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二卷）》 第1页 [史学研究] 《大战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二卷）》主编：[英]阿诺德·托因比【完结】 第一编　导论 第一章1939年希特勒的机会 第一节德国歷史的嘲弄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般情况看来，这次实力较量的结果似乎已使德国一蹶不振。它不得不忍辱割让总面积相当大的领土：西边割让给法国；北边割让给丹麦：东边割让给波兰的领土更多，造成了更尴尬的地理影响。它也未能恢復它从1871年到1914年期间所享有的蒸蒸日上的经济繁荣。直到1925年，看来似乎德国的经济因难可能就是因为西欧的战胜国企图榨取德国无力偿付的赔款。但是，大幅度地减少了德国赔款的数目，美国又慷慨解囊，给予了大量贷款，从而使德国的经济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明显地有所恢復。然而，在1929年世界上颳起的经济风暴的袭击下，德国的经济第二次又崩溃了。这一事实表明，德国战后的经济癥结，不能单纯归咎于它以前的敌手在战后早期所採取的荒谬的赔款政策。实际的原因一定蕴藏得更深：或许在于德国经济本身战后的某种损伤，或许在于德国经济和战后它的东邻国家经济之间的某种脱节。经过极其短暂的经济恢復之后，德国的第二次，也是更难加以解释的一次经济崩溃，在1932年使许多有资格的观察家认为，它战后的情况比他们在1924年所感到的还要严重得多。希特勒具有天才的最为显着的证据之一就是，这个不学无术的煽动能手竟然能够看到——如同他显然违反了一切理性和常识而看到的那样——战后德国的不幸局面同时也是一个大好时机。希特勒所未能看到的是，这一时机也是一大陷阱。就短期而言，它为逐步顺利地进行侵略——希特勒表明自己是非常精通此道的——提供了机会，但是从长期来看，2如果领导德国的人缺少惮斯麦的远见，不知道适可而止，那么这一机会也可能为德国带来一场大灾难，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灾难显得微不足道。假使德国的领导人毫无克制，抓住接二连三的侵略机会不放，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不是第三帝国征服全世界，而是动员起无坚不摧的优势敌对力量来反击它，使它註定要遭到彻底覆灭的命运。当然，这第二条道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结局。其后果不但毁掉了希特勒扩大德国疆土的事业，而且使俾斯麦、腓特烈大帝，甚至狮子亨利等人的事业全付之东流。普鲁士王国这时已经从欧洲的政治地图上完全消失，欧洲德意志人的东方边界已经退到十二世纪初期他们活动的那条界线了。这些前所未有的有关人口和政治的大灾难，是希特勒执政所带来的讽刺性结果，但是这第二次、也是更大一次灾难的经济结果，对于德国人民追随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一种更具有讽刺性的报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可能料想，德国的经济状况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远为严重。它的东方政治边界现在已经后移到奥得河—尼斯河一线。它所残剩的领土，现在已全部处于这次大战中战胜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它还被一道把世界分为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两部分的“铁幕”分割开。处于铁幕外面的西德，正在收容大量的难民。他们不仅来自当时已併入苏联和波兰的德国领土，而且也来自德国的苏军占领区，来自苏台德，来自东南欧。这一困境看来较之1918年后魏玛共和国的处境要严重得多。然而到了1955年，它却证明是西德赶上1871年到1914年间第二帝国经济繁荣的大好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歷史将在本《概览》的另一卷中加以叙述。本卷仅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在这篇导论里，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下，两次大战之间的局势为德国人民的一个领导人所提供的进行侵略的机会，而这个领导人确实也具有抓住这种机会的天才和诡诈。这一机会的到来部分在于那幅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政治地图，部分则是由于两次大战之间希特勒对之抱有復仇意图的那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心理状态。第二节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地图1919年到1921年间，解决欧洲领土问题的决策人如同1814年到1815年间他们的先辈那样，谋求同时达到两个判然不同的目的。他们也没有认识到——虽然歷史3家在事后是很容易看清楚的——他们为了达到其中一个目的所採取的措施，将妨碍另一个目的的实现。在这两次和平解决的办法中，目的之一是防止一个强大的侵略国家再次进行其统治世界的尝试，它是在受其威胁的邻国的共同努力下，经歷了极大的困难，才被击败的。另一目的是，根据在一项原则指导下制订的一个前后一致的方案，重新绘制欧洲的政治地图——它上面的旧界标由于侵略者新近进行的征战已经消失了。第一回，不久前出现的侵略者是法国；第二回则是德国。第一回，战胜国的政治家们谋术实施的原则是“正统性”；第二回则是“民族自决”。“正统性”是指一个王朝在相当于（纵然不是完全相同于）它在1792年到1815年的战争前统治的领土上恢復其统治的权利。“民族自决”是指一个民族建立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个国家应包括本民族的全部或大部分国民，至于其他民族的人民则应限于最低规模。这两回，都忠实地遵循着指导原则，其真诚的信念是，这项原则本身是公平和正确的，因此有助于实现安定与和平。因此，在这两回，这两个目的当时看来不仅是和谐一致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然而两回的结局表明，和平解决的设计师们制订的原则经受不了下一个重要歷史过程中它将遇到的严峻考验。另一方面，指导原则在这两回中的失败给信赖这项原则的列强带来了灾难，因为这项原则的破产为侵略者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正统性”这一原则在1814—1815年和约签订后的五十五年中日益不得人心，从而使普鲁士和撒丁有机会肢解奥地利。“民族自决”这一原则在1919—1921年和约签订后的十八年中运用得不能令人满意，从而使德意志第三帝国和法西斯义大利有机会肢解法国。1919—1921年间在东欧实施的民族自决原则，在三十年代中被那儿的新“极权主义的”思想意识成功地加以破坏，正如同王朝正统性的原则于1848—1871年间在义大利和德国被民族自决的思想意识成功地加以破坏一样。在这些新的形势下（缔造前述和平条约的人们没有预见到这种新形势），和约缔造人绘制的地图每一回都为新的侵略者所利用了。梅特涅把莱茵兰给了普鲁士，把热那亚给了撒丁，目的在于把这两个4国家建成保卫哈布斯堡王朝的堡垒，以便防止法国未来可能发动的进攻，结果竟然牺牲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而替俾斯麦和加富尔为实现德国人民和义大利人民的民族统一开闢了道路。1919—1921年和约的制订人授予西边德国和义大利之间的以及东边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一些小国（以前处于哈布斯堡帝国、霍亨索伦帝国和罗曼诺夫帝国统治下的一些小国）以独立主权，结果替希特勒铺平了道路，使他成为东欧以及几乎整个西欧的主宰。希特勒称霸的时期虽然不长，却有时间去做不可胜计的坏事。虽然民族自决这项原则给了希特勒发动侵略的机会，这是1919—1921年间领土解决办法的制订者所未曾预见到、或许还是不可能预见到的；但是即使他们目光能看得较远，他们也不大可能根据任何其他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领土问题的解决，如果希望不只是窃贼之间的一项公约的话（例如希特勒和史达林在1939年订立的公约，以及罗曼诺夫、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帝国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为瓜分波兰而订立的各项条约），就必须根据一项公认的、广泛贊同的原则来进行安排。1919—1921年和平条约的制订人如同1814—1819年的前辈一样，是一些有道义原则的人，虽然象那些前辈，诚然，象大多数其他政治家那样，遇到那些原则同本国的私利发生冲突时，他们便未能十分正直地贯彻他们的原则。在1919—1921年间，由于若干原因，民族自决的原则是势必要採纳的。根据1867年的奥匈妥协，哈布斯堡王朝下的一些民族被撇在或安排在附庸的地位，它们的不满就成为后来所进行的那场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塞尔维亚人是一个遭到哈布斯堡王朝和毗邻的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分割的民族。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引起欧洲火药库爆炸的火花，而使英国不可避免要介入这场战争的事件则是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比利时人民于1830年维护了他们的民族自决权利；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它的中立于1839年得到了欧洲所有大国的保证。因此在1919年，审慎和正义似乎都要求满足迄今尚未满足的民族愿望。而且，在把民族自决原则实施于东欧时，它必然使那儿的政治地图发生彻底的变化。1815年，东欧的政治地图是很简单的。这一广大地区从希腊的南端到芬兰的北端分别隶属于四大帝国——奥斯曼、哈布斯堡、罗曼诺夫以及霍亨索伦——的版图。自从1814—1815年第四次瓜分波兰和第四次瓜分威尼斯领地以来，这四个帝国有了共同的边界，边界线连绵不断，其间并无小国把它们分隔开来。在1815年，门的内哥罗是这一大片区域中唯一独立的小国。其后不久，以前曾是简单的东欧政治地图，由于奥斯曼帝国内东南欧的一些从属民族的渐次解放而开始分裂成一系列新兴的小国。到了1913年，奥斯曼帝国以前所辖的、阿德里亚堡以西和以北的领土都已经“巴尔干化”了。但是直到1918年，这一“巴尔干化”的过程才突然超越了以前被称为“土耳其欧洲部分”的范围，蔓延到了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全境，并且在其北面蔓延到前霍亨索伦帝国的东缘以及前罗曼诺夫帝国的西缘，把芬兰也包括在内。这些强大帝国瓦解后建立起来的弱小国家所统辖的地区突然大规模地向北扩张，完全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结构，使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而在过去一百多年内，几个大国在这个地区内是相互接壤的，并没有小国处在它们之间。这一结构上的改变为德国进行侵略提供了机会，如果德国落到一个冒险家的统治之下，而他又能看出这个机会并加以利用的话。乍看之下，两次大战间的欧洲政治地图显示出，由于1919—1921年的领土解决措施，德国蒙受了重大损失。德国象俄国和业已覆灭的哈布斯堡王朝一样，对于东欧新建立的一些国家的领土也被迫提供了一部分。然而细看之下就能发现，由于这一新的安排，从长远来说德国有机会获得利益，因为这为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它最终能成为以前两大邻国对于这些继承国家所提供的领土以及它自身所提供的比较微小的领土的继承者。德国具备这一可能性，因为1919—1921年的和约并未剥夺它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的两大基础：它的工业潜力6和它的中心位置。德国的工业潜力能使它将东面的一些新兴的小邻国置于控制之下，如果法国和英国一旦放弃或摆脱它们根据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自行承担起的防止德国的保证的话。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外，东欧的新兴国家在工业发展方面都是落后的。而德国所处的中心位置使它能将这些新兴国家同它们的天然盟国法国和英国隔绝开来，如果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设法在军事上再次控制了莱茵兰的话。1936年3月7日，德国未遇到西欧列强的抵抗就做到了这一点。从这时起，它再度拥有欧洲体系内中心大国和最强的工业大国的全部优势。自从1516年西班牙王国通过查理五世一人同勃艮第王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达成政治统一以来，这一体系就一直在发挥作用。从那时直到着述本书的1955年，欧洲始终有一个主要大国不时地威胁着要向四面八方发动侵略，要把整个西方世界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而环绕着它也总有一些国家为了“遏制”这一主要侵略国，维护自身的独立这一共同目标，尽力彼此进行合作。虽然演员有所更迭，角色却始终不变。从十五世纪末叶到拿破崙战争结束时，扮演主要大国角色的是法国；从1871年到1945年，扮演者则是德国；自u45年以来，扮演者则是苏联。扮演周围国家领袖的则依次是哈布斯堡王朝、荷兰、英国和美国。进行“遏制”的国家虽然在总资源方面通常总比主要大国占有优势，然而要利用这些资源，它们必须通力合作，而这一点却很难办到。至于主要大国那一方面，它具有政治上统一和军事上控制内线这种优势。在这个力量均势不断变动的情况下，小国的地理布局是一个可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对于主要大国来说，有一个由弱小国家构成的地区介乎它和设法“遏制”它的周围大国之间，这是有好处的。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现代欧洲的均势形成的时候起，到导致1859—1871年期间义大利和德国获得政治统一的1814—1815年的领土重新划分时止，法国在其东疆就享有这种好处。在三个多世纪内，直到普鲁士于1814—1815年併吞莱7茵兰时，法国同布兰登堡—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是由弱小国家构成的一个区域分隔开来的。法国以东存在着的政治真空，是有利于法国从1494年到1813年发动侵略的情况之一。后来，普鲁士在莱茵兰的深沟高垒，就成为1870年法国遭到那场大灾难的原因之一。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一个结果是，主要大国这个角色由法国让给德国来承担了；但是从1871年到1918年，东欧的政治结构使德国没有能取得它的前辈法国以前所享有的优势。在那些年代里，德国东迪的紧邻仍然是两个大国——俄国和奥匈帝国。这两个大国共同遮断了德国向东扩张的道路，因为它们事实上从波罗的海一直伸展到亚得里亚海，横贯了整个欧洲。限制德国向东扩张的这一难以逾越的障碍，在1918年德国战败时就由于那些击败德国的力量所作出的安排，突然不存在了。1919—1921年解决了领土问题后，德国发现自己的东侧是由弱小国家形成的一个地区，就如同1813年以前法国的东邻一样。只要西欧大国占领着莱茵兰和莱茵河以东的桥头堡，只要它们后来仍然可以重新占领这些德国领土而不会冒遭到德国有力反抗的风险，那么希特勒就只能看着这一有利形势，而不能去加以利用。一旦希特勒以自身的军事力量占领了莱茵兰，他就能够充分利用德国的这一潜在优势，即在东欧以及在斯堪地那维亚和低地国家，尽是一些弱小的邻国。东欧这些后起的国家之所以孱弱，是有好几个原因的。从物质上说——就面积、人口和工业发展而言——它们即使和西欧列强中最弱的国家相比，也全是弱小的，更不必说和德国相比了。它们中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一方的也很虚弱，因为在签订和约过程中，它们同战胜一方的邻国在领土和其他物质资产方面发生的多数争议中，结果总是不利于战败国的。协约国的各大国并未蓄意要惩罚以前的敌国和偏袒以前的盟邦。在重新绘制欧洲政治地图的过程中，它们衷心谋求公正地实施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在1919年，东欧各民族的分布并不象西欧那样，如拼花被单中的一块块拼花，相互之间界限分明。东欧的各民族是互相交织在一起，就如同一件镶嵌工艺品上的各色小立体或者如同彩色闪光的丝绸上的各色丝线一样。在东欧，要画出8清晰的疆界来划定各国领土的界线而不把许多少数民族置于错误的一边，那是不可能的。于是在这些为数众多的、对一个民族主持公道就要损害到另一个民族的东欧事例中，协约国的各大国就倾向于作出有利于它们朋友的裁决。例如，它们把罗马尼亚人占人口多数的匈牙利东部的一些领土划归罗马尼亚，这就势必也把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东南角上一块飞地内、完全为罗马尼亚人所包围的、为数较少但仍然相当大的马札尔人也并了过去。当这些盟友为所欲为，擅自处理时，协约国各大国也不愿，或许无力去约束它们。例如，波兰人就这样做了，他们不顾占人口多数的乌克兰人的意志，强行併吞了东加利西业，不顾立陶宛人的意志，强行併吞了维尔纽斯的白俄罗斯地区，并且趁苏联政府尚未能发挥它所拥有的非常优越的潜力时又把里加条约规定的边界强加于苏联。这种对有争议的领土採取有害的解决办法，造成了日渐扩大的影响，结果使以前被征服的东欧小国在物质方面全处于虚弱的地位，然而象德国和俄国一样，它们也心犹未甘，因此全期待着一有机会就来对那种解决办法作出有利于自己的修改。另一方面，东欧的一些前战胜国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也削弱了，因为它们强行取得了一些居住着少数异国民族的土地，而这些少数民族全是不情愿的，心怀不满的。这些前战胜国坚持併入自己那扩大了的战后国境的每一少数民族，都使它们受到了两面夹攻的报应。它们不得不担心来自两方面的齐心协力的敌对行动：一方面是来自它们境内心怀不满的少数民族，一方面则是来自愤愤不平的前战败国，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希望回到它们的故国去，而这些国家也希望收回它们所失去的国民。对于一个前战胜国来说，如果只需要应付一个心怀不满的从属民族和一个愤愤不平的邻国，那么这项威胁已经是够严重的了。然而大多数东欧的前战胜国全都树敌很多。例如，南斯拉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于併吞了马其顿北部而使保加利亚成为敌人，后来又由于吞併了多瑙河左岸的马扎尔人而使匈牙利成为敌人。罗马尼亚在同一时期併吞了保加利亚的南多布罗加之后，又併入了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和若干邻近地区，并且又兼併了比萨拉比亚，使9苏联成为敌国。捷克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的南疆一带併入了一些马扎尔人，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边缘地区又併入了一些德意志人。希特勒反过来以民族自决原则来对付捷克斯洛伐克，出面维护苏台德德意志人的解放事业，并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附属民族马扎尔人，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没有救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各自据有，一个大国要求划归给它的领土和两个东欧小国要求划归给它们的领土，所以它们的处境显然都比南斯拉夫危险。因为后者只据有两个东欧小国要求归还的领土。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的半年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就已遭到清算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尚不如波兰那样危险，因为对波兰提出领土要求的三个国家中——即德国、苏联和立陶宛——两个是大国。由于非常短暂而又异乎寻常的歷史条件的凑合，波兰得以同时对这两个大国进行掠夺。那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靠着牺牲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帝国和霍亨索伦帝国而建立起来或扩大了的后继国家，在德国被人恶毒地称为应时而兴的国家（意思是说过了一个季节就要覆灭的国家），以与国运绵长的国家对照。两次大战之间在东欧诞生的一批应时而兴的国家中，波兰具有最极端形式的典型特徵，并且对世界其余地方的命运具有巨大的影响。1939年3月，波兰拥有的疆界是德国和苏联都难以接受的。这两个毗邻大国中的任何一国遇到机会，必然会坚持要求重新划分它们切身利益所在的那一部分边界。然而在其他方面，波兰同这两个邻国利益的冲突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波兰和德国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除非将前普鲁士领土波兹南（又名波森）和波莫瑞（又名波兰的波美拉尼亚或者“波兰走廊”）包括在波兰疆界之内，否则波兰人民就不可能在波兰国旗之下重新取得政治上的统一，并且同样地，除非将前普鲁士领上但泽在政治上和德国分开，否则重新统一的波兰就不可能拥有通向海上的有效通道。因此，对于这些重大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波兰不可能，到头来也没有同德国达成妥协，而从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与波兰达成永久性的妥协也同样是绝对办不到的。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后，德国第一次使柏林周围、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土地方和东10普鲁士的外围飞地连成一片。从那时以后，德国前前后后的帝国主义者，从眯特烈大帝经过俾斯麦到希特勒，都野心勃勃，要使介乎其间的这片领土不仅在政治地图上是属于普鲁士的，而且在人口方面也是德意志的，不是波兰的。换句话说，德国决不会被人说服放弃自己的心愿，不设法兼併波兰的一半心脏地带，以巩固德国民心所在的民族领土。反过来，波兰也决不会被人说服放弃自己的愿望，即在政治上和人种上使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分开，以保证波兰的民族统一和自己通往海上的通道。虽然波兰和德国的领土争端陷入了这样一种僵局，波兰和苏联的领土争端却不是生来就难以解决的。在涅曼河立陶宛民族领土的南端和喀尔巴阡山斯洛伐克民族领土的东端之间，有可能划定一条较为准确的人种分界线，西面主要是波兰人定居的地区，东面则主要是自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定居的地区。如果波兰和苏联接受这一人种分界线作为它们之间的政治疆界——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制定和约时期英国政府拟定的所谓寇松线一样——那么双方之间就不会出现难以调和的局面。居住着乌克兰人的一些孤立地区将置于波兰的管辖之下，而一些远隔在外的飞地上的波兰人则将归苏联统治；遭受最大损失的，是一些拥有产业的波兰地主，因为他们的土地上居住着大批乌克兰农民和白俄罗斯农民。但是双方将要蒙受的损失在规模上是相仿的，而且对任何一方不会是无法容忍的。这些情况清晰他说明了復兴的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和约时应当遵循的政策。一位波兰的俾斯麦（如果这一矛盾的提法在想像中是可以成立的话）在1919年到1920年间就会毫不犹豫地从暂时战败的德国索取这样一些领土条款。这也就是当时波兰的现实政治家们事实上在那个有利的时机成功地向德国索取到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为波兰招致了难以平息的德国雠恨。然而他必然会极其谨慎地避免同时招致暂时战败的俄国难以平息的仇恨。所以他不会利用这同一有利时机从俄国攫取那些主要是乌克兰人和自俄罗斯人定居的领土，波兰可以没有这些土地，而不致对它的民族福利造成严重的损害，可是从俄国方面来说，则不能期望它会永远放弃这些领土。不幸的是，在1919—1921年这一重大时期中事实上决定波兰命运的、负有歷史使命的波兰政治家们，却缺少俾斯麦的两个主要长处：节制和远见。波兰人不顾英11国政府的反对和警告（几星期前，在1920年的俄波战争中，当波兰的处境最为不利时，他们曾经打算接受英国政府的斡旋），在政治上利用了战局的一次突然而来的转机，迫使苏联接受一条波苏边界——这条边界线划在根据人种分界线而制定的寇松线以东大约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从而使大约四百五十万马克兰人和一百五十万白俄罗斯人属于波兰管辖——因此，只要这条边界线不改变，就决不可能使这两个国家相互信任和合作。既然苏联和德国的復兴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波兰将里加界线强加于苏联，就不啻宣告自己是一个应时而兴的国家。事实上、它坚持要签署的乃是自己死刑执行令的一份预先缮就的副本。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疆界，是推动德国和俄国达到第五次瓜分波兰这一共同目标的持续性刺激因素，就象1814—1815年的第四次瓜分波兰曾使普鲁士—德国和俄国为了防止波兰重新出现于政治地图上这一共同利益而彼此维持和平达一百年之久一样。1922年4月16日签署的俄德拉巴洛条约，是一个最早的迹象，表明这两个大国由于在暂时衰落时期领土遭到掠夺而相互产生的同情，可能胜过了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而相互产生的憎恶。也许，正是由于残存的一点点这种同情心或者是由于这种同情心的恢復——两国都反对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反对扶植波兰的西欧大国——才使1939年8月23—24日俄德公约的签署在心理上成为可能。毫无疑问，这项公约的任何一方都不过是把公约视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因为希特勒同普鲁士—德国以前的任何一个统治者不一样，其领土野心是远远超出分得一点波兰领土这一有限目标的。希特勒的最终目标是夺取俄国的乌克兰和乌拉尔山一带。以便为德国建立一个庞大的生存空间。这一点，史达林和克里姆林宫里他的同僚是深知的。然而尽管苏联和第三帝国之间存在着这种最终“无法控制的”矛盾，暂时的和解在这时候对双方都是合宜的。也许。它们在重新瓜分波兰方面的共同利益——虽然这和它们在乌克兰向题上潜在的争端的规模相比，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协议——就是导致它们暂时达成这笔交易的部分动机。如果波兰继续保有两次大战间的疆界是促使俄国在1939年夏季同德国暂时达成协议的动机，那么德国周围12一些小国所构成的隔离地区则是妨碍西欧两大国和苏联建立任何有效的反德联盟的巨大障碍，因而也是德国的一宗宝贵的政治资产，因为英法俄联盟是足以引起希特勒严重关怀的欧洲大国唯一可行的联合。这对德国的利益是很大的，因为如果西欧大国害怕遭受损失，不敢越过由西格弗里德防线临时加强了的不长的德法共同边界去进攻德国，那么它们就无法帮助德国可能攻击的、位于德国以东的任何国家，除非是通过低地国家向德国发动进攻。反过来，俄国也无法帮助德国可能攻击的任何国家，除非它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去进攻德国。这种地缘政治局势就使得西欧大国和苏联之间可能进行的合作，要取决于它们和德国之间的那些小国的态度，也要取决于处在外侧的这三大国对介于其间的小国的态度，倘若这些小国象它们实际表明的那样，并不愿在德国向它们中的任何一国发动进攻之前先同三大国就共同防御德国问题作出安排。第三节欧洲小国的心理状态前节所述的地缘政治局势，使得欧洲小国的态度成为政治均势发挥作用中的决定性因素。1939年，处于德国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小国，都有充分理由担心自己可能遭到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命运。非常清楚的是，它们生存的唯一机会在于抢在德国发动侵略之前同心协力，就共同防御问题同那些在地理位置上能够给它们以有效的军事援助的大国作出安排。确切地说，东欧国家要避免德国统治的唯一希望在于同俄国缔结防御性的军事同盟；低地国家的唯一希望在于加入英法一方；而斯堪地那维亚国家的唯一希望则在于同这三个大国都缔结类似的同盟。如果在1939年3月15日以后，这些小国，或者甚至仅限于它们中的波兰和罗马尼亚，果断地採取了这个合理的行动，那么建立起一个比德国绝对强大的有效的欧洲反德力量联盟，也许是切实可行的。如果这一点办成了，那么第三帝国的侵略行为便会被制止住。但是，人性从来不是完全有理性的，所以在捷克斯洛伐克覆灭之后，所有仍然残存的欧洲小国，除土耳其和瑞士以外，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德国造成了方便。13由于这些小国不愿和毗邻的大国合作，也不愿彼此合作，来共同防范德国，这就形成一大障碍——或许是主要的障碍——使得西方大国和苏联不能为共同防御德国侵略的问题彼此进行合作。1939年夏天，西欧大国同苏联谈判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几个原因凑合在一起所造成的。但是如果能正确地找出一个决定性原因的后，那就是波兰和罗马尼亚拒不同意允许俄国军队开进它们领土这一件事，即使俄军的进入是为了协助这两个国家抵御德国的进攻。波兰和罗马尼亚对于俄国为应付德国而进行的有效军事干预所布下的障碍，使苏联和西欧大国之间产生了怀疑和恶感，因为英国不愿在未得到有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同俄国达成任何协议，来支持俄国军队进入波兰或罗马尼亚的领土——或者进入立陶宛、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的领土，而俄国谈判代表则把英国的这一犹豫看作一种证据，表明英国声称希望同苏联就对付德国的威胁建立共同防线这一设想是不诚恳的，无论如何是不十分认真的。苏联政府的这一考虑导致它最后选择了另一政策，即在牺牲波兰的情况下同德国暂时达成和解，而1939年8月23—24日签订的俄德公约使德国肯定将发动战争，因为这一条约使德国确信，至少在当时它下会遭到有力的包围。它知道法国和英国不会通过低地国家来进攻它；它准备把赌注押在一件事上，即英法等国可能不敢正面攻击齐格菲防线；英法等国在德国东侧物色到的盟国仅仅是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这四个东欧小国无论是单独地，或是联合起来（它们仍不愿意联合起来），都不可能抵抗德国。而没有苏联的合作，法国和英国也不能援助波兰，或有效地援助罗马尼亚——波兰和罗马尼亚都已经拒绝接受俄国的军事援助，虽然事情很清楚，如果没有俄国的援助，它们的命运显然註定得向德国屈服。由此看来，虽然东欧领土的解决办法是那些击败德国的国家在1919—1921年直接或间接促成的；可是二14十年后这项解决办法竟成了希特勒手中的一张王牌。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和约的时候，成为战败帝国的后继者的那些东欧国家具有远见和自制精神，对于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有利局势避免不顾后果地尽情利用，如同丹麦坚定不移地避免利用那样，那么两次大战间的欧洲政治地图未必会象实际情况这样，帮助希特勒去实现他的意图。再者，由于德国军事力量和侵略能力的恢復，欧洲所有的小国，包括德国西边和北边的小国在内，几乎都产生了一种同样有利于希特勒意图的心理状态。在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最后五年中，德国的侵略威胁笼罩着欧洲。在这种形势下，处在德国时腋之下的欧洲小国大多数决定，在德国入侵以前不採取任何有效的自卫措施。但是它们也决定，万一遭到进攻就奋起战斗，然而由于它们早先的失策，那种作战情况事前就已经註定它们将被征服，而不会有希望进行有效的抵抗。在那些最终遭到德国攻击的欧洲小国中，波兰、荷兰、比利时、挪威和南斯拉夫全都採取了这一自杀的方针。波兰愿意接受法国和英国的援助，可是英法却无法支援它；苏联能够援助它，可是它又不愿意接受苏联援助。荷兰、比利时、挪成和南斯拉夫不愿意接受能够帮助它们的法国和英国的援助，等到愿意接受时，时间已太晚了。南斯拉夫的保罗亲王政府採取了合乎逻辑的方针，先是拒绝法国和英国的援助，接着便屈从于德国的要求。然而这时，南斯拉夫的舆论沸腾起来，人民推翻了政府，这一来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国家逃脱不了遭受德国进攻和被征服的命运。只有罗马尼亚的行动是合乎情理的，它自始至终一贯胆怯，而希腊的行动则一贯是英勇的。罗马尼亚政府在战战兢兢地接受了英国的一项保证并拒绝考虑接受俄国的援助之后。在德国的指使下又拒绝了英国的保证，向德国的要求屈服，但它并未遭到南斯拉夫保罗亲王的命运。希腊政府和罗马尼亚政府一样，在接受英国保证方面是小心翼翼的，但是与罗马尼亚不同，它击退了义大利的进攻，并以英国所能提供给它的微薄的援助对德国的进攻进行了抵抗。至于丹麦，它的政策加上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对付德国方面处于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地位，因此当敌人发动进攻时，它还没有来得及在15投降和抵抗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便已经被占领了。在这种不合理性的行为盛行的国家中，比利时是最为典型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德国入侵比利时一事表明，一个欧洲小国实无安全可言，无论是所有欧洲大国签署条约，庄严地保证其中立，或是该小国自身拥有微弱得可怜的军备，或是由友好的大国为了保卫它在过晚的时候才来进行军事干预。一个小国能够阻止或击退蓄意入侵者的唯一希望，在于事前同一个或几个在地理位置上能和它会合起来的友好大国，就共同防御问题协商出有效的措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歷使比利时人获得了深刻的教训，所以大战结束后，比利时就放弃了中立，并于1920年和法国缔结了一项军事协定。它除了规定其他事项之外，还规定：如果德国发动侵略或出现侵略的威胁时，法国和比利时的参谋总部应进行磋商。然而当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德国侵略的威胁再次出现时，比利时政府在该国舆论的压力下，却坚决主张和法国政府交换照会，说明两国参谋总部保持联繫的唯一目的在于使双方贯彻执行洛迦诺公约的莱茵兰条款规定的义务，而不是为了替“任何政治性的承诺”或为了对“有关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在组织其国防方面承担任何义务”开闢道路。这些照会是在1936年3月6日交换的，正是德军重新占领莱茵兰的前一天。这充分表明比利时在1920年同法国所作的预防性安排是英明的、有远见的。但是就在希特勒的不祥的前进行动证明同法国进行军事合作的政策有其价值时，比利时政府却故意去完成使本国再次处于毫无防御境地的那项工作。1937年4月21日，比利时使英国和法国发表一项声明，除恨据国际联盟盟约所规定的一般义务外，解除比利时对英法所负的一切现有的军事和政治的义务。由此可见，比利时对于希特勒挑战的反应就是退处孤立地位，就是仅仅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进行自卫。比利时之所以要对其政策作出这种自杀性的改变，是由于比利时公众情绪的压力，是由于它当时的那种国际处境，它当时面对着的一个德国统治者较16之他的前任显然更包藏褐心，同时两次世界大战间机械化战争的发展又使越过比利时进攻法国的这一条通道，对于德国侵略者来说，较之1914年更富有吸引力。而且，1937年比利时拒绝接受法国可能提供的有效军事援助，比1939年波兰拒绝考虑接受俄国的军事援助，显得更不合理性；因为波兰人有充分理由担心，接受俄国援助以抵御德国的代价可能是使波兰丧失1919年到1921年期间所占领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些领土，并且强使波兰转向共产主义，然而无论是法国或英国都不会由于热心向比利时提供援助而对它提出任何领土要求，它们对比利时也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意图。如果说比利时人民的行为是独特的，那可能是由于佛兰芒族或瓦隆族性格上的某些神秘特质。但是有六七个弱小民族处于相同的环境下，互不相谋地全採取了相同的自杀方针，这一情况表明，这种行动虽说不合理性，却不是反常的，其他国家如果发觉自身处在同一困境之中，很可能也会照样行事。1939年生活在德国进攻威胁下的弱小民族，颇象那些攀登阿尔卑斯山，发觉自身走上即将发生雪崩的山路的人们。他们困扰不安，唯恐由于一弹指一眨眼所造成的极小的空气振动，就会引起雪崩，而把他们压死。因此，他们象泥塑木雕那样伫立在危险的地区，希望出现某种奇蹟，雪崩不致发生，或者即使发生，也只是横扫他们左右的同路人，而他们自己则安然无恙。诚然，如果他们狂奔逃命，那么在他们来得及逃出危险地区以前，雪崩可能已扑向他们。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如果他们冒上述危险，他们至少还有一线希望逃出性命，而固守在原地不17动，他们就註定难逃毁灭。这是因为雪崩迟早总要发生，当雪崩发生时，那些滚滚而下的雪块会压倒附近所有的人，它并不会挑挑拣拣，看谁该压死，谁不该压死。希特勒很明白处在德国肘腋之下的那些小国的这种心理状态。他为了实现其侵略计划，就利用了这种心理状态，象鼬和蛇麻痹它们的捕捉对象那样，也来麻痹他心目中的侵略对象。第四节俄国同西方的硫远自从1917年起，西方世界便和俄国疏远了。这给希特勒已经丰满的箭袋又增添了资本，因为从拿破崙战争以后，俄国在欧洲势力均衡所形成的集体安全天平上，始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砝码。甚至当那个主要侵略大国仍然是远在西方的法国时，如果俄国和英国没有一同来抗击法国，那么在拿破崙军事力量达到顶峰的阶段就不可能制止法国在欧洲大陆建立持久的统治。在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于1805至1809年间都已屈服之后，法国以东将没有一个能和英国携手合作、最终建立反法联盟的主要欧洲大陆国家继续存在，如果俄国于1812年成为法国侵略对象后，不能也不愿担当这一角色的话。此外，当主要侵略大国的角色象在1871年那样，由法国转让给德国以后，俄国就成为任何“包围”圈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在现代战争中，甚至当战局到达高潮的时刻，也只有大国才是实际的交战国。小国全都东垮西倾，对争端并不会有明显的影响。从军事意义上讲，这两类军事能力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差距随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机械化战争的发展，进一步有所扩大。机械化战争的发展要求拥有巨大的空间以便有迴旋的余地，也要求能在僻静安全地区进行巨大的工业生产以避开敌军的行动，甚至敌人的空袭。这个情况表明，在181939—1945年期间战争技术发展到了极高的程度，因此苏联以西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国家——不论是波兰、法国，或是在最严峻的考验中由于迅速占领了“欧洲堡垒”而扩充到辽阔范围的德国——拥有规模巨大、足以逃避失败的那种必不可少的资产和潜力。在当时旧世界的大国之中，只有苏联至少在履行一些维持生存的消极条件方面，能同美国颉颃。在这两个巨大的国家中，苏联在两个方面当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步。它的工业潜力远远低于北美。而就自然地理而言，苏联也没有遮护着美国两侧的那两个大洋，无法同侵略成性的德国和日本隔绝开来。德国的装甲部队能够而且确曾从德国的东方边界向东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优尔加河西岸和高加索山脉的北坡。由于有铁路和汽车补充了马队的运输，这就加快了侵略者从西方横越大陆东进的路程，因此，俄国在1941—1944年如同在1915—1918年一样，事实上较之在1812年更易遭受经由欧洲陆上发动的进攻。而且，由于俄国把谷仓和工厂建立在乌克兰和高加索这一地区，这又引起了新的遭劫的危险。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苏联为了避免把所有的鸡蛋装在一只颇为诱人的、完全暴露的篮子里这一危险，已经在乌拉尔山区以及更远的地方开闢了一些新的生产中心。这个情况证明，它所支配的几乎是无限的空间，再加上有两个操英语的海洋大国作为它的盟国，作为向它慷慨提供供应品的补充源泉，使它能在德国夺取了全部乌克兰和三分之一的高加索以后，仍然有能力对欧洲大陆上这个最可怕的大国继续进行一场大战。两个西欧大国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联盟以防御第三帝国进一步发动侵略，便把苏联看成一个颇为可取的盟国，因为苏联拥有另一笔永久性的、毫无疑义的资产。与美国不同，苏联是一个大陆国家，所处的地位极为重要，以致如果它和西欧国家结成联盟，那么德国就不可能在向任何一个盟国发动进攻时不使自身陷入“两线作战”的局面，而这个局面曾经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根源，也是希特勒直率宣布要尽量避免的。再者，正是由于苏联横亘在欧洲大陆上，所以它在1939年同西欧各国一样，也有充分理由感到自身受到了德国侵略的威胁。因此，它和西欧各国都有强烈而迫切的动机要寻找盟国——这一情况和美国有所不同，美国在此关键性时刻最关心的是，避免捲入另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保卫自19身，防止落入德国的统治下。在那时候，没有几个美国人认为德国的侵略会对新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与美国不同，苏联在1939年似乎有可能成为西欧各国争取到的一个盟国，而如果苏联真的成为它们的盟国，那么它的地理位置和幅员将构成联盟方面的重大有利条件。然而，由外国观察家看来，苏联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是一个谜，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说明，1939年夏天和它打交道的英国政府以及1941年夏天向它发动攻击的希特勒，都大大地低估了它的潜在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问题经受实际考验之前，外国观察家掌握的证据有限，所以在这一问题上也许是很容易犯错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军人的英勇和耐劳等素质，由于缺乏装备而受到了严重妨碍，未能充分予以发挥。苏联虽然铭记着这一严酷的教训，竭力想有条不紊地把自己从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家改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大国，可是外国观察家始终感到怀疑，以狂热的速度强制推行的计划是否能够取得真正重大的成果。他们也曾怀疑：苏联已经取得的成果是否会由于1936—1937年的大“清洗”运动而遭到破坏。因为使红军高级将领遭到最严重打击的这一剧烈变动，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使人们认为苏联的整个体制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都十分腐朽。虽然在1939年人们很难估计出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技术力量之低，大致相当于人们对它的1939年水平所作的最低估计，然而它对促成共同敌人德国的败北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也导致了它自身的战败。俄国歷史中最近的这一史实，同它的固定地理特徵联在一起，使人们在1939年就已经看得很明白，两个西欧国家如果能够争取到苏联作为盟国，那么这一个欧洲大陆国家对于它们可能具有明显的价值；反过来，如果苏联成为德国的帮凶或同犯，那么它对两个西欧大国所能造成的破坏，较之所有其他欧陆国家集合起来所能造成的还要严重。苏联和西欧列强在相互合作以便维持均势、对付侵20略成性的德国这一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共同利益。但是光有共同利益这一点，并不能保证必然就会结成联盟；因为均势从来不是自动发挥作用的。粗看起来，所谓均衡可能象是纯物质力量不由人操纵在发挥作用，使用“均衡”这个词就暗示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拘泥这一明喻的字面意义，那么就很容易引起误解。仔细一看，就很清楚，实际上并不是无生命力量在发挥作用，而是人类在相互发生冲突的场合，人的因素和人的考虑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当一些国家共同遭到一个位于中央的侵略国的威胁时，它们便努力结成联盟，作为各外围国家的重要对策之一。这时人的因素的重大意义就呈现出来，或许主要就呈现在这里。如果几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能成功地结成防御性的联盟，那么光知道这一行将结成的联盟对它们彼此都有利益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即使它们全都清楚地知道这个联盟对于它们的生存是极为必要的，它们在心理上还是无法彼此达成协议，除非它们认识到除了共同的利益外，还要有一种以相互同情和谅解为基础的信任感。事实上，建立一个联盟需要有缔造一个联邦的那种有利的心理条件，虽然程度上有所不同。参加联盟谈判的各方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的心情。这种心理上的条件往往成了俄国人和西方人进行合作的障碍，因为他们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居民，他们的观点、理想、风俗习惯全都不同。俄国人皈依了拜占庭的东正教，而西方人则皈依了罗马的天主教。这种文化发源上的差异，产生了使得俄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分道扬镳的持久影响，而这种民族精神上的差别也始终没有得以克服。然而这一差别在1689年到1917年的二百二十八年间曾经被近益起来；因为彼得大帝于1689年在俄国取得政权以后，曾经推行了一项革命的政策，他的继任人又继续加以执行，直到1917年先是彼得的帝国政权被推翻，然后是接替那个政权的短命的自由政权被推翻。彼得的政策是给俄国社会配备上一个西方方式的外来上层建筑。虽然这种做法最后证明不过是在沙上建造一所屋子，基础不牢固，但是在这一建筑物存在的二百二十八年间，却大大促进了俄国和西方的合作。即使在最民主的社会中，公共事务，特另提外交关系，至今仍然是少数人占有的禁地，因此，俄国西欧化的影响未必传播得很广，也未必渗透得很深，使俄国至少在外交目的和军事目的方面有可能成为西方国际礼让社会中的有效成员。俄罗斯帝国1701—1702年并进了波罗的海东岸的爱斯特兰德省和利兰德省，并在1795年并进了库尔兰德省，这就加速了它进入西方外交社会的过程；因为上述三处都是信奉路德教的国家，自十三世纪以来就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组成部份。它们有一个日耳曼的贵族统治集团，同西欧其他国家的同类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繫。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中，这些“波罗的海的贵族”参加了俄罗斯帝国的政府，但他们的人数非常之少。俄国贵族统治集团渐进的西方化过程是相当有成就的，这就使这个集团首先和沙皇治下的波罗的海臣民通婚，其后又和俄罗斯帝国疆界以外的其他西欧人通婚。至于罗曼诺夫皇族，他们也与西方的王族通婚，直到他们最后事实上成为一个泛欧皇族的组成部分。因此，当十九世纪的一位沙皇会晤他的姻弟兄奥地利皇帝或姻姊妹英国女王时，当十九世纪普鲁士的一位外交官会晤他的俄国同行及波罗的海——日耳曼血统的姻弟兄时，双方都感到非常亲切，毫无拘束。西方当然知道，覆盖在俄国生活上的那层熟悉的外表不过是薄薄地遮住一个黑暗的深渊的虚饰而已。“俄国农民”、“俄国皮鞭”、“大屠杀”以及“西伯利亚”等等才是俄国不愿外扬的家丑。但是任何一位西方君主、政治家或外交官都能够同他的俄国对手打交道，而毋庸理会俄国的底层社会；至于理会到这种现象的西方自由人士，他们也可以从中得到宽慰，因为他们知道，自从1825年以来，俄国人中就有一项改革运动在进行着。这似乎预示，俄国那块藏污纳垢的地方迟早要被俄国人涤盪干净的。另一方面，俄国当然也有一批老于世故、醉心斯拉夫文化的人和一批昧于世故的基督教徒，这些人强烈地非难西方的“邪恶的实利主义”，正如同西方自由人士强烈地非难俄国的“野蛮行径”一样。但是从1689年到1917年，俄国这支反西方的势力始终未能掌权。执政的俄国反动派和流亡国外的俄国革命派是一样倾向西方的。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亚歷山大沙皇和英国的乔治三世于1812年就防御拿破崙问题磋商联盟事宜时就不存在有任何严重的心理障碍，而俄国和两个西欧国家在截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22爆发时为止的二十年间就共同防范德国侵略问题进行磋商时，也并不存在有任何障碍。在这两次谈判中，为应付西欧一个侵略国家而结成的防御联盟中的西方成员国家，没有一次因为吸收俄国参加而感到疑虑不安。促使俄国易于纳入起初是包围法国后来是包围德国的周围大国的防御圈的心理状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的前夕突然改变了，这对德国具有一种潜在的未来利益。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竟会破坏俄国和西方在前两个世纪中所形成的联繫，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很奇怪的。共产主义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思想意识。它的创始者是两位莱茵兰人：恩格斯和马克思。前者的大半生是在曼彻斯特一家工厂中消磨掉的，而后者的大半生则是在英国博物馆阅览室里度过的。这个西方学说在1917年被归国的俄国流亡者带回俄国，这些人在西欧度过了大半生，一向生活在与他们自己的思想相同的西方人中间。列宁象他之前的马克思一样，也曾经是英国博物馆里的一位读者，当时他正在期待一个似乎不大可能的机会。谋求把俄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变为一个西方式的人间天堂；在他回国掌权到他逝世的短暂期间，他发动了一场强大的运动，要把帝俄农民整个儿转变为工业劳动者，使他们在和同时代西方人一样的环境下生活和工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列宁，和他之后的史达林，真正地把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政策向前推进了一个很长阶段；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却在使俄国非西方化；因为他们实行的共产主义虽说来自西方，但它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却是一种可憎的异端；因此，由于布尔什维克以共产主义来代替东正教作为俄国的官定信仰，他们事实上就是以一种源出于西方的思想来向西方宣战。当共产主义总部由西欧移至莫斯科时，当西方共产主义者不再作为曾经一度同俄国马克思主义流亡者一起向西方和俄国宣传一种西方信仰的同道，反而成为一种俄国信仰在西方的传播者时，共产主义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一支反西方的力量。与此同时，曾在西方流亡并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苏联的第一代共产党掌权者，就一去不復返地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移居到了克里姆林宫中；当这一代人被年轻的、在俄国接受已经适应俄国环境从而已经俄罗斯化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另一代人所代替时，俄国和西方就非常疏远了。在1939年，这种形势的变化有利于希特勒而不利于西方大国。1939年8月23—24日俄德之间盼“盗贼公23约”是相当容易签订的，因为这个公约本来就不准备持续很长时间。任何一方都不是在真诚地行事，任何一方也不认为对方是真诚的。一项交易暂时对双方都有利，这就足以使缔结这样一项公约成为可能。至于苏联和两个西欧大国之间没有取得成功的谈判，则存在着固有的大得多的困难。苏联要求西欧大国背叛它们目前所採取的原则立场，要它们并不以抛弃捷克斯洛伐克为限，而是还应参与压迫横亘在苏联和德国之间的那些残存的东欧小国。另一方面，西欧大国则要求俄国在陆上对德战争中忍受首当其冲的危险，而不愿意看到它为了减轻这一危险就抢在德国之先去占领东欧的真空地带。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关方面怀着象讲英语的民族之间具有的那种相同心情，也很难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以前存在于共产党俄国和当代西方之间的误解和猜疑，就必然要产主极大的影响。当然，在1939年西欧列强和俄国对德国的害怕远甚于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俱怕。如果不是由于这一十分有根据的、共同感到的恐惧，它们也绝不会试图达成协议。它们对希特勒的恐惧要比它们的互相非难对方的思想意识更为强烈。但是，这种危及它们生存的共同威胁，并不能排除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厌恶和怀疑。它们之间的相互怀疑也一如它们对纳粹分子的怀疑；它们相互厌恶，如果有可能，甚至比它们厌恶纳粹分子还更厉害。这种压制不住的感情对达成协议来说，是一个比它们的主义之间的学说分歧更为严重的障碍。张伯伦一贯否认有什么思想意识上的偏见妨碍他去同苏联进行合作。1939年3月31日，下院有一位代表威克菲尔德地区的议员阿瑟·格林伍德询问他，“是否欢迎来自所有大国，包括苏联在内的最大限度的合作”；首相回答说：“是的，我们应当欢迎最大程度的合作。”另一位质问者问他是否能够向下院“保证，在我们同苏联之间不存在什么思想意识上的障碍”，首相答覆道：“能够，我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这种保证。”1939年5月19日，他在同一地点再次作出了同样的保证：认为我们鄙视苏联援助的那种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在关于俄国军事力量的确切价值或最有效地利用这支力量的办法方面，要是不去随便接受那种未经认可的意见，就没24有人会愚蠢到认为那个拥有众多人口和巨大资源的大国，在象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一种局势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我希望这位尊敬的议员先生不会去考虑任何这样的意见：因为我们不贊成苏联政府的内部制度，这就无论如何会影响我们对当前谈判的看法，或我们进行谈判的方法。一位小心谨慎的传记作者曾经令人信眼地刻画了张伯伦的个人态度：在他的信函里，一丝一毫的意识形态上的动机都找不出来；他不是那样的人，认为他反对战争是因为害怕战争的潜在社会后果，这种想法也完全是无稽之谈。信函中确实包含着的是政治论据和政治疑虑：看来在我国军界中，人们含蓄地持有一种信念，即俄国的实力由于流血而枯竭，因此将会瓦解，此外还有一种感觉，即俄国是在玩弄权力政治而非寻求和平。……张伯伦提出的理由远不止〔那个〕来自波兰的否决。他发现自治领的意见是分歧的，他认为法语区加拿大，作为一个例子，可能会反对和俄国结盟。……他认为和俄国结盟可能分裂巴尔干对德国的抵抗，而如果又把西班牙推到轴心国那边去，则我们在西方因此遭到的损失会大于在东方的所得。这一对张伯伦内心考虑的估计已由他的一封信函证实，在这封信里张伯伦谈到了他对贝克在1939年4月3日到7日访问伦敦期间的心情的看法。张怕伦写信给他妹妹说，贝克非常渴望……不要和俄国联结在一起，这不仅因为波兰人不喜欢俄国人，也因为考虑到对德国舆论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这样一种联合可能导致希特勒发动进攻，而如果没有这一联合，他想这场战争仍然有可能得以避免。我承认我是非常同意他的，国为我认为俄国是一个极其不可信赖的朋友……它对别国具有一种巨大的、令人感到不快的力量。这段引文揭示了使张伯伦不去把他自己同苏联政府束缚在一起的一些考虑。他被恐惧所驱使，他怕可能会对希特勒和希特勒的未来受害者的感情产生的影响，他也不信任苏联政府的意图，这种不信任对他的影响，较之他的不贊同俄国人的主义还要大。张怕伦及其同僚渴望不要去触怒希特勒，因为他们对希特勒所抱的幻想，就象罗斯福对史达林所抱的一样。他们说服自己，此人虽说显然是一位带有犯罪经歷的独裁者，但在本质上他一定和他们一样，具有相同的情感，因此，如果他们小心谨慎25地去公正地和体谅地对待他，他一定会以信报德的。可是张伯伦对于俄国的共产党统治人物却不抱类似的幻想。在张怕伦对波兰作出关系重大的保证之前四天，亦即1939年3月26日，他在一封私函中写道：我得承认我是极为怀疑俄国的。我对它的保持一次有效攻势的能力（即使它想要保持），没有任何信心。我也怀疑它的动机，在我看来，这些动机同我们的关于自由的思想极少关连，它关心的只不过是想使别人互相倾轧而已。再者，许多小国，特别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对俄国都是既憎恨又怀疑的。张伯伦之所以轻视苏联军事实力是由于估计错误，当时，其他许多人包括希特勒在内，所作的估计也是如此。但是张伯伦对苏联动机的怀疑，则不幸被后来西方政府和人民直到1955年撰述本书时的经歷所证实！毫无疑问，在这整个时期内俄国方面对西方国家的动机也是有怀疑的。在共产党俄国的眼中，德国人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豺狼，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是披着羊皮的资本主义豺狼。对于俄国人来说，无疑也怀疑法国和英国可能在打算“使得别人彼此互斗”——根据俄国人的观点，所谓“别人”就是指俄国和德国；就俄国人而言，对于英国“保持一次有效攻势的能力，即使它想要保持”，也是缺乏信心的。在莫斯科举行军事会谈期间，英国代表于1939年8月13日泄露，一旦发生对德战争时英国打算投到法国战场上去的师为数少得可笑；这个消息显然给了史达林不小的震动。他明显的反应是交织在一起的愤慨、蔑视和沮丧：因为他几乎就要同这个无能的国家为抵御可怕的德国而建立联盟了！英国和俄国最后证明它们两国在战场上都是强有力的，这比它们当中任何一方预期对方会表现的力量要大得多；但是如果在战争前夕它们相互暴露彼此战前心底的秘密，它们每一方都可能找出怀疑对方意图的某些根26据；因为英国、俄国以及法国在它们的内心深处此时象欧洲小国一样仍然怀有一个不合理的希望。它们每一方都希望：只要它不是无可挽回地和德国决裂，它就可能设法奇蹟般地避开迫在眉睫的德国的极大压力，即使这种压力真的袭击了欧洲所有其他地区。在这些困难多端的心理条件下，英法同苏联政府的谈判最终会遭到失败就不足为奇了。令人惊异的是它们的谈判竟会这样地接近于成功的地步。由于谈判十分接近成功，毕竟激动了希特勒，他向史达林提出从短期看来似乎更加有利于后者的一宗交易，从而确保这些谈判归千失败。一项很久以来大声疾唿所宣布的政策，突然有了令人震惊的公然改变，毫无疑问这对独裁人物所造成的困难远较民主国家的政府为小。虽然希特勒能够而且确实同史达林在1939年8月作了一笔交易，但是，即使这个暂时的妥协对希特勒也一定是痛苦不堪的。如果希特勒不是感到苏联和西欧列强一旦结成军事联盟将置他于死地的话，他很难会作出这种和解。然而，假使在1939年俄国人和西欧人未被深刻的心理上的鸿沟所隔离，那么对第三帝国的有力包围是很可能完成的，尽管希特勒要採取步骤来防止这一着。这道鸿沟于1917年开始出现，此后不断加深扩大，这显然是非常有利于希特勒实行其1939年计划的国际环境的特点之一。 第2页 下一章 第二章法国和英国对于捷克斯洛伐克覆灭的反应　　　　　　　　　　第一节希特勒向西欧列强的挑战捷克斯洛伐克于1939年3月14—15日被德国倾覆，这自然成了世界所有其余地区严重关切的事情，因为这显然是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但是对于法英这两国来说，希特勒所发动的最近一次突然行动不仅多少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且也向它们直接提出了挑战，要它们立即採取对抗行动。这有四个理由。首先，英国和法国曾同德国一道胁迫捷克斯洛伐克放弃抵抗，去接受1938年9月29日的慕尼黑解决方案。其次，它们在道义上——虽然还不是在法律上——曾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证：如果它不加抗拒地默认割让领土给德国，从而使它在军事上受后者的控制，那么根据慕尼黑解决方案，它在新获得的边界内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将不仅得到法27国和英国的尊重，而且也将得到德国和义大利的尊重。第三，这两个国家由于是欧洲仅有的两个民主大国，因而可能也是都具有意志和实力来共同制止第三帝国侵略行径的仅有的欧洲国家。只有它们才有一些希望能在发出警告言辞后，继之以有效的防御行动。第四，它们每一方都有着迫切的国家利益，要求它们现在採取坚定的立场，而不再迟疑。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採取的行动，使得这两个西欧大国在义务、利益和危险等方面的一致性显得突出了：它们对付希特勒的挑战，在外表上是一致行动的。这一国际危机对两国国内局势的影响，从表面上说也是相同的。这两个国家的反对党平时不仅在对外政策而且在对内政策上同政府进行争吵，现在转而非常支持政府，以致在外表上好象出现了一个反德国侵略的统一战线，然而在任何一国还没有证据表明，国内的紧密团结可能达到以联合政府代替一党政府以应付紧急局势的程度。可是在这个表面现象之下却有着分歧——虽说这一根本分歧直到1940年夏天才充分暴露出来。由于法国的内部裂痕远较英国深刻，所以法国在受到极端严重的军事和政治折磨的强大压力考验下，它的抵抗力量终于瓦解了。对比之下，同样的折磨却将英国民族铸成一个很勉强的然而却是不屈不挠的统一体。　　　　　　　　　　　　　　第二节法国的局势法国在1939年的软弱和在1940年的崩溃，其原因只有一部分是由于国内政治舞台上的阶级斗争。它对它的国际处境感到沮丧失望是其失败主义的另一原因；而这种沮丧失望是有其歷史根源的，这一情况在同时代的英国歷史上是找不到的。法国从来没有真正地从1870—1871年民族大灾难的冲击中恢復过来，当时，它在成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欧洲唯一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不时地成为欧洲大陆其余部分联合力量的对手之后，不仅出乎意料地、很不光彩地为普鲁士所击败，而且从那时起由于一个统一的德国新巨人雄视在它的东北边界，它长久以来感到自己是相形见绷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败北，以及随之而来的归还法国暂时丧失的阿尔萨斯一洛林领土，并没有治好法国那种心理上的创伤。象荷兰人在1713年一样，法国人在1918年意识到，他们可能已被征服（就法国憎况而言，这是半个世纪内的第二次），如果世界其他部分28不来救援他们。他们也意识到，虽然他们的国家在最前线遭受最严重的打击，而且在巨人似的敌手的进攻面前首当其冲，从而维护了法国的荣誉，但是由此而引起的国力消耗，使得它同它的前盟国或者甚至同正式被击败的前敌国比较起来，处于相对衰弱的状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英国——部分是由于迫钝与理想主义的融合，部分是因为对法国的堕落怀有难以理解的愤怒，其根源则在于有理由的且未解除的对法国的恐惧——已经把事情搞得极糟，以致完成了德国挫伤法国心灵的工作，因为英国装出了一副毕竟站不住脚的不介入大陆事务的态度，这使得法国在急于寻求安全时所希望获得的英国同情和支持完全落空。英国所怀有的那种“不受约束”的幻想和法国那种垂头丧气的现实，已经在慕尼黑危机时英国政治手腕所表现的新景象中暴露了出来，当时英国政治家们在直接关系到法国一个东欧盟国的欧洲大陆事务问题上领导着英法的联合行动。在直到那时为止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内，法国通常以为英法对欧洲大陆的政策是由它来定调子的。至于英国，它对于欧洲大陆的任何事务，一般是满足于或者“听任法国去处理”，或者对法国的行动提出理论性的抗议，作为一种变通方式来强调说明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论点：除了有关法国的东侧边界和低地国家以外，英国对欧洲大陆事务不感兴趣，没有责任，尤其是不承担义务。1938年秋，甚至英国的一些孤立主义者和绥靖主义者也突然觉悟到这样一个真理，即如果他们不打算让欧洲大陆事务把他们捲入一场欧洲战争，现在他们就必须精神抖擞地振作起来，而张伯伦自己则感到他不能让这方面的事由他的法国伙伴来作主。在一次欧洲大陆危机中由英国掌握英法联合行动的领导权，这是六个月前国际景象中的一个显着新特色，现在又在英法对付希特勒1939年3月14—15日新挑战的场合中再度出现了。在法国，与英国不同，这些惊人的、不祥的新恶耗并未引起其态度方面的任何重大改变，因为这时法国的消沉失望已转变为瘫痪了。三十年代中叶的一个日子里，一位巴黎的教授对本文的作者说：“在法国这儿，我们只是等待着突然打击的来临。”由于是这样的心情，所以法国政府表现得似乎相信，利用外表上预示将要採取行动的言辞和姿态，就能达到目的，就能代替所要採取的行动。因此，他们形式上再次表态要採取行动，可是事实上并未29下决心要真的採取行动，如果事态表明别无他法可以制止希特勒向前进军的话。他们甚至从未认真地同那些东欧同盟国家进行密切联繫，这些盟国曾被他们视作他们的生命线，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想取得英美保证的期望终于落了空。对于法国在困难中被讲英语的两个大国抛弃后，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努力另找其他盟国的做法，那些吹毛求疵的“盎格鲁撒克逊”批评家们.当1921年2月19日法国、波兰缔结军事协定时，尤其感到震惊。在一个号称公开外交的时代里，法波军事协定条款的隐秘性质在自以为公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心灵中，引起了最不吉利的猜测。然而，根据法国驻华沙大使所述，在希特勒于1939年3月15日占领捷克斯洛代克之后两个月，1921年的法波军事协定由于缺少军事专家之间的技术性会谈，仍未获得履行，因为不举行上述会谈，这种协定只不过是一次学术性的演习，它在政治上是颇易引起争议的。在慕尼黑危机到1939年3月15日之间，法国驻华沙大使莱昂·诺埃尔告诉我们，他曾催促法国外长乔治·博内批准进行一次谈判来设法减少法国现在对波兰承担的义务，目的在于至少要缩小下述两者之间可以预见到的差距：一方面是法国承诺必须採取的行动，另一方面是如果一旦最后关头到来时它大概可能要採取的行动。但是达拉第政府——缔结慕尼黑协定的政府——定期待要在最近的将来增强法国“对波兰的义务：他们正准备要採取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违背他们的真实意图的”。诺埃尔关于法波关系的叙述，暴露了他对达拉第政府（特别是对博内）怀有很大的偏见，而他的一些指责如说双方参谋部之间没有接触，法国政府没有打算把它对波兰的承诺限制在法国能够履行的义务之内等等，看来都是言过其实；但是法国对波兰的政策肯定并未失之于过分坦率，在诺埃尔的下列叙述中可能包含着真相，他说1938年秋天在巴黎的一次私人会晤上，博内对他讲了许多话，说根据他对条约原文的理解，法国和波兰之间的现行安排中“有着很多漏洞”，足以使法国能够在不论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免受战争的危险。里宾特洛甫在1939年7月13日致博内的亲笔函中也有一则声明：1938年12月6日我们在巴黎的讨论中，特别同意了下述一点：尊重每一方的重大利益是将来发展良好的德法关系的先决条件和原则。在这个时机，我曾明确地提到东欧是德国的利益范围，而您……此时也强调你方的观点，说自从慕尼黑会议以来，法国对东欧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德国方面作出这种声明并不是头一遭。基于同样的理由，里宾特洛甫因博内于1939年1月26日在巴黎向国民议会重申法国对波兰和苏联所承担的义务，就亲自向诺埃尔和法国驻柏林大使库隆德勒提出抗议；魏茨泽克在1939年3月18日也以同样的辩解责难库隆德勒，当时这位法国大使因德国覆灭捷克斯洛伐克，正打算将法国政府17日的抗议照会递交给他。博内在给库隆德勒关于1939年3月18日事件的信函中极力否定德国的辩解，他于7月21日致书里宾特洛甫再度予以否定。他两次重复声明：他于1938年12月6日当着目击者之面曾告诉里宾特洛甫说，现行的法波协定和法俄协定始终不受新的法德协定的影响；关于722号中指出的日期则是7月25日。曾发生过什么和未发生过什么的这一叙述，他在1948年出版的关于他主持法国外交部的记述中更详尽地作了重复说明——并且明确声明，1938年12月6日他同里宾特洛甫的会晤有法国外交部秘书长亚歷克西·莱热在座，而且是他同里宾特洛甫举行的仅有的一次会谈。就博内所作断言本身是实事求是的这一点而言，诺埃尔在记述和讨论这一争论时并未提出争议；然而他却声称——这与博内自己后来发表的关于这方面的声明恰恰31相反——在博内和里宾特洛甫之间尚有另一次会谈，当时无目击者在场，也无纪录可寻。他又暗示说，不管博内可能说过些什么或可能没有说过些什么，德国人也许已经真正地从博内的一般表情中获得了一种印象：单就法国一国而言，德国人现在事实上已可在东方自由行动了。诺埃尔的暗示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象博内本人那样并非超然的观察家的论述给以任何重视的话——博内可能打算使法波条约以及1921年的军事协定单方面起作用，仅对法国一方有利。假定在希特勒的日程上波兰是德国侵略的下一个牺牲者，博内可能自以为他能找到一个律师的託词，宣称对于法国而言并未发生条约中所提到的情况。反之，假定法国註定要成为德国下一次打击的对象，他可能希望由于波兰民旅具有的那种冲动的、浪漫的、侠义的、尤其是排德狂的性格，将会驱使波兰参战，而不给贝克以机会来对法国施展象博内本人可能存必要玩弄波兰的那种诡计。法国的确有充分理由害怕希特勒的下一次侵略行动可能直接指向它自己。希特勒的政策自始至终是机会主义的；这一政策的机动灵活性是它的长期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反覆无常地改变态度一贯是希特勒的拿手好戏——这表现在他于1934年1月26日和波兰的交易上，不久又要表现在他同苏联行将进行的交易上——这种政策在实行民主管理的国家里是太不得人心了，太感到难以捉摸了，或者简直是太令人震惊了，以致在政治中很难行得通。毁灭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德国运用策略的自由看来几乎是无限制的。就象法国大使库隆德勒在1939年3月19日所报告的，德国宣传部一位官员在柏林曾向一位法国人说过：“在我们面前有这么多敞开着的人门，有这么多可能办到的事，以致我们再也无法知道应该走哪一条道路，採取哪一个方向”。法国是否将被德国选作下一次侵略的对象？只要希特勒的行动是受他的情绪所支配（他的行动部分是这样的），法国可能在本来是十分令人祖丧的考虑中得到安慰，因为希特勒对法国的敌意已从《我的奋斗》中所表达的最高点显而易见地下降了，这是由于法国已经被考验过，并被发现它没有能力阻止这一谩骂的作者去逐步实现其作为德国独裁者的野心。但是这种考虑并不能消除法国所畏惧的危险；因为32冷静的战略分析可能仍会劝告希特勒，先把法国打翻在地，然后离开西方，象另一个马其顿的亚歷山大一样，驰骋于东方的辽阔地区，以追求为德国争取生存空间的幻景。诚然，希特勒进攻法国，很可能导致他也同英国作战，然而毫无疑问，在1939年，和在1940年一样，他藐视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有效作战的能力，如果一旦法国丧失了战斗力的话。他认为如果他终于要东进，那么击溃法国就会有效地解除他承认他所最害怕的那个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威胁。但是，如果希特勒确实害怕在两条战线上发生战争，那么法国仍可希望从法波联盟中得到好处。如果由于现存的法波协定，法国利用其外交手腕能够稳住波兰，使它在德国攻击法国的情况下袭击德国的东面边界，那么希特勒厌恶同时在两线作战这一点，难道不也许可以阻止他在此刻进攻法国吗？如果法国政府在此阶段真的指望把波兰的军事力量作为它在拼命寻求安全时的一份资产，那么它的疏于核查波兰军备的真实情况就益发令人吃惊了。据博内说，1939年8月23日，那是在俄德缔结协定之后和战争爆发前夕，国防军参谋长甘未林将军就已告知法国政府，说波兰在德国的攻击下能够坚持到1940年春天。另一方面，甘末林在其回忆录中说，除非获得俄国的支援，波兰进行长期抵抗是不可想像的。不管甘末林可能或可能没有说过和想过些什么，法国政府肯定能够在任何时候从其军事顾问方面得出关于波兰军事弱点的准确判断。博内没有能够从其军事顾问处认识到（而希特勒则能够从他自己的军事顾问处认识到），1939年的波兰是经不住和德国作战的，正象一个以猎枪武装起来的运动员不可能同经过训练的虎式坦克手作战一样，单就这一点来说，博内也未必能比张伯伦得到更多的宽恕。对于义大利军事实力的估计，法国和英国政府也是33完全离了谱，而希特勒则照样有着准确的情报。法国严肃地对待1938年11月30日义大利议会中大事张扬的义大利对法国的领土要求，认为这是义大利可能在不远的日子里进攻法国的先兆；如果义大利战斗部队的军事素质确实配得上它已在1939年3月获得的对法战略优势，那么法国对于义大利的占上风感到担忧是有理由的。西班牙内战中曾帮助轴心国的国家主义门徒们取得胜利的义大利军队，仍然没有撤离西班牙，因为他们要遵循1938年4月16日的英意谅解条款；1939年4月又出现了谣传——虽未证实，但却扰乱了法国人心——说义大利军队非但没有撤离，反而还在增援。只要义大利在西班牙本上，在巴利阿里群岛，以及在它自己的领域撒丁、西西里和活特莱里亚岛上保持着据点，它就控制了介乎法国本上和西北非的法国兵源之间的一些法国主要交通线。在德国从东北方面进攻法国的同时，义大利也可能一面从的黎波里塔里亚向突尼西亚进攻，另一面又从西班牙一侧的庇里牛斯山向法国本上进攻，法国是害怕出现这种局面的。法国对于义大利军队的骁勇和激昂所发生的错觉，是义大利的盟邦德国或者义大利人自己所从来不曾有过的（除了墨索里尼这个唯一的然而却是不幸的例外）；然而法国对于想像中的义大利入侵危险所怀有的强烈恐惧感，成了1939年3月15日以后法国人心理状态中非常有利于德国的一个因素。这就是法国国民议会在1939年3月17日和18日辩论时的心理背景，而这场辩论是法国对德国在三大之前覆灭捷克斯洛伐克所作的首次正式公开反击。辩论的基调是：回顾慕尼黑协定这一事件时个人之间相互进行指责所引起的怨恨和不顾一切，际此严重时刻，那些显要的法国政客还只是沉溺于彼此进行诋毁；达拉第在要求获得无限权力时所表现的不妥协态度；此外还有左派的乘虚而入（这个左派包括已陷于分裂的社会党左翼以及共产党人）。达拉第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在于利用国际危机这个机会，来为他在国内强制实行极权主义的政体铺平道路。达拉第直截了当地拒绝提出下列保证：如果他所要求的权力获得批准，他不会利用这些权力去使议34会休会，或者去解散共产党，或者去停止实施四十小时的工作周制度。而社会党则全体一致投票反对政府的要求，以顾全表面上的团结，在这次投票中社会党的右翼违反他们的个人信念，也表示了同意，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一法案也肯定会以大多数贊成票通过。最后，国民议会投票通过政府提出的权力要求——按照规定的期限，这一权力延续到1939年11月30日——贊成票是三百二十一票，反对票是二百六十四票。3月19日，参议院也照样行事，但贊成票和反对票的差距则给人以格外深刻的印象，前者是二百八十六票；后者是十七票。政府根据议会授权而制定的法令于3月20日公布于世。法国政府在此关键时刻所作的姿态和所用的语言，也就照例是那些表明意志的力量和目的的明确的东西；但是法国的真实状况在下述两个场合中才格外如实地表现出来：一是国民议会于3月18日进行重大辩论时所发生的很不严肃的喧嚣，各对立党派相互敌视和猜疑的激烈程度在此暴露无遗；二是国民议会后来于3月20日通过的对捷克斯洛伐克表示同情的议案，这暴露了认为空言是有效的那种不可救药的信念。在由于希特勒毁灭捷克斯洛伐克而加剧的欧洲危机中，一如在以慕尼黑协定为结局的前一危机中，法国表现了色厉内在的迹象，因为它把两个西欧大国对德国新挑战作出迅速回击的领导责任让给了英国。　　　　　　　　　　　　　　第三节英国的反应　　　　　　　　　　　（一）英国接受希特勒的挑战与法国不同，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的行动佐英国发生了情绪的变化，按其最终的影响来说这是促使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败北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这一有益的英国反应的扩大提高是太缓慢了，这对于极端危险局势所要求的迅速反应的强度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3月15日下午在威斯敏斯特下院举行的辩论，仍然没有引起首相和他的一般支持者觉察到——或者至少仍然能够使他们闭着眼睛不去看那事实——由于希特勒毁灭捷克斯洛代克，他已破坏了英国政府的慕尼黑政策。然而，下院的辩论表明，议会中的保守党议员们马上认识到慕尼黑政策已破产，而这班人到此时为止是继续支持张伯伦而不愿追随艾登下野的。3月17日首相在伯明罕的演说是向举世宣告，在他进一步思考之后，他对时35局的认识已和他的党内更加机警的议员们两天之前的看法取得一致了；因此，这就等于说，以首相为首的议会和国家故意地向德国公开宣告：英国现在将要投身致力于阻断德国的侵略道路了。首相3月15日下午在下院的发言——他的一些支持者以迹近滑稽的浮夸语言给予附和——仿佛是过去二十四小时发生的事件没有使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似的。言外之意是，希特勒毁灭捷克斯洛伐克这一行动应受到的申斥，要比英国议会反对党应受到的为小，因为反对党利用那个事件来攻击政府，大弹其“我们早就告诉你们，事情必将如此”的老调。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是由于它的“内部分裂”；致命的打击是来自斯洛伐克议会的宣告斯洛伐克独立；既然这一情况已“消除”了英国政府应保证慕尼黑协定后的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那种局势，政府自然不能“使自己再受这一义务的束缚”，虽然在斯洛伐克议会做出分裂自己的活动之前，英国政府感到“对捷克斯洛伐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应把这一保证视为”已经“生效”。虽然张伯伦不能够“相信现在发生的这类性质的任何事情是在签署慕尼黑协定时被任何一个签字国仔细考虑过的”，但他今天不愿把自己同对不履行保证的任何指责联繫起来。他应当“极度遗憾”现在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很自然的”，但他却辩护说，“让我们不要由于那个原因而偏离我们的路线”。既然英国的第一个问题是，保守党的政策路线现在是不是要有一个转变，在这个确实是“重大辩论”中的突出事件，就是艾登所作的极其清晰而又措辞温和的演说，当时的西南哈尔市议员理察·劳也以更为强烈但同样仔细推敲过的措辞发表演说，加以附和。艾登回顾了那些下院议员的信念，他们在慕尼黑事件之后“非常勉强地”“认识到，我们除了得到一个短暂的喘息外，一无所获，在这个喘息的末了，又会以类似的方式把更多的要求强加于我们”。他从《我的奋斗》中引用了一段话，这是关于如何以审慎斟酌过的、连续不断的次数，将得胜者的条件强加于战败的（和具有失败主义思想36的）人民的手法的一段。他最后号召起来行动：我深信如果让目前在欧洲实行的做法不加制止地继续下去，我们就是在直接走向无政府状态，走向将要包括我们全体在内的一次全世界大悲剧。……我也深信不可能有比下述这种认识更大的（对和平的）贡献了：现在由于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结果，这个欧洲最伟大的属主国家已经决心团结起来并作出努力，一次史无前例的全国性努力。……这不仅仅是一件政党政治的事。于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检查，因为我们必须检查，我们在欧洲所百临的新的军事和战略态势；要同和我们具有一样想法的所有国家进行磋商，不管它们的位查在哪里，它们是哪些国家以及它们是什么肤色；同那些国家讨论我们应採取何种政策和我们位在部里站定脚跟；在决定了那些问题后还要立刻同它们一道制订实行我们的决定的军事计划。在这场辩论中，他们的发言虽然表明丈登和张伯伦两人在关键性的政策和行动问题上仍然意见相左，各走极端，但在首相本来毫不令人感到有希望的演说中，却对希特勒目标方面的一个不祥的新情况有了令人可喜的认识，希特勒的这一新情况也引起了丈登的注意。虽然张伯伦在这场辩论中没有使自己也得出艾登的结论，贊成英国的政策来一个相应的改变，但论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它不可能不在保守党人（包括首相）的心中产生强大的影响。对于他和艾登两人演说中的这一共同点，张伯伦是这样说的：迄今为止德国政府为它扩张军事控制地区辩护所提出的论点是，它只不过是将毗邻地区的广大日耳曼族人民併入德国。现在是第一次他们正在对居住着与德国并无种族联繫的人民的领土实行军事占领。这些事件不可能不成为扰乱国际局势的一个原因。它们势必要使信任受到沉重的打击。这一打击对首相本人的思想所迟迟产生的影响，戏剧性地暴露在3月17日（他七十诞辰的前夕）他于伯明罕发表的演说中，当时他咀确表明要改正一种误解，即因为15日他发言“温和”，所以他和他的同僚“感触并不强37烈”。在这第二次演说中，张伯伦开始是回顾慕尼黑危机期间希特勒一再向他作出的个人保证：“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奢望，他无意将非日耳曼族的其他民族併入德国人民之内”。张怕伦又引了“有希特勒签字”的慕尼黑协定中的一段文字，它宣告关于捷克斯洛代克“疆界的最后决定”“将由国际委员会落实”。接着他以毫不含煳的新的口气宣称，对希特勒已失去信任，并对他发出警告：这些事件在本周又怎能同这些保证符合起来呢？……这种“没有进一步领土奢望”的宣言已成了什么呢？“我们不要捷克人归併德国”的保证己成了什么呢？……对于同一个来源的任何其他保证还能有什么信任可言呢？……这是一桩旧的冒险的结束呢，还是一桩新的冒险的开端？这是对一个小国的最后一次进攻呢，还是其他的将跟着而来？事实上这是不是朝着企图以武力统治世界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为了和平，我几乎可以牺牲任何东西，但是有一样我必须把它排除在外，那就是我们已享有了数百年的自由，我们是永远不会放弃它的。……我们竟会碰到这样一种挑战，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然而再没有比下面这种想法会造成更大的错误了：因为它相信战争是愚蠢的和残酷的事，这个国家就此失去了它的骨气，从而当那种挑战一旦出现时，它也就不会竭尽全力去参加抵抗了。在1939年3月17日对希特勒发出这一警告之后，张伯伦没有等待希特勒採取进一步的行动就先採取他自己的行动了。3月18日，英国政府询问法国和俄国政府，如果希特勒无缘无故地向罗马尼亚发动进攻，它们怎么办？3月30日，英国向波兰提出维护其独立的保证。因此，在希特勒占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后的十五天之内，英国就採取了遏制希特勒侵略之路的立场。　　　　　　　　　　　　（二）英国反应的不足之处　　　　　　　　　（1）英国自我暴露于彼摧毁的危险之下1939年3月张伯伦政府採取的、为了抵抗侵略而将英国置于极端危险之下的决定，如果当财的政府和人民能与十五个月以后他们所表现的同样目光锐利和全力以赴的话，那就很可能成为在联合王国歷史上与后来那一次的决定同样光荣的事，那后一次是邱吉尔政府在1940年6月作出的，不顾对方显然具有压倒的优势而决不投38降的决定。然而在介乎这两个时间之间的一段时期，政府和人民的行动表明，希特勒的破坏慕尼黑协定虽然己促使英国人行动起来，但还没有能推动他们全力以赴。1940年6月直盯着英国人民的被摧毁的危险，是他们在1939年3月所存心招致的。1939年3月17日到3月30日之间政府所採取的并得到全国同意和支持的行动可能要引起大灾难，如果不立即继之以诸如以下这些措施的话：全国资源的总动员：坚持不懈地努力建立一个“遏制”德国的有力的大国联盟；採取毫不吝啬的办法，不仅以抵抗德国进攻所必需的武器装备英国本身，而且要去装备愿意同它联合的任何国家。然而英国人民一项措施也没有採取。从3月17日到德国进攻波兰之间的二十四个星期内，欧洲外交棋盘上交战的结果是，西欧列强获得四个小卒子，而德国则胜过它们，赢得了一个王后。当德国在9月1日发动战争时，它手中有同苏联签订的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并辅之以一项俄国向德国供应物资的协定和一项第五次瓜分波兰（它将成为德国开始军事行动时的牺牲者）的秘密协定。同一日期，英国和法国手中则有同波兰（它将在三周之内被消灭）和同土耳其（它一直保持中立，直到它的援助已经不再需要了）分别签订的双边协定，还有对希腊和对罗马尼亚提供的单方面保证，前一保证没有能拯救希腊在次年免遭波兰的命运，而后一保证则被约订的受益国遵照德国的命令在1940年6月公然当面扔回给担保国。与此同时，英国在开始同德国作战之前或之后都未动员其全部的工业和财政实力。直到法国沦陷之后，它才做到了这一点。在降临英国自己大门口的浩劫也使它陷入迫在眉睫的将被德国征服的危险之前，它没有使自己进入战备状态以便为自身的利益进行有效的战争，更不用说对那些脆弱的国家提供有效的支援了，这些是英国到那时为止想方设法所争取到的仅有的盟国。39无论如何，在1939年3月17日到1940年6月之间，一位不友好的西班牙漫画家很可以勾划一幅英国人的辛辣漫画，把他描绘成一个神气十足的绅士派斗牛士正踏过新被杀害的捷克斯洛代克尸体，两手插在口袋内，闲步走向德国公牛迎面冲来的途中，这头野兽此时正在准备投入死亡竞技场上的下一个回合。这幅幻想中的漫画是很接近真相的，因此足以令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联合王国的政府和人民怎么会这样的蛮干？答案如果可以找到的活，那就是由于两个弱点。一个是1939年3月17日以后张伯伦内阁的心理状态。另一个是甚至在那个重大的日子以后，无论是议会还是在全国，各种意见继续分歧。　　　　　　　（2）1939年3月17日以后张伯伦内阁的心理状态从1939年3月17日张伯伦公开宣告英国将抵抗德国的进一步侵略到1940年5月10日他辞去职务这段时间内，他和处理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内阁”中的他的三位同僚，将英国带到了灾难的边缘。当张伯伦让位于邱吉尔的时候，英国正处在迫在眉睫的、将被德国征服的危险之中。然而这些把他们的国家带到如此接近于毁灭之境的政治家们并不是“罪人”。恰恰相反，这些品德高尚的人士已经尽了异常大的力量，以便在国际强权政治的弱肉强食舞台上将道德原则应用于政治实践，在这儿通常的行为准则不是基督的，而是（《圣经》中的）以实玛利的。使得这四个人一致同意採取那个危险方针的是由于一种强烈的宗教传统的影响。哈利法克斯和霍尔是英国国教圣公会非常积极的普通成员；西蒙是一位公理会牧师的儿子；张伯伦是一个唯一神教派家庭的子弟。因此，在张伯伦的“核心内阁”中，国教与独立教会平分秋色，不过独立教会的传统略占优势，因为两个圣公会成员之一的霍尔其祖先是教友派的信徒，而两个独立教会教徒之一的张伯伦则是首相。在“核心内阁”中的独立教会传统的力量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到1832年为止的一百六十年中，是不准英格兰和威尔斯的非国教教徒参加公共事务的，因此他们的精力不得不另谋出路。雄心壮志引导他们投身于贸易、工业和技术，而宗教则使之趋向于慈善事业；他们在六代人的时间内由于从事这些和平与建设牲的事业而培养起来的精神，又被他们在获得公民权利40以后灌输到英国政治生活中去，十九世纪的英国自由主义就是这种精神在政治上的表现。到了1939年，这个一度被剥夺公民权利的阶层的成员，久已在政治中起主要作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象张怕伦一家人那样，已从自由党人转变为自由党-保守党人；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变质并未使他们同来源于他们过去宗教传统的精神相疏远。恰恰相反，当这些非国教教徒的前自由党人踏进政界并成为保守党人时，就将自由主义的精神灌输给保守党，而在此之前他们已把它带给了全国。这也可以从张伯伦得到的支持看出：当他面对希特勒的侵略，冒险试图将自由主义的道德原则应用于执行英国外交政策的实践时，他不但得到保守党的而且也得到工党和自由党的支持。张伯伦及其同僚的悲剧——这也是他们祖国的悲剧——在于，他们身负重任，所以轮到他们要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发挥作用，而这一世界同他们被培养大的那个文明世界是不相容的。在不炫耀暴力的那些领域内，英国自由党人（从这个字的广义上来说）精神上是心安理得的。他们对于国内社会改革，包括发展地方自治政府在内（张伯伦在其早期成年生涯中曾献身于这方面的事业许多年）是有专长的。他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感到局促不安的，即使在那个突然于1914年终止的短暂年代也是如此，而当时的外交，甚至战争，都是有节制地进行的，而且也尊重一般公认的准则。在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预报的、自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开始的这一新时代中，英国自由党人彷徨不知所措。对于当时突然地和意外地迫近他们周围的那个残忍世界，他们感到恐怖，他们非常厌恶承认这种可能性：如果他们和他们的同胞要在这个残忍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们就可能不得不遵循这个弱肉强食的凶暴方式。他们发现要使自己相信下述想法是比较容易的：在他们所处的二十世纪西方环境中，一个外表上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幻景，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上外表凶暴的动物待之以善良公民应得的礼貌和照顾，那么这些动物就一定可以转变为具有通常的自由党人特徵的善良公民。如果换一种滑稽说法的形式来解释张伯伦所处的悲41惨困境，或许更能说明他对希特勒的反应。我们可以把他想像成一位维多利亚女工时代英格兰中部的商人，一天早晨，他沿着一条已经走过几百次的熟路步行去办公室，突然他发堂自己和一只老虎狭路相逢。他确实知道自从间冰期时代以来，在默西阿就没有繁殖过吃人的食肉动物，所以这位善良的人就使自己相信，尽管它凶相毕露，这只面对着他的四足动物一定是经过伪装的本地驴子，它是不舍不受胡萝蔔的引诱的，因此他勇敢地向这只巨兽伸出一根胡萝蔔。不一会，这头畜生扑杀了一个过路小孩，弄得血肉模煳，这就表明野兽的外观是与其真实本性一致的；这一恐怖的场面迫使此人改变策略。在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他以空着的左手执一警棍作为武器，但他继续伸出右手中的那根胡萝蔔；因为尽管他已亲自目睹这头老虎该死的“杀戮行为”，甚至到这时他也不愿放弃这头畜生原来是一匹驴子的一切希望。因此，他继续奉献出那根胡萝蔔，并且向这头勐兽保证（仿佛它能够懂得人类的语言）：他左手现在执着的警棍是严格用于自卫的，而且事实上它也是非常无力的武器，不能用于攻击性的目的。从1939年3月17日起直到战争爆发为止。张伯伦和他的同僚有意识地奉行这种同时运用警棍和胡萝蔔的“双重政策”，虽说这位首相在1939年9月3日抛弃了胡萝蔔，但甚至那时他也没有将那根警棍从左手移到右手，或者以一种更为有力的武器来替换它。直到邱吉尔取代了张伯伦的职位，英国才算做到了这一点；而当时这只老虎在击溃了波兰和法国之后，已经在英吉利海峡的法国一侧摆好架势，准备进行其最后一次的勐扑了。张伯伦这样坚持到最后时刻的双重政策，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不现实的。这位曾是自由党人的英国政治家，对于他未曾见过面的俄国暴君的性格是有所估量的，而对于他已见过的德国暴君的性格则依然是毫无认识的。在1939年3月的六个月之前。张伯伦曾经和希特勒面对面地晤谈过，其时这位第三帝国的缔造者和主宰者正处于一次最邪恶的精神状态之中。然而这一经歷看来并未使得张伯伦清楚认识，他的敌手的恶魔似的才华或当时已经面对着纳粹党的那个明显的抉择：不是走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破产。就是去赢得一场战争。张伯伦自己由祖上传下的世界观似乎已使得他无法理解：无论他这方面有多大的善意、耐心和理性，也都不能使希特勒42象约翰·布赖特那样地行事来报答他。张伯伦不了解他正在与之斗争的那个政权的性质，这就使他大大地低估了纳粹德国欲达到其罪恶目的的意志力量，也大大地低估了为反对纳粹的目的而不得不动员起来的实力规模，动员是为了阻止它继续追求这些目的，或者当它仍旧坚持时则击败它。这两重估计错误，同张伯伦的醉心和平事业和他的憎恶战争一起发生了作用，妨碍了他在重整军备和外交这两方面做得稍微好一些，而这是张伯伦当时已将其祖国推了进去的那个殊死竞争的两大活动舞台。根据张伯伦对局势的看法，英国採取最低限度的行动是最为合适的。这样既足以威慑希特勒而又不致批其逆鳞；如果同时再审慎地给他以公正的对待，他肯定会有反应，变成通常的行为正派的人。张伯伦等人认为他们的日常决定对于希特勒的政策，不管是好是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那种信念，是英国“核心内阁”中最为固执的一种错觉。他们不能够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个真理：希特勒的行动方针久已确定而无法挽回了，他一心要进行侵略；向独裁者们送上一盘英国菜——英国最低限度的重整军备和英国对希特勒邻国的保证，加上一点英国绥靖政策以资平衡——是不会使希特勒踌躇一下的。事实上除了有效地动员一支势不可当的优势力量来对抗他的侵略目的外，是没有法子阻止希特勒前进的；因为对于希特勒来说，停止侵略就意味着他的使命的失败，也意味着他因此而不得不偿付的罚款，或者是自杀，或者是遭暗杀。因此，张伯伦及其同僚向希特勒保证，他们并未企图包围德国，这就等于白费唇舌。自然，这一保证是真诚的，然而对“包围”一词两方各有不同的解释。英国政府的意思是，同德国的其他邻国“靠拢在一起”，并没有什么恶意。它们并没有怀着攻击德国的意图而“结成一伙”来反对它。可是，这对希特勒来说绝非新闻。在1939年，希特勒深知德国并没有遭受进攻的威胁。但是这一了解也不43能使得希特勒满意，因为他并不关心去为德国获得一项，它已经有了的保证。他所关切的是保留行动的自由，以便继续从事侵略其他国家的勾当：在希特勒的词彙中，包围意味着德国打算侵略的受害者们採取一致的行动，以便防止希特勒用对付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式来对付它们。自然，这恰恰是英国政府正在试图去做的事情。就象张伯伦于1939年5月19日在威斯敏斯特下院所说的：　仍然需要加强……我们对波兰的保证……对罗马尼亚和希腊的保证……其办法是作一些更加持久的安排，并从能够和愿意向它们提供援助的任何其他方面设法取得更多的援助。我要把话说清楚：这一政策并不是一项由于双方彼此怀有敌意而把欧洲大国分成对立集团的政策。……我们谋求建立的不是一个我们自己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盟。而是一个反对侵略的和平战线。这种为防止德国进攻的危险而相互保障安全的防御政策。从这位可敬的公民的观点来说，是一项显然合法而又合理的政策，但从希特勒的观点来看，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挑衅。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说明：希特勒所生活的世界不同于英国“核心内阁”成员和他们的同胞在其中感到安全舒适的1939年的世界。其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欧洲桥头堡事实上分裂为两个世界，在物质上它们相距不过几分钟的飞行路程，但在精神上彼此之间则有许多里格和许多世纪的距离。对于一位从希特勒上合到他发动战争那段时间每年定期访问德国的英国人来说，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转换使他在精神上感到的苦恼，犹如飞机升降时因高度突然变化而在肉体上感到的痛苦。这的确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前所未有的一次经歷：因为，虽说这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其多变化的歷史进程中时升时沉，但它以前总是或多或少处于同一的精神水平，不管这个水平是什么样的。这个西方基督教世界过去从来被一条象1933年在德国和它的西方邻国之间出现的那样既深且广的鸿沟所分裂。在1955年，普通读者所知道的第三帝国内幕，比起当日张伯伦及其同僚听晓得的要多得多；然而就在1955年，德国人以外的人们仍然很难理解，一个继承了西方基督教传统的伟大的西方人民，怎么会被希特勒及其同犯所迷惑，从而成为他们罪恶企图的工具。这个问题对于张伯伦及其同僚来说，不仅是很难解释，而且也是44不可思议的；在他们的没有能力或不愿面对事实这方面，他们倒是他们的大多数同胞的代表。在那关系重大的1934年到1939年期间，英国政治家中除邱吉尔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具有能看清可怕真相的洞察力和毫无保留或毫无犹豫地准备对之採取行动的意志力。如果英国“核心内阁”判断错误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低估了希特勒道德上的不端正，那么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过高估计了英国的力量。这也是十九世纪英国自由党人的习性；因为自由党人虽然良心上厌恶英国传统性的利用其力量来进行侵略活动，但也并未削弱他们所抱有的传统性的英国人信心——即相信这支力量能够有效地被用来作为一种在国标关系中维持法律和正当的统治的制裁手段。在1939年3月17日到8月24日之间，当张伯伦等人听到俄德条约的消息时，那个“核心内阁”似乎相信，英国这只狮子只要用它的前脚爪站立起来和扬起它的鬃毛就可以制止希特勒，并使希特勒心目中的下一个牺牲者得到安全保障。何况还可以联合整个大英国协一起行动，以代替英国独自的努力；过分相信尚未使用和尚未加强的英国力量有制止希特勒的效力，这或许就是在英国和德国互相竞争以使其他欧洲国家依附自己的那些生死攸关的日子里联合王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的关键所在。“至于……有人提出批评，说如果我们没有能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有效的军事援助，那么我们能向波兰提供的就更少了；答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成为威慑力量的是一场有英国参加的世界大战而不是局部性的英国援助。”如果英国力量特别强大，能以一当十，那么盟国就是多余的了；那个“核心内阁”相信，依靠英国自身的资源，他们已掌握了充分的潜力，足以制止德国发动战争，如果不能制止它就击败它。这种信念可能已使他们排除了必须运用“强权政治”的想法，因为他们在良心上是厌恶强权政治的。如果在3月17日到8月24日期间事实的真相是，他们不去寻求建立一个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大联盟来抵制希特勒，而只是为道德原则辩护，那么他们政策中本来无法解释的许多东西现在是可以得到解释了。他们当时支持的原则是尊重国际事务中的法治，尊重弱国的权利，就象哈利法克斯在1939年4月19日所讲的那样：如果你的最后一着是要求人民……作出牺牲、去冒生命48危险，那么除非这种事业能够感动他们天性中最高尚的素质，否则他们是决不愿意为它去牺牲的。我己尽力想说清楚，我们的政策就是以此作为基础的。我们的政策所根据的原则是：小国的权利不应该被强国撇在一边，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武力不应该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协商不应该被强制所凌驾或压倒。这一表明英国“核心内阁”信念的声明是权威性的。它大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们当时很快地就给予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以保证，而这些国家和英国的结盟只能成为英国的负担，而不是它的资产：在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为什么英国不愿用大力去争取和俄国结盟。前面有一节已经指出，在谋求苏联和西方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谅解方面存在着固有的困难。在西方国家这一边，对于苏联政府的性质和意图存在着很有根据的疑虑，对于苏联的军事实力则存在着没有根据的低估。但是破坏苏联和西方各国结成反对德国侵略的军事同盟的障碍，是英国政府的不愿意参与压制处在俄国和德国之间的那些小国，即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1939年3月17日之后英国寻求和俄国结盟的目的，并不在于保证英国自身不被德国攻击、打败和征服。直到法国沦陷为止，联合王国的政府和人民并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国家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他们的目的只是要维护哈利法克斯在4月19日所阐明的原则，以反对德国方面的进一步侵略。如果英国政府为了维护这个原则而谋求得到俄国的支持来反对德国，结果反而使俄国在胁迫尚未成为德国的牺牲品的一些小国方面有了行动的自由，从而使得英国成为俄国的帮凶，那么英国政府在他们自己的眼中看起来，也会是显得愚蠢可笑和信誉扫地的。西方大国虽然对于苏联的潜在军事实力知道得很少，但它们对于波兰的无力抵御德国则并不是一无所知的。无论如何，英国政府的军事顾问们早已毫不拖延地告诉它：如果波兰和德国发生战争，那么波兰军人的勇敢丝毫也不能抵御在机械化装备方面占压倒优势的德国46军队。然而英国政府当时在欧洲承担义务时，它并不是根据军事实力来思索问题的。它是从原则方面来考虑的。当它把捷克斯洛伐克赶入狼群时，它就牺牲了这个原则以冀获得世界和平。在1939年3月15日到17日之间，英国政府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它再要牺牲任何其他小国，不管是奉献给德国或者俄国或者任何其他有侵略野心的大国，那么英国荣誉的进二步丧失和国际道义事业的进一步受损害，都不能从和平事业的任何成就取得补偿，因此它决心要向似乎很可能成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心目中下一次侵略对象的三个小国——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提供保证。英国政府知道，在军事上估计，这三个国家——还有土耳其一只是小卒子，而不是王后。但是它拣这些小国出来不是作为盟国，而是当巡边员，让它们记录下德国进一步越出法律和规矩的任何活动；而就扮演巡边员的角色来说，一个小卒和一个王后所发挥的作用是相同的。如果在1939年成为一项英国保证的接受国是合乎需要的话，那么波兰获得一系列保证中的这一首次保证，更是一件分外幸运的事；因为英国在1939年援助波兰，并不象前一年援助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有理由。在这个时候，英国对波兰所负的道义责任已达到最低点，这是由于波兰接连三次强行利用了这种道义责任，已把它消耗殆尽。第一次是1920年10月9日波兰以一次军事上的突击夺取了维尔纽斯，由于这是一个会员国首次对国际联盟进行这类性质的打击而在歷史上出了名。第二次强行利用英国的道义责任，是在1920年到1921年的时候波兰不顾英国的警告和抗议，坚持要把里加线作为波兰和苏联之间的边界。第三次则是最近波兰在慕尼黑危机时期千的，7当时它帮了德国的大忙，它卑鄙到甚至乘此机会获取少量的捷克斯洛伐克这块赃物。如果决定性的考虑是波兰的道义要求，而非英国的政治原则，那么英国在慕尼黑事件之后的任何时候只要可能都可以自由地去争取苏联作为它的盟国，即使这意味着将波兰抛弃于危难之中。人们会发现，1939年3月17日以后张伯伦的欧洲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设想上的，即英国用不着为自己担忧什么，它仍然拥有自命为欧洲主宰者的势力，而所付的代价极低，只不过是发出它的命令：“我们不想打，但是，哼，要是我们想打……”。对于英国首相的这一信念，当时他的大多数同胞或许抱有同感；但是，在他之前一代的前任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时代错误，因为英国力量的优势已今非昔比，所以他们在1902年同日本建立同盟，在1904年和1907年又分别同法国和俄国缔结协约，从而保护英国战胜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这对他们的祖国来说是很幸运的。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前直到拿破崙战争结束之后为止，英国的确是欧洲的主宰者。不过从1815年到1914年的这百年过程中，由于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化，欧洲和世界的力量对比都已经转向对英国不利；在1914年至1918年期间，成为世界主宰者的已经是美国而不是英国了，因为前者有能力在工业时代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1939年，英国在决心抵制德国的扩张方面，除了有一个当时已不堪依靠的法国外，别无大的盟国，因此它为自己所规定的任务是超出了它当时的力量的。英国没有能力承担那个最后由美国再第二度担负的任务这个事实，当英国一接触到要向抵御德国进一步侵略的共同阵线中那些现有的或未来的伙伴们提供的物质援助的数量问题时，就立刻暴露出来。接着就证明了，不管1878年的事实是怎样，在1939年英国既无所需要的人力又无所需要的财力来使它成为欧洲的主宰者。土耳其人、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对于英国向他们提供的贷款、武器和其他供应物资的为数之少，都感到沮丧。毫无疑问，英国有力量提供更大的数量。白厅的财政部压缩了这些数额，仿佛它是在同街对面的一个内政“花钱部门”讨价还价似的，而没有认识到其实它已投身于一场为了国家生存的殊死斗争。张伯伦也支持财政部，或者至少他没有对它进行指示，因为他确信“照常办事”的政策，除了他本人和他所熟悉的商界感到惬意外，对国家利益也48是相宜的。诚然有人可以争辩说，如果战争来临，它很可能会採取在经济持久力方面进行一场竞赛的形式。但是英国的这种说法对于东欧的一些国家来说，只是一种徒增烦恼的慰藉，因为远在提供保证的英伦岛国的经济资源耗竭以前，它们很可能已被德国军队所占领了。在下一阶段，当英国又必须办理同样的事，开出英国可能向共同事业提供的物质捐助的清单，但对方已不是贝克或加芬库而是史达林时，英国提议在对德战争中它要投入法国战线的是为数少得可怜的几个师的兵力，这种情况的揭露，不仅可以帮助说明史达林在1939年8月23至24日同希特勒所作的交易，而且也能帮助说明史达林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态度。上面考查过的那些错误观念和错误判断，也很能说明英国从1939年3且17日到1940年夏天期间在张伯他的领导下所遭受的灾难。然而，如果说张伯伦及其同僚差一点把他们的国家带入绝境，责任则不能只由他们承担，再则也得到了补偿，他们的国家为此还要感激他们。反对党工党应分担责任，因为它虽说一直在要求採取更富于战斗性的姿态来反抗希特勒，但它仍在使张伯伦的慢似牛步的重整军备运动更加迟缓。英国从张伯伦的政策所招致的令人震惊的危险中得到的补偿，是免除了承担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罪责。1939年9月10日张伯伦在致其姊姊的函中写道：“未能保卫住和平当然是一件令人伤心的失望事情，但我知道我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已使举世确信，这完全不能归罪于我们方面。我们意识到我们在道德上是做得对的，这是我们方面的一项巨大力量，而德国人则不可能有这种意识。”曾经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余波的“战罪”谁属的争论，此时已不可能再度出现了；如果希特勒将黑旗升到德国的桅顶，那么张伯伦就在该处揭露它。英国这样来辩白其清白无辜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但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这个代价或许已无法再低了。然而判定清自无辜并不能同时开释责任；因此仍然应该问一问：如果在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1931年9月18—19日到张伯伦对德宣战的1939年9月3日这一期间，掌握英国政策的是49邱吉尔而不是鲍德温和张伯伦，那么英国的治国之才能不能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呢？是不是英国的政治家有能力去阻止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仅仅英国和法国的联合力量是不足以阻止希特勒统治世界的野必的，这在事后看来似乎是明显的。如果希特勒最终遇到了西欧列强和俄国的防御联盟，他是否能被遏制住呢？如果法国和英国的政治家们把这个联盟作为他们压倒一切的目的，如果他们专心致志地追求这一目的，那么这个联盟行得通吗？如果我们怀疑，甚至邱吉尔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我们会得出最后责任要落在美国肩上的结论吗？当华盛顿的参议院在1919年没有批准国际联盟的盟约时，它是否谴责过包括它本国在内的全世界打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参议院的表决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威尔逊总统的固执？除非我们能够答覆这一连串令人迷惑的问题，张伯伦的责任是不容易确定的。　　　　　　　　　　　（3）议会和全国都继续不团结英国对希特勒挑战的反应之所以不够强，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举国在看法上和目的上有着分歧。直到1940年5月10日邱吉尔接替张伯伦担任首相职务时全国才团结起来；张伯伦从未享有过由于法国的陷落而落到邱吉尔头上的那个有利条件。当德国军队占领了可望见英国多佛的法国各港口时，当德国空军飞临英国东南部上空时，英国人民终于被迫认识到他们只有通过联合一致的努力才能挽救他们自己。但是这需要出现一场如此重大而又紧迫的危险才能使他们看清真相，而这一真相在张伯伦接替鲍德温之前，并且实际上是从日本于1931年9月在中国东北发动战争以后就是非常明显的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得到解决以来，英国对外政策上就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只是尚未表面化而已。举国在两个问题上意见是真正一致的：英国无意进攻任何其他国家，英国也十分渴望，不要为了保卫自己或他人而不得不再去作战。在二十年代，英国大多数人民口头上也贊成体现在国际联盟中的集体安全原则；但是这个原则从来没有被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保守党人或具有和平主义思想的左派代表们所衷心接受过，对于许多有保守党想法的人来说，集体安全这个概念似乎含有可疑的怪诞想法和令人不快的利他主义。他们十分警惕，以防被拖入一场支持某种理论的战争，并且竭力避免被套上50一个相互保障安全的社团的成员资格而受到约束，根据他们的估计，英国在这个社团里要支付保险费，要承担义务，而这些负担将远远超过它可能取得的那一点利益。为什么竟要求它去保证那些比它弱小、比它更有遭到被攻击危险的国家安全呢？至于和平主义者这方面则根据默契愿意支持集体安全原则，条件是象徵性的支付（因为须支付的保险费数额是微不足道的）应已足够维持那个组织的信誉，并且这是每个个别股东应负责任的极限。所以他们的立场实际上同那些民族主义者相距不远，虽说他们是从另一条途径达到那种立场的。结果，1931年9月以后当接二连三的侵略行为使集体安全原则受到挑战、国际联盟盟约遭到破坏时，英国的和平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作出的反应是一样的。这两个集团都不愿看到英国拿起武器来履行它根据盟约应尽的义务。他们宁可抛弃集体安全原则，让国际联盟走向垮台。在三十年代这个道路分歧的时候，英国有两股目光锐利和意志坚强的人採取了勇敢的立场，其中之一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公开支持张伯伦，因为他们承认他的政策就是他们自己的政策。还有就是一些保守党人，他们暂时脱党成为在野人士，因为他们认为英国必须准备用武力来抗御侵略，为了抵抗侵略，它必须援助遭到德国蹂躏的其他国家，而不能等到它自己直接受到攻击时才动手。虽然张伯伦的和平主义者盟友是他的最强烈的支持者，但他在保守党内的反对派则是他的最有力的批评者。不幸的是，在英国也有一大部分的工党和自由党的舆论，它反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其调门之高有如邱吉尔，然而它比张伯伦及其同僚还要不愿意去重整武装和正视不得不使用武力这一严峻的可能性。又不车的是，张伯伦执行的政策是半心半意的，这是想同时进行绥靖和重新武装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因此它也给了那些非建设性的批评者以一个藉口。尽管如此，整个工党还是没有很好地经受这个严峻的考验。它取消了对张伯伦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它又不愿意响应邱吉尔提出的举国作出最大努力的号召。因此，对于英国在法国沦陷之前重整军备不力一事它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因此，在三十年代，反对党和政府之间在外交政策上51的分歧，并不象反对党所假装出来的那样大。促使政府的支持者们同少数持异议的保守党人分裂开来的并不是什么根本分歧。一部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部分则是由于国内的一些原因一如1931年工党的分裂和在两次世界大故之间一些“萧条地区”的长期失业现象——以致在三十年代当英国内部的不和招致这种危及英国的自由和全世界的自由的危险时，党派情绪却异常剧烈。只要张伯伦继续担任首相，工党就不大相信他会全心全意地从他所钟爱的“姑息希特勒”的政策转变到一项勉强而又充满祖丧地取来代替的抵制希特勒的政策。因此，工党直到最后依然不愿意参加在张伯伦的领导下的联合内阁来分担政府的责任。这转过来又决定了张伯伦绝不可能做到动员全国所有的生命、工作和财富来作出全国最大的努力（即使假定他本来是希望如此的），象艾登在1939年3月15日所要求的那样，象邱吉尔在1940年6月到对日作战胜利日那五年多的日子里，由于得到工党毫无保留的支持而事实上成功地做到的那样。由于未能争取到工党的信任和支持而受到的限制，使得张伯伦的行动软弱无力，这反过来又使施加那些限制的不信任感持续不断和日益加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英国政治机体中未能得到和解的这一分裂状态，严重地伤害了英国人民，这时他们正献身于一项拼死的事业，谋求在那最后关头使他们在有效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方面能够和纳粹德国相抗衡。在张伯伦于1939年3月17日改变政策后，英国的各种议论存在着持久的分歧和混乱，这可以从下院的辩论中看到，特别是那些关于同苏联商谈两国採取一致行动的问题的辩论。对于这个问题，工党、自由党和保守党内的反对派全部提出了一个既有决定性意义又是无可辩驳的论点。张伯伦为了遏制希特勒的侵略，除非能使两个西欧大国争取到另一个大国作为盟国，他势必要把英国置于一个极度危险的境地。因为当时张伯伦及其同僚不能指望同美国结盟，苏联就成了他们所能看到的唯一可能的主要盟国。但是看到有同苏联结盟的需要是一回事，而设法排除障碍来实现它又是一回事。反对派在批评政府方面是有弱点的，这就是它们并未正视这些困难。苏联政府提出的两项条件（从俄国人的观点来说，两者都是合理的）是：英国应当对在西欧开闢那个后来被称为“第二战场”的行动作出巨大贡献；以及英国和法国应当52让苏联自由行动，抢在德国之先去占领横亘在苏联和德国之间的那些小国。苏联政府不愿意接受西欧列强的那些条件而被束缚住手脚，根据这些条件苏联就可能要承受一场欧洲陆上战争的全部压力，这样也就可能迫使红军在俄国土地上等候德国的进攻，而不是走出去，在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境内迎击它。英国的工党和自由党反对派这时还不愿以举国一致的努力来进行重整军备；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张帕伦获得同苏联的结盟，而付出的代价是让苏联政府自由行动，在违反东欧国家的意志的情况下去干预它们，那么整个反对派，包括保守党的一翼在内，将会提出抗议，即使这种干预可以被证明是一种必要的手段，能够有效地威慑、抢先阻止或抵抗德国在这个地区的进一步侵略。要领会下院的辩论，就必须牢记这些考虑，因为这些因素在暴露政府政策的不得人心方面，比揭示反对派批评中的缺陷方面更为显着。在由于张伯伦3月15日的演说而引起的下院辩论中，当然只能指望从他的反对派口里发出一连串这样的声明：这位首相的个人品格和任期是走向全国团结的主要障碍。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位首相于3月17日在怕明翰作了正式打消前言的演说，接着又于3月31日在下院发表了英国已向波兰提供保证这一轰动全国的声明之后，4月3日在下院竟然还是有不信任的发言，不仅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强烈地宣称不信任，而且阿瑟·格林伍德也在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和建设性的演说（这场辩论就是由他这篇演说开始的）中宣布了这一点。格林伍德和克里普斯于3月19日和艾德礼于24日在外地各处发表的演说中都再次坚持表明了同样的情绪。在张伯伦担任首相的最后十五个月里，他在矛盾的心情下使得那些将成为他的支持者的人和势不两立的反对者都感到沮丧的新发生的事件中，有两起是在1939年3月17日向希特勒发出警告到同月31日发表当时已是既成事实的英国向波兰提供保证这一声明之间的两个星期内发生的。这两起事件中的头一件是国内政治上的一个插曲。为了实施艾登于3月15日提出的团结与行动的号召，艾登本人和邱吉尔，连同议会内支持首相的其他三十二人（其中除三人外都是保守党成员），于3月28日在下院提出一项题为“应付当前危险的举国一致的努力”的提案，以支持“最近由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概括说明的那项外交政策的强有力的执行”。他们要求，“为了这一任务，应当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组织一个民族政府，这一政府应被赋予调动全国的工业、财富和人力的充分权力，以便这个国家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年作出最大限度的军事努力”。因此在3月29日，议会中至少另有一百七十七位支持首相的人提出一项对立的动议，宣称“本院肯定它对首相的完全信任，反对在此危急时刻破坏本院和全国对首相及政府的信任的任何企图”。在4月3日的辩论过后，保守党少数派的动议撤回了，这一次保守党两翼相对力量的最新较量，对反对党工党来说，也是有同样的意义的。同一时期内的第二个事件是在军备竞赛这个领域年发生的。20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亚歷山大·罗杰爵士19日的一封信，信中说，即使在首相17日的“伟大演说”之后，“人们还是留下了不安的感觉，感到演说、照会和抗议都无济干事，为了阻止德国统治者毫无阻碍地推行其强权政治的政策，必须做一些事情出来”。作者提出一项切实可行的对抗措施，即所有民主国家都应停止同德国进行贸易，这封信在报刊上引起了贊成和反对两方面的热烈的通信和讨论，表明它已惹起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贊成亚歷山大·罗杰爵士建议的事例，是在3月28日的54《金融新闻》上以题为“为何帮助德国武装”的社论发表的。但是这个建议30日在下院遭到首相的冷遇。来自东沃尔弗汉普顿的议员杰弗里·曼德询问首相，他是否“认为同自治领和友好国家一道立即採取行动，以制止它们所拥有的、对德国重整军备十分重要的物资进入德国，并在这里制定必要的立法，是可取的”。张伯伦先生的回答只是：“不，先生。”当1939年4月3日下院辩论英国对波兰提供保证这个问题时，格林伍德、辛克莱、邱吉尔、劳合-乔治、艾登、普赖斯和道尔顿等人都相继指出英国自身目前处境的极其危险可虑，并指出扩大英-法-波-这一结合体，把苏联和其他大国也包括进去的迫切性；邱吉尔和劳合-乔治对于形成这种舆论所作的贡献，更是特别令人难忘。停留在这儿不动（邱吉尔说）而对波兰提供保证就等于停留在战壕两面炮火夹击之下的无人地带而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庇护。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首相在星期五宣布的并且今天他又加以解释和强调的那项通告，成为我们歷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我们现在必须前进，直到取得一项结论为止。既然已开始创建一个伟大的联盟以反对侵略，我们就经受不起失败。如果我们失败，我们就要遭遇极大的危险。如果我们失败，我们就要被贬低并且要陷于孤立。这已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最糟糕的蠢事，没有人提议我们应该去干这蠢事，那就是向同苏联的任何自然的合作关系泼冷水，把它赶掉，而苏联为了它自身的切身利益，则认为有必要提供这种合作。劳合-乔治强调指出地理军事局势的政治含意：我们有波兰军队。这支军队也许只有德国军队的一半大。波兰人是勇敢的人民。……但是西班牙的战争和中国的战争已经表明，任何英勇，任何训练，都不能抵御由勐烈的空袭支持的势不可当的炮火。……波兰军队的装备不55能和德国军队的相比。……如果我们去打而没有俄国的援助，我们就是往陷阶里走。它是唯一能派军队到达那儿的国家。……我不能理解，为何在使我们自己承担这一艰巨的事业之前，我们不预先取得俄国的支持。……撇开这个，我们就是从事一场可怕的赌博，一场极为危险的赌博。有俄国在一起，你就有了势不可当的部队，这是德国的劣势军队所不能抵挡的。我以最热切的心情唿吁政府立即採取措施。如果未能使俄国参与这项事业的原因是由于波兰人的某种感情，也就是他们不愿意俄国人到那里去，那就由我们来宣布条件，除非波兰人准备接受这唯一能使我们成功地帮助他们的条件，一切后果就必须由他们承担。由于首相在1939年4月7日就义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一事发表了一项声明，接着他又宣称，如果希腊或罗马尼亚遭到攻击，英国将立即拿起武器去援助它们，英俄关系的问题就再一次于4月13日在下院的辩论中提了出来。在发出这一新警告和承担这一新义务时，张伯伦对义大利仍然是用非常克制的语调讲话。他讲得很清楚，他是不会去废除1938年4月16日缔结的英意协定的。在结束语中他又说，“因此，让我们不要失去耐心”；这时他被“俄国又怎么样？”的叫喊声所打断。为了回答这种叫喊，他在事先准备好并且正在照此宣读的演说打字稿中插入了临时添加的一段话：我希望尊敬的议员们不要认为，如果在今天下午我的发言里没有提到俄国，那就意味着我们未同该国的代表保持密切的接触。我们有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我们不仅必须考虑我们所希望的事，而且还必须考虑其他民族也愿意去做的事。我请求本院相信，没有任何偏见，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观念，我们正在竭尽全力谋求集结那些仍然支持和平并且愿意抵抗侵略的力量，以便我们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在随后的辩论中，辛克莱、韦奇伍德和道尔顿都指出，如果不加追问，那么首相就会坐下来不提苏联，道尔顿还说，“他终于提到这个问题是由于本院这一侧不得不用打断其讲话的方法硬逼他讲出来，这几乎就象一位牙医生拔牙一样。”这几个人和其他发言者——艾德礼、艾登、黑登·格斯特、弗农·巴特利特和赖利——一致要求有一个英—法—苏三国的联盟，作为建立一个新的集体安全体系必不可少的和迫切需要的基础。道尔顿提到了那个由于波兰和罗马尼亚害怕俄国而产生的问题，并建议这一问题可在苏联、英国和法国之间建立的联盟机构内加以解决。艾登接过了邱吉尔在4月3日提出的观点：“半途而废显然就是自杀。到那时我们将两头落空。”道尔顿向正要结束辩论的西蒙提出一个具体问题：“政府对于这样一个三国联盟在原则上有什么反对吗？如果没有，那为什么政府让时间流逝而不提出这一建议；或者政府是否将告诉我们，它已提出过这一建议，但被俄国人拒绝了？”当西蒙发言时，道尔顿不得不再次提出他的问题来打断西蒙的话，从而得到这样的回答：“虽然我不能说那个特定的建议已提出过，这位尊敬的先生和本院可以认为，政府对于任何这种建议在原则上是不会加以反对的。”1939年4月3日和13日在下院如此强有力地一再被提出来的这些需要考虑的事，对于3月15日到30日之间的内阁议事似乎没有发生过影响，或者至少未发生过压倒的和决定性的影响。在3月15日结束辩论的时候，西蒙回答了反对党议席上提出的要求英国行动的建议，他曾三度明确反对这样的意见，即让“其他国家的政府来决定是否”英国的人民“应当捲入战争”，保证“本国抽象地并在对情况茫无所知时参加一场可怕的现代战争”，和因此“使我们自己的外交政策的运用听命于其他民族的明智或不智”。然而内阁（西蒙是一位阁员）在3月30日正好是这样做了。它在东欧承担了义务，而在这一地区上面，英国传统上害怕介入欧洲大陆纠纷的心理恰好是迄今为止表现得最为厉害；而内阁选作接受英国这一史无前例的保证的东欧国家又是波兰，它的“不智”自从它于1919年復兴以来就一直是明显的，而且正象劳57合—乔治所指出的，如果发生德国进攻波兰，那么英国在物质上是无力加以援助的，除非苏联也是抗击德国侵略同盟的一个成员。辛克莱于4月3日指出，西蒙3月15日提出的方针同政府30日的行动有不一致的地方，在此之前，首相本人在这同一次辩论中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而其措词之强调则几乎是无以復加的：在这方面，象星期五我代表英王陛下政府所做的那样（即3月31日，在下院），离开我们传统的观念是如此之远，以致在英国政策中构成了一个如此重大的不祥之兆，因此我认为可以有把握他说，当要写歷史书籍时，它将占有自己的一章。……在我们的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它的确构成了一个新的点——我要说是一个新的时代。自从张伯伦于1939年3月17日在没有达成英俄协定的情况下向德国提出挑战过去了九个星期之后，下院在5月19日又再度公开讨论英俄关系问题。这一回，劳合—乔治说道：“我们已经严重地而且危险地耽误了事。我不能想像有一个政府会冒本届政府在同一些大国谈判中所冒的那种风险，这种谈判不是走向达成协议，而是不能达成协议，这些大国对我们的援助则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我想，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艾德礼、邱吉尔和艾登相继试图要政府说明，它为什么不肯同意苏联政府于1939年4月17日提出的成立英—法—俄联盟的建议，这一建议乃是作为代替英国政府如下的一项建议而提出的：苏联应给予波兰和罗马尼亚以单方面的保证，以便同这两个国家已从英国和法国得到的保证平行。艾德礼在清晰地剖明了这两个建议的区别之后，指出了俄国提出的行动计划的优点。我相信，我国绝大多数人民会认为，防止战争的最好希望是在英国、法国和苏联之间建立牢固的联合，以此作为一个世界反侵略联盟的核心，这个联盟是如此的坚强，因而这不是一个赢得一场战争的问题，而是防止一场战争爆发的问题。我相信多数人民会同意，时间已所剩无几了。在这次辩论中艾登也阐明了这同一论点：我确信——我从未对下院隐瞒过这一确信——如果在我国、法国和俄国之间能够达成一项协议，那将会对和平事业有很大帮助。这一安排愈是快，愈是完善，愈是广泛，58就愈好。我相信这将有利于我国，我相信这将有利于俄国，我并且相信这将有利于欧洲，有利于维护和平。……打一个军事比喻，我们似乎已经做了的事是在东欧占领一条前哨线。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巩固这条前哨线后面的主要战线。我设想政府也持有这一观点。除非政府确实也持有这种观点，很难相信它会承担起这些重大的责任。如果你要建立一支成慑力量，那么不去竭尽全力建立一支最强大的威慑力量，就是非常愚蠢的了。首相上次在艾伯特厅演说时讲到他同布卢姆先生的一次谈话，当时布卢姆先生说，根据他的看法，导致战争爆发的最大危险，是某些政府——我们不妨点它们的名，那就是德国和义大利——对于我们所抱决心的严肃认真性仍旧心中怀疑。我完全同意布卢姆先生的见解。这个国家肯定再没有比实行以下这两项措施更能有效地使那两个政府不再怀疑了：一方面实行强制的国民兵役制，另一方面向俄国达成协议。艾登还提出了这样的有力论点：“毕竟法国有了它自己同俄国的协议。没有人认为他们是违反和平阵线的。”在这场辩论中，最为勐烈的抨击是由邱吉尔提出的：恐怕没有人会愿意听到，在一个最严重的时刻，经过许多星期的谈判之后，在俄国苏维埃政府和英王陛下政府之间，目前却仍是一个彻底的但局。……这里有一个提议，一个公正的提议，一个我认为是比政府自己想去获得的条件更好的提议；一个更为简单、更为直接和更为有效的提议。不要让它被束之高阁而终于成为泡影。我请求英王陛下政府从这些严酷的真理中汲取一部分，牢记在头脑中。没有任何有效的东方防线，就不可能令人满意地保卫我们在西方的利益，而离开俄国就不可能有有效的东方防线。如果英王陛下政府已经长时期地忽略了我们的防务，已经抛弃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它在军事力量方面意味着的一切，已经使我们承担了保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义务，而未检查在技术方百的困难，现在又排斥并摒弃了必不可少的俄国的援助，从而以最糟糕的方式引导我们陷入一场最糟糕的战争，那么，这个政府就是辜负了同胞们所寄予的信任，我还要加一句，就是辜负了同胞们对它的宽大。这些恳切的请求并没有从首相那里引出人们所要求的解释。首相所能说的只是：苏联直接参与这件事，可能未必完全符合某些国家的愿59望，正是为了它们的利益或者是代表着它们，才在进行那些协商。我们希望所有这些国家能够通力合作，我们不愿在它们之间有任何分裂。……如果为了追求一个国家的合作，使得另一个国家不自在和不愿意同我们合作，那么那个政策就不会取得成功。当辛克莱要求首相向下院说明，政府是在哪些方面反对俄国政府的建议时，首相露出困窘为难的固执态度。他说：“我不准备走得比我已走的更远一点。……我必须谨慎地行走。……我们不是只关切俄国政府。我们还有其他政府要考虑。……我不准备走得更远一点。……不要过分地逼迫我们泄露那产生麻烦的确切所在。”这一消极的答覆引起辛克莱一阵刻薄的评论：我希望我能够转达出……国外所有政党的人士和所有贊助和平与正义的友人们对于英王陛下政府对待俄国的态度所感到的无限惊异和深刻失望的印象。今天下午我们没有从首相那里得到关于英王陛下政府拒绝接受俄国的建议一事的答辩；首相宁愿不去说明那些原因。然而，就在首相公开宣称不敢去涉及的地方，有一位他的支持者在辩论结束以前突然沖了进去。根据亨利·雷克斯（东南埃塞克斯选出的议员）的看法，反对英—法—俄联盟的理由，是害怕它会疏远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义大利、梵蒂冈、南斯拉夫、国家主义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你发现你自己同俄国、法国和英国处在一个军事同盟中，而你在爱好和平国家中的一些小朋友们却纷纷向左右两方离去。”前面已经提到过，张伯伦及其同僚在将捷克斯洛伐克牺牲给德国之后，现在决定不再当一个大国压制另一个小国的贊同派了，不管这个大国仍是德国，或者这一次是俄国。但是不愿意将一些小国牺牲给俄国是一回事，不愿意为了同俄国结成防御同盟而使这些小国不高兴又是一回事，两者毕竟不同。因此，张伯伦及其支持者所抱60的态度，使得劳合—乔治在5月19日的同一次辩论中对他们的偏见的指责显得更加可信了。（劳合-乔治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如果可能就不要俄国参加。俄国在几个月之前就表示愿意参加进来。而这几个月以来我们对这份强大的礼物一直是吹毛求疵。……有着一项诽谤俄国军队、俄国资源、俄国能力、俄咽领导的运动——一项经常的诽谤运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俄国在工业上和军事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俄国人主动提议如果他们获得同等待遇，就将这一切置于盟国管辖之下。……为什么这没有做到？……这种政治上的势利行为有什么好处？……同这相比，局势是太可怕了。……我们为什么不下决心，而且毫不延迟地下决心，让我们就按照对待法国的条件来和俄国妥协？直到张伯伦政府倒台和紧接着的法国陷落为止，这一不幸的国内争吵一直在不断地削弱英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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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西方国家试图组织对轴心国进一步侵略的抵抗　　　　　　　　　　第一章61西方国家对1939年3月15日事件的立即反应英法政府对德国1939年3月15日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惊慌失措的反应，在前面一章已经作了叙述。在伦敦，当获悉德国人突然袭击的消息时，起初并无迹象表明政府会在其后几天内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张伯伦3月15日下午在下院的声明是克制的和谨慎的，虽然他的确宣布推迟原打算在那个周未赴柏林进行贸易问题谈判的贸易大臣和海外贸易大臣对德国的访问。不过，就在那天下午，德国大使赫伯特·冯·迪克森出于他自己的清求，访问了哈利法克斯，告诉他德国政府採取的行动和它希望这“将会导致一项和解和重新建立秩序”。哈利法克斯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英国政府对德国这次突然袭击的愤怒心情。他告诉迪克森说：这是“对慕尼黑协定的精神的绝对违反”。紧接着慕尼黑会议之后，希特勒“曾经公开他说他不再有领土野心了”，而他目前行动的直接后果就是“没有人觉得德国政府的保证有多大价值了”。人们将会得出结论：德国政府“在谋求一种地位，处于这种地位就可以凭藉武力统治欧洲，如果可能，就统治世界”。人们不禁要问，下一个目标又将是什么呢。哈利法克斯“能够完全理解希特勒元首对不流血胜利的爱好，但是短期内他将发现他自己面对着一种并非是不流血的局面”。62在巴黎，外交部长乔治·博内15日在议会中受到他的政策的批评者的强烈攻击，特别是德凯里利斯和赖伐尔，在他的答辩中，他竭力缩小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意义。博内在同一天向德国大使冯·韦尔奇克伯爵正式抗议这次突然袭击，并宣布法国政府不承认德国对捷克领土的吞併；16日，法国驻伦敦大使夏尔·科尔班拜访英国外交部，极力强调英法两国在柏林一致进行抗议的重要性。法国人认为，不加抗议地接受既成事实将使两国政府受到不守信义的责难，因为慕尼黑协定所持的理由就是，这个协定在国际担保下将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和完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被迫签订的协定并不能“被用来免除英法两国道义上的责任”。经验证明，对德国人一项既成事实的外交抗议并不具有威慑作用，而对最近这次侵略行为的抗议也许甚至会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处，因为它加强了纳粹的信念：他们需要担心的只是西方国家的口头反应。不过英国政府并没有拒绝与法国政府一起把它们对德国行动的不同意写入记录。然而，在英法抗议于3月18日在柏林递交之前，英法国内有迹象显示，由于3月15日的事件和它所暴露的德国的目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意见已受到深刻的激动，并且这一次已认识到对德国讲些坚定的语言是不够的。3月17日给英法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和罗贝尔·库隆德勒发了指示，向德国外交部提出正式抗议，并宣布他们的政府拒绝承认德国的行动在捷克斯洛伐克所造成的新的局势的合法性。英国大使在递交抗议63之后就被召回伦敦向政府报告（那就是说，他的被召回并没有使政府在与德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问题上承担责任）。法国大使同样也被召回，虽然在巴黎人们有点怀疑这一步做法是否明智。l7日晚上张伯伦在伯明罕作了一次演说，他在演说中发出的调子与他二天前在议会中的声明完全不同，他直率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不是对一个小国的最后一击，或者是不是……朝着试图以武力统治世界这一方向迈进的一个步骤？”在巴黎，3月17日早晨，内阁同意达拉第的建议，鑑于需要为战争作好准备，应向议会要求给予政府在一定期间广泛的特别权力；这个请求在那一天晚些时候在议会的财政委员会以二十六票对十七票通过。在这一天和下一天的议会辩论中（结果同意给予政府所要求的权力），博内又受到他的批评者们的勐烈攻击，达拉第警告他的听众，现在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国家的安全，他重复了1月26日他在议会讲话中说过的那句话，意思是他不会向暴力或狡诈放弃法国的任何一项权利或者一英亩法国领土。3月18日，亨德森和库隆德勒在柏林亲自到外交部递交他们的政府对最近几天事件的正式书面抗议，抗议声称这些事件为“完全抛弃慕尼黑协定和否定这个协定的缔约各方必须为和平解决而相互合作的精神”。他们分别得到国务秘书魏茨泽克的接见，据亨德森报告说，魏茨泽克显然由于希特勒对抗议的反应而感到惊恐，他恳求亨德森劝英国政府撤销他们的抗议。魏茨泽克也作了尝试劝说库隆德勒撤销法国的抗议照会。他提到，在1938年12月6日法德宣言签字时，据他说，博内曾向德国64外长里宾特洛甫作过口头保证，“按照这个保证，将来将不把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巴黎和柏林之间交换意见的主题”。如果德国政府认为不是这样，“他们就不会在12月6日的条约上签字”。库隆德勒回答说，不论在宣言本身中还是在随同它一起的广播声明中都没有法国政府将终止对捷克斯洛伐克事务关心的任何保证的痕迹。魏茨泽克最后同意，虽然极为勉强，接受了这两份抗议，“就好象（它们）是由邮局寄来的”。苏联政府在同一天（3月18日）送交德国政府一份书面抗议，宣布他们不能“承认把捷克併入德意志帝国或者，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吞併斯洛伐克是合法的，是符合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和正义的，或者是符合民族自决的原则的”。美国的舆论由于3月15日事件而受到深刻的震动，美国政府以一系列的步骤表示他们的不同意，从3月17日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要修改中立法开始，直到3月20日一份拒绝承认德国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保护权的照会的递交而达到顶点。华盛顿政府不能与伦敦和巴黎採取同样召回大使的行动，从柏林召回休·威尔逊，因为作为对德国反犹太措施的抗议已经在1938年11月把他召回来；但是大使的返回任所行期在即将启程时被推迟了。这时，正如哈利法克斯在3月15月告诉迪克森的，和张伯伦17日在伯明罕所说的，德国下一个可能的目标的问题，已经由于这第一次肯定地背离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所宣称的使第三帝国的边界与德意志“民族”的地理范围相符合的原则，而以一种严峻的形式被提了出来。事实65上，德国的意向问题在过去三个月中已经引起了人们焦急的猜测；因为到1938年末的几周中，在德国的很多观察家，包括新到任的法国大使库隆德勒，已经明白，西方国家从慕尼黑协定得到的只不过是一点喘息的时间，不需多久就必须期待德国“劲头”的进一步的表现。库隆德勒倾向于认为，德国的下一步行动将是向东，但是德国向西进犯的危险，在1939年的头两个月却是笼罩在巴黎和伦敦人们心头的最大愁云。这部分是因为波兰外长贝克上校决定把德国为了但泽和走廊对他施加的使其就范的压力的程度秘而不宣的缘故。据外界的观察家看来，波兰此时似乎并不处于立即危险之中；甚至似乎还有一些理由要担心波兰与轴心国家搞合作。而且，对乌克兰局势的不安心情在冬季有了一些减缓；在1939年3月以前罗马尼亚也还没有登上这场戏的前台。不管1、2月间流传的谣言是由于纳粹计划的情报外泄，还是只不过是些试探气球，这一时期，对法国来说，占控制地位的是，义大利的殖民地要求和报纸上的反法宣传，对于波兰和德国和解、共同反法的恐惧，以及盛传的希特勒向西进攻的计划。这时法国政府看到并有充分理由担心的西线形势发展是，德国会鼓励义大利以武力来实现它对法国的要求，而德国自己也会以义大利盟国的身份参加这场战争。德国绕过马奇诺防线入侵比利时被认为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巴黎的人们认为同时攻击荷兰、瑞士和突尼西亚却是可能的。对英国政府来说，德国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其殖民地要求，以使英国突然陷入危机，或者它也许会甚至不找藉口、不预先警告就进行空袭或突然攻击舰队，以使英国瘫痪，这些似乎也都是可能的。为了防止66轴心国家也许会认为它们能够在英国不干预的情况下与法国清算旧帐，英国政府同意法国2月5日的请求，表示要重申它与法国的“绝对的团结一致”；2月6日张伯伦在下院回答一个问题时作了一项声明（解释1938年12月13日的声明），大意是“把法国和本国联合在一起的利害关系的一致，就是当法国的根本利益受到不管来自何方的威胁时，必然会引起英国的立即合作”。不过，在1939年的最初几周，人们最担心的危险，至少在伦敦，就是德国可能入侵荷兰，因为控制了荷兰海岸就能使英国屈服于德国的条件并使法国瘫痪。声称这就是希特勒的打算的报告在1月底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注意，迄今对这类谣言採取漠视态度的荷兰政府也开始显露焦急的心情。在1月底以前英国政府已经作出结论：德国入侵荷兰，如果遭到荷兰人的抵抗，将不可避免地被当作宣战理由的事件对待。到2月10日英国政府开始採取这样的看法，即“德国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来控制荷兰的任何企图”也将不得不被看成是对联合王国安全的威胁；在同一天法国政府给予保证：它将支持英国，如果后者由于德国入侵荷兰而捲入战争，同时英国政府给予法国对应的支持保证，如果因德国入侵瑞士而发生战争。与此同时，英法政府决定，他们的参谋本部之间的对话必须“比过去范围更广，性质更加亲密”。67到3月初，对轴心国在西面进攻的担心已经有所减退，但是即使在占领布拉格之后，当张伯伦和达拉第政府已认识到他们必须把他们的政策建立在德国正计划进一步行动这一假定上时，纳粹是否更有可能向东推进，还是转向西方，仍旧彼认为是一个未决问题。很多法国人仍旧担心，德国也许会决定以其全部力量（在义大利的帮助下）一举击溃法国以巩固它的后方，作为向东推进的准备；很显然，对法国的一次直接攻击的可能性，必须时刻记在心头。但是，把各种可能性加以比较，特别是当美美尔的危机（它以德国于3月23日的占领而告结束）正趋于最后关头时，看来更有可能的是，希特勒将使用他的新基地向东推进，而不是掉转头来先对付西方。法国驻柏林大使在布拉格被占领几天之后发给他的政府的一份电报中列举了西方政府现在必须考虑的几种可能性。德国（库隆德勒3月19日写道）将认为有必要暂时停下来观望一下吗？还是利用它已经获得的势头和中欧国家的麻痹状态，继续向东推进？还是它又想掉转头来把干涉德国在东方的行动自由的西方国家的反对消灭掉？换句话说，元首仍想回到《我的奋斗》着者所表示的想法吗……即除非法国被击溃和英国因此被削弱以致在大陆上无能为力，否则德国就不可能完成它在东方的崇高命运？……假定事实上不可能向英国的制海权挑战，纳粹领袖们认为有两条路可走。或是不间歇地继续进行征服东欧和东南欧，也许还有斯堪地那维亚，这样，就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为德国获得这些国家的资源，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应付封锁。或者在法国和英国在美国的帮助之下赶上德国的军备之前就攻击这两国。……这第二个可能性目前不是比较更有可能。但是我们必须估计到德国採取这样一种行动的危险。这个危险甚至可能由于我们加强和加快重整军备而增加。即使向东推进是需要考虑的最大可能性，但是哪一68个东欧国家最可能成为希特勒的下一个牺牲品仍然不清楚。3月15日后有几天，据伦敦和巴黎的解释，迹象似乎是指向布加勒斯特。就是因为据信是罗马尼亚处于危险之中，才促使西方政府开始作出努力，设置了一道阻止德国进一步侵略的障碍。 第4页 第二章对罗马尼亚的明显威胁认为必须立即採取某种步骤来支持罗马尼亚，是由于得到报告说，德国正在施加压力，迫使它签订一项听从德国支配的经济协定，另外还有消息说，匈罗边境的形势险恶，看来很可能德国打算利用句牙利来对付罗马尼亚，或者把它作为德国进行侵略的一个基地。人们知道德国和罗马尼亚为缔结一项新的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已经有一些时候，并正在考虑一项对德国有利的发展罗马尼亚经济的长期计划。这项谈判在接近1939年2月底时，因德国在布加勒斯特的经济代表团团长黑尔穆特·沃尔塔特去柏林听取最后的指示而告中断。沃尔塔特于8月10日回到布加勒斯特，但谈判在15日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并没有结束。匈牙利部队于3月14日得到德国的许可后越过边界进入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到16日晚上他们实际上已占领了这个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最东面的省份的全部。罗马尼亚与匈牙利之间的交换照会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即罗马尼亚愿意接受在大部分卢西尼亚的既成事实，如果它在东面尖端部分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那里有一些罗马尼亚的村庄和一条连接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铁路线。不过，匈牙利人拒绝讨论罗马尼亚人的要求，直到他们已推进到罗马尼亚边界。两国之间还有一项更大的争论，即特兰西瓦尼亚的地域范围。因此，罗马尼亚人自然要69关切匈牙利人的意图，他们在3月14日派出军队到匈牙利边界，以应付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可能入侵，而匈牙利人也沿着他们的整个东部边界部署了军队。3月15日，有七个德国军团穿过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有一些部队开进斯洛伐克，从那里他们能够穿过匈牙利，迅速进入罗马尼亚，如果希特勒想这样办的话。这样，罗马尼亚可能受到的危险就不能等闲视之了。不过，如果不是罗马尼亚公使蒂列亚向伦敦外交部叙述了罗马尼亚的困境，西方国家也还不至于把局势看得如此严重。蒂列亚的叙述引起了人们的优虑，担心德国将得到进入黑海的通道和进一步活动的基地，并担心它控制罗马尼亚的油田（这是英国海军部特别关心的事），也许还有马克兰的小麦。蒂列亚于3月14日访问外交部，对最近的形势发展表示关切，并要求英国作出一些公开的表示来表明它对东南欧的关心——特别是宣布一个英国的经济代表团不久将去罗马尼亚。16日，他告诉外交事务助理次官奥姆·萨金特，他的政府“有充分理由相信，在几个月之内德国政府将使匈牙利沦为附庸，然后象它瓦解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进而瓦解罗马尼亚”，他还以私人资格探询，罗马尼亚能够依靠英国的支持到什么程度，如果它不得不面对（和抗拒，因为它肯定将这样干）一次这样的德国威胁。他说，由于德国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斯科达军火工厂，罗马尼亚将受到特别沉重的打击，因为罗马尼亚主要是从那里得到它的军火的，他于是探询向英国借款一千万英镑以便购买军火的可能性。3月17日，蒂列亚又访问了外交部，这一次是由于他自己的迫切请求而会见哈利法克斯的。他又询问了军火贷款，这时他还谈到德国“几乎是立即”入侵罗马尼亚的可能性。他说德国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部队已超过70了控制该国所需要的数量，这也许会引诱他们去利用这种局面。最近几天，他们曾要求垄断罗马尼亚的出口贸易，和对罗马尼亚的工业生产实行有利于德国的某些限制，并答应保证罗马尼亚的边界以作为交换。蒂列亚在说到这些要求时，使用了“最后通牒”这个词。他然后请求英国政府最紧急地考虑，他们是否能够作出一个明确的表示，表明如果一旦罗马尼亚成为德国侵略的牺牲品时，他们将会採取什么样的行动。如果能够建立一个以英法为后盾的包括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在内的牢固集团，那么，预期局势也许还可以挽救。蒂列亚建议，首先可以要求波兰和罗马尼亚援用它们的互助条约于德国侵略这一事例，巴尔干协约国合成员则宣布它们“保证相互边界的共同决心”。蒂列亚留交给哈利法克斯一件从布加勒斯特发来的电报，电报指示他提请英国政府注意：一个正在不断增强的信念可能产生的巨大后果，不仅影响中欧，而且将遍及整个欧洲大陆，这个信念认为欧洲只有一个主宰者，他决定各国的安全、和平和独立。然而，西方国家却没有任何声明和行动来消除这一信念。来自布加勒斯特的其他消息，并不能证实蒂列亚的德国对罗马尼亚的经济施加压力的可怕叙述。蒂列亚在巴黎的同事塔塔雷斯库告诉博内，蒂列亚所讲的德国要求，是过去的事，而且是夸大了；3月18日在英国报纸报导了德国向罗马尼亚发出经济上的最后通牒并经伦敦广播之后，布加勒斯特发表了对这个报导的官方否认。同一天，罗马尼亚外长加芬库告诉英国驻布加勒斯特公使雷金纳德·霍尔，蒂列亚在“过于热心”的情况下“错误地71陈述了局势”。德国与罗马尼亚的经济谈判、正按完全正常的方式进行”；并没有试图“把政治引进这个谈判中去”；从3月15日起德国有了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和解。加芬库事实上是“绝对肯定”，并不存在对罗马尼亚政治或经济独立的立即威胁。”霍尔在第二天，3月19日，得到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的亲自保证：虽然德国的许多要求的确很不是滋味，但决没有过任何最后通牒的问题。罗马尼亚政府在20日拟了一个致西方国家的备忘录，说明他们自己觉得受到威胁，但没有立即受到攻击的危险。与此同时，沃尔塔特与罗马尼亚人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但因最近形势的发展和捉摸不透匈牙利的意图，公众深感忧虑。一项以普通的词句拟定的、适合于发表的经济协定，和一项进一步阐述协定的条款使其更加确切的秘密议定书，终于在3月23日下午签署。经济协定于3月24日发表（关于秘密议定书当然只字不提），产生theeveofthesecondworldwar，vol.2：dirksenpapers），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48年版，第171—172页〕。［以下简称《迪克森文集》。〕蒂列亚肯定表现了对加速英罗商务谈判的热情，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在阻止缔结德罗协定方面有着个人的利害关系。了德国人所希望的效果。它使舆论界相信，特别是在英国，蒂列亚所断言的并非是事实，虽然罗马尼亚确实将变得更加依靠德国，但它并没有丧失经济自由。这项协定事实上明白地提到了罗马尼亚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以及它的国内的需要，和德国需要分到它的产品的一个较大份额。然而，在德罗协定签订时，对于罗马尼亚会遭到匈牙利单独或与德国人联合的立即入侵的担心并未减退。匈牙利人以实行总动员的威胁来回击罗马尼亚的军事措施，罗马尼亚政府因此也决定实行总动员，不过这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在这一行动的前后，英法和波兰都曾以外交方式敦劝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双方应以缓和为重，同时柏林也警告罗马尼亚应与匈牙利就卢西尼亚争端达成协议，于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双方都復员的协议到3月25日已经在望。事实上，匈罗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又恢復了，但从西方人的眼中看来，笼罩于罗马尼亚头上的立即危机已经减缓，虽然到3月底它还没有消失。与此同时，3月15日事变以后立即开始的外交谈判，由于罗马尼亚公使3月17日的会见哈利法克斯而具有了一个确定的方向，下面就叙述一下这些交涉的经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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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建立和平阵线的初次尝试，3月17—23日哈利法克斯在3月17日会见蒂列亚之后，立即把蒂列亚所述的罗马尼亚情况向张伯伦汇报，那天晚上当首相正在伯明罕发表他的演说时，贯彻蒂列亚的建议的一些步骤就已开始採取了。蒂列亚是建议以英法为后盾，建立一个包括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在内的坚固集团，这样也许能挽救罗马尼亚免遭德国的侵略。用电报把蒂列亚报告的要点通知了英国驻华沙、雅典、安卡拉和贝尔格勒的外交代表，要求他们立即取得各驻在国外长的意见，表明如果罗马尼亚成为德国侵略的牺牲品，他们的政府可能会採取的态度。苏联的名字令人注目地没有出现在蒂列亚所中意的安全集团成员名单之中，但还是给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西兹发了电报，指示他询问苏联政府，是否它能够“给与任何表示，表明如果接到罗马尼亚政府的请求，将积极帮助后者抵抗德国的侵略”。法国政府则被告知，英国政府正在努力获取其73他有关政府的观点，以便帮助它决定自己的态度，它还希望与法国政府採取共同一致的政策方针。这些步骤的立即效果并不令人鼓舞。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3月18日对英国驻巴黎公使说，英国外交部把车子放到马的前面去了。经过联繫的各小国政府则将“根据法英两国的意向决定它们的态度”。事实上，不仅土耳其外长萨拉若卢和南斯拉夫的摄政王建议英国政府应首先明白表示自己的态度，而且俄国外长也是这样建议。李维诺夫3月18日向西兹提出这个建议，并问他是否英国政府希望苏联去帮助罗马尼亚而自己却保持行动自由。事实上所有联繫到的各国政府的外长或其他代表都对蒂列亚的报告是否确实表示怀疑臧者对罗马尼亚，如果它是处在这样的困难境地，竟没有去直接同它的邻国接头表示惊异。波兰、希腊、南斯拉夫和土耳其都对罗马尼亚负有条约义务，后面三国是以巴尔干协约国成员的身份承担义务的（南斯拉夫也是小协约国的成员）。波兰外长贝克如往常一样躲躲闪闪，不肯承担任何责任，但在3月18日他确曾说过，虽然波兰一罗马尼亚防务联盟条约是以俄国而不是德国为假想的侵略者，波兰将“极为关切任何对罗马尼亚独立的威胁”。不过，第二天波兰驻巴黎大使卢卡谢维奇交给博内一份来自贝克的电报，大意是帮助罗马尼亚的最好办法不是“把俄国拉进来”，而是在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採取协同一致的外交行动。罗马尼亚在巴尔于协约国中的盟国们，按照巴尔干条约只有在反对保加利亚时才有义务去帮助它，即使在这早期阶段也已经很清楚，希腊和南斯拉夫不大会愿意扩大它们的义务。希腊首相和事实上的独裁者梅塔克萨斯，在他的早期经歷中曾以倾向德国闻名（他在德国接受他的军事训74练，期望德国人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德国是希腊菸草的主要顾客，使得希腊政府有强烈的动机不希望去触怒它。梅塔克萨斯确曾于3月19日告诉英国驻雅典的公使，他个人贊成加强巴尔干协约国的团结以便反对德国的侵略，希腊将与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合作，并按照英法的态度来同情地审查任何罗马尼亚的建议。但是他补充说，一切都在于南斯拉夫；一个中立的南斯拉夫将使希腊和土耳其对罗马尼亚的保证援助成为不可能的事。正如希腊的外交次官前一天所说，南斯拉夫由于易受轴心国家和保加利亚双方的攻击而“落在狮子的口中”，西方国家深知它的困难处境。当3月18日晚上英国驻贝尔格勒公使罗纳德·坎贝尔爵士向摄政王进行他的外交行动时，他发现保罗亲王“对最近的事件深感优虑”，已被他所面临的问题“完全压倒”。他详述南斯拉夫的困难的地理位置，并提到军队正在整编但可悲地缺少装备的事实。坎贝尔得出结论，在发生一次大战时，只能指望南斯拉夫守中立，这对轴心国家将只是“勉强的仁慈”，虽然他并不排除如果罗马尼亚受到匈牙利的攻击，按照它的条约义务给与罗马尼亚一些援助的可能性。要联繫的第三个巴尔干协约国成员——土耳其，作出的反应比较不那么消极。土耳其政府3月19日递交的对英国的外交行动的正式答覆是，土耳其将履行它在巴尔干条约中的义务，并说没有接到罗马尼亚的援助请求，但如果英国政府提出它自己的建议，土耳其将以友好的精神加以研究。在英国3月18日进行联繫的所有政府中，只有法国政府明确地答应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援助罗马尼亚，如果它受到德国的攻击。英国大使于3月18日会见博内之后75（这次会见是在国民议会中进行的，埃里克·菲普斯的到达引起了焦急的猜测），达拉第召集了一次部长会议，会议一致通过法国应该答应帮助罗马尼亚，法国已经同它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虽然并不是互助条约。法国政府得到的关于罗马尼亚局势的情报使他们认为，事情并不象英国政府所担心的那样紧急，因此在得到他们自己的外交试探的结果之前，他们推迟了对英国询问的回答。3月18日，博内会见了罗马尼亚和俄国的大使。他向塔塔雷斯库提出俄国援助罗马尼亚的问题，指出这并非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只是採取把战争物资运过边界的形式。塔塔雷斯库解释说，俄国在罗马尼亚不受欢迎——的确有些人，特别是在上层阶级中，宁可要希特勒而不要史达林——但是他并不反对和莫斯科进行联繫，如果罗马尼亚政府不被捲入进去。博内然后告诉俄国大使，法国准备帮助罗马尼亚，不管别的国家可能会怎样做，并问对于援助它的邻国这件事俄国抱什么态度——这位大使自然不能给与明确回答的一个问题。次日（3月19日）博内会见了波兰大使，后者对于波兰准备给予罗马尼亚以什么样的援助的问题避不作出直接的回答。3月20日法国政府以备忘录的形式回答了英国3月18日的询问，它表示担心德国的经济要求也许会很快导致试图对罗马尼亚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控制，作为控制整个中欧和东欧的资源的第一步。它宣布已作好准备援助罗马尼亚，如果罗马尼亚成为德国侵略的牺牲品的话，并准备与英国合作以审查共同抵抗的措施。与此同时，在递交法国政府对英国3月18日外交行动的答覆之前，苏联政府对向它提出的询问的答覆，和英国政府对整个问题的重新考虑，使协商有了新的转变。李维诺夫3月18日那天下午10时第二次接见英国大使。告诉西兹说，苏联政府“认为各国政府在作出它们自己的决定之前，依次相互询问其他政府将採取什么行动，是无益的”。他们因此建议英国、俄国、法国、波兰、罗马尼亚和76土耳其的政府应该派出代表，最好在布加勒斯特，一起协商共同行动的可能性。3月19日下午，俄国驻伦敦大使伊凡·迈斯基与哈利法克斯讨论了这个建议（后者已从西兹那里获悉这个建议，并向内阁作了汇报）。哈利法克斯明白表示这个建议是不能接受的。他说，在没有一位负责的英国大臣出席的情况下（目前抽不出一位皇家大臣到布加勒斯特去），会议不能很快作出决定；而更加重要的是，一次也许会失败的会议将是危险的。英国政府正在考虑一个“并非完全不同”的建议，他们希望由于这项建议可以很快导致一项英、法、波、苏在态度上团结一致的公开声明。当按照这些设想取得进展时，就有可能作出举行一次会议是否有益的决定。俄国建议召开一次会议和英国认为“没有成熟”而对它加以拒绝，都在塔斯社3月21日发出的一份公报中宣布了；看来似乎很清楚，苏联政府对于英国的答覆感到气愤，因此从协商一开始就对它的态度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哈利法克斯向迈斯基提到的新建议，似乎出自张伯伦自己的主张。按照这一建议将发表一项由英、法、苏、波政府签署的正式声明，宣布“构成一项对任何欧洲国家的政治独立的威胁的任何行动”都是同它们密切相关的事情，并着手“立即共同协商应採取的步骤，以便提供对任何这种行动的联合抵抗”。英国政府希望，发表这样一项宣言“其本身就是对欧洲的稳定的一个宝贵的供献”，它建议在发表之后四国应立即研究“要求发表这一宣言的任何具体局势，以便决定可能要採取韵任何行动的性质”。3月20日英国内阁批准了这个发表四国宣言的建议，并指示在巴黎、华沙和莫斯科的英国外交代表弄清楚，各驻在国的政府是否准备签署这个宣言。同一天，哈利77法克斯把这个新计划的“大致概念”给了土耳其驻伦敦大使。这就是法国总统在3月21日到达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的形势，这次访问在3月15日前几个月就在进行安排了。总统是由外长博内陪同出国的，博内在伦敦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来交换对于组织抵抗德国的进一步侵略的最好办法的看法。在博内访英期间与英国大臣们进行的二次谈话中（3月21日单独与哈利法克斯，3月22日与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谈话），双方同意，这两个西方国家必须从对付下一次德国的行动出发来思考问题，不论它是发生在西欧还是东欧。哈利法克斯的个人意见是，即使得不到其他国家的合作，“如果发生德国进一步的侵略，要法国和英国不採取行动仍将是非常困难的”。不过，讨论是围绕着援助罗马尼亚这个迫切的问题进行的，特别是围绕着波兰的态度这个被认为是问题的关键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法国政府念念不忘这样一种危险，即轴心国的下一次行动可能是由义大利或德国或两国一起直接攻击法国的领土；由于法国决定援助罗马尼亚（如果它受到攻击），因此法国就又增加了不得不在西线作战的风险，因为直接进攻德国是法国能够给予一个东欧国家任何有效帮助砌唯一途径。法国由于有法波互助条78约，当然有义务给予波兰帮助；但是法国人也许更倾向于从保持波兰同盟对法国的利益这方面来思考，为的是确保德国将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如果它攻击法国的话，而不是首先考虑履行法国对波兰的义务的实际困难。波法关系最近已变得不象两次大战之间初期那样密切和友好，上一个冬天由于贝克在他与德国人的谈判这一问题上态度不够坦率，法国人对于波兰的动机和意向的猜疑增加了。3月19日，卢卡谢维奇按照贝克的指示告诉博内，“波兰重视法波同盟，如果法国遭到攻击，波兰将履行它的义务；但是这个同盟只有在法国被德国攻击时才有效。”法国因此并没有得到保证，在东欧开始的一场战争中波兰将开闢对德国的第二战线。正如博内3月21日对哈利法克斯所说的：“如果德国攻击罗马尼亚，法国为了支持它而攻击德国，波兰人却说他们与法国的条约不能适用，这是不能容忍的。”博内因此希望“尽一切办法，甚至使用威吓手段，把波兰拉入”可能会作出的任何支持罗马尼亚的安排。并且，正如博内在这些谈话中多次指出的，俄国参与一场反对德国的战争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波兰的态度。俄国当然可以把军队和战争物资越过共同的边界送入罗马尼亚，但是塔塔雷斯库3月18日对博内讲的话只能证实以前的对于罗马尼亚是否欢迎俄国的援助的猜79疑。博内回忆起，在1938年曾二再试图说服波兰和罗马尼亚同意让俄国军队通过它们的领土到捷克斯洛伐克去，但都没有奏效。现在也仍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会预先同意让红军越过它们的边界。但是，如果俄军不能穿过波兰的领土，俄国又如何能够在发生战争时帮助减轻德国加于法国的压力呢？博内同意哈利法克斯的意见，“喝令德国住手的时刻已到来”，但是，他说，法国政府“不愿单独负起战争的重担。……在一场东方战争中如果没有波兰或任何其他东方国家的帮助，法国将处于很糟的地位。”3月22日下午，当博内会见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时，英国驻华沙大使霍华德·肯纳德爵士的电报已经到达，报告贝克和波兰外交部副部长阿尔齐泽斯基对于四国宣言这一建议的初步反应。很明显，对贝克来说，俄国人的参加似乎是波兰反对在宣言上签字的一个不可克眼的理由。因为俄国和波兰都在宣言上签字就等于告诉德国人，波兰正在放弃在它的两大邻国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和公开加入俄国阵营：按照贝克的看法，这将促使德国採取立即的、灾难性的行动。他暗示波兰也许愿意与英法两国一起支持罗马尼亚（虽然他显然认为罗马尼亚并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如果俄国被排除在这个安排之外。因此似乎事实上可以肯定，发表一项宣言的建议将不会成功（对轴心国来说，这个宣言将立即成为一个危险信号，对那些小国来说，则是一个重新集合的起点），因为（张怕伦作为它的起草人，首先指出了这一点）它不可能达到目的，除非被联繫的三国同英国一样都在它上面签字。博内在伦敦与达拉第通了电话之后宣布法国政府准备签署这个宣言，但是双方同意必须设计出另一个办法，虽然在採取进一步行动之前必须等待波兰对发表宣言的建议的正式答覆（虽然并不是苏联的）。提出了如下的建议，并得到了通过：英国和法国应该同时弄清楚罗马尼亚和波兰对于援助罗马尼亚这个狭窄问题的看法。主要的目的是妄查明罗马尼亚确将进行抵抗，如果它受到攻击，并查明波兰将予以援助，如果它进行抵80抗。双方还认识到，波兰期望得到英法也将支持罗马尼亚的明确许诺，给予波兰本身一种同样的援助保证是适宜的。最后，表示了这样的希望，即如果能劝说波兰人答应帮助罗马尼亚，而这两个国家也得到英一法帮助的保证，它们也许不会反对西方国家试囹获得俄国某种形式的帮助。这样，在这个早期阶段，在加入一个安全体系的次序方面把波兰放在俄国之前这一重大决定已被作出了。哈利法克斯确曾指出，“如果我们现在如此行动，以致使苏联政府认为我们正把它推向一方，那将是不幸的”；但是博内“认为也许可以把情况向李维诺夫先生解释清楚”。虽然法国和英国的部长们都同意，对波兰施加最大的压力以使它答应援助罗马尼亚是情有可原的，他们显然并不认为他们可以支配的施加压力的手段能使波兰公开与俄国站在一起。如果可以把俄国拉进来作为安全体系的一名成员则没有波兰参加也行的想法，他们似乎从未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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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对波兰的威胁和英国的保证　　　　　　　　　第一节波兰建议达成一项英波双边谅解3月21—22日英法会议上的讨论和部长们作出的决定都表明，波兰仍旧基本上被看成是一个可以帮助下一次德国侵略的牺牲者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它本身处于已迫近的危险中的国家，虽然部长们认识到应向波兰提供保证这一事实说明，这第二个可能性并没有被忽81视。不过，到3月底之前，波兰开始似乎至少同罗马尼亚一样受到了威胁，人们注视着但泽这个欧洲的危险地点。英法政府在3月的第三周获悉，德国政府已向波兰政府提出非正式的建议把但泽归还德国和建造一条越过波兰走廊的公路和铁路，但是它们还没有完全了解德波谈判的性质，这次谈判是以里宾特洛甫与波兰驻柏林大使约塞夫·利普斯基1938年10月24日的一次会见开始的，并在希特勒、里宾特洛甫与贝克1939年1月5日至6日的会见中，以及里宾特洛甫与贝克于1月底再次会见中继续下去。在这些德波会见的最后一次，贝克事实上不仅拒绝接受德国关于但泽和走廊的建议，并且也拒绝了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的再三邀请。不过，贝克在与英法驻华沙的大使们谈话中仍表示他与里宾特洛甫的会见没有讨论或决定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他的不坦率不仅引起一种猜疑，认为他也许打算把波兰变成德国扩张计划的帮凶，而且也使对波兰的威胁看起来似乎没有实际上的那样严重。伦敦和巴黎的外交部当然都知道但泽本身的紧张情况和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事变之前层出不穷的迹象，因此以这一种或那一种方式把但泽併入德国是不大可能会拖得过久的。英国外交大臣作为国联但泽三人委员会的联繫人，密切注视着这个自由市的事态发展；法国政府也从他们的外交代表处不断得到充分的情报。哈利法克斯在3月的第三周仍然希望但泽问题可以在德国和波兰之间和平地得到解决，但是他也承认局势有可能沿着危险的道路向前发展。他在3月21日对波兰驻伦敦大使爱德华·拉斯津斯基伯爵说，英国政府认为，“如果波兰和德国能够通过直接谈判解决（但泽）问题，那就復好；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发展到威胁波兰独立的地步，那么……陛下政府将不得不把它视为它自己最严重关切的问题。”823月15日以后就有军队在德国东北部集中的报导，这似乎是暗示对但泽和美美尔的威胁，波兰政府採取了一定的预防措施，包括局部动员。但在3月17日当贝克接见英国大使肯纳德时，他贬低军队在东普鲁士调动、但泽受到威胁这种谣言的重要性，虽然他也坚决宣布，如果德国占领但泽，波兰就将战斗。3月20日博内向波兰驻巴黎大使卢卡谢维奇问起波兰对于可能受到德国攻击的忧虑时，他回答说，波兰并不忧虑，甚至对于但泽问题也是这样，无论如何在目前（现在）是如此。3月22日，贝克又告诉肯纳德，政府对于但泽并“没有立即的忧虑”，但不会屈服于任何德国的最后通碟。但是，从3月17日起在但泽市可以看到，波兰军队和故争物资被迅速运往这个自由市区的边界。从3月15到19日局势变得很清楚，德国一立陶宛关系由于美美尔问题正迅速接近一次危机，德国打算不久就占领美美尔（这一行动将给予它另一条通过立陶宛进攻波兰的路线）。立陶宛外长3月20日到达柏林一事被正确地解释为，这意味着美美尔危机已经到了紧要关头。3月22—23日，按照德国的愿望签订了一项德国一立肉宛协定，解决了美美尔问题。3月23日，德国武装部队占领了美美尔，希特勒访问了这个城市。也是在3月23日，德国政府签订了另外两项协定：与罗马尼亚的经济协定，一项把斯洛代克置于德国的保护之下和给予德国沿波兰南部边界建立军事设施和驻军权利的条约。因此，德国此时已经处于可以随时採取军事行动把波兰的大约三分之二的领土夹进它的钳子之内的位置。同时，在3月21日——这一天英国政府把四国宣言的建议交给了波兰政府——里宾特洛甫于柏林会见了波兰大使，在会见中里宾特洛甫又回到关于但泽和走廊的83指责，并对利普斯基说，波兰政府不愿意接受德国解决方案的建议已给了希特勒“一个不好的印象”。当贝克在21日晚上会见肯纳德并和他讨论四国宣言的建议时，贝克并未提起柏林的这次会见。但是里宾特洛甫的威胁性语调无疑地加强了贝克的这一感觉，即与俄国一起公开宣言将是极不适当的；它或许也使他想到，他担当不起一次对英国的建议的断然拒绝。不管怎样，贝克在3月22日告诉肯纳德，他正在建议立即签订一项秘密的英波磋商协定；这个建议由拉斯津斯基于3月24日正式递交给哈利法克斯，作为波兰政府对英国3月21日的四国宣言建议的答覆。贝克的建议是，据拉斯津斯基向哈利法克斯解释，英国政府应考虑以拟议的〔四国〕宣言的精神来签订一项秘密的双边非正式协议的可能性；即两国政府将就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磋商，不仅是对波兰的独立的威胁，而且也包括对罗马尼亚或其他国家的独立的威胁。一个象这类的安排将使波兰获得英国的援助，如果，比如说，但泽问题发展成为对波兰独立的威胁。波兰方百则将在拟议的宣言的结构中对英国承担义务。拉斯津斯基说，贝克作出这个反建议的主要原因是避免“波兰和苏联在一个公开宣言中的联合”；于是他受到哈利法克斯的追问，贝克是否事实上在要求得到英国援助的保证，如果是这样，他是否准备使这种安排成为相互的。拉斯津斯基并不反对哈利法克斯把这个建议解释为，意味着“一项秘密的双方接受进行磋商的义务”将“接连着一个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两国政府将研究波兰、英国或任何第三国被攻击时它们是否应採取联合行动的问题”。哈利法克斯指出，贝克坚持要保密，也许会使英国和法国的关系遇到麻烦，但是拉斯津斯基回答84说，由于法波条约中包括有磋商的条款，没有必要再对法国作相似的处理。可以看出，在这次会见中，英波相互保证给对方以援助的想法正在开始形成；但是，此时波兰对这种保证的需要似乎还不十分迫切，以至于贝克的建议所引起的种种问题已等不及留待哈利法克斯和贝克亲自来作更充分的讨论，贝克预定于4月3日到达伦敦（根据贝克的要求，这次访问的安排是在1月底他在华沙与里宾特洛甫会谈之后不久就开始的）。同时，正如所预料的，波兰3月24日传达的信息给了英国的四国宣言的建议以致命的一击。李维诺夫3月22日告诉西兹说，只要法国和波兰一答应签字，苏联政府就准备在宣言上鉴字；但是，由于李维诺夫在前一天对西兹说过他不相信波兰会在所建议的这种宣言上签字，22日有条件的许诺不过是一个姿态罢了。李维诺夫22日曾建议，宣言一发表后，“不仅是巴尔干，波罗的海和斯堪地那维亚国家也都应被邀请依附”于这个宣言。迈斯基3月23日会见卡多根时也强调获得尽可能多的国家的合作是适宜的。卡多根指出，必须把小国家所能提供的“相85当微弱的军事援助”和给予纳粹钻空子机会去叫嚷“受包围”以煽动德国人民的不利之处相权衡。当迈斯基询问谈判的进展情况时，卡多根直率他说，波兰正在犹豫不决，主要是因为它相信与苏联公开联繫在一起将会引起德国的愤怒。同一天（8月23日），正在莫斯科从事英俄贸易会谈的海外贸易大宦r·s·赫德森（后封子爵），就建立一个安全体系的谈判问题与李维诺夫交换了看法。赫德森按照哈利法克斯的指示告诉李维诺夫说，要英国政府“就假定的局势预先作出明确的承诺”是困难的，但是它渴望与那些“利害关系相同的国家”保持接触和尽可能地使它们的政策协调一致。李维诺夫说，他早就准备同“一切有关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就抵抗德国侵略的一切可能措施进行磋商，不管是外交的、经济的还是军事方面的措施。苏联政府及时地被通知撤销四国宣言建议和英国决定给予波兰和罗马尼亚保证；但是直到4月中旬为止并没有作出关于俄国的合作的具体建议。这很长一段间歇时间不可能不加深猜疑，怀疑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在内心里仍是“绥靖主义者”这种猜疑，本来也就没有远离过俄国人的脑子。由于拒绝李维诺夫举行一次会议的建议而在莫斯科造成的坏印象，只要仍与波兰积极进行谈判而把苏联撂在一边就不大可能消除；当西方政府最后终于以新的建议同苏联政府联繫时，谈判就有了一个不利的开端。　　　　　　　　　　第二节英国政府对波兰的临时保证导致英国政府在弄清楚俄国的合作之前就决定给予波兰保证的各种因素中包括有：对俄国的意图和俄国作86为一个盟国的价值的怀疑：过高估计在法德冲突时波兰开闢第二战线的能力：怀疑贝克与德国政府的关系；87和担心在组成任何普遍安全体系之前德国会突然袭击波兰。也就是这最后一点使得英国政府于3月30日决定，它必须立即採取一个步骤，用张伯伦自己的话，建立英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新时代”。正如哈利法克斯1939年4月3日在上院说的那样：当陛下政府正在研究这种形势和考虑在促进国际事务的和平而有秩序的做法方面它怎样才能最好地担当起它的责任时……某些情况似乎在暗示德国与波兰之间关系的危险发展的可能性。……在缔结一项更加全面的临时协定之前，它认为，把它在此期间将要採取的立场预先说清楚是合宜的，如果波兰在这时发现自己面临着它有理由感到忧虑的危险的话。我们已经看到，在3月22日的英法会议上，部长们最后决定应该共同向波兰和罗马尼亚探询，它们是否打算抵抗德国的侵略和是否欢迎英一法给予帮助的许诺。在这个阶段，人们相信并不存在立即给予罗马尼亚保证的迫切必要性。伦敦在24日获悉，对于德国在美美尔发动的突然事变和3月23日的德国一斯洛伐克条约，波兰舆论深为激动，华沙正在进行彻底的防空演习，并徵召预备役人员；但外交部仍旧觉得时间还宽裕，可以从容地起草发给驻华沙和布加勒斯特大使们的指示。直到3月27/28日夜间才给华沙的肯纳德和布加勒斯特的霍尔发了电报，内容有英法联合外交行动的材料，这个行动一俟接到法国政府的批准就可以执行。发往华沙的电报一开始先谈了波兰不愿在拟议的88四国宣言中与苏联联繫在一起的事，然后继续写道：（二）陛下政府曾就这个问题与波兰政府进行密切的和秘密的磋商，虽然讨论了改变原先计划的各种可能的办法，但如果苏联公开与计划的倡议发生联繫，我们巩固局势的努力将要失败，这一点正变得愈来愈明显。若干陛下政府驻外使节最近发来的电报警告我们说，把俄国包括在内不仅危害我们建设性努力的成功，而且还将促使反共产国际公约的参加各方加强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引起若干友好政府的忧虑。（三）因此，显然必须寻找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在任何计划中，把波兰包括在内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与德国接壤的东欧强国，包括罗马尼亚也是头等重要的，因为它可能成为德国向东扩张计划的主要受威胁的国家。（四）陛下政府因此决定就以下各点向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作出试探。法国政府已同意作配合一致的试探。（1）德国可能不是直接进攻波兰或罗马尼亚，就是用经济渗透或民族分裂的办法，如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或通过间接的军事压力，如对罗马尼亚可能採取集结匈牙利军队的形式，来损害这两个国家的独立。如果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独立受到以上任何一种方式的威胁，它们是否准备各自积极进行抵抗？（2）如果是这样，英国和法国将准备去帮助受威胁的国家。不言而喻，作为英法支持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对应部分，波兰和罗马尼亚应将威胁它们独立的任何情况发展迅速而详尽地通知英国和法国。（3）在（2）项中所作的保证应以波兰援助罗马尼亚为条件，如果后者是受到威胁的国家。我们希望知道，罗马尼亚是否准备去援助波兰，如果后者是受到威胁的国家。89（4）在（2）项中英法（向波兰）作出的保证应作为一攻对等安排中的一部分，按照这一安排如果英国或法国受到德国的攻击，或者如果它们为了抵抗德国对西欧的任何地方或对南斯拉夫的侵略而与德国作战，波兰将帮助它们。（五）如果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地位能够得到加强，就可以更加容易地使土耳其和希腊参与这个共同事业，而且更有可能使它们作出有效的贡献。（六）应使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了解我们将建议处理苏联这一难题的态度，这是重要的。维护苏联在这项计划中的利益是可取的。打算在讨论中的某个方便的时刻向苏联政府说明，这个计划建议首先从两个离德国较近并最可能受到局势潜在危险影响的国家着手。一旦波兰或罗马尼亚受到攻击，有充分理由应努力设法去获得某种程度的苏联参加。我相信，即使是苏联善意的中立，在战时对这两个国家也是有利的，它们也许真的要感谢，在紧急时刻能够得到象苏联工业将能提供的那样的战争物资。我首先打算弄清楚苏联政府关于它对这项建议可能要採取的态度的意见。不要去加强它的孤立倾向是很重要的，我建议在适当时候考虑，如何能最好地保持它的密切关注，这毕竟对它自己也是大有好处的。3月28日张伯伦在下院回答一个问题时说，与其他国家的磋商正在积极继续进行，又说“政府正在考虑的比磋商走得更为远得多”。反对党发言人要求他讲得更具体些，奥克兰主教区选出的议员休·多尔顿坦率地问道，是否已“向波兰明确表示陛下政府愿意与其他大国协力援助波兰，如果它成为德国侵略的下一个牺牲品的话”。对于这个问题，张伯伦回答说：“我想我必须对这件事仍旧维持一定程度的保留。”发给肯纳德和霍尔的电文条款在3月29日下午得到法国政府的贊同，在当天晚上9时指示肯纳德和霍尔进行这一外交行动，他们的法国同事将与他们二起行动。还通知肯纳德去告诉贝克，拉斯津斯基3月24日90送来的缔结一项秘密的双边临时协定的建议已经英国政府仔细考虑过，但伦敦认为现在提出的这个程序比较更可取。3月30日晚上，肯纳德向贝克解释了英国的新建议，后者答应在他动身去伦敦之前，他将与共和国总统和总司令斯米格莱-雷兹元帅商量，对这个建议予以仔细的考虑。元帅于3月31日由诺埃尔向他转达了这个计划，显然感到很满意。当这些外交谈判正在比较从容不迫地进行时，英国政府接到了一连串令人震惊的报告，使他们深信有立即採取行动的必要。在肯纳德3月30日晚上把相互保证的计划通知贝克之前，他又接到指示要他立即取得贝克对张伯伦打算在3月31日对下院反对党领袖将要提出的一个问题的回答的看法。这个议会提出的问题是说，必须把德国进攻波兰看成是迫在眉睫的事，并询问英国政府打算採取什么行动。与大约十天前对于罗马尼亚局势的惊慌形成对照，导致提出这个问题和张伯伦对它的回答的消息并非出自任何波兰官方来源。3月26和27日，波兰驻柏林大使会见了里宾特洛甫，3月28日，贝克也会见了德国驻华沙大使毛奇；在这些谈话中，波兰人断然拒绝了德国关于但泽和走廊的要求，而且双方都宣称对但泽的侵略将构成一项宣战的理由。贝克竟一点也不想利用德国的要求来从西方获得援助的许诺，以致他和他的下属于3月的最后一周同西方外交代表们会见时仍旧尽可能地少谈德波谈判的事，并一贯地认为没有特殊理由要感到惊慌。3月29日，肯纳德明白地询问阿尔齐泽斯基，德国是否真的已要求改变但泽的地位、要求一条穿过走廊的公路，和要求波兰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甚至到了这时，这位副外长还是回答说，这并不是最近的要求，只是“在过去两周内”向利普斯基表示过想要得到的东西，并宣称没有”德国采91取威胁态度”的迹象。3月30日，贝克和毛奇都向肯纳德保证，并没有德国的最后通牒，也没有即将发生威胁的迹象。当英国的大臣们决定3月31日在下院如何回答问题时，这些官方的保证并没有受到重视，比起他们通过自己的外交渠道和非官方渠道而获得的关于德国和波兰军事准备的消息来，就显得不那么重要，这些军事准备的消息这时也已在英国报纸上发表。这就成了贝克在巴黎和伦敦得不到信任的徵兆。到3月27日，报纸上出现了德国军队调动的耸人听闻的报导。3月28日，美国大使告诉外交部说，他在华沙的同事得到消息：由于美美尔事变为希特勒立了功的里宾特洛甫正在加紧要求对波兰立即採取行动。同一天，德国的报纸以虐诗德意志少数民族为藉口发动了一次对波兰突然而激烈的攻击；鑑于这种报纸宣传运动在过去十个月不断发生的捷克斯洛代克危机中所起的作用，这个行动自然被看成是不祥的预兆了。但是说服英国政府必须立即作出一种援助波兰的姿态的最有效的证据，似乎是《新闻纪事报》驻柏林记者提供的，他被德国驱逐出境，在3月的最后一周来到伦敦专门向当局报告了局势。这位记者从很多来源获悉，波兰将是德国的下一个牺牺品，他提供的很多详细的情报都说明一次事变即将发生，其中包括本地的一个工业家的陈述，说他接到命令限3月28日以前在布罗贝格对面积聚军粮。哈利法克斯3月30日向年阁报告说，他从《新闻纪事报》记者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内阁讨论的结果是当天下午向巴黎和华沙发出急电，要求法国和波兰政府立即对张伯伦拟议92的回答表示意见，在徵得这两国政府的同意后将于次日用这个回答对下院提出的一个问题作出答覆。菲普斯奉命告诉法国政府，英国政府有“理由担心对波兰进行一次突发事变的准备已经很久，行动可能就在目前”：这样的一次事变的结果也许“显然非常严重，除非（英国和法国政府）一致决定对这样的事变将要採取行动”。由于也许“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完成那时正在考虑中的保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安排，英国政府觉得“用尽量少的挑衅性的措词来及时地警告德国政府不要对波兰有任何侵略的行动，是极为可取的”。张伯伦因此建议第二天在下院这样说：已经向波兰政府保证，“在与其他政府磋商结束之前，如果发生显然威胁它的独立的任何行动，而波兰政府也因此觉得有义务以其全国武装部队进行抵抗，陛下政府和法国政府将立即以所有一切力量来支持它”。那天晚上九点钟前从巴黎传来了张伯伦所建议的声明已被通过的消息，虽然，菲普斯被告知说，法国政府自己并不认为即将发生一次不利于波兰的事变。在那天晚上稍早的时候，贝克已经“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由肯纳德转达给他的那个建议的声明，虽然随后立即也见到贝克的诺埃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对于这种意外的形势转变，贝克的个人感受决不是什么纯粹的满意。在这样获得了法国和波兰政府的同意后，张伯伦于3月31日下午在下院发表了如下声明：……陛下政府不能正式证实关于任何想像出来的对波兰进攻的谣言，他们因此决不能彼认为已把它们当作事实来接受。我很高兴能藉此机会再一次重申陛下政府的总的政策。它一贯主张，通过有关各方的自由协商来调整它们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分岐。它认为这是解决存在分岐的自然的和适当的途径。它的意见是，不应该有不能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的问题，它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去使用暴93力或暴力的威胁以代替协商的方法。正如下院所知道的那样，与其他国家的某些磋商现在正在进行。为了完全说清楚在这些磋商结束以前陛下政府的立场，我现在必须让下院知道，在这段时间中，如果发生任何显然威胁波兰独立的行动，而波兰政府也因此认为用他们的全国武装部队予以抵抗是极端重要的，陛下政府将感到它立即负有竭尽全力给予波兰政府一切援助的义务。它已经给予波兰政府这样的一种保证。我可以再附加一句，法国政府已授权我来说清楚，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与陛下政府处于同一立场。张伯伦声明的文本在同一天分送给一切有关政府，包括美国、苏联、土耳其、东南欧各国以及轴心国家的政府。罗斯福总统的评论是：这个声明是卓越的，将产生极其巨大的效果。俄国人的反应则没有这样良好。3月29日迈斯基曾询问卡多根，张伯伦3月28日在下院声称英国政府正在建议要走得“比磋商更远”是什么意思。卡多根告诉他说，由于波兰的态度，四国宣言的建议已经打消；英国政府正仔细考虑在波兰和罗马尼亚一旦受到德国的攻击而进行抵抗时给予直接军事援助的保证。他又说，如果波兰和罗马尼亚与德国发生冲突，“它们无疑地会对苏联政府的同情和积极的援助感到高兴……不管这是什么样的援助，只要看来可能是最适当和最有效的就可以了”。迈斯基评论说，所建议的这种保证将是“英国政策的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它“将极大地增加其他国家的信心，可能会有很大的效果”。哈利法克斯在30日那天与迈斯基有一个约会，但他被迫把这次会见推迟到31日的早晨。到那个时候，张伯伦当天下午将发表声明答应帮助波兰就会成为众所周知的事，而没有事先把英国政府的决定通知苏联政府这一事实就更增加了苏联94方面已经十分发展的不快情绪。当哈利法克斯向迈斯基宣读了张伯伦将要发表的声明后，问他是否首相可以说些什么以表示苏联贊成这个声明，迈斯基回答说，在接到通知后这样短的时间里，他无法说他的政府将採取什么立场；他还说，苏联政府不打算去勉强任何人，因此将不会採取主动。迈斯基并不反对这样的一个建议，即张伯伦可以大略地提一下苏联的外交政策，说它与这个声明看来似乎是一致的。张伯伦那天（31日）下午在下院发表声明后的短时间讨论中回答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时说：“我毫不怀疑，我们行动所根据的原则，（苏联）政府是完全理解和欣赏的”。在莫斯科报纸上发表的下院会议经过的详细报导没有提到这句话，李维诺夫4月1日接见西兹时也显出对于最近的发展感到恼火的明白迹象。张伯伦在下院的这一次讨论中还强调指出，他所说的一切只是“打算适用于我称之为一个暂时阶段的时期”：“为了积聚最大量的合作来努力制止侵略，可能要採取各种进一步的措施”，这要等波兰外长下一周来伦敦访问时再同他讨论。4月1日贝克又接见了肯纳德，后者按照外交部的指示特别提请他注意以下这一事实：保证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它的继续要看一项相互保证的方案是否能够付诸实行；并指出，英国政府指望波兰对德国不要採取一种不妥协的态度或採取任何挑衅性的行动。贝克向肯纳德保证，英国政府可以信赖波兰政府不会做任何挑衅的事，并且补充说，他本人已经警告报界，对于首相的声明“不要表示太多的过分热情”。张伯伦发表声明的消息事实上受到了波兰人民的热烈欢迎，3月31日那天在公共场所常常可以听到“英国万岁”的唿声。不过，在第二天波兰外交部发表了一个调子谨慎的声明，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声明强调，波兰欣赏英国政府所採取的步骤并不意味着支配波兰外交政策95的原则有任何变更；波兰外交政策的基础仍旧是独立，波兰将继续依靠它自己的力量和它与其他国家的良好关系。同时，3月31日晚上伦敦一家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暗示英国的保证也许不适用于但泽或走廊局势的改变；那天晚上一家国际新闻社发出的电讯中有同样的暗示；4月1日早晨《泰晤士报》上出现了一篇社论，它对张伯伦的保证的原文作了解说，并得出结论说，首相的保证事实上并没有使英国承担“保卫波兰现有疆界的每一寸土地的责任。声明的关键字眼不是‘完整’，而是‘独立’”。它回顾了1938年夏秋之际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危机时的某些臭名昭着的时刻，当时《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曾预示英国政府将要走出的一步，而后来也真地被证实了。因此，1939年4月1日的这篇文章在很多英国人、波兰人，也许还有德国人的心中引起了一个问题：英国政府会不会也许现在又要轮到愚弄波兰了。当张伯伦装出对德国十分愤慨的样子而塞给波兰一个英国的保证时，他是不是私下里在向希特勒“丢眼色”，暗示在照管这下一个东欧小国方面他的进一步的目的是把它也出卖给他的纳粹好朋友？这样的疑问使得波兰驻伦敦大使于1939年4月1日到外交部去要求解释，外交部于是急忙地不仅私下里对拉斯津斯基，而且还公开地对全世界作了解释。有人在伦敦企图尽量低估首相在下烷所作的声明，官方对此感到惊异。这一声明被认为是极端重要的，它的意义是完全清楚的和合乎逻辑的。官方毫不怀疑在目前情况下波兰政府将愿意使陛下政府得到充分的情报，虽然后者并不寻求以任何方式在波兰政府处理与德国政府的关系上影响波兰政府。这个声明发表在4月3日的英国报纸上，同一天贝克到达伦敦。　　　　　　　　　　第三节4月4—6日的英波伦敦会谈以及一项相互保证的协议贝克和英国大臣们在4月4日、5日和6日举行的一系列会谈，使他们有足够的机会就波兰的形势和它在抵抗德国侵略的组织中所能起的作用进行充分的和坦率的意见交换：但是由于贝克的习惯性的不坦率和躲躲闪闪，讨论受到相当大的妨碍，这只能增加英国大臣们对他的不信任。几天以前英国政府已给予波兰政府一项保证，因为它深信波兰受到德国的严重威胁，也许有即将被攻击的危险。如果贝克选择了把关于德波最近来往的详细情报给予他的东道主，他们就能够自己判断德国对波兰的态度已经强硬到什么程度，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却继续淡论着似乎德国的要求可以在将来的某个日期得到和平解决，并尽量缩小波兰所面临的危险，至少是目前的危险。贝克的确从一开始就承认，德国的态度已经使得英波会谈成为必要，“它近来已变得完全无法捉摸”，波兰政府“不能闭起眼睛不看那显然存在的危险”，但是他否认导致张伯伦3月31日的声明的上一周的谣言有任何事实根据。他说，波兰政府“没有看到德国方面有任何危险的军事行动的迹象，但是它已增加了自己的准备以防止它成为德国威胁的对象”。他怀疑德国是否会“为了地方性的小事而冒与波兰发生冲突的危险”。波兰的“坚定行动和它的军事准备”是“对德国的最严重的威慑”，他认为其他国家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也使德国政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波兰政府将不接受在但泽造成的既成事实，它对“合理的和自由的谈判”并不关门；但并没有这样的谈判在进行之中，举行这样的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对话”已在进行中，但德国并未提出任何书面的要求，贝克认为可能是里宾特洛97甫提出了一些尚未经希特勒同意的想法。贝克自己对于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的设想是。但泽应保持自由市的地位，但是应通过一项双边的德波协定作出特别安排，以“保证对当地人民的自由管理”，同时保障波兰的现有权利。波兰决不给予德国穿过走廊的一条公路的治外法权，但准备在签证和关税等方面作出让步使通行便利。英国大臣们无疑觉得贝克关于德波关系的陈述是太过于乐观了，但哈利法克斯只说了一句：如果波兰和德国能就但泽达成协议，英国将感到高兴。贝克和英国大臣们讨论时间最长的问题，自然是由于英国建议给予波兰一项相互保证和由于英国给予罗马尼亚的一项单方面保证所引起的那些问题，这后一项保证在贝克离开华沙之前和在张伯伦宣布英国给予波兰一项单方面的保证之前就已经通知了贝克。有两点立即达成了协议。贝克从一齐始就说，他的来到伦敦就是对英国提出的波兰如被攻击它是否将捍卫自己这个问题的充分回答，他告诉艾登说，他和波兰内阁核心的其他成员在最近一次会议上一致同意，他们宁愿看到半个国家遭到破坏也不愿受德国的统治；他们决心不要见到另一次瓜分波兰。贝克还立即同意了英国的建议，即保证应该是相互的；“一项相互的保证……是任何有自尊心的国家能够接受的唯一基础”。不过，关于波兰对英国的保证生效所需具备的条件，却讨论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哈利法克斯和贝克4月4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哈利法克斯问起，英国和法国是否能指望波兰的支援，不仅在它们之中的一国受到直接攻击时，而且也在它们由于德国攻击另外一国而捲入战争时。贝克回答说，波兰受条约的约束，只能在法国被直接攻击时才支援它，但是他准备98讨论超过纯粹是法律义务的问题，至少是当它关系到德国攻击一个或多个西欧小国而引起战争时。哈利法克斯告诉贝克，由于攻击荷兰或瑞士而发生战争时，法英之间有着一项相互支持的“君子协定”，还提到法国和英国都对比利时负有条约义务。并没有交换对于丹麦的看法，但是，如果它受到威胁，哈利法克斯认为将与对荷兰和瑞士的立场相同。贝克认为应该作出一切努力至少要把比刊时包括进去，波兰人对它特别同情。他还提到波罗的海国家（英国政府迄今并未认真考虑把它们也包括在一个安全体系之内），并建议“谨慎地鼓励它们的抵抗精神……将是明智的”。——对于扩大波兰在东欧的义务，贝克远不是那么愿意承担的。当首先由哈利法克斯然后由张伯伦提出南斯拉夫的立场问题时，贝克说南斯拉夫“只关心两个国家，那就是德国和义大利。……在和平时期，它大概宁可与义大利而不是与德国合作，在战争时期，它大概会选择德国而不选择义大利。”在另一方面，他採取这样的方针，即匈牙利尚未肯定加入轴心阵营，把它硬推进去是遗憾的。他说根据他最近与义大利和匈牙利外长的接触，使他得到这样的“印象，即义大利和匈牙利都对德国的霸权图谋深为不安”，他甚至似乎看到了波兰给予一个抵抗德国攻击的匈牙利以援助的可能性。他认为德国通过匈牙利来进攻罗马尼亚不太可能，并反对任何使此事更加可能的行动。他不想放弃波兰在布达佩斯仍旧具有的影响。贝克无疑是真的急切想把这块燃烧着的匈牙利木头抢救出来，使它免于被烧毁，如果这仅仅是因为匈牙利靠近波兰的中央工业区：但是与匈牙利之间可能产生的复杂情况也给了他一个藉口，拒绝承担以下这种建议的义务，99即波兰应该把它承担的义务扩大到罗马尼亚，办法是订立在德国侵略时可以适用的两国互助条约。他的真正动机也许可以从下面一句话中看出：如果受到攻击的是波兰，那么罗马尼亚就帮不了什么忙。他辩解说，任何想把罗马尼亚拉进“一个象小协约国那样的严格的政治体系的企图……将自动地把匈牙利推入另一个阵营”。他谈到波兰已经给予罗马尼亚以军事组织方面的帮助，并且似乎认为英国很可以把它对罗马尼亚的帮助只限于提供经济方面的援助。他避开了这样的问题：如果罗马尼亚受到攻击或严重威胁时，波兰打算怎么办，他并且不顾英国大臣们的强大压力，坚持必须让波兰政府自由进行它与罗马尼亚政府的谈判。也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讨论俄国参加一项安全体系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的论点又没有能使贝克改变他的看法。他一再重复在先前的谈判中他说过的话：俄国也是一个签字国的一项互助条约只能是加速战争的爆发。他说，波兰愿意改善与俄国的关系，但不愿扩大。当张伯伦问他，俄国难道不是事实上波兰能够希望在战时补充军火的唯一来源，他迴避一个直接的回答。他并不反对这样的建议：英国政府（按照张伯伦的说法，由于它对苏联的态度，它在下院一直受到攻击》应当“努力设法建立使它在战时能指望苏联给予帮助的关系”；但是他说，如果英国现在就承担对苏联的义务，波兰就不得不宣布它自己所负的义务并不因此而扩大。准备4月7日在报上发表的会议公报的文本，在4月5日与张伯伦的第二次会议上取得了一致意见；6日，100首相在下院宣布，波兰和英国政府打算签订一项协定，把单方面的暂时保证改变为一项永久性的互相援助的安排。不过，在他们4月6日最后一次会议时，哈利法克斯和贝克草拟了一个双方一致同意的结论摘要，它表明缔给正式的英波互助条约的基础尚未完全建立。两国政府写入记录，它们准备就以下各点达成协议：（1）英国将保证帮助波兰，如果发生一场德国的攻击或德国的任何其他行动，“这种行动显然威胁波兰的独立，并且是这样的一种性质。即波兰政府认为用它的国家武装部队予以抵抗是极端重要的”；英国也答应支持波兰抵抗想“用经济渗透的过程或任何其他方式”来破坏它的独立的企图。（2）波兰将给予英国以对应的保证。（3）两国政府将保证“把威胁每一方国家独立的任何发展，完全而又迅速地通知对方”。在缔结一项正式协定之前，3月31日宣布的英国保证将继续有效，在这段时间内相应的波兰保证同样具有约束力。这些就是已经达成协议的各点。在正式协定签字之前必须解决的其他两个特别问题是：（1）英国希望波兰政府的保证将适用于因德国攻击荷兰、比利时、瑞士或丹麦而引起的战争（贝克答应波兰政府将对这个问题加以认真的考虑这一点已写入记录）：（2）英国政府在正式协定中承担的义务需要得到法国政府的认可。对罗马尼亚应持的立场并不包括在必须于正式协定签字前解决的问题之列，但是作了如下的另外处理：陛下政府希望以下一点成为正式协定的一部分：波兰将援助罗马尼亚，如果后者成为受到威胁的国家。波兰政府虽然完全尊重存在于波兰和罗马尼亚之间的互助义务，认为对于在正式协定中包括罗马尼亚一事的可取性表示明确的意见，现在还为时过早。它认为它应该首先直接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政府商谈处理这件事。在此期间，它将立即与陛下政府商量，如果有关罗马尼亚或匈牙利的局势发展使得这种商量成为需要的话。两国政府在结论摘要的最后几段记载了：（1）一项关于两国中的每一方都有权“为了保障它们自己的或别国101的独立而与其他国家签订进一步的协定”的谅解，（2）为了发展反对德国侵略的合作，英国政府打算继续与罗马尼亚协商，并开始与巴尔干协约国的其他成员协商；（3）英国政府意识到把苏联与这种合作联繫在一起的困难，不过，它深信，重要的是应维持“同苏联政府尽可能好的关系，因为它在这件事中的地位是决不能无视的”；（4）英国政府在东欧承担的任何进一步的义务，将“决不扩大波兰所承担的义务”，波兰政府在这一点上有保留；（5）波兰政府希望对波罗的海各国的地位也加以考虑。人们将可以看到，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并没有从他们与贝克的会见中获得完全的胜利。他们得到许诺，波兰将帮助英国如果它直接受到攻击，并愿意考虑在西欧扩大保舵范围的问题；但是作为报答，他们事实上已把他们对波兰的暂时保证改成永久的保证。尤其是，他们已被迫让贝克去自行处理东欧的事务，而在那里，波兰的合作却是具有真正的价值的。创立一个俄国和波兰都参加的有成效的安全体系的可能性，似乎比过去更加遥远了；英国政府已经被迫放弃它原来的打算，那就是使波兰答应给予罗马尼亚援助成为它自己给予波兰保证的一个条件（当他们在3月31日给予波兰一项无条件的暂时保证时，他们事实上在这方面已经束缚了他们自己的手脚）。贝克于4月8日回到华沙。途中经过柏林时，他受到德国外交部一名官员的形式上的迎接，但没有与任何主要纳粹党人谈话。在他回国途中，德国的轴心国伙伴方面的一项侵略行为，使得已经很紧张的国际局势更加危险了。义大利的入侵阿尔巴尼亚，它的背景和它的立即后果，将在本卷的另一部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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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英法两国对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保证　　　　　　　　　　　　　第一节向希腊提供保证当4月7日义大利进犯阿尔巴尼亚的事变的消息传到伦敦时，立即引起了对希腊处境的极大忧虑，由于义大利军队的到达阿尔巴尼亚，希腊现在看来已受到直接的威胁。在以后的几天里，由于在阿尔巴尼亚的义大利部队加强到了一种简直不是对付阿尔巴尼亚的抵抗所必要的程度，这种忧虑变得更为严重了。义大利军队还集结在多德卡尼斯群岛（特别是罗得岛），并有谣言说义大利即将占领科孚岛。由于贝尔格勒所採取的态度，看来实际上可以肯定义大利的入侵阿尔巴尼亚是在南斯拉夫政府的默许下进行的，于是对希腊的威胁也就被看得更加严重了。失掉希腊让轴心国去占领，这对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利益是一个比失去罗马尼亚更为直接的威胁，人们认为要避免这种危险，立即採取行动是必要的。我们已经看到，当英国政府在3月的下半月要希腊政府表明，如果德国侵略罗马尼亚它将採取什么态度时，它不是很愿意明白答覆的。不过，现在的形势是根本不同了。现在是希腊自己感到，需要外来援助以对付轴心国家之一的攻击威胁了；而英国政府通过它单方面对波兰的暂时保证也已经表明，它是认真地决心要抵抗轴心国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为的，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因此，在义大利开始占领阿尔巴尼亚的四十八小时之内，希腊政府就声明要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坚决抵抗义大利的侵略，以此作为获得西方大国的援助许诺的第一步行动。当希腊政府从可靠方面获悉义大利打算在4月10至12日之间入侵科孚岛之后，梅塔克萨斯就在4月8/9日午夜向英国驻雅典公使宣布了这一决定。梅塔克萨斯没有直接要求英国的援助，但当希腊驻伦敦公使西莫普洛斯在4月9日晨向哈利法克斯表达了他的政府同样的保证时，他还询问一旦发生对科孚岛的攻击时英国政府将如何办，他得到了将尽快给予明确答覆的许103诺。希腊政府按照同样方式也向法国政府作了试探。哈利法克斯在会见西莫普洛斯之前，已经得到义大利代办的保证：义大利无意进攻科孚岛或威胁希腊的独立。他立即要求并随后获得了罗马最高方面对这种保证的证实。这一消息立即转送给雅典，义大利人也在4月9日和10日直接向希腊政府保证：即将开始攻击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英国政府在4月9日下午把义大利的保证通知了法国政府，并询问，如果保证落空、侵略希腊的行动开始，法国是否将与英国合作来支持希腊的抵抗。法国政府对于最近轴心国的行动感到非常惊慌，并担心很快就会有另一次义大利搞的事变（科孚岛、埃及、直布罗陀和突尼西亚，据他们看来都可能是攻击的目标），或者甚至对阿尔巴尼亚的攻击也只不过是意德两国从北海到埃及这一总攻势的前奏。法国国防委员会在4月9日晚上决定，把大部分大西洋舰队调至地中海，向实尼斯和法属索马利亚派出进一步的增援部队，并把空军集中到容易轰炸义大利的地点：那天晚上，达拉第向菲普斯保证，法国将立即向义大利宣战，如果英国帮助希腊抵抗对科孚岛或希腊领土的任何部分的攻击。4月10日，復活节后的星期一，英国内阁（自从1918年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公假日开会）决定在没有要求希腊作出相应的保证的情况下开给希腊一份与开给波兰相似的“临时保单”。同一天通知了在復活节休会中的议会于13日开会（而不是原定的在18日復会），以便张伯伦可以就政府对义大利在阿尔巴尼亚搞的事变的态度以及它为对付这种局势正在採取的步骤发表一项声明。到4月11日，首相13日向下院讲话时打算宣布给予希腊以保证已成尽人皆知的事。英国政府认识到，如果张伯伦能够宣布，不仅法国参104加这项保证，而且土耳其也愿意把根据巴尔干条约它对希腊的义务扩大到适用于义大利的侵略，那将具有特殊的价值。与土耳其的协商从3月中旬以来就已准备就绪；情况表明，土耳其对于组织一个反对轴心国家侵略的安全体系，总的来说是抱有同感的。不过，土耳其政府对于英国政府对义大利在阿尔巴尼亚搞的事变的反应感到不安，英国政府显然不愿意把这一事变看作是违反英意条约，从土耳其（就同更为邻近英国的许多评论家一样）看来，这有着一种肯定是绥靖的味道。土耳其政府拒绝同意张伯伦在提到希腊的担保者时把土耳其也同法国一样列进去的建议，虽然它在4月13日的早晨同意了在声明中可以提到希腊与上耳其政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在英国政府把它的意图正式通知希腊政府之前，关于正在来到的保证的消息传到了义大利和德国政府，促使它们对希腊施加了压力，叫它不要去参与一项“包围”的政策。希腊政府对于科孚岛的忧虑因义大利的担保（归功于英国的干预）而减轻了，梅塔克萨斯也赶忙向义大利政府表示了有点令人作呕的谢意，还于4月10日和11日在希腊的报纸上发表公报，宣称希腊的独立和完整是“绝对有保证的”，义大利计划攻击希腊的谣言是“假的，是坏人的造谣”。然而4月12日的《义大利日报》提到，义大利愿意与阿尔巴尼亚的一些邻国发展合作关系，除非由于这些邻国方面的反对，这种意愿是不会改变的。并宣称希腊“不需要遥远国家的互相妥协的保证”，这种保证只是蓄意要扰乱本来是很澄清的气氛。在同一天的早晨，德国驻雅典公使给了希腊外交部次官一个警告，说希腊接受一项英国的保证将会使德国不高兴，后者回答说，他的政府不知道有关于提供一项保证的建议这回事。这些几乎不加遮掩的威胁使希腊首相重新感到忧105虑，后来在12日，当张伯伦建议的声明的文本送给他时，他显然是以惊喜交集的心情来接受的。他表示对英国政府的提议“深为感谢”，但强调它的“自发的”性质，要求小心不使人产主张怕伦的声明是与希腊事先商定的结果的印象。——对于保证的接受者方面的这种态度，英国政府表示谅解和同情。的确，它已经在波兰这个例子中表明，它迫切希望它的被保护人不要做出任何激怒德国或义大利而使保证生效的事来。张伯伦4月13日在下院的声明并没有暗示，对希腊的保证不是一个自发性的行动。这也适用于罗马尼亚，它的名字和希腊的名字并列在首相的声明中（虽然只是列在最后）。　　　　　　　　　　第二节关于给予罗马尼亚保证的主张上文已提到，在3月的最后几天，就在宣布英国政府给波兰以暂时保证之前，英国给予波兰和罗马尼亚以长期保证的建议（对波兰，保证是相互的，但对罗马尼亚并非这样）送到了英国驻华沙和布加勒斯特的外交使节那里，以便转交给驻在国政府。英国驻布加勒斯特公使霍尔直到张伯伦3月31日下午在下院作了关于波兰的声明之后才开始他的外交行动。当他那天傍晚会见罗马尼亚外长并告诉他英国的计划时，加芬库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建议虽然本身是健全的，但由于宣扬而受到了损害，他说英国政府所抱的主要目的也许已经达到了，因为英法一定要制止德国侵略的决心现在已经明白地表示了。罗马尼亚政府显然非常害怕（正如他们在两周以前急忙否认关于德国施加经济压力的报导所表明的）做出任何德国也许会看作是挑衅的事；但是它也极不愿被抛弃一边任凭德国摆布而毫无获得西方支援的希望，害怕英国和法国会认为它现在所面临的危险比波兰小因而106让罗马尼亚自己去听大由命。因此，它（同希腊一样）希望从法国和英国得到一项“自发的”保证，这样它就可向柏林解释这并非出自它自己的谋求：而且它想立即得到这种保证，如果仅仅是因为加芬库刚接到迫切的、在4月中旬访问柏林的邀请，而这种邀请他是不敢拒绝的。罗马尼亚政府特别希望英法的保证不是以波兰的保证为前提的。他们事实上对贝克的政策很不信任，同波兰人一样也是极不愿意扩大波兰—罗马尼亚同盟的范围。加芬库3月31日告诉霍尔，他对波兰的政策毫无信心，他显然怀疑贝克可能在开始“玩弄花招”，最终与德国达成谅解。他认识到，波兰不希望开罪匈牙利，将使它不愿向罗马尼亚保证反对德国的攻击。他还说罗马尼亚本身是太弱小了，不可能把它承担的义务扩大到波兰。卡罗尔国王4月1日接见霍尔时也表示了对波兰的同样不信任，这也是罗马尼亚政府对英国建议的答覆中的一个显着特点，这一答覆是加芬库在同一天向霍尔当面口头作出的。罗马尼亚政府询问，如果扩大波罗同盟的范围经证明是不可能的，那么给予罗马尼亚保证的建议是否将被放弃；并询问在保证已经给予之后，如果波兰政府“发现有必要解除它自己的义务”，那么保证是否仍旧有效。罗马尼亚政府的答覆的其余部分重申了它抵抗袭击的决心；宣称它将欢迎英法给与援助的保证（它满意地注意到并没有建议相互保证），如果这些保证“不是针对第三方的”，而且是“非挑衅性的”；并答应把可能会使英国政府感到担心的任何发展通知它。伦敦把对于罗马尼亚的答覆的讨论推迟到罗马尼亚公使蒂列亚返回他的任所以后，但是在4月7日蒂列亚会见了卡多根，在10日他和罗马尼亚外交部秘书107长克雷特齐亚努首先受到卡多根的接见，然后又受到哈利法克斯的接见。从这些会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英法给予罗马尼亚的保证要决定于一项波兰的保证，对于这个条件的忧虑仍然是罗马尼亚政府主要关注的事。蒂列亚4月7日告诉卡多根，贝克（他在伦敦曾会见贝克）答应波罗的外交协商应该立即开始，但是他提出了匈牙利问题，就象他与英国大巨们会谈时所提的那样。到了4月10日，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之间在3月底曾一度缓和的紧张关系又一次加剧起来，这自然增加了罗马尼亚对贝克的亲匈牙利政策的疑心。克雷特齐亚努4月10日告诉卡多根，依据波罗1931年条约的第一条，波兰和多马尼亚负有彼此互相帮助以抵抗任何侵略的一般义务，但是关于援助的技术性安排却只规定适用于俄国的侵略；他继续争论说，公开讨论扩大同盟的问题也许只会鼓励德国和匈牙利，因为这将使它们注意到这项条约可以被认为在德国或匈牙利攻击的情况下不会自动生效这个事实。罗马尼亚的外交家们显然很少有希望通过一项正式的协定来创立一个英—法—波—罗集团，他们也的确认为这样的一个集团将是危险的，因为这会引起德国的指责，说是对它的包围。他们还争论说，法国也参加的一项正式协定“实际上将意味把苏联也包括在内，因为它与法国有着联繫”。罗马尼亚同波兰一样，最不希望在战争爆发之前必须在德国和俄国之间作公开的选择，但是克雷特齐亚努想，如果发生战争，罗马尼亚也许不会拒绝俄国的帮助，也许甚至会要求它帮助。罗马尼亚的代表们强烈唿吁英国和法国立即“自发地”宣布，它们愿108意帮助罗马尼亚，而无须等到一项互相补充的波兰保证的谈判结束之后。俱是哈利法克斯拒绝在这一点上作出承诺。哈利法克斯问他，罗马尼亚愿意从英法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克雷特齐亚努回答说，罗马尼亚“期望法国和英国从陆地、海上和空中攻击德国，还有，如果可能的话，派遣英法部队和飞机、驾驶员、机械师、高射炮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到罗马尼亚来”。他还希望得到战争物资方面的援助，“甚至在战争发生之前”。不过，哈利法克斯回答说，这些都是技术住问题，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克雷特齐业努还说，由于对波兰的保证只提到它的独立而没有提到它的领土完整，在罗马尼亚引起了一些忧虑；他并表示，强烈希望法英对罗马尼亚的保证应明自表示修改边界问题不应再进行讨论。之所以採取这个方针，是因为罗马尼亚人没有忘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主张修改边界的要求。蒂列亚4月7日曾告诉卡多根说，一项反对保加利亚的保证对于罗马尼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并建议把它作为打消扩大波罗同盟的建议的另一个理由，因为与波兰过分密切的联繫可能不利于罗马尼亚与巴尔干协约国其他成员的关系，依据巴尔于条约的规定，这些成员国在它受到保加利亚的攻击时有帮助它的义务。在伦敦的外交部里与罗马尼亚外交家们会见的两个日期之间，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就与新的英法建议有关的巴尔于条约所规定的义务进行了讨论。加芬库对伊斯坦堡的访问在义大利于4月7日占领阿尔巴尼亚之前就已经安排了，但义大利搞的事变给了罗土会谈新的内容。加芬库和萨拉若卢作出了决定，用109加芬库的话就是，要把他们摆在决心抵抗德国压力的国家一伙之中——但在加芬库这方面的保留是，目前暂时不要求罗马尼亚在这一伙中公开露面。与此同时，英法两国政府也与土耳其政府讨论了由于试图组织对侵略的抵抗而产生的一系列复杂问题。英国政府在使自己对罗马尼亚承担进一步的责任之前，急切希望获得土耳其合作的明确保证。它现在还认真考虑对莫斯科进行一次新的试探、看看苏联政府是否准备给予波兰和罗鸟尼亚以一项单方面的保证。需要澄清与土耳其和苏联的关系，摸不准波罗两国的关系，以及据英国政府看来罗马尼亚不再处于十分迫近的危险之中：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某些内阁成员认为——甚至在4月10日决定给予希腊保证之后——给予罗马尼亚保证这个问题暂时搁起来不作决定，在4月13日张伯伦打算宣布给予希腊保证时也不作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是明智的。另外，在4月10日到13日这几天内，有好几方面都要求英国内阁在4月13日同时宣布给予罗马尼亚和希腊保证。这种意见不仅来自罗马尼亚本身，而且还来自英国海军部（它仍旧担心海军封锁的效果，如果希特勒掌握了罗马尼亚的石油和小麦的话），来自英国工党领袖和保守党的前任大臣们，来自土耳其，特别是来自法国。克雷特齐亚努在从伦敦归国途中访问了巴黎，加芬库后来告诉霍尔说，克雷特齐亚努从达拉第那里得到许诺，法国政府将竭力要求英国政府保证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不管是否能从波兰得到同样的保证。法国政府很关心在加芬库与德国人打交道时给他道义上的支持，它对罗匈边界一带军队调动的新报导也感到担心。它认为，罗马尼亚的处境比波兰更加危险，因为纳粹（如英国海军110部所知）对罗马尼亚的石油极感兴趣，它担心德国可能会给罗马尼亚来一个最后通牒，紧接着是另一次既成事实。4月12日法国部长会议决定。在4月13日宣布给予希腊保证（由于英国的请求）的同时，宣布也给予罗马尼亚一项保证；它并对英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英国响应法国的承担对希腊的义务，也立郎承担对罗乌尼亚的同样义务。英国政府争辩说，罗马尼双的情况同希腊是不一样的，如果立即给予罗马尼亚保证，它就会失去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在使波兰和土耳其加人这个体系和把保加科亚拉过来以扩大巴尔干协约国这两个方面也许是有用的。但英国政府的争辩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它终于相信，达拉第在4月13日宣布给予罗马尼亚以保证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面临着看起来同法国步调不一致的危险（这时英国政府来说似乎是最严重的事），它在13日的早晨让步了。菲普斯在巴黎接到通知，英国政府响应达拉第的紧急唿吁，遗憾地同意在那天下午张伯伦的声明中把罗马尼亚的名字和希腊的放在一起。向罗马尼亚和其他有关的政府立即通知了这个决定。　　　　　　　　　第三节英法宣布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以保证和这两个国家的接受保证张伯伦4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主要是讲义大利在阿尔巴尼亚搞的事变的背景和影响，以及为英国政府决定不把这个侵略行动作为废除1938年4月16日的英意协定的理由辩护。首相宣布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保证的那一段原文如下：　我……乘此机会代表陛下政府声明，它对于设法避免以武力或以武力威胁来扰乱地中海地区和巴尔干半岛的现状一事给予最大的重视。它因此得出结论，一旦发111生显然威胁希腊或罗马尼亚的独立的任何行动，而希腊或罗马尼亚政府也分别认为使用它们的国家武装进行抵抗是极为重要的，那么，陛下政府将觉得自已有义务立即尽其全力，视情况需要，给予希腊或多马尼亚政府以一切援助。我们正在把这项声明通知直接有关的政府和其他方面，特别是土耳其，它与希腊政府的密切关系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得知，法国政府今天下午也在作一项相同的声明。这种不明确的英国义务的扩大，甚至在几星期以前还是不可想像的，但竟没有引起议员们的只字批评，有几位议员在张伯伦演说后的辩论中勐烈地攻击他没有作出更有力的挑战——宣告废除英意协定。同一天（4月13日）达拉第向报界发表了如下声明：法国政府以极端重视的心情提出警告，反对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来改变地中海地区和巴尔干半岛现状的一切行动。考虑到上周发生的事件所引起的特别忧虑，法国政府因此已给与罗马尼亚和希腊以一项特别保证，如果发生显然威胁到罗马尼亚和希腊的独立的任何行动，而罗马尼亚政府和希腊政府认为以它们的国家武装部队进行抵抗是符合它们的切身利益的话，那么，法国政府有责任竭尽全力立即给予一切援助。法国公众善意地接受了法国承担的义务的扩大，既给予它现在的盟国波兰和罗马尼亚以援助，同时也给予希腊以援助，他们总是希望作出抵抗的姿态就能制止住敌人。的确，在达拉第的声明发表之后，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行情有了显着的好转，这还是几周来的第一次。我们已经看到，向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的保证，这两国政府是怀着既感激又困窘的复杂心情来接受的，毫不奇怪，这两国政府是不会觉得给予张伯伦和达拉第的声112明以公开的热烈欢迎是明智之举。在发表声明那一天（4月13日），又得悉德国海军的春季演习将在靠近西班牙海面举行，这个消息加上最近谣传墨索里尼对马其顿问题正发生兴趣，使梅塔克萨斯觉得比往常更需要小心谨慎。有一二天，受控制的希腊报纸和电台对英法声明的评论是克制的和甚至是冷淡的——虽然事前对西方援助的前景毫不知情的公众却立即显示了安心和感激的迹象。不过，在4月16日和17日，正式宣布了希腊政府已分别向英法政府发出热诚的感谢电，17日的公报还说，英法声明“已被希腊政府以极为喜悦和满意的心情接受，这种心情也是希腊人民所一致共有的”。另一方面，希腊政府在4月19日採取了预防措施，通知义大利政府说，英法的保证是“自发地”向它提供的。这时，罗斯福4月14日发出的通电要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保证他们不打算进攻一些指明的国家，其中也包括希腊，这就有助于减轻希腊的忧虑，和出现公众信心恢復的迹象，其中包括4月8日至15日那一周银行被大量提款之后现金又开始回到银行。4月24日，梅塔克萨斯离开雅典去伯罗奔尼撒半岛巡视，这次出巡因义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后出现的危机而被推迟。在他启程之前发表的演说中他宣称，他能够看到很多迹象，表明事态正在向一个更加和平的未来转移。在罗马尼亚和在希腊一样，公众听到英法保证的消息后感到惊异和高兴，但官方的反应起初是有保留的。罗马尼亚外交部竭力强调英法声明“自发的”性质，并在4月14月发表一项声明否认罗马己亚曾经要求保证。按照外交部的说法，英法声明是完全来自西方的一种政策的表述，罗马尼亚接受保证并没有束缚它的行动自由或使它承担任何责任。同一天首相发表了如下一项声明以阐明政府的态度：本政府努力发展与那些和我们有着共同利益的国家的密113切的经济关系，从而表示了它的友好善意。本政府还曾表示，罗马尼亚人民一贯准备捍卫他们的独立和他们国家的边界。法国和英国自发地以友好的条件支持我们的和平努力的声明，是对巩固普遍和平的一个宝贵的贡献。同希腊一样，罗马尼亚的人们也觉得罗斯福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通电是对“巩固普遍的和平”的另一个宝贵“贡献”；它大大减轻了人们对于柏林正在准备接见罗马尼亚外长一事感到的焦虑。加芬库于4月16日到达柏林，正是接到美国总统的通电之时。他在几天以后离开德国时并没有任何不愉快的发展，受到控制的罗马尼亚报纸不但表示安慰也表示高兴。柏林对加芬库表示的热情和他的访问没有产生戏剧性的结果，被解释为执行一项既依靠西方大国道义上的支持、又准备在合理的限度内对德国让步的政策是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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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英法两国与土耳其的谈判以及巩固并扩大巴尔干协约问题　　　　　　　　　　第一节导致5月12日英土声明的谈判英国政府1939年3月18日对土耳其政府的首次接触在19日获得了一项许诺：对于英国组织抵抗侵略的任何建议，土耳其将以友善的精神来加以研究。此后土耳其就随时得到各有关谈判的进展情况的通知，这些谈判导致了分别于3月31日和4月13日宣布的、首先是给予波兰的英法两国保证，然后是给予罗马尼亚和希腊的同样的保证。3月21日，土耳其驻伦敦大使阿拉斯向哈利法克斯解释了土耳其的“既定政策”。他说，他的政府对于它现有的一切条约安排感到十分满意，将坚决履行这些条约所规定的一切义务。但在任何进一步的承担义务和离开中立地位之前，土耳其希望在两点上得到保证。第一点是，一般他说，英国将和它站在一起吗？第二点是，更加具体他说，如果它在地中海地区受到攻击，它能够得到英国的直接援助吗？……一旦在这两点上得到了满足，就不再有产生任何困难的其他问题，它将准备竭114尽全力与英国站在一起。目前，在某些不测事件中，根据条约安排，它将保持中立。……无论如何，它只有在与英国站在同一边时才会离开中立的地位。十天以后，在与卡多根的一次谈话中，阿拉斯明白表示，土耳其政府并不象他在21日所讲的那样能够自由地“竭尽全力与英国站在一起”。依据土耳其—苏联条约的规定，任何一方在未得到对方的同意前不得自由地与该对方的任何直接邻国作出一项安排。因此，牵涉到土耳其和波兰之间的某种条约关系的组成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大集团的任何设想，只有得到苏联的同意才能够实现。由于在同苏联建立较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波兰所制造的困难，这项条约对土耳其行动自由所加的限制可能会影响英国的计划，使得把德国东面的各国建成一个单一的非侵略体系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到3月底，英国政府提出的给予波兰一项相互保证和给予罗马尼亚一项非相互保证（以波兰的合作为条件）的建议已送交给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罗马尼亚政府立即把这些建议通知了巴尔干协约国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政府，声称在巴尔于协约国规定的土耳其所负义务之外，一项士耳其给予援助的保证将大大地加强它的地位。土耳其政府答应对这个建议给予同情的考虑。4月8日和9日两国外长在伊斯但布尔讨论了土耳其和罗马尼亚对于国际形势和英法建议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萨拉若卢和加芬库就七点意见达成了协议，这七点虽然并未列入一项正式协定，但被记录下来作为他们会谈记录的附件。七点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和第六点。第一点记载了两国政府打算加强巴尔干协约国的意愿，将在下文谈及。第三点和第六点的主要意思如下：（3）如果形势要求罗马尼亚或土耳其，或双方，或巴尔干协约国的全体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必须在现在相对立的大国集团中作出选择或採取明确的立场时，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不言而喻，将共同行动，并将坚决主张它115们的巴尔干协约国盟国应加入那样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以共同抵抗那些威胁它们的独立和安全、企图进行控制的倾向作为其目的而正在自己团结和组织起来。……（6）在为了组织共同抵抗而可能与各大国举行的任何会谈中，罗冯尼亚和土耳其将以获得有效的军事援助（军队、物资、武器、弹药、战舰、飞机）为目的而试图取得一切必需的详细情况了解，以便它们的参加可以对最后的成功作出有效的贡献。在4月下半月和5月上半月的英上谈判中，土耳其政府似乎令人吃惊地准备超出加芬库和萨拉若卢在这个协议中定下的界限。它不久就表明土耳其自己愿意“在各大国集团中採取明确的立场”，而不顾罗马尼亚仍旧犹豫不决的态度。不过，事实上正如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证明的，土耳其的显然准备顺从英国的意愿并不意味着政策的根本转变，的确土耳其政府不情愿放弃其中立身份的痕迹可以在它对英国政府所拟的条文草案提出的一些修改意见中看到。按照博内和英国大臣们3月21—22日达成的协议，英法政府原来的打算是，关于希腊和土耳其在建议的“和平阵线”中合作的问题和夫于巴尔于协约国可能扩大的问题，在与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安排取得更大进展之前暂不加以仔细研究。不过，这个决定被形势的发展推翻了，贝克与英国大臣们4月4—6日在伦敦的会谈清楚地表明，把波罗义务扩大到包括反对德国侵略的援助的问题不能期望立即获得解决。当加芬库在伊斯但布尔时，义大利占领阿尔已尼亚所造成随危机使得英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希腊这方面；而弄清楚上耳其是否将支持希腊来反对义大利的攻击也就成为头等重要的事。英国在这个问题上与土耳其政府的首次联繫，是采11取由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休·纳奇布尔-休格森爵士于4月10日向萨拉若卢作一次陈述的形式，他谈到了义大利政府所给的它无意占领科孚岛或攻击希腊的保证，和英国政府急于想维持目前的英意协定的理由。这不是一次幸运的接触，因为萨拉若卢在英国对义大利的态度这一点上得到了很不好的印象，他原本期望英国的态度会更加坚定的。法国大使也在4月10日会晤了萨拉若卢，他告诉纳奇布尔-休格森说，萨拉若卢“显然极为失望”。这两位大使都建议应该给与土耳其政府“一些更加明确具体和使他鼓舞的东西”，例如明白表示，如果义大利攻击希腊，英法就对义大利宣战。同一天（4月10日）在伦敦，英国政府决定给予希腊一项保证。11日在安卡拉的英法大使接到指示，要他们立即去询问萨拉若卢：土耳其是否准备扩大它对希腊的义务，答应在义大利进攻时给予援助；并询问是否可以在4月13日当张伯伦和达拉第宣布英国和法国的保证时作出一项这样的声明。土耳其政府回答说，这样的一项公开声明（无论如何这需要国会的同意）将使它在国际冲突中“不可挽回地加入一方”，如果“对它自己的安全没有一些更加明确具体的保证的话”，它是不谈让自己这样地承担起责任的。张伯伦4月13日的声明自此只能一般地提到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密切关系。英国政府在英土谈判开始时这样失去的阵地不久似乎又收復了。在张伯伦发表4月13日的声明之前，伦敦外交部已得出结论：必须把阿尔巴尼亚事变看作“只是实现轴心国家扩张目的的广泛活动中的一步”，德国或义大利的下一步侵略行动“可能直接或间接地牵涉到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国家”。它因此决定向土耳其政府提供英国援助的保证（阿拉斯在3月21日曾要求过这种保证），条件是土耳其将给予一项对应的援助承诺，如果英国捲入一场对义大利的战争。英国大使于4月12日奉命把这项建议送交土耳其政府。他还询问，如果波兰117（一）拒绝或（二）同意保证罗马尼亚反对德国的侵略，土耳其将抱什么态度；对于获得保加利亚的合作的可能性或至少使它不反对，土耳其的看法文如何。上耳其于4月15日回答英国的建议，认为土耳其能够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在于维持“巴尔干的团结”（这个短语，据英国政府后来问明白，是想把保加利亚的依附于巴尔干协约国也包括在内）；但是它明白表示，它不愿给予一项直接援助罗马尼亚从而超出它在《巴尔干条约》下所承担的义务（它的藉口是保卫海峡的任务极其沉重，没有余力援助罗乌尼亚）。它急切想预先知道，在保卫海峡方面，特别是从陆上，它可以期望英国的什么援助；它还担心它与俄国的关系。虽然是明显地不情愿过早地和毫无保留地放弃其中立地位，它宣称自己愿意让大家都知道，它是在执行一项对英国深表同情的政策，萨拉若卢并给了纳奇布尔-体格森一个总的保证：土耳其在一场大战中将与英国合作，而不仅仅是在一场局限于地中海和巴尔干的战争中。土耳其的答覆对英国政府来说似乎是给一种安排提供了基础，这对“和平阵线”将是一个宝贵的支持。在当前的情况下，并鑑于土耳其与俄国的关系，它认为目前最好不要急于去解决土耳其保证罗马尼亚的问题，而是先在英上之间促成一项相互援助的协议，并鼓励土耳其政府集中精力于巩固和扩大巴尔于协约国，在这方面，英国政府同意，土耳其是能够起最大作用的。因此，到4月中，英土两国政府的观点似乎已经很接近了，在以后的几118周中通过外交渠道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并没有遇到严重的困难。英国能够给土耳其多少帮助以保卫海峡的问题自然不能随便回答，但是由于英国建议就发表一项公开声明的条件达成协议后立即安排参谋人员会谈，土耳其政府在这一点上多少得到了满足。到了4月底，英国政府又同意就经济和财政援助问题举行专家会谈，虽然它十分小心，以免引起上耳其人的过分希望，以为这些会谈能够导致羊硕的成果。英国政府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许土耳其政府把谈判的进展情况随时通知俄国政府，但双方约定不应向俄国提起举行参谋人员会谈的打算。俄国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在4月底来到了土耳其：5月初当他的访问结束时，萨拉若卢让纳奇布尔-休格森知道，土耳其与俄国的关系问题并不是达成一项英土谅解道路上的障碍；他认为在土耳其与西方大国达成协议之后就可以缔结一项土俄协定。4月23日，萨拉若卢对纳奇布尔-休格森谈起把缔结一项为期十五年的同盟条约作为努力的最终目标。到4月底，英国政府建议谈判可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发表一项联合声明，记录两国政府打算签订一项持久的互助协定的意向和如果在正式协定签订之前发生战争就给予互相支持的保证；第二，适甩于这一段中间时期的谅解的谈判；第三（也许与第二阶段同时进行），举行英土军事、经济和财政专家会议；第四，最后正式条约的谈判。这个建议直到5月10日才为土耳其政府正式接受，但在此期间两国政府已在着手拟定公开声明的草案，发表这个声明也就是第一阶段谈判的结束。我们已经看到，两国政府自从4月中旬以来就在原19则上同意应该发表这样一项声明，但是确切的措词显然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在拟定关于条约签订以前这一中间时期的互相援助的安排那一段文字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土耳其人希望能包括某种“例外条款”，使他们有可能保持住中立地位，而英国政府则希望土耳其给予援助的义务尽可能具有约束性。从一开始土耳其政府就建议，声明应写明它将保持它的中立地位，除非轴心国家在地中海或巴尔干进行侵略活动。对英国政府来说，这似乎是一种过于消极的表述土耳其意向的方式；而且，这将意味着援助的义务将不能适用于一场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发生在地中海的战争。英国政府于是又建议一种写法，即在“一次侵略行动导致在地中海或巴尔干发生战争”之后，土耳其将放弃中立。土耳其人提出了一个反建议，要求加上“以致威胁到土耳其的安全”这几个字；但当英国人反对这样做时，土耳其人并没有坚持己见，而是接受了英国人的办法——虽然在思想上也许仍有保留。在声明中将要提到的巴尔于地区战争的可能性上面也遇到了一点困难。原来打算把地中海和巴尔干连在一起提的办法在4月底放弃了，以便一方面不损害土耳其政府与苏联政府谈判的成功机会，另一方面又不损害同它的巴尔干同盟国和保加利亚谈判的成功机会。4月29日送往安卡拉的英国起草的第一个声明草案没有提在巴尔于的侵略，只是说在签订一项条约以前，两国政府“准备尽力相互支持，如果一次侵略行动导致在地中海发生战争”。除了词句上的小修改外，土耳其政府于5月6日接受了这个草案，但是英国政府又表示希望也提到巴尔于，以便不给人以英国对巴尔干事务不感兴趣的印象。土耳其政府在5月10日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决定声明应于5月12日由张伯伦在下院、土耳其首相在大国民议会同时发表。张伯伦5月12日在下院发表的声明如下：（1）陛下政府……与土耳其政府已经进入密切的磋商，已在它们之间进行并仍在继续中的讨论表明了它们观点的通常的一致性。（2）一致同意两国为了它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将缔结一项具体的、互惠性质的长期协定。（3）在具体的协定完成之前，陛下政府和土耳其政府宣布，如果发生侵略行动从而导致地中海地区的战争，它们将准备进行有效的合作并竭尽全力相互帮助和支持。（4）这一声明，同建议中的协定一样，不是针对任何国家的，而只是为了向英国和土耳其保证在必要时互相援助和支持。（5）两国政府认识到，某些事情，其中包括使相互保证生效的各种条件的更加确切的定义，需要在正式协定缔结之前加以更仔细的审查。这种审查正在进行中。（6）两国政府认识到，还必须保证巴尔干安全的确立，它们正在一起磋商，以期尽快实现这一目的。（7）不言而喻，以上提到的各项安排并不排除任何一方政府为了巩固和平的普遍利益而与其他国家缔结协定。（8）一项同样的声明今晚正在安卡拉发表。可以看到，在起草声明的原文时完全没有使用“中立的”和“中立”这些字。土耳其首相勒菲克·萨伊达姆5月12日晚上在安卡拉向大国民议会发表的演说中费力他说明，为什么政府已断定一项完全中立的政策不再符合土耳其的利益。他说，一切地中海国家应在不给霸权思想以任何鼓励的情况下自由行使它们的权利，这对土耳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现在那种麻烦已经波及到地中海和巴尔于地区，土耳其要是继续保持中立就将危害它自己的安全。对土耳其来说，避免捲入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同“那些为和平而联合起来、但如必要也不从战争退缩的国家”联繫在一起。他强调“土耳其和英国的联合併不针对任何人，也不怀有包围的目的”；它们追求和平，但“将毫不121犹豫地以武力来反对任何对（他们的）共同权利和利益的威胁”。首相还提到正在与法国进行会谈，以便达成同样的协定。他说正在同苏联保持最密切的接触；波将金的来访证明土耳其和苏联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最后他表示希望巴尔干协约国“能得到进一步的扩大，起更加有用的作用”。　　　　　　　　　　　　第二节6月23日的法土声明英国政府把它与土耳其谈判的进展情况随时通知法国政府，但谈判并没有在英法联合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在5月初，法国政府曾表示，希望在声明中记载下来的已最后定型的协议应该是一项三边协议。虽然英国政府更愿意要双边的英土和法土安排，因为这样谈判较为容易，而且引起包围的责难的可能性较少，但它也认识到制造出一种法国和英国完全协调一致的外表现象是重要的，因此准备遵从法国的愿望。土耳其政府起初对于把法国同英国和土耳其联合在一个三边安排中没有提出反对，但到了5月8日，它认为法国在亚歷山大勒达的桑雅克（哈塔伊）最后割让给土耳其的问题上（这个问题的谈判正与英土谈判同时进行）玩弄两面派手法，因而感到极为愤慨，它明白表示，它不打算在哈塔伊问题仍有争执的各点上得到满足以前同意发表一项法上互助的声明。英国政府担心推迟英土声明的发表将是危险的，因为这将给轴心国以机会在安卡拉搞阴谋活动（冯·巴本122已于4月27日到任，主持德国大使馆，他的活动，特别是关于巩固巴尔干协约国的企图，已引起了一些忧虑）。英国政府因此对法国政府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要它在哈塔伊问题上更加和解一些。法国驻安卡拉大使于是接到指示，要他在哈塔伊问题上作出足够的让步，以便达成一项协议，使声明的发表成为可能。到了5月11日晚，大使与萨拉若卢事实上已达成在6月20日以前割让哈塔伊的协议。不过，土耳其总理和总统拒绝接受这个协议以之作为发表声明的基础，说他们不信任法国的保证。因此声明是以双边形式在伦敦和安卡拉发表，而没有提到法国。这种怒气的发泄使得一项法上互助初步协议的完成推迟了六周。关于哈塔伊的谈判在英土声明发表之后立即恢復了，主要是由于英国大使的大力斡旋。当谈判破裂时，法国大使认为下一步必须由土耳其方面行动，纳奇布尔-休格森成功地使土耳其人提出了关于哈塔伊的新建议。对法国人来说，新建议大致上是可以接受的，博内于6月1日告诉英国驻巴黎大使，他希望在几天的时间内缔结法土协定。不过，土耳其人决心在他们承担援助法国的义务之前必须把哈塔伊确定下来，因此直到6月23日，关于哈塔伊的协定签署的那一天，一项与英土声明条件相同的声明才在巴黎和安卡拉发表。　　　　　　　　　　　第三节巩固巴尔干协约的尝试（一）与保加利亚的关系萨拉若卢和加芬库4月8日初9日在伊斯坦堡会晤时，讨论了巩固巴尔干协约自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的可能性，特别是使保加利亚加入这个集团的问题。两国外长达成的七点协议中的第一点规定：土耳其和罗马尼亚政府将作出一切努力来加强巴尔干协约国的力量和增加它在行动上的效能。对保加利亚，它123们将按照萨瘩尼卡协定的精神执行一项善意的和友好的政爱。两国政府，与它们的朋友和盟国一道，将邀请保加利亚同巴尔干协约国各成员在经济、文化和交通方面进行合作，以便加强它们的共同利益。这段文字由于引人注目地完全不提保加利亚的领土要求，它代表的乃是罗马尼亚的而不是土耳其的观点。不到三个月以前保加利亚政府曾明白表示，如果可能，它打算修改纳伊条约所定下的边界；而希腊和罗马尼亚也都明白表示，它们不准备向保加利亚作出任何领土让步。最近的事态发展使希腊和罗马尼亚政府担心，保加利亚也许会利用这个机会进攻它们的领土，但这并没有使它们更愿意会考虑修改和平条约领土条款的可能性。从非罗马尼亚人的眼里看来，保加利亚的要求南多布罗加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只要罗马尼亚人能採取一种更加和解的态度；英国政府之所以不愿在宣布保证希腊的同时宣布保证罗马尼亚，部分原因就是由于它相信暂时不予保证，按照英国政府的看法，将有助于劝说罗马尼亚人采敢一条新的路线，这对土耳其把保加利亚拉迷巴尔于协约国的尝试的成功将起很大的作用。在英法给予罗马尼亚的保证宣布之前，土耳其政府124表示愿意为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效劳，使多布罗加争端通过谈判得到解决。萨执若卢4月12日与英国大使讨论的土耳其这一建议是这样的：应该准许保加利亚加入巴尔干协约国，应对外部边界（即巴尔干协约国的成员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边界）有一项总的保证，罗马尼亚应宣布它愿意在一段规定的时间之后重新考虑多布罗加问题，如有必要就把它交给一个巴尔干各国会议去解决。罗马尼亚政府似乎对这个土耳其建议已作出答覆说，它准备研究这个问题，但认为最好是循序渐进，一步步地走。保加利亚的反应甚至更加不令人鼓舞。4月13日保加利亚议会中的领土收復主义者反对派要求辩论外交政策，当政府坚持要推迟辩论直到欧洲局势更加稳定时，他们退出了会场。4月20日，保加利亚首相感到有必要向议会保怔，保加利亚将不加入巴尔于协约国，直到它的合法的愿望得到满足。他宣称政府将尽一切努力甩和平的手段来恢復保加利亚整个以前的领土，包括有名的南多布罗加和色雷斯。在4月的最后一周，加芬库访问了伦敦，与英国的大臣们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就在他离开布加幼斯将之前，在由国王主持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关系问题，政府已“明确地决定不作出也不谈论领土的割让”。在伦敦，加芬库尽最大努力使英国大臣们相信，这个决定既是完全有道理的也是不能改变的。他提出四点理由来反驳把保加利亚的要求南多布罗加看作是使它加入巴尔干协约国的一种引诱奖品的意见：（1）对保加利亚的让步会引起匈牙利伪领土要求。（2）罗马尼亚向保加利亚让步会鼓励它悯希腊和南斯拉夫强行提出要求。希腊政府深信，“对于保加利亚，几乎已没有任何事好125做！保加利亚政府得到的愈多，它的欲望就愈大”。对保加利亚作出任何让步都是没有用的，如果这是把南斯拉夫推到“巴尔干协约国外面去”。（3）保加利亚的加入巴尔于协约国可能成为衰弱的一个根源而不是力量的泉源；它“可能给柏林和罗马帮忙”。“说五国比四国强，那也不一定对……如果它们拉进来的第五个国家在协约国之外有联繫并执行一项同其余国家不协调一致的政策，协约国就不去增加力量。”（4）保加利亚事实上并不能造成乡大危害，如果它继续留在协约国之外，因为它是处在土耳其、希腊和罗马尼亚的包围之中”。加芬库考虑，向保加利亚接近的唯一可能办法（他与萨拉若卢在伊斯坦堡巴就此取得同意），就是在经济方面作出让步和改善交通。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都在场的4月25日与加芬库的一次谈话中，哈利法克斯在与保加利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向加芬库施加了压力，指出英国政府“也有权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由于它保证了希腊和罗马尼亚，它“冒了可能会带来严重牺牲的危险”。他特别问道，如果加芬库一致是可取的，那么“就值得冒一定的风险和付出一定的牺牲去获得它”（同上书，第299号）。所主张的向保加利亚接近的办法，发现不大可能成功的话，罗马尼亚政府是否要考虑“在让步的道路上再向前走的任何可能性”。不过英国政府不能忘记它曾迫使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的领土让步已证明是完全无益的，它显然很谨慎小心，不想过分强烈地建议再作一次以另一个小国为代价的牺牲。因此，当加芬库坚持不能考虑领土让步时，哈利法克斯承认他的论点具有很大的力量，并且说英国政府不打算“强迫要求罗马尼亚政府採取它也许126会认为是危险的办法”。4月28日，加芬库在伦敦的会谈结束后的第二天，俄国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从索非亚到达安卡拉。4月30日，他告诉法国驻安卡拉大使说，保加利亚首相己向他宣布，作为割让南多布罗加的报答，保加利亚准备加入巴尔于协约国。在他与萨拉若卢会谈时，他给了后者一个印象，即虽然他贊成土耳其的巩固巴尔于协约国的尝试，但他认为土耳其政府没有对罗马尼亚採取一个足够坚强的方针。他答应用俄国在索非亚的影响来促成一项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的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正如他告诉英国驻安卡拉大使说的，这是苏联政府主要关心的一件事。我们已经看到，罗马尼亚对俄国的态度有很大的保留，罗马尼亚应放弃南多布罗加以使保加利亚加入巴尔千协约国的设想，现在对罗马尼亚人来说，很可能证明是比以前更不合口味了，因为它得到了俄国人的支持。5月1日，萨位若卢告诉纳奇布尔-休格森说，在与保加利亚建立友好关系的问题上他不知道应该怎样搞下去才好，因为加芬库访问西方以后态度变得强硬了，提及多布罗加的可能性瑰在事实上已被排除。因为不仅加芬库反对领土让步的论点得到英国大臣们的同情；在巴黎（他离齐伦敦后访问了那里）他的以下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为了吸收一个价值可疑的新成员进巴尔于协约国而引起巴尔干地区整个边界调整问题，那将是灾难性的。到了5月初，英土声明的起草工作接近完成，5月7日萨拉若卢召集巴尔干协约国各成员和萨阿德巴德公约各签字国的代表举行会议，以便把声明的要点告诉他们。27他也把同样的内容告诉给保加利亚公使，据他告诉纳奇布尔-休格森说，这位公使“面色立刻变得惨白”。两天前声明的文稿已在土耳其人民共和党的一次会议上得到通过，土耳其即将与英国结盟的谣传也不胫而走。新任德国大使冯·巴本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关于英土谈判的报导，马上去见土耳其外交部秘书长，强烈要求推迟结束谈判，因为德国打算不久就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一项让义大利和保加利亚加入巴尔干协约国的建议，并接着由德国来保证协约国的外部边界。这位秘书长（据萨拉若卢告诉纳奇布尔-休格森）回答说，“就是因为义大利进入阿尔巴尼亚才使得土耳其有必要执行与西方大国谅解的政策，真的让义大利加入巴尔干协约国，那将是使人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萨拉若卢得出的结论是，“轴心国一定是已经开始执行阻拦保加利亚加入巴尔干协约国的政策”；但他并不认为应该放弃把保加利亚争取过来的尝试，虽然他认识到这时提多布罗加也是无益的；他要求英国政府使罗马尼亚政府对于它仍十分重视把保加利亚吸收进巴尔干协约国的态度自下深刻的印象。5月11日，哈利法克斯在伦敦接见了刚从索非亚归来的保加利亚公使莫姆奇洛夫。莫姆奇洛夫说，直到他动身时（5月8日）为止布加勒斯特还没有向保加利亚作出任何接触的表示，不论是在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事务方面。他在回答哈利法克斯的一个问题即实现巴尔干团结的前景如何时说，保加利亚首相乔塞瓦诺夫愿意执行与其他巴尔于国家磋商的政策，以便维护巴尔干地区的“集体的中立”，但是“没有希望能把这样的一项互相磋商的政策转变为一个抵抗外来侵略的统一的巴尔干阵线”。鑑于保加利亚和它的邻国一样受到轴心国家的压力，做一切还可能做到的事来鼓励乔塞瓦诺夫的据认为是真诚的想保持中立的愿望，使他有力量能够强硬对付他自己的“激128进分子们”，这似乎还是值得的。在罗马尼亚外长6月9日离开布加勒斯特去土耳其作另一次访问之前，英国公使给了他一个哈利法克斯的口信，强烈要求他同萨拉若卢，然后也许还要同巴尔干协约国的其他成员国，探讨“使保加利亚在形势许可的条件下积极合作的一切可能的办法”。加芬库的回答是，他仍旧深信在目前讨论领土问题将是最大的错误。但他正在研究向保加利亚政府提供以下几项做法的可能性：（1）交换居民，这也许优使情况缓和；（2）鑑于保加利亚总是把多布罗加说成是保加利亚的粮仓，为运往保加利亚的南多布罗加产品提供特殊便利；（3）修改少数民族法，使它更加适合于多布罗加的特殊情况。不过，在他到达安卡拉后不久，加芬库与保加利亚公使奇里斯托夫有过一次谈话。他后来告诉纳奇布尔-休格森，这位公使说过，保加利亚的领土要求并不限于南多布罗加，而是还包括色雷斯、查里勃罗德和爱琴海边的一个出海口。加芬库然后问道，如果保加利亚的一切要求得到满足，保加利亚是否会加入巴尔于协约国。得到的答覆是，即使那样，保加利亚将仍旧只能是保持中立。这位保加利亚公使向土耳其外交部的官员们也谈过这些同样的情况。加芬库发现英国大使和土耳其外长现在都同意他129的意见：与保加利亚公使继续谈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用的，虽然萨拉若卢仍建议，罗马尼亚政府应宣布它自己愿意在以后的某一日期把多布罗加问题交付仲裁。加芬库在6月下半月对安卡拉的访问，因此也就标志着把保加利亚一罗马尼亚在南多布罗加的争端的解决作为巩固和扩大巴尔干协约国的一个手段的积极尝试的终结。然而，当保加利亚首相7月初访问柏林时并没有被迫使他的国家明确地加入轴心国阵营，哈利法克斯因此认为再作出一个姿态是值得的。8月3日，他对罗马尼亚公使谈到这样的可能性：南多布罗加这个具体问题可能并不证明是解决不了的，如果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能够实现一种全面的友好关系。蒂列亚回答说，“如果罗马尼亚政府可以相信保加利亚人是真心想和好的话，多布罗加是可以得到妥善安排的”。1939年9月，保加利亚驻伦敦公使说，“巴尔干各国之间的“互相厌恶和不信任是如此的强烈，以致它们决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英国和土耳其政府试图克服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民族偏见和敌意，以便建立一个牢固的已尔干协约国，使之成为安全体系的堡垒，看来只是在追求一个幻景。罗马尼亚割让南多布罗加，对西方和土耳其的政治家们来说，也许是为了取得与保加利亚的良好关系而付出的一笔便宜的代价，但是，如果保加利亚的友谊事实上不可能用任何价钱买到，那么代价的问题也就不必谈了。无论如何，期望任何巴尔干的政治家（在他脑子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记忆犹新）会对某一要求让步因而冒引起一连串的领土要求的风险，那也许是对他期望过高了，除非他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力，可是西方政府（脑子里也还有着新近的经验）是不愿意对一个它们答应要保护的小国施加这种压力的。（二）南斯拉夫的立场和英土声明对巴尔干协约国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英国政府3月间向南斯拉夫所作的第一次试探性的接触表明，不管西方对南斯拉夫具有130多么大的吸引力，摄政王和他的政府是太畏惧轴心国家了，以致不敢有任何可能被当作是敌视轴心国的行动。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已放弃要竭力加强南斯拉夫的抗拒力量的想法。作为巴尔干协约国的一员，它也有权随时获得英法与它的同盟国谈判的情况报告。因此，1939年3月27日哈利法克斯向南斯拉夫驻伦敦代办叙述了为组织一个“和平阵线”正在採取的步骤。而且，虽然他明白表示英国政府意识到南斯拉夫的“特别微妙的处境”，无意去询问“也许会使它为难的正式问题”，他还是问了如果南斯拉夫遭到攻击，它是否将“以武为捍卫自己”。米拉诺维奇说，没有得到直接的指示，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他并反问道，英国政府遇到这样的事会採取什么态度。哈利法克斯回答说，如果法国和波兰准备採取行动来支持南斯拉夫，英国大概也会那样做的。义大利4月7日占领阿尔巴尼亚，是得到南斯拉夫的默认的，如果不是纵容的话，这自然使它又进一步要受轴心国家的摆布。在阿尔巴尼亚事变两周后，南斯拉夫外交部长辛卡尔-马科维奇应召赴威尼斯与齐亚诺会晤。在这次会晤中（据齐亚诺的《日记》中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马科维奇同意南斯拉夫将拒绝英国的保证，如果英国提供的话，并将遵循一项在轴心国体系内解除武装的中立的政策，但倾向罗马。马科维奇又从罗马来到柏林（他是为保罗亲王几周以后的国事访问作准备的），当他在德国时，罗马尼亚外长加芬库与英国大臣们在伦敦也正讨论着南斯拉夫的局势。谣传马科维奇在轴心国家的压力下已同意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取得谅解后分裂巴尔干协约国：但4月25日伦敦接到罗马尼亚驻贝尔格勒公使发来的电报，报告说保罗亲王在最近的一次接见中曾坚决否认这些谣言，并宣称巴尔干协约国的成员资格仍旧是南斯拉夫的政策的基础，虽然它的盟国也必须考虑到它的已出了名131的困难处境。加芬库问英国政府是否打算向南斯拉夫提供保证，他得到的回答是，关于这一点还没有作出决定。他提出要向保罗亲王（他即将去会见他）建议，请他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伦敦。英国政府同意了他可以这样做。5月5日加芬库在从伦敦和巴黎回布加勒斯特的途中到达贝尔格勒，并会见了外交部长和摄政王。他发现马科维奇“极为惊慌，准备滑向轴心国”，但是很清楚，保罗亲王仍旧同情西方，虽然他也是“惊慌和犹豫不决”。亲王对罗马的国事访问将在5月10日开始，几周以后他还要到德国去。马科维奇倾向于认为，轴心国要南斯拉夫与匈牙利缔结一项双边协定的压力将会强大得难以抗拒。不过，保罗亲王答应加芬库，他不会与匈牙利订立具有约束性的约定。对罗马尼亚来说，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1921年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同盟条约是直接计对匈牙利的，并在1939年2月重申继续有效，如果缔结了一项匈牙利—南斯拉夫协定，那它就会失去作用。两天以后，土耳其外长给与巴尔干协约国驻安卡拉的代表们一份将于5月12日发表的英土声明的内容摘要。关于土耳其即将与英国缔结协定、两国将就“确保巴尔干的安全”进行相互磋商的消息，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都很担心，怕给它们带来不愉快的后果。加芬库显然害怕，如果他不使他本人和他的政府同这一英土意图的表白脱离连带关系，那他为了使轴心国相信罗马尼亚只不过是英法保证的消极被动的接受者而花去的大量心血和气力就全部白费了。现在期望英土声明的措辞的任何改变是太晚了，加芬库只能强烈要求在将来任何国际文件中不要再提令人不愉快的巴尔干安全。在以后的几周中加芬库大力宣传这些方针，他公开表示他是以巴尔干协约国会议主席的身份这样做的，而且主要是出于对132南斯拉夫的“微妙处境”的关心。显然，加芬库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利用南斯拉夫作为口实以掩盖他自己在两个大国集团之间所耍的花招；但是南斯拉夫政府（更由于摄政王即将访问罗马）有充分理由要对可能给义大利和德国以藉口来欺侮它的任何发展感到忧虑，这也是实在的。后来在5月9日，安卡拉有消息（来自罗马尼亚人）说，马科维奇曾召见罗马尼亚驻贝尔格勒大使并告诉他说，土耳其政府决定发表英土声明，是违反1939年2月巴尔干协约国会议在布加勒斯特的一次会上所达成的谅解的；依据这一谅解，巴尔干各盟国同意在事先未经相互磋商的情况下不参加任何其他大国之间的联合。据说马科维奇曾威胁说，如果发表声明，南斯拉夫政府“可能要被迫採取一项严重的决定”（这在安卡拉被解释为意味着它可能加入轴心国），但是同意暂缓採取任何确定的步骤，直到他会见加芬库之后。英国政府本以为土耳其政府的行动能同它的巴尔干协约国各盟国和谐一致，发现这个消息后很感不安，因为由于英法声明而使巴尔干协约国有任何削弱，那将同它所希望实现的结果完全相反。因此，当南斯拉夫人的访问罗马平乎过去，而没有作任何象南斯拉夫已参加轴心国或与匈牙利签订了一项协定之类的惊人的宣布，它方才松了一口气。依据齐亚诺所记述的保罗亲王同墨索里尼的谈话，南斯拉夫人确曾答应要减少他们同巴尔干协约国的联繫而更加接近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但是摄政王访问罗马133和柏林的主要结果是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确信南斯拉夫并不“忠心”于轴心国，而是在两个大国集团之间保持平衡。5月21日，在南斯拉夫对罗马和柏林的两次国事访问之间，加芬库又一次会见了马科维奇，并从他那里获得一项保证：南斯拉夫在罗马并没有承担会削弱巴尔于协约国这一政策的任何义务。据罗马尼亚人关于这次会见的记述，马科维奇在另一方面也确曾警告加芬库说，如果巴尔干协约国肯定加入西方阵营，南斯拉夫决心维护它的中立，将被迫同它的盟国们分手；因此，加芬库虽然同意巴尔干国家不应与西方共命运，他也指出维持巴尔干的独立还含有不受轴心国的威胁的意思。两国外长同意，5月12日发表的英土声明将加强土耳其在地中海的地位，这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也将是有利的；但他们也同意，任何把英土安排扩大到巴尔干国家的举动，对维持巴尔干的独立将是有害的。为此，他们希望在任何进一步的英土协议中不要提到巴尔干国家。他们还同意，加芬库应当立即把这个意思向安卡拉转达，以防再会採取某些使得南斯拉夫摄政王和外长在他们即将对柏林的访问中感到为难的步骤。罗马尼亚人在5月的最后一周里向安卡拉方面作了以上意思的转达，但对方听了以后表情生硬。不过，萨拉若卢同意，在保罗亲王从柏林回来之前不与英国缔结一项确定的协定（事实上这种协定还毫无踪影），并一般地答应在加芬库6月11日下一次访问安卡拉之前不採取决定性的步骤。在加芬库6月9日离开布加勒斯特到安卡拉去之前，他告诉英国公使说，他刚从德国和义大利公使那里得到类似的但不是相同的信息，警告他，如果罗马尼亚同意把英土声明中所记载的安排扩大到巴尔干国家，它将被看成是加入了一个与轴心国敌对的联合体。在他到达安卡拉后，加芬库极力想从土耳其外长和英国大使获得保证，即英土声明中第六款的规定将不在正式的英土协定中重现。萨拉若卢和纳奇布尔-休格森极力想使加芬库相信（但没有获得成功），为巴尔干的安全而作出的较好安排将加强而不是削弱巴尔干协约国，另外，加芬库自己承认担心南斯拉夫将被迫投入轴心国的怀抱，这种担心也是虚幻的，特别是现在保罗亲王已访问过罗马和柏林而没有发生意外事件，看来甚至也没有受到过任何特殊的压力。加芬库最后从萨拉若卢那里得到保证：英土声明第六款的规定不会原封不动地在英土正式协定中重现。但他并没有答应，英国和土耳其政府将不实现它们在第六款中宣布的继续一起磋商巴尔干事务的意向。萨拉若卢的确似乎对加芬库的观点很少表示同情，而且（据加芬库的说法）也不十分理解南斯拉夫的真正困难。在罗马尼亚—土耳其会谈结束后，萨拉若卢告诉纳奇布尔-休格森（后者有点感到意外），加芬库对第六款的反对“已135退居次要地位”，英土谈判可以继续进行而不必再考虑罗马尼亚的观点。不过，这并不是事情的终结。法土对哈塔伊问题的谈判现在正接近完成，这就意味着一项与英土声明条款相同、因此也提到巴尔干的安全的法土声明不久即将公布。加芬库竭尽全力想使法土声明中略去第六款或推迟这个声明的发表。他离开安卡拉后在6月中去雅典，劝说梅塔克萨斯向土耳其政府建议选择第二个办法；但在20日之前南斯拉夫政府已向安卡拉、巴黎和伦敦提出应当採用加芬库的两个建议中的一个的请求。法国、英国和土耳其政府都不愿推迟发表声明，因为并没有由于可早日缔结正式协定而下再需要它的前景，它们也不愿略去第六款，因为它们深信，法土和英土声明如果内容不相同，要比巴尔干各国去冒加芬库和他的同事们所忧虑的风险，后果更加严重得多。因此，在6月23日，公开发表了法土声明的全文。但是在安卡拉向大国民议会宣布时，土耳其总理依次对每一条款作了解释，当他谈到第六款时，他解释说，虽然这表示寻求安全并不仅限于地中海地区，但它一点也没有改变巴尔干协约国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协约国“仍保持它充分的和完全的独立和作为为和平效劳的一个独立因素的性质”。英国政府倾向于再想一想，它最好也对声明的第六款的含义作一次非正式的解释，这样也许有助于使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政治家们消除忧虑。它于是同法国和土耳其政府磋商：在巴尔干各国首都採取这样一种外交行动是否可取。不过，要说明第六款并没有恶意，同时又要说清楚各有关政府事实上的确打算使这一条款所包含的原则能付诸实行，虽然在将来的协定中并不需要重复使用它原来的词句，这确实是很困难的。不过，到了7月中，巴尔干各国对于第六款的不安情绪减退了；当南斯拉夫的保罗亲王7月20日在伦敦与哈利法克斯的会谈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时，怀疑对这件事的抱怨是过于草率从事，和怀疑这主要是为了使轴心国家获得深刻印象而设计出来的，也就全部被证实了。因此，英国政府136决定不再就第六款说什么话了，除非有某一个或几个巴尔干国家再提起这问题。南斯拉夫的摄政王自从访问罗马和柏林后又过了一段适当的间歇时期，然后从7月17日到8月2日访问了英国，这既是对加芬库的建议作出反应，也是考虑到了他自己的兴趣。在他7月20日与哈利法克斯的谈活中，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对义大利侵略的危险特别感到忧虑，但是他说南斯拉夫如果受到攻击将进行战斗，即使它肯定要被蹂躏。并要哈利法克斯放心，他充须怀疑南斯拉夫的政策。哈利法克斯则答应保罗亲王，英国可以在信贷和飞机的供应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在谈话的过程中，保罗亲王提到，为了希望能满足义大利提出的匈南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但又不危及南罗关系，他已经在採取的步骤。他的想法是，如果一项三方协定安排起来太困难，也许可以安排两个双边协定，即匈牙利同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同罗马尼亚的协定。他已经向匈牙利政府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它回答说，罗马尼亚人曾进行挑衅，同他们是搞不出什么来的，而匈牙利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是这样的好，并不需要再做什么来加以改进。保罗亲王自己承认无法解释匈牙利方面的这种态度。解释也许可以在以下这一事实中找到：轴心国已经放弃了可以把南斯拉夫拉入它们的阵营的想法，现在正执行另一条从内部分裂它的政策，因此，已经让匈牙利人知道，匈南建立友好关系不再是属于它们迫切想做到的事了。　　　　第四节英法土三国为纬结一项互助条约而进行协商，5—10月　　　　　　　　　　　　　　（一）政治问题我们当还记得，1939年5月12日在伦敦和安卡拉发表的联合声明，只是标志着英土谈判第一阶段的结束，137两国政府的打算是继声明之后缔结一项临时协议，以适用于军事和财政专家们为了准备签订一项正式的互助协定而进行讨论的那一阶段。5月12日声明的双方都公开承认急于想尽快结束谈判的以后各阶段，但事实上意见的交换却进行得很缓慢。对这种拖延双方都有责任：英国人是由于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其他的和甚至更加重要的问题上，由于每走一步都需要与法国人商量，和由于他们自己在财政和供应上的困难，使得考虑土耳其人的要求成了一项缓慢的工作：土耳其人则主要因为，当他们还不能确知他们所要求的军事和财政援助能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程度上得到满足时，他们是不愿进一步承担政治上的义务的。这种拖延不仅给了德国人在安卡拉施展阴谋的机会，而且在土耳其人中间也引起很大的失望，他们原盼望在英土和法土声明宣布之后马上可以得到具体的好处。在6月初英国已准备好一份暂时协议的草案，并于6月3日把它交给了法国政府，于6月4日交给了土耳其政府。萨拉若卢在接受这份草案时立即问道，他什么时候可以收到一份关于经济和财政问题的通知，这一项询问在6月份还一再地被重复提出。土耳其对暂时协议提出的反建议在6月中以前早已准备就绪，但是直到6月23日才送交英国大使馆，并且只是作为一份非正式的“供初步讨论的样稿本”。这一天就是与英土声明平行的法土声明发表的日子，英国政府于是决定将来与土耳其的谈判最好是在一种三方面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这个建议被法国人衷心地接受了，但土耳其人却有几分勉强。7月初，作为对伊诺努总统的一个暗138示的响应，英国政府向法国政府建议，缔结一项临时性政治协议的想法应予放弃，缔结正式的互助条约的事应尽快进行协商。这个建议原打算使事情加速进行，但它的被採用也意味着伦敦必须准备一份全新的协定草案；这个草案直到8月4日才送交法国政府，直到8月14日，法国和英国驻安卡拉的大使才奉命把它递交给土耳其政府。这正是在德国和俄国政府宣布两国同意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一周之前，在这一宣布之后里宾特洛甫就立即去莫斯科访问，并在8月23日签订了这项条约。国际局势的这一变化使得西方国家极其渴望能使土耳其肯定地依附于和平阵线，它们于是马上开始强烈催促以最快的速度来缔结这项三方面的政治协定。在几天之内，战争可能即将爆发已变得很清楚，但是也似乎有理由可以相信，义大利将不会跟随德国一起去进攻波兰。土耳其目前对西方国家所负的义务，就是5月12日和6月23日的英土声明和法土声明中所载的那些，它们规定只有在义大利成为交战的一方的战争中才进行相互援助。英法政府现在在辩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要求土耳其在签署正式的政治协定之前立即扩大它的义务。它们最后决定不採取这样的方针，认为还是把力量集中在早日缔结三方协定为较好，它们希望这一协定的签订在西方和在轴心阵营都将产生重要的心理上的效果。139不过，在这种考虑中，英法政府都没有估计到土耳其政府竭力讨价还价的能量。直到8月29日，萨拉若卢才接见英法大使并和他们一起仔细讨论协定的草案。土耳其人那时提出的草案中的若干问题必须向伦敦和巴黎请示，但似乎土耳其政府把政治谈判拖下去的主要动机仍旧是对西方国家在财政方面的建议不满意。当战争爆发时，这一三边政治协定还没有能签订，在以后的几周里，土耳其人利用他们的讨价还价能力获得了比西方国家原先愿意给他们的好得多的财政方面的条件。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也没有给予英法政府以真正的理由来担心它与西方国家结盟的政策——或至少对它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发生了任何变化。萨拉若卢对于那头一次的关于德俄条约即将签订的宣布，对于德国同时施加的要取消一切土耳其战争物资的合同和信贷并且不再续订8月21日期满的贸易协定的威胁，的确似乎感到有点震惊。然而，德俄条约一经签订，土耳其的态度又强硬起来。萨拉若卢8月23日告诉法国大使说，这一新条约将不会影响土耳其的政策，几天以后，他给予英国和波兰的大使以同样的保证。24日，萨拉若卢告诉德国大使冯·巴本说，土耳其不打算接受德国的经济控制。据报导，伊诺努总统在8月26日接见巴本时说话也非常坚定。在战争爆发前和战争爆发后，土耳其人也受到了俄国的压力。当他们与西方国家达成协议后，土耳其政府一直在认真考虑缔结一项双边的土俄互助协定，在8月的第二周，它接受了俄国的为这样的一项协定开始谈判的建议。在8月的最后一周，萨拉若卢在回答一系列的俄国提出的问题时，明白表示他的政府将只考虑签订一项适用于有限范围的土俄条约（即仅适用于与俄国和土耳其相邻的地区），它不应与土耳其即将对西方国家承担140的任何义务相冲突。萨拉若卢在这一阶段也克制自己不去接受访问莫斯科的邀请。土耳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谈判一直继续到9月底，在29日一项英法土政治条约终于草签了。萨拉若卢然后访问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成功地抵制了强大的压力，即要他同意土耳其应採取完全中立的政策和不让英法的战舰通过海峡。10月17日，萨拉若卢没有与俄国签订一项协定就回到了安卡拉，在19日，英法土互助条约以及各项补充的财政协定都签了字。虽然三边互助条约的谈判过程是很长的，三方在主要政治问题上协调它们的观点时并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伪确，早在7月第一周的末尾，当萨拉若卢必须在大国民议会回答他的外交政策上的一个问题时，他就说过（并得到英国大使的默认），就政治立场而言，英国和土耳其两国政府可以被认为是已经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英国政府在政治上主要必须得到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是，应使土耳其对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义务与英国的义务协调一致，或者至少不应使英国的义务更难履行。关于希腊，没有发生什么困难，因为在5月12日的英土声明中已包括了在地中海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土耳其因此将自动地捲入，如果希腊受到攻击的话。罗马尼亚的情况较为复杂。3月间英国政府曾询问土耳其是否准备帮助罗马尼141亚，如果它成了侵略的受害者。但由于土耳其显然不愿考虑把它的义务扩大到罗马尼亚，这就使得英国政府只好首先集中力量来促成在地中海地区的互相援助安排，而把关于罗马尼亚的地位问题留到谈判的第二阶段专澄清。英国政府想接近土耳其的主要动机之一（当罗马尼亚被认为是正处于紧急危险之中的时候）是尽可能地占据一个优越地位，以便履行对罗马尼亚的保证。依据蒙特勒公约的条款，英法政府没有把握确信它们的战舰在战时可以获准通过海峡进入黑海，除非土耳其也是交战的一方并且是他们的盟国。因此最重要的就是保证使土耳其在西方国家需要把援军运入黑海的任何冲突中，从一开始就至少在名义上应该是一个参战国。英国政府对于获得一项土耳其对希腊和罗马尼亚的直接保证也给与相当的重视，因为这会加强这些国家抵抗侵略的决心，但这一点并不认为是很重要的。英国在6月4日交给上耳其人的一项暂时协议的草案，因此也把土耳其直接保证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一条列了进去；但是很快就清楚地表明，这个建议是土耳其人所不能接受的，而且罗马尼亚人对于接受另一个直接保证也感到难为情。英国政府然后就很快地接受了包含在6月23日土耳其的反建议中的一个办法，即给予间接的保证。按照这个办法（它被写入最后条约的第三条），土耳其政府同意只要英法对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保证继续有效，它将给予英法政府以142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它们由于保证的缘故而捲入战争的话。这就满足了基本的一点，即土耳其在一场由于罗马尼亚受到攻击而引起的、从而使英法保证生效的战争中应成为一个参与者。在土耳其方面，主要想得到的自然是尽可能地多到手一些、少付出一些：确保英法所承担的义务是既广泛而又具有约束力，而土耳其的双手则只是松松地束缚着。土耳其人特别渴望：（1）确保他们不会为了罗马尼亚的缘故而捲入对俄国的战争；（2）尽量避免承担对地中海以外地区的援助的额外义务；（3）获得最大限度的保护来防备一个非地中海国家对土耳其的直接进攻或对它的安全的间接威胁。这几点中的第一点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解决了。英法两国对罗马尼亚的保证是保证它的独立，而不是它的完整；西方国家担心的是德国的侵略。而不是俄国试图收回比萨拉比亚的可能性；它们十分愿意让土耳其解除同它与俄国达成的协议条款相冲突的任何义务。这个问题最后在互助条约的第二议定书中得到了处理，其规定如下：“土耳其由于上述条约而承担的义务，并不能强迫该国採取具有与苏联进行武装冲突的效果或后果的行动。”143在土耳其的相对义务和反对非地中海国家进攻土耳其的保证这些有关问题上，双方开始时所要求的都比它们最后得到的要多。英国的暂时协议草案和土耳其拟的对应草案，都提到了就履行5月12日声明所规定的在地中海地区的相互义务进行磋商，但没有对在地中海以外地区的相互关系作出具体的建议。另一方面，土耳其的草案建议，给予土耳其以单方面的援助保证，如果发生对土耳其领土的侵略行为，或土耳其认为已威胁到它的安全因而引起战争。据认为土耳其政府在要求这种保证时心中所想到的意外情况，是保加利亚或通过保加利亚境内的进攻（即只是保加利亚一国的进攻或加上德国的帮助，或由德国部队通过保加利亚国境进攻），和德国对南斯拉夫的侵略，但是其最终目的则为开闢一条穿过保加利亚以进攻土耳其的道路。英法政府同意，土耳其要求对这些危险给予保证是有道理的；但是虽然两国政府都准备答应帮助，如果发生来自保加利亚的或通过保加利亚国境而来的攻击，英国政府却不愿意在德国侵略南斯拉夫时保证採取行动。它考虑在这第二种情况下的义务应限于进行以共同行动为目的的相互磋商。它反对的理由，一方面是希望不引起南斯拉夫人的忧虑，另一方面是它极不愿意使其介入取决于土耳其的这样一种决定：它的安全受到了分为两步走的一次侵略行动的威胁。英国政府还觉得，它被要求承担的对土耳其的附加义务需要得到补偿。因此，在英国起草的最后条约草案的第一条规定了在地中海发生战争时互相援助之后，接着又有两条规定：在一场义大利不是参战国的战争中相互援助或磋商。这一英国草案的第二条规定，一旦英国、法国或土耳其受到一个欧洲国家的直接攻击时应相互援助（这也包括土耳其受到保加利亚的攻击，或受到德国通过保加利亚国境或从海上来的攻击）。草案的第四条规定，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应进行以联合行动为目的的磋商：（1）144“一个欧洲国家侵略另一个欧洲国家，而缔约国的一方经取得该被侵略国的同意后己承担给予援助的责任，以维护其独立或中立不受到侵略”（这将包括以下各种情况：德国侵略波兰，侵略受到1939年2月英法君子协定保证的西欧小国，以及侵略俄国，如果那时正与法英谈判的互助条约已经签订的话）；（2）“一个欧洲国家的侵略行动虽然直接指向另一个欧洲国家，但据缔约国政府之一的意见，这种侵略已构成对它自身安全的威胁”（这适用于德国侵略南斯拉夫的情况）。英国政府已预见到土耳其会反对草案第二条中的建议：如果法国或联合王国受到直接袭击，应即给予援助。当它在8月4日把草案交给法国政府时，已告诉后者，如实在不行，它愿意取消这个规定。8月底，英法大使接到指示，叫他们不要坚持对等互助的原则。最后，在条约的第一条内规定，英法保证土耳其反对一个欧洲国家的直接攻击，但是从土耳其这方面能够取得的最大好处是，它答应一旦英国或法国受到直接攻击，土耳其将立即与它们磋商，并将“至少对法国和联合王国保持善意的中立”（第四条）。不过，土耳其的确接受了如果波兰或西欧的一个小国受到侵略时进行磋商的相互义务，这项规定见于条约第五条的第一款。第五条第二款则载有英法在南斯拉夫受到攻击时的相应的承诺。在从8月开始的条约草案谈判中，土耳其人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全都属于说明土耳其对西方大国的诚意表示145疑虑的性质。例如，土耳其政府坚持签署的文件应採取国家首脑之间的一项条约的形式，而不是政府之间的一项协定的形式，条约的期限应先定为十五年，而不是象英国建议的为了与英波协定一致而定为五年。土耳其人还要求条约应该既是三方的又是双边的——即如果第三方退出，条约的规定对其他两方仍继续具有约束力。西方政府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对土耳其人的愿望作了让步。协定被改成为条约的形式，并在第七条中宣称它的规定“对土耳其和其他两缔约国的每一方都具有相等的双边义务的约束力”。英国政府接受了把有效期定为十五年的第九条，原希望这一让步可以导致条约的早日签字，但结果是希望落了空；它是以极大的勉强来接受这一条的，只是在一再试图使土耳其人接受以下这一规定而未能成功之后才勉强接受的：在第五年末和第十年末经六个月的事先通知可以终止本条约。英国政府还感到关切，因为土耳其政府坚持条约心须经过批准，这样就能使土耳其人，如果他们是这样希望的话，无限期地推迟条约的生效。英国政府因此强烈要求条约应附有一份议定书，规定条约白签字时起开始生效。土耳其人不喜欢这个建议，但最后还是接受了它，于是在第一号议定书中作了这样的规定。不过，土耳其人仍然用另一种方式赢了这一点，因为在附带的财政和经济协定中加了一个秘密的暂时停止条款，它可以使议定书失效。　　　　　　　　　（二）军事、财政和经济方面的问题14英、法和土耳其的军事专家们，从5月间英土声明签字时起就开始了交换意见，并一直继续到夏天过去。5月13日，一个土耳其军事代表团启程去访问马奇诺防线，一个以恩特齐热将军为首的法国军事代表团在土耳其度过了7月的下半月。在6月的第三周，英土两国的参谋人员在土耳其进行会谈。一个以奥尔巴伊将军为首的土耳其军事代表团在6月初来到伦敦，与参谋本部进行接触和商谈购买军事物资的事，到8月初仍滞留在英国。被看成是政治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三方秘密军事公约的主要条款，到8月底已由各方达成了协议。西方国家未能立即大规模地向土耳其提供武器和弹药，妨碍了一项政治协定的谈判，无论如何它要对土耳其在战争开始后决定继续保持中立负一部分责任。土耳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可以从加芬库和萨拉若卢于4月的第二周在伊斯坦堡会晤时达成的七点协议中的第六点看出来。到这时为止，土耳其主要依靠德国作为它的军火供应的来源。由于5月12日的英上声明而公开了的土耳其政策的转变，显然完全有可能把这些德国供应切断，并同时大大地增加土耳其可能捲入一场战争的危险。从英土谈判一开始，萨拉若卢就一再声称，他的政府要靠英国来补充由于德国军用物资的供应断绝而造成的任何短缺，并在5月12日以前提出了供应防卫海峡所需要的重炮和其他物资的要求。到了6月的第三周，土耳其人已开始抱怨军火还未曾收到过，并指出他们未能获得供应可能不仅对土耳其而且对希腊和罗马尼亚的士气也有不好的影响。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怀不满，被认为是要对土耳其军事当局方面在英土参谋人员会谈中缺少合作的精神负责的。6月底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伦德准将报告说，土耳其的参谋本部在象港口防卫这样的问题上不47愿多谈，并採取这样的态度，即除非战争已开始或正式条约已缔结，否则就不能透露他们的全部计划。在7月的第三周，当伊诺努总统接见恩特齐热将军和法国大使时，他愤愤他说起还没有军火从英国运到土耳其这个事实，而在英士谈判开始以前，供应品却能按期地自德国运来。土耳其人不仅渴望获得武器和弹药，而且想把他们的整个经济从对德国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他们因此既需要得到购买军人和其他用途的贷款，而且也需要寻求新的市场方面的帮助。英国政府充分意识到如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使上耳其依附于西方阵营的整个企图就可能有失败的危险（它的大使曾一再向它指出这一点）；但是事实上它或法国政府都不处于一种能够立即作出慷慨的反应的地位。例如，它们不可能为土耳其一向运往德国的全部出口货提供市场；它们也不能从自己的工厂提供比土耳其需要的数量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军火，即使是交货的速度比土耳其所希望的要慢得多。为土耳其的购买提供资金的问题，当英法的财力由于它们自己的重整军备的需要而十分紧张，和得到英法保证的其他国家也迫切要求援助时，发生了很大的困难。1938年英国政府已经给予土耳其一千六百万英镑的信用贷款（其中六百万英镑用于购买军火），在6月底它又提供了用来购买军火的另一笔一千万英镑的贷款，大约在7月底就可以动148用。不过这个数目是十分不够的，如果土耳其对它自己需要的估计是正确的话。土耳其政府在7月中旬曾向英法两国政府提出一份“建设性的计划”，其中包括要求一笔购买军火用的三千五百万英镑的信用贷款，一笔作为土耳其货币准备金的一千五百万英镑的黄金贷款，和一笔立即支付的一千万英镑的信用贷款，用以购买紧急的军火物资和支付自由货币国家在土耳其的被冻结款项。后来，土耳其政府还建议把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贸易置于一种补偿的基础上，并把土耳其镑贬值到能使土耳其商品在自由市场上竞争的程度。英国政府对这些建议的反应是，土耳其人把他们的财政需要估计得太高了，但是为了政治上的缘故，也许有必要应设法去满足他们。法国政府虽然自己不愿为满足土耳其的需要作出贡献，但认为对这些要求应该给予比其他被保证国家的要求更优先的考虑，因为土耳其是巴尔于局势的关键所在。到8月的最后一周，英国驻安卡拉大使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应该有更加愿意帮助的表示，特别是在黄金贷款和购买菸草方面。不过，外交部并不能使纳奇布尔-休格森在这些方面给对方以很大的希望，当他在8月28日与萨拉若卢一起讨论政治条约的草案时。9月1日送交安卡拉的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建议仍距离土耳其的要求很远。鑑于土耳其人要求三千五百万英镑的信用贷款以供购买军149火之用，英国政府指出，它已经提供的一千万英镑的信用贷款将足够支付在合理的不远的将来从英国来源可以得到的全部军用物资。由于最近黄金和外汇的大量损失，英国政府也不可能给予土耳其以在别国购买货物的信用贷款。不过法国政府愿意用赊销的办法供应土耳其相当数量的军火，并可立即开始装运。对于土耳其要求一千五百万英镑的金条借款以作为货币准备金，英国政府现在提供了三百万英镑；对于为紧急用途和偿付冻结的欠款而要求的一千万英镑借款，它只提供了二百万英镑。这五百万英镑借款总额第一年不计利息，以后的利息可用土耳其镑支付，以便用来购买菸草等物。从法国获得现金借款是没有希望的，它最多只能同意用赊销办法供应军火。英国政府宣称，它实在不可能完全满足土耳其的要求。它现在所提供的，不管是从财政的观点来看，还是从把英国自己迫切需要的军火分出一部分来看，都是代表了一种严重的牺牲；它希望，它所建议的条件将足够使土耳其获得必需的军火，并把其经济和财政放在一个健康的基础之上。土耳其人对这种提供的贷款并不感到满意，但是在战争最初几周的心理气氛中，迄今在伦敦具有如此分量的财政方面的争论已被政治上的考虑超过了。互助条约现在看来是值得以一个比土耳其人在7月间开出的小不了多少的价格来购买了。在1939年10月19日与互助条约一起签订的一项财政和经济问题特别协定中，这两个西方政府给了土耳其一笔二千五百万英镑的信用贷款，用以购买军用物资，一笔一千五百万英镑的黄金贷款，和一笔三百五十万英镑的贷款，用来结转已记入清算帐户的商业信贷。在这项特别协定的第二条中，三方同意：一个英法土委员会应尽快在巴黎或伦敦举行会议，以便制定一项运交军用物资的计划，和决定哪些供应品是最迫切需要的，以使土耳其“毫不迟延地处于一个能对也150许会突然进攻它的欧洲边界的敌人进行有效抵抗的地位”；不过，委员会也要考虑法国和英国政府的“立即行动的可能性”。这些安排直到战争已经进行了七周方才议定，不仅土耳其还没有得到它所需要的军火，而且根据第二条的规定显然它也不能期望它的短缺会在最近的将来得到弥补。因此加了一个秘密的暂时中止条款（第六条），它规定在土耳其得到防守它的色雷斯边界所需军事物资的供应以前，条约暂不生效。1940年1月8日在巴黎签署的一份议定书取消了这个暂时中止条款。但是西方大国自己承认，无力供应土耳其的军火需要，乃是使得土耳其保持其中立地位的因素之一，甚至在义大利己加入战争并进攻希腊，法国和英国有权依据联合声明和互助条约的条款要求土耳其参战之后，情况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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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英法两国在宣布给予保证后同被保证国家的关系　　　　　　　　　　　　　　　第一节波兰　　　　　　　　　　　　　（一）政治和军事问题在战争爆发前的五个月中，波兰和给予它保证的两个西欧大国之间的关系，被不久前继承下来的互相猜疑所笼罩。英法两国政府的态度，由于1938年秋天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时波兰所扮演的角色，也由于对波兰外长从那以后在与德国打交道中所採取的路线摸不准，所以仍旧蒙着一层伪装的色彩。另一方面，波兰人不能忘记，捷克斯洛伐克也曾得到许诺，说是要给予国际保证。确实，德国拒绝履行在慕尼黑作出的许诺，是使给予捷克斯洛代克的保证不能取得契约的形式的主要原因；但是英国政府的主动提出保证波兰，似乎证明它的态度自从慕尼黑会议以来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这也是事实。然而波兰的政治家们，象得到保证的其他东欧国家的政治家们一样，不应该受到责怪，如果他们对西方大国的真实动机和意图有一些怀疑的话，如果他们问过他们自己，他们得到151的这些保证会不会是一种负担而不是恩惠的话。能不能假设，英法这一次并不打算使用它们的影响，来迫使小国家作出它们所不能接受的让步，以求避免战争？它们有决心和手段来给予德国东面的几个国家以有效的和立即的援助吗？它们是不是认为（法国人至少是会这样的）只凭勇敢的语言和纸上的计划就足以阻止德国的侵略？或者，如果它们真的想打，它们是不是想战斗到最后一个波兰人或罗马尼亚人或土耳其人，而不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去牺牲它们自己的人力和资源？如果战争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它们实际上能够拿出多少武装力量到战场上去抵抗德国人呢？在英国和法国政府给予波兰保证之后，由于它们的某些行动和声明，象这一类的怀疑很可能反而有了加深而不是减少。由于它们怀着想避免逼近的灾难的值得称赞的愿望，并深信（这井非毫无歷史的根据的）波兰人是天生的头脑发热和一意孤行的，西方政府一再劝告要谨慎和需要磋商，建议波兰人要表现出已作好准备与德国人进行谈判，并且不排除可能通过调解来和平解决但泽问题的可能性。在军事专家之间的接触建立以后，很快就表明，西方大国只能给波兰以很少的直接援助；当经济和财政的谈判开始时，表示要给予波兰人的比较少量的援助和附带的条件，更使华沙感到失望和不满。而且，西方大国公开和私下里作出的保证，即它们将坚决履行它们对波兰152的保证（即使是在波兰发生了一件非暴力造成的既成事实），由于同时向德国作出了保证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抵销。在这个时期，它们曾一再试图使德国人相信，和平阵线不应看作是包围：并且试图找到一个能直接同德国谈判的基础，以便和平解决德波争端和其他重大纠纷。在这样的情况下，直到8月间德波关系显然已进入危急的阶段时为止，波兰人竞能十分相信英国的诚意而没有极力要求籤订英波互助协定，这也许是很不容易的。在此期间，贝克仍然只满足于张伯伦3月31日和4月6日的口头声明，和他本人与哈利法克斯4月初在伦敦会晤时达成的非正式协议。英国政府还值得称赞的是，当它建立一个和平阵线的努力由于它与苏联政府的谈判破裂而显然将归于失败时，它的实践其口头承诺的决心却井没有动摇，虽然谈判破裂的最后原因或藉口是由于波兰对俄国部队进入波兰所持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据当时很多法国人和英国人看来是极其不妥协和不现实的。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和波兰政府想把单方面的英国保证波兰改成为一项互助协定，这一打算已由张伯伦4月6日在下院中宣布，协定的主要条款也已在4月4—6日的英波会谈中在原则上决定。哈利法克斯和贝克注意到，在协定能够签订之前，只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他们有分歧意见的其他各点被认为对协定的起草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个突出的问题中的第一个，是对波兰的互惠保证是否适用于因对一个或更多的西欧小国进攻而引起的战争，而这些小国是英国根据与法国的君子协定同意给予援助的，如果它们成为德国侵略的对象的话。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贝克于4月14日保证，波兰将帮助英国，如果后者因保卫荷兰、比利时或丹麦而捲入战争。第二个问题——需要使法国对波兰的义务与英国153承担的那些义务相协调——也很快就开始着手研究了。根据1921年2月19日和21日的政治协定和军事协定，法国早已负有义务立即给予波兰以援助，包括有效的和迅速的军事帮助，如果波兰捲入了战争的话；而最近在1939年1月26日法国外长还公开宣布过，法国认为这些条约规定对它是有约束力的。我们已经看到，法国政府已让张伯伦把它同他的3月31日声明联繫在一起，即答应支持波兰，如果它抵抗对它独立的威胁的话；在张伯伦4月6日第二次声明之后，波兰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发表一项特别声明，表示法国对波兰的义务在范围的广泛方面不会小于英国所承担的那些义务。因此，4月13日在达拉第宣布法国保证希腊和罗马尼亚的那项声明的末尾，对法波关系作了如下的说明：法国政府……对于英国和波兰订立相互保证一事感到极大的欣慰，它们两国己决定相互支援以保卫它们的独立，如果任何一方直接或间接受到威胁的话。此外，法波同盟以同样的精神得到法国政府和波兰政府的确认。法目和波兰相互保证，给予对方立即和直接的援助，以反对可能要打击它们的重大利益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威胁。不过，法国总理的口头保证，华沙并不认为是一项充分的保证，4月末波兰政府于是要求法国政府签署一份议定书，使达拉第惯用的那个程式具体化。法国政府同意了，到了5月的第二周，一份草案已送请两国政府批准。这一文件宣称，法波同盟条约今后应解释为法国和波兰154彼此之间将立即相互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以反对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会影响它们的重要利益并引起缔约国方面的武装抵抗。这份议定书草案于5月12日得到了法国部长会议的批准，但（据博内说）以法国对波兰的承诺必须与英国的承诺绝对相同为条件。根据博内对以后各种事件的叙述（它在某些方面与其他有关人士的叙述不同），似乎卢卡谢维奇在5月17日曾把贝克的一个要求带给博内，即议定书中应加上一个秘密条款，声明维持但泽的现状是关系到波兰的切身利益的事。博内反对让贝克独自有权决定，因但泽而引起的一场危机已足够严重到使保证生效，卢卡谢维奇因此向他保证，英波两国政府已经就一个与交给博内的相同的条款达成协议。博内怀疑（他说）贝克正在试图利用伦敦来对付巴黎，以便取得更广泛和更明确的承诺，就告诉卢卡谢维奇说，他必须核实大使的话。18日他从法国驻伦敦大使科尔贝那里听到，自从4月6日以来，英国政府没有与波兰人举行过讨论，它没有同意维持但泽的现状是波兰的“关系切身利益的事”这种提法，它也没有考虑就这个问题签署一项声明。博内于是在5月19日推迟了那份已准备好的议定书的签字手续。他与哈利法克斯5月20日在巴黎，22日又在日内瓦商量了这个问题，并同意后者的意见，即法国和英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必须完全相同。5月27日，卢卡谢维奇得到博内的通知说，法波条约的批准和解释，必须等到英波协定已准备签署的时候。英国政府并不急于与波兰讨论它们的互助协定，而是宁愿等到与俄国的谈判取得更大的进展后再说；英波谈判直到8月方才认真开始进行。结果是法波议定书直到战争爆发后才签字。虽然各个有关人物在5月间的法波谈判中所充当的155角色还不完全清楚，看来似乎波兰人曾试图吓唬法国人，通过告诉他们英国已接受这项义务，使他们按照波兰的吩咐去为但泽而战。至少，以下几点是肯定无疑的：波兰人极为重视要法国和英国承认波兰的以下这一论点，即但泽的局势是波兰的“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德国政府怀疑，或公开宣称怀疑，法国人和英国人会愿意“为但泽而死”；首先是法国政府，后来是更加勉强的英国政府，发现如果公开声明，它们对波兰的保证，将因后者抵制德国想以单方面的行动来决定但泽未来地位的企图而开始生效，那是合适的。在英国的保证宣布之前，波兰外长曾经拒绝考虑德国提出的解决但泽问题的条件；而且，即使贝克本人愿意把但泽交还德国并同意一个“走廊上的走廊”，波兰的舆论也将使这样的安排不可能实现。大多数波兰人也许不能说清楚，既然纳粹分子已控制了这个自由城市，现在波兰在但泽剩下来的“重大的切身利益”还有些什么，但是他们几乎全部会想到，从战略和经济的观点来看，他们仍旧保有的立足点对波兰的独立是必不可少的。斯米格莱一雷兹元帅在7月的第三周接见报界时，概括谈了波兰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他说如果德国控制了但泽，它就能够控制波兰的经济生活。为但泽而战，因此也就意味着为波兰的独立而战，所有的波兰人宁死而不愿再失去他们的独立。不过，并不是由于认识到波兰方面的力量，才使法国和英国政府宣布它们将支持波兰，如果它为但泽而进行战斗的话；而更多的还是由于害怕德国宣传人员想使法国、英国、波兰和德国的舆论相信“不值得力但泽打一场战争”的企图，可能会对和平阵线造成危险。4月间，有些法国报纸也採取了这个论调。登在《作品报》上的马塞尔·戴156阿特的一篇文章否定法国人应该为“但泽捐躯”，从而引起达拉第在5月4日发表一项声明，谴责削弱法国的决心和在国外制造对法国政策的怀疑的各种企图，并宣称法国的安全和文明的前途，在德波的争吵中部已陷入危险之境。同一天博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波兰的切身利益是否受到了影响和在哪些方面受到影响，这要由波兰自己来决定，它可以依靠法国和英国的全力支持。5月11日，达拉第在波旁宫发表了一篇强有力的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说，他宣称他的政府在波兰的同意下已经採取“必要的措施来立刻直接运用同盟条约”。6月底有谣言说，但泽即将发生政变，法国驻柏林大使于是建议法国政府发表一项更加具体的声明，明确地表示法国的保证将适用于单方面企图改变但泽的现状的尝试，以打消德国对于法国的态度的任何幻想。7月1日，法国部长会议决定採纳库隆德勒的建议，在同一天把博内致里宾特洛甫的一份照会交给了驻巴黎的德国大使。这份照会的最后一段原文如下：　当各式各样的措施正在但泽被採取、而它们的范围和目的又是很难估计的这一时刻……我……认为我有责任明确地声明，任何打算修改但泽现状的行动，不管它是什么形式，并且因此引起波兰的武装抵抗，都将使法波协定发生作用，并迫使法国立即给与波兰以援助。7月2日，法国海军部长康潘希在昂西的一次演说中公开宣称，在但泽不可能有只局限于当地范围的、让和平建立在弱小一方尸体上的意外事件的问题。英国政府比法国政府更不愿意在但泽问题上採取一57项明确的方针，一部分是因为它迟迟不愿放弃也许仍可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希望，一部分则是因为它担心，这会鼓励波兰在与它的保证者们磋商之前就对德国的某一举动作出太强烈的反应。英国政府在试图组织一个和平阵线时主要关切的事，就是防止德国进一步企图以武力来实现它的目的；而一位英国政治家第一次公开地明确提到维持但泽的现状是否属于英国保证的范围之内这个问题时就表示，使用武力将是确定的因素。张伯伦5月11日在艾怕特会堂的一次政治集会上作的演说中有以下这样一段话：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今天欧洲的危险地点是但泽。虽然我们对波兰的保证是清楚的和确实的，虽然我们如能看到波兰和德国之间的分歧通过谈判得到和平的解决，我们将感到高兴，虽然我们也认为它们能够而且应该这样地解决，但是，如果有人试图以武力来改变局势以致威胁波兰的独立，那将不可避免地爆发一场把这个国家也卷进去的普遍灾难。不过，当法国的部长们在5月20日就波兰希望在法波政治议定书上提到但泽“关系切身利益”一事与哈利法克斯磋商时，他走得比这还要远。哈利法克斯对达拉第和博内说，英国政府己给与波兰的承诺是，如果出现对波兰的独立的明显威胁，而波兰自己也决心进行抵抗时，英国政府将支持它。因此，如果但泽的局势发展到了威胁波兰的独立时，英国的保证就将开始生效。6月底，当法国政府即将决定宣布它接受波兰在但泽问题上的观点时，它自然渴望知道是否英国政府也将照样办理。6月29日，法国驻伦敦大使奉本国政府之命向哈利法克斯建议，在他当晚在查塔姆大厦发表的演说中，他应当“给德国的统治者们一个明白无误的通知，158即（法国和英国）政府决心要履行它们对波兰的援助义务，不管德国玩弄什么狡猾的手段来使它的行动的真实性质模煳不清”。不过，哈利法克斯在查塔姆大厦的演说并没有提到但泽，提到波兰时也只说成是一个英国与它有共同防务协定的国家。张伯伦在7月3日晚上的广播演说中用的也是笼统一般的词句：“不要让任何人错误地认为我们并不准备以全力来抵抗侵略，不论它是针对我们自己的，还是针对那些我们已同意保卫它们独立的国家的。”同时，法国政府继续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就但泽问题发表一项更加明确的声明。到7月5日，英国政府已决定它必须採取协调一致的步骤，并明白表示，在但泽发生的一桩非暴力的既成事实也可能被当作是宣战的理由。就张伯伦即将在下院发表的一项声明的提法与贝克进行了商量，他只提了一些次要的属于词句上的修改。7月10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说如下：最近在但泽发生的一些事件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的忧虑，担心这是想用单方面的行动、用隐蔽的手法来决定它的未来地位，就这样来给波兰和其他国家以一个既成事卖。……（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事情不能只看成是关系到但泽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单纯地方性问题，它也许偶然地并不造成威胁，但是将立即引起影响波兰民族生存和独立的更加严重的问题。我们已保证要给予波兰以我们的援助，如果发生了对它的独立的明显威胁，而它也认为使用全国的武装力量来抵抗这种威胁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我们将坚定地决心履行这一义务。在发表这一关于但泽的声明这件事上，英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受到法国的逼迫；张伯伦7月10日的声明并不意味着他和他的同僚们已经放弃和平解决但泽问题的一切希望，或者已经缩手不管而让波兰人去自行作出可能把英国捲入战争的决定。在7月10日的声明之前和之后，英国政府曾一再要求波兰人不要认为与德国谈判的可能性已不存在，警告他们不要随便以军事力量来对抗德国的行动，以致使自己受到进行侵略的指责；切实要求他们随时把一切发展详尽地通知伦敦和巴黎；并且力求得到在来不及磋商的紧急情况下他们打算採取的行动的确切说明。从4月中到战争爆发前夕，曾一再提醒波兰政府，159不应忽视和平解决但泽问题和其他德波争执的任何机会。贝克本人则表示，在但泽的内部行政方面，他准备走出很长一段距离来满足德国的愿望，并且也可以考虑把但泽的对外关系的控制权移交给德国。一直到7月底，他似乎仍然愿意在原则上通过谈判来解决但泽问题，如果这可以用波兰的次要的让步来换取的话。但是贝克担当不起蔑视波兰舆论的责任，如果由他亲自来倡议与德国政府谈判的话。英国政府在4月18日建议，如果波兰政府仍准备“与德国探讨但泽问题的解决办法”，那么最好能够“用表现出它愿意谈判的心意，来使德国政府的论调站不住脚”。贝克的答覆是，波兰驻柏林大使已经明白表示波兰愿意谈判，他必须先等待德国驻华沙大使（毛奇）带着德国政府的答覆回到这里来。德国政府採取的策略是：希特勒在但泽问题上已经说完了他的最后一个字；毛奇离开他的华沙任所一直到5月6日；德国政府和波兰政府在8月初以前似乎一直没有就但泽问题进行过直接的联繫。6月初，贝克曾要求国际联盟高级专员伯克哈特（他被邀请去会晤希特勒）转告德国，波兰渴望实现缓和，并且准备把但泽作为一个较大问题的一部分来讨论。但伯克哈特似乎井没有传达这一口信（他本人的看法是，双方意见过于激动，以致目前没有任何希望来成功地进行谈判以获得一项解决办法）。贝克——无疑他是正确的——认为，但泽的地方长161官福斯特尔7月19日向伯克哈特作出的亲近的表示，只不过是一个花招。福斯特尔说，希特勒要他把与波兰的缓和关系搞好，他建议请高级专员调停当地的困难问题以使缓和实现。伯克哈特热情地对待这个建议，英国政府也认为应当认真地看待它，但波兰人仍表示怀疑。不过，到了8月间，当但泽的局势变得真正逼人时，贝克愿意作一次尝试，通过波兰代表和但泽议会之间的会谈，来解决当地的各种事件和问题。在西方政府这一边，哈利法克斯5月20日与博内和达拉第在巴黎会晤时，讨论了通过调解来和平解决但泽问题的可能性，如果（情况似乎也正是这样）直接谈判在目前根本办不到的话。哈利法克斯于是设想了一个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但泽可以作为一个德国的城市来管理，甚至也许在德国国会中可以有它的代表，但不能设防或由德国军队占领。它作为一个自由城市的特殊性质，则可以由一部特别宪法来予以维护，这部宪法由若干大国而不是由国联来给予保证。由于最近教皇的一项和平倡议结果令人失望，也由于法国不喜欢请义大利来做调解人这一想法，在哈利法克斯和法国的部长们会晤之后，伦敦研究了由斯堪地那维亚国家，集体的或个别的，进行斡旋的可能性。当把这个建议向在华沙的肯纳德提出时，他劝告说，波兰舆论会把它看作是英国的决心正在削弱的迹象，而且由于德国也可能这样地来解释一项调解的建议，接近斯堪地那维亚国家这一设想就被放弃了。不过，利用伯克哈特来作为中间人的可能性，仍时时在考虑之中。伯克哈特向伦敦外交部汇报了他与希特勒在6月初的会谈，当8月的第二周伯克哈特接到再次访问希特勒的邀请时，妥协也许仍有可能的微弱希望又復洁了。英国政府建议伯克哈特把他即将去贝希特斯加登访问的消息通知贝克，但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161这大概是因为他认为，由于8月初波兰人对德国在但泽问题上的举动作了激烈的反应，他们已破坏了与德国缓和的前景。德国人大事宣传伯克哈特将成为第二个朗西曼，法国报纸也随声附和，这个插曲也就很自然地在华沙引起了极大的不安。波兰人对于一再告诫他们在採取任何不可挽回的行动之前要同英法政府磋商，不要落入德国的圈套，致使自己看起来象是侵略者，感到恼火那也是根自然的。“双方应随时将威胁到每一方国家独立的任何发展详尽而迅速地相互通知对方”这一义务，是哈利法克斯和贝克在4月4—6日的会议上达成协议的要点之一，它将载入即将签暑的英波互助协定。在这次会议结束的那一天，英国外交部次官普利茅斯勋爵在上议院对一个关于波兰独立的含义的问题作了如下的答覆：显然，除非波兰自己认为它的独立处于危险之中，任何其他国家都是无法强加上一个不同的看法的。由于事情的性质是如此之严重，毫无疑问，波兰政府将随时把一切发展详尽地通知陛下政府，但是发生任何意见分歧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两国政府的政策——即抵抗暴力的控制——是完全相同的。贝克在4月的伦敦会议上不够坦率，这无疑要对英国政府后来的频频提醒他在任何危机中与巴黎和伦敦磋商的重要性，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第一次认为有必要作这样的提醒是在5月初，那是在希特勒发表演说和德国政府发出备忘录通告废除1934年1月26日的德波协定与贝克在5月5日作出回答这两个日期之间。英国政府担心贝克在回答希特勒时的调子可能会太尖锐；同时它认为，162如能藉此机会消除由于报纸对英国保证的范围不断批评而可能引起的华沙的任何误解，那也是好事。英国和外国报纸上的某些文章仍旧强调独立和完整之间的区别，井建议英国政府应设法使波兰同意领土的改变；而其他文章则争辩说，由于只有波兰可以判断什么是对它独立的威胁，波兰僵硬地拒绝考虑可能导致和平地调整的要求，就有可能把英国拖入战争。因此，在华沙的肯纳德奉命去向贝克保证：英国政府将坚决履行它的保证义务，但同时它也坚决相信，波兰决不会因为它知道它在任何战争中都能得到英国的支援，就轻易地拒绝一项公正的解决办法，而这样的一次拒绝也许就会导致战争。不过，英国政府必须强调两点。第一点是，波兰政府必须完全信任它，不能象贝克在伦敦谈论他同德国打交道时所表现的那种缄默和保留。它信任贝克处理微妙局势的才能，但是觉得有权要求他把向他提出的任何要求以及他的打算和反建议充分地和尽早地告诉它。第二点是，虽然英国政府承认波兰必须是它的独立是否受到威胁的最后判断者，但仍期望它不会放弃一切谈判的希望，除非它深信威胁已不能用和平的手段来消除；英国政府也期望它无论如何应该在採取任何不可挽回的行动之前与英国政府磋商。最后，英国政府希望波兰政府能够立即把以下这两方面的情报通知它：需要马上予以反击的一种威胁的可能发展的态势（如果这一意外情况事实上是它所担心的），以及它打算採取的、用以消除或抵消这种威胁的步骤。肯纳德在5月4日向贝克读了这一信件，贝克立即对伦敦发生的“误会”表示遗憾。他为他与英国大臣们会谈时的不够坦率辩解，其理由是直到希特勒在4月28日发表他的演说时还没有把德国的要求（其内容他已在4月23日给了肯纳德）正式地或甩书面提交出来。贝克表示相信，在伦敦和华沙之间不会再有误会发生，并答应在他答覆希特勒时避免说任何有挑衅性的话。贝克5月5日163的演说事实上是坚定的，但语气和缓，虽然在同一天答覆德国的备忘录的照会中使用了一些比较尖锐的话。对于5月4日向他提出的以下这一问题，即如果在但泽发生突然的危机，需要立即採取行动，但不允许有磋商的时间，波兰政府将打算怎么办，贝克的回答是，不会发生这样的危机，除非德国人试图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他无法明确他说出，在一种假设的情况下，波兰人可能要被迫採取的步骤。但是他答应随时把任何威胁性的发展通知英国政府，并向它保证，波兰不会鲁莽行动，以致盲目地促成一次危机。在以后几周的外交上的意见交换中，英国政府又一再重复警告波兰，要避免表现得象是侵略者。并试图弄清楚，如果没有使用武力也没有德国的直接干预，而只是由但泽议会宣布但泽和德国合併，或者如果发生一种介于但泽表示希望与德国重新合併和德国军事占领之间的情况，波兰政府将怎么办。在波兰这方面，贝克继续在原则上同意与英国和法国磋商的重要性，但他也继续主张，政府不可能在事先就规定它可能不得不採取的步骤。他最多只能说，但泽和德国採取的措施将决定波兰反措施的性质。在交换这些意见时，也讨论了以下这种可能性：如果波兰人能够推迟军事行动，就也许可能有时间在柏林进行一项新的外交联合行动，并以英国的逐步动员来作为它的后盾。英国政府并不满意贝克对它的问题的答覆，但是它承认这些事情只有士兵才有最后的发言权，它也知道它的询问在华沙已引起了几分愤慨。它因此在7月初决定派海外武装部队监察长、上将埃德蒙·艾恩赛德爵士去华沙讨论军事形势，并试图对波兰人在各种突然事变中将会做什么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艾恩赛德在7月的第三周访问了波兰，他在获得关于波兰人计划的确实164情报方面比外交家们更为成功。贝克仍旧是笼统地谈论适当的和按比例的反措施，但是斯米格莱-雷兹解释说，虽然波兰不会不经过战斗就放弃但泽，但是他的战略将是防御性的，他也不考虑以武力占领这个自由市，不管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挑衅。他怀疑在但泽发生一次没有德国人干预的真正危机的可能性，这样的危机肯定会有事先的迹象，这就为磋商提供了时间。艾恩赛德得到的印象是，他已使波兰政府深信，随时把一切发展充分而迅速地通知英国政府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他的访问是成功的，如果只是因为他能够再一次使波兰人放心，英国政府最近的新外交行动并不意味着支持波兰抵抗德国侵略的决心有了任何的削弱。派这样有名望的一位官员到华沙去，单单这一事实也已经足以抵消最近因英国给予波兰现金贷款的谈判破裂而造成的坏印象。当他在波兰时，艾恩赛德还讨论了技术方面的军事问题。在英波关系的这个方面，他的访问是两国参谋人员会谈的最高潮，会谈是在近5月底一个英国代表团到达华沙后开始的，后来又在伦敦继续进行。在这些会谈中，波兰人充分信任他们的对方英国人员，但是他们觉得英国军事当局没有以同等的坦率对待他们。也是在这一方面，两国的关系因艾恩赛德的来访而得到增进，他本人对于波兰人民的精神和军队的训练及组织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曾经观看波兰陆军和空军的演习，回到英国以后他又在报告中对他们的演习给予好评。在他们装备的质量方面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缺点，虽然数量上的不足是公认的。法国和波兰之间的参谋人员会谈在较早的阶段就已开始，但是波兰人感到不满，因为1939年春一项政治协165定的谈判停顿，导致了军事协定签字的推迟。1921年的军事协定规定，法波两国军事参谋人员应经常进行接触，直到1938年秋天为止，这种接触或多或少是充分举行了的。其后由于法国批评了波兰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和波兰对那个批评产生反感，盟国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极为紧张了。不过，在1939年2月法国政府响应只克重建密切的军事合作的愿望，又派了一个军事代表团去波兰（代表团员除参观其他东西外，还参观了建立在“战略三角”的军火工厂）。在英国宣布给予保证和法国重申对波兰的条约义务之后，波兰人採取主动，安排了最高一级的法波军事会谈。波兰的陆军部长卡斯普尔祖斯基将军借同总参谋长斯塔希那维奇将军于5月14日到达巴黎，与甘未林和他的参谋人员的会谈在16日也就开始了。甘末林后来承认，在谈判中他主要关心的是避免承担法国不可能履行的义务，同时又要避免使一个有用的盟国感到失望。他的某些同僚看到甘末林的保留态度对波兰人产生的影响，就想在答应给予法国的帮助方面比甘未林本人认为是明智的走得更远一些。甘末林并未利用这次会议可能给他带来的机会提出俄波军事合作的问题，虽然他很清楚在这一点上已有了多大的转变。到5月17日，军事会谈已达到了就波兰代表提出的一项协定草案达成协议的阶段。协定草案从一开始规定，法国武装部队将自动地开始行动，如果德国侵略波兰或威胁波兰在但泽的重要利益，从而引起波兰的武装抵抗：它还包括一项法国的承诺，即如果德国的主要攻击是针对166波兰的，法国将以“它的武装力量的巨大部分”在法国总动员开始后的第十五天对德国进行攻击。当他5月19日从外交部获悉，博内认为重要的是军事协定应从属于政治议定书时，据甘未林自己声称，他已得到达拉第的授权，似乎真的已经就要签署这一军事议定书了，然而政治议定书的签字已经被推迟到把但泽是“重要利益”这一点列入条文的问题解决之后。甘未林因此不得不通知卡斯普尔祖斯基说，参谋会谈的议定书在政治议定书籤字后将“具有一项总的参谋协定的性质”，但其条款必须与政治议定书的条款一致方属有效。由于政治议定书直到9月4日才签字，当战争开始时军事议定书对双方就都不具有约束力。这个插曲，在波兰人与有关的法国人之间和在博内与法国最高司令部之间都造成了恶感。这样，在宣布保证后的几个月中，波兰和它的两个保证者虽然在很多问题上发生了摩擦，但是有一个方面，波兰人给西方国家制造的麻烦却比它们预料的要少。我们已经看到，英法两国政府十分担心波兰不同它们磋商就採取行动，造成一场危机，从而把它们拖入战争。但是直到8月初波兰人的行为与他们出了名的做事鲁莽却并不符合，使得一再向他们提出的要小心谨慎的建议几乎成了无的放矢。的确，在那随着每一周的消逝而局势变得使人更加不安的日子里，不仅贝克和他的政府同僚们表现了沉着和克制，而且波兰人民也是这样，他们赢得了英国驻华沙的外交代表们的交口称誉。在7月初法国大使也表示67了这样的意见：波兰人在激怒德国和表示软弱之间走的步子十分巧妙；哈利法克斯也在8月2日向拉斯津斯基称赞了波兰的态度。直到7月底，波兰政府对于但泽恢復军事化的报告和这个自由市即将发生一次政变的谣言都处之泰然。这种沉着，主要是由于缺乏德国打算干预的具体证据，和深信没有得到德国的贊同和没有关于德国意图的充分警告，就不可能发生任何需要波兰认真对待的意外事件。对于7月20日在波兰—但泽边界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华沙仍旧保持冷静；但是在其后的二周年反波兰的德国宣传的增加和德国军事准备的加剧（包括8月下半月徵召预备役人员），引起了华沙朗普遍看法，预料某种危机将在8月底前到来。这时但泽议会和波兰当局之间关于海关检查的长期意见分歧，突然爆发为尖锐的争执；一直在等待对这个自由市的法律进行一次明确的挑战的贝克，这时决定斗争的时刻已经来到了。8月4日，他指示驻但泽的波兰代表立即给但泽议会一个照会，警告他们，如果波兰的海关检查人员受到干预，波兰将作出强烈的反应，并要求次日给予答覆。这个“最后通牒”的直接效果是使但泽议会的态度转为和解，但它也给了德国政府干预的藉口——首先是使但泽议会的态度强硬起来，然后在8月9日直接向波兰政府交涉。对此，波兰人在8月10日答覆说，德国对海关争端的干预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德国将来“损害（波兰在但泽的）权利和利益”的任何干预，将被视为一种侵略的行动。68波兰人并没有与英国和法国政府事前磋商就发出了8月4日和10日的文件，伦敦和巴黎对这些发展所感到的关切。并没有因收到了贝克在他行动之后所提供的消息而减轻。英国驻华沙大使馆在8月4日的晚上（在向但泽议会递交照会之前）被告知，贝克极其焦急不安地想让英国政府“立即得知事态发展的严重转变”，但是英国方面并未被告知，如果但泽议会不退让，波兰打算採取什么行动。第二天，当看来似乎波兰政府已经用它的第一下打击赢得了这一回合时，贝克在与肯纳德的一次谈话中暗示，仅仅经济措施是不够的，军事步骤也必需採取——虽然他还加了一个保证：将把採取军事行动“之前的充分警报”送交给大使。8月10日，当拉斯津斯基把德国和波兰政府之间交换口头照会的事告诉哈利法克斯时，他说，贝克决心在百临任何挑战时将非常迅速地採取行动，但是不打算制造一个难以应付的局百。波兰政府设想的第一个措施是对但泽的海关官员採取相似的行动。在某种情况下也许接着再採取一些象徵性的行动，比如占领边界上的一窄条但泽领土。看来似乎对于波兰人的突然行动可能会引起战争的忧虑，毕竟不是全无根据的。8月11日和14日英国政府又提醒波兰政府，如果时间许可，磋商仍是极其重要的。并在8月15日敦劝波兰政府继续表明，它随时准备为但泽而举行谈判。不过，这时波兰方面的这一态度，从伦敦来看显然不象是一种避免战争的可能的办法，它只是“从世界舆论的观点来看是重要的”。华沙在8月13日也接到了华盛顿的警告：不要首先採取军事行动。波兰于8月10日向英法两国政府建议，在柏林採取联合行动以抗议德国政府对但泽事务的干预。但是英法都没有响应，一部分是因为它们希望怕克哈特与希特勒的会见，或但泽议会与波兰代表的会谈，也许会使局势好转。但泽本身的情况大约从8月中开始确有所改善，但是这时总的局势迅速恶化，但泽的前途并非是决定战争或和平的问题这一点也正在变得清楚起来。8月14日波兰政府决定，由于德国军事活动的显着增加，必须逐渐加69强波兰的边界驻军；危机已临近的一个甚至更加清楚的迹象，是德国报纸集中评论所谓德意志少数民族在波兰受到的迫害。8月初就已开始有迹象表明，波兰人真的急切希望签署一项正式的协定来巩固他们与英国的口头谅解：而英国政府推迟与波兰谈判的理由，由于英法与俄国谈判成功的希望愈来愈渺茫和德波关系的日益恶化，也已经站不住脚了。前面已经提到，英法俄谈判的破裂实际上是由一个波兰的态度在上面起决定因素的问题引起的，因此在本章中对这个俄国军队进入波兰的权利的问题作一些论述是合适的。我们已经看到，早在4月间当贝克在伦敦时，他曾坚决拒绝考虑把波兰对俄国的义务加以任何扩大，但是并没有在接受俄国的军火和原料援助这一问题上表态。贝克从伦敦回到华沙以后，英法两国大使都认为波兰的舆论正在倾向于接受俄国技术方面的帮助。不过，政府的政策，正如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在7月的第三周解释的部样，不是要求俄国帮助（这样的一种要求，人们认为只能“使价格上升”），而是悄悄地试图改善关系，盼望俄国人会发现，慷慨地以军火和军事物资援助波兰是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的，如果波兰真的同德国打起来的话。早在5月间，波兰驻莫斯科大使曾与莫洛托关有过一次亲切的会见，大约在这同一时间，贝克也与俄国的外交副人民委员波将金在莫斯科举行过一次会议。波兰政府相信，俄国人对于在这些会谈中所作的波兰愿意与170俄国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繫的解释是满意的。波兰政府不时被徵询关于英法政府向俄国人提出的各种方案的意见，而它则不从中制造什么困难。它的态度是，它不愿阻碍西方国家与俄国进行的谈判，只有在直接牵涉波兰的事情上才有所保留。不过，在6月初它就已说清楚，任何规定由苏联给予波兰援助的协定，如果是背着它签订的，将不子接受；这种安排必须由波兰人和俄国人直接讨论。在英国、法国和俄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中，不时要提到俄国军队穿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的通行权问题，但直到8月中为止它并没有成为关键性的问题。8月14日在莫斯科的法英两国军事代表团与俄国军事代表团的一次会议上，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被问到，如果俄国在一场反对德国的战争中与西方国家合作，俄国的行动计划大致上是怎样的。他的回答是，由于俄国与德国或西方国家没有共同的边界，他“只能穿过波兰或罗马尼亚来採取行动”。然后他问道：俄军是否将被“准许（一）穿过波兰领土，特别是穿过维尔诺山口，以便向东普鲁士移动，（二）芽过波兰的加里西亚向前推进，以便同敌军接触，（三）使用罗马尼亚的领土，如果德国进行侵略”的话。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不含煳的回答”，他说，继续军事会谈将是毫无用处的，俄国代表团不能够“向它的政府建议参与一桩如此明显地註定要失败的事业”。英国和法国的军事代表团建议，俄国政府可以自己去要求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回答它的问题；但是俄国人更希望由西方政府来担负起这个责任。英法政府决定首先与波兰政府讨论这个问题，并把整个情况坦率地摊给他们。8月15日在巴黎与波兰大使的一次会见中，博内强烈要求波兰政府同意，不管是以他们所喜欢的任何方式，都应准许俄军进入波兰领土：他认为“如果波兰受到攻击，而它竟拒绝採取将决定有效地组织（一条）东方战线的成败的步骤，那是不可想像的”。在此阶段，法国人对获得波兰方面一个表示同意的回答是抱有希望的。但是这种乐观，当讨论转移到在华沙进行171时就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了。波兰的观点，正如8月18和19日波兰总参谋长向法英两国陆军武官和贝克向英法两国大使所解释的那样，简单一句话就是俄国人靠不住。他们可能会不遵守他们承担的义务或者不能保守重要的秘密。尤其是，他们可能仅仅为了他们自己的隐蔽的动机而想去占领波兰领土上的两个走廊，并不真正打算使用军队来抗击德国。波兰政府8月19日经过考虑后作出的回答是，它决不同意给俄国军队以通过波兰领土的权利。贝克似乎并不排除，到迫不得已时波兰也许会改变态度的可能性。总参谋长斯塔希耶维奇也说，战争真的开始后，参谋本部的反对将失去份量。但是，事情很清楚，在政治上反对让俄国军队在战争爆发之前入境，甚至也反对事先同意在战争爆发后让他们进来，波兰的态度是如此的坚决，以致很少有机会能及时地改变它的政策，以避免英法俄谈判的失败。人们怀着失望和愤怒的心情接受这一来自华沙的消极的反应，特别是在巴黎。甘未林8月21日曾向英国陆军大臣极为热烈地谈到波兰人的愚蠢。他指示驻华沙的法国陆军武官以非常明白的语言再去向参谋本部讲一次。诺埃尔也遵照法国外交部的指示去作出暗示：如果波兰继续反对让俄军进入，法国也许就不能履行它的保证了。法国人也想到，不要过于认真地看待波兰人的反对也许就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他们认为，贝克的真正愿望172也许是让这个问题能够背着他得到解决。贝克已经为这种解释漏出了话音，因为他为了逃避与俄国谈判失败的责任，已同意不把他的消极的答覆通知俄国政府。法国政府因此批准了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和法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杜芒克将军的建议，即对是否准许俄国军队穿过波兰领土的问题，应该给予一个“在原则上肯定的答覆”，但俄军在波兰与德国交战之前不得越过边界。杜芒克被授权进行“谈判和签署一项最能符合共同利益的安排，但必须经法国政府最后批准”；英国政府也被强烈要求去向在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发出同样的指示。英国政府觉得这样把波兰的否决压下去，理由并不充分—即使，如果它不去照法国那样做，它将因此被莫斯科和柏林看作是与法国步调不一致。而且它也许已经比法国人更清楚地看出了这样的一些迹象，即俄国人现在已经决定了他们的行动路线，因此极不可能由于最后一分钟的让步而加以改变。无论如何，英国在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团长海军上将德拉克斯并没有接到指示，要他在下一次与俄国人的会议上支持杜芒克的陈述。杜芒克因此在8月22日的晚上单独去会见伏罗希洛夫，后者告诉他说，他对来自巴黎的“肯定的答覆”不感到满意，他认为这是不够的，而且伦敦方面也还没有答覆。伏罗希洛夫还拒绝在“政治局势”“更加明朗”之前再次会见这两个军事代表团。这当然指的是前一天晚上宣布的、里宾特洛甫将在几天之内前来莫斯科签订一项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件事。这项宣布的结果之一是，法国政府决定对波兰政府重新施加压力，要它同意俄国的要求，希望即使不能阻止德俄条约的签订，也许还可以限制这个条约的范围，使它同俄国也许仍旧准备承担的对西方国家的义务相一致。英国政府同意在华沙採取一次新的外交行动，并在8月23日付诸实行。贝克自己的看法是，俄国人已把进入波兰的权利作为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权利是不会给予的，既然已决定与德国人“在一起”，就需要有一个与法国人和英国人“分手”的藉口。不过，贝克也意识到需要做任何可能做到的事来尽量缩小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的影响，他最后被肯纳德和诺埃尔所说服，同意授权杜芒克在莫斯科发表如下的意见：“我们确实认识到，如果为反对德国的侵略而共同行动，彼此合作的可能性并未被排除，其技术方面的条件可随后由波兰和苏联双方加以解决。”法国政府把这看成是波兰方面的一个大转变，认为局面也许还可以挽回；英国政府虽然不象法国人那样感到大有希望，也同意德拉克斯应该支持杜芒克去告诉俄国人说，波兰将“在某种情况下”准许俄国军队通过。不过要使这个信息产生任何效果已经为时过晚。俄德条约于8月23日签了字；8月25日，伏罗希洛夫告诉杜芒克和德拉克斯说，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下面继续英法俄会谈是没有意义的了。8月19日博内曾向英国驻巴黎公使建议，推迟签署与波兰的政治协定也许能提供一个对波兰人施加压力的手段，迫使他们同意俄军入境。但是这样的一种策略伦敦并不贊同。当听到一项俄德条约将要签订时，贝克让肯纳德知道，这不会使波兰的态度有任何改变，但他表示担心，这也许会削弱法国和英国的舆论，并显示出西方与波兰政府在政策上有分歧。因此在8月22日，英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宣称俄德条约绝不影响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这种义务他们决心要予以履行。次日，贝克要求加快英波协定谈判的最后阶段，以便协定能在最短时间内签字。波兰人怀疑得很对，俄国人同德国人正在考虑做一桩牺牲波兰的交易，他们希望英法发出一个决心抗击德国反波兰企图的明确信号，可能会使俄国人退出任何这一类的图谋。前面已经提到，波兰政府已克制了三个多月没有对英国政府施加任何压力要它签订协定，但是法国政府在6月间向伦敦提出了谈判进展速度的问题，它担心法波174议定书的签字必须推迟到英波协定准备就绪之后的决定会影响法波关系。一份互助协定的英国草案于6月24日递交给驻伦敦的波兰大使，但是在6月和7月的前三周，一笔英国贷款的问题是伦敦和华沙的英波关系中一个最为突出的方面，因此直到波兰人拒绝了英国财政部现金贷款的条件之后，才把波兰对政治协定草案的意见送往伦敦。8月初波兰政府建议，加快政治谈判的时刻已经到来——一部分是因为想抵消财政谈判失败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因为总的局势更加恶化。一份波兰的对应的协定草案在8月的第二周由拉斯津斯基带到伦敦，两国的法律顾问在8月中以后不久就开始为最后的草案进行工作了。伦敦方面注意到，波兰的草案与英国的草案和4月间英波会议结束时作出的结论概述都有很大的分歧，但是特别引起外交部议论的一点是，波兰人建议把巴尔干各国也包括在那些受到攻击时将使英波互助生效的小国家之内，但罗马尼亚除外。由于战争爆发的危险与日俱增，双方都不想再纠缠于次要问题，协定于是在8月25日签了字。根据协定的条款，如果一方受到“一个欧洲大国”的直接侵略（第一条），如果发生显然威胁其独立的行动而受威胁一方“认为使用其武装部队……进行抵抗是极端必要的”（第二条第一款），或者如果有企图“用经济渗透或任何其他方式”来破坏其独立的图谋（第三条），另一方保证给予支持。如果缔约国的一方把对“另一个欧洲国家的独立或中立”的威胁作为宣战的理由，互助也将生效（第二条第二款）。在一份解释性的秘密议定书中，德国被指明为协定中提到的那个“欧洲国家”，并明白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适用于但泽，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适用于比利时、菏兰和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将适175用第二条第二款（丙），并“从联合王国和一个第三国之间的、适用于这两个国家的互相援助开始之时起生效”。对于因攻击罗马尼亚而发生的战争，没有作出互相援助的规定，但是缔约双方对罗马尼亚的单方面义务已载入以定书中。确认和解释两国相互义务的波法议定书是在9月4日签字的，那时双方都已经在同德国作战了。　　　　　　　　　　　　　（二）经济和财政问题波兰捍卫自己、反对德国侵略的能力，自然是一个对它的保证看来说是最力重要的问题。尽人皆知，限制其能力的因素不是缺少受过训练的人力，而是缺少装备，因此波兰盼望西方大国在这方面帮助它是预料得到的事。波兰现有的军火工厂不足以充分供应它对制成军火的需要，它的财力也不足以使它扩充它的制造能力，进口它所需要的原料和机器，和通过向国外购买军火来补充国内的生产。由于波兰与德国一旦交战就将被切断西方的供给来源，显然，最好的办法是乘交通仍开放时尽快地建立起军火和原料的储备。当海外贸易大臣赫德森在1939年3月的第三周访问华沙时（在英国宣布保证波兰之前），他曾与波兰官员们商谈过供给波兰部分军事需要的可能性的事。波兰人希望，贝克在4月初从访问伦敦归来时，将会带着一项英国答应给予财政上的帮助以实现重整军备计划的承诺。然而贝克在伦敦时并没有提出向英国借款的问题一这也许是因为他太骄做了，以致不愿充当求乞的角色，这种角色是不符合他把自己看作是站在平等的地位来同西方国家代表谈判的这种形象的。不仅没有要求在重整军备方面给予帮助，贝克反而告诉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说，波兰在军火方面有很大一部分能自结自足，176＃且能够出口一些武器；他说，它甚至“向英国供给过枪炮”。贝克因此是两手空着从伦敦回来的，至少在财政援助方面是如此，因为他的东道主们自己的财政状况也不佳，不大可能自动地提供出一笔贷款来。正如哈利法克斯时常不得不向外国大使们指出的，英国政府收到很多方面的借款请求，然而这时它自己也正在想办法消除军备方面的不足，可是现在它所掌握的能用来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源，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还要少得多。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曾向波兰大使清楚地讲明英国对于被保证国家请求援助的态度的根据。哈利法克斯6月1日告诉拉斯津斯基说，“如果发生战争，英国手中最强大的武器之一必须是经济的持久力，因此使它不受损害是必要的。”必须……牢记（张伯伦6月6日说），虽然很可能主要的攻击将落到波兰头上，但这并不是一定的，即使是如此，任何人也不可能预料战争会持续多久，如果是一场长时期的战争，不要使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受到削弱是极为必要的，把一场战争进行到底，最后主要依靠的也就是它了。因为张伯伦十分重视这一有关英国对共同事业的贡献的概念，这就也许有助于说明在同要求财政援助者的谈判中为什么“财政部观点”那样占优势。负责处理同那些英国打算结合到和平阵线中去的国家的政治方面关系的外交家们，也许会觉得他们的任务要少一些困难，如果对正统财政学的主张不是那么特别重视的话。当波兰人真的去向英国人要求财政帮助时，反应绝不是令人鼓舞的。贝克在4月23日试探性地询问，英国政府是否在原则上同意考虑给予波兰一笔贷款，以建立它的原料储备和再多装备一些它的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当将近三个星期已经过去而对这个询问还没有答覆时，拉斯津斯基于5月12日访问了外交部，他说这件事现在非常紧急，并递交了一份开列波兰需要物资的备忘录。拉斯津斯基说，波兰政府被迫使国家处于一种备战状态——有近一百万的武装人员——这事本身就是对它的财政的一项沉重负担。它还需要外汇以购买原料和制成品。波兰政府估计它大约需要六千万英镑，以加强其内部的财政实力和支付从其他国家必要的进口。哈利法克斯答应对这个请求给予同情的考虑，但坦率地说明，鑑于英国自己的财政和外汇困难，要求这样大的数目是“令人吃惊的”。5月20日发出的一份对波壮大备忘录的答覆说，鑑于英国政府因它自己的重整军备计划而造成的财政负担，波壮大人所设想的援助规模是完全不可牟的，只能给予为购买联合王国生产的商品或原料而需要的信贷。波兰人对这个答覆大为失望，并怀疑是否还值得继续与英国谈判（他们也与溘政府打了交道，它似乎更倾向于乐意帮助）。不过，在拉斯津斯6月1日与哈利法克斯举行了另一次谈话、6日又会见了张伯伦之后，校为团长的财政代表团来与英国财政部的代表们讨论财政援助问题。科茨于6月14日到达英国，“怀着沮丧和惊慌的心情”（拉斯津斯基的话）于7月3日就回到了华沙。英国人曾向他表示愿意提供一笔八百万英镑的出口信用贷款，用来在联合王国购买物品。英国代表们也没有排除与法国联合给予一笔现金贷款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心中算计的数额（约八百五十万英镑），比波兰人希望的要小得多，他们还想给贷款加上种种条件，波兰人则感到这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坚持波兰货币必须贬值，贷给的款额不能自由兑换成其他货币，他们还希望把贷款的问题和178解决在执行英波煤炭协定中发生的困难这一问题联繫起来。波兰人对于外国干预他们内部事务的任何建议都特别敏感，并怨恨这些把条件强加给他们的图谋。就以波兰货币的贬值来说，他们不无理由地争辩说，再没有比这更可能会引起士气崩溃的了；至于可兑换性的问题，他们认为他们能够接受的唯一基础是，信贷应可自由兑换成任何货币，以便用来从任何能供应给他们的国家早日获得原料和军火。7月中，波兰政府决定继续进行在联合王国购货的输出信贷的谈判，但不签署一笔按照英国所拟方式的现金贷款协定。英国政府急切希望协定能在7月24日以前签订，以便在议会休会前得到批准。科茨又回到伦敦，恢復了与财政部的会谈。并于7月18日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和财政大臣，他们向他解释说，英国政府认为现金贷款主要是使波兰加强它的国内货币地位的一种手段，用来支付向外国的购货尚在其次。在华沙，艾恩赛德同贝克和斯米格莱-雷兹充分讨论了已经发生的种种困难。英国政府这时已经放弃了把解决一项煤炭的问题同给与贷款联繫在一起的想法，它也愿意把贬值的问题留到以后再考虑；但可兑换性的问题仍旧存在，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不愿退让。英国人坚持他们拒绝把信贷交给波兰人去自由处理、兑换成黄金或外汇的主张，虽然最后把分歧缩小到了每一次使用贷款余额向第三国支付前必须获得英国同意的问题，英国外交的一切努力都没有能说服波兰人接受对他们的自由的这一限制。7月24日张伯伦告诉拉斯津斯基说，英国政府不能再作出任何更多的让步。次日科茨通知财政部，他的政府恐怕不能签订那项建议中的现金信贷协定，因为它没有给扩充波兰军队装备的问题“提供一个迅速而又积极的解决的机会”。同一天（7月25日），财政大臣在下院宣布，正在同波兰人讨论为在联合王国购买军用物资给予不超过八百万英镑的出口信贷的详细安排，但是还没有发现有可能在一笔现金贷款的条件上达成协议。也是在25日这一天，哈利法克斯给贝克发去一封电报，对谈判的失败表示深为遗憾，并向他保证这“无论如何不会影响陛下政府在追求它们的共同目的时与波兰政府进行全面合作的愿望”。贝克在7月28日以一种同样的保证作了答覆，但他藉此机会告诉诺顿说，“考虑到欧洲的实际情况”，他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英国代表们的论点是难以理解的”。原来曾打算由英法两国政府共同提供现金贷款，而且似乎在英波谈判的某一个阶段，波兰政府曾以为，它可以拒绝英国的条件而从法国得到更好的条件。当法国公共工程部长德蒙齐厄在接近4月底为西里西亚一格丁尼亚铁路的最后一段（纵穿走廊，与德国边界平行）正式通车而访问波兰时，讨论了法国和波兰进行更加密切的经济合作的可能性。后来在巴黎举行了谈判，并于5月24日签署了一项发展法波商务关系的协定。当波兰陆军部长5月间在巴黎进行军事会谈时也讨论了购买军火的信贷问题。总参谋长们建议应提供一笔贷款，使波兰不仅在法国而且也可以在其他国家购买军用物资。同法国的财政谈判，因此对波兰来说似乎正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最后波兰获得一笔“无附带条件”的法国180贷款的希望还是落了空。到了7月的第三周，英法两国的财政代表们达成协议：给予波兰的现金贷款中的法国部分，必须按照为英国那部分所规定的条件，也不许波兰人任意把贷款的任何部分换成黄金或外汇。因此，象英波谈判一样，法波财政谈判到7月的最后一周就只能局限于从法国军火商购买军用物资所需信贷的问题。最后在8月18日由博内和法国大使签署了一项提供大约五亿法郎信用贷款的协定——当然，要使波兰军队的装备发生任何变化是已经太晚了。博内的签署这项协定，显然是打算表明法国能够而且决心帮助它的盟国，但是这一姿态并没有能消除由于一笔现金贷款的谈判失败而造成的损害。纳粹是怎样利用了这个插曲的，可以用希特勒8月22日在奥伯萨尔茨堡对他的总司令们讲的如下一段活来说明：以下事例说明了英国的特性。波兰为了重整军备向英国要求一笔贷款。然而，英国只提供信贷，以便确保波兰在英国购货，虽然英国并不能够交货。这意味着英国并不真的支持波兰。它不打算拿八百万英镑在波兰冒险。……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危险。它不会再去冒任何风险。　　　　　　　　　　　　　　　第二节希腊在希腊，同在其他东南欧国家一样，德国的经济攻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宣布英法保证时，希腊的主要出口货——菸草，大约有一半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运往德国的。就在义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之前，英国政府拒绝了要它购买更多的希腊菸草和给予希腊一笔贷款的请求。但是当希腊终于获得保证之后，这时帮助它在一定程度81上从德国的经济束缚中解脱出来，和给予它取得原料、机器和军火的手段，就显然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了。4、5月间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政府的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从布加勒斯特继续前往雅典，就希腊根据出口信用法获得一笔信贷的条件进行谈判。迄今阻碍英国给予希腊一笔贷款的困难之一，是希腊政府只能够支付以前一笔贷款的到期利息的百分之四十，而英国的债券持有人则拒绝接受这种解决办法。政治上的考虑现在压倒了商业利益，在5月14日到22日，李滋-罗斯代表团就安排一笔略大于二百万英镑的信贷的大致方案与希腊政府达成了协议。后来在伦敦又拟定了细节，于1939年7月12日签署了一项关于贷款的正式协定。上面曾提到，英国政府在6月间认为，让土耳其直接保证希腊以加强希腊的抵抗意志是可取的。但事实上在这方面希腊的情况要比罗马尼亚更没有使人担心的理由。尽管希腊首相据说有亲德的情绪，并忧虑不安地想顺从义大利，就象在4月的危机中他曾表现过的那样，但从这个国家的情绪来看，基本上可以肯定，义大利的侵略行动将会受到抵抗。4月末又有义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集结的新消息和即将进攻希腊的谣言；5月初梅塔克萨斯命令部分动员和加强驻守在阿尔巴尼亚边界上的部队。齐亚诺发来的、答覆梅塔克萨斯5月6日向义大利公使所作的申述的电报，要希腊人放心，但它并没有能减轻希腊人的忧虑。军事方面的准备在继续进行；6月中梅塔克萨斯向加芬库保证，如果希腊受到侵犯，它将战斗，即使它必须面对遭受蹂躏。在接近6月底时回国休假2的美国驻雅典公使报告说，希腊政府没有在人民中引起不必要的惊慌，正成功地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工作。同这一抵抗侵略的决心相对应的是反对任何领土改变的决心。在保加利亚的领土要求这个问题上，希腊人的愤怒似乎并不亚于罗马尼亚人，虽然的确他们的态度还没经过西方国家的彻底试探，因为罗马尼亚拒绝考虑南多布罗加问题这事本身就已经足以阻止任何解决巴尔于领土争执的尝试了。希腊人还同罗马尼亚人一起，虽然有点半心半意，大声反对把英土互助安排推广到巴尔干国家。不过，总的来说，希腊政府看来执行的是一种不象罗马尼亚那样曲折多变的政策，在宣布保证和战争爆发之间的四个半月中，使它的保证者们感到关切不安的事因也比较少。　　　　　　　　　　　　　　第三节罗马尼亚4月23日，郎宣布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保证的十夭之后，罗马尼亚外长到达伦敦进行为朔四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他曾多次会见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用最后公报中的话来说，这些会见“的特点是，双方都极其坦率和亲切，并加强了两国政府对当前各种问题看法的总的一致”。加芬库告诉了英国大臣们他与土耳其外长4月8日和9日在伊斯但布尔会谈的情况，以及4月17日夜同贝克会谈的情况，他还详细叙述了4月18至20日他访问柏林的经过，总的来说，这是一篇要英国人放心的叙述。讨论到的其他问题有：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的关系（特别提到了巴尔干协约国的可能加强），罗马尼亚与波兰、与匈牙利和与俄国的关系，以及可能给予罗马尼亚的援助的问题，以便加强它的防务和使它的经济不再依赖德国。前面已叙述过萨拉若卢与加芬库的会谈和罗马尼亚对保加利亚的态度；关于加芬库与希特勒的会晤则将在本卷的另一部分叙述。英罗会谈中谈到的其余题目，将在其他章节中同后来的发展一併叙述，这样比较更为适当。我们已经知道，英国政府急切希望加强波兰和罗33马尼亚之间的条约关系，以便当这两个接受英法保证的国家中的一个成为德国侵略的牺牲品时，另一个将保证给予援助。不过，波兰和罗马尼亚在这一点上都已明显地表示，不愿意顺从英国的计划。贝克在4月初访问伦敦时曾坚持必须由他自己来主持进行与罗马尼亚人的谈判，他并且给了英国的大臣们这样一个印象，即他打算立即去接近他们。不过，事实上他是让罗马尼亚人去採取了主动——他们在4月中这样做了——然后又对他们的一项建议的法律形式而不是其实质表示反对，即波兰应作出一项特别承诺以帮助罗马尼亚反对德国的侵略。在4月17日夜间，贝克登上火车，同加芬库讨论了波罗联盟的问题，当时后者正途经波兰前往柏林。据加芬库在伦敦所作关于这次会谈情况的叙述，他们两人同意，由于他们两国现在的同盟条约在原则上也适用于德国侵略这种意外事故，所以没有必要再签订一项新的条约来轰动世界，但以后也许最好能举行参谋人员的会谈，以便修改军事协定和制定对付德国或匈牙利侵略的计划。贝克的看法是，目前在这方面最好不要有什么行动，事实上任何一方似乎也井没有採取进一步的行动。贝克曾公开表示相信，仍旧还来得及对匈牙利做一些工作，这就是他不愿与罗马尼亚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的原因之一。他的这种看法似乎已被证实是对的，因为在5月的第三周，匈牙利政府秘密地通知他，它已警告德国，如果德、波交战，不能指望匈牙利的积极援助，或者甚至不能指望获得德军的过境权。波兰驻布加勒斯特大使然后告诉罗马尼亚政府说，“波罗同盟的任何扩大，使之直接针对德国，就一定要影响匈牙利的政策”。这一陈述于5月23日由克雷特齐亚努转告哈利法克斯，并附有加芬库的一封信，信中说，虽然波兰人似乎认为匈牙利可能仍会保持中立，他本人则相信“匈牙利己百分之百地站在轴心国一边”。8月初，当哈利法克斯向罗马尼亚驻伦敦公使询问184关于波罗条约的谈判他是否有什么消息时，蒂列亚回答说，贝克“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点行动”。蒂列亚本人的看法是，“波兰人正力图与匈牙利人和解，并且不想给后者以他们是在同匈牙利的敌人搞联合的印象，从而把匈牙利人吓跑”。8月12日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在访问伊斯但布尔时会见了萨拉若卢并告诉他，他怀疑他是否会得到波兰的帮助，如果德国只攻击罗马尼亚而没有攻击波兰。也很清楚的是，罗马尼亚人不打算帮助波兰人，如果他们受到攻击，事实上，在8月28日，即德俄条约签字的那一天，布加勒斯特的一位外交部发言人就曾宣称，“前些时候”已经通知波兰，罗马尼亚决定保持中立，只有当它自己受到攻击时才战斗。波兰政府也是一直到最后还抱着它在春天採取的那个态度。在1939年8月25日与英国政府签订的互助条约中，它也没有答应帮助罗马尼亚，如果后者受到德国的攻击；但在条约所附的秘密议定书中提到了“对罗马尼亚与波兰同盟的相互谅解，这一同盟波兰从未认为是与它和匈牙利的传统友谊互不相容的”。与此同时，罗马尼亚人自己与匈牙利人的关系，虽然已不象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后开头几周时那样极其紧张，但仍旧使罗马尼亚的保证者们感到担心。4月25日加芬库在伦敦说，他曾试图援用1938年8月的布莱德协定（这项协定虽经倡议但未签订，它主要是处理在其他国家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地位），来实现与匈牙利的缓和，但匈牙利政府并未作出反应。仍旧存在着关于少数民族的困难，特别是国籍问题。但是他认为如果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不受到外界的煽动，他们大概是会感到满足的”。他提到了匈牙利人占领卢西尼亚后造成的危险局势，他说只是在英国给予罗马尼亚以保证之后，也许还由于受到德国的压力，匈牙利政府才宣布愿意尊重罗马尼亚的边界。6月间，加芬库和罗马尼亚首相卡利内斯库在公开演说中都曾提到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少数民族的问题。就在他出国访问安卡拉和雅典之前，加芬库6月9日向185罗马尼亚议会作了一次关于他的外交政策的讲话。在他的演说过程中，他说：我们只能在公正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下履行我们对少数民族的义务，而不是由于同一个外国达成了协议或因为在其控制之下……。罗马尼亚政府准备与一切邻邦友好和真诚地相处。我认为同匈牙利订立这样的一项协议，将能解决我们之间的一切政治和社会的问题，将对多瑙河流域的和平而又善意的组织作出贡献。匈牙利政府不但没有对这一姿态作出直接的反应，反而抓住哈利法克斯给它的一个机会，提出了修改条约的问题。6月8日在上院发表的一次关于英国外交政策的，演说中，哈利法克斯曾表示这样的意见，即通过谈判来解决一项争端，绝不会“比用战争来解决更坏，或一样的坏”。他并继续说道，“这种感觉”将“无法估计地更为强烈，如果在某一特殊的争论中不存在吵吵嚷嚷地要求立即加以纠正的困难或压制”。6月14比匈牙利驻伦敦公使戴鲍尔曹把他的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交给外交部，其中建议，和平地解决争端的原则应该适用于匈罗关系，包括由于“特里亚农条约不公平的条款”所引起的领土问题。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少数民族的处境“正变得愈来愈令人难以忍受”，匈牙利政府要求把这个问题载入记录，作为“这样一类的问题之一，即它们的和平解决将澄清目前欧洲被毒化了的气氛”。戴鲍尔曹答应提供更多的情况来支持他的主张，即少数民族的处境已变得更坏，罗马尼亚政府的态度自从它得到英国的保证以后也更加“难以捉摸”。卡多根指出，少数民族问题决不能完全用调整领土的办法来解决。对此，戴鲍尔曹说，“无论如何，匈牙利对于它在罗马尼亚的少数民族的遭遇有着一种强烈的情绪，不管是对还是错，匈牙利人梦想恢復失去的领土”。当罗马尼亚首相6月28日在议会就国王讲话进行的辩论中发言时，罗马尼亚政府大概已经知道匈牙利的这一外交新方针了。不管怎样，卡利内斯库把少数民族的处理和领土调整问题截然划分为二了。少数民族的进展并未受到任何阻挠，他们自由地发展着她们的品质和民族能力，并在社会中找到他们应占有的地位。他想强调一下，少数民族问题是内部问题。那些相信外界的煽动能在这些问题中起作用的人，或那些盼186望着外界的发动或进攻的人，是在严重地欺骗他们自己。与少数民族的问题联繫起来，只有文化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可以提出来，但不是领土问题。罗马尼亚领土是由罗马尼亚人民在这样一种格局中居住着的，它的任何割止都将意味着罗马尼亚大多数人的损失。但作为一个内部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将会得到政府的充分注意。匈牙利人对这次演说进行反击，派了他们的驻柏林公使于次日到外交部去诉苦说，自从英国给予保证以来，罗马尼亚对匈牙利少数民族的虐待已大大地加剧了，并在匈牙利控制的报纸上发动了一场反罗马尼亚的宣传运动。罗马尼亚人则在他们的报纸上公开宣传“匈牙利或保加利亚的领土收復主义现在正得到轴心国家的鼓励”，以此来作为回答。英国政府要求他们不要再在火上加油，似乎也没有产生什么效果。7月30日，匈牙利外长恰基伯爵在肖普龙发表了一篇比较和解的演说，表示希望在匈牙利和它的几个邻国之间可以产生一种“信任的气氛”；但是他也宣称匈牙利不会放弃它的“最小的权利”。罗马尼亚的官方报纸《罗马尼亚》对他的演说的评论是：匈牙利“对罗马尼亚的和解态度和对布加勒斯特政府给予匈牙利少数民族的便利，是以一场始终坚持的仇恨和故意的运动来作为回答”。也是在7月底，又重新发生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边防军隔着蒂萨河互相开枪射击的事件。这些重新显示的敌对现象，自然引起了伦敦和巴黎的关注。英国政府对于罗马尼亚的固执，已经有过经验，它对于匈牙利方面应负的使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则倾向于採取更为宽大的看法，因为最近有迹象表明，贝克对匈牙利所抱的希望并非完全是幻想。前面已经提到过，贝克在5月间曾得到匈牙利政府的保证；7月5日哈利法克斯在与罗马尼亚驻伦敦公使的一次谈话中也提到了某些消息，它似乎表明匈牙利“远不象一般人所料想的那样急187切希望处于德国的支配之下”。7月19日，匈牙利公使交给伦敦外交部一个文件，照他的说法，这是他的政府的政策的一次正式宣布，它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非官方的圈子里正议论着……如果发生战争它（匈牙利）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这一声明的原文如下，“匈牙利支持它现在与义大利和德国的友好联繫，并且决不受任何政治义务的约束。它仍保持着充分的行动自由，如果发生战争，它有完全自行决定一切的权利。”次日，哈利法克斯和南斯拉夫的保罗亲王又讨论了匈牙利与它的各邻国的关系问题，保罗亲王表示，希望英国政府能“做一些事来鼓励匈牙利沿着”与罗马尼亚和好的道路走下去。英国政府在7月25日又收到了匈牙利公使6月14日曾答应提供的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少数民族处境的进一步的消息。需要对这些信息的传递作出答覆，这就使做“一些事来鼓励匈牙利”有了一个机会。8月8日一份的復匈牙利的文稿发到了布加勒斯特的英国公使馆。使馆代办勒·鲁热泰尔奉命把它送交加芬库过目，并且要告诉他，不管对匈牙利的辩解抱什么样的看法，英国的新外交方针就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关系不好的一个证明，这种关系可能会被“第三者”所利用。英国政府因此强烈要求双方政府尽它们最大的努力来消除摩188擦的根源，和创造一种可以在其中友好地讨论它们的分歧的气氛。特别是，英国政府认为罗马尼亚政府应确保使匈牙利少数民族没有抱怨的理由，那是十分必要的。在它致匈牙利政府照会的草稿中，英国政府小心地不去对匈牙利声称它的少数民族受到虐待一事的是非曲直表示任何意见，但它对领土调整的问题採取了一种更加明确的主张。照会稿写道，英国政府并不打算对这一问题的实际存在或对匈牙利政府对它的重视程度完全不闻不问，但是英国政府深信，在目前的紧张气氛下领土问题不可能得到有益的讨论。它认为，作为一个一般的原则，如果要想得到满意的结果，这种性质的问题只能在平静的气氛中通过自由、和平的谈判来加以处理，而不能在强迫之下或者靠战争的威胁来达到。照会稿中的这段话在布加勒斯特引起了一阵强烈的抗议。加芬库在8月10日对于英国政府竟然听信匈牙利的主张修改条约者的宣传表示遗憾：单就罗马尼亚政府来说，无论是现在或任何其他时刻，也不管是和平地还是受干扰地，都决不可能有任何边界调整的问题。领土完整是这个政府的整个外交政策的坚实基础……。关于少数民族的建议可能乍一看象是合理的，但只不过是一个楔子的锋刃而已，其后果将是混乱。次日加芬库告诉勒·鲁热泰尔说，首相对于英国政府不想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完全不闻不问”的声明深为诧异。同西方国家友好的政策“受到了一次痛苦的打击”，这将会鼓励国民中的亲轴心国的倾向。面对着这一勐烈的反应，又是在一个英国与俄国的谈判进行得很不好、德国与波兰为但泽而造成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的时刻，英国政府决定，冒着疏远罗马尼亚的危险去进行安抚匈牙利的尝试是不值得的。勒·鲁热泰尔8月18日被告知，英国政府在目前不打算对匈牙利的外交新方针作任何答覆，如果匈牙利人再提出领土问题，英国在回答之前将先与罗马尼亚磋商。罗马尼亚政府在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关系中所显示的保持它的现有边界的坚定决心，也是它对俄国的态度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4月的伦敦会谈中，加芬库象在他之前的贝克一样，拒绝任何公开地把罗马尼亚和俄国189联繫在一起的打算，理由是这只会激怒德国。他说，在和平时期，罗马尼亚不会“与德国一起反对俄国”，或者“与俄国一起反对德国”。“如果战争爆发，人人都将捲入，毫无疑问，那时要是俄国人想帮助别人，每个人都将乐于接受那种帮助”，因此他没有理由反对俄国的单方面提供援助给任何遭受侵略的受害者，假如不提名道姓的话。加芬库离开伦敦之后又访问了巴黎，他在巴黎与博内的谈话中对于俄国也是持同样的主张。在加芬库回到布加勒斯特之后，俄国驻伦敦大使曾询问罗马尼亚公使：“对于俄国堤出的缔结联盟的建议，罗马尼亚将採取什么态度”。蒂列亚回答说，罗马尼亚“既不参加一个联盟，也不参加与此有关的任何谈判。罗马尼亚在和平时期使自己对俄国承担义务是不可能的”。在5月的第三周，罗马尼亚政府被要求对英国政府的两项建议提意见，这两项建议是后者打算在答覆俄国的缔结三国公约的最新建议时提出的。第一项建议是，应该要求俄国答应援助波兰和罗马尼亚，如果其中任何一国将从事于抵抗侵略并且希望得到俄国的帮助；第二项建议是，俄国对法英两国进行援助的方案中应包括一句，规定这种援助将“不损害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地位”（意思是俄国军队在没有得到波兰或罗马尼亚政府的同意之前无权越过波兰或罗马尼亚的领土）。加芬库本人对这些建议的反应是，“不管苏联政府作出或不作出什么承诺，俄国人的行动在关键时刻将完全以自己的利益为准绳”。几天以后，罗马尼亚政府在正式答覆中指出，英法两国与俄国的谈判“是作为一件与保证给予罗马尼亚的援助完全无关的事而进行着的”；在英法两国可能与俄国达成的任何协议中将不提到罗马尼亚的名字，这一点也是已经一致同意了的。因此它拒绝了英国的请求，没有对它的两项建议提出任何意见。就在战争爆发前三周的时候，卡罗国王自己明白表示，担心失去比萨拉比亚是罗马尼190亚对俄国人的态度的主要因素。8月12日，在黑海和地中海上的一次巡航中，这位国王告诉土耳其外长萨拉若卢（他们正在讨论罗马尼亚和俄国建立密切关系的好处）说，他“不相信苏联政府，也不愿意与它打任何交道，除非他能够在法律上获得对比萨拉比亚边界的承认”。在他返回罗马尼亚的途中，卡罗国王8月15日在康斯坦萨出席了海军的庆祝大会并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在罗马尼亚领土完整这个问题上採取了最不妥协的方针。坚决捍卫我们的边界的决心，必须作为一个钢铁般的信念存在于每一个罗马尼亚人的灵魂中。……它必须成为所有罗马尼亚人的灵魂中的一块打不碎的岩石——这一信念，不管什么罗马尼亚人都决不能放弃；这一信念，任何罗马尼亚人都将进行捍卫。还有，如果谁爱好和平，他就必须明白象现在这样划定的边界，不冒世界范围的大灾难的危险是不能改变的。在卡罗国王发表这篇演说之后，波兰和罗马尼亚是否将同意让俄军通过它们的领土这一点，立即成为英、法和苏联在莫斯科讨论的关键问题。在与波兰的谈判得到结果之前，罗马尼亚政府没有被要求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答覆。由于波兰拒绝在战争爆发之前预先同意让俄国军队入境，俄国人就利用这一点来作为英法俄谈判破裂的藉口。我们将看到，在政治问题上，罗马尼亚的保证者们有理由觉得它比他们有权利盼望的还要不肯迁就。另一方面，罗马尼亚象土耳其一样，在希望从西方国家获得它所急需的军事和财政援助方面感到失望。1939年3月23日的德国一罗马尼亚经济协定，使罗马尼亚有了一部分多余的出口货物可以转向其他国家输出，罗马尼亚政府渴望已准备就绪的与法国和英国的商务谈判能够尽快结束。1939年1月开始的与法国的谈判，结果在3月31日签订了一项五亿法郎信贷的协议，为罗马尼亚在法国採购提供资金，并作为罗马尼亚输出石油和谷物的交换。当加芬库4月底在巴黎时，他与法19l国商务部长讨论了法国和罗马尼亚的经济合作，结果作出一项安排，由法国以信用方式供给罗马尼亚军火，这些军火仍旧是法国的财产，但在发生战争时可以供罗马尼亚人使用。曾经考虑过举行英国和罗马尼亚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正式商谈，但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期实际上并未进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蒂列亚在3月的下半月曾竭力想使英国政府相信，迫切需要立即开始谈判而不能再行拖延。4月21日，当加芬库正途经布鲁塞尔前往伦敦时，他与李滋一罗斯在那里有过一次预备性的谈话。后者当时正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去布加勒斯特；加芬库在伦敦与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只概括地讨论了英国的财政援助和发展英罗两国贸易的问题，而把一切细节让李滋-罗斯代表团去布加勒斯特再讨论决定。已经提出了一份罗马尼亚需要的军火清单，并连带请求给予一笔信贷；4月24日加芬库又询问哈利法克斯，罗马尼亚能够期待得到些什么。哈利法克斯回答说，当英国军队正在重新装备的这一时刻，英国政府虽然“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意愿”，但不可能“立即给予罗马尼亚以十分接近于它所要求的一切东西”。加芬库，正如他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承认的，无法隐藏他对这一答覆感到的失望。当加芬库在伦敦时，英罗经济谈判在布加勒斯特开始举行；5月11日签署了一份议定书，把已达成协议的各点载入书面。其中包括，为了在联合王国购买军火和其他商品而由英国给予罗马尼亚一笔五百万英镑的信贷，英国还答应在下一收穫季节购买二十万吨罗马尼亚小麦，如果可按世界价格出售的话。在这一协议签字的两天前，蒂列亚在伦敦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并强烈请求“给罗马尼亚再更多一些。……他不能隐瞒，对罗马尼亚政府和人民来说，五百万英镑是一个很小的数目这一事实。能不能做一些事来表示这只是第一步呢？”哈利法克斯回答说，“许多国家正在我们门口大声要求援助，而五百万英镑这个数目……是几个月前考虑的那个数目的一倍”。192蒂列亚在8月3日再一次请求给予更多的援助；但是哈利法克斯告诉他说，他必须满足于他已经得到的那些，并且再次提醒他说，还有许多别人在要求英国的慷慨援助。毫无疑问，供给军火确实可以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能加强罗马尼亚人抵抗轴心国侵略的意志；但是也很难责怪英国政府把罗马尼亚看成是太不可靠和在军事上太软弱无能，因而没有资格在要求西方国家资源援助的申请者名单中占优先地位，更何况申请援助者又是如此之多。结果是，英法两国当局有理由要庆幸自己没有让它们的大量军用物资在战争爆发之前流入罗马尼亚人的手中。 第10页 第八章英国政府希望墨索里尼会约束希特勒从1939年3月15日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到战争爆发这五个半月中，伦敦方面并不认为有可能把义大利拉过来使它成为和平阵线的一员，因而值得夫认真进行一试。不过，鑑于义大利的政治家们一再宣称义大利需要和平，并有迹象表明，义大利舆论强烈反对与德国结成同盟去参加战争（也许就是去打英国）的主张，因此似乎的确有理由可以期望墨索里尼会利用他对希特勒的影响，就象他在慕尼黑会议期间对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193所做过的那样，来支持和平解决德波争端。因此，如何去鼓励墨索里尼约束希特勒这个问题就一直在伦敦方面的考虑之中。人们并不认为5月间签署的德意“钢铁公约”已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恰好相反，人们认为义大利现在正式成为德国的一个盟国这一事实，可能已使墨索里尼处于一个比以前更强的地位，来阻止希特勒採取可能把义大利捲入战争的步骤。当英国政府克制自己，不把义大利的占领阿尔巴尼亚看作是违反英意协定，并且在它就这个问题发表的公开声明中使它对义大利的行动的批评（鑑于这一事变对舆论的影响，它不能不进行批评）“尽可能减少刺激性”，这时存在其心中的动机之一就是希望墨索里尼的影响能有助于避免战争。阿尔巴尼亚危机因此并没有严重影响英意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它的确给英国试图改善义大利和法国之间的关系的任务增添了困难。3月20日，即德国人开进布拉格五天之后，张伯伦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私人信。信中回顾了1938年9月张伯伦向他作出的唿吁和墨索里尼的响应，其结果是“和平得以保存”；提醒他1939年1月他曾答应张伯伦，他将在任何时候为维护和平而使用他的影响；并敦促他利用任何可能向他开放的途径，“在这些令人焦虑的日子里採取可能会缓和目前紧张局面的行动，和做一些事来恢復已经被破坏了的信任”。在他4月1日的答覆中，墨索里尼提到3月26日他的一次演说。那次演说中他曾提到义大利对法国的要求，并宣称欧洲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和平；他还告诉张伯伦说，“在义大利的权利得到承认之前”他并不觉得能够对缓和紧张和恢復信任“採取主动”。三194天后，在4月4日，齐亚诺告诉珀思说，如果法国准备採取主动，建议重新开始对于义大利的要求的讨论，义大利政府将愿意参加会谈。英国政府知道，法国驻罗马大使弗朗索瓦-蓬塞曾向博内极力建议恢復讨论，而博内本人也贊成这一方针，就在阿尔巴尼亚危机之前英国政府还在辩论它是杏能够进行有益的干预，如设法劝说达拉第採取一些能促进法意友好关系的步骤，或建议第一步接触可以在驻伦敦的法国和义大利大使之间进行。博内想和义大利达成协议的愿望并没有受阿尔巴尼亚事变的影响，他欢迎英国政府可以利用它对达拉第的影响来促成友好关系的想法，因为他怀疑他自己是否有能力说服他的上司去迈出第一步。由于义大利4月7日的行动，终于使达拉第本人、他的一些部长和许多其他有影响的法国人士，其中包括外交部秘书长莱热，深信义大利人是强盗，向他们让步就等于是向讹诈屈服。而且，有这种想法的法国人从4月13日发生在罗马的一次事件中也为他们的看法找到了证实：当墨索里尼宣布阿尔巴尼亚与义大利合併之后接着又宣称“我们将一直向前进”，这时聚集在威尼斯宫外的人群就高唿响应：“一直进到巴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最好是让它在占领阿尔巴尼亚的事件发生后先等待两周，然后再就重开法意讨论的事作任何建议。它然后在罗马和巴黎都採取了外交行动，强烈要求每一政府採取主动，但又不告诉它们另一方也正在被接近中。当珀思4月20日最后一次会见墨索里尼时他们讨论了法国与义大利的关系，但是当珀思建议义大利政府应195当系统地提出它的要求时，墨索里尼认为这些早已为法国政府所深知，因为2月间已经向一位法国的非官方使者保罗·博杜安解释过。下一步因此必须由法国来走。菲普斯和达拉第4月22日的一次会见甚至更加令人沮丧。达拉第终于深信义大利政府已“彻底地倒向希特勒”，菲普斯也没有能使他相信与义大利人进行谈判的好处将超过坏处。无论如何，大约就在这时，博内似乎已说动了达拉第和他的其他同事们，去让弗朗索瓦-蓬塞向齐亚诺作一次接近。4月25日弗朗索瓦-蓬塞于是利用与齐亚诺商谈同一项商务条约有关的某一点的机会，乘机提96出了义大利的要求的问题。齐亚诺在确实知道弗朗索瓦-蓬塞的行动是由他的政府授权的之后，就说义大利对法国没有领土要求，但要求（他在2月间已告诉博杜安）在吉布地有一个自由港，分享吉布地一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的股权，在苏伊士运河董事会中有两名义大利董事，和修改1896年协定中关于突尼西亚的条款。次日，齐亚诺向墨索里尼汇报了这次谈话，墨索里尼说，在他已经决定与德国缔结的条约签字之前他不打算与法国开始谈判。27日博内向菲普斯要求说，英国政府应利用它对达拉第的影响来支持继续谈判。哈利法克斯5月1日向科尔贝强烈劝告，决不要放过齐亚诺和弗朗索瓦-蓬塞会晤所提供的机会，达拉第也答应菲普斯，他将“认真考虑”这件事。博内吩咐弗朗索瓦-蓬塞继续会谈，他认为除与突尼西亚有关的一部分外，就义大利的那些要求达成协议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他也要求5月初访问罗马的加芬库尽他所能去促进友好关系。不过，在5月7日宣布德意两国政府决定结成政治的和军事的同盟之前，弗朗索瓦-蓬塞和齐亚诺就没有再会晤过。弗朗索瓦-蓬塞在10日又会见了齐亚诺，但是没有什么进展。他们的会谈表明，两国在突尼西亚问题上的看法差距太大，不可能迅速解决。5月11日，达拉第发表了一篇演说，义大利人因此见怪，于是在12日墨索里尼决定中断会谈。与此同时，即将签订意德条约的消息，象阿尔巴尼亚危机的消息一样，没有使英国政府改变想看到法意和好的愿望，但却加强了达拉第和具有他这一派想法的其他法国人不愿朝这个方向採取任何步骤的决心。哈利法克斯5月20日在巴黎与达拉第讨论了这个和其他的问题，他提到有很多方面的消息说，义大利政府在与德国的关系197方面很想有较大的迴旋余地，并希望获得一些成就以加强其国内地位。然而，达拉第固执地拒绝採取任何行动来打破僵局。他说，当义大利有近两百万人拿着武器时，法国不能作出让步。在正常情况下，给义大利一个在吉布地的自由港和让出一部分吉布地铁路，那不会是灾难性的；但是当义大利刚在利比亚把它的军队增加一倍时，考虑讨论这样的问题就太丢脸了。“法国能够做出的最糟的事，就是向这场暴力和讹诈的战争让步投降。”如果把在利比亚的驻军减少一些，那么能够被法国舆论接受的某些让步也可以考虑，但是如果没有相互的让步，法国就不可能放弃它的任何权利。英国政府的观点（美国驻伦敦大使持同样的看法）是，达拉第在与义大利开始会谈的问题上态度过于“不必要的僵硬”，但现在哈利法克斯已经用尽了他的全部力量，剩下的唯一机会只有张伯伦写一封私人信也许还能使达位第改变他的主意。博内虽然贊成这个办法，但思考了几周之后认为，最好是等英法两国与俄国的谈判完成之后再办理。直到7月13日，在张伯伦直接向墨索里尼唿吁帮助避免战争并接到一个令人沮丧的回答之后，张伯伦才给达拉第写了一封私人信，请求他重新考虑他对义大利问题的立场。我觉得（张伯伦写道）墨索里尼就是一个能够影响希特勒以保持和平的人。但我关切这样的想法，即他和希特勒可能会说，“当法国拒绝与义大利讨论分岐，尽管义大利己公开表示愿意这样做，这时再要与西方国家讨论和平解决又有什么用呢？……我想建议的就是……你现在应198当表示你愿意……倾听义大利的建议。我能够理解，如果你是处于你的某些前任的那种软弱地位，你也许不得不考虑，根据什么理由你可以向法国的舆论推荐一项与义大利签订的协定。……但是你并不处于这种地位。……在近代还没有一位法国部长曾得到他的人民如此坚强的支持。菲普斯7月14日把这封信交给达拉第，他报告说，达拉第的“最初反应是消极的，虽然不是如此的剧烈”；但在他7月24日的经过考虑的覆信中，达拉第客气地但坚定地继续拒绝考虑，对一个已深深捲入轴心国政策的义大利政府作单方面的让步。当他强调维持英法团结的重要性时，达拉第按下了一个英国政府几乎一定要作出响应的琴键，据他的看法，仅仅这一点就可能使义大利人改变他们的路线。8月3日在回答达拉第的信中，张伯伦承认，他已发现法国的论据是有力的，他倾向于同意，在现在的情况下，法国政府採取主动去重开法意谈判是不适宜的。这就是英国想促成法意和好以诱使墨索里尼起到拖住希特勒战车轮子的作用这一尝试的终结。但它并不是英国政府所作的另一种努力的终结，这种努力与法意问题无关，只是想加强义大利国内的和平倾向和消除人们对和平阵线的怀疑，即怀疑这个组织只不过是一项反义大利政策的一种表示而已。在阿尔巴尼亚危机过去了几周之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危机是以尽量少干扰英意关系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的），卸任英国大使琅恩勋爵的离开罗马，又给了英国政府向墨索里尼传送一个友好信息的机会。在他的告别拜会中，珀思奉命表示，英国政府仍旧确信用和平谈判来解决但泽的前途和法意关系这类问题是有可能的，它表示决心抵抗侵略并不意味着有包围或威胁义大利或德国的任何意图。墨索里尼热情地接见了这位大使并告诉他说，他是“真正地为和平感到担心”，并同意“需要围着一张桌子未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德波关系和法意关系这些问题。到5月初，在罗马的人们已得知齐亚诺199即将与里宾特洛甫在米兰会晤。弗朗索瓦-蓬塞和新到任的英国大使珀西·洛雷因爵士都相信，齐亚诺打算去极力劝说里宾特洛甫对待波兰要有节制，并为和平解决但泽争端做工作，这一争端由于希特勒宣告德波协定无效正变得更加严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米兰会议的结果是宣布了德国和义大利打算签订一项同盟条约；但接着在几天之内，另一阵营的一个发展却使义大利政府和人民受到了一次不愉快的冲击。这就是英国和土耳其政府于5月12日发表的那项宣言，根据宣言，如果发生“一项导致地中海地区战争的侵略行动”，双方应即相互给予援助。义大利政府把土耳其政府视为潜在的敌人，它对这个消息反应十分激烈。齐亚诺5月15日对比利时驻罗马大使提到了“英国和法国的侵略性包围政策”，他在5月30日对弗朗索瓦-蓬塞也作了同样的抱怨。此外，在5月下半月的义大利报刊上出现了强烈攻击英法两国的文章。不过，墨索里尼5月14日在都灵和几天之后在库内奥发表的演说，单就涉及法意关系的部分来说，调子是比较温和的：但是这种温和并没有推广到英国，当墨索里尼在5月27日第一次接见洛雷因时，气氛就已大不同于他最后一次接见拍恩时的了。墨索里尼问道，考虑到英土宣言（他把这说成是一个同盟）、西方国家与俄国的会谈以及“这些手段和给予保证的政策所意味着的对轴心国家的包围”，英国政府是否认为“英意协定还具有任何价值”。他还要求洛雷因告诉他的政府，他认为“任何针对德国的包围行动……也同样是针对义大利的”。洛雷因在6月4日接到指示，要他对此激愤的发泄予以委婉的回答。他应该告诉墨索里尼，英国政府仍旧把英意协定看成是它与义大利的关系的基石，并渴望发展“一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坚固而持久的谅解”。他还应提醒墨索里尼，英国是有意识地不去提出义大利占领阿尔200巴尼亚是否已经影响了协定的有效性这种问题；他应该说明，英国政策的目的是用和平的手段来实现也许是必要的任何变更，并且表示对于墨索里尼在都灵的演说中所说的他同英国一样希望和平感到满意。墨索里尼拒绝再次接见洛雷因，大使于是在6月9日把这些意思转达给齐亚诺，后者表示他怀疑这会不会使墨索里尼满意。虽然不再听到要废除英意协定的威胁，报纸对英国的攻击却仍在继续。当洛雷因7月4日提请齐亚诺注意，这种报纸上的宣传运动很难说是与英意协定的精神相一致的这个事实时，齐亚诺又提到了英土宣言这个问题，并且说这和英国的保证都被墨索里尼看作是“潜在的反义大利措施”。英意关系的这种恶化引起了伦敦方面的关切，特别是因为6月底来自但泽的消息使人担心一个危机又即将到来。7月初，张怕伦决定试一下另一封给墨索里尼的私人信的效果，在信中把英国政府对但泽问题的观点摆出来。在7月6日发往驻罗马大使馆转送墨索里尼的一件备忘录中，张伯伦提到了但泽正在进行的“不祥的准备”和关于但泽当局打算宣布他们决定加入德国和在宣布的同时显示以德国为后盾的武力的消息报导。“这样的一连串事件无疑将立即导致一场欧洲大战”，因为英国和法国也决心要履行它们对波兰的保证。张伯伦然后驳斥了，为了使德国人不再受压迫必须把但泽归还德国这个论点，并指出，现政权必须既考虑但泽的德国人有赖于波兰贸易的兴旺，又考虑到波兰需要自由的出海通路。照会然后继续写道：反对转让但译首先是由于这样的看法，即转让将是用暴力或威胁用暴力来强加的，而不是通过讨论的。其次，这是由于这样的事实而引起的，即波兰人相信德国政府之所以希望实现这种转让，并不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打算利用它作为一件对准波兰心脏的武器。除了他们害怕他们的经济生活将受到严重的损害之外，波兰人还深信，因为在他们之前已有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先例，如果但泽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它将被转变为一个军事201基地，并被利用来达到最终瓦解他们的国家和摧毁它的独立的目的。如果他们所想的是正确的，那么可以肯定德国不可能不经过一场战争就据有但泽，这场战争将把义大利、英国和今天相互之间并没有争吵的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卷进去。但是如果德国政府并没有这种意图，并且愿意证明以上所述猜疑是没有根据的，那么，当气氛冷静下来时，德国和波兰两国政府举行讨论和寻找一个和平解决分歧的办法应该是可能的。张伯伦没有直接唿吁墨索里尼出面进行干预，洛雷因得到的指示是：如果墨索里尼问起希望他做些什么时就说，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判断人，能够判断可以做些什么，如果有一些事可做的话，来阻止那种可能会把我们全都拖入一个我们两国政府都希望避免的局面的行动”。7月7日在一次对义大利公众“绝对保密”但显然没有瞒着希特勒的会见中，洛雷因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墨索里尼。洛雷因报告说，墨索里尼“显然对这种给予个人的重视感到高兴”，比起5月27日的那次会见气氛也“远没有那样阴郁”；但对于张伯伦信件的内容，墨索里尼明白表示，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但泽问题的。他认为，张伯伦过多地从波兰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首相提到的反对转让但泽的理由是波兰人的理由，对后果的忧虑也是波兰人的忧虑。”他本人的看法是，波兰必须“接受把一个公认的但泽现实局面改变为一个法律的局面。……如果那样，他相信德国会宽宏大量，波兰的利益也将得到恰当的保障。”他准备答应利用义大利的影响来促进和平地解决争端，但是只能在德国与波兰就但泽割让给德国的问题举行直接谈判这种情况下才办得到。洛雷因概括这次会见中墨索里尼的意见是：“（1）和平解决能够实现和战争得以避免的唯一基础，是波兰默认但泽併入德国，（2）如果英国为但泽问题而站在波兰一边战斗，义大利将站在德国一边战斗”。墨索里尼的这一令人沮丧的回答使洛雷因觉得，英国政府除了保持一种“无声威胁”直到武装力量的平衡明显地转向对轴心国不利时为止，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好202做了。在7月底，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决定不採纳两周前澳大利亚和南非的高级专员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即可以请墨索里尼出面倡议在但泽再维持现状一段时间以待缓和的实现。英国大臣们觉得，如果墨索里尼“要避免战争，毫无疑问他会尽一切力量来对希特勒元首做工作的。由我们自己来对他作进一步的直接接近，将冒被错看成为软弱的巨大危险，此时的一项要务看来就是要使独裁者们牢牢记住这个国家是说话算数的。”不过，在以后几周内，国际局势迅速地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在但泽进行的“照会战”，德国军事准备的增加，对波兰人迫害日耳曼少数民族的谴责，英法两国与俄国的会谈遇到困难，德俄两国即将建立友好关系的种种迹象——所有这一切发展合在一起，使英国的领导人觉得，他们必须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不管是多么小，来避免战争的发生。到8月的第三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义大利不愿意而且也没有准备好去追随希特勒走那条他似乎已选定的道路，这就使得对墨索里尼再作一次接近完全有了理由。齐亚诺8月11日在萨尔茨堡会见了里宾特洛甫，12日又在贝希特斯加登见到了希特勒。齐亚诺事实上是带着墨索里尼的这样一些指示去见他们的：他应当“坦率地通知德国人，我们必须避免与波兰发生冲突，因为那将不可能使冲突局部化，而一场大战对每一个人都将是灾难”。说这就是墨索里尼的态度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伦敦的外交部。齐亚诺没有能完成他的缓和局势的使命；他怀着一种对于希特勒态度的僵硬和没有能约束他不去夺取但泽和向华沙进军感到惊恐的心情回到了罗马。最近对洛雷因採取了一种更加友好的对待方式的齐亚诺，8月17日告诉他说，但泽问题“需要一个马上的和决定性的解决办法”，和“局势已非常严重”；他答应随时同洛雷因保持接触，如果他在任何时刻觉得英意磋商将有助于保持和平，他就会去请洛雷因过来。几天前，亨德森在柏林已经把义大利大使阿托利科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转给了外交部，义大利大使那时正要到罗马去。这个问题就203是，张伯伦是否愿意“与墨索里尼先生协同一致有所行动，如果后者提出这样的建议的话”。在8月18日把这个信息转告给洛雷困时，外交部指示他等待来自义大利方面的接近，但应“转达这样的印象，即陛下政府十分重视英意合作，如果这种合作能够实现的话”。不过，在其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哈利法克斯决定不要把主动权让给义大利人。8月19日在考虑由张伯伦写给希特勒一封私人信。哈利法克斯则认为，“为了鼓励墨索里尼不要放弃他的约束（德国）的努力”，应该同时在罗马也作出“某种努力”。因此，他给洛雷因发了一封电报，要他立即转交墨索里尼。电报再一次强调，德国如企图把一项单方面的解决办法强加给波兰，结果必将导致一场英意两国处于互相敌对方面的战争。一项“通过德国和波兰在平等的条件下自由谈判而达成的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显然是难以办到的，“最重要的事”是“应该有时间来改善气氛”。英国政府怀疑，召开一次会议是否是处理这种局势的最好办法，但是如果建议召开一次会议，波兰就必须以平等的地位参加（换句话说，不能有第二个“慕尼黑”）。这一电报因此并不包含任何具体行动的建议，它只不过是为了使墨索里尼了解英国政府的观点，如果他认为“坦率地交换”意见是有益的话。这一电报是在8月20日午后不久交给义大利外交部副部长以便转交墨索里尼的。8月19日和20日，反对义大利参加德国侵略战争的势力，明显地愈来愈强烈了。墨索里尼对这种局势的反应，有如他对洛霄因的文件的答覆所表明的，是必须叫波兰人让步。他建议英国政府“给予波兰政府以不要鲁莽从事的忠告，特别是应强烈要求他们立即与德国政府重新建立直接的接触”。不过，直到8月22日才把这个回答通知洛雷因。在那一天，齐亚诺（20日他不在罗马）告诉洛雷因说，这就是墨索里尼建议的路线，但是他又补充说，墨索里尼打算等里宾特洛甫204从莫斯科回来后就马上同他接触（齐亚诺事实上在里宾特洛甫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已给他打过电话，并建议同他举行另一次会晤）。他向洛雷因保证，义大利“确实需要和平”。义大利在最后时刻作出的试图避免战争的下一行动，将在后面的一章中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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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英国对德政策的双重路线哈利法克斯1939年6月29日在查塔姆大厦发表演说时回顾了英国的外交政策，他谈到那个政策所依据的“双重基础”。其一，他说，“是决心抵抗暴力。其次是我们认识到全世界都希望从事建设性的缔造和平的工作。”在战争爆发前五个半月中几乎每天在“核心年阁”进行的外交政策讨论中与哈利法克斯有密切联繫的他的一位同事，后来写道：“和平与重整军备的双重政策不仅需要非常熟练的运用，而且还需要非常微妙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目的是矛盾的，常常是很难调和的，有时几乎是不可能调和的。”下面关于英国政府在这关键时期同德国打交道的记录表明，它在克服双重路线政策中所固有的困难方面，事实上并没有取得成功：在国内加紧重整军备，在国外试图建立一个“和平阵线”，与此同时他们又按照“绥靖”这个常常被误解的词的真正意义而加以鼓吹。根据英国政府的行动来看，也就无怪乎它的发言人虽然反覆宣传它不是在想“包围”德国，却不能使德国人相信，也不能阻止纳粹的头子们不去利用“包围”来作为鼓动德国人民的一个口号。结果是英国政府没有能在它的“和平阵线”中积蓄足够的力量未有效地包围德国，从而阻止它的统治者205们去进行侵略。英国政府告诉纳粹分子们，如果德国选择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提出它的要求，它就有希望获得实在的利益，企图以此来引诱他们放弃侵略的道路，但这种努力也失败了。在前面的一章中曾提到，当德国占领布拉格的消息在3月15日传到伦敦时英国政府首脑所作的第一个声明似乎表明，这一事变的含义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清楚，但是这种印象被张伯伦17日在伯明罕所作的强有力的演说纠正了。3月23日，张怕伦在下院又一次明白表示，德国的再一次挑战将受到抵制，但是同时他在演说中也包括了一些话语，想表明英国政府对德国的态度并不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敌对态度。首相说，政府没有意思想阻止任何合理的扩大德国出口贸易的努力，也不想设置对其内政有不同看法的各个国家的反对集团。3月27日r·a·巴，特勒在回答一个议会问题时告诉下院说，政府没有考虑对德国实行经济制裁，不管是单独地还是同美国合作、或通过国际联盟这一机构来进行。3月31日，张伯伦在一篇简短的声明中向下院宣布了英国单方面对波兰的保证，首相的宣布成了4月3日一场议会辩论的题目。在他4月3日的演说中，张伯伦特别强调了目前形式的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的“过渡性质或暂时性”：他还插进了几句对德国人说的话，他们的领袖两天前在成廉港的一次演说中曾宣称，第三帝国“决不准备容忍威胁，或者甚至一项包围的政策”。这些最近发生的事（张伯伦说），已经正确地或错误地使得与德国接壤的每一个国家不高兴、忧虑、对德国将来的意图摸不准。如果这全都是误解，如果德国政府从未有过任何这样的想法，那么好吧，那就更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可能要用来保障这些国家的独立的协定，就再也不需要去签订了。4月间，由于英国政府对义大利在4月7日耶稣受难日占领阿尔巴尼亚一举所作出的反应过于温和。使它又一次受到“绥靖”的指责。在4月13日的议会辩论中，张伯206伦宣布：象给予波兰那样的“保险证书”，已经向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并且已被它们接受，但是他也必须对广泛的（虽然不是普遍的）来自他本党成员和来自反对党的批评，为他自己进行辩护，因为他曾决定不把入侵阿尔巴尼亚作为废除1938年4月16日英意协定的理由，尽管义大利的行动显然是违反那项协定的精神的。英国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保证，在国内和在其他国家受到欢迎，因为它证明，张伯伦政府对义大利的温和并不意味着它抵抗进一步侵略的决心有了削弱。但是留心寻找退缩迹象的批评家们看到了他们的忧虑得到证实，因为靠近纳粹政府的英国大使于4月24日又返回他的任所（他的法国同事两天后也追随亨德森到柏林去了）。亨德森返任的直接目的是向里宾特洛甫转达英国政府开始实行一项有限的徵兵措施的决定！但是令大使返任的决定，被正确地认为是意味着英法两国政府希望与纳粹分子们的通讯渠道保持畅通。这样就可以一方面让它们的外交代表能够对德国的发展就近观察，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向纳粹分子们再度保证，他们并没有处于受包围的危险之中，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争端和要求的途径仍旧敞开着。亨德森返回任所后有相当长的时候没有见到里宾特洛甫，于是把他的政府关于徵兵的信息在4月26日告知了魏茨泽克。亨德森着重指出，决定实行徵兵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有任何侵略的计划：他补充说“公开宣布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将抵抗侵略，这并不暗示打算包围或威胁德国或义大利”，而只是希望这样申明英国的立场将防止也许会导致战争的意外事件。魏茨泽克回答说，英国的政策也许会产生与那个愿望相反的结果。他说，“意外事件”将不会“是由德国制造出来的”。在亨德森与魏茨泽克会见的同一天（4月26日），在威207斯敏斯特的下院中张伯伦受到一名反对党议员（阿瑟·亨德森）的质询：“把与德国政府讨论两国之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在对一切国家公正的基础上保证建立永久和平这一总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是否仍旧是陛下政府的政策”。这个问题是由于罗斯福4月14日唿吁互相交换不侵略的保证而引起的，张伯伦在他的回咎中热烈欢迎美国的倡议，并宣布他的政府已作好准备参加因此而可能安排的任何会议。英国政府也准备“随时参加同德国政府的讨论，以求达成一个总的解决，只要它认为这样的一次讨论将是受欢迎的和可能会获得有益的结果的”。4月28日，希特勒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了一次讲话，在讲话中他回答了罗斯福4月14日发出的信息，并斥责1934年1月26日的德波协定和1937年7月17日的英德海军协定。希特勒在宣布他决定终止英德海军协定时所使用的词句表明，英国政府不承认对德国抱有敌意和有包围它的任何意图，这在纳粹党人的心中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希特勒宣称，在英国，“一场对德国的战争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英国今天，通过报纸和官方，坚持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反对德国的观点，并用我们知道的包围政策来证实这个观点。”英国政府从容不迫地用一些时间准备了一份对德国4月28日传来的信息的有道理的答覆，这份答覆直到6月23日才送出。同时，在它的各种公开声明中，它既要反驳对于包围的指责，又要给人以它决心抵抗侵略的印象。5月3日张伯伦在下院受到阿瑟·亨德森的质询：由于包围的指责，英国政府是否愿意在相互保证的基础上也给予德国以象给予波兰那样的保证。张伯伦回答说：在最近的几次声明中，我己十分明确地表示，指责陛下政府採取包围德国的政策是毫无根据的。罗斯福总统所建208议的和据我所知希特勒元首所提议的，都只是互相交换不侵略的保证，而不是在互相保证基础上的给予保证。陛下政府毫无疑问将准备考虑与德国政府互换双方相互保证的建议。5月11日张伯伦在艾伯特会堂发表讲话，解释政府在4月底决定实行强迫服兵役措施的原因。他说，採取这个措施是由于“深信我们再没有别的办法能够这样的鼓励我们的朋友，和……使任何不是我们的朋友的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在作出这一宣布之前，张伯伦还用以下的一段后反驳了包围的指责：我被告知说，在德国有些人不理解我们的政策，认为我们有意要包围他们的国家。我能够理解，战后因严重匮乏而受苦的人民，对于某些外国蓄意制订的政策，己产生一种害怕被窒息或限制的恐惧心理。那么，现在就让我来说吧，就象我以前已说过的那样，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孤立德国，或妨碍它在中欧和东南欧自然而合法地发展它的贸易；更没有怀着同它打仗的念头去策划搞什么反对它的联合。任何这样的建议简直是荒谬的。不过，首相接着宣布，侵略将受到抵抗。我们不准备坐在一边，眼看着一个又一个国家的独立相继被破坏。在和平时期。这种企图总是要遭到我们的抵制，因为除非各国深信没有人在想搞这样的企图，深信我们已给予……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以保证，否则在欧洲就不会有安宁，就不会有安全。张伯伦5月19日在下院的一次辩论中以同样方式又作了一次“没有包围”的声明，当时他证再一次提到满足德国的“合理的抱负”的可能性，“即使这意味着事物的现状的某些调整”。5月间人们都知道了，伦敦的政府想阻止纳粹党人控制黄金的企图已经失败，这笔约值六百万英镑的黄金209是以国际清算银行的名义代捷克斯洛代克国民银行存在英格兰银行的。据很多观察家看来，这个消息是一个迹象，表明重要的英国金融和工业界，可能还有英国政府的某些成员，仍旧相信同纳粹党人“做二笔交易”的可能性。捷克国民存在英国各家银行的其他款项已被“冻结”，以使它们不致落到德国的手中。张伯伦在5月19日还否认关于英格兰银行即将把捷克的黄金转交给国际清算银行的谣传。然而，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5月23日在下院回答一个问题时承认，捷克这笔款子事实上已经转交了；他说，英格兰银行必须按照它的顾客国际清算银行的指示办事，后者已经传达了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银行的一项命令。西蒙说，他本人希望能阻止黄金的转移，但觉得他无权这样做。他没有提到国际清算银行的董事长是两名英国董事之一（奥托·尼迈耶爵士）这个事实。但在回答关于另一名英国董事蒙塔古·诺曼爵士的职权的一个问题时，西蒙说，英格兰银行总裁併不把属于这一类的事务向英国政府报告；他在董事会中是以一家中央银行的总裁的身分供职的，而不是一名由英国政府任命的官员。6月4日，达拉第也接着公开宣称，德国和义大利关10于包围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在一次向激进社会党执行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中说的，达拉第还小心谨慎地向他的党保证，他的政府决心使法国在反抗侵略的新的立场上发挥充分的作用。不过，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直到6月底为止，在他们的公开讲话中是把努力方向主要放在向德国保证：和平解决的道路仍旧是敞开的。6月8日在回答国会的一个问题的书面答覆中，张伯伦扼要地重述了他在5月11日和19日发表的“没有包围”的声明。同一天哈利法克斯也在上院发表了一次讲话，在讲话中他对墨索里尼5月14日在都灵所作的一项声明感到很受鼓舞，那项声明是说，据他看来，没有任何国际问题是值得为它打“一场按照事情的逻辑发展必将成为一次世界大战的成争”。假定双方都是善意的，而且都深信诺言将得到遵守，哈利法克斯想，那就也许还有可能“从欧洲的词彙中取消侵略”。他详细地解释，张伯伦在5月11日的讲话中所提到的英国理解德国人对包围的反感，并向德国保证，英国人民“将仍旧诚恳地希望，如果他们认为是可能的话，与德国达成这样的一种谅解，即也许不仅有助于特殊问题的解决，而且也许还可以把两国的关系放在一个相互信任的稳固基础上面”。哈利法克斯也重复了张伯伦的保证，即并不希望在经济方面使德国为难。欧洲各国的独立可以被单方面的行动摧毁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復返了；任何想这样做的企图显然将遇到广泛的和坚决的抵抗。但是假如各国的独立得到承认，陛下政府不仅愿意而且渴望去探索经济的生存空间的整个问题，不仅是为德国，而且也是为……一切欧洲国家。只要德国的要求在会上能得到考虑的一次会议，看来有一个真正的成功的前景，那么，这个政府就要对它作出最大的贡献，它“只是急切希望……看到互相对立的各种要求在一个可能获得持久和平的基础上得到调整”。哈利法克斯以一个警告来结束他的讲话，他警告“那些完全有能力去突然发动一场冲突的人”，不要看错了“他们正在冒的风险的性质，也不要对随时可能被迫违反其信念而走向行动的那些人的脾气和目的产生误解”。但是他的讲话留给德国听众的主要印象似乎仍是：英国政府主要关切的是避免战争。在6月9日和12日的随后几次声朗中，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又强调了英国愿意利用它的影响来促成一项公平211的解决，如果讨论可以代替暴力的话。6月13日，亨德森会晤了魏茨泽克，在会晤中他宣称，英国的重整军备并不意味着它考虑打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并建议一俟英俄会谈结束就可重新开始英德讨论。当德国驻伦敦大使冯·迪克森在6月16日会见哈利法克斯（他再一次否认了德国人的所谓包围）时，他心中或许也想着这一建议。无论如何，迪克森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即“当这些（英一法一俄）谈判这样或那样地解决了之后，局势将会比较松动”。6月23日，英国政府送出了对德国4月27日废除英德海军协定的备忘录的正式答覆。英国照会再一次宣称，德国把英国的政策描述成一项包围的政策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是“对英国的目的的一种误解和错看”；那些目的只不过是想“帮助小国家在享受它们的独立方面能感到安全”，从而对消除德国最近行动所造成忧虑有所贡献。照会也再一次否认陛下政府有“限制德国贸易发展的意向或愿望”，并宣称它的“一贯愿望……远非想促进一场与德国的战争，而是一向是和现在仍旧是在相互承认双方需要的基础上建立英德关系，并一贯地对其他国家的权利给予应有的照顾”。在它的长篇照会中，对德国人为废除这项条约而举出的理由，作了详细的检查和反驳；在照会的末尾英国政府提到了“就将来的各种问题举行谈判”的问题，对于这种谈判，德国政府在它的备忘录最后一段中曾宣称它自己是已作好了准备的。英国政府表示，它对德国政府心目中的谈判究竟是哪种类型，感到无法断定。它觉得，就德国废除海军协定而产生的技术性问题交换意见是有益的；但是，如果纳粹党人考虑谈判一项海军军备方面的新协定，英国政府希望首先知道，他们对讨论应在何时举行持什么看法，其次，“德国政府将提出怎样的办法来保证，在新协定的有效期间任何废除或修改新协定的行动部能得到双方的同意”。6月24日在卡迪夫发表的讲话中，张伯伦把所谓的包围说成是，对英国的态度的“一种丑恶的歪曲”。27212日，达拉第宣布，议会的会期将延长到它的正常期限之后，以避免一次竞选运动所带来的混乱；在他向议会发表的讲话中，他强调了欧洲局势的威胁性，并向希特勒发出一个明白无误的警告：不要低估了法国准备去面对危险的决心。29日，哈利法克斯在查塔姆大厦发表了一篇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他提到英国政策所依据的“双重目的的基础”，但是以英国已充分决定用暴力来对付暴力的调子结束讲话：如果我们一旦发现，别人的意向同我们自己的完全一样，而且我们全都真正希望和平解决，因而能够使我们感到满意——那么，我要在这里明确他说，我们是能够讨论今天正在引起世界忧虑的那些问题的。……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军事力量的威胁正在劫持世界、勒索赎金，我们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抵抗侵略。今晚我要以我的全部力量来强调这一点，使得没有一个人能够误解它。达拉第和哈利法克斯在6月底发出的坚决语调，可以用来自德国、波兰和但泽的令人惊恐的消息来说明其原因。这些消息使得法国和英国政府在以后的两周中断然宣布，它们认为但泽是波兰的“切身利益”所在，在这个自由市造成一桩既成事实，即使是用非暴力手段，也将使法国和英国的保证立即生效。我们已经看到，直到6月底为止，英国的政治家们在他们的公开言论中一直在强调，他们准备与德国达成谅解，如果适当的政治条件能够建立的话。在6月这一个月内，他们还通过秘密的官方和非官方渠道小心地探索，是否有可能通过戈林的干预来促成一次谈判，以便总的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张伯伦的主要官方顾问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就曾同德国的四年计划专管委员、因此与戈林有密切接触的沃尔塔特讨论过英德两国会谈的设想，后者定期性地经常访问伦敦，于6月初又来过一次。威尔逊竭力争辩说，英国的重整军备和给予保证的政策，完全是由于德国“常常认为给它的邻国制造麻烦是合适的”这个事实，他并且明白表示，建议举行会谈的倡议因此必须来自德国方面。差不多与此同时，从另一来源的一项报告到达英国政府，报告说，戈林相信德国和英国之间的一场战争将是灾难性的，他急切希望能促进一种友好的关系。戈林是在5月25日向一位瑞典熟人阿克塞尔·文内尔-格伦说这番话的，并向他谈到举行英德会谈柒讨论德波争端、殖民地问题、商务发展和甚至裁军问题的可取之处。文内尔-格伦带着瑞典王储的—封介绍信于6月初去伦敦，并于6月6日把戈林告诉他的向张伯伦作了汇报。张伯伦（根据他自己的关于会谈的笔记）直率地排斥了在目前的气氛下谈判殖民地问题的可能性，并表示怀疑，希特勒（举行会议的任何邀请必定要来自他，而不是来自戈林）是否能足够地消除他所造成的危害，来使信任重新恢復，没有这种信任，会谈就不可能举行。不过，他并没有使文内尔-格伦对进行试探失去信心，他的确建议这位瑞典人去把他（张伯伦）所说过时话坦率地告诉戈林。文内尔-格伦在6月的第二周又见到了戈林并告诉他说，象他后来向伦敦汇报的那样，“等占领捷克斯洛伐不必再谈了。张伯伦6月8日接见特罗特·楚·佐尔茨时说道，他个人认为这样的证明“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英国肯定是要打的，如果另一个国家的独立又被德国毁掉的话（《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6卷，第497号所辑冯·特罗特·楚·佐尔茨写的访英备忘录）。克过去较长时间以后，——或是在任何时候、只要德国能够以一种强烈的和令人信服的方式来证明它想达成一项谅解的愿望和真正的意志”，张伯伦就会“高兴地同意就所有重大问题进行一次交换意见”。文内尔子格伦继续与戈林保持联繫几个星期，并把他自己拟的一份“和平计划”交给戈林。他把这些联繫情况不时向伦敦汇报，在7月初他对戈林能使德国的政策实现必要的改变这一点仍抱有希望。然而，7月19日他写信给张伯伦说，戈林不得不慢慢地进行，因为“反对任何谅解的另一集团”非214常活跃，它对希特勒有极大的影响。与此司时，第二位瑞典公民、工业家比尔伊尔·达勒鲁斯（他是戈林的一个私人朋友，在英国的工商界也有很多熟人），也想利用戈林的这一明显的可以接近的特点来再作一次尝试。达勒鲁斯在6月底访问了若干英国城市，他“到处都发现有着一种绝对的决心，即英国人再也不会容忍德国的另一次侵略行动”。这个印象，7月2日当他在伦敦宪法俱乐部见到几个英国朋友时也得到了证实。在这次会晤中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达勒鲁斯能把他在英国观察得到的结果转告戈林，那也许会有很大的价值：他应该特别着重指出，英国舆论的坚决性和攻击但泽肯定会引起战争，而英国由于它对波兰的义务，将自动地捲入这场战争。大家还同意，达勒鲁斯应强调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的信念，即英国的力量实际上比公开声明所显示的更大，这样的强调一下也许是有好处的。达勒鲁斯告诉他的英国朋友们说，他不知道戈林是否仍旧处于一个可以影响希特勒的地位，但表示相信，如果他仍旧有任何影响的话，“他具有纠正其他需要纠正的意见的能力和勇气”。达勒鲁斯在7月7日见到了戈林，并告诉他在访英期间所得出的结论。他建议他的报告可以由戈林与一些英国人举行的一次会晤来证实，他们比他有更大的权威性来谈英国人的态度。他立刻把这次会见的情况告诉了这个英国人集团的某些正在柏林的人，然后在8日又会见了戈林。这个建议一直被搁延到24日，那天达勒鲁斯和戈林又进行了一次长谈。戈林说，文内尔一格伦提215出了一项“和平计划”，但是没有使他留下深刻印象，把它放在希特勒的面前是不会有什么用的。但是建议与一个英国人代表团会晤，据他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他必须去同希特勒商量一下，“而不再是象他原来所想的那样，不经过与元首的任何磋商就举行一次私人的周末聚会”。7月25日，达勒鲁斯与哈利法克斯讨论了举行一次会晤的建议，后者只有在这样一种谅解下才能同意这个建议，即他应当“从官方来说对此事毫无所知”。最后安排于8月7日在什勒斯维希-霍尔斯坦的一所属于达勒鲁斯夫人的房子里举行一次会晤。这些讨论在当时只有极少数直接有关的人才知道，但是英国人愿意在这种情况下会见纳粹党领袖之一这个事实本身，就可能被戈林（并且也被希特勒，如果戈林真的同他商量过）看作是这样一个证明：牺牲波兰以达到绥靖的目的，无论如何并非是不可能的。这无疑将是留给英国公众的印象，如果秘密泄露出去的话。这样的判断是可以根据公众对7月第三周报纸上关于沃尔塔特与海外贸易大臣赫德森会谈的报导的反应来作出的。沃尔塔特作为德国出席捕鲸会议的代表又来到伦敦，7月18日他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进行了另一次谈话，并提出这样的设想：“应该请一位有名望的人士访问希特勒，并准备同他谈论两国可能都感兴趣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沃尔塔特对国际局势的恶化表示忧虑，但是又说他相信希特勒并不希望捲入战争。对此，威尔逊回答说，他料想希特勒不会“忽视，我们在我们的防御和进攻准备方面已作出的巨大增进”。沃尔塔特后来报告戈林说，威尔逊特别强调了英国进行战斗的决心，如果必要的话。但若不是在这一次就是在7月21日的第二次会晤时他也说过，英国政府准备考虑在英国和德国的“最高级人员”之间举行秘密的双边谈判，其目的是缔结“一些协定，在协定中应把共同的德英政策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他要求沃尔塔特把希特勒希望加以讨论的各点说明一下，他自己也拿出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英、德两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进行合作的一个方案的概要。沃尔塔特认为，这份备忘录是根据希特勒4月28日的讲话写成的，是“对于德英两国政府必须加以解决的各个问题的详细说明，是得到内维尔·张伯伦的同意的”。177月20日，在他与威尔逊的两次会晤之间，沃尔塔特得到赫德森的接见，显然这是由于德国大使馆的建议而安排的。两人讨论了德英美三国经济合作可能发展的主要方面，如果“政治困难”能够获得解决的话。赫德森立即把关于这次会见的一份笔记送给外交部，他在笔记中强调，他已向沃尔塔特清楚他说明，他只是以私人身分讲话，而不是作为英国政府的一名成员，他也没有同任何一位内阁同僚讨论过他所提出的任何一项建议。这次会见似乎没有详细讨论如何解决政治困难的问题——十分自然，因为这不是赫德森的职责范围——但赫德森确曾说过，德国的裁军和防止重整军备的充分措施，应该是得到英国的合作以使德国建立在坚强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先决条件。沃尔塔特还提到但泽的前途问题，赫德森回答说，“但泽处于一个已动员了的欧洲之中，是一回事，……但泽处于一个已放下武器并进行经济合作的欧洲之中，则是另一回事。”如果停止重整军备，德国和英国都将面临为它们的重工业产品寻找市场的问题，赫德森和沃尔塔特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就是由这一点开始的。赫德森说，英国不会反对德国在东南欧它的“天然的经济区域”内发展它的市场，如果英国能够“保证分享到合理的一份”。他认为，在俄国、中国，以及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附属国中，有着“几乎无限的投资机会”。美国、德国和英国全都能够在这些地区为它们的重工业找到出路。沃尔塔特然后说，德国的主要问题是向国外支付利息和偿还到期的债务，他询问美国和英国“在资本方面”给予帮助的前景如何。赫德森回答说，他并不怀疑英国会帮助提供资本，根据几周前他在美国的一些谈话判断，他认为“怀着几分信心来看待美国的帮助”也是合理的。关于殖民地问题，赫德森说，英国舆论决不会同意218“实质性的归还”前德国的殖民地，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个问题会是无法解决的。他设想能否召集一次会议来讨论与购买热带产品和发展非洲殖民地区域的工业有关的各种技术上的货币问题。这样的一次会议也许会导致讨论行政管理问题，最后也许就会达成胁议由欧洲各国“接受委託”来共同管理这种地区。沃尔塔特表示对这些想法有特殊的兴趣，他认为它们也许能很好地满足德国的主张。沃尔塔特说，希特勒忽略经济方面的考虑是局势的一个严重因素，他认为戈林也许是唯一能使希特勒注意这些问题的人。赫德森同意他把他们的会谈向戈林汇报，条件是他必须说清楚，赫德森是以私人身分讲话，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授权。不到二十四小时，赫德森与沃尔塔特曾讨论英国给予德国贷款的可能性这一事实已传遍伦敦。在以后的几天中，英国报纸就在这假定的“交易”题目上大作起刺激人心的猜测文章。轴心国报纸也对所谓“英国的诡计”，用非常敌对的语言大肆抨击。引用了从英国报纸的摘录，以支持它们的英国政府在试图收买德国、要它同意裁军这种论调；德国报纸否定了这个“和平计划”，说它是异想天开和不值得考虑。义大利报纸的调子，单认“夏洛克的建议”和“英国的骗子式收买世界狂”这样的大字标题也就可以知道了。在巴黎，关于赫德森和沃尔塔特谈话的最初报导，据说引起了“痛苦的震惊”，很多法国报纸（虽然不是全部）的评论文章是强烈的批评性的。7月24日的伦敦《每日快报》发表了前一天访问赫德森的一篇报导。赫德森交给记者一份他与沃尔塔特讨论的各项建议的大纲。并坚持说，建议给予一笔英国贷款决“不是绥靖”；这种建议是“有条件的，要取决于德国的裁军”。赫德森还强调说，他同沃尔塔特讨论同德国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完全由他个人负责，“一旦排除了政治上219的困难”，这种合作也许是有可能的。同一天，张伯伦在下院也受到了反对党议员对于这次谈话的质询，在他的回答中，他尽力缩小这一事件的意义。他说，赫德森向沃尔塔特表达了他个人的意见，即假定国际信任已经恢復，……各有关的主要国家就应该有了进行（经济和金融的）合作的可能。……要是说或假定，在一次非官方的谈话中产生的这些意见已构成了这个国家给德国一笔贷款的建议，那是绝对没有道理的。在回答一个补充问题时，张伯伦说：“内阁并不知道这些谈话，除了有关的那位大臣外。别的大臣也都不知道。陛下政府不打算倡议举行任何象所建议的那种讨论。”当问到他是否能够“十分明确他说没有任何地位很高的政府官员曾与沃尔塔特先生作过这样的谈话”，张伯伦说他看不出“这次特殊的谈话会有任何特殊的危害。……害处——如果有害处的话——是在报纸上泄露了所发生的事”。谣传沃尔塔特还会见了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于是在关于那些假定已经向沃尔塔特提出的建议的报纸报导中，威尔逊的名字与赫德森的也就牵连在一起了。在他的答覆中，张伯伦否认了威尔逊曾参与经济合作的讨论。尽管德国人对赫德森的建议的评论很坏，就象英国报纸上所报导的那样，但有迹象表明，向沃尔塔特提出的那些建议已使德国人留下了印象。德国驻伦敦大使迪克森8月3日告诉威尔逊说，沃尔塔特向戈林所作的他在伦敦进行谈话的报告，在德国已引起了很大的兴趣，他设想希特勒大概也不例外；戈林与莱斯利·朗西曼（朗西曼勋爵的一个儿子）8月12日的一次谈话使朗西曼相信，无论如何在戈林的周围赫德森的建议已经“产生强烈的反应”。安排这次戈林与朗西曼会见的马克斯·冯·霍亨洛黑王子后来对朗西曼说：“他们能嗅到钱的气味，这就吸引了他们。”到了7月24日，当张伯伦在下院就赫德森和沃尔塔特之间的讨论发表他的声明时，事态显然在开始迅速向220某一种高潮发展，在这紧张的形势下，英国政府的成员们认为不再进一步向德国公开作出和解的姿态是明智的。不过，在幕后仍在继续作出尝试，想用一切有效的手段来加强在德国可能存在着的想以和平手段解决现有问题的任何倾向。7月25日，哈利法克斯非正式地同意了由达勒鲁斯安排一批英国工商业者与戈林会晤的建议。这次会晤，如上所述，于8月7日在什勒斯维希-霍尔斯坦举行，德方的主要代表是戈林和包登夏茨将军（空军总司令戈林的私人参谋长）。参加这次会晤的七名英国工商界人士“把话说得极其明白，即如果德国试图以武力占领任何外国领土，大英帝国……将站在波兰的一边”。戈林答应将竭尽一切力量来避免战争，所有与会的人也都同意“如果能够尽快安排英德两国代表举行一次会议，那将是最有价值的了”。不过，戈林在他的一方面也把话说清楚了，即在这样的会议上讨论的基础必须是把但泽归还给德国。“德国应该收復但泽，这是必要的，他并且以作为一名政府官员和一名绅士的名誉来断言，但泽肯定是德国在欧洲的最后领土要求”。戈林建议，作为德波直接谈判的一个替代办法，应当召集一次“慕尼黑各国”会议，在第二天与达勒鲁斯的谈话中他还表示了特别倾向于这一步骤。戈林还询问，如果德国邀请张伯伦参加讨论，是否可能被接受；这些英国人回答说，张伯伦大概可能会接受的，“如果他觉得这个邀请是出于诚意的话”。但是对于进一步的问题，如张伯伦是否可能会接受邀请参加一次“没有波兰参与”的会议，则拒绝表示意见。按照外交部的看法，这次与戈林和包登夏茨的会晤既“没有坏处”也没有“很大好处”。它事实上又一次透露221了“德英两国政策的一个基本矛盾”，它的要点似乎是“另一次试图使我们参加一个把波兰排除在外的关于但泽的四国会议，而它的目的只能是迫使把但泽归在德国”。外交部因此在对方作出另一个行动之前不再採取任何行动。当达勒鲁斯在8月中又与他的英国朋友们接触时，这个行动到来了，他强烈主张，如果英国同意四国会议的想法，应该让一位“官方人士”与斯潘塞一起去斯德哥尔摩同包登夏茨作进一步的讨论。达勒鲁斯还转达了文纳尔-格伦的一个提议，即到华沙去见贝克并试图劝他派一位使者到斯德哥尔摩去会见包登夏茨。外交部对这些建议都不贊同。斯潘塞曾对达勒鲁斯说，他“走得太远了，也太快了”；他自己就强烈反对把会谈提高到官方一级水平的想法。哈利法克斯最初倾向于认为，也许应该直接给戈林送一个信息，以“支持和鼓励”他避免战争的努力；但是最后在张伯伦的同意下决定，不应与戈林进行正式的接近，虽然让斯潘塞和他的朋友们与达勒鲁斯保持接触不会有什么害处。从戈林对一批英国工商界人士和对莱斯利·朗西曼讲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仍希望能够说服英国不在但泽问题上支持波兰。因此在英国政府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一项，看来就是要使纳粹领袖们相信，英国是当真要打的，如果德国企图在但泽造成既成事实，因而引起波兰的抗拒的话。在这一点上必须加以说服的那个人显然就是希特勒本人，而决定不把与戈林的接触提高到官方一级水平的理由之一，也就是因为伦敦正在考虑派一名特使去见希特勒是否有益这一件事，这种考虑则是由于来自德国方面的一系列建议都说派遣使者的办法将是可以接受的。在关于最后同德国举行谈判以解决存在的问题的可能性的一切会谈中，英国代表们强调首先最重要的是重新建立信任，而这只能由希特勒自己作出行动和声明才222能办到。8月初谣传每年9月在纽伦堡举行的国家社会党大会，今年将标以“和平大会”的名称，如果这是真正的意图，那么很可能希特勒也许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宣布一下他贊成和平，这就或许能成为对缓和紧张局势的一个真正贡献。因此，重要的是不仅要使他了解英国在必要时将决心战斗，而且还要使他相信英国愿意讨论一个总的解决办法，如果战争的危险能够避免的话。如果应当向希特勒本人当面解释英国政策的双重性是极为重要的话，有如它看来的那样，那就发生了这项任务应交给驻柏林的英国大使还是交给一位特使的问题。在真正的紧急时刻，亨德森大概能够克服每当一个外国的外交代表试图接近德国的元首对外交部常会设置的那些障碍，但是如果亨德森真的获得了一次接见，他能够用以表达英国决心履行它对波兰的保证的任何语言，是否会使希特勒听起来具有说服力，那却仍旧是很值得怀疑的。不错，亨德森最近在外交部与魏茨泽克的几次会谈中已强调了他的政府的政策的这一方面；但是在柏林当然大家也都知道，这位大使的私人意见是：波兰人是“挑衅的”，应当引导他们去同德国政府直接谈判一项解决办法。当考虑在这关键的时刻是否把解释英国的政策的责任委託给亨德森或一名特使时，英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希特勒本人曾表示他希望与一位能讲德语的英国人会谈这一事实，他甚至曾指明他高兴会见的某一个人。我们已经看到，英国可以派“一位有名望的人”访问希特勒的建议，已由沃尔塔特在7月18日会见霍勒斯·威尔逊爵士时提出。威尔逊当时注意到这是一个“我们223现在同它非常熟悉的”想法。象这样的试探者自然要受到怀疑的看待，因此这个建议在希特勒于8月11日接见但泽高级专员伯克哈特之前似乎一直没有得到过特别的注意。希特勒在这次接见中对于伯克哈特的一个建议，即他最好还是“同一位英国人直接谈谈”，回答说：“一位能说德语的英国人？他们告诉我艾恩赛德将军德语讲得很流利。”在希特勒与伯克哈特会见时有一部分时间也在场的纳粹但泽地方长官福斯特尔热情地支持这个建议。他提议由他本人来作必要的安排，并且在几天以后通过英国驻但泽领事同英国政府就这个问题通了信息。此外，8月15日魏茨泽克也以贊同的口气向亨德森提到“一位既能讲出色的德语又是内阁核心成员的人可以同希特勒谈一次话”的设想。这时德国的战争准备正在急速增加，以致使得英国政府想要去抓住“直接通向”希特勒的任何一个机会。伦敦因此仔细地考虑了贊成和反对特派艾恩赛德出使柏林的两方面不同意见。由艾恩赛德这样有名的人物访问德国，就会有几乎不可避免地把消息传出去的不利之处；因此担心消息变得公开之后可能会使希特勒更加难于在会晤以后改变他的调子。这样一个举动对英法两国舆论的影响也必须加以考虑。在这个阶段，在英国国内叫喊绥靖也可能会危及张伯伦的地位，而这种水平的英德双边会谈的想法更不能期望在巴黎会受到欢迎。还没有把希特勒向伯克哈特提议让艾恩赛德访问他的事告诉法国政府，但是当这个建议通过但泽又传到伦敦时，就在8月16日把这事告诉了法国大使馆。并且还告诉法国大使馆，外交部认为“顺着这条试探线索跟下去是没有用的”，因为根据希特勒和伯克哈特的谈话来判断，“不存在进行一次有益的会谈的基础”。不过，当8月21日由于宣布德俄公约即将签订而整个局势顿变时，伦敦也还没有打消派艾恩赛德去柏林的念头。如果是同希特勒接触，那就很清楚，连一分钟的时224间也不能失去；而决定不派遣特使的部分原因是，利用原有的外交渠道去接近一个外国政府是在紧急时期最迅速和最方便的办法：另外一部分原因则似乎是因为艾恩赛德不是政府的成员，而只有一位（用魏茨泽克的话）“内阁核心中的”大臣才有充分资格去同希特勒讨论国际危机的可能解决办法。因此，最后决定给亨德森送去一封立即转送希特勒的张伯伦私人信件，在信中表明英国政府对危机的态度，并且说清楚它已作好准备，如果必须打的话就准备打，如果德国人在这最后关头选择和平解决的话，那就准备给予充分的合作以寻求一项和平解决的方案。这封信于8月22日发交亨德森，信的内容和被接受情况将在本书后面某处加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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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第一章1939年3月15日之后义大利的反应对义大利人民来说，德国的进入布拉格既令人震惊，又是一个警告。要是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主要关心的是，唯恐大德意志在占有轴心国所赢得的任何赃物中的最大份额方面，甚至比以往更为成功，那么就可能有更多一些人因纳粹的暴行而为之胆战心惊，或担心德国的扩张会威胁到义大利本身的安全。照这样下去，纳粹的势力不久就会扩张到亚得里亚海沿岸。甚至在这个月的月底，反德国的情绪据说就已经几乎同1934年一样强烈了。墨索里尼本人有充分理由要感到吃惊、受辱和惶惑不解。这不仅是因为，轴心国伙伴之间的力量悬殊已经如此急剧地和明显地加大了；而且纳粹现在既然是以歷史的理由而不是以种族的理由来为侵略辩解，墨索里尼对德政策的最有价值的保险因素之一也就消失了，而剩下来的那些保险因素则是建立在不可靠的纳粹诺言的基础之上，以及义大利自己使这些诺言能得到遵守的能力。象过去一样，义大利得到了下次可以分得赃物的许愿，但结果只不过是1938年纳粹德国併吞奥地利的歷史重演罢了。此外，要是纳粹继续在东欧玩火，大战可能甚至在墨索里尼所希望的义大利准备就绪之前就爆发。最严重的一项考虑是，他现在必须决定是否继续寻求同德国结盟。如果他选择同德国结盟，法西斯特权阶级和义大利人民就可能要起来反抗，如果他选择削弱轴心国，西方国家看来也未必会使他因此而上算。而且，在德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这样突然激化之后。他是否有可能再回到象1922—1935年执行的政策那样的局面呢，或者义大利是否能够只以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中立国和未来的受害者的代价就同德国分离呢？很难期望墨索里尼会同情捷克人。1918—1938年的捷克斯洛代克是他特别厌恶的一整套事物的同义语：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议会民主，凡尔赛和约，法国同东欧226的密切关系和国际联盟；而且，他卵翼下的匈牙利同捷克斯洛伐克有宿仇。“鳄鱼”、“腊肠”和“臭蛋”是墨索里尼曾给捷克斯洛伐克取的一些绰号。现在德国是把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解决完全丢在一边了，而在1938年9月15日他“给朗西曼勋爵的公开信”中他自己却还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一切非捷克族的戾族通过公民投票实行自决——一个在涉及卢西尼亚人的地方他自己就不会遵守的解决办法。慕尼黑事件之后，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主要是因为他们支持匈牙利和波兰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要求，他们还担心匈牙利贪得无厌的领土收復主义可能会给德国的扩张以新的可乘之机。他们似乎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如果慕尼黑事件以后的捷克斯洛伐克要被分解，那就会按照墨索里尼在9月里定下的准则实现：丢下“波布米亚”，斯洛伐克至少在表面上还装作独立。当匈牙利驻罗马公使在3月11日向齐亚诺发出警告说。如果德军开进斯洛伐克，他的政府将为匈牙利建立一段与波兰毗连的共同边界，齐亚诺就劝告他要平心静气和忍耐。两天之后，墨索里尼对危机仍未给予特别重视，而齐亚诺虽日益忧心忡忡，但感到除静待事态发展外，义大利别无选择途径。从2月底左右开始，义大利驻德大使阿托利科就不断地得到报告说，德国在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当他获知黑森的菲利普亲王已奉召去柏林时，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3月13日，当阿托利科终于获准去会见里宾特洛甫（他曾百般推託而令人难以捉摸）时，他只获悉德国已放手让匈牙利去占领下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然而，他向齐亚诺报告说，德国还存心併吞波希米亚，并使斯洛伐克沦为德国的保护国。3月14日齐亚诺得到这一警告时，他最初的想法似乎是，德国的行动将给义大利人民一种什么样的灾难性印象。另一方面，墨索里尼还不感到着急，或者不愿承认这点。“他想从匈牙利同波兰人商定共同边界而得到的好处中寻求酬报，他叫我去告诉布达佩斯：行动要大胆。”当然，义大利怂恿匈牙利去占领任何德国不打算扣住不放的领土是绝不会227自己吃亏的。法西斯报刊和电台利用这个机会来给人们以这样的印象：匈牙利收復下喀尔巴阡-卢西尼亚要感谢领袖（墨索里尼）的帮忙；这一插曲在墨索里尼与捷列基、齐亚诺与恰基之间的贺电往返声中也就圆满结束了。3月14—15日夜间行动的纳粹计划，事先没有透露给义大利法西斯政府，直到哈查已接受把捷克作为德国的保护国之后，阿托利科在上午4时才用电话报告给墨索里尼。面对这一危机，墨索里尼远没有表现出据说是法西斯主义显着特点的那种作决定时的迅速和坚定；而且甚至在这时，他的犹豫不决也从把这消息告诉义大利人民的方式中透露出来。15日，报纸仍在根据“给朗西曼勋爵的公开信”作文章。它指出，在哈查自己的请求之下，德国才给予保护的；并宣称，由于德国作出过保证和德、意两国的势力范围已经划分，义大利是有保障的；但是在这些幻想中，“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合乎逻辑的结果”这样一些不祥的词彙却表明在背后包藏着隐患。那天晚上和次晨都没有作出官方或半官方的解释，有几家晚报头版登载的尽是有关文官薪俸的通告，而不是来自布拉格的消息。齐亚诺在计划一项对抗行动方面似乎比墨索里尼要迅速得多。对于局势的严重性他没有抱幻想，特别是因为希特勒过去曾经向每个人都保证过，他连一个捷克人都不想併吞。德国人这一行动摧毁的不是凡尔赛和约所产生的那个捷克斯洛伐克，而是在慕尼黑和在维也纳建立起来的那个捷克斯洛伐克。将来对那些更加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声明和承诺，还能给予多大的信赖呢？所有这一切使得义大利人民感到烦恼和羞辱，要不承认这一点是办不到的。齐亚诺打算用来安慰他的同胞的是，义大利自己入侵阿尔巴尼亚的计划应该立即忖诸实施。当墨索里尼3月15日晨已同意这一行动但随后就改变了主意时，齐亚诺十分失望。他深信，入侵阿尔巴尼亚可以激励义大利的士气，而且在那之后，他们可以重新审查他们的对德政策，“德国的霸权主义也就开始被打乱了”。15日中午后不久由黑森的菲利普亲王捎来的希特勒口信，并没有使义大利法西斯政府消除疑虑。墨索里尼对报社扣发了一切有关亲王访问的消息，说义大利人会笑他的；“希特勒每一次占领一个国家，他就给我捎来一个信”。齐亚诺觉得，德国不应该拿只适宜于戈培尔宣传用的那些解释来搪塞它的忠实伙伴。希特勒发来的电228报向他的义大利伙伴作出保证，说有二十个师的德军现已准备好“在某一其他地区”推进轴心国的政策，然后又告诫墨索里尼把大规模的作战活动推迟一两年，因为到那时就将有一百个师的德军可供使用。齐亚诺和墨索里尼两人看了电报都很生气。对后一点，墨索里尼反唇相讥说，如果同法国发生战争，义大利可以单独作战，而且只要能从德国获得物资供应，就是没有兵员的支援也很满足了。到傍晚，墨索里尼了解到公众舆论的反应是敌对的，但仍坚持主张法西斯政府现在必须“高高兴兴地接受德国的骗局”，从而避免“激怒上帝和上帝的敌人”。经过一个通宵不眠之夜后，他断然地取消了对阿尔巴尼亚行动的命令，因为他怕破坏了南斯拉夫的统一就会促成一个在德国卵翼下的独立的克罗埃西亚，而这是一个不值得一试的冒险行动。他认为，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现在已经建立，并宣称他自己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德意同盟的；对于这一点，齐亚诺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个同盟不得人心，而且德国可能会利用它来在中欧继续向前闯。不过，齐亚诺小心翼翼地使轴心国保持住团结一致的外表。他镇静地向多少是感到惊奇的马肯森表示祝贺，并且让美国和比利时的驻意大使知道，义大利贊成德国的行动，或至少是事先就被告知的。与此同时，有两方面在向义大利接近。16日，英国代办和日本大使白鸟敏夫都曾拜会齐亚诺。前者据说提出了驻在北非的军队的问题，而且似乎还建议，通过英国的从中斡旋，在法国和义大利之间可以安排一项停止增援的协议。白鸟敏夫则满怀希望地谈到了他的政府对三国条约的态度。到3月17日，齐业诺看到墨索里尼的情绪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沮丧和焦虑，甚至超过了他在德奥合併那时的神态。墨索里尼最担心的仍旧是，克罗埃西亚变成德国的傀儡。他说，如果义大利不加干涉，那里可能会发生革命。“没有一个人能容忍卍字形出现在亚得里亚海。”墨索里尼根据齐亚诺的意见，决定给德国人一个警告，即义大利政府在没有重新彻底审查他们的政策以前，不能同意改变南斯拉夫的现状。他反对停止增援北非的建议，但那一天人们已知道，他在3月26日将对法西斯29老警卫队员们发表的演讲中可能要透露义大利对法国提出的要求。齐亚诺在那天晚上当即告诉马肯森说，虽然义大利政府对于捷克斯洛代克的被併吞给予无保留的支持，但它已引起义大利公众的不安，而且义大利政府本身对于来自萨格勒布的关于德国对克罗埃西亚的企图的消息也深感不安。义大利对克罗埃西亚发生的事情，同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一样，不能漠不关心。今天，义大利关切的是使南斯拉夫强大。齐亚诺还联繫克罗埃西亚回顾了义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利益，因而也有在地中海的利益；他还补充说，墨索里尼同意希特勒曾清楚地表明的这样一个意见，即地中海是一个义大利的海，正象波罗的海是一个德国的海一样。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对这次的会见马肯森甚至给予了一个更加着重的记述，并对他使马肯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点感到满意。第二天，墨索里尼仍然没有决心脱离轴心国阵营，他对齐亚诺说，即使德国併吞了匈牙利，他也不会有什么举动。然而，到了19日，或者是因为被齐亚诺说动了，或者是由于来自克罗埃西亚的更加惊人的消息，他承认，在当时要把一个同德国的结盟摊给义大利人民，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决定去告诉保罗亲王说，义大利己要求德国暂停前进，但同时也警告他不要失掉同萨格勒布进行谈判的时机。义大利部队接到命令开往威尼西亚。“如果德国人以为他们能阻止我们前进，我们就向他们开火。”齐亚诺认为事情很可能会是这样的：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己改变了我对德国元首和对德国的看法；他也是不守信义的，而且诡计多端，我们不可能同他合作。今天我也同领袖一起研究了能否与西方国家达成谅解的事。但是他们在巴黎是否至少会有一点最低限度的善意呢，还是达成谅解的尝试由于不肯作任何让步而再一次告吹？博内声称，在说服达拉第同义大利进行一次新的接触方面已发生了困难，但是在3月19日，同博杜安（博年派在罗马的非正式使者）进行联繫的那个义大利人法焦利给齐亚诺带来了法国可能会再作让步的消息。墨索里尼决定尽早在23日国王向议院发表演说时透露义大利的要求，并把要求减少到只限于突尼西亚、吉布地和苏伊士；并把法焦利派到巴黎去恢復谈判。墨索里尼也没有忽视英国方面的情绪的份量。然而，仍没有迹象表明他曾严肃地考虑改变轴心国的政策，除非德国真的干预了克罗埃西亚，而且到3月20日，他的反德情绪的高峰也已经过去了。在那一天，他断然拒绝了由义大利驻法大使转来的让赖伐尔访问罗马的建议。（他仍然认为，赖伐尔在阿比西尼亚事件上曾出卖过他。）法国人被告知，如果他们有什么话要说，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大使来转达。那一天由法焦利带回来的达拉第的一些建议被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于是决定等墨索里尼26日的演说发表后再说。从法西斯的观点来看，克罗埃西亚的事态也有了好转。由于出现了声称是代表克罗特农民党领袖马切克的另一名使者，将克罗埃西亚併入帝国版图的希望增加了。同时，由于里宾特洛甫和马肯森都重申德国在地中海并没有任何目的，即使发生克罗埃西亚问题，德国对它也完全不感兴趣，因此，对纳粹企图的怀疑也减轻了。墨索里尼觉得这个信息最有意思，如果，照他说的那样，它是可信的话。可是，不管他的忧虑是怎样，那天晚上他对齐亚诺说：现在他们不可能改变政策了。同一天在柏林，在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同阿托利科的一次谈话中，希特勒对这位义大利大使说，义大利“无论何时需要德国的支持”，“他将总是无条件地站在义大利的一边”。他预料。如果法国参加战争，英国将会帮助它；因此他认为推迟十八个月或者两年是可取的。第二天，即3月21日，据齐亚诺看来，德国在同西方国家角逐中已赢得了不少分数。西方国家试图组成一个集团的消息更加坚定了墨索里尼亲德的态度；齐亚诺则认为，“民主”集团这一名称本身就把义大利放到了与德国同一立足点上去，对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波兰、土耳其和希腊这样的权力主义国家，这个集团也不会有吸引力的。而且，齐亚诺这时收到了一封3月20日发出的、确实有着虚假情意的信件，里宾特洛甫在这封信中对于231义大利政府的“同情而又友好的态度”表示了他的最衷心的感谢；并解释说他是怎样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使他们随时获悉情况的，虽然德国政府自己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在最近几个星期中突然达到严重关头也很感到吃惊。在详细解释通过马肯森给予的那些保证时，他回顾了“元首的决定，即在所有的地中海问题上，轴心国的政策全由罗马来决定”。他断言，大约四星期前已来到柏林的克罗特代表，既未得到官方的支持，也没有受到他们访问过的一个非官方机构的鼓励。他们可能还去试探过“其他的非主管机关”，但他答应，今后应避免再发生误解。同一天（3月21日），魏茨泽克从柏林打电报给在罗马的马肯森说，凯特尔将军已准备好举行德、意两国参谋人员的会谈，他还敦促丰克（德国经济部长）改善向义大利供应焦炭和煤的工作。齐亚诺的敷衍致谢同里宾特洛甫的热情洋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作出的保证似乎起了作用。那天晚上，墨索里尼在法西斯大会上为坚定不移地忠实于轴心国的必要性进行了争辩。从德博诺元帅和巴尔博元帅那边发出了反对意见；后者对领袖说，他“正在拍德国的马屁”。至于齐亚诺，由于墨索里尼的雄辩沖昏了他的头脑，所以就勐地站起来驳斥这种对领袖的人身攻击，而全然忘了他想要影响政策的决心。大会开得很长，但最后重申仍拥护轴心的政策。墨索里尼3月26日对法西斯老警卫队员讲话时，德博诺和巴尔博同他仍未取得一致意见；而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则自由他讲出了他对德国人和墨索里尼的看法。但是，这种反对意见只不过是口头上的炮弹和为争取权力地位而施展的一点点策略。就这样，在阿托利科3月22日于威尼西亚宫作汇报以前，墨索里尼已经在拿加入轴心的政策来检验党内对他的忠诚。阿托利科本人事实上并不反对德意联盟。他在3月18日发来的一封电报中，曾对德国的行为和许多德国重要人士为此而感到的惊讶和羞愧，坦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但是，无论是在3月18日还是22日，他得出的结论都是，如果义大利和德国要并肩前进，那么权利和义务必须明确地规定好。在此之前，里宾特洛甫与齐亚诺的会晤、戈林的访向罗马和过去几个月内提出的其他一232些计划，都必须暂时推迟。他提醒法西斯领袖们说，德国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们为权力狂和目空一切而沖昏了头脑”，并且可能同义大利的利益发生冲突；但是他也鼓励他们，要他们相信德国大概在两年内不会发动战争，如果发生危机，那也会支持义大利的。经过仔细研究局势，包括义大利国内的情绪之后，墨索里尼决定，如果继续遵循轴心的政策，那就必须确定目标和势力范围，操德语的南蒂罗人必须重新併入德国。他要写一封亲笔信给希特勒，在信中他也要提到对他的威信所造成的损害。如果这就是科尔特所提到的那个信息：墨索里尼说出了他要取得立即补偿的意向，但没有说出在哪方面获得补偿。希特勒猜想，他指的是法国，因而警告他说这将是最不合时宜的。然而，还有早就在墨索里尼心中盘算着的阿尔巴尼亚。3月22日英国政府已获得情报，表明墨索里尼可能打算在4月1日左右同时插手干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张伯伦3月20日要求墨索里尼协助维护和平的信件，只不过促使墨索里尼于3月23日决定立刻开始其临战准备。他把这一信件看作是民主体制迟钝的又一证据，于是决定在阿尔巴尼亚到手以前不作答覆。到那时他就可以肯定他说义大利决心维护和平，但附有保留，即在义大利的权利得到确认以前，这不可能有实际的表现。但是，就义大利对法国提出的要求来说，英国政府，不管它可能作出过什么调解的姿态，据说并不想迫使法国让步，以诱使墨索里尼脱离轴心；而只愿意从中进行调停，如果双方都希望这样的话。与此同时，希特勒不仅利用墨索里尼的野心和虚荣心，而且还使他感到恐惧，从而加强对他的控制。他在月25日发出的祝贺法西斯党诞生二十周年的电报中，一开头就把墨索里尼称作是欧洲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早的战士，最后还答应在任何情况下给予毫不迟疑的支持。夹杂在这些为讨好而抛出的礼物之间的是这样一句提醒的话：虽然义大利和德国对别人毫无伤害，但世界其他部分却对它们怀有“地狱般的仇恨”，正是这种仇恨把它们两国联结在一起了。墨索里尼没有把这份电报公233布出来，看来它产生了影响，使墨索里尼在26日对法国採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墨索里尼对法西斯老警卫队员的讲话内容，还是往常的那些吹牛、恫吓、辱骂和谈判也许仍属可能的暗示的大杂烩。他宣称，法意两国之间的西班牙这个障碍已差不多消除了，义大利的要求是突尼西亚、吉布地和苏伊士，所有这三者都是殖民地问题。如果法国人坚持拒绝这些要求，法国人就不要为两国之间的鸿沟越陷越深以致无法填平而抱怨。“拉丁族姐妹”之间要搞好关系这一古老唿吁（法国亲法西斯报纸的一种支持方式），惹得他大发雷霆，痛骂所有“虚假的关系”。象在1928年时一样，他对付国内的不满的办法是，把中欧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说成是註定要发生的。是国家的相对实力决定着政策，因此他号召义大利人重新武装起来。他宣称，长时期的和平是必要的，虽然永久和平将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大灾难。然而，义大利在它的权利被确认以前将不会採取主动。义大利可以另结新伙伴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了；如果反对轴心的联盟成立的话，轴心国家将在地球上的任何地点进行反击。法国政府在对义大利的政策上仍然意见不一致。然而，达拉第在3月29日的一次广播演说中给了墨索里尼一个强硬的回答。法国既不会在领土上也不会在权利上让步。它不反对根据1935年的协定和相当于该协定的精神来审查一切提议，这一协定的效力，直到1938年12月为止义大利从未表示过异议，但是征服衣索比亚并不能给义大利带来新的权利。他指出，否则，义大利随着每一次新的征服或取得让步，就可得到新的权利了。达拉第的广播演说使得义大利政府的态度更加强硬了。齐亚诺声称，这就使他决定不能立即接受英国方面的一项建议（据他说，这一建议是英国代办自作主张提出的），即英国政府希望被告知，只要法国肯走第一步，义大利就愿意进行谈判。无论如何，英国企图促使法意两国举行谈判的尝试毫无进展，在4月7日义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之后，这些尝试也就完全无用了。3月31日，阿托利科从罗马回到柏林以后，同魏茨泽克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在谈话中特别强调了义大利因234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而产生的强烈情绪；谈到义大利特别担心德国可能进一步向东南推进，进入到德意双方都承认是义大利势力范围的地区；并且谈到墨索里尼在国内已失去了“面子”。他强调义大利对南斯拉夫的关注。 第13页 第二章阿尔巴尼亚的被兼併　　　　　　　　　　　　　　第一节准备步骤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墨索里尼一直在准备让义大利国王兼摄阿尔巴尼亚的王位。与当时广泛流传的推测相反，德国并没有参与这一冒险行动，因为这一冒险行动的部分目的是用来加强法西斯的不使德国向巴尔干各国扩张的计划。齐亚诺在维也纳时曾把这一计划暗示给里宾特洛甫，但是他的1月2日的信件并没有提到这点，虽然他和墨索里尼在一星期之后就把它列入了最近目标的清单。早在1938年5月，当他作为一名证婚人参加了阿尔巴尼亚国王索古的婚札，归来后在给墨索里尼的一份书面报告（日期为5月2日）中就已经建议併吞阿尔巴尼亚了。他认为，索古只是想在某个国家把他从受屈辱的被保护人地位中拯救出来以前，尽量利用义大利的援助，而这个国家大概可能不是南斯拉夫而是德国。索古的最精緻的结婚礼品是希特勒所赠送的，加上阿尔巴尼亚传统上同奥地利的联繫，以及盖拉尔迪娜王后的匈牙利亲属们的影响，这些都可能加强了德国公使百折不挠但还没有获得成功的努力。义大利在阿尔已尼亚建立永久性的势力范围，在巴尔干各国将产生有利的影响，因为德奥合併已经使那里的局势朝有利于德国的方向转变。阿尔巴尼亚资源的开发，将使农产品、矿藏以及上地都为义大利所利用；齐亚诺甚至还宣称，阿尔巴尼亚到头来将能养活至少三倍于目前的一百万贫困人口。不仅如此，除齐亚诺报告中详细列举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利益以外，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一个桥头堡，就把亚得里亚海变成了“一个大陆的内湖”，从而使义大利的种种海军方面的问题变得简单了。而且，这235样还能保护髮罗拉后面的义大利的油田。阿尔巴尼亚也可作为一个鼓动民族统一主义和分裂主义、或进行军事行动的基地，用来反对南斯拉夫或希腊，特别是可以沿着古罗马帝国大道的路线进入马其顿。齐亚诺建议，义大利可以策动一次叛乱和一幕“自动”向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让位的把戏；或者它也可以用在科孚岛对面划分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边界、让南斯拉夫控制整个斯库台湖、不承认阿尔巴尼亚对科索沃平原（当时属南斯拉夫所有）的要求这样一个划分领土的计划来安抚一些邻国。在慕尼黑危机时期，据说阿尔巴尼亚国王索古曾告诉义大利人，他仍要保持中立，或向敌视义大利的一些国家靠拢，要它们谴责意阿联盟，这样就进一步触怒了义大利法西斯政府。到1939年1月，一名被派往阿尔巴尼亚策划叛乱的法西斯组织工作人员季奥万尼·季罗发现，有许多知名人士乐于听任义大利人推翻索古。如果他们中间有些人仍然相信，更换国王不一定意味着完全丧失独立，那么，一旦义大利人控制了阿尔巴尼亚，这也并不一定会妨碍他们的行动。劝诱希腊的念头，看来已经放弃了，但在这点上，墨索里尼宁愿放弃整个计划，而不愿“以我们同贝尔格勒的友好关系来赌博”。因此，阿尔巴尼亚成了齐亚诺访问南斯拉夫期间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南斯拉夫首相斯托亚迪诺维奇起初似乎显得不高兴（虽然并不出乎他意料之外，因为齐亚诺早已对南斯拉夫驻意公使谈过他对局势的某些想法），但不久他就接受了义大利的观点，并且告发索古最近曾表示愿意投靠南斯拉夫。于是双方同意，当时机成熟时就通过机密使者进行接触。斯托亚迪诺维奇担心其他大国的反应，但最后也承认，如果德国政府不表示反对，这一行动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不过他确信德国政府是不会感到高兴的。齐亚诺答应，在没有告知南斯拉夫的情况下，墨索里尼决不擅自行动。他还提出：在领土方面作一些让步，使阿尔巴尼亚边境非军事化，压制阿尔巴尼亚为夺取科索沃而进行的煽动，缔结一个军事同盟，以及当南斯拉夫决定在地中海边寻找一个出海口而占领萨洛尼卡时义大利将给予支持。他避而不谈如何确定新的边界，可是很高兴听保罗亲王说这样的话：已在南斯拉夫居住的阿尔巴236尼亚人，已经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因此他再也不想要他们了。但为了使义大利在巴尔干半岛上立足，齐亚诺是十分乐意把小量领土让给南斯拉夫的。齐亚诺对斯托亚迪诺维奇垮台的反应是：加紧准备工作，到4月初就背着南斯拉夫人去占领阿尔巴尼亚，必要时甚至不惜顶着他们这样干，而决不能让南斯拉夫人有时间去同法英两国进行更密切的接触。墨索里尼起初同意在4月1日至9日之间行动，但是到2月14日，他又宁愿等西班牙战争结束和与德国结成同盟以后再动手。同时，法西斯政府必须散布各式各样的谣言；必须安抚索古，但也必须使反索古的煽动保持活跃。在另一方面，存在着一种危机过早来临的危险；当阿托利科报告说德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油田有图谋时，齐亚诺立刻怀疑索古得到南斯拉夫人的警告后己企图进行对抗。对马肯森发出了措辞强烈的警告；得到的答覆是，对方确实曾向德国接近，但德国无意採取任何行动。而这种否认的迅速作出，使齐亚诺又更加放心了，他确信德国是肯照顾义大利的。索古事实上确曾于2月15日就义大利在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进行的阴谋向义大利驻阿公使亚科莫尼提出抗议，但他仍然愿意进行谈判以求达成新的协议。谈判于是在3月8日开始举行。另一些传说是：他坚持要季罗离境，并下令逮捕几名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全是或几乎全是天主教徒；亚科莫尼以义大利要废除意阿同盟相威胁，强迫他释放这些人；在开始意阿谈判前，他曾要求英国援助，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覆。义大利法西斯政府后来指控索古要求义大利派出军队是为了使义大利与南斯拉夫发生纠纷，而且还有阿尔巴尼亚军队向希腊和南斯拉夫边界移动的其他迹象。与此同时，义大利法西斯政府急躁不安地等待着德国同它结盟。　　　　　　　　　　第二节军事、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行动捷克斯洛伐克政变后又经过一星期的犹豫，墨索里尼于3月23日决定加紧对阿尔巴尼亚採取行动的政治237和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等待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话也不再说起。3月25日政治攻势开始了。这一天向地拉那送去了一份条约草案，其中规定阿尔巴尼亚实际上被义大利所吞併，虽然表面上仍保持独立。齐亚诺还说，是他说服墨索里尼用这份草案来代替后者自拟的那一份“更象命令而不象条约”的草案的。如果国王索古拒绝这一条约草案，法西斯政府就打算发出一份最后通牒，制造骚乱，并派部队登陆。但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打趣似地预测说，国王大概会作出让步的，因为不能指望王后盖拉尔迪娜会在生孩子的前后出奔千万山丛中。然而，国王却拒绝了这个条约草案。被义大利军队士气不振的报告和义大利正要在故火一触即发的欧洲开第一枪的思想吓坏了的齐亚诺，急忙提出了一些挽回面于的更改。新的条约文本在4月1日又送到了地拉那，并指示应明白无误地警告国王，拒绝将意味着什么。帕里亚尼将军的确希望对方拒绝，因为这样就可一劳永逸地把阿尔已尼亚解决掉。4月第一周事态的发展说明，墨索里尼也是这样想的。在义大利国内，在军队登陆以前（这一新闻显然没有引起过分的激动），报刊和无线电一直保持沉默，但3月31日和4月3—4日英国驻阿公使报告了有关义大利最后通碟和部队移动的谣传。4月4日，在罗马的马肯森也听到了同样的谣言，于是就去见齐亚诺，齐亚诺告诉了他一些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同一天，外国报纸以显着地位第一次刊登了有关部队移动和谈判的报导。4月3日从巴利播发的一次阿尔巴尼亚语广播宣称，国王索古自己要求进行谈判以加强意阿同盟，“义大利政府无意反对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和领土完整”。4日和5日的阿尔巴尼亚官方声明宣称，阿尔巴尼亚决不接受义大利保护国的地位，这样的事情甚至也从来没有讨论过；但4月4日阿尔巴尼亚国王索古的一名代表告诉英、法和巴尔干协约国的外交官们说，义大利的建议无异是要把阿尔巴尼亚变成一个实际上的保护国，并说，必要时将进行武装抵抗。4月5日，义大利政府开始撤退除外交官以外的全体侨民，地拉那举行了反对义大利的示威，但没有发生暴动。与此同时，王太子的诞生也正遇上了首都的爱国238主义激情高涨的日子。由于国王索古要求再给一天的宽限，墨索里尼復电规定最后通牒到4月6日中午截止（后来又延长到下午6时）。阿尔巴尼亚国王似乎不愿意承担投降的责任，他想把作出最后决定的责任推给他的内阁，但墨索里尼并不理睬国王在最后一分钟提出的反建议。6日晨，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开抵都拉斯海面；一百架义大利飞机那天下午也飞到都拉斯、地拉那和发罗拉上空盘旋。7日拂晓，古佐尼将军率领的义大利军队在都拉斯、圣乔瓦尼—迪梅杜阿、发罗拉和桑蒂—丘阿兰塔等地登陆。这第一批分遣部队包括：四团特选的精锐部队、一个步兵师、三营机械化部队、一些机枪枝队和辅助部队，由将近四百架飞机进行掩护。大量增援部队于周末相继开到。义大利人到处遇到抵抗，如在发罗拉，在通往斯库台的沃拉特峡谷，特别是在都拉斯，那里有阵地筑得很好的三座机枪，坚持战斗了一两小时。甚至古佐尼将军（象他后来所解释的那样，是由于登陆困难、机动车燃料油不适用和无线电话兵无能而受到阻碍）当时也只能停留在都拉斯而无法前进，直到下午4时墨索里尼悖然大怒一再严令，才迫使他继续向地拉那推进。那时，齐亚诺已经在指责帕里业尼故意破坏这次远征了。据报告，有许多阿尔巴尼亚人情愿战斗，但缺乏武器和领导。政府把动人的抗战事迹和假想的义大利空袭通过电台广播出去，并指示驻外使节们把义大利的入侵告知各国政府。然而，在4月6日深夜，国王索古提出了（显然己不是第一次）安排一项军事协议的要求。被告知同古佐尼将军接洽后，索古要求古佐尼于7日晨停战。这项要求被转到罗马去请示，但遭到了拒绝。当夜国王离开了地拉那，去希腊同他的家人会合。经过暴徒们一夜的洗劫之后，义大利军队于8日清晨开迸了地拉那。到了10日，摩托化纵队已经开到全部比较重要的城市，除239若干山区外，武装抵抗这时已经停止。经过前一天从空中观察了作战形势之后，齐亚诺于4月8日晨抵达地拉那；这时把阿尔巴尼亚纳入法西斯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去的道路也就打扫干净、畅通无阻了。齐亚诺本人称赞所採取的逐步推行的政策道：“我们必须逐渐地推进，否则我们就要同全世界敌对了。迄今为止，一切都进展顺利，因为我们并没有被迫而不得不诉诸武力，但是如果明天我们必须开始向群众开火，舆论就会重新变得激动起来。”为了帮助缓和国内外的舆论，8日在地拉那成立了一个由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负责主持一切事务。义大利宣传部的官员们次日也都赶到了。宣传表演马上开始进行：发表了大量的效忠于义大利的演讲，其中有些还追溯到季罗的访问，义大利和阿尔巴尼亚官方也都辩解说，是阿尔巴尼亚人他们自己恳求义大利为他们清除掉那个不忠诚的同盟者和贪得无厌的“封建”暴君——国王索古的，他们已要求义大利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委任一名新国王，或者由他自己兼任，很可能就由齐亚诺作为他的代表。在4月8日，甚至迟至12日，临时委员会和齐亚诺本人以及其他的许多人都还在说，独立将得到保持。关于义大利为阿尔巴尼亚做的好事的宣传，大大超过了关于抵抗将受到严惩的恐吓。最初几天做给人看的小恩小惠有：以金钱、食物和衣服赈济贫民，宽待阿军，特别是军官，以及释放政治犯。在另一方面，据报告，也有过几起逮捕和处决事件。4月12日制宪会议一致通过：“按照人员联合的方式，将阿尔巴尼亚王位奉献给维克多·艾曼努尔三世国王陛下及其王室后裔”。制宪会议然后任命大地主谢夫凯特·维尔拉奇为首相，他立即组成了一个内阁，其中有四名伊斯兰教徒、一名天主教徒和一名希腊东正教徒。次日，罗马的法西斯大议会批准了兼摄王位的建议。15日，法西斯议会又通过一项议案，大意是“已接受阿尔巴尼亚王位的义大利国王，他本人及其子嗣享有义大利和阿尔巴尼亚国王、衣索比亚皇帝的称号”，“在阿尔巴尼亚将由一位常驻地拉那的副总督代表国王”。4月16日，上述议案变成了法律，一个带着沮丧情绪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去奎里纳尔山，正式献出了实际上己不存在的王权。上一天当墨索里尼接见他们时，240他们已经听不到任何提及独立的话了。看来，由于齐亚诺的鼓舞，18日当代表团向他辞行时，墨索里尼是比较放心了。发表的公报声明，“两国之间的关系……根据基于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和主权的设想而订立的协定，将得到发展”。不管它们的基础是什么，不久之后宣布的两项协定中的一项，给了在阿尔巴尼亚的义大利人和在义大利的阿尔巴尼亚人以完全的公民权，另一项协定则把阿尔巴尼亚纳入了法西斯的经济之中。维尔拉齐政府已宣布，它的第一个行动是于4月13日退出了国际联盟。首任副总督是亚科莫尼，而不是象曾经谣传过的齐亚诺本人。义大利外交部设立了一个阿尔巴尼亚办事处，任命1920年的“法西斯战斗队员”、实业家、钢铁冶炼公司副总经理——泽诺内·贝尼尼为外交副大臣，并给予四亿三千万里拉的经费预算。6月3日，当又一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这次受到被任命为参议员和其他官职的笼络）来到罗马，要求将阿尔巴尼亚的陆军和宪兵併入义大利的陆军和宪兵，并签订一项撤销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和外交人员的协定时，两国的合併又前进了一步。同时，他们接受了一项法规，它规定在萨瓦王室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制，按照这一制度，国王和最高法西斯合作会议共同行使立法权。他不仅有权召开和停止这一最高会议，而且有权否决任何措施的实施或者甚至讨论。当这个会议最后在1940年4月召开时，它的六十名成员中有十四名是义大利人。到处都是同样的情况。阿尔巴尼亚法西斯党创建于1939年4月，它有一名阿尔巴尼亚人的书记——泰夫菲克·姆博尔亚，但义大利法西斯党徒控制了该党的机构，甚至深入到它的地方支部，它的党员必须宣誓效忠于墨索里尼。由被徵募的义大利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一支阿尔巴尼亚法西斯民兵和一支法西斯森林警卫队已建立起来，四万名阿尔巴尼亚人被徵召参加义大利陆军，义大利警察进入阿尔巴尼亚布岗。报纸则减少到只剩下五种用两种文字印行的官方或党的机关报。4月20日的经济协定建立了意阿关税同盟，并使义大利的贸易和通货的各种规定也适用于阿尔巴尼亚。为了抵补关税收入，义大利同意每年忖给阿尔巴尼亚一千五百万金法郎，再加上超过九百万金法郎的关税净收入部分。金法郎的价值固定为六点二四里拉，从此以后241它的货币即以里拉和义大利银行的票据和信贷为后盾。（阿尔巴尼亚持有外汇估计约三千万金法郎。）阿尔巴尼亚同意，为了便利义大利经济发展计划的执行，将给予一些特许权。阿尔巴尼亚同别国签订的现仍有效的贸易协定宣告结束，将来由义大利负责进行直接谈判。7月间并宣布，义大利同德国、希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的商业协定也适用于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的主要经济吸引物是戴沃尔油田，1938年它产油六万五千吨，1940年预计可生产三十万吨；但低劣的油质使义大利付出了代价，不得不在巴里和里窝那设立特殊的炼油厂。阿尔巴尼亚办事处的副大臣贝尼尼的一份报告详细列举了其他矿藏资源：硫化矿类和沥青，波格拉德茨的二千万吨铁矿，以及库克斯的铬——足够义大利使用十年。几家半官方的和私营的企业开始扩大开採和勘探工作；对农业和水力也寄予了很大希望。义大利政府计划在今后十年内花费不少于十二亿里拉的开支来开垦五十万英亩荒地，特别是沿海疟痪流行的土地，并在八年内用八亿里拉来建筑公路。但阿尔巴尼亚的预算从1938—1939年度的二千八百万金法郎增至1939—1940年度的四千万金法郎，这一增加表明，发展阿尔巴尼亚的费用已由阿尔巴尼亚承担了。有些新的公共工程显然对阿尔巴尼亚有利，但其余的则主要使义大利的承包商以及他们在政界的寄生虫们得到好处。墨索里尼的私人秘书对卡拉拉大理石发生兴趣，于是除一项供水系统外，还计划在地拉那兴建一座奥林匹克体育场。不过，有两万阿尔巴尼亚人获得了就业：而且，如果工资仍很低，面包的价格也并不贵。这些计划也的确是想吸引一般人民心向义大利，而叛离从未取得过这种奇蹟般进展的他们自己的地方统治者和部族领袖。至于义大利的教育计划以及邀请几千名儿童去义大利参加夏令营，则更是整个宣传计划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反对义大利统治的活动仍然存在，虽然它似乎并不是集结在国王索古周围的，国王于5月的第一周已从希腊到达土耳其，在8月初又到了法国。在入侵阿尔巴尼亚时，义大利人得到了索古的一些私人仇敌的支持或默许，甚至还得到了曾在他手下任过职的那些人，以及信仰大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知名人士和北方的米尔迪塔和杜察克因各部族的支持或默许。然而，当齐亚诺4242月12日访问地拉那时，他发现有许多阿尔巴尼亚知名人士，特别是来自斯库台的人民，他们据说曾受到天主教神甫的煽动，却宁愿接受萨瓦王室的一位王子或齐亚诺本人为国王，而害怕义大利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亲自兼任阿尔巴尼亚工位将意味着丧失独立。据齐亚诺说，“一扎扎的阿尔巴尼亚法郎”立刻使这些顾虑消失了；但是，过了几个星期，在5月11日宣布特赦政治犯后不久，他就报告说，知识分子中间有骚动，并作出决定，把大约二十名阿尔巴尼亚人放逐出去。7月底，下令没收了国王索古和其他流亡者的财产。　　　　　　　　　　　　　　第三节国际反响已成为墨索里尼政治手法特点的“口是心非，肤浅和临时敷衍”，在法西斯政府企图阻止外国对它占领阿尔巴尼亚作出不利的反应的尝试中，以及在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从事他们的冒险事业时所表现的态度中，都暴露无遗了。墨索里尼显得“非常镇静”，准备继续干下去，虽然全世界都反对他；同时还宣称，他完全相信没有人会干预“我们”同阿尔巴尼亚的冲突。齐亚诺则尽管在入侵前有时也感到疑虑，但在入侵开始后的那天清晨就立即离开他在基季宫的岗位飞抵地拉那，去给他的新玩具上紧发条——或许也是为了不使义大利陆军中的对手们占了他的上风。预料西方大国因害怕轴心国家的联合力量和由于民主制度本身的迟钝不灵活，将不会有所行动；而德国进行一次反击的可能性也被认为十分微小，就好象最近对克罗埃西亚事件的惊恐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齐亚诺似乎对阿托利科4月5日的一份报告感到完全满意，报告是说里宾特洛甫已表示同意义大利在地拉那的行动，因为义大利的任何胜利也就是轴心国家力量的加强；而且齐亚诺在6日还得到马肯森关于团结一致和完全理解义大利的动机的保证，这一保证是在齐亚诺把义大利即将于次日进军阿尔巴尼亚的决定通知马肯森之后，他按照里宾特洛甫5日发来的指示作出的。以后，在4月7日的一份通报中把德国支持义大利这一决定通知了德国的备驻外使团，并且在4月7日、8日和13日的官方公报中又加以特别强调。这些，以及周末前后的更加不祥的事态发展，在民主国家中造成了这样一个很普遍的、243然而是错误的印象，即认为墨索里尼那时如果能拒绝他的朋友们的帮助就对了，因为这些朋友正在激起他们本想加以破坏的抵抗。然而，轴心国家官方的协调一致仍在受到不调和政策的暗流的干扰。例如，希腊政府曾两次接到德国关于义大利的警告：第一次在3月间，是通过驻贝尔格勒的德国公使馆传来的，说义大利将不可避免地占领阿尔巴尼亚，尽管官方一再否认；第二次，是在入侵阿尔巴尼亚之后通过伦敦转来的，说科孚岛正处于危险之中。同时，齐亚诺秘密指示在巴黎和伦敦进行悄悄的宣传，说义大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封闭德国通往巴尔干各国的道路。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政府，是在入侵前获得通知的另外两个政府。墨索里尼特别希望避免同南斯拉夫发生麻烦。匈牙利可以在接到通知后四十八小时内把六个师的部队调往南斯拉夫边界的建议，得到了罗马的热烈欢迎；义大利的部队据报导也在向伊斯特利亚集结。然而，有德国站在它的西北边界之外，吏罗地亚问题则从内部威胁着它，茨维特科维奇政府从一开始就表现得象它的前任们一样顺从。当3月29日齐亚诺同南斯拉夫驻意公使茨赫里斯蒂奇进行接触则，后者对于义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计划没有表示异议，只要阿尔巴尼亚不是被用来反对南斯拉夫就行。4月6日他提议，义大利打算行动时应当事先通知南斯拉夫，而且至少在名义上阿尔巴尼亚应保持独立。最后，那天晚上11时左右，在一次多少带点不安的、同齐亚诺谈论义大利打算的会见中，茨赫里斯蒂奇自作主张地问道，如果南斯拉夫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边界上的某几个点，义大利政府将抱什么态度，齐亚诺“挥动了橄榄枝”来消除他的忧虑，但没有回答那个特别问题。当入侵阿尔巴尼亚一旦开始，南斯拉夫，包括克罗埃西亚在内，人民都强烈反对义大利。然而，南斯拉夫政府没有给阿尔巴尼亚人任何支持，虽然它在4月7日曾接44到阿尔巴尼亚要求援助的唿吁。据说它曾非常坦率地向英法两国政府承认，它没有能力带头这样做。南斯拉夫官方发言人表示：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没有条约义务，义大利己把情况随时告知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主要利益并没有受到威胁。尽管如此，还是徵召了两个级别的预备役，充实加强了边界防务，同克罗埃西亚人的谈判也在復活节后的星期一重新恢復了。然而实际情况是，在这时刻使法西斯政府最感焦虑不安的巴尔干国家，竟不是南斯拉夫而是希腊，这是一个它近来确实很少加以注意的国家。它在侵阿之前，看来没有同希腊政府进行过任何接触；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在这个阶段已计划越过阿尔巴尼亚南部而进入希腊领土。的确，看来它单是为了征服阿尔巴尼亚，在筹集所需的人力和物力方面已忙得不可开交了。然而，过去三星期已在预料义大利将会有所行动的希腊人民这时深信，义大利有染指科孚岛的企图，如果对马其顿没有什么念头的话。希腊政府竭力想得到义大利的谅解。它容许国王索古进入希腊境内，但答应义大利政府，它将不许索古从事政治活动。因此它阻挡拥护索古的示威游行，密切注视他的行动，不许他同萨洛尼卡的阿尔巴尼亚人接触。在另一方面，为了预防义大利开始任何新的侵略行动，它在4月8日指示驻伦敦和巴黎的外交代表宣告，它“决心诉诸武力，如果希腊的独立和领土完整遭到攻击的话”。希腊如此惊慌失措，使法西斯政府完全出乎意外。最后它甚至可能已经鼓励法西斯政府过高估计自己恫吓希腊人的力量，当他们真的想这样做时。与此同时，因齐亚诺去地拉那而临时兼管外交事务的墨索里尼决定，“必须安抚梅塔克萨斯”。4月9日他打电报给梅塔克萨斯，感谢他对索古所採取的态度，并宣称“维护义大利和希腊之间的亲切关系……在目前和未来都将成为我的政策的基础”。梅塔克萨斯在復电中对于这个信息表示45满意，但仍指出已经引起他的同胞极大惊慌的是关于义大利对希腊採取军事行动的谣言。法西斯政府对希腊的下一次接近受到了别的地方的事态发展的影响。义大利政治圈中当时的一个问题是，英国是否将接受阿尔巴尼亚的既成事实。一般的看法是，无论如何，义大利不必担心会有比正施用于德国的外交制裁更为激烈的反击措施；但同时法西斯党徒们正在“用提防的目光注视着人们所写的关于科孚岛的每一个字”。而且他们“对于英国向希腊提供保证和希腊反过来将其港口供英国舰队使用的可能性，感到极为关切”。法西斯政府已经给予西方各大国以充分的时间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概念，即为了义大利和阿尔巴尼亚双方的利益而进行的暂时性占领，和以后阿尔巴尼亚的自动要求与义大利合併，都不会影响英意协定和地中海地区的现状。的确，阿尔巴尼亚早已依附于义大利这一实际的现状，现在只不过是给予正式的承认而已。象义大利和外国的报刊上登载的那样，这一主要论点还附带有警告，说义大利是在对想组织一个反轴心联盟的尝试作出答覆。英国同各自治领、印度或伊拉克之间的关系，也被用来作为巧妙的对照。当帕思4月4日提出询问时，齐亚诺解释说，索古自己曾建议加强联盟关系，但谈判已变得困难了，而且义大利的利益也受到威胁。4月6日在下院回答质询时，张伯伦引用了这些解释，并说，英国政府正密切注视着全部事态的发展。然而他并不认为，已经有必要去提醒义大利政府：地中海现状的任何改变都是违反英意协定的；他也不认为，由他来预测这一协定的任何违反是适宜的。他否认曾同南斯拉夫政府通过气。当问到英国政府在阿尔巴尼亚是否有任何权益时，他答道：“没有直接利益，但有世界和平的总的利益”。当晚，议会休会到4月18日为止；张伯伦也离开伦敦去苏格兰休假几天。墨索里尼对张伯伦在议会的声明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向张伯伦“正式保证，义大利一阿尔巴尼亚问题的解决”将“以不致引起英246意关系危机或影响总的国际局势的方式来进行”。齐业诺在他的日记中特别把“没有直接利益”这一点挑出来表示同意，虽然只要那里有可能，他仍然在用阻碍英国驻地拉那公使馆发回本国电报的办法来赢得时间。4月7日晨，帕思按照哈利法克斯的指示向意方表示，英国政府希望义大利并没有削减阿尔巴尼亚的主权、领土完整或独立的打算：哈利法克斯同一天在伦敦告诉义大利驻英代办克罗拉说，他认为，“局势很可能会使地中海现状的整个问题尖锐化：……亚得里亚海是地中海的一部分，因此义大利政府不能说这与他的陛下政府无关”。可是齐亚诺听了这些仍然无动于衷，并没有更认真地去考虑英国的反应。如果哈利法克斯能确信，局势将按照英意协定的各项条件不致遭到违反这样一种方式发展，那么他将只会感到完全放心。齐亚诺回答帕思说，“义大利政府完全打算尊重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和完整以及地中海地区的现状”，派遣义大利军队则只是为了“恢復阿尔巴尼亚的和平、秩序和正义”。假装把英国的照会看作“就象是在我们自己的办公室里写成的一样”，齐亚诺就在第二天起程赴地拉那，对于他正在帮助演出的那个两幕喜剧的成功充满着信心。这时已有种种迹象表明，英国政府，和英国舆论一样，可能不是象齐亚诺所盼望的那样会轻易地宽恕义大利的行为。这不仅是由于对墨索里尼的最新和最自私的侵略行径作出了极自然的反应。而且也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希特勒在让傀儡先动手”，可能有一个比阿尔巴尼亚大得多的地区要被捲入。4月7日柏林的一项公报断言，德国不能“同意西方列强对我们的轴心伙伴的法律上无可争辩的地位和行动进行任何干预”。这是出现在4月8日的报纸上的，同一天还宣布了凯特尔与帕里亚尼4月5日至6日在因斯布鲁克会谈和3月27日西班牙参加反共公约的消息。还有不样的消息说，德国正在勃伦纳和克拉根福集结军队，义大利则在利比亚与247埃及之间的边界和多德卡尼斯群岛集结部队。英国报刊说官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据说，虽然义大利进一步直接控制阿尔巴尼亚的计划英国政府在一个月之前就已获悉，而且它曾经成为“内阁研究的题目达两星期之久”而没有被认为是“十分灾难性的”，可是现在它己认识到，占领阿尔巴尼亚是“一桩远为严重的事件”，而且“显然是轴心国制造出来的”；不仅如此，“现在，义大利己处于一个能够同时控制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地位”，再要说地中海的现状维持不变，那就太可笑了。在伦敦附近的内阁大臣们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据说）主要是由于他们作出的结论，张伯伦决定于4月8日復活节前夕从苏格兰返回。自由党和工党的领袖们都催促议会立即復会。墨索里尼闻讯就把他给哈利法克斯的一封私人电报发到了义大利驻英大使馆。这封为自己辩解的电报，就义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利益、对这些利益的所谓威胁和对国王索古的行为的所谓不满，大做起文章。接着又说，南斯拉夫和希腊完全平静无事；义大利不准备给邻邦制造麻烦，这是十分清楚的；1938年4月的英意协定“没有受到损害，因而也没有被破坏的危险”。在电报给尾，墨索里尼承认整个阿尔巴尼亚正在被义大利部队占领。星期六深夜，克罗拉把墨索里尼的电报送交哈利法克斯，并告诉他说——因为克罗拉得到消息，星期日的英国报纸很可能会提出：英意协定应该废除，希腊和土耳其应得到英国的保证，英国驻意大使应该撤回，英国应占领科孚岛——，义大利政府“肯定不会去威胁希腊的独立，而英国对科孚岛的任何占领都将产生最危险的反应”。哈利法克斯回答说，“那不是我们会去做的事”，但是英国政府将“认为事态十分严重，如果任何别的人占领它的话”。克罗拉自动提到，墨索里尼愿意信守他的从西班牙撤回义大利军队的保证，但如果英意协定被英国单方面废除，局势可能会起变化。据说（来自义大利方面的消息，虽然在哈利法克斯的有关记载中未见到），在这次会见的最后还讨论了自从阿比西尼亚战争以来英意关系248的全过程。哈利法克斯指责义大利不安分、不负责任和总是在事情刚平静下来时把水搅浑；克罗拉则坚持说，义大利的能动性的政策是必要的，大国们不应当反对它，除非它是违反它们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的重大利益的，然而义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行动并未威胁世界和平。4月9日復活节星期日的早晨，哈利法克斯收到巴黎发来的一件关于义大利可能进攻科孚岛或埃及或直布罗陀的电报，并收到来自雅典和来自希腊驻英公使的关于科孚岛的紧急信息。哈利法克斯把他与克罗拉谈话的经过告诉了希腊公使。在另一次会见克罗拉时，他欢迎克罗拉所作义大利无意发动进攻的个人保证，但他要求义大利政府证实这些保证，并向希腊政府重申这些保证。同一天，他将他同克罗拉会谈的要点抄送给希腊驻英公使。在罗马，帕恩于下午1时半拜会齐亚诺，要求“不仅就目前的发展……而且就义大利政府的未来意向作出最直率的和最充分的解释”，因为“直到最近为止，作出的解释……完全不能使（英国的）舆论满意”。那天晚上，克罗拉向哈利法克斯递交了墨索里尼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宣称他已向希腊作出保证，并且已进一步指示义大利驻希腊代办否认义大利对希腊怀有故意的一切谣言。同一天夜晚，帕思把齐亚诺所作的关于希腊和西班牙的保证转给了哈利法克斯。4月10日，即復活节后的星期一，义大利驻希腊代办福尔纳里代表墨索里尼向梅塔克萨斯表示：无论是现在或将来，一切关于猜测义大利对希腊採取敌对行动的谣言都是毫无根据的。这种谣言的散布只能是出于奸细之手。法西斯义大利重申，它愿意绝对尊重希腊本土和各岛屿的领土完整。法西斯义大利愿意继续和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现存的睦邻友好关系，并准备就这些意愿给予具体的证明。梅塔克萨斯回答说，他“极其感谢墨索里尼先生”。他把希腊人的紧张不安归咎于“全欧洲的广播电台，包括某些义大利电台在内，所散布的”谣言，他并且宣称，这一信息使得“一个希意关系冷淡的时期已经告终，这种关系现在将重新恢復它的正常友好的性质”。次日，他指示希腊驻意公使去告知墨索里尼，他“以极为满意的心情”接249受义大利的保证，并且“坚信……一个在我们之间亲热而又和平地合作的新时代即将开始”。希腊报刊奉命特别突出地报导义大利的信息。义大利报纸的评论则意味深长地指出，希腊除这一信息外就不需要其他的“保险单”了。不过希腊和土耳其两国政府看到英国和法国对义大利的占领阿尔巴尼亚竟如此淡然置之，都表示很失望。在法西斯政府看来，它同英国的紧张关系，在周末时其危机已经安然渡过。墨索里尼对克罗拉发来的关于他同哈利法克斯星期六最后一次会谈的报告感到很满意（除了他对自己发出的指示感到后悔，因而责备克罗拉在西班牙问题上话说得过了头）。4月10日星期一，克罗拉告知哈利法克斯，墨索里尼已同意哈利法克斯9日下午向克罗拉提出的建议，即墨索里尼应该同意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中公开提到墨索里尼向英国政府作出关于阿尔巴尼亚、科孚岛和西班牙的保证。以后几天的齐亚诺日记中记载了他的这样一些看法：自从他在復活节接见帕思之后国外的反应已逐渐缓和下来；英国的抗议完全是为了做给本国人民看的；把阿尔巴尼亚王位让给国王艾曼努尔，将使想要完全置身事外的各民主国家正好得到一个藉口。然而，他仍然十分警惕，以免发生会重新激怒国外舆论的事端。4月11日他和帕思谈话时表示，想到另一次大战可能发生就觉得恐怖不安。甚至在英国，人们也很难断定，英国政府最后将如何对付义大利最近的侵略。復活节採取的预防措施，的确并不仅限于外交方面。当晚，哈利法克斯和卡多根同总参谋长戈尔特勋爵、同海军副总参谋长坎宁安海军中将曾分别进行商谈。马尔他的沿海防务和防空，都加强了人员配备，取消了军队的休假，飞往西西刊的班机暂时中断。在直布罗陀也採取了预防性措施。地中海舰队取消了它访问法国、突尼西亚和义大利各港口的计划，并集中在它250的集合地点。这个地点看来就在马尔他或者马尔他附近英国海军部并且已经否认（从罗马和柏林传出的）英军在科孚岛登陆的消息。然而，希腊人仍然相信，有一支英国特遣舰队已开抵该岛附近；罗马尼亚人则相信英国军舰已进入黑海，并以此自慰。英国内阁于復活节后的星期一举行了会议，并决定于星期四，即4月13日召开议会。不言而喻，政府将利用该时机宣布，任何义大利或德国的反对希腊或土耳其的行动，都将被视为不友好的举动。然而，那些希望对轴心国家採取一项更为坚决政策的人们，已经在抱怨“令人焦虑的绥靖政策的继续存在”，当时并把它归咎于西蒙和霍尔的影响。不仅“逃避现实老手的声音”又再次响了起来，说要支持义大利的开化阿尔巴尼亚的使命，而且人们担心年阁成员自身“正在回到他们旧时的不花力气但也缺少根据的乐观主义”。人们还担心，阁员们对哈利法克斯的直率讲话和义大利自身经济上的备战不充分所能起的遏制作用，抱有过大的希望；并担心墨索里尼作出的保证会再次被接受，如果不是完全十足地被接受。至少也是希望能约束他最终不至于把他的命运同轴心国家连在一起。例如，英国现在会不会废除1938年的协定，因为义大利已经如此明目张胆地违反了它？某些大臣贊同这样做，但是政府的态度，根据菲普斯10日晨向博内的报告，则是它曾考虑废除这项协定，但现在义大利政府已重新作出关于希腊和科旱岛的保证，协定仍将继续有效。星期二，即11日，马尔他的紧急戒备有所缓和，但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则在增强它们的警戒。然而，引起人们更大优虑的是，政府可能会牺牲集体防御轴心国家这一新政策，而姑息迁就义大利。例如，有谣言说，内阁“为了希望同义大利做成新的交易，从而建立一项更大范围的区域性互助公约”，已决定推迟宣布同51希腊和土耳其的新的安全防卫安排。或者甚至谣传，墨索里尼在他给张伯伦的一封私人电报中曾提出以英国不寻求同苏联的谅解作为义大利保证的交换条件。这种特别担心，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不错，由于面临德国方面的危险以及“把西班牙扫除干净的重要性”，张伯伦决心把整个阿尔巴尼亚事件“大事化小”。在另一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从墨索里尼那里得到的许多私人保证，并没有妨碍“我对独裁者们所作出的保证曾有过的那种信心……正在迅速地减弱”。与此同时，来自德国的新的危险迹象，关于针对丹麦、荷兰、瑞士，特别是针对波兰的部队集结的报告，以及4月13日宣布的德国海军即将在西班牙水域举行的演习，这些因素都为加紧执行反对侵略的保证的新政策提供了新的动力。在这样做时，张伯伦显然将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反之，反对绥靖的情绪现在已上升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如果在议会復会时，他“仍被发现是在讨好墨索里尼”，他就可能（人们相信）要面临一场保守党人的背叛，其人数之多将远远超过迄今已依附邱吉尔和艾登的党员。4月12日星期三，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据说同议会的主要议员们，包括邱吉尔，艾登和反对党领袖们，进行了商谈；甚至在议会开会之前，绥靖主义的短时期的復活据信就已经过去了。次日，4月13日星期四，张伯伦在下院宣称，公众舆论“对于这次新的使用武力的表演深为震惊”；对义大利的解释“人们感到可疑”；它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必将“加剧国际的紧张局势”。虽然关于进攻科罕岛的谣言现在已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一旦信任被粗暴地损伤，再要重建就不是这样容易了，英王陛下政府觉得，它既有责任也有义务，使任何人的心里对政府的立场不存丝毫怀疑”。他接着宣布，英国已向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保证。虽然他不会承认，英意协定应看作已经结束，或者英国政府在一年前签订这项协定是犯了错误；他要求义大利政府提供“实际的证明”，特别是从荫斑牙撤退他们的军队，以表示协定的其余条款是正在履行之中。252邱吉尔表示，他强烈支持英意协定的继续有效，他：“仍然不相信义大利，特别是义大利民族，已下定决心要捲入一场同英法为敌的殊死斗争”。但同时邱吉尔又敦促政府应在地中海地区保持“不间断的警惕”，并对大臣们最近过分沉溺于“天下太平的乐观谈论”表示遗憾。不过，虽然对于英国政府过去的政策，或对墨索里尼未来意图的猜测，在议会内外可能相互有所指责，但是给予巴尔于和东地中海国家保证的政策的公开宣告，以及这项政策所受到的普遍支持，这比继续维持英意协定远为重要得多，甚至对英意关系来说也是如此。因为，虽然没有正式废除，但该协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为那些新的保证所取代，它们意味着形成反对所有轴心国家的防御体系的一部分。英意关系的模式已经起了明确的变化。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保证的消息，据说使得基季宫大为不悦。然而，官方和官方授意的评论调子还算是温和的。当齐亚诺4月15日在法西斯大会上提请批准阿尔巴尼亚同义大利合併的议案时，他责备张伯伦过分轻信当前的不可靠的情报，而忽视了占领的歷史原因；但他欢迎英国对待1938年协定的态度。他说，没有一伴已发生的事能够证明协定是应该变更的；义大利政府同样地愿意履行它的一切条款，“正象我们直到现在所做的那样”。至于在西班牙的志愿军，他们在马德里接受胜利检阅之后将凯旋归来。4月18日法西斯大会在对国王的讲话致答辞时宣称，取消制裁之后，当英国接受了“在罗马和伦敦之间的帝国均势”时，义大利同英国的达成谅解将属句能；现存的亲切友好关系如能得到维持和加强，也将有助于解决其他的争吵。接着又隐晦地和怒意地提到了法国，它说明义大利仍然在希望拆散英法协约关系。而4月17日参议院的致辞则公开宜称，在义大利对吉布地、突尼西亚和苏伊士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前，它是不会签订任何限制军备的国际协定的。在阿尔巴尼亚危机的全过程中，英法两国政府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繫。法国政府同样焦虑万分，唯恐这只253是轴心国家协同配合行动的开端，因而它採取了相当大的军事预防措施：復活节休假取消了，预备役被徵召入伍或服现役，马奇诺防线配备了人员，地中海舰队达到了满员，包括三军参谋长在内的国防委员会9日举行了紧急会议。在另一方面，外交上的应付，如向义大利提出抗议，同其他国家进行安全防务的安排，则大部分委託英国办理，博内声称，他在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上曾竭力强调同苏联达成一项军事协定的好处，但他很少提到同别国政府实际打交道的情况，除了他曾企图使南斯拉夫政府对义大利少採取纵容的态度，并警告美国政府说，欧洲局势正在变得日益严重，美国国会对保持中立法的态度可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据说，法国人十分乐意让英国人採取主动并事事带头，一部分是由于希望他们新承担的义务会迫使他们实行徵兵。他们也可能是希望英国会起到避雷针的作用。把义大利人的愤怒吸引过去。与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同一时刻在英国议会所发表的演说截然不同，达拉第在向法国报界发表的、宣布法国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保证的声明中，竟没有提到义大利或阿尔巴尼亚的名字。既没有关于政策的声明，也从未召开过议会。义大利驻法大使瓜里利亚把法国政府的“自我克制和保守中立”同经常遭到法西斯抗议的法国报界的调子进行了对比，但是他强调，报界和政府都受英国的影响，他断言，这种影响使得在法国已开始平静下来的反对义大利的情绪又告復活。然而，他也汇报了法国对英国的日益增长的抱怨情绪，特别是在军队中。阿尔巴尼亚向各大国和国际联盟发出了抗议。阿尔巴尼亚驻法代办于4月11日寄出的一封唿吁信（但信上日期为8日）被国际联盟秘书长拒绝接受，理由是，阿尔巴尼亚政府自己在4月8日仍可以同日内瓦通信往来。在这以后，国王索古自己在一封註明4月9日日期、但日内瓦收到时已是5月13日的信中要求，国际联盟各成员国应拒绝承认新政权，并採取步骤使阿尔巴尼亚人重新254得到他们以前享有的权利。同时，阿尔巴尼亚的新傀儡政府于4月13日也发出通知，宣告阿尔巴尼亚退出国际联盟。5月22日当这一问题提交国联行政院讨论时，苏联、纽西兰和中国的代表都认为，这一新的侵略案件绝不容忽视，行政院採纳了苏联的一项建议，把国联与阿尔巴尼亚代表之间的来往信件全部提交国联会员大会。哈利法克斯对这样做没有异议，如果行政院自己不提出任何建议的话。齐亚诺希望避免在承认问题上争论不休的心愿得到了满足。张伯伦和巴特勒（当时的外交事务次官）4月26日对议会的质询作了态度暧昧的回答。4月21日当帕思离任向墨索里尼告别时，双方决定在他的继任人递呈的国书中不提阿尔巴尼亚国王的称号，因为在意阿合併前就已经就继任大使的人选徵求过义大利的同意。在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通知各国政府该部即将撤销之后，英国驻阿尔巴尼亚公使改为总领事，仍驻在那里；张伯伦则于6月12日告诉下院说，政府还未决定是否承认意阿的合併。由于10月间英国委派了一名新的总领事，从而在事实上给予了承认。美国驻阿公使于1939年9月离去，也没有开设美国领事馆。　　　　　　　　　　　第四节义大利利用阿尔巴尼亚作为继续扩张的基地“谁掌握波希米亚，谁就掌握了多瑙河盆地。谁掌握阿尔巴尼亚，谁就掌握了巴尔干各国。”墨索里尼1939年4月13日对大国民议会所作的这一宣告的前半部分。是对一种情景的一时间坦白的供认，实际上他的政策正在迅速地、不可避免地与之相适应；随着那后半部分他踏入了他的幻想世界，计划用牺牲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办法来进行扩张。他可以利用阿尔巴尼亚同这两个国家有边界纠纷这一事实，虽然这些纠纷以前在1919年和1926年之间曾解决过，但仍有可能重新发生。向南，在埃皮25鲁斯，希阿之间的这一段边界是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分别在1913年和1919年提出的要求的一种妥协。阿尔巴尼亚人原希望边界沿着平都斯山脉，在阿尔塔地方到达海边，这样就可以把察穆里亚（阿尔巴尼亚语，意即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的土地）沿海地区包括在阿尔巴尼亚境内。希腊人所希望的边界线则是从发罗拉稍南的格拉马塔湾直达奥赫里德湖和普雷斯帕湖之间的南斯拉夫边界。希腊人从未正式要求过发罗拉，义大利却经常对它很关心；但是希腊的非正式要求已经超过发罗拉和戴沃利油田，向北达到了爱尔巴桑。在边界线的任何一边，要区别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都是不容易的。例如，北埃皮鲁斯有许多人认为他们自己是阿尔已尼亚人，尽管他们使用两种语言，受的是希腊学校的教育，并且是东正教的信徒。北埃皮鲁斯的农地、水力、煤、铁等经济资源对阿尔巴尼亚，比对希腊更为重要，因为前者比后者面积小而且更穷；但是对希腊来说，占有科里特萨（科尔察）将大大改善埃皮鲁斯同希属马其顿之间的交通。关系到最重要的战略利益的则是控制科孚海峡。义大利人曾屡次反对希腊获得对海峡两岸的控制，而现在由于他们占领了阿尔巴尼亚，他们自己就控制了海峡；但是大陆海岸的南部仍在希腊人手中。在1921年的大使会议作出决定之后仍继续提出要求的是希腊人，而不是阿尔巴尼亚人；但是在1939年，希腊政府太急于要避免触犯一个大国，以致不敢再沉迷于领土收復主义。人们更为深刻地感到，阿尔巴尼亚人对南斯拉夫极为不满。阿尔巴尼亚境内的南斯拉夫少数民族为数极少，但1913年和1919—1926年的边界问题解决结果却把五十万阿尔巴尼亚人（当时阿尔巴尼亚全部人口只有一百万人）留在了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境内，有些人在沿海一带或斯库台湖周围，其余的人则在山区或更为肥沃的梅托希阿和科索沃平原。南斯拉夫统治的二十年造成了常有的少数民族对被剥夺财产和管理不当的抱怨。南斯拉夫对这些地区感兴趣，是受了对1331—1355年国王斯提芬·杜尚的塞尔维亚-希腊-阿尔巴尼亚帝国的怀念和对塞尔维亚人1389年在科索沃最后一次反击土耳其人的回忆的影响；但这里也有着今天战略上的和经济上的考虑。科索沃平原是连接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所属马其顿的一个中间环节（虽然不是唯一的一个），而且也是经由梅托希阿连接塞尔维亚和亚得里亚海的一个中间环节。的确，塞尔维亚人曾经嚮往于春并整个德林256河流域，从而取得较好的出海口；而南斯拉夫在占领黑德林河和白德林河两条河流的上游方面早已处于战略上的有利地位。墨索里尼决定怂恿阿尔巴尼亚人在南北两端搞领土收復主义，一方面作为“隧道里的微弱亮光”以吸引阿尔巴尼亚人的注意力并使他们的民族精神保持不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推进他在巴尔干各国的总的图谋。例如，煽动反对南斯拉夫，就可能有助于不仅赢得科索沃而且也赢得克罗埃西亚。早在4月21日，由于前阿尔巴尼亚驻南斯拉夫公使的一份关于“八十五万科索沃人”的令人鼓舞的报告，齐亚诺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这样的结论，即虽然在目前暂时“麻醉”一下南斯拉夫人是可取的，这些“科索沃人”最后可能成为从背后刺入南斯拉夫的一把匕首。到7月间，他为关于科索沃和察穆里亚两地的文化和宗教的宣传进行了安排，接着先搞了一个也以文化和宗教为目的的公开组织，最后是一个秘密的军事组织，以准备应付“那不可避免的南斯拉夫危机”。到现在，阿尔巴尼亚已经成为每天对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进行广播的一个中心。义大利教育部长博塔伊6月14日在科里特萨讲话时预言，阿尔巴尼亚“同皮德蒙特一样，在两三年内将会扩展它的边界”；而巴多里奥对访问罗马的一个阿尔已尼亚代表团也作了同样的鼓动。义大利总参谋部宣布，它打算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一支八万人的永久性卫戍部队：而巴多里奥自己在6月20—27日访问阿尔巴尼亚，据相信主要是同公共工程的新计划有关。这包括通在希腊和南斯拉夫边界的一些公路，据说，承包商们已接到指示，必须在8月底完工。通往希腊的公路优先建造。军队的主要集结也是针对希腊边境的。义大利军队在那一地区的演习，飞机侵边境，以及领土收復主义的种种表现形式，如部队大唱侵257略性的歌曲，都成为义大利与希腊交换意见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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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义大利与德国的关系　　　　　　　　　　　　　第一节钢铁公约的谈判　　　　　（一）1939年3月15日以前意德双方就缔约问题进行的接触1938年10月28日，墨索里尼同里宾特洛甫曾讨论过德国提出的关于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建议：但是，在这次谈话中，墨索里尼看待这个问题仿佛它仅仅涉及到德意两国似的。当时，他反对缔结三国同盟的想法，认为同盟是“一项神圣的誓言，必须得到尊重和完整的履行”，因此，在舆论还没有缔约的准备以前，就不能缔结，他接着又解释说。当德国和我们之间的同盟看来已经成熟时，规定同盟的目标将是必要的。我们决不应结成一项纯粹防御性的同盟。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因为没有人想来进攻极权国家。相反，我们希望建立一项同盟，是为了要改变世界的地图。为此，就必须规定目标和要进行的征服；就我们来说，我们早已知道我们必须朝什么方向前进。整个11月和12月，墨索里尼一直犹豫不决，有一次，就在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访问巴黎已经进行和里宾特洛甫的来访已经宣布之后，他甚至已决定要接受这个同盟，藉口是报上有一篇关于英法己缔结军事协定的报导。当时阿托利科暂时阻止了他，没有让他承担起义务：首先是诿称接受结盟的信件不可能在几天之内递交给里宾特洛甫；其次是根据来自德国外交部的机密情报否认了上述那篇报导。12月底，当墨索里尼在加米纳特堡隐居的几天中，他最后下了决心，于是在元旦那大他告诉齐亚诺说，他将接受里宾特洛甫的建议。在下一个月中，他要为结盟准备好舆论——这却是他一向所轻蔑的。次日，齐亚诺写信给里宾特洛甫，建议条约在1月下旬签订，签订以前保守秘密，以使全世界感到意外，应使它成为“一项和平公约，保证德国和义大利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能够完全安静地从事工作”。他没有提出有25关同盟条款的规定，也不再提到应该预先规定好未来各结盟国的目标和征服对象，虽然纳粹政府最近与法国做的交易同10月28日墨索里尼极力要求了解这种事时里宾特洛甫所作的吸引人的允诺相比，已形成很不愉快的对照。与此相反，虽然齐亚诺已经提出义大利在突尼西亚、吉布地和苏伊士这些方面的要求，但这主要是为了使里宾特洛甫相信，义大利不是因为有意要在那时和那些地方制造同法国闹翻的危机而寻求结盟的。他断言，义大利採取行动的真正原因是，英法军事协定的确实存在，法国负责方面好战倾向的占有优势，和以供应民主国家兵员和物资为目的的美国的作战准备。他甚至想把反法的宣传鼓动说成是正当的，因为它造成的紧张局面已使“结盟的想法在义大利更得人心”。当1月7日墨索里尼和齐亚诺收到公约及其附件的草案时，除在序言中作若干小修改使更加强调在欧亚两洲的共同利益而少提“共产主义的威胁”外，他们照原样全部接受了这一草案。对于同盟是防御性的这一点，他们也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在另一方面，齐亚诺曾试图使局势变得对义大利更加有利，他命令阿托利科就贸易（一种收买舆论的贿赂）和南蒂罗尔问题同德国政府进行接触，虽然后来他又抱怨说，阿托利科提出义大利在这些方面要求得到让步以作为参加公约的一个条件，在这一点上他是走得太远了。当时，里宾特洛甫只是在南蒂罗尔这一点上作出了保证。意德清算协定在执行中遇到的种种困难，那时已经成为在罗马举行谈判的议题了。不过，最后于2月13日签订的各项协定，为进一步密切两国的经济关系和增加贸易额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签订一项三国公约的谈判进行得毫无生气。起初，里宾特洛甫曾满怀希望地提议以1月28日作为签字日期，而且即使是在日本驻意大使白鸟敏夫提出警告说日本的踌躇不决可能使签字推迟以后，齐亚259诺仍命令法西斯党的书记斯塔拉切准备好一首震耳欲聋的反法宣传序曲，以便在公约之幕升启时使“带有尖刻的仇法气息的示威”达到高峰。只是在他访问南斯拉夫期间他才从阿托利科那里获悉，推迟已不可避免，但是到了2月初连里宾特洛甫本人也不敢期望公约能在一个月之年签字了。墨索里尼对此是一点也不高兴的，对里宾特洛甫说话不算数的乐观主义感到恼火。但是他急于要获取的仍然是德国的而不是日本的支持。确实，他曾告诉齐亚诺说，他的确宁愿要一个两国同盟而不要一个三国同盟，因为“这样的一个同盟本身就已足够抵消现在的英法联合力量，而且同时也不会显得是反英或反美的”；反之，“作为我们的盟友，日本就肯定会把美国推入西方民主国家的怀抱”。至于齐亚诺，他也已怀疑“冷淡而又迟钝的”日本人是否能够同“强悍有力的法西斯党人和纳粹党人”合作共事，是否能使他们自己这样深刻地捲入欧洲政治的激烈动盪之中，那是一种只要通一次电话就能立刻起变化的政治局面。2月23日齐亚诺指示阿托利科去提出建议，即德国和义大利的参谋人员应该达成一项非正式的协议，但等待了两周，也未得到答覆。然而，3月9日里宾特洛甫突然提议，参谋人员的接触可以先从凯特尔和义大利国防部副部长帕里亚尼将军的会谈开始。阿托利科报告说，凯特尔本人的意思则是想通过德国驻罗马的武官来同义大利的军事当局接触；并且就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的那两个基本前提向他重新作了值得欢迎的保证，即在必要时，希特勒将参加战争以支持义大利；但德国人民虽然忠于自己的元首，却希望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立即同意，他们早就迫切要求举行的参谋人员会谈应当毫不迟延地立刻开始。在他们看来，如果轴心国家的冲劲要重新取得它的势头，最近一些地区性的成功要得到扩展，那就必须马上行动，不再浪费时间。　　　　　　　（二）1939年3月15日以后墨索里尼的思想状态3月和4月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加强了墨索里尼寻求同德国结盟的原来动机：他怕看到义大利处于两大敌对60阵营之间孑然孤立；他既想为自己的侵略计划获取德国的支持，又想让义大利在轴心国体制内部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地位以保证不受德国的侵犯。他还产生了一个新的动机：必须制止德国发动一场为时过早的大战。墨索里尼想让义大利在1942年底以前不捲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新的想法，但即使是在布拉格危机期中，他也从未作出过这种努力以使德国政府遵循同样的政策。这一变化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从3月以来，德国的野心在波兰身上又找到了一个新的集中点；而西方国家（墨索里尼在年初还认为它们在轴心国家的压力下已疲惫地、无法挽回地节节后退）现在却坚守住它们的立场，并且正在组织反击措施。墨索里尼对于英国的可能占领科罕岛以回答他自己的占领阿尔巴尼亚突然感到忧虑，这证明他把局势看得比齐亚诺的《日记》可能使人想像得到的更为严重。有两件事使得墨索里尼不能不又一次注意到义大利军队面对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时的准备不足：一件事是远征阿尔巴尼亚时暴露出来的陆军的严重弱点，另一件是后来在4月间他发现空军副部长瓦莱将军所报来的适于服役的飞机数字是大大地言过其实了。而且，他把舆论的情况看得极为重要，可是义大利人民却显然对被拖向战争越来越感到惊恐，特别是因为从1月份以来徵集了这么多的预备役军人。他们的默从轴心政策，可能再经不起另一次欧洲危机了；而法西斯政权的稳定，结果可能甚至要受到威胁。　　　　　　　　（三）德波两国关系紧张对义大利政策的影响3月底从义大利驻华沙大使馆传到罗马的德波关系紧张的报告，引起了齐亚诺的深思：德国对波兰採取敌对行动将给义大利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义大利对波261兰人怀有极大的同情，如果德国人对他们向波兰一再重申的担保食言的话，谁会再相信他们的话呢。3月31日波兰大使告诉他说，如果德国人诉诸他们惯常採用的不妥协的办法，波兰人宁愿进行战斗。阿尔巴尼亚危机发生后，当戈林在4月14—17日访问罗马期间谈到波兰时所用的语调，同纳粹发言人谈到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语调简直太相似时，法西斯义大利再一次感到焦底不安，而且是更加剧烈了。几乎与此同时，阿托利科警告他的政府说，虽然希特勒真心希望在今后一两年内能避免一场欧洲战争，但他对于解决但泽问题。可能再也没有耐心等待下去了，而且由于相信英法不致出面干涉，他可能会进攻波兰。阿托利科本人的看法是，西方国家将实践它们的担保。收到这一电报后，墨索里尼和齐亚诺担心德国的进攻已迫在眉睫，并且认为他们有权利及时获悉德国的计划，以便做好他们的准备，特别是在公共舆论方面。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决定要求与里宾特洛甫及早会晤。就眼前即将发生的危险而论，其后来自柏林的一些消息使人又比较放心了；但是希特勒4月28日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告废止1934年的德波宣言，比起同一演说中提到的废止英德海军协定，在罗马引起的震惊却又大得多。齐亚诺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即希特勒的演说以及国外对它的反应，并不象人们所担心的那样激烈；他是在转一个新的慕尼黑的念头，并宣称英法要从西面来同德国作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他和墨索里尼对西方大国支持波兰的能力有多大怀疑，他们对波兰进行抵抗的意向是毫不怀疑的，而他们自己要避免战争的愿望又是如此的强烈，因而他们不准备为德波冲突的扩大化去冒任何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义大利政府对但泽冲突所採取的态度是：希特勒的要求是合乎情理的，波兰人应当不加拖延地同德国达成协议，并注意不要同西方大国缠在一起。法西斯报刊也弹起这些调子，一份敦促波兰不要背离皮尔苏德斯基的均势政策的照会据说已于4月3日提出了。四周之后，墨索里尼向罗马尼亚外长加芬库表示，他对波兰人的英雄主义竟然要在这样一种事业中牺牲感262到遗憾，并担心但泽的冲突可能一发而不可收拾。他还说他不能反对希特勒，如果希特勒是正确的话，或者当事情是牵涉到义大利势力范围以外的某一国家时。最后，在5月12日，当外界已知道钢铁公约正在谈判之中，齐亚诺在回答波兰方面的询问时。指示驻华沙大使向对方声明，法西斯政府极其希望德波两国能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它们的问题，但如果造成危机，华沙应当丢掉幻想。因为义大利将毫无疑问地站在德国一边。5月15日齐亚诺在会见波兰大使时再次劝告要有节制。在英国给予波兰的保证一经宣布之后，在一段时间内罗马的领会是，英国政府在试图以他们的新政策同义大利进行联繫，例如：他们要求墨索里尼从中同希特勒进行斡旋，可以召集一次会议，或者甚至由英意两国共同给予波兰保证。而这时在齐亚诺同加芬库的谈话中也重新出现了举行一次会议，以及欧洲四大国或者再加上波兰达成一项协议的想法。然而墨索里尼对这一时期提出的两项和乎建议都漠然置之，一项是罗斯福4月14日通电建议休战十年，另一项是教皇在5月初建议德波之间和意法之间的纠纷都应召开一次列国会议来加以讨论解决。他宁愿利用他对希特勒的影响来推迟一场普遍冲突，但同时也要加强轴心国家的力量，不使丧失人民的支持。规定有进行定期的和紧急的磋商的一项同盟条约，在墨索里尼看来，可能是对纳粹的轻举妄动的一个有效的制动器，这也是许多持温和观点的义大利人和德国的秘密反对派共同抱有的一种希望。作出进行磋商的安排，还可能防止德国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前和危机期中对待义大利的那种保密的和侮辱性的行为的重演。不仅如此，墨索里尼还希望在目标和势力范围都十分明确的基础上建立这一同盟。　　　　　　　　　　　（四）4月15—16日的罗马会谈1939年初春时里宾特洛甫已经在发展意德合作方面踌躇不前，因为它与三国合作截然不同。但是，到了4月，263纳粹的对意政策已进入一个更为活跃的阶段。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墨索里尼对纳粹在捷克斯洛伐克搞的既成事实感到忿恨，以及他在克罗埃西亚问题上的猜疑，使得柏林不能不加以认真考虑，感到用慷慨的保证来安抚他是可取的，同时还应最恳切地劝他不要为了替义大利寻求补偿而去对法国或南斯拉夫採取鲁莽的冒险行动。如果，一方面，轴心国家已表明有一种急待改善的友谊，另一方面，由于英法两国的保证政策的突然出现，这种友谊对德国的价值也增加了；因此，炫耀意德两国的团结一致，在纳粹分子现在开始用来答覆西方国家的神经战中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德国陆海军调动的消息，与义大利一阿尔巴尼亚危机同时出现了。德意两国高级指挥部之间的接触现在变得更为频繁，并得到更多的宣扬。期待已久的凯特尔一帕里亚尼会谈4月4—6日也在因斯布鲁克举行了。帕里亚尼为祝贺20日的希特勒寿辰而访问柏林。29日，布劳希奇抵达罗马，在帕里亚尼的陪同下用一周的时间巡视了利比亚。据说这次访问证实了他的不利于义大利军队的见解，结果是回到德国后他就竭力阻挠里宾特洛甫的政策。甚至有谣言说匈牙利的代表也参加了轴心国家参谋人员的会谈。轴心国家的合作不仅限于军事方面。的确，里宾特洛甫并没有能说服墨索里尼，对希腊和罗马尼亚接受西方保证一事联合提出抗议，这或许是因为墨索里尼仍然担心英国可能会採取行动以支持希腊，也或许是因为他希望维持义大利是在轴心国体系年的东南欧保护人这样一种虚构的神话。在另一方面，墨索里厄同希特勒一样，对罗斯福4月14日的电报不屑作任何直接的答覆，他只是用很能表示其特性的这样一句后来对待它：“小儿麻痹症的一个后果”。他对这项建议的公开表示拒绝，是採取了4月20日在罗马市政厅的一次筹备1942年罗马世界博览会的会议上发表一通大话的形式。他在讲话中宣称，指控义大利为潜在的侵略者，那是既不公正又不合264乎情理的。俯视博览会的圣彼得教堂石级上的凯旋门或罗马大圆形竞技场，象徵着他的谋求和平的意愿（然而必须是一种建立于正义之上的和平）。必须承认，憎恨罗斯福的电报的语调的，不单是墨索里尼一个人。一般义大利人并不觉得他的国家在进行侵略方面是有罪的，而且特别反对把义大利同德国相提并论。在收到罗斯福的电报和在罗马市政厅如此大声地表白义大利的和平愿望之间，墨索里尼在4月15—16日曾同4月14—17日访问罗马的戈林讨论了轴心国的政策。同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和其他的人在3月间曾做过的一样，戈林既以重申保证来哄骗墨索里尼，又告诫他在近期内要特别小心谨慎。他急于想使墨索里尼相信，德国并没有侵犯也不打算侵犯义大利在东南欧的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腹地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南斯拉夫。两人一致同意，南斯拉夫现在处于一个软弱的和孤立的地位，可以而且也应该迫使它同轴心国家恢復友好关系。两人讨论的最严重问题，是两个轴心国家同两个西欧大国之间的一场战争的前景和时间选择。两人都相信，英法两国将站在一起，同这两个国家作战将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将出现最有利的时机。戈林强烈主张暂时等待，他说“ju.88”轰炸机将于秋天开始生产，在1940年有两艘新的德国成列舰将编入现役，还有两艘将要下水。他认为，在九个月或一年之内局势将变得更加有利。英国空军的重新武装，在1942年也还不会开始出现显着的结果。所有这些论点表明，他选择的开始冲突的日期要比墨索里尼所选的1942年底要早一些。然而，在第二次会谈中他又说，德英两国的军备比率等到1942—1943年将比现在更为有利，特别是在海军方面。法国则被认为，除去作一些纯粹是防御性的准备外，已经毫无作战能力。当这位法西斯领袖问道，“在进行一场大战的有利时机到来以前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戈林建议，轴心国家应当立即武装自己，一直达到保持一种动员的状态，并且说，就德国而言，它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同意，不能让他们自己被挑逗而惹起一场冲突，但要等待他们认为是恰当的时机的到来：他们要继续扩充军备；为265了日后的联合行动，他们要就两国经济自给自足的密切配合以及两国空军和海军的合作进行讨论。同时，他们将最有力地继续开展“宣传战”，但在其他方面则不拟大规模地进行活动。墨索里尼把轴心国家的战略总结为：“谈论和平，准备战争，那就是胜利。”这“应当是两国行动的座右铭”。会谈还涉及到如何充分利用西班牙和阿拉伯人以及怎样对付罗斯福的电报等问题。罗斯福和美国被漫不经心地冷落在一边，回想起来这似乎很奇怪。会谈中最不祥的几段话中的一段，是由戈林这样开始的：他打算向希特勒建议，为了对波兰施加更大的压力，德国应当谨慎地同俄国接近。墨索里尼欢迎这个主意，但提到了两块绊脚石：东京方面可能反对，德国可能对乌克兰有所图谋。戈林说，希特勒并没有这种企图。墨索里尼建议，同俄国接近的最好办法可能是通过贸易谈判，决不能让英国在追求俄国方面抢在轴心国家前面。　　　　　　　　　　　（五）5月6—7日的米兰会谈1939年4月14日阿托利科在柏林时，提出由里宾特洛甫与齐亚诺举行一次会谈的建议。4月20日，义大利政府（由于戈林对波兰的敌对态度和4月18日阿托利科提出的一个警告而感到焦虑）突然提议这两位政治家应该在5月里尽早会晤。只要同日本缔约还有一线希望，里宾特洛甫就不愿确定会晤日期。但是，在4月24日，当缺少希望的信息从东京传来时，德国方面的这一障碍就克服了。大约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警告大岛浩说，德国与义大利可能要商谈一项它们自己的条约，他还告诉阿托利科说，他可能会携带一份条约草案去义大利，希望齐亚诺也能这样做。5月4日墨索里尼发给齐亚诺的指示，特别强调两个轴心国家都至少需要保持三年的和平。在这一期间，义大利将把利比亚、阿尔巴尼亚和阿比西尼亚组织好，并266建立一支阿比西尼亚陆军；增加义大利的战列舰、潜艇和大炮的数量，并使它们现代化；发展自给自足经济以防封锁；从1942年的世界博览会争取威望和外汇；将侨居在法国的义大利人接回本国；将军事工业迁往义大利南部。轴心国家人民之间的团结也必须加强，天主教会和纳粹主义之间关系的缓和无疑地将有助于这种团结。此外，在这三年期内，日本也许已经结束了它同中国的战争。至于加强轴心国家威力的最好办法，墨索里尼同晨必须有一个两国同盟，或三国同盟，如果东京决定参加的话。应当仔细慎重地订立一些军事协定，以便在特定情况丁它们可以几乎是自动地立即生效。他提议要讨论的经济问题是煤和机器。在他的备忘录的其余部分，他检查了义大利同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关系，并再一次指控南蒂罗尔的前奥地利人的颠覆活动。里宾特洛甫的访问给了墨索里尼一个机会，既可乘机提高轴心国在义大利人民中的声望，又可测验一下这种获得人心的程度究竟如何，这是一件他十分不放心的事。法国报纸报导，米兰的反抗运动“甚至达到了流血的程度”，墨索里尼的警察也不断报告义大利北部的反德情绪极高。由于法西斯的威信是向法西斯运动的诞生地米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墨索里尼决心要使这些谣言立即彻底破产。因此作了这样的安排：首先，当里宾特洛甫经过米兰时，要当地的党的领导人热烈欢迎他；其次，当里宾特洛甫已在途中时，把会谈改在米兰举行而不是在科摩。同时，会前来自义大利方面的宣传让全世界知道，会谈的主题将是德波问题；义大利虽然认为德国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如果危机发生，它将如何行动则还没有决定，它希望充当调停人的角色。比如，宣布一项联盟，那也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提出的，以防英苏两国万一达成一项协议。而齐亚诺在抵达米兰时首先对报界讲的事情之一也是，“我们不准备去为但泽丧命。”齐亚诺把米兰迎欢里宾特洛甫的热烈程度和里宾特267洛甫本人的态度，都说成使得他感到既高兴又惊奇。齐亚诺的会谈记录主要记载了里宾特洛甫提出的各点，而德方的记录则主要记载了齐亚诺提出的各点。双方同意，一项结盟的条约应尽速缔结。齐亚诺希望把战争尽可能地推迟——至少在三年内不发生战争。看来好象里宾特洛甫同意了这一点。他还劝告义大利推迟它对土耳其、南斯拉夫和法国的攻势；因为齐亚诺曾经说过，一场意法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宣称义大利愿意独自打这一场战争，德国除供应物资外不需帮助。他要求德国供应更多的煤和制造大炮用的机器。依照里宾特洛甫的说法，有理由可以预料，在几个月之内英法就会对支持波兰感到厌倦；因此德国不会去攻击它，除非波兰人自己要採取进攻性的政策。齐亚诺说，义大利同波兰的关系是正确的，但也只是到此为止，义大利对波兰问题并木感兴趣。里宾特洛甫同意齐亚诺的意见，希望南斯拉夫的现状能够维持下去，只要它继续奉行目前的对外政策而不变更；但里宾特洛甫奉认，义大利在那里的利益是超过别国的，愿意让墨索里尼在那里自由行动，如果南斯拉夫由于国内的冲突而分裂的话。他同意，应当立即举行谈判来解决南蒂罗尔问题。（齐亚诺曾要求把一万名原属奥地利的德意志帝国居民立即从南蒂罗尔撤走。）齐亚诺要求把希腊划归义大利势力范围之内，并提到墨索里尼希望逐渐使西班牙和匈牙利同义大利结成盟国。双方并一致同意，德意两国都应支持保加利亚。双方还同意，应设法改善轴心国家同苏联的关系。齐亚诺说，义大利将欢迎德国和天主教会之间的问题得到解决。显然是仍在盼望他所想要的三国公约，里宾特洛甫268毕竟并没有带来什么意德同盟的草案，但是他答应要尽快地把它送来以供义大利人讨论之用。他提议签字仪式应尽快地举行，并且应尽可能地使它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并且欢迎墨索里尼的建议，应该使其他国家也能够参加进来。那天深夜，在考虑了齐亚诺送来的关于会谈的报告之后，墨索里尼打电话给在米兰的齐亚诺，要他就缔结双边盟约事作一次公开的宣布，因为他早就希望有这样一个双边盟约，而不贊成缔结三国的条约。里宾特洛甫勉强同意了这个建议，但需要得到希特勒的批准。这一批准立即从电话中得到，并且据齐亚诺说，希特勒亲自参加了协议的起草工作。5月7日的一项公告宣布，两国政府意见的完全一致已经用文字记录在案，并且决定，用一项政治和军事的条约把两个轴心国家之间的关系以明确的形式规定下来。齐亚诺看来对墨索里尼的决定绝不是感到高兴的，但是仍然相信，并没有什么无法预料的事，因此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事发生。　　　　　　　　　　　　　（六）钢铁公约的缔结5月12日在柏林以里宾特洛甫的名义递交给阿托利科的德方条约草案，确实在它的序言中声明，德意面国“重申它们的共同政策，其原则和目标则早已由它们规定下来”。然而，同盟的条款远远超出了三国条约谈判期间所提出的那些。它的一些主要规定如下：第一条缔约双方彼此之间将继续保持接触，以便在关系到两国共同利益或欧洲一般局势的所有问题上达成协议。第二条如果缔约双方的共同利益受到任何国际事件的危害，两国将立即进行磋商，以便採取措施，保护其有关的利益。如果缔约一方的安全或其他重要利益受到来自外界的威胁，另一方将给予受威胁的一方以政治和外交上的全力支持，以便消除此种威胁。第三条如果违背缔约双方的愿望而发生其中一方陷入与另一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战争纠纷之中的情事，则缔约的另一方应立即以同盟国的身分前来给予援助，并以箕全部陆海空军事力量进行支持。此外，第四条规定两国在战时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并建立永久性的各种联合委员会；第五条规定，如发生战争时，缔约任何一方不得单独停战或媾和；第六条规定同友好国家发展关系；第七条宣布，条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为期十年。没有关于条约的修订或吸收其他国家参加的规定。秘密的补充议定书只涉及到联合委员会和新闻、宣传事务方面的合作，包括缔约双方各自向邻近另一方的各驻外使馆派出一名或几名专家官员。与过去时常宣扬的相反，条约中没有提到，明言或暗示，最好能有三年时间的“和平”。“它包含着一些真正的炸药”，这是齐亚诺对德国提出的条约草案的最初印象，有点象是一个初次持着一支上了子弹的枪的小孩。然而，他和墨索里尼都不希望使这项条约少一些爆炸性的气味。罗马方面提出的少数几处修改，其中一部分是在阿托利科的提议下作出的，都得到了採纳，如在序言里写明“共同边界……永远固定不变”，和提到义大利和德国的“生存空间”的安全。5月17日，墨索里尼批准了条约的最后文本。5月21—23日齐亚诺为签署这项条约而访问了柏林，签字仪式于22日举行。义大利人至少是避开了24日那一天，那是义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德国的周年纪念日期。齐亚诺带去了赠给里宾特洛甫的阿农齐亚塔勛270章，当看到这枚勋章挂到里宾特洛甫颈上时，戈林差一点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柏林人对轴心没有表示任何热情。仅有的一些欢唿来自希特勒青年团和义大利侨民中的黑衫党徒，第二天，还增加了来自柏林的学童和劳工阵线的成员们的欢唿声。当局匆匆忙忙地给职工们放了一天工资照付的特别假日。在另一方面，齐亚诺同纳粹领袖们会晤后留下的印象是，从米兰会谈以来德国的政策并没有变。象凯特尔和黑森的非利普亲王一样，希特勒也再一次向他保证说，地中海政策的方向留给义大利去决定；他还赞赏义大利从阿尔巴尼亚出发以控制巴尔干各国的计划。里宾特洛甫再次劝说需要有至少为期三年的“和平”；建议对待南斯拉夫和土耳其要有所节制，因为齐亚诺对它们曾表示过一些敌意。但对义大利的关于克罗埃西亚的计划则给予有条件的贊同。希姆莱对克罗埃西亚计划更表同情，劝告义大利人立即建立他们的保护国；并讨论了同天主教会达成一种暂时解决办法的可能性。齐亚诺鼓励他在那个方向努力前进，一部分也是为了使同盟在义大利更得人心。柏林的各次会谈并没有收进齐亚诺的文件集内，他的《日记》只作了概括性的记载。例如，在以前各次会谈中时常涉及的南蒂罗尔问题竟完全没有提到。也没有提到波兰。不管对齐亚诺是否真的没有谈起波兰问题，看来他离开柏林时丝毫也没有料到。希特勒已选定了那一天来详细说明他的在同西方国家算帐之前先孤立和进攻波兰的计划。因此，关于里宾特洛甫在米兰曾欺骗或胁迫义大利人以使他们参加钢铁公约的传说，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墨索里尼已经在盼望同德国结盟，在他5月4日给齐亚诺的指示中，他还提议自动地承诺军事义务。有几个理由使他相信，他必须抓住这次机会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取得正是他所需要的那种同盟。他长期来一直是宁愿要一个意德同盟，而不愿订立三国条约。为了使日本人满意，三国条约的牙齿渐渐地都被拔掉了；里宾特洛甫虽然仍在拖延时间，由于日本人最近的答覆，已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当前事态的发展，使得墨索里尼一方面对于德国的意向，另一方面对于义大利人对同盟的反271应，都感到很放心。为了阻止土耳其政府参加民主集团，甚至连起草条约所必需的短暂时间都不能等待就宣布了这项条约，这看来对他也是重要的。总之，这个决定正是那种能引起墨索里尼幻想的戏剧性的巧妙魔术。然而，这一条约使义大利的处境更加危险了，因为墨索里尼是带头要缔结这项条约的。义大利的无条件保证给予军事援助，这是在公约中明白规定着的，而德国对于“和平”时期或势力范围的保证，除关于共同边界有文字规定外，则只是口头上的东西。如果纳粹党人在不久的将来挑起一场危机，义大利就没有能藉以逃避责任的条款可以引用；而害怕被谴责为使他的国家第二次背叛盟国，也将是墨索里尼很难违抗的一种推动力。墨索里尼在缔结钢铁公约上之所以要採取主动，其动机据洛雷因5月23日的估计是这样的：大致说来，他获得了希特勒同他磋商的权利，而这一同盟就是他付出的代价。有过四次，我们有理由认为，希特勒并没有装做同他的轴心伙伴进行过真实的磋商就迳自行动了，而墨索里尼则是要么不得不接受，要么听之任之。墨索里尼不可能拆散这个轴心，因为它缺乏明确的规定。如果德国不遵守盟约，墨索里尼才有可能拆散这个同盟。洛雷因在他的信件结束前，还记下了一些“更加兇险的因素”：例如，义大利领袖的信念是，单单意德结合这一点，就能给义大利带来利益；加伊达（在5月22日的《义大利日报》上）特别强调下次战争的穷国反对富国的掠夺性质；义大利逐渐沦为德国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附庸，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这三点，在以后的四年歷史中一个接着一个地全都被证实了。　　　　　　　第二节意德两国的关系，从钢铁公约到德苏条约据说，在签署钢铁公约后，当里宾特洛甫宣称现在再也没有任何诡辩能够破坏意德的团结时，“一丝谈谈的胜利的微笑”掠过了他的脸上。从一开始起，来自德方的消息和评论就特别强调，为了实现这种团结而正在採取的各种步骤，而谣言不久也提到了两国海军和陆军统帅部的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第一批访意的官员是德国空军的米尔希将军和纳粹劳动服役组织的康斯坦272丁·希尔。5月底，一个义大利海军代表团访问了基尔；7月，人们在谈论巴多里奥的访问德国；这时都灵的菲亚特工厂，为了按照德国的设计大量生产飞机引擎，也已经进行了改组。然而，义大利战备物资的需要，并未得到充分满足，特别是在高射炮方面。在经济领域中，德国和义大利官方的经济关系委员会在5月15—26日的联席会议上，就义大利同德国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进行贸易和在以后几个月内制订一份详细的长期计划等问题达成了协议。据报导，德国人曾建议，两国的工业应按各自最适宜生产的部门实行专业化。交换技术情报的机构在柏林和罗马设立起来了，各生产行业的专家们在两国间来往络绎不绝。的确，有这么多的德国人，特别是纳粹的秘密警察和航空技术人员，已经来到义大利，以致人民开始抱怨说，“我们在墨索里尼的统治下生活倒还更好一些”。在一封给阿托利科的信（写于7月29日和8月1日之间，未註明具体日期）中，墨索里尼本人也反对这种向补充性的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倾向。当轴心国家的经济合作正以这种迅速的步伐进行，并且在德国想建立一个德意志经济帝国和义大利想要本国自给自足这两者之间正产生着冲突之时，墨索里尼在5月30日的一份备忘录中重申了他对轴心政策的观点，这一备忘录是由新任命的德意联合军事委员会刨主席卡瓦莱罗将军带往柏林的。在扼要重述墨索里尼希望把那一场富豪统治的国家同人口众多而又贫穷的国家之间的273不可避免的大战至少推迟到1943年的种种理由之后，“卡瓦莱罗备忘录”列举了对抗“伦敦—巴黎—莫斯科三角”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行动的计划。墨索里尼建议，在最近的将来，轴心国家除达成最大可能程度伪经济自给自足和重整军备以外，还应当以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破坏活动来进行反击。应当鼓励反犹大主义、和平主义、区域自治运动（例如，在阿尔萨斯、布列塔尼、科西嘉和爱尔兰）、总的社会和道德的崩溃以及殖民地人民的反叛。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西方联在一起，对轴心国家倒是有利的。当战争终于爆发时，墨索里尼期望，义大利能提供较多的人力、较少的物资；德国则是较多的物资、较少的人力。他建议从衣索比亚出发以进攻英法两国的非洲领土，并预见到在莱茵河畔、阿尔卑斯山区和利比亚境内会出现胶着状态的战局。因而，西线的战争将主要是空中和海上的战争，在东面和东南方面，相反地墨索里尼建议打一场运动战以击败西方国家的封锁和消耗战略。波兰和其他受到保证的国家如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等，在别国，甚至俄国，能够出来援助它们以前，就可以被完全击溃。西方民主国家在准备打扫场消耗战。德国和义大利必须用立即控制住整个多淄河和巴尔干地区的办法来对付敌人的这种战略。它们决不能满足于那些国家的宣布中立。它们必须占领这些领土并利用它们。这样它们就能既保护它们的后方，又得到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可以看作是轴心国的走卒。墨索里尼建议，经希特勒批准后把这些考虑作为德意两国总参谋部拟订计划时的依据。卡瓦莱罗于5月31日自罗马启程去柏林就任钢铁公约所规定设置的军事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的副主席，他留在柏林一直到6月10日。他于6月3日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在三天后告诉阿托利科说，希特勒原则上同意墨索里尼的意见，但希望再进一步讨论这件事，因此他建议，这两位独裁者应该在夏末以前在勃伦纳山口会晤。据里宾特洛甫说，希特勒已经提议过他应该去佛罗伦斯作一次私人访问，但是，那样的话，十月份将是最早的适宜时间。没有说什么更加明确的话，但是墨索里尼看来似乎已相信，在他和德国人之间，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了一项对于遵循卡瓦274莱罗备忘录中所表明的政策的共同谅解，特别是关于至少在三年内避免战争的谅解。日子一天天很快地过去了，但是墨索里尼或齐亚诺对于在勃伦纳山口会晤的建议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威廉街德国外交部的反纳粹官员们日益急切希望这一会晤能够实现，如果可能的话就在7月举行，他们希望届时墨索里尼会反对希特勒的计划，从而推迟战争，直到民主国家已经强大得使轴心国家再也不敢攻击它们为止。通过阿托利科，德国一再（例如，在6月15日）提醒义大利政府；但是齐亚诺。他的注意力6月间主要集中在西班牙和巴尔干各国方面，只是责怪阿托利科惯于危言耸听。然而，6月底但泽的局势又告紧张之后，他指示阿托刊科立即往见里宾特洛甫，表明“我们在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即使是最严重的情况下，自然决不会退缩，但我们希望能及时了解事情的真相，以便能够採取必要的措施，不论是军事方面的还是道义上的”。但是他的焦虑不安似乎并不是十分严重的。同时，墨索里尼象过去一样，准备向希特勒提出不是为自己谋利益的忠告，拟订了一项举行但泽公民投票的方案。7月4日，当洛雷因递给他一封张伯伦打来的关于德国对但泽提出要求以及因而危及世界和平的私人电报时，墨索里尼决心要推倒张伯伦的论据，他狠狠地宣称，如果英国意味着要为波兰而战争，则义大利也将为德国而战。按照齐亚诺7且2日的指示，阿托利科于6日在里宾特洛甫欢迎访问德国的保加利亚总理乔塞瓦诺夫的宴会上设法同里宾特洛甫作了一次谈话。根据阿托利科的生动报告所作描述，这次谈话是特别有意义的。据阿托利科说，里宾特洛甫一开始就讥笑关于德国将在但泽搞暴动的谣传是“纯粹捏造”。但是，如果波兰胆敢进攻但泽，德自就要在四十八小时之内解决但泽问题——在华沙解决！如果法国干预但泽问题，并且因此而促使一场全面战争爆发，那就随它便吧；德国正求之不得。法国将被“歼灭”！英国，如果它敢妄动，就要给大英帝国带来毁阶275灭。俄国？将要有一项俄德条约，俄国是不会进军的。美国？德国元首的一次演说就足以击败罗斯福；美国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动的。害怕日本（不管有没有同盟条约，它将站在轴心国一边），将使得美国不敢轻举妄动。（阿托利科报告说）我惊讶地倾听着里宾特洛甫按德国的如意算盘描绘的这一战争图景，他的想像力现在已经把它深深印入他的头脑中，再也磨灭不掉了。……最后，根据我的领会，我注意到，领袖和元首而人完全同意，义大利和德国是正在为一场不是马上就会打起来的战争进行准备。阿托利科然后两次询问里宾特洛甫，德国方面难道没有意思要“挑动”波兰动手吗。里宾特洛甫明确地宣称，元首“无意挑起一场会酿成全面战争的冲突”。并且说，无论如何，如果德波关系变得更坏，义大利将随时获得通知。（阿托利科评论说）要里宾特洛甫作出明确的结论是困难的。事实是，他除了自己的看法外什么也看不见——这真是一种令人惊奇的看法，他只看到一种完全有把握的德国在每一领域和对一切外来者的胜利。他今天的深信不疑，就好象六个星期或六年以后那样的充分。对于其他一切事物他是两眼模煳完全看不清楚的，只好依赖元首的智慧和天才了——不过我想，他实际上是对的。如果我自己对元首缺乏信心，我将会不仅仅是心神不安，而是简直要惊恐万分了。……总而言之，我想，就目前来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如果我没有这种信念，我将要求去亲自会见元首。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同希特勒交换一下意见是唯一有点用处的事情，但那是专门属于我们的领袖的禁区啊。里宾特洛甫建议以8月4日作为勃伦纳山口会晤的日斯。齐亚诺（他对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会晤并不感兴趣）于7月9日答覆说，除非迫切需要立即举行这次会晤，他宁愿把它推迟到9月份，并选择义大利北部的某个城市作为会晤地点以代替勃伦纳山口。7月11日，阿托利科给罗马发去一封紧急请求信，要求接受德国的建议，立即举行两位独裁者的会晤而不再拖延。他的信念是，希特勒在採取不能挽回的行动以前，希望会见墨索里尼，而且德国人之所以建议以8月4日作为会晤的日期，是因为在波兰公路变得泥泞难行以前，这是让德国人还来得及在波兰境内打一个战役的最后日期了。“因为元首希望（他也确实希望）避免一场全面战争，因此就期望他也能避免可能会酿成一场全面战争的每一件事情，这种论点是没有根据的。”如果错过了磋商的机会，希特勒很276可能会迳自作出一个不可改变的决定，到那时再要使义大利的外交能够劝阻他就为时太晚了。这封写给内阁秘书长安富索的信，由他呈交给墨索里尼，因为齐亚诺不在。7月13日，里宾特洛甫从萨尔茨堡打电话给柏林，询问有否收到罗马的答覆。7月15日阿托利科终于能够去告诉希特勒说，墨索里尼已决定于8月4日在勃伦纳山口同元首会晤。齐亚诺返回罗马时，已不能改变墨索里尼的决定了，但是他仍然并不认为，危机已迫在眉睫。他多少有点被阿托利科7月11日的信件打扰得心绪不宁，信中预测德国对波兰的行动不会迟于8月10—15日；来自义大利驻布拉格领事的德国部队调动的最初消息也使他感到不安。但是他以下述的做法表示了他对阿托利科的不满：他把递交德国政府的义大利建议，不直接送给阿托利科本人，而是交给齐亚诺的连襟、驻柏林大使馆参贊马季斯特拉蒂，并通知阿托利科要带领马季斯特拉蒂一同前去。建议註明的日期是1939年7月24日，它是用墨索里尼的名义以第三人称写成的。在前面开始处有这样一个声明：如果希特勒认为打一场战争的适当时机现在果真已经到来，义大利将百分之百地表示同意；如果德国被迫动员，义大利将于同一时刻採取同一行动，因为它衷心愿意以全部兵力来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冗长文件的其余部分充满了主张推迟战争的论据和另一种选择的建议。被提出来的推迟战争的论据是：如果德国在但泽採取行动，不仅波兰，而且法国和英国也会参战；从战略和战备角度来判断，时机还不成熟：西班牙现在不可能重新拿起武器了，但以后能够而且会站在轴心国一边作战的；现在已不能用出其不意的袭击来制胜民主国家。因为两个独裁者受不了让他们的勃伦纳山口会晤显得毫无结果，墨索里尼建议，他们应当提议召开一次由德国、义大利、法国、英国、波兰和西班牙六国参加的欧洲会议（这样就把俄国、美国和日本排除在外），或许再加上一位代表小中立国家之一的观察员列席。这一策略将打乱各民主国家的舆论，可能会使它们强迫波兰对德国的要277求作出让步，而且，无论如何，如果战争日后终于爆发，也将使轴心国家处于有理地位，使民主国家处于理亏地位。当阿托利科和马季斯特拉蒂7月25日及时地把这份备忘录送给里宾特洛甫时，他以毫不掩饰的厌恶表情把它收了下来。他暗示，这份备忘录可以看作是一个削弱力量的迹象，并宣称，如果德国被目为力量在削弱，它将会失败。他不同意义大利备忘录中关于在欧洲会议上轴心国家将处于比民主国家有利的地位的说法。然而，他还是向义大利来客们作了保证：希特勒“完全同意墨索里尼的看法，认为在目前避免一场全面战争是妥当的；他一定採取克制态度，决不採取可能会引起这样一场战争的行动”。但阿托利科无论如何并不相信他说的话。7月28日，在里宾特洛甫同突然返回柏林的希特勒商量以后，并且在阿托利科通过电话同在罗马的齐亚诺也磋商之后，阿托利科在柏林再次会见了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又一次迫切要求举行希特勒一墨索里厄会谈，而且这次不仅用他本人的名义还用了希特勒的名义来提出这一要求。他说，一切不测之事现在都可能发生，所以最好能由两位独裁者来预先加以讨论。对于波兰的挑衅，希特勒肯定会立刻作出强烈的反应——另外一种办法是，如果他们两人会晤了，他们就可以决定不去理睬波兰的挑衅，如果挑衅来临的话。对里宾特洛甫来说，这一会晤似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取的。元首在採取可能涉及他的盟友的行动以前，将乐于同义大利领袖磋商。里宾特洛甫的这些话，实际上是说，希特勒如果不预先把他已经决定要做的事告诉墨索里尼，他会觉得这是很不礼貌的。拟议中的在勃伦纳山口举行的会晤，将清楚地表明，现在钢铁公约已使义大利同德国结合成一体，希特勒已经成了整个轴心的元首，因而墨索里尼也不再是义大利的领袖了。然而，希特勒立刻转变了方向。里宾特洛甫在7月29日避不接见阿托利科，230日仍不见面，到了31日他方才告诉阿托利科说，元首要再过一星期或十大之后才能准备好举行会晤。里宾特洛甫现在说，义大利建议召开一次会议，但不让苏联参加，这可能会把苏联推向8民主国家一边。在一封8月1日的私人信件中，马季斯特拉蒂劝告齐亚诺说（同阿托利科的意见相反），义大利不要在8月15日以前再去要求德国明白宣布：将不会止义大利接受德国的另一个既成事实。马季斯特拉蒂的劝告是，义大利的立场应该是坚持钢铁公约中关于任何一方採取行动前双方应相互磋商的规定。不管钢铁公约中有无象马季斯特拉蒂所相信的这种明确规定，根据歷史经验，即使是最明白无误的书面协议，希特勒是否会遵守也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只要对他有利，他就会弃之不顾。马季斯特拉蒂对齐亚诺的劝告，同齐亚诺本人的最近打算不谋而合；但到8月4日，齐亚诺开始想到，他自己应当同里宾特洛甫再会晤一次。6日，齐亚诺和墨索里尼得出结论，他们必须找到一条出路，因为轴心国正在走向战争而处境却极为不利，对义大利来说更是这样。它的黄金储备和金属库存量已经枯竭，经济的自给自足和重振军备远没有完成。“如果危机来临，我们是会打的，即使是只为了顾全我们的‘面子’也罢。但是我们必须避免战争。”7日，墨索里尼批准齐亚诺去要求里宾特洛甫举行一次会晤；同一天，齐亚诺通过电话指示阿托利科去安排这事。9日，决定会晤在萨尔茨堡举行。齐亚诺得到指示，在会谈中要坚决表示，使德波冲突只限于局部地区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挑起一场全面战争那是发疯，因为胜利的机会只有百分之六十，三年后才可能增至百分之八十。他还应该建议发表一项由墨索里尼亲自草拟的公报，声明两国外交部长已经以同盟的精神审查了局势，并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他们贊同通过国际谈判来解决欧洲的问题。在访问萨尔茨堡期间，齐亚诺于8月11日在施洛斯富许尔会晤了里宾特洛甫；12和13日，希特勒在贝希特79斯加登接见了他，接见时里宾特洛甫也在座。齐亚诺在到达那天上午同里宾特洛甫的一次散步，使齐亚诺的这三次谈话记录，引白齐亚诺：《欧洲》，第449—459页（英译本，第297—304页）；又见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1939年8月11日，12日，13日。8月12日希特勒一齐亚诺谈话的德文本记录，见《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第29卷，第41—53号（1871—ps）；希特勒一齐亚诺两次谈话的英文本记录，见《德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43号和第47号。幻想破灭了。在其后的十小时会谈中，里宾特洛甫重复了（如果可能的话，更加固执己见和更加蛮不讲理）7月25日他对阿托利科和马季斯特拉蒂讲过的话，其结果是使齐亚诺确信，里宾特洛甫有意要“挑起冲突”，而且他反对可能会导致和平解决现有危机的任何行动。“当我要求他详细说明德国的最近行动计划时《因为据他说，事态已越来越紧迫了），他不是无法回答就是不愿回答。”在圣沃尔夫冈的白马旅馆举行的宴会是一次静默无声的进餐。“我们互不信任。但我至少问心无愧。他却并非如此。”希特勒接待齐亚诺比里宾特洛甫接待的要亲热一些，但也同样毫不宽容地坚决要进攻波兰，而且与里宾特洛甫不同，他是宣言不讳的。他告诉齐亚诺说，他准备进攻波兰，并从现在起到10月15日止把它击溃。法国和英国不会有所举动，所以现在不会同它们有战争，虽然日后必然会要有一场的。俄国也不会有所举动。所以迫在眉睫的那场同波兰算帐的德波战争只能是一场局部战争。它将是“快速的、决定性的和不能改变的”。它将需要四至六周的时间，到10月15日必须结束。两位纳粹领袖都宣称，德国再也无法容忍波兰的局势，德国的荣誉已受到威胁。对义大利提出了一项新的劝诱：对南斯拉夫採取行动，德国以前是不贊成的，现在却极力怂恿义大利去搞。希特勒解释说，最好是把伪装中立的国家一个一个地都解决掉，这是一桩容易到手的功绩，如果一个轴心伙伴能保护另一个伙伴的后方的话。南斯拉夫曾试图从西方国家重新获得保证，只要轴心国家一陷入困难之中，它就会进攻义大利。因此，义大利应当抓住“第一个有利机会就去占领克罗埃西亚和达尔马提亚，以使南斯拉夫瓦解”。在着重谈了他与南斯拉夫的交往中一直在关注280义大利的利益之后，希特勒提醒齐亚诺，要注意威望方面的牺牲，这是他刚在南蒂罗尔问题上作出的，并坚决表示，在其他地区不能以此援为先例，而且的确必须以牺牲波兰来取得补偿。德国之所以能对义大利作出这样的让步，因为它的扩张方向是在东方。德国在那个地区的扩张，同义大利在地中海地区的扩张是不会冲突的。齐亚诺相当顽固地为义大利的处境辩护。他提醒希特勒，双方曾有至少在三年年不发生战争的协议。他表示，对“局势的完全出乎意外的严重性”感到惊异，在米兰或柏林时并没有得到过这方面的示意；他表示，“如果一场冲突现在已无法避免的话，义大利……自然将完全站在德国一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欢迎把一场全面冲突推迟到更晚些时候”。他还阐述了“卡瓦莱罗备忘录”的论据，把义大利的尚未准备就绪和地理上的不利条件描述成一幅无法解决的暗淡图景。希特勒承认有过在两三年内（最多三年）避免战争的协议。但是他说，波兰的挑衅迫使德国必须立即行动；他对波兰採取的行动不会促成一场全面冲突；因此他不需要向义大利请求援助。当齐亚诺坚持说西方国家肯定会出来干涉时，希特勒也毫不介意。但是，当希特勒又说这场全面战争应该趁他和义大利的领袖都还年轻时打时，齐亚诺深深地觉得，他对冲突之究竟能不能局限于一地是毫不关心的。对于墨索里尼的召开会议的计划，里宾特洛甫曾把它看作是软弱的表示而不予考虑，希特勒也只是勉强地承认它可能具有策略上的价值，而对它没有再发生进一步的兴趣。希特勒争辩说，苏联不可能被排斥于会议之外，如果让苏联参加，那它就会增强多数一边的力量来反对轴心国。他也不愿响应下面这一建议：德意两国应该在它们的公报中作出一些其他的和平姿态，这样可以给民主国家一个顾全面子的机会，并加强这些国家中反战党派的力量，其结果将是波兰很快就会孤立并不得不屈膝投降。希特勒11明白表示，他最多只能等待到8月底为止，他随时都可能发动进攻。虽然他把保证团结一致和尊重义大利的利益的话全部倒了出来，而且最后一次会谈是以向义大利领袖表示热烈的恭维结束的，齐亚诺总觉得；希特勒并不关心战争可能会给义大利人民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德国人重视这个同盟，只是把它作为把敌军兵力从他们自己的战线引走的一种手段罢了。他们知道，决定战争命运的将是德国而不是义大利，而且，一俟战争结束，他们答应要施捨一些给义大利。德国人曾建议只发表墨索里尼草拟的公报中声称德意两国看法完全一致的那部分，而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的部分完全略去。阿托利科和马季斯特拉蒂害怕装有纳粹窃听器，就把齐亚诺拉到他所住旅馆的一间浴室中，要他坚持根本不要发表任何公报。但是，8月13日，当齐亚诺离开萨尔茨堡刚两小时之后，德意志通讯社事前没有同驻柏林的义大利大使馆商量就宣布，谈话涉及到当今的所有问题——特别注意到但泽问题——结果是取得了“百分之百”的协议。没有一个问题是悬而未决的，所以此后不再举行会谈了，因为双方都没有适当的时机。这份德方发布的公报导致了阿托利科8月14日给齐亚诺发去一份表示愤慨的电报。他把德方的公报说成是玩弄马基雅维里式的手法，企图预先造成一种合法的局面，一方面使德国今后可以为所欲为和随时自由行动，另一方面则以钢铁公约预先规定的全部义务来明确地束缚义大利，其中包括第三条规定的，如果德国处于作战状态，义大利应立即以其全部力量援助德国。他极力主张义大利政府现在应依照第二条规定的事先磋商，特别是依照第一条所要求的缔约双方事先取得谅解来行事。他恳切要求墨索里尼现在应以坚定、准确和明白无误的措辞写信给希特勒，坚决维护义大利根据条约应享受的权利和与德国完全平等的地位。“义大利领袖，如今他是（希282特勒的）盟友，应有权要求德国给予一个月的期限来探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泽问题的办法。”最后，义大利驻柏林大使又有了一位他的大使馆年的参贊和一位罗马的外交部长也贊同他的观点了。齐亚诺一回到罗马就向墨索里尼倾诉他内心的感受。他对德国人感到厌烦。“他们正在把我们拉进一桩我们不需要的、而且会危及政权的冒险事业中去。”义大利人民对于进攻波兰会感到震惊；考虑到德国的做法，法西斯政府完全可以毫不受拘柬地宣布，义大利将不介入这场冲突。墨索里尼开始时倾向于同意这一观点，但接着而来的想法就不那么贊同了。一方面，他对纳粹对待义大利的做法深为不满，他愈来愈感到西方大国一定会出来干预，他也承认义大利坯没有达到能参战的状态；但是在另一方面，他感到面子和自尊心迫使他必须同德国并肩前进，他也捨不得放弃他可以分到手的克罗埃西亚和达尔马提亚这些赃物。假如义大利同德国闹翻之后不久德国就取得花费不大的辉煌胜利，那怎么办呢？他甚至害怕希特勒可能会从波兰挥戈南下来惩罚一个背叛的同盟者，他命令巴多里奥提出加强边防以防备德国的计划，齐亚诺坚持想使墨索里尼反对德国。他设法打动墨索里尼的虚荣心，他提出德国首先背叛同盟的证据，他要斯塔拉切和警察厅长报告反德情绪的强烈程度。他得到法西斯党的“老警卫队”，特别是格朗迪和博塔伊的部分支持，同这些人他本来并无好感。而一向同他关系很好的斯塔拉切和阿尔菲耶里却贊同与德国携手前进。帕里亚尼将军也是如此，他在汇报陆军的实力方面硬是向墨索里尼撒谎。国王对军队或舆论并不抱有什么幻想，他希望保持武装中立，建议义大利应静待事态的发展，因为在六个月内它的地位将会变得坚强有利。这时，随着时间的过去，墨索里尼仍然下不了决心。283打给德国的电报，一个接一个地拟好后又扔掉了。8月16—17日他试图开展一项绝妙计划，它将保证使他体面地脱身，如果西方大国参战的话，或者保证使他有同南斯拉夫算帐的一天，如果西方大国让波兰自己去听天由命。但是，到17日，忠于德国的考虑再次占了优势，他不能不答应给予全面支持了。8月16日他已经令阿托利科返回萨尔茨堡，再去会见里宾特洛甫。阿托利科和马季斯特拉蒂18日带给里宾特洛甫的口信特别提到，德国已决定全力以赴对波兰作战，它深信战争将保持局部化，因此义大利当不至于被卷人。口信接着说，义大利不同意战争能够保持局部化，它在双方已同意的日期以前不可能准备好打一场欧洲之战；它相信，德国不必诉诸武力就可从波兰方面得到满足。象里宾特洛甫固执自己的意见一样，阿托利科也坚决要德国接受义大利的观点。事实上，这时双方都在直率他讲话；里宾特洛甫据说甚至还指责过阿托利科被德国的敌人所影响。那天深夜，里宾特洛甫打电话告诉阿托利科说，德国已经作出了决定。8月19日12时30分，里宾特洛甫再次告诉阿托利科说，德国已经作出决定，这事也已通知齐亚诺。同波兰的战争将保持局部化。如果它变为全面战争，它仍将是短期的。如果战争拖长，由于可以从东欧和俄国得到供应品，轴心国也能够坚持下去。8月2o日，当阿托利科带了希特勒的这一重弹德国老调的答覆回到罗马时，墨索里尼要他带着义大利同意介入的承诺立即返任。至于齐亚诺，他在前一天已飞往阿尔巴尼亚，以便当他确实是在他最近取得胜利的现场时把阿农齐亚塔颈章授与他。这次访问是在他去萨尔茨堡前三天就已安排好了的。由于在罗马没有人知道他确实在哪里，同地拉那的电话联繫又发生故障，所以在把他叫回来之前时间已过了好几小时。但是他终于在8月20日傍晚回到了罗马。墨索里尼于是宣称，现在“要对德国人毁约是太284晚了”。全世界的报纸会指责义大利怯弱，说它没有准备好，说它在“战争幽灵”前退缩下来了。然而，8月20日下午7时，墨索里尼、齐亚诺和阿托利科一起草拟了一份给德国政府的照会，并附有当天早些时候收到的哈利法克斯的一份照会的副本和德国进攻波兰将会促成一场全面战争的其他证据。这份义大利照会草稿再次建议召开一次会议。8月21日，经过激烈争论之后吕索里尼终于同意：齐亚诺应要求同里宾特洛甫再会晤一次。并草拟了两份由齐亚诺随身带去的文件：一份是按年月次序排列的意德两国政府关于一场未来战争问题的往来文件和其他资料清单；另外一份是责备德国政府不守信义的备忘录。它还说，如果德国遭到波兰及其盟国进攻，义大利将站在德国一边进行干顶，但义大利经受不住一场欧洲战争，因而当然不会主动向法英两国开战。同一天，墨索里尼还草拟了一封给希特勒的信，信中提出四点声明，即只有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义大利才提供军事援助：如果德国只同波兰一国作战（希特勒已说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不需要援助）；或者如果由于波兰及其盟国进攻德国因而引起一场全面故争，或者曾试图进行谈判，但由于德国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不妥协，致使谈判破裂。但是，如果德国进攻波兰，随后法英两国对德国进行反击，则义大利将保守中立。然而实际结果是，这些文件都没有向德国提出过。8月21日企图同里宾特洛甫进行接触的尝试到下午4时还未获得成功，当时他推託等稍后再给予答覆。到下午10时，他打来电话说，他即将去莫斯科签署一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墨索里尼和齐亚诺随即撤回了他们要求会晤的建议。义大利在8月最后十天中扮演的角色将在本书另一部分论述。　　　　　　　　　　　　第三节南蒂罗尔的公民投票十六年来法西斯政府在地方行政和学校教育方面一贯严厉地使用其权力，以强迫波尔萨诺和特兰托两省的285二十五万讲德语的居民义大利化。一方面，政府曾作出很少一些让步：例如，一百六十三名蒂罗尔人1935年9月从拘留中和警察监视下获得释放，1934—1935年在学校课时外作了教授儿童德语的安排。在另一方面，根据1939年与教皇达成的宗教事务协议，国家所享有的新权力使得教士们在宗教事务方面保护他们的教徒的语言权利更加困难了；而1930年被任命为布里岑主教的杰伊斯莱尔主教大人，比起他的前任拉弗尔主教大人和教廷临时特派员穆特斯克内尔大人来，似乎也就更加不准备去尝试这样做了。同时，义大利人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害关系也更加密切了。他们把当地的水力发电能量从1919年的三万六千九百千瓦增加到1942年的四十八万三千三百七十千瓦，生产出十七亿五千万千瓦小时的电力，为全义大利发电量的十分之一。为战争打断了的进一步发展的计划还打算再增产五亿千瓦小时。许多电力输送到了义大利的其他地区，但将近半数是用于本省自己的新兴工业。蒙特卡蒂尼联合企业在梅腊诺附近的西尼戈生产氮和其他化学品；根据1934年9月28日的一项行政命令，还在波尔萨诺工业区建立了一座大型铝厂。波尔萨诺的各家工厂也制造汽车、飞机零件和特种钢。这些计划以及范围广泛的军用和民用市政工程侵占了蒂罗尔的农田和葡萄园，并把数以千计的义大利人引进了这个地区，因此，1939年波尔萨诺居民中的义大利人已较蒂罗尔人为多。对地主更为严重的威胁来自1936年为使义大利人得到土地而成立的“三威尼西亚地区国家农业復兴公司”，和1937年为了加强国家徵用土地的权力而颁市的一项行政命令。南蒂罗尔人在取得外界支持方面仍然处境很困难。特别是在1934年以后，要奥地利给予帮助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因为日益依靠义大利的奥地利政府既没有这种力量，更同它的政策不相符合。至于德国的援助，希特勒早就讲明，不允许以仅仅二十五万德意志人的重新归復来危害他认为对解救整个德意志民族关系重大的与义大利的同盟。希特勒上台后，他容许反对南蒂罗尔的不公正状况的宣传继续下去，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公开支持这样做：他也没有放弃把国家社会主义输出到勃伦纳山口之外的活动。这在蒂罗尔人中间得到相当的成功，他们286觉得自己是德国人而不是奥地利人，而且在夜久以前他们也同样地曾被泛德意志主义所吸引。但是，即使斋特勒的信徒为数很多，他们的信仰却遭受过痛苦的考验。无论义大利同德国的国家关系怎样，他们总是受害者。1934—1935年的紧张局势带来了一阵义大利化的新浪潮。轴心的成立也没有能阻止义大利政府推行它的征地移民政策；而在另一方面，德国国内的同情南蒂罗尔人的宣传现在遭到了禁止。甚至维也纳和慕尼黑的阿尔卑斯山区博物馆里的目录，现在也都清除了领土收復主义的痕迹。1938年兼併奥地利之后，现在要轮到蒂罗尔的希望增加了，郎使是它意味着还要等待二十年。两个月后，当希特勒在前往罗马的途中，他受到了“象举行一次公民投票”那样的热烈欢迎，但是在他的归途中却没有了。1938年5月7日在罗马举行的国宴上他曾宣布，他和墨索里尼两人都希望能“承认那条上帝和歷史已经为我们两个民族清楚地划定的天然边界。……因此，必须尊重那条阿尔卑斯山脉的边界……使之永远不受侵犯，这是我的不可改变的志愿，是我要赠给德意志人的遗物。”1938年9月26日他在柏林体育馆的演说里又回到了这个题目，当时他仍坚持必须首先考虑整个民族的利益，“不管个别人的遭遇可能是多么的悲惨”。然而在1939年1月30日的演说中希特勒却故意不提南蒂罗尔问题，他所持的理由是，正如里宾特洛甫1月10日对阿托利科说的那样，“这只能引起骚乱，只能给人以牵涉到了一个尖锐的德意两国之间的问题的印象”。在1月10日这次会见中阿托利科交给里宾特洛甫一份齐亚诺送来的照会，照会要求德国政府着手准备一项计划来凑收不愿留在当地做义大利公民的南蒂罗尔人。里宾特洛甫回答说，将南蒂罗尔人迁往德国的问题，必须等待将来作为整个问题来加以处理，因为安置他们的可能性有赖于“欧洲局势的未来发展”。但是德国政府愿意立刻接纳“相当大的数月”入境，如果这可以分阶段进行并且不公开出去。这次会晤之后四天，即1月14日，在瓦尔曼的主持下在德国外交部举行了一次会议，研究执行一项有限的重新安置计划的办法。德国驻米兰总领事贝内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说，他认为在南蒂罗尔总计二十三万德意志人（讲德语的义大利籍蒂罗尔人）中最多不过两千人是愿意离开他们的家园的；但是为数约一万人的德国侨民的迁移工作，可以而且也应该以更大的规模来安排。7会议决定，应当委派一些熟悉南蒂罗尔情况的人来拟订一项迁移计划，先由旅外德侨组织的遣返办公室负责领导这一工作，以后则指定驻米兰的德国总领事来执行这项计划。1939年春天情况又有了发展。在4月初之前关于南蒂罗尔人民前途的意德预备性讨论已经开始；1939年4月28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中说，在领土问题上，德国愿意让国家利益从属于“欧洲各国相互礼让的更高利益”。6月23日在柏林召开的混合遣返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了一项解决办法的一般原则。把“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德国侨民，特别是那些前奥地利人，从南蒂罗尔遣返德国的工作，应在本年内完成——“必要时可採取强制办法”。几万名没有土地的操德语的居民希望能在明年内予以遣返。有耕地的操德语的居民的遣返则放在第三步。义大利政府将同意以优惠的汇率把财产转移到德国去。从北蒂罗尔去南蒂罗尔的大批旅游者将受到限制。希特勒亲自下令在另有指示以前把波尔萨诺当地的国社党团首领暂时关入集中营，以此来宣传他的诚意。关于南蒂罗尔人将被迫在迁往德国或迁往义大利其他地区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的消息，据说于6月就已第一次透露给他们，当时有一个代表团在贝希特斯加登要求给予帮助，并且被希特勒拒绝给予接见。据报告，德国驻米兰总领事7月初在梅腊诺已就这件事作过一次报告，而7月10日义大利的一项命令，要求所有外国人都288离开该省，在国外更被认为是一次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迫迁的预兆。德国政府命令所有德侨在几周之内离开那里；但对那些并不隐瞒他们不愿离开本上的义大利籍德意志人则无明确的指示，在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家是在那里已定居了十四个世纪的。如果他们必须要搬迁的活，许多人宁愿去德国；但据说，另外一些人则准备抗拒。据说，他们自己的纳粹领导人已告诉负责遣返工作的希姆莱说，除非蒂罗尔人被重新安置成一个紧密的社会，否则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迁移；在奥地利也是群情激昂。这时，梵蒂冈也向义大利政府明白表示，它不喜欢这种前景。由于双方协议的条件当时没有公布，而希特勒甚至连一份公报也不许发表，因此，6月23日一致同意了的、对于德侨来说也在6月24日证实了的外迁计划，对义大利籍德意志人打算怎样去执行，还不大清楚。墨索里尼怀着欢迎彻底迁走蒂罗尔人的强烈动机，因为他想要使种族边界和政治边界吻合一致，并企图在勃伦纳山口上维持他的阿尔卑斯山边界线以防御德国。在另一方面，据外国报纸上的一篇报导说，如果德国接受十万蒂罗尔人，并建议让其余的人与义大利人混合居住而不予迁走，法西斯政府也就会感到满意了。的确，波尔萨诺的《繁荣的阿尔托-阿迪杰》月刊曾宣称，一贯表现忠于义大利及其政权的那些人，可以仍留在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同来自别省的弟兄们团结在一起”。不管6月23日的协议的原来意向是什么，当墨索里289尼在9月间获悉德国政府希望把南蒂罗尔的义大利籍德意志人迁回德国这件事推迟到战后执行，他感到极其愤慨。他特别不愿意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对德国让步。齐亚诺希望，德国人不是想说了话又不算数，他还回忆起在萨尔茨堡时希特勒就曾说过，遣返南蒂罗尔人将牺牲德国的威望，这使得他更加须要在波兰问题上寸步不止。他后来还注意到，蒂罗尔人正在变得无法控制，这对意德两国关系的影响可能是严重的。10月21日签订了一项协定，它要求义大利籍德意志人在1939年12月31日以前选择是要义大利籍还是要德国籍，但允许选择德国籍的人在1942年12月31日以前仍可留在南蒂罗尔。德侨必须在协定公布后三个月内离境，但其中大部分人已经离去。据说义大利政府已拒绝了希姆莱关于遣返在义大利避难的奥地利军官和士兵的要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给齐亚诺增添了声望，因为他在这时特别急于要同德国和解，希望一个对德充分合作的义大利可以不致被进一步拖入战争。1939年12月21日签署的另一项协定规定了公民投票的办法。它将适用于波尔萨诺全省以及特兰托、贝卢诺和乌迪内三省里面的埃纳、科尔蒂纳和塔尔维西奥三个小地区；应德国的要求，它的适用范围还包括讲罗曼语方言的一万到两万名莱丁人。德国方面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公民投票的事务工作，包括对投票人资格的调查。投票结果如下：要求德国籍投票人数票数百分比要求义大利籍波尔萨诺229,500166,4887327,712特兰托24,45313,015573,802贝卢诺7,4291,00613,5…*乌迪内5,6034,57682337其他各省…2,305……合计266,985187,3907031,851*没有载明贝卢诺投票人中有多少人要求义大利籍。波尔萨诺，特兰托和乌迪内三省投票人中仅百分之十二选择义大利籍，但未投票者自动保留了义大利籍。投票是有秩序地进行的，但是受到纳粹宣传的极大影响。这种宣传使人们又产生了同12月协定相互矛盾的想法，即选择义大利籍就意味着要被迁往西西里、利比亚和衣索比亚。与此同时，纳粹分子们要农民相信，选择德国籍到头来将保全他们的家园，因为等到战后希特勒就会兼併南蒂罗尔的。无地的农民和城镇居民深信他们在德国可以生活得更好些。然而，投票一结束，甚至在墨索里尼于1940年3月21日向一个投票人代表团保证不存在他们被转移到别处去的问题之前，据报导，有许多蒂罗尔人就已经要求准许改变他们的选择了。批准了一部分的更改，理由是原先的选择是强迫作出的，或因为义大利政府声称投票人并不是德意志血统的。与此同时，关于选择国籍者的财产的谈判拖延了很久。齐亚诺抱怨说，德国人连门上的把手也要带走。关于由义大利支付的赔偿总额的估计，直至1940年2月才取得双方同意。这项数字据信为七万亿或八万亿里拉，这是德国所要求的十二万亿或甚至十七万亿和义大利提出的四万亿或五万亿之间的一个折衷数。1940年的第一期偿付款是以出售义大利在大德国的投资来抵付的。至于以后各期的偿付款如何支付，则推延至1941年再作决定。象其他被赶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一样，选择德国籍的蒂罗尔人由德国移民重新安置信託公司给予援助。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移居北蒂罗尔和福拉尔贝格，有些人移居施蒂里亚和卡林西亚，有些人甚至移居到波兰西部、波希米亚和卢森堡。许多年青人应徵参加了德国军队和党卫队。遣返的截止日期延长到1943年底，但到1943年9月为止离去的人不超过七万到八万人。当工厂从义大利其他地方迁到这一安全地区时，更多的义大利产业工人也涌进来了，但很少义大利人定居在农村土地上。蒂罗尔的农民不是决定不去理睬那迁移限期，就是安排了让家庭中的一员留在农庄上的办法。领土收復主义的宣传仍在继续，义大利人则变得相信，纳粹政府在南蒂罗尔的行动已拆穿了它一再宣称的真心诚意的谎言。希特勒的友好姿态已变成了一场赚取信任的骗局，而南帝罗尔的问题则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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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义大利同德、法、英以外各欧洲国家的关系，1939年4—8月钢铁公约一经签订之后，墨索里尼就开始以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来重新估计他的对外政策：他为完成了一件外交上的精心杰作而大为高兴，他对德国的三年“和平”诺言信心十足，他对西方大国的企图包围轴心国又感到十分恼火。他的主要目标仍然是：领土扩张，民族威望和重新得到防备德国的安全保障。但是他在如何达到这些目标方面的想法，从年初以来已有所改变。南斯拉夫正在变成一个未来的牺牲品，而不再象是一个同盟者；西班牙则正在代替它成为那个“水平面”轴心的最合适的伙伴，这个轴心应该是可以用来恢復罗马和柏林之间的平衡的：至于义大利同西方大国的关系则被认为已陷入僵局。　　　　　　　　　　　　　第一节同苏联的关系　　4月间同戈林会谈时墨索里尼就已谈起过轴心国家。同苏联搞缓和从而使它不能同西方大国联合是否可取的问题。他在5月4日给齐亚诺的指示中曾解释说，如果要比这更进一步，他是不准备走的了，因为担心轴心国家的政府在国内长期镇压共产主义之后又在国外讨好共产主义会使国家内部的稳定受到损害。根据以下两点来判断可以知道，他是意识到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能量的：他从来不愿意宽恕共产党政治犯；在卡瓦莱罗备忘录中他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即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同苏联结盟将证明是一把对付西方大国的双刃利剑。但是对苏联军事力量的估计和苏联干预东欧的可能性等，这时似乎还没有进入他的考虑之中。齐亚诺在米兰会谈之后向苏联代办保证说，意德条约绝不是针对苏联的，并提出要促成苏联在西班牙的战俘的交换；但义大利似乎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努力。在米兰，里宾特洛甫曾经承认，同苏联接近需要极大的谨慎和节制，但认为缓和必须得到发展；然而在这个月192的晚些时候；义大利驻苏大使臭古斯托·罗索警告齐亚诺说，德国和苏联可能会签订一项政治协定。从纳粹方面没有获得任何消息，直到在萨尔茨堡会谈中希特勒突然把苏联已建议开始谈判的消息告知齐亚诺，才使他大吃一惊。　　　　　　　　　　　　　第二节同西班牙的关系法西斯政府对“伦敦—巴黎—莫斯科三角”的反击，是从地中海的两端着手的。随着西班牙内战的结束（国家主义政权把内战作为一旦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导致战争对西班牙保持中立的藉口）；墨索里尼觉得现在可以放手反“使西班牙……加入军事同盟”也作为他的直接目标之一了。不权如此，当时正得势的西班牙党派——极权主义的、社会革命的、反君主制度的和反西方的长枪党，正是一个符合墨索里尼心意的运动，而长枪党和传统主义党合併后的新党总书记、内政部长拉蒙·塞兰诺·苏涅尔，则很有希望登上最近由斯托亚迪诺维奇腾出来的法西斯主义的得意门生这个宝座（甚至比他的连襟佛朗哥更有希望）。对那些主要的长枪党人来说，他们认为，他们的运动同法西斯主义更为接近，同纳粹主义则要差一些；而且，尽管他们自己与教会也有摩擦，他们甚至承认，对于纳粹的异教思想有严重的忧虑。如果法西斯政府在消除这些忧虑方面能有所成功并把西班牙拉入轴心的话，它就可以期待，在两个伙伴得到的战略上的利益之外。证明西班牙作为德国与其非德意志人的合作者之间的调解人是有价值的，并给自己的保证安全体系增加一名新成员。的确，塞兰诺·苏涅尔本人就宣称，他主张成立一个西班牙与义大利的紧密同盟，以便筑起一道堤坝，阻拦德国洪水。义大利对西班牙的经济復兴不能有多大帮助，但是它以移交义大利远征军撤退后遗留下来的大部分大炮、坦克和飞机的方式，提供另一种援助来支持这个政权。义大利军团大部队5月31日从卡迪斯的撤退回国，变成了一次极为壮观的亲善航行。有不少于三千二百名的西班牙军团战士同他们的战友一道旅行，参加这次义大利的胜利班师；护航队中有一艘义大利巡洋舰，其上载有293西班牙国家主义的海军和军事代表团和塞全诺·苏涅尔本人。塞兰诺·苏涅尔于6月5—14日在义大利逗留，在那里他同齐亚诺（两人的性格互不相容）至少在密谋反对西班牙保皇派这方面找到了一个共同卢。的确，齐亚诺在那不勒斯刚向塞兰诺·苏涅尔道了欢迎辞，就急忙提出召回西班牙驻意大使佩德罗·加西亚·孔德的要求，他怀疑这位大使不仅同唐。胡安而且还同英国勾勾搭搭。塞兰诺·苏涅尔并不隐瞒，他情愿同义大利而不愿同德国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而他的东道主则竭力使他与纳粹之间的关系能变得更好一些。苏涅尔在同麦肯森谈话时说，如果第三帝国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得到缓和，那将促进西班牙同德国的合作。麦肯森于6月14日同墨索里尼讨论了苏涅尔的意见。从半官方透露，佛朗哥将于9月份访问义大利；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墨索里尼盼望毫不迟延地立即实现他的与西班牙结盟，他是註定要失望的。在同塞兰诺·苏涅尔的会谈中，墨索里尼坚决主张，西班牙决不应错过这一回到“歷史主流”中来的机会，并劝说西班牙建造四艘三万五千吨级的战舰。他还迎合他的来访者的政治野心，暗示说应该很好地劝说佛朗哥，把政治领导的重担移交给别人去挑。然而，塞兰诺·苏涅尔争辩说，西班牙已经筋疲力尽，最近将来就要爆发战争是连想也不敢想的。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强调西班牙需要同所有国家保持正常的外交和经济关系。齐亚诺报告说，苏涅尔说过，等西班牙恢復元气和作好军事准备之后，就可以使它在两年内或者最好在三年内站到轴心国一边；西班牙要求得到直布罗陀和摩洛哥，以及在政治和经济上摆脱英法的控制而获得独立自主；不管是谁在战争中获胜，中立对它来说都只能是意味着一个悲惨和羞辱的未来，义大利可以很好地同它一起来分担使葡萄牙脱离英国影响的任务。但是，至于同盟的问题，塞兰诺·苏涅尔认为，虽然同盟“在精神上早已存在，但是要把它写成文字草案则时机尚未成熟”。这些话并没有使墨索里尼灰心，等塞兰诺“苏涅尔294一走，他就向齐亚诺提出，义大利和西班牙应该开始搞一项西地中海计划，答应把整个摩洛哥给予西斑牙，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西亚两地以及经西班牙同意后越过摩洛哥通向大西洋的交通权给予义大利。7月9日，齐亚诺带了一封墨索里尼致佛朗哥的亲笔信，在一中队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护卫下，离开义大利去对西班牙国家主义政府进行回访。在从7月10日至17日访问巴塞隆纳、马德里、布尔戈斯和其他西班牙城市的过程中，他至少于12日在圣塞瓦斯提安曾同佛朗哥有过一次谈话。佛朗哥元帅并没有等待同墨索里尼会见后再来确定他的对外政策。他明白表示，在被共和主义者运出去的资财找回来以前，他不能触怒法国；西班牙需要有五年的和平，而不是仅仅三年。在另一方面，他答应使西班牙的中立尽可能地有利于义大利；他承认，西班牙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是不可能一直保持中立的；他还要求义大利政府提供建造新战舰（其中两艘即将动工）的计划和工程师，并帮助发展空军，以便加速重整西班牙的军备。在谈到西班牙国内事务时，齐亚诺的报告要墨索里尼放心，他说佛朗哥是坚持奉行一项“墨索里尼式的”共和主义和社会改革的政策的，在罗马的鼓励下，不难劝说他使他的内阁更能代表新西班牙，特别是提升塞兰诺·苏涅尔为外交部长。内阁中的长枪党员实际上在8月10日以牺牲温和派和保皇派而更加强了自己的力量，虽然塞兰诺·苏涅尔的野心又过了一年才得到实现。在战争爆发前唯一的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8月13日宣布任命西班牙内战时的义大利军团司令、后来的义大利军事代表团团长加姆巴拉将军接替维奥拉·德·科姆帕尔托伯爵为驻西班牙大使。与此同时，加西亚·孔德也被从西班牙驻罗马大使馆召回本国。　　　　　　　　　　　　　第三节同东南欧的关系墨索里尼在5月底的几次讲话透露了他对东南欧的计划的演变。5月31日，他宣称他打算同匈牙利结成军事同盟并把保加利亚拉进轴心；他也打算逼迫南斯295拉夫政府宣布它的真实态度。然而，在26日他早就在渴望能有机会及早瓦解南斯拉夫併兼并克罗埃西亚；在12日他曾说起过“勐击”希腊的话；在27日或28日定稿的卡瓦莱罗备忘录中，他首次建议一旦战争爆发轴心国家立即占领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各国。除了想要打破反对极权主义的包围圈外，这种新的侵略企图还有着几个可能的动机。甚至在征服阿尔巴尼亚之前，他的胃口就已经变大了，克罗埃西亚的分裂主义者们已开始要向法西斯义大利奉献出在亚得里亚海彼岸的另一块土地，这也正是他最急于要在那里阻止德国前进的地方。然而，一方面南斯拉夫的稳定就这样在受到来自内部的威胁，另一方面组织那个用来削弱德国霸权主义的东南集团的工作也很少进展，在这个集团中南斯拉夫本来是要起主要作用的。在轴心的东南欧潜在卫星国中，甚至连在卡瓦莱罗备忘录中被描写成轴心国走卒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也表现得更象艾丽斯仙境槌球戏中的刺猖球。匈牙利政府继续以其领土欲望来使其法西斯保护人提高警觉，并且由于它接受义大利人的恩赐时的那种卑躬屈膝而使后者大为不快。当恰基和捷列基4月18至21日访问义大利时，他们被切实告知：义大利和德国希望再维持几年的和平，匈牙利无论如何不要仓促行动，或违反德国的意愿在斯洛代克行动；虽然匈牙利和义大利都应该支持南斯拉夫的现状，但如果南斯拉夫最后终于崩溃，义大利保留在克罗埃西亚的绝对权利。墨索里尼和齐亚诺认为，恰基是个傻子和惹人厌烦的傢伙，并且怀疑他的反德态度是否真诚。l939年5月24日匈牙利声称，在原则上它和德、意、日三国一样持反共公约的立场。后来在夏季，罗马对于匈牙利的以下这样一些动作也并不感到多大兴趣：匈牙利要求德国给予军用物资；匈牙利向两个轴心国家递送照会，答应给予全面支持，但反对波兰除外，后来匈牙利又取消了这一承诺；匈牙利提议（1938年曾296提出过），匈牙利的王冠可以献给奥斯塔公爵：恰基于8月18日突然来到罗马，建议让匈牙利与轴心立即结盟，以便使匈牙利免于遭受德国的侵犯。在6月6日同保加利亚签订了一项文化协定，在30日又签订了一项经济协定，后者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贸易往来，义大利购进谷物、油籽和其他产品，保加利亚则接受更多的义大利铁路器材和机器。一条中途经过洛尼卡和地捡那的连结索非亚和罗马的空运线于7月15日通航了。然而，要使“那个胆战心惊的国王”鲍里斯相信“保加利亚的恰当位置就是在轴心国的羊栏中”“这一再明显不过的真理”，如果说已经有任何进展的话，那也是微乎其微的。墨索里尼对英土宣言的最初反应之一是，命令义大利驻索非亚公使去探听保加利亚政府的意向；在5月29日或30日接见保加利亚驻罗马公使时，齐亚诺利用保加利亚对它的邻国和领土收復主义的畏惧心理，坚决劝它依附于轴心国。他答应只要保加利亚加入轴心国，就立即向它提供德国和义大利的武器；并提出，现在义大利在巴尔干已经起着这样重要的作用，保加利亚应该立即同它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以准备应付战争的爆发。义大利驻索非亚公使奉命坚持按照这些论据行事，但是他发现保加利亚首相乔塞瓦诺夫犹豫不决，并且躲躲闪闪。乔塞瓦诺夫在为了保加利亚对西色雷斯和南多布罗加的领土要求而从轴心国（要不然就从英国）获取支持方面，比起使保加利亚明确加入轴心国，显示出更大的兴趣，义大利驻索非亚公使最后只得报告说，目前没有成功的希望。乔塞瓦诺夫在7月第一周访问柏林之后，人们谈起他也将访问罗马；但这一计划由于欧洲发生战争而作罢。法西斯对南斯拉夫政策的改变是逐渐进行的，在一297个时期内齐亚诺的想法是落在墨索里尼后面的。在斯托亚迪诺维奇倒台后的几周年，人们希望他可能会东山再起，重新执政。而且，甚至到了春未时候，义大利同东南欧国家的合作仍然是义大利官方宣传的一个主题，并且也是同南斯拉夫、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代表们实际会谈时的一个主题。在南斯拉夫默许义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井对西方国家的给予保证表示冷淡以后，南斯拉夫外交部长辛卡一马科维奇突然应邀于4月22—23日到威尼斯去会见齐亚诺。齐亚诺关于会谈的记述表明了15日戈林与墨索里尼会谈的影响。因此，双方同意，一旦战争爆发，南斯拉夫的政策将是在轴心体系内的非武装中立和在经济上支持德意两国。但是由于还有南斯拉夫将主要倾向罗马这样一项谅解，义大利私下的期望同时也就得到了满足。与此同时，南斯拉夫甚至准备同轴心国家更加密切地合作，准备不接受英国的调解，准备逐渐同国际联盟分手；但是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它希望推迟参加反共公约。同匈牙利，它将寻求逐渐改善关系，但不会使它对罗马尼亚承担的义务受到损害，虽然辛卡-马科维奇同时也表示对罗马尼亚的政策极为不满。在接受阿尔巴尼亚既成事实的同时，他欢迎义大利保证不派遣大批军队去地拉那以北地区和不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地区有特殊权利要求。然而，直到最近的4月21日，齐亚诺还在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表示十分关切。一位向他询问威尼斯会谈内容的义大利记者也注意到，虽然直到最近为止他一直对南斯拉夫国家的稳定表示赞赏，可是现在他却说：“那菔歉鲇辛逊斓墓拮印h侨撕涂寺薜匮侨撕喜焕础t偎担薮蟮牧α肯终诙噼Ш恿饔蚱鹱饔谩r坏┤肥灯屏蚜耍寺薜匮呛退孤逦哪嵫蔷突嵬断蛭颐恰t谡庑┑厍颐堑睦媸嵌酪晃薅模以僦馗匆槐椋嵌酪晃薅模膊2皇浅揭磺械摹！蹦骼锬岷芸斓鼐徒邮芰烁炅值恼庋恢致鄣悖喝绻纤估虮砻魇强坎蛔〉模嵝木筒换岫运难睪推铰废叻17沟恼尉质萍绦行巳ぃ灰岢直匦胧中⌒牡刈14饽纤估蚨源嵝墓奶取?/p>两个自封的克罗埃西亚代理人已同法西斯政府进行了298接触。其中之一是本姆贝莱斯侯爵，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沦陷前不久来到罗马；另外一个名叫察尔奈卢蒂，是一名工程师，他也紧接着在3月20日到达。本姆贝莱斯和察尔奈卢蒂各自单独活动，并不清楚他们是代表着谁。两人都声称是代表克罗埃西亚农民党领袖马切克，但是说马切克会参加把克罗埃西亚送给义大利人的阴谋，那是极不可能的。察尔奈卢蒂所提建议同本姆贝莱斯的十分相似。克地亚人将与贝尔格勒谈判，要求自治。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将起来造反，并要求义大利给予军事援助。察尔奈卢蒂建议克罗埃西亚与义大利联盟，就象1927年的义大利一阿尔巴尼亚条约那样，接着再由国王维克托·艾曼努尔兼克罗埃西亚的王位。他并宣称，如果义大利拒绝这一建议，就将把克罗埃西亚人赶到柏林的怀抱中去。齐亚诺劝告克罗埃西亚人设法同贝尔格勒达成协议，如果仅仅是为了赢得时间也好；劝他们不要同柏林勾搭，并要求把他们的计划随时告知义大利。本姆贝莱斯后来又访问过罗马两次。4月初他获得允许去见克罗埃西亚分裂主义领导人帕韦利奇，他还要求给予一笔搞亲义大利宣传的津贴。关于这项津贴，虽然墨索里尼多半会答应给的，但齐亚诺持保留态度，没有作出决定。5月2日齐亚诺告诉本姆贝莱斯说，义大利目前不会有所行动，一部分是因为（他在《日记》中透露）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之间的谈判已经恢復，一部分则是因为他仍然不愿意使南斯拉夫陷于分裂。德国的反应可能也已经是一个在考虑的问题。此外，英国与土耳其的协定似乎为齐亚诺提供了一个反对立即暗算南斯拉夫的新的论据。这项协定是在5月10日至13日保罗亲王和辛卡一马科维奇访问罗马期间宣布的。关于它对意南会谈的影响，各家说法不一，只有一点是看法一致的，即它引起了相当大的波动。如果没有英土协定这一宣布，意南会谈除了再肯定一遍在威尼斯说过的话外，本来也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辛卡-马科维奇告诉加芬库说，齐亚诺勐烈地抨击了巴尔于协约国，特别是土耳其，好象要迫使南斯拉夫在轴心国和它的巴尔于盟友之间作出抉择。由于这个缘故，加芬库和萨拉若卢后来拟定了一项强调巴尔于协约国的独立性的准则，以此来向南斯拉夫重新作出保证。然而，照齐亚诺的看法，辛卡-马科维奇的态度肯定是反土耳其的，并且外面有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组织一个反土耳其集团的传说。很可能，匈牙利在这里也是被考虑的一个，因为匈牙利一罗马尼亚协定被说成是这个计划所不可缺少的，而且后299来齐亚诺还把他所描述的“一项反土耳其的四国条约”讲给匈牙利驻意公使听。为了廓清这些谣言，辛卡-马科维奇在他去义大利进行第二次访问之前，对土耳其外长作出正式保证，即他在那里决不会承担任何约束。齐亚诺显然指望南斯拉夫惧怕土耳其，从而把它拉向轴心国并使它同保加利亚有更好的谅解，而南斯拉夫政府看来似乎也在鼓励他持这样的信念。实际上，南斯拉夫政府所惧怕的不是土耳其，而是轴心国家，因此担心当时正在谈判中的英上协定会作出两国就巴尔干的安全问题进行磋商的规定，从而使南斯拉夫遭受损害。墨索里尼对南斯拉夫的有无诚意表示怀疑，最好能看到一些令人信服的姿态，比如退出口内瓦。5月18日察尔奈卢蒂被告知，由于南斯拉夫还没有作出参加轴心国的正式保证，最近的会谈并没有能改变义大利的态度。于是他答应在六个月之内发动一次克罗埃西亚叛变，并要求给予一千万第纳尔的贷款。齐亚诺答应等他从德国回来后再作决定。他回国后发现墨索里尼对南斯拉夫日益持敌对的态度，5月26日就同察尔奈卢蒂作了这样的安排：义大利为克罗埃西亚运动提供二千万第纳尔；在四至六个月内克罗埃西亚人应揭竿而起，并立即邀请义大利部队开入。新克罗埃西亚在宪法上的地位几乎与阿尔巴尼亚的地位完全相同，除了王位的实际合一保留到以后再讨论。墨索里尼坚持协议书要由稳妥可靠人士送回萨格勒布交由马切克会签。然而，马切克拒绝了。本姆贝莱斯把这解释为马切克从法西斯主义转向了民主主义和他已承担其他义务。察尔奈卢蒂的解释则是，由于同贝尔格勒恢復了谈判和克罗埃西亚与义大利的关系方面的几点问题还需要加以澄清。齐亚诺的《日记》从此以后就不再提起察尔奈卢蒂，本姆贝莱斯则直到10月间才在其中重新出300现。与此同时，进行已将一年的谈判在1939年6月10日终于告一结束，由义大利驻贝尔格勒公使同南斯拉夫财政部长和陆军部长签署了一项关于义大利供应南斯拉夫价值五忆里拉的军事物资的协定。这时法西斯也更加怀疑南斯拉夫对轴心国的态度了，特别是在保罗亲王7月17日至8月2日访问伦敦之后。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萨尔茨堡会谈中出人意外地不再反对义大利兼併克罗埃西亚和达尔马提亚，也已证明是主张墨索里尼跟随希特勒立即发动战争的最能吸引人的论据之一。希腊，当它象南斯拉夫一样是义大利对外侵略的一条出路时，也是一个对在义大利控制下的领土——阿尔巴尼亚的北埃皮鲁斯地区的提出要求者。而且，一旦西方各国同义大利作战，它们可能会利用希腊的沿海一带和岛屿，这引起了墨索里尼的最大忧虑。同样确实的是，当时希腊的首相、外长和独裁者梅塔克萨斯正竭尽全力不便希腊捲入大国之间的冲突。在1938年11月，被认为是得到梅塔克萨斯信任的雅典某主要日报社社长的确曾访问义大利驻雅典公使博斯卡雷利，建议开展一个促进意希友好的运动。之后，博斯卡雷利拜访了梅塔克萨斯，梅塔克萨斯回顾了造成冲突的所有近因，并向博斯卡雷利保证说，希腊深感自己太弱小，不可能站到任何一方，所以目标总是想奉行一项使地中海各大国保持平衡的政策，希腊和英国之间也没有任何政治协定。他承认，就以对希腊来说，尼翁会议也是一个策略上的错误。然而，义大利对这些友好表示并没有作出反应：而1939年4月继博斯卡雷利任驻雅典公使的格拉齐，也没有接到关于1928年9月签订的、将于1939年9月30日到期的友好、和解和司法解决条约是否继续有效的指示。对义大利政府来说，这一条约的条款过于“日内瓦化”和过分反对修正旧事物，因而不愿使之原封不动地继续有效。5月12日格拉齐询问了齐亚诺的意向；26日他被告知，义大利既不愿续约，也不採取主动去另订新约。这时候，双方都产生了惊恐和愤恨——希腊方面是由于义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义大利方面则是由于英法两国给予希腊301保证。在5月11日达拉第重申法国的保证之后，墨索里尼立即带着“有点受委屈的样子”询问希腊驻意公使，为什么他的政府要寻求法国的一个再次声明，看来是对义大利的保证还不满意。后来在7月5日，齐亚诺也表示对希腊的追随执行“包围政策”感到遗憾。希腊公使每次都要为其本国辩护，说很难拒绝英法两国主动提出的保证，和希腊真诚愿意同所有国家，包括德意两国在内，保持友好的关系。然而，7月8日格拉齐从雅典报告说，义大利如侵犯希腊的中立，将遭到武装抵抗，而英国的侵犯则只会受到一次强烈的抗议。看来义大利方面的猜疑，由于英国同希腊进行财政和贸易的谈判而更加深了。对希腊人来说，他们日益感到焦虑的是义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不断增援。人们甚至相信，保加利亚想要进攻西色雷斯，义大利的驻军的加强也是为了使希腊人不敢从阿尔巴尼亚边界调走军队。梅塔克萨斯在5月6日向格拉齐提出了阿尔巴尼亚南部义大利驻军的问题。但是10日由格拉齐转达的来自罗马的新保证，远不及这个夏天其余时间继续在阿尔巴尼亚的所作所为那样有说服力。希腊后备役军人在8月底被徵召开赴西马其顿和埃皮鲁斯，虽然没有加以公开宣布。希意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促使梅培克萨斯和格拉齐在8月21日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在谈话中，前者指责义大利无视希腊为改善关系而作的一切尝试；并提到义大利报刊的敌视态度，多德卡尼斯群岛希腊人的受虐待，义大利对科孚岛和察穆里亚的领土野心，和义大利因希腊接受西方的保证和财政援助而产生的忿恨；他甚至还提到了，1939年6月希腊国王为他妹妹伊雷尼公主与斯波莱托公爵的婚事而访问义大利时据说曾受到不礼貌的接待。而格拉齐这方面则希望探明希腊同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究竟是否有秘密协定，以及希腊的常务次长为什么在这时访问君士坦丁堡。他问道，如果土耳其攻击义大利，希腊怎么办？梅塔克萨斯否认有任何秘密协定，并指出，希土两国联盟302纯粹是防御性的。据《希腊白皮书》的记载，格拉齐还问起，如果英国施加压力要求使用希腊的墓地，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梅塔克萨斯回答说，不需要担心会有这种压力，希腊不想以主动献出基地来放弃它的中立。它只有在它的领土或主要利益受到攻击时，才会去同义大利战争。当义大利使馆陆军武官前来询问徵召后备役军人的事时，希腊总参谋长帕帕戈斯将军又重复了一遍梅塔克萨斯关于义大利侵略意图的最新迹象的那番抱怨话。意希两国的紧张关系直到德国与同盟国家的战争爆发后才有所缓和，那时墨索里尼临时决定贊同非交战状态，并正在玩弄组织一个中立国集团的念头。接受西方国家保证的另一个巴尔干国家罗马尼亚，从战略上来说，法西斯认为，它远没有象希腊那样重要。4月30日至5月2日加芬库的访问罗马之行之所以使罗马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是从巴黎带来消息的人，又是恭听墨索里尼关于轴心的私房话的人。罗马尼亚由于接受保证而受到斥责，受到了关于西方的保护不可靠的警告，并得到一个空洞的安慰：即使东欧被分别划归德国和义大利的势力范围，多瑙河仍流入黑海，而黑海只不过是地中海的一个延伸部分。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两人都强调，义大利同匈牙利、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联繫，以及匈南两国的和好。齐亚诺坚持说，意罗两国合作之路是经由布达佩斯的。而加芬库则怀疑他是希望以一个联结布达佩斯、贝尔格勒和索非亚的亲轴心体系来取代巴尔干协约国。加芬库在来罗马之前和到达后向义大利报界发表的几次声明，显然是没有作出任何承诺的。首先，他详细阐述了罗马尼亚的希望保持它的政治独立；其次，详细说明了两国互为补充的经济利益。1939年上半年与1938年同期相比，意罗两国的贸易总额有了增加，义大利对罗303马尼亚的输出也增加了，但义大利从罗马尼亚的进口额仍比它的出口额多。其次一个访问罗马的罗马尼亚政府成员是财政部长康斯坦丁尼斯库，并且不久就宣布了一项协定，它规定以八万吨谷物和三十五万吨石油换取义大利的人造丝、汽车和机器。义大利还提供了造船专家的服务。前面提到过的英土协定甚至比英国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保证还要使法西斯政府感到厌恶。齐亚诺竭力促使德国政府反对土耳其，一部分也是想以此来回答德国新近关于行事要有节制的劝告；而且他希望利用人们害怕有英国为后盾的土耳其在巴尔干称霸的恐惧心理，用它来作为吓唬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的一个妖怪。“这两国人对土耳其人的丑恶行径记忆犹新。……我并不存奢望，但是设法重新提起某些旧恨常常是值得一试的”。 第16页 第一章布拉格的后果，1939年3月从3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最后解决到31日第一次公开承认“波兰问题”的存在，这中间只相隔两个星期多一点。可是，甚至这一短暂、混乱的间隔也有它自己的停顿、危机和调子降低的节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刚结束的行动的重要性是多大、名声是多臭，对已经过去的事的关注，竟会如此迅速地就被对可能将要发生的事的全神贯注所代替。据说，希特勒在进入布拉格后就曾预言，只要再过两个星期的时间，就没有人会再谈起它了。但是甚至连他都没有预料到，注意的中心会如此瞬息万变，更不用说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了。因为这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归因于承认——不管是象德国那样自鸣得意，还是象英法那样并不情愿——捷克斯洛伐克已无可挽救，必须作为全部亏损而一笔勾销。倒不如说，这是对于希特勒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中所注入的无理性和专横这些因素——都并不是新的而是向未觉察——的一种本能的适应行动。虽然德国的军事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它的把斯洛伐克变成一个“保护国”，以及匈牙利的征服卢西尼亚，这一切到3月16日傍晚实际上都已完成了：但当时没有人能有把握他说，入侵军队现在总算是达到了他们的尽头，或者可以准确地估计这些事件对于欧洲的其余部分有什么含意。也不仅仅是在巴黎和伦敦，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那里的政府和人民都在问“下次是哪个？”和“还有多久？”。德国人也在考虑这些问题，许多人深怀忧虑，而希特勒本人也还没有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样，歇了不过三天之后，一股新的紧张浪潮又形成，渐渐增加力量，到3月24日就爆发了。这月18日，西方民主国家在已经缓过气来并对形势作了估计之后，在同一时间内既提出了敷衍塞责的抗议（对此，希特勒早已料到并决定置之脑后），又拿出了它们第一个尝试性的“包围”德国计划（这却是希特勒没有预料到的而且也不能相应不理）。它们集中注意力于罗马尼亚，认为下一步它最有可能成为希特勒的牺牲品，然而结果却证明它305们是错了。在接近月底时，它们将要找出第二条线索来。在此期间，头几发炮弹已在那一场“包围”对“反包围”战争中打响，直到大战爆发为止，双方所有的一切外交力量在这场交战中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大显其身手。　　　　　　　　　　第一节最初的反应，3月15—17日据外国访问者报告说，柏林在听到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消息时，人们都迷惑不解并且显然缺乏热情：他们似乎被事态的迅速变化弄得不知所指，希特勒的公开抛弃种族原则没有能逃脱人们的评论，有些人怀疑他的违反誓言已经达到怎样的地步。反希特勒政权的阴谋者组成的小而分散的集团也到处遭到挫败，他们的希望和计划破灭了，他们以一种更为愤慨和惊惶失措的心情谈论希特勒的最近一次不流血的胜利。他们中有一人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无耻傲慢，逾越一切范围、一切礼仪的第一个例子”。在政府的最高级官员中有些人认为，这最后一次大成功与以前各次性质有所不同，它标志着在走向战争和最后失败的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并不因没有对手就不註定要失败。还有些人，象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则准备秘密地断言（他们不敢公开说），随着捷克事件的发生，没落已经来临。对比之下，积极的党员们除对德国战略地位的加强感到胜利和满意之外，还对德国未来开拓的方向纷纷进行热烈的猜测。弗兰科尼亚的地方长官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在3月15日纽伦堡的一次示威游行中预言：“这仅仅是个开始，更大的事件将会接踵而来；民主国家可以跳起来，爱怎么抗议就怎么抗议，它们最终是要投降的。”可是，开始时候报纸上很少探讨这种可能性，它们只表示普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是应当的——的确也是无可避免的——并且过早高兴他说，“甚至连一个正式抗议都没有”。魏茨泽克和在国内或国外关键性外交岗位上的一小批外交部同事，则很难也抱有这样的乐观看法。他们（这时，从15日到19日晚，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都不在柏林，先是在布拉格然后去维也纳）不得不去面对这一政策可能产生的任何反响，而这项政策却又不是他们拟订出来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也没有预先得到关于这项政策的警告，他们知道在道义上也是难以为它作辩护306的。然而，甚至连他们也好象满有把握地觉得不会发生有份量的反应。这样，魏茨泽克在15日打电话给阿托利科时就着重地指出，“在我看来，英国人或法国人都不会立即进行任何形式的干预”。在伦敦的迪克森同一天报告说：“人们认为要採取一项有力的或有效的反击行动是难以办到的，特别是因为法国人已经明白表示不贊成。我从权威方面听说，……博内今天告诉……非普斯说，一个人只能要么全做要么全不做。法国已决定採取后者。”伦敦和巴黎的初步反应确实是温和的。迟至17日晚，魏茨泽克已得知的惊人消息也只不过是：英国贸易大臣奥利弗·斯坦利和海外贸易大臣r·s·赫德森推迟了即将进行的访问柏林，那时正在柏林的法国经济代表团团长阿尔芳突然于16日离去，亨德森于17日奉召回伦敦述职——而如果，象魏茨泽克所记录的那样，英国大使那天向他告别时确实曾向他探询“他可以转送给张伯伦用来回击后者的政敌的那些论据”，那么，甚至这最后一个办法一定也已失去了它的一些尖锐利刺。直到此时外交部同样没有理由预料中欧或东南欧会有任何难以对付的发展。确实，匈牙利已经有一些小规模的、没有条约根据的侵占斯洛代克领土的行动，但暂时控制住了，有意不使斯洛伐克一卢西尼亚边界问题在23日以前发展到严重的关头，只是到那时似乎才取得了希特勒的明确允许。从波兰——受到德国最近扩张行径的最直接威胁的国家——很可以预料至少会提出某些强有力的抗议，如果这不是一个为时过晚的想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毁灭中为它自己取得什么的企图。但是没有迹307象表明波兰打算採取这样的行动。德国驻华沙大使毛奇在15日深夜报告说：“贝克先生……要我今晚会见他，他以显然不高兴的表情告诉我说……在令人惊异的军队开入中，沿波兰边界观察到了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构成波兰外长抱怨的重点的是，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式，而不是入侵事实本身：用机枪瞄准波兰领土：有侵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分界线的情况；事前未通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尽管如此，波兰方面把这些措施归咎于“下级机关误解了指示，而没有採取反措施”。这场谈话在毛奇作了奉承式的回答后，于是气氛变得更为友好。贝克对斯洛伐克的独立表示满意，并明确否认国外报纸所报导的波兰对它有“特别企图”，他还声明波兰军队并未集结在斯洛代克边界上。在这次谈话后的次日，波兰及全世界都知道了斯洛代克已经以它的独立换取了德国的“保护”；行动的机会，如果以前曾存在过，现在可是再也没有了，波兰政府只能设法去确定那种保护的含义和目的是什么。16日，副国务秘书阿尔齐泽斯基催着要柏林对这个问题作出答覆，毛奇于是打电话给魏茨泽克建议，“贝克先生显然受到了军队的强大压力，为了支持他的地位，……应向他提供特意安排的情报，以便尽可能地减轻他的对一次广泛的侵犯斯洛伐克独立的行动和来自斯洛伐克的军事压力危险的恐惧”。但是从他18日的简短而模稜两可的答覆可以看出，国务秘书目前完全不能提供任何情报，所以毛奇和贝克一样暂时只能等待事态的自行明朗化。对比起来，罗马尼亚向外交部提出的问题，如果需要较大的努力才能解决的活，至少不会发现它是无准备的或踌躇不决的。这里所必要的是，控制和解决由于匈牙利进入卢西尼亚而造成的火上加油的局势——但是不能让德国受到损害或明确地捲入，不论它是担任调停人、仲裁者或在紧要关头突然出现来扭转局面的人——办法则必须是既不致引起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战争，也不会为其他有利害关系或无利害关系的国家提供进行干预的机会。对于不大可能的匈牙利默许罗马尼亚当初提出的一项建议，即波兰和罗马尼亚联合占领大约三分之一的卢西尼亚，德国人将会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件需要308猜测的事，但是他们肯定不会反对让罗马尼亚对在它东端的某些讲罗马尼亚语言的村庄这一基本的最低领土要求得到满足，还有那条连结罗马尼亚和波兰的铁路也包括在内——只要它是用和平的方式来要求并且单独同匈牙利直接谈判。在贝克同毛奇于15日谈话之后，波兰在卢两尼亚问题上的态度仍有令人怀疑的地方，因为在毛奇那次询问贝克“应否考虑罗马尼亚的愿望”的时候，贝克答覆说“这事目前正在波兰的调停之下进行协商”。而罗马尼亚外长于16日告诉德国驻布加勒斯特公使法布里齐乌斯说，波兰人在前一天曾劝告罗马尼亚政府占领他们所要求的地区。但是加芬库同时向法布里齐乌斯保证说，他的政府已拒绝了这一劝告；而匈牙利一方面，恰基很快就报告德国人说，他有礼貌地但坚决地拒绝了贝克提出的当调停人的要求。还必须坚决地劝罗马尼亚不要採取武力行动，劝它不要存德国会代它对布达佩斯施加压力的幻想，和说服它如果要取得任何卢西尼亚领土，就必须同匈牙利直接谈判并且依照匈牙利的条件。3月15日，罗马尼亚政府要求德国对喀尔巴阡-乌克兰的前途表示意见，重申它愿意遵守维也纳仲裁裁决，愿意参加这一问题的今后国际讨论，但宣称虽然目前它无意派遣军队越过边界，可是如果匈牙利人占领罗马尼亚人所居住的村庄，它将不会“等闲视之”。德国外交部对这些新方针的初步反应是草率的和令人沮丧的；但是在法布里齐乌斯报告说罗马尼亚政府对此事的态度看来在各方面都是忠诚的之后，它的态度稍有改变。它已从布达佩斯方面听到，恰基准备答应罗马尼亚的要求作为它在其他地方让步的报309答。魏茨泽克命令法布里齐乌斯去告诉加芬库说，德国政府贊成罗马尼亚的慎重态度，德国相信匈牙利与罗马尼亚直接解决问题是切实可行的，无论如何在目前它不打算当调停人。照德国外交的目前标准来衡量，这一切都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德国并没有授权匈牙利去侵占特兰西瓦尼亚，甚至也并未寻求过这种匈牙利的侵占——从可以得到的记录材料中也看不出，在这一点上加芬库曾对法布里齐乌斯表示过任何忧虑。对德国外交部来说，罗马尼亚的事情一定是被看作很不重要的，即使是考虑到同德国签订一项有深远影响的秘密经济协定的谈判此时正在布加勒斯特接近高潮。谈判是在罗马尼亚的恳切邀请下，于2月13日开始的。代表戈林（以他的四年计划特派员的资格）主持谈判的沃尔塔特，从一开始就得到指示，应设法“用参与管理石油工业的办法来改进和取得罗马尼亚石油产品的运往德国”；但在讨论的第一阶段，他这方面并未曾施加任何明显的压力，罗马尼亚整个经济倒向德国这一协议在原则上就已达成了。（可是，沃尔塔特自己认为德国可以从这种倒向中得到很大利益的热心估计，柏林的经济政策部却并不表示贊同。它指出，德国在罗马尼亚享有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已多年，即使在一项特别扩充计划下也不可能预期会有明显的改进。）2月22日沃尔塔特回柏林作最后的请示。但3月10日他又回到了罗马尼亚首都，他庆幸自己回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布加勒斯特政界已在考虑内阁改组”——包括更换加芬库和其他两名部长，“因为他们的亲德政策（曾得到国王的支持）已证明是失败的”——如果德国政府并未授权他“签订一项条约或已经推迟了谈310判的话”。在沃尔塔特给戈林的最后报告中，他描述了在得到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最初消息后谈判是在怎样的日益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进行的，他也描述了同罗马尼亚经济部长布若尤谈判时的繁琐手续，谈判进展到每一新阶段都必须向由国王主持会议的整个内阁报告；但他没有暗示曾受到想进行吓唬或威胁的任何引诱。到3月16日，国王在原则上同意了条约草案；17日御前会议一致批准了所提出的同德国的协定；同时还批准了加芬库的处理卢西尼亚问题的政策，即在同匈牙利商定一项澄清问题的办法之前把罗马尼亚的军事措施限制在保卫现有边界之内。到18日（星期六）沃尔塔特已在同布若尤讨论最后的文本，他希望条约在下星期一就可以签署了。可以认为，沃尔塔特和魏茨泽克两人都有一些使他们感到满意的理由。可是德国同罗马尼亚的打交道就要变成为几乎是全世界注意的焦点。　　　　　　　第二节德国对第一次英法两国的包围企图的反应到3月18日，英法两国国内最初阶段的震惊和犹疑不决已告结束，现在已很清楚的公众义愤由官方表达了出来——表达在那一天递交给魏茨泽克的正式抗议书中，表达在17日张伯伦在伯明罕所作的演说中，还表达在法国议会就达拉第的要求授予特殊权力法案进行的辩论之中。这些发展虽然不会被柏林所忽视，但处在人为地激起的愤怒烟幕后面的德国政策执行人基本上是处之以冷淡的。对比之下，西方国家踌躇地但不断地探索某些积极的防止德国进一步侵犯的安全保障体系，引起了德国人的敏锐的警惕和真正的恼怒，虽然是比较逐渐发展的。也许魏茨泽克是相信“话说得越少，事情好转得越快”的原则，才拒绝接受英法两国3月18日的照会的，他并于20日指示驻苏联的使节“也拒绝在莫斯科进一步讨论这件事”。魏茨泽克所关切的不是指责，而是指责的311变成为行动。例如，英法两国召回大使立即引起了报復：18日下午，在他粗暴地接见库隆德勒和勉强地同意会见亨德森之间，魏茨泽克以电话指示驻伦敦大使迪克森去“要求英国政府解释它这样地宣布把亨德森召回伦敦的意图。我们觉得这种宣布方式是不友好的。”在拜访了哈利法克斯后，迪克森打电话回来说，亨德森逗留在伦敦的久暂决定于他向内阁汇报后的结果和事态的今后发展。傍晚时魏茨泽克再一次打了电话，这次是转达里宾特洛甫从维也纳发来的指示，要迪克森立即回柏林报告。20日他以电话给驻巴黎大使韦尔切克下了同样的指示。对于华盛顿的反应也是同样如此：萨姆纳·韦尔斯3月17日的声明和美国政府20日的照会几乎没有受到评论就过去了。但是在18日的傍晚，德国经济政策部长维尔已经在以卵击石般地对付美国财政部，后者刚发布了两项命令：一项是在17日，对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来的产品暂停给予最惠国待遇；另一项是在18日，对来自德国的一切课税货物徵收百分之二十五的“反倾销”税。维尔打电报给驻华盛顿的代办托姆增，就第一项措施指示他：“你应口头上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种措施——除了认为它是一种“表示不贊成的政治姿态”而感到愤怒外——他估计还将使大德国的出口削减八千五百万马克，并相应地减少它已经过度紧张的外汇资源。23日托姆增奉命对另一项命令也提出了抗议。在这里也曾考虑过报復措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很遗憾地予以放弃了，因为它们必将对德国自己的经济产生不良的影响，结果是只能接受这种局面。与此同时，至今没有採取行动的德国报纸也终于起来怒斥英国和法国了。3月19日的《法兰克福日报》不祥地提起“未解决的问题”，对其中有些问题，例如西班牙，尚312未採取决定性的最后步骤，而其他一些问题，首先是“法意纠纷的领域”，还“很少触及”。有些社论还注意到德国的原料来源仍感不足，和它的殖民地要求仍未得到满足，或暗示德国谴责英德海军协定。半官方的《德国外交一政治通讯》第二天发表了一篇长的声明书，叙述德国召回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不仅仅是形式，而是表示德国政府对英国的态度，特别是在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态度，感到不满”；诉说英国似乎是“反对德国的地位有任何加强，反对德国平定和保卫归它所有的生存空间”；并威胁说，“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确将被迫不得不彻底地和果断地改变它的基本态度”。这些谴责本身并没有什么意思或重要性，其所以要加以引用只是想表明，德国宣传部一方面对那时希特勒的真正意图是无知到了何种程度，另一方面它对英法两国焦虑方向的新转变又是没有准备到了何种程度。因为虽然总理心中想的肯定是未来，但这是一个“对他还不大清楚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西班牙和殖民地问题都很模煳不清，如果这些问题在他心中是占有相当地位的活。至于义大利立即对法国进行冒险行动，他远不是欢迎这种可能性的。他认为这是一种使人困窘的行动，应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它。至于西方国家，在这时候它们担心罗马尼亚的完整可能受到威胁，比担心它们自己的安全更甚一些。迪克森于3月18日已向外文部提出警告，他在一份电报中谈到张伯伦在伯明罕发表的演说时说，德国必须期待会碰到“一种组成一个大国集团的企图，和一种更加强硬的对德国的态度”。他又补充说，还必须期待会碰到一次对“英国在东欧的利益的连续性”的新的强调。他也提到了以显着地位刊登在那天早晨报纸上的关于德国向罗马尼亚提出一份经济方面的最后通牒的报导。迪克森逗留柏林期间在伦敦任代办的特奥多尔·科尔特在第二天报告说，这消息的由来出自蒂列亚的“阴谋”。20日从驻巴黎大使馆发来一份电报说，当地报纸一致贊成英国建立一道阻止德国扩张的屏障的努力，特别是在东南313欧。科尔特于21日又从伦敦发来一份报告说，英国政府的意图虽然还不清楚，但它“显然想设定一条分界线，特别是要把罗马尼亚划进去，侵犯这条分界线……就将构成作为一项宣战理由的事件”。科尔特还了解到：英国同俄国、波兰、土耳其和南斯拉夫都已商量过，并让波兰和土耳其分别去同波罗的海各国和希腊进行接触；苏联提出的一项召开六国会议的建议已被英国拒绝。与此同时，魏茨泽克19日已从法布里齐乌斯处了解到加芬库的正式闢谣，声明的大意是说沃尔塔特来罗马尼亚的使命“只是进行通常的经济谈判”。在这阶段，德国外交部对于伦敦正在作何打算很难得到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它怀疑究竟是包括两项各别的外交行动，还是只有一项；它也想更多了解一些苏联建议召开会议的情况。因此，3月21日魏茨泽克向各有关驻外使团提出一项要求，要他们在不暴露是出于官方指示的情况下，查明“英国要求的内容和各国的答覆”。同一天他也向驻在安卡拉的大使馆发出电报，指示他们就传说正在商谈一项法土互助条约以作为哈塔伊合併于土耳其的报酬一事提出抗议，这种谈判是德国“非常不喜欢的”，德国认为是同土耳其将奉行对一切大国都严守中立的政策的保证绝不相容的。在以后的两大中，所要得到的情报源源而来。22日，莫斯科的报纸刊登了塔斯社的一份新闻公报，声称苏联政府井未收到过波兰或罗马尼亚提出的援助要求，它的召开一次会议的建议也已被英国政府拒绝，他们认为时间尚未成熟。魏茨泽克从安卡拉获得保证：土耳其将继续“拒绝同任何大国签订一项全面的援助条约”。此外，对于英国的询问，即假如德国进攻罗马尼亚，它的态度将如何，土耳其的答覆是它仍将保持中立，因为根据巴尔干公约，它的义务仅限于当罗马尼亚“在巴尔干之内的”边境被一个巴尔千国家进攻时才起作用。毛奇从华沙报告说，可能有把握这样假定，即波兰81既不准备为保卫罗马尼亚而拿起武器，也不会参预任何联合组织或捲入会迫使它过早地和公开地宣布它的立场的任何行动。从布加勒斯特方面传来了更多的为加芬库申辩的解释，说他是“抢在英国提出询问（正如向其他国家提出的那样）之前就採取行动的，他从一开始就宣布……罗马尼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参加任何大国集团来反对另一个集团。他已经抛弃了一切集体安全计划”。关于俄国曾邀请罗马尼亚参加的那个会议的报导纯属捏造，“国王也从未建议就西方国家保证罗马尼亚边界一事进行交换意见”。到3月24日，魏茨泽克觉得已可以发出第二份通知了。通知根据他所看到的、直到最近为止的英国外交的努力和进展作了总结，并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最终的结果……将证明是非常贫乏的”。他指示驻外使团在谈话中要着重指出，由于“莫斯科献殷勤”，英国“使它自己对别国不再有那么大的魅力了，并且在重复法国1935年所犯的错误”。与此同时，沃尔塔特也刚刚能够，虽然是极其困难地，说服罗马尼亚人签订一项经济条约。被谣传的最后通牒煽动起来的群众骚动，非但没有能够使德国人接受向他们提出的最好暂时中止谈判的建议，反而促使他们以最高速度急忙前进，既要维持他们在东南欧的威信，又要“在勒布龙去伦敦作国事访问时给予英法以一次决定性的挫败”。不过，当他判定在这已改变了的形势之下一项秘密条约已不再可能时，沃尔塔特就“把条约的文本改成一项国家条约的文本，必要时可以将它公布，另外再附一份签署的秘密议定书，把不适宜公布的目的和相互承诺等写在里面”。他和布若尤一起，到3月19日已完成了修正草案。20日他遇到了未曾预料到的障碍，因为以前反对缔结条约、费了很大力气才予以克服的某些部长，现在又用全力进行反对——一部分原因也许是受到了伦敦和巴黎最近的发展的鼓舞。用了21日整整一天，沃尔塔特竭力同布若尤商谈，最后他认为已把他争取了过来；但到22日中午，国王同内阁“仍在讨论这条约”。直到这时沃尔塔特才第一次要依赖近乎提出最后通牒的315办法，因为甚至只是到了现在，他才有可能去利用那极端紧张的局势。由于动员了武装部队以防备匈牙利或甚至匈德两国的联合入侵，这时整个国家都已陷入了这一可怕的局面。那天下午，在德国公使的陪同下他拜访了加芬库，并指出“罗马尼亚由于继续拖延签字而正在冒的风险”。他说无论如何他要在第二天晚间回到柏林去；他要求“进行有外交部长本人参加的直接谈判，或者是由国王立即接见他”。不久之后，法布里齐乌斯接到柏林外交部的一个电话，大意是说“它把就在当天晚上签字看作是极其重要的”。沃尔塔特所要求的直接谈判在下午7时开始了，并整夜继续举行：起初，除了他和布若尤之外，只有加芬库和财政部长参加，但后来把首相也请来了，有一个时候国王自己也来到会议室露了一下面。由于加芬库要求列入一项德国的和平意愿的保证，沃尔塔特作了让步，在序言中插进一个措辞含煳的短语。但是在经济领域方面，他只答应作无足轻重的词句更动。罗马尼亚人拒绝在组成一个混合工业委员会方面进行合作，他们要求在金融和资本投资方面有限制性的规定，以及他们迫切要求一笔国家贷款：所有这些全都被搁置一边，不予考虑。最后首相离开会议室去徵求其余各部长和国王的同意，条约文本在3月23日晨4时宣告完成。罗马尼亚人的最后一个企图（在中午时）是要再作某些修改，但由于沃尔塔特拒绝重开谈判而未能如愿。条约和秘密议定书最后在那天傍晚5时半签了字。在上火车回柏林前沃尔塔特驱车去王宫，国王向他表示，“对条约的条件和条约能在此刻签字”感到满意。按照里宾特洛甫的指示，他告诉卡罗尔说，他“现在可以对加芬库被邀去柏林访问的前景抱有希望了”——这是一种暗示，大概德国对去冬压制铁卫军一事感到的不愉快终于平息了。在条约签订之后，罗马尼亚同匈牙利之间的紧张关，系梢有松动，通过正常外交途径来谋求缓和的谈判也在25日开始了。但是如果加芬库以为一旦条约签字德国就316会为罗马尼亚而向布达佩斯施加压力，那他的希望不久就要破灭。匈牙利现在是拒绝考虑罗马尼亚对卢西尼亚的领土要求，并坚持罗马尼亚必须比它先復员；而罗马尼亚则在未取得交换物即一项互不侵犯的声明和匈牙利对现有边界的保证之前，是不愿復员的。但是柏林的外交部仍摆出一副中立的姿态，只是在一点上进行干预。3月29日在两国的公使馆各自向本国报告说，有人提出了一项建议，即稍加修改后恢復1938年8月23日由匈牙利和小协约各国草签的布莱德协定。德国人从一开始就不贊成这项协定，因为它也许会缓和捷克斯洛伐克同匈牙利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仍不信任东欧的一切多边联合，而宁愿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坟夫只分别作出各自的双边安排。魏茨泽克因此在30日指示驻布达佩斯的埃德曼斯多夫，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去反对“出现贊成小协约国的陈腐原则”。第二天韦尔曼对斯托亚伊也讲了同样内容的活。匈牙利人对德国的建议很快就作出了反应，4月2日恰基告诉埃德曼斯多夫说，他要“使罗马尼亚尽可能不进行下去”，并且在目前也不“考虑同南斯拉夫进行谈判，以避免即使是好象同小协约国有联繫”。三天之后，对从匈牙利得到任何满足已丧失信心，并认为“紧张关系的直接原因正在消除”，罗马尼亚人于是开始復员——不过于4月7日又取消了，理由是匈牙利人并未跟着同样办理，并且在挑起边境事件。虽然德国人这时的确背离了他们的“不干预”外交而向双方暗示缓和将受到柏林的欢迎，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仍很紧张。不过，与此同时，替罗马尼亚十分担忧的西方国家，在它同德国签订经济条约后的几天之内，焦虑也就减退了。还没有察觉到它们现在又对波兰可能遭受威胁产生了新的忧虑，柏林的外交部现在正在研究法国报纸上的一篇报导的真实性，那篇报导说英国和法国已签订了317一项关于德国如进攻瑞士或低地国家英法将联合行动的协定。3月25日驻海牙的德国公使同荷兰外交部秘书长讨论了这件事。虽然柏林在同一天起草的一项要在布鲁塞尔、伯尔尼和海牙採取“适当的外交行动”的指示，按照里宾特洛甫的命令取消了；魏茨泽克本人在27日，后来又在30日，同驻柏林的瑞士公使谈了话，而比利时大使31日同他谈话时更是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每一次得到的情报都不外是：法国或英国都没有同这三个有关政府中的任何一个有过正式接触，除了报上已刊载的之外，对此事一无所知。瑞士公使还声称，瑞士不能阻止第三方各国达成一项协议，把侵犯瑞士的中立看作是构成宣战理由的事件；就事实而论，它将自己起来保卫它的中立；除了它直接提出请求外，不允许任何人前来援助。荷兰的答覆也差不多相同。　　　　　　　　第三节希特勒与他的盟国：匈牙利和义大利当上面所述德、罗、匈三国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时，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已在从事重画东欧地图这一更加重要的工作。在3月16日傍晚他们离开布拉格之前，建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法律已颁布；在19日晨他们离开维也纳之前，“独立的”斯洛伐克的总理蒂索已经在“德国与斯洛伐克之间的保护条约”草案上签字，这一草案是前一天在那里临时签署的；那天晚上回到柏林之后他们又立即行动，20日中午里宾特洛甫接见了立陶宛的外长，经过最后的一系列周折，终于使德国和立陶宛之间的条约在3月22—23日午夜后不久签了字，根据这项条约美美尔又重新同德国合併了。当希特勒在去美美尔的途中和最后一支立陶宛军队于23日晨撤出该地时，匈牙利的部队越过卢西尼亚边界进入了东斯洛代克。这时在列支敦斯登的德意志人也准备起事——原来打算在22日，但现在推迟到24日——他们希望通过这次起事可以在驻防奥地利边境的纳粹沖318锋队的某些帮助之下，强制使这个公国同德国合併。在这时刻使列支敦斯登同化并不是希特勒的计划中的一部分，起事因此被根据外交部指示行事的柏林德意志人总会迅速而又悄悄地压了下去。但是匈牙利的进入斯洛代克似乎是受到希特勒的直接或暗中的批准，在这时他对他的新被保护人的态度确是非常暧昧的。因为，尽管德国根据确定将在那天签署的条约，有保证斯洛伐克领土完整的义务，但他已在非常认真地考虑最后让匈牙利和波兰把它瓜分掉，正如里宾特洛甫21日已向波兰大使暗示的那样，也正如他本人将在25日告诉动劳希契将军的那样。虽然，与此同时，他想把匈牙利的贪心严格地加以控制，可是现在他甚至准备让它得到相当的满足，其程度之高显然是一星期前都没有考虑过的。3月21日匈牙利公使斯托亚伊会见了希特勒，希特勒交给他一封致摄政霍尔蒂的关于斯洛伐克的私人信。霍尔蒂在24日给希特勒的回信中表示“衷心的感谢”。这封信的直接结果是匈牙利部队开入了东斯洛伐克。他们遭遇到坚强的抵抗，但是到24日晚已经进入到边界内十至十五公里一线。德国人于是好象向争吵的双方施加了压力，要他们回到会议桌上来。一个划定边界的匈牙利—斯洛伐克混合委员会3月27日在布达佩斯开会，德国人对斯洛伐克人又施加了压力，才于3月31日就匈牙利人实际占有的边界线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希特动正在考虑未来扩张计划中的微妙的重点问题，里宾特洛甫也已经踏勘了德一波关系中敏感的地区：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两人在这阶段对于西方首都对布拉格事件的反应曾有过认真的思考。对比之下，罗马的反应却使他们有些忧虑。值得怀疑的是，希特勒所了解的义大利对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未经预告的独立行动感到的愤怒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他也许从未想到过，这种愤怒可能会导致义大利的脱离轴心国。真正使他不安的是墨索里尼的强烈想法，认为现在该轮319到义大利从伙伴关系中得到一些立刻到手的和惊人的好处了。他错误地认为这将採取对法国突然袭击的方式，这种错误的想法可能是由于1938—1939年冬义大利总参谋部曾多次施加压力，在2月和3月初齐亚诺和阿托利科又更加迫切地催促，要求意德两国参谋人员举行会谈。因此，希特勒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致墨索里尼的信中提出警告说，如果义大利打算进行任何大规模的行动，“最好再等待两三年”，直到德国能在军事上给它援助；墨索里尼则答覆说（无疑是因为虚荣心受到了伤害），在法意冲突中，义大利不需要德国的人力援助。但这只能增加他的怀疑，尤其是当4月4日帕里亚尼将军讲到同法国打一场“殖民地的”局部战争时又重复提到这一点。在希特勒看来，这样一场局部战争是不可能的：英国在经过一段喘息时间进行准备之后，肯定要干预的，而德国，没有了出其不意的有利条件，将被迫不得不前去营救。希特勒是迟早要同英国和法国打起来的，但是必须在他自己选定的时间。从此以后一有机会就要告诫义大利人：最要紧的是既要延长准备时间又要行动一致。这样，在他从维也纳回来后到动身去美美尔之前这一短暂间歇中，希特勒的最初行动之一就是在3月20日义大利大使回罗马去汇报的前夕接见了他。这是第一次，虽然也决不是最后一次，把上述论点详尽地摆了出来，还夹杂着对义大利实力的恭维话和在需要时德国将站在它的一边的宽慰话。至于阿托利科，当他强调（承认“只是代表他自己”说话）墨索里尼现在是“被迫不得不‘取得一些东西’”时，他简直不可能减轻希特勒的疑虑。墨索里尼“并不想也不能一直等待到法国国内的局势变得恶化起来的时候”。可是当对方一定要他说明义大利领袖目前的急迫要求时，他只能作无把握的猜测说，这些要求“不是领土性质的，包括中立化，但不是割让科西嘉”。阿托利科还提到了恢復“居住在突尼西亚的义大利人的战前法规”。他补充说，这些要求同苏伊士和吉布地有关是“非常明显的”。当他表示相信很有可能法国会接受这些320要求时，希特勒就结束了这次谈话，并劝他要有耐心：“等待这些要求能以最小的努力和风险来实现的时刻的到来是需要有智慧的。但是那个时刻一定会到来的。”但是即使假定有必要把这种意见深深地打入对方的心坎中——这时义大利人对于希特勒的刚刚过去的独立行动的怨恨正达到高峰——也需要有一些机智才行，这就大概要归功于这一时期德国在义大利人最关心的某些事情上的亲切态度。例如，里宾特洛甫在希特勒同阿托利科谈话后就立刻给齐亚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不仅热情迸发地急忙感谢义大利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上表现的“同情和友好的态度”，并就德国浚有在事变之前通知它作了辩解。而且还针对他们最近所表示的忧虑，即希特勒对克罗埃西亚有图谋这一点，明确地断言德国在克罗埃西亚问题上和对一切地中海国家都没有私自的欲望。凯特尔将军也立即得到指示：宣布他准备尽早开始那盼望已久的参谋人员会谈，并询问什么日期对义大利人合适。魏茨泽克把这一步骤说成是“也是为了政治上的理由而需要的一个友好姿态，特别是在目前”；他于21日要求马肯森“用电报报告进展情况”。在同一天，也是为了同一理由，这位国务秘书还打电话给经济部长，极力要他（这已不是第一次）设法加快将合同上的煤和焦炭的剩余部分运往义大利。也许——虽然在这一点上没有明显的证据——那时似乎已冷淡下来的关于从南蒂罗尔迁出的德国人的重新安置的谈判在4月初得到恢復，也应当归功于德国人想要博得好感的愿望。 第17页 第二章下一个目标：同波兰的一种“还可容忍的关系”，3月21日—4月6日使希特勒从1935年起就已逐渐相信必须同英国和法国发生一场冲突的那个过程，已经在前一卷《概览》中描述过了，在那里表明，介于签订慕尼黑协定和最后灭亡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五个月时间中，希特勒是如何的犹豫不决（正如魏茨泽克于1938年12月告诉哈塞尔的那样）：究竟是直接进攻英国而让波兰保持中立呢，还是为了解决德波问题和乌克兰问题而首先向东进攻。魏茨泽克所提到的那个时期的摇摆不定，在许多个月之后从希特勒本人向他的总司令们叙述他决定进攻波兰的思想过程的话语中也得到了确证。他在8月22日告诉他们说，“我很清楚，迟早一定要同波兰发生冲突。我在春季就已作出这一决定，但是我想我应该首先去对付西方。……为了先向西方打起来，我首先需要同波兰建立一种还过得去的关系。”还有在11月23日的一次会议上他也解释说，在建立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之后，“征服波兰的基础是打好了，但那时我还是不很清楚，究竟我应该从先打东面开始然后打西面呢，还是应该反过来。……迫于势态的发展，才决定首先攻打东面。”迫于势态的发展，当然是指3月底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所倡议的“包围政策”，这件事不管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多么微小，它的确证明了最后在一场同西方国家的战争中德国是不能指望波兰的友好中立的。3月21日——那就是说当他们能够从收拾捷克斯洛伐克局面这个压倒一切的童要任务中尽快地腾出手来的时候——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加倍努力地去进行他们在11月和1月已经开始的活动：取得伺波兰的必要的谅解。在4月6日英波相互保证宣布之后，他们就不再想也不再说一种“还过得去”的关系了。但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仍旧判断有可能通过用实例说明西方国家的包围政策的失败和对波兰进行“神经战”来迫使它向德国让步。可是，到5月的第二周，他们的态度已经变得强硬起来；5322月23日希特勒在一次总司令秘密会议上宣布了“一有合适的机会就立即进攻波兰”的决定。　　　　　　　　　　　　　第一节希特勒的问题希特勒心目中的那种同波兰的“还过得去的”关系，是决定于他这时压倒一切的欲望，即想完全腾出于来筹划同西方国家，特别是同英国打一场战争。从表面上看，他向波兰提出的真实要求，即割让但泽和允许在东普鲁士和第三帝国之间有国境外的交通权，可能并非完全没有理由。前一个要求是出于感情，后一个是为了便利。但是这些要求的真正意义，远远超出感情、便利或甚至单纯的贪婪。希特勒要求但泽和在走廊中的治外法权——而且要立即得到它们——并不是为了它们的内在价值，而是为了它们所含的意义、它们所象徵的东西和它们将使得可能的事。他之所以要它们是因为，一旦波兰放弃了这些，它就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力量；它就要绝对地和不可改变地默许德国所执行的任何政策；而希特勒的两线作战的恶梦也就可以排除了。在3月20日同义大利大使的谈话中希特勒暴露了他的一些心事，他宣称在捷克斯洛伐克毁掉以后，波兰要妨碍德国，说真的，是更少可能了，但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如果德国发现自己是在同西方国家斗争的话。这个不确定因素迫使德国要保留一定数量的师作为后备，以防万一。它必须把所有的军队驻扎在东普鲁士，而且把一些师放在德波边界上，顺便说一句，那里的边界现在己有德国的重兵设防。此外，也不象他能指望现在的波兰政府会存在下去：它没有人民的支持；“逆流可以在任何时刻露出水面”；大量的犹太人——几乎有四百万——可能“有一天在某一方面影响波兰的政策”。可是在向阿托利科吐露他对波兰的不信任时，希特勒只是描述了一半的景象。为了反对义大利过早地进攻法国，他强调德国同波兰目前的关系是无法接受的，但他没有提起他希望在今后几星期中把它转变成一种可以接受的关系。因为他仍然抱着那个希望，尽管自从慕尼323黑协定签订后他和里宾特洛甫曾极力劝说波兰人应使德国和波兰之间的问题得到一个全面的解决而没有获得成功，尽管甚至自从那时起德波关系确实是恶化了，而他自己也充分意识到波兰全国对德国的仇恨心。他有什么理由能假定，在11月和1月被毫不妥协地拒绝了的建议会在3月变得受欢迎了，或者任何他本人愿意接受的关系真的也可以被波兰所接受？如果希特勒曾经清醒地拿这些问题来问他自己，他一定已经在莫斯科，在巴黎，在布拉格、布腊提斯拉伐和美美尔这些地方寻找过答案。因为，就在波兰没有能同俄国真正恢復友好关系，它同法国的传统关系也大为削弱的时候，似乎它的政治孤立更加严重了，它四周的有形包围圈——美美尔被占领，德国军队进驻斯洛伐克——实际上也已告完成。希特勒必须拿出来给子波兰的，仍旧只是解除它的无穷无尽的焦虑（也许在最后送一小块斯洛伐克领土给它以资平衡）；但是虽然它的买价现在并不比过去更高，它对波兰的价值自从上次提出以来确实有了无可估量的增加。如果波兰现在不能被说动投靠轴心阵营，它就将永远不会了。它很可能再也不会有一位比贝克更加现实和圆滑，更加能看清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并漂亮大方地屈服让步的外交部长了。而且也可能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比目前更为有利的时机，在普遍的惊慌和不确定中来取得一个对但泽和走廊的“突然决定”。不过，甚至在现在也必须对波兰隐瞒德国野心的真实方向，必须坚持那个捏造的谎言：对于两国来说，共同的敌人始终只是苏维埃俄国。但如果波兰继续坚持不让步又将怎样呢？希特勒那时会命令立即在但泽搞突然行动或者甚至大举进攻波兰本土吗？在3月25日给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将军的一体指示中，他显示了他的思想正在转向哪里。（那时里宾特洛甫于21日接见了波兰大使，再一次向他提出贝克早已非常熟悉的建议之后，要求他立即回华沙去当面汇报；并期待利普斯基带着波兰政府的答覆于26日赶回来。）这指示的开端说，希特勒已于25日傍晚离开柏林，不愿324在利普斯基回来时在那里——目前由里宾特洛甫负责谈判：元首无论如何决不希望用武力解决但泽问题。他不希望由此而将波兰赶到英国的怀抱中去。一次可能发生的军事占领但泽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是可以想像的：利普斯基表示波兰政府不能同意把但泽自愿割让给它自己的人民，并且可以看出，既成事实将使一项解决办法更容易为它所接受。因此这时在但泽并不存在暴力起事的问题，即使假定这种行动不会导致希特勒如此急于要避免的两线作战，它本身也不可能给予他所需要的东西——保证波兰会完全屈服。不过，很清楚，他对波兰的顺从并未寄予太高的希望，而是已经在考虑“先转向东方”的可能的必要性，即在他专心去对付英国和法国之前先消灭波兰：“在目前元首并不想解决波兰的问题。不过，现在应该开始准备起来。不久将来的一项解决办法必须建立在特别有利的政治先决条件之上”；换句话说，希特勒是一定要觉得全世界确实不会干涉波兰的事情，正象他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做过的那样，他才放心。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波兰就必须是这样的被打倒的，那就是在今后的几十年内不需要再把它看作是一个政治因素。在这样的一种解决办法中，元首预见到一条推向前去的边界，即从东普鲁士的东面边界伸展到西里西亚的东端。撤走和重新安置居民的问题则还有待解决。他如何组织剩余下来的、不併入第三帝国的波兰领土，他还没有把握；但是他不想利用消灭波兰来进攻俄国则是清楚的：“元首并不想进入乌克兰（即波兰所属乌克兰诸省）。可能要建立起一个马克兰国家。但这些问题也仍然悬而未决。”指示的其余部分除一处外部同波兰无直接关系。提325到斯洛代克，勃劳希契记载说，希特勒会遵守同斯洛伐克签订的保护条约到多久是值得怀疑的：他的印象是“当时机到来时元首将摆脱这一条约，将利用斯洛代克作为他同波兰和匈牙利之间的一笔政治交易的本钱”。不过，如果由波匈两国加以瓜分，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必须向东推进，即从弗阿格一线移到尼特腊一线（这样，向北直达西利那和现在的波兰边界的公路和铁路交通就将完全被德国所控制）。　　　　　　　　　　　　第二节外交压力（残缺）　　　　　　　　　　　第三节波兰担心德国突然行动德国人玩的手法事实上很不高明。他们不仅挑选了可能是最坏的时刻来对波兰施加压力，因为他们急不可待地想要早日取得结果，他们所选的时刻正是人们对捷克斯洛代克的命运记忆犹新、英法两国最倾向于协助波兰以防止进一步侵略的时刻；而且由于他们的拙劣的宣传、他们的威胁性的军事调动以及他们对自由市当地国社党极端分子无力控制，他们就同时又使波兰国内的焦虑不安上升到了一个剧烈的高度，以致使得贝克别无办法只能採取不妥协的立场，这也就驱使他，尽管多少带点勉强，一直朝着希特勒最想避免的方向奔去——那就是投入英国的怀抱。因为希特勒本人于3月25日曾明白指示勃劳希契，除非得到波兰政府的默许，不要对但泽採取突然行动，这时他对波兰的意图全世界决不是能够一目了然的。据报导，在斯洛伐克被占领后就立即在这个保护国中开始修建防御工事。德国海军在波庐的海曾举行示威以庆祝兼併美美尔，希特勒参加了这次行动。接近月底时，波兰西部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成员开始耀武扬威地穿起白色长统袜子，和使用纳粹的敬礼方式——这一现象令人很不愉快地回忆起1938年苏台德区德意志人的运动。在27日至31日这几天中，不断地传来德国军队在斯洛伐克和第三帝国境内朝着波兰边界方向频繁调动的报导。虽然关于里宾特洛甫和利普斯基的谈话内容德波双方部严格地保守官方秘密，可是关于德国提出要求的谣言，甚至说是“二十四小时最后通牒”，不可避免地在广泛传播。333更令人吃惊的是有迹象表明，某种突然行动正在准备之中，它或许是针对但泽自由市的，也可能是从该市内部发动的。在4月5日的一件专电中当地的法国领事德拉图内尔后来报告说，“在3月的下半月中曾有过两次自由市的体制似乎陷入危险之中”。第一次，威胁似乎是来自第三帝国：12—13日国际联盟驻但泽高级专员卡尔·伯克哈特从日内瓦去但泽的途中在柏林下了车，并从那里的德国朋友处接到警告，要他“在自由市只停留极短的时间以免使自己陷入极其严重的烦扰”。不仅如此，法国领事自己还听说从2月底起每天有德国军火从埃尔平运往但泽的警察营房，和东普鲁土的德国军官于3月13—14日沿着埃尔平一但泽公路和“可能的战场”一带进行侦察。不过，波兰的部队和战争物资在17日到25日期间也已运到领土的边界。据德拉图内尔的估计，到了25日这个时候，“不管第三帝国是把行动推迟得太久了，还是它只是想在得到华沙的同意后才行动，从今以后德国军队要不战而进入但泽是不可能的了。”第二次，是因但泽国社党徒们的活动而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后来（德拉图内尔继续说）当地的民兵们被这种毫无效果的等待激怒了，就决定组织一次起事。预定于3月29日正午发动起事。在前一晚举行了一次演习……冲锋队和党卫队表演了占领各公共建筑物。他们希望给第三帝国和波兰以一个既成事实。并宣布，在没有发生任何事件的情况下，同德国合併。可是，起事被但泽参议院议长格赖泽尔挫败了，他明白这将促使境外的波兰军队立即开入，就于28日飞往柏林并说服那里的纳粹总部发出命令绝对禁止任何煽动；他的干预（法国领事补充说）由于当地党的头目、激进分子334福斯特尔这时正在医院养病而得到了便利。3月29日，格赖泽尔、伯特欧尔（但泽参议院外事局负责人）和国务秘书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中魏茨泽克让这两个但泽人了解了里宾特洛甫同利普斯基谈话的最新情况。在回答他们问的“将来但泽应採取什么态度”这一问题时，他向他们作了如下的指示：据我的意见，但泽在处理但泽—波兰问题（例如学生的冲突）时没有理由要对波兰政府表示一种特别迁就的态度，但是……在另一方面，我认为无论如何通过但泽去激怒波兰是不合适的。我想现在可以对波兰实行一种消磨政策，以便使波兰政府更加倾向于我们为某些德波问题所制订的解决办法，其中也包括但泽问题。但泽应继续象过去儿星期和几个月那样地行动。在波兰，那时候，在3月的最后几天，人们预料战争可能随时爆发。到30日，在柏林的大多数大使馆官员和波兰侨民已把他们的妻子儿女迫送回国，领事们“据说已接到命令把档案中的机密文件烧毁”。华沙天大有表示全国团结一致的活动场面：30日总统莫希齐茨基接见各反对党领导人，作出忠诚合作以抵抗侵略的保证，但拒绝在国外避难的政治家们申请回国：新防空公债的认购书在4月5日正式开始前好多天就已大量涌至；报纸则大声鼓吹挑战和全国准备战斗到底。所以，当3月30日驻华沙的英国大使代表他伪政府询问，波兰政府是否“反对英国政府保证对明显地威胁波兰独立的任何行动进行杭击，而且这种行动波兰政府也因此认为用它的全国力量来予以抵抗是极端重要的”，贝克会答覆说波兰政府完335全接受英国的建议，那就一点也不值得惊奇了。　　　　　　　　　　　　第四节德国对英国3月31日给予波兰保证的反应贝克採取这一步骤，对希特勒想保持“一种还过得去的关系”的希望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并且使他在解决他的优先问题方面更接近了一步。然而，总理4月1日（张伯伦于下议院宣布给予波兰临时性的和单方面的保证的第二天）在威廉港发表的演说竟完全没有提到波兰，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实际上，演说既包含他的第一次对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一事所作的公开辩解，也包括他对西方国家3月18日以来所搞的“包围”进行的第一次针对个人的反击。演说几乎是完全针对英国的；（他说）自从1918年以来英国不错过任何机会来包围、掠夺和反对德国——甚至毁灭捷克斯洛伐克也被不公平地解释为是由于它被利用来作为“对德进攻的工具”。至于将来，德国人——希特勒宣称——没有进攻别国人民的任何打算。不过，如果英国和法国盼望今天的德国会对那些依附他人的小国家不加过问，而这些小国的唯一职能却是被人利用来反对德国，这样直到有一天这项职能变成行动，那它们就是把今天的德国错当成战前的德国了。那个宣称他自己准备为这些大国从火中取栗的人必须等着他的手指头被烧坏。在恫吓地提到了1935年的英德海军条约并声称他打算继续进行武装之后，总理终于停止了不断的攻击英国，只是又转向攻击俄国。他拿“最自然的政治工具”轴心国同“对方组织起来的那些缺乏任何共同性的个体的临时联合”相比较，他嘲笑在“民主主义的英国和史达林的布尔什维主义俄国之间”可以有任何真正的利益一致的想法。他热烈祝贺西班牙获得斗争的胜利——这一成就他认为是一个迹象，表明“这个世界最后将能保护自己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336在以后的几天中，正当希特勒在波罗的海上巡视并视察赫尔戈兰的防御工事，和贝克正在去伦敦的途中时，德国报纸也在忙着解释和评述威廉港的演说，继续抓住英国包围这一主要题目，并且作为对照，仍把法国，甚至（暂时地）把波兰，撇在一旁不去碰它。但是，尽管希特勒公开表演的激怒万分是假装得如何巧妙逼真，私下里官方对英国的给予波兰保证的反应却并不过分地悲观。3月30日毛奇从华沙报告了那一天霍华德·肯纳德爵士向他讲过的话，大意是说“照他的看法，波兰人必定会考虑到但泽的德国特性，并且迟早要得出结论。当然为此造好波兰的舆论是必要的，这一点政府迄今为止是忽略了，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只要沙文主义的浪潮一旦……平静下去。”这种说法，毛奇后来于4月4日的另一件电报中写道，“也许能证明下面这一假定是正确的，即由于对边界作出了保证，伦敦正朝着解决最重要的德波分歧这一目标努力。”不管魏茨泽克是否也抱着同样的希望，在4月3日的通函中他指示各驻外使团对张伯伦3月31日的声明应採取什么样的方针时的语调是冷淡的。他强调它的临时性，并把它归因于“英国政府需要让全世界和国内舆论看到……由外交部在3月18日开始的辛勤外交活动的一次最初成果”。他补充说（这一段话虽然最后从草稿中删去了，但看来仍然是很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没有理由要对英国的行动採取任何种类的最后态度”；与此同时，德国的外交代表们必须“表现出一副沉着而完全冷淡的态度”，“特别是……无论如何不要去讨论德波关系的目前状况”。毛奇于5日也接到指示，不要“对德国的建议和波兰的反建议作任何进一步的具体讨论。我们必须防止波兰把球扔回给我们，以致使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似乎是让波兰的一项建议受到了冷遇。”337最后，国务秘书于6日午后召见了利普斯基。魏茨泽克还没有看到张伯伦那一天要在下院发表的声明的全文，声明将宣布波兰同英国的相互保证。可是利普斯基主动介绍了贝克在伦敦的谈话内容并概述了谈话所依据的一般原则。特别强调，波兰人既不会签署任何违背1934年的波德声明的文件，也不会“参加任何集团”，只是“在某种重新保证的基础上”进行直接的协商。魏茨泽克听了这些话后“只笑了一笑”，在讲了他要利普斯基来听的话之后——这些话即希特勒的提议不会再重复提出，波兰已能作为讨论的基础——表示，“如果报上的关于贝克谈话的报导是确实的话”，那么他不知道“波兰的态度如何仍能同1934年协定的精神相一致”。对利普斯基的以下这样一些声明，魏茨泽克听后也很不以为然：现有的波法条约已被认为是同1934年声明相一致的：波兰军队的集结是在德国採取军事措施后方进行的，是因为德国的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完全是背着我们搞的”，是因为德国採取了设立一个斯洛伐克保护国的办法和向立陶宛提出了一份最后通牒。他写道，“总之，我傲慢而又冷淡地用恰当的论据驳斥了利普斯基的陈述，于是我们就分手了。”当其时，德国军队最高统帅部已经制订了征服波兰的简略计划大纲。前面曾提到过，希特勒在3月25日已告诉勃劳希契，波兰问题的解决“现在就应着手”；现在，在4月3日，凯特尔发布了“白色行动方案”的第一号指令。指令的开头说，“波兰目前的态度，要求……在军事上开始进行准备，以便在必要时一劳永逸地消除从这个方向来的任何威胁”。不过，凯特尔也煞费苦心地着重指出，这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后决定：德国同波兰的关系仍然以避免任何动乱的原则为基础。……重建德国武装部队的伟大目标仍然要根据西方民主国家的对立程度来决定。“白色行动方案”只是这类准备工作中的一个预先防备的部分。可是，也绝不可把它看作是同西方对手进行一场军事冲突的必要的先决条件。338但是，在说明了这了限制条件之后，指令又概述了一项计划的一般原则，其目的是要“摧毁波兰的军事力量，并在东方造成一种能满足国防要求的局面”。至于但泽，这自由市应“至迟在战争爆发时就宣告其为德国领土的一部分”。在估计德国政治领袖们所要承担的任务时，那就是在可能范围内孤立波兰，从而把战争只限于波兰一国。指令认为，“法国国内危机的日益发展和英国的因此受到限制，有可能在不太远的将来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至于俄国的干涉，如果它能够进行干涉的话，不能指望这会对波兰有什么用处，因为它将意味着波兰被布尔什维主义所毁灭”。但是这个文件的最阴险的一点是，它给准备工作规定了速度：准备工作的进行必须做到在1939年9月1日后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发动军事行动；最高统帅部负责制定一份精确的时间表并协调海陆空三军的行动时间；三军作战计划和详细的时间表务须在5月1日以前送交最高统帅部。4月11日的一份修正指令声称，“如果出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有利的政治局面，对但泽自由市的突然占领也许有可能在‘白色行动方案’之外单独进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删去了原指令（1938年11月24日）的一句话，那句话是说这样的一次行动将具有一次带革命性质的占领但泽的特点，而不是“一场对波兰的战争”。5月10日和11日由希特勒签署的另外两个指示特别谈到了经济战——“尽可能完整地”俘获波兰的经济设备和迅速占领波兰的上西里西亚和特申边区，是“对战时经济十分重要的”——并且精确地规定了军队作战区域。5月16日雷德尔在一份给各有关海军当局的、关于“白色行动方案”指示的备忘录中甚至指出：“可以预料‘y钟点”将是清晨很早的一个时间，在太阳升起前三小时。”这样德国的计划工作很早就达到了“非常精确的”阶段。 第18页 第三章悬而未决的一段时间，4月6日—5月23日　　　　　　　　　　　　　　　第一节波兰英国驻柏林代办于1939年4月6日打电报给伦敦报告说，“希特勒先生现在已去贝希特斯加登山间别墅休息，据我得到的消息，他要在那里考虑他今后对波兰的态度。……在他离开柏林之前希特勒先生曾吩咐，波兰问题完全由他自己去处理，报纸，特别是某些地方报纸，应暂时停止攻击波兰。”这些指示，如果确实曾发出的话，一定是来得太迟了，以致未能影响4月7日的德国报纸，这一天它们对波兰的调子突然有了改变。正象诺埃尔在那天向博内报告的，一向持有的那种“谨慎而温和的态度——好象它们怕惊动了它并把它赶到西方国家那一边去”——竟变成了恐吓和威胁：“波兰发现它自己被指控为在一项侵犯德国的政策中变成英国的卫星国；它被警告说，它在冒象其他‘小国’一样成为英国阴谋的第一批牺牲品的风险。”可是，贝克从伦敦回到华沙并没有带回任何确实签署的协定这一事实，甚至现在也还到处在被强调是波兰这把火也许还可以扑灭的一个迹象：只要波兰还没有为了它的英国新朋友而完全被捆住手脚（4月7日的《法兰克福报》宣称），就仍值得去指出英国目前奉行的政策中所国有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后果，对那些让自己被英国拖住不放的国家，要比对英国自己更加严重得多。可是，从这以后反波兰的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减退了。4月11日驻柏林的法国代办要他的政府注意“对待华沙的温和语调”和报纸主要是在针对英国发泄它们的怒气这一事实。在外交方面，形成对照，从此以后就充满了一种极其冷淡和傲慢的气氛。利普斯基不再同里宾特洛甫或魏茨泽克有接触，虽然他除了从4月11到14日曾去华沙作短暂的逗留外，整个4月份都在柏林。于8日离开华沙的毛奇，直到5月6日才返回任所，虽然贝克曾表示要在他向来后立即同他见面。波兰外交部长渴望能平息希特勒的怒气，因此求助于间接的联络途径。340可能是由于贝克的请求，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加芬库于4月7日就已将贝克向他讲过的某些话对德国驻罗马尼亚公使重述了一遍。这些话的大意是，因为“波兰是一个大国，因此不能把自己放在他国的保护之下”；英国单方面的保证必须由一项相互保证协定来代替；由于坚持双边的原则，它没有选择一个集体安全体系，这种集团德国可能会认为是直接针对它的，尤其是它将使波兰的行动同苏联联繫在一起。4月16—17日夜间当加芬库路过波兰前往柏林作正式访问时，贝克当然要抓住这一机会在午夜过后不久就登上火车，托他把波兰的处境向德方讲清楚。贝克急于（加芬库于第二天即18日告诉里宾特洛甫说）要使希特勒理解，他没有改变波兰外交政策的方向：同英国的联盟是法波联盟的补充部分，对后者希特勒毕竟从未提出过任何反对。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贝克向驻华沙的各外交代表提供了同样的解释——特别是向义大利、匈牙利和日本的外交使节——这些情况德国代办于4月18日及时地用电报报告了里宾特洛甫。但是这些试探性的而且必然是迂迴曲折的打交道办法没有得到反应。加芬库19日谒见希特勒时代表波兰说了话，但只听到了最不妥协的答覆。希特勒特别告诉加芬库说，波兰政府已经成了它自己国内斗争的牺牲品，“不得不对发狂的暴徒们作出让步”。如果它“不能使用剎车的工具，那它就不要感到意外，如果以后它再也不能管理事务的话”。希特勒的提议决不再重复提出，“即使波兰人就这问题来同他接近也罢”。三天后魏茨泽克通知在华沙的使馆人员，毛奇要等希特勒4月28日向国会发表演说之后才回去；同时他再一次指示他们要“保持完全沉默直到另有通知”，这不仅“是指一般政治局势和德波关系方面的任何谈话”而且“也是指其他的事情”。最后，希特勒于28日向国会宣布，他认为1934年同毕苏斯基商定的德波宣言，“由于已经受到波兰单方面的破坏，341因此不再有效”。一份日期为4月27日的废除上述宣言的备忘录，在希特勒的演说预定要开始时分别送交给华沙的波兰外交部和在柏林的波兰代办。不过，在秘密的和公开的声明之间，有着某些明显的着重点和次序方面的差别。在单独给波兰政府的秘密文件中，希特勒的最严重控告是关于英波协定。他宣称这项协定在两个方面违反了1934年的德波宣言：它使波兰介入了德英冲突，即使这种冲突并未影响波兰的利益；它还表明波兰已放弃用直接商谈以免受外来影响的办法来解决它和德国之间的一切问题。当1934年德国和波兰开始重新组织它们的关系时，法波联盟已是一项既成事实；因此它不能同波兰新近和英国结成的同盟相比。由于英波联盟，波兰已使自己服从于“一项由另一方提出的、目的在于包围德国的政策”。这就是波兰政府触怒德国的主要事项。它拒绝德国3月向的建议——这些建议在这里逐一列了出来，虽然丝毫没有提到斯洛伐克——同时又採取了部分动员的措施，这些也都受到了诋毁。备忘录说，德国政府被迫不得不宣布，由于承担了“同1934年1月的德波宣言的精神和文字全部不相符合的政治义务”，波兰政府“已经专断地和单方面地使这项宣言归于无效”。尽管如此，备忘录的最后一段仍指出，进一步洽商的一切可能性并未被排除。“如果波兰政府重视以签订条约的方式来重新解决德波关系，那么德国政府将乐于这样做，但是有一个条件，即这样的解决必须包含一项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明确的义务”。在希特勒的对国会同时也是对全世界的演说中，英波协定对比之下并不显得特别重要，而德国对但泽提342出的主权要求却处于显着地位。这个问题，希特勒说，最迟在那个“造成灾难的机构”国际联盟高级专员公署最终宣布结束时必须解决。希特勒所关心的显然是要消除人们以为他主张用武力解决的任何印象，因为他接下去坚持说他承认波兰需要有出海口，可是又补充说这种出海口以及“一条通过走廊的德国道路并不具有不管是什么样的军事重要性。它们的重要性完全是心理方面的和经济上的。”他于是列举了（这次却比较更详细些）3月间向波兰提出的建议，其中有保证德波边界，一项为期二十五年的不侵犯条约以及由德国、波兰和匈牙利共同保证斯洛代克的独立。在痛惜这些建议被波兰人拒绝之后，他继续说：“但是单单这一点并不是决定性的事实；最坏的是现在波兰，象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前一样，竟相信，在一个不诚实的国际运动的压力下，它必须徵召军队，虽然德国自己连一个兵也没有徵召，并且也绝没有想到要进行反对波兰。”只是到了这时他才把话题转到英波协定和他自己的随之而来的决定。在结束时他还提到，如果波兰政府愿意的话，德国准备进行“新的契约性安排”。这样，看来备忘录的主要目的虽然是警告波兰不要同西方国家牵连过深，国会演说的主要目的则似乎是要煽动德国人反波兰的情绪，同时也想使西方国家相信，在最后不可避免的解决但泽问题方面，希特勒的意图是合理的，和平的。希特勒真的希望或盼望，波兰人会被他最近的一击所吓倒，以致被迫宣布接受他们在3月间已经拒绝了的条件吗？这倒底有多大的真实性，似乎是很难判断的。他甚至想要他们这样做这一点也许都不能满有把握地断言。他肯定是十分担心要防止他们再提出那种只能走让妥协道路的任何反建议。对于阿托利科4月29日提出的义大利可以向波兰施加影响的建议，魏茨泽克回答说，他认为鼓励它“向德国提出一些也许是不充分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改善德国处境的建议”是不合时宜的。不仅如此，外交部在5月4日或那天之前准备的一份备忘录（大343概是向里宾特洛甫提供6—7日他要在米兰同齐亚诺会谈时所需的情况介绍）中出现了这样的预示性提法：“义大利应尽其所能来参与一项使波兰同一切方面隔绝的政策”。这看来几乎象是德国人已决心採取一项使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即使目前还只是部分地——他们同波兰人的关系，而绝不是通过谈判来全面解决，不管这对德国多么有利。但是这个问题，不管对于歷史学家是多么的有兴趣，对于大事记编者来说仍是学术性的问题，因为就事实而论，波兰政府对废除1934年宣言的反应，虽然语气是和解的，但实质上是十分坚强不屈的。5月3日波兰下议院副议长已向但泽地方的一批听众保证，虽然波兰国家承认在但泽的德国人有权组织他们自己的生活，波兰对它在自由市的古老权利的最小要求决不能受任何其他国家的控制：“没有波兰的自由意志和同意，在自由市就不能发生任何事情。”5日，一份表达波兰政府正式的和直接的答覆的备忘录由驻柏林的波兰代办递交给了魏茨泽克。备忘录首先提到德国对波兰的“建议”，说波兰政府并未拒绝过进行谈判，但考虑到1939年3月德国提出的要求不能接受，因此在3月26日以书面提出了一些反建议。对此它有一个月没有得到答覆，只是在4月28日才从总理的演说以及从德国政府的备忘录获悉，“只因提了反建议而不是无更改或无保留地接受德国的口头建议，就被德国认为是拒绝讨论”。至于总理4月28日提到的由波、德、匈三国共同保证斯洛伐克的独立，波兰政府344以前从未收到过这种内容和这种形式的建议。备忘录的其余部分声明，波兰有权同第三国家签订政治协定，并且否认英波的相互保证同1934年的德波宣言有牴触。最后，波兰政府宣称，虽然它并不同意波兰已违背1934年的条约的意见，它还是准备接受用签订一项条约的办法来重新调整德波关系的建议。5月5日在国民议会的一次演说中，贝克进一步公开确认和详细阐述了波兰政府的立场。他只是简略地谈了一下德波宣言的废除：“如果另一方的政策和行为同条约的原则背道而驰，我们没有理由要为它的削弱或解体悲哀。”至于1939年3月的德国建议，贝克问道，在它们的背后实际上又是什么呢：是但泽的操德语居民的自由吗（他们并没有受到威胁），是一个关系到威望的问题吗，还是一个阻挡波兰通向波罗的海的问题（波兰决不允许它自己被人阻挡）？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穿过我们波莫瑞省的交通路线。……我们已经给予德国一切铁路交通上的方便，我们已经准许它的公民在旅行时不必办理海关或护照手续。……我们已经建议将同样的方便扩大到公路运输。……我们对阻碍德国公民同他们的东部省的交通并不感兴趣。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限制我们的主权。他继续说，这仍然是一个德国政府看来正在向波兰要求的单方面让步的问题。三国共管斯洛伐克的可能性以及不侵犯条约延长二十五年的提议都没有“在最近的任何一次会谈中用具体的方式提出过”，仅仅是间接提到和非官方的暗示而已。也作过“其他各种暗示”（贝克在这里显然是指波兰对俄国的态度的问题），对这些暗示他保留必要时予以答覆的权利。至于希特勒所提议的承认和明确接受现有的波德边界，“这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承认根据法律和根据事实都是我们的无可争论的财产的问题”。最后提到德国备忘录的末了一节时，贝克宣称，如果德国政府真的以和平的意愿及和平的做法为指导方针，“那么一切商谈将是可能的，当然，这要以它尊重我已列举的那些原则为条件。如果这种会谈举行的话，由于注意到了最近一时期的经验，波兰政府将……客观地对待问题，但不会不拿出它最大的善意。”发生争执的双方就这样都表示了乐意恢復谈判，不345管是多么的不礼貌和还有着多大的保留。但是，事实上并未举行进一步的谈判。5月6日回到华沙后的毛奇也没有採取主动朝那个方向努力。他在10日发出的一件电报中评论波兰人的士气说，虽然“上星期的好战情绪”已由一种更加宿命论的心情所取代，它的抵抗决心却没有丧失：贝克现在完全是在军队的意见的影响之下，虽然对于英国的援助是否会有效或能否及时到达是有一些疑问的。“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孤立的人敢于发表意见承认接受德国的建议是比较明智的。”不仅如此，莫斯科最近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李维诺夫的被免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波兰担心莫斯科会完全退出包围国家行列的忧虑心情，仍证明要比反对同它加强合作的思想更为强烈。”可是，两周之后毛奇报告说，波兰人“对于现在要依赖英国的庇护愈来愈感到不安”。他们已作出“明显的努力，要同德国进行直接谈判或由第三国进行调停”。他接着又谈到了一次午宴的事，这是由“一位友好的外交家”安排的，是由于阿尔齐泽斯基最近曾表示想亲自会见他，并得到了贝克的明确同意，尽管毛奇心中有保留，认为他不可能“预见到目前从这样一次谈话中会得到任何结果”。阿尔齐泽斯基在这次会晤中用了很大力气来使贝克在德国人的眼中显得无辜，并特别强调他仍然多么希望同德国达成协议——他在国民议会的演说是在军方和舆论的压力下做的，它并不代表他自己的政策，而且第二天“在盛怒之下”他已“把一大叠贺电丢进角落里”。阿尔齐泽斯基最后表示了他自己的信念：“一定要找到某种妥协办法，以免产生一个投降的印象。”对于这一切，毛奇只是回答说，“贝克的声明一点也不能有助于缓和局势。在目前时刻，在我们的宽大建议被拒绝了之后，我觉得再进行谈判是不合时宜的。还要说的话，都已包括在元首的演说中了。”毛奇报告这次谈话的电报，发报日期是5月23日——这一天在总理府召开了秘密会议，会上希特勒宣布，他已决定一有合适的机会就立刻进攻波兰。但是除了这种持续的外交上的冷淡之外，还有其他证据表明，在贝克答覆了希特勒之后的那个时期中，德346国对波兰的政策迅速地变得强硬起来。例如，关于波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虽然在3月3日突然停顿的德波混合委员会一直没有恢復，在整个4月和5月初期，关于袭击、经济抵制甚至“集体迫害”的事件记录报告却不断地由驻在波兰西部的德国领事们送往本国当局。不过，在5月9日，外交部向各有关部门和当局发了一份通函，表示对居住在德国的波兰人和波兰血统德国人施行报復的事还在考虑之中；13日里宾特洛甫下令在15日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此事；几天以后由于官方意见一致认为採取报復手段“最后将使我们比波兰人受害更大”，因而又放弃了这一计划。15日驻罗兹的德国领事报告说，13日至14日托马休夫城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暴行；这给了德国驻华沙大使馆参贊以在17日提出一次抗议的机会。从这时起为了在伦敦和巴黎进行宣传而系统地利用这一类材料的情况。下面还要叙述。但泽当地局势的某些发展也似乎表明，到了5月的第二周，德国的政策已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整个4月份，自由市一直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可以认为这是由于347执行魏茨泽克于3月29日向格赖泽尔建议的“摩擦”政策所造成的。但是关于突然行动即将来临的谣传每次总是以自行消失而告终，而不可避免的、连续不断发生的波兰一但泽“事件”也难得超过琐碎轻微的水平。不仅如此，但泽的军事化的过程——开始于1938年秋季，当时错误地认为波兰政府可能会默许一个既成事实——自从3月底的大失败后就已中止；在5月初那时的谣言是，但泽的未来即将由一次公民投票来解决。可是，5月15日驻但泽的英国总领事e·h·g·（后为杰拉尔德爵士）谢泼德报告说，谣传德国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已经渗透进来；17日当他又调查了事情的真实性后，他陈述他的结论是，不仅武器和军火供应而且潜在军力的数量都确实有很大的增加。也是在这个时候，德国对于伯克哈特回到但泽去的态度也改变了。因为在3月间魏茨泽克曾坚决主张这位国际联盟高级专员不要再继续前往自由市，而是，仍返回日内瓦；现在却对他明白表示，他的光临但泽将受到欢迎。这件事5月8日已经在格赖泽尔和魏茨泽克之间讨论过，当时国务秘书曾说，虽然他认为德国不会提出异议，如果国际联盟决定让高级专员留任并叫他回但泽去的话；但是“他并不认为现在就伯克哈特的回去问题对他施加影响是合适的”。尽管如此，德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克罗厄尔博士15日在去了柏林一趟回来后立即向伯克哈特本人提到这一问题。他说，在那里他们对于高级专员为什么不回到但泽去有些迷惑不解：格赖泽尔最近曾告诉波兰众议员茨霍达茨基说，参议院要他回去，他知道德国政府也要他回去。在说这话时，格赖泽尔“已超出了他实际上有权可以这样说的范围”。德国政府现在不能说要他回去；但是要他回去却是事实。当伯克哈特询问但泽的和平与安定的前景如何以及关于即将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传说究竟有无其事时，克罗厄尔回348答说“举行公民投票的想法已经放弃”，将会有“一个平静的时期”，“在今后几个月内不会有新的反宪法的法令”出现。最后，克罗厄尔向伯克哈特承认，“为什么（德国人）不希望改变高级专员的地位的真正理由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就需要德波双方直接谈判来解决，而这是他们目前不准备去面临的一种局面”。这种藉口听起来很有理；但似乎更有可能的是，这时希特勒事实上已经作出他将在5月23日宣布的决定，军事渗透和为了要伯克哈特回来而玩弄的花招，其真正的解释都只不过是因为他担心波兰人他们自己会在此期间占领但泽从而打乱他的时间表。　　　　　　　　　　　　　　第二节西方国家在英波协定宣布后的一段时间内，德国人在同波兰打交道时所保持的那种外交上的冷谈，也扩大到了用来对待英国和法国。驻柏林的英国代办乔治·奥格尔维-福布斯爵士4月19日报告说，“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们在他们的办公室内和私人场合都显出明确的不愿同我讨论目前有待解诀的外事方面严重问题的态度。”那少数几个比他幸运一些的同事则发现“这个部很少知道或根本不知道在打算中的行动”。魏茨泽克是“既悲伤又缄默”。他非常怨恨英国。17日，奥格尔维-福布斯设法见到了俾斯麦亲王（外交部中唯一的一位多少显示出有“交谈意思”的高级官员），但是只被告诉说，在普通德国人的心中正在产生对煽动包围的英国的“最深刻的敌意”，除非中止这项政策，否则很难设想战争如何能避免。当他提到英国大使回来的问题时，俾斯麦粗暴地警告他，如果把这作为一件公开讨论的事，“答覆……不会是和解的”，除非这事不久即实现，否则“德国政府将採取的态度是，它不在乎这里是不是有一位英国大使”。希特勒可能也不会急于派迪克森返回伦敦。确实，柏林是有理由要感到懊恼的，因为西方国家349非但丝毫没有显示出决心的减弱或团结的涣散，反而已经明显地把它们的包围网撒得更广了。义大利4月7日的入侵阿尔巴尼亚促使它们作出新的努力，它们于13日把单方面的援助保证的接受对象又扩大到了希腊和罗马尼亚两国；据悉它们正在加紧同土耳其进行签订一项三国条约的谈判；它们并且于14日又恢復了想使苏联也加入它们打算建立的那个安全体系的努力。不仅如此，它们不久又找到了进一步触怒德国的机会，因为英国政府早已感到的对于它防务中的缺陷的担心现在要以行动来表示了。4月20日张伯伦告诉下院说，他打算成立一个供应部，26日他还要宣布立即实行一项有限度的和临时的徵兵措施。这样，亨德森于25日回到柏林时就失去了本来也许可能会有的任何安慰对方的作用，因为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向下议院发表关于徵兵的声明之前先把这最后一个步骤通知德国政府井把情况说清楚。可是里宾特洛甫不能见到，大使不得已乃于26日把信息告诉了魏茨泽克，可是这时消息已在德国报纸上出现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提出口头保证说，英国政府宣布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要抵抗侵略，这并不是说它打算包围或威胁德国或义大利。魏茨泽克说，元首本人无疑将于4月28日在国会提到包围的问题。他还宣称，英国对波兰的保证应对后者所持的态度负责，而且很可能已经产生与原来希望的完全相反的结果。尽管魏茨泽克这样坚持冷淡而又严厉的态度，这时有迹象表明，德国想改变策略，试图同西方国家接近。在亨德森返任前的一个星期中，似乎曾有过两次试国通过非官方的和间接的方式向英国政府表示，只要他们肯放弃包围政策，德英两国的利益还是可以取得一致的。第一次是在4月19日，当希特勒接见罗马尼亚外长并同他谈了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准备在柏林的停留结束后访问伦敦350和巴黎的加芬库，不管他得到的印象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他觉得总理讲话的某些部分实际上与其说是对他讲的，还不如说是通过他对他未来的东道主讲的。希特勒告诉加芬库说，如果英国想要打仗，它可以打，但是对他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失望，因为他从早年开始就是一个大亲英派。他的意见一直是，德国同英国必须在一起工作，但是今天那边所奉行的是空想家的政策而不是政治家的政策。”第二次是在三天之后，当希特勒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于22日同奥格尔维-福布斯一起吃便饭时告诉他说，总理还没有放弃同英国保持永久良好关系的希望——“这是他最久远的和最珍贵的抱负之一”。他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应该让一位精通德语的真正着名人士来这里作一次面对面的交谈，而不要象过去那样要靠译员从中翻译。”在4月28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和在27目的一份致英国政府的备忘录（于同一天就递交给了伦敦的外交部）中，希特勒最后终于宣布了那项他从1938年秋季或甚至春季起就在秘密考虑的决定，关于这项决定，他于4月1日在威廉港发表的演说中已经有所暗示。在备忘录和演说中，他申述了一连串相同的意见。英德海军协定的基础——实际上也是它的前提——是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以及每一方理解和尊重另一方的重大利益。但是虽然德国一贯尊重英国的利益，把它自己的抱负严格限制在同英国的利益不相冲突的范围之内，对比之下英国政府却收回了它的信任，採取了这样一种态度，即不管德国在什么地方陷入了冲突，英国政府总是要採取反对德国的立场——甚至当英国的利益丝毫不受影响时也是如351此。这样，通过它的包围政策，它就单方面地使海军协定失去了它的基础，并使该协定和1937年7月17日的补充声明全都“失去作用”（同一天的海军协定的第三部分也是这样，在这一部分中规定了双方有互换情报的义务）。尽管如此，希特勒仍希望避免同英国进行军备竞赛，因此德国政府愿意继续遵守1937年协定中有关性质方面的那些条款。不仅如此，如果英国政府愿意的话，德国政府“高兴地准备”“就这里产生的一些未来的问题”进行谈判，而且确实是欢迎这样的一种前景，即“在可靠的基础上达成一项清楚而又明确的协议”。于是，在实质上，这些信息是表明对包围採取了一种敌对的报復行动。似是它们的前后关系和所使用的语言，使它们显得当事人的心理十分矛盾，其令人吃惊的程度并不亚于希特勒在九天前对加芬库发表的声明。4月1日在威廉港，当他只是暗示要废除海军协定时，希特勒严厉地攻击了英国。不过他还是用了温和的语句，并且承认有钦佩之意，承认感情受到了伤害，对于他现在要进行实际的打击感到遗憾：他的一贯要求友谊不仅是由于情感，而且也是由于他确信英帝国的存在“对于整个人类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是一个不可估量的价值因素”；摧毁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世界上的殖民工作的想法，在他看来仍“只不过是人类不负责任的破坏性的发泄罢了”。他感到深为遗憾的是，英国竟把同德国作战视为当然的事——“因为我曾经向英国提出的、并且将继续提出的唯一要求，只不过是归还我们的殖民地。但是我总是把话说得十分清楚：这决不应成为一场军事冲突的原因。”希特勒在他演说中专门讲到英国的那部分的开场白中，以极大的谨慎小心为他的1938年初以来对捷克斯洛代克的整个政策进行详细的辩护，这一点也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表明自从在3月间那个胜利日子他预言“捷克事件”将在两周之内被人遗忘以来，他已经又走出了多远——甚至自从四周前在352威廉港发表那篇只含有最粗糙的自我辩解的演说以来，他又是已经走出了多远。而且他向英国表示愿意谈判的语气，比起同一演说较后部分向波兰表示的又是多么的更加热诚。的确，全篇演说——包括在演说结束部分希特勒对罗斯福总统4月15日的“和平唿吁”的答覆，和演说中有关波兰的那一部分——虽然是对德国听众讲的，却似乎构成了一个巧妙的企图，想使西方民主国家的官方和舆论放弃那广泛的“包围”政策，特别是放弃支援波兰的政策。不过，在伦敦和在巴黎都看不到有任何热情愿意为已悔悟的绥靖主义者们把半开的门开得更大一些。库隆德勒4月30日从柏林报告说，他注意到官方对法国报界接受国会演说的态度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原指望它能产生深刻的印象并引起分裂法国舆论的争吵”。而亨德森在5月2日同里宾特洛甫的一次不愉快的会见中，则不得不聆听关于演讲的“一篇冗长的解说”。最后对方还断言英国正在计划进攻德国；可是它已准备好打一场六个月的战争，如果需要，甚至可打二十年。这位英国大使后来告诉他的法国同行说，他从这次谈话得到的印象是，在这位外交部长的内心已经起了影响深远的变化：“一年以前……里宾特洛甫相信英国和法国都不会去援助中欧或东欧。今天他承认情况适得其反，然而他仍不相信对于但泽也会如此。”　　　　　　　　第三节德国在东南欧和西班牙的反包围措施由于英国和法国採取了组成一个和平阵线的步骤，它不仅是面向华沙，而且也面向着布加勒斯特、雅典、安卡拉和贝尔格勒，因此德国人现在以怀疑的态度注视着这一切。甚至在英法两国于4月13日公开宣布向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保证之前，里宾特洛甫就已在12日以通353函指示驻外国各外交代表，对于英法两国“企图包围德国和义大利的努力”应如何对付。他说，他们不应採取任何新的行动，但是如果引起了谈论，那么他们应按照如下的大意作答：“我们不希望再有别的国家受到英国人的蒙蔽。但如果还有别的政府竟然成为英国人引诱下的牺牲品，我们将为这些国家本身的利益而表示惋惜。我们将把任何参与这样一个联合体或同它发生联繫的行动看作是针对我们的，并将作出相应的反应。”在谈话中，他们应该“以极大的沉着来对待这整个事情，并嘲笑英国人的痴心妄想，竟想利用别的国家来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　　　　　　　　　　　　　　（一）罗马尼亚在4月的第三星期，罗马尼亚外长加芬库发现他自己逗留柏林期间处境十分为难，必须亲自为罗马尼亚的接受英法两国保证辩护，不管接受是多么被动。里宾特洛甫在4月18日和希特勒在19日都曾告诉他说，英法保证对罗马尼亚丝毫没有好处；并向他暗示，如果罗马尼亚参与包围的政策，希特勒将纵容它的贪婪的邻国匈牙利来反对它。希特勒说，否则他是“不会对有利于匈牙利的边境改动感兴趣的”。至于英国的“保证狂”，希特勒说，“不存在德国是罗马尼亚的敌人的问题。罗马尼亚唯一可能的敌人是匈牙利、俄国和保加利亚。他并不认为，如果罗马尼亚遭到这些国家中的一个的进攻，英国真的会履行其保证。”不过，到5月13日的时候，驻布加勒斯特的德国公使法布里齐乌斯极力要求德国政府从捷克军需库存中提出一些反坦克火炮和军服给罗马尼亚，以便德国可以从罗马尼亚取得额外的石油供应。他指出，声明德国不能供应军服的那件电报已经使罗马尼亚政府决定不中断同英国的经济谈判。　　　　　　　　　　　　　　　（二）希腊虽然希腊早先已经披警告，如接受英国的保证将使德国不高兴，但是张伯伦4月13日在下院宣布英法两国给予希腊以保证之后，德方并没有不贊同的表示。《希354腊白皮书》记载了驻伦敦的希腊公使和德国代办4月13日的一次谈话：当西莫普洛斯竭力要对方相信他的政府“既未向英国也未向法国要求过保证时，科尔特只好以下面的一句话来使自己满足：“他很高兴希腊从双方都得到了保证。”事实上，德国人和义大利人看来都没有把希腊的包围潜力看得很严重。里宾特洛甫5月6—7日在米兰同齐亚诺会谈时曾表示，现在阿尔巴尼亚被占领了，希腊的重要性已大力缩小；光论如何，轴心国要控制它是容易的，虽然这可能意味着要废黜目前的国王。　　　　　　　　　　　　　　（三）南斯拉夫加芬库出席希特勒的生日检阅式之后于4月20日刚离开柏林，南斯拉夫部长辛卡一马科维奇就在25日来到那里进行两天的访问，他是在威尼斯同另一个轴心伙伴举行了延长时间的会谈后来柏林的。里宾特洛甫戈林和希特勒本人也都接见了他。对于德国所徵询的问题（调查对罗斯福总统4月14日的和平唿吁的意见），南斯拉夫给予的回答是，它并没有觉得受到德国的威胁。义大利入在阿尔巴尼亚登陆后它也没有採取任何特殊的军事措施，虽然公众舆论已经大受其打扰。里宾特洛甫告诉辛卡一马科维奇说，似乎有必要，“也许甚至只是为了南斯拉夫的国内形势，它应该加入“反共公约’”。他得到的回答是，南斯拉夫“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保持中立”。辛卡一马科维奇还补充说，“他的同僚们认为，南斯拉夫的舆论还不能够理解一项参加这个公约的决定，虽然在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方面它并不落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舆论。”里宾特洛甫还询问，南斯拉夫是否“愿意脱离国际联盟”。他被告知说，南斯拉夫政府“已经解散了驻日内瓦的常设代表团，并在怕尔尼派驻了一位公使”。里宾特洛甫此外还告诉辛卡一马科维奇说，他认为“匈牙利也准备不再向南斯拉夫提出修改边界的要求”，因此希特勒希望南斯拉夫同匈牙利达成协议。希特勒提到，在南斯拉夫的德国人所受到的待遇，比在匈牙利的要好得多，这些人“是在德国的南斯拉夫的最好鼓吹者”。对希特勒来说，“一个强大的南斯拉夫是非常重要的。他坚55信义大利也抱有同样的看法，因为它宁愿看见南斯拉夫守在亚得里亚海边而不愿看到匈牙利”。会谈过后，辛卡一马科维奇和里宾特洛甫两人都对这次交换意见表示满意。回到贝尔格勒后，据报告，辛卡-马科维奇“以极愉快的心情谈起他的柏林之行，并且显然已因此而增添了力量”。至于里宾特洛甫，5月6—7日他在米兰以同样的热情向齐亚诺谈起南斯拉夫的态度，并且确信南斯拉夫不论怎样都将“保持中立，同时在经济上支持轴心国家”。当齐亚诺两星期后去柏林签订钢铁公约时他又讨论了南斯拉夫问题。他的《日记》还无意中透露，里宾特洛甫这时对于鼓励义大利对它的巴尔于邻国有所企图和在克罗埃西亚煽动骚乱是感到踌躇不决的：“里宾特洛甫表示同意，但我看得出来他实际上是贊成在南斯拉夫维持现状。”　　　　　　　　　　　　　　　（四）匈牙利在4月底，是轮到匈牙利人来接受教训了，虽然在这里德国的问题是另一个样子的。匈牙利参与包围集团的可能性很小，虽然里宾特洛甫在4月29日接见它的首相和外长时曾顺便表示，他对消除他们方面过分地被这个集团所吓倒的倾向感到关切。他告诉捷列基怕爵和恰基伯爵，德国人并不“把英国所放出的宣传洪水看得太严重。可是，别的国家参与这一运动那是危险的。”他主要担心的倒还是匈牙利对波兰的态度这一微妙问题，和必须把以下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论点统一起来：第一个是德国没有进攻四方国家或波兰的意图；第二个是如果它进攻波兰人，它的胜利将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匈牙利的干预也就毫无用处。由于匈牙利部长们后来在5月1日的一次会谈中提出了下面这样一项建议，使得他的任务有点难以下手而显得很尴尬：匈牙利政府可以在华沙採取一些新的行动来促进德波和解。这位德国外长于是要求匈牙利部长们不要採取这样的一个步骤，因为元首只提一次而决不再重复的慷慨建议已经被波兰拒绝了。这样，里宾特洛甫就开始向客人们保证，“并没有要同英国较量一番的意图”，“无论在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会有法国356或英国的兵士进攻德国的”，另外他又表示，他相信万一发生了这种攻击，“匈牙利将站在轴心国家一边”。匈牙利人提出的修改边界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因为在这个时候德国要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拉在身边的专心致志是压倒一切的。目前他们必须暂时满足于官方所记录的声明：“德国和匈牙利对于去年发生的那些事件都感到满意”。希特勒告诉捷列基说（也是在29日），他将“感到高兴，如果匈牙利能同南斯拉夫达成协议”。恰基就在这之前曾向里宾特洛甫解释说，匈牙利政府准备走出一大段路来向南斯拉夫作出让步，但是还没有找到可能克服下列困难的办法：南嘶拉夫政府认为只有在匈牙利至少也向罗马尼亚作出同样的让步的条件下才能同匈牙利政府签订一项协定，但是鑑于目前的形势，匈牙利政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他们5月1日的第二次会谈中，恰基还要求里宾特洛甫“务必使维也纳的德国政府当局不要这么多地干预斯洛代克和匈牙别的政治。由维也纳操纵的煽动正在布拉迪斯拉发进行，以反对匈牙利”。里宾特洛甫反驳说，驻柏林的斯洛伐克公使“抱怨边境不断发生事件，匈牙利压迫斯洛伐克少数民族和布达佩斯拒绝同意斯洛伐克派遣的一位公使”。他还说，“在这问题上他不想作任何评论，但如果事情不久就得到解决，他将感到高兴”。对此，捷列基回答说，赫林卡卫队的年轻队员们“要对边境事件负主要责任”。里宾特洛甫也提到了“对于德国人被匈牙利驱逐出境”的抱怨，并要求对这些抱怨加以补救。恰基后来还要求里宾特洛甫“对斯洛伐克人暗地里施加影响，因为他们知道德国答应给他们的国家以保护，他们就以为他们可以任意地对待匈牙利了”。里宾特洛甫然后谈到对于“残酷对待乌克兰人”的抱怨，并建议“给予自治权以稳定局势”。最后，恰基说，“匈牙利部长们对给予他们的友好接待表示十分感谢”；而里宾特洛甫则再次强调两国的共同命运。　　　　　　　　　　　　　　　（五）土耳其与此同时，为了抵抗英法两国在安卡拉的外交压力和减轻义大利入侵巴尔干对土耳其人所造成的不良印357象，冯·巴本于4月18日被任命为驻安卡拉的德国大使，并于月底到任。5月1日驻罗马的德国大使说服了义大利人，应该用某种正式的保证来减少上耳其人对他们的意图的恐惧。5月6—7日里宾特洛甫在米兰同齐亚诺会谈时仍极力主张，在制订它们对土耳其的政策之前，两国政府应“再等待一下看看它对英国的承诺的规模”。但5月12日的英土声明是对这两个大国的一个勐烈打击。在他5月20日写给里宾特洛甫的备忘录中，冯·巴本表示了他对英土条约感到严重不安的看法。这个备忘录是供里宾特洛甫在齐亚诺到柏林签署钢铁公约时两人举行会谈用的。冯·巴本指出，轴心国必须设法重行取得土耳其的信任，因为要击败英国，它们就必须拥有“到印度去的陆上桥樑（叙利亚一巴勒斯但一到达摩苏尔的通路）”。不仅如此，他还极力主张，义大利应该“掩饰一下阿尔巴尼亚局势的发展”。当齐亚诺5月21日访问柏林时，里宾特洛甫提出了冯·巴本的看法；但是齐亚诺自以为他已经使德国人相信土耳其对德国和对义大利一样都怀有恶意。他注意到，里宾特洛甫受了巴本的看法的影响，认为土耳其的态度已经彼对义大利的恐惧所决定：“我拿我们的特务机关所截获的土耳其原始文件未向他证明，土耳其也对德国抱有敌意。”　　　　　　　　　　　　　　（六）保加利亚对比之下，保加利亚似乎从来没有给希特勒以任何真正的不安之感，虽然罗马在这个时期深感要确定保加利亚对轴心国忠诚的程度是困难的。5月初在米兰同齐亚诺会谈的过程中，里宾特洛甫确实曾提到，有必要防止保加利亚参加巴尔干协定——这是土耳其和西方民主国家方面的一个经久不变的目标。提供捷克的重武器和军需品是一种能吸引所有巴尔干国家的诱饵，4月21日德国同意增加武器的交货量，由保加利亚以另外增加拨付的原料来偿付。　　　　　　　　　　　　　　　（七）西班牙至于国家主义的西班牙，它在2月间就已私下里答应加入反共公约，到了3月27日乃正式加入，并且在4月8日358予以公开宣布。希特勒因此认为，如果发生国际冲突，他至少可以指望佛朗哥保持“善意的中立”，这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也有可能指望得到更多的东西。里宾特洛甫在米兰告诉齐亚诺说，德国政府对佛朗哥的态度感到满意。但是他们同意，义大利和德国有必要继续採取共同行动来加强轴心国同西班牙的联繫。他并且认为，也许甚至会变得需要建立一个确定的联盟，因为如果西班牙部队能够“牵制住一些法国陆军军团”来防守庇里牛斯山边境，那可能是非常合宜的。在夏天确实有迹象表明，一个确定的联盟可能真的即将组成：早在6月间凯波·德拉诺将军和由阿朗达将军率领的一个西班牙军事代表团访问了德国，参加庆祝德国神鹰军团从西班牙归来的典礼。阿朗达于月底回到他的国家时，据说还说过：西班牙、德国和义大利之间交换军事和技术专家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7月底据报导一个德国空军代表团在前往西班牙的途中已到达里斯本。与此同时，虽然据说最后一批德国军团已在5月19日离开西班牙，但德国在这个国家的影响仍很大，猾说有许多德国警察和技术人员仍留在那里。5月间到达西班牙的一个德国代表团在加强两国经济关系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进展。6月底沃尔塔特前来参加这个代表团，据报导代表团同西班牙人的协商在7月4日已完成。但佛朗哥对德国的态度，虽然表面上热情，实际上是冷淡的，并且有保留。5月间柏林谣传他将于6月到德国进行国事访问，后来证明是没有根据的。5月的第二周正在西地中海上巡视的戈林原定最后将在瓦伦西亚同佛朗哥相晤——或者人们相信会是这样，但结果他出乎意料地很早就回到了怕林，使德国人大失所望。与此同时，西班牙的某些公开声明也不仅仅限于暗359示国家元首的真正意图。例如，当阿朗达将军在柏林仍是德国的客人时，他于6月18日告诉一位英国记者说，“西班牙愿尽一切可能向义大利和德国表示感谢。但是除商业和文化方面的条约外它不想承担任何外国的义务。这些条约不久即将同德国和义大利签订。”佛朗哥自己7月间接见里斯本《新闻日报》记者时也宣称，万一发生战争，如果西班牙的领土、荣誉和独立不受到影响，它将保持中立。接着他又说，“新西班牙既不属于义大利也不属于德国。”尽管如此，齐亚诺于7月12日告诉德国驻西班牙大使施托雷尔说，佛朗哥已向他保证过，轴心国可以指望“从西班牙方面得到最高程度的友好中立”。现在再把希特勒力图挫败英法在欧洲的扩张势力所得到的结果总结一下，在成就的一方面，他可以感到庆幸的是，由于它们的贪心，他使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很好地处于德国的控制之下，而西班牙——虽然对它是很宽纵的——则至少是没有显示想参加包围集团的倾向。在失败的一方面，德国对土耳其的外交，在土茸其同英国，后来于6月23日又同法国相互发表互助声明这件事上是受到了看来是一次严重的挫折。至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表面上的服从则被认为是可疑的，因为怀疑它们同伦敦和巴黎的阴谋有串连。不过，这种背信弃义虽然可能会给希特勒带来烦恼，但是如果他一想到他只要一举手之劳就能使匈牙利人开进特兰西瓦尼亚或使义大利人进入克罗埃西亚，那么他的烦恼也就大可消除了。再者，所有这些国家，未来的卫星国和已被决定了的牺牲品全都一样，虽然决不是不值得里宾特洛甫去秘密地施加压力，但是在面对怀有敌意的英国、法国、苏联以及美国（虽然希特勒非常奇怪地竟没有看到美国的故意）的情况下，它们又是比较不重要的了。　　　　　　　第四节希特勒拒绝把他引到国际会议桌旁来的努力　　　　　　　　　　（一）罗斯福4月14日的和平唿吁义大利在阿尔巴尼亚採取突然行动后的几个星期中，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可以看到有一个新对手在隐隐出现，它支援那些在更靠近的地方破坏轴心国扩张行动的国家。4月14日罗斯福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出了他的360和平唿吁，要求他们对三十个指定国家给予至少为期十年的不侵略保证，并且表示美国政府愿意参加关于普遍裁军、世界贸易以及取得原料的国际讨论。然而，希特勒不仅似乎把美国在万一欧洲发生冲突时将保持中立看作是不言而喻的事，而且还严重地低估了美国的团结一致和力量。里宾特洛甫在1938年10月已经向墨索里尼保证过，如果战争的威胁日趋严重，特别是如果日本也卷在里面，美国就将愈来愈变成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家。从这时起，美国对接着在11月发生的迫害犹太人浪潮的憎恶——表示在美国从柏林召回了大使——和后来1939年第一季美德两国关系的恶化都增加了，可是并没有使德国领导人感到惊恐。4月底，里宾特洛甫还在表示——这次是对访问柏林的匈牙利部长们说的——他确信，美国将“只运送战争装备到欧洲去而不派遣兵士”（他还估计，它的海军大约有一半必须留在大西洋，因此“日本与美国舰队的比率事实上将是三比一”）。无论是在1939年夏季德国最高统帅部发出的一系列指令中，还是在5月23日希特勒自己同他的将领们的秘密会议上，以及8月12—13日他同齐亚诺的会谈中，都一点也没有提到美国干预的甚至最微小的可能性，这一点确实是惊人的，它似乎还不只是意味着单单信赖那时在美国占优势的孤立主义者。这位德国总理没有把美国看在眼里。他现在，在1939年4月，以公开的断然拒绝来对待它的总统，而且使用了傲慢无礼的不直接答覆的方式，这清楚地反映了他的态度的轻浮本质。因为，他故意地无礼貌，忽视对罗斯福的唿吁作出立即的或直接的答覆。4月17日由德国电讯社发布的一份公报只是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一份电报中要求元首在某些问题上表明他的态度。元首认为这一时机极为重要，他决定以德361国国家的名义在德国国会向美国总统作一答覆。因此，元首兼总理已召集国会于4月28日听取他的声明。这样，总统和全世界得到希特勒的答覆时，时间已过去了两个星期。在德国人让他们自己享有的这个间歇时期中，4月20日庆祝希特勒生日的雄伟壮观的军事行列在一种紧张期待的气氛中仍按规定的路线进行。与此同时，德国驻在外国的各外交使团正在孜孜不倦地从大约二十个小国收集对一份意见调查表的答案，准备用来作为28日的发言的弹药。这些国家被要求回答，第一，它们是否觉得它们自己在任何方面受到德国的威胁；第二，它们是否曾授权罗斯福去提出他的建议。十七个国家对德国外交使团的这两个问题的答覆都是否定的。瑞士盼望它的中立能得到尊重，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的答覆是含煳的，埃及附以详细的说明来答覆“否”，而伊拉克则不表态。比利时和立陶宛的答覆虽然是否定的，但它们都说明同德国已签订了条约。所有的答覆没有在德国公布。与此同时，德国的外交也正在利用这一迟延的时机来重新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虽然并未成功），希望能够在最后一分钟就求之已久的三国军事联盟的条件达成协议。希特勒对国会的讲话一发表，就粗暴地粉碎了罗斯福为了它们而插手干预的那些国家所抱有的一切希望。讲话不仅包含了对于併吞奥地利、瓦解捷克斯洛代克以及合併美美尔的精心制造的理由，而且还宣告废除1934年的德波宣言和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所以它远远超出了对总统的唿吁的答覆这一范围。不过，讲话的后半部分确是用于答覆的，它用了二十一个标题依次对总统电报中提到的备点加以评论。这整个表演是对美国孤立主义分子的一次支持性的和很巧妙的唿吁。希特勒宣称他本人根本不知道对世界和平有任何威胁；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其他各国负责任的领导人们“不但没有在各国之间促进外交关系，反而使得外交关系更加困难了，而且由于毫无理由地召回大使等等做法确实把外交关系打乱了”。刚被德瓦莱拉谴责为压迫爱尔兰的国家不362是德国而是英国；目前占据着巴勒斯坦的也不是德国的军队而是英国的军队。总统阐述了任何国家除进行自卫外部不应诉诸战争这一原则，对此，希特勒引用美国自己曾参加1914—1918年战争的事例来进行反驳。总统宣称一切国际问题都可以在会议桌上解决，对此，他回答说。国际联盟这“世界上最大的会议”连一个决定性的国际问题也没有解决过，并且指出美国自己就是第一个曾退缩不前不愿参加国际联盟活动的国家。最后，讲到罗斯福电文中的三个具体建议时，希特勒先答覆了关于要求给个别国家以不入侵的保证的问题。他说，“我曾经不怕麻烦地首先向提到的各国逐一询问，它们究竟是否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然后，而且更重要的是问它们美国总统的这一要求是不是由于它们的建议才向我们提出的，或者无论如何是先得到过它们的同意的。所有的答覆都是否定的，有些还是十分强烈地否认的。”尽管如此，德国政府还是准备“在绝对的相互给予的条件下给予每一个上述国家以罗斯福先生所要求的那种保证，假如这个国家希望得到它，并由它自己连同有关的建议向德国提出给予这样一项保证的请求”。同时，总理还利用这个机会要总统相信他对“美国本身和美洲其他国家”的和平意愿。其次，在回答要求举行裁军讨论这一问题时他提醒总统，德国在凡尔赛和约的规定下单方面解除了武装，而其他国家并未跟着这样做。最后，对于举行国际经济讨论会议的建议，他要求美国自己应该先走第一步，不仅要拆除妨碍“真正的世界自由贸易”的障碍物，而且应履行伍德罗·威尔逊的下述保证，即“德国关于殖民地的要求，与所有其他要求一样，将得到同样公正的审查。”　　　　　　　　　　　　（二）教皇4月20日的唿吁与此同时，希特勒还不动声色地制止了来自另一方面的要把他引到国际会议桌旁来以束缚其手脚的新的努力。新当选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在4月20日写给他的国务卿马利奥内红衣主教的一封信中，已经表示了他的这样一个愿望：大主教世界应在5月这个月内举行一次“公众祈祷和平的运动”。现在，在希特勒拒绝罗斯福后的一周之内，梵蒂冈的外交机器就开始动起来了。5月4日派驻英国的宗座代表戈弗雷阁下在伦敦拜访了哈利法克斯；5日驻德国的教皇圣使奥尔森戈阁下去贝希特斯加登谒见了希特勒：在同一大驻法国的教皇圣使瓦莱里阁下也得到了博内的接见。363当奥尔森戈阁下5月5日在贝希特斯加登谒见希特勒时，他告诉希特勒说：教皇指示他提出召开欧洲五大国会议以解决各种政治悬案的建议，主要是解决其中最迫切的两个问题，即德波问题和法意纠纷。希特勒说，他在没有听到墨索里尼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之前无法答覆，并说，“德国对波兰没有直接的要求。总之，但泽不是波兰的，无论如何总有一天要归还德国的。”他认为“对欧洲和平的主要危险是英国，它总是煽动那些有问题要同德国解决的国家，并且阻挠问题的得到解决，正象它目前又在同波兰做的那样”。5月6—7日里宾特洛甫在义大利米兰同齐亚诺会谈的时候，双方伺意让梵蒂冈知道，他们感谢教皇所採取的行动，“同时也要求他不要向五大国发出唿吁”。里宾特洛甫于5月17日接见了罗马教皇圣使并告诉他说，德国政府感谢教皇想利用他的影响来谋求和平的意愿，但是他们请求他“不要提出所建议的那种唿吁”。梵蒂冈的外交活动虽然是以极大的谨慎来进行的，但仍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谣言和猜测：由于它的结果不能令人满意，立即产生了失望。因此，5月11日梵蒂冈发出一项正式声明，否认将在梵蒂冈举行任何和平会议；5月26日的另一项声明则明确表示教廷没有同特殊的考虑有牵连，而只是曾指出，和平地审议问题可以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或通过双边谈判来进行。不过，教廷并未放弃调解的任务。在6月和7月里，通过正常外交渠道进行的新的努力，不断地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有所报导。在8月下半月，教皇又曾两次公开唿吁和平。但在8月31日教皇向驻在教廷的所有外交使节发出书面唿吁以前，似乎没有再直接向欧洲的主要政治家们发出任何函电。　　　　　　　　第五节希特勒同北方各国订立的互不侵犯公约4月28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讲话宣称他准备同那些表示愿意签订的国家签订互不侵犯公约时，他看来似乎是在给予个别国家以保证这件事上已经至少走出了一部分的路来迎合罗斯福总统。可是，甚至这一明显的让步到头来也证明只不过是以后极力搞德国“反包围”外交的一块跳板罢了。德国外交部花了很大的精力试图同斯堪地那维亚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签订互不侵犯公约。　　　　　　　　　　　　（一）斯堪地那维亚国家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中，希特勒设法同四个斯堪地那维亚国家的政府接近。作为投向芬兰和瑞典的一块诱饵，德国同意它们提出的在阿兰群岛重新设防的建议，条件是如果波罗的海发生故争，它们将保持中立。于是斯堪地那维亚各国外交部长5月9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秘密会议，在那一大发表的一份公报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一致拒绝德国的建议，认为同他们国家的政策所依据的严格中立原则不相符合。几天之前柏林曾想到芬兰大概会乐于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公约，虽然考虑到“这两个国家是这样的要好朋友”，它看不出有什么必要签订这样一项协定。可是当芬兰看到挪威和瑞典，特别是后者，都不愿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公约时，就放弃了这一念头。可是丹麦觉得它自己比其余三个斯堪地那维亚国家更容易受到德国的压力和侵略，产生了顾虑和犹豫。在经过一星期的进一步非正式商议之后，四国政府最后于17日递交了它们的正式答覆，这时丹麦已改变了在斯德哥尔摩曾如此坚定地声明的方针。德国外交部了解到瑞典外交部长桑德勒曾竭力劝阻丹麦，说如果签订这项协定，它将给予斯堪地那维亚国家的国结一致以沉重的打击。可是，一项德丹互不侵犯条约5月31日终于在柏林由里宾特洛甫和驻德国的丹麦公使签署了，彼此互换批准书后于6月24日开始生效。　　　　　　　　　　　　　（二）波罗的海国家1939年3月22日，立陶宛同德国签订了一项包含互不侵犯条款的公约。当希特勒5月21日接见由立陶宛驻德公使陪同前来的立陶宛外长乌尔布希斯时，他提到了这个公约，并要求立陶宛不应“承担违反德国利益的任何义务”，那时是特别指波兰而言。乌尔布希斯在答覆中着重指出，最严格的中立是立陶宛政策的首要原则，并说它同波兰只有经济协定。在3月中占领了美美尔之后，希特勒曾试图安抚立陶宛的舆论；为此，他曾颁布命令，对于在美美尔的一切立陶宛财产，除犹太人的财产之外都应予以尊重。不应使立陶宛人遭受物质损失，徵用的货物和设备都要发还。命令规定，要使立陶宛人“相信，他们在美美尔领土上的经济活动，在领土转让后将比转让前有更多的机会”。5月20日的德立两国经济协定规定在美美尔港开闢一个立陶宛自由区。据4月24日驻塔林的德国公使报告，由于爱沙尼亚害怕俄国（俄国已表示它愿意“保证”波罗的海国家，而不管它们是否喜欢它），使得它主动靠拢德国并建议签订互不侵犯公约。不过，它坚持这项公约应该也包括拉脱维亚在内。驻柏林的爱沙尼亚公使5月9日也告诉魏茨泽克说，这项公约无论如何不能损害1923年的爱沙尼亚一拉脱维亚联盟条约所起的作用。这两个国家都认为它们的中立将会受到一项同德国签订的公约的保护，因为它们以前在1932年同俄国也曾签订过一项同样的条约。为了这个缘故，这两个国家都要求在它们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公约中应有一项保留。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协定是在6月7日签订的，这两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外长为此访问了柏林，7月24日双方互换了批准书。　　　　　　　　　　　　第六节轴心国同苏联的关系在那于5月23日结束的悬而未决的时期里，有初步迹象表明德国方面有意响应史达林在他的3月10日讲话中所提出的建议。例如，当戈林和墨索里尼4月16日在罗马会见时，戈林捉到据他看来，如果发生冲突法国和英国将站在一起，因此他想向希特勒建议（他说希特勒最近的几次讲话都没有提到俄国，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为了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以使波兰感到忧虑不安，他应该“通过某些中间人小心地向俄国放出试探器”。墨索里尼说，在义大利，他们有一些时候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希望恢復友好关系将能促使俄国对英国的包围企图作出不同意的反应，并採取一种中立的立场。几天之后，在4月20日晚上里宾特洛甫警告日本大使大岛浩，如果德日签订条约的谈判继续拖延不决，德国可能要不得不同俄国达成某种协议，他还提到俄国人为了同罗马而且也同柏林恢復正常的贸易关系，正在进行“谨慎的试探”。最后，当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5月6日至7日在米兰会晤时，双方同意，“在轴心国和苏联之间的政治夫系方面应实现缓和”，但是由于义大利国内政策方面的原因，这一运动不宜推动得太过分。也是在5月初，德国人曾试图向英国的伙伴——法国非正式地暗示，英怯两国希望俄国在牵制轴心国侵略方面进行合作，是很可能会要落空的，想以此来达到暗中破坏英国政府建立“和平阵线”的目的。5月6日，包登夏茨（戈林安插在德国空军中的得力助手）要法国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注意，在希特勒4月28日的讲话中完全没有提到俄国，和当前德国报纸在谈论莫洛托夫和苏联时所表现的“谅解态度”。你一定已经听到了（他继续说），某些谈判正在进行以及苏联大使和武官的首这回莫斯科；他们在出发的前夕，前者曾受到冯；里宾特洛甫先生的接见，后者由德国军队的司令官接见，并且彼详细地告知德国政府的观点。我实在不能再告诉你更多的东西了，但是有一天你将会知道有些事正在东方进行准备。……正象希特勒并不认为他367自己在没有得到义大利的同意之前就能够解决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一样，他现在也并不梦想在没有俄国帮助的情况下能够解决德波分歧。接着，变得更加激动的包登夏茨又说：“波兰已有过三次（原文如此）被瓜分；好，相信我的话，你将看到第四次。总之，我们将这样的来安排这件事（指波德纠纷），使得你们既没有理由，甚至也不打算进行干预。”4月20日里宾特洛甫向大岛浩提到的“谨慎的试探”以及他们后来恢復德俄经济会谈的事，都记载在另一章中。在那里可以看到，签订一项经济协定的进展是缓慢的，双方都十分谨慎小心；而政治解决必须同时附带有经济安排的主张，则是俄国人在5月初提出来的。这一建议对德国人很有利，因为它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去破坏正在缓慢地进行的英法同俄国的谈判，而且不必採取主动或在这个阶段承担任何义务；另外还可以利用它来推动促进一下日本，正如里宾特洛甫同大岛浩的谈话所表明的那样。之所以不反对俄国人的任何建议的另一个强有力的动机是，德国迫切需要俄国的原料。戈林作为四年计划的最高负责人对这问题特别感兴趣。甚至当他和里宾特洛甫正在谈论同苏联恢復政治友好关系的可能性时（大概希特勒是知道这次谈话并表示同意的），在进行贸易谈判的德国官员们似乎还没有了解到他们的政府可能是想要从俄国那里得到比原料更多的其它东西。　　　　　　　　　　第七节轴心国同日本的关系（残缺） 第19页 第二章巴黎　　　　　　　　　第一节对德苏公约的反应（内容残缺）　　　　　　　　　　　　第二节法国军事上毫无准备法国政府急于想使同苏联的关系不致破裂，并害怕波兰不妥协可能产生的后果。但是在这种思想的背后则是它对法国军事上的脆弱的担心。不过在这件事上它却受到了三军首脑们的奇怪的对付。这些军队长官对国家的无准备状态是了解得最清楚的，可是他们在这危急的最后关头却拿灾难性地引向歧途的意见来提供给他们的政界同僚们。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多年来，在鼓吹改革，特548别是鼓吹机械化的戴高乐、米特尔奥塞和埃兰等现代派同按照传统的，甚至顽固地依赖过时的战术、编制和工事的高级军官之间，一直存在着意见冲突。在8月23日下午6时举行的国防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老一派的那种过分乐观情绪是很明显的。这次会议是达拉第应博内的要求在当天下午临时召集的。23日清晨，博内在收到纳吉阿尔关于莫斯科所发生的事的报告后，立即去见达拉第，并提出两个紧急的要求：第一，政府应立即扩大，让其他政党的代表也参加进来；其次，立即召集国防委员会，以便博内能把外交形势方面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向三军首脑们讲明，因为也只有他们才能权衡为波兰而战争的得失。出席会议的有国防委员会的成员：达拉第、博内、康潘希（海军）和拉尚布雷（空军），但芒代尔（殖民部）未出席，据雷诺说是有意不请他参加的。还有就是三军的首脑们：总司令甘未林、维那曼将军、达尔朗海军上将，以及奥贝、科尔松、德康和泰杜诸将军和军需总监雅科梅。一共是十二人。关于这次会议，有着一份记录，被称作会谈纪要，但据甘末林说，这个名称容易使人误解。它是由德康将军（达拉第的私人军事秘书）根据会议中笔记下来的东西编写出来的。这份文件（名为《1939年8月23日会议会谈纪要》）从未交给出席会议的人去修改或提意见，而是被放在达拉第的办公室里，直到1941年7月，在里翁审判前所作的调查中才被拿出来当作证据，在那次对法国崩溃的事后调查中，它将要起很重要的作用。549这份会谈纪要，据甘末林和拉尚布雷的意见（根据他们在里翁审判中的证词，这不是其他出席会议者的看法），已被节略和简化得走了样子。它在两个要害问题上给人以一种很奇怪的有利的印象（虽然比较模煳）：第一，法国武装力量的准备状况；第二，波兰能进行抵抗的时间有多久，在这期间德国不可能再攻打法国。甘未林和达尔朗据说都把陆军和海军说成是“已准备就绪”！而达拉第问的是（据甘未林后来的辩解），他们的各项措施是否已就绪。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两人都知道，询问者指的是关于动员和军队集结的措施；他们的回答同战争物资毫无关系，战争物资那显然是没有作好准备的。至于第二个问题，记录中有甘未林的一段话，说只要波兰进行“一场体面的抵抗”，就可以防止德军大部队在1940年春季以前转过来进攻法国。甘未林后来声称，他的回答事实上并不象会谈纪要中所记载的那样直截了当和没有条件的。他想要说的是（然而他肯定并没有说出来），德国人不是不可能掉过头来进攻法国，而是在它掉过头来以后仍不可能在来年春季前发动一次全面的攻势，到了那时法国人将得到英国人的并肩作战，还可以掌握到一批美国运来的战争物资，然而那时西方国家也只是刚准备好能打一场防御战而已（至于进攻性的行动，他一直认为在1941年或1942年以前是不可能的）。除了甘未林本人在这次会议上应负的责任外，拉尚布雷关于空军力量的报告和达拉第关于边界防务的报告也都是相当乐观的。这位空军部长说，虽然轰炸机在1940年年初以前还不可能有足够的架数，战斗机生产的状况还是令人满意的。同样，他的回答也许并不象会谈纪要中记录的那样直截了当，不过，他的话确实给人以这样550的印象，即尽管德国的空军远比法国强大，但是法国空军的状况已不必再象1938年时那样成为限制政府的决定的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条件了。在讨论开始的时候，博内就在会上提出警告说，希特勒可不是在吹牛。他并且问大家：法国为了保卫波兰而贸然打仗是否明智（波兰现在已不能得到苏联的援助）；是否法国应竭力促使华沙同意让步，而它自己则暂时不要动手，利用这一暂息时间来加强自己的军备力量，这样做是不是更好。他提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与会者们的支持；而军事专家们随后提供的证词（据他后来说），当作出法国除履行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一决定时，甚至对他本人也产生了说服力，正如它毫无疑问对所有与会者都产生了说服力一样。　　　　　　　　　　　　第三节博内决心要保持和平尽管召开了这么一次奇怪的、自欺欺人的会议，法国的领导人，特别是博内，仍然不肯错过机会，试图阻止波兰的紧张局势恶化到最后同德国闹翻的地步。在接到来自柏林的消息告知但泽自由市议会即将宣布但泽重返德国怀抱后，博内于8月24日中午过后不久立即通知法国驻伦敦的代办说，政府正在准备对波兰政府提出一项最紧急的新要求，即如果此事果然发生，波兰政府也不要採取任何军事行动。“事实上，重要的是，波兰不要採取一种好斗者的立场。”博内于是就向在华沙的诺埃尔发了一个这样内容的紧急指示（不过，显然是直到当天下午6时40分才发出）。诺埃尔应该去告诉贝克说，“由于苏德公约而造成的新情况”，使得这个忠告加倍地必要。贝克同意，如果是和平地吞併但泽的话，波兰在确实遭到德国的直接或间接侵略以前，将暂不採取军事行动。根据同一理由，法国大使还强烈要求驻在边境上的波兰军队，在面对德国人想要挑起波兰方面的“轻率行动”的情况下，必须最严格地自行克制。斯米格莱-雷兹元帅也贊同这一政策，因为他已看穿德国为波兰设下的这个圈套，当然要拒绝入彀。几天以后，即8月30日，当边境事件每小时都在增加的时候，博内甚至要法国驻柏林和华沙的大使考虑是否有可能向德、波政府建议，把双方各自的551军队从德波边界两侧各后撤几英里。博内在前一天，即29日，还曾要求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德·勒凯里卡去询问他的政府，能不能去劝说希特勒同意十天的休战，让德波谈判再进行下去。这也更加表明了博内一心想要保持和平的那种心情。这种一步也不放松地对波兰施加外交压力，令人不愉快地回想起上一年对待捷克人的情景。尽管如此，巴黎这时也下了决心要抵抗德国的侵略。在部长会议上争论的问题（至少在大多数成员中是如此）一直是，如德国进攻波兰，法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应达到什么程度，而不是有无绝对的必要去加以援助。达拉第先是在8月25日傍晚对法国全国的广播演说中，接着又在以后的两天内在同希特勒来往的信件中，把这种基本义务说清楚了的。达拉第在他的广播演说中告诉听众们说，他本人也痛恨战争，他决心要保持和平，除非是必须以牺牲荣誉作为代价。但泽的问题，要作为开战的一个理由可能看来是很勉强的，然而在被德国吞併的威胁后面，还有着远为严重的对波兰的自由和生存的威胁，在此之后更有着对整个欧洲的威胁。“我们希望自己是自由的。我们希望和平，然而我们不能听任自己屈从于暴力的命令和强权的统治。”　　　　　第四节达拉第和希特勒之间的信件往返，8月25日至27日8月25日午后5时30分，法国驻柏林大使库隆德勒被召前往帝国总理府，从此时起也就开始了达拉第和希特勒之间的信件来往。（这事发生在英国大使被召前往听取希特勒向英国提出的“建议”后的几个小时，也是希特勒想诱使西方大国不去为波兰打仗的最后外交努力中的第二步棋。）希特勒要法国大使把一份声明交给达拉第，声明的大意是说，他对法国并无敌意，他本人曾宣布放弃对阿尔萨斯一洛林的一切要求，而且他也承认法德边界。他不想为了波兰的缘故而同法国打仗——他感到552这种想法“是很令人苦恼的”；不过，波兰的挑衅已使局势变得令人难以容忍，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现在就要用武力来回敬；虽然他不会去打法国，但如果它支持波兰，那他就要打它。警告被故意地当作耳边风。库隆德勒让希特勒无可怀疑地知道，法国将为波兰而战。不过，他也向希特勒保证说，法国政府将首先尽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平，并将继续警告波兰政府必须避免挑衅行动。对这封信达拉第在8月26日写了覆信。他向希特勒保证说，法国对德国除和平外别无其它意图，但也警告他说，法国同样也有坚定的决心来履行它对盟国波兰所作的保证。德国和波兰之间并没有不能用和解的办法来解决的争端。达拉第写道：“您对和平所抱的愿望，可以满怀信心地朝此方向实行，而丝毫也不会损害您的德国荣誉感。”至于达拉第自己，则将以一个正直的人所能尽的最大努力来保卫和平。8月27日，库隆德勒自柏林报告说，达拉第的和解建议已告失败。他已见过总理，但是希特勒在读了达拉第的信后说，现在已经太晚了：波兰已开始它的抵抗行动，由于它得到了英国的保证，所以一切道理都已听不进去。如果波兰真的同意谈判，那也无疑只是为了争取时间进行动员而已。同一天，即27日，希特勒还写成书面的答覆。他再次强调了他承认目前法德边界的划分（解释他的这种态疲是因为他极不愿意在法德之间挑起任何冲突），但又详细叙述了许多其他的凡尔赛条约强加于德国的不公正的决定，特别是在东方。他又罗列了他在同英国政府交往中曾使用过的那些论据，但是第一次要求把走廊归还给德国，而不是只要求通过该地的权利。由于波兰的完全不讲道理，又得到了英国的鼓励（希特勒最后说），这就造成了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局面，现在这种局面必须结束了，即使它会导致法德间发生一场新战争的悲剧性后果也在所不惜。除了达拉第和德国总理间的这种信件来往外，英法商国政府还共同在外交上做了一件奇怪的、但后来并没成功的事，这件事也应当提一下。那就是建议交换居民以作为一种可能解决德波少数民族问题的办法。这种想法最初是在亨德森同希特勒8月25日的谈话中产生出来的。德国总理谈到了德国东部边境上的“马其顿状况”，说他决心要结束这种状况。在这一天的晚些时候，当英国大使把他同希特勒谈话的主要内容告诉波兰大使时，就建议利普斯基去请示华沙，是否可以向里宾特洛甫建议，“按照在南蒂罗尔的相同的、但更加简易的方式”来交换居民，以作为结束这些少数民族争端的唯一可能的途径。次日，亨德森把这一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库隆德勒，后者同意他的英国同事的意见，认为这种想法颇有价值，值得一试，希望从这里找到一个恢復波德谈判的基础。8月26日凌晨1时，在库隆德勒来电的极力要求下，博内指示法国驻华沙大使以大力支持这个倡议。当天早晨，通过阿尔齐泽斯基，这件事也就引起了贝克的注意。诺埃尔还曾向阿尔齐泽斯基强调指出，这个计划的一个优点是，南蒂罗尔正被作为一个先例，所以可能争取到义大利的支持。26日傍晚，贝克向诺埃尔传话说，波兰政府对法国的建议很感兴趣，但是认为这件事不能由它主动提出。不过，它还是非常愿意通过第三者出面来配合行动；两天以后利普斯基接到指示，要他用间接的方式把这件事在柏林透露出来。与此同时，哈利法克斯在8月26日也指示肯纳德向波兰政府推荐这项建议，并且还进一步建议，可以委派中立国的观察员，以保证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公正地开展工作。肖纳德在27日晨和贝克讨论了这个方案，并且报告说，波兰外交部长对这个方案在原则上没有异议。然而，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这时局势急转直下，已无可挽回，这场外交上的边鼓也只得停止敲打了。　　　　　　　　　　　　　第五节法国准备战争这时法国也很快地进入了备战时期。8月22日，部长会议发布了局部动员令。海军中的所有人员都已被召“警戒状态”，这就意味着所有的边防部队都在进入阵地。24日清晨，徵召大约三十六万预备役军人入伍的告示已遍贴在全国各省省政府的大门外。接着在以后的几天里，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被徵用了；外国旅客离境了；艺术珍品被转移到安全场所；学龄儿童撤离了巴黎；灯火也实行了管制。就在这些乱闹闹的日子里，哈利法克斯要英国驻巴黎大使去向达拉第试探：“他是否认为（来伦敦商谈一下）是有益的”，并建议把会谈日期订在30日下午或次日早晨。但是达拉第正忙于“军事行动”方面的事务，无法分身前往。31日，部长会议发表了一项公报，公报的末尾说：“部长会议团结一致，准备坚定地履行法国应尽的职责。”全国斗志昂扬。“应该坚决干到底”：这就是被徵召入伍的预备役军人的心情。人们似乎有点担心：唯恐又会搞出某种临时性的妥协，而这只能使一场无可避免的战争再向后推迟一下罢了。次日，即9月1日凌晨，德国对波兰发动了进攻。上午9时在巴黎，卢卡谢维奇拜访了博内，把这项消息告诉了他，并请求法国立即行动。博内只得告诉他说，根据法国的宪法，法国只有在得到议会的批准后，才可宣战或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而议会要到第二天才能开会。在上午10时30分召开了部长会议。会议颁布了总动员令，宇于次日开始生效（那时还将开始实行新闻检查）。国民议和参议院也定于2日开会，届时还将要求对战争借款举行投票表决。1日下午，一直和伦敦保持着电请联繫的博内，指示在柏林的库隆德勒必须同他的英国同事一致行动，后者即将代表英国内阁向德国政府提出紧急警告。于是库德勒继亨德森之后在当天傍晚也去拜访里宾特洛甫，递交了一份相同的照会；听到了同样的指责波兰人是冲突的挑起者的话；然后就回去等候德国外交部的答覆。一直到9月2日中午还是音信毫无，于是库隆德勒请博内再给予进一步的指示。这进一步的指示他一直等到午夜才得到：9月2日星期六，在巴黎这是一个十分忙乱的日子。　　　　　　　　　　　　　　第六节最后通牒达拉第和博内一早就在讨论给德国最后通牒的事，但最后通牒的措词必须等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下午开会后才能决定。在徵询总参谋部的意见时，它坚持在递交最后通牒后四十八小时之内法国军队不可能採取任何行动。这一时间上的落后影响了法国内阁的一切当前的活动，而且正如前面已表明的那样，也是协调法英两国行动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根源所在。这天上午9时，当博内再次同要求法国干预的卢卡谢维奇见面时，他只得承认，由于总参谋部作出的决定，法国政府已毫无办法可想。稍后，英国大使在见到他时也对这种推迟行动的建议表示失望——这样的推迟对英国的舆论来说实在是太长了。于是他再次去同达拉第商议，但是后者仍无法使总参谋部作出丝毫让步。法国议会于3时开会，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都听取了共和国总统的致词，接着由达拉第和肖当分别作了发言。这样，最近几天事情的真相才第一次在法国公开出来。议员们也同前一天在英国下院的议员们一样，这时才惊愕地得知，德国政府硬说已遭到波兰拒绝的那份德国提出的条件原文，连波兰驻柏林的大使也从未见到过，更不要说波兰政府了。达拉第追述了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的人为维护和平所才能决定。在徵询总参谋部的意见时，它坚持在递交最后通牒后四十八小时之内法国军队不可能採取任何行动。才惊愕地得知，德国政府硬说已遭到波兰拒绝的那份德国提出的条件原文，连波兰驻柏林的大使也从未见到过，更不要说波兰政府了。达拉第追述了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的人为维护和平所参阅《英国外交政策文件》，第7卷，第708号，第727号。根据博内的说法（《欧洲的结局》，第369页注作的种种努力，其中也包括他本人同希特勒的来往信件。他还保证说，只要战争现在还能够停下来，德国军队能撤回到本国境内去，那末法国政府仍然愿意参加使谈判可56能恢復举行的任何努力。但是，现在正处于一种战争的状态之中，波兰的处境又十分危险，他提醒议员们，法国对它的盟国承担着种种应尽的义务。国民议会作出的响应是投票通过了政府所要求的九百亿法郎的信用借款。在两院2日的这次会议后紧接着又开了一次部长会议，它有两件紧急的事要办。第一件事是英国内阁报告说，当天下午波兰驻伦敦大使再次向它请求立即履行英国的保证。第二件事，同第一伴事紧密相连，是为了要求德国从波兰境内撤出其军队而向德国递交最后通牒的时间的问题。英国下院也正在等待法国政府对这第二件事作出答覆。8月31日义大利正式建议召开一次调解会议，而博内也极力想使这个建议有成功的希望，这就使整个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了。博内特别想让希特勒有更多一点的时间来考虑问题。这一点，他是做到了，因为部长会议虽然从未怀疑过为波兰而战的必要性，但是对提出最后通牒的时间问题很关切，最后，决定限德国政府于9月3日中午前作出答覆。这同英国的决定并不一致（英国仍决定在2日午夜发出最后通碟），但人们希望英国政府也许会按照法国的意见行动。午夜时刻，库隆德勒在柏林接到博内的指示说，他将在早晨收到一项新的外交行动的内容，并应于当天中午把它送交德国外交部。第二天，即3日，上午10时20分，库隆德勒收到了给他的指示：他应该在中午去外交部见里宾特洛甫，要求德国政府对法国1日的照会作出答覆。如果答覆是否定的，那么他就应该向德国外长或其代表递交法国政府的最后通牒，最后通牒规定于4日上午5时期满。这一新的55期限是达拉第在一小时以前从总参谋部那里争得来的一个让步。即使是如此，达拉第和博内不久仍从伦敦得到报告说，以（星期日）上午5时作为限期的消息在那里产生了很坏的印象。为了尽可能不使两个盟国在行动上发生分歧，达拉第觉得不能不向总参谋部再作最后一次的唿吁。在上午11时30分，他见到了科尔松将军，后者终于让了步，把法军开始进攻的时间提前到3日，星期日。下午5时。在这最后一分钟的时刻，博内及时同库隆德勒通了电话，当时后者正准备离开法国大使馆到威廉大街去。这样，最后通碟的文字又重新作了更动。得到了这些指示，法国大使就在下午12时20分去拜会里宾特洛甫。当问及对英法两国9月1日照会的答覆时，这位德国外交部长就把延迟答覆归之于最近两天义大利在努力设法召集一次会议这一原因。他宣称，这一方案已经被英国人的不妥协态度破坏了。里宾特洛甫又说，如果法国人坚持要履行他们对波兰所负的义务，那他只能感到遗憾，因为德国并不想同法国打仗，而且，法国人採取这样的行动，那将等于是侵略。库隆德勒于是问，他是否可以从这样的答覆作出推论，即德国政府对1日照会的答覆是否定的？里宾特洛甫回答道：“是的。”这样，库隆德勒就递交了他的政府的最后通牒。这就是说，从当天，即9月3日的下午5时起，法国政府将被迫履行它对波兰所负的义务。对于里宾特洛甫所说的侵略者正是法国的话，法国大使回答说：“歷史将会作出裁判。” 第20页 第三章华沙8月21日传来了德苏公约即将签署的消息，但华沙对之却显得十分镇静，令人大为惊奇。根据英国驻华沙大使的报告，贝克对他说，虽然这消息“完全出乎波兰政府意料之外”，“它并不能影响波兰的态度。……波兰坚持原则，将一如既往，同它的盟国一起保卫这些原则。”波兰外长只担心俄国的背信弃义会对法英两国的舆论产生坏的作用，以致影响了英法对波兰应承担的义务。他急切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对报刊加以引导。除了这种忧虑558外，波兰政府仍然觉得没有理由要害怕“苏联政策的转向反对波兰”。波兰的两个天然敌人的联合固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它并没有使局面有根本的改变。据说贝克曾讲过：“现在该轮到里宾特洛甫来尝尝苏联人不老实的滋味了。”波兰的驻德大使自1939年4月起就没有和德国直接打过交道，不过波兰人一直到大约7月底为止也并没有被种种事件搞得过分惊慌失措。但是到了8月22日的时候，德国正在进行的备战规模以及矛头显然是针对着波兰，却使波兰人变得严重地不安起来。于是在8月23日傍晚，波兰人决定採取进一步的动员措施。同一天，但泽自由市议会批准了但泽纳粹党头目福斯特为本地区长官的任命。24日，贝克告诉英国大使说，他认为局势“极端严重”。他已命令波兰驻柏林大使利普斯基立即设法去会见魏茨泽克，如果可能的话就和他一起研究一下两国之间所有的争端。利普斯基结果没有能见到魏茨泽克，因为他和英国大使在前一天即23日已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并在那里过了夜。不过在当天傍晚利普斯基得到了戈林的接见，当时戈林刚刚给达勒鲁斯作了前往伦敦执行和平使命的指示。在这次友好的谈话中，戈林说他本人对德波之间眼下的恶劣关系感到遗憾；并且意味深长他说，“但泽之类的问题相对来说都是小事，缓和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主要障碍乃是波兰同英国的联盟”。波兰政府很快就认识到戈林的这一声明是德国人离间波兰和它的西方盟国的另一个手法，是想让德国能够在东欧放手大干。它显然是德国政府三管齐下以反对英法波团结的最新攻势中的第一炮。希特勒自己在第二大又打出了另外两炮：他答应英法两国政府，如果它们事实上能让他自行解决波兰问题的话，德国就可以同英法重归干好。尽管如此，次日，即25日，英波协定已在伦敦签署的消息在华沙受到了热烈的欢皿，这样也就令人感到了“最大的满意”（英国大使这样证明说），而纳粹党人对他们的559手法的信心势必也已因此而动摇了。另外到了27日晚，波兰政府“鑑于希特勒先生（在25日同亨德森的谈话中）对波兰所使用的语言的性质”，决定立即实行充分动员。在以后的一星期中，德国人又煽起了一次对波兰人挑衅的事件，这回是假手波兰的邻邦斯洛伐克来进行的。8月28日，在德国军队到达斯洛伐克后，斯洛伐克电台就号召居民同德国军队合作，来对付正威胁着他们的“共同敌人”波兰。波兰人没有在柏林採取什么行动，而是立即向斯洛伐克驻华沙公使提出了抗议。8月29日波兰电讯社发表了一项公报，公布事情真相，并警告斯洛伐克人要对他们这种态度可能产生的后果负责。斯洛伐克的这种威胁性局势，再加上德国军队在波兰边境的集结，以及那里发生的多次冲突：这一切使得波兰政府决定在当天，即8月29日的下午实行总动员。外交部副部长斯泽姆贝克伯爵在下午4时接见英法两国大使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斯泽姆贝克说，包含有这一命令的总统公告“也许在半小时内”就要宣布。然而两位大使对此表示异议，认为当英德谈判仍在柏林进行的时候，採取这样一种极端的措施是“不合时宜的”，并警告说，这还可能要被全世界认为是波兰好战的表现。为了尊重他们的意见，斯泽姆贝克同意就此事再向外交部长请示。他立即这样做了。两位大使把情况报告本国的大使馆后，他们又去见贝克重申他们的异议。据诺埃尔说，首先见到贝克的肯纳德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但是当诺埃尔也坚持原来的意见时，这位外交部长就觉得不好办了，他立即打电话给总参谋长，并徵得后者的同意，暂缓公开560宣布。这位大使知道，这种推迟只不过是几小时罢了，所以实际的动员将于8月30日开始。但是波兰总参谋部决定把贴出告示的时间和政府向报界发表一项声明的时间都推迟到30日的中午，这样就使得动员只有在30日午夜12时或31日零时才能开始。即使在时间的安排方面如此小心谨慎，波兰的动员令（在它公布后几小时内，德国代办就把这个消息通过电话告诉了柏林）后来仍然常常被希特勒利用来为他的侵略行为作辩护。从这时起，英国政府就担负起代表波兰同德国谈判的全部责任。但鱼到31日的中午，利普斯基才又接到指示去同德国政府再接触一次。英国政府（在其28日和30日的照会中）曾告诉希特勒说，波兰政府准备进行谈判；30日午夜肯纳德也把英国政府给柏林的答覆通知了贝克。31日中午，更为紧急的是在午后1时45分，哈利法克斯又两次催促华沙赶快通过他们驻柏林的大使行动起来。但是在此期间，贝克已于午后12时40分指示利普斯基去要求会见里宾特洛甫，如办不到，就要求会见魏茨泽克；见到后就通知德国政府说，波兰政府“正在以赞赏的态度考虑”英国的建议，即波德之间的直接谈判也许还有可能重新恢復，他将“至迟在以后的几小时之内就此事（对他们）作出正式答覆”。561利普斯基于是立即（在午后1时）要求会见德国外交部长。3时，魏茨泽克亲自打电话问这位大使：他所要求的会晤是以特别全权使节的身分，“还是以其他身分”来举行的。当利普斯基回答说，他想以大使的身分来递交他的政府的一个信件时，他被告知，此事将会报告给里宾特洛甫。但是一直到下午6时30分，他才把波兰政府的信件交了出去。当再一次被问到他是否被授有特别权力时，利普斯基还是回答说他没有。里宾特洛甫于是又问道，他在前一大是否己得到通知说德国政府愿意同一位波兰全权代表进行谈判；对此，利普斯基回答说，他没有接到过直接的通知。里宾特洛甫于是结束了这次会晤，说他将把波兰政府的信件转交给总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中里宾特洛甫根本没有打算把德国的“建议”原文交给利普斯基，甚至连看都没给他看：而这位波兰大使也没有要求看到这些“建议”。波德两国政府代表之间的最后一次直接接触就这样结束了。没有递交最后通牒，也没有任何暗示说距离德国发动进攻只有几个小时了。开始进攻的准确时刻——4时45分，已用红铅笔填入最后的“绝密”命令，由希特勒在当天即8月31日签字后发给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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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罗马　　　　　　　　　　　　第一节对德苏公约的反应据消息灵通的义大利报纸说，德苏公约并没有使法西斯领导人感到意外。某些人还毫不掩饰地对此表示满意，因为它意味着包围政策的完结，这个妖怪一直在使两个轴心国大伙伴感到心神不安。然而，尽管这样一项条约的想法对义大利政府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但是这笔交易的迅速做成确实使它大大地吃了一惊。当德国外交部长在8月21日傍晚打电话给齐亚诺说，他就要去莫斯科“和苏联政府签订一项政治条约”时，齐亚诺正如上面已讲到的那样，正在设法安排同里宾特洛甫在8月22日见一次面。于是齐亚诺在和墨索里尼商量后，就把这次会晤的时间推迟到里宾特洛甫从莫斯科回来以后。他们认为这次会晤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要在会晤时坚持，义大利不介入因同波兰冲突而可能引起的一场全面战争。在齐亚诺的日记中没有一句反对的话，有的倒是对这一灵活措施的言不由衷的赞赏：“毫无疑问，德国人这一手干得十分漂亮”。还有馋涎欲滴的贪心的流露：“我们自己也必须准备好在克罗埃西亚和达尔马提亚有所获得。”到了第二天即23日，齐亚诺认为这一新的事态发展并“不真正是根本性的”。他这时已经会见过英国大使洛雷因，后者嘲笑了这项公约，说再过六个月它看起来就不会再是“这样精彩的一着棋”了，并补充说，他“可以向他保证，这一新的发展决不会影响陛下政府的态度”。23日，齐亚诺还曾对正在罗马访问的德国财政部长施威林-克罗西克说，依朋他的看法，尽管有德苏公约这一外交上的大胜利，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英法两国仍将会立即进行干预的。他相信，这样就会造成“一种非常严重的局势”，因为“轴心国还没有充分准备好，首先是在经济上”，而且在三年之内不可能作好战争准备。轴心国“肯定在军事上一开始会得手，但是敌人不会因此垮台，并且会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对于施威林-克罗西克所说的希特勒不相信英法会插手干预，齐亚诺回答说，恐怕563这一次将会证明希特勒是错了。至于从希特勒本人那里传送过来的关于德俄谈判的消息，他的义大利伙伴要一直等到25日下午才得到，这就是马肯森给他带来的一封信。信中除了其他内容外，还为希特勒辩解说，之所以没有把这次谈判的事早日通知义大利，是因为事情能否成功还不确定。然而现在同俄国签订的这项公约已成为事实，轴心国家一定能由此得到难以估量的好处，因为它们害怕被包围的恐惧心现在可以消除了。有了俄国这个同盟者，就不怕东欧各国怀有任何敌意了，他特别提出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来作为例子。最后这一点显然给墨索里尼留下了根深的印象：马肯森就这次谈话写给柏林的报告说，墨索里尼对于这项公约对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可能产生的影响，“特别感兴趣”。马肯森说，事实上墨索里尼看来是“完全同意”这项莫斯科公约的；的确，他说他本人早在4月里就曾向戈林建议，应该向俄国作出象这样的接近。　　　　　　　　　　　　第二节墨索里尼的犹豫不决齐亚诺坚信，德苏互不侵犯公约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局势，西方国家也不会因此而不再去支持波兰，如果它遭到攻击的话。这就使得他试图去阻止住墨索里尼的鲁莽行动。而且，他本人也十分怀疑，义大利不管结果如何都要和纳粹结成同盟，这样做是否明智。毫无疑问，他在8月初从上萨尔茨堡会谈归来时就已抱有强烈的反德情绪。在萨尔茨堡的整个会谈中，他同里宾特洛甫争执不下；后来他同希特勒的谈话，也不见得好多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有过一段可憎的日子”。归来后，他曾竭力说服墨索里尼相信希特勒已经背叛了钢铁公约，但是这位领袖仍一心想望军事介入以支持德国。根据齐亚诺的说法，而且的确这也是其他人的意见，正是由于他的劝阻的影响，才使墨索里尼没有作出会使义大利在希特勒的吩咐下贸然参战的任何决定。至于墨索里尼本人，在8月底的那些日子里，他的思564想或行动一直是摇摆不定的。起初，他被十分关切英德在柏林的谈判的齐亚诺说服了，同意接受英国大使要义大利出来调解的唿吁——这是按照哈利法克斯的指示于8月20日首次提出的。23日，墨索里尼让齐亚诺去告诉洛雷因说，他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唯一还有点成功希望的一个办法——这就是波兰应把但泽放弃给德国，而以后的谈判则应由“一个真正的和平会议来进行”。齐亚诺于是把这个意思告诉了洛雷因，但是这一计划自然不可能得到英国的支持。根据哈利法克斯的看法，德国既不提供适当的保证，又没有同意一种国际的保证，向波兰提出这样的建议那是根本无从谈起的。然而，在作出这种想要调解的姿态之后，墨索里尼在当天即23日的下午又恢復了他的战争叫嚣。齐亚诺写道。“他谈起了军队和进攻”。这位外交部长为了另外一件事于第二天即24日去谒见国王，但谈话几乎完全转到目前的局势和军队的状况上面去了——国王说军队的状况“很可怜相”。他还告诉齐亚诺说，在亲自作了三十二次视察之后，他认为在法国边界线上的防御工事抵挡不了法国的军队。第二大早上，齐亚诺把这次谈话向墨索里尼作了汇报，从而使后者的好战计划受到了遏制。另外，来自柏林的局势严重的消息，也加重了他的顾虑。24日午夜（前面已讲到过），里宾特洛甫在电话上对齐亚诺说，情况已变得十分紧急。决定要使墨索里尼认清道理，齐亚诺一早立即赶往威尼斯宫，并终于使他同意给希特勒发一个电报，就说眼下义大利还不能介入。返回基吉宫后，齐亚诺在午后12时15分将电文拟好，但电报并没有发出。墨索里尼又把齐亚诺叫去：他又改变了主意。显然他是害怕希特勒发怒，所以又宣称他准备介入了。齐亚诺知道同他争论是没有用的，只得不再进行任何活动。在25日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内，罗马方面不再有什么动静；阿托利科同纳粹头子们后来也还有过一次尴尬的谈话：这两件事上面都已提到过了。　　　　　　　　第三节义大利的不插手介入：希特勒同墨索里尼互换信件，8月25日至27日8月25日那天，当墨索里尼对于义大利应奉行何种政策还在犹豫不决，齐亚诺因而也不能给柏林以任何明确的答覆时，希特勒给墨索里尼的信在中午过后不久就来了，这就使他们要走的道路变得更清楚一些了。这封信的目的是双重的：它传达了（前面已讲过）德国总理对于莫斯科公约的解释，另外它还透露了德国即将进攻波兰这个十分严重的消息。（希特勒说）德国和波兰的关系自从春天以来一直不能令人满意，而最近几个星期（他谴责说这是由于英国的干预）更变得使人难以容忍。他指出，这种来自波兰的危险也是他急于要和俄国订约的原因之一。波兰的动员使德国也採取了同样的行动。挑衅行动和边境暴行每天都在发生。然而凡事都有个限度，如果波兰人越出这个限度，那么他就要“立即行动”。他没有多费笔墨来要求墨索里尼援助，只是在末尾说：“如义大利处在同样境地，我会完全同情于它的”；并向这位义大利领袖保证说：“在任何这种情况下，从一开始你就可以相信我的态度的”。话可以倒过来说，但它的含义对义大利的头目们来说，则是再明白也没有的了。于是，在马肯森的面前，墨索里尼装出了一副勇敢的样子说，他看得出来德波关系己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一场“冲突不仅无法避免，而且是已经迫在眉睫了”。他试图从马肯森的口中打听出预期中的进攻的准确时间（希特勒在其信中对此毫无透露），但是并未如愿。这时，他又重复了一遍，说他希望战争最好能推迟两三年。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大使报告说他是这样讲的），他都将无条件地同他的盟友站在一起。然而，这次会晤一结束，比较稳重的意见又占了上风。齐亚诺现在没花多大力气就使墨索里尼认识到，希特勒想要他们干的是什么，他们所处的是多么危险的境地。在他的怂恿下，墨索里尼亲自起草了一封给希特勒的回信。重复了他对马肯森讲过的大部分话之后，他很快地就谈到了他所谓的义大利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这里，齐亚诺把他在上午拟好了但未能发出的那封信中更加坦率的一些话也加了进去。）信中说，如果德国进攻波566兰，而冲突又始终是区域性的话，义大利将提供所要求于它的一切政治上的和经济的援助；但是，如果德国发动进攻，并把波兰的西方盟国也拖入战争的活，那么，墨索里尼说，他必须提醒希特勒，义大利人就不可能“首先主动採取”任何军事行动，除非德国立即向他们提供为对付英法进攻义大利所必需的军需品和原料。他说，义大利尚未作好战争准备这一点，曾一再地向德国人讲明过。当然，这并不是一个空洞的藉口，但是墨索里尼现在虽然是这样的向希特勒强调困难，却已多次拒绝听从他自己的军事顾问们的警告。这也许是因为形势所强加于他的这个受人摆布的角色是如此的不对胃口，以致更加助长了他在战争准备是否就绪这个问题上的自我欺骗（法国政府当时也犯有这种毛病）。没有准备好之外还加上不情愿——这肯定存在于军队将领和一般公众之中，他们强烈地反对战争，正象他们反对现政权的亲德政策一样。墨索里尼给希特勒的答覆（如上所述）由阿托利科于25日下午6时送到帝国总理府，在当天晚上9时30分，墨索里尼就从马肯森于里接到了希特勒的回信。在得悉墨索里尼投入“一场欧洲大战”的条件后，希特勒要求提供更详确的细节：他们需要哪些军火和原料，在什么时候要？只有知道了这些，他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马肯森被告知说，这些要求将于次日送交柏林。在这里似乎有了一个使法西斯领导人可以脱身的漏洞：清单中的数量竟然开得如此之大，以致不可能予以兑现。这样，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第二天上午在同他们的三军参谋长们商量后，就开了一份义大利需要物资的清单567（据齐亚诺说，这份清单甚至得到了马肯森的怂恿和鼓励，他对希特勒的“军事冒险”也抱敌视态度）。齐亚诺还发表议论说，这份清单“足以杀死一头公牛——如果一头公牛也能读它的话”。它表明一场为期十二个月的战争的物资需要量：六百万吨煤和钢，七百万吨石油，几千吨的矿产品、化学物品、橡胶等等，军火工厂所需用的机器（这份清单已在凯特尔处），以及保护都灵—热那亚—米兰—萨沃纳这一方形地带中的工厂所需要的一百五十个高射炮组。墨索里尼写道，如果要义大利参加战斗，这些供应是绝对必需的；不过，他在最后仍答应提供他常提到的政治支持。义大利的要求是在26日中午发出的；在柏林，阿托利科将清单递交给希特勒时又自作主张地要求立即交付这些援助物资。他在当天下午报告齐亚诺说，他故意这么做，是因为他真诚希望阻止义大利被拖入战争，所以要使德国人绝不可能满足义大利的要求。然而这一手法和这份有意过分要求的清单都并没有能骗过德国的领导人。戈林1946年3月在纽伦堡审判中曾说过：“事情已很清楚，义大利人提出我们无法兑现的要求，就是为了要使义大利置身于战争之外。”尽管如此，还是保持了情面上的关系。希特勒的回电在8月26日下午3时发出，4时到达罗马，5时过后不久就由马肯森递交给墨索里尼。电报带来了所盼望的消息：德国只能提供义大利所需数量的大大削减后的一小部分（义大利所需要的煤、铁和木材的数量除外，这些物资可以充分满足）；所要求的一百五十个高射炮组，则只有三十组可以立即付运。阿托利科要求物资立即付运，如果只就运输能力568不足这一点来说，也已经使得这一关于物资的要求不可能予以满足了。因此希特勒也明白义大利是不能参战的了，但仍声称他理解墨索里尼的处境。在27日凌晨发出的另一电报（上午3时40分到达罗马，9时递交给墨索里尼）中，希特勒重申他理解并尊重墨索里尼的态度，他只想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在心理上”义大利应这样的支持德国，以使得全世界在目前弄不清楚义大利宣布中立的真正意图；第二，以义大利军事上的显示威力来牵制住英法两国军队；第三，在即将到来的对西方战争中，义大利应以工业和农业劳动力支援德国。27日，墨索里尼同意了德国的要求，由马肯森于当天下午4时电告柏林：“领袖将……百分之百地履行元首的要求。”墨索里尼本人在下午4时30分发出的一件电报中，也答应给予充分的心理上的支持（通过电台、宣传等），并详细讲述了义大利军队在法国边界和利比亚境内的部署情况。他还同意，在不影响义大利动员的需要的情况下，尽可能多派一些劳动力去德国。希特勒的前两个要求，和墨索里尼的答应照办，产生了顶期的效果——至少对于法国是如此。甘末林写道：“义大利的暧昧态度使我们不得不用二十四个师的兵力来对付它；而在1914年8月，它的保证中立就使得我们能够把全部力量都投放在东北方面。”然而，按照齐亚诺的看法，答应向法英两国显示力量却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些天来一直在努力设法同这两个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尤其是后者。由于他经常同哈利法克斯友好地通电话，齐亚诺以自己同这位英国外交大臣的看法完全一致而感到很得意。照齐亚诺的看法，有两件事促进了这种友好关系。第一件事是，通过洛雷因，法西斯领导人才在27日首次得知希特勒在25日向英国提出的那些建议，其中包括“一项联盟或类似的东西”。这569是对义大利人的威信的又一个打击，因为，据齐亚诺说，对于这一行动他们是“完全被蒙在鼓里”。不过，齐亚诺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英国大使，只是后来在当天同哈利法克斯通电话时说，义大利政府已经得知希特勒的建议，并敦促哈利法克斯不要加以回绝。哈利法克斯则向他保证说，英国政府绝不会拒绝同德国进行讨论，但是它对波兰的立场应该完全说清楚。齐亚诺认为，这次谈话反映了双方的“极端的热诚”。英国方面抱有明显的善意的第二个迹象是，在前一天即26日，哈利法克斯通过洛雷因预先通知齐亚诺说，英国海军部将禁止英国船只在地中海航行（28日在伦敦宣布，第二天登载在英国报纸上），并且强调这只是一个预防性的措施，决不能解释为是反对义大利的一个序幕。　　　　　　　　　　第四节墨索里层建议召开一次会议以后的这几天是很不宁静的，虽然英德谈判这时还在柏林进行着。8月27日里宾特洛甫在电话中对马肯森说，据说在罗马有谣言，讲德波之间的紧张局势已有所缓和。这完全是捏造；事情真象恰恰相反。他要马肯森保证使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不相信这一谣言。27日傍晚，阿托利科在柏林又做了一个显然是出于他自己主张的动作。当他去见魏茨泽克商谈一些经济事务时，他“自动地”（魏茨泽克说）讲起，只要希特勒同意，墨索里尼仍准备提出一项和平解决德波纠纷的方案。阿托利科说，他所设想的是，德国取得但泽的权利应首先得到确认，还应该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不仅德波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还有法意两国之间的争执、殖民地问题、原料和限制军备等问题。另方面，德波之间和法意之间的纯政治问题则可以不列入会议议程，但也可以同时进行处理。最后，阿托利科还说，墨索里尼也准备支持关于波德两国直570接谈判的任何建议。魏茨泽克立即把谈话内容报告给里宾特洛甫，并决定“在目前”不必给阿托利科任何答覆。29日下午，墨索里尼採取的依然是这种有节制的策略。听到阿托利科报告说希特勒当天正在研究英国28日的照会，他就要这位大使去告诉希特勒说，作为一个真实的朋友，他认为英国的建议提供了一个对德国有利的解决问题方案。他还通过阿托利科捎去一个口信说：“凡是元首认为墨索里尼能够在政治或外交领域中採取的每一个行动，领袖都将十分情愿地付诸实施”，特别是，德国想要在伦敦採取的任何行动，他都准备为之效劳。当晚9时，在刚见过希特勒之后，阿托利科报告说，总理对墨索里尼的口信表示感谢；虽然对英国的主动姿态有所怀疑，他还是同意了与波兰直接谈判，并且正在等候他们的使者的到来。然而，在8月30日上午9时45分马肯森把一份关于里宾特洛甫同阿托利科29日谈话的照会当面交给齐亚诺时，后者说道，鑑于双方都在调动军队，“据他看来，和平解决现在已经是不可能了”。到31日清晨，从柏林传来了坏消息。阿托利科在9时打来电话说，局势濒于绝望，波兰在直接谈判这个问题上继续默不作声，正在破坏阻止战争发生的任何机会。他还说，的确，战争已无可避免，除非立即有什么新的发展，他建议这可以採取由领袖出来讲话的形式。这正是墨索里尼所需要的提示：他现在可以把最近几周多次提出的关于召开一次会议的建议付诸于行动了。主动权是在他的手里：他要为和平而进行干预，从而提高自己的身价。在接到阿托利科的电话后，齐亚诺立即去同墨索里尼商议。两人同意，第一步应该是立即去告诉英国政府说，墨索里尼只有带着“一份厚礼：但泽”才能去同希特勒打交道，进行调解。齐亚诺于是在31日上午11时打电话给哈利法克斯说，如果墨索里尼可以对希特勒说，“关于但泽，现在有了新的情况”，那么，他就准备提议再召开571一次会议来解决其他问题。这个建议，英国政府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哈利法克斯告诉齐亚诺说，但泽，在他们看来，正是“争执的核心”。尽管齐亚诺本人对于希特勒是否会同意这一计划感到怀疑，但他还是立即召见英国大使，把他对哈利法克斯讲过的活又讲了一遍。（看来，他并没有把哈利法克斯不贊成义大利的建议一事告诉给洛雷因。）洛雷因逼着齐亚诺要他说，如果但泽归还给德国，墨索里尼就一定出面反对希特勒把走廊也拿走。齐亚诺不肯对此作出保证，但他的确想过，如果墨索里尼能够这样的为希特勒“获得”但泽，那他就要运用他的所有一切影响来阻止德国人发动战争。午后12时50分，齐亚诺再次打电活给哈利法克斯（洛雷因这时也在旁），告诉他墨索里尼的一个新建议，这是他同墨索里尼刚刚商量过得到的结果。这建议根本不提但泽，而是邀请德国在9月5日参加一个会议，其目的是重新审查凡尔赛条约中那些成为麻烦根源的条款——毫无疑问，它们既涉及到德国人的不满，也涉及到义大利人的不满。齐亚诺说，他已经把这建议告诉了法国大使，如果英法两国接受这一设想，墨索里尼就可向希特勒发出邀请了。齐亚诺要求及早给予答覆，但是他在当天并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与此同时，在柏林，阿托利科于下午5时见到了里宾特洛甫，告诉他说，墨索里尼“迫切希望”希特勒能接见利普斯基，从而建立“为避免最后决裂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接触”。里宾特洛甫回答说，希特勒一直在等候波兰谈判代表，但是至今不见其到来，不过墨索里尼的愿望一定要转达给他的。当阿托利科要求得到一份德国建议的文本时，里宾特洛甫答应在当天傍晚时可以给他。7时，在希特勒接见阿托利科时，这一诺言得到了实践。当希特勒说到，由于波兰的态度，“这一建议已不再有效”时，阿托利科就问，希特勒现在是否同意让墨索里尼出来当调解人。希特勒说，他们“必须首先等待事态的发展”；在他们目前这种思想状态下，波兰人是不会来理睬墨索里尼的。一直在等待哈利法克斯给他回音的齐亚诺，31日晚8时得到义大利电话总局的通知说，伦敦已经切断了同义大利的所有电话联繫。齐亚诺感到不安起来，认为这572是战争状态的一个预兆，并向洛宙因大发牢骚。洛雷因也认为这件事太欠考虑，并立即请求外交部至少也应把官方电话联繫立刻恢復起来。但是，迟迟不给齐亚诺答覆也还有其他原因：哈利法克斯必须以墨索里尼的计划向首相请示，还必须同法国政府（齐亚诺也已经把他的建议送给法国政府）磋商。这时，洛雷因也已经和哈利法克斯通过电话，他强烈支持召开会议的计划。只要英国和法国首先在原则上加以接受，希特勒要想拒绝就比较难了一洛雷因就是这样的来解释墨索里尼的打算的。齐亚诺还向他保证过，波兰和俄国将受到邀请，可能还有西班牙。第二天，9月1比上午10时30分，尽管德国已开始向波兰进攻，博内还是让法国驻罗马大使知道，一个“原则上贊成”墨索里尼建议的答覆就要发出。两国的正式答覆都在中午时候到达罗马。英国的答覆是，对义大利人的努力表示赞赏，虽然局势已经使召开会议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谈。法国的答覆，虽然也对义大利的举动表示赞赏并愿意给予支持，但并不象博内答应过的那样“有利”。它指出，关于未参与会议各国的利益，这次会议是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的，而且无论如何，会议的内容应扩大到既讨论眼前的、短期的问题，也讨论那些涉及面更广的问题。这个答覆是在前一天晚间部长会议上发生的一场激烈辩论后作出的。在会上，博内由蒙基和马尔尚多支持，极力主张同意义大利的计划。达拉第反对他的主张（虽然博内曾以为他会站在自己的一边）。达拉第一听到这项建议，就断然拒绝考虑一个“第二次慕尼黑”，并曾告诉在巴黎的菲普斯说，他宁可辞职也不接受这一邀请。与此同时，他还同甘末林以及波兰和美国的驻法大使商量过。他们全都对墨索里尼的建议很不信任，因此也就更加强了他的反对立场。在这次会上，康潘希、雷流萨罗特和芒代尔也都表示极不愿意接受这一邀请。尽管如此，据法国驻罗马大使弗朗索瓦-蓬塞报告说，齐亚诺却觉得法国9月1日的答覆“显然是令人满意的”；但是由于战争已经爆发，他还不能说现在把义大利的建议送给希特勒是否有什么用。当齐亚诺就波兰是否仍愿意举行这种会议同法国大使商量时，后者认为波兰的态度捉摸不定，但这一计划值得试一试。在9月1日这一天，墨索里尼努力想把义大利不介入战争这一原则确定下来，齐亚诺在31日夜间9时15分已经极其秘密地告诉洛雷因说，义大利已决定不同英国或法国作战；并在1日中午报告墨索里尼说，大约在三小时内就要公开宣布这一决定。墨索里尼在上午8时30分打电话给阿托利科，要他去请求希特勒在公开宣布这一决定前给墨索里尼一个回电，明确地解除他在钢铁公约下应负的义务。阿托利科在上午9时15分回话说，他已亲自把墨索里尼的来电交给了希特勒。总理已经准备好了一份给墨索里尼的电报，但是他现在已下令要按照墨索里尼所要求的内容另拟一份来替代原来的那一份。这份由马肯森送来的电报，感谢墨索里尼“在外交和政治上的支持”，并且声称，在目前的情况下希特勒并不期望需要义大利给予军事援助。得到了希特勒的这一许可，墨索里尼随即在3时召开了部长会议，在会上他的不介人政策得到了一致的贊574同。之后，于下午4时30分广播了会议公报：“会议……向义大利人民宣告，义大利将不主动採取军事行动。”在公报之后，接着又广播了希特勒解除墨索里尼军事义务的电报。到了这时，除了法国人外，大家似乎都已经把召开会议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博内，通过弗朗索瓦-蓬塞，仍极力想使这会议得以开成。至于弗朗索瓦-蓬塞本人，由于没有完全得到洛雷因的信任，不知道英国政府对这会议如何看法，只熊在得不到英国的合作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干，所以感到很懊恼。9月1日上午，他两次去见齐亚诺，极力陈述法国的看法。但是在当天晚上9时，齐亚诺通知他说，墨索里尼对于是否要提出这建议正在十分踌躇不决：他怕希特勒，在他已发动战争之后，会疑心有人在趁机骗取他的胜利果实；尽管如此，领袖还是没有完全放弃这一打算。到了第二天，即2日的早晨，义大利的领导人们果真勉强地向法国人的压力屈服了。10时，阿托利科在柏林向魏茨泽克递交了一个文件（当时外交部长不在），要他转呈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文件说，义大利可能仍有一个机会使法国、英国和波兰同意在下述基础上召开一次会议：第一，双方就地停战；第二，在两到三天之内召开会议；第三，解决德波争执。齐亚诺把这文件说成是向柏林提供的“一点点线索”，但是这个文件肯定强调了德国从这样一次会议可能得到的好处，因为（正如它说的那样）这时德国已经得到了但泽以及它所追求的大部分目标，而且还获得了它的“精神上的满足”。如果它同意开这次会议，它就可以达到它的全部目的，而且还可以避免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令齐亚诺惊讶的是，希特勒并没有立即完全回绝这个计划。阿托利科在同一天（2日）的12时30分去见里宾特洛甫，想打听一下德国对义大利的建议的态度究竟如何。里宾特洛甫说，他已经同希特勒讨论过这一设想。希特勒所关心的是，首先要弄清楚，头一天他收到的英法两国政府的照会是否带有最后通牒的性质。如果是最后通牒的性质，那末它们同墨索里尼的建议就是背道而驰；这样，他就只得拒绝这个建议了。阿托利科坚持说，不管这些照会是什么性质，这项建议都应优先考虑。里575宾特洛甫则说，必须由英法两国驻柏林的大使，并通过阿托利科向罗马询问，把这两份照会的真正含义解释清楚。因此不能立即给义大利的建议以明确的答覆。他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情况，齐亚诺在当天下午2时向洛雷因和弗朗索瓦-蓬塞作了介绍。然店，当着他们的面，齐亚诺又亲自打电话把希特勒的两点要求告诉给哈利法克斯和博内。双方的回答都是：那份照会是想作为一种警告，而不是最后通牒；至于限期的事则必须分别由英国内阁和法国部长会议来解决。哈利法克斯本人还补充说，他确信英国政府现在不仅将坚决要求停止敌对行动，而且还将坚决要求德国军队在这种会议能召开之前撤出被他们占领的波兰领土。他在见过首相之后于下午6时38分又打电话告诉齐亚诺说，他预料的已经得到证实。英国政府不仅将坚决要求德国军队撤离波兰，以之作为召开会议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还坚决主张但泽必须回復到几天前的原状。齐亚诺回答说，要希特勒接受这两个条件看来是极难办到的。哈利法克斯还说，下院将在当天晚上就义大利的召开一次会议的建议发表一个声明。对于这一点，齐亚诺也表示异议，然而哈利法克斯说，必须使公众随时知道局势的发展。在罗马，齐亚诺直到深夜还没有收到法国的最后答覆，虽然博内在4时已经和哈利法克斯谈过计划召开会议的事和最后通牒的问题，而且卡多根在英国内阁会议后也在下午5时打过电话给博内，告诉他英国提出的条件，以及英国内阁所规定的限期，即德国军队必须在午夜前撤出。这一决定，如前所述，以后又在当天夜间取消了。不过，这一改变对义大利建议召开会议的前景并不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知道了英国的条件后，义大利的领导人现在确信，把一项完全不可能被接受的建议向希特勒提出，那是毫无用处的。于是齐亚诺不再等候巴黎的消息，在晚上8时20分打电话给柏林说，除非德国676政府建议义大利政府继续进行这项计划，否则它就要放弃它了。阿托利科于下午8时50分把这信息转达给里宾特洛甫，后者接到后也没有作任何评论。博内为了想使法国的答覆显得比英国的更加妥协一些，一直等到晚上8时30分部长会议结束后才把復电发出。于是他就可以（在晚上9时）这样的告诉齐亚诺了：虽然这答覆同早先那个临时性答覆内容一致，但至少法国政府准备给希特勒以他所要求的二十四小时来考虑一切，它将不要求德国在9月3日中午以前答覆它的照会。然而，正如齐亚诺在回电时对他说的，法国答应的较长宽限现在已无补于事了，因为英国政府提出的条件已成为召开一次会议的无法克服的困难。齐亚诺热情地感谢博内的来电；博内则对这位义大利部长的努力表示敬意。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尽管如此，博内仍没有完全放弃召开这一会议的希望。9月2日夜间，德·蒙齐在得到他的同意后，与义大利驻巴黎大使瓜里利亚进行接触，问他如果英国政府所坚持的德军撤出波兰这个先决条件办不到的话，是否至少可以有一次“象徵性的”撤军。这个建议由瓜里利亚转达给齐亚诺，被齐亚诺当时就回绝了，甚至也没有向墨索里尼请示报告。事实上，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只不过是表明，至少法国政府中有一些成员仍在极力想避免战争而已。在义大利建议召开会议这件事上，最后要说的是同希特勒有关的。在一份电报中（9月3日夜晚11时到达罗马，由马肯森于4日上午9时40分递交给墨索里尼），希特勒感谢墨索里尼的这最后一次斡旋的尝试，并且声称如果当初他能够得到会议必将成功的保证，他原来是会同意召开这次会议的。但是，德国人在波兰的两天战斗中已经流了血，他不能让它“在外交阴谋中白白地流掉”。尽管如此，他相信，如果英国不是从一开始就决心要打的话，解决的路子还是可以找到的。他警告墨索里尼说，同西方国家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义大利现在可以置身事外，它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是同它们势不两立的。希特577勒写道，“我还相信，即使我们现在走的并不是一条路，命运终将把我们联结在一起。” 第22页 第五章中立国的立场欧洲各小国在同大国关系中的实际地位，和它们在战争爆发前这一阶段中有关中立的政策，都已在本书前几卷中述及。特别是那些与德国接壤、因此处境最为危险的国家，直到大战爆发前夕一直是把它们的中立当作最后的希望而紧紧抱住不放。德国的一再保证将尊重它们的地位，似乎也按照其表面价值而被接受了。纳粹暗示说，如发生战争，第三者可能会侵占它们的领土，所以极力迫使它们为了本身的利益，重申它们的绝对中立地位。这样，希特勒（他完全知道西方国家不受到挑衅是不会侵犯中立国领土的）就使弱小邻国的边界地区变得对德国安全无害了，随着他的侵略计划的逐步展开，再来对这些小国逐个地加以解决。确实，有些小国也向英法两国寻求同样的保证，或者是（如比利时）根据现有的承诺，或者是（其他国家）因为这些大国一向有尊重它们的中立的传统。然而，主要是由于怕得罪德国，彼此从来没有进行磋商过，也没有做过协调各国军事计划或军事力量的尝试。中立和独立仍然是它们有用意地提出来的口号。那些所谓“奥斯陆国家”——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和低地国家——确实曾联合在一起向将要成为交战国的双方唿吁过要避免战争，但是它们的合作也只是到此为止了。每个国家选择各自的道路，结果是它们七个国家中有五国在八个月或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内遭受了德国的侵略和占领，而芬兰则在这年年底同俄国打了起来。即使如此，它们仍然深信自己的态度是正确的。试举一个例子，荷兰外交大臣范·克勒芬斯，在1940年9月（他的国家被入侵和占领以后）写文章坚持说，对一个处于荷兰这样战略地位的国家来说，中立以外的任何政策“都只是自杀而已”。　　　　　　　　　　　　　第一节低地国家大多数中立国家听到德苏条约的消息后，都感到迷惑和惊慌不安，布鲁塞尔更是公开地冷嘲热讽。比利时人把这条约当作是一项投机取巧的外交手腕，认为缔约双方对条约的持久价值都不抱丝毫幻想。尽管如此，比利时政府显然并没有用同样的现实主义态度来对待自己同德国的关系，因为在8月25日，比利时首相皮埃洛就曾向德国代办保证说，比利时政府的“继续奉行一项独立的政策和置身于任何冲突之外的决心并没有改变”。他说，独立的政策“乃是国王的政策，国王毫不动摇地坚持这项政策”。当这位代办提到有谣言说，法国打算在战争爆发时遣派军队通过比利时的领土，皮埃洛又进一步保证：比利时政府决心“‘动用其全部战斗力量来对付任何侵犯者”。第二天，8月26日，按照里宾特洛甫的指示，德国大使要求国王利奥波德予以接见。接见时首相也在座，大使声称：如一旦发生战争，德国准备无条件地遵守1937年10月德国同比利时换文所规定的条款，即德国政府保证比利时领土的不受侵犯和完整。当然，其先决条件是比利时“在任何冲突中”对德国应保持中立，并不得容忍第三国对其中立有任何的侵犯。如果比利时竟然容忍这种侵犯时，则德国自然也将被迫出来保护其自身的利益。德国大使在汇报他的这次谈话时说，国王利奥波德“对德国的步骤深表满意”，他充分了解这项声明的含义，并且宣称他决心“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一方，都要执行这项独立的政策”。8月26日，在布鲁塞尔发表了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新闻公报；同一天，比利时外交部给德国大使馆的一份照会中也重申了政府严守中立的决心。28日中午，比利时政府下了局部动员令，三小时后开始沿法国边界一带採取了防御性措施。德国大使指出，这表明比利时人是真心想要保持中立的。英国驻布鲁塞尔大使罗伯特·克莱夫爵士26日收到579了皮埃洛的一封信，告诉他上述的那次谈话和德国宣言的含义。送来这信件的官员说，首相急于想知道，由于德国的这一行动，英国人是不是也应重申一下他们的保证。比利时驻伦敦大使随后在26日傍晚也去英国外交部提出同样的询问。第二天，27日，英国政府作出了答覆，它向比利时政府重申了1937年4月24日的声明中所作的保证，即英国政府将尊重比利时的中立，但是如果它遭到另一国家的侵犯时则另当别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保留改变其态度的权利，以便确保自身的防务：而且他们自然也将履行自己已作出过保证的对比利时的“援助承诺”。26日还向法国政府进行了接触；28日，法国大使向国王利奥波德递交了一份他的政府的类似声明。28日，皮埃洛把一份表示已收到英国政府的声明的通知信交给克莱夫。在这份通知中，比利时政府重申了“在一场欧洲冲突难以避免时”它打算保持中立的意向。通知继续说，它因此将反对破坏这一中立的任何行为；如果“事与愿违”，比利时竟遭到侵犯，那么，“它将毫不踌躇地请求联合王国”给予援助，这种援助的承诺是英国政府刚刚重新加以肯定过的。克莱夫在报告这一点时还说，皮埃洛“坚持”要强调这最后一个条件的必要性。这样，在交换了这些保证后，一旦入侵波兰把英国和法国也卷了进去，比利时就必须承担起国际法所规定的一个中立国的种种义务。它的保守中立的声明在9月3日的《箴言报》上登了出来。580荷兰的中立地位与比利时的不同，纯粹出于自愿，而不是由条约规定的。8月25日，荷兰政府通过荷兰全国新闻局发表一项声明（登载在26日的报上），对外国报纸怀疑荷兰会保持中立的猜测予以驳斥，并坚决表示如爆发战争它将保持绝对的中立。8月26日，德国驻海牙公使拜会了荷兰外交大臣，随后又谒见了女王威廉明娜，他向两人都宣读了一份声明，大意是说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侵犯荷兰的领土。反过来，在发生战争时，它也期望荷兰政府能对德国严守中立，并抵抗第三者对它的中立的任何侵犯。28日，荷兰发布了动员令。当天夜晚，女王威廉明娜在广播演说中强调，这不是战争的信号，恰恰相反，这乃是一项紧急措施，以便荷兰在必要时得以贯彻其严守中立的意愿。英国政府知道，荷兰人是怎样一向小心翼翼地强调他们的独立而不是他们的中立，并且晓得他们绝不希望得到关于尊重那种地位的外国保证，因此直到这时为止从来没有正式地提出过这种保证。只是到了8月30日用在英国报纸上发表声明的方式，英国政府才首次宣称，它“决心要象尊重比利时的中立那样尊重荷兰的中立”。接着，英国驻海牙大使在9月1日递交给范·克勒芬斯一份照会，声称一旦英国捲入战争，如果荷兰政府能採取中立的态度，则英国政府将坚决尊重这种中立，假如其他国家也这样做的话。这一次英国政府是独自行动，法国并没有参加。法国没有作这样的声明，也没有要求过它这样做。范·克勒芬斯后来在议会答覆批评者时说，这种保证在当时是不必要的，因为在两国之间还隔着比利时的领土，而比利时，法国对它是作了保证的。9月3日，荷兰政府发表了一个保持中立的宣言，宣言包含有二十三条以国际法的通例和原则为依据的条文。卢森堡是根据1867年的伦敦条约，在共同的保证下建立起来的一个永久中立国。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对它的中立或独立并没有作过特殊的保证。不过，法国准备在它遭到德国攻击时，给予军事上的援助，并在8月28日由博内把这种意向写成了实际的条文。在法国驻卢森堡公使8月29日递交给卢森堡外交大臣贝塞的一份照会中，法国向卢森堡政府保证，如爆发战争，法国政府决不会侵犯卢森堡的领土。只有在卢森堡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受到别国破坏时，法国政府才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它的保证。大公国政府在当天就作了答覆，表示已收到这项声明。就在这时，德国政府又拿出了对待比利时和荷兰的老办法，在8月26日向卢森堡政府保证，它的中立将永远受到尊重，并且同对待另外两国的办法一样，也附有关于卢森堡本身对德国和对第三国的态度的同样但书。当天晚些时候，贝塞向德国公使表示，卢森堡政府对德国的声明感到满意，并重申它想同德国相互保持中立的“坚决意愿”。8月31日，卢森堡政府发表一项文告，唿吁人民严格遵守中立。　　　　　　　　　　第二节斯堪地那维亚、瑞士和西班牙在斯堪地那维亚各国中，丹麦是唯一同德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由于1939年5月同它签订有互不侵犯条约（而且无疑也是由于它直接同德国毗邻，所以使它变得对德国更加安全无害是很重要的），它现在就成了第一582个得到德国保证的国家：保证它的中立将得到尊重。这是由魏茨泽克在8月28日给予驻柏林的丹麦公使的，他採取的方式是公开警告丹麦人，要他们提防英国，特别是英国的空军，可能会蹂躏它的中立。魏茨泽克还说，近几天有另外四个中立国家，这无疑公使一定是已经注意到了的，它们也接到了同样的警告，不过它们的危险是来自法国。接着是现在时常提出来给予人家的保证，并要求丹麦方面保持绝对的中立。29日，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向丹麦外交大臣重申了这项声明。后者向他保证说，丹麦决心保持绝对中立。穆克还说，这种绝对的中立，对德国将是“善意的和友好的”。第二天，30日，英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向丹麦政府提出一项保证：只要丹麦的中立得到德国的尊重，那么，英国政府自然也将予以尊重。至于对其他的斯堪地那维亚国家，德国就不能採取这样明确的措施了。德国驻奥斯陆公使8月31日建议，德国应该向挪威提出尊重它的中立的保证，目的是要看一看英国是否也会象在丹麦那样跟着照样行动起来。他认为，如果英国不这样做，那就可以表明当战争爆发时它会对挪威採取什么态度了。这一建议是否彼柏林採纳了，还不清楚。也许只不过是一种巧合吧，第二天，9月1日，魏茨泽克向驻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的公使馆发了指示，要它们向这三国政府作已经向低地国家和丹麦作过的同样声明。魏茨泽克的指示最后说，“请使用清楚的、但确实是友好的辞句来表达这项声明”。根据他的这一指示，德国公使向挪威政府作了声明，但它在8月30日已经发布了局部动员令。外交大臣科特接受了这项声明，他说挪威已经公开宣布它愿意保持“完全中立”的意向。没有证据表明，瑞典曾对德国的这项外交行动作过答覆，但首相在8月27日已重申瑞典政府决定要保持严格的中立，并在前一大已下达了局部动员的命令。还有芬兰，它在9月1日也发表了一项保持中583立的声明。2日，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通知芬兰外交部长：德国将保证芬兰的中立；后者回答说，他的政府将严守中立，绝不允许对这中立有任何侵犯。德国也对瑞士提供了保证。这一保证和它给予瑞典的保证，是它的最后一分钟的保证中它始终信守不渝的仅有的两个保证。8月26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联邦政治部部长重申了德国政府将尊重瑞士的中立的保证。尽管瑞士可能不是交战的一方，但显然它会在边境地区陷入一场战争的混乱纠纷中。鑑于它的这种处境，瑞士政府迅速地採取了一些措施。431日，联邦政府照会欧洲各国：如发生战争，瑞士将严守中立。同一大，义大利政府通过它的驻伯尔尼公使向瑞士保证，一定“严格尊重”它的中立地位。9月1日，法国政府以同样的措辞正式表示已注意到了瑞士发出的照会。西班牙没有正式宣布过将保持中立，但是西班牙驻法国武官和西班牙驻法国大使莱凯里卡在8月25日曾分别向甘未林和博内保证，西班牙将严守中立。 第23页 第六章最后的和平唿吁在8月最后一星期中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两三个潜在的交战国发出的一系列和平唿吁中，奥斯陆各国在8月23日发出的那个唿吁是第一个。这是由这些国家——584四个斯堪地那维亚国家和低地国家（瑞士通常也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但这次没有参加）——的外长共同提出来的。他们几年来习惯于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在那多事的1938年夏天，在哥本哈根的一次会上他们曾宣称，他们准备对任何国际调解的尝试给予协助。他们现在一致同意比利时政府的一项提议，即他们应该在8月23日在布鲁塞尔开一次会，为避免战争作最后的努力。在这次会上，他们商定了一项宣言的全文，并由国王利奥波德在当天晚上代表他们予以广播。宣言说，大国“正在採取几乎是等于动员它们的武装力量的措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小国受到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将身不由己地被拖进随之而来的冲突，独立或中立将成为无足轻重。不过，虽然宣言是唿吁和平的，但并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乞求和平，而是要求有一个“所有国家的权利都将受到尊重的和平”。唿吁号召“对事情的进程负有责任的人们”，把他们的争端提交“在兄弟般合作的精神下举行的公开谈判”。在以后的三天中，英国、法国、美国和波兰的政府，以及教皇，都十分真诚地响应了这一唿吁。德国和义大利政府则没有任何反应。这次唿吁之后，直到8月底为止，还有过六次以上的调停和避免战争的尝试，其中有四次是罗斯福总统作出的，将在本书另处予以记述；另外他还在9月1日唿吁各交战国不要任意狂轰滥炸。8月24日，教皇广播了一篇充满宗教热诚的唿吁，号召人们即使是在这最后的时刻也还要竭力争取国际谅解和相互忍让，以便“这个古老欧洲的灵魂”得以保存。哈利法克斯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对教皇“感人的和义正辞严的和平唿吁”表示感谢。（事实上，这次“公开同大国打交道”的主意最初还是出自英国政府。自8月16日以来，伦敦和梵蒂冈之间一直在就这次广播是否可行以及在什么时候广播为好的问题进行磋商。）31日，“不愿放弃希望’的教皇再一次试图进行调停。这一次是用书面文告的形式，吁请德国和波兰政府避免挑衅行动，并请求法国、英国和义大利政府支持他的唿吁。英国政府“以最大的诚意”向德国和波兰双方推荐585这一唿吁。法国政府给教皇发了一个表示赞赏的感谢电，但看来并未採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波兰政府的答覆在传递中耽搁了十四天，它提到了“教皇陛下崇高而感人的努力”，并对这种努力未能制止德国人发动野蛮的进攻深表遗憾。8月26日，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向希特勒和波兰总统发出了内容相同的唿吁，说加拿大人民一致相信，绝没有不能用会议和谈判来解决的国际问题，并一致反对使用武力。他恳求他们运用他们的权力和权威来阻止即将爆发的战争。向墨索里尼也发出了同样的唿吁，对此，这位领袖立即作了答覆，他向麦肯齐·金保证说，他将“竭尽一切力量来保卫世界的和平”。波兰总统也通过波兰驻渥太华总领事迅速作了答覆，他除表示感激外还提到：波兰政府相信，加拿大了解波兰的处境。希特勒则只满足于通过德国驻渥太华总领事答覆说，他已经收到了金先生的来电。最后，在8月28日夜间，比利时首相皮埃洛在布鲁塞尔和范·克勒芬斯在海牙，分别向英、法、波、德和义大利等国政府的代表转达了比利时国王和荷兰女王威廉明娜愿意为解决危机进行斡旋的意愿。英、法和义大利三国政府对这种愿意从中斡旋的善意表示了感谢和赞赏，波兰政府也在原则上表示了贊同。德国政府则在30日训令驻布鲁塞尔的大使向比利时政府表示它对国王的“崇高倡议”的赞赏，但在目前对此实无能为力。这些各式各样的调解尝试，尽管都是真诚的和善意的，然而也同德国的弱小邻邦一个又一个建立起来的脆弱屏障——中立主义一样，没有丝毫力量来制止侵略。希特勒继续执行其早已制订好的方针路线，在欧洲所有总理府里忙忙碌碌进行的外交活动，除了使战争的爆发稍延迟几天外，对最后的大局并没有起更大的作用。 第七编美利坚合众国　　　　　　　　　　第一章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和局限性自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至欧洲战争爆发这六个月中，世界和平的千钩一发越来越变得明显了。在此危机四伏之际，罗斯福继续致力于避免或推迟战争的爆发，为保障美国和西半球的安全而加紧採取措施。罗斯福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建立于下述信念之上的：在国际大家庭中，国与国之间必须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和恪守彼此的诺言——只有在这样一个安定的文明世界里美国才能得到昌盛和安全。而且，美国也真诚地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世界能建立在道义和博爱的基础之上。事实上，美国的反对轴心国家，有着战略、经济和意识形态三方面的根源。就战略意义而言，扩张主义的国家无论是统治欧洲大陆还是远东，都将构成对美国和西半球安全的威胁。到了1939年的时候，由于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怀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军事侵略强国的兴起和它们彼此间的日益勾结，这种危险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地区就都已潜伏着了。在1939年中，来自欧洲的威胁更成为燃眉之急，而且，从战略上看，大西洋如果被一个敌对国家所控制，对美国的危险也就更人了，一旦在两条战线上爆发战争，美国海军的力量还达不到独自承担西半球防务的程度。美国经常依靠的是英法两国在大西洋上的强大而友好的海军。英法两国的生存因此对美国及西半球的安全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不幸的是，罗斯福所拥有的能影响局势和约束侵略者的手段是极其有限的。尽管1939年的美国在潜力上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这是事实，但由于心理和物质方面的种种原因，美国并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力量。当时的美国人民对国际事务很了解，对法西斯国家和它们所宣传的那一套毫不喜爱，但是他们还不准备在全世界担负起大国的责任，也不相信他们有什么必要去卷人在他们看来对于西半球的安全并不重要的那些活动中去。由于美国的这种在心理上还不准备承担领导世界的任务，而这种心理状态，和人民一样，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以要有一项强硬的政策就不可能了。同时，由于美国军事上的无准备，要採取强硬的政策也很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海军的力量在前几年中虽有相当大的增强，但陆军实力仍很薄弱。1939年时美国手中最大的本钱是它的经济力量。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使用了，但仍有其限度。德国採用的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政策，并未因美国的经济压力而受到很大影响。日本由于依靠美国的物资供应，比较脆弱，但美国政府却在放手使用经济武器方面很有顾虑，怕的是这样会驱使日本人得出只有通过战争进行扩张才能解除他们困难的结论，从而使极端主义者可能会採取强硬的行动。这样，美国政府不仅在对侵略国使用其全部经济压力一事上受到了限制，而且由于两次大战间所颁行的“中立”法，特别是其中对交战国的武器禁运条款，使其对可能的受害国家的经济支援也被排除了。1939年初，罗斯福希望这一法律能够迅速得到修订。同时，在这些限制下，罗斯福极力鼓励各国抗拒轴心国的侵略，并对德、意、日的进一步的冒险行动进行阻挠。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危机不断发生的情况下，罗斯福和赫尔通过寻常的外交途径，利用公开的声明和唿吁的办法，以求达到上述的目的。罗斯福所希望的是，如果轴心国家的领导人能认识到美国会站到他们的反对者方面的话，他们就可能不敢再进行新的侵略。不过，捷克斯洛伐克陷落之后，避免战争的希望已极微小。充其量，战争可能被推迟，它的范围受到限制而已。 第24页 第二章对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的反应蹂躏捷克斯洛伐克的暴行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愤怒。不仅是因为希特勒袭击了一个非德意志民族，暴露了他自己的真面目，而且也因为希特勒所选择的受害者恰恰是美国人感到特别亲切的一个国家的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曾经对捷克人渴望自治的心愿给予支持，1918年10月18日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宣言也是马萨里克从华盛顿发表的。因此美国特别感到它自己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诞生是分不开的。而且，由于这个新共和国在战后多事的年月里坚持民主原则，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一直保持着受宠爱的地位。悲痛和愤慨的心情是普遍的，但感到意外的人却不多，因为在慕尼黑的投降之后，冷静观察国际事务的人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最终命运仍然抱有很大幻想的已经为数很少了。轻蔑地违背神圣诺言，老年的哈恰总统的虚张声势，狂暴的游行，炮声隆隆地迸占布拉格：所有这一切都更加深了美国人民的忧虑。同时也重新引起了他们对英法两国“出卖捷克人”的愤恨。官方的指责立刻就清楚地表示了出来。3月17日，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发表一项声明，谴责德国行动的“无法无天”。声明中有“一个自由独立的民族暂时失去了自由”这样的话，说明美国政府是不承认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性的。3月20日，国务院对德国3月17日宣布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行使保护权的照会所作的答覆，也保持了这个立场。而美国的报刊，总的来说也同政府一样怀着敌意的。在拒绝承认保护国的合法性井在华盛顿继续接纳捷克公使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出于现实的目的又不得不接受德国控制的事实上的行政当局。这使得它能够通过採取经济措施来更有效地表达美国的不满。对于美国同捷克斯洛伐克在1938年签订的使后者享受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协定，这时也作了中止有效的安排。根据规定，协定的中止应于一个月前通知。3月23日，总统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同时，美国政府于3月17日指示财政部，以后所有来自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的产品应一律视同德国产品，按照德国产品的税率课税。当时美国对德国进口货已课徵全额关税；3月18日又通知，再加征百分之二十五的附加税，以抵消德国给予它本国制造商的出口津贴。採取这种针锋相对的关税税率的官方理由是德国进行倾销，但一般认为这是有政治动机的。美国的德美商会秘书德格纳博士抱怨说，这项规定实际上将造成对德国货物的全部禁止进口，同时德国的报纸则愤怒地攻击罗斯福，说他是经济战争的罪魁祸首。驻华盛顿的德国临时代办托姆森3月21日写了一份对美国徵收抵消关税的经济后果感到悲观的评价报告送交柏林。他警告说，如果德国政府以进行报復来威胁，那就可能引起美国更加严厉的措施。3月27日，托姆森又给他的政府送去一份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评价报告，再次警告说，美国显然正在进行重整军备；罗斯福的反德路线虽在国会中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但却获得舆论的广泛支持。罗斯福显然同张伯伦一样地希望，墨索里尼对德国合併捷克斯洛伐克既感到不快，那就也许会使他明白同希特勒的联盟并不最符合义大利的利益。所以，罗斯福在3月22日接见义大利新任大使科洛纳亲王时，就警告他说，如果独裁国家同民主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美国的同情将完全在民主国家的一边，他还说，美国的中立法不久将修改；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将竭尽全力援助遭受侵略的国家。他建议，如墨索里尼能利用他的影响来阻止战争的发生，可以安排一次会议来讨论争端问题，那时义大利将有机会获得给予它的让步。虽然美国不能带头髮起，但如墨索里尼愿意这样做时，罗斯福将给予支持，尽可能地帮助他找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虽然墨索里尼591对总统的试探没有给予答覆，但他4月7日进犯阿尔巴尼亚的行动，却有力地表明了他对通过会谈来实现他的野心是否有效的看法。轴心国小伙伴的这一新的侵略表现，立即遭到美国政府的谴责。在事件发生的次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发表的一项声明说，“对阿尔巴尼亚的强暴侵略”是“对世界和平的又一威胁”，它必定要严重地影响所有一切国家。德国和义大利投入现役的军队人数，以及驻在欧洲各国首都的美国外交人员发回的日益令人惊慌不安的报告，使得美国政府担心阿尔巴尼亚事件也许真的已成为欧洲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序幕。4月8日，美国驻柏林临时代办发来了“德国在进行不平常的军事准备”的消息；美国驻法大使布利特自巴黎发回的电报则说，当地的宫员们“认为战争的可能性是十比一”4月9日，罗斯福在他的疗养地温泉向他的朋友们告别时公开表示了他对时局的关切：“如果我们没有一场战争，到了秋天我还要回来的。”由于总统所选用的“我们”这个代名词，立即引起了一向害怕美国介人的孤立主义者们的恐惧；而反对他们的人则欢迎这种说明美国对于西方民主国家与轴心国家间的一场斗争不会再继续漠然置之的表示，罗斯福4月1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白表示，这确实是他的意思；当时他还表示完全同意这天早晨《华盛顿邮报》上出现的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在结尾说，“我们”显然是指西方文明而言的，美国作为这种文明的一个部分，其切身利益自将受到影响，“不管怎样”，美国“实质上从一开始就已介入了”。作者又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经受到警告：“美国极其强大的力量必须是他们目前思想所考虑的一个因素”。在此期间，美国政府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果在欧洲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如何更好地保卫美国自己，以及他们能採用何种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4月12日，财政部长摩根索和政府各部门代表开会商讨保护美国经济的紧急计划。六天后，他们向总统汇报说，已经拟定了一项紧急财政方案。同时，罗斯福决定再向独裁者们作一次公开唿吁，吁请他们不要诉诸武力，而以和平的方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于是，在4月14日，就为了共同防御而加强西半球的团结这一题目发表了一篇泛美日的演说后，他就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了电报，建议把一切国际争端放到会议桌上来解决，并自愿充当一名“友好的调停人”。不过，首先他要求他们保证至少在十年之内不进攻欧洲和近东的三十一个指定的国家，以证明他们的诚意。如果能作出这样的一个保证，他就再要求各有关国家也给予他一个同样的保证。在有了这些保证之后，美国政府将准备参加关于裁减军备和在各国一律平等的条件下促进国际贸易的讨论。与此同时，美国以外的、直接同领土和政治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合国政府，可以安排在一种和平的气氛下讨论这些问题。总统的这些信息，在美国国内到处都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但是在当时占优势的舆论气氛下面，罗斯福还不可能作出更加明确的承诺。任何同别国搞联合政治行动的倡议都会被说成是搞“陷害人的联盟”。因此，罗斯福的建议只限于在经济上给予报答，如果轴心国能改变态度的话。不过，他也提了一些相当含煳的威胁的话，说如果德国和义大利不能保持和平，美国就要进行报復。罗斯福和赫尔两人都希望，对战时交战国家供应军火的禁593运规定取消之后，这种警告将会具有更大的压力。 第25页 第三章围绕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中立法进行的斗争按照所谓1937年5月的中立法，一旦总统认为战争状态存在，对所有交战国家不加区别地自动禁止武器出口，就立即生效。政府相信这一法律直接对轴心国家有利，因为它们的重整军备计划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而民主国家则刚开始从后面追赶上去。德国也知道，它的那些准备差的对手不能购买美国军火来弥补不足，从而更得到了直接的鼓励，甘愿冒战争的危险去试试运气。另一方面，倘若取消了禁运，战时能控制海洋的国家将从美国得到军火，而其对手则不能。因为英国及其同盟国将能处于这种有利地位，美国政府希望取消禁运甚至也许还能阻止轴心国家发动战争。整个1939年春季和夏季，中立法应否进行修改的问题成为孤立主义者与集体安全体系支持者之间进行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斗争的焦点。捷克斯洛伐克之被占领以及后来轴心国家的种种侵略行动，虽然使美国人深切感到欧洲局势的严重，但争论的主题依然不变。政府及其支持者相信，日益严重的战争危机，更增加了运用美国的力量未反对侵略者的必要性，而孤立主义者却得出了极为不同的教训。他们认为战争的危机只能更加说明，使美国在严格的中立法这条马其诺防线后面保持孤立的重要性。给修改中立法的主张泼冷水的另一因素是，过去很多支持集体安全体系的人由于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而都灰了心，态度消极。虽则英法两国政府在德国侵占布拉格后所採取的强硬立场博得了美国的欢迎，但它们的早期政策所招致的疑虑却不是轻易能够消除的。因此许多人预计但泽问题将会以第二个“慕尼黑”的方式来解决。在自由派《新共和》周刊6月间主办的一个外交政策讨论会上，最值得注意的趋向仍然是对张伯伦和达拉第的厌恶和怀疑。看来，部分撰稿人似乎更加关心一个拥护民主、反对法西斯的集团中那些可能会参加的成员的政治纯洁性，而对组成这样一个联合阵线的实际步骤反倒不那么关切。那些确实贊成取消禁运的人中的大部分人愿意支援英法两国，但是这些国家必须参加一个反法西斯集团（其中也有俄国），并保证它们的民主国标决不动摇。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希特勒不过是在进行恫吓，如果英法态度坚决就足以制止进一步的侵略。一般人都低估了德国战争机器的实力，这也鼓励了这种观点。这种种态度都是美国公众不愿承认战争已迫在眉睫、不愿美国採取一项坚定的政策来对付局势的表现。特别是那些议员，更不愿意听到关于战争的警告，或着手去解决象修改中立法这样棘手的一个政治问题。尽管在1939年度前三个月的会期中有大约二十个关于修改中立法的提案和决议案在国会中提出过，但是不可避免地这方面的立法很少实际进展。这些议案从建议更广泛、更严格地援用强制禁运的规定，直到完全放弃特别中立法、恢復国际法的传统规定，从一端到另一端无所不包。在这几个月期间，政府并未加以直接的领导。罗斯福1月4日在他的国会开幕致词中曾指出，中立法有必要加以修改，但后来又断定，把立法工作让国会去负责进行更为明智。早在1月间，赫尔就已同参议员毕德曼（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和索尔·布卢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代主席）商讨过此事。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毕德曼于是就承担了提出适当的法案的责任。3月20日，他提出了一项名为1939年和平法的提案，提议解除禁运而代之以“现购自运”的规定。4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和平法及有关中立问题的其他提案举行公开的意见听取会，出席作证者中有史汀生、巴鲁克和其他主张或反对修改现行中立法的知名人士。然而这次讨论只能表明在达成一个共同立场上有多大的困难。当辩论结束时，没有一个提案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可以把它送交国会採取行动。一部分态度坚决的参议员准备为反对废除而奋斗到底，包括使用很厉害的在参议院中阻挠议事的那些作法。而另方面，支持修改中立法的人对于新的中立法应採取什么形式，看法却又大为分歧。当毕德曼提案及其他提案在委员会进行讨论时，赫尔已亲自同一部分参议员交换过意见，但政府一直未作任何公开的声明。罗斯福和赫尔都确信他们在废除中立法问题上将获得贊同。可是由于国会争吵不休，事情拖延不决，而欧洲的局势却日益紧张，他们两人就越来越不耐烦起来。5月初，毕德曼终于承认要参议院通过他的议案已经毫无希望，罗斯福和赫尔才决定在这场斗争中亲自出马。同时，两人还决定在众议院展开一场修改中立法的决战，希望一旦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议案，参议院将也跟着照办。5月19日，罗斯福邀请众议院的一些领导人在白宫开会研究此事。在这次和以后几次同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交换意见的过程中，罗斯福和赫尔两人都指出，无论是作为维持和平的一种手段，还是在战争中作为防止轴心国家取得胜利的一种手段，取消禁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国务院草拟了一个政府对于修改中立法的具体建议的文件。文件一开头先列举了主张修改中立法的种种理由，最后提出了实施的六点方案。5月27日，这文件的副本分别送交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两天后，在5月29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布卢姆在院内提出了一项包含有赫尔建议要点的议案，这项提案迅速得到了外交委员会的通过，并于1939年6月19日上报众议院。这项议案提议取消军火禁运，但包含有一些保证美国安全的规定。这些规定中包括，1937年法律中原来有的关于禁止给予交战国贷款和信用贷款的条款，以及军火的进出口必须得到国家军火管制局的许可这一必要条件。其他条款有授权总统禁止美国的船只和公民进入由总统划定的交战地区，以及规定向交战国家输出货物必须在出口前先将货物过入外国购货人的名下。这些条款在性质上是一项已作了修改的“现购自运”政策，一旦通过就将使交战国能够从美国获得包括军人在内的物资。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后，6月30日众院通过了一项修正议案，它完全否定了政府的意愿。准许总统划定交战地区的规定被取消了，主要是因为在划定战区方面，它赋予罗斯福的权力太大。结果，一项恢復军火禁运、仅在形式上稍作修改的修正案以两票之微弱多数得到了通过。当时唯一的一线希望是参议院也许会完全改变众议院的决定。但这一线希望也消失了，因为7月11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十二票对十一票决定将中立法问题推迟到下届会议再讨论。罗斯福和赫尔似乎深信废止禁运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他们并不甘心失败。7月14日，总统把赫尔的一项强硬声明送交国会。在这项声明中，赫尔再次强调他们的信念，即禁运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也不利于美国的更高利益和安全，要求国会重新考虑对它的决定。为了说服参议员们同意迫切需要废止禁运，罗斯福和赫尔作了最后一次的努力，邀请参议院的一些领导人，包括反对党共和党的重要议员，7月18日来白宫开会。两人同不愿被说服的参议员们辩论了三个小时也未能使他们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老孤立主义者参议员博拉最后还宣称，他就是不相信会发生战争。当赫尔再次提到来自国外的消息很不妙时，博拉傲慢地断言他有他自己的情报来源，而且他认为比国务院的情报更为可靠。到场的其他参议员们则表示，在本届国会中他们不可能在参议院里集结必要的力量，为修改中立法有阶行动。这样，修改中立法的长时间斗争暂时告一段落，国会于1939年8月5日体会时，1937年的中立法，连同它的禁止军火出口的规定，仍然是这个国家的法律。政府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有一种真正的恐惧心理，害怕取消禁运将导致美国被拖进战争；并害怕罗斯福可能要滥用其自行决定一切的大权，不遵守中立的原则而使美国难以保持和平。对于英法两国的退迟不偿忖战债，仍然很反感，正如对于英法两国的政策极不信任，这些都在起着作用。但是国内的政治情况则应对这一结果负主要的责任。将于1940年举行的大选已在美国的政治局面上投下了阴影。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第三次联任，议论纷纷。共和党人急于要贬低总统并削弱其声望。因为总统对于废除中立法特别重视，所以他们就把中立法看成是可以用来达到这项目的的一个大好机会。共和党人还得到了保守派民主党人的支持，后者同样反对总统的第三次联任，因为他们害怕这将意味着“新政”政策的延长。在国会议员中还有一个普遍信念，认为严守中立的政策也是获得选票的最好办法，但是抱这种观点的人很可能是低估了已经在发生变化的公众舆论。连续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抛弃僵硬的孤立主义的趋向逐渐抬头。盖洛普博士的美国舆论学会于1939年3月12日发表的一项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贊成向英法出售战争物资，而到了4月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以后，这项数字上升到了百分之六十六。在六个月内公众意见的变化，如果以4月的数字同慕尼黑会议以前一次测验的数字相比较，那就显得特别突出了。在六个月前的那一次测验中只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贊同出售军火，其余绝大多数人则表示反对。然而，虽然民意测验表明贊成以物资援助英法的人数有所增加，但同时也说明公众的绝大多数仍反对直接介入。这种情绪的力量在中立法的辩论中显示了出来，反对和支持修改中立法的双方都宣称，他们的政策才是不使美国捲入战争的最好的政策。确实，这时只有极少数人是贊成武装干涉的。激烈争论集中的焦点毋宁说是关于美国应保持的中立的程度这样一个问题。用总统的话来说，斗争是在这样两派人之间进行的：一派人希望用“战争以外的一切办法”来抗击侵略者，而孤立主义者则希望美国完圭割断同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孤立主义者的势力确实十分强大，足以阻止对现行法律作任何改动，足以坚持严格的美国中立地位，但他们也并未能使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提出的各项新措施获得通过。战争公民投票决议案（参院法律决议案第84号）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它是由一些西部和中西部的参议员在2月28日提出来的。这项决议案是1938年在众议院中被微弱多数票击败的路德劳计划的一个翻版，它提出一个对宪法的修正案，要求宣战权改由人民通过一次全国公民投票来行使；国会只是在美国领土受到袭击，或一个西半球国家受到一个非美洲的国家的袭击时，才保有它原先的宣战权。5月和6月间，赫尔和陆军部长伍德林都给审查这项决议案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写了措词强烈的抗议信。赫尔追述了他过去表示过的不贊同战争公民投票的意见，并指出他深信这项提案“将严重地削弱政府维护我国人民的和平的能力”。陆军部长的措词甚至更为强硬。经过仔细考虑这项提案后，他说他坚信如果它得到通过，将“在实质上妨害和限制陆军部执行它的保护美国及其财产的主要任务，在某些情况下甚室才能危害这一任务的胜利完成，从而给国家带来灾难”。7月6日，司法委员会用最强烈的措词表达了它的不贊同，它一致表决将这项决议案报送参议院，建议不予通过。参议员博恩3月21日提出的一项对战时利润徵税的议案，其主要目的同样也是为了使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这项议案与以前的一些议案一样，根子在于亲氏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它把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归诸于制造商和银行老闆们的利慾薰心。议案的原发起599人们相信，如对来自战争的利润课以重税，则主要的战争鼓动者就会有所“畏惧”而不得不维护和平了。但当批评者指出，这样做的结果有时徵收的税会比一个人的全部收入还要多时，这项建议的宣传性质就昭然若揭了。此外还有李氏议案也是目的在于对战时财富加以征课，办法是强制贷出资本，其数额在最高收入一级可高达百分之七十五；这一议案于5月5日获得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通过，但同样未能在全院通过而最后成为法令。然而在这种坚决不让美国卷迸另一场欧洲战争的决心背后，还潜伏着一种很多人不肯承认的恐惧心理，害怕美国最后几乎不可避免地还是会卷进去的。这种美国人的感情和愿望的两重性说明了1939年美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许多矛盾现象。不仅孤立主义者如此激烈地攻击罗斯福的根源可能就在这里，而且对英国政策这样兇勐地批评的原因也可能在此，因为英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可能是这种不受欢迎的捲入的肇事者。虽然抓着英国这条狮子的尾巴扭来扭去仍是美国人喜欢玩的一种游戏，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却相信，由于彼此的利害和理想相似，英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接近美国。不过有一种意见他们还是不愿意接受的，那就是美国的安全可能有赖于英国的存在，或美国有必要採取行动来保证英国的存在。相反，国会还是经常在留心戒备着政府不要同英国作出什么战争时共同军事行动的安排来。正当美国中立问题的论战达到高峰的时候，英国乔洽国王和伊丽莎自王后于1939年6月访问了美国，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官方的一些不安。英国这一对皇家贵宾是否会被认为是想来游说美国政府加入一个同盟，因而受到怀疑和冷遇？或者，是否一位英国国王的莅临美国600国土——这是自从美国打败另外一个乔治国王，赢得它的独立以来的第一位英国君主访问这个国家——将会重新唤起旧日的怨恨而损害两国之间现有的良好关系？幸而这种种顾虑都未变成现实。6月7日，乔治国王和伊莉莎白王后从加拿大经过尼加拉瀑布而来到美国，受到了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四天后当他们离开美国时，普遍认为这次访问是非常成功的，它已经加强了两国之间虽非正式的、但是真正的联结。只有少数几个恐英病患者和孤立主义者才把英国王室的访问说成是想使美国捲入欧洲事务的一个险恶阴谋。 第26页 第四章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反应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代克后的几个月中，日本对远东的威胁，被它的西方伙伴们所造成的更加紧急的威胁沖淡而退居次要地位，日本的侵略虽然变得比较缓慢而且小心翼翼，但仍在继续，并未有所收敛。很清楚，在日本国内仍然有相当多的人不愿参预进一步的军事冒险，并反对缔结一项德、意、日三国之间的具体的军事同盟。这样，直至1939年7月为止，美国对日政策一直没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当时奉行的政策就是根据1938年12月31日致日本政府的照会中所列举的那些原则。在该照会中，美国政府不承认日本有建立一个“东亚新秩序”的权利，那只不过是日本统治东亚的另一个名词罢了；并且声明不准备接受日本的这样一个论点，即如要享受不受歧视的待遇，美国政府就必须承认日本新秩序的合法性。不过，美国愿意在“公平合理”地通过自由磋商来解决问题的基础上讨论建议。日本尽可把它的建议提出来。美国政策的目的是，阻止日本巩固它在中国的地位和迫使中国屈膝求和，从而使它得以放手在亚洲进行新的征服；破坏它同德国的同盟关系，使这种关系不至于变得更加密切。同时，美国政府也试图避免能引起日本国内反美情绪的种种行动，以致鼓励了好战分子而打击了更加自由主义的开明人士，这些人仍然十分想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3月间，当希特勒正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时，日本利用欧洲的自顾不暇，提出了它对南太平洋上大片领土的要求，其中包括法国已提出要求的南沙群岛，正如一个月前因本占领的海南岛那样。美国海军部所作的测量表明，这个地区靠近菲律宾由珊瑚形成的泻湖部分，是可以作为停靠小型海军舰艇和飞机之用的。5月17日，赫尔交给日本大使一份照会，声明美国政府不能承认日本对这一地区提出的领土要求是有效的。与此同时，美英两国政府都认为应採取一些步骤来阻止日本在太平洋的进一步冒险行动。不过，英国的有限资源需要用来对付轴必国家对欧洲的威胁。美国政府在3、4月间通过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得到通知说，考虑到当时的危机和法国的反对，英国政府已不能按照原来的打算派遣地中海舰队去新加坡了。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也许愿意考虑将1月份以来已在大西洋上的美国舰队调往太平洋。4月15日，罗斯福命令舰队主力部分立即返回太平洋上的原来基地。春季和初夏期间，由于日本人在中国的占领区对外贸易上所强加的种种限制经常侵犯美国的权利和利益，以及日本空军的狂轰滥炸给美国的财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美国曾一再地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同时还特别着重指出，这些行动对美国舆论产生的严重影响。美国驻日大使格鲁5月18旧返美休假前向日本外相有田辞行时强调指出，“不排除这些（对美国在华合法权益的）干扰，两国之间的关系就不要想能得到改善”。在交谈中。他们还讨论了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对华战争、日本向南方602扩张、同轴心国家商议签订一项军事条约等问题。有田向格鲁保证说，日本政府与德、意两国签订的承担政治和军事义务的协定，将不会超出与共产党活动进行斗争的范围之外。不过他又说，如英法与苏联结成同盟，则日本政府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日本与极权国家的相互关系。有田交给格兽一封致赫尔的信，在信中日本首相平沼建议美日双方应共同合作来阻止战争在欧洲爆发。（几天以后，在23日同美国临财代办杜曼的一次谈后中平沼又重提此事，建议由美日双方安排一次各有关国家的会议。）在给赫尔的信中平沼还说，“日本真诚希望每个国家在世界中都有其适当的地位。这样才能建立和保持真正的世界和平。”从这封信的口气和对杜曼讲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平沼所谓的各个国家应有其适当的地位，含有法英应向轴心国家让步的意思。而日本的行动也表明，它并不准备通过放弃对华战争和建立它的损害西方国家现有地位的新秩序的努力，来重新考虑它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想法。3月和5月里，日本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和厦门的鼓浪屿不断加紧制造紧张局势，对此，美国政府进行了抵制。它採取了与英国政府相同的行动，最后达到了派遣军舰和在5月17日有少数海军陆战队登陆保护的地步。由于有关国家的这种集体抵制，日本人对上海和鼓浪屿提出的要求没有能得到实现。于是，他们反过来又“迁怒”到天津的英国人身上，而美国因在天津没有租界，也就更难和更不大愿意去抗拒日本的侵略了。英国人和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曾试图使美国作出在天津同英国人一放行动的表示，但美国政府避不表态。它认为不应再进一步冒险捲入远东的漩涡中去，而只希望能够独立地行动。而且，它仍希望一项不太过分的政策可能会加强日本温603和派人士的势力。6月16日，赫尔、韦尔斯和三军参谋长们研究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由于欧洲和远东的局势都岌岌可危，美国又缺乏应付两条战线威胁的充分军事力量，美国应该避免任何可能使其捲入对日作战的行动。因为英国需要把它的舰队留在欧洲水域，所以对日作战的负担将几乎完全落在美国海军的肩上。因此，美国政府就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抗议强加于美国商业和美国人员的种种限制，和表明美国政府的关切和不贊成的态度。6月19日，赫尔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宣称“本政府所关切的并不是起初的那个事件，……而是后来的、更广泛的发展的性质和意义，以及过去和现在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种种言论和行动”。7月6日至7日，重庆遭到日本飞机特别严重的狂轰滥炸，美国外交人员的住宅和长江中的一艘美国炮艇险遭波及。遵照罗斯福的指示，赫尔召见了日本大使，就轰炸重庆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同时，赫尔还就美国政府所反对的日本政策的许多方面讲了许多话。其中包括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计划，并举出日本最近占领海南岛、在天津的所作所为和对美国在华利益的损害作为例证。话题转到了欧洲方面，赫尔对日本政府同轴心国家纠缠在一起表示了遗憾。他说美国政府准备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努力来维护和促进和平；但也指出，只要日本还在为征服而从事军事活动，平沼提出的与美国合作以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和平”的建议就难以接受。7月24日宣布的英日两国关于解决天津事件的协议的条款，受到美国各界的严厉批评。英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它所控制的中国地区有其“特殊的需要”，这种让步被认为是给予日本以一个交战国的权利，因此这是一件604英国人屈服于日本人的事例。可是有一位《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却乘机向他的孤立主义者同胞们指出，他们也必须对此负责：对于这样出卖白种人的权利的事……人们将会抱怨不止。……然而，这种抱怨出自这个国家却很不光彩，因为它根本没有给过英国以任何鼓励，要它捍卫那些同我们自己也交织在一起的条约权利；也没有使英国有任何理由去相信，一旦欧洲局势突然要求我国把所有一切力量都集中于国门之外的时候，我们会起而维护我们共同的权利。美国政府担心英日协定将对美国在中国的地位和对中国人民的士气产生不利的影响。显然，仅仅告诫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採取更加强硬的行动。于是，罗斯福和赫尔决定必须对经济报復的可能性加以考虑。他们决定採取一个已经考虑多时的步骤：通知废除美日两国之间的现行商业条约。这将使政府在六个月后废除条约开始生效时，能够採取特殊的商业和经济措施来制裁日本，如果那时认为有此必要的话。一年来，舆论已经变得日益不利于日本，到了1939年7月，採取这样一个步骤的时机已经成熟。大多数美国人很久以来就已不安地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正以提供战争物资的方式援助日本进行反华战争。l939年期间，许多团体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曾一再努力，要求国会通过立法禁止对日本输出这类物资。1939年1月成立的、以亨利·史汀生为名誉主席的“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于5月间组织了十七个州向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请愿。随后在6、7月间，又有教会人士和参加史汀生委员会的各社会团体（共有成员四百万人）发起的许多次请愿。6、7月份的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人贊同政府採取行动，制止向日本输出军火和战争物资。布卢姆和毕德曼修改中立法议案中的“现购自运”条款之所以受到抵制，不愿605继续提供援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反对这两个议案的人争辩说，这项条款虽然对于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的英国有利，但对于日本也同样有利，因为它也是一个海上强国。针对这一反对意见，在国会中又提出了这样的决议案，即如果决议案成立，将授权总统下令禁止向日本输出战争物资。7月17日，毕德曼提出了一项含有这一目的的修正决议案，它立即被转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加以考虑。虽然一次非官方的参议员意见测验表明，大部分参议员贊成禁运，但这项决议案仍遭到孤立主义者们的反对。他们刚刚打了一个胜仗，把修改中立法问题埋葬起来，因此害怕如考虑毕德曼的提议可能又会导致这整个问题的復活。另一个反对这一提议的言之成理的理由是，按照美日两国之间现有的航海和通商条约的有关规定，美国在法律上无权对日本片面实行禁运。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首先废止这项条约。7月21日，赫尔考虑了这件事的法律地位的问题后，建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延期到下届国会再讨论这提案。赫尔相信，毕德曼决议案已没有希望在本届国会所剩无多的日子中获得通过；而它的被否决反倒会鼓励日本人更加公然无视美国的权利和利益。反过来，对美国的意图捉摸不定，就有可能使他们行动和缓一些，以希望在条约废止后仍然能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在这期间，曾经是毕德曼禁运决议案的一位主要反对者——参议员范登堡于7月18日提出一项他自己的决议案，宣称“参议院的意见是，政府应通知中止与日本签订的这项条约”。由于两党彼此的猜忌，这个决议案同样也没有被通过。民主党人不愿看到他们的主张反倒被一个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人接了过去抢先利用；不过这项决议案能够由当时的孤立主义者共和党人范登堡提出，也表明了一项更加强硬的对日政策已得到真正的两党一致的支持。7月26日，赫尔代表政府向日本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通知他美国政府决定废止这项条约，“以便在新的形势发展可能需要的情况下，更好地保障和促进美国的利益”。 第27页 第五章重整军备计划和西半球的防务每当轴心国向前推进新的一步，国会对任何削弱中立法的企图的抵制也就明显地变得更加强硬起来，但是对于促进防务立法的影响却恰恰相反。孤立主义者争辩说，任何对中立法的削弱都会增加美国捲入战争的危险。这种说法被认为对于重整军备计划是不恰当的，因为一般都把这计划看成是一项美洲大陆的防务措施。为国内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那样一种政策，在众议员斯克鲁哈姆5月4日提出海军拨款法时所发表的演说中曾有过概括的说明。讲到提出的预算数字时，斯克鲁哈姆说，只有建立在一项健全的、始终一贯的国防政策的基础上，这个开支的庞大规模才能说是合理的。这样的政策应包含三项主要原则：第一，不把美国人送到欧洲大陆去打仗；第二，美国实行门罗主义；第三，太平洋前沿防线以一百八十度子午线为界，即应该保卫夏威夷和阿拉斯加。众议院于2月间曾否决海军航空基地议案中有关加强关岛港口设施的开支部分，就是同这些原则中的第三项一致的。虽然参议院比众议院更加对国防需要积极关心，但也同样怕激怒日本，而不愿对海军多作承诺。参议院海军委员会在3、4月间审查这项提案时，政府和海军部曾对它施加压力，但完全不发生作用，委员会始终拒绝把关岛部分重新列入议案之中。当国会议员们还不准备接受关岛也处在美国合法的防卫圈内这种战略概念时，轴心国家3、4月间对捷克斯洛伐克、美美尔和阿尔巴尼亚的侵略行动，却使他们认识到了加强美国这方面的防务的必要性。只有冥顽不化的瞎子才会仍然无视总统在1939年1月4日对国会发表的一年一度的演说中关于重整军备的号召。结果是，虽然辩论为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机会，但实施重整军备计划所必需的各项议案也以极少数的反对票获得通过。总统在1939年1月5日把1939—1940年财政年度的预算送交国会，预算中包括有国会已经通过的十一亿二千六百万美元当年重整军备计划所需开支。此外，罗斯福在一星期后为这项新计划提出的二亿一千万美元额60外拨款，也获得了国会的通过。1月12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一篇特别咨文中列举了一系列新的建议措施，要求国会追加所需额外开支，三年中总共为五亿二千五百万美元。这项额外支出的大部分规定用于扩充空军，但也规定以一部分用于增添陆军装备，使工厂熟悉军工生产过程的“教育性质定货”，建造和改进海军基地，以及加强美国大陆、夏威夷和巴拿马的海岸防务。罗斯福把他的建议描写成为一项“很周密的”计划，是国防方面最低限度的需要。准许这项附加支出的国防法，在两院以巨大多数通过后于4月3日得到了批准。执行国防法的规定和以前各项措施所需资金，在军事拨款法项下拨付五亿零八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二十四美元（4月26日），在海军拨款法项下拨付七亿七千三百零四万九千一百五十一美元（5月25日），和在补充军事拨款法项下拨付二忆二千三百三十九万八千零四十七美元（7月1日）。到了这一届国会闭会时，全年国防费用的拨款已达到十六亿一千四百万美元，构成美国歷史上和平时期的最高数字。此外，国会又通过了一些别的国防计划，总共需要开支六亿四千万美元。重整军备计划的目标，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大致相当于英国海军的规模：一支四十万人以上的陆军，半数是正规军，半数是国民警卫队，在紧急时刻能够迅速扩充；属于海陆两军的空军部队，拥有九千架飞机。海陆空三军将由一个有组织的工业作为后盾，它能够迅速转入战时生产。到1939年时，为实现上述第一目标所作的努力已有了相当大的进展，因为海军建设在罗斯福1933年最初就任总统后就已经开始了。1934年的文森一特拉梅尔法授权进行的一项海军建设规划，将会使美国海军力量达到1922年和1930年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所允许的最高水平。最高水平预定将在1942年达到，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按原计划实现。这些原因是：造船能力不足，劳动力方面的困难，在造船中途改变设计方案，以及有些已完工船只的设计上的错误等。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于1936年608废止以后，各海洋国家扩建海军的步伐普遍加快了，因此美国也不得不扩大它的计划，以便保持它与其他国家相抗衡的地位。1938年5月的文森海军扩充法又授权大量增加海军的吨位，规定基本上增加海军吨位百分之二十以上，至少开支十一亿五千六百五十四万六千美元，并建立一支拥有三千架飞机的海军航空队。新计划要求到1948年建成一支拥有一百十五万七千四百八十吨的作战舰队。如果把吨数换成舰艇的类型和只数，美国到那时就将拥有未超龄的战列舰十八艘，巡洋舰四十五艘，驱逐舰一百五十艘，潜水艇五十六艘和航空母舰八艘。此外还有一些舰只，虽然已超龄，但还可使用。1939年造船的速度加快了。5月间通过的海军拨款法，提供了动工建造二十三艘新船和继续建造将近一百艘在建船只所需款项。在新船中有两艘四万五千吨级的战列舰，这是政府获悉日本正在建造四万吨以上的战舰后才决定建造的。海军拨款法还为建造新飞机和修建海军空军基地提供了款项，以扩充属于海军的空军力量。在美国、阿拉斯加、波多黎各、帕尔米拉和夏威夷等地海岸建造或改建十一处空军和潜艇基地，是由4月25日批准的海军空军基地法授权进行的。这时的海军计划只是为了防御任何一个大国单独进攻美国而设计的，要用来对付几个国家的联合进犯，那就不够了。它是根据5—5—3海军比例设计的，完全是假定英法舰队将能控制东部大西洋和地中海。当海军重整军备工作这样大规模地展开时，加强陆军的计划还远远落在后面。美国人承认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来保卫西半球，但却很不情愿花费大量金钱来维持一支精悍的陆军，因为他们认为它的用处不大。因此，609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陆军实力比规定的二十八万士兵的数量相差很大。罗斯福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来扭转这种局面。1935年，国会开始一系列的拨款，计划到1939年把士兵增加到十六万五千人，军官增加到一万四千名，国民警卫队立即增加到二十一万人，并为加速训练后备军官作了安排。军事当局说，如不这样适当地增加兵员，则已经减无可减的国防需要就难以满足了。这些力量——正规军队、国民警卫队和顶备役军人——将成为紧急时期扩充军力的核心。按照陆军的防御动员计划，这支大约四十万人构成的初始防御力量，动员起来可以扩充到一百万人，将可解决国防准备工作中的兵员问题。虽然至1939年初正规军和国民警卫队的人数，同军方要求的最低标准比较已相距不远，但在其他方面，它们仍远远没有形成一支充分的防御力量：组织得很差，装备不足，已有的装备多已陈旧过时，训练不足而且落后。陆军的落后成了军界领导人和写文章的人们经常议论的题目，1939年夏季普拉茨堡军事演习的结果，也证明了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1939年春夏期间，弥补地面部队力量不足和充实空军力量的工作都有了进展。国防法案批准了1月12日罗斯福提交的附加措施，将使陆军的空军部队至1941年能拥有六千架飞机，并使军事人员、装备及运输工具都能得到增添。4月26日和7月1日的陆军拨款法为此提供了必需的经费。6月27日通过的民用飞行员训练法为受过训练的飞行员的储备奠定了基础，并为扩建和改进陆军空军基地拨了款项。但是要把经过批准的这些钱变成飞机、基地、枪炮、装备，并训练新兵能使用这些武器装备，那还需要时间。行将退休的参谋长克雷格将军在1939年6月所写的他的最后一个年度报告中，对军备计划没有考虑到时间因素一事表示焦虑。他指出1939年所拨款项在两年内也不可能全部变成军事力量。610这一年，使工业在国防计划中发挥它的作用的准备工作也有了一些进展。陆军部的计划司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已制订了一份全面的工业动员方案，以保证在战时能充分利用国家的资源。到1939年时，这一机构和1933年为协调陆海军的收购和计划工作而设立的陆军和海军军火局，已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工业动员方案是为了储备制造战争物资所需的原料，积累当工业转入战时生产后仍需使用的战争物资库存，并做好使工业转入军工生产的准备工作。到1939年时，已经对二万家工厂作了调查，并从中选定一万家在战时进行军用物资的生产。1938年的国防法已经批准为“教育性质定货”提供款项，以使制造厂熟悉那些不属于一般商业用途的“特殊重要”物品的生产技术。推进工业动员计划中各项规定的立法，也在本届国会中得到通过。国会响应总统1939年1月12日的特别国防咨文，同意增加“教育性质定货”的拨款。1938年“教育性质定货”的拨款，只够对五十五种特殊重要产品中的六项进行定货，而1939年的款项则可以把其他四十九种产品也包括在内了。向储备原料迈出的第一步，是6月7日批准的战略原料法。该法批准在1939年至1943年间拨款一亿美元，用以进口并储存美国短缺的并在紧急时刻可能来源断绝的那些战略上的、极端重要的原料。此外还拨出五十万美元，用来在国内勘探新的来源和发展代用原料以鼓励生产。虽然政府要求的款项为数并不很大，这项法案在国会却遭到了比其他国防措施更大的反对。3月30日，参议院把拨款数目削减为四千二百万美元，但经过重新考虑后终于又同意了众议院已通过的那个较大的数额。为了增加美国的原料储存，政府准备暂时背离其对外经济政策的目标，那本来是要鼓励国际自由贸易和反对双边经济协定的。4月，美国开始同英国、荷兰和比利时磋商以美国剩余的棉花和小麦换取橡611胶和锡的易货计划。与低地国家的磋商没有能达成协议，英国生产橡胶的资本家们也强烈反对这项交易。英国政府对此也不特别热心。不过，最后还是在6月23日同英国达成了一项协定，虽然交换的数量只有大约以六十万包棉花换来八万吨橡胶，远比原来打算的要少。在洽商中，锡和小麦被排除出计划之外，主要是由于加拿大政府的抗议，它担心把小麦列入易货范围会损害加拿大的小麦出口贸易。反对者说这项交易将会造成市场的混乱，于是又在协定中加了一条，规定战争如不爆发，换来的商品应至少储存七年。扩充武器制造计划的工作紧跟在立法之后积极进行。的确，在有些情况下，它甚至走到了立法的前头。当建造两艘四万五千吨级战列舰的拨款法案还在国会中考虑时，就已经在开始招标承造了。建造大量新型飞机的合同在陆军拨款法案签字一小时后就已决定了。政府的目标是在紧急时刻大幅度地扩大全国生产战斗机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个月的，开始拟订了飞机制造工业、职业学校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办法；飞机的定货也尽可能地给予更多的厂家。到了7月中旬，已经有十五家工厂得到了制造各种类型飞机的空军合同；后来又有不少厂家参加进来。在採取各种步骤来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同时，同担任总司令职务的罗斯福保持密切联繫的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也积极地参预审查美国的战略计划。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胜利成了一个刺激，它推动陆海军联席会议制订出更加全面的备军种联合计划，因为欧洲的这一震惊全世界的大事件使美国人加重了怕同轴心国家直接发生冲突的忧虑。国务院和军方担心轴心国家可能会利用612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大量德意志人和义大利人，策划制造突然袭击的事件，就象在捷克斯洛代克苏台德区发生过的那样，从而在西半球拿到一个可以继续进行扩张的据点。1938年11月，联席会议命令所属联合计划委员会就门罗主义受到一个或几个法西斯国家侵犯时美国可能採取的行动作一些探索性研究，这些研究应假定：德、意、日三国将结成联盟，而欧洲的非法西斯国家在它们的西半球的殖民地还没有受到侵犯时也将继续保持中立。慕尼黑协定签订后人们本来以为，英国和法国将不会採取任何行动来制止希特勒的继续前进，除非它们自己的领土或贸易也受到影响。但是这种猜想在1939年3月15日德军开进布拉格、接着又发生了事态变化之后己失去意义。张伯伦对德国併吞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英国因此而实行的徵兵，以及英法两国给予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都说明西欧国家在希特勒的要求面前已不准备再继续作无条件的退却了。现在美国人认识到了，如德国在欧洲再进一步扩张，就可能要引起一场英法都参加进去的战争。5、6两月里，在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和他们的制订计划军官们之间进行了频繁的备忘录、信件和指令的往来。结果是联席会议批准制定五个基本战争方案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事变。这些方案设想，要对付的战争对手可能不止一个，也不只是一处战场，因此这些方案就被称作彩虹方案，以区别于过去力对付一个国家而制订的单种颜色方案。早期的海军方案是以实际拥有的力量为根据的，而陆军方案则缺少这种必要的基础，因此它们更象是理论性的参谋作战练习，而不象一个现实性的计划。联席会议在7月里批准的新方案中的第一个，“彩虹一号”，是用来防止破坏门罗主义的：保护好西半球上美国的重要利益可能在那里受到威胁的那部分领土，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巴西的东部：同时这个方案也是为了保护613美国本土、它的属地以及它的海上贸易。这个方案是由最高统帅部在徵得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的首脑们同意后制定的，它适用于美国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的那一段时期，并使美国有充裕的时间为西半球的防务府动员其军事力量。与此同时，政府为加强泛美国家的团结和防止轴心国在拉丁美洲的夺取权力，也进一步採取了多种措施。在经济方面，进出口银行的活动有了很大的扩大，以便同作为针对轴心国家向拉丁美洲经济渗透的一项对策的经济和财政援助计划相配合。国会在2月同意延长银行的经营年限，并增加了供银行运用的资金数量；从而使美国政府得以在3月至7月期间向巴西、尼加拉瓜和巴拉圭提供信用贷款。给予的财政援助是用以改进这些国家的交通运输并发展其自然资源和贸易的。在政治方面，批准了一项与巴拿马签订的条约，从而促进了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这项条约在1936年就已开始洽谈，很快地就得到了巴拿马政府的批准，但直到1939年春仍在等待美国参议院的同意。这一条约是为了修改使美国在运河区享有特权的1903年原订的海斯—布诺·瓦里拉条约。由于参议员们担心新条约中关于运河防务的规定可能会不利于美国军事力量在危急时採取迅速行动，以致新条约的批准在华盛顿被参议院拖延了三年。幸好巴拿马政府通过外交途径给予的保证大大地解除了华盛顿的疑虑，这才使条约在1939年7月25日获得批准。批准时投票的结果是以六十五票对十五票通过，这就表明，只有少数几个极端主义者才仍相信，坚持美国的既得利益要比从拉美国家自愿的合作中得到的好处更加重要。虽然关于墨西哥政府没收外国石油财产这个麻烦问614题的谈判在7月间破裂了，但美国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8月14日在华盛顿发表的一项和解性声明，表明继续谈判的大门仍然敞开着。为了增派一些美国陆海军代表团去拉美主要国家的首都，也作了很大努力。此外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际委员会，来考虑如何以美国的航空公司代替轴心国的航空公司在拉丁美洲经营业务。 第28页 第六章最后一个月到1939年8月5日国会休会时，它几乎已经答应了总统曾提出的关于增加美国防务的全部要求。另一方面，国会拒绝取消军火禁运，使总统没有能得到他所希望的那个政治武器。取消禁运会使美国外交政策如虎添翼，它在很大程度上必然是起恫吓作用的。对独裁者们已经讲过严厉的话；但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愿意让它的政府在喊喊之外还有什么行动。事实上，国会通过坚持继续实行军人禁运，已经告诉了全世界，它不准备冒任何的风险来支持欧洲的民主国家。罗斯福深信，一旦战争爆发，舆论将会改变，但此时政府又实在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战争爆发。到了8月初，形势变得越来越清楚，战争的爆发不会再拖很长的时间了，除非英法两国能同苏联达成一项成功的协议来共同制止德国的侵略。旷日持久的谈判表明，达成一项圆满的协定的希望并不大。美国政府通过它的驻莫斯科大使馆接到的消息说，德国在拉拢苏联政府；因此它担心史达林可能会屈服于这个竞争对手的百般拉拢。于是，罗斯福在8月初作了一次私人的尝试，劝告史达林说，同德国达成一项协议并不符合苏联的最高利益。当苏联驻华盛顿大使离美返回莫斯科的前夕，罗斯福请他代为警告史达林，如果苏联同德国“联合在一起”而战争爆发，那么希特勒肯定会在战胜法国之后转过来扑向苏联。所以，他希望苏联政府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能够使它目前同英、法两国的谈判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美国同俄国一样有着根本的利害关系。与此同时，还将一份这次谈话的备忘录寄给新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坦哈特，并指示他再向莫615洛托夫转达总统的这种看法。在剩下的那些和平日子里，美国政府的精力主要是用在完成战略的、外交的和经济的计划上面，以保障美国不受国外战争的冲击。8月间，海军部长和陆军部长分别批准了联席会议7月里决定的关于西半球防务的战略计划。8月9日，成立了一个由非官方人员组成的、由斯退丁纽斯任主席的战争资源局，从而使防务计划的实施又前进了一步。在宣告这一机构成立的声明中，三军代理部长们宣称它的职责是“与陆海军军火局就战争非常时期动员全国经济资源的政策问题进行协商，审查和修改这一机构已制订的各项计划”。声明又说，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战争资源局将成为一个执行机构，它所拥有的广泛权力与第一次世界大故时期战争工业局所拥有的相类似。这个声明引起了相当大的惊恐和愤怒。这个新局的名称和提到了战争紧急情况，使抱有和平思想的公众感到震惊；再加上声明中含有工业将由政府和军方控制的意思，更遭到各界的反对。此外，该局几乎全由大企业的代表组成这一事实，在自由派和工人中间也引起了疑虑。在8月17日召开的战争资源局第一次会议上，陆海军领导人和斯退丁纽斯极力设法扭转那个不谨慎的声明和它的笨拙措词所造成的恶劣印象。设立这个新局的决定是罗斯福8月7日离开华盛顿去度夏季假日前作出的最后一批决定之一。他还同韦尔斯详尽地讨论了在迫近的危机中美国应遵循的政策问题。所讨论的计划中有在最后时刻给义大利国王发一个电报，请求他运用对希特勒的影响来拯救和平；战争一爆发立即向交战各国发出唿吁，要求它们不轰炸平民；以及召开一次紧急泛美会议。制订这些计划的根据是假定战争可能即将爆发。这种可能性由于美国政府在8月中旬得到的情报已变成确616实无疑的了。这些情报包括，美国驻柏林代办8月17至21日发来的电报，报告德国动员的措施和军队的集结，准备进攻波兰，以及驻莫斯科的斯坦哈特8月16日发来的一份报告，指出德苏谈判显然在逐渐取得进展。第二天，韦尔斯召开了部际中立地位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这个机构的设立是为了处理战争发生后政府将面临的各种问题，并为政府必需採取的行动做好准备。该委员会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财政部的代表和司法部长组成。21日，柏林宣布德苏两国已经同意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事情因此已很清楚：德国早就在威胁的进攻波兰已无法制止，除非波兰接受德国的要求。来自驻伦敦的甘迺迪和驻巴黎的布利特的消息表明，英法两国的领导人相信战争已经迫近，实际上是无法避免的了。不过，法国人仍在绝望地挣扎，希望罗斯福能创造奇蹟，找到某种避免战争的办法。在北大西洋上巡游度假中，罗斯福仍不断注视着形势的发展，8月24日他返回华盛顿以便亲自掌握局面。他给义大利国王的私人电报已在前一天傍晚发出。总统说，基于两国之间的传统联繫，他向国王唿吁并相信国王在促进战争和避免战争的抉择上是很能够加以影响的。他建议义大利政府可以根据1939年4月14日他自己所建议的原则，再提出一项和平解决现在争端的办法。24月，罗斯福决定继发给义大利国王的电报之后，再直接向希特勒和波兰总统莫希齐茨基唿吁。他敦促德国和波兰避免敌对行动，并且用直接谈判、听从公正的仲裁，或者挑选一个无偏见的调停人的办法来和平解决它们的争端。同时，他也指出，达成的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应该是建立在纂尼黑协定路线之上的：“当然，不言而喻，无论是採取我建议的哪一种办法，每一国家都应同意完全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给希特勒的电报的结尾警告说，美国人民团结一617致，坚决反对使用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莫希齐茨基的答覆在第二天，8月25日，到达华盛顿。他说波兰愿意通过直接谈判或仲裁的办法来解决争端。他向总统保证说，波兰决不会首先发动战争，鑑于在目前的危机中波兰并不是提出要求的一方这一事实，这只能说是很自然的事。这一復电立即由罗斯福转给了希特勒，并向德国元首作最后一次的唿吁，希望他也同意已被波兰接受了的和平解决办法。虽然罗斯福和赫尔早已料到这最后唿吁不会有任何效果，但用总统的话来说，这样就可以把“问题责任完全推在德国身上，在1914年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自找麻烦这样做的”。8月30日，义大利国王答覆罗斯福23日的唿吁，说：“人所共知，我们过去已经、现在也还在尽一切可能来实现一个正义的和平。”希特勒对总统的两次唿吁的答覆（在侵略波兰开始后才送达）採取了预料中的不妥协姿态。31日，里宾特洛甫训令驻华盛顿的德国代办去告诉赫尔，两次唿吁都已收到，并说元首对它们“十分赞赏”。他同样也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以求用友好的方式解决争端，但由于波兰的态度，他的一切努力都没有成功。9月1日凌晨，驻巴黎的布利特把几分钟前美国驻华沙大使发来的德国入侵波兰的消息用电话通知了华盛顿。几小时后，布利特和甘迺迪又分别用电话通知罗斯福说，巴黎和伦敦决定履行它们对波兰的保证。在8月间就已经拟好的关于飞机轰炸的罗斯福唿吁文件，于是立即发送给已经捲入和可能要捲入战争的各国政府。他要求德国、波兰、法国、英国和义大利的政府作出保证，即它们的空军将决不轰炸平民百姓或不设防的城市，条件是对方也将遵守同样的规定。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在同一天作了答覆，表示同意总统的建议。波兰政府的答覆说，618它完全贊同罗斯福倡议的那些原则，但不幸的是这些原则已经被德国军队践踏在脚下了。9月1日下午，罗斯福在他的每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他希望而且也相信美国可以置身于战争之外。他还说政府将尽一切努力未做到这一点。 第29页 第八编远东　　　　　　　　　　　　第一章中日战争的继续决定性的1939年一开始，就可以看到远东的冲突呈现出僵持的局面，它将一直保持到1941年12月为止。在1937—1938年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夺取了华北和华中的许多重要城镇和交通线，以及南方的大港口广州。但是他们在希望打一场迫使中国屈服和接受日本媾和条件的、决定性的“最后之战”方面却没有能达到目的。现在，日本军方首脑们开始认识到要给予中国一个致命性的打击是困难的，因为它的幅员辽阔，政治和军事的组织相对的落后，它的经济结构又很分散，这就使得它能够在大灾难中午存下来，这种大灾难本来会使一个比较小的，但是更加有组织的，因而也就更加经不起打击的国家早就屈服下来了。只要中国的抗战意志还没有遭到致命的削弱，它就能够坚持抵抗下去，不管这种抵抗是多么软弱无力。武汉三镇以及广州的丢失都似乎是由于地方守卫部队的懦弱无能，如果不是由于更糟糕的原因的话，这就使得中国人的士气的确动摇了。仅仅粮据日本人就要打来的谣传，就惊恃地把长沙市烧了。这进一步表明失败主义情绪的增长。虽然面对着军事上严重的挫折和政治上重大的背叛事件，但是，蒋介石将军的态度仍然坚定不移。在国民党特权阶层中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尽管没有实权，几个月来却一直在努力争取一个妥协的和平。根据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中将的证词，在1938年秋天，汪曾派代表去上海同影佐和参谋本部的今井大佐620讨论过临时停战的条件。这些讨论显然构成了1939年12月22日近卫亲王宣布的解决“中国事变”基本原则的背景。在此之前，汪精卫发现蒋反对在他同日本人安排的基础上议和后，就于12月18日逃出重庆，两大后抵达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当近卫的条件公开后，汪就开始宣传贊成接受。于是，在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正式把汪驱逐出党。汪精卫曾经是孙中山的亲密朋友和心腹，在反对满清王朝和1911年以后反对中国军阀的斗争中他是孙的得力助手。汪具有相当的文学才华，曾为孙起草过许多演说和宣言的文稿。“国父”临终时他也在场，孙留给本党的遗嘱就是由他笔录的，遗嘱曾经为那位在病榻上的领袖所首肯并在上面亲笔签了字。汪精卫或许十分期望党的领袖的斗篷会落到他的身上，但是由于蒋的崛趄使他相形见继了，在汪的心情上和他的那个也曾是有名气的革命党人、有野心的妻子陈壁君的心情上，这确实是引起苦恼的一个原因。在1925年至1937年中国政治的错综复杂歷程中，汪有时反蒋，在其余时间里，他们在表面上又和解了。而现在处于患难之际，汪显然认为他能用提倡和平的方式击败他的对手。他所使用的论点无疑就是后来在上海他的宣传机器上出现的那些主张。他那时断言，如果日本不能使中国完全屈服，那么中国也不可能把日本人赶出它的领土。他宣称，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将耗尽一切，这将对中国共产党人有利，并间接对苏联有利。汪相信，要避免这些危险，中国就应当在近卫建议的基础上同日本媾和，并应当加入反共产国际阵线。汪有德国方面的关系：他曾于1936年访问德国并见过希特勒。有理由使人相信，他指望德国夺取欧洲霸权，然后在远东採取行动以限制日本的野心。汪希望他的似是而非的论点将会使国民党内有势力的右翼集团转到他的一边来，这些集团有以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为主要领导人的着名的“c.c.”派和由校长蒋介石将军领导的黄埔军校毕业的高级军官们所组成的“黄埔系”。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鼓舞和指导的华北和621华中许多地方“抗战”政府的成立和扩充，使国民党内部的不安情绪日益增加；而在1937年拼凑起来的“统一战线”，在1939年也出现了第一次产童的分裂。但是国民党内那些有势力的集团并不因为对共产党人抱有反感和不信任，就准备跟随汪精卫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他的少数几个亲信，包括他的姻兄诸民谊以及林柏生、陈公博和丁默邨，确实是投奔了汪，并且当他的政权1940年在南京成立时他们就作为这个政权的成员而出现了。但是，与近卫亲王所期待的、并使继任的日本政府终于没有盼到而大失所望的那些军政显要人物的叛蒋相比，他们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已。因此，在1939年的最初几个月里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即中国能够而且肯定会继续斗争下去。1月4日近卫内阁的垮台，虽然更多的是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局势的紧张，而不是因为同中国议和的失败，但它是日本的希望已化为泡影和中国经受住了一场危险的风暴的又一个标志。西方民主国家在它们分别致日本的照会中表示，它们拒绝默认日本提出的东亚新秩序，这也就构成了对中国合法政府的一种保证，即如果它自己不屈服于日本的话，那么民主国家也不会以灭亡中国作为代价，来换取日本在未来的世界冲突中保持中立。那种冲突的阴影正在笼罩世界，在不吉祥的1939年3月里，当希特勒的军队长驱直人布拉格时，它更大大地扩展并加深了。迫在眉睫的世界斗争将会是什么样子，这仍然很难明确地加以预测；但重庆政府既相信，而且也很自然地希望，日本将会捲入同西方民主国家的，或同苏联的，或同这两者的纠纷中去，而这两者的结合最终将会把它打倒。因此，在重庆政府看来，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抗战，直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既然它不能没有别人的帮助就解放自己，它的命运将同总的结局联繫在一起。于是，中国政府决定等待那即将来临的全世界范围的冲突。它深信，它的忍耐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终将得到报偿。军事上的考虑，和政治上的考虑一样，迫使中国採取一种坚持下去和等待外援的政策。在1939年初，据估计蒋在非敌占区拥有一百五十万武装人员，但这些人员622与其说是一支正规军，倒不如说是一支质量和装备很不整齐的乌合之众的军队。中国军事上的缺陷，不仅仅是由于缺少武器和弹药，包括重型武器和飞机，虽然这方面的需要量是很大的。在中国广大内地，只有少数比大车路或碎石子路要好些的道路，除了崎岖险峻的山区就是木片沼泽的水稻田。一支正当地徵募起来的、有适当的给养和训练、并配备有相当的指挥员的军队，在这种地区将会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即使它只是用步枪、机关枪和战壕迫击炮武装起来的。但是，虽然蒋及其部下一些比较有识之士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加以改善，中国军队的招募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按照都择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军事实践的研究者所熟悉的、并被莎士比亚笔下的福尔斯塔夫不朽化了的那种方式进行的。这样招募来的士兵饷银低微，缺衣少食，并且是用五花八门的武器装备起来的。他们的军官中很少有人具有较多的现代战争经验，或精确组织和选择时间的实践，而这些对于正确地指挥大部队却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士兵在抵抗一个组织和训练都比自己优越得多、物质装备也好得多的敌人方面，却能表现得不错，在实际上做得也很好，这是很了不起的。在1939年春天，据说日本在中国，除满洲外，驻有二十五个师，或五十万以上的士兵。其中十一个师驻在华北和内蒙，同样数目的师分布在长江流域，相当于三个师的兵力驻在华南。这些兵力分散在有二亿七千万居民的六十万平方英里的中国领土上。日本士兵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占领比这广大面积中的一小部分更多一点的地方；他们只占据了主要的城镇及其郊区和主要的交通线。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中国的各种各样流动军队和游击队，一直在扩充他们的控制区。他们与其说是对侵略者的一个严重的军事威胁，倒不如说是使日本人很伤脑筋的事。这一部分是由于地方各游击队内部之间因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而闹纠纷；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长期缺少武器、军火和炸药。然而，他们所占据的地方是大片富饶的华北和华中棉粮产区，这对日本人在经济上剥削那些地方是一个实在的障碍，而这恰恰是日本打算建立的那个新秩序的首要目标。日军派遣一个纵队去打击游击队，就好象以剑击水。在日本远征军到来之前，游击队就散开了；等它返回基地，就又跟着跑了回来，并且一有机会，就截断那些掉队的人。为了占据平原低地，日本需要有常驻的守备部队，这就需要把大批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派往中国。623尽管存在着十分巨大的空间和地形方面的障碍，日本军队怀着征服自由中国的心脏、富饶而辽阔的四川省的目的，本来是能够再进一步深入中国的。但是，即使他们能如愿以偿，还是没有绝对的把握能使蒋屈服；他或许还会从更遥远的中国西北地区继续进行抵抗。何况，这样的推进将会使日本人正在尽力解决的、已经很困难的交通和供应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并且将会给中国游击队以新的可乘之机。这些都是反对採取进一步征服和占领领土的政策的很有分量的理由。此外，这种政策势必需要把日本在华的兵力再增加一倍。但这并不至于给日本的军事和经济资源带来太大的紧张，关于这一点，在中国和西方流行着很多普遍的误解。日军的伤亡是相当可观的，但它不仅被还在迅速增加的已超过七千万的人口中每年达到入伍年龄的男子的增加数所弥补，而且还有多余。日本在对华战争中，还使用了很大一部分年龄较大的第二线军队；而把它的精锐部队保存在国内和满洲。日本从和平时期转入完全战时经济时，在缺少技术工人、生产环节阻塞、特别是在机械工具方面，遇到了不少困难。结果是，它的实际军费开支往往达不到国会所批准的公债发行数。但是这些困难并不妨碍它对装备差的中国人增加军事方面的压力，增加这种压力只需要消耗不太多的军火就够了。日本的国债在迅速增加，但它全是内债，并且被战时生产的刺激和劳动力的充分就业造成的国民收入的增长所抵消了。日本人民对无止境的中国事变日益感到厌倦，对缺少消费品，特别是衣服和鞋袜，感到恼火。但是增加的捐税和储蓄，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趋势，因此在人民中还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不安。日本购买原料所需外汇储备日益减少；但它已经积聚了大量的存货。在1939年，日本很象是一个在从事一场令人厌烦的殖民战争的国家，而不大象是一个在竭尽全力和充分利用其一切资源来反对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的国家。实际上，日本军队首脑是在利用中国事变来为他们的国家捲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作好准备，他们倒也并624不掩盖他们的这种意图。在193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最有可能成为敌人的似乎是苏联，日本同这个国家的关系是最坏的了。1938年11月28日，当时的陆军省次官东条中将曾在一次日本企业家的集会上警告说，日本可能不久就会发现它自己在同苏联和中国打仗，战时生产计划的制订要估计到这种可能性。第二年1月日本国会开会时，有人曾就东条的这一讲话质问陆军大臣板垣将军。板垣答覆说，日本军队没有侵犯苏联的意图，但他宣称，如果发生来自俄国人方面的敌对行动时，“我们准备击退他们，并且毫不犹豫地消灭他们”。他接着又说，当军从集中全力来彻底解决中国事变时，在这种解决和对付苏联的军事准备之间是有着紧密联繫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它们是完全相同的。”换句话说，日本的军事力虽必须强大得足以制止苏联站在中国一边进行武装干预，或打败这种干预，如果它发生的话。这样，日本的军方首脑们就已预见到了，日本由于企图在远东称霸，可能会卷人同一个或几个大国的纠纷中去。因此，他们不想在中国战场上投入太多的武装部队。此外，如果欧洲大战爆发，就有可能——在日本的将军们看来是很可能的——德国不是打败它的对手，就是削弱它们，使得它们不能在远东做任何事来反对日本，从而被迫放弃它们对中国的支持并接受日本的新秩序。在那种情况下，失去了外国援助希望的中国，就可能无须再经过重大的战斗而屈服。这样，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同中国人的观点一样，在中国的这场斗争的结局，将不可避免地同未来的世界冲突联繫在一起。由于这一切原因，日本人决定在中国不再採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只是把他们的力量用在打击和击溃任何中国军队的集结上，这种集结可能表示中国人要对某处重要的日军阵地发动一次区域性的反攻。1939年初，日本人的确向长江以南发动了一次进攻，结果是在3月27日夺取了江西省省会南昌市。但除此以外，他们没有试图再去占领任何新的大片领土。1939年5月可以看到日本新策略的一个例证：当日军从汉口的西面和西北面越过汉江向前挺进时，似乎有攻取沙市和宜昌两市的企图，但625经过三周的战斗之后，它又返回了原地。日本人声称已经切断和击溃了大批集结起来的、可能打算重新夺回汉口的中国部队；另一方面，中国人则断言，他们已打退并挫败了一次日本人向长江上游推进的努力。外国记者们倾向于对双方的说法都持怀疑的态度。但鑑于日本人没有能在中国打出决定性的一击，报纸的报导有点倾向于低估日本取得的成就，而接受中国人所作的关于日本正在变得衰竭和虚弱的宣传。实际情况远非这样；日本正在把大量的开支用于扩充和改善它的战争潜力。1939年10月，英国驻东京武官报告说，日军在人力、士气、作战经验和军火储备等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至于别的方面，日本人在1939年春夏之际对华北和长江流域的游击队发动了广泛的“扫荡”远征。但是，这些出击并没有产生什么持久性的结果，到7月，由于河北和陕西南部发生洪水，更是受到了极大的阻碍。日本空军加剧了对自由中国各城市，包括战时首都重庆在内的空袭；这就引起了外部世界的抗议，对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滥用空中武器，那时的各国还不曾变得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但是当中日冲突这样有气无力地拖延下去的时候，虽然形势变得日益明显，最终的结果将主要取决于远东以外的事态发展，可是冲突仍在继续进行和日本已不能随心所欲地决定一切这一事实，却对世界的其他部分有着很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日本军政界首脑中那些对于使日本捲入新的冒险的做法主张要谨慎、并且反对加强日本同欧洲轴心国的联繫的人，可以用中国事变仍在继续这一事实来证明他们的态度的正确。同时，在征服中国的努力中消耗掉了相当大一部分的日本资源，这就使得日本成了一个不很得力、因此也就不太合乎需要的盟国，特别是在共同反对苏联方面，这并不是对德国的政策不发生影响的。另一方面，日本军方首脑既没有能单凭武力来解决中国事件，又没有能使自己从中国事件中摆脱626出来而不损伤其国内威信，这种失败促使他们採取了一些措施，特别是涉及外国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的措施，从而更加扩大了日本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裂缝，并帮助了那些贊成日、德、意三国更加密切合作的人。 第30页 第二章日本人对外国租界施加压力对华冲突未能胜利结束，使得日本人产生了挫折和愤怒的情绪。他们是这样一个民族，在他们彬彬有礼的态度和表面的含蓄后面，却隐藏着一种容易激动和十分活跃的性格，他们在处理任何问题时，容易动感情，而不是冷静分析。他们现在觉得他们受到欺骗而失去了胜利的果实，并因为他们的对华政策引起了普遍的敌视而感到怨恨。由于受到宣传的深刻影响，他们深信东工新秩序的意图是好的，但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除了他们的轴心国伙伴之外，它在国外却得不到同情。这种同外国敌对的意识，在日本人中间引起了一种好斗的精神，他们的领导人就又很快地利用了这种心理。日本陆军首脑们需要一只替罪羊。他们知道，日本舆论中的一个决非无足轻重的分量，会把中国冲突的旷日持久和最终结局归咎于他们，而这种追究责任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伤害，除非他们能够把继续进行一场使人精疲力尽、代价昂贵、已不再能以伟大胜利来吸引人的斗争的责任转移到其他地方。他们无疑还能记得1918—1922年间日军在西伯利亚的冒险，结果使它在日本国内的威望和影响大受损害，而且也没有得到一寸的土地来补偿生命和钱财的损失。自从1923年发生大地震以来，由于陆军能够很有成效地处理那场灾难后出现的悲惨局面，它已经重新获得人民的敬重；但是如果这次规模更大得多、耗费也更大得多的中国事件，最后证明同样也是对日本毫无好处可言，那么以后陆军对政策的影响，很可能要受到一次决定性的和持久的挫折。日本军方首脑并没有正视这样一种前景。他们指望最后能拖垮中国的抵抗，并找到一种办法来控制他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以便进行广泛的经济开发。这样既可以帮助日本战时经济的发展，又可以通过向日本工业资本家提供新的赚钱机会来笼络他们。但这种拖垮敌人的62过程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它势必要使日本经济持续地处于紧张状态，并使日本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它与1937年夏天欢唿的人群挤满火车站送别派往中国的军队时，人民心中所想像的速战速胜的出征，将会是很不相同的。所以陆军不得不为它的未能迅速结束战争进行辩解，并且它也急于想把一场令人厌烦而又负担沉重的消耗战所引起的人民对它的反感摆脱掉，这场消耗战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财政和经济方面也都消耗严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陆军指责西方国家——德国和义大利除外——所採取的态度和政策，应对鼓励中国人继续抵抗，以致剥夺了日本的胜利果实，负主要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英、法、美三国和苏联都受到了攻击。但是象在任何情况下一样，这个最后提到的大国，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原因，就被看成是最敌视日本的国家。因为觉得法国是在追随和仿效英国和美国的榜样，所以主要是对英国和美国进行指责。它们声言反对新秩序，它们在外交上继续承认重庆政府，以及它们对自由中国的贸易和货币给予财政上的援助：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强烈的攻击。在这方面，日本人并不仅仅是做出一种姿态；他们明白中国从国外得到的道义上的支持和为数有限的物质援助，是使它能够继续斗争的重要因素；而且，这场斗争越是多使用经济和财政的武器，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也就会越大。中国政府在日内瓦和别处虽然理所当然地迫切要求给予更多的援助和採取直接的措施以挫败日本的战争努力，但它也认识到它已经得到的援助的价值。在此期间，它知道它的斗争得到大多数国家的同情，并相信慷慨的援助终将到来，这对于鼓舞中国人的士气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日本的外交官和军部首脑同样清楚地觉得，如果能够把中国人的这些希望打破，并促成一个远东的“慕尼黑”，日本的任务也就会相应地减轻。从这场冲突一开始，他们就採取软硬兼施和对外国在华利益施加压力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政界人士花言巧语他说，他们乐意同那些能够採取适应中国新情况的政策的国家合作（那就是要它们抛弃重庆和支持新秩序），在那个新秩字的总体制内有着广大的企业领域可以向第三国的国民开放。但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日军以军事上的需要为藉口，仍在继续实行并增加他们对第三国的贸易、运输和航运所施加的限制。这些措施具有三重目的：阻碍外国的商业企业，从而为日元集团经济的增长扫清道路；对外国施加影响；以及让日本武装部队及其在华的随军人员能够中饱私囊，其中许多人以凶暴的特徵在国外臭名远扬。因此，1939年春夏期间美国和英国政府虽然一再向东京提出抗议，但是日本人只在口头上讲好话，而很少採取行动来撤除对英美在日本占领区的商业和航运所设置的障碍，这也就不奇怪了。相反，这一年标志着日本对外国在中国的租界施加的压力大大地增加了，它的目的是企图迫使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放弃它们反对建立新秩序的立场。结果是在英日两国的关系上出现了一次十分危险的危机，以致在1939年夏天，两国已濒临战争边缘。受到影响的主要是以下三个地区：上海的公共租界，或它的仍处于上海工部局控制之下的那一部分地区，厦门附近的鼓浪屿公共祖界，和天津的英租界。在所有这三个地区中的最紧追问题，是日本人所谓的“恐怖主义”问题，即中国爱国团体暗杀日本人扶植的政府的官员或其他卖身投靠日本人的中国人。在这争端的背后隐隐存在着更加广泛的问题。日本军方首脑对这些在他们的势力包围之中但又不能加以控制的领土越来越憎恨，那里居住着有势力的中国金融界和商界人士，他们继续拥护合法的中国政府，他们所窖藏的金银财宝日本人渴望予以强迫接管，以便用来支持他们的货币体制。使他们感到同样苦恼的是，有一家不受控制的中国报纸仍在出版，它在工部局所规定的限制范围内，继续表示反对日本侵略者，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这些外国人管理的地区——当然，天津和汉口的日本租界除外——是日本人道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因为它们是在日本所占领的大片领土中的一些孤岛，可以在任何时候用不可抗拒的胁迫来加以践踏，外国管理区就几乎成了日本手中的抵押品，并且给了日本军方首脑一个对西方国家施加压力的手段，而这种手段他们也是毫不迟疑地就要加以利用的。1939年初，上海就是处于这样的地位。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当局仍然完全控制着公共租界的虹口和杨树浦地区。他们并不想放弃这种控制，除非要有一定的代价，而这种代价也许上海工部局不经西方各缔约国的同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上海的中国地界，包括在属于工部局的沪西越界筑路中间的一些地段，是由日本人扶植的大道市政府管辖的，它的后台是那个亲日的南京维新政府。没有这些不同组织之间的充分合作，在公共租界镇压恐怖主义的暴行的问题，就几乎是不能解决的；但是这种合作如果需要承认这些日本人扶植的政权的话，那么工部局就必须同中国的合法政府相互妥协，因为后者对整个上海地区拥有合法的主权。1938年7月19日，上海市工部局颁布紧急布告，宣称任何人如在公共租界内对武装部队有违犯行为，应即押送该武装力量；凡在公共租界内犯有武装罪行或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者，应即驱逐出境。它还授权公共租界巡捕得进入任何场所搜查非法拥有的武器，并悬赏奖励提供有关恐怖主义组织的报告。难办的是，许多暗杀者在公共租界巡捕管辖区以外的边方有藏身之处，他们因此可以在公共租界内犯罪，然后逃之夭夭，逍遥法外。在1939年的前几个月里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暗杀事件，2月19日南京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的遭到暗杀更是达到了顶点。2月22日，日本总领事由日本驻上海的海陆军司令官们陪同，去向上海市工部局总董提出了五项要求。这些要求是：（一）紧急布告必须严格执行；（二）为了保护日本国民和镇压恐怖主义活动，日本警察和宪兵必要时可随时随地在公共租界内採取必要的措施，这种措施应会同工部局巡捕房一起行动；（三）日本当局会同公共租界当局一起，630可以搜查出入租界的华人，如有必要并可加以拘留；（四）工部局巡捕房的日本巡捕部分应加强力量；（五）应立即採取措施在公共租界的重要地点搜查华人。当地的日本官员并非是好他的；的确，日本总领事曾宣称，恐怖分子活动的目的是要使日本同上海市工部局发生纠纷，从而同英国发生纠纷，因此，双方都应当小心，不要落入这种圈套。但是，在东京却出现了不样的议论，特别是出自陆军大臣的一些话。2月21日，他谴责工部局缺少“诚意”；而不是没有力量来执行命令；并威胁说要採取“适当的和有效的自卫措施”。两天后，外相也说了大致相同的话。这些活似乎表明，日本政府打算利用上海这些事件作为一种手段来向工部局索取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让步。因此，根据驻东京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本人的建议，英国政府指示他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说英国政府将以十分沉重的心情看待用武力改变租界现状的任何企图。美国大使也单独地提了一个类似的抗议。由于法租界没有直接捲入，所以法国人卞愿意跟着办，而且也没有人硬要他们这样做。英美两国政府也都向蒋介石唿吁，要他尽可能地劝说亲重庆的恐怖主义分子停止他们在公共租界中的活动。蒋不承认他对这些行动负有任何责任，也没有作出直接的答覆，但确实採取了英美所要求的行动。与此同时，上海市工部局在2月25日对日本总领事作了答覆。工部局宣称，它将继续使紧急布告充分发生作用，它邀请日本便衣警察参加搜查中国嫌疑犯，它还说，只要能得到补充人员，就可以使工部局巡捕房的日本巡捕达到规定人数。但它坚决不允许日本警察或宪兵在公共租界内採取单独行动，虽然它欢迎上海工部局巡捕和日本警察之间进行合作，只要这是由双方警察领导人商定的，并且日本警察和宪兵在同工部局巡捕合作时穿着便衣。日本总领事2月28日的答覆，表示对工部局的回答有些不满。但他不承认有在公共租界内採取单独警察行动631的任何意图，他并且接受了工部局关于进行合作的建议。不过，他不仅要求增加工部局巡捕房日本巡捕分队的实力，而且要求接受日本人先前提出的建议，即任命合格的日本人到工部局巡捕房外国巡捕分队中任职，并增加工部局巡捕房日本高级职员所掌握的权力。但是日本人不准备在这个时刻把事情做得太过分，经过进一步的讨论，结果在3月4日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上海市工部局巡捕房应与日本领事馆警察和宪兵共同合作以镇压恐怖分子活动，但这种合作必须取得工部局巡捕房总巡的同意。总巡“准备对下列建议给予同情的考虑：在现在的刑事处组织内设置一个综合课，由一名日本高级职员率领几名经过挑选的日本下级人员主持其工作”。这个课将负责在处理抗日恐怖活动时同日本领事馆警察和宪兵进行联络的工作。3月14日，工部局公布了这项协议，并趁机否认了以下这种传说，即日本宪兵将要进驻上海市工部局各巡捕房内，将要允许他们监督工部局巡捕房的中国人员。实际上，工部局在它仍能控制的那部分公共租界内的行政权力并没有受到损害。蒋介石在3月11日对以下一项报导表示关切，即凡是在公共租界内有抗日活动嫌疑的人都将归日本当局审讯。对此，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后为英弗查）佩尔勋爵）在3月17日向他保证说，这并非事实，被日本人控告有恐怖活动的人，将由工部局巡捕房逮捕并审讯。事情就这样暂时到此为止，虽然一直有谣传说日本人即将对公共租界发动武装进攻。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赫伯特·菲利普斯爵士在4月17日的一封电报中提到了此事，并且还提到当地的日本报纸以及南京和上海的日本人扶植的政权都在发动一场反对上海工部局的运动。但是他认为，日本人在使用武力之前，无论如何将宁愿静待预料中的欧洲战争爆发，而不愿冒同英国和美国发生纠纷的危险。不过，他怕他们可能会要求在公共租界内32建立一个日本警察控制网，如果不答应他们，就要实行经济封锁，从而使食品供应和基本公用事业被切断。5月初，日本人又一次採取行动。2日，驻在上海的日本海军当局发表了一个声明，宣称工部局採取的镇压公共租界内抗日分子的措施是不够的。它还支持日本人扶值的上海市政府市长傅彼庵以前提出的要求。傅要求允许他的警察进入公共租界，以协助镇压恐怖分子；中国的国旗（即国民党的国旗）不应当在公共租界内悬挂；公共租界内的中国法院和设在那里的中国地政局的房地产地契及其他文件都应移交给他的政府。5月3日，日本外务省次官交给罗伯特·克雷吉爵士一份关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备忘录。这是涉及到英国大使2月28日提出的那份抗议书的、他在抗议中曾说，公共租界管理制度的改变只能通过谈判并取得一切有关方面的同意才属有效。日本的备忘录宣称，公共租界管理制度所依据的土地章程，自从1866年以来基本上没有变动过，现在迫切需要加以修改。日本在工部局内的代表权应当扩大，日本籍巡捕和其他官员应在公共租界的总的管理体系中占有更大的份额。这样“才能使日本有可能在公共租界的管理中进行积极的合作”，并“保证它的管理机器顺利运转”。工部局还应当同中国人的市政府合作，允许它控制公共租界中的中国法院，并把土地登记册移交给它。还应该对公共租界中的恐怖活动更加严厉地控制。日本政府“正严重关切地注视着公共租界的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以之作为他们非法活动的一个基地”。一份内容相同的文件交给了美国驻东京大使。5月4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把这份备忘录的副本文给了英国和美国的总领事和工部局总董。为了避免给日本人以进行武装攻击的任何借民工部局同法租界当局一起，在6335月11日发表了一份联合公告，禁止在这两个地区内进行一切政治活动，违者将被驱逐出境：宣称在必要时将实施严格的宵禁条例；并威胁说，有破坏和平或扰乱秩序的行为的任何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英国总领事同意他的美国同行的意见，即日本人的修改土地章程和承认日本人扶植的市政府的要求是不能答应的。在这个意见上他们都得到了他们本国政府的支持。5月14日，美国驻东京大使奉本国政府之命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以答覆后者5月3日的来文。美国政府认为，修改上海土地章程和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的问题，应等待有了更加正常的形势发展后再商议。它拒绝接受日本人的这样一个论点，即在上海的日本人没有得到足够的代表权，但表示相信工部局当局将继续进行调整，以满足日本人的公平合理的要求。它称赞工部局在处理仍由其控制的那部分公共租界内的恐怖分子活动时所表现的能力和效率；并暗示，日本政府如能承认这一点，并让工部局恢復对公共租界北部地区的完全控制，那将是正确的做法。5月16日，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把从他的美国同行那里得到的国务院指示原文用电报拍发给英国外交部。哈利法克斯立即指示克雷吉採取他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去支持美国的抗议。于是，5月19日克雷吉向日本外务省次官递交了一份内容大体相同的备忘录。5月15日，日本外相告诉美国大使说，日本无意占领公共租界。但是人们对于日本驻上海的军事当局可能採取单独行动的担心害怕仍继续存在。克雷吉在5月23日也建议英国外交部准备好一旦发生这种日本突然袭击时就採取报復措施。由于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局长t·河相在5月24日向日本报界发表了一项声明，使得人们更加惊慌起来。他宣称，中国的公共租界并非外国的领土，而仅仅是外国人在那里行使行政权利的地区。中国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权暂时中止了，但并没有消灭。因此，河相断言，由于日本是在同中国交战，在外国管理地区内的中国634主权，正如日本占领区一样，应当归日本控制。公共租界内的反日恐怖分子活动是中国人反抗日本的行动的一部分，所以日本用武力来消除这种抵抗在法律上讲是正确的。不过他又说，日本希望得到外国的合作，以实现它所希望的改革，它并不想要诉诸武力。克雷吉在6月13日把英国对这一声明的答覆递交给日本方面。英国政府不承认任何一个国家有权干涉中国公共租界的行政。它宣称，即使日本继承了中国人在占领区享有的主权（它并不承认这一点），这也并没有给予日本以比中国人自己所拥有的还要大的权力来控制中国砌外国租界。在这一点上，英国政府指出，在1937年以前，日本自己就曾最坚决地否认中国当局有权象日本外务省发言人所期望的那样干预外国管理区。美国和法国政府也作了同样的抗议。与此同时，在已被日本占领的厦门港对岸的很小的鼓浪屿公共租界中发生的事件，给河相的声明增添了分量。在这里，亲日派的厦门商会会长洪利星（译音）在5月11日被人暗杀了。第二天，日本人派了一支两百名的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在公共租界登陆，开始搜查房屋和进行逮捕。16日，中国政府警告各有关国家，日本人在鼓浪屿登陆是一种试探的性质，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将对外国管理区，特别是在上海和天津的，产生严重的影响。英国政府已经看到这一点，指示驻东京大使提出强烈的抗议。他是在5月16日首先提出抗议的，因为他的美国和法国同行都还没有接到本国的指示。日本人回答说，他们的行动是一种紧急措施，并否认这是不合法的。但是，5月17日美国、英国和法国海军部队的登陆，使日本人吃了一惊。克雷吉告诉他们说，这是因为公共租界是国际性的，在那里登陆的任何军队也应当是国际性的——日本人显然感到不愉快的一个答覆。5月15日，日本驻厦门总领事向鼓浪屿工部局提出了635五点要求。这些要求是：（一）反日活动应彻底加以控制；（二）秘书、巡捕房底巡、助理秘书和译员应当由月本人担任；（三）台湾人（他们是日本国民）应有资格在一切公开的纳税人会议上参加投票并作为董事候选人；（四）三名华董的空额应尽快地予以补上：（五）日本领事馆警察，在与工部局巡捕共同合作的情况下，可以在公共租界内搜查和逮捕反日恐怖分子。至少得到这些迫切需要的东西中的一部分，现在对尸本人伞说，已是一件关系到自尊心的事情。工部局在6月8日同意了日本人的第一点和第五点要求。关于第二点要求，它答应在工部局巡捕房中立即任命三名日本警官，以后可能再任用一名日本巡官和十名台湾人。它请求推迟对其他要求作出答覆。日本人的答覆是再一次以使用武力相威胁，这反过来又导致美国再度向东京提出警告。日本人试图以停止用帆船从大陆运来粮食的办法，迫使工部局让步。但是，由于他们不敢阻止外国轮船从海上运来的供应品上岸；这种策略证明是无效的，尽管它带来了许多困难。日本人施加压力要求立即任命一名日本籍督察，其地位应仅次于首席警官。如果能办到这一点，他们答应支付日本督察的工资。但是工部局得到美国、英国和法国驻厦门领事的支持，坚决抵制了这个建议。工部局相信，如果接受了日本人的要求，日本人不达到使首席警官去职的自的是不会罢休的。他们然后就能控制巡捕，并处于一种支配公共租界的地位。谈判从夏天拖到秋末，但工部局最终证明，它在拒绝任命一名巡捕房日本籍高级督察这件事上是做得成功的。当欧洲侦争爆发时，英国和法国的登陆小分队就从鼓浪屿撤走了，但是与那里的日军力量不相上下的美国小分队仍然留了下来。10月17日，鼓浪屿工部局和日本总领事达成了一项协议，并得到领事阶的批准。工部局同意在它的巡捕队中再任命一些额外的日本警察，并在镇压恐怖分子活动方面同日本当局合作，但是并没有作出什么让步来削弱它对公共租界的行政控制。10月18日，美国和日本的登陆小分队同时撤走。鼓浪屿仅仅是一块很小的地方，大约只有二百五十个外国人。但是如果日本人在那里达到了他们的主要目的，他们就会更加大胆地去上海也试试这同样的方法。然而，在对公共租界进行威胁时，他们触犯了所有其他主要缔约国的利益，结果是，他们遭到了集体的抵抗。此外，他们更加合法的要求，即公共租界工部局应竭尽全力来防止政治暗杀，很快地就被接受了。在1939年的春天和夏天，一种不同的情况在天津出现了。在这里，日本人能够集中力量主要对付一个大国，即英国；也正是在这里，象下面将看到的那样，他们有着一个较好的机会。在1938—1939年期间，英法两租界当局同驻在华北的日本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已发展到了危险的状态。正如在上海那样，日本人抱怨说，外国人管理的地区正在被亲重庆的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来作为一个基地，以发动一场针对日本人扶植的华北临时政府的暗杀运动。日本人还断言说，向活跃在华北农村地区的中国游击队偷运武器和货币的走私分子，在英租界和法租界设有他们的总部。驻华北的日本军事当局指责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不仅没有能制止这种活动，而且缺乏协助搞好这项工作的诚意。这些非难也得到了东京日本政府的唿应。日本人还进一步声称，由两租界巡捕房的中国巡捕进行的调查和搜捕是十分无力的，因为他们自己就同情恐怖分子和游击队。他们要求把被控告有恐怖行动或参加恐怖组织的中国人引渡给亲日政权控制之下的当地中国地方法院审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驻天津的总领事建议，并得到英国驻华大使的同意，凡属在租界内从事非犯罪性的抗日活动的中国人应就地拘禁；但是，实际的或潜在的暗杀人犯则应移交给事实上的当局，如案件表面上的证据已属确凿的话。总领事也愿意开除工部局巡捕房的任何雇员，只要能够证明他确曾帮助过抗日活动的参预者。在这里，实际情况是，虽然日本人可能确实有证据来反对他们所控告的中国人，但他们要向英租界当局提供这种证据，则不能不使他们的情报来源遭到破坏，或者使被控告者预先得到通凤报信。另一方面，英租界当局也不愿意按对方的要求就把中国人移交给日本人或他们的下属人员，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合法的中国政府方面的不好的反应。他们在租界中确实拘留了一些嫌疑犯，其中有一个叫苏敬武（译音）的，据说是一位着名的游击队领导人。但这远远不能使日本人感到满意。除了这个争论不休的恐怖分子活动的问题之外，正如在上海那样，还有其他争端问题。1938年2月，日本人在北平开办了联合储备银行，这是一家发行钞票的银行。他们希望联合储备银行券会排斥法币，即合法的中国政府的货币；同对他们採取措施，在华北日本占领区强迫使用储备银行券。但是要想取得普遍的信任，则新货币还需要有足够的硬币来支持。为此目的，月本人希望把属于合法的中国政府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白银拿到手，并移交给联合储备银行。1935年11月，中国政府实行了币制改革，它包括发行一种管理通货和停止白银流通。但是在当时，日本人以出面干涉相威胁，阻止了北平和天津的这两家中国政府银行分行的存银运往上海。总值约五千三百五十万中国圆的银锭就这样存放在天津英法两国租界和北平使馆区的银行库房中。如没有这些地区外国当局的合作，日本人是不可能占有这批白银的；但日本人没有能得到这种合作，因为这批白银仍然是中国合法政府的财产。因此，允许日本人或联合储备银行的官员取走白银，或命令把它从会被抢走的外国管理区运走，都将是一种非中立的行动。这样，日本人就被剥夺了他们所支持的货币的一笔准备金，其价值超过三百万英镑；与此同时，由英国政府担保，英国在华的两家主要银行提供了五百万英镑，作为稳定中国638合法货币的基金。因此，日本人为这件事而对英国产生尖锐的敌意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到了1938年10月，日本人还怀疑放在英法租界的大批白银可能会被装上一艘英国船送往上海或其他地方，在那里可以用来增加法币的准备金。法国总领事建议，最好的办法是由各有关方面达成一项协议，把这批白银封存起来并就地存放，直到中日战争结束为止。英国总领事表示同意。英国和法国政府也是这样；最后（1939年1月）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贊成。在1939年4月危机之前，看来日本人也可能会同意，尽管他们仍然主张那批白银应移交给临时政府。他们对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拒绝下令禁止在其地区内使用法币，和除非存入不能兑换中国法币的特别帐户，否则外国银行拒绝接受联合储备银行券这两件事，也大为恼火。到了1938年12月，根据日本军事当局的命令，大部分日本侨民和商号己从英租界和法租界迁走。随着他们的撤离，在英租界和法租界四周通往中国地区的各出入口都筑起了路障。表面上这样做据说是为了侦查恐怖分子，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对待外国人，也要求他们出示护照；即使是这样做了，也还可能遭到留难。运往租界的食品也被拦截下来了。英国向东京提出抗议，得到的回答是，租界当局在对待恐怖主义问题上的行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和使人感到遗憾的”。日本人还企图使义大利政府放弃其天津租界，但罗马方面并不准备走得那样远。1939年1月底，天津日军司令官本间中将到任。本间以前曾任日本驻伦敦武官；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并被认为是英国的一个朋友和一个反对日本同轴心国结盟的人。他到达后接着就拆除了路障；他在会见英国领事馆当局时也是谦逊有礼而且友好的。但在反对恐怖分干活动方面，他坚决要求更有效的合作，而他的一些部下——或许是名义上的——则显然已准备强制这样执行。639日本人在英租界和法租界周围架起了电网，并着手修建一座跨河桥樑，把日租界同意租界连接起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关闭原有的万国桥，而又不至于把他们自己封锁起来。领事馆的询问和抗议都没有回音，于是，英国和法国驻东京大使再提出抗议。3月11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宣称，这种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租界里的抗日分子同外面的人接头联繫。他还说，在这个目标方面的租界当局的真诚合作，将使这些障碍物的设置没有必要。一名军方代表柴山少将要求撤换工部局巡捕房中“不受欢迎的分子”，在那里任用日本人，并交出所有的嫌疑犯。日本人还开始在外国人身上搜查中国钞票（法币）并将其没收；这又成了引起新的抗议的原因。由于罗伯特·克雷吉爵士的建议，英国驻东京武官皮戈特少将在4月初访问了天津和北平，他同本间将军和华北日军司令官杉山将军原先的关系都不错。看来他的访问似乎有可能缓和一下紧张关系。4月8比英国总领事e·g·贾米森同本问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友好会谈，本间说，他只要求把从事反日政治活动的人驱逐出英租界。但随后就发生了造成危机的那起事件。直到1939年4月为止，在英租界范围内没有发生过反日政治暗杀事件，虽然在毗邻的法租界发生过两起这样的案件。政治罪行和其他形式的不法行为，在“特区”，即日本军队所控制的前德租界和俄租界内曾不断发生：一起特别恶劣的案件是天津英国商会会长h·f·戴奥特在1939年3月17日被武装匪徒绑架，一直到4月3日才得到释放。日本人不准中国巡捕携带枪枝，这也助长了法律和秩序的破坏。然后在4月9日，联合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新任海关监督陈连熙（译音）在英租界大光明大戏院被一名中国人暗杀。兇手还杀死了一名瑞士人，另有一名俄国人因640想抓住他也受了重伤。英国总领事立即要求日本总领事派日本宪兵带领英国工部局巡捕到日本人认为恐怖分子躲藏的地方去。他还说，暗杀陈的真正兇手和任何同谋犯（如果抓到的话）将移交给事实上的当局。其他恐怖分子嫌疑犯可以由日本宪兵或英国工部局巡捕加以审问，但在接到英国外交部的指示以前，只能予以拘国。根据已公布的英国总领事的电报和其中提到的一些未公布的电报的内容来看，以后的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进行了联合突击搜查并捕获了几个人。在被捕者中间有四个人被日本人指控是谋杀陈的同犯；另外两人没有被控告同此案有关，但也是同一帮的人，并发现他们藏带有炸弹。所有这六个人都是中国九路军的人员，他们利用租界作为他们的总部已有一些时候了。四名被控告为暗杀陈的同谋犯被移交给了日本人，由日本总领事个人担保，他们不会受到非刑虐待并在五天之内把他们送回。在第四天傍晚，日本当局宣称其中有两个人已供认参与了这起谋杀案。日本人要求在英国主管领事（即赫伯特少校）和英租界巡捕房总监亲自到场观看的情况下在犯罪现场把罪行重新模仿一遍，以使他们相信那些供认是真实的。在犯罪现场进行了模仿演习。两名嫌疑犯在回答英国领事提出的问题时说，他们是携带有武器的，当时守候在大光明大戏院外面，他们掩护了真正兇手的逃跑（他不是他们中的一个，而且似乎已经跑掉了）。在场的英国官员们相信了他们所犯的罪行。日本人还宣称，其中有一个人已供认谋杀过一个日本兵：而三名被杀害的日本哨兵是被用来暗杀陈的同一支左轮手枪所射出的于弹打死的。四个人如期被送回工部局巡捕房看押。随后，曾向日本人招认的那两个人又翻供了，说那是由于受到灌冷水的酷刑而逼出来的——他们被灌进大量的冷水，这在外表上不会留下受刑的痕迹。与此同时，在重新表演犯罪实况之后，英国领事和英国巡捕房总巡向日本人表示，这四个人将移交给中国地方法院审判。从所有这一切来看，这四个人似乎是一个恐怖分子组织的成员，而且完全有可能他们与暗杀陈一事有牵连。可能用过酷刑来取得口供，虽然日本人不承认有这种事；而令人奇怪的是，有两个嫌疑犯并没有供认，也没有诉说曾受到严刑拷打。不过，必须着重指出，英国外交部只是逐渐地得到所有这些情况报告的。它得到的最初印象是，证明这些人有罪的唯一证据是由日本人取得的口供，而这是毫无价值的，因为是用严刑逼出来的。特别是，外交部直到6月中旬才知道，天津的英国领事和祖界警察当局已深信这些人有罪，所以已经答应把他们交出。所有这一切是非常不幸的，因为，当这些人没有被交出时，本间及其下属自然会得出结论说，英国当局犯了故意欺骗罪而且热衷于庇护中国恐怖分子。现在再回到事情的结局。4月11日，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请求外交部准许把那些有足够证据证明其恐怖活动的中国人交出去，和把罪行较轻的人驱逐出租界。克雷吉从东京也极力要求哈利法克斯予以同意。但是，克拉克·克尔反对。他准备看到真正的兇手被移交给日本人；但是他认为把其他罪犯拘禁在租界之内也就够了。不过，拘禁也有它的障碍。它不能使日本人感到满意；天津工部局以缺少经费为理由也表示反对；而且，照贾米森的说法，因为这是一种比较轻的惩罚，就可能会鼓励恐怖分子把租界作为他们的总部。他在5月1日宣称，他可以把这些犯人驱逐出租界，而不让日本人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时候走的：他并且再次请求让他在这件事上有自行决定处理之权。外交部似乎就要同意了，但这时传来了在重庆的克拉克·克尔的口信说，蒋介石将军夫妇表示反对总领事的建议，他们已经得知了这项建议的一些内容。因此，大使要求除真正的兇手外，其余的政治犯应移送到香港去。5月8日，哈利法克斯答覆说，拘禁在香港是不可能实行的。他指示克拉克·克尔说，比较严重的那个案件，即已拘禁在天津的那些人，应予驱逐出境，其余的人予以警告后可即释放。今后的犯者可根据其罪行的严重程度或驱逐出境或移送给事实上的当局。12日，贾米642森向外交部发出警告说，租界有可能被武力占领。同一天，中国协会向外交部转达了天津的英侨联合会的一项唿吁：应授予贾米森自行决定处理的权力。l5日，克拉克·克尔指示贾米森，把被控同谋暗杀陈的四个人驱逐出境，而不要让他们落到日本人的手中。但是贾米森答覆说，只有凭天津中国地方法院的逮捕状把四人移送该院才能避免严重的麻烦——这只是（克拉克·克尔19日对外交部说）为了想抚慰日本人而牺牲这些人的一种办法，是他所不愿意做的事。同一天，克霄吉极力要求让总领事自行决定处理；并提出警告说，如果租界被日本人强行夺去，英国不能盼望从法国——它并没有直接捲入—或从美国得到帮助。22日，外交部答覆克拉克·克尔说，这四个人的罪证不充足，不能据以把他们交出去；应该把他们驱逐出境或拘禁在租界内。三天后，大使向总领事下达了这一指示。贾米森再次向外交部唿吁，反对这样做法。他并且在6月1日报告说，他已收到由日本总领事转来的本间的一项要求，即至迟在7日中午明确答覆是否打算把这四个人移交过去。如到时不答覆，将被认为是拒绝交出。贾米森同时还说，日本人在审讯了当场被捕获的人好几个月之后，已经写出藏在英租界内的恐怖分子的情报资料。他又说，一名叫李汉元（译音）的工部局巡捕房高级官员（他并不掩饰自己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日本人也指控他是一个重庆特务）也曾宣称，这四个人是一个恐怖分子帮伙的成员，并建议应该由天津地方法院出一张逮捕状，以免租界捕房再承担审理此案的困难任务。贾米森还说，本间正竭力设法避免发生麻烦，但是日本人深信这些被控告的中国人也应对暗杀三名日本兵的事负责，这就迫使本间不能不迅速採取行动。然而在贾米森的这一报告到达伦敦之前，哈利法克斯已经在6月1日指示克拉克·克尔说，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应该交出这四个人。他批准将另外两个携带炸弹的人交出去。2日，贾米森说，他个人相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应该把这些人移送地方法院；工部局的法律顾问643（p·h·b·肯特）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克雷吉在同一大拍回的一份电报中说，日本人深信他们的证据的力量。他又说，“坦率地讲，我不喜欢在这个特别事件上同日本人摊牌。”他并且提出预言式的警告说，如果英国政府等以后再被迫交出这四个人的话，那么它的处境将比现在就交出甚至要更加难堪。但是6月5日哈利法克斯的反应是，要贾米森遵照执行1日发出的指示——即不要交出这四个人。并在同一天告诉克雷吉，把他给总领事的指示通知日本外务相併声明：“把我们并没有得到罪证的人交出去处死，那将是同英国人的正义感完全不能相容的。”克雷吉还应警告有田：对租界採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必将引起产重的反应；皮戈特武官应去日本陆军省作同样内容的声明，并要求它控制住它在大洋的部属。克雷吉在6月6日执行了外交部的指示，并着重指出，给总领事的关于如何处理今后案件的指示已反映了日本方面的要求。但有田答覆说，不交出这四个人的决定将在天津造成严重事态，虽然他答应去劝导採取克制态度。7日，贾米森报告说，他已经把作出的决定通知了日本总领事，他还发布公告，警告今后的犯者将移交给事实上的当局审判，或被驱逐出租界。两大后，他再次要求允许他交出这四个人，但哈利法克斯回电说，“如果除去他们被日本人拘禁时所作的供词之外没有别的更充足的罪证（同谋杀害陈）”，他仍不准备答应这一要求。但他建议，可以限他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租界，如果他们拒绝离开，或以后又回到租界中来，那就把他们移交给中国地方当局。但贾米森在11日报告说，日本人认为，“我也以为这不无道理”，英国当局已犯了失信之罪，他们现在会把这四人的彼驱逐出租界看成是甚至更大的失信。他说，除了是谋杀陈和三名日本兵的兇手之外，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人是一个恐怖分子帮的成员，这一点被哈利法克斯和克拉克·克尔忽视了。他宣称，他同统率驻天津英国陆军营的那位准将和英国侨民中的主要人士都一致认为，日本人的要求在法律上和道义上是说得过去的。他申辩说（当地的英国和美国律师们也支持他的意见），他无权拒绝执行天津中国地方法院所签发的逮捕状，这种逮捕状在过去也曾执行过，而且这同在上海的做法也是一致的。6月13日哈利法克嘶的答覆是把普通犯罪和政治犯罪作了区分。但他现在提出了几个问题，这就表明他至今为止还没有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他询问，那两个到现场重新表演犯罪经过的人，当他们向英国主管领事申诉时，是否仍被日本人拘禁着，是否有任何独立的证据。对此，贾米森15日的答覆是详细陈述了现场表演犯罪经过时的情形，以及嫌疑犯对主管领事的问话的回答。他还说，他曾一再要求日本人拿出进一步的证据，但他们回答说，他们这样做就势必要损害他们的情报员。贾米森说：“日本人提供的情报将会立即落到李汉元的手中，而日本人是把他当作反日活动的首领来看待的。”然而，假定因为这两个人在向英国领事作申诉时仍被日本人所拘禁，所以哈利法克斯并不认为补充的情报就能保证使政策有任何的改变。贾米森在他的6月11日的电报中曾说，“关于把犯人交出去的方式问题，只不过是一件留待以后讨论的事”；哈利法克斯在21日就问道，这样说，贾米森的意思是否是说，他已经在某个时候答应过日本当局，实际上要把那些人支出去。贾米森在22日答覆说，“毫无疑问，日本人已被告知，这些人将被交出去，这只是一个办理正确手续的问题。”这里指的是，在主管领事和租界捕房总巡到现场观看的情况下重新表演犯罪经过的那两个人，前面已说过，这两位英国人相信他们是有罪的。贾米森还说，“大体上已同意，可以假定把另外两人作为同一帮的成员并在此案发生的前后曾同谋作案而一併交出去。”与此同时，克拉克·克尔于6月10日建议成立一个三人法庭，由一名英国人、一名日本人和一名中立国人组成，以决定被控告的四名中国人有罪还是无罪。哈利法克斯645觉得这样的法庭缺少法律根据，但在12日的答覆中他建议，可以成立一个谘询委员会，其中有一名中立国人士参加，以决定是否有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存在，从而可以将这些人移送当地中国法院。那一名中立国成员应该是美国驻天津总领事，于是他也就由他的政府批准来担任此期。日本外务省就在被通知这事之后答覆说，已授与杉山将军全权处理此事，因此这建议只能送到他那里去徵询意见。同一天，贾米森在天津把这个建议通知了他的日本同行，但他被告知说，这事不能考虑。在这里日本军事当局可能错过了一个证明自己做得对的机会，因为美国总领事本人显然认为日本人是有理的，他很可能已决定要附和他们的意见。6月14日，开始了他们早就恐吓过的要对租界实行封锁。他们开始搜查所有进出租界的人，他们进行搜查的方式则是蓄意要最大限度地侮辱英国侨民。妇女和男人一样遭到搜查。而且常被剥掉衣服。英国船只受到干扰，食品和燃料的供应时常中断，商业活动遭到了最大限度的妨碍。法租界也被包括在内，因为否则就无法有效地封锁英租界；但日本人敌视的对象是英国人，他们通过他们的傀儡政权代理人，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反英运动。驻华北的日本军事当局也变本加厉，宣称决不取消封锁，除非英租界当局在建设东亚新秩序方面给予合作，并放弃亲重庆的政策。这些政策据日本人说，有：“保护反日分子和共产党分子，支持中国币制以反对联合储备银行券，囤积商品，默许非法分子使用无线电收发报机”，以及租界中的中国学校採用反日的教科书。英国政府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也很危险。6月20日，哈利法克斯向议会讲述了天津发生的事件。他只是简单地说，被控告的四个人曾被移交给日本人，其中有两个人已经招认，但当他们被送回租界巡捅房拘留时，又曾646翻过供，日本人也没有能提出任何可以单独成立的证据。这一陈述给予议会和公众的印象是，除了那可疑的口供外，没有什么证据，而日本人则正在企图强迫把这四个无辜的人移交给他们。接着是对在天津的英国国民的侮辱，这就引起了愤怒情绪的爆发，报刊和议会都要求对日本採取报復行动。英国政府确实考虑了採取报復措施的可能性。但是这样做除了在日本可能会引起反作用外，经济制裁如由英国一国单独实行也是作用不大的。然而，在巴黎的探询表明，法国政府完全不愿意採取任何这种措施，除非它得到美国有效的合作的保证。6月15日，英国政府吁请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以迫使它接受在天津设立一个谘询委员会的建议和取消对租界的封锁。但是，考虑到美国孤立主义舆论的力量，美国在军事上尚未准备好，以及欧洲的危机日益加深，美国政府不敢採取行动。在6月16日的一次国务卿、助理国务卿、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都参加的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由于欧洲的局势，英国和法国不可能在远东反对日本，美国则是还没有准备好去那样做，而且大约还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准备好。国务院贊成给东京送去一份措辞严厉的长照会，指责日本对华政策的全部内容。这样的一个照会拟出来了，并给英国政府看过。但是美国驻东京的临时代办和正在休假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都表示反对，使得这项计划终于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临时代办被告诉说，要避免被英国人拖迸天津的争端中去，但同时也应向日本人表示，美国政府担心中国被占领区的反英运动可能也会导致对美国人的袭击。对罗伯特·克宙古爵士来说，天津危机是一个特别沉重的打击。他深知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贊成同德国和义大利结成军事同盟从而使矛头指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一派，和反对缔结这样一项可以广泛适用的公约的另外一派，正在进行斗争。他也在利用他的影响来反对缔结这样一项同盟。他现在担心不幸的天津事件将使德国人和他们的日本朋友得到好处。6月18日他警告外交部说，有同日本打起来的危险，除非改变一下他所谓的对中64国过于仁慈的英国态度。他要求授权他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就一切有关天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东京举行谈判。为了创造一个讨论的基础，他建议日本人应取消封锁，英国在伍界中的权力应予以维持，应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终止那里的反日活动。对此，哈利法克斯在6月19日表示同意。日本华北派遣军强烈反对在天津以外的地方举行会谈，在天津他们就可以控制会议的进行。但在6月20日，日本首相平沼亲自出面干预，贊成在东京举行会议，但会议内容应限于天津一地的地方性争端；24日，日本外相宣称，他的政府同意在东京举行谈判。他私下告诉克雷吉说，他不能作出取消对租界的封锁的保证，但是等谈判开始后，也许就可以劝说日军撤去他们所加的种种限制和停止对英国国民的侮辱。他也说，只能讨论天津当地的争端问题。克雷吉告诉外交部说，日本政府在劝说华北派遣军同意举行谈判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日本外相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25日，哈利法克斯回电錶示贊成，并祝贺克雷吉成功地处理了“这桩困难而又微妙的事情”。他希望克雷古还是能劝说日本政府停止虐待天津的英国国民，但把预备性谈判交给他自己去斟酌办理。227日，双方同意第二天在伦敦的英国议会和东京的报纸上发表一项公开声明，宣布即将在东京举行会谈以寻求解决涉及天津的各种问题。与此同时，贾米森从天津报告说，那里的局势已有所改善。会谈直到7月15日才开始。在此期间，日本报纸大量报导，将把要求英国全面改变其有关中日冲突的政策作为一个先决条件来提出。克雷吉得到平沼的间接保证说，这些报导是不确实的；但日本所需要的是对它在中日冲突中的困难予以更多的谅解。在7月15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有田提出了一份议程，其中第一项是“总的问题”。648他说，日本陆军在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维持它所控制的地区内的公共秩序这两方面的特别需求应得到坦率的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说，日本舆论深信，正是英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对蒋介石的援助”，才使他得以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有田说，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极端的要求；不过，日本政府竭力想寻求一个它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接受的关系准则。于是他提出了下面这个准则：英国政府充分认识正在进行大规模敌对行动的中国的实际局势；并注意到，只要这种事态继续存在，在华日军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维持它所控制的地区内的公共秩序，就有其特殊的需求，也就必须採取必要的步骤，以便压制或去除那种将妨碍它或有利于它的敌人的任何活动或行为。英国政府因此将避免，并使在中国的英国当局也避免，有任何将妨碍日军达到其上述目的的行动和措施。克雷吉反对这种含义过于广泛的措词；但是正如他告诉外交大臣的那样，他知道如果要使会议不会一开始就破裂，那么象这一类的东西就不能不接受。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反草案（最后必须经他的政府批准），但这次轮到有田来表示它是不能被接受的。克拉克·克尔反对同意任何准则，但在7月17日，哈利法克斯同意了克雷吉的意见，并拿出外交部所拟的一个方案，虽然他也给了克雷吉相当大的自由来自行处理这件事。克雷吉和有田继续进行讨论，每一方都提出了修正草案。7月21日，就文字措词达成了协议，并且商定这个关系准则于24日在伦敦和东京同时公布。最后达成协议的全文如下：陛下政府……充分认识正在进行大规模敌对行动的中国的实际局势；并注意到，只要这种事态继续存在，在华日军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维持它所控制的地区内的公共秩序，就有其特殊的需求，它也就必须压制或去除那种将妨碍它或有利于它的敌人的任何活动或行为。陛下政府无意支持不利于日军达到上述目的的任何行动或措施。它并愿趁此机会重申它在这方百的政策，向在中国的英国当局和侨民说清楚，他们必须避免有这种行动和措施。英国外交大臣7月24日在上院宣布这项协议时说，这种对一般局势的承认，“与陛下政府的对华政策毫无关系，而只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张伯伦31日在下院对这一点又作了进一步的强调。首相说，东京准则是一项事实的声明：“它并不表示对日本方面的任何交战国权利的承认；它并没有出卖英国在中国的任何利益，而且它也并不意味着或打算交出属于第三国的任何权利。”克雷吉指出，这一准则并没有使英国方面增添新的行动或新的承诺，因为当地的英国当局从来也不曾想妨碍日本军事当局在占领区内行使其权力，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的确把“对于占领区内的扰乱行为造成的英国人利益的损失所应负的全部责任都加到了日本人自己的肩上”。然而，日本政府在向本国人民进行解释时，却企图把这项准则的意义说得更广泛得多。据报导平沼曾对报界说过，这不仅将给重庆政府以一大打击，而且在解决中国事件中它将成为一个有利因素（意思是说它将诱使中国人出来讲和）。他表明，他希望英国不要继续给予中国政府财政或其他形式的援助。日本政府不能不抚慰那些极端分子，不然他们就有可能已经起来闹事，不听指挥了。外面还有许多关于英国“投降”的议论；在华的英国商人也十分担心，生怕“新秩序”连同它的一切经济方面的东西，可能正在得到英国的默认，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克雷吉宣称，这项协议从来不曾被证明是使英国当局为难或使英国在华利益受到妨碍的一个根源；而且日本政府也从来没有向他说过，它已经使英国政府承担起任何新的义务。如果英国政府当初拒绝接受任何这样的准则，那么日军就很可能已经在租界内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从而促成普遍的敌对行动。克雷吉一有田准则象1917年的兰辛—石井协定一650样，双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予以解释。谁的解释能站得住脚，是一个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远东和欧洲两处将出现什么情况的问题。中国政府极感忧虑；7月4日，中国驻伦敦大使向哈利法克斯表示了他们的担心。哈里法克斯警告他不要接受日本人关于这项协议的意义的宣传；并指出，英国同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冲突，对英国和中国都不会有好处。他重申这一准则并不意味着英国的一般政策有任何改变。他说：“我们正在做的一切，只不过是试图保持住我们的地位，以便在情况许可的时候，仍可以完好无损地利用我们的影响来寻找一个解决整个远东问题的办法。”中国人仍然把握不定并疑虑重重，但是克拉克。克尔在7月27日报告说，他们将等待一下，看看英日关于天津的讨论还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8月1日，中国驻伦敦大使迫切要求英国给中国以进一步的财政援助，但在这个问题上，哈利法克斯没有作出任何许诺。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7月26日突然通知日本说，它希望终止1911年的日美通商和航海条约，这意味着该条约将在六个月内满期。那将使美国可以白由地对日本实行某种经济制裁，如果它想要这样做的话。但难道这就是动机吗？美国的通知只是说，在美国政府看来，条约所包含的一些规定需要重新考虑。为此，“并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增进美国的利益，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故作出废约通知的决定。採取这个步骤并没有同第三国磋商过，甚至也没有同格鲁和杜曼商量过。科德尔·赫尔那时也不肯承认这同中国的局势有任何关系。正如东京外务省7月28日的一项声明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人感到迷惑不解和十分沮丧。然而英国政府也同样感到迷惑不解。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7月28日报告说，他已经就此事询问过赫尔。“在我的生活中”，他写道，“我从来没有遭到过这样的惨败。他说得好象这只是一个纯粹商业性的步骤，并不具有政治方面的意义。”林赛还说，他认为在目前不大可能会打算採取任何进一步的措施。美国人的行动在恢復中国人的士气方面多少帮了点忙。并鼓励了英国政府去盼望美国无论如何会在天津的651币制争端中给予支侍。另一方面，这又是使它为难的一个根源，因为这导致国会提出了英国应採取同样行动的要求。8月4日，张伯伦在回答这种批评时指出，“与欧洲隔离的美国同本国有着根本的区别”。张伯伦宣称，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有必要派遣美国舰队去远东，但表示最好是能通过谈判来解决同日本的分歧，如果能够不牺牲基本原则就能做到的话。事实上，除非日本人大规模地进攻英国在远东的属地，英国政府是不会派遣舰队去远东的，即使是如果那时它考虑了欧洲的局势后确实会这样做的话。如果只派一小部分舰队去新加坡，那也被认为是办不到的。1938年12月，克雷吉曾建议这样做；克拉克。克尔和英国驻暹罗公使乔赛亚·克罗斯比爵士也都这样建议过。外交部倾向于贊成这种想法，并且准备好一份备忘录以供海军部考虑。但海军部在1939年3月29日答覆说，这是不大可能的。理由很简单，缺乏足够的舰只。它提出警告说，要同德意日三国的联合力量作战，那就显得舰队还不够强大，即使现在的造船计划完成后也还是不够强大。它最后用了一段很值得注意的后来作为结束。它说，从理论上讲，海军实力必须建立在外交政策的基础上，但实际上是有局限性的，要受到财力、人力和物力的支配，并且由当时的政府予以决定，超过这一限度，军备就不可能增加。“当这个（限度）达到之后，局面也就倒转过来了，这时对外政策必须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否则就要冒战争、甚至是不能取胜的战争的危险。减少我们潜在的敌人的数目，就象增加我们战舰的数目一样，肯定会增加我们的实力。”那就是说，如果要同德国和义大利作战，就必须同日本不发生战争，除非美国也捲入进去，然而这在1939年是不可能的。7月27日，东京的会议开始讨论天津的各个具体争端。英国方面参加的主要成员是，罗伯特·克雷吉爵士、皮戈特少将和英国驻天津领事赫泊特少校；日本方面则是驻华公使加藤外松、日本华北派遣军首席代表武藤章将军和日本驻天津宪兵首脑大畑少校。在防止租界中恐怖分子活动的问题上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到8月1日，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已近在眼前了。日本人接受了总的原则，652即搜索、查抄和逮捕由英国工部局巡捕房来执行；必要则，日本宪兵将作为观察员与他们会同进行。关于检查学校、电影院、政治集会和英租界码头上下旅客的问题，双方同意按同上程序办理。至于被逮捕的反日活动嫌疑犯，双方同意，如获有进行晴杀等恐怖活动的证据时，有关人犯应移送地方当局审讯。较次要的政治犯应驱逐出租界。日本人要求派三十名宪兵作为观察员驻在租界内；但经过反覆商议后，他们最后同意派十人入驻一段时期。与此同时，克雷吉在7月30日报告说，日本人已经提出了他们控告那四个引起所有这一切麻烦的中国恐怖分子嫌疑犯的证据。凭这些证据，克雷吉认为，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交出那两个已招认但后来又翻供了的人。他在审阅了他们的供词后，还表示他不相信他们所说的曾受非刑拷打是真实的。日本人已经同意将另外两个人的罪状改为参加一个恐怖集团。然而在币制和白银问题上没有能够达成协议。日本人要求禁止在租界中使用法币并交出白银库存。英国政府不打算在这些问题上作出让步，特别是在第一个问题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屈服，必将直接帮助日本人去破坏中国的全国币制。它也不想比同意把白银封存在天津更多走出一步。但克雷吉警告说，日本人不会在这些问题上作任何让步，他们将不会只在警察问题上签署一项协议。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转向巴黎和华盛顿要求给予支持。法国和美国政府向东京表示了它们对币制问题的关切；但它们准备做的也就是到此为止了。法国和美国谁也不打算捲入到英日谈判中去。法同人的确曾这样地告诉日本人，但他们说，双方都作出让步是必要的。他们还宣称，一项英日协议对他们并没有约束力。他们就是这样似乎比美国人更乐于帮忙一些；美国人对于白银问题，比币制问题更加不感兴趣。与此同时，对租界的封锁继续存在，在中国的日本占653领区内普遍的反英煽动也仍在进行。克雷吉担心，如果天津谈判继美国废止商务条约之后立即中断的话，其结果将是同轴心国结成军事联盟的鼓吹者在日本的一次胜利。因此在8月5日，他极力要求妥协，即交出白银，但在市制问题上坚持不让。他有理由相信，这是一桩日本人会接受的交易。另一方面，克拉克·克尔极力主张不应当作出让步，而中国政府也在作同样的唿吁。英国政府不打算让步，并再次向巴黎求援。它对仍在继续的反英煽动感到愤怒，并且也不能断定，如果在大津达成了阶议，这种煽动是否就真的会停止。8月10日哈利法克斯令克雷吉通知日本政府，英国政府准备在警察协定经过某些校正之后就付诸实施，但也必须以停止反英叫嚣为条件。不过在与此无关的那些经济问题上，哈利法克斯告诉克雷吉说，英国政府正在同其他有关国家磋商，不准备匆忙地就达成一项协议。克雷吉还得到指示：把那四个人交出去。8月11日加藤对此表示关注，并极力主张不要在此时移交这几个人，因为看上去这将会象是谈判就要结束。这时正好又有人申请笠发人身保护令，要求把这四个人立即移送法院审理。这一申请被设在上海的（英国）最高法院和伦敦的枢密院法院所驳回，但它使交出人犯延迟了一些时候，事实上直到9月才办理。8月17日，哈利法克斯告诉克雷吉说，在其他争端问题上不能让步，并要他告诉对方说，在一个纯粹是英日两国的基础上继续讨论市制和白银问题，是不大可能会得出一个有效的结果来的。他同时还应提议签署那项警察协议，以作为停止煽动反英和取消对租界的封锁的交换条件。18日，加藤拒绝了这一建议，但同意会议暂时休会。于是，在8月20日，东京会议无限期地休会了。英国外交部在20日发表了一项声明，以阐明它对第三方面的利益所抱的态度。同一天，日本外务省也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如果英国政府的目的是想请第三国来进行干预，那么日本政府“不能不指出，它绝不能容许这样一种企图，这只能拖延时间并使问题复杂化”。下一步行动要由日本人来採取了。尽管由于东京会议的结果，天津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内反英运动仍然在进行，同时，日军在九龙租借地的边界上频繁调动，显示了不祥之兆。但随后在8月21日就传来了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项互不侵犯公约即将签署的消息。这使得日本政府大力震惊，尤其是因为日本同苏联军队确实正在诺门坎进行战斗。结果是，日本国内的反英和亲德势力一时间都处于惊惶失措之中，英日在1939年爆发战争的危险消除了。以后的事情表明，如果英帝国在1939年就捲入了同日本和德国的战争，那它将要遭受的灾难后果是不难想像得到的；正是由于英国政府谨慎小心地处理了天津事务，才推迟了诉诸武力，直到1939年8月的欧洲外交革命使日本人的不妥协态度也有了缓和。 第31页 第三章苏联与日本的关系由日本军队煽动起来的反英运动并没有受利日本各界舆论的欢迎；实际上确有人在暗地里反对这种做法，并且许多老百姓对此漠不关心。甚至连军队也声称并不把英国看作是一个不可和解的敌人。它的态度倒不如说是这样的：只要顽固而任性的英国人能够象日本那样看待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死抱住象九国公约那样的“陈腐概念”不放，那么两国之间完全可以和睦相处。对差不多是所有的阶级和党派的日本人来说，命运註定日本要与之动刀枪的那个大国就是苏联，由于意识形态、政治和战略等方面的理由，日本对它是十分反感的。日本统治集团，无论是军界、实业界或官僚，部害怕和憎恨共产主义。从政治观点来看，日本人巩固其在满洲的地位的成功，同俄国人加强其在外蒙古的地位的成功，双方势均力敌；而对中国这一整体，俄国人则正在运用他们的影响来支持重庆和扶持国共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从战略上说，665苏联是一个西方国家而在远东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由于这支军队的存在，也就牵制了兵力雄厚的日本部队。苏联拥有日本海的西伯利亚海岸，这就使日本海难以完全成为一个日本湖，并使日本面临可能遭到的空中和潜艇的袭击。一直盼望消除这种威胁的日本参谋本部，逐渐忧虑不安地怠讽到，中国事变的持久拖延已使日本失去进行打击的最好机会——乘俄国1936—1938年清洗运动的机会——而现在苏联的军事和空军力量是正处于上升的阶段。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它正在建设日本的武装力量，准备打一场有可能要同时与苏联和中国交手的战争。苏联的政策实际上主要是防御性的，因为俄国需要时间以扩大方的工业方面的战争潜力和加强它的军队力量。所以，在目前，它要避免在远东发生武装冲突。因此对俄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应继续坚持下去；于是，他们在日内瓦积极支持中国的事业，他们输送相当数量的战争物资，并派遣技术人员和飞行员到中国去，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则採取谨慎而冷淡的态度。然而，实现俄国人自己的野心的时机则尚未成熟，这一野心是要推翻1904—1905年俄日战争的结局，收復前俄罗斯帝国在那时丧失的领土。如果日本不断地与西方民主国家发生纠纷，这就会使苏联有机可乘；因此俄国人尖锐地谴责民主国家在反对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方面提出的任何软弱无力的建议。除了这些一般的考虑之外，1939年上半年在三个特殊争端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交锋。第一个是存在多年的西伯利亚渔场问题。根据1905年在朴次茅斯签订的俄日条约第十一条的规定，双方同意日本渔民有权在日本海、鄂霍茨克海和白令海的俄国水域内从事其职业。1907年的一项俄日渔业条约对这个总的规定作了补充，允许日本渔民在俄国海岸上建立罐头加工厂，以支付租金作为报答。当时俄国自己没有大的捕鱼业，帝国政府只好满足于让日本人使用这些渔场，而只就登陆权利收取约定的租金。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后，日本人曾有一个时期享受这些权利而没有支付租金。建立日苏两国政府之间关系的1925年总条约，就缔结一项新的渔业协定作了规定。1928年缔结了这项协定，有效期为八年。捕鱼和设立鱼类罐头加工厂的权利，在当656时对日本人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不仅因为鱼是日本人膳食中的一种主要食品，而且还因为日本罐头鱼的出口贸易正在日益发展。在1928年，日本占有百分之八十八的捕鱼量和百分之九十的鱼类罐头工厂。但是在1928年渔业协定的八年执行期内，苏联政府自己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太平洋沿岸捕鱼业，1936年俄国人已取得了总捕鱼量的百分之五十。为了经济上、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理由，苏联政府试图削减渔业协定规定的日本方面应享的权利，并为此目的，乘机利用了1928年协定中关于租借和拍卖渔场的繁复规定。不过，由于急切希望不要在它的庞大国家内部情况如此糟糕的一个时候引起战争，苏联政府是谨慎小心地行事的。1936年俄日两国就缔结一项新的捕鱼条约进行了谈判，结果达成了一项对日本有利的新的胁定，因为当时俄国正陷于一场清洗运动的极大痛苦之中，并且必须考虑到还存在着纳粹德国的威胁。但是在批准新的渔业协定的三天前，日本同德国缔结了反共公约，因此，俄国人拒绝批准这项渔业协定，并同意1928年协定只再延长一年。在1937年它又延长了一年，但到了1938年底，苏联政府甚至拒绝这种临时性的解决办法，除非日本人能够同意退出俄国人为了战略上的理由想要收归己有的大约四十个渔场。1939年1、2月间，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东乡和李维诺夫之间的会谈没有能达成协议，双方都大发脾气。苏联政府宣称，3月13日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一次拍卖，届时供公开投标的渔场将包括被日本人称作应永远由他们保留的那些。在日本报纸上出现了威胁的话：他们的渔民无论如何也要使用这些有争论的渔场，将提供海军护航来制止俄国人的任何干涉。由于日本海军比苏联海军强大得无法相比，这一点是能够做到的；但是日本渔民就不能再到俄国海岸上去晒网和加工处理鱼货，除非日本也派军队到那里去，而那样就要促使战争爆发。3月15日，日本外务省声称，日本将不接受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拍卖的结果，如果苏联採取这种单方面的行动，日本可能要被迫进行自卫，万一发生了这样的事，一切责任应完全由苏657联承担。俄国人还是举行了这次拍卖，但苏联国营渔业组织只买了四个渔场。3月2o日又宣布，“由于缺乏买主”，拍卖推迟到4月3日继续举行。日本人接过了这暗示，于是在莫斯科重新恢復谈判。4月3日达成了一项协议，把1928年的条约再延长一年，从1938年12月31日算起。不过，苏联政府保留了三十七个以前是日本人的“永久”渔场，另外对日本人再开放十个新的渔场。日本人总共得到了三百六十六个渔场的租用权，其中二百五十四个保持五年不变。由于这一妥阶，渔业问题暂时冻结起来了。两国政府都作了让步，但是双方也都得到了一部分它们迫切想要得到的东西。7、8月间，另一郁积已久的俄日争端爆发了，那就是关于日本在俄国的那一半萨哈林岛上的石油和煤炭开採权的纠纷。当地的苏联工会控告经营这项开採业务的日本公司不履行它签订的劳工合同，说它没有按合同规定支付工资或发给衣服和食品。萨哈林岛上的苏联地方法院判处该公司缴付巨额罚金，并以没收产业相威胁。东京政府为此事在7月16日向莫斯科提出了抗议照会。但苏联政府拒绝接受这一照会，理由是它包含有威胁性的词句，是属于一份最后通牒的性质。两国政府在关于萨哈林岛上採矿特许权的问题上相互提出了一长列的申诉和指责，双方都採用了好斗的语调。日本外务省8月13日的一项声明说，苏联当局既不愿为油田租借地提供充分的俄国劳动力，又不允许输入足够的日本劳动力；由于苏联採取这种策略，石油生产事实上是停止了。不过，俄国石油工人和日本租借区当局达成的一项新的协议使局势暂时有了缓和，它规定给俄国工人增加百分之十五的工资和其他福利。显然，苏联政府对日本人享有这些捕鱼和採矿特权感到不快，这些特权是在苏维埃政权刚建立不久、还比较软弱的一个时候让与的，但它也的确并不认为迫使日本放弃这些特权的时机已经成熟。虽然苏联和日本两国政府似乎都深信它们相互之间658迟早会打起来的，但是谁也不希望现在就激起这样一场冲突，因为双方都还没有建立起具有所希望的那种实力的军队，何况双方在远东都各有各的困难。双方都在注视着世界总的形势，每一方都希望这种形势的发展将会有利于地位的调动。在1939年春天，据估计日军的精锐——关东军的人数约在二十万人左右，还有十万满洲国兵可用于维持内部秩序，从而使关东军得以腾出手来警戒满洲国的边界。但由于华北铁路运输的需要，造成了满洲铁路线上车辆的缺乏，这些车辆能否经得起同苏联的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紧张压力，是值得怀疑的。苏联远东军据信有四十万人。但其素质是难以估计的，特别是它的领导人员、装备和士气。由于苏联严格的保密措施，因此对以下两点也无法作出任何可靠的估计：在多大程度上物资供应能如所愿地达到自足自给的目的；远东的红军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依赖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有限的运载能力。每一方显然有它自己的理由希望推迟一场大冲突，但也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一场边境冲突，象1937年在阿穆尔河和1938年在张鼓峰发生过的那种冲突，可能会促发一场正规的战争。1939年5月，在贝尔湖东南的诺门坎地区就发生了这样的一场冲突，在那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夹在满洲国的北新安省和内蒙古的察哈尔省之间，形成了一个突出部分。满洲国政府宣称哈拉哈河形成了满洲国和外蒙古之间的疆界；而蒙古政府则声言，真正的边界还在哈拉哈河以东几英里的地方。这一纠纷似乎是由关东军首领们首先挑起的，他们显然是希望得到哈拉哈河这一线，以便把边界线推到距离计划修筑的从温泉至海拉尔这一铁路线更远的地方。日本人的失败使得这条铁路没有能铺设；它也导致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将军及其一些参谋人员的去职。最初双方参战的部队是小规模的，但每一方都迅速派来增援部队，整个春天和夏季战斗继续不停，双方各有胜负。直到8月底俄国人派来了机械化部队，才使日本6人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失败不仅带来痛苦，还令人不安地暴露了日本人在技术上不如俄国人，而此时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又似乎已使苏联能够放手把它的全部注意力转向远东。直到此时，这场战斗在名义上仍不过是满洲国和外蒙古之间的一场战斗，日军是根据1932年的条约作为满洲国的同盟国参加的，苏联部队则是根据1936年的互助条约作为外蒙古的同盟国来参加的。从冲突一开始，新京和乌兰巴托这两个政府所在地就互相以抗议的照会进行攻击，然而东京和莫斯科之间并没有直接交换照会，虽然在7月间日本人曾暗示，如果莫斯科首先倡议，他们将欢迎举行这样的谈判。但在那时，日本人似乎在战斗中占了上风，莫斯科也就没有什么表示。9月初日本人遭到失败后，看来这两个主角就要亲自出面进行直接的和大规模的冲突了。大批关东军部队迅速集结，准备收復诺门坎阵地，这时在满洲国境内的防空和其他紧急措施也得到了加强。在重庆，人们热切期望一场全面的俄日战争即将开始。然而在此期间希特勒已经进袭波兰，欧洲大战已经爆发。苏联政府这时在打算得到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而不希望打一场远东战争。日本人则虽因遭到失败而很感痛苦，但深知他们最好是暂时等待一下，直到他们建立起一支机械化部队，能够同苏联装甲兵团相匹敌，那时再来报仇雪恨。8月22日，在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东乡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之间的一次会谈中，前者提出了通过谈判来解决诺门坎争端的问题，并发现洛佐夫斯基的态度是响应这一建议的。于是，在接到东京的指示后，东乡在9月9日拜会了莫洛托夫，并建议满洲国一蒙古和满洲国一苏联之间的边界问题应当和平解决，为此应成立一个联合划界委员会，苏日两国并应通过谈判来缔结一项通商条约。莫洛托夫大体上同意了这些建议，但关于诺门坎问题，他要求日本军队撤退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所主张的真正边界线的地方。对此，东乡表示反对，因为这不利于日本人的要求。经过几次会谈后双方达成妥协，660同意当停战开始生效时，各自的部队应即停留在原地不动。在这一谅解的基础上，双方同意在9月16日停战。这就为停止敌对行动和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作好了准备，委员会由日本、满洲国和苏联、蒙古双方各派同等数额的代表组成，其任务是要在这个斗争舞台上解决边界问题。 第32页 第四章日本和轴心国家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的夭折　　　　　　　　　　　第一节反共公约，1936—1937年日本从1931年夺取满洲开始实行并从此日益扩大其规模的侵略政策，已经使它同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关系逐步恶化起来。与此同时，这种政策又使它同欧洲的纳粹和法西斯侵略者结成了伙伴。这一伙伴关系的第一个正式保证是1936年11月25日德日两国签订的反共公约。当时公布的那一部分公约条文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而只是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它只规定在制止共产国际的活动和了解其代理人方面进行磋商和合作。但这完全是一块遮掩布，想用它来掩饰公约的真正目的。反共公约的真实意图是载在秘密条款中的，后来从被缴获的德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查获，因而才得以公诸于世。1936年，在里宾特洛甫和当时日本驻柏林武官大岛将军之间开始了达成一项德日协议的谈判。他们一直瞒着冯·牛赖特（当时的德国外长）和德国外交部官员们，因为这些职业外交家反对与日本结成联盟的建议，害怕这可能会损害同中国的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是德国自1921年以来辛苦建立起来的。这项协议实际上首先是计对苏联的；由于苏联政府否认同共产国际有任何直接联繫或对它实行控制，因此才想出把这条约称作反共产国际公约这个主意来掩盖其真正目的。三条秘密条款中的第一条规定，如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并未挑衅而受到苏联的进攻，或并未挑衅而受到其进攻的威胁时，661另一方不得有在效果上将改善苏联处境的任何动作；同时，双方应就保护其共同利益所应採取的措施进行磋商。在第二条中，缔约国双方宣称，在本秘密协定继续有效期间，除非经相互同意，双方均不得同苏联缔结不符合本秘密协定的精神的任何政治性条约。第三条规定，本秘密协定应与公开的文本同时生效，有效期亦为五年。1936年11月，在日本同德国的协定即将签署之前，日本政府向义大利主动表示，建议缔结一项大致相同的意田小木派了一位新大使堀田去罗马，并交给他一封信，在信中广田极力主张，为了反共产国际的目的，两国应保持密切的接触。这样，日意双方的会谈也就转入了一个更加肯定的阶段。掘田带去了这样一些建议：缔结一项反共产国际公约，它应该同日本和德国之间己存在的那一项公约相类似，并附带缔结一项在军事方面进行技术合作的秘密协定：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双方进行磋商；在缔约国一方捲入与第三国的战争时，另一方应保持“善意的”中立。此时，德国外交部并不贊成签订一项三国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想法。理由之一是，柏林对日本利用现有公约来为其侵华作辩护感到愤慨。魏茨泽克在1937年7月28日打给德国驻东京大使的一封电报中说，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驱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从而使日本陷入两线作战。因此，与其说是造成“一个战略上明确的局面”以准备与苏联作战（日本人曾断言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倒不如说他们更加可能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坏，并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境内更加蔓延。魏茨泽克还说，虽然662不会再有德国战争物资卖给中国，但德国在华的军事顾问将不撤退，免得俄国人可能会来取代他们。如果当时任德国驻伦敦大使的里宾特洛甫促使英德达成谅解的努力获得成功，德日关系就可能已经冷淡卞来；考虑到德国和英国都厌恶日本入侵中国，那就也许甚至会达成一项英德两国关于远东政策的协定。但是到了1937年10月，里宾特洛甫及其主子似乎已放弃了争取英国的希望，并已决定必须把英国敌视德国佃扩张计划的态度看作是确实无疑的。因此，他们感到有必要产生一项德日意三国协定，以此来抵消一个可能的英、法、苏大联合。第一步是使义大利加入反共公约；随后在10月中旬，把德国的这一愿望通知了日本政府；同月22日，里宾特洛甫在罗马会见了墨索里尼，取得他的同意，让义大利也加入这项公约。1937年11月6日，在罗马签署了二份议定书，据此，义大利成为1936年11月的德日反共公约的一个参加者。这一步并不是意日两国就签订一项关于相互磋商、技术合作和善意中立的双边公约的可能性举行会谈的结束；但从这时开始，主要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德日两国关于缔结一项军事同盟的讨论上来了。　　　　　第二节1938年德日两国为缔结一项军事同盟而进行的谈判这件事看来似乎是由里宾特洛甫在1938年1月倡议的。里宾特洛甫和大岛之间的试探性谈话是瞒着日本驻柏林大使东乡茂德的，因为东乡茂德是以反对日本和第三帝国进一步密切关系而闻名的。大岛以大使馆武官的身份向东京参谋本部写了报告，1938年6月，他被告知说，他们贊成德日之间进一步密切合作的总的想法，特别是考虑到苏联。到了1938年7月，会谈已取得很大进展，使得里宾663特洛甫已能草拟出一项三国防御条约的基础纲要，有了这项条约，任何缔约国受到别国的威胁时，就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互相支持，在遭到进攻时，则可以提供军事援助。大岛又把讨论的情况告诉了笠原幸雄中将。笠原是一位参谋官，被派到柏林，表面上是为了学习语言，实在的目的是让他最终成为驻柏林的武官。大岛派笠原携带德国的建议乘飞机回日本（使用这种交通工具是为了防止走漏消息）。笠原在1938年8月初抵达东京，把德国的建议交给了他的参谋本部上司们。他们报告了外相，外相看来是把这桩事情提交给了核心内阁，核心内阁是由首相（近卫亲王）、外相（宇垣将军）、藏相（池田成彬），陆相（板垣将军）和海相（米内海军上将）所组成。五相会议同意讨论应继续进行下去，并应当要求德国政府提出一项正式建议。8月底，大岛接到电报，通知他这一决定。他同时还得到指示，要他注意应把苏联当作这项拟议中的公约的主要打击目标，其他国家则只能是次要的目标，条约的性质应纯粹是防御性的。笠原在1938年9月20日左右返抵柏林，当即向大岛说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与此同时，大约在8月中旬，日本驻柏林大使馆一等秘书昌谷在获悉里宾特洛甫一大岛会谈和笠原去东京的任务后，就向东乡报告了这些情况，东乡随即打电报给东664京，建议中止这一预备性谈判。他争辩说，日本不可能用这种办法来解决中国事变，它很可能会发现自己捲入了一场欧洲战争。8月底他收到一个答覆，告诉他已决定继续进行会谈；于是他又向国内发了第二个规劝的报告。接着他收到了宇垣发来的一封答覆电报，要求他同意从柏林调任莫斯科。东乡表示反对，但是第二封措词更为严厉的电报使他毫无选择余地，只好同意。他在10月15日接到任命他为日本驻莫斯科大使的命令，并在27日离开柏林，大岛就接替他担任了大使职务。大岛继续与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外交部条约司司长高斯进行讨论，在1938年10月27日以前，德国人提出了一项条约草案，正式递交东京。这时，宇垣已于9月26日辞职。近卫自己兼管外交事务一个月，然后选任有田八郎为新外相。在11月11日的一次核心内阁会议上考虑了这个条约草案。有田打电报给大岛说，大家同意缔结这样一项条约的设想，也考虑到它很可能会有助于日本将中国事变早日结束，增强它对苏联的军事地位，并在总的方面改善它在世界上的外交地位。有田说，德国的草案正在研究之中，一俟逐条条款决定后，大岛就可收到一份具体的反建议。板垣在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中说，他曾极力主张迅速缔结这项公约。他所抱的希望是，如果这件事在中国人失去汉口后不久就实现的话，那就会使中国人失去获得外国援助的希望，从而使他们接受日本的猜和条件。但是日本内阁内部的意见分歧使得板垣的希望无法实现，这些意见分歧一直持续到德国人对于日本人的拖延不决和吹毛求疵感到不耐烦，因而最后终于抛开日本，去同苏665联作成那桩臭名远扬的1939年8月23日的交易。在这里。考虑一下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以及日本同它的未来盟国之间的意见分歧的性质，也许是适当的。　　　第三节在日本政府内部以及日本与轴心国之间引起争论的一些问题日本政府内部的争论，主要并不是针对这项现实的公约本身的，大岛和白鸟两人的证词都清楚表明，早在谈判的初期，已经就公约的措词达成了实际上的协议。在日本统治集团各派之间以及在日本与其设想的盟国之间，所争论的关键性问题是这项公约对日本来说，是否应当仅仅反对苏联一国，还是应当也反对其他国家。东京一致的意见是，它应当计对苏联；自从1932年以来就主张日苏达成协议的东乡，这时却成了无人理睬其唿声的孤独者。然而，日本是否应该作出同民主国家战争的任何承诺，这一问题在东京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那些贊成这样做的人极力主张，可以利用它来使得民主国家放弃它们敌视日本的对华政策的态度，从而迫使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屈服。这种论点显然对近卫、有田以及板垣有很大的影响。但也存在着强烈伪反对意见。事情正在变得十分明显，德国和义大利的独裁者们打算继续执行他们在欧洲的领土扩张政策，即使这会使他们陷入同英法两国的战争。也已经变得很清楚的是，美国政府最关切的是防止纳粹—法西斯统治欧洲：很可能，在这件事上，英国人民会听从他们政府的领导，美国的干涉主义情绪可能会胜过孤立主义情绪。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日本对德国和义大利有了军事上的承诺，它就将发现自己要对付世界上商个最强大的海军国家。这时德国和义大利的海军又能给它多大的援助呢？它几乎肯定会发现自己的重要原料和粮食的主要来源被切断：而且它也只能从中国占领区，包括满洲在内，得到极少量的这些东西。对日本海军来说，这种考虑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不久事情变得更加清楚了，因为根据1939年4月15日的命令，庞大的美国舰队又回到了太平洋水域。日本海军的高级军官，作为一个整体，强烈反对同轴心国缔结任何广泛666的公约的政策；他们与其他反对派联合在一起，就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阻止缔结任何这种公约，直到1940年9月为止，尽管在另一方面有来自陆军将领们的压力。日本陆海军之间的这种意见分歧，对大战的序幕和后来的战争本身都有其决定性的影响。作为一项保护措施，那些反对缔结一项广泛适用的公约的人要求在公约签字时交换一份秘密的书面保证，以解除日本承担草案第三条的义务，即要求缔约国每一方援助未曾挑衅而遭到攻击的任何另一方，但如果敌国是苏俄则不在此限。德国和义大利政府不准备走得这样远来免除日本同民主国家作战的一切承诺，虽然它们也准备作很大的让步来满足日本人的愿望。正是在这项拟议中的秘密谅解的形式和性质上，引起了日本和轴心国之间的以及东京政府内部的主要冲突。　　　　　　　　　　　　第四节1939年的事态发展1938年11月大岛在柏林接到有田的第一个电报，表示大体上贊同建议中的那项条约；但过了不久就又接到有田的另一个电报，说关于公约的目的似乎有误会，特别是关于它的适用于苏联以外的国家这一点。大岛询问是什么误会，但他没有收到东京的答覆：他和宇佐美后来在作证时都说，在1939年2月以前，谈判一直没有进展。由于近卫政府濒于倒台的边缘，东京把这事搁了下来。政府在国内和对外事务中都面临着一场危机。在与德国和义大利缔约问题上的争论之外，现在又加上了贊成与反对同蒋介石直接谈判这两派之间的一场争吵；在这个争论问题上陆军本身意见不统一。在国内政治方面，日本的亲极权主义集团和那些希望保持现行政体的人之间发生了冲突。在军界、官僚和内阁中都能我到贊成和反对一党制和类似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人。极权主义者在陆军军官中势力最强，但在海军中并不占优势；在官667僚中他们占有相当人数，可是在宫廷和财阀中他们人数寥寥。在近卫内阁中鼓吹一党制最热烈的是内务相、狂热分子末次海军上将，在那一次以“没有墨索里尼的进军罗马”闻名的、发生在东京的既庄严又滑稽的插曲中，他曾被国会的一位批评者挖苦地称为“一位伟大的海军上将和一名伟大的法西斯分子”。站在另一方的是藏相池田成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工商业中，他都是一名坚定的反极权主义战士。近卫本人的记录是态度暧昧。或许对他最恰当的评语是：在内心里，他反对在国内採用极权主义的手段，也反对在国外同纳粹、法西斯国家联合在一起，但他是一个性格软弱、优柔寡断的人，倾向于採取最小的抵抗的路线，尽可能地拖延下去，当推倭对他不再有用时，就卸下官职的重担。几个月来，他一直想辞职，但被说服继续留任，直到1939年1月对他来说担子已沉重得无法再挑下去时，就辞去了职务。由于末次和池田两人都被免职，近卫内阁的倒台暂时解决了国内的混乱局面。新内阁由平沼男爵任首相。他提名木户侯爵任内相，不过他让有田、板垣和米内仍留任原职。初看起来，选择平沼作为近卫的继任者似乎是亲轴心国和极权主义一派的胜利，因为直到1936年为止，平沼一直是国本社这个爱国团体的领袖。在1936年2月的陆军政变之后，这个团体被解散了，平沼也改任枢密院议长。作为首相，平沼显示了他想当日本传统政治的保护人的抱负，他也是一贯地这样主张的。他一再宣称，日本既不属于民主国家阵营，也不属于极权国家阵营。因为，他说，日本有它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政治形态，这也可以把它归纳成“王道”一词。剥去它的神秘主义外衣和空洞的词语，这是日本统治方式的一个正确的表达。虽然在理论上，日本是君主专制国家，实际上它却是一个寡头制国家。日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就是通过这种寡头政治内部各集团之间的讨论和妥协而产生的。这是一种既妨碍迅速作出决定、制定明确的政策，又妨碍突然改变态度的制度。轴心国家的“能动外交”，同“迟钝而缓慢的日本人”（齐亚诺私下里668这样称唿他们）在东京制订政策时的那种深思熟虑，是格格不入的。与此同时，在1938年9月底和1939年1月初之间，德国政府得到义大利政府的同意，把一份稍加修改过的德国草案（显然，在柏林已先得到大岛的同意）送交给了东京。这份草案在一次核心内阁会议上经过讨论，在原则上被接受了，但附有一个要求，即由日本派一个特别代表团去柏林讨论细节问题，代表团将带去给大岛和白鸟的有关日本政府态度的指示。代表团的成员有前日本驻波兰公使伊藤述史、参谋本部的辰已少佐和海军参谋部的阿部上尉。这一代表团的人员组成显示了外务省和陆海军之间已达成了协议。派遣这个代表团是为了要大岛和白鸟两人将此铭记在心，使他们不致任意乱来。把派遣代表团的事用电报通知了大岛，并告诉他代表团可望于2月28日到达柏林。至于派遣代表团的表面上理由，则被说成是为了谈判的详细内容需要保密的缘故。德国人对採取这种办法拖延时日感到不耐烦。他们希望在他们于欧洲採取新的行动以前看到三国条约的缔结，因为，他们知道新行动将会引起英法的不安和敌视。里宾特洛甫强烈要求大岛劝说他的政府把它想要修改的细节问题用电报通知，但东京政府不同意。然而，日本政府急切想要得到的东西的大概性质，大岛和白鸟两人都是669看得很清楚的，特别是考虑到有田在1月21日已告诉国会说，反共公约越是得到推广和加强，对世界和平的保障就会越大，但公约的目的是为了共同防御共产国际的颠覆性活动，它不可能还有其他目的。伊藤代表团途经罗马前往柏林，白鸟和他的一等秘书坂本和二等秘书长井在罗马加入代表团一道去德国首都。在柏林，伊藤出示了他带来的训令，它的要点是，日本政府希望条约附有一项秘密的、书面的相互谅解，即日本并非一定要给予军事援助来反对苏联以外的国家，除非这些国家变成为共产党国家。日本还希望，当其他国家询问条约的真正目的时，日本可以不受约束地向它们解释说，它仅仅是反共公约的延伸。实际上这就是说，日本将不会给它的伙伴们以积极的援助，除非是为了反对苏联。这些指示引起了普遍的惊愕，大岛和白鸟两人极力要求东京政府予以重新考虑。据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说，大岛和白鸟曾以辞职相要挟，从而在东京引起一场内阁危机，如果不採纳他们的意见的话，虽然他们在东京军事法庭上不承认有过这事。大岛告诉伊藤说，他已经使日本承担了一项普遍有效的公约的义务，在这样做时，他是按照先前接到的指示来办的。伊藤的训令附有一个解释性的说明，大意是说，如果事先没有一项关于日本准备走多远的相互谅解，东京政府将不会接受使日本承担普遍义务的任何条约。大岛问，谁应对这件事负责；对此，有田在3月底回答说，没有谁应特别受到责难。大岛和白鸟一起警告有田，德国和义大利现在决不会接受日本提出的限制其义务的意见；他们建议，先签订公约，不需要有任何秘密谅解，至于日本承担的军事义务的范围，则留待以后再决定，可以通过公约第三条所规定的协商办法来加以实现。白鸟还单独警告有田说，如果日本不签订这项条约，德国就有可能要寻求同苏联达成一项协议，这样就可670以使它腾出字来专门对付民主国家。在这件事上他是做得对的，但是他的警告并没有引起注意。因为大岛不相信这一点，并且就这样的向东京报告了。有田也不相信这一点，他以为德国人只是试图向日本施加压力，使它按照他们的条件来缔结公约。问题现在已很清楚。如果日本想要这项公约，它就不得不承担一些针对民主国家的军事义务，而不是只反对苏联一国。在这个问题上，东京也加入了斗争，那里主要的反对者是板垣和米内。在1939年3、4月间，德国和义大利在侵略欧洲方面所取得的显着进展，例如在捷克斯洛代克和阿尔巴尼亚所取得的胜利，增强了日本方面贊成迎合轴心国愿望的那派人的势力。英苏谈判的开始，也起到了同样的效果，因为日本人担心英苏之间达成的协议除适用于欧洲外，还可能延伸到远东。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对平沼内阁施加的压力，要它缔结那个广泛的军事同盟。其结果是，在3月25日起草了一个新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日本政府多少是从它在伊藤训令中的立场后退了一步。除了日本建议把条约期限从十年减为五年外，附去的一份日本所拟的三国条约草案，“与德意两国的草案基本上一致”。现在日本政府在原则上同意了承担给予轴心国军事援助以反对民主国家的义务，但解释说，由于政治上，特别是经济上的原因，日本还不可能公开地出来反对它们。因此，据大岛说，东京政府仍然希望有一个秘密的书面协议，规定在目前日本给予的反对民主国家的援助，应当限于除战争外的一切措施，并允许日本，如果它被问到时进行解释，说这项公约本身纯粹是针对共产国际的。据里宾特洛甫说，它要求德国和义大利政府给予“明确的同意”，允许它在公约签字和公布后向英国、法国和美国驻东京大使发表一个声明，表示671这项公约不应被看作是针对他们的国家的。大岛在3月底收到这些指示，并在4月初把主要内容通知了里宾特洛甫。4月2日，白鸟在罗马把这些内容告知了齐亚诺。但是义大利人把同日本谈判的事主要推给了里宾特洛甫。如果齐亚诺的叙述是可信的话，墨索里尼并不特别愿意把日本拉进来，无论如何他并不希望为了等待日本参加而延迟签订一项德意公约。齐亚诺与里宾特洛甫不同，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并不期望日本人最终会签订这项条约。在同希特勒商量后，里宾特洛甫告诉大岛说，德国可以同意把公约的期限缩短为五年。（希特勒指望在五年期满以前会发生战争。）但是，里宾特洛甫说，既然日本政府现在在原则上已经同意承担军事义务来反对民主国家，那他就不能再同意它想要在向那些国家解说时对这公约作一种不同的解释。他保证，日本的伙伴们决不会要求它做它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他并且再次建议不需要有任何秘密谅解，因为如果发生了条约中所提到的情况，那么应给予的援助的确切性质仍可以在条约签署后加以解决。里宾特洛甫显然决心不再对日本人让步，如果那样做会削弱公约作为一种对民主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的威慑力量的效果。另一方面，墨索里尼认为，日本加入公约，将使德意两国捲入美日在中国问题上的争吵，从而加剧美国对它们的敌视；因此，由于轴心国家同日本搞联合，美国支持欧洲民主国家的可能性就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在作出这种预测中，他显示了比里宾特洛甫更有远见。在4月里，东京举行了一系列的核心内阁会议，对同轴心国结盟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辩论。但是海军仍然坚定地反对承担可能会使日本同美国发生冲突的任何义务。4月19日，海军上将米内颇有把握地通知美国大使说，日本的政策已经决定了，那些希望日本实行法西斯主义并在日本、义大利和德国之间缔结一项三国公约的人已经被压下去了。然而，德国驻东京大使4月24日报告说，在672日本政府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与此同时，4月20日在庆祝希特勒生日的招待会上，里宾特洛甫警告大岛和白鸟说，如果日本继续拖延，德国可能要被迫同苏联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这并没有产生所期望的效果，因为，正如前文所述，大岛和有田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吓唬而已，而白鸟的警告则相反地被忽视了。25日，柏林收到了东京的一份答覆，在其中日本政府仍坚持原先的条件。然而，德国驻东京大使在27日报告说，有谣言说日本政府正准备要抛弃他们；可是在柏林，大岛和白鸟都声称东京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在回答时，德国人催促他们从本国政府那里尽快得到一个最后的决定。他们产生以下这样的想法是对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在东京，日本政治的幕后牵线人木户侯爵害怕发生一次军事政变，因此正在运用他的影响，力求在陆军和海军互相牴触的见解之间取得一个妥协办法，以避免受到威胁的内阁垮台和反对公约的人士可能会被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谋杀的危险。5月4日，平沼为了想找到一个打破僵局的办法，于是通过德意两国的驻日大使将一份内容相同的私人声明分别送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声明中首相宣称，日本真诚希望缔结这项公约，并且是真心准备给予德国和义大利以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在内，如果它们遭到第三国的攻击，即使苏联不在这些国家之列。但是在日本的目前处境之下，它在现时或在不久的将来，还不可能给予有效的军事援助，虽然当条件许可时它是会这样做的。因此，平沼要求德国和义大利同意日本所要求的秘密谅解，这种谅解在目前将使日本免除军事援助的义务，并准许它向第三国作出一种令人放心的关于公约的解释。里宾特洛甫己准备多少让点步以满足一下日本政府673的迫切要求，但是平沼的请求并没有能使轴心国家的独裁者们相信他的真心实意。他们怀疑，如果他们同意了他所要求的那种秘密书面谅解，日本人就会利用这项已公布的公约来吓唬、讹诈民主国家，要它们放弃中国的事业；而如果这种手法看来有可能获得成功，那就会进一步向它们泄露这些秘密条款，以证明日本并不是不可改变地必须同它们进行战争，如果它们拿起武器来反对欧洲的轴心国家。因此，虽然德国和义大利同意日本可以有若干它所要求的那种秘密保留，但它们坚持这些保留应採取口头声明的方式，而不是书面的协议。这样，日本就没有确实的证据能证明它不是完全受轴心国家事业的约束的，而在日本认为是一个良好机会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东西“泄漏出去”了。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对义大利人的坚持作了让步，5月6日在米兰同意缔结一项意德军事条约，并公开宣布条约不久即将签署。同时，在柏林，高斯和字佐美正试图寻找一种方式来达成一项谅解，以调和德国和日本的不同观点：而德国驻东京大使5月11日也正在向柏林传送日本陆相和首相的恳求谅解和忍耐的信息。因此，里宾特洛甫注意到，意德公约必须以使日本便于参加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起草，他对日本的参加是仍抱有希望的。5月15日，他致电东京日本政府，告诉它德国和义大利现正准备缔结一项双边公约，对于它们在缔结三国公约之前就这样做表示歉意，坚持说这两项公约是可以共存不悖的，并敦促日本政府早日缔结三国公约而不要再拖延。由高斯和字佐美起草的一项谅解的草案全文在同一天用电报发往东京，从而使那里的内阁又进行了讨论。日本政府并不反对缔结一项两国公约，但对缔结一项三国公约的计划仍犹豫不决。5月21日，东京正式宣称，政府已决定了对于欧洲局势应採取的政策。确实的决定并未透露，平沼发表的一项声明，则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杰作。它指出，虽然日本同情德国和义大利，并希望领土的现状有所改变，但它要继续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于是，在5月22日，意德公约正式签署而日本没有参加，但日本政府就条约的签署向双方发了贺电。这事并不意味着东京的争吵已经完结，或者日本加入公约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日本人对英苏达成一项关于欧洲的协议的前景感到惊恐，因为他们害怕这会成为一项关于远东的谅解的开头第一步。5月17日，美国驻东京代办杜曼向本国政府报告了同有田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日本外相说，尽管英国大使已向他明确保证，任何英俄协定将不适用于远东，但这还不足以消除日本人的惊恐。有田说，英法苏三国在欧洲密切合作的任何协议，最后势必会带来一个在远东的同样合作。所以在得知英苏谈判的结果以前，日本还不可能作出关于对欧洲的政策的任何决定。大约在这同时，板垣告诉继大岛出任驻柏林武官井极力要求必须迅速作出决定的河相说，“关于条约的事，现在内阁正在进行认真的讨论，因为气氛正在变得有利于它的早日决定，我们最好还是暂时保持一下沉默。关于推翻内阁，我没有任何想法。”由此可见，5月21日的“决定”最多也只不过是一项普遍适用的公约的反对者们的部分胜利。内阁显然已同意採取等着瞧的态度，看看欧洲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与此同时，也不要使日本承担同苏联以外任何其他国家作战的义务。6月5日，核心内阁决定令大岛去通知里宾特洛甫：日本暂时还不能同民主国67家进行战争，它并且坚持要有一项关于此事的书面谅解。里宾特洛甫在答覆中作了让步，承认如果德国遭到除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进攻，日本既然一时还不可能给与有效的援助，它可以保持中立；但他坚决拒绝在由日本全权大使就此事作一口头声明之外再给予任何让步。在这一点上谈判仍处于僵局，于是里宾特洛甫和大岛的讨论在6月中旬暂告结束。然而，东京亲轴心国的派系远远没有被击败，显然仍在指望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别是如果一项英苏协定能够签订，并接着爆发一场欧洲大战的话。在那种情况下，难道日本还能够超然局外袖手旁观吗？里宾特洛甫的一贯论点是：它不能够，它的命运是同德国不可分割地联繫在一起的。英法苏三国全都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如果它们联合起来在欧洲反对德国和义大利，并把它们打败，这三个大国随后就可以腾出手来转而对付日本，它这时就会发现自己是完全陷于孤立了。因此，里宾特洛甫说，日本不能够眼看着轴心国在欧洲失败，而应当立即同它们一起出兵，绝不要再有任何迟延。美国对这样一种行动将会採取敌视的态度，但无论如何它在远东是反对日本的，因此必须被日本看作是一个潜在的敌人。美国的舆论还很不一致，不允许华盛顿行政当局同欧洲民主国家并屑作战，更不用说同苏联在一起了。如果，当美国还在踌躇不决时，三个对现状不满的大国发动进攻，并战胜了它们的欧洲敌人，那么美国在那以后还能在欧洲或亚洲做些什么来反对它们呢？平沼反对这些看法，因为他怀疑德国和义大利能在欧洲战争中取得胜利，而且也因为他认为美国的干预也许是一定会来临的。所以，他所主张的政策看来就是要避免最终无可挽救地对轴心国承担义务，但也应该利用这种可能的承诺来威胁民主国家，从而取得一种进一步的绥靖办法。他已注意到罗斯福总统4月14日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电报。在他看来，美国的新外交行动是一个迹象，表明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可能会参加进去以反对轴心国家！同时它也提出了一种办法，以使迫在眼前的冲突有可能得到避免，井使日本的亲轴心国集团完全失去立足的根据。因此。5月18日，当格鲁准备回华盛顿休假时，有田把平沼的一封信交给他，请他转交给国务卿，并引起总统67对它的注意。在信中平沼提到了欧洲受到的战争威胁，以及战争将使文明遭到的危险。他说，作为两个非欧洲大国，美国和日本的责任就是，竭尽它们的一切力量来防止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日本首相建议，对德国和义大利，也许可以劝它们在提要求方面更加忍耐一些，但是英国和法国也应重新考虑它们的维持现状的政策。日本政府殷切希望一切国家在世界上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这正是真正的世界和平能够建立的途径。在这里存在着日美两国更加密切合作的可能性，这种合作可以为加深两国相互之间的了解奠定基础。5月23日，平沼继这一建议之后文在东京郊区私邸中秘密邀请杜曼共进晚餐。在这里他告诉杜曼说，日本不优把它自己同任何一个这样的外国政府拴在一起，它的稳定性竟要取决于某一个人的继续存在。在德国和义大利，在表面底下都有着政治暗流，它使得别人不可能完全放心地同这两个大国结盟。到了战时，平沼说，这些持不同政见分子将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将成为对德国和义大利的军事胜利的一个威胁。平沼还建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正在威胁着要引起一场世界大战的那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倘若总统愿意去探询一下英国和法国是否愿意参加这样一次会议，那么，平沼也愿意去对德国和义大利做同样的工作。如果这四个国家都同意参加，那么平沼将很高兴看到，罗斯福总统在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可以取得对方的同意这种条件下，向它们发出正式的邀请。杜曼警告日本首相说，只要在美国看来日本政府正在执行的对华政策与欧洲侵略者国家所奉行的政策相类似，美国政府就不愿同日本政府进行这样的合作。“按照使一切有关国家都感到满意的条件调整在中国的冲突，这必须是美日两国能够合作到什么程度的一个先诀条件，可以合乎情理地期望，这样将会给欧洲带来人们所希望的结果。”平沼回答说，如果美国政府主张，解决在中国的冲突必须成为美日两国共同合作来防止欧洲发生战争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对这种合作的任何希望都只好放弃。他宣677称，日本在中国所要达到的目的，在一个对它实行制裁、禁运、关闭市场和缺少自由取得原料的途径的世界里，对日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要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修改日本对华靖和条件的任何要求都是不能予以考虑的。但日本愿意看到把远东局势问题也列入拟议中的会议的议程。平沼还说，如果条件具备，保证各国都能有充分的市场和原料供给，那么对日本来说，在中国取得这种便利的重要性将大大减少。格鲁在6月12日将日本首相托带的信交给了国务院。从已公布的一些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项建议在华盛顿受到了冷遇，不仅国务院远东司的官员们并不欢迎它，就是国务卿赫尔，可能还有总统本人，也都是如此。美国政府不准备与三个扰乱世界和平国家中的一个合作，来搞实际上是再一次姑息它们三国的尝试。美国在7月8日发出的答覆，事实上是一个拒绝。正如格鲁和杜曼两人都曾讲过的那样，用颇有礼貌的话告诉日本，它能对世界和平作出的最好的贡献，就是停止对中国的侵略。答覆堤到了美国政府为维护欧洲的和平而已经採取的步骤，并说政府看不出它还能另外採取什么有效的补充措施，虽然它如能得到干沼的进一步的建议，将会感到高兴。这最后一点建议只不过是一种礼节上的姿态罢了。当杜曼提出询问时，国务院告诉他说，这是对美国大使带来的口信和日本首相私下会晤美国代办时所提建议两者的合併答覆。于是，杜曼在8月8日递交了这个答覆，并通过一个可靠的中间人告诉平沼说，这也是对他的5月23日私人建议的一个答覆。平沼在等待华盛顿对他的建议柞出答覆的同时，也正面临着一场由日本的主张同欧洲极权主义侵略者结盟一派人所发起的新的进攻。世界大事的总的进程——包括英日在天津的危机的发展，苏日在诺门坎的军事冲突，美国废除1911年同日本缔结的商务条约，德国一波兰危678机，和欧洲故争来临的日益明显——给了柏林和罗马一个极好机会来对日本政府重新施加压力，要它参加1939年5月22日缔结的意德军事公约。于是，在8月初，东京在对外政策上又发生了一次危机。8月4日，木户在其日记中写道，正当日本人民全都想看到中国冲突的结束和英日关于天津的会谈取得成功的时候，板垣告诉他说，陆军决心要同轴心国家缔结那项公约。如果板垣不能得到内阁的同意，他就必须辞职，从而促使内阁垮台。木户极力要求他避免出现这种结果，要考虑到这将会引起的混乱局面，应该继续寻求一种同海军妥协的办法。板垣力图能做到这一点。鑑于海军公开的敌对态度，木户为之辩护的宫廷集团的隐蔽的敌对态度，以及广大群众反对新的军事冒险，如果陆军发动一次政变，其结果很可能会变得对它的制造者们极为不利。因此，只要还有用其他办法未获得这项公约的一线希望，板垣就不想把年阁推翻。在8月8日的一次核心内阁会议上，他竭力主张修改6月5日所採取的立场，但他遭到所有同僚的反对。随后，他在8月10日派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町尻将军携带一份折衷的建议去见德国大使奥特和义大利大使奥利蒂。建议的大意显然是说，柏林和罗马应同意日本6月5日提出的条件，而东京则在秘密议定书中加入一项保证，保证日本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在它觉得力能胜任时，将真实地予以履行。当日本人正这样的在他们自己中间争论不休时，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已在同苏联谈判一项协议，并且已到了即将成功的地步。他们早就对日本人的烦琐分析感到厌烦；现在他们终于对它失去了兴趣，对板垣的建议大概没有作过任何答覆。东京和柏林之间几个月的无成果的谈判，实际上只是暴露了双方在目的上的分歧。日本政府反对加入一个直接计对欧洲民主国家的联盟，但十分愿意缔结一项只对苏联作战的协定。这样一项协定将使各签字国分担的义务更加平均一些；而一项范围广泛的结盟则将使日本同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发生冲突，或许还要同美国人作战。这样的一项协定将会受到日本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因为他们已被灌输过憎恨和惧怕苏联的思想教育。有田在5月间曾告诉杜曼说，在日本没有任何重要的舆论团体反对建议中的同共产党活动进行战斗的措施；如果发现这些活动是由苏联政府所唆使的，那就要组织反击措施来反对那个政府。8月23日，德苏条约签了字，德国人的这一着棋摧毁了日本对欧洲政策的全部基础，使得东京政府感到迷惑不解并大为丢脸，而且使自从1936年缔结反共公约以来已经日益密切的德日合作，至少暂时告一结束。因此，与其说是欧洲战争的爆发，倒还不如说是德苏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政策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第33页 第九编从慕尼黑危机到战争爆发这一期间英法两国的重要事件　　　　第一章1938年9月30日和1939年9月3日的军备和防务措施平衡表在另一卷《概览》中曾着重指出过这样一点：不管英国和法国因慕尼黑协定而赢得的一年喘息时间使它们各自的军备状况可能得到的相对的改善有多大，但它们仍不能期望有绝对的改善，因为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更加强大。1939年，德国重整军备的努力已接近顶峰，为了把工业转入战时生产而作的准备工作已完成，现在要开始收穫它的丰硕的果实了。这一年中英国和法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展，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有良好的决心、但行动缓慢、不能及时地有所收穫的年头。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最多不过是两年以前才开始认真地发奋努力，它们都还没有着手改组国民经济来为全面重整军备奠定基础。直到1939年4月英国才迈出重要的一步，成立了一个供应部（成立得如此之晚，以致在开始时它几乎不能帮什么忙，反而成了一种妨碍物）。而法国则直到战争开始以后才採取了同样的步骤。对英国和法国来说，有些必须预先做的事情可能已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了，它们不仅仅是组织或行政方面的变更，而且须要摆脱心爱的放任主义传统，的确，这些变革意味着一定程度的专政。在英国，甚至1939年5月1日实行的徵兵也成了一项重大的原则性变更，当然它也是一项重要的（如果是长期的）防务措施。最后，由于法国和英国政府不大愿意抛弃“绥靖”思想，它们的种种努力继续受到妨碍，结果是两国政府没有能在人民和肩负着重整军备任务的那些人的心中激发起必要的紧迫感。从广义上讲，这些就是隐藏在和平的最后一年民主国家重整军备平衡表数字后面的一些因素。　　　　　　　　　　　　　　　第一节空中慕尼黑危机降临英国时，英国正在朝下列目标努力前进：计划到1939年3月31日拥有一千七百五十架第一线飞机，到1940年3月31日，大城市空军部队将拥有二千三百七十三架第一线飞机并配有后备队。在慕尼黑危机发生的那个时候，一般认为英国大概已经有了一千五百架左右的飞机,不过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称得上是真正的新式飞机。那时，在三十个作战中队中只有一个中队装备有喷火式战斗机，有五个中队正在着手装备着名的旋风式战斗机；许多轰炸机中队配备的飞机即使还不算是报废品，也已经过时。一年以后，当战争爆发时，尽管政府早就保证说装备一千七百五十架第一线飞机的计划已经完成，可是看来第一线的实力仍然不超出一千五百架的水平，因为在当时的空军名册上只列有一百二十五个中队。鑑于飞机生产率毫无疑问已有了显着的提高，这种情况确实是今人吃惊的，井引起了公众的很大忧虑。计划未能完成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出于一种值得称赞的愿望，即希望只用最新式的飞机装备第一线。因此，主要的问题变成了如何改装现有的中队，而不在于成立新的中队。到1939年7月时，英国已有二十六个中队全都配备了新式的有八挺机枪的战斗机。的确，战斗机所占的比例自上一年起已提高很多，原因是政策有了改变，详情还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1939年夏季每月大约生产一百三十架战斗机，而一年以前每月只生产三十架左右：这一事实反映了这种政策上的变化。这种增产也并不是靠牺牲轰炸机的生产取得的，在这同一时期，轰炸机从每月生产约一百二十架增加到约三百二十架。确实，军用飞机的每月总产量，从1938年8月的大约二百五十架，勐增到1939年9月的大约七百八十架。而且，除数量上的增加外，还有飞机体积的显着加大（指轰炸机）和速度、火力等的明显增加（指战斗机）。法国空军实力的状况，就象一幅细节不清、轮廓平淡的图画。要说战前一年的飞机产量提高了五到六倍，可能会造成锗觉，忘记了法国空军部长居伊·拉尚布尔都承认的这样一个事实，即1938年夏季每月平均只生产三十九架飞机。到了1939年9月，产量可能已达到每月二百到三百架。但是，因为据拉尚布尔说，到1939年2月产量只提高到每月一百架，生产速度的增加来得太迟，以致只能重新装备第一线中队的半数。根据法国官方的数字，战斗机的增产速度，就象英国的一样，是战前一年的成就中最出色的一项，从1938年夏季的每月生产五架，增加到1939年夏季的每月生产一百九十一架。在这段时期里，法国除自己生产外，在很大程度上还靠从美国购买战斗机来补充。可是在1940年夏天法兰西战役期间，法国战斗机的实力，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只不过略微超过五百架而已。因为最终的第一线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依靠从美国购买飞机，法国官方公布的战斗机产量看来就象是大大地夸大了。至于轰炸机，法国的境况更为不妙。根据官方的数字，与1938年夏季的每月十四架相比，1939年夏季每月只生产了十二架轰炸机。战争爆发时可以使用的三百九十架轰炸机中，没有一架可以算是新式的。这样，法英两国在1938年到1939年间的飞机产量，表面上是有了很大的增长，但各自第一线飞机的实际数量，却很少或没有相应的增加。德国的情况却相反。德国第一线的力量，1938年9月已达到二千九百二十八架，到1939年9月就上升到三千七百五十架，增加了八百架以上。另一方面，在飞机产量的增长速度方面，德国远不及法国和英国，就是同它自己以往的记录相比，也是很微小的。1938年9月，每月生产约四百五十架；1939年9月，每月接近七百架。战争爆发后，德国的飞机生产保持在每月八百架左右，直到遭到最初的军事失利和挫败后，才迫不得已重新大规模增产匕机。实际上，德国空中力量的发展已达到其极限。生产飞机的熟练工人来源几乎已枯竭，服兵役的年龄已降低了一级。况且，经过1935年到1937年间的大规模生产试验之后，如果德国的飞机设计要想跟得上时代的发展，那就必须有系统地重新改造飞机工业，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产量下降。在德国空军中，也如同法国和英国一样，在战争前的最后一年，战斗机实力的增长比例大于轰炸机。然而1939年德国轰炸机的力量极其可观，它拥有一千二百七十架双引擎轰炸机，大部分是亨克尔111型和德尼厄17型，还有几架新式容克88型，这是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开始投人生产的。德国还可以调动三百三十五架容克87型俯冲轰炸机，这种飞机是法国和英国武器库里根本没有的。事实上，如果说法国人和英国人1939年9月在空中较量胜负方面比之一年前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那么，德国人也是一样。可是，在他们可怕的三千七百五十架第一线飞机的背后，却只有少量的后备队，按各种型号分别计算，只占第一线飞机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近来生产速度减慢了；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希特勒想打一场闪电战。因此，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得到使用它所发展的这种空军所需具备的合适条件。最后，终于给它提供了这些条件，因为在波兰进行的闪击战之后，它有一段长时间的“虚假战争”，在这段时间内它可以为今后一连串的闪击战积蓄力量。　　　　　　　　　　　　　　　第二节地面至少在慕尼黑危机以前，陆军在英国的防备优先顺序上是处于不利的第三位。在同法国谈判时，特别强调了这样一种想法，即英国在联合防务方面，将主要採取海上和空中支援的方式，这样就势必要牺牲陆上的支援。因而法国人被告知，他们在战争开始之初，最多只能期望得到两个师的支援——甚至这种援助也下一定靠得住。这就是“有限责任”这种给人以安慰和讲究节约的理论的产物。慕尼黑危机之后，尤其是在布拉格被占领以后，在法国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英国人终于意识到，不仅必须毫无疑问地给予法国以陆上的支援，而且要使这种支援有效，还必须大大地扩大规模：法国人甚至可以要求充684分补足捷克斯洛伐克损失掉的三十五个师兵力。因此，在和平的最后几个月里，英国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计划，但在剩下的这点时间里是不大可能予以实施的。就这样，野战军兵力在纸面上逐渐增加，一直到比原来的数字增加了十五倍，本上军增加了一倍；最后在1939年5月1日採取了最革命的一个步骤，即实行徵兵制。但是，从实践的观点来看，这最后一个步骤也是无济干事的。因为考虑到本上军和野战军的大量增加，对应徵入伍的新兵进行训练和装备还需要等很长的时间。然而不管怎么说，在法国以及那些英国慷慨给予保证的欧洲国家看来，英国实行徵兵无疑是一种具有伟大象徵意义的姿态。在慕尼黑会议后的几个月里，扩大军队的措施并没有影响原先的决定，即先派遣两个师前往法国，一俟条件允许再增派两个师。后来又决定，第一批应该派遣四个师，实际上，这也就是1939年9、10两月间派出的全部陆军。这些就是在估计陆军大臣关于本土军和野战军的声明时必须考虑到的严酷事实。1939年3月8日，霍尔-贝利沙宣称，用于欧洲战场的野战军将有十九个师：正规军有四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本上军有九个步兵师，三个摩托师和一个装甲师。此外还有两个本上骑兵旅。他进一步证实（实际上他的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打算使本上军不仅在训练和装备上，而且在所起的作用和执行的任务方面，也都达到正规军的水平。不仅如此，本土军现在将构成野战军的主要部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前一年的10月份已经把本土军的野战部队改编为上述的十三个师。因此，当3月29日陆军大臣宣布把本土军增加一倍时，自然也就意味着它的野战部队增加一倍，成为二十六个师。再加上原有的正规军六个师，最后就将有一支三十二个师的野战军。不过，说句公道话，在扩军实现之前就过早乐观的，可能是公685众，而不是陆军大臣小因为霍尔一贝利沙在声明中还加上了这么一段话：“我们的生产状况是这样的，那就是，我希望，可以有把握地预言，我们突击部队的正规师的全部将……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内装备好，准备行动。我没有把尚未建立的、新的装甲师包括在内。”这只能意味着，他并不盼望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能有一支超过五个正规师的野战军——四个步兵师再加上当时仅有的一个装甲师，即所谓的“机动师”。装甲师立即成了野战军中最有价值但也是最难装备的一部分，因为正如霍尔一贝利沙所说，“在我们的生产中最难办的部门是坦克。”在上述各计划中，本来设想成立三个装甲师（两个正规师，一个本土师）和五个陆军坦克旅；但是当战争爆发时，实际上只有一个装甲师和一个陆军坦克旅，而且都是只装备了一部分完好的坦克。师的机动部队装备得较好，因为它们只需要轻型坦克和运载机枪的装甲车，而这些的产量都很充足，并且足够供训练之用。在重型武器方面，由于缺乏装备，训练遇到了困难。在和平的最后一年，法国的陆军几乎没有什么扩充，虽然在1938年就已循着更为有效的途径，对人员和物资进行过一次整顿，使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长期实行的义务兵役制，使陆军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徵集五百万以上的兵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受过训练的预备役军人。此外，法国议会在1939年3月31日无限期地延长了1936年3月17日的两年服役期法令；并通过一项法案，86授权政府可以随时徵召后备役军人。然而，慕尼黑会议后的一年“喘息时间”，只能使法国处于一个与德国对比起来更加恶劣的地位。德国在1935年才开始实行徵兵，因此它在1938年还刚刚开始得到它在人口方面比法国多一倍的好处。根据在前一天已成为法律的一项法案，法国政府得到特别授权，在次日，即1939年3月20日公布了一系列法令，其中有给予国防定货以优先权、指导工人参加国防工业等措施，以及规定国防工业每周工作六十个小时的制度。然而由于经常不断的罢工，缺乏原料和企业的生产能力微弱，这些措施大多未能奏效。而企业生产能力不足又是因为过去没有整顿好，没有更新设备。结果是只能继续小量地生产武器。坦克、大炮，和飞机一样，生产第一线不得不继续依赖很大一部分过时的原材料。然而，如果按里翁审判中证人估计的平均数计算，那么在1939年9月法国还是有可供使用的新式坦克大约二千二百辆。虽然这使德国人在数量上仍占很大优势，但在质量上，当时双方恐怕是旗鼓相当的，因为在1940年5月才成为德国装甲部队精华的重型坦克，当时还没有开始大量出厂。然而由于这一方和另一方关于坦克用途的理论全然不同，无论是以质量还是以数量为根据的双方对比都是困难的。德国人除了在装甲部队中配备坦克外，其余部队是没有坦克的；而法国人则在非师属的营中装备了比在装甲部队中的比例还稍高一些的坦克。这不仅意味着法国拥有的轻型坦克所占的比例高于德国（因为法国和英国不同，是以轻型坦克作为步兵的支持力量的），而且还表明法国的整个坦克力量因分散而浪费掉，因此法国反而不是德国装甲部队的对手了。尽管戴高乐和雷诺竭力主张，尽管达拉第甚至还许下过建立重装甲师的诺言，法国在参战时还是只有一年前就已拥有的那两个轻机械化师。直到1938年12月才作出建立两个装甲师的决定，直到1940年1月这两个师才建立起来。但是，这里再次表明，表面的比较或推论是会产生错党的，因为轻机械化师的实力，远比它的名称所687显示的要强大得多，因为法国的“索米阿”和“b”型坦克胜过所有德国的同类坦克。但是另一方面，在法国全部坦克中只有一小部分是这一类坦克，其余大多数仍然是那些在数量或质量上都不及德国的轻型坦克。1939年，如同1938年一样，德国可以立即动员五百万以上的兵员。在1938年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经过训练的后备役军人，而法国陆军拥有此类后备役军人的比例相当高。但是，到了第二年，这种差别开始消失，因为实行徵兵制以后，德国的后备役军人开始激增。此外，由于德国的人口众多，和平时期的一个正规师，到了战时就可以扩充为四个步兵师：而法国一个正规师只能扩充为三个步兵师。同时，在德国工业中能够保持的劳动力的比率也比法国大得多。此外，德国的工业动员比较顺利，早在战争爆发前数月，就已逐步忖诸行动：而在法国，到那时工业动员就与军事动员发生了冲突。德国的机械化兵力，1938年的五个装甲师，1939年8月增加到七个师，到1940年6月法兰西战役时已发展为十个师。按原来的编制，十个师应该有四千一百辆以上的坦克，但编制经过减缩，在法兰西战役中实际参战的但克不超过三千辆，其中至少有一千辆是重型坦克。这仍比法国多出了几百辆，而且德国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有利条件，如前面已讲到过的质量和组织方面的优点。最后，虽然英国在法国投入的坦克有六百辆，但质量太低劣，无助于改变差距。　　　　　　　　　　　　　　　第三节海上早在慕尼黑危机时，大不列颠就已经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为它的海军力量而感到满意。正如邱吉尔不久后说的：“这是我们国防三军中唯一具有高度效率的军种，而且对欧洲相对来说，它比1914年时更加强大得多。”1936年开始的海军的重整军备，已经取得初步成效，而且在数量上仍在稳步地发展。在1938—1939年的财政年度内，皇家海军增添了五十三艘军舰，1939年又增加了六十688艘。不过，由于这次危机而引起的新的情绪，导致了1938年末到1939年初的一系列讨论；1939年7月，帝国国防委员会批准为一项新的建造规划作好准备工作。8月以后，以财政上的理由反对达到“两强”标准的意见已听不到了，可以说，这一标准现在已经成为海军部的长远目标。1939年1月，英国舰队的总吨数己超过法国、义大利和德国三国舰队加在一起的吨数总和。此外，英国正在建造中的吨数也超过这三国合在一起的总吨数。自从英国重整军备开始以来，其他国家新建军舰的数量，除潜水艇之外，确实有下降的趋势。总之，在拥有制造军舰和海军武器的资源方面，欧洲没有别的国家可以与英国相匹敌。1937年投产的五艘战列舰中的第一艘，已接近完成（“英王乔治五世”号于1939年2月下水）。英国也有一个比任何其他强国都庞大的建造航空母舰的计划。在受条约限制的那些年间，英国巡洋舰的力量日益薄弱，所处地位岌岌可危；执行现行规划以后，巡洋舰的状况也大有改善。1938—1939年之交，法国有三艘巡洋舰在建造。但义大利这时则连一艘巡洋舰也没有在建造。另一方面，德国除根据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实现它应享的权利，在1938年12月把它的潜水艇数量增加到和英国不相上下外，同时还宣布，在这项协定允许的范围内，它打算把两艘最新的巡洋舰改造成两个等级中较高的一级，从而增强它们的火力装备。这样就将使德国拥有五艘一万吨级、配有八英寸口径炮的巡洋舰（其中一艘在战争爆发时已造成，另外两艘到1940年年中可望完工），同时又增加了已经够大的伸缩余地，在这个范围内它可以建造低一级的小型军舰。不过，从总的情况看，英国唯一感到害怕的是潜艇方面的竞争，这对它是有威胁性的。近年来德国和义大利的建造潜艇计划是规模最为庞大的，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执行的速度方面都远远超过其他各国。无疑，俄国也在大力建造潜艇，虽然其确实规模不大清楚。在1935年的英德协定赋予德国建造潜艇的权利以前，德国没有潜艇，至少没有已建造完成的。然而1938年8月22日在基尔港举行的海军检阅中，却有了三十七艘潜艇参加检阅，另有三十一艘业已建成或正在建造中。虽然根据英德协定，德国潜艇的总吨位不得超出英国的百分之四十五，可是到1938年底德国已建成的和正在建造中的潜艇总数已超过英国。这很可能是因为其中近半数是二百五十吨级的小型近海潜艇。1938年12月德国引用了海军协定中的这样一个条款：在“特殊情况”下，并在正式通知英国政府之后，德国可以建造等于英国潜艇总吨数的百分之一百的潜艇。所谓“特殊情况”，据说是指俄国潜艇实力的增长，但是其动机，实际是要使德国拥有一定数量的一千吨级或一千吨级以上的远洋潜艇，而百分之四十五的限制，就使得这一目的很难达到，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德国在战争开始时有五十六艘潜艇，其中十艘还不能充分利用。义大利潜艇的实力也在稳步增长，据说其目标是到1941年达到一百七十艘。然而在目前，义大利的潜艇实力被强大的法国潜艇舰队抵销了。至少在1938年，法国潜艇的总吨数在欧洲列强中仍然是最大的。不幸的是，法国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缺陷影响了造船的速度，使得潜艇的建造和其他类型的舰只一样，进展缓慢。因此，雷诺在1938年12月27日告诉参议院说，法国造一艘潜艇要花十八个月，而德国只要八个月就能造一艘。同样，尽管法国没有条约的约束，并且早在英国还未开始建造以前就已经在建造四艘主要军舰，可是在战争开始前，它只建成了其中的两艘：1932年投产的战列巡洋舰“敦刻尔克”号和1934年投产的战列巡洋舰“斯特拉斯堡”号。德国则以建造战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斯诺”号作为对法国的回答。义大利的回答是，建造了大吹大擂的战列舰“浜螺”号和“威尼斯胜利”号，当战争爆发时这两艘军舰都已接近完成。德国也有着战列舰的大小不受条约限制的有利条件，甚至在它假装遵守1937年7月英德海军协定的三万五千吨的限制以后，仍继续以更大的规模建造“俾斯麦”号和“铁比茨”号。同时，德国海军的发展受到以下两个因素的严格支配：首先是，德国造船厂可能承担的造船总量；其次，要打什么类型的战争。雷德尔在纽伦堡供认，曾试图建造一个小型的“平衡舰队”，以便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军抗衡，但并不打算向英国海军挑战。在慕尼黑会议以后，他预见到最后同英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不得不果断而又迅速地重新检讨了他的计划。他认为德国唯一的希望是全力以赴地建造潜艇和快速而又火力强大的水面舰只，组成独立的舰队，用以骚扰英国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和商船运输。这一政策在慕尼黑事件后制定的“z”计划中已明白显示出来了。然而，由于希特勒的安慰人的保证，这仍然是一个相对来说期限很长的计划（预定的完成日期是1944—1945年），随着战争明显地日益迫近，这个计划就不能不重新加以修订并提前完成，以便使潜艇和战列舰的建造得到绝对的优先权。当战争爆发时，德国的舰队已是一支强大的、结实的力量，在很好地实现雷德尔的修正过的计划，并且比一年前更加强大了。但它仍只不过是“z”计划所设想的那种舰队的一个影子，还需要经过实际处境的考验。雷德尔记录下了他当时的痛苦心情：就海军而论，要在1939年秋天同英国打一次大仗，显然它绝不是装备充分的。……潜艇这一武器仍然太软弱……无法对战争起任何决定性的影响。何况水上力量在数量和实力上也都远远不及英国舰队，以致即使是倾全力而战，他们最多也只能做到表明他们是知道如何去英勇捐躯，甘愿为今后的重建打下基础的。　　　　　　　　　　　　　　第四节民防系统空袭预警系统的落后状态，也许是慕尼黑危机时期英国防务中最大的弱点。一般认为，这种考虑正是要避免在1938年9月就开始战争的主要理由。在危机之后立即进行的改组中，1938年11月1日的任命约翰·安德森爵士为民防大臣，因此就被看作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了。而且，鑑于他的行政管理才干素负盛名，这一任命也就被当691作是吉祥的预兆了。安德森同时还负责国民志愿服务队的筹备工作，空袭预警系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这一组织。一个月后，在1938年12月1日，他提出一个方案，特别规定了男女人力的志愿登记和一种手册来表明每个家庭成员如何才能最好地贡献他们的服务。当战争爆发时，国民服务的普遍登记是强制实行的，但在此以前，没有这样做。不久后（1938年12月21日），安德森宣布，为了使小房屋的居民免受炸弹的气浪和弹片以及断垣碎砖的伤害，政府将提供钢板制成的简易掩蔽物。这时，有很多人热烈要求政府提供深入地下的防空洞以容纳大量避难的人，并保护他们免受直接击中的大型炸弹的伤害。但是安德森宁愿继续採取“分散”的政策，只提供家庭中的部分掩蔽物。而不搞“集中的”大型公共防空洞——很显然，部分原因是修建深八地下的防空洞需要时间，而时间已经未不及了。1939年3月24日公布的民防法案标志着民防准备工作有了一个显着的进展，它包含着一笔二千五百万英镑的经费开支。这一法案授权地方当局可以自由进入私人住所执行防空工作，并徵用土地修建防空洞。它责成僱主必须为工人提供防护设施，并有关于公司新建筑物结构上的预警设施和防空掩蔽室的规定。它规定了伪装和灯火管制的事项，为疏散妇孺到安全地方做了安排，并从应付大规模的、频繁的空袭方面考虑，对空袭预警系统的各种问题一一作了处理。1938年，虽然疏散工作在原则上作了规划，但到危机降临时，还没有制订出具体的措施39年初草拟的第一个实际可行的疏散人口计划，仅适用于在校儿童，但是后来的几个计划内包括了学龄儿童的母亲、孕妇、老人和残废者。所有这几类人的疏散，完全是自愿的。到1939年8月1，安德森已可以报告说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所需要的二百万防空工作人员中，一百九十万男女人员己进行登记。虽然有些人是领取报酬的，但其中许多人是全天义务工作。订购了大约二百五十万个庭园钢板防空掩体，已经交付使用的约一百万个。这些防空设施可以使易受袭击地区的将近六百万人得到保护。不过在辅助消防队和救护人员这些重要部门中，人力仍感缺乏。慕尼黑危机发生时，法国的民防工作甚至比英国的还要落后。不过，这两个国家在防空方法上採取的方针692是不同的。首先，在提供防毒面具方面，1938年9月英国这样做是当时唯一的一项受人欢迎的措施。而在法国却遭到许多挫折；部分原因是，一般人对其成效抱怀疑态度，另外，是因为公众领取防毒面具时必须付钱，除非是赤贫的人。1938年3月决定制造一千万只防毒面具，每年收少量租金，租给居民使用。但是这一计划，由于另有其他紧急需要，就中途流产了。1938年底，当法国迫切需要筹款从国外购买战斗机时，就又决定这笔款项主要在“消极防御”项下开支。在1938年12月5日的一次常设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委员们权衡了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的利弊得失。甘末林说，有八亿二千万法郎是专供消极防御之用的，而且大部分措施只是为了博取舆论的同情。于是达拉第接着说，防毒面具没有用处，英国制造了大量的防毒面具，只不过给人以得到了保护的幻觉而已。他认为，另一方面，对付爆炸力极强的炸弹的某些措施，倒是切实可行的。最后，决定把消极防御的预算削减五千万法郎。除此之外，这同法国人的性格和看法也是一致的，他们认为防空工作决不会得到民众很大的支持。然而，1939年3月，当达拉第行使他的特权，公布了一大批法令时，还是採取了一些措施，如增加补充防空专门人员，增加为发展防空事业而徵用私人产业的权力。法国在防空掩蔽所问题上的政策是，对一定比例的“重要”人士提供全面的保护，甚至保护其不受直接命中的轰炸的伤害；对另一部分“重要”居民提供局部的保护，如加固的地下室等；最后，把所有其余的居民从巴黎疏散出去。的确，政府要求所有那些战时工作上不需要的人都自愿疏散出去。为此，政府提供了专门的运输工具。德国人似乎并未有过疏散柏林人口的计划——只有疏散边境地区和城市人口的计划。至于防空掩蔽场所，他们贊成在大型公共防空洞中提供最大空间、但只提供局部保护的原则。因为戈林曾保证过柏林决不会遭轰炸，再要他支持更加积极的措施是困难的。　　　　　　　　　　　　　　第五节防空部队慕尼黑危机期间，英国防空部队方面的不足几乎和它的空袭预警系统的缺陷一样严重。第二年虽在这一方面有所进展，但改进的计划订得雄心太大，使得人们对它产生过高的要求，最后在人员和物质方面的实际增长就很可能会令人失望。在慕尼黑危机前就已经宣布过，本土军的两个防空师将增加到五个，虽然大家也知道要立即实现这个决定，希望是很小的。然后在1939年3月霍尔一贝利沙宣布，高炮连的实力将增加一倍左右，五个防空师将扩充到七个，防空部队将具有一支充分成长的军队的地位。然而，尽管如此，已经建立的五个师还很不完备，还不能立即投入战斗。至于高射炮，1938年9月时只有大约一百门是用来保卫伦敦的，用来保卫全国的，可能也只不过比这个数目再增加一倍多一点而已。这些高射炮中只有极小部分是现代化的三点七英寸型号的，这在当时是被看作最基本的一种武器。1938年11月3日，霍尔一贝利沙在议会宣称，到1939年年中，三点七英寸口径的高炮可以完全满足需要，一种四点五英寸口径的已开始生产。然后在1939年1月，他说在一个月之内伦敦将能得到它的三点七英寸口径高炮战时编制数额的全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伦敦将完全由三点七英寸口径高炮来防卫，实际上很大一部分的装备将仍然是过时的三英寸口径高炮。1939年2月，英国批准了一项规划，它是道丁空军上将1937年的“理想方案”的一个发展。它把英国的防务加强到有重型高炮一千二百六十四门，探照灯四千七百二十八座。但是据1939年3月1日的估计，将只有五百七十门重型高炮和一千九百五十座探照灯可供使用，换句话说就是，仍然只达到两年前理想方案规定的要求数量的一半。即使到了战争爆发时，情况也没有真正好转，因为英国把它的一部分最好的装备运往法国以保护英国远征军去了。邱吉尔，作为海军大臣，特别提到了保卫海军港口所急需的高射炮的“令人痛心的缺乏”，特别是三点七英寸口径的和博福斯式高射炮。甚至在1940年4月，当挪威战役使得英国更加需要高射炮的支援时，仍有许多炮兵连完全没有这种武器装备。象英国一样，法国的防空经费长期不足，因而物质设694备缺乏。正象在英国三点七英寸口径炮和后来的四点五英寸口径炮总是可望而不可及一样，法国两种最好的高射炮——二十五毫米和九十毫米的，直到战争前夕，或甚至更晚些，才开始大量生产。确实，里翁审判（1942年2月28日）的起诉书断言，战争爆发时，法国只有一百门单炮管高射炮和二百六十九门外国造的高射炮。在慕尼黑危机以前很久，德国就已经拥有大量现代化的防空设施，其规模远不是英国1939年2月批准的规划所能希望获得的。1938年5月邱吉尔曾提请议会注意，“德国公布的关于高射炮部队的进展情况——单单三十个高炮团，每团十二个机动高炮连，就总共有一千二百到一千三百门高炮；此外还有设置在固定阵地上的三千门以上高炮”。在间接提到仍然占英国残缺武器库中的大部分的旧式三英寸口径高炮时，他还加了这么一句：“它们全部都是现代化的炮，不是1915年的炮，而都是1033年以后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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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重整军备进展缓慢的政治原因　　　　　　　　　　　　　第一节顽固的绥靖思想前面已经指出过，在英国政府的政策中有着一种内在的矛盾，它一面试图重整军备，一面却仍致力于普遍裁军，而同时又企图对重整军备所针对的那些人採取绥靖政策。慕尼黑会议时期的举国毫无准备的可悲状态，曾使得舆论大为震惊，强烈要求採取措施以防止这种情况的重演。但同时又有一种不合逻辑的想法，认为并不需要採取什么措施，因为象1938年9月那样的危机决不会再出现了。张伯伦自己立即明确表示，他并不认为可以对他从慕尼黑回来时说过的“我们时代的和平”抱侥倖心理。“不要让别人以为，因为我们在慕尼黑签订了这项四强协定，我们此刻就可以放松我们在这个方案上应作出的努力了。本国的裁军决不能再是单方面的事了。我们曾那样尝试过一次，结果是差一点给我们自己招来一场灾祸。”然而，由于他长时期以来一直梦想实现世界裁军，所以重整军备对张伯伦来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主要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要用它来使英国在将来的一些裁军会议上的发占能成为最有权威性的声音：695一方面，我们必须重新下定决心，来弥补我们的军备和防御性预警方面还存在的不足，这样，我们就能作好准备保卫自己，并使我们的外交更有力量；……不过……另一方面我也确实看到了接近裁军这个题目的新机会已展现在我们面前。我相信，它们在今天至少是和以前任何时候一样的有希望。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张伯伦对重整军备的看法是相当消极的。他坚持认为，重整军备纯粹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这样，对一个理应全力以赴的运动就势必会起一种麻痹的作用。对首相在1939年2月讲的下述这些话所产生的效果，不可能给予过高的评价：我们的军备尽管庞大，是防御性的军备，而且只是为了防御。如果确实别人并不比我们更具有侵略意图，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在堆积这些毁灭性的武器都是出于一种误会。我十分相信，其中大有真理存在。又过了不到一个月，由于布拉格的被侵占，幻想完全破灭的心情瀰漫全国，张怕伦受到的打击也并不比别人轻些。1939年3月17日在伯明罕的一次演说中他宣称，自由甚至比和平更为可贵，英国现在可能要被迫为它而战。为认真对待这种新的倾向，对波兰和其他国家提供了保证。迟迟未能作出决定和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些措施，如徵兵和成立供应部，都匆匆地付诸实行了。用邱吉尔的讥讽话来说，直到现在政府才“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达成了一项令人高兴的妥协，那就是一切可能的准备工作部不得妨碍本国的贸易或以大规模的措施来激怒德国人和义大利人”。现在，尽管继续声言相信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相信自愿的努力比强制好，相信自由放任经济优于国家管制，可是政府却发现，不得不逐渐地牺牲这些珍贵的原则了。但这样做，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它的政敌和组织起来的劳工发生冲突。虽然也许不能为张伯伦政府过迟採取这些必要的步骤开脱责任，但至少对于它的行动勉强可给予一定的谅解。要知道甚至连国民志愿服役这条道路都是多么的坎坷不平，而要达到徵兵这一“坏到无法形容的”步骤，那是还要再向前走很长一段路的。696慕尼黑危机使得英国民情激昂，人人都愿为国效力。但是对于如何组织并引导这一股巨大力量的问题，政府方面却有些惊慌失措，而民众也不无疑虑。1938年10月13日，约翰·西蒙爵士在谢菲尔德的演说中曾提到，在危机期间，政府大臣们收到潮水般的群众来信，都是请求给予指示，他们到何处去服务才最有价值。他强烈要求迅速将这股潜在力量组织起来。但是他认为有必要再加一句：“我不是在争辩自愿与强制哪种办法好的问题，虽然我要顺便说一句，那就是，强迫与组织并不是一回事。”然后，齐特兰勋爵1938年11月1日在上院说道：“如果政府发现，无论是工业还是人民的服役，建立在一种自愿的基础上就不能得到它所希望的结果，那么它肯定会准备採取另外一种意见的。”然而，在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当和平还能维持时，强迫是不必要的，也是没有用的；而如果战争来临，那就非用强制的办法不可了。1938年12月20日政府向下院提出一项提案，要求批准在志愿的基础上实行国民服役制，并由议会在3月底检查一次实行的结果。这项提案以二百七十票对九票获得通过。国民服役制的自愿性质，以后继续为政府所强调，一方面是为了抚慰外国的独裁者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消除国内那些“民主自由”捍卫者的疑虑。12月30日，全国劳工委员会宣称，工人运动的政治和工业两个部分都对“国民服役制的基本上自愿的性质”感到满意，它们将协助在全国各地建立国民服役委员会的组织。然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和他们的法国同志一样，却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看成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唯一维护者。根据f·w·佩西克·劳伦斯（代表东爱丁堡的下院议员）的说法，他们是最早的和唯一真正的“绥靖主义者”：不管某些尊敬的反对派议员巧言善辩他讲了些什么，我们是绥靖主义的党。我们在首相和支持他的尊敬的议员们主张绥靖以前早就献身于绥靖主义了。我们为绥靖主义而献身，当它是真正的绥靖主义的时候。我们反对媾和条约中的报復性条款。……我们批评首相的绥靖尝试，不是因为它是绥靖主义，而是因为它来得太迟了，而且又是在可以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词来更加确切地形容它的这样一个时刻。艾德礼可以怀着同样的思想向金斯利·伍德爵士生产飞机的功绩泼冷水：697……不管这位可尊敬的先生（金斯利·伍德爵士）工作得多么辛苦，他不能给我们任何安全。我们是在制造不安全。……我们应当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如不完全解除空中军事装备，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安全。如果尊敬的议员们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觉得不管怎样一切都很安全了，那我将感到十分遗憾。我认为这完全是幻想。然而，实行征乓，无疑使张伯伦在原则方面的牺牲，同他的政敌受到的牺牲差不多一样大。张伯伦于1939年4月26日宣布了政府的决定，但并没有引起国际危机或被赶下台。因此人们也许会认为，他在进一步採取看来对防务有利的步骤时，会觉得不必去考虑国内政敌或国外真正敌人可能的反应了。但是仍然有一步是他不可能让自己迈出去的。他本来可以邀请邱吉尔和艾登给予有力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加强人们对英国的团结和决心的印象。但是他畏畏缩缩，还是不敢让两个被希特勒诬衊为战争贩子的人入阁。他在一封大约是这个时候写的私人信中写道：“我们越是接近战争，他的（邱吉尔的）机会就越多，反之亦然。如果还有缓和紧张局势、恢復同独裁者们的正常关系的任何可能的话，我也决不愿去冒这肯定会被他们视为挑战的风险。”在法国，达拉第和博内也是既想重整军备，同时又要追求和平，他们企图用很象张伯伦在英国使用过的那些论点来调和这种矛盾。1938年10月，博内在马赛举行的激进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宣称：“法国必须恢復它的实力，这样，如果有一天裁军的问题重新提出来的话，它就可以有一个平等的发言权了。”但是对法国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混乱和疏忽以后，而且它仍然面临着社会动盪和经济不稳定，这时要增加生产和恢復实力，就需要採取甚至比英国採取的更加激迸的步骤，和比英国所需要的更加大的民主原则的牺牲。然而象在英国一样，当全国试图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时，一次又一次地都被空话和装模作样的姿态搞乱了，这只能减损人们对这个问题必须抱有的紧迫感。就是这样，达拉第1938年10月4日在就慕尼黑协议发表的声明中说：“一切希望法国得到拯救的法国人，现在必须把自己看作是处于一种为和平和为他们的国家服务而持久动员的状态之中。”——把“和平”放698在“国家”之前是意味深长的。1938年12月6日，博内和里宾特洛甫在巴黎签署了一项法德友好宣言。博内这时写信给法国驻华盛顿大使说，宣言将成为“对国际绥靖事业作出的一个立即见效的贡献”。虽然法国新闻界总的来说对这个宣言并不热情，但还是有一部分报纸欢迎它，因为它对实现缓和有心理上的影响。当然也正是缓和最有可能会损害本来进展已经很缓慢的法国重整军备的努力。达拉第对他的人民的告诫，一般要比张伯伦的更严厉、更苛刻一些。但是只要当时的特别危机一被克服，他就只能是太乐意于立即松弛下来，从而再一次制造一种缓和的气氛，然而当时所需要的却是一种持久的“充分有准备的状态”。这样，当1938年11月雷诺的三年计划受到总罢工的威胁时，达拉第告诫他的同胞们要有牺牲精神来行动，不要依靠他们的过去而生活。但当罢工失败时，他就象以前一样，称赞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以后，他在1939年3月又再次要求授予特别权力。3月18日他对国民议会说，他将毫不迟延地採取激烈的军事措施，并且还要採取极其重要的经济措施。“我打算使所有的法国人都做更多工作。”第二天他在参议院指出，因为法国人已经在1938年9月向全世界证明他们的和平愿望，他们就更加有资格“在今天宣称我们是守着最后一道战壕，我们打算不惜任何代价来坚守它”。但是十天以后，在3月29日对全国发表的一次广播演说中，他的讲话几乎象是说，不需要再作进一步的努力来保证他们的安全了。他提到了“关于法国软弱无力或放弃主权的荒谬无稽之谈”；恰好相反，他说，“法国的团结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深刻或完满”。它的经济地位正在日益改善，国防有了坚强的保证。达拉第的不幸是，他遭到两股火力的夹攻。首先是极左派和工联主义者，他们虽然害怕和憎恨外国的独裁者们，但显然甚至更加害怕和憎恨一个本国独裁者的前景。其次是极右派，他们同情外国的独裁者们，虽然也害怕这些独裁者，但远不及害怕他们自己国内的左翼分子。699在法国社会党内部有一种思想倾向，他们认为，首失，德国是无法抵抗的；其次，重整军备只能有利于国内的反动派。因此1938年12月24日在巴黎举行的社会党会议上，和平主义派的领袖保罗·富尔宣称，“如果他们要以强大的军备和联盟来拯救和平，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独裁”；又说“同德国进行军备竞赛，将毁了他们，而且还是不会获得安全，因为德国的人口出生率是法国的三倍，它的化学工业则是法国的十倍”。这倒不是勃鲁姆的意见。虽然他也忌恨对他自己的社会立法的每一个威胁，但他还是有着爱国主义的意识和责任感的，他早先担任公职的经验也更加强了这种思想品质。所以勃鲁姆就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该党必须全力以赴，毫无保留地参与保卫国家，国家的防务则必须达到最高的效率。这项决议案由大会以四千三百二十二票贊成通过，但有二千八百三十七名代表投票反对，一千零十四名代表弃权。在1939年3月7日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又有四千二百十八票贊成在某些条件具备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裁军问题，还有三千一百四十票则贊成无需任何条件即可召开这种会议。　　　　　　　　　　　　第二节英国议会中的反对派英国议会的工党，在这时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英国有组织的工人的真正面有效的代言人。就这点而论，它确实是胜过法国社会党的。而且，可以毋庸置疑地说，英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对国家的责任感，总的来说要比法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强些。一旦英国工人运动充分认识了局势的真实性质，它就毫无保留地投入重整军备运动，而且比法国工人干劲要大得多。但是直到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为止，它还是倾向于认为来自政府的对它自己的独立性的威胁，要比来自希特勒的任何威胁更大些。就是这样，阿瑟·格林伍德因为对“慕尼黑之冬”期间实施军备计划而在工业中引起的大规模活动感到吃惊，1938年12月6日就在下院表示：“已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指引我们，我们不想再容忍任何‘德比方案’，也不想容忍以见不得人的方法来实行徵兵的任何尝试。”以非熟练工人代替部分熟练工人和在工业中征700兵，仍然是工党害怕的两个主要魔鬼。工党表示相信单靠自愿的努力，就可以充分保证国家的防务而丝毫无损于民主自由，它也批评现有工作中的缺点，但只要採取一些控制管理方面的措施就能加以改正。1938年10月28日，工党发表了一个宣言，标题是“全国为和平作出最大的努力：工党对人民的号召”。宣言建议改进防务工作和组织，唿吁成立一个国防部，以及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人力。11月3日，工党又在下院提出一项动议，谴责政府在9月危机期间在保卫平民方面的“公认的毫无准备”（这一动议以三百五十五票对一百三十票被否决）。当国民服役方案提出时，政府再次向工党保证这是志愿性质的，工党才表示贊同。1939年5月31日，在南港召开的工党会议上它再次对政府的防务工作提出批评。会议通过了一项由执行委员会起草的声明，主张设立一个国防部以协调防务工作，设立一个供应部以协调供应工作，并对军队工作的改革提出详细的建议。关于重整军备的经费来源，无论是通过借债还是徵税，反对党对政府的大事筹款并没有怎样攻击，而是更多地指责政府没有能採取充分的措施，以防止款项的过多一部分以利润形式落入承包商的腰包。从重整军备一开始，政府就已经对这个问题一再提出保证。早在1935年使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专门就私商承造武器的问题提出可能彼认为是必要的改进意见。工党抱怨政府没有採取实际行动来执行该委员会的建议，而且有些军火厂商的利润比1935年时高出了百分之二百。1939年2月20日，多尔顿竭力主张“我们的军火帐单的很大一部分完全可以靠向发军火财的人徵收重税来支付”。甚至连一名民族党议员奥斯丁·霍普金森这时也宣称：我们花去的钱，直到现在并不都是完全值得的。……我们以很低的固定利率预付给飞机制造商们大量的钱。用这种办法我们大量地增加了他们的投资的价值。……如果要纳税人在重整军备时期提供工业的资本，那他就有701权利得到与所付出的相等的价值。……现在已经是应该採取严厉的步骤的时候了，应该替纳税人和国家把被掠夺去的巨额利润中的一部分再收回来。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利润是被一些对飞机工业的有效生产毫无贡献的人骗去的。最后，在1939年6月20日，实行了一种新的军火利润税。对每年军人合同收入不少于二十万英镑的厂家，在1939年3月31日以后终了的任何一个会计年度中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课徵百分之六十的税款。但工党觉得如没有完善的政府控制，就很难完全达到目的。它之所以如此坚持主张成立一个供应部，其主要原因也就在此。正如徵兵这个争论问题所表明的，工党不愿意为彻底的组织方面的变更付出不可避免的代价，尽管这种变更是它为了国家安全的利益而提出的要求。当徵兵法案第一次提出时，艾德礼既根据理论上的、也根据实际上的理由表示反对：我们反对实行徵兵，因为我们相信，就以加强这个国家来说，当它应该是坚强和团结的时候，徵兵却将使它变弱和分散。……在徵兵的背后，每一个工会会员都知道，存在着从工业中徵兵的危险。……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舰队。它有一支正在迅速增长的空军队。它必须为它们提供军火而且无疑还要以军火来援助它的盟国。它不能够，在此之外，再提供一支庞大的大陆军队。……纯粹在人员的数量上算计，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自由党也反对徵兵法案，理由是“实行有领导的民主比用强迫的方法更能得到广泛、强烈的响应。志愿入伍的制度，也最符合英国人民的歷史和传统。”然而，这项法702案一读时投的反对票（工党一百三十八票，自由党七票），与其说是激烈反对这事本身，倒还不如说是主要表明：要捍卫长期所遵循的原则，对张伯伦的政策的不信任，和因未与他们商量而引起的愤怒。然而工党在5月4日开始的二读辩论中仍坚持其反对意见，而且这是在希特勒张伯伦在辩论论写的一封信中说：“工党在他们的反对中发生了分裂；我可以看出，当我发出唿吁时，后座议员席动摇了”（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406页）。第一次公开要求归还但泽、并宣布废除1934年的德波协定和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以后发生的。艾登唿吁全院一致通过这一措施，以此来向朋友们、同时也向敌人们表明英国反抗侵略的决心，但是他的唿吁没有成功。安奈林·贝文甚至走得更远，竟暗示说张伯伦只不过是屈服于希特勒的恐吓。“我们已经失败，希特勒已经获得胜利。他使我们丧失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英国制度——志愿入伍。……他们（政府）除了作另一次卑鄙的尝试来反对国际赃物的重新分配以保护他们自己之外，还能拿什么理由来说服青年们去打仗？”在辩论的最后一天，艾德礼说：“隐藏在这一法案背后的感情，并不是想要满足国家的迫切需要，而是想要徵兵。……在捍卫自由的名义下，我们的自由可能受到摧残。”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则要求，在徵召人力之前应先徵用财产，实行军队民主化，保证工会权利（包括罢工的权利），以及土地国有化。其他工党议员，甚至威胁要通过他们在选民中的影响来抵制徵兵。5月8日这一法案二读时，工党所投的反对票从一百三十八票增加到一百四十五票。但是在这次投票中，自由党发生了分裂：有五人投票拥护政府，其余弃权。在审议委员会中，工党迫使进行了二十四次分组表决，最后一次是在三读时进行的，因而三读表决一直拖延到了5月18日。在这期间，没有一个人比批评政府最尖锐的温斯顿·邱吉尔更加强烈地感到这一措施的必要性；也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好地为这一措施辩护。关于反对党在这个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他后来写道：“它使自由党和工党党人丧失了指责当前政府的任何权利。他们只能太清楚地表明他们自己的对付事情的办法。”他接着以他特有的宽宏大量的姿态补充道：“现在他们要显示一种更加真实的办法了。”　　　　　　　　第三节法国试图提高劳动主产率时遇到的阻力1938年10月4日，达拉第在国民议会就慕尼黑协定发表一项声明时宣称，“只有当我们的国民生产能够让我们以平等的地位同周围各国人民对话时，我们才能维持和平。”同一天，他提出了授予他特别权力的要求。他告诉国民议会说，“倘若你们不同意一种完全没有异议的努力，国家就不可能去对付那些我感到即将来临的可怕事件。”他答应到11月15日就放弃这种特别权力，并且同意不干涉四十小时工作周的原则，只是限制它的影响范围。然而，他暗示国防工业的某些部门延长工作时间也许还是必要的。10月22日，内阁决定对国防工业中拒绝延长工作时间的人加以处罚。11月12日，刚上任的财政部长雷诺公布了他的三年计划。在计划中四十小时工作周，原则上的耐被保存下来了；但是每周工作五日的制度被取消了，工作日数延长至五天半或者六天。无须劳工部预先批准，每个僱主都有权要他的雇员每年先加班五十小时。在国防立业中，拒绝加班加点工作的人，得立即予以解僱，而且六个月内不得在国防工业其他部门被雇用或领取失业津贴。1938年11月16日在南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法国总工会指责政府的行动是“一种侵犯工人阶级的政策”。11月25日它作出决定，在11月30日举行一次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达拉第坚决要求，在他准备就雷诺延长劳动时间的计划进行协商之前必须取消罢工，从而部分成功地破坏了这次总罢工。但是用纪律来约束工人或对不守纪律的工人进行制裁的任何尝试，总是招致以进一步罢工和骚动形式出现的报復行动。当行政当局要参加总罢工的那些人个别地申请重新雇用（从而使他们成为“被监视的人”）时，圣纳泽尔海军造船厂的一万工人立即举行罢工（12月1日）。第二天，据估计有五十万以上的工人受到罢工的影响，被关在工厂门外。土伦的三千名飞机制造工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达拉第准备採取严厉的措施来对付罢工工人，但是当他的某些手段激起强烈的抗议时，他奉担了责任。“如果工厂被占领了，那就必须把占领者赶出去。……是我下令使用催泪弹的。”不过，正象他实际上承认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来到巴黎，才引起这种严厉行动的。在此期间，1938年11月5日，空军全体后备飞行员向704工厂工人发出了一个唿吁，要求他们加速飞机的生产。唿吁书宣称，空军的生存正处于危险之中，广大平民的生存则与空军的命运息息相关；空军能否保卫法兰西的国土，有赖于法国的工人阶级。1939年1月28日，总理又收到三个最重要的退役军人组织的领导人的来信，请求政府实行工业和经济动员，以使军人生产能达到最大规模，并在工厂中实行严格的品德纪律和技术管理。但是处于困境的总理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只不过是与工人们维持一种暂时的妥协，在现阶段绝不宜再引起这种根本性的争论了。相反地，在1939年2月7日，他反而宣布对因参与总罢工而受到处分的全体工人实行赦免。已经可以看出，达拉第在极力使法国强盛起来的过程中，陷入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集团的交叉火力之中。右派的观点可以说是反映了企业主的漠然置之或者从中作梗的态度。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态度对重整军备和生产的影响，比起极左派的策略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要轻微得多。达拉第曾说过，共产党“当然可以自称是一贯地鼓吹决不妥协的，甚至不惜以战争为代价”，可是“它却又在同一时候既要求重整军备，又怂恿工人们坚持四十小时工作周制度”。社会党是国民议会中最大的一个政党，它尽管发现共产党人是令人不愉快的合作者，可是还不准备公开与之决裂。达拉第因此必须谨慎从事。慕尼黑会议以后，当政府要求授子特别权力时，社会党人只答应不投票反对这项动议，如果政府保证不过分改动各种社会法规的话。他们在投票时弃了权。极右派和共产党人则投了反对票。同英国的情况一样，与左翼反对派之间的主要麻烦在于，他们不相信政府会不去利用可能授子的任何特别权力来永远限制或取消工人得来不易的行动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右翼反对派也不愿意帮助政府重整军备，因为他们相信，一切重整军备最终只能力“赤色分子”的目的服务——从最坏方面说，会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法国：从最好方面说，会去插手干预西班牙或中国。705第四节重整军备最后阶段中的财政困难据邱吉尔说，1938—1939年度英国的整个军事开支达到了三亿零四百万英镑，而当时德国至少是十五亿英镑。有趣的是，这个十五亿数字正好是英国1937年—1942年五年中全部国防开支的最初预算总数。不过，当时很快就承认，这个数字必将超出。但是这种领会并没有引起绝望或者害怕国家破产的情绪，而只是发生了一些争论，如筹款的方法以及如何使用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不过，也有人害怕和顾虑会发生过分的利润获得，实行突然而又很重的加税和取消当前的社会进步计划等等。总之，人们很不愿意象德国那样，把那么大的一部分国家税收和其他潜在资源用于重整军备。为了避免增加税收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张伯伦在1937年曾要求并且获得了议会的批准，通过募集四亿英镑的国防借款来取得重整军备所需的额外经费。到1939年2月为止，仅动用了一亿九千七百万英镑。但是由于预计防务支出总额需五亿八千万英镑，又由于政府的政策是从借款中取得大部分的防务经费，因此财政大臣在2月间决定要求授权借款八亿英镑（即1937年批准数的两借）。和1937年时的情形不同，这一建议得到了公众很好的接受，因为他们本来害怕增税将不可避免。大规模的政府借债被看作是医治贸易萧条和失业的一个有效药方。人们并相信，至少在经济衰退得到医治之前，不必担心通货膨胀。当然，最大的好处是，借款的办法可以使国家的大部分税收改用于长期的福利项目，这自然要比用于破坏性的和浪费的战争准备上更得人心了。在从1939年3月6日通过国防借款法案到战争爆发这6六个月中，重整军备的成本费用确实是在不停地勐涨。财政大臣在1939年4月25日提出预算案时说，在1939—1940年度国家总支出十三亿二千二百万英镑中，六亿三千万英镑将用于国防（比他在2月间预计的多五千万英镑）。到7月13日，他又一次把防务预算提高到七亿三千万英镑，并说明其中将近五亿英镑准备用借款来筹措。4月里他曾说过，国家的财政状况现在完全取决于防务。但是如果考虑到很大一部分的费用是靠借债得来的，以及西蒙在7月间说过的那些话，那么财政大臣的这种说法就可能要引起一些疑问，西蒙说“尽管有了这个确实是十分巨大的负担，……我们今年在社会福利事业上大约也要比七、八年前再多花费五千万英镑”。他还说：“我们居然能挑起这双重担子，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的确，是很了不起；不过，只要这种“巧妙的安排”持续下去，重整军备就只能是事情而功半，而且也不可能赶上德国的步子。为重整军备而筹集资金时，法国同英国一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顾虑的阻挠，而且它比英国更为不利，因为它的财政状况极其虚弱。和英国不同，它始终没有从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中真正恢復过来。而在一定程度上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发行公债以筹集国防经费的建议，在法国就比在英国能得到更热烈的响应。1937年3月和1938年5月两次发行国防公债，每次都在几天之内就超额认购完毕。勃鲁姆极其成功地发行了第一次的公债，但却没有能将第二次的建议执行到底，因为他同时遭到极左和极右两方面的激烈反对。他们不惜以国家的安全为代价，坚决不让勃鲁姆的政府掌握足够的资金以便它能继续维持下去。只是依靠拥有特别权力的达拉第，才有了可能制造出一种发行公债所必需具备的信任气氛。雷诺在1938年11月28日提出的1939年度预算，估计花在军备上的费用是二百五十五亿五千一百万法郎（按当时的比价，约合一亿四千二百万英镑），比前一年增加了大约一百二十六亿法郎。的确，在1938年11月12日写给甘末林的一封信里，达拉第坚持说，这二百五十五亿法郎必须被看作是来年全部防务支出的绝对限额。因此，要求甘末林提出一份按紧急次序排列的需要用款的清单。为此，他以国防军总参谋长的身份于1938年11月25日召集了一次三军参谋长会议。但是后来他抱怨说，在这次会上参谋长们又一次面临了一个既成事实，即一些决定都是在没有任何一位参谋长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由政707府预先作出的。然而，在1938年11月2日接任财政部长的雷诺身上，后勤部门的长官们却发现了这样一位部长：他比他的前任们更加同情他们的需要，而且似乎也更加有办法能向他们提供所需的经费。就这样，在年底以前（1938年12月28日）政府又宣布，来年的防务支出将增加到四百一十亿法郎。同时雷诺还警告说，支出的巨大增加并不一定表示军用物资的产量有大幅度的增长；顺利而迅速的生产受到阻碍，这就意味着钱花得不得当，没有得到它的全部价值；制造得快一些应该意味着造得更便宜一些。空军部预算的报告起草人1938年12月29日对参议院讲的话也含有同样的意思，他说，一架飞机的平均价格是三百万法郎（一万七千英镑），他们的目标是每月生产五百架。因此，每个月的飞机帐单将是十五亿法郎，这同过去二十年平均每年用于空军武器的全部经费差不多相等。又过了仅仅四个月，政府决定必须再筹集一百五十亿法郎的防务经费。1939年4月21日，它宣布了一些激烈的财政措施来筹集资金，并加速整个重整军备的步伐。在解释这些措施的一次广播演说中，雷诺一开始就坦率地提醒人们，法国正面对着一个有八千六百万人口、每星期工作六十小时的国家。国此，政府决定使每周工作四十五小时制成为“可以允许的”。在公用事业中这将使它们可以解僱多余的劳动力。公共工程必须削减，酒精局撤销后将能节省十二亿法郎的开支。军火利润将限制在百分之十以内，并且必须缴纳附加税，可高达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一百。雷诺的经济和财政改革是很有成效的。所以，在1939年7月5日向英美报纸联合社讲话时他才可以宣布说，普通预算是十年来第一次取得平衡，就业人数有了增加，出口额正在上升。他说，现在超时工作的人是去年11月份的十倍；同时，失业人数比1938年6月减少了一万四千人。6月份流回法国的黄金比前一个月增加了一倍。然而，雷诺自己后来写道，假如经济和财政改革在军备竞赛开始之初就实行，假如在那时就以1939年四百十亿预算数字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用来建造和装备工厂，那么，法国的命运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的了。但是法国人民当时并不要求这样。708被雷诺获得的成就和他对防务问题的特别关心所鼓舞，参谋长们拟订了一份1940—1943年的广泛深入而又综合全面的军备计划。他们聪明地决定，首先应该设法使政府批准他们认为实施这一计划所必需的款项。但是，正如甘末林后来所写的那样，财政部还没有“改掉它的老习惯，总是目光短浅，对任何事业都要吹毛求疵”。陆军要求的是八百亿法郎，空军是七百五十亿法郎，海军则是四百五十亿法郎。军火制造总监雅科梅现在实际上已掌握了一切有关军火制造的问题，他在与财政部秘书长密切配合之下，于1939年7月24日告诉陆军参谋部军备处长说，这些估计数字太高了，必须减少。国家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财政压力。也许有必要放慢某些定货的生产速度，有一些企业可以从每周工作六十小时改回到四十小时。这实际上等于是破坏为增加生产所作的一切努力。甘末林直接向达拉第唿吁，并附上一份关于陆、海、空三方面一天战争所需费用的估计，用以说明在防务准备上花费几十亿法郎还要犹豫不决，是多么的荒谬。最后，财政部同意了最初提出的数字——至少在一些最急需的项目上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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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工艺技术的落后　　　　　　　　　第一节工业和军需供应系统的改组缓慢英国政府并不想否认慕尼黑危机暴露了英国防务方页的缺陷；它倒是想要表明，虽然自己并无过错，可是挑战却在它准备就绪之前就来临了。张伯伦1938年11月1日在下议院就是这样说的：我要清尊敬的议员们记住，我们的重整军备计划是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现在只是处在计划的第三年。要是说因为在第三年中什么事也没有完成，所以这项计划已经失败了，这就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从来也没有709打算要在三年中完成这项计划。我怀疑是否有可能把一个五年计划压缩在三年中完成，如果我们在计划一开始时就这样做的话。后来在辩论中提到这种防务状况时，一名保守党议员就很自然地要问：“我们国家或任何别的国家从那个声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来呢？它是否意味着在1941年我们完全重整好军备以前，就只好让德国去任意胡为了吗？”另一位保守党议员罗怕特·布思比说：好多年来，大臣们一直在使我们对于我国防务的真实状况产生严重的错误印象。……听了有些大臣的演说，……你也许会想到大炮和飞机正在象倾盆大雨般地落到他们的身边，多得几乎成了一个使人难以处理的问题。的确，有时人们是会觉得对德国人十分抱歉的。这里显然是暗指协调防务大臣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1938年10月26日在斯图平顿的一次讲话，他说，现在他们是处于重整军备计划的第三年，“可以公平他说，几乎每一种我们需要用来完善我们防务的武器和装备，都象一股潮水般地正在滚滚而来”。自从1938年9月令人痛苦的真相暴露以后，人们愈来愈感到这种所谓“潮水般滚滚而来”的说法要变成现实是不大可能的了，除非对国防需要的供应系统来一次彻底的大检查。自从重整军备开始以来，对于设置一个供应部的问题一直在进行辩论；现在它在各方面部获得了支持者。1938年10月21日陆军国务大臣在加的夫发表演说时几乎毫无掩饰地提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布思比称之为“放仟主义的资本主义报纸，它在原则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插手干预工业，只要这是可以避免的”）在10月29日的一篇文章中也表示贊同。11月10日和17日分别在上院和下院提出了对首相扰国王致辞所发表的施政演说的修正案，要求设置一个供应部，但它不能拥有广泛的710强制性权力。在11月17日的辩论中，张伯伦（他在11月1日已经告诉下院说，经过考虑他认为，设立一个供应部将弊多利少）坚持认为，贊成设立一个供应部的人并没有能够使他相信，设立这样一个部将会使防务工作获得比以往更快或更好的效果。然而，达夫·库珀在发言中总结了当时的情绪：“我听了每个人的演说后，发现除协调防务大臣的演说外，大家普遍感到一切都不太好，如果供应部不能解决问题的话，那么还得有别的改进办法。”最后，张伯伦在压力下作了让步，同意设置供应部。但是1939年4月20日建立的、8月份开始工作的供应部，只是在这一问题上各种不同观点妥协的产物。这件事和实施徵兵一样，表明政府受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冲击以后，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但在实际行动方面，它只限于对陆军和民防系统进行供应，至少暂时是如此。3月29日，本土野战军的建制增加厂一倍，扩大军需供应已成为紧迫的任务。尽管通过的法案使这个新建机构完全可以扩大为一个有充分职权的供应部，然而原来的供应海军和空军的机构却丝毫没有变动。但即使是这个有点象是被阉割了的、改设的机构，也直到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才开始执行工作；而且到了那时它又无可避免地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但是这种混乱在一年或两年以前会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同它在计划和生产都已大大地向前发展了的时候所起的消极作用相比较的话。法国防务毫无准备的这个责任，主要应该由达拉第来负。自1936年以来，他一直任国防部长，併兼陆军部长；但他避不採取一些必要的初步措施，而没有这些措施，711计划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就永远无法满足。整个工业体制需要改建，整个经济组织需要置于控制之下并予以加强；但若没有一个专门为此而设立的军备部，这一切就都做不到。多年来极力主张设立这样一个部的，不仅有在法国地位相当于邱吉尔的雷诺，甚至还有思想更为消极的甘未林。但是，1938年3月22日在讨论战时组织国民的法案中再一次提到这个问题时，达拉第断然宣布，发布军队动员令的那一天，他将同意建立这样一个部，但不能在这之前。他宣称，他不打算在和平时期把一个战时经济强加于法国；他也没有为提案报告人的下述议论所动摇：德国直到整个工业已经被动员以后，才开始扩充军队；如果等到战争爆发后再建立一个军备部，那就太迟了。达拉第与张伯伦不一样，他坚持自己的立场一直到底。他在战争爆发后十一天（1939年9月14日）才建立了军备部；虽然领导军备部的多特里以极大的努力开始工作，也无法弥补初期延误所造成的损失。期待他去付诸实施的战时生产计划，不是因为要执行早先延误了的大批订货而受到妨碍，就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工厂、工具机、原料或技术工人而不得不中途放弃。劳动力是这关键时刻所有问题中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军事动员吸干了工厂的男劳动力，而这时也正是工厂最需要他们的时候。而且，尽管很早就预先计划好把某些必须保留的专业人员不包括在总动员范围之内，据说在飞机厂工作的大多数专家到动员时仍然被徵召走了。由于这个原因，单从陆军中就又不得不召回了十三万人。然而，召走他们时，使工厂生产遭到损失；召回他们则又使军队的十气受到影响二不过，英国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后成立一个供应部的行动，还是得到了法国的响应。根据在德国人进入布拉格以后没有几天就授与政府的特别权力，法国也成立了一个“生产委员会”。l939年3月20日，分安全、生产和经济三个部分发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这个新的委员会就是根据第二部分的法令建立起来的。它拥有广泛的权力：首先，有权取得和贮备原料，重新装备工厂和指导工人，以便增加生产；其次，为了协调生产，可以决定所需材料类型的先后次序。但是，这个生产委员会隶属于国防部秘书长办公厅，而这位秘书长正是雅科梅，他自1936年以来就是法国军事官僚主义实际上的独裁者，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雅科梅拥有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了，特别是在1938年1月21日颁布改组国防军事管理体制的法令以后，他更负起了实施整个军备计划的责任，而1938年7月11日的一项法律又将工业动员也置于他的管辖之下。甘末林已被授予和雅科梅共同负责的权力，但是他难得过问一下。由于这些原因，这个新的委员会显然不大可能会带来任何显着的变化。至于说到国防部的效率，里翁审判中一些将领的证词表明，国防部没有能取得军备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各方面的协作，其原因若不是因为最高司令部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就是因为最高司令部和政府双方实际上都没有足够的权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甚至也许是因为这两种原因兼而有之。达拉第在审判中争辩说，甘未林有种种机会来干预军备定货的实施，而且实际上，他也确实是经常这样做的。但是甘末林在他的回忆录中则抱怨说，由于有意地不准他和三军参谋长参加对于生产和供给问题的一切审议，这样的干顶是完全不可能的。不管这场争论的曲直是非如何，也不论甘未林的法定权力地位如何，看来很明显，他参与这些重要事务时是胆小犹豫的。1938年一年，他都在（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极力要求达拉第採取措施以增加生产和分配更多的防务经费。但是到了3这年年底，他自己也只好相信，没有再去催促的必要了。但是，在对各国营军火工厂作了一系列的调查以后，1938年10月25日向议会的军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开工不足的情况极为严重；东部地区各钢铁厂的开工率只达到生产能力的百分之四十；由于缺乏原料。这些工厂，总的来说，每周开工不可能超过四十小时。不久以后，工业总监不得不管告总理说，1939年1月以后，法国工厂将被政府定单所塞满，新的定单已无法列入生产计划，除非到时候把一部分手头的工作停下来。从1935年起，歷届法国政府部一心想把军火生产限制在国营工厂的生产能力范围之内，虽然防务的需要己增加了成百倍，但丝毫也不去设法扩大生产能力。在重整军备开始时就没有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许多法国工厂的设备已破旧不堪，没有作过充分的更新。企业家们不愿给予合作，以增加投资来扩建他们的工厂并使之现代化，因为他们唯恐社会会变动，更不要说害怕革命和被徵用了。国营工厂自1936年以来就和私营企业并立；但是国有化还只是试验性的，还不可能证实它可能具有的任何优点。使企业家们感到惊恐害怕和离心离德，它是已经足够了；但是要产生它本来应具有的、并且是极其需要的那些结果，那么它又是太少了。那时的政府十分注意不要去低估私人获利对刺激生产的积极作用，所以并不想把它对军火制造业的控制扩大到根据1936年8月的法律可以达到的那个限度。但是，私人企业家们并不因为感激政府对他们的放松而就同心协力地与政府一起搞重整军备。他们认为政府的放松控制仅仅是暂时的；因此，任何努力或花费都是莽撞蛮于。至于那些已国有化的企业，国家管理似乎反而使工厂的纪律松弛了，生产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这些情况证明，还是让旧制度不变为好，至少应使资本家和企业主保持热情。没有能达到批量生产，这对任何东西都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衡量标准，它也是法国重整军备总的来说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私营工厂中机器更新的免税标准仍然按1918年的价格水平计算，而这个价格又大714大低于实际成本，因此，厂方更加不愿意投资于更新设备以进行成批生产了。在国有化工业中，政府也不愿意在这样晚的时期把宝贵的贷款用作这种更新设备和重新装备的长期投资。况且，人民阵线的部长们原则上也不喜欢大规模生产，认为这是造成失业的一个原因。最后，还必须指出，法国的设计人员和技师们没有能够使他们的设计型式达到可以批量生产的阶段。似乎出现了一般永无休止地修改标准型式和追求一切都要十全十美的狂热症。试验和讨论都永远没完没了。经过好几个月的研究之后，直到1940年4月，专家们对于应这制造什么型式的坦克履带，意见仍不一致；也还不能决定究竟应採用哪种飞讥发动机。　　　　　　　　　　第二节与德国空中力量竞争的失败从前面一节中提供的数字可以明显地看出，由于某个阶段德国暂时放慢了飞机生产的速度，在战争爆发前夕英国的飞机生产速度几乎能同德国并驾齐驱了。但是英国达到这样的生产速度已经太迟了，以致仍不可能装备一支与德国空军规模不相上下的第一线力量，或储备与这样一支前线空军相当的后备力量。尽管如此，在和平的最后一年，空中防务仍取得了很大成就。英国政府说它在最近两三年中的努力终于开始产生显着效果，这种说法是不错的。1938年11月10日，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十在国会发表声明说，飞机的产量比5月份已增加百分之五十，到明年5月将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1939年3月9日这位空军大臣在提出空军预算时说，他曾经预言到5月将达到的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现在已经实现，他对到1939年底将增加百分之四百抱有希望。不可否认，情况在逐月稳步地、甚至是迅速地好转；然而常常容易超越合理的宽慰这一界限，而变成愚蠢的盲目自满。《泰晤士报》（1939年2月2日）就曾这样写道：“总之，……有理由相信，我们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这两者部被夸大了”。在1939年4月15日《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中，则对这些比较性的生产数字作了过分乐观的解释，说生产的增长速度，“英国几乎可以肯定要比德国快”。而且还普遍有这样一种信念，即英国最新式飞机的715性能大大超过同类德国飞机；一旦战争爆发，由于原料来源困难，德国飞机的质量还会进一步恶化；尤其是战时的燃料问题在德国将变得十分严重，以至于使德国空军不能随意行动。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大战前夕的美国报纸上登峰造极。8月28日的美国各报报导说，三千架德国第一线飞机的发动机发现有严重的缺陷，使得这批飞机（实际上是全部第一线飞机）变得对战争毫无用处。因此，合乎道理的唿喊声，象一位卓越的议员在德国人进入捷克斯洛代克前不久所发出的，就几乎成了一种旷野里的唿喊，得不列他人的理睬：“我不喜欢那种日益流行的想法，认为德国现在已经使尽力量。我不相信这种想法是正确的。我相信德国空军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我们决不能认为我们已经可以对付它了，只是因为我们的防务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从金斯利·伍德爵士1938年l1月10日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对于形势的看法，政府自己也并不象它的有些公开言论那样充满自信心。他在声明中试图缩小过去的那个数量均势标准的重要性，而代之以建立一支“足以适应我们的战略需要的”空军这样一个目标。直到战争爆发为止，政府似乎不愿承认它已经抛弃了数量均势的标准，但是它也反对在德国和英国之间作种种比较。这种态度，再加上它对生产数字实行必要的保密，就不免要引起人们对于情况本身以及政府对情况的正确估计的胡乱猜测。现在应该是很清楚了，英国飞机的产量必须大大超过德国，才能在一段适当的时间内扭转这种不利的差距。而且，要是真正的尊重现实，就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必要条件，即在战争的情况下，国家第一线的力量每隔一定时期就需要全部更新，制造能力因此也必须扩大到能适应这种情况的程度。在本国工业还没有达到它的战时潜力之前，在这段无法避免的耽搁时期中，储备物资必须能够提供补充的需要。这种估计的关键，显然是确定需要隔多长716时间提供补充。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主要空战理论家特伦查德勋爵，认为这一时间应该是一个月。根据这种估计，显然空军部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提高飞机的生产能力，以满足每月生产近三千架第一线飞机的要求。而现在的目标数字是二千三百七十架，再加上根据以后的扩充计划增产的、数量不详的若干架数。不幸的是，就生产方面而言，长远的生产计划经常受到侥倖心理的阻碍，总是希望国际绥靖主义会使得现行计划不再需要去完成了，甚至还可能会导致空军裁军的某些措施。这样一种希望无疑会使得政府不愿去批准那些要求比各种空军扩充计划原定完成日期提前交货的定单。这就挫伤了航空工业的积极性。一些公司过去就倾向于放慢生产步伐，因为害怕巨大的资本支出靠将来的定货单补偿不了，所以不愿意去扩充它们的工厂和设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定货合同。另外，请汽车制造厂改营“影子”飞机和飞机发动机工厂的计划，也有些令人失望。一些主要的汽车制造公司显然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人员调到它们控制下的飞机工厂去，何况成批生产汽车的工序也不同于制造飞机的工序。因此，迫门需要说服飞机工业以外的一些大机械厂来承担空军武器的制造，因为它们的设备和经验都比汽车制造厂“更加适合这一任务。就是从这个方面，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开始有效地解决问题，虽然也许嫌迟了一些。1938年10月21日，据宣布空军部和维克斯一阿姆斯特朗公司已经商定，在后者整个系统的协助下，实行一种广泛铺开的转包合同制，用以制造飞机。这个制度规定把各种部件都送往维克斯公司控制下的一个新建中心工厂去进行最后装配。这个计划的出发点是，虽然只有有限的儿家大公司能够承担飞机或飞机发动机的全部制造任务，然而同时几乎有无数的小厂家能够制造各种部件，只要它们具备了必要的技术指导、工具机器和劳动力。然后，在1939年3月9日，空军大臣宣布了他所谓的“小组计划”。这个计划具有双重目的：减少空军中的设计图样数目和促进经济节约的、迅速的生产。它是由当时通行的这样一种办法发展而来，即同一类型的飞机可以由不止一家厂商制造。新计划把三四家厂商组织成一个小组，同一类型飞机的定单分配给该小组中的各家厂商。在这个基础上组织飞机工业，目的是促进实行大规模的计划和定货；同时也是为了减少战争中可能发生的混乱，因为当敌方的行动使得某一个生产单位不能继续生产时，同组其他几个单位的生产仍可照常进行。金斯利·伍德在3月间曾说，大约已有三千五百家厂商承担了转包合同的生产任务。由于利用了影子工厂和转包合同制的大大推广，看来似乎英国制造飞机的工业资源已经被尽可能充分地动员起来了。但是必须记住，那些大厂商并不是被迫从事军工生产的，而如果它们是被强迫的话，那么它们的正常业务就要受到损失。所以它们，至少潜在地，负有双重的责任：对股东们的责任和对整个国家的责任。自然有许多人会觉得，应该由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是行使它的权力，要求指定的一些工厂把它们的全部或预先商定的一部分生产能力和物资用于武器生产。这个问题与设立一个供应部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可是当这样一个部在1939年4月20日成立时，空军显然并不在它的管辖范围之内。然而，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最后的一年确实是在认真地试图解决关于大批生产飞机的一些基本问题，生产率有了显着的提高；对于要求人力（正规的和后备人员）支援的唿吁，社会反应之好，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到1939年初，皇家空军志愿预备队己有大约二千名飞行员在受训。但是这些飞行员还不能用来立即补充战争中伤亡的人员，因为在后备空军学校中用于高级飞行训练的飞机都是一些将要过时的型式。各现役空军中队尽可能快地用最新式的飞机来装备；但是还不可能有足够数量的这类飞机来装备训练中队。1939年6月，当时的《空军名册》表明，用于防卫本上的第一线空军中队，在两年内只增加了两个中队。由一百二十三个中队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个。增长得这样慢的主要原因在于有一种值得称赞的愿望，想用最新式的飞机来装备这些中队，并且等到日常生产量达到能够甲来替换旧机时再建设后备力景。慕尼黑危机后不久（1938年10月30日），《观察家报》的空军记者曾写道，“目前皇家718空军各中队的飞机全部都是正在逐渐变得陈旧过时，而且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是陈旧不堪。”但是从那时起，布伦海姆、巴特尔、惠灵顿和汉普顿等各种型号的新飞机。已经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轰炸机部队；大多数战斗机中队也已用“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重新装备过了。但是投入这样大量的新飞机，单单这一点就给各空军中队增添了新的负担。它们必须用旧飞机来交换新飞机，与此同时还得接受新的驾驶员、观测员和空军士兵。有些空军中队不得不分出一部分骨干人作为组织新中队的核心。训练工作也更加繁重了。科学的迅速发展伴随着人员和机械的同样急剧的扩充，迫使英国皇家空军象《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红色女王一样，不得不愈跑愈快，而目的也仅仅只是为了能维持现状而已。许多批评政府的人觉得，按照目前的组织状况，英国的第一线前沿阵地过于狭窄——这个缺陷单靠预备队的纵深是弥补不了的。空军大臣的要求皇家空军有效率，空军预备队的处于良好状态，以及不应该把第一线空军看成是空军实力的绝对衡量标准：这一切也许全都可以接受。但是，这些批评家坚持说，这丝毫也没有削弱需要有一项紧急扩充空军计划的必要性；如果政府作出这样的宣布，他们相信，将会在国内和国外都产生良好的影响。然而，对于是否应把有关皇家空军的消息公开出去的政策，有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有人觉得这暴露了空军的真实力量，只会刺激其他国家去作更大的努力。另一方面，很明显，如果空军的实力和打击力量被大大地低估了的活，皇家空军就不再能成为一支反对侵略的威慑力量。总的来说，空军参谋部似乎相信，比较好的办法还是让其他国家去猜测英国的真正空中实力，而不要让它们知道实情。在法国，整个重整军备期间的飞机生产真实情况，由于一切有关人员在当时和事后一味自吹白擂、打如意算盘、敷衍搪塞和相互指责而变得模煳不清。居伊·拉尚布尔1938年1月就职时就曾宣称，他打算改组和重新装备飞机制造工业。1938年6月，他又告诉内阁说，最新式的飞机在上一个月已开始成批生产，要它放心；并预言在这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生产将会有一个急剧的增长。他透露了一项计划（在所谓的“五号计划”的基础上作了修改），根据这项计划，到1940年4月1日将为法国空军制造出四千七百三十九架飞机，1939年4月1日前先交付第一批一千八百七十八架。l938年10月21日他承认，从1938年4719月1日计划开始执行到1938年9月1日为止，只生产了二百四十架飞机。但在1938年11月30日，他告诉国民议会的航空委员会说，飞机工业现在正处于一种大幅喧增产的状态之中，到1939年初产量将达到每月二百架左右。空军参谋长维耶曼将军1938年11月25日在一次参谋长会议上透露了一点真实的情况。他强调空军特别需要经常更新物质装备，声称他们决不能等到一种飞机原型十分完善之后才开始大量生产。他又说，目前他们正在生产的飞机，其原型还是1936年所用的。在提出1939年度空军预算时（1938年12月29日），报告起草人宣称，如果要想赶上德国的产量，那就一定要以每月生产五百架作为目标。但是在1939年2月1日，空军部长只能宣布产量增加到每月一百架，虽然他答应到4月底产景将再翻一番。同时他还宣布在义国又定购了一百架战斗机，连前共二百架，另外还向一家荷兰厂商定购了五十架。确实，那些负责法国防务的人正在逐渐认识到，单靠法国自身的生产能力是再也不可能为它提供一支实力充足的空中舰队了。假如饯可以筹集得到的话，实际上比较好的办法也许是把本国工业一笔勾销，而用美国的飞机来装备空军。在1938年12月5日的一次国防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达拉第宣布悦，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出现了，那就是到1939年夏季可以获得一千架最新式的美国军用飞机；他强烈要求，他们应该竭尽一切力量来利用这个机会。财政部长雷诺宣称，不管怎样，所需要的饯（二十五亿法郎）必须在为1939年防务开支规定的二百五十亿中筹划——这就是说，要牺牲其他军种的经费。他又提议，可以取消一部分现在己交给法国工业的定货单，数额相当于向美国定购的数字。但是这一提议遭到拉尚布尔的强烈抵制，理由是这样将对他想用大量定货来寻致的生产的上升节奏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最后决定向美国购买六百架飞机，而不是一千架。这倒不是因为筹不到那么多的钱，而是因为维耶曼将军坚决认为，不可能为更多的720飞讥配备所需要的飞行员和空勤人员。甘末林后来宣称，从法国高水平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他觉得这种论点是十分费解的；但是他在这一点上的一切劝告都没有成功。不过，这也是事实，即报告起草人1939年1月10日就1939年度空军顶算向议会财政委员会提出报告时，曾要求大大增加空军人员。他宣称，现有的四千名军官和七万七千名士兵是远远不够的。后来在里翁审判中拉尚布尔也提到了这方面的困难。他说，除了需要保留后备兵力外，战争爆发时法国第一线空军力量微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飞行员和空勤人员。在里翁审判中对拉尚布尔提出的起诉书控告他：第一，应对法国空军质量的低劣负一部分责任；第二，尤其是当他完全了解实际情况时，仍然同意法国参战。在这后一条罪状中谴责他在1939年8月23日国防委员会开会讨论法国是否应履行它对波兰的承诺和是否处于能这样做的状态时，竟毫无根据地提供了过分乐观的报告。但是拉尚布尔1942年3月6日在里翁声称，他只不过是表示了，相信空军力量至少已经达到“必不可少的最低水平”。他理直气壮地完全否定了检举人关于德国空军在1939年9月有一万架现代化飞机的估计。对于检举人提出的那个法国空军的数字（即一千四百一十架，其中只有四百九十四架是现代化的），他抱怨说他们没有把很大一个数目的、据他说是留作后备力量的现代化飞机计算进去。他承认四百九十四架是确实已作好准备，可以立即参战助第一线现代化飞机的数民但是断言，到战争爆发时，按照当时的计划应交货的一千八百七十八架飞机中，总共有一千六百二十五架已经造好。真实的情况则似乎是，这些飞机中的大部分是不适宜于参加空中作战的，不是由于结构上的不完善，就是因为某项装备或武器有缺陷。确实，正如首席法官所指出的，由于使用了大量模稜两可的话，所以按照互相矛盾的意图来讲空军实力的可能性721是几乎没有底的。这样，飞机就可以被说成是“可用于作战”、“列入工厂产品”、“已验收”和“现已查收”——每个术语在不同主张者的口里都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不过，拉尚布尔的确承认，“五号计划”执行得很不好。但是他不承认自己负有责任，而是把责任完全推到总参谋部身上。事实上，空军总参谋部在这最后几个月的紧急关头，似乎确实沉浸于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之中。在慕尼黑事件时期对他的空军如此突出地表示悲观的维耶曼将军，当情况稍有好转时，就立即转到了另一个极端。1939年5月当波兰陆军部长卡斯普尔祖斯基来到巴黎，试图同法国签订一项军事协定时，维耶曼竟答应，如果战争发生就让法国空军从波兰基地起飞，立即在波兰前线参战；这种轻率举动使得甘末林大为吃惊。由于甘末林的劝说，维那曼承认，考虑到怯国空军的状况，他这么说是太鲁莽了，并同意要设法把承诺的调子降低。但是只隔了一两个星期，在6月16日的一次参谋长会议上维耶曼又宣称，三四个月以后，法国就可以每个月输出四十架战斗机，直到总数达到二百架时为止。他在8月26日给拉尚布尔的一封信中还说，六个月以后，假如生产能力没有因敌方的行动而减弱，苏联也没有援助轴心国，那么法英两国的联合空中力量将能有效地抵抗轴心国的空军。结果，法国的飞机制造厂并没有遭到轰炸，苏联也没有供应飞机给轴心国，义大利则直到法兰西战役快结束时才参加战争，甚至在那时也没有给予空中支援。然而。当战争来临时，法国和英国的联合空军仍然敌不过德国的空军，而且法国显得比英国更不妙。英国空军的一部分力量必须留在国内，而派到法国去的那一部分空军，发现它自己实际上是在毫无援助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的确，现在到了关键时刻，维耶曼和空军部长（现在是洛朗-艾纳克）却显露出一种焦虑不安的心情，这与不久前的那种自满情绪是很不相称的。例如，1940年4月11日在战时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讨论把整个前线移入比利时境内，以便直接援助比利时人时，据甘末林说，维耶曼和洛朗一艾722纳克两人似乎是最不愿意去迎战强敌的。看来，那些负责法国飞机生产工作的人，说得轻些，是一直在自己欺骗自己，对于这一点，他们现在也在开始明白过来了。　　　　　　第三节战略多变和互不协调对武器的类型产主不良影响　　　　　　　　　　　　　　　（一）空中在慕尼黑危机以前，英法两国空军都已抛弃了它们早先信奉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方式这一信条，而开始以牺牲轰炸机为代价，集中力最建立一支强大的战斗机防御力量。不幸的是，这场危机使得两国不得不中途改变方针。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轰炸机已经陈旧，它们的现代化战斗机也差不多没有一种是数量充分的。在法国，1938年1月科特和拉尚布尔两人的交接换班的一个公认的特徵是政策随之而发生了变更。在英国，始终没有承认过政策有变动，但是到了这年年底，这种改变已经明显得再也无法加以否认了。11月10日，金斯莱·伍德爵士在下院就一项新的空军计划发表声明如下：我们的重整军备基本上是防御性的，我建议把加强我们的战斗机力量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这种力量是用来对付主中入侵的轰炸机的。……为此，我们的第一线力量将有一个大幅度的稳步增长，其总数大约比现在已批准的计划再增加百分之三十。……按照这项新的建议，现已定购和将要定购的战斗机数量，将达到五千至六千架。唯恐有人会对这一重要声明提出批评，空军大臣接着又马上担保说，“我们也建议增加我们反攻力量的后备队伍，这是任何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相信鲍德温-杜赫理论（轰炸机总是能长驱直入）的人，立即大叫大喊起来。他们坚持必须有一支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首先，用以遏制敌人空中攻击力量的扩张，其次，作为一支制止战争的威慑力量，用以支持政府的外交活动。由于继续有人批评他的11月的建议，金斯染·伍德爵士最后在1939年2月6日就政府的空军政策又发表了一个明确的声明。他强调指出，政府正在建立一支平衡的空军，那种关于它正在退回到单纯空中防御战略的说法723是毫无根据的。反击仍然是、而且必须仍然是它的空中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他拒绝接受在战斗机与轰炸机力量之间有着一种理想的或固定的比率的见解。所需战斗机的数量，主要取决于它们必须保卫的地区的大小和地形，以及必须对付的进攻的规模大小。这些因素都不是固定的或永久不变的：必须经常不断地重新审察形势。他说他不同意轰炸机是无法防御的说法；但是进攻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从有一个可靠的基地开始。除了“轰炸机还是战斗机”的争论之外，同时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战斗机”。必须要有战斗机并不是仅仅为了防御本土。轰炸机的航程和速度在迅速增加，这就要求建造远程的战斗机，一方面为了护卫轰炸机作远距离的袭击，另一方面用以追击偷袭本上的敌方轰炸机。单引擎的截击战斗机，如“飓风式”和“喷火式”，是为了对付敌方轰炸机而设计的，在它们能够接近目标以前，可能要在相当高的天空飞行。因此，截击机必须具有非常高的爬升速度，但这反过来又限制了它能够携带的燃料和弹药的重量。相反，比较大的多引擎战斗机是用来作远距离追击的，就不需要这种高速爬升能力，因而能够装载更多的燃料和弹约。的确，由于近年来轰炸机的速度增加得很快，已超过了截击机爬升速度的提高，许多空军专家开始怀疑截击机的寿命是否已经屈指可数了。事实上。尽管英国这类截击机的产量已有很大增加但也只有一部分英国战斗机中队装备了象“飓风式”和“喷火式”这样的最新型截击机。其他战斗机中队则在最近装备了远程的双引擎飞机。在1939年3月9日的一次关于空军预算的辩论中，休·西利爵士问空军大臣：英国战斗机的发展方针是不是应该以生产装备有比较重型的机关炮的双座战斗机为主，而不要再生产装备有八挺小口径机枪的单座战斗机。金斯莱·伍德爵士回答说，有一种双座战斗机即将投产，另一种也已经设计好。至于机关炮，他说，它们已经以相当大的规模在生产了；使现有各种型号的战斗机也都能携724带它们的可能性，“正在积极考虑之中”。同时，他宣称，空军部“对于我们现在的多机枪式战斗机能够击落任何类型的轰炸机，感到满意”。这种说法在一定限度内当然是正确的，在不列颠战役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实。然而实际上，由于空战条件的急剧变化，已使较大的远程战斗机和小型多机枪战斗机一样成为绝对必需拥有的了。关于这一点，不应忘记的是，“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详细计划书早在1934年就已经起草好了，虽然这两种飞机直到1939年才大量投产。与此同时，德国人在1938年9月就已经有了大量的配有机关炮的梅塞施米特109s型飞机。在不列颠战役时期，配备有机关炮的“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钒数量还很少，不得不临时加速进行改装。但在那时，“布伦黑姆·马克i”型已经证明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远程战斗机，能够执行单座战斗机无法执行的任务；不久又出现了“博式”战斗机。在法国，早在1938年1月就由最高当局一致决定，在飞机生产中优先生产战斗机。后来，当提出向外国定购的问题时，战斗机仍给予优先考虑，在甘未林和空军参谋部的一致同意下，为了加强战斗机的力量，甚至不惜牺牲地对空的防御。的确，在1938年11月25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甘未林曾表示过这样的意见：战斗机一定要优先于轰炸机；战争初期法国军队将不得不採取守势；只有当英国空军已取得充分的战果时，法国才能切实地考虑进攻德国的问题。在1938年12月6日的国防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甘末林再一次竭力主张，如果准备向美国购买飞机，那就一定要购买战斗机。即使没有这种外国的供给，希望在战争打响时能有一支相当强大的战斗机力量可供使用，那也是合乎情理的。甘末林写道，他们已经把所有一切都押在这上面了。“在默兹战役中它并没有在那725里出现。”然而，根据1942年3月4日里翁审判起诉书提供的数字来判断，战争爆发时法国人拥有的为数不多的现代化飞机中，大约有百分之九十是战斗机，这也仍然是事实，拉尚布尔对这一点也并没有提出异议。至于轰炸机，据甘未林说，法国的轰炸机仍然是十分不够的，尤其是俯冲轰炸机；而英国的轰炸机则是由一些笨重而又难以操纵的机器所组成，已不大适合于作战。确实，当故争爆发时，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没有俯冲轰炸机，这就两国来说都是十分严重的疏忽。然而甘末林自己就曾贊成过在两个盟国之间进行分工，即原则上由法国提供战斗机，英国则提供轰炸机；当然，法国人十分清楚，英国的轰炸机是用来远距离轰炸德国工业的，而不是在战场上作俯冲轰炸用的。当初也曾谈起过以英国的轰炸机“补充”法国轰炸机部队：但到时候英国的轰炸机实际上是在独自作战，无论是维耶曼还是拉尚布尔，两人都不曾说过，“新式的”这个词能适用于他们对战争爆发时法国空军实力的分析中所列的三百九十架轰炸机。事实上，在里翁审判中（1942年3月6日）拉尚布尔统计了一下新式轰炸机的数字如下：法国0德国9061，340英国776义大利434维耶曼在1939年8月26日写给拉尚布尔的信中还说过，法国轰炸机的潜力自1938年9月以来没有发生过变化。他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将会得到英国“相当大的”支援。后来，在英国战斗机支援法国的问题上，双方嫌隙日深。但是，正如计未林在其回忆录中承认的那样，他至少在1938年11月已经看清楚，不能再指望英国战斗机的支援了，眉为英国是不会情愿把需要用来防卫它本上的战斗机队让出来的。　　　　　　　　　　　　　　　（二）地面在英国，陆地战争所需武器的选择，一部分取决于帝726国的防务需要，另一部分则取决于引起争论的、可能要派往欧洲大陆的远征军的需要。总的来说，帝国防务所需要的是机动性最大的机械化武器，如轻型坦克和大炮，装甲汽车和机枪运载车等。因为关于帝国的防务从来没有引起过争论，所以这类武器在定货单上一直占优势。另一方面，甚至在慕尼黑危机发生以后，政府仍不愿无条件地承担派遣一支远征军去大陆的义务。张伯伦在1938年4月曾毫无商量余地地告诉达拉第说，英国至多只能匀出两个无现代化装备的师——即使这两个师，也还没有把握。不过，在以后几个月里，英国人也逐渐认识到，英国应该对大陆战争作出某种贡献。毫无疑问，最有效和最有价值的贡献将是提供一些装甲师，但是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装备好。虽然在1936年下半年就已着手研制一种中型或“巡逻”型的坦克和一种重型或“步兵”型坦克；但是，在较轻型的武器之外还需要有这几种型号坦克的方针，直到1937年底才被採纳。巡逻坦克（其中称作“十字军战士”的一种型号，主要是在1941和1942年使用的）是由纳非尔德勋爵专门为此目的而成立的一家新公司的专用工厂生产的。把步兵（玛迪尔达）型坦克投入生产就比较麻烦一些。设在伍尔维契的国营工厂和一些主要的军火工厂，都已塞满了海军和空军的定货，这些定货都比陆军的需要更享有优先权。最后才说服了一家主要的民用机械厂来承担生产这种坦克的任务。但是为生产这两种坦克所做的准备和实验工作，不得不花去大量的时间。第一辆玛迪尔达坦克模型在定货后十八个月内就进行试车，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要成批生产这种坦克还需要做准备工作。的确，维克斯轻型坦克的一种改良型——它被当作战争突然爆发时的一种应急手段——在1939年初方才开始有制成品陆续出厂。与此同时，关于新的重型和中型坦克，在解决了各种难以避免的“开始时的暂时困难”以后，剩下来的事似乎就只有赶快使它们大量生产了。并且要预先搞好设计工作，以便能够跟上国外重机枪等武器的发展速度。这样，一旦战争爆发，这些武器就可以立即投入生产。在战争前夕，计划再增加三个用“十字军战士”巡逻27坦克装备的装甲师。另外还准备建立五个装备有玛蒂尔达型步兵坦克的陆军坦克旅。为了执行侦察任务，还准备设立几个配备轻型坦克和机枪装甲车的骑兵团，每个步兵师将附有一个这种骑兵团，远距离的侦察则使用装甲汽车团。这段故事的结尾也许可以让陆军上将吉法德·马特尔爵士来叙述，他在这关键时刻是机械化办公室的副主任，前面所讲的许多事实就是从他的回忆录中採集来的。这么说也许是公正的，即陆军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短短几年中，在坦克的发展和生产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展。但是我们动手得太晚了。尽管巡逻型和步兵型坦克的发展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战争爆发时生产实际上还刚刚开始。……在那几年里，大批德国军队和装备齐全的装甲师正在进行训练。他们的机器大部分是轻型坦克，这是事实，但是他们的巡逻型坦克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在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时刻，他们就准备执行一项大规模的生产计划。他们至少比我们早五年就在装备他们的军从了。在机械工程技术方商要赶上五年前的起步，那需要很长的时间。决定法国所生产的坦克类型的战略，已在另一卷中比较详细地讨论过了。关于这些坦克的用途的理论，在两个主要方面事实上证明是错误的：一是，最高统帅部将归它调遣的大部分坦克用于支援步兵，而不同意让它们执行其他任务：二是，统帅部拒绝建立装备精良、能够以大规模的密集队形行动、并且完全有调动自由的坦克兵团。尽管戴高乐和雷诺曾竭力告诫，甚至达拉第也曾答应要建立重装甲师，但是法国在1939年9月投入战争时仍然只有两个轻机械化师的装甲部队。据甘未林说，就坦克而言，原打算最后全部用二十吨的（中型）索米阿坦克来装备这些师。他写道，他们已决定一旦改换装备完成，这些师就不应再被称作“轻的”。但是尽管索米阿是一种威力很大的坦克，它毕竟只是中等重量的；而且据甘未林说，甚至到了1940年5月10日，它与h.35（霍奇基斯1935）轻型坦克的比例还只不过是一半对一半。确实，轻机械化帅的威力比它的名称所表示的要更强大些，一部分是由于索米阿坦克的质量优越，一部分则是由于每个师所拥有的坦克数量很大。战争爆发时德国708拥有的重型坦克并不比法国多，即使在法兰西战役中，德军的装甲师中也还有很大一部分的轻型和中型坦克，这也都是事实。问题是在于法国人不愿意制造足够数量的较重型坦克，因为无论是达拉第还是总参谋部，对于坦克的用途的看法都并没有真正的改变。结果，由于没有获得原料的优先权，这些类型坦克的生产就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在里翁审判中，当有人质问为什么要阻止大量生产“b”型重坦克的定货时，前坦克总监凯勒将军不得不承认，这种坦克标志着与当时流行的理论的一个明显的决裂。他的意思是说，这种使用坦克的方式不符合法国陆军的一致意见。1938年12月战时最高会议方才决定建立两个装甲师，但是直到1940年10月它们才建成小尽管德国人把重型、中型、轻型各种坦克都一齐编入他们的装甲师，法国总参谋部却决定只用一种“b”型重坦克（三十吨）来组成他们自己的装甲师。达拉第1942年2月27日和4月1日在里翁曾说过，他始终贊成德国的编组方式，但是他的意见没有被总参谋部接受。事实上，一旦决定建立重装甲师，由于总参谋部需要定购大量的其他各种物资，这就使得定购足够数量的“b”型坦克成为不可能的了。但是达拉第坚持认为，如果他们仿效德国的办法，使各仲类型的坦克都得到利用，那么装甲师早就可以建立起来了。他还说，“b”型坦克多少还能够有一些，这完全是由于他的缘故，因为他曾撤回过总参谋部的一道完全停止制造这种坦克的命令。然而，如果说“b”型重坦克和索米阿中型坦克一般认为比德军的同类坦克为优越，那么大部分法国轻型坦克，如雷诺和霍奇基斯型，却不如德国的同类坦克，因为它们的武器太差。它们所装备的短机枪，实际上有效射程不超过四百米。用一个坦克军官的话来说，它们只不过是“有装甲而无枪炮”。而且，这些坦克装置的发动机功率太低，许多坦克没有光线电通讯设备。所有这些弱点，也都是由于错误地理解坦克的用途而造成的。由于绝729大多数的坦克只打算用于掩护步兵前进，所以认为不需要装大功率的发动机来保持高速，也不需要携带储备汽油或配备另外的中途加油装置（使坦克的行动半径增大），也无需无线电装置或配备一门能在中距离内摧毁敌方坦克的机关炮。事实上，绝大部分法闰坦克的设计有缺点，它们离开了步兵就不能行动，也不能与敌方的坦克作战。令人悲嘆的另一件事是反坦克武器的奇缺，在里翁审判中被传讯的每一位将军都证明了这一事实。法国技术人员研制了三种出色的武器：四十七毫米的反坦克机关炮，九十毫米和二十五毫米的机关炮，这后两种武器既可用于反坦克，也可用于防空。然而，由于专家们没完没了地修改设计方案，总参谋部一再更改计划，对于採用何种类型的炮弹雷管也意见不一，结果就致命地耽误了这几种炮的大量生产，并且使得在战争开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任何弹药可以供这类武器使用。至于一般的大炮，虽然炮很多，但由于同样的原因，炮弹也不足。因此，和空军武器一样，法国人又陷入了从一种战术理论转变到另一种战术理论的过渡阶段——虽然他们甚至连正在放弃之中的那一种理论也并没有充分掌握好。如果他们打算以火炮代替他们自己的坦克来对付敌人的坦克，那么他们至少应该准备好火炮和炮弹。但事实上他们的装甲师是仓促间用错误的物质装备拼凑成的。由于重型和中型的坦克在短期内不可能有足够的数量，他们只好满足于让轻型川克在这些师中占优势地位。最后，本来已有很大差距的法德两国的坦克实力，由于法同总参谋部一意孤行，坚持被雷诺称之为“陈旧而又可恶的小包装办法”，使得差距更加拉大了。按照这种办法，他们将大约一半的法国坦克分散在各个营内，分别隶属于前后方的各军团、各车，等等。因此，这些质量上本来就不够好的装甲师，在数量上也变得严重不足了。根据前面所讲的英国在战争爆发时的坦克实力情况来看，就很容易明白，要指望从这方面来弥补法国坦克兵力的不足，暂时还不大可能。达拉第在里翁审判中极力730为英国辩护，尽管他的用意高尚，他的预言公正而又正确，然而当追溯到暴露出来的那些丑恶事实时，他的辩护就更加令人震惊了。当他讲到在法国的坦克总数上应该再加上六百辆英国坦克时，凯勒将军笑了起来。达拉第大声喊道：“听到我说英国的坦克，你就笑了。我不同意。……我在比利时曾看到过它们中的一些，对于它们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笑的。你可以嘲笑英国人。十五或十八个月后我们将看到谁在笑。我们将看到是否还是那些人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