妥求无条件归还，并赔偿占领期间法国所损朱的利益，他们 还要求那些在印度支那参与独立运动后到暹罗避难的叛乱者投降。 关于这些边境事件，法国政府否认曾採取任何侵略行动，只承认法国军队在追捕匪徒时曾偶尔越过边界；但他们争辩说，这种行动是正当的，因为暹罗当局显然没有能力控制寮国和安南叛乱者的活动。6月1日，法国政府235请求英美两国政府敦促暹罗政府注意这一事实，即割让的印度支那领土 尚未归还。 关于暹罗所称它已解除来自印度支那的难民的武装这一说法，驻伦敦的法国木使馆断言，暹罗根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法国人宣称，印度支那的叛乱分子多股正以暹罗领土为基地劫掠寮国的村庄。至于5月24日的事件，法国人承认他们曾在一股叛乱分子越境时发起攻击，但又争辩说，他们在暹罗领土上只停留了几个小时。他们还进一步断言：在那次事件中被击毙的匪徒中有三名是暹罗人；在另外几次侵袭法属领地的匪徒中也有一些暹罗军人；暹罗军官一直在万象主持寮国自由运动的一所训练学校；寮国自由运动正被允许在暹罗招募人员；暹罗政府没有採取任何措施来阻止寮国自由运动在其边界沿线建立训练营和流动无线电台，或者使曼谷报纸的激烈的反法调子有 第97页 所缓和。 暹罗试图取得联合国的调停。5月31日，暹罗驻华盛顿的代办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敦请注意已经出现的局势；强调他的政府同法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列举了据称是法国人所作的侵略行动的事件；并且声称，暹罗方面就当前事态提出这份报告的月的，是要竭尽一切努力来维护世 界各国间的和平与友好关系以适应普遍的利益。 1《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46年4月25日。 当时法国政府情愿把争端提交海牙国际法院，他们于8月1日通过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份表明这一意图的建议，于是美国国务院通过美国驻曼谷大使馆同暹罗政府治商，谋求暹罗政府方面同意採取这一途径；但是，在同一1 个月中发生的事件却导致了谈判的破裂。据法国方面报导，人数多达几百名的匪徒从暹罗出动，入侵柬埔寨境内的暹粒地区。8月8日和8月10日两天，匪徒发动进攻，两名法国军士被俘并遭枪杀。据说有好几名暹罗军官参与了这些袭击，而且经验明，战场上有一具日本36军官和几具暹罗人的尸体。一个法国哨所遭到暹罗宪兵队的袭击，入侵者从暹罗领土上得到补给和增援。法国人争辩说，鑑于这种情况，企图在国际法院上通过双方让步来谋求一项协议是徒劳的。他们宣布，他们现在是要吏坚强有力地迫使暹罗满足他们的 要求，并归还有争议的领土。1 法国人还宣布，他们将抵制暹罗申请加入联合国。1946年5月20日，暹罗外长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表示他的国家希望加入联合国，并于8月3日正式提出申请。然而，当联合国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审理这一申请时，法国代表提出反对，理由是在边界争端解决之前法国认为它同暹罗处于战争状态。据了解，法国还将抵制暹罗方面任何企图求助安理会干预争端的建议，理由是暹罗是一个敌国，同暹罗之间的争端不包括在联合国宪章的范围之 内。 暹罗驻华盛顿的代表在8月24日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指出，暹罗已原则上同意把这一争端提交国际法庭，而且已经以各种方式表达了谋求和平解决的愿望；这位代表说，因此，他希望要求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能够获得同意。可是，这时法国人得到了苏联代表的支持，这位苏联代表宣称他未能同意暹罗的申请，因为苏联同暹罗没有外交关系。于是，暹罗代表请求将这一申请 延迟到同法国的争端得到解决以后给予考虑。 这时，暹罗代表否认了法国关于暹罗袭击暹粒的指责，并声称他的政府已命令地方当局避免同法国军队发生任何冲突，不要在印度支那作任何干预；他还说，他的政府将不为印度支那的“某些集团”所引起的麻烦承担责 任，他并进一步否认法国曾同他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 10月，法国政府宣布，法国代表在华盛顿同暹罗代表举行非正式谈判时 提出了以下建议： （1）暹罗必须承认1941年5月5日将有争论237的领土移交给它的那个条约无效，并必须将这些地区归还法国，再由法国将这些地区移交给束埔 寨和寮国； （2）结束战争状态，恢復法国和暹罗的正常外交关系； （3）按照1937年法退条约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任命一个包括一名法国国民、一名退罗人和三名中立国人士组成的调解委员会，以审查争论各点，并使暹罗能够从种族、地理和经济等方面提出它要求修改边界的理由。暹罗政府接受了这些条件。这个决定经过立法机构为 时两大的辩论，于10月15日以九十一票对二十九票通过。 暹罗政府并不是轻易就能採取这一方针的。因为暹罗民众对于当初在1893年至1909年间把领土丢失给法国一事一直感到愤慨，现在时隔不久，1《自由报》（liberty），曼谷，1946年8月6日。 1《泰晤士报》，1946年8月3日。 这些领土又要得而復失，他们自然很不情愿。再者，现在的内阁地位虚弱，经不起由于如此明显的一场外交失败而丧失民心。自战争结束以来，内阁已经多次更迭。日本投降不久，乃他威?汶耶吉就取代乃宽?阿派旺担任总理，1945年9月17日又组成了以当时已从华盛顿回国的社尼?巴莫亲王为总理的新内阁。社尼?巴莫在整个战争时期一直保持着驻美大使的位置，并且是在美国的自由泰人抵抗运动的领导人。1946年1月31日，社尼?巴莫内阁被乃宽的新内阁所代替，到1946年3月乃宽又第二次下台——这一次是由乃比里接任。乃比里由于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同联合国家建立了关系，这一功绩使他威望大增，在整个这段时期中，虽然他宁愿留在幕后而把名义上的领导地位让给别人，但他一直是暗中左右王权的人物。不过，在他和其他政治领袖之间也有某种争斗，根据他的旨意相继上台执政的总理们对于受他的控制是忿忿不满的，他们的任期都很短，如今他的政府不得不在立法机构中遭到那些总理们的支持者的强烈反对。而且，这是一个变动的时期。1946年4月，宪法作了修改，废除了立法机构的半数人员要由行政首脑提名的制度，并且通过设立参议院而开创了两院制。同披汶元帅的沙文主义时期相联繫的“泰国”这个名称现在被废弃了，而改用旧称“暹罗”。238这个时期也同1 第98页 大多数国家一样，是一个遭受着战争创伤所造成的经济困难的时期，普遍的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费用高涨，导致文职人员中的贪污现象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更为严重的，可能是1946年6月9日年轻的国王阿南塔中弹受伤后死亡这一神秘事件，损害了比里内阁的威望——阿南塔生前大部分时间住在瑞士，于六个月前，即1945年12月间刚从瑞士回到暹罗。一个医务调查委员会虽然认为国王因意外事件致死的结论须予排除，但它也役能解开这个谜团。一时间，谣诼纷纭，非议丛生，都暗指比里是这一罪案的唆使人，比里对这些流言蜚语的反感似乎是他于1946年8月21日辞职的主要原因。海军少将探隆?那瓦沙瓦接着上台担任政府首脑，内阁成员大部分仍然是自由泰人运动分子。王位传给了阿南塔国王的弟弟，即蒲美蓬一阿杜 德国王，他在继任王位后于8月间仍回到瑞士去了。 许多人把退罗在这段时期所蒙受的种种不幸归咎于主宰政局的“自由泰人”的管理不善；特别是在同法国人的争议中，暹罗人丢了“面子”一事，在一些暹罗人看来，显然是同披位元帅当政时暹罗权势的扩张是无法相比的。这时候，元帅本人的名声也已衰落了。他所维护的政策显然是错了，甚至根据一项“战争罪行法令”，他本人还受过审讯——虽然高等法院以法令不能追溯既往为理由，于1946年3月24日撤销了对他的审讯。不过，一些暹罗人，特别是有影响的军人集团中的一些人，对他的权力的丧失必然感到 惋惜。 所有这些情况，导致了内阁地位的削弱；暹罗在外交上败于法国人之手是一次严重打击。而在另一方面，从暹罗人的观点来看，同法国和平解决有许多有利之处。过去暹罗靠着同轴心国的关系而取得了一些领土，现在轴心国被打败，暹罗归还这些有争议的领土，至少可以使它摆脱由于那种占领而造成的尴尬局面，更重要的是，这将打开一条通向加入联合国的道路，从而使遏罗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大家庭中的一员——一种当时在东南亚只有它才有资格享有的地位。此外，1946年8月，在宣布决定接受法国的条件以前，为1见上文，原着第50页夫于这两个名称的使用的注释。 补充议会中原由指定产生的议席而举行的选举中，出现了对“自由泰人”执政绝对有利的局面，乃宽和社尼?巴莫亲王的民主党遭到了失败。23其实，不管哪一个政党在逞罗执政，归还有争议的领土实际上都是无法避免的，也是不能抗拒的。虽然总理——海军少将探隆——在10月16日宣称，暹罗为了和平，为了联合国组织所体现的理想，已经作出了“最大的牺牲”，但他1又说，英国、美国和中国政府都劝告暹罗接受法国的建议，又说，英、美政 府拒绝承认暹罗对这些领土的占有，实际上已经裁决了这场争端。 1946年11月17日，法暹协定在华盛顿签署。其条款规定：废除1941年5月9日的东京协定，该协定所主要涉及的印度支那领土将移交给法国当局。外交关系将恢復。暹罗将从安理会收回控诉，法国不再反对接纳暹罗加入联合国。一个由两名当事国代表（双方各派一名）和三名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调解委员会将审查双方为修正边界而提出的种族、地理和经济方面的要求。此外，如果双方不能就赔偿损失的款项数目取得一致意见的话，这一问题也将提交给调解委员会。暹罗武装部队将撤出这些领土，撤离工作将从协定签订后第二十天开始，并在七天之内完成。在这以前，暹罗的警察、宪兵和行政官员将预先撤走。法国武装力量将在暹罗方面开始撤离的下一天起进 入，然而至少在七天之内将不开到原来的边界。1 暹罗从1946年12月10日起根据协定的条款开始撤离。12月12日，暹 罗被接纳加入联合国。 在另一件事情上，暹罗在这时期的对外关系也是令人不安的。在同英属马来亚接壤的南方四府北大年、那拉特越、亚拉和沙敦，其居民主要是马来人。有一段时期，这些领土最终归于暹罗还是归于英属马来亚，一直没有确定，直到1902年这个问题才真正获得解决。那一年，暹240罗第一次在这几个府完全确立了统治。然而，宗教信仰和种族的不同使暹罗人没有能够把信伊斯兰教的马来人同化过来。诸如暹罗官方要求把暹罗语作为学校教学用语这类事件，一次又一次在南方四府引起动乱。在披汶元帅统治时期，他竭力强制马来人接受退罗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民众情绪尤为紧张。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暹罗的少数民族马来人曾希望暹罗的统治将从此结束，四个府将由英国归併过去；在马来亚有些地方也有人抱着同样的希望。但是盟国给予暹罗宽容的和平方针，而大西洋宪章又确定其成员国不得谋求领土的扩张，因而排除了进行领土调整的任何可能性。战后时期产生的普遍的动盪，已经在马来亚出现的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在蔓延，和平解决使四府中的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受到挫伤，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1946年的动乱状态。另外，暹罗政府承认1，由于战后生活费用高，而相比之下工资收入低，所以在这个地区的暹罗官员中有普遍的贪污腐败现象。暹罗政府还承认，由于物价高涨，犯罪现象在当地一般居民中也大大增加。这些情况使得政府于1946年11月任命了2 第99页 一个特别委员会去调查该地区的贪污情况，一些官员被停职。这些事件是地3 方事务中不幸状态的徵兆，不过直到1946年底，暹罗的马来少数民族中并没1《基辛的当代档案》（keesing’scontemporaryarchives）（以下简称《基辛》〕，第8225页。1《1948年暹罗户籍册》，第b.105页。 1《自由报》（曼谷），1946年11月8日。 2同上，1946年11月20日。 3同上，1946年12月4日。 有爆发什么严重的动乱。 第三节印度尼西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军事职责落到了东南亚统帅部身上，但是就这个区域的大部分地方来说，东南亚统帅部接受该地区的职责只不过是一个月以前的事。这个统帅部在1943年开始成立时，东印度群岛中唯一划归这个战区的一部分是苏门答腊。荷兰在东方的其余领地都划归麦克阿瑟将军的西南太平洋司令部下面的太平洋战区。然而，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参谋长们把对整个东印度群岛的职责241移交给东南亚统帅部——尽管据说荷兰提出反对，其理由是美国长期以来准备控制该4 地区，而英国则没有准备。结果是，日本出乎意料地突然投降，使东南亚统帅部拿不出任何现成的计划来履行其新的职责。不仅如此，日本的投降迫使这个统帅部马上在军事上重新占领几乎整个东南亚，而他们过去认为，重新占领得通过军事行动，要在十二个月内逐步完成。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不仅印度尼西亚，而且马来亚、暹罗、印度支那和缅甸的一部分都要立即予以占 领。这样，日本的突然投降使得东南亚统帅部陷入了极大的窘境。 除了由于筹划和调遣必需的军队去占领东印度群岛的问题而引起的耽搁外，在9月2日东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之前，在这群岛上也不可能做出什么切实有效的事。虽然七个同盟国军官于9月8日空降到爪哇，以便就当地形1 势提出报告，但是直到9月15日，东印度群岛代理副总督普拉斯博士才乘坐英国船“坎伯兰”号到达巴达维亚的港口丹戎不碌；直到9月29日，首批军队才登陆。那天，一个连的英国步兵上岸，但荷兰军队尚未在现场露面。 这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已经成立。自8月7月日本人最初提出投降到15日最后投降这段时间中，日本人同意印度尼西亚独立。2在此鼓舞下，苏加诺博士和哈达博士于8月17日在巴达维亚宣布了共和国的诞生。第二天，曾由日本人于1944年4月贊助成立的独立筹备委员会通过了共和国宪法。 这一文件的序言强调印度尼西亚的统一，而且第一条就宣布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单一的国家。实际上，共和派人士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把整个原荷属东印度群岛归于一个政治结构的国家。国家元首将是由人民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总统，政府的实权将授予总统。因为协商会议虽然被称为权力机关，但 它每五年才召开一次正式会议。242将有一个年阁和国务会议协助总统工作。另外还有一个人民代表会议。不过国务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只有在一项补充的法律颁布后才能成立，在未成立期间，总统在一个全国委员会协助下行使它们的权力。结果是：权力将掌握在总统和由他本人任命的内阁手中，而由印度尼西亚全国中央委员会协助并监督，这个委员会是按总统的法令产生的，并于1945年10月被授予立法权。这个委员会的委员由各政党提名。这样，名义上的宪法仅仅部分得到实施，但是这个文件体现了共和派领导人的政治主张和他们想建立一个包括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在内的独立的全民族共和国的决心。作为一个临时性措施，第一任总统由筹备委员会选举，这个委员会选出了苏加诺博士为总统，哈达博士为副总统。筹备委员会还拟定了4小查尔斯?沃尔夫：《印度尼西亚史话》（插rleswolf，jr.：thelndonesianstory），纽约，约翰?戴出版社为美国太平洋学会出版， 1贝文在下院的发言，1945年11月23日，见下院辩论，第5辑，第416卷，第778—779栏。2见上文，原着第83页。 国家行政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日本占领前所实行的制度，虽然印度尼西亚人替换了荷兰的地方长官和其他官员。因而当英国军队第一次到达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人称它为雅加达）时，共和国已经成立，并已在某种程度上治理国家。同时，许多荷兰侨民仍然留在集中营里，他们原来是战俘或被拘留的平民；到那时为止，唯一的变化就是看管他们的不是日本卫兵而是印度尼西亚卫兵了。可以看到，东南亚统帅部的处境是很不轻松的。它占领印1 度尼西亚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解除估计近三十万日本军队的武装，并把他们遣送走；其中大部分人是在爪哇和苏门答腊，还有小批部队分散在其他岛上。另外一个紧急任务就是要释放和救济估计近二十万名战俘和被拘留的平民。如果印度尼西亚人把英国军队看成是把自己从日本暴政下拯救附来的解放者，并希望尽快恢復战前情况，因而英国军队受到印度尼西亚人欢迎的话，英国人的工作就一定会简单得多；但印度尼西亚人对待英国人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感情。此外，英国军队实际上面临的政治局势，似乎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荷兰人对其殖民制度的成就感到应有的自豪，并确信他们在东印度群243岛执行的使命，使印度尼西亚人和他们自己都感到满意，因而他们想重整旗鼓，继续他们在1942年中断的事业。再则由于把这地区移交给东南亚统帅部的时间较晚，司令部缺乏情报，以致不能预见到其他情况。因此共和国2 第100页 的出现产生了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因素。 很明显，在那个时期，如果说东印度群岛存在着一个政府的话，这个政府就是共和国政府。从日本人投降到首批盟军到达的六个星期中，日本人允许共和派完全控制这个国家。尽管日本人有责任继续控制这个国家，直到盟军来接管为止，但是他们把所有的公用事业，如广播电台、铁路、邮政电讯、电话和发电厂，都移交给印度尼西亚人，这样，整个行政和经济机构就转到了共和派的手里。日本人违反了投降条款，把大量储备的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交给了受过日本人训练的青年运动人士，这些人就暂时成了国内除日本军队外的唯一的军事力量。这样，共和国的实力地位也大大加强了，特别是掌握了无线电台，使它有很大的有利条件在全世界进行宣传。确实，共和国的实际控制权并没有超出爪哇、马都拉和苏门答腊部分地区；虽然独立运动已经扩展到其他岛屿，其力量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然而共和国是当时存在的最近似政府的机构，盟军司令除了和它谋求合作以外，很难找到其他途径。 如果把共和国撇在一旁，而想在这个时期恢復荷兰人的统治，那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反感。事实上，共和派向盟军司令提出警告说，任何荷兰军队登陆都将遭到武力抵抗。荷兰人事后认为，如果当初在巴达维亚立即使用一点武力，可能在解决问题时对他们有利，但在此时此地，一种相反的意见占了上风，即认为推翻唯一现存的政府可能会引起混乱，这会危及盟军想营救的内地的欧籍战俘和被拘留者的生命安全。他们还认为，要是结果爆发一场内战的话，战俘和被拘留者的处境确是很危险的。更有一种考虑是，对日战争当时已经结束，盟军已无244热忱投入新的完全非意料所及的战斗，而且，这种军事行动会招致一场内战的种种恐怖。此外，当时意识到，内战的爆发会妨碍印度尼西亚经济的恢復，而这点对世界其他地区都是非常重要的。战前，荷属东印度群岛生产的奎宁占世界出口的百分之九十，木棉占百分之七1见上文，原着第84页。 2参阅贝文于1946年2月7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见《官方记录》，第1年，第1辑，第179页。 十五，胡椒占百分之八十，橡胶占百分之三十七，还有相当数量的椰子树产品、油棕树产品、茶叶、锡、咖啡和糖，这些物资供应的中断正在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当时採取的方针是促进荷兰人和印度尼西亚共和派人士之间的 谈判，以期和平解决争端。 荷兰人这时採取的方针是以1942年12月6日威廉敏娜女王的广播演说为根据，女王在演说里建议成立一个“由荷兰、印度尼西亚、苏利南和库拉索岛参加的联邦，参加者在内政方面完全自主，行动自由，但随时准备相互支援”。1945年，荷兰人并未准备超出这个相当温和而含煳的让步范围从事立宪试验。荷兰人从未考虑过承认一个不是荷兰联邦一部分的独立的共和国，这个步骤在荷兰人看来应予拒绝，这样做不仅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符合印度尼西亚人的利益。在荷兰人看来，在侈谈进一步的自治之前，应该首先恢復饱受战争创伤的印度尼西亚经济。荷兰人认为，他们远比那些共和派领导人更有能力执行这项任务，因为这些共和派领导人毫无管理国家事务的经验。此外，荷兰人除了真诚相信他们在东印度群岛的使命外，他们还不能不考虑到，三百年来他们本国的繁荣同印度尼西蓝的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担心共和派人士旨在剥夺荷兰人的全部利益。而对共和派来说，他们虽愿意接受荷兰的技术援助和投资，但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掌握自己国家的发展前途。他们认为，在接受荷兰技术援助和投资的条件下，他们取得独立，并不会使荷兰人受到物质或情神上的损失；但是在他们看来，他们忘不了“1942年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政府根本不加抵抗就向日本人投降”， 从而使东印度群岛人民遭受了日本人的压迫。1 于是，盟军统帅部面临着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共245和派政府要求对整个群岛拥有主权；另一方面，荷兰政府无疑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律上的统治者，现正在要求恢復战前状态，以此作为将来可能改变这块荷兰领地政治结构的先决条件。然而尽管荷兰政府的要求在法律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它的盟国却认为荷兰政府无法承担起完全有能力作出决定的职责。1940年他们的祖国被敌人蹂躏，迟至1945年才最后获得解放，现仍处于一片遭受过劫掠的境况，而且他们殖民帝国的大部分在1942年就已丢失了。这样，他们的处境远远不如法国人，例如，法国人能够保持他们的殖民帝国的大部分未受损伤，1944年法国本国重新获得了自由，遭受的损失相对来说是轻微的。所以法国人能较顺利地进入印度支那，而荷兰人却是力不从心，无法在印度尼西亚採取相应的行动。兵力不足和船只缺乏（因为荷兰的船只正被盟国用于别的目的）使荷兰人在当时除了派一个民政处去东印度群岛协助盟军司令之外 别无他法。 这样，这个责任就落到了英国人身上。他们断定最好的方法是，首先在爪哇和苏门答腊，然后在其他岛屿的战略要点建立桥头堡，并用这些桥头堡作为基地来解除日军武装，拯救俘虏和被拘留者。然而，既然大多数的俘虏和被拘留者并不是关押在主要的海港，而是关押在别的地方，所以他们感到在处理这件事上有必要同实际存在的印度尼西亚政府进行合作。因此，英国中将司令克里斯蒂森爵士在1945年10月初一到巴达维亚就宣布，要求“现1苏丹?沙里尔：《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政治宣言》，1945年11月1日 第101页 （soetansjahrir:politicalmanifestooftheindonesiangovernment,datednovemberl945），c·沃尔夫译，载于其所着《印度尼西亚史话》， 在的政党领导人”给予支持，并声明，由于他的部队人数有限，“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当局”应对“它控制地区的行政工作负责”。在这个声明以前，克里斯蒂森将军在新加坡发表的一篇广播演说，被荷兰人看成是暗示荷兰不再被承认是东印度群岛的合法统治者。而这一声明则似乎是给予共和派人士的政府以事实上的承认，这就更不受荷兰人的欢迎了，因为荷兰人认为，除了在感情上他们作为英国人的盟友，理应受到一定的尊重之外，而且，共和派的这两位领导人，苏加诺和哈达，过去是同日本人合作过的。在爪哇，英国军队于9月29日占领巴达维亚，10月10日占领万隆，10月17日占领三宝垄，10月25日占领泗水；随后不久又占领了苏门答腊的棉兰、巨港和巴东。一开始，他们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是，一些荷兰军官的到达，把已被释放的荷兰人和荷兰殖民军组织到部队中去，而荷属东印度群岛民政处人员也从澳大利亚来到，这些情况在共和派人士心中引起了惊恐。他们担心旧的殖民制度会重新加在自己头上，因此共和派政府要求，在共和国的独立未获得承认之前，不再允许任何荷兰军队和民政处官员进入印度尼西亚——这个要求无视下述事实，即英国下院在10月17日明确声明：英国政府只承认荷兰政府在步印度群岛拥有主权；也无视另一事实，即盟军司令部10月20日在巴达维亚重申肯定荷兰人为合法的统治者。盟军司令部还警告共和派不要制造恐怖行动，这种行动已经在发生了。司令部还劝告他们用和平手段来实现他 们的目的。 这些警告使得共和派领导人同意和荷兰人进行接触。为此，他们重新改组了行政体制。l1月14日取消了总统行政委员会，设立了宪法中没有考虑过的总理职务，任命苏丹?沙里尔为总理；虽然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没有和日本人合作过。从那时起，就对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关系来说，沙里尔处在政治舞台的前面，而和日本人合作过的苏加诺和哈达留在幕后。在谈判正式开始之前，一阵目无法纪的浪潮席捲整个爪哇。虽然共和国已经掌握了政府机构，但在其成立后的几个星期里，共和国觉得很难控制那些自称是它的支持者们。1942年，日本人的严厉控制取代了荷兰人的温和统治，然而当日本人的统治又被取消，一个完全新的政权正在建立起来时，有效的行政管理有一段脱节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有骚乱的机会，一些坏人 或捣乱分子——这种人在每一个国家里都有——就趁机混水摸鱼了。 盟军首批登陆后不久，在巴达维亚不时出现过动乱。但在泗水，这样的风波第一次变得严重起来。10月25日247盟军在该港口登陆，三天以后，动盪的局势使得盟军司令要求在30日之前交出所有非法持有的武器。这一命令和宣布建立军事管制的公告，引起了战斗的爆发。城里的盟军据点遭到了有组织的袭击。尽管苏加诺同意停火命令，并亲自出面干预，但袭击仍然在继续。一批荷兰妇女和儿童在去码头的途中遭到了袭击，大部分妇女和儿童被杀害；护送他们的英一印军队进行了故斗，直到弹尽粮绝，然后几乎全部被俘，并同样遭到杀害；与此同时，马拉比准将在设法执行停火命令时被杀。据估计，这时在泗水除了二万名用日本武器装备得很好的共和派人员外，还有十万名共和派的人拥有各式各样的武器。10月31日，克里斯蒂森将军发出警告说，如果不停止战斗，不交出杀害马拉比准将的兇手，就要採取行动。他的这些要求得不到任何反应，于是他在11月9日发动重大的军事行动。经过十天的战斗，英国军队控制了泗水的局势。在巴达维亚也同样出现了严重的动乱，并且继续发生，直到12月，一个英国伞兵旅到达，才有可能使该地 恢復和平。万隆及盟军占领的其他城市也经歷了同样的过程。到12月5日止，英军和英一印军的伤亡达九百十六名，其中死亡一百四十五名，由此可见这些动乱的严重程度。另外，英国人试图到内地去拯救那些被关押的俘虏和拘留者，也遭到武力抵抗而无法进行，这些遭受日本人监禁的不幸的受害者现 在开始受到印度尼西亚人的同样虐待。 尽管出现了这些不幸事件，英国司令官还是千方百计地促使荷兰人和印尼人之间解决争端。在克里斯蒂森将军主持下，沙里尔和10月7日抵达的荷兰副总督范穆克中将在巴达维亚开始进行谈判。荷兰政策的基础包含在11月5日发表的声明的下列几段话中：政府承认印度尼西亚人争取民族生存的合法愿望，并且深信通过印度尼西亚人和荷兰人之间的友好合作，这种愿望是能够逐步实现的。因此，他们的总目标是，迅速使印度尼西亚成为王国的 一个成员，这个王国的构成将使所有成员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得到保证。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必须通过法律程序进行改组，使它由一个民主代表机构（其中印度尼西亚成员占相当大的多数）和一个年阁（在作为女王代表的总督的领导下）组成。这一机构将管理内政，在下级 第102页 2机构的协助下处理区域性和地方性的事务。…… 印度尼西亚将完全成为王国的一个成员——这个王国是由各参加地区所组成的一个联邦。将召开一次圆桌会议，来建议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但任何决定将由王国立宪当局作出。荷兰的这项声明远不能满足印度尼西亚共1 和派人士的愿望。这项声明虽然承认民族主义分子的自治愿望，但是它企图使东印度群岛仍作为荷兰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重申荷兰对东印度群岛拥有主权。显然，荷兰人认为，在他们确认印度尼西亚人有能力治理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前，荷兰有责任继续实行统治。结果，在克旱斯蒂森将军主持下的商谈终于流产。11月17日举行的会议，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会议推迟到22日。但是那一天，共和政府拒绝恢復谈判，其理由是：由于荷兰人的挑衅态度，巴达维亚已处于很混乱的状态，以致无法进行这项谈判。12且初，共和政府迁到英国势力范围之外的爪哇中部的日惹。尽管遭到这一挫折，而且英国军队也继续不断地受到袭击，但是英国司令部还是尽可能同共和国保持着良好关系，甚至为共和国官员在日惹和巴达维亚之间的来往提供飞机。 鑑于政治会谈己告失败，范穆克于1945年12月前往荷兰；到1946年1月28日他返回时，形势已有所好转。最严重的恐怖分子暴力活动已告停止，而在欧洲，在荷兰开始执政的工党政府正受到压力作出让步。12月19日，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对东印度群岛的局势表示关切，并极力要求和平解决。在澳大利亚，有许多人抱有亲共和派的情绪。同月底，英国政府面临着在印度掀起的一个运动，反对印度军队的士兵被雇用去参加印度人认为是对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镇压，因而同荷兰政府的代表在英国进行磋商。会谈结果，英国当局承担进一步努力营救俘虏和被拘留者，并为荷兰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之间进行谈判创造条件，而荷兰人则同意奉行一项促进他们和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相互谅解的政策。荷兰政府已决定要更换一些在东印度群岛服役的军官。1946249年1月28日，英方宣布由蒙塔古?斯托普福德将军接替克里斯蒂森将军。伦敦还决定由克拉克－克尔爵士（后称英弗查佩尔勋爵） 赴印尼促进谈判。 1《泰晤士报》，1945年11月7月。 同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也就印尼问题展开了辩论。共和国领导人除了向印度和锡兰唿吁支持外，还请求史达林进行调解。1l946年2月7日，乌克兰代表团团长提议派遣联合国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对当地局势进行调查，并重建和平秩序。在辩论中，英国受到的抨击不亚于荷兰。据称，英国军队被用于镇压民族运动，并且还被指控在这一镇压活动中正在使用日本军队。贝文在答覆中坚称，英国军队仅仅对无故受到的攻击採取自卫行动。荷兰代表范克莱芬斯为荷兰在印尼的行为作了辩护，并认为英国军队的行动过分克制了。2月9日，辩论继续进行，当时乌克兰代表再一次谴责使用日本军从，而贝文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内政问题，因而是在联合国的职责范围之外的。2月10日，维辛斯基代表苏联参加讨论，支持乌克兰代表。但经过2月11日、12日和13日的进一步辩论，乌克兰的动议没有得到足够的票数，因此未获通过。埃及代表提出了另一项动议，声明英国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用于 对付印尼的民族运动，但这一动议同样未获通过。 根据印尼问题的国际利害关系，1946年2月10日荷兰政府发表了一项新的政策声明。那天，范穆克和沙里尔通过克拉克－克尔的调解，在巴达维亚会晤。荷兰的声明如下：荷兰政府……打算通过与从多方面选出的有权威性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商谈以后，在民主伙伴关系的基础上为王国和印度尼西亚拟定一个机构。这一机构将在一定时期内有效。在这特定的时期内，相信将能创造条件，使自由作出决定成为可能。过了那段时期，双方将各自决定是否需要继续他仍当时建立在完全和自愿的伙伴关系基础250上的关系。讨论 将根据下列要点进行： （1）将成立一个“印度尼西亚联邦”，作为王国的一个成员，由拥有不 同程度的自治权的地区所组成。 （2）一切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人，将给予印度尼西亚公民权。荷兰和印 度尼西亚公民有权在王国的任何地区行使公民权。 （3）印度尼西亚联邦的内政将由联邦自己的机构独立处理。从整个联邦来说，打算成立一个由印度尼西亚成员占相当大的多数的民主代表机构，而且还打算成立一个在政治上与代表机构相协调的内阁，并由女王的一个代表担任政府行政机构的首脑。为了能履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王国所应承担的义务，女王代表在对王国政府负责的情况下，将拥有某些特殊的权力，以保证基本权利，保证有效的行政和健全的财政管理。这些特殊权力只有当那些权利和利益受到侵犯时才能行使。对整个王国行使职能的中央机构，将由王国各组成部分的代表组成。还考虑成立一个由王国各组成部分的部长组成的联邦内阁，并订立须得到王国各组成部分的议会同意的联邦法律。该宪法生效后，荷兰政府将促使印度尼西亚联邦早日成为联合国的一员。这些提1议只字不提共和国，而且仍然保留女王代表的权力，印度尼西亚要获得完全独立的时间该有多长，又没有肯定。所有这些引起了印尼人思想上的疑虑。共和派许多人士不相信荷兰人的表白真有诚意促使印尼自治。特别是有势力的马斯友美（穆斯林）党反对这些建议，并要求印尼立即获得完全的独立。然而，沙里尔劝总统和印尼全国中央委员会说，至少应该採纳这些建议作为进一步磋商的起点。当他访问日惹后于1946年3月4日返回巴达维亚时，他1《纽约时报》，1946年11月12日。 第103页 1《泰晤士报》，1946年2月11日。 又提出了另外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包括承认共和国对整个印度尼西亚的主权。他声称，在这一点得到同意后，他和他的同胞们就欢迎与荷兰进行251紧密合作。这时范穆克提出了一个方案：承认共和国在爪哇、马都拉和苏门答腊的事实上存在的主权，而将东印度群岛其他部分的地位留待以后再解决。3月底，据宣布：经过交换意见，已取得了充分的进展，决定由范穆克去荷兰向他的政府请示；为了有利于商谈，同意由三名共和派代表陪同他前 往。 荷兰国内的意见分歧很大。一方面，工党政府支持范穆克的观点；但另一方面，他也遭到右翼的严厉批评。特别是议会两院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成员，最近在范波尔主席的领导下，到印尼作了一次实地调查，他们强烈反对承认共和国。他们认为共和国是日本炮制出来的，其领导人只能代表爪哇一部分人的意见。根据他们的看法，共和派人士的态度，远不能代表整个印尼公众的意见。该委员会还严厉地批评了英国的政策。他们认为，英国的政策以避免干预当地政治为幌子，实际上却大大有利于共和国。一些被日本人拘留过的荷兰官员曾告诉他们说，在日本投降的时候，日本人是愿意接受他们的命令的，而那时印尼人比较好对付。如果对所有身体好的拘留者发给日本武器，并让他们担任行政管理工作的话，那么他们就能维护法律和秩序，就不会出现当前这种局面了。在那种情况下，温和的民族主义运动将会得到充分的承认，而极端分子和匪徒也必然会受到镇压。委员会宣称，被拘留者曾勐烈批评布里斯班的荷兰当局和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因为在日本投降后，蒙巴顿马上命令他们回到集中营，这样就不让他们执行自己的计划。针对这一点，报告继续说，可以认为这些被日本人囚禁多年而折磨得体质虚弱的官员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们自己的力量，实际上他们是不可能担任这样的工作的；而且由于他们一直遭到囚禁，他们没有充分了解已经发展起来的民族运动的力量。但是就委员会来说，它倾向于不重视这些反对意见。委员会对英国军队占用荷兰侨民的家具和其他财产的行为，也颇为不满。成千上1万的被拘留者仍在印度尼西亚人手中，这一252局势使荷兰人的情绪很激忿。有一个在这个时期来到梭罗的外国记者描写一个关着六百名妇女和儿童的集中营说：这个集中营的条件令人吃惊，这与其说是出于故意虐待，不如说它表明当局的极度疏忽和缺乏监督。被拘留者处于半飢饿的状态，每天只给两顿极少量的饭菜。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得了痢疾和脚气病，有迹象表明，在几个星期内，这些人都将因飢饿和浮肿病而丧失生命。这里的卫生条件还 是原始的。 有理由相信，在梭罗的其他集中营，条件十分相似或甚至更糟，同时内地还有许多集中营，那里的被拘留者听任当地的不负责任的一伙人任意摆 布。…… 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些民族主义头子企图把这些不幸的妇女和儿童当作手段来迫使英国表态，并可能是想影响荷兰人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的 态度。这种对文明原则肆无忌惮的破坏，应该受到最强烈的谴责。1 另一个外国记者报导了一个设在附近的集中营说：在辛科坎集中营，有许多人患痢疾和脚气病；人们睡在没有垫子的潮湿的水泥地上；衣服被敝不1《花园城》（dehofstad），海牙，1946年。 1《泰晤士报》，1946年2月12日。 堪。其中儿童的处境最为悲惨，他们靠着墙根蹲着，设法把干饭做成的褐色小饼捣碎，以便下咽。当我们到达那里时，他们高兴得象疯了似的，相信我 们是去解救他们的。2 在对日战争结束了那么长的时间以后，荷兰侨民却仍然被拘留在这样骇人听闻的情况下，自然使荷兰人愤怒极了。再则，即使那些从拘留营中释放出来的在爪哇拥有产业的荷兰人，也发现他们自己已沦于贫困，因为共和派 没收了他们的种植园和矿山，对欧洲的贸易已不復存在。 但是，为了被拘留者本身的利益，为了挽救荷兰经济利益的前途，需要和平解决关于宪法的争论。荷兰海外领地大臣洛格曼认为，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存在是一个不能否认的因素，它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爪哇的每个有声望的人。在政府和议会下院的支持下，范穆克在1946年5月初回到巴达维亚。虽然三位共和派代表对荷兰的253访问似乎没有什么结果，但是范穆克仍能 在5月19日向沙里尔提出新的建议。 新的建议明确地在事实上承认共和国是印尼联邦的一部分，但这种承认只给予爪哇的不在盟国控制下的那些地区。新的建议还坚持了荷兰的主张， 即印尼必须仍旧在女王的统治之下，作为王国的一部分。 这样的建议仍然不能为印度尼西亚人所接受；于是在6月17日，沙里尔向范穆克提出了另一套办法，提议商谈一项条约，规定荷兰在事实上承认共和国管辖爪哇、马都拉和苏门答腊：荷兰在“印度尼西亚自由邦”的建立过程中保证合作；自由邦将和荷兰结成联盟；停止敌对行动，并保持现有的军事阵地：外省的代表参加谈判；那些不愿意参加自由邦的地区，与荷兰和自由邦建立特殊关系；在三年内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这种特殊关系的条件。沙里尔的建议将取消荷兰的统治权，使印度尼西亚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尽管印尼同荷兰结成联盟；这些建议远远超过了荷兰当时所准备作出的让步。苏加诺总统发表了广播演说，号召人民自己动员起来反对荷兰，但并没有使形势缓和，而当时中国政府为印度尼西亚人在万丹地区对中国侨民发动袭击而提出的抗议，又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上述事件中，六百名华人 第104页 被杀害，成千上万的华人无家可归。 由于印度尼西亚国内和荷兰国内都发生混乱，谈判推迟下去。在印度尼西亚，由老革命家陈?马六甲领导的共产党人在6月29日发动政变；沙里尔被绑架，接着是一场大混乱。但是苏加诺重新掌握了行政控制权，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发动政变的首领都被抓了起来，沙里尔获泽。与此同时，在荷兰正在举行普选；从5月21日内阁辞职之日起，到7月2日新的天主教—工党联合内阁组成，这一段时间内，印尼局势的解决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天主教党有强有力的代表权的一个荷兰政府的组成，并没有使荷兰对印尼的政 策立即发生改变，虽然它对以后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范穆克现在受权执行1946年2月10日的计划。虽然荷兰人在共和国所控制的那些地区无法进行活动，但在254群岛的大部分地区，执行他们的政策没有遇到阻碍。现在有相当数量的荷兰部队已到达印度尼西亚，在爪哇、苏门答腊和马都拉以外的地区负起了军事责任，没有遇到多少抵抗；但在这三个岛上，则仅据有桥头堡，并在这些岛屿的每岛周围经常发生敌对行动。由于荷兰军队的到来，英国军队于5月份开始撤退；到7月13日，在除了爪2《星期六晚邮报》，1946年6月1日。 哇、苏门答腊和廖内以外的所有地区，荷兰军队和荷兰殖民军已取代了英国军队；在爪哇，几乎每天出现同共和国游击队的零星冲突，英国军队早已把泗水、三宝垄和万隆移交给荷兰了。撤离拘留者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根据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协商，在爪哇中部的日本投降人员已置于盟军的控制之下。除爪哇、马都拉和苏门答腊之外，荷兰正在有效地行使着权力，范穆克并能在7月16日在望加锡附近的马利诺召开一个大会，由来自婆罗洲、西里伯斯、摩鹿加群岛、小巽他群岛、邦加、勿里洞和廖内等地的代表参加。爪哇和苏门答腊被排除在被邀请名单之外，理由是那些岛上的局势使人们不可能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愿。另一方面，共和派人士则认为，那些参加会议的代表只不过是荷兰的傀儡，范穆克这次行动的幕后意图是要建立一个敌对组织，以便使人看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不是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唯一的代表。虽然参加马利诺会议的成员是由地方委员会或议会挑选产生的，但 看来荷兰当局确实对候选人行使了某种形式的否决权。 马利诺会议主张建立一个联邦国家，取名为“印度尼西亚合众国”，由四个成员国组成，即爪哇，苏门答腊（显然包括邦加、勿里洞和廖内）、婆罗洲和大东（即西里伯斯、摩鹿加群岛和小巽他群岛）。印度尼西亚合众国“为建立政府机构，还需要有一段同荷兰王国合作的时期，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阶段，印度尼西亚合众国就不可能就荷兰和印尼未来的关系应在什么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一问题作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决议。”同时，“荷兰和印度尼西亚合众国间还需要有持久的、自愿的合作。”会议并同意婆罗洲和大东的代表应该参加将来同共和国政府进行的任何谈判。婆罗洲、大东、邦加、勿里洞和廖内将成立一个总政府委员会，准备宪法改革的措施。这些建议后来于1946年10月1日在槟港由主要少数民族即欧洲人、华人和阿255拉伯人 的代表召开的会议上得到批准。 遵照在马利诺定出的原则，于8月24日成立了一个婆罗洲和大东问题谘询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六个负责政府各部门的荷兰人和七个印度尼两亚人组成。10月3日，谘询委员会决定，婆罗洲和大东（8月10日，巴厘也併入大东）两邦，在与爪哇和苏门答腊达成协议之前，应有自己的中央组织。 因此，共和派不仅面临着建立一个把苏门答腊从爪哇分割出去的印度尼西亚联邦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与他们的论点“苏门答腊和爪哇是一个共和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相违背的，而且还面临着一个萌芽中的联邦制度的形成，而这个联邦是共和派目前无权参与的。很明显，荷兰鼓励成立许多小型的政府单位而不贊成统一的自治的印度尼西亚的政策，是投合大多数外省头面人物的心理的。但是，虽然荷兰的政策可以被认为是企图分割和削弱民族主义运动，也应看到，参加马利诺会议的各地区的代表们无论在当时或以后都并不是盲目追随荷兰的主张的。即使在马利诺，人们也批评荷兰的战前经济政策，并通过决议，要求把爪哇银行收归国有，结束荷兰皇家轮船公司对 岛屿之间的航运业的垄断。 马利诺会议以后不久，在8月13日，沙里尔重新行使其共和国总理的职权。这时为了吸收一些马斯友美党的成员进入共和国内阁，内阁进行了改组。虽然马斯友美党人的加入，毫无疑问是有利于共和国的统一事业的，但是他们反对荷兰的倾向，对同荷兰政府达成协议来说，却是一个新阻碍。再则，荷兰与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在爪哇和苏门答腊继续发生摩擦；为了报復“盟军的进攻行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于7月24日停止对被拘留者的撤退工作， 被拘留者有三万人仍留在共和国手中，结果使得营救工作停顿了两个月。 第105页 1946年8月，荷兰议会通过法律，决定设立一个总委员会代表政府，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谈判；这个委员会被授予很大的权力，它不必象范穆克那样经常需要向海牙请示。从荷兰派来的总委员会的三个成员，即舍默尔霍256恩、前总理范波尔和前荷兰海运公司董事德博尔，于9月17日到达巴达维亚，在那里与另一个成员范穆克会合。英国政府方面委派它在东南亚的特别专员基勒恩勋爵作为调停人。基勒恩勋爵访问了爪哇，安排从9月27日开始继续撤退被拘留人员。他同印度尼西亚共和派和荷兰人都进行了讨论，10月间，他主持了由沙里尔率领的共和国代表团和荷兰总委员会之间的会议。此外，成立了三方面的停战委员会，10月14日，该委员会同意，现有的军事部署应予保持，各个方面的部队不应该增加到超过他们的现有人数，联合委员会在条件可能时，应尽快发布停火令。实际上，停火令是在11月4日发布的。 政治谈判要求各有关方面具有高度的政治家气派。共和派现在不得不至少暂时放弃建立单一的印度尼西亚国的任何希望，不得不承认有必要成立联邦，其中大部分外省将组成不同于共和国而与共和国具有平等地位的成员国；但是他们不准备接受在马利诺会议上制定的原则，即苏门答腊应该脱离爪哇。荷兰人表示愿意承认这一点。在井里汶附近的林芽椰蒂的会议上达成 了一项协定。 林芽椰蒂协定于1946年11月15日草签，其条文中包括下列各条： （1）荷兰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爪哇、马都拉和苏门答腊的事实上的政权；这些岛上由荷兰或其他盟国部队占领的地区将逐步移交给共和国，移 交过程将于1949年1月1日前完成。 （2）荷兰与共和国政府将合作建立一个以联邦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称为“印度尼西亚合众国”，它将在1949年1月1日前建立。 （3）印度尼西亚合众国将由三个邦组成，即共和国、婆罗洲和大东；这无损于各邦有权经过民主程序决定不进入联邦而和印度尼西亚合众国及荷兰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也无损于各邦有权决定对其在印度尼西亚合众国中的 地位作出不同的安排。 （4）荷兰与共和国同意合作建立荷兰—印度尼西亚联邦，由王国（包括荷兰、苏利南和库拉索）和印度尼西亚合众国组成；这个荷兰－印度尼西亚联邦将在1949年1月1日前建立。257（5）荷兰－印度尼西亚联邦将有自己的机构处理有关共同利益的事务，诸如外交、国防和某些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事 务。 （6）印度尼西亚合众国宪法将由代表各成员邦的立宪会议制订。 （7）共和国同意承认所有的非印度尼西亚人有权恢復他们的权利，并有 权要求对他们的财物给予赔偿。 （8）因本协定产生的任何争端，将由以中立国为主席的联合委员会仲裁 解决；如双方对选定主席意见不能一致，则由国际法庭庭长选定之。 这样，共和国得到了事实上的承认；由于在协定中提到国际法庭庭长可能介入，就加强了这种承认；共和国因而被接受为国际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关于苏门答腊问题，共和国也达到了它的目的。此外，印度尼西亚在联邦里将与王国是一个平等的同伴，而不是在王国里作荷兰的同伴。另一方面，荷兰达到了使共和国接受其联邦的原则，共和国结果降低到几个自治邦之一的 地位，并保持印度尼西亚和荷兰的联繫。 1946年11月30日，林芽椰蒂协定草签后两星期，最后一批英国军队离开了巴达维亚，盟军统帅部的职责停止了。在作战的那一段时间里，英军遭受严重伤亡，英军人数最多时达九万二千人，其中有五百六十三人被杀，一 千四百四十一人受伤，三百十五人失踪。 林芽椰蒂协定原则的明细实施办法尚待拟订，而双方的摩擦几乎马上出现了。共和派人士认为，这种措施与用合作办法发展政府机构的措施相违背；荷兰人于12月18日在巴厘的巴塘召开会议，讨论了新大东国的机构，这使共和派人士感到憎恶。会议任命了一位国家主席，组成了内阁，并为召集预备议会作好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大东”的名称被放弃，而用“东印度尼西亚”。一些代表提出了纽几内亚的地位问题，范穆克答道，荷兰政府无意把这块领土从印度尼西亚合众国或东印展尼西亚国中排除出去，但到目前为 止，还不可能搞清居民们的看法。 这样，到1946年底，印度尼西亚战后歷史的第一阶段结束了。英国军队已撤走了，荷兰人和印度尼西亚人258现在形成对峙局面。他们之间在原则 上达成了一项协定，剩下的任务是在实践中加以贯彻了。 第四节印度支那 （一）越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印度支那的形势大概比印度尼西亚的形势更加混乱。1在印度尼西亚，唯一有活动力的因素是日本人和共和派人士，而在印度支那，不仅有日本人和战斗的印度支那民族主义运动，而且也必须把法国人考虑在内；不仅是英国占领军，而且中国占领军，也将在这里出现。 第106页 盟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目标与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目标是相似的：对日本的投降人员必须看管，落在日本人手中的法国侨民必须得到关怀；而同印度尼西亚一样，国家的经济生活必须尽快恢復，特别是大米贸易必须恢復。战前印度支那是世界上第三个最大的大米输出国，仅次于缅甸和暹罗，每年出口一百多万吨，其中大部分运往中国，但也有相当数量运往欧洲。重新组织大米出口是非常迫切需要的。在战争期间，大米出口严重受阻而致中断，当时主要是转而运往日本。现在需要的是使印度支那的大米能够供应世界谷物市场。大部分供出口的大米是在南方法属殖民地交趾支那生产的；仅少量来自交趾支那北面法国保护下的柬埔寨王国；很少是从沿着中部海岸线的安南，或从在北面的法国保护地东京（越南）输出的，而东京（越南）在好儿年间实际上是一个缺粮地区。但是印度支那陷入了混乱。象印度尼西亚那样，独立的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越南独立同盟”（简称为“越盟”）的成就。“越盟”起源于印度支那共产党。1940年共产党起义被法国镇压下去，许多共产党人逃往中国，1941年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这个新的组织，这个组织曾打算包括所有安南民族主义的团体。由于期望能得到那些想要从法国统治下解放出来而又不愿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安南人的支持，同盟不是以共产主义，而是以民族独立，作为它的公开目标。后来组成了一个由所有反法党派的安259南人参加的流亡的越南共和国临时政府。安南的民族主义者的目标是完全推翻法国的控制。由于法国人未能保护他们的殖民地使之不受日本统治，他们比英国人和荷兰人更丢脸，因为在印度支那，欧洲人对日本的侵入几乎没有什么反抗；而且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国交出了沿湄公河面对暹罗边境的领土。另一方面，经日本人同意，他们保留了一些行政上的痕迹。可是，由于日本战胜盟国的希望减少，法国反抗日本的控制加剧了，直到1945年3月，日本人缴了法国军队的械，并拘留了法国平民。法国的行政管理就此结1 束，虽然法国的一些小部队撤入山区，在那里继续进行反抗。 因此日本投降时，法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仍是那种局势中的一个因素。法国人还有个有利条件，就是在其他故区，自由法国已赢得了控制，并且和盟国合作；同时，由于宗主国法国在1944年解放，它得以在1945年输送部队到印度支那。尽管如此，法国那时在印度支那的威望仍然是低的，那里的法国政体已经被摧毁了。这样产生的行政管理上的空白，现在由安南人来填补了。由于日本人的支持扶植，安南皇帝保大——他也是东京（越南）的名义上的统治者——宣布废除法安条约（安南这个法国保护国是根据这一条约建立的），并宣告他的国家独立。新政府成立了，配备了亲日的安南人员。可是由此而一生的行政混乱，却使越盟得以开展他们的宣传，扩展他们的组织；当1945年8月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越盟伪拥护者已能实现更进一步的革命，1见上文，原着第35页。 1见上文，原着第32—33页。 并企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控制全国。1945年8月29日，即越盛取得对东京2 （越南）实际控制的一天（那时他们在安南和交趾支那也在很快地建立自己的政权），在阮爱国主席即后来众所周知的胡志明的领导下，宣告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胡志明长期以来是安南的革命者和共产党的领导人。皇帝保 大退位，接受了新政府的最高顾问的职务，直到翌年3月，他去国外。 越南民主共和国1不同于印度尼西业共和国，它不260是日本的傀儡——虽然如一些法国评论家所暗示的，在日本投降前的最后阶段，越盟曾受到日本人一定程度的贊助，可能实有其事，至少越盟如果没有得到日本人的默许而能开展他们的革命，确是难以想像的。这就是第一批盟国部队到达印度支那时的形势。正象对印度尼西亚的安排一样，盟国对印度支那划分为不同的战区一事，作了最后一分钟的改变。本来印度支那划在蒋介石委员长指挥下的中国战场，但1945年在波茨坦作出决定，划分了重新占领的职责：北纬16度以北的印度支那领土将保留在中国势力范围内；北纬16度以南的领土那时划给了东南亚统帅部。因而在1945年9月，英国军队在格雷西将军的统率下，来到生产大米的殖民地交趾支那，同时中国军队在卢汉将军统率下进 入了东京（越南）。 分配给印度支那盟军司令官的任务，象在印度尼西亚一样，是看管日本的投降人员，释放和救济战俘和被拘留的平民。干预当地政治并不是英国司令官的任务；8月22日在伦敦已宣布：法国军事专家将随同盟国占领军前去，而法国的民政管理将尽快地恢復。然而事实上，在印度支那，象在印度尼西亚一样，英国占领军要避免纠缠在民族主义者和归来的殖民当局之间的关系之中是不可能的。9月13日，英国人进入交趾支那首都西贡，释放并重新武装了法国战俘，这些人和随同英国军队到来的一支法国突击队相结合，组成了一支四千多人的市民警卫队。格雷西将军宣布，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职责将转给法国人，一旦法国人能够担负起责任来，英国军队马上就撤走。然而，法国恢復控制是最不合安南民族主义者的意愿的，那些民族主义者已由民主共和国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人民委员会组织起来。9月22日，当法国军队试图占领西贡的市政厅和其他公共建筑物时，他们遇到了261安南人的反抗。第二天，安南军队对法国人控制的所有据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行政机关立即全部垮台，内战眼看就要爆发，这种情况促使格雷西将军进行干预，他的军队把安南人赶出主要据点，并把这些据点归还给法国人。9月25日，格雷西将军发布了一道布告，声称抢劫和捣乱将被作为可能判处死刑的罪行来处 第107页 理。 9月30日，法国和安南双方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双方同意发布停火命令。这时，东南亚统帅部宣布，格雷西将军将作为调停人，努力使法国人和安南人和睦相处，但他除了这一任务外，在政治方面不承担其他责任。谈判继续进行，但安南人要求所有的法国军队解除武装，并将警察部队转交给民族主义者控制，这些要求都被法国人拒绝了，因而在10月12日谈判中断。 于是相当数量的法国军队开到交趾支那；10月15日，一个装甲帅来到了，这支法国军队由勒克莱尔将军统率。他们立即投入反对民族主义者的战斗，这些民族主义者在谈判破裂后又继续进攻。到处一片混乱，英国军队、2见上文，原着第34—35页。 1“越南”意即“南方的民族”。“南”这个词本来是中国人用以指住在中国南面的民族。 运输队以及奉英国之命护送运输队的日本投降人员都遭到了进攻；但在10月25日，法国人（那时约有二万五千人）开始清除殖民地一号公路上的障碍——这条公路是从东到西，贯通交趾支那并一直通到柬埔寨的极其重要的公路。到1945年底，交趾支那和安南南部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秩序，但这只是 在双方遭受了许多痛苦后才取得的。 1946年1月1日，东南亚统帅部和海军上将达让利厄签订了一项协定（达让利厄在1945年10月底就任法国驻印度支那的高级专员）。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管制和遣返日本投降人员之外，法国人成为16度线以南全部军事任务唯一负责的一方了；1946年3月4日午夜起，东南亚司令部对这一地区不再负任何责任。英国军队那时也撤走了。这时，该地区在相当程度上恢復了正常生活；西贡的水电供应得到了保障，封锁该城市和切断它的粮食供应的企图也被挫败了；在日本护送下的运输队正通过水路、陆路对安南和交趾支那的边远驻地提供物资。在这项工作中，英国军队作出了初步努力，法国人已逐 步把责任从英军手中接管过来。 另一方面，在北方，法国人在重建他们的统治中遇到262许多困难。中国人拒绝允许法军登陆，不允许法国行政官员恢復他们的职责。中国人表示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合作，这使法国担忧。法国人认为，民族主义者为了扩大反法宣传，训练游击战的部队，正在利用中国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越盟得以盘踞在东京（越南）；1945年12月，一个除越盟外还有其他党派参加的新的共和国政府在那里组成。在这以前不久，共产党“为了不损害民族团结”，在名义上解散了。但实际上，共产党领导人仍统治着越盟集团，并通过越盟，还统治着共和国政府。共产党表面上的解散，可能是用以抚慰中国人的，这些中国人作为中国的国民党政权的代表，偏爱的是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党派，特别是越南国民党和越南革命同盟会（通常称为“同盟会”）。 1946年1月，在中国占领的领土上进行了选举，并声称在法国占领地区安南和东京（越南）也秘密进行了选举。结果是越盟获得全胜，越盟声称在共和国国民议会里的四百席中赢得了三百三十席。在东京（越南）选举时期， 正好发生了激烈的反法暴动，造成许多兇杀事件。 显然，法国人必须设法使中国部队撤退，因为民族主义团体是在中国部队的保护下进行活动的。谈判开始了，1946年2月28日在重庆签订了一项条约，其中主要的条款是：所有中国军队将在1946年5月31日前撤离印度支那；法国人将放弃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允许中国政府购买红河铁路通过中国领土的部分；允许中国在海防设一自由地带，免付转口贸易的关税；法国将颁布一项新的法令，规定中国在印度支那的居民的权利。作出了这些1 代价相当高的让步后，法国人达到了使中国部队撤回的目的，当时中国军队 在东京（越南）共有六万人。 尽管有条约的规定，中国军队的撤离在执行时并不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中国在印度支那的司令官们看来不263愿意撤走；1946年3月6日，当法国军队开始在海防登陆时，他们遇到了炮火袭击，于是法国军舰开始炮轰中国阵地。但在3月10日，据报导，友好关系得到了恢復，此后法国军队取代中国军队的事进行得较为平静，虽然4月12日法国军队和中国军队在河内再次 发生了冲突。 1《泰晤士报》，1946年3月2日。 同时，法国人和越南共和国之间的谈判一直在进行。法国的政策早已在打算改变印度支那的形势；1943年12月8日，民族解放委员会曾发表过如下声明：由于被剥夺了所有的外来援助，……尽管印度支那进行了抵抗，它被迫屈从于敌人的琴求。马德望、暹粒、诗梳风诸省和湄公河右岸割让给暹罗，建立了日本对东京（越南）的控制，最后日本军队逐步渗透了印度支那全境，这些事标志着日本侵略的不同阶段。自由法国从未承认过这种暴力和征服的状态。……法国严肃地否认可能已被接受的有损于它的权益的一切行动和投降行为。它将和联合国家一起，站在它们一方，继续进行斗争，直到侵略者被打败和印度支那联盟的全部领土彻底解放为止。再者，法国将不但铭记印度支那统治者们的尊严和正直，而且一定记得他们曾站在我们一边反抗日本和暹罗的那种自豪和忠诚的态度，以及他们对法兰西共同体的忠实的 第108页 依附。 对于这样肯定地表述了他们的民族感情和政治责任感的那些人，法国打算给予他们在法兰西共同体中一个新的政治地位，在那里，在联邦组织机构内，联邦中所有国家的自由将得到扩大和认可；在那里，其制度上的自由的性质，在不失去原有的印度支那文明和传统的特徵的情况下，将予以加强；在那里，印度支那人最后将担负起国家的一切公职。除了政治地位的改变以外，联邦的经济地位将有一种相应的改变。在自主的财政和关税制度的基础上，联邦将保障它自身的繁荣，并对其邻国的繁荣也作出贡献。……这样，法国打算在与印度支那各族人民的自由和密切的交往中，实现它在太平洋所 承担的使命。1 1945年3月15日，殖民地部长保罗?贾科比在广播讲话中将法国政策的更具体的细节公布于众；当时他说，法国的意图是要建立一个在总督管辖下由五个成员国——东京（越南）、安南、交趾支那、束埔寨和寮国——组成的印度支那联邦。总督将由当地知名人士和法国代264表组成的参议院予以协助，该院将提出在全联邦施行的法律。此外，还有一个表决赋税、批准经费、讨论商务条约以及与邻国的关系的国会。每个成员国将有其自己的、处理联邦以外政务的行政机关，这个行政机关以最适合其传统和文化水平的方式选出。印度支那将有它自己的防御部队，但这支部队将构成法兰西联邦 总的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外交方针仍将由联邦掌握。1 1945年10月30日海军上将达让利厄作为高级专员来到印度支那时，他重申了法国允许范围宽广的自治；但是法国表示的这些极笼统的意图，还得变为明确的权力转移的形式。共和派人士的观点，如胡志明主席所表示，是 这样的： 我们要求独立。我们对实质比对形式更为关切。我们通情达理。如果法国人想用他们自己的词令“保全面子”的话，那是可以的。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不带武器作为顾问回来，但不是作为主人回来。我们需要来自国外的指教和援助，但是我们坚持有权向我们喜欢的国家——美国和其他国家， 不仅法国——请求那种援助。 法国人说，我们没有准备好独立。但是他们已经在这里呆了八十年了，如果我们还不能管理我们自己，这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使人民处于无知状态。1《基辛》：第6154页。 1《基辛》：第7138页。 他们开发印度支那不是为了住在这里的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他们怂恿吸鸦片。他们强迫人们喝酒。而且一有任何反抗迹象，他们就残酷 无情地加以镇压。 你们对我们不相信他们的诺言感到诧异吗？我们必须得到保证。我们并不反对法国人民；我们只是反对法国统治。我们准备继续与法国保持文化和 经济关系，法国人也可以相信他们的财政利益将得到保护。2 很明显，在法国人和安南共和派人士之间有着很大的观点分歧。法国人提供的前景仅仅是在法兰西联邦内部的地方自治，而不是完全的独立。尤其是，法国人打算保留对印度支那对外关系的控制，并保持法国在该国的驻军， 而这两项建议对共和派人士来说是感到十分厌恶的。 因此，越盟试图通过经济改革的措施来加强它在中国占领地区的影响。这些措施，诸如取消人头税，很可能赢得民心。全民武装起来的工作在继续进行，据报导，可265以看到，即使很小的孩子也肩上背着假枪在河内街上游行。然而东京（越南）的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共和国未能维修灌溉和拦洪的工程，导致了大米的不足，运输工具的缺乏，加上动乱的政治局势，阻碍了把大米从富饶的交趾支那运往北方。据说，在1945年，饥荒造成了东京（越南）和安南北部二百万人的死亡，而且人们担心在1946年会发生更糟的灾祸。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国政府简直不得不谋求与法国人取得协议，以1 便使正常的经济生活可以得到恢復。 谈判的结果，于1946年3且6日由胡志明主席和武鸿卿代表越南共和国政府，与代表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的让?圣德尼签订了一项协定，议定 如下： 法兰西政府承认越南共和国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有自己的政府、国会、 军队和财政，并为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邦的一部分。 关于三“圻”（即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合併问题，用人民表决方式徵询人民意见，法兰西政府约定承认经过上述方式后人民所採取的决定。 越南政府声明对于接防中国军队的法兰西军队，准备予以友谊的接待；法兰西军队，除了那些在其占领的基地担负常备驻军职务者以外，应在五年 中撤完。法兰西军队应负责日本投降人员的遣返。 法兰西军队应负责对外防务，而越南军队负责内部治安。 一项补充协定还规定，在法国司令部的控制下，成立一支有自己的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一万人的越南军队。法国人还同意，除了可用殖民地部队看管 日本战俘外，在印度支那应只使用宗主国法国的军队。1 第109页 此外，双方同意停止敌对行动，各保持其军队于原有阵地。双方应就有关越南与外国的外交关系、越南和印度支那联邦的未来地位、法国未来在越 南的经济和文化利益等问题开展进一步协商。 在这个协定里，法国人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而共和国则接受作为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邦一员的地位。就其内容来看，这一协定体现了双方都可接受的266妥协，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三圻的合併问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安南民族主义要求，既然东京（越南）、安南和交趾支那的居民是安南人占优势，这三个地区应该合併起来成立共和国。但是安南和1《泰晤士报》，1946年3月11日。 1《泰晤士报》，1946年3月9日和11日。 东京（越南）一直是保护领地，在那里，安南皇帝名义上的主权仍得到保持，而交趾支那在法律上是法国的领土；就其居民是法国公民这一点来说，它在巴黎的法国立法机关里有代表权；许多交趾支那人不愿失去这一地位。此外，长期以来，交趾支那同其他两圻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竞争和地方主义；而且，由于交趾支那享有高度繁荣，如果共和国要在经济上取得成就的话，把它併入越南是可取的，而这一前景在交趾支那人中却引起了相应的担忧，他 们并不希望为了东京（越南）和安南的利益而受到压榨。 拟议中的联邦组织的整个结构也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法国人想要成立一个联邦，其首脑将是由法国政府任命的一位高级专员，他将是联邦政府的主席；这样他也就成为联邦立法机构的主席。他们建议成立一个联邦议会，其中每个成员国将有十名议员作为代表，其中法国的利益也将由十名议员来代表。成员国应是柬埔寨、寮国、越南，还有交趾支那，如果经公民投票， 交趾支那的居民决定保持他们国家的独立身分的话。 协定还把越南的国际地位问题留待将来作出决定。它应成为法兰西联邦的一个成员，但是在那个阶段，这种成员资格意味着什么还不清楚。越南也应是印度支那联邦的一部分，而这引起了它与柬埔寨和寮国的关系问题。此外，不论法兰西联邦和印度支那联邦的最后形式怎样，这些组织的成员在主 权上必定会受到某些限制。 法国在印度支那未来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是另一个必须协商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充满着纠纷。法国资本在印度支那曾有投资，而投资人不愿失掉它。法国人在文化领域已经进行了具有最高价值的工作，尤其是远东法国学校已成为世界上研究远东的第一流学校；法国人极不267愿意看到他们在这一文 化领域的工作半途而废。 许多法国人真诚地相信，一种由印度支那人民和他们自己进行密切合作的体制，对印度支那人民来说，不仅将证明是有益的，而且也是可以接受的。例如，海军上将达让利厄当时说过，他确信大多数安南人并不想要与法国人断绝关系，他宣布法国人方面没有帝国主义企图；他表示，目前安南人是需要法国人的合作和经验的。许多法国人无疑都是非常真诚地持有这些观点的，但是有些人必然也受了下述考虑的影响，即放弃他们在东南亚的战前地 位，会给较接近法国本土的一些更重要的属地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与法国人的观点相反，安南共和派人士坚持，越南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留在法兰西联邦之内，但它必须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并且，它必须包括所有三圻。此外，他们反对法国人所建议的高级专员的地位，他们要求授 予高级专员的是不超过类似外交性的一些职责。 这样，实质性的争论产生于：共和派人士要求三圻合併，反对法国人所希望的至少维持交趾支那在行政上的分离；共和派人士要求完全自治，反对法国人所希望的由一位官员作为联邦主席，行使行政和立法权来保持控制。争执只有通过进一步协商才能解决；这样，1946年3月6日的协定只能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胡志明主席希望这种进一步的谈判将在法国进行，因为那里的法国左派对越盟有些同情；而海军上将达让利厄似乎宁愿在当地举行谈判。胡志明在河内出席了法国部队和越南部队阅兵式之后，在3月24日双方的会议上，同意有关争论问题的谈判应该在法国和印度支那两处进行。胡志明主席在安南南部大叻的山中避暑地与法国人举行了会谈之后，于4月乘 飞机去法国，共和国代表团其他人员也于5月31日相继前往。 4月18日举行的大叻会谈，目的在于停止仍在继续中的敌对行动，并对法国和越南之间未来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提出建议。会议作出的任何提议，将在法国予以进一步的考虑。然而到5月11日会议结束时，很少问题得 到解决。 虽然胡志明主席当时在法国宣称，他接受联邦的原则，但要有必需的保证，并且说法国的提议提供了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可是双方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紧张。在散处各地的越盟游击队和法国人之间的经常冲突足以引起相互 的恶感，而交趾支那的事件也加剧了普遍呈现的紧张形势。 2月初，高级专员宣布成立一个交趾支那的协商委员会，使得人民能够把他们的希望告之于众。该委员会由九名地方知名人士和四名法国成员组成，由（法兰西）共和国驻交趾支那的专员任主席。3月6日的协定签订后，该委员会宣称，交趾支那不愿意併入越南。这时法国人作了一切努力在这块殖民地上消除越盟的影响，并拒不允许共和国在西贡派驻一位联络官员。4月，法国驻交趾支那的专员强调声称，交趾支那有权决定它自己的前途；6月1日，法国高级专员宣布成立交趾支那共和国临时政府，并声称该共和国将是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邦内的一个独立国家；这样，他就确认了交趾支那必须依旧与越南分离的观点。6月6日，宣布了交趾支那新政体的细节。国家首脑称为交趾支那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他由协商委员会选出；除了主管军务的部长的任命应得到高级专员的批准外，其他部长可由他任命。在交趾支那，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邦由一位专员来代表，该专员负责对外防务和国内安全，并委派各公共机关所需要的法国文职人员和技术人员。如同越南一样，交趾支那将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有自己的政府、国会、军队和 第110页 财政”。 交趾支那成立了一个傀儡似的政府，使安南共和派人士极为不安。法国人宣称，在3月6日协定中所打算的公民投票举行之前，新政府只是暂时性的。但是共和派人士认为，法国人已经安排了一个既成事实；他们的代表团 到达法国时，早已认识到法国的欺诈性了。 当法国人和共和国代表团于1946年7月9日在枫丹白露会谈时，他们的议程包括：越南在法兰西联邦内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印度支那联邦的总概念，三圻的合併，印度支那与法国的经济关系，以及法国和越南之间一项条约的起草问题。共和国代表团团长范文同向会议声明，越南通过抵抗日本的侵略，已经根据大西洋宪章的条款赢得了独立的权利；他还说：法国人已经违反了3月6日协定的条款；他并且抗议法国制造一个脱离越南的交趾支那来肢解越南。同时，他表达了这样一个意见，即採取与法国和平的政策，是唯一能够“满足越南人民的愿望，并在新的基础上巩固法国在远 东的利益和声望的政策”。 谈判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就得知一个消息：高级专员在大叻召开了一次更进一步的会议，柬埔寨、寮国、交趾支那的代表都被召集去了，但没有邀请越南共和国派代表参加。在法国的安南代表们对事态的这种发展深感不安，因为，虽然已经议定谈判应在印度支那和法国举行，可是也已经议定参加任何这类谈判的各方应包括越南共和国。在法国的安南代表们担心，法国人会利用安南的共和派领导人不在国内的机会，按照他们自己的意见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尤其是法国邀请来大叻的，除柬埔寨和寮国两领地的代表外，还有交趾支那的代表，唯独没有包括越南共和国的代表，这一点证明法国预先断定了这几个国家之间的未来关系。因此，8月1日越南人中断了在法国的会谈；9月8日法国政府宣布，由于意见分歧很大，会议将不再继续进行。这样，在枫丹白露的谈判没有什么结果。8月27日，巴黎的法国政府发言人宣称：原来计划在交趾支那举行的公民投票推迟举行，因为越盟军队的武装 袭击使得那里的投票无法进行。 与此同时，大叻的会议虽然由于参加者没有代表性而对枫丹白露的谈判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会议已经召开，并作出了许多建议。其中包括一项建议，即印度支那联邦的首都应该设在大叻，而不是在安南传统的首都顺化，或者甚至在法国的政治中心河内。联邦应有一个立法机关，由每个国家自由选出人数相等的代表，与由高级专员提名的法国代表共同组成。高级专员应是联邦的主席和法兰西联邦权力的掌握者。他将得到每一个成员国中的法国专员的协助。应建立一支联邦的军队，但是每个国家也可以随意招募它自己的军队。这些建议仅仅反映了法国人的观点，对越南共和国来说肯定是完全 不能接受的。 尽管枫丹白露会议失败了，胡志明主席仍留在法国。1946年9月14日，他以主席身分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代表法国临时政府的法国海外领地部 长签订了一项临时协定，该协定的主要条文如下： 越南旅法人民享有和法国公民一样的居住、经商、往来的自由以及一般 的自由，而法国公民在法兰西联邦内也应享有相应的权利。 对在越南法国人民的财产和企业的课税不应较重于越南人民的财产和企 业的课税；越南人民在法兰西联邦内也应享有相应的权利。 所有越南政府徵用的法国财产应归还原主。 法国得在越南举办文化教育机构，并得採用法国的课程，各机构应容纳 越南籍学生。 越南遇有需要技术人员时，应优先聘用法国人民。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所管辖的领土上和印度支那其他各领土上应建立货币 同盟，用皮阿斯特作为共同通货。 在这些地区之间也应组成夫税同盟，因此在越南和其他地区之间不应设 立任何内地关卡。 各个地区之间的交通应得到改善。 法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应商订一项协定处理越南和外国的外交关系问题，同时，应决定採取各项办法，以确定越南在各邻国派设领事事项 及越南与外国领事的关系。 双方同意停止一切暴力行为，并通过各自的参谋处，制定军事管制的共同措施；双方囚犯一律应予释放，惟犯有罪行的囚犯不在此例。双方对于无论何人不得因其依附另一方而提出任何追诉。双方应停止挑衅性宣传。 设立若干混合委员会以制订出这些协定事项的详尽实施办法。 批准3月6日协定，包括同意对三圻合併问题举行公民投票。 如果这项临时协定能够贯彻，那将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在经济、文化和军事领域，它体现了一种合理的妥协；而且它也提供了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地位确定为一个国际实体的希望。虽然如此，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协商决定，但在进一步採取任何步骤之前，印度支那的局势已更加恶化了。法国人认为，越盟一方利用了旷日持久的谈判所提供的机会来重新组织他们的部队；他们还认为，更极端的越盟游击队员是不贊同这项临时协定的。尽管约定停止暴力行动，但是以袭击法国平民和部队的形式出现的骚动次数现在增加了。另一方面，胡志明主席在返回印度支那的时候，在金兰湾一艘法国军舰上遇到了海军上将达让利厄，进行了友好的谈话。10月21日胡志明主席到达河内，在那里他受到居民们的热烈欢迎，这表明了他在临时协定中所採取的政策是得到普遍贊同的。10月29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颁布了临 第111页 时协定中所要求的停火令。 但是在11月3日，共和国政府改组了。越盟的影响已经稳步增长，而越南同盟会和越南国民党则失势了；有时候，越盟部队已被用于镇压越南国民党的依附者，而该党和越南同盟会的领导成员已逃往中国。内阁改组的结果，共和国政府中越盟占主要优势，它不再是三个主要的民族主义团体的联盟了。从此以后，共和国的民政和军事组织所配备的人员几乎全是越盟的拥护者，在法国人看来，这些人就是共产主义的拥护者。这样，法国人对共和派政党的不信任就加剧了。但胡主席仍坚称，新政府与法国人将在平等基础上 忠诚合作。 11月，重开谈判，但是临时协定中所要求的成立若干混合委员会一事推迟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对举行会议的地点问题有分歧，法国人提出要在大叻，而共和派人士则要在河内。反法暴力活动继续着，这时，由于法国人实施关税条例，对进出口加以控制，并为了使北方纺织品的价格与南方进口布匹的价格相似而对原棉徵收新的平衡税，使越南共和派人士的反感愈益加剧了。他们认为，这些做法违反了临时协定和3月6日协定的精神，因为这是由法国人单方面进行的，未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商过。另一方面，3月6日协定已经宣布越南共和国是印度支那联邦的一部分，临时协定已经接受了关税同 盟的原则，而目前只有法国人能够处理联邦政务，这也是事实。 关税管制问题牵涉到1946年2月28日中法条约的后果。按照这一条约，已经允许给予中国人经过海防转口到云南的过境贸易免税的便利。这种便利为中国人所滥用，法国人于是力图加紧管制。11月20日，法国海关关务员在检查一艘中国帆船时，发现该船持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当局的执照。他们要检查这艘船，但受到越南卫兵的抵制，他们向法国人开火。这一事件立即引起大规模的冲突，在海防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与法国的所有部队都卷了进去。战斗继续了十天，在此期间，东京湾吉婆岛上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大炮对法国巡洋舰“絮弗朗”号开火，而法国则用伞兵部队来夺回海防飞机场。到和平恢復的时候，法国有二十人死亡，二十五人受伤。这一事件引起了双方的愤慨，在法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之间的零星的冲突当时在许多地方发生 着，10月29日的停火令变得不起作用了。 交趾支那的局势也不好。临时政府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得到一点真实的支持，或掌握一点真实的权力。11月10日，总理阮文盛因越盟分子施加于他的压力而烦恼自杀。12月6日，在黎文获博士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新政府，他声称他的政府既不持脱离论，也不持联邦论，他希望保持同法国的联繫，他 的政策是“交趾支那人的交趾支那”。 关于印度支那政治前途的谈判，那时已继续了十二个月，而未取得决定性的结果。两项协定已经签订，但没有一项解决了基本问题；企图通过进一步协商以补充这些协定的做法，只是暴露了越南共和派人士和法国人之间观点分歧之大而已。政治上长期不稳定的状况必然产生一种紧张气氛，这一方 或那一方似乎都试图用武力解决问题。 战火在河内爆发了。1946年12月19日，据法国人估计，有三万人的越盟部队，在切断水电供应和阻塞通往城市的道路之后，对城里的法国居民进行了有计划的袭击。法国司令官立即在城里宣布戒严令，12月23日他把戒严区扩大到整个东京（越南）和安南北部，但这时他在河内的部队受到很大的压力。城市的一部分在法国人手中，一部分在越南共和派人士手中，在这场冲突中，市民受害很大。有一百五十到一百六十个法国国民被杀，有四百个法国人和一千多个欧亚混血种人被绑架作为人质，其中大部分人以后就不知下落了。安南人、华人和印度居民中的伤亡人数也是很多的。战斗遍及整个东京（越南）。的确，1946年12月19日实际上是国内战争爆发的日子。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战斗即将开始时，就已从河内撤退，现在它从东京（越南）山区发出广播，唿吁人民起来反对法国人，它指责法国人犯了帝 国主义阴谋的罪行，并违反了临时协定。 12月间，海军上将达让利厄为了磋商事宜，去巴黎作了一次短促的旅行；12月24日他回到西贡，第二天法国海外领地部长马里于斯?穆泰也到达那里，他是来现场调查情况的。这时，法国总理莱翁?勃鲁姆12月23日在巴黎宣布：法国不会屈服于暴力，它将採取坚决行动以恢復印度支那的法律与秩序；但是他还肯定他说，旧的殖民制度靠征服来占领，靠武力来维持，这一制度现在已经过时了，目前的危机一克服，法国就打算继续执行已经採取的政策，即在法兰西联邦内部建立一个自由的越南共和国。他宣布：勒克 莱尔将军将在印度支那进行一次巡迴视察。 这样，在1946年年底之前，非但关于组织问题的解决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印度支那还陷入了内战；人们曾希望印度支那的肥沃稻田不久又将充分地利用来帮助养活东亚的大批飢饿的人，但现在的情况使这种希望破灭了。1946年，大米出口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与1945年仅出口五万一千四百吨大米及其制品相比，1946年出口了九万八千四百吨——虽然比不上战前的出口一百万吨以上，但是1946年出口的数字已经是令人鼓舞的了。然而现在很清楚，只要越南受到内战的破坏，就不会有希望重新达到两次大战之间的最 第112页 高产量。 （二）柬埔寨 1945年3月，日本人最后粉碎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行政机构时，柬埔寨国王在日本的策动下宣布束埔寨独立，接着就拘留了法国在柬埔寨的所有居民。日本人释放了被法国人关押的一些政治犯，把他们送回柬埔寨。1945年5月，前些时候呆在日本的反法领导人山玉成到达柬埔寨。他被任命为柬埔寨内阁的外交大臣。8月初，他发动政变，逮捕了各部大臣，自己成为政府 首脑。 在束埔寨，这些措施似乎没有激发起什么热情；稍后，法国人回来了，没有遇到多少反抗。一个代表盟军统帅部的法国军官加卢瓦司令在9月11日空降到柬埔寨。在一支人数不多的英国军队把山玉成逮捕后，法兰西共和国的专员于10月16日到达首都金边。接着，西哈努克国王发表了一项声明， 宣称柬埔寨效忠法国。 在国王的叔叔莫尼雷特亲王的主持下，新年阁组成了。1946年1月7日，束埔寨和法国政府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这项协定承认柬埔寨是印度支那联邦的一个自治国，取消了原来的法国保护国的地位。现在需要一个由国王和他所任命的各部大臣组成的自治政府；需要一位既代表法国又代表印度支那联邦，同时又作为国王的私人顾问的专员来代替过去的总驻扎官。要委派十名法国专员来当各部大臣的顾问；还要委派六名法籍地区顾问来代替过去的十四名驻扎官，这些地区顾问除了某些很重要的事务（例如财政）外，只发挥顾问的作用。各内务部门由柬埔寨人管理。但是联邦机构，如海关、铁路等，则由印度支那高级专员领导。委派一个法国顾问到国防部，作为法国军 事代表团的领导，负责训练柬埔寨部队。 同时，莫尼雷特亲王宣布，要起草一部新宪法，用君主立宪代替目前的 君主专制。亲王也声明，外交关系将继续由法国政府掌管。 1946年9月，柬埔寨举行了新的全国语询议会的选举。结果，尤德旺亲王领导的民主党获胜，他们赢得了五十个席位，战胜了由莫尼雷特亲王领导的自由党，他们仅占十四个席位；此外，五名无党派人士也当选了。当时，莫尼雷特亲王正在华盛顿谈判，要求归还1941年割让给暹罗的领土；回到柬埔寨后，他就辞职了。接着，在尤德旺亲王主持下组织了一个新内阁。 可是，一小部分持不同意见的人，即“高棉伊沙拉克”（自由高棉人）继续反对恢復法国的势力；他们在束埔寨的一些省份中有据点，这些省份当时还在暹罗人手里。1946年12月，这些省份由王国收復后，他们对大赦置之不理，继续在那些省份活动，虽然他们中有一些人在暹罗人那里避难。在柬埔寨南部，大约有四十万安南人，越盟运动在那里赢得许多拥护者，这些 人是骚乱的根源。然而似乎很少有柬埔寨人加入越盟。 （三）寮国 法国在寮国的统治，同它在柬埔寨的统治一样，也于1945年3月被日本人推翻了，不过日本人在这里遭到了反抗。琅勃拉邦的国王是寮国世袭亲王中最有影响的一个，他援助过法国军队。这些法军向北撤退到了中国边境，或者在南方的丛林里避难；法国人在开展游击战时，得到了寮国人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得到占巴塞的文翁亲王的支持。但是，在日本的压力下，琅勃拉 邦国王西萨旺?冯在4月15日宣布寮国独立。 日本一投降，留在寮国坚持下来的法国人立即採取措施来恢復他们的权力。在北纬16度以南的地区，他们这样做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在1945年9月中旬，中国部队到达寮国北方，解除了那里的法国人的武装，并拒绝让法国民政机构行使职责。中国部队鼓励以脱离法国而独立为目的的“寮国伊沙拉克”（自由寮国人）运动。当地的安南人是越盟事业的拥护者，他们支持由佩差拉亲王和苏发努冯亲王领导的“寮国伊沙拉克”运动。两位亲王在万象建立了一个政府，宣布在琅勃拉邦王室治理下的寮国全国统一。西萨 旺?冯亲王被废黜。 然而，中国军队于1946年5月撤走后，法国军队马上在寮国北方恢復了先前的局势，“寮国伊沙拉克”运动的支持者大部分都逃往暹罗，原来住在 寮国的三万安南人中，有许多人也一起去了。 根据琅勃拉邦国王和法国政府于1946年8月27日签订的临时协议的条款，彻底重新区划了寮国的领土，琅勃拉邦以及以前由法国行政机构直接管辖的地区组成了一个以西萨旺?冯国王为元首的寮国王国。新的王国将成为印度支那联邦的一部分，但是保留民族和文化的自治权，并在经济领域内享受广泛的自治权；新的王国也将用民主方式建立自己的政治和行政机构，但 是法国要在每个省委任一个行政官。 当年年底，即1946年12月，把1941年割让给泰国的领上併入了新王国 的版图。 第五节缅甸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缅甸的局势与泰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在一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即缅甸的大部分领土已被盟军占领。缅甸人在1944—1945年进行了艰苦斗争，1这场斗争是抗日战场上最大的一次陆地战。结果是，虽然一些日本人仍在设法从伊洛瓦底江流域向东推进，想同他们的主力汇合，但东南亚盟军统帅部的军队收復了缅甸的全部领土，只有锡唐河以东的地区在外。为了便于行政管理，每占领一地，该地便由缅甸民政处接管。这个处是以缅甸政府的文官为核心组成的，其中大多数是欧洲人。这个核心中有不少临时军官，有一部分是从欧洲人中招募来的， 第113页 还有一些是过去在缅甸工作过的人员。大多数人都有军衔。 缅甸处境悲惨。这个国家所遭受的损失要比东南亚其他任何地方都惨重，因为在1942年从南方打到北方，在1944—1945年又从北方打到南方。在首都仰光，经济生活停滞不前，电车和公共汽车都不行驶了，供水和排水系统都坏了；路上的弹坑没有填平；供电设备也坏了；盟军的炸弹炸毁了市内整排整排的房屋。总之，这个城市是一片荒凉。许多省的城镇遭受的损失更严重，因为那里的建筑物没有首都的坚固，更难抵挡炮火的轰击。由于轰炸和陆地战，主要城市的居民都被赶出家门。在缅甸，几乎没有一个城镇过着正常的生活。桥樑和铁路线遭到破坏，铁路车辆遭受严重损失，所以铁路交通已经瘫痪。由于在日本人占领期间公路失修，桥樑被毁，主要公路实际上也不能通车了。伊洛瓦底江船队公司的船只曾经组成世界上最大的内河运输网，对这个使用水上交通比陆上交通更为广泛的国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该公司的船队被破坏得几乎一艘船也没有了。石油和金属的生产都停止了，这是因为1942年採取了“坚壁清野政策”，当时把生产这些东西的设备捣毁了，以防被敌人利用。储存的木材（缅甸的主要产品之一）被滥用完了，森林由于缺乏保护而遭受损失。大米的出口完全停顿了，因为缅甸同它在印度的主要市场的联繫被切断了，而日本又缺少运米的船只。反正日本能够更容易地从暹罗和印度支那弄到大米，不受影响。由于种地人只从事于满足自己的最低生活需要的农业生产，于是大片农田荒芜，很快变成了丛林。纺织品、药物等消费品已经三年没有进口了，除了非常富有的人以外，一般人几乎无法得到。虽然就整个缅甸来说，主要食物是自给有余的，但是还需要运输粮食供应城镇人口，还需要进行国内贸易，用缅甸南部的大米换取缅甸中部的蔬菜和食油，这对广大群众的生活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交通 遭到破坏，就使有些地区的人民处在飢饿的边缘。 使一片混乱恢復秩序的任务，首先落到民政处肩上。该处不仅要临时建立起一个行政管理系统，而且还要组织运输、卫生及正常生活中的其他各项工作。这些工作得靠大部分没有经验的下级职员来做。因为，战前在缅甸低级公职中发挥很大作用的是印度人，其中许多人已在1942年撤回印度，没有回来。一些仍旧留在缅甸的下级职员（无论是印度人还是缅甸人），有许多人遭到疾病摧残，还有一些人则去从事更能赚钱的生计，只要能找到这种生计的活。但是在军事组织的帮助下，作了很大的努力，使生活这部机器重新 开动起来了。 1见上文，原着第167—168页。 只要民政处仍旧行使职权，并在东南亚统帅部的绝对控制下工作，那就是一个纯粹的政府官僚系统在主持工作。事实上，缅甸是在军事管制下；但这倒并不是为了防止政治骚动。那些在1942年帮助过日本人的缅甸独立军的成员，后来预见到日本人无法避免最终的失败，于是在1945年改变了立场，支持盟军；他们在缅甸已有很大的影响。独立军是1885年英国废黜了蒂包国王以来第一支纯粹由缅甸人组成并由缅甸人指挥的军队。事实上，这支军队对盟军的胜利并没有作出多少贡献，但由于战争结束时它是在胜利者一边，它的影响就大起来了。东南亚统帅部庇护这支军队。另一个事实是，1942年，仰光无线电广播曾经谴责过这支军队的一些领导人所犯的罪行，但是盟军来后并没有处置他们。凡此种种，使缅甸人有了一个印象：缅甸独立军的强大超过他们的实际情况。独立军大力宣传，努力使轻信的人相信，缅甸爱国军（现在他们自称为“缅甸爱国军”）赢得了战争，盟军的援助是很少的。再说，在日本占领期间，战前的政党几乎都不存在了。日本人组织的政府的首脑巴莫博士已逃出缅甸。这样，缅甸爱国军领导人就没有竞争的对手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司令官吴昂山公开地做了“反法西斯组织”的领导。“反法西斯组织”后来称作“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它是在1944年作为一种抗日运动秘密建立起来的。从理论上讲，这是由十个政治团体组成的协会，其中共产党人占大多数。这个同盟的目标是争取缅甸的独立。 1945年5月发表的白皮书1中规定了英国政府的政策，声明英国政府的目的是使缅甸在大英国协中取得完全自治。自皮书同时也指出，战争的影响和日本人占领的影响必定在缅甸的立宪进程中引起一些挫折。例如，由于人们的流离失所及生活中的大动乱，有必要全面修改选举名单，或许还有必要规定新的选举权；恢復交通也是举行选举的一个先决条件。要到实施民主政治制度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恢復时，才能实行议会制。所以，虽然一俟军事行动上不再需要军事管制时，军事管制就可结束，但是一切权力仍须掌握在总督手里。不过，总督将由行政会议（其成员中有一人为缅甸人）来协助；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总督也将由一个小规模的立法会议来协助。有人建议，这样的非代议制政体暂时以三年为期，在这段时期内，缅甸人民的代表将制定一个新宪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边境地区的非缅甸土着从来没有参与缅甸议会制，而一直是受英国总督的间接统治；白皮书据此建议说，这种行政管理上的区别应该保持下去，总督应继续负责管理这些地区，直到那里的居民表示愿意把他们的领土同缅甸本土合併时为 第114页 止。 这些建议不能使那些“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激进的民族主义领袖感到满意。1943年，日本及其附庸国承认缅甸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虽然这仅仅是名义上的独立，但是缅甸作为一个主权国得到正式承认，给那些有政治头脑的缅甸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日本的压迫固然非常愤恨，但1 并不因此而想失掉这一新的地位。1942年英国政权的垮台又一次动摇了他们对大英国协的信心。暹罗是一个独立国家，缅甸是大英国协的成员国，而暹罗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远远没有缅甸那么大。这使人们对加入大英国协能有效地1英国缅甸局：《政策声明……1945年5月》（greatbritain，burmaoffice：stementofpolicy…mayl945），敕令弟6635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5年版）。 1见上文，原着弟60—63页。 反对第三者侵略这种老生常谈产生了怀疑。缅甸人同样也不能忘记，在日本人占领期间，缅甸完全是由缅甸人自己管理的，当时没有欧洲官员的严格控制（多少年来欧洲人总是说严格控制是必不可少的），缅甸的生活也还可以过得去。缅甸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现在没有理由不继续管理自己的国家，他们完全相信自己有这种能力。他们对缅甸在独立前必须再经过一个保护阶段这一建议很有反感。而且，1935年在通过“缅甸政府法”时，肯定了缅甸的立宪进展不会落在印度之后。战后明显地表现出，印度的政治有可能迅速发展， 因而激发了缅甸想相应地加速国内政治进展的要求。 这样，白皮书中规定的英国政府的政策与缅甸民族主义者的目标之间就有了一条明显的、深刻的裂缝。英国的意见是缅甸要有一个实行非代议制政体的阶段，然后再成立大英国协中的一个自治政府。缅甸人则要求完全的独立，彻底从大英国协中分离出来。在盟军占领的头几个月里，有将近一百万外国军队驻在缅甸，缅甸民族主义者无法反对白皮书的政策；但是很明显，盟军不久就要被调回国，那些可能留在缅甸的外国军队不会有多大热情来参加缅甸的国内战争。因此，缅甸民族主义者在等待时机，扩展自己的势力，等到军 事管制政府撤销之时，就可为他们积极展开反抗铺平道路。 除了缅甸立宪前途这个总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具体问题烦恼着同盟的领导人，这就是缅甸爱国军的前途问题。同盟的领导人想使这支部队成为缅甸正规部队的核心；吴昂山当时宣布说，缅甸正规军应是将来缅甸自治领军队的基础。11945年9月7日，在东南亚统帅部所在地康提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海军上将蒙巴顿、斯利姆将军、吴昂山，还有缅甸共产党的领袖吴丹东以及东南亚统帅部与同盟的其他代表，会上就缅甸爱国军组织成正规部队并由英国军官训练一事的条件达成了协议。结果发现用这种方法合併一切部队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些军人体质差或者资歷不够，不适合编入 正规部队。那些没有编入新部队的人前途莫测，成了国家安全的隐患。 战事结束了，这就有必要早日恢復文官政府；只要战争还在继续，军事管制政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日本人一投降，就很难说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实行军事统治。因此，虽然锡唐河以东的地区还有大批日本人要对付，暂时仍在军事管制之下，但缅甸总督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已回到缅甸，并于1945年10月16日復职。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分阶段地逐步移交给文官掌 管；到1946年3月31日，民政处终于结束了。 总督回来后，仍按照1935年缅甸政府法的条款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是，由于在那个阶段恢復议会制度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当时就按照1935年缅甸政府法第一百三十九条施政，这一条规定，如果情况需要，总督可以宣布接管 所有或任何一部分政府权力。 1945年10月17日，总督在仰光市政大厅发表演说，说他没有带来明确的方案，但是带来了一个明确可行的纲领，“实现了这个纲领，缅甸一定会——而不再是‘可能’——加入世界上完全自治国家的行列。……缅甸的自由权力得到了承认，剩下来要做的就是要保证缅甸能尽快地、有秩序地按照宪法的规定获得真正的自由。”他继续说，对这个纲领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订出一致贊成的尽可能完善的措施”。他说，将尽快举行普选，但在选举之前要创造条件使全体选民能够1《解放者》（liberator），仰光，1945年9月11日。 无顾虑地投票，要规定选举权，要准备选举名单。这些为普选准备条件的措施是很必要的。他打算不久就任命行政会议。行政会议应被看作权宜之计，看作“看守政府式的”机构。〔他说〕在今后几个星期中，我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行政会议，该会议主要由缅甸的德高望重的非官方的缅甸人组成。我的意图是，当各部还归文官掌管时，这些非官方的缅甸人应该在行政上负责在 日本入侵前由部长会议管理的事项。 接着，总督就着手建立他的行政会议：如他预先讲明的，行政会议的成员将行使在日本入侵前由部长们行使的权力；但是，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战前的政党制已不復存在，不少战前着名的政治领袖已不在缅甸了。例如，盟军占领仰光后不久，巴莫就到日本去了，这时还在日本；吴苏仍被拘留在乌于达；根据巴莫的要求，日本人把德钦巴盛和吴吞奥转移到印度尼西亚，他们至今还未282回到缅甸。其余的着名政治领袖大部分支持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唯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包吞爵士和吞昂觉爵士，他们在1942年曾陪同总督到印度去过，由于这个原因他们被极端民族主义者视为是亲英的。 第115页 这样，有必要邀请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领袖来就职。但是，吴昂山和他的同事们要求在1945年9月28日经行政会议的命令批准的十五个行政委员职位中占十一个，并且要求由他们自己来分配这些职位。另一方面，总督提议建立一个由十一名成员组成的行政会议，其中有七个部长职位归人民自由同盟，由总督自己分派。同盟进一步要求，分配给他们的部长职位中必须有内政部在内，但是总督希望把这一职位分派给包吞爵士。他的理由是，除了报答包吞爵士的意思以外，还因为内政部长负责行政官员和警官的人事安排，而且有人猜疑，人民自由同盟想要在最后举行选举时把内政部长的职权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影响竞选运动。另外，大家都知道，同盟规定，它的任何执政的成员必须把一切行动向同盟的最高委员会汇报，而且要接受同盟的指示。同盟的各项要求之所以被英国当局所厌恶，还有一个原因是，同盟的目的显然在于建立一党制。然而在举行一次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以前，总督 是不准备把权力单独交给任何一个政党的。 因此，关于同盟成员参加行政会议的谈判破裂了。1945年11月3日行政会议组成时，其中有一名彼任命为副主席的欧洲文官，还有两名曾于1942年去过印度的政治领袖和其他七名在战前登上政治舞台但不是该同盟的拥护者。行政会议的秘书长是一名缅甸的文官。1946年1月，另增加一名被任命为行政委员的缅甸人。1945年12月31日，由总督指定人选成立了一个立法会议，其中除包括行政会议的成员外，另有三十四名成员。在这另外增加的三十四名成员中，有三名欧洲人，三名印度人，四名克伦族人，一名华人。 宪政机构就这样建立了，但它没有开展工作。同盟方面竭力反对，当时同盟是这个国家唯一正式组成的政党。委员们尽力想恢復他们曾在战前领导过的几个政党，但几乎没有什么成就。甚至在缅甸政界可能是最有势力的人物吴苏，于1946年1月获释回国后，就着手进行他那“莫肖特党”的重建工作，但也极少成就。至于1946年8月从日本遣返回国的巴莫，甚至不想再进入缅甸政界了。因此，委员们信心不足，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现状能维持多久。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完全依赖于英国的支持——起初是总督的支持，无法可想时，最后一着就要靠仍驻在缅甸的英国武装部队了。但是，随着復员工作的继续进行，这些英国武装部队的人数正在迅速减少；随着它们的力量的减弱，同盟的活动变得更加剧烈了。结果是委员们不愿作出决定，总督则 严格按照宪政原则办事，必须等待他们的决定和建议，而他们却一直没有作出决定或提出建议。由于当时缅甸没有自己的财政收入，在资金上完全依靠联合王国政府，所以英国政府财政部的传统势力紧紧地控制了缅甸的行政部门。这样，行政机构几乎不起作用，大大妨碍了受战争灾难的国家的重建进1 程。 吴昂山在仰光的人群拥挤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他谴责英帝国主义为魔鬼，低毁总督为“法西斯主义者”，以此来鼓动群众。他的观点在1946年1月21日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阐述得很清楚：缅甸人民渴望摆脱英帝国主义的奴役，争取自由，行使自决权。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英国自治领的地位或英帝国主义体制内的任何其他地位。缅甸人民将通过由成年人普选产生的立宪议会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这个议会必须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立宪议会，而不是一个在英帝国主义庇荫下选出的议会。在通过立宪议会来决定缅甸的命运以前，必须建立一个代表这个国家一切民主派别的临时国民政府，而不要建立一个适合英帝国主义利益的政府。……缅甸不能接受白皮书的阴谋，而是决心粉碎这种阴谋。……缅甸不需要根据1935年“缅甸政府法”的那种大选。因此，即将到来的选举应该旨在建立一个由成年人单院选举〔原文如此，疑是普选之误〕产生的有主权的立宪议会。年 满十八岁的公民有权参加选举。 缅甸民族要求的最大障碍是现政府中的帝国主义官僚机构，包括行政会议在内。缅甸应为解散现政府而努力奋斗，并根据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宪章， 为使世界承认缅284甸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努力奋斗。1 这样，同盟终于拒绝接受英国政府所採取的政策，并公开宣布它决心建立一个不受大英国协制约的独立国家。另外，同盟发现，不但对于重新掌权的英国当局所採取的政治政策，而且对其经济政策，都有理由感到焦虑不安。英国当局决定，如果要有秩序地恢復缅甸的经济，就必须严格管理各种重要的经济活动。而且，人们清楚地知道，在战前，缅甸的政治舆论强烈抨击欧洲人和印度人在缅甸投资开设的较大的工商企业所享有的实际上的垄断权利。因此，英国当局曾经决定成立若干计划局——农业、运输、民间供应、内河运输、陆上运输和木材企业等的计划局。在情况转为正常，从而缅甸代议制政府得以自己决定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前，这些企业应由计划局组织经营。但是，计划局把以前从事这些企业的商行作为它们的代理机构。因此，缅甸方面怀疑，设立这些计划局只不过是一个花招，旨在恢復旧的经济体系 第116页 而已。 土地问题也很尖锐。许多年来，在缅甸有这样一种明显的倾向：农民的土地转入大地主手中，在很多情况下转入印度高利贷者手中。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地主无法收租，实际上当时土地已属佃户所有，但是重新掌权的政府肯定要承认地主的权利，无论它最后会採取什么土地政策。虽然实际上地主仍然不可能收租，可是承认地主的权利却在农民中引起不安。鑑于迫切需要使已经荒废的土地恢復耕种，这种不安情况就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了。而且，在过去，种植水稻的费用由高利贷者和地主接济，他们在5月下旬和6月的1g·阿普尔顿：“解放两年后的缅甸”，《国际事务》（g.appleton：“burmatwoyearsafterliberation”，internationffairs），1947年10月，第23卷，第510—521页。 1《解放者》（仰光），1946年1月24日。 耕种季节预付资金。耕种者用这笔资金去买种籽和必要的用具，在庄稼收穫和卖掉以前也用这笔钱来维持家庭生活。但现在，在新的情况下，这种接济 农业资金的方法不会再出现了。 恢復缅甸的米业是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标。在战前，缅甸是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当时平均每年出口大米约三百万吨。特别是印度和马来亚迫切需要缅甸的供应来解决大米的严重不足，但是缅甸现在不能再提供大米了。为了应付这个问题，在缅甸重新掌权的英国政府批准了给耕种者以贷款，1946年4月的贷款最高达到三千万卢比（二百二十五万英镑）；那些在1945—1946年季节休耕而到1946—1947年季节应播种水稻的土地，还一律给予每英亩十 二卢比的津贴。 但还有其他妨碍耕种的困难问题。其中之一是消费品不足，特别是纺织品。如果耕种者不能以其收益买到象棉布这样的必需品，那就不能激发他们生产谷物的热情。缅甸是世界范围消费品不足的受害者之一。另一个同样严 重妨碍耕种的问题是治安的日益恶化。 战前，缅甸的土匪结伙抢劫，十分猖獗，危害治安。1946年头几个月里，治安成了严重问题。当时有许多武器散落在全国各地。有些是1942年英国人撤走时遗留下来的，更多的是日本人在战争末期为给胜利者制造麻烦而散发的，其他的是战争期间曾在此活动的英美秘密组织也许是不够审慎地随意散发的。据估计，至少有五万件武器落在未经批准的人的手里。在盟国占领缅甸的初期，大量军队的存在制止了犯罪活动，但英国军队大批撤退回国后，这些长期被日本人使用虽属粗暴却有效的方法所压制的犯罪分子，就又开始胆大妄为起来了，因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认识到英国人的治理方法相对说来是比较温和宽容的。在对付犯罪活动的工作中，警察部队的组织混乱给行政当局造成了困难。经过三年多脱节之后，这些警察部队必须重新编制，重新训练；警察部队不但失去了原来的情报来源，而且现在他们更苦干武器装备实际上还不如上匪的好。治安问题如此严重，以致1946年3月，在仰光至曼德勒的几个地段，没有警卫队的武装护送是不可能行走的。据报导，1946年3月份发生了九百二十九起武装抢劫案件，4月份不少于一千零七十五起， 而且由于受害人害怕报復，必然对警察当局隐瞒了更多的案件。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的耕种者不想种庄稼，因为种植庄稼的收益很可能被人窃取，而且根据他们的习惯，如果要种的话，那就得住在离他们村庄很 远的孤独的田舍里，在那里难免被人袭击，实在很不安全。 军事当局在对付土匪威胁的工作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但大部分工作必须由民警来做。由于他们的努力，到1946年中期，有一万五千多名土匪被逮捕入狱，约有一万名嫌疑犯正在等待审讯。收回了四万多件私藏武器和近 一百万发弹药。但还有许多武器有待查明下落。 另一个引起惊慌不安的原因是在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控制下私自建立了一支军队。1945年11月，一家仰光报纸报导：吴昂山建议成立一个灌输军事教育的组织，使这个国家的青年人热心为国家服役，帮助政府当局镇压犯罪活动。两个月以后，1946年1月，报纸上发表了要求前缅甸爱国军的人员报名服役的通告。这样组成的人民义勇军组织里有许多有点作战经验的成员。1946年的头几个月，这个组织开始进行非法的训练。据报导，至少在一个地区，义勇军进行了手榴弹实弹演习。英国当局严肃地对待这一事态的发展，但吴昂山断言，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只在于关心不能被新缅甸军队吸收 的那些缅甸爱国军成员的利益。他还说，这个组织的目的不是为了向法律与秩序挑战，而是为了与政府当局在镇压犯罪活动的工作中进行合作。他否认这个组织的成员曾经进行任何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对于这个组织的士兵人1 数，有各种各样的估计，但据说至少有六千人。有些方面的人士认为这个组 织有一万四千人。 私自建立一支政治性的军队这件事本身已经是要不得的，而其中有些成员在有些情况下竟然成了扰乱国家治安的土匪的核心，这就更要不得了。2此外，人民志愿军组织的成员发出的威胁，在倾向于支持政府的人们中引起了恐慌和沮丧。据说，有人正在开列政府机关中不亲同盟的公务人员的名单， 第117页 以便同盟终于执政的时候给他们以应有的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暴力行动是不可避免的。1946年5月18日，人民义勇军组织与在勃固地区的坦塔宾城的警287察部队发生了冲突。在这次冲突中一人被打死，二人受伤致死。1942年有一个印度人村长死了，人们普遍怀疑政府当局打算以谋杀罪审讯吴昂山，这也是同盟与政府的关系恶化的一个原 因。1 人们看到，在缅甸，正如在全世界一样，战争的结束并没有恢復正常生活，也没有恢復繁荣，因而人们产生一种失望情绪，这就使缅甸愈加陷于动盪不安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继续进行煽动。1946年1月，他们要求准许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合王国陈述他们的意见。但这个建议被拒绝了，藉口是英国政府不准备同一个政党单独谈判，而且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应首先向总督陈述。但同盟继续进行活动；在与英国某些政界人士的接触中受到的鼓励，促进了同盟的活动。同时，选举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也许可在1947年举行。英国议会通过了法律，规定了缅甸的新选举权——以十八岁以上的 男子和十八岁以上的识字妇女有普选权为基础。 1946年6月，由于健康的原因，雷金纳德?多尔曼－史密斯爵士感到有必要回英国去，他的医疗顾问们建议他不要再回缅甸了。总督的职务暂时由印度民政署的亨利?奈特爵士担任了几个星期以后，由少将休伯特?兰斯爵士继任。他曾担任过缅甸民政处处长，由于他在缅甸呆过几个月，所以人们认为他对情况很了解。1946年8月30日，兰斯到达仰光。9月2日，他在仰光市政厅的讲演中说，他的任务之一是保证明年春季能进行选举；他还表示他的行政会议很可能要改组。但是，新总督还未能採取这些步骤时，就面临 着警察部队的总罢工，罢工很快扩展到政府各机关的下级单位。 这些罢工的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这时的生活费用约达战前水平的四倍。在这种情况下，下级官员的薪金实在不足以使他们过象样的生活。在设立民政处的时期内，所有的公务员一直能得到免费供应的口粮，并能到军队小卖部去购买物品，但从1946年3月31日起，这些特权都取消了，而关于生活费用的请愿，财政部至今没有答覆。至于警察部队，其境遇特别坏，他们负有重大的责任，须得抵制很多引诱，在经常同土匪的战斗中他们要冒生 命危险，而对所有这一切的报酬，却是比佣人还要低的薪金。1《缅甸的新时代》（newtimesofburma），1946年5月10日。 2t·l·休斯：“缅甸最近的进步”，《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t.l.hughes：“recentprogressinburma”，journaloftheroyalcentral-asiansociety），1947年1月，第34期，第40—41页。 1《泰晤士报》驻仰光记者，1946年4月5日。 1946年9月5日，仰光警察部门开始罢工。罢工很快扩展到其他地区，到该月23日，政府的下级公务员的总罢工在全国展开了。虽然罢工本来是经济性的，但后来却变成政治性的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利用罢工作为破 坏行政会议的手段。 很明显，只要现在的行政会议继续执政，这次罢工是不会停止的，因此在9月17日，行政会议的成员都辞职了。9月26日，总督宣布成立一个由九名委员组成的新的行政会议。在这九名委员中，六名是同盟的代表，包括一名共产党人；其他三名是莫肖特党的领袖吴苏、多巴马—阿西容党的领袖德钦巴盛，和一名退休的公务员吴丁杜。还宣布内政部、外交和国防部的部长职位由同盟的代表担任；联合王国财政部的控制将有所放松；总督保持对 边疆地区的控制权，可是他要随时向行政会议详细报告边疆的情况。 反法西斯人民同盟就这样获得了胜利。它按照自己的条件在政府里取得了几席要职，并且使缅甸政府摆脱了联合王国财政部的控制。从此以后，缅甸实际上是完全自治了，因为虽然在名义上根据“缅甸政府法”（1935年）第一百三十九条，其行政事务仍然由总督办理，但是实际上总督已经不能再 对行政会议进行任何控制了。 这样，反法西斯人民同盟进行了一次革命，使原来的行政完全陷于停顿；同时由于新制度是革命的产物，就不可能指望国家不再蒙受暴力的磨难。9月21日有人企图暗杀吴苏，虽然他的生命得以保全，但他的一只眼睛受了伤。这次暴行的兇手一直没有抓到，但是大家都知道，在吴苏看来，这次暗杀事件是吴昂山唆使的，他力图消灭吴苏这个也许是唯一能够同他竞争的有势力的人物；大家也知道，照吴苏的看法，警察局努力追索兇犯的活动，在 吴昂山的命令下遭到了破坏。 在反法西斯人民同盟内部也有些龈龋。盟内的共产党人和其他人士之间的关系有所恶化。缅甸的共产党有两个：“缅甸共产党”和“共产党（缅甸）”，后者比较激进。1946年7月，共产党（缅甸）曾经被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而当时吴昂山对于反对这一措施的任何抗议都表示拒绝参与，虽然在他就职后，他设法解除了对于该党的禁令。他对缅甸共产党的态度比较好，他接纳该党领导成员之一德钦太因佩为行政会议的成员。但据10月13日的报导，反法西斯人民同盟把缅甸共产党开除出自己的行列，理由是：该党企图破坏盟内的团结，尽力想取代吴昂山的领导位置，而且甚至在10月2日总罢工已经解决以后还在农工群众中进行煽动，制造动乱，使人民同盟陷于困境。于是德钦太因佩辞去了职务，并痛斥吴昂山及其同伙，说他们是“高压政策的 第118页 工具”。谴责他们“与帝国主义勾结”。1 于是，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先是取得了一次对英国政府的巨大胜利，然后又消除了共产党人，加强了自己队伍的团结，又前进了一步。早在10月27日，吴昂山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争取独立的斗争还要继续进行；后来在11月8日，行政会议宣布其政策是“立即建立一个主权国家……如无必要延迟的话。”211月13日，据缅甸报刊报导，人民同盟的工作委员会已经决定，英国政府必须在1947年1月31日以前宣布，缅甸将在一年内获得自由，缅甸将在没有任何外国干涉的情况下进行选举，行政会议将改组为国民1《缅甸的新时代》，1946年10月30日。 2同上，1946年11月8日。 政府。如果不接受这些条件，人民同盟的代表将辞去行政会议内的职务。1 据悉，这个最后通牒是以武力为后盾的；一次反对政府的全国范围的叛变，正在着手准备；而政府已经再也没有军事力量来对付这样的威胁了。要阻止或镇压这次预谋的叛变，唯一的办法是向缅甸境内增派英国军队，但联 合王国并没有採取军事行动的意向。 12月20日，英国首相在下院声称，已邀请行政会议成员的代表到伦敦来商讨。关于将行政会议转变为国民政府的要求，他说：国王陛下政府的意见是，目前已经组成的缅甸政府应在现行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对缅甸行使充分的权力。当然，不可能象我们就印度的情况所指出的那样，制定一种新的临时宪法；因此，旧宪法必须在形式上加以贯彻执行，但是国王陛下的政府无意干预缅甸的日常行政，缅甸的日常行政目前是由总督的行政会议里的缅甸人员负责办理。至于在这方面，代表们如果觉得仍有困难，我们可在即 将进行的讨论中商议，尽力予以排除。2 这一建议为人民自由同盟所接受，虽然它重申了它的威胁；在1947年1月31日以前，现在的行政会议要成为拥有全部权力的临时政府，要为成立立宪议会举行选举，缅甸要在一年内完全独立。除非同意以上几点，否则代表 们就宣布辞职。1 这样的事态发展，在许多非缅族的土着居民看来，是有些令人担心的。反法西斯自由同盟公开宣布的政策，是使边疆地区的人民与缅甸本部的人民紧密联合起来，同盟也曾试图促使他们彼此合作；但是有一个少数民族，即克伦族，对此不能贊同。有少数克伦族住在缅甸东部的一些山区，而大多数则住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和丹那沙林区，散居在缅甸人之中；不幸的是，这两个民族之间有一段长时期的民族对抗的歷史，1942年合法的行政机构撤退时，缅甸独立军中一批专横跋扈分子对克伦族人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这一民族对抗就发展到了顶点。1945年6月间，克伦族人的首领在仰光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重新提出了在将近二十年前曾提出过的要求——为克伦族人建立一个单独的行政区。为了坚决实现这一要求，建立了一个克伦族中心组织。克伦族人认为，由于克伦族人民在战争的黑暗时期和1944—1945年的战役中曾经为盟国的事业英勇地服务过，他们的要求应该会被英国政府所接受。1946年7月，派了一个克伦族友好代表团到联合王国去，为克伦族的要求辩护，并请求英国政府对克伦族人民给予保护，但是他们受到了冷遇，很是失望。克伦族人民对于人民自由同盟所推行的政策并无好感，而且颇感恐惧，因为实行这种政策，就要把整个缅甸，连同克伦族人民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一伙曾经为日本人在战场上卖过命的人，而且其中有些人还对当地坚决反抗过日本人的人民犯下了严重暴行；因而虽然有少数人支持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但到1946年年底，一些最有影响的克伦族首领决定不打算参与争取缅甸 独立的任何计划了。 在日本投降后的十六个月内，由于缅甸与英国的关系存在着问题，相形之下，缅甸的对外关系就变得不那么显着了。虽然它的对外关系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它与中国的关系是不够和睦的。缅中两国沿北纬25°35′的边界线1《缅甸的新时代》，1946年11月13日。 21946年12月20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31卷，第2342栏。 1《缅甸人》（burman），仰光，1946年12月24日。 从来没有谈妥，战时在这一带作战的中国军队曾想把当地居民看作中国国民，并且想在这个国家定居下来。缅甸当局曾经劝他们离开；但在1946年1月间，有一股中国军队在缅甸境内更向南侵。有一支约四百人的部队越过边界，占领了位于密支那对面伊洛瓦底江边的允冒，藉口说他们是来接管在保山一密支那公路上的战时用于军事目的的工程设备的，同时他们是来抓逃兵的。他们的指挥官召集当地的中国人举行了一次会议，请他们控诉英国人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指挥官还通知英国当局说，如果发生什么纠纷以致杀死了中国士兵的话，他就要逮捕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可是，英国一方面向重庆提出抗议，一方面在邻近地方集结了强大的军队，这就促使这支中国部队在 缅甸领土上驻扎了将近五星期之后，终于撤出了这个地方。1 第119页 缅甸同暹罗的关系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原来在日本贊助下被暹罗兼併的景栋和孟板这两个掸邦，现在被缅甸收復了，此后，这两个国家恢復到以前1 那种在政治上彼此隔绝的状态。那条在建造时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暹缅铁路，现在停止通行了；在边界线的缅甸一边，铁路被拆卸下来，材料搬到国2 内别的地方去重建主要交通干线，而原来日本人从缅甸取来用于暹罗一边的材料则卖给了暹罗。因此，在两国之间又缺乏现代化的地面交通工具了。1946年12月18日，在缅甸的铁路终点站丹彪西驿村举行了一次纪念死难者的追悼会，总督和缅甸政292界要人参加了追悼仪式，参加者还有澳大利亚、荷兰、美国、中国、马来亚、印度和暹罗等国的代表。仰光的主教主持了一次 基督教追悼仪式，同时还举行了一次佛教追悼仪式。 虽然当时缅甸的局势纷乱不安，但是到1946年底已经进行了不少恢復经济的工作。这时大部分铁路系统又开始经营业务，同时内河运输系统把那些从军事部门调来经过改装的船用于商业航行。可是消费品仍严重缺乏，物价还是很高。木材出口工作几乎还没有重新开始，同时，矿业的生产，由于设备短少，简直还不能着手进行。至于缅甸的主要商品——大米，1945年仅出口十万零三百公吨，1946年也只有四十三万一千四百公吨，与战前大大超过 三百万吨的出口量相比，实在相差太远了。 1《缅甸的新时代》，1946年3月17日。 1见上文，原着第52页。 2见上文，原着第226页。 第六节马来亚 1945年9月3日，英国东印度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阿瑟?鲍尔爵士乘英舰“克娄巴特拉”号到达新加坡；同日，该地区的日本司令在英舰“纳尔逊”号上签署投降书之后，一支皇家海军陆战队在槟榔屿登陆。次日，p?a?克里斯蒂森爵士将军乘英舰“苏塞克斯”号到达新加坡，代表东南亚统帅部与板垣将军就占领新加坡一事签订协定。英军和英－印军于5日登陆，当时欢迎 场面非常热烈，尤以中国居民为最，因为他们在日本人手下受苦最深。1 日本军队立即被解除了武装，并被打发去清扫由轰炸造成的废墟，虽然除码头以外，市区所受损害比较轻微，各公用事业照常进行。海军和陆军增援部队于9月10日抵新加坡，同日有两支特遣舰队分别在巴生港和波德申港登陆，另外有些部队由新加坡岛越过长堤进入柔佛州。9月12日于新加坡市 政厅大厦举行了东南亚所有日军的正式投降仪式。 正象东南亚其他战场上的情况一样，救济战俘和被拘留的平民是盟军的当务之急。其次，就要算马来亚的经济恢復工作了。军政当局立即採取步骤，以恢復生产和出口主要商品，特别是橡胶和锡。1945年8月，英国供应部和殖民部与有关企业的代表组织了一批橡胶、锡和293椰干的工业专家，收购可能买到的货物，并准备按较小企业所受影响的程度，逐步加以恢復：同时还组织了一个马来亚种植园主公司，对于占面积达一百英亩以上的种植园，由该公司办理同样业务。经过这样的努力，到1945年11月底，由马来亚海运出口的橡胶达二万五千吨左右。可是关于橡胶的价格问题发生了争执。1946年1月28日，据宣布，美国政府准备以每磅二十又四分之一美分的价格购买“原料联营局”（或称“橡胶联营董事会”）配售给它的全部橡胶；但是橡胶种植者在吉隆坡召开会议，提出抗议说，由于物价上涨，如果橡胶价格订得这样低，他们就没有能力支付合理的工资，不能振兴种植园：这些橡胶种植者要求付给他们等同于付给锡兰的价格，即每磅一先令六便士。后来，在1946年6月20日订立了一项新的国际橡胶协定，把1946年7月1日至12 月31日这段时期的橡胶价格定为每磅一先令二便士。 至于锡，专家的调查表明，1941年本来有一百二十六台挖掘机在运转，但现在的情况是：其中的四十一台要到1946年8月才能使用，有四十六台要到1947年6月才能使用，还有十七台则要到1948年1月才能使用。以前的劳动力中，有百分之七十可以使用，发电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供电。预期1946年可生产一万二千三百吨锡，1947年可生产四万六千一百五十吨，1948年七 万二千吨，1949年七万三千吨，即相当于战前产量的百分之九十。 马来亚的经济恢復工作，是在政治形势动盪不安的情况中进行的。因日本人的征服而受到的震动，使马来人的政治觉悟激发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而且华人的整个处境也起了变化。在战争时期，抗日运动主要是华人的事，只是在彭亨有一些马来人参与。起初许多马来人似乎欢迎日本人，希望他们会结束华人对马来亚的经济控制；这种幻想不久就破灭了，可是日本人发觉，可以使用马来警察队来对付抗日运动。于是华人和马来人的关系就恶化了。而且，当时华人的领导权已从定居已久的世家富户之手转到左翼人士手里去了，因为比较富裕的华人必然不得不在口头上讨好日本人，至少也得谨慎地1见上文，原着第68—69页。 第120页 退居幕后，只有这样才有希望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这样，就为左翼上台扫清了道路，同时，支持左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马来亚人民抗日联盟被华人中的共产党人控制了，他们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华人掌权的马来亚共和国。这样，共产党人获得了积极参与现已胜利的抗日运动的威信。他们也因马来亚华侨有长期进行革命活动的传统而得到好处，因为马来亚曾经是早年中国革命活动的中心，当时——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前——在中国本土是不可能进行革命活动的，这种传统先由国民党人后由共产党人保持着。实际 上，马来亚从传统上来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发源地。 因此，在马来亚的日本人投降以后，抗日军内的共产党人本来希望获得对马来亚的控制权，现在看到英国军队而不是中国军队重新占领马来亚，似乎感到失望。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们利用马来亚粮食和消费品严重缺乏的情况，尽力煽动不满情绪。当时粮食情况极端严重，而且并无好转的迹象；甚至在1946年8月，马来亚当局觉得有必要将马来亚的大米配给定量每个男人从每天六英两减少到四英两，每个妇女从每天四英两半减少到三英两，但是在战前，马来亚每个男人每天的大米平均消费量在十二至十六英两之间。早在1945年10月，在霹雳有人在米价问题上进行煽动，引起几次骚乱，同时在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骚动，以致军政当局不得不动用武力来 镇压。 由于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了，这两个民族之间也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些骚乱一直延续到1946年3月。这些骚乱蔓延之广，在战前几乎是闻 所未闻，可能只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阻止其继续蔓延。 如何处置抗日军，这也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抗日军的许多成员不过是小青年，战时，他们强迫老百姓供应必需品以维持生活，而现在他们仍想用那种老办法，结果同英国军事管制当局发生了纠纷。而且，有许多土匪乘战争的机会，用支援抗日运动的外衣把自己的掠夺行为掩饰起来，现在他们仍继续进行掠夺。1945年12月间，对于抗日军内的那些已经予以承认的成员都发了军饷，予以解散，他们的武器都上交给当局；但是还有许多武器私藏在未被承认的游击队员手中。因此，马来亚备受不法之徒的骚扰，这种情况 在大多数国家里在一次战争以后都会持续一段时间。 共产党口称愿意同军事管制当局合作，但是实际上竭力想利用总工会（其会员多数是华人和共产党人）使政府机构的活动陷于瘫痪。早在1945年10月，雪兰莪巴都阿朗的煤矿工举行了一次罢工；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规模较小的罢工，然后，在1946年1月29日，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其他一些州里发生了一次总罢工。这次罢工没有什么结果，于是有人企图在2月15日在市内举行一次群众集会，纪念1942年新加坡的失守，藉以使人回忆起英国的失 败。当局禁止这次示威运动，举行示威的尝试被坚决地镇压下去了。 这一次英国当局态度坚决，而共产党又“失了面子”，这样就削弱了左翼的势力；他们发现，公开的罢工和示威失败了，因而他们被迫改订自己的计划，同时只好暂不开展活动。而且在这一时期，民众的视线已经转向一个1 新的主题，那就是马来亚未来的立宪问题。 战前，马来亚的行政组织是非常复杂的。马来亚包括：第一，海峡殖民1关于这些事件，见维克托?珀塞尔：《马来亚的华人》（victorpur-cell：thechinesoinmya），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和太平洋学会出版，1948年版，第15章和16章。 地，即新加坡岛，槟榔屿和威斯利省、马六甲、近北婆罗洲的纳闽岛、圣诞岛、科科斯群岛（或称基林群岛）；第二，马来联邦，包括霹雳、雪兰获、森美兰、彭亨；第三，马来属邦，包括柔佛、吉打、吉兰丹、丁加奴和玻璃市。海峡殖民地直接受英国统治，而各邦曾经是受英国保护的领土，英国当局依据同当地一些统治者缔结的协定进行管理，各邦原来的统治者仍保有主权，但是除了涉及穆斯林和马来人风俗习惯的事务以外，其他一切事务都必须接受英国政府的意见。海峡殖民地的总督兼任各邦的高级专员，高级专员的权力在联邦是通过驻吉隆坡的联邦秘书和英国在各邦的驻扎官行使，在各属邦则通过英国顾问行使（每邦驻有英国顾问一名）。虽然这位一身兼任总督和高级专员这两个职位的官员，在某种程度上可起着协调作用，但是他却有许多不同的行政机关和许多不同的立法机关分掌其权力。例如，新加坡殖民地设有一个立法会议，而每个邦也都设有它自己的邦会议，联邦也设有联 邦会议。因而政策不易取得一致。 这个复杂的政体，行政效率低，管理不方便，1941—1942年间的军事行动就证明了这个政体是不得力的。英国政府也认为这个政体完全不能适应日本人被逐出以后马来亚可能出现的形势。为了妥善处理马来亚的经济恢復问题和发展马来亚的社会公益服务，伦敦感到有必要协调控制和措施，因此考虑精简马来亚政府。此外，如果马来亚要朝着民主方式的自治有所前进的话， 第121页 战前的政体也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变更。 因此，英国政府的政策是谋求修改同各统治者签订的各项协定，以便结束英国对这些邦的保护关系，把这些邦置于英王的管辖之下。这将为宪法的修改开闢道路。作为下一步骤，建议把这些邦（联邦和属邦）同槟榔屿和马六甲合併起来，组成马来亚联邦；而将新加坡划出，另外作为英国的一个殖民地。新加坡是转口贸易的中心和交通枢纽；在新加坡的人口中，华人远远超过马来人。因此，新加坡被认为有着不同于马来半岛的独特利益，在国库岁入方面尤其是这样。而且，根据英国政府的计划，新加坡应在行政上单独管理，尽管作为最终的目标，并不排除新加坡併入联邦。同时，新加坡连同圣诞岛和科科斯岛一起将构成新加坡殖民地，有它自己的总督和自己的行政会议和立法会议；而由各邦和海峡殖民地其余地区组成的马来亚联邦也自有其总督和会议。每一邦或殖民地也将有一个地方会议，由联邦中央授予各种权力，并且不限定非官方委员人数的比例。此外，各邦统治者将主持一个由他任命并经总督批准的马来亚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就涉及穆斯林宗教的问题向他提出建议，也就其他经总督批准由驻扎官交付给委员会的任何事务为他作顾问。各邦统治者由当地的马来亚顾问委员会协助，在其本邦内在宗教事务方面拥有立法权，但是这种立法须经过由总督任主席的素丹会议批准。任命一位大总督，由他作出安排，使联邦和新加坡殖民地在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取得协调，例如高等教育、移民、货币和交通等问题；这位大总督不 直接行使行政权，但具有指导的权力。 另一个建议是有关国籍的麻烦问题。到战争结束时，马来亚华人的人数超过了马来人。1947年的人口统计表明，新加坡殖民地和马来亚联邦的总人口是五百八十万零八千人，其中华人约为二百六十一万五千人，而马来人则只有二百五十一万三千人。在这个国家里，华人成为占人数最多的居民，而许多华人没有加入英国籍。人口统计表明，只有六十九万零八十三名华人属于英国籍，因为他们出生于海峡殖民地，各邦内出生的任何华人都被视为英 国的保护民。到目前为止，在这些邦里，华人并没有因为他们不加入英国籍也不加入马来籍而在地位上受到什么严重的损害。但是，基于採用更现代化的政体，而他们又没有国籍，就使得他们不能参加公共生活。由马来亚华人的地位引起的另一个麻烦问题是，他们宁可把中国看作自己的祖国，而不愿把自己同马来亚的利益联繫在一起。当然，那些出生于海峡殖民地的定居已久的华人家庭是心向着马来亚的；但马来亚的大多数华人是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首先是忠于中华民国的。因此，希望我到一种方法，使华人能在马来亚的公共生活中发挥同他们的人数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相称的作用；而且也希望这将最终导致他们把马来亚看作自己的家乡，看作自己效忠的国家。鑑于这些理由，建议建立一种马来亚联邦的国籍，凡出生于或以后出生于马来亚联邦和新加坡殖民地的人都可以获得这一国籍。自建立国籍之日起，在这以前的十五年中有十年——包括日本占领期在内——常住在这些地区的人，也可以获得这一国籍。建立这种联邦国籍之后，任何出生在联邦领土之外而其父是联邦公民的人，只要提出申请，也可以获得这一国籍。任何居住五年以上，打算在马来亚安家的人，只要他具有足够的英 语或马来语知识，都可以加入这一国籍。1 要实行这些建议，第一步需要修改同各邦统治者签订的协定。这项任务由哈罗德?麦克麦可爵士执行，他在1945年10月到1946年1月间访问了这些邦。在某些邦中，首先要採取措施使继承权合法化。在雪兰莪，日本人废黜了素丹，册立了他的哥哥；这个觊觎王位者在1945年9月被撤了职。吉打的素丹死于1943年，日本人承认自1938年以来一直掌权的摄政者为其继承人；英国恢復统治之后，也承认这一摄政者为素丹。玻璃市的素丹也死于1943年，日本人无视合法继承人的要求；但是在英国人回来之后，邦议会正式册立了这个合法继承人。吉兰丹的素丹死于1944年，控制着整个邦的暹罗人册立了有确定继承权的人；英国人回来之后，也承认了该继承人。丁加奴的素丹死于1942年，日本人册立了他的儿子；但是日本战败后，他的伯父取 而代之。 哈罗德?麦克麦可爵士同各邦的统治者逐个进行会谈，并达成了协议，同意英国应在每个邦里享有完全的政权与司法权。麦克麦可在他的报告中说：“我们所会见的每一个邦的统治者和负责的议员都给我留下了这种印象：他们最后都真诚地相信，新政策是明智和公正的，是为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 着想的。”1 1月29日宣布任命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马来亚联邦和新加坡殖民地大总督，爱德华?金特爵士为马来亚联邦总督，f?c?吉姆森（后称富兰克林?吉姆森爵士）为新加坡总督。1946年4月1日，联邦和殖民地正式成立，从那 一天起，迄今一直行使权力的军事管制机构宣告结束。 第122页 然而，这时已经明显存在着普遍反对新宪法准备工作的情绪。当联邦总督在吉隆坡就职时，没有一个素丹参加就职仪式，而是寄去了一封信；除柔佛邦的摄政者以外，各邦的统治者都签了字。他们在信中声明，虽然他们对英王并无不敬之意，但是他们不准备採取任何步骤去破坏现时向英国政府提1英国殖民部：《哈罗德?麦克麦可爵士马来亚之行的报告（1945年10月至1946年1月）》〔reportonamissiontomyabysirharoldmacmi插el（october1945-januaryl946）〕，殖民部文件第194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6年版）。 出的反对建立联邦的抗议。素丹们认为，英国政府没有给素丹们足够的机会去考虑该计划的含意。他们看到的是修改过的协定，而且要求他们无保留地接受这些协定；在他们看来，他们受到了过分的压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等于是以废黜相威胁。除各邦统治者以外，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反对意见。在马来人中第一次出现了政治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是新成立的“全马来亚马来人大会党”，后来称为“马来民族联合机构”，具有明显的反对联邦的意向。由柔佛的拿督翁?宾?贾法尔在吉隆坡主持召开的一次大会上，这个机构通过了一个决议，抗议英国政府同各邦统治者签订协定时未考虑各邦的宪法、传统、风俗和习惯，因此是无效的；这些胁定是在没有告知各邦人民的情况之下订出的，因此是违背民主原则的：这些协定意味着彻头彻尾的併吞，因 此是违背条约圣洁性的原则的。 在这个时期内，据报导说，素丹们也反对“马来亚联邦”这个名称，因为这个名称看来是意味着毁灭各邦的独特性；他们也反对麦克麦可协定中的条款，根据这些条款，英国获得了在这些邦中“完全的政权和司法权”，因为素丹们觉得，这样一来，剩给他们的除了宗教事务方面的权力以外，就没有其他任何主权了。各邦的人民也表示反对；他们支持各邦统治者的批评。1946年4月16日，马来民族联合机构发表声明，宣布马来人不反对联合的原则或共同国籍的原则；他们认为这两者都是必要的；但是他们极不贊成把各邦的主权移交给英国，要求归还这些主权，恢復各邦过去的大英国协保护国的地位。1此外，虽然这个声明确实接受了共同国籍的原则，但是众所周知，在马来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恐惧，怕目前的这些建议将会导致华人不但在经 济方面而且还在政治方面控制马来人。 联合王国中的国会议员和前殖民地官员的游说活动，也加强了马来亚的反抗；显然，所通过的建议是行不通的。1946年5月2日，爱德华?金特爵士同各邦统治者开始了会谈。麦克唐纳于6月1日到达吉隆坡时，各邦统治者正式欢迎他，这个行动表明气氛已有所改善。第二天，他同各邦统治者举行了会谈。之后又举行了一系列会谈；7月4日宣布，正在考虑把“马来亚联邦”改成“马来亚联合邦”，把总督改成高级专员。各邦统治者接受300了英国在这些基本原则上的让步。接着，又就国籍问题举行了会谈。但是关 于这个问题，履行这些建议所必需的经枢密院审议的敕令还未颁布。 1946年7月25日，在吉隆坡再次举行会议后，宣布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由英国行政机构、各邦统治者和马来民族联合机构共同派代表组成，来研究和就宪法问题提出报告；这个委员会于8月6日举行会议。工作委员会在8月至11月间不时举行会议，11月20日向全体会议提出了报告。各邦统治者和马来民族联合机构表示同意这个报告，于是将报告递交给英国政府。 该报告把下列各点作为基本原则： （1）应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保证促使全国福利和进步的所有重 要事务得以精简而有效地进行。 （2）应明确表明并保持每个马来邦和每个殖民地的独特性。 （3）新协定应从长远的观点，为马来亚走向最终自治的发展提供手段和 前景。 （4）为了建立具有广泛基础的各种制度，以保证第三条原则的有效执1《泰晤士报》，1946年4月17日。 行，应採用一种共同国籍，使任何把马夹亚看作自己真正的祖国、看作自己 效忠的目标的人都能享有政治权利。 （5）由于这些邦是英国管辖的马来邦，因此，作为英国的臣民，不能效忠于其他国家，也不能把其他国家看作是自己的祖国；他们占有特殊地位， 并拥有权利，这些权利必须予以保护。1 因此，委员会建议採用联合邦宪法的形式。但是，考虑到必须给马来亚的各族人民以表达他们观点的机会，联邦总督于1946年12月组织了一个进行进一步协商的委员会，代表非马来人，就宪法问题和国籍问题在整个半岛 举行多次会议，以收集论据，并提出报告和建议。 因此，到1946年结束时，这些困难问题仍未最后解决，然而正朝着达成一项协议的道路稳步前进。同时，虽然马来亚联邦显然必须立即进行根本的 改造，但是它还是正式存在着。 在1945—1946年期间，英国政府在其他三个对马来301人有利害关系的地区进行了宪法改革。英国北婆罗洲公司把它的权利让与英王，1946年7月15日北婆罗洲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纳闽岛过去是海峡殖民区的一部分，现在併入了这个新殖民地；独立的沙捞越邦也不復存在了。国王查理?温纳?布鲁克爵士在徵得沙捞越邦议会的同意之后，把他的主权奉送给大英帝国，并于1946年7月1日起生效，于是沙捞越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这位国王在1946年2月6日给他的人民的文告中谈到即将发生的改变：英王陛下的政府宣布，同意接受我将沙捞越邦奉让给英王陛下的建议，最高国务会议的成员和我本人对此深感欣慰。我们欣悉，今后除英王陛下行使的权力以外，其他任何权力都将终止其在本邦的行使。我们相信，我们人民的未来很有可能是前所未有的觉醒、启蒙、稳定和社会进步的这样一种时代的前景。我们把接 第123页 受这一权力的让与看作是沙捞越第一位国王的希望的圆满实现。1 然而，该邦的某些人物对让与是不乐意的，国王的建议在邦议会遭到反对。该议案在议会进行二读时，仅以十八票对十六票获得通过；在三读时，以十九票对十六票获得通过。二十六名非欧洲人议员中，在二读时有十四人贊成，十二人反对：在三读时有十三人反对，十二人贊成。因此这个议案是由于欧洲人官方集团的投票而通过的。但是，此后反让与的骚动继续给该邦 制造了麻烦。 在联合王国中也有反对意见。虽然沙捞越的居民在接受英国直辖殖民地的地位之后会过得好一些，但不可避免地对于布鲁克王朝的灭亡，对于个人还有可能为自己创立一个王国的那种浪漫时代的残余已经一去不復返，总会 感到有些遗憾。 1英国殖民部：《马来亚联合邦：修正宪法建议一览》（federationofmya： summaryofrevisedconstitutioualproposals），敕令第7171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年版），第3页。 1引自1946年2月6日，下院辩论，第5辑，第418卷，第1729—1730栏。 第七节菲律宾 1945年8月15日，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已在菲律宾群岛上重新建立起来了，共和国国会四年来首次举行了会议。然而，实际的行政管理工作暂时仍掌握在美国军队手中，因为当时盟军即将进攻日本，菲律宾群岛是主要基地，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既无金钱又无实权，只不过是事态发展中的一个旁观者而已。即使在日本投降以后，行政管理工作的担子在很大程度上仍落在美国的肩上，因302为美国政府对菲律宾的恢復工作承担了财政义务，从而仍有责任插手菲律宾的行政工作。1945年10月26日，即战争结束后两个多月，美国总统指示他在菲律宾的高级专员调查土地问题，这个问题在菲律宾共和国至少同东南亚其他地区一样麻烦。总统还指示他的司法部长调查那些与日本人勾结过的菲律宾人的歷史，如果属实，就对他们提出控告。他还命令美国其他有关当局採取措施：将剩余物资分配给共和国政府，提出对復员的菲律宾士兵给予帮助的法规，为群岛的贸易提供必要的船只，并为经济恢復採取其他必要的步骤。然而，尽管美国这样广泛地关心菲律宾的国内事务。但是华盛顿对很久以前就制定的政策并未加以变更，恨据这一政策，共和国将在1946年7月4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样，菲律宾的形势就与东南亚其他殖民地区根本不同。这个被恢復起来的政府是一个民族政府，它在美国军队完成了战时在菲律宾所承担的义务后，担负起美军移交给它的职责，此后在政治领域中的一切殖民制度的痕迹都将消失。虽然菲律宾不能避免战后时期在东南亚很常见的一些麻烦问题，但是，有利的一点是它避免了本国人民与 过去的宗主国之间发生任何严重的冲突。 在恢復和平后的头几个月中，菲律宾政府由塞尔吉奥?奥斯梅纳领导，他曾在1944年继曼努埃尔?奎松之后担任流亡政府的总统。但是以奥斯梅纳总统和在流亡期间为他效劳的支持者为一方，以留在菲律宾的政治领袖们为另一方，他们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在后者之中，最显赫的人物是曼努埃尔?罗哈斯。他曾经是在日本人的贊助下为国家起草新宪法的独立筹备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后来还在日本人控制下的政府担任不管部部长。由于罗哈斯的这种通敌经歷，菲律宾的较为激进的团体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但他在议会里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在议会中，富裕的地主总是占优势的。特别是在吕宋岛，地主阶级中的许多人为了保存自己的财产，曾给予日本人一定程度的支持，所以他们与重新返回的政府之间必然产生对立。而且，一般说来，他们在政治上採取保守态度，而抵抗运动中的许多成员则倾向于左翼的观点， 现在支持较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奥斯梅纳总统。 罗哈斯及其他通敌者设法获得了豁免，这件事不论在菲律宾或在美国，都受到某些人士的批评。他们指责说，罗斯福总统以前所宣布的撤销一切助敌为虐者的公职这一政策，并未坚决执行；更有甚者，美国军队还对通敌者颇为垂青。他们指出，美国现在的政策是要恢復战前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这种状况对美国在菲律宾的商业金融企业以及本地的大资本家有利；因此美国的倾向仍旧是依赖地主和一般富裕阶级。强大的“左翼”分子参加抵抗运动1 1美国太平洋学会：《缅甸、马来亚和菲律宾自治和独立的进程》（americaninstituteofpacifrtions：thedevelopmentofself-ruleandindependenceinburma,mya,andthephilippines）,纽约，美国太平洋学会，1948年1月，油印本，第91页。 这件事，可能助长了这种看法。 与此相反，毫无疑问，有钱有势的菲律宾人的效劳，对重新占领的军队来说是有用的，而且通敌者也提出了自辩书。他们声称，甚至在这个国家被重新占领以前，他们实际上一直在帮助美国军队。他们坚称，他们利用表面上通敌的姿态作为获取情报的一种手段，并将所获得的情报递送给美国军队。麦克阿瑟将军果真除掉了罗哈斯通敌的污名，声明罗哈斯确曾提供过有价值的情报。另一方面，这也似乎是事实：虽然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指示，美国司法部长曾对被指控通敌的菲律宾人的歷史进行了调查，但是他的报告从 第124页 未公布。 不管事实真相如何，罗哈斯和他的支持者还是能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显着作用，并利用他们在议会中占多数的这一条件，否决奥斯梅纳总统所希望通过的委任，以此来削弱总统的地位。原先人们盼望战争结束后衣服和其他商品的短缺情况立即会有所改善，但是这个希望破灭了，这不可避免地也使奥斯梅纳失去了民心。这样，罗哈斯的势力增长了。当1946年4月23日举行总统和副总统选举，并选举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时，罗哈斯和他的党占了优势。罗哈斯获得一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九十二票，奥斯梅纳获得一百一十 二万九千九百九十六票，罗哈斯当选为总统。 就这样，曼努埃尔，罗哈斯成了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的首任总统。1946年7月4日，美国总统根据1934年通过的“菲律宾独立法案”的条文，发出了宣布菲律宾独立的公告，这时罗哈斯正式就职。1934年的“菲律宾独立法”的条文规定，在为期十年的一个过渡时期内，菲律宾应作为一个共和国而受到管辖，在这一时期以后，美国应停止对菲律宾的控制。根据美国总统的公1 告，美国放弃了“占有、监督、司法、控制即统治权等一切权利”。1946年 7月2日，美国总统批准了免除菲律宾军队为美国服役的法律。 随着菲律宾的独立，有必要在菲律宾与美国之间就两国未来的经济关系问题签订协议。美国国会于1946年通过了“菲律宾贸易法案”。该法案规定，到1954年为止，两国间应实行自由贸易；此后，美国将逐步提高关税，到1947年，就按十足的税率徵税。在不徵收关税的时期内，美国对菲律宾的某 些产品如糖、椰子油和菸草等实施一种限额进口制度。 尽管两国政府之间就实施这一法案所签订的协议由菲律宾的立法机关通过了，但是在通过时不是没有批评意见的。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这项协议的后果，将是强行恢復战前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菲律宾的经济无法摆脱对美国经济的依存关系，而菲律宾的繁荣也要依赖于它的对美贸易。他们指出，自由贸易的初期阶段将使主要材料的生产者能恢復他们以前的方式，并象过去一样，菲律宾将沦为替美国市场生产原料的角色，没有希望发展它自己的工业。此外，对法案和协议中的一项规定也有反对意见，这项规定不但对菲律宾人而且对美国人也敞开了开发菲律宾群岛自然资源的大门。撇开其他方面的考虑不谈，这项规定是对菲律宾民族自尊心的一个打击，因为在美国的菲律宾侨民并未获得对等的权利。可是事情很清楚，美国对菲律宾的战后恢復工作是否继续提供援助，取决于菲律宾是否接受这项协议，因此，这项协议就这样通过了。要通过准许美国在菲律宾经营企业的条款，必1 1见《概览，1933年》，第554页以下。 1见伦诺克斯?a·米尔斯等：《东南亚新世界》（lennoxa.millsandothers:thenewworldofsoutheastasia）， 须对菲律宾的宪法提出修正案，这一点也引起了一些批评。虽然宪法规定任何宪法修正案须得到立法机关四分之三的多数票才能通过，但事实上这项修 正案仅以过半数通过了。 一般说来，人们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虽然菲律宾已获得政治上的 独立，但签订贸易协议的结果，将使它在经济上从属于美国。 在军事问题上也要求籤订一项协议。1945年6月22日，共和国国会授权总统就美国在菲律宾保持军事基地的问题同美国政府举行谈判。在菲律宾，人们对于有美国军事设施和美国驻军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因为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可以减轻国防负担。美国在1946年6月26日通过第四百五十四号公法，确定其保卫菲律宾的意向，按照该项公法，总统被授权对菲律宾政府提供援助，以“建立和维护国家安全”，并安排“该国政府参 加今后可能需要进行的防御活动”。 菲律宾获得独立后，人们并不认为美国因此可以免除它对菲律宾的恢復工作给予援助的义务。这个国家先是在1941—1942年日本人驱逐美国军队的战役中，以及后来在美国人重新占领的期间，都曾遭受重大损失。而且，由于与非日本控制的地区交通断绝，正常的贸易和经济生活都遭到破坏。美国确认对于自己当时无力予以保卫的地区的恢復工作负有责任；1946年，美国国会授权“美国补偿战争损失委员会”，以四亿美元支付菲律宾的美国人和菲律宾人所提出的赔偿要求。国会还规定把价值一亿美元的剩余物资转让给菲律宾，并拨款一亿二千万美元，用于恢復和改善公共财产以及重要的公用事业，包括公路、桥樑、港口和码头、公共卫生和教育事业。尽管美国所提供的援助是慷慨的，但许多菲律宾人仍觉得美国应对他们提供更多的援助。他们抱怨说，美国提供的总金额，还不到战争期间私人财产所受损失的百分之二十，不到公共财产所受损失的百分之十。另一方面，事情很明显，没有1 一个政府能对敌人的征服所造成的恶果承担财政上的责任。 解决菲律宾与美国之间各个方面的关系，是在菲律306宾的政治局势日益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在菲律宾，战争所造成的后果和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不同。那里，和其他国家一样，在不富裕的各阶层中产生动乱的趋向日益增长，其中有些阶层现在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有军事装备和军事机构。特别是在几十年来一直是农民动乱地区的吕宋岛中部，许多农民现在已经联合起来，组成“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在菲律宾的抵抗运动中发挥了主力作用。“菲律宾人民抗日军”的力量来自农民动乱，但他们的领导人大多数是共产党人。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坚决抵抗敌人，并成功地阻止了日本人占领吕宋岛中部。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内，“菲律宾人民抗日军”试行了经济改革的措施。至少通敌者（即使不是其他人）的地产都被没收，并分配给佃户；而在其他情况下，为了纠正现行土地制度最坏的弊端起见，採取一种比过去的制度较公平的分配收穫量的办法——按照过去的制度，收穫量的一半落入地 第125页 主手中。一般说来，在这些地区，地主的权力已被摧毁。 这样，战后的菲律宾政府面临着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被剥夺财产的地主咒骂“菲律宾人民抗日军”为土匪，认为已实施的种种改革并无法律效力。可是，土地改革的唿声很强烈。那些在战争期间生活上已有所改善的农民，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62页。 1伦诺克斯?a·米尔斯等：《东南亚新世界》，第60页。 不愿在战争结束后放弃自己的利益。因此，美国军队在重新占领的初期处于困难的地位。他们负责实施法律，维持秩序；他们不能贊助对财产实行强制性的没收。而且，“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已经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内建立起自己的行政机构，而在共和国当局返回时，他们并无放弃行政权的表示。因 此，美国军队和“菲律宾人民抗日军”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奥斯梅纳总统是支持改革的；他提出，佃户应得到收穫量的百分之六十。同样，罗哈斯总统也声称他本人是支持改革的，尽管他也指责“菲律宾人民抗日军”谋求通过暴力取得权力。1946年7月，总统与“菲律宾人民抗日军”领导人之间开始进行谈判。罗哈斯表示，他贊成佃户应得到收穫量的百分之七十这一原则，如果佃户负担全部生产成本的话。他还表示愿意制订补救性的法律，规定逐步取消收穫分成制，而以固定地租制来代替。他建议政府购置大批地产，加以分割，用比较方便的条件出售给农民。他还考虑制定取缔高利贷的法律和开拓未开垦地区的计划。另一方面，总统表示，他的政府不能容忍对它的权力进行武装反抗，因此要求“菲律宾人民抗日军”放下武器。 双方所进行的谈判并没有什么结果，因为“菲律宾人民抗日军”不信任政府，不准备解除武装——他们认为一旦解除了武装，自己就会再一次听凭 地主和政府的摆布了。 在谈判进行的过程中，骚乱活动不断增多。据说当时有八万名“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处于战备状态。7月13日，据报导，有一千五百名菲律宾军队在炮兵的支援下被派往吕宋岛中部，去恢復秩序。8月初，骚乱活动扩展到过去一直是安宁的塔亚巴斯和内湖这两个省。8月24日，罗哈斯总统要求在8月底以前交出全部私藏武器，这些武器的总数估计有十万件，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野战炮。但这项最后通牒并没有受到理睬，9月间，一场公开内战 的局面形成了。 因此，到1946年底，虽然菲律宾已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但它仍然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恢復工作的进程并没有完成。这个国家要恢復过去的繁荣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国内的政治局面正受到剧烈冲突的扰乱。这种冲突， 在菲律宾社会制度的整个结构中有其深刻的根源。 第三章1945—1947年间盟国对日本的占领 休?博顿 序言 占领日本的歷史，实质上是具有基本上不同文化背景的征服者企图改变被征服者的根本准则、思想和制度的歷史。的确，这些改变是用最低限度的胁迫手段来实现，并由日本人自己来进行的。而且，这些改变是由一位慈祥的最高统帅来指导的。占领日本的歷史在许多方面也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个人统治的歷史。他只使用那些对他忠诚不渝的人作为自己的直属部下。他既不愿看到也不能容忍别人提出反对他的政策及执行政策的批评意见。他热诚地相信，命运要他去完成其一生中308最大的使命；他把这种思想灌输给自己的部下。这个使命是把一个军国主义的、极权主义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的国家。他具有日本人非常钦佩的许多个人特点。他的勇敢、严峻、超然、自信，以及他对于自己事业的正义性的信仰，使他很快赢得了日本人的尊敬。正如美国的一位着名的日本问题权威所说的：“麦克阿瑟将军为日本人提供了领导，带来了希望，而这种领导和希望正是日本 人在混乱和绝望的时刻所极其需要的。”1 显然，在和约生效之后，只有那些为日本人民和政府所能接受的变更和改革才能经久存在并固定下来。许多在占领期间发生的变更经歷了一个重新改变的过程；其中有一些已变得无法辨认了。因此，要在1953年评价全面占领的永久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是为了便于了解以后的一些发展，现在就来详细记述占领时期的某些重要篇章，并不嫌早。其中有一段时期，便是从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起到1947年秋美国召开和平会议的努力失败时为止。为保证日本民主化而採取的最广泛和最惹人注目的改革，就是发生在这段时期内的。这以后不久，人们由注重改革转变到注重支持日本社会中的保守分子和注重日本的经济恢復上去了。占领的头两年值得特别研究，也是因为在这段时期，麦克阿瑟把他所有的力量几乎全部放在日本问题上。直到几 个月之后，他才捲入关于整个亚洲政策的较广泛的问题中去。 然而，作者非常明白，即使是写占领时期头两年的客观史实，也是困难的。因为有关人物中的许多人是作者个人认识的，作者对于这些人的看法，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判断。作者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华盛顿度过的，而有些问题，从华盛顿的观点看来是重要的，但在东京看来，却往往不然。而且，麦克阿瑟班子的人员和日本官员之间举行过许多会议，而这些会议的记录在1953年是无法得到的。在华盛顿的许多文件当时还是“机密的”，无法获得。尽管如此，要对这段时期作一个客观的研究，手头还是有足够的基本资料的。因此，以下的记载，并不是为了对麦克阿瑟在日本的统治进行辩护或谴责而写的，而是试图根据史料所表明的情况，尽可能客观地对事态的发309展进 第126页 行分析。 1e·0·赖肖尔：《美国和日本》（e.o.reis插uer：theunitedstatesandjapan），麻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225页。 第一节引言 1945年5月德国投降以后，同盟国能够集中自己的全部军事力量来迫使 日本投降。1945年5月17日以后， 沖绳逐渐稳固，就用作轰炸日本的基地；并准备尽快地把它发展成为秋季进攻日本四大岛最南部的九州岛的运输基地。关于入侵日本的其他本土岛 屿，也制订了详细计划，以确保打败日本。 在政治方面，已经作出了好几个重要的国际决定。早在1943年12月，中国、英国和美国就在开罗宣布要剥夺日本的海外领土。1他们还保证2将继续打下去，不管时间多长，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1945年2月，苏联胜利地击退了德闰的进攻之后纳粹军队面临崩溃时，在雅尔达达成了一项重要协定。2月10日，罗斯福总统与史达林个人之间达成协议，决定苏联在德国投降之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考虑到这一点，西方盟国拟同意维持外蒙古现状（即实际上在俄国控制下的一个共产党自治政权），同意苏联从日本方面获得千岛群岛，并重新取得俄罗斯帝国在1904年由于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而丧失给日本的三份资产。苏联将重新获得萨哈林岛南部及其附近的岛屿。它将重新获得租借旅顺港作为俄国海军基地的权利；它在大连这个将要国际化的商港的优先利益将得到保障。此外，它在一家苏中公司中的优先利益将得到保障，这家苏中公司将重新管理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在这个条件 下，中国将在满洲获得完全的主权。 2月11日，邱吉尔在这份由苏美提出的协定草案上签了字。从此以后，1 苏联代替中国作为处理日本问题的三强310之一，虽然在1945年8月9日之 前它并没有对日宣战。 到1945年夏季中期，一些事态的发展使得同盟国急需进一步明确它们在日本问题上的基本目标。在开罗宣称的无条件投降对日本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关于这一问题既没有达成协议，也没有进行过解释。然而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如果日本军队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这并不意味着要日本完全毁灭。而且，美国相信，如果让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了解无条件投降并不必然意味着消灭他们，那么，有可能他们会立即投降。这样一投降，就可以免得对日本本土进行牺牲重大的正面进攻。因此，发表这样一个公开声明是否适当的问题，就同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一起来讨论了。1945年7月2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拟向日本人发出的一件文告的草稿，这个文告阐明无条件投降的含义，给日本人一个投降的机会，并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不立即投降，战争将加速并加强。当时杜鲁门和他的内阁同意，如果原子弹试验成功的话，这个文告应在使用原子弹之前发出。当时还同意，这项声明应由主要的同盟国一同倡议。l945年7月16日，在1 1这个宣言（在第一次开罗会议以后于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全文，见下文，附录（三），原着第491页。 2在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surveyforl939—1946：america，britain，andrus-aia），第269页以下。 1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544—547页；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340—342页；美国版，第6卷，第388—390页。 1英国在7月4日原则上同意使用原子弹（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553页；美国版， 新墨西哥试验原子弹成功了，第二天消息就传到了波茨坦。7月17日至18日，将情况详细地告知了邱吉尔；又在24日较简要地告知了史达林。鑑于2 3这一惊人的新情况，在邱吉尔向杜鲁门提出反对坚持要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杜鲁门就寻求英国和中国的贊同；他在波茨坦得到了它们的同意，发4 表了波茨坦公告。由史汀生草拟、经过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修改的草案，在波茨坦交给邱吉尔看，邱吉尔提出了一些建议。然后，又将草案交给蒋介石，徵求他的同意。杜鲁门在7月26日晚上得知他们同意的消息后，立即将文件发表，作为“波茨坦公告”。同时，将文件的一份811副本由特使送交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打电话要求将公告推迟两三天发表：当他得知公告已经发表1 时，他大为不安，并抗议说应该事先同他商量一下。2 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3，一方面唿吁日本投降——要不然它就要遭到“完全毁灭”；另一方面明确地阐述了同盟国关于战后日本问题的目标。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第十三条）。再往前看，公告要求剷除军国主义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权威和势力，建立一个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新秩序（第六条）。公告进一步规定，必须摧毁日本发动战争的力量（第七条），所有战犯必须受到严厉的惩处（第十条），日本的主权应该限制在本土四大岛和有待以后决定的小岛内（第八条）。在建设性方面，公告中规定，日本海外军队将在完全解除武装之后可以回到本国（第九条）。日本必须建立起基本人权，以及言论、宗教和思想的自由（第十条）。允许日本保留非军事工业，以维持其经济，并能以实物支付其应付的战争赔偿；允许日本得到原料，并同意其最后参加国际贸易（第十一条）。这个公告还明确了同盟国是否承认在日本存在任何中央政府机构或权力机关这个基本问题。在德国，同盟国已经取消了德国的中央政府，而代其行使职权。至于日第6卷，第639页）。 第127页 2同上书，第551—553页：美国版，第637—639页。“对于应否使用原子弹这一问题，根本没有讨论。”（同上书，第553页：美国版，第639页）邱吉尔心中所考虑的是：由于原子弹掌握在西方盟国的手里，使西方盟国彻底打败日本的日期大大提前，并便美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命牺牲大大减少。原子弹也使俄国援助进攻日本成为多余的了。 3同上书，第579—580页；美国版，第669—670页。 4同上书，第555—556页；美国版，第641—642页。 1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06—207页。 2同上书，第207页。 3见下文，附录（五），原着第492页。关于波茨坦精神及波茨坦公告本身的精神的来源，有许多互相牴触的说法。例如，史汀生在一篇题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哈珀杂志》，1947年2月号）的文章中宣称，他是第一个主张使日本有机会在使用原子弹以前投降的人，也是负责起草波茨坦公告的人，这一公告于1945年7月2日由内阁通过。实际上，国务院—陆军部一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已经在事先起草和通过了这样一个声明，其依据是原来国务院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在1944年夏天由乔治?h·布莱克斯利博士和本章作者拟定的。该协调委员会所有的文件都有副本存在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的部长办公室中。因此，史汀生提交给内阁的是一个来源于国务院的文件，是早已获得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通过的。虽然内阁曾在波茨坦作过一些修改，但是其根本精神保持不变。关于内阁的行动，见贝尔纳斯，前引书，第206页。关于协调委员会在政策制定中所起的作用，见休?博顿：“日本投降后美国在日本的占领政策”，《政治学季刊》，1947年6月2日，第61期，第250页以下。 本，同盟国并没有掌握足够的受过训练的人员，能够在312没有日本人的协助之下有效地治理日本。天皇和天皇制度的存在，使得情况更加复杂了。同盟国认为，违背日本人民的心愿而强行取消天皇制度，将不可能达到占领的根本目的。因此，同盟国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即容许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继续存在，但是把它完全置于同盟国的控制之下。这样，波茨坦公告规定，同盟国对日本的占领，将持续到它们的目标实现时为止（第七条和第十二条）； 但责成“日本政府”为在日本国内发展民主扫除障碍（第十条）。第二节正式投降与占领 （一）日本向盟军最高统帅部投降 在波茨坦公告发表后的两周内，同盟国等待着日本政府的答覆。同时，在7月27日到8月1日期间，同盟国在日本各城市上空散发了一百五十万张传单和三百万份波茨坦公告。传单对这些城市发出警告，说它们将受到勐烈的空中轰炸，而每次警告之后，紧跟着就是一次常规炸弹的勐烈袭击。之后，1由于日本政府并没有表示接受同盟国条件的任何迹象，盟军就于8月6日在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两天之后，又在长崎投了一颗。1945年8月10日，日本在“取得如下谅解，即上述公告不包含任何有损于陛下作为至高统治者 之特权的要求”的情况下，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2 美国得知日本这种有保留的接受波茨坦公告后，就继续採取主动步骤，以促使日本正式投降。8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遵照杜鲁门总统的指示，代表四个同盟国答覆日本，答覆中非常明确地声明，在日本投降之后，天皇的职权和日本政府所有部门都必须置于盟军统帅——此后称盟军最高统帅——的指挥之下。盟军最高统帅将有权採取任何他认为适当的步骤去实现投降的条款。同时，发电报给英国首相艾德礼、史达林元帅和蒋介石委员长，建议“任命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盟313军最高统帅，去接受、协调和实现日本部队的全面投降”。要求每一国派一名代表参加投降仪式。 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8月13日得到各国同意此项步骤的答覆之后，正式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最高统帅。总统进一步指示麦克阿瑟为投降的细节问题作出适当安排，并对所有部署在日本的盟军部队实行最高的统帅权，以贯彻投降条款。最后，麦克阿瑟被通知说，从投降的时刻起，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职权都将隶属于他；对他的任命在他接到这项命令时立 即生效。8月14日，总统通知麦克阿瑟，日本已经投降。 这时，麦克阿瑟和同盟国面临着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有三百四十万日本军队驻扎在国外，其中许多军队是在狂热的军官领导之下。他们是否愿意服从自己政府投降的举动，还是问题。第二，波茨但公告和投降书草案明确指出，日本政府的行政机构将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并由占领当局用来执行自己的政策。要顺利地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得到各个日本海外士兵或水手和每个政府雇员的合作。因此决定，日本的正式投降将分为两部分：一是签订投降书，二是由天皇发表公告。于是，这两个文件的草稿放进了1945年8 月13日发给麦克阿瑟的指令里面。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刚过，投降书在东京湾的 第128页 一艘美舰“密苏里”号上签字了。投降书规定所有的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全面停战。所有官员——文官、陆军军官、海军军官——都被命令服从并执行最高统帅所发布的一切命令，继续留在自己原来的岗位上，执行非战斗任务，直到被最高统帅撤换时为止。最后，日本政府明确地承担执行波茨但公告的条款，并为实施该公告而发布命令或依最高统帅可能提出的要求採取任何需要的行动。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签署了投降书，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将军代表日本帝国大本314营签字，麦克阿瑟代表四个同盟国及所有对日作战的联合国家受降。九个同盟国的代表也在文1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557—558页；美国版，第6卷，第644—645页。2见下文，附录（六），原着第494—495页。 件上签了字。1 天皇在事后不久发表的公告中也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并声明他曾命令政府和帝国大本营代表他签署投降书。他命令他的所有的“臣民立即停战，放下武器，忠实执行投降书的全部条款和日本帝国政府以及它下面的日本帝国大本营所发出的通令”。2由于有整个内阁的副署，天皇的公告就更加具有份量。这样，日本所有的军政大权全归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掌管；日 本的首次被外国占领就这样开始了。 1见下文，附录（八），原着第498页。 2美国国务院：《失败的轴心国：美国对德、日政策文件彙编》 （theaxisindefeat:acollectionofdocumentsonamericanpolicytowardgermanyandjapan），国务院出版物第2423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无出版日期），第33—34页。 （二）日本投降时的国内情况 由于日本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都是在疯狂地作战，而日本又从未被打败过或被占领过，因此要占领日本很可能会是困难的。麦克阿瑟于8月30日到达日本，他把占领军最初的登陆描绘成歷史上最大的冒险之一。然而很幸运，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对日本的占领有秩序地进行，没有发生什么事。日本在海外的军队的投降，基本上也是平静的。人们不可能用什么单纯的因素来解释日本的军民怎么会完全屈服于征服者的意志这一事实。天皇在投降中所起的作用，麦克阿瑟的人格和他对自己有能力完成使命的信念，盟国的使其最高统帅拥有完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日本人在服从任何统治他们的权威方面的传统训练和习惯——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和平占领日本。 然而，除此以外还有几个因素影响着日本人对美国士兵及其盟军的态度。第一，在战争结束时，一般的日本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处在一种震惊的状态。在1944年6月塞班岛失守之前，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狂热地相信自己是战无不胜的，只有百分之二的人预料会战败。到1945年7月，在遭受了九个月以来日益增强的飞机轰炸之后，大多数日本人都改变了自己的想法。美国战略轰315炸调查的总结报告中写道：“在1945年7月，百分之六十八的人认为日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几乎有同样多的人感到他们本人已无力 丙继续进行战争了。” 据估计，日本平民伤亡数达八十万六千人，比战斗中的伤亡还要多百分之十左右。二百五十万户住所毁于空袭，另外还有六十多万户住所为了防火而被拆除。平均每人每天的食物热量供应从战前的两千卡下降到一千六百八1 十卡。八百五十万人从城市迁往乡村避难。工业生产急剧下降，象电力和煤这样的重要工业的产量，下降到最高生产水平的百分之四十，造船业下降到 百分之二十五。居民几乎得不到任何日用物资供应。 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波茨但公告和停战消息的传来，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宽慰。然而，刚经歷了这场战争，几乎每个人都还处于昏乱和震惊中，以致还没有能理解投降的真实含义。虽然波茨但公告的条款已经公布。但是还没有向人们解释过它的意义。事实上，日本的首脑们是否真正懂得公告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也是一个疑问。显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希望帝国的传统结构不会有什么改变。这种思想状况很清楚地表明在8月中旬天皇的声明中。虽然天皇宣布他已“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但他又补充说：这个行动将为永久和光荣的和平铺平道路。而且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无条件投降”一词，也避免暗示投降对日本可能意味着什么。一位外务省的官员把日本人当时的思想状况作了如下的恰当的描述：“当人们逐渐从最初的惊愕中恢復过来，从理智的昏迷中甦醒过来的时候，他们的迷乱的头脑开始认识到战败的苦痛。接着就是混乱、慌张、恐怖。”树干日本投降后必然会紧接1 着而来的勐然醒悟和幻想破灭来说，日本的领导人对他们的国家在政治上起了一种减震器的作用。1945年4月7日就任的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的内阁，1在3月10日对东京的空袭中，市内有十五平方英里的地区成了废墟，伤亡达十八万五千人。在8月6日和8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袭击中，死亡人数达十万，市内有六平方英里的地区被摧毁。到战争结束时，日本的六十六个主要城市内的百分之四十的建筑区被毁。 第129页 1加濑：《亏蚀》，第262页。 没有能经得起投降的震盪，在战事停止后的第二天就倒台了。天皇为了保持2 尽可能多的权力和尽量稳定的政局，採取了亲自挑选首相这一没有前例的做法。他选中了自己的叔叔东久选稔彦亲王———位很有经验的将军。由一位亲王来担任政府首脑，这也是从未有过的。新内阁于8月17日就职。这个内阁将承担投降这一很不是滋味的任务。新内阁因增添了有影响的一些代表人物而得到加强。例如前首相近卫亲王是个热烈的民族主义者，现在担任了副首相；职业外交家重光葵任外相。这样，政府就处在有利的地位，可保证每 个人都能严格根据法律执行投降的条款。 最后，在8月的最后两个星期内，许多老的首脑都集中全力想从这个遭难的日本身上尽量为自己捞一把。这个可能给麦克阿瑟及其部队带来最大麻烦的集团，一心热中于自己的利益，因而无意直接对抗占领军。军事领导人和许多政府官员利用这段时间来销毁那些证明他们有罪的档案材料，清理战时债务，并放松了经济控制。例如，铃木内阁在8月14日同意匆匆处理陆、海军所占有的军用物资。第二天又发出指示，大意是说，这些物资对地方政府官员应免费赠送，对其他人则不要求立即付款。据估计，百分之七十的陆、海军军用物资是这样处理掉的。为了揭露这些非法活动的真相，1947年7月成立了一个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根据该委员会的报告，有价值五百亿日元的物资是在许多地方官员知道并默许的情况下非法处理掉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入了黑市，日本的经济对这种情况立即显出了恶劣的反应。1317根据1945年9月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总结》，这次倾销的最严重后果是加剧了通货膨胀。从1945年8月1日到8月底，日本银行发行的纸币由二百八十五亿日元增加到四百二十三亿日元。据报导，从8月15日到8月31日这段时间里，陆军部和海军部花了近一百亿日元的经费（比以往任何一个月的军费开支都大）来预付退役补助金和年金，特别是付给那些高级军官；并用以清偿工厂主的债务以及作为取消合同的赔偿费。据说，大量库存稀有物资也转给了地方政府或大金融联合企业（财阀）的商行。因此，虽然人民的惊恐状态和政治上的明显团结使麦克阿瑟的任务变得简单了，但是经济因素（日本人所採取的行动使其中许多因素变得更恶化了）却给占领带来了一些极为严重 的困难。 2铃木大将声称，他被挑选为首相，是为了使战争结束。在一份交给国际军事法庭的供词中，他声言，他曾选择东乡茂德为外务大臣，因为大家知道东乡是反对战争的（见国际军事怯庭，东京：证物》，第3640—a号）。关于导致日本投降的日本国内事态发展的较全面的日本政府文件彙编，参阅日本外务省编：《终战史录》（shusensiroku），东京，1952年版。 1众议院成立了一个以加藤勘十为首的“隐匿和囤积物资专门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报告发表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刊物《在日本的非军事活动总结》（summationofnon-militaryactivitiesinjapan），第27期，1947年12月，第24页以下。这个刊物是从1945年9—10月至1948年8月发行的月刊。最后一期于1948年9月出版。这个刊物载有研究对日占领所需要的基本材料。由于这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方刊物，所以都是经过精心编辑的，很少有损于盟军最高统帅部威信的资料〔这一刊物以下简称《总结》〕。 （三）復员 接受日本正式投降后，摆在暂时设立在横滨的新的盟军司令部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将日本军队真正復员。因此，1945年9月2日颁布了总命令第一号。该命令具体规定了由谁来接受日本各支军队的投降。日本驻在1 中国（除满洲外）、福摩萨和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军队，被命令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那些驻在满洲和北纬38度以北的朝鲜地区以及柞太岛2的日军应向苏联远东军总司令投降；太平洋各岛屿上的日军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投降，驻东南亚的日军向海军上将蒙巴顿或向澳大利亚司令投降。帝国大本营和“日本本岛及附近小岛和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与菲律宾”的所有日军向麦克阿瑟将军投降。他们要求日本交出完整的详细情况的报告，大致排出移交各种军事设318备的时间表。飞机一律不得起飞，无论是海军的还是民用的船只一律停航。最后，日本当局应负责将战俘和被拘平 民安全交给最高统帅。 1945年9月3日颁布了关于在日本某些地区设置盟国占领军以及具体指导日军解除武装和復员的命令。復员进行得非常顺利、迅速，六星期内，日本本岛的军队全部復员完毕。第一和第二復员局于1946年12月1日取代了陆军部和海军部。这两个局作为民间机构来负责完成日本海外武装部队的復员任务。到1946年1月底，美国第六军撤出了日本，只留下第八军，该军得到驻广岛地区的大英国协一些军队的协助。第六军和第八军都没有接到命令去镇压反对占领的暴动，连孤立的暴动也没有发生过。日本人起先对外国士兵的恐惧和怀疑，变成了友好和信任。占领的第一阶段——和平解除日本武装 第130页 部队的武装——成为整个占领过程中最容易的一步。 1总命令第一号原来签署的日期为1945年8月17日，先是交给1945年8月20日到马尼拉来具体安排投降事宜的日本官员的。这个总命令的节录见下文，附录（九），原着第499页。全文见盟军最高统帅部，民政局：《日本重定政治方向，1945年9月至1948年9月》（poilticaibeorlentationofjapan，septemberl945toseptemberl948），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9年版，第2卷，第442—444页〔以下简称《重定政治方向》〕。 2即库页岛。——译者 （四）美国对日基本政策 除了那些用来保证日本的投降和立即使日本武装部队復员的工作能顺利进行的命令外，美国政府还准备了一份全面的对日政策声明，这个文件题为“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成为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日政策的基础。1文件进一步解释了美国在波茨但宣布的并写进了投降文件的总原则。它为日本定下了两个基本目标。第一，防止日本再次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第二，建立一个尊重其他国家权力并拥护联合国宪章的思想和原则的“和平与负责的政府”。文件指出，这些目标的实现319应通过遵照开罗宣言和波茨但公告的规定限制日本的领土，消除日本国民生活中的军事影响，实行军事占领。文件强调指出，盟军最高统帅部（scap）将利用但不是支持现存的2 日本政体；支持由日本人民或政府自己发起的对现有政体的改变。更具体的是，文件为解除武装和政治上、经济上的非军事化的程序作了安排，其中包括整肃那些居于公开的或秘密的负责地位的好战的民族主义和侵略的鼓吹者。文件还规定了对战犯的审判。它强调必须保证基本人权，并命令废除那些基于种族、民族、信仰和政见而制定的歧视性的法律和规定。它为赔款和退赔制定了政策。它主张在工人中和工业、农业界发展民主组织。它还倡议解散原来垄断很大一部分日本贸易和工业的大工业银行，以此来暗示未来经 济改革的形式。 1全文见下文，附录（十），原着第500页。这一文件最初是由国务院一陆军部一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的远东分会起草的。远东分会充分考虑了（美国陆、海、空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军事问题的意见。文件经有关部门批准后，于1945年8月29日发给麦克阿瑟，并于1945年9月6日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它是1945年11月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的指示的基础（见下文，附录（十三），原着第51q页）。它于1947年6月19日由远东委员会稍加修改后批准，得到了国际的承认。这一文件的定稿见《文件，1947—1948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706—715页。 2这里和其他各处出现的“scap”一词，用以指机构而不是指“最高统帅”，读者可能会有错觉。这一名词在官方出版物中两者都适用，指作为最高统帅的麦克阿瑟将军或其司令部。 （五）占领的概貌 在描述盟军最高统帅部这个组织及其执行政策所採取的实际步骤前，必须了解占领的一些概貌，才能理解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作用。首先，麦克阿瑟坚持他必须拥有大到足以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紧急局面的权力。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波茨但和在投降书中就预先指出将不建立直接的军管；除了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以外，盟军最高统帅将通过日本政府来贯彻其政策。“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进一步支持这一主张。然而，麦克阿瑟担心这些文件可能限制得太紧了。于是在1945年9月6日，经总统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了一个特别指令，再次声明，天皇和日本政府都应服从盟军最高统帅部。它指出，只有在能带来满意后果的情况下，才可以通过日本政府来控制；这样就强化了盟军最高320统帅的行动自由。指令最后规定，这样的控制不能削弱最高统帅在认为必要时採取直接行动的权力。1麦克阿瑟应同意华盛顿关于利用日本现有政府机构的办法，这对于早期占领 的顺利进行，是很有利的。 除了麦克阿瑟坚持要求很大的权力和行动自由外，美国政府对待他十分小心谨慎。甚至参谋长联席会议——那个直接负责向他发布命令的美国政府执行机构——部不愿用一般指令的用语来对他说话。如官方发布的评述1945年9月6日指令的新闻，把该指令称为明确了麦克阿瑟地位的“咨文”或“声 明”，尽管这一指令是经总统批准的。 而且，盟军最高统帅部的通知和官方刊物都经常被用来加强这样一种概念，即关于占领的各项政策均出自设在东京的总司令部而不是华盛顿，所以盟军最高统帅部不受任何外来的控制。例如，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方刊物引用了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一“咨文”来证明，利用日本政府来执行占领的政策是由盟军最高统帅部制定的，而不是由国务院一陆军部一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或总统在华盛顿或盟国在波茨但制定的。就盟军最高统帅部同远东委1 员会的关系来说，盟军最高统帅部对自己是这一政策的制订者的骄做及其自由行动的愿望，是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意义的。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美国政府具有这样的传统：它对战场上的指挥员只发出笼统的指示，允许他 第131页 根据自己认为是合适或可能合适的方式充分自由地解释并执行指示。 对各项政策的贯彻安排孰先孰后，是对日占领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也是占领之所以能成功的一个极大的因素。因为在占领中採取的每一步骤都是经过详细讨论的，麦克阿瑟在一开始就很英明地决定，在任何一段时间内，只执行有限的儿项政策，这一点在下文中将看得很清楚。而且，麦克阿瑟给各种改革以优先地位，并及时进行这些改革，从这两方面都可以看出他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方面是很有办法的。很自然，在开始阶段，他将精力集中在军事问题上。到1945年10月中旬，日本本岛上的军队全部復员完毕，联合舰队司令部和陆、海军参谋部都撤销了。日本的非军事化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这样，将重点从军事方面移到非军事方面的时机成熟了。麦克阿瑟并没有宣布对日本生活的所有各方面进行普遍的改革，而是迫切要求进行那些对发展1见下文，附录（二），原着第506页。 1例见《重定政治方向》，第1卷，第18页：考特尼?惠特尼准将（民政局主任，麦克阿瑟最亲密的顾问之一）的声明。 新的政治觉悟最起作用的改革。在整肃了反动分子，修改了宪法，并进行了 新的大选后，麦克阿瑟开始转向经济问题。 最后，对日占领有一点使歷史学家感到特别困惑的是，他们找不到充分的材料来断定盟军最高统帅部在许多改革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很明显，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影响在几乎所有的改革中都占突出的地位，但不幸的是，盟军最高统帅部没有採取统一的步骤来贯彻它的意旨，于是问题就更复杂了。在占领的最初几个月里，多数的政策都是通过向日本政府发出正式指令来执行的。如日本方面拖延或拒绝执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员就直接与有关方面负责人商谈，并坚持要日本方面执行。随着时间的推移，盟军最高统帅部认为急需制定一个更为全面的方案，并将进一步发出指令，召开大量的会议来解释这些指令的意义。整肃计划的执行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处理问题的一个 最好例子。 歷史学家想要找到任何有关起草新宪法——一项具有较大意义的改革——的正式指令，都是徒劳的。关于这个问题，与日本头面人物的个人会谈和会见是有资料可查的，但没有指令。然而，如下面所指出的，这样做使盟军最高统帅部可以为获得它所希望的那种宪法而尽量施加其必要的影响。随着占领的进展，政策的贯彻、改革或变化部越来越多地以口头建议和非正式备忘录的形式提出，而不用正式指令了。实际上，从1947年6月以后，他们就几乎没有向日本政府发过任何指令。由于日本人认为只要是指示，不管是书面的或口头的，他们都必须执行，这种在做法上的改变并没有影响盟军最高 统帅部对日本政府的所有部门的细緻而直接的监督。 （六）盟军最高统帅部的组织 如上面所指出的，占领的最初两星期主要用于解决纯属军事的问题。不久以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组织开始有了较明确的形式。首先，麦克阿瑟决定不成立一个专司军管事务的总参谋处。因此，成立了一些各司专职322的参谋局来监管日本人生活中的所有非军事方面的问题。起初，军管工作人员都被派到第六军和第八军的军级或师级岗位上，而不是派到专职参谋局。后来，这些工作人员都附属于第八军的四十六个都、道、府、县一级和八个地区一级的司令部。这些人的主要职责是保证日本国民服从山东京发出来的指令。这些人是由五百名军官、五百名非军人的专家和二千三百名士兵组成的。 盟军最高统帅部于1945年9月17日迁往东京。两个星期后，盟军最高统帅部和属下的九个负责非军事事务的专职参谋局和四个负责军事事务的总参谋处成立了。由于新的任务和职责的产生，后来又增添了新的局。从图表（原着第324页）中可以看出，到1947年8月，通过副总参谋长向司令部汇报的有十四个非军事局，通过总参谋长汇报的有三个。这些局、处在它们所管辖的范围内有很大的权力。各局、处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民政局。该局由考特尼?惠特尼准将领导，它的作用是就有关朝鲜军事管制和日本政府的国际住结构（包括非军事化和取消中央集权）的政策给盟军最高统帅部提供建议。它同时还负责“肃清那些可能阻碍人民自己管理政治的封建的和极权主义的做法”，消除那些可能对实现占领目的有妨碍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每个局、处负责就各自管辖范围内的事务同日本政府取得直接的联繫。但在 1947年春季以后，所有涉及立法的问题都得通过民政局去联繫。 与日本政府的联繫是通过外务省建立的中央联络局来保持的。这个联络局的作用是接收来自各个参谋局的指令、命令和要求，然后转送给日本政府中的有关部门去执行。为了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令变成日本的法律，以便使日本政府能自动负责去执行这些指令，1947年4月以前的指令都是以帝国敕令的名义重新发布的。在这以后，就以内阁命令的形式发布了。中央联络局还负责安排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员同日本方面适当的官员之间的会谈。 第132页 虽然这样的组织形式和各组织的职责与权力上的分工将占领中的军事与非军事这两个方面很清楚地分开了，但还是有很明显的不足之处。在东京制定政策的总司令部各参谋局与在外面直接搞工作的军管工作人员之间只有一种薄弱的、间接的关系。例如，一项关于教育方323刽的政策指令，是由宣传和教育局制订的。然后，通过中央联络局发给日本文部省。这项政策指令又通过各军、师的参谋长转发给军管人员中主管教育的官员。有时，日本地方上负责教育的官员也可能先于军管的官员从文部省接到指令。而且，由于军管的有关官员不直接对专职参谋局负责，而只向自己的师长负责，所以他不明白髮出这些指令的理由。这种关系也给军管官员向总司令部汇报总司令部最感关切的情况造成了困难。尽管有这些困难，这一基本的组织形式在麦 克阿瑟控制的整个期间一直没有改变过。 第三节走向民主化的早期措施 （一）建立民权 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军界首脑控制了全体日本人的思想和行动。在当代，他们的政治觉悟处于最低潮，那些使日本成为一个独裁国家的法律和敕令依然在行使。那些还活着的反军国主义的人士还关在监狱里。几乎没有什么日本人懂得民主对他们自己或对他们的国家意味着什么。因此，麦克阿瑟认识到，他首先要完成的非军事任务之一，是创造一种气氛，使民主的态度和民主的实行能发扬起来。因此，在占领的歷史中，有六个只的时间主要是用来发展新的政治自由。民权建立起来了。召开了国会，以制定一个较自由的选举法。新宪法草案经盟军最高统帅部批准并公布出来，供大家考虑。开展了整肃，将那些可能反对民主改革的人撤离重要职位。举行了战 后第一次大选。 虽然这几件事是同时进行的，但保证言论自由是盟军最高统帅部首先採取的行动之一。早在1945年9月27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就命令日本取消一切对通信自由的限制，废除那些给予政府控制报刊、电台权力的法律。因而现在如果哪一个日本人想批评日本政府、政府的政策、甚至天皇制度，他都可以批评，不用担心会受到报復。1945年10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的那个通常被325称为“日本人权法案”的指令，进一步唤醒了人们的政治觉悟，促进了一些新政党的建立。正如盟军最高统帅部解释的那样，发表这1 个指令是“为了消除对于政治、民权和宗教自由的限制，消除基于种族、民族、信仰或政见的歧视”，该指令命令废除所有限制这些基本人权的法律。所有由于违犯了这些法律而关进监狱的犯人应千10月10日前全部释放。剥夺了负责全部民事警察活动的年务省的一切独裁权力。内务大臣和他的一批高级警官被撤职，负责思想统制和行动统制的“特别高等警察”被撤销。禁 止一切警官干涉个人自由。 这一指令的发表立即引起了政治反响。首先是东久迩首相声称，如果没有“思想统制”，他就无法管理。因此，东久选内阁于1945年10月5日总辞职。在这以后的几天内，作了一些努力来挑选一个能担任首相的人。这个人必须是没有积极支持过日本的侵略行动，能与盟军最高统帅部合作，并愿意只在举行大选之前的这几个月内任职的。最后，选中了币原喜重郎男爵。币原是个七十三岁的前外交官，他以往在政界活跃的时期是在1931年。他是新的“改进党”的领袖，但是他在挑选内阁大臣时，不是根据党派关系，而是根据他们本人的条件。他的大臣大部分都是与外国人打过交道的有经验的保守派。市原担任首相，直到1946年5月22日为止。许多最重要的政治改 革都是在他担任首相期间进行的。 发表“日本人权法案”的另一个结果是政治活动又突然活跃起来了，特别是各“左派”政党。在日本歷史上，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得到了建立政党的合法权利。象志贺义雄和德田球一那样的共产党领导人都从监狱里放出来了。志贺是党的主要理论家，德田后来担任总书记。他们出狱后立即投入了组织政党的工作。这个政党很快就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长久以来彼公认的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也从他流亡的华北回国。1945年10月20日，共产党的官方报纸《赤旗报》创刊了。《赤旗报》主张自由分掉荒废的土地，1见下文，附录（十二），原着第507页。 没收工业，取消天皇制，贵族辞职，并同社会党人组成人民阵线。社会党，或称社会民主党，是第一个正式成立的新政党。他们远没有共产党人那么激烈，在众议院有十五个议员。他们主张控制通货膨胀，建筑新住宅，在最近的将来举行大选，妇女应有参政权，制订劳动法，集体议价，以及广泛的土地改革。他们连续几次拒绝与共产党人组成统一战线，但同意共产党人所说 的必须驱逐政府中的反动势力的观点。 几个保守的政党，主要是由战前的旧政党的领导人重新组织而成的。成立于1945年12月的日本协同党在众议院中有二十五个议员。他们的政纲是支持天皇制，主张“全民的民主政府”，採用合作方式重建日本工业，铁路、电报、电话继续由政府经管。当时日本的第二大党是自由党，他们有五十个国会议员。早期的领袖包括芦田均和吉田茂，这两人后来都当过首相，虽然芦田均后来改变了党派信仰。自由党的大多数议员是老的保守主义者，他们主张在经济上自由放任，妇女有参政权，降低选举年龄，改组参议院和枢密院，但对日本宪法只主张进行适度的修改。最后，就是改进党，币原是其领导人之一，他们在众议院中占的席位最多，有二百四十席。它的大部分成员来自两个战前起领导作用的党，即民政党和政友会。到11月中旬，改进党还没有制订出具体的党纲来，但似乎与自由党一样保守。他们主张政府继续控制经济，主张对在拟议中的土地改革中遭受损失的地主给以大量补偿。不过他们在政治上的得势只是暂时的，因为这个党的许多成员在整肃中被清除 第133页 了。 （二）修改宪法 尽管取消了对公民自由的各种禁令，但是个人对自己的基本权利却没有把握，除非这些权利得到永久性的保证。虽然同盟国可能会坚持其使日本民主化的努力，但除非日本有一个基于民主原则的宪法，否则一切都是徒劳的。从日本的半个多世纪的歷史来看，很明显，要在旧的专制的君主立宪政体下发展民主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日本实行政治上解除武装和重定方向来说，修改宪法327成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不幸的是，人们很难精确地追溯和准确地评价盟军最高统帅部在修改宪法中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对日本人的书面指示，而只有盟军最高统帅部和日本官员举行的一些最重要会议的不完全的记录。不过，宪法修改有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46年2月以前的几个月，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人向盟军最高统帅部提出了各种草率的、不能接受的修改意见。第二阶段从1946年2月开始，当时麦克阿瑟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民政局极其关心新宪法的起草工作。通过的草案于1946年3月6日发表，本阶段告终。最后一个阶段包括日本国会和华盛顿远东委员会讨论这个草案的整个过程，草案最后于1946年11月颁布。前两个阶段是日本民主化的早期步骤的重要阶段，在这里论述。最后一个阶段对以后出现的日本民主特徵来说是同样重要的，这一阶段将在以后的一节中论述。1 在1946年9月至12月之间，麦克阿瑟曾多次明白地告诉日本人说，他相信有必要对根本法进行重大改动。他还极力主张应允许和充分鼓励日本人“在占领军的全面指导和监督下自己起来工作，担当改革任务”。2但是他认识到这两个观点是与日本人的愿望相矛盾的。最先对修改宪法感兴趣的日本官员之一是近卫文膺亲王。关于近卫所起的作用，说法不一。他于9月中旬以副总理大臣的身分与麦克阿瑟进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的基础上，他自认为自己已被挑选为新宪法的主要制定者，并认为他已得到麦克阿瑟的批准，即可开始工作。以后，近卫与盟军最高统帅的政治顾问小乔治?艾其森进行了一次会谈，近卫认为，此事就暗示着他将是起草新文件的关键人物。在这次会谈中，艾其森概括叙述了新草案中应该包括的一些基本要点，这使日本人对盟军最高统帅部关于修改宪法的意见有了初步的了解。在修改宪法中最重要的几点是：扩大众议院的权力，确定国会负责组阁的原则，废除天皇的否决权，限制天皇发布敕令的权力，颁布民权条例，以及成立独立的司法机构。然后，近卫仿照日本第一部宪法的主要制定者伊藤公爵的先例，组织了在天皇直接保护下的专门的“宪法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设在内大臣府。近卫显然是想通过这种办法把宪法的修改置于他自己的控制之下，想保留天 皇的许多特权，避免对旧宪法进行根本的修改。 1945年10月，市原内阁成立；不久，麦克阿瑟告诉总理大臣，修改宪法是日本应该进行的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因此，内阁组成了自己的委员会，以东京帝国大学法律教授松本烝治博士为委员长，为内阁准备宪法草案。近卫和内阁委员会同时但又各自独立地进行宪法修改工作而造成的混乱局面，不久就因后来发生的事情而消失了。内阁坚持它是唯一的接受盟军最高统帅命令而修改宪法的机构，只有它有权办理。这迫使近卫改变他早先的一些声1见本章第五节“民主持征的出现”。——译者 2《重定政治方向》，第1卷，第90页。 明，并公开说明他没有受命起草新宪法，只不过是“调查一下宪法是否需要修改”。他还说他将在11月底前准备好他的报告。因此不久以后，盟军最高统帅部要求政治顾问处对这个问题不要再搞下去了。11945年11月24日，即撤销内大臣府的那一天，近卫的委员会向天皇报告了调查结果。两周后，当近卫、前内大臣木户和其他人作为战犯被捕时，近卫在宪法方面的工作就更没有信誉了。1945年12月15日夜，近卫自杀。这样，一个坚决主张将宪法的修改局限于狭隘范围内的政策的人就被排除。2松本领导的内阁委员会 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受权继续进行修改工作的唯一官方组织了。 同样清楚的是，内阁委员会在这一时期也贊成只进行最低限度的改革。例如，据报导，松本于12月8日宣称，“民治的政府”可能会损害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是为需要一个象过去一样的“民享的政府”作辩解的。这种主张得到保守派政党的支持而加强了。改进党所拟的宪法草案强调，需要通过保留天皇的君权来保持日本独特329的国体。但是，草案规定：建立内阁负责制的原则；天皇通过国会行使权力；参议院从属于众议院。自由党的建议基本上与改进党的相似。它设想天皇仍超于法律之上，个人权利要受法律的限制。社会民主党人还没有发表他们的建议，但是他们表明将支持增加内阁权力的修改意见。共产党是唯一坚持进行根本改变的政党。他们于1945年12月30日在他们的报纸《赤旗报》上发表了他们认为宪法应遵循的原则要点。他们没有提到天皇。他们建议权力归人民所有，内阁对国会负责，人民应有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自由，包括工作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阶级差别 第134页 和家族差别应予剷除。 修改宪法的问题很快就达到了高潮。首先，从内阁委员会的各种修改草案中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政府是不打算作根本修改的。1946年2月1日向盟军最高统帅提出的最后草案的许多方面，是明显地与波茨但公告相矛盾的，也是与同盟国的建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的观点相违背的。根据这个草案，天皇仍然是中心人物，保留着君权。虽然天皇要通过国会、内 阁和法院来行使自己的权力，但个人自由和人权仍受到法律的限制。 枢密院仍然保留着，武装力量仍准许存在。关于内阁对人民选举出来的 者员负责的原则，以及司法独立的原则，都没有条款加以保证。1 这种形势使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民政局採取措施来保证它在宪法修改中起支配作用。第一步，是为盟军最高统帅的行动建立合法根据。1946年2月1日，民政局主任惠特尼将军向麦克阿瑟提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份草案。惠特尼主张：“在远东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决策的情况下（远东委员会的决策当然有控制作用），您对于宪法改革拥有权力，正象您对于占领和控制日本的其330他实质性问题拥有权力一样。”备忘录最后说，在没有远东委员会决定的情况下，盟军最高统帅的执行权不受任何限制，除非盟国委员会要限制行使权力的方式或远东委员会要检查盟军最高统帅部可能採取的 任何行动。2 1虽然艾其森是国务院的官员，由国务院挑选出来担任这个职务，但他还是要接受麦克阿瑟的命令。政治顾问处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个部门。 1关于松本委员会各种草案的详细内容以及内阁对1946年2月1日草案的说明，见《重定政治方向》，第2卷，第605页以下。 2由于远东委员会直到1946年2月26日才正式成立，所以很明显，惠特尼将军写备忘录时，并没有什么 麦克阿瑟于2月2日和3日与惠特尼商谈，并决定有几点应写入新宪法。天皇将是国家的首脑，他要根据宪法行使职权，要对人民的基本意志负责。第二，必须废除“国家拥有作战的最高权利”，日本应放弃把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甚至作为保卫自己安全的手段”。除了皇室以外，贵族制度只限于目前这一代，贵族没有政治权力。最后一点是建议仿照英国制度制订预算。1还进一步决定，根据这些原则的性质和运用来指导日本政府的最有效办法， 就是准备一个包含以上这些原则的宪法草案。 因此，从2月4日到10日，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民政局实际上成了一个制宪会议。对起草者起指导作用的某些一般性原则经达成协议。这些原则包括使用日本术语和在可能的地方採用英国制度。他们设想一个内阁有广泛权力的一院制立法机构。主权属于人民，但要通过三个行政部门来行使。民权将得到保证，内阁对国会集体负责，在得到不信任投票时，必须辞职，或解散国会。弹劾只限于罢免司法人员时使用。新的宪法草案在一个星期多一点时2 间内就完成了。惠特尼得到麦克阿瑟对草案的正式批准后，于2月13日会见了内阁的主要代表，通知他们松本草案不能接受，交给他们一份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草案作为新的修改准备工作的指导。至于在这些会议中到底有些什么情况，各方报导大不相同。据称日本被迫不加修改、不加讨论地接受了民政局的草案。这331次会见的官方报导不能使人相信，因为它似乎是明显地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说，并没有强制日本人採取进一步的行动；另一方面又说，已警告日本人“要是内阁不採取行动的话，麦克阿瑟将军准备自己把问题摊在日本人民面前”。显然，如果麦克阿瑟直接把草案摊给日本人民，这就意1 味着内阁未能起草一个可以接受的草案。没有一个内阁能在受到这样的公众 谴责后继续存在下去。 尽管对内阁的未来存在着这种间接的威胁，包括松本在内的几个内阁成员仍然争辩着，要把修改减少到最低限度。最后，内阁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由天皇解决了，天皇贊成对宪法进行根本性的修改。内阁增加了两个大臣，这两个大臣都主张对宪法进行广泛的修改。盟军最高统帅部与内阁的代表之间关于拟订一个可以接受的草案的讨论，于3月4日上午恢復了，讨论一直继续到第二天下午。据官方报导，会议期间“民政局成员和一个精心挑选出来的日本官员小组把草案译成英语，决定了可以接受的英语表达方式，然后再把它译成能够良好地、满意地传达英语意义的日语”。2宪法修改草案于1946年3月6日在日本公开发表，麦克阿瑟和天皇都表示坚决贊同。3月14日，政府宣布要将这个宪法草案送给新的国会批准，新国会要通过即将举行的选举产生。根据现有的迹象看来，麦克阿瑟和他的民政局显然能够使内阁支持自己的草案。从日文本的内在形迹来看，从盟军最高统帅部同松本及其同僚会谈之前内阁对一些修改意见的不断反对来看，从盟军最高统帅部一经远东委员会关于宪法的决定。因此，考虑到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政策问题的具体责任，民政局的目标是要在远东委员会行动之前完成宪法修改任务。见下文，原着第341—342页。惠特尼的备忘录见《重定政治方向》，第2卷，第622—623页。 第135页 1《重定政治方向》，第1卷，第102页。 2同上书，第102—103页。 1《重定政治方向》，第1卷，第105页。 2同上书，第107页。 与内阁的代表讨论后就对最后草案立即表示贊同这点来看，显然日本人对草案的内容和形式都只能作有限的选择。重要的实际情况是，麦克阿瑟和民政 局于2月初所阐明的基本原则已写进最后的文本中了。 （三）整肃的第一阶段：政治方面 当内阁正在为新宪法问题而伤尽脑筋的时候，它还面临着另一个危机——即执行整肃的指示和甄别候选人以进行新的选举。要想在日本启发一种有效的政治觉悟，仅仅依靠法令来建立基本人权，或由盟军最高统帅部发332起而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制订一部新宪法，是远远不够的。要使人民能有机会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政府工作人员，那就必须驱逐仍然当权的反动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1上一次选举是在1942年举行的，当时只有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选入众议院的四分之三的议员是由这个政党认可的。这些人在1946年春仍然是国会议员，并在政治阵营中争夺权力。如果国会和内阁要在战后成为日本人民意志的代表机构的话，那就迫切需要进行普选。然而，要使选举做到公正无私，有两个步骤是必要的。首先，必须修改选举法。原选举法只允许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有选举权。因此，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鼓励和指导下，日本政府于1945年11月召开了国会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成就之一是通过了新的选举法。从此以后，二十岁以上的男子和女子都有选举权了。第二，有必要在政界尽可能地消除老的、军国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领导人的影响。由于这些领导人控制着政治机构，他们将毫无疑问地再次被选进众议院。如果要让新的政治力量和新的领导人出现，如果要使选举能代表“日本人民的自由意志”，那么必须从政治舞台上剷除这些民族主义者。通过整肃，达到了这个目的。总的来说，整肃分为两部分，即政治整肃及1947年1月扩大到包括地方官员以及工业界和舆论界领袖的整肃。由于这个政治整肃是由盟军最高统帅部执行的，所以它是同盟国在波茨坦所声明的态度和政策的自然产物。他们深信战争是由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的倡导者们所造成的，因而决定惩处那些引起战争的人，这些人包括战犯和“好战的民族主义和侵略的鼓吹者”。正如在“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声明”1和“给盟军最高统帅的初期指令”2中所说明的那样，很明显，麦克阿瑟必须及早採取激烈的行动把这些人从公共生活中剷除掉。1 第一阶段，即政治整肃，是为了在选举前“甄别”众议333院候选人而发动的。建议整肃的指示早在1945年12月初就发给日本人了，还附有这样的说明：“进行必要的政治上解除武装”的时刻已经到来，“由于国会选举即将到来，立即採取行动更为重要”。2尽管事情很紧要，但是过了一个月才正式採取行动。1946年1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了两个指令，开始了政治整肃。其中一个指令（scapin548）是取缔鼓吹日本军国主义、贊成日本对亚洲的霸权或助长日本民族主义的政党、团体或其他组织。列入取缔名单的有二十七个最突出的恐怖主义团体和民族主义团体，下令没收它们的财1《重定政治方向》，第1卷，第11页。 1见下文，附录（十），原着第502—503页。 2见下文，附录（十三），第一部分，原着第510—518页。 1整肃问题，以及新宪法问题和经济力量分散化问题，是日本人和外国人评论最多的问题。整肃方案的难处在于不可能对“好战的民族主义和侵略的鼓吹者”下精确的定义。后来日本人翻这次整肃（最初的改革之一）的案，或许这一点是有重要意义的。见下文，附录（十三），五（2）、五（7）、七（1）、七（2）和二十三诸段，原着第513页，第514页，第515页，第521页。 2《重定政治方向》，第2卷，第11页。 产。到1946年2月23日，这一指令写进天皇敕令3 4，就起了法律上的效力，列入这一类组织的数目增加到一百四十七个。解散这些组织的工作，立即以 浩大的声势贯彻执行。 第二个指令叫做“解除公职令”（scapin550）。5这个指令是随后在日本的一切整肃的基础。首先，这个指令命令日本政府从公共机构和政府机构中清除下列人员：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鼓吹者和军事侵略鼓吹者，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和爱国主义团体的有影响的成员，以及战时各政党的有权势的成员。这个指令对“公共机构”和“政府机构”下了明确的定义。它列举了七种人，这七种人当然地成为解除公职或从其他重要的或有影响的职位上清除的对象。前三种应予免职和清除的人是日本的军事领导人，包括因战犯嫌疑而逮捕起来的人、陆海军职业军人、特别高等警察以及陆军省和海军省的主要官员。后四种人包括极端民族主义的、恐怖主义的或秘密爱国主义的团体和战时全国性的政治团体中的成员，海外开发公司的高级职员，占领区的长官及其直属部下，以及“其他的军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最后，指令要求对众议院所有的候选人立即进行甄别。这个指令还附有调查表的样 第136页 张，供目前在职人员、竞选人员或求职人员填写。 这个整肃指令对日本政治生活当然有深远的影响。这个指令发布后不久，许多必定属于整肃范围的主要官员辞职了。由于币原内阁里有三名内阁大臣和六名内阁官员受到牵连，连币原内阁能否存在下去也成问题了。但是内阁总理大臣于1946年1月11日宣布说，他宁愿改组内阁而不愿辞职。新上任的内务大臣三土忠造对省内受影响的人员进行了调查，在两周不到的时间内，他的主要官员中有三十二人自愿离职，十人被撤去职务。这时，内阁向盟军最高统帅报告说，他们认为，要是将属于上述各类的人员全部免职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就要影响到二十万人之多。据报导，惠特尼将军对这个反对意见回答说，整肃的目的是为了使政府纯洁，因而必须照办；至于不平衡的情况，将在撤职之后而不是在撤职之前加以调整。最后，在这一指令发1 布了一个多月之后，内阁发表了自己对这个指令的解释。这份解释列出了盟军最高统帅部规定的所有各类整肃范围。并且还规定，凡是1942年在翼贊政治会的支持下被选进众议院的人（约占百分之八十）没有再次被选的资格。由于内阁关于无被选资格人员的名单发表较迟，因而难以在选举前对所有的候选人都作审查。1946年2月25日宣布，选举将延迟至1946年4月10日举行。不久以后，对各类整肃范围作了一次新的、更为广泛的解释。在这张名单上增加了十三个财政金融和开发机构。规定凡属1937—1945年期间的内阁成员或枢密院、企划厅、情报局的成员，均应包括在军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之内。这一指令的其他段落也作了修改，以至凡是与“思想控制” 罪犯有关的任何官员和鼓吹日本扩张的作家，都在整肃之列。 3原文见美国国务院：《占领日本：政策与进展》（upationofjapan：polieyandprogress），国务院出版物第2671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7年版），第112—116页。 4第101号。敕令全文见《重定政治方向》，第2卷，第491页。 1《重定政治方向》，第1卷，第17页。 （四）各政党和战后第一次选举 整肃范围的扩大，在政界引起进一步震惊。内阁总理大臣币原不得不要求盟军最高统帅部豁免对三个内阁阁员的整肃，以便他们在选举以前能继续当政。当时在国会中已赢得二百七十四个席位的改进党只有二十七名议员有再次被选的资格。自由党的五十名议员中，二十名被淘汰了。协同党几乎完全被整肃掉了，因为他们的二十八名议员中只有三名倖免于整肃。尽管如此，竞选运动还是有点势头的。就象在日本选举中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争执点不是很分明的。1946年3月的《总结》把改进党人和自由党人描述为基本上是鼓吹恢復自由经营企业的保守主义者。一般说来，改进党人支持日本社会中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成分。自由党人中的主要成分是小工厂主和小店主，他们喜欢十九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希望政府对商业的控制越少越好。协同党仍保持其保守的态度，但支持对大企业的所有制和经营管理採取合作的原则。大批无党派人士的政见和经济方面的观点都是保守的。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城市中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政治採取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主张对银行和一些主要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这种观点被说成是类似英国工党党员的观点。受这次整肃影响最小的政党是共产党；他们改变了对天皇的看法。虽然他们鼓吹废除天皇制度，但是并不贊成天皇退位。为了赢得广大劳工大众的支持，他们在这一时期强调对社会进行和平演变的改革纲领，而不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在其他问题上，他们的纲领仍然同12月份发表的相同，即解散垄断企业，结束政府对金融机构和生产 资料的控制和占有。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各政党之间的分歧极少。例如，只有共产党的候选人反对3月份发表的新宪法。所有的政党都答应提供迫切需要的食物、衣着、住房、农业必需品和就业机会。大家都主张进行土地改革，制止通货膨胀，在自愿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强迫的基础上採购粮食。共产党人坚决要求将战争 赢利予以没收，但其他政党则建议徵收重税。 至于盟军最高统帅部在选举中的作用，则是尽量採取措施防止占领人员干涉投票活动。对备军政部门都发送了特别指示，强调指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监察。如发现任何不正当的行为，都应向统帅部报告，但是对投票选举的实际监督工作则完全由日本人担任。尽量採取措施保征全体选民都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投票选举。报界、日本官员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员都积极鼓励人民参加选举活动。结果，人民普遍参加了投票活动，这证明他们是关心这次选举的。登记的选民中，有百分之七十336二以上参加了投票，其中 包括有选举权的妇女中的百分之六十六，她们是第一次参加选举。 选举的结果并不惊人。两个保守政党在众议院中取得了近半数的席位，但是自由党取代了改进党，成为领导党。社会民主党人显示出惊人的力量，取得了几乎与改进党人同样多的选票。共产党人选上了五名议员，得到了占普选的百分之四弱的选票。在七十九名妇女候选人中有三十八名当选。当选人中有四分之三以上是新议员。由于无党派人士中大多数是保守主义者，因而保守的政党获得了相当大的多数。1正如《日本时报》在1946年4月1611946年4月10日选举统计表：党派获得选票众议院席位增减初次当选的百分比自由党24.4139十93102改进党18.793—18170社会民主党17.892十7570国民协同党3.214十1413共产党3.85十55各小党11738 日指出的：当然，旧的保守力量的残余势力是设法保持他们的优势的。但是，鑑于根深蒂固的旧势力直到最近还掌握着大权，而新的改革力量扩展其势力还为时不久，选举的结果应该说是惊人的。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其关于选举结果的声明中指出，日本人民已拒绝了右的和左的极端，而“採取了一条宽阔的中间路线，这将有可能逐渐实施一个为了最好地为日本人民的利益服务” 第137页 而设计的平衡的施政纲领。2 这次选举明确地显示出日本这个国家还有某些弱点。首先，选民，特别是其中的青年和妇女，对于民主的概念还不熟悉。对于许多重要的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一般缺乏肯定的看法。由于大多数候选人的态度暧昧，很难从中挑选。各政党组织涣散，缺乏明确的纲领。腐败现象和党内派系纷争与冲突连绵不绝。虽然内阁总理大臣币原自称他的内阁是一个超党派337的内阁，但他总被认为是改进党人的领袖。当改进党失去选举中的多数时，币原宣布了自己将组织一个新政党的计划。自由党人，还有社会民主党人、协同党人和共产党人，坚决认为选举的结果已经充分表明不允许币原内阁继续当政了。币原使用政治策略争取无党派人士和其他保守派人士的支持，此举遭到失败后，他的内阁于1946年4月22日宣告总辞职，这样就为各党派 重新组合创造了条件，结果在一个月之后终于成立了吉田内阁。 日本民主化的第一个阶段就这样完成了。民权建立起来了。一个新宪法等待国会的审议和批准。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已被宣布无被选资格，因此，一个大部分由新人员组成的众议院在战后第一次选举中成立了。新的民主力量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了。迄今为止，麦克阿瑟一直能在实际上不受盟国干涉的情况下贯彻执行自己的政策。但是这时盟国开始通过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委员会直接参与战后政策的制定工作了。盟国早已对选举的日期提出异议，而远东委员会坚持他们必须有机会对宪法草案发表意见。此 后，关于占领日本的许多政策就成了重要的国际问题。 十3837无党派20.483十1178空缺2—5 2参阅《重定政治方向》，第1卷，第321页。 第四节盟国参与制定政策 （一）远东委员会 正如早已指出的，得到联合王国、中国、苏联和美国批准的波茨坦公告，是一份对占领日本起控制作用的文件。再则，麦克阿瑟将军是代表所有这些盟国的统帅。然而，从上文关于直到1946年4月为止的占领日本的叙述看来，很显然，占领日本几乎仅仅是美国的单独行动。由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起支配作用，美国在对日本的占领中继续起首要作用，是逻辑上必然的。但是美国并不打算完全拒绝别国参与制定占领政策。事实上，美国认识到，为了获得成功，基本的占领政策必须得到盟国的批准。338甚至在签订日本投降书以前就已经採取步骤，要盟国参与对日本的管制了。1945年8月21日，美国向中国、苏联和联合王国提交了一份建议书，提出要成立一个“远东谘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向参与占领的政府提出关于採取何种1 政策和步骤来保证日本服从投降的决定。当时曾经建议，远东谘询委员会设在华盛顿，必要时应与非委员国磋商。苏联和中华民国都立即接受了美国的建议，但是盟国参与制定对日本的战后政策到什么程度，要达成协议还有很 大的距离。 在1945年9月伦敦的外长会议上，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要求把对日管制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据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说，莫洛托夫当时声称，他的政府认为现在订立一项防止日本恢復侵略的协定是很适时的，特别是从当前日本正在贯彻执行投降条款的情况来看，更应如此。他特1别反对被遣散的日本部队不作为战俘看待、不强制劳动这样的事实。因此，他极力主张成立一个对日管制委员会。美国回答说，拟议中的远东谘询委员会会允许讨论这类问题，但是贝尔纳斯答应回到美国后就对这个对日管制问 题作进一步的研究。2 到1945年9月29日，贝尔纳斯宣布接纳联合王国为远东谘询委员会的成员。英国提议把委员会设在东京，并请委员会考虑是否要成立一个管制委员会，如果要成立，则考虑一下，应赋予该委员会哪些权力。后来美国宣布：法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纽西兰、加拿大和荷兰已被邀请为委员会的成员，第一次会议将于10月30日在华盛顿举行。然而当时苏联已决定採取与以前相反的态度。苏联声称，关于日本问题，既未通知过苏联，也没有同苏联商量过，而且苏联在东京的代表库兹马?杰列维恩科中将被当作“一件家具”看待。因此，他已被召回莫斯科；苏联政府宣称他们不愿意作为单纯的谘询机构的一员，而再次要求成立一个四国管制委员会。与此同时，由九339国1代表组成的远东谘询委员会于10月30日开会，并推选美国代表弗兰克?r?麦科伊少将（美军退伍军官）为委员会主席。远东谘询委员会希望苏联即使迟一点仍能来参加会议，因而延会一周，但是苏联不予理睬。在以后两个月中举行了几次例会，开始对日本的解除武装问题和重建问题进行了一些泛泛的研究。远东谘询委员会最重要的活动，也许莫过于1945年12月至1946年2月对日本的一次视察。这次视察使九个代表团的成员取得了有关占领的一些1见《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第641页。 1见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02页。 2同上书，第213—214页。 第138页 1即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荷兰、纽西兰、菲律宾、联合王国和美国。 问题的第一手资料，也使他们在作为远东谘询委员会的后继机构——远东委 员会——的成员而面临新问题时能够心中有数。 有十一个国家参加的决策机构远东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盟国对日委员会的成立，是苏联、联合王国和美国之间进行了一系列妥协的结果。前面已经指出，苏联要求成立一个专门的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在其中要有与任何其他成员同等的发言权。联合王国也贊成这样一个管制委员会。而且它希望再加上大英国协的成员国，特别是澳大利亚，也参与对日管制，并极力主张接受印度参加委员会。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希望同那些积极参与太平洋战争的盟国分担占领的责任，但是它不想失去它在战时赢得的有利地位。在太平洋战争的陆、海、空军事行动中，美国曾经承担了主要责任。麦克阿瑟将军是美国的一个统帅。即使作为盟军最高统帅，他也是向美国政府负责的。因此，美国坚持，这种关系应予以保持和承认。它还坚持，麦克阿瑟应有权直接採取行动，如果紧急情况需要他这样做的话。最后，美国表示担心，在东京设立一个管制委员会，会使管制日本的问题复杂化，而且会侵犯盟军最高统帅的职权。这些争执在1945年12月于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上得到了和解。外长们同意成立一个远东委员会，授以制定政策的权力，会址设在华盛顿；同时成立一个盟国对日委员会1，纯属谘询机构，会址设在东京。1945年12月27日宣布了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2新的委员会取代了旧的谘询机构。委员会的成员同原来的一样，只增加了印度和苏联。它负责制定统治340战后日本的政策。它也有权审查发给麦克阿瑟的各项指示和麦克阿瑟在政策问题上所採取的行动。为了避免盟国干涉纯属占领日本的军事方面的问题，特别禁止这个委员会参与有关军事活动的问题。而且，还不准这个委员会讨论和约问题，诸如领土调整等问题。通过承认日本现有的控制机构，包括承认由美国政府对麦克阿瑟将军发布命令和通知，来保护麦克阿瑟的权力。然而，允许这个委员会有权同盟军最高统帅部进行两种形式的联繫。每当这个委员会批准一项政策决议时，美国政府必须以发布指示的形式将这项决议传达给最高统帅。他负责执行这些指示。另一种联繫方式不象政策决议那样麻烦不便，但对于最高统帅没有约束力，这种方式就是由委员会主席写谘询信件。这两项规定在委员会中引起相当大的麻烦。首先，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对于美国代表团不愿向盟军最高统帅部递交谘询信件这一点很不满意。其次，他们对于美国在不希望採取政策措施时企图以谘询信件代替政策决议这一点也很不满意。职权范围还规定美国政府有权在必要时採取行动。如果出现一个紧急问题而委员会尚未採取行动，则美国政府可以向最高统帅发出“临时指示”。在关于“日本宪法结构的根本改变、治理体制的根本改变或处理整个日本政府的改变”这三个基本问题上，美国政府不先经委员会的同意不得发出临时指示。实际上，在本书所涉及的时期内，美国只发 布过一次临时指示。 委员会的表决方式，是苏联坚决主张使用否决权所造成的，这种方式是委员会的优点之一，也是委员会的缺点之一。不需要全体同意，只要包括四大国在内的多数代表同意即可。换句话说，只要美国、联合王国、苏联和中华民国这四个国家中任何一国使用其否决权，就能阻止任何一项政策的通1见下文，原着第342—344页。 2见下文，附录（十四），原着第528页。 过。这一程序对美国来说特别有价值，因为它保证只有美国所同意的那些政策才能获得通341过。否决权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许多较小国家对它感到不满。例如，在委员会最早的一次会议上，澳大利亚外交部长赫伯特?伊瓦特对这种表决方式提出了抗议。其次，这种表决方式阻碍委员会迅速採取行动，并在某些情况下——最显着的是在赔款问题上——曾无限期地推迟了一项决议。这种情况，恐怕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多地使委员会越来越变得不起作 用了。 （二）远东委员会、宪法草案和选举 1946年2月26日，远东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在华盛顿的前日本大使馆举行。接着，会议选举美国代表麦科伊将军为主席，并使委员会的组织趋于完善。委员会面临的第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即日本的宪法问题，是对这个机构的基本权力的挑战，并从一开始就使委员会与盟军最高统帅部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读者想必记得，盟军最高统帅部民政局曾提出意见说，麦克阿瑟应有权修改日本宪法，只要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未通过一项相反的政策决议。而且，当远东谘询委员会的成员在东京时，他们曾询问盟军最高统帅部1 的官员，是否正在进行宪法改革方面的工作。官员们告诉他们说，宪法改革问题，严格地说是日本人应加以考虑的一个问题，盟军最高统帅部并没有对此进行任何工作。在2月和3月间，来自东京的非官方报导和日本报纸反映2 第139页 了有关宪法修改的广泛活动。可是，在1946年3月6日，即公布新宪法草案之前，在华盛顿看不到什么官方消息，也看不到拟议的新宪法草案的全文。 因此，当委员会的成员正好在那天举行的一次会议前，获悉东京的报刊宣布拟议的宪法全文业已公布，并已得到麦克阿瑟亲自批准时，他们的情绪，与其说是惊讶，毋宁说是不愉快。有几个成员宣称，他们认为这种行动是对委员会制定政策这一权力的直接侮辱。由于尚未得到新闻报导的全文，所以没有採取正式行动。1946年3342月12日，贝尔纳斯发表的声明稍为减少了委员会成员的不安。声明大意是说，委员会有权审议宪法是否符合波茨坦公告及其他控制性文件。第二天，在宪法与法律改革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若干成员坚持要求通过一项放慢在日本的行动的决议，以便使委员会有更多的时间採取行动。他们希望命令麦克阿瑟将宪法送呈委员会正式批准，并推迟 定于4月10日举行的选举。 结果，委员会在1946年3月20日通过了以“宪法草案”为题的第一项政策决议。这一决议虽不及原来所提出的那样广泛深远，但它要求盟军最高1 统帅部将草案在日本国会中的进展情况不断地通知委员会。决议还竭力维护委员会在宪法改革问题上的权力，它要求盟军最高统帅部通知日本政府，必须使委员会有机会对宪法草案定稿本提出意见。虽然这一行动是在委员会的特权范围之内，而且经美国政府批准，但盟军最高统帅部却是怀着不安的心情接受的。它所担心的是，委员会只会使日本国会在通过业已被麦克阿瑟批 准的草案时更为麻烦。 关于委员会的许多成员要求推迟选举这一点，美国声称，这个问题属于最高统帅——盟国在日本的唯一最高行政官——的权力范围之内，应由他来决定。结果，没有採取任何政策措施，但在1946年3月20日，要求主席就1见上文，原着第329—330页。 2远东谘询委员会的成员将成为远东委员会的成员，远东委员会将在他们返回华盛顿后就举行会议；这个新批准的远东委员会拥有制定战后政策的权力。鑑于这些情况，远东谘询委员会的成员认为宪法改革问题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决议全文见远东委员会：《远东委员会的活动：秘书长的报告，1946年2月26日至1947年7月10日》（fareastermission：activitiesofthefareastermission：reportbytheseeretarygeneral,february26，1946—julyi0，1947），国务院出版物第2888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7年），附录8，第63页〔这个报告以下简称“远东委员会：《活动》”〕。 这个问题与麦克阿瑟磋商。具体地说，就是要求他探询一下，最高统帅是否也同委员会一样担心：按预定计划举行选举将对反动的党派有利。麦克阿瑟断然回答说，他并不担心这一点。他还认为，推迟选举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需要的。最后，他认为没有必要告诫日本人说，选举将被看作是测定他们 有无能力建立一个负责的、民主的政府的一个试验。 （三）盟国对日委员会 1945年12月，又在莫斯科成立了“盟国对日委员会”，以满足盟国的某些要求。这个委员会将在东京召开会议，并只限于四个成员国，即美国、中国、苏联和一个统343一代表英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及印度的成员国，这一点使英国和苏联的愿望部分地得到了满足。任命了一个澳大利亚人担任大英国协的代表，这使澳大利亚的地位得到了抬高。美国坚决主张盟国对日委员会不应成为一个控制机构，并不应干涉最高统帅在执行政策方面的行动自由。因此，最高统帅或他的代表将担任主席。盟国对日委员会在它的职权范围1中重申了最高统帅在有关日本投降和占领日本方面发布和执行命令的权力。麦克阿瑟被承认为“盟国在日本之唯一行政当局”。然而，他被授权“于颁发重大事项之命令前，须视情势许可，先与委员会进行磋商及提出意见”。为了进一步强调盟国对日委员会的谘询地位，规定凡最高统帅就这些问题所 作出的决定将具有约束力。 在1946年4月3日于东京举行的盟国对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麦克阿瑟宣称，他认为盟国对日委员会只具有顾问及谱询作用。他声明，由于日本未来的格局已由他所发布的各项指示加以确定，盟国对日委员会应倾全力于未来的而不是过去的行动。他还建议，盟国对日委员会应举行公开会议，而且应注意不要“对我们的占领政策提出尖锐的、恶意的批评”。在4月17日的第二次会议上，苏联成员就肃清军国主义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所提出的一项质询，引起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位发言人提出了一项“全面的答覆”。这项答覆持续了三小时，而且是用讽刺和轻蔑的口吻提出的。这一行动表明，盟军最高统帅部担心盟国对日委员会可能被人利用以谋取盟军最高统帅部所不愿公布的情报。它还担心，委员会中对盟军最高统帅部所提出的不利的批评，可能会损害日本对占领的信任。由于盟国对日委员会继续举行会议，苏联代表杰列维恩科中将利用了许多会议，企图使盟军最高统帅部为难。为了避免会议草率了事，最高统帅的代表、盟国对日委员会主席艾其森诚恳地试图向委员会成员徵求关于土地改革、提高煤产量的方法以及稳定物价和工资等问题的意见。可是，总的说来，盟国对日委员会并没有什么价值，1 第140页 它设置于东京，对于占领来说并没有增添什么效果。 1见下文，附录（十四），原着第528页。 1参加盟国对日委员会的澳大利亚代表麦克马洪?鲍尔先生曾严厉地批评盟军足高统帅部对待盟国对日委员会的态度。他认为，1946年4月17日的会议是“对盟国对日委员会每个成员的一次侮辱”。这一看法，就下述一点上讲是有道理的，即：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员对人们就占领问题所进行的批评不必要地容易生气。他们没有认识到，要是他们愿意向盟国对日委员会或向远东委员会提供较多的而不是较少的情报的话，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会赢得盟国对盟军最高统帅部各项行动更多的支持。这个结论是根据本章作者在远东委员会所属的“宪法与法律改革委员会”中的经验以及作者与鲍尔先生和在东京的其他人士会谈而得出的。鲍尔先生在他的着作《日本。——是敌人还是盟国？》〔（jaan，enenlyorally？），纽约，约翰?戴，1949年版〕中叙述了他的看法，他的看法受到他自己对职权范围的解释的影响。首先，他认为盟国对日委员会是“远东委员会的耳目”。他还争辩说，第6段允许盟国对日委员会具有管制权，不应认为它只是一个纯粹的谘询机构。 第五节民主特徵的出现 （一）吉田内阁和代议政体成长中的困难 虽然1946年4月举行普选制的大选使众议院四分之三的老议员都被那些比较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所替换，但日本还须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说是达到了在波茨但所制定的两项基本要求，即肃清穷兵默武主义和“依据日本人民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许多成员依然留在日本政府内部，因而很 难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政府。 新的吉田茂内阁于1946年4月大选之后产生，它基本上是保守的，极力希望变革越少越好。自由党人、改进党人和无党派人士都属于保守派，他们操纵着众议院的相当大的多数选票。除了共产党以外，各政党都处于混乱状态，缺乏领导。必须制定新的法律以贯彻执行宪法的新条款，特别是那些有关国会权力、内阁职责、人权、男女平等、取消家族制度、新的法律程序和新的法院制度等条款。虽然整肃必然将许多最讨厌的军国主义分子清除出政府机构，但这种整肃并没有广泛地在新闻界、实业界、商业界和工业界进行过。而且，投降前的保守分子在较小的市镇和乡村中，通过对居民组织（部 落会和町内会）的操纵，依然掌握着权力，进行着控制。 可是，在以后的十八个月占领中，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代议政体的某些基本因素正在日本出现。有了政治讨论的自由；国会第九十次会议採取了一些具体步骤，增强了国会作为唯一行政权力机关的地位；并通过了新宪法。而且，日本内部许多现有的弱点已得到克服，盟军最高统帅部所倡议的根本改革大部分已经完成。如下面所揭示的，这个阶段充满着明显的矛盾。吉田内阁基本345上属于保守派，但是，当盟军最高统帅部努力推行比吉田及其内阁所支持的改革更为深入、更为激烈的改革时，吉田内阁能维持整整一年， 这一点也是个相当明显的矛盾。 从政治观点来看，1946年4月大选后，各种事情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在成立新内阁时所遇到的困难，表明缺乏健全的政治领导。虽然没有一个政党在众议院获得过半数的选票，但一般认为，控制席位数最多的自由党将组成一个内阁。自由党总裁鸠山一郎相信他能组成一个政府，并建议与社会民主党人联合组阁。他成功的机会迅速地减少。社会民主党人拒绝组织联合政府，除非由他们党内的一个成员担任首相。据报刊透露，鸠山在填写整肃调查表时没有填上他所写的一本书，而许多人认为这本书会使他受到整肃。币原推荐了鸠山担任首相，而政府未曾重新审查他的资格，于是盟军最高统帅部开始对鸠山的资格亲自进行调查。鑑于他同战前若干民族主义的内阁有直接联繫，并由于他支持日本侵略行为的言行，认为他是“一个不合适的人”，在整肃指令的范围之内。结果，盟军最高统帅部指示日本政府，不准鸠山担 任国会议员和政府职务。 这一行动使自由党暂时遭受耻辱。新的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片山哲未能在1946年5月13日被批准建立内阁。后来，吉田茂接受自由党总裁的职务，并在5月16日接到天皇叫他组织新内阁的命令。吉田所挑选的内阁大臣的最初名单包括两个已被整肃的人，因而最后的人选一直到5月22日才确定。内阁包括五名自由党人和四名改进党人。前面已经指出，吉田是一个职业外交1 11946年5月22日就职的内阁由下列人员组成：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吉田茂；内务大臣大村请一（前任内阁的副总理大臣）；大藏大臣石桥湛山（《东方经济学家》主办人）；法务大臣木村笃太郎（前检事 家，曾在前任内阁中担任外相，是一个彻底的保守派。他作出许诺，将立即採取步骤来解决粮食问题并使国会通346过新宪法。实力最强的阁员之一石桥，提倡实行一种“现实主义政策”。他贊成取消一切财政应急措施，而对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这样做表示遗憾。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 第141页 把当前事态的发展作为藉口，不去实施反通货膨胀条例。 吉田内阁经常因遭到剧烈和尖刻的反对而处于尴尬境地。不仅社会民主党人利用一切机会来抬高自己的声望，就连共产党人也因各保守的政党缺乏领导而得到好处。虽然共产党人在众议院中只占五席，但是他们成功地利用了自己在国会中第一次有合法代表的机会。日本政治和社会中的共产党力量，直到1950年1月遵照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对各政党的领导人进行整肃时为止，不断在增长。共产党力量的增长，并不仅仅由于战后日本普遍存在的贫困、不满和艰苦是产生共产主义政治哲学的肥沃土壤。1共产党的有影响，更主要的是由于该党的领导人经过长期训练，有纪律，热忱，精干，并且勤奋。例如，新的党主席野板参三在1921年就首次赴莫斯科。虽然他在1928年警察搜捕时被失进日本牢房，但是两年后他便失踪了，而在1931年以后就从他在莫斯科的住宅里指挥着日本共产党。从1940年到1945年，他在延安以冈野迸的化名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工作。1946年1月，他结束了十五年的流亡生涯而返回日本，立即担任了党的领导职务。他得到1945年10月获释后被选为共产党总书记的德田球一的有力支持。党的第三号人物是志 贺义雄。他积极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近四分之一世纪。 志贺义雄担任共产党的日报《赤旗报》的总编辑，是党的主要理论家。所有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和老党员在1946年4月都被选进了国会，不久都获得了战后日本最杰出的政治家的声誉。尽管追随他们的人数不多，但他们却2 能使政局经常动盪不定。他们的宣传和政治策略十分高明，因而许多日本领导人，尤其是教育界的领导人，都担心共产党人能积聚足够的力量并得到足够的支持，来破坏日本走向一个较具有代表性的政体的进程。347在吉田执政时期所召开的三届国会会议1中，要算第九十次国会会议最为重要。这次会议原定开四十天，后来却四次延长会期，从1946年6月20日一直开到10月12日，成了日本歷史上迄今最长的一次会议。在这期间，通过了新宪法，开始了程序方面的改革，在立法方面也表现出内阁真正独立的一些迹象。在会议开幕式上，天皇用通俗的语言说：他将把宪法草案提交国会评议，并要求诸大臣提出预算方案和其他重要的立法问题。第二天，首相详细叙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他保证操作好他所谓的“为民主与和平而设计的政治机器”，保证进行必要的行政改革。他主张革新教育，以剷除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一切痕迹。他答应去请求盟军最高统帅部帮助改善粮食状况；他鼓励多总长）；文部大臣田中耕太郎（学校教育局局长）；厚生大臣河合良成（改进党党员，前农业副大臣）；农林大臣和田博雄（农政局局长）；通商产业大臣星岛二郎（日露渔产公司总经理）；运输大臣平冢常次郎。币原喜重郎、斋藤隆夫、一松定吉这三名改进党党员被任命为无任所大臣。 1共产党人的总纲领见上文，原着第325页。 2这些领导人的详细传记见罗杰?斯韦林根和保罗?兰格所着：日本的红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19—1951年》（rodgerswearingaxandpaunger：redfiaginjapan：internationamunisminaction，1919—1951），麻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07—117页。 1见下文，附录（二十五），原着第562页。 生产化肥和农业必需品。最后，他建议通过恢復工业和增加工业总产量来防 止恶性通货膨胀。2 在这些声明中，有许多声明显然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发表的。此外，吉田内阁对实施具体的改革并没有多少兴趣。因此，盟军最高统帅部採取了那种官方所称为“以建议和说服的方式而不是发布命令的方式来鼓励必要的改革的政策”。例如，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员们非正式地向众议院议长樋贝1 诠三提出了他们的建议——使国会按照新宪法行使其适当的职能。这些建议十分有助于清除旧政权下政府的许多弊端。这些建议主张设立永久性的常任委员会，允许有充分时间来讨论预算和其他重要的立法事项，并主张增加国会议员的薪金。这些建议还鼓励立法机关自己决定审议所需的时间，主张每个议员都应有人帮助做秘书工作，还主张设立一个立法参考机构，包括国立国会图书馆在内。议长冷漠地接受了这些改革方案。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名与此事直接有关的官员把这位议长说成是一个极不称职的、把立法看作政府的一项附带性职责的人物。尽管议长情绪牴触，盟军最高统帅部谨慎地避免 迫他辞职。 不久以后，众议院开始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迹象——它有希望成为得人心的政府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机构。3481946年8月，樋贝显然是得到了内阁的默许，亲自企图改变小组委员会有关宪法草案某一修正案的建议。众议院群情大哗。当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举行不信任投票时，众议院就吵开了，审议中止了。为了确保吉田政府继续执政，樋贝被迫辞职，由一位自由党人山崎勐接任议长。改进党人木材小左卫门被选为新的副议长。不久便很明显，这两个人都意识到日本的立法机关在新宪法的约束下应起的作用。他们就职的时候都退出了自己的党。此后，两院都指定自己的委员会起草新规章和新程序，打破了把这类事情交给内阁法制局去做的先例。1947年3月通过了从这些委员会的报告中归纳起来的“国会改革议案”，当时山崎仍然是议长。新宪法以及为执行斩宪法而制定的临时性法律都是在他的任期内通过的。1947年4月山崎在接见作者时表示，他很明白日本这个国家在称得上“通晓民主”之前所需要花的时间和需要作出的努力。用他的话来说，日本刚开始走上通向民主的道路，需要花十五年时间经常进行民主原则的教育。从他个人的行动来看，很清楚，他是在为日本继续沿着民主的大道前进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第142页 量。 2《总结》，弟9期，1946年6月，第27—28页。 1《重定政治方向》，第1卷，第147页。 （二）对新宪法草案的正式审议 鑑于麦克阿瑟将军和盟军最高统帅部民政局对起草新宪法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关心，鑑于吉田内阁已经批准新宪法，十分清楚，日本国会不必作许1 多较大的修改就会批准这部宪法的。甚至在草案正式提交给国会之前，公开的反对就已经有所收敛。原来主张推迟对草案採取立法行动的社会民主党人收回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并决定把精力集中在某些具体的修正案上。共产党是唯一仍主张推迟通过并主张大刀阔斧地修改（如确立废除天皇制的条文） 的团体。 与此同时，远东委员会继续研究了宪法草案。由于日本的事态迅速发展，远东委员会的许多成员认为盟军最高统帅部是在特意鼓励国会尽快通过这部宪法，使得349以后远东委员会无计可施。因而，远东委员会集中悄力防止1 在日本出现草率行事的情况。1946年5月13日，远东委员会批准了一项关于指导通过宪法的办法的准则的政策决议。远东委员会担心，如果仓卒地通2 过宪法，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本人今后会说这部宪法是无效的，因为是强迫通过的。远东委员会决定给予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充分讨论和考虑新宪法，并把这一决定当作一个政策问题，因而对盟军最高统帅部具有约束力。远东委员会还建议，新宪法应与旧宪法有法律上的连贯性，新宪法应在能表达日本人民自由意志的情况下通过。麦克阿瑟在1946年6月21日（即国会召开第九十次会议的第二天）发表的公开声明中，引用了这些准则，只字未提远东委员会；麦克阿瑟说，这些准则已被认真执行。他注意到了天皇要求修改旧宪法是与新宪法应是旧宪法的继续这一法律上的要求相一致的。他争辩说，4月份的大选是在宪法草案公布后举行的，所以当选的人就有责任按照宪法行事。最后他坚持说，考虑修改宪法是过去八个月来政治上的头等大事。3然而远东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都认为他们的政策只是部分地得到了贯彻。 正式考虑新宪法草案是在1946年6月25日吉田首相把它提交给众议院时开始的。从6月30日到7月9日的十天中，他和国务大臣金森德次郎回答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新的主权范围和天皇的地位这两点上。同时，1946年7月2日，远东委员会同意了指导新宪法的基本原则。其中许多原则在草案中都已写清楚了，例如改革天皇制度，在成年人普1 选的基础上产生代议制政府，立法机关拥有全部立法权，皇室财产国有化，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等。2远东委员会决议中850两个具体问题尚未被採纳。这两个问题是：内阁的过半数阁员必须是国会议员，内阁的所有阁员必须是1见上文，原着第329—331页。 1没有迹象表明远东委员会的任何成员（包括美国代表团在内）知道有1946年2月1日惠特尼的备忘录。2见下文，附录（十七），原着第540页。 3全文见《重定政治方向》，第2卷，第660页。 1见下文，附录（十九），原着第543页。 2在宪法草案中有着那么多远东委员会所支持的原则，决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现象。正如其他许多为投降后的日本所制定的政策一样，一个有关宪法改革的文件早已被华盛顿的国务院一陆军部一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批准了。而且，因为国务院—陆军部一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所批准的所有决议的文本都转交给盟军最高统帅部参阅，所以当盟军最高统帅部着手修改宪法时，它对华盛顿的政策是熟悉的。这同一个文件后来被作为美国观点的声明提交给远东委员会，成了远东委员会1946年7月2日的决议的根据。 文职官员。远东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感到必须制订更为明确的条款，以满足他们的另一要求，就是参议院应从属于众议院。远东委员会认为这些要求对于确保日本的内阁责任制很重要，所以，即使这样做可能要求盟军最高统帅部直接干涉国会的审议活动，远东委员会还是继续坚持新宪法草案应包括所有这些基本原则。第一条建议，即内阁过半数阁员应是国会议员，于8月列入了宪法草案修正案。而且，参议院议员酝酿宪法草案时，又作了进一步的修 改，规定内阁全体阁员都应是文职官员，众议院应高于参议院。 参议院的各项修正案都在1946年10月7日得到了批准，但远东委员会还没有採取最后行动。委员会中的美国代表团感到自己处境困难。美国必须避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远东委员会所拟定的宪法直接表决，因为投反对票会使盟军最高统帅部和日本政府都处于窘境。另一方面，每当美国代表团表示不愿意讨论宪法草案的细目或者在开会时流露出没有必要正式批准时，远东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就催着採取正式行动，并责备美国阻挠远东委员会行使其正当职权。大选早已在1946年4月份举行，这一事实也再三遭到批评。事实上，宪法由国会批准，是否确实做到了“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如波茨坦公告所要求的那样），对于这一点，人们认为是有疑问的。1946年10月17日远东委员会通过一项叫做“日本新宪法检查条例”的政策决议，才打开了僵局。这个决议调和了下述两种相反的观点：盟军最高统帅部认为已经给予充分时间来酝酿宪法，而反对的意见则认为行动太仓促了。具体说来，这一决议规定国会根据施行新宪法的实际经验对它作进一步的修改。修改宪法定于宪法实施后第二年进行。最后，这个决议声明，远东委员会保留这项权利：它可以要求举行公民投票或通过其他适当程351序来弄清日本人对于新宪法的意见。盟军最高统帅部对这项政策毫无热情；它特别害怕这项政策1 第143页 在日本被人知道，就会使人民和国会对新的根本大法失去信任。所以，远东委员会中的美国代表虽然也同意了这项政策，但有个条件，就是：向日本人公布这项政策的时间和方式留待以后再决定。这一声明终于在1947年3月20日见报了。然而，远东委员会和国会后来都没有根据这项政策採取过任何 行动。 新宪法在1946年10月29日由枢密院批准后，1946年11月3日正式颁布，1947年5月3日起生效。在天皇发布的由各大臣副署的公告1中，夭皇对新宪法表示满意，说现已按照日本国民的意志奠定了建设一个新日本的基 础，又说，新宪法是按照旧法律的修正条款起草的。 以上事实表明麦克阿瑟将军和远东委员会在宪法问题上意见不是最投合的。外国报界大事渲染他们之间的摩擦。1946年6月1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认为有必要正式否认存在这种摩擦。这恰好向公众表明这种摩擦确实存在。实际上，盟军最高统帅部迫切希望在国会通过宪法时避免任何纠纷。由2 于远东委员会所作出的任何决议，凡是并不完全默认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行动的，草案上都需要更改，因此盟军最高统帅部当然要反对任何更改了。另一方面，远东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认为，盟军最高统帅部迟迟不把宪法草案文本递交给华盛顿，而在日本则谨慎地避免任何提及远东委员会的行动——这些1远东委员会：《活动》，附录（十二），第67页。。 1全文见《重定政治方向》，第2卷，第670页。 2同上书，第751页。 做法部是有意要使远东委员会信誉扫地。不管这些猜疑是否有事实根据，也不管所发生的这类事件是否能用官僚政治的无能来解释，最后结果反正是相同的。远东委员会认为已经受到蔑视。它始终坚持自己对制定宪法享有特权，这一立场的最终结果便是“日本新宪法检查条例”的发表。远东委员会并不知道麦克阿瑟本人对远东委员会的全部行动都十分关心，这是盟军最高统帅部和远东委员会关系中的一件憾事。在1947年4月麦克阿瑟与作者的谈话中，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他亲自审阅了远东委员会及其主要小组委员会的全部记录，对最重要的问题有透彻的了解。遗憾的是，在这之前，盟军最高统帅部与远东委员会之间的官方联繫并没有揭示这一十分重要的352事实。 （三）新宪法中的基本民主成分 根据1947年5月3日起生效的新宪法1，日本政府的基本结构起了根本 变化，有限的君主立宪制被由人民掌握权力的君主立宪制所取代。 天皇现在被剥夺了一切施政权力，甚至已不再是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了。天皇被看作为日本国之象徵，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徵，其地位基于国民之总意。他仍然行使的职权只限于：任职宣誓和君主的其他礼节性活动。两院制的立法机关（国会）为国家的最高机关。旧宪法给天皇以广泛的法令制定权，给内阁以广泛的紧急事件处理权。新宪法与旧宪法迥然不同，专门规定国会为唯一拥有制订法律职权的机关。而且，由地方国民代表组成的众议院的权力在好些方面高于参议院。例如，参议院只能部分地牵制众议院所通过的法律。第一，参议院对众议院所通过的议案必须在六十夭之内予以议决，否则议案就自动成为法律。另外，如果参议院否决众议院已通过的一个议案，众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就可以使否决无效。关于预算这一重大问题，只有众议院有权起草预算案。众议院批准预算案后，参议院只有三十天时间可以进行审议。如在规定时限内参议院不作决议时，即以众议院的决议为定案。 旧宪法只是侧面提及内阁，与此相反，新宪法专门列举了内阁的职责。内阁被授予全部行政权，内阁行使行政权时对国会集体负责。总理大臣由国会任命，但其他阁员由总理大臣挑选。如上所述，为了确保文职官员继续领导军人，所有国务大臣均须由文官担任。宪法规定，至少有一半阁员须是国会议员，以便直接对他们的选民负责。这一条文进一步强调了内阁要向人民负责。353宪法中有助于建立更为民主的政体的另一重要修改，是强调了设立独立的司法机构。新裁判官不再受法务相的规章之拘束。他们的任期为十年，如连任，应付全体选民审查。最高裁判所被授予全部司法权，包括法规的制订权（据此可以决定程序法规和实施规章），并有司法考察权以判断官方任何法律行动是否符合宪法。最后一点兄：旧的法律制度的根本弱点——检事和警察完全受内务大臣控制——现已消失了。此后他们须遵照新裁判所 制订的规则办事。 日本国民的基本人权不象以前那样受到法律的限制。宪法规定，一切国民，在法律之下均属平等，“不得因种族、信仰、性别、社会地位或门第不同，而在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中有所差别”。这样的条文使社会地位更趋平等。学术自由和受教育的权利，得以保障。规定了防上擅自逮捕的措施，若无正当理由不得予以拘禁。思想、宗教信仰、集会以及言论自由得到了保障。宪法特别重视男女的平等权利以及工人的结社权利和集体交涉的权利。如上所述，麦克阿瑟将军本人很关心在宪法中加进放弃战争这一条文。11946年4月5日，他对盟国对日委员会说，日本放弃战争必须是同时的、普遍的；还必须是公开的、不加掩饰的行动，以赢得所有愿献身于和平事业的人的信任。这些先决条件由宪法第九条充分体现了。第九条说，日本国民永久放弃把战争作为一项国家主权，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之手段。第九条还规定，为达到前项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另外还规定不承认国家之交战权。最后一点是：今后修改宪法，在国会主动提出的情况下可以1全文见下文，附录（二十一），原着第546页。 第144页 1见上文，原着第330页。 允许。但是，在宪法修正案批准之前，两院都要有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同意，并在特地举行的国民投票或选举中有过半数选民投贊成票。 从新宪法中的这些规定和其他规定来看，贯彻波茨坦公告中关于成立一个“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的原则354有了充分保证。今后是否能保留新宪法中这些基本的民主成分，有待干将来的事件来决定，有待于在新的基本法律的指导下实际施政的情况以及结束被占领状态之后日本人民的意愿来决定。基础已经打好了；这些条款实施的情况如何，将揭示出在何种程度上真 正採用了这些原则。 （四）吉田内阁逐渐失去国民信任 诚然，修改宪法是古田内阁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但另外一些问题也是使吉田内阁的权力和影响逐渐削弱以至最后在1947年4月的选举中失败的原因。我们以后还要谈到，经济问题，尤其是粮食进口问题，越来越成为吉田内阁的重要而棘手的问题。甚至当吉田还没有来得及为他的内阁制定好详细1 计划的最后部分时，在共产党的策动下，1946年5月19日在东京举行了一次过时的“五一节”集会，参加集会的人数达十五万以上。在共产党理论家德田球一的领导下，三十名群众代表通宵等待吉田接见，要求“分配到期未发的口粮，不然就请总理大臣辞职”。2吉田内阁当然不理睬这样的唿吁，但这一唿吁却是一种警告，表明首相今后日子不好过。内阁也因为对日本的非 军事化贯彻不力而受到指责。 到了仲夏，有迹象表明日本过去的一些军事首脑企图通过第一、第二復员局来保留他们的老机构。设置这些復员局是为了代替原来的復员部。復员部曾直接负责从国外遣返大约五百万名日本人，并直接负责这些人的復员工作。现在的復员局中还有许多为了免受整肃而留用的人员。盟军最高统帅部曾下令及早调查復员机构，但復员局继续工作，不受影响，直到1947年10 月4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指令，要在1948年元旦前解散復员局。 宪法一颁布，吉田内阁就发表了一个包括六点的计划，企图以此来加强自己的地位。第一点：吉田内阁保证迅速按新宪法的要求制定法令，向人民广泛宣传新宪法，使他们亲自领会其真正含意。为此目的，国会的一名领导成员芦田均被推举为传播新宪章真意与知识的委员会355主席。第二点：内阁还答应按照发展个性、确保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原则来改革教育制度。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成立了一个教育改革委员会，向内阁提出基本建议。第三点：内阁答应按照一个新成立的委员会提出的具体建议来改革政府的行政机构。第四点：内阁保证加强地方自治，并为选举地方官员积极作好准备。在经济领域里，内阁保证恢復工业和国民经济。具体说来，内阁建议请算“虚拟资本”，取消战争赔款，重建和改组各种企业，增加煤的产量和水力发电量。最后一点，在劳工问题和“安定人民生活”方面，政府保证让尽可能多的人就业，着手兴建公共土木工程，早日採取有关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事业 的措施，并保障遣送回国的人。1 这些建议并不新鲜，所以把这些建议公诸于众，与其说是增强了内阁的地位，倒不如说是削弱了它的地位。新宪法本来就要求制订符合于第二、第三和第四条原则的新法令。再说，在吉田执政期间，人们越来越清楚，内阁对执行计划的其他两点并无兴趣。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很快地把整个声明说成是政治宣传，并威胁说，要举行不信任投票。劳动关系委员会建议增加电业工人的工资，作为解决目前争端的先决条件，但内阁拒绝接受这一建议，结果是内阁的威望进一步下降。由于政府希望用严格控制工资的办法来阻止通货膨胀，厚生大臣争辩说：採纳劳动关系委员会的建议，会助长通货膨胀的趋势。这话也有一些道理，但舆论却坚决支持劳动关系委员会的建议，反1见下文，原着第376页以下。 2见《总结》，第8期，1946年5月，第29页。 1内阁声明全文见《总结》，第14期，1946年11月，第40页以下。 对内阁的决定。 在第九十一次国会开会期间，内阁的力量又碰到一次真正的考验。会议在1946年11月26日开幕，议事日程上有四项关于执行新宪法的重要议案。前三项是有关参议院议员的选举办法和组成问题，有关指导国会行动的准则，内阁阁员的委任及其组成，以及对皇室的新的限856制。吉田总算在众议院通过了这些议案，但参议院拒绝通过“国会法”。更有甚者，吉田对国2 会的控制直接受到挑战。自从1946年4月大选以来，众议院中无党派人士的人数显着地减少，他们与自由党和改进党的联合也明显地脆弱了。虽然这两个保守的政党加在一起控制了一个相当的多数一一二百五十八个席位，但是吉田的党只能凑集一百四十八个追随者。另一方面，反对派一直在巩固自己的地位。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该党保守派的领导人片山哲在1946年9月的大会上赢得了无可争议的控制权。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代表都支持他坚持拒绝和共产党人建立“民主战线”的主张。片山有了党派的支持这一保证，还利用了吉田在政治上的失策，便在国会第九十一次会议期间坚持举行不信任投票。虽然这一动议被击败了，但他却得了一百六十票，比他的党在众议院中的实际议员人数多六十多票。这一动议巩固了公众对他的支持，赢 第145页 得了东京三家主要日报的赞许。 在皇宫前，又一次群众集会要求吉田辞职。在答覆时，吉田批评了那些不满分子，并强调说：下一年政府要以生产三千万吨煤和二百万吨化肥来对付经济危机。他的姿态无助于缓和局势，反而使劳工对他更疏远，使总罢工 更加迫近了。 2同上，第15期，1946年12月，第19页。 （五）整肃的第二阶段：地方政府、经济和情报部门 内阁在受到总罢工的威胁和被迫重新组阁之前，再次面临较的严峻得多的扩大整肃面的问题。到1946年7月底，政府宣布整肃计划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确实，枢密院的官员，国会议员，内阁阁员，都、道、府、县知事，一、二、三级官员，高等裁判所审判官和检察官，官办公司的重要官员以及 高等学府的校长都己“甄别”过了。1 此后不久就採取措施，准备整肃的第二阶段，这就是要把整肃范围扩大到地方政府官员、大部分重要工业公司和金融机构的领导人，以及各宣传机构中身居要职的357人。扩大整肃上述三方面的人物，其做法与以前的整肃计划差不多。盟军最高统帅部民政局是直接负责整肃计划的，它主张普遍的改革，并敦促吉田政府拿出扩大整肃面的具体计划。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这些要求同吉田内阁的许多基本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内阁不愿意接受。日本政府和盟军最高统帅部之间的公函往来反映了他们在扩大整肃计划上的根本意见分歧。1947年1月4日颁布了天皇第一、二、三、四号敕令和内务省第一号法令，新的整肃计划终于开始了2。这些法令重新规定并扩大了一年前发布的指令中原先所宣布的项目。中央、都、道、府、县、市都成立了“甄别”委员会。那位成功地使政府的宪法草案在国会通过的金森德次郎受命监督这个计划，并充任内阁和盟军最高统帅部之间有关扩大整肃计划一切事宜的首席联络官。如已指出的那样，占领的第一年，在改革地方政府方面几乎一无成就。战前人人都必须加入的居民组织（町内会、部落会或邻组）被用来分配口粮、布匹或燃料，被用来普遍地管理当地的居民。这些组织中的品行不俭的政治领导人，可以利用这样的组织为自己谋私利，尤其在农村。他们对于不依从他们意愿的人可以停止供应，所以在地方上势力很大。因此这些组织就成了地方政治中的重要因素；战前或战时的政治领袖处于有利地位可以操纵当地新的选任职务的提名，也能够很容易地控制选票。虽然大大扩大地方政府自治权的议案已提交给国会，但是战前的旧领导仍然大权在握“如果要使小的地区内新的具有民主倾向的人得以各抒己见，地方上的组织就得改组，不合适分子就得从地方政治中清除出去。因此，盟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日本政府制定一项计划，把所有那些符合1946年1月4月整肃指令所规定的项目的人，从都、道、府、县和市的委任和选任的职位上排除出去。也就是说，要使整肃指令适用于那些谋求地方机关职务的人。提交给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计划的初稿没有把那些已发现不适宜为地方政府服务的人从全国性的政府中排除出去。盟军最高统帅部在拒绝接受这项建议时补充说，凡1945年9月2日以前任命的市长一律不许再次被任358命；还有，大政翼贊会的当地领导人也应从机关中排除出去，并催促选举出街坊组织的主任。吉田在回答时争辩说，过去的和现在的地方官员同全国性的政府并非观点一致，而已只有他们能够復兴国家，因此整肃不应在地方上实施。这些论据未能说服盟军最高统帅部，内阁终于在1946年11月8日宣布，整肃将扩展到“都、道、府、 县、市、町和村的官吏”。1 1见卜文，原着第331—334页。 2见《重定政治方向》，第2卷，第501—548页。 1见《重定政治方向》，第1卷，第29页以下；又见《总结》，第14期，1946年11月，第48页。 正如1947年1月4日所公布的指令那样，发布了各种法令，下令罢免和排除那些在都、道、府、县、市、町、村和小村中的地方会议和其他组织中的不合适人员——如上一年整肃指示中所规定的那样。这些法令也适用于地方上的选举和土地委员会的成员。1945年9月1日以前任命的市长都被禁止任职，街坊组织的头头将由当地的居民选出。由于内阁随后的行动，旧的居民组织于1947年4月1日被解散了，他们的行政职能由新的地方政府统一行使。为了执行这一整肃的条款，地方的“甄别”委员会审查了六十二万三千多份调查表，但是只罢免或排除了三千九百六十人，占总数不到百分之一。2被取消资格的大部分人员，不是陆军或海军的专职人员，就是“大政翼贊会”或其他全国性政治团体的地方成员；或者就是第七类中所规定的那种“军国 主义和侵略的积极鼓吹者”。3 原来的1946年1月4日的整肃指令已经逐步扩展到包括一定数量的国营工业中的主要行政人员。一些知名的商人也被禁止担任公职。但是，直到1946年8月20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才命令政府制订“一个把被整肃的一切人员排除出一切有影响的经济岗位的全面计划”。1政府一连提呈了三个计划，都没有使盟军最高统帅部满意。正如1947年1月4日的法令中最后规定的那样，凡属特别列出的那些公司中的最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以及任何其他有相等的权力和影响的高级职员，都必须离职。这些公司分为三大类：官方的国营公司，例如“日本银行”；从1937年7月7日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在占领区营359业的公司；以及财阀的公司。最初列出的三百家公司大多数是经济势力高度集中的企业。为了防止应该被整肃的个人利用家庭的忠诚作为手段去逃避规定，所以禁止三代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去接替被撤换的人。最后，规定那些被整肃的人如果给任何公司的高级职员出主意，或者公司的高级职员採纳他们的主意，都是不合法的。通过对指定的公司中的领导人员的审查，在经2 第146页 济领域的整肃方案下总共“甄别”了六千九百五十一人。其中一千五百三十 五名从公司中或政府机关中被撤职或排除。 最后，整肃扩展到公共情报和宣传领域的领导人员。所有曾为了煽动战争、鼓吹独裁、开拓日本占领区而参加过宣传活动的人，或参加过战争的总动员或指导工作的人，都要受到整肃。同样，作家、新闻界和广播界的领导人和那些对战争作过重大努力的时事评论员，也包括在内。对经济领域中的公司，则公布了一张各组织和公司的名单，这些组织和公司的负责人与整肃有牵连。但是直到1947年6月底，政府才公布了标准，用以断定哪些人将受到这方面的整肃。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开始审查有关的个人和公司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前四年半内所写的文章和书刊。到1947年秋天，在这一方面已作了 临时性的提名；整个计划到1948年3月完成。 从下面的表中可看出，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方数字，一共“甄别”了七十一万七千四百十五人，其中有二十万一千八百十五人受到整肃。考虑到整肃的范围那样广，而这些数字并不大，这是令人惊奇的。如果除去属于2见《重定政治方向》，第1卷，第41页。后来，对各地区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发现废除居民组织的程度在各地区大不相同。例如，在四国的孤僻山村里，这些居民组织就根本没有废除。 3同上书，第22页。 1见《重定政治方向》，第1卷，第48页。 2同上书，第43页。 第二类的人员（陆、海、空专职军人），只有不到八万七千人受到牵连。这个数目很小，是由于很少有人（如果他们确信有被整肃的可能的话）会冒险保持职位，或者留在政府或商业机关里不走。大家认为还是不要出头露面，不去谋求官职，以避免受到“甄别”，这样总比赖在职位上不定或谋求官职以致后来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不合格人员”的名单上要强一些。有多少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避免了受360整肃，这个数字我们没法获得；但是这个数字很可能等于实际上受整肃的人数。因此，受到整肃计划影响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官方所示数目。在这整个期间，麦克阿瑟坚定地支持整肃计划，并坚持说，“这个计划是以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他的‘最初指令’为基础的”。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回答对经济整肃计划的辛辣的批评时说，受到整肃影响的人员，正是日本侵略的根本原因之一；整内。对经济领域中的公司，则公布了一张各组织和公司的名单，这些组织和公司的负责人与整肃有牵连。但是直到1947年6月底，政府才公布了标准，用以断定哪些人将受到这方面的整肃。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开始审查有关的个人和公司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前四年半内所写的文章和书刊。到1947年秋天，在这一方面已作了临时性的提 名；整个计划到1948年3月完成。 从下面的表中可看出，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方数字，一共“甄别”了七十一万七千四百十五人，其中有二十万一千八百十五人受到整肃。考虑到整肃的范围那样广，而这些数字并不大，这是令人惊奇的。如果除去属于第二类的人员（陆、海、空专职军人），只有不到八万七千人受到牵连。这个数目很小，是由于很少有人（如果他们确信有被整肃的可能的话）会冒险保持职位，或者留在政府或商业机关里不走。大家认为还是不要出头露面，不去谋求官职，以避免受到“甄别”，这样总比赖在职位上不定或谋求官职 以致后来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不合格人员” 的名单上要强一些。有多少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避免了受360整肃，这个数字我们没法获得；但是这个数字很可能等于实际上受整肃的人数。因此，受到整肃计划影响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官方所示数目。在这整个期间，麦克阿瑟坚定地支持整肃计划，并坚持说，“这个计划是以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他的‘最初指令’为基础的”。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回答对经济整肃计划的辛辣的批评时说，受到整肃影响的人员，正是日本侵略的根本原因之一；整内。对经济领域中的公司，则公布了一张各组织和公司的名单，这些组织和公司的负责人与整肃有牵连。但是直到1947年6月底，政府才公布了标准，用以断定哪些人将受到这方面的整肃。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开始审查有关的个人和公司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前四年半内所写的文章和书刊。到 1947年秋天，在这一方面已作了临时性的提名；整个计划到1948年3月完成。 从下面的表中可看出，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方数字，一共“甄别”了七十一万七千四百十五人，其中有二十万一千八百十五人受到整肃。考虑到整肃的范围那样广，而这些数字并不大，这是令人惊奇的。如果除去属于第二类的人员（陆、海、空专职军人），只有不到八万七千人受到牵连。这个数目很小，是由于很少有人（如果他们确信有被整肃的可能的话）会冒险保持职位，或者留在政府或商业机关里不走。大家认为还是不要出头露面，不去谋求官职，以避免受到“甄别”，这样总比赖在职位上不定或谋求官职 第147页 以致后来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不合格人员” 的名单上要强一些。有多少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避免了受360整肃，这个 数字我们没法获得；但是这个数字很可能等于实际上受整肃的人数。因此，受到整肃计划影响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官方所示数目。在这整个期间，麦克阿瑟坚定地支持整肃计划，并坚持说，“这个计划是以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他的‘最初指令’为基础的”。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回答对经济整肃计划的辛辣的批评时说，受到整肃影响的人员，正是日本侵略的根本原因之 一；整肃的概念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并不牴触。1 整肃统计摘要2 大多数日本人沉着冷静地对待整肃。在1946年11月宣告把整肃扩展到商界领导人之后，东京的主要报纸之一《富士》评论说，整肃“来势很勐，由于人员的替代，将引起暂时的混乱。但是预期整肃将使日本社会恢復青春，也会加速我们国家的復兴。”反对整肃的人，尤其是一些商界领导人，吵吵嚷嚷争取别人的同情，声称他们的继续任职对于日本的恢復是必不可少的。那些对自己的处理表示不服的人们有理由诉说委屈，因为他们是实施正规的、大规模分类的整肃计划的受害者。其他一些利用自己的官职试图免除整肃的人，发现计划是严格执行的，因而他们同那些无官职的人一样，都要受 到影响。 1《总结》，第16期，1947年1月，第35页。 2见《重定政治方向》，第2卷，第553页。 （六）吉田声誉的急剧下降 扩展整肃计划的建议引起了社会上和商界上层人物361对吉田的广泛批评，同时，他也面临着工人群众中的一次较大的危机。正如下文将详述的那样，1日本战后的劳工运动有三个特点。第一，1945年底工会法通过后，工会会员以惊人的急剧速度增加。其后十二个月中，会员从十二万六千人增长到近四百五十万人。在管制劳动关系的新法律的保护下，新的工会急切地想试验一下它们新获得的力量。第二，在同一时期，生活费用勐涨，一个严重的通货膨胀趋势促使劳工们试图为增加工资而进行罢工，以改善自己的地位。最后，在“全国产业别工会会议”（简称“产别”）2中，特别是在高度地组织起来的国有铁路和交通事业中，共产党的影响很大。这些领导人企图把劳工们保持在继续混乱的状态。有几个工会的新的力量，在1946年9月清楚地显示出来，那时铁路工人威胁要罢工，迫使政府不敢解僱七万五千多名 工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工争议和捲入的工人总数不断地增加。政府不得不与由左翼控制的“教师联合会”进行持续的谈判。更有甚者，吉田内阁由于拒绝接受“中央劳动关系委员会”关于解决电力工人罢工的裁决和建议，从而激怒了工人。工人们成立了“联合斗争委员会”，以支持“十月劳工攻势”。工人们要求最低限度的工资，要求调整所得税的豁免率，要求增加每月工资的最高现金支付额——这数额现在仍限制在五百日元。吉田在回答这些要求时，表示要扩充公共工程计划并鼓励工业发展，以解决失业问题，但是他坚持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保持低工资，并坚持最高现金支付额仍为五百日元。内阁和劳工之间的关系显着地紧张起来。1947年1月28日，十五万多名工人聚合在东京的皇宫前面，又有同样规模的人群在大坂集会，要求解散内阁。吉田把劳工领袖诬衊为叛逆的、不负责任的人。最后，劳工们准备在2月1日举行总罢工。因为吉田无法控制这个局面，麦克阿瑟在1947年1月31日这个最后的关键时刻插手了。麦克阿瑟宣称，在日本目前的情况下，他不允 许使用“这样一种致命的武器”；他下令取消罢工。1 同时，内阁还遭到其他政党不断增长的反对。吉田希362望用成立联合内阁的办法来使自己摆脱困境。社会民主党人受到非共产党控制的“全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简称“总同盟”）的有力支持，他们声明，只有採取具体步骤来復兴生产，抑制通货膨胀，并组成一个真正以人民权利为基础的政府，那么他们才同意联合组阁。到这时为止，吉田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是无能为力的。此外，吉田企图获得改进党的支持，成立联合政府，也失败了。吉田面临着可能的总罢工和1947年1月31日国会中可能的不信任投票，採取了改组内阁和增添几名内阁新成员来尽力加强自己的内阁。一位改进党的无任所大臣一松定吉被任命为运输大臣。无党派人士高桥诚一郎取代了一位 自由党人，做了文部大臣。此外没有什么重要的变动。1 1见下文，原着第395—400页。 2原名全称为“全国产业别组合会议”（zenkokusangyo-betsukumiaikaigi），简称“产别”（sambetsu）。1见《总结》，第16期，1947年1月，第174页；又见下文，原着第398—399页。 1内阁的其他变动如下：植原悦二郎替代大村任内务大臣；吉田兼任厚生大臣；前内务大臣石井光次郎现任通商产业大臣；福岛县知事增田甲子七任运输大臣；另增金森德次郎和星岛二郎（都是自由党人）两人 从这些发展来看，很明显，吉田内阁已临近未日。1947年2月6日，麦克阿瑟宣称，他相信有必要尽快进行一次新的选举。他说：自从将近一年前的上次大选以来，在日本的内政结构方面、经济形势方面以及日本人生活的整个方式和格局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不久的将来，有必要获得另 第148页 外一种民主方式，来表达国民对日本社会目前面临的根本问题的意愿。2 为无任所大臣；石桥兼任新成立的“经济安定部”长官，但不久就由膳桂之助继任。见《总结》，第16期，1947年1月，第25页。 2见《重定政治方向》，第2卷，第721页。 （七）基本的立法改革 工人们威胁要举行总罢工，麦克阿瑟要求进行新的选举，这些都引起了政治生活的混乱；此外，还存在着法律体系彻底崩溃的危险。新宪法中包含的新概念和第九十八条中关于违反新宪法的一切原有法律均属无效的规定，要求彻底修改日本的基本法律。这些法律包括民法和刑法、国会法、审判法和其他许多重要法律。因为新宪363法将在1947年5月3日生效，所以迫切需要採取某种临时性法律的形式。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大选即将举行，政府不大可能取得对其立法纲领的支持。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盟军最高统帅部不能容许内阁发生危机以致妨碍新法律的通过。通常由法务省或内阁的法制局起草新法律，提交内阁批准，然后由内阁提交国会。事实上，提案先由法务省起草初稿，经法制局审查，然后提交盟军最高统帅部。再由民政局的法律专家们仔细研究提案草稿；必要的改动，大部分是与法务省各局的负责人讨论后作出的。有时候，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员提出对某些条款进行修改的 具体要求。 早在1947年2月，盟军最高统帅部收到了二十四份提案草稿。这些提案包括关于下列各方面的法律草案：有关预算的法律、劳动标准、民法和刑法及其程序法、审判法、国会的选举、政党、教育标准、地方政府、政府机关以及反托拉斯管制法。显然，仔细地审查拟议的这些法律，或者由国会去充分考虑，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新宪法将于5月3日起生效，这一事实不允许有这样的程序。当麦克阿瑟在2月中旬突然宣布国会将在1947年3月31日解散时，形势变得更为急迫了。因此，事实上，所有贯彻新宪法的法律都必须在那时以前通过。为了应付这样的紧急情况，成立了一个特别立法委员会。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成：法务省的官员、法律学教授、其他有资歷的日本人士以及盟军最高统帅部民政局的代表。经过两星期的集中工作后，向国会提出了几个包括概括性原则的基本修改的临时议案。这些议案还规定，在新国会集会后，这些议案应予修改。同时，国会同意，在剩下的六个星期的1 会议时间里，只有那些为贯彻宪法所迫切需要的议案才予以审议，对这些议案的辩论应加限制。议案的通过，由于在盟军最高统帅部里作了程序的安排，变得更方便了。1947年3月20日，一份参谋部备忘录要求民政局对有关国会的一切事情（包括法律的制订）负起参谋的责任。这个备忘录要求总司令部的所有其他各局364对提出的任何法律应与民政局协调，以此作为获得官方批准的条件。因此，民政局对于督促通过悬而未决的法律和沟通盟军最高2 统帅部与国会之间所有的官方联繫，是责无旁贷的。摆在国会面前的实际可用来考虑法律的时间很短促（从1947年2月下旬到3月），而处理新法律的方法又有了发展，这样，很明显，国会在这些事情上是无法自由行动的。11关于这许多法律的详细情况，见《重定政治方向》，第2卷，第822页（附录8）。 2见总司令部“参谋部备忘录”第29号，“对日本立法的参谋责任”ag320（1947年3月18日），1947年3月20日批准（《重定政治方向》，第2卷，第800页）。 1在这时，对盟军最高统帅部批评的主要点之一是据称：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员用强迫手段使这个法律在国会第九十二次会议上通过。作者根据较长时间内与盟军最高统帅部官员和日本官员的会谈，并在1947年5月直接观察国会议员和日本政府官员对盟军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反应，得到的印象是：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员的确对国会施加过压力。没有人愿意明确地说出那种压力的程度。盟军最高统帅部民政局声称：盟军 新的“国会法”同新宪法所要求的其他一些法律相比，曾被人们较广泛地考虑过；它是当时所讨论的最重要的议案之一。这一法律先在1946年7月由众议院的一个专门的临时立法委员会讨论，然后在国会第九十次会议的整个过程中辩论。接着，由一个专门的小组委员会在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 员们多次商量下编成法典。 它经委员会批准后，1946年12月21日在众议院里经过一天的辩论后就通过了。由于参议院拒绝批准，这一议案便拖延下来，直到国会第九十二次 会议上才最后批准。 这一议案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加强了国会的权力和威望。 根据这一新的法律，设立常任委员会，按国会两院中政党的力量比例委派代表。授权常任委员会进行调查，并要求常任委员会举行公众意见听取会。内阁的议案并不比其他议案有优先权，政府曳无权从会议议程中取消任何一个议案。例会的开会时间延长了，授权国会选出自己的官员，并且不受大藏 省的控制而管理其自己的开支。 还成立了一个国会图书馆和参考资料室。 第149页 为了准备战后第二次大选和地方的第一次选举，国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在1947年3月底体会，1订出了大部分基本的政治改革纲领。当第一届国会开会时，它将根365据新宪法和新实施的法律进行工作。此后，那些当选担任公职的人们将自由地使用这一行政机器，这样将大大地便利一个真正“负责之政府”以民主方式进行工作。至于由哪种人来操纵这个新的行政机器，则 留待全体选民来决定。 最高统帅部曾拒绝破坏国会的权力，但同时承认“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某些官员轻率地向国会的委员会直接发号施令”（《重定政治方向》，第1卷，第167页以下）。 1见下文，附录（二十五），原着第562页。 第六节暂时抛弃保守主义 （一）大选前的政局动盪 1947年2月17日，当即将来临的大选的选举日程表公布时，日本处于政治混乱的状态。然而很清楚，各保守政党的威望和势力正在迅速地丧失给2 社会民主党，同时不断传说自由党和改进党要合併。这两个党的领导人都希望有这样的变化，但是对个人的忠诚和个人野心使得这样做不可能。与此相反，芦田均脱离了自由党。改进党决定解散，组织一个新党——日本民主党，和芦田及其追随者合併。民主党的领导人在1947年3月31日正式就职，主要以犬养健、楢桥渡和石黑武重为中心。这个党的有资歷的领导人之间有竞争，由于任命币原为总顾问，芦田为最高参贊，斋藤隆夫为主席，这个微妙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个新成立的党作出许诺，将坚持新宪法的精神，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结构，并订出全面规划来实现工业民主化。教育应致力于个人品格的完美和建立世界和平。在经济方面，这个党作出许诺，将充分利用 劳资联合管理企业委员会，发展农民组织，并改革税收和公共工程。1 自由党人在大选时对他们的政纲没有作什么更改。366他们强调尽可能迎过自由放任政策来增加生产，又强调优先发展主要工业。他们主张取消对食品的管制，主张税收改革和劳资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另一个保守的政党——人民协同党——贊成他们所谓的“协同工会主义或在协同基础上组成工会”。虽然他们反对工业国有化，但在许多方面，他们的基本政策与社会民 主党人的基本政策相似。 正当保守的党派失去人心之时，社会民主党在加强力量，受到人们的支持。社会民主党反对大藏大臣石桥的抑制通货膨胀的计划，认为那是不现实的，虚伪的。他们要求停止支付政府公债的利息，要求稳定通货，并把“日本银行”收归国有。他们提出国家严格管制煤、铁、钢和化肥工业，作为达到国有化的第一步措施。全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不顾该组织内某些左翼领导1 人的反对，再次声称支持社会民主党，这样，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就加强了。此外，该党拒绝支持总罢工，理由是罢工的目的与其说是经济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并把罢工描绘成是“一种谋杀兇器”。最后一点：社会民主党 人继续拒绝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阵线。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支持了某些不得人心的事情，因此降低了自己的声望。他们曾在这一年的年底领导了一次劳工攻势，坚持要将总罢工进行到底。他们主张进一步扩大整肃，并要求政府行政机构民主化，包括警察的改组。2选举日程安排如下：1947年4月5日：地方行政官员、知事、市长和村长。1947年4月15日：为那些没有获得选举所要求的总票数的八分之三这一最低选票的候选人举行的专门选举。1947年4月20日：参议院。1947年4月25日：众议院。1947年4月30日：都、道、府、县议会议员。（见《总结》，第17期，1947年2月，第47页。） 11947年3月29日（新党正式宣布成立前夕），芦田和楢桥同作者单独谈话时都表明，他们认为他们的党没有自由党那样保守。事实上，芦因声称，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实际行动上相差并不很远，应能顺利地一起工作。楢桥自称，他对民主党的新生负有责任，说他“正在把那些支持对资本主义加以限制的党员集聚在自己周围；党将强调相当偏左的政治哲学，以赢得工人和农民的支持”。这两个人都深信他们的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能获胜。在快要举行大选时，有八个人脱离了自由党，十七个人脱离了人民办同党，使得民主党成为众议院中的领寻党。 1见《总结》，第17期，1947年2月，第33页；又见《重定政治方向》，第1卷，第329页以下。他们坚持主张取消他们所谓的“农村中的封建经济成分，实现主要工业国有化”。尽管这些建议中的最后一点对贫困的工人和农民来说具有吸引力，共产党人显然在失去人们的支持，而这些支持就转移到社会民主党人方面去 了。 虽然各党派在大多数问题上持有各自不同的立场，但两个最大的保守的政党在修改选举法问题上联合起来反对其他各党。在国会快要休会时，自由党和改进党提出修改选举法，规定每一区代表的单一投票制（与一人多选区投票制相对而言），并规定增加选区数目。这些建议367对三个小党——协同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是不利的。经过一场艰苦的斗争（这使得国会的会期不得不延长），修改方案总算通过了；这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增加 第150页 了保守的政党当选的机会。 保守的政党在修改选举法中可能获得的某些好处，由于整肃范围的扩大而失掉了。国会一休会，新的“民主党”一经正式宣布成立，整肃范围就扩大了，这影响到几个新的政界领袖。其中民主党人受损害最大。首当其冲的是楢桥，其次是犬养、石黑和地崎（都是新党领袖），都被宣布为无资格担任公职。自由党的两位领导人（其中一人还是内阁成员）也被清除。与保守的政党中当选人员的严重损失相对照，社会民主党受到这次新的选举影响者 只有两人。 1947年4月的选举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在日本，选举在地方选举委员会而不是在警察监督之下进行，这还是第一次。而且，在日本歷史上，由选举出来的人担任地方行政职务，并获得参议院席位，这也是第一次。有鑑于此，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员支持开展一次有力的教育运动，以唤醒选民行使他们的新的职责。盟军最高统帅部还关心不使军管人员干预实际选举工作，命令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明确的中立，只做观察员，并将违法行为 告知有关的日本官员。 第一次选举是在1947年4月5日举行的，选举村长、町长、市长和都、道、府、县知事。由于三十二名前知事出任候选人，而各保守的政党在很多情况下联合起来只推选一名候选人，因此各保守的政党取得大多数的选票，就不足为奇了。在选出的四十六名知事中，有二十二名是前知事。另有四名曾经担任过其他政府职务。在选出的市长中，有一种类似的倾向，即选举过 去有经歷的人1947年4月5日的地方选举1 党 派 知事选票 知 事 町、村、 市 长 的百分比 区长 无党派人士 53.9 31 9,111 146 社会民主党 24.0 4 253 11 自 由 党 7.9 4 360 19 民 主 党 5.1 4 316 23 小 党 派 6.8 3 96 9 人民协同党 1.3 0 63 1 共 产 党 1.0 0 11 0 100.0 46 10,210 209 员；在多数悄况下，这意味着当选的是各保守政党的成员。然而，从下列表中可以看出，党派关系在选举中并没有明确地表明，因此无党派人士在各级选举中占有的比例最大。由于这些无党派人士中的大部分人政见保守，所以他们愿意为自由党或民主党服务。尽管社会民主党的地方长官候选人所得的票数比民主党和自由党两者合起来所得到的票数还要多得多，但他们只有 四名候选人当选。 第二次重要的选举是在1947年4月20日选举新参议院的二百五十名议员。如同在地方行政官员的选举中一样，无党派人士占上风，在所有党派中， 社会民主党获得了最多的选票。如下表所示，社会民主党拥有较其他各 1947年4月20日的参议院选举1 党 派 全国性议员 都、道、府、县议员 总 数 无党派人士 57 53 110 社会民主党 17 30 47 自 由 党 8 31 39 民 主 党 6 24 30 人民协同党 3 6 9 共 产 党 4 1 5 小 党 派 5 5 10 100 150 250 党更多的代表数。这个新的参议院还有另一些有趣的特徵。根据对议员的职业分析来看，大部分是实业家，占五十三名；人数占次多数的是参议院的前议员，占三十三名，新议员的平均年龄比过去一属议员的平均年龄轻十 岁。十名妇女第一次当选。 从政治角度看，最重要的选举是1947年4月25日369举行的众议院选举。新宪法确认众议院为国会的主要的一院，并赋予它权力，可以坚持要求内阁辞职。因此，吉田内阁能否继续下去，取决于这次选举的结果。从下表可以看出，虽然社会民主党得到的席位最多，即一百四十三席，但没有一个政党赢得绝对多数。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增强百分之三十以上，这是在损害协同党、自由党和民主党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很明显，不管新的首相属于哪一党派，如果内阁想要获得对其政策的支持，就必须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议员们的其他特徵表明，新国会与旧国会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例如，几乎有一半议员（二百三十八名）曾经是前国会的议员。而且，吉田内阁的十一名阁员全都当选了。大多数知名的社会民主党人，如片山哲、加藤勘十及其夫人静枝、松冈驹吉和西尾末广，也当选了。有一点使人惊奇的是共产党领 袖志贺义雄在选举中被击败，虽然野坂和德田当选了。 关于这次选举的报界评论，反应不一，因为没有一个政党从人民那里得到明确的委託。但是《朝日新闻》评论说，社会民主党人处于优势地位，可以通过三个主要政党联合内阁的领导，来达到对经济的有力控制。盟军最高 1947年4月25日的众议院选举　embed　word.document.6　＼s 1见《总结》，第19期，1947年4月，第34页；第23期，1947年8月，第58页以下。 统帅部在1947年4月27日发表评论说，在这次选举中， “日本国民坚决地、决定性地摒弃了〔共产党〕领导，以压倒多数选择了一条温和道路，恰好位于两个极端的中间地位，可以保证维护自由和提高 第151页 个人尊严。”2 2见《重定政治方向》，第1卷，第337页。 （二）社会民主党的短暂优势 选举之后不久，马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当民主党 和协同党已经同意片山组织内阁时， 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个供可能参加联合政府的各党考虑 的方案。这个十点方案包括控制财政、工资、物价，以及对增加的食品生产的供应的平均分配问题。主要工业如煤和钢铁之类不受国家的管理，除非在必要时，为了使其有效地增加生产，国家才加以管理。黑市投机买卖要取缔，交通运输系统要改进，工业恢復要通过劳资双方自愿合作来实现。这个方案被民主党和协同党所接受了。自由党要求社会民主党从他们党内逐出左翼分子，作为其参加内阁的一个条件。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拒绝满足这个要求，因此自由党依然呆在内阁之外，成为主要的反对党。1947年5月24日，片山得到两院几乎全体一致的贊同，被推选为首相；一星期后，他便宣布他的内阁组成。内阁由八名社会民主党人、七名民主党人和两名人371民协同党的代表组成。这个联合内阁取得了众议院总共四百六十六个席位中的1 三百零五个席位，但在参议院二百二十个席位中仅有八十八席。片山哲作为日本第一个基督教徒首相，在该内阁成立时的演讲中说，应该实施必要的控制，全体国民都应平等地承担牺牲。他在结束演讲时说，民主原则必须有基 督教的博爱和人道主义精神贯穿在其中。 无疑，片山对于维护人民新取得的自由和提高公民的个人尊严，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都更加关心。他的政党的纲领主要是为人民利益而制定的，但是现实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使他在实现这一纲领时很少有选择的自由。由于吉田的政策（例如吉田拒绝对通货膨胀採取有效措施）而加剧的许多经济病症，被社会民主党继承了下来，最后导致了他们的倒台。工业生产远远落后于当前的需要。主要原材料、设备和消费品供应短缺。赔款问题还没有解决。然而，走向更大民主化的总趋势正继续加速递信大臣竹尾道协同党自1927年以来五次当选为国会议员。运输大臣苫米地义三民主党日本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党的总书记。经济安定和田博雄社会民主党内阁企划局，前农业大臣。部长官笹森顺造协同党西尾末广社会民主党海员协会领导人，内阁官房长官。无任所大臣林平马民主党斋藤隆夫民主党任国会议员直至1940年被逐。 米洼满亮社会民主党日本海洋协会主席，国会议员。见《总结》，第20期，1947年5月，第26页以下；并参阅《重定政治方向》，第1卷，第348页以下。发展。第一届国会改进了它的议事程序和立法地位。对旧的警察部队和检察官制度进行了改革，新的全国性的都、道、府、县和市的警察制度建立起来了。取消了政治影响强大的官僚机构内务省，并计划设立“总检察长署”，作为内阁法律方面的顾问，以取代法务大臣。可是在片山任职期间，左、右两极化的趋势在增强，这种趋势对1948年2月10日内阁的垮台和社1内阁组成如下：首相片山哲社会民主党前国会议员。外务大臣芦田均民主党前外交官，民主党主席。内务大臣木村小左卫民主党前首相若槻和井上的秘书，门1946年5月众议院的副议长。大藏大臣矢野庄大郎民主党1929年以来七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47年6月23日后由栗栖武夫继承。法务大臣铃木义男社会民主党农林省的前官员。文部大臣森户辰男社会民主党党中央执行委员。厚生大臣一松定吉民主党改进党总书记。农林大臣平野力三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早期领导人。通商产业水谷长三郎社会民主党党的正式发言人，自1928年以大臣来六次当选为国会议员。 会民主党影响的急速下降起了作用。 第一届国会于1947年6月23日召开，于1947年12月9日休会。会议选举社会民主党人和民主党人作为其主要官员。总同盟主席、社会民主党的得力支持人松冈372驹吉当选为众议院议长。副议长田中万逸是一个民主党人。在参议院中，议长松平恆雄是一名前外交官，民主党的领导人，而副议长松本治一郎是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两位议长都十分了解国会重要性的增加。松冈在他的开幕词中强调这一点：国会是制定法律的唯一机构，肩负的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更重。由于规定为议员增设秘书人员，给众参两院的议长更华丽的住宅，给各常任委员会主席小轿车使用，国会的办事效率提高了。由于众议院坚持要求有权修改大藏大臣提出的预算，以及两院坚持要求自行掌握休会的时间而不依从内阁的愿望，国会的威信也提高了。 片山内阁的政治弱点，从它的立法方案难于获得批准这件事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四个月过去了，国会还只通过了十七项政府的议案。可是就在国会体会之前，内阁却设法匆匆地通过了约四十项补充的法律。片山内阁面临的最困难问题是经济问题。在1947年6月初，内阁宣布了一个“紧急经济方案”，目的在于保证工人们食品的充足供应，控制工资和物价，消除通货膨胀和增加生产。经济安定部发表了一份关于经济实际情况的报告，加强了控制。社1 第152页 会民主党的真正弱点，从其提出的煤炭控制方案上出现的僵局，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因为他们党的基本主张之一是主要工业逐步实现国营化，又因为增加煤炭生产是日本工业恢復的先决条件，所以政府集中力量于煤炭业的国营。1947年5月年阁宣誓就职之后，马上就宣布，作为一种紧急措施，要将煤炭工业划归国营。计划在六个星期内给国会提出一个议案。民主党和协同党强烈反对内阁的这些提议。他们主张只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实行管制，而且只授予建议成立的协商会议以谘询权。由于遭到强烈反对，这个煤炭控制议案直到1947年9月25日才提交国会讨论。两个月后，一个经过修改并删去了那些意味着实际由国家管制的条款的无关宏旨的法案最后被通过了。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曾竭尽全力以争取更多的人支持自己的方案。他们掀起了一个通过宣扬牺牲、合作和自愿工作等新精神来重建祖国的运动。他们还企图373建立一个宣扬民主的新联盟，以提高全体人民的觉悟，使他们能在民主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新职责。他们还让天皇进行非正式的视察旅行，并由报纸报导他的日常生活，以实现“天皇民主化”。与此同时，自由党作为主要的反对党，地伙加强了，而且，民主党不大热心于与社会民主党在内阁中合作，他们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某些人与一桩囤积居奇的丑闻有牵连。最后，当内阁为了实施稳定物价与工资的计划而不得不发布一系列惩处命令时，它的地位就进一步削弱了。这种做法在旧宪法之下是惯常有的，但显然违背新宪法的条款，因此内阁受到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警告，说它无权发布这样一些命令，并说除非国会明文规定，否则内阁的命令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到1947年底，社会民主党开始感受到全世界政治气候中左右两极分化倾向日益增加的直接影响。开头支持过片山的许多人认识到，片山未能实现基本上改善日本的经济地位。在党内，加藤勘十和铃木茂三郎这两个左翼领导人在联合政府内变成了难于控制的人物。在1948年1月党的全国会议上，片山的领导遭到挑战。原先作为联合组阁基础的那个包括十点的方案被否定1《总结》，第21期，1947年6月，第25页以下。 了，提出了停止对战时公债支付利息的要求。这次会议还反对政府提出的增1 加邮资和铁路票价的方案。当这个方案在众议院投票表决时，国会内社会民主党的左翼议员站到自由党一边，反对这一方案。很明显，片山失去了对自己党内的控制，同时也失去了众议院的信任。最后，他于1948年2月19日 辞职，日本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第一次尝试宣告结束。 1这一要求原先让会民生党在1947年5月就曾提出过，但是在作为联合组阁基础的方案上却被删掉了。 （三）警察制度的改革和其他行政改革 尽管内阁变更，日本的民主化进程通过中央政府内的行政改革仍在继续。玫革方案通常是紧跟着盟军最高统帅部设立的特别委员会所作的建议而提出的，成为新法律的一部分；一经说服内阁採纳之后，新法律立即通过。警察制度的改革就是这种程序的最好例子。日本的374警察是投降前独裁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自从投降以来，新的警察还没有赢得人民的信任。如果占领军撤走，他们能不能控制住老百姓，还是一个问题。由前纽约市警察局专员刘易斯?j?瓦伦丁和密执安州警察局局长奥斯卡?g?奥兰德参加而组成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在盟军占领的第一年就来到了日本。他们的改革警察制度的计划，设想分散中央集权，其中包括放宽内务省对警察部门的控制。但在1947年2月，吉田内阁建议都、道、府、县和地方警察的监督和掌管权仍由内务省保留。1直到1947年7月，对此没有採取进一步行动。到了1947年7月，盟军最高统帅部民政局通知片山内阁说，司法、法律和警察制度的改革对于日本的民主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要求内阁设立一个“司法和警察制度委员会”，从事研究并提出适当的法规，以组织法务省和各个执行法律的机构。盟军最高统帅部在致内阁的备忘录中坚持认为，不分散警察部队集中在中央的权力，“将铸成一个可悲的、不可饶恕的过错”。而且盟1军最高统帅部还通知说，除非立即、全面和最终实行权力分散，否则任何改革的建议将得不到批准。新的建议提交给了盟军最高统帅部，一个新的“警察法”终于在1947年12月17日颁布，从1948年3月8日起生效。这个新法律採纳了分散权力的原则，将警察分成地方城市警察和国民乡村警察两种。前者人数限制在九万五千名以内，由地方行政委员会管理，并由它们指挥使用。三万名国民警察则在乡村地区和不满五千人的小城镇行使职责。行政上，他们受“国家公安委员会”管理，但行动上，他们受都、道、府、县行政委员会指挥。首相只有在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才可以获得掌管这两种警察的权利，而首相的这种行动必须在二十天内由国会批准才行。警察的职责仅限于通常由警察部队执管的公安任务。从前由警察行使的其他职责则转给地方政府或全国性政府的其他部门。虽然最后方案在好几个月以后才2 第153页 通过，但当时成立了海上保375安厅，负责日本领海的警察、关税和巡逻任务。因此，日本极权主义的最强大机构之一得到了改革，使以后尽可能难以 再利用它建立一个警察国家。 警察体制的这些改革也为完成其他一些重要改革开闢了道路。正如上面指出的那样，内务省是官僚政治的心脏，是国内事务集权的焦点。它通过对地方政府事务和整个警察部队的控制，成了极权主义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因此，在日本被占领的头几个月里，盟军最高统帅部就下令要大大削减内务省的权力和作用。1947年4月17日通过了地方自治法，进一步剥夺了内务省1 的权力，诸如指派都、道、府、县和地方官吏这类事情的权力。在最终实现了地方分权掌管警察，警察部队与内务省完全割断关系后，片山内阔建议撤1内阁这一计划的文本见《重定政治方向》，第2卷，第698—700页。 1备忘录全文见《重定政治方向》，第1卷，第293—296页。 2同上书，第299页以下。 1见上文，原着第325页。 销内务省。这年年底，国会两院通过了一个正式撤销内务省的议案。 在片山内阁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对司法系统的改革採取了一些最后措施。盟军最高统帅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取消法务省及其根深蒂固的传统做法，并取消内阁的强有力的法制局之后，才能把司法部门和政府的行政与立法部门实际分离开来。有人建议，这些机构可由一位具有内阁阁员地位的总检察长来代替，他对行政部门将起法律总顾问的作用。他负责处理与政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切诉讼，并作为首相的法律顾问。设置这样一个新职位的法令在1947年12月17日由国会通过，六十天后生效。此外，为了防止在新宪法2生效之后法律制度崩溃而通过的许多临时法规，在片山当政时期扩大了内容，臻于完善。例如，新的详细的民法从1948年1月1日起生效。这部民法是以宪法新承认个人尊严和法律上男女平等为基础而订出的。废除了旧式的家庭或家族制度，规定遗产平均分配，男女离婚享受平等权利。新的家庭人员登记法从同一天起生效，这样就废除了先前向内务省登记的做法。“家庭”被明确规定为双亲376和没有离开家庭的夫婚于女，家庭的登记属于市或町的司法局的管辖范围。刑法的部分修正案于1947年10月14日通过，其他的法律也尽可能快地通过了，使整个司法制度符合于新宪法的精神。虽然片山内阁逐渐失去人民的支持，无法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但是一些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是在片山执政时通过的。到1947年年底，由于新宪法、新法规和随之而来的一些行政改革，日本代议制政府的前景光明。然 而，从基本的经济情况的角度来看，情景远不是令人鼓舞的。 2见上文，原着第362页以下。 第七节占领时期最初两年的经济状况 （一）处于崩溃状态的战后经济 虽然本书研究的重心一直放在占领时期的政治方面，但经济问题从一开始就极为重要。对大多数人民来说，衣、食、住比之那些不可捉摸的问题，如“民主”的含义或日本最终可能採取的政府形式等等，具有紧迫得多的重要性。因此，如果有一个政府能解决粮食和其他主要商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它必定会赢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反之，任何内阁如果不能很快地满足人民的这些需要，便会失去人心。尽管经济问题在占领初期的一年半里这么明显地重要，但盟军最高统帅部对经济问题关心较少，而更多注意军事和政治问题。採取这种态度，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麦克阿瑟曾明确地作出决定：除了切实实现非军事化外，政治改革重于一切。其次，他认为他不负责日本的经济恢復工作，经济问题应由日本政府自己去解决。关于这一点，美国的政策声明和给麦克阿瑟的最初指令中已明确指出。最初指令明确规定：“对于日本经济的恢復和加强，你不承担任何责任。你可以向日本人民说明……无论过去或现在，你都没有任何义务维持日本国内的任何特定的生活水准。”19471年春天，当经济情况十分混乱，以致有可能危及整个占领计划时，麦克阿瑟 377经人劝说，以后就较直接地关心经济问题了。2 上文已经指出，投降时的经济状况是严重的。投降以后，在1945年8月的最后两个星期内，失去控制的政府开支和货币发行的大量增加，加速了通货膨胀的趋势，增加了混乱和贫困。而且，货币流通量的上升标志着物价3 控制机构失灵，商人预料会投降，因而囤积物资，政府财政赤字继续增大。11938年国民总动员法2通过后成立的物价控制机构，与日本的经济生活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各种物价是由直接有关的各省与“内阁研究局”协商后确定的。消费品的官方限价以1939年9月物价冻结时的价格为基础。生产原料的分配、商品的价格以及制成品的配给，都由政府为每一项重要工业所设立的战前控制协会进行监督。对以1939年9月价格为基础的官价所採取的公然漠视的态度，和对供应短缺的大米以及其他基本必需品的大量需求，促使黑市活动普遍蔓延。对于定量配给和各种物价究竟是否有过真正有效的控制，是 第154页 很成疑问的。 然而，如果控制机构撤销，那末必须有比较满意的其他机构来取代它。在这早期，盟军最高统帅部既没有得到充分的情报，也没有准备好提出另一个替换的机构。因此，在1945年9月22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了一项与1见下文，附录（十三），第十三（原着第518—519页）；并参阅附录（十），第四部分，第三节（原着第504页）。有兴趣较详细地了解日本经济状况的读者，可参看杰罗姆?b·科恩所撰写的情彩着作，书名为《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 2见下文，原着第390—392页。 3见上文，原着第314—317页；并参阅《总结》，第1期，1945年9—10月，第117页；以及《重定政治方向》，第2卷，第731页以下。 1“日本银行”钞票发行量增加情况如下：1944年12月31日177.46亿日元1945年7月31日284.56亿日元1945年8月15日302.82亿日元1945年8月31日423亿日元1940年9月30日414.26亿日元2见休?博顿：《1931年以来的日本》（hughborton：japansince1931），纽约，太平洋学会，1940年版，第60页以下。 总政策（即日本人应自己负责管理自己的经济）精神相一致的经济指令。这项指令命令日本政府对工资和主要商品的价格实行并保持坚决的控制。指令要求对供应短缺的主要商品继续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这项指令还规定，各个控制协会和物价管理局目前应继续行使职责。最后，378这项指令命令生产最大数量的主要消费品。为达此目的，在得到盟军最高统帅部同意的情况下，允许军火工厂转变为生产民用产品的工厂。按照解除武装的总方案，所有的军火工厂都已关闭，而且政府已要求这些工厂开出库存清单。军事设施由盟国占领部队以尽快的速度加以销毁，但非军用物资交回日本政府作民用处理。然而，由于工业生产停滞，运输系统严重瘫痪，国内物资需求继续增长，加之占领部队对物资和服务的需要不断增加，所以，经济恢復缓慢，控 制系统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粮食危机 虽然有清楚的迹象表明，麦克阿瑟不打算从事于恢復日本经济的工作，但他敏锐地觉察到粮食的缺乏，知道要避免饥馑蔓延，就需要进口粮食。然而粮食问题是复杂而难办的。显然，日本政府渴望从国外得到尽可能多的粮食。这一愿望引起了东京许多观察家对日本的数字的精确性发生怀疑。同时，麦克阿瑟认识到，占领工作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人民的福利和安宁。但是根据指令中的限制，他向美国政府提出进口粮食的任何要求，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为了填补当地资源的不足”和“为了防止危害占领军安全或干扰军事行动的那种疾病流行和民间骚动所需要”，进口这些物资是 必要的。1 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和肥料供应的竭尽，加以1945年秋季谷物大歉收，因而造成粮食情况进一步恶化。而且由于投降和运输系统的瘫痪，谷物的徵购数远远低于指标。据估计，1946年的每人平均摄取热量是一千五百三十卡，而战争年代倒有一千九百五十卡。实际上，1945—1946年上缴的大米数量，亦即政府所得到的能按官价出售的大米量，仅是上年的一半。总收穫量是六百四十四万吨，比上年低百分之二十七。2鑑于这种情况，麦克阿879瑟竭力催促通过现有的管理机构迅速徵购并公平分配粮食。此外，他还发了一项指令，说准许日本进口粮食，由日本人自己付款；他向华盛顿提出了这一要求。他的司令部开始分析日本的粮食生产方法、收穫的报告和谷物的徵购。放松了对渔轮捕鱼范围的限制，允许他们在小笠原群岛和琉黄列岛周围捕鲸。不久以后，在1946年2月，美国政府给麦克阿瑟发去一项关于日本捕鱼的总政策声明，要日本最大限度地使用渔船和设备，表示必要时可向日本 出售燃料，要日本恢復渔业加工设备并扩大深海捕鱼作业区。 另一方面，日本的粮食问题具有重要的国际性。战争结束之后好几个月内，出现了一个世界范围的主要粮食（如小麦和大米）短缺的现象。在联合国的许多国家中仍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普遍的飢馒和营养不良流行于中国、东南亚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当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的有些成员国获悉麦克阿瑟要求在联合粮食委员会无法满足盟国的所有需要的情况下给日本进口粮食时，该委员会中出现了一场风波。有几个代表坚持说，给日本进口粮食，是属于政策性问题，只有远东委员会才能作出决定。美国则认为，麦克阿瑟是根据他的行政职权，按照指令的条款行事的；他要求进口粮食是为了防止日本人民中产生弊病和骚动，因而危及盟军部队。这次争辩在远东委员会歷史上是最紧张的争辩之一，争辩的最后结果是在1946年4且25日通过了一项关于日本进口粮食的下述政策声明：……除非是盟军最高统帅参照盟国对日委员会的意见，认为进口粮食是直接为占领军的安全所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不允许进口粮食，因为这样做会使得日本人比起任何同盟国或光復地区的人民的要求来，具有优先权或获得优惠待遇。……这个声明还要求美国政府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联合粮食委员会磋商，重新审查日本进口粮1这就是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广泛使用的“疾病和骚动公式”这句话的来源。见下文，附录（十三），第二十九节（2），原着第523页。 第155页 2《总结》，第1—8期，1945年9/10月—1946年5月；科恩：《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第463页。 食的方案。远东委员会的美国代表麦科伊将军在投票贊成这一政策时说，这1 个决定是符合他的政府的政策的。而且，他还申辩380说，由于这个政策是针对美国政府的，所以与远东委员会的一般决定在处理上应有所不同。它将不作为指令发给盟军最高统帅，而将被看作是美国在决定对日本拨发粮食的 数量时的一个指南；这个决定的一份副本将交给麦克阿瑟，让他知道。1 国际上对粮食问题的这种关心，以及东京群众要求发给已逾期的口粮的示威游行，在日本国内立即产生了影响。盟国对日委员会中的大英国协成员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特别方案。天皇公开号召人民“互相分担这个时期的艰难困苦，以渡过这种困难局面。日本政府制订了一个垦荒计划，成立了一个2 促进肥料增产的委员会。盟军最高统帅部帮助改进贮藏方法，控制虫害、谷物病和块根病，并引进各种新的品种，特别是甘薯和稻谷的品种。最后，在1946年4月发放了第一批进口粮食。那年整个夏天一直在分发进口粮食，进 口粮食占每月粮食配给需要量的四分之一。 旺盛的黑市贸易，国内和国际粮食的形势，以及规定的大米数额徵购不足，使吉田内阁感到迫切需要改善价格管理和分配机构。因此，大藏大臣石桥在这年夏天宣布了一个新的经济方案，其基本目的是增加原料和食品的生产。这个新方案设想控制煤炭和肥料工业，并通过大规模的对调整价格的津贴，来保持固定的粮食零售价。然而更有实际重要性的，是1946年8月12 日经济安定 部和内阁领导下的新的物价管理局终于成立。尽管经济安定部只得到吉田内阁半心半意的支持，而且并未很快地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但是一 个强有力的独立的战后管理物价的机构终于建立起来了。 为了减轻缺粮状况，又採取了其他一些实际措施。捕鱼区扩大到1945 年11月所允许的区域的一倍多一点。 警察抄出了大量囤积物资。街头的货摊原来进行黑市交易，生意兴隆，现在对之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结果使得东京、大坂和名古屋等城市的街头货摊数目急剧下降。而且，1946年的大米产量有振奋人心的预报：产量将比上38一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因此，10月份的主食品配给量可以提高。1这一年的平均热量消耗为一千七百卡，而预计的消耗量则为一千五百三十卡。官方的米价从每石三百日元提高到五百日元。凡在1947年3月以前完成缴售任务的农民，可以得到奖金和货物，以资鼓励。然而进入占领后的第二个冬天，农民中反对把粮食通过官方渠道出售的情绪日益增长。他们认为，同工业品 价格相比， 米价太低了，结果使他们无法按照官方牌价购买必需的纺织品、农具和肥料。对那些住在大都市附近的农民来说（这些大都市几乎都是位于重要的产粮平原），自定粮价直接卖给城市居民，获利当然要大得多。据估计，在星期天和假日，约有一百万人从城市下乡，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粮食。虽然1947年2月28日宣布将徵购大米定额的百分之一百一十，并将实行一项紧急粮食1远东委员会：《活动》，第90页（附录35）。 1远东委员会：《活动》，第25页。 2美国国务院：《占领日本》，第40页。 1大米产量总共有九百十五万公吨，而1945年只有六百四十四万五千公吨。见《总结》，第14期，1946年11月，第161页；第22期，1947年7月，第32页。 计划，但这些措施并未能使吉田内阁摆脱它在各方面面临的危机。 最后，由于麦克阿瑟发起了在1946—1947年的捕鲸季节中组织一支南极捕鲸队，食物情况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正如他早先提出的粮食进口的要求一样，这个计划又遭到一些国家的敌视——这些国家在战前同日本进行远洋捕鲸的竞争中受到的损失最大。为了安全的原因，同时也由于日本过去无视国际捕鲸协定，无视公认的保存渔源的惯例，联合王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和挪威反对日本捕鲸业的復兴。结果，在美国和这些国家之间进行了长期的协商后，才批准了在特定条件下进行一次远洋捕鲸。1946年11月，由两艘没有鱼类加工厂的捕鲸船及其辅助船只组成一支船队；在船队出发之前，船上安置了盟国观察员，以保证这些船只遵从国际惯例。还要求船队随时报告活动情况。最后，对这些船只的航行路线加以严格故限制，以防止它们侵犯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的领海。到1947年3月15日捕鲸活动结束时，船队共捕获了一千一百七十五条蓝鳍鲸和巨头鲸，这些鲸鱼生产了将近三万一千吨的鲸鱼产品。虽然这个数目只占全年海洋捕获量的百分之一点五，但它特别有价值，因为当382时脂肪非常宝贵，而由此得到了一万一千吨油。因此，在占领的开头一年半中，麦克阿瑟决心鼓励增加进口物资，并鼓励日本人为生 产粮食作出更大的努力，以防止普遍的饥荒。 （三）早期的财政控制 第156页 然而，粮食问题仅仅是日本国民经济中需要立即注意的一个方面而已。前面已说过，1945年8月下旬，日本政府的巨大财政支出大大加剧了业已存在的通货膨胀趋势。再则，由于1939年9月以来官方从未放宽对物价的限制，因此，到投降以后，物价突然勐涨。例如，根据统计局的计算，在东京靠工资生活的人的平均生活费用从1945年中期的指数254勐跃至投降后四个月的指数2，670。1因此，要制止通货膨胀，就需要同时控制通货与物价。由于 日本政府不愿认真处理通货发行过多的问题， 日本银行的纸币发行总额从1945年8月15日的三百零三亿日元增加到1945年11月下旬的四百五十六亿日元。所以，盟军最高统帅部下令，凡发行新货币和通过新预算必须得到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批准；同时禁止再向日本银行借债，禁止向过去的军职人员支付年金。为了清算战时赢利，要求政府立即制订一项新的税收法。政府过去为了生产军用物资而承担的一些支付款项，支付时只能记入冻结帐户。两个月以后，盟军最高统帅部在1946年1月21日发出的一项指令中，进一步提出了控制通货膨胀的广泛政策。指令要求减少政府开支，要求通过增加个人储蓄而不是通过进一步借贷来支付政府 的财政赤字。 这些步骤不足以阻止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和物价的上333涨，特别是因为内阁越来越表现出既不急于、也无力控制通货膨胀。投降后五个月，纸币发行量增为原来的二倍，物价上升到原先水平的将近三倍。因此，盟军最高统帅部计划对通货膨胀的各个主要根源同时发动进攻。他们打算更换通货，冻结存款，通过加税来抵销战时赔偿和战时赢利，并设立一个新的、有效的经济安定部。作为第一步，在1946年2月18日发布了紧急财政法令，规定以法令发布的前一日为准，冻结所有的存款。提款受到限制；对每个靠工资收入的人，每月最多只允许付给现款五百日元。工资超过五百日元的，付给支票，记入冻结帐户。旧的货币，除了小额货币以外，最迟在1946年3月2日一律更换成新货币；除每人可持有一百日元以外，所有的新货币都必须存入银行。这项更换货币的政策立即生效。银行的存款增加了近三百亿日元，向日本银行借贷的一百亿日元还清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银行的纸币流通量从六百一十亿日元降到一百五十一亿日元。日本政府自豪地宣称，此后纸 币的发行量将限制在三百亿日元；到1949年，国民经济将完全稳定。1 然而，以后几周中所出现的趋势和发生的事件立即表明，更换货币的效果只不过是暂时的。1946年8月成立的经济安定部，过了一年还没有能成为1占领时期的统计数字与图表是有问题的。首先，日本的许多统计数字都被认为是不可靠的，直到盟军最高统帅部引进了现代的统计註解方法后才可靠。另外，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各个部门在各个不同的时期使用各种不同的统计报告方式，例如，莅1947年初，《总结》的作法是从使用数字表格改为使用图表，并且开始更强调每月的增加数，而不再与战前或战后的数字相比较。没有规定以一个固定的日期作为基本指数的标准。事实上，採用了各种新的日期，这样就给人一种经济形势比实际情况好的印象。有不少专题经济研究是为了某一特殊目的或某一特定时期而进行的。然而，最有用的研究之一，是片山内阁时期经济安定部发表在《总结》第22期（1947年7月）第18—55页上的研究资料。又见《总结》，第11期，1946年8月，第189页。 1见《总结》，第6期，1946年8月，第201页。 一个有效的控制机构。政府、工业界和私人家庭都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2由于因循敷衍和缺乏兴趣，一再拖延了对取消战时赔偿的法律和对资本课税的法律的制定工作。最后，在1946年9月，向国会提交了一项议案，要求对战时赔偿征百分之百的税，资本税则在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之间灵活决定。大藏大臣石桥敦促修改资本税，其修改使得资本税的有效性大大减低。经过修改之后，资本总数少于十万日元的法人和财产可以免税。而且，财产估值以1946年3月为准，这样就扩大了免税的范围。由384于到第二年才徵收税款，而此时财产的价值已经增大，因此税率降低到财产价值的大约百分之五十。资本税本来可以在制止通货膨胀的计划中起有益的作用，可是由于 拖延徵税就把这种作用抵销了。 2日本银行发行货币的增加情况如下：1946年3月20日179亿日元1946年4月23日260亿日元1946年5月21日334亿日元1946年6月30日427亿日元1946年10月30日715亿日元1947年2月25日1，054亿日元 （四）生活费用上涨 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随着货币流通总额的急速增加，来自各方面的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也愈来愈大。各行各业的工会以每天成立两个的速度建立起来，这些组织坚持说，工资远远跟不上高涨的物价。当时对生活费用的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支持这些要求。例如，在1946年初估计，只有百分之十四的工人赚的钱足以应付上涨的生活费用。从1937年到1946年，收入增加到原来的四倍，而生活费用却上涨到原来的十四倍。而且，政府打算用规定支1 第157页 付工资的最高现金限额来控制开支，但这个办法在现实的压力下不久就失败了。支付津贴和额外生活补助费的办法，逃避了这项法令或不理睬这项法令。当通货膨胀的轮子以螺旋形上升的加速度转动时，工资的轮子比物价的轮子转得慢多了。虽然通货膨胀的程度同实际工资下降之间的差距，根据作为基点的年份来看似乎出入很大，但是有几件事是非常清楚的。生活费用从1937年12月的基数104上升到1946年3月的3，590。例如，食品价格上涨了四十四倍，衣服价格上涨了三十一倍。零售价与工资之间的关系就更为重要。如果以1930年为基年，那么到1946年底，物价上升了二十六倍，而工资仅 上升十三倍。到1947年，物价飞涨到基年价格的九 十倍，而工资只增加到四十六倍。尽管以后物价和工资都上升了，但应1 注意到：物价与工资之间的比率仍保持原样——即二比一。对于有关的人来讲，物价与工资之间的差距越是持续得长久，他们的生活就越苦。根据经济安定部1947年7月的报告，东京每一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每月二千七百五十六日元。他们每月的支出是二千九百三十日元，每月亏空一百七十四日元。2据估计，他们的开支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五是在黑市上花掉的， 因此，政府採取严厉的措施是恰当的。 大部分必需品继续实行配给，这使得总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例如，为了增加出口量，对国内的布匹使用继续385加以限制。因此，1946年全年每人购买布匹被限制在二点六磅，比前一年的定量增加了百分之百，但是比战前的消费量十磅，就差得太远了。最后，得到吉田内阁的支持，作为刺激就业3 的公共工程计划，由于没法确定“一般工资”而失败了。工人们声称，都、道、府、县当局规定的工资比在其他地方可挣到的工资要低。结果是，到1946年年底，这个计划只解决了原来打算解决的失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公共工程计划，职业介绍所，或是一个效率低的物价与工资稳定机构，这些都远 远不能满足需要。 1见《总结》，第4期，1946年1月，第173页。 1科恩：《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第459页。 2每月收入如下：每月支出：日元日元基本工资534.6食品2，097补贴1，246.7衣服210副业229.8照明和燃料159菜园6房租102财产3.7某他362提取储蓄存款149.62.930日元出售财产215.3馈赠239.3借款106.8其他24.22，756日元（见《总结》，第22期，1947年7月，第30—31页。） 3《总结》，第22期，1947年7月，第35页。肥皂、火柴、胶鞋和纸张分别保持在1930—1936年平均数的5%、40%、34％和28％（同上书，第36页）。 （五）对外贸易 生活费用的上涨和普遍的经济不稳定，由于日本的对外贸易（特别是日本的出口）发展缓慢而进一步恶化了。外贸的实际发展情况反映了各盟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愿望相互矛盾。一方面，盟军最高统帅部渴望刺激尽可能多的外贸，以便减轻占领军需要进口物资的负担。另一方面，许多盟国都不愿让日本参加世界贸易，怕日本货价格低廉，要夺去它们的市场。同时，大家也认识到贸易是不可避免的，也希望派贸易代表到日本去，以便从这一潜在的有利市场中获取利益，并防止美国商业垄断日本市场。386考虑到在适当监督下恢復外贸对战后的日本经济会带来明显的好处，盟军最高统帅部于1945年10月9日下令建立一个机构，负责接受、管理和分配进口物资，以及检查、採购、储存和运送出口物资到指定的港口。这项命令还规定，进口物资应限 于满足人民最低限度需要所 必不可少的物资，而出口物资则应限于国内最低限度生活所不需要的那 些物资。1两个月以后，成立了贸易厅； 贸易厅控制进出口贸易，并且是日本政府和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外贸事务方面打交道的唯一机构。建立了一项五千万日元的特别基金，从这笔基金中 以日元支付出口商。 日本的进口商则对进口物资以日元付人这一帐户，以补充这笔基金。由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理机构美国商业公司运出去的日本出口物资换得的美 元，存在美国，用以偿付日本需要在国外购买的进口物资。 在制订每半年一次的贸易计划时（每次计划总是得到盟军最高统帅部和美国政府的批准），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发展生丝的出口上。日本在战前的 贸易规模是： 1930—1934年间平均每年生产生丝七十一万八千包，在同时期内出口五十一万六千包，据此，1946年拟订的生产指标只有十四万包，被认为是保守的估计。第一批生丝在3月份启运出口，但是仓库存货开始积压起来。那些制订贸易计划的人没有考虑到尼龙工业对丝绸市场发生的影响。结果，由于对日本过去的一种主要出口商品的需求减少了，日本的对外贸易很快就出现 了逆差。2 除了关心对日本粮食进口的限制以外，远东委员会同时也对日本的外贸问题直接表示关切。波茨但公告规定，最终将允许日本参加世界贸易：据此，美国向远东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盟国贸易局，由参加远东委员会的各国派代表组成。该局的职能是就处理日本出口物资问题387和作出妥善安排以便利1见《总结》，第1期，1945年9—10月，第79页以下。 第158页 2例如，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2月，进口物资共达三亿日元，而出口物资只有一亿二千万日元，造成一亿八千万日元的逆差。1947年，进口物资上升到五亿二千六百万日元，而出口物资仅增加到一亿七千四百万日元。这样，自投降以来的外贸逆差总数达到五亿美元以上（见盟军最高统帅部总部：《占领的两年：第一部分，经济》（scap，ghqtwoyearsofoc0upation，part1jeconol11ic），东京，公共情报处，1947年，油印本，第4页；并参阅科恩：《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第495页〕。一些有关日本经济的最详细的情报，见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亚洲及远东经济概览，1947年》（unitednatlns，eeonomi（3conllnissionforas18andtliefareast：economicsurveyofasiaandthefareas，1947），上海，1948年版；《亚洲及远东经济概览，1948—1949年》，成功湖，1949—1950年版。 进出口的问题同美国政府进行磋商并向它提出建议。关于政策问题，所有的建议都要得到远东委员会的同意。31946年10月10比远东委员会批准了盟国贸易局的职权范围。此后不久，盟国贸易局举行了会议，主要研究了日本4 纺织品出口的分配问题，生丝的市场问题，以及与重新开放日本的对外贸易有关的一般问题。第二年，远东委员会批准了专门同外贸有关的三个政策决议。1947年2月，委员会要求增加出口物资的生产，以应付世界范围的物资短缺，尤其是那些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地区的物资短缺。日本国内的纺织品消 费也受到限制，每人每年不超过二点五磅。 为了指导盟国贸易局，并为了减少在进口物资的来源地或出口物资的目的地方面可能存在的歧视，委员会规定了外贸计划的目标。它建议，决定进口物资来源地的两个主要因素应是生产该项物资的成本最低以及对该项物资的需要最小的国家。出口物资应运到能充分使用所购物资的国家，运到使日本能够以出口物资的收入来购买其所需要的进口物资的国家，运到拥有购买力很强的货币的国家。最后，在1947年7月24日，远东委员会批准了在政1 府之间进行贸易的基础上指导日本贸易的一些政策，其有效期直到今后允许私人和私营企业进行贸易时为止。出口和进口的政策基本上与前经批准的一样。盟军最高统帅部也被授权在日本使用黄金和贵重金属作为获取外国贷款来恢復日本的和平经济的信贷基础。此后不久，远东委员会根据战前的商业活动情况，确定了参加商业活动的各国的定额；到1948年11月，政府间的贸易己为私人贸易所代替了。然而，在这整个时期中，外贸商人经常对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提出异议，经常要求重新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他 们认为）会大大刺激日本的对外贸易。 考虑到上述种种限制，在开头两年中对外贸易的实际数量比较小，就不足为奇了。在占领的头十五个月中，进口的总数反映出麦克阿瑟着眼于粮食和肥料的需要，以防止不应有的疾病和骚动。粮食进口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油和肥料占百分之九。生丝是主要的出口物资，占388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战前的重要出口物资棉纱和布匹只占百分之一点三.出口物资与进口物资的价值，分别是1936年的出口与进口物资价值的百分之六和百分之十九。投降后外贸方面接着出现的两个不幸的特徵是：进口大大超过出口；贸易集中在日本与美国之间。出口物资的百分之九十六运往美国，进口物资的百分之六十九来自美国。这种情况同日本在1930—1934年间的贸易布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时，日本的进口物资只有百分之二十四来自美国，而向美国出口的物资只占出口量的百分之二十三。因此，日本现在（1945—1946年）面临着严重的美元短缺。从下表可以看出，同样的倾向在第二年仍继续存在。在1947年，出口物资总计为一亿七千四百万美元，等于1930—1934年间出口物资的十分之一。进口物资上升到五亿二千六百万美元，等于1930—1934年间进口物资的四分之一。虽然贸易的总的情况比前一年有所改善，但出口与进口间的差额却增加到三亿五千二百万美元。缺少美元信贷的情况，随着对美国依赖的略微减少而有所缓和。但是这个有利情况，由于扩大了同亚洲的没有美元信贷的国家的贸易而抵销了。1947年，从美国进口的物资达进口3见远东委员会：《活动》，第23页。 4见下文，附录（二十），原着第545页。 1见远东委员会：《活动》，第87—89页（附录32和33）。 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二，而向美国出口的物资只占总出口量的百分之十二。要使日本的战后外贸对改善日本的整个经济地位作出显着的贡献，就必须大大增加出口，大大减少进口，特别是减少从美元市场的进口。而且，要使贸易 持久下去，必须在亚洲寻找更多的市场。 日本的对外贸易1 1见《总结》，第29期，1948年2月，第13页；科恩：《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第494页。 （六）停滞的工业生产 从根本上来讲，日本的经济病态是物资有限而需求过大所造成的，不管是粮食、肥料、煤炭、消费品或其他工业品都是这样。除非工业生产增长，否则，要解决由于物资短缺而引起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不幸的是，到1947年春天（投降后的大约十八个月），日本的工业恢復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前发展。对于这一事实，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许多日本企业界的领导人 第159页 物责怪整肃计划。 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员则暗示，在远东委员会对赔款问题和工业水平问题作出决定之前，不能期望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工会和左翼政治家们批评吉田内阁和日本的保守势力，怪他们不肯实行控制；其他人认为，私营企业在确切知道拟议中的经济改革对它们有怎样的影响之前，不愿採取主动。政府不时发表听起来颇有诚意的关于努力增加生产的声明；吉田则固执地认为，只要煤炭和肥料的生产指标能够实现，日本的许多经济病态就会不治而愈。不管原因是什么，在1947年春天，各处都缺少物资，这是明显的实际情况。1946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只占1930—1934年平均指数的百分之三十一点八；到1947年2月，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四；到1947年8月，上升到百分之 四十点五。1 这些生产数字与远东委员会所规定的标准相差很远。关于日本的和平需要问题，远东委员会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中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美国认为有必要明确，需要什么样的生产水平，才能将已经开始的各种政治改革继续下去。将这些生产水平决定下来之后，超过水平的生产力大概可用于赔款。其他国家则倾向于：不管对赔款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可以为日本规定一个最大限度的生产水平，盟国将不允许日本的工业发展超过这个水平。这些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是：1947年1月23日，远东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题为“关于日本和平需要的确定”的政策声明。这项声明规定：日本的和平需要大体上限制在2 1930—1934年间日本的一般生活水平。它同时还规定： “确定上述政策，不应理解为事先为某一特定工业规定某种具体水平。”因此，战后的日本工业是否应该有一个最390低水平，这个棘手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显然，这项政策并未授权盟军最高统帅部採取积极步骤把日本的生活标准提高到1930—1934年的水平。然而考虑到当时的工业生产远低于这一水平，这项政策是向日本实业家作了保证，他们可以将当时的工业生产增 加到原来的三借，到那时才能将物资或劳务用来作为赔偿。1 1到1948年为止的主要生产趋向表，见科恩：《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第470页。 2见下文，附录（二十三），原着第558页。 1远东委员会的这一政策声明时常被错误地理解为授权盟军最高统帅部把工业水平提高到1930—1934年的水平，或者被错误地理解为定下一个日本工业总水平所不应该超过的最高限度。科恩弄错了，採取了前一种解释（见《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第419页），一些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撰稿者以及远东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则是作后一种解释（见盟军最高统帅部总部：《占领的两年：第一部分，经济》，第14页）。注意，e·m·马丁在远东委员会小组中亲自研究过这个问题，讲到能否得到设备作为赔偿时，提到了1930—1934年的水平。见埃德温?m·马丁：《盟国对日本的占领》（edwinm，mart］n： alliedool3upationofjapan），史丹福大学出版社与伦敦牛律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29页。 （七）麦克阿瑟对经济状况的直接关心 在远东委员会採取上述行动之前不久，麦克阿瑟的经济顾问们说服了他，要他必须採取更积极的措施以确保对日本经济的严密控制。此外，麦克阿瑟也确信吉田政府是没有兴趣进行有效的控制或是採取一项制止通货膨胀 的政策的。结果，确实有这样的危险存在：经济形 势可能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致对政治改革方面已经取得的一些进展会发生一种即使非灾难性的也是有害的影响。因此，1947年3月22日，麦克阿瑟写信给日本首相，预先提醒他，未来的粮食进口计划是按最低标准订的。他还补充说，它们“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食物，并公平地分配这些供应品为先决条件的，而这些都是日本政府的责任”。他还说，日本政府必须控制工资和物价，必须对短缺的商品实行并保持严格的定量供应计划， 并进行公平的分配。在信的结尾，他说：“当前的形势要求日本政府通过经济安定部尽早採取有力步骤来拟定和实行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对经济和财政的管制措施，这是必不可少的。”麦克阿瑟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注意1 和关心，表现在1947年4月2日和16日盟国对日委员会对于稳定物价和工资的整个问题的讨论中。391从经济意义上来说，麦克阿瑟的直接关心立即2 产生了几个重要的结果。首先，吉田正面临选举，而在虚弱的经济情况下老百姓正在变得难以驾驭，因此吉田在给麦克阿瑟的答覆中许诺“推行大米配给制，将煤的产量增加到每月三千万吨，制定一种商品分配的新办法，并用平衡预算来制止通货膨胀”。特别是宣布了不再用居民组织作为各地分配的代理机构，并将予以撤销。更为重要的是，促使经济安定部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尽管经济安定部从1946年夏季起就已存在，但吉田和他的同僚并未给予支持。迟至1947年2月，该部仅由少数几个成员组成，而大多数干练的人员仍然留在旧的各省、各控制协会以及各专业分配公司，这些单位对管理机构具有充分的实际权力。另一方面，1947年6月上台的片山内阁对进行有效的管理表示积极的关心。旧的分配制度被废除了。曾被吉田拒绝任命到经济安定部去的和田博雄，成了经济安定部的新任长官，他给自己的机构配备了能干的人员。于是经济安定部制定了严厉的紧急措施，于当年夏天在整个日本实行，以一种崇高的但是无效的努力企图遏制在古田统治下已变得无法控制的有害的经济力量。这项计划包括发表一份关于实际经济情况的坦率的报告。这个报告向人们警告说，自从1946年3月币制更换以来，仅出现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好转迹象，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危险却不断地恶化，日本正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官价从百分之二百提高到百分之三百以保证制造商1 第160页 的利润，政府雇员的基本工资提高到每月一千八百日元。 然而，这些努力并不足以使片山内阁解决吉田制订的各项政策所造成的困难。在吉田内阁下野之前一个月，日本银行的纸币发行量达到一千零五十亿日元，一年之内上升了百分之七百以上。那一年政府的赤字约为七百六十 亿日元，而1947—1948年度的新预算要求支出一千 1鲍尔：《日本——是敌人还是盟国？》，第61—62页。 2这些讨论主要是在大英国协代表麦克马洪?鲍尔的建议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在鲍尔对占领日本的研究中有详细的论述（同上书，第133页以下）。 1见《总结》，第22期，1947年7月，第18页。 一百四十亿日元。这些费用可能将来自通常的岁入和从资本税徵集到的四百三十亿日元。实际上，片山面对着392六百五十亿日元的赤字，这不得1 不用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来解决。到1947年底，纸币发行总额达到二千一百九十亿日元。此外，他感到伤脑筋的是许多公司拒绝付税，而收税员又懒懒散散，不愿合作。通货膨胀、提高工资和增加工业生产等各项基本问题，都远 远没有得到解决。 1《总结》，第22期，第45页。尽管有这些数字，但吉田的大藏大臣石桥声称他正竭尽全力控制通货膨胀。他认为商品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于商品减少，其次才是由于通货增加。 第八节基本的经济改革 （一）引言 在被占领的头两年中，无数实际的经济问题不断地困扰战后的每一届内阁，其中最严重的一些问题来自经济改革计划。早在威争时期，同盟国就确信日本的侵略行动和军国主义不仅是由政治力量引起的，也是由经济力量引起的。因此，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经济改革的计划也开始了，其目的在于摧毁日本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并防止军事力量的復活。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强调农业、工业以及劳工界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这项政策主张解散大的企业公司和银行，并鼓励人们在和平工业中就业。这项政策最重要的结果是：土地改革计划的制定，工会的迅速建立，有关赔偿问 题的没有得出结论的讨论，以及解散财阀即家族集团的计划的制订。 正如上述的政治和行政方面的改革一样，每项经济改革的创议、制订和执行，不论是哪一党派执政，总是在进行着。自然，以片山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些改革中的许多措施比以前几届内阁更为热心，而在最初的几个月中，行政上的迟缓和拖延是比较严重的。然而没有一个内阁敢于以自己的政治前途来冒险，而公然反对盟军最高统帅部所发动的任何一项改革。这些经济改革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的影响和效果是逐渐增大和持续不断的。有些事情，比如土地改革，早在1945年12月就通过了改革条例，然而直到1947年仲夏才广泛地执行起来。它的全部作用将不可能在一代的时间内感觉到。最后，由于这些改革是盟军最高统帅部推动的结果，因此，要判断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会永远被日本人民和政府所接受，还为时过早。然而，到1947年年底，已经能看出：土地改革393和解散大财团的计划已经被接受了，尽管是 相当勉强地接受的。 （二）土地改革 日本土地问题的严重情况并不是战争的直接后果。这是一个老问题。土地太少而大多的人口想在这里勉强维持生活。人口急剧增长，而很少数的人 却占有与人口 比例不相称的大量土地，这两点使得问题更加严重了。结果，有百分之七十的农业人口部分地或全部地依靠租来的上地生活，每年要例的地祖达到当年收我的一半或一半以上。对日本的占领和盟国的政策，使激剧的土地改1 革成为可能。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于减轻农民特别是佃户的确苫，让耕地的人有机会占有土地，并在比较公平的基础上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权。在和田博雄（他后来任经济安定部长官）被任命为农政局局长以后，第一次把一个强迫将土地转让给佃户的计划提交内阁审议。1945年12月9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一项指令，要求根绝“那些长时期以来损害土地结构的恶弊”。这项指令还要求在三个月年提交给盟军最高统帅部一个规定把土地转让给耕种者的计划。此后不久，内阁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要求地主把超过十至十五英亩的地产都卖掉！颁布这一法律，或许是想採取迅速的行动，以防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更为严峻的命令。1946年4月，日本政府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令，拟订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计划，提交盟国对日委员会审议。盟国对日委员会对日本政府这一计划的主要反对意见是：（一）将大至十二英亩半的土 地归入免于转让之列，这就实际上意味着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会受到 土地改革的影响；（二）其他一些关于例外的规定，使人很有可能逃避土改；（三》行政机构臃肿，不能保护农民的权益；（四）对农民要求的初期信贷数和现金付款数定得太高。于是，盟国对日委员会对于土地改革纲要1 的批评意见，连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具体建议，一起提交给吉田内阁考虑。经盟军最高统帅部不断施加压力后，在1946年10月终于制定了两项关于土地改革的法案。第一项法案394规定了可以转让给新主的土地和实施转让的方法。这项新法律规定“不在乡地主”必须将他们所有的土地都出售给政府；在土地上居住的非耕种者可以保留二英亩半，在土地上居住的耕种者所保留 第161页 的土地应限于七英亩半—— 北海道除外；在北海道的上述两种人，可以允许他们保留四倍于基本额的土地。原租佃的农户有优先购买土地的权利，可以一次付清地价，也可以2 分期付款，分三十次付，出百分之三点二的利息。土地的售价，水稻田规定为其租金的四十倍，旱地则为其租金的四十八借。政府既充当买地代理人，也充当卖地代理人。成立都、道、府、县和国家的土地委员会；由选出同等1例如，1945年大约有一千五百万英亩土地养活六百万户农家。占一半数目的农户只占有百分之九的土地，但是占百分之七点五的农庄主却占有百分之五十的土地。关于日本的农业状况，曾有一个参加制订土地改革纲要的专家写过一篇简明的报导。见休?博顿所编《日本》（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46—64页上w·i·拉德金斯基所写的“农业”。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见下文，原着第416—418页。1见《总结》，第13期，1946年10月，第70页。盟国对日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纲要的工作，是它所做的最有成效的工作之一。它的建议有许多已编人最后确定下来的法规中（特别请参阅鲍尔：《日本——是敌人还是盟国？》，第114页以下）。 2这些数额并非象它们表面看来那样惊人地低。虽然土地划分和分配是日本社会的基本弱点之一，曾使农村地区加深了痛苦，但是允许非耕种者保留的数额，即二英亩半这个数额，已是日本一般农庄的大小了。 名额的地主和农民组成， 负责执行土地改革纲要。第二项法律是根据1938年的“土地调整法”修订而成，这项法律禁止地租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并要求此后租地都要订立书面租约。新法规通过以后一个月，土地改革纲要就开始实施了，但是必须先1 进行广泛的教育，使大家认识新纲要的重要性和意义，才能希望纲要生效。据认为，这一纲要在三年内执行完毕后，可以使三百万名部分租地或全部租地的耕种者获得五百万英亩的土地。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项官方声明曾说明这项新法律的意义，说“它是日本在建立一个经济上稳定、政治上民主的社会的过程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这一纲要将在这里制定这 样一项基本政策，即耕种土地的人将获得其自身劳动的收益。”2 但是，在土地改革纲要贯彻执行时，有些弱点就变得很明显了。首先，通货膨胀使政府为购买土地而支付的代价等于没收。土地售价是以1937年确定的地价为根据的，所以地主所得到的最高价格是每英亩三千九百十二日元。据估计，这笔款子相当于一年农作物收成价值的百分之七。因此，地主3 不愿意同政府合作，来执行土地改革纲要。全国农业协会是由地主控制的， 它把它的895许多有势力的成员安插到各个土地委员会。据估计，这 些委员会中有一半是未经选举竞争就组成的。而且，有许多农民还不知1 道根据新法律他们可得到的权利，因而迟迟不去购买那些他们可以买进的土地。事实上，到1947年8月底为止，政府已买进了一百五十七万五千英亩土地，也就是应该转移的土地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但是佃农到这时为止只买进了六万英亩，即不到政府买进的数额的百分之四。因此，在占领的第二年年底，才开始将新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转移给佃户——这原是土地改革纲要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已经得到了通货膨胀的好处，因为粮食产品的价格已经上涨。甚至不购买土地的佃户，也得以免除了过去不堪忍受的地2 租负担。 假使土地所有权能按照新的土改纲要的规定实行转移， 那么农民会有希望在将来避免那种负债一天比一天重的处境。 1关于新法律的细节，见《总结》，第13期，1946年10月，第67页以下；又见盟军最高统帅部总部，自然资源局：《占领下日本农业的进展》（japaneseagriculturaiprogressundertbeupatlol1），东京，1949年版。 2《总结》，第13期，1946年10月，第70页 3见科恩：《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第444页。 1山口信六郎：《日本土地改革的几个方面》（shinrokuroyamagl1·chi：b， omeaspectsofagrarianreforminjapan），东京，日本太平洋问题研究所，1948年版，第16页。2例如，据大藏省估计，农民在1944年得到本年度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而经济安定部在1947年7月报导，说农民的所得占百分之三十。战前沉重的农村负质显然已经偿清。见科思：《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第461页。 （三）劳工运动与改革 上文已经提到日本劳工组织的突然兴起，也提到计划中的总罢工在1947年2月所造成的危机，还提及劳工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正如战前日本的情况1 一样，盟国占领下的劳工运动具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目标。但是，这两个时期有重大的区别。战争以前，在战前工会活动的顶峰时期，只有不到百分之七的非农业工人加入工会；而到1948年，却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非农业工人加入了工会。而且，战争以前，那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工人领袖被迫在2 第162页 地下进行领导工作，或者从流亡地点指导工会工作；而日本被占领后，他们被释放出狱，并被允许有政治自由。同时，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经常在争夺工会的控制权，有几次盟军最高统帅部进行了直接干涉，以防止共产党人鼓动的罢工。盟军最高统帅部暗示，如396果言论自由的权利被滥用，可能不得不对言论自由加以限制；这时，广大工人群众开始对那些职业鼓动家越来越表示不满。因此，到占领的第二年年底，劳工运动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但是，由于劳动省已经成立，规定了新的劳动规程，劳工的前途看来 是光明的。 由于1945年10月4日发布了关于公民权的指令，战时由政府主办的劳3 动阵线组织都解散了，对劳工活动的种种限制也都取消了。发布指令后的第二周，盟军最高统帅部要求日本政府鼓励工人组织工会。于是工人领袖们立即开会商讨组成一个劳工联合阵线的基础。这一试图联合的努力失败了，后来作了又一次努力，也失败了，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一直拒绝受共产党人控制，拒绝依附于他们。在这一年年底以前，採取了又一个重要的步骤来鼓励劳工运动的发展。1945年12月21日，国会批准了一项“工会法”，这项法令主要是仿照1935年“美国全国劳动关系法”订出的。它使工会的地位合法化，保证工人有组织起来的权利，并鼓励他们进行集体谈判。这项法令禁止僱主因雇员参加工会而加以歧视；根据这项法令建立了国家和都、道、府、县的劳动关系委员会。它还规定了工会必须遵循的程序，规定了在哪些情况下公 共企业中的工人有权罢工。1 其后九个月里，在1946年9月通过“劳动关系调整法”以前，工人的活动有显着的增长。首先，工会会员增多和生活费用上涨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导致了罢工次数空前频繁。罢工的矛头既指向僱主，因为工资太低，又指向吉田政府，因为他们未能控制通货膨胀。在许多次这样的斗争中，共产党人走在最前面，他们欢迎这种斗争，把它作为提高人民阶级觉悟的手段。1946年暮春，他们发动了一次“为生产管理权而进行的罢工”，即要求给工人以管理工厂的职权，并让工人分享工厂的利润。尽管强悍好斗的领导作了不少努力，但是广大的工人群众还没有觉醒到认识有组织的行动的潜在力量。19461见上文，原着第360—362页。 2无论战前或战后的劳工运动史，都是复杂而又混乱的。关于这方面的简明记述，见博顿所编《日本》第94—109页上米里亚姆?s·法利写的：“劳动关系”。更详细的记述，见米里亚姆?s·法利：《日本劳工问题的几个方面》（miriams.farley：4spectsofjapan’borproblelms），纽约，约翰?戴为太平洋学会出版，1950年版。关于共产主义在劳工运动中的作用，见斯韦林根和兰格：《日本的红旗》。 3见上文，原着第323页；又见下文，附录（十二），原着第507页。 1此项法令的细节，见《总结》，第2期，1945年11月，第99页以下。 年夏季，有两大劳工联盟组织了起来，这一方面促进了工人的觉悟，一方面使得工人中的激进派和保397守派明显地分化了。一派是保守的全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在它成立时声称有九十万零五千名会员。它的第一个主席是全国纺织工会主席松冈驹吉。他是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一个领导人，是国会会员，后来在片山内阁掌权时被选为众议院议长。在他的领导下，一个组织严密的总同盟发展起来了，它给予社会民主党人以积极的政治上的支持，拒绝在政治上与共产党人联合行动，但是在一些具体方针上同意他们，例如要求推翻吉田内阁，要求增加工资以应付较高的生活费用等。其对立的组织，即左翼的全国产业别工会会议（产别会议），大致是同前者同时组织起来的，有一百六十万名会员。虽然它否认它与共产党人有任何正式联繫，但是它表示出一种明显的对共产党政策的偏爱。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其成员来自最爱闹事的工会，例如铁路和运输工人的工会。这一组织强调政治上独立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为了使罢工有成效，需要按照工业类别组织全国范围的工会。虽然在这个组织所属的许多团体中共产党人不到百分之十，但是他们往往对方针的制订具有完全的控制权。由于一般的工会会员缺乏经验，这种情况引起的结果是共产党人控制了产别会议。例如，产别会议的主席听涛胜见和另一 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士桥一吉后来公开宣布他们同共产 党人关系密切。1 同时，由于全国性的和都、道、府、县一级的劳动关系委员会都已建立，劳工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2根据工会法批准的劳动关系中央委员会在1946年3月2日举行了开幕会议。但是，直到劳动关系调整法通过以后， 劳动关系中央委员会才成为处理劳资纠纷方面的重要因素。劳动关系调整法草案是在1946年4月提出的，是要在公众意见听取会上讨论的第一项国家立法。这项法律的目的是订立和平处理争端的方法。它规定了仲裁、调停与和解这三种应遵循的步骤。必须仲裁的，只是那些影响公众福利和某些等级的政府工作人员的争端。另一方面，在有些情况下，只要有一方提出要求，劳动关系委员会就可出面仲裁。中央委员会和各都、道、府、县委员会都被赋予大权。它们由三个方面的成员组成，资方和398劳方可自由地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第三方面则代表公众，其成员由劳资双方从政府推荐的名单中挑选。劳动关系委员会被赋予权力如下：调查研究劳动条件，传唤证人，调阅劳方或资方的记录和帐册，以及举行公众意见听取会。虽然劳方反对这一法案的某些条款，例如限制政府工作人员的罢工权利的条款，但是这一法案实际上对于劳工运动是大有好处的。这个法案照原来起草的文本于1946年9 第163页 月20日通过。3 由于得到外加的经费而且增加了人员，这些劳动关系委员会的效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例如，原来国际劳工局秘书处的成员鲇泽岩生被任命为劳动关系中央委员会的行政主任。成立了一个劳工学会，这个学会公布劳动关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并向工人们解释劳动关系委员会的职能。劳动关系委员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调解了一次由于政府计划解僱七万五千名工人而产生的争执，这一解僱工人的计划原来大有惹起一场罢工之势。由于劳动关系委员会的努力，政府被迫在决定要罢工的日期就要到来之时撤回了自己的计1斯韦林根和兰格：《日本的红旗》，第147页。 2参看科恩：《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第437页以下。 划，并答应成立一个劳资会议来讨论合理化方案。 在通过了劳动关系调整法以后，有组织的工人，特别是左翼的“产别会议”，发动了一次攻势，一般称为“十月劳工攻势”。在这个时期，工人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集体谈判的结果应写成书面协定，应有能支付生活费用的最低工资，应保证不会由于工业改组而大批解僱工人。这段时期里最重大的争论问题，是有关电力工人的问题。政府拒绝接受劳动关系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其理由是他们建议的工资数额太大，会使通货更加膨胀。劳动关系委员会由于有强大的社会舆论的支持，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并没有造成停工，而且解决方案有利于工人。 在新法律提供的保护下，劳工运动进入了最活跃的时期。成立了由三十个劳工组织（包括“产别会议”和“总同盟”所属的单位）的代表组成的联合斗争委员会，以策划一次政府工作人员的罢工。这个联合斗争委员会声称它是代表将近四百万人说话的。它要求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最低工资，减轻低薪人员的所得税，取消每月支付现金工资五百元的限额。它拒绝了劳动关系中央委员会的399调解方案；它没有从政府方面得到任何有希望满足这些 要求的支持。 这个运动蕴藏着产生一次总罢工的势头（因为政府工作人员包括日本大多数的交通运输和电讯工作人员）。激发起这次运动的因素，既有国内的力量，也有国外的力量。1946年12月6日，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关于日本工会原则的政策。这项政策所主张的有些原则，早已通过工会1 法和劳动关系调整法在日本贯彻执行了。但是日本的法律对于工人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一点也没有提到。远东委员会相信，工会的发展以及工会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是在日本人民中加强民主趋向的途径，这正是波茨坦公告所要求的。因此，远东委员会规定，“应允许工会参与政治活动及支持政党”。虽然远东委员会对于这一问题仔细商议了好几个月，但是这一政策正式通过之日，正是能对总罢工的运动起最大影响之时。工会领导人行动迅速，很快就声称，他们所建议的政府工作人员的罢工，现在已经得到国际的支持了。首相的那些把工会领导人说成是叛乱分子的演讲，反而使工人的态度更加强硬起来。内阁似乎没有能力避免一场灾难。于是，作为最后一个办法，政府 在1947年1月22 日建议：在调查委员会得出结果以前，暂时增加工资并增加月薪的现金支付额。在劳动关系中央委员会主持的谈判中，工会拒绝了政府的建议。这时，全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认识到，上面所提到的有关提高工资等三项基本要求，表明这次罢工所含有的政治性成分不亚于经济性成分，所以就不再予以支持了。最后，只是在这次罢工预定要开始的时间——1947年1月31日——前一小时，麦克阿瑟通知工人领导人说，他“不会允许採用”象总罢工那样一种“致命的社会武器”，并将“指示他们停止进一步行动”。这时，他答应不限制工人们为达到合法目标而採取行动的自由。工会领导人立即取1 消了他们的罢工计划。 总罢工由于麦克阿瑟的直接干预而瓦解，这实际上400意味着激进派的领导人想要控制和领导一个统一战线的企图失败了。其结果是，共产党人对1见附录（二十二），原着第557页， 1关于谈判的详细内容和麦克阿瑟声明的全文，见《总结》，第16期，1947年1月，第174页以下。罢工暂时採取一种较为收敛的政策，企图挽回一些由于最高统帅的行动而使 他们丧失的威信。不过这也产生了使政府清醒的作用， 政府很快就同铁路工人工会、教师工会和交运工人工会签订了书面协定。最后，罢工的失败使工人们知道，新的权利也同时带来了一种义务，要 他们把活动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 在这一年余下的一段时间里，最重要的进展是：通过了另外的劳动法律，成立了劳动省，工会会员增加到六百多万，逐渐排除了共产党对最重要的一些执行机构的控制。根据国际劳工局提出的标准制定的“劳动基本法”，在国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快要闭幕前通过了。补充这项法律的有：工人补偿法案和海员保护标准。吉田拒绝提出任何关于建立有效的劳动机构的计划，与之相反，片山内阁则积极倡议成立劳动省。战前曾经在国会里担任劳工代表的米洼满亮，在1947年9月1日成为首任劳动大臣。这样，自从劳工取得了高贵的职位，在内阁里有了直接的代表人以后，保守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争夺控制权的斗争就变得更加激烈起来。共产党全力以赴地企图控制“产别”，吸收左翼社会党人，并分裂敌对派的工会。这些目的他们一个也没有达到，但是无疑地促成了片山的联合内阁的崩溃。他们也引起了公众对整个劳工相当普遍的不满；在这一阶段，由于日本政治中的保守势力又日益 第164页 抬头，劳工新取得的地位正受到威胁。 （四）赔偿 日本投降后盟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赔偿问题。在日本投降时，赔偿不但被看作是恢復受战争蹂躏的盟国经济的重要办法，而且也被看作是一种惩罚日本侵略行为并防止它将来重新武装的重要方法。11945年7月在波茨坦决定，对日本战后工业，应使之能“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美国战后初期政策声明，更深入地探讨了赔偿问题。它提出两种移交办法，也就401是移交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和“移交那些对日本的和平经济和对占领军的供应并非必需的物资或现有的基本设备和设施”。1为了便于解决赔偿问题，美国政府派了一个以埃德温?w?波利为领导的赔偿工作团前往日本。赔偿工作团是依据下述两个设想进行工作的，即赔偿应有利于减少日本的作战潜力；估定赔偿的多寡应根据偿付能力，而不是根据战争的损失。因此，波利建议拆迁所有军事工业的设备，如陆海军兵工厂、航空工业以及铝、镁和合成石油工厂。建议大幅度缩减铁和钢、工具机、造船以及战略物资工业。 2 由于远东委员会也关心赔偿问题，所以波利的报告也送给远东委员会审议。远东委员会面临着几个基本问题。首先，必须决定用什么办法来确定哪些物资可以用来赔偿。对于这个问题的审议结果是远东委员会的一项决策，认为1930—1934年期间的工业平均产量应被看作是确定日本和平需要的基础。超过这一产量的工业设备，大致应该用作赔偿。但是事实上，远东委员3 会发现，关于用1930—1934年的“工业水平”这一公式来确定可以拆迁的设备的总额，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最后，还有分享赔偿物资的百分比问题， 也即各国在赔偿的总额中应得多少百分比的问题。 同时，盟军最高统帅部对于哪些具体的工厂应被指定用作赔偿这一点，未作指示。因为厂主想到他们的工厂有可能在以后被当作赔偿物资，所以不肯投资或修理，普遍的倾向是听任工厂瘫痪。当时远东委员会在应该用来赔偿的总额方面没有能够取得一致意见，于是美国政府想出了一个部分打开僵局的办法。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以便确定以1930—1934年的工业水平为基础哪些工业设备超过了日本的和平需要。根据这一“暂行拆迁赔偿方案”，建议由盟军最高统帅部指定某些设施“可作为赔偿物资索取”。只要这项政策并不要求盟军最高统402帅部具体指定拆迁的设备，就有可能取得远东委员会的同意，即使各盟国要求赔偿的总数还未确定。因此，在1946年下半年，远东委员会通过了八项有关暂行拆迁赔偿的政策性文件。当时工业部门分为陆海军兵工厂、航空工业、轻金属、工具机、硫酸、造船、滚珠轴承和滚柱轴承、铁和钢、热电、纯硷、私营军火工厂、合成石油和合成橡胶、轧钢以及 1见远东委员会：《活动》，第56—67页（附录5）。 1见下文，附录（十），第四部分，第四节（2），原着第505页。 2见埃德温?w·波利：《关于日本赔偿问题给美国总统的报告，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edwlnw.pauley： reportonjapanesereparationtionstothepresidentoftheunitedstates,november1945toapril1946），国务院出版物第3174号（华盛顿，1946年，浊印稿）。 3见上文，原着第389—390页。 电炉炼钢。远东委员会遵照波利的建议行事，即所有主要的军事设施，诸如1 兵工厂、航空工业、所有轻金属以及合成橡胶和合成石油工业设备，都应用于赔偿。在重工业方面，如造船工业和化学工业，远东委员会建议拆迁其生 产力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暂行拆迁赔偿：工业生产能力 苏联坚持，在从日本夺回的领土（例如满洲）上缴获的日本财产，应看作“战利品”，在核算个别国家应得的赔偿物资时，不应计算在内。因此，关于解决各国分享赔偿403物资的百分比问题上，进展就慢了。出席远东委员会的其他国家的代表对这种解释不能同意。他们争辩说，中国首先有权要求得到日本在满洲的财产，已被苏联政府拆迁的任何工业设备都必须从其赔偿要求中扣除。关于应该如何分配赔偿份额问题，评审了几个月而没有效果，于是美国政府决定给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一项有关拆迁赔偿的暂行指令，以便能有一些物资运到那些已经打算进行战后恢復工作的地区。1这项指令于1947年4月发出，授权盟军最高统帅部将远东委员会早先在其暂行拆迁赔偿决议中规定的剩余工业设备的百分之三十进行拆迁，以供赔偿。这些暂行拆迁的赔偿物资应分配给遭受日本占领而受害最深的那些国家。中国应得百分之十五，菲律宾共和国应得百分之五，联合王国应为缅甸、马来亚、香港和 北婆罗洲得百分之五，荷兰应为荷属东印度群岛得百分之五。2 1947年5月8日，远东委员会又就几项广泛的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些原则是执行一项称为“分配赔偿份额”的政策时必须遵守的。远东委员会决定，确定赔偿份额的多寡，应依据一个广泛的政治基础，必须考虑到每个特定国家所遭受的破坏程度，同时也必须考虑到那个国家对战胜日本这一事业所作的贡献如何。由于这项政策规定，这些总原则“无损于各国政府对于日本在海外资产问题的意见”，1因而关于每个国家应得多少赔偿的问题，远东委员会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并且，战利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最后，关 第165页 于日本应付赔款的总额，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于是有关根据暂行方案如何选择和启运作为赔偿的设备的各种技术性问题立即出现了。远东委员会制订了关于向要求赔偿的国家交货的政策，决定首先拆迁主要的和次要的军事工业，其次是拆迁大企业和大银行占有的军事工业。于是每个要求赔偿的国家指派了一人，参加“赔偿技术顾问委员会”，2 帮助盟军最高统帅部进行赔偿物资的具体拆迁工作。1947年7月9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宣布，陆海军兵工厂和合成橡胶工厂的金属制成的404设备可供1见远东委员会：《活动》，第68—77页（附录14—22）。 1《总结》，第11期，1946年8月，第219页；科恩：《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第420页；远东委员会：《活动》，第68—77页。埃德温?m·马丁的《盟国对日本的占领》中有一篇引起人们兴趣的关于赔偿问题的报导，写这篇报导的人是在美国国务院和远东委员会中同这一问题有密切关系的人。（上而表格中）“总生产能力”这一栏同“暂行拆迁赔偿”和“保留”这两栏的总和之间有差异，是由于战争损失的缘故。 1这项暂行指令是这一类指令中的第一号，是根据远东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条例第三节（3）所授予美国的职权而发布的。见下文，附录（十四），原着第528页。 2见马丁：《盟国对日本的占领》，第30—31页。 1见远东委员会：《活动》，第80页（附录26）。 2同上书，第77—79页（附录24和25）。 拆迁以作赔偿，一俟后勤工作安排就绪，就可分配给具体指定的各个国家。但是，直到占领的第二年年底，具体的拆迁赔偿报表还没有做出来。这些有3关赔偿的根本问题没有明确决定，这种情况继续影响着生产的恢復。经济安定部在报告的结语中说：“在目前既缺原料又缺电力的经济形势下，指定一些工厂作为赔偿物资不一定会引起生产的下降；但是究竟哪些工厂最后要保留下来，这个问题至今还不清楚，倒使生产的热情受到阻抑。”1另一个与赔偿密切有关的问题是日本从占领地区掠夺的财产的退赔问题。美国原来的政策是日本应立即全部归还它掠夺来的可以查明原主的财产。盟军最高统帅部要求日本政府找出并收集全部掠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从国外运回日本的物件以及从住在日本的同盟国侨民那里抢去的财产。退赔中两个最困难的问题是：一，如何将认领退赔物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二，就如何处理那些知道是掠夺来的但无法查明原主的物品达成协议。到了占领的第二年年底，远东委员会还在绞尽脑汁设法解决这些问题，而民间财产保管人还保管着价 值两亿美元以上的财产。 3盟军最高统帅部总部：《占领的两年：第一部分，经济》，第26—27页。 1《总结》，第22期，1947年7月，第39页。 （五）解散财阀 “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中提出，要鼓励工业中的民主组织。它主张在收入和生产资料所有权方面进行更广泛的分配，并解散大工业和大银行联合企业。因此，解散大的家族联合企业（财阀）和分散经济权力的计2 划，成了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庞大计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波利赔偿工作团的报告反映了美国对财阀的态度。报告中毫不含煳地指责财阀，认为财阀要为战争负责，将财阀描写为“日本最大的战争潜在势力；正是这些财阀使得日本的一切征服和侵略行为成为可能”。1虽然“财阀计划”——人们通常这样叫它——成了占领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也是最先放弃的改革计划之一，但在占领的开头两年中，曾努力推行过这个计划。早在4051945年9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就要求日本政府汇报1944年营业额超过一百万日元的所有工业、制造业和採矿公司的情况。四个最大的家族集团——三井、三菱、安田和住友——立即制订了它们自己的解散计划。这项计划建议：解散主要的家族控股公司，强迫主要的董事和经理辞职；成立一个独立的“控股公司清理委员会”来促进解散。盟军最高统帅部于1945年11月6日以指令2的形式答覆了第一个建议，总的说来批准了解散计划，并要求了解这四家公司的详细情况。指令命令日本政府交一份关于肃清那些有联锁董事会的大型托拉斯和联合企业的计划。要另行成立一些公司来代替这些托拉斯和联合企业，这些新建的公司将规定较广泛地分享企业的所有权，并较广泛地分配 收益。指令也对四家公司的业务活动规定了限制。 为了得到充分的材料来判断日本政府的建议，专门派了一个由财政和经济问题专家组成的“财阀调查团”前往日本。不久以后，控股公司清理委员会成立了，这个委员会有权充当旧财阀商行的证券的控股公司，并以公平的价格将这些证券卖给新主。与此同时，盟军最高统帅部对这四家公司的业务活动规定了限制，禁止财阀家庭的成员在他们的公司中继续担任负责职务， 并且禁止联锁董事会或备公司间相互持有证券。 第166页 任何这一类改革计划的能否成功，都是与废除旧的战时负责物资分配和核定物价的控制协会密切关联的。因此，在1946年11月20日，经济安定部解散了这些协会。随后，第九十二次国会成立了一批国营公司（公团）。由这些公司暂时负责现已废除的控制协会的工作。几乎与经济安定部採取这个正式行动的同时，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和富士工业公司这五个被点名的财阀公司开始把它们的证券移交给控股公司清理委员会。另外四十个联合企业也被列入计划，将同这五家大公司一样被清除掉。这些公司控制着一千一百一十个子公司，这些子公司的证券总共价值达六十亿日元，大约相当于日本已公开发行的证券的百分之十五。在限制了日本十大主要406家族的个人1 资金后，解散财阀的下一个重要步骤是在1947年1月4日把整肃的范围扩大到金融界、工业界和商业界的显要人物。因而，财阀家族的成员以及其各公2 2见下文，附录（十），第四部分，第二节，原着第504页。 1见波利：《关于日本赔偿问题的报告》，第39页。 2全文见美国国务院：《占领日本》，第166—168页（附录37）。 1见《总结》，第14期，1946年11月，第263页。 2见上文，原着第356页以下。 司中的总经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排除出公司中的重要职位。因此，通过改革结构，通过撤销旧家族成员在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中的有权势的职位，对 于大的家族联合企业发动了进攻。 “财阀计划”具有深远的意义；要实现任何同“财阀计划”一样重大的日本经济结构的改革（包括废除控制协会和整肃实业界领导人物），都需要盟军最高统帅部作出不断的努力。财阀的证券移交，是由一个特设的委员会（证券调整清理委员会）来执行的，这个委员会有政府的重要财政机构的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制定分配证券的程序，决定证券的比率，并监管证券的出售。基本上，它的任务是尽可能广泛地销售列在盟军最高统帅部解散财阀计划之内的各公司的证券。为了防止新财阀的产生，国会在1947年4月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私人对限制贸易进行垄断，并规定了公平贸易的办法。这项法律也禁止合併，禁止联锁董事会，以及禁止其他一些旧时财阀的特有做法。这项法律最后规定，按美国的“公平贸易委员会”的形式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执行新的法律，并制定约束全部工业的条例。到这一年的中期，这个委员会正式成立的时候，结构的改革也完成了，但有很多迹象表明，日本的实业家只是勉强地接受了这些改革，他们把这些改革视为对日本战败的惩罚。盟军最高统帅部原来下令只解散五个最大的财阀企业，而改革计划最后扩大到六十七个控股公司和三千六百五十八个子公司。实业家和金融家（包括那些被整肃的）对改革进行了抵制。事实上，只是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坚持下，改革才取得了合法基础。由于公众对这个计划既无热情也无信心，所 以到 1947年年底，政府持有的全部证券只卖出了百分之二。 看来，想比较广泛地分配这些公司的证券，这个目的能否达到，是很可 怀疑的。 不久以后，美国相当迅速地改变了对“财阀改革计划”的政策；在这一点上，很重要的是要记住：经济改革于1947年12月达到了顶峰。在这以前好几个月，美国曾407向远东委员会提出一份关于限制经济力量过分集中这个全面性问题的文件，供他们考虑。同时，盟军最高统帅部促使日本国会通过了经济力量过度集中限制法。这一法律要求解散一些大公司，这些公司规模太大，以致妨碍健康竞争的发展，或损害其他公司独立经营同一类企业的机会。结果，不仅是财阀的企业，而且其他一些规模大到足以束缚贸易的公司，都遭到了解散。这个法律和美国在远东委员会中的一些建议，都是以一 个文件为基础的； 这个文件以后以其档案编号远东委员会第230号闻名。 当这个文件的内容被人知道时，其中的建议遭到了美国财政界的严厉批评。因此，随着新的一年的开始，美国不再督促执行改革计划了。国会已经1 制定法律禁止财阀、大联合企业和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然而，由于不再受到盟军最高统帅部要求进行改革的压力，日本的经济结构慢慢地又恢復了具有 过去特点的许多形式。 1“国会法”终于在1947年12月得到了批准，但远东委员会第230号后来山远东委员会正式撤销。关于对这个计划的严厉谴责以及被偷窃出来的远东委员会第230号文本，见1947年12月1日的《新闻周刊》。第九节社会发展 （一）引言 要想实现盟国在日本的目标，单是在国际事务方面、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进行改革是不够的。社会的改革也同样是当务之急。盟国关于战后政策的基本文件，如波茨坦公告和投降书，都承认这一事实。这些文件规定，应该採取具体的步骤来搞臭军国主义，并惩罚那些把日本引入战争的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者。所有的战犯都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日本政府要扫清那些阻碍民主倾向发展的障碍。最后，要保障“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 第167页 本人权之重视”。1 1见下文，附录（五），原着第492页。 （二）战犯 同德国的战犯一样，日本的战犯也分为两大类，审判408也分为两种。大部分战犯是违犯了公认的战争法规的那些人。这一类日本陆海军人员由军事法庭审判，军事法庭由受害国的代表组成。审判则在战犯犯罪的国家分别进行。到1947年中期，战犯嫌疑犯名单上的人数共达二千二百多名，其中有些人已经定罪，因为他们对战俘和平民犯有暴行及其他严重违反国际法的罪 行。 第二类战犯包括那些计划过或参加过违反国际法或协议的经正式宣战或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的人，不论其职位高低。因为对他们的宣判是个国际责任，所以盟军最高统帅部在1946年1月19日成立了一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个国际军事法庭在它的宪章1中明确规定，该法庭有权审判那些在1928年1月1日到1945年9月2日期间犯下了“破坏和平罪……战争犯罪〔及〕违反人道罪”的日本领导人物。这个法庭是由在投降书上签字的那些国家加上印度和菲律宾共和国的成员组成的。虽然这个法庭可以订出它自己的关于证据的规定，但是它还是採用了最常用的程序以保证审判的公正，例 如必须要经过起诉，被告有权聘请律师，以及允许被告答辩。 法庭收到了对二十八名主要战犯的控告，他们被控为犯了五十八条罪状中的一条或几条。被告中包括这样一些显要人物：天皇的战时总顾问木户幸一，前任首相东条、小矶和广田，还有象松冈、荒木、板垣、松井、土肥原、 桥本这一类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起诉的内容包括日本取得大1 东亚霸权的主要步骤的十二个方面。 到1947年1月24日，起诉结束时，被告中有两个已死亡，另有一个神经失常。被告一方曾提出一个动议说这次审判是错误的，这个动议被法庭驳回了。于是被告一409方在第二年内主要是设法证明日本是为了自卫而被迫行动的。东条作为战时的首相，在证词中写道：“我们这些人当时负着决定我们民族命运的重任，对于我们来说，唯一可走的路是为民族的自存而进行一场战争，……这是一场自卫战争，丝毫谈不上违犯现在公认的国际法。”最后的判决宣布说：所有的被告都有罪，其罪行是参加了一项借发动侵略战争来谋取日本统治亚洲的共同计划。审判的结果是：七名判处死刑，十六名判处无期徒刑，一名判处二十年徒刑，还有一名判处七年徒刑。从法律的角2 1见下文，附录（十六），原着第536页。在东京举行的审判于1946年5月3日开始；在东京的审判进行得比在纽伦堡的审判慢，直到1948年11月12日才宣布了审判和判决的结果。审判的记录稿有四万七千四百一十二页之多。内容包括起诉和答辩两方面的记录和证物两部分。据作者所知，除了政府的档案之外，最完整的一套资料存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法律图书谊。这套资料也包括那些没有被用来作为证据的宣誓书和证物。会议记录没有以书籍的形式出版过，但有少量的油印本，是在审判时印的。除了具有法律记录的价值外，这些资料记述了那一段时期的歷史事件，在这一方面也是有价值的。1被告的全部名单，见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第2卷，第1146页以下。前首相近卫如当时还活着的话，无疑要受到控告（见上文，原着第327—328页）。 2判处死刑的有：日本陆军在满洲的特务机构首脑土肥原贤二；前首相、帝国总顾问广田弘毅；关东军司令、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原文如此。应为关东军参谋长。——译者。）和缅甸部队司令官木材兵太郎；南京大屠杀时日本在华部队的司令官松井石根；陆军司令官武藤彰；战时首相和将军东条英机。前外务大臣重光葵被判处七年徒刑。?608· 度来看，所有的被告都犯了他们被控告的那些罪行，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日本人民是否懂得这一审判的意义，或从中学到新的法律上的方法，这是一个问题。直到被告开始答辩时，人们才普遍地对这一审判发生兴趣。许多人 认 为，法庭定这些被告有罪是必然的，可是他们不能理解， 为什么法庭要花费那么多时间才得出这一结论。还有一些人说，他们自己幸而没有处于负责地位，战败了的日本领导人，不可能盼望有比一死更好 的命运。 （三）教育 要让日本人长远地接受民主的原则，就必须把教育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日本的教育哲学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这样一个概念为基础的：个人应被训练起来和组织起来，成为国家有效的工具。整个教育制度的目标在于抑制个 人的主动精神和独立思考，而培养听话和绝对服从。 教育的每一个部门都在文部省的严格控制之下，文部省通常是由知名的民族主义者掌管的。要排除那些妨碍日本人恢復和加强民主倾向的障碍（这一点波茨坦公告已作了规定），就必须发展一种与投降前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哲学截然不同的教育制度和哲学。正如前盟军最高统帅部宣传和教育局的一位官员所指出的：“对几乎整个民族重新进行教育，是解决日本文化生存这个基本问题的出路。”1410在投降时，一般的教育都处于停止状态。在投 第168页 降前， 除了小学以外，所有的学校实际上都关门了，以便让学生参加战时的生产劳动。百分之十的校舍己不堪使用，其余大部分则是局部被毁。美国在日本採用的政策与它在德国起初採用的政策相反。它命令学校尽快地复课。盟军最高统帅部于1945年10月22日发布了一项关于“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的指令，概述了占领中有关教育的目标和政策。该指令禁止传播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禁止军事教育和操练。它命令对教师和行政人员进行审 查，如果发现是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吹者， 就将其撤职。过去由于有自由主义或反军国主义的思想而被撇职的人，可以復职。指令中最后一点是：在修订的教科书尚未印出来以前，允许使用原有的教材。但不久以后，原有的伦理（修身）、日本歷史和地理教科书被 禁止使用，课程表中也暂时去掉了这几门课。 1946年1月，日本的教育改革迈出了又一个很重要的步子。元旦那天，天皇发表了一个新的诏书，在诏书中他否定了自己的神性，也否定了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秀。同时，他重申了他祖父的旨意：为了促进帝国的福利， 应当向全世界去寻求智慧和知识。1四天后发表的关 于整肃的指令，引起了广泛的变化。已经悄悄地开始沿着较为民主的路线改革教育制度的文部大臣前田多门辞职了。接替他的是个职业教育家——安部能成。废弃了原先的“甄别”那些不合适的教师和行政人员的计划。1 制订了一套符合指令精神的新步骤——这项工作直到1946年5月7日才完满告成。与此同时，在美国组织了一个教育调查团，以便研究下列问题：日本的教育方法，411课程设置和教科书的修改，教育制度的行政改组，高等教育在日本復兴中的地位。这个调查团在1946年3月到达日本后，同一个日本人的溶询委员会一起工作。如盟军最高统帅部发起组织的许多类似的调1诏书全文见美国国务院：《占领日本》，第133—135页（附录25）。对于这份诏书的中心思想的来源，有许多猜测。所能得到的证据表明，其中的思想不是来自盟军最高统帅部。不管怎样，日本政府中主要负责起草这份诏书的人亲口对作者说过，在这件事上他们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员没有联繫 1整肃指令的发布和这个指令对于已经开展的各项计划的影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成员之间缺乏相互的配合，特别是在占领的最初几个月内。没有及时徵求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宣传和教育局的意见，因此宣传和教育局没能对指令的发布起任何作用。见霍尔：《为建设新日本而进行的教育》，第433页，又见上文，原着第332页以下。 查团一样，这个调查团的报告从来没有被盟军最高统帅部正式採用过， 但调查团的建议对盟军最高统帅部专门负责教育政策的官员和那些制订未来法规的日本官员来说是有用的。大多数建议都编入了1947年3月第九十二次国会通过的新法律中。2其中第一个法案，即“学校基本法”，强调个人 的主动性和探究的重要性，以及在健全的教育方针中 个人作为基本成分的价值。这个法案保证学术自由，并向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义务教育的年限增加到九年；男女同校的原则确定下来了。“学校教育法”规定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的统一制度。由于义务教育年限的增加，这个新的教育制度牵涉到大学的数量和中学的设备都要大量增加，所以改革只能逐步进行。“学校管理法”要求进行另一种基本的改革，即成立由地方选举的、对地方负责的校务董事会，藉以分散对教育的控制权。在日本通过这一新法律的同时，设在华盛顿的远东1 委员会也在制订一项修改日本教育制度的总政策。远东委员会所建议的政策，大体上与日本在新法律中规定的方针相似。因此，远东委员会的行动所2 产生的作用，就是证实或批准了在日本所採取的步骤。 到1947年5月3日新宪法生效时，日本的教育制度已在法律所能达到的范围内进行了完全的改革，但是实际上，一些实际的困难使得教育哲学和训练这两方面都无法来一个突然的变化。建筑校舍和修理旧校舍的基金412不够。缺少受过充分训练的教师来满足各都、道、府、县增办大学和学院的需要。实际上，全新的计划在三年以内是不会实行的。虽然各师范学校都讲解了新的教学法，但不能保证教师在教学时都採用新的方法。教科书和教具都很缺乏。最后一点是，虽然成立了由安部能成和南原繁这些着名的教育家组成的教育改革委员会，但是教育改革终究是由占领所引起的，只有将来的实 际情况才会显示日本人民对教育改革的接受情况如何。 2调查团的报告见美国国务院：《美国派往日本的教育调查团〔团长为g.d.斯托达德〕提交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东京，1946年3月30日》（departmentofstate： reportoftheunitedstateseducationmissiontojapansubmittedtoscap，tokyo，march30，1946），国务院出版物第2579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6年版）。 第169页 1官方对于这些改革的报导，见盟军最高统帅部总部，宣传和教育局，教育司：《新日本的教育》（educeationinthenewjapan），二卷（东京，1948年5月，油印本）。 2远东委员会的政策的全文，见下文，附录（二十四），原着第559页。由于盟军最高统帅部和远东委员会都不会批准与盟国原先的政策或与日本宪法不相符合的立法，因此，很自然，日本的法律与远东委员会的政策是很相似的。 （四）宗教自由 教育制度方面的新的改革和新宪法中的条文都是为了加强和保证思想自由；此外，也採取了类似的措施，来保证另一项基本权利——宗教自由。在过去，极端民族主义同神道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日本的宗教自由问题复杂化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领导人与日俱增地把本土的、泛灵论的多神教“神道”加以歪曲，使之发展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军国主义哲学。现代的“神道”把对于君主的神性的信仰同对于日本具有统治亚洲这一神圣使命的信仰结合起来，为美化军国主义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国定神道、日本民族主义野心和军国主义这三个词成了同义词。因此，盟国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把民族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说教从神道中清除出去，而又 不损及个人的宗教信仰。 1946年10月4日，麦克阿瑟採取了第一个正式行动以达到宗教信仰的 自由。他发布了一项指令，废除当 时依然有效的1939年的“宗教团体法”，以保证宗教自由；这项法令对于个人或团体的宗教信仰有许多严格的限制。最后，由宪法为宗教自由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宪法规定，不得侵犯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保证所有助人都 有宗教自由。 为了将宗教同政府分开，并去掉神道中的军国主义色彩的东西，麦克阿瑟发布了另一项指令。这一指令的目的是将宗教同政府分开，防止滥用宗教来为政治目的服务，并且给予所有的宗教、信仰和信条以完全一样的法律基础。接着，指令规定了政府应如何停止对国定神道413的支持。公共基金不1 能用于神道，或用来修建神道的神祠。禁止宣传或散播神道或其他宗教教义中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不许在学校中讲授神道的教义。另一方面，允许神祠继续发挥纯宗教的作用。由私人资助的神道各教派将同其他宗教团体一样得到保护。鼓励人民按照天皇在新年发表的诏书2，开展取消天皇及其祖先的特殊神性的运动；天皇在诏书中说，天皇与人民之间的联繫，是取决 于相互信任和相互亲爱，而不是取决于神话， 或取决于“天皇神圣，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秀，註定要统治世界这一 错误的概念”。这些观念也体现在宪法里， 宪法规定国家不应给任何宗教组织以特权；另一方面，国家和它的机构 不应进行宗教教育，或参加宗教活动。 这些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证，使基督教的和非基督教的各种宗教派别很快地兴起。在整个战争时期一直留在日本的传教士，在他们的会众中引起了新的兴趣，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北美国外差会联合会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日本去研究未来传道工作的前景；有关方面为此作了安排，允许有资格的传教士进入日本，只要他们在来往活动和寻找住处等问题上不求助于占领军。基督教面临了一场新的挑战。“无教会”的一个领导人认为，要使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础稳固的民主国家，就必须往日本人心里灌输对基督教的真诚信仰。片山当选为首相，进一步加强了基督教的影响。到占领的第二年年底，1 1指令全文见《重定政治方向》，第2卷，第467页以下。 2见上文，原着第410页注1（即本书第610页注1——译者）。 1见矢内原忠雄：《民主和宗教》（tadaoyanaihara：democracyandreligion），东京，1947年版，第39页。据估计，在日本加入各派基督教的人数达二百万。基督教想要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然而这个愿望正受到挑战，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来自各种派别的神道或各种派别的沸教，而是来自中山正善领导下的强有力的、好战的天理教信仰。天理教是一个还不满一百年歷史的派别，但是它声称它现有的教徒相等 于基督教所有派别合在一起的人数。 （五）妇女地位 在日本，妇女赢得平等地位的问题，是同宗教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的问题密切相联的。儒家哲学、传统习俗以及旧的民法典部承认男子的地位高于 妇女，并给予男性家长以广泛的权力。在旧的法典下，妇女在结婚以后 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权，而一家之长一向可以为他的未成年子女选择职业，并从子女的工作契约中谋取他自己的好处。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特权允许他们出卖女儿当娼妓。然而，尽管有这些外表上的不平等，在家庭的内部的商议中，妇女发表的意见往往是决定性的；在农村地区，妇女实际上被认为是平等的。日本投降后，开始进行了几次改革，以便1 给妇女以同男子平等的地位。新的立法使妇女第一次有选举权，新的宪法规定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得以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或门第不同而有所差别。这条原则和经过修订的民法典和刑法典，正式取消了旧家族制度，并为后来促使妇女取得与男于平等的地位开闢了道路。在进行这些法律上变革的同时，报刊、电台和新闻节目都十分强调这些基本的社会变革的重要意义。但是实际上，这些改革并不象表面上那么重要。社会观念的转变是缓慢的，在战后的日本，男子很不愿意法律上的新变革危及自己的特殊地位。正如由一项法令引起其他激烈的社会变革时往往会发生的情况一样，在根据男女平等的新原则培养出新的一代以前，妇女可能不会被同男人同等看待。即使已培养出新的一代，旧的习惯和旧的社会观念仍然会继续有强大的 第170页 势力，使妇女难以维护宪法规定授予她们的那些权利。 1例如，大家早就知道，在群马县，妇女是当权的。据报导，当她们读到新宪法中关于男女平等的条款时，她们说，现在男子已彼公认为与她们平等了，这使她们感到高兴。 （六）言论自由和新闻报导自由 虽然波茨坦公告对于允许日本人享有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并没有明显地加以任何限制，但是在军事占领的情况下，言论完全自由是不可能的。要使这样的占领有成效，那么，就占领的性质本身来说，它不能容许别人反对占领的政策，不然，占领的安全或成功就要受到威胁。因此，在贯彻这一基本人权的运动的各方面都经常出现这种矛盾。日本人在这段被占领歷史的相当早期就意识到这种矛盾。1945年9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了一项新闻检查法，规定“凡是会招致对占领军的不信任和不415满的不真实报导和对盟国的恶意批评，以及关于部队调动的未经认可的议论”，都在受检查之列。两星期后，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一项指令，解除了限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禁令，但在新闻检查法中所颁布的禁令除外。由于在占领的头两年内占领军官员进行的检查并未有明显的放松，由于公开批评占领是不可容忍的，那就很难使日本人对于“言论自由”这个新观念产生任何真正的热情。想要自由谈论的那些人发现，对他们最有直接影响的就是占领问题，而这个问题是 不许他们自由谈论的。1 另一方面，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宣传和教育局制订了一项详细的有关新闻情报的计划，由一个专门的新闻机构向各主要报刊、新闻单位和电台分发新闻。所发布的材料包括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政策、活动以及国外消息，并用口头说明来补充。关于涉及占领或涉及盟国的任何事情，新闻界总是遵循官方的解释的。但是盟军最高统帅部採取了发扬言论自由的积极步骤。鼓励和组织民意调查，以促进独立思考。全国出版者和编辑者协会模仿美国的同类组织，制订了一项新闻出版章程。同战前很成问题的标准对比起来，这一团体是提倡新闻报导和编者发表评论的自由的。它确认新闻界有责任并有必要进行符合事实的确切报导。最后，它主张社论应对反对者採取公正和宽容的态度，并应以维护社会好风尚为出发点。在占领的第二年，在使报导做到坦率和真实方面是有相当大的进步的。国内政局的发展，特别是根据新宪法组成了政府，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是，除了共产党人以外，新闻界和电台都接受了对他们所加的各种限制，而没有公开抗议。实际上，在占领的头两年，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很谨慎地限制在纯属国内问题的范围之内的。 人人都知道，直率地批评占领是不会被容忍的。 1作者在1947年春天访问日本时发现，有许多日本人，其中有官员及非官方人士，对于新闻检查制度很有意见。他们私下议论说，根据言论自由的原则，他们有权对下列几点表示反对意见：美国占领人员的家属住房建筑计划，盟军最高统帅部中有些官员行为失检，少数占领人员犯有暴行，以及新闻检查机构对于新闻检查法的刻板解释。美国公民自由权协会的执行秘书?罗杰?鲍德温问麦克阿瑟，为什么他要继续保持新闻检查制度，麦克阿瑟表示，并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于是鲍德温举出了一些具体例子。外国记者也发现，很难既对占领提出批评而又住在日本。新闻检查的全部问题是同麦克阿瑟对于反对意见的过分敏感有密切关系的。由于他部下的所有人员都意识到这一事实，所以他们往往就尽力之所及来避免使麦克阿瑟受到批评。 （七）人口增长的压力问题 虽然平民和军事人员的伤亡可能使紧张的人口问题暂时缓和下来，但是并没有提供永久性的解决办法。实际上，这一问题不久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了。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公共卫生和福利局的监督下制订的公共卫生计划和对疾病的控制，使死亡率降低了。六百万日本人由国外遣返，战 后出生率突然升高，这些都使人口问题更加严重。 公共卫生和福利计划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蔓延的疾病和骚动，因为这会危及占领军的安全。通过强迫种牛痘以防大花和广泛注射霍乱、伤寒和斑疹伤寒的预防针，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降到了最低限度。通过喷射滴滴涕，贯彻执行了一项全国范围的公共卫生计划。由盟军最高统帅部从国外进口主食 品，以防止飢饿。1 由于私营救济机构一再请求允许它们在日本活动，盟军最高统帅部最后在1946年中期允许每月进口总数达二千吨的供应物资，条件是这些物资须通过一个单独的机构运进来。因此，成立了“亚洲特约救济事务所”，首批物资于1946年11月运抵日本。分配工作是在日本政府的监督下进行的，并由日本政府负担分发的费用。一年以后，又允许“美国救济欧洲物资调配处” 进行工作。所有这些努力，都对投降以后防止大批死亡作出了贡献。 但是，遣返计划对于战后人口增长所起的作用，甚至比卫生保健情况的改善和进口粮食更大。遣返要涉及三方面的移动。战争终止时，在先前日本的殖民地、在中国（包括满洲）以及在日本武装部队所占领的地区，大约有三百万日本平民和三百万日本军事人员。此外，还有一百多万非日本人（大部分是朝鲜人）在日本，他们必须返回本国。由于国外的日本军队中有许多是由那些最顽强地鼓吹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的人所带领的，所以重要的是要尽可能迅速地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遣送回417国。否则，他们可能 第171页 会独立行动而不顾投降书的规定。 还有一件迫切的事，是趁在华北和满洲的军事人员还没有被中国共产党或俄国军队吸收的时候，就及早把他们从华北和满洲调回。并且，日本投降以后，它在国外就没有权力和领事裁判权了，因此日本的平民就得不到日本政府的任何保护了。他们住在国外，是没有获得居住国的许可的。因而将他们大批遣返，是很必要的。遣返计划，除了下述的一个例外情况以外，都迅速地、有效地实现了。遣返是在1945年10月开始的，事实上在两年内完成。 在这段时期，有五百九十万日本人返回本国诸岛， 有一百二十万非日本人（他们以前是日本帝国的臣民）被送回到他们的原籍国家。因此，迁移的结果，移居到日本的净增数是四百七十万人。1 迅速完成遣返计划的一个例外情况是，苏联拒绝将苏联领土上的日本战俘遣返回国。从下列表格可以看出，在1947年9月1日，有大约八十万日本人（大都是现役人员）还留在苏联或苏联控制的领土上，有侍遣返。鑑于在执行遣返计划的最初几个月里，从上述领土遣返日本人的行动缓慢，步骤素乱，盟军最高统帅部同苏联当局就日本国民的遣返和旅日朝鲜人遣返至北韩的问题于1946年12月19日达成了一项全面协议。协议规定，想要回国的日本人，应经由指定港口，按每月五万人的速度予以遣返。到第二年年底，1见上文，原着第378—382页。 苏联当局要求停止执行遣返计划。尽管盟军最高统帅部和日本政府不断提出抗议，并要求进一步了解情况，但他们都不知道仍然住在苏联领土以内的日 本国民的确切数目。 由于上述情况，并由于出生多于死亡而造成的自然增长，在占领的头两年，人口统计的曲线急剧上升。1940年至1945年期间的人口自然增长数每年约为八十万，而在1945年10月1日，日本国内确实的人数是七千二百四十万。到1947年10月1日，日本本土的人口总数增加了六百万，共达七千八百六十万。虽然除了遣返的人数以外，每年净增数略低于前几年，但是日本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战后两年间人口净增率达到每年将近百分之九，这些增长的人口对日本的贫乏的资源提出了需求。虽然以后没有遣返这样一个因素，但是常规的每年人口增长率，可能仍然要达到百分之一强。因此，派赴盟军最高统帅部调查这一问题的专门调查团注意到，战后日本人口418增长的情况已危及达到占领目的。调查团作出结论说，“提倡广泛建立少子女的家庭，这在逻辑上应该与政治民主化、社会重定方向以及建立一个切实可行 的经济体系同样列为占领的目标之一。” 第十节早期为缔结和约而採取的徒劳步骤 （一）引言 与以前任何一次战后安排不同，对德和约与对日和约都有其独特的问题。这两个国家在理论上都是无条件投降的，因此应该接受盟国提出的任何和平解决办法。419有许多通常要在和平会议上解决的问题，已由盟国在战时发表的声明中解决了。以日本来说，盟国在开罗、雅尔达和波茨坦的三次声明中已陈述了自己的主张。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1规定，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上所夺取和占领的各个岛屿，都应予以剥夺，又规定，满洲、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2应归还中华民国。还必须把日本从它“以暴力和贪慾”所取得的其他领土上驱逐出去。朝鲜将获得自由和独立。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达协定3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些领土。这项协定规定，凡被日本侵犯的俄国的权利，应予以恢復。这项协定要求将萨哈林岛南部和所有邻近的岛屿以及千岛群岛归还苏联。日本在大连、旅顺港以及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权利应转让给苏联。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明确声明，开罗宣言的条款应予实施，并声明“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最后，在签署投降书时，日本接受了波茨但公告的条款。事实上，在日本投降后，由于盟军部队占领了日本本土以外的这些领土，由于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指令取消了日本对其本土主要岛屿以外领土的主权，日本对这些领土的管辖权，就已终止了。虽说日本将在和平条约上正式宣布放弃对所有这些领土的权利，这些条款也不过是承认一下自从对日本的占领开始以来已经存在的既成事实而已。因此，在和平会议上对这些问题不大会有基本的不一致意见。熘待解决的仅有的一些领土问题，是包含在“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这句话里的问题。因此，对于象伊豆、小笠原和琉球这些群岛的最后处置问题，盟国有必要在将来取得协议。 1见下文，附录（三），原着第491页。 2即澎湖列岛。——译者 3见下文，附录（四），原着第491页。 1见下文，附录（五），原着第492页。 （二）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协定 虽然各盟国之间已就大部分重要的领土问题取得了总的一致意见，但是还有许多复杂的和基本的问题必须解决，才有媾和的可能。这些问题包括盟国对日本的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的控制的限度（如果有一个限度的话），包括起草和约的办法和程序，还包括遣返、财产权、所有权，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日本投降后，各盟国对420于保证日本继续解除武装及非军事化的问题都深表关切。战争的可怕的牺牲和经歷，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记忆犹新。盟军对日本的占领，在解除日本武装和保持日本非军事化方面能产生多大的效力，这是没有人能够断言的。因此，在1946年的头几个月里，美国政府将一份旨在达成上述目标的协定草案分发给其他三大主要盟国。这项协定与拟议中的一项解除德国武装的协定相类似。这份协定草案的序言中指出，联合王国、中国、苏联和美国已同意使日本全面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因此，协定以具体的条文建议，签署国应联合採取步骤以保证这些目标的永久实现。而且，此项协定规定要成立一个管制委员会，由四大国组成，有权在对日本的占领结束后检查日本解除武装的情况。还规定，如果管制委员会发现日本有违犯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条款的行径，则签署国将“迅速採取必需的行动——包括空军、海军或陆军行动——以保证立即停止或防止这种违犯或企图 第172页 违犯的情况”。最后，还规定该协定有效期为二十五年。1 这一建议的命运是同欧洲各种事态的发展密切相关的。首先，在1945年8月2日召开的波茨坦会议的最后一次会上，史达林、杜鲁门和艾德礼一致同意建立外长会议，以继续进行和平解决的工作。外长会议由联合王国、苏联、中国、法国和美国的外交部长组成。外长会议被授权起草对义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和约，提交联合国讨论。外长会议也可“拟定对德和平解决的办法”。1大概，对日和约的拟订工作要延迟到其他和约缔结以后才进行。在1945年12月的莫斯科会议上，在讨论有关德国的基本问题时，审议了解除德国和日本武装的协定草案。当时，史达林表示愿意同意解除德国武装的协定，这就意味着愿意同意对日本的类似协定。2421但是，1946年7月在巴黎的外长会议上再次提出盟国联合控制对德国解除武装这一问题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却持不同意见了。由于苏联反对对德国的解除武装协定意味着对日本的同样协定也不可能签订，所以美国就不再坚持要求接受它的协定草案，这件事就被外长会议搁下了。但是，远东委员会的几个会员国仍然贊成筹设一个半永久性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意见。因此，在1947年的头几个月，华盛顿国务院编订的对日和约的最初儿份草案 中，就有关于这一意见的条文。 1解除武装协定是应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的请求而起草的。全文在1946年6月21日公布。见下文，附录（十八），原着第541页。 1见英国外交部：《柏林会议记录草稿……1945年8月2日》（greatbritain，foreignoffice： protocoloftheproeeedingsoftheberlidconfeoe…2ndaugustl945），敕令第7087号（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47年版），第2页。 2见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176页。…… （三）早日缔结和平条约的愿望 与此同时，日本武装部队的实际遣散和解除武装，比 预期的速度要快得多。到1947年春，日本几乎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因此，占领的军事阶段已告完成。新宪法已经颁布，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许多基本改革已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占领是否应继续下去的问题。波茨但公告声明，在公告的目标达成后，在日本人民成立了“倾向和平及负责之 政府”以后，占领部队将撤离日本。 国务院认为这样的时问可能即将到来，因此在1947年初着手编订了一份和平条约的最初草案，并将其内容告知麦克阿瑟。1不久以后，在1947年3月19日，麦克阿瑟作了一项关于需要早日签订和平条约的即席发言。2他说明，占领的任务大体上分为军事、政治和经济三个阶段。他声称，占领的军事目的，即採取必要步骤以保证日本永远不再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关于政治阶段，麦克阿瑟指出，在军事占领许可的情422况下正在接近完成。组织机构已经建立起来。剩下的工作只是监督、控制和指导了。他认为，这时对日本的经济封锁还象战争敌对时期一样地严厉。他表示，如果经济封锁继续存在，盟国所面临的选择，不外是它们自己接济日本，或是让千百万日本人挨饿。他竭力主张用私人贸易来消除主要生活必需品供求之间的差距。最后，他作出结论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早日订立和约，把日本放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这种监督是以保护为目的，而不是以约束性的控制为目的。麦克阿瑟关于早日订立和约的愿望，在1947年4月作者同他的一次会见中，作了进一步详细的阐述。当时，麦克阿瑟建议夏天在他的总监督之下在东京召开一个和平会议。他强调，在东京召开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适宜，因为东京是最中立的地点。正式签字的日期应定在召开和平会议以后的六个月，以便对日占领军能在他的指挥下有秩序地撤退。他建议，可以允许日本人在和平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可以允许他们有投票权。即使其他国家反对早日召开和平会议，美国应乐意说服它们与日本签订和约，不管苏联参加与否。其他办法部行不通时，美国可以与日本单独订立和约。他说，他贊成早日订立和约，是因为他相信对日本的占领早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同时相信日本问题的解决会促进欧洲的悬而未决的分歧的解决。他在结束讲话时说，现在迫切需要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将保证和平，而不会象凡尔赛条约那样使得在二十五年内发生另一次大战。到1947年初夏，美国政府已同意麦克阿瑟的观点，即早日与日本订立和约，要比继续对日本实行占领有利。他们希望，已有的关于许多实质性领土问题的国际协议，将有利于1作者当时担任国务院日本事务科科长，曾和远东事务处的鲁恩?培根博士同国务院的一个委员会一起为起草一份和约而工作。作者和培根在1947年2月25日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政治顾问小乔洽?艾其森一同离美赴日。他们随身带了对日和约的最初的粗枪的草稿。3只8日他们到达东京以后，就将这份草稿给麦克阿瑟看了。 2很可惜，在作这一声明的当时情况下，要发表一个正式文本是不可能的。麦克阿瑟接受了在新闻俱乐部参加午餐的邀请，其条件是不要要求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他出席午餐时，尽管事先已经讲好了条件，尽管他不喜欢举行记者招待会，人们还是问了他是否有什么话要讲。当他回答说有话要讲时，在场的记者中很多人都没有准备，因此他的发言就没有正式文本。他的这一声明的最完全的“文本”之一，载于《重定政治方向》，第2卷，第765—766页。 第173页 签订一个关于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总协议。 （四）美国关于和平会议的建议 鑑于在德国问题讨论中的僵持局面，美国在日本的和约问题上想寻求一种新的处理办法。它认识到，外长会议证明没有能力起草对义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和约。由于外长会议在程序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对德和约问题423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因此，要想在外长会议内部起草一个对日和约，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再则，外长会议之所以不能成为起草对日和约的适当机构，还有其他原因。外长会议只由五个大国组成。美国在建议成立由十一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时，早已认识到，处理日本问题时应有较广泛的代表参加，这一点很重要。同时，大英国协各成员国对于早日与日本订立和约一事也表现出积极的兴趣。他们已经于8月中旬在坎培拉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在会上，澳大利亚外交部长赫伯特?伊瓦特对日本的和约问题表现了个人的兴趣。他已经明确地声明过，由于澳大利亚在太平洋的特殊地位，任何和平会议都应当吸收澳大利亚作为主要的当事国之一。他的立场受到联合王国和纽西兰的支持。最后，外长会议的职权范围的条文并没有提到它起草对日和约的职责。成立外长会议的宣言的序言部分中说，外长会议的建立是为 了“继 续为和平解决日本问题作必要的准备工作，并处理经参加外长会议各国政府的同意而随时向外长会议提出来的事项”。1它并没有具体提到对日和约。因此，如果利用外长会议来办这件事，首先必须得到其成员国的同意。2 因此，美国採取了一项政策，希望藉此可以把关于程序方面的无休止的争吵减少到最低限度，以便集中讨论实质性问题，并能有广泛的代表参加会议。1947年7月11日，美国政府向远东委员会成员国的其他十个国家的政府提出建议，在1947年8月19日召开一个由远东委员会成员国代表组成的会议，来讨论对日和约。还424建议这些国家的外交部长应先委派代表前来3 探讨和约中的实质性问题。美国政府认识到，否决权只会耽搁会议的进程。他们的意见是：在和平会议上坚持否决权是个迂阔的问题。归根到底，如果一个国家不同意条约的内容，它可以拒绝签字。因此，美国建议会议中的决 定一律以“简单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以避免这一棘手的问题。 1947年8月14日，美国在接到所有直接有关的国家的答覆后，分发了一份各国政府观点摘要。美国政府还分发了美国和苏联之间互换的照会文本。除苏联外，所有的国家都同意召开十一国会议。俄国人争论说，开罗、1《国务院广播公报》，第184号，1945年8月2日（波茨坦公报）。 2当外长会议最初酝酿成立的时候，人们认为它的成立会促进而不是妨碍对德和约的起草。如果外长会议在适当的时期内批准了一项对德和约的话，那么外长会议的成员国就很可能被委託考虑对日和约。由于关于德国问题没有取得协议，美国就认为它没有必要利用这个机构来拟订对日和约了。事实上，美国认为利用外长会议将有损于早日订立对日和约的前景。 3那一天，在国务院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助理国务卿约翰?h·希尔德林给远东委员会除苏联以外的所有参加国的外交代表提交了内容相同的照会。尽管苏联大使馆拒绝派代表参加这个特别会议，类似的照会还是同时交给了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并由美国驻苏大使交给了在莫斯科的苏联外交部长。被认为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组成远东委员会的国家，不管它最后是否参加和平会议，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关于美国建议的内容通知。根据这一程序，苏联拒绝参加和平会议，其责任只能由苏联政府自己承担，而不能责怪美国没有把建议通知苏联。美国建议的文本，见《文件，1947—1948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715—718页。 雅尔达和波茨坦的协定和远东委员会及外长会议职权范围的条文，全都承认中国、联合王国、苏联和美国在有关日本问题上的特殊地位。因此，“召开会议来起草对日和约的问题”，应由四大国来决定，这是绝对必要的。苏联指责美国的单方面行动，它要求四大国的代表应一起讨论，为召开会议规定一个合适的日期，同时“应考虑从速召开外长会议的必要性”。美国政府在答覆中指出，外长会议的职权范围中没有提到关于日本和约的问题。他们还认为，苏联向意成立远东委员会，“无异是承认了这些〔十一个〕国家在有关日本投降后对日政策方面、从而在对日和约中的根本利益”。一些国家，特别是参加坎培拉会议的那些国家，要求将和平会议推迟到9月份。中国在投票方式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它称之为折衷的办法。它建议，“会议的决议，应由到会成员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其中须包括四大国中的三个国家”。 因此，美国提出召开预备性会议来讨论实质性问题，425以避免由于对程序问题的无益的辩论而造成不必要的耽搁，这一企图从一开始就告失败。苏联和中国在它们给美国的第一次答覆中，都对美国建议的程序提出了反对意见。在随后的六个月里，美国、中国、苏联和联合王国之间交换了几次照会。在这些照会中，分歧的意见集中于会议的组成和投票的方式这两个程序问题上。当明显地看出苏联在继续坚持和约中的问题应“由外长会议预先考虑”时，中国政府在投票程序问题上改变了它的主张。在1947年11月17日的一份照会中，中国政府建议，会议的决议应由成员国的多数通过，并包括联合王国、苏联、美国和中国四国的一致同意。换句话说，中国建议四大国有否决权。在答覆这个建议时，苏联在11月27日建议，1948年1月在中国召开一个包括四大国在内的外长特别会议。中国在12月6日以一个简短的声明来回答这个照会，说中国认为“预备会议没有必要背离远东委员会关于组成和投票程序的原则”。另一方面，联合王国在致中国政府和苏联的照会（它反映出大英国协意见）中，支持美国原来的意见，即会议应由出席远东委 第174页 员会的国家组成，投票应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在这一时期，虽然好几个大国都想早日与日本缔结和约，但是越来越清楚的是，如坚持要求当时召开和平会议，必将导致中国和苏联不参加。虽然1951年的旧金山和平会议是在没有中国和俄国参加的情况下召开的，但是1947年的情况使得其他的国家怀疑在当时召开那一类型的和平会议是否适当。首先，日本或美国是否会在1947年同意和约签订后盟国军队继续留驻日本，是一个问题。如果盟军撤走，就会造成一种军事真空的危险。其他一些国家拒绝考虑分别订立和约的可能性。因此，在仔细分析1948年1月的形势以后，美国政府相信，还是以不急于要求在当时召开一个会议为好。因此，在苏联再一次申述它以前的立场以后，美国就将最近交换的426外交照会文本分发给那些直接有关的国家。自此，直到两年以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以前， 这件事就正式搁置起来了。1 1到1951年旧金山会议召开时，已出现了新的因素。占领早已失去作用。美国参与了韩战。太平洋安全条约的概念已经形成。日本政府同意，在条约生效后作一种特殊安排，即以保卫为目的的盟国保安部队可以驻在日本。因此，关于主张订立没有中国和苏联参加的和约的论点，其理由在1951年比在1947年充分得多了。关于以后所作的解决日本问题的尝试，以及对日和约的最后订立，见《概览，1947—1948年》，第328页以下；《概览，1949—1950年》，第459—466页：以及《概览，1951年》，第378页以下。 第十一节结束语 到占领日本的第二年年底时，为了贯彻盟国基本政策所必需的大多数改革是否已经开始，这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了。麦克阿瑟已经表示过：改革的架子已经搭起来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应该通过日本政府的行政部门来工作，这一决定促进了这些改革的施行。在当时，要回答其他两个同样基本的问题，是困难的。日本人是否以一种把这些改革看作有相当希望成为永久性的精神来予以接受的呢？同时，美国及其盟国在对日占领结束前，对日本的政策又 可能发生什么变化呢？ 不过，上述关于对日占领头两年的研究表明，这些问题己部分地得到回答。首先，盟军最高统帅部採取的某些及时的、直接的措施，已经取得了难于剷除的效果。武装部队的彻底解除武装和復员工作已顺利进行。即使日本有意愿、有办法来恢復武装力量，也得花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才能重新建立有效的陆、海、空军。盟军最高统帅部在1945年10月发出的关于公民权利的指令和1946年1月初发出的关于整肃的指令，已经促进了日本社会中以前消极的分子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活动。在1947年4月的第二次大选中，对保守的、旧的领导人的支持，已明显地转到对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虽然以后的选举可能又会回復到保守主义，但是有一种明显的追随新 领导人的倾向。 在工人方面，很明显，由于盟军最高统帅部採取了各种政策，一个新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已经出现。这时，大约有一半的产业工人已经组织起来，他们大部分集中在“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或“产业别工会会议”，因此毫无疑427问，工人会保持他们组织起来和集体谈判的权利。此后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工人的领导归属于哪一个政治派别。广大的工人群众仍有可能被共产党的领导所操纵，但是也有迹象表明，温和分子将最后得到控制权。旨在把土地转交给耕者并由此而减轻农民财政负担的农地改革计划还刚刚开始执行。然而，如果这一计划的大部分可在占领结束前得到贯彻，那么改革的许多因素有可能对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持久的效果。教育改革计划也还处在初期阶段，在三年内不会全部实施。宪法所保证的基本人权是否能战胜与这些新规定所包含的哲学相牴触的传统习惯和固有观念，对这一点要作出 判断，还为时过早。 就所有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之一即宪法的改革而论，日本人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它的原则，这在1947年9月还是很成问题的。例如，从他们在修改宪法的整个时期的态度来看，很明显，无论是市原内阁或是吉田内阁都不会自动提出这样一条：放弃把战争作为民族主权的一种权利。如果让他们自由选择的话，看来他们也不愿意剥夺天皇的一切政治权力，不愿使首相和内阁从属于国会，或者剥夺他们以前拥有的许多权力。宪法的这些方面和其他方面，以及贯彻宪法精神的立法，以后将在多大程度上被日本人加以改变，现在也还很难说。鑑于制订这些基本法律的过程以及这些法律完全是由占领当局所倡议这一事实，可以预料。在占领结束后，将会对这些法律作一些修 改。 至于经济改革，即使在第二年年底也已很明显地看出，日本人只是勉强接受的。例如，当盟军最高统帅部在1946年3月促使进行货币更换时，官方的冷淡态度使得经济力量自由放任，造成日元的急速贬值和纸币的不断增加。实业家们对于整肃、解散财阀、分散经济力量这一类政策的不满，反映在日本工业生产缓慢的恢復上。许多工业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远东委员会未能就赔偿政策达成协议，也是日本经济状况不稳定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些原因还不足以说明工业生产为什么低落到仅达428l930—1934年水平的百分之四十。很明显，工业在观望，要看看改革的热情什么时候会低落下来。 第175页 最后一点，美国企图早日召开和平会议未能成功，这表明对日本政策的基本改变可能就在眼前。苏联坚持拒绝参加对日和平会议（除非按照它自己的条件），也暗示出，不管日本自己的意愿怎样，日本可能会直接捲入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更大规模的斗争中去。除非在最近的将来召开一个和平会议，否则日本别无其他选择，只有接受继续被占领的状态，一直到盟国决定在没有苏联或中国参加的情况下与日本单独订立和约。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局面，那么至少从日本的保守分子的观点来看，有一个令人鼓舞的特点，那就是美国更有可能支持和贊同直接帮助日本经济恢復的政策，同时摒弃任何可能对迅速恢復日本工业产生干扰的改革。因此，在占领第三年的开头，重点 的根本改变已为时不远了。1 第四章1945—1947年间美苏占领下的朝鲜 休?博顿 第一节引言 朝鲜从满洲和苏联的边界向南伸出四百至五百英里，是一个面积约八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地势崎岖不平的国家。1945年8月划定北纬38度为分界线时，在美国占领的南部地区居住着将近二千万人，在苏联占领的北部地区将近有一千万人。许多世纪以来，朝鲜是强权政治的受害者；最先它被掌握在中国手中，以后在日本和俄国手中。从1910年起，朝鲜受日本统治，成为日本殖民地，并成为与日本帝国本部紧密结合的一个部分。这个半岛曾作为一个单独的经济单位被开拓；不是为了朝鲜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日本人和他们 的帝国的利益。 尽管有这些外国压迫——这样的压迫会消灭文化，除非是最顽强、最有生命力的文化——朝鲜还是保留着它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政治生活。朝鲜具有强烈的固有特徵，这些特徵鼓舞着它，使它能够抵制外国的统治或人为的分裂。朝鲜人民在思想方面是保守和偏狭的，然而具有很强的自尊心和个性。虽然他们表面上是宁静和淡泊429的，但是他们在诸如民族独立之类极其重要的问题上，易于激动，易动感情，不大理智。这些因素，加上日本投降后西方强国对这个国家的武断的划分，在占领期间造成了几乎无法克服的种种问题，而由于美国和苏联在目标上的根本分歧，问题就进一步复杂化了。苏联支持朝鲜独立，它相信，领土邻近（朝苏边界接壤约有十三英里）加以苏联在成立朝鲜临时政府这件事上的操纵，将足以保证出现一个政治上倾向于共产党世界的独立的朝鲜。而美国，与它歷来的传统态度相一致，认为朝鲜应作为一个光復的地区来对待，应该尽快地成为一个真正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同时，应当允许它自己选择政府的形式。实际的军事、地理和政治因素使得美国很难制定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要符合这种不言而喻的自决权利，另一方面又要符合美国本身的利益。无论美国採取什么行动，它难免是：要末激起朝鲜人民的反感，要末为朝鲜承担责任，而这种责任它还不愿意承 担。 占领朝鲜头两年的歷史，即到1947年9月17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时为止的歷史，具有两个主要特点。一个方面是：不顾美苏关系的恶化，试图由美朝双方解决朝鲜问题。另一个方面是：在美、苏两个占领区内，根据与两个占领国家的根本分歧相适应的不同路线，各自 发展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当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于1943年11月在开罗会晤讨论远东问题时，朝鲜战后的地位问题也在他们考虑之列。他们关于朝鲜问题的决定，成了盟国未来政策的奠基石。这一决定说：“我三大盟国答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苏联在参加太平洋战争前，已默认它的盟国对朝鲜的政策。1945年2月的雅尔达会议提到了朝鲜，但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可以适用多边託管的地区的例子。然而罗斯福去世后，在联合1 1正如盟国的其他几个战时决议一样，开罗和雅尔达协定都是在开会时起草的，没有与国际事务专家商讨。因此，这些协定在以后产生了无穷无尽的麻烦。在开罗宣言中，“在适当时候”这一用语极不妥当。1943年12月1日，即开罗宣言公布的日子，国务院的大多数远东问题专家，包括作者在内，都正在开会讨论战后安排的问题。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开罗宣言的内容，直到宣言发表了才知道。虽然曾为雅尔达会议准备了关于朝鲜的一些具体建议，包括一个警告——认为整个国家必须作为一个单独的占领区，但是罗斯 国旧金山会议之后，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在互换照会时，美国和苏联同意：短时期的四大国（美国、英国、中国和俄国）託管，将是朝鲜未来独立的最 好保证。 当苏联于1945年8月8日对日本宣战时，它遵守两星期前公布的波茨坦公告。由于这一公告指明“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苏联和其他三个盟 国一起保证了在适当时候朝鲜将获得自由和独立。 接下来所採取的有关朝鲜的行动，都是军事性质的，但具有深刻的政治影响。在雅尔达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军事参谋人员讨论了苏军和美军分两个区占领的问题。苏军于8月10日越过了朝鲜边界，但美军不可能立即在半岛上部署，因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朝鲜应以北纬38度为分界线，把苏军和美军的军事行动分隔开来。这样的划分获得同意，并在1945年9月2日由麦克阿瑟的总命令第一号正式确定下来。该命令规定，这条线以北的日军应向苏联总司令投降，这条线以甫的日军应向太平洋地区美军总司令投降。到9月8日，即美军进入朝鲜那一天，苏军已占领了北韩，一直到三1 第176页 八线为止。第二天，二十四军军长约翰?r?霍奇中将接受了三八线以南日本部队的投降。从此以后，原是临时为了处理日军投降事务和划分军事占领区域而确定的这条线，就变成了国际边界，而朝鲜就这样被分为两个军事、政治和经济单位——这不仅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悲惨的后果，而且也给其他人类 带来了悲惨的后果。 福忽视这些建议。尽管有许多相反的谣传，但在雅尔达似乎没有对朝鲜问题作出什么确切的承诺。曾提到过可能要託管，那是为了向史达林解释託管的含义是什么，以劝使他同意在联合国宪章中加入託管的原则。1见下文，附录（九），原着第499—500页。 第二节被分隔的国家与分道扬镳的政策 （一）分隔的直接影响 虽然有些朝鲜人对于盟国所说的“在适当时候”给予独立一语的真实含义深感担心，但朝鲜所有的领导人都指望在光復后立即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国家。流亡在重庆的所谓“朝鲜临时政府”，把开罗宣言中的这几个字译成“立即”或“几天之内”，并把他们的译文在全朝鲜广为散发。早在1944年10月，这一组织的主席金九1就曾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式承认他的政府。9月8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曾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到欢迎。但几个星期以后，关于託管的事谈开了，美军就被看作侵夺者了。而在北部领土上，苏军很快地把日本人赶了出去，红军迅速挺进；他们利用许许多多朝鲜流亡者和革命者组织了人民委员会，让他们担任共产党地方干部。这种制度，再加上积极的 宣传，使得许多北韩人产生了这种想法，即： 苏军才是真正的解放军。 三八线边界的封闭变得越来越紧了，这时朝鲜人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国家被分隔开了。海州工业区由于被从中隔开，变得毫无用处了。北部富饶的矿藏和重工业，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南部分开了。以往通常提供给南部工厂的煤和电力，现在都在苏联控制之下。美国人则占据了交通枢纽与谷物生产中心。日子一久，人为地把朝鲜分隔成两个占领区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给 军政府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影响。1 1朝鲜姓名均採用麦丘恩氏罗马化拼音法。有关到1948年为止的朝鲜问题的最权威和最全面的论述，见乔治?m·麦丘恩：《今日的朝鲜》（georgem.une：koreatoday），麻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麦丘恩在1941—1945年间是国务院关于朝鲜问题的首席专家，以后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他在1948年不幸早逝，这对于西方了解朝鲜情况是个重大损失。 1见盟军最高统帅部：《在日本和朝鲜的非军事活动总结》（scap：summationofnon- militaryactivitiesinjapanandkorea），第2期，1945年11月，第180页。这些《总结》提供了有关美国军政府在朝鲜活动的最详尽的材料。《总结》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2月按月刊行，作为对日本的《总结》的附件。以后单独刊行，名称为《美军和军政府在朝鲜活动的总结》 （summationofu.s.armyandmilitarygovernmentactivitiesinkorea）〔以下简称《总结（朝鲜）》〕。直到1947年8月，由南韩临时政府刊行的《南韩临时政府活动》（southkorealnterimgovernmentactivities）第1期出版，《总结（朝鲜）》才停刊。 （二）南韩的美国军政府 在日本投降到美军到达之间的三个星期内，南韩的局势十分混乱。首先，国内到处都是日本兵和日本平民以及同他们勾结的朝鲜人。许多朝鲜人要找他们过去的剥削者和主子报仇雪恨。为了保证维持法律和秩序，日本官员现在给予朝鲜最强大的政治集团的领导人以特殊权力。其次，许多朝鲜人完全指望着日本当局的倒台将会立刻给他们带来独立。虽然日本人过去把持着政府中所有重要的职位，但朝鲜人坚持认为他们有能力管理自己。尽管日本军事上的失败以及朝鲜的光復要归功于盟国，但朝鲜人感到没有理由要把一个临时性的外国军事当局强加于朝鲜。他们的这种感觉，由于下面的事实而加强了：南韩从8月15日日本投降到9月8日霍奇将军到达，这期间实际上并没有由外国进行控制。最后一点：朝鲜人完全指望会立即遣返全部日 本人，清算他们的财产，并把它们转归朝鲜所有。 初期，最强大的朝鲜政治势力之一是“朝鲜独立筹备委员会”。这个团体在整个半岛的每个道里都设有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派代表参加9月6日在汉城召开的一次“国民会议”，会上组成了一个自封的“人民共和国”（“朝鲜人民共和国”），宣称对整个朝鲜有管辖权。它由各种不同的政治成分组成，其中大部分来自左翼；它提出了一个纲领，号召做下列各事：各派别统一起来，实行土改以废除封建专制，清除身居要职的日本人和与之勾结的朝鲜人，组织合作社，并实行其他经济改革。霍奇将军于9月8日登陆时，新当选的主席吕运亨派了代表去仁川欢迎他，并表示人民共和国愿为美国司令官效劳。霍奇意识到，他身为军事司令官，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威受到任何挑战。此外，他必须避免对当地的政界人物作出任何承诺，除非得到更高一级的美国当局批准。因此，从一开始，美军司令部与朝鲜人民共和国的全国和 第177页 地方组织之间就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 由于霍奇起初决定依靠日本人的帮助来维持法律和秩序，他的任务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朝鲜各阶级对霍奇此举都极为反感，他们希望很快把所有的日本人都赶走。霍奇不久就撤销了自己的命令，在四个月之内，几乎所有的七万名日本官员全部被撤职。10月初，指定了一个“朝鲜谘询委员会”，作为美国司令官的辅佐。虽然朝鲜433人在接受这一措施时抱着怀疑态度，但 一些右翼领导人这时便开始同美国占领当局站在一起了。 政局的动盪持续了几个星期。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们声称自己代表朝鲜人的意愿，因而拥有一个政府所应有的特权。面对这一挑战，霍奇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美国军政府是南韩唯一的政府，无论是人民共和国或是任何其他团体都不能被利用来达到政治目的。结果，共和国这个组织在汉城很快就 失去了影响，但在有几个道里， 仍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一直到10月下旬，有些地区的道委员会还在执行着主要的行政职权。那时，美国军政府的部队到达，取代了原来的战术部队，把残留的一切日本官员和人民共和国的代表都排除掉，接管了各道政府。1新的部队接到明确的命令，要他们对所有的“政党、组织和社团”加以1关于朝鲜西南部全罗南道一地的移交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一个地方军政府是怎样活动的，见e·格兰特?米德：《朝鲜的美国军政府》（e.grantmeade：americanmilitarygovernmentinkorea），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控制。然而，在好些情况下，人民共和国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11月下旬，该党召开的大会不同意解散其组织。它在几个道中展开了强大的反美运 动。因此，在1945年12月29日，霍奇宣布“共和国” 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是一个“政府”，它想充当政府的任何企图都将 是非法的。 随着人民共和国的影响和威望的下降，右翼的“朝鲜临时政府”的影响和威望日益增长了。它在国外的一位有力倡导人李承晚博士已回到朝鲜，许多支持他的人已在美国军政府中获得了重要职位。这个组织的力量，在这一件事上显示出来：为抗议1945年12月27日莫斯科协定中的託管条款，这个组织有效地发动了一次停工。不久以后，“驻朝美军军政府”组成，使得美国军事管制的行政机器更加完备，于是在朝鲜没有一个组织能成功地对军政府的权力进行挑战了。军政府的组成系以地区为基础，由一个文职行政官和一个军事长官共同主管。秘书处有五名军官，日常的政府工作由九个局负责进行。尽快地委派朝鲜人员担任这些军官的职务，并担任各个局的工作，使他们能把职权越来越多地接过去。然而，给予他们的任何职权和势力，都得 由美国当局决定。 皇冠出版社，1951年版，第63页。 （三）苏军占领北韩 与美国人在南部地区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相对比，北部的情况对苏军来说是较为有利的。首先，俄国人是在日本投降之前而不是在投降以后进入北韩的。当红军向南推进时，它马上就从日本人那里接管了控制权。第二，苏联当局没有关于处置日本官员的问题。当俄国向日本宣战时，所有比较重要的日本人，不是早已住在南部地区，就是已经从北部逃往南部。因此，为了管理地方政府，俄国人一开始就通过朝鲜人来进行工作。第三，由于共产党人相信共产主义的普遍性和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成功，苏联司令官有着一个很明确的政治目标。他毋需担心朝鲜人民的政治愿望和信仰。他只要使那些与他合作的朝鲜人确实拥护共产主义就行了。此外，朝鲜的革命者长期以来在苏联受到欢迎。从日本人的严酷统治下逃亡出来的政治避难者，来到了外蒙古、西伯利亚或苏联滨海地区。其中有许多人现在随同苏联部队回来了，并被用来建立北韩的苏维埃政权。这是被红军征服的其他地方所树立的范例的一个翻版。人民委员会这一体制建立了起来，由俄国军事司令官在背后进行控制。1945年8月25日，成立了“朝鲜人民执行委员会”，它接管了政府的职权。六个月以后，在1946年2月9日，它又被“北韩临时人民委员会”所取代，由金日成任全朝鲜内阁首相。这样，俄国人得以避免了建立一个正式的军政府，虽然他们的军事控制只是盖着一层薄薄的面纱而 已。 第三节争取统一的国际行动 （一）莫斯科外长会议 由于把朝鲜以三八线为界进行分隔原来只打算是暂时性的，美国司令官提议与北部的苏联司令官进行谈判，以减少这一屏障所造成的分裂影响。美国提出了如下建议：允许两个地区之间自由往来，不加限制；发展一种统一的经济和单一的行政机构。然而，苏联司令官继续把这条线作为国际屏障。这样就造成了真正的危险：除非这种局面得到纠正，否则，这个国家将不可挽回地被分裂435为二。因此，霍奇将军提出，朝鲜分裂的问题应由美国政 府和苏联政府加以解决。 鑑于这些事实，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英国和美国三国外长会议上讨论了朝鲜问题。外长会议在1945年12月27日发表一份报告（中1国政府后来对这个报告表示贊同），报告的第三部分为未来对朝鲜的政策确定了基础。这项协定中规定，应成立一个临时的朝鲜民主政府，做下列各事：使朝鲜重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创造条件使这个国家能在民主的原则上发展；尽快地消除日本统治朝鲜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影响。此外，这个朝鲜政府 第178页 还将发展朝鲜的工业、运输业和农业，以及朝鲜的民族文化。 莫斯科协定中还规定了为达到这些目标所要採取的具体步骤。第一，成立一个由美国和苏联在朝鲜的司令部的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使命是“与朝鲜各民主政党及社会组织咨商”，就成立一个朝鲜临时政府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将送交中国、苏联、英国和美国的政府考虑，然后由苏联和美国批准。第二，临时政府成立以后，联合委员会、临时政府和朝鲜的各民主团体将负责制定措施，以帮助朝鲜人在为期五年的四大国託管期间获得独立。最后，协定中还规定由美国和苏联在朝鲜的司令部的代表开一次联席会议。这一会议将在两星期内召开，会议将讨论当前影响南北韩的一些迫切问题。会议还有责任为美苏两个司令部之间“订定方案，以期建立行政 及经济事务上之经常联繫”。 1见下文，附录（二十六），原着第562页。 （二）莫斯科协定的直接影响 几乎所有在南部的朝鲜人都立即对外长们的决定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南韩的报纸把会议描写为“第二个慕尼黑”。主要的异议是对于託管的规定。人们争论说，436任何託管，不管时间怎样短暂，都意味着把他们能够获得完全自由和独立的日子无谓地延迟。将有苏联参加在内的任何临时性的国际管理，也遭到强烈的反对。朝鲜的领导人没有看到苏联军队正占领着半个朝鲜这一严峻的事实，也没有看到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建议的目的是在于使苏军 和美军最终能撤退，使朝鲜归于统一，并成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政府。1 莫斯科协定对朝鲜国内政治的发展还有另一个重大的影响。它促进了右翼和左翼政治势力的明显的两极分化。在南韩，右翼势力反对得最激烈。金九——朝鲜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之一——组织了一个“反託管委员会”，并发动了一次总示威以抗议这个协定。所有的右翼组织都参加了，结果，他们在政治上获得了好处。莫斯科协定宣布后的头几天中，南韩的左翼政党也反对这一协定，但在1946年1月3日，共产党及其附属的团体声明支持这一协定。苏联司令官说，北部各政党完全同意盟国四强的主张，由此可见，南部的共产党人在这件事上已接到了特别指示。实际上，在联合委员会召开以 后，对莫斯科协定的支持是与共产党有紧密关系的一种明显标志。 作为执行莫斯科协定的第一步，1946年1月16日在汉城召开了一次苏 联和美国司令部代表的联席会议。 美国人谋求在下列问题上达成协议：铁路、电力和交通运输统一管理，全国货币统一，货物自由流通，以及某几类人员可自由往来。最后，他们建议沿三八线设立几个联合管理站，这些管理站将不设防。苏联代表主张把讨论局限于电力的输送，货物与设备的交流，以及铁路与公路交通。由于美国人缺乏诸如稻米之类的朝鲜产品作为易货基础，他们只得同意把讨论局限于俄国人提出来的437几点之内。最后，在邮件往来、联络和把规定量的电力从苏占区输送到美占区等有限的几个问题上终于达成了协议。1从实际上来 说，除了不断有人从北部逃亡到南部以外，这个新的边界仍旧封闭着。 俄国人在两国军事司令部会议上的强硬态度，对于进一步贯彻莫斯科协定来说是个不祥的预兆。另一个因素是南韩内部的政治危机一直持续下去，这一点使得原定在3月份召开的联合委员会会议可能开不成。尽管美国司令官已指出，如果为了反对託管而继续骚动并举行群众示威，那只会使朝鲜的独立推迟；然而，南部的局势依然紧张。一些主要的政党甚至在莫斯科外长会议还没有作出决定以前就都宣布反对託管。所有的政党都主张尽早独立。朝鲜人民共和国曾声称它代表人民，并曾拒绝承认霍奇将军的绝对权威。霍奇将军对于它的任何施政活动都视为非法的命令，更增长了它对美国占领的敌意。右翼分子发起组织了一个“迅速实现独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正如“反託管委员会”以及其他特别的组织一样，聚集在曾流亡在重庆的朝1作者在1947年4月与金九及其他右翼领导人几次会见时，得到的答覆总是：如果让朝鲜人自己来干，他们是能够处理自己的事务的。当我们问他们将怎样应付外来的压力以及怎样将北部的苏军逐走时，他们总是迴避这一问题，或者认为这是离题的话。 1见美国国务院：《朝鲜的独立》（u.s.a.,departmentofstate：korea’stndependence），国务院出版物第2933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7年版），第3—4页。 鲜临时政府成员周围。李承晚博士在回朝鲜后，于10月20日说出了他们的基本方针；他作出许诺说，他将努力奋斗，使朝鲜“不被征服，不被分裂”。金九和他的十四个同僚于11月底到达。在莫斯科协定宣布前一星期，朝鲜临时政府曾致电各盟国，要求完全独立和废除北纬38度的分界线。因此，除了共产党人以外，所有其他的人都一致反对四大国託管这一具体规定。1946年2月，右翼领导人试图与左翼联合起来，以加强反託管运动。左翼领导人被邀请参加在汉城举行的“国民非常会议”。虽然他们拒绝参加，但他们同意和除了“亲日派以及与日本勾结者”以外的所有政治势力进行合作。该会议一致选举李承晚为主席，金九为副主席；这两位领导人继续为反对託管而进 第179页 行顽强的斗争。 为了抵制这一反对美国既定政策的运动，并取得朝鲜人对南韩军政府的支持，美国司令部于2月14日成立了一个以李承晚为主席的“民主议院”。由于被任命参加民主议院的人物几乎全是保守分子，一些主要的自由438分子拒绝参与这个议院的工作。因此，在联合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的前夕，霍奇发现，最积极支持他的人都是保守分子，而这些人曾是最激烈地反对託管的。一直不得人心的美国军政府，现在又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如果联合委员会中的美国代表一表示支持託管，他就会自动地失去了李承晚及其政治追随者的支持。如果他想在託管问题上顺从潮流，以争取朝鲜人的支持，那末，苏联政府就可以责怪美国不守信义，破坏了四大国为实现朝鲜独立而一 致同意的莫斯科计划。 与南部出现的进退两难的处境相反，苏联当局正在北韩迅速地组织一个单一的政治系统。虽然不可能精确地估计北方对共产主义的反对程度有多大，但公开的反对已被当地的保安警察有效地压制了，这些保安警察清洗或清算了反动分子和反共势力。因此，在联合委员会召开以前，苏占区的各政党和社会组织建成了一个统一战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选举了农村的人民委员会和村长。这些组织派代表参加了在平壤召开的一次特别大会，并于1946年2月9日在会上成立了“北韩临时人民委员会”。金日成当选为主席，苏联司令官确保了在自己占领区内的朝鲜人会支持他在联合委员会会议 上可能採取的任何路线。 （三）联合委员会陷入僵局 （1946年3月20日至5月6日）3月11日，霍奇向朝鲜人民说明了将在汉城召开的联合委员会的目的。他说，其主要目的是帮助组成一个临时朝鲜政府，将订出适当的措施以达到这一目的。他强调说，美国代表不希望由某一派或某一翼的人来组成政府，而希望看到成立一个符合大多数人民愿望的政府。3月20日，联合委员会的正式开幕仪式在汉城的德寿官举行。苏方首席代表是t?r?斯蒂可夫将军，美方首席代表是a?v?阿诺德少将。头一轮会议开了二十四次，没有结论。5月6日决定体会，也没有决定復会的日期，489其根本原因在于俄国人和美国人没有能在即将成立的临时政府这一问题上达成协议。苏联代表要求建立一个有利于共产主义及其利益的朝鲜政府。美国代表则要求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朝鲜人民的政府——在美国人看来，这样的一个政府当然应是以西方所说的民主为目标的政府。会谈破裂的直接原因，是美国代表坚持应允许朝鲜人有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双方意见的分歧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在制订成立朝鲜临时政府的计划时，委员会是否应与那些曾反对过託管和莫斯科协定的人士进行咨商。苏联代表坚持不应与那些进行过反託管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咨商。如前所述，反託管运动的领导人都是一些右翼的保守分子。因此，如果委员会採纳了苏联的建议，将自然地排除 了一大批反共人士参加临时政府。 美国代表主张，应允许朝鲜人对任何问题（包括对託管和莫斯科协定之类的问题）表示他们自己的看法。如果禁止他们这样做，那就是限制了他们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此外，他们不应当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惩罚。他提出了决定委员会能否与之进行咨商的两条标准。第一，这个个人或团体应该真正以民主为其目标。第二，这个个人或团体应该准备在组织临时政府和制订有关託管的建议方面与委员会合作。委员会就今后个人和团体与委员会进行合作的准则达成了临时协议，并保护他们批评託管原则的权利。这个准则规定：在与各政治团体进行磋商而订出一项成立临时政府的计划以后，这些 团体应在下一步提出有关託管的建议时与委员会进行合作。 这一准则写入了以后被称为“第五号公报”的文件中。这个公报于1946年4月18日由委员会批准发表。1公报中包括一个宣言，朝鲜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如果希望委员会与它们咨商，就得在这个宣言上签字。在宣言上签字的人应保证做到：（一）“支持莫斯科关于朝鲜问题的决定第一段所述的目的”；（二）遵从联合委员会关440于成立临时政府的决议；（三）在有朝鲜临时民主政府参加的情况下，与委员会合作制订“提携及协助（託管）朝鲜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之进步”的建议，向自治和独立的目标前进。 在委员会继续讨论应与哪些人进行咨商时，苏联代表提出主张说，那些积极反对莫斯科协定的人应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美国的主张是：头等重要的是要维护言论自由的原则。霍奇解释说，在第五号公报的宣言上签了字的政党和团体，应保证有把自己对于託管的看法讲给委员会听的机会，而不应使其自由受到损害。在宣言上签了字，并不意味着贊同或不贊同託管。签字只是表示他们在进行咨商后愿与委员会合作。第一步是要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团坚持认为不应该让反对託管的那些政党的领导人1见下文，附录（二十七），原着第563页。 作为代表来与委员会商谈。苏方还要求不与那些属于民主议院的个人进行商谈，除非他们放弃自己反对託管的立场。美国代表回答说，这样一个步骤将压制表达思想的自由。5月8日，斯蒂可夫向霍奇说，他已接到命令，叫他返回北韩。委员会体会了，在统一朝鲜的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进展。事实上，关于临时政府的组成，应该与哪些人进行咨商这个问题，意见完全分歧。下次开会的日期并未定出。要实现一个统一、独立、自主的朝鲜，现 第180页 在看来比莫斯科会议以前更加渺茫了。 第四节加速形成两个对峙的地区 1946年5月联合委员会第一轮会议破裂后，无人能够预言三八线作为一条实际上的国际边界将持续多久。于是，美苏两个司令部部开始在它们各自管辖的地区内积极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加强自己的地位。在南部，美国鼓励西方概念的民主化以及反共运动。在北部，苏联通过朝鲜共产党人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控制。苏联还积极援助南韩的共产党人，竭力为军政府制造困难，并通过宣传和直接的行动来激发反美情绪。因此，在1947年5月委员会再次开会以前的一年中，朝鲜内部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巩固各自 的地区，并使南、北韩成为两个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实体。 （一）南韩民政权移交给朝鲜人 联合委员会促使朝鲜统一的努力失败以后，美国占领区的军事长官阿切尔?l?勒奇少将加强努力，把更多的朝鲜政府的管理工作移交给朝鲜人。例如，6月份组织了一个朝鲜民政处，来培训政府中的朝鲜雇员，并保护他们的权力。朝鲜警察部队也进行了根本的改组，因为人们指责警察部队由于过去受到日本人的影响而有法西斯倾向。此外，勒奇将军命令，除了物资管制公司、财产保管人和民用供应品计划这些范围以外，政府所有部门的实际管理工作都应移交给朝鲜人。美国军事人员在可能范围内将只担当顾问职责。因此，採取了积极的步骤，使级别相同的朝鲜官员与美国军官一起工作。这样做，是希望能解决美国军政府所面临的一些基本困难。朝鲜的一家主要报纸在社论中描述了这些困难如下：我们认为朝鲜的军政府所作的努力并未成功。其失败应归咎于贵国［美国］对朝鲜缺乏了解，归咎于译员机构，归咎于毫无准备地容许自由经济，以及贵国动摇不定的政策。……我们希望贵国 能比以往更加注意听取朝鲜人民的舆论。1 虽然霍奇可能很想依照朝鲜舆论的意愿行事，但政局混乱，没有办法确定哪一个派别是真正代表人民的。小的政党不计其数，大的派别中又分成集团，成员也相互重叠。总的说来，在政治上有三个主要的动向。以李承晚449和金九为首的保守分子在美国军政府中有好些成员，领导着反託管运动，其活动集中在“争取朝鲜迅速独立全国协会”。该协会在汉城召开的大会上，选举他们两人为主席和副主席；看来，他们由于激烈反对共产主义和一再要求立即实现朝鲜独立而获得了政治上的好处。9月12日李承晚在到协会总部去的路上险遭暗杀，这件事戏剧性他说明了汉城政局的紧张。实际上，他的死里逃生增加了他的名望。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他和他的支持者力量的增长比任何其他派别都要快。他们的有财有势，朝鲜人民的保守倾向，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日见紧张，以及美国军政府为遏制南韩的共产主义活动所採取 的步骤——这一切因素都对朝鲜右翼有利。 第二个重要的政治动向是以金奎植博士和吕运亨为代表的中间派和左翼试图联合起来。他们希望组成一个联合阵线，以此来有效地削弱极端分子的影响。不久以后，金奎植被任命为李承晚的全国协会的副主席，这表明他在保守分子中也得到支持。他是临时立法议院1的首任议长，这也表明了他的政治力量。他也一直是个引起争论的人物。有些美国占领军人员认为他是南部的领袖，很可能是一个能使极右和极左两派和解而使南部和北部朝鲜人都能接受的人物。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个机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吕运亨较为激进，他放弃了联合，成了左翼的人民党的积极成员。然而他一直否认自己是 共产党人。2 1《总结（朝鲜）》，第11期，1946年8月，第90页。 1见下文，原着第444页。 2在这四个政治领袖中，只有李承晚在1950年6月25日共产党入侵后仍留在美占区。吕运亨在1947年7月被极右翼的政敌暗杀。金九和金奎植都出席了1948年4月由北韩人民委员会在平壤召开的一次联席会议。金九在入侵前被暗杀了。在写本书时，新的事实证实了好多个月以来人们的猜疑，即金奎植在1950年夏季汉城失守时被共产党人俘获并死在他们手中。当作者在1947年4月见到他时，他身体不好，但头脑机灵。 最后，共产党人为反对美国政策和军政府而进行的宣传和直接活动，其结果使得自己的政治活动受到遏制，又使好几个领导人遭到逮捕。共产党人竭力鼓吹统一。共产党的报纸要求完全支持保证朝鲜独立的莫斯科协定。 它还竭力主张联合委员会恢復开会并与北韩的人民战443线进行联合。它又主张把土地无偿地分给佃户，并实现主要工业的国有化。最后，共产党的报纸坚决主张，美国军政府应将其职权让给自治的人民委员会。共产党人1的工业纲领使他们得到了广泛支持。他们还在一般农民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那些农民抱怨南部没有採用重新分配土地的计划，又反对强迫徵购粮食的计划，这个计划使他们不得不以限定的低价出售大米，而以黑市高价购买日用品。在秋季，到处发生了骚乱，其中多起是由共产党鼓动的。例如，在9月份，共产党人积极地煽动铁路工人罢工，那些工人停止了工作，而没有说明什么要求。最激烈的一次罢工发生在大丘，据报导那里有一万人把他们的怨愤发泄到警察身上。当警察无法支撑时，宣布了戒严令，但此时警方已死四十四人，伤一百五十三人，骚动者死三十九人，伤一百四十八人。霍奇认为，骚动发生之前的那些罢工，要归咎于那些“已渗入南韩的职业捣乱者”。他早先己下令逮捕南韩共产党的三个高级领导人，因为他们的行2 第181页 动有损于法律和秩序。南韩的共产主义的实际力量如何，难以确定。共产党人要求取消美国军政府，这自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此外，警察的过激的反共态度和残暴行为也只能使局势更加紧张，使得罢工和示威在整个11月份 不断发生。 鑑于南韩政治局势的这种恶化，美国司令部採取了两个行动，以图扭转情况。首先，召开了一次朝鲜一美国会议，来讨论整个南韩最近发生的骚乱以及朝鲜人对美国军政府计划的日益增长的反对情绪。联合委员会的金奎植和吕运亨是朝鲜方面出席会议的主要成员。他们抱怨说，大丘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骚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警察的态度所引起的。他们还争辩说，美国军政府雇444用那些以前勾结过日本人的朝鲜人，又使用译员，同时贪污现象普遍存在——这些都导致朝鲜人反对军政府。军事长官和他的美国同僚们答应对警察的作风和行为进行调查。他们还承认有必要制止贪污，不久以后，对两个美国军官进行了军法审判。军政府感到遗憾的是，译员成了不可避免的邪恶现象；但是军政府建议把与日本勾结过的人这一整个问题留给拟 议中的朝鲜临时立法议院去作出决定。 改善南韩政局的第二个行动是颁布一项法令，成立朝鲜临时立法议院。1法令规定，议院将在11月初开会，由九十人组成，其中一半由选举产生，另一半由美国司令官任命。这样做的目的是增加政府中的民主人士。议院的任务是制定涉及公共福利的法令，这些法令由军事司令官签署后成为法律。各道和汉城的代表名额根据其人口多少而定。那四十五名由选举产生的成员，将通过一种类似普选的形式产生。各里将选举各自的代表。同一地区各里的代表将开会，选出一个郡一级的代表。然后由各郡的代表根据分配定1南韩劳动党成了共产党人的党。该党主席朴宪永在逮捕他的命令下达后逃往北韩。该党在大多数问题上得到劳动人民党、革命党和劳动群众党的支持，在有些问题上，也得到吕运亨的人民党的支持。见麦丘思：《今日的朝鲜》，第89页。 2《总结（朝鲜）》，第13期，1946年10月，第23页。 1第118号法令。见《总结（朝鲜）》，第13期，1946年10月，第13页。 额选出他们道的议员。但是，临时议院活动的自由是明显地受到限制的，因1 为军事司令官列举了他将加以否决的三类法律，包括：（一）把霍奇及其司令部逐出朝鲜的法律；（二）把徵购大米的责任放在美国人身上的法律；（三） 危及朝鲜经济的法律。 把立法责任交给朝鲜人这一直接的尝试，在朝鲜人中间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共产党人公开反对这个计划，举行了广泛的罢工并进行捣乱。金博士建议，应由他的统一委员会选出议院成员的一半，报请军事长官批准；并建议派该委员会的代表到各道去监督选举。朝鲜的右翼希望自己能在选举中获得压倒的胜利；选举是在相当混乱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结果，他们的预见被证明是正确的。保守的派别赢得了四十五个席位中的三十一席，还可指望得到十二名无党派人士中的几个人的支持。当各道的报导传到汉城时，观察这件事的人们很清楚地看出，这次选举是不民主的，是虚有其表的。许多2地区根本就没有进行选举，因为乡村中的里长自动地在地区选举中充当了人民的代言人。在其他一些地区，选举仅限于地主和纳税人。这些不正当行为促使霍奇宣布有六个议员的当选无效。他还把自己对四十五个任命的议员的选择推迟到12月份。为了使各派政治势力尽可能保持均衡，他任命的温和派和左翼的代表比右翼的代表多。最后的结果是成立了一个保守势力占绝对优 势的议院。1 美国军政府想至少在南部建立一个莫斯科协定中所设想的临时政府这一计划，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临时议院在12月中旬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了金奎植为议长。在开幕词中，金奎植说，希望议院如所规定的那样只是个暂时性的机构，它的成立将证明是朝着统一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他设想，第二步将是扩大议院，把北韩的代表包括进去。他敦促所有的朝鲜人在联合委员会作出有关决定之前组织自己的临时政府。在议院这个问题上，各党派仍有疑虑。共产党人特别勐烈地攻击议院是美国军政府的工具。由济州岛选出的两名共产党人根本就没有出席。右翼组织之一“韩国民主党”强烈反对霍奇所作出的要在某几个选区中重新进行选举的决定，并对议院抵制了两个 星期。 然而，议院不久就在反对託管这件事上团结起来了。 问题发生在霍奇公布了他最近与苏联司令官的一些通信。自从联合委员会休会以来，美国司令官曾几次试图復会。他重新阐述了并且略微修改了美国在表达思想的自由这一关谁问题上的立场。他说，美国认为，煽动反对联1 合委员会和莫斯科协定，与行使表达思想的自由权，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最后，他在1946年12月24日曾向契斯季亚科夫2提出说，签署第五号公报应被看作是守信义的一种表示，使签字者有权与委员会进行初步的磋商。此外，每一方固然都有权选派自己的代表出席联合委员会，但如果发现这个代表反对执行莫斯科协定，那未委员会可以要求将其撤换。最后，霍奇试图把下列两种人区别开来，即：那些真心实意反对託管原则的人，与那些煽动别人积极反对联合委员会与盟国或反对其执行莫斯科协定的人。他争论说，表达自1一位英国评论家会注意到，这种金字塔式结构类似美国和苏联的宪法〔编者注〕。 第182页 2参阅《总结（朝鲜）》，第15期，1946年12月，第76—78页。 1见上文，原着第439—440页。 2t·m·契斯季亚科夫上将是俄国在北韩的司令官。 己的想法井无害处，这种行动不应受到责难。而另一方面，积极地反对盟国并採取百般阻挠的策略，则不应受到宽容。因此他建议说，如果一个党或一个社会团体在第五号公报的宣言上签了字，因而对支持联合委员会作出了许诺，应当认为这个党或团体今后是愿意合作的。如果以后的事态证明他们实际上不愿与委员会合作或不愿与盟国一起工作，而是持反对的态度，那末， 他们应被认为没有资格同委员会磋商。3 朝鲜人对霍奇这封信的反应十分强烈。一场广泛的抗议美国主张的示威就要进行，要不是霍奇提醒说这样做会失去美国的善意并使美国相信朝鲜还不准备独立，那未这场示威就将避免不了。然而，朝鲜临时立法议院决心陈述它对这个问题的意见。1947年1月20日，立法议院以一票反对、九票弃 权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一）霍奇将军无视朝鲜人对莫斯科协定中关于朝鲜託管的规定的强烈反对，认为签署联合委员会第五号公报就是完全支持莫斯科协定，这是歪曲 民意。 在此，本院指出他的论点的无理，并表示坚决反对。 （二）个人、政党和社会团体受到限制，并“在某些情况下”不得自由表达他们对于实施莫斯科协定的447意见。这意味着将把託管强加于我国人民，这不仅违背了大西洋宪章中保证的言论自由的原则，也违背了霍奇将军自己在美苏联合委员会休会时所发表的声明。在此，本院指出这是“对表达思想的自由的侵犯”，并表示坚决反对。1这样，美国司令官所创建的议院，却反过来反对他自己了。如果委员会再开会，那未在实施莫斯科协定中的託管条款这一问题上，美国司令官所能指望从议院得到的，不是支持，而是强 烈的反对。 然而，美国人坚持通过朝鲜官员来进行工作的政策。一个“民政长官公署”成立了。1947年2月2日，临时议院批准任命安在鸿为民政长官。不久以后，美国军事长官把自己的计划交给了议院。他在给议院的一封信中，概述了他为最近的将来所拟定的建议。他提出对下列各事应及早採取行动：国家的经济復兴，继续进行有效的徵购粮食的工作，通过选举法，以及制订宪法。但是，这些事情连一件都没有办，就又发生了新的反对美国计划和政策的浪潮。1947年3月2日，前曾流亡在重庆的朝鲜临时政府宣布自己为南韩的合法政府，并任命了十四名议员，以李承晚为主席，金九为副主席。美国军政当局宣布这一行动是非法的，并说，没有迹象表明这个组织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同月，又发生了第二次广泛的左翼示威浪潮，结果有二千七百十 八人遭到逮捕。 然而，简单地提一下关于通过选举法这件事的斗争，就足以说明临时议院在实际上是不起作用的。美国军政府希望有可能及早进行选举，以选出议院的全体成员，接着就可为南韩制订一部宪法。要进行一次能符合朝鲜人愿望的选举，须有一项适当的选举法。因此，准备了一个拟议的选举法草案，并于3月下旬在议院中宣读了。拟议的法律中规定：所有二十岁以上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它还规定了确定议员候选人资格的条例。议院中关于选举法的辩论，集中在选民年龄界限这个问题上。议院强烈反对美国军政府所提出的3这封信成为1947年5月联合委员会夏会的基础。见下文，附录（二十八），原着第564页。1见《总结（朝鲜）》，第16期，1947年1月，第23页。 较低的年龄界限，投票修改法案，把年龄界限提高到二十五岁。由于这一行动，议院陷入了一片混乱。有几个议员拒绝出席，以抗议这一保守的做法，结果，到会者不足法定人数。支持以二十岁为界限的金议长和崔副议长、尹副议长都提出辞职。经过反覆的协商和劝说，他们才返回原任。直到1947年8月12日，才最后制定了一项能为军政府所接受的选举法。那个有争论的年龄界限问题，通过妥协得到了解决——年龄界限最后被定为二十三岁。然而，在1948年联合国临时委员会到达以前，按新法律规定来进行选举的计划 一直被搁置起来。 议院讨论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土地改革法。下面将要提到，北部的土改1 已迅速开始，而南部却未採取相应的行动，这一对比激起了代表大部分佃户利益的左翼政界人物对美国政策的批评。虽然提出了各种改革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没有得到多少支持。1947年8月下旬，议院讨论了一项土地改革法 草案，但是在议院占多数的保守派反对改革，阻止了法案的通过。 很明显，朝鲜临时立法议院的作用，从它所做的一些事来看，是很值得怀疑的。它不想去解决南韩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虽然它可能使一些议员在政府事务方面受到了一些训练，但是许多当选议员的人却利用这一点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最后，所有的议员都知道，他们只享有有限的立法权 第183页 利，而且，在占领军撤出之前，他们是不会也不可能当家作主的。 1见下文，原着第456页以下。 （二）北韩的共产党专政 在苏联军队占领北韩的头几个月中，一个完全受苏联控制的共产党国家形成起来了。人民委员会被赋与很大权力，并提出诸如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这类经济计划——这些都被说成是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然而，从写本书时所得到的情报来看，很清楚，苏联军队将不会449容忍别人反对共产主义，而是要求人们服从他们的意愿。1为了获得这种顺从而採取的行动方式，与苏联在其他卫星国中所採取的那种方式如出一辙。朝鲜的共产党人——有些是在国外受过训练而与苏联军队一起回来的人，有些是国内的共产党地下活动的领导人——现在都被置于掌权的地位。这些人在人民委员会中担任主要职务，就是通过这些人来进行控制。在联合委员会会谈破裂后，苏联当局採取了更加积极的步骤，把北韩组织成一个自治的政治和经济单位。同南韩一样，这里于1946年11月进行了选举。通过选举，正式任命了道、地区和地方委员会。虽然所有的候选人提名都不用竞选的方式，但是民主统一阵线还是开展了大规模的选举运动。根据朝鲜共产党发表的数字，登记的选民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六，即四百五十万人参加了选举，选出了三千四百五 十九名代表，其中包括四百五十三名妇女代表。 1947年2月，这些委员会的每五名成员中选出一名代表，参加在平壤召开的人民委员会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人民委员会制定的一切法令。其中有关于土地改革、工业和运输国有化、男女权利平等、保护私人财产以及选举等方面的法律。大会又通过了一项国家经济计划。同意由苏联和美国重新召开联合委员会，并重新着手组织一个“统一的朝鲜临时民主政府”。最后，大会选出了二百三十七名成员组成了北韩人民会议。只有忠于共产党的人才被选出来组成人民会议，人民会议每两年开一次会。1947年2月21日和22日，人民会议开会，选出了一个由十一人组成的主席团，金抖奉担任主席，金日成担任类似内阁的北韩人民委员会的首脑。这个委员会成了北韩三角政治结构基础中的一条腿。北韩人民委员会是行政机构，下设十四个基本部门，包括计划部门和公共检查部门，并由总务、秘书、配给和宣传等四个局协助工作。这样做的效果是：从表面上看来，仿佛北韩已由一个朝鲜人组成的政府在管理了，这一点对北韩的人民有重要的心理上的作用。三角结构的第二条腿是劳动党及其分支机构。这个党通过对配给卡的控制，能够强迫人们顺从它的政治意图。象人民委员会一样，这450个党也是由苏联顾问在幕后操纵控制的。最后一点：劳动党和人民委员会从一个完全接受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当地民兵那里得到了军事支持和警察力量。对这支民兵在1947年夏季的人数，有不同的估计，数目在十五万与五十万之间。物质装备和训练是由苏军提供的。苏联似乎对其在北部地区的控制深感满意。1917 年4月19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写信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说： 至于北韩……在民主化方面，以及恢復国民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己广泛地实行了民主改革，以保障政治自由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现在关切的问题，首先是：确立普选权；制定妇女享有平等权利的法律；在自由的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各地方权力机构和北韩人民委1麦丘恩根据北韩人民委员会宣传处的一份朝鲜文出版物，对于北韩的苏维埃政权作了精闢的论述（《今日的朝鲜》，第172—220页）。 员会；实行土地改革；……对过去日本人所拥有的工业实行国有化；实施八 小时工作制，推行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改革公共教育。1 对于朝鲜人来说，不幸的是，莫洛托夫和苏联把“民主化” 和“苏维埃化”看成了同义词。 北部和南部的政治发展方向截然不同，这件事造成的悲剧之一是：由苏联当局一手造成的那种独裁政治制度，为绝大多数北韩人所理解和接受了。在第一个冬天，粮食短缺，不满分子很多，结果约有二百万人移居南部。可是，过去的歷史已经教会人们接受来自外国的命令。由于伴随着这种独裁制度而来的是把土地无偿地分给佃农，解放妇女，以及其他种种从表面看来可称得上是改革的措施，人们就更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命运。和在日本统治下的生活相比，在苏联统治下的生活似乎较好些。无论如何，倘使有人反对新政权，他就有失去自己的配给份额，甚至失去刚分到手的田地的危险。 因此，北韩人除了默认事实外，实际上别无其他选择。 在美国占领区，霍奇发现人们似乎对给予他们的自由并不满意，他们把大部分精力花在批评美国政策上。他们强烈地反对託管制，而由于没有实施诸如把日本人占有的土地收归国有之类的改革措施，他们大力恼怒。此外，他们还互相竞争要取得美国军政府的欢心和赢得一般老百姓的好感。如果要由人民自己去选择领袖，军政府就不能选择任何一个派别的代表并通过他们去进行工作。同时，在一切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例如选举法），都得由军政府出来倡导；它想能得到朝鲜人的支持，也是枉然。事实上，在占领南韩的最初两年中的政治事态的发展，仅仅证明了三个同时存在的基本因素是不能并存的，这三个基本因素就是：武断地把国家一分为二；对“光復领土” 第184页 的军事占领；人民心中的不顾后果如何只求立即独立的强烈愿望。 1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科：《外交事务背景摘要：朝鲜》（u.s.a.，departmentofstate，officeofpublicaffairs：foreignaffairsbaekgroundsummary，korea），1947年8月，第37页；《文件，1947—1948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684页。 第五节日本殖民主义在朝鲜留下的经济遗产 南北两部分的朝鲜人，除了一直都怀有不顾后果只求立即独立这一愿望外，还有着另一种共同的情绪，即憎恶日本以及一切日本的东西。从朝鲜人的观点来看，他们过去的统治者，不论是军方的还是文职的，当官的还是不当官的，都越早遣送回国越好。再者，所有的朝鲜人都认为，日本人所拥有的财产，不论是私产、动产或不动产，都应该自然转归新政府所有。就农地而论，似乎十分明显，所有权应当转移给实际耕种土地的人。因此，在最初两年中，美国人和苏联人所面临的具体经济问题，有许多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其他的一些具体问题是围绕着管制物价、管制短缺的物资与短缺的公用 设施的分配工作，以及鼓励发展经济。 （一）从朝鲜遣返日本人 尽管美国军队暂时使用了原日本官员，但是后来很快就採取措施，尽速地遣返日本武装部队和平民。日本武装部队对治安是一个威胁。因此，尽快地把他们解除武装，并优先遣送回国。在美国军队进入朝鲜后的一个半月内，日本在南韩的全部军事人员中的将近三分之二，即大约十万人，已被遣返回国。余下的八万人在此后数周中也被遣返了。至于日本平民，投降时在南韩的约有七十五万人。虽然他们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但他们占据着政府、工业和商业中的全部重要职位，还452占有大量的土地。因此，尽速地把他们撤换了下来，而用朝鲜人来代替日本的技术人员。在开头三个月内，将近半数的日本平民被遣送回国。到1946年6月，据报告，只有七百零三名 日本人还留在南韩——从北韩来到南韩的日本人除外。 在遣返问题上，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即朝鲜人的三个方向的移动。在日本的一百多万朝鲜人——这些人在日本组成一支半奴隶性质的劳动大军——从日本回到家乡。与此同时，有将近十万朝鲜人从中国或海外的其他地方回到朝鲜。最后，朝鲜人从北部流入南部，这种流动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春天达到了顶点。官方的数字表明，在最初两年中，离开苏占区的人数约为八 十万人，但实际的人数可能要多得多。1 这种大规模的移民给南韩造成了额外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它的结果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由于遣返回国，人口净增了至少一百一十万——这个数目大于正常情况下的人口增长数。又因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是一贫如 洗，所以他们都得由美国占领当局或朝鲜政府或人民给予照顾。 （二）配给和物价控制 甫朝鲜人口的这种迅速增长，增加了对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而由于四年的战争，粮食和其他必需品非常缺乏。而且，统治朝鲜的日本当局并没有对工业和运输进行正常的维修。对于一个农业国来说十分重要的化肥工厂，已被转变为兵工厂；土地的生产能力急剧下降。例如，在1941年，大米的产量估计为每公顷二点四四公吨。但在1946年，已下降到一点六七公吨。因而，如果要想避免急剧的通货膨胀和飢谨，如果要保证生活必需品得 到公平的分配，就必须实行有效的控制。 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在日本继续实行配给和物价控制。然而，由于光復对朝鲜人产生的心理上的影响，由于在美国占领军中缺少受过训练的人员，这样的制度在朝鲜却行不通。所以，在10月初就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军政府作出诺言，要以固定价格收购，但是由于普遍的财政混乱和广泛的囤积居奇，收购的价格不断上涨。在两个月内，收购的价格上涨五倍。而且，当寒冬将近时，可以明显地看出，要想避免饥馑，就必须对三分之一的南韩人实行配给。因此，实施了一项强制徵购粮食的计划，还规定了大米的最高售价。可是，军政府当局很快就发觉，他们的计划不得人心。他们计划要分配衣着和农具等“刺激性商品”给农民，但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人们渴望囤积粮食，同时“刺激性商品”又缺乏。对城市人口实行了大米配给，从2月份到10月份这段期间每人配给二点三蒲式耳。每天的定量是零点三二夸脱。1946年1月31日开始实行向农民强制徵收大米。不久以后，就对棉布、衣服、火柴、肥皂、纸张、农具等短缺商品实行控制。这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美军就发现自己不得不重新实行那种不得人心的统制办法了。到1946年7月，当汉城生活费用每月的支出为每月收入的一倍时，全国物价委员会接到要降低消费品价格的命令。这项降价命令收效甚微，一年以后，无 法控制的通货膨胀迫使当局取消了对私人生产的商品所定的限价。 为了进一步压低粮价，霍奇从美国进口了粮食和化肥，同时实行一项夏季徵购粮食的计划。征粮计划是迫454切需要的，因为1946年的庄稼由于夏季的洪水而受到大面积的损失。不幸的是，军政府只徵得了夏季征粮定额的百分之五十二，即谷物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六，于是，汉城的粮食配给降到了更低水平。军政府把徵购夏粮和秋粮的工作都移交给朝鲜当局去进行，但是结果并不太好。1946年的粮食产量只有二百一十万五千七百四十八公吨，即战时平均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二。而且，尽管朝鲜的领导人物参加了各种会议，但仍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抵制徵购粮食的情况。社会混乱，官员和生产者都懒懒散散，共产党煽动人们去抵制军政府所提出的任何计划，投机牟利，囤积居奇——凡此种种，都起着破坏计划的作用。到1946年12月31日为止，规定要徵购的粮食中只有百分之六十二交了货。1947年3月15日征粮计划结束时，完成的徵购量比原来的定额少百分之十七；原来的定额约为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结果，在1947年春季和夏初，汉城以及南韩其他城市中的 第185页 将近九百万居民仍然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供应。 临时立法议院反映了许多朝鲜人对这种粮食配给办法的态度。1947年3月初，军事长官要求立法议院通过必要的法律，使夏季征粮得以顺利进行。尽管徵购量只占夏收粮食总量的百分之二十，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仍不同意这项徵购计划，理由是，这项计划会给农民带来困难，而且这种计划也不是解 决粮食短缺的适当办法。最后，勉强取得了立法议院的同意。实行了一项新的计划，并改善了徵购和分配的办法；同时，大米产量增多，粮食进口量也加大，因此获得的粮食增加了，在1947年秋季，紧张状态有所缓和。那时，进口了十五万三千公吨化肥，足以使1948年的大米产量提高百分之十五；这 是为供应南韩所需要的粮食而进行的战役中的一个转折点。 关于北韩的配给、粮食徵购、物价控制等具体情况，没有得到象南韩那样多的材料。得到的一些迹象很清楚地表明，作出某些一般的结论是可能的。首先，很明显，北韩和南韩一样，大米产量不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下降了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在1945—1946年间，化肥供应不足，工厂停工。关于1946年春天严重缺粮的报导，看来是很有根据的，并且为这一 事实所证明： 1946年2月到6月期间，成群结队进入南韩的难民特别多。显然，在1946年全年，农业情况一直不好。金日455成在1947年2月提交北韩人民委员会大会的新经济计划中，建议扩大农业生产，包括扩大耕地面积，以应付人民的粮食需要。于是，情况似乎大有好转；据报导，1947年的粮食产 量为二百万吨。1 北韩生活中的另一个特点，是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和徵购米粮制度，这是由缺粮造成的，虽然这也是一切共产党控制地区所共有的情况。在地方一级和道一级都很早就组成了人民委员会，这有利于推行一切规章。在北韩，不仅在遵守配给制度方面，而且在政治表现方面，如有越轨行为，就很可能受到立即停止其配给的惩罚。因此，配给制度不仅成为北韩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武器。如果一个人的配给卡被没收，那么受害者面临的就是两条出路：要么在社会上和经济上都遭排斥，要么作为难民流亡到三八线以南去。最后一点：作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一切物品的价格都是受控制的，固定的。正如下面在谈到北韩的财政时所指出的，一开始1就实施了对货币、价格和商品分配的全面控制。消费品在有货的时候是以固定价格出售的，或被用作给农民和劳动者的“刺激性商品”。警察国家的统治方式使囤积居奇和黑市交易减少到最小限度。总之，两支占领军都面临着粮食供应、配给、物价控制等困难问题。在南部的美国人碰到的困难更大，因为他们要对付的人口更多，还要照顾二百万以上的难民。而且，人道主义的民主准则要求对所有的人一律给以饭吃，无所歧视，不论其政治信仰如何。不能把不给饭吃作为一种政治武器。美军司令部还自然愿意尽可能地顺应朝鲜人的愿望，这是使事情复杂化的又一个因素。因此，当朝鲜人吵吵嚷嚷要求取消配给制并取消对物价的控制时，456霍奇默许了。当经济情况又要求重新实施这些控制时，霍奇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当农民们抵制夏粮和秋粮徵购计划的执行时，他们的愿望又尽可能地得到了尊重，以致没有採取什么 直接的行动来对付他们。 1如果这个数字是确切的，而且大米没有输出的话，那末，这一数量足以满足约一千万人口的需要，而且还有多余。1947年秋季，南韩的粮食产量估计为二百二十六万吨，而这个数量要养活的人口是将近二千万。从1946年5月到1947年9月底，南韩从美国进口的粮食略高于五十万吨。因此，到1947年冬天，北韩人每人所吃的粮食大概比他们在南部的同胞所吃的要多。 1见下文，原着第465页。 （三）日本人财产的处理 （1）土地改革 日本投降以后，俄国人和美国人在朝鲜立即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是土地改革。从经济上看，土地改革很重要，因为朝鲜正象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面临着一个长期未能解决的土地问题，那就是过多的人口想依靠面积太小的耕地勉强生活。此外，流行着租佃制度，平均的地租达到农作物的价值一半以上。再者，日本曾支持地主，作为增加日本在农业方面收益的手段，同时日本人又占了大部分最好的农地，这些情况使土地改革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因此，对这批日本地产的处理，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 就美国当局而论，他们认为自己的作用是保管这些地产，直到将来有一个统一的朝鲜来决定其最后处理办法。因此，美国的政策直接受这件事的影响：联合委员会有朝一日会组成一个全朝鲜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将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另一方面，朝鲜的佃农，特别是租种日本人土地的佃农，都迫切要求美国军政府立即把土地转归他们所有。在北韩，不管北部或南部 的大多数人的意愿如何，凡地主的财产都予没收，转归耕种者所有。 第186页 作为解决南韩土地改革问题的第一步，军政府在1945年10月5日发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地租最高不得超过农作物全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另外，还考虑了这样的建议，即允许农民经连续十五年每年交付收穫量的四分之一以后，就可把耕种的土地转入本人名下所有。1945年12月12日，官方採取了第二个步骤，把日本人占有的土地划归美国军政府掌握。土地的使用由“新朝鲜公司”监督，该公司的前身就是日本人创办的“东方拓殖公司”。新朝鲜公司被授权把土地租给朝鲜的佃农。然而，在两年多的时间中，没有採取其他转移日本人财产所有权的决定性行动。所以不愿意清除这个重大的障碍（日本人的财产），部分地是由于朝鲜临时立法议院的保守态度。该议院的许多议员是朝鲜的地主或地主集团的代表，他们生怕把原来日本人名下的财产转归朝鲜耕种者所有的政策，会危及朝鲜所有的私有土地的所有权。因此，该议院对土地改革法令没有採取贊成的态度。最后，在1948年3月，根据军政府的命令，成立了一个“全国土地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允许将过去日本人在南韩占有的土地以合理的价格售给朝鲜农民。这 一措施使南韩四分之一的农民获得了六十八万六千英亩土地。 如上面所指出，北部的苏联政权鼓励并支持北韩农民没收日本人财产和剥夺朝鲜地主权力的愿望。早在1946年3月，在平壤召开了第二次农民联盟大会。这次大会向道人民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土地改革法，道人民委员会批准了这项法令。这项法令的目的在于取消地主（不论是日本人或朝鲜人）与1 佃农的制度，而把土地转归实际耕种者所有。土地归农民私人所有，以区别于集体公有的农场。土地是在没收后无偿地重新分配给耕种者。这样重新分配的土地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日本国家或个人所有以及与日本人勾结的朝鲜人所有的全部土地。第二类，包括朝鲜地主和朝鲜寺院庙宇所占有而超过十二又四分之一英亩的土地。第三类，是长期出租或由别人佃耕的土地，这类土地也在没收之列。另一方面，在争取朝鲜独立的斗争中表现特别积极的人士或对共产党友好的人士，其土地免予没收。土地重新分配时划成1法令全文的日文文本发表于《前卫》（zenei），1946年5月；英文文本发表于《美亚》（amerasia），1947年2月。见麦丘恩：《今日的朝鲜》，第202页。 的单位大小，是根据每一农户的劳动力人数来计算的。按此计划分得的土地，禁止买卖或出租。此外，新分到的土地的所有权经常会受到被人民委员会没 收的威胁，这一点强有力地制止了政治上的非法活动。 这个计划被迅速地执行。根据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执行这个计划后，北韩农田的一半，即将近二百五十万英亩，已被分配给七十二万五千户农民。即使这些数字可能被夸大了，但是很明显，确是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这对激发群众对新政权的热忱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年中给北韩农民加上了沉重的负担，政府除按照农作物收穫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徵收正常的赋税之外，又以特别捐款或强迫储蓄的方式徵收额外的款项。可是，在产量低的时期内，这样的政策是必不可避免的。当农作物总产量接近1947年和1948年的指标时，赋税似乎减轻了，一般的农民似乎感到生活比在日本 人统治下好得多了。 （2）日本人的工业资产 日本政府和国民在占有并开发大量朝鲜农田的同时，更大量地占有着矿山、森林、电力、交通工具、工业和运输业。所有的大型企业都排斥朝鲜人的投资，而是依靠日本资本发展起来的。其中有许多企业是政府所有的，例如铁路和交通。其他企业归东方拓殖公司所拥有和经营，该公司系政府所办，其任务是开拓和扩大日本人在朝鲜的工业。当美国占领军进入南韩时，那里的企业都处于停顿状态。随着占领的继续下去，许多企业情况变得更糟了，管理它们的日本技术人员也被遣返了。早在1945年9月21日，就已决定在南韩日本人的财产不予赔偿。和农地的情况一样，直到1945年12月才把日本人的财产正式转归军政府管理。新设立的“财产管理人”逐步对这些财产进行控制。在对于最终如何处理这批财产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时，地方上的财产保管人也对这些产业进行一些买卖。军政府里有少数人员在出售办法方面不合规定、徇私以及非法活动，都使情况变得更加混乱。在占领两年以后，军政府终于下令进行一次全面检查，这次全面检查使财产保管人对于他所掌握的财产的范围和价值有一份准确的记录。由于没有一个朝鲜中央政府，美国军政府继续受託管理这批财产，准备以后移交给朝鲜政府，或出售给私人。到1948年2月，李承晚等朝鲜领导人指出，他们认为主要的工业归 国家所有较归个人所有为好。 在北韩，苏联司令官决定了在处理日本人和与日459本人勾结的朝鲜人的农业财产和非农业财产时所应遵循的政策。工业资产、银行和交通运输系统都被没收了，置于人民委员会的支配之下。重要的工业都收归国有，并依靠苏联技术人员的援助尽快地进行修復。同时，和土地改革中的做法一样，政策明确承认“私人财产和私人企业”的所有权。例如，在1946年10月4日，北韩临时人民委员会发出命令，要人民法院决定私有财产指的是什么。它下令说，凡属朝鲜人所拥有的工厂、工业、矿山和商业企业，都不列入国有化计划之内。银行奉到指令，要给私人工业和商号以短期贷款。最后一点：地方人民委员会及其他机构不得干预银行的业务活动，也不得干预个人的财产状况的保密。虽然没有得到关于北韩尊重私有财产权利究竟到什么程度的事实报导，但看来很清楚，其主要目标是尽快地恢復基础工业，而承认私 第187页 人企业的权利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第六节工业、贸易和财政 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一到达朝鲜以后，都是首先致力于整顿铁路、交通线、电力和类似的重要设施，以保障其控制区域的安全，并使其部队得到后勤方面的支持。在解决了这些紧迫的需要以后，三八线的两边都作出了更大的努力，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復兴朝鲜的经济。在经济领域里，和在政治领域里一样，美国司令官和苏联司令官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措施和方针，在贯彻这些措施和方针时所抱的目标也是完全不同的。霍奇的目标是为了朝鲜人的利益而发展朝鲜的资源和工业，但是他所能得到的用于这一目标的资金和物资很贫乏，因此他受到限制。他还感到，有必要等待联合委员会在整个朝鲜建立一个临时政府方面所作的努力获得结果，然后再开展大规模的復兴计划。因此，直到1946年5月为止，他只承担了一个有限范围的经济计划。直到1947年9月联合委员会的努力归于失败，1948年5月在联合国委员会主持下举行了选举以后，他才实施了一个全面的经济计划。另一方面，苏联在北韩的政策是没收、国有化和以尽可能460快的速度来復兴经济，以促成建立一个共产党控制的政府。无论在北韩或南韩，復兴朝鲜经济的任务都受到下列三个因素的阻碍：占领军的需要，训练有素的工人和管理人员的缺少，以及原料的匮乏。而且，这个国家过去已被紧密地结合在日本的战争经济体制中，因而民用工业品实际上不存在，工厂中必要的维护与修理也长期被忽视。因此，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美国占领当局立即集中力量于改善粮 食供应和运输。 （一）南韩 南韩经济的全面恢復所以受到阻碍，还有一个原因是：包括电力和煤在内的大部分工业设施都在北部地区。其结果是：在最初两年内，美占区工业发展的速度慢得可怜。在这个地区恢復工业的歷史，是一场为取得使工业机器重新转动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原料，动力和技术力量而进行的斗争。例如，到1946年晚些时候的某一日为止，平均工业生产尚未达到正常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二十，而且在1949年以前，并未看到明显的进展迹象。在占领后的最初几个月内，主要致力于增加煤和电力的供应。不幸的是，朝鲜出产丰富的无烟煤，如果不混上来自外国的烟煤，即使在铁路上用也嫌太脆易碎。需要立即每月进口七万公吨烟煤，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在1946年1月，只从日本运来了二万公吨。煤的产量继续下降，直到1947年1月。1对矿工採取了各种刺激措施，对设备进行了修理。即使到1947年7月，无烟煤的产量和烟煤的进口量还不到最低需要量的百分之五十。无烟煤的每月产量只达到十一万五千公吨，烟煤的每月进口量只达到五万公吨。当我们了解到铁路运输消耗了全部煤供应量的一半，而美国军事设施还要用去百分之十五，这样就 可以知道，能够用在工业上的煤就很少了。 工业发展还受到电力供应不足的阻碍。在光復以前，三分之二的电力是在北韩生产的。而且，南韩的461许多工厂是用火力发电的。因而它们的生产直接受到缺煤的影响，也受到缺乏零件的影响。因此，1946年1月苏美双方司令官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继续向三八线以南输送电力的问题。在1948年5月北部断绝对南部的电力供应时，美占区每月消耗的来自北方的电力是八万千瓦，由本地生产的电力是二万五千千瓦。因此，断绝电力供应1 这件事使南部的工业受到重大的挫折。在许多个月内，工业未能恢復，因为 在此后两年内，南韩的电力供应一直大大低于其最低需要量。 由于朝鲜的经济状况这样悲惨，消费品就非常珍贵，即使是分配给农民和矿工的“刺激性商品”也没有。由于纸张库存耗尽，无法印刷新的教科书。1947年5月，南韩的三家最大的化肥厂中只有一家开工，而这一家的产量也是大大低于其生产能力。棉纱和布匹的纺织产量，在1947年比1946年有显着的增加，但是由于缺少原棉，可以开工的纱锭中有四分之一闲着未动。2整个棉纺工业雇用的工人仅三万六千名，而这个数字约占工厂雇用的工人总 数百分之三十。 11944年整个朝鲜的无烟煤产量是四百五十三万公吨，可是1946年南韩只生产二十七万公吨无烟煤。见《总结（朝鲜）》，第23期，1947年8月，第68页以下。 1正如在朝鲜的美国和苏联司令官之间的一切其他问题一样，继续输送电力的问题也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苏联司令官坚持说，断绝电力供应是由于美方没有支付该付的四百万美元。可是，当他要求此后的协议应与北韩人民委员会协商时，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是政治性的了。断绝供电还正好发生于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选举的时候，很明显，苏联司令官提出的要求是对选举的一种抗议。霍奇拒绝和人民委员会打交道，因为人民委员会并无公认的合法地位。他坚持说，没有付电费，是由于苏联当局拒绝接受用实物支付，同时也由于苏联当局对于最后用现金支付差额的数目拒不同意。 第188页 2这些大概的陈述，系根据《总结》中的经济资料。难以得到确切的数字，原因是报导经济资料的方式是经常变化的。这些变化表明了军政府的经济政策动摇不定，也表明了军政府工作人员中许多人对朝鲜的经济情况缺乏充分的了解。 南韩总的经济情况，其设备的破损失修状态，其对外援的依赖，以及其恢復工作进展的迟缓，这些都在国营铁路的情况中明显地反映出来。在占领初期，设备破损不堪，已经有四年没有维修了。到1945年11月15日为止，已有七千名日本雇员被解僱，这些都是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燃料奇缺，以致两个月以后，火车运行量被削减到正常情况的四分之一。规定了旅行的优先权——最优461先照顾占领军的调动和把遣返者送到搭船的口岸。四百七十二台机车中有一半已经废旧，还有很大的一部分牵引力太小。到1946年9月，当情况已经充分好转，可以取消在乘车方面的限制时，又发生了一次罢工，使铁路瘫痪了将近一个月。可是到第二年年底，取得了显着的进展。车辆得到了修理，在朝鲜国内制造了一些新的设备，特别是流线型的“朝鲜光復”号。从美国进口的物资中，包括每年所需要的枕木的一半，以及一百零一台机车——这个数目占运行的机车的百分之四十。1947年7月以后，铁路的收入超过了支出，政府停止了对铁路的补贴。运输系统的这种改进，在几 个月内就对朝鲜的整个经济情况产生了影响。 总的经济情况也在对外贸易的逐渐发展中反映了出来。对贸易进行了仔细的调节，贸易限于必不可少的进口物资（例如煤）和很小一部分可供出口的物资。由于朝鲜和日本过去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繫和永久性的地理位置上的邻近，在占领的最初两年内，南韩的大宗进口物资来自日本；此外由美国提供食物、化肥、机器和制成品。463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到，对外贸易在1 1947年6月达到最高峰，在此后的两个月内又突然下降，而在占领的第三年年初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如所预料，在这整段时期内，几乎始终都是入超。 多年的战争，工业恢復的缓慢，以及消费品的缺乏——这些因素对人民造成的直接影响，反映在生活费用的迅速上涨中；关于这一点，上面已经叙过。分析一下财政情况，也可看出迅勐的通货膨胀的趋势。尽管保留了朝鲜银行所发行的旧的纸币，并由美军司令部管制了朝鲜银行，但纸币流通量仍不断增加。例如，1944年6月纸币流通量为十八亿朝鲜圆；到1945年8月31日，这个数字已上升到八十亿朝鲜圆。以后逐渐地、不断地上升，直到1946年夏季。南韩经济状况中的事与愿违的事实之一是：由于实行了谷物徵购计划以后必须付钱给农民，谷物徵购计划竟成了导致迅勐的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到1946年11月，流通的货币已经增加到一百四十九亿。除了在1947年2月份和3月份有所下降外，货币流通量一直上升；到1947年9月， 总数已达到二百零四亿四千万，亦即原来数量的二点五倍。 试行的一个控制办法是继续实行一项徵税计划。可是，这项计划收效甚微，因为广泛存在着失职的情况，很少有人支持一项强硬的政策。看一下朝鲜政府的实际预算数字，就可知道支出大大地超过收入。尽管军政府坚持要1 在1948财政年度把预算平衡在一百七十七亿朝鲜圆这个数字上，但事实证明，要保持在这个数字以内是不可能的。南韩的财政情况还由于南韩临时政府对美国军政府所欠的沉重债务与日俱增而受到不利的影响。1947年8 月，债务达一千四百八十亿朝鲜圆。 1例如，由于纺织机器过去都是由日本制造的，维修零件都得向盟军最高统帅部订购。到1943年8月为止，美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共达二亿五千万美元。 1下列数字是南韩政府在军政府的全面监督之下进行各项活动的开支，军政府的开支不在内：1947年预算数字（单位十亿朝鲜圆）（来源：《总结（朝鲜）》，第22期，1947年7月；第24期，1947年9月） （二）北韩 根据可得到的资料来看，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进入朝鲜的红军可能负有尽快恢復经济的指示。苏联并不等待南北两个地区统一，或联合委员会的会议有结果时，再确定政策。苏联的技术人员、工程师和行政人员在占领的最初几个月内就进入了北韩。他们取代了日本人，作为指导人员，在採矿、铁路运输、制造业和工程方面训练朝鲜人。重要的工业大都由苏联军队管理和操作。另一方面，有两个特殊的因素妨碍着北韩经济的復兴。首先，日本人对工业设备的破坏，在北韩比在南韩更为广泛。这是用武力占领土地的一种必然后果。让炼铁炉熄了火，使矿山遭到水淹，并毁坏了工厂设备。 其次，在北韩缺少恢復工业和实现新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然而，美国方面和共产党方面的报告所提供的材料一致表明，北韩在最初两年内工业恢復的情况是引人注目的。当波利赔偿工作团在1946年6月访问北韩时，它注意到大量的经济活动。波利和他的同事们访问了平壤、水丰和元山工业区，视察了约百分之六十的重工业工厂。他们发现有些工厂依靠俄国和日本技术人员的帮助在开工，有些工厂则停工了。但是，波利得出结论说，和俄国在满洲的做法相反，苏联当局并没有把工厂设备搬走，而是在试图恢復工业和復兴经济。因此，当苏军司令契斯季亚科夫将军说“苏联高级官员制定的方针是不要搬走机器”时，他可能是讲出了事情的真实情1 第189页 况。因此，北韩的消息报导，能在工业復兴方面提供令人鼓舞的情况。1947年1月，金日成报告说，有八百二十二家工厂在开工，包括三家钢铁厂和五个矿区。在这以前六个月，波利就看到过一家炼油厂在开工。根据《人民委员会报告》，在1947年，主要的重点是放在增加煤炭生产和改善交通运输方面。1947年的预定目标，要求有下列的增长：煤一倍，贵重金属两倍，化肥、硫酸和碳化物各为一倍。商品由合作社经营，同时要发展纺纱工业和交通运 输业。2 在苏联占领的初期，北部的财政金融情况同样也是465一片混乱。由于过去主要的银行机构都集中在汉城，北部的银行业务不能适应其工业的发展。日本人在投降时抽走了大量款项，只留下极少的现金可供支取。人民委员会占夺了一些银行，但这些银行都被苏联占领军关闭了。一所“苏联战地银行”发行了军用券，作为合法货币来使用。1946年2月15日，成立了一所“北韩中央银行”，由苏联红军管理。这家银行的发展受到两个因素的阻碍，一方面是资金不足，另一方面是北韩临时人民委员会喜欢使用“农民银行”做它的代理银行。可是，到1947年年中，中央银行重新建立，作为办理银行业务的主要机构。它发放的贷款达九亿朝鲜圆。到同年年底，中央银行已在发行新的纸币以代替朝鲜银行的纸币，朝鲜银行的纸币以后在北韩不能再使用了。不过，总的说来，苏联司令部看来能够做到控制货币流通总量，不使增加，因此成功地制止了一般的通货膨胀的趋势。在另一方面，对货币市场的限制也妨碍了工业的新发展，因为工业的扩大是需要资本的。 1波利关于朝鲜的报告的梗概，见《总结（朝鲜）》，第9期，1946年6月，第17页以下。2见麦丘恩：《今日的朝鲜》，第216页以下。 第七节社会发展 （一）工会 及早探讨一下政治局势发展的情况，可使我们明白，在美占区的劳工运动，既是一种社会的和经济的运动，同样也是一种政治运动。在日本人统治下，朝鲜的劳工几乎没有可能自由地组织起来，或以集体的形式在平等地位上同僱主进行谈判。一旦国土重光，劳工就会立即要求经济上的自由，但又并不意识到随着经济上的自由而来的种种责任，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在南韩，由于出现了两个极端的派别——右翼的“朝鲜工会联合会”和左翼的“全朝鲜劳动会议”——而形势变得更为混乱了。两个组织都是新成立的，缺乏经验，不稳定，又易于激动。两个组织都被利用来达到政治目的。朝鲜工会联合会最后成为南韩临时政府的一个半官方组织。全朝鲜劳动会议被共产党煽动分子所利用，它为了政治原因而号召罢工，并经常反对美国军政府的方针政策。因此，到1947年底时，该组织已被部分地禁止了。此外，警察方面和诸如李范爽领导的“朝鲜国家青年”等极端主义组织对罢工工人採取了非法的恐怖行动，这些行动扩大了右翼和左翼劳工之间的分裂。军政府採取了正式的步466骤，设立了调解委员会和劳工部（1946年7月），并制定法律禁止使用童工，但这些都无助于促进劳工运动的健康发展。工人们要么参加半官方的右翼工会，要么参加共产党控制的工会，别无其他选择。 在北韩，所有的工会组织都在1946年2月合併为“北韩劳动组合”，总部设在平壤。6月，北韩劳动组合提出了基本的劳工法律，得到其会员和各道人民委员会的贊同。这些新的条例作为“第二十五号法令”颁布；新条例规定了八小时工作日制，规定了每天的粮食定额和标准的工资级别，又规定了假日，并禁止使用重工。7月，正式给予妇女以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权利。这样，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了改善，但在实际上，却受到独裁主义的控制，这种控制否定个人真正的、基本的人身自由。 （二）教育 正如在朝鲜生活的每一个其他重要领域中一样，南韩和北韩在教育领域中也推行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在甫朝鲜，着重个人的创造性、思想自由和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在北韩，则着重组织化、顺从和一致接受共产主义的说教。在南韩，为了取得教育民主，学校尽快地开了学，并将学校置于由朝鲜人担任的教育总长的监督之下。用朝鲜语来代替为人们所憎恨的日本语，并且尽快地编写和印刷了新的课本。虽然由于缺少白报纸和没有一个标准的拼写体系，课本的出版推迟了，但到1946年8月已印发了三百万册。这个数字在两年内就上升到一千五百万册。还出版了一本字典，为怎样以拼音文字书写表意文字定出了规范，汉语的古典作品也用这种拼音文字重新印刷了。虽然学校房屋和设备都很少，但到1947年4月，有将近二百五十万学生上学。还有，全国教育计划委员会制定了一项全面的教育计划，该计划在朝鲜歷史上第一次设想了普遍的义务教育。这些成就是在开始时遇到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些成就467有力地证明了朝鲜人和占领当局都迫切希望按照民主的路线在南韩建立起一个教育体制。在汉城国立大学成立的第一年内，教授旷职，学生罢课，大学教育发生了困难，但这种困难和中、小学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要不是由于韩战打断了这一计划的实施，那末到1952年时，学校的设施将能使南韩 第190页 实现普及教育了。 在北韩，共产党在第一年就实行了他们的教育计划。学校开学了，建造了剧院，出版了四十种报纸，有六家广播电台播音。这一切宣传工具都鼓励朝鲜和苏联之间的文化交流，并对过去和当前发生的事件都按照共产党的说法作了统一的解释。北韩人被邀去苏联，作有人引导的旅行，苏联歷史被列入北韩教育的课程表中。用小说、报纸和广播来宣传革命思想。虽然北韩的教育体制是由朝鲜人掌管的，但在教育过程中不允许对共产党的说 法或观点有任何变动。 （三）公共卫生和福利 如果不提一下在公共卫生领域内所做的杰出的工作，那末对占领南韩后产生的结果所作的任何论述都是不完全的。在1946年仲夏，军政府发现它面临着霍乱病广泛流行的问题。老百姓在当地得不到防止霍乱的血清，但是这种流行病还是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到3月24日为止，报告的病例共有一万零六百四十八起，死亡人数共六千八百九十四人。这种流行病最后在11月份被遏止，这时，病例已达一万五千六百十五起，死亡人数达到一万零一百九十一人。由于为下一年制订了详细的控制计划，避免了流行病的再度发生。先是主要港口城市的居民，随后是其他大城市的居民，最后是内地的居民，都接种了预防疫苗。这样，朝鲜的公共卫生官员直接学会了如何控制 一种危险的疾病和防止流行病。 第八节美苏谈判的破裂 联合委员会由于在朝鲜人的言论自由权问题上意见468分歧，在1946年5月体会；休会以后，在美苏司令官之间偶尔有些信件来往。霍奇和契斯1 季亚科夫都提出过各种建议，作为重新召开联合委员会会议的基础。苏联司令官在1946年11月26日提出了下列建议：1.委员会必须与那些完全拥护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决议的民主党派和组织进行磋商。2.这些党派和组织的代表，如果曾积极地表示过反对莫斯科决议，那就不得被提名参加磋商。3.这些党派和组织不得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反对莫斯科决议，也不得唆使他人反对。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委员会的成员在经相互同意后将决定哪些党派和组 织不得参加磋商。 霍奇在1946年12月24日的回信中，提出如下的修改意见：1.凡在第五号公报的宣言上籤过字，保证拥护莫斯科决议并保证与委员会协作以实现该决议的党派和组织，都有资格参加磋商。2.朝鲜的党派和组织可以推选其自己的代表，但是联合委员会的成员在经相互同意后可以要求调换被他们认为是反对执行莫斯科决议的代表。3.任何个人或组织，一经签署第五号公报的宣言，就不得激起或煽动他人反对联合委员会，反对四大国，或反对莫斯科 决议，否则将被排除，不得参加磋商。1 正如上文已提到过，这一行动只是进一步激起了南部的反对託管制度的活动，这一活动在临时议院通过关于反对託管制度的决议时达到了高潮。2后来，霍奇向朝鲜人民详细地解释了莫斯科协定的目的以及联合委员会和美国所要达到的目标。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希望纠正朝鲜人的错误观念——他们错误地认为联合委员会的目的是修改莫斯科协定，而不是贯彻这个协定。当美国人解释说四大国共同託管可能是使朝鲜不经过内故而统一起来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时，朝鲜人对这个论点并不信服。除了共产党以外，南韩所有的党派都狂热地反对託管制度，他们的一切政治思想都带着反对託管制度的色彩。同样明显的一点是，美国司令官和苏联司令官无法解决他们两人 之间的分歧。 下一个试图解决朝鲜问题的步骤是由美国国务卿马469歇尔採取的。1947年4月8日，他向莫洛托夫建议，美苏两国应“在尊重自由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的基础上”同意重新召开联合委员会。莫洛托夫在4月19日作了答覆。他藉此机会为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在与哪一些党派和组织磋商的问题上所採取的立场辩护，同时赞扬了苏占区的“广泛的民主改革”。他建议在5月20日召开联合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他进一步提出主张说，会议应在“确切地贯彻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协定”的基础上举行。当马歇尔要求他从自由发表意见和言论的权利的角度来进一步澄清他这句话的含义时，莫洛托夫同意在霍奇12月24日的信中所提出的建议和修改意见的基础上重新召开联 合委员会会议。1 1见上文，原着第439—440页。 1全文见下文，附录（二十八），原着第564页。 2见上文，原着第445—447页。 1这些往来信件的文本，见《国务院公报》（departmentofstatebulletin），1947年4月20日，第716—717页；1947年5月4日，第812—813页；1947年5月11日，第947页；及1947年5月18日，第995—996 因此，由于苏联外交部长的这些保证，联合委员会的第二轮会议在汉城着手准备。会议在5月21日（朝鲜时间）开始；两星期内，在想要与联合委员会磋商的社会组织和政党所应採取的做法、程序和时间表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会议的结果在6月12日的第十一号公报中发表。2这份公报发表了莫洛托夫和马歇尔在5月7日和13日的往来信件，作为联合委员会在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即与朝鲜人磋商的问题）时的新的职权范围。公报登载了朝鲜人要参加磋商所必须签署的那个宣言。公报还陈述了要求各党派和社会组织遵守的程序。它要求对下列问题作出回答：关于临时政府的机构和原则的问题，关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问题，关于最适合朝鲜的社会和法律结构的问题。 第191页 在此后的两周内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共收到了北韩的三十八个团体和南韩的四百二十二个团体要求参加磋商的申请。联合委员会与朝鲜代表于6月25日在汉城，7月1日在平壤，分别举行正式会议。原商定于7月5日与经双方同意的名单上的党派和组织的代表进行磋商。然而，在联合委员会开会讨论应同意哪些党派和组织有资格参加磋商这个问题时，立即就出现了分歧。7月10日，苏联代表提出要求说，南韩参加磋商的团体的数目应从四百二十五个减少到一百十八个，这样就造成了僵局。他提出这个要求，是基于这样一种论断：许多470预定要参加磋商的团体并非真正的社会组织，并不支持莫斯科协定。而且，他强调其中有几个团体是反託管委员会的 成员，因此不可能成为莫斯科协定的真诚支持者。 美国代表布朗将军坚决反对苏联的要求。首先，他强调指出，这样做违反了莫洛托夫所作的保证；莫洛托夫曾说，仅仅在口头上反对莫斯科协定或者反对託管制度，不能作为被宣布没有资格参加磋商的充分根据。美国认为，除非某些个人或团体被控告确实曾有煽动别人反对的行为，否则，就不应当排除他们参加磋商。其次，第十一号公报已经得到双方代表团的认可，美国代表团不同意对这个公报重新进行解释的修正案。美国方面也认为，既然双方早已一致决定，要把任何朝鲜的个人或团体排斥在磋商之外必须经过双方同意，那末，如果接受了苏联的要求，将会产生一种后果，即把任意否决的权力授予委员会中双方代表中的任何一方。在整个7月份剩下的日子里，委员会举行的会议全都用在辩论这个问题上。苏联代表团退回到它一年以前的立场上去了。斯蒂可夫强调说，退出反託管委员会是参加磋商的一个必要条件。他还试图把磋商局限于至少拥有一万名成员的那些组织。7月22日，他争辩说，绝大多数的朝鲜人都贊成彻底履行莫斯科协定，那些反对这个协定的人正在拭图剥夺朝鲜人民的民主改革和他们的政治权力。他固执地坚持这一立场，尽管许多曾依附于反託管委员会的党派早已在支持莫斯科协定的宣言上签了字，并且特别写了一封信保证在建立临时政府这一问题上同联合委员会无保留地合作。关于託管问题，他们坚持自己有权表达反对任何“侵犯 朝鲜国家主权或干涉朝鲜内政”的措施。 在这段时间内，美国人坚决主张朝鲜人应该有权陈述他们的观点，不管他们反对託管制度，反对莫斯科协定，或反对任何其他决定。同时，美国人建议苏联人和他们自己在各自的区域内分别同朝鲜各党派进行磋商，试图以此来打开委员会工作的僵局。美国7月29日的这471个建议，以及后来对这页；《文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1947—1948年，第680—688页。 2见下文，附录（二十八），原着第564页。 个建议的几次修改，都被俄国人拒绝了。既然在委员会中已经明显地不可能达成协议，苏联代表团就充分利用这种形势来达到其宣传的目的。8月2日，斯蒂可夫开始发表一系列冗长的声明，把联合委员会未能就成立临时政府和促进朝鲜独立的问题达成协议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布朗将军则发表反声明作为答覆，他指出，苏联人的责备是不公正的，并阐明了美国的立场。苏联采1取策略，要阻拦那些反对在朝鲜实行託管的朝鲜人参加与委员会磋商，其真正的意图是在于增加左翼党派和团体在代表方面的比重。由于北部人口只占朝鲜总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因此，只有限制南部的代表人数，才有可能使 对共产党友好的或由共产党控制的团体的代表达到百分之五十。 到8月中旬，美国已决定，朝鲜问题无法在联合委员会中得到解决，必须重新在政府一级讨论。因此，马歇尔于8月12日写信给莫洛托夫，2提到他们先前曾同意委员会应在7月或8月提出工作进展情况报告这件事。马歇尔指出，委员会中的双方代表团都感到，在与朝鲜各党派和组织广泛磋商这一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尽管莫洛托夫早些时候已接受了一种本可使这种磋商成为可能的方式。因此，为了避免迁延时日，美国政府希望，最迟在1947年8月21日，联合委员会应就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情况提出报告，使两国政府可立即考虑应採取哪些进一步的有效步骤来建立一个能在联合国内占有恰当 位置的独立、统一的朝鲜。 与此同时，美国代表团向委员会提出了四项建议。其中第一项是：口头协商应予取消；各党派和组织对于它们所收到的调查表所作的书面答覆应作为协商的基础。第二项是：委员会应向四大国提出建议，立即举行普选，选出全国立法机构和其他重要岗位的成员。第三项是：第二小组委员会应为临时政府起草一份临时宪章和一个政治纲领。第四项是：第三小组委员会应被授权制订一项472计划，来选出新政府中应予任命的人员，并使现存的北朝 鲜和南韩政府合併为一体。 联合委员会中僵局的持续，使南韩的美国司令官产生了一个困难的安全问题。为了在委员会的第二轮会议期间创造一种尽可能公正的气氛，霍奇曾下令禁止反对联合委员会或反对託管原则的公众示威。当联合委员会中出现僵局，苏联代表团坚持只有那些对共产党友好的组织才能参加磋商时，美国司令官就解除了禁止南韩群众示威的命令。禁令一解除，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暴动和一场反共运动。受害者之一是吕运亨，他被一个右翼的代表暗杀了。在8月初，一次左翼的暴动有即将发生之势，政府方面以加强警戒来对付，警察进行了多次逮捕。在22日，霍奇宣称，在汉城已逮捕了一百个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的罪魁。在乡村，有同样数目的人由于破坏粮食徵购计划而被捕。苏联司令官反对这一系列逮捕，提出理由说，这一系列逮捕是为阻止莫斯科协定的履行创造条件；霍奇回答说，左翼党派和它们的领导人对南韩政府不忠诚，并敌视美国，因而这些领导人必须对自己的非法行为负责。 第192页 马歇尔以及美国在联合委员会中的代表的同时行动，在俄国方面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应。联合委员会中的情况继续不断地恶化。斯蒂可夫拒绝了美国1双方代表团发表的冗长的声明，其中包括在委员会歷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的许多建议的草案，见《总结（朝鲜）》，第23期，1947年8月，第163—193页。 2信的文本见《国务院公报》，1947年8月24日，第398—399页；《文件，1947—1948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688—689页。 代表提出的取消口头磋商的建议，他提出如下的建议：成立一个临时的人民议院，由北部和南部派同样数目的代表组成。这个议院承担的责职是：为莫斯科协定中所提到的“朝鲜临时民主政府”的组成制订草案。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建议，自然不会为美国代表所接受。至于马歇尔建议的由联合委员会提出一份联合报告，莫洛托夫回答说，他认为代表们应当继续讨论，但是他不反对提出一份联合报告。当联合委员会开始讨论起草这样一份报告时，苏联代表团坚持说，必须接受它提出的那份草稿，井把它提交给两国政府。结果，委员会所作的唯一报告的大意是，由于意见分歧，即使在联合报告的内容问 题上也无法达成协议。 到8月26日，美国政府已得出结论，认为关于朝鲜问题的双边谈判，只能拖延莫斯科协定的履行，并推迟朝413鲜的独立。因此，他们建议：苏联、中华民国、联合王国和美国这四大国遵循莫斯科协定，应开会商讨如何迅速履行莫斯科协定的问题。他们建议，这样一次会议应倡议北韩和南韩都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督下举行选举，选出两个地区性的立法机构。然后，由每个立法机构选派代表参加国民议会。在这以后，由临时政府与四大国的代表会面商谈，以制定争取朝鲜完全独立的计划，并确定占领军撤走的日期。莫洛托夫于9月4日拒绝了这一建议，理由是委员会并未用尽一切力量来达成协议，同时美国建议不是以莫斯科协定为根据的。但是美国政府拿定主意，认为苏联的强硬态度不应妨碍朝鲜问题的国际磋商。美国认为，美国现在唯一可做的事是“把朝鲜独立的问题提交给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马歇尔9月1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说明了这一意图；在下一周，美国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被列入了大会的议程。这个提案要求在联合国临时委员会的监督下在朝鲜进行选举，作为“创建国民议会和成立朝鲜国民政府”的道路上的第一步。从此以后，朝鲜问题就不再只是美苏两国之间的问题，而成为联合国内以共产主义阵营为一方和以西方观念的民主阵营为另一方的两大敌对 阵营之间的重大争论问题的一部分了。1 第五章太平洋地区领土：从委任统治到託管 休?博顿 第一节引言 太平洋地区领土是指中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从东到西延展约二千七百英里，从北到南（直到赤道的北面）约一千三百英里。这个地区内共有六百二十三个岛屿和群岛，陆地总面积为六百八474 十七平方英里，人口为五万零九百七十八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占领着除关岛以外的所有这些岛屿，关岛自1898年以来一直为美国所占有。1914年日本对德国宣战后占领了这些岛屿，并通过与英国、法国和俄国取得谅解，于1917年肯定了日本保持占有这些岛屿的权利。因此，在1920年的巴黎和会上，这些岛屿被指定为由日本管理的委任统治地，是日本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日本只能在国联授予的委任统治期间统治这些岛屿，而且这些岛屿必须非军事化。日本于1933年退出国联后，在这些岛屿上建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这些岛屿上的农业和矿物资源，相对地来说并不重要，但是这些岛屿在太平洋的地理位置使它们成为横贯太平洋的空运和海运交通线上的港口，因而具有潜在的价值。由于这些岛屿位于菲律宾和夏威夷群岛之间的空中和海上通道上，所以它们对于美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仅这一点，就决定了美国对于这些岛屿所採取的态度和行动——1944年美国开始占领这些岛屿，1947年7月18日，仕鲁门 总统签署国会决议案，建立太平洋地区领土，由美国行使管理权。 第二节国际义务 美国对这些岛屿的安全方面的根本利益，导致美国政府内部要求干脆占有这些岛屿的强大运动。然而，美国占领这些岛屿的愿望，与美国承担的好几个国际义务是直接冲突的。1941年8月14日由邱吉尔和罗斯福公布的大西洋宪章明确声明，他们的国家“无扩张野心，不论在领土或其他方面”。而且，这两位政治家在同一个文件中曾宣称，他们不希望看到任何领土变更，如果这种变更与该领土上的人民自由表达出来的愿望不相符合的话。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蒋介石委员长也签了字）特别提到了原来委任日本统治的岛屿及其他太平洋岛屿，宣言中说：必须“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这个宣言并没有详细说明如何处理这些岛屿，而只是简单地声明美、英、中三盟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最后，于1945年7月26日签订的、后来苏联也贊同的波茨坦公告中规定，在开罗已达成协议的条款应予实施。这样，美国政府发现自己曾三次承担义务，表示决475不在战争结束之后谋求扩充美国 第193页 领土。 另一方面，这些岛屿的重要战略意义以及从日本人手中夺回它们时所必须进行的海战，使美国海军非常关心如何处理这些岛屿。人们可以回顾一下，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要求夺取最重要的岛屿，并孤立其他岛屿。这项需要在人员和物资方面付出巨大代价的艰巨任务，是在过去委任日本统治的岛屿 上由美国海军单独承担的。 因为这些岛屿的主要地区是在1944年间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1所以它们被置于美国海军的军管之下。由于美国的盟国中没有一个国家曾表示在战争结束后管理这些岛屿的兴趣，所以人们设想这些岛屿将继续由美国管理。在整个战争期间，海军各级——海军总部、海军作战部长、海军部长— —都希望美国能对这些岛屿享有主权。 美国海军的这个愿望与美国在大西洋宪章、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所承担的义务有冲突，于是，在美国政府内，就战后如何管理这些岛屿的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这一分歧主要是在国务院和海军部之间。由于这个问题在1946年11月前一直未得到解决，又由于这个问题与联合国的成立有直接的 关系，因此它在太平洋地区领土的发展史上构成重要的一章。 1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岛和埃尼威托克岛在1944年2月已经稳固地夺到手。加罗林群岛中的特鲁克海军基地在当时受到勐烈的袭击。到7月9日，塞班岛（马里亚纳群岛中最重要的岛屿之一）已克復。到1944年秋，所有重要的岛屿都已夺回。直到后来才去占领其余一些孤立的小岛。 第三节美国支持託管 早在1943年3月，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曾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一份关于将来如何处理附属领土的备忘录。备忘录中力主联合国建立一个国际託管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附属领土的人民的独立准备条件。当建立联合国组织的计划取得进展时，国务院准备了具体的建议，主张建立託管制度，作为联合国宪章的一个组成部分。一476般部认为，过去国联规定的委任统治制度在有些方面可能需要重新考虑。过去的委任统治制度虽然规定受託国有义务促进当地人民的福利，但明确规定只对“甲”类委任统治地才需要採取积极步骤使得这些人民达到自治或独立，而“甲”类委任统治地只限于从奥斯曼帝国分离出来的阿拉伯领土。同时，所有的委任统治都列有条款，规定要把委任统治地的军事化减低到最低限度。“乙”类和“丙”类委任统治，禁止受託国在委任统治地建立陆军或海军基地，或建筑防御工事；也禁止受託国在当地招募和训练军队，除非为了内部警卫和当地防御的目的（委任法国统治的多哥兰和喀麦隆除外）。至于“甲”类委任统治，虽然给予受託国以军事上较大的活动范围，但这种委任统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或者已经废止，或者即将废止。因此，日本在太平洋岛屿（这些岛屿主要在战略上具有1 重要性）上建筑防御工事，违反了1922年2月8日华盛顿五国条约的委任统治条例第四条和第十九条。最后，国联的制度允许“丙”类委任统治地（日本对太平洋岛屿就是“丙”类委任统治）可作为受託国自己领土的一部分来统治。因此，日本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法律，在其委任统治地同样有效。为了既考虑到战略需要而又不抛弃在国联的委任统治制度中所体现的对附属领土人民负有“神圣的文明职责”的观念，在计划成立联合2 国组织的同时，华盛顿出现了一种新的想法。这种想法就是对附属领土人民的一种託管制度，这种託管制度象国联的委任统治制度一样，承认对这些人民的国际责任，并尊重和保护他们的权利；但是，同以前的委任统治制度不同的是，至少在有些情况下，让受託国享有为了自己的战略目的而在受其託管的领土上建筑防御工事的自由。鑑于这些委任统治的岛屿并不是日本的合法领土，那些正在制订战后计划的国务院的人们似乎认为早日把这些岛屿置于新的託管制度之下，是理所当然的。把託管制度运用于这些岛屿，似乎也是唯一的方法，凭藉这一方法，美国既可以遵守不谋求任何领土扩张的诺言，又可不放弃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地区的控制。因此，在华盛顿起草了关于託管制度的一般建议，暗中却指望太平洋岛屿将成为由美国管理的託管领土。1944年7月10日，罗斯福写道，他“正在研究由联合 国要求美国成为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受託国”。1 1关于委任统治地的军事方面的规定，见国际联盟，长期委任统治委员会：《委任统治制度：起源、原则和运用》（leagueofnations，permanentmandatemission：themandatessystem：origin—principles—applieation），日内瓦，国际联盟，1945年版，第25—28页。 2国际联盟规约，第22条，第1段。 1见美国国务院：《战后外交政策的准备，1939—1945年》（u.s.a.，departmentofstate： postwarforeiginpolicypreparation，1939—1945），国务院出版物第3580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9年版），第387页。 第四节美国政策取得一致 第194页 在这一阶段，美国的陆军和海军都担心：对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实行托 管，还不足以保护美国的战略利益。 陆军部长史汀生表示，对太平洋岛屿运用託管的原则，是“不现实到危险的程度”。他争辩说，从逻辑上讲，这些岛屿并不能称之为殖民地区，因此，美国得到这些岛屿，并不就表明美国有殖民的企图，而只是为了保卫太平洋和保卫世界和平而获得必要的军事基地。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用更有力的语言支持这些论点。为了维护这一立场，在华盛顿的最高级官员作出决策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不要讨论拟议中的联合国宪章中有关託管的章节。美国政府採纳了这一政策，但是它同时通知参加会议的其他国家说，託管问题将在向有关政府散发了适当的文件以后再提出来讨论。美国政府于是採取步骤，由政府各有关部门讨论託管问题，以解决各部门间的意见分歧。在1945年2月雅尔达会议召开之前，讨论的结果是区分出两类託管：一类是对战略防区（如前委任统治岛屿）的託管，另一类是对非战略防区（如朝鲜）的託管。当时建议，为了让大国能进行更直接的监督，战略防区应置于安全理事会的控制之下；而非战略防区则应置于联合国大会託管理事会的控制之下。在雅尔达会议上，史达林、邱吉尔和罗斯福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一计划。他们也同意，託管制度适用于三种类型的领土，即：478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委任统治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战败国接收过来而由战胜国同意变为託管的领土，以及自愿置于託管制度下的领土。託管制度 的细节，将留待旧金山会议讨论联合国宪章时再予审议。 虽然罗斯福在雅尔达会议上支持新的託管制度，但在美国政府中，对于託管原则是否适用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这个问题，还没有达成一项意见一致的政策。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大力支持联合国，并支持把託管原则包括在联合国宪章中的计划；他们越来越相信，美国对託管制度的原则上的支持，本身就包含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把从日本手中夺来的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置于託管之下。因此，国务院为託管制度准备好了详细的条款，以便编入联合国宪章。这些条款规定託管的目标是：促进託管地人民的福利，为其自治和独立作准备，并在託管领土内把最惠国待遇给予联合国组织的所有成员国及其国民。这一计划也包括了在雅尔达会议上一致接受的关于託管的一般原则。由于建议把战略防区的託管置于安全理事会的管辖之下，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对有关战略防区的託管问题享有杏决权。这些条款的草案被 提交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陆军部、海军部，要求他们认可。 罗斯福在去世（1945年4月12日）前两天，曾对这些建议表示满意，并同意有可能为太平洋岛屿起草一个战略防区的託管协定，这个协定将符合美国政府武装部队的安全要求。但是另一方面，史汀生和福雷斯特尔仍迫切要求干脆併吞这些岛屿。史汀生担心：对它们实行了託管，最后可能导致这些领土落入别的大国手中；他认为，併吞这些岛屿，作为自卫的合法措施，是说得通的。福雷斯特尔认为，美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要求，同世界组织的计划并不矛盾。由于他们的立场，在召开旧金山会议时，是否把这些岛屿置于託管之下的问题还未解决。479尽管美国政府的某些部门继续反对把前委任统治岛屿置于託管之下的建议，美国在旧金山会议上仍然提出了关于託管制度的具体建议，以便编入联合国宪章中。这些建议同国务院起草的并已提 交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基本上相同，成为联合国宪章中关于託管的章节（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草案的基础。在关于託管问题的整个讨论过程中，美国1 代表团一直念念不忘前委任统治的岛屿置于战略託管之下的可能性。正如斯 退丁纽斯于1945年5月28日在旧金山会议上讲话时所说的： 我想，我现在能够肯定地说，由于美国的倡议，宪章将定出一个有效的託管制度。这个託管制度不可能满足我们的一切愿望，但是它将提供真正的机会，使附属领土的人民获得进步。在关于託管问题的整个讨论过程中，美 国一直坚持一些条款，这些条款将充分保证美国能够—— 在託管制度的范国内，但根据我们所满意的条件——控制太平洋上的战 略据点，这些战略据点是保卫美国和保卫世界安全所必需的。1 1945年6月26日通过了宪章中有关託管制度的条款（第七十五条至第九十一条）后，国务院开始准备一份对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託管协定草案。这一协定草案提交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2审议。国务院在该委员会中的代表坚持认为美国的安全利益可以在战略防区託管协定之下得到有效的保护。委员会要求陆军部和海军部的代表们审查协定草案文本，看它是否符合他们的安全要求。代表们最后同意审查草案，但表示这样做应不损害他们在最后处理这些岛屿的问题上的意见。他们指示远东小组委员会审查协定的文本，要求保证这份协定给予美国选择基地的自由以及在必要时为了安全的理由而从这些地区撤走居民的权力。在这些指示的基础上，国务院和海军部的代表们搞出了一份修正的託管协定草案。这一修正草案中包括了海军部所能接受的对美国的安全保证。但是当这些岛屿的最后处理问题680被提出来时，福雷斯特尔还是表示他对託管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颇有疑虑。第一，他担心安全理事会的其他国家的否决权可能会妨害美国保护它自己的利益。第二，他担心在安全理事会即将进行的协商中，可能会对託管协定有所更改， 第195页 而这些更改会使美国不能有效地保持在拟议中的託管地中的基地。 到1946年11月，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急于把修正的託管协定提交安全理事会。但是在作出这样的行动以前，必须得到总统和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的批准。虽然陆军部长在看到修正的协定草案后撤销了自己对託管的异议，但是福雷斯特尔继续坚持美国对这些岛屿应拥有主权。贝尔纳斯使福雷斯特尔确信他对託管的某些担忧是没有根据的，并答应亲自负责使託管协定的协商在安全理事会中顺利通过。然而福雷斯特尔仍不让步。因此，给他安排了同杜鲁门总统的会晤以解决这一问题。1946年11月6日，国务卿和陆军部长催促总统批准将这些岛屿置于战略防区託管之下，在这些岛屿上美国将是唯一的管理当局。他们概述了託管协定草案的内容。贝尔纳斯认为，美国同意对这些岛屿实行託管，是与美国支持并同意将託管制度写入联合国宪章相符合的唯一政策。总统同意他的观点，而不同意福雷斯特尔主张拥有主权的建议。当福雷斯特尔得到了如下的保证——即不经总统或国务卿同意，对于美国的託管建议的任何更改都不会被接受——时，他默认了这一决定。那天11美国代表团提出的文件的文本，其中包括美国的建议和其他国家补充的部分，见美国国务院：《战后外交政策的准备》，第688—689页。 1《国务院公报》，1945年6月3日，第1010页。 2参看上文，原着第311页注3（即本书第464页注3——译者）。 1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20页。 下午，杜鲁门宣布：“美国准备把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和任何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由美国承担责任的日本岛屿置于以美国为行政当局的託管之 下。” 他还宣布，对前委任统治岛屿的战略防区託管协定草案的文本，正在分发中，“以通知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成员国（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埃及、法国、墨西哥、荷兰、波兰、苏联和联合王国）以及纽西兰和菲律宾”。他在声明中还说，草案列出了美国准备把这些岛屿置于託管之下481的条款。2美国政府内部在怎样控制这些岛屿这个问题上的长期的意见分歧，终于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解决了；这种方式使美国能充分地、始终如一地支持联合国，同时与美国所作的不为自己谋求任何领土扩张的诺言在形式上或法律上都不 矛盾。 2美国的协定草案的文本，见下文，附录（二十九），原着第567页。 第五节安全理事会中关于前委任统 治岛屿的託管协定的协商处理这件事的最后阶段是把美国受託管理前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草案和安全理事会对此草案的审议意见提交联合国。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九条要求对任何领土託管的条款“应由直接关系各国……予以议定”。对于“直接关系各国”这一词语，联合国没有正式下过定义。如上面所指出，美国政府不打算在把自己的协定草案提交安全理事会之前先取得其他任何国家的认可。1946年11月4日，美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员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委员会中讨论其他託管协定时，清楚地阐述了美国的解释。杜勒斯说：“……在被建议置于託管下的领土是由单独一个主权国家管理的情况下，该主权国家的同意是要求大会採取行动之前唯一需要的同意——这一点是有充足的理由的。”因此，美国政府认为，把协定草案的文本分发给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就足以满足宪章第七十九条的要求 了。 建立战略防区託管的其他要求，在宪章第八十二条和八十三条中阐述了。第八十二条述及在託管领土内指定战略防区；第八十三条把联合国关于战略防区的各项职能交给安全理事会行使。于是，1947年2月17日，美国代表团把它的协定草案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并要求早日将此事列入安全理事会的议事日程。1947年2月26日，驻安全理事会的美国代表参议员沃伦?奥斯汀正式提交了美国政府关于对这些岛屿进行託管的建议。同时482他提出一项声明，说明美国对这一协定中最主要几点的立场。首先，他强调这些前1 日本委任统治岛屿与日本的其他岛屿在法律地位上的区别。那些委任统治的岛屿既属委任统治，在法律上就从来不曾是日本的领土，因此随时可加以处理。至于日本的其他领土，须等待签订和约后再行处理。而且，由于这些岛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政府下决心，要使这一地区永远不再被用作侵略美国或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跳板。他声称，美国愿意将这样一个战略上重要的地区置于託管之下，这表明美国对联合国的信任。不过，他预先说明，他的政府既早已完全占有了这些岛屿，就不会容忍对它的草案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动。他这样说：美国政府认为，这个託管协定草案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符合联合国宪章，对岛上居民的利益和联合国的利益都起促进作用。这个草案内有美国准备将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作为託管领土来管理的条款。1 奥斯汀提交安全理事会审议的託管协定的具体条款，反映了美国对安全问题是很敏感的。宪章规定允许将全部或部分託管领土指定为战略防区，以此为依据，协定草案规定，为了保证美国的国防安全，为了使美国能履行其对联合国应尽的普遍安全的义务，目前所论及的岛屿的全部地区应被指定为战略防区。这个说明性的声明指出，美国认为，安全的需要使得受託国有必要在选择地点作为基地时有完全的自由权。声明指出，如果只指定一个有限的地区作为战略防区，经验和以后军事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宣告这一限制无效。在一次讨论协定的国会意见听取会上，也曾提出，如果把有些岛屿指定1参议员奥斯汀的声明，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和非自治的领土》（u.s.a.，departmentofstate：theunitedstatesandnon-self-governingterritories），国务院出版物第2812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47年版），附录16，第78—84页。 第196页 1参者员奥斯汀的声明，见美国国务院：《美国和非自治的领土》，附录16，第81页。 为战略防区，而把另一些岛屿指定为非战略防区，这样会造成一种483区别，这种区别将使管理复杂化。这样的安排，会把领土的一部分置于安全理事会的监管之下，而把领土的另一部分置于託管理事会的监管之下，这会造成很 大的混乱。 尽管协定草案一点也没有把地区的主权授予管理当局的意思，但是它确实给了美国“对此领土具有行政、立法与司法的全部权力”（第三条）。这一规定与其他託管协定的类似规定是一致的。而且管理当局的权力受协定的其他条款的限制和支配。例如，第四条规定美国有义务“根据联合国宪章”行事，特别要履行宪章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七十六条所规定的各项义务。宪章的这几条说明了託管制度的目的，并把关心该地区居民的福利与促进其 自治和独立的责任託付给管理当局。 宪章第八十四条规定，管理当局有“保证託管领土对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尽其本分”之义务。为了达到这些要求，并为了当地防卫与维持秩序的需要，管辖协定第五条授权美国（与以前委任统治时对日本的限制形成鲜明的对照）建立海、陆、空军事基地，建筑防御工事，使用武装力量，并利用 该领土内的志愿武装部队和设施。 託管协定草案的第六条和第七条，讲到应注意居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利益——如联合国宪章第七十六条（丑）所要求的那样。在第六条中，美国同意筹建能促进居民自治的政治机构，助长社会进步，并提供充裕的教育设施。那些地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当地的中央政府相对说来发展得不充分；加之经济资源贫乏——由于这些原因，美国认为太平洋岛屿最后无法达到独立。因此，奥斯汀第一次提出的协定草案中没有提到“最终独立”的话。下面将要指出，这一点与宪章的精神不一致，因此后来对协定作了修改。1协定确实保证了託管地区居民的良心和宗教的自由，言论、出版、集会以及迁移的自由。然而，为了保卫美国的基地和军事设施的安全，所有这些权利，除良心自由以外，都要“不违背公共秩序和安全”。还有，宪章规定，对居民物质方面的发展和经济方面的保护，通过给予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最惠国待遇来484实现。然而，考虑到所牵涉的安全问题，美国的草案建议允许美国对美国公民在託管领土内经营的贸易和商业给予国民待遇，并给予受託国在託管领土内所有航空交通的绝对控制权。管理当局还被授权代表该地磋商任 何必要的商业协定。 上述关于託管领土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条款，充分补足了日本委任统治时的一些缺陷。当时委任统治条款的第二条第二段要求受委任统治国“尽最大可能促进居民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福利和社会进步”，但是同一条的第一段却规定日本有权将这些岛屿作为其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管理，并在这些岛屿上实施日本的法律，这样就差不多把第二段的内容抵销了。而现在，虽然给予当地人民的某些权利须服从美国安全的需要，但在託管协定草案中比在委任统治下大大地强调了居民的权利。而且，根据宪章条款，保障当地人民有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请愿的权利（第十三条）。但是在这里，美国政府对军事安全的关心又有所反映：有一条款规定受託国有权将享受请 愿权局限于居住在军事基地禁区的人民。 协定草案的其余条款大多数是给予美国以各项权利，使其对託管地实行1见下文，原着第487页。 有效管理。例如，允许管理当局在涉及居民国籍的问题上制定法律，并将国际协定运用于託管地。管理当局还有权根据关税和行政的需要在太平洋地区 的託管地和美国所管辖的其他领土之间组成联盟或联邦。 协定草案中在修订问题上的规定有特殊的重要性。如上面所述，美国海军不愿同意对太平洋岛屿实行託管，其理由是，将来协定的更动可能会危及美国的安全利益。宪章规定，战略防区託管协定的更改，应由安全理事会来决定。只要美国在安全理事会有否决权，那末，没有美国的同意，託管协定是不可能更改的。福雷斯特尔争辩说，不能保证安全理事会章程中关于某些成员国有否决权的规定不会在将未有一天被更改；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安全485理事会就有可能无视美国的意愿。因此，为了防止美国所控制的这些岛屿受到外来干涉而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遭到损害，协定草案中作了补充保证，协定草案第十五条规定，“未经管理当局同意”，该协定的条款不得“更改、修正或宣告终止”。这样就确保美国对于在太平洋岛屿的统治权方面将来可能产生的任何变动都享有永久否决权了。这一条款以及关于协定草案的说明的总精神，向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清楚地表明，美国立场坚定，而 且不可能轻易被说服而让步。 安全理事会关于美国的协定草案的讨论，于1947年3月7日开始，继续到4月2日才结束。结果表明，其他大国所提出的批评和修正并不多。首先，所有的其他大国都很清楚，如果美国政府想要对太平洋岛屿享有主权，它本来可以坚持要求主权而不搞託管。美国人已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而且他们从日本人手里夺回这一地区时并没有得到任何其他大国的帮助。联合国的其他成员国没有一个对控制这一地区表示过兴趣，也没有一个成员国反对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因此，如果安全理事会不接受关于託管的这些基本建议，美国将继续占有这些岛屿，并对它们行使完全的权力。其次，贝尔纳斯和莫洛托夫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根据那次讨论的情况来看，苏联不会对美国的託管协定使用否决权。1946年12月，联合国大会对几个非战略防区的託管协定草案进行了讨论。这些协定也同时由外长会议进行了审议。有关这一方面，贝尔纳斯曾向莫洛托夫提出现由美国占领的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处理问题，以及现由俄国占领的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的处理问题。他提醒莫洛托夫，罗斯福曾在雅尔达反覆表示：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只能通过缔结和约来割让；而把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置于託管之下，却不会遇到与之相同的法律上的障碍，不需要再通过什么手续，可在任何时候进行。贝尔纳斯曾暗示，如果苏联支持美国提出的对这些岛屿进行託管的要求，那末美国在和平会议上也支持苏联对那些地区的要求。因此，当安全理事会的苏联代表表示同意美国的託管协定时，贝尔纳斯并不感到惊奇。486安全理事会审议託管1 第197页 协定时，在两个问题上产生了争论。其一是关于这些岛屿的法律地位以及安全理事会解决这一问题的权利问题。其二是关于改变和修正协定的问题。安全理事会的澳大利亚代表立即提出了在和平会议以前安全理事会是否有权处理这些委任统治岛屿的问题。他争辩说，交战国中有好几个国家对这些岛屿的未来也感到关切，但它们不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所以这整个问题应该放到最后和平解决时讨论。美国政府早已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因为这些领土过去是委任统治的，所以由安全理事会处理是合法的。而且，联合国宪章规1见贝尔纳斯：《坦率的话》，第221页。 定，当安全理事会讨论某一问题时，如安全理事会认为这一问题特别关系到某一成员国的利益时，允许这个成员国参加安全理事会对该问题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运用宪章的这一条款，就可避免把整个问题拖延到和平会议时再去讨论。3月12日，安全理事会同意邀请那些没有参加安理会的远东委员会成员国来参加安理会的会议。澳大利亚撤销了它的把託管协定延迟到1 和平会议时再作最后批准的建议，于是，安全理事会在所有参加远东委员会 的国家的代表都出席的情况下召开了。 当会议进展到对文件的实质性问题提出修改建议时，美国代表奥斯汀在投票表决时以弃权的方式表示美国反对那些影响到协定的安全条款的修正案。例如，有人建议修改第八条第一款，根据联合国宪章，以最惠国待遇来代替特惠国待遇。奥斯汀宣布打算弃权，因为很明显，“在美国考虑到它的职责而可能要撤回这份协定的情况下，美国当然不应当在安全理事会使用否决权”。结果这一条款未加改动。当有人建议限制美国对託管协定的更动、修改或宣告终止的权力（第十五条）时，美国代表採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奥斯汀声称，他不仅要在表决这个问题时弃权，而且“这整个事件可能会导致美国取消实487行託管”。虽然有些迹象表明安全理事会的有些成员国感到美国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得过于强硬，但是它们并没有坚持要修改，因此， 那一条款仍照草案原文，未予更动。 然而，在美国的同意下，仍然对草案原文作了一些小的文字上的改动。第一个改动是在第三条，这一条给予美国以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全权。美国原来的草案中规定，美国把这些领土作为“美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行使其权力。美国代表主张写上这一短语，强调说这个说法并不意味着主权。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国认为这个短语是多余的。最后，美国同意将它取消。对草案第六条作了修改，使它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七十六条（丑）要求“增进其趋向自治或独立之逐渐发展”的精神。如上所示，美国不想考虑——也不乐于看到——这些岛屿独立的可能性，因此删去了协定草案原稿上“或独立”这几个字。美国愿意在文本中加上这几个字，只要后面加上宪章中也载有的修饰性短语，即“并以适合各领土及其人民之特殊情形为原则”。有了这样一个限制性条款，美国人感到自己的安全利益得到了充分的保证。第七条的修改，保证了居民有不受限制的良心自由，并且规定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不违背公共秩序与治安的自由。1947年4月2日，安全理事会按照修正的文本，批准了整个协定。对太平洋地区领土实行战略防区託管（这种办法还是第一1 次施行），在它生效以前，必须得到美国参议院的批准。原来的协定草案早已经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批准，参议院也提不出多少反对意见。国务卿马歇尔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保证，协定的条款几乎给美国完全的行动自由。福雷斯特尔向外交委员会保证：一开始将担当管理这个区域的职责的海军，将履行职责，把地方行政工作交给当地岛民，“给他们以美国所一向促进的、符1在其外交部长伊瓦特的促进下，澳大利亚在远东委员会和联合国一直在催促着早日召开和平会议，并要求让澳大利亚和纽西兰参加。当时既参加安全理事会又参加远东委员会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中国、法国、荷兰、联合王国、美国和苏联。后来邀请了加拿大、印度、纽西兰和菲律宾共和国。关于远东委员会的论述，见上文，原着第337—341页。 1安全理事会所批准的託管协定文本，见联合国：《条约集》，第8卷，第189—199页（编号123）：转载于《文件，1947—1948年》（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第843—847页。 合于军事考虑的最大的权利和特权”。1947年7月7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联合决议，授权总统批准託管协定。他于7月18日在这份协定上签了字，并且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命令488成立一个临时民政署，由海军部长管辖。不用说，太平洋地区领土最后将由内政部管辖，只有其中的军事基地仍由海军部长管理。这样，一个新的政体在这些前委任统治的岛屿上开始实施了。在国际组织的总监督下进行一种战略防区託管的试验，这在歷史上也许还是 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