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 第1页 [国际政治] 《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作者：[美]詹姆斯·m·麦克弗森【完结】 南北战争是美国歷史上的重要事件。1776年-1783年的独立战争创建了合众国，而1861年-1865年的南北战争则从毁灭中维护了合众国的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的国家性质。内战解决了美国的两个基本问题：要么是一个中央政府拥有最高权力的统一的国家，要么是一个由各独立州组成的松散的邦联；或者，要么是这个标榜“人人享有平等自由”的国家，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继续存在下去。1789年的宪法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直到1861年，这些问题还未解决，但不管怎样，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内战创建了当代美国的国家体制，它是以62万士兵的牺牲为代价的——这个数字几乎与美国在其它歷次战争中死亡的总人数相等。这场战争也是西方世界在1815年至1914年期间规模最大、破坏最严重的一次战争。它是一场全面的战争，动用了参战双方的全部物力财力，并彻底摧毁了战败者一方的资源。内战的主要争端是主权和自由，双方寸步不让。和平谈判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战争以一方无条件投降而告终，也只能这样告终。这场战争不仅摧毁了蓄奴制度和南部邦联，而且摧毁了它们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 内战的全部投入和整个结局、重大事件中高度戏剧性场面及其英雄和反派人物，以及胜利者的欢乐和失败者的悲剧，始终使学者和大众对占据美国歷史舞台中心的南北战争发生兴趣。描述这一战争的图书比写美国歷史上任何其它事件的图书都多。已出版的南北战争军团歷史(regimental histories)就有近800部，相形之下，写独立战争的书则只有几部。着迷于南北战争研究的人数也大大超过对美国任何其它战争感兴趣的人数。每年都要有数百万人前往参观南北战争的战场和枪炮武器陈列。讨论南北战争的圆桌会议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近期。有关蓄奴制、黑奴解放和内战对南部黑人及白人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是美国歷史学界最活跃、成果最多的领域之一。 目前尚无一本综合探讨美国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的书，本书的意图就是要满足这一需要。书中对重大事件力求做到既叙述其经过，又说明其意义。本书收录了歷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阐述了作者个人的见解。作者对这段歷史具有20年的教学、研究和写作经歷。 书的头3章描写了19世纪上半叶导致南北地区对抗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第一编的其余6章追溯了1844年-1861年间最终导致南北分裂和爆发战争的政治歷程。第二编记叙了严峻的、激动人心的4年战争岁月。这一编涉及到了战争的各个方面：军事领导人、战略、技术、战役和战斗；联邦和南部邦联的政治领导人及其活动，双方的外交政策，北方和南方的经济动员，后方的生活；黑奴的解放和解放了的奴隶在战争中的作用等。第三编描写战后国家重新统一问题和被解放的奴隶在从旧南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南部所享有的权利。最后一章一反传统写法，没将重建时期终止于1877年；本章表明，引起内战的争议一直持续到19世纪90年代，当时南部各州正式剥夺了黑人公民的选举权，却并未遭到北方或全国政府的有力反对。尔后，也只是在这之后，困扰美国政界达半个多世纪的南北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争端才宣告结束。 内战爆发时摄影术已开始出现。一张张珍贵的湿板照片生动地记载了当时的悲痛、苦难、忍耐、坚毅、屈从、死亡、献身和胜利的欢乐。这些图片胜过千言万语。本书收录了71幅照片，与有关事件或人物的说明文字排印在同一页或附近的书页上。许多照片都附有说明背景及其意义的短文。另外，本书还包含了为数不多的图表以及大量的地图，作为文字说明和分析的补充。多数地图是说明南北战争中最重要战役和战斗的精确的军事形势图 [ 译者註：原书的照片和地图，由于技术原因，中译本没有採用。 ] 。而图表则显示出各种统计数据，一目了然，浅显易懂。 本书中有许多名词或概念，可能使读者感到陌生，因此，在正文或同一页的脚註里都作了解释。对于另一些可能陌生的名词术语，尤其是军事术语，可查书后的术语注释。按顺序编码的尾注为文中引语和某些统计资料提供了出处。读者不要把这些有选择的注释看作是写作本书的全部资料来源。读者如要了解后者，可查阅文献目录。文献目录以短文形式出现，分门别类地列举了从有关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的大批文献中精选出来的最重要的图书、文章和原始资料印刷品。 一本书的质量完全是靠作者本人，但是，如果没有许多人和许多单位的帮助，要写出类似本书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在过去几年里，学生、同事和讲座的听众们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着我对这一时期的认识和理解。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和亨利·e·亨廷顿图书馆的藏书及其工作人员对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我尤其感激马丁·里奇、雷·比林顿(已故)、詹姆斯·索普、维吉尼亚·伦纳和埃尔·杰克逊，他们使我在亨廷顿图书馆进行研究和写作的那一年(1977-1978)里过得愉快，并有所收穫。我还必须感谢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和普林斯顿大学，它们为我提供了在亨廷顿图书馆进行研究和写作的资金及假期。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下列图书馆和档案馆，感谢它们允许我使用他们收藏的照片，并感谢它们的工作人员帮助我搜寻这些照片：国会图书馆、美军军事歷史研究所、芝加哥歷史学会、罗切斯特医学中心大学的爱德华·g·迈因纳图书馆以及维吉尼亚州里奇蒙市的瓦伦丁博物院的库克美术馆。 第2页 我的一些同事和朋友在我成书的不同阶段曾阅读了全部或部分手稿。如果我採纳了他们提出的所有修改建议，这本书肯定比现在更好，由于我採纳了其中的许多建议，这本书还是比不作这些修改好得多。因此，我十分感谢下列同事和朋友细心阅读本书手稿和提出坦率的建议：史蒂芬·安布罗斯、威廉·库珀、理察·柯伦特、乔治·弗雷德里克森、麦可·霍尔特、艾丽斯·勒斯蒂格、佩顿·麦克拉里、埃里克·麦基特里克和埃默里·托马斯。 我还要感谢阿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的编辑部成员，尤其是戴维·福尔默，是他首先建议我写作此书并且自始至终真诚地支持我，还有詹姆斯·夸尔瓦塞，他为本书的出版给予关心和热情，并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即使是最爱挑剔的作者都不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也感谢伊夫林·卡特拉克，她复印编辑手稿的技术是如此地娴熟；感谢“j.与r.技术服务部”的约翰·科迪斯，他有高超的画图技术；感谢阿尔弗雷德·诺夫出版公司的德拉·曼柯蒙，照管了出版工作中的许多琐碎工作；感谢路易斯·马苏尔，他认真细緻地校对了书中的引语和参考资料，另外还要感谢我妻子帕特里夏·麦克弗森，她在帮助我完成阅读校样这一繁琐工作中表现出耐心并花费了时间。写作本书的过程也是我增长知识的过程，以上提到的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丰富了我的知识。 哈佛大学的歷史学家乔治·蒂克纳曾于1869年写道，南北战争“为本世纪留下了一道鸿沟，把战前和战后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一切分开。我似乎觉得自己不再生活在我诞生的那个国家了。”4年之后，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瓦纳合写了一部题为《镀金时代》的小说，为这个时代命了名。他们在小说里写道：内战和重建南部计划“连根拔除了持续了数个世纪的古老制度，改变了全体人民的政治和半个国家的社会生活方式，它们对整个国家性质的影响的深刻程度，恐怕要花二至三代人的努力才能充分估计出来。”本书是按过了三代多人之后的眼光来写的，它将试图说明这些革命性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发生的。 詹姆斯·m·麦克弗森 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 1981年8月 序 南北冲突的背景 美国在19世纪上半叶的发展速度是近代史上无双的。这个发展包括三个方面：领土、人口和经济。1803年，美国购买了路易斯安那，领土扩大了一倍。在获得了佛罗里达(1810年和1819年)、德克萨斯(1845年)、俄勒冈(1846年)以及墨西哥割让的土地(1848年和1854年)之后，领土又扩大了几乎一倍。与翻了四番的领土相比，人口的增加速度就更快了：1803年是600万，到1853年就变成了2600万。经济发展得更快：在这50年里，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七番。在这三个领域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其中一个领域里的发展比得上美国。这三方面的同时发展使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瞩目的国家。 不过，这个发展是以牺牲北方某些民族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白人野蛮地、非法地抢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屠杀美洲土着，并把他们驱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去。美国人奢望得到土地，挑起了与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的武装冲突，用暴力和战争夺取他们的领土。奴隶种植的菸草和棉花成了美国发展经济的部分基础。在标榜“人人享有自由平等”的革命中诞生的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蓄奴制国家。 高速发展造成了社会和政治上的紧张局势，导致一次次的危机，从而威胁着共和国的生存。这种紧张局势从一开始就主要与奴隶制有关。自由州和蓄奴州在地理上把这个国家分割开了，这就决定了危机将以地方性冲突的形式爆发。每一方都形成了自己的体制和价值观，这种体制和价值观是以其各自的劳动制度为基础的。不同的价值观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意识，每一方都认为自己的体制是正确的，同时谴责对方的体制。 这两派在同一面旗帜下共处了四分之三世纪，这是因为民族主义的向心力强于地方主义的离心力，他们都没有忘记为建国而进行的共同斗争。但是，早在1787年，在制宪代表会议上就曾因为奴隶制的冲突而几乎使这个尚未完全立足的联邦分裂。最后，北部各州为了预防南部抵制宪法的威胁，才不得不接受了维护蓄奴制的三项妥协条款：在众议院和选举团按人口分配的代表制中，每个奴隶按五分之三个人计算(宪法第二部分的第一条)；20年内联邦法律不得通过禁止奴隶输入的法令(第九部分第一条)；逃亡到自由州的奴隶应归还原主(第二部分第九条)。 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南部想用增加蓄奴州的数目来抵销自由州快速的人口增长速度，于是产生了强大的领土扩张欲望。购买路易斯安那、吞併德克萨斯和征服原属墨西哥领土的西南部土地，都是在南部人任总统和南部控制国会多数的时候完成的。这些做法遭到了北部的有力反对。在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建州时，居住在这里的南部移民曾不顾“西北法令”禁止在这一地区推行蓄奴制的规定，企图使蓄奴制合法化，但没有成功。 北方的奴隶制反对者对南部的这种图谋进行了反击。1819年，北方国会议员反对在购得的路易斯安那的部分土地上拟议建立的密苏里州里实行蓄奴制。结果，两派发生冲突，造成激烈争吵，并使人担心分裂。1820年，国会採用一个妥协方案，解决了这个难题，即承认密苏里为蓄奴州，但在北纬36°30以北的那部分路易斯安那土地上禁止蓄奴。 第3页 “密苏里妥协案”使这块领地上的蓄奴制问题平息了一代人之久，到墨西哥战争之后，又再次激化。1850年之前，国会每允许一个自由州加入联邦，也允许一个蓄奴州同时加入，以此保持南部在参议院的均势(及至1848年，联邦的蓄奴州和自由州各15个)，尽管南部人口增长率低，使它在众议院和选举团已成为少数。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按地理范围选拔的，由于蓄奴州所占领土大，南部法官就占多数，再加上民主党受南部控制，它运用的政治权力就超过了它的人口比例了。从1789年至1861年，有三分之二的总统、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临时主席，以及国会的许多主要委员会的主席都是南方人。 但是，南部控制全国政治的局面是不能持久的。到1860年，自由州的人口已达到1900万，而蓄奴州则只有1200万，其中400万是奴隶。在1860年的总统选举中，北方反蓄奴派的胜利就成为不祥之兆。大多数蓄奴州为避免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乃脱离联邦，挑起内战。 第一编 战争前夕 第一章 美国的现代化 1800年-1860年 经济领域的变化 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年人可以明显地看到在他的一生中经济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19世纪上半叶美国出现了工业革命，并极大地改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1800年，当蒸汽动力、机器和工厂已经使英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国的时候，美国仍然是个农业社会，其为数甚少的工业产品都是在家庭和小工场里用手工制造的，或者是从英国进口的。住在有2500人以上的城镇的居民数只占人口总数的6%，而且这个百分比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城市之间的商业运输大多数靠帆船。罗马帝国时代以来，陆上交通没有得到改善，其实，罗马帝国的公路可能还要比美国好些。美国除了个别公路外，绝大多数是雨天几乎无法通行的土路。内河运输主要靠顺流而下的平底船，这些船一旦到达目的地，便被拆开当柴卖掉。农业技术自首批殖民者到来之后就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化。一个农业工人的产值不比一个多世纪之前的高，有些地方甚至还低些。离居民中心或通航河流数英里以外的农场，基本上都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为目的，因为缺乏适当的运输工具，农产品难以进入市场。 1812年(美英)战争之后，这一切开始变化。在这之前，美国各殖民地和州的经济曾有过经济学家们所称的“粗略”增长：即使经济增长率略高于人口增长率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1815年以后，经济有了“集约性”的增长，即财富和产品的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率，也就是说，人均产值有了增长。我们没有精确的数据反映1840年以前美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但1840年以后(也很可能自1815年之后)，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为1.5%——每45年足可翻一番。 19世纪前半叶的经济，既有数量上的变化，也有质量上的变化。在经济结构和技术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人们能够想像，经济可以出现密集性增长。以农业经济为例，如果有了更肥沃的土地，或者更有效地利用了传统的耕作方法，人均产值也可能提高。在1800年至1860年，南部各州的经济发展就是这样。但在这一时期，北部的经济则经歷了一个“发展”过程，即数量和质量上的发展。所以，下面有关经济发展的分析，主要适用于北部。 [ 註：本书地理名词解释如下：“南部”指各蓄奴州，“北部”指各自由州，但在南北战争期间，由于四个“边界州”，即德拉瓦、马里兰、肯塔基和密苏里未脱离联邦，所以也包括在北部。这四个“边界州”，再加上维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有时也称之为“上南部”，其它蓄奴州称为“下南部”或“植棉南部”。“区域”或“区域性的”，根据上下文内容，指的是蓄奴州或自由州，以及两者的比较或关系。“地区”指的是每个“区域”内部几个州组成的较小的集团。“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州”(纽约、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有时统称为“东北部”。“老西北部”或1846年获得俄勒冈领土之后的“中西部”，都是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和俄亥俄河以北的各个州。“东南部”指阿巴拉契亚山以东的各蓄奴州。“老西南部”将指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蓄奴州，不要把它和“新西南部”，即1848年从墨西哥割取的领土混淆。 ] 交通运输的变化 最先也可能是最重要的质量变化在交通运输方面出现。1800年至1830年是早期美国史上的收费公路时代。建筑队新建或改建了数千英里的全天候铺石公路(用岩石或碎石铺设路面的公路)，其中绝大多数在北部各州。收费公路时代与运河时代相交迭。运河时代以伊利运河取得惊人成就而开始。这条运河由奥尔巴尼至布法罗，于1825年竣工。到1850年，美国已有3700英里的运河，其中大部分也在北部。运河时代又和铁路时代相衔接。修筑铁路的热潮始于1830年由巴尔的摩向西的第一条铁路通车之后，到1850年代，这一热潮达到了高峰。在1840年，美国就有3328英里的铁路了，比最早拥有铁路的英国还长。到1860年，美国的铁路长度已接近31000英里，相当于世界其它各国铁路的总和。 这几十年也是内河汽船的伟大年代。第一条汽船是罗伯特·富尔顿于1807年发明的，成功地应用于哈得孙河的航运。1812年战争之后，这一形式的运输业发展迅速，并且成为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主要交通工具。在1815年，用于内河航运的只有十多条船，而到1860年，就有约3000条船了。1840年代，为适应汽船的航运需要，运河加深和加宽。这种明轮轮船也用于五大湖。海洋运输的汽船在内战之前也出现了，但总的来说美国的近海商业运输仍主要靠帆船。 第4页 运河、铁路和五大湖航运业的发展引起了各地区间关系的变化。1840年以前，地区间的贸易是顺着南-北方向进行的。大西洋沿岸的航运和俄亥俄-密西西比河的航运网决定了地区间贸易的格局。但主要的运河和铁路大多是东-西向的，它们把东北部和老西北部联繫在一起。到1840年代，五大湖-伊利运河一带的运输量已超过了密西西比河的运输量；到1850年代，东-西方向水域和铁路的运输量已是南-北河运量的两倍多。贸易格局的这一变化加强了自由州之间的区域性联繫。这一变化对在1861年南部退出联邦的危机中加强自由州团结和共同对付南部起了作用。 19世纪的美国人把他们的交通设施称为“内部改良”；现代经济学家则把它们称为“社会间接资本”。这是一种基本投资形式，由于建筑期长，不能很快收到效益。实际上，投资者最终获得的直接利润少，甚至没有，但由于改善了交通状况，整个社会受益大。私人资本往往不愿或无力承办这类建设项目，所以大部分的运河是各州政府开凿的，新英格兰以外的公路大多数是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修建的。用私人资本修筑的收费公路由于无利可图，最后大部分由各州政府接管。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还疏浚港湾和河道，建筑河堤并用其它办法来改善和维护内河航运。尽管大部分铁路是用私人资本建筑的，但许多市和州的政府及联邦政府都用贷款、授予土地和提供发行证券保证等方式给予重要支持。 不管我们把这些投资称为内部改良，还是社会间接资本，其结果是为经济的集约性发展提供了基础。这些设施减少了运输所需的时间和费用，并使区域间市场经济的出现成为可能。在1817年，把货物从辛辛那提航运到纽约要花50多天的时间，到1852年只需6天。在同一区间，乘客的旅程时间从三个星期减至两天。现在，西部农民已有可能把农产品运到购买力强的东部销售了。在1818年和1858年期间，1桶(31.5加仑)西部产的猪肉的批发价在辛辛那提和纽约的差价已从9.53美元降到1.18美元。在同一期间，这两地的西部产的面粉差价也从每桶2.48美元降至0.28美元。许多货物的价格下降使美国的批发价指数在这40年里下降了40%，生活费指数下降了约15%。 粮食生产的增长 由于出现全国性的市场，交通运输的改善促使农场主和制造商生产走向专业化和批量化(即高产量低单位成本)。在南北战争爆发前40年里，粮食总产量翻了四番，其中出售的商品粮(即非自给粮)所占的比率提高了近一倍。尽管1820年-1860年期间农业劳动力由占全劳力的76%降至57%，农民仍能养活迅速膨胀的城市人口。在这40年里，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比农村人口快三倍。1820年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数的7%，到1860年就增加到20%。这是美国歷史上城市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 粮食产量的增加与这一时期许多农业技术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在1800年前的数百年里，农具没有多大改进。某歷史学家曾写道，“(美国)殖民者在粮食种植、收割和脱粒技术方面比《圣经》时代好不了多少。”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人们发明了多种畜力牵引的农具和机器。用另一位歷史学家的话来说：“农业技术革命化了。” 最早的发明是1810年代的铁铸犁板和1830年代的钢制犁。1820年代初还有人发明了几种播种机、耙犁和中耕机。这些发明使一个农民的耕种面积扩大了，这实际上使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收割问题更趋严重了。农民的种植能力超过了收割和脱粒能力。所以，1830年代维吉尼亚的塞勒斯·麦考密克和缅因的奥贝德·赫西发明的马拉收割机是19世纪最重大的发明之一。使用这种工具，两个男人加一匹马的日收割量与使用配禾架大镰刀的8个男人或用小镰刀的12个男人的收割量相等。但是，如果脱粒能力不能同时得到相应提高的话，那么生产力在这一点上的飞跃也没有多大意义。好在1834年缅因的约翰和希兰·皮茨成功地发明了马拉的脱粒机和扬谷机。到1850年代，北部各州的农民已经克服了他们的传统的保守观念，购买了数以千计的由中西部工厂批量生产的新式机器。这种用机器和马代替人力劳动的变化使美国的农业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开始过渡到今天的资本密集型。 美国的工业生产法 制造业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以自给和供本地市场为目的的家庭手工业于1815年达到了高峰，然后就让位给了以供应地区间的和全国性的市场为目的的作坊和工厂。像英国一样，美国工业革命的先锋也是纺织业。1810年代，在麻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引进动力织机之后，工厂生产法(即具有不同技能的挣工资的僱工在同一个大建筑物里使用动力机器，共同生产某种产品)开始在纺织业中实行。从1817年到1837年，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品年产量从400万码增加到了3.08亿码。 1830年之后，随着发明家和企业家发明了新式机器和使用了新的生产组织方法，工厂生产法逐渐扩展到了其它工业行业。当然，在上述许多领域里，英国是开创者。其它西欧国家在基础科学和早期的工业技术方面也都比美国先进。但是美国的工商业者和技术人员很像今天的日本人，善于消化外国的技术为自己所用，通过一系列改革使技术加以改进。这样，尽管纺织机械的基本技术是英国人发明的，但1820年代和1830年代的革新工作大多是美国人作的。1840年代麻萨诸塞州的伊莱亚斯·豪发明的缝纫机可算是美国对服装业的最重要的贡献。 第5页 美国的机械比欧洲的同样机械更能适应变化。美国人造的纺织机既廉价又轻便，而且常是木制品。这使英国的工程师们大为吃惊，因为他们造的机器都是金属的，可使用数十年。但是美国这种貌似荒唐的做法还真是顶事。工艺技术发展得如此迅速，过了几年，美国的机器破旧了，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更换更先进的机器；而英国的机器因为更坚实、更贵，就不那么容易废弃了。“任何新技术都很快被引进来，”一位于1829年访问美国的外国人这样写道。“这里毫不墨守成规，美国人一听到‘新发明’这个词，便立即竖起了耳朵。” 及至1840年代，美国已部分扭转了早期以来欧洲向美国输出工艺技术的趋势。英国的企业家们发现，他们能够从大西洋彼岸新崛起的对手那里学到许多东西。用机器批量生产通用零部件的做法要算是美国佬对工业革命的最重要贡献。英国人把它称为“美国式生产法”。这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创见，19世纪初首先施用于武器生产。过去，一支步枪的每个零件都是技术工匠特制的，所以每支步枪都是独一无二的创作，其零件与别的同类步枪的零件不尽相同。这样，步枪(或别的产品)的生产过程很慢，需要许多技术工人。产品的价格昂贵，而且其零件一旦损坏，必须由技术工人配制新部件，花费甚大。但是，如果零件都是用机器大批生产出来的，同类步枪的零件就可通用了。这样，生产成本和替换零部件的费用就降低了。最初，由于机器工具粗糙，生产出来的零部件不能完全一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机器工具工艺的改进，美国式的批量生产法得到了推广，并用来生产数十种产品，其中包括钟、表、钉、螺钉、螺母、螺栓、锁、家具、犁、靴和鞋，甚至还可以生产大型产品如蒸汽机、火车头和麦考密克收割机的零部件。 美国的这些机器制品成了1851年伦敦水晶宫国际展览会的奇蹟。美国的武器生产法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们从美国请来了工程师和机械师，帮助他们改建恩菲尔德兵工厂，生产军用来福枪。(十年后这个兵工厂为美国南北战争的参战双方生产了数以千计的来福枪)。1850年代英国也派一些工业团体前往美国参观工厂，并于1854年邀请发明六响左轮手枪的康乃狄克州人塞缪尔·科尔特到英国议会说明情况。科尔特在他的解说词里用一句话总结了美国工业生产法：“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机器制造。”这一信念使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前期成了工具机工艺的世界领袖。美国人在发明现代工具机的先驱六角车床和铣床方面，起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美国现代化的社会因素 美国的工业很像其农业，从一开始就是资本密集型的，而不是劳力密集型。这有四个基本原因：缺乏劳动力，尤其是技术劳力；自然资源丰富；群众的教育和文化水平高；对于革新持开放态度，热心于发明创造和实验。 由于美国人口密度低，有边疆廉价土地可以开发和经济迅速发展，劳动力总是供不应求，结果美国的工资水平高于欧洲。劳动力的短缺和昂贵促进了工艺技术的改革，以便用机器来代替人力。 美国与欧洲相比，如果说它的劳动力既缺少又昂贵，但其主要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水和森林，则正好相反。水利是新英格兰纺织厂的动力；木柴是汽船、火车头和一些工厂的蒸汽机的燃料。美国的森林也为机械、船只、铁路枕木和汽车及其它许多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建筑材料。而欧洲森林资源贫乏，木材的价值高昂得多。就像土地廉价而形成的雄厚资本刺激资本密集型农业那样，丰富的原材料和动力刺激了资本密集型工业。 教育和价值观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把奴隶人口计算在内，美国在1850年的识字人数比率(89%)和在校学生比率，除瑞典和丹麦外，是世界上最高的。在各自由州，每个州的比率都高于斯堪地那维亚国家，而新英格兰地区又独占鰲头。外国观察家指出，教育在培养美国工人“适应能力强的多面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854年，一个访问了美国的英国工业团体报导说：“由于受到了比欧洲的绅士阶层高得多的教育，美国的青年工人能迅速学会工艺技术，并且决不满足于只掌握其行业的部分业务，力求精通其全部。”“在他们的面前，有许多因为解决了经济和机械的问题而获得利益并得到提拔的聪明人作为榜样……在那里，至少在新英格兰各州，凡是具备正常能力的青年工人，没有一个不想创造发明某种技术或改进生产方法的。”美国的许多新工艺就是工人自己发明的，例如缝纫机就是波士顿的机械工伊莱亚斯·豪发明的。 美国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墨守妨碍变革的传统和陈规旧习。革命的传统和共和主义思想使他们感到自己是一个新型的、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有意识地使自己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他们重视变革而轻视传统，他们公开宣称自己信仰“进步”、“发展”和“改革”；他们表现了“一往无前的精神”，相信“九霄云外才有止境”。1840年代的美国民族主义者曾欢唿：“我们是代表未来的人民。”“习惯势力已失去了势头，时间和变革才是赛场上的冠军。”这种乐观主义和乐于实验是美国人革新才能的基础。 第6页 许多美国人把机械化看作是促进道德和实现民主平等的手段。一位笃信宗教的人说，铁路的出现是上帝为了“加快人类活动，将能量和活力输送到以前荒僻的地区，增设城镇和村落，并使教堂和学校星罗棋布”。1851年，一位作家在《科学的美国人》一书肯定地说；“每一种新的和有使用价值的机器，不管是新发明的还是改良的，将给所有的阶级，不管其穷富，都普遍带来实惠。”辉格党的政治领袖威廉·西沃德相信，“平民政府将沿着蒸汽机和电报机发展的脚印前进。”一位早期经济学家声称，因技术的进步而导致的产品产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标志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互平等的趋势。” 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正经歷着今天的社会学家们所称的“现代化”过程：对社会间接资本进行大规模投资，使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经济变为全国性的一体化市场经济；进行技术革新和使劳动密集型生产变为资本密集型生产，从而提高人均产值；工业部门以比其它经济部门都快的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有可能供养更多的城市人口，从而加速了城市化；教育、文化和大众广播通讯的发展；重变革、轻传统的价值观的确立；歷来适应农村村落情况并以世袭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亲族关系体制发生了演变，成为流动的、整体化的、不讲私情的、由才能决定社会地位的多元化社会。在19世纪中叶的数十年间，美国(不包括南部)在上述大多数方面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现代化的思想意识 美国现代化的根源是与新教伦理道德相联繫的价值观。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就注意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韦伯感到奇怪，为什么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信仰新教的，特别是信仰加尔文教？他从加尔文教的教义里得到了解释：教旨认为上帝是有选择地拯救灵魂的；相信世间的成功是上帝恩宠的标志；相信上帝的“感召”的人们在感召下从事各种职业，不管其职业高尚或卑贱，在上帝的面前都一律平等，因而勤奋工作是一种神圣的职责；反对浪费，认为财富应该用来为上帝争光，上帝将通过其僕人施恩于人类，人类不应该挥金如土，骄奢淫逸。把这些信念综合起来就形成了韦伯所称的“现世的禁欲主义”的价值观，也就是刻苦工作、勤俭节约、自尊自重、忠实可靠、自我约束、自力更生和为实现长远的目标而不惜放弃眼前的利益。这一价值观最适宜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 註：韦伯的观点尽管颇有说服力，但未被普遍接受。批评者认为经济的发展不能完全归因于宗教，并指出，有些非新教社会，如日本，也取得了显着的经济发展和经歷了现代化过程。 ] 在更为世俗化的时代里，这种价值观已变成了职业道德。但在19世纪，它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由于英国和美国的清教教会(包括17和18世纪的清教支派公谊会和唯一神教会)大力提倡这种价值观念，所以有时它也被称为清教道德观。在清教的教义、训条和教规里包含了《圣经》上的语录和格言，强调工作是上帝的光荣，懒惰是恶魔的工具。例如：“克尽职守乃是上帝的召唤”(《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不劳作者亦不得食”(《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不义之财会减少，劳动所得之财会增多”(《箴言》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勤劳者将为人上人；懒惰者将为人下人”(《箴言》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魔鬼专找懒汉去为非作歹”(艾萨克·瓦茨)。 这些格言也被收进了教科书和大量发行的“成功之道”一类的书籍。后一类书的宗旨是宣传只要刻苦工作，做出成绩，自我节制和勤俭节约，就能取得成功。其中很多作者是教士，他们对读者的教诲可以用新英格兰的一位教长的话来表达：“宗教教导你，勤奋是你对上帝应尽的神圣义务。上帝的要求是：‘事职须孜孜不倦！’”美国的教科书，尤其是广为採用的诺亚·韦伯斯特编写的“缀字课本”和长老会教士威廉·霍尔姆斯·麦古弗编写的“读本”，都反覆讲述同样的训条：“保持勤奋将使你达到任何目标。” 清教的工作道德观念一般在新英格兰人中间最为强烈，在公理会教友、唯一神教徒、长老会教徒和公谊会教徒中间则尤其强烈。所以新英格兰成为美国现代化中的先锋地区，并且在企业家和发明家中具有加尔文教背景的新英格兰人所占比率超乎异常，并不是偶然的。 表1.1 十九世纪美国企业总经理与发明家的出身背景 地区 于1825年前后出生的企业总经理 1790年-1860年创造了重大的技术革新的人的出生及(或)居住地点 1825年美国人口的分布 本人出生地(数目：247) 父亲出生地(数目：175) 新英格兰 51% 65% 42% 16% 北部其它地区 34% 22% 51% 38% 南部 3% 2% 7% 46% 国外或未知地点 12% 11% -- -- 表1.2 十九世纪企业总经理的宗教信仰 教派 企业总经理(数目：144) 约占1840年前后美国总人口数比率 公理会 22% 54% 5% 17% 第7页 长老会 14% 10% 唯一神教会 10% 1% 公谊会 8% 1% 圣公会 25% 2% 其它新教派别 21% 51% 其它方面的资料也证实了上述二表中的数据。分析按1860年统计数字为基础的财产占有情况表明，不管新英格兰出生的人居住在哪里，他们都要比来自美国其他地方的人更富有。对于19世纪杰出企业家和百万富翁的调查说明，其中新英格兰人所占的比例通常是新英格兰人占全国人口比例的两倍。有关科学家的两份调查资料说明，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人所占的百分比是该地区人口与全国总人口百分比的两倍半。1847年，一位访问了美国的阿根廷人报导说，新英格兰人“将其精神的、智慧的和手艺的才能携带到了合众国的各个地方，这些才能使他们每个人都成了一个活动的作坊。……美国初期的大企业，铁路，银行及大公司都是他们创办和发展起来的。” 现代化与改革 北部新教的现代化精神还引起了南北战争前一些重要改革运动，如节酒、兴办教育和反奴隶制运动 [ 註：反奴隶制运动将在第三章叙述。 ] 等。这些运动来源于19世纪头30年新教復兴运动延续下来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许多福音派新教徒，尤其是有北部背景的教徒，在传教团热情的鼓舞下，决心不仅要改造有罪之人，还要使社会纯洁，清除酗酒、卖淫、愚昧，特别是蓄奴制度。福音派教徒希望首先通过人的改造来改造社会，也就是向人们灌输新教的道德观念——即勤奋、虔敬、自觉、节俭和通过自我约束达到自我进步。 节制饮酒运动 节制饮酒运动体现了上述改革主张的全部内容。19世纪初，美国人的烈性酒饮用量大得惊人：相当于现今人均用量的三倍。任何社交场面，若无狂饮，则不足以尽兴。酒很便宜，而且多数地方不徵税。它还是人们吸入热量的重要来源之一。许多人每天喝一及耳(四盎司)威士忌或朗姆酒，约翰·亚当斯在早餐前必定要喝一品脱烈性(含20%酒精)苹果酒。到美国访问的欧洲人对美国人“每隔半小时至数小时便喝些酒的习惯”都表示惊讶。 节酒运动就是针对这种酗酒现象而兴起的。它开始时是一种地方性的宗教和道德改良行动，到1830年代就形成了全国性的声讨运动。在其鼎盛时期，即1836年，美国节酒协会(一种地方和地区间的联合会)号称有150万会员。但不久之后，该协会就在节酒或禁酒的问题上分裂了。最初，节酒运动是主张节制饮酒，但到了1830年代，其激进派极力主张禁止一切含酒精的饮料。由于要求参加该组织的人完全戒酒，到1840年，其成员大为减少。 直到此时，节酒运动仍属于中产阶级新教教徒的运动，它试图通过说教，将其自制与自我约束的价值观灌输给整个社会。在这一点上，节酒运动有利于现代化进程。在工业化社会形成之前，劳动制度是按计件而不是按计时决定的。例如某些工匠在集中精力干完一件工作后就停工数日——很可能是将其时间和钱化在饮酒上。这种不规则的劳动制度不适用于有规律的工厂节奏，因为机器作业要求工人守时、可靠和自制。劳动制度逐渐由计时代替了计件。钟錶的大量生产推动了这一转变，而且钟錶本身就是美国式生产方法的一项成就。英国和美国的节酒运动都与工业革命同时发生，这决不是偶然的歷史巧合。许多僱主为了培养工人的纪律性和坚定性，都支持节酒运动，有的还明令禁止其僱工在工作时或下班后饮酒。 许多工人，尤其是爱尔兰和德意志的移民工人曾反对和抵制节酒运动。但到1840年，一些有经验的新教工作者曾向他们灌输节酒观念，并且建立了“华盛顿节酒协会” [ 註：该组织以乔治·华盛顿的名字命名是为了表达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支持共和体制的主张。 ] 。到1847年，其成员已发展到60万之众，他们都自豪地宣称自己克服了酗酒。节酒运动在1840年因用强迫命令代替劝说而衰落了，此时“华盛顿节酒协会”又使它恢復了活力。1846年，缅因州第一个通过了禁售烈性酒的立法，此后十年有15个州通过同样的立法。 但是这一法令并没有能认真执行，许多州的法院最终把它撤销或加以控制。节酒运动取得的辉煌成绩，都是道德启发和自觉戒酒的结果。从1830年到1850年，人均酒精消耗量下降了四倍。而在同一时期，咖啡和茶叶的人均消费量则增加了近一倍。这些思想变化是同人们的劳动道德观，如自制、遵守时间和忠实可靠相联繫的，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教育改革 南北战争前的另一个重大改革是公共教育事业。经济学家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手段，是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教育投资会暂时把青年人从劳力中抽出来，但从长远来看，则提高了他们的适应能力、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1853年，某企业家写道：“聪明的劳动者为其所在企业创造的资本比无知识的劳动者要多得多。”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英国工业家认为美国工人的适应能力和美国工业技术的高效率是由于美国的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像现代化的其它方面一样，教育的发展也与新教教义有很大关系。清教徒十分注重提高阅读《圣经》和理解教义的能力，这使新英格兰社会成为17世纪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的。18世纪，信仰长老教会的苏格兰和路德教派的瑞典的教育也赶上了新英格兰，同样是因宗教在起作用。在19世纪的美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主要归功于新教各派。新教的影响甚至浸透到公立学校里。 第8页 早在1830年，新英格兰和纽约州已至少在其四分之三的人口中间建了公立学校制度。在别的地区，尽管地方免费学校、教会学校、私立学校、学校培训班和家庭教师等结合为一体，能够为大多数白人提供教育，但基本上没有新英格兰和纽约两地的那种公立学校制度。即使在这两地，这种制度也是不正规的，基本上没有正规的师资培养场所，教学水准各不相同，学生不分年级，并且很少有人在上完小学后继续升学。 19世纪30年代初，在新英格兰的一些进步人士、特别是霍勒斯·曼的推动下，教育改革运动扩展到了北部的许多地方。作为麻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的秘书，曼领导推动制度不健全的公立学校制定规章制度和教师专业化的运动，并将这一改革信息传播到了别的州。他于1839年建立了第一所培训教员的“师范”学校。在此后20年里，北方另外几个州也都建立了这类学校。麻萨诸塞州还带头进行了下列改革：使各年级的课程标准化；1852年通过了第一个义务教育法，并将公共教育扩展到中学。到1860年，大多数北部的州建立了至少是8年一贯制的公立学校体系，在5至16岁的儿童中，约有四分之三在校上学。1850年代，南部某些州尽管也进行了某些教育改革，但在内战之前，那里仍无有效的公立学校体系。 1857年，麻萨诸塞州主管学校的负责人曾写道：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通过每天灌输伦理道德和宗教信条”，“培养组织纪律，遵守时间，坚忍不拔和刻苦勤奋的习惯”。由此可见，当时的教育尽管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许多教育改革者已开始用更为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学校的作用。尤其是霍勒斯·曼，他已经用现代化的观点来看待学校，认为学校是使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的动力。1848年他写道：“教育是使国家资源发展或扩大的伟大动力，它比政治经济学家的着作中提到的任何一种生产因素都更强大，是一个国家的总财富中最有效益的资本。”学校教育还给予贫民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价值观和技能，从而也提高了他们的经济地位。教育“更能使穷人消除对富人的仇恨，并能使他们摆脱贫困”。这一说法可能过于乐观，但确实反映了美国大多数人把教育看成是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 当然，学校不是进行教育的唯一场所。除了家庭和教会外，还有许多传播信息和思想的渠道。在公共场所进行演讲就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改革者们发现，演说是传播其思想的最有效的方式。麻萨诸塞州的教育家乔赛亚·霍尔布鲁克于1826年创建了美国科学和艺术学会，这是第一所成人教育机构。它组织演讲者到全国各地的城市和村庄就任何一个可以想像的题目进行宣讲。 使19世纪时任何别的通讯工具都相形见绌的是报刊。美国的报刊普及率是世界之最。1830年以后印刷技术的进步使报刊发行量勐增。1835年第一部蒸汽印刷机问世，它使一架印刷机的印刷速度从每小时印200份勐增到5500份，再加上造纸机和切纸机的发明，报纸的价格下降，其结果是发行量大增。在1820年代，一份报纸的售价是5-6美分，十几年后花一美分就能买到数份纽约报纸。由于铁路的发展，城市里的日报能够为农村出版星期周刊。到1860年，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的星期周刊发行量已增加到20万份。1844年以后，电报机的大量生产，实现了远距离的快速通讯，并在1848年成立了美联社。1825年至1840年，报刊发行量翻了一番，到1860年又翻了一番，总发行量达到33万份。发行量的增长速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到1860年，美国的报纸数量是英国的两倍——也几乎是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 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的紧张关系 美国社会的各民族集团并非完全一致地参与现代化进程和接受现代化的价值观。反对最强烈的是在南部地区(见第二章)。在北部，主要有下列两个集团反对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和新英格兰的新教徒在现代化中形成的霸权。天主教徒，尤其是其中的爱尔兰人；美国中西部的南方人，其中多数是来自蓄奴州的移民后裔。 天主教与新教的价值观 19世纪，住在爱尔兰本土和美国的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其文化价值观在许多方面是与现代化对立的。贫困和受压迫的经歷使他们产生了深沉的近似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思想。既然别人占有了全部财富和权力，自我约束、自我克制和期待未来的做法也就毫无意义了，许多爱尔兰人都不相信改革即“进步”能改善个人或社会境况。 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也助长了这种保守思想。1859年有个信仰天主教的知名人士写道：“现在过于强调所谓社会进步或文明进步的重要性了。对于那些信奉上帝和来世的人来说，这两者都没有多大价值。”教会反对以新英格兰地区的新教思想为温床而蓬勃发展的改革潮流。天主教的领导人说，这些改革运动“是完全违反过去的原则和信条的，也是违反当今的伦理、宗教、社会和政治的常规的”。“激进的新教主义精神”已经“污染了我们整个社会，并使一大部分公民变成了疯子。”1856年纽约天主教报纸说，在这种狂热思想的蛊惑下，“数年来这个国家正在朝着导致革命的方向滑下去”。1846年至1878年的教皇庇护九世为教会反对现代化和自由主义的立场定了调子。他在他的《谬误之种种》一文里说：“以为罗马教皇能够并且应当附和及贊同进步、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的想法是错误的。” 第9页 这些伦理的和宗教的价值观使保守的、反变革的天主教居民和具有现代化和改革思想的新英格兰新教居民之间产生了隔阂。阶级的差异又加深了这种隔阂：本地出生的新教居民位居中、上层阶级，而爱尔兰的天主教居民则处于下层阶级。双方都以猜疑的眼光看待对方；而这种猜疑在1840年代大批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涌进美国之后更为加剧。新英格兰人的某些改革如提倡节酒和公共教育的运动，曾试图将中产阶级的新教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强加给天主教居民，但是，尽管本地或英国移居来的新教居民节制饮酒。而爱尔兰和德意志移民仍酗酒严重。移民儿童的入学率在1850年只占当地居民儿童的三分之一。信仰天主教的父母们对于在公立学校里读《圣经》(钦定本)和背诵新教祷词的做法十分不满，从而在1840年代开始建立天主教教区学校的运动。 中西部：“灰胡桃居民”与新英格兰居民的对立 中西部南方的“灰胡桃居民”组成了另一个反对现代化的特殊文化群体。美国向西移民的路线大致与纬度线并行，所以中西部南方的居民大多来自上南部和宾夕法尼亚，北方的大多来自新英格兰和上纽约州(这里的居民也来自新英格兰)。这两股移民在中西部中部的俄亥俄州、伊利诺州和印第安纳州会合。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油与水的关系。“灰胡桃居民”(这样称唿他们是因为他们穿的家织布是用胡桃或核桃汁染色的)大多是来自南部的卫斯理会教徒和浸礼会教徒。他们在这里发展了以种植玉米、养猪和酿制威士忌酒为主的农业经济。这里的交通网与向南流的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的支流相联接，所以他们的经济和文化是倾向于南部的。 在中西部的北半部定居的新英格兰人来得晚些，他们发展的是一种商农结合的多种经营经济。这里的经济发展得较快，到内战爆发前的20年间，北半部比南半部更为繁华。它的贸易是沿着新开凿的运河和新建的铁路网发展的，于是它就和工业化的东北地区联繫在一起了。在中西部各州，新英格兰人控制了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如银行、铁路、商业、工业等等。他们也开展了节酒、反奴隶制等改革运动等。及至1850年，新英格兰人居住区的几乎每项现代化指标，包括人均财产、经济增长率、学校和文化程度、铁路和商业、城市化速度、技术革新及对于社会和经济改革措施的支持等，都高于灰胡桃居民区。灰胡桃居民对于他们心目中的新英格兰人的经济霸权和“清教”文化的扩张十分反感。他们顽固地敌视银行、公司、节酒运动和黑人，所以在这些州里，政界在银行法、公司章程、节酒法规、反对蓄奴的宣传和反对黑人的措施等问题上斗争十分激烈。 政党与现代化的关系 到1830年代，美国的两党制作为美国政治的永恆特色已经确立。19世纪上半叶有关现代化进程的各种争议，促使两个政党及其各自的选民确立了思想立场。民主派人士继承了杰斐逊的主张，即扩大州权、限制中央集权、继续传统的经济程式及主张宗教多元化。辉格党人士继承的是联邦主义，主张民族主义、中央集权、经济革新和在现有各新教派别的旗帜下统一文化思想。北部的天主教徒和灰胡桃居民坚决支持民主党，新英格兰和英国出生的新教徒则组成了辉格党的强大的选民队伍。在天主教或灰胡桃居民稀少的地区也出现了不同的但又类似的格局。在某些州，如阿拉巴马州和新罕布夏州则不同，辉格党在城区和与交通线及市场经济相联繫的富裕的农业地区占有绝对优势。新罕布夏州的商人、技术工人和阿拉巴马州的商人、大种植园主多数倾向于辉格党；而与市场经济联繫不多的贫瘠地区的农民则倾向于民主党。其它各州也存在着类似的格局，尽管常有些显着的例外。 如果从这一格局就得出一个结论，认为辉格党是主张现代化的党，而民主党是主张继承传统的党，那么，这一结论来免过于简单化了。辉格党希望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支持内部改良运动并给银行发特许证，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民主党，特别是在1840年以后，反对银行、公司等有利经济发展的机构，因为他们害怕一旦政府用立法手段确立这些机构的经济特权，平等权利可能受到威胁。支持节酒运动、公立学校、黑人权利和监狱改革的大多是辉格党人；反对者大多是民主党人。辉格党人大多具有促使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企业家伦理观，而民主党人大多则保持了杰斐逊在农业方面的对立传统，至少在这方面是忧心忡忡的。多数辉格党人对未来充满信心，而多数民主党人则害怕未来。用歷史学家马文·迈耶斯的话来说：“辉格党明确地道出了美国人的希望”，而民主党“则表达了他们无休止的忧虑和怨恨”。表1.3列举了1832年至1849年期间7个州(新罕布夏、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维吉尼亚、阿拉巴马和密苏里)的议会议案表决情况，有助于说明两党的分歧。 表1.3 1852年-1849年7个州议会议案表决情况 贊成的议案 辉格党 民主党 银行(92项) 83% 31% 商业公司(49项) 77% 39% 内部改良(49项) 63% 45% 非赢利志愿协会公司(10项) 71% 37% 社会改革(节酒、监狱改革、收容所改革和取消死刑)(22项) 66% 41% 第10页 公立学校(15项) 68% 47% 反对蓄奴制，亲黑人措施(新罕布夏，宾夕法尼亚、俄亥饿)(19项) 82% 10% 总计(非重要的平均数)(256项) 74% 38% 在美国政坛上，19世纪30年代美国第二银行重发特许证问题和19世纪40年代美墨战争问题，使辉格党和民主党发生最激烈的冲突。辉格党支持银行并反对美墨战争，但在这两项争执中都失败了。美墨战争还激化了两党间的另一个分歧。两党都支持美国向外扩张。但辉格党主张通过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从“时间”上进行扩张；而民主党则主张夺取领土，进行“空间”扩张，并在夺取的领土上像各州那样，建立传统体制。民主党人主张把印第安人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居住地赶走；辉格党人主张维护内战前印第安人仅剩的少许自卫权利，尽管这些权利是微不足道的。“进步”对于辉格党来说，意味着内部发展；对于民主党来说则意味着外部扩张。在一本题为《我为什么加入辉格党》的小册子里，霍勒斯·格里利解释说：“无止境地扩张领土与内部改革是矛盾的。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全力併吞他人土地的同时又能使自身进行改革。” 民主党主张的是杰斐逊的农业思想、小的联邦政府权力、分权各州和领土扩张。这种主张最符合南部的利益，最有利于蓄奴制度。美国这种奴隶制的有体财产被称为“特殊制度”，这毫不因为它在一个现代化社会里像个畸形怪物。两党关于银行、关税、内部改良及其他问题的争执，最后都逐渐成为在奴隶制问题上发生更大冲突的背景。 第二章 内战前的南部 南部的经济 在前面谈的有关美国现代化的一般情况中，南部在许多方面是个突出的例外。农村和农业在各蓄奴州仍占压倒优势。那里的经济也得到增长，但是还没有建立起像样的商业和工业部门。1860年，南部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这和1800年一样。对于占南部劳力一半的奴隶来说，他们的社会地位根本不可能提高。与教育蓬勃发展和接近普遍认识文字的北部相比，南部促进教育的努力微乎其微，而且文盲接近占人口的半数。在各自由州蓬勃发展的群众性协会、改革运动和自我改进协会等大多未触及南部。各蓄奴州重视传统与稳定，而轻视变革和进步。 北部和南部的某些比较 表2.1至2.5列举了北部和南部之间某些重要统计数字差异。表中所指的“蓄奴州”包括1861年仍留在联邦里的四个边界州。如果只指最终脱离了联邦的那十一个州，那么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 其它方面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些表反映的情况。麻萨诸塞州的工业品产量在1860年就超过了未来邦联各州的总产量；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产量则分别是未来邦联各州总产量的两倍。生产原棉的南部各州只占全国棉纺能力的6%。1860年，纽约州的银行资本几乎是全部15个蓄奴州的总数；而麻萨诸塞州的银行资本则为南部棉花种植州的总数。南部白人的人均报刊发行量不及北部全部人口的一半。南部白人人口占全国白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在1790年-1860年期间，南部人的重要发明只占全国的7%。轧棉机的应用使南部经济发生了变革，但其发明者则是于1792年到乔治亚做家庭教师的麻萨诸塞州人伊莱·惠特尼。内战前南部的大部分大学校长、教授、研究院的负责人，家庭教师和报刊编辑都是从北方来的。 表2.1 城镇(人口在2500以上者)居民比率 年份 自由州 蓄奴州 1820 10% 5% 1840 14% 6% 1860 26% 10% 表2.2 农业劳力比率 年份 自由州 蓄奴州 1800 68% 82% 1860 40% 84% 表2.3 1860年农田和农具的价值 地区 每英亩农田价值 每英亩农机农具价值 工人人均农机农具价值 自由州 $25.67 $0.89 $52 蓄奴州 $10.40 $0.42 $30 表2.4 工业投资 年份 自由州 蓄奴州 占全美总数 人均数 占全美总数 人均数 1840 80% $21.02 20% $7.25 1860 84 $43.73 16 $13.25 表2.5 1860年文化程度和受教育人数 地区 识字人数比率 自由人口中5-19岁的在校生 每年平均开学天数 占总人口数 占自由州人口 占奴隶人口 自由州 94% 94% -- 72% 136天 蓄奴州 58% 83% 10%(估计数) 35% 80天 南部的“殖民地”经济 自从1610年代维吉尼亚开始试种菸叶以后，为世界市场种植原料怍物就一直支配着南部的经济生活。在1776年以前，从南部各殖民地运往英国的出口量占总数的五分之四：维吉尼亚和马里兰州出口菸叶，卡罗来纳和乔治亚出口稻米和靛蓝原料。在独立战争以后，靛蓝作物基本上停产了，菸叶产量也下降了不少。但是，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使商业性种植短纤维棉成为可能 [ 註：1793年以前南部很少种“短纤维棉”，因为这种棉纤维短，与棉籽的粘合力强，用手工剥除棉籽费工，使得这种种植不能营利。轧棉机是一种很简单的装置，用一个带刺的圆筒在一个格栅上旋转，分离棉籽和纤维。长纤维棉质地好(也贵些)，棉籽、棉绒容易分离，所以在1793年前就进行了商业性种植，但它的种植区只限于乔治亚和南卡罗来纳沿海地区和海岛上。在惠特尼发明轧棉机(1793年)后，南部广大地区都可种植短纤维棉了。 ] ，而英国和新英格兰棉纺工业的兴起，则对棉花有了新的、巨大的需求。在1800年-1860年期间，南部庄园和农场的棉花产量每十年翻一番。1815年-1860年，棉花的出口量占美国出口总量的一半多。为奴隶制和南部辩护的人颇有根据地争辩说，统治美国经济的是棉花大王。 第11页 南部作物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大部分资金和管理人员来自南部以外的地区，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代理人”或称为“代理商人”。这种代理业务始于殖民地时代，那时伦敦的菸叶公司派代理人到维吉尼亚採购和运输菸草。这些代理人以未来的收成为担保，向种植园主提供信贷并作为种植园的採购员，到伦敦或其他地方去购买消费品。到了19世纪，这种做法自然而然地就转变为棉花销售，只是代理商越来越多的是北方人，而不是英国人。多数(现在估计约有三分之二)代理商尽管住在南部，但实际上是新英格兰人或英国人。 当种植园的棉花运到孟菲斯、纽奥良、莫比尔、查尔斯顿、里奇蒙或几个别的城市以后，就由代理商掌管了。代理商提供货栈，承担运输并推销给买主。他还为种植园主安排保险、信贷和物资供应。他从每一项服务中收取一笔手续费。各种手续费(如果种植园主还债的话，还包括利息在内，正像很多种植园主做的那样)加起来，相当于全部作物收入的20%。这种代理业务意味着南部财富的外流；在内战爆发前不久的一段时间里，估计外流的数目每年在一亿至一亿五千万美元之间。 所以，种植业尽管赚钱，但大部分销售利润(暂不算加工为成品后的利润)流入外人手里。南部作为原材料的出口地和工业品的进口地，它与北部和英国实际上保持着一种类似殖民地的经济关系。1847年，莫比尔的一个居民抱怨说：“我们的商业除一小部分外都掌握在北方人的手里。我们的银行股份，八分之七为北方人所有。……我们的批发业和零售业，及一切值得一提的买卖都掌握在新英格兰人手里。……在财政上，我们所受的奴役比我们的黑人更甚。”1851年，阿拉巴马州的一家报纸说，“目前，北方靠着南方已发财致富了。” 我们从北方购买全部的奢侈品和必需品。……北方佬辱骂和谴责奴隶制和奴隶主，而我们的奴隶却穿北方生产的衣服，戴北方的帽子，穿北方的鞋，用北方的锄头、犁和其他工具。……奴隶主穿北方的衣服，用北方的马鞍，夸耀北方的四轮马车，读北方的书。……他的产品是用北方的船运至市场的，他的棉花是用北方的轧棉机脱籽的；他的甘蔗是用北方的机器榨糖和加工的；他的河流上行驶着北方的汽船。……他的儿子在北方的大学求学，他的女儿在北方的美容所接受精心美容；他的医生是北方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他的学校里聘请北方教员；他用北方的发明装备自己。 1852年，想改变这一状况的南方人恢復了“南部商业大会”(它创办于1837年)。这个组织在1850年代后期每年都召开一次年会。其目的是想用南部的钱修建铁路、开闢汽船航线、修筑港口、设立银行、兴建工厂和其它企业，以便使其经济独立于北部。这一运动的领导人还规劝南部同胞购买南部产品、抵制北方的教科书和教员，只资助南方的作家并只去南部的胜地度假等。南卡罗来纳的威廉·格雷格极力主张建立南部自己的棉纺工业，并于1840年代带头在格拉尼特维尔建了一个纺织厂，作为榜样。南方的激进派人士埃德蒙·拉芬只穿南方生产的服装。维吉尼亚的参议员詹姆斯·梅森自豪地穿着家庭织的布做的衣服出席参议院会议。 但是这一切都不奏效。南部商业大会的结果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这个大会逐渐成为主张脱离联邦的分裂主义者的讲坛。表2.4的数据表明，在1840年-1860年间，南部的人均工业投资翻了一番，但这个数字仍低于北方，而且在全国工业生产能力中，南部所占的比率实际上还下降了。纽奥良的詹姆斯·德鲍是商业杂志《德鲍评论》的出版商，也是南部经济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发观，纽奥良缺少印刷设备，他的《评论》不得不送到纽约去印刷。在他的gg收入中，四分之三来自北方的企业。该杂志出版了一本有关南部工业潜力的评论集，在北方的销售量竟是南方的六倍。甚至参议员威廉·格雷格也不得不为他的格拉尼市纺织厂雇一名北方人当厂长，雇一名新英格兰人作监工。 奴隶既是资本又是劳力，这是南部经济的一个重要事态，可以用来说明它不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在一个典型的种植园里，在奴隶方面投资超过了在土地和农具方面投资的总和。奴隶制农业是不可能走北部农业的道路并发展成为更加资本密集型的农业；恰恰相反，因为资本的增加在这里意味着劳力的增加。种植园主不是投资购买机器，而是购买更多的奴隶。正像现代的一位观察家所说的那样，“出售棉花是为了购买奴隶，即生产更多的棉花去购买更多的奴隶，这个‘无休止的循环’就是一个典型的棉花种植园主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和方向。” 从1793年轧棉机问世到内战爆发前夕，南部的农业技术很少变化。从表2.3上可以看到，由于资本被劳力所吸收，南部的土地和机械的单位产值还不及北部的一半。在1800年-1860年间，南部农业的人均产量确实增加了(可能与北部的速率相当)；但增加的原因主要不是技术的进步，而是种植园劳力安排的改善，以及像所地附图表明的那样，种植园边界向西面处女地推进的结果。 第12页 所以，南部经济是“增长”了，但不是“发展”了。从表2.2可以看到，1860年南部农业劳力所占的比例与1800年基本一致。南部没有实质性地发展城市的中产阶级和技术工人队伍，没有能形成可提供多种产品和多种服务的多样化经济。由于南部把奴隶、其他种类的人员和不动产都算作财产，1860年南部白人的人均财产($3978)几乎是北部人均财产($2040)的两倍。南部自由民占全国自由民的30%，而在全国最富的人中间，南部占了60%。另一方面，南部人均收入估计只有103美元，与北部的141美元相比，低了27%。 有些经济歷史学家认为奴隶制是有利可图的，但对谁有利呢？当然是对棉花和甘蔗种植园主(菸草、稻米和大麻种植园的利润可能低些)有利。他们的平均投资收益与北部工业企业家相当，而高于北部的农场主。上南部的许多奴隶主也是有利可图的，他们向西南部的兴旺的棉花种植园提供了他们多余的奴隶。但对奴隶来说就无利可图了。有两位经济史学家曾估计过，棉花种植园里奴隶的收入以食物、衣物和住房计算只占种植园生产总收入的22%。在奴隶解放以后，种植园的劳务支出与总收入的比例就上升到了56%。对于南部的小农场主来说也无利可图。他们被大种植园主从最肥沃的土地上挤走了，也很难从价格不断上涨的奴隶市场上买得起奴隶。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奴隶制经济，那就是看一看这种制度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南部的发展。许多当代的学者对此问题是持否定意见的。南部生活的观察者们，包括到南部访问的法国人亚歷克西斯·托克维尔、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埃利奥斯·凯恩斯和到南部旅行的新英格兰人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都认为奴隶制造成了南部经济的落后。1831年，托克维尔乘汽船顺俄亥俄河下行，他的左侧是肯塔基，右侧是俄亥俄州，蓄奴社会与自由社会的鲜明对照引起了他的沉思。他写道： 河的左岸人烟稀少，时而看见一队奴隶在半荒芜的田野里懒洋洋地走着。……你会觉得这个社会正在沉睡。但是右岸，从远方传来嘈杂的哼哼者，你可以知道人们正在忙于劳作；田地里长着茁壮的庄稼，……舒适的迹象显而易见。人们看起来是富裕的、满足的。他们在劳动。 1850年代，奥姆斯特德在南部作过三次广泛的旅行，每次都写了书。他对南部的看法也像托克维尔一样尖刻。他说，蓄奴州缺乏“自由劳力社会的一些特点，如具有众多的不同工种的技术劳力、本地的多种作物市场、密集的居住区和大量的小资产者的存在。”他还说，如果一个人在离开20年后再回到北部，他会惊奇地发现： “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房屋、教堂、校舍、工厂、铁路、公路、运河和桥樑更好了；人们穿得更漂亮了；文化修养提高了。但是，如果一个旅行者过了20年又重新回到密西西比，他看到的棉花利润所积累的财富是什么呢？种植园主指给他看的不是房屋、图书馆、教堂、校舍、工厂、铁路或任何类似之物，而是他的黑奴——没有任何别的。 南部不能实现现代化和经济独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没有建立多种经济，即过于依赖一种作物——棉花。1850年代因棉花需求量增加了，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在国民经济从1837年-1843年的危机中逐渐恢復后，棉花价格从1844年的最低点每磅五美分逐渐上升到1850年代的十美分。种植园主于是不择手段地利用每一寸土地种植棉花，而且棉花产量几乎年年创新纪录。这又反过来刺激了奴隶价格的上涨。1850年代，奴隶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因此占用了南部绝大部分现有资金。一位主张在南部兴办纺织工厂的乔治亚人沮丧地反问道：“为什么我们要把棉花运到遥远的北方去加工，尔后以如此高价反销到我们这里来呢？这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余钱都用来购买奴隶了。”尽管盛产棉花的南部在1850年代空前繁荣起来，但其经济更加局限于单一作物的农业了。 南部经济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南部的社会价值观。 南部的价值观与经济变革 在南部，要求发展工业的唿声常被那些指责企业家伦理观为新英格兰人庸俗的实利主义的声音所淹没。南部人喜欢自我标榜的形象是乡村绅士派，其举止风度是忠厚谦和、热情好客、悠闲自得、善骑猎、对妇女有骑士风度、对同等人尊重、对下等人仁慈。在他们的眼里，新英格兰人则是一批见钱眼开的店小二：精明但无尊严，勤奋但缺少悠闲阶级的风采。一个密西西比人说：“北方人爱赚钱，南方人爱花钱。”作家乔治·卡里·埃格尔斯顿在回忆他于内战后从印第安纳州到维吉尼亚州去接管庄园遗产时说：“我辞别了发展迅勐的、世界性的和万花筒似的西部，前往生活闲逸、环境恬静的维吉尼亚，那里没有压力感或紧迫感，没有对未来的忧虑，明天要干的事跟今天完全一样。” 1850年代的许多南部头面人物都同意托马斯·杰斐逊对农民的赞扬，说他们是“真实、纯真美德的特殊宝库”；还同意他关于反对城市工业家阶级的警语，说他们是国家政体上的脓疮。阿拉巴马的一位政治家在内战前夕声称：“我们没有城市，我们不需要城市。……我们不要工业，我们不期望贸易，不期望有机械的或制造业的阶级。只要我们有稻米、甘蔗、菸草和棉花，我们就有钱买到我们所要的一切。”1857年，维吉尼亚州长亨利·怀斯盛赞奴隶主阶级的绅士风度，说他们“身居僻乡不失文明；生活欢愉不忘仁慈；在社交中举止稳健、优雅，……有闲暇的时间去提高自己在道德、行为、哲学和政治方面的修养。”南卡罗来纳的某种植园主十分反对北方所使用的商业、工业、内部改良、城市和改革运动等专门名词术语的进步概念。他警告说，这些“吱吱喳喳、吵吵闹闹的进步分子”的目标如要在南部实现，“只有靠消灭掉整个庄园主阶级”。这种思想的盛行无疑成了南部经济变革的障碍。 第13页 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 奴隶制构成南部独特的社会体制的基础。虽然有些歷史学家认为，南部经济的基本制度是种植园农业，不是奴隶制本身，可是这两种说法并没有多大区别。奴隶制与种植园自17世纪起就不可分割地联繫在一起了。在1850年代，从事採矿、交通、建筑、伐木和制造业的奴隶只占奴隶总数的10%；家奴和从事其它非农业劳动的奴隶占15%，其余占75%左右的绝大多数奴隶是从事农业劳动的：55%种植棉花、几乎全部水稻、甘蔗和大麻及一大部分粮食作物都是由奴隶劳力生产的。 拥有奴隶的南部白人家庭只有三分之一，但由于奴隶昂贵，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对比之下，1950年只有2%的美国家庭拥有与一个世纪前一个奴隶价值相当的公司股票。1850年代，近一半奴隶主只有5个以下的奴隶；但是占总数12%、拥有20个或更多奴隶(这个数目通常区别种植园或农场的标准)的奴隶主占有了一半以上的奴隶。 统治民族的民主 蓄奴制对于非蓄奴白人有何利害关系呢？对于这部分人，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认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无文化知识并沾点种植园经济的边勉强度日的“穷苦白人”。与此相反，一些南部的歷史学家认为，这些种植粮食并为市场种植少量菸草、棉花或养猪的“朴实平民”是自豪、聪明、欣欣向荣和政治上起重要作用的农村中产阶级。许多现代学者，包括北部和南部的，则把他们看作是反对蓄奴制度的潜在力量，因为种植园制度对他们没有好处，他们感到蓄奴制把一切劳动都降格为奴役劳动了。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全面。为避免偏见，实事求是，必须把农村中三种不同的非奴隶主白人区分开来。一组是“山区”居民，即居住在阿巴拉契亚高地、马里兰西部和肯塔基东部至阿拉巴马北部的峡谷、密苏利南部和阿肯色北部的奥萨克高原的居民。这些地区的奴隶人数很少，其居民大多数是种植粮食和饲养家畜的小农场主。在政治上，山区居民常常在议员名额分配、州政府对内部改良的资助、土地税及奴隶等问题上与山下和低地居民持对立态度。他们是种植园经济的反对派，其态度与南部反蓄奴制第五纵队最为接近。在内战期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忠于联邦政府的。 第二部分人生活在“松林区”或“杂草地”，那里是沙地或沼泽地，位于北卡罗来纳东部、乔治亚和阿拉巴马南部，密西西比东部和其它许多峡谷地带。这些人最合乎“穷苦白人”的传统形象。他们只种几英亩玉米地或在林区放养几匹骨瘦如柴的牲口。尽管他们有时也向南部较富裕的地区出售少许生猪，总的来说，他们像那些山区人一样，极少参与商品作物经济活动。 但第三部分非奴隶主白人，人数最多，在这种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居住在山下或不那么肥沃的沿海低洼地带。他们每年收穫一两包棉花，或一大桶菸草，也种些粮食作物。他们在个人利益上和情绪上与种植园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繫。他们为种植园轧棉花，也有可能向附近的种植园出售自产的猪肉。他们中许多人对奴隶主的地位垂涎三尺，而且也确有某些能干的或幸运的人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南部还存在着传统的亲连亲的关系，一个非奴隶主白人很有可能是位于同一条公路沿线的某个庄园主的堂表兄弟或外甥、侄子。大种植园主还按照习俗，每年举办一、两次野餐会招待穷苦的邻里——尤其是他正在竞选议员的时候。 在奴隶主与非奴隶主白人之间，除了存在着他们潜在的阶级矛盾缓和的亲戚关系和共同的利益外，还存在着一种最重要的纽带，即种族联盟。南部的白人尽管并不都拥有奴隶，但却都拥有白的肤色。蓄奴制不仅是一种劳动剥削的手段，而且它还是种族统治的一种手段。不管有多少非奴隶主白人多么讨厌蓄奴制度，但没有什么人认为尚有其他手段可以维护白人的优越地位。阿拉巴马的一个农民对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说，他相信蓄奴制是错的，但是他也不相信解放奴隶是对的。他说：“假定他们自由了，你会发现他们自认为跟我们一样优秀了。……一个黑人以为跟白人一样优秀了，你怎么想？一个黑人登门向你的千金求婚，你怎么想？”另一个穿着邋遢的农民对奥姆斯特德说，他希望“这里根本不存在黑人。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孽障。……但是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呆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贊同解放奴隶。让他们自由并呆在这儿，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都要被他们偷去了，那样谁都没法在这里住下去了。” 奥姆斯特德敏锐地指出：“自孩提时起，在白人大众的社会环境中就只有一样东西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有价值一些，那就是黑奴比他们要低贱。”作为南部亲蓄奴制的主要政治发言人、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c·卡尔霍恩也意识到这一点。1848年卡尔霍恩说：“对于我们来说，社会的两大对立阵营不是富人和穷人，而是白人和黑人；所有的白人，包括贫穷的和富有的，都属于上层阶级，受到尊敬，享受平等……从而享有贫困或灾难都剥夺不走的地位和荣誉。” 第14页 社会学家皮埃尔·l·范登伯格把这种为蓄奴辩解的理论和白人的优越感称为“统治民族的民主”，即属于统治民族居支配地位的种族的人都优越于不属于这个民族的人。统治民族的观念在南部和北部都具有强大的号召力。阿拉巴马州的南部权利的卫士威廉·l·扬西说：“你的祖先和我的祖先是在两种思想基础上建立这个政府的：第一，白人都是公民，是居支配地位的种族，白人与白人之间是相互平等的；第二，黑人是低贱的种族。”按照这个说法，《独立宣言》里所说的平等是所有“白人”的平等。《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是个奴隶主。以安德鲁·杰克逊的名字命名的“杰克逊民主主义”的核心是平等，但杰克逊总统也是一个奴隶主。杰克逊的民主党人是白人优越论的积极维护者。他们的统治民族的观念帮助他们把北部的爱尔兰人、灰胡桃人和非技术工人吸引到民主党一边来，因为该党宣称，不管他们多么潦倒，他们仍然比黑人优越。像南部的非奴隶主白人那样，他们也害怕解放黑奴，因为黑奴解放了，他们的白色皮肤就无意义了。维吉尼亚州的州长怀斯说：“粉碎蓄奴制，而且将以蓄奴制的拳头粉碎人人平等的原则。”这就是美国歷史上重要的奇谈怪论：对许多白人来说，蓄奴制成了自由与平等的基石。 奴隶的处境 对于奴隶来说，不存在这种奇谈怪论：奴隶制就是奴隶制，自由则是其对立面。奴隶契约赋予奴隶主对奴隶几乎毫无限制的权力：可以买卖；可以不经法庭随意处罚；可以拆散奴隶家庭；可以姦污女奴；甚至可以杀死奴隶而不必害怕承担法律责任。奴隶作为一种形式的财产，在法律上不享有人权。他们在法律上不许结婚，不许占有财产，在多数蓄奴州里也不许学文化。主人可以允许他们建立家庭，挣点钱，或者(少有情况)用钱赎买自由，但是在他们获得自由之前，他们的钱、配偶和孩子随时都有可能被强行夺走。有几个州虽然允许奴隶赎买自由，但获得自由后必须离开该州。1860年在各蓄奴州共有25万自由黑人，其中只有3.5万人生活在下南部的八个产棉州，而且受到各种令人愤慨的限制，因而许多人的生活比奴隶好不了多少。 在实践中，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力常因自身的经济利益或有时的温情主义而有所约束。主人和监工不可能光靠鞭子维持其统治。由于奴隶的死亡、残废、受虐待或逃跑，即使能生产一点棉花，也是很少的。就像僱主和被雇者之间的关系那样，这里也需要劝说、诱导、奖励和让步。绅士派的种植园主所遵循的“高尚行为”准则也要求他们对下等人施以仁慈。奴隶和主人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信仰的是同一个基督教的上帝。在奴隶和主人之间除了敌对和仇视外，信任和情感瓜葛也是可能存在的。 总之，奴隶制既是一种法律的和经济的制度，也是一种人际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其非人道的倾向，并为奴隶提供了创造其各种文化机构的活动自由。这些文化机构会支撑他们在倍受奴役的环境下能够一代代生存下来。在黑人居住区里出现了一些自然形成的领袖，他们往往成为黑人教会“无形机构”的雄辩的传教士。黑人教徒们不顾禁令，避开白人，单独集会做礼拜(有些是秘密进行的)。奴隶们创作的《黑人圣歌》是内战前美国最早的和最感人的音乐，它既反映了黑人无可奈何地忍受痛苦的状况，也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的嚮往。南北战争后这种音乐演变成为伤感民歌，最后又发展成为爵士音乐。奴隶制很难使家庭生活稳定，但多数奴隶还是设法建立了牢固的亲戚关系和家庭关系。所以尽管奴隶制起了压制黑人的作用，但积极的黑人文化所表现出的反抗力，提供了奴隶在苦难面前争取生存的见证。 与西半球的其他许多地方相比，美国的奴隶主对奴隶的肉体摧残不那么严重。在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或巴西的咖啡种植园里，绝大多数的奴隶生活条件实在恶劣，过着牛马似的生活，寿命很短。在那里因气候和疾病而死亡的奴隶人数要比北美多，为奴隶提供的食物、衣物、医药和日用品更少。在热带甘蔗园里，对劳动节奏的要求要比北面种植棉花或菸叶更残忍。 当奴隶制在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盛行时，非洲的奴隶贸易仍在自由进行。但美国则相反，它的奴隶制达到顶峰只是在1808年禁止贩运非洲奴隶以后。这与奴隶所受到的待遇有重要关系。在拉丁美洲，许多种植园主认为，与其为奴隶创造一个条件，让他们组织家庭和通过自然繁殖维持其人数，不如把他们奴役致死，然后从非洲进口新奴隶来得合算。在美国，奴隶的进口来源被卡死了，种植园主就只能依靠自然繁殖来维持和增加其奴隶“资本”。所以，改善奴隶的健康状况和鼓励生育是符合奴隶主利益的。一名解放了的奴隶说，他的主人“像照料你饲养的一匹马似的，按时让我们吃饱、吃好。”另一个解放奴回忆说：“路易斯安那州有个种植园主喜欢在来人面前夸耀健壮的奴隶儿童，说‘这一个值一千美元’，‘那一个真是个庞然大物’。你看，这完全跟养匹小骡子一样。” 1840年以后，美国的奴隶人口每十年平均增长27%，跟白人的自然增长率几乎相等。这样的增长率在奴隶制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西半球的其他地区，自然繁殖连奴隶的原来人数都难以维持，更不用说增加了。例如，在巴贝多，1712年-1762年期间，奴隶人口每十年自然减少43%。在废除奴隶制时，美国的黑人人数是从非洲进口黑奴人数的十倍，而在西印度群岛，则只有进口黑奴人数的二分之一。奴隶贩子一共从非洲运了一千万人到大西洋彼岸，其中只有6%的非洲人运到了美国；而在废除奴隶制时，美国的黑人人数是西半球黑人总数的30%强。 第15页 这些简单的人口统计数字反映了重要的社会含意。比如，在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法律是允许奴隶结婚的，还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某种形式的保护，但在美国，奴隶的婚姻是没有法律基础的。可是，西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依靠进口奴隶来维持奴隶的需求量，而从非洲进口的奴隶中，男性人数几乎是女性的两倍。因此，许多男性奴隶根本没有结婚和组织家庭的可能。相反，1820年后美国的男、女奴隶数目基本相等，多数奴隶都得以组织家庭。这是北美奴隶自然增长率大大高于其他地区的原因之一，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美国发生大规模奴隶起义的次数少于加勒比地区或拉丁美洲国家：有家庭义务的男人比没有家庭义务的人较难参加起义。 然而，美国的奴隶家庭是脆弱的，因为它缺乏法律保护，美国奴隶制最大悲剧之一就是奴隶家庭的破裂。即使奴隶主本人不愿拆散其奴隶的家庭，将他们出售，也不能阻止他人在他去世后为抵偿他的债务而这样做。许多研究美国奴隶制的学术报告都证实，被奴隶主拆散(通常是卖掉一人或将两人分别卖给不同主人)的婚姻占奴隶婚姻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至于被卖掉的子女或被拆散的兄弟姐妹，就不知其数了。 蓄奴制与劳动道德观 在现代社会里，人的地位与出身有关，也与个人的成就有关。但奴隶的地位是完全由出身决定的。对于绝大多数的奴隶来说，提高地位的范围是极小的：如从田野作业提拔为司机或室内奴隶。即使那些花钱赎回了自由的奴隶，其地位的变动也受到种族主义和各种限制自由黑人的法律约束。 蓄奴制也破坏了南部白人的劳动道德观。由于体力劳动都与奴隶相联繫，劳动就成为低贱的，而不是光荣的事了。维吉尼亚的政治家乔治·梅森承认，“蓄奴制对发展工艺和制造业不利。穷人轻视奴隶从事的工作。”南卡罗来纳州的工业家威廉·格雷格抱怨说，他的州“缺乏勤劳人民应该具备的一切特徵。”由于就业机会少和对白人的劳动缺乏尊重，到美国来的移民中只有八分之一在南部定居。从蓄奴州移居自由州的白人是自由州移往蓄奴州的两倍。 奥姆斯特德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南部白人和黑人的劳动态度。他在作品里描写了南部草率的耕作、坎坷不平的道路、破烂不堪的公共设施、火车和汽船晚点或无故取消班次，以及整个得过且过的气氛。奥姆斯特德和其他学者一样，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奴隶劳动的低效率。强制性的劳动是不情愿的劳动。奥姆斯特德写道，奴隶们“看来是在做着劳动的动作，实际上不使一点劲”。他认为北部一个自由工人的效率相当于一个奴隶的两倍。他解释说，大多数奴隶缺乏努力劳动和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以增加产量。他们缺乏现代化劳动所必须的时间观念。一个南部白人说：“他们的时间对于他们自己毫无价值。”奥姆斯特德认为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黑人用消极怠工的方式抵制这种强制性劳动。这从黑人的传说和种植园主的档案记录里可以找到印证。例如，他们假装生病、在监工不注意时停止工作、假装听错了命令、破坏工具、虐待耕畜、逃进森林或沼泽地等。奴隶制也是南部农业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南部的锄头十分笨重，据说是因为北方农场通常使用的那种轻便锄头会被奴隶弄坏。北方的农场主开始使用马牵引犁和中耕机之后很久，奴隶们还在继续使用锄头翻地和耕耘。南部农业所用的犁，都是老式的骡拉铁锹似的浅耕犁，而不是19世纪30年代北方普遍使用的马拉模板式深耕犁。南部普遍以骡为耕畜，因为骡虽不如马那样健壮有力，但不需精心饲养，经得起奴隶们的折磨。在1860年，各蓄奴州饲养的骡占全国总数的90%，而马只有40%。 [ 註：经济史学专家罗伯特·福吉尔和斯坦利·思格尔曼不同意“奴隶制效率低”的理论。他们认为，由于管理认真、奴隶积极性高，以及大型种植园经济具有优越性，南部的农业生产效率比北部的高。没有什么歷史学家同意这种说法的。参阅福吉尔和恩格尔曼所着的《处在十字路口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经济》一书，及批评此书观点的另外两本书：保尔·戴维的《蓄奴制的帐单》和赫伯特·古特曼的《蓄奴制与数字游戏》。 ] 最使蓄奴制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是禁止奴隶学文化。奴隶中至少有90%是文盲。奴隶们虽然创造了丰富的口头文学，但由于不识字，就使他们无法在现代化社会里交流知识、思想和文化。文化程度低是奴隶与自由民之间最大的差异，也是南、北之间最大的区别(见表2.5)。废奴主义者认为，这也是南部“落后”和蓄奴制极不道德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章 关于奴隶制的论战 反奴隶制运动 在18世纪以前，没有什么白人曾对奴役黑人是否合乎道德提过疑问。在人类文明史上，奴隶制在世界各地都是最古老的劳动形式。处于近代文明前期的哲学和宗教都为奴隶制辩护，认为它是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多种附属形式之一。但到了18世纪后半叶，流行于英裔美国人和法国人的四种思潮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世界反奴隶制运动兴起的思想基础。 第一股潮流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后兴起的激进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其中的教友派。传统的基督教教义认为，奴隶制是上帝的意志，是宗教等级的一个必要的部分。宗教改革运动发出爆炸性的力量，对现状提出了各种挑战。在英国和美国，教友会是最成功的教派之一。到1760年，他们就开始清除自己队伍里的蓄奴现象。1775年，他们在美国成立了第一个反奴隶制组织：“宾夕法尼亚废奴促进会”。与此同时，18世纪40年代的“大觉醒运动”(美国新教史上有几个重要的復兴运动，这是第一个復兴运动。)产生了福音派思想，即相信信仰是可以改变的，灵魂是可以拯救的。接着，这个思想使许多公理会和卫理公会的教徒也像教友派教徒那样改变了传统的观点，不再把受奴役视为罪有应得，而认为奴役他人是一种罪孽。 第16页 第二股思潮是“启蒙运动”，它进一步从理性上驳斥奴役的理论根据，对奴隶制在为最大多数人创造最大利益的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提出疑问。第三股思潮是自由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自由经济学反对封建主义和国家重商主义对自由企业和自由劳力的控制。亚当·斯密写的《原富》 [ 译者註：又译《国富论》。 ] (1776)一书是阐述这一理论的最有影响的着作。在这部书里，斯密写道：“表面上看来，奴隶劳力只须养活他们就是了，实际上这是一种最昂贵的劳动。一个不可能获得财产的人没有别的利益，唯有尽量多吃，尽可能少干活。” 第四股反奴隶制潮流是1775年以后使大西洋两岸动盪了半个多世纪的一系列大革命运动。在这期间，美国马里兰以北新建的各联邦州、在法属西印度群岛 [ 註：1803年拿破崙在法国恢復了奴隶制。 ] 和摆脱西班牙而取得独立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都废除了奴隶制。1808年，英国和美国也开始禁止其公民从事国际性的奴隶买卖。以后，英国又利用外交手段及其海军力量不断强迫更多的附属国实施这一禁令。1833年，英国在其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废除了奴隶制。1848年，法国和丹麦也在第二次欧洲革命浪潮里效法英国。 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成就。将近两百万奴隶因此获得了自由。奴隶买卖虽然还不能说完全绝迹，但也总算受到限制。可是，美国南部、巴西和古巴的蓄奴制度不仅没有废除，而且还因为1800年后这些地方的棉花、咖啡和甘蔗生产的发展而更加强了。其结果是，1850年两半球的奴隶人口比半个世纪前还多。美国人和其它国家的人参与了把奴隶贩卖给巴西和古巴相当兴旺的黑市贸易。有些奴隶贩子在1808年以后还继续非法地把非洲人贩运到美国来。 [ 註：每年约有不到一千的非洲人被贩运到美国。 ] 废奴运动与殖民地开拓 在独立战争时期取得不少成就之后，美国的反奴隶制运动就失去了一些势头。南部的杰斐逊主义者们作为种植园主，从蓄奴制中捞到了好处，因而为自由而奋斗的精神就烟消云散了。白人还担心，黑人是下等民族，“野蛮成性”，让许多黑人“解放出来”将构成对社会的威胁。正如托马斯·杰斐逊在1820年所说的，南部已经“揪住狼的耳朵了”，不能松手让它跑。 解决这个难题有一个颇得人心的做法，就是以“殖民地开拓”的方法逐步解放奴隶，也就是让获得自由的黑人回到非洲老家去定居。1816年，一些美国名人，如亨利·克莱和布希罗德·华盛顿(乔治·华盛顿的侄子)组织了一个“美国殖民协会”，设法在西非弄到了一块土地，建立了赖比瑞亚国家，把它作为美国自由黑人的天堂，并由该协会资助，把他们运送到那里，帮助他们定居。开始时美国殖民协会抱着很大希望，到末了并没有解决奴隶和种族问题。虽然赖比瑞亚在1847年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了，但殖民协会及其在各州的附属机构到1860年才勉强送去了不到一万名黑人，而这不过是当时美国黑人自然增长数的0.3%。 美国殖民协会主要遭到三方面力量的反对：下南部的蓄奴制拥护者，他们反对妨碍实施蓄奴制的任何工作，尽管那是非常温和的工作；大多数自由黑人，尤其是北部的黑人，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不是非洲人；1830年以后的废奴主义者，他们谴责殖民协会是种族主义者，因为它主张用把黑人赶出美国的办法来解决种族矛盾。 激进的废奴主义 1830年以后兴起了一股激进的废奴主义思潮，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所谓的“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运动。在北方，领导该运动的是加尔文教修正派，他们强调人人都可随意选择自己救世的道路；上帝的恩泽并不是赐给预先选定的人，任何改邪归正、弃恶扬善、信仰上帝并按其意志行事的人都可得到恩泽。这是一种积极的信念。它促发了一系列压“邪”扶正的改良运动，如反对异教，维护安息日制度，反对娼妓、酗酒和奴役他人的行为。这运动继承了清教的“一人之责集体承担，一人之罪集体受惩”的教义。根据这一思想，四海之内皆兄弟，只要还有一个美国人受奴役，全体美国人都应对此承担罪责。 查尔斯·格兰德逊·芬尼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最杰出的福音派传教士。他的追随者有善于雄辩的演说家西奥多·韦尔德和富商兄弟阿瑟和刘易斯·塔潘。再加上威廉·加里森，他们都成为1833年成立的“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主要发起人。在此后数年里，该组织及其在一些州和地方上的分会迅速发展，到1838年，各地已有1350个分会和25万会员。这些分会出版小册子和报纸，组织演讲会并徵集签名向国会请愿，要求抵制奴隶制。 这一运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是空前的。1830年代的废奴主义者与其温和的、循序渐进的前辈不同。他们反对把黑人殖民到非洲去的做法，认为这是奴隶制拥护者的伎俩，是为加强这一制度而给它涂脂抹粉。他们反对同蓄奴制妥协，认为罪恶必须剷除，不能妥协。1831年1月1日，加里森在他的着名的《解放者》报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新废奴主义的战斗宣言： 我将像真理一样无情，像正义一样严正。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愿温和地去思考、去谈论或去写点什么了。不，决不！你可以让一个家中失火的人温柔地唿救；让丈夫温文尔雅地从强姦者手中抢回他的妻子，让母亲不慌不忙地救出她掉进火海的婴儿。但是，不能让我温文尔雅地对待眼前的这一斗争。我是认真的，我不含煳，我不悔改，我决不后退一步。我的话是一定有人听的。 第17页 19世纪30年代的废奴主义者有两个主要的奋斗目标：让美国人民，包括南部人和奴隶主们认识到蓄奴制是罪恶的；为自由黑人争取平等权利。这些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办法都是根据“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运动(或称为“復兴运动”)拟定的。宗教改革者们自己“皈依”废奴主义信仰，就希望改革信仰。他们认为，只要美国人都认识到蓄奴制和种族歧视是对上帝和人类的犯罪行为，就会停止犯罪，克服种族主义思想，废除奴隶制，并让所有的自由民享受平等的权利。 但是他们的希望成了泡影。南部根本不理睬他们。南部的一些州和市还出价悬赏买加里森和该运动其他领导人的脑袋。一些冒着生命危险跑到南部去的废奴主义勇士们不是遭到暴徒的袭击，就是被驱逐出境或被关进监狱。有些暴徒还冲进南部的邮电局，抢走或烧毁废奴主义者的宣传品。杰克逊总统支持这种行动，并命令邮政局长禁止邮递这类印刷品，理由是它们有可能煽起奴隶暴动。只有为数很少的南部白人成为废奴主义者，如肯塔基的詹姆斯·伯尼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两姐妹安格里娜和萨拉·格里姆克，他们不得不移居北部宣布自己的信仰。 就是在北部，接受奴隶彻底解放并使他们享受平等权利的废奴主义者也不是很多。受这些目标威胁的经济利益和种族利益太多了。在1830年代，北方暴徒袭击了废奴主义演说家、毁坏了废奴主义宣传品并焚烧了废奴主义者的财产。有些暴徒还袭击自由黑人。暴徒大多是下层白人，他们害怕南方的奴隶解放后会涌到北部来与他们争夺就业机会，分享社会平等权利。但也有一些暴徒是“有钱有势的绅士”，他们大多是与南部有关系的商人、律师以及保守分子。这些保守分子认为，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危及了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础。 废奴主义政治 一些废奴主义者在规劝人民接受废奴主义失败之后，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839年他们成立了“自由党”，并提名詹姆斯·伯尼为该党1840年的总统候选人。但伯尼只得了7000张选票，只占选票总数的千分之三。 “自由党”的建立是引起反奴隶制运动分裂的原因之一。以加里森为首的一派反对参加政治斗争，认为这意味着丧失原则。他们反对按美国宪法选举总统，认为宪法是一个亲奴隶制的文件。他们有些人甚至号召各自由州脱离这个维护奴隶制(或“拐骗人口制”)的联邦。他们对一些大的教会组织拒绝接受激进的废奴主义主张十分不满，攻击这些组织是“贼窟”。这使福音派废奴主义者感到气愤。加里森主义者还主张男女平等，这又冒犯了男性废奴主义者，因为后者只支持给男性黑人以平等权利，但拒绝接受男女平等。妇女人权运动使妇女抛弃了废奴主义组织。当她们撰写和演讲关于种族不平等的罪恶时，有些妇女还开始谈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地位。1848年，一些妇女废奴主义者在纽约州的塞尼卡福尔斯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女权大会。在8年前，反奴隶制协会的一些成员，如芬尼和塔潘兄弟等，因加里森派成功地使一名妇女当选为协会的执委而退出了该会。这些人后来成为自由党的支持者，并于1840年代另行组建了一些反奴隶制协会。 1840年以后反奴隶制力量虽然分裂了，但仍很活跃，并且起着重要作用。它确实扩大了影响，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自由州与蓄奴州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反奴隶制的政治家比废奴主义者能赢得更多人的支持。但也正如加里森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运动范围的扩大淡化了该运动原有的宗教和人道主义色彩。虽然废奴主义的政界人士及其温和的同事们仍把废除奴隶制和实现民族平等看作是最终的奋斗目标，但他们集中力量防止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展，而不干预现有蓄奴州的内部事务。这是一种反对奴隶制的立场，而不是废除奴隶制的主张。这种立场被写进了自由土壤党的1848年的政治纲领，也被势力更强的共和党写进了它的1854年的竞选纲领。自由土壤党的多数成员，与多数废奴主义者相比，更关心的是白人的权利，而不是黑人的权利。1856年，《纽约论坛报》着文说：“在共和党里有废奴主义者，也有愿意并确实在为黑人服务的人，但还有更多人，他们主要是为自由的白人劳力争取新的领地，而很少或根本不关心自由黑人和奴隶黑人的权益。” 反奴隶制运动与现代化 废奴主义和反奴隶制力量都起源于新英格兰和新英格兰人聚居的北部地区。该运动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如芬尼、韦尔德、塔潘兄弟、加里森和温德尔·菲利普斯等，都是麻萨诸塞州或康乃狄克州人。在1840年代担任“自由党”领袖并于1848年协助将“自由党”扩大为自由土壤党的俄亥俄州人萨尔蒙·蔡斯，是在新罕布夏出生和长大的。在567名废奴主义领导人中，63%出生于新英格兰地区，而当时该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21%。对上纽约州和俄亥俄州一些废奴主义力量较强的县份进行调查，也发现反奴隶制组织与新英格兰人居住区和福音派復兴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繫。 无论在英国还在美国，企业家与废奴主义运动领导人的社会背景都很相似。教友会教徒在这两组人中间都很突出，尤其是在英国。参加英国教友会的一些家族，如达比家族、劳埃德家族、巴克利家族和韦奇伍德家族，组成了英国工业革命先锋，并在18世纪为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提供了许多领导人。同样，教友会教徒在18世纪的美国商业界也很突出，并且在早期的反奴隶制组织里占压倒多数。1830年以后，美国的废奴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逐渐转移到新英格兰地区的福音派新教徒和唯一神教派的手里，而正是在这时，这一地区和这一些人形成了美国经济中最现代化派别。表3.1说明了19世纪中叶美国废奴主义和工业领导人之间社会背景的相似之处。在一份有关废奴主义领导人(总数为622人)的职业调查报告中，从事工商业的人所占的比例(21%)仅次于神职人员的比例(34%)。 第18页 表3.1 废奴主义领导人与企业家的社会背景 [ 注 ] -- 废奴主义领导人 人口比率 企业家 人口比率 新英格兰出生的 63% 3:1 51% 3:1 公理会教徒 34% 67% 7:1 10:1 22% 40% 5:1 6:1 唯一神教徒 13% 13:1 10% 10:1 教友会教徒 20% 20:1 8% 8:1 自由劳力观念 废奴主义者与企业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偶然的。资本主义思想就是自由劳动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新教主张的内在的自我约束，比奴隶制的外部制约能培养出更多的有效的劳动者。以增加工资和提高社会地位作为刺激的积极办法和没有工资和提升机会的消极刺激办法都比鞭打产生的动力更大。某废奴主义者说：“鞭子只能依靠刺激人的皮肉，不能触及他的产生行为动力所在的部位。”反奴隶制的辉格党的一位编辑霍勒斯·格里利写道：“奴役一个人就等于抹煞了他的抱负，他的进取心和他的能力。在人性的构成中，改善生活条件的愿望是使人努力工作的原动力。” 提高社会地位的理想是自由劳力观念的核心。《纽约时报》在一篇歌颂北方的自由劳动制度的文章中说：“自由劳动制度可以使今天的穷人成为明天的小地主和商人。”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已是一名颇有名望的律师，他说：“我毫不羞愧地承认，25年前我是一个僱工，铺铁轨或在平板船上干粗活。”但是“自由社会”使穷人“有机会改善他的处境；他知道，在他的一生中，劳动条件并非一成不变的”。林肯还写道，“人人机会均等”的原则就是“为每一个人扫清道路，给每一个人以希望，最后使每一个人都能兴办企业和工业的原则”。 用林肯的话来说，奴隶“终生禁锢在受奴役的地位”，自由劳动理论把南部描绘成人民大众贫穷落后和劳动只为少数特权者积累财富的地方。虽然南部人也可以列举出许多白人由穷变富的例子，但自由土壤党人坚信“奴隶制使一切都枯萎、凋谢，……是自由劳动的穷苦白人的祸害。……它使劳动成为一种耻辱的东西，从而使白人感到沮丧，遭受贫穷，并且越来越穷，社会地位越来越低”。1848年纽约一位国会议员说，哪里有奴隶制，“哪里实质上就没有中产阶级。要么是大富翁，要么是穷得使人绝望，这就是固定的社会格局”。 简言之，奴隶制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是水火不容的。后来成为自由党和共和党领袖的威廉·西沃德在1835年访问了维吉尼亚之后写道：“贫瘠的土地、古老而破旧的城镇、坎坷失修的道路，……没有工业、不见进步……，这一切就是奴隶制带来的后果。”他还说，这个制度耗尽了“智力、精力和能力”，所以“这与国家的安全、福利和伟大所要求的一切条件是不相称的”。就像欧洲资本主义必须摆脱陈腐的封建主义的束缚那样，生机勃勃的美国资本主义已经不能继续与陈腐的奴隶制度共存下去了。 北善南恶的观点当然会被某些人歪曲。但到1845年以后，由于奴隶制在新获得的领土上扩展势力，冲突越来越尖锐化，因而接受这一观点的北部人也越来越多。反奴隶制阵营里的人把这一冲突看作是关系到美国前途的斗争。自由土壤党的一家报纸说，“我们反对蓄奴制的扩张，因为它削弱了人民的生产力，阻碍人民集结在一起聚居，阻碍了一切公共教育系统的建立。[只要奴隶制在那些新领土上实行]，各州的自由劳动就不可能进行。……如果各州的自由劳动得以实现，南部的奴隶劳动就无立足之地；而且在几年后，这些领土上就会涌现出积极而活跃的人民。” 拥护奴隶制力量的反击 从必然的罪恶到积极的善举 反奴隶制运动大大触犯了南部的感情。作为革命传统的继承人，南部领导人起初也承认奴隶制不符合1776年人们为之奋斗的自由理想。在美国独立战争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多数南部人把蓄奴制解释为“必然的罪恶”。既然是罪恶，就应该随着时间和进步的发展而逐渐消亡，但因为是必然的罪恶，就不可能迅速废除，否则将导致南部的混乱。将解放的奴隶向非洲移民的做法旨在用循序渐进的改良办法达到最终消灭这一罪恶的目的，所以在上南部受到人们的青睐。 到19世纪30年代，有两种情况的发展使这种“必然罪恶”的观点破产：一、棉花王国的出现，使奴隶制在南部经济中成为空前必需的事物。二、废奴主义运动的发展，使南部处于守势，激起南部从理论上进行全面反击，说蓄奴制根本不是“必然罪恶”，而实际上是“积极的善举”。他们提出以下的论点，说明歷史上的伟大社会，诸如古埃及、《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希腊、罗马帝国、查理曼时代的法国、大宪章时代的英国，都是以奴隶制或农奴制为社会基础的。维吉尼亚州的参议员r·m·t·亨特说：“歷史上没有一个像样的文明制度不是以国内的奴隶制为基础的。”甚至《圣经》也是贊成奴隶制的：使徒保罗就曾规劝奴隶服从主人，并劝告一名逃亡奴隶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1850年，南部一个教士写了一本小册子，可谓这类小册子的典型，其标题就概括了“积极的善举”理论的内容：《南部对北部的责难和挑衅的答辩：蓄奴制是上帝为最完善的社会秩序奠定基础的一种制度，是共和国政府永存的唯一保证》。 第19页 “积极的善举”论鼓吹者自信其理论至少在南部赢了一招。1838年，约翰·卡尔霍恩说：“过去许多南部人认为奴隶制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是罪恶的，现在这种煳涂的谬论已不復存在了。现在我们认识了奴隶制的真实面貌，它是世界上自由制度的最安全、最稳固的基础。”20年后，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詹姆斯·哈蒙德在谈到那些抱有煳涂思想的南部人时说： [他们]认为奴隶制是邪恶的、虚弱的、可耻的、罪恶的……，于是恐惧而战粟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厄运。但是，一些勇敢的人接受了挑战，迫使南部重新检讨这个问题。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因为蓄奴制度而感到内疚的南部人了。 为达到这个目的，南部抵制外部的批评，并压制内部的不同意见。南部建立起思想壁垒；用强制性的手段保持团结，以对付外部的攻击和内部奴隶暴动的威胁。在1831年纳特·特纳奴隶暴动 [ 註：纳特·特纳(nat turner 1800-1831)，黑奴，在宗教思想的鼓舞下，于1831年8月在维吉尼亚率黑奴举行暴动，杀死了至少55名白人，引起南部各地发生一系列恐怖报復行动。 ] 后，南部各州以维护秩序为名，对白人和黑人都加强了控制。几乎每一个南部州都通过了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如路易斯安那州规定，对发表“助长有色人种的不满情绪或煽动奴隶不服从主人”言论的人，要判处21年至终生苦役的刑罚。有些州授权治安法官或别的官员没收持反对意见者的邮件。一些居民区成立了“警戒委员会”或“公安委员会”，採取“一切有效措施搜寻和侦查图谋在居民区散发煽动性小册子、传单或其他任何印刷品的人，以及为煽动暴动而用不正当手段去影响奴隶的人”。一切陌生人，尤其新英格兰人是怀疑和监视的对象。“警戒委员会”还检查旅店客人或搜查旅行者的行李。许多外地人成为暴徒行兇的受害者，他们被涂上煤焦油，再插上羽毛，有些人还被拷打致死。 蓄奴制的代言人对于南部保守的社会秩序十分得意。他们不仅抵制废奴主义，而且抵制影响着北部社会的各种“主义”，如女权主义、社会主义、乌托邦主义、先验论、千禧年主义 [ 编者註：千禧年主义(millennialism)，从基督教神学观点出发的一种歷史哲学，源自《新约·启示录》，第20章；宣扬基督教殉教者復活，与基督共同掌权1000年，在此期间，人类所期望的和平与公正将要通过上帝权柄实现。 ] 等等。南卡罗来纳州的某人声称，蓄奴州是“抵制异端分子掀起的各种社会风浪和政治风浪的防护堤”。南北战争前，美国各地有一百多个乌托邦社区，其中只有两个座落在南部。女权运动在波托马克河以南的地区毫无进展，而在那里，白人妇女依然安稳地坐在超然于男人的政治世界和政治事务的受人尊敬的宝座上。南部的一个编辑大惊小怪地指责被“主义”弄得神魂颠倒的麻萨诸塞州人竟然“蜂拥着去听一个把丈夫丢在家里看孩子的、穿着布鲁姆女服的不男不女的人演讲”。这样的事在蓄奴社会是绝对不会有的，在那里，“奴隶是最低层阶级，是社会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坚固的基石，整个社会建于稳定的基础之上，是不会受任何蛊惑而动摇的。” 1855年，里土满某报着文说，南部应抵制异端邪说，防止北部书刊流入。应设法让年轻人留在南部，不让他们到北部去上大学，因为那里的“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报纸和演讲场所，而每个演讲者和编辑都不受健康舆论的约束，公开辩论为人们所信奉的宗教信条”，在那里，天真无邪的青年有可能受到“异端邪说的毒害，这些异端邪说反对一切存在的制度，无视一切有关宗教、法律、道德、财产和政府的公认准则”。所以，年轻人应在南部接受教育，因为这里的“教育具有道德观和宗教的虔诚性，是稳健的，他们不管在校内还是校外，都不会读到与正统基督教、纯真道德、财产权和婚姻的神圣性相违背的一句话”。 关于僱佣奴隶制的理论 拥护奴隶制的代言人在与外部的批评者唇枪舌剑中很快懂得，反击是最好的自卫方式。1856年，纽奥良的一家报纸写道：“事实证明，北部各州的自由社会是失败的，它已经内部腐烂了。”南部人写了许多小册子，说明在南部种植园里工作的黑奴比工厂里的“僱佣奴隶”的生活水平高。南方奴隶从不失业或降低工资；他们享受免费治疗，老有所养，而不会被人抛弃、忍飢挨饿或靠救济活命。他们还申辩说，在南部不存在“乞讨、赤贫和衣衫破烂的现象”，而在北部，这些现象在每一个城市都可见到。1855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威廉·格雷森发表了一旨长诗，题为《僱工与奴隶》，鲜明地表达了“僱佣奴隶制”的主题： 僱工 自由徒有其名——奴隶苦役永无尽期…… 骯脏的茅舍——穷人的窝棚， 或在恶臭的地窖，席地仰卧。 衣衫褴褛，霉臭的杂草当床， 街沟里捞点屠宰下水聊充飢肠度日…… 这些惨境；如此贫穷，如此关怀， 为奴隶争取的白由创造的就是这幸福……。 第20页 奴隶 他们有主人的谆谆教导和关怀， 有吃有穿，受到无数年月的护养。 昔日人数寥寥，如今已有百万， 白人的一切有用技艺，已为他们所有， 勤俭、温良，精于林业，善于园田， 扶犁弄斧，样样皆能……。 不愁贫困，无须行乞， 从来没有僱工的苦痛， 也不必像他们那样绝望挣扎， 念及妻子儿女，奴隶感到宽慰； 也许一旦死亡来临，尚有衷恩忧伤； 让妻子儿女蒙受炎凉世间的仁厚。 一些人针对哈里特·斯托所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写了许多小说，如《罗宾叔叔在维吉尼亚的小屋和汤姆在波士顿无家可归》，其题目就体现了上述理论。又如，反自由社会和拥护奴隶制的极端分子乔治·菲茨休写的《吃人者！即无主之奴隶》这一题目也是如此。到1852年，以“僱佣奴隶制”为主题的书籍已如此之多，以致拥护奴隶制的人可以这样写道：“南部奴隶在精神、物质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条件都优于世界任何地方和任何环境下的劳动阶级，这一点已无须再次证明了。” 骑士形象 许多种植园主把自己设想为贵族阶级。詹姆斯·哈蒙德声称：“奴隶制度实际上创造了一个贵族阶级，一个有才华、有道德、慷慨无私和勇敢的贵族阶级。”奴隶主家庭出身的人几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接受发号施令的训练。他们按骑士的准则来要求自己，如举止高雅、彬彬有礼、尊重妇女、慷慨解囊等。司各脱的小说在南部所以特别受欢迎，其原因之一就是种植园主们把自己看成是《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里的骑士或《威弗利》系列小说里的苏格兰贵族。1850年代，南部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一些南部人把自己称为“南方人”，这个名词就取自司各脱的小说。南部的上层人士还喜欢玩马术比赛，比赛时年轻人把自己打扮成马尔文骑士和老多米尼翁(维吉尼亚州名)骑士等，在大庭广众之下竞相向美貌少女献殷勤。 从这种自我标榜的形象又产生了这样的论调，即南部种植园主是17世纪英国骑士阶级的后代，而新英格兰人则是英国圆颅党 [ 译者註：圆颅党(roundhead)，1642年-1652年英国内战时反对贵族的清教徒议会党人，因他们剪短头髮，与查理一世宫廷中流行的长头髮不同，故云。 ] 即清教徒的后代。根据这一说法，英国骑士又是11世纪征服英格兰的诺曼第骑士的后代，而清教徒则是被征服的撒克逊人的后代。肯塔基州某编辑在一篇颇有代表性的评论里说：“南部的诺曼第骑士们对于撒克逊后裔新英格兰人的庸俗与放肆忍无可忍。”1860年，《南部文学通讯》发表了一篇题为《北部人与南部人的种族差别》的文章，文中所述的“差别”，就是骑士和清教徒、诺曼第人和撒克逊人。该文声称： 在南部殖民地定居的是属于王室的血缘和家族的人……被称为骑士，……是征服者威廉大帝的诺曼第贵族的嫡系后代，以尚武和无所畏惧见诸歷史，以豪侠、勇武、诚实、文雅和智慧闻名于世。……南部人就是这一种族的继承人。 引文提到的“尚武和无所畏惧”，与其说是有关骑士和诺曼第人的传说，不如说是南部真实生活的写照。当代的观察家，包括北部的、南部的和外国的，都公认南部人比北部人更熟悉武器，并且普遍有使用武器的嗜好。在梅森-迪克森分界线 [ 译者註：在宾夕法尼亚州南面的南北分界线。 ] 以南地区的兇杀案发生率大大高于该线以北的地区。自从艾伦·伯尔1804年在决斗中杀死了亚歷山大·汉密尔顿之后，北部就很少发生决斗事件，但在南部，决斗现象一直延续到南北战争爆发。 决斗的存在与南部贵族的荣誉标准和依靠个人行动而不是依靠法律去报仇雪耻的做法有关。南部许多杰出的政治家都与人决斗过.安德鲁·杰克逊曾打死过他的对手，南卡罗来纳州某州长就曾以决斗过14次而闻名，并且每次都打伤了对方。1830年以后，南、北关系渐趋紧张，南部的一些议员还向其北部对手提出决斗挑战。后者一般都予以拒绝(虽然1838年曾有一名缅因州议员被肯塔基州的代表打死)，这又似乎加强了南部人说的新英格兰人是懦夫的观点。 南部的战斗精神也比北部强。在美墨战争中，南部志愿兵多于北部，其主要将领都是南部人。在1841年-1861年间，美军首席上将都是南部人。在1850年代，三名准将中的两名和所有地方师师长(除一名以外)都是南部人。1849年-1860年间，四名国防部长是南部人。在西点军校学生和正规军军官中，南部人所占比例为30%，而大于全国白人所占的比例。到1861年，西点军校的校友情谊显得十分重要：在1828年和1829年的西点军校生中，有11名成了南部邦联的最高将领或领导人，其中包括罗伯特·李、艾·西德尼·詹森、约瑟夫·詹森和杰斐逊·戴维斯等。 比就读西点军校的南部人之多更能说明问题的可能是南部的军事学校的数量。维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塔德尔军校是最着名的。到19世纪50年代，南部几乎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军校。186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南部军校的数目是北部的五倍(但北部的大学和职业学校则是南部的两倍)。这一点在1861年开始的南北战争中显得很重要。 第21页 南部和北部都有很多志愿兵连队，其中有些是社会组织，不过军事训练充其量是一般化的，但也有许多是严肃地恪尽职守的真正武装部队。尽管证据还不够充分，但按人口比例，南部的武装部队数目肯定比北部多，尤其是在1850年代。 [ 註：马库斯·坎利夫在他着的《士兵与平民：1775年-1865年美国的尚武精神》(波士顿，1968年出版)一书里说，当时南、北的尚武风气一样盛行，北部的志愿兵连队可能比南部还多。但作者所举的例子却只能证明相反的情况。坎利夫还忘了应按人口比例来解释他的证据，也就是说，南部白人数不到北部的一半，他们在西点军校的学生和志愿兵连队的实际数字可能比北部少，但按人口比例却大得多了。巡逻兵中也有非奴隶主，这也是奴隶主与非奴隶主之间的另一条纽带，使他们与蓄奴制联繫起来。 ] 当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只有四千名左右达到军训年龄的男性白人时，该市已至少有22个志愿兵连队。1859年，萨凡纳市的一名律师这样撰文描述他的炮兵连开往纳什维尔市和返回的情形： 在梅肯，我们受到新成立的炮兵连的欢迎，并有梅肯志愿兵、弗洛伊德步兵和比布县骑兵的护送。……在由梅肯去亚特兰大的路上，遇到了盖特市的警卫队代表。……在路经马丽埃塔时，当地军校学生放了一枚六磅重的小炮以示致敬……。[在纳什维尔]我们受到德意志步枪队、谢尔比警卫队和军校学生的迎接……。[在返回萨凡纳时]警卫队、警士、奥格尔索普的轻步兵和爱尔兰贾斯泊绿衣队都列队欢送我们。 南部武装戒备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控制奴隶。在南部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三、五成群的白人在一名头头的带领下，骑着马在夜间巡逻，搜捕无通行证的奴隶和驱散奴隶的秘密聚会。一个巡逻兵每两周值勤一次，所以每条巡逻线上总有50多个白人巡逻兵。 美国尽管很少发生大规模奴隶起义，但南部的人对此总是担心的。美国只有几次这样的起义，如1831年纳特·特纳起义和1800年在里奇蒙附近由加布里埃尔·普罗泽和丹马克·维齐领导的第一次流产的阴谋暴乱，第二次是1822年在查尔斯顿。这些起义足以引起白人的恐惧。武装的志愿兵连队的作用之一就是“镇压突发的起义”。前面提到的萨凡纳某律师在1856年写道：“我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参加这样的武装连队。这种起警察作用的连队，就其性质而言，是十分必要的。” 奴隶制与美国政治 从1844年到南北战争爆发，美国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蓄奴制度。1844年前，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也曾多次通过别的问题爆发出来，使南、北双方发生冲突。例如，1819年至1820年的有关密苏里州的争执就是这样。1832年，一些州拒绝执行国会的决议，表面看来这是在争论关税问题，实质上还是蓄奴制问题在作祟。主张抵制国会决议的南卡罗来纳州人认为，中央政府权力的集中——如关税问题所显示的——蓄奴制就会受到威胁。拒绝执行国会决议是维护各州自主权的最极端的做法。这是一种地方分权制宪政理论，其主要目的是保护蓄奴制度和抑制中央政府可能对它进行的干涉。 民主党是蓄奴制的主要政治堡垒，南部组成了奉行杰克逊主义的民主党联盟力量的主体。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获得了蓄奴州的71%的选票，而在自由州他只获得了50%的选票。他的五分之四的选票来自南部。四年后杰克逊在南部蓄奴州获得了70%的选票，在北部有51%。杰克逊主义者们对南部的支持给予酬报。杰克逊指定了四名最高法院法官，其中三名是南部人。总统马丁·范布伦是杰克逊亲自选中的接班人，他在最高法院又安排了两名南部法官，却没有增加北部人。杰克逊否决了重新颁发美国第二银行特许执照和拨款修筑公路的提案，这无疑使主张地方分权的南部人感到高兴。杰克逊政府支持南部邮局禁止邮递反奴隶制宣传品的态度也受到南部的欢迎。在1836年至1844年间，国会通过了“限制言论自由法”，其目的就是抵制反奴隶制的请愿书。支持这一立法的国会议员大多是民主党人。 范布伦以“假面具”(指支持南部的北部人)而闻名，但南部仍不信任这位纽约人。由于这个原因，尽管范布伦在1836年的大选中当选了总统，新成立的辉格党(其主要领导人是肯塔基的亨利·克雷)在南部还获得了微弱多数票。在此后的15年里，民主党和辉格党在南部和北部都保持着均势。两党领导人都故意把有关蓄奴制的分歧排除在政治斗争之外。但这种做法只是在几年内有效。后来，兼併德克萨斯领土和美墨战争的爆发随即把蓄奴制的扩张问题推到了全国政治的前沿。这使两党在蓄奴州和自由州的分界线上分道扬镳了。 第四章 兼併德克萨斯、美墨战争和1850年的妥协 兼併德克萨斯 1820年代，墨西哥刚摆脱西班牙的统治，获得独立。美国人在墨西哥政府的同意下，开始向德克萨斯地区移民。但是到1830年，墨西哥政府开始对语言和文化都与自己不同的移民涌入感到不安，对他们政治上是否忠于自己和是否遵守墨西哥政府禁止蓄奴的规定持怀疑态度。美国移民数量的日益增多，也造成了争夺土地和政治权利的矛盾。1836年德克萨斯居民与墨西哥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到达了破裂的边缘。德克萨斯居民终于宣布独立，并在遭到阿拉莫守卫战士的屠杀后，于1836年4月21日在圣·贾辛托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还俘虏了墨西哥领导人安托尼奥·洛佩齐·德桑塔·安纳。为获得自由，安纳签署了同意德克萨斯独立的条约。该条约遭到墨西哥国会的谴责，但德克萨斯人仍兴高采烈地建立了“孤星共和国”，并请求加入美国。 第22页 併入美国的请求在华盛顿遭到阻挠。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指责南部民主党人策动德克萨斯的居民举行暴动并申请併入美国是为了扩张蓄奴制的势力范围。北部的一些民主党人也反对合併。安德鲁·杰克逊和马丁·范布伦总统为避免发生美墨战争和维护民主党的团结也不愿亲近德克萨斯。大失所望的德克萨斯人只好自强自立。美国政界有关德克萨斯的争论这才平息下来。 但这种平静是暂时的。1841年，辉格党的首任总统威廉·亨利·哈里逊上任一个月就患肺炎去世了，约翰·泰勒入主白宫。泰勒是维吉尼亚州的辉格党人，一贯反对辉格党支持提高关税、重新颁发银行特许证和联邦政府拨款修筑公路和水道的法案。他上任后很快就和辉格党国会议员们在这些问题上发生分裂，于是，不久就成了一名无党派的总统。他转而寻求民主党的支持。他提了一些南部人充当他的内阁成员(包括他的维吉尼亚老乡、国务卿艾贝尔·厄普舒尔)，并开始考虑他在1844年大选中如何取胜的问题。他决定要解决德克萨斯的合併问题，因为“这是唯一能赢得南部人对一名南部候选人的足够支持的议题”。 厄普舒尔于是就着手与德克萨斯秘密谈判合併条约。与此同时，亲政府的报纸煞有介事地渲染英国在德克萨斯所谓阴谋。事实是，英国曾与德克萨斯谈判相互承认和通商条约。英国的废奴主义者曾表示，希望他们的国家在德克萨斯的影响有助于那里的奴隶解放。南部人把这夸大其词地说成是英国与北部废奴主义者合谋，要在西半球建立自由卫星国，以阻止美国的扩张和把它作为攻击美国蓄奴制的桥头堡。 这是一种很好的宣传。仇英心理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仍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南部人担心，如果蓄奴制只局限在目前的范围内，就有可能被窒息而亡；如果不增加蓄奴州的数目，南部就必将在联邦政府里成为孤弱的少数。国务卿厄普舒尔在给南部派的强硬分子约翰·c·卡尔霍恩的信里写道：南部人“必须要求吸收德克萨斯……这对于他们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南部的)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团结一致，因为这是一个南部问题，不是辉格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问题”。 1844年2月，厄普舒尔在一次事故中丧命，他的接班人正是卡尔霍恩，正好由他完成了合併条约的谈判，并于4月将此条约提交参议院。卡尔霍恩还同时公开通知英国公使，说蓄奴制关系到美国的“和平、安全和繁荣”，合併对于阻止废奴主义者颠覆蓄奴制度的阴谋是必要的。这种公开支持蓄奴制的做法惹怒了北部的参议员。南部的辉格党议员也不愿支持变节的泰勒，不愿因批准合併条约而冒与墨西哥打仗的危险。他们联合北部辉格党议员及北部的一些民主党议员一起，于6月阻止参议院批准合併条约。但在这之前，德克萨斯问题就早已成为总统竞选的主要问题了。 两名主要的竞选对手——亨利·克莱和马丁·范布伦都在德克萨斯问题上栽了跟头。他们俩于4月27日同时发表反对合併的公开信。克莱的立场与辉格党(包括南部的在内)的立场是一致的，所以四天后他被该党一致推选为总统候选人。但是范布伦的公开信在南部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不安，从而促使卡尔霍恩派民主党人加快了击败这位纽约候选人的行动。这一行动取得了成功，因为民主党规定总统候选人必须得到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多数票的支持。他们利用这一条使范布伦在八次投票中都遭到了失败，尽管在第一轮选举中他曾获得过简单多数票的支持。在第九轮中选举中疲惫的民主党人终于推出了一匹黑马：坚决主张兼併德克萨斯的田纳西州人詹姆斯·k·波尔克。卡尔霍恩的一名支持者喜形于色地宣称：“我们胜利了。波尔克比任何一个被提名的公职人员都更接近我们。他是个大奴隶主，是彻底主张合併德克萨斯并支持地方分权的。” 泰勒想当第三党派候选人的希望因波尔克的胜利而成了泡影，于是他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在总统竞选的紧锣密鼓声中，“德克萨斯热”席捲了整个南部。一个维吉尼亚人写道：“看来人们在德克萨斯问题上的确激动了，除了立即合併，没有办法使他们得到满足。”克莱担心失去处于合併压力下的南部辉格党人的支持，于7月发表了两封公开信，说如果合併意味着和墨西哥打仗，他仍然是反对合併的，但是“如果能不失面子，不导致战争，并得到联邦共和国的一致贊同，我是乐意看到合併的。”他的信又激怒了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其中有些人决定改投自由党的候选人詹姆斯·g·伯尼的票了。克莱在德克萨斯问题上採取这种模稜两可的态度既没有能在南部挽回多少支持票，又失去了纽约地区的一些关键选票。波尔克就因为在纽约地区比克莱多得了5000张选票而当选了总统。 波尔克在除了两个州以外的所有未来的联邦州中赢得了胜利。与此同时，自由党在北部的选票与1840年相比，增加了9倍。虽然自由党总票数不到北部全部选票的3%，但1844年的大选像一把锋利的噼刀，把美国的两个政治党派分割成了大体上按南、北地区划分的党派。 领土扩张天命论和美墨战争 第23页 波尔克只是以微弱多数(49.6%对克莱的48.1%选票)获胜的，但主张合併的人仍把这一结果看成是选民给予总统的授权。1844年12月，泰勒为了使德克萨斯的合併成为自己执政期间最大的成就，他绕过了批准条约需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的规定，把合併问题作为联合决议提交给了国会，因为这只需要两院的简单多数就能通过。尽管人们怀疑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宪法，但参、众两院还是在1845年3月泰勒卸任前夕通过了这个联合决议。起初有几个北部民主党议员越轨投了反对票，但最终还是服从了该党的统一步调，投了贊成票。1845年底，德克萨斯终于併入美国，成为其一个州。 北部民主党人支持合併德克萨斯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希望在兼併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一块面积与德克萨斯相似的土地也能得到南部支持。1844年，民主党在其竞选政纲里向全党保证，它不仅要得到德克萨斯，也一定要得到“整个俄勒冈领土”。这块土地从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的北部边界一直延伸到当时俄国的阿拉斯加的南部边界。美国和英国都想占领它。1818年以后，两国达成了共同占有的协议。但到了1840年代，美国移民大量涌进哥伦比亚河和威拉米特河流域肥沃的地带。他们也像德克萨斯的移民那样希望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波尔克总统于1845年宣布终止美英共同占有的协议，宣称北纬54°40′以南的土地都归美国所有。好吹牛皮的民主党演说家们公然宣扬美国占领整个美洲大陆的“领土扩张天命论”。在他们的鼓动下，民主党提出了“要么54°40′，要么就打！”的口号。北部民主党人认为可以用俄勒冈来测试南部民主党人是否像支持蓄奴制领土扩张那样也支持自由领土扩张的论调。作为田纳西人，波尔克未能通过这个考验。他甘冒与墨西哥打仗的危险以获得西南部地区，却不情愿冒与英国打仗的危险来占领俄勒冈的全部土地。不过在美墨战争爆发前，他的这一态度尚不明朗。 波尔克一上台，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系就恶化了。美墨两国存在着三大矛盾。首先是美国兼併德克萨斯。这一问题也许可以谈判解决，因为德克萨斯毕竟已独立10年了，而且墨西哥并不真正希望重新收回它。第二是德克萨斯的边界问题。当德克萨斯尚是墨的一个省的时候，其南部边界在努埃西斯河。但在波尔克政府的支持下，德克萨斯声称其南部边界应该是里奥格兰德河，这样德克萨斯的范围就几乎扩大了三倍。第三是人烟稀少的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地区的前途问题。波尔克已决心不择手段地把它们弄到手。 1845年，波尔克採用的是胡萝蔔加大棒的政策。他一方面派路易斯安那州的约翰·斯利德尔作为“全权公使”前往墨西哥城，提出要用不超过3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的土地，同时还要求墨西哥答应以里奥格兰德河作为美墨边界，以偿还它对美国公民所负的所谓债务，另一方面。波尔克命令扎卡里·泰勒将军率领的美国军队进驻努埃西斯河以南的争议地区，同时派一支分遣舰队到墨西哥沿海去巡逻。他指使驻加利福尼亚蒙特雷的美国领事煽动当地居民的亲美情绪，因为那里有数百名美国移民。美国政府还秘密命令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在美墨战争爆发时立即夺取加利福尼亚沿岸各港口。 墨西哥政府拒绝接待斯利德尔公使。此后不久，墨西哥城发生政变，反美的军事政府上了台。该军政府发誓要收復被“外国佬”“盗走的德克萨斯省”(西班牙和美国的骯脏交易)。波尔克以牙还牙，于1846年1月命令泰勒的部队开赴里奥格兰德河，并命令美国船只封锁里奥格兰德河道。墨西哥则派军队驻扎在里奥格兰德河南岸，与泰勒对峙。波尔克希望发生一次事件作为发动战争的藉口。而他急不可待，甚至在未发生事件的情况下，准备在5月9日向国会发表战争咨文，这时消息传来，得知在4月24日在里奥格兰德河北岸的一场冲突中有几名美国士兵被墨西哥人杀死。5月11日波尔克发表了战争咨文。在演说中他装腔作势地说，“虽然我们力求避免战争”，但战争“还是因为墨西哥的挑衅而爆发了。它侵占了我们的国土，使美国人在美国的土地上流了血。” 墨西哥对这块争议地区的要求起码跟美国同样强烈，所以可以说这场战争是美国发动的，因为它让墨西哥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流血，这是废奴主义者、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以及甚至许多南部辉格党人的意见。俄亥俄州的一个辉格党参议员发表了曾轰动一时的讲话。他说：“如果我是一个墨西哥人，我会对你说：‘难道你们没有埋葬自己同胞的空地吗？如果你们到我们的国土上来，我们就用沾上血的手来迎接你们，这里好客的坟墓并不嫌弃你们’。”废奴主义者的宣传使更多的人相信，德克萨斯问题和美墨战争是罪恶的“蓄奴制政权阴谋”为扩张蓄奴制领土所採取的步骤。在新英格兰地区流传着一首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写的反战的方言诗，他假借一个新英格兰的农人霍齐亚·比格洛的口说： 他们对加利福尼亚垂涎欲滴， 为的是建立新的蓄奴州， 这样就可以凌辱你、奚落你， 还要罪恶地掠夺你。 第24页 麻萨诸塞州议会同意洛厄尔的观点：1847年它通过决议，说发动这场“违宪战争”“有三个目的：扩大蓄奴制、加强蓄奴制的力量、争取控制自由州”。 对“整个俄勒冈”的要求成为首批战争灾难之一。波尔克不愿同时两面作战，于是便从“北纬54°40′”的要求退却，准备以北纬49°为基础与英国进行妥协谈判。有12名北部民主党议员背叛民主党而对妥协条约投了反对票。由于辉格党无视“扩张领土天命论”，并且希望与英国维持和平，一致贊成该条约，这才使它得以通过。辛酸的北部民主党人抱怨南部民主党人背信弃义，说“德克萨斯问题和俄勒冈问题是在同一情况下产生、在同一个摇篮里成长发育的”，但利用了北部的选票兼併了德克萨斯以后，“德克萨斯的奇怪的朋友们却变了脸，尽一切可能去扼杀俄勒冈”。尽管如此，多数的北部民主党人还是继续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 尽管辉格党不喜欢这场“波尔克先生的战争”，但是该党议员愿冒政治自杀的危险去投反对票者寥寥无几，因为多数地方是支持战争的。联邦主义党因反对1812年的战争而遭灭顶之灾的教训，许多辉格党人记忆犹新。辉格党里只有14名众议员和2名参议员投票反对宣战。在军队和军备拨款问题上，多数辉格党议员也是投贊成票的。但在预审该法案和国会表决与战争有关的辅助性法案的过程里，出现了一个明确反战的派别，它包括了几乎全部北部辉格党议员、几个南部辉格党议员，另有一些北部的民主党议员。这种反战情绪部分是由于1846年大选时国会里增加了38名辉格党议员，其中多数来自东北各州。 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军队在墨西哥战争中取得了辉煌战果的话，反战派是有可能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联合力量的。但是由扎卡里·泰勒和温菲尔德·斯科特领导的、由正规军和志愿兵组成的混合部队尽管在数量上不及墨西哥的军队，却赢得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胜利，到1847年9月，攻陷了墨西哥城。美国另有一支小部队攻占了新墨西哥地区的圣菲市，然后向加利福尼亚进军，并帮助美国的太平洋分遣舰队和由美国移民组成的志愿兵打垮了当地墨西哥军队的抵抗。 美军在墨西哥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功，是因为它有一支技术精良的炮兵部队，其陆军进军神速而墨西哥部队则士气低落，而且美军自斯科特和泰勒将军一直到尉级军官中有素质优良的指挥官。在优秀的下级军官中，有些人在15年后的另一次更为残酷的冲突中成了领导人，如罗伯特·e·李、尤利塞斯·s·格兰特、托马斯·j·杰克逊、艾尔伯特·s·詹森、约瑟夫·e·詹森、乔治·b·麦克莱伦、皮埃尔·g·t·博雷加德、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布拉克斯顿·布雷格、约瑟夫·霍克、乔治·戈尔顿·米德、乔治·h·托马斯及杰斐逊·戴维斯。 美军的胜利使扩张主义者的胃口更大了，对于里奥格兰德河以南的大片墨西哥土地也开始垂涎三尺。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波尔克在1847年10月下令召回看来急于想和墨西哥人妥协的和平谈判使者尼古拉斯·特里斯特。特里斯特拒不应召，与墨西哥达成了“瓜达鲁普·希达尔戈条约”，并于1848年2月把它送往华盛顿。根据这个条约，墨西哥放弃对里奥格兰德河以北地区的领土要求，并同意以1500万美元和墨西哥欠美国人的所谓债务作为交换条件，把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割让给美国。(这一块土地包括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的全部、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的大部及俄克拉河马、科罗拉多和怀俄明州的部分地区)。3月10日，参议院投票表决该条约时，7名不希望占领墨西哥领土的辉格党议员和7名想要更多的领土的民主党议员投了反对票，但其余的票数仍足以使该条约获得批准。 在3年的时间里，美国共获得了125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其中近一半位于老密苏里妥协线北纬36°30′以南。这主要是两位南部人总统和南部的将领(斯科特是维吉尼亚人；泰勒是路易斯安那人)努力赢得的，他们的志愿兵有三分之二人数是来自蓄奴州的。由此，人们可以设想，在北部议员提出要在美墨战争中夺取的土地上排斥奴隶制时，南部人会怎样地震惊和愤慨。 威尔莫特附件 离美墨战争结束尚不到3个月，一个初出茅庐的宾夕法尼亚民主党议员戴维·威尔莫特于1846年8月8日就一项拨款法案提出了修正条款，其内容是：“作为割取墨西哥共和国领土的一项明确的和基本的条件……在该领土的任何部分永远禁止实行蓄奴制或强制性的劳役。”这一补充条款包含的这个原则，后来被称为“威尔莫特附件”，并成为此后15年里南北冲突引人注目的因素。 威尔莫特代表的是一批极为愤懑的北部民主党议员。其牢骚跟某些经济立法有关。波尔克政府上台时曾起誓要为辉格党争取联邦政府的资助以发展经济的计划剷除最后障碍。大多数北部民主党议员都贊同这一点，但有两件事情使重要的议员集团之间产生了分歧：一是1846年的“沃克关税法”。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议员对关税问题是十分敏感的，他们认为许多商品的关税下降的幅度超过了政府曾对他们作出的承诺。二是波尔克否决了得到中西部民主党议员支持的关于改善河道和港湾设施的提案。中西部这些议员还对政府在俄勒冈问题上与英国妥协感到愤慨。其他不满情绪与政治有关。1844年范布伦未得到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其支持者至今仍耿耿于怀，波尔克拒绝任命范布伦的人进其内阁，并使纽约的巨富们倒向范布伦的宗派对手，更使他们的愤懑火上加油。 第25页 北部民主党人的一切怨恨之根源在于日益不满南部民主党人对党的控制。在1844年阻挠提名范布伦的是南部民主党人，炮制“沃克关税法”和支持波尔克否决改善河道和港湾设施提案的也是他们；坚持割取整个德克萨斯领土却把半个俄勒冈拱手让给他人的总统也是一个南部人。这个总统还挑起了被北部人视为蓄意扩张蓄奴制势力的罪恶的侵略战争。北部的民主党人害怕自己会因支持这场亲蓄奴制的战争而失去选票。纽约的一个民主党领导人说：“为南部利益而使自己蒙受损失的北部民主党人已经够多啦，我不希望看到更多了。”康乃狄克州民主党人吉迪恩·韦尔斯于1846年7月写道：“南部从来没有为安抚北部作出任何让步，而我们却为满足南部作了很多很多。”“我们必须让北部的人民感到满意，……我们决不能把扩张蓄奴制变成这场战争的成果。”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是同意这种观点的。一位辉格党人写道，南部“早已践踏北部的权利和正当要求。他们对北部政治家作威作福，如今更是变本加厉。我认为现在正是北部应该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北部辉格党的全体议员和北部民主党议员除4名外全都投票贊同威尔莫特附件，但南部民主党全体议员和南部辉格党议员除两名外都投了反对票。众议院通过了该附件，但却未能在这一届参议院会议上进行表决。1847年2月，在下一届会议上，众议院再次表决通过了威尔莫特附件；但在参议院，因为有5个北部民主党参议员加入了南部的行列(不包含反蓄奴制附件)。后来，在政府的强大压力下，23名民主党众议员也改变了支持修正条款的立场，使得这个不附附件的拨款案就获得了足够的贊同票。 政党因地区利益分裂 尽管南部在否决威尔莫特附件问题上获胜了，但政治体系经歷了一次预兆不祥的破坏，原先政党的分野是在国会表决时显示出来的，现在一变而为完全按地区利益划分了。这对于两个政党和合众国本身来说都是个不祥的兆头。在威尔莫特附件之前，政治体系还能容忍地区之间的分歧，这是因为蓄奴制是个州的制度，不在国会权限之内。但是，由于决定新领土的体制是国会的职权，所以蓄奴制问题就突破了党派界限，成为地区冲突主题了。 北部各州议会除了一个州外，都通过了威尔莫特附件。南部各州议会作出反应，保证“不惜代价坚决抵制到底”。贊成威尔莫特附件的一派就南部最珍惜的价值观——荣誉向南部提出了挑战。阻止奴隶主往新领土上转移财产的一个办法就是往他们脸上抹黑。那是一种诋毁手段，“降低他们的身份，……要对南方佬说，走开！你们是下等人，因为道德败坏而不得进入我们这里。”一些南部人说，南部不能容忍这种“污衊”，“宁死也不能接受这种污辱。” 南部人最害怕的是被自由领土包围，害怕自由领土像一条大蟒蛇一样慢慢地将蓄奴制度缠死。一些反蓄奴制的人也明确地道出了这个意图。俄亥俄州的一个辉格党人警告说：“如果你们要打这场血腥征服战争是为吞併领土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这块领土上建立一批自由州，包围你们，然后我们将到处点燃自由之火，烧毁你们的奴隶锁链，解放你们的人民。”这些话使南部更加恐慌。南卡罗来纳的詹姆斯·h·哈蒙德告诫说，威尔莫特附件如果被通过了，密西西比河西岸将出现10个自由州。“北部一旦获得了这股新势力就会对我们进行欺压，宣布解放奴隶或干别的类似的事，把我们贬为海地人那种处境，……如果我们不立即行动起来，我们就是故意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子孙——扔进火海。”南部的议员们也纷纷扬言，如果通过威尔莫特附件，合众国必将解体。 关于南部立场的正式条文照例由约翰·c·卡尔霍恩提交给国会。他的呈文则照例咬文嚼字地搬弄宪法权利作为自己的依据。1847年2月19日，他向参议院提交了一系列的提案，说新领土是一些州的“共同的财富”，国会作为各州的“联合机构”，无权剥夺任何州的公民把其财产转移到新领土上去的权利，因此在所有领土上蓄奴制度都是合法的。在解释其提案时，卡尔霍恩说，如果蓄奴制“被完全排斥在新领土之外”，蓄奴州和自由州各15个的均势就遭到破坏，蓄奴州就只能“听凭非蓄奴州的摆布了。”当天卡尔霍恩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如果这个阴谋得逞，我们就成了少数，……那时我只能对合众国说：可悲！可悲！那时你会看到，我将挑起南北纠纷。如果我们退缩了，我们就会完蛋了；但如果我们坚定不移，我们就能胜利：迫使北部接受我们的要求，否则我们宣布独立。” 在威尔莫特和卡尔霍恩这两个极端相反的立场之间，还存在着一系列似乎可以调和的意见。有一种折衷方案得到波尔克及其内阁，以及辉格党和民主党双方温和派的支持，它主张将北纬36°30′的密苏里妥协线延伸到太平洋海岸线。这样，在俄勒冈领土(即现今的俄勒冈、华盛顿和爱达荷三个州)再加上组成了现今的犹他州、内华达州、科罗拉多州的西部和加利福尼亚北半部的土地上禁止建立蓄奴制；在组成了今天的俄克拉何马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南半部的领土上，不限制蓄奴制。这个方案对部分反蓄奴制的北部人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认为西南部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将使蓄奴制难以在那里扎根。但是多数反蓄奴制的人不仅关心这些领土的命运，也关心将来美国可能获得的其他领土的前途问题，所以，坚决支持威尔莫特附件或卡尔霍恩提案的双方强硬派都拒绝接受任何折衷方案。 第26页 在36°30′线的方案失败以后，又出现了被称为“人民主权”的折衷方案。最早拥护这一方案的是密执安州人刘易斯·卡斯，他是184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波尔克决定不连任总统)。他在1847年底提出了“新领土的事务让新领土的人民自己去解决”的主张。这个主张符合民主和自治的原则，并具有政治上模稜两可的性质。卡斯没有明确指出人民应在哪一个阶级对蓄奴制作出取捨。是不是哪个地方的立法机构都可以随意禁止蓄奴制呢？北方的民主党人理解为“人民主权”就说明可以这样做。卡斯的方案是不是意味着新领土的人民只有在申请州地位的时候才能决定蓄奴制的取捨呢？南部的民主党人就是这样来理解人民主权的，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州议会才能有权制定反蓄奴制的立法。按照这一理解，蓄奴制就可以在经济上适宜的地方先取得合法的立足之地，然后一个或几个新建的州就可以带着蓄奴制加入合众国了。南部和北部的民主党人都知道存在着对人民主权方案的不同理解，但都接受了这个人民主权方案，并且心照不宣地同意保留这个模稜两可的含意，以便在即将到来的竞选中维护民主党的团结。 1848年大选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未能防止因蓄奴制扩张问题而使党分裂。这个问题首先由于纽约州派了两个观点对立的代表团而给大会造成了困难。一个是坚决支持威尔莫特附件的范布伦派(当时在政界被称为“烧谷仓派”)，另一个是想博得南部欢心的“保守派” [ 註：“烧谷仓派”是纽约州民主党内的进步派，不满南部人控制党内事务和纽约州民主党的贊助机构的控制。传说某荷兰人为消灭老鼠把谷仓烧了，“烧谷仓派”据说就是想以退出民主党(从而使之瘫痪)的办法来惩罚对立派。“保守派”据说是只关心选票而不顾原则的人。 ] 。“烧谷仓派”拒绝两个代表团同时出席大会的折衷建议，踢开大会，以分裂的极少数票提名范布伦为总统候选人。南部和西部的部分民主党代表提名卡斯，但他在蓄奴制问题的暖昧态度难以获得卡尔霍恩派的支持。阿拉巴马州的威廉·洛登·扬西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提案，重申了卡尔霍恩关于在新领土上蓄奴制地位的观点。当他的提案以1:6的少数遭到否决时，扬西退出会场。虽然跟随他的只有一名代表，但这个象徵性的事态已预兆了困难的前景。 辉格党为了尽量减少因地区分歧给该党带来的损失，决定不制定任何政纲，并提名一个非政治家去竞选总统。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是辉格党的两位年高德劭的领袖，但辉格党置他们于不顾，却提出了从未投过票，并且直到1848年大选时都还没有肯定自己是不是一名辉格党人的战争英雄扎卡里·泰勒来当本党的总统候选人。辉格党本是反对美墨战争的党派，现在却推举这一战争的将领来当总统候选人，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当时美国政界是多么千奇百怪。 泰勒是个大奴隶主，大多数北部的辉格党人并没有因此反对他，但也有少数反奴隶制的强硬派人士不肯支持他。泰勒的提名使麻萨诸塞州辉格党人中的“良心派”和“棉花派”之间长期存在的慢条斯理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良心派”的成员都是深受反奴隶制运动影响的少壮派。他们对麻萨诸塞州的辉格党受纺织业主的控制很不满意，这些纺织业主在经济上依赖南部棉花。“棉花派”辉格党人尽管曾反对併吞德克萨斯并支持威尔莫特附件，但在1848年，他们想跟南部辉格党人寻求和解。针对这一点，以查尔斯·弗朗西思·亚当斯和查尔斯·萨姆纳为首的“良心派”指责提名泰勒是“鞭子老爷”和“织布机老爷”之间的罪恶联盟的产物。他们退出了辉格党，并准备参加一个第三党联盟。 成立这样一个联盟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1848年7月，查尔斯·萨姆纳在他给俄亥俄州的萨蒙·p·蔡斯的信中写道：“看来全国终于觉醒。自由精神像早年独立战争时期那样，遍布了整个麻萨诸塞州。”蔡斯在自由党里领导了一个小组，专门与退出各主要党派的反蓄奴主义者联络。自由党在1844年后也曾发生过分裂：一小部分人认为，根据宪法，联邦政府有权废除各州的蓄奴制度。由于採取这种极端立场的人很少，这些自由党里的纯真主义者发现，自己是反奴隶制运动被孤立的一翼，这跟谴责宪法为亲奴隶制文件的加里森主义者是该运动被孤立的另一翼完全一样。1847年底，自由党的主流派支持蔡斯的主张，提名新罕布夏州参议员约翰·p·黑尔为总统候选人。黑尔在政纲中要求联邦政府根据宪法，在有权禁止蓄奴制的地方，如新领土、华盛顿特区和所有联邦机构，禁止蓄奴制。这个政纲为具有类似想法的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的联合铺平了道路。 黑尔愿意让贤，给一个能够获得更广泛支持的候选人，特别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纽约州里，已经被“烧谷仓”派提名的马丁·范布伦就是这样的人选。这年夏天，在自由党人、“良心派”辉格党人和“烧谷仓派”民主党人之间进行了错综复杂的谈判，终于为8月份在布法罗召开“自由土壤党”大会打下了基础。争论的焦点是范布伦。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和废奴主义者很难接受这位同情蓄奴制的北方民主党人，但是为了获得“烧谷仓派”对强硬的反奴隶制政纲的支持，自由党人和“良心派”辉格党人只好容忍了范布伦。他们还设法让查尔斯·弗朗西思·亚当斯当了竞选伙伴。在“自由土壤、自由言论、自由劳力和自由公民”的口号下，“自由土壤党”诞生了。 第27页 “自由土壤党”的诞生打乱了辉格党和民主党不谈蓄奴制问题的竞选战略。在北方，这两大党都不得已採取反奴隶制的立场：民主党人坚定认为，人民主权将使新领土成为自由土地；而辉格党人则声称他们支持威尔莫特附件。但在南方，这两党就摆出另一副面孔：民主党人吹嘘自己在领土扩张中的功劳，以表白自己是关心南部利益的；而辉格党人则强调，路易斯安那的奴隶主泰勒要比中西部的蔡斯更能维护南部的权利。里奇蒙一家报纸声称：“与各种折衷方案相比，我们宁愿要拥有甘蔗种植园、棉花种植园和400名黑奴的‘老扎克’ [ 译者註：老扎克即扎卡里·泰勒。 ] 。” 显然这一口号赢得了选票。与1844年相比，辉格党在南部的选票增加了百分之十，而民主党则减少了百分之四。在15个蓄奴州里，泰勒在8个州获胜；在15个自由州里，也有7个州支持他，其中包括起关键作用的纽约州。于是他在选举团里赢得了多数。范布伦没有能在任何一州获胜，只得了北部人民的选票的14%。他作为总统候选人，虽然对选举结果无足轻重，但他却在纽约州从卡斯那里争得了民主党的很多票数，足以使该州落入辉格党手中，而在俄亥俄州则吸引了辉格党的许多票数，使该州落人民主党之手，抵消了在纽约州的影响。 1850年的妥协 在1849年3月4日泰勒就职前，分裂主义的余烬又在即将结束的国会会议上重新燃烧。由北方控制的众议院重新肯定了威尔莫特附件，通过了一项谴责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进行奴隶买卖的决议。并且准备通过一项废除蓄奴制本身的提案。作为报復，南部议员小组让卡尔霍恩起草一份陈述南部对此愤懑的发言稿。卡尔霍恩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起草了一份讲话稿，他希望讲话稿将成为一个捍卫南部权利的新政党的纲领。但是只有不到三分之二的南部民主党人在讲话稿上签了字，而南部辉格党人则根本不愿沾边。辉格党人在总统竞选中获胜后，正期待着入主白宫的泰勒将再次使他们交上好运。乔治亚州的亚歷山大·史蒂芬斯就表达了这个观点：我们“在泰勒将军麾下感觉无后顾之忧”。 但泰勒一上台就使他的南部盟友大吃一惊。他认为自己是国家的，而不是南部的总统。纽约的反奴隶制的参议员威廉·h·西沃德成了他的主要顾问之一。总统必须对新领土上的蓄奴制问题立即作出决定。1848年在萨特矿发现黄金后，大批移民像潮水般涌向加利福尼亚，这就有必要在这一地区设立治理机构。泰勒的解决办法是立即接受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建州，以防止领土问题日趋恶化。这遭到南部的极力反对，因为在墨西哥法律规定下，这些地区不存在蓄奴现象，这样，这些地方就将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对于许多南部人来说，泰勒的政策就是改头换面的威尔莫特附件。 总统派密使到旧金山和圣菲，鼓动当地人起草州宪法并申请加入联邦。加利福尼亚人无须他人督促。他们于1849年秋召开了大会，写了一部禁止蓄奴制的州宪法。加利福尼亚的人口已超过了当时的两个已建州(德拉瓦和佛罗里达)的人口，所以就申请获得州的地位。但是，人口稀少的新墨西哥要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复杂多了。一方面，它与德克萨斯(今新墨西哥州的东半部被认为是德克萨斯的)边界争端几乎要导致一场热战；另一方面，在大盐湖附近的摩门教居民区新近为拟议建立的新州德塞里特州通过了一部宪法。德塞里特虽然没有蓄奴现象，但存在着一夫多妻制，对于许多国会议员来说，这也是同样难以接受的。所以在这里成立州的问题只能等到上述问题解决之后才能考虑。 加利福尼亚问题成了南部权力和力量的试金石。它若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就将成为一个致命的先例。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巴恩韦尔·雷特说，蓄奴制度能否在西南部兴旺起来，“权利很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在将来割取的领土上能否有蓄奴制。拒绝承认[南部的权利]只能导致力量的较量。”亚歷山大·史蒂芬斯强调：“原则不仅是岗哨，而且是制宪自由的堡垒。如果在原则上让了步，或被强力夺走了，那么城堡很快就会被攻陷。”南卡罗来纳州的哈蒙德说：“我们的安全全靠力量均衡。” 加利福尼亚内部的对立派给卡尔霍恩的南部权利运动增加了新的生命力。1849年秋，在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对立派要求第二年6月在纳什维尔召开大会。南部的激进分子(不久后他们便称为“食火者”)开始公开地谈论要脱离联邦。他们希望能利用纳什维尔大会来推动这件事。南部反泰勒的力量削弱了那里的辉格党势力。在1849年几个州的选举中，辉格党的票数大减。辉格党人出于自卫，就和民主党人争着表白自己是多么地忠于南部权利。脱离联邦的言论己成为街谈巷议。卡尔霍恩说，南部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比过去我看到的更坚决、更大胆。许多人承认自己是分裂主义者，更多的人声称，只有分裂，别无他途”。詹姆斯·哈蒙德对卡尔霍恩说，如果北部不让南部在参议院里保持永久的平等，“我们就将他们踢出国会山，并放一把火烧掉国会”。不仅有文斗，还有武斗。如在国会开会时曾多次发生拳打脚踢。1850年4月17日，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亨利·s·富特就曾在参议院对其同事拔出左轮手枪。 第28页 1850年，共和国面临着一场基本秩序的危机。占据这个伟大戏剧舞台中心的是全国3位即将结束歷史舞台生涯的重要政治家：参议员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和约翰·c·卡尔霍恩。他们3位都是在独立战争时期出生并且从政半个世纪的人。他们都曾谋求美国的最高职位，但都未能实现其夙愿。他们在1850年的大辩论里的主要作用，是将领导权传给年轻一代。卡尔霍恩在大辩论期间去世。两年后，克莱和韦伯斯特也相继去世。4位年轻的参议员——史蒂芬·a·道格拉斯、威廉·h·西沃德、杰斐逊·戴维斯和萨尔蒙·p·蔡斯，成了大辩论的主角。在以后的10年里，他们成了4名最有影响的政治家。 在1820年和1833年，亨利·克莱曾为了避免分裂而提出了妥协方案，因此，赢得了“大调解家”的名声。1850年他再次出面进行调停。1850年1月29日，克莱向参议院提交了8项提案。在前6项中每两项为一组，分别向北部和南部作出些让步：加利福尼亚将以自由州的资格加入联邦，但在从墨西哥併吞的其余领土上则对“蓄奴制不加限制或不提任何条件”，德克萨斯的边界争端的解决应有利于新墨西哥，但联邦政府应承担德克萨斯的公共债务，作为对它的赔偿；华盛顿特区的奴隶买卖要取消，但当地的蓄奴制应保证不受联邦政府干预。这6项提案对北部的让步可能大于对南部的让步，因为整个加利福尼亚都将成为非蓄奴区，新墨西哥也有可能是自由领土；德克萨斯领土的削减将缩小蓄奴制的范围，从而使南部想把德克萨斯分为两个或更多的蓄奴州的期望就遭到了挫折。但是允许华盛顿特区保留蓄奴制是南部的收穫，而否定威尔莫特附件则是反奴隶制者的失败。最后两项提案是对南部的让步。其中一项声称国会无权干涉州与州之间的奴隶买卖，另一项要求联邦政府通过更强硬的法律，帮助奴隶主追回逃亡到北部的奴隶。 克莱慷慨激昂地为他的提案发表了辩论词，接着便出现参议院歷史上几篇有名的讲话。3月4日，病魔缠身、不久就去世的卡尔霍恩披着法兰绒衣，坐在一旁，由维吉尼亚的一个参议员代他大声宣读讲话稿。他反对妥协，警告说合众国已危在旦夕，南、北冲突已使国家机构分裂或遭到削弱，例如，卫理公会和浸礼会分成了北方派和南方派；一些民间协会已经在蓄奴制问题上分裂了，政治党派也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他说，每一起分裂事件都是由北部主动挑起的，要维护合众国，就必须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使南部恢復它“在南、北均势遭到破坏之前所具有的保护自己的力量。”卡尔霍恩也许在考虑他的“共存多数”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美国应有分别代表南部和北部的两名总统，都对全国性的立法拥有否决权。 三天后，丹尼尔·韦伯斯特作了事后被许多人称为“3月7日讲话”的发言。他说：“我今天不是作为麻萨诸塞州人，也不是作为北部人，而是作为一名美国人在此讲话。……我今天要为维护合众国的存在而讲话。‘为此，请听我的讲话吧’。”尽管韦伯斯特是由反奴隶制的选民们选举出来的，并且曾支持过威尔莫特附件，但他现在却唿吁妥协了。他说，造物主将会把蓄奴制从併吞的墨西哥领土上排除出去，何必採用立法手段来伤害南部的面子呢？“我并非竭力重申自然法则或上帝的意志”。但是自由土壤党人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他们决不相信上帝会在新墨西哥禁止蓄奴制度，并且认为韦伯斯特提议通过追回逃亡奴隶的法律是罪上加罪。韦伯斯特的讲话虽然得到了北部和南部保守派的称赞，却遭到了反奴隶制者的臭骂。约翰·格林列夫·惠蒂尔写的一首诗《伊卡博德》真切地反映这些人的愤慨： 何等堕落！煳涂至极！ 昔日光辉已黯然失色！ 虽有一头华发， 荣誉一去不再来！ 一切都已消逝， 眼睛依旧，灵魂却不存在： 背弃信仰、鲜廉寡耻， 斯人已矣！ 西沃德在3月11日所作的“法外法”讲话更符合废奴主义者的胃口。他说：“在道德、社会和政治事业的稳步运转下，……奴隶解放是必然的。这个进程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则要看它是得到推进还是受到阻碍。……一切巩固或扩张奴隶制的做法都倾向于触发暴力；而一切限制其发展、削弱其力量的措施都有助于奴隶制的和平消亡。”所以克莱的妥协方案是“极端错误并且十分罪恶的。”不仅宪法证明在新领土上禁止蓄奴制是正确的，“而且还有超越美国宪法的崇高法律”，即上帝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在上帝面前人人是自由平等的。南部说西沃德的讲话是“荒谬邪恶的”，克莱指责这种法外法的论调是“荒唐的、不负责任的、令人作呕的”。 在进行了一阵子的唇枪舌剑之后，参议院于4月成立了一个“13人委员会”，由克莱任主席，任务是把他的提案修改成法律条文。到这时，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个主要由中西部的民主党人和上南部的辉格党人组成的支持妥协方案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只占参、众两院全部议员的四分之一，因为北部的辉格党议员(也包括某些南部的民主党议员)反对妥协方案中亲蓄奴制的内容，而南部民主党议员和下南部辉格党议员则反对其中的反奴隶制的内容。克莱同意将妥协方案的各个部分作为整体向上提交，希望对立的双方都能为了获得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而贊同整个提案。但是事与愿违，对立的双方都为了不让对方获得其所要的东西而拒绝接受提案。克莱在5月份提交了“混合提案” [ 註：混合提案承认加利福尼亚享有州地位；视新墨西哥和犹他为准州，不提及蓄奴制问题；调整德克萨斯边界，使之有利于新墨西哥；给德克萨斯1000万美元赔偿费，用于偿付公共债务。关于逃亡奴隶的法律和在华盛顿特区废除奴隶买卖的提案分别提呈国会。 ] ；但是，在进行了近3个月的错综复杂的角逐之后，参议院于7月31日将该混合提案否决了。在这期间，政党的和地区间的联合体像万花筒似地组合后又解体。在这之后，疲惫不堪、悲观失望的克莱离开了鼎沸的华盛顿，到纽波特去享受清爽的海风了。 第29页 伊利诺州的史蒂芬·a·道格拉斯代替克莱成了亲妥协力量的领导人。作为民主党的实用主义者和老谋深算的国会议员，他根本就不相信能通过一个包罗万象的提案。他后来曾说，他对于在新领土上是否禁止蓄奴制并不关心。但他相信能使不同的集团都贊同妥协中的各个部分。在此后的两个月里，他在国会其他议员的帮助下，就是按此既定方针做的。 这年夏季发生的两件事帮了道格拉斯的忙。6月召开的纳什维尔大会未能如南部激进分子原先希望的那样煽风点火。只要在国会的面前还放着妥协方案，多数南部人都不愿立即採取极端行动。来自南部九个州的代表通过了一些有节制的决议，并决定闭会后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月之后泰勒总统因肠胃炎突然去世。泰勒始终坚持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建州加入联邦的计划，而不给南部以任何补偿，来自纽约的新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贊同妥协。菲尔莫尔对几个辉格党议员施加影响，让他们在表决他们不喜欢的妥协议案时弃权，从而减少了反对票数。 在1850年的8月中旬至9月中旬，国会通过了五个独立的提案：承认加利福尼亚的州地位；调整德克萨斯的边界；将新墨西哥和犹他作为准州，并规定在它们成为正式州时，“按加入联邦时该州的宪法规定——不管是否禁止蓄奴制——吸收进联邦”；颁布严厉的逃亡奴隶法令及在华盛顿特区禁止奴隶买卖。 这些就是1850年的“妥协”。但是，如果妥协意味着“敌对各方之间由于每一方都贊同另一方的某些条件而达成的协议”的话，这很难说是一个真正的妥协。任何一方的多数反对派决不贊同另一方想要的条款；相反，多数北部议员对他们认为亲奴隶制的措施投了反对票，而多数南部议员对他们认为反奴隶制的措施也投了反对票。这些议案获得通过只是因为主张妥协的北部民主党议员和上南部辉格党议员相互支持的结果。有关犹他、新墨西哥和逃亡奴隶提案是因为许多北部议员弃权而获得通过的。因为这个原因及此后10年的事态发展，歷史学家戴维·波特把它称为“1850年停战协议”，这看来更为贴切。 不管怎么说，1850年妥协中的某些部分的后果是始料不及的。加利福尼亚是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的，但其选民送往华盛顿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却大多是亲奴隶制的。在全国的政治生活中，加利福尼亚即使是一个蓄奴州的话，也不大可能给予南部更多的支持和宽慰。另一方面，关于新墨西哥和犹他两地区的有关条款，对于南部来说只是一个虚假的胜利。犹他尽管在1850年通过了一项奴隶法规，直到1860年，那里也只有29名奴隶。南部人把一部分奴隶带进了新墨西哥，并迫使当地于1859年通过了奴隶法，但1860年的人口统计未在那里发现任何奴隶。在华盛顿特区禁止奴隶买卖的决议使外地的奴隶不得运进特区出卖或转让，但特区内的奴隶买卖并没有能制止。关于逃亡奴的法律，在1850年的妥协谈判中是争论得最少的一个提案，它结果成了最爆炸性的事件。 1850年的妥协方案尽管含煳而且又有嘲讽味，但它毕竟避免了(至少推迟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多数美国人，甚至那些不喜欢妥协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菲尔莫尔总统宣称，这个妥协是南、北矛盾的“最终的和不可逆转的解决办法”；两个政党和两个地区里的温和派都接受了他的这个提议。在接受这个妥协方案上，南部比北部更真心诚意。大多数南部人，尤其是辉格党人，把妥协看作是南部的胜利。北卡罗来纳的一个辉格党人写道：“我们南部人的奴隶财产又获得了新生，蓄奴制比过去25年更牢靠了。” 这种情绪遏制了南部激进分子的分裂主义运动。在下南部的4个州(南卡罗来纳、乔治亚、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里，辉格党人和民主党里的温和派组成了联邦主义者联盟，挫败了右翼民主党人企图控制当地州政府和召开脱离联邦的大会的努力。1850年12月，乔治亚的联邦主义者通过了一些决议，为南部在下一个10年制定了标准政纲。这是一个暂行的联邦主义的政纲。虽然乔治亚“不完全”贊同妥协方案，但是它将“把它当作调整地区间矛盾的永久性的协议来遵守”，但是，如果国会或北部採取什么行动的话，乔治亚必将奋起反抗，即使发展到脱离联邦也在所不惜。这些行动包括在华盛顿特区禁止蓄奴制、撤销或不实施逃亡奴隶法令、在犹他或新墨西哥准州禁止蓄奴、拒绝某蓄奴制新州加入联邦或抑制州际奴隶买卖。而这一些正是“自由土壤党”和越来越多的北部辉格党人所主张的政策，所以反奴隶制的人把乔治亚政纲看作是一种政治恫吓。 作为温和派和联邦主义者的南部辉格党人原以为南部接受1850年的妥协将使他们获益，结果大部分好处都被民主党人获得了。的确，到1852年，辉格党在南部已处于困境，原因有下列三个方面：(1)对已故总统泰勒“背叛”南部仍记忆犹新；(2)事实证明民主党人在维护南部权利方面比辉格党人更强硬，所以北部稍有侵犯南部利益的动静，辉格党的支持者必将倒向民主党；(3)北部反对逃亡奴隶法令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抵制了该法令的实施并加强了北部辉格党中反奴隶制派的势力。最近有几个反奴隶制的激进分子被选进了国会，如新罕布夏州的约翰·p·黑尔、俄亥俄州的萨蒙·蔡斯和班杰明·韦德、纽约州的西沃德和麻萨诸塞州的萨姆纳被选进了参议院，宾夕法尼亚州的撒迪厄斯·史蒂芬和印第安纳州的乔治·w·朱利安被选进了众议院。他们在国会与一位多年来一直对“奴隶制势力”进行顽强斗争的老议员联合，即俄亥俄州的乔舒亚·吉丁斯。这些人几乎都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出生的，或者其父母是新英格兰人。他们大多数都是辉格党人，所以南部的辉格党人也因为党内有这些新英格兰的“狂热者”而受到牵连。 第30页 1852年的大选 1848年，民主党内的宗派主义“烧谷仓派”给该党造成的损失比真正的反奴隶主义者所能造成的损失更大。到1851年，多数“烧谷仓派”都已驯服地回到了民主党内，抛弃了他们的威尔莫特附件原则。1852年，民主党提名新罕布夏州的富兰克林·皮尔斯竞选总统，竞选政纲是强调地方州的权利，谴责废奴主义和重申1850年的妥协内容。皮尔斯尽管是个新英格兰人的后裔，却是一贯支持蓄奴制的。民主党再度成为一个团结的、全国性的政党。 北部的辉格党仍分为两派：主张妥协的菲尔莫尔派和反奴隶制的西沃德派。南部的辉格党人决定，如果后者在党内占了上风，他们就退党。辉格党在1852年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表明，南、北的紧张关系和内部的观点矛盾已使该党陷于瘫痪。北部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坚持提名征服墨西哥的南部将领温菲尔德·斯科特，南部辉格党人则支持纽约的菲尔莫尔。大会勉强通过了一个“默许”1850年妥协方案的政纲。但是支持斯科特的代表中有一半投票反对这个政纲，另一半中的许多人支持这个政纲，仅仅是把它作为让保守派支持斯科特的一种默许的交换条件。大会进行了52轮选举，仍不能在这两名候选人中作出抉择。在支持斯科特的选票中，96%来自自由州；支持菲尔莫尔的选票中，85%来自蓄奴州。韦伯斯特的几名代表控制着这个均势。在第53轮选举中，斯科特总算从菲尔莫尔那里拉来了一些支持票，从而获得提名；但在南部的全部选票中，他仅得到了十分之一。 自由土壤党提名约翰·p·黑尔为总统候选人，并通过了一个旗帜鲜明的政纲，谴责1850年的妥协，要求撤销逃亡奴法令，反对吸收任何新的蓄奴州进入联邦，并谴责蓄奴制是“对上帝的亵渎，是对人类的犯罪。……基督教的教义、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都坚决要求废除奴隶制。” 南部的辉格党人知道，在他们的北部同胞中有不少人怀有同样的想法。他们预感到，斯科特会像过去的泰勒那样落进西沃德的圈套。一些有名望的南部辉格党人认为，南部“决不能支持一名以废奴主义影响强加于党的候选人，从而鼓励反奴隶制的情绪和挑衅行为”。于是他们退出辉格党，加入了民主党。在6个下南部州里，斯科特只得到了当地民众选票的35%，而1848年泰勒还在那里获得了50%的选票。斯科特在15个蓄奴州里只赢得两个州；另外还赢得两个自由州。由于“烧谷仓派”重返民主党，大大增加了皮尔斯的选票，而“自由土壤党”的选票就相应减少，只占北部总票数的6%。 在南部，正如前辉格党领袖亚歷山大·史蒂芬所说的那样，“辉格党已名存实亡了”。到1853年，民主党已控制了未来南部邦联的每一个州。在这些州的65名国会议员中，辉格党只占14名。辉格党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北部党，而北部的党员又四分五裂，全国性的两党体制已濒临消亡。 第五章 入侵者、逃亡者和本土主义者 命定扩张论和1850年代的蓄奴制 据称，在准州蓄奴制问题上的冲突是一起就“身处逆境、可以想像的黑人”进行的争吵。许多同代人都贊成丹尼尔·韦伯斯特的观点：造物主必将从墨西哥的割让的领土中取缔蓄奴制。1848年，肯塔基州人约翰·j.克里坦登写道，“不管承认与否，把蓄奴制带到新墨西哥或加利福尼亚的权利并非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当这种权利似乎被承认时却没有一个明智的人把他的奴隶带到那里去”。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内战实际上是由双方用“恶毒的偏见”而分裂国家的那些狂热分子引起的。 但它决不是说造物主会在西南部之外的地区保持蓄奴制。事实上，假设现有农艺水平及棉花、菸草的种植在19世纪50年代已推广到西部地区，那么，这未必意味着在新领土上不能实行蓄奴制。奴隶的使用在南部和拉丁美洲的矿业及其他一些工业中已被证明是成功的。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在国会发表反对《1850年妥协方案》演讲时，坚持认为蓄奴制能够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兴旺起来。《南方季刊》认为，“加利福尼亚是一个天然的蓄奴州”，如果政府不干涉，“成千上万名年轻、聪明、积极的人就会到那个地区，每人至少会拥有一至五个奴隶”。在法律禁止蓄奴制之前，已有几百名奴隶在加利福尼亚矿山劳动。1850年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州法院决定允许部分奴隶主暂时在此居住的情况下，仍然作为奴隶在那里做工。《查尔斯顿信使报》宣称：新墨西哥矿物资源提示人们，“在这一地区，财产受保护的权利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蓄奴制在世界上没有比採矿业更适用，更有利可图了”。 然而，问题的癥结不是在于已经取得的这些地区，而是在于那些将来可能取得的领土。1850年，一位65岁的美国人，已经亲眼目睹了其国家的版图在他成年后的生活中增长了四倍。他没有理由希望这一进程会停止下来。总统皮尔斯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决心进一步扩张。鑑于与北方毗邻的土地已经被一股强大的势力(英国)控制，显而易见的趋势是要向南方扩张。因此，反对蓄奴制的国会议员们不仅担心现有地区的蓄奴制，而且更担心在未来的领土上也会实行蓄奴制。 第31页 他们的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贊成蓄奴制的扩张主义者已将其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古巴、中美洲和墨西哥。杰斐逊·戴维斯竭力主张获得古巴及墨西哥另一部分领土，“以增加蓄奴选民区的数量”。他的同僚、密西西比州的参议院的艾伯特·加勒廷·布朗宣称：“我想得到古巴。……我想得到塔毛利帕斯、波托西和墨西哥的其他一两个州……和在中美洲的一个立足点。……是的，为了奴隶制的扩展，我们需要这些地方。”许多南方的喉舌也起而响应：“在我看来，获得古巴对南方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命运是同古巴联繫在一起的。……南方的安全只能依靠其特殊制度的扩展”；“征服古巴并使之併入南方是几乎所有的南方人共同的夙愿”。南方的主要月刊《德鲍斯评论》几乎每期都反覆强调南方地区扩大的必要性：“我们要完成一种天命，这就是征服整个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群岛的命定扩张论。” 完成这一天命是一个被称为“金圈骑士团”的幽灵似的古怪组织的目标。该组织是维吉尼亚人乔治·比克利于1854年在路易斯维尔创立的，是一有着复杂的宗教仪式和等级标记的兄弟会组织。骑士团提出一项计划，要建立一个蓄奴州“金圈”，它起自南部，经过墨西哥、中美洲、南美洲北部和西印度群岛而扩展成这样一个大的弧形。比克利说，这将为联邦增加25个新的蓄奴州。如果国会拒绝承认，南方就退出联邦，而成立一个新的庞大的奴隶制帝国的中心，这里将生产世界上大部分的棉花、菸草、糖和咖啡。尽管比克利有点招摇撞骗，他的组织也没起多大作用，但骑士团却设法挑起了论战。内战期间，比克利曾试图在北方组织反战团体。 墨西哥战争后，美国扩张的实际努力主要集中在古巴。1848年，波尔克政府向西班牙提出以一亿美元买下古巴。当西班牙政府气愤地拒绝后，南方人试图採取其他手段。他们指望挑唆那些持不同政见而希望美国吞併的古巴甘蔗种植园主举行一场德克萨斯式的革命。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支持纳西索·洛佩斯，一个在1848年一次夭折的暴动后逃离古巴的古巴籍委内瑞拉冒险家。洛佩斯徵募美国志愿人员去入侵古巴。这是墨西哥战争以来美国进行的第一次海盗式 [ 註：海盗式(filibustering)一词出自西班牙语filibustero，意指海盗似的冒险家或海盗。 ] 远征。 洛佩斯远征队的船只在启航前就被持有反感的泰勒政府命令的海军扣留了。大胆的洛佩斯于1850年重新组织了一支由几百人组成的队伍并熘出了纽奥良。他攻陷了卡德纳斯城并火烧了政府大楼。但是由于古巴人没能举行起义，而且西班牙进行反攻，这些海盗们不得不匆匆逃至基韦斯特。美国政府对那些违反中立法的主要人物提出了公诉，但纽奥良陪审团未能证明他们有罪。相反，洛佩斯在这儿却成了英雄。许多有名的南方人帮助他招兵筹款以进行第三次冒险。1851年8月，洛佩斯带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再次入侵古巴，但又一次遭到失败。洛佩斯的大部分人马被截获而遭到杀戮，50多人被俘并被当做海盗处死，其中包括洛佩斯本人和美国司法部长的侄子——肯塔基州年轻的威廉·克里坦登。这使冒险家们一时大为扫兴。 但这并没使美国人减弱吞併古巴的努力。皮尔斯政府把获得古巴做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总统任命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埃尔·索尔为驻西班牙公使。在到达马德里几个月之内，索尔因攻击君主制而触怒了西班牙人，并在一次决斗中打伤了法国大使，同时他还试图藉口一般美国商船在哈瓦那港发生的事件向西班牙政府提出最后通牒。1854年春，国务卿威廉·马西指示索尔向西班牙出价一亿三千万美元购买古巴，如果不成功，便“为下一个目标而努力——使古巴脱离西班牙的统治”。当西班牙政府拒绝出卖后，索尔便开始暗中联络一些革命组织，以策划推翻政府。与此同时，马西指示索尔与美国驻巴黎和伦敦的公使——约翰·梅森和詹姆斯·布坎南在比利时的奥斯坦德会晤，就获得古巴岛的问题交换意见。三位公使向华盛顿提交了一份由索尔起草经布坎南修改后的一份不寻常的备忘录，宣称“对北美共和国(美国)来讲，古巴与现有各州同样必要”。如果西班牙拒绝出卖，而美国政府又认为古巴对其安全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根据各项人为和神授的法律，我们将证明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该岛是正当的”。 《奥斯坦德宣言》在报界披露后，在欧洲和美国引起了骚动。反蓄奴组织随责它是个“强盗宣言”，“是攫取、掠夺和谋杀，并靠糟塌某些地方和奴役奴隶去发财”。众院索取外交函件并公之于众。已经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上陷入政治困境的皮尔斯政府召回索尔，放弃了古巴计划。 [ 註：官方对获得古巴的努力并未结束。布坎南于1856年当选总统后到1860年任期内试图购买古巴。民主党的政纲也保证该党在这方面要更加努力。 ] 1854年有一个较大的冒险计划与官方购买古巴的尝试部分巧合。这次冒险的领导人是密西西比州前州长约翰·a·奎特曼。奎特曼在纽约古巴流亡者的支持下，筹划资金、招募远征志愿人员，准备入侵古巴。在南部，许多知名人士援助这项事业。通过与陆军部长杰斐逊·戴维斯的私交，奎特曼认为他已得到了政府对其冒险计划的默许。1854年5月1日，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约翰·斯利德尔甚至建议暂停《中立法》。但奎特曼并未趁热打铁。1854年秋，《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和《奥斯坦德宣言》所引起的强烈反应促使皮尔斯宣布他将坚持中立法。最终，奎特曼放弃了1855年4月的入侵。 第32页 这些失败把扩张主义者的目光引向了墨西哥和中美洲。1853年，驻墨西哥公使詹姆斯·加兹登试图向墨西哥购买2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表面上的目的是购置土地修建通向太平洋的铁路。但北方参议员有很充分的理由怀疑，这是又一次蓄意获取潜在的蓄奴领土。墨西哥拒绝出卖那么多土地而把数量减少到5.4万平方英里。北方议员在1854年表决通过“加兹登购地案”之前又把它减少了9000平方英里，结果就获得了今天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南部的土地。 19世纪60年代，美国冒险主义者大多从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对墨西哥发动了数十次武装侵犯。有几次侵犯以单纯掠夺为目的；而其它则是墨西哥战争遗留下来的零星的局部边境冲突，这些冲突一直持续了数年之久。但也有几次是由创建一条贯穿墨西哥北部的“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蓄奴州链条”的欲望引起的。这些侵犯没有一次成功，有时甚至给入侵者造成惨重的损失——尤其是1857年的克雷布远征队。亨利·克雷布，一个田纳西出生的加利福尼亚州人，率领一支由90人组成的队伍侵入墨西哥的索诺拉州，结果被包围，而且在向墨西哥当局投降后全部被无情地处死。 克雷布少年时代的朋友威廉·沃克后来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但在此之前，他一直被称为“掌握命运的灰眼睛人”，是最主要的冒险家。不甘寂寞的威廉·沃克是田纳西州人，后移居加利福尼亚。1853年，他招募无业游民，准备侵犯墨西哥的下加利福尼亚。在最初的几次得手之后，他们被迫退回境内，在旧金山因违背中立法受到审判。存心袒护沃克的陪审团，进行了八分钟的商议，便宣布他无罪。两年后，沃克又寻求更大的冒险。他率领一小股武装部队侵入了尼加拉瓜，联合当地反叛力量推翻了尼加拉瓜政府，并于1856年6月自立为总统。沃克宣称他的征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復兴”中美洲共和国联盟所迈的第一步。沃克在南部的许多主要支持者也把这看作是在中美洲重新推行奴隶制和创建一些新的蓄奴州的第一步。 但中美洲各共和国表示反对。为了赶走沃克，它们组成联盟来进攻尼加拉瓜。1856年9月，沃克颁布法令，要在尼加拉瓜重新实行蓄奴制，以此来争取南部的进一步支持并徵招更多的志愿人员，去对付他所面临的威胁。这在南部引起了热烈的响应，有些人应徵，但对拯救沃克政权已为时过晚。1857年5月，美国海军的一艘军舰救出了从战败和霍乱流行中倖存下来的冒险家。 沃克返回后在南方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南方为他第二次入侵尼加拉瓜提供了人员和给养，但海军插手阻止了他的这次行动。国会中的南方议员谴责海军扣留沃克。袒护沃克的纽奥良陪审团以10票对2票裁定沃克虽违犯中立法但无罪。沃克在南方进行了一次凯旋式旅行，并写了一部关于他的冒险经歷的书。在书中，他强烈要求南方支持他再次出征。他写道：“如果南部希望把它的制度推行到热带美洲，它必须在限制它行动的条约制定之前就採取行动，南方青年内心响应这一光荣的号召。……推行奴隶制的最好区域是在热带美洲。”他得到了足够的贊助以发动一场新的海盗式远征。但这次他运气不佳，被宏都拉斯国民警卫队缴了械。1860年9月12日，沃克非凡的生涯在宏都拉斯行刑队手中结束了。 南方人对获得新的蓄奴领土的行动的支持，使“1850年妥协方案”之后的脆弱的地区性休战受到损害；而北部人对“逃亡奴隶法”作出的反应也起着同样作用。 逃亡奴隶法 逃亡奴隶问题可追溯到宪法的条款内容。宪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在一个州里从事家僕或田间劳役”而逃往他州的人，“在享有这种家僕或田间劳役的一方提出要求时，应予遣返之”。用通俗的话说，它的意思是：逃到自由州的奴隶仍将是奴隶并要被送回原地去继续受奴役。1793年，国会制定了“逃亡奴隶法”，规定奴隶主可以跨州追捕奴隶，并在州或联邦法院确定其所有权之前就把逃奴带回去。此法案曾一度起到很大作用。但随着1830年代战斗的废奴运动的兴起，逃亡奴隶问题引起了一场严重的争论。 对北方人而言，逃亡的奴隶把蓄奴制从抽象变为有血有肉的现实。反对蓄奴主义的报刊发表了一些关于奴隶勇敢逃亡，机智躲过侦探，沿着北极星所指方向奔向自由的故事。废奴主义者发现，逃亡奴隶是最生动的反奴隶制的演说家。逃奴的自传文学(有些是别人代写的)已成为非常有影响的反奴隶制的文学作品。一个被称为“地下铁道”的组织，向逃亡者提供路途中的援助，这就为反蓄奴制的新英格兰人提供了做一些实际的反蓄奴制工作的机会。尽管“地下铁道”实际上并非像传闻的那样广泛，但那些夸大其词的谣传仍激起了南方人的愤怒，从而加剧了南、北方的紧张关系。逃到北方的奴隶人数虽然仅仅是奴隶总数中的极小部分(约千分之几)，但他们所显示的重要意义已超出了他们的数字比率。 在南方人看来，问题更严重的是一些北方州制定的“人身自由法”。这些法规的主要目的是阻止绑架和转卖自由黑人使之沦为奴隶。一些州的人身自由法还禁止州政府官员参与追捕逃奴，并确保逃奴拥有人身保护令和陪审团审讯的权利。 第33页 这些法规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普里格诉宾夕法尼亚州案”(1842年)作出裁决前是合法的。在此案中，一个马里兰州的奴隶主因用暴力将其逃跑的奴隶绑架回马里兰，而被宾夕法尼亚州法院宣判犯有绑架罪。对此，联邦最高法院作了相反判决，不仅推翻原判，而且宣告宾夕法尼亚州反绑架的法令是违宪的。不过，最高法院同时也指出，执行宪法有关逃奴追缉条款完全是联邦政府的责任。因此，宾夕法尼亚州禁止其州政府官员执行1793年的联邦法规是正确的。这项复杂的判决在1840年代又重新掀起了一次制定人身自由法的高潮，当时七个州禁止他们的官员参与追缉逃亡奴隶的行动或禁止使用州和地方的监狱去监禁那些就遣返有待作出判决的逃奴。这些州的法规激起南方人要求制定新的联邦法，以强制执行逃亡奴隶法的条款。 1850年的“逃亡奴隶法”正符合南方人的这种要求，它事实上是由国会制定的最强硬的国家法律之一。该法包括下列条款，(1)设置联邦专员负责发放允许逮捕和领回逃奴的证明；(2)追索奴隶者的一纸宣誓书即可被认作所有权的证据，而逃亡奴隶却被剥夺为他或她自己辩护的权利；(3)专员每次如果做出有利于追索者的裁决，可获得十美元的报酬，但如果他释放一个逃奴就只能得到五美元；(4)专员有权要求任何公民作为武装人员去协助执法，拒绝执法者或妨碍执法者将受到严厉的罚款或坐牢。国会中的北方议员要求组织审理逃亡奴隶问题的陪审团的努力失败了。 此法规是“1850年妥协方案”最重要的产物。南部人坚持认为，它的实施是南北统一绝对必要的条件。反奴隶制的北方人则谴责这项法规。用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的话说，它是“一项龌龊的法律”，没有人能去执行，“除非他失去了自尊”。该法规的拥护者声称，还应再写明如果专员送回一个逃奴，那么他拿到双倍的酬金也是合理的，而反对者认为这些酬金是无耻的贿赂。正如一位自由土壤党人所指出的，该法不啻指定一个奴隶的价值是一千美元，而一个新英格兰人的灵魂却仅值五美元。许多北方人公开认为禁止由陪审团审理逃亡奴隶问题乃是否定了一个正常的法律程序。最糟糕的是条款授予联邦专员握有指派任何公民充当逃奴追捕者的权力。许多新英格兰人扬言誓不服从。国会议员乔舒亚·吉丁斯预言：甚至军队也不会执行这种法规，可以“让总统……使我们自由的土地浸透鲜血；但他永远不能使我们服从那项法规”。 更使新英格兰人愤怒的是，在该法规实施的第一年中，积极捕获逃亡奴隶的事件急剧增加。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个以专门捕捉逃奴为业的一种人。显然，南方奴隶主的某些代理人还不如那些绑架者，那些持有伪宣誓书的绑架者看准赚大钱的时机已到，就捕捉自由黑人卖往南方。1851年2月，印第安纳州麦迪逊市的一个自由黑人，在他妻子和儿女的面前被人绑架，并被送还给一个奴隶主。这个奴隶主声称这黑人就是他19年前逃跑的奴隶。在纽约，卫理公会一位勤勉的黑人教徒被捕捉逃奴的人抓住，在他的妻子儿女还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之前，就被迅速而神秘地带到了巴尔的摩市。一个在波基普西居住多年的黑人裁缝被绑架送往南卡罗来纳。在那里他的售价是1750美元。一位说自己一直住在费城的黑人妇女被一个马里兰人认领，那马里兰人坚决认为她是他22年前逃走的奴隶，并强烈要求取得她的6个出生在费城的子女的所有权。在此案中，专员否决了认领者的要求。在纽约卫理公会教徒和波基普西裁缝的案件中，当地黑人和白人筹款赎回了他们的自由。但是，谁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钱，用以赎回1850年-1851年从北方被捉回重新沦为奴隶的另外81名黑人——他们都是有案可查的，且不说那些没有记录的未知数目中的绝大部分。 10年中最悲惨的逃亡奴隶案件是玛格丽特·加纳案。该案的结局是不幸的。1856年1月，玛格丽特·加纳带着她的4个孩子与其他3名逃亡奴隶一起横渡俄亥俄河到辛辛那提。奴隶主跟踪他们，并买到了追捕证明。当这些逃奴即将被联邦法院的武装追捕队抓住的时候，玛格丽特·加纳试图杀死她的孩子们，以免他们重新沦为奴隶。她设法割断了女儿的喉咙，但当她又以同样手段去杀她的儿子们的时候被阻止了。俄亥俄法院以谋杀罪拘禁了她。但联邦专员解除了州法院对她的拘禁，并命令把她及其孩子们送回在肯塔基州的主人那里。这位奴隶主则立即把他们卖到了俄亥俄河的下游。她最小的儿子在轮船的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而加纳和她倖免于难的两个孩子则最终被送到纽奥良的奴隶市场上拍卖。 “逃亡奴隶法”是对北方黑人社会的沉重打击。许多“自由”黑人实际上都是逃跑奴隶，即使不是，他们也无法针对南方法院提供的宣誓书为自己申辩。成千上万的北方黑人逃到了加拿大。这项法律在北方给黑人的民族主义增添了新的生命力，因为它似乎提供了新的证明，就是黑人在美国永远也无法得到安全。于是，在19世纪50年代，黑人纷纷向海地、中美洲、非洲迁徙，形成一股势头。 但是，逃离美国并非对“逃亡奴隶法”的唯一反应。黑人和白人在一些北方城市组织了治安维持会，以隐藏和保护逃奴免遭追捕，如果他们被逮捕便在法律上给他们以援助。这些组织聚集了各种持反奴隶制观点的人，就连一些从未表露过类似思想的人也加入组织。治安维持会竭力主张非暴力行动。但他们很多人从未在暴力面前后退一步。黑人领袖、原逃亡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要使“逃亡奴隶法”变成一张废纸的最好办法就是“干掉一打或更多的绑架者”。 第34页 10年中，治安维持会参与了一些着名的逃奴营救活动。1850年10月，波士顿治安维持会在前来认领逃奴的乔治亚监狱看守的鼻子底下，抢救出两位着名的逃亡奴隶——威廉·克拉夫特和埃伦·克拉夫特。4个月后，黑人侍者弗雷德·威尔金斯在波士顿被当作逃奴逮捕。他的朋友都把他叫做“沙德腊”。当他被拘留在联邦法院时，一群黑人破门而入，目瞪口呆的代理执行官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威尔金斯已被劫走。1851年4月，政府设法挫败了另一起在波士顿营救逃奴托马斯·西姆斯的企图。它用300名士兵对西姆斯严加看守，并在凌晨4点钟把他押上了一艘开往南方的货船。1851年9月，在宾夕法尼亚的克里斯蒂安娜，一群教友会黑人与一个带着一些助手前来追捕两名逃奴的马里兰州奴隶主交起火来。结果，在这次枪战中，三名黑人和这个奴隶主被打死，奴隶主的儿子受了重伤。10月，一伙黑人及白人废奴主义者闯入锡拉丘兹警察局，成功地劫走了在押的逃奴杰里·麦克亨利，并渡过安大略湖把他送往加拿大。 制定“1850年妥协方案”的米勒德·菲尔莫尔政府决心惩办违反“逃亡奴隶法”的人，对几十个同沙德腊、克里斯蒂安娜和麦克亨利营救事件有牵连的人起诉，但除一人在杰里·麦克亨利案件中被判有罪外，所有被告均因陪审团内部意见不一而被宣告无罪或释放。正如南方陪审团不再审判违反中立法的人一样，北方陪审团也不再审判“逃亡奴隶法”的违犯者。 也许是因为大多数逃奴已经隐藏起来或逃往加拿大，1851年以后被逮捕、送还以及被营救的逃奴数字减少了。1852年，逃奴问题引起的骚动逐渐平息下来。北部和南部的温和主义者对“逃亡奴隶法”在内的“1850年妥协方案”表示支持，似乎才使局势得到了稳定。 但是，在表面的平静下，北方的不满仍似火山在隆隆作响。哈里特·比彻·斯托令人震惊而又脍炙人口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影响日增，并大大加深了北方人对在自己土地上追捕逃亡奴隶的反感和内疚。对现代读者来说，尽管这部书的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都是虚构的，而且文字多少有些伤感，但《汤姆叔叔的小屋》始终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畅销书。斯托夫人出于对“逃亡奴隶法”的义愤创作了这部小说。此书故事从1851年春季起在一家反奴运动的报纸上连载了近一年；1852年春成书出版，数月之内便成为一部空前的畅销书。它在北部感人泪下，而在南部却遭到愤怒的反驳。十年后，当斯托夫人受到亚伯拉罕·林肯接见时，据传总统曾说：“原来你就是促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1854年春的两起事件重新激起了北部对“逃亡奴隶法”的违抗。第一起事件是“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该法案废止了“密苏里妥协案”关于禁止在北纬36°30′以北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土地上实行蓄奴制的规定。《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起了那些曾经竭力主张遵守“逃亡奴隶法”的温和主义者的愤慨。他们感到，既然一个关键的妥协条款已被南部否决，那末也就不再有遵守其它条款的义务了。这一年发生的另一起引起震动的事件就是安东尼·伯恩斯事件。 伯恩斯事件和艾布尔曼诉布思案 安东尼·伯恩斯原为维吉尼亚州奴隶，逃到波士顿后在一家服装店工作。5月24日，他突然被逮捕。消息很快传开。治安维持会组织群众性集会，前来参加抗议的反蓄奴主义者从邻近地区涌入波士顿。黑人和白人反蓄奴主义者对联邦法院进行了一次未能很好配合的袭击，打死了一名看管伯恩斯的看守，但没能把他营救出来。皮尔斯政府决心要以此事件证明“逃亡奴隶法”即使在波士顿也适用，它连续三次拒绝该市领导人以奴隶市场价格赎回伯恩斯的自由的请求，反而派遣联邦部队把伯恩斯押往港口。那里停着一艘将送他回维吉尼亚的船。好几万愤怒的新英格兰人目睹了这一切。美国革命的策源地也响起了宣告自由死亡的丧钟！ 这一事件的影响之大是惊人的。一位曾劝告人们服从逃奴法的保守的波士顿律师写道，“当一切结束之后，我独自留在办公室，双手捂住脸哭泣，无法做任何事情。”另一位保守律师爱德华·埃弗雷特评论说：“在以前的30年中这里从未发生像这3个星期之内所发生的这种变化。”辉格党棉花派的前领袖阿莫斯·a·劳伦斯说：“一天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躺下睡觉，仍旧是保守的、辉格党妥协派联盟，一觉醒来就成了地地道道的狂热的废奴主义者”。 安东尼·伯恩斯(他的自由最终被波士顿治安维持会设法赎出了)是从波士顿或者新英格兰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送还的最后剩下的逃奴。伯恩斯事件促使北方的九个州制定了新的人身自由法。这些法令包括一项或几项如下条款：委派州律师为逃奴辩护；州政府负担全部诉讼费用；拒绝提供任何公共设施为羁押逃奴使用；新的严厉的反绑架规定；控告逃奴须经州法院的陪审团裁决。规定这些条款的目的是阻挠那些追捕逃奴的人，使他们的追捕计划需付出昂贵的代价，既浪费时间又冒风险，于是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些法令在这方面是有效的，因为从那些已经颁布新的人身自由法的州遣返回来的逃奴人数，自1854年以后已经减少。 [ 註：在1850年代，这些州在制定新人身自由法之前有62个逃奴被原主索回，而在那之后只有27个。 ] 第35页 一些州的人身自由法实质上使联邦法失去了效力。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艾布尔曼诉布思案”(1859)带来的问题。此案是由威斯康星州的废奴主义者谢尔曼·布思引起的。他因在1854年领导过一次袭击使一个被监禁的逃奴获得自由而被联邦法院判罪并关押。威斯康星州法院判定“逃亡奴隶法”违宪，宣布释放布思。联邦代理人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贾斯蒂斯·罗杰·塔尼为“逃亡奴隶法”的大部分条款辩护，并宣称任何州对实施“逃亡奴隶法”的干涉行为都是违宪的。布思重新入狱。这样，受到南部支持的联邦法的最高权威受到维护，而得到北部支持的州的自主权遭到扼杀。的确，这对于南部信奉州主权的传统来说，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自由土壤党与自由黑人 尽管人身自由法似乎已经表明北方在种族问题上持自由化态度，但这样解释未免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在北方一些地区，确实存在着对立的态度。在一些北方州通过人身自由法的同时，另一些北方州则通过了新的“黑人法”，将一些卑劣的约束条例强加于自由黑人。大部分保护逃奴的法规出自上北部地区(新英格兰、纽约州北部地区、密西根、威斯康星、明尼苏达等)，而下北部的一些州和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等新西部州则保留或通过了黑人法。 1851年，印第安纳州立法会议正式通过了一项禁止黑人迁入州境的法律条款。这是对该州的法规的补充条款，该州原来的法规规定不准居住在那里的黑人享有选举权，不准参加陪审团或在警卫队服役，不准在法庭上做不利于白人的证词，不准与白人通婚或与白人同校。衣阿华州和伊利诺州也都有类似的法规，并分别在1851年和1853年通过了禁止黑人移居州内的条款。这些条款反映了这些州的大多数白人的种族歧视情绪。这些排斥黑人的法律也是向南部表示的和解性保证，表示逃奴在这些州并不受欢迎。俄勒冈的州地位在1859年得到联邦承认的时候，黑人迁入的可能性也很小，该州亦正式制定了一整套的黑人法，其中包括禁止黑人移居的条款。加利福尼亚虽然早在10年前就已被禁止制定拒绝接纳黑人的法规，否则将影响它成为联邦的一个独立州。但是，这个金山州也採用了盛行于下北部其他各地区的一切歧视性的法规。即使是在堪萨斯，一个自由土壤党的大本营，也曾于1850年代末投票贊同排斥黑人的法律条款，尽管这些条款在1861年堪萨斯成立州以前已经被废止。显然，大多数西部移民不希望有黑人生活在他们中间——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由黑人。 这种排斥黑人的行动甚至还影响了一部分自由土壤运动。戴维·威尔莫特坚称，他的限制性条款并不是因任何“对奴隶制问题神经质的敏感，也不是对奴隶病态的同情而产生的。……黑色人种已经在美洲大陆占有了足够的土地。”威尔莫特完全愿意称他的决议案为“白人的条款”。 这种观点大体上与民主党或自由土壤党的贊助者“烧谷仓派”的思想是一致的。自由党人和辉格党良心派则表现了更宽容的态度。在自由党1844年的党纲中曾包括确认平等权利和争取在北方各州消除种族歧视等政策要点。在麻萨诸塞州，黑人可以享受几乎全部的公民权利及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党人的一个联盟，加里森废奴主义者和辉格党良心派曾努力扫除法律上最后的歧视残余。1843年，他们设法删除了禁止黑人与白人通婚的法规，但要求取消黑人在警卫队服役的禁令未能成功。1855年，他们终于赢得了关于禁止学校种族隔离法案的通过。1846年，在纽约州，民主党人——其中包括许多两年后对自由土壤党投贊成票的民主党烧谷仓派党员，挫败了自由党和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为废除黑人选民必须具有250美元财产资格的条款所作的尝试。自由土壤党在俄亥俄州取得了很大成功，而1849年以前该州的黑人法在北方各州中是对黑人限制最多的。1848年的选举使自由土壤党在俄亥俄州取得了政治力量的均势。他们利用这种均势同民主党做交易。民主党勉强投票选举萨蒙·p·蔡斯为参议员，并废除了关于禁止黑人迁入州内、禁止在法庭做不利白人的证词以及禁止在公立学校读书等法规。这些让步换取了自由土壤党的选票，从而使民主党人得以控制议会。 内战前，只有新英格兰各州(除康乃狄克州外)允许黑人同白人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利。在1850年代期间，自由土壤党和共和党试图使北方其他一些州通过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法规，但遭到失败。民主党把他们的对手称作“黑鬼党”或“混合党”，以此来赢得很多政治资本。种族主义在北方很多地区普遍盛行，任何政党主张完全的种族平等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自由土壤党1848年和1852年党纲均未包括早期自由党纲领中争取平等权利的要求。1850年代自由土壤党和共和党发动的关于州黑人选举权的运动有时看来是三心二意的。 除了政治上的策略问题外，自由土壤党的许多成员所怀有的偏见与旧观念，也阻止它提倡种族平等。这些人痛恨奴隶制度，同情逃亡奴隶，但同时主张让黑人移居国外，以保证美国继续是一个白种人的国家。自由土壤党——以及后来的共和党——对于种族平等问题的矛盾心理，正是一些废奴主义者同他们保持距离的原因之一。例如，富有的纽约废奴主义者格里特·史密斯及其少数追随者在1850年代就一直积极支持一个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小派别——激进废奴主义党。 第36页 本土主义和“一无所知党”的出现 在19世纪50年代中有那么几年，白人种族集团间的冲突作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可以比得上南北之间的冲突。它的直接原因是1845年后外来移民数量的惊人增长。在1820年代，移民的数字平均每年不多于13000人。在1830年代，这个平均数增加了四倍。但这个数字与1840年代后期相比仍然大为逊色。在欧洲，由于土地缺乏和劳动力过剩，加上爱尔兰马铃薯虫害和1848年革命，数百万人移居国外。高工资、廉价土地和迅速发展的美国经济吸引了他们绝大多数来到美国。在1846年-1855年的10年中，超过300万移民进入美国——相当于1845年美国人口总数的15%。国外出生的人口的这种增长比率，与美国歷史上的任何10年相比，都是最大的。由于87%的移民定居在自由州，所以他们也主要是对北方产生影响。到1855年，在一些北方城市，国外出生人口已接近或超过了这些城市总人口的半数。 与国外出生人口的数量增加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人口成分的变化。1840年以前，移民中四分之三是新教徒，多数来自不列颠诸岛。他们之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是无技术的劳工或僕人，其余都是农民、技术工人、白领阶层或专业人员。然而，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移民半数以上是天主教徒，其中三分之二来自爱尔兰，其余多数来自讲德语的国家。此外，在这个大的移民浪潮中，无技术的劳动者的比例是早期移民的两倍。最早来东北部大城市居住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成为最贫穷最集中最引人瞩目的移民。 反移民观点或称“本土主义”表现出并非反对一般的外来移民，而是主要反对罗马天主教徒。的确，一些狂热的本土主义者原本就是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信徒和威尔斯或英格兰卫理公会信徒，它们从故乡带来了反对天主教徒的情绪。无论在不列颠还是在美国，反天主教意识都是根深蒂固的。“血腥的玛丽” [ 译者註：英国女王玛丽一世(1516-1558)的别名。她以血腥迫害新教徒而出名。 ] 、“盖伊·福克斯日” [ 译者註：11月5日，阴谋爆炸英格兰议会的纪念日。1605年，英格兰天主教徒在议会地下室安装炸药，企图在议会开会时炸死英王詹姆斯一世及其主要大臣。但事泄，为首者盖伊·福克斯被处死。 ] 、“光荣革命” [ 译者註：1688年英格兰议会推翻復辟的斯图亚特王朝的政变，是英格兰资产阶级革命的尾声。1685年国王詹姆斯二世即位，企图藉助法国恢復天主教和封建专制统治，与议会冲突。1688年议会迎身为詹姆斯二世之婿、法国死敌和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奥伦治亲王出兵讨伐国王。次年奥伦治亲王及其妻玛丽被宣布为英格兰国王和女王，即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 ] 及其他类似纪念活动，已成为信仰新教的英裔美国人的部分精神负担。不列颠天主教徒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即使在1829年“天主教解放法”通过后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剥夺。在美国，“第二次伟大觉醒”的新教福音主义激起了高涨的反天主教情绪。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的酗酒习俗，他们支持民主党和反对黑人平等权利的倾向，以及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统治公立学校的反对进一步加深了福音派新教徒的偏见。 甚至在1845年移民勐增之前，种族集团成员和宗教的紧张关系有时也造成暴力行为：1834年，在麻萨诸塞州的查尔斯顿，一伙新教徒破坏了一座女修道院；1844年，费城新教徒(包括苏格兰-爱尔兰人)同天主教徒发生冲突，激战中有5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两座天主教堂以及30幢其他建筑被破坏。大批移民的涌入更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1854年选举日，巴尔的摩的新教徒同天主教民主党人冲突，8人死亡，50人受伤；同年，在圣路易斯的一场选举骚乱中有10人被打死；1855年，在路易斯维尔的一场当地人同爱尔兰移民的争斗中，20人死于非命。 选举日的骚乱是本土主义进入政治领域的后果之一。1843年和1844年，所谓“美国人”的政党参加了纽约和费城的地方竞选。在1840年代，又有一些富于本土主义色彩的秘密兄弟会式的组织相继成立。其中之一就是1849年在纽约成立的“美国星条旗团”。当问及这个团的情况时，该组织的成员都回答说：“我一无所知。”到1854年，“一无所知党”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组织，其成员估计达100万之多。他们的宗旨是限制日益增多的外来移民的政治权利。有些州甚至在移民还未入国籍之前就允许他们参加选举，而在另一些州，加入国籍要等待短暂的5年时间，这就是说，1840年代后期涌入的外来移民，到1850年代初期才能登记在选民册上。本土主义者愤怒地指责说，某些城市的民主党机关利用尚未获得美国国籍的外国人充选民之数是不合法的——这种指责完全属实。1850年-1855年在波土顿的选民中，国外出生者的数字增加了200%，而国内出生者仅增加了14%。有鑑于此，“一无所知党”就以美国政党的名义组织起来，公开投入政治斗争。他们主张把加入美国籍的预备期从5年延长至14年或者21年，只允许持有国籍的人参加选举；对本土出生公民加强管理。 禁酒与教育问题很容易同本土主义联繫在一起。缅因州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大量制造和出售酒精饮料，从而导致了一场关于“缅因法”的争论，而结果在1850年代其他一些州也制定了类似法令。许多爱尔兰和德国裔美国人认为这是对他们习俗自由的侵犯。与此同时，一些州的天主教领导人强迫公立学校停止使用钦定版《圣经》，并要求保障教会学校的经费，从而引起了人们对罗马天主教会干涉美国学校的担忧。一位本土主义者谴责道，这“专横的信仰”是企图“以主教的法帽代替我们的自由之帽，把天主教的权杖同星条旗混成一体”。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与美国的共和精神大相迳庭”，“真正的美国人”在大选中要求“保证共和政府的三项根本原则——自由的精神、自由的《圣经》、自由的学校。” 第37页 1854年，“一无所知党”在一些州和地方选举中利用了本土主义的骚动。保守党领袖们感到震惊，他们形容说，这简直是一股“飓风”，一场“龙捲风”，“一阵政治精神病的狂乱”。一位困惑的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声称：“似乎所有的人都被这里的本土主义搞得精神错乱了。”在纽约，一位绝望的辉格党领导人承认，“新的问题已经破坏了如党的纪律之类的一切事情，许多忠诚的老辉格党员都昏昏然迷失了方向”。在麻萨诸塞州，一无所知党的飓风扫清了旧党派，赢得了63%的选票，包揽了全部国会议员、州官员及除二人外的全部州议会席位。这个新党在宾夕法尼亚获得的选票高于40%，而在纽约是25%。下一年它控制了3个以上的新英格兰州，接着它又在大西洋沿海中部各州取得了胜利，然后便转向南方地区，赢得了马里兰州、肯塔基州和德克萨斯州，并在其他一些南方州成为民主党的主要对手。 在南部及一些边远州，“一无所知党”吸收了寻求新的政治归宿的前辉格党人。在东北部，他们从两个主要政党中争取选票，但对辉格党的冲击比对民主党更甚。一些本土出生的民主党人由于对本党不断增长的移民倾向表示不满而退党，而一向吸引新教徒中大多数中产阶级和有技能的工人阶层的辉格党，其成员则对本土主义者的唿吁极为敏感。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南北冲突中已被削弱的辉格党，又在1854年-1855年期间本土主义者的反目下遭到了更沉重的打击。 本土主义者和自由土壤党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本土主义和反奴隶制运动都产生自同样的福音派新教背景。资本主义的劳动自由思想认为，天主教和奴隶制都是专制、落后和阻碍社会发展的象徵。“天主教报刊贊成使用奴隶劳动”，一家自由土壤党的报纸写道，“这两股邪恶势力有着天然的姻亲关系”。在麻萨诸塞州召开的一次“一无所知党”大会指出：“罗马天主教教义和奴隶制”都“建立和维持在无知与专横的基础上，……那儿对不接受奴隶制的罗马天主教不存在真正的敌意。”1854年有许多自由土壤党人投票选举“一无所知党”候选人，在一些州，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问题中出现的“反内布拉斯加法”派也同本土主义者的组织结成了联盟。在1854年的选举中依靠反蓄奴制的票数当选的多数国会议员还得到了本土主义者不同程度的支持，反过来他们也支持本土主义者。 另一方面，多数废奴主义者、自由土壤党领袖和反蓄奴制的辉格党人都斥责本土主义是一种偏执的观念，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限制奴隶制这个主要目标转移开的东西。一位共和党人说：“不论是教皇或者外国人都不能够统治这个国家或者危害它的自由，但养育和贩卖奴隶的人能够做到这些。”自由土壤党的《民族时代》报(曾首次连载《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报纸)的一位编辑写道：“一无所知党”是一个“可憎的组织，……同蓄奴制一样是与平等权利原则不相容的，……你不再有权剥夺来这个国家落脚的兄弟的公民权，更不用说有权去剥夺你的有色人种邻居的公民权了”。在纽约，威廉·h·西沃德坚持反对本土主义达10年或更久时间。亚伯拉罕·林肯，一位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但不久就加入共和党，从伊利诺伊大草原发出了一些恰如其分的言论。他说，“我不是‘一无所知党’。” 任何一个憎恶对黑人进行压迫的人怎么可能贊成降低白种人的地位呢？在我看来，我们的退化速度相当快。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一开始就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现在我们实际上把它读作“人人生而平等，除了黑人”。如果“一无所知党”上台，它将读作“人人生而平等，除了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果真如此，我宁愿移居到某个真正热爱自由的国度，譬如俄罗斯，在不搀杂伪善的情况下，专制主义可以改善。 由于下章所述的原因，1856年“一无所知党”在北部的政治势力陷于崩溃。同年，在南部，美国人党成为南部的一个主要政党，并且是走投无路的辉格党人的暂时落脚之地。但到后来，“一无所知党”的异常情况把东北部正常的政治格局搞得面目全非。这使辉格党遭受了一次突然而沉重的打击。然而，“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在促进基本的政治改组方面终于显示出比本土主义更重要，因为它促使一个反蓄奴制政党的诞生。这个党很快就成为北部的一支政治支配力量。 第六章 堪萨斯与共和党的兴起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1854年1月4日，准州委员会主席史蒂芬·a·道格拉斯参议员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在密苏里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建立内布拉斯加准州。这引发了一场新的、重大的在准州蓄奴制问题上的论战。 内布拉斯加法案可追溯到10年以前。渴望土地的拓荒者曾坚持主张建立准州组织，以废除印第安人对那里的土地所有权而为自己开垦肥沃的良田。关于援助修建从中西部到加利福尼亚的铁路的权益问题，也同样吵吵闹闹，要求建立一个准州，以便于勘查和取得铁路所有权。1853年2月，众议院通过了成立该准州的法案。但由于内布拉斯加准州位于北纬36°30′以北，而“密苏里妥协案”禁止在那里蓄奴，所以参议院的南方议员否决了这项法案。密苏里人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圣路易斯新闻》评论道：“如果内布拉斯加成为一个自由准州，那么密苏里将三面被自由准州包围，那里经常有人力和工具帮助我们的奴隶逃跑……。如果说这批财富在密苏里不无价值的话，那么这批财富是不安全的。”密苏里州奴隶主的一次会议决定：“如果这个准州对拓荒者开放的话，我们互相誓约，不管献出多少鲜血和财产，也要将密苏里的制度建立于准州土地上。”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戴维·艾奇逊赌咒，他将亲眼目睹内布拉斯加在成为自由准州之前就“沉入地狱”。 第38页 艾奇逊有权有势，他的威胁举足轻重。作为参议院的临时议长，在副总统已于1853年逝世的情况下，他的地位仅次于总统。艾奇逊与另外三位有权势的南部参议员，来到华盛顿的f大街的一所房子里。这三位参议员是维吉尼亚的詹姆斯·m·梅森和罗伯特·m·t·亨特、南卡罗来纳的安德鲁·p·巴特勒——他们分别是外交、财政、司法委员会的主席。这个“f大街聚餐会”——这是他们自称的——对撤销“密苏里妥协案”作为成立内布拉斯加准州的先决条件一事施加了强大的压力。 史蒂芬·道格拉斯最初曾试图迴避他们所施加的压力。同代人和歷史学家们对道格拉斯的动机有过种种猜测：贊成扩展奴隶制，或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渴望在1856年的大选中获得南部的支持，使他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望在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线时能把东面的终点建到他自己的伊利诺州。无论上述这些因素有多大，道格拉斯的主要动机还是源自“领土扩张命定论”的信念。他同意成立内布拉斯加准州，目的正是促进美国向西部地区扩张。为了防止再一次延误，他希望迴避令人烦恼的蓄奴制问题。他的1854年内布拉斯加法案最初条文，只是1850年犹他州和新墨西哥州法案的翻版。道格拉斯草案曾明确说明，当内布拉斯加被承认为一个准州时，“是否蓄奴将取决于宪法规定”。但是，这不能使南方人满意，这是因为它在作为准州期间禁止蓄奴，所以“密苏里妥协案”将保证它是个自由州。因此，道格拉斯企图使用其他策略。他发现由于“誊写中的笔误”，草案中遗漏了一项重要条款，于是就给予补充：“关于准州和即将成立的新州是否准许蓄奴的问题，将由当地居民选举代表磋商表决决定。”这种人民自主权正是1848年以来道格拉斯一直在努力争取的。尽管它已经暗含对“密苏里妥协案”的否定，但还不能满足南方议员们的胃口。 在这一点上，一位来自肯塔基的辉格党参议员，渴望恢復辉格党维护南方权利的形象，提出了一项修正案，明确废除“密苏里妥协案”关于北纬36°30′以北禁止蓄奴的规定。道格拉斯最初不贊成这项修正案，他懂得它将引起北方的义愤。但是当同肯塔基的参议员会晤之后，据传说，道格拉斯停止了抵制并说：“是的，先生，你是对的。我将把它写入我的法案，尽管我知道它会引起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大混乱。” 道格拉斯和一个南部参议员的代表团劝说虽不太贊同但意志薄弱的皮尔斯总统支持这一修正案，从而使它成为民主党给予贊助的法案，以促使难以驾驭的北部民主党人採取一致立场。当1月23日道格拉斯提出他的修正案时，它又包含了一个新增补的部分：将准州分为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两部分，堪萨斯指密苏里州以西地区，内布拉斯加则在堪萨斯以北。观察家指出，这是把堪萨斯划为蓄奴区，而把内布拉斯加划为自由区。关于这些准州的居民何时能够在蓄奴制上作出决定的问题——北部民主党人认为在准州第一次议会开会时，南部民主党人则坚持在批准成立州时——故意悬而不决，以维持南北民主党人对这一法案不太可靠的支持。 道格拉斯的法案的确引起了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大混乱。第一个霹雳是发表在1月24日的《国民时代》的《独立民主党人的唿吁书》 [ 註：“民主党”一词大约是弄错了，因为几乎所有的签名者都是辉格党人。 ] 。该文是由萨蒙·p·蔡斯和乔舒亚·吉丁斯执笔，而由国会中的主要自由土壤党议员们署名发表的。唿吁书指责“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是“对一个神圣誓言(指“密苏里妥协案”)的十足的践踏”，是对“一种宝贵权利的可耻背叛；是一个险恶的阴谋的组成部分，这个阴谋旨在把来自东半球的移民乃至我们本国的自由劳动者从一片辽阔的空地上赶走，而把这片沃土变成由奴隶主和奴隶居住的专制主义的悽惨地区”。这些成为自由土壤党在国会激烈的论战中的主要课题。随之而来的是，成百上千个抗议集会在整个北方召开。 道格拉斯以自己出众的才能和手腕使参议院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他坚持说，“1850年妥协案”已经提出了在北纬36°30′地区採用的人民自主权的问题，这已经意味着对“密苏里妥协案”的否定。尽管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争辩——1850年的法案只规定要在从墨西哥兼併的地区实行人民自主权，而不涉及路易斯安那购地，更没人相信它会影响“密苏里妥协案”——但是，它却变成南方和民主党人的正式论点。道格拉斯同时又像他在1850年一样坚持说：造物主将阻止奴隶制在新的准州内立足。这是令人怀疑的，因为现今堪萨斯州东部的三分之一具有同密苏里州境内的密苏里河流域一样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那里的大多数奴隶都是用于种植大麻和菸草，而这些作物在堪萨斯也同样生长。 在参议院的论战中，要算北卡罗来纳的乔治·巴杰尔和俄亥俄的班杰明·韦德间的辩论是最精彩了。巴杰尔说：“如果一位南部议员希望把孩童时代养育他，并被他称作‘妈妈’的老黑奴带到新准州，以改善他们一家的命运，上帝呀，人们有什么理由要阻止他呢？”韦德说：“对参议员带着他的老妈妈迁居堪萨斯我们没有异议，我们仅仅坚持他不能在那里把她卖掉。” 第39页 3月3日，参议院在道格拉斯的敦促下以37票对14票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其中北方民主党参议员的投票情况是14票对5票。由于北方民主党众议员将不得不于11月面对选民，所以众议院中的斗争表现得更加严峻而持久。在众议院辩论某个问题时，有些众议员已经剑拔弩张，险些要发生流血事件。5月22日，众议院终于以113票对100票通过了这个法案。北方民主党的情况是44票对44票。这是该党分裂的显着标志。就两院表决的总票数看，南方人提供了61%的贊成票，北方人提供了91%的反对票。北方一家报纸辛辣地评论道：南方的胜利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一次“奴隶制和贵族政治对自由和共和主义的胜利”。 但是，它也是一个代价昂贵的胜利，正如霍勒斯·格里利后来指出的，法案在两个月之内所造就的废奴主义者比威廉·劳埃德和温德尔·菲利普斯在20年中所造就的还要多。 共和党的兴起 1854年春、夏两季，整个北方到处都在举行反对“内布拉斯加暴行”的愤怒的集会，到处都在组织新的政治联盟。一些州是自由土壤党人带头，另一些州则是反奴隶制的辉格党人率先。反内布拉斯加的西北部民主党人和东北部的本土主义者在组建这些新联盟中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新组织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反内布拉斯加”、“联合”、“人民”、“独立”等。但最能被接受的名字是“共和党”，因为它把1854年的这场斗争与1776年国家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第一次斗争联繫起来。后来，许多城市都声称“共和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它那里召开的，但这一荣誉似应归于威斯康星州的里彭。1854年2月28日，一批反对内布拉斯加法的人在里彭的公理会教堂开会，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组织，该组织将命名为共和党。5月9日，约30名反对蓄奴制的国会议员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建议反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政治联盟採纳这个名称。7月6日，在密西根州的一次大会上议会正式选择“共和党”作为该州的政党的名称。 其它一些州的政治组织也于1854年採用了这一名称。然而，某些州的辉格党领袖仍不愿放弃他们旧时的忠诚，还指望他们的党能继续成为北方政治革命的工具。在纽约，威廉·西沃德领导其党徒仍以辉格党的名义从事1854年的竞选活动。在伊利诺伊，亚伯拉罕·林肯也同辉格党人站在一起。但是，辉格党在争取反内布拉斯加运动领导权的斗争中有两个不利因素：有些州保守的辉格党棉花派拒绝同退党的民主党人和自由土壤党人结盟；另一些州，那些后起的团体拒绝採纳辉格党的名称。尽管原先的辉格党人后来都成为共和党的主体，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将丧失辉格党的党籍。到1855年底，辉格党已经悄然解体。 无论用什么名称，反内布拉斯加法案的党派在1854年的政治改组中得到了报偿。竞选中的失败是民主党的一场灾难。多达四分之一的北方民主党选民背弃了他们的党。令人震惊的是，自由州民主党的91名代表有66人在国会的选举中失败。在44位曾投票支持“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代表中，只有7人继续当选。1852年，民主党控制着除两个以外的所有的北方州；而在1854年，除两个以外，他们失去了所有北方州。结果，党几乎成了一个南方党。在下届国会中，南方民主党人在数量上以2比1的优势超过了北方民主党。除在内战和重建这些非常时期外，北方民主党人直到1930年也未能重新在国会获得与其南方的同党相等的席位。 新兴的共和党是民主党灾难的主要受益者。但这一点不是马上就能看得出来的。并不是所有反对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人都立即加入了共和党。在一些州，“一无所知党”比共和党赢得了更多的选票。但在1855年-1856年期间，共和党在策略上挫败了“一无所知党”，夺取了它的大多数反奴隶制追随者，从而获得巨大成功。1854年，尤其是在麻萨诸塞州，一些曾经支持“一无所知党”的反蓄奴主义者转向了共和党，他们力图接管“一无所知”运动，并把它改造成一个新的反奴隶制的政党。1855年6月召开的“美国人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给他们向这一目标跨出第一步提供了机会。在这次大会通过了一项支持“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决议之后，来自12个自由州的代表退席。1856年2月发生了又一个意外事件，在另一次“美国人党”代表大会上，否决了一项要求废除“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提案。 在1855至1856年的冬季，在众议院议长的人选问题上展开的持久斗争中，共和党在牺牲“一无所知党”的情况下，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1854年当选的100名左右反内布拉斯加法案的国会议员中，现在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参加了共和党，尽管他们有些人在竞选中曾得到过“一无所知党”的支持。共和党议员团决定推举麻萨诸塞州的纳撒尼尔·p·班克斯为议长候选人。班克斯曾经是“一无所知党”的党员，现在已是共和党人。因为，在共和党与民主党均未在众议院占有多数的情况下，“一无所知党”掌握着力量平衡，并可防止任何一党取得多数。日復一日，周復一周，选举在拖延。最后，众议院不得不改变规定，而允许以未超过半数的最多票数选出议长。班克斯在第133次的选举中赢得了103票。其中约30票来自北方“一无所知党”人，这些人从此宣称自己是共和党人。当1856年6月北方“美国人党”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c·弗里蒙特时，这种结合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对北方“美国人党”人来说，蓄奴制已表明它比向外移民更是一种应坚决否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共和党吸引了大多数北方本土主义者入党。 第40页 在此过程中，共和党的理论也继承了本土主义文化上的某些糟粕。共和党人使党变成了一个改良主义的、反奴隶制的、新教的政党，也使党变成了一个富有生机和革新精神的资本主义政党，其现代思想体系吸引着本土出生的上北部地区的新英格兰人。值得注意的是，1856年总统选举时的各党派实力分布图上的共和党地区，恰恰与新英格兰殖民地区、反奴隶制和要求禁酒地区、公立学校及无文盲地区、反对实行黑人法并贊同黑人居民拥有选举权的地区(但黑人居民很少)相叠合。尽管共和党官方蔑视本土主义，许多党员却继承了敌视天主教和奴隶制的观点，认为它们是镇压性和愚昧落后的综合表现。 南方人和天主教徒又恢復了敌对情绪。他们用“黑人共和党”，“杨基佬”、“清教徒党”等嚯称概括了同共和党联繫在一起的一大批消极的特徵：废奴主义和种族平等、财迷和刻薄行为、虚伪、偏执和一种令人作呕的干涉他人道德行为及所有权的慾念。中西部南方的灰胡桃居民也持反共和党的态度。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之后，居住在上北部地区的民主党人大多脱离了他们的党，并最终成为共和党人，但灰胡桃居民仍然忠于民主党，并同天主教徒和南方人一起继续成为该党的支柱。 流血的堪萨斯 共和党继承了自由土壤党的威尔莫特附件的原则，把它作为他们的主要宗旨：不允许各准州存在蓄奴制，不允许再增加蓄奴州。当反奴隶制势力在国会为争取堪萨斯成为自由州的斗争失败后，他们矢志要把斗争转移到该准州内部去进行。参议员西沃德对他的南部同事说；“由于无法迴避你们的挑战，为了自由，我接受了。我们将为堪萨斯未开发的土地而斗争，上帝会使人多势众、办事公正的一方取得胜利。”而在另一方，密苏里州参议员艾奇逊写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很大的赌博。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将把奴隶制扩大到太平洋；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将失去密苏里、阿肯色、德克萨斯以及所有的准州。因此，我们必须大胆地去进行这场赌博。” 他确实大胆地进行了这场赌博。尽管自由土壤党首先创立，并于1854年夏成立了“新英格兰移民援助团”，为堪萨斯移民提供资助，但第一批移居到那里的却是艾奇逊的拥护者。早期的堪萨斯移民大多来自密苏里州，不少人带着奴隶。自由土壤党移民多数来自中西部各州。由新英格兰移居堪萨斯的人很少，但关于“新英格兰移民援助团”的宣传舆论，致使蓄奴派把这看作是新英格兰人废除西部蓄奴制的一个阴谋。随后，在自由土壤党和蓄奴派移民间发生的一系列冲突都属于典型的边疆居民集团的冲突：有关争夺土地、城镇地址和水源的冲突，以及新居民点中由于各种制度和立法不健全而难以避免的暴力行为等。但由于堪萨斯是全国蓄奴制问题斗争的焦点，所有的冲突都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划分成两派。 1854年秋，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人安德鲁·里德到达堪萨斯，担任准州州长的职务。他的第一项工作是监督选举国会的准州代表。蓄奴派决心使人民自主权的这一初次尝试符合他们利益。在选举日，有1700名武装的密苏里人越过州界，来参加堪萨斯选举。这些被反奴隶制报纸所称的“边界暴徒”，以压倒多数的选票选出一位派往华盛顿的蓄奴派代表。 1855年3月选举准州议会时，边界暴徒又故伎重演。这次，有四五千人涌过了边界。艾奇逊由参议院返回家乡领导了这次入侵。他告诉追随者说：“有1100人从普拉特县赶来参加选举。如果还不够，我们可以再送来5000人——足以杀死准州内每一个该死的废奴主义者。”尽管到这时来自自由州的真正移民已占多数，但选举中蓄奴派投了5247票，而自由土壤党只有791票。后来，国会的调查结果表明，蓄奴派有4968票是骗来的。但受到密苏里人恐吓的里德州长拒绝组织新的选举。尽管强烈要求主持公道，但皮尔斯总统无动于衷。南部报刊为之欢唿。阿拉巴马州一家报纸宣称：“密苏里人豪爽地保卫了我们的权利。”议会(或按照废奴派称唿：“伪议会”)通过了一项严厉的蓄奴法。该法限定官方只任用公开的蓄奴派。任何对堪萨斯及蓄奴制的合法性表示怀疑的人都将被监禁，任何人为奴隶反抗进行辩护或为逃奴提供帮助都将被判死刑。 愤怒的自由州移民开始组织自卫。他们把劳伦斯城变成反奴隶制的坚强堡垒并用“比彻的圣经”(废奴派教士亨利·沃德·比彻曾说：“在堪萨斯，勇勐的射击比圣经的说教更实惠。”)武装起来。他们成立了一个自由州党，并为制宪会议的召开进行了一次合法选举。这次制宪会议(遭到蓄奴派选民的联合抵制)在托皮卡召开，起草了一份禁止奴隶制的州宪法。他们在1855年和1856年交接的那个冬季成立了自己的州议会。为了表明他们并非像蓄奴派报纸所说的“废奴主义的狂人”，自由州移民的州议会通过了一项禁止奴隶或自由黑人迁入的法令。 [ 註：在托皮卡宪法上签字的共37位代表，其中13人出生在南方，21人原属民主党。这些人是坚持排斥黑人法的主要力量。在对该法表决时，新英格兰人投票反对，但被中西部人以多数压倒。 ] 第41页 堪萨斯于是出现了两个准州政府——一个是合法的，但却是以欺骗手段建立的，另一个是不合法的，但却代表着大多数移民。在华盛顿，总统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承认前者，而主要由共和党组成的众议院贊成后者。当里德州长宣布自己支持自由州移民时，皮尔斯任用一个顽固的蓄奴派——威尔逊·香农取代了里德。共和党从北方移民对边界暴徒的愤怒中得到不少好处，这些暴徒的海盗式行为，曾由废奴派报纸大肆渲染。 与此同时，堪萨斯的一些零星的暴力行为也採取了有组织的形式。1855年11月，双方在瓦卡鲁萨河沿岸纠集了几百名武装人员。密苏里人原打算进攻劳伦斯城，但在关键时刻被香农州长劝阻了。在这次“瓦卡鲁萨河战斗”中只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冲突。随之而来的严寒冬季使人们不得不在室内呆了几个月。但随着春天的来到，暴力又重新爆发了。5月21日，蓄奴派的700名武装人员开进了劳伦斯城，捣毁了两家报纸编辑部，将报纸投入河中，焚毁了旅馆和自由州“州长”官邸，并抢劫商店。 这个事件的消息甚至还未传到东部地区，华盛顿方面的争吵和斗殴已经使南、北部的关系紧张起来。5月19-20日，麻萨诸塞州的查尔斯·萨姆纳在参议院发表了一篇题为《对堪萨斯犯下的罪行》的激烈的长篇演说。他用华丽的语言和挑衅的口吻赞扬北部的高尚品德，用性行为的隐喻痛斥南部在“强姦”堪萨斯。演讲中他还辱骂性地再三提及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安德鲁·巴特勒。两天后，巴特勒的堂兄、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在参议院休会后闯入参议院大厅，走到萨姆纳的桌前，用手杖敲打他的头部。萨姆纳双腿被桌子绊住无法自卫。他试图站起来，最后勐地把桌子从地上抓起，蹒跚着向前走了几步，终于瘫倒；可是，狂暴的布鲁克斯仍然继续打他，直到被闻讯赶来的其他议员推走。在这次殴打和伤害下，萨姆纳三年没有重返参议院。但1857年麻萨诸塞州议会仍选他为参议员，并在参议院为他保留了一个空座位，作为一位奴隶制“暴行”受害者虽无声但富有意义的象徵。 布鲁克斯的行为引起了北部的愤怒。“流血的萨姆纳”同“流血的堪萨斯”成为共和党强有力的团结口号。南方温和主义者对布鲁克斯杖打萨姆纳痛恨不已，但他们只是少数。布鲁克斯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写道：“每个南方人都兴高彩烈，连手杖的残段都被请求当作神圣的纪念品。”《里奇蒙辉格党》报表达了许多南方报纸的看法，该报认为：“这是个漂亮而有效的鞭笞。……我们感到唯一遗憾的是布鲁克斯先生没有用马鞭或皮鞭代替手杖，作为对其诽谤的回答。”由于南方议员一致投票反对，众议院未能以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对布鲁克斯的谴责。尽管布鲁克斯辞去议员职务，而他在他的地区以全部选票重新当选，从而又得意洋洋地返回了华盛顿。布鲁克斯在南卡罗来纳逗留期间，哥伦比亚市市长赠给他一根崭新的镶有金把的山核桃木高级手杖。同时，他也收到了来自南方各地的手杖，其中查尔斯顿市赠的手杖上刻着题字：“再揍他。”还有一位选民送的手杖则题词：“用击倒结束争论”。 因此，南部人应对堪萨斯对抗中的大部分暴行负责。但堪萨斯的一位相信以眼还眼的人却是例外。约翰·布朗的外貌和举止颇像一位《圣经·旧约》中的先知。这位出生在康乃狄克州的废奴主义者，当他对商业和农场的经营几乎全部失败之后，带着几个儿子漂泊到了西部并于1855年在堪萨斯定居。他组织了一支自由州移民的武装队伍，并参加了“瓦卡鲁萨河战斗”。1856年6月，这支队伍在赶去保卫劳伦斯的途中传来了该城已被洗劫的消息。布朗听说后“暴怒”不已。现在是“以牙还牙”的时候了，他说，“让坚持奴隶制的人们胆战心惊。”第二天，当他们又获悉萨姆纳参议员被打的消息时，有人亲眼看到布朗“狂怒不已——发疯了”。“这也许是引发事件的最后的决定性的刺激”。布朗于是率领一小伙人——他的4个儿子和另外两个人，沿着波塔瓦托米河连夜进行袭击。布朗等从一个船舱里抓到5名蓄奴派移民，并残酷地用大刀砍下他们的脑袋来处死他们。 这场屠杀在堪萨斯引起了一连串游击战。尽管东部的废奴主义者们受到很大震动，但他们却否认——或不相信——这次屠杀的真实性，可是多数堪萨斯人知道是谁干的。 [ 註：到这年年底才暴露布朗应对此事负责。 ] 在此后的4个月中，在堪萨斯双方打了就跑的袭击日趋激烈，并被国内报刊夸大成一场全面的战争。有些报刊干脆给来自堪萨斯的新闻加上固定的标题——“内战的进展”。约翰·布朗参加了这些小规模的战斗，他的一个儿子也在战斗中死于非命。1856年期间大约有200人在堪萨斯的战斗中死亡。9月，皮尔斯总统任命约翰·吉尔里代替无能的香农做州长。约翰·吉尔里是一位性情粗暴但为人正直的宾夕法尼亚人，曾在墨西哥战争中作为一名指挥官赢得了荣誉，并且担任了旧金山市的第一任市长。1856年秋，吉尔里州长利用联邦军的巧妙部署又结合劝说，拦截并驱散了战斗的双方，给堪萨斯带来了一个不稳定的平静。在这时，成为最大问题的堪萨斯——准州内的蓄奴制——成了总统选举中的一个中心问题。 第42页 1856年大选 在美国歷史上，共和党是第一个完全地方性的主要政党。尽管来自上南部四个州的少数代表出席了全国代表大会，但共和党仍无望在蓄奴州获得一个县的支持。共和党政纲声称，要建立一个自由的堪萨斯，谴责民主党吞併古巴的企图，并确认国会有权“在各准州内禁止野蛮时期的孪生遗物——多妻制和奴隶制”。这份纲领有五分之四的篇幅涉及蓄奴制问题，同时也主张政府资助铺设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和改善河流、港口——这些议案曾遭国会南方议员的阻拦或皮尔斯总统的拒绝。 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是约翰·c·弗里蒙特。他的父亲是天主教徒，而且他曾与一位天主教教士联姻，所以共和党不能指望所有本土主义者的支持。但对他的提名却有可能吸引原民主党人。公认的共和党领导人西沃德和蔡斯都是激进分子，他们的丑名会伤害胆小的投票者的感情。年富力强的弗里蒙特同他们相比，虽然政治经验少一些，但却以他对西部的探险和在加利福尼亚举行反抗墨西哥统治的“熊旗暴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更受欢迎。 [ 註：在1846年美墨战争时，弗里蒙特作为一支地形测绘队队长恰好在加利福尼亚绘制地图。他支持当地萨克拉门托瓦利的一批美国移民，占领了墨西哥索诺马司令的指挥部。他们升起了一面绘有一只灰色的熊面向红星的旗帜，宣布“熊旗共和国”独立。三个星期后，美国军队进入加利福尼亚，兴高采烈的移民们降下了他们的熊旗而代之以星条旗。 ] 民主党也考虑到“当选的可能性”，提名詹姆斯·布坎南为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皮尔斯和党的卓越领袖道格拉斯曾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中陷得太深了；而布坎南运气很好，他在过去的三年中不在国内，一直作为公使住在英国。在民主党大会16次陷入僵局的投票之后，道格拉斯退出并转而支持布坎南。民主党的纲领重申了杰斐逊和杰克逊关于州权的政策纲要，反对政府在经济或社会的改革中扮演任何角色。它也重申了“逃亡奴隶法”，谴责共和党人是假冒的废奴主义者，并主张在准州内实行人民主权。 此外还有美国人党提名的米勒德·菲尔莫尔，他也受到辉格党残余分子的支持。这些辉格党残余分子徒劳地希望垂死的辉格党能东山再起。1856年的竞选事实上是在两个选区进行：布坎南同菲尔莫尔在南部，布坎南同弗里蒙特在北部。虽然菲尔莫尔的竞选活动在上南部和前辉格党的大本营下南部进展顺利，但也仅仅在马里兰州获得了胜利。弗里蒙特赢得了上北部地区——威斯康星州、密西根州、以及全部新英格兰和纽约(在占多数的北方州面前纽约市的份量就显得很悽惨了)。在新英格兰人聚居的俄亥俄州和衣阿华州大多数选票也投给了共和党。但在下北部地区——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和伊利诺州，斗争就激烈了。谁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州再加上其他任何一个州，他就能当选。所以双方都把他们的精力全部集中于这些州。 在共和党方面，竞选运动激起了美国政治上空前未有的热情。一位共和党记者写道，“目前正在发展的这一进程是美国政治上的一次革命。”年轻的共和党人组织了一个“广泛觉醒俱乐部”，并举行了火炬游行。他们高唿的口号是“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弗里蒙特”。共和党人的言论把这次大选当作民主政治与寡头政治、进步与反动之间的斗争。布法罗召开的一次共和党会议宣称：“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需要以一个人民的政府代替寡头的政府，这个政府在世界面前维护人权而不是蓄奴主的特权，这场斗争不应该看作是南北方派别之间的斗争而是一个阶级——奴隶主——反对各阶层劳动人民的战争。” 南方的言论似乎恰恰证实了共和党的论点。南卡罗来纳州一家报纸宣称：“北方自由社会最大的弊病是肩负着一个劳工和技工奴隶阶层的包袱，不适于自制。”维吉尼亚州的一位编辑解释道：“我们已经讨厌在任何事物前面冠以自由一词，从自由黑人开始一直充斥整个篇目——自由农场、自由工人、自由社会、自由意志、自由思想、自由儿童和自由学校——这一切同该死的主义同出一辙。” 民主党人在上北部地区利用了两个重大问题——种族歧视和害怕分裂。一家民主党报纸解释道：“在这个国家提高非洲种族的地位，使之在政治和经济条件方面与白种人完全平等，这就是那个支持弗里蒙特的政党的目标。”这次选举将看出北方人民是喜欢“黑鬼……(以及)一种虚伪、卑鄙、可怜而空洞的慈善呢，或是喜欢他们自己的种族、肤色、合众国以及对它的一切无数的祈祷”。由于性情急躁的南部人、甚至一些温和派都威胁说，如果弗里蒙特当选就将脱离联邦，使人们对合众国的前途忧心忡忡，因此布坎南从中获取不少好处。共和党人在缅因州9月的选举中获得65%的选票而获胜后，维吉尼亚州州长亨利·a·怀斯下令让他的国民警卫队处于警戒状态并写道：“如果弗里蒙特当选，这里将会发生一场革命。”类似的声明促使许多有着辉格党背景的北方保守派重新集合于布坎南的名下，作为避免灾难的唯一选择。堪萨斯10月份的安定否定了共和党最有力的论据，因而也帮助了民主党。 第43页 布坎南获得了关键的下北部地区4个州的选票(加上加利福尼亚州)从而当选。他在公民投票中赢得了全国45%的选票——在自由州是41%，在蓄奴州是56%。菲尔莫尔赢得了南部44%的选票，但在北方仅获得13%的选票——然而这足以在下北部地区击败弗里蒙特。布坎南在15个蓄奴州中赢得了14个州的贊成票，但在16个自由州中仅获得了5个州的贊成票。他是1828年以来第一位没有在南北两地区同时赢得多数票的总统。他的当选是南方的胜利，但也如同他们早期的那些胜利——德克萨斯的吞併、墨西哥战争、“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等——最终反而促进了北部的反蓄奴制运动。这种相反的进程在布坎南就职两天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而进一步发展了。这件事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德雷德·斯科特案件的判决。 第七章 危机的深化 1857年-1859年 德雷德·斯科特案件的判决 人们制定“1850年妥协案”原是希望能够在准州内平息关于蓄奴制的争吵。支持“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人们也曾抱有同样的愿望。但两个法案都未能解决准州议会在该准州获得州地位之前能否禁止蓄奴制的问题。这两个法案不但不能平息争吵，反而激起了北方人的愤怒。1857年德雷德·斯科特案件的判决又重蹈覆辙。联邦最高法院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在各准州蓄奴制的合法地位，相反却使地方主义余烬復燃。 这个案件是经过了一段很长很复杂的歷程之后才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德雷德·斯科特是密苏里州奴隶，他的主人是一名军医。19世纪30年代，他曾被主人随军带往伊利诺伊和威斯康星准州。1846年他的主人死后，斯科特根据“密苏里妥协案”关于曾在一个自由州或准州居住的奴隶即成为自由人的规定，向其主人继承者要求自由。在密苏里州巡迴法庭，他最初败诉后来又获得了胜诉，不料州最高法院于1852年推翻了巡迴法庭的审判，并否决了他的自由权。同时，他的主人移居纽约。斯科特于是又到联邦巡迴法庭上诉，因为宪法规定一个州的公民可以向联邦法院诉讼另一个州的公民。1854年当联邦法庭宣布维持密苏里州最高法院的原判时，斯科特要求自由的努力再次失败。于是，斯科特的律师把案子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这次上诉在1856年春引起了争论，并且在1856年-1857年间争论一直没有中止。 到这时，这一案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斯科特的自由问题。 [ 註：斯科特最终总是会获得自由的。在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否定的裁决三个月后，他的主人解放了他。斯科特于一年后逝世。 ] 法院面临三个严峻问题：(1)在自由州或准州的长时间居住是否已使斯科特获得自由？(2)作为一个奴隶或黑人，斯科特是否有权以公民身份向联邦法院上诉？(3)“密苏里妥协案”关于在斯科特曾居住过的威斯康星州禁止蓄奴制的规定是否符合宪法？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争议最小的。密苏里州最高法院根据以前的判例，裁定斯科特在自由州只是一名“旅居者”，因而仍然是奴隶。对第二和第三个问题，联邦最高法院能够以简单的维持联邦巡迴法庭的原判而加以迴避。实际上1857年2月14日，大多数法官都决定这样做，而且塞缪尔·纳尔逊法官开始写判决书。 但是，几天后法院又重新研究并决定发布一个包括该案各个方面的全面裁定。是什么原因要改变这个意向呢？其明确答案被秘密的法庭诉讼程序掩盖了。但有些事情是清楚的。11年来——从威尔莫特附件以来——准州地区蓄奴制的合法地位一直是国内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已经瓦解了一个政党，同时又使另一个政党诞生，并围绕着在获得州地位之前准州居民是否可以排除蓄奴制问题而给第三个政党——民主党——带来了分裂的危险。多年来人们一直盼望在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1850年的“新墨西哥和犹他州法案”和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都要求这个问题要由最高法院来裁决。但是这些准州没有发生此类案件，现在从新购地路易斯安那的另一地区出现了一个案件。 1856年与1857年交接的那个冬季，华盛顿盛传，最高法院要抓住这个时机解决准州是否根除蓄奴制问题。南方人渴望全面解决，因为相信法庭会作出有利于他们的裁决。他们的自信是有充分理由的。五位法官，包括首席法官罗杰·塔尼，都是南方民主党人。四位来自北方的法官中也有两个民主党人，其中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罗伯特·格里尔还是一个与南方保持着密切关系的蓄奴派。要求以“法官的政治家风度”去解决令人烦恼的准州问题，这种要求太强烈了。在来自乔治亚州的法官詹姆斯·m·韦恩的建议下，法院同意由塔尼起草一项代表多数法官意见的裁决书，否认黑人具有公民身份，并宣布“密苏里妥协案”关于北部准州禁止蓄奴的规定是违反宪法的。 五位南方法官希望能够获得至少是一个自由州的同僚的支持，以避免裁决书成为一个地方性的文件。来自田纳西州的法官约翰·卡特伦敦促即将上任的总统布坎南对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官格里尔施加压力，让他贊成其多数同僚的意见。布坎南乐于接受这种敦促，因为他贊同蓄奴派的主张，而且他的当选主要归功于南方选民。布坎南也希望准州问题能从法律上获得解决，以防止他的政府像其前任那样被这一问题搞垮。总统对格里尔施加了影响，使他决定同南方法官们一致行动。在获悉即将宣布的裁决后，布坎南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诡谲地提及这一案件：“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的裁决，我都将同所有善良的公民一样愉快地服从。” 第44页 两天以后，在3月6日，法院开庭。每位法官都写了意见，分歧很大，以致使人很难准确地知道法院究竟该怎样裁决。除了各方意见中可以达到大体一致的共同点之外，塔尼均採纳6比3的多数意见。结果他做出了如下的裁决：一、德雷德·斯科特仍然是奴隶。二、奴隶和黑人不是美国公民 [ 註：一致同意的三条意见仅仅阐明奴隶不是公民，并未提及自由黑人作为奴隶的后裔，是否也不能享有公民的权利。 ] ，因为宪法曾规定，黑人“一个世纪以来始终被认定是下等阶层，……既是如此下等，所以他们不具有一个白人所享有的必须受到尊重的那种权利”。塔尼根据这种逻辑推断，这些下等人及其后裔在1857年都不是美国公民，因此斯科特到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这件事本身就首先应该被否决。三、斯科特在伊利诺州的居住并不能使他获得自由，因为按照州与州间互相尊重对方法律的礼节，密苏里州的法律是有效的。四、他在威斯康星州的居住也不能使他获得自由，因为国会无权排除准州的蓄奴制，“密苏里妥协案”的排斥蓄奴制的条款是违宪的。 塔尼和意见一致的法官们关于准州的裁决基于这样一些原则：卡尔霍恩认为，准州是国家的共同财产，不是国会创造的；奴隶财产与其他任何财产具有同样地位和准州蓄奴主的奴隶不准被剥夺，就像不能剥夺农夫的马一样等两项原则(因此，无论是准州议会还是国会对蓄奴制的废止权力都被塔尼否定了)；第五次修正案的正式法律程序条款禁止联邦政府在没有正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当然，废奴主义者们强调第五次修正案中的“自由”这个词，把它作为联邦政府有权废除蓄奴制的根据。但塔尼认为，财产取代了自由，这甚至也压倒了宪法第四条第三款给予国会“处理和制定关于准州的一切必要的法规和规章的权力”，共和党人认为，这项条款使国会有权禁止蓄奴制，但对多数法官来说，事情并非这样。 塔尼的裁决在梅森-狄克森分界线 [ 註：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州的界线，后来成为区分美国南北方的标志。 ] 以南引起了广泛的赞扬。《奥古斯塔(乔治亚州)护宪者》为此欢唿说：“南方关于南方蓄奴制问题的意见……现在已成为国家的最高法律。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反对南方意见就是反对宪法，也就是反对政府。”许多北方民主党人也跟着表示兴高采烈。宾夕法尼亚州一家民主党报纸把这个裁决书称做“是‘黑人共和主义’的悼词。它……使他们党所创立的全部理论都被碾得粉碎。” 但这一裁决并非人人同意，它的明显的党派偏见并不使共和党人对它尊重。来自纽约州的法官纳尔逊表示了个人的意见，他仅仅肯定了巡迴法庭的判决，但拒绝对其他问题发表评论。来自俄亥俄州的法官约翰·麦克莱恩(前辉格党人，后加入共和党)和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法官班杰明·柯蒂斯(他一贯自称是辉格党人)提出异议。他们拥护“密苏里妥协案”，肯定黑人应享有公民权，并声称斯科特应得到自由。柯蒂斯的观点是对塔尼各主要论点的有力驳斥。他指出早在1787年某些州的黑人就已经成为合法的公民，根据宪法第四条第二款(“每个州的公民都将有资格获得某些州的公民所享受的优待和豁免的权利”)，他们应享有美国公民的各种权利。柯蒂斯批驳了塔尼在国会对准州权力方面的诡辩，并声称废除奴隶制既不是对财产的剥夺，也不是对正当法律程序的否认。 多数现代学者认为，柯蒂斯的不同见解要比以塔尼为首的多数人的意见能成为更完美的法典。关于对此案最新和最详细的研究证实，塔尼是一个捍卫南部权利的“狂热的党派分子”，一个“极端的地方主义者”，他厌恶北方，蔑视共和党。他对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是企图摧毁共和党的基本原则。这种裁决是“纯粹的党派偏见，是用法律语言进行的精神论战，它不像地区间的和解方案，而更像一个最后通牒”。 这种现代评论几乎是重复了共和党当时对裁决的观点。“一个邪恶、欺诈的裁决”，“一种残暴的主张”，“故意的颠倒”，“一种经过整理加工的虚伪陈述和肤浅的诡辩”，“共和国司法史上最大罪恶”，这就是共和党人对那次裁决的一些评语。废奴主义者尤其反对不利于黑人公民权的判决。而共和党人则大力争取撤消国会对准州蓄奴制问题的权力，共和党人也惊讶地指出了这个裁决在法律上对自由州本身的影响。如果德雷德·斯科特在伊利诺伊准州的两年“旅居”不能使他获得自由，那么怎样才能阻止奴隶主携带他们的奴隶进入自由州居住两年或更长的时间？如果奴隶与其它财产没有任何区别，那么一个州怎样才能有权通过立法手段反对这种财产的所有权？亚伯拉罕·林肯警告道，塔尼的法院或许很快就将宣布一项裁决书，“宣告美国宪法不允许一个州在其境内废除奴隶制”。 反对蓄奴制的人们坚信，对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不是正当的法律解决。《纽约独立报》宣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对一个种族的精神谋杀，不能服从。”《芝加哥论坛报》强调指出，没有一个“自由人会遵守或听从这样一种给人民及其自由带来灾难后果的裁决”。但这种论调使共和党人不安地靠近加里森废奴主义者的文明违抗理论。民主党人不失时机地在这一点上攻击共和党。他们指出，法院的裁决就是国家法律，违抗法律就是对宪法的背叛。为反击这一谴责，共和党人抓住柯蒂斯法官的论点：塔尼关于准州奴隶制问题的裁决只是法官的附带意见——即对决议的评论，对案子没有直接影响，也不具有约束力。《纽约论坛报》指出，鑑于塔尼宣布斯科特不是公民，他的诉讼——因此也是准州蓄奴制问题——也就不宜在法院立案，任何涉及该案的意见都仅仅是法官的附带意见，“只有道义上的影响”，“就如同在华盛顿任何一家酒吧中很多聚会的人所作的评论一样”。 第45页 这个法官的附带意见在政治上给了共和党人一个天赐良机。它使他们能够不背上不守法的黑锅而拒绝承认最高法院的裁决。 [ 註：法官的附带意见即使在法学界也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但当代歷史学家和法官们都认为，塔尼的裁决并非仅仅是法官的附带意见，其政治的才智和法律上的正当性均应予以承认。除州议会对奴隶制问题的权力外，全部裁决都属于该案的法律问题，因而对法院来讲也是适当的。 ] 缅因州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宣称，关于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不具备道德和法律上的约束力”。其他一些州的议会也随之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共和党利用北方人对这次裁决的敌意，决心“重建”最高法院，并做出新的判决。《芝加哥论坛报》声称：“补救的办法在于……投票箱，应当使共和党人出任下届总统，1860年将标志着像1776年那样的时代。” 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使它的炮制者大失所望。它没有解决蓄奴制问题。它未能消除地区间的怨恨，反而使之更强烈了。它未能削弱共和党；相反，由于人们相信共和党对企图在全国范围推行奴隶制图谋的指控，共和党却因此而得到加强。由于裁决自身得不到实施，它也未能确立蓄奴制在各准州的权利。因此，南部人开始唿吁制定联邦奴隶法以保护准州的蓄奴制。最后，裁决没有解决民主党内关于人民主权何时得以实行的分歧。塔尼判定准州议会作为国会的工具，并不比国会本身拥有更多排斥蓄奴制的权利，这就与史蒂芬·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权观念发生了冲突。道格拉斯力求使人民主权与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协调一致是针对重新挑起堪萨斯问题的势态的。而堪萨斯问题已迫使他採取了反布坎南政府及该党南部派系的立场。 莱康普顿宪法 正当最高法院考虑德雷德·斯科特的命运时，堪萨斯事态正逐渐出现新危机。尽管吉尔里州长已经使准州安定下来，但争夺权力的斗争仍在继续。蓄奴派在人口上明显地处于劣势。每位观察者都承认，自由州人在定居者中已经占到二比一的多数，而且每年春季的移民都远远超过预计人数。由蓄奴派控制的准州议会出于绝望，不顾一切地于1857年2月召开会议，大胆制定州宪法，并申请州的地位，而不交选民表决。议会通过法案决定将制宪会议候选代表名单的准备工作及选票的计算事宜全部交由蓄奴派官员掌握。吉尔里州长否决了该法案，但议会却不顾其否决强行通过了它。因工作繁重和生命受到恐吓而弄得精疲力竭的吉尔里于3月4日提出辞职。他曾经歷了墨西哥战争和旧金山淘金热的考验，但堪萨斯问题使他太勉为其难了。 布坎南总统任命了一位坚强的小人物、密西西比人罗伯特·j·沃克接替吉尔里。尽管沃克决心秉公办事，但堪萨斯的棘手的政治问题很快也把他搞得狼狈不堪。准州官员不公正地划分选区，将多数会议代表席位给予贊成蓄奴的县。自由州移民联合抵制6月的选举，指责其全部程序是一场骗局。这使蓄奴派得以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控制大会。然而，沃克仍坚持他们所制定的任何法律都必须交由选民表决。为此他遭到了他以前的南部朋友的谴责和威胁。在这个问题上，布坎南政府起初支持沃克，但1857年秋天发生的事件使布坎南屈从于控制其政府的南部人。 9月，在莱康普顿召开的堪萨斯制宪会议起草了一个旨在使堪萨斯成为蓄奴州的宪法。但与此同时，为准州议会而进行的新的选举将在10月举行。由于有自由州移民参加，沃克相信这将是一次公平的选举。投票结果首先显示出蓄奴派的候选人赢得了小胜。但舞弊行为很快就败露了。在一个仅有30名合法选民的地区，选票登记名单上就出现了1601个由辛辛那提市的人名地址录上抄来的姓名。沃克撤销了2800张伪选票，结果使自由土壤党在下届准州议会中占到了稳固的多数。 尽管南部人都因“调查选举结果”而辱骂沃克，但他们的指责不啻是承认在公平选举中自由土壤党占有多数——这一多数将使莱康普顿宪法在公民表决中被否决。鑑于不经公民表决，国会几乎就必然拒绝授予州的地位，莱康普顿大会的领袖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以保全宪法并且进行公民表决。他们制定了一个新的条款，它将保护在准州内生活的每位奴隶主占有200名奴隶(及其后裔)的权利，但禁止将来再向堪萨斯输入奴隶。选民投票承认宪法时可以在这个条款(“废奴”宪法)或原订条款(“蓄奴”宪法)之间进行选择，按照原订条款，将来仍然可以带进奴隶。这是公民表决中仅有的两种选择。 共和党人谴责“莱康普顿骗局”是对人民主权的践踏。参议员史蒂芬·道格拉斯和许多北部民主党人也提出同样的责难。他们所以认为它是骗局，其理由是：一、即使除了有关蓄奴制的条款外还包含一些有争议的条款，但它使投票人没有机会直接拒绝宪法；二、“废奴”宪法是一个花招，因为它保护准州现存的蓄奴制，不顾输入奴隶的禁令，为将来私运其他奴隶敞开了大门。 堪萨斯自由土壤党认为，制宪会议及其起草的宪法二者都是非法的，因而拒绝参加12月21日的公民表决。结果，“蓄奴宪法”以6226票(其中2720票后来被宣布为伪票)对569票轻易地获得通过。同时，自由土壤党的新的准州议会宣布将于1858年1月4日举行第二次公民表决，届时投票人可以直接否定或接受宪法。蓄奴州移民抵制了这次投票，结果有138票贊成“蓄奴”宪法，24票贊成“废奴”宪法，10226票反对整个宪法。 第46页 在1857年-1858年，莱康普顿宪法成了国会的一个中心问题。道格拉斯宣称要就此问题对政府发动一场政治战，并在参议院领导反对依据莱康普顿宪法授予堪萨斯州地位的斗争。1858年2月，30名南、北部众议员就莱康普顿宪法问题的通宵辩论中大打出手。北部各州议会都谴责那部宪法，而南部一些州议会则以脱离联邦相威胁，除非国会同意根据那个“正式通过”的文件授予堪萨斯以州的地位。一个南卡罗来纳人叫嚣说：“与其堪萨斯不能以莱康普顿宪法获得州地位，不如让[联邦]在血与火中毁灭。”布坎南在这些恫吓及其南部顾问们的威吓下，否认自己曾贊成对整个宪法进行公民表决。现在他宣称12月21日的投票是合法的，而事实上更能反映堪萨斯意愿的1月4日投票却不合法。总统就莱康普顿宪法问题呈交国会的咨文中宣称，堪萨斯“此时与乔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一样是一个蓄奴州”。 布坎南把莱康普顿问题看作是对党忠诚的一次考验。在他40年的政治生涯中，包括在众议院、参议院的供职，在俄国和大不列颠做公使，以及担任国务卿，67岁的未婚总统已逐渐热爱民主党而胜过世间的一切，认为忠诚党的政策是最高美德。布坎南决定利用政府的全部贊助力量和权力，使那些动摇的民主党参议员和代表们站到莱康普顿一边。尽管道格拉斯强烈反对，参议院还是通过了莱康普顿宪法。参议院中强大的南方势力和一些倾向蓄奴派的北方民主党议员，促使参议院于3月23日通过关于堪萨斯的州地位法案。但在众议院情况就不同了。北部代表们面临着1858年的竞选，因而几乎有一半北部民主党人都与共和党人一同反对莱康普顿宪法，并在4月1日的最后表决中否决它。 这个事件的后果在堪萨斯使人们大为沮丧。政府为挽回面子，建议向选民提交一个莱康普顿宪法修正案，其中包括授予堪萨斯部分联邦土地。然而，堪萨斯人把这种授予视同“行贿”，仍在1858年8月2日的投票中以6比1之差拒绝了该宪法。当堪萨斯在1861年最后获得州地位时，它已成为联邦中共和党人最多的一个州。 对民主党来说，莱康普顿的结局是令人痛苦的。道格拉斯已与来自本党的总统分道扬镳，并且已脱离了他的大多数南部支持者。在他们看来，他现在还不如一个“黑人共和党”。这就註定了186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分裂，在那次会上，道格拉斯理所当然地被大多数北部代表推举为总统候选人。 莱康普顿斗争也暴露了人民主权在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中所反映的缺陷。尽管1858年以后，奴隶制在堪萨斯仍然具有合法地位，但实际上它已不再存在，因为自由土壤党的压倒优势已在那里创造了一种使它无法生存的环境。早在1857年6月，道格拉斯在伊利诺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的一次演讲中，曾试图将人民主权与德雷德·斯科特的裁判主张协调起来。当时他说，尽管奴隶主在准州拥有奴隶的产权是受到宪法保护的，“但如果没有地方立法和适当的治安条例去支持、保护和承认，它就只能是一种空有的、毫无价值的权利”，而这些规定和立法“必须完全靠准州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这个起码的道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论，但在莱康普顿之争的结局中，它却成了问题，使南部人对道格拉斯进行攻击。人民主权被上下两块磨石夹在中间，上块磨石是共和党要求国会废除准州蓄奴制，而下块磨石是南部人要求制定联邦蓄奴法以保障蓄奴制。 林肯-道格拉斯的辩论 1858年6月16日，伊利诺州共和党大会提名亚伯拉罕·林肯为联邦参议院议员竞选人。这种行动是前所未有的，参议员素来由各州议会选举产生，从未有过在州议会选举之前由某政党提名的事例。但1858年不寻常的形势要求不寻常的行动。道格拉斯与布坎南政府的决裂促使一些东部共和党人建议，作为扩大反蓄奴制阵营的第一步，支持他连选连任参议员。但伊利诺州共和党人没有一个贊成的。他们曾经不畏艰难地同道格拉斯进行斗争。他们认定他并非潜在的共和党人。支持他将是党的自我毁灭。他们对林肯的提名明确表明了共和党人的主张。这使得参议员的职位问题成为伊利诺州议会选举中的唯一问题。由于道格拉斯不得不起而捍卫自己的政治生涯，因此一条长长的阴影投向了1860年。这也促成了美国歷史上一场最着名的辩论。 林肯的受命演说为其竞选活动定下了基调。这次演说名垂青史，被称为“家不和”演讲。他的目标是使道格拉斯与共和党人之间拉开尽可能大的距离。道格拉斯虽然曾反对莱康普顿宪法，但他这样做仅仅是由于堪萨斯人在宪法问题上被拒绝进行公平投票表决。道格拉斯曾反覆强调，他并不关心蓄奴制是被投票贊成还是被投票否决。林肯指出，“不关心”政策，对共和党人来说，是应受到谴责的，共和党人认为蓄奴制是社会道德和政治的败坏。共和国的创始者们始终坚持这样的立场。他们曾在西北准州以及新购地路易斯安那北部消除蓄奴制，并希望它最终能在任何地方都被废止。而道格拉斯在1854年却促使“密苏里妥协案”失效，在1857年又拥护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林肯援引《圣经》说：“‘家不和则不立’，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它要么是完全这一种，要么是完全那一种。”在民主党领导下，它可能变成完全蓄奴制的。但共和党人——国家创建人的真正继承人——则决心“阻止它进一步扩大，并使公众相信它最终要被消灭时而予以取缔”。 第47页 道格拉斯对于把他同狂热的蓄奴派联繫在一起的挑战，不能置之不理。他在竞选演说中怒斥林肯颠倒黑白。林肯予以回击。几周内，两位竞选者相互追逐，在全州各地进行了一场长期的辩论。他们仅仅每隔数日就利用同样的讲台发表演说。最后，道格拉斯接受林肯的挑战，同意进行七次面对面的辩论。这些辩论在美国歷史上被广泛传说。成千上万的农民风雨无阻地涌入设在七个不同城镇的露天会场去聆听三个小时的辩论演说。竞选达到了极其引人注目的戏剧性效果。这是大卫对歌利亚——此时这位大卫身高6.4英尺，差不多比歌利亚高出了一英尺。 道格拉斯试图把林肯划为废奴主义者，以使他处于被动，道格拉斯说，国家可能倖存于半奴隶半自由。它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没有理由表明为什么它不能无限期地这样做下去。人民主权给予准州居民机会去决定要不要保持蓄奴制。道格拉斯说，如果让他们公平选择的话，所有现存的准州都一定会废除奴隶制。这将满足多数北部人的愿望，而不冒黑人共和党用其“最后消灭”的废奴主义论调造成分裂的风险。 道格拉斯说，此外共和党还要求给予黑人以平等。他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话题，尤其是在伊利诺州南部的巴特纳特县。“我不相信上帝一直打算让黑鬼与白人平等，”当他的支持者们高喊贊成时，道格拉斯大声说，“他们属于下等种族，必须永远处于下等地位。”美国是一个白人的国家，“由白人创建，永远为白人和他们的后代造福，我不贊成分散白人享有的公民权”。“难道你希望勾销我们州的宪法中排斥奴隶与自由黑鬼的条款吗？”道格拉斯反问，他的支持者们则高喊：“不，不。” 难道你们愿意把这个美丽的州变为自由黑鬼的聚居地吗？(“不，不！”)以便在密苏里废除蓄奴制，就能把10万解放的奴隶送到伊利诺伊来，成为公民和选民，同你们诸位享有同样权利吗？(“不，绝不！”)如果你们希望黑鬼获得公民权，如果你们贊成他们进入这个州并同白人一起居住，如果你们愿意给予他们同你们一样的平等的选举权的话……那么你们就支持林肯先生和黑人共和党吧，他们贊成给黑鬼公民权。 这种战术使林肯处于守势。他在南部和中部各县发表的演说中驳斥了道格拉斯的指责。他说，种族差别的存在，将“永远阻止[他们]以平等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生活在一起”。林肯向他的听众保证说：“我现在不，以前也从不贊成以任何方式造成白人和黑人两个种族间政治和社会上的平等(掌声)——我现在不，以前也从不贊成产生黑人选民或陪审员，准予他们担任公职，或与白人通婚。”他不同意废除“逃亡奴隶法”，禁止州际奴隶买卖，违背当地奴隶主的愿望而解放华盛顿特区的奴隶——就像道格拉斯所指责的那样。 林肯在这些问题上採取了比多数上北部共和党人更保守的态度。但是他几乎不能採用其他的方式来演讲，他希望在伊利诺州获胜，而这是自由州中种族意识最强的一个州。他在以往的辩论中是很雄辩的。“让我们摈弃一切关于这个人或那个人、这个种族或……那个种族低贱之类的诡辩，而在这块土地上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直至我们重新站起来宣布人人生而平等。”无论在智力方面黑人和白人有无高低之差，林肯说，“在人人自食其力的生活权利方面，他与我平等，与道格拉斯法官平等，与每一位活着的人平等(掌声)。”然而共和党并不打算干涉一些州现存的蓄奴制度，仅试图阻止它的扩张。与民主党不同的是，他们“认为这个政府是为保障自由而建立，况且奴隶制度对黑人、对白人、对土地和对国家都是十足的罪恶”。问题的关键在于奴役是否道德。如果它正确，它可以在任何地方都存在；如果它错误，那么无论是限制它还是最后根除它都是可行的。“这是正确和错误两个原则之间在全世界的永恆的斗争”。道格拉斯“看不到蓄奴制度会灭亡”。而在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将尽可能使公众相信它最终要被消灭，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而被取缔”。 这些辩论虽然表明了共和党与民主党对蓄奴制态度的严重分歧，但也反映了共和党内对种族平等问题的矛盾心理，以及林肯关于现存奴隶制的“最终解放”与无限期维持的说法的内在矛盾。道格拉斯指出，共和党不可能两路得逞而勉勉强强达到自己的目标。但在1858年，对共和党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去缓和反蓄奴与维护联邦的对立价值观之间的紧张关系了。 总之，在伊利诺州的选举中双方基本上势均力敌。拥护道格拉斯的议员候选人在该州南半部地区赢得大多数选票。而林肯的支持者在北部也获得了同样的胜利。共和党候选人总票数为125000票；道格拉斯的民主党为121000票，少数反对道格拉斯的有5000票。但道格拉斯获得了很大一部分县的选票，维护了民主党在州议会投票总数中的多数地位，从而得以提名他为联邦议员候选人。然而在其他自由州民主党遭受了挫折，他们的53位北部国会议员减少到31名。共和党在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和伊利诺州都获得了多数票，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些州保持这种多数，他们就将赢得1860年的总统竞选。 第48页 大决战的前兆 1858年-1859年 南北分裂的开端 歷史学家们曾认为，林肯在弗里波特与道格拉斯的辩论中以巧妙的提问断送了对方当选总统的机会。林肯问道，准州人民在获得州地位之前是否能合法地排斥奴隶制？换句话说，人民主权能够与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协调一致吗？如果道格拉斯作否定的答覆，那么他将得罪许多北部民主党选民，并有可能在参议院正在进行的辩论中失败。如果他作肯定的答覆，他将得罪南部并失去他的党在1860年对他的总统提名。 这个理论上的麻烦已经使道格拉斯因反对莱康普顿宪法而得罪了南部，而且他也曾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第一次是1857年6月在他表示贊成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演讲中。在弗里波特他再次做了肯定的回答：尽管奴隶制在准州是有合法权利的，但准州人民可以用拒绝通过对它实施保护的治安条例之类的办法来排斥蓄奴制。林肯已料到道格拉斯会作出这样的回答，而且他对待这个问题并不像在后来的回忆中显得那么重要——其实，这一问题是要证明道格拉斯就是蓄奴派，而不是让道格拉斯得罪南部，但结果多少与林肯的目的相反。 南部许多报纸谴责道格拉斯的“弗里波特理论”，其实他们已经在莱康普顿问题上诅咒他几乎整整一年了。“弗里波特理论”最终成了一场正在日益尖锐的争论的焦点。这场争论使民主党于1860年正式分裂为南北两派。争论涉及保护准州蓄奴制的联邦奴隶法问题。南部人主张，倘若准州议会拒绝制定保护奴隶制的治安条例，那么必须由国会来制定它。1859年2月，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艾伯特·g·布朗在参议院宣称，如果不制定联邦奴隶法，他将敦促他的州脱离联邦。这就引发了一场充满仇恨的南北两派争论，布朗的同事杰斐逊·戴维斯等人与道格拉斯发生了很激烈的冲突。 布坎南政府再次试图吞併古巴，从而也加剧了南北间的紧张关系。总统的意图是双重的。他是个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吞併古巴是其对外政策的中心。同时，希望通过古巴问题治癒民主党南北分裂的创伤。多数北部民主党人相信领土扩张命定说。无论他们对堪萨斯奴隶制持什么态度，大多数人欢迎古巴成为蓄奴州。这个问题可以促使北部民主党人和南部民主党人重新团结。道格拉斯贊成如此吞併之。美国驻马德里公使愚蠢地企图收买西班牙各派力量以争取他们支持拍卖古巴。在华盛顿，南部参议员提出了一项支付3000万美元购买古巴的议案。共和党人谴责对古巴的出价是扩张蓄奴制的无耻阴谋。他们以拖延办法阻止拨款，直至1859年3月4日该届国会任期届满。 同时，南部参议员否决一项准许每个移民获得160英亩宅地的议案。该议案已于1859年2月在众议院得到几乎全部共和党人和三分之二的北部民主党人支持被通过。但南部人反对，认为这是使新英格兰农民大量移居西部的诡计。明尼苏达和俄勒冈刚刚被联邦正式接受为州，堪萨斯不久也将成为一个正式的自由州，南部人敏锐地感到在国会和选举团中，北部人正在增长为多数。于是，南部参议员及其少数北部同伴在1858年-1859年这一短暂的会期中阻止了宅地法。北部支持的宅地法和南部支持的古巴议案，都因对方的反对而未能通过，为南北两地区在1860年带来一个新的问题。 关于奴隶买卖的论战 重新开展非洲奴隶买卖的活动，在引起南北分裂日益增多的问题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问题。这种买卖活动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初，到1859年已发展到引人注目的规模。多数南方人反对恢復这种买卖。但很多重要人物却贊同废除1807年禁止输入奴隶法案。杰斐逊·戴维斯指责该法案违宪，是对南部的侮辱。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要求恢復奴隶买卖。三分之二的南部国会议员投票反对国会关于谴责煽动重新开展奴隶买卖的决议。1859年，南部商务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贊同废除反输入法。南部一家主要商业期刊的编辑j·b·d·德鲍担任了“非洲劳力供应协会”主席，该协会成立于1859年，专门从事抵制反输入法的活动。 这场运动的起因有三条。第一是19世纪50年代迅速上涨的奴隶价格。在1849年-1859年间，一个壮年男性农奴的平均价格从1000美元涨到了1700美元。这不仅使富裕的种植园主大量耗费金钱，也使普通农民漫天要价而不能成交。在非奴隶占有者对种植制度的忠诚日益使人关注的时候，通过进口来扩大奴隶数量以降低奴隶价格的想法也是颇有吸引力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写道：“我们的真正目的是尽可能增加奴隶人数，这样就可以确保全体居民自身利益的动力，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其次是心理因素。许多南部人认为，非洲奴隶买卖是不道德的。蓄奴派极端分子担心，这种情绪可能只是达到这种想法的第一步，那就是确信国内奴隶买卖乃至奴隶制本身都是错误的。威廉·l·扬西问道：“如果在维吉尼亚购买奴隶并把他们带到纽奥良是正当的，为什么从非洲把他们买来再带到那里就不正当呢？”德克萨斯州的一位编辑坦率地告诉他的读者：“如果你们承认蓄奴制，就必须贊成奴隶买卖，因为它们是一码事。那些不贊成我们的人，必定是反对我们的。那些否定蓄奴制和奴隶买卖的人就是南部的敌人。” 第49页 第三，恢復奴隶买卖的活动成为南部民族主义的武器。某位脾气暴躁的人说，南部应该以“主动的进攻”取代其一贯的防御立场。煽动奴隶买卖是最好的手段，因为它能造成对“北方人的怨恨和对他们的观点的蔑视”。两位着名的脾气暴躁的奴隶贸易鼓吹者——维吉尼亚州的扬西和埃德蒙·拉芬，在1858年创建了“南方人联合会”，以“激发南部人的热情，指导南部人的思想……在适当的时刻，我们将採取有组织的一致行动，使阿拉巴马州爆发一场革命”。 尽管它激发了南部人的热情，但恢復非洲奴隶买卖运动并未取得具体成果。1858年，路易斯安那州众议院批准输入非洲“学徒”(为奴隶制起的合法化名词)，但州参议院未通过。其他州立法机关均未在这方面採取行动。 但19世纪50年代后期，向美国非法贩运奴隶的现象已经增多了。最臭名昭着的是纵帆船“漫游”号事件。这艘纵帆船的船主查尔斯·a·l·拉马尔是一个着名的南部家族后裔。1858年，“漫游”号从非洲运载600名奴隶，避开英国人的巡逻队，终于使300名倖存的非洲人在乔治亚州登陆。联邦官员扣留了船员。尽管铁证如山，萨凡纳陪审团还是宣布他们无罪。拉马尔甚至被允许从官方的拍卖中以4000美元赎回他的船！大约与此同时，查尔斯顿陪审团也宣判了另一起违法贸易船的船员无罪。这些行为激起了北部人的义愤；反过来，这种义愤又被指责为新英格兰人的虚伪。密西西比州一家报纸责问：“难道一个新英格兰人在北部违犯逃亡奴隶法与一个南部人在南部违犯反奴隶买卖法有什么区别吗？” 无论有什么区别，关于买卖奴隶的争论看来印证了威廉·h·西沃德的论断。西沃德在1858年一次演说中曾描述说，在奴隶制与自由之间存在着“不可约束的冲突”。1857年，几星期内先后出版的两部书——乔治·菲茨休的《食人生番》或称《没有主人的奴隶》和欣顿·罗恩·赫尔珀的《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使这一冲突进一步深化。 南北争辩 菲茨休是维吉尼亚州海湾地区的一位绅士，他撰写了许多关于“自由社会的破产”的文章。1854年，他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题名《南部社会学》。随后他又于1857年出版了《食人生番》。菲茨休说，资本主义是一场个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是社会同类相残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奴隶制是一种保障僱主在工人中拥有世袭利益的古老制度。“当一个人遭到贫困、灾祸、衰老、病弱的袭击时，奴隶制对他来讲是多么可贵啊。”北部的全部问题出在他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之类的虚伪学说。菲茨休断言：“人并非生来就有资格享受平等权利。这种说法太近乎真理了。认为一些人生下来就驮着马鞍子，另一些人生来就骑在他们的背上，用靴子踢赶他们；而这种骑马法对双方都是好事，……奴隶制对于劳动者来讲，无论白人或者黑人，都是一种自然而又正常的现象。……我们奴隶主断言，你们必须依赖家庭奴隶制，它是一种最古老、最优越、最普通的社会主义形式”。 其他蓄奴派分子也附和菲茨休的论点。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乔治·麦克达菲声称，“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有资格享受自由或有享受自由的能力。”乔治亚州一家报纸惊唿：“自由社会！这个名字令人作呕。那只不过是油污的机修工、污秽的操作工、吝啬的农夫和神经错乱的理论家拼凑起来的混合体，……还不如南部绅士的一群奴隶所组成的社会。”几年后，一些在谢尔曼将军麾下服役的“吝啬的农夫”和“油污的机修工”在行军经过乔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时候，将会想起这番话。 1857年经济危机对南部影响较小，这使南部人得以炫耀其体制的优越性。当萧条时期大批北部商业破产、银行倒闭、工厂停工的时候，棉花价格却保持稳定，棉花产量创造了新纪录。这导致参议员詹姆斯·哈蒙德1858年4月在参议院发表他关于“棉花大王”的着名演说。南部人是“地球上最幸运的人已确定无疑”。哈蒙德告诉北方，大恐慌期间只有不断出口棉花，才能“从毁灭中拯救你们”。这是奴隶制优越性的有力证明。就这些问题，哈蒙德进一步说道： 你们的整个僱工阶层，正如你们所称的体力劳动者和“操作工”阶层，实质上就是奴隶。……在整个社会体制中，必须有一个阶级担负奴僕的职能，从事生活中单调乏味的工作，……这个阶级构成社会的底层。……南方是幸运的，它找到了一个适用于那种目的的种族。……我们为此而使用他们，称他们为奴隶。……但你们使用的却是白人。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像这样的演讲给共和党人制造了政治资本。一些着名的共和党人出身低下：纳撒尼尔·班克斯最初是一家纺织厂的筒子工；麻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威尔逊的父亲是个体力劳动者，威尔逊本人也曾是一名制鞋工人；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和霍勒斯·格里利二人的父亲都是靠种地勉强维持生计的小农；亚伯拉罕·林肯的双亲都是未受过教育的拓荒者。这些人都是自由社会中地位升迁的活生生的例子。如果南部人认为是这样的人构成了社会底层，那只能进一步证实共和党人对南部的看法。 [ 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着名的南部领导人也是早期从微贱中奋斗过来的——包括参议员哈蒙德。 ] 林肯同道格拉斯辩论时，听众中的共和党人就举着写有这样口号的旗帜：“吝啬的农夫、社会底层、油污的机修工，贊成亚伯拉罕·林肯”。 第50页 欣顿·罗恩·赫尔珀与乔治·菲茨休截然相反。赫尔珀生长在北卡罗来纳州西部的一个小农地区。他在1857年出版的《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一书论述奴隶制对南部经济的影响。赫尔珀援引1850年精选的统计资料，描述了当北部大踏步向前迈进时南部在落后中的萧条景象。他的论述将普遍有文化并过着较舒适生活的北部工人、农民与贫困无知的南部穷白人做了对比。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奴隶制乃是南部一切耻辱，贫穷、无知、暴虐和愚昧的根源。”奴隶制独占了最好的土地，把所有劳动都贬为奴役劳动。使学校拒绝接受工人，使所有人都陷入贫困而只是“鞭子老爷”例外。这些“鞭子老爷”不仅是黑人的绝对主人，也是所有非奴隶主白人的绝对主人。非奴隶主白人的自由仅徒有其名，他们被人故意地、残忍地弄得长期处于极度无知和卑微的地位”。赫尔珀虽然要求废除蓄奴制，但并未对奴隶寄予同情。他主张用船把他们送回非洲去。他的书是为非奴隶主白人而写的。他激励他们起来建立州共和党组织，并用自己的选举权推翻种植园主的统治，解放南部。 然而，非奴隶主很少读到他的书。没有一个南部出版商愿意出版《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赫尔珀只好移居北部并在纽约出版了它。1857年夏季这本书一问世，立即引起了共和党人的关注。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破例为它发表了整整8栏的评论。共和党领袖们筹款印刷并发行了这部书的节选本作为运动文件。这激怒了南部人，尤其是共和党人在节选本中增加的醒目标题：“革命——可能的话，和平进行；必要的话，採用暴力”。奴隶主们谴责《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是“纵火犯、造反者、国家和平与安宁的敌人”。一些州宣布发行或收藏这本书为犯罪。 赫尔珀的这部书导致国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僵局。在1859年12月的众院里，共和党人占有优势但未达到多数。他们提名俄亥俄州的约翰·谢尔曼为议长·谢尔曼在奴隶制问题上虽然是个温和派，但仍与其他67名共和党国会议员一起对赫尔珀的书表示了支持(他并未读过这本书)。谢尔曼要赢得议长职位，还需要一些边境州的美国人党议员的支持。一位密苏里州代表提出了一项议案，认为凡是支持《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的人不“适于任众院议长职位”，从而阻止了边境州的人投票选举谢尔曼。众院多次投票都未能选出议长。争执延续了8个星期，南北双方议员火气越来越大，相互辱骂，甚至携带武器来参加会议。一位观察家报导说：“唯一不带一支左轮手枪和匕首的人就是那些带着两把左轮枪的人。”众院议员席上爆发枪战看来已有现实可能性。直到谢尔曼退出并有足够的边境州美国人党议员同共和党人一起投票贊成新泽西州的中立派威廉·彭宁顿做议长时，僵局才在第44次投票中打破。 约翰·布朗对哈珀斯渡口的袭击事件加剧了华盛顿的紧张势态。这一事件发生在国会开会之前不到两个月。这一暴力事件使10多年来不断加剧的南北紧张局势达到了顶点。它在1860年总统选举前一年还促动了一系列不祥的政治事件。 第八章 危机年：1859年-1860年 约翰·布朗与哈珀斯渡口事件 自1856年在堪萨斯作为游击队首领取得功绩后，约翰·布朗就一直在研究制订一个在南部打击蓄奴制的令人敬畏的计划。布朗是个相信上帝的惩罚和公正的加尔文派教徒。他特别喜欢《圣经》中的一句话：“不流血就不能免除罪孽。”他确信，奴隶制的罪孽必须用血来偿还。怀着真诚的宗教狂热，他坚信自己是执行上帝这一任务的工具。他计划率领一支突击队进入维吉尼亚的山区，在那里把低地种植园的奴隶吸引到他的旗帜下。他将武装他们，并建立一个临时的自由人共和国，扼守要隘，抵御反攻，然后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脉向南推进，号召奴隶起义，直至可恶的奴役体制彻底崩溃。 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但布朗竭力说服一些废奴派领袖，让他们相信计划是可行的。1856年-1859年期间，他穿梭于堪萨斯、东北部地区，以及加拿大的逃奴聚居区，徵募志愿兵，筹集资金，并为计划中的黑人共和国起草宪法。格里特·史密斯、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西奥多·帕克和其他三位麻萨诸塞州的废奴主义者建立了一个“秘密六人小组”，帮助布朗在新英格兰筹款。这些钱名义上用于堪萨斯，实际上是用来购买武器和给养，以帮助布朗进击南方。 支持布朗的废奴主义者确信道义上、政治上反奴隶制的行动已经失败。随着“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布坎南当选总统和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奴隶制已经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暴力的反击是对那些胜利的唯一回答。“秘密六人小组”虽然不清楚布朗进攻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了解并贊成他的总的意图。他们把布朗看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19世纪克伦威尔铁骑军，……继承了因克伦威尔的逝世而一度中止的英格兰清教事业——社会新生事业”。 [ 译者註：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着名领导人，英格兰将军和政治家，1653年起建立独裁统治并自立为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护国主。他曾于1642年返回家乡创建一支训练有素的“铁骑军”，全部将士均由清教徒组成。在随即爆发的两次内战中，他率领“铁骑军”及后来的新模范军战胜了王党军队，并处死了国主查理一世。恩格斯说他“兼罗伯斯庇尔和拿破崙于一身”。 ] 第51页 布朗计划夺取维吉尼亚州的哈珀斯渡口的联邦军火库，用从那里夺取的武器武装他期待加入其行列的几千名奴隶。1859年夏季，他在哈珀斯渡口对岸的马里兰州境租借了一个农场，并开始在那里集结他的由17名白人和5名新加入的黑人组成的袭击部队。布朗曾试图说服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加入他的队伍。布朗对道格拉斯说：“为了特殊的意图，我需要你，当我进攻时，成群的蜜蜂将飞离蜂巢，我想请你帮忙把它们收入蜂箱。”但道格拉斯拒绝参加，并试图劝阻布朗的鲁莽计划。他认识到，入侵维吉尼亚并以24人的“部队”进攻联邦军火库是一种毫无希望的愚蠢行为。 哈珀斯渡口位于波托马克河和谢南多厄河汇合处，高山环抱，是一个军事陷阱。布朗的作战计划令人难以置信地不成熟。他未能将他的意图告诉这个地区任何一个有关的奴隶。他忽视了对哈珀斯渡口周围做地形侦查，以确定撤退路线。他没有准备给养，也没有建立一条防线，以抵御必然招致的反攻。当他在1859年10月16日夜带领18人攻占军火库时，他们甚至没带干粮。 当这个小分队夺取了毫无防备的军火库、兵工厂以及来福枪厂，达到了初步的目标后，布朗似乎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他坐等奴隶们前来增援，但参加进来的黑人只是一小群惊慌失措的奴隶。他们是被布朗派出的巡逻队招集来的，另外还有白人人质。 这时，事件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10月17日，当地居民和附近军队被动员起来。他们占领了波托马克河与谢南多厄河上的桥樑，切断了布朗的退路，把袭击者赶出了军火库、兵工厂和来福枪厂。三个当地人(其中有一个是自由黑人)和几个布朗的人，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在激战中死去或受重伤；七名袭击者逃跑(其中两人后来被抓获)；其余人被迫退到坚固的消防站。布朗和4名受伤的袭击者在这里进行了最后的抵抗。10月17-18日夜间，一支由罗伯特·e·李上校和j·e·b·斯图尔特海军上尉指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包围了消防站。第二天清晨，布朗拒绝投降。海军陆战队採取强攻，以死一人的代价攻克了消防站。他们至少杀死了两名袭击者，打伤了布朗。 布朗解放奴隶的战争前后歷时36小时即告结束。17人被打死，其中有10名袭击者。布朗及其他6名被俘的同伙最后被处绞刑。没有一个奴隶自愿参加这次暴动。布朗留在马里兰农舍里的一个手提箱装满了他同“秘密六人小组”以及其他北部同情者的通信。当这些信件被查获并公之于世后，“秘密六人小组”(除希金森仍挑衅地坚持其立场外)全都躲藏起来或逃到了加拿大。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曾到国会听证会做证人，但无一人被起诉犯有同谋罪。 从某种意义上讲，袭击哈珀斯渡口是一次不幸的悲剧性的失败。但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如果布朗的目的是鼓动一次暴力反抗以解放奴隶，也许他会取得出乎料想的成功。有迹象表明布朗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希望他的牺牲将使他在许多北部人的眼中由一个狂人变成为圣人，而在南部却激起了恐惧和暴怒，从而加速最后决战的到来。当维吉尼亚州法院迅速地以谋杀、叛逆、暴动罪对他进行审判期间，布朗拒绝了一切暴力营救计划或以神经病为藉口的办法，去逃脱刽子手的绞索。他对亲友们说：“对我来讲，受绞刑比其他任何事都更有意义。” 在11月2日被判决到12月2日被绞决期间，布朗的言行赢得了无数北部人的敬佩。他以尊严的态度面对死亡。对于他，可以确切地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像他的结束那样更与他相称。他在法庭关于对自己的判决的演说结束语直接成为一篇杰作： 正如我所想像的，这个法庭也承认上帝的法律是有效的。我知道我所吻的这本书是《圣经》，至少是《新约》。它教导我，如果我希望别人为我干任何事情，我也应该这样回报他们，它还进一步教导我，要记住那些被奴役的人们，对他们负有义务。我努力遵循这些训示。我说，我还太年轻，而不理解上帝是一个偏心眼的人。我相信，为了上帝的那些被藐视的人的利益，就如我坦白承认的那样，我干了我已经干的事，是正义的事，并非错误的事。现在，为使审判尽快结束，如果认为必要，我将付出我的生命，让我的鲜血，我的孩子们的鲜血和这个蓄奴制国家千百万被邪恶、兇残和不正义的法规剥夺了权利的人的鲜血流到一起，我说，就这么办吧。 12月2日，布朗镇定地走向绞刑架。他交给监狱看守一张字条：“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鲜血才能洗净这个罪恶国土的罪恶。” 布朗在判决后的行为提高了他的声望，成了北部废奴主义者眼中的圣徒。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说，布朗将“绞刑架看作十字架一样光荣”。亨利·沃兹沃恩·朗费罗把布朗的绞刑日视为“一次新革命——其重要性毫不亚于以往的革命——的纪念日”。一些着名共和党人虽争相与布朗划清界线，但他们有些人也承认其理想是高尚的，只是手段不好。麻萨诸塞州共和党一颗正在升起的明星约翰·安德鲁说，约翰·布朗的行为可能是鲁莽的，但是，“约翰·布朗本人是正确的”。温和派报纸《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宣称，再没有什么事件“能够比这个绞刑更引起人们在道义上对蓄奴制的敌视。这并不是因为布朗的行动得到普遍贊成，因为这些行动并不可取。而是因为他的精神和品质被承认是伟大而高尚的”。在布朗被绞死的那天，北部许多城市教堂都敲响了钟声，并鸣放礼炮。在许多祈祷会上人们都做出了要纪念这个日子的决定。这种哀悼的浪潮是罕见的，它表明反奴隶制的决心已经深深地渗透北部人的思想意识。 第52页 北部人对布朗的这种同情在整个南部引起的震动，比袭击事件本身更加强烈。无论北部共和党人对布朗的行为怎样表示不贊成，无论北部保守派和民主党人怎样集会谴责布朗和所有同情他的人，南部人只看到对布朗牺牲时表现的悲痛。他们认为，布朗就是废奴主义者，废奴主义就是共和党人，共和党人就是整个北部人。南部许多地区感到了恐慌。奴隶巡逻兵加强了他们的警戒。志愿民团擦净了武器，严阵以待。 布朗袭击事件发生后，分裂情绪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咄咄逼人的《查尔斯顿信使报》欢唿：“妥协的日子已经过去。”哈珀斯渡口事件甚至使“最执拗的联邦主义者确信，南部在联邦中是没有和平的”。一位前辉格党人也悲哀地附和说，这一事件“对于南部各州的老练而坚定的保守主义者来说，简直就像是进行了一场思想、感情和愿望上的彻底的革命”。 北方民主党人试图利用这次袭击事件，用史蒂芬·道格拉斯的话说，他们把这一事件看作是“共和党的学说和主义的自然的、合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由于威廉·h·西沃德是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的主要竞争者，所以民主党集中火力对付他。他们指责他关于“血腥和残酷”的不可遏制的冲突的演讲，是对布朗的血腥和残酷行动的鼓励。民主党成功地使共和党陷于被动。麻萨诸塞州州长亨利·威尔逊承认说：“布朗事件把我们由一个灿烂辉煌的境地抛向被动挨打的境地。……如果我们在明年的大选中败北，那全要归咎于愚蠢的不实际的布朗运动。” 民主党查尔斯顿大会 但一些政治事件很快使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在北部陷于被动。南部民主党人决定把起草联邦奴隶法条款写入民主党纲领，从而否定道格拉斯的“弗里波特理论”并拒绝推举他为总统候选人。1860年1月，阿拉巴马州民主党在威廉·朗兹·扬西的敦促下指示其代表，假如奴隶法条款被否决，就退出全国代表大会。12年前，当同样的条款被否决时，仅仅有一位代表跟随扬西退出全国代表大会。但是这一次扬西可以指望有更多的伙伴。 4月23日，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召开时，道格拉斯似乎仍控制着多数代表，但却下降到不足三分之二。1836年以来，民主党提名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在查尔斯顿，群情激昂。北部代表在这充满敌意的土地上感到完全是外人。当政策委员会向大会提交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提案时，紧张气氛进一步加剧起来。扬西大步走上讲台为奴隶法条款演讲时，南部党员高声欢唿。扬西说：南部必须保护它的财产，“我们的立场是要求你们让步。北部的先生们，我们南部人侵犯过你们的权利吗？……我们的制度处在危险中；我们的和平将被破坏；我们的财产将被毁灭；我们的名誉受到威胁”。道格拉斯派代表主张重申1856年关于人民主权的条款，并增补一项条款，说明将遵守最高法院对准州议会在蓄奴制问题上的权力作出的裁决。 [ 註：由于在德雷德·斯科特案中，关于准州议会对蓄奴制的权力问题没有被提交法院裁决，所以塔尼就此问题的声明始终只是一个附带意见。 ] 除此之外，北部代表别无出路。奴隶法条款将给他们脸上抹黑。南部人要求他们承认扩大蓄奴制是有益的。一位俄亥俄州代表激动地辩解道：“南部的先生们，你们误解了我们，误解了我们！我们是不会那么做的！” 争论几天后，对纲领进行最后表决，人民主权条款以165票对138票取得优势(自由州，154票对30票；蓄奴州，11票对108票)。共有南方8个州的49名代表按照预先的安排，跟随扬西退出了大会。他们到另一个大厅开会，通过了南部权利纲领，并观望着主要会场将採取的步骤。即使在这些南部的代表退席后，道格拉斯仍未能在剩余代表中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更不用说获得大会主席所要求的总数的三分之二了。经过57轮的投票后，疲倦的代表们决定休会，待6个星期后再于巴尔的摩復会。 民主党的领袖们希望大会的拖延能使情绪冷静下来，并为通过条款进行明智协商。但喜气洋洋的南部人固执己见，拒绝和解。他们有些人认为，脱离民主党就是脱离联邦的第一步。在南部人退出大会的当天夜里，激动的人群聚集在查尔斯顿法院前聆听扬西的演讲。他没有使他们失望。他结束演讲时大声说：“或许现在，歷史学家的笔正在写着一次新的革命的歷史。”庞大的人群“为独立的南部共和国三次欢唿”。 正当沮丧的北部民主党人从查尔斯顿返回的时候，从前傲慢的辉格党的残余于5月9日在巴尔的摩召开大会，组成了“立宪联邦党”。它事实上是1856年美国人党抛弃了本土主义后的復活。立宪联邦党人的实力集中在上南部地区。该党採取了一个老生常谈的纲领，表示支持“国家宪法，各州联盟，法律实施。”它提名田纳西州的约翰·贝尔为总统候选人，麻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埃弗雷特为副总统候选人。这些人没有机会获胜，他们顶多通过掌握足够的选票在国会的选举中阻止共和党的胜利。 第53页 共和党提名林肯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满怀信心地于5月16日在芝加哥召开。一切都决定于他们的候选人。共和党确信，不论他们提名谁做候选人，都将获得至少五六个北部州，但得不到任何南部州的支持。要取得多数选票，他们还必须赢得宾夕法尼亚再加上伊利诺伊或印第安纳州的支持——这三个州在1856年大选时全都倾向民主党。这样便排除了萨蒙·p·蔡斯。这三个州认为他太激进了。来自密苏里的爱德华·贝茨希望似乎大一些。他是个圆滑的前辉格党人。骑士风度的霍勒斯·格里利支持他仅仅是由于他能获得下北部地区的选票。但是，爱德华·贝茨曾在1856年支持过美国人党，这将妨碍他得到德裔美国人的票数。贝茨对自由土壤党的冷漠态度也背离了党的反蓄奴制的思想原则。宾夕法尼亚的西蒙·卡梅伦有把握得到他本州的支持，但仅此而已。其诚实多少有些令人生疑，卡梅伦曾经是民主党人，后又是辉格党人和一无所知党人。 最重要的候选人是受到上北部大多数代表支持的西沃德。但他有两个不利条件。首先是他长期的政治生涯。他作为州长和参议员，树敌很多，其中就有在他自己的纽约辖区内与他作对的格里利。其次，西沃德曾反对“1850年妥协案”，他当时的“高等法律”演说以及1858年关于“不可约束的冲突”的演说，都使他以激进派而闻名。来自下北部的共和党领袖们担心西沃德不能赢得他们那些州的支持。 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强了亚伯拉罕·林肯作为候选人的地位。林肯最初只获得伊利诺州代表的支持。但他的竞选主持人巧妙地又为他拉到了一些地区的选票；特别重要的是，在第二轮投票中还获得了一些主要州的选票。林肯具有各种赢得信任的条件。他在以前辉格党人为多数的共和党中是个前辉格党人。他谴责蓄奴制是道德败坏，但不同意採用过激的行动来反对它。他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曾在与道格拉斯的竞选中获得了很高声望，但他没有长期从政，所以没有树敌过多。他反对本土主义，但不像西沃德那样明显地使自己脱离本土主义选民。他出身卑微，他的“诚实的亚伯”和噼木人的形象，都是他的政治资本。 与1856年相比，1860年的共和党竞选纲领显得不那么激进。1860年修改了关于多妻制和奴隶制是“野蛮时期的孪生遗物”的提法，谴责布朗的袭击是“最大的罪恶”；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缓和关于在各准州排斥蓄奴制问题的语调，并肯定“各州有权制定和管理自己的内部体制”。为改变党的本土主义形象，竞选纲领反对“在国籍法方面做任何修改”，因为那将“剥夺或损害”移民的权利。1860年纲领比以往的纲领更加关注地区集团的经济利益：它包括一项宾夕法尼亚保护性关税的条款；为吸引中西部选民，它主张制定宅地法；它还要求为河流和港口拨款，并要求政府资助建造横跨大陆的铁路。这个纲领兼容了辉格党和自由土壤党的主张，温和但坚定地表达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思想。正如它自诩的那样，它是美国歷史上最简明和具体的纲领——一个大幅度吸引北部选票的最成功的纲领。 候选人与纲领要相得益彰。5月17-18日夜，来自北部地区的代表们通宵达旦地紧急磋商，试图一致推出一位足以阻止西沃德的候选人。林肯的那些竞选主持人不知疲倦地到处活动，说只有他们的候选人才能赢得整个北部，他们向印第安纳州的凯莱布·史密斯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西蒙·卡梅伦许下了内阁职位。林肯曾指示其竞选代理人“不要做任何将使我受到约束的许诺”，但其主要代理人则讲，“林肯不在这里，不知道我们同谁会晤。所以，我们就继续干下去，就好像我们未曾听到他的指示，而他则不得不认可”。 在第一轮投票中，林肯获得102票，西沃德获得173.5票(须达233票才能被提名)。西沃德获上北部132票，而林肯只有19票。在从新泽西到衣阿华那关键的六个州，林肯获得62张选票，而西沃德只有3.5票。在第二轮投票中，宾夕法尼亚和新英格兰一些州的代表转向了林肯，使他获得了181票，与西沃德的184票半对峙。在第三轮投票中，更多的选票转向了林肯。他共获231.5票，仅差1.5票就可得到提名。俄亥俄州代表突然起来宣布，他们的4票改投给林肯，于是整个大厅陷入了戏剧般的沉寂。芝加哥宠儿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全州沉浸在喜庆的欢乐中。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是缅因州国会议员，前民主党人汉尼巴尔·哈姆林。 民主党一分为二 查尔斯顿大会失败后，民主党两翼都在为6月18日巴尔的摩的新大会做准备。多数脱党分子希望参加大会，并联合北部执政的民主党人再次击败道格拉斯。但道格拉斯派民主党人在一些南部州组织了自己的代表团。大会就重新接纳南部脱党分子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最后，大会接纳了一部分，但拒绝大多数对抗已选定道格拉斯派候选人的州的代表，从而导致南部人第二次退出大会。这次退出的共有110人，超过了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们离开大会去召开了自己的“南部权利”大会。脱党分子依据蓄奴法纲领提名肯塔基州的约翰·c·布雷肯里奇(布坎南的副总统)为总统候选人；而忠于北部的那派仍提名道格拉斯。全国上下都迅速地为四个党竞选做好了准备，每个党都意识到这次竞选是它们歷史上最关键的时刻。 第54页 竞选运动 斗争很快变成了不同地区的两党竞选：在北部是林肯对道格拉斯，在南部是布雷肯里奇对贝尔(立宪联邦党候选人)。共和党人连一票也不指望从南方10个州获得；而道格拉斯也同样没有希望从那10个州得到支持。北部大多数老辉格党和美国人党的选民都转向了共和党。布雷肯里奇只有代表布坎南政府时才得到北部民主党主要成员的支持，而作为南部权利派就别再指望获得北部选票。很明显，击败林肯的唯一办法就是三个反对党的联合，这样他们就可能赢得整个南部，以及三、四个重要的北部州。 但这一联合还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民主党令人痛心的分裂几乎是难以得到谅解或被忘却。一大批狂暴分子分明是在努力破坏党的统一，以保证选出一位“黑人共和党总统”，于是乃激发南方的分裂情绪。即使在那些抱怨分裂的南部民主党人中间，鸿沟也太深而无法逾越。南部达成的唯一联合是德克萨斯州的贝尔-道格拉斯派，他们共获得24%的选票去反对布雷肯里奇。一些政党领袖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纽约、宾夕法尼亚、罗得岛和新泽西州拼凑起了选票联盟。但这已无济于事，因为林肯已经在前三个州赢得了多数去抵抗反对派的联合，并在新泽西得到了半数以上的选票。 看来林肯将获得几乎全部的自由州的选票，这使保守派产生一种沮丧的和宿命论的情绪。与此同时，一种群众性的歇斯底里风浪，就像1789年夏季在法国农村发生的那种“大恐慌”，席捲了整个南部。约翰·布朗的阴魂已经笼罩着南部人的思想。共和党总统一旦当选，就会使南方人担心北部废奴主义者将派出几十名约翰·布朗。每一个陌生人都成了废奴主义者的代理人；每一位带有神秘面孔的黑人都成了潜在的纳特·特纳。南方报纸报导说，成百个纵火、投毒、谋杀事件都被认为是奴隶们干的。一些犯有暴动嫌疑的黑人和白人被私刑处死，很多人遭受鞭挞，或浑身涂满柏油，再沾上羽毛。成百名北部白人被勒令离开，违者处死。那年夏季南部发生的严重干旱加重了这种歇斯底里气氛。 支持贝尔或道格拉斯的南方报纸认为，布雷肯里奇的宣传工具是存心制造暴动恐慌，来为他们的候选人争取选票。一家报纸说，那些恐慌故事“据查，才发现都是编造出来的，而且它们全部都是夸大其词的”。现代歷史学家们同意这种判断。但无论是真是假，这些故事造成了几乎无法忍受的紧张气氛，使南部的革命迫在眉睫。1860年，下南部地区几乎每一位发言人都不止一次地警告说，如果共和党候选人当选，他们就将脱离联邦。就连贝尔和道格拉斯的宣传工具也发出类似的警告。乔治亚州立宪联邦党领袖班杰明·h·希尔说：“这个政府不能与黑人共和党并存共处。”亚特兰大一份道格拉斯派报纸宣称：“不管后果如何，即使波托马克河水被鲜血染成红色，即使宾夕法尼亚的街道铺满10英寻 [ 译者註：英寻，测量深度的长度单位，合6英尺，或1.829米。 ] 厚的碎尸，……南方也决不会接受让亚伯拉罕·林肯就任总统这样的屈辱和难堪。” 共和党人并不认真对待这些警告。他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些警告是为了吓唬北部选民不投共和党的票。南部人早在1850年就曾以分裂相威胁，后来在1856年总统竞选中，在1859年对众议院议长席位的争夺中，以及在其它一些场合都曾提出这种威胁。一位共和党人、芝加哥市市长断言：这些最新警告仍然属于“那套恐吓、要挟北部屈服于南部的主张和暴政的老把戏”。德裔美国人领袖卡尔·舒尔茨回忆说，当初彭宁顿当选为众议院议长时，南部议员们都跑了出去，但他们喝了杯酒，又返回来；等林肯当选以后，他们将喝两杯酒，然后依旧返回来。 林肯也不相信“会发生任何瓦解联邦的尝试”。竞选期间，他注意按照惯例保持总统候选人的缄默不语。当选举日临近时，他拒绝了保守派朋友们要他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以使南部平静下来的请求。“我的话怎样才能使恐慌平静呢？”林肯问道，“是打算不要政府干预各州内的奴隶或蓄奴制吗？这一点我早已反覆讲过，再要重复就会成为笑柄，就显得怯懦，胆小……[并且是]鼓励鲁莽的坏人相信他们是在和一个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打交道。” 当然，随后发生的事件表明南部关于脱离联邦的威胁并不是讹诈。然而，除了否定他们曾坚持的一切主张外，看不出共和党人在大选前还能为此做些什么。亚特兰大一家支持道格拉斯的报纸宜称，“我们认为，任何人……凡不敢宣布他……相信奴役非洲人的蓄奴制为社会、道德和政治的幸事者都是南部制度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无论怎样试图表示和解，都无法使南部人听信，除非他们表示笃信蓄奴制。 南部认为关键问题是共和党对蓄奴制的威胁，而北部民主党为迎合时尚则把种族主义作为旗帜。民主党的漫画和横幅标语宣扬“黑人共和党”的胜利将使北部变成一所“黑鬼平等”的疯人院，种族混合，全是令人作呕的模样。漫画表现一些黑人正在吻一些白人妇女，而林肯和霍勒斯·格里利却亲切地看着这一切。这种宣传在纽约州尤其盛行，那儿的共和党议会正在组织对一项宪法修正案的投票，该修正案旨在取消对黑人选民的250美元财产限制的歧视性条款。由于认识到这一问题容易受到攻击，共和党发言人和报纸大多对此修正案採取迴避或冷淡态度。林肯在纽约州获得了54%的选票，而该修正案却只得到37%的贊成票。尽管纽约州北部反奴隶制各县一致拥护这项修正案，但全州共和党人只有三分之二投了贊成票。 第55页 共和党人在上北部地区把精力集中于蓄奴制问题，而在下北部则强调经济问题：中西部地区的宅地条款，宾夕法尼亚的关税条款，以及有关这些地区的河道、港口和横跨大陆铁路等条款，这些地区将因这些措施而受益。林肯的故乡斯普林菲尔德举行的一次共和党集会，在27条横幅标语中只有两条涉及蓄奴制问题。宾夕法尼亚一位民主党人抱怨说：“共和党人，在他们的讲演中，关于黑鬼问题什么都没有说，全都转向了关税问题。”事实上，民主党人已经轻易地把这些问题交给了共和党人。在1859年-1860年国会期间，民主党人曾投票否决横跨大陆铁路法案、河道与港口法案，以及提高1857年低关税标准法案。布坎南总统否决了宅地法。如果需要的话，这就是向北部选民明确地表明，南部及其“不反对蓄奴制的北部走狗”正在阻挠那些对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至关重要的措施。 1860年共和党人同废奴主义者的关系是复杂的。许多废奴主义者指责共和党是——用加里森的话说——“一个随波逐流、左右逢迎的怯懦的党”，因为它更致力于限制而不是消灭奴隶制。共和党的自我表现说明，它是一个真正的“白种人的党”，因为他们试图把准州留给白人自由劳工，这也使废奴主义者恼火。林肯的声明也是这样说的，它反对干涉各州奴隶制，反对消灭州际奴隶贸易，反对废除逃亡奴隶法。在多数地区，共和党人不敢接近废奴主义者，因为同这些“狂热分子”的联合将失去选民。 但在上北部一些地区，尤其是新英格兰，共和党同废奴主义者的关系是密切的。共和党麻萨诸塞州长竞选人约翰·安德鲁和密西根州长竞选人奥斯汀·布莱尔都是十足的废奴主义者。许多共和党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及佛蒙特州的全体共和党人事实上也都是废奴主义者。一些彻底的废奴主义者也都为林肯竞选。大多数加里森分子私下里都认为，尽管共和党有缺点，但“林肯的当选将标志着朝正确方向的发展”。“激进废奴党”，即原自由党的一小部分残余，于1860年召开会议，并提名赫里特·史密斯为总统候选人。但这个“第五党”的提名，几乎也就等于是做个姿态，史密斯所获选票是微不足道的。政治废奴主义者大都参加了共和党，他们构成了共和党的一个激进的基层组织，使这个党在上北部地区增添了革新的战斗的调子。 竞选运动在北部也同南部一样充满激情。南部恐惧盛行，而共和党人却在北部唤起人们的热忱。横幅标语、游行、群众集会和歌曲使这次竞选运动比1840年竞选时的小木屋和烈性苹果酒更富有特色。“把木料截成横木的候选人”林肯是自由劳动者的象徵，具有非凡的魅力。在“共和党广泛觉醒”横幅下的庞大游行队伍，高唱政治歌曲，手持火炬，跨越围栏的横木。(一年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扛起旧式步枪，并高唱《约翰·布朗的尸体》歌曲行进在队列中)。 道格拉斯一反惯例，亲自到全国各地从事竞选活动。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赢得胜利的希望很小。但他认真对待南部脱离联邦的威胁并努力勇敢地面对它们。他在演讲中意味深长地唿吁全体美国人民应该团结在联邦周围。道格拉斯不顾疾病和劳累，坚持着艰难的步伐。就许多方面讲，这是他最出色的时候——尽管爱动脑子的观察家们指出，现在全国颳起的旋风正是6年前道格拉斯本人在堪萨斯惹起的。 道格拉斯在衣阿华从事竞选活动时获悉共和党在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印第安纳等州10月份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道格拉斯说：“林肯先生是下届总统，我们必须争取拯救联邦，我得到南部去。”他冒着很大的人身危险到下南部地区从事竞选活动，每一次停留都谴责分裂。选举日那天，他在莫比尔。看到阿拉巴马州人对林肯的胜利的反应后，他返回旅馆，他的秘书说：“从未见过他如此绝望。” 结果 从民主党的角度看，结果的确令人失望。林肯赢得了除新泽西外全部自由州的选举人票(在新泽西，他获4票，道格拉斯获3票)，和北部54%的普选票，在北部各州，(除加利福尼亚、俄勒冈、新泽西三州外)获得了超过其联合对手的绝对多数。这样，即使他的对手全都联合起来，他在全国也能得到多数选举人票，正如下表所示。林肯没有获得蓄奴州的选举人票，也几乎没有获得边境各州除一些县镇以外的普选票。道格拉斯在北部位居第二，但他仅仅赢得了密苏里州以及新泽西的那三张选举人票。贝尔获得维吉尼亚、肯塔基和他的故土田纳西州的选举人票。南方其余各州的选举人票则归于布雷肯里奇。 1860年竞选获票统计 候选人 自由州(18) 蓄奴州(15) 总计 普选票 选举人票 普选票 选举人票 普选票 选举人票 林肯 1,838,347 180 26,388 0 1,864,735 180 富森 580,426 -- 15,420 -- 595,846 -- 道格拉斯 815,857 3 163,568 9 979,425 12 布雷肯里奇 99,381 0 570,091 72 669,472 72 贝尔 76,973 0 499,441 39 576,414 39 (反林肯)总计 1,572,637 3 1,248,520 120 2,821,157 123 在上北部——新英格兰和纽约州北部、密西根、威斯康星、明尼苏达等州北部，加上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衣阿华等州的新英格兰人各县，林肯获得了多于60%的选票。在其余的自由州地区他只赢得了50%的选票。因此，是北部坚决反对蓄奴制的势力赢得了这次大选，并在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中占有支配地位。这一事实并非没有被南部人察觉。 第56页 直到1856年还没有一个大党鲜明地表示反对蓄奴制。仅仅4年之后，北方州就选出了一位主张最终废除这一制度的总统。纽奥良一家报纸认为，这是“极大的凶兆。除各种问题和疑问之外，它表明绝大多数北部人以单纯南北地区性的仇恨看待我们南部。”《里奇蒙观察家》直率地说：“关于北部保守主义无效地要求详细检查选票的空谈现在也许被驳回。一个以憎恨奴役非洲人的蓄奴制为唯一思想感情基础的党，现在已是统治力量……不落入联邦这个陷阱，就能够改变[这些]或削弱它的力量。” 反蓄奴制的人们对林肯当选的反应，似乎证实了南部人的恐惧。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利普斯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尖锐地批评共和党的缺点。但在选举后第二天，菲利普斯在波士顿对庆祝的人群说：“有史以来，由奴隶选择美国总统还是第一次(欢唿声)。我们已经採取断然行动了。”道格拉斯说，蓄奴制势力统治国家的日子不长了，“林肯的当选挫伤了他们的威信，打破了他们的统治。这表明了这样的可能性，就是选出的总统即使不是废奴主义者，至少也是有反蓄奴制名声的人”。作为总统的孙子和儿子，自由土壤党和曼彻斯特共和党的创始人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宣称，随着林肯的当选，“一场伟大的革命确实发生了……这个国家已永远抛弃了奴隶主的统治”。 作为对北部这场革命的回答，南部发动了脱离联邦的反革命。 第九章 脱离联邦与即将来临的战争 下南部诸州脱离联邦 当电波传出林肯当选的消息后，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就召开了会议，宣布退出联邦。在以后的6周内，其余6个下南部州的议会也召开了会议。经过短暂而紧张的选举，选民们选出了他们的代表。每个州议会脱离联邦的法令都以悬殊的(大都以压倒的多数)票数获得通过。 [ 註：各州脱离联邦法令通过的日期与表决结果：南卡罗来纳州：12月20日，169:0；密西西比州：1月9日，85:15；佛罗里达州：1月10日，62:7；阿拉巴马州：1月11日，61:39；乔治亚州：1月19日，208:89；路易斯安那州：1月26日，113:17；德克萨斯州：2月1日，166:80。这7次会议表决的比例数为：贊成脱离联邦的占83%，反对脱离联邦的占17%。在其中5个州的会议上曾预先就是否延缓单独退出联邦，以待整个南部统一行动的提案进行了表决，结果都被否决了，但差数不大，贊成延缓的平均比例数为40%，反对的为60%。这就从某种形式上表明了这7个州的大多数代表是贊成脱离联邦的。 ] 到1861年2月9日为止，亦即林肯当选后三个月，这些脱离联邦的各州代表们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部美利坚诸州联盟临时宪法，并选举了杰斐逊·戴维斯为临时总统。顺便作个对比，第二次大陆会议用了14个月的时间才通过了“独立宣言”，而从1786年召集第一次会议到起草合众国宪法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法国国民议会开了两年会才颁布了1791年的新宪法。 尽管脱离联邦运动在下南部地区进展得异常迅速，但团结的表面现象却掩盖了内部的分歧。到1860年12月为止，就已出现了三种基本观点：头一种也是最激进的一种观点是“立即脱离联邦”。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每个州单独就可脱离联邦，不必等待整个南部採取集体行动。这些立即脱离主义者的势力主要集中在那些拥有奴隶最多的县，这些县在1860年时支持布雷肯里奇。但是，许多不占有奴隶的民主党人和占有奴隶的辉格党人由于预见到共和党对白人特权和奴隶制的威胁，也被卷进了立即脱离派阵营。第二种观点主张“合作”，它的支持者们主张，要等到整个南部对林肯当选作出有系统的集体回答后再行动。这些合作论者主要得到拥有较少奴隶的山区县和支持贝尔或道格拉斯当选总统的地区的支持。第三种观点是彻底反对脱离联邦，这些“无条件联邦主义者”大多数居住在边境州，只有极少数来自下南部地区。 除了脱离主义观点占主导地位的南卡罗来纳，合作论者投票人数占下南部投票人总数的40%。这使许多北部人过高地估计了南部联邦主义的力量。他们没有认识到合作论和联邦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合作论者又分成三个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繫的派别，他们分别称为“合作论脱离主义者”，“最后通牒主义者”和“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所有这三个派别都承认脱离联邦的权利，只是在方式和时间的选择上存在着分歧而已。人们经常对此产生模煳认识。《纽奥良新月报》在1861年1月5日抱怨说：“在纽奥良无人知道‘合作’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些人将它理解成‘延缓’，一些人理解成‘与其它州商议’，一些人理解成‘顺从’。”实质上，合作论脱离主义者希望南部作为一个整体採取行动，因为他们深信，各州分别退出联邦将会使力量分散和削弱。最后通牒主义者希望南部各州在向共和党人发出最后通牒方面达成协议，迫使共和党人作出让步。如果他们拒绝了，那么南部就退出联邦。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则极力主张南部暂缓行动，以便给继任的林肯政府一个表明其和平诚意的机会。他们说，只有北部採取了侵犯南部权利的“公开行动”时，南部才应採取脱离联邦的极端行动。 第57页 在合作论者当中，只有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还对维持联邦的统一抱着较大希望，但他们只集中在乔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其它州的合作论者坚信，他们捍卫南部利益的热忱决不亚于那些立即脱离主义者。阿拉巴马州的合作论者坚决表示说：“我们决不同投降派搞联合。我们藐视黑人共和党的统治……。我们要反抗……。但是我们的反抗是基于和其它蓄奴州共同协商并採取一致行动的反抗。”最后通牒主义者要求共和党人所作出的让步乃是让其放弃自己的立场。他们要求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准州的联邦奴隶法规，要求保证不对州际之间的奴隶买卖进行干涉，废除北部各州的人身自由法，补偿由于北部未实施“逃亡奴隶法”而使南部奴隶主蒙受的财产损失，此外，他们还要求北部作出其他类似的让步。 共和党发言人很快就鲜明地表示该党拒绝作出让步的立场。这使合作论者一下子后退到防守的地位。到1861年1月，下南部各州单独退出联邦已势不可挡。当一些州退出后，它们马上就派遣特使去参加将要召开的会议。这些特使在会上发表激烈的演说，敦促尚未退出联邦的其他州加入那些已经脱离联邦的队伍中去。群众集会的抨击和报界的大肆宣传增加了压力，从而使合作论者陷于瓦解。连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也见风使舵了，他们唯恐这样干下去会被当作南部的叛徒。最杰出的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乔治亚州的亚歷山大·h·史蒂芬斯被选为南部邦联的副总统。 脱离联邦是革命，还是反革命？ 许多南方人士称脱离联邦行动是一场1776年模式的革命。林肯当选的消息传来后，《查尔斯顿信使报》声称：“茶叶已经倒入海中，1860年的革命开始了。”原路易斯安那州道格拉斯派民主党领导人皮埃尔·索尔也在总统选举后说：“如果要在耻辱和革命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就选择革命。”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朱达·p·班杰明把这种“正在席捲一切的狂涛般的激情”说成是“一场革命”，“一场最激烈的革命，如同园丁的水壶扑不灭燎原大火一样，这场革命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班杰明对这场席捲南部的狂潮的看法是正确的。在一些群众集会上，人们常对号召南部独立的演讲人报以暴风雨般的欢唿。脱离联邦的号召就像是一个导火线，使一年前约翰·布朗起义以来所形成的使人们近乎歇斯底里的紧张局势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一位南部人这样写道：“人们的情绪如此高涨，这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一个维吉尼亚保守分子哀嘆道：“一些人寻求变革的欲望和许多人寻求刺激的贪心使人们丧失了理智，变得为所欲为了。” 许多脱离主义者希望他们的这场革命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然而援引《查尔斯顿新月报》编辑罗伯特·巴恩韦尔的话说就是，他要吃所有那些因为搞分裂而被处死的人的肉；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詹姆斯·切斯纳特据说曾扬言要饮为这个事业所洒的血。一家乔治亚州报纸宣称：“如果打内战的话，我们一定在亚特兰大奉陪。” 尽管脱离主义者希望和平，但他们知道大多数革命的胜利只靠能暴力取得。所有正在脱离联邦的州都加强了民兵建设，并抓紧组织新的志愿兵连队，这些人称自己是后备民兵。这些南方州一边宣布退出联邦，一边攻占联邦的军火库和要塞，用缴获的武器装备自己的民兵。临时邦联政府採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徵召一支十万人的军队。 虽然许多邦联人士把自己脱离联邦的行动比作1776年模式的革命，但是脱离联邦这个字眼，顾名思义，并非是一场革命。反对一个合法政府的武装叛乱无疑是非法的，但是大多数脱离主义者却坚持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完全合法的，并不违反宪法。德克萨斯州参议员路易斯·t·威格福尔说：“假如我相信脱离联邦的行动是一场革命，而且这场革命与我发誓要遵守的合众国宪法直接发生冲突的话，我就不会贊成脱离联邦了。”然而他确实是拥护脱离联邦的主张，像大多数南部人一样，他相信宪法中的“契约”理论。这个理论是由来已久的，可以追溯到1798年的维吉尼亚和肯塔基两个州立法会议通过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指出，合众国宪法是州与州之间的一个契约，在行使某种统治权方面各州仅赋予联邦政府以代理人的权力，而从未赋予其统治权。各州既然有权召集立法会议，那么它就可以退出这种契约，并且以另行召开会议的方式来充分行使统治权。脱离联邦的几个州在1861年间就是这样干的。 当然，许多邦联人士既相信脱离联邦的法律权利，又相信其革命权利。一位南部理论家说道：“一个州脱离联邦的权利与人民要革命的权利之间并不矛盾，一个是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另一个是上帝赐与的天赋人权。”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正像邦联领导人对他们的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所考虑的，较少强调革命的权利，而着重强调脱离联邦的合法权利。他们坚持认为，脱离联邦行动的合法性超过了革命性，其用意在于使邦联得到全世界的承认。另外，还有一些人担心过头的革命宣传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自由”与“权利”这两个词对奴隶和对奴隶主来说含义毕竟大不相同。尽管正在脱离联邦的几个州援引了《独立宣言》中关于旧政权之消亡与新政权之诞生的一段正义言辞，但却不敢提及其中关于确认人人生而平等，人人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这一段。 第58页 废奴主义者和共和党人也不失时机地指出了保卫蓄奴制的这场革命的不协调性——的确不符合逻辑。一位废奴主义编辑撰文说，脱离联邦运动是“有史以来最离奇古怪的革命”，“一场使非正义行为更有保障、暴政更加巩固的革命！”《纽约论坛报》将共和党人的观点作了最好的总结，它说：“杰斐逊先生起草的《独立宣言》是为了捍卫天赋人权而反对现存的制度；而杰斐逊·戴维斯先生加以可笑地丑化，是为了一种非正义的、过时的和腐败的制度的利益而去反对人们在思想上对天赋人权的领悟。因此，那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反革命——一场代表黑暗、专制和压迫的叛乱。” 面临着这样的挑战，邦联领导人回答说，他们的确在捍卫现存的制度。杰斐逊·戴维斯说，“我们的行动不是一次革命，我们并不是为了人权在进行一次堂吉诃德式的斗争，我们的斗争是为了捍卫财产继承权”，特别是奴隶财产的继承权。南部最着名的记者j·b·d·德鲍强调说：“我们不是革命者，我们正在抵制革命。我们拥护联邦宪法的真正原则。我们是保守派。”1861年3月21日，邦联副总统史蒂芬斯声称，“目前这场革命”是一场“依照我们的文明形式来维持黑人的适当地位的革命”。《独立宣言》中所确认的平等是错误的。他还说，“我们的新政府是基于相反的思想而成立的，它是根据如下的伟大真理而建立的：那就是在黑人与白人之间没有平等可言，占有奴隶——使之成为优等种族的附属品——是白人自然而正常的情况。我们的新政府是世界史上第一个以这种自然的、富有哲理的和符合道德规范的真理为基础的政府。” 在脱离联邦的危机中，南部人从数以百计的共和党人的演讲和报刊社论中摘引一些言论，企图证实只有共和党人才是革命分子，而不是他们。南部人说，共和党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所拥戴的人就是西沃德和林肯，这两个人是他们的领袖。如果说谁能代表共和党人的意愿的话，那么就是他们。西沃德在他的题为《不可抑制的冲突》的演讲中，已经预料到自由劳动思想将最终取得胜利。他在1858年曾讲过：“我知道，你也知道，一场革命已经开始。我懂得，全世界都懂得，革命决不会倒退。”林肯在他的“家不和”演说中宣称，“奴隶制正走向最后的灭亡，这是民心所向”，共和党人就是要顺应民心。 南部所惧怕的就是蓄奴制的灭亡，不管它在最终发生还是眼下。不论共和党人表现的姿态多么温和，也不论他们许下多少次诺言，说这些州的蓄奴制在他们的统治下将受到保护，但他们要摧毁这个制度的决心是无可置疑的。《纽奥良三角洲报》警告说，任何人都“不可上当受骗，相信黑人共和党是温和保守的，而非激进的和进步的党。事实上，它从根本上是一个革命党”。 脱离主义者对共和党的未来行动方案作出了可怕的想像：即取缔这些准州的蓄奴制，从而产生许多新的自由州，因此南部在国会中将处于被压倒的境地，并且被自由州所包围；林肯将向最高法院派去共和党的法官，从而把作为保护南部的堡垒的最高法院变成毁灭性的工具；国会将废除“逃亡奴隶法”，奴隶们将成千上万地逃往北部，国会将不惜动用一切联邦财产，如要塞、军火库、海军造船厂与海关，去消灭华盛顿特区的蓄奴制，林肯将利用总统身份，从边境州开始，在南部成立一个共和党，这并将使不占有奴隶的白人“赫尔珀化” [ 註：参阅欣顿·罗恩·赫尔珀：《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见本书第7章。 ] ；最可怕的是，当新的约翰·布朗们率领造反大军开进南方时，政府将袖手旁观。一位南卡罗来纳人听说了林肯当选的消息后说：“既然激进的黑人共和党人大权在握，我看他们会使我们全成为约翰·布朗。”另一位附和道：“我们的州即刻就会处在一场革命中。” 许多南方人不仅害怕黑人共和主义，而且害怕“红色”共和主义。他们对自己稳定、保守的社会秩序感到自豪，而把共和党看作一个包罗所有“主义”的政治团体，而且这些“主义”已使北部社会遭到磨难。一位南卡罗来纳的教士说道：“捲入这场冲突的党派不仅仅是废奴主义者和奴隶主，他们一方面是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红色共和党人、激进分子，另一方面是社会秩序和有限自由的支持者。”一位里奇蒙的编辑写道，共和党对宅地法的支持证明该党受到了“平均地权论”革命原则的影响。一位乔治亚州人解释说，脱离联邦这场“政治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必然与共和党的统治一起到来的“社会革命。” 南方的政治技能和它在民主党内的统治地位使蓄奴州在政府中拥有过高的权力。在1789年至1861年期间，美国众议院的36名议长中就有24名，参议院的36名临时主席中就有25名是南部人。在最高法院的35名法官中就有20名来自蓄奴州；而且从1789年以来，南部一直在法院中占有多数。在72年中就有49年是南部人而且是奴隶主担任美国总统。在另外的12年中，包括19世纪50年代那关键的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是由北部民主党人中“同情南部蓄奴制的北部人”任总统。林肯的当选预示着所有这一切的结束。它标志着这个国家已经歷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转折，未来将由北部的思想意识和体制来统治。这对旧南部来说，意味着一场灾难。因此，它的领导人发动了一场反革命的独立运动，为的是逃避这可怕的后果。一位脱离主义者承认：“这是在绝望中採取的手段，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处在绝望的时刻。不仅我们的财产，还有我们的荣誉、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的一切都牵连在内。” 第59页 北部对脱离联邦的反应 正当下南部地区迅速而果断地採取行动时，北部还处于摇摆与混乱中。即将下台的官员的通病削弱了政府採取行动的意志。布坎南与当时的国会虽大权在握，但却没有应急的措施。11月选出的总统和国会要等到翌年3月4日才就职，到那时，邦联将成既成事实。即使共和党人在冬季掌管了政权，他们也阻挡不住脱离联邦的洪流，因为他们对此还没有明确的对策。 总统选举后的几周内，大多数共和党入主张“缓进待机”的“费边政策”。他们稳坐钓鱼台，既不鼓励脱离联邦分子，也不削弱南部联邦主义者。林肯和西沃德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们希望这股脱离联邦热任其自流，而不会有一两个以上的州退出联邦。尔后，南部会再度恢復理智和忠诚，“犯错误的姊妹”会回到联邦来的。当然，这是对下南部形势的错误估计，这一点很快就被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证实了。 布坎南总统与这场危机 当此之际，布坎南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一局势。他处境困难。他相信由于林肯的当选而引起的这场危机是林肯的责任。但布坎南的任期还有将近4个月，在此期间他还要负宪法的责任。他希望他无论如何能使政府的正常工作维持下去，在他3月4日卸任之前一直保持太平无事。然而他受到了来自他们党内南北两派斗争压力的冲击。他身边的大部分顾问都是南部人：财政部长豪厄尔·科布是乔治亚州人，内政部长雅各布·汤普森是密西西比州人，这些人都是脱离联邦主义者，都在华盛顿静待他们的州脱离联邦；陆军部长约翰·弗洛伊德是维吉尼亚人，他被指责犯有渎职罪并被怀疑犯有向南部军火库运送军火的叛国罪，他也将很快宣布贊成脱离联邦。 尽管他的政府倾向南部，布坎南仍不同意分裂联邦。他在12月3日提交国会的近乎公开的年度咨文中，称脱离联邦为非法行动。这位总统说，联邦不“仅仅是各州自愿联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还是一个主权国家，“任何一个契约成员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废除它。”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从未“犯过让这个国家自行解体这样荒唐的错误。”因此“脱离联邦是不折不扣的变革”。所有的民族都有权进行反对残酷压迫的变革，但是遵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的总统选举则不能“证明推翻这部宪法的变革是正确的”。联邦“是用我们先辈的鲜血凝成的，它象徵着过去的光荣，寄託着未来的希望”。如果它由于某个州自己的意愿而被破坏，那么1776年实行共和自治的伟大实践就会前功尽弃。“我们80多年来在世人面前所树立起来的榜样不仅会完全丧失，而且还会被当作人民不适于自治的确凿证据。” 大多数共和党人和北部民主党人都称赞总统的这段咨文。它表达了民族主义的精髓，以后北部为此整整战斗了4年。但是布坎南的下一个观点却和他这段美妙动听的联邦主义的言辞相矛盾，总统说，虽然政府必须继续在各个州“实施法律”，它却不能“强迫”一个脱离联邦的州回到联邦里来。共和党人嘲讽了这种所谓实施与强迫间的区别。西沃德嘲笑道，总统已经说明“任何一个州都无权退出联邦，除非它想要退出”，“总统有责任实施法律，除非有人反对他这样做”。 怎样才算构成“强迫”只是一个解释的问题。少数共和党人积极主张诉诸武力，如果需要镇压这次叛乱的话。这样做毫无疑问即为强迫。在1860年12月期间，大多数共和党人还不想用这种手段，但他们确曾认为政府应该保卫它在南部的要塞及其它财产，应该收缴关税，并同正常情况下一样行使政府的其它职能。如果南部诸州加以反抗的话，他们将对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当然，对脱离主义者来说，这样的政策就是强迫。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威格福尔说：“如果合众国总统派海军舰队去利物浦，并企图在那里实施合众国法律、征缴税收，而我们对它的旗舰开炮的话，难道有人会说英国政府应对这场随之而来的流血战争负责吗？” 布坎南在他的咨文中谴责了共和党人和废奴主义者造成了这场危机。“蓄奴制问题接连不断的大肆宣传”启发了奴隶们“对自由的朦胧认识”，在南部造成了一种恐惧气氛。如果北部不停止批评奴隶制和不保证实施“逃亡奴隶法”，联邦的分裂将不可避免，而且南部将“被证明对政府进行革命的反抗是正当的”。为了平息南方振振有辞的牢骚，布坎南提出了一个宪法修正草案。草案中提出要维护各准州的奴隶制，废除北部各州的人身自由法。总统还提出购买古巴，使联邦增加一个新蓄奴州，以此作为妥善措施，帮助南部消除不满情绪。 妥协方案 布坎南的提议与12月间提交国会的数十种妥协方案大同小异。为了研究这些妥协案，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成立了一个33人(每个州出一名)和一个13人的特别委员会。几乎所有的妥协案都具有两个共同点：北部应作出一切让步，共和党人须放弃其在各准州禁止蓄奴制的主张——该党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成立的。对于大多数共和党人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一家共和党报纸在一篇有代表性的社论中指出，我党“决不将近来取得的胜利成果拱手相送。如果大多数人的意志不再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力量，那么，自由政府也就不存在了。” 第60页 许多废奴主义者宁肯分离，也不愿用“妥协”作为可耻的贿赂去换得南部的忠心。加里森废奴主义者们早就把宪法斥之为“与死亡订立的契约”，把联邦斥之为“与地狱达成的协议”。他们敦促那些自由州从罪孽深重的拥有奴隶的联邦内解脱出来。既然蓄奴州已经得到了解脱，加里森废奴主义者欢迎他们离开。他们深信脱离联邦的行为将会使南部孤立，使它的蓄奴制受到全世界舆论的谴责，使北部不再履行将逃亡奴隶送回南部的义务，使美国军队不再成为镇压奴隶起义的工具，使蓄奴制加快最后灭亡。一些非加里森主义者也贊成分离反对妥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如果联邦只是靠向奴隶主作出新的让步得以维持的话，如果联邦是靠榨取黑人的血去凑合的话，那就让它灭亡吧。”在1860年至1861年的冬季，鼓吹这种观点的废奴主义者在北部许多地区遭到了暴徒的殴打，民主党人和保守的共和党人指责他们煽动南部脱离联邦。 一些共和党人贊同废奴主义者希望南部退出的观点，如果以屈从南部的要求为代价来换得联邦的话。霍勒斯·格里利的颇有影响的《纽约论坛报》也表示了“让犯错误的姊妹和平地离去”的愿望。但是格里利和其它一些激进的共和党人为掩饰他们对退出联邦的公开默许而提出了种种条件，而实质上这些条件就是将南方毫无意义地拱手相让。到1861年1月为止，国会中的共和党人都坚决反对在准州蓄奴制问题上作出让步。格里利和大多数持“和平离去”观点的共和党人亦开始将脱离联邦分子斥之为叛徒。 但是，在1月份之前，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还曾暗示一种在领土问题上妥协让步的想法。他们贊成把旧“密苏里妥协案”中规定的分界线向西延伸到加利福尼亚边境的提议。此项提议正是肯塔基州的约翰·j·克里坦登向参议院的13人委员会提交的复杂的妥协案的核心内容。克里坦登妥协案包含一系列实际修正条款：承认并保护北纬36°30′以南“现有全部领地或此后获得的领地”上的蓄奴制，而该纬度以北则禁止蓄奴制，禁止国会取消华盛顿特区或一个奴隶州境内由国家管辖的任何地区的蓄奴制；禁止联邦干涉州际之间的奴隶买卖；保证奴隶主在搜捕逃奴时不受当地的阻挡。这些修正条款将具有永久的约束力，永远不得撤消和修改。还有一些国会决议案也成了克里坦登妥协案的组成部分，有助于巩固“逃亡奴隶法”，并废弃所有与之对立的州级法令。 克里坦登相信他的妥协案将得到南、北双方大多数人的支持。他建议将其提交全国公民进行表决。但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反对它。这份“妥协案”不仅否定了他们的党的政纲，而且将支持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掀起新的帝国主义浪潮，以便将蓄奴制扩大到“此后获得”的领地上去。一些共和党人说，克里坦登的这份提案“将成为一项针对所有在从这里到火地岛拥有一块地盘的民族、部落和国家的永久性战争协定条款”。它将把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一个豢养奴隶和扩大蓄奴制的庞大帝国”。共和党于12月28日在参议院13人委员会中投票否决了克里坦登妥协案，当克里坦登在1月16日将他的提案提交参议院讨论表决时，共和党人又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克里坦登。 [ 註：在参议院委员会中的表决结果为7:6，多数票中有五票是共和党人投的。参议院的表决结果为25:23，所有占多数的25票均为共和党人所投，来自6个不久之后退出联邦的州的南部民主党代表弃权。 ] 林肯的立场 虽然林肯在此期间未公开发表演说，但他在防止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方面仍然起了重要作用。他暗中传话给共和党人，“在蓄奴制扩张问题上不要妥协，一旦我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会重新骑在我们头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前功尽弃，并且迟早还要从头开始……。接踵而来的是他们将侵犯我们整个南部领土，并在那里建立蓄奴州……。双方的较量定会开始，并且越早越好。”两年前，林肯在他的“家不和”演说中就曾说过，在蓄奴制问题上“一定会经歷一场危机”。国家一定会面临这样一个抉择，到底是成为一个自由社会还是成为一个蓄奴制社会。如今“较量”已经开始，林肯无意退缩。他于1月份说：“如果我们投降了，我们的末日，以及我们政府的末日也就到了。他们将为所欲为地重新对我们故伎重演。不到一年，我们将不得不以古巴作为他们留在联邦里的条件。” 林肯私下对南部朋友们保证，他的政府将不干涉这些州或华盛顿特区的奴隶制问题，不干涉州际间的奴隶买卖，将实施“逃亡奴隶法”，敦促北部诸州废除或修改他们的人身自由法。在脱离联邦的那个冬天，有4个北部州的确照此行动了。在林肯的支持下，国会中五分之二的共和党人参与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提出保证南部的蓄奴制不受侵犯，联邦政府将来也不对其进行干涉。 [ 註：这个第十三条修正案是内战爆发之前由俄亥俄和马里兰两个州批准的。最后，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第十三条修正案成了宪法的一部分，即在所有的州取消蓄奴制的修正案。 ] 但是除此以外，大多数共和党人不愿越雷池一步。正如林肯于12月22日给他的老朋友亚歷山大·史蒂芬斯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你认为蓄奴制是正确的，并应加以推广；而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并应受到限制。我以为摩擦就在于此。” 第61页 摩擦的确在于此。下南部之所以准备退出联邦是因为一个认为蓄奴制是错误的政党掌握了政权。任何妥协也抹不掉这个事实。尽管当时有许多观察家和一些歷史学家都相信克里坦登妥协案在北部和上南部拥有广泛的支持者，看来任何可以构想出的妥协都不能阻止下南部诸州退出联邦。从危机一开始，脱离主义者就造出了类似的舆论。12月13日，在还没有任何一个州退出联邦，也未对任何妥协案作出表决时，下南部的30名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就向他们的选民发表了一篇讲话，他们说：“该辩论的都辩论完了，一切通过委员会、议会法规或者宪法修正案的帮助在联邦中得到救助的希望都破灭了，我们相信南部不再被那些新保证的假象所欺骗了。……南部人民的荣誉、安全和独立只能从南部邦联那里得到。”杰斐逊·戴维斯在12月2日说：“任何人的力量都不能拯救联邦，所有的棉花种植州都将退出联邦。”一周之后，朱达·班杰明宣告说：“我们对和解已完全无能为力。” 成立邦联 于是，南部邦联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根本不理睬在华盛顿所发生的一切，于2月4日在蒙哥马利市集会，仅用了4天的时间就炮制了一部临时宪法。这部临时宪法出笼如此迅速，因为它大部分抄袭了合众国宪法。一个月之后通过的永久性邦联宪法也如法炮制，但其中确实加进了一些新的重要条款。序言删去了合众国宪法中关于公共福利的规定，并赋予各州有新的特权，规定各个州可以“根据主权和独立的地位”行动。邦联宪法还明文规定，在一切蓄奴州和准州保护蓄奴制。它禁止保护性关税(以此和国家岁收相区别)，并取消国会用于内部改良的拨款。所有这些条款的制定都是为了加强蓄奴制和各州的权力。 邦联宪法与合众国宪法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总统的任期为6年，总统有权否决单项拨款案，授权国会允许内阁成员在国会议员席上有发言的权利(这一点从未实行过)。2月9日，会议选举戴维斯和史蒂芬斯为临时总统和副总统。之后，国会决定在11月进行正式领导人的选举，并定于在1862年2月22日为他们举行就职典礼。在此之前，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包括由其它准备退出联邦的州选出的代表)作为临时国会行使职能。 那些在南部脱离联邦问题上积极煽风点火的激进派，在蒙哥马利会议上仅处于次要的地位。扬西甚至连代表资格都没有。尽管戴维斯自林肯当选以来一直是脱离联邦主义者，但却被认为是温和派。史蒂芬斯一直是一个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这次会议选举这些人的目的是向上南部还未退出联邦的州作出一个温和的姿态。宪法中禁止同外国进行奴隶买卖的原因也在于此。一些激进的脱离主义者企图打开对外奴隶买卖的大门的做法只会疏远上南部，使邦联得到欧洲各国承认的希望破灭。因此会议未使这种交易合法化，而是禁止了这种交易。 上南部 上南部8个蓄奴州的动向成了关键问题。没有它们，邦联的工业生产力仅占联邦各州的5%，人口不足联邦的五分之一(白人人口仅占十分之一)。邦联政府派特使前往这8个州用利益和感情去劝诱他们。但是，脱离联邦运动到2月为止似有偃旗息鼓之势。维吉尼亚、密苏里和阿肯色3个州的选民们把大多数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选为州议会代表。阿肯色和密苏里的议会于3月通过表决反对脱离联邦。虽然维吉尼亚从那时起一直拖长会议以静观事态发展，但它终于4月作出了同样的决定。肯塔基和德拉瓦的立法机关拒绝召开会议。在北卡罗莱纳和田纳西，选民们也抵制会议的召开。马里兰的联邦派的州长不顾压力，拒绝召集州议会开会讨论脱离联邦问题。 这些事态似乎坚定了共和党人对南部联邦主义的信心。但上南部的联邦主义者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效忠联邦的两个条件：即将上任的共和党政府必须保证蓄奴制不受侵犯；不许对邦联诸州实行“高压政策”。许多共和党人愿意至少满足其中一半条件。西沃德是持这种观点的核心人物。林肯已经邀请这位纽约人出任国务卿，但大多数观察家们预料，西沃德作为一个声望和经验都在林肯之上的人，将成为政府中的“首要人物”。西沃德本人也希望如此。他是共和党“自愿重建联邦”方针的最积极的鼓吹者。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共和党人不对脱离联邦诸州採取挑衅行动，并作出一些暂时的让步，上南部就会留在联邦内，而下南部最终也会回来的。西沃德于1月27日向林肯建议说：“我们的种种想法都应该是调和的、克制的和耐心的，这样就为在准备脱离联邦诸州组建一个联邦党创造了条件，而这个党将会把他们拉回来。” 同时，西沃德还支持吸收新墨西哥(包括现在的亚利桑那)为一个州的提议。这明显地违背了共和党的纲领，因为蓄奴制在这块领地上是合法的。林肯勉强同意了这项提议，因为很明显，州的体制不会在那里得到巩固。但是，一些南部国会议员认为新墨西哥一事是一个花招儿，想用妥协的假象分裂上南部和下南部，因此他们投了反对票。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也投票反对。众议院于3月份否决了这项议案。 更值得注意的是，维吉尼亚立法会议向各州发出邀请，要求每个州都派出代表参加2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和平会议”。上南部主要想以此为自愿重建联邦寻求某种基础。但是这项计划一开始就註定要失败的。西沃德及其同僚极力劝说大多数共和党统治的州派代表参加，以示诚意。但邦联诸州坚决不参加，而反对妥协的共和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尽管许多尊贵人物参加了大会(前任总统约翰·泰勒任大会主席)，也没有对解除这场危机提出什么新的建议。经过三周的努力，会议仅拿出了一个“克里坦登妥协案”的修正稿，除此之外就再没有更能说服人的东西了。因为国会曾驳回过此类提议，故也驳回了该修正案。然而，这次和平会议的确在把上南部的力量吸引到联邦派这方面来起了一定的作用，使这些州不致在林肯宣誓就职总统前一个月内採取脱离联邦的行动。 第62页 林肯就任总统 西沃德的所作所为使反对妥协的共和党人大为恐慌，他们唯恐林肯会过分听从这位纽约人的意见。同西沃德一样，林肯也希望按照南部联邦主义的主张实行自愿重建联邦，但他又害怕过分的克制会导致脱离联邦的合法化。在林肯的构想中，他的任务就是使国家权威在南部的象徵始终成为联邦主义者的灯塔，同时使南部人相信政府不威胁他们的根本利益。林肯在他的斯普林菲尔德至华盛顿的2月之行中，沿途向迫切想见一见这位并不怎么出名的草原律师的人群发表了许多简短的演说。因为他不希望被误解，所以他的大部分演说都属陈词滥调，似乎不把这场危机放在心上。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林肯的这些演说表明了他在此严峻时刻不够坚强。 事实总归是事实，林肯企图在他的就职演说中表现出一种自信而强硬的态度。在这篇演说的最初的草稿中这样写道：“我要用我所掌握的一切权力收回业已丧失的国家财产和土地；要维护、占有和控制这些以及所有其它属于政府的财产。”西沃德和其它一些顾问都劝林肯删掉有关收回被侵占的联邦财产的部分，西沃德为缓和整个演说的基调，还对其它一些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林肯演说的最后定稿——美国歷史上最重要的总统就职演说——是一篇在剑与橄榄枝之间保持一种谨慎的平衡的演说。它一开始就向南部保证——这样的保证已经有了一百次——政府无意干涉各州现存的蓄奴制度。“国内某些地区”对联邦政府如此敌视，以致妨碍了政府正常地行使职能，政府将“暂时”停止行使这些职能活动。这就是摇向南部的橄榄枝。林肯还说，但是联邦是“永恆的”，脱离联邦就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如能得逞，将意味着可以由少数叛逆分子任意分裂政府。林肯企图“尽一切手段在所有的州内严格执行联邦的法律，这是宪法明确赋予我的责任”。政府将“维护、拥有和控制它的财产，并且收缴关税和进口税”。“除了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须採取的措施外”，将不会发生“军事入侵事件——不会诉诸武力。”最后，这位新总统以雄辩的言辞结束了这篇演说，其中部分是西沃德所建议修改的： 决定这场严酷内战的权利操在你们手里，在我的心怀不满的同胞们手里，而不是在我的手里。政府不会进攻你们。如果你们自己不以侵略者的面目挑起冲突的话，冲突是不会发生的。上帝那里没有记载着你们推翻政府的誓言，而我却有最庄严的誓言，决心“维持、保护和捍卫”联邦政府。 我们不应成为敌人。尽管热情会奋发冲动，但它不应割断我们感情的纽带。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国土上，从每一个战场、爱国者的坟墓到每个人和家庭，记忆中神秘的琴弦，一旦再次被我们的造物主美丽的天使所拨动，将会奏起强烈的联邦和弦，这是註定会发生的。 从1861年3月4日起，当代人与歷史学家一直为这篇演说的含义争论不休。那些要执行法律，收缴关税以及维护、占有和控制联邦财产的诺言是意味着高压统治吗？它是说将重新夺回被邦联诸州占领的军火库和要塞，还是说要守住那仅仅四个仍被联邦政府占领的要塞——位于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彭萨科拉湾的皮肯斯以及位于佛罗里达群岛的两个并非重要的要塞？怎样收缴那些关税，由驻守沿海的舰艇来收吗？如果政府让实施法律所必需的机构——联邦法庭、地产管理部门、邮局以及诸如此类的机构空缺着，又如何在“国内某些地区”实施法律呢？林肯有意把这些问题说得模稜两可，以免得罪上南部并在最大程度上给自己留有余地。 各阶层和党派对这篇就职演说的反应不一。脱离主义者指责演说是一份“宣战书”；大多数共和党人赞扬它的坚定性；许多北方民主党人批评它不是太模煳就是太有火药味。而史蒂芬·a·道格拉斯却认为它是个“和平礼物”。这篇演说首先是针对上南部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的，他们中许多人的反映虽不热烈，却是令人满意的。一位北卡罗来纳人问道：“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南部人还能期望更高的要求吗？难道这些令人振奋的保证还不足以诱使整个南部去等待北部认真的重新考虑吗？” 萨姆特要塞与和平的结束 林肯演说的主要目的在于赢得时间——分裂联邦的热度消退的时间，设想中的大批南部联邦主义者重新获得上南部的时间，自愿重建进行过程所需的时间。在林肯就职的第二天，他就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他接到罗伯特·安德森少校的报告说，倘若萨姆特的驻军在几周内再得不到给养的话，他们将被迫放弃这个要塞，这个消息似乎使他无法赢得必要的时间。两个多月来，萨姆特一直是联邦在南部存在的象徵，一个同它的固有的军事重要性极不相称的象徵。当此之际，联邦政府将要么被迫採取行动——果断而迅速——要么放弃它在下南部这个最后象徵其权威的要塞。 萨姆特位于查尔斯顿港入口处一个岛屿上，是一个将要建成的要塞。当南卡罗来纳于12月20日退出联邦时，这个要塞还未被占领。派驻这个地区的80多名美国士兵中的大多数都驻守在莫尔特里要塞，这是个废弃的工事，它修筑在从萨姆特至这个港口一英里处的一块狭长的陆地上。这里的守军指挥官是罗伯特·安德森。他是肯塔基人，不像他的前任麻萨诸塞人那么有刺激性，因此被派到查尔斯顿。陆军部在听取了安德森关于莫尔特里不能抵御来自陆地的进攻的报告后，于12月11日向他下达了命令，指示他如果他认为进攻已迫在眉睫的话，可自行决定将他的指挥所转移到萨姆特。安德森预料到这次进攻是有充分根据的。南卡罗来纳此时正准备退出联邦；它的官员们正要求查尔斯顿要塞投降；民兵连队正在武装起来进行操练。12月26日夜幕降临后，安德森悄悄地盖住了莫尔特里的炮筒，将队伍转移到了萨姆特。 第63页 安德森确信这次转移有助于维护和平，因为莫尔特里的薄弱能招来进攻，而萨姆特的坚固能阻挡进攻。但这次转移极大地激怒了南卡罗来纳人，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传到了白宫。此时，南卡罗来纳独立共和体的使者们刚刚抵达华盛顿，准备谈判关于要塞的投降和其它合众国财产的交出问题，并声称目前这些财产归南卡罗来纳所有。他们认为，既然布坎南曾誓言不改变查尔斯顿的现状，那么对萨姆特的占领就是违背了布坎南原来的誓言。 然而政府感到南部在这个问题做得未免欺人太甚。北部报刊高唿安德森为英雄。一位颇有影响的布坎南民主党人这样写道，“我从未见过人们在一个问题上这样万众一心，如果召回安德森或放弃萨姆特的话，我们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无人反对去攻击南部。”由于脱离主义者的辞职以及由具有坚强的联邦主义性格的北部人取而代之，布坎南的内阁正在实行大改组。国务卿杰里迈亚·布莱克是宾夕法尼亚人，司法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是俄亥俄州人，陆军部长约瑟夫·霍尔特是一位来自肯塔基州的联邦主义者，这些人都一跃而成了这个重新组成的内阁的强有力人物。他们使政府挺起了腰杆，拒绝了南部人要布坎南从萨姆特撤出军队的要求。布坎南一口回绝的强硬态度使南卡罗来纳人甚为吃惊。 总统又进一步採取了行动，命令给安德森派去增援。军方决定不派军舰前往，只派一艘没有武装的商船去执行这项任务，这样不致引起公众的注意和刺激。于是，被租用的“西方之星”号轮船满载着200人的部队和给养于1月5日启航了。尽管是秘密行动，还是泄露了消息，南卡罗来纳的民兵正准备用机关枪迎接它。这次他们比萨姆特要塞主动，因为官方送给安德森的有关这支增援部队的通知被送错了地点。1月9日，当“西方之星”号驶进港口时，岸上的炮群便向它开了火，船长还未来得及掉转船头驶回北方，船便被一发炮弹击中。由于没有接到命令和不愿挑起战争，安德森在这次事件中没有还击。 北部对此事件极为愤慨，而南卡罗来纳对联邦的侵略行为的谴责声和再次要求萨姆特投降的唿声却甚嚣尘上。尽管双方都充满了战争的叫嚷，战争并未爆发。布坎南政府与南卡罗来纳一起订立了一份非正式的停战协定，暂时稳住了局势。其它州的脱离主义者都劝南卡罗来纳人暂且委曲求全，等待邦联完成组织机构并建立了军队。3月1日，杰斐逊·戴维斯命令邦联陆军准将皮埃尔·古斯塔夫·t·博雷加德负责指挥查尔斯顿的驻军。这个任命使得头脑发热的卡罗来纳人不能再介入萨姆特问题。同时，邦联仍尊重原来美国海军与佛罗里达民兵签定的一份休战协定。协定中规定，如果海军不往岸上运送增援，南部军队便不袭击位于彭萨科拉的皮肯斯要塞。邦联派特使去华盛顿谈判有关这两个要塞的投降问题。 林肯与萨姆特要塞 3月5日，亦即林肯就任总统的第二天，他便得知安德森的给养很快就要用完，这就是林肯所面临的形势。目前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关键是如何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共和党中的鹰派坚持认为，即使冒战争风险，也要增援萨姆特。从北部四面八方发来的信件和电报都是同样的意见。一位新闻记者告诉林肯：“放弃萨普特[原文如此]，先生，就如同约翰·布朗的肉体死亡了一样，你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你只能战斗。”康乃狄克州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的一位编辑告诉海军部长说：“我宁愿做一名志愿兵，冒着地狱的炮火驶进那个海港，也不愿看见我们的国旗受辱，我们的政府陷入混乱。”但是，以西沃德为首的鸽派却敦促撤离该要塞，以避免战争，并使自愿重建的大门洞开。西沃德不仅仅是推荐此方针，他未经林肯许可，实际上就在华盛顿向邦联的使者保证交出萨姆特，他还向报界透露了类似意见。 虽然林肯的确曾一度倾向于西沃德的方针，但他从未作出过这种决定。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告诉林肯，增援那个要塞是不太可能的。据3月15日内阁的一次表决情况透露，仅邮政局长蒙哥马利·布莱尔一人明确表示贊成增援。面对他的顾问们提出的这些撤离要塞的建议，总统“坚守、占领和控制”这个要塞的决心动摇了。但在3月的最后两周中，鹰派得到了持北部观点的上南部的支持。共和党人开始认为政府应採取某种行动以维护其主权。共和党的报纸纷纷发表社论，标题为：“我们有政府吗？”、“要有一项政策”、“抓住要害问题”等。北部人民的焦虑与紧张的情绪几乎达到了难以克制的程度。一家报纸说：“几乎什么情况都比再一次踌躇不前强。”美籍德意志人的首领卡尔·舒尔茨向林肯反映了民众的唿声，并向他汇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对政府的不满意见。舒尔茨说：“只要政府奋起进行抗击，如增援萨姆特，自由州的公众舆论将立即支持你。” 这些都增强了林肯最初要坚守要塞的决心。来自麻萨诸塞州的原海军军官古斯塔夫斯·v·福克斯的建议也增强了总统的决心。福克斯提出了一个行动方案，给养和增援部队可以在夜间运进萨姆特要塞，如果邦联的炮火进行阻止的话，要塞和运输船两侧战舰的炮手可以压住敌人的炮火。林肯接受了这项方案，并于3月30日命令福克斯准备这次远征。与此同时，他还批准了——已是第二次批准——对皮肯斯要塞的增援。 [ 註：3月12日，林肯已命令增援佛罗里达的皮肯斯要塞，这比增援萨姆特的可行性还要大一些，因为皮肯斯位于港口入口处之外，因此不像萨姆特那样容易招致进攻，而萨姆特则被邦联数门大炮所包围。皮肯斯也不那么带有刺激性，因为它对双方来说并不像萨姆特那样是强大力量的标志。但是几周过去了，林肯没有得到他增援皮肯斯的命令是否得到执行的信息。直至4月6日，他才得知他的命令并没有被执行。那里的海军指挥官执行的是只要邦联不攻击要塞，就不增援的原协定，并且拒绝接受新的命令，除非他的海军部上司直接向他下达命令。林肯于4月6日再次下令增援皮肯斯，皮肯斯才终于得到了增援。整个内战期间，这个要塞一直掌握在联邦政府手里。 ] 除了西沃德与内政部长凯莱布·史密斯，全体内阁成员的态度与两周前相比来了一个大转弯，都拥护坚守萨姆特的决定。 第64页 这项决定使西沃德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他的和平政策将垮台，他对邦联特使所下的保证将被斥为骗局，他要作为首要人物的希望也将破灭。出于想弥补这个损失的邪念，他在4月1日写给林肯的备忘录中再次提出放弃萨姆特的建议(虽然已增援了皮肯斯)。但是这个文件最重要的特点是关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议。西班牙已经出兵干涉混乱的圣多明各政治问题；法国正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着墨西哥。西沃德想从西班牙和法国那里“得到解释”，如果解释不“令人满意”就宣战。他还想从英国和俄国那里“寻求”关于违犯门罗主义的“解释”。西沃德相信，对外战争会使这个国家重新团结起来。若想实施好这项政策，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领导，而且西沃德羞羞答答地要求去承担这个责任。林肯温和然而坚定地拒绝了这些不寻常的建议。他还提醒他的国务卿，无论作出任何决定或发布任何命令，“我必须执行它”。西沃德碰了这个钉子后再未写过这类备忘录。他从内心不再怀疑究竟谁是这个政府的首要人物。 总统的确答应在下达远征萨姆特的启程命令之前会见维吉尼亚联邦主义者的发言人。林肯于4月4日同维吉尼亚的代表进行了谈话，但会见毫无结果，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这次谈话的记录，也没有留下会谈特徵的可靠证据。无论是什么情况，这次会谈似乎降低了林肯对南部联邦主义者的信心，至少是暂时的。他就在那天(4月4日)下定了决心，继续萨姆特远征。他给安德森少校送去一封信，告诉他增援部队和给养正在运送途中。 自福克斯最初提出那个行动方案之后，这次远征的性质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增援萨姆特的整个企图毫无疑问地会挑起武装冲突，而北部就将表明它是侵略者。这样将促使上南部倒向邦联一边。于是，林肯想出把增援与运送给养分开进行的办法，先运送给养，增援部队与战舰整装待命，只要邦联一阻截给养船，就採取行动。他将把这些打算都通知南部的官员们，如果他们向没有武装的运输船开火，他们将对破坏“为忍飢挨饿的人们运送粮食的仁慈的使命”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人们有理由相信邦联将阻挠给养上岸，但也不能断定他们就一定这样做。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还能维持查尔斯顿港的现状，至少可以维持短暂的和平，而自愿重建政策还有得以贯彻的希望。如果南部真的向给养船开火，挑起内战的责任将由杰斐逊·戴维斯来负。4月6日，林肯派一名特别信使去查尔斯顿，给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送去一封信，通知他“希望向萨姆特要塞供应给养，只有粮食。如果南部不反对这样做的话，北部决不在事先未通知对方的情况下运进军队、武器和弹药，除非南部人进攻要塞”。 邦联打响了第一枪 邦联接受了林肯的挑战。根据邦联的一贯方针，戴维斯政府不可能作出其它的选择。萨姆特对南部来说和对北部一样，是强有力的主权的象徵。如果外国军队在其主要港口之一占领着一个要塞，邦联就不能成其为一个现存的国家。邦联临时国会于2月15日就已通过决议，“不论是通过谈判还是诉诸武力”，必须“尽快”夺取萨姆特及其它要塞。谈判的途径已经堵死，唯一的选择就是诉诸武力。无休止的拖延已经使南、北双方的神经紧张到几乎破裂的程度。此刻採取任何行动都不能优柔寡断。邦联的领导人还坚信，一场实战将会把上南部推到他们一边来。维吉尼亚的脱离主义者们已经送信到查尔斯顿，他们表示如果南卡罗来纳“发起进攻”，维吉尼亚将即刻与它的姊妹州并肩作战。 4月9日，邦联内阁通过了进攻萨姆特的一项致命的决议。戴维斯命令博雷加德要求要塞驻军在给养船到达之前投降，如果遭到拒绝，就让设在萨姆特周围的重炮进行轰击，以武力迫其投降。在通过这项决议时，仅国务卿罗伯特·图姆斯一人持反对意见。据说他曾对戴维斯说，这“将使我们失去所有的北部朋友，你将荒唐地捅了一个马蜂窝，此刻悄无声息的大群黄蜂会蜂拥而出，把我们叮死。这种做法实属毫无必要，它使我们步入歧途，它是致命的。” [ 註：此话为图姆斯的第一个传记作者普莱曾特·a·斯托瓦尔在他所着的《罗伯特·图姆斯》一书(纽约，1892年)第226页中的引言。虽然人们可以怀疑这是否为图姆斯所发表的那颇具预见性的意见的原话，但后来的自传作家和大多数歷史学家认为这段引言是最可靠的。 ] 安德森拒绝了投降的要求。但是，他说如果他是孤军作战，又得不到接济的话，他将很快被迫撤离这个要塞。当博雷加德要他决定一个撤离的时间时，安德森决定，如果4月15日前得不到给养，他将在那时撤出要塞。这个回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邦联知道运送给养的船只正在驶近港口。4月12日凌晨4时30分，邦联的大炮向要塞开火了，联邦运送给养的远征队眼睁睁地看着而爱莫能助。由于指挥的失误，它的最具威力的一艘战舰掉转船头向皮肯斯要塞驶去了，远在公海的其它军舰又来不及支援要塞。经过34小时的炮轰，联邦军队终因寡不敌众而投降(邦联发射了4000发炮弹，而萨姆特仅发射了1000发)，炮火摧毁了要塞的大部分。尽管在这第一次交战中双方无一人伤亡，但一场血腥的战争却由此开始了。 第65页 4月14日，邦联降下了美国星条旗，将邦联星棒旗插上了萨姆特要塞。内战开始了。它开始的方式正应了图姆斯的预言。一场反革命竟如此有效地使一场它要避免的革命取得了胜利，这在歷史上还是罕见的。 第二编 内战 第十章 同室操戈：上南部 冲突之形成 萨姆特要塞投降的第二天，林肯发布了徵召75000名州民兵到联邦服役90天的命令，镇压一次“强大的而无法以正常司法程序去压制的叛乱”。总统发布这道命令就是接受了南部要打内战的挑战，这场战争不是持续90天，而是4年，并且将推翻旧南部，在战争中联邦得到维护和改造，但以至少牺牲62万人的生命为代价。 萨姆特要塞陷落后的数周内，战争热潮横扫南北。一位吓破胆的波士顿商人在看到乐队狂奏、旗帜飘扬、演说家们怒吼以及人们群情激昂的情景时写道：“骚乱被煽动起来了，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等群情激昂的情景。”一位被纽约规模盛大的联邦集会惊呆了的纽约人也写道：“仿佛我们直到现在才有了生命，才有了一个国家。”一位在南部旅行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看到数不清的人们“涨红着脸，瞪着暴怒的眼睛，尖声地喊叫着”，那造反的叫喊声与乐队演奏的“邦联军歌”此起彼落。 炮轰萨姆特事件使分裂的北部团结起来了。史蒂芬·道格拉斯从病床上爬起来去见林肯，要他相信民主党支持一场维护联邦的战争，他说：“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中立者，不是爱国者就是叛徒。”在这个政治舞台的另一端，一些废奴主义者一向反对用妥协来说服那些脱离联邦的州回归联邦，而现在则提出用武力迫使他们回来。废奴主义者相信，即使这些被召唤回来的州存在着奴隶制，政府也逃不出这场冲突。在华盛顿积极备战的热潮中，一位废奴主义者写道：“我听见老约翰·布朗在敲他的棺材盖，并且在喊‘让我出去！让我出去！’奴隶制灭亡的日子不远了。我们要用血的代价将它消灭。阿门！”民主党人支持打一场战争是为了恢復旧联邦，而废奴主义者盼望打一场战争是为了有朝一日建立一个新联邦。在这存在分歧的土壤中埋下了歉收的种子，但是在1861年4月，北部还是空前绝后地团结起来了。 北部的州长们热烈地响应了林肯的徵兵号召，几乎所有的州都主动提出要超额完成所规定的徵兵任务。但是，由于一些州的民兵减员和训练不足，许多新兵缺乏组织性、训练、武器和装备。麻萨诸塞是立即拍来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电报的州。约翰·安德鲁州长比他的同代人都更早地预见到了这场战争，他在萨姆特打响之前几个月就已将麻萨诸塞的民兵动员组织起来了。一听到林肯的号召，他马上就响应说：“命令已收启，我们从哪条路线出发？”4月17日。也就是两天之后，他打电报给陆军部说：“我们有两个团今日下午出发——一个开往华盛顿，另一个开赴门罗要塞；第三个团明日出发，第四个团在周末之前出发。” 林肯的徵兵号召发出后，每个忠于联邦的州都募集了一定数量的军队。依旧留在联邦的8个蓄奴州中的6个州长公然违抗林肯的命令。田纳西的州长宣称：“田纳西不为强权统治派出一兵一卒，但是如果为了保卫我们的和我们南部兄弟的权利，我们可提供50000人的兵力。”维吉尼亚的州长在拍给总统的电报中说，既然总统已“选定去打内战”，维吉尼亚将加入南部姊妹州的阵营。北卡罗来纳和阿肯色也作出了类似的回答，早已打算脱离联邦的肯塔基和密苏里的两个州长拒绝服从林肯的命令。 田纳西、维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阿肯色的州长们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这几个州的民意。文化和思想的纽带把这些州的大多数人和下南部连结在一起。只要林肯不对邦联实行高压政策，他们才奉行有条件的联邦主义；如果强迫他们作出选择的话，他们宁肯要南部主义，而不要民族主义。4月15日在里奇蒙，欢唿的人群打出了一面邦联旗，并从州军火库拖出了大炮，把它推到了国会大厦前，向着这面旗鸣了一百响礼炮。在罗利、纳什维尔和小石城也发生了类似事件。4月17日，仍在进行的维吉尼亚州大会经过两个月徒劳的妥协努力，以88票对55票表决通过了一项退出联邦的法令。紧接着，阿肯色于5月6日以69票对1票表决通过了退出联邦。北卡罗来纳州大会于5月20日一致同意退出联邦。在选民们原来反对召开会议的田纳西，州议会通过了加入邦联的决议，此项行动于6月8日以二比一以上的多数获得公民投票通过。 对邦联来说，这四个州的效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维吉尼亚、田纳西和北卡罗来纳的白人人口在十一个邦联州中分别排第一、第二和第三。包括阿肯色在内，这些上南部州的工业产量占邦联的一半以上，粮食产量占一半，拥有将近一半的马和牛，提供了占整个邦联军队五分之二的兵员。没有上南部，邦联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有生命力。 但是，后来脱离联邦的这些州的高地和山区各县仍对联邦怀有深厚的感情。出于长期以来对低地蓄奴区的仇视，田纳西东部和维吉尼亚西部地区在表决时强烈反对脱离联邦，即使在炮轰萨姆特之后也是一样。在诺克斯维尔，一向直言不讳的编辑威廉·g·“帕森”·布朗洛曾发誓同“脱离联邦运动的领导人战斗到地狱封冻，然后再到冰上进行战斗。”田纳西的参议员安德鲁·詹森拒绝跟随他的州加入邦联，坚持留在美国参议院，这是唯一一位这样做的邦联州的参议员。1861年8月，在加入邦联的田纳西州举行了特别议会选举之后，获胜的田纳西东部三个地区的联邦主义派候选人没有去里土满，而去了华盛顿，在联邦国会中得到了席位。三名来自谢南多厄河谷以西地区的维吉尼亚国会议员也依旧效忠联邦。在这些地区和从阿巴拉契亚高地一直延伸到阿拉巴马州北部地区的联邦主义者已成了邦联的肉中刺。 第66页 最初发生的冲突 还在维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正式退出联邦之前，它们的军队便出动掠夺它们境内的联邦财产。4月18日，当1000名维吉尼亚民兵出现在哈珀斯渡口的高地时，美国的47名驻军放火烧了军火库和军械库后就逃走了。维吉尼亚人迅速地冲进大火，抢救出大批制造步枪的机器。与此同时，数千名维吉尼亚民兵乘火车前往诺福克，去攻占戈斯波特海军造船厂，这是南方拥有的最大修造能力的造船厂。坚守这个造船厂的年迈的指挥官被华盛顿含混不清的命令搞煳涂了，决定放弃，并且不等这些民兵将他的数量有限的水兵和舰只打垮就毁掉船厂设施。4月20日夜间，这些联邦官兵打算烧毁厂内的六艘战舰，炸毁干坞，塞住1200门大炮的炮口。但是，他们仓惶中干得极不彻底，致使维吉尼亚人夺得了大部分完好无损的机器和大炮。这些大炮被迅速运往南部各个要塞，同时邦联海军也着手修復吃水线以上已经烧毁的一艘美国海军威力很大的蒸汽护卫舰“梅里麦克”号。 这些战略要地之轻而易举地被夺取证明了联邦在上南部军事设施之脆弱。在1861年4月那些激烈紧张的日子里，被蓄奴州包围并充斥很多邦联同情者的华盛顿也害怕会发生脱离联邦的政变。脱离联邦的情绪在马里兰非常强烈。4月19日，一伙巴尔的摩暴徒袭击了麻萨诸塞第6团的几个连，这是安德鲁州长的开往华盛顿途中的第一支民兵部队。士兵们开枪还击。混战结束后，有4名士兵和12名巴尔的摩人阵亡，许多人受伤。遭到袭击的第6团于当日晚抵达华盛顿，但在他们身后，愤怒的马里兰人焚毁了铁路桥樑，割断了电话线，从而切断了首都与北部的联繫。 因这次事件而得意忘形的《里奇蒙考察家报》怂恿维吉尼亚人进军华盛顿，彻底清扫一下“那个骯脏的鸟笼”。邦联的陆军部长预言，他的国家的旗帜将于5月1日之前飘扬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据说还有更多的北部军队正在开往华盛顿的途中，但由于与外界隔绝，政府不知道他们在何处。最后于4月25日，一列满载着精锐的纽约第7团的火车喷着阵阵烟雾驶进了首都，紧随其后的是满载着来自罗得岛和麻萨诸塞州民兵的其它列车。善于随机应变的班杰明·巴特勒是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被安德鲁勉强任命为这个州4个民兵团的指挥官。巴特勒命令麻萨诸塞第8团在切萨皮克湾的海角处下了车，在那里徵用了一艘汽船，将他的部队载到安纳波利斯，然后命令团里的机械师和铁路工人修復被破坏了的车辆和从安纳波利斯至华盛顿的铁路线。到4月底为止，首都的驻军已达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利用巴特勒修復的铁路线抵达华盛顿的。 东部边境州：马里兰与德拉瓦 此时华盛顿安全了，但马里兰还存在着问题。亲邦联的部队此刻正在武装和操练。公众的压力迫使联邦派州长托马斯·希克斯召集议会开会。林肯决定採取先发制人的激烈措施，以防后患，因为一个政府的首都被敌人的领土包围着，政府就无法行使职能。他在马里兰部分地区暂时废止了“人身保护令”(实质上等于宣布了军事管制法令)。联邦军队占领了巴尔的摩和其它军事要地。由于武力威慑和西部各县对联邦日益加深的感情，该州议会驳回了脱离联邦的提议。 然而，马里兰仍然是一个分裂的州。30000名白人(和9000名黑人)加入了联邦陆、海军，为联邦作战；大约20000人投奔了南方，为邦联作战。联邦政府逮捕了许多参加亲邦联活动的马里兰人，其中有一个叫约翰·梅里曼的人，根据“人身保护令”，于1861年5月请求释放。罗杰·托尼审判长作为此案的巡迴法官，发布了一份判决公文袒护梅里曼，否定总统有暂时停止“人身保护令”的权力。林肯为拒绝遵从托尼的判决，他指出，宪法第九条第一款允许“在发生叛乱和入侵时，由于公共安全的需要”，暂时停止实行这项法令。托尼则坚持认为只有国会才拥有这个权力，但是林肯统帅着军队，他的解释被普遍接受了。 虽然德拉瓦有很多南部的支持者，但是这个州追随联邦这一点从未发生过根本的动摇。蓄奴制在那里实际上已经消亡(20000名德拉瓦黑人人口中仅有不到1800人是奴隶)。那里人口最稠密的威尔明顿及其周围地区的经济与宾夕法尼亚联繫紧密。该州州长是联邦主义者，州议会于1861年1月3日一致反对脱离联邦。德拉瓦为联邦陆军和海军输送了将近10000名白人和1000名黑人的兵员；但这个州为邦联作战的可能不足1000人。 西部边境州：肯塔基与密苏里 战争给肯塔基和密苏里带来的是痛苦的分裂和残酷的暴力。正如控制住马里兰对华盛顿的安全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一样，控制住这些西部边境州对西部战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密苏里的白人人口数量超过任何一个蓄奴州，除维吉尼亚外，肯塔基的白人数量比任何一个邦联州都要多。它们拥有相当丰富的资源。密西西比-密苏里河水系交通网使密苏里的军事战略地位更加突出，而在肯塔基边境地带，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田纳西河和坎伯兰河在此汇合，使该州成为部队与给养运输的重要的军事联络站。据说，林肯曾说过，他若想得到上帝的保佑，就必须得到肯塔基。 第67页 肯塔基 “同室操戈”这个词没有比用于肯塔基更合适的了。肯塔基同为亚伯拉罕·林肯和杰斐逊·戴维斯的故乡，它既继承了亨利·克莱的民族主义，又被蓄奴制和血缘的纽带同南部连在一起。肯塔基的军队在从夏洛至亚特兰大的战场上相互厮杀。亨利·克莱的七个孙子中，有三个为联邦而战，四个加入了邦联的军队，约翰·j·克里坦登参议员的两个儿子，一个是联邦军队的将军，另一个是邦联军队的将军。肯塔基的另一名参议员约翰·c·布雷肯里奇于1861年辞去了职务，加入了邦联军队，在那里升任陆军少将，他的三个儿子也为邦联作战，而他在肯塔基的两个表兄却参加了联邦军队。林肯夫人有四个兄弟和三个姐夫，其中有一人是邦联的陆军将军。 面对眼前的两条道路，肯塔基最初试图保持中立。贝里亚·梅戈芬州长发表了一项声明作为对林肯关于徵兵号召的回答。他在声明中说，肯塔基决不“为征服它的南部姊妹州的邪恶目的”送去一兵一卒，但是考虑到该州大部分地区对联邦的感情，梅戈芬也同样拒绝了杰斐逊·戴维斯的徵兵请求。为此，肯塔基议会召开了特别会议，发表了一项保持中立的文告，警告联邦和邦联双方不要派军队进驻或通过肯塔基。 无论是林肯还是戴维斯都决定暂时尊重肯塔基的中立立场，因为很明显，无论任何一方破坏了这种中立，都会将肯塔基推向对方的怀抱。林肯用于马里兰的策略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但是，这个州很快便成了在它的边境以南地区集结的邦联部队的骡马、皮革、粮食以及肉食的丰富的供应基地，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铁路成了对南部进行军用物资兴隆交易的干线。梅戈芬州长还秘密地允许南部代理人在这里徵兵，许多肯塔基人偷越田纳西边境加入邦联军队。 林肯的不干涉政策可能在军事上对邦联有利，但却在政治上使联邦大受裨盖。1861年，肯塔基举行了三次特别选举：一次为5月召开的边境州大会，一次为6月国会的特别会议，一次为8月产生的州议会。联邦主义者在每次选举中都以绝对压倒的多数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各方的支持者们正积极备战，以防对方突然採取军事行动。梅戈芬把邦联的支持者组成了“州自卫队”，联邦主义者则针锋相对地组织了“家乡自卫队”。林肯批准发给家乡自卫队5000支步枪，联邦主义者在夜间偷偷地将这些武器运过了俄亥俄河。总统还派遣萨姆特要塞守卫者、土生土长的肯塔基人罗伯特·安德森到辛辛那提去接收肯塔基的志愿者参加联邦军队。 由于出现了双方都在边境地带扩充军事力量以及州自卫队与家乡自卫队对峙这样一种局面，肯塔基保持中立地位的日子便屈指可数了。联邦军队几个团在尤利塞斯·s·格兰特将军的率领下，在俄亥俄河对岸的伊利诺州开罗集结待命。邦联的利奥尼达斯·波尔克将军担心这些部队会攻占控制着肯塔基州哥伦布的密西西比河地带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地，因此决定偷偷地抢在他们之前，由他抢先占领哥伦布。他的部队于9月3日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的。波尔克的担心是不乏根据的，他的做法在军事上是正确的，但是他的抢先行动在政治上是失策的。肯塔基的联邦主义的议会谴责了邦联“侵略者”，并且请求合众国政府将他们赶出去。9月6日，格兰特乐于表示支持，协助占领了位于田纳西和坎伯兰河河口处的帕迪尤卡和绍斯兰。沉默寡言的格兰特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使人折服的实力和使一切事情成功的力量，但他却因酗酒和流浪而使自己的声名受到损害。他对这些河流要地的占领对邦联来说是个凶兆。 肯塔基妄图以中立来避免的这场战争，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了。虽然该州少数脱离主义者于1861年11月召开了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脱离联邦的法令，并且“加入”了邦联，但这个州依然正式留在联邦内。内战期间，将近50000名肯塔基白人(以及24000名黑人)为联邦军队作战，而服役于邦联军的估计有35000人。 密苏里 一系列截然不同的事件使密苏里留在了联邦内。如果说内战是1854年从密苏里-堪萨斯边界开始，并在那里持续了11年而非4年，这种说法并非言过其实。内战开始后，许多边境暴民作为邦联军的成员为保卫蓄奴制继续战斗，而自由州堪萨斯的废奴游击队员则于1861年穿上了联邦军制服。 [ 註：关于暴民，可参见第6章。废奴游击队员(jayhawkers，根据一种想像中的鸟命名)是边界暴民的具有自由土壤党倾向的对手，同他们的敌人一样，他们也採取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搞袭击、埋伏和恐怖活动，于是密苏里的战争变得更残酷。 ] 一名前边境暴民头目克莱本·杰克逊在1860年当选为密苏里州州长。当林肯要求从该州徵兵时，杰克逊给了他一个挑战性的答覆：“你的徵兵号召是非法的、违背宪法的、反叛性的、非人道和残暴的，不能予以响应。”他不等联邦的拥护者们组织起来就使密苏里加入了邦联。他控制了圣路易斯警察局，并且开始动员民兵，由亲邦联的军官担任指挥。4月21日，一些民兵部队占领了堪萨斯城附近的利伯蒂美国军火库。但在杰克逊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争夺目标——圣路易斯军火库，该库拥有六万支滑膛枪和一些其它军用装备。他秘密地要求杰斐逊·戴维斯派一支炮兵部队袭击该军火库，戴维斯批准了。5月8日，8只贴着“大理石”标籤、其实里面全是大炮和火药的箱子从下游运到了圣路易斯。 第68页 但是，杰克逊没有料到还有两位比他更强硬的对手。圣路易斯军火库的代理指挥官是美国第二步兵团的纳撒内尔·莱昂上尉，莱昂是来自康乃狄克州的一个坚韧顽强的新英格兰人，他在战前驻防堪萨斯时就已受到强烈的反南部宣传的影响。他的极端的联邦主义思想得到了小弗朗西斯·p·布莱尔的支持。布莱尔是来自密苏里的国会议员，林肯的邮政局长的弟弟。莱昂和布莱尔计划把这些步枪大部分运过河，转移到伊利诺伊，其余用来武装主要由圣路易斯的美籍德意志人组织起来的志愿军——密苏里联邦主义的骨干力量。莱昂将这些部队的4个团编入联邦军队。5月10日，他率领这4个团的官兵，连同正规军的两个连去包围亲邦联派的民兵营地。这些民兵因寡不敌众就投降了。当这些俘虏被押经圣路易斯时，那里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并以欢唿声表示对杰斐逊·戴维斯的拥护。他们还向这些“德意志僱佣军”扔石块，并用左轮手枪威胁他们。后来一个醉鬼朝一名军官开了枪，于是士兵们也开火了。这场冲突结束后，死伤了28人。当天夜里，暴徒们涌到街上游行。第二天又爆发了一场新的冲突，至少又有6人丧生。 这次事件揭示了密苏里的内幕。许多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倒向脱离联邦派一边，包括前州长、领导着亲南部派军队的斯特林·普赖斯。该州议会通过了杰克逊州长的建议，宣布全州处于战备状态。在另一方，莱昂被提升为陆军准将，并被授权统率密苏里州的10000联邦军队。6月11日，莱昂在一次与普赖斯的会见中，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并撕毁了那个正在实施中的休战协定，而温和派曾千方百计想通过这个协定在密苏里制造一种肯塔基式的“中立”。 莱昂对这位维吉尼亚出生的贵族普赖斯说；“我宁肯看着你……以及这个州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死去，并被埋葬，也不愿向密苏里州让出一瞬间的支配我的政府的权利。这就是战争。” 莱昂率领他的部队沿密苏里河开到首府杰斐逊城，而普赖斯则进一步向上游退却至布恩维尔。莱昂派1700人的部队随后追击，在6月17日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他打垮了普赖斯的民兵，并将他们的残部赶到了密苏里州的西南角。普赖斯的残部企图在那里重整旗鼓，与阿肯色的邦联军队汇合，为南部赢回密苏里。与此同时，已于3月驳回退出联邦法案后休会的密苏里州议会又重新开会，履行州议会的职能。它宣布州长的职位空缺，任命了一位新州长。克莱本·杰克逊则採取了以牙还牙的措施，组建了一个亲邦联的影子政府，并于11月被邦联正式承认。 7月25日，约翰·c·弗里蒙特抵达圣路易斯，就任“联邦西部战区”指挥官。弗里蒙特曾为原落基山脉的探险者，加利福尼亚的“熊旗”起义的英雄，共和党第一位总统候选人。他既有军事经验，又有政治手段。但是，密苏里混乱的形势却使他难以应付。游击战在全州各地开展起来，两支邦联部队正在南部边境地带集结，准备进犯。在弗里蒙特抵达后4天，一支6000人的叛乱部队从田纳西渡过密西西比河，占领了新马德里，直接威胁着驻守在伊利诺州开罗河水流汇合处联邦军队。 弗里蒙特决定增援开罗，但他不得不首先阻止驻守密苏里西南部斯普林菲尔德的纳撒内尔·莱昂的6000人部队的增援。莱昂的对手是由斯特林·普赖斯的密苏里人和原德克萨斯突击队员本·麦克卡洛克将军率领的邦联的支持者组成的杂牌军，面对两倍于自己的敌人，莱昂的部队有半数即将届满三个月的服役期，而且缺乏给养，远离基地，他面临这种种问题，唯一的出路似乎只有撤退。但他又不愿未经战斗就放弃密苏利南部。他受到一种鲁莽和跃跃欲试的冲动所驱使，决定在离斯普林菲尔德10英里处的威尔逊克里克对邦联军队的营地发起突然袭击。他果断地将他的小股部队分兵两路，由弗朗兹·西格尔将军率领1200人从侧翼袭击邦联军队后方，他亲自率领4200人从正面进攻。两队人马于8月10日拂晓发起进攻。由于是奇袭，联邦主义者开始时打得很顺利，装备极差的叛乱部队在联邦军队的钳形攻势下仓惶撤退。然而，在关键时刻，西格尔透过硝烟看见一支穿蓝军装的部队(联邦军装颜色)出现在他的前方，他以为那是莱昂已经攻破了邦联军队的阵线，于是命令部队停止开火。然而穿蓝军服的不是友军，而是一个路易斯安那的团。如同战争初期双方许多部队一样，他们穿的军装也是自己选择的颜色和式样。这些路易斯安那人未受任何阻击便用毁灭性的火力压住了西格尔的军队，把他们打退。莱昂此时面对三倍于自己的敌人，拼死抗击敌人的不断的攻击，但他的部队伤亡太大，弹药也所剩不多了。莱昂阵亡后，当时战场上未负伤人中的最高指挥官(一名陆军少将)决定下令撤退。这些联邦军队官兵狼狈不堪地撤回斯普林菲尔德，又向北撤退100英里，到达铁路终点罗拉的军备供应站。 邦联在威尔逊克里克这次规模虽小但却兇残的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双方各死伤1200人)使密苏利南部和西部有直接遭受邦联侵犯的危险。普赖斯率领着10000人向北前进，边走边招募新兵，一路直趋密苏里河。在列克星敦，普赖斯以18000人的兵力包围了只有3500人的联邦驻军。弗里蒙特从与游击队作战的任务中几乎抽不出什么兵力来，但他还是设法拼凑了两个小型旅去增援列克星敦，这支增援部队的人数太少，并且为时太晚了。9月20日，联邦驻军投降了。 第69页 弗里蒙特在两个月内就丧失了将近半个密苏里。他的问题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一个战区的指挥官，他面临着一系列等待处理的复杂问题，军备承包契约必须签订；给养、武器、马匹和大炮必须立即得到供应；海军炮舰必须修造；新兵必须加以组织和训练；交通要道易阻塞问题必须解决；同情叛乱的分子必须受到监视；联邦主义者内部纷争的派系必须统一。弗里蒙特对于处理这些问题无能为力，而又得不到千里之外的华盛顿政府的帮助。由于他太老实，被急于靠军需发财的承包商弄得不知所措，贪污受贿的报导屡见不鲜。联邦密苏里最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国会议员、现任陆军上校布莱尔也转而反对弗里蒙特，并开始策动将他调离此任。 弗里蒙特被这些问题搞得心烦意乱，而对游击队日益增长的活动又惶惶不安，因此他採取了孤注一掷的作法。8月31日，他发布了一项命令，宣布全州实行军事管制，在联邦防线后抓获的游击队员将处于死刑，没收密苏里境内所有邦联支持者的财产，并解放他们的奴隶。这项命令的发布等于捅了马蜂窝。废奴主义者和许多共和党人将弗里蒙特捧为懂得如何将叛乱分子斩草除根的将军。但是，一位密苏里东南部的游击队头目宣称，如果北方佬杀死他们一个人，他就将“林肯的走狗绞死、挖心和分尸。”从密苏里到马里兰，拥有奴隶的联邦主义者威胁说，如果弗里蒙特解放奴隶的命令付诸执行，他们就叛逃。因关系到边境州是否忠于联邦的重大问题，林肯认为不能让弗里蒙特的行动付诸实施。他通知这位将军，未经华盛顿方面批准，不得处决一名游击队员。同时，他还私下建议弗里蒙特修改他的没收财产和解放奴隶的命令，使其同国会在8月6日颁布的没收财产法一致，国会在没收财产法中规定，只有邦联用来作战的财产和奴隶才予以没收。弗里蒙特拒绝採纳林肯的建议。于是，林肯公开命令他修改他的公告。 总统还决定更换一个密苏里的指挥官，那里搞军备承包契约的受贿丑闻人人皆知。弗里蒙特深知只有依靠军事上的胜利才能拯救自己，他聚集了38000人，由自己亲自指挥。这些联邦战士把普赖斯的军队几乎再次赶到了阿肯色一线。但是，正当弗里蒙特准备同敌人进行最后的较量时，一道解除他指挥权的命令于11月2日送到了他的指挥部。他的继任指挥官认为部队已过于疲乏，遂下令将其撤到密苏里中部的基地去。11月19日，亨利·w·哈勒克将军接管了新开闢的密苏里战区的权力(还包括肯塔基西部，格兰特也划归哈勒克指挥)。哈勒克是从事军事研究的学者，他有几部战略方面的专着和译作(绰号“老脑筋”)，是一位谨小慎微的将军，靠书本指挥作战，他具备弗里蒙特所欠缺的行政能力，很快便将密苏里混乱的组织机构整顿得井井有条。 在内战期间，大约80000名密苏里白人(以及8000名黑人)在联邦军队服兵役；至少有30000人参加了邦联军队，有3000多人参加了南部游击队。游击队中有臭名昭着的威廉·匡特里尔，他的队伍里时常混有像科尔·扬格、弗兰克和杰西·詹姆斯这样的亡命徒。这些游击队的破坏能量简直超乎他们的人数比例。堪萨斯废奴派游击队员立即组成了反对这些游击队的兵力，他们越过边境进行的袭击活动，使堪萨斯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不断地进行残酷战斗。尽管密苏里地处这场战争主要战场的边缘地带，而它遭受袭击、小规模战斗以及游击队骚扰的破坏却要比其它州严重得多。 后来，这四个边境蓄奴州经歷了各不相同的过程，尽管它们有相当数量的人支持邦联，但它们还是留在联邦内。这场战争本身还创立了一个第五联邦边境州——西维吉尼亚。 西维吉尼亚 维吉尼亚西部地区有横贯其间的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巴-俄)铁路线，有流经该地区或其边界200英里的俄亥俄河，故被称为战略要地。1861年5月，邦联军队在哈珀斯渡口以西地带切断了巴-俄铁路线，从而对这个重要地区进行了第一次打击。乔治·b·麦克莱伦将军承担把他们赶出这个地区的任务。他在俄亥俄州组织了一支20000人的军队，并派遣了一支先头部队于5月底渡过了河。这支部队占领了巴-俄线上的格拉夫顿，然后又向南行进了15英里，于6月3日拔除了邦联在菲利皮的一个小前沿哨所。邦联向维吉尼亚西部派去了由罗伯特·加尼特将军率领的增援部队。加尼特在菲利皮以南20英里处的山里把守着两个山口。此时，在哈珀斯渡口的邦联驻军受到联邦军队从背后向他们推进的威胁，另一支联邦军队在正面的波托马克河对岸集结，他们只好撤退到温切斯特附近一个更易于防守的地带。 联邦军队此时控制了巴-俄线，但麦克莱伦的计划还不仅仅是夺回这条铁路。他率领12000人分两路前去袭击加尼特的5000人部队。一路佯攻劳雷尔山的最难攻克的山口，另一路于7月11日勐攻里奇山的邦联阵地。麦克莱伦採纳了威廉·s·罗斯克兰斯将军制定的作战计划，并派他的旅从背后包围并袭击叛乱部队，而主力部队则从正面发起进攻。罗斯克兰斯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他的部队勇勐地冲进了邦联军的设防，将倖存者赶进了贝弗利城。550人在那里举手投降。麦克莱伦的正面进攻显得薄弱，使其余的敌人向北溃逃，在途中与另一支从劳雷尔山撤退下来的邦联军汇合。7月13日，联邦的追击部队在卡里克斯浅滩袭击了邦联军的后卫部队，加尼特在企图集合他的溃散的部队时被打死。 第70页 联邦军队以不足100人的伤亡代价给邦联造成了10倍于自己伤亡人数的损失，其中包括700名俘虏。被打败的南部军队向东逃窜，将阿勒格尼山脉以西的大部分维吉尼亚领土让给了联邦。虽然取得这些胜利的许多功劳应归于麦克莱伦的部下，特别是罗斯克兰斯，但是麦克莱伦善于在撰写电文中标榜自己。北部的报刊称赞这位34岁的将军是“年轻的拿破崙”，说他将开进邦联的山区的侧翼，并将长驱直入里奇蒙。但是，即使在崎岖的阿勒格尼山道上运送给养这样困难的问题得以解决的话，麦克莱伦的兵力太少而难以胜任。麦克莱伦的大部分兵力要用来保卫铁路和防御游击队和骑兵部队袭击其他军事要地以及对付意料中邦联军队的反击。 里奇蒙政府派罗伯特·e·李去夺回维吉尼亚西部。李是旧军队中最有希望的军官之一，他已于4月18日拒绝了林肯要求他负责指挥联邦陆军的任务，并于两天后辞职。李对蓄奴制不感兴趣，并反对脱离联邦，但他又不愿“用我的手去打击我的故乡。”在国家和故乡之间，他选择了故乡。他在里奇蒙当了一段文职将军之后，于7月28日到西部山区担任正在重新组织的15000人邦联部队的总指挥。这些部队面对的是占领着维吉尼亚的整个阿勒格尼的11000人的联邦军队。李决定袭击驻扎在奇特山山口的一个联邦旅，而通过这个山口，就是连结谢南多厄山谷的斯汤顿与俄亥俄河岸的帕克斯堡的大道。由于暴雨的阻截以及部队中流行的麻疹和伤寒病的困扰，他手下三分之一的人都病倒了。李的复杂的围攻部署于9月12日化为泡影，他只得不战而退。 后来，李南下至卡诺瓦谷，负责约翰·弗洛伊德和亨利·怀斯的旅的指挥工作。弗洛伊德和怀斯是维吉尼亚的政治家，这两个人并不是积极去打击敌人，而是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勾心斗角。李将怀斯调回里奇蒙，从而结束了他们之间的争斗。但他诱攻罗斯克兰斯指挥的一支联邦部队的计划却落空了。此时，罗斯克兰斯已退回到严密防御的地位，使李难以进攻。疾病、中伤、将领间的不和以及在崎岖山路上运输给养的重重困难已经将李压垮了。虽然他将罗斯克兰斯阻挡在谢南多厄谷以外，他的3个月的远征却宣告失败了。南部报纸称他为“李婆婆”，批评他连吸引北军作战的本领都没有，更谈不上动摇他们在维吉尼亚西部的统治了。李还未来得及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就险些由于出师不利而毁了自己的名声。 联邦在维吉尼亚西部所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个地区的居民很少有人拥有奴隶。数十年来，这里的人们一直对苛捐杂税以及被排斥在州政府之外而怨声载道。他们同那些“潮汐区贵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的经济与文化倾向于其东面的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当维吉尼亚退出联邦时，许多返回家乡的阿勒格尼会议代表决心脱离维吉尼亚。联邦军队到达这里时，发现群众集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许多西北部的维吉尼亚人像欢迎救世主一样地欢迎联邦军队。来自整个阿勒格尼34个县的代表们在惠灵举行了两次会议。在第二次会议上，他们于8月2日表决通过了将自身组成为维吉尼亚合法政府的决议。紧接着这次会议又通过了一项法令：于1861年11月在惠灵召开立宪会议，成立一个新的州，这个州将被命名为“卡诺瓦”(后来改为西维吉尼亚)。此项动议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获得通过，在表决时，只有效忠联邦的人才允许投票。1862年6月，一个联邦主义的“议会”宣告了这个新州的诞生。该议会从理论上代表整个维吉尼亚，但实际上仅代表西部诸县。这种做法在技术上应验了美国宪法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即未经所在州议会的批准，不得在所在州境内成立新州。 尽管这些程序是非正规的，联邦国会于1862年终于承认西维吉尼亚为一个州(在要求其废除蓄奴制之后)。这个新州有50个县，然而在其中将近半数的县内，可能亲南派占大多数，这些人表示宁愿作为邦联的维吉尼亚的一部分。西维吉尼亚送25000人参加了联邦军队，尽管他们中许多人仍受着叛乱游击队的约束，这些游击队在整个内战期间都出没在这一带山区。大约有15000名西维吉尼亚人为邦联作战。同密苏里一样，西维吉尼亚在这场大规模的战争中打自己的内战。 东田纳西 林肯政府希望东田纳西能发动一次联邦主义的起义，像西维吉尼亚一样使那个地区重归联邦。1861年9月，在联邦军队占领了肯塔基北部后不久，联邦代理人即同东田纳西的联邦主义者取得了联繫，准备共同发起地方起义，由北军从肯塔基穿过坎伯兰隘口侵入东田纳西。这支入侵的小部队的指挥官是乔治·h·托马斯将军，他是维吉尼亚人，一直效忠联邦。 10月底，田纳西的联邦主义者按计划开始焚毁桥樑，破坏邦联的运输线以及为他们的北方救世主而去削弱敌人的抵抗力，但是北军没有到来。联邦俄亥俄战区指挥官唐·卡洛斯·比尔将军担心邦联可能会对肯塔基中部发起突然袭击，便撤销了托马斯的入侵计划。他说，道路糟糕透顶，山道崎岖不平，冬季已经来临，一支联邦占领军即使能够到达那里，也难以在如此困难的郊野坚持下去。他坚持认为，正确的军事行动路线应该是紧靠田纳西中部和西部的河流沿岸一带。由于得不到外界的支持，东田纳西的抵抗力量于11月被打垮了。邦联士兵逮捕了许多联邦主义者，处死了五名，其余的全被囚禁起来。 第71页 比尔对这次冬季进攻所持的悲观态度是正确的，但是来自政府方面的不断的压力使他违心地命托马斯于1862年1月南下。冬季的雨水使托马斯的马车和大炮陷入泥潭中，深至车轴，那道路比印第安人的小路强不了多少。他手下的5000人中有五分之一的人生了病，或在赴洛根交叉路的90英里的行军中掉了队，而那里距离坎伯兰山口还有80英里。一支4000人的邦联部队在乔治·克里坦登和费利克斯·佐利科弗的率领下，于1月19日拂晓在洛根交叉路给了托马斯一个突然袭击。联邦的士兵们虽然一开始被打得向后败退，但他们很快集合起来，发起了勐烈的反击，击毙了佐利科弗，彻底打败了叛乱分子。这对托马斯来说是一次关键的战术上的胜利，但其战略意义却微乎其微。在寒冷的冬季，若想在坎伯兰河以南的荒山野岭中向前推进是不可能的。直到春天，西田纳西的重要战役将联邦军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这边的战场。使林肯感到悲哀的是，东田纳西註定还要被邦联控制一年半的时间。 纵观全局，1861年上南部重大斗争的结果可能对联邦有利。尽管这个地区有4个州(维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阿肯色)倒向邦联一边，这个损失仍可由同上述州人口数量相等的5个边境州来弥补(包括西维吉尼亚)，这5个州支持联邦。这5个州的粮食、耕畜、铁、铅、盐以及其它军需物资的产量高于邦联的4个州。联邦控制的肯塔基北部以及密苏里提供了通向西部战场那些主要河流系统的战略要道，这使北部在1862年通过水路成功地向邦联纵深地带入侵。虽然联邦边境州有将近10万人为邦联作战，而在上南部的邦联州，最终为联邦作战的人数至少有45000名白人和相同人数的黑人。 然而，在1861年春季，大多数事态还要看将来的发展。在这场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内，双方的主要精力还只用于宣传鼓动、训练和装备各自的陆军和海军以及制定如何用兵的战略方针。 第十一章 战争动员 组织武装部队 对战争之无准备状况 没有一个国家像1861年美国那样对一场重要战争缺乏准备了。不足16000人的正规军分成小部队分驻在全国各地，大部分驻扎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将近三分之一的军官正准备辞职而加入邦联。设在华盛顿的陆军部还在昏昏沉沉地干着和平时期的例行公事；8个军事机关的指挥官们除一人之外，全都是1812年战争以后一直服役的老军人。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年已74岁，并且患有浮肿和头晕病。那里没有一个像总参谋部这样的机构，没有精确的军用地图。当亨利·w·哈勒克1862年着手指挥西部战场的战役的时候，他使用的是从一家书店买来的地图。西点是一所优秀的军事学校，但它的过硬专业是工程学、数学以及筑城学，这所学校的学生几乎不学战略学、参谋工作及战场上的战术指挥。西点军校的许多毕业生，包括乔治·b·麦克莱伦、尤利塞斯·s·格兰特、威廉·t·谢尔曼、托马斯·j·杰克逊、杰斐逊·戴维斯以及布拉克斯顿·布雷格都已辞去军职而从事文职工作。 海军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90艘军舰中只有42艘能使用，其余大部分都停泊在远处水域的军事基地，仅有三艘能用于执行美国沿海的紧急任务。海军受的是深水作战训练，对沿海和沿岸的实战则缺少经验，而这在内战中将是非常需要的。的确，海军的军官们对外国的沿海防御工事和要塞比对南部的更了解，因为他们从来未想过会攻打自己的要塞！ 从理论上，州民兵是一支由所有适龄青年组成的后备军，但实践起来又是那样荒谬可笑地缺乏理论根据。民兵在战争中经常是不太可靠的；到19世纪30年代，它已成了和平时期被人嘲弄的笑柄。民兵的集会往往成了狂饮的节日。这些民兵组织很不认真对待操练。一些民兵团是墨西哥战争期间招募而来的，他们没有参加过战斗，因为那次战争依靠的主要是志愿军团。到19世纪50年代，自愿原则已普遍取代了全民义务兵役制。精锐的志愿兵连队在南北各地普遍组织起来。一些州认识到这种必然趋势，将这些连队按民兵建制而组织，让他们去做一切实际工作，但是自愿的，有选择的，而不是强迫的，绝对的。他们主要是社会团体而不是军事组织，因此不需要真正的军事训练和纪律。然而，正是这些人首先响应了1861年的徵兵号召。 南、北双方都普遍认为，这场由民兵参战的战争不会长久。美国人是以墨西哥战争作参考，那场战争的实际作战阶段仅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结果征服了一个比邦联还要大的国家。最近的一个例子是，1859年的法-奥战争持续了不到3个月。萨姆特要塞陷落后，《纽约时报》预言道，南部的这种“地方动乱”只要“30天”就能平息下去。《芝加哥论坛报》认为它可能需要两个或三个月。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没有大多数人那么乐观，但也坚信这场战争会于1862年春取得胜利。邦联的估计更不现实。许多南部人看不起北方的新英格兰人，认为他们是“庸俗的，狂热的，骗人的跳樑小丑”。一位北卡罗来纳人称北方人为懦夫：“只要对着那些地地道道的新英格兰人开三、四炮，他们就会像绵羊一样地四处逃散。”许多南部人相信叛军能够以一当十，因为“北部军队是由世界上的渣滓组成的，而我们的官兵均有崇高而古老的南方高贵血统。” 第72页 当然，并非所有的南部人或北部人都抱这种幻想。杰斐逊·戴维斯和他的副总统亚歷山大·史蒂芬斯试图告诫他们的下属，这场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艰苦的战争。在萨姆特刚一陷落，威廉·t·谢尔曼就撰文说：“我认为这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非常持久的——比任何一位政治家想像的都要持久的战争。”谢尔曼在评论林肯关于徵募75000名服役期为3个月的民兵的号召时说道：“你也是想用水枪喷灭一座熊熊燃烧的房屋的大火。” 但这只是在1861年春天热血沸腾时期少数人的意见。双方的男人在战争结束前都踊跃地报名入伍。他们都怀着想看看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模煳而又非常罗曼蒂克的思想。他们幻想中的战争该是在灿烂的阳光下，军乐队、旗帜、大队人马迈步通过广阔的战场，走向光辉的胜利。即使有牺牲，也是光荣而毫无痛苦的。谁也不去想像那泥泞的道路、令人窒息的尘烟、筋骨酸痛的疲劳、烧灼般的干渴、飢肠辘辘的绞痛、行军或露营中刺骨的寒冷和令人头昏的炎热；那枯燥的军营生活，部队简陋医院中痢疾患者肠肚撕裂的疼痛或伤寒病人神志昏迷时的胡言乱语；战斗中的硝烟、轰鸣、混乱和恐惧，外科手术帐棚中的斑斑血迹、高声尖叫和截下的肢体。即使预见到一场持久战争的人也绝难想像这场战争需要动员如此多的人力物力，绝难想像这场战争最后会如此野蛮地摧毁这些生命和资源。 徵兵与给养 林肯认识到，即使打一场短期战争，三个月的兵役期也是不合适的。5月3日，总统发出号召，招募42000名服役期为3年的志愿兵，为扩充正规军而补充23000名新兵并直接为海军招募18000名水兵。林肯採取这些措施的唯一法律根据，是他作为总司令在战争的非常时期所拥有的权力，但他希望国会在7月14日开始举行的特别会议上批准他的行动。国会批准了他的行动。在他提交给特别会议的咨文中，还要求批准至少再招募40万志愿兵，国会批准了50万。最后，根据1861年总统与国会的这个决定，共招募了70万，其中大部分新兵的服役期为3年。一些服役期为3个月的团又重新被改为3年，许多其它民兵部队的士兵在他们服役期满后又应徵到服役期为3年的新团。 徵召一个3年服役期的团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些重要人物成立一个徵兵办公室，并负责组织徵兵集会，当入伍的人满100名后便被编成一个连，当时的十个连组成一个团。根据长期以来在民兵和志愿兵中形成的传统作法，大部分连的士兵选举产生连级军官(上尉及中、少尉)；而连级军官再选举团级军官(上校、中校和少校)。州长正式任命团级军官，但通常任命那些由下级军官选举上来的人。实际上，各级军官的选举常常取决于他们组建连队时所起的作用或者他们的政治影响。军官的当选往往是对他们的领导资格在形式上的认可。徵兵与部队编制主要以地域为基础。一个连，有时甚至整个团的人都来自一个城镇、县或市。联邦军队中许多团的组成是由种族决定的。许多团，有时整个旅主要由美籍德意志人或美籍爱尔兰人组成。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内，军服和其它装备由各州或地方提供。这就使得军装的颜色和式样各不相同，从深蓝色上衣和浅蓝色裤子的正规军军装到根据着名的阿尔及利亚法国殖民军军装制作的华丽的“义勇军”军服。最初，一些联邦团穿灰色军装，而一些南部同盟部队着蓝色军装，结果在早期的战斗中经常造成悲剧性的误会。直到1862年，联邦军队的军装才一律改为蓝色。 北部徵兵过程明显表明，地方一级的积极性很高，然后上至陆军部，效率一级不如一级。徵兵动员工作也是各行其是。陆军部长西蒙·卡梅伦力不胜任。当各个团开到各州集合地点或训练营地时，都出现军用物资严重缺乏和混乱现象。尤利塞斯·s·格兰特将军在1861年11月从他的伊利诺伊开罗基地发来的报告中抱怨说：“运输工具严重不足。我没有救护车。收到的衣服大都质量低劣而且数量不足。……军需部门的资金太少，因此政府的贷款已经用完。”格兰特在圣路易斯的上级亨利·w·哈勒克将军以简短的语言作了形容：“这里的情况一团糟。” 由于1861年急需签定战争物资承包契约，出现了一系列的丑闻和对牟取暴利的指控。少数服装承包人供给部队的是用碎羊毛料压制而成的布片制做的军装，这种布料被称为“软再生毛”，只穿几个星期便撕裂了。直到国会设立了一个监察委员会，由埃德温·m·斯坦顿于1862年1月接替了劣迹昭彰的卡梅伦的陆军部长职务，契约和供给联邦军队的给养才真正照定单和效率办事。迄1862年为止，北部军队大概成为有史以来全世界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但是毫无作战准备的整个社会还需要整整一年才能适应这场战争的需要。 从某些方面来说，南部的战争动员工作较北部进展得迅速。尽管邦联开始时没有正规军或海军，并且几乎不具备创建海军的条件，但南部的许多志愿兵连在他们的州一退出联邦就立即改为战时编制。1861年3月6日，在攻打萨姆特之前5个多星期，邦联国会就批准招募了10万志愿兵，5月又颁布了两个再增加40万人的徵兵法令。虽然南部的人力资源还不到北方的三分之一，但到1861年7月，它进入战争状态的部队却已几乎相当于联邦的三分之二。 第73页 南、北双方的徵兵过程颇为相似，州和地方採取主动，向陆军部输送志愿兵的数量超过了其装备能力。被脱离联邦州夺取的美国军火库内存有15万支滑膛枪，但其中大部分都过于陈旧，许多已不能使用。邦联的志愿军士兵大都携带自己的武器。许多连队开始时背的是散弹枪、猎枪以及老式燧发枪。在1861年，各团都穿各自的军装，样式与颜色之杂与联邦军队一样。邦联规定了学生灰为统一军装颜色，但却从未能统一起来。许多士兵根本穿不上像样的军装；最常见的颜色是“灰胡桃”色，一种由灰胡桃树皮或胡桃壳制成的染料染成的灰褐色。 陆军编制 联邦和邦联陆军在编制上大体相同，基层部队是团；三个战斗兵种是：步兵、炮兵和骑兵。步兵是炮兵和骑兵的中坚力量。内战期间，联邦徵召了相当于2047个团的陆军兵力：1696个步兵团，272个骑兵团和78个炮兵团。邦联方面团的数目或大概数目不详，因为当时的纪录丢失或毁掉了。但据估计有764个到1000个团。 一个步兵团有10个连，每个连的正式编制为：82个二等兵，13个中士和下士，2个少尉(邦联一些团设3个)和一个上尉。团指挥官是一名上校，其次是一名中校和少校，再其次是一个小型的参谋部。因此，一个步兵团的正式编制大约1000人。新兵入伍时，大多数团都接近这个总数；但疾病、伤亡以及开小差现象很快便使这个数字减少。到战争第二年，双方的老团平均战斗人员不足500人；到第三年和第四年，平均为350人或不足；到1863年为止，许多团实际参战人数还不到200人。 各州宁愿成立新团，也不愿补充老团，使其达到应有的编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每一个新团都通过任命战场指挥官，为州长提供一次官职任命权，赋予有雄心壮志的人以使命，而这些人若加入到军官编制已满的老团的话，他们就得不到被任命的机会；二、各团按地域编制使前方将士同后方同胞之间产生了一种固有的彼此感情相通和自豪的关系，如果一个团里掺进了外地人，这种感情就会被削弱。大部分地区后来都为“它们的”老团补充一些新兵，但这些团的编制一直未能满员。1862年夏秋之际，在联邦陆军招募的服役期为3年的42.1万名新兵中，仅有5万人被编入老团。指挥作战的将军们一再批评了这种效率低而代价高的徵兵制度。但这是一个民主社会为供养一支由民兵组成的志愿军所花费的代价。随着徵兵任务的到来，应徵者与补充者可以被分配到老团去。由于邦联的徵兵比联邦开始得早，它各个团的编制稍微接近满员——但双方的差距不很大。 联邦骑兵团每个团有12个连，而不是10个连(在骑兵中称骑兵队)，除这一点外，其编制与步兵团相同。炮兵有两种：驻守永久性要塞的重炮部队和跟随快速部队作战的轻型或野战炮兵部队。因为邦联自攻下萨姆特要塞后极少进攻联邦要塞，一些联邦“重炮”团在战争后期被改编成了步兵团。野战炮兵的基本战斗单位是炮兵连，装备有4-6门大炮及炮车和用来拖拉大炮和炮车的4-6匹马。炮兵连的指挥官是一名上尉，它的编制大小与步兵连相同，所不同的是炮兵连在编制上一般要保持接近满员，因为发射炮火和管理设备必须有足够的人负责。 步兵团，间或有一些骑兵团被组成旅，由一名准将指挥。起初是4个团组成一个旅，在以后的战争中，随着团的编制的缩小，又扩大到5-6个团。3个或4个旅组成一个师，师长通常由少将担任。在内战的第一年左右，陆军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师，但到了1862年，双方都採用了军这种更大规模的编制，一个军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师(通常为3个)。在邦联，军长由中将担任，而在联邦陆军中由少将担任(1864年至1865年期间，北方除格兰特外，再没有比少将军衔更高的军官)。炮兵连根据战斗势态的需要，可以组成旅、师或者军。 联邦与邦联在陆军之间有一个十分有趣的不同。联邦政府向它的骑兵和炮兵调拨马匹，而邦联则希望这些兵种的官兵们自己解决马匹问题。由于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买得起军马，这就在邦联军队中，特别是在骑兵与步兵之间造成了等级差别。从某种程度来讲，邦联像保留贵族的珍藏一样保留了中世纪的骑兵传统(“武士”或骑士)。然而，在实际上等级差别并不大，尤其是在邦联西部的陆军中，在那里当一个人没有战马时，他有机会偷一匹或从敌人手里缴获一匹。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所属部队的骑兵几乎不是人们所想像的贵族。偷马探险是骑兵的一种重要才干，而且被福里斯特麾下认为是一种高超技艺。 领导者与部队训练 在许多方面，邦联军队同它的敌人一样实行充分的民主，或许比它的敌人还多一些。约翰尼·里贝的连级军官也同样通过选举产生，甚至有的团级军官也如此。无论是北部还是南部，职业军人都对这种作法表示遗憾。但在志愿军里，士兵们对选举这类事已经习惯了，他们选举自己的州长、国会议员及总统，所以在他们看来，选举军队领导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正如杰斐逊·戴维斯所说的那样：“这些部队来自平民。……由这些人组成的部队，谁又那么善于评价一个连、一个营或者一个团的指挥工作是否得当呢？”任何一个聪明的公民都能学会政治家或军人的技能，这是美国人的一种信念。大多数平民都深信，一个普通的律师或商人能够“一开始就将他的所有专业特长教会给一个普通军官，并且使其在一年后在该行业中击败自己”。 第74页 人们不难想像这种制度会给军队纪律带来何种影响。士兵们起初只愿遵从那些他们认为合理的命令。有些人认为过去在家乡时是同自己地位平等的邻居，此时已是佩带肩章的上级，人们对此很难转过弯儿来。如果执行纪律就意味着自己可能在选举中下台，或者可能在战后本县的选举中遭到失败，军官们就不愿执行它。军官们被他们的部下瞧不起也是常有的事。许多军官对如何训练和指挥士兵知之甚少或毫无所知。一名宾夕法尼亚士兵于1861年写道；“罗伯茨上校对大部分简单军事动作要领一窍不通。我们的团没有一套管理制度……。我们只能被称作一群不能与敌人交战的乌合之众。”但是，如果相信邦联职业军人的话，那就是他们的敌人情况也并不妙。哈珀斯渡口驻军指挥官约瑟夫·e·约翰斯顿将军于1861年7月抱怨说，他的军官和士兵是如此之缺乏“纪律和训练”，因而“无法将他们送上战场”。在谈到一个团时，约翰斯顿说：“我不愿用一个正规连去换一个整团。” 由于认识到一个军官能力应具有起码水准，联邦军队于1861年7月对军官们进行了一次考核。不及格者将由及格者来接替。虽然这种考核并没有废除新团的军官选举制度，但却起了一定作用，使得那些选拔出来的军官具有一定的水准。老团里的提升晋级依靠的是功绩，而不是选举，尽管州长对军官的任命仍起作用一事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从未消除政治色彩。到1863年，联邦军队实质上已废止了军官选举制度。邦联在这一点却落在其后。虽然南部于1862年10月建立了军官考核办法，但直到战争快结束时，邦联国会才废除了连队实施的军官选举制度。 尽管如此，在战争的最初一两年间，邦联军官的素质或许比联邦的同等级别的军官要强。南部的军事传统以及像维吉尼亚军事学院这样的高等军事学府培养的一大批毕业生，为它的军队提供了大批训练有素的指挥官。1861年维吉尼亚诸团的军官中有一半是维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该学院的1902名毕业生中就有1702人在邦联军队中供职，南部其它州的高等军事院校毕业生去向也大体如此。而北部在这一点上是望尘莫及；联邦军队大多数连、团级军官不得不在实践中学习军事业务。 1861年从美国正规军辞职后加入邦联军队的313名军官也成了邦联军队的领导骨干。当然，其它767名正规军军官仍留在联邦军队，但遵照温菲尔德·斯科特作出的一项政策性决定，他们大多数人仍留在联邦正规军里，没有被派到志愿军团队去发挥他们军事教官和指挥官的骨干作用。斯科特需要在策略上保持他认为可以完全依赖的这个唯一战斗实体——正规军作为志愿军的榜样，而不是作为他们的领导。后来，虽然有几百名正规军军官被允许加入了志愿军，但许多人在整个战争期间仍一直在这支小小的正规军里任上尉、中尉或少尉，而志愿团却在那些从平民中提拔的上校的指挥下一路跌跌撞撞。南部在利用训练有素的军官去薰陶它的志愿军方面较北部领先了一大步。 双方大多数将军都出身平民。在583名被联邦军队授予将军军衔的军官中仅有194人(占33%)在战争初期在正规军供职，有70人(14%)上过西点军校或其它军事学校。在邦联的425名将军中有125人(占29%)来自正规军，有69人(占16%)上过包括西点在内的高等军事院校。 双方军队中非职业军人出身的军官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因政治影响和派系关系而被任命的“政治将军”和大多由于战功卓着而从较低级军官提升的“平民将军”。这些政治将军得到了一个军事上无能的名声，这多少有点咎由自取。虽然南部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如人们公认的约翰·弗洛伊德、吉迪恩·皮洛、亨利·怀斯和罗伯特·图姆斯，但“政治将军”这个字眼通常指像班杰明·巴特勒、纳撒尼尔·班克斯、约翰·麦克勒南德、小弗朗西斯·布莱尔等这样的北部人。那些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其中有些是战前的民主党人，在军内担任职务是为了赢得北部各选区对这场战争的支持。他们有些人得到任命是对他们招募大批志愿军的奖赏；有些人的任命是由于有重要州长或国会议员的举荐；有些人是因为他们是种族集团的领袖，如弗朗茨·西格尔和卡尔·舒尔茨均在美籍德意志人中享有重要的地位；而“爱尔兰旅”的指挥官托马斯·马尔则为了这场战争协助动员了他的同胞。 这些政治将军的指挥能力相当于选出的连级军官的指挥能力，但两者都是民主社会的民兵部队所必需的。职业军人不满意这种状况，但也不得不承认其必要性。哈勒克将军在就任总参谋长之后感嘆道：“将重要的指挥权交给像班克斯、巴特勒、麦克勒南德、西格尔以及卢·华莱士这样的人简直比谋杀强不了多少，但似乎又势不可当。”这种政治任命制度有利也有弊。格兰特一开始就被任命为少将旅长是由于他的朋友伊莱休·沃什伯恩，一位来自伊利诺州的国会议员的影响。谢尔曼得到同样级别的任命是由于政治上的裙带关系，这种裙带关系还包括他的弟弟、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约翰。一些最有政治性影响的将军逐渐成了最高级别的军人，而许多西点军校毕业生却令人惊嘆地名落孙山。不管怎样，职业军人掌握着大部分最高指挥权：在60次最大的战斗中有55次是由他们指挥的，西点毕业生承担了双方军队的全盘战略指挥任务；在其它5次战斗中，也有一次是由双方的职业军人指挥的。南、北双方的一些政治家和非职业军人抱怨说，“西点派”形成了一个封闭集团，它剥夺了外界的贤能者被提拔的机会。 第75页 在内战开始的第一年，大部分军官和类似军官的人都是未经过训练的新兵。按照欧洲军队的标准，美国新兵简直就是武装起来的群氓。军官们在训练他们的士兵们之前，必须先教会自己。在反映内战的文学作品中尽是描写上校和上尉为了比他们的士兵先学一步而在午夜煤油灯下学习关于操练及战术法典的情景。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北部最高层领导人中，如亚伯拉罕·林肯为了当好总司令，阅读了大量有关战略方面的书籍。最后，这些美国志愿军成了顽强的、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可以同任何欧洲军队在军事技术上匹敌；而且他们在动力因素上占有优势，因为他们有比歷史上任何军队都高的文化素养，他们作为普通公民和选民更懂得为什么而战。 这些民兵所具有的平等主义思想还要求军官不仅仅是指挥员，还应该是领头人。尽管内战期间指挥员可以待在后方指挥所，但屡建战功的指挥员都是亲临前线，而不是在后方指挥所指挥作战。从双方军队的伤亡比例来看，军官阵亡率高于士兵。邦联陆军伤亡人数占全军总人数的12%，而在战争中伤亡的将军却占将军总人数的18%；联邦将军的阵亡率占将军总人数的8%，而全军阵亡率占总人数的5.5%。 海军与海上封锁 邦联海军 如果说在内战开始时邦联陆军的备战工作好于它的敌人的话，那么海军的情况则正相反。实际上，邦联几乎没有什么海军。在1861年期间，美国共有1457名海军军官和7600名水兵，其中只有237名军官和一小部分水兵叛逃到邦联。南部人是尚武而不善航海的人民。主要的造船业都在北部；全国的商船都归北部所有；大部分商船船员都是新英格兰人。在这种情况下，邦联海军部长史蒂芬·马洛里在白手起家创建一支海军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邦联自己制造或在战斗中缴获了130多艘战舰，大部分都属只能装载一门炮或几门炮的小艇，但到战争末期，他们已经造好的或正在制造的装甲战舰就有37艘，其中有一些是“撞角舰”，舰首装有沉重的铁角，专门用来撞沉敌人的军舰。但因为南部缺少工业生产能力，致使邦联没有一家机械厂能制造一台足以发动这些军舰的引擎，所以大部分撞角舰只能闲置一旁。 但是，邦联也确实为海军参战搞了一些技术革新。着名的是重新改造了被缴获的“梅里麦克”号战舰，使之成了第一艘参加战斗的装甲舰。南部还研制了各种不同的水雷(叫作“鱼雷”)，这些水雷炸沉或炸毁了43艘联邦军舰。邦联制造了若干艘“鱼雷艇”，这是些雪茄菸状的小型半潜水舰艇，载有一颗装在圆筒上的水雷，这只圆筒从船头伸向前方。南部还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艘战斗潜水艇邦联“亨利”号，这只潜水艇在试制过程中曾三次潜入水底，每次都牺牲一些船员，但后来终于在1864年2月17日在查尔斯顿附近海面用鱼雷击沉了一艘联邦封锁舰，结果“亨利”号同这艘封锁舰同归于尽。 邦联海军最突出的战绩就是对商船袭击。起初这种古老的官方海盗行动是由私掠船来进行的(由交战一方的政府特准的私人船只，用来掠捕敌方商船)。1861年4月17日，杰斐逊·戴维斯向所有愿意劫掠北部商船的船只颁发了特许证。许许多多的私掠船很快驶出各个小海湾，沿南方海岸掠捕没有武装的商船。 林肯拒绝承认邦联为合法政府，并发表声明进行还击，宣布被俘的私掠船员将以海盗罪被处以绞刑。戴维斯则立即发表声明说，只要绞死一个私掠船员，就要绞死一名联邦战俘。到1861年秋，一些被俘的私掠船员被半死不活地囚禁在北部监狱中，等待审判。尽管法官们和陪审团不愿作出判决，但私掠船中臭名昭着的“戴维斯”号的船员还是被宣告有罪，在费城被判处死刑。戴维斯为了不自食其言，在联邦战俘中实行抽籤，中籤者——其中包括保罗·里维尔的孙子——将被绞死，如果北部执行费城的宣判的话。林肯犹豫了，最后改变了原来的主张。1862年2月3日，他宣布私掠船员将以战俘论处。 但是到这时，由于联邦之封锁以及中立港拒绝私掠船捕获的船只入港，掠捕商船的活动才告结束。袭击商船的任务改由邦联海军巡洋舰承担，他们一改私掠船过去的做法，不是将捕获的船只卖掉，而通常是将它们统统毁掉。20艘灵活、行动迅速和全副武装的叛乱巡洋舰在海上游弋，搜索北部商船。在这些巡洋舰中，有几只是英国制造的，最闻名的是“阿拉巴马”号，在利物浦制造，大都是由英国水兵操作。船长是拉斐尔·塞姆斯，阿拉巴马人，退出美国海军后成了邦联最早的海上英雄。“阿拉巴马”号在1862年9月至1864年6月9日在法国瑟堡附近的海域被美国舰“基尔萨吉”号击沉为止，至少摧毁了62艘商船和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其余闻名的掠捕商船的武装快艇是“萨姆特”号、“佛罗里达”号以及“谢南多厄”号。它们的英勇行动使美国商船陷入了瘫痪，始终未能恢復元气。这些武装快艇摧毁了257艘商船和捕鲸船，使700只商船改挂外国旗，并迫使其余大多数船只停泊于港内。如此少量的船只取得了这样令人瞩目的战绩，但对整个内战的胜负所起的作用却是微不足道的。 第76页 联邦海军 邦联海军在极其重要的南部沿海和江河上无法同它的敌人抗衡。联邦海军在内战中起了决定作用。尽管战争初期能被调动执行紧急任务的军舰为数甚少，但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和他的精干的副部长，新英格兰同乡古斯塔夫斯·v·福克斯立即租用或购买了民用船，将它们改造成战舰，并着手签订制造新舰的合同。到战争的最后一年，联邦海军已从1861年时的42艘战舰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一支拥有各种类型战舰的强大舰队，从吃水浅的炮舰到装甲炮舰共671艘。这些战舰承担了3500英里海岸线的封锁任务，迫使从诺福克至纽奥良的邦联一些要塞投降，并闯进南部的内河系统，直捣邦联的腹地，从而保护了联邦沿海与内河运输给养的庞大舰队。陆海军在南部诸河流沿岸採取的联合军事行动不仅对西部战场起了关键作用，而且在战术学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创新。海军在为北部赢得胜利中所作的贡献是同它的人数不相称的。联邦海军大约有10万官兵，仅占陆军总人数的5%。 联邦海军比联邦陆军更正规。极少人因政治原因而到舰艇上任职，连那些确信任何人都能学会陆地作战技术的人都承认，海上作战需要更多的专门技术。联邦海军很快成立了军官考核机构，在1861年期间任命了1000名新军官，其中大多数是从商船船员中选拔出来的，水兵也是通过同一渠道招募的。同志愿兵不同的是，他们从参军的那天起，除了枪炮射击技术外，就已经懂得航海技术。1861年6月，韦尔斯任命了一个海军战略委员会，在陆军里未曾设过相应的机构。 封锁 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封锁。4月19日，林肯正式宣布对邦联港口实行封锁。既然国际法承认封锁可以作为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武器，那么对邦联的封锁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其交战国的地位，而这一点正是林肯在宣布将私掠船作为海盗论处时所极力加以否定的。虽然联邦的封锁随着战争的进展逐月加强，但却从未完全奏效。对南部189个装卸货物的港口和海湾都进行巡逻是难以做到的事情。但在5月1日，亦即宣布实行封锁后的第11天，海军捕获了第一艘试图突破港口封锁线的船只。在其后的3周内，所有的南部主要港口都处于被监视中。到1864年底，联邦执行封锁任务的军舰就有471艘。 邦联需要欧洲的军火和物资，欧洲需要南部的棉花，而通过封锁线运送这些东西又有利可图，这就使突破封锁线的船只生意大为兴隆。其中一些船是破旧的、行驶缓慢的货船，但只是由于战争第一年封锁中存在的漏洞，它们才取得了成功。随着封锁之加强，冒险性也不断加大，但牟取的利润仍不断增加。英国制造了船体光滑、速度快、专门用作突破封锁的轮船。这些船被漆成灰色，不容易被发现，几乎全部烧无烟煤；而且在设计上干舷低、吃水浅，向后倾斜的烟囱能够和甲板叠合在一起。这些船多次避开了北部执行封锁任务的军舰，在昏暗的月光下，在南部各港口熘进熘出。拿骚、伯米达和哈瓦那成了这些突破封锁线的船只往来的主要港口。在威尔明顿港下方的开普菲尔河口处有许许多多的小港和浅滩，这是联邦海军在巡逻中最感头疼的港口。 大部分突破封锁线的船都属私人所有，但随着战争的发展，邦联政府及各州政府拥有的这类船只也越来越多。邦联陆军部长试图要求私人船只至少将三分一的货运量以合理的运费率用于军用物资的运输。但当时运输丝绸、酒及其它消费品的利润最高，许多船主愿意运送这类货物，而不愿为军队运军火、军鞋或咸肉。最后于1864年2月，邦联政府禁止奢侈品的进口，并要求所有的船只以固定运费至少腾出一半的货运量为政府运输。 汉普顿水道和基韦斯特的各海军封锁舰队基地距离像查尔斯顿、萨凡纳和纽奥良这样的敌人要塞600英里以上。这就意味着执行封锁任务的军舰返回基地补充煤、给养及维修船只所用的时间同它们执行封锁任务的时间相同。而海军不可能将每一个突破封锁线的船和私掠船往来的小港都进行巡逻。因此，联邦海军战略委员会于1861年7月作出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攻占南部沿海的一些小港和港口，关闭这些突破封锁线的船出入的港口，为封锁舰队多建立一些基地。 8月27日，这支由7艘军舰和900名士兵组成的首次陆海军联合远征队在班杰明·巴特勒的率领下到达了风暴袭击过的哈特拉斯角附近的海域。这支舰队用炮火迫使保卫哈特拉斯港的两个要塞投降。巴特勒的部队占领了这两个要塞，北部人从此控制了这个在以前的6周内至少通过了100艘突破封锁线的船的通道。两周之后，联邦海军又未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密西西比州的比洛克西附近的希普岛，并在那里为巡逻格尔夫港的联邦海军建立了一个基地。 南卡罗来纳的罗亚尔港是南部沿海最好的自然港。它位于查尔斯顿和萨凡纳之间，是头一个被联邦海军选为南大西洋封锁舰队基地的港口。陆海军远征夺取这个港口的准备工作于1861年秋在悄悄地进行。舰队司令(后来的海军少将)塞缪尔·杜邦指挥这支由14艘战舰、26艘运煤和运输给养的船以及25艘运载12000名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官兵的运输船组成的舰队。虽然哈特拉斯附近的一阵强风破坏或严重损坏了几艘运输船，但是舰队的其它船只于11月初到达了罗亚尔港湾附近的水域。装有43门重炮的两个要塞保卫着这个港湾，但杜邦的战舰载有120多门炮。11月7日，杜邦的舰队排成长椭圆形，驶入两个要塞之间，以每分钟24发炮弹的发射率连续勐烈地轰击两要塞。邦联的托马斯·德雷顿将军(美国海军攻击舰之一的“波卡汉塔斯”号舰长珀西瓦尔的弟弟)决定放弃已成了一片废墟的要塞。联邦陆海军占领了罗亚尔港和从萨凡纳至查尔斯顿之间的整个一连串的沿海岛屿。南部的白人撇下10000名奴隶和数以百计的富饶的长绒棉种植园，纷纷逃往内陆。 第77页 进攻罗亚尔港的胜利大大出乎联邦的意料。当海军在这里建立一个庞大基地的时候，陆军没有准备向内陆乘胜进逼，但加强对这些岛屿的控制。在之后的几个月中，海陆军协同远征，夺取了南至圣奥古斯丁的沿海要地；4月，在海岸附近岛屿一带活动的陆军炮兵轰击并攻陷了萨凡纳的普拉斯基要塞，从而关闭了这个突破封锁船的港口。 北卡罗来纳也未逃过这股蓝色浪潮的进一步冲击。安布罗斯·e·伯恩赛德将军，一位满脸络腮鬍子的罗德岛人，组织了一个由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新英格兰人组成的分舰队。1862年1月，伯恩赛德的11500人的分舰队在一支由浅水炮舰、拖轮、运输船和驳船组成的小型舰队的配合下，在哈特勒斯港渡过浅水地带，沿帕姆利科湾驶至罗阿诺克岛。这个岛控制着帕姆利科和阿尔伯马尔海峡之间的水路，因此也同样控制着除威尔明顿之外的每一个北卡罗来纳港口的河口。邦联在这个岛上设了要塞，但他们2500人的部队没有丝毫的优势。在2月7日至8日的水陆联合进攻中，汽船将长长的一串满载士兵的破浪艇拖至浅滩，战舰同时驶于两旁，掩护他们登陆。伯恩赛德的士兵潮水般地涌上海滩，成扇形散开，勇勐地扑向叛军的战壕。当联邦的炮舰从敌人前方冲破水道障碍时，他们从背后夺取了敌人的要塞。这是一次非常顺利的战斗，联邦方面仅以278人的伤亡代价共抓获了2000名邦联俘虏。在之后的几周内，北军又占领了长达150英里的北卡罗来纳海湾各港口的大陆地带。 “莫尼特”号与“梅里麦克”号 在1861年秋至1862年冬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内，邦联方面从沿海地区得来的都是坏消息，然而他们仍指望用一件强大的新式武器来扭转局势。自从他们于1861年4月夺取了诺福克海军造船厂以来，就一直在重新改造被缴获的“梅里麦克”号，想把它改造成一艘带撞角的装甲舰。由于缺乏一些原件，这项工作进展得很缓慢，但到当年冬天，这艘重型装甲舰已接近制成。它不是世界上第一艘装甲舰。法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使用过装有铁甲的“流动炮台”；法国海军在1861年就有一艘装甲舰，英国海军有两艘。1861年10月，联邦海军与出生在瑞典的发明家约翰·埃里克森立约承购一般完全新型的装甲舰“莫尼特”号。它的船身只有吃水线那么低，有一个装有两门炮的转塔，整个军舰看起来像“一个放在圆卵石上的罐头盒”。大约就在“梅里麦克”(重新命名为“维吉尼亚”号)正准备从诺福克启航，与汉普顿罗兹的联邦封锁舰较量之时，“莫尼特”也在纽约制成了。 1862年3月8日，“维吉尼亚”号发起了攻击，在夜幕降临之前，摧毁了两艘军舰，使另外三艘搁浅后在次日被摧毁。联邦军舰轰击它的炮弹从它的装甲外壳上弹出去，没有对它造成任何损伤。华盛顿为此大为恐慌。然而就在当日晚，“莫尼特”号到达了汉普顿罗兹，并于翌晨与“维吉尼亚”号交战，这是歷史上第一次在两艘装甲舰之间展开的战斗。经过3个多小时的近战，双方水兵都感到精疲力竭，战斗宣告停止。两艘舰各直接中弹20余发炮弹，均未造成严重损坏。“弗克尼亚”号装甲舰失去了对联邦封锁的威胁。虽然这次交战未分胜负，但“莫尼特”号却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由于它吃水更浅(吃水深度为11英尺，而“维吉尼亚”号则是22英尺)，因此它的速度更快并具备更强的机动性；因船身低矮，它的中弹范围减少了三分之二，它的双炮转塔对准一个方向所发射的火力相当于“维吉尼亚”号的10门轻型炮。当诺福克于1862年5月落入联邦之手时，“维吉尼亚”号装甲舰不得不凿沉，因为它太不适于航海而不能逃往公海，而且又因吃水太深而不能沿詹姆斯河航行。然而“莫尼特”号却成了内战期间联邦制造或开始制造的58艘装甲舰的样板舰。邦联对联邦海军的主要海上挑战宣告失败。 封锁之结果 联邦封锁的效果在内战期间曾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邦联的国务卿坚持认为它是一个“名义上的封锁”，是不会受到国际的承认的。为了支持这种观点，一些歷史学家列举了数字或估算数字，指出南部至少出口了100万包棉花，进口了60万支步枪，50万双军鞋等等。1861年期间，至少有十分之九的突破封锁线的船通过了封锁线。到1865年，联邦海军将这个比例缩小至二分之一。但在整个内战期间，突破封锁的成功率据估计达8500次，而联邦海军捕获或摧毁的突破封锁线的船仅1500艘。因此人们争辩说这次封锁是失败的。 但是，这些数字又能证实一种相反的观点。重要问题不在于有多少船只突破了封锁线，而在于如果不实行封锁，会有多少货物被运过封锁线。内战的后3年出口的100万包棉花同战前3年中出口的1000万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内战前的4年中，有20000艘船只进出南部各港口，其中大部分船的货运量都超过了内战期间这8500艘突破封锁线的船的货运量。许多突破封锁线的船在被追击时为了加快航速，不得不向海中投弃一部分货物。联邦的封锁将南部的海上贸易减少至正常情况下的将近三分之一。况且战争年代还属非常时期，因为南部缺乏工业基础，需要进口大量的物资投入战争。尽管封锁在战争初期并未显示多么重要的军事意义，但它最终对战争的胜负却起了重大作用。 第78页 第十二章 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 美国内战往往被人说成是第一次“现代”战争。这种说法的含意也总是不明确，因为每一次战争都比前一次更现代化一些。不管怎样，许多被称为第一的东西都与美国内战有联繫。第一次广泛地将铁路和电报用于战争；第一次使用装甲舰对装甲舰作战；第一次更多地使用装有来福线的野炮和轻型武器；第一次使用连发步枪；第一次试验性地制造原始机关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一次在战斗中使用潜艇，并普遍实行阵地战；第一次大量地使用气球进行空中观察；第一次在美国歷史上普遍徵兵入伍；第一次把大规模生产的“美国体制”应用于制造军用物品。 但是，在许多方面，美国国内战争与其说是现代的战争还不如说是传统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与半世纪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更酷似50年前的拿破崙战争。尽管它使用铁路和汽船，军队还是靠畜力运输军需品。在冬季和大雨时节，战役进展缓慢或停滞不前，这是由于存在着拿破崙所称的战争中的“第五因素”——泥淖。尽管连发式武器和射击方法是先进的，但大多数步兵还是背着前膛枪；而且在战争的第一年，大部分都是滑膛枪。骑兵仍然是一支重要的兵种。以火力代替人力的现代思想观念还处于开始阶段。武器和机器在这次战争中至关重要——但人和马匹则更为重要。 人力和资源 在1861年，联邦适合当兵年龄的白人差不多为邦联的三倍半。当然，在南部，奴隶是一种军事力量，因为他们可以做北部自由人所做的战争后勤工作，从而使同等数量的白人解脱出来而到军队服役。另一方面，北部也吸收以前的奴隶参加军事劳役，最后为军队徵募了15万多人。总的说来，估计有210万人为联邦作战，有80万人为邦联作战(准确的数字不详，因为联邦的记录列举了徵募的数目，而对此数目必须核对，以避免重复计算再次应徵入伍的人。此外，南部邦联的许多记录已遭毁坏)。在北部，只有一半以上适龄男人在陆军或海军服役；而在南部，有将近五分之四的白人在陆军或海军服役，如此众多的兵源只有在奴隶制存在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 邦联的徵兵法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部为保护个人和各州权益去反对中央政府而进行备战，不得不比北部提早一年制订徵兵法令。最初几个月掀起的志愿从军的热潮，到了1861年秋就开始逐渐减弱。有一名叫约翰尼·列布的人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道：“我对士兵的生活已有足够的了解，确信它并不像所吹捧的那样。”一位邦联的将军在10月20日从维吉尼亚前线来信写道：“第一次迸发出来的爱国热情使许多人参加军队，但他们现在后悔了。这里冬天的前景正使人不安，他们在开始想方设法回家去。”入伍的邦联士兵有一半以上是一年服役期的志愿兵，他们是在1861年春入伍的(其余是3年服役期的志愿兵)。在1862年，正当北军发动春季攻势而大部分军队的军心动摇的情况下，邦联议会在12月通过了一项法令，给那些重新入伍的一年志愿兵以50美元的奖金和一个月的休假。如果重新入伍兵不喜欢旧团队，可以参加新选出的军官领导的新团队。1862年3月，担任杰斐逊·戴维斯军事顾问的罗伯特·e·李，极力主张通过一项国家徵兵法，作为避免灾难的唯一办法。 邦联议会在4月份立法规定，从18岁至35岁的健壮白人男性(包括那些正在服役期满的)，应入伍服役3年。对于那些从事某些军用品生产的人以及民兵军官、文职人员、牧师和教师，法令豁免了他们的兵役。最后列出的一项豁免充满了灾难，因为许多新的学校突然兴办起来，明显地超过了对教师的需求。1862年通过了一项补充徵兵法令，规定凡拥有20名或20名以上奴隶的任何种植园，有一名白人可免服兵役。邦联还允许应徵入伍的人雇用他人代替服役。欧美过去已有这样的惯例(在独立战争期间，国家徵兵曾允许请人顶替)。这种顶替服役办法是为了改善强制性的徵兵。但这只是对那些有钱僱人顶替的人有利。到1863年，顶替服役的市价上升到600元邦联货币(约金本位600美元)。随着“二十黑奴法”的实施，这种顶替办法产生了一种辛酸的说法：这是“一场富人的战争，但却是一场穷人打的仗”。 由于邦联的兵员短缺日益严重，乃加强徵兵法。在1862年9月把服役年龄最高界限提高到45岁，到1864年2月又提高到50岁(最低年龄界限从18岁降到17岁)。1863年12月废除了顶替服役的条款。曾经代人服役的人符合应徵条件。豁免服役的范围也加以修正(尽管有争议的“二十黑奴法”条款仍然以修正形式保存下来)。1864年2月通过的新徵兵法要求正在服役的全部男子都留在部队，从而确保1861年徵募的三年服役期士兵在期满也不能回家。 徵兵法不得人心，在南部的一些地方就不能实行，特别是在非乡村地区和一些山区。在非蓄奴的地区，“富人的战争”的论调特别强烈。一位阿拉巴马山区农民这样说：“他们所需要的就是把你调动起来，去为他们那些可恶的奴隶打仗；在你打完仗之后，你一无所获，他们也对你漠不关心。”在某些非乡村地区，逃避兵役和开小差的人组织武装团伙，杀了一些徵兵官员，抗拒整个邦联当局。 第79页 南部的一些主要政治人物还宣称。徵兵违背了邦联正在奋斗的目标。乔治亚州好斗的州长约瑟夫·e·布朗说：“在乔治亚州退出联邦前的任何美国政府法案对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的打击，也没有像这个徵兵法那样厉害。”布朗竭力挫败徵募士兵的做法。他委派许多乔治亚州人担任免除服兵役的文职官员或民兵军官的职务。这个州的民兵军官之多，到了官多于兵的地步，因此一位南部邦联的将军以厌恶的口吻叙述一个典型的民兵连队，说它由“三个校级军官、四个参谋、十个上尉、三十个中尉和一个有肠胃病的列兵所组成”。其它一些州长，特别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泽布伦·万斯也以公民自由权和各州权益为理由反对徵兵。他们的反对已成为各州权益与中央集权之间巨大冲突的一部分，从而妨碍了邦联的战争工作。 但是，尽管徵兵法遭到反对，而且在执行中效果不大并发生种种舞弊现象，但它的确为邦联军队招来了士兵。倘若不是徵兵，南部就很难使战争坚持到1862年，因为徵兵法除输送新兵到部队之外，还使老兵不能退役。在邦联军队服役的人数可能总共有12万人，估计有70000人是顶替的。实际上有多少人顶替服役还是个待解决的问题，因为许多有关顶替的证明文件都是假的。不管怎样，与联邦军队8%相比，邦联军队中征来和顶替的士兵大概占20%。在南部，强制志愿兵重新入伍，这就意味着每一个邦联士兵在战争期间长期服役，除非战死或因伤病退役。而在联邦则相反，服役期满的士兵不能被徵用，或被强制重新入伍。所以，虽然在联邦服役的士兵总数比在邦联服役的士兵大两倍半，但在部队中老兵的数目在任何时候都相差不大。因为一个老兵被认为最少可抵得上两个新兵，所以邦联在人力方面上的劣势实际上不是那么大。 然而，在发动战争所需的资源方面，南部的弱点比人力方面的弱点还要大。北部拥有接近90%的全国工业生产能力。在某些对军工生产重要的工业中，联邦的优势甚至更起决定作用。根据1860年的统计数字，北部的大小舰艇就比南部多11倍，北部比南部多生产14倍生铁、16倍纺织品、23倍火车机车，31倍枪枝(但是，枪枝的重要市场往往是在南部)。在食品生产方面，北部的优势稍高于二比一(或按人口计算大约和南部一样)。但是，联邦每平方英里铁路密度大两倍以上，机车和汽车的总数多出几倍。南部在铁路方面的劣势由于缺乏补充能力而剧增，造成了运输紧张，往往使前方缺少食物和补给品。北部牲口稍占优势，但不足二比一；邦联的许多牲口是在上南部一些地区，而这些地区不久便被联邦军队所控制。 邦联的有利条件 由于上述的劣势，南部人怎样才能指望取得胜利？有一个邦联的新闻记者这样写道：“有些条件要比数字更能加强军队。”他坚持认为：南部“在某些有利条件方面可以抵消北部在物资资源方面所占的巨大优势”。 战争的目的和士气 最重要的有利条件是从作战双方相反的战争目的中产生的。邦联“取得胜利”的目的不是要侵占北部，也不是摧毁其军队；他们只是坚持防卫，防止北部摧毁南部军队。南部人寻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那种精神，当时英军的物质优势比1861年北部的优势大得多。他们也注意其它小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在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竭尽全力不能扑灭尼德兰的反叛。奥地利军团向小国瑞士进军而徒劳无功。杰斐逊·戴维斯在1861年4月26日给邦联议会的第一篇战争咨文中这样说过，像那些热爱自由的叛逆者那样，“我们不谋求任何征服、任何扩张，也不谋求我们刚刚组成的邦联各州作出任何让步。我们所要求的是不要干涉我们”。 为了取胜，北部不得不入侵、征服和摧毁南部的力量和反抗意志。侵略和征服在逻辑上比保卫领土难得多。英国军事专家回顾1776年英国军队的经验，在1861年承认，像邦联那样大的国家是不能被征服的。在内战早期，伦敦《泰晤士报》曾这样评论：“把反叛者从波多马克河南岸赶走甚至占领里奇蒙是一回事，但征服和永久控制几乎像欧洲俄罗斯那样大的一个国家则是另一回事，……任何独立战争莫不以胜利告终，除非在这一战争中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就像英国在独立战争时期不得不放弃对殖民地的征服一样，所以，北部也将不得不放弃征服南部。” 那种无形的但却是重要的精神因素对一支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军队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一位邦联首领这样写道：“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战斗，为我们的生存而战斗，我们就具有巨大的有利条件。纵观全球，难道说100万在本土保卫自己抵御外侮的军队从单纯军事观点来看，不比入侵别国的500万外国军队更强大吗？”当邦联变成了侵略者的时候，这种士气上的有利条件就转向北部了。在葛底斯堡战役的第一天，一位联邦的官员就这样写道：“我们士兵战斗的热情比他们在维吉尼亚时高三倍。宾夕法尼亚州遭到侵略，而我们正在自己的本土上进行战斗，这种信念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的情绪。”当邦联在葛底斯堡战斗后撤到维吉尼亚时，李将军的一位参谋军官说：“必须承认，我们的士兵在波多马克这一边(南边)作战时，情绪是饱满的。……他们不愿在人民对他们抱有敌意的国家里作战，而今天他们每一个人都确实比三天前强两倍。” 第80页 地理和后勤 南部重要的军事优势之一是地理条件。邦联拥有很大的国土——75万平方英里——有1776年时的13个殖民地两倍大。邦联东部的地形有利于抵御入侵。阿巴拉契亚山脉是一重难以对付的屏障。它抗拒敌人的突破直到1864年谢尔曼入侵乔治亚。维吉尼亚的谢南多厄河谷形成一条入侵的自然通道，但它有利于邦联而不利联邦，因为它走向西南，而远离里奇蒙和维吉尼亚的主要战场。的确，邦联三次利用这河谷入侵和威胁北部(杰克逊在1862年，李在1863年葛底斯堡战役和朱巴尔·厄尔利在1864年)。因为在那一地区，从河谷直指重要的北部城市，其中包括华盛顿本身。南部大部分地区林木覆盖，为军队防卫作战提供了掩护。 在华盛顿和里奇蒙之间，东西横贯6条大河和无数的溪流，每一条河溪都是一道防御线。相反，在邦联西部地区，河流系统却对入侵军队有利。坎伯兰和田纳西河是入侵田纳西、北密西西比和北阿拉巴马的通道，而密西西比河却像是一支射向下南部心腹地区的箭。 但是，除了河流，入侵军队还得依靠铁路和公路，而铁路特别容易受到游击队和骑兵的攻击，他们创造了破坏路轨、桥樑和机车车辆的技艺。联邦工程技术兵团的修復工作也变得同样的熟练(一个北军建筑连队曾建造一座有40万板英尺木材合成的800英尺长的桥樑，从树木到桥架只用四天半时间)，但北部的军事调动由于后方供给线受到破坏而经常延误或停顿。这样，几百名游击队或骑兵就可以使全军无法行动，并迫使它派遣数以千计的士兵去护卫交通。 部队一旦从军需运输终点站或水路补给基地开出，其行军队伍、炮兵和给养车队就不得不从陆路行进。联邦在南部作战，平均每40个士兵有一辆给养车，每2-3个人有一头骡马。一支10万人的入侵军就要负担2500辆给养车和至少35000头牲口，每天就要消耗600多吨或更多的补给物资。南部道路情况恶劣在军事上使邦联大占便宜。大部分都是泥土小路，又没有沟渠或别的排水设施以防雨季不能通行。给养车和炮车往往陷入泥泞，深达车轴，特别是在维吉尼亚，那里的红土形成了一种几乎象流沙一样的泥浆！内战题材的文学作品有很多是有关泥土的故事。一位在1862年参加过维吉尼亚半岛战役的联邦军官坚持说，他曾看到过一头军骡除了两只耳朵外，全都陷进泥浆不见了。但是他承认“这是一头小骡。” 当然，道路很坏，这对叛乱者或北军来说都是一样。但一支军队在本土作战，比较接近基地，所需的补给车也少一些，因为他们可以从友好的乡村徵收到很多粮草。另外，南军士兵的行装也比北军要轻一些。邦联步兵行军携带用毯子包着仅有的用品而不带背包，没有帐篷也可以过得去，吃的也较少，因此行军装备一般是30-40磅，还包括步枪和弹药。而联邦士兵的全副装备约50磅。北方军工生产十分充裕，使得某些联邦将领对军需挥霍无度，因而使部队的供给难以维持。阿伯拉罕·林肯曾经愤怒地告诉过一位将军：“辎重的增大和堆积至今几乎成为我们的祸根。”直到1864年，北部某些指挥官才懂得早在两年前邦联将领理查·尤厄尔所发表过的意见：“过多的辎重使部队无法沿着通向胜利的大道行进。” 联邦军队越向敌区深入，其补给线就越长，因此就越需要派部队保卫补给线。到1864年谢尔曼抵达亚特兰大的时候，他的全部军队只有一半是在前线的，其余部队则固守在从查塔努加和纳什维尔到路易斯维尔全长470英里的铁路生命线上。作为入侵军，联邦军队还得派出大量部队去执行占领任务。 因此，到1864年初，在联邦军队服役的661,000名士兵中，不到半数在前线作战；而邦联在总数278,000名士兵中可能有四分之三的人在前线作战。所以南部通常对战败(“先生，他们永远不会击败我们，除非他们是四比一。如果我们走运，或人数不是那么悬殊，我们就会赢得我们的事业而独立了。”)的解释需要作一些修正。的确，有一位撰稿人认为，在50次主要战斗中，联邦参与战斗的人数平均比敌军多2%。这样说可能是对联邦在人数上的优势打了折扣。一份根据对此问题的精确统计研究所列出的60次战斗得出的计算数字表明，联邦军队比邦联军队人数平均多37%。即使是这样，也离许多有关内战史所叙述的“压倒的数目”相去甚远。 邦联打防御战的其他有利条件是内线交通、熟悉地形和道路、情报网优越。“内线”一词，简言之就是在弧形防卫线以内的部队从一地转移到别地的距离比在外线作战的入侵部队所经的距离要短。在维吉尼亚战场就发生过多起这样的事例。最明显的是在1862年7-8月间，李把军队从半岛转移到拉帕哈诺克，距离约75英里，而驻守波多马克的联邦军队得走三倍那么远的路程，部分地方还要经水路。有些联邦的队伍抵达过迟，不能参加布尔河的第二次战役。 在南部，偏僻的乡村道路纵横交错。这些道路在任何地图上都是没有标出的。只有了解当地情况的人才能引导部队沿路行进，而许多道路通过茂密的森林，这样可以隐蔽行动，避免敌人发觉。但是一步走错，就会使整师人迷失方向而陷入绝境。在这里，邦联却有很大的优越条件。叛军利用这样的道路向敌军发动突然袭击。这种袭击的范例是杰克逊对钱瑟勒斯维尔发动的侧翼攻击。这次袭击是沿着过去为炼铁炉运送木材的狭窄小道经过一天的行军之后进行的，由炼铁炉主人的儿子作嚮导。还可以举出很多袭击事例来说明联邦军队由于地图不准确或没有地图而在这样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 第81页 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曾经这样写道：“如果我只关心自己的荣誉，我总会选择在自己的国家内打仗的，因为在国内每一个人都是密探，敌人採取任何行动我都不可能不知道。”罗伯特·e·李也会这样说的。在抱有敌意的居民中活动，联邦军队在军事情报方面是明显地处于劣势。一位北部官员报告说过：“甚至连妇女和儿童都争相出谋划策去收集并送给敌人一些我们力图保密的情报。”邦联对通过这样渠道取得的情报往往採取保留态度，而主要依靠他们出色的骑兵部队。当然，骑兵部队在友好的居民区比在敌对的居民区中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可以举出许多由平民密探传递的重要情报的实例。最着名的是1862年杰克逊的谢南多厄河谷战役中比利·波德的工作。 邦联的游击队 关于南部游击队对战争的影响，歷史学家的意见还不一致。布鲁斯·卡顿撰文说，游击队的多次的袭击“使联邦高级指挥陷于混乱，使入侵者得不到有关对方的部队和位置的准确情报，切断了供应和交通线，并有效地使联邦在人员方面拥有的巨大优势失去作用。”游击队领袖约翰·辛格尔顿·莫斯比的传记作家声称，游击队1864年在维吉尼亚联邦战线后面的活动，是“使战争延长到1865年的重要原因”。但其他歷史学家则认为，游击队对邦联的事业则弊多于利。据称，他们耗尽了正规军队的潜在的人力，他们野蛮地攻击平民百姓和后方军事人员，使南部的事业信誉扫地，从而引起了无情的报復。根据这种说法，对联邦补给线成功袭击的功绩不应归于游击队，而应归于像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和约翰·亨特·摩根那样的指挥官所领导的骑兵部队。 事实真相可能就在这两种论断之间。虽然关于游击队使战争拖长一年之久的说法是夸大其词的，但莫斯比的游击队的确给联邦的指挥官以无穷的困扰，也的确妨碍了联邦在谢南多亚河谷的活动。在别的战场上，游击队也在联邦的后方挑起了动乱。关于不是游击队而是邦联骑兵完成这些任务的论断，是没有认识到在游击队与骑兵两者之间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有时也是很小的。几乎全部游击队都是骑马，绝大部分人作为“游骑兵”与邦联军有某种关系。很多骑兵人员与摩根、福雷斯特和其他骑兵部队将领并肩作战，他们都是当地人，在进行袭击之后又恢復为典型游击队模样的平民百姓。 游击战在南方曾享有颇富魅力的声誉，这是源自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沼泽狐”弗朗西斯·马里恩的英勇行动。在邦联陆军部的同意下，1861年成立了几支游骑队，特别是在维吉尼亚西部，他们骚扰联邦占领军，反覆切断巴尔的摩到俄亥俄的铁路线。在密苏里和阿肯色的邦联将领们支持威廉·匡特里尔和其他游击队领袖早期的行动。联邦的将领则组织反叛乱的部队，跟踪并摧毁叛军游击队，但正像近期的战争那样，这些行动多遭失败而很少成功。 1862年4月，南部国会批准正式组建游骑兵部队。这些游骑兵部队将成为邦联军队的编制。莫斯比的游骑兵是这些部队中最着名的。莫斯比的勇敢行动(包括在离华盛顿仅10英里远的地方把联邦将领从床上活捉的事迹)成为传奇，从而赢得了j·e·b·斯图尔特和罗伯特·e·李将军的赞赏。莫斯比的队员的装备与其他游击队不同，他们常常穿着邦联的军服；他们常用抢来的联邦军外衣作为伪装，这样他们就能随便通过北军的阵线。 尽管游骑兵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到1863年，一些邦联领袖开始对游骑兵的价值堤出了疑问。许多未来的新兵都愿意加入这些游骑兵部队，因为纪律比较松弛，生活富于冒险性，而且可望得到战利品。大部分游击队比“砍杀队员”(联邦方面给他们起的名称)好不了许多。用一位联邦的官员的话来说，他们是“为杀人而杀人，为爱财而掠夺”。在这些砍杀者中最着名的是匡特里尔。他在邦联军队中任上尉。1863年他带领人马袭击堪萨斯州的劳伦斯。这是一个古老的自由的要塞。他烧毁了这个不设防的城镇，残酷地屠杀了183名男性居民。这一次袭击和其他由密苏里游击队搞的声名狼藉的袭击使所有游击队员得到一个砍杀队员的形象。1864年1月，邦联议会废除了承认游击队的法律，并命令他们与正规军合併，但这只是一纸空文，大部分游骑兵部队仍继续活动。 如何处置被俘的游击队使联邦政府颇伤脑筋。在内战初期，有些将领威胁说要处死他们，但这样只能以牙还牙地使被俘的新英格兰人得到相应的报復威胁。1862年联邦陆军部决定把游击队员作为一般战俘对待，只要他们为邦联正式承认。但是，由于游击队的暴力升级，而许多游击队员不穿军服或不受官方的约束而行动，因此联邦指挥官在俘获他们的时候，有时就把他们杀死。1864年7月北部议会批准了这种做法。当菲利普·谢里登于1864年8月在谢南多厄河谷统率联邦军队时，格兰特告诉他：“莫斯比的人一经抓获，不用审判就可就地绞死。”谢里登的一个名叫乔治·a·卡斯特的骑兵指挥官处决了六个游骑兵，因此，莫斯比让6个被俘的卡斯特的骑兵在行刑队面前抽籤处死。 第82页 作为邦联游击队活动的游击队员，可能不超过10000人(不包括正式的骑兵部队)。似乎有理由这样说，他们对联邦战斗力的损害比前线同等数量的军队的危害要大一些。他们在别的战役中，以游击战的方式，牵制了比自己大数倍的担负防卫或搜索破坏任务的正规军。但是，不管游击队的军事价值怎样，可以肯定，游击队的袭击和联邦部队的报復加剧了敌意和暴力行为，从而促使这场内战成为一场全面的战争——一场不只是军队的，同时也是人民参与的战争。 人力和武装 凭着在本土进行自卫战的多种有利条件，打成僵局将是胜利。也许南部的想法是对的，他们认为一个南部人能对付10个北部人——或者最少3个。在内战初期，邦联的普通骑兵或步兵也许都比敌人强些。南部大多数孩子把骑马和狩猎作为成长过程的必要部分。大部分叛军士兵不用教练就会射击，而许多北部人则需要学习射击。军事价值观念对南部文化来说，比对北部文化更为重要。不那么现代化的南部社会表明了在内战前半期的军事优势，但在战争中人和马匹的传统军事素质逐渐地让位于工业和战车的现代化优势。 骑兵部队 邦联在初期享有骑兵部队的最大优势。骑兵曾引证卡尔·冯·克劳塞维兹 [ 译者註：克劳塞维兹是普鲁士19世纪时的将军，卓越的战略家，写有《战争论》等几部着名的军事科学着作。 ] 的名言，说一个国家将会打一场与其社会制度相称的战争。南部没有好的道路，南部人不得不从小就骑马，而大多数北部人是坐着马拉车旅行。训练一个骑兵比训练一个步兵或炮兵需要更长的时间。正规军的骑兵军官大多数是南部人。在领导方法、骑马技术和同等重要的马匹饲养工作中，邦联的骑兵一开始就得心应手。骑兵吸收了南部人那种随遇而安的素质。谢尔曼将军贴切地描述了这种素质： 南部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种植园主的儿子，城镇的律师，撞球和各种运动的好手……。他们在本质上恨北方佬，对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毫不在乎。他们只要有良好的马匹、丰足的草料和开阔的土地，就心满意足。……他们是卓越的骑士，一流的射手，而且完全不顾后果的。……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骑兵。 在战争的头两年，邦联骑兵围绕着北方骑兵兜圈子。用一位英国观察者夸张的话来说，这些北方骑兵“甚至在马小跑时也很少骑上”。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骑兵在内战期间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们不久就被废弃。他们是陆军的眼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敌人兵力多寡和行动的情报，同时掩护自己的陆军免受敌人骑兵进行同样的侦察。这种侦察作用在南部森林地带变得特别重要。叛军骑兵在内战头两年间使北方佬相形见绌。骑兵的另一任务是在前方或行军部队或作战部队的两翼进行巡逻，以防突然袭击和侦察敌人侧翼的活动。在战争初期，邦联骑兵这种工作也做得很好。铁路的重要地位也提高了骑兵作为一支深入敌后的袭击部队所起的作用。 马刀已几乎成为礼仪上的一种武器，有些骑兵不愿佩带马刀。骑兵的主要武器是后膛装弹卡宾枪。因为南部卡宾枪短缺，许多叛军骑兵都携带散弹枪。大部分骑兵还带左轮枪。骑兵部队在某些战斗中实际上是徒步的，他们主要利用马匹作为向战场快速运输的工具。美国内战使骑兵的马下战术有了新的发展。福雷斯特就是这方面的革新者之一。谢里登在1864年指挥波托马克骑兵队时就进一步应用了这种方法。虽然骑兵比步兵打的硬仗少，但步兵那种半嘲笑半嫉妒地提出“谁曾看见过一个阵亡的骑兵？”的问题是不反映现实情况的。到1863年后期，一些联邦骑兵队配备7响卡宾枪，这就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火力，并在马下战斗中使同等数量的步兵无法匹敌。火力的加强，再加上马术、领导方法和经验的改进，使联邦骑兵到1863年达到了邦联骑兵同样的水平；并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又使他们在一个拼一个方面占了优势。 炮兵 正像邦联初期的骑兵优势反映南部社会现代化前各方的情况一样，联邦在整个战争中的炮兵优势也反映了北部的技术优势。关于制造大炮、炮弹、火药和引线的工业实力，当然是北部强于南部。旧军队的炮兵军官大部分都是北部人。在北部，很多人具有数学才能并受数学方面的培训，这对于射程和仰角的计算是非常需要的。 在战争头两年，邦联方面俘获的大炮要比它自己制造或进口的大炮还多。这些战利品不仅包括在退出联邦时从要塞和诺福克海军造船厂夺来的重炮，也有在战场上缴获的野炮。可是，到了1863年南部生产了大部分大炮，主要是在里奇蒙的特里迪加钢铁厂的出品。邦联方面制造了将近3000门榴弹炮(北方7000多门)，并在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白手起家建起了世界最大的火药厂。但是，许多南方制造的榴弹炮有缺陷，而且容易爆裂，炮弹引线也不可靠(联邦方面的也一样，但缺点少一些)，使大部分炮弹过早或过迟爆炸，或者根本不爆炸。 内战时期的榴弹炮有两种基本类型：滑膛的或有来复线的。有来复线的大炮是新式的。在1859年，法奥战争中曾用过一些有来复线的大炮，但在美国内战时，才使这种大炮得到首次广泛应用。有来复线的炮筒使炮弹射程更远，速度更快并更加准确。联邦的榴弹炮约有一半是有来复线的，邦联的榴弹炮三分之一也有来复线。大炮的炮弹基本上有三种：炮弹、远程实弹和对付步兵进击近距离防卫榴霰弹(霰弹筒或葡萄弹)。榴霰弹是装在炮弹之中，炮弹爆炸时发出几百个小子弹(霰弹筒)或9个高尔夫球大小的炮弹(葡萄弹)。一门榴弹炮向近程的军队发射榴霰弹的效果就像一支锯短了的散弹枪的效果一样。尽管有来复线的榴弹炮威力更大更准确，但炮兵仍喜欢使用12磅的拿破崙式的滑膛炮。炮弹引信不可靠降低了有来复线的远程炮的价值。而可以发射多种炮弹的拿破崙式滑膛炮，则是发射榴霰弹的最好的火炮。 第83页 最早的粗制机关枪是在内战期间研制出来的。r·s·威廉上尉为邦联发明了用旋转的凸轮轴操纵的枪枝，凸轮轴从漏斗以每分钟20发的速率向后膛送入子弹。显然这种枪早在1862年就用于战斗了。当时最少制造了24支，但容易发生故障，没有多大作用。北部研制的两种快发的枪枝也是这样，它们是“咖啡碾磨机枪”(林肯给它起了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输弹器酷似一个咖啡碾磨机)和格林式机枪，都是由印第安纳的理查·格林发明的。这种多管的格林式机枪在正常转动时每分钟可打250发子弹，成为战后现代机关枪发展的模式，但由于机枪可靠性差，在战争时期无法在重要的战斗使用。 步兵 尽管骑兵有魅力，炮兵有威力，但步兵仍是内战军队中最重要的军种。在联邦的作战部队中，80%是步兵，骑兵不足15%，炮兵约占6%。在邦联的军队方面，炮兵的比例是一样，骑兵高一些，接近20%，而步兵较低，只占75%。步兵蒙受了80-90%的战斗伤亡。步兵在内战中的相对重要性比其他任何战争都要大一些，因为来復枪已取代滑膛枪成为步兵的武器。 来復枪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懂得，在滑膛枪管里刻上螺旋槽沟使子弹急速旋转就会增大射程和准确程度。狩猎武器通常是有来复线的。18世纪的一些军队就有专门的来復枪团。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滑膛枪还是步兵的主要武器。为什么这样？因为用来復枪发射的子弹大，是难以穿过前装式枪枝的枪管的。一枝来復枪打过几次之后，黑色炸药的渣滓积存在槽沟里，不擦干净就不能再装子弹。因为快速装弹和确保连续而持久的发射是军用武器的重要条件，所以来復枪只能在特殊的情况下使用。 枪枝设计者长期以来一直试验各种办法，以克服这些缺点。法军上尉克劳德·e·米尼埃曾被委託解决此一问题。他在1840年代发明了一种细长的子弹，子弹后面带有铁质或木塞质插头插在底座，一触发底座就会膨胀至来复线。子弹的直径比枪管口径稍小，能容易装入枪膛。当子弹发射通过枪管时，膨胀的底座能使槽沟保持干净。米尼埃弹造价很贵，而且因採用木质或铁质底座，容易发生故障。内战时期来復枪使用的着名“米尼埃”弹是由哈珀斯渡口军火厂的一位名叫詹姆斯·h·伯顿的美国人研制出来的。它没有插头，而在底座上刻有一个凹窝，发射子弹的火药爆炸时产生的气体能促使底座膨胀起来。 这种简单的发明使军事技术发生了变革。滑膛枪最大的射程约250码，但士兵很少能命中80码以外的任何目标。在1861年，伊利诺伊团队有经验的射手用滑膛枪朝着180码以外的面粉桶打了160发，只打中了四枪。与此相对比，新式的斯普林菲尔德和恩菲尔德来復枪的射程则超过1000码，有效射程约400码。新罕布尔什一个团队在1861年10月得到斯普林菲尔德来復枪后，有个士兵写信回家告诉父母：“我们有一天外出试了一试这种枪，射程600码，有360发打中了老杰弗里那样大小的目标。”在射程上增加了5倍，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步兵对付骑兵和炮兵的力量。这么一来，骑兵袭击步兵就等于是自杀，因为骑兵还未接近步兵，而大部分马匹和骑兵就已被打中了。由野炮部队随进击的步兵一起进军或打头阵的拿破崙战术不再有效，因为当炮兵靠近敌人能作出较大的杀伤前，炮手和马匹已被击中了。 来復枪在战术防御上比进攻有较大的优越性。传统的战术是用步兵对防御阵地发动密集的正面攻击，防守者在进攻者用刺刀逼近他们之前，仅仅有用滑膛枪打一两枪的时间；但使用来復枪时，防守者能在5倍远以外的距离对进攻者射击。进攻的行列很少能靠近到能使用刺刀的地步(内战伤员受刺伤的不到1%)。但西点军校出身的司令官对来復枪的新威力不够重视，因为他们在西点军校教科书中学过拿破崙战术，并曾经歷过墨西哥战争，而在这一战争中密集攻击往往是成功的。双方的将军们晚到1864年时，还下令作正面攻击，结果遭到反击，伤亡惨重。 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防守方面也从阵地战的发展中得到好处。当然，战地壕沟不是新鲜的东西，但来復枪的出现就迫使部队比以前更需要寻找隐蔽的地方。到1863年，两军的士兵实际上在每个军队部署区都修建壕沟和胸墙工事。1864至1865年各次战斗在维吉尼亚和乔治亚州乡村留下的创伤，恰似一批大鼹鼠曾经在那里挖沟打洞。精锐部队在牢固的战壕里可以抵御3-4倍那么多的进攻部队。就像机关枪和战壕完全支配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一样，来復枪和战壕支配着内战后期的战场。 然而，在1861年，双方大部分团队都用滑膛枪，因为在战争开始时，还没有足够的来復枪去装备为数不多的正规军。联邦和邦联政府、一些州政府和一些私有公司都派出代理人到欧洲，他们在那里竞相出价购买英国和欧洲大陆多余的武器。联邦和北部各州在欧洲共买了100多万支滑膛枪和来復枪，其中有些没什么价值，但大部分是有用的。到1863年，国内军火工业为联邦军队生产了足够的来復枪，从而停止了向外国购买。麻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美国兵工厂生产了近80万支来復枪，私家制造厂另外制造了斯普林菲尔德型来復枪90万支。北部工厂和政府兵工厂在内战期间生产了250万支各种小型武器，这一空前成就标志着军火工业的现代化效率。 第84页 邦联是无法赶上这一产量的。邦联内部来復枪生产情况不明，可能不超过25万支。此外，南部进口了60万支来復枪，其中大部分是恩菲尔德型。在内战开始第一年，邦联极需武器；在1862年，得胜的叛军缴获了10万支联邦来復枪，偷越封锁线的船只又带进20万支，从而使南部的小型武器不再短缺。到1863年，双方的大多数步兵都配备了现代化来復枪了。 这些枪尽管是“现代”的，但仍旧是单发的前装枪。这种武器要装上子弹，程序很复杂。士兵从弹药盒里拿出用纸包装的装有子弹和火药的子弹筒，用牙齿把纸撕开，将火药倒下枪管，把子弹放进去，用通条把子弹和火药向下夯实，把击铁板搬起一半，在火门上安上火帽，扳动击铁，瞄准，然后发射。有经验的士兵每分钟能打2-3发。在战斗中，人声嘈杂，情绪激动，许多士兵因有一两步发射程序没有做好，枪就不能发射。筋疲力竭、心烦意乱的士兵，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又夯下一筒子弹，这样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甚至许多次都发射不成。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在战场上发现24000支装了子弹的来復枪，其中有一半的枪管里有两枚子弹，有6000支装着3枚以上的子弹。有一支出了名的样板枪，在枪管里竟塞满23发子弹。一个士兵即使每个动作都正确无误，但通常是站着或跪着去装子弹(虽然有些敏捷的人学会在躺下时也能装上子弹)，因此，就使自己暴露在敌人炮火之下。 显然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来復枪的枪闩处装上子弹。军队的后膛枪已配备多年了。令人烦恼的是，这种武器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火药爆炸热烟从枪闩冒出，这就使枪枝发生故障，因为枪管发热而无法迅速使用。在19世纪50年代，有几位发明家(包括成为联邦将领的安布罗斯·e·伯恩赛德)研制出铜质子弹筒或其他装置，大大地解决了泄气的问题。后装式的卡宾枪一生产出来，就配备给了联邦骑兵；而一些叛军骑兵也装备了这种卡宾枪，这是他们缴获的，或从里奇蒙兵工厂少量产品中得到的。康乃狄克州精明的新英格兰人也发明了后装式的连发枪。性能最好的是斯潘塞7发卡宾枪，它用枪托上的弹簧夹供弹，这种枪枝是1864-1865年北军部队最喜欢的武器。 后膛装弹和连发的技术不仅用于卡宾枪，也适用于来復枪(两者主要的差别是来復枪的枪管较长，所装的炸药量较重)。但美国军械局对于为步兵配备后膛枪的意见迟迟不予接受。愤怒的进步人士把军械局局长詹姆斯·里普利称为“不识时务的里普利”，因为他反对用后装式来復枪。一些歷史学家认为，如果里普利在1861-1862年订购大批后膛枪和连发枪，战争就可能会缩短一年或更多一些时间。事实上，在林肯强迫里普利在1863年9月退休前，并没有生产多少后装式步枪。 但这个问题又有另外的一面。里普利和其他官员最初对后膛枪和连发枪所持的怀疑态度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辩解说：第一，在1861至1862年，这些新式武器的优点还没有得到证实。如果等到全部军队都用上这种可靠的斯普林菲尔德式前装枪时再抽调资源进行转产，那是愚蠢的。第二，由于从欧洲买回和国内生产一些型号的前装枪，军械局要为不同的团队供应合适的弹药已感到十分困难，而更不用说还要为当时已有的十几种不同的后膛枪提供弹药了。第三，士兵使用后膛枪可能浪费弹药，因此就加剧了已经严重的后勤问题。虽然最后证明用后膛枪和连发枪武装的士兵在发射中比以前更有效和准确，但是，在战争早期乱放枪、浪费弹药的情况就足以表明这种争辩是有道理的。尽管前装枪有缺点，但在战场上尸体遍地也残酷地说明斯普林菲尔德式和恩菲尔德式前装枪是致命的武器。 但是，反对里普利的一部分指控是有根据的。后膛枪尽管有缺陷，但还是较好的武器。如果不是里普利反对，就能早一点生产更多这种枪。为联邦军队总共制造了约10万支夏普式单发后膛枪(9万支卡宾枪、1万支步枪)、55000支伯恩赛德式单发卡宾枪、85000支斯潘塞式7发卡宾枪及步枪和至少有10万支其他型号的后膛枪和连发枪。这些枪枝在内战后期给北军士兵带来了强大的优势。 南部和北部的战时生产和供给 邦联士兵的武器装备虽然往往比他们的敌人差，但在1862年以后军械已不再短缺。邦联军械局的后勤工作是很成功的。这种成功的缔造者是军械局长乔赛亚·戈加斯，宾夕法尼亚人，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并娶了一个南部女子为妻。戈加斯在开始时除了里奇蒙的特里迪加钢铁厂外就别无所有。他创办了几十个工厂，生产了大量军火弹药。他有即兴创作的才能。他向南部教堂和种植园发出唿吁，把钟交出来熔化铸成大炮。南部妇女从夜壶尿硷中滤取硝石去制造火药。军官们打扫战场回收铅去制造子弹。军械局官员到农村去找蒸馏器具，以便熔化后取铜去制造步枪雷管。戈加斯的成就可以用他在1864年4月8日日记中的话作最充分的描述，他写道：“曾作为陆军部供应最差的一个局”， 但军械局现在是最好的。大的兵工厂已经在里奇蒙、费耶特维尔、奥古斯塔、查尔斯顿、哥伦布、梅肯、亚特兰大和塞尔马等地建立起来了，在奥古斯塔建起了极好的火药厂。……我在彼得斯堡建起了炼铅厂；……在梅肯建起了制造重型武器的火炮铸造厂，在梅肯、哥伦布、乔治亚和奥古斯塔建起了铸铜厂；在北卡罗来纳的索尔兹伯里建起了制造子弹和炮弹的铸造厂。……在这里(里奇蒙)已经建起了卡宾枪制造厂，在阿什维尔建起了来復枪厂(转移到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在这里，3年前我们不能生产一支枪炮、一支手枪、一把马刀、一颗子弹、一颗炮弹(除在特里迪加工厂以外)、一磅火药，可现在我们能大量地制造所有这些军火来满足我们庞大军队的需要。 第85页 但是，当我们谈完邦联军械局再转向邦联的兵站局和军需官员局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的景象。像拿破崙说的那样，如果一个军队饿着肚子进军，那么南军的机动性则是格外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难得有足够的食物。南部铁路很坏、急剧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经济混乱以及兵站总监卢修斯·诺斯罗普的工作无能(据说他的留任完全是出于戴维斯总统对他的偏袒)，这一切使得食物供应成为邦联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在1862-1863年冬季，李的部队每天定量减少到4盎司咸肉、8盎司粗玉米粉，偶尔有一把米或黑豆。数以千计的人有坏血病，只有春天到来能使士兵们吃上檫树树根和野葱时这种病才会消失。1864年1月李曾写道：“除非有转机，否则我担心军队就不能保持战斗力，也不能确保不遭瓦解。” 士兵可以穿着破烂衣服打仗，许多南军就是这样干的。但是，如果没有鞋穿，要每天行军20英里或在冬天站岗放哨，那是很困难的。可是，邦联方面的士兵也办到了。有些南部士兵几乎是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鞋穿的。当李的军队在1862年入侵马里兰的时候，有数千士兵掉队落在后面，因为他们不能光着脚在多石的马里兰道路上行进。这些人如果在安蒂特姆的战斗中出现，他们就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了。 联邦的军队有时也缺乏适量的食物。在1862-1863年间，由于兵站部的腐败和无能，在波托马克河军队中发生了食物短缺和坏血病。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北军的供应都是丰足的。兵站总监蒙哥马利·梅格斯是一个出色的官员。北部的工、农业所生产的军服、大衣、鞋子、猪肉和“硬饼干”(联邦的一种3英寸见方大的定量供应的硬面包)和其他物品很丰富，使北军士兵浪费了不少供应的东西。一位联邦将军承认：“用我们浪费掉的东西就足够供应一支相当于我们的军队一半的法国军队。” 最后，北方经济的巨大资源和生产力使联邦军队能够压倒邦联方面在本土防御作战所拥有的优势。从兵对兵来看，北军士兵并不比南军好多少；起初他们可能并不好，但北军比南军人数多，而他们的装备和给养都比较好。 为战争筹措资金：邦联 邦联经济最严重的缺陷是它本身的财政结构。南部由于主要把资金投入土地经营和奴隶买卖方面，所以没有建立起能适应战时经济要求的国家财政体系。邦联不得不印发货币以促使金融发展，但通货膨胀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上升，不可抑制。 这是战争的一种残酷嘲弄，因为邦联的财政部长克里斯多弗·梅明格是主张使用硬币的，他认为滥印纸币是筹集钱财最危险的办法。为战争筹措资金有三种办法——徵税、借债和财政部证券(纸币)——梅明格主张採用第一种办法，但邦联议会对增加新的税收又抱谨慎态度。美国人已经有35年不给联邦政府付内部税收了，政府战前有节制的预算资金是由关税和土地买卖提供的。南部的立法人员认为战争的时间不会太长，加重赋税会减弱人们的爱国热情，因此在1861年8月以前都没有通过一般的税收办法。当时徵收的少量的直接财产税可通过这样的办法予以减轻，就是只要他们在1862年4月1日以前向邦联财政部交付税收的话，可以减少税收限额的10%。除三个州外，其余州都这样做了，但不是收税而是发行了州债。 比徵税更令人惬意的是发行债券，由后一代人偿还，他们可能会享受到战争一代的牺牲而赢得的独立所带来的好处。邦联的第一批债券(1500万元)在1861年的一派爱国热情中完全被认购完了。但是，这一债款吸收了南部的大部分现有硬币，但却支付不了上升的耗费。资金的短缺萌发了一种“产品公债”的巧主意，这将会使农民以收成的部分所得作抵押以购买相当于他们抵押品市价的债券。这种产品公债，在1861年5月第一次批准发行5000万美元；到8月份，增加到一亿美元。但反应是令人失望的。抵押物来得慢，政府要费劲去收取。棉价迅速增长促使棉农拿着棉花等待高价，甚至偷运棉花越境到敌方赚取北方的黄金。邦联的产品公债只发行了3400万元——大部分是在战争后期，这时候货币已经贬值到几乎不值钱了。 为了填补财政上的缺口，国会在1861年和1862年先后发行了11900万美元和4亿美元的纸币。一旦以这样大的规模开始印发货币，就势必如火上加油——印得愈多，达到同样结果的需求就愈大。在由于封锁、联邦入侵和南部铁路状况恶劣造成各种物资短缺的同时，这样发行纸币就使物价指数在1863年达到162（1861年1月为100)。州、市政府在货币泛滥中又印发了他们自己的纸币。印刷粗劣的伪造邦联纸币也广为流传。南方转向物物交换的经济，因为贷方要求用货物支付而不要贬值的货币。农民抱怨说，庄稼被军需官员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强行徵购。工资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南部的实际工资在战时最少下降65%。城市居民应付不了扶摇直上的食品价格和房租。在1863年，一些城市都因食品短缺而引起骚乱。 到1863年，每个人都认识到滥印纸币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1861年曾经反对过高税收的各家报纸却改变腔调，令人奇怪地说什么人民要求纳税。国会对此作出反应，并在1863年4月24日通过了值得注意的综合税收提案。提案包括：消费品8%的消售税，批发商10%的所得税，货物税，商业和专业的执照税(后来的修正案对拥有土地和奴隶增收5%的税收)。累进所得税从收入一千美元和一千五百美元的1%到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15%。另一个罕见的特点是对农产品实行“实物税”。农民在留下家庭的定量粮食后，要把余粮的十分之一交付政府。 第86页 这些税收是失败的。由于联邦入侵的压力，邦联政府又面临崩溃，因而逃避税收的现象很普遍，而强制徵收又难以正常进行。在两年之中，税收款以严重贬值的通货计算只有11900万美元。实物税只有价值6200万美元的产品。后一种税收特别不得人心。靠近战场或铁路的农户发现，他们应交的税额全都被税务官员所攫取，而远离军队或运输线的农户却交得很少或根本不交。当存放在政府仓库里的实物税粮食因缺乏运输工具而腐烂时，农民更痛心不已。 1863年7月邦联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军事失利之后，通货膨胀就愈加恶化了。唯一的补救办法看来就是加快印刷纸币。到1864年春，人们要用46美元才能买到三年前一美元的东西。邦联议会为了改变这种趋势，要求把财政部证券变为低息的公债(实际上是一种强迫性借贷)或以三张旧券换两张新券的比率去兑换财政部新证券。这种不公正的赖债方式的确使通货稳定了几个月，但这是以破坏邦联财政信誉为代价的。到了1865年春，物价上升到战前的92倍。 不妥当的财政政策是邦联失败的原因之一。政府靠各种税收占其收入不足5%，靠贷款占收入35-40%，余下60%是靠发行流通券，这种办法是解决灾难的不错的诀窍。但它逐渐削弱了老百姓的信心，使大多数人遭受苦难。急剧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以一种没收性赋税沉重地转嫁于穷人身上。然而，邦联议会和财政部不应受到各种指责，他们力所不及的种种因素——联邦的封锁、北部的军事胜利、欧洲国家政府拒不承认邦联——也起了作用。但是，主要祸害是南部失去平衡的农业经济，它不能适应现代的全面战争的要求。 为战争筹措资金：联邦 起初，联邦政府对为这场重要战争筹集资金方面似乎并不比邦联有较多准备。在1857年经济恐慌后的萧条已减少了税收的收入。正当经济正在恢復的时候，退出联邦的危机又使它陷入衰退的境地。联邦预算从1812年战争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赤字，而且持续了4年。林肯任总统时，国债比以往高，政府公债券以低于票面值的价格卖出，财政部发行的证券几乎全部卖空了。新的财政大臣萨蒙·p·蔡斯的任命不是因为他具有财政知识(微乎其微)，而是他有政治影响。 即使蔡斯是一位财政天才，1861年美国的金融体系也很难调动起来应付战争。虽然，北部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先进经济之一，但杰克逊的民主党人将一个过时的财政结构强加给联邦政府。1846年独立财政法案曾禁止政府把资金存放银行，并要求对政府的一切支付或政府的一切支付都用硬币进行。这就使15年前已经开始的运动达到了顶点，以致破坏了美国第二银行并使联邦政府脱离国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各州特许成立的银行和作为通货流通而发行的纸币，在信用上有很大差别。在1861年有7000种不同的纸币在流通，其中有许多是伪币，有许多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发行纸币的银行已经破产了。在这种金融动乱中，在私营企业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秩序和实力，因为健全的银行主要是在活期存款体制上起了作用(与现代的支票帐户类似)，即使不甚健全的银行发行的纸币也提供了一种交换媒介，以低于票面值的不同折扣在市面流通。但联邦政府的工作仍然是处于金融的马车时代：“一吨吨黄金还得用大车来回拖运。用马和挑夫花多少小时去做的事，记帐员只需片刻就能完成。” 这样的一种制度可能在和平时期是可行的。在和平时期，联邦政府在经济上起的作用很小。19世纪50年代，政府的年度预算平均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现在是22%)。但内战改变了这一切。在战争期间政府的开支跃升到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南北冲突使政府的金融结构不得不实行现代化。正当南部经济表现出不适应全面战争要求的时候，北部经济的潜在力量使联邦在1865年出现比以前更健全的财政体制。 但是，在战争的头一年，联邦财政部的形象是很不好的。1861年8月国会的确採取了空前的步骤，在收入超过八百美元时徵收3%的所得税。但这种所得税到1863年初才徵收。同时，财政部不得不主要依靠国会批准的借贷权力。政府按惯例向东部的银行借为日常工作所需的短期贷款。蔡斯想改变这种方法，直接提出向公众发行公债。人民的战争应该用人民的借款去维持。这就成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发行巨大公债的起源。在美国内战中，这种新奇主张是逐步开始实行的。1861年秋天，银行签署发行第一批公债15,000万美元。费城的杰伊·库克的小银庄成功地促使公众认购这些公债。但是，在别的地方，公开销售的还不多。普通公民从未见过政府公债，更谈不上想去购买了。况且，公债必须用硬币购买，而很少人有多余金币。 钱币的问题也使银行感到困扰。银行的储备可能要下降而低于支承纸币和活期存款所必需的数量。后来，在1861年11月，由于捉住了乘坐英国“特伦特”号船旅行的邦联使者，从而使北部和英国之间爆发了潜在的灾难性外交危机。股票和公债下跌，金银被囤积起来，或流出国外，北部好像又在走向财政危机。“特伦特”号事件的和平解决并没有使这一危机得到缓和。12月30日，所有银行和财政部都停止支付硬币。有一段时间，士兵和政府承包人都没有薪水，银行也没有用金元兑换它们的纸币，从抱着悲观的态度的人看来，好像北方就要因失去信用而输掉这场战争。 第87页 美钞的产生 但是，国会用一种办法解决了这一危机。这种办法对国家未来的金融歷史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国会辩论中出现三种主要提议。蔡斯提出建立全国性的银行系统，使银行以政府公债为后盾去发行纸币，而政府公债又以国库储备为后盾。这是一种具有远见而最终会取得成果的建议，但它不能及早实施以应1862年早期的急需。若干银行家提出第二个选择的建议：发行在“市场发售”的公债——即不管公债的价格，即使售价低于票面值也行。这就会把硬币从囤集中取出，使它们在市场上流通，从而给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这样可以使银行家和投资者获大利，因为他们将以打折扣的价格买入公债，而最后得到的是票面值的钱加利息。国会否定了这种意见。第三种提议就是联邦已经实行的那种做法——印制法币，这是国会选中的一个提议。国会在1862年2月25日通过“法定货币法案”，批准发行纸币15,000万美元——这就是有名的美钞。 国会只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制定了这部法律。这部法律符合宪法吗？把美钞变为法定货币去偿付原来签约的债务，这是不是违犯契约？这样做是明智的吗？就像美国独立战争时发行的纸币曾经贬值或者像邦联发行的纸币正在贬值一样，美钞会不会贬值？美钞是正当的东西吗？有一位银行家说：“举国一致认为，金银是价值的唯一真实的尺度。这些金属是上帝为这一用处而准备的。”国会的民主党人以3:1的比数投票反对“法定货币法案”，正如其中一位民主党人所说，因为它把“国家推向一系列的试验，在我们掌握国家权力之前，管理这个国家的明智人士甚至也不会允许进行一系列的试验。”共和党对这种试验更加开放，以3:1对此法案投了贊成票。而大多数都是怀着焦虑的心情这样做的。国会财政委员会主席威廉·皮特·费森登说：“它使我的政治、道德和民族荣誉的概念受到震动。这事情本身是不对头的，但在这危机时期使政府没有资源则是不可想像的。”蔡斯是一位在思想上支持硬币的人，他勉强地支持这种纸币只是因为“马上行动十分重要。国库已几乎空虚了”。 法定货币法案使贊成者的希望得到了满足，但没有使他们的恐惧得到证实。它给政府提供金钱去支付其应付的款项，结束了银行危机，并给硬币严重短缺的经济输入了流通的媒介。虽然美钞与金元相比是逐渐贬值的，但联邦并没有经受过毁灭邦联财政的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为什么没有呢？第一，联邦美钞与邦联的纸币不同，它是法定货币，是除了进口税款和国债利息之外公私债务均可接受的货币。银行、契约者和政府本身，除了上述的例外，必须按票面值把美钞作为合法的货币去接受。一些反对这些例外的共和党人提出质询，说公债持有者为什么可以得到用黄金支付的利息而对冒着生命危险的士兵只能用纸币来支付？贊成用金元支付利息的人据理力争，说这一种政策对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是必要的，他们可以以票面值去购买1862年2月政府批准发行的占6%的5亿美元的公债。这种辩解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以黄金作为保证去支付利息以反对通货膨胀，这些公债就不可能按票面值售出。要求进口税用硬币支付的要求，就保证政府拥有维持以黄金支付利息的手段。 选定发行美钞时间的偶然性是成功的第二个原因。联邦军队和海军在1862年冬、春的胜利提高了北部的士气，并有助于美钞在新的活泼轻快的气氛中流通。联邦美钞比以前任何流通券较少贬值的第三个原因是国会原先的想法，认为必须徵收新的和繁重的战争税。1862年7月1日林肯签署的岁入议案实际上对一切都要徵税：它对收入在600美元至10,000美元的徵收3%的所得税，对10,000美元以上的徵收5%的所得税(1864年作了修正，收入在600美元以上的提高到5%，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上的提高到10%)。从烟、酒到游艇和撞球要抽货物税；收取执照税、印花税、遗产税和几百种产品的附加税。还提高了关税，并保护生产厂家免去内部税徵收的附加费用。在战争的后三年，这些税收提高到6亿美元以上。在这同期还售出了105,000万美元的公债，各种税收吸收了战时经济发生的通货膨胀的一部分压力——尽管后来三次发行了美钞而把通货总额提高到44,700万美元。 战时公债 美国财政部发售了各种令人迷惑的战时公债。最普通的就是有名的“5-20年”公债(偿还期最快是5年，最迟不超过20年)占6%，销售了6亿美元以上。在1862年夏季，这些公债销路不好。邦联在维吉尼亚的军事胜利抵消了联邦早期在西部所得到的利益。欧洲对邦联的承认看来已迫在眉睫。只要前景不明，公债6%的利息对投资者是没有吸引力的。到晚秋时，财政部几乎面临像1月份时的那种严峻的危机。在此关键时刻，蔡斯指派杰伊·库克作为特别代理人去发售滞销的5-20年公债。库克以高度的活力和技巧解决这个问题。他在报纸上大登gg，宣扬购买公债既有爱国主义，又有实惠。他组织了2500个分销代理处在北部每一个地方销售公债。库克使人们自觉自愿地购买了政府的公债券。差不多有一百万北部人——每四家人有一家——买了战时公债。这就有助于迫使普通人不仅献身于战争工作，而且献身于为战争筹措资金的日益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它也有助于使库克的银行变成美国最主要财政机构之一。 第88页 国家银行 根据内战的经验，财政方面创建了国家银行体系，这个体系一直保持美国金融结构的主导地位，直到1913年为联邦储备系统所取代。创建国家银行有几个动机：需要建立一个战时公债市场；具有辉格党特色的共和党人希望恢復被杰克逊派破坏的集中的银行结构；财政界的许多领袖，特别是在东北部，希望确立一种更加稳定的纸币通货。在1863年2月，国会通过了国家银行法案(1864年6月补充了第二法案)，法案规定了一些准则。根据准则，一个银行可取得联邦颁发的执照，并可发行高达其所持有的美国公债价值的90%数额的国家纸币。这种立法是要以统一的国家体系代替过剩的州立银行和其纸币，这得到了78%的国会共和党人的支持，他们勉强地压倒了对法案投反对票的91%的民主党人。 为国家银行颁发营业执照的工作起初进行得很慢，因为许多州立银行看到参加联邦系统没有什么好处。到1864年末，领到营业执照的国家银行不足500家。而还有1000多家州立银行仍在营业。在胜利的民族主义情绪冲击下，国会在1865年3月颁布了对州立银行纸币徵收10%的税。这样不久就达到了从流通领域中驱逐这些纸币的目的，并迫使大多数州立银行申请联邦的营业执照。到1865年末，1294家国家银行就拥有多达尚存的349家州立银行5倍的财产。到1873年，州立银行的纸币实际上已不再出现了。 [ 註：但不是州立银行。的确，到1873年，州立银行数目达到1330家，而其财产总额差不多是1968家国家银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国家银行必须购买最少等于其资本的三分之一数额的美国公债。这一要求使许多小银行失去信心，特别是在西部和南部地区，不敢申请国家的营业执照。因此，大部分国家银行集中在东北部。这种事实，再加上把全国纸币限制到3亿美元的数目(后来稍有提高)，就使地区性的纸币分配严重不均，这就伤害了西部和南部的经济，并使这些地区在战后产生了对金融改革的要求和通货膨胀。 ] 邦联靠印发纸币筹集资金的60%，靠税收筹集不足5%，而联邦战时资金包括13%的纸币和21%的税收。正当邦联通货膨胀率超过9000%的时候，北部的生活费约上升80%，然后慢慢下降，到战争结束后趋于平稳。 [ 註：通货膨胀率与黄金超过票面价格的情况不同，是通货贬值的另一标志。前者以一美元可买的东西来衡量其变动，后者则以一美元的价值与黄金价值的比例来衡量其波动。虽然这种波动对国内物价有些影响，但它主要是反映美元的国际地位。随着在1862年停止硬币支付和发行美钞，美国实际上放弃了金本位制，即使它在国际贸易上仍使用黄金。美元的黄金价值随着军事局势的变化而发生很大波动。在1864年7月黄金价格升高到284(即用2.84美元通货才能买一美元的黄金)，当时格兰特和谢尔曼好像是在彼得斯堡和亚特兰大之前处于困境，邦联将领朱巴尔·厄尔利领导部队对华盛顿郊区进行了一次袭击。到战争结束时黄金跌到了127。 ] 作为对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通货膨胀率为80%，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72%。在内战期间，由于工资的上升比物价上升的比率低，实际工资在北部下降约20%，但到1866年恢復到战前水平，随后又继续上升。联邦没有实行配给或对物价实行控制，在克服第一年的缺乏经验和危机之后，就成功地为战争筹措了资金。北部人民除了棉布之外，对食物和各种必需用品并无严重缺乏的现象。北部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既能生产枪炮，又能生产黄油。 第十三章 内战外犯 布尔河第一次战斗 战争最重要的战略发展之一是政治决策。在5月21日，邦联议会接受维吉尼亚的建议把首府从人口过于拥挤和衰败凋敝的蒙哥马利迁移到繁华的工商业中心里奇蒙。邦联把首府设置在离华盛顿100英里以外，把维吉尼亚的北部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虽然里奇蒙在工业上的重要性无论怎样都将成为冲突的焦点，但它的政治重要性使邦联放弃西部，而把主要战略考虑集中于维吉尼亚战场。最后邦联在西部打输了这场战争。 如果防御战略符合南部的战争目标，那么北部决定恢復联邦就需要制订某种进攻计划。5月3日司令官温菲尔德·斯科特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他将通过封锁海域并派遣一支小舰队南下侵入密西西比直捣墨西哥湾，以便从四面包围邦联，这样就可“包围造反的各州，比用其它方法能较少流血去迫使他们就范”。 虽然封锁已经存在，斯科特提出南下密西西比河的建议预先考虑到后来西部战争的过程。但1861年他的这个计划有两点错误。第一，在封锁南部之后，斯科特计划按兵不动，等待邦联窒息而亡和南部的联邦分子重新掌权。斯科特本人是维吉尼亚人，他还抱着一个幻想，认为如果北部的行动坚决而有所节制，他的南部兄弟会醒悟过来的。其次，斯科特的计划是需要时间的——用5个月的时间建造炮舰和训练士兵，再用几个月时间沿下游作战并进行有效封锁。但是，北部对南部的联邦主义已经失去信心了，而舆论要求立刻进攻去“粉碎”叛乱。当斯科特建议的细节泄漏之后，报纸把它嘲讽为“蟒蛇计划”。编辑们号召行动起来。6月26日起，有影响的《纽约论坛报》在报头连日刊登“向里奇蒙进军”的口号，还发表社论，叫嚷不许反叛的议会在7月20日开会。 第89页 在欧文·麦克道尔将军指挥下的35,000人的联邦主力部队从华盛顿越过波托马克河扎营。在25英里以外，博雷加德将军指挥的20,000邦联军队在布尔河的南岸部署，控制着马纳萨斯的主要铁路中枢。在谢南多厄河谷西北50英里处，在美军前兵站总监、现为邦联高级军官的约瑟夫·e·约翰斯顿将军指挥下的1200名南军对抗着罗伯特·帕特森指挥的一倍半的联邦军队。罗伯特·帕特森已69岁，是1812年战争的老兵。林肯命令麦克道尔起草一个对马纳萨斯地方博雷加德军队发动进攻的计划。麦克道尔是以前正规军的少校，在战斗中从来没有指挥过多到一个排的战斗，但他有参谋工作的经验，并曾在西点军校教过战术。他提出的计划是一个好的计划——对有经验的军队来说。正当帕特森进攻约翰斯顿在河谷的部队以阻止他们支援博雷加德的时候，麦克道尔就从华盛顿出发，佯攻布尔河强兵守护的浅滩和桥樑，并派出一支大的纵队包围邦联防卫地带，并渡河进攻他们的侧翼。林肯欣赏这个计划，但麦克道尔表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最少数周——去训练他的没有经验的队伍，但林肯不肯等待，他说：“你们没有经验，这是事实，但他们也没有经验。你们都是一样地没有经验。”总统要麦克道尔採取行动。 麦克道尔发布命令要在7月16日开始前进，但一开头就出了问题——像他所担心的那样。帕特森被来自华盛顿的含煳的命令弄得晕头转向，因而对在河谷进攻约翰斯顿表现不太热情，随后就撤退了。这时候，邦联已从在华盛顿邦联间谍网的头子罗斯·奥尼尔·格林豪那里了解到麦克道尔的计划。杰斐逊·戴维斯命令约翰斯顿用马纳萨斯隘口铁路运走大部分军队去支援博雷加德。约翰斯顿留下一个骑兵队作掩护，在詹姆斯·e·b·(杰布)斯图尔特的指挥下，欺骗帕特森，而调他的大部分军队向铁路终点的兵站进军。帕特森受到斯图尔特的进攻花招所迷惑，他甚至在7月20日之前还未发现约翰斯顿已经撤离。到这个时候，只有一个邦联河谷旅已抵达马纳萨斯。帕特森不能在河谷扼制住约翰斯顿这一事实表明，即将来临的战斗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也说明了在上一章所说过的邦联所拥有的三个优越性：优越的情报来源、优秀的骑兵部队和在内线调动部队的能力。 尽管邦联拥有种种优越条件，如果麦克道尔能够按计划那样快速运动，联邦也可能保持优势。但从亚歷山德里亚到布尔河的进军变为一场混乱和延误的恶梦。这就说明了一个军事原则，对于训练不足的队伍来说，恪守行军纪律比恪守作战纪律还难办。在7月份炎热天气，士兵们在全线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每次停下就是几个小时。队伍从阵线退下来就去摘黑莓或在荫蔽处睡觉。缺乏经验的军官不懂得怎样使成千名士兵听从指挥。部队行军22英里就需要两天半时间，这样的距离在战争后期老兵们只要一天。由于需要重新发给由粗心的士兵消耗或损失的配给物和弹药，需要勘查这个绘制得很差的、罕为人知的地形图，又进一步耽搁了时日。麦克道尔终于在7月21日(星期日)准备行动。在这一天从华盛顿来的马车坐满了国会议员和各种观众来看“鞭打叛匪”。 麦克道尔的侧翼纵队12,000人在凌晨两点起床，在黑暗中蹒跚地穿过矮树丛林，越过萨德利斯普林斯浅滩后就布署散开，这比原计划迟到3个钟头。与此同时，联邦其它部队佯攻布尔河的石桥和下游滩头，扼制住那里的邦联军队，而由侧翼部队包抄了他们。起初，虽然时间迟缓了，但行动还是有效的，联邦军团匍匐越过沃伦顿关卡北面的田野，没有连续进攻，而是把数目超过自己的邦联军队赶走。这支邦联军队已经调离阵线以对付他们左翼受到的威胁。其他联邦部队涉水渡过浅滩，参加进攻。由于左翼的溃败，邦联方面急忙增援，其中包括维吉尼亚人托马斯·j·杰克逊指挥下的一个旅，他在亨利豪斯山担任守卫。到中午，叛军被迫退到山上。巴纳德·比将军企图重新组织南卡罗来纳州的溃散的队伍，指着杰克逊的队伍高声叫着：“瞧，杰克逊像一堵石墙屹立着！振作起来，支持维吉尼亚人！”即使巴纳德·比本人已战死，但他们的确振作起来了。这就是“石墙”杰克逊传说的由来。 正当博雷加德和约翰斯顿到达亨利豪斯山亲自指挥他们重新组织的军队时，联邦军队因胜利而喜气洋洋，但他们的组织涣散。他们停下来重新编队，准备继续进攻。经过两小时后，从下午2时至4时，剧烈的战斗在山上此起彼伏。在某一地方，因各种军服引起的混乱使联邦的一次攻击受到损失。一个穿蓝色军衣的团队开出森林向两个联邦炮兵连移动，联邦军队误认他们是支援的步兵就停止射击，直到这支原来是第33维吉尼亚团突然举枪瞄准他们，在射程范围内排枪射击，杀死许多炮手，打垮了这两个炮兵连。战斗继续着，但在这个地方联邦军队前进的势头减弱了。麦克道尔在战斗最剧烈的时刻，亲自给旅、甚至团发号施令，但在英勇战斗中他忽视了全面指挥的职责，未能把后方的两个预备旅调到前方来。 相反，博雷加德和约翰斯顿现在已牢牢掌握着他们的军队，包括从山谷调来的最后一个旅，他们刚在马纳萨斯下火车，并在下午4时行军进入战斗部署。博雷加德在这些部队和其他部队的支援下，发布命令，以他的生力军进行反攻。南军向前冲锋，发出南部人的唿啸。高声悲壮的尖叫，这种着名的唿啸所起的作用和北军士兵在战斗中发出的低声唿喊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使紧张的神经松弛，在同伴间产生一种团结和力量感。南方人的尖叫声的出处不明(有人说是源于猎狐者的喊声，其他人把它比似为唿唤猪猡的声音)，据说是一种可怕的声音。一个联邦的老兵写道：“在兇残地区的这一边没有那样的大喊大叫。在这种情况下，使你的斗志下降的这种特殊感觉是永远无法表达的。你需要去体会。如果你说你没有体会到但只听到了这种狂叫声，那么你就是不曾身临其境。” 第90页 许多北军士兵在异常酷热的7月，缺食缺水，一直行军战斗了13个小时，已经弄得筋疲力竭了。在这种可怕的反攻面前，他们顶不住了——起初是慢慢后撤，但在被迫越过布尔河后队伍就更加混乱。随着红日西沉，许多北军惊慌失措，使撤退变成了溃败。这说明了另一军事原理：有秩序的撤退对没有训练的军队来说是最难执行的军事调动。一些军车和在混战中抓来的老百姓的狂乱马车纠缠在一起。北部一个国会议员被俘了，另外几个政治要人力图把散兵集合起来，但被怒目的士兵推到一旁，这些士兵只想着怎样逃跑脱身。人流一整夜向华盛顿涌去，而撤退的速度要比进军时快得多。 布尔河之战(邦联方面称为马纳萨斯之战)是南部决定性的策略胜利。实际上每一方都有18,000人参加(双方也有几个团队未投入战斗)，邦联战死的有387人，北部战死的有481人；邦联伤者1,582人，北部伤者1,011人。北部有1,200人失踪，大部分是被俘。在这场战斗中，约有七分之一的伤员后来因伤死去，所以每一方战死和受重伤的人数约有600人。虽然按以后的内战标准来看这是一场小的战斗，但它是到那时为止在美国歷史上规模最大的和代价最高的战斗。 当杰斐逊·戴维斯本人在胜利的高潮抵达布尔河战场的时候，他敦促约翰斯顿和博雷加德向华盛顿推进。但约翰斯顿认为，他的军队在胜利的时候比联邦军队战败时更加混乱。后来，南部就未乘胜追击的责任问题发生了争论。博雷加德指责戴维斯不贊成前进，而事实上对方却是曾经主张前进的。不管怎样，邦联是很难攻克华盛顿的。麦克道尔在森特维尔已经建成了由生力军担任的坚强后卫，这也许能够阻止敌人的进攻。其他的联邦士兵部署在波托马克河沿岸的防御工事里，这是难以逾越的防线。战斗后第二天，大雨倾盆，道路变为无底泥潭。而且，邦联方面并不具备向前推进的后勤能力。在马纳萨斯地方的供给品已几乎耗尽，战斗后有些士兵空腹行军，超过了一昼夜的时间。 布尔河战斗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邦联方面来说，好像一个南部人就可战胜十个新英格兰人——即使数量相等和南军差一点被击败。他们在大多数战斗中坚持防守，这通常是一种有利条件，对没有经验的军队来说尤其应该这样。然而，邦联的第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使维吉尼亚的南部军队产生了一种信心，这给他们在未来的战斗中以心理上的优势。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使这一战场上的一些联邦官兵产生了一种自卑感。也许，正像南部人经常声称那样，南军毕竟比北军强。这种潜在的自卑情绪，将在以后两年的东部战场证明它具有重要的军事影响。 麦克莱伦和波托马克军 因胜利而激起的兴奋促使南部后方过于自信，许多人认为战争已告结束。然而，与此同时因败北而引起的震惊使北部不得不面对现实。春天时人们表现出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现在则以不屈不挠的倔强精神所取代。如果南部人认为北军因挨了一顿打就撤走了，此时他们也很快就有不同的认识。3年服役期的志愿兵涌向徵兵站。政府迅速行动，改组东部的最高指挥部。从维吉尼亚西部得胜刚刚归来的乔治·b·麦克莱伦被派到华盛顿新近命名的波托马克军任指挥官。麦克道尔被降为师指挥官。帕特森由于未能把约翰斯顿阻于河谷，他的职务由麻萨诸塞的政治将军纳撒尼尔·p·班克斯所代替。 麦克莱伦当时只有34岁，曾参与墨西哥战争并表现杰出。他在欧洲学习过军事，从1857年至1861年相继出任中西部铁路的主任工程师、副总管和总管之职。他后来曾这样写道，当他在7月26日抵达华盛顿时，他“发现无军队可供指挥——只集中了一些团队，畏缩在波托马克河畔，有些完全是新兵，其余由于最近的败仗而情绪低落”。虽然这是有些夸大，但情况是够糟的。麦克莱伦以坚定的手腕重新组织和训练这些军队。不称职的军官被免职，新招来的士兵在严格训练下由新兵变为战士。他们重新得到在布尔河失去的某些自尊感。作为一个出色的组织者，麦克莱伦正是1861年军队所需要的人。 报界为麦克莱伦欢唿，称他为拯救这个国家的人。有些热心人谈起他时，把他当作下一届总统(他是民主党人)。阿谀奉承使麦克莱伦沖昏头脑。他逐渐不把自己当作总统和将军的下属，而作为他们的主宰。在给妻子和友人的信中，他不自觉地流露了救世主的情绪，他写道：“我收到一封又一封的信，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谈话，要求我去拯救这个国家，还暗示总统职位、专政……等等，通过某种奇特的魔力作用，我已成为这个国家的强有力的人……。上帝已使我肩负重任……。我奉命去完成这一重任。我那以前的生涯似乎不知不觉地奉献给这一伟大目标。”麦克莱伦的士兵增强了他的自负。他写给妻子的信说道：“你不知道，当我来到士兵中间时，他们是何等的兴高采烈。你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唿喊……。我可看到每一只眼睛在闪耀着。”对于林肯和斯科特将军，他写道： 我在不遗余力地提高我们的实力，但老将军总是在碍事……。人民要求我去拯救这个国家，我必须这样做，不能顾及任何妨碍。……总统是个傻瓜，老将军又昏聩无能。……如果(斯科特)不能在我的前进道上被挪开，我就不留任，而要辞职，让政府好自为之。 第91页 在11月1日，斯科特终于辞职了，而由麦克莱伦取代了他的职务。当林肯告诫他说，司令官和波托马克军指挥官的双重任务是十分繁重的，这位将军回答道：“我能胜任。” 布尔河战役后三个月，在维吉尼亚战场没有重大的行动。正当麦克莱伦训练日益增多的军队(到10月份人数为12万人)的时候，约翰斯顿在森特维尔也同样地训练不足50,000邦联军队。南军把前哨推进到可以看得见华盛顿的距离之内。在那里，双方的警卫队伍互相监视，偶尔也互相射击。就在这一阶段，有位北部妇女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波托马克河边静悄悄”，南方的一位作曲家把它配上乐谱。萦绕心怀的调子和伤感的诗句使这首歌成为在波托马克河双方最流行的战时歌曲。 这些日子是舆论声中麦克莱伦的甜蜜岁月。但是，当晴朗的10月天气已经过去，而麦克莱伦的“雄师”却按兵不动时，政府和公众开始不耐烦了。麦克莱伦已经开始显露终于导致其垮台的种种弱点。他的第一个弱点就是过度地追求尽善尽美。他的准备工作是做得很好的了，但准备工作再完善也永远不能使他满意。军队永远处于几乎待命行动的状况。与此有关的是麦克莱伦一直夸大对手的实力。当约翰斯顿只有41,000人可待命出动的时候，麦克莱伦估计敌人的数目有15万人，并以此作为延宕的理由，直到他能把自己的队伍壮大到20万人为止。麦克莱伦的情报处，以着名的“平克顿侦探所”的阿伦·平克顿为首，因常常过高估计邦联军队的规模而使这位将军产生恐惧。但麦克莱伦相信他自己的想法。他也认为南部军事优越，因而使他常常夸大了敌人的力量。 麦克莱伦缺乏伟大将领所必备的那种精神和道义上的勇气、行动的意志和欣然面对真正的可怕时刻。为了掩盖他的弱点，他居心不良地想找替罪羊。他给妻子的信这样写道：“我是处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敌人兵力比我们大三四倍。总统、老将军不能也不愿看到事态的真相……。我在每一转折关头遭到了反对和欺骗……。” 麦克莱伦瞧不起林肯使他在判断上犯了严重错误。例如，他没有让政府知道自己的计划。当他不得不说明不採取行动的理由时，他怒沖沖地回答或不作答覆。在私下里，他把内阁说成是“鹅群”，把总统说成是“原始大猩猩”。有一次林肯想了解有关他的计划时，这位将军悄悄熘走，“以避开‘闲逛’的总统之类的一切敌手”。在几个晚上以后，在1861年11月，林肯和国务卿西沃德过访麦克莱伦，有人告诉他们说将军已外出，但很快便会回来。当麦克莱伦回来并知道有客人时，他不予理睬竟上楼去了。林肯和西沃德又等了半个钟头，一个僕人才终于告诉他们说，将军已经睡觉去了。 麦克莱伦并不掩饰他对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的鄙视。早在一年前，他的一些亲密的政界朋友曾是布雷金里奇的民主党人。他那贊成蓄奴的思想倾向和拒绝打击叛军的行动在一些共和党人中产生了阴郁的想法。在10月1日，蒙哥马利·希莱尔说道：“林肯已开始怀疑起来。”怀疑麦克莱伦对北部事业的忠诚是没有根据的，但他的确委派同伙的民主党人担任一些重要的职位。他们像他一样想在克里坦登妥协的方案基础上恢復联邦。他们对蓄奴制是“软弱的”；在某种意义上，对南部也是软弱的。由于进过西点军校，又与南部军官在旧军队共同服役(麦克莱伦在1861年11月曾写道：“一些邦联的将军曾是我的挚友。”)，他们不可能同意共和党人激进的、自由劳动的思想意识。他们不愿意去打那种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开始所要求的那种战争——即摧毁蓄奴制并以自由土地概念去改变南部的一种战争。麦克莱伦写信给一位有影响的民主党的朋友这样说：“请帮助我摆脱黑鬼。我在为保持联盟的完整而战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能参与黑人问题。” 麦克莱伦的个性和政治观点就这样与军事战略和战争目的掺和在一起了。在军队和共和党的高层集团之间危险的两极分化发展了。波托马克军开始参与了政治，这对其未来的战斗力产生严重的后果。 这种分化首先从鲍尔布拉夫战斗及其后果开始。当麦克莱伦命令查尔斯·p·斯通将军派出他的师的部分侦察人员越过波托马克河向维吉尼亚的利斯堡以弄清那里的邦联旅的实力和活动，而斯通在10月21日这样做时，这场战斗就打响了。南军伏击蓝衣北军团队，迫使他们跳下峭壁落入河中，有几个企图游到安全地方的士兵也被击毙或溺死了。200多名联邦军士兵伤亡，700多名被俘。被杀的有爱德华·贝克上校，他是侦察部队的指挥官、俄勒冈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也是林肯总统的密友。这次战斗的军事意义虽然不大，但却是一次耻辱的失败。然而，它的政治意义却是很大的。1861年12月，国会组织一个联合委员会调查“当前的战争行动”，特别是鲍尔布拉夫和布尔河的战斗情况。调查战争行动的委员会是受激进的共和党人支配的，它产生的影响有利也有弊。它调查了军队的医疗服务、与敌人的非法贸易以及军备承包合同。它有助于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效率和忠于职守，但它也使民主党的将军们感到烦恼，并强化了影响波托马克军的政治紧张局面。 第92页 斯通将军是委员会调查的第一个目标。斯通作为西点军校的学生和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曾经命令加入他的部队的逃亡奴隶回到主人那里去。就为了这一件事，他受到州长安德鲁的谴责，并在议会上受到查尔斯·萨姆纳的抨击。据说，他还曾在利斯堡与邦联军官有过接触。他是个不忠的人吗？他是不是有意派遣贝克和联邦部队进入鲍尔布拉夫伏击圈？委员会调查了针对斯通的流言蜚语。虽然这位将军的罪名毫无疑问是贊成蓄奴制，而且可能与邦联的朋友保持不明智的接触，但说他不忠的种种传说没有一件得到证实。委员会威吓斯通，拒绝让他盘问证人，甚至不告诉他对他的具体告发罪名。没有出庭受审，也没有军事询问，他在1862年2月入狱6个月。虽然后来恢復了他的工作，任次要的指挥官，但他这一生算是给毁了。 欧洲与战争 大规模的内战会变为国际战争，这是一个规律。但美国内战却是一个例外。虽然南部寻求外国介入，而欧洲大国也想来美国混水摸鱼，但邦联甚至没能得到一个欧洲国家政府的承认。这一失败有许多因素：北部的外交技巧、欧洲在波兰和丹麦的利益转化为国际性危机、大部分欧洲人怀有反蓄奴制情绪、英法害怕与北部交战带来的后果，等等。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邦联军队未能取得连续的胜利足以使欧洲各国政府相信南部可以维持其独立。外交胜利是以军事胜利为转移的。外交政策的节奏是受到战争的结果所支配的。在1862年秋，邦联军队所表现出的威力几乎赢得外国的介入，但7月份联邦在安蒂特姆的胜利保持了外交承认的成果，而南部则是鞭长莫及了。 欧洲对美国内战的态度，通常可归纳为以下一些看法。据说上层阶级，特别是在英国，一直是亲邦联的，因为南部种植园主和欧洲贵族之间存在着姻亲关系。英国的纺织工业依赖南部的棉花。英国制造厂主和船运商人高兴看到他们的竞争者新英格兰人的失败。欧洲各国政府看到北美共和国的削弱也不觉得遗憾，因为共和国显着的发展会威胁他们在西半球的利益。欧洲的统治阶级高兴地看到美国民主试验的垮台，而这一试验的成功会激起他们国家中那些蠢蠢欲动的群众起来仿效。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和自由中产阶级据说是同情北部的，把它看成世界上共和主义和进步思想的伟大象徵。联邦的胜利是自由劳动和民主的胜利，它的影响会推进欧洲自由主义的事业，而邦联的胜利将象徵着蓄奴制和反动的胜利。 虽然这些看法颇具真实性，但这样的概括过于简单化了。新近的研究揭示出欧洲方面的态度是相反的和矛盾的。诚然，英国工人一般说来是同情北部的，但兰开夏纺织工厂的工人失业使那里的许多工人贊同进行干涉去支持南部以取得棉花。另一方面，许多英国制造厂商发现战时的北部是有利可图的客户而不是竞争对手。欧洲一些自由主义者看到，只要北部只是为联邦而不是为解放而战，那么在联邦的事业中并无道义可言。同时，作为反对现有政府的叛逆者，南部的贵族在欧洲统治阶级中引起了忧郁和羡慕。虽然一些英国政治家内心希望北部共和国垮台，但另一些人又害怕，这个接着而来的权力真空会在西半球产生纠葛和不稳定局面。法国统治者拿破崙三世的确利用美国的冲突在墨西哥扶植了一个傀儡王朝。但有着权力平衡政治传统的法国，并不比俄国更渴望看到美国海军力量的衰落，因为它对英国的海上霸权起着抵消的作用。 出于对实力和国家本身利益而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或社会舆论的种种考虑，最终确定了欧洲对美国内战的政策。在这种政策的演变中，英国是事关重大的国家。作为世界上工业和海上的大国，英国的利益深受美国内战的影响，而英国也是最能装备以进行干预的国家。拿破崙三世玩弄企图单方介入的把戏，但最后因为没有英国的合作而不採取行动(在墨西哥是例外)。 棉花王的幻想 在1861年，南部的外交政策建立在“棉花就是王”这种理论上。按照这种理论，英、法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靠棉花。英国五分之四的棉花是来自南部。中断棉花供应就会使英国经济崩溃，使工人濒于挨饿，并使政府垮台。英国会被迫打破这种封锁从而挑起与北部的战争，这样将确保邦联的独立。 南卡罗来纳的议员詹姆斯·哈蒙德在他1858年着名的演说“棉花王”中曾花言巧浯地问道：“如果有三年不供应棉花，情况将会怎么样呢？英国就会马上垮台，而且除了南部，整个文明世界将跟着垮台。不，你们不敢就棉花发动战争。任何世界上的大国都不敢就此发动战争。棉花就是王！”在1861年，邦联方面很少人怀疑这种论点的逻辑性。密西西比州州长曾对一位英国的战地记者说：“独立自主的密西西比州没有英国比起英国没有密西西比州能大干一番事业。”另一个南部人说：“呃，先生，我们只要切断棉花供应几个星期，就能在大英帝国制造一场革命。”一个查尔斯顿的商人相信，如果联邦的封锁减少了英国的棉花进口，“你们将会把他们的舰船沉入海底并承认我们。我想，在秋季前就可见分晓了。” 邦联并不想单靠联邦的封锁来祈求保护棉花王的统治权威。南部公共安全委员会颁布了棉花出口禁令。棉花禁止出口，虽然从来就没有被邦联议会批准，但在南部却得到广泛支持，并且得到彻底执行。1860年的大部分棉花已经装船外运，但1861年的大部分棉花却滞留在南部。1862年南部种植园只种植常年棉花面积的三分之一，而把其余的土地用于粮食生产。1863年和1864年棉花产量更少，不到战前平均产量的八分之一。1862年英国从邦联进口的棉花大约是1860年的1%。 第93页 但是，对棉花王的理论来说，可惜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棉花丰收已使原棉和棉织品供过于求。颇有讽刺意味的是，1861年的棉花禁运实际上对正因市场棉花过剩而苦恼的英国纺织公司是有利的。直到1862年下半年，大量倾销的棉花发生严重歉收才严重地影响英、法两国。 即使没有1861年棉花过剩的那种偶然情况，禁运也不可能引起英国的干预。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大可能屈从于经济讹诈。棉花王的统治权威是一种幻想。英国在印度和埃及开闢了另外的棉花来源。虽然这种棉花的质量比南方棉花差，而且数量最初也很小，但到1864年，英国棉花进口已上升到将近美国内战前平均进口量的四分之三。大部分棉花是从印度和埃及进口，但也有一些来自联邦控制的南部港口，有些来自邦联。到1863年南部也改变了它的禁运政策，试图尽量通过严密封锁线运出棉花以支付军备进口所需的费用。 英国干预的经济动机在1862年末达到了高潮。当时棉花荒处于最严重关头，数以千计的兰开夏工人在受苦。但是，如果英国的这个经济部门因美国战争而暂时萧条，而其它部门就会兴旺繁荣。即使在战前，纺织厂在英国已逐渐失去其重要地位。联邦和邦联购买战争物资刺激了钢铁、造船和军火工业的迅速发展。这些部门的战时繁荣吸收了许多失业的棉纺工人。对其他工人则增加穷困救济使之度过难关，直到1863年棉纺厂恢復生产。最后才真相大白，是密西西比州需要英国，而不是英国需要密西西比州。 封锁与外交关系 联邦的封锁成为战争第一年外交上的主要问题——不是由于其经济影响，而是由于其法律与政治上的纠葛。林肯宣布封锁，这是违背了他坚持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内部暴乱的观点，因为封锁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武器。1861年5月14日英国政府发布了中立声明，从而把交战一方的地位授予邦联。其他欧洲国家跟着发表中立声明。承认南部的交战地位，就给南部在中立国签约借债和购买补给品的权利和在公海执行交战任务的权利。北部对此极为愤怒，而南部则喜不自胜，因为双方都认为这是在外交上承认邦联的前奏。但实际上，英国除了承认邦联的交战国地位外，没有选择余地。欧洲的一些外交使节对北部所爆发的忿怒表示惊讶。正如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勋爵所说的那样：“交战国权利的问题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 与北部的恐惧和南部的希望相反，承认交战国地位并不是走向外交承认的第一步。事实上，欧洲宣布中立从长远看是对联邦有利的，因为声明里包含着正式承认封锁的意思。根据国际法，封锁必须对中立国实行确实有效的法律约束。但“确实有效”不过是定义而已。它是否意味着每一个港口一定要用军舰组成的一条密不透风的警戒线封锁起来？作为前几次欧洲战争中立国的美国，曾坚持这样的理解，但作为世界上主要海上大国的英国一直认为，如果巡逻战舰力求不让船只进出敌人港口，这种封锁是合法的。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曾使这两个国家在1812年陷入战争。但是，现在处境不同了，美国是海上交战的一方，而英国是最主要的中立国。联邦採取了英国关于封锁效果问题的传统立场，而邦联重申美国传统立场。英国有理由宣布封锁是非法的，如果英国这样做的话，因为邦联的使节提出了一长串曾偷越封锁线的船只的名单。英国政府不希望制造先例，以免在未来战争中使他们的海军自食其果。1862年2月15日，外交大臣罗素勋爵宣布联邦的封锁是合法的，只要战舰在港口巡逻时“有足够的力量以阻止越过港口或对进出港口船只产生明显危险。”联邦的封锁当然是符合明显危险这一标准的。 在以前的战争中，英国海军曾提出了“继续航运”法规，以证明攫取中立港船只上的货物是合理的，如果有理由认为这些货物最终是运往敌人港口的话。在半世纪前，美国反对这种法规，但是，现在联邦海军要比英国走得更远。通常送往邦联的军用物资是从一个欧洲港口运进南部海岸较近的另一中立港；在那里，再把这些物资装到偷越封锁线的船只上。联邦的战舰在英国商船抵达拿骚、哈瓦那和其他换船港口以前就开始捕获它们。在“斯普林波克”号(1863年)事件中，纽约处理战利品军事法庭曾坚持没收开到中立港的英国商船“斯普林波克”号，理由是船货最终是运给邦联的。英国政府不管商人的愤怒抗议，除把这一先例记录在案外，没有採取任何行动。 1863年，联邦海军把继续航行法规扩大到陆地运输。这一年，为邦联运货最繁忙的中立港之一是马塔莫罗斯，它是墨西哥的一个城市，在德克萨斯的格兰德河口的对面。1863年2月，海军在加勒比海的圣托马斯附近捕获英国商船“彼得霍夫”号。“彼得霍夫”号是开往马塔莫罗斯的，它装运的是一些供给物品和其他军用走私物品。一个战利品军事法庭坚持把这些物品没收，因为有证据证实货物将从陆路越过边界运进邦联。英国报界不止一次地叫嚷着对狂妄的新英格兰人进行报復，但英国政府承认美国“继续运输”的法规，并把这些先例记录在案，以备后用。半个世纪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美国的这种做法得到了恶报，英国利用继续运输的法规反对美国经中立国荷兰运送军需品到德国。 第94页 “特伦特”号事件 有一宗联邦干预英国船只的事件几乎引起一场英美战争。1861年11月8日，美军舰“圣哈辛托”号拦住了英国邮船“特伦特”号，它是从哈瓦那启航开往圣托马斯的。在“特伦特”号船上，有维吉尼亚的詹姆斯·梅森和路易斯安那的约翰·斯利德尔，他们是邦联派到伦敦和巴黎的代表。“圣哈辛托”号舰长查尔斯·威尔克斯派出一伙人上船逮捕了梅森和斯利德尔，带走后把他们投入波士顿的联邦监狱。 此一事件使北部大为庆贺，把威尔克斯捧为英雄。众议院颁给他一枚特别奖章。消息传到英国，报界和公众极为愤怒。首相帕尔麦斯顿子爵对紧张的内阁说道：“你们可能忍受得了。……但我可忍受不了！”英国海军调出舰只增援北美海军中队，陆军准备派远征军到加拿大。大西洋两岸都普遍议论着战争。 但是，这样的战争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好处。双方很快便认识到这一点。英国写好了一个措词激烈的照会(但不是最后通谍)，要求道歉和释放梅森和斯利德尔。艾伯特亲王在临终前又表示意见说，威尔克斯的行动可能不是奉命行事，因而缓和了照会的语调。这样就让联邦政府作出让步而不失面子。事实上威尔克斯是凭自己的意愿行事，他的行动的合法性由于国际法模稜两可而受到怀疑。在公海上搜查和没收走私货的正当权利已被确认，但外交官是否属于“私货”，还不太明确。如果威尔克斯曾押送捕获船的船员登上“特伦特”号，把它带到战利品军事法庭上去，英国会毫无办法反对美国。国务卿西沃德在技术上利用这一点承认威尔克斯做得不对。林肯下令释放梅森和斯利德尔，而英国也把这作为是道歉，接受了美国的做法。这一危机乃宣告结束。梅森和斯利德尔取道往伦敦和巴黎，在那里，他们试图为争取外国的承认和干预而白白地花了3年时间。 第十四章 北部瞩望之春 尽管联邦军不久就要赢得一连串激动人心的胜利，但1861年1月的华盛顿依然笼罩着阴郁的气氛。“特伦特”号事件余波未平，释放梅森和斯利德尔已使舆论界大失所望。北部的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已暂停硬币支付，军备承包契约的丑闻充斥报纸头版版面。波托马克军，除派出的四个团在鲍尔布拉夫战役受挫外，6个月来迄未採取重大行动；而这时麦克莱伦将军正患伤寒病。甚至乔治·托马斯将军在肯塔基的克罗斯罗兹的大捷，也未能消除阴郁气氛，因为胜利到此便停滞不前了。在密苏里军区司令亨利·哈勒克将军寄来的一封信，阐释了他的部队不能沿密西西比河挺进的理由，林肯在信函背面写道：“事态令人极为沮丧。要是到处都这样，将一事无成。”有一天，无精打采的总统来到兵站总监蒙哥马利·梅格斯的办公室，对他说：“将军，我该怎么办？民众已经不耐烦了。蔡斯财力拮据……上将患了伤寒。情况严重啊。我该怎么办？” 1月17日，林肯颁布“第一号作战命令”，命令全军于2月22日(华盛顿诞辰纪念日)向前推进。这一颇欠高明的策略，林肯曾希望它能缓解人民的焦虑情绪，并且可以推动一下麦克莱伦，然而这一纸命令并未产生军事效果。但它确实迫使麦克莱伦告诉林肯，他计划把波托马克军经水路运往切萨皮克湾，在那里登陆后，对森特维尔和弗雷德里克斯堡的邦联军翼侧发动攻击。当林肯正在反覆考虑此项计划时，从西部却传来了富有戏剧性的消息。 亨利要塞与唐纳尔逊要塞 1861年，邦联政府任命艾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顿(勿与维吉尼亚的约瑟夫·e·约翰斯顿混同)为西部军区司令。他是肯塔基州人，旧军队高级将领之一，曾被联邦授予最高指挥权，但他愿意归附南部。当唐·卡洛斯·比尔和尤利塞斯·s·格兰特统率的联邦军于1861年秋占领肯塔基北部时，约翰斯顿构筑了一道横贯该州南部的防线，调集重兵据守鲍灵格林和密西西比河畔的哥伦布。比尔计划对鲍灵格林发动春季攻势，但是当他正在筹划之际，格兰特就抢先行动了。 约翰斯顿防线最薄弱的环节，就是亨利要塞和唐纳尔逊要塞，它们位于肯塔基与田纳西州界南侧的田纳西河畔和坎伯兰河畔，相距12英里。联邦以一支由三艘木质舰和四艘装甲炮舰(尚有更多的舰只在建造中)组成的舰队控制了水路。统率这支舰队的旗舰司令是安德鲁·富特，一位倔强而滴酒不沾的康乃狄克州新英格兰人。他对亨利要塞和唐纳尔逊要塞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与格兰特的看法不谋而合。哈勒克也觉察到此点，遂授权格兰特进攻亨利要塞。格兰特亲率15,000人，在舰队配合下，向田纳西河上游进发，在距该堡四英里处登岸，准备从背后袭击，而舰队则从河上炮轰。而后来的情况是，在步兵开抵战场之前，炮舰已单独干起来了。亨利要塞位于低洼地，地势不利，逼近的北军对它的威胁几乎像暴涨的洪水。2月6日下午1点，富特的炮舰勐烈开炮；该要塞也毫不示弱地还击，一颗炮弹击中了一艘装甲舰的锅炉，使该舰失去了战斗力。然而，南军火力终于被压制住了。守军的大多数经由陆路逃往唐纳尔逊要塞，邦联军指挥官于下午3点投降。 第95页 这场短促战斗的后果非同小可。现在联邦炮舰沿着田纳西河巡弋，直达阿拉巴马州的弗洛伦斯。格兰特挥师循陆路朝唐纳尔逊要塞进军，而装甲舰则顺流而下，驶入坎伯兰河，再次配合陆军行动。约翰斯顿濒临绝境。防线已被突破；由于联邦军已控制了田纳西河，鲍灵格林和孟菲斯之间的铁路联繫亦被切断；驻守亨利要塞的格兰特威胁密西西比河畔哥伦布的邦联军据点的侧翼。如果唐纳尔逊要塞亦告失守，驻守鲍灵格林的约翰斯顿主力部队，势必受到格兰特在后和比尔在前的夹击，而纳什维尔本身亦难以困守。如果把可以调用的兵力都集结在唐纳尔逊要塞，就会冒损兵折将的风险；如果率军撤退到田纳西州中部的新防线，唐纳尔逊那支势单力薄的守军，将像熟梅坠地一样落入格兰特之手。约翰斯顿採取了折衷措施，把驻守鲍灵格林的半数兵力派往唐纳尔逊要塞，这样就使该要塞守军达到17,000人，而他则率剩余部队向纳什维尔撤退。指挥唐纳尔逊守军的将领不是别人，正是约翰·b·弗洛伊德，此人是维吉尼亚州的政客，在维吉尼亚西部失败后，乃被派到肯塔基来。 格兰特麾下那支满怀信心的大军，集结于唐纳尔逊，并在该地得到增援，兵力扩大到27,000人。格兰特打算部署部队从陆地一侧包围该堡，而富特舰队则从河上轰击，像对付亨利要塞一样，迫使它屈服。但是，唐纳尔逊要塞却显得棘手得多。占地15英亩的土木工程要塞，掩护着架设在河岸峭壁上的12门重炮。要塞外围，是沿着山嵴开挖的环形战壕，这些山嵴可以俯瞰险峻的林木茂密的深谷。假如能够不使可畏的炮舰靠近的话，那么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是可以固守战壕，至少能抗击两倍之敌。战役伊始，邦联军颇为得手。他们在2月13日击退了联邦步兵发动的不成熟的试探性进攻。翌日，装甲炮舰驶来发动进攻，原来这些庞然巨物毕竟不是坚不可摧的。经歷一场激战，南军炮兵竟准确地击毁了其中的三艘，负伤的富特(后因伤重而死)下令停止进攻， 虽然邦联军首战告捷，但弗洛伊德及其部属依然感到进退维谷。北军使他们陷入水陆被围的困境；看来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了。当天夜间，邦联军的军官会议决定于2月15日晨突围，以便让守军逃出。正值联邦军右翼部队准备进早餐之际，万名南军士兵发出尖锐的唿号声，突然冲出森林，滑膛枪喷吐着火舌。鏖战数小时之后，南军迫使联邦军右翼后撤，从而打开了通往纳什维尔的通道。在这场激战中，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上校所部弃马奋战的骑兵营战功卓着。 后来事态的发展一直是引起争论的话题。突围之路已经打通，但邦联军吉迪恩·j·皮洛将军却命令部队返回战壕，弗洛伊德略经思考，竟同意了这一命令。一些歷史学家认为此举确实令人费解；另一些人认为南军指挥官在顺利实现突围计划时，骤然不知所措。事实真相看来是南军冒着滴水成冰的严寒长时间苦战，已疲惫不堪，组织涣散，在撤离以前需要稍加歇息，以便重新整顿，补充装备。 然而，这次停歇是致命的。格兰特在作战时没有在场，而是在上游3英里处的旗舰上与富特磋商军情，上风使他听不到战斗的喧响声。他返回前线后，发现自己的右翼已溃退，他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他推测南军一定是抽调了右翼兵力去进攻他的(右翼)，乃命令左翼部队攻击正面敌壕。衣阿华和印第安纳士兵在吶喊声中占领了防御薄弱的第一道堑壕；与此同时，格兰特在右翼重新组织士气低落的伊利诺伊和俄亥俄的两个团发动反攻，收復了早晨失守的大部分阵地。 2月15至16日夜，邦联军军官再次召开军事会议，不顾福雷斯特的强烈反对，决定投降。弗洛伊德唯恐由于自己在布坎南总统时期任陆军部长时的行径可能被指控犯有欺诈、叛国罪，便把指挥权移交给皮洛。而皮洛是一名政客，也担心落到联邦手里，便将指挥权移交给西蒙·b·巴克纳，而巴克纳对这种怪事并未觉得可笑。当弗洛伊德和皮洛带领2500士兵乘船逃之夭夭，福雷斯特带领700骑兵蹚涉洪水漫没的道路出逃时，巴克纳就准备率残部13,000人投降了。具有讽刺性的是，当格兰特在旧军队失意潦倒之时，巴克纳曾资助过他。然而，当巴克纳请示投降条件时，格兰特无意以德报恩。他答覆说：“除立即无条件投降外，没有谈判的余地。我准备马上攻击你的阵地。” 这番话使格兰特名声卓着，不过，唐纳尔逊大捷的影响超乎个人。这个要塞的陷落提高了北方的士气，而南方却是士气消沉。邦联驻英代表詹姆斯·梅森从伦敦来函写道：“最近亨利要塞和唐纳尔逊要塞的失守，已经使此间朋友们深感遗憾。”事态还会更糟。由于联邦海军此刻已控制了坎伯兰河，纳什维尔势难据守，邦联军遂于2月23日撤离。该城是工业和交通的重要枢纽，也是沦于北军的南部第一个州府。 剩下来的问题便是撤退到密西西比北部科林斯铁路接轨点的艾伯特·西德尼的约翰斯顿指挥部了。他们在该地与撤离肯塔基州哥伦布的守军以及来自下南部的援军会合了。3月间，在距科林斯仅20英里的田纳西河畔的匹兹堡码头，格兰特建立了前进基地。他得到3个生力师的增援，其中之一是由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指挥的。哈勒克现在任田纳西-密苏里战区总指挥。他命令比尔手下的俄亥俄军从纳什维尔进军，与格兰特的西田纳西军会师，以便75,000人的联邦部队此刻协同对在科林斯集结的45,000邦联军发动攻势。 第96页 夏洛战役 但是，约翰斯顿无意坐待格兰特的进攻。博雷加德将军在维吉尼亚州和杰斐逊·戴维斯发生龃龉后，已被派往西部。约翰斯顿打算和他协同作战，趁河水泛滥、桥樑坍毁，因而使增援格兰特的比尔部队受阻之际，向格兰特的40,000大军发动突然袭击，以夺回主动权。约翰斯顿拥有一个突出的有利条件——联邦方面没有任何人预料到他会发起攻势。在纳尔逊要塞陷落后，邦联军溃退，这使格兰特确信南军士气已一蹶不振。在匹兹堡码头，北军竟把时间消磨在操练上，并不挖掘壕沟，因为他们的指挥官热衷于打进攻战，毫不採取防御措施。 约翰斯顿拟命令部队从科林斯出发，进抵靠近联邦防线的宿营地。他们将在4月4日从这里发动拂晓攻击。可是出师不利。约翰斯顿发现麦克道尔9个月前在布尔河战役时就已发现的情况，即一支缺乏训练的庞大队伍，不可能火速地由此地转移到彼地。邦联军费时3天才完成了18英里的进军。可以肯定，突然袭击的优势已经丧失，比尔和格兰特此刻已经会师，博雷加德想完全取消此项计划，撤回科林斯。毫无疑问，他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邦联士兵已大喊大叫地进入阵地。他们已和谢尔曼的师的前沿骑兵前哨交火。格兰特明白南军在打什么主意了，或许要进攻驻守在下游5英里处克鲁普码头的分遣师，但他电告哈勒克说，他“几乎不相信会对我们发动全面攻击”。该师一名敏感的上校报告说，南军在森林里集结，谢尔曼轻蔑地对他说：“把你们那个混帐的团开回俄亥俄去吧。博雷加德决不是一个大傻瓜，竟然会离开他的作战基地，来我们的基地攻击我们。除科林斯驻军外，没有更近的敌人了。”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刻，约翰斯顿在两英里远的地方作出了决定。他最后已使部队逼近了敌军的地点，因此便不会倾听撤退的意见了。约翰斯顿于4月5日傍晚对军长们说：“纵使他们拥兵百万，我也要进攻。先生们，明天拂晓我们将出击。” 翌晨，南军向谢尔曼的军营发动第一波攻击。该军营位于一座叫做夏洛的木质小教堂附近。像某些报纸事后报导的那样，北军并不完全感到吃惊。联邦巡逻队拂晓时出发巡逻，曾与邦联军散兵遭遇，并高声叫喊着退回自己的防线，这样就为正面的两个师(分别隶属谢尔曼和班杰明·普伦蒂斯，均由未经训练的新兵组成)赢得了时间，奋起迎击朝他们涌来的灰色波浪。 在那漫长的一天，40,000邦联军缓慢而牢固地击退了33,000名联邦军(格兰特的分遣师直到夜幕降临才赶到战场)，双方伤亡惨重。在茂密的树林里和在小块的林间空地上，各旅各团都失去对士兵的控制，战斗分成了许多片，勐烈交火。格兰特正在下游7英里处的指挥部进早餐，听到了射击声。他命令抵达的比尔军先头部队开赴战场，还徵用了一艘轮船，急忙赶到前线，在那里和师长们共同协作，支撑了摇摇欲坠的蓝衣军战线。到下午3点，一个战斗格局已经形成。联邦军的两翼被打得均已后撤，只有普伦蒂斯率该师残部及其他师的一部，据守着设在一条凹陷道路的中部防线，邦联军贴切地称这条路为“大黄蜂窝”。当约翰斯顿在这一防区附近亲自指挥一次进攻时，他受了致命伤。博雷加德接替指挥。南军并不包围和绕过大黄蜂窝，而是调来62门大炮，以密集炮火连续勐轰，企图突破北军的中部防线。毫不放松的南军终于包围了普伦蒂斯，他于下午晚些时候率2,200名残部投降，但已经为格兰特沿匹兹堡码头的山嵴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赢得了时间。将近黄昏时，比尔军的第一个旅渡河与格兰特会师；两艘炮舰和山嵴的50门大炮，向邦联军队倾泻炮弹；博雷加德明智地决定，拒绝派出他那支疲惫之师参与一次决定性的拂晓攻击。 南军已把蓝衣军击退两英里多，但未达到突破的目的。这时，形势对格兰特有利。他那个失去联络的师，终于从下游抵达这里，同时比尔指挥的三个师也在夜间过了河。次日，格兰特将增加25,000名生力军，而邦联军却不能指望得到增援。夜幕降临，雷雨交加，浇淋着2,000名阵亡的士兵，还有上万名横卧沙场的伤兵。双方士兵几乎没有能够睡眠。炮舰彻夜不停地以8英寸炮弹轰击那些疲惫的邦联军宿营地。当潮湿的早晨终于来临时，坚强的北军便发起全线反攻。他们逼使南军步步后退，越过昨日战场，直到午后3时许，博雷加德才停止抵抗，开始踩着污泥向科林斯睏乏地后退。联邦军似乎已满足于收復原先营地，仅略事追击，就受到福雷斯特所部骑兵的阻击。 会战后的败退和追击 许多歷史学家批评格兰特没有乘胜给予一次强有力的打击，而这种打击本来是可以置南军于死地的。的确，邦联军向科林斯退却时陷在泥泞的路上。战斗结束后的当天上午，一名军长布拉克斯顿·布雷格写道：“我们的处境真可怕。部队溃不成军，士气低落。道路简直无法通行。口粮告罄，草料全无。”然而，正像布尔河战斗后的情况，胜利者像败北者一样，也是溃不成军，疲劳不堪。尽管比尔的一些部队比较缺乏经验，格兰特本人却不能给他们下达命令，而比尔又缺乏战场杀戮本能。 一场重要战斗刚一结束就去追击败敌，这决不像纸上谈兵那样轻而易举。士兵们情绪倦怠，体力耗尽。他们在战斗以前就经常长途跋涉，一连数日吃不饱，睡不好。只要行动尚处在昂奋状态，体内肾上腺素的循环倒还可以使他们坚持下去，而战斗了几个小时以后稍一停歇下来，就会出现情绪松懈，口渴难忍，找水喝便成为头等要事。夏洛战斗结束后，一名联邦士兵在家信中写道：“我们追击他们约四分之一英里，我们一停下来……便躺在地上休息。哎哟，妈妈，可累死我啦！战斗的兴奋已经消失。……到处是成堆的尸体和伤兵。我给一些可怜的伤兵喝水，接着又到附近一座被遗弃的营地去搜寻食物。”在另一次战役后，一名倖存者说道：“我一生中从来亲眼见过这么多精神崩溃、疲惫不堪的士兵。我像一匹马一样病倒了，浑身沾满血污和汗垢，我们好多弟兄由于过度疲劳而呕吐。……我们舌干口渴，因缺水而皲裂，我们的脸被火药和烟尘燻黑了。” 第97页 一支败军往往具有不顾睏乏而仓猝逃命的动力，但对胜者来说，进一步鼓劲就更难了。经过了几次战斗——如着名的安蒂特姆战斗和葛底斯堡战斗——联邦军拥有了新的久经沙场的部队作为后备，这些部队本来应该用于奋力追击逃敌的。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像在夏洛一样，士兵打仗过于疲劳，除休息和为自己的倖存而感到惊奇以外，什么也干不成了。而且在内战的多次战斗期间或战斗之后，例如在夏洛，大雨搅得道路泥泞不堪，阻滞了追击。 夏洛战斗至今仍是西半球歷史上最可怕的一场大屠杀，尽管它在以后的内战战斗中在这方面名列第七。每一方的阵亡数字都超过了1,700人，伤者逾8,000人。在总数达16,500伤兵中，有2,000人将迅速死亡。夏洛是美国在整个内战中经歷的一次洗礼。“唉，太骇人听闻，太可怕啦”，邦联军的一名倖存者写道：“祈求上帝让我永远不再参与这样的场面吧……。一旦得到解脱，我将毕生充当和平拥护者。” 联邦在西部的其他胜利 1862年春季的一些时候，邦联似乎就要垮台。在一个月前，联邦军在夏洛以西四百英里的皮里奇会战告捷，把南军(除游击队外)逐出了密苏里，联邦达到了控制阿肯色州北部的目的。1861年11月，当弗里蒙特离开密苏里以后，塞缪尔·r·柯蒂斯将军便开始担任该州联邦军主力战地指挥。在一次冬季战役中，柯蒂斯的12,000名士兵把斯特林·普赖斯部下的8,000名密苏里籍邦联军诱入阿肯色州，在那里普赖斯再次和本·麦卡洛克率领的一支小部队会合。这支16,000人的南军混合部队(包括切罗基部族印第安人三个团) [ 註：切罗基部族是五个“开化的部落”中最大的一个(另外几个是奇卡索族、乔克托族、克里克族和塞米诺尔族)，早在该世纪初，东南各州的白人就把这些印第安人的大多数逐出世居土地，美政府将他们重新安置在印第安人领地(即今俄克拉荷马州)。1861年，邦联与五个部落的一些首领议妥联合协定，让他们在邦联议会中派驻代表，给南方军队提供兵员。但大约半数的开化部落的印第安人继续忠于联邦。大体上说，纯血统的印第安人都留在联邦方面了，而混血种的则归属了邦联。后者中的一些人拥有黑奴。亲联邦印第安人反对亲邦联的印第安人的战斗，均局限于印第安人地区；皮里奇战斗是主要的例外。切罗基首领斯坦德·沃蒂擢升为邦联军准将，直到邦联军其他部队投降之后，他才率部投降。 ] ，由好战的厄尔·范多恩担任全面指挥。柯蒂斯把其蓝衣军部署在阿肯色州北部的皮里奇正南一带。为避免正面进攻，范多恩绕过皮里奇北侧，在夜间从翼侧迂迴，于3月7日晨袭击联邦军的后方。柯蒂斯的侦察员曾就邦联军的动向提醒过他，于是他便叫他的部队改变主意，准备迎击进犯者。他的炮兵击溃了切罗基团，一名狙击手击毙了麦卡洛克将军，蓝色防线遭到数量上占优势的南军步兵接二连三的冲击，竟岿然未动。翌晨，柯蒂斯准确地断定范多恩弹药告罄，乃发起反击，在一些地区击溃了南军。 随着邦联军在密西西比河东西两侧的退却，控制这条大河的时机已经成熟。南军已在密西西比河的第10号岛上设防；在那里靠近肯塔基-田纳西边境的地方，密西西比河形成一个巨大的s形。只要邦联军据守此岛，北军的舰艇就不能顺流而下。哈勒克命令约翰·波普将军组成拥有20,000兵员的密西西比军，与河上舰队协同作战，夺取第10号岛。波普从该河的密苏里一侧驱退了邦联军，他的工兵开凿出一条穿过沼泽地带的运河，以便使运输船能绕过该岛；在岛上的炮兵火力拦截下，两艘装甲炮舰夺路闯过去了；然后波普调用炮舰和运输船，在该岛的下方将部队摆渡过河，他们在那里占据了田纳西河一侧河岸。那7000名守军，陷入北军部队和炮舰的四面夹击，遂于4月8日投降，还交出重炮150门。就在同一天，吃了败仗的邦联军，正踉踉跄跄地踩着泥浆，从夏洛朝科林斯转移。 纽奥良的陷落 恰恰在北部庆祝田纳西大捷的时候，从下南部也传来了海军获得赫赫战果的捷报——占领纽奥良。邦联军最高指挥部认为，联邦对密西西比河下游构成的主要威胁将来自上游，因而抽调了海湾沿岸部队(他们参与了夏洛会战)，还派遣了8艘炮舰驶往北部，以便在孟菲斯上游对抗联邦河上舰队。为了防御来自海湾的攻击，纽奥良只剩下3,000民兵作为陆上防卫力量、两艘尚未造成的装甲舰、数艘武装汽轮以及位于城市下游70英里处河道两侧的要塞。这正是联邦军来犯之路，而且这次远征是由出类拔萃的战时海军司令戴维·g·法拉格特领导的，南部的厄运正在于此。 法拉格特出生于田纳西，和一个维吉尼亚女子结了婚，但他依然效忠星条旗。内战爆发时已年届六旬。他九岁便参加海军，成为海军军官候补生，并参与了1812年战争和墨西哥战争。作为一个斗志旺盛的人，法拉格特相信，可以把战争尽量推进到舰船能够驶到的腹地去。1862年，他统帅的海湾远征军，包括载炮210门的17艘木质战舰、20艘迫击炮艇以及班杰明·巴特勒指挥的15,000名士兵。4月中旬，舰队朝上游进发，驶抵纽奥良以南的两个要塞。在那里，海军准将戴维·d·波特指挥的迫击炮艇，开始发炮轰击，长达一星期之久，发射了17,000颗13英寸炮弹，但未能把要塞摧毁。这些场面虽壮观但毫不奏效的烟火，使法拉格特越来越感到焦躁不安，于是他决定让战舰闯过这两个要塞。4月24日凌晨两点，舰队起锚，逆着流速每小时3海里的急流，排列成单行溯河而上。两要塞的百门大炮开炮射击；战舰的全部舷侧炮齐射反击；无畏的南军舰队试图撞击几艘联邦战舰，并且推出火攻木筏以对付其他舰艇(几乎使法拉格特的旗舰着火)。一个联邦军官把当时的场景描绘得像是“世间所有的地震，所有的闪电雷雨，在2英里的空间内一起怒吼，霎时间一切都爆炸了。”尽管炮声惊心动魄，战况勐烈，法拉格特毕竟闯过去了，战舰仅沉没一艘，三艘失去战斗力。他驶抵纽奥良，该地那支孤立无援的民兵，慑于舰炮威力，未发一弹便弃城逃窜了。4月25日，该城向法拉格特投降。下游两要塞内的邦联军士兵譁变，向巴特勒投降；而巴特勒留下一个团驻守，统率其余健儿北上去占领南部最大城市和主要港口。 第98页 法拉格特并未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战绩。他率舰7艘继续沿河北上，在那里，巴吞鲁日成为第二个陷落的州首府，由于联邦舰队的火炮瞄准它的街道，它就像纽奥良一样投降了。纳奇兹城也未抵抗就投降了，然而，维克斯堡——凭仗高踞悬崖之巅的重炮群——拒不投降，于是法拉格特便向下游撤退。到5月底，从纽奥良到维克斯堡，密西西比河是一条400英里长的联邦交通干线。为了避免受制于敌，北面的河上舰队夺路下驶到孟菲斯，6月6日，联邦装甲舰和撞角舰在那里击沉或俘获了邦联军河上舰队8艘舰船中的7艘，当时，怏怏不乐的孟菲斯市民在悬崖上目击了这一场景。该城投降了。 联邦胜利的步伐停滞不前 当美国海军正在赢得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之际，西部大军的情况如何呢？夏洛战斗后，邦联把一切可调用的部队都集结在科林斯，使全部兵力达到70,000之众，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列入病号册的。而哈勒克在夏洛旧战场集结的联邦部队兵力达10万余人，亲自担任指挥，开始徐缓而有条不紊地朝科林斯推进。作为墨守典籍的军人，哈勒克更相信18世纪关于攻占“战略要地”的军事思想而不重视歼灭敌军。因此，极其重要的科林斯铁路接轨点，便成为他的目标。如果博雷加德不战而弃守的话，哈勒克会感到高兴，博雷加德这样做了，他在5月底悄悄地熘走。哈勒克认为这一行动是联邦的胜利，但格兰特却认为是祸患，因为他相信，採取坚决的行动本来是可以歼灭一部分邦联军的。 可是这时候，正值格兰特烦恼失意之时。从旧军队时期起，他一直以豪饮闻名军界，自从唐纳尔逊之役使他声威远扬以后，他嗜酒的传闻又不胫而走。夏洛会战以后，谣言纷起，传说联邦军因指挥官在那里酗酒而感到愕然。林肯并未听信这些无稽之谈。 [ 註：关于格兰特嗜酒的传闻，是以琐事为根据的谣传，是对名人进行诋毁的一个实例，谣言经报纸和闲言的补充而变成“事实”。1854年，格兰特上尉被派往加利福尼亚前哨基地，就开始明显地贪杯，试图消除厌烦乏趣和离妻别子的孤寂之感。为避免因渎职罪而受军法审判，他辞去军职，后来从事各种职业，无何显着成就，直到1861年才重返军界，任伊利诺伊志愿军某团上校。1864年，擢升为三星军衔，引起其他许多雄心勃勃的军官的嫉妒，他们遂散布关于他嗜酒的流言。根据格兰特传记的作者，即着名的内战史学者布鲁斯·卡顿的说法，在战争期间，格兰特饮酒甚少——比联邦军其他将领少——而他履行职责的能力，却从未因酒精而削弱过。 ] 总统对一个带来这种谣传的来访者说：“我不能不要这个人；他能打仗。” 但是，哈勒克显然认为可以不要他，因为在科林斯战役中，他将格兰特委任为副指挥，使他闲置而无所事事。格兰特要求调动，甚至考虑辞去军职，可是在谢尔曼的力劝下，他留任了。7月间，哈勒克赴东部后，格兰特开始担任田纳西西部和密西西比北部所有联邦部队的指挥官。 可是在那以前，哈勒克已经把他那支庞大的部队划分成几个部分。比尔率军35,000人，对查塔努加发动一次无效的攻击(最后受到挫折)。其他部队开赴阿肯色，以对付邦联军在那里的新行动。其余的部队则分散在他们过去4个月里攻占的45,000平方英里的邦联领土上，占领城市，防守交通线。许多歷史学家对哈勒克分散兵力的做法一直持批评态度。他们争论说，在占领科林斯后，如果50,000大军集拢在一起，他们本来是能够南下攻取维克斯堡、杰克逊，甚至莫尔比的。这个论点有点道理。但它忽视了派遣大批部队守卫补给线、管理占领的城市以及处理占领区全部问题的需要。它还忽视了夏季在美国南部作战发生的疾病问题。 1862年春，驻守科林斯的邦联军中发生了可怕的瘟疫。在出征科林斯期间，联邦军也遇到类似问题。联邦军占领该城之后，连哈勒克、波普和谢尔曼在内的几名将领也患了病(谢尔曼患了疟疾)。疾病也使联邦军对维克斯堡的最初战役遇到困扰。 1862年6月，法拉格特再次率舰队和3,200名步兵向上游进发，奉命攻占维克斯堡。联邦河上舰队从孟菲斯驶来支援。防守维克斯堡的，有60门重炮和由范多恩指挥的10,000名士兵。海军的迫击炮和舰炮天天勐轰防御工事，但收效甚微。步兵在该河u字形急转弯处的地峡开凿了一条水道，指望急流将它沖宽而成一条新航道，俾使北军舰船能绕过维克斯堡。但该河并不听命协作。维克斯堡三面环河，还有无法通行的沼泽，只有东面能受到陆路攻击，而那里又有一道高耸的山嵴作为屏障。发动这样的攻击，不仅需要数量庞大的部队，使后勤供应难以解决，而且联邦现有的士兵和水兵中，有三分之二因疟疾、痢疾和伤寒而躺倒。数以百计的士兵病得奄奄一息，加之大河水位下降(危及法拉格特的深水舰)，联邦军遂在7月底放弃了对维克斯堡的首次攻击。法拉格特朝南撤退，河上舰队则驶向北部；邦联这才暂时占有从维克斯堡到路易斯安那州哈得孙港之间200英里的密西西比河航道。在这一航道上，他们也设防了。 尽管1862年未能攻占维克斯堡，从2月6日亨利要塞陷落到6月6日孟菲斯陷落的4个月，是联邦在西部获得显赫战绩的时期。“对南军的每一次打击都极其奏效”，1862年5月23日，《纽约论坛报》为此而高兴地说，“叛军惊慌失措，没精打采。预测这场斗争的结局，现在已无须去作漫无边际的预言了。” 第99页 1862年5月，南军的确士气消沉。他们不仅在西部溃退，而且在东部，麦克莱伦的波托马克军10万劲旅，距离里奇蒙已不到5英里。联邦在维吉尼亚的其他部队，每条战线的兵力在数量上都超过了邦联军，看来已作好在7月4日前粉碎叛乱的进军准备。然而，在那个日期以前，在李和杰克逊的英明指挥下，已扭转了维吉尼亚的局势，并使北部迅速取胜的希望成为泡影。 第十五章 杰克逊和李的回击 维吉尼亚州的半岛和河谷战役 随着维吉尼亚1862年春季的来临，麦克莱伦将军在筹划一次用心良苦的侧翼行动，以波托马克军攻打森特维尔的邦联军，以避免代价颇高的正面攻击。为了抢在这一行动之前，邦联军司令约瑟夫·e·约翰斯顿破坏了这一行动计划，并于3月初便向南撤退到40英里处的库尔佩珀。在那里，他能够更有效地保卫里奇蒙，使它不受来自各方的威胁。当麦克莱伦在考虑下一步行动的时候，北部的新闻记者们巡视了邦联军撤离后的防线，发现了几根涂着黑漆的圆木，很像加农炮，再加上其他物证，显示约翰斯顿的阵地并非那样坚固，军队也不像麦克莱伦声称的那样众多。“假炮”使麦克莱伦不胜尴尬，也助长了共和党不断增长的疑窦，认为他确实不愿击溃南军。3月11日，林肯解除了麦克莱伦的司令官职务，因为他身为出征大军的指挥官，在即将上阵之际，无法履行对联邦全军的责任。这是合乎道理的，但也暗示着对麦克莱伦的不信任。 由于邦联军这时隐蔽在拉帕汉诺克河的那一侧，麦克莱伦计划把自己的出征基地进一步向南推移，把波托马克军用舰船运送到切萨皮克湾，直抵约克河和詹姆斯河之间半岛顶端的门罗要塞。此举使部队处于可以在靠近里奇蒙的地点建立基地的有利地位，从这里渡过两条河，便可到达邦联首都里奇蒙。但是，这将使里奇蒙而不是南军成为第一位目标，这与林肯考虑的顺序恰恰相反。在林肯看来，它还有缺陷，一旦南军从西部或南部发动进攻，就使华盛顿处于防务空虚的状态。麦克莱伦答应把足够的部队留在华盛顿附近保卫首都，还向林肯提出保证，他进军维吉尼亚半岛，势将迫使邦联军远离华盛顿，而撤向东南去对付里奇蒙面临的威胁。林肯勉强批准了这一计划。 3月末，一支由300余艘舰艇组成的舰队，开始把70,000士兵，还有马匹、货车、军需品以及300门大炮，从亚歷山德里亚运往门罗要塞。欧文·麦克道尔将军统率的一支数达35,000的精锐部队待命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稍后移师南进，与麦克莱伦配合，攻击半岛南部的邦联军防御阵地。除波托马克军外，还有另外两支联邦军也在维吉尼亚战区作战：一支是纳撒尼尔·班克斯所部25,000人在谢南多厄河谷；另一支是约翰·c·弗里蒙特统率的8,000人在维吉尼亚西部，他是林肯因受国会压力而被委以指挥权的。其中一些部队是麦克莱伦考虑留下来保卫华盛顿的。麦克莱伦实际留在华盛顿防御工事里的团，也比他答应留下的少，而且差不多都是新兵。总统对首都的安全感到忧虑，对麦克莱伦感到气恼，因为他对此显然漠不关心。 林肯认为，班克斯在河谷的兵力雄厚，对付斯通沃尔·杰克逊在该地的那支为数不多的军队绰绰有余，遂下令将班克斯的一个师调往距华盛顿较近的马纳萨斯。然而，这是无视杰克逊的非凡才干而作出的决定。杰克逊笃信宗教，个性内向，不可捉摸，他在南北战争中最后成为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他发布命令，防止班克斯把任何军队从河谷调到维吉尼亚东部去。3月23日，杰克逊率领仅有4,200人的部队，大胆地袭击了驻守克恩斯顿村的一个人数比自己大两倍多的师，该村位于温切斯特的南面。他虽被击退，损失惨重，但这次战术性失利却证明是一次战略性胜利，其后果非同小可。林肯推想，杰克逊驻守河谷的兵力很可能比原先设想的多，于是便命令班克斯全军留在该地，而从麦克莱伦部队中抽调一个师增援西维吉尼亚州的弗里蒙特。为了在华盛顿附近保持足够的兵力以保卫首都，林肯命令麦克道尔的一个军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附近，而不按原先计划去和麦克莱伦会师。 麦克莱伦向里奇蒙进军 麦克道尔一个军的留守，是引起麦克莱伦及其支持者大为不满的几件事情的第一件事。他们指责说，共和党政府无意让他这个民主党将领获得成功。这一指责毫无根据。不管怎样，在4月份的第一周以前，麦克莱伦已拥兵70,000(还有30,000人迅即抵达)，而相对峙的是在约克敦革命战争时期旧战场 [ 译者註：约克敦革命战争旧战场：位于维吉尼亚东南部的约克河畔，1781年，华盛顿率军在此围攻英将康沃利斯统率的英军，并迫使他投降。革命战争即指1776年-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 ] 附近的半岛南部挖壕据守的邦联军，有15,000人。麦克莱伦对这条堑壕防线只是围而不打。他过高估计了据守约克敦防御工事的敌军人数。邦联军指挥官约翰·b·马格鲁德将军竭力促成麦克莱伦的错觉。马格鲁德这位业余戏剧表演迷，给联邦军做了一番表演。他使他的部队往返行军，将炮兵部队不停地转移，凭藉这种办法给人们造成他的兵力比他实际兵力要大的印象。 林肯对麦克莱伦在约翰斯顿把大部分军队转移到半岛以前未能摧毁约克敦防线，感到失望。4月9日，总统警告麦克莱伦说，旷日持久的围困，只能证实人们对将领不愿作战的疑虑。“对你来说，你很有必要去进行一场攻击……。我从未怀着比此刻更加强烈的亲切感给你写信，或跟你谈话，也从未以更加充沛的意志支持你……可是，你必须行动。”尽管约翰斯顿已将40,000余士兵调到了半岛，麦克莱伦的唯一行动便是慢慢地紧缩包围。约翰斯顿视察了约克敦防线以后，评论说“只有麦克莱伦才不愿进攻。” 第100页 麦克莱伦终于在5月初以前把大炮拖入包围圈阵地。但是，约翰斯顿并没有坐待大炮将他的防御工事炸得肢离破碎，竟然于5月3日夜撤离战壕向里奇蒙退却。联邦的几个师追击退却的南军，5月5日在威廉斯堡袭击了他们的后卫部队。一场激战之后，已耽搁了追击，邦联军已经撤走，并有足够的时间掩护后勤供应车队撤退。滂沱大雨把道路变成泥淖，联邦军继续追击已陷入困境。雨几乎持续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多种瘟疫在流行，在泥泞深不可测的道路上铺上大量木排(即铺上圆木和木板)，在暴涨的河上架起无数的桥樑，还有无休止的咒骂——可是几乎没有战斗。 邦联军的退却使诺福克不得不弃守，这样就打开了联邦军舰驶入詹姆斯河的通道。5月15日，包括“蒙尼陀”号在内的5艘炮舰，溯河而上，进攻里奇蒙下游7英里处的德鲁里高地的邦联军要塞。政府准备撤离首都，但联邦海军却在德鲁里高地受到打击。“蒙尼陀”号的大炮无法仰射足以命中100英尺高度的高地邦联军炮队，其他炮舰遭到南军炮火和沿岸狙击手的重创，他们把甲板上的北军水兵逐个击倒。假如里奇蒙要被攻占，麦克莱伦的军队本来是应当攻占它的。 在5月20日以前，约翰斯顿已在离城5英里处构筑了一道防线，邦联军60,000人在那里与联邦军10万人相对峙。援引阿伦·平克顿的特工的报告，麦克莱伦估计约翰斯顿的兵力有15万之多，他要求增派援军，才能发起攻击。林肯允诺把麦克道尔部的40,000人调拨给他，这支部队能马上从弗雷德里克斯堡进军，与仍留在邦联军和华盛顿之间的麦克莱伦右翼会师。然而，“石墙将军”杰克逊在谢南多厄谷河的战绩，再次打乱了联邦军进攻里奇蒙的作战计划。 杰克逊在河谷 3月，克恩斯顿之役结束后，杰克逊就撤向河谷(向南)，班克斯警惕地跟踪追击，但不时受到南军游击队的骚扰和骑兵的袭击。在4月末，杰克逊招募了新兵部队，并得到理察·尤厄尔将军指挥的一个师的增援，使他的全部兵力达到17,000人，北部面对着班克斯的15,000人(班克斯的一个师已撤回去增援攻击里奇蒙的部队)，西部面对着弗里蒙特在数处分散布署的15,000人。作为杰斐逊·戴维斯的军事顾问，罗伯特·e·李，在里奇蒙向杰克逊建议，在河谷再发动一次佯攻，以阻止联邦进一步增援里奇蒙前线。杰克逊其人还真是将此建议付诸实施的最恰当的人了。他甚至对自己的军官们也守口如瓶，以免泄密。他把半数部队开往东部，越过蓝岭，然后让他们在夏洛茨维尔附近乘上火车，接着又把他们运回西部的斯汤顿。而斯汤顿是受到弗里蒙特部分军队威胁的一个重要供应基地。这一路线曲折的行军已迷惑了敌军，5月8日，在斯汤顿西部山区进行了一场激战之后，杰克逊将弗里蒙特的两个旅驱往北部。 当游击队搞得弗里蒙特心神不宁的时候，杰克逊又挥军东进，发现班克斯的另一个师已奉命与麦克道尔会师，以实现与麦克莱伦预期的会合。因为这正是杰克逊极需防范的，于是他便迅速採取行动，攻击班克斯。班克斯的部队已减至8,000人，遂沿河谷大道撤至斯特拉斯堡，并派出一个团到弗兰特罗亚尔，扼守卢雷河谷的山口。杰克逊装作跟踪班克斯到斯特拉斯堡，但突然转向东部，翻越马萨努登山抵达卢雷。他在此地顺便率领尤厄尔师，进军弗兰特罗亚尔，并在5月23日击溃了该地联邦守军。在全部的军事行动中，杰克逊那支由特纳·阿什比指挥的无畏的骑兵队，颇有成效地掩护了杰克逊的行动(即阻止联邦骑兵接近，使他们无法发觉杰克逊的真实意图。)在此次战役中，南军步兵行军迅速，行程颇远，因此以“杰克逊的步骑兵”而闻名。 杰克逊行动疾速而诡秘，已使班克斯迷惑不解，而对弗兰特罗亚尔的袭击更使他不胜震惊。这时邦联军位于他的翼侧10英里处，兵力比他多两倍。杰克逊敦促部队前进，以切断班克斯撤往温切斯特基地的退路，但是睏乏的“步骑兵”已经在前4天沿着恶劣的道路行军70英里，行动破例地缓慢下来。班克斯使他的大部分军队进入温切斯特的阵地，但杰克逊毫不放松地连夜追踪，于5月25日拂晓发起攻击。联邦军在短促抵抗后便溃散了。班克斯残部涌向北部，直奔波托马克河。杰克逊希望追击并歼灭敌军，但他那支疲惫不堪的步兵再也走不动了，而阿什比部下那支纪律松弛的骑兵队，在掠取了缴获的北军供应品后，作为战斗部队已经解体了。尽管班克斯使大部士兵渡过波托马克河，但杰克逊的军队已俘虏或击伤击毙3,000名联邦士兵，并缴获数量可观的运货车、供应品、药品、大炮和马匹。 关于班克斯溃退的夸大其词的报导，引起了北部的惊恐。据报导，杰克逊正率军40,000部队横渡波托马克河，向华盛顿进军。林肯并不相信这一报导。他对事态的反应并不是为首都担忧，而是想不等杰克逊部队撤回河谷便设下罗网加以歼灭。总统再次命令麦克道尔暂停向里奇蒙推进，并命令他派出20,000人赶赴斯特拉斯堡，直插杰克逊的后方。他命令弗里蒙特率15,000人从阿勒格尼山脉出发，进抵哈里森堡公路，如果杰克逊远离公路，便加以拦击。他命令班克斯重新改组所属部队，重渡波托马克河，从北部追踪杰克逊。如果运筹得当，杰克逊部队将陷入联邦40,000人合围大军的罗网之中。 第101页 由于杰克逊发动河谷战役的目的是阻遏麦克道尔驰援麦克莱伦，林肯已经因为让李和杰克逊占了便宜而受到了非难。但林肯首先消灭杰克逊的决定，可以视为正确的军事部署。因为将领们行动缓慢，又不协调，后来计划失败了。弗里蒙特从西部而不是依照林肯的命令从南部逼近斯特拉斯堡。5月30日，弗里蒙特和麦克道尔的先头师师长詹姆斯·希尔兹将军相距仅20英里，在杰克逊穿过斯特拉斯堡逃窜的路线上集结了25,000人。两支军队均比邦联军更靠近斯特拉斯堡。然而，由于道路泥泞，也由于邦联骑兵队的佯动，更由于缺乏战斗士气，联邦部队行动缓慢，而杰克逊军队在罗网布好之前，却急行南下，沿河谷碎石公路逃逸。 弗里蒙特和希尔兹向南分别沿着马萨努登山两侧的公路追击杰克逊。邦联骑兵队比联邦军抢先抵达卢雷河谷的三座主要桥樑，把它们付之一炬，阻滞了希尔兹的追击，而杰克逊的后卫部队还焚毁了河谷公路的一座桥，使弗里蒙特的行动放慢了。两支联邦军可能会师的唯一剩下来的一座桥樑，位于里帕布利克港，那是座落在斯特拉斯堡以南60英里处的一个村落。杰克逊首先到达该地，部署自己的师守卫桥樑，留下尤厄尔部6,500人对抗在克罗斯基斯的弗里蒙特所部12,000人，该地是位于北部数英里处的另一村落。6月8日，弗里蒙特在那里对尤厄尔发动了并不凌厉的攻势，在开始无何效果的炮击以前，只从24个团中派出了5个团的兵力。翌日，杰克逊率领尤厄尔部队的半数士兵开赴里帕布利克港，参与对希尔兹师的两个旅的进攻。由于在数量上以二比一超过联邦军，杰克逊希望迅速歼灭对手，然后转而挥师进击弗里蒙特。然而事态的发展难从人意。希尔兹的部队出人意料地顽强。杰克逊在经歷数小时的苦战之后才将他们击退，但自己的部队却损失惨重而不能追击弗里蒙特了。邦联军撤到蓝岭，烧毁了里帕布利克港的桥樑，延宕了弗里蒙特的跟踪。 军事院校仍在研究杰克逊的河谷战役，把一支利用地形和机动性的小部队如何获得战场优势而战胜兵员众多但失之分散的敌军当作一个范例。在一个月内(5月8日至6月9日)，杰克逊的17,000人部队挺进了350英里，四战四胜总兵力比自己大两倍的三支敌军，使敌军遭到的伤亡比自己多两倍，缴获大量的急需物资，并且使约60,000敌军无法行动。杰克逊使林肯三次搁置调遣麦克道尔全军驰援麦克莱伦的计划：3月间克恩斯顿会战和5月间温切斯特战役之后，还有6月间里帕布利克港之战后。虽然麦克道尔的一个师最后确实和麦克莱伦会合了，而其余三个师仍留在谢南多厄河谷内或附近一带，以对付令人生畏的杰克逊决定採取的下一步行动。后来麦克莱伦对国会“战争指导委员会”说，“要是麦克道尔将军的部队在5月与波托马克河军会师……我们就会在一周内攻占里奇蒙了。”虽然人们对此有理由怀疑，认为不论麦克莱伦拥有多少军队，他也不肯进攻，但事实到底是，杰克逊发动的河谷战役已经达到了罗伯特·李和戴维斯预期的全部目的。它还扩大了邦联军在维吉尼亚的一系列胜利，从而使南军取得对敌军的心理优势。 七棵松战役 当5月31日杰克逊正在逃脱林肯设在斯特拉斯堡的罗网时，半岛上的军队正在里奇蒙以南5英里处进行一场大规模战役。奇克哈默尼河流经里奇蒙和麦克莱伦设在约克河畔的供应基地之间。为了保卫这一基地，为了使自己的右翼与预期从北部开来的麦克道尔军队会师，麦克莱伦的部队部署如下：把部队两翼设在奇克哈默尼河的两岸。该河在最佳季节也毗连沼泽地带，5月的大雨已使它变为狂奔的激流。5月30日一场倾盆暴雨，使联邦两翼大军之间唯一赖以联繫的4座桥樑遭到被沖毁的危险。约翰斯顿利用这场暴雨的有利时机，于5月31日投入三分之二的兵力，向大河南侧的联邦两个军的一个军勐攻。 如果得手，这次袭击也许会使麦克莱伦遭到致命的打击。然而，口头的而非书面的命令，竟引起南军一片混乱。约翰斯顿的作战计划，要求三个师从三个不同的方向进军。这对他那个缺乏经验，人手不足的参谋部是过于复杂而难以掌握。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将军的一个师走错了路，竟跟邦联军另一个师纠缠在一起。预定的拂晓攻击一直拖到下午才发动。几个旅还没有投入战斗，其余的旅零零散散地发动了进攻。这就给联邦将领提供了增加援军的时间。麦克莱伦命令埃德温·萨姆纳将军，一位在内战前经歷了42年戎马生涯、皮肤被刺伤过的宿将，率军渡过奇克哈默尼河，加强联邦军翼侧。尽管桥面水深没膝，倔强的老“雄牛”萨姆纳，使包括炮兵在内的全部人马都渡过了河。他的先头师反击南军，在薄暮时遏止了他们的前进。翌晨，邦联军重新发动攻击，但战果甚至不如前一天。到了下午，他们几乎已被驱退到七棵松和费尔奥克斯(此战役即以两地命名)之间公路一带的出击点。这是一场伤亡颇重的混战，战斗在森林和沼泽地里进行，无法协同作战，而且有些伤兵一陷入泥浆中便溺毙了。双方投入战斗的兵力大约都是42,000人，南军伤亡达6,000人，北军达5,000人。 这次战斗并未取得重大的战略效果，但对双方最高指挥官确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麦克莱伦见到遍横战场的“血肉模煳的尸体”，便丧失了斗志。他写道：“代价如此惨重，我看胜利并无诱人之处。”麦克莱伦关怀士卒，这是他素孚众望的一个原因。然而，正如一位歷史学家所说，“麦克莱伦钟爱士兵，乃是一种危险的感情。这使他忘记了无法否认的事实，即士兵为战斗而存在，而且可能死亡。”这就使他更加主张调兵遣将和围困，而不是作战。 第102页 如果七棵松战役使联邦指挥官更为谨小慎微，而它对邦联领导人的影响却截然相反。约翰斯顿在第一天的战斗中就负了伤。接替他的是罗伯特·e·李。因为李早期在维吉尼亚西部表现并不突出。他的任职几乎未能使南部感到振奋。麦克莱伦评论他的新对手时说：“肩负重责，谨小慎微，意志薄弱……，一旦繁重任务急迫，就缺少精神上的坚定性……，可能会表现出怯懦，优柔寡断。”可是一名熟识李的南军军官说，尽管他举止文雅，有贵族仪态，但却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他的名字可以叫‘大胆’。他将有更多的冒险机会，而且要比这个国家其他任何将领来得更快。” 李把他的军队命名为北维吉尼亚军。他即刻着手筹划对麦克莱伦的优势兵力发动一场进攻。6月12日，他派遣j·e·b·斯图尔特将军执行骑兵侦察任务，以便发现麦克莱伦的准确位置。斯图尔特作为一个无畏的、精神抖擞的传奇式人物，具有一个骑士的典型形象。他是一个优秀的骑兵统帅。他不仅搞到了李所需要的情报，而且还凭高明的骑术在麦克莱伦大军的周围活动。在为时3天的冒险中，以1,200人包围了10万敌军，抓了一些俘虏，破坏了联邦军的补给品，智胜追踪的敌骑，回师时仅损失一名士兵。斯图尔特对李说，麦克莱伦的右翼“没有掩护”(没有天然屏障如河流、山脉的防护)，容易受到包围。 七天战役 麦克莱伦已经把他的大部分军队调往奇克哈默尼河南面，留在北岸的仅有菲茨·约翰·波特的一支30,000人的增援部队。李决定向这支部队发起攻击。为了达此目的，他打算将杰克逊的部队从河谷调来，以18,000人袭击波特的翼侧，而半岛部队的45,000人则横渡奇克哈默尼河进攻正面。这一行动的风险是，当他加强自己的左翼以进攻麦克莱伦的右翼时，奇克哈默尼河南侧的70,000名联邦军可能冲垮他们正面对峙的25,000邦联军。然而李了解麦克莱伦，所以认为值得去冒这个风险。为了使北军产生错觉，李首先派出一个师给在西部90英里处的杰克逊。联邦情报员及时密报了这一调动。但与此同时，杰克逊却极秘密地利用铁路、公路，把军队运送到里奇蒙正北，他从那里将能和李发动协同攻势。 这段时间麦克莱伦在干些什么呢？两周来他几乎每天向林肯保证，天气一旦好转，而“必要的准备工作”完成后，他就开始进军，但同时，他要求政府能否给他增派更多的兵员。他抱怨说供应匮乏和援军不足，但并没有什么根据。虽然他未能得到麦克道尔的整军的增援，可是其中一个较大的师已抵达他那里，而且从4月份起，他原来的部队已经得到总数达35,000人的增援，6月20日，他拥有的战斗部队将近10万人。即使在杰克逊抵达之后，邦联军兵力仍不足90,000人，但麦克莱伦的蹩脚的情报处竟把此数字夸大为20万——这便成为他按兵不动的理由。然而麦克莱伦于6月25日搞了一次武力侦察——显然这便是他久已应诺的进攻的开端。 但在第二天，李部渡过了奇克哈默尼河发动了攻击。从那时起，南军便掌握了主动权。虽然进攻开始时不甚得手——出人意外的是，失利主要归咎于杰克逊。李的部署是要求杰克逊的三个师袭击波特的右翼和后方，这将是李军各师进击梅卡尼克斯维尔村附近联邦军前线的信号。可是素享盛名的杰克逊步骑兵在6月26日并未抵达战场。位于中央的由a·p·希尔指挥的邦联军先遣师等不及了，遂于下午3时发动进攻，将联邦军警戒哨逐出梅卡尼克斯维尔，但随即遭到驻守在村东沼泽地一条小河彼岸的蓝衣军的扫射，伤亡颇重。杰克逊在不到3英里处听到了射击声，但未去支援希尔。人们对杰克逊在这一次以及后来以“七天战役”闻名的日子里所表现的奇怪行动议论纷纭。据说联邦军焚毁桥樑，砍倒树木以阻塞本来就难通行的道路，使他迟迟不能向梅卡尼克斯维尔村进军；据说李的命令含煳不清，邦联军参谋部工作失当；杰克逊部队经歷河谷战役和后来向里奇蒙的行军，已感睏乏；在熬过几个近乎不眠的夜晚之后，杰克逊本人已是精疲力竭，缺乏生气。不论理由如何，杰克逊并未像他在河谷那样对半岛发动同样的进攻。 6月26至27日夜间，波特将他全军撤到盖恩斯磨坊正东的博茨韦恩沼泽地后侧的坚固防线。李跟踪而至，并于6月27日下午以57,000之众对波特的已经加强的34,000人的部队发起全面攻击。杰克逊再一次缓慢地进入邦联军左翼阵地，李的中间各师接二连三地受到勐攻而后退，直到薄暮时分，全线最后出击，才突破了北军防线。波特在夜间渡过奇克哈默尼河退却了。 当这场战斗继续向北推移时，大河南面的部队在干些什么呢？约翰·马格鲁德的演戏才华再一次起着作用。李命令他搞些演习和游行，以这些花招使麦克莱伦认为他准备进攻。马格鲁德重演了约克敦故伎。他的炮兵隆隆轰鸣；步兵步伐整齐地前进和后退；军官们站在能听到联邦军前线动静的森林里，佯作向团队高声发令，有些连队对北军阵地发动短促突击。诈骗术真起了作用。麦克莱伦果然给华盛顿拍发电报说，他在奇克哈默尼河两岸受到“占压倒优势兵力的攻击”，虽然事实上他在该河南侧拥有的兵员优势是2.5比1。 第103页 麦克莱伦决定把基地转移到半岛另一边更加安全的詹姆斯河去。当天夜里，他便下令部队南撤到詹姆斯河。紧接着，他给陆军部长斯坦顿发出电报，表示当天的事情已使他不知所措： 因为我部兵力过少，此次战役失利了。……政府不必要也不能追究我对战斗结局的责任。……我看到那么多的同伴阵亡和负伤，使我只能感到政府没有支持这支军队。……假如我现在挽救了本军的话，我要坦率地告诉你，我不会感谢你，也不会感谢华盛顿的任何人。你为了牺牲本军，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 註：电报局里的一个感到愕然的上校，在拍发电报给斯坦顿之前，删掉了最后两句。 ] 写出这番话的人，居然是个吃了败仗的将领，尽管他统率的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两方面都超过敌军。拿破崙说过，战争中真正举足轻重的不是士兵，而是这种人——负责指挥的将领。麦克莱伦印证了这一点。 李打算趁联邦军横过半岛撤退之际冲击其侧翼和后卫。他的计划从纸上谈兵来说是高明的，但师长们执行起来却感到棘手。他们两次袭击退却中的蓝衣军——6月29日在萨维奇车站，6月30日在格伦代尔。邦联军每一次都未能很好协调他们的攻势；在格伦代尔，他们8个师只将两个师投入了战斗。另外两次杰克逊也贻误了战机——一次是在奇克哈默尼河上一整天搭桥，而不是涉水而过(水位已下降)；另一次是因对方炮火狙击和白橡林沼泽地一座断毁的桥樑使自己受到制约，而没有命令各师涉过浅滩，直逼格伦代尔的联邦军侧翼。 7月1日，联邦军构筑了一道横过莫尔文高地的坚固的防线，该高地是高达150英尺的斜坡，两侧是深壑，正面是长而开阔的火力阵地。蓝衣军炮队在正面横列配置了100门大炮，另外150门配置在侧翼，作为后备。这阵地看来坚固难攻，但李认为，撤退的北军胡乱遗弃的装备就说明了士气颓败。他相信，再发起一次攻击，在他们抵达詹姆斯河并取得炮舰掩护以前，可能歼灭之。邦联军炮兵发射密集炮火以削弱敌方阵地，然而，联邦军大炮却发射出犹如外科手术般精确的反击炮火，将他们的大炮一一摧毁。李决定命令步兵无论如何要发起攻击。用邦联军将领丹尼尔·h·希尔的话说，随后发生的“不是战争——而是屠杀”。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均被联邦军发射的炮弹和榴霰弹粉碎了。在莫尔文高地，北军炮兵比内战期间其他战役更显示出优势。邦联军伤亡有半数是炮火造成的，这对这场战争的每一方的确是仅有的一次。后来希尔声称，拥有邦联军的步兵和北军的炮兵，他就能举世无敌。 莫尔文高地之役，是“七天战役”最后的战斗。蓝衣军撤退，以便在哈里森码头休息和重新装备，而南军则医治创伤。虽然李在第一个月的指挥中成就是非凡的，但他感到失望的是，麦克莱伦未遭到更严重的损失便逃之夭夭。李一反常态，大发雷霆，对他的一名将军厉声说，这一事态的发生，是“因为我不能使我的命令得以贯彻执行”。后来李把几名将领从维吉尼亚战区调走，并把该军的八个步兵师改编成两个军归朗斯特里特和杰克逊指挥，才纠正了参谋部和指挥机构的弱点。 无论南军统帅部存在什么弊端，都比不上作为作战将领的麦克莱伦的缺陷。在整个的“七天战役”中，联邦军实际上仅受挫一次——盖恩斯磨坊之战——邦联军伤亡20,000人，联邦军16,500人(后者中的6,000人是失踪者，大部分是被俘者；如果只计算阵亡者和伤者，南军伤亡近20,000，北军约11,000)。莫尔文高地之战结束后，邦联军损失严重。甚至包括麦克莱伦的门徒菲茨·约翰·波特在内的几名联邦将领，都建议反攻。麦克莱伦不但没有採纳，反而下令撤往哈里森码头，据说脾气急躁的师长菲利普·卡尼此时曾说：“我们不但不该撤退，而且应该穷追敌军，攻占里奇蒙。……我对你们大家说，这样一道命令只有懦夫和叛徒才会给予支持。” 在死者与生者中间 像西部的夏洛战斗一样，“七天战役”揭开了东部全面战争的序幕。那么多北军和南军曾怀着无忧无虑的浪漫主义投入战争，这情怀已一去不復返了。纽约义勇兵一个团的上校参加半岛战役归来后写道： 出征和归来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我们出征时是春天，快活、漂亮，所需的一切应有尽有。战鼓咚咚响，军号呜呜吹，带有褶纹的洁净丝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秋天未到，我们就踏上了归途，悲伤、疲顿、混身泥垢，军服褴褛……。红色马裤哪里去了？义勇兵短上衣哪里去了？穿着军装的那些人[哪里去了]？……在威廉斯堡阵亡了，在费尔奥克斯阵亡了，在格伦代尔阵亡了，在莫尔文高地阵亡了；受伤或生病躺在医院里。 战役结束后，那些曾参与掩埋死者的士兵，有时滔滔不绝地描述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经歷：“那困扰着我们的景象和臭味，简直难以形容——死尸膨胀到原先的两倍那么大。由于受到恶臭气体和蒸气的压力作用，有些尸体竟然爆裂。腐臭气令人作呕，……不一会儿我们都感到噁心，并口贴地面俯卧着，我们大多数人大口大口地呕吐着。”但是，有许多士兵对死亡景象变得无动于衷了。一个新英格兰人写道：“我们看到死人与看到死猪一样满不在意。”而一个沉思的南军士兵则仔细地说：“我不可能描述这一转变，也不知道是何时发生转变的，然而我知道发生了转变，因为我此刻差不多以这样的感情看待一个士兵的尸体，倘若那是一匹马或一头猪，我也会有同感。”61年的孩子们已经成为62年的老练战士。 第104页 随着战争越来越残酷和更具破坏性，双方士兵的相互态度出现了一些怪现象。一方面，仇恨的程度随着杀戮的程度已逐步升级。“七天战役”以后，一个维吉尼亚籍列兵在日记中写道：“祈求上帝替我们向穷凶极恶的敌人报仇。……‘要宽恕你的仇敌’是上帝的箴言，[但是]，怎能宽恕我们正与他们进行斗争的那样的仇敌呢？掠夺我们的财产，把我们从家园和朋友那里赶走，在战场上杀死我们最优秀的公民，罪行确凿，不容宽恕。”另一个南军士兵在1862年春致妻子的信中说：“教育我的孩子们要怀着刻骨仇恨去仇恨他们，在任何情况下，若不是想法消灭对方，就永远不许他们见面。”北部士兵作为侵略者而不是被侵略者，很少表现出这种赤裸裸的仇恨。然而，北军是可以犯下野蛮暴行的。在半岛战役期间，关于南军虐害俘虏和伤员的残暴行径的许多传闻，在联邦军营中流传着。一个纽约团对此深信不疑，发誓要以牙还牙。当一个邦联哨兵拒绝他们提出的投降要求，反而射杀他们的一个伙伴时，激起怒火的纽约州人便把他抓获，正像一个旁观者所报导的那样，“用绳索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吊在树上，把他那悬空的身躯当作射击靶子，接着割断绞索把他放下来，用刺刀捅了十几下，随后把他拖到大路上，他们在那里守候着，直到一长队运货马车把他的尸体辗成肉酱。” 另一方面，南军士兵与北军士兵之间的友善交往已成为传奇轶事。他们操同一种语言，享有共同的歷史和多方面的共同文化，彼此以弟兄或堂弟兄——有些情况确是这样——相称。他们在安闲的时候，有时把滑瞠枪架起来，以菸叶(北部很罕见)换咖啡(南部几乎搞不到)，一起玩纸牌，同声咒骂他们的军官和挑起战争的政客。7月4日，在莫尔文高地附近前哨线之间的一小块黑莓地里，发生了一桩典型事件。“我们的士兵和北方佬达成了互不射击的协议”，一个南军列兵写道，“并且都从阵地走出来到黑莓地里，每方的哨所仅留下一名士兵看守武器，一起採摘黑莓，谈论战事，交换菸叶和咖啡，还交换报纸，彼此和睦而亲切，似乎过去的七天里未曾发生过一场相互的厮杀。”此类事件——曾发生过多次——反映出内战的嘲弄和悲剧。 联邦陆军与全面战争 麦克莱伦在里奇蒙前沿的挫败，使北部的舆论从春季异常欢欣的高潮，坠入夏季绝望的深渊。“此间人们的沮丧情绪十分严重”。纽约一个知名人士于7月份报告说。民主党人抨击林肯和斯坦顿未支持麦克莱伦；不少共和党人谴责麦克莱伦是贊成蓄奴制的，是叛徒，林肯是让他担任指挥官的傻瓜。总统郁郁寡欢，但并不惊慌。他宣布说：“我希望把这一斗争坚持到胜利，或直到我离开人世，或我被征服，或任期届满，或国会、国家把我遗弃。”和平调解的希望已经消失。双方都无意和解；双方都无意让步；双方都不肯罢休，直到双方遭到彻底的、毁灭性的全面失败而不得不那样做。 早在一年前，联邦军在布尔河的败北，使北部大为惊骇，从而使北部更加坚决地去争取胜利。无数的新兵成群结队地涌向军旗，政府改组了指挥机构。1862年的“七天战役”后，又出现了这种势态。但这一次北部公众的反应颇不一致，缺乏信心。 当务之急便是徵募新兵以加强部队，重新发动进攻。林肯担心在维吉尼亚撤退之后号召徵兵，会被认为惊惶的徵兆，于是便安排由北部州长“吁请”总统下令各州徵募30万名服役期为3年的新志愿兵，以便“继续扩大联邦军近来取得的战绩”。林肯于7月2日据此行事，给各州按人口数分配了名额。”未来的上校和上尉再一次在各县奔走，号召男子报名应徵，为上帝和国家作战。纽约的废奴主义者詹姆斯·s·吉本斯，虽是教友派教徒，但“在紧急情况下很有理智地动了肝火”。他谱写了一首在徵募集会上演唱的爱国歌曲：“亚伯拉罕爹爹，我们来啦，又来了30万人。” 然而，这一次30万人可不是爽快地招募来的。厌战情绪已取代了战争狂热。有几家报纸极力主张徵兵。可是，敌视徵兵的情绪如此强烈，政府决定首先试试可供选择的办法。不过，在1862年秋季，制定一项准徵兵法令还是必要的。8月4日，陆军部长斯坦顿给各州发出徵调通知，要求徵募服役期为9个月的30万民兵(除一个月前徵募的服役期为3年的志愿兵外)。斯坦顿援引最近通过的《民兵法》(7月17日)的一项条款，宣布凡是完不成分配名额的州，将受到民兵法的约束。根据陆军部颁布的繁琐条例，凡超额完成志愿兵分配额的州，每超额一名服役期为3年的新兵，就等于民兵分配额中4个服役期为9个月的民兵。这一条例旨在对各州施加压力，激励志愿参军，以避免徵募。这在大多数地区是行得通的——不过很棘手，而且预示将来会出现麻烦的。尽管一些州不得不凭藉民兵徵募法去这样做，但大多数州终于完成了分配名额。这在一些地区激起了反徵募骚乱，尤其在宾夕法尼亚煤田的美籍爱尔兰人和在威斯康星的美籍德意志人中间。有些州允许被征人僱佣顶替者。有几个州和地区为服役期3年的志愿兵付出100元或更多的补助金。他们认为，给那些放弃理想职业而参军的人发放补助金以赡养士兵家属的作法，是合理的。但是，这笔支付款项却把僱佣因素引入了志愿从军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越来越糟。1862年7、8两月的徵调令，最终得到421,000名服役期为3年的志愿兵，以及87,000名服役期为9个月的民兵。这次招募不是靠全国徵募，而只是因为徵兵工作中潜伏的威胁才得以完成的。 第105页 这些措施给军队徵募了新兵。但是，即将指挥他们的新军官如何呢？林肯在6月就把约翰·波普从密西西比召回，任命他统率新组建的维吉尼亚军，那是由弗里蒙特、班克斯和麦克道尔所部的个别部队组成的，它们在谢南多厄河谷抗击杰克逊的战役中表现不佳。波普因在西部战区军功卓着，又因发表声明批评麦克莱伦和反对蓄奴制而赢得了激进共和党人的支持。可是，波普统辖新部队一开始就不顺利。7月14日，他向部队讲话，声称东战区部队比不上西战区部队，说“在那里我们常常把敌军撵走”。他希望维吉尼亚军抛弃诸如“构筑坚固阵地并据而守之”，或者保护“撤退路线”之类的念头。“让我们研究敌人可能的撤退路线，而不要管我们自己的了。让我们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前进就能取得成功和光荣，殿后就潜伏着灾难和羞辱。”不管斯坦顿是否记下了这番话，如波普后来所言，这番话简直不是博得东战区士兵忠诚的最好方式。 波普的下一步行动也触犯了众怒。他宣布，他的部队将没收叛乱者的财产，一旦需要就为部队所用；要处死游击队员，并拘留那些帮助和支持他们的平民，要把拒绝忠于合众国的平民从联邦境内驱逐出去，如果他们返回，就以密探论处。这些严峻的命令，使波普成为邦联所憎恨的人物；而邦联认为这些命令就是北方佬嗜好掠夺和屠杀的铁证。罗伯特·e·李写道：“必须镇压这个卑鄙的波普。”李说，他可能宽恕他的支持联邦的一个侄子，但是，他永远不会由于他是波普参谋部的成员而宽恕他。 尽管波普关于游击队员和平民的命令并未实施，但那些关于叛乱者财产的命令，不管有无具体指令，正由这支大军和其它联邦部队执行着。入侵军所到，沿途的平民财产已成为整个战争的一个首要目标。在后来的几个月里，维吉尼亚北部的战役使所有的县都遭到蹂躏。如果一座桥樑被破坏，工兵营会毫不迟疑地拆毁最近的房屋或谷仓进行重建。一连好几英里的树木和栅栏都不见了，而成为士兵营火的燃料。农民的牲畜和玉蜀黍谷仓无一倖免于难。甚至麦克莱伦统辖下的士兵竟把詹姆斯河畔一些古老而漂亮的种植园住宅洗劫一空。尽管南部的传闻夸大了北部入侵者的恣意破坏，但事实情况是够严重的。士兵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他们争辩说，同叛徒作战而不触动他们的财产，简直毫无意义。这是不容置疑的逻辑。这一逻辑构成了1862年7月17日国会批准的一项没收法令的基础。它也构成8月从华盛顿发给格兰特将军的命令的基础： 最理想的是，你要扫清西田纳西州和北密西西比州的全部有组织的敌人。如有必要，拘捕一切积极同情分子，或者把他们当俘虏拘留起来。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境。要严厉对待那个阶层，把他们的财产没收充公，一旦玉蜀黍长到可以作粮秣时，你们就从密西西比叛逆分子手里把能够搞到的一切补给品都弄到手，现在该是他们开始意识到存在战争的时候了。 有一个不贊成以这一方式进行战争的联邦将领，他便是麦克莱伦。7月8日，林肯亲临哈里森码头，视察“七天战役”后波托马克军的状况。磋商以后，麦克莱伦递交给林肯一封信，概述了关于正确指导战争的意见。他写道：“战争不应该着眼于去征服任何州的人民，不论对没收财产，对人们进行政治处分，对各州领土进行整顿调整，或对强行废除蓄奴制，全都不应作片刻考虑，……宣布激进的观点，尤其是涉及蓄奴制的激进观点，将会迅速瓦解我们现在的军队。” 林肯看这封信时，默默无语。但是，臆猜他的想法并不困难。麦克莱伦的观点和林肯六个月前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在那六个月里，势态已经发生了显着变化。战争已冷酷无情地爆发。林肯业已决定起草一项解放宣言。麦克莱伦关于战争目的和策略的观点已不合时宜。更糟的是，这些观点看来是在争取两年以后民主党总统选举的提名。纽约民主党知名人士已经在探询麦克莱伦对此问题的看法。这个将领表示贊成“软性”战争，这就加深了共和党人对他无意从事这一战争事业的猜疑。如果林肯需要一个敢作敢为、顽强作战的将领，一个相信只能依靠残酷无情、毫无保留地战斗才能克敌致胜的人，那么看来麦克莱伦并不是这样的人。 第二次布尔河战役 7月11日，林肯将哈勒克从西部召回，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麦克莱伦把这一任命看作是给他的一记耳光，因为现在他不得不在一个“我知道此人将是我的部属”的人手下供职。林肯希望“老智囊”将调整联邦全军战略，并筹谋发动新的大胆攻势。但在这方面他将大失所望。哈勒克原来是一个学究式的、碌碌无为的和缺乏想像力的人。他不久便安于日常例行公务，很少从事战略计划和指挥工作，而林肯正是为此才调他来到华盛顿的。后来，总统把哈勒克说成是“只不过……一等办事员”。然而，哈勒克的才干却不应该轻易抹煞。他是个有能力的行政官员。他能把陆军部颁布的文官指令用军事术语转译给将军们，能把军事报告用政府能够理解的语言转译出来。他的命令和报告条理清晰，精确谨严。在战时迅速发展的军事官僚机构中，这些都是重要的才能。哈勒克也许当过办事员，但至少是个一等办事员。 第106页 哈勒克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待驻守哈里森码头的麦克莱伦的90,000大军。麦克莱伦说，如拨给我50,000援军，我就要攻占里奇蒙。他不久就把求援数字增加到10万，他估计与他对峙的李军有20万之众。林肯大为失望，并对一名内阁成员说，如果他调拨给麦克莱伦20万士兵，那个将军就会突然发现李已拥兵40万。林肯曾经希望，麦克莱伦的90,000大军从东面，波普的45,000人从北面，同时向里奇蒙挺进，就可能使李军陷入巨钳的夹击之中。然而，波普和麦克莱伦互相藐视；麦克莱伦几乎没有进军的迹象；他的部队正因疾病而受到削弱，而遍地沼泽的半岛上最严重的疾病流行季节就要来临。林肯和哈勒克终于决定将波托马克军从半岛撤出，经水路去加强波普从北部发动的攻势。 麦克莱伦强烈抗议这一决定。他对这一决定的反对和他对政府的蔑视， [ 註：此时，麦克莱伦在私人信札中写道，林肯“是老顽固，而且又很缺少才华”，斯坦顿是个“十足的恶棍”，整个来说，政府拥有“一班残忍的傢伙。……我无法向你表达我对这些人的蔑视。” ] 在他将迅速而有效地执行对自己所鄙视的将领给予增援的任务时，并没有显示出来。既然他部下的许多官兵都持这种态度，那么当他们到达波普那里时，怎么会在他指挥下奋力作战，便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甚至在麦克莱伦接到从半岛撤军的命令以前，李就已派遣杰克逊率军24,000人去反击波普的南进了。杰克逊希望重演河谷战术，决定在其它联邦部队开到之前，就向他的老对手班克斯指挥的两个先头师发动突然袭击。可是这一次，班克斯竟于8月9日在锡达山首先发动了进攻。战斗初起，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北军便把南军打退，甚至击溃了杰克逊最老的部队，着名的“石墙将军”旅。但是，杰克逊把援军调了上来，狠狠地打击了蓝衣军。 这次战斗之后，李以赌注断定，麦克莱伦肯定将永久撤离半岛。他率领另外30,000人的部队北上，在波托马克军增援波普之前，与之决战。在十天的军事调遣期间，李迫使联邦军后退渡过拉帕汉诺克河，但未能创造有利的进攻时机。由于麦克莱伦大军的先头师这时已与波普会师，李决定将部队作一次特别大胆而冒险的调遣。他把部队分为两部分，先派遣杰克逊军进行大迂迴的侧翼进军，绕过波普的右翼，切断他的供应线。在两天内(8月25-26日)，杰克逊的步骑兵疾走50余英里，袭击了马纳萨斯的联邦军巨大的补给品仓库。那是内战期间极了不起的一次进军。杰克逊迅速撤返。他那些飢肠辘辘、双脚疼痛的士兵尽可能地夺取了全部的联邦供应品，不是吃掉便是带走，并把残余的东西付之一炬。 波普希望，在李和朗斯特里特军与杰克逊会师之前，要把这场灾难转而成为击溃杰克逊的良机。可是，首先他必须找到杰克逊。诡计多端的“石墙将军”，使所属的3个师从马纳萨斯到布尔伦河旧战场正西的树木繁茂的山嵴地带，沿各自的路线行军。8月28日，当一系列有关南军行踪的相互矛盾的报告不断送到波普司令部时，他竟发出了混乱而且相互矛盾的命令，枉费心机地想查明杰克逊的行踪。似乎毫无目标的行军和逆向行军，引起官兵们尤其是波托马克军的菲茨·约翰·波特部队官兵的诅骂，说波普是犯大错误的人。波特像麦克莱伦一样，是亲蓄奴制的民主党人。他感到甚至比自己的上司对波普及支持他的反蓄奴制的共和党人还怀有敌意。早在两星期前，波特曾给一个民主党人编辑写信说，政府对维吉尼亚战役指挥无方，活该败北。他以令人震惊的声明作为结束语，“要是这支军队留在华盛顿去剷除那些断送我们国家的政府当政者就好了。” 8月28日薄暮，波普的一个师发现了杰克逊。当这个师不知不觉地走近隐蔽在树林中的邦联军时，杰克逊就忍不住向他们发动了攻击。在沿着沃伦顿公路展开的这场激烈而持久的战斗中，蓝衣军直到夜幕低垂一直顶住了人数两倍的敌人。一份份突然发出的命令再一次到达在8月29日拂晓开始集结在杰克逊正面的联邦部队。南军已沿着一条未竣工铁路的路基和沟渠摆好了阵势。当波普各师在当天进抵杰克逊正面时，这个联邦将领便命令各师向南军防御工事勐攻。波特军开到联邦的左翼，处于向杰克逊侧翼进攻的位置，但由于没有明确命令，而且又因斯图尔特骑兵队扬起的尘雾竟使他误信他的前面有一队实力强大的步兵，因此波特没有採取行动。虽然步兵支援部队正在途中，尚未到达杰克逊那里，但由于波普忘记派遣一支劲旅去封锁索罗费尔隘口，朗斯特里特军已经在前晚夺路通过该隘口。8月29日正午，朗斯特里特(与李结伴)已经抵达波特的正面。由于未发现这些敌军已经开到，波普为时过晚地命令波特在下午晚些时候攻击杰克逊侧翼。由于朗斯特里特的出现，波特感到不可能服从命令，于是就按兵不动。因此他后来受到军法审判，并被撤职。 [ 註：波特继续指挥波托马克军第五军，一直到11月。1862年12月和1863年1月，军事法庭举行审讯。波普指控波特蓄意违抗进攻命令。波特争辩说，他不能服从命令，因为朗斯特里特的部队位于他的正面，并与杰克逊的侧翼相衔接。尽管军事法庭陪审团当时并不晓得这一点，其实这是千真万确的。根据缴获的邦联军记录资料以及战后南部军官的作证，才真相大白。经过大量的辩论以后，波特终于在1886年推翻了军事法庭的判决，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在某种程度上，波特是共和党敌视麦克莱伦式将领的牺牲者。但是，除了拥兵11,000人在附近发生激战时拒不採取行动外，波特还对波普、对共和党人以及对解放奴隶，怀有不加掩饰的敌意，使他受到充分怀疑，即在与波普协作方面比他本来可能做到的要少。 ] 第107页 在8月29日傍晚以前，联邦大军右翼那一半兵力，在对杰克逊军发动的6次伤亡很重的攻击中，已连连受到重创；而双方的另一半兵力却依然闲散无事。当天夜间，邦联军撤回一些连队以加强他们的战线，并准备第二天再搞一次侧翼行动。波普仍未觉察到朗斯特里特的30,000部队就在战地，竟错将这些行动当作撤退的准备。大约在8月30日中午，他派出自己的前卫各师去切断臆测中的退路，但是，他们迅即发觉杰克逊部队已摆好阵势，严阵以待。一场恶战再一次沿着未竣工的铁路线展开了。有一些邦联军的团队因弹药耗尽，便向北军勐掷石块。穿蓝军服的进攻者，在数处突破了南军防线，迫使杰克逊求援。此刻，李命令朗斯特里特倾全军兵力进行反击，直扑联邦军左翼。朗斯特里特的士兵发出南方那种震耳的狂嘶嚎叫，迅勐冲锋，几乎未遭抵抗，因为波普为加强对杰克逊的攻击，已撤走联邦军左翼防务。朗斯特里特的反击，迫使整个联邦战线后退了一英里多，在那里部队在黄昏时拼命死守亨利豪斯山，才终于顶住邦联军的推进。夜间，这支士气沮丧、吃了败仗的联邦部队，睏乏地朝森特维尔撤退。李并不径直跟踪，而是派遣杰克逊那些疲惫的、飢饿的士兵进行另一次大迂迴侧翼进军，冒着滂沱暴雨，绕过波普的右翼。9月1日，这些部队与两个联邦师遭遇。在一场倾盆大雨中，两军在尚蒂利短兵相接，邦联军受到了阻遏。与此同时，波普把其余部队撤回华盛顿，充实首都防务。 联邦军再一次在马纳萨斯附近遭到耻辱的挫败。李的50,000余众，反以伤亡9,200人为代价，使波普的60,000大军遭到16,000人的伤亡。败绩对北部来说更加令人惊愕，因为在波普发出杰克逊不日即将“就擒”的自夸函电之后，消息便接踵而至。这次战斗之后，互相尖刻指责。波普指责麦克莱伦和波特不予协作。麦克莱伦本人已在亚歷山德里亚，他在那里曾抵制了哈勒克关于火速派出他的一个军支援波普的命令。8月29日，当战斗蔓延到南部时，麦克莱伦向林肯建议，最好的做法也许是调动一切可调用的部队集中保卫华盛顿，“让波普自己去摆脱窘境”。战斗结束后，林肯对私人秘书说，麦克莱伦的行为是“不可宽恕的”，他“希望波普吃败仗”。7名阁员中有4名在信上签名，要求林肯撤销麦克莱伦的职务。斯坦顿认为麦克莱伦应受军法审判，而蔡斯则说应该把他枪毙。 可是，麦克莱伦既未被枪毙，也未被解职。林肯让他留任指挥波托马克军，该军已收编了维吉尼亚军。而倒霉的波普则被流放到中西部担任无关紧要的指挥。共和党人感到这是不得不忍受的屈辱。但在此情况下，林肯觉得没有选择的余地。军队士气低落，几乎就要爆发反对波普的譁变，许多士兵认为他应负战败之责。尽管林肯已失去对麦克莱伦的信任，甚至试图把最高指挥权授予安布罗斯·e·伯恩赛德(他谢绝了)，但他了解麦克莱伦是能够重整军队和重振部队士气的唯一人选。总统承认麦克莱伦“不顾给国家造成的后果，搞垮了波普”，“表现恶劣”，但却对密友们说：“没有别的办法。麦克莱伦已掌握了这支大军。”没有别的人能够“把我们这些军队整顿得有他的一半那么好。……即使他不能亲自战斗，却擅长使别人乐于战斗。”而在一场对国家和蓄奴制的前途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战役中，这是格外急需的，因为李正在带领他那支衣衫褴褛的、可畏的、骨瘦如柴的灰胡桃人渡过波托马克河进犯马里兰州了。 第十六章 蓄奴制与内战：北部的政策 1861年-1862年 内战最初两年间的军事、外交和政策，是在有时不公开承认蓄奴制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蓄奴制是南北冲突的根本原因，而这一冲突已引起了战争。南部已经脱离联邦，以维护它的特殊制度，使它的前途免受已经察觉到的共和党的威胁。尽管邦联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不满情绪，但北部就战争目的发生的分歧却比南部严重。南部是为争取独立而战斗。只要北部单纯为恢復联邦而战，北部的团结就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究竟要恢復什么样的联邦，这一难题不久就使北部分裂了。正像废奴主义者和激进共和党人所期望的那样，是一个没有蓄奴制的联邦呢？还是像民主党人所坚决主张的那样，“联邦保持原样，宪法保持原样”呢？究竟南部是在保持原来的权利和政权的情况下回归联邦呢，或是以自由劳动的北部为模式进行重建呢？关于对最终目标的争执，不久又转为对手段的争执。究竟是一场为争取全面胜利而进行的全面战争呢，或是进行一场有限战争，以期早日召开和会，并通过妥协去恢復联邦呢？ 北部的战争目的与政策 林肯的领导 1861年夏秋两季，由于执行一些错误的政治路线，北部的团结是脆弱的。共和党是一些人士的联盟，这些人早在数年前曾经是辉格党人、民主党人、一无所知党人、自由土壤党人或废奴主义者。北部民主党人依然带有道格拉斯与布坎南派别斗争的痕迹。在一些忠诚的边境州，几个派系争夺新“联邦主义”派的领导权。林肯的任务就是将这些迥然不同的人士组成一个政府，这个政府能够在打赢战争的同时，还要就胜利包含些什么作出明确规定。这本来是艰巨的任务，几乎是办不到的。林肯作为战争的伟大领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第108页 当同时代人询问林肯对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的政策时，他有时答覆说：“我的政策就是没有政策。”对被激怒的询问者来说，这一答覆似乎是无礼的，或含煳其词的。林肯并无那个意思。他确实有一项政策——要赢得战争和恢復联邦。但是，因为询问者时常就如何做到这一点尖锐地提出对立观点，他知道过早地答覆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很可能破坏支持战争的不太稳定的情绪。林肯善于选择时机。他懂得如何作出一系列小的决策而为一项重大决策奠定基础。他知道如何等待最适当的时机宣布主要政策，例如，解放奴隶，而与此同时还要容忍那些谴责他的软弱领导的人们所进行的批评。对废奴主义者来说，他的行动似乎太迟缓了，对保守主义者来说，他的行动又实在太快了。但是，正如总统本人有一次对一名属僚所说的，如果有一半人认为你已走得太远，而另一半人认为你走得不够远，那么你可能已做得恰到好处。 林肯和内阁的关系，提供了说明他的领导才能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内阁体现了共和党的每一观点，从边境州的保守主义(司法部长爱德华·贝茨)，到反蓄奴制的激进主义(财政部长蔡斯)。它包括从前的辉格党人(西沃德、贝茨、内政部长凯莱布·史密斯，以及林肯本人)，从前的民主党人(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和邮政局长蒙哥马利·布莱尔)，一名自由土壤党人(蔡斯)，以及陆军部长西蒙·卡梅伦，他是一名曾与辉格党人和一无所知党人偶尔合作过的前民主党人。在1861年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认为西沃德在蓄奴制问题上持过激观点，在内战期间他成为内阁成员中最保守的阁员之一。埃德温·m·斯坦顿是前布坎南派民主党人，于1862年1月取代了不称职的卡梅伦，成为仅次于蔡斯的最激进的内阁成员之一。4名内阁部长——西沃德、蔡斯、贝茨和卡梅伦——均是186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中与林肯角逐的人。蔡斯参加内阁后，继续谋求最高官职。他野心勃勃，踌躇满志(一名参议员曾经说过，“蔡斯是个善良的人，但他的神学观点是不健全的。他认为三位一体还有个第四者。”)，在财政部培育了一批政治助理骨干，这些人为提名他作1864年总统候选人曾进行了活动。他还与国会内批评林肯的共和党人策划密谋。内阁中有一些阁员成双结对，长期进行个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与这些思想和政治发展趋势交织在一起。 这样的内阁肯定要发生倾轧，而不是协调一致。但是，总统以其老练机智、坚韧耐心和幽默感，把他们结成一个富有成效的集体。林肯让每个部长主管该部的纯行政事务。但凡属政策问题，由总统作出重大决定。他宣布诸如《解放宣言》和任免军队指挥官之类的重大行动，而不提交内阁辩论。蔡斯抱怨说，在存亡攸关的战争问题上，整个内阁“很少磋商，也可以说根本不磋商”。林肯愿意与内阁成员个别地商议此类问题。他与斯坦顿和西沃德极其亲密地共事。总统兼有无比的坚毅和随和，作出决断时表现出外柔内刚，又有幽默机智，这就使他能够支配他的属僚，而看不出有任何支配。“他和部长们的关系一向是完全真心诚意的，没有矫揉造作的，”陆军部长助理回忆说，“从未表现出他是上司的想法，但是，作出一个决策的往往是他的意志，他的命令。” 林肯与国会的关系，同样显示了随和与坚毅相济。在与战争不相关的财政和国内立法问题上，他听从国会领导人的意见。在这方面，他符合辉格党内一个软弱的行政官员的传统作风。但是，凡是在涉及战争和重建的一切问题上，林肯行使的权力或许比其他任何总统都多。他对总统的战争权力的解释可谓大得惊人。他说道：“我想，在非常时期，我能以军事为理由採取行动，而国会按照宪法是不能这样做的。”由于在他的整个总统任期处于非常时期，他採取了许多行动，以致引起民主党人甚至某些共和党人都公然指责他“专横”和“独裁”。 在内战的最初80天里，林肯的行动确立了他行使行政权力的基调。在炮击萨姆特要塞之后，他没有立即召开国会紧急会议(像杰斐逊·戴维斯所做的那样)，而是在7月4日才召开会议。在此期间，林肯根据自己的权限採取了许多大胆的步骤。他在4月19日宣布下令海上封锁，实际上就是宣战。 [ 註：林肯下令，是否合法，最高法院于1863年在“海上捕获案”中作出裁决。原告论证说，以违反海上封锁令而被没收的船只，是在1861年7月13日国会宣布存在战争状态以前遭到非法捕获的，表决结果是五票比四票，最高法院确认总统在战争紧急状态下採取的行动是合法的。最高法院这五名法官中有三名是林肯任命的。首席法官塔尼坚持异议说，镇压叛乱的权力不等于进行战争的权力。 ] 根据5月3日的行政命令，他扩充了正规陆海军并超过了法定限额。他还下令徵募服役期为三年的志愿兵，这通常是国会的特权。在从4月到7月，林肯发布4个公告，宣布在全国许多地区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他还把200万元交给纽约的一个委员会，用于“保卫和支持政府所需的军事措施”，尽管宪法规定“除了法定拨款，不得从财政部提款”(第1条，第7款)。 第109页 1861年夏，国会特别会议追认批准了林肯为动员和扩充军队所採取的行动，“似乎这些行动都是事先在国会明确授意下完成的”。三分之二的民主党人和边境州联邦派不是弃权，便是跟多数共和党人一起投了贊成票。大多数民主党人也投票贊成扩军和筹措战争经费的议案。 [ 註：由于边境州政党忠诚的实况是混乱不清的，本届国会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精确数字很难详细说明。众议院有共和党人106名；民主党人42名；“联邦派”28名，大多数来自边境州，参议院有共和党人31名，民主党人10名，“联邦派”6名。 ] 这个反对党尚未分裂成后来为人们所知的民主党主战派和民主党主和派。这种分裂的根源在于民主党人的见解，他们对一些战争议案持反对态度，或者给予勉强支持。但是，两党合作的精神到这时为止还占着主导地位。 联邦的意旨 两党合作精神所以占着主导地位，是因为大多数北方人，包括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认为，联邦的概念具有如此卓绝的价值，几乎可与宗教等量齐观。芝加哥一家报纸宣称，叛乱“已蹂躏了宪法，蔑视了一切法令，践踏了那面一直是光荣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徵美国自由的旗帜”。4年后，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用这些话概括了内战的意义：“双方都反对战争，但其中一方宁愿发动战争而不顾国家的生存；另一方宁愿应战也不肯让它毁灭。于是战争就爆发了。” 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欧美两洲都融合在一起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是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的起义。依照林肯的观点，南部为维护蓄奴制而战，这使它与欧洲的反动势力沆瀣一气了。在东半球，帝国政府企图从上述这一地区扑灭民族主义；在合众国，各州独立主义的势力企图从内部破坏它；在东半球和西半球，因循守旧和特权威胁着民主的民族主义。林肯在1861年说道：“实质上这是人民的争论。” 就联邦方面而言，这是一场维护世界上这个政府的形式和实质的斗争。这个政府的主要目标就是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给所有的人提供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开端。以及生活歷程中的一个公平机会，……渗透于这场斗争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需要……证明民众的政府并非荒谬。现在我们必须解决这一问题，一个自由政府中的少数派是否有权在他们选定的什么时候瓦解政府。 斗争“并不完全是为了今天”，林肯接着说，“而是为了遥远的未来”。它“不只关联着这些联邦州的命运。它给整个人类提出了一个问题”，正像两年后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所表明的，即一个国家“信仰自由，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是否能够永世长存”。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受到了联邦事业同样景象的激发。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写道，邦联的胜利，“将是邪恶势力的胜利，它将鼓励进步事业的敌人，而使整个文明世界的朋友们沮丧。[美国内战]註定要成为人类事业进程的或好或坏的转折点”。 这一想像——尽管朦胧不清，而且常常无法言喻——却在1861年促成了北部的联合。不久，它突然出现在歌曲里。联邦军中最流行的歌曲就是《约翰·布朗的尸体》，它以士兵所熟悉的野营布道会赞歌的曲调作谱。它是麻萨诸塞一个团于1861年春首先唱起来的，到年底为止，已在全军风行传唱。它那轻快的节奏使之成为一支绝佳的进行曲。它适用于任何即席独唱——世俗的或宗教的，雅俗共赏。流传极广的歌词提到约翰·布朗的尸体在坟墓里腐烂了，提到约翰·布朗到上帝的军队里去当兵了，还提到把杰夫·戴维斯吊死在一棵酸苹果树上了。无论独唱词是什么，合唱句总是以约翰·布朗的灵魂正在继续前进结束。 后来，朱莉娅·沃德·豪把这首歌收进民族文学里。她的丈夫塞缪尔·格里德利·豪曾经援助过真正的约翰·布朗。1861年1月，她参观了华盛顿附近的军营后，半夜醒来，强烈的创作欲使她奋笔写下了《共和国战歌》的歌词。虽然把杰夫·戴维斯吊死在一棵酸苹果树上的主张要比捣毁贮存“愤恐的葡萄”的葡萄产地的想法在军中更加普遍，但这首根据约翰·布朗之歌改编的高雅的歌词在《大西洋月刊》刊出后，也同样受到欢迎。在葛底斯堡演说之后，《战歌》的歌词作为北部为之而战的最崇高的表现形式，已世代流传下来。两者都以某种方式将意图诉诸上帝的令人敬畏的利剑威力，这把利剑已使那么多人失去生命；他们为使自由得以永存而献出了最后的满腔热诚。 蓄奴制问题 热望使人类获得自由的崇高词藻反映的问题，乃是1861年北部为恢復蓄奴制的联邦而进行的战斗。林肯在7月4日向国会提出的咨文中，重申就职演说中的誓言：他“无意直接或间接干涉南部各州已经存在的蓄奴制”。3周后，国会几乎一致通过克里坦登-詹森决议案，确认进行这场战争不是为了“废除或干涉那些州的权利和已建立的制度”，而仅仅是为了“捍卫和维护宪法的无上权威和保存联邦”。难怪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大失所望的欧洲自由主义者开始质问：既然“北部不宣布废除蓄奴制，又从不假惺惺地声称为反对蓄奴制而战”，那么为何“我们能够完全接受唿吁，对联邦的事业表示热烈同情”呢？ 第110页 国会中投票贊成克里坦登-詹森决议案的大多数共和党人，当然都是反蓄奴制的。林肯也不止一次詈骂蓄奴制“是对黑人、白人，也是对国家的极大不幸。……蓄奴制极不公正的行为……使我们共和政体的楷模失去在世界上应有的影响——使自由制度的敌人以其花言巧语嘲笑我们是伪君子”。 一点不错。既然如此，林肯为什么不宣布不仅为联邦而战，而且为自由而战，从而对这种嘲笑作出反应呢？因为作为所有州的总统，他依然认为，宪法保证诸州的蓄奴制，使自己受到约束。联邦政府进行战争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即脱离联邦是非法的，尽管邦联诸州暂时处于叛乱分子控制之下，却仍然是联邦的合法组成部分。林肯和国会确保蓄奴制的另一原因，就是需要保持边境蓄奴州的忠诚。除此之外，则是两党支持战争的愿望。在1861年大选中，自由州选民几乎有半数投了反林肯的票。北部民主党人是贊成蓄奴制的派别。战争政策中出现任何反蓄奴制的迹象，都可能导致北部的分裂，并得罪大多数民主党人。 反蓄奴制的论据 废奴主义者和一些共和党人不同意这个分析。几个知名的反蓄奴制的国会议员在表决克里坦登-詹森决议案时弃权或投了反对票。对大多数废奴主义者来说，让奴隶获得自由比联邦更有重要意义。既然“生死盟约”因南部脱离联邦而遭到破坏，加里森废奴主义者就支持联邦的战争，因为他们相信“与南部奴隶统治者的死亡格斗”，必定会成为与蓄奴制本身的死亡格斗。正如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于1861年5月所说：“美国人民和华盛顿政府可以暂不承认这种格斗，但是，‘事情的不可抗拒的逻辑’，最终将把它强加于他们，因此目前在这块国土上进行的战争，乃是一场维护和反对蓄奴制的战争。” 但是，由于北部是为了维护蓄奴制的宪法而战斗的，解放主义者就不得不寻求宪法之外的理由去反对奴役制——这些理由能迫使人们足以克服已使北部长期容忍蓄奴制的那种冷漠、保守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惯性。废奴主义者马上想到解放奴隶的“军事必要性”论据。他们坚决认为，蓄奴制对南部的战争尝试关系重大，而废除蓄奴制对北部的胜利更为必要，所以希望把他们的主张写入尽可能被广泛接受的政纲——一个能够博得全体联邦派同情的政纲，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是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是平等主义者还是种族主义者。尽管他们自己想以正义和道德为理由提出解放奴隶，但他们在战争早期的基调中却迴避了这一主题。查尔斯·萨姆纳于1861年11月写道：“你们将注意到，我提议不进行废奴战争，解放奴隶将严格地作为军事必要性的一种措施提出……而并非以博爱主义为根据。……废除蓄奴制不会成为战争目标，只不过是战争的一种动力。” 蓄奴制对邦联的军事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邦联11个州共有350万奴隶，几乎构成总人口的40%，又占劳动力的大部分。南部的报纸自诩说，蓄奴制是“邦联的可靠支柱，因为这使它能够按照白种人口比例投入战地的兵力比北部多得多”。邦联的钢铁业、盐业的重要矿山工人，半数是奴隶。迄至1864年，邦联的两个主要兵工厂，里奇蒙的特里迪加钢铁厂和塞尔马的海军工厂，黑人占劳动力的三分之二。邦联军队医院的护士，至少有半数是黑人。奴隶充当厨师、僕役、马车夫、建筑工人，甚至是邦联军随军乐师。奴隶所处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军事当局从战争初起就强制他们服劳役，并大大早于邦联着手徵集白人男子入伍。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有理由惊唿，“这叛乱的真正核心是以奴隶形式出现的黑人。夺取黑人手里的锄头，你就能打中要害而将叛乱消灭。” 废奴主义者坚持认为，解放奴隶只有根据“战争法”才能完成。随着宣布海上封锁和把南军俘虏作为战俘的决议，冲突已具有战争的性质，而不仅仅是国内叛乱了。废奴主义者坚决主张，邦联诸州的蓄奴制不再享有宪法的保护，但应以国际法取而代之。国际法确认，没收敌方财产是一个交战国的权利。奴隶属于敌方的财产；而这些财产的一部分正是直接用来支持叛乱，所以应该加倍没收。 1861年5月，根据这一理论，第一个採取行动的是一个使人觉得不太可能的人，他就是班杰明·巴特勒将军，原为布雷肯里奇的民主党人，现任维吉尼亚海岸门罗要塞联邦部队指挥官。作为一名机敏的政治家，巴特勒已经觉察从故乡麻萨诸塞刮来的反蓄奴制的风浪，因此就准备向共和党激进派迈出朝圣的第一步。5月23日，当3名在邦联军防御工事服劳役的奴隶逃入巴特勒的战线时，他拒绝把他们送还原主，而把他们当作“战时逃奴”。这一名词颇受欢迎，凡是战时进入联邦军战线的其他奴隶均被称为战时逃奴。消息很快就在维吉尼亚半岛的奴隶中间不胫而走。到了8月，麇集巴特勒军营中的战时逃奴已达千名，于是废奴主义者便制订建校计划，并给他们派去传教士。 交战国的没收权已写入林肯于1861年8月6日签署的法令中，它规定没收包括奴隶在内的用于支持军事叛乱的一切财产。这一没收法令仅适用于当时联邦部队力所能及的少数奴隶，而且并未明确规定要解放他们。但是，像巴特勒的战时逃奴政策一样，那是开头细小而以后大有希望的解放奴隶事业。它也表明背离了仅在两周前通过的克里坦登-詹森决议案。在那两周期间，联邦军在布尔河败北的意义十分深刻。战争决不会是短暂而轻松的。对战争政策进行重新评价，结果对奴隶主叛乱採取更为严厉的态度。大多数共和党人此刻至少愿意考虑採取有限步骤去反对蓄奴制，以作为一种取胜手段，即使它尚不能作为目标。但是，民主党人却不是这样想的。国会凭政党路线所投的票表决没收法令时，共和党人除6名外，其余都表示贊成，而民主党人除3名外，其余都反对。这是两党战时阵线第一次真正的裂痕。 第111页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由于冲突转向全面战争，这一裂痕变得更广阔了。蓄奴制问题在联邦国会1861至1862年的会议上成为中心问题。当1861年12月国会再开会时，7月份曾投票贊成克里坦登-詹森决议案的众议院53名共和党人，改变了投票态度；因此，众议院不再确认该决议案。对蓄奴制的态度问题，不仅把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分隔开来，而且使得共和党内3个派别界线分明：保守派、温和派和激进派。 蓄奴制与共和党 所有共和党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反对蓄奴制的。但在程度上确实存在差异。保守派希望奴役最终消亡，但他们是渐进主义者，相信各州会自愿採取行动，而不愿联邦採取强制性行动，而且主张把解放奴隶和向海外迁移自由奴结合起来。激进派是不折不扣的反蓄奴制鼓吹者，他们想藉助于国家政府的军事力量立即消灭这种制度。温和派是不那么容易划分的一派。他们憎恶蓄奴制，并希望宁早勿迟地废除，但担心鲁莽行动会造成社会影响。在战争早期，他们与保守派很难区分；然而，随着战斗日益加剧，全面战争的紧急行动迫使他们更加靠拢激进派。 首要的温和主义者当然是林肯本人，他在1861年12月3日首次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说：“在考虑镇压叛乱所採取的政策时，我一直是焦虑和慎重的，希望为这一目标而发生的这场无法避免的冲突不会成为一场残酷无情的革命战争。”总统的渐进主义性情，以及自负地深信大多数北方人和边境州联邦主义者一样，不容许对蓄奴制採取过激行动，这些曾是他修正弗里蒙特将军1861年9月在密苏里颁布的解放奴隶命令的理由。为了相同的理由，林肯于12月採取了使激进派大为恼怒的另一行动。陆军部长卡梅伦未与总统磋商，便把贊同解放并武装那些进入联邦战线的奴隶的一节写入他致国会的报告中。林肯获悉此事，便下令收回该报告，删除该节。数周之后，卡梅伦就像在他之前的弗里蒙特一样，被撤职了。在这两个事例中，渎职和在军备承包合同中接受贿赂是撤职的主要理由。然而，在激进派看来，似乎强有力的反蓄奴制人士正从政府和军队里被清洗出去，而贊成蓄奴制的一些将军，例如麦克莱伦和比尔，却春风得意。 与林肯不同，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共和党人确实相信会有一场“残酷的和革命的”战争。一名废奴主义的编辑希望内战变成“光荣的美国第二次革命”，以完成第一次革命的未竟事业——“全国废除蓄奴制”。《纽约论坛报》1862年1月24日的一篇社论，把联邦的危机比作1789年大革命时的法兰西危机，这一定会使保守派感到沮丧。法兰西共和国为内部派系斗争所困扰，并受到内部反革命和来自外部的外国干涉的威胁，仅仅依靠向全欧输出革命才倖存下来。“像1793年的法国领袖们一样，”《论坛报》宣称，“我们必须让被压迫者获得自由并向他们提供保护，对压迫者发动战争。”国会最激进的共和党人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同样直言不讳。“要解放每个奴隶——杀死每个叛逆者——烧毁叛逆者的每一座宅邸，如果这样做对维护这座自由宝殿是必要的话。”史蒂文斯这样说。我们必须“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一场激进的革命，并改造我们的制度”。 尽管激进主义者从未构成共和党的多数，但他们却是党内最富有进取心的派系。这是一个强而有力和坚定不移的少数派，他们明确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目标和怎样达到目标。他们往往占有优势，尤其在危急之际。激进派控制着国会主要委员会主席职位。在参议院，麻萨诸塞州的查尔斯·萨姆纳和亨利·威尔逊分别担任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新罕布夏州的约翰·p·黑尔任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密执安州的扎卡赖亚·钱德勒领导商务委员会，俄亥俄州的班杰明·韦德担任准州委员会主席兼战争指导联合委员会主席。在众议院，激进的宾夕法尼亚人加卢沙·格罗和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坦任两项最重要的职务——议长和岁入调查委员会主席。几名在1862年经常支持激进立场的温和派共和党参议员，也身居委员会主席要职，着名的有伊利诺州的莱曼·特朗布尔(司法委员会)，以及缅因州的威廉·皮特·费森登(财政委员会)。 新英格兰是国会激进主义的发祥地。众议院最杰出的10名激进主义者中，有5名(连史蒂文斯和格罗在内)是在新英格兰出生成长的。在参议院，12名激进主义者中有8名、13名温和主义者中有9名均是新英格兰人，而在7名保守主义共和党人中只有两人是新英格兰人。新英格兰在参议院的影响非同小可。来自该地区的参议员据有11个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出生于新英格兰的人担任其他11个委员会中的5个委员会主席。只有一名新英格兰参议员不担任委员会主席职务。新英格兰一直是废奴主义的根源，并且是南北战争前期实行现代化的先导；现在该地区在筹划内战时期反蓄奴制的现代立法方面亦起着支配作用。 国会与蓄奴制 1861至1862年，即使国会想迴避蓄奴制问题，也办不到。联邦海军攻占南卡罗来纳沿海岛屿，曾把万名战时逃奴带到联邦战线内部；每周还有数百人源源涌进奴隶地区的蓝衣军营地；联邦军在田纳西州和路易斯安那的推进，又带进了数千名。这些战时逃奴的合法身分依然含煳不清，但是，维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州有些北部指挥官，已经把他们看作自由人。另一方面，边境州的联邦将领竟根据忠诚的奴隶主的要求交还了逃奴，密苏里州的哈勒克将军颁布了一道完全拒绝逃奴进入他的战线的命令。由于没有华盛顿的指令，军事区的战时逃奴问题形成混乱和矛盾。 第112页 国会共和党人在几个方面抨击了蓄奴制。迄至1月中旬，至少有了项涉及解放奴隶和没收叛乱者财产的各种议案，已由委员会提出了报告。第一个行动便是3月13日通过的陆军新法规；它规定禁止陆军军官把逃亡奴隶引渡给原奴隶主，违者受军法审判。议事日程的下一项是在4月16日讨论华盛顿特区废除蓄奴制问题，决定付给奴隶主的赔偿金平均每名奴隶300元。继此之后就是制定法律在华盛顿特区为黑人儿童建校，允许黑人在特区法院作证。6月，国会在全部领土取缔蓄奴制，并批准与英国缔结的一项新条约，以便更有效地制止大西洋奴隶买卖。 尽管这些法令至关紧要，但对蓄奴制仅仅是触动了一下。而意义更加深远的则是没收叛乱者所有财产的法令。这是根据“战争法”和宪法所规定的国会权力，为惩罚叛逆而採取的一项全面战争措施(第3条，第3款)。正如7月17日法案最后通过的那样，这第2道没收法案规定没收反对合众国的叛乱分子的财产，并且具体说明凡是逃入联邦战线内的属于叛乱分子的奴隶，“将被作为战俘，并将永远获得自由”。 这一法令远远超过了以前在8月份颁布的第一道没收法令。它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但事实上，它的眼前效果和长远效果都是有限度的。根据这一法令规定的财产没收和奴隶解放，将取决于确定奴隶主是否已曾参加叛乱的法律程序。由于林肯相信，战时解放奴隶的问题必须由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总统来处理，所以他几乎并未以这样的身份根据第二道没收法令採取行动。这一法令的解放条款不久就因总统本人发布的反蓄奴制的行政法令而蒙上了阴影。 林肯与蓄奴制 1862年春夏的几个月间，林肯似乎无意做反对蓄奴制的事情。5月间，占领南大西洋沿岸岛屿和飞地的联邦部队司令戴维·亨特将军，发布了解放“南部军区”全部奴隶的命令；从理论上说，这一军区包括南卡罗来纳州全境，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林肯取消了该命令，声明自己保留作出如此重要决定的权力。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都谴责总统。“吞吞吐吐”、“踌躇不决”、“敷衍塞责”、“优柔寡断”、“意志薄弱”、“昏聩煳涂”，这些都是他们加给林肯的定语。“显然，他的血管里没有一滴反蓄奴制的血液，”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写道，“让[边境州的]‘忠诚’见鬼吧，那只是靠容许它操纵政府的政策才得以保持的！” 加里森错了。到1862年春季，林肯已逐渐相信战争必须结束蓄奴制。但他仍然希望以尽可能少的革命分裂，逐渐地实现奴隶解放。这就有助于解释他在1862年提出的关于边境州自愿解放奴隶的建议。3月6日，总统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建议通过共同决议，向任何“能够採取渐进方式废除蓄奴制”的州提供财政援助。国会通过了决议，共和党人全体一致贊成，民主党人有85%表示反对。但是，边境州的发言人却抱怨联邦的强制手段，并就拟议中的赔偿费数目以及国会为此目的拨出专款的宪法权力争吵不休；他们还表示担心种族战争和经济崩溃，即使按林肯的建议，在30年内逐渐实现奴隶解放。总统感到失望，遂于1862年5月再次向边境州唿吁。林肯说，如果他们採纳他的计划，那么解放奴隶所产生的变革“将像天堂的甘露一样缓缓降临，既不会分裂，也不会毁坏什么”。但是，如果他们什么事都不干，激进派将抢先得理。总统告诫说，“你们不能对时代的趋势视而不见。” 尽管北部解放奴隶情绪的势头不断增长，但边境州的代表仍然对趋势视而不见。波士顿一家保守派报纸于1862年夏评论说，“这一年超乎寻常的现象，便是这个[解放奴隶]决议招来的超乎寻常的紧张局势。一年前，人们无论如何一想到採取这非常手段，也许会犹豫不前。大多数人目前不想追求它，但是，我们明智地说，他们大部分对此是有所准备的。”7月12日，林肯再一次召边境州代表来到白宫。他这次恳求合作是以坦率的警告作后盾的：“战争事变无法避免。如果战争旷日持久地打下去，……仅仅是倾轧和摩擦，就能断送你们各州的制度……。你们不会再有宝贵的东西代替它。”在取消亨特将军的解放奴隶的命令时，“我即使不惹人发怒，也使许多人不满，而我们国家又不能失去他们的支持，然而事情到此并非了结。在这方面我依然承受着压力，而且压力与日俱增。如果你们同意我的要求，会使我感到宽慰”。林肯的恳求再一次没有被人理睬。表决结果是20票对9票，边境州的代表们拒绝了他的计划。 当晚，林肯决定发表一项早在几天前就开始起草的解放宣言，那是麦克莱伦在“七天战役”中从里奇蒙前线被打败以后的事。总统已经得出结论，这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早在一年前就已申明的结论：“反对奴隶主而不反对蓄奴制，只不过是半心半意地工作，做起事来两手瘫痪无力。”7月13日，林肯把自己的决定私下透露给西沃德和韦尔斯。7月22日，他召集内阁会议，向部长们正式通报。邮政局长蒙哥马利·布莱尔反对发布这项宣言，因为他担心那可能使民主党人在秋季大选中获胜。内阁其他部长则以不同程度的热忱表示贊同。可是，西沃德指出，由于“我们[在军事上]受到挫折而使公众情绪沮丧”，这个宣言“可能被认为是一筹莫展的政府採取的最后一着，是要乞求援助”。他建议林肯“暂缓发布，直到在军事胜利的支持下再向全国发表”。 第113页 林肯接受了西沃德精明的劝告。但是，结果等了漫长而恼人的两个月，在这期间北部的士气到这时已下降到最低点，关于蓄奴制的舆论进一步趋向两极分化，维吉尼亚军队在布尔河遭到第二次令人屈辱的挫折。 北部对南部的同情者 战争使北部民主党人处于窘境。该党逐渐分裂成“主战派”和“主和派”。凡是对击败邦联似乎是必要的措施，民主党主战派通常均表示支持。有些民主党主战派人士成为共和党人，有少数人——例如班杰明·巴特勒，陆军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终于完全转向该党的激进派。民主党主和派起初贊成依靠军事力量维护联邦。但是，当冲突转向全面战争的时候，他们便开始指摘共和党关于摧毁南部并按照北部自由劳动的模式改造南部的决定了。反对共和党的战争政策，有时变成反对延续战争。尽管共和党竭力渲染这是亲邦联的立场，但未必是这样。民主党主和派极力主张通过谈判和妥协恢復联邦，但他们中间比较鲁莽的人，有时以这样的方式讲话或行动，乃至对共和党人指控他们的不忠提供具体事例。民主党内“主和派”和“主战派”的相对实力，随着北部在战争中的运气而起伏变化。不过，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例如解放奴隶和军事拘捕，两派都一致反对政府。 在1862年夏季，由于北部的士气骤然低降，民主党“主和派”，即“对南方的同情者”(亦称“铜斑蛇”)的希望随之萌发。“铜斑蛇”像许多政治绰号一样，乃是敌手杜撰出来的贬词。1861年秋，俄亥俄的一些共和党报纸把反战的民主党人比喻为有毒的铜斑蛇。这个名词不久就流传开来，并且不加区别地用于全体民主党人；可是，此处加以改变而专指民主党主和派。虽然“铜斑蛇”得到北部每一个社会经济集团的支持，但他们极其雄厚的实力却集中于中西部的南部地区的灰胡桃居民以及城市天主教移民中间。这两个群体都厌恶黑人、废奴主义者、禁酒改革者、北方新英格兰人，以及破坏传统文化基础的现代化变革。由于战争表现出共和党反蓄奴制运动的势态，灰胡桃人和天主教异教徒就变得日益反战了。 在战争期间，经济问题继续加剧了中西部的南部地区反新英格兰的情绪。该地区在国会内的代表，一致投票反对国家银行法令、所得税、关税法以及战时其他财政法令。他们重弹杰克逊派老调，斥责“这个荒谬的银行法案”和“新英格兰金融垄断”。1863年中西部一个民主党人说：“图谋摧毁诸州的固定制度，逐步建立一个中央金融专制政府。”另一个问题：“难道我们将永远沦为那些残酷无情、专事投机的新英格兰人的奴隶——受关税敲诈、赋税剥夺和铁路垄断资本的诈骗吗？” 种族文化的敌对状态，使这些反新英格兰经济的态度更加强烈了。俄亥俄州国会议员塞缪尔·s·考克斯于1863年说道，正是新英格兰人“破坏宪法、蔑视法令和偏爱黑人的伪善”，才逼使南部脱离联邦的。新英格兰人“要把政府变为道义革新协会的倾向……是国家目前特殊的祸根”。罗马天主教的许多报刊，都参与了对“偏袒黑人的新英格兰人”和“引起这场战争的伪善的废奴主义清教徒”的攻击。 在中西部的南部地区，人们纷纷议论把该地区组建为“西北邦联”，与南部议和，重建旧联邦，而不要新英格兰。尽管事后认识到这一方案似乎是异想天开，但在战时却是被严肃地提出来的。考克斯说：“由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灌溉的诸州要成立一个独立共和国，已是所有其他西部人街谈巷议的话题。”邦联的代理人在中西部暗中活动，煽动反战情绪。“金环骑士团”(1850年建立的秘密团体，提倡南部向加勒比海扩张)在中西部组建分会，发起创立西北邦联。尽管共和党人夸大了这种活动的程度，企图诬衊民主党人不忠，但金环骑士团和类似团体的存在并不是神话。 由共和党战争政策造成的急剧变化，威胁着铜斑蛇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便是民主党主和派採用“今日宪法，昨日联邦”口号的原因。他们说，战争的延续将产生“可怕的社会变革和革命”。“这种最激进、最革命和具有破坏性的教条”，“靠战争风行一时；这就是消灭我们制度的全部结构的教条”。首要的“铜斑蛇”分子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克莱门特·l·瓦兰迪加姆。他是维吉尼亚州一个家族的后裔，并和马里兰州一个种植园主的女儿结了婚。瓦兰迪加姆明白他想恢復的是什么样的联邦。他写道：“我内心的愿望是，恢復联邦，按照40年前联邦的样子。”他在1861年1月说道，“一旦共和党的这场战争延续下去，在我面前什么都看不到，只有普遍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无政府状态和流血，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相比，可谓仁慈的天祸。” 民主党人与解放奴隶 反对解放奴隶，不仅成为“铜斑蛇”分子重整旗鼓的主要口号，而且也几乎成为全体民主党人的口号。“我们的意见是，美国……将成为白种人的国度，……而黑鬼永远不能跟白种人平等，”一个民主党参议员在一份典型的声明中说道。一个殷富而又有影响的纽约民主党人宣称：“尽管杰夫·戴维斯不是善良之辈，但公正的歷史将断定他的地位肯定会大大超过给我们引来这场革命的废奴主义畜群。”纽约大主教约翰·休斯宣布，天主教徒“决心要战斗到底，以维护国家宪法、政府和法律。但如果……他们将为废除蓄奴制而作战，那么，他们将的确会厌恶地避开一个并非爱国的任务。”在美国歷史上，从来没有像1862年解放奴隶问题那样使政党发生如此严重的分裂。这一点可以根据对国会1862年表决四项反蓄奴制议案的剖析得到证实：禁止送还逃奴的陆军法规议案、华盛顿特区解放奴隶议案、在准州禁止蓄奴议案以及第二项没收法令议案。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投票表决这些议案的结果是99%投贊成票，而民主党议员表决结果是96%投反对票。假若国会中很多共和党议员的选民坚持反废奴主义和反黑人情绪，那么对解放奴隶议案实质上的一致支持，表明了思想的威力和全面战争的紧迫，而去克服“例行的政策”。然而，正像蒙哥马利·布莱尔曾经告诫过的那样，在1862年秋季的选举投票中，共和党人也会面临麻烦。 第114页 种族恐惧感激发了北部许多白种人的反废奴主义情绪。民主党的报纸利用了这种恐惧感。它详细论述了解放奴隶将使大批自由黑人涌进北部的问题。“[没收法令]行将解放的几十万奴隶，如果不是几百万人的话，将来到北部和西部，”《辛辛那提调查者报》声称，“或许将成为我们白人技工和劳动者的对手，通过竞争使他们失业，或许他们只得像乞丐和罪犯一样靠公费供养起来。”其他编辑警告说，将有“两三百万半野蛮人”来到北部，与白人工人的“子女们”混杂在一起。纽约一家民主党报纸经常刊登报导和社论，并冠以这样的标题：如“白人至上抑或与黑人混合？”“黑鬼能征服美国人吗？”“黑人非到北部来不可吗？”“工人阶级与黑人可同等看待吗？”密尔沃基一家德文报纸发出了行动口号：“工人们！当心啊！组织起来，反对这个将使你们遭到穷困和毁灭的危险因素吧。” 毫不奇怪，白人劳工在头面人物的指点下，于1862年在北部六个城市聚众滋事，爆发了反对黑人的骚乱。大多数暴徒是美籍爱尔兰人，他们袭击充当码头装卸工和舱面水手的黑人僱工或破坏罢工者。有时，暴徒们涌进黑人聚居区，在街道上和家宅里袭击他们。在伊利诺州南部，灰胡桃农民和农业工人袭击从田纳西州带来帮助收割的战时逃奴。 怀着对解放奴隶的恐惧感的，并不仅仅是灰胡桃人和爱尔兰人。共和党人悲嘆地承认，北部大部分地区均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国会议员乔治·朱利安说道：“我们的人民对黑人即使不是极度憎恨，也是十分憎恨。”来自伊利诺州的参议员莱曼·特朗布尔承认，“西部存在极其强烈的反感——我知道我的州是这样——反对让自由黑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的人民不想跟黑人往来。”。许多士兵也是同样情况，但如果共和党反蓄奴制政策持续下去，这些士兵将被要求去为解放奴隶而战斗。 联邦军队与解放奴隶 北部士兵的种族情绪，反映了他们原来所在的社会。尽管有些人参军是为反蓄奴制而战，但一名细心的学者研究了联邦士兵数以千计的信札和日记后断言，在冲突期间的任何时候，对解放奴隶本身真正感兴趣的士兵不会超过十分之一。”许多士兵同意那个士兵的说法：“我出来参军是为恢復联邦而战，使蓄奴制不进入准州，而不是为了解放黑鬼。”有些北军士兵毫不掩饰他们的种族歧视观点。一个纽约人于1861年写道：“我认为解决如何处置黑人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他们枪毙。”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全面战争需要把南部白种人当作敌人，把南部黑人当作潜在的同盟者，这使得大多数北部士兵改变信念：解放奴隶——即使不是正义行动，至少也是战争的需要。1863年3月，一个明尼苏达州士兵写道： 直到这场战争已使我决定相信蓄奴制的罪孽比我们政府所能承受的还要深重，我才贊成废除蓄奴制——于是，我参加了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我相信蓄奴制是……属于黑暗时代的制度——而且像我们这样地位的国家，长久保存这种野蛮行径是不幸的，这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在我看来，这场叛乱只不过是那个畸形怪物的垂死挣扎。 战时逃奴把北部士兵当作“救星”来欢迎，给他们提供食物，引导他们找出在丢弃的种植园里埋藏财宝的地点，还为入侵部队充当嚮导、侦察员和密探。奴隶们时常庇护逃脱的联邦军战俘，帮助他们返回北军战线。这种友善的表现必然影响北方士兵的态度，其中有些士兵便以教逃奴读书写字或以其他方式帮助他们，作为报答。俄亥俄州一个团的反蓄奴制的士兵募集捐款，将一名有前途的逃奴送到奥伯林学院。其他获得了自由的奴隶也得到类似的帮助，前往北部。 大部分涉及黑人的真实材料出自战争的下半期士兵的信函，这些信函多数是由新英格兰人及上北部其他反蓄奴制地区的士兵写的。社会阶级在种族态度上也有差异：受过相当教育的军官和男人比受教育较少的列兵和男人，可能更多是反蓄奴制的。尤其在战争的前两年，后者中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是司空见惯的。这些士兵时常残忍无情地对待那些天真地把他们当作“救星”来欢迎的奴隶们。驻扎在维吉尼亚州的一个骑兵于1861年11月写道：“纽约第47团约有8-10名士兵，追逐几个黑人妇女，但她们逃脱了，于是，他们便抓住一个7-9岁左右的黑人女孩，把她强姦了。”一个康乃狄克州籍的士兵从维吉尼亚州写信说，他的几个同伴抓获了“两个黑鬼少妇，……将她们头朝下提着，把菸叶、碎木屑、枝条、点燃的雪茄和沙粒塞入她们的臀部。” 把获得自由的奴隶迁往殖民地 总的看来，尽管北方军队终于成为一支解放大军，但它的许多士兵充其量只是勉为其难的解放者。然而，一个贊成解放奴隶的伊利诺州士兵却在1862年10月宣称，“我不贊成解放黑人，让他们获得自由，与我们混杂在一起，林肯的意图也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把他们打发走，让他们移民出境。”当时林肯发表的意图的确是这样。1862年8月14日，总统曾将华盛顿的5名黑人领袖邀请到白宫，并极力要求他们考虑移民出境的主张。林肯对代表团说，蓄奴制是“强加给每个人的最大错误”。然而，即使制度被废除，种族差异和偏见将依然存在。“你们的种族在我们中间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饱经苦难，而我们的种族也由于你们的存在而蒙受忧患。在美国，黑人绝少有平等的机遇。况且他们不愿意你们获得自由，尽管这可能是无情的，我们的民众的有色人种同我们在一起生活，……我的意思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把它作为我们应该处理的一件事提出来。即使我愿意，……我也不能改变它。所以，隔离对我们双方都比较好。”林肯恳求听者召集几百名黑人伙伴研究一项海外移民计划，以证实种族问题这一“解决办法”的可行性。 第115页 不出所料，北部的黑人和废奴主义者均谴责总统的建改。30年来，他们一直反对移民，而在胜利的前夕，他们现在更无意罢休。费城的一位殷富的黑人废奴主义者罗伯特·珀维斯直言不讳地写信给林肯说：“你跟我谈到‘两个种族’及其‘相互对抗’，这是无益的。就人权而言，只有一个种族，那便是人类。……先生，这是你们的国家，同样也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愿意离开它。”大多数激进派共和党人，至少在私下流露了同样的观点。蔡斯在日记中抱怨林肯在建议中承袭种族偏见。“坦率地反对肤色偏见该多么好！要作出明智的努力，让自由民在美国建立家园。” 然而，这仍是北方少数人的意见。从托马斯·杰斐逊到亚伯拉罕·林肯，美国第一流的政治家们得出相似的结论：只有把获得自由的奴隶殖民海外，解放奴隶工作才行之有效。否则，南部将忍受种族战争的恐怖，而获得自由的人不是遭到灭绝，就是沦为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堕落阶级。1862年解放奴隶的实际前景，加深了这些忧虑。废奴主义者“可能随心所欲地轻率地说，蓄奴制的终结就是冲突的终结，”波士顿一个保守主义者告诫说，但是，“巨大的困难才刚刚开始！这问题乃是一个意义深远、令人生畏的种族问题。” 不管移民的实际成就如何，但它是上策。林肯决心颁布一项解放宣言，认为最好把这个苦丸药裹上一层移民糖衣。甚至有些激进分子也接受了这一论调。“我实际认为[移民]是令人讨厌的骗人鬼话，”有个人说道，“可是，那将合乎民众的心意。”1862年，国会拨款60万元，作为获得自由的奴隶自愿移民的费用。共和党激进派最初反对此举，但是，当事情已清楚表明这项拨款对保证通过1862年的没收法案是绝对必要时，他们有一半人最后才改变了主意。 海外移民最后变成一个骗局。林肯设法招募了450名黑人，让他们定居海地沿海一个岛屿。然而移民队却遭受天花病和白人承办者胡作非为之害，该人已与政府签订了包揽这一冒险事业的契约。政府于1864年承认此举是错误的，遂派出一艘海军舰船接回了368名倖存者。到这时，战争的势头已使北部舆论摆脱了1862年的保守主义思想，移民的事再也不提了。一个废奴主义者为这个可悲的插曲发表了如下恰当的墓志铭：“由此可见，‘保守主义’吹嘘的明智原来是如此愚蠢，而‘狂妄的激进分子’的‘狂热’以经验证明却是绝顶明智。” 林肯关于解放奴隶的遁词 1862年8月-9月 在决定颁布解放宣言至实际发表日期的10个星期内，谨小慎微和拐弯抹角的战略支配着林肯的公开宣言。在北方士气急剧下降的这段时间，激进分子从左的方面非难他保留麦克莱伦的指挥权，以及拒绝宣布解放奴隶，而民主党人则从右的方面抨击总统，并且指望秋季大选获胜。林肯表面上始终保持镇定自若，态度暧昧。他拒绝过早地透露解放宣言，唯恐把保守分子和民主党主战派推进“铜斑蛇”的怀抱。同时，他还暗示即将发生的事，免得激进分子彻底背弃他。林肯的时机选择观念从未像在1862年晚夏这些窘困的日子里显得那么好。 表现林肯战略的一个例证，便是8月22日答覆霍勒斯·格里利发表于《纽约论坛报》的一封公开信，题为《两千万人的唿吁》。格里利抱怨“联邦事业因错误地尊重南方的蓄奴制而受到损失”。他恳求林肯把战争转变为争取自由的讨伐运动。总统在这一不寻常的公开答覆中，作了谨慎的解释：“我在这场斗争中的首要目标乃是拯救联邦，而不是去拯救或摧毁蓄奴制。如果不解放任何奴隶能拯救联邦，我愿意那样做；如果通过解放全体奴隶能拯救联邦，我愿意那样做；如果通过解放某些奴隶而不顾另一些便能拯救联邦，我也愿意那样做。”林肯在结束时说，这体现了他的“公务观点；而我无意改变经常表示的个人愿望，即四海之内人人享有自由”。这里给保守分子和激进分子留下某些回味：一个断言是，为了联邦而非解放奴隶是北方的战争目标；但也有个暗示是，为了拯救联邦，解放奴隶可能是必要的。 林肯在9月13日答覆一批曾把自由请愿书带到华盛顿的芝加哥牧师时，把贊成释奴和反对释奴同样地加以权衡。总统承认“蓄奴制是叛乱的根源，或者至少是它的必要条件”。他还承认“解放奴隶将在欧洲对我们有所帮助，使他们相信激励我们的是某些东西，而不是勃勃雄心……，到那时，由于撤走他们的劳动者，叛军毫无疑问将受到削弱，而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另一方面，随着邦联军的进攻和联邦军的溃退，由我发布一个解放宣言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不想发布一份全世界必然会视之为不起作用的文件，好象教皇对彗星颁发训令一样！当我甚至不能在叛乱诸州实施宪法时，难道我的话能解放奴隶吗？” 这里还有使双方回味的事。林肯的声明可看作是一种表态，即他认为一纸解放命令是不起作用的。但是，由于总统讲话时那份实际的宣言就藏在办公桌抽屉里，所以他的真实想法是，宣言只有在联邦军赢得一次重大胜利时，才会起作用。到那时，他可能会在南部实施解放法令和宪法。因为当林肯会见芝加哥代表团时，他的脑海里在考虑马里兰正在展开的一场决定性的戏剧性战役。 第116页 第十七章 第一个转折点：安蒂特姆与解放奴隶 安蒂特姆战斗 在通常情况下，第二次布尔河战役结束后，李的那支获胜部队人困马乏，早就该扎营休息和重新装备了。食物粗劣，成千的士兵赤着脚，而他正面的联邦军几乎比他的多两倍。然而，李凭藉重大冒险行动在此之前已打破了对方优势；现在，他打算在一次大胆的战役中冒更大风险，为邦联夺得马里兰州，并赢得英法的外交承认，甚至可能迫使联邦求和。要入侵北部，还需要在秋收季节把军队从受到战火摧残的维吉尼亚调出来，并使这支飢肠辘辘的南军士兵在一个时期内要依靠敌方领土供养。 在斯图尔特的骑兵队掩护下，北维吉尼亚军于1862年9月4日在距华盛顿40英里的上游，开始涉渡波托马克河。但是，由于缺少鞋子，或由于吃了未熟的玉米棒和未熟的苹果而得了病，已有数千名士兵落在后面。另外还有许多士兵在摊牌战斗之前，因精疲力竭或双脚淌血而掉队。9月7日，邦联军集结在弗雷德里克。令人失望的是，投奔南军旗帜下的马里兰人寥寥无几，因为马里兰州西部在感情上倾向联邦主义。李希望向南山(蓝岭延伸入马里兰的部分)西部移动，以便开闢一条进入谢南多厄河谷的供应线。不过，在採取这一行动之前，他需要消灭哈珀斯渡口的万名联邦守军。9月9日，他命令杰克逊的一个军和朗斯特里特军的部分部队，集中围攻并占领哈珀斯渡口。完成此举后，他们将汇合其余部队，按既定计划行动，在哈里斯堡切断宾夕法尼亚铁路。李再一次——这是三次战役的第三次——违背了军事教材的准则，分散了兵力。这种作法以前很起作用，因为李对敌手缺点的估计是准确的。他估计麦克莱伦行动迟缓，希望在联邦军追上他之前重新聚合部队。 在此期间，麦克莱伦已有效地训练了波托马克军，正率该军80,000人朝北部移动，寻找叛军位置，他估计南军兵力为12万(是实际兵力的两倍半)。6月13日，麦克莱伦突然交了意外的好运，这样的事几乎没有几个将领曾经遇到过。在弗雷德里克一个弃置的邦联军营地，一名联邦军下士偶然发现一份由李签署的命令文件，这张裹着三支雪茄菸的命令文件原来是一个粗心的南军军官遗失的。这个文件使麦克莱伦对李军行踪了如指掌。李的军队划分5部分：3个独立纵队集中围攻哈珀斯渡口；两个师在黑格斯敦；另一个师在特纳山峡附近的本兹伯勒，国家公路在该地横贯南山。在这5部分中，每一个部分距其余任何部分至少相距8或10英里；间隔最远的两部分在波托马克河两侧，相距达30英里；麦克莱伦及其大部分军队距最近的邦联军部队仅12英里。正如歷史学家布鲁斯·卡顿所描述的那样：“没有一个内战将领曾经得到这样一个天赐良机，能将敌军一下子消灭一大半。”麦克莱伦兴高采烈。他对一名将领说，“我手里有一张牌，如果我不能靠它击败‘博比·李’，我情愿回家。” 然而，麦克莱伦在採取行动之前等待了16个小时之久，而不是即刻进军，强行通过南山各隘口，袭击李的分散的各师部队。当他的两个军抵达特纳斯隘口，另一个军进抵距此以南5英里的克兰普顿斯隘口时，李已得到报告，匆忙派兵扼守要隘。9月14日下午，联邦将领威廉·b·富兰克林的第六军冲过克兰普顿斯隘口，挥师南下，朝俯瞰哈珀斯渡口的马里兰高地推进，但是当围攻该渡口的邦联军几个旅转身迎战时，他们竟胆怯地停止前进了。这时，在特纳斯隘口经过一整天鏖战之后，人数处于优势的邦联军伤亡达2,700人，而联邦军伤亡为1,800人。于是，李朝夏普斯堡村退却。虽然他的入侵计划宣告破产，但麦克莱伦的迟缓多给了他一天工夫，使他那溃散的部队得以从毁灭中解脱出来。他准备下令撤到维吉尼亚。但是，当他获悉杰克逊部队已于9月15日晨攻占哈珀斯渡口并俘获守军时，他便改变了主意，命令部队集结，在夏普斯堡迎战。 继之发生的安蒂特姆战役(南部称之为夏普斯堡战役)，是邦联军进行拼死防御，联邦军坐失良机的一段战史。李的部队占据了村正东面纵贯南北长达4英里的低矮山嵴，左翼靠着波托马克河，右翼俯临安蒂特姆河。根据一些理由(或许由于他们缺乏铁锹和斧头)，邦联军竟未挖掘战壕，一年之后这一疏忽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由于士兵掉队，也由于在南山的伤亡，李的兵力已不足45,000人，要对抗麦克莱伦的75,000人。9月15日下午，在杰克逊从哈珀斯渡口赶来跟他会师之前，李在夏普斯堡的部队只有19,000人。可是，麦克莱伦再次小心翼翼地移动，误失了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在15日发起攻击的机会。翌晨，杰克逊各师从哈珀斯渡口陆续到达，尽管联邦军在战场拥有60,000余兵力对付李的30,000人，但仍然按兵不动。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而麦克莱伦经过慎重考虑，才拟定了次日进攻的计划，到那时麦克莱伦全军和李的除了a·p·希尔师(留驻在哈珀斯渡口监督投降)以外的整个部队，都将排成队列。 9月16日下午，约瑟夫·胡克和约瑟夫·曼斯菲尔德指挥的联邦第一军和第十二军，渡过安蒂特姆河，准备翌日进攻由杰克逊据守的邦联军左翼。伯恩赛德指挥的第九军，拟在邦联军左翼强行渡河。联邦其他三个军将留作后备，以支援这些攻击，如果李一旦抽调中央防线兵力去驰援两翼，就实行中央突破。 第117页 这是个完善的战斗计划。胡克在拂晓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的攻击首传捷报。他的绰号“战斗的乔”果然名不虚传。他那12,000名士兵从一片树林中勐然冲出，此后这片树林就以“北森林”而闻名。大炮和滑膛枪火力摧毁了邦联步兵正在潜伏着的40英亩玉米地。“在我写报告的那个时候，”胡克后来报告说，“在玉米地的北部和大部，每棵玉米秆都像被刀子削得短短的。阵亡者恰好成排地躺着，正像几分钟以前他们曾摆好的队列那样。命运之神从未让我目睹一个比这更加血腥淋淋的悽惨的战场。”很多参战者后来撰文提到这次战役时，都承认这是他们经歷的最激烈的战斗。半野蛮的“战斗狂热”使士兵着了魔，驱使他们採取勇敢的或拼命的行动，实为世人所罕见。蓝衣旅蜂涌穿过玉米地，冲到“西森林”的边缘，挨近一座属于和平主义的邓卡德教派的白色小教堂。在那里，约翰·b·胡德的灰衣师终于阻止了联邦军，迫使他们退回玉米地的那一边。不久以后，曼斯菲尔德军的联邦生力军，便从“东森林”越过玉米地发起攻击，迫使已崩溃的邦联军战线退入并穿过“西森林”。但是，当数以百计的士兵倒下时，联邦军的攻势再一次停顿了。曼斯菲尔德阵亡，胡克负伤，大部垮掉的师经过3个小时未见缓和的拼杀后，均撤回整编。上午10点左右，联邦将领埃德温·萨姆纳率第二军朝“西森林”进击。他的先头师已深深楔入阵地，突然有两个邦联师出现在它的左翼，将致命的炮火倾泻于北军各旅之间，20分钟内就击毙2,200人。接着杰克逊横越玉米地发动反攻，但被击退，伤亡惨重。这块玉米地已变成了无人地带。据一个士兵回忆，那里尸陈遍野，人们走过去时踩不到地面。 正午以前，邦联军左翼的战斗结束了。每一方都打得对方再无招架之力。13,000士兵非死即伤。因为联邦军的进攻是按顺序而非同时发动的，所以进攻已告失败。邦联军已得到时间转移部队，并调来后备队，以对付攻击。麦克莱伦必须对此承担部分责任。他的战役部署阻止了曼斯菲尔德与胡克的联合进攻，而他本人也把萨姆纳发动的攻势耽搁了一个多小时。 麦克莱伦还要对联邦军未能实行中央突破负责。萨姆纳军的两个师已从攻击“西森林”转向左面，在一条低洼的农田道路上闯入一条邦联军战线，此后这条路就以“流血巷”闻名。在那里，邦联军拼命死守，已挖好壕沟达三小时之久，直到一道被误解的命令让联邦的两个团对该路进行侧射，把那些未当场倒毙或负伤的据守者赶走。邦联军中央防线大大敞开了。“在这个局部战场上，没有任何邦联步兵部队能够顶住一场凌厉的攻势，”一名南军将领写道。“当罗兹旅离开那条低洼的道路时，”朗斯特里特部下一名炮兵军官补充说，“李的军队已经毁灭，邦联的末日即将到来。”富兰克林部下尚有第6军的8,000名生力军可实行突破。他请求麦克莱伦让他放手行动，但是，这个指挥官为上午的大残杀所震惊，担心会受到一支他认为在数量上处于优势的敌军的反击，遂以“发动攻击未必审慎”的话回绝了。稍后，另一名联邦将领力劝麦克莱伦派遣富兰克林军的一个师和波特的第五军的两个尚未确定用场的师，穿越实力削弱的邦联军中央防线，但麦克莱伦再一次拒绝了。 在此期间，联邦左翼的伯恩赛德情况如何呢？麦克莱伦整个上午反覆命令他让精锐的第9军向前推进，渡过安蒂特姆河，击退邦联军右翼。但是，这一行动说时容易做时难，因为该防区河上的唯一桥樑，正处于邦联军炮兵和步兵的严密控制之下。不过，伯恩赛德本来可以干得更好些。在那个季度，安蒂特姆河有数处可以蹚涉而过，但伯恩赛德却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那座桥。在下午早些时候，他的几个旅终于发现了浅滩；大约与此同时，其他部队强行闯过了那座桥。但是，当时伯恩赛德各师未能及时进行布署，直到下午3点才开始进击实力已经削弱的邦联军右翼。蓝衣军的挺进一时所向披靡，直逼夏普斯堡近郊，距李军向波托马克河浅滩退却的路线仅半英里之遥，看来邦联军又要一败涂地了，这时突然间，伴随着南军嘶号声，a·p·希尔师迅勐冲进战地，该师来自哈珀斯渡口，以7小时行军17英里。当他们勐烈冲击联邦军侧翼，并阻遏了联邦军当天的最后推进时，希尔的一些老战士穿的是缴获的蓝衣军服，从而加强了奇袭的效果。 夜幕降临战场，惨状难以描绘：2,100名北军和2,700名南军士兵阵亡，另外有18,500人(两军差不多各占一半)负伤，其中3,000人受了致命伤。那是战争中杀人最多的一天。 [ 註：作为比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d日(指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第登陆)，美军伤亡6,000人——大约是安蒂特姆会战伤亡数字的四分之一。美军在安蒂特姆一天的战斗中阵亡、受致命伤人数，相当于1812年战争、墨西哥战争和美西战争伤亡总数的两倍以上。 ] 双方的全部连队实际上已经毁灭，而团甚至旅的伤亡普遍达到50%。在十天后视察了这个战场的一个英国军事观察员写道：“在大约7-8英亩的森林里，简直没有一棵树不是满布弹头和弹片痕迹的。难以理解，在这里的那种炮火下，谁能逃生。” 第118页 这样的勇勐和牺牲得到了什么呢？会战在战术上未分胜负；但对邦联军来说，却是一次战略失利。李怀着一举结束战争的雄心前往北部；随着希望的破灭，他那支丧失了战斗力的军队，一瘸一拐地返回维吉尼亚。但是，麦克莱伦的失败更为严重。他有数次已胜券在握，只因指挥失策和怯懦不前，才失之交臂。同时投入战斗的联邦军兵力，从未超过20,000人。这使得李可以把部队从安宁无事的地点调到受威胁的防区。占联邦军四分之一以上的20,000名士兵，几乎未参与作战。这就使麦克莱伦致妻子信中的说法成为笑柄：“我信赖其判断力的那些人对我说，这一会战我打得太好了，并说是一种艺术杰作。” 9月18日，旭日东升，看得出遭到痛击的邦联军仍在原地。麦克莱伦在上午得到13,000名援军。连同先前未确定用场的20,000人，这使他得到的生力军比李的全军残部还多。但麦克莱伦仍不重新进攻，李遂于9月18日夜渡过波托马克河，逃之夭夭。第二天北军略事追击，被南军后卫部队击退。李部平安无事地撤到温切斯特，而联邦军却在埋葬阵亡者，为伤员建立野战医院。有5个星期之久，波托马克军主力不愿再次渡河进入维吉尼亚。林肯抓住安蒂特姆会战把它当作是期待中的胜利，以便发表《解放宣言》。但是，总统对麦克莱伦大失所望，因为他再一次犯了错误，而未能把敌军团团围住并加以消灭。不过，林肯目前暂缓在东部战区採取重大军事决策，因为西部的局势正濒临危急关头。 邦联军侵犯肯塔基 5月底，博雷加德从密西西比的科林斯撤退后，他在杰斐逊·戴维斯的眼中声望已经大为下降。戴维斯任命布拉克斯顿·布雷格取代博雷加德，担任邦联密西西比军的指挥官，后者原先曾在该军任指挥官，是一个严格执行军纪的军官。7月，布雷格将该军划分为三部分。他留下16,000人由厄尔·范多恩指挥，另外16,000人由斯特林·普赖斯指挥，防守密西西比州。他率领余下的30,000人经绕远的铁路线抵达查塔努加，支援埃德蒙·柯尔比·史密斯的18,000名邦联军部队防守田纳西州东部，以抵御正在推进的比尔指挥的俄亥俄军。虽然联邦军只须再走四分之一那么远的路程，而且早在6星期前就出动了，但布雷格在比尔抵达查塔努加之前，就捷足先登了。 比尔的难题说明了在敌方领土上铁路后勤的困难情况。在此以前，西部的联邦军主要依靠水路获得供应。但是，1862年夏季的干旱，迫使比尔依靠铁路，当他通过阿拉巴马北部向东进军时，只得重新修筑铁路。游击队的袭击，使他一向慢腾腾的行动更像蜗牛爬行了。比尔是个像麦克莱伦一样的民主党人，主张“软性”的战争，不肯残酷无情地对付游击队，也不肯依赖农村供养他的军队。当他在7月迫近查塔努加时，他开闢了一条通过纳什维尔到路易斯维尔的新铁路供应线。但是，他的烦恼才刚刚开始。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和约翰·亨特·摩根发动的骑兵袭击，屡次切断铁路线，阻滞比尔的前进。倒霉的联邦骑兵，几乎无力抵抗野蛮兇悍的南军骑兵，后者依靠农村生活，袭击后便混入当地村民中间。 这时，布雷格一到查塔努加，便採取攻势。杰斐逊·戴维斯命令布雷格和柯尔比·史密斯侵犯肯塔基，把比尔引出田纳西。邦联首脑人物相信，肯塔基人渴望从北军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入侵军带去15,000支额外的步枪，以便武装他们指望入伍的人。起初诸事顺利。柯尔比·史密斯的万名士兵，绕过联邦军扼守的坎伯兰隘口，长驱直入，进抵肯塔基中部；在这里，他们于8月30日打败并俘虏了里奇蒙(位于列克星敦正南)的大部分联邦守备部队。布雷格率军30,000从查塔努加向北进发，迅即穿越田纳西，循着一条位于史密斯以西百英里远的平行路线，进入肯塔基境内。比尔只得放弃延误时机的查塔努加战役，全速北上，以阻止南军攻占路易斯维尔。 虽然邦联军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但那些衣衫褴褛、赤着脚的士兵在肯塔基也像在马里兰一样认识到，侵入联邦领土是一回事，而留在那里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了。邦联军士兵在行军和作战方面是很出色的。但是，南部缺乏把一次大规模袭击变成一次真正入侵的后勤能力。当南部军队走过那里的城镇时，尽管邦联国旗迎风招展，漂亮的姑娘们满面笑容，但肯塔基人原来和马里兰人一样，并不乐意参军。那一万支步枪就闲置在货车里。柯尔比·史密斯果然占领了州首府法兰克福，并且准备举行邦联州长就职盛典。但是，只要比尔的大军继续留在肯塔基，另外80,000名北部新兵在路易斯维尔和辛辛那提受训，那就毫无意义了。除非能够设法消除这些支持联邦的士兵和工业能力，肯塔基州的大多数居民不论对南部的感情多么强烈，但会重新考虑公开宣布对邦联的忠诚。 到9月中旬，比尔已得到格兰特的3个师援军，当时已拥兵50,000。在此期间，邦联军俘虏了肯塔基州门弗德维尔另一支数达4,000人的守军。北部非难比尔的声浪已臻高潮。不管邦联军入侵的根本弱点是什么，看来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南军俘获了8,000名联邦士兵，已将另外50,000人的部队调出田纳西，并且正在威胁着路易斯维尔，乃至辛辛那提。比尔似乎没有採取行动去阻止他们。哈勒克预先告知一个西部军官，比尔若不“迅速採取行动”，他将被免职。“政府似乎决心要对失败的将领动用断头台，”哈勒克接着说，“将领若不是犯有过失，这样做看来相当困难，不过，或许此刻对我们来说，像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某些严厉的措施还是需要的。”在9月底，林肯的确想用乔治·托马斯取代比尔；但托马斯坚决反对，表示在战役前夕不宜更换指挥官，从而使命令才暂停发布。 第119页 佩里维尔战斗 比尔终于出兵袭击南军。他派出两个师向法兰克福发动佯攻，使邦联州长就职盛典陷入一片混乱，并把柯尔比·史密斯部队和布雷格军的一个师从主战场吸引过来。比尔军的其余部分成三路纵队，向佩里维尔进发，而布雷格在那里集结了他的剩余部队准备迎击。接着而来的战役准备工作，颇受寻找水源的影响，因为除较大河流外，干旱使一切水源都干涸了。联邦一个军绕道去寻水；这时另一军的先头部队于10月7日黄昏抵达佩里维尔时，他们立刻发动进攻，企图控制该市西南2英里的多克特河，结果没有成功。菲利普·谢里登师的一个旅又发动拂晓攻击，不仅占领了那条河，而且攻占了彼岸的高地。年仅31岁的谢里登，身材矮小，罗圈腿，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冲劲。在他攻占并据守高地而打退一次反攻之后，比尔军的余部排成纵队进入左右两翼阵地，形成一道6英里长的战线。 但是，当时主动权却转移到邦联军手里，而他们在战场只有16,000人，相当于比尔军的三分之一。利奥尼达斯·波尔克将军指挥布雷格军的部分部队，他是基督教主教团主教。他向联邦军左翼发起全面进攻，仅留下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向联邦中央防线和右翼示威。南军进击联邦左翼那些素乏训练的部队，守军未来得及进行抵抗，便后退一英里多，还被击毙了两名将领。在此期间，谢里登抓住战机反击正面的缺乏战斗力的邦联军，逼使他们穿过佩里维尔村，迅速后撤两英里。 于是，到黄昏时，战场北半部的军队已逆时针方向调转了四分之一大圈。比尔军右翼那一半根本未参战。由于风向和大气条件(通称为声屏)的突变，他们什么也没有听到，甚至未觉察到左面一两英里外正进行一场激战。由于同样的理由，比尔本人直到下午将尽的时候才知悉战况。那些交战中的军队(联邦军23,000人，邦联军15,000人)伤亡颇重：4,200名北军和3,400名南军士兵阵亡、负伤或失踪。比尔打算在翌晨倾全力投入攻击，但是，布雷格却在夜间悄悄熘走，与柯尔比·史密斯部队会合了。不过，即使联合起来，两支邦联军的数量也少于对方。他们还缺乏供应品，更为大批伤病员所拖累。布雷格心灰意懒，决定撤离肯塔基。比尔畏怯地追踪，尽管掌握着大好时机，却没有进攻溃退的邦联军。 艾尤卡战斗与科林斯战斗 布雷格作出撤退决定的一个理由，乃是发生在距此300英里远的密西西比北部的一系列战斗。范多恩和普赖斯统率的人数不多的邦联军在该地的任务，就是阻止格兰特增援比尔；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便进攻北部，与布雷格的进攻相配合。但是，格兰特和罗斯克兰斯 [ 註：波普将军于6月份调往东部战场后，罗斯克兰斯便到西部担任密西西比军团指挥。 ] 已使这两个目标落空了。曾在佩里维尔作战的数千名联邦士兵，连同谢里登部在内，都是格兰特派给比尔的援军。在两次战斗中——艾尤卡和科林斯——罗斯克兰斯破坏了普赖斯和范多恩侵犯田纳西西部的计划。 9月中旬，普赖斯占领了密西西比东北部的艾尤卡。格兰特想出一个方案，要围歼处于两支即将会师的联邦军之间的14,000名邦联军。罗斯克兰斯率9,000士兵从南部开来，而爱德华·奥德将军麾下的来自密西西比军的8,000人，则从西部沿铁路线逼近。然而，把两支分隔的部队在战场集拢起来的困难程序出了岔子，在没有无线电通讯的情况下，这种事屡见不鲜。罗斯克兰斯姗姗来迟，并于9月19日遭到普赖斯的袭击；可是他坚守了阵地，而声屏却使奥德未听到战斗的声音。当晚，普赖斯觉察到他已陷入罗网，遂沿一条未被封锁的道路逃出，与西面40英里处的范多恩会合，而联邦军则折返科林斯的基地。 10月3日，范多恩和普赖斯的混合部队，对驻守科林斯的罗斯克兰斯所部兵力相等的蓝衣军(22,000人)发起勐攻。在最初的突击迫使北军后退两英里之后，南军因夜幕降临便停止前进。翌晨当他们重新进攻时，联邦军顽强的抵抗竟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邦联军遂朝南退却；而罗斯克兰斯部队的战斗力过于削弱，无力追击，格兰特新派来的一个旅仅仅拘留了数百名南军掉队的士兵。在艾尤卡和科林斯两次战斗中，联邦军伤亡总数是3,300人，邦联军伤亡5,700人，占兵力的四分之一。 从9月17日至10月8日，邦联军对联邦领土的三次尝试性进犯都被击退了。这是南部通过军事协调进攻去夺取胜利的雄心勃勃的尝试。尽管李将在1863年6月再次侵犯北方，但全部的邦联主力军再也不会同时向北进军了。尽管三大战斗——安蒂特姆、佩里维尔和科林斯——没有一次是联邦的不容争辩的胜利，它们共同标志着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它们扼杀了欧洲承认邦联的机会；它们还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把维护联邦的战争一变而成为为维护联邦与自由的战争。 《解放宣言》草案 安蒂特姆会战结束5天之后，林肯召集内阁会议，宣布发表《解放宣言》的决定。几个月来，总统已提醒顾问们，他已设法说服边境州採取反蓄奴制的行动。目前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採取进一步行动”。“不久，他们就[可能]接受，即使不是即刻；因为他必定相信蓄奴制[已]受到奴隶主的致命打击——它不可能在叛乱过后残存下来。”至于北部民主党人，林肯不愿再说服他们，因为“他们的会议经常用来反对我们可能採取的方针”。 第120页 1862年9月22日的法令实际上是宣言的草案，因为它宣布从1863年1月1日起，仍处于叛乱状态的任何一个州的奴隶，“将在那时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宣言认为只以军事需要为理由解放奴隶是正当的，贊成获得自由的奴隶志愿移民，重申林肯关于在忠诚的蓄奴州逐步解放奴隶的主张。这种保守态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一革命性措施在全国引起的反响尚不确知。总统宣布此文件，在某种意义上旨在使它不致引起轩然大波，并使释奴手段看起来不过是赢得战争的必要条件。大多数激进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都理解这一点。“一份拙劣的文件，然而却是一个强有力的法令，”这是麻萨诸塞州激进派州长约翰·安德鲁对宣言的评论。一名加里森派废奴主义者认为，从语言纯正癖者的观点看来，宣言尚有若干瑕疵。但是，“我不能拘泥于这些。欢乐、鸣谢、感恩、新的希望和勇气，充满了我的胸怀。” 林肯与公民自由权 签署《解放宣言》两天之后，林肯便发布第二道法令；这一法令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批准对“全部南军士兵、暴乱分子和他们在美国国内的支持者、煽动者，以及一切妨碍志愿兵应募、抵制民兵徵募或者犯有不忠诚罪行的人”实行军事逮捕。民主党人公开指责这一行动是与解放奴隶酷似的专横产物。两份宣言给反对党提供了1862年国会选举的主要争论点。在谈论这些选举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战时北部公民自由权问题。 尽管战时没有固定的报刊审查制度，在1862年1月以后，政府确实利用对电报的军事管制，控制了记者的电讯。邮政局不时从邮件中清除“叛逆倾向”的报刊。将领们有时查禁卫戍区内的某些报纸，因为它们把军事情报提供给敌军。政府有好几次勒令某些报纸有限期地停刊。查禁报纸事件，大多发生在蓄奴州的占领区，虽然也有几次着名的事件发生在北部。北部的暴民曾捣毁了几家属于“铜斑蛇”的报馆及印刷机。至少有两伙肇事暴民是由联邦士兵领导的，他们并未因这类行动而受到惩罚。 在1861年内，国务院负责加强国内的安全。西沃德组织了特工和情报人员的秘密情报网，他们的热情往往超过了他们的判断能力。政府在边境州逮捕了数以百计的人，而且不经审讯便拘留起来。在马里兰州，联邦军关押了数名州议会议员和一名州法官。军队还在南部占领区和边境州逮捕并惩处了许多间谍、破坏者和游击队员。 根据1862年2月总统的命令，林肯把国内全部安全事务的责任转移到陆军部。斯坦顿减少了逮捕数字，并建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当时正在拘留中的犯人案件。他们大多数人在宣誓表示忠诚之后释放。当北部确信不久即将赢得战争的胜利，遂在1862年春季几乎停止逮捕了。然而，夏季的挫败，迅速滋长的“铜斑蛇”情绪，以及1862年秋对民兵徵募工作的抵制，引起军事逮捕的新高潮。林肯9月24日宣布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主要是针对对徵募工作的抵制的。 在战争期间，总计联邦当局至少逮捕了15,000名平民。这是对公民自由权的过分压制吗？不少同时代人肯定会这样想。他们对逮捕敌特和破坏者，或者在交战的战区对游击队员和间谍进行军事审讯，都不表示怀疑。(有些评论家甚至贊成对逃避徵募的人，和怂恿开小差或抵制徵募的人，实行军事逮捕和审讯，虽然这些活动有些是发生在北部诸州，那里的民事法庭正在履行职责。)但是，他们谴责任意逮捕编辑、政府官员和其他一些人，他们的唯一罪行是书面或口头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或是贊成和平。其中有些被捕者是谣言阴谋的牺牲者，这种谣言阴谋已成为心理战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有些人被监禁几个月，一直未受到起诉。这一切似乎可以证实，政府关于公民自由权的记录是很糟的。 但是口头反战活动与明显的叛逆活动的界限，往往不易划分。发表煽动性的言论鼓励新兵拒绝打一场废奴主义的战争，这究竟是在行使言论自由呢，还是在帮助和支持敌人呢？林肯生动地陈述这一问题说：“对那个引诱士兵开小差的狡诈的煽动者，我连一根毫毛都未碰过，我能忍心枪毙一个头脑简单的年轻逃兵吗？……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煽动者住嘴，挽救那个小伙子，不仅符合宪法，而且是极大的仁慈。”总统坚决主张，在严重的紧急关头，逮捕过多要比逮捕过少好。他写道：“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人身保护法的掩护下’，叛乱者指望在我们中间稳固建立一支很有效的间谍、告密者、接济者以及他们事业的同谋者的队伍。”民事法庭办事极为缓慢，而没有处理非常时期的这些案件，如果根据人身保护法予以释放，等候审讯，这些人就会继续从事叛逆活动。军事逮捕的目的是预防，而非惩罚。人们遭到拘留，所以他们就不能援助叛乱了；在危险过去以后，他们不经审讯迟早便会获释，要求更早而非更晚。林肯承认，这些都是强硬措施，在和平时期是违反宪法的，然而“在叛乱和入侵的情况下”，是符合宪法的。林肯用一个朴实而给人深刻印象的比喻写道，“我不会听信，由于事实表明特效药不是健康人的有益食品，它就不是病人的良药；我更不会听信，由于事实表明在和平时期採取强硬措施是不合法的，而政府在叛乱时期採取同样措施就是违宪的。” 第121页 一位认真研究战时公民自由权的学者替林肯政府辩护。他觉得，大多数拘留犯在监禁期间受到宽待。大多数人是“根据充分的理由”而锒铛入牢的。大多数人在遭到比较短暂的拘留之后便获释，除非证实犯有像从事间谍活动或叛乱之类的实际罪行。在军事委员会审讯平民时，通常是因为在战争区内犯有军事罪。15,000起逮捕案的绝大多数，均发生在南部占领区或边境州内，而这些地区由于游击队活动和间谍活动实际上已成为战争区的一部分。“考虑到紧急情况的迫切需要，在实行逮捕时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克制。……在没有通过‘惩治间谍条例’或‘惩治叛乱法’的情况下，政府因受到严重辱骂而深感痛心。为了维护言论自由，乃至容许人们发表极端叛逆言论。”虽然军队在边境州监督投票以排除未宣誓效忠的选民投票，但整个战时实行自由选举，政府候选人却经常落选，而且在1864年的一些时候，看来林肯本人也难以重新当选。比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严厉执行惩治间谍及叛乱的法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拘禁美籍日本人，1861至1865年这一更加严重的国内危机时期，侵犯公民自由权的问题看来的确轻微。尽管如此，但在1862年的选举中，民主党人却从“任意拘捕”中捞取了政治资本。对民兵徵集工作的怨愤也对他们有利。然而，根据大量的讲话来判断，唯一最重要的争论点还是《解放宣言》。 1862年北部的选举 民主党人唿吁选民在1月1日林肯发布最后的解放宣言以前，抛弃共和党人。在纽约州，这里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霍雷肖·西摩希望选举使他一举蜚声国内；当地党的喉舌宣称，“投票贊成西摩，就是贊同保护我们白人劳工免于跟南部黑人合伙与竞争。”中西部的民主党演说家声称，“北部的每一个白种人，凡是不愿被一个自由的黑鬼替换掉的，都应该投民主党的票。” 许多观察家把选举的结果视为对共和党人和解放奴隶的强烈非难。民主党人在众议院净增32个席位。几乎全部新增席位均来自下北部——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民主党人也赢得了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州长职位，并且控制了伊利诺州和印第安纳州的议会。(仅有的偶然情况是，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州长及议会选举是在奇数年举行的，而且1860年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已选出了任期4年的共和党州长，阻止了这些州政府在1862年以后受到民主党的控制。)民主党人是充满活力的。报纸的典型大字标题宣称：“废奴主义遭到惨败”，“不准解放奴隶”。按照俄亥俄众议员塞缪尔·s·考克斯的看法，选举产生了一个新的训条：“你切勿以释奴造成民族混杂，而降低白种人社会地位。” 几位歷史学家贊成对1862年选举作出的这一评语。其中一人写道，“投票的意见清楚地表明，北部人民反对《解放宣言》，反对政府侵犯个人权利，并反对徵兵。”然而，事实上这次选举结果决非如此。对共和党人来说，那是一次挫折，但不是失败。共和党人赢得了整个新英格兰、上北部、太平洋沿岸两个州和边境诸州。毫无疑问，联邦军队不准脱离联邦主义的同情分子参与边境诸州的投票；但即使没有这些边境州，共和党人也会保持对国会以及除了两个州长职位和两个州议会外的所有州的控制的。从任何意义上说，如果这次选举是就解放奴隶与林肯对战争的指导问题进行公民投票，那么北部大多数选民都是支持这些政策的。 1862年12月，当国会召开留守议员会议时，共和党人重申了解放奴隶问题。首先，他们否决了一项由民主党提出的众议院决议，该决议宣布，政府中的任何人，“为了颠覆或干预美国任何一州的权利或现有体制”而打算进行战争，便是犯了“重大的违宪罪”。于是，依靠全党一致的投票，众议院通过一项支持《解放宣言》的决议。最后，国会通过法案，要求解放奴隶以西维吉尼亚取得州地位作为条件。 [ 註：这一授予权力的法令规定，凡是1863年7月4日以后出生的人应获得自由，所有其他的25岁以下的人，将在25岁生日时获得自由。西维吉尼亚把这些条款编入了它的1863年宪法。但是，渐进主义的特点不久就被《第13条宪法修正案》清除了。 ] 然而，在1862年12月，谣言纷起，说林肯行将撤消《解放宣言》。这些流言出自1862年选举后民主党人不切实际的愿望，并从林肯12月1日致国会的咨文中增添了活力。总统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在“当今存在蓄奴制”的每一个州内有赔偿地、逐步地(延续到1900年)解放奴隶。焦虑不安的共和党人询问，如果林肯打算发布一个解放宣言，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但是，那些把咨文看作是代替解放宣言的人，并没领会它的实质。林肯还说，在9月22日宣言的前提下，他的建议不会贻误任何工作进程，并说所有“凭战争机缘”获得解放的奴隶，将“永远获得自由”。总统已明确表示，战争必须以某种方式实现自由的新生。 公民同胞们，我们不能规避歷史。……我们在光荣或屈辱中经歷的火的考验，将照亮我们，乃至最近的一代……。安宁的往昔的信条已不适用于动乱的今天……。由于我们遇到新的情况，所以我们应该重新思考，重新採取行动。……在把自由赋予奴隶的时候，我们保证自由人获得自由。……我们必须解放自己，然后才可以拯救我们的国家。 第122页 林肯私下向共和党人再次保证，他对于解放奴隶不会动摇。“总统是坚定不移的”，查尔斯·萨姆纳对波士顿的朋友们说，“他说，即使他能够，但他不愿意搁置《宣言》；即使他愿意搁置，他也不能够。” 1月1日，林肯签署文件，宣布凡当时尚未被联邦军占领的邦联任何州的地区内所有的奴隶应获得自由。 [ 註：被《宣言》豁免的邦联的一些地区，包括维吉尼亚的几个县和路易斯安那的几个教区，还有整个田纳西州。因为这些地区(除田纳西东部外)已被联邦军占领，由总统任命或批准的军事或民政当局管辖，实际上它们已是联邦的一部分，所以不受《宣言》的约束，《宣言》作为军事措施，只施用于敌方领土。东田纳西所以被豁免，是因为林肯认为，那里的白人居民是忠于联邦的。 ] 南部首脑人物指摘《宣言》居心叵测地煽动奴隶暴动，或者是伪善的北方佬的诡计，只“解放了”北部鞭长莫及的那些奴隶，而使其余的人处于奴隶状态。北部民主党和保守派以类似调门作出了反应。很多激进派人士对豁免边境州和被占领的邦联地区感到烦恼。他们因伦敦《观察家》的嘲笑而辗转不安，该刊说《宣言》的原则“不是一个人不能公正合法地拥有另一个人，而是如果他不忠于合众国的话，他便不能拥有他。” 但是，这样的评论并未领会要点。《宣言》乃是对付敌方人力资源的一种军事措施。根据战争法则，总统和军队有权夺取这些资源；但对于不归敌方所有的奴隶，他们并不拥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在联邦控制线以内的田纳西、路易斯安那、维吉尼亚及别的地方，已经有10万或更多的战时逃奴因战争的现实而得到解放。西维吉尼亚已决定信奉自由。强大的解放奴隶的团体正在密苏里、马里兰和田纳西崛起，他们不久也要将这些州解放出来。《解放宣言》宣布了一个新的战争目标。从此，联邦军就正式成为一支解放军。北部现在正在为建立一个新联邦而战斗，而不是为了恢復旧联邦。 解除麦克莱伦和比尔的指挥权 1862年9月，有些共和党人对联邦军，尤其是波托马克军及其民主党各级军官对《解放宣言》会作何种反应，一直忧心忡忡。尽管存在令人焦虑的理由，实际上绝少有士兵扔下武器或拒绝为黑人的自由而战的。当然，士兵们会有不少怨言。波托马克军的一名列兵披露说，他的弟兄们正在说“他们不愿为争取黑鬼与白人平起平坐而打仗，说他们一直在受矇骗，还说他们只是为了维护联邦才当兵的，不是为了别的”。 不过，更具有代表性的是印第安纳第9团一名上校的一封信，他说尽管他的士兵很少是废奴主义者，“却希望摧毁能够给予叛逆者以力量的一切东西”。所以“这支军队愿支持《解放宣言》，并且用刺刀去贯彻执行”。早在1863年，陆军总司令哈勒克就曾把这样的话传给格兰特：“战争的性质在去年内已发生极大变化。现在跟叛逆者和解的希望已不可能了……。我们必须战胜叛逆者，否则就将被他们征服。……从敌军退出每一个奴隶，都相当于使一个白人士兵失去战斗力。” 然而，正如他们的共和党评论家担心的那样，麦克莱伦及其波托马克军的某些军官对《解放宣言》作出了反应。麦克莱伦私下谴责《宣言》“开创奴隶战争”。菲茨·约翰·波特将军称《宣言》为“一个政治懦夫的荒唐宣言”，还说它在“军中引起不满”，作战的士兵“对战争感到厌倦，渴望早日看到战争体面地结束”。有些军官甚至敦促麦克莱伦进军华盛顿，胁迫撤销《宣言》。麦克莱伦参谋部的一位少校承认他曾说过，李的军队并未在夏普斯堡被歼灭，因为“那并非一场游戏，客观情况是两军之中没有一个显着优于对方；双方将继续呆在战场直至精疲力竭，那时我们将和解，并拯救蓄奴制。”林肯将该少校撤了职，并解释说，“我认为他那煳涂的叛逆言论纯系‘参谋的闲言’，我要惩一儆百。”麦克莱伦觉得这种“参谋的闲言”正成为这样的问题，以致他在10月7日发布一道特别命令，指出制订政策是政府的责任，而军队的责任是执行。但与此同时，麦克莱伦的命令毫不隐晦地涉及即将来临的国会选举：“如果他们犯了政治错误，只能在民众的投票行动中找到补救办法。” 尽管麦克莱伦的民主党政策显然使他和政府受到损害，但由于他的军事上的错误终于使他垮台。这位将军由于坚信他打的安蒂特姆战役是一大“杰作”，所以首先希望按自己意愿。会战三天以后，他写信给妻子说：“我坚决主张把斯坦顿免职，把哈勒克的总司令职位让给我。……对国家来说，对我来说，唯一安全之计就是把他们这批人统统免职。”麦克莱伦很少对现实如此盲目。事实的真相是，他在安蒂特姆未能有力地穷追逃敌，不久他的军事生涯就终结了。华盛顿发来一封封电报，催促他趁南军依然步履踉跄之际，给他们以痛击。而同样数量的復电发回到华盛顿，电文尽是解释延误的理由：敌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他应该训练新兵；他对敌军的情况极为吃惊，因此必须等到为他的士兵提供了新的军装和鞋子才能进军！ 第123页 林肯在10月1至4日视察了部队，亲自催促麦克莱伦採取行动。总统返回华盛顿后，让哈勒克给麦克莱伦发出指令；若是别的将领，就会考虑这一强制性命令了：“渡过波托马克河并攻击敌军。趁道路良好之际，你部必须马上採取行动。”麦克莱伦仍然按兵不动。10月10日至12日，斯图尔特的骑兵再次绕着整个联邦部队兜了一圈。他们挥师侵入宾夕法尼亚，北上直到钱伯斯堡，避开了被派去追踪他们的联邦骑兵，并且带回1,200匹马和数十名俘虏，而仅仅伤亡了两个骑兵。过了几天，麦克莱伦辩解说，他的进军必须继续拖延，直到把不堪再用的马匹都换掉为止，林肯愤然发出讥讽的復电：“请原谅，试问自从安蒂特姆战役把一切都弄得疲惫不堪以来，你军的军马究竟干了些什么？” 麦克莱伦对这份刺激性的电报的忿怒反应，在致其妻的信中有所披露：“国家的利益需要我屈从来自那些人的一切，而我知悉他们的社会地位、学识和道德上都远逊于我！从未有过比‘大猩猩’更适用于某人的确切称号了。”当麦克莱伦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军队终于开始採取行动了。但是，横渡波托马克河竟费时6天(而李军在安蒂特姆战役后，仅一夜之间便渡过该河)，接着又费时7天向南移动了50英里，才抵达维吉尼亚的沃伦顿附近。李将他那支人数较少的部队分为两部分，把朗斯特里特军摆在敌军和里奇蒙之间，而杰克逊则留在麦克莱伦侧翼的河谷中。 行军神速的南军再一次从沉闷的北部军队手里夺走了主动权。林肯忍耐不住了。11月7日，他解除麦克莱伦担任的波托马克军的统帅职务，任命勉强从命的伯恩赛德接替他。士兵们感情激动地送别麦克莱伦，而有些军官再次窃议向华盛顿进军，但终成泡影。林肯向私人秘书解释这一决定时说：“我严厉命令他前进，……他[依然]以缺东少西的微小藉口而拖延行动。我开始担心他在搞骗术——他无意损伤敌军。我要查看他在通往里奇蒙的路上怎样拦击敌军。我决定把这一命令作为考验。如果他让敌军逃脱，我就将他撤职。他果然这样做了，于是我就解除了他的职务。” 另外一名纵敌逃遁的将领也在10月底被撤职。跟麦克莱伦一样，唐·卡洛斯·比尔是民主党人，此人毫不隐讳其反对释奴的观点。但与麦克莱伦不同，他不为他的士兵们所拥戴，他们知道他们在佩里维尔战役中未受到很好的调遣。当那些筋疲力尽、数量处于劣势的邦联军从肯塔基撤退到查塔努加的时候，林肯极力敦促比尔追击溃逃的敌军，并为了联邦而保证田纳西东部的安全。然而，尽管比尔的俄亥俄军有半数以上并未在佩里维尔作战，但这位将军却认为，在重新发动进攻之前，需要重新装备和整编。这种论调听起来和麦克莱伦一模一样。被激怒的总统“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敌军那样进军，像他们那样生活，像他们那样战斗，除非我们的军队和将领承认甘拜下风。”因为比尔不愿像林肯所期望的那样进军和战斗，总统遂任命威廉·s·罗斯克兰斯接替他的职务。随着指挥权的变动，军队也更名为坎伯兰军；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它的邦联军敌手也把密西西比军改称为田纳西军。 1862年的欧洲与美国内战 1862年夏秋两季，不时出现外交活动的激浪，其节奏是受军事形势的变化所支配的。李在维吉尼亚取得的胜利，似乎增强了欧洲的信念，认为邦联军永远不会被征服。当“七天战役”的消息传到法国时，拿破崙三世指示外交大臣：“询问英国政府现在是否是承认南部的时候。”7月18日，英国议会就承认邦联的动议展开辩论。尽管该动议因时机未成熟而被撤销，而那场辩论却使外交大臣罗素勋爵相信“绝大多数人是支持南部的。”财政大臣威廉·格拉德斯通于7月26日写道：“我们确实希望这场流血的、毫无意义的冲突应该停止。”后来，格拉德斯通在纽卡斯尔的一次演说中说道：“杰斐逊·戴维斯和南部其他领袖已建立了陆军；看来他们正建立海军；而且他们已建立的还不止这两者，他们已建立了国家。”这番话由于出自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士之口，这就被看作是英国即将承认邦联的信号。美国驻伦敦公使馆沉浸在忧郁气氛中。“这种趋势此间时时刻刻[在]上升，变得比‘特兰特’号事件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对我们更加不利，”美国驻英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儿子兼秘书亨利·亚当斯写道。 第二次布尔河战役和李侵犯马里兰的消息，使承认南部的趋势更快地发展起来。罗素对首相帕尔默斯顿提议，英法两国联合从中斡旋。他在9月17日写道，如果北部拒绝，“我们自己应该承认南部诸州是一个独立国家。”帕尔默斯顿则比较审慎。他想等待这时正在马里兰进行的战斗的结局。“如果联邦军遭到惨败，[北部]可能出现更加理智的精神状态，[并且]会立即接受斡旋，我们就应该趁热打铁。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得胜，我们可以等候片刻，注视事态的发展。” 安蒂特姆会战的结局，使帕尔默斯顿更加审慎。虽然数周以来一直存在斡旋的想法，但这时帕尔默斯顿却反对迅即採取行动。“整个事态困难重重，”他在10月间写道，“只有敌对的两军之间再发生一些决定性事件，……形势才会明朗化。……我们只能继续旁观，直到战争发生决定性的转折。”当拿破崙三世于10月底提议法、英、俄联合提出一项停战6个月和暂停封锁的建议时，倾向联邦的俄国拒绝了。11月份，英内阁讨论一项法英联合提议，但只有格拉德斯通和罗素表示贊成，所以未採取行动。 第124页 由于安蒂特姆会战和《解放宣言》的意义已被人们充分理解，反奴隶制度的英国显然不可能承认亲蓄奴制的邦联，而后者的胜利前景看来不再令人乐观。英国发生了戏剧性的亲北部的舆论倾向。1月23日，亨利·亚当斯从伦敦写信给在波托马克军的弟弟说，“《解放宣言》在这里为我们发挥了很大作用，比我们以前的全部胜利和一切外交手段所起的作用更大。它正在引起对我们有利的强大反响。……我们倍受鼓舞，兴高采烈。只要你们在国内不遭失败！我们将要使国外对叛逆分子寄託的希望遭到前所未有的挫败。” 然而，在1862至1863年冬春两季，联邦军确实遭到许多失败。邦联的信心增长了，而北部的士气相应地再次跌落下来。 第十八章 北部失望之冬 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 1862年11月，新任命的波托马克军团司令安布罗斯·e·伯恩赛德在维吉尼亚州似已作好战斗准备，去执行林肯为取得军事胜利所制定的方案——艰苦行军和艰苦作战。伯恩赛德建议，与其把易遭袭击的奥兰治-亚歷山大铁路当作他的供应线，继续从沃伦顿南进，倒不如从那个方向发动牵制敌人的佯攻，同时把大部分军队调往法尔茅斯。法尔茅斯位于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拉帕汉诺克河对岸，他在那里可以得到水，还有一条短距离的安全的铁路线提供给养，而且可以由此渡河，直捣里奇蒙。伯恩赛德行动迅速，他的先头部队在两天内就推进了40英里，抵达法尔茅斯；到11月19日，全军都已到达。这次调兵的速度之快，颇使罗伯特·李感到意外，有好几天，李都不知道伯恩赛德的去向。好像就这么一次，北军的进军瞒过了叛军。 但是，当联邦军到达法尔茅斯时，形势开始变得不妙起来。伯恩赛德下令用来在拉帕汉诺克河上架桥的浮舟莫名其妙地出了差错。(浮舟是若干依次抛锚的平底船，用于在水深的江面上架浮桥。)由于哈勒克和几个工兵军官把事情办得一塌煳涂，浮舟直到11月底才抵达，这就使罗伯特·李能够不等联邦军架好桥，就把兵力集结于弗雷德里克斯堡后面的高地上。联邦军对下游14英里的河段进行武力侦察；他们发现，邦联军兵力太强大，在那里不能避敌渡河。所以伯恩赛德只得着手制定就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渡河的计划。12月11日，天还没有亮，工兵们就在大雾的掩护下开始放置浮舟。大雾消散后，埋伏在沿岸房屋里的叛军狙击手开火一一射杀这些工兵。联邦军炮兵轰击了小镇，但狙击手们仍在残垣断壁中开火。最后，身穿蓝色军装的三个团的志愿兵乘船横渡，发动了一次进攻，在逐街的巷战中赶跑了狙击手。浮桥已架好，大军于次日渡河，只等12月13日，大雾一散就发动进攻。 罗伯特·李把他的74,000人部署在小镇西面和南面绵亘七英里的山头上。左边离河不远处是沼泽地，而且它的中部地带险峻而崎岖不平，联邦军无法从这些地点发动进攻。因此，邦联军的主要防御工事就集中在小镇正后方的马赖高地和南面三英里处的普罗斯佩克特山，前者由朗斯特里特的军团据守，后者由杰克逊据守。联邦部队共113,000人，编为三个“大师”，每个大师下辖两个军。左路大师由威廉·b·富兰克林指挥，计划攻击杰克逊的阵地。右路大师由埃德温·v·萨姆纳指挥，准备进攻马赖高地。胡克的中路大师是预备队，其任务是进行突破。 联邦军首先攻击杰克逊的阵地。乔治·戈登·米德指挥的穿蓝军装的师一度突破叛军防线，而后又在勐烈的反击下退却。如有适当的支援，米德极有可能突破邦联军的右翼。尽管伯恩赛德在下午三点左右曾几次下达紧急命令，要富兰克林全力以赴，再次发动进攻，但富兰克林却从未想过要把他指挥的50,000兵力投入一半以上去作战。 由于右翼毫无希望获胜，富兰克林又在联邦军的左翼失败，于是北军在那天取胜的微弱希望便成画饼了。在马赖高地下面，有一条凹陷的道路，朗斯特里特的步兵就沿着这条路，部署在一堵石墙的后面。高地上的炮兵控制着一片半英里宽的空旷地带，这是联邦军攻击部队的必经之路。正如朗斯特里特的一位军官所说的那样：“我们一旦向那片地开火，就连一只小鸡也休想活下来。”身穿蓝军装的北军士兵并非小鸡，他们向马赖高地发起了七次英勇的进攻，虽然一无所获。一位新闻记者写道：“要使士兵们表现得更加英勇，或者使将军们显得缺乏判断力，那是人性难以办到的。”一位来自纽约的步兵说道：“我们看来想把地狱拿到手。” 12月初令人舒畅的夜幕终于降临时，石墙前面的几英亩地里到处都是死去的和奄奄一息的士兵。联邦军伤亡12,600人，邦联军伤亡不足5,000人，什么目的也未达到。当寒夜里伤兵们正忍受着难以言状的痛苦时，伯恩赛德则在为其流血不止的士兵而伤心不已，并为富兰克林未能在联邦军左翼开拓其良好的开端而愤慨。伯恩赛德曾打算在第二天亲率他过去指挥的那个师去冲锋，但由于部下的劝阻，他放弃了这个疯狂的念头。在停火间隙，埋葬了死者之后，联邦军于12月15日夜撤过了河。 北部的信心出现危机 南部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后松了一口气，而北部的失望情绪变得尖锐起来。《哈泼周刊》大声疾唿，人民内心充满了痛苦。“他们沉默地和坚强地承受着愚蠢、背叛、失败、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亲友和资产收入的丧失。几乎每一种痛苦都能使一个勇敢的人倍受折磨；但是，人们不可能指望他们会容忍这次发生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屠杀重演。”军需兵司令蒙哥马利·梅格斯写道，“整个国家不知不觉地已精疲力竭，信心和希望正在破灭。”就连《芝加哥论坛报》编辑约瑟夫·梅迪尔这样坚强的激进分子都被失败主义情绪所压倒。他担心：叛军不会败北，“在1863年势将达成停战协定”。林肯获悉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的结局后，曾对一个同事说：“要是还有比地狱更糟糕的地方，那末，我现在就已身歷其境了。” 第125页 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引起了一场政治危机，这把林肯的地狱弄得更糟了。在12月的那些惨澹的日子里，军事上的失败已成为华盛顿各种不满和谣言的催化剂。共和党对政府处理问题的作法表示不满，主要集中在国务卿西沃德身上。在南部脱离联邦的1860年-1861年的冬天，西沃德曾力图妥协，因而不为激进派所信赖。人们认为，他是内阁中的“魔鬼”，是只“看不见的手”。他对林肯所施加的保守影响危害了总统那充满活力的领导，尤其在有关奴隶制和军队司令官的任命等问题上。在12月16日和17日的两次长时间的秘密会议上，共和党参议员除一人外，都投票要求改组内阁，以确保“目的与行动上的协调一致。”这个针对西沃德的决议是在财政部长蔡斯的鼓动下通过的。蔡斯是西沃德在内阁中的主要对手，他与激进的参议员们过从甚密。参议员们的这个谋划如获成功，那末他们的权力就会增大。 此事是迄今为止对林肯的领导地位的最严重的挑战，同时也给最高层造成了一次组织机构的危机。林肯如果像他所说的那样，“屈从”于参议院的要求，那么就会失去对政府的控制。这样，美国就会更接近于议会制政府。参议院举行秘密会议的消息泄漏出去后，华盛顿流传着新的谣言：全体内阁成员，甚至包括林肯本人，都将辞职。这次危机使总统感到“十分震惊”。林肯把对西沃德的“有害影响”的指控看作是一个“可笑的谎言”。他曾对一位朋友倾吐真言道：“这些人希望得到什么呢？……他们希望摆脱我，而我有时多半是愿意满足他们的。……自从昨夜得知秘密会议的情况后，我深感痛心，平生还没有哪件事使我更痛心的。……我们现在濒于解体。我看上帝似乎在同我们作对，我几乎看不到一线希望。” 当林肯于12月19日会见一个由八位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时，他已经重新平静下来。西沃德为了摆脱压力，已经递了辞呈，但林肯并未透露消息。他未加置评地聆听参议员们的讲话。他们“认为西沃德对指导战争并不热心，而且似乎把他当作我们遭到失败的真正根源”。总统并未表态，只是邀请代表团次日再来，进一步讨论。次日，这些参议员再次来访，林肯在出色的表演中，施展出他在政治上的精湛艺术。参议员们惊讶地发现，总统已把除西沃德以外的全体阁员都叫到场。林肯发表了一篇既得体又强硬的讲话。他说，他总是尽可能地就重要决定与内阁磋商，然而决定还是由他独自作出的；内阁成员虽然有时存有异议，但政策一经决定，就为全体阁员所支持；还说西沃德是位重要的政府成员。随后，总统转过身去，面向内阁成员，请他们证实。大家的目光注视着蔡斯，他被十分巧妙地推到这种尴尬的地位上。蔡斯曾经对这些参议员说，西沃德对内阁的不和谐负有责任。现在，他如果否认这一点，就会和参议员们一起丢脸；但是，他如果再次断言，又会失去总统对他的信任。蔡斯喃喃地说了几句话，对林肯的讲话表示贊同，但为了挽回面子，又遗憾地表示，对重大的决议，内阁并未更充分地讨论。参议员们对这个场面感到泄气，并对蔡斯表示失望。他们知道，林肯已经获胜。 次日，深陷窘境的蔡斯来到白宫递交辞呈。总统迫不急待地说：“交给我吧。”蔡斯不情愿地交出辞职信。林肯阅毕，得意洋洋地说：“这下子可是快刀斩乱麻了。我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共和党的参议员们再也不能既让西沃德辞职，又保住蔡斯了。林肯用一个古典的隐喻来形容他的胜利：“现在我可以运用自如了，在我的两个口袋里各装着一个大亨。”总统拒绝了两个辞呈；内阁依然如故，危机过去了。阴沉的政治气氛顿时一扫而光。这场交锋对总统和国会的共和党人来说，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然而，林肯这次证实了自己是主人。他这样处理了这件事而没有得罪任何人，这在政治艺术上是一个有益的教训。 西线的战争：维克斯堡 从西线传来的军事消息也不那么鼓舞人心，无法抵消东线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结束后在北部引起的低落情绪。1862年进攻肯塔基失败后，邦联军改组了西线指挥机构。约瑟夫·约翰斯顿于11月来到查塔努加，全面负责西部军区的工作，从而统一了邦联在该战区的指挥权。宾夕法尼亚出生的约翰·c·彭伯顿将军在联邦军中有两个兄弟，这次，他以密西西比州的邦联军统帅的身分来到维克斯堡。布雷格仍指挥集结于纳什维尔南面30英里处的默夫里斯伯勒的田纳西军。邦联军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阿肯色州拥有25,000军队。12月7日，位于阿肯色州西北部的普雷里格罗夫发生了一起使人对联邦事业多少起到振奋的事件。在那里，10,000名叛军袭击了联邦军驻扎在该地的两个师。当联邦军的另一个师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邦联军的侧翼时，叛军大为惊慌，尔后即被击退。普雷里格罗夫之役的胜利使阿肯色北部处于联邦的控制之下。但是，邦联军仍有足够的实力防止联邦军向小石城挺进。在西线，联邦军将着重对付维克斯堡以及田纳西中部的布雷格所部。 联邦军三路并进，企图在维克斯堡实施首次突破。由于没有统一的指挥以及叛军的迅勐反击，联邦军未能达到目的。联邦方面的田纳西军区司令格兰特通过密西西比州北部发动了一次陆上攻势，从敌人背后袭击河上要塞。这时，林肯任命纳撒尼尔·p·班克斯为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军司令，以接替引起争议的班杰明·巴特勒。林肯希望由班克斯率领一支远征军沿密西西比河北上，从南面攻击维克斯堡，同时让其余的联邦军从北面对其实施包围。但是，占领后的路易斯安那的行政管理问题和位于哈得孙港的邦联军的坚固要塞，都使班克斯无法向巴吞鲁日以北派出一兵一卒。在没有通知格兰特的情况下，林肯还批准另一位政治将军——伊利诺州的约翰·a·麦克勒南德率领一支去下游的远征军从孟菲斯出发去远征维克斯堡。格兰特得知此事后，要求澄清他在密西西比战区的权限。政府向他保证，在位于田纳西河和密西西比河之间，南至维克斯堡的军区范围内，他可以掌管全部75,000军队，由于对麦克勒南德不信任，格兰特派谢尔曼前去指挥为参加麦克勒南德的远征而集结于孟菲斯的军队。麦克勒南德于12月底来到孟菲斯。他发现，他不但没有自己的部队，而且仅仅是格兰特手下的一位军长，而谢尔曼为了策应格兰特的陆上攻势，则早已率领他的那个军顺流而下，去攻打维克斯堡的防线了。麦克勒南德大怒，然而林肯确认了格兰特的权威，于是麦克勒南德也就无可奈何了。西点军校毕业生格兰特战胜了政治家麦克勒南德。 第126页 在邦联军的两位将军范多恩和福雷斯特之间也存在着竞争，然而所採取的形式却不同。他们在12月中旬同时率骑兵袭击格兰特的供应线。福雷斯特率2,100人巧妙地躲过一支支联邦巡逻队，毙伤、俘获联邦军2,000余人，切断田纳西州杰克逊城以北60英里长的铁路线和电报线，缴获10,000支步枪及其他设备，离去时只损失了500人。与此同时，范多恩的3,500名骑兵迫使霍利斯普林斯的联邦驻军投降，并摧毁了格兰特在该地设立的一个补给站。这再次证明，小股骑兵有能力使依靠铁路供应线深入敌方领土的大军陷于瘫痪。格兰特不得不下令停止向维克斯堡推进，返回田纳西州。 格兰特改变计划，对谢尔曼承担的那部分攻势构成了威胁。这是因为谢尔曼的背水进攻寄託着这样的希望，即格兰特从叛军背后发起进攻，将使邦联军削弱维克斯堡的防御。由于福雷斯特切断了电报线，谢尔曼无从知道格兰特的进攻已经受阻。在维克斯堡以北三英里处的奇克索陡崖上，叛军集结了14,000人。谢尔曼如果打算登上干燥的陆地，对维克斯堡採取进攻，就必须占领这些陡崖。尽管进攻的联邦军与守军之比高于2:1，但邦联军深沟高垒，拥有足够的大炮来控制沙洲，而联邦步兵要通过周围布满沼泽的长沼，沙洲是必经之路。联邦军于12月29日发动的攻势从一开始就毫无希望。谢尔曼的四个师伤亡几达1,800人，而邦联军的伤亡才200人。联邦军向上游撤退，回到距维克斯堡20英里的那个疾病蔓延的沼泽地营地，而这时北部的公众才得知，又一个12月攻势失败了。 西线的战争：斯通河战役 联邦军在12月的第三次主要攻势曾出现败北的危险。罗斯克兰斯在10月30日接管坎伯兰军团时就知道，政府希望他把叛军逐出田纳西中部。由于骑兵的尾随袭击而拖延多天之后，罗斯克兰斯的42,000部队于圣诞节的次日从纳什维尔出发，前往默夫里斯伯勒与布雷格的36,000之众的田纳西军对阵。他们发现，邦联军在城西北一英里处很浅的斯通河两岸严阵以待。12月30日夜，两军仅相距数百码露营。双方的军乐队同时在袭人的寒气中鸣鼓奏乐，唱起对台戏。一方高奏邦联国歌《迪克西之歌》，向对方的《扬基歌》发出挑战……。到最后，有个军乐队奏起《家，可爱的家》来，其他乐队接着奏下去，直到两军的乐队都奏起来；而且成千上万的士兵，无论是北方佬还是叛军，共同唱起了熟悉的歌词。或许，他们之中还有人对这场战争的悲剧性嘲弄大惑不解：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可以彻夜合唱，第二天又互相残杀。 布雷格无意撤退，甚至无意保持守势。他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左翼，以便在拂晓时进攻联邦军右翼——企图夹击背水的联邦军，使之进退两难，同时切断其供应线。12月31日拂晓，邦联军发起进攻。与在多纳尔森和夏洛发生的情况一样，这回他们又赶上北方佬正吃早饭。叛军的杀声迴荡在低矮的柏树丛中和光秃秃的田野上。在这场攻势下，身穿蓝军服的联邦军右翼的两个师被击溃了。身穿灰军装的叛军骑兵闯入联邦军背后，在装载着军需品和弹药的篷车中引起一阵大乱。然而，罗斯克兰斯临危不惧，亲自在最前列纵横驰骋，重整部队。同他并肩战斗的参谋长被一发炮弹炸掉了头颅。部署在联邦军正中央的谢里登师岿然不动，这使罗斯克兰斯来得及在纳什维尔山的前面组成了一道新的战线。不到中午，邦联的进攻就在这里停顿下来。 这场战斗是这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战斗之一。枪炮声震耳欲聋，士兵们纷纷採摘棉花堵耳朵。在联邦军左翼的中心，乔治·托马斯麾下的一个旅控制着朗德福里斯特树林沿铁路线的一小片林区，它成为重建的联邦军战线的一个转折点。布雷格为了摧毁它，决定竭尽全力发动一场进攻。为完成此举，他率领约翰·c·布雷肯里奇的一个扩编师渡河。下午，该师向朗德福里斯特树林发动攻击，但一次又一次地被挫败，而且损失惨重。 是夜正值新年除夕，阵地上无人奏乐，伤兵的呻吟声和喊叫声响成一片。布雷格电告里奇蒙，他已大获全胜。的确，他似乎是赢了。他还声称：“敌军正在溃退中。”然而，敌军并未溃退。罗斯克兰斯手下的几位将军劝他撤退，但是“老罗西”(他的部队这样称唿他)决定坚持下去。尽管双方都把各自的一个师调到河东，但次日并未发生什么战斗。布雷格在1月2日发现，联邦军仍留在原地，遂(不顾部下反对)下令向河东的联邦军发动攻击。布雷肯里奇的那个师把联邦军步兵赶下山头。但是，联邦军炮兵——有58门大炮集中在河对岸——从侧翼近距离射击，炸得叛军血肉横飞。 次日，双方遭受重创的部队固守在自己的阵地上，他们知道，不是己方就是彼方很快就会被迫撤退。双方的伤亡率在这场战争中是最高的：邦联军的伤亡、失踪人数达33%，而联邦军则为31%。布雷格手下的将军们已对他失去信心。南军正由于给养不足和连日冬雨而遭到磨难，而联邦军却从纳什维尔运来新的给养，看来要永远守在阵地上。因此，在1月3-4日夜间，邦联军开始撤至南面35英里处的达克河后面的新战线，住进建在那里的冬季营房。 于是，罗斯克兰斯就侥倖地反败为胜。尽管此役伤亡惨重，然而，因弗雷德里克斯堡大溃败以及维克斯堡前沿的失败而士气低落的北军，在获悉来自斯通河的消息后，又开始振作起来。林肯对此深表感谢，他致电罗斯克兰斯：“上帝保佑你们，大家都和你们在一起。”后来，总统写信给这位将军说：“我对每件事都将铭记在心，永志不忘。”并说：“你给我们带来一个来之不易的胜利。这次如果遭到失败，那国家就很难保全下来。” 第127页 维克斯堡战役：第二阶段 在斯通河战役结束后的四个月里，两军都等待着春天的来临，到那时道路就不再泥泞。因此，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没有发生大的战斗。格兰特企图利用这段时间占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高地，以便向维克斯堡发动一次攻势，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地形是他的最大障碍。维克斯堡建在一座200英尺的山崖上，这使那里的炮兵得以控制河道。要想从正面发动进攻，简直无异于自杀。在河西，除水位低的地方外，无法在迷宫般的河川支流和沼泽地上作战，况且，1862年-1863年的冬天又格外潮湿。在河东，从维克斯堡到孟菲斯连绵250英里的弧形地带是一条山脉。这条山脉把一片平均宽达60英里的德尔塔低洼地封闭起来。如今，这里是一片良田，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但在1863年还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沼泽、河川和茂密的森林。宜于作战的，只有维克斯堡东面和南面的一片旱地。摆在格兰特面前的问题是，让足够数量的军队携带物资给养开进去，击退敌军，占领要塞，并与控制着维克斯堡以北河段的联邦舰队重新取得联繫。 从地图上看，由田纳西州经陆路到达那块旱地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格兰特早已尝试过，未取得成功。而逆流而上，撤回到孟菲斯，再从陆路出发，在北部人看来又像是退却。因此，无论如何也要背水向维克斯堡发动攻势。格兰特在1月底顺流而下，去亲自指挥在维克斯堡上游不远的西岸安营扎寨的部队。这是因为，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不受信任的麦克勒南德将军军阶最高。 失败之冬 是冬，格兰特尝试着从五条不同的路线把部队和给养运过河。其中，试图绕过维克斯堡的那些堡垒，以使炮艇、运输船和部队在城下安全通过的路线有三条：(1)谢尔曼的那个军从夏天就动工开挖那条运河，但洪水在3月淹没这个地区后，他们就放弃了这一努力，不过，洪水并未切断通过这条运河的那条理想的深水航道。(2)其他部队在北边几英里处开始挖另一条运河，以便在维克斯堡以南和密西西比河的条条支流接通。然而，这些支流水太浅，除最轻便的运输船外，什么船只都无法通过。(3)另一个军开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打通一条400英里长的水路，它从位于维克斯堡以北极远处的普罗维登斯湖，经过支流与河流一直通到位于该堡下游很远处的雷德河。该部在付出大量的劳动来锯断水面以下的树木后，也放弃了这条水路(因其只宜吃水浅的汽艇通行)，而贊成两种显然更有希望的尝试，即经由德尔塔那无边无际的水路运兵，从北面威胁维克斯堡的侧翼。 第一个尝试就是派出亚祖水道远征军，炸毁赫勒纳对面的大堤，使炮艇进入了属于亚祖河支流错综交叉的河网。在这些险恶的水路上，炮艇经常搁浅，低垂的树枝砰砰地敲打着船上的大烟囱。这些水路把海军的负责军官搞得狼狈不堪，一筹莫展。在炮艇无法通行的一段狭窄航道，邦联军集中起重炮，炸开一道拦河坝，迫使北军船队调转船头。最后，另一个尝试是组织斯蒂尔河的拜乌远征军，使海军通过德尔塔条条连结的水路。在这场冒险中，此时担任密西西比分舰队司令的戴维·波特率领11艘炮艇穿过比船身宽不了多少的弯曲的航道。随着这支奇怪的小船队进入丛林深处，叛军持斧砍倒树木，横倒在船只前后的水中，一度曾出现使整个船队无法脱身，束手就擒之势。然而谢尔曼令其步兵登岸，赶跑了邦联军。于是，疲惫不堪的水兵把船驶回密西西比河，一路上，树枝不断地扑打、撞击着船舷。 春天的成功 尽管遭到这些挫折，格兰特从未丧失攻克维克斯堡的信心。没有哪个战役更能表现出他在压力下的冷静、获得成功的意志、以及用这种意志从容地影响部下的能力。到3月底，在他心中酝酿多日的一项计划已臻于成熟。由于各种绕过维克斯堡的努力都已失败，他打算命令波特驾驶炮艇和供应船直接从炮兵阵地通过，同时让各路大军沿西岸向南前进，与位于维克斯堡以南的舰队会师。士兵们将在那里渡河，向彭伯顿防御工事的不牢固的下腹地发动一次攻势。这个计划虽然简单，却十分大胆。一旦开始作战，就断了退路。因为一旦过了河，在打回位于维克斯堡一带或该堡上游处的密西西比河以前，格兰特与其基地的联繫将被切断。 谢尔曼和波特反对这项计划，而林肯则表示怀疑。但是，和罗伯特·李一样，格兰特是位伟大的将军，因为他愿冒大风险。他于4月5日把所辖三个军中的两个南调。这两个军奋力穿过深深的泥淖，把凑合用的木筏拖过河川支流，时而架桥，时而敷设木排路，或边走边开出新路来。在4月16-17日的两个无月亮的黑夜，波特的12艘船静悄悄地顺流而下，驶向维克斯堡。突然，叛军的监视哨在两岸燃起篝火，把天空照得通红。维克斯堡的重炮向船队开火，船队颠簸着全速通过由枪弹和炮弹织成的长达四英里的交叉火网。所有船只都挨炮火击中，多数都腾起火焰，还有一艘沉没。但其余的船只都得以通过，仅有一人阵亡。几天过后，6艘运输船和12艘驳船试图在夜间取得同样的战绩，却运气不佳——有6艘驳船和一艘运输船(装载着医疗用品)沉入水底，但全体船员都获救了。 现在，格兰特的大部分部队都集结在维克斯堡以南，而且物资充裕，可供短期使用。部队乘摆渡过河，直抵位于维克斯堡以南35英里处的布鲁因斯堡高地。正如格兰特后来叙述的那样，他经歷了： 第128页 一种难以比拟的解脱感。……现在，我身处敌占区。一条大河和维克斯堡要塞把我和后勤基地隔开。可是，我这次却是在干燥的地面上，且与敌人同处于河的一侧。从12月直到现在所进行的一切战役，一切劳动，一切艰难困苦和损失……都是为了完成这一目标。 格兰特在密西西比登陆时并未遭到抵抗。因为他前曾命令部队作转移敌人注意力的运动，使彭伯顿受骗而把大部分兵力分散到别处。在格兰特和他的两个军渡河的当日，谢尔曼就与另一个军在维克斯堡以北的奇克索陡崖附近佯攻。而与此同时，班杰明·格里尔森上校则正在指挥这次战争中最为壮观的一次骑兵袭击。这位来自伊利诺州的前音乐教师格里尔森就组建一个极好的骑兵旅。这表明，联邦骑兵终于达到了邦联的骑兵实力。格里尔森率1,700名骑兵出发，迅速深入密西西比州腹地，直奔彭伯顿在杰克逊城以东的铁路供应线。格里尔森的骑兵在不断击退尾随的邦联骑兵的同时，不但扒掉了50英里长的铁路，还吸住邦联军的一个步兵师，使其围捕联邦骑兵的企图枉费心机。16天以后，联邦军部队终于在离出发地点600英里的巴吞鲁日抵达联邦防线。他们毙伤叛军100名，俘获500名，所付出的代价仅为24人。 他们的战绩可以与处于巅峰期的福雷斯特或斯图亚特媲美。这也意味着，格兰特的23,000人于5月1日抵达吉布森港时，迎战的邦联军只有8,000人。联邦军冲过守军阵地后，格兰特即率谢尔曼军顺流而下。现在，与他的44,000人对阵的，是彭伯顿的32,000人以及约翰斯顿努力集结于州首府杰克逊城的数千人。格兰特下令，把那些从附近的种植园缴获来的四轮马车及其他车辆装满弹药及其他军需品，并下令部队尽量把能带走的干粮全装进干粮袋，随后，他放弃河边基地，停止与北部的电报联繫。在杀回维克斯堡以前，他的部队将“靠农村来维持给养”。 在所有北部人看来，格兰特在此后的两周中失踪了。在此期间，他的部队跋涉180英里，在与分散之敌作战中，四战四捷。这些分散的敌军如果合为一股，其兵力几乎同格兰特的部队一样多。随后，格兰特的部队把邦联军围困在维克斯堡的防御工事内。用一位英国军事歷史学家的话来说，这个战役“光辉地证明了下述战术准则的正确性：勐打，反覆打，不停地打”。 格兰特指挥部队迅速运动，神出鬼没，把邦联军搞得晕头转向。他没有径直向维克斯堡进军，而是往东向杰克逊城进攻。格兰特的策略是拿下这个州首府并在那里击败约翰斯顿，消除后顾之忧以后，转而西进，以期在维克斯堡附近击败南军主力。邦联军企图对这些行动予以反击，却又被意见不一所困扰。约翰斯顿敦促彭伯顿从维克斯堡开拔并与他会师，以便在尽可能远离维克斯堡的地方攻击格兰特。可是，彭伯顿早已接到杰弗逊·戴维斯的命令，要他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维克斯堡，故拒绝远离河岸去冒险。彭伯顿虽是宾夕法尼亚人，但他决定站在妻子的维吉尼亚同胞一边。他不愿因不适当地冒险而使人们怀疑他对邦联的忠诚。5月12日，联邦的一个军在位于杰克逊城正西的雷蒙德歼灭邦联军的一个小支队。14日，联邦的两个军把约翰斯顿临时拼凑的军队赶出了杰克逊城。谢尔曼的那个军留下来破坏该城的铁路和工业设施，而格兰特则率余部西进，去攻打彭伯顿部队。这位不走运的彭伯顿将军一直在缓慢地向南移动，打算切断格兰特那条(不存在的)供应线。5月16日，联邦的两个军(29,000人)在位于杰克逊城和维克斯堡中途附近的钱皮恩山与彭伯顿军的一部(21,000人)遭遇。 接着打响了这个战役中的决定性战斗。要不是因为麦克勒南德指挥失当，这次战斗的决定性意义本来会更为深远。在詹姆斯·b·麦克弗森将军指挥的军勐攻联邦军右翼时，左翼的麦克勒南德却踌躇不前，贻误战机。彭伯顿移师至最激烈地拉锯争夺的几个战斗地点。他眼看自己的几个团溃不成军时，乃决定撤退。他有一个师被北军分隔切断退路，只得东南逃窜，逃离维克斯堡。不算该师，彭伯顿在此次战斗中损失了3,851人(格兰特损失了2,441人)。但是，格兰特认为，如果麦克勒南德更机警一些，本来可能歼灭更多的叛军。 翌日，向前推进的北军在维克斯堡以东10英里的大布莱克河与邦联军殿后部队遭遇。毫无斗志的守军不堪一击，大多数人撤退过河，烧毁河上的桥，但是，尚有1,700人留下束手就擒。约翰斯顿再次要求彭伯顿北进与他会师，但彭伯顿仍是置之不理，撤回维克斯堡工事内，让分散防守峭崖及附近渡口的几个旅向他靠拢。彭伯顿在解释他保卫维克斯堡的决定时写道：“我仍认为，对邦联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地点。” 格兰特已得到加强的45,000部队从陆上包围住维克斯堡，同时联邦炮艇从河上切断了该城与外界的联繫。格兰特相信，邦联军一再失败，士气已经低落，于是，他在5月19日下令向维克斯堡的堑壕发动进攻。然而，叛军的士气已经恢復，并在这次战役中第一次击退身穿蓝军装的北军。这似乎证实了这一格言：堑壕里的一个士兵至少抵得上空旷地上的三个士兵。维克斯堡深沟高垒，其防御工事在这场战争中最为坚固。这些工事沿山嵴构筑，前有深壑，并有砍倒的树木作掩护，而且树枝还给进犯者施以困扰。 第129页 尽管如此，格兰特还是决定在5月22日发动另一次进攻，而且事先他做了细緻的准备工作，并用大炮轰击敌阵。他希望避开在疫病流行的夏季围城。他还担心，长期围困会使约翰斯顿得以在他的后方组建一支劲旅。22日上午10时，联邦的三个军全部出击，沿四英里长的战线同时发起进攻。进攻的一方一度在好几处突破敌军工事。但是，他们抵挡不住邦联军颇具威力的排枪射击，无法站稳阵脚。在5月19日和22日的两次进攻中，北军的损失与此前三个星期的征战所造成的伤亡不相上下(约为4,200人)。 两次进攻的失败，这迫使格兰特下决心对该城实施围困。戏剧性的5月的征伐战结束了。但是，即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比起在维吉尼亚战场发生的事件来，这个战役在南部和北部都不那么引人注目。 乔·胡克与“举世无双的部队” 弗雷德里克斯堡失利后，波托马克军的士气降到最低点。有四位亲麦克莱伦的将军直接向林肯诉说伯恩赛德不称职，其中有威廉·b·富兰克林，他作为左翼指挥官，未能利用联邦军在此役中唯一的一次突破。但另几位反麦克莱伦的军官，特别是胡克将军，亦批评伯恩赛德，特别是胡克将军随随便便就向新闻记者信口开河，乱讲伯恩赛德做工作一塌煳涂，管理无能，还说缺少一位“独裁者”来治理国家。这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渗透到士兵那里。来自缅因州的一个士兵写道：“让一帮无赖和蠢才来领导伟大的自由事业，其全部表现乃是腐败，其结果乃是灾难、可耻和丢脸。”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伯恩赛德是一个糟糕的管理人员。尽管国家富饶，而且以其全部资源作为他的后盾，物资在军需仓库堆积如山，但驻扎在法尔茅斯的部队到冬季却在营房里受罪，他们食物不足，医疗条件很差，军纪松弛，疾病流行——甚至还有坏血病。1863年1月，开小差的士兵数量增加到每天至少200人。一位军官把1862年-1863年的冬天描绘成为“此次战争中的瓦利福奇”。 [ 编者註：瓦利福奇(valley forge)又译福吉谷，美国独立战争时，乔治·华盛顿率领的1.1万军队在布兰迪恩战败后，于1777年12月-1778年6月驻扎于此。瓦利福奇位于费城(当时为英军占据)西北约36公里的斯库尔基尔河西岸，扼险易守，为战略要冲。 ] 最使人不能忍受的一次打击是以“泥泞进军”而驰名的没有打响的战斗。决心再交好运的伯恩赛德命令他的部队进逼併渡过拉帕哈诺克河，从侧面攻击弗雷德里克斯堡以北的邦联军。诋毁这位将军的人反对这个计划。一位军官写道：“富兰克林对这一情况已多次讲过，并大声吶喊，他已使他的整个指挥完全陷入混乱，因此遭到失败则加倍令人信服。他的所做所为使他註定要失败。”在一个暖和异常的冬日——1月20日，他们在干燥的道路上开始行动。然而，那天夜里一场大雨把道路浇得一片泥泞，使全军深陷在其中，动弹不得。那大炮，那载着浮舟的四轮车，用三匹马去拉也是纹丝不动。河对岸的叛军士兵欣喜地看热闹，并且手中举着许多嘲笑人的画有箭头的招牌：“此路通往里奇蒙。” 两天过后，伯恩赛德放弃了这一行动，下令部队返回营地。随后，他即前往华盛顿要求林肯批准他撤换那些捣乱的将军——首先是富兰克林和胡克，否则他就辞职。林肯乃把富兰克林和另外几个将军调出波托马克军；但总统也知道伯恩赛德已失去部下的信任，便接受了伯恩赛德的辞职，任命胡克接任指挥！ 其实，这一任命并不像它在表面上那么令人震惊。胡克尽管对伯恩赛德捣了鬼，还是受到部队和公众的欢迎。林肯知道，胡克是个有名的酒徒和色鬼(据称，俚语hooker“一大杯威士忌”或“一个妓女”之意即源出于这位将军的名字)；总统还知道，他是位敢作敢为、劲头十足的将军，并希望他把这种精神注入部队。林肯在任命胡克的同时，还给他写了一封劝告信：“我曾听说，你最近说过军队和政府都需要一位独裁者，我相信你是说了这话的。当然，并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因为我没有考虑这一点，才授予你指挥权的。只有那些取得成功的将军才能树立为独裁者。我现在所要求于你的，是军事上的成功，而我将冒独裁的风险。” 胡克一开始干得很好。他整顿了日用品供应和军需服务工作，提高了食品质量，清扫了骯脏的兵营，改善了战地医院，并使病员减少一半。他加强了军纪，同时又宽厚地准予休假。他取消了大师编制，重建过去的军，并通过给每个军都设计徽章来使各部队都增加自豪感。他把分散于整个部队的骑兵旅或骑兵团整编为一个军，从而提高了骑兵的效能。林肯于3月10日保证对归队的逃兵实行大赦后，士气上升了，开小差的减少了，许多逃兵归队了。不出两个月，胡克使军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个士兵恰如其分地写道：“在胡克手下，我们开始了愉快的生活。” 从不谦虚的胡克夸口说，他已创建了一支“举世无双的部队”。他对总统说，问题不在于他是否会拿下里奇蒙，而在于何时拿下。他希望上帝降仁慈给叛军，因为乔·胡克是不会施以仁慈的。林肯对胡克的夸口感到不安，这使他不祥地想起了约翰·波普。林肯慧眼识人，担心胡克的吹牛是他掩盖他没有把握。他中肯地说道：“在一切动物中，母鸡是最聪明的，因为它在下蛋前从不咯咯地叫。”林肯可能对军中的一个老传闻已有所知：胡克是一个玩扑克牌的超级好手，“当他到了关键时刻应该争取胜过千筹的时候，就偃旗息鼓了”。总统于4月亲临军中时，给胡克的临别赠言是：“你下次战斗，要投入全部兵力。” 第130页 钱瑟勒斯维尔之役 波托马克军团在以前歷次战斗中从未全力以赴。胡克要是遵从了林肯的劝告，凭藉他那比罗伯特·李沿拉帕汉诺克河部署的60,000人几乎多一倍的115,000大军，极有可能大获全胜(在此之前，朗斯特里特已率两个师到维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两州的分界处执行分遣任务)。北维吉尼亚军团也挨过了一个艰难的冬天。士兵的粮食定量降低了；由于维吉尼亚农村打过仗，饲料已经告罄，马匹都饿得奄奄一息。但是，士兵的士气仍然旺盛。他们沿河掘了一条25英里长的堑壕，这使他们对抵挡住任何数量的北方佬都信心十足。 胡克无意重演伯恩赛德那种徒劳的正面进攻。他制定了一个极好的战术性计划，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执行得很好。他把五分之二的步兵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附近进行另一次正面佯攻，同时亲率其余的部队溯河远上，在那里蜂涌地涉水过河，活捉了颇为吃惊的邦联军哨兵，然后移师东进，去围拢叛军的殿后部队。(与此同时，胡克把大部分恢復了锐气的骑兵派去实施纵深袭击，以切断罗伯特·李的供应线。结果此举成为一个错误，因为这次袭击没有给敌人造成什么严重损失，但胡克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却没有足够的骑兵出去侦察。)4月30日傍晚，在罗伯特·李的弗雷德里克斯堡前线上仍有40,000联邦军，而同时离罗伯特·李在钱瑟勒斯维尔附近的殿后部队仅8至10英里的联邦军则有70,000兵力。钱瑟勒斯维尔是维吉尼亚州怀尔德尼斯地方的一个位于十字路口上的旅店。此处长着茂密的次生林和密密麻麻的矮树丛，没有开垦地。 胡克和他的将军们得意洋洋。第5军军长乔治·戈登·米德宣称：“干得好，老乔！我们已位于李的侧翼，他对此还一无所知。”其实不尽然。罗伯特·李知道联邦军的位置，但他正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他显然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向里奇蒙撤退，但这样则暴露了部队的两翼，从而招致敌人的攻击；或者命令部队面向来敌，以对付来自钱瑟勒斯维尔的更大威胁，但这样又暴露了殿后部队，招致敌人从弗雷德里克斯堡发动的攻击。 罗伯特·李自是有其特殊之处，两者都没有做。他再次冒大险，分兵两路，留下朱巴尔·厄尔利率领10,000人据守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堑壕，余部则进军钱瑟勒斯维尔。5月1日，钱瑟勒斯维尔的联邦军向东移动两英里，到达怀尔德尼斯以北的一片旷野。但是，当他们与邦联军的先头部队交火时，胡克突然命令其部队撤至钱瑟勒斯维尔附近的防御阵地。因为这意味着把主动权让给罗伯特·李，胡克的几个军长都表示反对。这还意味着，怀尔德尼斯的密林将抵消联邦军的数量和炮兵两方面的优势。为了解释这位过去以“善战的乔”而闻名的将军作出的这个奇怪的决定，人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最为可信的解释是：在一场决定胜负的战斗中，身负指挥重任的胡克不知所措了。在可向对手下千筹赌注的时机下，这位扑克手竟踌躇不前，毕竟在巨额赌注越下越大时，他就赌不赢像李那样的赌徒了。 正如他的一个将军后来所写的那样：自5月1日下午始，胡克在心理上就成了一个“挨打的人”。罗伯特·李再次对敌人的弱点了如指掌。斯图亚特的骑兵发现，位于钱瑟勒斯维尔西面三英里处的胡克的右翼“没有掩护”。尽管邦联军已经分兵多路，但罗伯特·李决定再次分兵。5月2日，他派杰克逊率28,000人迂迴行军14英里，前去攻击联邦军侧翼，同时让余下的18,000邦联军步兵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与三倍于己的敌人对峙。这是罗伯特·李迄今为止最富冒险性的一次赌博。因为，胡克如果发现了这一行动，可能在杰克逊未部署好兵力攻击其右翼之前，就在罗伯特·李的两部之间打进楔子。 联邦军的侦察兵发现了杰克逊的行踪，胡克向据守右翼的第11军军长奥利弗·o·霍华德将军发出警告，要其加强防御阵地。但是，当杰克逊的部队经过其前沿时，胡克不但没有下令全力进攻，反而只派出两个师进行武力侦察。这次侦察报告说，杰克逊的部队正在南移。于是，胡克便相信邦联军正在退却！胡克和霍华德都因此而放松了警惕，尽管霍华德那个军的前哨一再警告说，叛军正在森林近处集结。 5时半，第11军的12,000士兵中有许多不是在玩牌就是在做晚饭，杰克逊手下的叛军突然大声吶喊，冲出森林，不费吹灰之力就击溃了联邦军的侧翼。第11军下辖多个德裔美国人组成的团。在其他部队看来，他们的威信颇低；而这天的战斗也丝毫没有提高他们的威信。有些团遭到突然袭击之后，开始虽然顽强地战斗，但却从未有机会再次组合队形。联邦军各团在形成一条稳固的战线并在天黑时迫使勐攻停顿以前，被邦联军向后压退了两英里以上。杰克逊急于切断联邦军与拉帕汉诺克河的联繫，他策马向前，为夜间进攻实施侦察。邦联军的一个连把正返回自己战线一边的杰克逊一行错当成联邦军的骑兵，这些神经质的邦联军士兵放了一阵排枪，击伤了这位将军。次日清晨，杰克逊的左臂被截去了。罗伯特·李闻及此事时说道：“他失去了左臂，而我却失去了右臂。” 尽管杰克逊的进攻取得了成功，但胡克在次日仍有获得击败罗伯特·李的良机。联邦军在怀尔德尼斯把邦联军的两部分部队分隔开来。联邦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同时在黑泽尔格罗夫占据着一个高地。这个高地是炮兵可以有效作战的仅有的几片林间空地之一。胡克误认为黑泽尔格罗夫是个暴露着的突出地块，于是就在黎明时下令将其放弃，从而铸成了他的大错特错。临时指挥杰克逊那个军的斯图亚特很机警，迅速地把50门大炮转移到山坡上，从那里连续勐轰联邦军工事，并由邦联军步兵反覆发起进攻。联邦军遭受重创，不得不退出阵地。 第131页 胡克只投入一半兵力，他把林肯的“投入你的全部兵力”的劝告置诸脑后，没有命令闲置的两个军投入战斗。在战斗期间，胡克正倚着钱瑟勒旅馆的一根柱子，一发炮弹击中了这根柱子，把他震得失去了知觉。尽管头昏眼花，他还是不把部队交给极想让联邦军每个师都投入战斗的一位老资格的军长。上午10时左右，联邦军撤退到钱瑟勒斯维尔北面的新阵地。此时在弗雷德里克斯堡留下的25,000联邦军终于占领了城外的高地。罗伯特·李在得知这支部队正在接近其背后时，再次在钱瑟勒斯维尔分兵，给斯图亚特留下25,000人去牵制那里的75,000联邦军；而他则率其余部队出发去增援厄尔利的10,000部队。5月3-4日，在发生于钱瑟勒斯维尔和弗雷德里克斯堡之间的一次激烈战斗中，邦联军把在前线上占有优势兵力的联邦军赶过了河，而这时胡克却率领大军在西边仅几英里处按兵不动。随后，罗伯特·李调转兵力与胡克对抗，但是胡克放弃了战斗，于5月6日渡河来到拉帕汉诺克河北岸。 对“举世无双的部队”来说，这回败得痛苦而屈辱。然而，首先是胡克被打败，而不是他的部队被打败。联邦军在这次战斗过后，士气并不像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结束后那么低落，尽管联邦军方面在四天的战斗中伤亡17,000人(邦联军的伤亡是13,000人)，钱瑟勒斯维尔之役一直被称为罗伯特·李的“最伟大的杰作”，然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胡克的战地指挥在这场战争中显得最为糟糕。尽管邦联取得这次大捷，但由于杰克逊于5月10日死于负伤后并发的肺炎，所以最终失去的还是比得到的多。 根据一位访问者的说法，林肯得悉来自钱瑟勒斯维尔的消息时，脸色“苍白”。他大声喊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全国将会说些什么？”在这个绝望之冬的其他失败(据公众所知，格兰特仍陷在维克斯堡附近的沼泽地里)之后，接踵而来的钱瑟勒斯维尔之战的失败很可能是对联邦事业的一个致命打击。但是，恰恰相反，这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在1863年的夏、秋两季，联邦军的几个决定性胜利将使战局变得有利于北部。 第十九章 第二个转折点：葛底斯堡、维克斯堡和查塔努加 葛底斯堡战役 南部对钱瑟勒斯维尔大捷的欢欣鼓舞的气氛，掩盖了邦联日益加剧的问题。封锁在加强，通货膨胀在恶化；格兰特从四面八方紧紧围住维克斯堡；班克斯在逼近哈得孙港；罗斯克兰斯似乎已做好准备，要把布雷格赶出田纳西中部；联邦军正准备对查尔斯顿实行水陆联合进攻；波托马克军团在拉帕哈诺克河北岸处于临战状态。南军在各条战线上都为数量上居优势的敌军所包围。 邦联内阁和高级将领在5月举行了几次会议，以制定一个对付这种形势的战略。朗斯特里特提议，由他率领两个师西进，增援布雷格，向罗斯克兰斯发动攻势。此举如获成功，将不但解放田纳西州，还将迫使格兰特放松对维克斯堡的包围。但是，罗伯特·李反对这个计划。他说，铁路太糟糕，无法把大军西运；即将到来的夏天无论如何也会迫使维克斯堡那些水土不服的北军撤退；最重要的战场是维吉尼亚，北维吉尼亚军团不但不应削弱，反而应予加强，以便再次向北部发动进攻。这样将解除里奇蒙受到的威胁，使部队能够从富饶的宾夕法尼亚农村得到补给；用迫使那里的联邦军增援东部以减轻西部邦联军受到的压力；通过显示南部战无不胜的力量来加强北部的民主党主和派；能够重新提出欧洲承认邦联的问题；并有可能占领华盛顿或其他北部城市。罗伯特·李以其崇高威信而力排众议。政府批准了他的进攻计划。 罗伯特·李对维吉尼亚战场存有狭隘的偏见，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批评。作为一个为保卫他所在的州而参战的维吉尼亚人，他缺乏从南部作为整体的全局观点出发的广大战略眼光。邦联军看来虽然在维吉尼亚取得胜利，但却在西线输掉这场战争。罗伯特·李认为，攻入宾夕法尼亚州将迫使格兰特和罗斯克兰斯放松对西线的控制。其实，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从另一方面看，若不是因为罗伯特·李在维吉尼亚州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战术性胜利，南部可能会更早地输掉这场战争。如果邦联军打赢了下一场葛底斯堡战斗，就不会听到任何人议论罗伯特·李的战略眼光有何不足之处了。 朗斯特里特指挥的几个师返回李的军团以及来自其他地方的增援，使李的实力大增，达到75,000人。他们在6月初开始行动。为了弄清叛军在搞些什么名堂，联邦军的骑兵试图渗入斯图亚特的骑兵掩护部队。他们于6月9日渡过拉帕汉诺克河，在库尔佩珀附近的布兰迪车站突然发动了这场战争中最大的一次骑兵战斗。尽管北军骑兵最后被赶过河去，但他们打得很不错。里奇蒙报纸就斯图亚特及其“趾高气扬的骑兵”在布兰迪车站遭到突然袭击一事，纷纷加以指责。这种批评激怒了南部优秀的骑兵。斯图亚特急于再搞一次戏剧性的骑兵行动，这一行动对行将到来的战役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然而，最初一切都很顺利。邦联的先头部队(原为杰克逊统辖的那个军，现由理察·尤厄尔指挥)不是俘获就是驱散了驻扎在温切斯特和谢南多厄河谷内几处地方的联邦军，并于6月中旬越过波托马克河。胡克向林肯建议：由于邦联军正在北进，他应该南下攻占里奇蒙。林肯否决了这一建议，并向胡克提出了战略方面的正确忠告：“我认为，你的真正目标是李部，而不是里奇蒙。”尽管胡克行动快速地把部队集结在邦联军和华盛顿之间，但他还是诉说：叛军人数比他多；政府没有支援他；如果他得不到政府的信任，他永远也不会获胜。这听起来像是麦克莱伦的腔调，使人痛心。林肯开始疑虑胡克不敢再同罗伯特·李作战。总统以前曾考虑过把胡克从指挥岗位上调开的问题。当这位将军在哈帕斯费里驻军问题上同哈勒克发生争吵而递送辞呈时，林肯批准了他的辞职，并于6月28日任命乔治·戈登·米德继任司令官。这使米德颇感意外。 第132页 邦联军的进击对北部人思想产生的影响，同与罗伯特·李的愿望恰恰相反。它非但没有激励反战情绪，反而在多数北方人中激起了愤怒的感情，从而镇住了同情南部的“铜头蛇”，使他们噤若寒蝉。入侵的南军抢走了可以找到的一切牲畜、马匹、四轮车、食品和鞋子(付给或答应付给邦联的货币)，并在所占领的城镇徵收贡物。他们还俘获了一大批宾夕法尼亚黑人，把他们解送南部为奴。所有这些同样激起北部人的愤怒和痛恨，而这种情感是南部人在保卫其领土时曾经有过的。 米德接过指挥权那天，罗伯特·李的三个军有两个驻在钱伯斯堡；尤厄尔的那个军有一部分驻在约克城，其余的部队则位于哈里斯堡附近。斯图亚特的骑兵已经开走，纵深直入去袭击联邦军殿后部队。过去对麦克莱伦发动的类似袭击曾使斯图亚特名声大噪，而这次行动却只会给他带来这样的指责：罗伯特·李在最需要眼睛时，夺去了他的“眼睛”。罗伯特·李希望跨过萨斯奎汉纳河，扒掉位于哈里斯堡和兰开斯特之间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可是，斯图亚特不在身边，这使他对联邦军的位置一无所知。当一位侦察员报告说，联邦军已渡过波托马克河并挥师北去时，罗伯特·李才慌忙派出传令兵，召集分散的各师。罗伯特·李打算在葛底斯堡以西8英里处的卡什镇集结兵力。米德早已部署好部队，把守通往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的各道关口。双方都无意在葛底斯堡交战。但是，在7月1日清晨，前往葛底斯堡抢鞋子的一个邦联步兵旅在途中与城西的两个联邦骑兵旅交火。有10多条四通八达的道路在葛底斯堡汇合。北军的骑兵指挥官约翰·布福德早已认识到该镇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布福德命令骑兵下马，以击退冲过来的叛军；同时，双方的传令兵急忙去召援军前来增援。于是，美国歷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一仗打响了。 葛底斯堡战役 邦联军距葛底斯堡较近，故能较快地集结起来。他们在7月1日调来25,000人投入与联邦军19,000人的战斗。在这一天的很长时间里，在人数上居劣势的北军在最后撤离前，拼死打退了南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上午10时左右，英勇顽强的联邦第一军赶来解救布福德的骑兵，遏制住葛底斯堡以西的邦联阿·p·希尔那个军的数次勐攻。联邦第一军军长约翰·f·雷诺兹被狙击手击毙。中午过后，联邦第11军赶到，在镇北占据一块阵地，与南下的尤厄尔部遭遇。不走运的联邦“德裔师”两翼薄弱，再次被原由杰克逊指挥的那个军击溃，使得葛底斯堡以西的联邦阵地在打完这场战争中最为艰苦的一仗后也垮了。北军无秩序地从城里撤出来，占领了公墓岭的一块阵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墓大门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在此使用枪炮者，一经发现，将依法严惩不贷。” 罗伯特·李于下午三点左右到达葛底斯堡。由于斯图亚特不在身边，也不知联邦其他部队在何处，所以他仍不愿主动挑起一场大战。但是，部队作战的胜利，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命令尤厄尔“如果可行”就酌情决定攻占公墓岭。杰克逊统帅该军时，这样的一纸命令就会导致一次全力以赴的进攻。可是，尤厄尔则举棋不定。他知道，联邦军已在山上掘壕据守，部署了不少大炮，最后决定不发动攻击。随着夜幕的降临，人们已开始讨论葛底斯堡的许多“如果”中的一个“如果”：尤厄尔如果在7月1日进攻公墓岭，他是否会将其攻占？他如果成功了，这次战斗乃至这场战争的结局是否会相同？ 是夜和次晨，双方现有部队大都进入了阵地。联邦军阵地活像个鱼钩，带钩的一端从卡尔普山弯向公墓岭，钩柄向南沿着公墓岭那低矮而狭长的山嵴伸至小朗德托普山 [ 投笔从戎註：little round top，也常见完全意译为“小圆顶”，本书译者使用了部分音译。 ] 和朗德托普山之间的钩眼。由于卡尔普山和朗德托普山分插成为两翼，而且由于此防线呈凸状，使援军能迅速地从一处调至另一处，所以联邦军阵地极易防守。呈凹形的邦联军防线的长度几乎是联邦军防线的两倍，而且两端之间的交通极为不便。 7月2日晨，朗斯特里特研究了联邦军阵地之后，他断定联邦军阵地十分巩固而不宜进攻。他建议罗伯特·李督师从侧翼向南迂迴，在联邦军与华盛顿之间选择易于防守的阵地，并迫使米德前来进攻。但是，罗伯特·李的斗志正旺，相信自己的军队战无不胜。如果没有足够的骑兵，朗斯特里特所鼓吹的那种侧翼运动是危险的。而且罗伯特·李认为，由于给养有限和交通线容易遭到攻击，要么硬着头皮打一仗，要么就得撤退。因此，他没有接受朗斯特里特的建议，而决心进攻联邦军的两翼。尤厄尔仍认为右翼太强，罗伯特·李因而命令朗斯特里特在联邦军左翼发起第一次进攻，而与此同时，尤厄尔将在朗斯特里特的大炮轰鸣声中向公墓岭和卡尔普山发动第二次进攻，以防米德增援左翼。 由于朗斯特里特并不相信罗伯特·李的作战计划，所以对这次进攻的指挥缺乏积极性；还由于直接通向攻击地点的近路处于联邦军的一个信号站监视之下，朗斯特里特的部队就不得不反向行军，走另一条道路，结果直到接近傍晚时才发动进攻。防守联邦军左翼的是第三军军长丹尼尔·西克尔斯，此人是位前坦慕尼协会的政治家，因曾谋杀妻子的情夫而臭名昭着。西克尔斯违背命令行事，把他那个军从公墓岭山嵴南端的低地推进到沿埃米茨堡路的较高的地方，给联邦军防线增加了一个突出部。西克尔斯的推进使小朗德托普山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联邦军的古弗纳·k·沃伦将军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刻认识到，让邦联军占据这个山头，就会使叛军炮兵纵射整个联邦阵线。沃伦立即把第五军的两个旅派往小朗德托普山，他们只比冲上来的邦联军早到几分钟。在乱石遍地的山坡上，双方展开一场拼死的拉锯战。北方军坚守住了小朗德托普山。但是，联邦军还是在西克尔斯的阵地突出部西北角的桃园、麦地和魔窟——此地位于从小朗德托普山流下的一条沼泽般的小河对面，似砾石组成的一个迷宫——几处地方恶战后撤退；这几个地方也因而闻名于世。邦联军各部的攻势虽很凌厉，但配合不好，各旅零星地各自为战，所以联邦军官来得及向受威胁的地点调遣部队。联邦军在公墓岭的主要防线防守稳固。到黄昏时，叛军已经精疲力竭，放弃了对右翼的进攻。 第133页 朗斯特里特在左翼开始进攻时，尤厄尔的大炮早就开火了。可是，尤厄尔并未派步兵攻打卡尔普山和公墓岭，而是同联邦炮兵打了一场毫无结果的长达三小时之久的炮战。当他的步兵最后向前推进时，有两个旅渗入了公墓岭(由倒霉的第11军据守)东侧的联邦军阵地，另一个旅则占领了卡尔普山南坡的若干联邦堑壕——被派去增援联邦军左翼的部队已先行从这里撤离。但是，在尤厄尔的防区，也是由于进攻的各旅之间缺乏配合，遂使邦联军坐失良机，无法利用已经成功的突破；傍晚时分，进攻初见成效，但得不到支援；而联邦军的援军把叛军赶下公墓岭，并在叛军到达卡尔普山的制高点之前就遏制住它的进攻。 阿·p·希尔的那个军在第一天遭到伤亡，朗斯特里特的那个军(乔治·皮克特的师除外，该师直到天黑时才赶到)在次日被打得七零八落。朗斯特里特再次恳求罗伯特·李迂迴到联邦军左翼。罗伯特·李不予理睬。他知道，在两天的战斗中，联邦方面的三个军(第一军，第三军和第十一军)同样被打得焦头烂额。这次，罗伯特·李极为失误，未能洞悉其对手的心理状态。他认为，这些伤亡已使联邦军士气低落。他还认为，攻击联邦军两翼会迫使米德削弱其中部。罗伯特·李不顾朗斯特里特的反对，决定集结三个师的兵力，由皮克特的生力军开路，攻击联邦军的中部。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北军士气旺盛；米德巴不得敌军进攻他的中部。而且，被选中的攻击地点是由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所辖的第二军的两个师防守的，它们都是波托马克军团的精锐部队。 然而，在皮克特于第三天向葛底斯堡发起攻击之前，卡尔普山的枪声就在这天拂晓打响了。这是联邦军发动的进攻，以求夺回失守的堑壕。在长达六小时的鏖战中，他们不但攻占了堑壕，还把大部分叛军通通赶下山。中午时分，一阵可怕的沉寂笼罩着这片土地。在步兵发动进攻以前，朗斯特里特调集了143门大炮轰击联邦军的中部。斯图亚特的骑兵在前一天夜间刚刚抵达，此时就大摇大摆地向战场的东面开去，以便皮克特发起正面攻击时，从背后攻击联邦军中部。可是，斯图亚特的骑兵在联邦骑兵的截击下受挫，因而从未到达距联邦军后方两英里半以内的地方。这场为时三个小时的交战之所以闻名，是因为一位年仅二十三岁的联邦将军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指挥一个旅发动了几次勐烈攻击。 1时许，两发信号弹的声响打破了葛底斯堡的沉寂。突然，邦联军射出的炮弹铺天盖地而来。联邦军的炮兵开始回击，接着，就开始了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炮战。起初，邦联军的炮击还准确，并造成伤亡。但是，随着大炮的后座力使炮架的架尾下沉，炮弹开始高飞起来，落到联邦步兵的后面。这些步兵蜷缩在一堵石墙和一些胸墙后面。浓烟滚滚，南军炮兵观察哨无法说出其炮火的效果如何。一个多小时过后，联邦军的许多大炮停止了射击。这是为了对付预期的邦联军进攻而保存弹药，同时为了欺骗敌人，使之认为联邦军的炮兵已丧失了战斗力。 邦联的炮手中计了，他们以为，其炮火已击毁北方佬的大炮；近3时许，邦联炮兵停止了炮击；身穿灰军装的邦联步兵开了上来。当13,000名叛军以阅兵的分列式队形接近联邦军战线时，北军的大炮突然开始勐射，把邦联军的队伍切成数段。随后，北军步兵向正在疏散的南军纵列队伍打出阵阵排枪。虽有少量叛军冲过石墙，但不是被立刻射倒，就是被俘。皮克特自己的那个师，三个旅长有两个阵亡，一个负重伤。他的十三个上校，个个非伤即亡，无一倖免。在其余的几个旅中，军官的伤亡数字，几乎也有这么多。在这场战争的最着名的一次冲锋中，进攻部队只有一半回到自己的战线一边。李将军骑着战马来到他们中间，试图用以下的话作为安慰：“这都是我的过错。”“你们务必帮助我。“凡是没负伤的，都要重整旗鼓。” 战斗的后果 罗伯特·李和朗斯特里特热狂运筹，修补其防线，以迎接意料中的联邦军反攻。然而，并未发生任何反攻，负伤的汉考克要求米德发动攻势，但是，小心谨慎的米德，只当了六天指挥官，其中就有三天为部队的生死存亡而战斗，现在却没有心情去利用机会。他担心部队因伤亡惨重和精疲力竭而丧失了战斗力，不能发起攻击。不错，联邦军损失惨重，有3,155人阵亡，14,529人负伤，5,365人失踪——伤亡总数为23,049人，占部队86,000名作战人员的四分之一强。战场上尸陈狼藉，其惨状为这场战争所仅见：数千匹死亡或奄奄待毙的战马与死亡或奄奄待毙的战士交错枕藉。但是，米德尚有一支20,000人的预备队，这些人在为时三天的战斗中，没有参加什么军事行动。一位比米德更敢作敢为的将军很可能让这支生力军充当反击先锋。邦联军比联邦军的伤亡更为惨重。他们的炮弹几乎耗尽，在52名将官中，有17人非死即伤，而其他人员伤亡介于25,000人到28,000人之间——为参战的75,000名作战人员的三分之一强。 米德的谨小慎微在战斗结束后，依然如故。罗伯特·李的军队7月4日在战壕里整整待了一天；接着，在满怀希望地开始北进的整整一个月后，这支部队垂头丧气地冒着暴风雨撤往维吉尼亚。林肯从一开始就认为，邦联军的进攻不但不会构成威胁，在更大程度上倒是个机会——是个在远离后方基地的地方削弱并有可能消灭叛军的机会。在总统的敦促下，陆军总司令哈勒克一再给米德发电，指示他“向前推进，在李渡过波托马克河以前向其发动进攻。”联邦军骑兵对罗伯特·李率师撤退加以骚扰，击毁了他们在波托马克河上架的浮桥。由于近日多雨，该河的水位太高，无法涉水而过，遂使罗伯特·李陷入困境。掉队和开小差已使李部的作战人员减至42,000人，而米德则得到增援，其兵力恢復到85,000人。然而，米德本人却精疲力竭，对哈勒克不断地发来的催促电报显得心烦意乱。他慢吞吞地尾随着罗伯特·李，对是否进攻邦联军设于威廉斯波特的筑垒防线犹豫不决。此时，邦联军的工兵则在拼命地飞架一座新桥。在7月13-14日夜间，叛军从新架起的桥上逃之夭夭，仅损失了几百名殿后部队。 第134页 林肯得知此消息后感到极为懊恼。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写道：“我只有一、两次看到总统如此烦躁，如此垂头丧气。”林肯说：“我们已经胜利在望，只要伸出手去，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但是，无论我怎么说或怎么做，都无法使军队前进。”当哈勒克函告米德，总统很不满意时，这位性情暴躁的将军就递上了辞呈。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因为米德尽管行动迟缓，但葛底斯堡之战而为公众所大加赞扬。在取得这样一次胜利后解除一位将军的职务，这对政府来说，如果不是更糟的事，似乎也是一件蠢事。哈勒克再次向米德保证，政府对他很信任，并拒绝接受辞呈。林肯伏案给米德写了一封信，以平息将军的怒气。但总统本人的不悦却使这封信有悖他的初衷，所以他始终没有发出这封信。他在信中先对米德的胜利表示祝贺，然后这样写道：“我亲爱的将军，我相信，你并未意识到李的逃遁所带来的不幸有多大。你完全可以抓住他。联繫到最近取得的其他胜利，如果抓住他，就会结束这场战争。现在看来，这场战争将无限期地拖延。”林肯所说的“最近取得的其他胜利”，指的是夺取维克斯堡和哈得孙港，以及罗斯克兰斯把布雷格逐出田纳西中部。 联邦在西线的胜利 攻下维克斯堡和哈得孙港 在5月22日进攻失利后的六个星期中，在维克斯堡，联邦军坚定不移地加强了对它的包围。工兵在邦联军防线下挖掘坑道，并于6月25日在坑道中实施地雷爆破，但与之配合的进攻却未能取得突破。另一地雷准备在7月6日爆破，届时格兰特计划发动一场全力进攻。但是，不待北军发动进攻，叛军就够呛了；他们的口粮已经减到定量的四分之一；昼夜受到大炮和迫击炮不停地轰击的威胁；白天还有狙击手对他们放冷枪；他们已疲惫不堪，几乎处于飢饿状态。留在维克斯堡的平民住在洞穴里，分吃士兵那点配给的食物，到后来，就用骡肉和老鼠来充飢了。他们把获救的唯一希望寄托在约瑟夫·约翰斯顿身上，他集中各部队残余力量，组成一支30,000人的军队，滞留在东面20英里处的大布莱克河的对岸。但约翰斯顿缺乏给养、武器和交通工具，而格兰特的防线却因拥有70,000名顽强而装备精良的老兵而得到加强。6月15日，约翰斯顿向里奇蒙报告：“我认为，维克斯堡已经没有救了。” 被困在维克斯堡的许多士兵也是这样想的。6月28日，他们向彭伯顿将军发出唿吁书，其结尾是：“你如果不能给我们口粮，你最好就投降。”7月3日，彭伯顿打着白旗越过防线，同格兰特谈判投降条件。当然，双方对此时在遥远的宾夕法尼亚发生的形成高潮的这些事件，都一无所知。维克斯堡要塞于7月4日正式投降。30,000名邦联战俘宣誓(即他们发誓，在交换战俘以前，不拿起武器)后，被释放。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趁机逃回家园，再也不打仗了。 7月4日天黑以前，谢尔曼率军50,000，尾随着正在兜圈子的约翰斯顿的部队。约翰斯顿把这些邦联军撤回到杰克逊城，希望诱使谢尔曼派步兵勐攻那里的坚固的防御工事。但是，经过若干激烈的小冲突，谢尔曼开始包围该城，以便像在维克斯堡那样使守军遭受飢饿而屈服。这正是约翰斯顿所担心的。因此，他于7月16日夜开始悄悄地撤退，把密西西比中部拱手让给联邦军。 邦联军的损失还不止于此。5月23日，联邦军的班克斯将军以15,000部队以及法拉格特舰队的几艘军舰包围了哈得孙港。这个港口周围的堑壕以及沟壑、树林和河川的浅水支流等天然防御屏障，比起维克斯堡的设防，毫不逊色。班克斯于5月27日和6月14日曾两次发动进攻，两次均被击退，使联邦军的伤亡10倍于守军。第二次进攻失利后，班克斯就主张迫使守军因飢饿而屈服，而这次守军所遭受的飢饿之苦更甚于维克斯堡。一位邦联军士兵在日记中写道，人们吃光了“所有的牛肉、所有的骡子、所有的狗、所有的耗子”。维克斯堡投降的消息传来后，哈得孙港的指挥官别无选择，只好在7月8日投降。邦联被一截为二。此时，密西西比河便成为联邦军的一条交通干线。7月16日，泊在纽奥良码头的一艘商用汽船就来自圣路易斯，一路上并未受到什么骚扰。密西西比河两岸的叛军狙击手虽然令人生畏，但林肯说得好：“江河之父将平静地回归大海。” 人们普遍认为，格兰特指挥的维克斯堡战役是这场战争中最为成功的战役。他的部队毙伤敌军10,000，又俘敌37,000(维克斯堡30,000，在此以前7,000)，其中包括十五位将军，而自己的伤亡却不到10,000。他们还缴获了172门大炮、60,000枝步枪。一位着名的英国军事史家写道：“我们必须追溯到拿破崙指挥的歷次战役，才找得到时间同样长，损失同样小，而战绩又同样辉煌的战例。”林肯对维克斯堡的结局感到很高兴，这与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坐失良机大不相同。总统说：“格兰特是我需要的人；在今后的战斗中，我也是他需要的人。” 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的损失从根本上动摇了邦联。一位在维克斯堡被俘的邦联军列兵写道：“现在，我看，现在南部已没有任何维持下去的前景了。我们丧失了密西西比河，我们的国土被分割，剩下的已经不值得为之战斗了。”一位曾在葛底斯堡战斗过的叛军士兵后来写信给他的姐姐说：“我们挨了一顿狠揍。……他们处处都在狠揍我们。……我希望他们会讲和。这样，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就能重返家园。”维克斯堡的失守，使杰弗逊·戴维斯“至为忧伤。……我们现在正处在政治生存的最黑暗时刻。”邦联军械处主任乔赛亚·戈格斯于1863年7月28日在日记中写道： 第135页 各种事件以灾难性速度接踵而来。在短短的一个月以前，我们显然就要取胜。李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州威胁着哈里斯堡，甚至威胁着费城。看来维克斯堡要嘲弄格兰特的一切努力……。但现在，眼前的景象之暗淡，就仿佛早先它有过光明的时刻那样……。人的力量居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造成如此变化，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昨天还驰骋于成功之巅——而如今，我们的命运似乎就要彻底完蛋。邦联现在摇摇欲坠，行将解体。 邦联军撤出田纳西州 1863年7月，南部在一连串灾难之后又增加了一个，这就是布拉克斯顿·布雷格的部队从田纳西中部的撤退。1862年底的斯通河之战结束后，在近半年时间内，两败俱伤的双方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在默夫里斯伯勒以南交战。尽管罗斯克兰斯的坎伯兰军团所拥有的步兵团几乎比田纳西军多两倍，但邦联军在骑兵方面还是占优势。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和约瑟夫·惠勒率骑兵向罗斯克兰斯的交通线发动了好几次袭击，而约翰·亨特·摩根则开始发动一场颇有声势的然而收效甚微的袭击。他一直挺进到印第安那州和俄亥俄州，最后他和他的大部分人马一起被俘。游击队亦给联邦方面的供应线造成严重的破坏。罗斯克兰斯採取了报復行动，派出一支骡队进行袭击(他的马匹不足)，深入邦联军后方，切断了查塔努加和亚特兰大之间的铁路线。但是，福雷斯特在阿拉巴马州追上了这些袭击者，并将他们俘获。 华盛顿不断地催促罗斯克兰斯发动攻击布雷格的战役。就在林肯等得不耐烦时，罗斯克兰斯终于在6月24日採取了行动。他一旦行动起来，就不顾一连两周下雨，快速和机智地把手下的63,000人部署就绪。在坎伯兰的丘陵地带，有45,000邦联军踞守在四个隘口后面的坚固防御阵地上。罗斯克兰斯一面用骑兵和一个军的步兵佯攻西面的隘口，一面派出三个军穿过或绕过其余的隘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邦联军在弄清是谁在进攻他们之前，不是被赶出阵地，就是被从侧翼绕过。 布雷格被迫撤回塔拉霍马之后，又大吃一惊，因为这时联邦军的一个装备着可连发七弹的新式卡宾枪的步兵旅乘车迂迴到邦联军的后方，并威胁了他们的生命线——铁路。他再次后撤，一直撤退到查塔努加。罗斯克兰斯在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里，仅以伤亡560人的代价，就把敌军几乎压到乔治亚州境内。来自华盛顿的电报通报葛底斯堡大捷和维克斯堡大捷的消息，使罗斯克兰斯很生气。他回电说，他希望陆军部不要只“因他写下的不是血书”，就无视他取得的成就。 查塔努加是个战略地位很重要的城市，位于田纳西河流经坎伯兰山脉时沖刷而成的山峡中。它既是邦联控制下的两条横贯东西的大铁路的枢纽，又是通往田纳西东部和乔治亚军事工业区的门户。由于北军攻占维克斯堡已使邦联被分隔成两块，那么再经查塔努加进入乔治亚州，又把邦联分隔成三块。林肯极力敦促罗斯克兰斯乘邦联军立足未稳之机，迅速攻击查塔努加。但是，这位受到坚决支持的将军则坚持认为，不修復全部铁路和桥樑，不把新的后勤基地堆满物资，就不能向前推进。罗斯克兰斯还要求另一支联邦军同时从肯塔基向诺克斯维尔推进，以保护其左翼。这就是安布罗斯·e·伯恩赛德指挥的那个新组建的俄亥俄军团。他在被解除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权后，就被派往西线。8月中旬，两支联邦部队开始向前推进。伯恩赛德的24,000部队迫使在数量上居劣势的邦联守军要么从诺克斯维尔撤退，要么投降。多数守军投奔驻扎在查塔努加周围的布雷格的主力部队。9月3日，伯恩赛德进入诺克斯维尔，终于达到了林肯所期望的解放田纳西东部的目的。 与此同时，罗斯克兰斯再次显示出他那一旦行动起来，就能迅速而机智地调动千军万马的能力。他一面以三个旅的兵力佯攻查塔努加北部各交通要冲，一面率领大部分部队在该城南部的几个地方同时横渡田纳西河。布雷格受佯攻的迷惑，以为“耗子从这么多洞里同时窜出来”，他发现在城南出现的联邦军已从两翼威胁着他在查塔努加的强大防御工事。随着联邦军越过崎岖的山口挥师东进，直指布雷格的生命线——西部通往大西洋的铁路时，这位邦联将军于9月9日撤离查塔努加。 奇克莫加战役 这是罗斯克兰斯在两个月内第二次把布雷格调离战略要地。可现在战争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布雷格施展了他的骗术诡计，把“逃兵”派往联邦军战线，传播邦联军士气低落以及撤退的谣言。罗斯克兰斯急忙率部队前进，以切断这想像中的撤退。他让三个军分别穿过相距各20英里的山峡。然而，布雷格非但没有撤退，反而在查塔努加东南集结兵力，以打击彼此分离的联邦军各部。布雷格已得到密西西比州的约翰斯顿两个师的增援，从而使他的兵力与罗斯克兰斯相差无几。在里奇蒙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戴维斯和罗伯特·李决定让朗斯特里特再率领两个师驰援布雷格。邦联铁路当局虽然条件有限，但倾其全力把12,000部队以及全部装备、大炮和牲畜从维吉尼亚州运到乔治亚北部。由于伯恩赛德的部队已封锁了经由诺克斯维尔的近路，邦联军的增援部队就不得不途经亚特兰大，沿着不同路段遭到破坏的铁路线而绕道965英里。此行花了10天，只有不到三分之二的部队按时抵达，参加战斗。但是，他们的到来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136页 在朗斯特里特抵达以前，布雷格曾有三次机会，可以伏击罗斯克兰斯的分散的部队。但是，他的军长们每次都找到了不执行进攻命令的藉口。这些流产的邦联军调动使罗斯克兰斯开始意识到他的危险处境。他命令各部队在查塔努加南面十二英里的奇克莫加河谷集结。随着朗斯特里特的第一个团于9月18日下火车，邦联军各部即开始强行通过奇克莫加，企图包抄联邦军左翼，并切断联邦军与设在查塔努加的基地的联繫。翌晨，全面战斗爆发。这次战斗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次战争中最为激烈，然而又最令人迷惑不解的一次战斗。战场的很大一部分覆盖着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丛。能见度有限；各师、各旅都各自为战，与全面的战斗计划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繫。一位联邦军将领把奇克莫加战斗说成是“一场疯狂的非正规战斗，与大规模的游击战颇为相似”。 尽管双方都未在9月19日取得任何优势，但邦联军的几次以师为单位的进攻，已迫使联邦军收缩防线。乔治·h·托马斯指挥的联邦军左翼承受着大部分压力。托马斯预料邦联军会在早晨再次攻击他那个军，于是就说服罗斯克兰斯加强左翼。布雷格的确打算袭击联邦军左翼。可是，他在9月20日晨的进攻发动迟缓，而托马斯则有援军助一臂之力，打退了邦联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双方都损失惨重。 后来，邦联军来了好运气，从而使战斗变得对他们有利。一位联邦军参谋没有看见一个联邦师在瀰漫的硝烟和树丛中列成阵势，于是就报告说，联邦军右翼有个缺口。罗斯克兰斯命令另一个师前去堵住这个假想的缺口。于是，当这个师从阵地上撤下来，去填补那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缺口时，却造成真正的缺口。恰巧，朗斯特里特就在这时径直向这个因联邦军这次错误的调动而造成的缺口发动进攻。中午时分，叫喊着的叛军突破了这个缺口，切断了两个联邦师与其他部队的联繫，进击右翼的余部，并大有楔入托马斯部队背后之势，而此时托马斯的部队还在拼命地对付正面的敌人。罗斯克兰斯与溃退的联邦军右翼部队不期而遇，他和各师的残部一起逃往查塔努加。然而，托马斯仍保持镇静，把三分之二的兵力坚持在阵地上。幸有两个后备旅及时赶到，他才免遭一场大难。由于两个后备旅的增援，托马斯在联邦军右翼建立了新的防线，击退了邦联军的好几次全力进攻。就在这天夜里，联邦军撤往查塔努加。托马斯因其非凡的指挥才干而得到“奇克莫加岩石”的美名。 奇克莫加之战是邦联军的一次重要的战术性胜利。罗斯克兰斯电告华盛顿：“我们遭到极大的灾难。”消息传到里奇蒙，一位政府职员兴高采烈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次大捷的后果将是激动人心的。整个南部将再次充满爱国热忱，而北部则将相应地意气消沉。……可以断言，联邦政府现在必须认识到，分布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的南部人民是不可征服的。” 但是，南部的胜利是以伤亡18,454人的代价换来的，几乎占参战人员的30%。联邦军的伤亡也几乎相等(16,170人)。但是，北部的损失可以弥补，而南部则不能。结果，奇克莫加战役成了邦联军的最后一个有意义的进攻性胜利。这场胜利还表明它是一场没有战略性后果的胜利。由于布雷格未能乘胜扩大战果，罗斯克兰斯仍占据着查塔努加。 相互责难困扰着邦联军的高级指挥层。由于布雷格未能利用朗斯特里特的突破，也由于他没有在次日趁联邦军仍然混乱之机再次发动进攻，布雷格麾下着名的将军们一起指责他作战的战术拙劣，而好争论并爱吹毛求疵的布雷格则指责他的几位部下动作迟缓或不服从命令，他把两位军长撤职。后来，争吵竟闹到这种地步，杰弗逊·戴维斯为此从里奇蒙长途跋涉到布雷格的司令部去平息这种讨厌的争论。但这位邦联总统竟把问题处理得极其糟糕了。他当着布雷格的面询问每个主要将军：是否认为部队需要一个新统帅。每个人都说要个新的统帅，但戴维斯却决定仍由布雷格指挥！约翰斯顿和博雷加德是南军数一数二的将领，都可担当此任，然而却不为戴维斯所青睐。戴维斯仍然器重布雷格，然而却没有几个人同意这个看法。 查塔努加的几次战斗 奇克莫加战役结束后，林肯处理指挥问题时更为灵活巧妙。邦联军已把罗斯克兰斯围困在查塔努加：布雷格的部队已占领该城东面的传教士岭，并把大炮架到雄伟的卢考特山顶，从而控制住西面和南面的全部道路。北方佬能够利用的唯一的供应线是条迂迴的道路，需要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北部。不过这条道路在雨天几乎无法通行，而且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很容易受到叛军炮火的轰击。然而，联邦政府还是决定增援罗斯克兰斯。陆军部命令谢尔曼指挥的17,000人从密西西比州东进，并用火车把波托马克军团的20,000人从1,200英里以外的维吉尼亚调到查塔努加。林肯再次起用约瑟夫·胡克，让他在新战场上指挥波托马克军团的两个军。这次战争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后勤成就就要算部队的这次调动了。北军从维吉尼亚调往田纳西的部队几乎是邦联军上个月调动数量的两倍，但距离更远，需时更短。 但是，只要查塔努加的部队得不到给养，把这些士兵部署到那里就毫无意义。坎伯兰军团有面临长期飢饿之虞。到10月中旬，已有数千匹战马死去，士兵的口粮也减到定量的四分之一。奇克莫加的失利似乎使罗斯克兰斯一蹶不振，无力应付这场危机。10月17日，林肯把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联邦所有军区通通交给格兰特将军全面指挥。格兰特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让托马斯接替罗斯克兰斯的职务，担任坎伯兰军团司令。他的第二个行动是亲自往查塔努加。正如一位军官后来所写的那样，当格兰特抵达时，“我们开始看到事情在进展。我们感到每件事情都按照计划进行。”格兰特执行了一个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以打破对给养的封锁。10月27日夜，一个联邦旅乘架设浮桥用的平底船悄悄地顺流而下，前往布朗渡口；同时另外两队人马则从陆路前去攻击把守通往渡口的各条大道的前哨。联邦军在拂晓时分开始出击，先是把邦联军赶跑，击退其反攻，随后即架好浮桥。于是，他们在卢考特山顶的邦联军大炮射程以外建立了一条新的供应线(飢肠辘辘的联邦士兵给它起了个“饼干线”的雅号)。 第137页 由于驻扎在卢考特山谷的兵力不足以防止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布雷格根据戴维斯总统的命令于11月4日派朗斯特里特率15,000人(后又增加了5,000人)前去把伯恩赛德赶出诺克斯维尔，因而又犯下了一个更大的错误。朗斯特里特认为这是甚为愚蠢的行动，这使布雷格的兵力减至45,000人，而这时新抵达的胡克部则使联邦军的兵力骤增至将近60,000人。朗斯特里特还认为，就他所接受的任务而言，他的兵力是太少了。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邦联军于11月29日向诺克斯维尔防御工事发动的攻击被击退了，南军损失很大。 谢尔曼率另一支部队——田纳西军团的17,000人再回到查塔努加，于11月15日抵达，从而使联邦军拥有了主动权。联邦军的三大主力——坎伯兰军团、田纳西军团和波托马克军团——各有一部在格兰特统帅下组成联军共同作战。这是在这次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布雷格在400英尺高的传教士岭上据守着一条六英里长的防线，山脚下和山顶上都掘有战壕，而在陡峭的半山腰，还有一条未修完的散兵壕。邦联军的三个旅占据着高达2,000英尺的卢考特山。内战的全部经验告诉人们，从正面攻击传教士岭无异于自杀。因此，格兰特的作战计划要求，由谢尔曼率田纳西军团的四个师在岭北端实施侧翼攻击，同时由胡克率三个师直接进攻，或者绕过卢考特山，穿过其间的山谷，直扑传教士岭，进攻那里的叛军左翼。托马斯的坎伯兰军团担任的是次要任务，即威胁邦联军中路，以防敌军向两翼增援。托马斯的部队急于为奇克莫加的失败报仇，因而为充当这个消极角色而恼怒。他们坚决要格兰特收回成命：“他们不得跃出战壕出击。” 11月24日，胡克的几个师经过连续的小规模战斗，精彩地完成了第一项任务，把数量上居劣势的叛军赶下卢考特山。由于这些战斗被大雾遮掩，故称为“云端战斗”。次晨，雾散日出，卢考特山顶上的一面星条旗在两军面前迎风招展。这时，谢尔曼的几个师却遇到了麻烦。他们在攻下传教士岭北端的一座小山后，发现这座小山不过是条支脉，一条乱石嶙峋的峡谷把它与主脉分隔开来，那边盘踞着派屈克·克利伯恩的加强师，这是布雷格手下的最好的一个师。11月25日晨，谢尔曼手下经过战斗锻鍊的西部人向该阵地发动进攻，但未能成功。尽管格兰特派兵增援，谢尔曼仍是毫无进展。 当胡克率师赴传教士岭另一端时，由于查塔努加河上的桥遭到破坏而耽搁了几个小时，当他抵达后，格兰特即命令托马斯向传教士岭下的第一道叛军战壕防线实施牵制性攻击。托马斯的士兵以曾在奇克莫加溃退的部队中的两个师为先导，斗志昂扬地开赴前线，一举攻占了这些地势较低的战壕。然而，他们一旦攻占了这条战壕，就立刻把自己暴露在叛军于山腰和山顶的第二道和第三道战壕组成的火力之下。联邦军的若干团开始向山坡进逼。很快，在一片兴奋的叫喊声中，全线同时向前推进，越过由战壕组成的第二道防线。格兰特怒气沖沖地问道：“是谁下令让他们攻上山的？”谁也没有下达这道命令。它不过是在士兵们开始行动后，由第一线指挥官临时下达的命令。正像格兰特和托马斯在一英里以外的后方指挥所惊异地观察到的，联邦军在这次进攻中，比皮克特在葛底斯堡的进攻显然更没有希望，但他们蜂涌向前，直插顶峰。 但是，布雷格的工兵军官犯了个错误，他们把高处的战壕筑在该岭地形上的制高点，而不是筑在略低几英尺的“军事上的制高点”，以使地面上的一些隆起地块挡不住其火力。因此，迎面而来的北方佬发现了这些沟壑和小洼并在它们的掩护下向前推进，一直推进到足以向叛军防御阵地纵射的距离内。倾刻间，惊慌失措的邦联军垮掉了，数千名士兵非逃即降。一位军官写道，大获全胜的联邦军“完全陶醉在兴奋之中”。他们在这嘲弄人的胜利中高喊着“奇克莫加！奇克莫加！”，同时还看着身着灰色军服的叛军“仓皇逃下山去，遁入林中，一路上丢下不少背包、滑膛枪和毛毯”。 格兰特认为，“再也没有别的部队像布雷格的军队那样遭到痛打的了”，所以希望组织一次勐烈的追击，以全歼之。可是，克利伯恩那个师并未后退一步，从而有效地发挥了殿后作用，使布雷格得以在南面25英里处的乔治亚州的多尔顿附近建立一条坚固的防线。打了几个小仗后，天气变得恶劣起来，两军各自返回冬季营地。 勐攻传教士岭是这场战争中最辉煌的战绩之一。当有人谈起布雷格曾认为他的阵地坚不可摧时，格兰特微笑着说：“嗯，它曾经是坚不可摧的。”坎伯兰军团完全收復了奇克莫加。不仅如此，该军团还最终完成了在维克斯堡和葛底斯堡突破邦联军后方以后所开始的一连串胜利，尽管前面还有一些流血最多的战斗。查塔努加的失守也决定了布雷格的命运。这位将军私下向戴维斯承认：“这场灾难不容辩解。作为一个指挥官，这是罪有应得。我们两人恐怕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在一片反对声中仍决定我留任指挥官。”戴维斯勉强任命约瑟夫·约翰斯顿接替布雷格担任田纳西军司令的职务。 查塔努加大捷进一步证实，格兰特是联邦最伟大的将军。从此以后直到1864年3月，他担任联邦陆军总司令。和格兰特一起成为联邦最后胜利的缔造者的，还有另外三位也曾在查塔努加作战的将军——谢尔曼、托马斯和谢里登。他们四人皆来自西部战场。1864年，他们之中的两位——格兰特和谢里登——前往东线的波托马克军，试行他们制定的克敌制胜的方案。 第138页 1863年的战争与外交政策 1863年1月，亨利·亚当斯 [ 编者註：亨利·亚当斯(1838-1918)，美国歷史学家，名记者、作家。185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内战期间，其父亲弗朗西斯·亚当斯任联邦政府驻英国公使，他任父亲的私人秘书。着有《美国史》、《民主：一部美国小说》等。 ] 在伦敦撰文称：除非联邦军队再遭到一次灾难性打击，否则邦联就没有希望得到外国承认。钱瑟勒斯维尔就是这样的一次灾难。之后，罗伯特·李入侵宾夕法尼亚和格兰特进攻维克斯堡的初战失利，都使人们重新谋求邦联得到外交承认。6月22日，拿破崙第三曾就联合承认南部而採取行动的问题与英国议会的亲邦联议员进行磋商。对这一行动很不幸的是，被选中于6月20日在英国议会提出此动议的人是约翰·罗巴克，他是一个被亨利·亚当斯恰如其分地形容为“比半疯还半疯”的人。罗巴克在一篇漫无边际的讲话中，不慎重地泄露了他和拿破崙第三的谈话细节。议会对这种追随法国的想法，顿时爆发出一种沙文主义的愤怒。帕默斯顿否认政府已从巴黎收到有关此问题的任何官方文件(这是有点儿诡辩的)。拿破崙第三对罗巴克的辜负信任颇为懊恼；于是，此事以彻底失败告终。这不但使亲邦联派普遍丢了脸，更使罗巴克信誉扫地。随后传来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被攻下的消息，这对寄希望于英国的南部来说，则是致命的一击。亨利·亚当斯在7月23日写道：“现在人们立刻承认，谋求外来干涉的一切想法都已破灭。剩下的唯一冲突机会是铁甲舰事件。我们以极大的努力注视着这些铁甲舰。我认为，我们将会解决。” 莱尔德撞角舰 亚当斯提到的铁甲舰与“莱尔德撞角舰” [ 译者註：莱尔德撞角舰：这是一种在舰首装有金属撞角的军舰，由苏格兰探险家、造船技师莱尔德(1808-1861)设计并由他创立的莱尔德造船公司制造的。 ] 有关，这种战舰在1863年几乎使英美关系陷入危机，麻烦的根源在于英国对自己的1819年中立法作了模稜两可的解释。该法禁止“提供装备和设备、安装或武装”战舰以用来反对任何与英国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1861年6月，乔治亚州人詹姆斯·布洛克率一个使团来到利物浦，为邦联购置或建造战舰。布洛克是一个顽强而机智的代理人，以有限的财力取得了出色的成果。他为邦联签了一个合同，建造两艘威力很大的商船劫掠船，这就是后来的“佛罗里达”号和“阿拉巴马”号。这两艘商船劫掠船击沉或俘获了一百多艘过往的美国商船。布洛克在利物浦的对手是美国领事托马斯·a·达德利。这位领事雇用特务、密探、双重间谍专门收集违犯英国法律而为邦联建造上述两艘商船劫掠船和其他军舰的证据。布洛克也用自己的间谍去对付他们，如伪造船舶国籍文件，向达德利的密探递送假情报，还制造假象，以便这些船只在驶离英国以前不能在法律上证明其真正用途。 英国为它的中立法提出了狭义的技术性辩解。外交大臣罗素勋爵说，只要这些英国建造的船只没有在英国领土上“安装和武装”成为战舰，就没有违反中立法。“佛罗里达”号驶离利物浦时没有武装，只是后来在巴哈马群岛(这本身即为英国领土)才被改装成为商船劫掠船的。到1862年7月，由于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第290号”船将以同样方式驶离英国，罗素才下令没收该船。可是，就在这个命令由于法律上的模稜两可和官僚们的玩忽职守而被耽搁下来时，布洛克从一个双重间谍那里听到风声，于是不等没收令下达就把已造好的船开出海上去“试航”。该船再也没有返回港口，而是驶往亚速尔群岛，在那里按预定计划装备成一艘专门袭击商船的驱逐舰，从而开始了它以“阿拉巴马”号命名的海上作业。 布洛克还与莱尔德造船公司签订合同，建造两艘铁甲战舰，舰首的水下部分装有七英尺长的大铁钎。这类“莱尔德撞角舰”的威力超过任何船只，是专为撞毁联邦封锁舰队的木船而设计的。布洛克千方百计地保守机密，不泄露这种战舰的真正用途。他甚至把这舰只的所有权转让给一家法国公司，而这个法国公司表面上是为埃及的帕夏购买这些船的！但是，达德利的侦探们搜集到的证据堆积如山，都说明这些船是为邦联建造的。1863年的整个夏天，美国驻英公使弗朗西斯·亚当斯不断质问英国外交部，并含蓄地威胁说，如果允许撞角舰熘走，就要开战。罗素理屈词穷地答道，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也无可奈何。9月5日，亚当斯写了一份气势汹汹的照会，其结尾的措词是：“我如果向阁下指出这就是战争，或许是多此一举。” 次日，英政府扣押了这些船只，后来又买下，交给皇家海军。当外交信件公布时，亚当斯在美国几乎成了英雄，显然，由于他的“这就是战争”的照会才迫使约翰牛让步的。其实，在收到亚当斯照会的前两天，英政府就已决定扣押这些撞角舰了。然而，事情出现这种结果的确应归功于亚当斯。他在前几个月提出的强硬抗议，再加上西沃德在华盛顿对英国大使持同样强硬的方针，都始终对英政府保持着毫不松动的压力。英国商人和海军军官担心，如果一个中立的美国为英国的敌人建造驱逐舰，那末，在未来的一场战争中，结局甚为可虑。因此，他们也向女王政府施加了压力。 第139页 对邦联来说，在外交政策处处不尽人意的一年中，没收莱尔德撞角舰事件是最沉重的打击。求得英国承认和调停的一切希望都已破灭。现在，在英国建造战舰的机会看来也丧失了。由于受挫，邦联把英国一些领事(他们仍被官方派驻联邦)驱逐出南部城市，并把詹姆斯·梅森专员从伦敦调至巴黎。这就等于外交关系的破裂。然而，这无损英国一根毫毛，而且，对邦联来说，除了或许保持住其受到损害的尊严以外，也毫无作用。从现在起，邦联的外交将集中于法国了。 在墨西哥的阴谋 起初，那个地区的事态似乎还很有希望。法国皇帝对南部的同情是众所周知的。自1862年始，拿破崙第三就使帝国在墨西哥参与了一场冒险，而联邦的胜利则会危及他们的成功。1861年的墨西哥在政治和财政上的不稳定，引起了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军事远征，以索回墨西哥欠下它们的外债。经过谈判解决后，英国和西班牙于1862年撤出军队。但是，拿破崙第三把一些不可能满足的要求强加给软弱的墨西哥政府，并于1863年增兵35,000人。这些军队占领了墨西哥城，并于1863年6月推翻了自由主义的领袖贝尼托·胡亚雷斯。 与此同时，邦联已与墨西哥北部省份的反胡亚雷斯的酋长们结成准同盟关系，这些酋长们又从偷越德克萨斯边界的走私贸易中捞取好处。到1863年，南部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与法国签订一个协议。根据协议，邦联承认法国控制下的墨西哥政权，以换取法国对邦联的承认。当拿破崙第三策划选择奥地利的费迪南德·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为墨西哥国王时，邦联使者就到马克西米利安那里建议结盟。尽管这位奥地利人有这种愿望，但其主子拿破崙第三并不真心愿冒与美国交战的危险。国务卿西沃德巧妙地在两个极端之间指导着美国外交政策：其一是放弃门罗主义；其二是公开与法国决裂。他彬彬有礼然而却坚定不移地警告拿破崙第三，美国不会容忍外国干涉墨西哥。但他同时也含蓄地暗示：法国如继续不承认邦联，他的国家就有可能承认马克西米利安。 这种胡罗卜加大棒政策相当奏效。在欧洲的冲突中越陷越深的拿破崙第三逐渐对墨西哥失去兴趣。他与邦联使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阻止法国为邦联建造战舰。邦联谋求欧洲的承认和援助的最后一次认真的努力已遭到失败。邦联于1865年垮台后，对天真的马克西米利安来说，拿破崙第三在墨西哥冒险的结局是悲剧性的。邦联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后，美国把50,000名经过战斗磨练的老兵派到德克萨斯-墨西哥边境；而同时，西沃德对法国越来越大地施加压力，以使它的军队撤出墨西哥。法国于1867年撤军时，马克西米利安政府随之垮台，马克西米利安本人则为胡亚雷斯派系的人处决。 第二十章 1863年的战争问题与政治 北部在1863年下半年取得的军事胜利对联邦和邦联的内政产生了强大影响。在波托马克河以北，这些胜利完全改变了过去半年一直在加速发展的后方对前方的支持日益减弱的现象。特别是葛底斯堡战役使北部人民兴高采烈，恢復了信心。一位纽约人得悉宾夕法尼亚这一战役的结果后写道：“这次胜利所产生的后果是无可估量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政府的力量都增强了好几倍。……铜头蛇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了。”但是，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前，铜头蛇的势力已发展壮大，他们几乎使社会濒于分裂，在政界要重新组合，并使北部的战争努力发生动摇。 瓦兰迪加姆与铜头蛇争夺权力 1863年春，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正在俄亥俄州竞选民主党的州长提名。他在寻找一件有助于自己作出牺牲并得到提名的事件时，发现伯恩赛德将军无意中成了他的盟友。伯恩赛德的政治判断力表明并不比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所表现出的军事判断力好些。他被免去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职务后，便被任命为俄亥俄军区司令，司令部设在辛辛那提。 [ 註：联邦军和邦联军都建立了名为“军区”的地区军事组织机构。每个军区由一位负责指挥的将军领导，负责军区管辖范围内的作战和军事行政事务。某些军区的边界线和名称经常改变，这对研究南北战争的人来说，是产生极大混乱的根源。最活跃的联邦军区设在作战地区以及被占领的邦联各地。然而，联邦各边疆州以及北部各州亦自行组成军区。部队在这些军区内负责击退入侵、镇压内部暴乱、防范间谍活动及破坏活动，负责徵兵等。在1863年，俄亥俄军区由田纳西河以东的俄亥俄、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密西根和肯塔基各州组成。 ] 在这里，他发现自己身处铜头蛇的老窝，而此时又恰逢反战情绪上升时期。4月19日，他发布“将军第38号通令”，宣布他的军区将不再容许叛国行为。 在5月1日的一个讲话中，瓦兰迪加姆故意向这个命令挑战。他把几个月以来所讲过的问题又说了一遍：这场战争是一次极其糟糕的失败；解放宣言应予否定；徵兵和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是违反宪法的；选民应该废黜“林肯王”；北部应该停止战斗，宣布停战，邀请邦联参加和会，以恢復原先的合众国，如有必要，就排除新英格兰参加。根据伯恩赛德的解释，这就是叛国。5月5日凌晨2时，一连军队来到瓦兰迪加姆在代顿的家，破门而入，将其逮捕。 第140页 回顾一下过去五个月中在北部发生的那些政治事件，就能了解採取这一行动的背景。尽管歷史学家对瓦兰迪加姆到底有多少追随者说法不一，但是，其势力的强大足以对北部在这个令人不满的冬天要把战争继续下去的愿望构成威胁。许多民主党政治家和编辑都在要求抵制解放奴隶，抵制徵兵，甚至抵制这场战争本身。伊利诺州的一位前州长宣称：“尽管这些目标在这个[解放]宣言中是作为公开承认的战争目的而宣布的，然而南部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征服。”衣阿华州的一位民主党编辑认为，解放宣言使人们有理由在北部反对革命。他写道：如果人民“具有一点点在喀提林 [ 编者註：喀提林(catiline，约公元前108-62)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贵族，他曾阴谋反对元老院。 ] 被逐时曾激励着罗马的那种精神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把[林肯][连同]内阁、国会等等通通扔到波托马克河里去。”在中西部几个县各自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决议指出：“两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依靠武力是永远不能恢復联邦的”，同时号召“停止敌对行动”，并挑衅性地保证“我们不支持现政权为了实行邪恶的废奴而对南部继续进行十字军征伐；……我们将誓死抵抗把我们的任何公民征入军队的一切企图”。这种情绪不仅限于中西部的民主党人。纽约的忠实党徒举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的决议指出，“这场北部政府对南部进行的战争是非法的、违宪的，不应继续下去”。民主党的一个不热情的主战派霍雷肖·西摩在当选纽约州州长后，被推到了党的全国领导层。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沾满鲜血的、野蛮的和革命的”解放奴隶政策将毁掉这个国家。 言论是无足轻重的，而且大量的堂皇言论与信口空谈并无二致。但是，这种言论一旦导致人们採取行动，就像在伊利诺州和印第安纳州发生的情况那样，很危险了。这两个州在1862年的选举中已产生了民主党的州议会。这两个议会在就战争政策所进行的激烈摊牌中，同共和党的州长(于1860年当选)分庭抗礼。两个州的众议院都通过决议，号召停战，召开和会。伊利诺州议会甚至提出参加这样会议的几名特派代表。印第安纳的州议会轻蔑地否决了共和党州长奥利弗·莫顿的年度咨文，反而投票贊同纽约州州长西摩的那种“崇高的爱国激情”。两个州的民主党人都提出了可以使本州部队撤出战争的议案。 理察·耶茨州长在他所在的伊利诺州排除了这种威胁。他援引了一条含煳的宪法条款，从而使议会休会。印第安纳州州长莫顿做不到这一点，也无法成功地否决任何议案，因为，按照印第安纳州的宪法，简单多数即可推翻一项否决。但是，该宪法具体规定：议会必须有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才构成法定人数。在莫顿的纵容下，共和党人不出席州参议院的会议，以致达不到法定人数。足足有两年，这位意志如钢的人在没有议会、没有任何拨款的情况下治理这个州。他靠银行和铁路的贷款，靠共和党控制的各县的捐款，以及陆军部的一笔250,000美元的补助金作为本州的活动经费。这是一种违背宪法但具有革命性的作法，不过这是革命时期。莫顿提醒陆军部长斯坦顿：“这项事业要是失败了，那你我都将遭受迫害，被关进监狱，被逐出这个国家。”斯坦顿不无夸张地答道：“这项事业要是失败了，我活不活也就无所谓了。” 民主党主和派不仅在里奇蒙而且在北部诸州都很有影响。邦联陆军部的一个公务员在1863年2月报告说，“一些来自伊利诺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公民”已到达南部首都， 与我们的政府就结束战争的最佳办法进行磋商；若此举失败，就将提出西北部各州和邦联之间进行调整的某种方式，作为反对北方[即新英格兰]各州和联邦政府而实行的新的联合。……我毫不怀疑，如果战争继续进行到年底，我们就将看到这种态势：对美国政府作战的北部人比对南部作战的奴隶还要多。 铜头蛇操纵的报纸公开鼓动军人开小差。人们读了这些报纸，就给他们当兵的儿子写这样的信：“我很遗憾，你们在进行……这么一场并不神圣的、违宪的可恶的战争，……这场战争除了使黑人获得自由，使白人沦为奴隶以外，别无它图。……回家吧，你要是不得已当了逃兵，是会受到人们保护的。”来自铜头蛇势力嚣张的地区的部队开小差的最多。1863年初，第128伊利诺伊团除35人外，全部开了小差。这些逃兵宣称：他们愿“躺在树林中，直到背上长起苔藓，也不帮助解放奴隶”。第109伊利诺伊团获悉奴隶解放宣言的内容后，有半数的人开了小差，而另一半人则变得很不听话，致使格兰特将军解散了这个团。两个团都来自伊利诺州南部的巴特纳特地区的县份。 为了反击民主党主和派，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主战派组织了忠诚分子团体和出版机构，以动员人们对战争的支持。1863年，这些组织又合併为全国联盟(由共和党人控制)和效忠者联盟(以民主党主战派为主)。他们在是年的春季选举中获得首次成功， [ 註：与现在不同，举行州选举的时间在当时是因州而异的——有的在春天，有的在8月、9月或10月，有几个州在11月(与现在相同)。 ] 尤其在新罕布夏州和康乃狄克州，而这两个州的民主党人却十分卖力地选举反战州长。这些选举向共和党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民主党主和派如果可在新英格兰获胜，就肯定会在其他各州取胜。全国联盟动员了全部财力，联邦政府尽力予以资助，陆军部批准本地士兵放假参加投票(经验表明，压倒多数的前线士兵投共和党的票)。即使有这么多的帮助，共和党人在康乃狄克州也只获得51.6%的选票，在新罕布夏州获得43.8%的选票。只是新罕布夏州的第三党——民主党主战派候选人拒绝接受民主党主和派的多数地位，并把他们之间的较量纳入议会内，共和党候选人才成功当选。 第141页 在这种充满阴谋性谣言的政治气氛中，伯恩赛德以发表反战言论为理由逮捕了瓦兰迪加姆。一个军事委员会判决，在南北战争期间监禁这位俄亥俄人。一位联邦法官拒绝下令把瓦兰迪加姆交由民事法院监管。民主党人——甚至一些共和党人——谴责这种诉讼程序。纽约州州长西摩说道：政府的作法是“卑怯、野蛮和不光彩的。这岂止是走向革命的一个步骤，这就是革命。……它确立了军事专制主义。……如果它得到支持，那么我们的自由就荡然无存了。” 俄亥俄民主党人一致提名受害的瓦兰迪加姆为州长候选人。尽管林肯对此事感到为难，但他拒不否定伯恩赛德将军或军事法庭对瓦兰迪加姆定罪的判决。反之，他使用了高明的一着：他把处罚由监禁改为流放，从而使这位铜头蛇的义士黯然无光。打着休战旗的联邦士兵一路护送瓦兰迪加姆来到布雷格将军在田纳西的防线。邦联军勉强接受了这个令人疑信参半的礼物。 瓦兰迪加姆乘船偷越封锁线，从南部逃到加拿大，企图在那里指挥他在俄亥俄竞选州长的运动。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写的一篇颇受欢迎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人》，使人们清楚地接受瓦兰迪加姆遭到放逐的教训。瓦兰迪加姆的一些律师把此案告到最高法院，并在最高法院辩论说，军事法庭在战区以外审判一个平民是违反宪法的。但是，最高法院于1864年2月拒绝覆审军事委员会的判决，因而实际上维持了对瓦兰迪加姆的有罪判决。 [ 註：1866年，人们的战争热情已部分地冷下来后，最高法院推翻了一项案情相近的军法判决。那个判决是在1864年对一位印第安纳州的铜头蛇兰丁·p·米利根作出的，其根据是，即使在战时，只要民事法庭在发挥作用，就必须由民事法庭审判平民。这项原则会使对瓦兰迪加姆的有罪判决无效。但是，法院这一判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瓦兰迪加姆案，是有争议的。因为，他已于1864年返回俄亥俄州，而且林肯政府也允许他不受干扰地呆在那里，甚至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 ] 身穿蓝军装的黑人 瓦兰迪加姆事件是在民主党人畏惧黑人的心理日渐增强的情况下发生的。政府决定招募各黑人团队，则进一步助长了这种趋势。1863年2月，一位反对黑人士兵法案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大发雷霆道：“这是个白人有、白人治、白人享的政府，应该由白人来管理、防御、保卫和维持。”43位民主党国会议员签署了一份环形签名请愿书，谴责徵募黑人士兵是共和党企图建立“黑人与白人一律平等”的邪恶的阴谋的一部分。 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正确的。黑人士兵为北部而战的一个后果就是把取得人身自由的革命向种族平等推进一大步。这很早就是北部黑人和废奴主义者的目标，他们要求把招募黑人入伍放在首要地位。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说的那样：“一旦让黑人获取黄铜色的人身特权证，让他带上饰有鹰像的衣扣，让他扛上一支滑膛枪并在兜里装上子弹，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否认，他已获得了公民权。” 尽管黑人在独立战争和1812年战争中都曾持枪作战，但他们后来很快地被解除了武装。1792年的一项联邦法令禁止黑人参加州里的民兵，而且也没有任何黑人获准参加正规军。1862年，反蓄奴制的将军们在堪萨斯州以及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占领区招募黑人士兵时，政府就不予支持。只要北部仅仅为恢復联邦——原先的联邦而战斗，那末林肯政府就会认为不得不让这场战争一直成为“一场白人的战争”。 海军中的黑人 然而，海军歷来有一些黑人水手。战争一爆发，联邦海军就不管什么人都用，其中包括来自北部各海港的自由黑人和来自南部的逃奴。他们大都以奴僕身份当司炉和抬煤的脚夫，但也有些黑人执行战斗任务。早在1861年8月，在成功地袭击哈特勒斯湾要塞时，就有一队由逃奴编成的炮手在“明尼苏达”号旗舰上操纵一门大炮。九个月后，一个名叫罗伯特·斯莫尔斯的南卡罗来纳奴隶立下了这场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战功之一。他在查里斯顿港强行夺取了邦联舰只“普兰特”号，驶出港口投奔联邦封锁舰队。在战争后期，斯莫尔斯“舰长”就在联邦海军当领航员，之后，进入政界，开始其杰出的从政生涯。总计有好几千黑人在联邦海军服役。他们在海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徵募黑人士兵 1862年，有些共和党人受到黑人参加海军作战的事例的鼓励，要求也徵募黑人在陆地作战。到底僱佣体格健壮的逃奴比武装他们为联邦以及为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战会好多少呢？当北部因缺少白人志愿人员而使政府在1862年夏下令起草民兵法时，上述论点变得更有说服力了。1862年7月17日颁布的两项法律，开创徵募黑人士兵的时期。没收法的一项条款授权总统，“用他能做出最佳判断的方式”僱佣逃奴，以平息叛乱。民兵法的一项条款授权当局“在发现黑人能够胜任任何陆军或海军中的勤务时，可以招募他们服役”。 这些法律都未要求总统徵募黑人当兵。林肯临时把这些法律条款解释为授权他徵募逃奴服劳役——自然，军队一年多以来就一直在这样做了。林肯大抵已下定决心武装黑人，他只不过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来宣布。他在处理此事时，沿用了解放奴隶的政策从制定到宣布的10周中所使用过的老办法。1862年8月4日，总统对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一个代表团说：“武装黑人会使忠诚地拥护我们的各边疆州的50,000步兵反对我们。”六个星期后，他对芝加哥的一个代表团说了相同的话。但与此同时，陆军部长斯坦顿却在8月25日悄悄地批准卫戍南卡罗来纳州沿岸诸岛屿的联邦司令官徵募5,000名自由民入伍。 第142页 到1863年初，林肯已成为徵募黑人士兵的热情支持者。总统在3月对田纳西州的军人州长说：“对恢復合众国来说，有色人口是一支极其有用但尚未利用的力量。只消把50,000名业已武装起来，受过训练的黑人士兵部署在密西西比河两岸，就会立刻结束这场叛乱。只要我们认真地抓紧此事，又有谁会怀疑我们能达到这点呢？” 政府开始以实际行动支持总统的上述言论。陆军部设立了有色人种部队局来协调徵兵工作。在路易斯安那州，班克斯将军开始组建一个“非洲军”。曾为麻萨诸塞州组建两个黑人团的北部废奴主义者乔治·l·斯特恩斯把徵兵工作带到纳什维尔，以徵募那里的黑人入伍。在已占领的维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将军们组建了一些黑人团。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把洛伦佐·托马斯将军派到密西西比河流域去徵募自由民入伍。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文职将军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把办事能力与办事技巧融为一体，这种技巧对说服那些顽强但有种族意识的西部士兵接受这项新政策是必要的。到战争结束时，托马斯已招募76,000名黑人士兵，占黑人士兵总额的41%。 1863年春，格兰特麾下的一名伊利诺州士兵写道：“真诚地忏悔对灵魂是有益的。……在一年前的1月份，我不愿听到任何有关解放奴隶的事情。去年秋天，我冷静地接受了徵募叛乱分子的黑奴的作法。今年1月份，我毫不犹豫地欢迎解放奴隶；而现在……我变得毫无[种族]歧视，看不出他们为何不能当兵。……我几乎在开始考虑如何在[黑人]团里给自己谋个一官半职。”这个士兵的“忏悔”暗示在某种条件下成立黑人团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条件就是少尉以上的全部军官及某些军士必须是白人。获得晋升的机会有助于许多白人士兵改变对武装黑人政策的看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种族主义军官，他们难得尊重部下。 一开始任命白人军官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任何军事经验的黑人是罕见的。在由以前的奴隶建成的团队，非文盲士兵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从北部徵募的各黑人团也由白人当军官，尽管这些团里有些黑人士兵颇具备充当军官的潜在能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愿从士兵中提拔有能力的黑人，就显然是出自种族偏见了。废奴主义者和黑人领袖虽曾抨击这种歧视政策，但收效甚微。在战时组建的166个黑人团中，被任命为军官的黑人不足百人(不包括军医和牧师)，其中没有一个军官的军衔超过上尉。 在1864年以前，一直普遍存在的另一种歧视就是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间的薪饷的差别。根据1862年民兵法，黑人士兵的薪金定为每月10美元，而白人士兵却有13美元，外加3.5美元的服装费。废奴主义者有力地斥责了这种歧视。1863年8月10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晋见林肯，抗议这种薪饷待遇的不平等。据道格拉斯后来回忆，总统对他说： 僱佣有色人种军队对有色人种来说，有很大好处——这一措施在战争初期未能成功地採用，有人对徵募黑人当兵是否明智仍持怀疑态度——他们的应徵入伍极大地触犯了广泛存在的偏见，……他们没有得到同白人士兵相等的薪饷，看来是一种必要的让步，以便为他们真正作为士兵服役而扫清道路。 尽管在1864年做了部分匡正，报酬方面的不平等不过是把各黑人团当作二等士兵对待的几种表现之一。有些团起初就是从事劳役的部队，他们挖掘堑壕，装卸军需品，为白人部队担任沉重的勤务工作。甚至当黑人士兵组成战斗单位时，也时常携带低劣的武器和装备。林肯原打算让黑人部队守卫要塞、保卫军需品临时仓库和辎重车队、担任后勤杂务，以便减轻在前线作战的各白人团队所承受的压力。这个想法出于三种考虑：(1)对黑人是否会成为善战的士兵持怀疑态度；(2)相信自由民深入南部担任驻防任务更能适应气候，而北部士兵在那里却深为疾病所困扰；(3)后方勤务工作会减少被俘的可能。 最后一个因素是个严肃的问题，因为邦联政府曾用处死和沦为奴隶来恐吓被俘的黑人团官兵。作为报復，林肯于1863年7月30日在一项政令中宣布：只要有一名联邦俘虏在违反战争法情况下被杀害，就会有一名叛军战俘被同样处死；只要有一名联邦士兵沦为奴隶，就会有一名邦联战俘从事苦役。这项命令只部分收到预期效果。邦联并未处决被俘黑人团军官，并通常把那些战前即获自由的被俘黑人当作普通战俘对待。但是，黑人投降后被害的事件却发生了好几起。1864年4月12日发生于田纳西州皮洛堡的事件最引人注目。有几位被俘的自由民显然是被处死了；有的重新交给故主为奴；另外一些黑人战俘则在邦联防御工事里从事强制性劳动。由于难以得到南军对待黑人战俘的确切情报，林肯政府并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进行报復，邦联亦拒绝交换黑人战俘，从而中止了交换战俘计划，并导致战俘在1864年人满为患、死亡率过高的悲剧发生。 由黑人接替白人担任杂役、体力劳动及卫戍任务，有助于说服白人士兵贊成武装黑人，但也使黑人团沾上低人一等的污名。这些黑人平日拖着长步，胡乱弹着班卓琴和听天由命的陈规陋习，使北部人怀疑黑人的军事能力。甚至有些废奴主义者也拿不准，这些生来就习惯于畏惧白人、服从白人的奴隶，是否会在作战中顶得住这些同样的白人。《纽约论坛报》1863年5月1日写道：忠诚的北部人“已普遍愿意让[黑人]参战。但绝大多数人却不相信他们会认真参战。许多人希望黑人将被证明是懦夫和逃兵——其他人则对此甚为担心。”在黑人团任职的上校们恳求将军们让他们参加战斗，让这些士兵有一个验证自己的机会。 第143页 参加战斗的黑人士兵 黑人部队在维克斯堡战役中两次参战，改变了许多白人所持的怀疑态度。5月27日，两个路易斯安那黑人团参加了对维克斯堡下游的邦联要塞哈得孙港所发动的进攻。尽管联邦军在进攻中受挫，伤亡惨重，但黑人士兵的英勇作战却使许多北部人大为吃惊。一位白人军官写道：“你根本就想像不出，前几天的战斗是如何消除了我对黑人部队的偏见的。”《纽约时报》评论道：这次战斗“解决了一个问题，即黑色人种能够作战。”10天后，在维克斯堡北部、濒临密西西比河的米利肯斯本德，新组建的几个逃奴组成的团队帮助击退了邦联企图在河西冲破联邦军防御阵地所发动的一次袭击。当时驻在格兰特部队的助理陆军部长写道：“黑人在米利肯斯本德作战之英勇，完全改变了部队对僱佣黑人军队的看法。我听说，那次战斗结束后，那些在私下曾对让黑人参战的想法冷嘲热讽的优秀军官，都同样深深地表示赞许。” 尽管黑人在此后的两年中参加了几次大的作战行动，但比起白人来，他们还是更多地从事卫戍和勤务工作，而较少参加战斗。黑人和白人的伤亡率即反映出这一点。联邦的白人部队几乎有6%的人员阵亡，而黑人士兵阵亡者只占1.5%。另一方面，黑人部队的病死率(19%)几乎是北部白人士兵的两倍。作为卫戍部队，许多黑人团队没有机会参加战斗，却备受高病死率之苦。尤其是固守一处的士兵，那里的供水变质，细菌繁衍迅速传染疾病而置人于死地。黑人士兵的医疗条件也不如白人。黑人部队只有为数极少的黑人军医(只有8人编入现役)，而白人医生都不乐意到黑人部队去。 到1863年10月，已经组织起58个黑人团。北部人最初对他们所持的反对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已消除。确实，占领了南部的一些地区后，联邦徵兵人员有时使用强行抓丁的办法，把仓皇而不愿当兵的逃奴赶到一起，强征入伍。在北部，甚至爱尔兰裔美国人也开始认识到，黑人有阻挡叛军子弹的一些用处，否则，这些子弹很可能射向他们。这就是“列兵迈尔斯·奥赖利”(一位爱尔兰出生的新闻记者兼军官查尔斯·哈尔平)写的一首题为《黑人被杀的权利》的流行歌曲的主题： 有人告诉我们那是奇耻大辱： 去招募黑人入伍； 而遭杀戮的威胁， 又非我白人莫属； 可至于我啊，千真万确！ 我们这里很自由， 我要让黑人替我去遭杀戮， 在这年头的朝朝暮暮。 在这年头的朝朝暮暮，伙伴们， 在这天的时时刻刻， 被杀戮的权利我要与他共享， 而我一丝怨言不吐。 到1864年，民主党在黑人士兵问题上的立场已经后退，只反对为黑人争取同等薪饷、同等入伍津贴和同等待遇。看来，黑人的唯一权利，就是被杀权。在废奴主义者的极力敦促下，国会的共和党人终于在1864年6月通过一项法案，给白人士兵和黑人士兵以同等薪饷。但是，反对派迫使这项立法作出了某些妥协。为了取得共和党保守派的支持，国会领袖们不得不接受一项议案，规定黑人士兵享受同等薪饷而补发薪饷的差额仅从1864年1月算起；除此之外，在内战爆发前即获得自由的黑人从入伍之日起领取同等薪饷。这项立法亦未能使奴隶出身的士兵取得同等的联邦入伍津贴。其他形式的歧视亦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即使存在着这么多的不公平现象，招募179,000黑人士兵(以及大约20,000黑人水兵)一事，仍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黑人为联邦而战，将有助于他们的种族取得自由。黑人帮助北部打赢这场战争，也使他们自己在战后赢得平等的公民权。 北部的徵兵 到1863年初，人们已逐渐明白，北部将像南部在一年前那样不得不徵兵。前一年秋天起草的民兵法就说明这个情势。当时已徵募的服役期为九个月的士兵(共90个团)，将在1863年年中服役期满。1861年徵募的服役期为两年的40个团也将期满。尽管这些士兵中的一部分可望再次应徵，但却极少有新兵自告奋勇前去应徵。因此，1863年3月3日的兵役法规定，凡身体合格，年龄在20岁至45岁之间的男性公民(再加上已申请入籍的外侨)，均符合徵兵条件。 兵役法虽然在表面上是一部徵兵法，但其真实目的还是刺激人们志愿参军。根据总统在联邦歷次徵兵前(1863年7月、1864年3月、7月和12月)所发出的号召，陆军部给每个选举区定出一个兵额指标，这个兵额指标是根据合格男子减去已参军服役人数后的比数而提出的。但是，每个选举区都有50天的时间可使志愿兵的数量达到配额指标。只有在志愿人员的数量达不到指标时才使用徵兵办法。州的官员和地方官员都千方百计确保志愿兵人数达到指标，以避免徵兵的污名。 补助金是刺激志愿人员的主要手段。后来，这逐渐变成联邦徵兵制的最大弊端(南部缺乏资金，在强制和劝导两者之间，更多地依靠前者，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一点 [ 註：南部有几个州和县向志愿人员提供少量入伍津贴，通常为50美元。邦联国会于1861年12月11日批准向为期三年的志愿兵追加50美元，并于1864年2月17日投票，决定发给每个入伍人员一张面值100美元的债券。 ] )。因为新兵来源减少，迫使各选区不得不提高价码，竞相争夺志愿人员。有钱的选区诱使人们离开他们居住的选区，到给钱最多的地方入伍。1863年10月，联邦政府制定一条法令，发给每个服役期为三年的志愿兵300美元的入伍津贴。到1864年，某些选区的新兵从联邦、州和地方领取的津贴总额可能增至1,000美元以上。在战争期间，北部政府付出的入伍津贴数额超过五亿美元。一时间，专事招徕新兵的大批“入伍津贴掮客”冒了出来(他们提取部分津贴金作为佣金)。这个徵兵制亦产生一批“入伍津贴扒手”，这些人在一个选区入伍，领到补助金后，便不辞而别，然后再易地重演故技。有些新兵这样干了几次；有个人竟承认自己曾这样干了32次之多。 第144页 顶替和赎身的作法同样地臭名昭着。联邦草拟的徵兵法与邦联的徵兵法不同，它没有规定职业上免服兵役的条款。可免服兵役的人只包括：身体不合格者和唯一供养寡妇、或贫困父母、或孤儿或没有母亲的儿童的人。但是，北部法律的确援引邦联的先例，允许应徵人员提供替身。为防止替身价格像南部那样地涨到天文数字，这一徵兵法允许应徵人员支付300美元的赎身费，但这只能免徵一次，将来不能再免。 尽管在徵兵中实行赎身以逃避兵役的作法在今天似乎令人震惊，但这在1863年却有过去的许多先例可循。然而，行骗和对不公正现象的告发都不可避免地与这些作法有关。“替身掮客”通过收取一定比例的替身佣金而致富。掮客与负责体检的军医狼狈为奸，把身体不合格的新兵送到部队。那些出生入死的老志愿兵对这种徵兵制允许以赎身逃避危险的方式感到不满。这些老兵常常排斥加入他们部队的替身兵。军官们在报告中对替身兵的军人素质说法不一，但多数人持否定意见。这些人的逃跑率似乎高于平均率。 赎身特权亦引起人们的愤懑。由于很少有蓝领工人拿得出300美元(至少是半年的工资)，这种徵兵制自然就歧视他们。就像南部早先的情况，人们开始大声疾唿：这是一场富人的战争，但只有穷人去战斗。鑑于日益强烈的抗议，国会于1864年7月废除了赎身的作法，当然，那些出于正当的道德或宗教理由而拒服兵役者例外。但正如反对此举的人所预见的那样，替身价格立刻飞涨；于是，比诸过去，更少的穷人能花得起这笔免徵的钱。 人们通常认为，内战中的徵兵制代价高昂，是个严重的失败。只有46,000人被直接征入联邦军队，而替身兵却有118,000人。加在一起，这164,000人以及早先入伍的数千名民兵，还不到联邦士兵的10%。显然徵兵是失败的。但是，当人们回想起该法案的真正目的是刺激志愿人员入伍时，就会出现一幅不同的景象。在实行徵兵法的两年中，有将近100万志愿人员应徵入伍或再次志愿应徵入伍。因此，研究联邦徵兵制的多数近代学者都得出这一结论：这个徵兵制度尽管有许多缺陷，还是发挥了作用的。然而，这一制度实在搞得太不适当、太不公平，因此在未来战争中乃不实行徵兵方法了。 士兵在内战中的社会经济状况 内战真是一场富人战争而穷人战斗吗？联邦军士兵和邦联军士兵入伍前的职业资料使人们对这种普遍的看法产生怀疑。表20.1把联邦军士兵参军前的职业与来自的各州的全体男性的职业作了一个比较。乍看起来，该表似乎证实了“穷人战斗”的说法，因为白领工人与专门职业似乎在军队中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但我们不应忘记，士兵多为青年(平均年龄是24岁，且有近五分之二的士兵入伍时才21岁，或不足21岁)，而1860年的职业状况则代表着各种年龄的人。对19世纪美国职业流动性的研究表明，从事体力劳动或农业劳动的大量青年是在一生中稍后时期，才转入白领阶层或专业阶层的。考虑到这一点，联邦军队似乎就很能代表北部居民了。要说稍有区别的话，则是非技术工人未能充分表现出来——部分原因是爱尔兰裔美国人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后面将讨论这个问题。 有关邦联军士兵的职业资料十分缺乏。研究这一问题的唯一学者是贝尔·威利，他利用各团的连队花名册，对七个州的9,057人做了抽样调查，其结果见表20.2。显然可以从该抽样调查看出，非技术工人在邦联军中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以士兵中的年轻人为例，白领工人的职业，特别是专业性之类的职业则比例过大。 除非南北两部应徵入伍的农民都比居家农民贫穷(这从其他证据看似乎是不可能的，邦联有“20种黑人”免予徵兵 [ 投笔从戎註：此处翻译有误，应指按“二十黑奴法”，凡拥有20名或20名以上奴隶的任何种植园，有一名白人可免服兵役。 ] ，这虽臭名昭着，然而在统计上却无足轻重。)，否则，这些在职业方面的抽样表明，这场战争无论在北部或南部，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一场穷人的战斗。 表20.1联邦军白人士兵入伍前所从事的职业抽样与来自联邦各州全体男性在1860年所从事的职业比较 职业类别 联邦军士兵(美国卫生委员会抽样) 联邦军士兵(贝尔·威利抽样) 全体男性(据1860年人口普查) 农民和农业工人 47.5% 47.8% 42.9% 技术工人 25.1% 25.2% 24.9% 非技术工人 15.9% 15.1% 16.7% 白领工人和商人 5.1% 7.8% 10.0% 专业性职业 3.2% 2.9% 3.5% 其他职业及职业未详者 3.2% 1.2% 2.0% 表20.2来自阿拉巴马、阿肯色、乔治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和维吉尼亚各州的邦联军士兵入伍前所从事的职业与这些州的白人男性在1860年所从事的职业比较 职业类别 邦联军士兵 白人男性(据1860年人口普查) 种植园主、农场主和农业工人 61.5% 57.5% 技术工人 14.1% 15.7% 非技术工人 8.5% 12.7% 白领工人和商人 7.0% 8.3% 专业性职业 5.2% 5.0% 其他职业及职业未详者 3.7% 0.8% 关于内战的另一个长期流传的神话是：北方佬徵募了一支由“外国人”组成的军队为其打仗。1864年，一位义愤的南部妇女对一位纽约官员说：“不错，北方佬！你们的整个军队是由爱尔兰人、荷兰人和黑人组成的。”《里奇蒙观察家报》宣称，联邦军队主要由“德国和爱尔兰的地痞流氓”组成。将近一个世纪后，一位南部歷史学家仍坚持认为：“北部士兵多为外国僱佣兵。” 第145页 但事实却与此大相迳庭。联邦陆、海军中的210万士兵中，约有50万人(占24%)出生在国外，有20万人(占9%)为黑人。移民不但构成北部士兵的少数，而且在服兵役的适龄男性中，其比重还不够大。联邦陆军的白人士兵有26%是在国外出生的，而联邦各州的适龄白人男性却有31%生于国外。对移民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这一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没有申报的外侨不属应徵范围。因此，尚未申请入籍的移民不受强制性徵兵的约束。我们占有的资料表明，国外出生的四大主要民族中的两个民族——英国新教徒和德国新教徒——的入伍人员比重与其男性居民的百分比相当；但是，爱尔兰和德国的天主教徒则不然。其原因可能是，压倒多数的天主教徒支持民主党，并反对这场日益成为共和党的和反蓄奴制的战争。 由于国外出生的人有90%居住在联邦各州，联邦军的移民数量和比例就理所当然地比邦联军的高得多。但是，人们普遍认为邦联军各团“除极少数例外的团外，通通由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组成”的说法，也是一种神话。埃拉·朗的细心研究所提供的资料表明，9%或10%的邦联军士兵出生于国外。由于南部适龄男性只有7.5%的移民，这意味着国外出生的人在南军中的比例过大，这与北军中国外出生的人比例过小正好相反。所以如此，原因尚不清楚。这可能与邦联军中替身兵比例较高有关，其部分原因是从不属于徵兵对象的外国移民中招募，部分原因是南部未能招募黑人当兵。而黑人参加联邦军，则减轻了对出生于国外的居民群体的压力。 北部对徵兵的反抗与骚乱 虽然穷人和国外出生的人都按适当的比例担负战斗任务，但是，徵兵对这些群体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最大。联邦徵兵法成了民主党人和民族文化论者反战的触发因素。民主党的报纸和政治家煽动反对徵兵的情绪。当兵打仗去解放黑人的前景加倍激怒了畏惧黑人的民主党选民。在一些城市，反对徵兵的抗议变成了暴力行动。在中西部巴特纳特的几个区，武装团伙袭击并谋杀了徵兵官员。 反徵兵和反黑人的不满情绪犹如两颗火星，在纽约市引发了一场大骚乱。骚动于1863年7月13日开始，爱尔兰工人和妇女组合的暴民横行大街，火烧徵兵办事处，抢劫和焚烧共和党的要员的住宅，企图捣毁《纽约论坛报》大楼未逞。暴民们的主要目标是黑人。在一片“杀死黑人”的喊叫声中，他们至少杀死了十几个黑人，烧毁了黑人孤儿院。由于大部分民兵已开赴宾夕法尼亚州参加葛底斯堡战役，所以这座城市像滚雪球一样迅勐增长的暴力面前，不堪一击。在骚乱的第四天，警察和从宾夕法尼亚州匆匆赶来的几个团的士兵终于控制住纽约市。波托马克军团的部队向暴徒开枪射击，其无情的程度与他们两星期前在葛底斯堡枪击叛军不相上下。这次骚乱所造成的损失令人咋舌。当时估计的死亡人数高达1,200人，但最近的研究已把数字降到大约120人，其中多为被警察和军队杀死的暴徒。这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一场骚动，生动地揭露了美国社会日趋紧张的种族、民族和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 骚动的后果之一是：中层和上层纽约人的反爱尔兰人情绪重新高涨，这接着又在1863年7月以后几个月中成为对民主党主和派普遍抱反感的组成部分。民主党人，即使不是铜头蛇，也在这种强烈的反响中进退两难。西摩州长的威望受到最严重的损害。他在发生暴乱的第二天赶到纽约，企图说服暴徒们平静下来。他发表了一篇讲话，一开头就称暴徒为“我的朋友们”。共和党报纸从未使他忘记这个错误。的确，许多北方人认为，西摩的不少讲话都责难解放奴隶、责难徵兵，因而煽起这场骚乱的责任。 纽约等地的反徵兵暴乱平息下来后，徵兵工作有了进展。尽管北部的厌战情绪和失败主义情绪使铜头蛇在1864年夏大有东山再起之势，但民主党主和派毕竟是强弩之末，再也不会像他们在1863年春时那么有力了。甚至在纽约骚乱以前，由于联邦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大获全胜，北部多数地方的反战情绪就开始低落下去。北部人在解放奴隶和解放黑人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在1863年7月也在向积极的方面转化，但这决不是因为各黑人团队对联邦事业作出了贡献。 解放奴隶事业的巩固 7月18日，即平息纽约徵兵骚乱两天之后，联邦军的两个旅袭击了邦联扼查尔斯顿港门户的炮台华格纳要塞。这是为夺取查尔斯顿但未能制胜的一次战斗。这次进攻被击退，伤亡惨重。这在内战中本是常事，然而，这次进攻所以独特，是因为由一个黑人团，即第54麻萨诸塞团打先锋。该团的英勇战斗以及其伤亡之大，使它名声大噪。当白人暴徒在纽约市四处袭击黑人仅仅几天之后，黑人士兵就树立了这个为联邦捐躯的榜样，不能不说是最为戏剧性的了。共和党各报都提出了这个明显的道德规范问题：为联邦而战的黑人比那些发动骚乱反对联邦的白人更应该获得权利。《纽约论坛报》评论道，此役“使华格纳要塞之对有色人种的声威高扬，正像90年前邦克山之对北部白人的声威大振一样”。《大西洋月刊》写道：“透过那黑夜的炮火烟幕，有色人种的英勇气概在那些视而不见的人们的眼前闪光。” 第146页 到1863年7月止，解放黑人的支持者和黑人士兵一直处于守势。现在，他们正好赶上将于这年秋季举行的重要的州选举，可以转入攻势了。激进的编辑们和演讲人用新的语调讲话，大胆而自豪。解放奴隶不再是一种政治责任。人们捍卫解放奴隶事业将不再是出于军事需要。现在，共和党人把它当作一场拖延已久的有关正义与权利的革命事业来加以维护。黑人士兵之英勇和铜头蛇叛徒之怯懦成了共和党人谈论的主题。林肯本人在8月26日的一封公开信中定下了调子。这封公开信在其后的政治运动中成为一份重要文件。林肯在这封致反对解放奴隶的人们的信中写道： 你们说你们将不为解放黑人而战，而有些黑人看来却愿为你们而战。……我军的一些战地司令官为我们带来了最重大的胜利，他们相信解放奴隶政策并使用有色人种部队，给予叛军迄今最沉重的打击。 [ 註：此处指的是格兰特于8月23日写给林肯的一封信：“我衷心支持武装黑人问题。武装黑人与解放黑奴共同构成对邦联空前沉重的打击。……我们武装黑人，就多了一个强劲的盟友。他们将成为优秀的战士。而且，把他们从敌人那边争取过来，就在同等程度上既加强了我们，又削弱了敌人。”(林肯文件，国会图书馆)。 ] …… [在取得最后胜利时]一些黑人不会忘记，他们曾沉默无言，咬紧牙关，目光坚定，手持刺刀，帮助人类完成这一伟大的成就；而与此同时，我担心，有些白人不会忘记，他们心术不正、鬼话连篇，曾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 尽管有些民主党主和派隐约地觉察到北部舆论的转变，但仍企图一意孤行。用一份民主党报纸大标题上的话说，他们在1863年秋季选举中的政纲是：“不要废奴主义，不要解放奴隶，不要黑人平等。”民主党竞选发言人反覆谈论“崇拜黑人的共和党”。在俄亥俄州举行的党的集会上，年轻的姑娘们举着横幅，上面的口号是：“爸爸，把我们从与黑人的平等中拯救出来。” 最重要的秋季选举是在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俄亥俄州。遭放逐的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在加拿大的温泽指挥他的州长竞选活动。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是州最高法官乔治·e·伍德沃德——一位铜头蛇的同情者。这两个州的选举和其他地方不那么公开的竞争，成了对林肯战争政策的公民投票。据吉迪恩·韦尔斯说，总统对选举结果感到“忐忑不安”。“他对我说，比起他1860年那次当选，他对这次选举结果如何更为担忧。”他的焦虑很快就消失了。这些选举表明是对政府的响亮的支持。共和党在各地大获全胜。特别是在俄亥俄州，瓦兰迪加姆一败涂地，只得到10万张选票。共和党人赢得了俄亥俄州下届议会四分之三的席位。甚至在霍雷肖·西摩的纽约州，共和党人也在近三分之二的议员选区获胜。 和春季选举一样，士兵的选票对共和党人是举足轻重的。有几个州曾安排士兵缺席投票。此外，陆军部再次批准成千上万的士兵休假，前往不准缺席投票的州，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去投票。尽管此举暂时削弱了波托马克军，但政府认为，政治上的胜利比军事上的风险要值得。作战人员有92%投了共和党候选人的票(而“在家的选民”只有56%投了共和党的票)。俄亥俄州的士兵只把5%的票投给瓦兰迪加姆。士兵的选票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共和党人的论点，即爱国主义等于共和党纲领。 1863年秋季选举推进了解放奴隶事业。伊利诺州的一份报纸在1863年12月写道：如果早一年就解放宣言举行公民投票，那末“几乎可以断定，多数人会表示反对，而在这之后不到一年，就为压倒多数所贊同”。一位纽约上层人士在1864年初写道：“1860年以后人们对蓄奴制问题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是一个重大的歷史事实。……有谁能对此作出预言呢？……上帝饶恕我们在三年前有眼无珠。”林肯在1863年12月提交给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承认，解放宣言发布后曾经有过一段“暗淡无光而令人难以捉摸的时日”。但是，从秋季选举以后，“联邦朋友们一度濒于分裂的危机就成为过去了。” 这种变化的一个迹象是，废奴主义者的威望提高了。他们大声疾唿多年而无人理睬，现在却突然发现自己是光荣的预言家。1860年时，废奴主义者曾遭到暴徒袭击，而如今，人们却向他们欢唿。两相对照，《纽约论坛报》评论说：“歷史在如此迅速地演变的过程中，并非经常展现出这种强烈的对比。”老废奴主义者刘易斯·塔潘回忆道：“真正的改革者在孤军奋起时无一不被人嘲笑和轻视。比起大多数改革者来，我们正较早地从备受诋毁的境地中解脱出来，因为我们毕竟是活着听到过去的反对者说：‘我错了。’” 也许，巴尔的摩的一位自由黑人的一段日记对1863年这个奇蹟之年做了最好的评论：“今年所发生的许多变化，在年初都曾经是或可能是不可想像的。在今年即将结束之际，我成了一位为本种族的事业而战的士兵。我的上帝，请保佑这一事业，使我得以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把它推向前进。” 第147页 邦联内部在政治上的不满 如果说，1863年下半年发生的事件在北部使联邦事业和奴隶解放事业得到迅速发展，那末在南部，这些事件却使长期无法摆脱的政治不和的苦难变得更为深重。 过去，老南部一直为其政治领导而自豪，就像他们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自豪一样。这个地区出了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杰克逊、卡尔霍恩和克莱(生于维吉尼亚)这样一些人物，因而它深信它的政治家以及士兵会使北方佬感到自愧不如。由于许多南部人寄予的期望如此之高，所以政治领导平庸的现实给予他们一个震动。除经济资源的动员以外，再没有哪个领域像对政治领导的动员那样清楚地显示出北部的优势了。一些州长的例子颇具启发性。南部的几位州长与其说是起建设性作用，倒不如说是起绊脚石作用。把他们与生气勃勃的北部州长——特别是麻萨诸塞州的安德鲁、印第安纳州的莫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柯廷——相比，适成鲜明的对照。 邦联国会也没有对战争努力作出什么积极贡献。其许多立法不是无足轻重，就是为时过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直到战争进行了一半时，它都未能通过一个全面的徵税法案。对有些重要法律，动辄予以废除或修正，因而产生混乱，不可能实施。国会议员们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吹牛皮和满口脏话的演讲上，或耗费在立法程序的细节中，或互相攻讦上。两院经常召开秘密会议，不公布任何辩论记录，于是，一些夸张的和令人不安的有关幕后情况的流言四起。可是，史蒂芬斯副总统却挖苦说，国会召开秘密会议大概是再好不过的了，“这样可使立法机构的一些最不光彩的场面免得张扬出去”。 这些“不光彩的场面”有许多是因南方人自尊心过强和热衷于使用暴力而造成的。1863年的一天，邦联的两位最有名气的政治家——乔治亚州的班杰明·希尔和阿拉巴马州的威廉·扬西在一次参院的辩论中对骂起来。闹到最后，希尔把一个墨水瓶向扬西扔过去，将其面部打破。田纳西州的国会议员亨利·s·富特同其他议员打了好几次架。他在斗殴中挥舞各种武器，包括他的双拳，雨伞、长猎刀和左轮手枪，等等。1863年4月，众议院记录员在里奇蒙国会广场开枪打死主任记录。更有甚者，几位国会议员在公开场合喝得酩酊大醉，成了里奇蒙生活的臭名昭着的丑闻。1863年，一位有影响的南卡罗来纳人在致参院临时主席罗伯特·m·亨特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些有害影响看来控制着阁下的各委员会。请原谅，多数议员是否总是喝得醉熏熏的？人们在开始这样认为了。”到了1863年，南部国会的威信已经降到最低点，此后便再也没有起色。 南部还未搞邦联闹分离的几十年中，其政治家已经惯于在联邦国会搞防碍议事进程战术，而现在成为邦联时，他们感到旧习准改。一位阿拉巴马人在1863年访问里奇蒙后下断言道：“许多人在搞垮旧政府方面天赋很高，但却不能建立一个新政府。”再者，不是国会而是军队吸引去许多邦联最有能力的领袖人物。1861年，有好几位邦联立宪会议议员和临时国会议员加入了军队，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经验不足的人。曾在美国国会工作的邦联立法人员不足三分之一。与此相比较，战时联邦国会的成员却有一半以上曾在国会工作过。 服兵役更具吸引力这一点，也困扰着邦联内阁。戴维斯最初遴选的两位内阁成员都谢绝了任命，而去接受旅长的职务。另有两人亦于1861年辞去内阁职务而从戎。除朱达·p·班杰明一人成功地歷任司法部长、陆军部长和国务卿的职务外，邦联内阁成员在能力和地位上无一人能与林肯内阁的西沃德、蔡斯、斯坦顿和韦尔斯相当。戴维斯政府的批评者将其内阁形容为一出“滑稽剧”或一群“滑稽可笑而一钱不值的人物”。这些说法虽有欠公允，但内阁与国会一样终究都是比较平庸的机构，在解决邦联的当务之急方面没有什么作为。人员调动过于频繁，不利于政府发挥效率。六个内阁职位，先后有十六人任职，而联邦内阁的七个职位则先后有十二个人任职。邦联先后有五人担任陆军部长和三人担任国务卿，而联邦则只有两人和一人分别担任过这两个重要职务。 对杰弗逊·戴维斯的批评 南部人对国会和内阁的批评，比起他们对杰弗逊·戴维斯的肆意谩骂来，就不算什么了。强有力的罗伯特·图姆斯写道：总统是个“虚伪的和伪善的……傢伙。”密西西比的一位着名人士认为，戴维斯是个“可耻而愚蠢、暴躁而傲慢的独眼暴君。”戴维斯的头号冤家对头是乔治亚人，尤其是副总统亚歷山大·史蒂芬斯及其同父异母兄弟林顿。林顿·史蒂芬斯写道：“戴维斯先生是个昏头昏脑的疯子，他心胸狭窄、自高自大、虚情假意、野心勃勃，是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无赖和傻瓜。”亚歷山大·史蒂芬斯认为，戴维斯“优柔寡断、怯懦易怒、性情乖戾、固执己见”。他竟声称他“对他[戴维斯]的憎恶”与他对“我[亚歷山大]的那条可怜的聋瞎老狗相等”。现代的歷史学家避免作出这种辛辣的批评。但他们之中却有若干人同意戴维·波特的见解。波特写道，戴维斯的领导构成了“他个人的失败记录，这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假如联邦与邦联互换总统，那末，邦联就可能会赢得独立了。” 第148页 但是，没有哪个人可以单独为邦联的失败承担这么大的指责。南部的许多战时问题都是总统无法控制的。然而，戴维斯作为一个领袖，无疑是有严重缺点的。他严肃、无幽默感，而且随着战时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的神经痛和消化不良的痛苦日益严重，使得情绪很坏，时常冷言冷语地冒犯别人，树敌成癖。他作为一个治国者，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琐事末节上。海军部长马洛里写道：他召集的内阁会议开得很长，“他不由自主地越扯越远，偏离正题，花上四、五个小时都做不出一项决定，而各部部长的桌子上却堆满了需要他过目审批的文件。”戴维斯是西点军校毕业生，他的第一个抱负就是指挥邦联军。因此，他试图亲自抓陆军部的工作。五个陆军部长中有两位，“事无巨细，全都请示”戴维斯。另一位部长未与总统相商就作出决定，于是戴维斯对之否决。事情过后，这位部长就辞职不干了。与林肯不同，戴维斯最关心的是证明自己正确，而不关心结果如何。他不会承认错误；他缺乏林肯具有的与批评者和与那些仅在方法不同而大目标一致的人们共事的能力；他亦缺乏林肯那种政治上的敏锐，那种平易近人的特徵，那种与各阶级的人交往对话的天才和那种讲明战争的目的和意义的口才。 到战争的第二年，对戴维斯的重大反对开始表面化。他的政权凭着布尔河大捷所产生的余威，还能平稳地渡过1861年下半年。已经组织起来的政党在脱离联邦的危机中都已无踪无影。出于联合起来反对北方佬的共同考虑，南部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一致同意不恢復各自的党组织。在1861年1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没有一个候选人反对戴维斯和史蒂芬斯。在这次选举中，许多地区的国会候选人都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竞选的。选举运动没有发生问题，投票也搞得很轻松。戴维斯于1862年2月22日冒着暴风雨宣誓就职时(直到那时为止，他一直是临时总统)，政府仍然表现出超党派的一致。 但是，那场暴风雨预兆即将到来的事件。1862年春出现了一个反政府派别，这是军事挫折和政策行动所造成的。戴维斯尚未宣誓就职，亨利要塞、多纳尔森要塞和罗阿诺克岛就已落入北军之手。举行就职典礼的次日，纳什维尔被联邦军攻陷，此后，纽奥良、孟菲斯和田纳西州的大部分地区亦很快易手。戴维斯本人在密西西比的种植园亦为北方佬接管。通货膨胀开始日益加剧，对南部经济产生致命影响。国会于4月通过了不受欢迎的徵兵法。更有争议的是1862年2月27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它授权总统暂停实行人身保护法。 邦联的人身保护法和州的权利 和他们的联邦对手一样，邦联军的一些将领在1861年逮捕了有不忠行为的平民，他们无视人身保护法，拒不把这些平民交给法院。对这些作法，戴维斯政府既没有支持，也没有否定。1862年2月，在格兰特即将进入田纳西州、麦克莱伦即将进入维吉尼亚州之际，邦联国会授权戴维斯“在他认为有遭受敌人进攻的危险并出于保护的目的而需要发布戒严令的城镇和军区”，暂停实行人身保护法。戴维斯随即在邦联的几个地方公布了戒严令。南部一些将军在西部某些地区也根据自己的权限照此办理。戴维斯对他们大加斥责，宣布他们的戒严令无效。然而，在西部遭到入侵併发生战斗的危机关头，里奇蒙下达撤销戒严令的命令是无足轻重的。1862年8月，布雷格将军甚至在远离战线的亚特兰大公布了戒严令，理由是该城作为交通和供应中心，具有重要性。 这些作法激起了南部人的抗议声浪。他们担心，“军事专制主义”将危害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宪法所规定的自由。副总统史蒂芬斯说：“让取得独立第一，谋求自由第二的想法见鬼去吧。我们一旦失去了自由，就可能永远无法復得。”史蒂芬斯敦促州长们“反对并谴责这种恶劣的行动”。乔治亚州的约瑟夫·布朗是首先这样做的，他称暂停公民自由为“武力剥夺”。 由于这些抗议，国会同意该法于1863年2月期满。翌年，有好几位州法官发布命令，释放那些被控开小差、不忠和逃避服兵役的人。这样就使一些地区的邦联官员无法实施徵兵。在维克斯堡、葛底斯堡和查塔努加相继战败以后，形势变得危急起来。开小差的士兵增多了，秘密的联邦主义团体在内地变得更为突出。1864年2月，国会应戴维斯请求，同意制定一个新法案，以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同时指明该法将于7月31日期满。 戴维斯有权暂停人身保护法的期限只有18个月。他运用这一权力要比林肯用得少。林肯与邦联总统不同，在1863年3月得到国会批准之前，他就行使这一权力将近两年了。然而，这件事在邦联激起的反政府情绪至少不比联邦低。随着徵兵和强行徵用供应品，此事促使了反对派的出现。这些反对派在战争的后半期使政府无法发挥应有的工作效率。 反对派领袖们 尽管每个州都有反政府发言人，但反对派还是集中在北卡罗来纳州，特别是在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州长泽布伦·万斯唯恐失掉他那个州的特权。在每件事上——从任命北卡罗来纳州的将军直到在偷越封锁线的国营走私船上的载货空间——他都与邦联政府争吵。在乔治亚州，有三位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图姆斯、史蒂芬斯和布朗——加入了最坦率的反政府集团。图姆斯因未能当选邦联总统而感到沮丧，后指挥部队也未能取得多少战功。他于1863年3月辞去旅长职务，此后即成为严厉批评戴维斯的人。副总统史蒂芬斯于1862年离开里奇蒙，在此后的战争期间，他很少回去，而情愿呆在乔治亚州，他对每个扩大杰弗逊·戴维斯的“独裁大权”的措施都予以抨击。布朗州长是个持不同政见的人。他对“极权化”的战争措施越来越反感，从而促使他用妨碍议案通过的办法进行抵制。 第149页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戴维斯的反对派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州权的旗号进行反对。布朗在1862年写道：“我的立场就是那些老牌州权领袖从1798年至今所採取的立场。我参加了这场革命，贡献出我的一份力量，以保持各州的权利，并防止加强政府。在达到这一目标以前，不管谁当权，我还是要造反的。”州权在南部是一项如此根深蒂固的原则，即使是出于全面战争的需要，也不能完全克服它。杰弗逊·戴维斯、罗伯特·e·李和其他邦联领导人极力主张徵兵、戒严令以及其他一些集权措施是必要的，他们把现实主义置于古老的原则之上。然而，史蒂芬斯及其同事却不愿这样做。随着邦联的处境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每况愈下，政治上的不和已发展起来。在危机面前，邦联不但未能同心协力，反而四分五裂了。 无政党政治的不利之处 林肯政府也面临着强烈的反对派。这些反对势力在军事受挫时期变得更为强大。但是，联邦政治与邦联政治在结构上的一个重大的差异，却减轻了北部的分裂程度：北部存在着政党，而南部则没有。南部没有政党，却反常地产生了反对势力。这一势力之所以变成失控，恰恰是因为它具有超政党的性质。由于没有党的机构，这种反对就成为个人的和派别的活动，有时是不负责任的。根据邦联宪法，戴维斯没有再次当选的资格，所以他无意建立党组织，由于不存在一个与忠诚、拥护和切身利益相联繫的政党，戴维斯便无法採取组织手段争取人们支持他的政策。1863年11月的国会选举就是在超政党的基础上进行的。戴维斯政府的政绩是主要问题，但候选人对政府政策的支持或反对是以个人身份进行，而不是以政党为基础的。反对意见不是通过有形的组织渠道，而是来自四面八方，很难对付。在国会选举中，公开反政府的候选人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收穫，但他们在众议院以大约十五个席位之差，在参议院以两个席位之差，未能取得控制地位。但是，当戴维斯政府保持了国会的微弱多数时，由于没有一个党组织，政府就很难调动这个多数。 北部则恰恰相反，林肯是一个朝气蓬勃、组织完备的党的领袖。而且组织得同样好的反对势力的存在有助于共和党人在重大问题上的团结。林肯在面临激进共和党人的批评时，战争的势头则推动温和派转向解放奴隶和全面战争的激进政策，从而在歷次选举和重要的国会投票中使党团结一致。北部的州长几乎都是共和党人，这就在各州与中央政府之间建立起忠诚和互利的关系。 到1863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北部的经济力量更加强大，而使南部变得更为虚弱。邦联无论是在战场上或是内部战线上，都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第二十一章 后方 战争对北方经济的影响 1863年，伴随着军事与外交上的胜利，联邦迎来了经济上的空前高涨。北方在军需生产的刺激与军事胜利的鼓舞下日益强大，与此同时，南方则因遭到入侵和破坏而日渐衰弱。《纽约太阳报》对即将结束的战争评论道：“叛乱之初，叛军领导人最欣赏的论调是，如果南部不再与北部进行商业贸易，那么‘纽约大街上将杂草丛生’。” [ 註：这确实是南部的一种论调，1861年6月，南部的几家报纸都转载了《路易斯维尔信使报》上一篇题为“他们大街上的杂草”的文章，有人声称在繁华的纽约大街上确实看到了杂草在生长。其他人则描述了纽约“寂静的街道，无人居住的旅馆……。曾引为自豪的都市的繁荣已经消失，……因为南部的贸易决不会恢復。纽约必定要衰落。” ] 但实际上，“北部贸易和军火贸易的勐增”完全弥补了中断南北贸易所造成的损失。“就纽约而言，近两三年内商业上出现的普遍繁荣，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农业 特别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北部农业的战时记录。从1849-1859年的十年间，美国的小麦产量增长了73%。尽管受到南部脱离联邦及边界各州的动乱的影响，美国在1862年及1863年的小麦产量均超过战前1859年的全国纪录。北部各州的玉米产量也超过了战前的水平。1860-1862年，由于西欧谷物歉收，美国的小麦、玉米、猪肉和牛肉的出口量，尽量在战争期间，实际上增加了一倍，甚至联邦军的粮食人均消费量也超过了歷史上任何军队的消费量。 尽管内战期间，美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农业正规劳动力应徵入伍，但美国仍然在增加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北部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机械耕作才使这一成就成为可能。19世纪50年代是美国迅速实现农田机械化的十年。收割机和割草机的产量增至三倍。装在许多收割机上的自动耙地机象徵着节省劳力的进一步发展，收割机、割草机及其他农具的使用，使妇女和儿童能够弥补由于男人在前线打仗而造成的人手不足。1863年，伊利诺州一位牧师写道：“昨天我看到我们教区的一位居民的妻子坐在收割机上赶着牵拉的几匹牲口，她的丈夫在维克斯堡。”另一位目击者写道： 机械如此完美，似乎不太需要人力了。……在过去的几周内，我们曾看到一位健壮的妇女，她的儿子在军队里，她赶着她的牲口割草。她悠闲地坐在割草机上，轻松地一天割七英亩，这种情形标志着把机器运用于生产的一场伟大的革命。 第150页 用“革命”来形容农业机械化并不十分恰当。更确切地说是战争加速了战前出现的现代化的趋势。在食品生产和加工方面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战前就已经出现了罐装的水果、蔬菜及炼乳，但是联邦军队的需求对这些工业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19世纪60年代，水果罐头和蔬菜罐头的产量从500万听增长到3000万听。1859年盖尔·博登建立了第一座炼乳厂。到1862年夏季，他同军队签订的合同使他扩大生产，每月达到17,000夸脱 [ 译者註：1夸脱等于四分之一加仑，约等于1.14升。 ] 。一年之后，他的工厂的日产量就达到这一指标。 运输业 经济运输部门几乎同农业一样发展得很顺利。尽管战争初期封闭了密西西比河，但内陆河道所有的运输工具在总量上却增加了。为支援联邦军的西部战场，维克斯堡上游的河流网上运载着大量的军用物资。东西大湖和水路运输量在不断地增长，尤其是运给东部战场军队并用作出口的大批粮食的运载量不断增长。战争期间伊利运河每年运输的吨数比19世纪50年代多54%。尽管邦联的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艇把大多数商人船队都赶出公海，但内陆水域贸易的增长加上联邦海军的需求给造船业带来了繁荣兴旺。美国战时四年中所建造的商船吨数相当于战前和平时期的两倍。1864年建造的总吨数到1908年才被超过。 尽管发展如此之大，但战时铁路运输的发展更超过了水路运输。19世纪50年代铁路建设迅速发展，运输能力已经过剩了，特别是在阿勒格尼河西部；但是战争的需要又很快使铁路运输达到并超出其运载能力。1860年至1865年，北方几条铁路的运输量增长一倍，利润也增长一倍，有几条铁路还第一次付出了股息。在大部分北方铁路线中，只有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线容易受到敌人的破坏，但是即使如此，这两条铁路也从战时增加运输量中获得了利润。 战时大量的军需运输要求繁忙的铁路线敷设复线，在几条河流上架起新铁路桥；使轨距标准化或增添一条第三铁轨，或准备额外车轮，以便运输的货物无需转换车辆就能在不同轨距的线路上运送；建设联合终点站，以避免货物或旅客经过一个城市中转时，要从这条线路转到另一条线路而造成延误。这种改进大部份来自政府的压力。1862年1月，国会授权总统“在他认为公共安全可能需要时”对任何铁路实行管制。虽然林肯难得行使这种权力，但有了这种授权就能使铁路把优先权让给军事运输。政府对华盛顿和纽约之间四条不同的铁路线提出了大量的要求，这些铁路公司大都把铁道铺设复线，并于1863年把他们的路轨经费城连结起来。然而纽约至华盛顿的铁路交通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是容易堵塞的一条隘道，虽然有几位北部官员曾谈过要在那里建设一条政府所有的铁路，但没有实现。 然而，在攻占后的南部地区，陆军部大规模地参与铁路建设，美国军用铁路局(usmrr)于1862年2月成立，以在维吉尼亚北部铺设几英里线路而开始其工作。当南进的联邦军队延长了他们的补给线时，美国军用铁路局又接管了攻占的南部铁路并修筑了新的线路。到战争结束为止，美国军用铁路局管理着2,105英里的铁路线，并拥有419辆机车和6,330节车皮，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铁路部门。 工业 当战争促进了经济的运输部门时，对北方工业的影响也是不寻常的。由于战争造成棉花短缺，作为首屈一指的工业——棉纺织品的产量下跌了74%；不过毛纺织品生产增长一倍，部分地弥补了这方面的损失。位居第二的最大的消费品工业——制鞋业，由于失去了南方市场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虽然军队的合同在很大程度上迅速填补了这方面的损失，在战争的头一、二年，南部市场的丧失也损害了其他工业；到1863年-1864年，军工生产才开始兴起。战争最初的两年间铁的生产下降了14%，但到1864年，仅仅联邦各州的铁产量比先前创全国记录的1856年的产量还高29%。1861年，煤的产量下降，之后几年又升到了新的高度；1861年-1865年，光是北部煤的产量就比1856年-1860年南、北的煤总产量高出21%。其他与战争有关的工业——枪枝、火药、皮革(用来做马具和骡具)、铜(用做步枪子弹的火帽)、货车等等，从战争开始时起就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些工业到1864年使得联邦各州的生产指数比1860年的全国生产指数提高13%。 战争也加速了机械化及工厂生产作业的扩展。战争期间尽管缺少熟练的工人，但枪枝的生产也能得到迅速发展，因为在半个世纪之前，第一批工业之一採用了可以互换的机制部件的原则。北部另外两种工业的经歷也说明了战争如何加快了机械化的趋势。到19世纪50年代，缝纫机的发明已开创了缝制成衣的生意。但是战争时期对军服的突然需要成为服装业进一步机械化和标准化的促进因素。1860年至1865年间，缝纫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陆军部给服装制造商提供关于士兵系列等级尺寸。这就产生了服装标准“尺码”的概念，而且在战后又成为民用服装的标准“尺码”。战争也加速把新技术应用于制鞋业。大约30年前，制鞋业已开始从小作坊制作发展为工厂制作。在19世纪50年代，一种用于缝制皮革的缝纫机投入使用，加速了这个过程；在1858年，麻萨诸塞州的一位发明者莱曼·布莱克获得了一项专利，他改进了一种能把鞋面和鞋底缝在一起的鞝鞋机器。特别是自从许多熟练的制鞋工人参军之后，为供应军队的定货，用手工制的旧方式是太慢了，因此战争给布莱克的发明开创了一个市场。1862年麻萨诸塞州的企业家戈登·麦凯购买并改进了布莱克的专利品，开始向制鞋厂商销售这种机器。到1863年底，这些机器已缝制了250万双鞋。 第151页 内战与经济增长 上一代的歷史学家根据这些和其他因战争刺激而引起的北部经济变革，称赞内战使美国发动了工业革命。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把内战称为“第二次美国革命”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最近几十年，经济史学家从两个方面抨击了这个论点。他们争辩说，(1)从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就已经发生了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基本改革，而战争可能加速了其中某些进程，但并没有引起直接的根本性变化；(2)19世纪60年代的十年证明经济增长速度确实缓慢了，因此与其说战争促进不如说可能妨碍了工业化。 第一个论点是有说服力的。运输工具的改革、制造业、美国成批生产法以及19世纪工业化的技术革新，都发生在战争之前。因此显然内战并没有开创美国经济的现代化。战争是现代化的胜利，而不是现代化的起因。 第二个论点初看起来好像也不无道理。根据大量的统计数字，19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比率比1840年-1930年之间的任何十年都低。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商品产量增加51%，50年代增加62%，70年代增加62%，80年代增加63%，90年代增加36%，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只增加了22%。19世纪60年代人均产量实际上减少了3%，与其他五个十年相比，其中每个十年都平均增加20%。60年代制造业的产值增加了25%，而1839年以后，19世纪剩余时期每十年则平均增加94%。60年代农业产量增加15%，而其他几个十年则平均增长35%。从1850年到1873年，在战争期间每年铺设的新铁路只有1,000英里，而其余时期平均每年铺设3,000英里。根据一位着名的经济史学家的意见，这些统计数字集中到一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内战阻碍了美国工业的发展”。 但是前一段的统计数字包括了南部。考虑到战争给南部的资源、生产能力以及消费者购买力带来的巨大破坏，人们毫不奇怪，19世纪60年代从全国来说是经济增长较低的十年。当联邦各州在战争期间出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邦联的经济混乱带来的损失要大于它的经济的增长。战后加速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遭到破坏的南方经济的重建，并表现出19世纪60年代停滞后赶上来的过程。1840年-1860年间，美国经济人均商品产量平均每年增长1.45%，但19世纪60年代略有下降后，在1870年-1880年间人均增长率平均每年是2.6%；1880年后增长率又下降到2%以下。因此在1880年美国经济的人均产量保持原来的水平，正如1840年-186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持续稳定，而内战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然而就统计数字来说，战争既没有加快也没有妨碍长期的增长速度。但它的确根本改变了财富和产量的地区性分布。1860年，南部白人人均占有财富比北部白人高95%；到1870年，北部人均占有财富比南部白人多44%。1860年北部和南部的人均商品产量(包括农业)大体相等；到1870年北部的人均产量比南部多56%。1860年南部占有的国民财富是全国的30%；到1870年只占12%。 战时非军事立法 政治权力的地区性转移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战争不仅解放了奴隶，而且也把正在现代化的北部资本主义从南部的思想意识影响下解放出来。这种解放的重要性早在1862年就已经变得很明显，战时财政立法制定一种统一的货币(绿背纸币和国民银行券)以及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组织。1862年国会在南部民主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通过三个重要的法案。这三个法案反映了辉格党-共和党的现代化目的。这三个法案是：宅地法、土地赠予学院法以及太平洋铁路法。 宅地法承认居住五年之后，根据请求，移民可以获得160英亩公共土地的所有权。1860年共和党纲领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土地”，这一条作为一个问题在国会中已长期受到南部人的阻挠，并且在1860年被布坎南总统否决。共和党摆脱了南部梦魇般的压力后，于1862年5月20日通过了这个法案。战争结束之前，根据这个法案大约有20,000农民占有了300万英亩土地，法案最终处理了8,000多万英亩土地的归属和所有权。 土地赠予学院法为几所着名的大学打下了基础(它被称作莫里尔法是用议案的提案人、佛蒙特的国会议员贾斯廷·莫里尔的名字命名的)。莫里尔法案以比例代表为原则，按每个国会议员和参议员30,000英亩公共土地拨给每个州。出卖这些土地的收入将用来在每个州至少创办一所学院，以开展“农业和机械技术”的教育。教育改革者们近30年来，为使高等教育更适应于大多数美国人的经济追求，强烈要求通过这样一个法案，但是南部人和民主党人以前曾加以阻挠。布坎南1859年否决了这个法案。林肯在1862年7月2日签署了莫里尔法案。该法案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是美国歷史上联邦扶植教育的最重要的实例。 太平洋铁路法案在19世纪50年代曾受到两党的支持，但是由于铁路是沿着北部路线还是南部路线来修筑的争执而使法案形成僵局。南部脱离联邦后，问题才得到解决。1862年7月1日通过了这项法案，规定东部的终点站在奥马哈，西部的终点站在旧金山湾。法案规定，修建每英里铁路至少拨给6,400英亩公共土地(后来又加了一倍)，联邦贷款16,000美元。根据这个法案成立了“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太平洋(后来改为南太平洋)铁路公司”。1869年两个铁路公司把他们的铁路在犹他州普洛蒙托莱接轨。1864年，国会特许成立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圣保罗到西雅图)，而且拨给更多的土地。先后拨给其他铁路公司的土地加在一起，总数达1.2亿英亩。 第152页 事实上，三个法案有时是互相矛盾的。无代价授予定居者土地不时受到向铁路部门和各州拨地的干扰，它们把土地当作银行贷款的担保，或把土地卖给最高的出价人。但是，批准这些法案的共和党人打算把它们当作补充措施，以促进非蓄奴地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事业：宅地法以土地的形式给农民提供资本；莫里尔法规定向人力资本投资，帮助农民和“技工”变得更加富裕，劳动生产率更高；给铁路贷款和拨给土地是要把大量的社会间接资本吸收到经济建设中去。 第三十七届国会(1861-1863)制定了多项立法，它们永远改变了社会和经济的面貌。法定货币法，国家银行法，宅地法，莫里尔法，太平洋铁路法，国内税收法和没收法，都象徵着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胜利。由于确信这种胜利，北部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产生了广泛的乐观主义。1865年，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在给他兄弟的信中写道：“实际上是，如果战争以我们的资源无损的情况下结束，那么首要的资本家的主张将得到高度和充分发挥的机会，其程度大大超过我国过去所进行的任何一项事业。他们在谈论百万位数时，其信心和以往谈论千位数时一样。” 劳工与战争 在北部，用一种怀疑的态度来看待战时这种发展的是一群蓝领工人。他们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在国外出生的，主要是爱尔兰人。他们对共和党的战争目的和方针缺少热情。特别是当他们没能完全分享到战时繁荣时，许多工人拒绝同中产阶级一起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胜利而欢唿鼓掌。工资的增长比物价的增长低20%还多，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工资才开始赶上来。 工资低的原因之一是劳动力的成分发生了变化。50多万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都加入了联邦军队。僱主为弥补他们的空缺，雇用或提升了一些半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包括妇女和儿童。1860年，妇女大约占生产劳力的四分之一，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服装制造业上；但战争期间妇女占的比例至少升到了三分之一。代替熟练男工的妇女和其他补充人员做同样的工作而取得的报酬较少，这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中缺少经验，他们的生产能力也比较低——这有助于说明19世纪60年代期间为什么人均产量下降3%的原因。 为了使工资的增长跟上生活费用的上涨，工人们偶尔也进行罢工。其中有许多次罢工取得了胜利，特别是1863年-1864年熟练和半熟练工人所进行的那些罢工。从此以后，绝大多数熟练工人的工资保持和生活费用相同的水平。主要是半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特别是妇女，他们的工资收入越来越落在后面。如果罢工不影响军队作战，联邦政府很少进行干涉。在边境各州和已占领的田纳西，联邦官员确实曾几次使用军队去阻止或驱散过罢工。1864年3月，在纽约州科尔德斯普林的帕罗特枪炮厂，政府也曾经派出两个连的士兵去逮捕罢工领导人(这事发生在1864年军队发动战役的前夕，帕罗特工厂制造的大炮将在这些战役中起重要作用)。 战时罢工的胜利使熟练工人产生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新感受。大多数罢工以及从罢工中产生的工会都是自发的和地方性的；于是，许多全国性的工会应运而生，这些工会战后成为工人运动高涨的基础。工会会员人数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还为数极少，到70年代初勐然增加，那时产业工人加入工会的人数比19世纪任何时期都多。 大多数外国出生的工人都是民主党党员，他们对现代化和解放奴隶抱有同样的党派敌视态度；而大多数本地出生的工人都是共和党党员，他们贊成自由劳动的思想甚至到了为解放奴隶而欢唿的程度。有几位劳工领袖明确表达了同激进共和党人相同的观点，认为必须摧毁现代化以前的南部奴役劳动制度，并且给予所有工人以均等的就业机会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拥护1865年1月卡尔·马克思给亚伯拉罕·林肯的信中代表国际工人联合会所阐述的观点： 欧洲的工人们确信，美国独立战争曾为中产阶级开闢了占优势的新纪元，同样美国反蓄奴制战争也将为工人阶级带来占优势的新纪元。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新纪元，它将註定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亚伯拉罕·林肯为了解放被奴役种族和重建一个社会去领导全国进行史无前例的战斗。 有几位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共和党人在战后劳工改革运动中成为积极分子，最着名的有温德尔·菲利普斯和班杰明·巴特勒。但是战后年代，共和党人与劳工领袖们各自在理解自由劳动思想方面出现了日益扩大的分歧。工人们在要求平等权利和就业机会均等方面，失去了共和党的信任。用劳工领袖艾拉·斯图尔特的话来说，他们开始要求：“同等分享他们的工业创造的财富。”到1870年为止，三分之二从事劳动的美国人都是工资收入劳动者，而不是业主。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竞争的资本主义自由劳动思想、个人主义、社会流动性、自我奋斗和阶级调和看来对他们那种从属的僱佣劳动的地位越来越没有关系。他们正在意识到劳工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一个独立阶级，他们的需求和资本的特权是矛盾的。内战既是自由劳工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促进有高度阶级觉悟的工人运动的因素，这种运动最后抛弃了那种为保守的资本主义利益效劳的思想意识。 第153页 南部对经济的不满 邦联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的两次战争失利后，使邦联后方最严重的问题更加恶化，这就是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在随后三个月内，物价上涨了58%。1863年10月22日，里奇蒙一位人士在日记里写道：“昨天在卡雷伊大街上，一位可怜的妇女向一位商人买一桶面粉。商人要价70元。那位妇女惊叫道，‘天呀！我怎能付得起这样的价钱？我有七个孩子，我可怎么办？’商人冷酷地说，‘我可不知道，太太。要不你就吃你的孩子吧。’” 四个月之后，在里奇蒙一桶面粉的价格是250元。许多南方人身处这种悽惨的窘境，但又丝毫不了解其原因何在，于是，他们就为这种苦难寻找替罪羊。众人的目标集中在“投机商”和“敲诈勒索者”身上，人们认为他们囤积居奇，以便在因此而引起的物价上涨中获利。新闻界和舆论界也严厉谴责这些“卑鄙可耻的人”，他们“如果可能的话会把宇宙的空气都装在瓶子里，然后每瓶以这样的高价出售”。杰斐逊·戴维斯大声疾唿，反对“这些卑劣的投机商企图垄断市场，并且从我们的保卫者的鲜血中赚钱”。在另外的一些场合，一旦提到别人时，有些南部人就把他们的愤怒集中在犹太商人身上。用邦联国会议员的话说，“他们像埃及的蝗虫那样云集在这里，吞没了国家的财物，抽尽了国家的供应品，垄断了国家的贸易……。当战争结束时，大概就会发现几乎所有邦联的财产都落到犹太人夏洛克的手里。” 当然，在邦联有“投机商”，但大多数商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困难时期他们都力图正派地谋生。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虽然他们出售货物可能获利50%，但是如果在他们卖和买的这段时间里总的物价标准已上涨45%的话，那么他们获利就很少。邦联有几个州通过“镇压垄断者”的法令。它们要镇压的垄断者指的是那些据说从垄断日用品市场中获利的批发商。1863年4月，邦联税收法规定对批发商的利润徵收10%的追加税款。这法令没有一条是可行的，因为在邦联财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估评盈利多寡并找出阴谋的证据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 1863年的徵收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投机商的。因为农民和商人常常拒绝按政府规定的价格把食物和日用品出售给军队，所以军需官员就採取了徵收供应品的方法。这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为了纠正滥用职权并使徵收手续合法化，1863年3月26日，邦联国会通过了“调节徵收法令”，该法令给徵收官员规定了准则，每当这些官员就制定一个合理价格与销售者持不同意见时，可以根据法案提出公断。然而同其他许多邦联财政立法一样，这项法案也没有达到目的。由于在葛底斯堡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之后突然爆发通货膨胀，徵收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扩大，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农民逐渐变得不愿意按任何价格去接受邦联的钱。军官们为供应品已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他们强夺所需要的一切，而只给愤怒的农场主打个白条借据。到战争结束时，据估计，这些借据尚有五亿美元未付清。 徵收政策不是减轻而是加剧了物资不足和通货膨胀，因为当徵收官员走近时，许多农民都把粮食藏起来，把牲畜赶进树林里。其他人也完全拒绝去种庄稼。徵收法还使许多南部人起来反对邦联。路易斯安那区的农民们告诉一位邦联官员说，“他们宁愿看到北方佬也不愿见到我们的骑兵。”这话表达了广大农民的共同情绪。几乎南部每个州长都斥责徵收法。各州的州权倡导者们，特别是乔治亚州州长约瑟夫·布朗，竭力给徵收官员制造困难。戴维斯的政敌们把徵收法当作他们攻击政府的主要问题之一。威廉·扬西愤怒谴责道，“自由人民在同入侵者公开战斗中被击败”要比“偷偷摸摸地使自由权和宪法保护权屈从于军事独裁”好得多。但是不管怎样恶劣，徵收法在南方大部分地区还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条政策，军队要获得任何供应品都将是十分困难的。 与敌人进行贸易 邦联的另一个明显的不可避免的弊病乃是与北方佬进行贸易。与敌人进行贸易的问题同战争那样由来已久。在独立战争时期及1812年战争中，美国人已证明自己同敌人贸易是内行的。在内战中，他们表明他们更加内行，而且内战与以前的许多次战争相比，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诱惑力。南部拥有大量的为北部所急需的一种农产品——棉花，同时南部也急需大量的鞋、盐、药品、军需品以及其他货物，但这些物品主要是从外部世界才能得到。战前南北经济是互相依赖的；战争期间，政府和将军们的所有法规都无法制止一种比和平时期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利可图的贸易。在孟菲斯或纽奥良买一磅棉花只要10到20分钱，而在波士顿或纽约能卖80分钱。在北部买一袋食盐只要1.25元，运到南部可以卖60元。有些胆大的人想方设法以棉花去换取食盐。尽管邦联禁止棉花出口，南部人仍把棉花卖给北部人或欧洲的投机商；而邦联的官员们却注意到了另一个方面：因为用这种贸易挣来的黄金和绿背纸币，能够去购买枪炮和鞋子。尽管联邦政府封锁南部，但它允许——或者说至少不禁止——某种在一定程度打破封锁的贸易。 第154页 1861年双方政府官员都禁止与敌方贸易。但横跨双方的边界有一千英里长，它大部分都贯穿边境各州，并把边境各州分成两个敌对的部分。大量的走私活动是通过寂静的森林或是黑夜中穿过没有巡逻队的河流来进行的。海上也进行着违法贸易。纽约的商人把作战货物用船运到百慕达或拿骚，然后从那里再把货物装上偷越封锁线的船只运到威尔明顿或查尔斯顿。 随着1862年联邦攻占南部的大片地区，进行走私交易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根据“商业随国旗而行”的名言，财政部颁布了许可证，同意在占领区进行合法贸易。这种自由贸易政策有两个目的，即在占领区恢復正常的商业活动和拉拢南方公民回到联邦中来——因为，根据政策，只有那些作了效忠宣誓的人才能在北方出售棉花或从北部购买货物。实际上，这种许可证办法根本行不通。有执照的人和没有执照的商人都成群结队地带着绿背纸币、黄金、咸猪肉、鞋子、羊毛毯——甚至黑色火药涌入占领区，去换取由种植园主或代理商出售的棉花。在这些种植园和代理商中，真诚地进行过效忠宣誓的人并不多，没有宣誓的倒是不少。通过边境上的孟菲斯，大宗走私贸易在进行，这些走私货物越过叛军的防线，在1862年-1863年间为密西西比和田纳西的叛军提供了大量补给品。 格兰特将军和谢尔曼将军痛恨这种贸易。谢尔曼写道：“我们不能同时和某些人又进行战争又进行贸易。”他发出许多命令限制或禁止这种贸易，但其中某些命令被华盛顿否决了，而其他一些命令实际上是无法执行的。南部妇女年届穿多褶多环衬长裙者，都是经验丰富的走私者。有一位孟菲斯妇女穿着这种裙子，但其多环的裙衬架看来可疑，经搜查发现有12双靴子在她的衬架上繫着，靴子里装有药品、威士忌酒和其他物品。还有一次，在孟菲斯有一支精心安排的葬礼队伍，从城里抬出一口棺材，结果发现里面全是准备送给邦联范多恩将军的部队的药物。 更严重的是北部军人参与了这种贸易。一位派去调查孟菲斯事件的陆军部官员十分遗憾地说，利润或贿赂的诱惑“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它腐蚀败坏了军队，使军队士气低落。每位上校、上尉、或是军需官员都与棉花投机商秘密合伙，每个军人都梦想着在他的月薪中增加一包棉花”。1863年，格兰特写道，这种贸易“正在削弱我们33%的力量……。我敢说，去年在田纳西西部诚实的人没有赚到钱；但在那期间，那里倒有许多横财可发”。 聚集在孟菲斯的北部商人中有些是犹太人，这促使格兰特在1862年12月17日发布了他一生中最草率的一个命令：“犹太人，作为一个阶层，违反财政部制定的各项贸易法规，也违背各项[军事]命令，为此，这项命令到达后的24小时之内必须把他们驱逐出境。”格兰特的做法在北部激起了某种程度的动乱。没超过三周，华盛顿传来撤销这项命令的指示。格兰特很快照办。哈勒克告诉格兰特说，“总统并不反对你们驱逐叛徒和与敌人进行贸易的犹太商贩”；但是鑑于这项命令“排斥了整整一个宗教阶层，而他们中的有些人正在我们的队伍中进行战斗，因此总统认为有必要撤销它”。 [ 註：其他几个指挥官，包括谢尔曼也宣布了犹太商人有罪的命令，一些邦联的官员也同样这样做。在里奇蒙，一位陆军部的秘书写道：这些“犹太敲诈勒索者比起林肯的军队已更多地损害了我们的事业”。(约翰·琼斯：《邦联州首府一位南部陆军秘书的日记》，2卷[1935年，纽约版，1866年费城第一次印刷]，第1卷，第221页)这些评论就像通常所持的态度一样，是荒谬的，因为只是一小部分商人和投机商是犹太人。如同所有的战争那样，南北战争有其崇高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有爱国者，也有奸商，但是前者和后者都并不明显地属于任何阶级或种族。 ] 班杰明·巴特勒是联邦高级军官，1862年4月至12月他是纽奥良占领军的司令官。他没有採取行动去阻止与敌人贸易，实际上，要是他能听听别人的批评，那么情况会完全相反。 巴特勒是个在战时最暖昧和最引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在纽奥良的统治给他赢来了远扬国际的臭名，也受到南部人经久不衰的恨。他最初的行动就是发布一项命令，任何污辱联邦士兵的女人“都将被看作是妓女在经营其副业，或以此论处”。 [ 註：虽然发布这项命令或许是鲁莽的，不过是在大量惹人恼火的事发生后发布的。纽奥良的妇女曾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侮辱北部士兵。最后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是，法兰西人社区的一个女人把便壶内的尿泼在舰队司令法拉格特将军的头上。 ] 几个星期之后，巴特勒把一名从公共建筑物上扯下美国国旗的平民处以极刑。远至伦敦和巴黎，这些行动增加了外国对邦联的同情。在本地附近，南方人给巴特勒取的最温和的绰号是“畜牲”。杰斐逊·戴维斯发布了公告，把他斥为歹徒；并且命令说，如果一经抓获，“立即将他绞死”。 但是“畜牲”巴特勒对纽奥良实行了迄今最有效和最有益于健康的管理。他清理了污浊的下水道，建立了新的排水系统和卫生条例，并且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计划，为穷人和失业者提供就业的机会。这项计划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巴特勒所没收的邦联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这些做法使他赢得了另一个绰号“泥铲”巴特勒；因为，据说，他和他手下的官员们偷了南部人的白银。 第155页 为把城市经济从封锁而导致的萧条中復兴起来，巴特勒也採取了某些措施。他所振兴的大部分贸易，是把诸如盐、鞋子、食品这类军需品换成棉花和糖，但这些军需品都到了邦联部队手里。这种令人厌恶的气氛和遍布纽奥良的投机活动，使巴特勒获得了不好的名声。人们没有发现将军本人有过任何违法的事情(一位徒劳无功的财政部代表汇报说：“巴特勒是聪明人，想去发现他要隐瞒的问题，无论如何是困难的。”但是他的兄弟安德鲁，领陆军上校军衔，陪同他来到纽奥良，据说他使用不必受检查的手段而发财致富。 1862年12月，纳撒尼尔·班克斯将军接替巴特勒之后几天，有位公民送给他十万元的贿赂，如果他能批准一项用南方棉花换取北方食盐的交易，而这宗买卖已得到邦联当局的批准。廉洁的班克斯在一封私人通信中伤心地写道：“来到这里，我对国家才感到失望……。每一个同政府有关系的人都在忙于盗窃他人的财产。他们能得到糖、银餐具、马匹、车辆等一切东西。已经和敌人公开进行贸易……。照这样下去，我们绝不会胜利——我们的人必须停止盗窃，不然就会断送国家。”班克斯控制了这种最坏的恶习，但是他决不可能彻底阻止这种非法贸易。一位外国观察家写道，当这么多的钱处于得失攸关时，即使“有一道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中国长城”也无法阻止这种交易。 1863年3月，联邦国会通过了接收财产法，这项法案打算通过政府没收全部邦联所有的棉花来减少私人交易。1864年1月，财政部发布了严格的条例来管制非邦联棉花(即曾经进行过效忠宣誓的人所有的棉花)的购买。1864年7月，国会废除了公民在占领区进行贸易的许可制度。 但是这些法令和条例对非法贸易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政府用这样一种方式强制他们，规定买棉花继续用现金支付，而后来这些现金却流入邦联的手中。林肯允许这样做，因为他相信由北部人购买棉花比起让同样的棉花穿过封锁出口到欧洲，对联邦更有益，而不利于邦联。总统向一位愤怒的将军说明了他的理由，这位将军曾试图在他的管辖区内禁止棉花贸易。林肯指出，棉花价格比战前标准上升了六倍多；“而敌人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方说在一年内，至少要运出六分之一那么多的棉花，好像没有封锁一样，敌人用这批棉花赚得的钱，就像在和平时期棉花大丰收时赚到的那么多。”于是，南部就能用外汇来购买武器和军需物资。因此允许个别商人贩买棉花“这不只是对个人利益和贪婪金钱的让步”，因为运到北部的每一包棉花都是不许出口的。“只给敌人枪比起像现在这样既让他得到枪又让他得到弹药要好”。 在制止这种贸易方面，邦联的将军们同他们的联邦对手相比，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靠近联邦边境的南部居民为了出售棉花很快就进行了效忠宣誓。就像走私商品通过防线时用贿赂去引诱北部士兵动心一样，“一双长统靴和一瓶威士忌酒”就能买通邦联警戒哨兵而达到同样的目的。一位邦联官员抱怨说。每个捲入的人都是“腐败和堕落的”。“棉花不再促进我们的实力，现在已成为削弱我们战斗力的最大敌人。北方佬的黄金迅速完成了联邦军队决不可能取得的东西——征服[我们的]人民。”邦联政府在理论上也同意这种观点。里奇蒙的陆军部长写道：“与敌人进行的所有贸易都是败坏风纪的，非法的，当然应该反对，但与此同时，……如果不允许某种程度的贸易，我们的军队将不能生存。”杰斐逊·戴维斯勉强同意了这种贸易，如果这种贸易是“绝对必要”的话。 对南部来说，这种贸易几乎一直是绝对必要的。尽管林肯的论点和邦联官员的抱怨是对立的，这种走私贸易毫无疑问对邦联比对联邦更有利。歷史学家詹姆斯·福特·罗兹对这种贸易的判断看来是公正的：“它对南部是一种难免的祸害，但对于北部虽是一种祸害，但并不是难免的。”它还是造成战后十年腐败风气和投机活动的祸根。 内战军队中的疾病和医疗情况 内战时期士兵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疾病。士兵们病死比战死要多一倍。而对每一个病死的人来说，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里病员死亡单上还有许多其他的人。最初一个团的编制有1,000人，而到部队开始进入战斗时常常减员一半，疾病和残疾是主要的原因。 新兵体检常常很草率，有时根本就不体检。1862年7月，对联邦徵兵手续的一次调查中推断：“去年对新兵进行草率和表面的体检至少占所征志愿兵的25%，这种检查不仅毫无用处，而且确实是一种累赘。”此后体检比较严格。但是数千人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新的疾病环境，身处在这种环境，就是健康的新兵也会得病。在双方军队中，农村兵比起城市兵更容易得病。这些农村兵已经一直处在袭击农家青年的多种细菌的侵袭下。在联邦军队中，来自中西部几个州的新兵患病死亡率比起来自东北部几个城市化的州高43%。 两次广泛的时疫流行袭击内战部队。第一次是一种流行性儿童传染病——主要是麻疹和腮腺炎——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得这种疾病。虽然死者很少，但是这些疾病能使由大量新兵组成的部队一时失去战斗力。第二次是由于污水、变质食物、曝晒和蚊子引起的战地流行病。内战时期主要的致命疾病是痢疾及腹泻、伤寒和疟疾。在军营内，原始的卫生条件或不注意卫生，常常使水遭到污染，残留的废物垃圾招来了苍蝇和啮齿动物如耗子、松鼠等。甚至当军医颁布适当的卫生规则时，士兵们有时还是不注意。罗伯特·e·李在1861年写道：“我知道，我们可怜的病号遭到这么多的折磨，但他们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没有按我们的要求去做。他们比小孩还要差劲，因为我们可以强迫孩子们去做。” 第156页 由于内战士兵病死的人数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死于疾病的人数大概多十倍，比死于战场的大约多八倍，因此许多歷史学家得出结论说：“医疗服务是内战中最惨痛的失败之一。”当然，内战中肯定会有不胜任的或放荡的医生，随军医疗队中存在官僚主义错误、军官对士兵的卫生漠不关心和医疗工作中有守旧思想等等，都负有责任。但是，这些只代表了事情的一个方面。根据当时的标准，内战时期的医疗和军队的卫生状况是非常好的。虽然病死与战死的比例为二比一，但却优于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七比一的比例，也优于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1898)的六比一的比例。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中的英国军队的比例几乎是四比一，在拿破崙一世进行的歷次重大战争中一直是八比一。在克里米亚的盟军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疾病死亡率是25%，与内战军队相比，它四年内疾病死亡率是13%(联邦军队10%，邦联军队是20%)。美国军医总监的看法是正确的，当时他有见识地写道：“联邦军队中病死与战死的比例比起有史以来所了解到的任何军队的死亡率都要低。” 但是根据20世纪的标准，内战军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是触目惊心的。正如战时军医总监后来用事后聪明的观点解释说：“内战是在医疗上的中世纪之末进行的”。路易斯·帕斯特、约瑟夫·利斯特和其他欧洲人刚刚开始细菌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将在一个世代内引起医学知识的彻底革新。内战时期的医生不知道引起痢疾、伤寒或疟疾等的原因。对有关环境卫生、洁净饮水或均衡饮食的重要性在思想认识上还处在摇篮时代。几乎没有人懂得需要对外科医疗器械进行消毒，以防感染。由于医疗技术还处在原始阶段，医生们知之不多。他们的无知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歷史的事实。 虽然内战对医学没有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军队医疗上确实引起了重要的创新。1861年的医疗服务是不健全和不成熟的，而到了1863年已得到了极大发展，而且实行专业化。在萨姆特要塞陷落的时候，美国军医总监已年届80岁，他是参加过1812年战争的退伍军人。他的继任者60岁，同样满足于旧军队中那种浑浑噩噩的官僚主义习气。但自1862年4月，33岁的威廉·a·哈蒙德被委任为军医总监起，联邦军卫生局才有幸得到了强有力的具有进取心的领导。而邦联军卫生局的情况也是如此，同样受到资源少的限制。1861年4月，美国军队只有113名医生，其中24名辞职去投奔邦联。到战争末期已有15,000多名医生在联邦军和邦联军中服务。战前军队里没有综合性医院；在1865年已有350多所，其中许多新的“帐篷”式医院在长达半个世纪内，成为标准的陆军医院。 大约在战争的第一年，伤员的战地治疗程序是混乱的。团队的乐师(其中许多人小于18岁)、炊事员、大车把式以及其他非战斗人员都被派去抬担架；平民经常被雇来驾驭救护车。战斗激烈时，这些平民和青年人往往惊慌地逃走，留下无人照顾的伤员躺上几小时或几天。结果战士们常常离开前线，把受伤的战友抬到后方，这样就减少了部队的战斗力。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862年8月，麦克莱伦将军下令波托马克军团成立一支野战卫生队。这个卫生队工作十分有效，并被其他联邦部队採纳，最后在1864年3月，得到美国国会的委派令。野战卫生队的成员在战斗期间和战斗之后活跃在战场上，急救受伤的士兵，把他们抬到旅或师的后方战地医院，并且驾驭马拉的救护车把伤员从战场疏散到后方医院。邦联成立了类似的“医疗队”。这些医疗单位一直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军队的样板。 美国卫生委员会力主建立野战卫生队，并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卫生委员会这个组织被亚歷克西斯·德·托克维尔说成是美国创造能力的典范，它创建了志愿社团，去完成在欧洲通常由国家或教会所完成的任务。战争初期成立的卫生委员会作为一个民间团体，谋求政府的批准，以帮助军队卫生局解决某些卫生问题，这些卫生问题曾使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英国和法国军队死去许多人。卫生委员会在解决了军队敌视“参与工作”的平民问题之后，在1861年6月得到了陆军部的正式承认。 卫生委员会变成北部妇女为战争效力的主要机构。虽然它的国家官员及其公职人员都是男人，但是管理7,000个地方性机构的志愿人员，大部分都是妇女，她们收集生活用品，举办大型“卫生展览会”进行筹款并干护士工作。委员会建立补给站，为部队分发衣服、食品和药物。它给往返前线的康復士兵和休假士兵提供食宿。它向团的宿营地派卫生检查员，就诸如公共厕所、下水道、供应水及炊事这类问题对官兵们进行指导。它给士兵们提供蔬菜，这是按部队标准定量经常短缺的品种。它搜集急需的药品和绷带，迅速送往战地医院。它派出自己的医生和护士到军队医院里工作。1862年它租船从夏洛和维吉尼亚半岛撤退伤员，当半岛上的部队缺少救护车时，它为他们提供了救护车。 1861年卫生委员会的官员们批评军医总监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像“老朽的饭桶，可恶的绊脚石”。这个旧的军医机构愤怒地反唇相讥，说他们是“蛊惑人心的说教者、乡下医生和好胜的女人。”但卫生委员会是受到士兵们的如此欢迎，它的工作效率如此显着，它在国会中的影响如此巨大，因此它能在1862年推动通过一项改组卫生局的议案，并稳妥地保证哈蒙德被任命为军医总监。这开创了卫生局与委员会之间合作的时代，从而产生了像野战卫生队这样的创新事物。 [ 註：这个委员会及哈蒙德将军与陆军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在1863年发生冲突的原因还不完全清楚。有时斯坦顿阻挠该委员会的活动。他不喜欢哈蒙德，并在1864年解除了他的职务。然而那时哈蒙德实行的改革已经成为军队规范化的工作程序了。 ] 第157页 其他志愿社团也协助卫生委员会做了工作。有几个国家团体为士兵们提供帮助并赡养他们的家属。西部卫生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它为密苏里和阿肯色的联邦军队开展救护与医疗工作。罗马天主教仁爱修女会向军队医院提供国内训练有素的护士。1861年11月，一群新教徒的牧师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官员组织了基督教委员会，向前线宣传基督教青年会的教义。一年之内，这个委员会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组织，并给军队以比精神安慰更多的东西。基督教委员会的志愿人员给伤员们提供食物和护理，给医院图书馆提供大部分的图书和刊物，并给康復期的士兵们分发毛毯、棉衣，甚至药品。这些活动有时导致了他们与卫生委员会的对立，卫生委员会比较世俗化的领导人对基督教委员会的那种传道热情总是皱眉蹩额，表示不满。 这些志愿团体对联邦军队的健康状况作出了很大贡献。它们在医疗史上也具有长久的影响。卫生委员会逐渐形成了一种着重科学调查、讲究实效和严谨的博爱主义的哲学思想，从而成为战后慈善事业的一个特点。它给美国公共卫生联合会提供了样板，该组织是曾在卫生委员会内积极工作的人于1872年创建的。美国公共卫生联合会在以后美国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南部组织起来的救护和医疗工作比起北方来不那么集中。尽管当地到处都成立了帮助士兵和医院救护的团体，但是，邦联并不存在卫生委员会或基督教委员会这类对应团体。虽然这些团体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邦联的士兵们在医疗护理上比起联邦士兵还是差些。每六个受伤的邦联士兵中有一人死于创伤，而联邦军是七个伤员中有一个死于创伤。邦联士兵的患病死亡率是联邦军的两倍(这里应特别指出战斗中的死亡率也是两倍之多)。这并不是邦联卫生队的过失，而主要是食物短缺、经济崩溃和资源遭到破坏，以致影响了邦联各方面进行的战争努力。生病或受伤的战士不能得到充足的食物或适当种类的食物。虽然大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联邦封锁造成药品短缺，但是有关邦联医疗工作的最详尽的研究资料认为，在家庭手工制作和与北部的违法贸易大大弥补了药品短缺。但是南部铁路的逐渐崩溃，以致某些地方在最需要药品的时候也得不到供应。 妇女与医疗工作 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妇女在内战医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她们不仅在民间志愿团体中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而且数以千计的人还作为专业护士和志愿护士在军队医院里服务。1864年，一位名叫玛丽·沃克的妇女在联邦军队中当医生。她在乔治亚被邦联军俘获，当他们“看到这是只有在腐化堕落的北方佬国家才能出现的事情时”，都显得惊异。 沃克在任职之前必须克服男人的敌视，那些自愿去做护士的妇女多少都会遇到这种敌视。然而，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树立的光辉榜样开始使护理职业有了尊严，而以前这种职业一直被蔑视为一种低下卑贱的职业。人们认为，妇女比男人具有更好更温柔的性格，因此最适合做护士。然而在1861年多少还存在着相反的看法，特别是在南部，军队医院那种粗鲁、男性和令人难堪的人体环境不是有身分的妇女去的地方，特别是如果她年轻、漂亮又未婚，就更不应该去这个地方。1861年6月，联邦政府任命着名的疯人院改革者多萝西娅·迪克斯为女护士的总管。迪克斯规定所有护理职业的申请者“外表”必须朴素，而且至少要30岁。有位失望的申请者抱怨说：“恶魔迪克斯……不愿接受任何漂亮的护士去工作。怎么想到起用这样一个老傢伙去管理别人呢。……是哪个蠢汉决定的事？”某些妇女设法通过了迪克斯的仔细检查后，还必须克服军医的偏见，譬如有这样的军医，他抱怨北部的个个传教士都“愿意把其教区内最烦人的老处女作为有经验的护士介绍进来”。这位军医说，他已经被其中的几位妇女弄得烦死了，“每个人的鼻樑上都架着眼镜，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真诚的目光，注视着她准备占有的男人”。这位医生补充说，她们到来之后，医院的死亡率增加了，“或许是这些眼镜造成的”。 北部妇女逐步克服了这些偏见。1862年7月，军医总监哈蒙德下令军队的综合性医院的护士至少有三分之一必须是妇女(其余大部分或是选派的，或是康復期的士兵)，这项命令帮助了她们。在北部，大约有3,200名妇女在军队中当护士，占护士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南部，虽然许多做奴隶的妇女一开始就在军队医院里服务，但是让有“身份的”白人妇女做军队护士还是较晚一些。直到1862年9月，邦联国会才正式承认女护士。尽管白人妇女在邦联军队护士中所占的比例比联邦要小，但从那之后南部军队开始欢迎妇女了。然而在南北双方，另外有数千名妇女作为医院的志愿者或是卫生委员会、基督教委员会以及类似组织的雇员在工作。有些志愿者是“慷慨的女慈善家”式的人物，士兵们不喜欢她们，但是大多数都是忘我地努力工作的妇女，并赢得了官兵们的尊敬和赞扬。 女护士主要在远离战斗前线的综合性军队医院内工作。但有些也具有战地医院的危险和艰苦。克拉拉·巴顿，后来成为美国红十字会的创立者，曾经为许多联邦战地医院尽过力。1862年夏天，有几位妇女继在夏洛战役之后，又在里奇蒙附近的战斗时于后方医院里工作。1863年，许多北部妇女来到葛底斯堡；在那里她们既帮助照顾联邦伤员，也帮助照顾邦联的数千名伤员。玛丽·安·比克尔戴克是最着名的前线女护士。她是伊利诺州的一名寡妇，以热爱士兵而被称为“比克尔戴克妈妈”，她特别关心田纳西军士兵的保健工作。由于格兰特和谢尔曼将军的支持，她战胜了来自医生和高级官员们的反对。她是谢尔曼允许与他的部队在一起的几个平民之一。她赢得了这位顽固将军毕生的尊敬。 第158页 内战时期，妇女从事护士工作提高了护理职业在美国的地位，正如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从事护士工作对英国的影响一样。1861年，妇女中央救助联合会在纽约市提出一项训练护士的计划。在战争期间或战后不久在北部一些城市建立了另外几所护士学校。在这方面，内战对医学的现代化和专业化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十二章 战时重建与自由民 1863年12月8日，林肯发布了“大赦和重建宣言”。林肯根据宪法就对反对合众国的罪犯实行大赦所赋予的权力，提出对那些曾参加过叛乱而现在宣誓忠于合众国及其所有法律和有关奴隶制宣言的人，实行“全部赦免”并恢復其“除奴隶外”的全部财产。(邦联政府的内政外交官员，陆海军的高级将领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邦联分子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无论任何时候在任何一个州，宣誓的选民人数达到了1860年选举时投票人数的10%，这个忠诚的核心就可以重建一个州政府，而林肯答应给予行政上的承认。“这类州政府所通过的关于该州自由民的任何条例，其中应承认并宣布永远给他们自由，为他们提供教育；该条例作为临时措施，但可以符合他们当前作为劳动的、没有土地的而且无家可归的阶层的状况，都不会受到国家行政部门的反对。”自然，决定该州是否派出众议员和参议员的权力是属于国会的。 这个文件是深思熟虑后的产物。它论述了战争中最主要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并制定了如下政策：(1)承认到目前为止新奴隶解放所已取得的成就将是重建的先决条件；(2)但是，南方各州暂时可以颁布劳动合同法或其它措施，以便从突然解放所引起的混乱中恢復秩序；(3)一些州从政治上回归联邦将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对叛乱分子将不施于严厉惩罚，不没收其除奴隶之外的一切财产，并且在开始阶段不要求选举人数超过10%。 1863年下半年间，林肯在联邦军事胜利的条件下，有系统地阐述了这些条款。现在联邦军队几乎占领了整个田纳西以及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密西西比和维吉尼亚的大部分地区。为了在这些地区恢復(或叫“重建”)民选文官政府，已需要制定一项政策。林肯的这个宣言旨在迎合这种需要。另外，总统希望他对大赦的慷慨保证会引起更多不热心的邦联分子重新归顺联邦，从而进一步削弱邦联。但是，这些复杂的条款分裂了共和党，并且在总统与国会之间引起了对立。要阐明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从三个不同的但又互相联繫的问题即奴隶解放、自由民的地位和政治上的重建来进行分析。 解放奴隶 虽然所有的共和党人都想把解放奴隶作为重建的条件，但是其中许多人——包括林肯——都怀疑战时反对蓄奴制的行动在战争结束之后是否还能合法有效地存在下去。那些根据战时权力可以没收敌人财产的行动，在和平时期就可能不会具有宪法上的合法性。共和党人普遍都贊成来到联邦境内的奴隶，根据没收法、解放宣言或是占领南部的联邦司令官的军事命令——如纳撒尼尔·班克斯的那些军事命令，获得自由；这些军事命令还废除了路易斯安那战前宪法中的奴隶条款。林肯再三声明，只要他当总统，已获得自由的人将不会再沦为奴隶。但是法院在战后会承认这种身份吗？而还未来到联邦境内仍在邦联的三百万奴隶以及没有落实这些政策的边界各州的五十万奴隶，他们会怎么样呢？即使废除蓄奴制已成为重建的一项条件，一旦某个州回归联邦，宪法上也没有任何条款去阻止一个州重建蓄奴制。 到1863年底，共和党人已断定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应有一条要在各地废除蓄奴制的宪法修正案。林肯说：“仅这么一条就能对付和控制一切无端指责”。1864年4月，参议院表决，以38票对6票通过了第十三条修正案，有两名民主党人加入了共和党的大多数，但是，民主党在1862年国会选举中所得的席位，使北部民主党人和边境各州的保守主义者能够在众议院阻挠议案的通过。1864年6月15日，众议院对修正案的表决是93票对65票(只有三名民主党人投了贊成票)，要达到必须的三分之二多数还少十三票。 众议院要通过第十三修正案必须等到下一次国会会期，而在此之前，共和党在1864年总统竞选的胜利已说明了北部舆论的倾向。与此同时，为解放奴隶而进一步採取宪法步骤的动议权转向边境诸州和已占领的部分邦联州。早在两年前，边境诸州曾推翻了一项有补偿的、逐步解放奴隶的提案。现在的议题是立即和无条件地废除蓄奴制。正如林肯在1862年曾预言的，整个战争的“磨擦力”正在磨掉这些州的蓄奴制，直到只剩下法定外壳，而不会留下任何东西。 在马里兰和密苏里，由于许多亲蓄奴制的人在邦联军中服役而不在家里，同时其他邦联的支持者因拒绝效忠宣誓而被剥夺了公民权，因此联邦反蓄奴制的人在1864年取得了对这些州的政治控制。即使如此，争取解放奴隶的斗争还是势均力敌的。6月24日，在马里兰制宪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废除蓄奴制的修正案。进行新宪法公民表决时，大多数平民竟然投票反对废除奴隶制的修正案，只是由于在马里兰的联邦士兵们的支持才以2,633票对263票的表决，为在1864年10月13日批准修正案提供了微弱的多数。1865年1月11日，密苏里州制宪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废奴修正案，关于修正案的公民表决，再一次突出地表现出极其势均力敌的投票情况(修正案包括另外几个有争议的特点，其中有全部剥夺邦联支持者的投票权)。只是由于贊成修正案的士兵的多数票压倒了反对修正案的平民微弱多数票，从而在85,478的总票数之外增加了1,862票的数差，使新宪法获得通过。 第159页 这些票数的接近以及许多将要投票反对新宪法的人被剥夺了投票权，意味着奴隶解放在马里兰和密苏里几乎不是林肯最初所希望的那种“自愿”措施。在战争前后废除了蓄奴制的其它三个州：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和田纳西可以说也是同样的情况。在1864年，有来自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已经占领的地区代表所参加的制宪会议，以林肯关于重建的“百分之十计划”作为改革的一部分，废除了蓄奴制，而且那些合格的投票者都从责任感出发而批准新宪法。1865年1月10日，田纳西的制宪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解放奴隶修正案，2月22日，田纳西的联邦主义投票者通过了这项修正案。虽然参加这次表决的投票者的比例比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要大，但总数还是相差很远，没有达到占全部选民的大多数。 在这五个州的大部分地区，适应商业的城市居民和欣欣向荣的非蓄奴农场主一般都支持解放奴隶的运动。例如，在马里兰，废除蓄奴制的冲突，按一位歷史学家后来说的是在“潮汐区各县的固定不变的农业社会”和“北部及西部正日益发展的工商业及农场主”之间发生的。援引来自巴尔的摩其一位支持者的话说，解放奴隶所取得的有限胜利表明一个“与北部进步和繁荣结成的新联盟”。 具有守旧传统的民主党势力在肯塔基和德拉瓦阻碍强烈的奴隶解放运动的发展，即使在德拉瓦，实际上是个自由州，那里的22,000黑人中处于奴隶地位的还不到2,000人。直到战争结束后第十三修正案批准八个月，在肯塔基和德拉瓦才正式出现奴隶解放。 自由民的地位 简单的概括无法说明奴隶们获得自由的种种途径。当奴隶主在北部军队到来之前逃走时，成千上万的奴隶便成了“投奔北军的黑人”，逗留在后面的奴隶把“北方佬”当作解放者去欢迎。其他奴隶得知穿蓝色军服的联邦部队就在附近，便离开种植园奔向他们的阵地。1864年-1865年当谢尔曼军经过乔治亚和南北卡罗来纳时，几万奴隶尾随在队伍后面。有些奴隶帮助北部士兵劫掠村中首富；而另外一些奴隶又帮助太太们埋藏银子。受信赖的家庭佣人和马夫往往最先把种植园丢给北部人；而另外一些人则一直对老主人忠诚到底。许多逃亡出来的奴隶为联邦指挥官作嚮导和侦探，但另外一些逃奴却假装一无所知或拒绝向入侵的北军提供情报。只有一个结论是可靠的：大多数奴隶欢迎自由，不管这种自由到头来是含含煳煳的还是幻灭的。到战争结束，在邦联的350万奴隶中大概有150万已经直接地受到北军入侵的影响，而且其中50多万人是在联邦牢固控制地区之内。 联邦政府对这50万逃亡奴隶从来没有制定一项统一的坚定的和深思熟虑的战时政策。军队、财政部(该部控制没收充公的财产)、各宗教团体以及北部为给自由民提供救济和教育而组织的自由民协会各行其事，各自为政。占领军司令部的军官掌握最大的权力。从他们最初企图应付逃亡的奴隶进入时起，就提出了某些似乎是“政策”的东西。在最初阶段，这种准政策也掺杂许多混乱、困难和不公正。 这些逃亡奴隶拥挤在临时准备的营地里，曝露在日光和风雨中，加上疾病，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北部士兵有时还“没收”黑人好不容易随身带来的粗陋财产。士兵与黑人妇女之间的性接触造成了性病流行。为了改变这种混乱局面而建立秩序，为了防止部队的风纪败坏和剥削逃亡奴隶，联邦的指挥官们建立了分散的自由民村，指派部队军官作为自由民的管理人，特派一小队士兵保护村子以防范北部非法活动者和邦联游击队(这种村子起到组建黑人团的作用)，给自由民提供口粮、衣服和药品，号召北部的传教团体和志愿团体给予援助，和以尽可能快的行动去动员身体强壮的黑人去当劳工，并最终去当兵。 在所有这一切当中，军队首先考虑的是军事效能。人道主义显然是第二位的。军队并没有考虑自己是从事改革的团体。军队的主要目的是把这些逃亡出来的黑奴组织起来，以便把他们对军事行动的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并使他们对军事行动的支援发挥最大的劳动效能。陆军和海军让这些逃亡黑人当赶大车的把式、装卸工人、轻工兵(建筑工人)、医院的卫生员和护士、炊事员、洗烫衣服的女工、僕役、砍柴工，等等。 奴隶做上述工作不同于他们为邦联军队做同类工种的唯一地方是他们作为联邦劳工具有自由，并且得到工资。但有时在性质上也没有多少差别。邦联的官员们未经本人同意强制黑人服兵役，而联邦的官员们也常常这样做。从理论上讲，为联邦工作的黑人能够得到工资，但其中许多人几乎没见过一美元，因为他们的工资已经从衣服、亲属的赡养、每日口粮或医疗费中扣除了。邦联的官员或监工可能一直是苛刻的工头，而某些北军的宪兵司令、军需官和自由民的管理人在这一方面比起他们也不相上下。许多投奔北军的黑人无法解释，他们的旧的地位与新的身份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曾在联邦入侵者占领的种植园劳动过的许多自由民都能提出这同一个问题。那类种植园的某些承租人就是见钱眼开的北部佬；另一些承租人是已经进行过效忠宣誓的南部人。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下游地区，许多种植园主进行了效忠宣誓并带着从前的奴隶继续经营自己的种植园，其唯一不同的是付给奴隶工资。但是说到在军队中的黑人劳工，他们的工资似乎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一个北部白人工人要确认这个制度就是自由劳动制度可能会有困难。在已经占领下的路易斯安那，纳撒尼尔·班克斯发布了规章条例，而且在路易斯安那北部密西西比河流域，军官们都仿效这些规章条例(在这两个地区，三分之二的自由民在联邦有组织的控制之下生活)。根据这些规章条例，劳动被确定为“公共义务”，懒惰和流浪被视为“犯罪”。所有尚未被僱佣的强壮的自由民都需要到公营工厂去劳动。一个逃奔出来的奴隶可以选择自己的僱主，但是一旦签订了合同，他就必须为这个僱主干活直到合同满期。规章条例上规定了最低的工资，还有口粮和住房。但是考虑到衣物、医疗费和病假等等这么多的折扣，实际上大多数种植园的僱工都在为吃住而紧张地劳动。宪兵司令接到命令要在工人中推行“持续的忠实干活，品行端正，遵纪守法和完全服从”。废奴主义者的指责这些规章条例是对自由劳动的歪曲。由于揭发了许多白人承租者的恶劣行径，以及他们与某些宪兵司令之间的互相勾结，而这些宪兵司令所起的作用与旧的奴隶警察所做的几乎一样。这一切使废奴主义者们的愤怒变得更为强烈。 第160页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对自由民的福利事业，有些部队军官还是同情和关心的。格兰特委派一位随军牧师约翰·伊赖上校任密西西比河流域自由民的行政官，他和南卡罗来纳及乔治亚沿海岛屿的军事行政官鲁弗斯·萨克斯顿将军对自由民的福利事业特别关心。在已占领的地区，许多自由民，特别是那些有手艺的自由民，得到优厚的工资。军队往往插手保护工人免遭农场主虐待，以便使农场主遵守对待工人的例规。种植园的承租人并不都是西蒙·勒格里 [ 译者註：西蒙·勒格里是斯陀夫人着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残酷的奴隶主，他把汤姆打死了。 ] 。签订合同与工资的概念其本身在南方种植园里就是新鲜的。它是从半封建朝着现代自由劳动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 并非所有没收的种植园都租给了私人。许多仍然在政府手中。这些种植园里的自由民都是在管理人的指挥下劳动着，这些管理人都是由北部自由民援助团体派去的。这种模式在南卡罗来纳的近海岛屿以及在维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占领地区，都是共同的。这些管理人不同于承租人或农场主，他们对帮助那些逃亡奴隶转变为自由民比起在农作物种植上获利往往更有兴趣。但获利的动机也是存在的。贊成蓄奴制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蓄奴制对于南部主要的农作物经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北部反蓄奴制的人渴望证明自由黑人劳动的有益性。虽然战争的混乱和破坏使农作物的产量低于战前水平，但是战时棉花价格的飞涨，使大多数种植者都获了利——因此反对蓄奴制的人们都断言自由劳动的尝试是成功的。 诚然，无论是那些仁慈的“管理人”还是拼命追求利润的承租户，在白种人的监督下组织种植园工人的做法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家长式统治。但是，当军官和文官们面对大量被赶出家园、衣衫褴褛和正在患病的奴隶时，他们都认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种客观条件，而不是一种理论。在军队把大部分健壮的成年男性逃奴抽出来充当劳工和士兵之后，自由民管理人手下只剩下妇女、儿童和年老体弱者了。在这种环境里，难免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家长式作风。可能出现的情况或是玩忽职守，或是发生可怕的死亡率，后者比诸家长式作风受到的指责更加严重，可能成为罪责的原因。 但事实上，在战争期间，逃奴营地里的死亡率可能高达25%。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是触目惊心的，但是如果对比一下南部邦联士兵以及联邦军队中的黑人士兵接近20%的疾病死亡率，那么这个数目就不算很高了，因为在黑人队伍中没有老人或儿童。由于战争而被迫背井离乡的白人难民的死亡率也很可怕。在联邦军队和慈善团体对那些逃亡出来的黑人进行组织、训练和救济之前，在这些逃奴中就出现了最严重的疾病和死亡的灾难。他们决定把所有健壮的黑人都安排去工作的一个原因就是要把他们从有害健康的宿营地疏散开，因为营地里人员拥挤和骯脏，而且传染病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自由民的土地问题 对白人管理人或承租人家长式统治的一个明显的可供选择的作法就是把没收来的土地，要么直接出租给自由民，要么直接出售给自由民。这是北部激进分子所极力主张的，而且在占领的南部，日益推广执行。到战争的最后一年，在联邦控制之下的农田几近20%是由黑人单独耕种的。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出现在杰斐逊·戴维斯和他的兄弟约瑟夫在维克斯堡南部戴维斯-本德的种植园里。在1864和1865年黑人农民在戴维斯-本德租借了数千英亩土地并且成功地种植了棉花和粮食作物，他们中许多人都是这位邦联总统从前的奴隶。在1865年的棉花收穫中，他们净获利159,000美元。这些自由民形成了一个自治区，有他们自己选出的黑人行政司法长官和治安推事。在南部其它地区，特别是近海岛屿，自由民在战争期间可以购买土地。 这样的机会给黑人朝自耕农的地位提供初步的开端，这种地位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愿望。大多数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共和党人也都预见到未来的南部是属于拥有土地的黑人农民。但是，这种美景却遇到了强大的干扰。例如，1863年-1864年，在近海岛屿上的自由民购买了5,000英亩土地，但北部的投资者却买了20,000英亩土地(其中一些土地后来被转卖给黑人)。这些北部买主中有许多像其它地方的北部承租人一样，表现出南部种植园主战后所持的态度，他们愿意要无土地的黑人劳动力而不愿要拥有小块农田的黑人自耕农。 宪法看来禁止在南部进行真正的土地改革。1862年7月，林肯曾扬言要否决第二个没收法案，因为按照他的观点，没收邦联成员拥有的不动产违反了宪法上关于剥夺财产法的禁令。这个议案规定只没收犯人生活范围之外的财产。 [ 註：宪法第三章第3条规定：“国会有宣告惩治叛国罪之权，但剥夺叛国罪犯的公民权时，除剥夺公民权终身者外，不得涉及剥夺继承权，亦不得没收其财产。”第二没收法曾规定没收邦联成员的财产，作为惩办他们反对合众国的叛乱。但由于这条规定会妨碍那些受到这种惩罚的人的子女继承这份财产(“丧失继承权”)，林肯曾扬言说，如果国会不修改这项法令以防止上述情况，他就要否决这个议案。由于作为宪法这一条款的根据的英国法律，只应用于不动产，林肯认为奴隶作为财产，应该豁免丧失继承权的律令——换句话说，奴隶能被合法地没收，而土地却不能。 ] 由于总统的坚持，国会通过了一项说明性决议，禁止剥夺邦联继承人财产的任何企图。当然，这样就使没收法作为一个土地再分配的手段失去了它的价值，根据1861年直接税收法，近海岛屿的土地已被出售而不支付税款，这个税收法为重新分配南部土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但是在那里也同样隐隐出现了难以应付的法律和行政两方面问题。 第161页 激进分子们对于他们所认为的宪法上模稜两可的说法，已无法忍耐。一位废奴主义者说：“根据文明国家所有法律和习惯法，反政府的叛乱者应被没收其财产。”自由民如果没有土地，才仅仅得到一半的自由。“为了安全、和平和持久”，激进分子们坚持认为，“必须主要在经济和工业上进行重建；必须着手在南部安置一部分忠诚的居民，这些居民不仅是作为耕种者，而且是作为合法的真正的土地拥有者。……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发生的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任何国家，在那些国家，一切土地归一个阶级所有，而耕种却归另一个阶级。” 1863年12月，林肯发表大赦宣言，将财产(除奴隶外)归还给已进行过忠诚宣誓的邦联分子，这就进一步破坏了土地改革的良机。虽然数千名南部人排除在这种大赦之外，但林肯公开表示以后有可能把他们包括进大赦之列。一位愤怒的废奴主义者说：“假如总统把土地的所有权都归还给这些叛国分子，那么没收法就是一场闹剧，而且这场战争将是一次巨大的失败。” 1864年初，激进的国会议员乔治·朱利安提出了一项法案，把1862年的宅地法扩充到南部那些被丢弃和被没收的土地。朱利安的这一法案提出，对于每一个自由家庭的每个人，南部联邦主义者以及联邦军队的退役军人，授与40或80英亩的土地。虽然这个提案与林肯的政策似乎有矛盾；但朱利安声称，已经获得总统的同意，将签署废除1862年关于限制没收犯人的生活资料的决议案。无论这个说法是否真实，众议院和参议院都以不同的方式分别通过了废除1862年的决议案。但是出于宪法上的顾忌及某些共和党的保守思想，他们甚至对削弱叛国者的财产权表示犹豫，所以阻止了废除议案或者说阻止了朱利安土地再分配议案的最后通过。国会所通过的与此最接近的立法是1865年3月关于成立自由民管理局 [ 译者註：自由民管理局(freedmens bureau, 1865-1872)，又译作“被解放黑奴事务管理局”。 ] 的一项法律条款。这个条款规定每个南部自由民或联邦主义者可以租用40英亩被遗弃或被没收的土地，他们在三年之后，凭“合众国转让这种土地财产所有权”就有选择购买土地的权利。 在国会通过这项法案时，一个大规模的土地再分配方案已经在进行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创始这项计划的人——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对激进分子和自由民来说，已经毫无用处。当谢尔曼的军队通过乔治亚并在1864年12月到达萨凡纳时，数千名衣衫褴褛的自由民正七零八落地跟在队伍的后面。谢尔曼同20名黑人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他们告诉谢尔曼：“我们能够最好地照顾自己的办法，便是拥有土地。”会议之后，谢尔曼在1月16日发布了一项特别命令，规定从查尔斯顿到杰克逊维尔海岸线和30英里的内陆河岸作为自由民重新定居区，而且给每个家庭40英亩土地。这些土地自由民们在国会“将来规定土地财产所有权”之前将获得“土地占有权”。到1865年6月底，军队已经在这个地区安置了四万多名自由民。未来将由国会决定是否能把这种“土地占有权”转变成为真正的所有权。 自由民的教育 土地所有权是未来基本美好前景的一个支柱，另一个则是教育。对教育的追求比起对土地的追求取得了更多的成就。北部在南部创办学校的改革运动是一项在从前邦联地区实地进行的现代化的革新。 1863年，在占领下的路易斯安那，一位北部传教士写道，他的周围都是： 穿军服的黑人，穿着破烂衣服的黑人，住在木屋里的黑人，生活在帐篷里的黑人，生活在用树枝覆盖在几根横杆下的黑人，生活在没有横木的大堆树枝堆下的黑人，露宿野外以青天作被窝的黑人；他们都满怀着希望……，每个人都在祈求接受教育，为了学习而愿意去做任何工作。他们永不离开我们的房间，他们高唿要“书！书！”还问：“何时开学？” 废奴主义者率先在北部各地建立自由民援助协会。一位废奴主义者写道：“废奴主义者对于受他们保护的自由民的责任将不会随着法律上废除蓄奴制而中止。”这个运动的下一步就是自由民的教育。“我们的责任是帮助黑人渡过难关。”战争期间，自由民救济协会至少派出了一千名教师，他们在占领区创办了学校。这些教师成为战后最初几年来到南部的2,000多名教师的先行者。有一位第一批到达南卡罗来纳波弗特的北部教师在1862年写道：“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反蓄奴制的工作，而且我们认为它是一件崇高的工作，从事这项工作十分高尚。”大约三十年过后，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写道，这些教会的教师中四分之三是妇女；他们都是在内战时期没有得到歌颂的男女英雄人物，“他们在19世纪进行了一场最精采的和平战斗。……[他们]的到来不是使黑人在原来的地方保持不动，而是使他们跳出蓄奴制曾吞噬他们的龌龊污浊的地方……。这就是新英格兰给自由黑人的礼物。” 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是白人。1861年9月，在维吉尼亚州的门罗要塞建立的第一所自由民学校就是由一名自由黑人妇女执教的。在19世纪60年代期间，在自由民学校的4,000名教师中大概有20%是黑人。南部的黑人们用自己的财力创办和资助了其中许多所学校。 第162页 然而，如同杜波依斯所提示的那样，自由民的教育主要是一项新英格兰事业。五分之三的白人教师出生在新英格兰。最大的自由民团体是美国传教士协会(公理会)，它得到的大部分贊助都来自新英格兰。最有势力的非宗教团体是新英格兰自由民援助协会。有位教师写道，他设想其使命是在阿拉巴马建立“一种真正的新英格兰文明”。另一位教师则希望新英格兰学校女教师的改革运动将提供足够的教师“使整个南部成为一个新英格兰”。 北部教师们在教育的这一方面上所想到的比作为初等教育基础的读写算要广泛得多。他们希望在南部灌输新教的伦理道德的价值观和自由劳动的思想意识。这些价值观的核心就是劳动的必要性和高尚性的观念。北部的传教士们指责某些联邦的指挥官在占领下的南方实行强制劳动的管理条令。他们认为劳动的道德观必须通过教育才会成为个人品德的一部分，不能由外界强加于人。最好的纪律就是严于律己。有位废奴主义传教士写道：自由民“需要接受清教徒关于劳动光荣的教义”。蓄奴制由于把劳动同奴役联繫在一起，就把劳动的崇高性贬低了。为了帮助自由民“抛弃蓄奴制的教义”，学校对学生“授以勤奋、家政安排以及节俭方面的课程”。他们教育学生，“勤劳对自由来说是值得赞美和必需的，而懒惰既不道德又可耻”。传教士认为，获得自由的奴隶们需要接受“新英格兰的教堂和学校……培育秩序、节制饮酒、纯洁净化和诚实”并教育他们成为“像北部人那样勤奋、崇尚经济和节约。” 在战争期间，自由民学校中的黑人估计达到了二十万。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役之后，已发展起来的自由民教育计划已取得巨大的进展。这些学校发动了一场扫盲突击运动，这场扫盲运动后来由按照北部教会学校创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南部新的公立学校体制继续进行下去。 自由民管理局是私人援助团体的一个重要伙伴。这个局从1865年至1870年在学校方面花费了其预算的三分之一。该局全称是“难民、自由民及荒废土地管理局”。建立自由民管理局提案最初提出是在1863年，但由于众议院和参议院就该局应隶属于陆军部还是财政部发生争执，一直拖到1865年3月3日才成立。国会最后决定把它隶属于陆军部。这个局的工作在占领下的南部成为军队战时经验的楷模。这个局由于安置了白人和黑人难民，因而起着一个救济机构的作用，它在农场主与自由民之间草拟劳动合同并加以实施；它与志愿会社合作开办自由民学校。 政府和自由民 联邦政府对自由民工作的纪录交错着成功与失败、人道主义与剥削，慈善与残酷等的事例。政府的政策往往看上去是混乱的和目光短浅的；而政府则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势。解放四百万奴隶和重建因内战而瓦解了的一个奴隶社会完全都是新的经验。没有什么现成模式去指导人们处理这些问题。政府没有做过要负责处理庞大的难民人口问题，没有设立官方机构去实施一项巨大的福利与就业计划。联邦军队和政府都在黑暗中摸索。他们开创了先例。歷史上没有第二个社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解放了如此众多的奴隶；没有第二支军队曾经完成过这样一场社会革命。没有第二个国家曾建立过自由民管理局去处理已获得解放的奴隶的问题；没有第二个社会把如此巨大的努力和金钱倾注在对以前的奴隶的教育上。尽管这些努力可能是微小的，但按照当时的标准，这些努力都是革命的。 政治上的重建 任何一项对自由民的政策，其命运最终取决于政治重建的情况。林肯愿意採用一种温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总统曾是亨利·克莱 [ 译者註：克莱(henry y, 1777-1852)美国爱国者，政治家，是内战前数十年间，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创建辉格党，主张解放黑奴；曾任众议院议长，数度参加过总统竞选，但都不成功；曾任昆西·亚当斯政府的国务卿。 ] 派的一位老辉格党人。他在南北战争以前，曾与南部辉格党人有过热诚的关系。他知道，这些人中有许多在1861年还是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他的“百分之十重建计划”就是唿吁这些老辉格党人和其他联邦主义者挺身而出，并重申他们与联邦的同盟。对林肯来说，重建的任务是一种恢復而不是一场革命。由于新联邦不会有蓄奴制存在，所以可以肯定，恢復联邦决不是恢復“原样”。但是，总统很愿意同意获得赦免的南部领导人“採用某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去缓和“整个劳工革命”所造成的冲击，并因此能够使黑人和白人“摆脱彼此间的老关系而逐步自己生活”。 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并不希望缓和革命所造成的冲击。温德尔·菲利普斯说：“[必须]打碎墨西哥湾沿岸各州的整个社会制度。这主要是一场社会革命……。寡头政治是南部的结构，统治着南部，而且发动了这场战争。只有消灭这种寡头政治和那种社会形式，才能结束这场战争。”仅次于菲利普斯的是国会议员撒迪厄斯·史蒂文斯，他是把重建当作革命的最坦率的鼓吹者。当时欧洲的观察家把他形容为“歷史上最激进之一的革命”中的“罗伯斯比尔，丹东和马拉”。他宣称，重建必须“改变南部的制度、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必须粉碎他们各种制度的基础，并奠定新的基础，否则我们的鲜血就白流了，我们的财富也就白白地消耗掉了”。 第163页 在被占领的南部，许多激进的军官和官员都持这种观点。一位来自麻萨诸塞州的上校在南卡罗来纳州写道：北部的价值观和制度一定要在战后推广，只有“变革，革新和同化被征服的人民的制度，生活和风俗”，才会做到这一点。一位路易斯安那州的财政事务官在1864年说：“在一场革命中不[可能]有中立可言。它一定要造成社会的根本变革；这[已经]成为每一场大革命的歷史。”但是，温和派亦引证歷史来支持他们的进化论观点。班克斯将军(他负责路易斯安那州的林肯重建计划)写道：“世界歷史表明，得不到控制和不加合理限制的革命会产生反革命。” 在1864年上半年，这些对立的观点在共和党内形成有关重建问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场僵局，但是，这场较量几乎使党陷于分裂并威胁到林肯的再次当选。 林肯的政策是以其联邦不可分离的理论为基础的。由于各州不能合法地脱离，于是就仍留在联邦内。因此重建的任务就是要确立一个法律手续，以便使忠诚的公民藉此重新取得对他们州的控制。然而，在实际意义上，邦联各州无疑是处于联邦之外的。多数共和党国会议员不希望准许前叛乱分子仅凭一次效忠宣誓就返回联邦。共和党人出于对前邦联分子的不信任，希望只把重建工作委诸毫无疑问的联邦主义者去做。他们打算提出几个条件，以保证黑人的自由和公民权。为了证明对宪法所确认的州权进行干涉是正当的，他们提出了多种理论。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宣称，由于南部各州确曾脱离过联邦，所以根据国际法应作为“被征服的区域”来对待。但多数共和党人认为这种说法过于激进了；这些共和党人倒倾向于查理斯·萨姆纳的论点，南部各州因脱离联邦而搞了“州自杀”。由于它们已丧失了宪法赋予它们的权力，所以它们恢復到这样的准州地位：只有在满足了国会所规定的条件时，它们方可作为州而被重新接纳。但是，这种准州化的观念某些共和党人也认为是太过分了。在1862年，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共和党众议员联合民主党众议员以及边疆州的国会议员，挫败了准州化的重建措施。 同时，林肯通过1862年在邦联四个州的占领地区任命军事长官，已在国会取得了主动权。虽然这是针对占领区管理需要一个临时政权作出的着重实效的反应，但林肯显然有意把此举作为走向总统重建计划(即通过行政决定而不是通过国会立法去制订重建政策)的第一步。在这同时，共和党温和派国会议员对准州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变通办法。宪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合众国应保证本联邦各州实行共和政体。”按照宪法制定者的本意，“共和”只意味着非君主政体。但是，和宪法其它部分一样，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这个词组是可以作出新的解释的。对1863年的共和党人来说，反叛和蓄奴制可被解释为对一个共和政体的否定。无疑，这会引出某些麻烦的问题。如果邦联各州的蓄奴制是非共和主义的，那么忠诚的边疆诸州又如何呢？不过，到了1863年，共和党以宪法该款为基础进行重建已取得了一致意见。无论是国会准州化的想法，或是总统的各州的关系牢不可破的理论，都没有消失。然而，二者都已包含在共和政体的这个概念中，而这种模稜两可的概念几乎可以为任何事物提供法律根据。 但是，“共和政体”这个词组并未消除林肯与激进派在观点上的区别。温德尔·菲利普斯说道，总统赦免叛乱者并让他们参加重建的政策“使南部的大地主依然把持政坛并使黑人的自由徒具虚名”。菲利普斯警告道：这些获赦的邦联分子一旦重新掌权，“阻挠这场革命的势力就会轻易地得到行政当局的帮助，尽管行政当局也希望黑人应当获得自由，但它却没有为他们设法做点别的事……。麦克莱伦在战场上曾经干了些什么事呢——‘他干的是尽可能减少伤亡！’而林肯在国内事务中又在干些什么呢——‘尽可能少地进行变革！’” 激进派不仅要求在南部实行土地改革，而且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也在开始鼓吹黑人的投票权了。他们这样做，既是出于正义的原因，也是一种权宜之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废奴主义者一直在试图为北部黑人赢得平等的选举权；而现在他们已准备把这一斗争扩大到南部。他们说，如果得不到选举权，获得自由的奴隶就没有能力对抗旧奴隶主阶级发动的反革命政治行动，也就永远不能保卫自身。废奴主义者还认为，自由民在下南部地区形成唯一保留的联邦主义大集团，如果没有他们的投票权，一个重建州的忠诚基础就会很脆弱。如果不给那些曾为联邦工作和战斗的人们以投票权，但同时却把这一宝贵的权利赋予那些曾拿起武器反对联邦的人，那么还有什么正义或健全的政策可言呢？1864年初，菲利普斯几次在挤满听众的大厅里发表演讲，他说：“黑人已经获得了土地和接受教育等各种权利。我们在离开他们以前，我们应当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拥有投票权和有就近的校舍。如果这些我们办不到，那么北部就已经让狡猾的政客窃取了战争的果实。” 在1864年，这一主张对多数共和党人来说是过于先进了。北部选民只是在最近才用战争手段来解放奴隶，所以几乎尚未准备好实现政治平等。但是，如果此时只有最激进的发言人公开主张黑人拥有投票权，那么这场战争的歷史就说明哪里有激进派先行，哪里就有共和党的多数跟着干。萨蒙·蔡斯在1863年的最后几个星期与好几位共和党人进行私下谈话后写道：“我发现，几乎所有愿意让有色人民参加战斗的人现在都愿让他们参加投票。” 第164页 路易斯安那 路易斯安那发生的事件使林肯和激进派就重建所持的对立观点愈益尖锐化。在纽奥良，为数颇为可观的中产阶级和技术熟练的工匠阶层——其中包括大约一万名战前的自由黑人——成为真正激进的重建的核心。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曾反对脱离联邦，他们与蓄奴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也不大喜欢这种制度。1863年，他们的政治领袖们成立了自由州全州委员会，并敦促召开大会，拟定一部新的州宪法。与自由州委员会打交道的一位财政事务官写道：“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新世界中。大多数人都同我们过去一样地激进。一个由有才智的自由民组成的有色人种代表团被批准与会。这比诸俄亥俄州的行动，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班克斯将军则喜欢路易斯安那的联邦主义温和派，而不喜欢激进的自由州委员会。班克斯并未像激进派所希望的那样召开制宪大会，而是按照曾根据废除蓄奴制的军事命令而修改过的战前宪法进行了一次州级官员和国会议员的选举。林肯急于加快路易斯安那的重建进程以作为各州的样板，因而要求班克斯率先搞下去。 班克斯处于可以影响选举结果的地位，联邦军方控制着选民登记手续。班克斯对温和派领袖们予以保护。许多选民在不遵照这位指挥占领部队的将军的意愿之前，都要三思而行。果然不出人们所料，在1864年2月22日举行的这次选举中，温和派轻而易举地获胜了。班克斯对结局所起的作用激怒了激进的自由州人，并疏远了强有力的国会共和党人。为了部分地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林肯催促班克斯向温和派施加压力，以便在预定4月召开的大会上制定一部自由州宪法。与此同时，自由州委员会委派纽奥良黑人社会的两位领袖携带要求给黑人投票权的请愿书前往华盛顿。林肯为这些人的教育程度和口才所感动，便写信给新当选的被占领的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麦可·哈恩。制宪会议将决定新时代选民的资格。总统写道：“我提出一个坦率的建议供你参考，是否可以不将某些有色人种人士拒诸门外——如那些很聪明的，尤其是那些曾在我们队伍中英勇奋战的人。他们在将来某个艰难时期，可能会帮我们把这块自由的宝石保持在自由的体系内”。 这封信表明，林肯已打定主意迁就激进派。但是，要使这个建议在路易斯安那州得到採纳，他还需要做更多的事，而不是给黑人以投票权的“坦率建议”。尽管班克斯施加了压力，大会只是就未来黑人选举问题授予州议会以自由决定的权力。新宪法的确禁止了蓄奴制，并为两个种族创建了公立学校体制。但这并未使激进派平静下来。对宪法投贊成票的，只代表该州男性成年白人的10%。国会的共和党人认为，这样的基础对重建来说是过于薄弱了，特别是因为路易斯安那新政府的成员没有一个激进派——最可靠的联邦主义者。如果这就是林肯的重建政策的样板，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不愿参与其事了。 韦德-戴维斯法案 但是国会拥有某种追索权——它有权拒绝接纳路易斯安那州的代表，而且它的确这样做了。它还拒绝接纳阿肯色被占领地区按照林肯的政策选出的国会议员，并拒绝计算这两个州和田纳西州在1864年总统选举中所取得的选票。国会并不限于採取上述消极行动，它还企图再次抓到重建的主动权。一位精疲力竭的国会议员写道：“每个人都忙于解决叛乱州问题的计划，每天至少有六个计划以议案形式提出。”经过近五个月的辩论，共和党人于1864年7月2日通过了一项由马里兰州众议员亨利·温特·戴维斯和俄亥俄州参议员班杰明·韦德提出的议案。韦德-戴维斯法案在几个重要方面与林肯的计划不同：它所要求的不是10%，而是50%的选民举行忠诚宣誓来开始这一程序；它不是让这批人来选举新的州级官员，而是首先把代表的选举委託给制宪大会；它不是允许所有进行宣誓效忠的白人在这次选举中投票，而是给那些参加“严格宣誓”并起誓说明他们从未自愿帮助过叛军的人以选举权；该法案规定对自由民的自由给予具体的法律保护，这些法律保护将由联邦法院执行。 然而，韦德-戴维斯法案同林肯的计划一样，把重建程序局限于白人选民范围内。该法案在通过国会的错综复杂的进程中，曾一度给所有“忠诚”分子以选举权；但是，为使法案在休会前获得通过，韦德作了最后的努力，竟同意一项只给白人以选举权的修正案，以挽救这个法案。大多数激进派(激进派在此时约占共和党众议员和参议员的三分之一)可能是乐于让黑人也拥有投票权的。但是，他们出于某种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走在全国前面”的打算，还是同意了排除黑人的投票权。他们还希望，50%的要求和对白人选民的严格限制将把重建推迟到战后；而到那时，北部日益增强的激进主义就可能支持黑人投票权的要求了。 尽管国会共和党人几乎一致投票贊成韦德-戴维斯法案，但是林肯还是行使了很少使用的搁置议案的宪法条款，而总统根据宪法的这一条款，只要拒绝签署就可以把会议结束前通过的法案予以扼杀。林肯发表了一个声明来解释他所採取的这一行动：他不愿批准一个使他委身于任何一个復旧计划的法案，特别是因为这个法案将毁掉他正在努力扶植的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的脆弱的政府。但是，林肯声称，他愿在任何一个“愿意採纳该法案”的州实行韦德-戴维斯计划，然而在总统的温和计划可作为一种选择方案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极小的。 第165页 林肯由于冷漠地不把国会放在眼里而激怒了韦德和戴维斯。他们二人于8月5日发表了一个措词激烈的宣言。“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而总统拒绝批准，随后又发表声明，只要他认为合适，就酌情实施……。其蓄意践踏人民立法权威的行径是前所未有的。”韦德和戴维斯代表国会共和党人进行挑战，并警告林肯：他“如果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就必须使自己就严格厉行总统的职责——服从法律并执行法律，而不是立法——用武力镇压武装叛乱，同时把政治上的改组留给国会。” 重建与总统选举内幕 在一次其结果有可能决定国家生活的政治运动中一位总统竟受到他所属的政党的领导人士甚为尖刻的攻击是罕见的。但这种情况也不怎么令人感到意外，因为重建问题早就和党内宗派活动纠缠在一起了。林肯在1864年初是否会再次获得提名，还没有把握。当时的传统是一届总统只当一任。自1832年以来，还没有哪位总统曾经连任过；自1840年以来，还没有哪位在职总统获得其所属政党的再次提名。有好几位共和党人认为，自己至少和林肯一样够格当总统。 这些人中最主要的一位是萨蒙·蔡斯。他野心勃勃，很不自量。蔡斯在1864年利用财政部的贊助组建了一个为他提名的政治机构。这一努力使他赢得了那些不再对林肯的重建政策抱有幻想的激进分子的支持。但是，支持蔡斯的人干得很不高明，正像1862年12月的内阁危机一样，使这位部长再一次受到愚弄和羞辱。在2月初，有一本题为《下届总统选举》的亲蔡斯的小册子在一些着名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免费签发下在中西部地区散发。几天以后，蔡斯的竞选经理人、堪萨斯州参议员塞缪尔·波默罗伊发表了一个“纯属私人”的通报，极力吹捧这位部长具有总统的潜力。波默罗伊的通报很快就泄露给新闻界。对这些文件的反应使时机未成熟的蔡斯反而自食其果。事实表明，林肯在党内获得的支持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正当蔡斯在财政部建立一个机构时，总统已利用其它各部的贊助几乎在北部各州都建立了强大的组织。有14个州的共和党议会或大会——其中包括蔡斯的家乡俄亥俄州——通过决议保证再次提名林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也提名林肯。拥戴蔡斯的运动垮掉了。 [ 註：波默罗伊通报公之于众后，陷于窘境的蔡斯递交了辞呈，但林肯却愿意让他留在内阁中，这样对总统再次获得提名的威胁会小些。可是，四个月之后，当蔡斯就贊助问题进行辩论时再次提交了他的辞职书，林肯此时已稳当地再次获得提名，于是接受了这份辞职书。 ] 某些反林肯的激进派又把希望寄托在约翰·弗里蒙特将军身上。弗里蒙特于1862年6月辞去他在谢南多厄河谷的司令职务后，便一直在纽约“待命”。自从他1861年在密苏里州发布解放奴隶的命令失败后，他在废奴主义者和激进的美籍德意志人眼中就一直是英雄人物。这些集团的代表于5月31日在克利夫兰集会，提名弗里蒙特为总统候选人，其政策宣言要求修改宪法，以“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绝对平等”，并把没收的叛乱者的土地分配给“士兵和定居者”。 但是，这个显然激进的政纲因有民主党渗入这一运动的迹象而受到了玷污。大会提名毕生是民主党员的约翰·科克伦将军为副总统。政纲中的一条谴责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和暂停人身保护法——这些都是民主党的问题。大会自称“激进民主党”，这就给这对陌生的伙伴的政治联盟作了一个极好的总结。尽管有些废奴主义者跟随温德尔·菲利普斯去支持弗里蒙特作为候选人，但多数人都同意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观察，即弗里蒙特已成为希望分裂并征服共和党人的那些诡谲的民主党主战派所利用的对象。没有一个着名的共和党人支持弗里蒙特。 当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于6月7日在巴尔的摩召开时，林肯的各位竞选经理人已经有效地控制局势了。只有激进的密苏里州代表团反对再次提名总统为候选人。为了扩大号召力，大会自称为全国联盟派，并提名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主战派安德鲁·詹森为副总统。政策宣言避开了棘手的重建问题，贊同林肯的战争措施，反对除邦联军无条件投降以外的任何和平条件，并贊同一项废除蓄奴制的宪法修正案。 这次全党和谐一致的行动掩盖了一直存在的因重建问题而造成的分裂。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国会共和党人对林肯的提名感到不快。在幕后，有好几个激进分子继续苦心孤诣地寻求某种途径来让一位更能令人接受的被提名人来取代林肯。总统对重建法案的拒绝签署已使共和党人的不满具体化了。韦德-戴维斯宣言构成了一个很不协调的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计划打算召开新的大会来提名班杰明·巴特勒将军为总统候选人。人们希望，民主党主战派将会追随这位候选人而团结起来，弗里蒙特将撤销其候选人身份，而林肯认识到这个不可避免的事态，届时将会退出竞选。 在1864年8月那种阴郁的政治气氛中，居然有相当多的聪明人认为，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能够成功。为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注意1864年歷次战役的情况。因为，根据最后分析，1864年选举的关键并不是重建问题，而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由于格兰特和谢尔曼以惊人的伤亡数字打过几仗后已在里奇蒙和亚特兰大城下受阻，北部在该年开始时对军事胜利所寄予的高度期望已经化成泡影了。到8月为止，厌战情绪和失败主义情绪就像浓雾一样，笼罩着北部的政治舞台，人们在浓雾中摸索着道路。 第166页 第二十三章 军事僵持 1864年 1864年夏，军事形势的明显逆转，更加使北部人感到震惊，因为在这年初邦联的前途一度十分暗淡。南部的兵力尚不及北部的一半，而且没有更多的后备人力可资利用，而北部则可以动员成千上万的新的志愿人员和应徵入伍者。联邦军占领了田纳西全境，邦联外密西西比军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繫被切断，南部铁路系统陷入混乱，各种物资都很缺乏。南部领导人就1863年失败的责任问题正互相攻讦，而强大的北军已剑拔弩张，准备撕杀一场了。邦联陆军部的一位军官在1863年1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从未对这事业真正感到绝望……[但现在]坚定的信念已经消逝了，我感到毫无希望了。” 然而，事情并非完全像表面现象那样地毫无希望。邦联前线部队在冬季营地掀起的宗教復兴浪潮的推动下，仍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南军几乎全是老兵，而北军中三年服役期的士兵在1864年就已服役届满，这预示着北军各团战斗力的下降，事实上，邦联在1864年也有许多士兵服役期满三年，但根据新近修订的兵役法，这些人员应全部再次应徵入伍。 与此相反，北军士兵服役期满后即可随意离队。如果他们都这样退役，那么就会有将近一半的作战部队——尤其是有三年作战经验的最优秀的老兵的一半——退役了。联邦政府并未强迫这些士兵再次应徵入伍，而是靠说服和引导的方法，唤起他们的爱国热忱和自豪感，加上给每个再次入伍者30天休假和300美元的联邦津贴(此外，许多士兵还从州里和地方领取津贴)。一半以上的三年老兵再次入伍了。 [ 註：波托马克军团的三年老兵有半数左右再次入伍。西部部队中再次入伍者的比例则更高些。 ] 有些人觉得很光彩，但多数人大概都处于下面两个二等兵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状态。这两个士兵隶属曾参加波托马克军团歷次主要战斗并遭受重大损失的一个麻萨诸塞团。其中一人说：“在这里，他们使用一个人就好比在射击比赛中对待一只火鸡，朝它开上一天的枪，要是没打死，就在傍晚用抽籤的办法把它卖掉；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要是在三年中没有杀死你，就要求你再干三年——不过，我倒愿意呆下去。”他的同伴补充道：“要是新兵没有完成这项任务，那老兵就一定得完成之。” 要是没有这些“老志愿人员”(他们佩有特殊的v形臂章)，联邦军在1864年就已变成空架子了。由于不少新兵都不是当兵的材料，这就使情况变得更为严重。津贴领取者、替身和应徵入伍者源源不断地涌入老兵所在各团的营地，以增强实力。他们都是些“北部贫民窟的社会渣滓”、“各国的败类，……身上打有烙印的囚徒，……窃贼、走私犯和无业游民”，他们把1861年入伍的士兵搞得目瞪口呆。来自新罕布夏州的一个老兵不无夸张地写道：“以前从未有哪支部队因这么一伙作恶多端，走投无路的堕落分子而蒙受耻辱。”另外一位老兵评论道：“如果放心地让这些傢伙去放哨，要不了多久，部队就会进地狱。”许多士兵一有机会就熘之大吉。格兰特在1864年9月通报陆军部：“我们用这种方式招来的士兵差不多全都开了小差。根据北部公布的招募新兵数额，我们没有招来超过五分之一的合格士兵。”这些因素使北部那种表面上的数量优势大大地下降。这些因素加上南部在防御作战方面的优势，使得北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消除了邦联赖以生存的这一特殊条件。 1864年的联邦军事战略 为了协调各条战线上的战略，北部于1864年实行了统一的指挥系统。林肯早在1862年任命哈勒克为陆军总司令时就有这个打算，但是哈勒克推卸了这一责任。1864年3月，格兰特前往华盛顿担任哈勒克的职务。 [ 註：国会恢復了中将军衔。过去只有乔治·华盛顿领有这一军衔(温菲尔德·斯科特仅取得该荣誉军衔)。林肯提升格兰特为中将，并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 ] 但是，格兰特并不想当坐办公室的将军。此后，他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波托马克军团，从而实际上成为该军在战略方面的战地司令官，而米德则保留虚衔，实际上当战术司令官。哈勒克欣然让位，下去当陆军参谋长。他呆在华盛顿，而他的办公机关则起到通讯中心和作战中心的作用，把格兰特的命令传达给其遥远的部属。 林肯终于有了一个在战略思想上与他相投的总司令，可以放手让格兰特果断地行动，而不必像对维吉尼亚战场的前几任指挥官那样地不断督促了。格兰特认为，联邦军各部队过去“独立行动，缺少协调，就像几匹不愿拉车的马，没有哪两匹马的劲往一处使。”这就放纵邦联能把部队从一个地点调到另一个地点，以解燃眉之急。林肯在过去两年中一直试图让数条战线的部队齐头并进，而现在格兰特已制定出这样一个全面计划。他向绵延一千英里的五条战线上的联邦部队发出命令，要他们在春季尽早打响几个协调行动的战役。 拥有约115,000兵力的波托马克军团将出击拥有64,000人的强敌北维吉尼亚军团。格兰特对米德说：“你的出击目标是罗伯特·李的军团。李开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维吉尼亚州境内的两支小部队将在主战场的外围作战：班杰明·巴特勒将从门罗要塞出发，率军30,000溯詹姆斯河而上，从东面威胁里奇蒙，并防止敌军增援罗伯特·李部。同时，正在西维吉尼亚指挥分散之联邦部队的弗朗兹·西格尔将深入谢南多厄河谷，以阻止罗伯特·李得到河谷中的物资和守军的支援。正如林肯恰如其分地形容的巴特勒和西格尔所起的辅助作用：“没有参加剥皮的可以扯住一条腿。” 第167页 乔治亚战场的主要性仅次于维吉尼亚。谢尔曼的100,000大军与约翰斯顿的50,000大军(在战役打响时增至65,000人)在这里对峙着。格兰特命令谢尔曼：“对约翰斯顿的部队採取行动，击溃敌军以后，即从速楔入敌占区内部，尽量破坏其战争资源。”班克斯将从纽奥良移师莫比尔城下，一俟占领该重要港口，就挥师东北，穿越阿拉巴马州直抵乔治亚州，再与谢尔曼合作，在一次钳形运动中粉碎邦联军在该地区的一切抵抗。 几次辅助性战役的失利 不过，辅助性战役计划与大多数军事计划一样，也出了差错。这部分地是因为邦联军仍拥有很强的防御力量，而且也因为联邦军的政治将军——班克斯、巴特勒和西格尔——并未按计划行事。其实，班克斯的莫比尔战役根本就没有打响，虽然这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 雷德河战役 格兰特和班克斯早在攻下维克斯堡后就希望对莫比尔採取行动。但是，林肯却命令班克斯的海湾军入侵德克萨斯州。当时，法国正在墨西哥建立傀儡政府，总统很想以联邦在德克萨斯州的军事存在给予法国一点警告。班克斯在1863年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把旗帜插上德克萨斯湾沿岸的几块飞地而已。然而，他1864年3月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雷德河溯河而上，准备打一场大规模的战役。他的意图是拿下施里夫波特，并以此为跳板远征德克萨斯州。 邦联军的作战部队为数30,000，分为各个分遣队驻在埃德蒙·柯比·史密斯直辖的外密西西比军区周围。路易斯安那州的叛军主力由理察·泰勒指挥，他是前总统扎卡里·泰勒的儿子。班克斯拥有一支27,000人的部队(其中有10,000人是向谢尔曼借来的)，得到戴维·波特舰队司令威力强大的内河装甲舰队的支援。与班克斯协同的是一支从小石城南下的联邦军，人数为15,000。格兰特一开始就认为，这个战役是一次徒劳的箝制行动。他命令班克斯迅速完成这一战役，然后驻守什里夫波特，再把主力部队调至纽奥良，以发动莫比尔战役。但是，班克斯迟迟不採取行动，把战斗打得一塌煳涂。4月8日，泰勒的部队在位于什里夫波特南面40英里的萨宾交叉路口，击溃了班克斯的先遣师。翌日，联邦军在普莱森特山，守住了阵地，给前来追击的邦联军以迎头痛击。 如果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将军，说不定在取得这一次战术性胜利后会迅速进军什里夫波特，但班克斯却决定撤退。他获悉，来自阿肯色州的联邦军纵队无法与他会师，因为糟糕的道路和邦联军的炮兵已迫使他们返回小石城。更糟糕的是，已经浅得反常的雷德河的水位还在迅速下降，并大有可能把波特的整个舰队困在亚歷山德里亚的滩头上。一位威斯康星的伐木工人出身的上校避免了这一灾难。他监督修建了一组巧妙的水闸，从而使舰队驶过滩头。俟班克斯的部队返回下游时，攻打莫比尔已嫌过迟。借自谢尔曼的10,000部队并未在乔治亚州与谢尔曼会师，而是前往密西西比州去对付福里斯特了。林肯的德克萨斯战役从未在德克萨斯实施。邦联军仍控制着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北部和阿肯色南部。马克西米利安在法国的支持下当上了墨西哥皇帝。班克斯虽然仍负责路易斯安那南部的军事政府，但却被解除了战地指挥的职务。 詹姆斯河战役与谢南多厄河谷战役 当班克斯在路易斯安那州正在遭到败北时，巴特勒和西格尔也在维吉尼亚州无法贯彻他们承担的那部分格兰特的战略。巴特勒率领30,000装备精良的部队溯詹姆斯河而上，并于5月5日在里奇蒙南面15英里处登岸。他说不定会由此切断里奇蒙通往南方的铁路，占领彼得斯堡，或甚至攻入首都，与临时拼凑的5,000部队和同等数量的由政府职员组编成的临时民兵较量一番。这些行动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削弱罗伯特·李。当时，李正在北面60英里处与格兰特进行殊死战斗，因为里奇蒙和彼得斯堡之间的铁路是他的生命线。 巴特勒最终一事无成。他的部队并未以其绝对优势大胆地进攻，相反却是掘壕据守，仅扒掉数英里的铁轨，随后才于5月12日小心翼翼地向里奇蒙进军。这时，负责里奇蒙防务的博雷加德将军所调集的部队已在数量上与巴特勒的机动部队(约为18,000人)相当。博雷加德于5月16日在距里奇蒙7英里处的德鲁里悬崖附近发动一次反攻。虽然双方都伤亡惨重，但联邦军还是被击退返回堑壕。这些堑壕位于彼得斯堡以北的詹姆斯河与阿波马托克斯河之间的一条狭长陆地对面。邦联军当时已在这条狭长陆地对面挖掘堑壕了。正如格兰特后来说的那样，巴特勒的部队“像瓮中之鳖一样地被彻底堵截住，已无法对里奇蒙进一步採取直接的作战行动。”巴特勒不仅未能打击罗伯特·李的殿后部队，甚至也无法防止博雷加德把近7,000名援军派往陷入困境的北维吉尼亚军。 巴特勒虽然表现不佳，但其政治影响仍然很大，林肯无法把他撤职。然而，倒霉的弗朗兹·西格尔却未能逃脱这种命运。正向谢南多厄河谷纵深方向挺进的西格尔于5月15日在纽马克特遭到5,000名邦联军的袭击而溃败。这次战斗之所以为人们所铭记，主要是因为维吉尼亚军事学院的247名少年学员发起了一次士气高昂的冲锋。西格尔未能完成他的双重使命——切断河谷通往里奇蒙的铁路和阻止增援罗伯特·李的部队。5月21日，林肯解除了他的职务。 第168页 怀尔德尼斯与斯波齐尔韦尼亚 格兰特的作战计划是当巴特勒和西格尔分别拖住叛军的两条腿时，由波托马克军团操刀剥皮。现在，他看出全部计划都得由他的部队去单独承担。这项任务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因为波托马克军团在为时两周的战斗中所遭受的伤亡比它在内战开始以来的任何一次相当的战斗都更惨重。 5月4日，联邦军各师开始横渡拉皮丹河，去开始一次战役。北部希望通过这次战役，在一两个月内赢得这场战争。格兰特企图绕过罗伯特·李部的右翼，以迫使其部队从堑壕里出来，到空旷的地面作战。罗伯特·李接受了挑战，但他准备不待北方佬走出这个名叫怀尔德尼斯 [ 编者註：怀尔德尼斯(wilderness)，原意为“莽原”。 ] 的稠密的次生林时，即攻击其侧翼。这是因为，联邦军的人数优势和炮火优势在密林中无法发挥出来。在整整一年前发生的钱瑟勒斯维尔战斗中，罗伯特·李就是在怀尔德尼斯把乔·胡克击败的。这次他又打算向格兰特重演故伎。 怀尔德尼斯战斗 5月5日，罗伯特·李的先头部队与格兰特的南进部队遭遇。大吃一惊的联邦军正面迎敌，实施攻击，从而开始了为期两天的林海激战。森林十分稠密茂盛，士兵们难以直接看到敌人，只能向发出声响和冒烟的地方开火，因这些地方可能有敌人存在。整旅的部队在森林中迷失了方向；军官们简直无法控制那些打得晕头转向的士兵；数以千计的步枪所喷出的火舌引燃了低矮的树丛；大批伤员被活活烧死。多数战斗反覆在两条穿过怀尔德尼斯的主要道路的几个交叉路口上进行。第一天结束时，联邦部队仍占据着那几个至关重要的交叉路口。 当夜，格兰特向其手下的精锐部队第二军军长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发出命令，要他在拂晓时分向邦联军右翼倾全力进攻。联邦诸将领知道，朗斯特里特那个军未能在第一天按时到达参加战斗。所以他们仍希望在朗斯特里特于次晨抵达之前就攻击罗伯特·李的侧翼。汉考克在5月6日发动的攻击最初进展尚顺利。叛军右翼被迫后撤一英里，来到一小块林间空地上，这里设有罗伯特·李的指挥所。就在功告垂成之际，横穿密林前进的联邦军各旅开始乱成一团。恰恰在这时，朗斯特里特的生力军迎面开来，其先头部队快步开进林间空地。因遭遇战失利而焦急的罗伯特·李试图亲自率部队去攻击正在重新集结的北军防线。但是，邦联士兵高喊“李将军到后面去”，于是，李便停止行动了。就在这时，朗斯特里特不动声色地指挥了一次反攻，直打得联邦部队人仰马翻。 上午晚些时候，朗斯特里特派他部分部队沿尚未竣工的铁路道口向暴露出来的汉考克的侧翼发动突然攻击。现在轮到邦联军在丛林处处驱逐北军时各自为战了。此时烟雾瀰漫，人声嘈杂，朗斯特里特正策马向前，侦察形势时，在一片混乱中，被自己人的流弹击中。(在一年前的一次相似的偶然事件中，斯通沃尔·杰克逊就是在距朗斯特里特倒下的地点不足四英里处中弹的。朗斯特里特虽活了下来，却有五个月未能参加作战行动。)此后，随着汉考克把士兵调至胸墙后面去保卫交叉路口，多数邦联军就从攻击这侧翼的战斗中退下。下午晚些时候叛军的最后一次进攻被击退了。在薄暮时分，邦联军从北面三英里处发动一次攻击，把联邦军的另一翼逼成一个直角；联邦军数百名人员被俘，其中还有两位是将军。 这一形势使人想起了钱瑟勒斯维尔。当时，叛军虽在这附近对联邦军右翼成功地实施了一次进攻，结果却成为失败的开端。但格兰特却不是乔·胡克。一位神经质的旅长曾跑到格兰特面前说：“格兰特将军，这是一场危机。……我对李的手法了如指掌，根据以往的经验，他将全力以赴地楔入我军与拉皮丹河之间，从而切断我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繫。”格兰特声色俱厉地答道：“听到你讲李将如何如何，我打心眼里讨厌。你们当中的某些人似乎总是以为他会突然翻上十几个筋斗，转眼间就同时站到我们背后和两翼了。回你指挥所去，多想想我们打算干什么，而不要去想李打算干什么。” 格兰特是个说一不二的人。联邦军右翼稳定下来，夜幕降临了。次日——5月7日，两军都精疲力竭地躺在各自的胸墙后面。在两天的战斗中，联邦军伤亡17,000人以上，而邦联军的伤亡估计为11,000人——为各自的17%左右。罗伯特·李再次以寡敌众，取得了赫赫战果。过去，波托马克军团每逢这种情况，都是要撤退的。疲惫不堪的老兵们断定，这次也不会例外。一个士兵写道：“我们多数认为，这是又一个钱瑟勒斯维尔，我们第二天就要再次渡河了。”后勤的篷车和大炮在白天后撤似乎证实了这种期待。可是，当夜幕降临，战士们接到南进的命令时，怀尔德尼斯之战的胜负，顿时变得明朗起来，这支军队不再准备撤退了。这些被硝烟燻得黑黝黝的北军士兵，即便刚下过一次地狱，而挥师南去所等待着他们的更是一座地狱，他们还是有一种欢欣鼓舞的感觉。其中的一个士兵后来追忆说：“我们精神焕发，大家雄赳赳地进军。战士们唱起歌来。”格兰特在战争开始前曾向林肯保证：“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决不会后撤。”东线部队现在认识到，这位来自西线的将军意在把他那种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灌输给波托马克军。5月7日至8日夜间，格兰特沿着与第五军行军路线相邻的道路策马徐徐前进时，虽然并不引人注目，还是被战士们认出来了。战士们欢唿起来。这并不是麦克莱伦时代在阅兵场上的那种欢唿，而是老兵们发自肺腑的唿唤。 第169页 斯波齐尔韦尼亚战斗 格兰特的目标是斯波齐尔韦尼亚县政府所在地的几个交叉路口，位于怀尔德尼斯东南几英里的地方。他在那里通往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交通线将是安全的。而且，由于联邦军插在罗伯特·李和里奇蒙之间，叛军将被迫在格兰特选定的空旷地作战。但是，罗伯特·李挫败了格兰特的这一行动计划，他已命令现由理察·安德森指挥的朗斯特里特军在5月7日至8日夜间实行强行军，开到斯波齐尔韦尼亚。当安德森的部队在迅勐推进时，联邦军先头各师受到叛军骑兵以及堵在路上的联邦骑兵所阻，进展缓慢。5月8日晨，安德森的士兵迅速开到位于斯波齐尔韦尼亚以北的临时胸墙后面，及时打退了联邦军的进攻。当双方彻夜行军已搞得疲惫不堪的部队陆续开进防线时，格兰特再次发动进攻，但毫无战果。北军在进军斯波齐尔韦尼亚的竞赛中失败了。 目前，衣衫不整的南军占据着堑壕，他们沿着5英里长的堑壕匆匆筑起一道坚固的胸墙。这道胸墙呈巨大的倒马蹄形，掩护着斯波齐尔韦尼亚。格兰特企图攻击该战线西翼末端，但罗伯特·李移师防御这一威胁。格兰特认为，邦联军的中央防线因而削弱，遂于5月10日下午命令发动两次进攻。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了，第二次进攻在24岁的埃默里·厄普顿上校的指挥下，一度突破敌军防线。在距叛军堑壕200英尺的树林的掩护下，厄普顿把专门挑选出来的12个团编成密集的四列横队。他率队迅速冲过无人地带。邦联军刚放过两次排枪，北军士兵就像疯子似的狂喊着越过了工事。不过，后续支援的一个师未能利用这个缺口，从而使叛军得以组织一次反击，打退了厄普顿的进攻并重创其部队。 厄普顿的暂时成功使他晋升为准将，并且使格兰特相信，再用一个军的兵力去试用这一战术。厄普顿曾正面攻击邦联军防线的某突出部的西北端；该突出部因其形状而被称作“骡子掌”。格兰特决定对这个突出部的顶端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他认为该处由于其凸形而造成守军火力分散，因而成为最薄弱的一个地点。5月12日晨4时30分，汉考克的第二军冒雨冲出浓雾，越过邦联军堑壕，其轻而易举的程度出人意料。北军士兵在叫喊声中长驱直入半英里，缴获大炮20门，俘敌3,000人。但他们因这次胜利而失去常态，成为一群无组织状态的兴高采烈地大喊大叫的乌合之众。北军军官尚未把他们组织起来，邦联军就发起反攻，挫败了联邦军的进攻。罗伯特·李再次企图亲率士兵反击，但是士兵们都意识到，如果他阵亡或被俘，他们的事业就註定要失败。于是，他们一边往前沖，一边再次高喊：“李将军到后面去”。汉考克的部队被赶回他们开始时夺取的堑壕。在这里，他们抗击了邦联军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当这边的战斗在进行时，联邦第六军又在距突出部西面数百英尺处向邦联军堑壕发起进攻。这里是着名的“血角”，这场战争中几次最激烈的战斗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双方冒着大雨，无休无止地进行拉锯战。士兵们个个都打红了眼，变成屠杀机器。士兵们独自跳上堑壕的胸墙，飞快地接过战友递来的上好膛的枪，向敌阵射击。一个人倒下去，就会有另一个人跳上来。死伤的士兵在堑壕中躺了三层，其中有些人在泥和血的混合物下面任人践踏。密集的炮火把树和圆木炸成碎片，锥形来福枪弹把一颗近两英尺粗的橡树一截为二。第六军的一位军官写道：“我在谈到我在斯波齐尔韦尼亚目睹的恐怖情景时，从未指望人们完全相信我的话。这是因为，如果我没有身歷其境，也不愿相信的。”整整一天又半夜，邦联军牢牢地控制着这些堑壕。此时，罗伯特·李的工兵正在后面一英里处拼命修建一道新防线。午夜过后，战斗终于停止，叛军放弃了骡子掌。联邦军的伤亡为7,000人，而邦联军的伤亡也接近这一数字，其中多数伤亡者都集中在四分之一英里长的一段堑壕前。 格兰特虽削弱了罗伯特·李的防线，但未能取得突破。他现在打算把邦联军诱出防御工事。他先调半数部队围绕叛军的右翼运动，尔后又反扑过来，进攻其左翼。雨不停地下着，部队移动缓慢，而罗伯特·李却可在较短的内部防线上转移兵力，以抗击联邦军。虽然在这个调兵遣将的一周中不时发生激战，并使联邦军和邦联军在斯波齐尔韦尼亚的伤亡分别为18,000人和11,000人，但却并未再度爆发像5月10日和12日的那些战斗。在一次战斗间隙中，联邦军的一个参谋回顾了两军前哨的友好交往： 这些士兵令人莫名其妙——现在，他们一边从早到晚地互相残杀，使数以千计人员伤亡，一边却在彼此打哈哈，交换报纸！……他们的主要话题是口粮配给的多寡和优劣，所经歷的行军以及曾与之交战的各团。在这种广泛的争论交谈中，一切个人恩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格兰特在5月1日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曾表示：“即使耗费一个夏天，也要在这条战线上一决雌雄。”北部各报接过这句话，大事渲染地报导了联邦军在斯波齐尔韦尼亚的胜利。据一位老记者说，这些报导使北部产生“极度兴奋”，“似乎每个人都认为，战争行将结束”。林肯对这种态度感到苦恼，因为他担心，战争离结束还很遥远，现在过于乐观会使人们产生失望情绪，特别是在伤亡名单报来以后更将如此。 第170页 从斯波齐尔韦尼亚到科尔德港 格兰特决心在斯波齐尔韦尼亚决战是根据下述假设的：巴特勒和西格尔将切断罗伯特·李的供应线并威胁其后方，于是，叛军不得不走出堑壕作战或者撤退。5月9日，格兰特还派出10,000名强大的联邦骑兵，由性格勐烈的菲尔·谢里登指挥，深入敌后去袭击罗伯特·李的殿后部队。联邦骑兵摧毁了补给品仓库，扒掉数英里铁轨，在几次战斗中均击败了数量居劣势的叛军骑兵，击毙杰布·斯图亚特及另一位邦联将领，而且他们在被击退以前还一度突破里奇蒙的外围防线。这是一次惊人之举，若不是因为巴特勒和西格尔在此时蒙受战败之辱，就很有可能分割北维吉尼亚军，并使他们不得不走出堑壕。然而，谢里登的袭击所造成的损失很快得到弥补(尽管失去斯图亚特是无法弥补的)，罗伯特·李的供应线依然畅通无阻。 格兰特在5月14日至19日进行的战术性调动未能把罗伯特·李赶出堑壕。就在此时，他接到有关巴特勒和西格尔的坏消息。这位联邦军统帅因而下令再实施一次远距离侧翼运动，把部队部署在罗伯特·李和里奇蒙之间。然而罗伯特·李再次料到此举，他移师南下20英里，不待联邦军抵达即在北安娜河后面掘壕据守，建立了一道坚固的防线。格兰特对邦联军防御阵地试探了一番，决定不冒险发动进攻，而是再次向左翼运动，并于5月28日渡过帕芒基河。他再次发现，叛军已在离里奇蒙东北不足十英里的托托波托米河后面掘壕据守。因此，格兰特再次——在这个战役中第五次——小心翼翼地向左运动，以包抄罗伯特·李的侧翼。谢里登的骑兵占据了尘土飞扬的荒凉的十字路口科尔德港 [ 译者註：按科尔德港的原文为cold harbor，意为“冷港”，据云，此处的小旅店虽提供膳宿，却不备热饭热菜。 ] ，并抗击邦联军步兵的进攻，一直坚守到自己的步兵开到。罗伯特·李绝望地向右转移战线；更多的联邦步兵到达阵线，他们于6月1日傍晚把邦联部队压回去。次日清晨，格兰特下令全线出击，以便在叛军挖好堑壕以前击溃之。但是，半数的联邦军尚在行军途中，他们企图在闷热的夜间靠强行军通过地图上标得并不清楚的地带。但一个军迷失了方向，天亮很久才慢腾腾地进入阵地。许多士兵疲惫不堪，甚至昏昏欲睡，能够作战的就更少了。格兰特不得不把进攻时间推迟24小时。这就给59,000名叛军以充分的时间挖掘一条六英里长的堑壕，其两翼由托托波托米河和奇卡霍米尼河保护。 虽然邦联军防御阵地十分坚固，但格兰特还是决定发起进攻。他已无计可施了，因为再搞一次侧翼运动只会把叛军赶进更为坚固的里奇蒙防御工事。北军老兵很清楚，7月3日清晨等待他们的是什么。许多士兵在头天夜晚把带有姓名住址的纸条别在衣服上，好让人们在战斗结束后识别出他们的尸体。一位战士在日记中写道：“7月3日，科尔德港，我被杀死了。”战斗结束后从他身上发现了这篇日记。7月3日向科尔德港发动的这次进攻是这场战争中代价最高的失败之一。格兰特后来说：“在我下令发动的任何一次进攻中，我最懊悔的就是这一次。”这是50,000名联邦军向防守在三英里长的战线上的30,000名邦联军发动的一次进攻。掘壕固守的叛军步兵和炮兵的密集的正面火力和纵射炮火在很大程度上使这次进攻归于失败。7,000名联邦军士兵非伤即亡，他们多数是在战斗开始后的前几分钟倒下的；而邦联军只损失了1,500人。 谢南多厄河谷与彼得斯堡 某些歷史学家错误地把格兰特向罗伯特·李发动的战役说成是一场消耗战。他们认为，格兰特一再发动进攻表明，他情愿遭受严重损失，因为他知道他的损失可以弥补，而罗伯特·李的损失则不能弥补。最后结局虽然如此，但这并非格兰特的本意。他筹划了以智胜敌人的战争，诱敌到空旷地作战。把战斗变成消耗战的是罗伯特·李。他过去曾是最英勇，最具进攻精神的将领之一，却再也不能拿有限的兵力去冒险，走出堑壕去作战了。邦联军再也不能指望用钱瑟勒斯维尔或葛底斯堡的战术或战略去“赢得”战争了。但是，通过保持守势，他们却可以指望长期坚持下去，使北军遭受沉重损失，从而使他们放弃获胜的企图。这一战略在1864年6月开始奏效。在北部，许多曾经奢望格兰特会在一个月内赢得战争的人，现在却痛斥这位将军是个“屠夫”了。同情南部的“铜头蛇”又开始活动，并攻击说，如果选民在11月不选举一位民主党主和派当总统，共和党人将坚持在这场疯狂的战争中解放奴隶，直到所有白人被通通杀光。 因此，出于军事和政治上的原因，格兰特希望避免打消耗战和围攻战。他再次筹划了一系列相互协调的谋略，切断罗伯特·李的交通线，攻击其侧翼，并迫他们走出堑壕，到空旷地进行决战。但是，他再次因邦联军对他的行动作出迅速反应和他的某些将军作战不力而受挫。 联邦军撤出谢南多厄河谷后，即由戴维·亨特将军接替西格尔担任指挥官的职务。亨特是西点军校毕业生和一位职业军人，而且也是反对蓄奴制的激进分子。任命他担任指挥职务，部分是为了满足激进的共和党人。格兰特命令亨特向河谷的纵深方向挺进，切断河谷与里奇蒙的铁路联繫，并摧毁邦联军设在林奇堡的军需仓库。同时，格兰特派谢里登的部分骑兵去扒断河谷东部的铁路。谢里登完成任务后，与亨特会师，前去袭击詹姆斯河运河及里奇蒙西南的铁路。与此同时，波托马克军团将渡过里奇蒙东南面的詹姆斯河，以切断罗伯特·李经由彼得斯堡的铁路联繫，并击溃必然为保护这些生命线而战的北维吉尼亚军。 第171页 亨特起初进展顺利。他在皮德蒙特击溃了一小股邦联军，随即迅速向林奇堡方向移动。他的纪律松弛的部队被游击队袭击其后勤供应激怒，因而沿途烧杀掠夺。在列克星敦，他们于6月11日焚毁了维吉尼亚军事学院，这一行动激起了南部人的普遍公愤。罗伯特·李对其后方受到威胁有所警惕，特派朱巴尔·厄尔利指挥10,000人前去进攻亨特，并把自己的大部分骑兵派去截击谢里登。6月11日至12日，此时由南卡罗来纳州的韦德·汉普顿指挥的叛军骑兵在特雷维林车站附近与北军骑兵遭遇，打了一场不分胜负的战斗。谢里登得知亨特还在蓝岭山脉那边，离他有90英里之遥，于是便放弃了与之会师的打算，在轻微地破坏铁路后，便转身向东而去。在这期间，厄尔利指挥的邦联军的行动比亨特快些。他们把一支与亨特旗鼓相当的兵力集结于林奇堡，并于6月18日在那里击退了联邦军的几次无力的进攻。苦于给养和弹药不足的亨特，由于邦联军骑兵和游击队已切断了他北逃的道路，便退入西维吉尼亚。他不但未能完成格兰特交给他的使命，还把谢南多厄河谷拱手让给了厄尔利的精兵。 在得知亨特和谢里登受挫以前，格兰特自己针对彼得斯堡的军事部署也未得到贯彻，军事活动开始时相当漂亮。6月12日至13日夜间，波托马克军团悄悄地从科尔德港的堑壕撤出，向南转移。整整三天，罗伯特·李一直蒙在鼓里，不知格兰特的去向。邦联军以为，这又是一次短距离的侧翼运动，于是就在里奇蒙东面掘壕布阵，并与联邦骑兵的屏护部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而这时，北军工兵部队却横跨詹姆斯河建造了一座歷史上最长的浮桥(2,200英尺)。到6月15日为止，北军有两个军已抵达南岸，其余部队正在途中，而罗伯特·李的全军仍滞留北岸。博雷加德将军仅以2,500人守卫固若金汤彼得斯堡防御工事，而其对手是正在逼近的第十八军，在人数上七比一，压倒南军。彼得斯堡如果陷落了，南军就将被迫撤离里奇蒙，而罗伯特·李的部队则将被切断——也许战争大概就要结束。 但是，联邦军的几个军长虽得到这样的机会，但处置不当。威廉·史密斯的第十八军于6月15日下午逼近彼得斯堡的防御工事，攻占了防御薄弱的部分防线。联邦军在这天取得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成功之一是：一个黑人师俘获了两个炮兵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史密斯在两年前曾是麦克莱伦的门徒之一——反对解放奴隶的民主党人，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之役后的一次改组中被调出波托马克军团。可是现在，他在回到维吉尼亚，有机会率领他的由黑人和白人共同组成的部队进入彼得斯堡时，却举棋不定，过高地估计了叛军的实力，坐等第二军与他会师，于是决定不在明朗的月光下发动夜间攻击。 这种失误在此后三天中屡有发生。博雷加德虽然从罗伯特·李部得到了增援，但是北军的兵力在6月16日仍然超过他，是他的四至五倍。北军在这天晚些时候发动了进攻，占领了敌人的部分防线；但是，由于联邦各军之间缺乏协调，从而使博雷加德能够防止一次突破。次日的情况依然如此，因为虽然北军占领了更多的阵地，但这对博雷加德来说，是“邦联军最后时刻的来临”。联邦军指挥系统在上情下达方面搞得很糟糕，出现了使进军陷于停顿的贻误和自相矛盾的命令。是夜，博雷加德又把防线后撤一英里，几乎到了彼得斯堡的外围；同时，罗伯特·李则把那些余下的营养不良的老兵以最快的速度开进这些堑壕。格兰特计划在他们全部抵达前的6月18日发动一次进攻。就像前些天一样，他把战术布署全部交给米德。这可能是个失误，因为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系统再次运转不灵。性情暴躁的米德终于怒气沖沖地给他的将领们发出一份电报：“我发现，规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实现协作毫无意义。……我想像不出，你们会要求我进一步下达何种进攻命令。……我发现，规定用一个小时实现协作进攻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已向各军军长下达一道命令：务必发动进攻，不必彼此考虑。”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官兵们都染上了可称之为“科尔德港综合症”——不愿向堑壕发起正面进攻。一位将军说道：“这些士兵正处于极度的恐怖之中，害怕再次进攻土方工事。”另一位将军写道：在对堑壕发动的自杀性进攻中，“愚蠢而无缘无故地牺牲”战士。6月18日下午，一个老兵连对进攻邦联军防线一个防守坚固的据点的命令拒不执行。他们还向正准备发动进攻的一个新兵团高喊：“卧倒，你们这些大傻瓜，你们拿不下那些堡垒！”新兵们坚持发动进攻，850人中就损失了632人。 格兰特和米德终于取消了这些进攻。联邦军上次就贻误了攻占彼得斯堡的时机，邦联军的援军开到后，进攻便化为泡影。在为时四天的战斗中，北军损失11,000人以上，而南军的损失却不及北军损失的一半。波托马克军从怀尔德尼斯一路打到彼得斯堡，伤亡约为64,000人，战士的血都流尽了。这个数字恰好与罗伯特·李在这次战役开始时拥有的作战部队人数相等。这些损失，以及该年春、夏两季服役期满的18,000人，使波托马克军锐气大减。罗伯特·李亦损失了半数部队。不过，剩下的部队、增援部队和博雷加德的老兵则有长达数英里的精心构筑的堑壕、凸角堡、堡垒和鹿寨的掩护。格兰特不得不决心实施围困，这是他本希望避免的情况。联邦骑兵和步兵每隔一段时间就发动一次袭击，以切断罗伯特·李在彼得斯堡南面的铁路、公路交通线。这些行动虽然只取得部分成功，但也确实恶化了罗伯特·李已经很严重的供应问题。格兰特还坚决向南和向西扩展他那由堑壕组成的防线，以迫使罗伯特·李拉长自己的防线，从而削弱了他的防御。 第172页 火山口战斗 联邦军最有希望冲破这些防御工事的一次努力——着名的火山口战斗——以惨败而告终。这再次表明，那些给波托马克军团添乱的军官们运气不佳，力不胜任。联邦军第四十八宾夕法尼亚团的那段防线正对着邦联军炮兵的一座凸角堡。该团有许多来自斯库尔基尔县的煤矿工人。有一天，该团的亨利·普莱曾茨上校无意中听到一个士兵说：“我们要是能在这座该死的碉堡下面挖条巷道，就可以炸掉它。”普莱曾茨入伍前是个工程师，他很欣赏这个主意，并说服了伯恩赛德将军(现为他过去指挥的那个军团辖下的一个军的军长)採纳了这个意见。米德的工兵对这一工程嗤之以鼻，称之为“譁众取宠，一派胡言”，因为巷道必须挖500英尺以上才能到达邦联军防线，而这需要一些通气孔，从而肯定会被叛军发现。但是，普莱曾茨设计了一种巧妙(但不引人注意)的通风系统，在没有工兵部队的任何帮助的情况下，他的士兵在敌人的防线下面挖掘巷道。随后他们又在巷道内填进四吨炸药。 起初还表示怀疑的格兰特，后来逐渐抱有希望，这个地雷坑会在邦联军堑壕内炸出一个洞口，通过这个洞口发动强大进攻，席捲敌人左右两翼，长驱直入彼得斯堡。伯恩赛德的第九军有三个自怀尔德尼斯之役以来一直连续苦战的白人师，还有一个根本就未见过一次真正战斗的黑人师。虽然黑人部队在好几条战线上都有成功的记录，其中包括6月15日对彼得斯堡外围工事发动的进攻，但波托马克军团的多数军官仍对他们的战斗力表示怀疑。根深蒂固的偏见是很难消除的。但是，伯恩赛德是个对反对蓄奴制持同情态度的新英格兰人，他决定给他的黑人师以专门的进攻训练，以在攻击时担任前锋。战士们对这个任务反应热烈。一位旅长写道：“官兵们个个磨拳擦掌，他们要给白人部队看看黑人师的本事有多大。” 地雷坑预定在7月30日黎明前起爆。黑人师已作好打前锋的准备。但是，米德经格兰特批准，在最后一刻却下令由白人师打头阵。显然，将军们仍不信任黑人师的作战可靠性，而且，他们不愿让人们谴责他们拿黑人士兵当炮灰。格兰特后来在战争指导委员会上作证说：如果让黑人部队率先冲锋，而战斗结果却很糟糕，别人就会说“我们把他们推到前面去送死，其原因是我们对他们毫不关心。但是，我们若把白人部队推到前面去，人家就不会这样说了。” 由于米德下令改变攻击队形，伯恩赛德大为泄气，结果他的战术指挥搞得很差，地雷坑把300名叛军送上天，炸开一个170英尺长，60英尺宽，30英尺深的洞。这是这场战争中最令人生畏的景观了。火山口两边200英尺处的邦联军都惊得呆若木鸡，他们丢下堑壕，向后方仓皇逃命。但是，此后联邦军一错再错。冲锋在前的白人师由于毫无准备，在前进中阵形混乱，而他们的指挥官却呆在后面，狂饮从军医那里讨来的朗姆酒，以稳定其紧张情绪。北军来到火山口边缘，目睹这个景象，惊得目瞪口呆。混乱中他们在那里转来转去。许多人进入火山口内，而不是向主右两翼成扇形展开，以组成进一步推进的队形。呆在后面的将军们派出了更多的部队，火山口挤满了乱成一团的士兵。从冲击中恢復过来的邦联军调来大炮，轰击火山口的北军士兵，简直就像是在打桶里的鱼。南军步兵发起反攻，把开出火山口的少量联邦军压了回去。到黑人师投入战斗时，败局已定。白人部队惊慌失措地向后方涌去，黑人士兵不得不在人流中开闢前进道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黑人仍打得很好，他们遭受的伤亡比哪个师都大。但是，他们也在混乱中被打得败下阵来。许多叛军士兵一看到北军把过去的奴隶派来与他们对阵，便燃起无名怒火，就对那些愿意投降的黑人士兵，进行刺杀或射击。 格兰特承认失败，最后放弃了进攻。他电告华盛顿：“这是我在这场战争中所目睹的最令人沮丧的事情。我从未见过，也不想再有这种攻克防御工事的机会。”组织这次反攻的邦联军将领威廉·马洪写道：在爆炸后的一小时内，“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把邦联军分割为二，……从而敞开通往邦联首都后方的大门。”火山口战斗一结束，对彼得斯堡的围困仍像过去一样。至今，那里地面上还留下一个巨大的洞口，这是为一个错过的机会而留下的纪念物。 厄尔利袭击华盛顿 这次惨败并未使联邦在1864年7月向失败的痛苦经歷告别。就在火山口战斗打响的同一天(7月30日)，一支邦联军骑兵从谢南多厄河谷开进宾夕法尼亚州的钱伯斯堡镇，由于居民们拒绝交纳500,000元的献金，致使该镇大部分被焚为平地。这是朱巴尔·厄尔利在三个星期前率领小股部队袭击华盛顿外围后进行的最后袭击。厄尔利在6月把戴维·亨特的联邦部队逐出河谷之后，他的14,000名老兵——其中有很多人曾在杰克逊指挥下在此河谷作战——开始北进，企图重新实行杰克逊在1862年採用的战略：威胁华盛顿，以减轻对里奇蒙的压力。7月5日，叛军渡过波托马克河，7月9日在弗雷德里克以东的莫诺克西河击溃了联邦军的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并于7月11日向华盛顿西北的防御阵地进逼。起初，守卫这些防御工事的是一支很小的部队，还有匆匆动员起来的政府职员和未经训练的民兵，因为卫戍部队已大都被格兰特搜罗到维吉尼亚前线。格兰特为响应政府的增援要求，从彼得斯堡派出了第六军。7月11日下午，这些坚强的老兵顺序进入工事。此时，厄尔利前有格兰特的第六军，后有终于经西维吉尼亚开到的亨特部。他在研究了形势后决定：最好是退入维吉尼亚州，以免遭到灭顶之灾。 第173页 厄尔利在焚毁了邮政局长布莱尔在马里兰州的住宅，火烧了钱伯斯堡，还在黑格斯敦和弗雷德里克两城市徵收了220,000美元的税金之后，居然平安逃脱，这使林肯和格兰特颇感不快。分管四个军区的联邦将领就领导权问题发生了意见冲突，从而阻碍了联邦军的追击。格兰特在8月初取消了这些军区，结束了这种官僚主义。他派谢里登到河谷担任新军区兼谢南多厄河谷军的总司令。该军包括第六军，波托马克军团的两个骑兵师，亨特的前西维吉尼亚军以及从路易斯安那战场移交的两个师。格兰特命令劲头十足的谢里登尾随厄尔利，“穷追到底”。因为谢南多厄河谷是罗伯特·李部的粮秣供应地，又是游击队经常活动的有利基地，格兰特还要求谢里登全部、彻底地毁掉河谷中的庄稼，以至“在该季节余下的日子里飞经这里的乌鸦也将不得不自带食物”。 亚特兰大战役 1864年5月-6月 谢里登会这样做的，但首先他要组建他的新的指挥系统。在遥远的南方，另一位很快就要得到邦联军资源摧毁者名声的将军，也在进行休整和改组，准备对亚特兰大採取最后行动。谢尔曼军在三个月中给邦联军造成近28,000人的伤亡，而自己的伤亡则仅为25,000人。相比之下，邦联军在维吉尼亚州损失了大约36,000人，而联邦军付出的代价恰为这一数字的几乎两倍。 战役概观 这伤亡率对比反映出两个战场上的不同战术。格兰特和罗伯特·李都主张，消灭敌人的手段是进攻和全面交战。谢尔曼和约翰斯顿打的是诱敌战。谢尔曼不攻击邦联军的坚固的防御阵地，而是进行一系列的侧翼运动，迫使约翰斯顿为保护其交通线而一退再退。谢尔曼只有一次在凯纳索山下令从正面发起进攻，而这次进攻并不比格兰特在科尔德港发动的进攻更为成功。虽然约翰斯顿像罗伯特·李退守里奇蒙那样撤往亚特兰大，但这种诱敌行动在维吉尼亚州往往出现在大规模战斗之后，但在乔治亚州则往往是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的情况下出现的。约翰斯顿在战役的头一个月的损失比罗伯特·李在怀尔德尼斯为期两天的战役中的损失还要小。 在5月到7月进行的亚特兰大战役中，邦联军将近一半的伤亡发生在7月的最后两周，亦即约翰·胡德取代约翰斯顿担任田纳西军司令以后。邦联政府对约翰斯顿的持久战策略感到不满，于是派胡德接替了他的职务，希望这位罗伯特·李部调来的勇勐的胡德，会发起进攻，给北军以粉碎性打击。胡德确曾发动三次进攻，但结果却遭到北军的粉碎性打击。胡德的部队溃不成军，返回自己的堑壕，而谢尔曼已下定决心去围困亚特兰大。 铁路和地形决定着亚特兰大战役的作战方针。亚特兰大是铁路枢纽(和制造业中心)，其重要性使它成为联邦方面的进攻目标，而使谢尔曼最初的消灭邦联军的目标相形见绌。乔治亚北部山区的崇山峻岭和陡峭的山谷所构成的防御屏障比起维吉尼亚东部那起伏不平的农村和水流平稳的河川来，要坚固得多。两军在乔治亚州的供应依靠同一条破烂不堪的查塔努加至亚特兰大的单轨铁路。两军都无法在远离铁路的地方长期作战。谢尔曼和约翰斯顿都得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其后方的这条铁路。随着约翰斯顿后撤，他的供应线缩短而变得安全了，而谢尔曼的供应线则相应地延长而变得脆弱了。不过，北军的维修人员倒锻鍊得很能干，他们重建桥樑、重铺铁轨的速度几乎赶得上邦联军破坏它们的速度。 战役经过 谢尔曼的100,000大军分为三个“军团”：乔治·托马斯所辖坎伯兰军的61,000人；曾隶属谢尔曼，现由詹姆斯·b·麦克弗森指挥的田纳西军的25,000人以及约翰·m·斯科菲尔德的不大的俄亥俄军，约翰斯顿的田纳西军有50,000作战人员(很快就要得到来自阿拉巴马州的15,000援兵)。5月初，他们沿着崎岖不平且十分陡峭的山岭掘壕据守，这道山岭横跨查塔努加南面25英里处的铁路。谢尔曼无意向这扇“可怕的死亡之门”发动进攻，而是一面派托马斯和斯科菲尔德向邦联军防线佯攻，一边让麦克弗森的部队向右移师迂迴，迅速通过位于约翰斯顿左翼南面的一个山口，在里萨卡切断铁路线。麦克弗森是部队中最有希望的年轻将领之一；他作为军长，曾在维克斯堡战役中博得了格兰特和谢尔曼的赞扬。这次，他圆满地完成了其任务的第一部分。5月9日，他的部队突破了防御薄弱的山口，从而使切断约翰斯顿的生命线成为可能，并在钳形攻势中截住邦联军。谢尔曼获悉这一招成功后高唿：“我已把乔·约翰斯顿置于死地了！” 但是，麦克弗森发现，阿拉巴马州的援军有几个旅作为先头部队已防守着里萨卡的防御工事。他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兵力。联邦军没有发动进攻，而是小心翼翼地进行小规模的战斗。这样就使约翰斯顿对其侧翼所面临的危险有所警觉。5月12日至13日夜间，他巧妙地把全军撤至可以掩护里萨卡的防御阵地里。虽然麦克弗森由于自己酌情下达命令而表现出谨慎行事是有道理的，但是，谢尔曼还是很不满意，他对麦克弗森说：“麦克，你丧失了平生的一次良机。”麦克弗森虽有这一失误，仍不失为谢尔曼最信得过的部下。 第174页 为了找出对方防线上的漏洞，两军在里萨卡附近彼此试探了三天。在此期间，谢尔曼派出麦克弗森的部分兵力向右翼转移。约翰斯顿再次后撤，以保护其后方。邦联军在南面15英里处的阿代尔斯维尔稍作停留，他们在动身前往十英里外的卡斯维尔投身战斗之前，就与尾随而来的北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现在，谢尔曼的兵力分布在一条20英里长的战线上。5月19日，约翰斯顿计划攻击位于联邦军左翼被分隔孤立的斯科菲尔德军。他命令胡德军进击斯科菲尔德的侧翼，而由利奥尼达斯·波尔克军正面进攻。胡德在去年9月随朗斯特里特参加奇卡莫加战斗时到过乔治亚州，朗斯特里特返回维吉尼亚州以后，他仍留在该地。胡德的左臂在葛底斯堡受伤致残，他的右腿在奇卡莫加被截掉。他虽然多处负伤，可那股好斗的劲头却丝毫未减。在亚特兰大战役中，他指控约翰斯顿不战而退的倾向。但是，胡德在5月19日也贻误了一次战机。有人错报说，他的侧翼有敌军步兵，这引起他的警惕，于是就继续进行防御。约翰斯顿的反攻计划不得不放弃。邦联军再次后撤，他们先撤至卡斯维尔后面的防线，后又南撤八英里，来到位于一条高耸山嵴的坚固阵地上，前面是流经阿拉图纳山口的埃托瓦河。 亚特兰大战役在两周内行军多，作战少，已有点像跳小步舞那种复杂的舞步。两军对峙；谢尔曼优雅地向右、向前迈出舞步，约翰斯顿则相应地后退，他们在彼此点头示意后，就把这个过程再重复一遍。约翰斯顿每次都退到由奴隶事先挖好的堑壕。北军每到一个新据点，都要挖网络般的堑壕并构筑原木胸墙。谢尔曼把获得解放的奴隶编为一个“先锋队”，协助做这项工作。南部报纸开始批评约翰斯顿不停地后撤的行动。但是，这位将军的一些辩护人指出，他是在用空间换取时间，是在引诱谢尔曼深入敌对地区，在这里北军迟早要在那些堑壕前面撞得粉身碎骨。 谢尔曼没有用进攻阿拉图纳来压约翰斯顿，而是把20天的口粮装满他的四轮马车，以免受铁路的制约。他全军出动，绕过约翰斯顿的左翼，开往位于乔治亚州达拉斯的铁路枢纽。这里离约翰斯顿的后方15英里，距亚特兰大则仅为30英里。约翰斯顿的骑兵很起作用，他们发现了这一行动。邦联军不待联邦军进抵该地，就再次迅速地在达拉斯附近挖好一道新的防线。在5月的最后几天，两军在附近，尤其是在一幢卫理公会教徒集会的房屋周围撕杀、交火。那幢房子称作新希望教堂，但被北军重新命名为“地狱洞”。该地长着稠密茂盛的松林，从而使攻击战变得像在维吉尼亚州的怀尔德尼斯一样地艰难。倾盆大雨把谢尔曼搞得更为狼狈不堪。这场大雨从5月末起，一直下了一个月，把红色粘土路面的道路变成了无底的沼泽，使部队动弹不得。谢尔曼的防线每天向东横移一至两英里。约翰斯顿每次也相应地移动，直到6月的第二个星期，两军再次横跨铁路线。这次，邦联军的右翼倚着马里塔正北的凯纳索山。 在这些军事调动期间，易于激动的谢尔曼被搞得烦躁不安。邦联军虽已后撤70英里，但狡猾的约翰斯顿为了不让谢尔曼如愿以偿，利用地形灵活地避开空旷地，这是谢尔曼谋求决战的地方。此时，在遥远的密西西比州，福雷斯特的骑兵于6月10日在布赖斯的克罗斯罗兹击溃了两倍于己的敌军。谢尔曼担心福雷斯特现在就会前往田纳西州，切断纳什维尔与查塔努加之间的铁路，于是就命令两个步兵师携骑兵从孟菲斯出发，“即使牺牲10,000人，把财政部搞破产，也要穷追福雷斯特到底。只要福雷斯特不死，田纳西就永无宁日”。在密西西比州的图佩洛，联邦部队把福雷斯特拖入战斗并将其击败。福雷斯特虽在战斗中负伤，但并没有顺应谢尔曼的意愿，之后不久，重返战线。 福雷斯特失去战斗力暂时缓解谢尔曼对田纳西州的牵挂，但是，约翰斯顿仍沿着一道七英里长的防线，与他掘壕对峙，挡住通往亚特兰大的道路，谢尔曼决心从正面发起进攻。人们现在还不完全了解他这样做的理由。显然，他担心这种诱敌交战和掘壕据守的作战方针正使他的部队的战斗锐气大减。他抱怨道：“在耕过的农田里，一道新垄沟就会挡住整个植行。于是大家就都开始掘壕防守。我们是进攻的一方，一定要出击，而不是防守。”据谢尔曼推断，约翰斯顿为了对付另一次迴旋调动而保护两翼，必定已削弱了他的中部。所以，他于6月27日下令进攻叛军的中部地区。由三个师向凯纳索山主峰南面的两座小山发动主攻，而其余的部队则向凯纳索山及其两翼佯攻。但是，约翰斯顿防守严密，无懈可击。他的部队以600人的代价打退了联邦军的进攻，给敌人以五倍于己的伤亡。 这个损失与在维吉尼亚的伤亡相比并不算大，但这一代价却足以使谢尔曼再次採用侧翼包抄战术。他再次派麦克弗森围着邦联军左翼兜大圈子。约翰斯顿再次后撤，这次一直撤到查特胡奇河北面的阵地，距亚特兰大仅有八英里。谢尔曼并未如约翰斯顿所料，向这道防线发动进攻，而是把骑兵派往他的右翼，佯作在这个方向寻找渡河地点，同时集中斯科菲尔德的部队向对面的侧翼实行强行渡河。斯科菲尔德使叛军哨兵大吃一惊，并在约翰斯顿意识到危险来临时，就使他那个军跨过迅速架好的浮桥。麦克弗森的一个由灵活的中西部人组成的军在后面跟上，这表明他们不仅可以向右移动，也可以向左移动。约翰斯顿鑑于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联邦军从他的侧翼渡过了河，遂在7月9日至10日夜放弃了他的防线，撤到皮奇特里克里克河后面。 第175页 约翰斯顿被解职 南部对约翰斯顿的批评达到高潮。约翰斯顿和杰弗逊·戴维斯从1861年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对立。在戴维斯看来，约翰斯顿在1862年从维吉尼亚一直撤到里奇蒙，如果不是幸好让罗伯特·李取代他的位置，首都很可能早已沦陷。1863年，约翰斯顿未能增援维克斯堡被困守军。现在，他没有真正打过一仗就被一路赶到亚特兰大。邦联内阁一致建议撤销这位将军的指挥职务。国务卿朱达·班杰明说道：“约翰斯顿是下定决心不打仗了。给他增援毫无用处，他就没有作战的打算。” 约翰斯顿后来坚持说，他曾计划在联邦军经过皮奇特里克里克河时发动进攻。但他在这时却表示不同意遵循任何特定的行动方针。约翰斯顿在7月16日给戴维斯的復电中说：“他的计划必须视敌人的情况而定。这主要是寻找有利战机。我们正试图使亚特兰大处于……乔治亚州民兵的控制下。这支部队的活动会更为自由，其活动范围会更为广泛。”对政府来说，约翰斯顿的最后一句话意味着他有抛弃亚特兰大的企图，正像一年前他曾命令彭伯顿放弃维克斯堡一样。亚特兰大失守的后果将很严重。在北部和南部看来，这座城市已成为邦联仅次于里奇蒙的抵抗的象徵。约翰斯顿显然不愿保卫这座城市，不愿打击谢尔曼，这就决定了他的命运。7月17日，陆军部长通知他：“鑑于你未能阻止敌军向地处乔治亚州腹地的亚特兰大附近挺进……，故免去你的指挥职务。”部队由胡德接管。 解除约翰斯顿职务的行动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自相矛盾的。约翰斯顿很受部队的欢迎，他们很欣赏这种使部队没有遭受损失，伤亡也保持在最低限度的持久作战的方针。许多军官对胡德的进取好胜持怀疑态度。谢尔曼后来写道：解除约翰斯顿的职务是“邦联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帮助。”他还说：胡德以咄咄逼人的斗士而闻名，“我们所期望的……乃是在空旷地或任何相等的条件下作战，而不是强攻严阵以待的堑壕。”许多歷史学家对戴维斯撤销约翰斯顿职务持批评态度。然而，他们的评价与谢尔曼一样，都是事后的见解。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很难让戴维斯在1864年把约翰斯顿留在指挥岗位上，正像林肯在1862年很难保留麦克莱伦的指挥职务一样。 争夺亚特兰大的战斗 胡德被任命时的情况实际上是强迫他尽快发动进攻。谢尔曼渡过查特胡奇河后，便派麦克弗森再次向东进军侧翼，破坏横跨亚特兰大与南、北卡罗来纳之间的铁路，以彻底阻止罗伯特·李或胡德利用铁路彼此增援。当麦克弗森的士兵正在扒铁路时，胡德便于7月20日向托马斯的坎伯兰军侧翼发动攻击，而该军当时与另外两个军已被一条两英里长的山峡分隔开。胡德希望乘托马斯的两个军横渡皮奇特里克里克河之机，向他们发动攻击，但是，他的进攻为时已晚，北军正严阵以待，南军在北军的胸墙前被打得七零八落。胡德在夜间后撤两英里，进入亚特兰大的防御工事，谢尔曼从北面和东面包围了这座城市。胡德发现，城东麦克弗森的左翼没有掩护，于是在7月21日至22日夜派一个军，长途行军，于次日进击该侧翼。邦联军的进攻起初取得部分成功，击毙了麦克弗森，但是，经过一场激烈的较量，田纳西军重建了防线，并将遭到严重伤亡的南军赶回亚特兰大的防御工事。 谢尔曼任命奥利弗·霍华德继任麦克弗森的职务，且立即命令他率田纳西军从亚特兰大西侧迂迴，进攻该城通往南部的残存铁路线。与此同时，谢尔曼派出骑兵，分三路前去破坏更靠南部的这段铁路。邦联派出四个步兵师，对抗霍华德的进犯。7月28日在埃兹拉教堂附近发生的一次战斗中，北军在九天中第三次狠狠地打击了来犯之敌。在三次战斗中，胡德损失了13,000人以上，而联邦军的伤亡则仅为6,000人。邦联军士气下降，开小差的现象增多。杰弗逊·戴维斯在交给胡德统率权并心照不宣地下达攻击命令后不到三个星期，就指示这位将军不要再冒险发动进攻了。但是，胡德对埃兹拉教堂的最后一次进攻，确实使霍华德尚未逼近铁路就停止了包围行动。邦联军骑兵指挥官约瑟夫·惠勒出色地反击了联邦军的几次骑兵冲锋。(这证实了谢尔曼对自己的骑兵评价不高。在此次战役中，南军骑兵一再智胜联邦军骑兵。)惠勒把他的骑兵分为三个纵队，每一纵队在北军骑兵可能给铁路造成严重损坏之前截击之，并将他们打败。 谢尔曼切断胡德的生命线并设法使之离开亚特兰大的尝试失败后，便决定炮轰该城的防御工事，同时认真筹划下一步要採取什么行动。在三个月中，他已把邦联军向后压了90英里，给敌人造成的损失大于自己的伤亡。在这场战争中，除格兰特的维克斯堡战役以外，还没有任何一次战略攻势以如此低的代价取得了如此大的战果。英国作家利德尔·哈特是20世纪举足轻重的军事理论家之一。他认为谢尔曼是美国内战中最伟大的将领。这是因为他在此役中使用的灵活战术和“迂迴办法”比风行一时的阵地战那种流血对峙要高明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将军们可能加以研究，并受益匪浅 [ 投笔从戎註：此处似译文有误，应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将军们如果加以研究，将受益匪浅”。 ] 。 第176页 不过，对北部人民来说，这在1864年7月却表现得并不明显。他们当时只看到谢尔曼在亚特兰大的受阻，正像格兰特在彼得斯堡受阻一样。人们在5月间对速胜所抱的希望已被北部在战斗中遭受100,000人伤亡的悲痛所淹没。《纽约世界报》问道：“人们在格兰特的战役刚开始时所抱有的希望破灭了，有谁能使人们再次復活这种希望呢？”另一份民主党报纸宣布：“爱国主义已寿终正寝。所有的人都对这一该死的悲剧感到厌烦。……我们的勇气泯灭和忧伤悲哀与时俱增。”对共和党人来说，北部的厌战情绪对他们即将参加的大选是个凶兆，而这次大选正在变为就战争举行的一次公民投票。 第二十四章 第三个转折点：林肯再次当选 试探和平的人们 北部在1864年夏的厌战情绪再次復活民主党主和派的希望。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大胆地回到美国，结束了他在加拿大长达一年之久的流亡生涯。林肯不愿再让他受苦，允许他留在美国并直言不讳地发表反战言论。在中西部召开的民主党地方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唿吁停火，举行和谈。民主党国会议员也提出一些内容相同的决议案。虽然共和党人联合民主党主战派否决了这些决议案，但和平情绪却似乎变得很强烈，以致一些共和党人对他们在秋季选举中的当选机会表示绝望。 最绝望不过的人就要算行为古怪却颇有些影响的《纽约论坛报》编辑霍勒斯·格里利了。他是一个激进分子，也多少是个和平主义者，并以变幻莫测而闻名。他自1860年起就徘徊于好斗主义和失败主义之间。1864年初，他以林肯还不够激进为由，支持蔡斯竞选总统。但是，他在盛夏时却写信给总统说：“我们流血的、破产的，几乎奄奄一息的国家……渴望和平——人们展望招募新兵、进一步的全面破坏以及再次血流成河，真是不寒而慄。” [ 註：由于9月份徵兵的地方配额不够，林肯于7月18日号召500,000人志愿参军。一位“铜头蛇”编辑在读到这一号召时得意地说：“林肯的处境比死了还糟糕。” ] 政府如果对这种渴求置若罔闻，那末“我们就将在来年11月一败涂地”。 格里利的信引发的事件是这次战争中最不寻常的事件之一。《纽约论坛报》的这位编辑通过中间人得知，邦联一些密使正在加拿大的尼亚加拉瀑布，准备开始和谈。邦联情报人员的确在尼亚加拉瀑布，但他们没有授权去参加和谈。更确切地说，他们是邦联设在加拿大的秘密情报网的人员，其任务是策划南部战俘逃离战俘营，操纵纽约黄金市场，与民主党主和派建立联繫，并不遗余力地破坏联邦的战争努力。格里利敦促林肯发给这些“谈判者”前往华盛顿的通行证。林肯虽然看透了叛军情报人员的居心，还是授权格里利同他们接触，把“在任何地点的任何人承认为了和平，为了重建联邦和废除蓄奴制并携带着杰弗逊·戴维斯的任何书面建议者”带到华盛顿。 由于格里利被委以核实谈判者证书之责，这就把他置于困难地位。这位编辑畏缩不前。但是，林肯派自己的私人秘书约翰·海前往纽约，敦促格里利开始行动。约翰·海和格里利一起赴尼亚加拉瀑布，并在那里两次拜会邦联的情报人员。会谈的结果仅仅是搞清楚了南部人没有证书。这些情报人员获悉林肯的和平条件后，便把这些条件连同他们的答覆一起透露给美联社。邦联的答覆是出于宣传目的。这个答覆指责道：林肯的条件意味着进一步死亡和破坏，因为它们以南部显然无法接受的条件去阻碍谈判。 就在格里利遭到惨败时，第二个和平代表团出现了。他们周围也充满了类似的宣传。这次是两个没有证书的北部密使谋求与杰弗逊·戴维斯面谈和平条件。他们如愿以偿。这两个人是从事新闻工作的自由职业者詹姆斯·吉尔摩和第七十三伊利诺伊步兵团的詹姆斯·贾克斯上校。贾克斯是个有良好战斗纪录的卫理公会的牧师，他渴望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来停止基督徒自相残杀。林肯认为，从这个代表团那里，他非但不会失去任何东西，或许还能有所获。他允许吉尔摩和贾克斯穿越防线前往里奇蒙。7月17日，戴维斯和国务卿朱达·班杰明在里奇蒙接见了他们。在一次坦率的会见中，两个北部人通报了林肯的和平条件：重建联邦、废除蓄奴制、大赦、或许还要为解放奴隶而付给部分赔偿费，戴维斯很明白，林肯是不会把最后一点提交国会的。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邦联总统除南部独立以外并不坚持什么别的和平条款。戴维斯对两位密使说：“先生们，大赦适用于罪犯。我们没有犯任何罪行。……我们宁可被斩尽杀绝，也不蒙受这种奇耻大辱。……只要你们不承认我们的自治权，我们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吉尔摩对这次会见的报导于7月22日在波士顿某报上登了出来——恰好在同一天，格里利的第一份详细的谈判报告也公诸于世。回顾事情的经过，双方在处理这两件事时所更感兴趣的显然是宣传上的得分，而不是着手进行严肃的谈判。两位总统明知无法接受对方的条件，却也都不能无视自己那边人民中有影响的和平运动。在1863年邦联国会选举中，有好几位主和派候选人赢得了席位，在北卡罗来纳州和阿拉巴马州的内地以及其它地方，反战情绪和亲联邦情绪进一步高涨。鼓吹和谈的人中甚至包括邦联副总统。双方都希望通过宣传非官方和平代表团来向自己的人民表明，敌人的谈判条件将意味着他们丧失其所正在为之战斗的一切：对南部来说是独立和蓄奴制；对北部来说则是联邦和解放奴隶。 第177页 邦联在这场宣传战中得到了一时的好处。因为林肯的和平条件包括联邦和解放奴隶，北部民主党人就能够利用这样一种信念：政府只要不再坚持解放奴隶，北部就可以得到和平。一篇典型的民主党社论这样写道：“只有成千上万的白人战死了，才会减轻总统的热爱黑人的癖习。”当8月前线仍处于僵持局面以及北部的士气降到最低点时，这种见解普遍为人们所接受。一位精明的纽约政客瑟洛·威德写道：“人民都为和平发了疯，林肯不可能再次当选。”各州共和党主席的凄凉惨澹的报告一齐涌进共和党全国主席(兼《纽约时报》编辑)亨利·雷蒙德那里。雷蒙德写道：“我担心，林肯先生给人的印象……不是为联邦，而是为废除蓄奴制而战，加之徵兵、徵税以及捷报寥寥无几，都在助长和平愿望。……这种和平愿望将使[政府]不堪承受，并给予反对派支配一切的地位。” 8月22日，雷蒙德向林肯提出一个计划，以反击一种站不住脚的见解：“我们只要愿意，就可以给联邦带来和平。”他敦促总统任命一个委员会，向邦联提出和平建议，其唯一条件就是联邦，“其余的全部问题”(即蓄奴制和重建条件)留待以后解决。如果戴维斯像雷蒙德所相信的那样，拒绝这一建议，那末就会“使北部普遍存在的和平幻想破灭，平息反对派的喧闹，揭穿他们的谎言，……并减少人们对战争、徵兵和徵税具有的必然性表示的不满情绪。”林肯走得很远，他把雷蒙德的建议具体化为对一个和平代表团的指示草案。他还起草了一封致一位民主党编辑的信，其结尾是：“杰弗逊·戴维斯如果希望知道，假如他将提出有关和平以及重新联合的建议，而不提及蓄奴制，我会作何反应，那就让他试一试吧。” 然而，林肯并未发出这封信，也没有像雷蒙德所敦促的那样去任命一个和平代表团。在8月25日的一次会议上，总统使这位编辑相信：这样做在北部会被人们误解为解放奴隶的一种倒退。这会“比竞选总统失败更为糟糕——这将是事业就屈辱地投降了。”因为，这似乎会使那些反对蓄奴制的共和党人进一步怀疑林肯在蓄奴制问题上软弱无能，从而使他们疏远。此外，这似乎也使人感到，这是对奴隶解放宣言所体现的自由的“庄严承诺”的背叛。 林肯知道，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共和党人频频开会的紧张情况，他们希望由另一位候选人取代林肯。到8月的最后一周，这些不同政见者竟走得这么远，以致准备要求召开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以提名另一位候选人。这一行动之所以产生，部分是由于他们极为敌视林肯的重建政策，部分是由于他们持有总统不会连任的失望看法。林肯也持有后一种信念。他不待大选揭晓就于8月23日写了如下的备忘录，要求内阁批准：“今天上午和前些天的情况似乎都表明，政府将不大可能再次当选。这样一来，我的义务就是与当选总统合作，以在大选已经结束而新总统尚未就职之际拯救联邦。这是因为，这位未来的当选总统将以不可能在这段时间以后去拯救这个国家为由来确保他的当选。” 民主党人提名麦克莱伦 当林肯写下这番话时，他希望民主党人在和平政纲中提名麦克莱伦。麦克莱伦在1862年11月卸去波托马克军团司令一职后，就默默无闻地住在新泽西和纽约。他的许多朋友都为他官復原职而四处奔走。这些努力的失败促使他谋求通过政治来表白自己。1863年秋，麦克莱伦公开贊成民主党候选人出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从而宣布他公开反对现政府。是年年底，他谨慎地让人们知道他当选总统的可能性。从1862年起，麦克莱伦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未曾发生什么变化。他仍反对解放奴隶，但贊成靠军事胜利来恢復联邦。这使他遭到该党主张先停战后谈判的主和派的反对。民主党主和派在最后关头仍争取提名纽约州州长霍雷肖·西摩为候选人。但他们的这一努力落空，别无选择，只好接受麦克莱伦。 8月29日至31日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既提名麦克莱伦，又允许民主党主和派拟写政纲并提名副总统候选人(俄亥俄州的乔治·彭德尔顿)，从而使该党两翼“弥合了分歧”。政纲谴责“军方随意捕人”，“限制言论、出版自由”，“不尊重州权”(即蓄奴制)。政纲要点宣布，“在四年间通过战争去恢復联邦而遭到失败之后……(我们)要求立即停止冲突，以便最终召开由各州参加的大会，或採用其它和平方式，其目的是在尽可能早的切实可行时间，在联邦的基础上恢復和平。” 该政纲要点使麦克莱伦进退两难。他难道能够谈论主张和平第一联邦第二的政纲？麦克莱伦为来自党内两派的压力所困扰，草拟接受提名的覆信时为措词而绞尽了脑汁。最初的两个草案贊同停火的主张，其限制性条款是：谈判如果破裂，就将重启战端；但是，这位将军的那些民主党主战派朋友使他相信，邦联将视此为一纸投降条约，因为聪明人难以相信，战争一旦停止还会再度爆发。因此，麦克莱伦的覆信定稿就把政纲的先后顺序颠倒过来：联邦第一，和平第二。在“我们现在的对手准备以联邦为基础和谈的情况下”，谈判“可能以和解、妥协的精神”开始。……“联邦就是和平的一个条件——我们不再提出其它条件。” 第178页 这封信使多数民主党主战派感到满意，而一些民主党主和派则感到心烦意乱，以至盘算着有一个脱身之计。但是，这些民主党主和派也没有别的出路，因此他们的大多数，包括瓦兰迪加姆在内，仍保持着派别信念。民主党主和派在竞选讲话中强调这个政纲，而民主党主战派则强调麦克莱伦的信。这种“精神分裂症”使共和党人格外高兴。共和党的一位雄辩家说道：“事实上，你不能、我不能，连民主党人自己也不能说出他们的政纲是和平政纲还是战争政纲。……总的看来，它既是和平又是战争，它是对叛军的和平，对政府的战争。”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对结束共和党的分裂帮了大忙。由于激进派面临的实在威胁是来自一个政党，其半数人反对战争、其整体反对解放奴隶。他们突然意识到，林肯是他们在灾难面前的唯一选择。现在，总统坚持把废除奴隶制作为一项和平条件，已开始在反对蓄奴的人们中间，起着有利于总统的作用了。召开新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计划已寿终正寝。9月22日，弗里蒙特撤回了他的第三党候选人资格。次日，林肯要求邮政局长蒙哥马利·布莱尔辞职，并接受了他的辞呈。布莱尔家族被人们视为马里兰州和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保守派。蒙哥马利一直在悄悄地重建他与民主党人的老关系。激进派怀疑，布莱尔家族在政府中的影响具有危险性。林肯要求布莱尔辞职是对弗里蒙特撤回第三党候选人资格的补偿。共和党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政党参加了竞选。 莫比尔湾 就在林肯写好失败主义的备忘录的8月23日，联邦在莫比尔湾为期三周的戏剧性行动中的最后一个行动，封锁了该港，以堵截偷越封锁线的船只。这次行动亦是联邦成功地取得一连串胜利的开端。这些胜利将结束这个夏季北部人的不满情绪，并将嘲弄那些把这场战争形容为一次失败的民主党人。 法拉格特的舰队，火速驶往纽奥良以南各要塞，并于1862年4月攻克该城。它的下一个海上目标显然就是莫比尔了。但是，现在需要法拉格特的战舰在密西西比河上作战。格兰特曾计划在攻陷维克斯堡后即发动莫比尔战役，却因班克斯错误地执行雷德河远征而夭折了。直到1864年夏季，他才为莫比尔抽出部队和舰艇来。该城地处一个海湾的顶端，其出入口位于南部三十英里处，守护这个门户的是三座要塞，一个布雷区和四艘炮舰，其中包括巨大的铁甲舰“田纳西”号。法拉格特集中了14艘木质舰和4艘铁甲舰，从海上勐攻这些要塞，同时由5,500名步兵从陆上实施包围。8月5日晨，联邦舰队开始与各要塞的重炮交战，场面蔚为壮观。突然，为首的一艘联邦铁甲舰爆炸沉没，成了水雷的牺牲品。结果，在两座最大的要塞的勐烈炮火下，舰队停止了进攻。但是，法拉格特把他的木质旗舰“哈特福德”号置于整列舰队之首，并下达了使他名垂美国海军青史的命令：“该死的鱼雷！全速前进！” [ 註：这是否为法拉格特的原话尚无法断定，但他命令舰队随他的旗舰穿过布雷区，却是确凿无误的。 ] “哈特福德”号安全地穿过了布雷区；舰队尾随其后。联邦各战舰进入为要塞火力达不到的莫比尔湾后，即把注意力转向勇敢的邦联炮舰，对之连续勐轰，直到这些战舰投降。即使是令人生畏的“田纳西”号，其舵链被打掉，指挥官负伤，不得不投降了。联邦军到上午10时便控制住莫比尔湾水面；在此后的18天中，他们迫使要塞一个接一个地投降。莫比尔城虽仍在邦联手中，但它与海洋隔绝，对邦联已没有多大用处。 攻陷亚特兰大 莫比尔大捷虽很重要，但比不上占领亚特兰大的战役。7月底的战斗结束后，两军都避开他们在亚特兰大城西南的堑壕，胡德是为了保护其铁路，而谢尔曼则是企图夺占铁路。胡德拼死派他的骑兵部队前去切断谢尔曼的铁路交通线，但联邦工兵修復了遭到破坏的铁路。谢尔曼于8月25日发动了他最后的攻势。北军以右翼为基准，在另一次包抄侧翼的运动中逆时针迴旋。胡德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联邦军在他的骑兵袭击下被迫后退。他向里奇蒙发出大捷电报，这时专列火车满载着欢唿不已的乔治亚人到亚特兰大参加庆祝活动。 但是，甚至在这些祝捷者进城之时，北军已进抵南面20英里的铁路线，开始用铁轨制造“谢尔曼绞索”——把铁轨放在枕木篝火上烧热，然后再缠在树上。胡德接到骑兵的报告后终于机敏地发现自己的危险处境，于是就派两个军前去攻击在琼斯伯勒的联邦军。联邦军虽是以寡敌众，还是于8月31日击退了邦联军。次日，他们开始反击，一举赶跑了南军。胡德由于随时都有被包围的危险，就烧毁了城里有军事价值的全部设施，于9月1日至2日夜从亚特兰大撤出了其余的部队和乔治亚州民兵。联邦军于次日开进亚特兰大，谢尔曼电告华盛顿：“我军攻克亚特兰大，大获全胜。” 这个消息使北部大为震动。一位纽约人在9月3日写道：“今天上午的消息大快人心——亚特兰大终于被攻克！！！它是(在这次政治危机中迎来的)这场战争中最伟大的事件。”各报纷纷赞扬谢尔曼是拿破崙以来最伟大的将军。林肯、格兰特和哈勒克都热情洋溢地祝贺这位红髮将军。总统预言，谢尔曼的亚特兰大战役将成为“战争史上的着名战例”。人们在交口称赞的同时，并未注意到胡德部的逃遁。但是，亚特兰大的象徵意义却如此巨大，其陷落的政治后果使一切都黯然失色。一家共和党报纸在有关亚特兰大的陷落的通栏大字标题中简略地表达了这些后果：“这是老阿贝对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的回答。这场战争是否失败了？”《里奇蒙观察家报》以南部的观点哀嘆：“亚特兰大的灾难”发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它使林肯的党倖免覆灭。……它将使不久前还很光明的和平前景变得十分黯淡。它还使低落的情绪在南部四处蔓延”。在这场军队与军队以及人民与人民之间进行的战争中，在政治上获得的成就，还不止是抵销了胡德那支连遭痛击和消耗的部队在军事上的残存。 第179页 河谷中的谢里登 南部的另一个坏消息来自谢南多厄河谷。朱巴尔·厄尔利的部队挺进至华盛顿外围而一举把他在联邦的失败之谷发动的夏季攻势推上了高潮；这也是许多北部人认为这场战争已成败局的一个原因。格兰特在8月间派谢里登前去打击厄尔利并破坏河谷的资源后，在河谷中对峙的两军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小规模战斗。配合默契的波托马克军团同时发动进攻，他们先攻击里奇蒙城下的邦联军战线左翼，随后又攻击位于彼得斯堡南部的右翼。这就迫使罗伯特·李从河谷召回一个师，从而使谢里登对厄尔利的人数优势达到2:1。 9月19日，谢里登攻击了位于温切斯特东面和北面的邦联军防御阵地。一个糟糕的命令造成运送联邦一个军的车队陷于混乱，从而使联邦军一开始就打得很不好。然而，谢里登以其极佳的战地指挥扭转了混乱的局面，他派骑兵大模大样地沖向叛军两翼，同时以步兵攻击敌中心区。厄尔利的左翼崩溃了，在中心区顽抗的守军也一步一步地从城里后撤，连夜向南蜂拥而逃，沿着位于施特拉斯堡南面两英里处的费希尔斯山的山嵴建立新的防御阵地。 谢里登在邦联军后面紧追不捨。9月22日，他派出他的三个步兵军中的一个军设法绕过邦联军在费希尔斯山的左翼，并把另外两个军在前方进行佯攻。将近黄昏时分，包抄侧翼的那个军叫喊着冲出树林，把最边上那些惊慌失措的邦联士兵射倒在地，而这时在两英里外的战友们把佯攻转入了进攻，迫使叛军全线溃退。双方在这两次战斗中的伤亡不相上下——都在5,500人左右——但这个数字反映了厄尔利的部队遭到近三分之一的损失。邦联军溃不成军，一路退至温切斯特南面80英里的布朗山口。 这些胜利进一步增加了林肯再次当选的筹码。以前当过将军，现为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在9月23日写道：“谢里登在谢南多厄河谷发表了一篇讲话，这对联邦事业来说，比共和党的全部演说家的演说都更有力量，更有价值。” 谢里登并未停留在他的荣誉上，他的35,000部队向河谷的纵深方向前进，以执行格兰特的命令的第二个部分。谢里登于10月7日报告说：“我已摧毁2,000多个装满小麦、干草和农具的谷仓；70多个装满面粉和小麦的磨坊；部队还赶着4,000多头牲畜，已宰杀并送给部队的羊不少于3,000头。”这仅仅是个开始。谢里登说：待他完成任务时，“这条从温切斯特到斯汤顿92英里的河谷，将没有什么可供人畜食用的东西了。” 这是真正的全面战争。破坏也不完全给一方造成。叛军游击队跟在谢里登部队的后面，到处焚烧车队，枪击数以百计的赶车人、传令兵和掉队士兵。这些游击队迫使谢里登把前线三分之一的部队调开，使他无法执行格兰特的最初命令：移师东去，翻越蓝岭，开到位于罗伯特·李后方的彼得斯堡。游击队员们还激使联邦军实行焦土报復，它远远超出了谢里登最初下达的只摧毁具有军事价值的房屋的命令。河谷中数以千计的居民，其中有叛乱分子，也有联邦主义者和中立分子，通通都变成了身无分文、衣衫褴褛的难民。 谢里登摧毁了河谷的资源后，即于10月中旬北撤，并准备把第六军归还格兰特。但是，桀骜不驯的厄尔利却不愿就此罢休。他已得到等于敌人兵力五分之三的增援。当谢里登还在华盛顿商讨部队未来行动计划时，厄尔利就在策划如何横渡谢南多厄河以北的河岔，向位于米德尔城附近的锡达河后面的联邦军左翼发动突然袭击了。南军的三个步兵师于10月18日至19日夜间悄悄进入阵地，于黎明时分前去骚扰第八军的营地。北军的7,000人张皇失措地向后方逃遁。这次突然袭击是这场战争中效果最好的一次。叛军继续追击，把联邦军的另外两个军向后压了四英里。 不过，这次进攻很快就失去了势头。厄尔利确信已大获全胜，于是就没有设法制止其士兵打乱阵势而去劫掠北军的营地。但是，北军各师尚有半数兵力并未垮掉，而其余的部队则正在谢里登令人振奋的领导下重新编队。这位联邦军指挥官已于前一天下午回到温切斯特。10月19日晨，他听到南面15英里外枪声大作，便策马向战场飞奔而去。他的行动很快就在部队中传为佳话。他在策马飞驰时，遇到了正川流不息地向后方走去的大批掉队的士兵，而这些士兵一见到他，就停下脚步向他欢唿。谢里登对他们厉声喝道：“真该死，别向我欢唿！你们要是爱国，就去上前线！真该死，别向我欢唿！你们还有许多仗要打！到前线去，真该死！到前线去！” 他们继续欢唿，但他们也转过身来跟随在他的后面。谢里登在遭受打击的部队中出现，其作用是令人惊异的。到午后三时，谢里登已把这些散兵游勇组织起来，并对无组织的邦联军队发动了一次反攻。到夜幕降临时，北军滚滚向前的洪流不仅冲过了早晨失去的四英里，还把敌人又向南赶出八英里。厄尔利的部队在一个月内三度被击溃，实际上作为一支作战部队已不復存在了。从一切实际目标看，除叛军的游击战不算，河谷中的战事已经结束了。叛军的游击行动继续箝制着联邦军的几支大的分遣队。 彼得斯堡前线 第180页 谢尔曼和谢里登已同时各向邦联军打了一拳；现在，格兰特希望再打上致命的一拳。9月底，波托马克军团同时打击了罗伯特·李的战线两端。在詹姆斯河以北，联邦军虽占领了属于里奇蒙防御工事组成部分的哈里森堡，但却未能在这里或在彼得斯堡西南取得突破。10月底，格兰特再次攻击敌人的两翼，未获成功。这次，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彼得斯堡前线，联邦部队企图进行一次避实就虚行军，绕过邦联军堑壕，以攻击从西面通往彼得斯堡的铁路。但是，罗伯特·李手下的衣衫褴褛的老兵挫败了这一行动，击退了联邦军并使其遭到重创。 波托马克军团的新部队——替身兵、应徵入伍者和津贴领取者——在多数作战行动中都打得很糟糕。他们没有打多少仗就大批地投降了。在一度很光荣的第二军尤其如此，这个军从怀尔德尼斯一路上血战到彼得斯堡，损失最大。在第六军和谢里登的骑兵能够从河谷返回以前，波托马克军，将具有真正的进攻能力。格兰特虽未能打出他的致命的一拳，但却再次迫使罗伯特·李拉长防线，从里奇蒙东面的威廉斯堡公路直到彼得斯堡西南的哈奇尔斯大道，延长了35英里。罗伯特·李警告戴维斯，他的防线已相当薄弱，如果得不到增援，“我担心会大难临头”。但是，这场战争中最寒冷的冬季来到维吉尼亚，减少了作战次数，并把灾难向后推到春天。 1864年选举中的铜头蛇问题 当军事胜利驱散了政治上的乌云时，共和党人不失时机地指控对手的不忠。用最恰当的话说，这一战术包含了叛军希望麦克莱伦当选的论点。共和党人大肆宣传格兰特发自彼得斯堡前线的电讯。格兰特写道：“敌军非常希望能坚持到大选结束。他们希望人们反对革命。……每天都有逃兵进入我军防线。他们告诉我们：士兵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厌战，开小差的现象将会更加严重。但是，他们认为，秋季大选一过就会举行和谈。” 格兰特和共和党人本来可以认识得更正确些。邦联领导人确实认为麦克莱伦的当选会确保其事业的成功。副总统史蒂芬斯认为，民主党政纲是“自战争开始以来我从北部第一次看到的一线光明”。南军的一位军医确信，如果麦克莱伦获胜，“战争就会结束。这种想法很难用语言表达。但愿我们不会失望”。邦联在加拿大的一位情报人员就北部民主党人问题给里奇蒙打了个报告：“这个政纲意味着和平，无条件的和平。……麦克莱伦将处于真正的和平人士的控制之下。……在任何情况下，政纲都会责成他停止战争并尝试谈判。……停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和平。战争一旦停了下来，哪怕只是很短时间，也不会再度爆发。” 共和党人竭力证明民主党人就是北部的反战秘密团体。这些地下组织中最大的就是金环骑士团。1863年，该组织与邦联的联繫被揭露，使这个组织变得毫无用处而逐渐瓦解。美国骑士团取而代之，其成员集中在中西部的南部，1864年2月成立的自由之子社似乎依次吸收了骑士团的多数成员，其最高统帅不是别人，正是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 渗入自由之子社的联邦密探搜集了对该社的一系列指控，并及时发表了这些材料，以便共和党人在1864年大选中使用。此外，据说该组织与邦联特务策划一个阴谋，企图在伊利湖上捕捉一艘联邦战舰、解救一些囚禁在中西部战俘营中的南部战俘、焚烧北部城市、煽起反对徵兵的抵制运动、煽动武装起义以成立“西北邦联”。总之，他们要制造那么多的混乱，使南部的北军不得不返回老家去对付后方的内乱。联邦侦探逮捕了很多参与这种阴谋嫌疑的领导人，特别是在印第安纳州。在该州受过军事委员会审判的人中有个叫兰丁·米利根的，他的定罪在两年后被最高法院的一次有名的判决所推翻。这项判决说，在民事法庭开庭的情况下，军事法庭不得审判平民。 共和党的雄辩家、编辑和宣传小册子的作者们利用这些事实，把民主党与叛国联繫起来。难道瓦兰迪加姆终究不是自由之子社的统帅吗？难道他没有写下民主党政纲？共和党典型的通栏大字标题印着：“在北部发动叛乱！！令人震惊的揭发！瓦兰迪加姆推翻政府的计划！主和派政党的阴谋！”陆续出版的宣传小册子的题目是：《铜头蛇在西北部的阴谋：揭露自由之子社的叛国命令》。这个问题扩大的程度，乃至共和党人给整个民主党都扣上“铜头蛇”的帽子，这顶帽子使民主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都恢復不过来。 有些歷史学家把有关铜头蛇阴谋的传说低估为“共和党人富有想像力的虚构，……一种政治幻影。”毫无疑问，共和党人对不少的这类阴谋大加渲染，甚至不惜捏造。另一方面，大量的证据表明，其中有一部分阴谋并不仅仅像一位歷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谎言，猜测和政治上的恶毒攻击”。或许，联邦侦探或提供了情况证明的铜头蛇在发誓后提供的证词，均应打上折扣；但是，邦联特务写下的官方报告却不能忽视。战后在缴获的邦联档案中发现了邦联在加拿大的特务发回的几份报告。这些文件表明，曾把好几十万美元分发给中西部民主党人，其中包括该州的公职候选人：伊利诺州的州长被提名人接受了住在加拿大的邦联特务的40,000美元；伊利诺州的两个和平大会得到了邦联提供的大批黄金。侦探们在铜头蛇家中发现了几个储藏武器的地方，这些武器是用邦联特务经费购置的。还有好几起解救邦联战俘的阴谋，其中包括准备在召开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于芝加哥举行起义，以掩护从附近的道格拉斯集中营解救战俘的行动。 第181页 当然，这些异想天开的阴谋大都从未成功。这要归因于两个因素：这些秘密社团保密不严，致使联邦特务能打进去；再者，在北部从事阴谋活动的人到採取实际行动时，充其量只能动员一小撮人。大批邦联特务出席了民主党芝加哥代表大会，不过，人们所期待的武装铜头蛇军团却从未出现。幻想破灭了的南部人断言，北部的和平运动都是崇尚空谈而没有实际行动。已经发生的较大作战行动都是邦联特务自己搞起来的：1864年10月19日发生一起越境袭击，从佛蒙特州的圣奥尔本斯银行劫走200,000美元；11月25日，邦联特务在城里纵火达19处，企图烧毁纽约的几家旅馆及一些其它建筑物。他们并未能实现，仅仅焚毁了数幢建筑物，余者全被扑灭。 雅各布·汤普森于1864年12月3日向邦联国务卿提交了一份报告，充分地总结了这些活动。汤普森是密西西比州人，曾在布坎南任内出任内政部长。他在战前与北部民主党人有交往，这使他成为主持驻加拿大特务机关的理想人选。他与好几位民主党主和派建立了联繫，其中包括瓦兰迪加姆。汤普森详述了他发放300,000美元去从事购置武器、召开会议、资助报纸的活动：“他们亲切地接待了我，从一开始就给我以最大的信任，”他写道：“我已把钱预付给辛辛那提的邱吉尔先生，供他在该市建立一个纵火团体。”汤普森相信纵火是一项反对北部的武器：“已经烧掉了大量财富(这是一种夸张)，[我们必须继续]随时乘机纵火，从而使有财产的人感到不安全，使他们对战争感到厌倦。”的确，汤普森在准备烧毁自己的档案，因为“我自己掌握着这么多文件。要是落入敌手，就会彻底毁掉北部许多杰出的人。” 人们能够很容易地想像，假如共和党人在1864年就掌握了这些文件，他们会如何加以利用。其实，民主党人的“叛国”就是他们最有效的论点。民主党人以“暴君”的指控作为报復；但是，这一指控和该党的其他论点，诸如通货膨胀、债务、腐败、徵兵以及侵犯公民自由等一样，都未能点起火来。人们对林肯进行的人身攻击也不会产生效果。这一攻击刊登在《纽约天主教周报》上：“阿贝·林肯——且不提他身上流着骯脏的黑人血液问题，……完全是个低能。……他的各种习惯都很野蛮。……他道德败坏，生活淫荡。……他是禽兽！” 就连民主党的种族主义论点在很大程度上都失去了说服力。这并非因为缺乏尝试。民主党报纸恶毒地散布流言蜚语，说林肯的祖先可能是黑人。参加竞选的演说家翻来覆去地攻击“老阿贝的那些热爱黑人、拥抱黑人的崇拜者们。”民主党第一大报《纽约世界报》的两个记者搞了一个新花样。他们匿名写了一本名为《混血：适用于美国白人和黑人的种族融合理论》的小册子。据称，该小册子为一个废奴主义者所写，鼓吹把混血(这是由原作者生造出来的一个新词) [ 编者註：按“混血”这个词的原文为miscegenation，系用拉丁文miscere(为“混合”)加上genus(意为“人种”)而合成的。 ] 当作解决种族问题的一个办法。它预言，共和党人如在大选中获胜，就会使战争进入下一阶段，即“这场战争，作为它的最后成果，可以指望白人与黑人大杂烩”。民主党人竭力利用混血问题。他们写歪诗，画黑种男人在林肯再次当选后的“废奴主义”黄金时代狂吻白种妇女的政治漫画，写在占领下的南部关于生育混血儿的新英格兰女教师的耸人听闻的小说，等等。不过，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些手段给民主党人争取了多少新选民。相反，这可能使某些聪明的选民产生反感而离去。 战俘问题 一个与种族问题间接有关而被民主党稍加利用的问题乃是交换战俘的问题。民主党政纲谴责政府“可耻地不顾”“那些被俘很久而仍在遭受苦难的同胞”。战俘的悲惨命运，特别是在臭名昭着的乔治亚州安德森维尔监狱的战俘命运，是北部在1864年夏季产生厌战情绪的一个原因。民主党人把交换战俘的失败归咎于共和党人坚持平等对待黑人战俘。但是，民主党人并未大肆宣传这一问题，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多数北部人因联邦战俘受苦受难而对南部大加斥责。已经被人看作是亲南部的政党，是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赢得多少朋友的。 这个容易使人动感情并且常常遭到人们误解的战俘营及战俘交换问题，在1864年陷入了危机。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拥挤不堪及其惊人的死亡率在北部和南部都已成为丑闻。这座战俘营建于1864年初，准备接纳10,000名俘虏。但是，这座战俘营到8月份就挤进几近33,000人。有13,000战俘死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里。战俘营司令官亨利·沃兹后来被宣判犯有战争罪行并被处以绞刑。有些歷史学家认为，给沃兹的定罪属错判，因为北部需要一个替罪羊。他们坚持认为，北部战俘的处境一般地并不比北部战俘营中的南部战俘更糟糕。联邦战俘与邦联战俘的口粮配给量相同，如果说他们在1864年配给不足，那是因为北军已大量地破坏了南部的资源。就安德森维尔战俘营而言，它的恐怖是交换战俘工作失败的结果。而根据这一观点，北部应对交换战俘的失败负责。 第182页 这些问题很复杂。北部的宣传的确夸大了南部战俘的情况。战俘回忆录是最耸人听闻的内战文献之一。这些回忆录多为北部人所写，人们很难把事实与杜撰的部分区分开来。或许，下面的概括是公允的：除安德森维尔外，南部战俘营的条件一般地并不比北部战俘营差多少。实际上，条件通常都很差。南北双方的战俘都苦于卫生设备差、水质不良、疾病、哨兵动辄开枪打人、令人极端厌烦、精神沮丧忧郁。在密西根湖附近的道格拉斯集中营，在伊利湖上的詹森岛以及纽约州的埃尔迈拉，难以适应气候的邦联战俘都因衣服和毯子不足而忍受饥寒交迫的痛苦。另一方面，北部的邦联战俘在伙食和居住条件方面却比在南部的北部战俘稍好些。北部战俘营给被俘叛军提供的是营房 [ 註：马里兰州的波因特卢考特战俘营例外，战俘在那里住帐篷。 ] ，而邦联的好几座战俘营——包括最大的两个：安德森维尔战俘营和贝尔岛战俘营(位于离里奇蒙不远的詹姆斯河中的一个岛上)——却都没有提供任何栖身之处，战俘们只好忍受露宿之苦。双方战俘所享受的医疗条件大概并不亚于普通士兵——也就是说，按照现代标准是很差的。但是，南部缺少药品(联邦的封锁有一定责任)对北部战俘的影响，如同对南部士兵和平民的影响是一样的。 以下因素——营养不良、住房不足、药品匮乏——都有助于人们解释南部战俘营的联邦战俘的死亡率为何至少比在北部的邦联战俘高28%。 [ 註：正如多数内战统计数字一样，有关战俘的资料是最不准确的；对南部来说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大量的邦联档案在1865年4月撤离里奇蒙时不是被毁就是散失。最可信的数字表明，在194,743名监禁时间不等的联邦士兵中有30,218名(占15.5%)死于战俘营。而在214,865名邦联战俘中，有25,976名(占12.1%)死于监禁。因此，联邦战俘的死亡率就比邦联战俘高28%。此外，可信程度较低的数字表明，联邦军战俘的死亡率为17.8%，比同一报告所引邦联战俘的死亡率要高48%。 ] 对这些数字的另一种分析表明，邦联军战俘在北部战俘营中的死亡率比在自己队伍中死于疾病者可能要低29%，而联邦军战俘在南部战俘营中的死亡率可能要比在自己队伍中死于疾病者高68%。没有什么证据证实北部关于南部蓄意虐待战俘的指控。死亡率的差异基本上可归因于南部经济在战争最后一年的崩溃，而战俘人数当时达到最高水平。 另一方面，现代歷史学家要理解安德森维尔的联邦军战俘为何未能获准利用战俘营周围的大片松林木材来营造临时木屋，简直就和1864年的北部人要理解这个问题同样困难。这样做本来可以拯救不少人的生命。一位乔治亚州妇女对她在安德森维尔的见闻感到震惊：“面对这些可怜的人——虽然他们是北方佬——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似的。我担心，上帝将会因为发生这种事情而允许给我们以某种可怕的惩罚。如果北方佬一旦来到乔治亚州西南部……并看看那里的坟墓，愿上帝对大地大发慈悲吧！” 她接着说道：“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其实，北方佬比我们更应受到指责。这是因为他们不交换这些战俘，而我们贫困的邦联又无力养活他们，而我们自己的士兵还在阵地上挨饿。”确实，交换战俘的计划失败是监狱在1864年人满为患的主要原因。然而，谁应对这次交换战俘失败负责的问题，却比这位乔治亚州妇女所指出的更为复杂。 在战争的第一年，林肯曾拒绝就交换战俘协定进行谈判，因为这样会被解释为对邦联的正式承认。但是战地司令官们曾进行了多次非正式的交换，双方在1862年都有大批人员被俘，这给联邦政府增加了压力，从而终于在7月接受了交换战俘协议。协议规定，双方都与对方交换等量战俘，任何一方的剩余人员将在正式被交换以前获假释。 根据该交换战俘协议，战俘将于1862年秋基本上交换完毕。不料，该协议却在1863年遭到破坏，其原因是邦联对解放奴隶宣言以及联邦军徵募黑人参军作出的反应。杰弗逊·戴维斯指责这些措施为“罪人史上的最坏记录”。他宣称，今后在受奴隶解放宣言影响所及的各州俘获的黑人团军官和全部联邦军军官都将作为“参加奴隶暴动的罪犯”论处，交给州政府处以极刑。被俘黑人士兵亦应交给“其所属各州，依各州法律处置”。邦联国会批准了这些政策。这些政策当然违背了交换战俘协议而不用说它的其他性质。为确保邦联不实施这些措施，联邦陆军部长斯坦顿下令停止交换一切邦联军官，从而把这些战俘作为人质，以对付邦联要处决联邦战俘的威胁。 到1863年6月，虽然正式的交换军官的工作大部分已告结束，但一些交换和假释士兵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格兰特和班克斯在7月间假释了在维克斯堡和哈德孙港俘获的36,000人，但此后不久，邦联陆军部又令其中的数千名士兵重返部队(他们之中有些人及时地帮助赢得了奇卡莫加战斗的胜利)。联邦政府认为，这一行动严重违反了交换战俘协议。这个问题所引起的争论使全部交换战俘工作陷于停顿。到1863年12月，拘禁在北部的邦联战俘为26,000人，而在南部的北军战俘则为13,000人——其数量之多，足以形成对恢復交换战俘工作的压力。但是，主要的障碍还是南部拒绝在任何交换工作中把被俘黑人官兵包括在内。邦联方面负责交换战俘的代表宣布，在“放弃把奴隶作为失而復得的财产送归原主为奴的权利”以前，南部将“战死在最后一道壕沟”。斯坦顿在答覆中坚持认为，对北部来说，就交换黑人战俘协议进行谈判将“是个奇耻大辱。……当[叛军]同意一视同仁地交换战俘时，才不会有任何麻烦”。 第183页 僵局尚未打破，而1864年5月至7月间的战斗又源源不断地把数量空前的俘虏送进拥挤不堪的俘虏营。邦联在8月提出一对一交换建议，却再次拒绝向联邦当局保证把被俘自由民包括在内。到这时，格兰特开始相信，任何交换都将给邦联而不是联邦带来更多的好处。他写道：“对监押在南部的我方人员来说，不予交换是件难事；但是，这对还在部队作战的人员来说则是人道的。”每个被交换的邦联军人员都“立刻成为反对我们的积极战士”，而获释的多数北军俘虏不是因服役期满而復员回家，就是因身体垮掉而住医院治疗。“我们不得不战斗下去，直至南部的军事力量枯竭为止。我们如果释放或交换俘虏，那这场战争就简直成为一场要把人斩尽杀绝的战争了。” 人们常常引用这个讲话去证明联邦坚持平等对待黑人俘虏不过是掩盖他们拒绝交换的真正理由——通过消耗来拖垮邦联。于是就出现了如下论点：是北部而非南部才应对安德森维尔的恐怖负责。 但是，证据并未证实这种论点。罗伯特·李在10月1日建议以一对一交换拘禁在维吉尼亚的俘虏时，格兰特暂时接受了部分交换，同时要求罗伯特·李保证把黑人士兵包括在内。罗伯特·李答覆道：“我们认为，黑人归我方公民所有，不被当作交换对象，也不包括在我的建议范围以内。”格兰特为了结此事而发表声明：联邦政府“有义务维护全体从军人员因入伍而得到的权利”，因此，是罗伯特·李拒绝给黑人以这些权利，才“使我拒绝进行你所要求的这种交换”。到敌对双方的海军部长于1864年10月拟出交换被俘水兵的协议时，林肯政府还坚持把黑人包括在内——后来就真的把黑人包括进去了。这是在交换战俘的僵局中第一次真正的突破。在1864年-1865年冬，双方不分肤色，交换了数千名伤病战俘。1865年1月，邦联的交换战俘代表建议交换“全部”俘虏，联邦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邦联打算把黑奴编入其部队，因而继续拒绝交换黑人俘虏就会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错误，于是他们就悄悄地放弃了这一立场。在1865年2月至3月间，交换工作取得了进展，每天几达1,000人——到战争于4月结束时，剩下的俘虏也释放完了。 林肯再次当选 1864年选举是就战争和解放奴隶举行的一次公民投票。没有哪个人能够肯定民主党获胜将会形成何种结局：邦联独立；恢復保留蓄奴制的联邦；抑或别的什么东西。但是，共和党获胜的结局则不容置疑：蓄奴制的灭亡和继续进行战争，直至南部投降为止。了解这一点的选民们于11月8日前去投票，选举团以212票对21票的多数再次选举了林肯。麦克莱伦只在新泽西州、肯塔基州以及德拉瓦州获胜。林肯得到55%的普选票，这个多数比他四年前在这些州得到的48%的普选票有大幅度的增长。只有一个自由州(新泽西州)在1864年选举了民主党州长。共和党人控制了他们在1862年失去的全部州议会，并不同寻常地取得了下届众议院185席中的145席(共和党在参议院的优势为42比10)。一个政党在国会选举中以如此一面倒的胜利，这在美国歷史上是不多见的。共和党在1860年主要得益于士兵选票(此问题将在本节后面论述)以及边疆各州的选票。在这些边疆州，部队排除了分离主义的选民，或许还镇住了一些潜在的麦克莱伦选民。 1864年选举中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终究举行了这次选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在战争期间举行过大选。英国在20世纪曾因处于战争的非常时期而两度取消选举。美国在内战中举行选举的试验在歷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结果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然而，没有任何人在1864年建议推迟举行选举。正如林肯自己所解释的那样：“没有选举，我们就不会有自由的政府；如果这场叛乱会迫使我们提前或推迟一次全国选举，那这场叛乱就简直可以宣称已经征服并毁灭了我们。”林肯在再次当选后说道：选举结果证明，“人民的政府在一场大规模内战中经受得住一次全国选举”。 1864年的士兵选票同样引人注目。没有第二个国家曾经做过这种试验，让它的参战人员在一次可能决定他们是否继续战斗的选举中投票。到1864年，有18个州已有可能使部队在阵地上投票。这些州中的六个州规定，士兵选票应与其它选票一起贮存，而在其余的部队投票的12个州，部队选票将单独制表。剩下的北部各州——最引人注目的是伊利诺州和印第安纳州——并未对士兵的缺席选举作出什么规定。伊利诺州和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人宣布反对这一立法，因为他们有正当的理由对士兵选票表示担心。尽管麦克莱伦的名字在波托马克军团的许多官兵中仍有很大的感召力，但没有什么士兵愿意去投那个宣布战争已经失败的政党的票。一位阅歷丰富的军官写道：民主党的胜利会意味着“不光荣的和平与耻辱，以及过去那种对南部统治的卑躬屈膝。”另一位生平是民主党人的士兵说：“我们都希望和平。但它不是任何别的和平，而是光荣的和平。我宁愿在这里呆一辈子(尽管我很不乐于这样做)，也不同意我们国家陷于分裂。” 共和党人认为，士兵选票在某些州是有决定性的。林肯作为总司令，能够在这方面进行运筹。军事行动在11月初就停了下来，这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士兵来自不能缺席投票的州，给他们放假回家去投票了。民主党人指控印第安纳州有舞弊行为，据说成千上万的共和党选票都是来自州外的士兵投的。另一方面，到阵地上收集士兵选票的纽约州民主党专员却遭到逮捕，并被判以向投票箱塞进选麦克莱伦的假票的罪行(其中有一人供认不讳)。还有其它一些对舞弊和骚扰的指控，但从整体上说，损毁部队选票的不正当行为并不比19世纪的正常选举为甚。在单独列表的士兵选票中(154,045票中的119,754票)，林肯的得票率居然高达78%。在那些返乡投票或其选票并未单独计算的士兵中，共和党人大概也占同样大的比例。即使在波托马克军团，投麦克莱伦票的士兵也只有29%。 第184页 在好几个国会选区，士兵选票提供了共和党获胜所需的票数差额。他们的选票亦为林肯在纽约州和康乃狄克州(可能还在印第安纳州和马里兰州)提供了选票差额。总统即使没有部队选票也有可能获胜。但是，士兵中的共和党选票占四比一的多数，这对林肯的战到胜利的政策，是个令人难忘的授权。需要去打仗的人以较大的票数差额进行投票，而且远远高于在家乡进行投票的人们。 林肯再次当选的含义，每个人都很明白。格兰特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林肯先生赢得压倒多数的选票和选举平静地进行，将给予叛军狠狠地当头一棒。就林肯的再次当选对叛军的影响和在国外的影响而言，要比战场上的一次胜利大得多。”彼得斯堡堑壕中的联邦士兵听到林肯获胜的消息时，“都欢唿起来，连嗓子也喊哑了”。一位北军的二等兵写道：“在两军战线相距不足20米的某处，我们的士兵听到叛军胸墙后面传来的声音。‘喂，扬基佬。’‘喂，约翰尼。’‘别开枪，扬基佬。’‘行，约翰尼。’‘你们在叫些什么呀？’‘巨大的胜利归我们了。’对方的反应显得很急切：‘扬基佬，什么巨大胜利呀？’‘老阿贝已把你们的北部伙计一扫而光了。’‘扬基佬，你说得不对吧？’‘一点不假，忧虑全都没有了；整个北部剩下的主和派还不够编一个警卫班。’” 麦克莱伦及其友人虽很失望，但还是接受了这一结局，辞去了职务。这位将军的一个密友聊以宽慰地说，民主党将不再担负结束战争的责任了。他提到这次选举运动时写道：“我们参加了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斗。我们是在革命的一个周期结束以前去阻止革命。我们幸亏失败了。”伦敦《每日新闻》颇有洞察力的记者认为，仲夏以来，北部舆论的转变表明，北部“确实是沉默的、镇静的、但又极其严肃认真的……，其方式是为世人曾所未见的……。我对他们坚决……要战斗到底的决心听得越多，了解越深，我就越发感到惊讶。” 里奇蒙也理解林肯再次当选的含义。但是，杰弗逊·戴维斯却摆出一副体面的官僚架子，坚持认为邦联“像过去一样不屈和反抗。它的政府的目标没有任何改变，它的部队那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和它的人民那不可遏制的精神都不会改变。……敌人在军事上的任何成功都无法使邦联解体。”谢尔曼在其着名的从亚特兰大向海滨进军中所要粉碎的正是这种负隅顽强。 第二十五章 邦联的末日 从亚特兰大到海滨 谢尔曼在9月占领亚特兰大后不久，便决定疏散那里的大部分平民。他要把这座城市作为军事基地，免除供养和保护平民的负担，并防范混入平民中的间谍和游击队分子。谢尔曼解释说：“我从孟菲斯、维克斯堡、纳奇兹和纽奥良已经看出：所有这些从敌人手中夺取的地方，每到一处都要立即派一个整师的部队去驻守，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由于我们得分兵去防卫和保护那些对我们怀有敌意的居民集团势力，因此，胜利实际上是削弱了我军在战场上的兵力。” 当亚特兰大市长和胡德将军抗议谢尔曼的“残酷”时，这位北部将军抓住时机就大讲叛乱的恶果去驳斥他们。谢尔曼告诉这位市长：“战争本身是残酷的，你不能粉饰它。”南部发动了战争，并吹嘘它能战胜北方佬，“现在战争打到了你们家门口，你们的感受大不相同了。你们反对战争的恐怖，但是当你们派出整车的士兵和弹药……将战火烧到肯塔基和田纳西时，你们感到恐怖吗？”通往和平的唯一道路是把战争无情地进行下去，直到邦联投降为止。疏散亚特兰大平民的命令“并不想迎合人道，而是准备作进一步的斗争，这一斗争关系着亚特兰大之外的千百万善良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一定会实现和平，不仅仅在亚特兰大，而且在全美国”。胡德曾经指责谢尔曼的行为由于“有计划的和独创性的残酷”，而“在战争的暗淡歷史中出类拔萃”。针对胡德，谢尔曼严词驳斥说：“是你把一个和平、繁荣的国家拖进了战争；是你挑起了战争并把它强加在我们头上，凌辱我们的国旗……你派劫掠船掠夺平民的船只，将成千上万的联邦家庭逐出家门并焚毁他们的家园……。这一切我们都亲眼目睹，谁还相信你那套鬼话？” 谢尔曼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和目的反覆思考，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仅在同敌对的军队作战，而且要同敌对的人民作战。”打败南部军队还不足以赢得这场战争，必须摧毁支持和供养他们的铁路、工厂和农场，必须粉碎支持南部军队的平民的意志。谢尔曼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直率地表达了全面战争的意义。他对心理战的理解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的前面，并且能将它付诸实践。“我们不能改变那些南部人的心脏，但我们能使战争搞得如此可怕……[而且]使他们如此厌恶战争，以致在几代人的时期内不会再有人企图挑动战争。”谢尔曼的部队在田纳西和密西西比时，他们所到之处焚烧和破坏了一切具有军事价值的设施和许多没有军事价值的东西。现在谢尔曼打算在乔治亚採取同样的作法。他力促格兰特让他从他的基地里解脱出来挥师通过乔治亚的中心地带，从那块土地上获取给养，并且毁坏部队消耗不完的一切资源。谢尔曼说，这样一次军事行动的心理效果，甚至要比其物质效果还要大。“如果我们能把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顺利地通过杰斐逊·戴维斯的领地，就会向国内外表明：我们拥有戴维斯无法抗拒的力量。这也许不是战争，但却是政治家的风度。” 第185页 当时胡德的军队和福雷斯特的骑兵正在谢尔曼的背后巡迴徘徊，林肯和格兰特勉强批准了这个冒险行动。胡德的军队只有40,000人，不足以攻击谢尔曼，但却足够沿着谢尔曼的交通线北上，吃掉人数不多的留守部队，并破坏向南通往查塔努加的铁路。这也恰恰是他在10月份想要干的。谢尔曼跟着採取行动，留下一个军守卫亚特兰大。在两个星期里，部队回师穿过他们从5月到8月间一直在此作战的同一地区，进行搜索和诱敌作战的活动。福雷斯特和惠勒的骑兵也对联邦军占领的从阿拉巴马的东北到田纳西西部的地区进行严重的破坏。 邦联的策略是迫使谢尔曼放弃亚特兰大，并使他的部队因追击大肆抢掠的南军而造成兵力分散。但是谢尔曼在将胡德部队驱赶到阿拉巴马北部后，提醒格兰特不要中南方人的圈套。“如果现在班师回营，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整个效果就会丧失”，他说，“既然胡德、福雷斯特和惠勒这帮傢伙已被逼得无栖身之地，那么保卫铁路则是绝不可能的。如果要试图守护铁路，我们每月将损兵千人，而且将一无所获。”相反，谢尔曼建议派托马斯率领两个军去田纳西，加上增援部队和新建部队，他在那里的总兵力将达到60,000人，超过他的对手胡德。同时，谢尔曼将率领62,000部队“进军乔治亚，以锐不可挡之势直逼海滨……。我要採取进攻，而不是採取守势！……我要完成这次进军，让乔治亚鬼哭狼嚎！” 谢尔曼达到了他的目的。格兰特同意他的忠实的部属的判断，批准了这次进军。托马斯返回纳什维尔，组织他的混合部队；而谢尔曼则下令其骁勇之师作好远征乔治亚的一切准备。为了对抗他们，邦联只能勉强凑集不过几千骑兵和乔治亚民兵。然而，谢尔曼建议行军285英里去远征萨凡纳是最危险和非正统的军事计划。按英国的一位军事专家说过：“让敌军在自己背后活动，把自己的兵力分散，使自己的部队失去铁路和电报联繫，得不到给养和增援，不只是发动一次骑兵袭击，而是把大军开进敌对的国土，一位军事将领实施这样的作战方式，这要么是他的最卓越的战例，要么是他干的最愚蠢的行动”——但一切皆取决于事情的结局。 北军于11月15日撤出了亚特兰大，临走前烧毁了这座城市的一切具有军事价值的东西。火势不可避免地蔓延开来，烧毁了许多商业区，使亚特兰大的三分之一的地区化为灰烬。谢尔曼站在一座山丘上俯视烈火燃烧中的亚特兰大，检阅从他身边通过的部队，军乐队奏起了《约翰·布朗之歌》，士兵们都跟着唱了起来。十年后谢尔曼回忆说，“在那之前和以后，我从未听到过‘光荣啊光荣，赞美我主’的歌声唱得气魄那样浑厚苍劲，与当时的情景融合的那么和谐、完美。”部队成四路纵队齐头并进。骑兵在步兵部队的两翼巡迴流动，以防南军骑兵的骚扰活动，阻碍部队前进。一路上，不断发生一些小规模冲突，大都由这些骑兵出面解决战斗。这些骑兵与前来阻止前进的邦联骑兵发生了小规模冲突。唯一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1月22日)，乔治亚的一个民兵师攻击了联邦军的一个步兵旅。这个旅轻而易举地击退了乔治亚人的进攻后，十分惊讶地发现死伤的600名乔治亚民兵中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 62,000名北军士兵每天以10英里的速度从容不迫地向前推进。他们拥有充分时间，一路大肆破坏，使一条50英里宽，贯穿邦联心脏地区的地带造成满目疮痍。谢尔曼的军队造成的破坏被编成了神奇的传说，而这些传说大都确有事实依据。虽然谢尔曼的命令只授权给正式的征粮队徵收粮食，并禁止毁坏平民的房屋地产，然而这些命令经过逐级传达，到了士兵的耳中时已走了样，完全失去了权威性。人们处在随遇而安的心境；他们了解谢尔曼的全面战争的哲理；从下至最低级的中尉到上至他本人的军官们执行纪律不严，为大家所公认。一位士兵写道，“这次战役打得痛快极了……我们摧毁了我们不能吃掉的一切东西，抢走他们的橡胶，烧毁他们棉花和轧棉机，倒掉他们的糖浆，烧毁和扭弯铁路，到处喧闹。” 大部分擅自掠夺和烧毁私人房屋财物的行为都是那些“游手好闲之徒”的作为——即没有军官指挥的骑兵、掉队的散兵游勇，加上南、北军中的逃兵，还有伪装成乔治亚的联邦主义者的当地海盗。乔治亚有些地方是被南军骑兵和乔治亚民兵烧毁的。他们是在执行里奇蒙的命令：“从谢尔曼军队要经过的路线上撤走所有黑人、马匹、牲口和粮食，烧毁所有不能带走的东西……。阻塞和破坏谢尔曼前后方和两翼的一切道路，他的军队不久就会饿死在你们中间。” 一群乔治亚的黑人欢迎北军的到来。他们不是把北军看成復仇的恶魔，而是把他们当作上帝的正义之师。黑人奴隶往往是北军最早解放出来的财产。除了强壮的黑人男子(他们可以组成劳工营)以外，谢尔曼试图阻止所有黑人尾随在他的部队后面，因为他担心这成千上万的黑人将会影响部队的机动性，同时增加军需供应的消耗。他未能完全取得成功。几千名获得自由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生病的和伤残的——和部队列队前进。军官和士兵把黑人妇女带回连队当厨娘或姘妇，雇用黑人男子作佣人或勤杂工。三代之家的黑人们乘着种植园的马车尾随着军队前进。这种迁徙伴随着许多悲剧。一位印第安纳军官写道：“婴儿由于抱得不紧，从骡背上摔下来，掉进沼泽中淹死了，母亲们因为失去了孩子而站在路边啜泣。”许多解放了的奴隶在部队的后卫拆卸浮桥时试图过河而淹死了。至少有25,000黑人曾在不同时间参加过军队，后来大部分人由于疲劳、飢饿或者疾病掉了队，只有不到7,000人走完了全程到达海岸。 第186页 尽管种种传说夸大了“谢尔曼的野蛮人”在他们后面留下废墟，但事实上他们造成的破坏的确十分严重。据谢尔曼估计，他们造成的损害“达一亿美元，其中使我们获益的至少有2,000万元，剩下的只是荒地和废墟”。乔治亚从此再也不能为邦联军队输送给养了。谢尔曼手下一位南方出生的参谋人员起初也为乔治亚遭到的破坏而痛惜，但最后他还是从心理学价值接受了他的首长的观点，认为这使“全体佐冶亚人民彻底认清了参加这场战争给他们个人带来的灾难，也看清了他们的统治者是怎样没有能力保护他们的。”谢尔曼使战争“如此可怕，以致于和平到来时，和平将是持久的”。 谢尔曼的远征确实对南部的士气产生了这种影响，一位乔治亚编辑承认：“许多人的脸上蒙上了阴影。他们心中的沮丧难以消除。”一位南军士兵写道：“我断定这么干的该死的蠢事要谢尔曼最好别再干了。自从我们碰到该死的北方佬以后，我们除了得到地狱之外还是地狱，别无其他。我真受够了！……” 北军于12月10日到达萨凡纳，发现那儿据守牢固的防御工事的南军15,000人。谢尔曼派了一个师攻占了萨凡纳以南奥吉奇河畔的麦卡利斯特要塞；于是联邦军队通过海军重新与外界建立了联繫。然后谢尔曼封锁了萨凡纳。邦联军队在被北军围攻之前于12月21日撤出了萨凡纳。谢尔曼以他所特有的洋洋得意的姿态打电报给林肯：“请允许我将萨凡纳市以及150门重炮，大量的弹药和大约25,000包棉花作为圣诞礼物奉献给您。”这封电报于圣诞前夕在北部报纸上发表之后，继联邦军队在田纳西几乎全歼胡德军队取得的大捷之后，再次掀起更大的欢庆热潮。 富兰克林战役和纳什维尔战役 当谢尔曼于11月离开亚特兰大时，胡德率军开进了田纳西。他打算把谢尔曼拖在他后面。如果不成，他便打算率领他的39,000军队一路穿过田纳西和肯塔基到俄亥俄河，然后向东折到维吉尼亚与李军汇合。为实现这一目标，他需要行军700英里，在田纳西打败托马斯的60,000人，首先是打败驻扎在普拉斯基附近由约翰·斯科菲尔德指挥的两个能征善战的军。 11月19日，胡德率领他的缺乏冬季作战装备的军队(他的几千士兵由于鞋子破旧，两周来一直几乎赤脚行军)由福雷斯特的骑兵开路，向北挺进。南军向普拉斯基附近的兵力较弱(大约30,000人)的斯科菲尔德的部队侧翼发起进攻。斯科菲尔德向离纳什维尔仅40英里的哥伦比亚的达克河退却。胡德留下两个师牵制哥伦比亚的北军，指挥他的骑兵和其余的步兵掉头进攻北军的左翼。斯科菲尔德知道背后的危险时已经晚了，只得于11月29日迅速向北撤到富兰克林。 到这时为止，一切都对胡德有利。他的大部分兵力都在斯科菲尔德军队的背后，可以从背后追击撤退的斯科菲尔德军队。但是后来一切工作都出了问题。一系列互相矛盾的、令人费解的命令，使胡德的军、师指挥官们贻误了战机。等到他们向占领斯普林山口的主要通路的北军一个师发起进攻时已经太迟了。斯科菲尔德的整个指挥部于头一天夜里悄悄地从这条路撤到了富兰克林。他们在那里构筑了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 受到挫败而恼羞成怒的胡德责怪他的部下在斯普林山坐失良机，同时愚蠢地下令于11月30日由正面向富兰克林发起进攻。他的军长们劝他改从侧翼进攻敌军阵地。但是胡德大发雷霆，拒绝改变命令。似乎是为了惩罚他的部队，他在下令发动进攻，即使还有两个师远远落在后面，而且他的兵力与待在牢固胸墙后面的北军相比，并不处于优势。战斗结果可想而知。尽管南军将士英勇作战，但还是被打得支离破碎。南军总计伤亡6,300人，几乎是北军损失的三倍。邦联军官的伤亡令人震惊：总共有12位将军、54名团级军官战死、负伤或被俘。 胡德的军队丧失了战斗力，他唯一明智之举是撤退。但事情正好相反，倒是斯科菲尔德率部撤到纳什维尔而与托马斯的其余部队汇合。胡德的军队紧迫不舍，来到纳什维尔，守住了城南的山头，但是他已无选择余地。他的兵力弱得无法进攻纳什维尔的守军，继续北进从后勤学上说是绝对不可能的；而撤退，胡德又怕瓦解部队的士气，事实上军队的士气早已低落，因为它等待着联邦军队的不可避免的进攻。托马斯花了很长时间为这次进攻作准备。等得不耐烦的格兰特几乎要撤他的职。但下一次大冰雹又耽误了些时间之后，联邦军队终于在12月15日发动了进攻。 由两个黑人旅组成的师从右翼佯攻南军阵地，牵制住南军一个军的大部分兵力，托马斯把40,000大军投入对左翼的进攻。南军坚持了冬天短暂的一个白昼，于夜间撤到一英里以外的新阵地。第二天黑人部队再次佯攻南军右翼，而主力进攻左翼，击退了南军。跳下马的联邦骑兵手持七响的斯宾塞卡宾枪徒步在南军背后横冲直撞。与此同时，步兵部队从正面进攻，把胡德的三个军中的两个军分割开来。南军士兵在黑夜冒雨蜂涌南撤，而黑夜和大雨阻止了北军的追击。纳什维尔战役是这次战争中联邦军队所取得的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之一。北军以仅仅伤亡3,000人为代价，使南军损失了两倍以上的兵力。溃不成军的邦联残余部队一直退到密西西比州的图佩洛；在那里，垂头丧气的胡德在1月份辞去了指挥职务。他7月份接替约翰斯顿时，手下有50,000人马，到离任时还不足15,000人。开小差的士兵每天不断，从实际意义上讲，田纳西军已经覆灭了。 第187页 通过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 胡德军队覆灭之时，恰恰碰上从宪法上废除蓄奴制所採取的最后一个步骤。头年6月由于民主党人的反对，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未能在众议院通过。到12月，林肯敦促民主党暂时撇开党派偏见，与共和党一起通过这一修正案。下届国会由于共和党占有四分之三的多数，将会轻而易举地通过这一修正案。总统为此准备在1865年3月4日要求召开新国会特别会议，但是他主张让这一歷史功绩应由两党共同提出的法案来完成。当修正案于1月份提交众议院时，政府在议员中积极活动，游说十几位民主党人放弃投反对票的立场。 某些民主党人积极响应。一位纽约州众议员提醒他的党注意，民主党在上一届选举中遭到失败“就是由于我们不[愿贸然]摆脱蓄奴制的殭尸。”但是大多数民主党人看来是铁了心，像杰斐逊·戴维斯那样为维护过去而要在战壕中奋战到死。一直到1月31日表决之时，没有人能准确地预计出这次表决的结果。由于开始的几位民主党国会议员投了贊成票，紧张的共和党人的面孔放松了，绽出了笑容。80名民主党议员中有16名投了贊成票，还有8名自动缺席。投票结果，119票对56票，正好比规定通过这个修正案所需的票数多两票。表决结果公布后，国会里出现了歷史上从未有过的热烈欢庆的场面。议员们欢唿雀跃，互相拍着肩膀，得意洋洋地向同僚们大声祝贺。旁听席上的黑人听众互相拥抱，激动得热泪盈眶。众议院提议把这天剩下的时间用来“庆贺这一永恆而崇高的事件”。 那些参加庆典的黑人是这场战争产生的伟大变革的例证。直到1864年，黑人是从不准进入国会旁听席的。到了1865年，黑人不仅进了国会旁听席，而且第一次被邀请出席白宫招待会。联邦在1864年-1865年的法规禁止联邦法院以种族理由拒绝证人出庭，禁止哥伦比亚特区的有轨电车搞种族隔离，并且废除了1810年的一条禁止黑人递送邮件的法律。北部一些州和城市在战争期间或战后不久即取消了公共运输中的种族隔离。北部有些州曾制定不给黑人某些公民权的法律，但在1863年-1866年之间，相继废除了这类种族歧视性的法律。在一些黑人没有选举权的州对宪法修正案举行了公民投票，颁布了黑人选举权。改革的最生动的标志大概要算1865年2月1日发生的事件了。在那一天，首席大法官萨蒙·蔡斯批准麻萨诸塞州的约翰·洛克到美国最高法院去任出庭律师。这件事唯一不寻常的乃是洛克是一名黑人，是蔡斯的前任在八年前宣布没有美国公民资格的种族的一名成员。 在国会通过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之后的三个月里，除了一个州以外，所有北部州的议会都批准了这个修正案。马里兰、密苏里、西维吉尼亚议会，再加上亲联邦的路易斯安那和田纳西的临时议会也批准了这个修正案。只有新泽西、肯塔基和德拉瓦——麦克莱伦在1864年竞选中获胜的州——拒绝批准宪法修正案。其余原来加入邦联的诸州也于1865年秋季批准了草案，作为它们根据安德鲁·詹森的重建政策重返联邦的条件。1865年12月，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正式成为宪法的组成部分，这个曾对共和国制造了那么多痛苦折磨并几乎威胁其生存的制度已不復存在了。 南部邦联军队中的逃兵 1865年初，当扭转种族偏见之风吹遍北部时，邦联显然正在崩溃。北卡罗来纳州长泽布伦·万斯和乔治亚州长约瑟夫·布朗加强了对里奇蒙政府的反抗。当李的衣衫褴褛的士兵在严寒中瑟瑟发抖的时候，万斯专为他的北卡罗来纳军队保存下92,000套军服和大量的皮革用品和毯子。军队中逃兵的比率上升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到1864年底，邦联军队花名册上的400,000士兵中有一半以上脱离了部队，其中大多数是逃兵。博雷加德将军承认：逃兵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在冬季的一个月里，士兵开小差使北维吉尼亚军队丧失了接近8%的战斗力。 内战中双方军队中逃兵的比率都很高。确切的数字很难统计，因为一方面记录不完全，另一方面，也很难区分哪些是逃兵，哪些是由于各种原因经过批准或未经批准临时离队的士兵，看起来大约有200,000联邦军士兵开小差，他们中有80,000人被捉回部队，有147人被处决。至少有104,000邦联军士兵逃跑，其中有21,000人被捉回部队，如此看来，逃兵数将近联邦部队人数的9.6%，邦联部队人数的13%。 到1864年秋天为止，双方的逃兵比率一直差不多。1864年-1865年的冬季，邦联士兵的逃跑“流行病”，提高了南军在整个战争中的逃兵比率。飢饿、寒冷、前线的悲惨境遇和家乡亲人们的悲惨处境等都是许多士兵逃跑的原因。成千上万的南军士兵在收到他们妻子的来信后逃跑回家了。正如1864年12月一位南军士兵的妻子在信中写的：“我们家里除了一点粗面以外什么吃的也没有。……快想办法回来帮助我们安顿一下，然后你再回去。……如果你不早点动身，回来也没有用了，我们全家就要到那边坟场的园子里去和你我的母亲相会了！”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邦联士兵逃跑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已认为：“我们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再作进一步的牺牲毫无意义。”李军中一位先前曾声称军队的士气很高的士兵在1865年1月写道：“谢尔曼的大军长驱直入乔治亚……，所向披靡，胡德在田纳西被完全击败，这一切改变了战争的整个局面。”罗伯特·李将军确信，“军心涣散”是这些“肩负重任和战绩显赫的部队中出现叛逃行为的主要原因。……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将会给我们带来灾难。……一个晚上就逃走几百人……。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制止住他们。” 第188页 菲舍堡失陷与和谈的失败 失败并没有到此为止。由于南、北卡罗来纳腹地尚未遭受联邦军的侵犯，北卡罗来纳的威尔明顿仍然是对偷越海上封锁线的船只开放的主要港口，因此李的军队仍可以从这两个地方得到有限的给养。为此，格兰特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封锁威尔明顿，而谢尔曼则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扫荡，这一次他要贯穿南北卡罗来纳。 在威尔明顿下游20英里的开普菲尔河口建有一群堡垒网，保卫威尔明顿。其中最主要的是菲舍堡——这是装有75门重炮的巨大的土木工事。开普菲尔河口的航道险恶，而且防守坚固，使联邦海军不可能像他们在纽奥良和莫比尔那样冲过这些堡垒。因此威尔明顿仍然是接纳突破海上封锁的船只的主要港口。1864年秋天，联邦军指挥部准备好一支陆海联合远征军去夺取菲舍堡。最使格兰特恼火的是班杰明·巴特勒凭他的资歷获得了北卡罗来纳军区的指挥权。巴特勒想出了一个主意，将一艘旧军舰装上235吨黑色炸药，让它冲到浅滩去炸毁旁边的菲舍堡。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12月23日夜里的那次爆炸并没有把菲舍堡炸毁；于是海军乃用火炮对之轰击，向它倾泻了640吨弹药，巴特勒派出他的6,500人的部队的一部分登陆。但是他认为堡垒太坚固而不能进攻，于是又下令让他的部队撤回船上。 格兰特再也不能容忍了。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寻找撤巴特勒的职的藉口。由于大选结束，政府不再需要用灵活手段去处理巴特勒的问题，因此到1月8日，巴特勒坎坷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格兰特迅速派了第二支远征军。这支远征军由8,000人组成(包括两个黑人旅)，由艾尔弗雷德·特里将军指挥，有一支由44艘军舰组成舰队支援，军舰共装有627门火炮，是内战开始以来最大的舰队。在两天里，舰队勐烈轰击了菲舍堡，该堡的火炮仅存两门，其他完全丧失了战斗力。1月15日，2,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从海上向菲舍堡的正面发动攻击，同时4,000名步兵迂迴到该堡背后冲过掩体前的胸墙。菲舍堡攻陷后，其他的堡垒也不攻自破了。北军的军舰驶进了开普菲尔河，邦联最大的港口遂与世隔绝了。 邦联副总统亚歷山大·史蒂芬斯认为：菲舍堡的失陷是“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落在我们事业上的最大的灾祸之一。”这个灾祸使邦联正在滋长的和平情绪陷入危机。菲舍堡失陷两周后，史蒂芬斯参加了另一次毫无成功希望的和平谈判的尝试。作为对联邦的弗朗西斯·布莱尔对里奇蒙的一项非官方建议的回答，杰斐逊·戴维斯“为了谋求两个国家的和平”，委任了由史蒂芬斯为首的三名专员同北方代表会谈。林肯表示了他愿意接见由戴维斯非正式派来的专员，“以便使我们共同的国家的人民获得和平”。 这次在措辞上的重要区别是向邦联预告了他们所期待的结果。六个月以前，当北军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时，林肯曾坚持以重新联合和解放奴隶作为和平的条件；现在在联邦军队取得全面胜利的情况下，他更不可能从这一立场上后退。2月3日，邦联专员在维吉尼亚的汉普敦锚地停泊的联邦汽艇“女河神”号上同林肯和西沃德会谈时，对林肯的态度感到意外，因为除非邦联事先屈服于这些条件，否则林肯连一次暂时的休战也不肯考虑。林肯在程序问题上——南部政治上回归的方式，解放奴隶的时间选择和实施，甚至对蓄奴主赔偿的问题——都准备採取灵活态度，即使遭到自己党内的反对。但是在南北统一和解放奴隶等主要问题上，林肯的态度是坚决的。南部专员一无所获，空手而归。或许这正是杰斐逊·戴维斯曾经期待和需要的，因为这时他还处在一种不切实际的迷雾之中，认为他们还有取胜的可能。戴维斯告诉他的国会：由于北部拒绝“同意我们取得在其它任何基础上的和平，而要我们向他们的统治无条件投降”，因此，把战争进行到底是唯一体面的选择。 一个月以后，林肯发表了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他再次明确表示：希望“战争的巨大灾难能够很快结束”。但是总统引用《旧约》中的描述，提出这场战争是对美国的蓄奴制罪恶的惩罚。“如果上帝决意让战争继续下去，直到奴隶们在250年来辛辛苦苦的无偿劳动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全都化为灰烬，直到用皮鞭抽出的每一滴血都要用刀剑刺出另一滴血来偿还时，……那我们只能说：‘上帝的裁决是公正的、严明的’。” 谢尔曼打通南北卡罗来纳 1865年2月，谢尔曼的60,000復仇大军在一次战役中给南卡罗来纳带来的战争灾祸，比他们从亚特兰大向海岸进军所造成的破坏还要大得多。谢尔曼的计划是：杀出一条贯穿南北卡罗来纳的通道，摧毁沿途一切战争资源，从背后追击李军，使北维吉尼亚军队处于他和格兰特军队的两面夹击之下，以便沮丧情绪在老百姓中间蔓延。 这次进军的后勤保障是战争史上最了不起的一件事。他们早先进军乔治亚时，在秋季干旱的气候中顺着主要河流推进，只遇到了象徵性的抵抗。而这一次的路程要比上次远一倍，他们要在异常多雨的隆冬季节渡过许多条因雨水而勐涨的河流和沼泽地，并遭到日益顽强的抵抗。因为南军垂死挣扎，拼凑起一支军队，沿途骚扰，拼命阻挠北军推进。把休整的日子和因一些小冲突和战斗而耽搁的时间计算在内，谢尔曼的军队在45天中平均每天前进不到10英里。这期间还有28天是雨天。 第189页 邦联方面原指望气候和地理条件能阻止住谢尔曼的军队。约瑟夫·约翰斯顿坚信：“一支部队绝不可能在冬季通过这个州的南部地区。”但是北方佬却通过了。由100名白人士兵和70名黑人拓荒者组成的拓荒营砍伐整片树林来铺设道路，整个部队都放下武器，拿起铁锹、斧头架设桥樑。为了避免宿营时受到洪水的侵扰，将士们有时就在树上露宿，就连谢尔曼也是如此。尽管条件如此恶劣，军队中只有2%的人生病。当联邦军抵达索尔基哈奇河时，邦联将军威廉·哈迪曾向他的上司保证：“索尔基哈奇河是不可逾越横渡的。”可是北军士兵们在河上架桥铺路，没有损失一车一炮就顺利通过了它。哈迪将军沮丧地说：“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绝不相信这是真的！”约翰斯顿后来写道：“当我获悉谢尔曼的部队一边自己铺路，一边携带大炮、辎重，以平均每天12英里以上的速度通过了索尔基哈奇沼泽的时候，我就深信：这是一支从凯撒以来未曾有过的军队。” 谢尔曼兵分两路，一路佯攻查尔斯顿，一路佯攻奥古斯塔。邦联军向这两座城市增派援军。但是联邦军一直向北推进，切断了这两座城市之间的铁路线之后却不继续向它们逼近。由于同内地的联繫被切断，查尔斯顿于2月18日向从海上封锁他们近两年之久的联邦军队投降了。正式受降的军官是一位黑人团的上校。他们是最早占领这座光荣城市的军队，其中有些士兵曾经是这儿的奴隶。当他们高唱《约翰·布朗之歌》开进查尔斯顿的时候，受到了当地黑人们的热烈欢迎。占领军的第一项任务是灭火。邦联军队在撤退时放火焚烧了棉花、军需物资和船只，但是大火已经蔓延到城市的其他地区。 南部的重镇，分离主义者的根基查尔斯顿的陷落，是邦联的崩溃的最引人注目的朕兆。杰斐逊·戴维斯后来写道：“这次挫折对我来说真是太痛苦了！”对废奴主义者来说，这场伟大革命取得胜利的标志是《解放者》报的编辑威廉·加里森的儿子，第五十五麻萨诸塞黑人步兵团的乔治·汤普森·加里森上尉来到查尔斯顿。两个月之后，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本人，同其他许多废奴主义者一道，也来到这座城市，出席一次升旗仪式，而四年前的这一天，萨姆特要塞失陷时星条旗已被降了下来。 在谢尔曼向南卡罗来纳进军之前，总参谋长哈勒克曾给他打过一封电报，告诉他：“如果你夺下了查尔斯顿，我希望会有一些意外的灾祸把这个地方毁掉。要是在那块土地上撒些盐，那就可以阻止将来州拒绝执行联邦法令和退出联邦的庄稼的生长。”查尔斯顿逃脱了这种命运，但是南卡罗来纳的其他许多地区却未能倖免。在北部人看来，南卡罗来纳理应受到特别的惩罚，因为这个州的好战挑起了这场战争。到1865年许多南部人都同意这一观点。在谢尔曼进军乔治亚时，乔治亚人一再对北方佬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南卡罗来纳？你们为什么不用这个方式去对付他们？是他们发动了这场战争！”北军士兵欣然同意这种说法。谢尔曼在报告中说：“全军燃烧着一股对南卡罗来纳报仇雪恨的不可遏制的愿望。我真为它的命运担忧，但是我又想，这种对它的积压已久的仇恨是它罪有应得的。”谢尔曼在南卡罗来纳下达的命令与在乔治亚一样：没收所有的粮秣和一切具有军用价值的物品，只留下平民的私人财产。但是士兵们根本无视他的命令，比在乔治亚尤甚，而谢尔曼也没有採取措施去制止他们。一名联邦军官的记录说：“在乔治亚很少有房子被烧毁，而这里则很少有房子倖免于难。”士兵们根本不管什么是军用物资，什么是私人财物，肆意抢掠。一位家遭洗劫的妇女这样写道：“他们有时会停下来告诉我，他们有些对不起妇女和儿童，但是南卡罗来纳必须被摧毁。南卡罗来纳和它的罪恶是他们歌词中反覆唱的叠句！”一名参与掠夺的士兵直截了当地表示：“叛乱是从这里开始的，它也将在这里结束！” 指责谢尔曼所犯的最大暴行是火烧南卡罗来纳的首府哥伦比亚。联邦军士兵于2月17日开进哥伦比亚，到第二天早晨，城市有一半已化为灰烬。关于谁应对此负责的争论至今仍未停止。南部的支持者们坚持认为北军蓄意放火焚烧了哥伦比亚，而谢尔曼和他部属的军官则坚持认为，邦联军的骑兵撤离时放火焚烧棉花，火势蔓延酿成大祸。事实上，两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甚至在谢尔曼的部队抵达之前，哥伦比亚市内的秩序就已大乱。城里贮存着大量的酒。邦联的骑兵、强盗和奴隶们闯入酒窖狂饮，在大街上横行霸道，大肆抢掠，放火烧毁棉花。2月17日，几百名联邦军士兵喝得酩酊大醉，胡作非为。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罪犯，从附近战俘营中逃出来的联邦军战俘，也加入了他们醉酒后狂暴行动。没有喝醉的联邦军士兵帮助扑灭燃烧棉花引起的大火。但是当天夜幕降临时，突然颳起了大风，火势从人为和气象两方面汇合在一起，熊熊烈焰到处蔓延。谢尔曼和他的将士们彻夜奔忙，企图控制住火势。但是只是由于凌晨四点钟风向转变，才没有把整座城市完全化成灰烬。没有哪一伙人，不论是邦联军的骑兵、喝醉酒的北军士兵、还是復仇的战俘、奴隶或犯人，可以单独承担烧毁哥伦比亚的责任，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伙都不能完全逃脱罪责。哥伦比亚还不是这场战争中的唯一遭劫数者。这场战争给美国带来的灾难和破坏，比以往全部战争加起来还要大。 第190页 谢尔曼的扫荡大军继续向北卡罗来纳推进。在那里，他们碰到了老对手约瑟夫·约翰斯顿。2月6日，罗伯特·李就任邦联军总司令。虽然李在南部的名望大得足以使他独揽军事大权，他也完全有资格这样作，李就职后第一次行使职权就恢復了约翰斯顿的指挥权。约翰斯顿根本无法阻止谢尔曼的大军前进。他率领一支由几队零散部队拼凑起来的仅有22,000人的军队，无法与谢尔曼的60,000大军抗衡。不久，又有一支30,000人的北军从北卡罗来纳海岸开赴内地，与谢尔曼军会师。约翰斯顿的唯一希望是乘谢尔曼军的一部与其他部队分离时攻击这一部队。3月19日，在罗利附近的本顿维尔，约翰斯顿认为他找到了机会。他率领17,000名步兵向正在前进的谢尔曼军左翼部队发起了进攻，这支部队与他的部队数量相当。受到袭击的北军士兵掘壕据守。第二天，谢尔曼的其余部队开始到达。但是还未等谢尔曼下达总攻命令，约翰斯顿就向北撤退了。联邦政府军继续前进，开到戈尔兹博罗，在经歷了7个星期的行军作战后进行休整。 邦联资源遭到破坏 谢尔曼大军开过之后，留下425英里长的废墟。这里再也供养不起邦联的军队了。甚至当疲惫不堪的谢尔曼军队长途跋涉进入戈尔兹伯勒时，西南700英里以外另外两支联邦军队同时向密西西比河以东发动进攻，使南部这块未遭洗劫的仅存领土也惨遭蹂躏。40,000军队由莫比尔湾和彭萨科拉市分两路出兵，进攻莫比尔城。经过一次歷时三周的战役，他们攻陷了莫比尔，10,000守军或被俘获，或纷纷溃逃。与此同时，二十七岁的骑兵指挥官詹姆斯·威尔逊从阿拉巴马西北部到乔治亚南部，领导了规模最大，歷时最长和破坏最严重的骑兵袭击战。威尔逊的13,000名骑兵配备着七响的斯宾塞卡宾枪，其火力比同样数量的一支步兵部队强一倍，机动性高两倍。联邦骑兵冲杀出一条穿过阿拉巴马的通路，经过六次交战，打败了福雷斯特的一度令人闻风丧胆的骑兵，打死打伤邦联军1,000人，俘虏6,000人。他们在5月10日，在乔治亚的欧文维尔俘获正在逃跑的杰斐逊·戴维斯，使这次长达500英里的袭击战达到了高峰。他们沿途切断铁路、摧毁了600辆机车或货车，破坏数十座兵工厂和武器库，没收和烧毁了大量的棉花，捣毁了300尊大炮和100,000件轻武器。 在1861年，许多外国观察家认为邦联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的地域辽阔，公路稀少，地势崎岖不平，将会挫败入侵者，就像1812年俄国的漫长路程挫败了拿破崙一样。但是事实与这些预言相反，邦联不仅被攻入和击败，而且完全被摧毁了。到1865年，联邦军队已经渗入了邦联的500,000平方英里的每个角落(只有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的边缘地区除外)，其面积相当于法国、西班牙和西德的总和。这支军队摧毁了南部资产总值的三分之二，牲畜的五分之二，20岁到40岁之间的白人男人的四分之一。一半以上的农业机械被毁坏了，被破坏的铁路和工业无法计算。从1860年到1870年10年中，北部的全部财富增加50%，而南部的财富却减少60%(如果奴隶不算作财产，则应是30%)。这些数字对邦联为维护它的生活方式发动的反革命所导致的悲剧性嘲弄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它也证明了在这歷史上第一次“现代”战争中，现代化社会所具有的克服距离和地形障碍的能力。 1864年-1865年冬季的重建问题 当邦联土崩瓦解的时候，北部的国会再次尝试确定重建的条件。根据林肯的百分之十计划，亲联邦的州政府已在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已占领地区内行使职能。田纳西的新州政府也即将成立。尽管早些时候总统在重建问题上与激进派发生矛盾，但他现在希望国会能承认这些新政府。共和党在1864年选举时的协调一致的精神很好地预示总统和国会之间的一种妥协。林肯于12月任命萨蒙·蔡斯为首席大法官一事，是他对激进派作出的友好姿态。总统在国情咨文里有一句话也同样表现出这种姿态，总统在这句话中表示了支持对战后南部採取“空前严厉的措施”的意愿。 总统与共和党众议院领袖们制定一项妥协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国会将承认林肯扶植的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的州政府，以换取总统批准一项对邦联其余各州的立法。这项立法与去年10月被否决的韦德-戴维斯法案十分相似。这项妥协法案最初规定其余南部各州的黑人享有选举权，但是温和派将它修改成只给黑人士兵和有阅读能力的黑人以选举权。1865年1月到2月，众议院一连串争吵不休的会议和议员投票挫败了关于这项法案的一些不同意见。激进派对不给黑人选举权和承认路易斯安那州现政府的议案都投了反对票，共和党保守派对给予黑人选举权的议案投了反对票。民主党则投票反对所有重建法案。结果，一项法案也没能通过。在参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激进派结成了临时联盟，阻拦通过一项承认重建的路易斯安那州政府的提案。 温和派对妥协方案的流产后悔莫及，而对激进派来说，把重建问题搁置到战后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一位激进派国会议员写道：“在这期间，我希望全民普遍接受教育，以适应我们所要求的普选。”下一届国会由于共和党在1864年的选举中大获全胜，肯定会更加激进。总统也同样会变得更加激进。从1861年到1865年，林肯已坚定地逐渐转向了左派一边：从有限战争到全面战争；从逐步地、有偿地解放奴隶到立即彻底废除蓄奴制；从反对武装黑人到热情支持武装黑人；从恢復联邦的主张到重建联邦的主张；从获得自由的奴隶进行殖民开拓到给黑人士兵和有文化的黑人以选举权。在战争结束时，林肯的立场与激进派更加接近。在4月11日的一次讲演中，林肯重申了他在重建问题上灵活和务实的观点。总统说：路易斯安那的先例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各州。如果对人民的利益有害的话，他的承诺也不是不可更改的。即使是在路易斯安那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在演说结束时，林肯许诺：不久后他还要发表关于重建问题的“一些新的声明”。但是三天之后，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永远剥夺了全国人民聆听这些声明的机会。 第191页 邦联决定武装奴隶 由于大部分领土被侵占，军队瓦解和经济崩溃，邦联在1865年3月显然已註定灭亡了。然而苟延残喘的戴维斯和李还要利用他们手中的最后两张王牌作垂死挣扎。第一张牌是徵募黑人奴隶参加南军，第二张是尽力把李军和约翰斯顿的70,000名飢饿不堪的残兵败将集合起来，以连续打败谢尔曼的90,000军队和格兰特的115,000军队。这两项计划尽管都是异想天开，但却体现了南部领袖“战死在最后一条战壕里”的决心。 1863年，北军从黑人奴隶中徵兵，提醒了南部的少数有识之士，他们想知道是否南军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获取兵源。早在1864年初，派屈克·克利伯恩将军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武装奴隶的建议。但是杰斐逊·戴维斯驳回了这项建议。现在这个意见不能继续再被压制了。因为在1864年-1865年冬季南军土崩瓦解，南部报纸和政治家们喋喋不休地议论着徵募奴隶的问题。到了1864年底，戴维斯和他的内阁已同意了这项建议。两年前，戴维斯曾抨击北军武装南部逃奴是“罪人史上最可恶的手段”。但是从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一位邦联人士在圣诞节的日记中写的：“当蓄奴制与独立二者必居其一时，蓄奴制就必须捨弃了。” 但是对以维护蓄奴制为战争目的的南部人来说，武装黑人的主张是一种“前后矛盾的自我嘲弄”。当时邦联参议院代主席维吉尼亚的罗伯特·亨特问道：“要是不维护我们的财产，我们干吗要打仗呢？”一位南部最有权势的政治将军豪厄尔·科布认为：“如果奴隶能够成为好兵，我们关于蓄奴制的全部理论都是谬论……。我们徵募奴隶当兵之日，就是我们的革命失败之时。”科布的同事乔治亚·罗伯特·图姆斯大声疾唿：“可能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最大灾难，就是依靠我们的奴隶们的英勇去取得独立……。维吉尼亚的军队允许一个黑人团以战士身份加入他们的部队之日，这支军队就将堕落、毁灭而且蒙受耻辱。” 罗伯特·李将军最终克服了这些反对意见。李从来不是一个坚强的蓄奴制维护者，他坚信奴隶们一旦获得解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为“他们的国家”而战，而不是为北方佬。“我们必须决定，要么让我们的敌人来取缔蓄奴制，并利用奴隶来反对我们，要么我们自己去利用奴隶。”李写道，“我想，我们最低限度也可以像北部人那样去对待他们。北部人对奴隶们的支援给予高度的重视。”罗伯特·李的名望如此之大，(《里奇蒙观察家报》说：“国家不会拒绝李将军提出来的任何请求。”)以致于邦联国会在3月13日还是勉强通过了一项徵募黑人士兵的法案。濒临末日的巨大灾难使1861年的反革命转变成1865年的革命——但并不彻底。尽管罗伯特·李提出黑人士兵应获得自由，但法案没有提到这一问题。是否给那些为邦联作战的黑人奴隶以自由的许诺，仍是一个尚待讨论的问题。直到战争结束，任何黑人团也没有建成。 从彼得斯堡到阿波马托克斯 由于波托马克军团最终使北维吉尼亚军团陷入了绝境，这次战役才告结束。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这两个军团越过一条200英里的狭长战线厮杀，而在西部的联邦主力部队在叛方领土上胜利进军，深入1,000英里，这就使西部军队产生骄傲情绪。这些来自农村和边区的瘦而结实的西部人对那些“纸衬领”的东部士兵极为蔑视。当东、西部联邦部队碰到一起时，他们就互相辱骂，有时甚至大打出手。一位印第安纳列兵在1863年说：“如果这场战争由那些衣着整齐的东部人来打，那么战争将永远不会结束。……他们只打到邦联的一个州，而我们却打遍了五个州。”一位伊利诺州的士兵则认为：“波多马克军团只会呆在冬季军营里数钞票。”而另一方面，东部士兵则把西部军队看成是一群武装暴徒。他们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只是由于西部邦联军素质低劣。“西部的叛军不过是一群武装的乌合之众，而不像李军士兵那样纪律严明，难以战胜。” 大多数研究联邦军队的歷史学家已同意西部人自己的说法。不可否认，西部军队从多纳尔森到亚特兰大，屡战屡胜，征服了大片的领士。而波托马克军却在维吉尼亚陷入僵局，一筹莫展。但是造成这一结果，与其说是由于东西部军队的士兵的素质差别，不如说是由于将领们才智的差异，包括联邦军的将领和邦联军的将领。联邦军的四位优秀将领：格兰特、谢尔曼、谢里登和托马斯都是西部人，而邦联的几位战功卓着的将军：罗伯特·李、杰克逊、朗斯特里特、斯图尔特和福雷斯特，只有福雷斯特是西部人。当朗斯特里特在1863年率领他的军团驰援乔治亚时，他指挥了南军在奇克莫加突围。这是田纳西的南军取得的唯一的一次明显胜利。当波托马克军的第11军和第12军一个月以后从维吉尼亚开到查塔努加后，这些曾被认为是东部军队中最弱的部队，却成了西部军队中的骁勇善战之师。士兵还是原来的士兵，只是更换了他们的指挥官。 西部军队所打的硬仗确实不及波托马克军团多，但是并非所有的同时代人都这样认为。一位参加过谢尔曼远征的威斯康星的士兵写道：“波托马克军团确实打了不少硬仗，不过他们的仗和我们的规模不同，而且他们的仗多数都是在报纸上进行的。”他这句话大错特错了。战争中14场最残酷的血战(南北军伤亡总数在17,000人以上的)中，有10场战役是在北维吉尼亚军团和波托马克军团之间打的。50次战斗伤亡比例最高的南军步兵团队中，有40个在东部战线作战。联邦军队中50个伤亡比例最高的步兵团中，有41个是东部军队。在7个战斗伤亡率最高的联邦军中，有6个军曾参与波托马克军团作战。这个军团的阵亡总数为全部联邦武装力量阵亡人数的一半以上，新英格兰各州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军队的阵亡士兵总数比西部各州阵亡士兵总数高23%。 第192页 攻陷彼得斯堡和里奇蒙 虽然格兰特本人是西部人，他还是对波托马克军团的傲慢以及对西部人的优越感的憎恶十分敏感。因此他希望在谢尔曼的军队从李军背后发动突击之前结束这场战争，以取得最后胜利所享有的荣誉。现在格兰特最担心的就是有一天早晨他一觉醒来，发现李军在夜间偷偷熘到北卡罗来纳，与约翰斯顿的军队汇合。李也恰恰是这样盘算的。然而，在撤出战壕之前，他冒险在彼得斯堡东面对格兰特军的右翼进行最后一次进攻，迫使格兰特从左翼抽调兵力支援右翼，以缩短他的包围圈。在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中，一群装成逃兵的南军取得了联军哨兵的好感后，突然捕获了不知所措的北方佬，并率先发动进攻，攻占了联邦军防线上的防御工事斯特曼堡。南军大队人马从突破口一涌而出，很快就占领了差不多一英里长的联邦军战壕。但是他无法顶住联邦军火炮的纵深轰击和步兵的勐烈反攻。到了上午10点左右，南军被赶了回去，伤亡总共4,800人。 现在格兰特掌握了主动权。他派出两个军和12,000骑兵去攻击南军右翼，切断了通向彼得斯堡的最后一条铁路，封锁了李军向西南逃窜的退路。在一个叫作五岔口的铁路汇合处，谢里登的骑兵和第五军于4月1日从正面和侧翼发动进攻，击溃了10,000名南军，使南军伤亡5,000人，而北军仅伤亡1,000人。格兰特得知谢里登进攻得手后，遂下令于次日拂晓向彼得斯堡守军发起全线进攻。残存的南军拼死抵抗，从一个战壕撤退到另一个战壕，经过一整天浴血奋战，打死打伤联邦军4,000人，使联邦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格兰特希望将李军全歼于彼得斯堡，但是南军于夜间渡过了阿波马托克斯河向西撤退。与此同时，邦联政府和在这一地区的所有部队撤出了里奇蒙，他们撤退前炸毁了桥樑、工厂、军火库，烧毁了所有的棉花和无法运走的政府财产。4月3日黎明，整个里奇蒙变成了一片火海。 率先占领这座城市的是第五麻萨诸塞骑兵队的黑人骑兵。其指挥官小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他是美国驻英国公使查尔斯·亚当斯的长子，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孙子。这又和在查尔斯顿一样，占领军的首要任务是扑灭在黄昏时点燃的大火。但是在此之前，里奇蒙的大部分商业区和工业区已被焚烧殆尽。第二天，林肯总统在一队黑人骑兵的护卫下访问了这座已经沦为废墟的城市。他们沿途受到成千上万的里奇蒙的黑人群众的夹道欢迎。一位黑人喊道：“我知道我获得自由了！因为我见到了慈父阿伯拉罕并抚摸了他。”北部一家主要报纸《费城报》的黑人通讯员莫里斯·切斯特坦然地坐在邦联的国会大厦，写了一份描述当时情景的电讯。而对里奇蒙的白人来说，如果需要的话这就是把他们的世界搞得天翻地覆的毁灭性革命的确切见证。 通向阿波马托克斯之路 当里奇蒙发生这一切的时候，35,000名李军正企图摆脱80,000北军的穷追不捨。在他们左侧，谢里登率领的骑兵部队和两个军与他们平行疾驰，阻止他们向南部退却。同时，另外两个步兵军紧跟在李军后面，俘虏了成百上千疲惫不堪的南军掉队的士兵。4月6日在法姆维尔附近的塞勒湾，北军经过一场激战，切断并俘获了7,000南军，而北军仅损失1,200人。李目睹了这场战斗的高潮以后绝望地叫道：“天啊！我的军队瓦解了吗？”4月8日，谢里登赶到了李军剩余部队的前面，在彼得斯堡以西100英里的阿波马托克斯火车站缴获了两列车的军需品。4月9日早晨。当残存的南军准备进行最后突围的尝试时，发现北军骑兵后面的两个军。这时，李才意识到一切都完了。他手下一位炮兵军官建议把剩余的部队疏散到森林里，继续进行游击战，但是李断然拒绝这种建议。他说，游击队“将会变成为一帮帮的土匪，敌人的骑兵将会追击他们，去蹂躏他们可能(或许)从来没有机会去过的很多地区。我们将会招惹灾祸，需要许多年才能恢復过来”。不！李又说，“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去见格兰特将军。我宁愿死一千次。” 李将军投降 但是，他这样做了：他到阿波马托克斯县政府所在地，走进了威尔默·麦克莱恩的农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克莱恩在维吉尼亚的马纳萨斯附近也拥有一所房子，那所房子在第一次布尔河战役中曾被用作邦联军的总部。他迁到这偏僻的角落正是为了躲避交战双方军队的抢掠，成了在这个起居室里唯一目睹这场战争最后一幕的人。李来到时身着华丽的全套军服，而格兰特却穿着一件褪色的野战军服，穿着溅满泥泞的靴子来参加这一歷史性的会议。他的司令部马车在一次阻止南军的激烈战斗中被弄坏了。格兰特，这位美国歷史上唯一的一位分别俘获了三个军团(在唐纳尔逊、维克斯堡和这次在阿波马托克斯)的将军，提出了十分宽大的条件：释放李的全部军队，允许他们带走他们的马匹、骡子去回家“种地”。当这两位将军握手时，格兰特对于这位经歷了如此长久的战争，作战如此英勇的对手的失败感到“悲哀与忧郁”，因为“他为一个事业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尽管这个事业我认为是人们为之奋斗的最错误的事业之一。” 一些联邦军军官对李投降的消息感到无比惊讶，以致于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这一消息。一位在维吉尼亚打了三年仗的步兵上校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签字两周后写道：“即使在李已经投降了以后，我们当中还没有人敢相信这件事。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我们一辈子都要和他打下去。”但是当4月9日投降的消息传遍了联邦军营地时，士兵们开始了欢庆，好像把歷史上所有的独立纪念日都汇合在一起来庆祝。一位老兵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帽子、靴子、外套、背包、衬衣、烟盒满天飞舞，整个天空都成了黑压压的一片。人们互相拥抱，时而欢笑，时而哭泣。那些高大、笨拙、满脸鬍子的汉子，竟像姑娘那样互相拥抱、接吻。人们欢歌载舞，又嚷又叫，翻身倒立甚至玩起了跳背游戏。”所有的军乐队都在演奏，都试图在精神上和音量上压过对方。当电讯把李投降的消息像闪电般地传遍了整个北部时，那里的人们刚刚从庆祝攻克里奇蒙的狂热中平静下来，一场新的更加热烈的庆祝活动又爆发了。 第193页 林肯被刺和战争结束 突然，电报机传来了重大的消息，人们的欢乐情绪接着化为悲痛——但是这消息是可怕的，十分重大的——林肯遇刺了！4月14日，早已积忧成疾的56岁的林肯总统为了松弛一下，来到了福特剧院观看一场喜剧表演。戏演到一半时，约翰·威尔克斯·布思走进了林肯的包厢，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然后布思跳上舞台(他在那儿跌断了腿)，高喊着：“这就是暴君的下场！”一瘸一拐地熘出了后门，跳上一匹事先准备好的马逃走了。剧院的人未能将他抓住。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是一位着名演员的儿子，他哥哥也是一位着名演员。他本人二十六岁，是一位平庸的演员。他是一位性情反覆无常的利己主义者，渴望出名却未能如愿，因而心灰意冷。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策划绑架林肯，用他作人质以迫使联邦政府向邦联让步。为了实现这一疯狂的计划，他从华盛顿的下层社会的流浪汉、邦联的间谍、南军的逃兵中徵募了几个助手。里奇蒙的陷落和李军的投降使绑架计划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布思改而决定暗杀林肯总统、副总统詹森和国务卿西沃德。由于派去刺杀詹森的同伙惊慌害怕，而未能得逞。西沃德国务卿被刺成重伤，但保住了性命。4月26日，联邦军队终于在维吉尼亚的一个燃烧着的仓库里找到了这位马里兰出生的布思，并且将他击毙。军事法庭判定其他八名同伙共谋策划了这次暗杀。其中四名被判处绞刑，另四名被判罚苦役。这其中有两个人的判决可能有失公正：玛丽·萨拉特，布思策划绑架行动的那个旅馆的老闆，她参加了开始的策划绑架活动，但是她大概对改变后的暗杀计划一无所知。塞缪尔·马德医生，他为布思治过受伤的腿，充其量不过是名事后从犯。萨拉特夫人被绞死了，马德被判终生监禁，但是1869年，他同其他几名被监禁的同伙一起得到赦免。对他们的量刑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暗杀事件发生后报仇雪恨的公愤和歇斯底里情绪的影响。 [ 註：布思还没有受到审判就被打死了，这同一个世纪以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一样，这引起了大量的推测，究竟谁是这次暗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许多北部人认为杰斐逊·戴维斯同布思同谋策划了这次暗杀，另一些人则认为安德鲁·詹森由于某种原因介入了此事。一些同时代的人或稍后的作家试图将布思同邦联在加拿大的特务联繫起来。至少有一位歷史学家认为幕后策划人是陆军部反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拉斐特·贝克，因为他在组织和领导那次追击中打死了布思。有一位作家则认为，布思已改信罗马天主教，他是为了耶稣而刺杀林肯。大多数当代人推测，是陆军部长斯坦顿为了共和党激进派的利益策划了这次暗杀，他们因为林肯的软弱的重建政策而要除掉他。还有一些作家认为在维吉尼亚被击毙的不是布思，而是一位和布思长得十分相像的人作了他的替罪羊。最近的一部书和一部电影设法把所有这些观点汇合在一起，几乎把联邦和邦联的重要人物都同林肯被刺的事件联繫了起来，因为北部一些银行家在他们身上花了大量的钱。(见戴维·巴尔西杰和小查尔斯·塞里尔：《刺杀林肯的阴谋集团》，洛杉矶，1977)虽然关于暗杀事件是个众说纷纭，永远找不出答案的问题，但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够证实这些假设。布思和他的一小撮同伙似乎是没有别人指使的。在维吉尼亚被击毙的那个人确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本人。关于林肯被刺事件的种种推测见苏埃德·刘易斯的《林肯死后的种种猜测》(纽约，1929年版)第二部分和理察·柯伦特的《无人知道的林肯被刺之谜》(纽约，1958年版)第11章。 ] 殉难的总统 1865年4月15日，安德鲁·詹森在举国震惊与悲痛之中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人们在街上为林肯的殉难痛哭流涕。格兰特将军在4月19日在白宫举行的葬礼上泪流满面。当载着林肯遗体的九节列车从1,000英里以外的华盛顿开向林肯的家乡、伊利诺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时，千百万人默默地站在铁路边目送列车远去。在这个笃信宗教的国度里，总统在耶稣受难日这天被害绝非巧合。特别是对于黑人来说，林肯恰恰在取缔蓄奴制的斗争刚刚取得胜利之际，阖然受难，与世长辞，这就赋予他以基督形象。这一事件使朱丽亚·沃德·豪的《合众国的战歌》的最后一句，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为了人类的圣洁而牺牲，我们要为人的自由而献身。” 在林肯被刺以后的一周里，整个北部充满了悲愤情绪。悲惨的復仇的唿声不仅指向刺杀总统的兇手，而且指向了所有邦联的领袖们。人们认为他们不仅要对林肯的死负责，而且也要对在战争中丧生的360,000联邦军将士的死难负责。但是这种復仇的唿声不仅与林肯现在可以与之相比的基督的教义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不符合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动人的结束语所体现的精神。他说：“对任何人都不要怀有恶意，用基督的宽容精神对待一切人。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了正义。让我们为医治好国家的创伤、[并为取得]正义和持久的和平而奋斗。” 这段话中“博爱”与“坚定”之间的紧张关系既反映了林肯被刺后几个月中北部人对南部的态度，也恰恰反映出林肯战时领导的基本特点。林肯作为总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用这种态度去解决这种或那种紧张关系的能力。他在北部人多次发生猜疑、分裂或失去信心的时刻，都能使他们保持战斗意志。 第194页 林肯在情绪沮丧的时候(他称之为“忧郁”)，知道怎样去战胜个人生活中的绝望情绪，就像他领导美国战胜了民族的绝望情绪一样。林肯常常通过讲一些轶事趣闻，不仅像寓言一样把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形象地表达出来，并且能在谈笑中使烦恼化为乌有。林肯非常喜欢同他的两个小儿子嬉戏。一个是11岁的威利，一个是8岁的特德。在1862年，两个孩子都生病了，大概是得了伤寒，特德痊癒了，而威利却于2月20日病死了。(无独有偶。这一悲剧在两年后重演。邦联总统杰斐逊的5岁的儿子约瑟夫·戴维斯在里奇蒙总统官邸的阳台上摔了下去，因颅骨破裂而死亡)阿伯拉罕和玛丽·林肯几乎因威利的死而悲痛欲绝。阿伯拉罕很快便振作起来，勇敢地面对奴隶解放问题、政治上的反对和军事上的挫折，并努力去克服它们；而玛丽却从此一蹶不振，她的精神崩溃了，再也没有完全恢復心理上的平衡。林肯任总统的四年零六个月时间里，在白宫中经歷的极度痛苦，正是那一时期美国所经歷的苦难歷程的一个缩影。在美国歷史上，没有哪一位总统在任职期间承受了那么大的个人不幸，也没有哪一位总统曾经面临过那么巨大的民族危机。正是由于林肯的仁爱和他的伟大使他能够成功地渡过了这两方面的危机。 内战的结束 在林肯遇刺以后的几周里，詹森总统在努力适应他的新职务，而邦联的几支军队仍在作战。陆军部长斯坦顿是美国政府最强有力的人物。粗鲁的和感情容易冲动的斯坦顿担心暗杀是叛乱分子颠覆政府阴谋的一部分，他下令逮捕了数百名邦联的同情者。这些受牵连的人受到了严厉的对待，他们的法定权利全被置之不顾。 在这期间，结束了谢尔曼和约翰斯顿签定投降协议的消息。这个协议的签定引起了斯坦顿的种种猜疑。谢尔曼作为打硬仗的鼓吹者，经常希望一旦叛军被彻底打败，就签定一个条件宽大的和约。他反对武装黑人，不贊成黑人与白人地位平等，反对激进派的重建纲领。按照他对林肯的政策的精神的理解，他与约翰斯顿签的定的和平条约与格兰特和李所签定的投降协定相差甚远。条约规定：一旦现存的南部各州政府的官员宣誓效忠联邦，联邦就给予承认。条约准许被遣散的南军部队将他们的武器存入州武器库，并且保证给南部人以“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政治权利以及人身权利和财产权”。 一向在复杂的政治事务中机灵和谨慎的谢尔曼这一次却犯了个绝大的错误。他不仅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而且他没有看到这个协议可以被解释为对叛乱的各州政府的承认，对奴隶作为私人财产的保证，并且撇开总统和国会擅自决定重建问题。格兰特向谢尔曼转达了内阁对这项协议的一致反对态度。谢尔曼毫不踌躇地在4月26日按照格兰特-李协定的模式与约翰斯顿重新签定一份投降协定。如果不是斯坦顿怀疑谢尔曼的动机，在报纸上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歪曲事实的言论，使谢尔曼处于不利地位的话，事情本来就会平息的(民主党开始为他唱赞歌)。斯坦顿的担心是毫无理由的。他的行为虽然是真诚的，但却是不公正的。谢尔曼永远不会宽恕这位陆军部长。 [ 註：斯坦顿的动机和人品往往难倒了许多歷史学家的分析力。他的效率高，为人廉洁，勤劳努力，热情地献身于联邦事业，是一位完美的陆军部长；但同时，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又不那么坦率，对事敏感粗暴，有时还搞小动作，而且往往不考虑别人的感情。 ] 在林肯被刺的几周内，华盛顿所有的人，特别是斯坦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虽然李已经投降，但杰斐逊·戴维斯和他的内阁还在逍遥法外。他们乘火车沿着破烂不堪的铁路线迅速地向南逃窜。戴维斯沿途每经过一站，都要停下来鼓励他的人民继续战斗。“到敌人的后方作战”，敌军交通线的延长“必然使我们得到胜利”。甚至在约翰斯顿投降以后，戴维斯还谈到将政府迁到外密西西比诸州继续作战。对于联邦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南部要变成另一个爱尔兰，游击战争要长期打下去。但大多数南部人对这些已经厌倦了，罗伯特·李的榜样比戴维斯的动员口号更有说服力。5月4日，在密西西比以东的阿拉巴马，理察·泰勒将军率南军残部投降。5月10日，联邦骑兵在乔治亚俘获了戴维斯和他的随从。5月26日，埃德蒙·柯比·史密斯准将率外密西西比军队投降。5月份发生的这些事件使华盛顿的上空充满灿烂的阳光。尽管和平问题仍摆在前面，但战争的结束已是无可怀疑的了。 联邦復员军队 战争的两个令人担忧的后果没有成为事实：(1)没有发生血腥的復仇。邦联分子没有试图谋反。杰斐逊·戴维斯未遭审判被监禁了两年，然后被释放了。他过着平静的生活，写着他的回忆录。这种对反叛者不加惩处的情况在叛乱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规模如此巨大的叛乱。(2)军队在美国生活中并没有变成一种权势。实际上一直到1904年，每一位当选总统(格罗夫·克利夫兰除外)都曾在联邦军队中打过仗，并且以其战争期间的功绩而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但是他们中谁也没有(包括格兰特在内)成为一名“军人总统”。除格兰特以外，他们都是平民，在1861年的紧急关头毅然从戎。到1865年，他们又很快回归他们的平民生活。 第195页 在他们返回家园之前，波托马克军团和谢尔曼的军队于5月23日-24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大阅兵。整整两天，合众国的武装力量在成千上万欢唿的观众面前列队通过宾夕法尼亚大街。当谢尔曼的大踏步行进的西部人于第二天活跃地通过的时候，看台上的一些观众唱起了《约翰·布朗之歌》。士兵们听到了歌声，立刻，在这座一度到处是黑奴的城市上空，响彻了雄壮的联邦军队进行曲的歌声。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雄辩地证明这场战争所引起的变革。 大阅兵以后，赢得战争胜利的联邦军队平静復员并返回自己家园。联邦军队的復员工作进行得异常迅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有641,000人退伍。海军到1865年底已把530艘战舰压缩到117艘。到1866年11月，只有65,000人留在军队里，而18个月以前还有100多万人。大多数士兵似乎很快适应了平民生活，而且显然没有社会和心理上的问题而使这场战争的如此众多的退伍军人受到困扰。一位伊利诺州的退伍军人写道：“我回到家后，发现父亲正忙着收割玉米。因此，9月29日我到家后的第二天早上，我脱下陆军中尉军装，换上父亲的旧衣服，向尚未收割的玉米地发起了进攻。我干这种农活的时候，我的感觉十分奇妙。有时候似乎感觉我只离开家一两天，现在又接着干我走时撂下的活儿。” 战争的痕迹 但是事实上，无论是对这位伊利诺伊的退伍军人，还是对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过去的这一切都永远不会再现了。战争给整个民族意识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一位曾在战争中三次负伤，后来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前步兵上尉奥利弗·温代尔·赫尔姆斯在1844年说过：“战争的经歷使参加过战争的一代人与其他人产生了一道鸿沟。由于我们的好运气，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与战火联繫在一起，这使我们从一开始便认识到生活是深奥的，热烈的。”南北战争产生了一大批回忆录、团队史、大众文学和学术着作，比美国歷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多，也许比所有战争加起来还多。南北战争圆桌会议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在成千上万的乡镇的广场上矗立的南北战争纪念碑的数量，大大超过美国歷史上其他着名事件的纪念碑。在几代人中，南部人用“战前”、“战后”记载他们的歷史——但从没有人曾提出这指的是哪一场战争。在20世纪60年代当旧邦联的国旗和军歌《迪克西之歌》成为南部人反对民权运动的一种象徵的时候，而《合众国的战歌》却成为民权运动的一支激励人心的战歌。 南北战争之所以产生如此深远影响，是由于它所体现的人的价值，总共有大约620,000名士兵在内战期间丧生(其中包括360,000联邦军和260,000邦联军)，几乎与美国有史以来所参与的所有其它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680,000人相等。在美国，无论是南部还是北部，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哀悼在战争中丧生的亲戚或朋友。直到进入20世纪许多年以后，在美国的城市或乡镇仍能经常见到残肢断臂的内战伤兵。退伍军人组织——合众国退伍军人协会和邦联军退伍军人联合会，使人们对战争记忆犹新，成为各自所在地区的很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一时间，英雄主义的神话和浪漫故事掩盖了战争的严酷现实。但是这些神话本身，特别是在南部，很快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现实——人们通过这面镜子观察他们的世界，它提供了主宰他们生活的一个远景。 南北战争使美国的国家性质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联邦作为各个主权州的自愿同盟的概念已被永远地埋葬了。“联邦”这个词的概念已逐渐被“国家”的概念所代替。“合众国”与其说是一个复数名词不如说是单数名词。战争以牺牲各州为代价加强了中央政府。1861年以前，在联邦的办事机构中只有邮政部门直接同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发生关系。公民们向地方或州政府交纳税金，并在州法院解决他们所遇到的纠纷。说到钱，他们使用经由州立法机关授权的银行发行的钞票。1861年战争开始时，总统首先动员全国的民兵。由州长负责徵兵、装备并亲自率领志愿军的团队。但是战争的重压改变了这一切。到1863年，如果各州不能凑足徵兵名额的话，陆军部便直接确定各州的徵兵名额并将这些州的男子直接征入军队。总统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法，在那些拘留权取代州法院权力的州里驻扎军队。联邦政府规定大量徵收直接税，并成立了国内税务局去徵收赋税。它发行纸币，建立全国性的银行体系，并用徵税的方法把州的钞票徵得绝迹。政府没收南部人的财产，解放他们的奴隶，并建立了一个社会福利机构——解放奴隶管理局以废除各州管理自由奴隶的州法。最初的第11条宪法修正案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而第13条宪法修正案开创了一个先例，以后的六个修正案根据这个先例限制了州权，并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 战争给南部带来的影响最大。解放奴隶使社会秩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70年以后，一些曾经当过奴隶的年老的黑人在会见联邦作家事业局时，生动而具体地追述了他们获悉自己获得自由那一天的情景。那一天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其中一位说：“在那一天之前或以后，谁也没有经歷过那样的时刻。黑人们拍着手又喊又唱，孩子们敲着罐头瓶，叫喊着到处跑来跑去。人人欣喜若狂，他们用这种方式庆祝自己的解放。”这种变化势不可挡，因而当时人们用《启示录》中的语言和革命来描述这种变革。北卡罗来纳的自由民相信：这便是先知所预言的“一个国家将在一日内诞生”。孟菲斯一家报纸在1865年惊唿道：“这五年所发生的事件使整个美国南部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一位占领威尔明顿的黑人团的随军牧师这样描述那些盯着这些黑人士兵的不知所措的白人：“他们现在要么是到了另一个世界，要么就是整个世界颠倒了过来。”一位黑人士兵从他看守的一群邦联战俘中认出了他从前的主人，他走上前大声同他打招唿：“喂，主子，这回咱们可是上下翻了个。” 第196页 在1865年，整个世界似乎确实翻了个，但是能否长久保持下去，这就要看重建工作的进展如何了。 第三编 南部重建 第二十六章 和平问题 战争后果 1865年的南部呈现出一派残垣断壁、荒无人烟的悽惨景象。种植园焦土一片；田间野草丛生；铁路线没有铁轨，没有桥樑，甚或没有任何车辆；这些都说明了进行征服的联邦军队曾来过这里。邦联政权的垮台使广大地区没有法律和秩序。成股的游击队和逃兵到处游荡，抢掠毫无防卫的居民。数以千计的黑人自由民和白人逃亡者饱受疾病、曝晒及栉风沐雨、飢饿等的折磨。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这场战争是多么可怕：在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附近，被谢尔曼的士兵杀死的65匹骡马堆了六个星期都没埋掉，因为这支部队把铁锹及其它工具都带走了。 北军作为破坏者，横扫南部之后，又作为重建者留在那里。占领部队、自由民管理局和北部的一些救济机构来到南部，以填补因浩劫和混乱而造成的真空。20万占领军成为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力量。北军对前邦联各州实行军事管制。军事法庭惩处罪犯，而自由民管理局法庭则处理以前的奴隶与他们以前的主人的关系问题。军队医院医治了几千名南部黑人和白人居民。在1865年夏季，自由民管理局每天发放15万份口粮(三分之一发给白人逃亡者)，而军队供养的南部居民至少也超过这个数。甚至在战争危机缓和之后，自由民管理局仍继续提供食品和救济品；从1865年到1870年，自由民管理局提供了近2,200万份口粮。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政府机构都为南部的恢復作出贡献。财政部曾派出特派员去南部，将邦联战后剩下的棉花统统没收。无论这些特派员在离开华盛顿前有多么诚实守法，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有些人就经受不住诱惑了。一捆棉花售价200美元左右，所以棉花仍能像战前那样具有诱人堕落的魅力。一些财政部官员和军队军官将私人的棉花没收，盖上美国南部邦联印章，出卖后把钱归在自己名下；或是向那些没有行贿的棉花主索取贿赂。南部仅存的这种动产，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侵吞了。1865年，国会对每磅棉花徵税2.5美分，1866年提高到3美分。虽然徵收此税的目的与向北部一些产品徵收的类似赋税一样，是为了弥补这场战争的损失，但是徵收这种赋税好像是对南部进行报復。它也妨碍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復甦。最后，国会在1868年取消了这项棉花税。 南部白人的态度 军队军官、政府官员和在阿波马托克斯签署投降书之后，涌向南部的大批记者寄往北部的有关南部情绪的评论是相互矛盾的。既有对北军继续抵抗和对自由民施加暴力的描述，同时又有归顺的报导。 南部人是骄傲的人民，他们把一切都押了赌注，但一切都输光了。他们对占领者的仇恨是很自然的反应。一位年轻的种植园主在战争后期写道：“我对这个可恶的北方佬国家怀有的深仇大恨与日俱增，与时俱增，他们杀害了我们的亲人，……毁灭了我们整个人民的幸福，使我们整个大地充满悲哀。……我发誓：如果我将来有了孩子，首要的问题就是教育他们痛恨北方佬，而且藐视他们。”北卡罗来纳州有一位客栈老闆在1865年对一位北方记者说，北方佬杀死了他几个当兵的儿子，烧了他的房子，偷走了他的奴隶。“他们只给我留下一个非常宝贵的特权——仇恨他们。从早晨四点半起床直到夜里十二点上床，都在恨他们。” 这种态度在邦联士兵中不像在非参战者、特别是妇女中那样流行，观察家们同意这种看法。邦联士兵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反抗，至少暂时是这样。 [ 註：然而，两三年后，邦联的退伍军人便在三k党和类似的组织中发挥骨干作用。 ] 越过防线同北军友好交往的经歷使邦联士兵不会因叛国罪而受到宽大的投降条款的惩罚，也对邦联老兵甘心于失败起了作用。但是非参战者却要忍受战争带来的焦虑与苦恼，而且根本无法发泄心中的怒气。他们中许多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侵略者毁掉他们的财产。战争结束后，凝聚在他们心中的悲痛发展成仇恨，并常常发展成暴力行动。这些失败了的南部人不敢攻击使他蒙受耻辱的真正代表——北军士兵，因此，获得自由的奴隶和南部白人联邦主义者就成为他们攻击的牺牲品。1865年7月发生了一个事件，南部白人妇女用这件事来发泄闷在心中的怒气，一位北部记者报导如下： 一两天以前，在这个城市[萨凡纳]一家旅馆里就餐的一位联邦官员，出于礼貌，将一盘酸菜递给一位南部妇女，但回报他的却是一副不可言状的轻视与愤怒的表情。这位妇女说，“你以为南部妇女会接受一只还滴着她的同胞鲜血的手递来的酸菜吗？” 然而，在战后最初几个月里，南方人在愤怒之前先是震惊，再是绝望，尔后是冷漠；愤怒是精神恢復的表现。“我们向北方佬投降了！”一位听到李投降后大为震惊的妇女写道，“这怎么可能？……我们难道不是受尽了苦吗——我们英勇的战士难道不是为此殊死战斗过、并光荣牺牲吗？”1865年7月，一位乔治亚州种植园主的女儿展望前途，看到的只有“悲观的前景，很可能要蒙受耻辱、困苦与贫穷；只有天晓得我们每个人将在哪儿结束这种被剥夺了一切幸福和不堪忍受的生活。”一位南卡罗莱纳州的种植园主告诉一位北方记者：“我们心灰意冷，我们一无所有，不能再起炉灶。我这一辈子一天活也没干过，我不知如何作起。”许多年之后，阿拉巴马州一位曾经是奴隶的人这样回忆邦联士兵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家园的情景：“过去，我看到我们的战士有说有笑地出发了，他们精神抖擞，结结实实，身高体壮，唱着军歌，坚信自己会打赢。可是，当他们回来时，却一个个皮包骨，目光暗淡悲伤，衣服破烂不堪，满面病容，出发时的那种精神劲头全没有了。” 第197页 只要南部白人总是处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之中，他们就很可能接受政府认为合适的任何重建条款。一位北方记者写道：“他们对什么都不抱希望，他们作好了最坏的准备，对一切都会感恩不尽……。他们不提要求，不讲条件。他们打败了，毫无办法了——只好顺从了。”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顺从几乎掩盖不住心底的仇恨。不管怎样，就连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都承认，“占领者有权提出条件，而我们必须服从。” 北部白人的态度 但是，占领者希望给南部施加什么条件却达不成一致意见。在整个北部，人们的心情矛盾而易变。林肯刚被刺时，惩处卖国贼的唿声震耳欲聋。新总统似乎贊成採取严厉政策。安德鲁·詹森说，“卖国有罪，必须使之声名狼藉；比起卖国罪，其他一切罪行都无足轻重。……必须剥夺叛国者的一切，……不仅必须惩处他们，而且必须摧毁他们的社会力量。” 同林肯一样，詹森也是一个出身卑微、靠自我奋斗成功的人。其父是北卡罗来纳州一家酒馆的跑堂，他一死，家境便十分贫寒，小安德鲁不得不给一个裁缝当学徒。这位学徒学会这门行当，便搬到田纳西州东部山区，和一位鞋匠的女儿结了婚(她教他书写)，从此一步步登上了成功的阶梯。詹森拥有一个农场和一些奴隶。他歷任州议员、州长、众议员、参议员、副总统，最后因歷史的突发事件而成为合众国总统。詹森是一位杰克逊式的民主党人，自称是人民大众的保护者，他从不失鲜明的平民式的尊严。“有朝一日，我要让这些贵族看看是谁在统治这个国家”，他在田纳西创业之初就立下这样的誓言。“他们不过是一群摆阔的孬种，抵不上那些靠额头流汗去谋生的人的一半。” 身为总统，詹森现在可以让这些南方贵族(他指责他们脱离联邦)看看是谁在掌管干坤了。他研究了控告那些重要的邦联分子犯有叛国罪，并根据1862年的《没收法》没收其财产的可能性。那些曾经反对林肯重建政策的激进派共和党人感谢上帝“在叛徒中培养出一位南方的效忠者，在贵族中训练出一个南方的民主主义者，他终于被提升到总统的位置上，并可能肩负着惩处那些要暗杀联邦要人的刺客的使命”。 不过，随着人们在林肯总统遇刺而爆发的愤怒心情平息后，那种对待叛徒的情绪也缓和下来。詹森不再发表指责叛国为罪大恶极的讲话了。北方举行的盛大的胜利庆祝活动和有关南方贫穷困苦，境况悽惨的报导，消除了许多北方人心中的仇恨。对手下败将高抬贵手的情绪开始出现。1865年6月，有影响的《斯普林菲尔德(麻省)共和党人报》宣称，“我们希望尽快实现真正的联合与和睦。这个目的能靠漫骂与指责来实现吗？能靠在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却还继续争论谁对谁错来实现吗？” 但是，这种情绪很难和切勿过早实施宽大而把“胜利果实”牺牲掉的信念并存。宽宏大量必须以正义为尺度。胜利果实指的是什么呢？对大多数共和党人来说，它们最低限度包括：绝不可分裂，保障解放了的奴隶的自由和公民权，保障南部联邦主义者的安全和政治权利，以及至少暂时取消前邦联主义者要员的政治资格。 北方对重建问题的态度的选择幅度颇广。在选择幅度的一端是民主党提议的自我重建。这样一项政策将允许现存的南部各州政府宣布效忠于联邦，允许它们监督新的众议员和参议员的选举，然后继续行使权力，仿佛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自我重建的主张根本无法满足共和党的最低要求。它会使前邦联分子仍旧执掌大权，将联邦人士拒诸门外，损害自由民的各种权利，或许还会危及自由民的自由本身——因为这些恢復起来的州议会可能会决定不批准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从而使它归诸失败。 在选择幅度的另一端是视重建为革命。激进分子希望用褫夺公民权和没收财产来瓦解南部统治阶级的势力。他们希望把公民权给予自由民，并将没收来的土地授予他们。他们希望依照共和党的概念，把南方改造成像北方那样使用自由民劳动力。共和党人中最激进的人士之一，印第安纳州众议员乔治·朱利安描述了他的新南方观点：“巨大的庄园、广为分散的村落、荒废的农业、广大民众的愚昧无知、社会公德的破坏、制造业的衰败、对诚实劳动的蔑视以及对寡头政治的纵容”，等等，将不復存在，共和党人将用“小农场、繁茂的耕地、免费学校、独立社区、兴旺的制造业和手工业、对诚实劳动的尊重和均等的政治权力”等取而代之。 在这两个极端观点之间，还有一些程度不一的中间选择，有的要给予自由民以部分公民权，有的则要全部给予，有的主张暂时剥夺各类前邦联分子的公民权，有的则主张长期剥夺，还有一大堆为获释奴隶提供经济援助的建议，其中包括由政府贷款使他们有能力购买土地。李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之后的两年里，温和的共和党人一直在为制定一项中间政策而努力奋斗，与此同时，詹森总统却转向民主党的立场，并同使他当上总统的那个党决裂。 [ 註：人们可以回想起，1864年共和党人提名来自一个占领后的邦联州民主党主战派人士詹森为副总统，目的是在共和党选民之外扩大吸引力和适应“联邦党”的新名称。 ] 第198页 1865年总统的重建 虽然詹森最初似乎同激进派意见一致，认为有惩处叛乱者之必要，但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他的根本信念却与共和党人的信念相悖。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杰克逊主义者(他的中间的名字为杰克逊)，詹森总统和他的同名人一样不信任银行、公司、债券持有者和新英格兰。他反对辉格党和共和党利用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在他的对手名单上既包括种植园贵族，也包括正在东北部崛起的“自负而腐败的”工商业经济的贵族。 总统对共和党人关于自由民的社会地位的观点也怀有敌意。尽管在1864年他曾对田纳西的黑人说过，他愿意当他们的“摩西”，带领他们摆脱奴隶枷锁，但是对反奴思想的自由主张他却从不支持。他本人就拥有奴隶，而且他信奉白人优越论中的统治民族信念。战时，一位田纳西同乡评论说，政府正在把这场战争转变成解放奴隶的运动，詹森听了大声叫道：“该死的黑鬼！我是在和这些叛国的贵族们、和他们的主人打仗。”1866年，以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为首的黑人代表团来到白宫，极力主张把给予黑人选举权作为重建的一个条件。总统对他们的论点避而不答。事后他对秘书说：“这些狗崽子们以为我上当了！我知道那个该死的道格拉斯；他和所有的黑鬼一样，想抹白人的脖子。” 詹森和共和党人的这些分歧是逐渐被后者看出来的。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重建进程上。总统决定在1865年3月至12月这段长期休会期间不召集国会举行特别会议。和林肯一样，詹森认为重建(他认为最好叫“恢復”)主要是一项执法职能。他也相信林肯关于各州不能破坏的理论。詹森说，这场叛乱只是一次个人的叛乱，而不是州的叛乱，虽然这些个人有可能受罚，但是这些叛乱的州仍保有其全部宪法权利。 1865年5月29日，总统发布了两个重要文告。第一个文告宣布，除了奴隶，对所有宣誓效忠的人都实行大赦并归还财产，只有少数几类人除外。这几类人包括邦联文职人员和外交官；陆军上校军衔以上的军官，海军上尉军衔以上的军官；所有辞去议员、联邦法官或军官之职而参加叛乱者；南部邦联各州州长；虐待战俘者或因其它军事罪行而被捕者；所有估价超过2万美元以上的纳税财产的拥有者。不在赦免名单中的最后一类人在1863年12月8日的林肯大赦文告中没被提及；这是詹森的方式，目的是要屈辱一下那些炫耀财富的贵族们。詹森的文告给那些不在赦免之列的人一个机会，要他们个人提出申请，以求宽恕。 詹森的第二个文告为北卡罗来纳任命了一位临时州长，并指示他召集一次选举，选出代表制订一部新的州宪法，只有宣誓效忠并得到大赦的白人才能参加这次选举。在其后几周里，詹森向其它六个南方州发布了类似的文告。他对由林肯发起的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的州政府也予以承认，他还指定在战时忠于联邦的、在联邦军队控制下的维吉尼亚州的那一地区行使权力的战时政府，为该州的法定政府。 詹森任命的那些临时州长在1861年是反对脱离联邦的，虽然他们中大多数后来选择同自己的州保持一致。詹森总统希望这些州长能在南方创建一个由联邦主义者和不太偏激的邦联分子组成的新党。在1865年当选为州制宪会议的代表中，绝大多数人的确在1861年是有条件的或彻底的联邦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詹森的政策似乎正在起着预期的作用。各州制宪会议召开时，总统将这些会议必须达到的最低要求(尽管这些要求和总统的州权不可损害的理论相矛盾)规定得很清楚：废除奴隶制，脱离联邦为无效，政府拒付邦联欠下的所有债务(其理由是脱离联邦为非法，故为此欠下的债务是无效的)。 共和党对总统所提重建的反应 大多数共和党人最初支持詹森的行动。但是许多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人士当时就批评了总统的政策。他们担心，把选举权仅仅局限给白人，会导致使自由民受到压迫并使旧的权力结构得到恢復。查尔斯·萨姆纳认为总统发表这样的文告是“发疯了”。他私下写道，“在我看来，自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以来，还没有一件事对国家事业的危害有如此之大。”激进派注意到，由于废除了奴隶制，就要废除五比三的妥协方案，而且按代表原则要将全部黑人人口计算在内，这样就自动多给了南部10多个国会议员议席。因此，詹森的政策就会增强南部在国家政治中的力量，而使叛乱受到奖赏——除非给黑人选举权以抵消叛乱分子的选票。“难道就无法阻止总统的这种疯狂的作法吗？”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在1865年7月哀嘆道。 多数共和党人当时还没有听取史蒂文斯和萨姆纳的警告。虽然他们中大多数人可能认为，黑人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参与重建，但他们还并不准备谴责总统的政策。在他们看来，这一政策仅是一个开端，一次“尝试”，在以后阶段会被充实或修改，从而含有给黑人选举权的内容。詹森会认识到，在他要求南方诸州废除奴隶制并拒付邦联债务的同时，要求它们至少给黑人以有限的选举权是明智之举。“不忠诚的白人得到抬举之时，忠诚的黑人一定不能遭到冷遇”，一位温和的共和党人写道。“但是我真想看看詹森先生的尝试会产生什么结果”，另一位温和主义者说，如果南部诸州不情愿给黑人以选举权，那么总统“届时将拥有採取更严厉的政策的自由”。 第199页 为了引起北部舆论的注意并向詹森施加压力，激进分子组成一个“平等普选权协会”，并发表了一系列演说、小册子和社论。詹森对这种压力确有反应，但反应的方式却不能减轻人们的忧虑。8月15日，他打电报给密西西比州临时州长威廉·夏基(他是第一个主持召开州制宪会议以商议实施詹森计划的临时州长)，向他建议，如果新宪法授予有文化的黑人和拥有250美元财产者以选举权的话，“你就会完全解除反对派的武装，并为其他州树立一个可供效法的榜样。你这样做绝对保险，而且……其结果是，那些热衷于给黑人选举权的激进分子将会被彻底挫败。” 这份电文暴露了詹森的本意。它说明，在詹森眼里，激进派将是被象徵性的措施“挫败”的“对手”。在这些标准之下，南部黑人成年男子中有资格参加选举的几乎不到九分之一。如此少的黑人选民不会很快对白人霸权构成威胁。詹森认为，这些黑人获得选举权一事，可能会使温和的共和党人相信南部的善意。詹森的这种看法可能是正确的。它可能还会使南部处于较北部有利的地位，因北部允许黑人在平等条件下参加选举的州只有六个。人们可以把詹森与夏基的通信同一年前林肯在路易斯安那州重建时写给该州州长的信作一下比较。两位总统都力图採用非强制性的说服战术，但是林肯没有提及对手，而且他把黑人士兵包括在内的建议将使潜在的黑人选民数量增加近一倍。詹森把士兵排除在外，因为他知道，这些士兵是使南部失败的最令人耻辱的标志，也是对白人特权的最富有挑衅性的威胁。 无论如何，南部白人一如对林肯的建议那样，对詹森的建议也不怎么在意。没有一个州的制宪会议在新宪法中列入给黑人以选举权的条款。对此，南卡罗来纳州临时州长的解释是：因为“这是一个白人政府，而且只为白人利益而建立的。……美国最高法院已(在德雷德·斯科特诉讼案中)作出黑人不是美国公民的决定”。在给黑人选举权上，詹森没有作更多的姿态。他说，选举资格是各州的事，对此进行干预超越了宪法授与他的权力。可是激进派批评家指出，宪法也规定了总统无权任命临时州长，或要求各州取消奴隶制及拒付债款。他之所以採取了这些超越宪法的措施，是因为宪法并没有为内战后恢復各州这项事先未知的工作的进程作出规定。因此，和其它行动相比，要求给黑人选举权作为重建的一个条件并不更违反宪法。但詹森拒不让步，共和党人对选举权问题上获胜的前景越来越不抱希望。 北部的黑人选举权问题 1865年秋季，北部三州公民投票的结果使共和党人更加失望了。康乃狄克州、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的议会把是否给予这三个州为数不多的黑人以选举权的宪法修正案付诸这次公民投票。人人都知道，对这些修正案的公民投票，在某种程度上是北部关于黑人选举权态度的晴雨表。民主党人採取利用种族偏见的惯用手段，发起了一场反对给黑人选举权的运动。共和党领袖们则尽力争取使这些修正案获得通过，但在这三个州全都遭到失败。在每一个州，只要有5%的选票改变主意就会使选举结果发生逆转。 [ 註：关于黑人选举权的公民投票为：康乃狄克州(1865年10月2日)贊成27,217(45%)，反对33,489(55%)；威斯康星州(1865年11月7日)贊成46,588(46%)，反对55,591(54%)；明尼苏达州(1865年11月7日)贊成12,170(45%)，反对14,840(55%)。假定每州的民主党人全部或近乎全部投了反对票，那么，以1864年的总统选举为基线，可以得出各州选民中共和党人的比例，从而可以计算出各州共和党人投贊成票的百分比。因此投票贊成黑人选举权修正案的共和党人大致如下：康乃狄克州为85%，威斯康星州为80%，明尼苏达州为75%。 ] 绝大多数共和党选民对这些修正案投了贊成票。这可以解释为共和党人授权给黑人以选举权。另一方面，也可以把这些修正案的失败看成是多数北部选民授权反对给黑人以选举权。当时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理解的。因此，温和的共和党议员就不愿迫使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摊牌了。就连激进分子也承认，给黑人选举权作为重建的一个条件的事业受到了挫折。一位激进分子承认，康乃狄克州的投票结果“使我们感到羞耻”，“它危害了——至少推迟了——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在叛乱诸州的最终解决”。 南部再度启衅 与此同时，南部出现种种令人警惕的迹象，开始使即使是温和的共和党人也确信，詹森的方案不成功。来自北方的报告表明，对自由民和联邦派人士的袭击正在增多。前邦联分子以往的那种挑衅而傲慢的“分离主义”态度似乎已经取代了前不久的俯首贴耳。1865年9月，阿拉巴马州一位主要的政治家对共和党要南部保证效忠和行为检点的坚决主张加以嘲笑。“要保证的是你们，傲慢而得意的激进派，你们应该保证不再……否认任何一部分人的权利。”两个月之后，前邦联的一位战争英雄，南部战前最富有的种植园主之一韦德·汉普顿说：“我们的责任是，只要美国总统表明，他倾向于恢復我们作为主权州的一切权力，我们就支持他。”这话听起来就像又回到了1860年。难怪有些共和党人开始怀疑南部是否从这场战争中汲取了教训。 第200页 南部发生的政治事件加重了共和党的忧虑。路易斯安那州的前邦联分子重建了民主党，把州长(在1864年按林肯的政策被选为代理州长)争取到自己一边。这位州长着手用前邦联支持者取代被任命的联邦官员。现在已同共和党结盟的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主义者不安地向华盛顿发出申诉，其中一人报告说，“州政府现在对联邦人士的仇恨，要比1860年和1861年更甚。在这个州，我们联邦人士若是没有联邦军队的保护，就会遭到迫害，被赶出这个地方。” 1865年秋，南部其它几个州也发出了类似的报告。为詹森器重的北卡罗来纳州临时州长写信给总统说：“我遗憾地报告，在本州依然有很强烈的叛乱情绪。去年5月和7月，这些叛乱者甚至连警察局都不敢去；但是宽大使他们的胆子大起来了。”在秋天该州召开的制宪会议上，代表们花了很多时间对詹森要求的细节进行诡辩。有几个州与其说是批驳不如说是撤销分离主义的法令，因此并未丧失原则；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拒绝放弃其南部邦联的债款；密西西比州和德克萨斯州未能批准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乔治亚州保留对解放奴隶索取补偿的权利。 在北方，或者说，詹森对这些行为是不满的。但总统除了徒劳地请求南方人小心从事之外似乎就别无它法了。更糟糕的事接踵而来。在按照各州新宪法举行的第一批选举中，选民至少将九名邦联议员选入了美国国会，还有七名邦联州政府官员，四名将军，四名上校，以及邦联副总统亚歷山大·史蒂芬斯。被选入政府机关的前着名叛乱分子为数更多。令共和党人忧虑和气愤的是，这些在战时无力攻占华盛顿的叛乱者在和平时期却要占领华盛顿了。 詹森和南部 虽然詹森也为这些事态的发展而烦恼，但应对此情况负主要责任。临时州长夏基在8月份採取措施，重新组建了密西西比州民兵，以邦联老兵为其骨干。此举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制止爆发大规模的抢劫和袭击，但其真正的理由似乎是想要重申诸州的权利，并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以减缩多数为黑人的占领部队的人数。占领军司令亨利·斯洛克姆将军下令禁止这种民兵组织。夏基立刻向华盛顿连续发出急电，坚持必须建立这一州警察部队。本来并不贊同夏基的总统却逆来顺受地让步了。他批准了密西西比州民兵的成立，并发了一封电报斥责斯洛克姆和卡尔·舒尔兹将军；舒尔兹正在密西西比州视察，他支持斯洛克姆。“必须信任[南部]人民及其政府，”总统训令这两位将军，“如果他们得到了信任，我认为他们会循规蹈矩，并会恢復同……联邦以往的宪法关系。”一位总统屈服于一位临时州长——并且还羞辱两位在葛底斯堡和其它地方英勇战斗过的重要将领——的奇怪现象使南部人大为高兴，而共和党人则怒不可遏。一位南部朋友对总统说：“您对[夏基]建立民兵要求的认可使整个南部兴高彩烈。从那时至今，我遇见到的人没有一个不说詹森总统两句好话的。”而一家共和党报纸却警告说，“如果密西西比州的叛乱者就这样被武装起来的话，那他们在每一个州都将会这样得到武装。……这样的种子除了孕育出另一场叛乱之外还会有什么结果呢？” 詹森对这件事的处理只是他发出的许多信号中的一个信号，这些信号使民主党人觉得总统是他们自己的人。过去指责总统是叛徒和下流政客的南部民主党人现在却令人作呕地称赞他“有勇气，在北部激进分子和淌着血的南方失败者之间充当防波堤”。北部的民主党人也对詹森作了类似的吹捧。恢復与南部民主党人战前的联盟是他们谋取权力的唯一希望。詹森的政策给恢復这种联盟开了绿灯。民主党的报纸开始发出暗示，说詹森能够获得该党1868年的总统提名。1865年，北部各州召开的民主党大会都通过了“真诚贊成”总统事业的决议。一位老牌的杰克逊主义者向詹森建议：“北部民主党人指望南部支持他们重新掌权。如果你对南部亲近的行动赢得他们的信赖和支持，你就能领导民主党，并能得到西北部和南部团结一致的支持。” 这是令人兴奋的前景。詹森毕竟是民主党人，尽管共和党把他选上了台。詹森确实希望组建一个由北部民主党人、保守的共和党人以及南部联邦主义者结成的新的政治联盟。有两个极端派将被置于这个联盟之外：一是激进的共和党人，一是“叛国者”。但是该计划的南部部分出了差错。富有的贵族们和叛国者加入了这个联盟，并在詹森的明显庇护下，正在将真正的联邦分子挤到一边。1865年9月11日，南部九个州组成的一个代表团会见总统，对其“维护南部在联邦内的权益的意愿”表示“衷心敬仰”。詹森在答辞中大谈特谈他对南部人民的“热爱、尊重和信赖”，以及他打算“容忍和宽恕”他们过去的罪愆。 是什么使在4月份还大谈要严惩叛国罪的詹森竟在9月份转变成大谈宽恕的詹森呢？原因之一乃是总统是南方人。他同大多数南方人一样不喜欢那些激进的北方佬的性格。此外，他从1865年夏季到秋季的经歷中得到启示，相信南部白人，包括前邦联分子，是他真正的朋友。他们赞扬他的政策，使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而激进的共和党人却公开批评他，温和派在私下交谈中也表示焦虑。 第201页 在这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是总统给予那些不在大赦之列的人以总统的特赦。白宫每天都有前来请求特赦的人，或是他们泪流满面的女眷，或是“特赦代理人”，而且拥挤不堪。总统曾立下誓言，要傲慢的南部统治阶级看看“是谁在统治这个国家”。因而，当这个阶级的人们卑躬屈膝地承认自己做了错事，并保证以后规规矩矩时，总统在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詹森对一群南方人说，他们表示出的忠心“在我心里激起的情感真是难以言状”；“我回想起我所受到的奚落、嘲讽和白眼”，总统接着说。他高兴地“活着看到了自己的预言实现了，也看到了他曾徒劳无功地企图从分离主义的结果中挽救犯了致命错误的人。” 在这种心情下，詹森随心所欲地给予特赦——在1865年9月，平均每天特赦100人。在15,000名请求者中，他一共特赦了13,500人。这些口袋里装着赦免状的前邦联分子在试图重新夺回其在各州的政权时似乎没有再遇到什么进一步的阻碍了。但是，这一点就连保守的共和党人也不能容忍。由于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他们能够在进一步考虑整个重建问题期间，行使权力把南部的参众两院的议员排除出去。 [ 註：宪法第一条第五款规定，国会两院“应各自审查本院议员的选举、选举结果和议员资格。”因此国会中占多数的共和党人可以使用这一权力将南部议员排挤出去，直到他们符合国会规定的资格。当代人有时使用“重入联邦”、有时使用“恢復州权”、有时使用“重建”来称唿这一进程，通过这一进程，前邦联诸州能恢復和其它州相平等的地位。一俟“恢復了州权”，这些州在议会就有代表，它们的选票在总统选举时就可以计算在内，就可以不受联邦军队和联邦法庭的非常干涉；行使州政权的正常职能。 ] 由于证实了南部重新要把自由民限制在假自由的半阴暗处境中，共和党人这样做的决心更坚定了。 战后南部的土地和劳力 有关自由的消息通过多种途径传到奴隶们的耳中。由于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直到1865年12月才最后批准下来，所以在此之前对奴隶到底有怎样的法律地位人们还搞不清楚。但是早在1865年春季，联邦部队的军官和自由民管理局的官员就宣布在被占领的南部废除奴隶制，并警告说，自宣布之日起，拒付其黑人劳力工资的种植园主将被没收财产。奴隶主们有的彬彬有礼，有的粗暴蛮横，他们把奴隶们召集在一起，宣布说他们自由了。北军军官和临近种植园的自由民把奴隶解放的消息带到奴隶主还没有宣布废奴的地方。到1865年秋天，废奴运动以种种方式深入到南部各个遥远的角落。 许多自由民在成为僱佣劳动者后仍留在他们以前当奴隶时干活的种植园里做工。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离开老地方是获得自由的关键。在奴隶制时代，奴隶获得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从种植园逃走，战后他们仍保持这种冲动的方法。一位黑人牧师对他的会众说，“你们当中谁也不会真正感到自由，除非你们跺掉脚上沾着的旧种植园的尘土，并走到看不见这所大房子的新的地方。” 已获得自由的人们，也为了寻找当奴隶时失散的亲属、或在别处找工资较高的工作、或到军营或自由民管理局寻找保护和口粮而离开种植园。自由民管理局通常设在城市和较大的市镇上，战后最初几个月内，黑人多是从乡村迁往城市。南部白人认为这些涌入城市的黑人会导致出现卫生、福利和犯罪等重大问题。正值南方亟待种庄稼和修復战争带来的破坏之际，这种逃离种植园的行为也造成了劳力的短缺。占领部队也和南部白人一样关注恢復工作和劳力稳定。占领军敦促——有时也强迫——失业黑人签定农场劳动的合同。北部和南部报纸都指责自由民管理局正在前奴隶中培养一种福利观念。该局一些官员对此很敏感，便切断给有劳动能力的黑人的口粮供应，以迫使他们工作。市政官员为了同一目的也实施了流浪法。到1865年秋，许多四处漂泊的自由民已返回原来的种植园，或到同一个县的其它种植园。但是流动性仍然是自由的重要标志；待到来年再签约时，不少黑人仍离开旧僱主，到别处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关于给无地者以土地的争论 若有可能，黑人当然愿意为自己干活而不愿为白人干活。许多自由民相信，只有拥有土地，才能获得真正自由。一个黑人问道，“如果连葬身之地都没有，自由又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整天当奴隶呢。”一位黑人退伍军人说：“每一个有肤色的人在他能种出自己的棉花并在棉花包上打上‘这是我的’标记之前，都还是奴隶或感到自己还是奴隶。”1865年，那些想办法攒了一点儿钱的自由民都想买块土地。復员的黑人士兵用他们的入伍补贴金购买土地，有时倾其所有买下整座住有几户黑人的种植园。但是对大多数昔日的奴隶来说，购买土地是不可能的事。他们谁都没有钱，即便有钱，白人也因担心失去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或担心鼓励独立思想而拒不把土地卖给他们，甚至连租也不租给他们。 如果无力购买土地，许多自由民在1865年就盼望政府分给或租给他们土地。这个希望——“40英亩土地一头骡”——绝非蠢人的幻想。到1865年6月，自由民管理局已把近10,000户人家安置在近5,000万英亩的种植园土地上。这些土地位于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靠海的河流沿岸，是那些逃避联邦军队的种植园主遗弃的。威廉·谢尔曼将军在其着名的“第十五号命令”中把这些土地分配给了自由民。在南方其他地方，自由民管理局掌握了近百万英亩被遗弃或被没收的土地，其中一部分租给了自由民。该局还向一些自由民提供了工具和耕畜，用其粮食收入偿付。 第202页 倘若这些40英亩地一头骡的例子还不足以使自由民受到鼓舞，许多自由民局官员和联邦士兵——特别是黑人士兵——就散布谣言说，政府打算把黑人前主人的土地分给他们。那些贊成没收和重新分配种植园的有权势的北方共和党人提出了一些报告。9月6日，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的一次讲演中，强烈要求没收那些富有的前邦联主义者的土地。史蒂文斯建议给每个成年自由民40英亩的土地，其余的出售以作为战争抚恤金，并偿还战争借款。“剥夺这些高傲的贵族的房地产，”史蒂文斯后来在一次国会演讲时说道，“让他们从事劳动，教育他们的子女进工场或去扶犁，这样你就会使那些高傲的叛国者丢脸。” 因此，自由民似乎有充足的理由指望在政府的帮助下获得土地。但是，詹森总统的大赦令和国会未能通过行之有效的立法使他们的希望大多落空。总统的大赦和特赦包括归还财产。到1865年仲夏，得到赦免的种植园主返回家园，要求发还由自由民管理局控制或是由自由民耕种的土地。自由民管理局局长奥利弗·霍华德将军在没有接到总统的直接命令让他这样做时，拒不理睬这些种植园主的要求。霍华德认为，大赦公告不适用于那些被遗弃或被没收的财产，因为这些财产已经依法分给“难民和自由民[使用]了。”总统看到霍华德这样随便解释自己的政策很生气，便于8月16日命令他归还所有得到特赦的邦联分子的财产。但是霍华德和几位副局长继续敷衍拖延。他们希望在12月国会召开之前尽量多地保留些土地，因为那时新的立法也许承认自由民占有由自由民管理局控制的至少一部分土地。 与此同时，得到特赦的种植园主受到谢尔曼第十五号命令的影响，也大吵大闹地要求归还他们的财产。负责南卡罗来纳的自由民管理局副局长鲁弗斯·萨克斯顿将军是麻萨诸塞人，也是废奴主义的同情者。萨克斯顿以谢尔曼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为理由，拒绝放弃由自由民占有的种植园。但是安德鲁·詹森批驳了这种论点，并指示把财产归还原主。在霍华德的支持和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的默认下，萨克斯顿顶住不办，以便使国会确认自由民对这些种植园的所有权。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为此目的在1865年12月提出一项法案，但未在专门委员会获得通过。与此同时，詹森对自由民管理局採取了严厉的措施，撤换了萨克斯顿，强行归还这些土地。一些自由民拒不交出自己的农场，直到在士兵的刺刀尖下才被迫交出。黑人们对这种背弃诺言的行为表示强烈的抗议。但是在没有国会立法的情况下，他们和自由民管理局都没什么办法。 1866年2月，国会真的通过了一项法案，使自由民管理局得以存在下去，其中有一项条款规定，自由民对谢尔曼下令徵收的土地有三年占有权。但是詹森否决了这项法案，国会因总统的否决而没有通过这项法案。1866年7月，共和党人终于设法越过总统的否决通过了一项自由民管理局修正案，不过该法令不包含承认谢尔曼所分土地的条款。相反，它却为被剥夺了这些地产的自由民提供了一个购买南卡罗来纳和乔治亚沿海岛屿上政府所有的土地(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的机会。这样，多达两千户被剥夺了土地的自由民拥有了土地。不过，这一成就对人们在1865年所寄予的厚望来说，是一悲惨的结局。到1866年年底，几乎所有曾由自由民局控制的可耕地都归还给了其前邦联分子的主人。 为了将自由民安置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国会又作了一次努力：于1866年6月21日通过了“南部宅地法”。这个法令规定：在南部五个州(阿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内拨出4,400万英亩公地，在其上居住并耕种满五年者可得到80英亩的土地。为了使自由民和支持联邦的白人首先得到土地，该法令规定，凡支持过邦联的人不得在1867年1月前提出申请。“南部宅地法”的指导思想是慷慨的，但实际上却根本行不通。这些州剩下来的公地大都很贫瘠。没有几个自由民有本钱到远离家乡的土地上定居，购买种子、工具、家畜和建筑材料，也没有本钱支撑到第一茬庄稼成熟。霍华德将军命令自由民管理局的官员向移民提供前往定居地的运输费用，但是许多官员执行起来却漫不经心、拖拖拉拉。至少有几千名自由民提出了宅地申请，但是他们当中只有一千人符合各种条件而最终获得土地所有权。 土地改革没有成为重建的一个内容。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提出的没收法案在国会如泥牛入海。尽管废奴主义者发出警告说“只给[奴隶]自由，不给土地，就等于只给他们那种英格兰和爱尔兰农民所拥有的愚弄人的自由”，但对大多数共和党人来说，没收土地过于激进。最大的障碍是宪法禁止通过使罪犯在被剥夺财产后无法生活的剥夺财产法案。温和派希望使南部白人对恢復后的联邦衷心拥护，而夺取他们的土地就别指望他们能做到这一点。许多共和党人对没收财产的道德标准、合法性和适宜性表示怀疑。《纽约论坛报》论述说：“那些希望得到农场的人得为农场干活，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阶级取走了他人的财物，因为那是他人需要的，于是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都进了辛辛监狱 [ 译者註：辛辛监狱在纽约州的奥西宁。 ] 。” 第203页 自由劳动思想认为，要通过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其他新教徒式的伦理道德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许多北方人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自由民应该用劳动和汗水购买土地，而不该乞求政府对他们特别照顾。但是，要求进行没收的激进派强调说，自由民为奴时劳苦了一辈子，已经“挣得了”土地。无论这种论点多么有理，它在19世纪60年代却无法占上风。大多数自由民并没有得到他们本来希望得到的经济独立。相反，他们不得不为白人地主干活，而这些人往往就是他们过去的主人。 “劳工问题”和自由民管理局 这些从前的奴隶主中，有些人仍然视他们的工人为奴隶，只是叫法不同。“他们认为黑人是白人生来就拥有的财产”，一位自由民管理局官员在1865年9月写道，“总统的宣言打破了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无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承认这一点，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然觉得，广大黑人总是归属于广大白人的。”奴隶制是一种强制制度，“四分之三的[白]人认为对黑人不强迫，他们就不干活”，一位北方记者写道。“白人对黑人的自由就是他们自己的自由这一点似乎根本无法理解。” 这本不足为奇。把奴隶制赞美了几十年的信念是很难在几个月内去掉的。一些种植园主在重新组织劳力时总想尽可能回到奴隶制上去——甚至发展到僱佣监工的地步。这些监工用鞭子惩罚反抗的工人。当自由民拒绝在这种条件下干活，或是离开种植园到别处寻找条件更好的工作时，种植园主们就抱怨劳力短缺，并且用“我说什么来着”的口气说，这些举动证明了黑人只有在强迫之下才能干活。 自由民管理局过问了这种不安定的局面。身为自由民管理局局长的奥利弗将军把总部设在华盛顿。一些将领被任命为副局长，负责各前蓄奴州的工作，总部设在这些州的首府或是最大的城市。该局550名地方官员中大多数是出身北方中产阶级家庭的低级军官。其中一些人因关心自由民而在该局工作，另一些人还没有打算今后长期从事文职事业，只是在那里混日子。虽然他们大多对自由民有某种程度的同情，但态度却是从激进到保守不尽相同。该局还任命了一批文职官员，其中有几位黑人。虽然由于人手太少而不能顾及南部各地，但是这些官员在占领军的支持下还是有相当的潜力去改造战后南部的劳工关系。 一旦事态表明，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土地重新分配，自由民局便着手使种植园主和自由民维持一种新的关系。官员们鼓励或是要求种植园主同僱工签定书面合同，规定好工作、工资和其他僱佣条件。工资每月8到15美元，管食宿，有时还管穿衣和看病。报酬採用付现金或作物分成的方式。种植园主逐渐愿意採用后一种形式，一是因为货币较少，二是因为分成式工资只能在收穫后付给，从而使僱工对种庄稼产生兴趣，并可防止他们毁约。 自由民管理局力图保护自由民不受剥削，其官员裁决了几千起争端，涉及对契约的解释、违约行为、自由民犯罪及针对自由民的犯罪等等。在南方诸州通过允许自由民在民事法庭上作证的法律之后，该局允许民事法庭在其官员的密切注视之下审理这类案件。一些官员对他们所看到的并不喜欢。一位官员写道：“当自由民的证词被听证的法官和陪审团认为无用时，在这个州的法庭上，允许黑人作证就永远不会确保自由民受到公正的对待。如果大多数人不想让法律得到执行，那么无论是什么法律都是没有意义的。”在1865年-1866年间，没有一届重建政府允许黑人进入陪审团。该局负责密西西比州的副局长对该州法庭的职能作了两个月的观察之后报告说，这些法庭对“有关自由民的判决是可耻的”。 凭这些及类似的报告，霍华德将军敦促国会创立“合众国自由民法庭”来代替南方各州的民事法庭。修改过的自由民管理局法案于1866年在詹森否决的情况下被通过了，授权自由民管理局建立特别法庭，在国会宣布叛乱各州归属联邦之前作为军事法庭行使职能。 [ 註：最高法院在“米利根单诉案”(1866年4月)中作出的决定规定，军事法庭不能在远离战区的地区审判公民。詹森总统认为，该决定使自由民管理局的法庭失去作用。但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坚决主张只有国会宣布战争结束时，战争才算结束；此时南部是战区，在那里军事法庭是可以进行审判的。 ] 这些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名自由民管理局官员的“法庭”一直存在到1868年。但是州法院继续审理许多有关自由民的案子，这是因为有些自由民管理局的官员和军官受制于詹森对该局的一向敌视，不愿过问民事法庭。 难怪南部白人大骂自由民管理局是“祸根”，“蠢得很”，是“邪恶的机关”，韦德·汉普顿在1866年写道：“这场战争带来诸多的怪事，诸多有关共和政府的新理论和对宪法的种种解释，但是却没有产生一件能和这场‘可怕的、令人生畏的改革所带来’的丑恶和腐败相比的事。”种植园主坚决主张，只要那些爱管闲事的官员不管他们，他们就能“让黑鬼干活”。一位南方人抱怨说：“自由民局似乎不懂得，在白人和黑人发生争论和不和时，白人也可能是对的。”另一位南方人接着说：“[该局]官员中最公正的人似乎都不能理解‘黑鬼’自由民和北方白人劳工之间的差异。” 第204页 这些抱怨反映出人们对自由民管理局所象徵的——占领和解放黑奴——事物的不满甚于对它所做所为的不满。事实上，自由民局常常做有利于种植园主的事——让无事可做的自由民回去干活，迫使他们签定内容往往有利于僱主的合同。南方白人在公开场合咒骂自由民管理局，但私下不少人都承认，要是没有这个局，战后的劳工状况会更加混乱。1865年下半年黑人因有望很快得到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而拒绝签定来年的合同，此事在一些白人中引起了一场为时不长但很强烈的“圣诞节暴乱”恐慌。使自由民放弃重新分配土地的想法并强迫他们签定合同这个令人不快的任务落在了自由民管理局的头上。1867年，一位自由民管理局官员总结了他在合同制度方面的经验：“合同在使自由民干活和使劳力可靠稳定方面是成功的，但它没有保证使自由民得到应得的报酬或补偿。” 由于自由民局的各位分局长及官员的个人侧重和信念很不相同，所以该局各项政策实施起来也有很大差异。1865年，负责南卡罗来纳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的各副局长就比负责阿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的副局长更同情自由民。1866年，詹森总统免去了一些最开明的副局长，任命保守分子代替他们。[某些自由民管理局]官员和当地白人搞在一起，不久也就听信了后者的观点。然而，尽管有诸如此类的事情，官员们在判决他们审理的争执时，多数偏袒自由民。一位歷史学家研究了8个州15个自由民管理局法庭审理的286个案例后发现，有194个案子(占68%)的判决有利于自由民。 黑人法典 自由民管理局还废止了南方各州在1865年-1866年间通过的“黑人法典”中最有压迫性的条款。在詹森的重建计划之下选举出来的各州议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确定黑人社会地位的立法。这一立法的大部分内容是无可指责的：自由民拥有财产、订立契约、在法院起诉和辩护併合法结婚的权利。在詹森政府和自由民管理局的压力下，南方诸州还允许黑人在法庭上为有黑人当事人的案子作证。但是法典拒绝黑人参加陪审团并禁止种族通婚。有的州的法典还要求在公共设施中实行种族隔离。有些州的法典还规定，某些罪行对黑人的处罚要比对白人的严厉。这些条款引起废奴主义者的强烈抗议。但是整个北方却没有资格对这些条款加以谴责，因为大多数北方州也将黑人排斥在陪审团之外，禁止种族通婚，允许执法时有种族歧视，并且允许或要求在公共设施和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北部有几个州直到不久前还剥夺黑人在法庭作不利于白人的证词的权利。 不过黑人法典中涉及流浪、学徒、劳工和土地的条款遭到了共和党的谴责，说它们旨在建立新的奴隶制。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典最先通过，它们在上述方面最为苛刻。这两个法典对流浪的定义过于广泛，允许法官逮捕他们认为是失业的每一个黑人，以流浪罪课以罚款，并强迫其受僱于种植园主以支付罚款。这两个州还要求黑人在得到特别许可证后方能从事农业以外的任何职业。密西西比州禁止黑人租赁城市以外的土地。南卡罗来纳州规定白人僱主是“主人”而黑人僱工为“僕人”。有几个州还规定，对得不到父母足够供养(由法庭确定是否“足够”)的未满十八岁的自由民，可强制其做学徒，其以前的僱主有当师傅的优先权。有的州禁止僱主以更高工资“引诱”劳工离开自己原先的工作地点。 军队和自由民管理局阻止了“黑人法典”中有关种族歧视的条款的实施。“黑人法典”最重要的影响并不在于它的实施，而在于它给北部造成的印象。无论北方人自己在种族问题上有多少不足之处，他们都为南部企图毁掉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成果的赤裸裸行为而愤怒。“我们正告密西西比州的白人，”《芝加哥论坛报》抨击道，“在你们用这些法律玷污我们战士的安息之地、我们自由的旗帜飘扬之地之前，北方人就会把密西西比州变成蛙塘。”“黑人法典”更加坚定了共和党议员们的决心：保持对南部的缓刑，直到他们採取措施保护自由民和胜利的果实。第三十九届国会的议员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于1865年12月聚集在华盛顿的。 第二十七章 “激进”式重建的起源 总统与国会之间的破裂 虽然在第三十九届国会里，共和党人占三比一的多数，但是其激进派、温和派和保守派旧日的分歧仍妨害在重建问题上达成统一意见。保守派一般对安德鲁·詹森的政策感到满意，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希望通过附加的立法以保证自由民免受暴力和歧视。温和派同意激进派的一个看法，即总统的政策远未能保卫北方的胜利果实。但他们相信北方选民不会支持激进派给黑人以选举权的政策。他们也希望避免同詹森决裂，因为他们担心这种决裂只会对民主党有利。 然而，在1865年12月，所有共和党人却团结一致，不让南部众议员进入国会。通过事先安排，众议院的工作人员在会议开幕时，把南部众议员的名字从名册上删去，然后两院立刻投票，决定建立一个十五人联合委员会(九名众议员，六名参议员)来制定重建政策。共和党人并没有把这一行动看作是对总统的挑战，因为总统在给国会的贺词中虽然声明南方诸州已做到他所提出的恢復要求，但他也承认国会有权审查自己的成员资格。詹森还郑重宣布，“真心诚意在于保障自由民的自由和财产，在于保障他们劳动的权利和他们对自己的劳动要求获得恰当报酬的权利。” 第205页 这番话似乎在总统和共和党中占多数的温和派之间起到调和作用。国会成立的这个联合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也反映出和解的愿望。虽然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是成员之一，但控制这个委员会的是温和派，来自缅因州的参议员威廉·皮特·费森登担任主席，这使查尔斯·萨姆纳很懊恼：他原希望自己担任主席，却连委员会都没进去。该联合委员会举行了广泛的听证会，在这些听证会上，部队军官、自由民管理局的官员、南方联邦主义者和自由民证明：新邦联主义的仇视和暴力活动越来越猖獗。这些听证使共和党人确信：有必要制定一条新的宪法修正案，加上附加立法来确保效忠和保护黑人。虽然北部民主党人预言，总统将反对任何这类措施，但是费森登和总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表示相信总统愿和国会合作。 与此同时，共和党温和派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伊利诺州的莱曼·特朗布尔草拟了两项保护自由民的法案。第一项法案是延长自由民管理局的存在时间，扩大其法定权力，并授权它建立和扶助学校。特朗布尔的第二项法案明确了自由民的公民权，并授予联邦法院受理涉及这些权利之案件的司法权。特朗布尔就这项法案同詹森进行了多次协商，他相信他已得到总统的认可。自由民管理局法案在共和党实际上的一致支持下，很快在两院通过。但是，在1866年2月，詹森却对该法案行使否决权，使其共和党支持者大失所望，总统的否决咨文宣称，宪法从未考虑要建立“一个支持穷人的制度”。军事法庭在和平时期裁决民事案件是违宪的。最后，詹森在一份让共和党人觉得不祥的咨文中说，该法案藐视宪法，因为在其通过时，“国会中没有来自主要受其条款影响的那十一个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国会对其成员资格的审查“不能解释为在和平时期也有权剥夺宪法赋予任何一州在国会的代表权。”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国会在没有南部代表的情况下通过的任何立法都是不符合宪法的。 温和派发现这是一付要吞下去的苦药。闷闷不乐的莱曼·特朗布尔对参议院说：“我在提出这项法案时，原以为我和总统的观点是一致的。我对总统咨文表达的对国会观点的敌视深表遗憾……。他认为，没有这项法案，自由民也会得到保护；而我认为，要是没有国家立法对自由民实行保护，他们就会遭受压制、虐待并最终重新沦为奴隶。”特朗布尔提出一项动议，可使这项法案绕过总统的否决得以通过。但是，原先投票贊成这项法案的五位保守派共和党议员现在却投反对票，使这项动议仅差一点便不足所要求的三分之二多数而未获通过。 詹森知道他的否决将促使他与民主党结盟。后者召开群众大会来庆祝和批准这一否决。2月22日，庆祝者在华盛顿开完会后列队前往白宫，向詹森表达赞颂之情，詹森发表了袒护他们的讲话，这是他所发表的最精彩的讲话之一。詹森仿佛回到田纳西州站在树桩上演说似地，谴责激进派是不想恢復联邦的叛徒。在控告激进派准备暗杀他时，总统把激进派比作犹大而将自己喻为基督。 倘若我的血要因为我捍卫联邦、并为保持本届政府最初的纯洁和特点而流的话，那就让它流吧；为联邦筑起一座祭坛吧，尔后若有必要，缚住我，将我置于祭坛上吧，温暖并激励我有形之躯的鲜血将作为对联邦的一杯祭酒而倾洒。 许多美国人对总统的举止感到耻辱。他们感到困惑不解：“他是不是喝醉了？”早就转而反对詹森的激进派对持温和态度的同事说：“我这样告诉过你！”参议员费森登私下承认，“总统近来的愚蠢和卑劣的表现”使他幻灭了。“他破坏了诚意，背叛了对他的信任，必使人们由对他痛恨到对他蔑视”。 尽管詹森实际上已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宣战了，但大多数温和派依然希望避免同他决裂。他们把希望主要寄托在修改后的自由民管理局法案和特朗布尔的民权法案上。1866年3月13日，国会在共和党几乎全体一致的支持下，通过了民权法。 [ 註：众议院以111:38票通过了这项法案，参议院以33:12票通过了该法案。 ] 目的在于取消“德雷德·斯科特裁决”和“黑人法典”，该法案规定黑人为合众国公民，保障他们拥有或租赁财产的权利，签定契约和履行契约的权利，以及作为当事人和见证人出庭的权利。总之，它使黑人同白人公民一样，享有一切法律和诉讼程序为人身和财产安全所提供的“充分而平等的好处”。虽然该法案规定了如果州法院实行种族歧视时乃将案子移交给联邦法院的法律程序，但是它不会引起传统的联邦制度的根本性变革，特朗布尔说道，因为“在任何公平执法的州，该法案都不会发生效力。”这项法案未赋予黑人选举权，也未授权他们参加陪审团或要求在学校和公共设施中废除种族隔离。因此，共和党人期望詹森能签署这项温和的法案，尽管他持有州权信念。除了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之外，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敦促总统签署。 但是在3月27日，詹森发表咨文对之否决，再次声明在南部议员缺席时通过的立法为非法。这个法案是违宪的，总统说道，因为它侵犯了州法院的独立司法权。这项法案是对白人实行种族歧视，因为它“为有色人种的安全所建立的保护措施大大超过了政府为白人所提供的保障”，还因为它授予新近得到自由的奴隶有获得公民权的优先权，而移民要得到这个恩惠却要等上五年。 第206页 如同第一次否决一样，这次否决也使民主党人兴高采烈而使共和党人愁容满面。一位民主党编辑感谢说，詹森不相信“我们这个种族能同黑鬼、吉普赛人及狒狒混合在一起。”另一家民主党报纸说，如果国会能宣布黑人为公民，“那么它说黑人应该参加选举，应该坐在陪审席上，应该和你的亲属通婚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了。这些就是总统担心的问题。”对大多数共和党人来说，这次否决是不能容忍的最后一击。詹森使“其每一位朋友都失去了支持和保卫他的最起码的理由”，一位温和派议员说。一位共和党领袖从俄亥俄州报告说：“那些以前捍卫[总统]的人现在已随时准备对他加以谴责。” 如果詹森是想孤立激进派，以建立保守派和温和派的广泛联盟来支持他的政策，那他就打错了算盘。“他赶走的不是共和党中为数不多的少数派，甚至也不足该党的一半”，一家重要的温和派报纸评论道，他“赶走的实际上是整个共和党”。费城一位编辑机智地评论道：“总统想要共和党合他的意，想要它无能为力并放弃其以往所有的业绩和原则。通过这个简单的过程，他设法将这个第一大党的激进派与其全体等同起来了。” 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 虽然詹森真的把温和派逼向激进派的立场，但是前者还不准备完全将南部各州贬到准州地位并给那里的黑人以选举权。相反，他们竭尽全力，想越过总统的否决而通过民权法案和自由民管理局修正案(他们分别在1866年4月9日和7月16日取得了成功)，并拟定一项宪法修正案，作为南方参、众两院的议员再入国会的根据。从头年冬天到1866年春天，重建联合委员会都在为制定一条能为北方所有的舆论接受的修正案而努力。这条修正案必须做到：(1)为自由民的权利和安全提供宪法保障(而不仅仅是立法保障)；(2)防止邦联政治力量的復活；(3)在宪法中规定必须偿还国债而拒不付邦联欠下的债务。该联合委员会中的激进分子还竭力争取制定一条给自由民公民权，或取消前邦联分子的公民权，或既给自由民公民权又取消前邦联分子的公民权的修正案，温和派则认为这些建议走得太远，他们想把这些建议变得温和些，即暂时剥夺邦联分子的公民权，并从侧面劝导南部诸州，由它们授予黑人公民权。 4月30日，联合委员会终于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有五项条款的宪法修正案。经过冗长的辩论，第十四条修正案在6月13日获得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票而在两院通过。第一项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而取得国籍的人，包括黑人，均为公民(这样就取消了德雷德·斯科特裁决)；并且禁止各州剥夺公民的“公民权和豁免权”，还禁止不经必要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禁止剥夺任何人“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 [ 註：虽然1866年的民权法案规定黑人为公民，但是将这一条款写进宪法修正案中，就会防止今后出现任何德雷德·斯科特式的对黑人公民权的否认。但是，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有个措词上的漏洞。它规定，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加入合众国国籍的人，均为“合众国以及该人所在的州的公民。各州均不得制定和施行剥夺美国的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由于在这最后一句话未加上“或者其所居住州的”这一字样，让最高法院在对州公民身分与国家公民身分所享有的权利进行区别时钻了这句话的空子；最高法院在1873年的“屠宰场案”的裁决中就是这样做的。由于最高法院在此案中对州的公民权和国家公民权作了狭义的解释，因此“屠宰场案”削弱了联邦政府对州剥夺州公民权的行为的潜在判决权。然而，最近几十年来，各法院援引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平等法律保护的条款来大力扩大联邦政府行使民权的权力。 ] 第二项规定，对任何拒不授予该州某一部分成年男性公民选举权的州，将按该州男性成年公民的比例，削减其在国会的议席。第三项规定，任何曾宣誓支持宪法而后又背弃誓言并参加叛乱的联邦或州政府雇员没有资格再担任联邦政府或州政府的公职；但可以经国会三分之二的多数取消这种限制。(该款取代了一个委员会推荐的一项更为严厉的方案，该方案褫夺所有自愿参加叛乱者的公民权至1870年。)第四项确认合众国国债有效，邦联的债务无效；第五项授权国会制定“适当立法”以施行该修正案。 这条复杂的修正案引起的争论比宪法所有其余部分的总和引起的争论还多。几乎所有争论都和第一项有关，其中大多都是因为“公民特权和豁免权”，“适当的法律程序”，“有权享受法律平等之保护”，等措词的多种含意而引起的。这种模稜两可是有意的，是为今后扩大这些措词的含意留下最大限度的余地。该款没有料到的一个后果是，为了限制各州管理法人(法“人”)的权力而对各州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人们财产这句话的解释。但是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项条款就主要被用来保护和扩大黑人公民的公民权了。“平等的保护”这个条款是否意味着在学校和公共场所取消种族隔离，这个问题一直是大量司法文献讨论的主题。修正案制定者的目的大概不是这样的，但是在最近几十年来，法院对这一条款进行的解释是打击种族隔离，并且批准政府机构採取正确的行动来纠正过去的不公正裁决。 第207页 在1866年，该修正案的第一项条款引起的争论要少于第二项和第三项条款。南方人和民主党人指责第三项条款是对已为过去的罪行吃尽苦头的人们进行报復性的惩罚。而激进派却认为它对叛国者的处罚还远远不够，不足以保卫国家反对他们在政治上的復活。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还指责第二项条款是国会胆怯地迴避授予自由民以公民权的责任。这一项条款确实写得很妙。按未授公民权之黑人人口比例来削减南部在国会和选举人团的代表，这种作法保护了北部限制南部白人政治力量的增长。它使不给黑人公民权的南部诸州受到惩罚，但却使这样做的北部州不受影响，因为这些州的黑人人口太少，对代表的构成不起什么作用。废奴主义者认为第二项条款是“骗局”，“是对正义和人性荒唐的背叛”。它“只适于保护北部和白人而不顾黑人的死活”。一个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宣布说，“这是迄今世界所看到的对浸透了鲜血的土地进行耕种的最大的丰收。” 不过，激进派还是接受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认为这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并只好希望今后的事件或许能推动国家给黑人以选举权。该修正案在1866年国会选举时成为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并越来越成为北方对重建问题的公民表决。国会通过该修正案时还有个内在含意，即只要南部诸州批准该修正案，就允许它们再进入国会，虽然法律制定者们没有明说这种承诺。当安德鲁·詹森的政敌、前辉格党控制的田纳西州在1866年7月批准了该修正案时，国会立即接受了该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尽管激进派惊唿，此举为其他未给黑人以选举权的州进入国会开了先例。 1866年选举 国会通过第十四条修正案之后，有些温和主义者希望，安德鲁·詹森会认输，停止对抗、配合重建工作。但他们没想到他很顽固。总统斗意旺盛，他发表了一个声明，暗示该修正案是非法的，因为它是国会在南部各州缺席的情况下通过的。詹森准备就这个问题与国会在1866年的议员选举中较量一番。按两党制的逻辑，这样就会把他推到民主党阵营中去。但是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在原纽约辉格党领导人威廉·西沃德、瑟洛·威德和亨利·雷蒙德(《纽约时报》的编辑)的带领下仍旧和詹森站在一起。他们想把这两个老政党中的保守分子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以詹森为首的联盟，以构成一个新党的核心。 建立这一联盟的第一步是已在1866年4月成立了全国联邦执行委员会。两个月以后，这个委员会号召于8月在费城召开全国联邦大会。詹森在会议筹备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期望这个会议能促使大多数北方人拥护他的政策。该运动的保守的共和党领袖们在会前安排上尽量不使民主党人引人注目，以使自己不可能被一闻到铜味吓得就跑的共和党人所疏远。但这很难作到。坚决支持詹森的人们过高地估计了共和党对该运动的支持潜力。总统的行动几乎使该党全体一致反对他。因此，北部大多数亲詹森的议员候选人就必然是民主党人了。民主党人很快就控制了全国联邦大会的领导权，在美国政治中建立第三支力量的种种希望，在两党制的现实面前破灭了。 8月14日，来自南北两方的代表在费城召开了全国联邦大会。该组织的政纲要求立即重新接纳南部各州。麻萨诸塞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成双结对地步入会议大厅，相互挽着手臂以示团结。詹森总统得知这种戏剧性的举动后，心情激动，宣称这次大会比1787年以来的歷次会议都重要。 不过，全国联邦运动却因三个致命的弱点而最终失败了。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第一个弱点是，运动是由民主党人操纵的。多数北方选民对战争仍记忆犹新，很难信任一个他们仍然认为有叛国污点的党。印第安纳州州长奥利弗·莫顿在186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这种不信任已经成为后来人们所知的“挥舞着血污衬衫”的典型例子。莫顿说，“每个不改悔的叛乱者都自称是民主党人。” 每一个兵油子、每一个逃兵、每一个逃避徵兵的胆小鬼都称自己是民主党人……。每一个在这场战争中为叛乱卖过力的人、每一个用虐待和飢饿杀害联邦战俘的人、每一个图谋在忠于联邦的州里挑起内战的人都称自己是民主党人。每一个在1863年把有色人种孤儿院的孩子们烧死、并任意抢劫、强姦和杀人的纽约暴徒都称自己是民主党人。总之，人们可以把民主党看成是公共下水道，是令人作呕的地方，南部和北部的叛国的污泥浊水都流向那里，有辱时代的一切不人道和野蛮的污泥浊水都流向那里。 全国联邦运动的第二个弱点是其政纲夸张地宣称“全国没有任何地方像[南方]各州那样，迅速而全面地服从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共和党人说，日益高涨的反对自由民和联邦主义者的暴力浪潮证明情况并非如此。虽然共和党人为了党派目的面对南方的暴行加以夸张和利用，但是这种宣传的真实程度毕竟很大，而使宣传很起作用。1866年5月在孟菲斯，两个月之后在纽奥良都发生了最严重的冲突。孟菲斯的冲突起因于当地白人和黑人復员士兵之间的口角；在口角平息之时，白人暴徒——其中有许多警察——在市内黑人区大施暴行，至少打死了46人。《纽约论坛报》以孟菲斯为例，讽刺地评论道，“谁怀疑自由民管理局应该立即取消，谁怀疑黑人应该重新受到原主人的家长式的照顾，‘你知道，原主人他们对黑人的理解要比北方佬深得多’。” 第208页 7月30日在纽奥良，一群暴徒——又是在警察的帮助下——殴打了参加黑人争取选举权大会的代表。这次大会把1864年路易斯安那州制宪会议的残余力量又召集在一起。代表们聚在一起，研究把给黑人公民权作为交换条件，来换取由前邦联分子控制州政府。纽奥良市前市长得到詹森的特赦，以便官復原职，还得到总统批准的不准召开这次会议的命令。占领军司令拒绝镇压，派兵保护代表。但是军队晚来了一步，在他们赶到时暴徒已经打死了37名黑人和3名白人支持者。共和党人把此事当作詹森政策所带来的结局的又一例子。总统9月8日在圣路易斯的讲话中指责是共和党人激怒了暴徒，并对牺牲者没有表示哀悼。此举对他的事业毫无益处。 全国联邦运动的第三个弱点表现在安德鲁·詹森本人身上。在田纳西州时，詹森是一个很有效能的树桩演说家。他相信将其政策直接告诉人民，他就能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再次获得成功。他不听朋友的忠告，一反惯例，踏上了从华盛顿到芝加哥和圣路易斯，再返回华盛顿发表政见的巡迴旅行的征程(8月28日至9月15日)。对詹森来说，这种短暂逗留的旅行是个灾难。他热衷于和质问者们大喊大叫地辩解。和观点对立的人们互相侮辱。他讲话的内容很少改变：南部是忠诚的；真正的叛国者是不让南部代表再进入国会的激进派；而他，安德鲁·詹森，必要时为了拯救联邦和宪法，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在克利夫兰大喊大叫说：“反对恢復政府和合众国重新统一的人就像杰夫·戴维斯和温德尔·菲利普斯一样是大卖国贼。为什么不绞死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和温德尔·菲利普斯呢？”就像去年冬天在华盛顿所做的那样，总统提醒那些批评其宽宏大量地赦免的政策的人们，耶稣来到人间是宽恕而不是责难人们。“他死了，流出他的血，为了世人生活而献身。……倘若需要更多的血，那么就筑起祭坛，鄙人——你们面前现在的讲演者——为了拯救他的国家，愿作为牺牲祭品，走上祭坛流尽最后一滴血。” 詹森失去了自制力，而选举表明他也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就连最有信心的共和党人也对他们的绝对胜利感到惊奇。该党在国会两院保持了其三比一的多数，并在北部各州和西维吉尼亚、密苏里和田纳西获胜。 1867年的重建法令 哪个党曾赢得过选民的授权？共和党在1866年秋季的国会选举中就赢得了这种授权。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授权呢？是此次选举中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问题，这就是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不过，要使该修正案获得通过，至少要有四个尚未重建的州加上共和党获胜的所有各州的批准。一些有远见的南方人正确理解了北方选举的结果。他们认识到，如果南方不“接受现在的条款，更强硬的条款就会提出来。”但是大多数南方人拒绝与他们的征服者合作。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和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为拒不批准该修正案而提出的理由代表了他们的态度：“看来我们要被降格，但只要我们不因此而自卑，我们就会保存自重……。更坏的条款可能会由国会强加给我们，但它们是强加的，而不是我们自愿接受的。” 詹森也固执己见。虽然“我们现在被打败了”，总统的一位盟友解释说，“但是我们的事业仍在。如果所有未进国会的州都不批准这条修正案，……极端的激进分子就会在黑人公民权问题上重新改组南方各州……。在下次总统选举时我们可以在这件事上打败他们。”当维吉尼亚和阿拉巴马的议会有迹象要批准该修正案时，詹森劝阻了它们。南部各州议会一个接一个地否决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许多州是全体一致否决的。它们冷冷地拒绝了原本指望得到的条款后，便坐下静观国会下一步要干什么。 南部的这种态度使温和的共和党人大为恼怒。一位温和主义者说，“他们不愿进行合作，重建他们所毁灭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必须清除这堆垃圾，从头重建。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强迫他们服从联邦，要求他们保护联邦的那些最卑贱的公民。”南部和总统的不妥协做到了激进派单独无法做到的事：使温和派改变了态度，认为黑人公民权是重建的根本。 自1866年的国会选举之后， [ 註：这届国会仍是1864年选举出的第三十九届国会。当时宪法规定，国会选举之后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开会。这意味着在大多数议员当选之日和他们第一次开会之时，已有13个月过去了，除非总统召集他们召开特别会议或议会自身依法另定开会日期。任何一届国会，在其选举的第二年12月开会之后，第二次例会要到来年3月4日召开。因此第二次会议被称为“短期”会议，因其只召开3个月——从12月初到3月4日。因此，1864年选举的议会的第二次会议在1866年12月召开。1933年通过的第二十条宪法修正案改变了这一情况，它规定了国会应在选举年后的第二年1月3日召开，到两年后的1月3日届满。 ] 在国会三个月的开会期内，共和党讨论并通过了“重建法令”，其最后条款是温和派和激进派妥协的产物——这次妥协是经过委员会多次令人精疲力竭的争吵、干部会议决定、国会辩论、院内外活动、通宵的会议和情绪激昂等情况下达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党不择手段地进行破坏，先是在修正案上投票支持激进派，而后又站在温和派一边，使该修正案归于失败。 第209页 激进派的目标中有三个是温和的共和党人所不能接受的：(1)长期剥夺前邦联分子的公民权，给黑人和联邦主义者以时机，在南部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活动摧毁新成立的各州政府之前，给它们一个坚实的基础。(2)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以便给自由民维护其新政治权力的经济基础；(3)由联邦政府开办学校，使南方黑人得以学习文化、技术，并得到自信心以保护其自由与权利。激进派认识到在这次国会短期会议期间不可能达到这些目的，乃支持通过一个旨在直接取消现存南方各州政府的法案，把已成为准州的地区置于军事管辖之下——以期在1866年选举出的新国会多少比上届国会更激进一些，从而採取更加彻底的措施。 激进派认为，把前邦联各州降格成为准州有许多好处。激进派希望，在军管期间，自由民管理局、自由民援助团体、北部士兵、北部移民和北部资本能够教育自由民认识到自己新的责任，用军事力量保护他们，使南部白人感到国家权力的强大力量，直到他们放弃与其对抗的企图；然后根据“小型的农场、肥沃的土地、免费的学校、关系密切的居民点、尊重正当劳动、平等的政治权利”这种北部的模式来重建南部。 但是这种使南部成为自由劳动区的理想化想法并没有实现，至少第三十九届国会没有这样的立法。虽然1867年2月13日通过了准州化和实行军管政府的法案，参议员中的温和派还是认为国会必须制定一条规定恢復州权的条件的完整法律。不然的话，重建引起的意见不一将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北方选民就会对共和党未能提出一项“政策”而失去耐心。因此，参议院通过一项与众议院法案相似的议案，规定将10个未重建州划为5个军管区， [ 註：包括除田纳西以外的所有脱离联邦的州，田纳西在1866年批准了第十四条修正案后获准重新加入联邦和国会。 ] 宣布这些州现有的文职政府只是临时性的，听从占领军当局的全权领导。不过，参议院的这项议案又规定，任何一州在召开由成年男子投票选举的新的制宪会议，正式通过了包括黑人公民权在内的新宪法，并批准了该宪法和联邦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之后，其代表即可以重新回到国会。由第十四条修正案所规定的那些无资格任职者不得被选举为会议代表，亦不得投票批准新宪法。但是该法案并未要求南方各州从此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众议院同意参议院的法案。3月2日，詹森否决了这项重建法案之后，两院在当天再超越过他的否决通过了这一法案。 虽然激进派认为这是目前所能得到的最好方案而接受了这个议案，但是印第安纳州国会议员乔治·朱利安在众议院的一次讲话中却表达了他们的不安。他警告说：南方各州 现在还不具备以独立州来进行重建的条件……。即便承认这些军管区今天已具备了州的资格，具备了我们所知的合乎要求的政治和社会因素，甚至其参加叛乱者都被剥夺了公民权，选举权全握在激进的联邦主义者手里，但只要对黑人不闻不问，那么这种重建的试验就将是灾难性的……。这些地区最需要的不是轻松而迅速地恢復其在联邦丧失的权力，而是政府，即从华盛顿中央政府伸延出来的强壮的臂膀，它使自由民得到保护，……使北部的资本和劳工、北部的干劲、事业和思想得到保护。……想在一瞬间就把本来不够条件的州建成独立的州，纯属无稽之谈。各州必须逐渐形成。为达到此目的，在它们形成时必须给予扶植和保护。 虽然后来的事态将证实朱利安的种种不祥的预感，但在1867年，重建法是激进的，甚至是革命的。詹森在否决咨文中就是这样说的。由于在国会中占有绝大多数席位，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不再为总统有权阻止实施重建法而担忧了。但是作为部队总司令和负责执法的政府部门的首脑，詹森仍有很大的权力来挫败国会立法的实施。总统使用这一权力的意图很明显。因此，国会在制定重建法条款的同时，又通过了一系列限制总统权力的措施。 对总统权力的限制 第一个法案于1867年1月22日颁布，该法案规定在第三十九届国会于3月4日期满之后，立刻召开第四十届国会特别会议。该法案保证了议员们在第四十届国会于12月召开第一次定期例会前的这段时间内，能够一直对他们制定的重建计划进行监督。第二个法案是国会于3月2日在詹森否决之后通过的“职务任期法”。该法要求，在解除由参议院批准任命的政府官员的职务时，要经参议院同意。其目的在于制止詹森撤换支持国会重建政策的共和党官员。“职务任期法”的最后一项条款还规定，经参议院认可才能撤换内阁官员。其意图是保护陆军部长斯坦顿，他支持国会的政策，对国会政策的实行有决定性的影响。限制詹森权力的第三个立法是军事预算案(3月2日通过)的一个附件，该款规定总统需通过陆军总司令(格兰特)发布所有军令，而陆军总司令非经参议院同意不得撤换。格兰特早先贊同和詹森相近的温和的重建政策，但南部针对自由民和联邦主义者的暴行使他坚信需要採取强硬政策。该附款的目的是防止詹森不经格兰特同意而独自发布命令，利用军队取消重建。 第二重建法令 第210页 3月2日的“重建法令”详细规定了南方得以主动恢復其州的国会代表的程序，但却没有设立任何机构强使他们行动。这一点很快就被证明是个错误。南部白人表示，他们宁愿在军管之下受限制，也不愿在制定给黑人公民权的新宪法上进行合作。但是大多数共和党人都希望完成政治重建的任务。因此，在3月23日，新国会特别会议通过一项补充的“重建法令”，要求负责南部军管区的各位将领对有选举资格的选民进行註册，并建立负责选举参加制宪会议代表的机构。由于通过了这一法案，黑人领袖、白人联邦主义者(很快就被南方称为“无赖”)和在南方的北部移民(很快就被称为“毛毡提包客”)，十分热情地共同着手在南部各州组建共和党。军队担负起对选民，包括解放奴隶註册的任务。国家把这场以解放奴隶为开端的革命推向另一阶段，这场革命被一个心怀敌意的南卡罗来纳人称为“歷史上最疯狂、最臭名昭着的革命”。 第二十八章 重建与弹劾危机 詹森继续藐视国会 安德鲁·詹森也认为重建是一场疯狂的、名誉扫地的革命。总统保留有相当的权力削弱重建的实施，尽管国会作出种种努力在这方面约束他。他可以任命保守的将军管理南部的军管区。为了使现存的文职州政府对选民的註册和选举大会代表拥有最大限度的控制权，他可以对“重建法令”进行狭义的解释。他可以使用十余种方式运用其行政权力阻挠或推迟南部的政治革命。由于这些原因，越来越多的激进派断言，只要詹森在位，重建就无法进行。他们发起了一场弹劾总统的运动，由班杰明·韦德取代他。因韦德作为参议院的现任主席，是继任总统的第一位人选。 第一次弹劾尝试 弹劾是一种极端的手段。宪法授权众议院以三分之二的票数对任何犯有“叛国罪、贿赂罪或其他重罪及轻罪”(第二条第四款)的联邦政府官员进行弹劾，授权参议院以三分之二的票数进行定罪。过去，众议院曾五次行使了弹劾权，但参议院定罪的只有两次，这两次都是针对地区法官的。在1867年以前，没有任何一届国会认真地考虑过使弹劾这一武器去对付一位总统。 温和的共和党人想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他们主张，即使他是一个普通公民，也只有当其行为被指控为犯罪时才能被弹劾。尽管他们不满詹森政治上刚愎自用，但他们并不认为他犯了罪。可是，激进派却坚持认为，弹劾并非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而是对那些“滥用职权，或对任何有损公众或危害公众利益的行为或故意渎职”的政府官员进行惩罚的一个手段。他们坚持认为，詹森应受到这样的惩罚，因为他赦免大批前叛乱分子，藐视国会，暗示国会是非法机构，发表有失体面的演说，他还与纽奥良大屠杀有牵连，因为他不採取行动，以及全面反对北部人民的意志。 1867年1月7日，激进派设法在众议院通过一项要求进行弹劾调查的决议。但温和派掌管执行调查的司法委员会。虽然该委员会进行了广泛的听证会，但这些听证会只是表明，詹森如没有更严重的倒行逆施的事例，弹劾就会毫无结果。不过，一位温和派人士在1867年2月警告说：“如果[詹森]不能按法律的精神和条文执行法律，……如果他——不论是以直接建议，还是亲自动手——把南部控制在手里，他就会鼓励南部反对进步，从而可能使民众的意志受挫，……那么总统可能就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必须‘除去’的‘障碍’。” 有一段时间，詹森似乎注意到了这警告。他让人们知道他是执行重建法令的。他任命由斯坦顿和格兰特推荐的将军去管理五个南部军管区。这些将军都支持国会的政策。 南部对“重建法令”的反应 在南部，一些着名的前邦联分子也建议人们接受这种不可改变的现实，服从重建法令。一些南部白人在重建过程中予以合作，以期影响重建走向温和的道路。有些上层人士自称是自由民的父亲般的保护者和最好的朋友，甚至还希望控制相当一部分黑人选民。他们组织了多种族的政治会议和烧烤野餐会，在这些会议和烧烤野餐会上，他们敦促自由民选举自己的同乡南部人，而不要选外来的北方佬。这是战后有人在南部政治上所作的不懈努力的一部分，它主要由前辉格党人领导，目的是建立一支既独立于民主党又独立于共和党的温和的第三势力。给自由民以公民权，似乎为进行这种努力的人提供了一个被其迅速抓住了的机会。 但是两党制的种种规则使这种努力註定要失败，头年它们就使北部的全国联邦运动失败了。况且共和党很快就表明，它具有将广大黑人选民集结在自己旗帜下的能力。这个林肯的党、解放奴隶的党在这方面占有绝对优势。 南部共和党的核心由不受限制的联邦主义者和战后北部的移民组成，它已存在了两年。然而，只要公民权仅局限于白人，这一核心力量在南部选民中就仅仅是少数派。只有诸如东田纳西等少数几个坚定的联邦主义地区是例外。随着“重建法令”的通过，共和党只要能赢得自由民效忠，就会在至少一半的南部州里成为一个潜在的多数党。他们轻易做到了这一点。吸收黑人加入共和党的主要机构是联邦同盟。联邦同盟于战时建于北部，是个“反铜头蛇”组织，在南军投降后迁往南部。1867年春季，联邦同盟在南部建立了许多分部，将自由民组织起来上课，让他们知道自己新的政治责任。 第211页 在许多地区，自由民管理局帮助联邦同盟从事这项工作。一些自由民管理局工作人员同时担任联邦同盟的官员，并且在其军事权限之内充任监督人，按“重建法令”对选民进行登记。这些带党派性的行动成为南部白人谴责自由民管理局的又一个理由——该局不仅干涉他们与黑人僱工的关系，而且现在还动员这些僱工参加外来户的政党。 随着共和党成功地争取到了黑人的选票，许多原来敦促配合重建的南方白人改变了态度。不知为何，他们希望詹森总统或北部民主党能把这个进程逆转过来并推翻激进派。 他们并没有完全错信了詹森。虽然詹森做过保证，要执行“重建法令”，但是他认为这些法令不符合宪法，他打算在具体实行时削弱其影响。军队开始推行这些法案时的几个行动为詹森提供了这样做的机会。在南部许多地区，选民登记委员会认为，剥夺公民权的条款广泛适用于战前所有担任公职的人，甚至公墓的管事人，这些人后来都支持过叛乱。有些将军以阻挠执法罪和其它理由撤换了一些州的和地方的官员。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军管区司令菲利普·谢里登将军赶走了几位高级官员，于是詹森对他提出指责。詹森请求司法部长亨利·斯坦伯里对谢里登行动的合法性以及对选民登记委员会剥夺公民权的标准进行裁定。1867年6月发表的斯坦伯里裁决对“重建法案令”作了最狭义的解释。他裁定，军队只能在警察职能上超越文职政府；司令官不得撤换文官；只有那些战前宣誓效忠合众国宪法的前官员才能因叛乱行为而被剥夺公民权；登记人员必须毫不怀疑地接受未来的选民所作的没有参加叛乱的宣誓。 司令官们对这个裁定，特别是其最后一款表示遗憾，谢里登认为这一裁定开闢了“一条让伪誓和骗局通行的碎石路”。如果对斯坦伯里裁定表示认可，它就会大大地抹煞“重建法令”的含意，因为前邦联主义者将操纵新制宪会议的选举。斯坦顿和格兰特反对这一裁定，格兰特告知军队司令官，该裁定不具有命令的约束力，并告诉他们继续按他们对法律的解释行事。 国会在7月再次开会以堵塞斯坦伯里裁决打开的漏洞。7月19日，共和党人超越詹森的否决权，再次通过了第三个“重建法令”，宣布南部各临时政府要完全服从军事管制；确认司令官有权撤换官员；授权登记委员会否定选民的宣誓，如果他们认为该选民作的是伪誓；并对何级战前官员应被剥夺公民权作了规定，范围较斯坦伯里的为宽。 第二次弹劾努力 堵完漏洞之后，国会中的激进派想再次提出弹劾。他们宣称，总统已表明他无执行法律的诚意。但温和派仍担心弹劾会使詹森成为牺牲品。他们想方设法阻止这种激进的作法。然而，他们私下却抱怨说，“总统……确实继续在做最使人气愤的事。如果他没有被弹劾，那可不是他的过错。” 詹森看来对正在要拯救他的温和派嗤之以鼻；国会刚一休会，他又发起了进攻。民主党早就恳求他解除陆军部长斯坦顿这个唯一支持国会重建方案的内阁成员的职务。由于种种永远说不清的原因，总统过去一直没有这样做，而现在“职务任期法”似乎使他不经参议院同意就不可能解除斯坦顿的职务了。可是，俟国会休会之后，詹森就能在数月后参议院重新召开会议之前撤掉斯坦顿的职务。1867年8月12日他真的这样做了。 总统说服格兰特担任临时陆军部长。这使共和党大为震惊。格兰特是美国最着名的人物。尽管人人皆知他厌恶政治，但他似乎註定要在1868年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格兰特接受总统任命的职务是不是意味着他同意总统的作法呢？共和党很快就安下心来，因为情况表明他并非这样。格兰特曾强烈要求总统不要撤斯坦顿的职务。他接受临时任命只是想在总统和军队之间充当缓冲者，目的是阻止詹森做更大的坏事。8月17日，詹森告知格兰特，他有意让一位比较保守的将军取代谢里登担任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军管区的司令官，格兰特手书一封言词恳切的信，恳求他不要这样做。他将此信透露给报界。格兰特说，谢里登是一位伟大的将领和出色的管理者，他在战时及在和平时期，为战胜叛军所做的工作可与任何人相比。“解除他的职务只能被认为是企图使国会通过的法律受挫。此事会被南方非重建势力当做……一个胜利，会使他们相信总统是支持他们的，从而鼓励他们再次反对广大民众的意志。” 詹森根本不听这一忠告。不仅如此，他还撤换了南、北卡罗来纳军管区司令丹尼尔·西克尔斯将军，因西克尔斯大力执行“重建法令”而得罪了南部白人。格兰特尽其所能来缓和这些变动带来的影响，命令新任司令官不要起用其前任撤换的官员——在谢里登军管区内，被撤官员包括路易斯安那和德克萨斯两州的州长。 总统又一次表明，即使不修改重建法的条文，他也有能力否定重建法的精神。此事促进了弹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詹森想干什么？”一位前任司法部长焦虑地说道，“他是不是想在总统权力和职责问题上再来一次叛乱？”温和派共和党人的一份报刊的出版商向一位住在华盛顿的朋友问道：“总统是疯了还是醉了？我担心他会使我们都同意对他弹劾。”1867年秋，几位以前曾反对弹劾的共和党编辑改变了态度，贊同弹劾。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一温和派共和党人早先投反对票，现在改为投贊成票，于是使该委员会以总统“僭越职权”的理由，通过了对之弹劾的提案(五票贊成，四票反对)。然而，在众议院对这提案投票表决之前，北部各州非大选年选举的结果却是民主党获胜，这似乎预示着公共舆论要转向保守。 第212页 种种情况又一次使州选举成为对重建问题、特别是对黑人公民权问题的准公民投票。由于给了南部黑人以公民权，有人谴责共和党虚伪，在这种压力下，共和党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在仍不承认黑人选举权的北部州给黑人以公民权。一位废奴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对南部州的整个态度”就会“像法利赛教徒对待被逐出教门者的那种态度”了。6在1867年，除了两个之外，所有州的共和党政纲都贊成在北部州里实行平等选举权的原则。为此目的，五个州的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为了给黑人以选举权而制定了宪法修正案，其中有三个将在1867年进行表决。 但是俄亥俄州、明尼苏达州和堪萨斯州的选民反对给黑人公民权。俄亥俄州和明尼苏达州至少有80%的共和党选民支持给黑人以公民权的提案，但民主党的顽强反对，使该提案在这两个州内以微弱少数遭到失败。此事帮助民主党控制了俄亥俄州议会。该党在北部其他州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这些州里，一般来说，黑人公民权、弹劾和激进的重建都是重要的议题。同以往一样，民主党竭力在这次竞选中利用种族主义。一位法国报社记者评论说：“任何一位民主党员，只要他不想方设法地在讲话中暗示黑人就是变种的大猩猩，他就会被认为是缺乏热情。” 民主党把他们在1867年竞选中取得的胜利扩大为是对共和党的“伟大反击”，是“北方民众情感的突变……。从反革命的歷史来判断，……激进派的统治已经屈指可数了”。安德鲁·詹森在白宫对一群恭维者发表“胜利演说”。总统的一位助手哈哈大笑说：“我真有点可怜激进派。为了不想让民主党得到十个州，他们把这十个州送给了黑人，结果他们还将丢掉其他州。……凡是长着废奴主义脑袋和黑鬼尾巴的党，很快就会发现，除了这个脑袋和这条尾巴之外，自己什么也没有剩下。” 事实证明，这些关于共和党要垮台的断言下得太早了。但是，这次选举牺牲了激进派，加强了温和派在该党的地位。党的领袖开始慎重对待北方公民权问题了。用霍勒斯·格里利的话来说，“黑人问题是我们倒运的根本问题。……我们因为敢于公正地对待黑人而在自由州失去了选票。”这次选举同样也使弹劾努力受挫。格里利又说，“下次竞选时，我们要承受的负担真够沉重的，不但没有使詹森成为牺牲品，反而还得把他背上。”一位华盛顿记者在报导弹劾运动时说，“弹劾完蛋了，除非总统搞些新的暴行，那么它就会得到新的推动力。”众议院在12月7日以108票对57票搁置了司法委员会的弹劾建议，从而肯定了这一论断。 弹劾和宣布詹森无罪 詹森后来的行动再次提出弹劾的问题。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是一位民主党人，詹森选他取代谢里登任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军管区的司令官，他改变了谢里登制定的许多政策，因此使共和党所作的努力大受挫折。詹森公开褒奖了汉考克。尔后，在12月28日，总统起用保守分子取代了乔治亚-阿拉巴马-佛罗里达军管区的两位有激进倾向的将军，希望他们效法汉考克。这些行动鼓励了南部对重建日益增长的反抗。南部民主党在1867年-1868年冬季召开的十个制宪会中当选的代表都不占多数，所以他们组织起来以图破坏新宪法的批准，或尽可能地拖延新宪法的批准，待到1868年民主党在总统选举时获胜，那时民主党在北方的阵地就会明显扩大，从而使重建垮台。亚特兰大一家报纸问道，“难道北部和广大的西部的白人将不能来援救吗？我们替他们回答说——他们不会不能来援救的。” 南部共和党人 [ 註：关于南部共和党的分析请看以下“南部诸州再次加入联邦”一节和第三十章的“南部共和党人：黑人、毛毡提包客和南方佬”一节。 ] 对总统最近显示的加强对手实权的作法表示惊讶。“不友好地安排军事指挥官简直要我们的命，”阿拉巴马州共和党领袖写道：“波普和斯韦恩将军的被解职使重建工作失去了两位干练而有经验的领导人。……叛乱者的仇恨在他们被撤职之后空前爆发出来，……今天谁不冒生命危险就不能参加竞选。……叛乱者在许多县为所欲为，……下一步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南部发生这些事件的同时，一出新奇的戏正在华盛顿上演。格兰特将军仍是临时陆军部长，而参议院也仍在决定是否同意总统解除斯坦顿。如果参议院拒不同意，总统希望在法庭上对“职务任期法”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如果这样做，他需要格兰特的合作。詹森认为他已得到这位将军的保证：假若参议院不同意解除斯坦顿的部长之职，就不将陆军部归还给他。但是，当格兰特在1月14日得知参院不同意解除斯坦顿之后，就腾出办公室让斯坦顿搬了回去。詹森指责格兰特不守信用。这位将军既惊讶又生气，他回答说，恰恰相反，他早就表明无意触犯“职务任期法”。他们两人之间分歧的见诸激烈的言词，往来信件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詹森在这场文字交战中可能稍占上风，但是他却得罪了格兰特，从而进一步失去了政治上的支持者，提高了这位将军在共和党的威信。 第213页 詹森利用格兰特控制陆军部的打算落空了，他决定直接向国会挑战。2月12日，他发布了一道解除斯坦顿职务的命令，任命军务局长洛伦佐·托马斯为临时陆军部长。消息传来，国会譁然。共和党参议员要求斯坦顿不服从这个命令。这位倔强的陆军部长坐阵于办公室里，当这个倒霉的、为庆贺得到新职而在华盛顿一个生日舞会上喝得酩酊大醉的托马斯第二天清早昏头昏脑上任时，斯坦顿拒不交出钥匙。 众议院对弹劾进行表决 詹森对“职务任期法”的明显践踏使得许多原来反对弹劾的共和党温和派转变了态度。一位温和派议员写道，“他在挑战，并且再清楚不过地向我们表明：‘让咱们就这个问题较量一番吧，不是你输就是我赢’。”1868年2月24日，众议院基于共和党的政策，以126对47票表决通过对总统进行弹劾，顺应了共和党的气愤情绪，众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拟订对詹森的控告，该委员会的成员中包括国会中一些最激进的人物：撒迪厄斯·史蒂文斯、乔治·朱利安、班杰明·巴特勒、约翰·洛根和乔治·鲍特韦尔。控告採取了大陪审团起诉的形式，共有十一条罪状，用冗长的法律语言写成，目的是把总统所犯的每一条可以想像得到的“重罪和轻罪”都包括在内。头八条都是关于他企图不经参议院同意而撤换斯坦顿和任命继任者。第九条控告詹森试图说服哥伦比亚特区司令直接听命于总统，从而破坏“军队指挥法”。第十条为巴特勒所写，控告总统“力图煽动所有善良的美国人反对国会和国会通过正当合法程序实施的法律”。最后的“混合”条款实际上汇总了前十条所列举的全部罪状。 提交参议院审讯 宪法规定，在审讯弹劾案时，参议院起法庭作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为审判长，众议院任命了七名“协议委员”(实际上是检察官)将本案向参议院提出诉讼，七人中有史蒂文斯、巴特勒、鲍特韦尔和洛根。审讯从3月4日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十一个星期。因总统解除斯坦顿职务而达到高潮的强烈不满情绪在这旷日持久的过程中渐渐平息下来，这对詹森很有利。 詹森的辩护人中包括一些国内最重要的律师；司法部长亨利·斯坦伯里；后来成为国务卿的维廉·埃瓦茨；前最高法院法官班杰明·柯蒂斯，他曾是“德雷德·斯科特”一案中主要不同意见的执笔者。这些人在审判期间较之弹劾“协议委员”显示出的法律才干要高出一筹。他们主要就三个论点进行辩护：政府官员只有犯了可在普通法院起诉的罪行时才可弹劾；詹森寻求验证“职务任期法”的合法性并非犯罪；因为这条法律仅适用于“在总统任期之内由总统任命的”内阁成员，所以无论如何也不适用于由林肯任命的斯坦顿。 针对这些论点，弹劾协议委员回答说：詹森的任职已过了林肯的任期，因此“职务任期法”适用于斯坦顿，为了在法庭检验一条法律而让总统去违抗它，这种作法会成为危险的先例；不管詹森是否犯下罪行，弹劾是一种政治程序而不是刑事程序。关于这最后一点，班杰明·巴特勒认为，弹劾“就其本质或后果而言，是对破坏政府某些根本或必要原则、或是不利于民众利益的做法提出起诉。这种做法在不触犯成文法的情况下，採用滥用自由决定权的手法，可能会构成对宪法、对法律、对就职宣誓或是对职责的侵犯”。 巴特勒的话道出弹劾案的本质。詹森实际上是因为两年来一直坚决反对共和党的重建计划而受审。用一位国会议员的话来说，他的罪行乃是“为了那些将南部各州拖进叛乱的要犯们的利益，而用自己的意志去重建各叛乱州的重大图谋。”弹劾也是自林肯执政以来国会和总统长期权力斗争的顶点。“这个应该解决的重大问题”，一位坚决支持弹劾的人写道，是“国家立法机构在美国政治中是否也像英国立法机构在英国政治中那样具有无限权力。……难道我们不能早点使总统像英国国王那样不再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吗？” 但是一些温和派害怕开创先例，有了这个先例，国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就可以撤换任何一位碰巧与之意见不一致的总统。这种做法可能破坏美国政治制度中宪法所规定的权力平衡。尽管这些温和派不喜欢詹森，但是他们并不想削弱总统的权力。一位保守派参议员写道，“安德鲁·詹森是被公正地还是不公正地解除职务，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墨西哥化了，是不是成为到头来必定把我们的制度彻底推翻的样板。”有几位温和派也不信任激进的班杰明·韦德，要是参议院裁定詹森有罪，他就会成为总统。 人们的这些关注使那些焦虑不安的共和党参议员能够利用这一诉讼案在法律上的含煳不清来证明他们对弹劾持怀疑态度有理。不喜欢詹森重建政策但希望投票反对弹劾的温和派参议员寻求通过斡旋者与总统达成谅解。詹森第一次对这样的建议有所反应。在审讯中，他既神气十足又有所顾忌。他不再发表演说或召开记者招待会来指责国会了。他保证执行“重建法令”，而且也这样做了。与温和派参议员举行过多次慎重的会谈之后，詹森任命约翰·斯科菲尔德将军为陆军部长，他任维吉尼亚军管区司令时所表现出来的效率和公正使他为各个派别所接受。 第214页 这些行动增加了总统被宣告无罪的希望。但是来自共和党选区的强大压力使这个问题直到最后都未见分晓。每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州代表会议都贊成定罪。南部共和党仍然预言，如果詹森在位，叛乱就会復起。有关受贿和其他邪恶阴谋的谣言在华盛顿到处流传。5月16日，参议院终于对弹劾案第十一款(混合条款)进行表决，唱名时气氛达到高潮。直到按字母顺序几乎排在最后的西维吉尼亚共和党参议员彼得·范温克尔投了反对票之后，结局才算明朗——詹森无罪。票数是35票对19票；七名共和党人和十二名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整个定罪活动因一票之差少于必要的三分之二的票数而告失败。5月26日对第二、第三款的表决结果更是急转直下。弹劾“协议委员”不得不承认失败。虽然那七位进行“抗拒”的共和党参议员一时受到严厉指责，但是弹劾热很快就消逝了，共和党人又团结一致地进行总统竞选了。詹森在剩下的任期内一直表现不错；重建在南部继续进行，再也没有受到总统的干涉。一个曾震撼了宪法制度根基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制度的危机结束了。 最高法院和重建 在弹劾辩论中，国会和最高法院也在进行权力之争，最高法院未作最后较量就退出来了。最高法院在“米利根案”(1866年)中所作的裁决——对非战争地区的公民进行军事审判是非法的——似乎使军事法院和军事管制法在南方失去作用。 [ 註：起草“米利根案”判决的最高法院法官戴维·戴维斯在1867年2月说，他并不认为这个判决适用于“叛乱”州，在国会宣布不再处于战争状态之前，可认为这些州仍处于战争状态。但共和党人担心，如果因军事判决引起的诉讼提交最高法院审理时，最高法院仍会以多数票宣布“重建法令”不合宪法。 ] 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指责“米利根”判决是一件“我们无需尊重的司法上的错误。”他们提出很多法案和宪法修正案来限制最高法院的权力，如要求至少要有三分之二多数的最高法院法官才能裁决国会的法案为非法，限制最高法院受理上诉的权限，使国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乃至解散最高法院。众议院确实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最高法院必须以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判决立法为非法。但是参议院却未通过此法案。除了下面将提到的例外事件，国会未能实施任何提案来限制最高法院的权力。 共和党对最高法院的攻击可能会使某些大法官相信，深思熟虑胜过勇敢。1867年，最高法院拒绝了密西西比州和乔治亚州的官员关于颁布一道禁令以阻止联邦官员实施重建法的诉讼。但是1868年初的“麦卡德尔单诉案”却有使最高法院和国会发生冲突的危险。该案的起因是军方于1867年11月逮捕了密西西比州的一位名叫威廉·麦卡德尔的编辑，因为他发表反对重建的煽动性文章。当联邦巡迴法院拒绝他提出的实行人身保护法的请求之后，麦卡德尔以“1867年人身保护法”为根据，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会当初是为了保护自由民免遭各州黑奴法律的监禁而通过这一法律的。正值审理麦卡德尔上诉期间，国会于1868年3月27日废除了这一上诉所依据的法令，这样就剥夺了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案的权力。最高法院默认了，虽然有些保守的法官为了判定“重建法令”的合法性，希望以其它的理由接受这一诉讼。 这并非像某些歷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最高法院因胆怯而投降。宪法第三条第二项授权国会对最高法院的上诉裁判权作出规定。由于拒绝裁判这一案件和早先的密西西比案件及乔治亚案件，最高法院实际上是宣布了前邦联各州的重建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宪法问题——一个在“德克萨斯州控诉怀特”案(1869年)中明确证实的论点，一个涉及分离主义为非法的判决。因为分离主义从法律上讲是行不通的，那些事实上脱离联邦的州的回归工作就是一个超越宪法的问题，所以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政治程序问题，是一个为保证每个州都有一个共和形式的政府而由全国性政府行使宪法职责使之合法化的政治程序。 国会的重建显示出美国宪法的弹性。尽管有分离主义和内战的冲击，但重建的进行却没有改变国家的根本制度。总统职务经受住了它所经歷过的最大威胁。最高法院虽然于1868年在和国会可能发生的对抗中让步了，但却保持了其作为政府的同级机构的重要性，并拥有充分的权力，在19世纪70年代取消了关键性的重建立法。好也罢，坏也罢，撒迪厄斯·史蒂文森以革命的合法性取代宪法的合法性的尝试未能成功。战争和重建引起的危机暂时改变了联邦政府这三个机构的权力平衡，但并没有摧毁这种平衡。 南部诸州再次加入联邦 当人们在华盛顿正在为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和宪法问题作决定时，南部诸州的重建工作也在向前推进。到1867年9月选民登记工作结束时，在十个未重建的州里进行登记的大约有735,000名黑人和635,000名白人。黑人在五个州里构成多数选民，这五个州是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和阿拉巴马。在有可能成为选民的白人中，估计有10%到15%的人被“重建法令”剥夺了选举权；另有25%到30%的人因对登记漠不关心或是因反对整个做法而没有去登记。 第215页 民主党未能得到黑人的选票，便寻求其他方法来控制或废除重建。在驻有20,000联邦军队的情况下是不能公开使用暴力的，但是有些白人地主和僱主以经济手段相威胁，在选举日将其黑人僱工关在屋里。有些民主党领袖要求其追随者不要投票，以期贊成召开制宪会议的票数不足所要求的註册选民的多数。他们说，即便这一招失败了，大批白人弃权也会使北部温和派对这次选举产生怀疑。“北部的变化是我们在这个国家实现公民自由的唯一希望，”一位北卡罗来纳人写道，“我真希望激进派会自己越变越黑，直到所有的人——特别是所有的好人——看着他们变成黑人，纯种的黑人！” 在1867年秋季举行的决定是否召开制宪会议的选举中，註册的白人选民中，投票的未及半数，(而黑人选民中投票者为五分之四)。在投票的白人中支持召开制宪会议的也只有一半。不过，在各个州，支持召开制宪会议的票数超过了登记选民必须的多数。当选的制宪大会代表中有四分之三是共和党人；其余的则多称自己是保守党人——出于对前辉格党人的尊重，他们还没有接受民主党这个称唿。共和党的代表中45%是南部白人，30%是黑人，25%是自战争爆发以来移居南方的北部人。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制宪大会的代表中大多数是黑人，而南迁的北部白人在任何一州都不占多数。 南部白人共和党代表大多数是在战时代表内地的联邦主义者；他们在维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乔治亚和阿肯色的制宪大会里的人数特别多。大多数出生于北部的代表是那些决心在新的南部奋斗一番的前联邦军官或自由民管理局官员。总的来说，在各个阶层的代表中，他们更有文化，而在共和党其它各阶层的代表中，也属他们较为富有。他们在各制宪大会所起的领导作用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四个制宪大会的主席和近半数委员会的主席都由他们担任。黑人代表是黑人中的精英。他们当中至少有一半人战前就获得了自由，而在他们为奴时，大多数又是奴隶社会的上层。有五分之四的黑人代表有文化，他们大都是牧师、教师、工匠和拥有土地的农场主；只有极少数人才是农场帮工或非技术工人。 制宪会议 持敌视态度的南方白人把1867年-1868年冬季召开的制宪大会讥讽为“黑人与皮肤晒黑的人”的大会。他们把这次大会的代表形容为“流浪汉、囚徒……狒狒、猴子、骡子。”路易斯安那州保守党说的几句话很有代表性，他们把该州制宪大会制定的宪法说成是一个“反对人性的卑鄙的阴谋……，是愚昧的黑人和一伙白人冒险分子合作的产物。” 这类讽刺性的描述长期笼罩着这些制宪大会的歷史形象。然而，实际情况却与此截然不同。代表们基本上都是安分守己、彬彬有礼的。虽然在共和党多数派不同的派别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但这在美国政治中是很平常的事。然而，这些制宪大会的本质却远非寻常：黑人和白人第一次为制定他们所在州的基本法律而一道工作和选举。 他们所制定的宪法位于美国最进步的宪法之列。许多条款是以北部各州宪法中最进步的条款为模式的。他们关于普选权的实施比较大多数北部州还先进。所有的新宪法都规定在全州范围内建立公立学校，招收两个种族的学生。大多数州宪法还增强了州对社会福利的责任，这在南部是前所未闻的。一些宪法还创立了州公共慈善机构。其中一些机构实施监狱改革，减少了死罪的数字。这些新设立的公共机构要求大幅度提高财产税。但是大多数州却对宅地免税，即对价值达2,000或3,000美元的不动产和私有财产免税，从而帮助小土地持有者不会负债。这一条款受到许多南部白人代表的欢迎，这些人代表的是那些拥有少量财产、受到战后南部动盪经济威胁的选民。黑人代表和一些北方人则欢迎对不动产增加税收，他们希望此举能强迫不动产主以黑人农民出得起的价格出售多余的土地。虽有一些激进派代表力主把土地征为国有，但没有任何制宪大会採取这样的行动。唯一在这方面作出姿态的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制宪大会，它授权州土地委员会以市场价格购买土地后再分成小块以优惠价格出售。 这些措施或多或少得到了共和党多数派联盟的坚决支持。然而，其它一些问题却使该党的联盟一分为二，一派是大多数北部白人代表和黑人代表，另一派是许多南部白人共和党人及其保守派同事。问题之一就是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几乎每个制宪大会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多数制宪大会对要求进行种族隔离或是要求禁止种族隔离的提案，都用搁置的办法来解决。没有任何一州的宪法要求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只有两个州——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宪法禁止在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然而，实际上只是南卡罗来纳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的几所小学(多在纽奥良)才普遍废除了种族隔离。 引起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解除前邦联分子的公民权。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最后制定的宪法都规定，不取消参加过叛乱的人的公民权，虽然路易斯安那州要求前邦联分子在得到选举权之前要签署一份承认错误的声明。阿肯色州、阿拉巴马州、维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对某些级别的前邦联领导人实行剥夺公民权(可能占白人选民的10%-20%)。 [ 註：此时(指1868年)前邦联分子在密苏里州、田纳西州和西维吉尼亚州仍被剥夺了公民权。 ] 这些剥夺公民权的条款不受白人选民、甚至不受某些黑人选民的欢迎，从而造成维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宪法最初的失败。这两州的宪法直至取消了剥夺公民权的条款后才真正生效。阿拉巴马州刚恢復完全的州资格后就废除了剥夺公民权的条款，阿肯色州剥夺了大批前叛乱分子的公民权，数量大于任何一个前邦联州，直到1872年这个州才废除了这些使人丧失资格的条款，该州是南部採取这一步骤的最后一个州。 第216页 重新承认前邦联州在国会的代表权 宪法制定之后，下一步就是把它们交给选民投票表决了。保守派仍想阻挠重建的进行，方法是把重建拖到总统选举之后，为此他们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运动，不让宪法得到批准，许多南部白人不相信大多数北部选民会支持共和党在南部强制实行“黑人统治”的“臭名昭着”的企图。倘若能使南部诸州的新宪法得不到批准，民主党在1868年总统选举中可能的取胜就会彻底改变重建工作的进程，使南部各州无需黑人投票就能恢復自治。为了不让宪法得到批准，许多南部白人用暴力恐吓黑人选民或消灭黑人选民。一个名称可怕的、在夜间行动的秘密组织三k党(ku kluk n)开始在这些选举中滥施暴行。 但是，保守派的主要战术是抵制投票。如果能说服或胁迫足够多的白人呆在家里，那么贊成批准宪法的投票就不会达到登记选民的多数。1868年2月4日，当阿拉巴马州第一个举行批准宪法的投票时，这一战术取得了成功。虽然支持宪法的有72,812人，反对的有1,005人，但这只占168,813名登记选民的43%。狼狈而又愤怒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在3月11日通过第四条重建法案，规定宪法的批准只需实际投票人数的多数即可。在其后的两个月里，六个州以51%(阿肯色州)到72%(南卡罗来纳州)的多数票批准了各自州的宪法。 [ 註：在阿肯色州和乔治亚州，贊成批准宪法的总人数分别仅为各该州登记选民的36%和46%。 ] 共和党在此次选举中控制了州政府和州议会。各州议会很快召开，批准了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达到了重新加入联邦的要求。 虽然重建取得显着成绩，但是许多共和党议员仍不愿意让南方各州重新加入联邦，因为一旦这些州恢復了自治，联邦在那里的驻军数量就要减少。再说保守派和民主党已在几个州里显示出有赢得政权的潜力，尤其是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白人重新获得选举权之后。共和党的联盟说明该党是脆弱的，也说明其黑人选区一受到威胁时就是脆弱的。倘若南部民主党人恢復了力量，控制了一个州，那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废除新宪法，取消黑人选举权和所有这一切呢？一位激进派参议员发出警告说，要当心“各州会迅速回到叛乱主义到处漫延的状态”；另一位激进派参议员则说：“认为在此时此刻这样做是安全的人还不足十个”。 但是，重新加入联邦一事受政治需要的支配。如果南部仍不稳定，仍实行“刺刀统治”，北部选民就要在1868年的选举中谴责共和党了。一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宣称：“事情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这些州迟早会被接受。尽管现在无政府主义盛行，但混乱终将结束。我们必须制定民法民规。我们不能永远用刺刀控制这几个州”。尽管疑虑重重，共和党人还是于1868年6月重新接纳了这七个州(包括阿拉巴马州)进入国会。授权条款中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这些州的宪法永远不能为剥夺黑人选举权而修改。这个条件的合法性和可行性都值得怀疑(宪法规定国会无权强行实施这类条件)，但是此举却能缓和某些国会议员的不安。 德克萨斯州、维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恢復工作一直拖到1869年才进行；因为德克萨斯州面积辽阔，那里的共和党又不团结，这些都推迟了制宪的完成；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内有派系斗争，该州新宪法里有一些要求严格褫夺公民权的条款不得人心，这些都阻碍了旨在批准宪法的投票的如期举行；密西西比州的一条褫夺公民权的条款激起保守分子组织勐烈的反对，结果在1868年6月22日以7,600票的多数使宪法未能获得批准。密西西比州尽管驻有2,000名军队，但受到暴力和恐吓威胁而未到投票站投票的共和党选民有20,000人。 德克萨斯州终于在1869年完成制定宪法，重新回到国会。同年，维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分别就褫夺公民权的条款进行公民投票表决，但未获通过，后来这两个州以其经过修改和批准的宪法重新进入国会。“重建”似乎已经完成了，但是没过多久，种种事态却表明，重建不过才刚刚开始。 第二十九章 第一届格兰特政府 1868年选举 就像1864年的总统选举是对共和党战争政策的一次公民投票一样，1868年的总统竞选是对重建的另一次公民投票。 财政问题 不过，有一段时期，“财政问题”似乎同重建问题一样，可能会成为竞选的话题。这个问题是由战时立法印制绿背纸币和建立国家银行引起的。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和双币制(纸币和硬币)形成的金元贴水使得硬币的价值高于纸币。战后，主张硬币的财政部长休·麦卡洛克着手将4.15亿元的绿背纸币的一部分逐渐退出流通领域，从而使纸币与黄金等价，通过这种方法，使币制恢復金本位。国会最初批准了这个政策。到1867年，麦卡洛克已经把绿背纸币缩减到3.19亿元，贴水率保持在140(140元纸币可买100元硬币)。同一时期，经济经歷了战后衰退，通货在两年后收缩了12%。受到这些事态发展损害的某些经济部门把自己的困境归昝于纸币的收缩。国会感到恐慌，于1868年1月禁止进一步缩减纸币。 在货币问题上开始出现了类似区域性的联盟，这回不是北部反对南部，而是东部反对西部。西部的国会议员、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反对收缩，因为对国家纸币的发行作限制以及对他们地区的发行不公，对西部经济的打击甚于对东北部的打击。不过，东部共和党人中也有相当多的人，特别是撒迪厄斯·史蒂文森和班杰明·巴特勒，也公开反对收缩。 第217页 在这个问题上，各党内部都存在着分歧，因为它不太可能成为两党之间争论的问题。但是，中西部的民主党人力图通过那二十五种战争公债的本金是用硬币支付还是用绿背纸币支付这个问题来捞取政治资本。有关法律只规定，出售的公债的利息需用硬币支付。到1867年为止，许多民主党人发问，当其他人都同意以绿背纸币为合法支付手段时，为什么用贬值纸币购买了公债的公债持有者就应该受到可兑换硬币的奖赏呢？这个问题能将大多数共和党人团结起来，因为尽管没有法律规定可用硬币兑现，但是财政部还是向投资者保证将用硬币支付本金和利息。共和党人说，只要与这一保证稍有不符就如同赖帐。因为强调用绿背纸币支付的是民主党昔日的和平派，所以共和党又一次谴责起“铜头蛇主义”来。 不过，用绿背纸币偿还国债的主意在中西部的民主党人中很受欢迎。在中西部，这个主意是和1868年总统提名的主要候选人，俄亥俄州民主党领袖乔治·彭德尔顿的名字联繫在一起的。彭德尔顿计划被纳入民主党的政策宣言。但是当该党以纽约的霍雷肖·西摩为其总统提名人时，这一计划就无人提及了。西摩和大多数东部民主党人一样反对彭德尔顿计划。因为党内存在着这种分歧，所以在不久之后，在以重建和候选人的战争经歷为焦点的竞选运动中，这个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大约在共和党于1868年5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前一年，尤利塞斯·格兰特就很有可能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了。格兰特唯一需要认真对付的对手是萨蒙·蔡斯，此人歷来是总统候选人，他并不因为当上最高法院大法官就心满意足。在1867年，多数激进派推举蔡斯而不信任格兰特，因为这位将军战前倾向民主党而战后初期又贊同詹森的重建政策。但是，一些事态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格兰特的看法：他支持1867年的国会计划；民主党在1867年中期选举中获胜，此事使许多激进派确信，在1868年他们更需要一位战争英雄，而不是他们中的某个人为候选人；还有格兰特在1868年1月断然同詹森决裂。此外，蔡斯在弹劾审讯中倾向于宣告詹森总统无罪，此举使这位大法官实际上被共和党除名。这届共和党大会一致提名格兰特为总统候选人，选定候选人的政策宣言自豪地表示“国会的重建政策必能成功”。 一个令人不快的问题——北部各州的黑人选举权问题——破坏了这次大会喜气洋洋的气氛。激进派坚持认为，党必须明确表示，任何地方的人都有平等的选举权，“迴避这个问题或者用某些毫无意义的原则对其进行掩盖，都是道德上的败坏和政治上的愚蠢”。但是温和派认为，含煳其词是政治上的明智，而不是愚蠢。共和党贊成北部选举权运动曾使该党在1867年选举中受创。1868年4月，密西根的选民以61%对33%，否定了含有黑人选举权条文的新宪法，这意味着至少有20%的共和党人投票反对这一条文。一家温和派报纸宣称，“这件事很丢人，但却有力地证明，在北部诸州授予有色人种公民权还要等一段时期。此时硬要这样做可能会损害重建的许多更现实的利益。” 在这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政纲起草委员会成为激进派与温和派激烈斗争的场所。最终获胜的是温和派。大会通过了该委员会起草的政纲，政纲声称，“出于对公共安全，恩惠和正义的种种考虑”，要给予前邦联诸州黑人以选举权。同时，“在各联邦州，公民权问题就是这些州的人民决定的问题了”。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谴责这一政纲，说它是“卑鄙、愚蠢和不值一提的”。查尔斯·萨姆纳准确地预言：“民主党人将有一个重大的时机来暴露其两面派的本性。”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和共和党相反，民主党争取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人太多了。在该党7月大会的前夕，民主党产生了四位领袖，他们是俄亥俄州的彭德尔顿；印地安纳州参议员托马斯·亨德里克；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其辉煌战绩可以抵消格兰特在这方面的一些有利条件)；以及安德鲁·詹森。虽然总统同激进派的斗争在党内得到同情，但是他的不利条件太多了，在第三轮投票时就退出了竞争。彭德尔顿、汉考克和亨德里克分别在第八、第十八和第二十二轮投票时接近获胜的多数选票，但是每人都远未达到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在第二十二轮投票的最后时刻，有几个州的选民将其选票改投向霍雷肖·西摩。此举对这个无法开下去的大会产生了惊人的作用。赶这个浪头的州一个接一个。西摩曾对当候选人拒绝过好几次，现在他的朋友们只好把他推出大厅，以免他当场拒绝提名。最后，这位和蔼而脆弱的前纽约州州长服从需要，接受了这个与格兰特争夺胜负的前途未卜的荣誉。 民主党竞选纲领诅咒“重建法令”是“明目张胆的篡权，……是违反宪法的，是革命的，是无效的”，并且要求“取消自由民管理局，废除目的在于保障黑人至上的所有政治机构”。这成为民主党的战斗口号。副总统候选人，密苏里州的弗兰克·布莱尔以一封公开信为这次竞选定下了调子。布莱尔在战时是位战功卓着的共和党人，战后他又恢復了其家族对民主党世代的忠诚。他在信中主张：“恢復政府和宪法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让当选总统宣布这些法案无效，迫使军队不再侵占南部，解散各‘毛毡提包客’州政府，并允许白人重新组织自己的政府。” 第218页 种族问题和三k党 布莱尔毫不在乎共和党对他这些言论的强烈反对，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发表这样的言论。他说，共和党在南部的州政府是“杂种与私生子”政府。“白人是世界上唯一表明有能力维护自由制度下之自由政府的种族”。民主党将会恢復南方白人的“天赋权利”。这样作，“我们就会得到每一个真正属于白色人种者的同情”。其他民主党人，特别是中西部和南部的民主党人，从布莱尔那里得到启示。威斯康星一位编辑说，如果民主党在11月得到白人选民的大多数选票，他们就会“向华盛顿进军，……各任其职，再次建立白人的政府”。 共和党人针锋相对，他们挥动着血污的衬衫，提醒那些听了西摩的“我的朋友”的演讲而投票选他的人记住1863年纽约的徵兵暴乱。他们将格兰特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所写的那封信的结束语——“让我们得到和平吧”——与布莱尔的血腥反革命口号相对比。四年的战争和就重建进行的近四年的政治战使选民们感到厌倦，格兰特的讲话打动了他们的心。共和党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格兰特入主白宫将会使冲突平息，而民主党获胜就会建立“靠暗杀和暴力维持的政府，取代法治的政府”。 一些南部民主党人好像一定要证实共和党人说得对似的。在几个州里，三k党及类似的组织大肆进行恐怖活动。既然这些州业已“重建”，联邦军队就不得援引军事管制法了，因此联邦军队阻止这一暴行的种种努力受到了限制，而匆匆组建的州民兵的作用又不是很大。 三k党是两年前在田纳西的普拉斯基创立的。许多三k党党员曾是邦联军队的各级军官，这个秘密团体像邦联军队那样，从南部白人社会各阶层中吸收成员。其领导人中有二十多人是邦联的将军和校官，为首者是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他是三k党的奇才。到1868年，三k党已经从一个无害的兄弟会发展成头戴兜帽、全力维护白人至上的恐怖组织。它处罚那些离开僱主、抱怨工资低或对白人“蛮横”的自由民，鞭打自由民学校的教师，烧毁他们的校舍。但更为重要的是，三k党党徒恐吓并暗杀共和党领袖和选民。三k党及类似组织，如“白山茶花骑士团”，实际上成为民主党的武装辅助部队。 三k党声称其活动是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我们的人民]将被迫用暴力和鲜血去干掉无法无天的暴君和罪犯，这确实很不幸，”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家报纸说，“但这又怪谁呢？……确切地说，不应该怪我们这些不堪忍受种种冤枉的南方人。而要怪激进主义和黑人平等权利的主张，……那些政治思想先进，主张社会进步改革的北部间谍们……罪有应得。”1868年8月，福雷斯特将军公开警告共和党领袖，如果他们胆敢使用民兵对付三k党，他们就要大吃苦头：“我没有弹药去杀杀人的黑鬼。我想杀的是激进分子……在[孟菲斯]城内只有烙有标记者，而没有激进派领袖，一旦发生麻烦，这些人没有一个会活下去。” 在1868年竞选期间，路易斯安那、乔治亚、阿肯色和田纳西的三k党及类似组织特别活跃。共和党虽然保住了后两个州，但代价惨重。阿肯色发生了二百多起政治谋杀，其中有一名共和党国会议员在10月22日遭伏击而身亡。乔治亚的死亡人数低些，但恫吓和打人事件较多。这些伎俩使几千名共和党党员无法前往投票站投票。乔治亚22个县的黑人选民的登记总数为9,300人，但格兰特只得到87票。在乔治亚另外十一个县中，共和党一票未得。就这样，在4月份的州选举中共和党多获得7,000张选票；而到了总统选举时，民主党反倒多得了45,000张选票。 路易斯安那的情况更严重，一个国会委员会后来的报告说，从1868年4月到11月，有上千人被杀，其中大多数是黑人。什里夫波特附近发生的两次暴乱死亡了一百多人。在奥珀卢萨斯的圣兰德教区发生的一次大暴动中，死亡人数估计共达二百人。圣兰德教区的一位民主党领袖认为这个事件给黑人上了一堂“安全课”。他说得太对了，因为在选举日那天，这个教区没有一个共和党人前去投票。7个教区在4月份总共投共和党4,707票，而在11月却一票未投。21个教区上次投了共和党26,814票，而这次只有501票选格兰特。就全州而言，共和党4月份得票58%的多数，到11月就变成民主党得多数票71%。 通过这些方法，民主党设法在路易斯安那和乔治亚取得了胜利，并在南部其它地方使共和党的多数票大为减少，但是这种作法在北部对该党造成的损害可能大过其在南部得到的好处。它使共和党找到了口实来谴责叛乱分子和“铜头蛇”党徒企图用恐怖主义得到在战争中没有得到的东西。1868年的选举格局和1864年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格兰特在北方得票的百分比(55%)和林肯在1864年得到的一样。几乎没有一个州的选票发生的变化超过0.1%或0.2%。北部只有7%的县由支持民主党转向支持共和党或正相反。西摩只在俄勒冈、新泽西和纽约这三个北方州获胜，而在最后一州又是仅以0.1%的多数获胜的——这很可能是纽约市坦慕尼协会作弊的结果。西摩在五个边境州中的三个州(德拉瓦、马里兰和肯塔基)和八个经过重建的前邦联州中的两个州获胜，使他和格兰特的选举人票比数为80比214。民主党的议席稍有增多，但共和党仍然在众院保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在参议院保有五分之四的多数。 第219页 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 格兰特当选后的那年，国会仍专注于重建还未完成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完成一部在每一个州都授与黑人公民权的宪法修正案。没有这样一条修正案，黑人选举权的前景在民主党力图重新控制的南部诸州就可能难以预料。况且，“重建法令”要求南部而不是北部给黑人以选举权，这种不平等的要求使共和党人感到不安。“我们在道义上没有权力把一种义务强加给国家的一方，而另一方却不承担这一义务，”一位激进分子写道，“直到这种权力为全国所有，我们才能享有和平。” 虽然衣阿华和明尼苏达最终在1868年经公民表决採纳了黑人选举权，可是在北方二十一个州里有十一个州和全部五个合法蓄奴州里，黑人仍然没有选举权，而美国六分之一的黑人居住在这些州里。如果给予他们选举权，他们大多会投共和党的票。因此，正像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所指出的那样，“这回党的自身利益和百分之百的正义相一致了”。因为共和党控制了三十三个州中二十五个州的议会(不包括尚未重建的德克萨斯州、密西西比州、维吉尼亚州和乔治亚州)，他们能够保证全国性的宪法修正案得到批准，而不会受阻于公民投票，这类公民投票常使有关州公民权的修正案归于失败。 在格兰特当选和他在1869年3月4日宣誓就职之间，国会召开了一次短期会议，专门起草“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根据种种提议归纳出三套修正案：第一套禁止各州以种族、肤色或曾是奴隶为由剥夺公民的选举权；第二套除上述规定外，又加上禁止各州以文化、财产或出生作为有选举权的资格；第三套索性规定：凡年龄21岁以上之男性公民均有选举权。头两套方案只是限制州的权力，而第三套则要大大扩大国家的权力。 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国会通过了第一种意见、也是最保守的修正案。许多激进分子担心，这一修正案不能阻止南部各州以文化或财产资格为理由剥夺大多数黑人的公民权。一位国会议员警告说，“在前叛乱州里剥夺有色人种公民权的手法仍旧可以做到；我告诉你，会这样做的。”温和派则认为，出于种族问题的原因，任何比有限地禁止种族歧视更强烈的做法都可能得不到必需的四分之三的州的批准：州议会不大可能不控制住选举规则；相当多的北方人和南方人都怀疑长远保障文盲的选举权是否明智；不得限制出生的问题可能使三个远西部的州不予批准，因那里反对中国人的情绪正在抬头。因此，这条禁止各州不得仅以种族、肤色或战前地位为理由而剥夺选举权的“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虽然最终确定下来，但却留下许多纰漏，使南部各州在一代人以后得以剥夺大多数黑人选民的选举权。他们使用违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目的的诡计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如果他们在1869执行此法案的决心在1899年仍然存在的话，那么他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了。 1869年2月26日，国会通过了“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4个月之内，十七个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批准了它，四个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否决了它。该修正案能否得到所必需的另外十一个州的批准还很难说。但是维吉尼亚、密西西比和德克萨斯州重建的推迟给了国会一个机会来增强该修正案获得批准的可能性。州议员要求这三个州批准“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和“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以作为重新加入联邦的先决条件。这三个州批准了这两项修正案，它们的州权在1870年初都得到了恢復。 这样，处于无州权境地的州只剩下乔治亚了。该州的国会议员曾经在1868年6月恢復过资格，但乔治亚州对重建精神的严重亵渎，使国会下令对它重新实行了军事管制。乔治亚州议会在1868年共和党人和保守党人的力量旗鼓相当。不过，一些南部白人共和党人很快变节，投向保守派。这些新加入的同盟者将二十八名黑人议员开除出去，理由是州宪法并未明确规定黑人适合担任公职。根据“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取消资格条款的规定，投票贊成取消黑人议员资格的议员中有二十四人后来被证明自身就不适合担任公职！愤怒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撤销了乔治亚重返联邦。后来那些被开除的黑人议员又回到议会，而那些不合格的白人议员则离开了议会，议会也批准了“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于是乔治亚的代表们于1870年重返国会。 “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在乔治亚获得批准后，于1870年3月30日成为宪法的一部分。许多共和党人都坚信，这一成就是“这场战争诸问题中最后一个得到解决的大事”。现在是解决那些因全力解决地方上的争吵而长期被忽略的其它问题的时候了。自25年前德克萨斯合併以来，国家就因为这些争吵而无一刻安宁。“让我们结束重建吧，”《纽约论坛报》在1870年4月这样说，“举国对此已厌倦并腻味了。……让我们和平吧。” 格兰特入主白宫 像尤利塞斯·格兰特那样以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善意入主白宫的总统是罕见的。既然重建已经“解决”，他的支持者现在急切地希望解决货币、财政、行政机构改革、外交政策和其它需要关注的“新问题”。但是格兰特缺乏经验，判断失误，他的同事中有些人贪污受贿，而最重要的是重建中显然无法解决的许多难题，使许多美国人的希望破灭了，而他们以前正是抱着这些希望看着他的就职的。 第220页 总统对几个政府职务的新任命激起人们抱怨他搞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格兰特任命其妻子的一些亲戚为官。其它的职务，包括几个白宫官员的职务，为其前军队同僚所据有。后一类人中有两人——格兰特的私人秘书奥维尔将军和任陆军部长的威廉·贝尔纳普将军——后来被指控受贿，丢人地离开了政府。格兰特总统给人的印象是，他在选择助手时不具慧眼。他好像是赞赏富于进取的有钱人，随便接受他们的礼物和帮助而认识不到这样做的潜在含意。同时，格兰特在有文化的人面前有时则过于尴尬，无话可说，以致显得粗暴无礼，而这些人不久就组成了促使政府廉洁和有效率改革运动的先锋。 由于华尔街的两个大冒险家不择手段地要控制黄金市场，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在1869年大白于天下。格兰特就职没几天，国会通过了“公共存款法”，保证用黄金或等价物偿还政府所有的公债，并保证“尽快”使绿背纸币和黄金同价。但是黄金此时的贴水率仍约在130左右。贴水率的起伏波动招来投机商。从事这种投机的两个臭名远扬的人是杰伊·古尔德和吉姆·菲克斯。前一年，这两个华尔街的肆无忌惮的人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进行了一场金融大战，赢得了对伊利铁路的控制权。这场金融大战的主要内容是贿赂议员、收买法官和非法发行百万股伊利铁路股票。古尔德和菲克斯希望用这次冒险赚来的钱控制黄金市场，在卖方卖空时赚大钱。 但是，美国财政部每月定量出售黄金，这对他们是个阻碍。为了排除这个障碍，古尔德打算利用其同伙，华尔街投机家，总统的内兄艾贝尔·科尔宾去说服政府停止销售黄金。科尔宾把格兰特介绍给古尔德和菲斯克，他俩在自己的游艇和纽约一家由菲斯克部分所有的戏院里款待总统。古尔德向格兰特简要介绍了提高金价可降低小麦在欧洲市场的美元价格，从而增加出口量，故对美国农民有帮助的理论。总统未作任何许诺，但科尔宾让古尔德放心，政府会终止黄金销售的。 因此古尔德和菲斯克开始大肆购买黄金，使金元贴水率至9月23日涨到144。9月24日，“黑色的星期五”，那天，纽约黄金交易所一片恐慌，金元贴水率升到162。这时格兰特已开始产生疑心，命令财政部长乔治·鲍特韦尔抛售400万美元的黄金。此举控制了黄金市场的行情，贴水率很快降到133，有几位经纪人和投机商随之破产。古尔德在市场价格最高时出手，避免了大祸，菲斯克撕毁了几个契约也免去灾难。整个事件在华盛顿和纽约造成很坏影响。当得知古尔德阴谋的真相后，格兰特和鲍特韦尔马上採取了行动才未在脏榜题名。尽管总统未受牵连，但是他不明智地和古尔德、菲斯克接近，以及其内兄科尔宾扮演的丢人角色败坏了政府的形象。 战后的外交 “阿拉巴马”号巡洋舰赔偿要求 在外交政策上，格兰特政府取得了一次巨大的成功，也遭受到一次惨重的失败。所谓成功是指解决了战时由“阿拉巴马”号及其它英制邦联巡洋舰造成的破坏而向英国提出的赔偿要求。美国谴责英国允许建造这些军舰是忽视和违背了中立国的义务。美国被炸船只的船主和货主提出的赔偿总数高达1,500万美元以上。但是英国政府拒绝承担责任。几年来两国关系紧张。大西洋两岸的报纸互相进行挑战性的威胁。 在安德鲁·詹森任期的最后几个月，美英谈判签约以解决“阿拉巴马”号赔偿要求。但条约偏袒英国的解释，于是美国参议院在1869年4月以五十四票对一票否决了这个条约。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萨姆纳利用这一时机发表了挑战性的演讲，要求不仅要赔偿直接损失而且要赔偿“间接损失”，包括赔偿因英国的行动和南部希望英国进行干预而使战争拖延所造成的损失。萨姆纳暗示，割让加拿大将是对间接损失的公正赔偿。虽然在外交上和国际法上没有间接损失的先例，但萨姆纳提出的极端要求还是引起许多对英国在内战中的所作所为仍然愤恨的美国人的共鸣。 萨姆纳的讲话提高了美国的赌注，似乎到了使“阿拉巴马”号赔偿谈判希望破灭的程度。有一年多时间，这个问题没有明显的进展。但在幕后，纽约一名门之后，格兰特内阁中最能干的一员，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悄悄地为重开谈判而工作。1870年，普法战争的爆发使有先例观念的英国人不得不考虑，如果英国捲入战争，而中立国美国又为敌国建造攻击商船的快艇时，英国商业船队的可能结局。在这期间，萨姆纳因兼併圣多明各一事(将在本节后面加以论述)而同政府决裂。为了惩罚这位参议员的这种作法，并使他无力阻碍就“阿拉巴马”号赔偿达成妥协，支持政府的共和党参议员们在1870年3月免去了萨姆纳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菲什设法创建了一个高级联合委员会来商谈解决“阿拉巴马”号赔偿和英美两国间其它分歧的条件。1871年5月，该委员会完成了“华盛顿条约”，该条约为仲裁美国的要求建立了一个国际法庭。在条约中，英国作了一些让步，其中包括对“阿拉巴马”号军舰和其它在英国建造的军舰造成的破坏表示歉意。 第221页 美国参院很快就批准了“华盛顿条约”。1871年12月在日内瓦开庭的国际法庭由美国(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英国、瑞士、义大利和巴西等国的仲裁人组成。美国人认为间接赔偿应包括1863年7月4日以后的全部战争费用，理由是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战役之后，只是因为英国的支持南部才得以战斗下去。愤愤不平的英国人威胁说，要是美国再坚持这种“不合理”的论点，英国就完全退出仲裁。菲什和亚当斯私下告知英国，美国不会坚持间接赔偿。1872年9月，仲裁人以四票贊成，一票反对(英国持有异意)最后宣布，英国没能做到“应尽的努力”以阻止“阿拉巴马”号、“佛罗里达”号和“谢南多厄”号的建造和装备武器，故应向美国赔偿1,550万美元，以补偿由这些军舰造成的破坏。这是美国外交上的一个胜利，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改善英美关系的一个胜利。 圣多明各事件 格兰特外交政策的一大失败是指企图吞併圣多明各(今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个计划是“命定扩张论”的产物，而这一理论是在美国民族主义在内战中获胜后復兴起来的。现在许多共和党人的情感同当年民主党人的情感一样。国务卿西沃德在1867年从俄国手中买下阿拉斯加，为获取与美国不接壤的领土开创了先例。内战表明，美国海军需要在加勒比海设有基地，故西沃德和丹麦协商签订一个条约，准备买下维京群岛。参院否决了这个条约，但是向加勒比海扩张的想法并未泯灭。 与兼併圣多明各计划有关的人像在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的讽刺小说《镀金时代》里的人物那样。土地投机商、商业开发者、异常成功的金矿主和银矿主、希望在加勒比地区设有基地并作着巴拿马运河美梦的海军军官们在华盛顿组成了一个多米尼加院外活动集团。多米尼加独裁者，狡诈的博纳凡图拉·巴厄兹希望美国兼併，因为这样可以加强他对付革命分子的力量，在美国国内，那些不太为私利而支持兼併的人们，包括格兰特在内，认为美国拥有这块土地会给这个革命四起的国家带来和平与安定，会使其富饶的资源得到开发，会为美国的恩泽施遍整个加勒比地区叩开大门，并会使巴拿马运河工程得以开工。 格兰特越想越认为兼併值得一干。他希望此事能成为自己执政时外交政策成功的样板。但他因缺乏政治经验而尝到苦头。他的表现就像他仍然是一位只需发号施令的将军，而不是一位为了某一目标而必须争得政治支持的总统。格兰特未和国会领袖及内阁成员商议，就在1869年7月派他的私人秘书奥维尔·巴布科克前往圣多明各调查兼併的可能性。热心的巴布科克超越授权，带回一纸兼併条约。格兰特不顾这一议事程序不合规定，将这个条约交给瞠目结舌的内阁成员。国务卿菲什一言不发，他对整个设想不热心。其他阁员也沉默不语。最后，内政部长雅各布·考克斯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不过，总统先生，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兼併圣多明各？” 格兰特已经暗自作主了。他又派巴布科克带着国务院的授权去圣多明各，以恰当的方式就该条约重新谈判。巴布科克按令行事，第二次返回时带来一个条约，该条约使圣多明各成为美国的领土并宣布其12万国民为美国公民，所有这一切的代价只不过是150万美元。圣多明各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贊成兼併。1870年1月格兰特自豪地把该条约呈交参议院——麻烦就此开始了。 查尔斯·萨姆纳领导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对该条约作的报告正好相反，萨姆纳和那时是密苏里参议员的卡尔·舒尔兹是参院反兼併力量的领袖。他们严厉指责那些买下大批土地指望从兼併中发横财的道德败坏的开发者。他们将传统的辉格党与共和党的敌对扩大。舒尔兹质问道，将一个新的信仰天主教的混血民族併入一个种族问题已多得不能再多的国家是否明智。萨姆纳担心占有圣多明各会威胁邻国海地的独立，除赖比瑞亚外，海地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自治的黑人共和国了。“这些岛屿从气候上，从占有情况上和命运上来说……都属于有色人种，”萨姆纳说，“我们不应该占有他们。对土地的贪婪绝不应该用于反对这个种族的权利。” 格兰特遭到这样的反对甚为生气，为了签定这项条约，他亲自游说参议员，强调合併之后美国的资本、企业和政治制度将会输往那个岛国，对圣多明各和海地的穷苦黑人都有好处。格兰特私下用尖刻的语言指责萨姆纳。为了得到南部共和党参议员(他们本会听从萨姆纳的领导)对该条约的贊同而採取了高压行政手段，使总统和参议员之间令人不快的不和加剧了。萨姆纳的一位麻萨诸塞州朋友和同盟者，司法部长罗克伍德·霍尔任用了一批联邦检察官和法官，引起南部共和党人的不满。霍尔还与政府的盟友，麻萨诸塞共和党中正在崛起的派别领袖班杰明·巴特勒不和。为了取悦巴特勒，保证南部选票贊同该条约，格兰特在1870年6月15日解除了霍尔的职务，由默默无闻的乔治亚人阿莫斯·阿克曼替代他。总统还通过任命康克林的一位政治助手担任权力很大的纽约港税务员而使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成为条约的支持者，这一任命对后来的贪污丑行播下了种子。这些行动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是使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疏远了政府。1870年6月30日，参议院以28票对28票否决了这项条约，有19位共和党参议员联合9名民主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 第222页 总统怀恨在心，为了报復萨姆纳，解除了他的门徒约翰·洛思普·莫特利驻英公使的职务。当局为此举辩护，说莫特利同萨姆纳一样，以其所处的重要位置阻碍“阿拉巴马”号赔偿问题的解决，但是萨姆纳的朋友正确地理解为这是企图惩罚这位参议员。1870年冬天至1871年期间，格兰特和萨姆纳的公开斗争变得更加激烈。格兰特顽固地重提兼併圣多明各的问题，尽管连支持他的参议员都承认这一设想已经失败。萨姆纳抓住这个机会，在一次参议院演讲时严厉指责总统，说他步富兰克林·皮尔斯、詹姆斯·布坎南和安德鲁·詹森的后尘。这太过分了。萨姆纳演讲后不久，亲政府的参议员们罢免了他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这些事件严重地分裂了共和党。因圣多明各而发生争论的双方都表现出狭隘的报復特点。萨姆纳高傲的自负和公正道义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演越烈。但在这位参议员的许多旧日的自由土壤党人和辉格党人朋友看来，格兰特搞的自相残杀似乎是在攻击使得共和党成为伟大政党的理想。 他们担心共和党会落入像康克林和巴特勒这样的分赃论者和投机者的手中，这种人在反奴隶制运动中没有根基而又不受道德观念的约束。在格兰特第一任期内得到推动的文官制改革运动加剧了“新”、“老”共和党人(为简化复杂的实际情况而姑且这么说)之间的不和。 文官制的改革 “政党分赃制”——竞选获胜者按照此制度将公职授与本党的工作者，以示回报——是美国政治中歷史最悠久的制度之一。当某党不执政时，当官的希望是保持该党忠诚一致的粘合剂。而当执政时，估计政府工资开支的2-3%就可使该党的党员们心满意足。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改革者抨击这一制度既浪费又腐败。他们强调，政府官员的任命应根据能力和优点而不是对党的忠诚。为达此目的，罗得岛众议员托马斯·詹克斯从1865年到1871年在国会每次开会时都提交一项议案，提议建立一个文官制委员会，通过举办竞争性的考试来任命官员。虽然詹克斯的提案未曾获得通过，但是支持在这方面採取行动的人越来越多。到19世纪70年代，文官制的改革已经成为最强大的改革运动之一了。 该运动的支持者主要是居住在东北部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工作者。他们大多是共和党员，同该党过去的辉格党良心派一致。他们对英国文官制度的抗腐败能力大为赞赏，极想效仿之。职业政治家们蔑视这种观点。对他们来说，任命官职的权力是民主的生命之本。他们谴责这些改革者鼓吹杰出人物统治论，嘲笑他们是拿严肃的政治取乐。 在格兰特执政之初，改革者对这位超越政治的总统寄予很大的希望。格兰特似乎也有与他们相同的改革情绪。他和白宫所有的新主人一样，对成群结队的讨官者和令人生厌的恳求者大为烦恼。格兰特曾对一位朋友说，“任命官职的权力是总统职务的祸根，在这个国冢里，没有一个人比总统更渴望进行文官制度的改革。……他一定是文官制度的改革者，因为他需要安静。” 但是格兰特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充其量是好坏参半。好的方面是：财政部长鲍特韦尔，内政部长考克斯和司法部长霍尔在各自的部里实行公平考试来确定某些职务的提升和任命。格兰特在1870年提交国会的年度咨文里敦促制定改革立法。虽然两院想加以阻止，但还是作出联合决定，授权总统任命一个委员会，为任命文官制定新的规则。格兰特任命乔治·威廉，《哈泼周刊》的编辑，一位主要的改革者来领导这个委员会。委员会推荐各类竞争性考试作为获取各级文官职务的必要条件，还敦促取消党对工资的核定。格兰特颁布了这些规则，下令于1872年1月1日开始实行。但是国会拒绝拨给足够的经费，使文官制委员会不能有效地推行新规则。虽然有些政府部门採用了某些规定，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分赃制并没有被彻底改革。 国会中那些在圣多明各事件上曾与格兰特最为一致的共和党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文官制委员会陷于瘫痪。这使改革者们对总统在该问题上的诚意产生了怀疑。格兰特对海关和国内税收部门几个职务的任命令改革者失望。而公然使用任职权力和在圣多明各条约战中牺牲司法部长的举动更使改革者惊骇不已。1870年10月又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办事认真的内政部长雅各布·考克斯在与那些力图破坏其任命政策的政党分赃论者进行了一番激战后辞职不干了。众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评论这一事态发展时说：“这是总统一方向政治蛀虫投降，这群蛀虫败坏着政府，永远使它龌龊不堪。” 自由共和主义的基础 考克斯、霍尔、萨姆纳、莫特利事件——对改革者来说，总统好像为了党内最坏的人而牺牲了党内最好的人。到1871年，语言中出现了“格兰特主义”这个新名词。它代表着改革派认为的战后美国出现的所有错事：政府中的分赃制和腐败；文化中的粗俗趣味和反知识论；办事不诚实；以及马克·吐温和查尔斯·达德利·沃纳在1873年写的小说中所讽刺的那种无止境的实利主义和一夜发财的贪慾，他们的小说《镀金时代》成为这个时期的代号。 第223页 当然，这一切的责任都让格兰特来承担也是不公平的。他为人正直，真心实意地希望改革，他在任期内取得的几个成就应该受到称赞。和其他地方的腐败相比，联邦政府的腐败就“逊色多”了。纽约海关中的小偷小摸不能同在该市作大案的特威德集团 [ 编者註：特威德(william m.tweed，1823-1878)美国政客，1859年在纽约建立“特威德集团”，营私结党，侵吞巨额公款，约三千万至二亿美元，被《纽约时报》揭发，被捕判刑，死于狱中。 ] 相比。纽约议会是一个臭名昭着的买卖政客的市场。据说，标准石油公司除了不能使宾夕法尼亚议会变得廉洁之外，对它什么都能做得到。战后紧张局势的缓和和继1867年衰退之后经济爆炸性的增长，增强了人们的投机狂热，也使全社会的各种道德标准下降。战时政府官僚机构的扩大和政府契约的增多，为那些不择手段的人开闢了一条新路。与此同时，战后兴起的强大的改革运动把焦点对准了腐败的黑暗角落。格兰特执政期间，许多政府机构实际上正在清除自詹森政府，甚至自林肯政府以来就已大量存在的弊端。 公正也罢，不公正也罢，格兰特成了这个国家公认的诸多弊端的替罪羊。这种遭遇对较近代的总统来说是不足为奇的。格兰特和杰伊·古尔德与吉姆·菲斯克的关系；他和一些声名狼藉的促成兼併圣多明各的人的关系；他和萨姆纳的争斗，以及像康克林、巴特勒这样的人在其政府中影响的明显扩大……，这些都激起坚持改革的共和党人起来造反。他们起初希望能控制该党，清洗那些分赃论者，并以支持改革的总统提名人取代格兰特在1872年竞选总统。但事实证明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于是改革者脱离了共和党，自己组建了“自由共和党”。他们的目标正如卡尔·舒尔兹在1872年自由共和党大会上宣布施政方针时说的那样，是建立一个“国内精英为之骄傲的”政府。 当自由共和党党人把注意力转向南部时，他们发现某些最“杰出”的人物竟是前邦联分子，他们中许多人都没有资格担任公职，或被共和党政府解除了权力。在这些自由党人看来，南部的格兰特主义同华盛顿的格兰特主义是一丘之貉。“毛毡提包客-黑人政府”和“刺刀统治”成为1872年总统选举中最重要的问题。 第三十章 南部问题 1869年-1872年 南部共和党人：黑人、毛毡提包客和南方佬 在美国政治史上，重建时期的南部共和党是独一无二的。它在这个地区并非土生土长。大多数白人认为，它是令人讨厌的变革的一个外来的工具。在北部，共和党代表了人口中最富有、受过最好教育、最有影响的人；在南部，该党的大部分追随者却是穷人、文盲、无权无势的白人——还有黑人。令人感到惊奇的不是南部共和党人在掌握权力几年后就被赶下台，而是他们竟然能够掌握权力。 南部共和党的选民大约有80%是黑人。尽管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没有土地的前奴隶，但是他们的领导人却主要来自于黑人社团中的富裕阶层。在被选入州政府或联邦政府的黑人中，至少有五分之四受过教育，四分之一的人在内战以前就已经获得了自由。一些人出生在北部，并在北部受过教育。大约五分之二的人从事专门职业，其中当牧师的人数最多。近三分之一的人是农场主，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四分之一多的人是工匠或小生意人(木匠、裁缝等)。尽管黑人在地方政府中任职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但是与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中任职的黑人相比，这里的专业人员和战前自由民的比例似乎较低，而农民、工匠和文盲的比例则较高。 1868年到1876年间，在南部选出的十四名黑人众议员和两名黑人参议员中，除三人外都受过一些中等学校教育，四人上过大学。几名在州政府中任职的黑人官员还曾享受过受教育的特殊机会。乔纳森·吉布斯战前是达特茅斯学院和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毕业生。1868年到1872年他担任佛罗里达州的州务卿，1872年到1874年他是该州教育总监。弗朗西斯·卡多索曾在格拉斯哥大学以及爱丁堡和伦敦的神学院上学。他担任过南卡罗来纳州的州务卿达四年之久，还在该州担任过四年的财政部长。 在对重建时期的传统描述中，黑人领导人和黑人选民们被描绘成无知无能的人，实际并非如此。的确，五分之四的黑人选民和大约四分之一的黑人官员不能读写。这一缺陷不能归咎于重建时期，而是由于旧的统治没有给予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当时有记载说，黑人提着篮子去投票处，把答应选谁的“选票”拿回家去。还有记载说，县财政官员既不能读也不能写。这些故事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歪曲。其实大部分黑人官员的能力同他们担负的责任是相当的，大多数的黑人选民也明白他们在做什么。文盲没能阻止黑人理解投票的意义，正如北方的爱尔兰移民懂得同样的道理一样。参加联邦派同盟的集会和投票本身就是接受某种形式的教育。“我们对这次投票没有准备，”威廉·贝弗利·纳什承认说；他是参加了1868年南卡罗来纳州立宪大会的代表。他从前是奴隶，没有受过教育。“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正像把一件工具交给一个人，让他去使用，到了一定时候他就学会一门手艺。投票也是这样。最初，我们或许不懂得它，可到了一定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尽我们的责任了”。无论重建时期的黑人政治家和选民有什么样的缺点，我们很难说他们在为本州服务方面比那些在1861年把南部引向灾难的白人前任更差。 第224页 与黑人缺乏能力的神话相联繫的是重建时期关于南部州政府的“非洲化”的传说。一位名叫詹姆斯·谢泼德·派克的北部记者在1873年写了一部关于南卡罗来纳州的书。书名叫《一败涂地的南卡罗来纳州》。这是一篇控告“黑人统治”的杰作。他在描写该州众议院时写道： 议长是黑人，秘书是黑人，看门人是黑人，小听差是黑人，岁入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是黑人，教士是黑人。坐在一些桌子后面的是黑人。在刚果以外的其它地方很难看到这样的黑人。……这是人口中的糟粕，穿上了其有智慧的前任们穿的衣服，并且对广大人口实行无知和腐败的统治。正是野蛮地使用世界上最粗暴无知的民主方式压倒了文明。 “黑人至上”是“野蛮的非洲人”在南部十个州行使“不受控制的权力”之本，这个题目乃是民主党宣传的主要内容。这种论调堂而皇之地写进了重建时期的许多教科书，也在公众的记忆中打上烙印。 实际情况是，即使在重建的最盛时期，即19世纪70年代初期，黑人也只不过担任了15%或20%的公职。1868年到1877年间，南部众议员中只有6%是黑人。虽然有几个黑人担任过副州长、州务卿和州财政部长，但是没有一个黑人被提名或当选为州长。只有一个黑人，南卡罗来纳州的乔纳森·赖特成为该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只有在南卡罗来纳州，黑人担任公职的人数同其在该州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接近。在州议会里，从1868年到1876年，众议员的61%和参议员的42%是黑人。那几年，在南卡罗来纳州，由选举产生的州和联邦政府的全部职位中，黑人担任了其中52%的职位。在其它州的议会中，黑人从来没有在众参两院中占过多数。这就是所谓“黑人统治”的真实情况。 虽然白人只占南部共和党选票数的20%，他们却掌握着该党的领导权。定居南部的北方人占据了约30%的共和党人担任的公职，但是他们占据的共和党投票数充其量为2%或3%。这些跑到南部的北方人在更高的职位上干得更为出色；一多半的共和党人州长和近半数的共和党人众议员及国会参议员是来自北部的移民。 “毛毡提包客”和“南方佬”在美国政治术语中是贬义词。本书在使用这两个术语时，不包含贬义，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歷史语言的一部分了。“南方佬”一词大概来源于一个名叫“scalloway”的很小的苏格兰岛；该岛以其劣种牛马而闻名。在南部民主党人看来，“scwag”(南方佬)一词是形容那些参加共和党的南部白人的难得的合适字眼，因为他们是一群“卑劣、无耻、想报復、无原则……自私、卑鄙和道德败坏等等的人，连屠夫和狗都不愿意理睬他们”。民主党人承认，他们宁可喜欢“那些能够找到的最黑的人，也不愿要南部最卑劣的叛徒……，这些人已经玷污了尊贵的白人血液，是原则和种族的叛徒。”毛毡提包客一词是从“毡制旅行包”(carpetbag)一词演变而来。旅行包里装着提包客携带南去的物品，据说，这类人一路上劫夺孤弱的人。南方人形容他们是“一群四处游荡的冒险家，一群流浪天涯的钻营分子”。“他们非常腐化、放荡、狡猾、无耻。他们在所经过的州中，连最低等的社会地位都得不到”。 虽然有一些南方佬和毛毡提包客属于这类人，但大多数人却不是这样。一般地讲，南部共和党的领导人与另一个政党或其他地区的领导人相比，在诚实和能力方面不相上下。如果说有差别，那么他们比一般的政治家更具备勇气和理想，特别是提包客，因为他们是在进步的但被人反对的改革的第一线上工作。 大多数提包客是在内战以后、留在南部的联邦军军官。他们当中，一些人在自由民管理局担任干事，一些人当了教师或自由民学校的学监；另外一些人或是由于喜爱南部的气候，或是由于看到战后的南部边疆有许多经商的机会，因而决定在那里定居。在提包客众议员和参议员中，将近三分之二的人从事专门职业——法律、医生、工程师或教书。参议员中有半数受过高等教育。实际上，不管在北部还是在南部，提包客在美国政界中也许是受过最好的教育的人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带来的不是寒酸的毡制旅行包，而是相当数量的资本，并且在南部投资。他们还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努力用现代化的方式改变这个地区的社会结构，恢復瘫痪了的经济，并使这里的政治活动民主化。这种改革运动引起了南部人的敌视。提包客们很明白，作为入侵军队的战士，他们刚开始来到这个地区时就不受欢迎。 许多南方佬同提包客们一样，对新南部怀有美好的憧憬。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方佬说，共和党是“推动进步的党，推行教育的党，促进发展的党……。北方佬及其思想正是我们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我们需要他们的资本来建设工厂、车间和铁路……。我们需要他们的干劲和胆识去经营这些工厂，我们从中学会怎样干”。一位阿肯色州的南方佬问选民们：“你们需要横穿你们州的优质公路吗？你们需要免费桥樑吗？你们需要为你们的孩子受教育提供好条件的免费学校吗？”他下结论说，如果需要，就投共和党的票吧。 第225页 南方佬主要来自于1860年-1861年的联邦主义者。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住在田纳西州东部的山区、北卡罗来纳州和维吉尼亚州的西部，以及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和阿肯色州的北部。他们从来不喜欢种植园制度；就像他们与南部邦联作斗争一样也同种植园制度作斗争。他们之成为共和党人，是因为共和党允诺他们推翻种植园主的势力。1868年，一份致“乔治亚州穷苦白人”的共和党传单中表达了这个情绪：“让奴隶主贵族永远不能统治你们。投这样一部宪法的票吧——它会让你们的孩子受到免费教育，使可怜的负债人摆脱富有的债主，让你们每一个家庭都有足够的宅地。最重要的是，它使你们同那些过去吹嘘在国会议员选举中，每拥有一个奴隶就享有五分之三的选票的那些人平起平坐。” 共和党人还从住在黑人聚居地区和城市中的前辉格党人那里获得了支持。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1861年是摇摆不定的分离主义分子，在战后也不愿意加入民主党。这些前辉格党人在战前曾努力促进南部工商业的发展，但是毫无成果。于是，他们转向了共和党，认为它是搞现代化的政党。在密西西比州，10个白人共和党控制的县中有8个为了开发木材业而将两条新建的铁路线连接起来。阿拉巴马州参加过辉格党的南方佬领导人期望共和党人通过调动私人和公共资本来促进“工业的復兴和繁荣”。“用铁路把阿拉巴马州的北部和南部联繫起来，”一位南方佬编辑写道，“并且由州政府出资兴建，这是非常必要的。” 这样，1870年的南部共和党是一个由黑人和白人，南方人和北方人，住在山地的自耕农和住在平原的企业家、文盲和大学生组成的脆弱的联盟。这个由不同派别、阶层组成的政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尤其是南方佬更容易脱离共和党，因为他们常遭到说他们背叛种族的攻击。对一个南部白人来说，公开蔑视社会习俗需要有勇气和自信。有一位南方佬，他的老朋友拒绝同他讲话，因为“任何光顾黑人俱乐部的白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当然也就不能同一位绅士说话”。1872年，一位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人悲嘆道：“连我的亲戚都同我断绝了往来，原因是我在共和党的政府里任职。” 民主党人尽力利用种族隔阂来分裂共和党，北卡罗来纳州保守派的主要报纸宣称，“是黑人还是白人统治北卡罗来纳州？这是首要的重大问题。所有其它问题都是……次要的，都应该摆下。”这种战术削弱了南方佬的力量。“让黑人永远满足是困难的”，一位白人共和党人承认。黑人候选人竞选公职阻碍了共和党获得白人选票的机会。“如果黑人硬要在候选人名单上塞进一个黑人，”1868年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方佬说，“那么候选人名单就不会产生出来。” 许多黑人领导人感觉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保持着低姿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要求黑人扮演的角色应与其投票力量一致。“在全美国、在各党中，难道不是拥有最大多数的阶级首先得到考虑吗？”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在1870年这样问道，“没有自己领袖的人民是不会成为伟大的人民的。” 黑人争取权力的运动，在1870年之后的几年里，使黑人担任公职的人数增加。但是这也削弱了白人共和党人的力量，特别是在一些黑人占多数的州和县里，使这些地方的南方佬们很快就开始投向保守党。 [ 註：南部大多数民主党组织有几年一直称自己是“保守的”或“民主与保守的”组织，目的是鼓励从前的辉格党人转变立场。 ] 站在共和党一边时间最长的白人是住在山区的白人，那里黑人较少，提包客也较少。作为外乡人，提包客不太屈从于地方上的压力。由于与共和党在战前就建立了很深的关系，所以他们是不会轻易改变立场的，他们当中许多人都从事过黑人教育和争取黑人平等权力的工作，因此，他们不会因为看到黑人执政而感到震惊。一位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人写道，“北部出生的激进分子，比在田纳西州出生的效忠分子自然更具有反对奴隶制的热情。与激进党的其他派别相比，他们更愿意支持给黑人的新的权利，或给黑人要求新的特殊照顾。结果，……他们更受黑人的信任。” 这并不意味着在提包客和黑人之间充满着和谐与亲密。相反，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常常爆发口头上的互相攻击。黑人领袖们谴责提包客行使家长作风，想限制黑人，只担任一些低级职位。一些提包客则预言，如果黑人共和党人过早地摆脱白人的监护，就会发生灾难。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提包客在1871年写道：“黑人还没有足够的道德和智慧来领导这个旨在促进和平和繁荣的政府。” 然而，提包客与黑人之间的摩擦同提包客与南方佬之间的摩擦相比，毕竟轻得多了。在种族问题上，北部人比当地白人共和党人更为激进。他们在诸如公共娱乐设施和学校废除种族隔离这样一些敏感问题上，有时投支持黑人的票。其他不太牵涉到意识形态的摩擦，乃是党内对权力和官职任命权的争夺。“我们的联邦公职人员几乎全部由提包客组成，”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方佬抱怨道：“我们南部人民中有功劳的人和一流的政治家被排斥在外，而让这些人保持着权力。”阿拉巴马州一位着名的白人共和党人也哀嘆道：“一个在本地生长的忠于联邦的美国人在将来能够做些什么、期待些什么、或指望些什么呢？提包客已经得到了所有共和党的东西——政府职位、大学、中学都被他们占据了！” 第226页 在共和党组织中，容易引起分裂的另一个因素是那些战前就获得自由的黑白混血人后裔与前黑人奴隶之间的矛盾。在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州，黑人领导权早已被混血种后裔阶层所垄断，由此造成的不同肤色和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黑人社团中几乎达到了公开化。党内黑白混血种后裔和黑人之间的摩擦有时比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分歧还严重。据说，一位参加南卡罗莱纳州1868年制宪大会的混血种后裔候选人说：“假如南卡罗来纳州建立一个黑人政府——一个由纯黑人组成的政府，我就迁移走。”另一方面，一位黑人领导人这样谈论混血种后裔：“他们属于哪个种族？……我知道我的祖先曾在非洲灼热的沙漠上行走。然而，为什么这些血管里流淌着大量白人血液的傢伙总想着要和黑人搞联盟，总是喋喋不休地大谈‘我们种族’——他们不过是些杂种。” 与共和党内部的这些分歧相反，南部民主党人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逐渐变得团结起来。作为在野党，他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赶走可恨的黑人-提包客政府。为此他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不与不稳定的共和党联盟发生正面冲突。对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里两党相对内聚力 [ 註：政治学概念，用来衡量立法机构中一党成员在投票表决时的一致程度。 ] 的调查表明，从1868年至1876年，民主党人平均分数保持在75%，而共和党人则是45%。 几乎在每一个州，至少在一次重要的选举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共和党人投向民主党保守派。这为通过保守派联盟，开闢了一个州一个州地进行“拯救”(民主党人用语)的道路。维吉尼亚州是第一个被“拯救”的州，开始于1869年。田纳西州开始于同年晚些时候，北卡罗来纳州和阿拉巴马州开始于1870年(虽然共和党人在1872年曾重新控制了阿拉巴马州，但是到1874年又失去了对它的控制)。乔治亚州开始于1871年，德克萨斯州是1873年，阿肯色州是1874年。由于共和党在1872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所以，“拯救”进程暂时被打断了。但是，从激进的重建时期一开始，共和党在南部的力量就开始衰落了。 掌权的南部共和党人 南部共和党人在短暂的执政时期里，确实在促进南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在各州建立了黑人和白人共校的公立学校体系，州政府还投资兴建铁路 [ 註：这两项内容在下一章讨论。 ] 。他们继续进行了堤坝、桥樑、道路、公共建筑和其他被战争毁坏的设施的重建工作。为了吸引人们在南方企业中进行投资，他们还设立了工业委员会。他们重新组织了司法体系并使之现代化。在一些州，他们通过了人权法和反种族歧视法。尽管这两个法律难以得到实施，但是至少在理论上表明，种族平等得到了保证。 取得这些成就花掉了许多钱——比南部各州在内战前的和平时期里花掉的钱还多。奴隶的解放使各州要求职业的公民人数增加了近一倍。建立一个公立学校制度几乎不得不从头开始，尽管在最初阶段，自由民管理局和一些北方援助自由民协会在财政方面给予过帮助，但是学校还是吸收了州政府的大量基金。修补在战争中被破坏了的财产损失和向兴建铁路贷款花去了更多的钱。结果，在共和党掌权的最初几年里，州、县的开支、税收和欠债急剧增加。1870年的税率比1860年高三至四倍。尽管在19世纪70年代，南部的各种税收平均来讲不比中西部乡村地区的税收高，但是，由于战争的缘故，财富遭到了破坏，财产的价值也减少了。因此，南部的税收基础也就被削弱了。奴隶解放进一步削弱了这一基础，因为在旧政权统治时期，徵收奴隶税是重要的税收来源。这样，白人小土地所有者纳的税比其在奴隶制下交的多。仅此一项就使许多白人憎恨共和党人。房地产所有者几乎在南部所有的州都组织了纳税人协会，要求减税。由于这些人或是纳不起税，或是拒绝纳税，使得学校和社会服务设施陷于瘫痪，接踵而来的财政混乱使南部各州的共和党政府在许多北方人和南方人眼中失掉了信任。 腐败问题 大量宣传重建时期政权的腐败行为，也损害了共和党人的声誉。“如此假公济私和恣意掠夺，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极少见，”当时的一位观察家在重建时期结束之后不久这样写道：“由于那些完全不配享有公民资格的人和对廉洁政府不感兴趣的人(如纳税人)左右着选举，……所以，贪污盛行无阻，舞弊十分猖獗。”这种解释被当成歷史事实而为人们所牢记。一位学者写道：“在南部各州政府中，那些渎职的官僚们已经成为南部的沉重负担。现在南部到处是难以置信的道德败坏、舞弊和私吞——这意味着政府已经转变成一架破坏的机器。” [ 註：要了解传统歷史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深入的探讨，参见肯尼思·斯坦普(keh stampp)：《重建时代 1865-1877》(the era of reconstruction 1865-1877)(纽约版，1965)，第一章。 ] 这段评论代表了直至20世纪50年代为止大多数歷史分析文章的典型观点。 如此歪曲事实是不多见的。的确，许多重建时期的州政府不能说是高效率或是公正的典范。铁路建设的鼓吹者们为了获得优惠的条件而去贿赂议员和州长。官员们把掺假的合同赠送给朋友，然后接受回扣作为报酬。一些拨给学校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资金被行政官员们卡住。路易斯安那州举办的彩票活动似乎使每一个参加的人都堕落了。州所承担的印刷合同已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在南卡罗来纳州，八年(1868-1876)的印刷费用超过了在此之前八十年的全部印刷开支。南卡罗来纳州的议会在得知该州众议院议长据说在赌赛马中输了1,000美元之后，投票同意补贴他这个数目。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罗伯特·斯科特(1868-1872)和富兰克林·摩西(1872-1874)对加在他们头上的大部分诽谤也许是无法推卸的。 第227页 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提包客亨利·克莱·沃莫斯(1868-1872)也许是受诽谤最多的人。不过他不应当受到这样多的诽谤和诬衊，当然，在他当政期间，舞弊行为在路易斯安那州相当猖獗。但是，在他之前，这种现象已经十分严重了。在他之后，这种现象也将持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沃莫斯大概对阻止舞弊行为做得更多，而不是参与其事。1870年，他对促请政府廉洁的一个纽奥良代表团说： 你们指责议会使用不道德的手段通过了许多旨在提高一些个人和公司地位及权利的法案。让我提醒你们，这些人和公司正是你们当中最了不起的。比如这个银行提案，现在就有人在议会中搞暗中活动，想方设法让议会通过这个提案。我们在众议院中已经两次否决了这个提案。可是，现在它又被提了出来。谁在其中捣鬼呢？是你们的银行经理们，……这些人在贿赂议员们，以达到通过这个提案的目的。我们怎样才能防止这些有势力有影响的人的干预呢？” 在另外一个场合，沃莫斯对一个国会委员会说：“无论怎样，受到疯狂辱骂的路易斯安那州的议会议员们是与他们所代表的人民一样地善良。哎，真糟糕，在这里每个人的道德都败坏了，腐败成风。” 正如沃莫斯所说，应当深入地看待共和党中的舞弊现象。一是许多民主党人也参与进去，并且从中获利。一位乔治亚州的民主党人编辑承认：“[州长鲁弗斯·]布洛克政府的挥霍——我们暂且不谈腐败——不仅使许多共和党人受益，也使许多民主党人受益。这是令人感到耻辱的事实。”二是许多被称为腐败的现象其实是缺少经验的各州政府在努力解决由于战后南部的混乱而造成前所未有的各种问题时的低效率现象。另外，关于重建时期各州政府的“挥霍行为”，有一些是虚构的。州政府的负债情况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的作家和歷史学家一样，在看到负债明显地急剧增长时，感到失望和焦急。1867年，在共和党重建时期刚开始时，南部十一个州的全部债务大约是17,500万美元。在以后的四年中，又增加到30,500万美元。不过，对增加的13,000万美元的债务进行分析时发现：其中近10,000万美元是各州对铁路股票的担保金。对各州来说，这只是临时债务，是由铁路财产作抵押的。如果这些铁路像有些铁路那样没能建成，那么，用于支付债务的铁路资产的所有权就归这个州所有。铁路股票由各州担保，这在南部和北部普遍实行了很长时间。重建时期，南部各州在这些投资项目中并没有增加多少负债，相反由于铁路的扩展而最终得到了利益。 最后，发生在南部的贪污腐化现象应当与全国的情况联繫起来考虑。把南部所有州政府从纳税人那里窃取来的钱加在一起，大概也比纽约的特威德集团窃取的钱要少。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议会与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议会相比更加引人注目，但是也许不比它们更腐败。南部各铁路“集团”的所作所为，不能与吉姆·菲斯克和杰伊·古尔德在伊利铁路上的所做所为相比。在战后时代，各种道德标准的放松和实业家咄咄逼人的神气影响了南部，也像美国其它地方受其影响一样。 赦免的问题 事实上，南部民主党人憎恨共和党政府甚于憎恨一个腐败的政府。一个公正廉洁的共和党政权从某种角度来说，比一个不诚实的政权更令人惊恐，因为它能证明民主党人的说法：黑人无能和提包客行骗是无稽之谈。民主党攻击共和党腐败，是民主党发动的一场败坏南部共和党名誉的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的成功在于许多北方人打算相信黑人不能胜任参政。一些北方佬还开始对南部白人的苦难遭遇感到内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一个代表宽恕与和解的运动在北部大力展开。 卡尔·舒尔茨和霍勒斯·格里利以这个运动最着名的领袖而崭露头角。舒尔茨领导了一个旨在结束剥夺密苏里州前南部邦联支持者的公民权的运动。这个问题曾形成自内战以来一直在控制着该州的共和党分裂的原因。1870年，“自由派”共和党人退出了共和党，并且在民主党的支持下，控制了密苏里州。在此同时，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也在大声疾唿与南部和解，完全赦免前叛乱分子。格里利坚持说，不与南部“高层”的白人合作，重建就无法进行。他警告说，继续实行镇压和剥夺权力的政策，只会把全体白人赶到民主党一边，并且会加剧三k党的恐怖活动。反之，克制和实行赦免只会有利于这个地区的“本地方领袖”、特别是像格里利这样的前辉格党人控制的南部温和共和党势力的增长。1871年春天，格里利在一次大肆渲染的旅行演说中，把这个信息带给了南部。一些对格兰特失去信心的共和党人开始提到格里利可能会成为1872年的总统候选人了。 但是，大多数共和党人谴责格里利的建议会导致灾难。他们当中许多人不再反对狭义解释的赦免；即恢復前邦联分子尚未恢復的政治上的资格。但是，赦免在自由运动的词彙中，包含着更多的含义。它暗示要完全原谅反叛者，并且愿将北方的胜利果实交给他们掌管。根据《哈泼周刊》的言论，这样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因为绝大多数南部白人还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仇恨联邦政府、首先宣誓效忠于本州，围捕和骚扰黑人，而且组织三k党”。 第228页 三k党问题 1868年选举后，恐怖活动在南部许多地方依然存在。据说，三k党的过份行动迫使格兰德·威扎德·福雷斯特在1869年下令解散这个组织。但是，福雷斯特有效地实施这一指令的能力有限。三k党的活动从来就没有受到其最高领导的完全控制。地方团伙——无论他们怎样称唿自己，是三k党还是其它什么名字——在1869年以前就单独从事恐怖活动。1869年以后，它们继续从事恐怖活动。传说三k党现在已为不负责任的下层分子所控制，还说南部民主党的领袖们现在也转而反对三k党了。有关三k党的最有学术价值的史料说没有证据。有关该党成员的各种情况——由州民兵或联邦军逮捕，由大审判团起诉、定罪，他们的坦白——表明在有些地区，贫穷的白人确实领导了三k党地方组织；但是三k党成员来自社会所有阶层，其领袖常常是知名人士或是这些人的后代。大部分三k党员是二十多岁或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很多人可能是参加过南部邦联部队的退役军人。他们採用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事实上，他们已经变成南部民主党用来推翻南部共和党统治的一支准军事秘密武器。 三k党使用暴力，其目的之一是要在社会上和经济上控制黑人。被认为对白人至上造成威胁的黑人学校受到了特别的注意。几十所黑人学校被纵火烧毁。民主党的报纸往往对这类事件冷嘲热讽。1869年，阿拉巴马州的一家报纸滑稽地报导说，天上出现了一个彗星，彗星尾巴落在地上，烧毁了几所学校。“这条绝妙的彗星尾巴耍了个滑稽把戏，给这些县里的自由黑人教育泼了一盆凉水；因为黑人十分迷信，他们相信这是在警告他们不要扔掉铲柄和锄柄，不要再攥着封面骯脏的识字课本了”。 但是，三k党的主要目的还是在政治上。每次选举前的几个月里，暴力活动就有增长。所谓共和党的劣政成为三k党进行暴力活动的理由。1871年，《约克维尔(南卡罗来纳)调查者报》用简洁的语言写道：“这个县必将由聪明、诚实的白人(纳税人)来领导！我们再也不能容忍黑人的统治、黑人的刺刀(即黑人民兵)和那帮极为堕落的偷偷摸摸的议会议员了。……我们发誓要阻止黑人的统治，我们决心要结束黑人的统治，即便我们是‘被迫而通过暴力和使用暴力的’。”一旦这股力量推翻了共和党的统治，民主党的领袖们就劝告人们要和平和守秩序。1871年2月，《罗马(乔治亚)商报》的编辑亨利·格雷迪——本人也许是三k党员——劝告“秘密组织”的全体成员目前要绝对保持冷静和遵守纪律。……令人振奋的几次选举已经过去；正义的事业已经胜利，乔治亚州的敌人已经一败涂地……。让在‘恐怖政权’时期必要的严厉行动像梦一样结束吧。” 北方的领袖们对南部共和党人既不能保护自己，也不能稳定治安，感到大惑不解。问题不在于他们没有去试。共和党在各县的行政司法官们组织了民兵去追击三k党。州长们组织了民兵连，哪里出事就派它们去哪里。阿拉巴马州的费耶特县的行政司法官解释了这些努力为什么常常以失败告终： 当我集合我的民兵时……，我就有了依靠。可是我一回家，就碰到我的妻子在哭泣，说他们刚才在那里向屋子里射击。当我们解散后各自回家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打死；这样提心弔胆地生活，我们感到灰心丧气，不知道怎样做才好。 民兵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如果部队是白人，指挥官也许怀疑这些人是否可靠，因为三k党混进民兵队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些州长，特别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组织了黑人民兵部队。但是，偶尔使用这些部队犹如火上加油，激怒了白人，不但无助于平息暴力事件，反而促使更多的暴力事件发生。州长们因为害怕发生全面的种族战争而不情愿使用黑人民兵。甚至联邦军队在1871年以前在对付三k党时似乎也难以奏效。一方面，驻扎在南部的骑兵部队很少(德克萨斯州前线除外)，而步兵对付不了骑马的三k党徒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另一方面，南部各州的军队在行动上受到民法的约束。 如果执法官员们确实逮捕了几名三k党徒，然后将会怎样呢？事实证明，即使在共和党控制的县里，无论证据如何，组织一个定罪陪审团也是困难的。虽然联邦军或许能在审判期间保护见证人和陪审员，但是他们无法防止几个月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这些人会遭到报復。甚至就在审判期间，恐吓也时有发生。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密西西比州北部的一位地方检查官就看到过一个案件，由于五个重要的证人被暗杀而无法进行审理。其它地方的证人和陪审员也有同样的遭遇。 看来只有实行军事管制法和大规模使用军队，才能对付三k党的暴行。但是各州的议会不愿意授权州长採取这样的行动，只有阿肯色和田纳西州的武装部队向三k党发起了几次进攻，取得了胜利。阿肯色州州长、提包客鲍威尔·克莱顿曾是联邦军中一名坚强的老战士，有在密苏里州对付游击队的丰富经验。他组织了几个可靠的由白人和黑人组成的民兵连，任命前联邦军指挥官们率领部队，并且派密探混入三k党。他在十个县里宣布实行军事管制，进攻和驱散三k党，逮捕了不少三k党成员，然后送到军事法庭审判。有几名三k党员被行刑队处决。这些措施沉重打击了阿肯色州的三k党。田纳西州的威廉·布朗洛州长在1869年採取了同样的民兵武装行动。州议会授权他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法。他在九个县实行了军事管制。这九个县全部位于田纳西州的中部和西部，而民兵则来自为共和党所牢牢控制的田纳西州东部。由于三k党的领导人在民兵到来之前就解散了他们的部队，所以实际发生的战斗并不多。几乎没有人被捕，也没有人被判罪。虽然这样的战役似乎已经取得成功，但是其它形式的恐吓依然存在。1869年的秋天，共和党人失去了对田纳西州的控制。 第229页 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威廉·霍尔登为了剷除三k党，自己却招来了灾祸。各县的行政司法官们和民事法庭在遏制1870年初日益蔓延全州的恐怖浪潮中表现得无能为力。州议会授权霍尔登宣布该州发生暴乱，但是拒绝授予他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法或是暂时停止人身保护令的权力。霍尔登知道，不採取这些措施，一切都是无稽之谈。事实上，霍尔登发布了州长命令，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民兵逮捕了几十名三k党成员，而另外几十人出庭作证，以图为罪犯获得较轻的判刑。迫于不断增加的压力，霍尔登放弃了在军事法庭上审判罪犯的计划。那些被逮捕的三k党人照例没有一个受到民事法庭的判决。民主党人在1870年赢得对议会的控制之后，于1871年3月以非法宣布军法管制为罪名，对霍尔登进行弹劾，并且宣布他犯有罪行。霍尔登是美国歷史上第一个被弹劾下台的州长。 国会反三k党法案 在一些州里，三k党和类似三k党的组织在1870年变得十分嚣张起来。被三k党杀死的人数已高达数百人。南部共和党人急切请求联邦政府予以帮助。为实施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两个宪法修正案而进行棘手的立法工作就成为国会工作中的主要项目。阻碍立法的绊脚石是传统的联邦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各州拥有判决谋杀、强姦、放火等罪行的司法权。按照许多温和共和党人的意见，联邦官员审判这些罪行将会严重损害宪法。然而，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条款规定，国会有权用适当的立法来执行修正案中的规定，这似乎在法律上承认有权背离传统的做法。1870年5月31日，国会通过了一个实施法案，规定干涉选举权为触犯联邦的罪行，将受到联邦法院的惩罚。这项法案的核心内容是，任何个人或集团企图剥夺他人的公民或政治权利将被认定犯有重罪。 这个内容随之成为对三k党人起诉和定罪的依据。然而，这项法律在生效的第一年里，格兰特总统和司法部长霍尔并没有执行它。他们的南部政策是更多地使用温和的而不是铁腕的手段。不过，到了1871年，政府的这一温和政策已经明显地遭到了失败，三k党的暴行正在逐步升级。格兰特和他的新任司法部长阿莫斯·阿克曼着手准备採用铁腕政策。1871年2月28日，国会通过了第二个实施法案，决定成立一个由联邦官员监督选民登记和投票的机构。但是，最重要的一项实施法案是1871年4月20日在一次国会特别会议上通过的，这就是人人知晓的“三k党法案”。这项法案加强了1870年的法案中关于重罪和反叛罪的条款，授权总统在执行法案时可以使用军队。另外，总统还有权在那些他宣布为处在叛乱状态的地区里，暂时停止“人身保护法”。尽管这最后一条规定没有达到真正的军事管制法的目标(这意味着罪犯还得在民事法庭上受审判)，但这已经是朝那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了。三k党法案还授权法庭用宣誓的办法把三k党嫌疑分子清除出陪审团，并对他们作伪誓的行为严加惩处。 根据这些法案，格兰特政府开始狠狠地打击三k党的活动。政府派间谍混入这个组织，收集它的活动证据。1871年，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还对三k党进行了调查，提交了一份记录三k党罪行证据的长达十二卷的文件。总统派几个连的骑兵到南部发生暴力最严重的地区，以对付骑马的三k党人。由于格兰特对民主党攻击他搞“军事专制”很敏感，所以他使用他的权力时很谨慎。他只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九个县里停止执行“人身保护法”。在南卡罗来纳州和其它地方，特别是在北卡罗来纳和密西西比州，联邦法院的执行官们在士兵的协助下，逮捕了几千名三k党人。其他几百名三k党人为躲避逮捕，离家出走。联邦大陪审团提交了3,000多份起诉书。几百名被告人为免受刑罚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司法部为了使人满为患的法庭能够进行对主要罪犯的审判而没有对另外近2,000人提出起诉。主要罪犯中约有600人被定罪，250人被判无罪。在被定罪的犯人当中，大部分人只受到交纳罚款或短期服刑的惩罚。有65人被判处长达5年的徒刑，监禁在纽约州奥尔巴尼联邦监狱里。 大规模逮捕三k党人发生在1871年至1872年间，可是对他们的审判却拖延至1875年。 [ 註：按照1870年和1871年的立法，逮捕和审判在1875年以后继续了20年，但是最高法院1876年的几项判决逐步取消了执行法令中的重要条款。民主党国会在1894年宣布这项立法的大部分条款无效。 ] 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消灭三k党，在南部恢復法律和秩序，而不是对大批人定罪。这样，法庭在处理犯有罪行的被告人时相当宽大，而且格兰特也随意使用赦免权。到了1875年，所有关在监狱里的囚犯或是服刑期满，或是得到赦免。政府在1871年-1872年採取的有力行动，确实为前邦联的大部分地区，带来了至少是暂时的和平与安定。结果，1872年的大选是南部直到1968年为止的最公平、最民主的总统选举。 1872年的总统选举 尽管格兰特在执行“三k党法案”时十分克制，但是刺刀统治在1872年的选举中还是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到头来，政府的南方政策证明更多是捞取了政治资本，而不是负下债务。 1872年初，当格兰特被重新提名的可能性变得近乎明显时，对格兰特政府不满的共和党人决定组织一个第三党。这一运动最初在密苏里州开始，在民主党的支持下，自由派共和党人最近才勉强控制了这个由正统共和党人控制的州。1872年1月24日，密苏里州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发出5月份在辛辛那提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唿吁。为了响应这一号召，各州持不同意见的共和党人在自由派旗帜下纷纷组织起来，选出了参加大会的代表。 第230页 自由派共和党人代表大会 聚集在辛辛那提的人代表了各方面的意见。一些人怀着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理想，即个人自由，立宪政府和自由贸易。他们反对关税保护，而大多数共和党人却支持关税保护。他们支持改革行政机构，对格兰特政府在这方面的失败深感失望。他们极力主张实行大赦，结束对南部的刺刀统治。他们中许多人没有把共和党看作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从一个政党换到另一个政党，每个人至少已经有一次了——从辉格党或民主党转变为共和党，自由土壤党或许也可算作其中一次。共和党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保全了合众国，废除了奴隶制，重建了南方。这些成就非常伟大。但是，自由派认为，一群无所顾忌的野心家和政客垄断了这个党。因此，成立一个新政党，把过去的理想同19世纪70年代的新问题结合起来，这个时机已经再次到来；这种情形与1848年和1854年的情形一样。 在辛辛那提，理想的自由派与对这些问题毫不关心的政治掮客们进行了接触。来自南北方的代表们是党内宗派或寻求庇护斗争中的失败者，他们把自由派运动当作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一个手段。这使他们不太可能成为改革行政机构的支持者。代表们在大会上畅所欲言，对关税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这种局面把事情进一步复杂化了。因此，写进政党纲领中的关税一条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妥协条款。(在此期间，国会于1872年将税率平均降低了10%，并且不再对咖啡和茶叶徵税，因此关税问题变得不像以前严重了。)政党纲领中对于行政机构的改革态度十分强硬。它写道，在格兰特执政期间，官僚政府“已经成为党派专制暴政和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是自由制度的丑闻和耻辱，……是在共和政府中长存的威胁”。目前急需革除这些弊端，而这在“格兰特政府的专制统治下是办不到的”。 虽然改革行政机构受到了重视，但是南部问题仍是自由派共和党运动的主要问题。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该党需要和民主党联合；二是竞选总统的候选人霍勒斯·格里利的个性。1871年，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共和党人已经开始敦促民主党与从前的种族主义行为决裂，并承认重建的合法性。这为“民主党中的优秀人物”与反格兰特的共和党人的联合铺平了道路。许多北部民主党人准备埋葬过去的“死问题”，并採取通向未来胜利的“新政策”。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是“铜头蛇”的大头目，在1871年5月的一次县民主党会议上，他提出几项承认第14条和第15条修正案、视其为内战的自然、合法结果的决议。这样，新政策就成了现实。十几个州的民主党大会在1871年通过了这些决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说，其结果是，“攻击我们不忠实和铜头蛇主义的把戏结束了”。 这个预言下得早了些。其实，民主党同意接受重建包含了另外一番意思。民主党继续坚持各州享有权力的原则，国会里的民主党人投票反对1870年-1871年的实施法令，并且指责逮捕三k党人是“暴君”和“专制”行为。这给自由派共和党人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他们当中许多人最初是支持这些法令的。为了尽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肯定了这些法令的用意，但是批评了使用“刺刀”去实施它们的行为。这种模稜两可的说法被写进自由派共和党的纲领之中。纲领中有两条宣誓，要忠实执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公正地对待每个人，无论他的出生地、种族、肤色，或信仰如何”，但是纲领中另有两条要求宽恕所有从前南部邦联的拥护者，鼓吹“民法置于军事权威之上”，号召“地方自治”(这已经是南部实行白人统治的代名词了)，并谴责格兰特政府使用“专横手段”。由于“刺刀”和“专横手段”已经证明是保护南部平等权力的唯一方式，所以纲领中的这些条文被普遍认为是在争取和民主党人搞联盟。 南部问题成为主要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自由派出人意料地提名霍勒斯·格里利为总统候选人。 格里利的名字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由于一些涉及到名誉的原因，他成为一名候选人的可靠性受到了怀疑。在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他支持了各种各样不受欢迎、争论很大、或只是些平庸骗人的观点和立场。他的堂吉诃德式的性格和小天使般的脸庞使他成为漫画家们所喜爱的人物。他在1861年对南部十一个州和平脱离联邦保持了短时间的沉默，以后又在鼓吹全面战争和通过谈判实现和解之间摇摆不定。战后，他支持强硬的重建政策，又要求宽恕反叛者。这一切给人以思想混乱、煳煳涂涂的印象。格里利长期攻击民主党人，这段歷史使他不太可能成为一个与民主党的联盟的领袖。 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格里利毕竟是一名国内最有影响的新闻记者。到了1871年，他已经成为宣扬赦免、和解和给南部自治的主要鼓吹者。即便如此，在会前的活动中，格里利并没有很大希望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两个名列前茅的候选人是外交家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最高法院法官戴维·戴维斯。亚当斯严肃公正，赢得了新英格兰人和原则性强的改革者们的支持。而职业政治家们则倾向于戴维斯。实际上，两个人的竞争削弱了各自的力量，这为格里利争取戴维斯的拥护者、在第六次决定总统候选人的投票中混水摸鱼地取胜铺平了道路。亚当斯的支持者们，包括卡尔·舒尔茨和其他许多自由派运动的发起人对格里利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都大吃一惊。他们当中一些人愤然退出了这个党，一些人转向支持格兰特，或是退出了竞选。但大部分人还是吞下了这个苦果，准备竭尽全力推举格里利当选总统。 第231页 竞选运动 根据“不惜一切击败格兰特”的口号的精神，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宽宏大量地摈弃了四十年之久的敌对和攻击，同意提名格里利为总统候选人。自由派和民主党人建立了州一级的联合投票点。竞选初期，格里利成为候选人的势头很勐。 但是，在推动自由派运动发展的三个问题中——改革行政机构，降低关税和与地方和解——格里利对第一个问题不感兴趣，对第二个问题表示反对。这样，自由派共和党的“重要口号”就只剩下大赦和自治政府两项内容了。格里利在接受提名的信中宣称，他打算把格兰特的联邦政府对南部诸州“内部政体的破坏”当作竞选的主要问题，“毫无疑问，全国广大同胞……渴望互相握手言和，填平长久以来把他们分隔开来的鸿沟”。 1872年5月，共和党国会免去了所有不合格的前邦联分子官员(少数合格者除外)，藉此减少了自由派唿吁大赦的潜在作用。除此之外，格里利在南部问题上的立场也在政治上起了相反的作用。大多数北部选民还不信任南部白人或民主党人。《哈泼周刊》的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曾以他辛辣的漫画帮助推翻了特威德集团而闻名，现在又来搞垮格里利。在一幅漫画里，这位编辑站在一条沾满血迹的壕沟上同刚刚打死一名联邦战士的叛乱者握手。其他漫画表现格里利同叛乱者握手，中间是安德森维尔监狱和一名被三k党杀害的黑人。一幅击中要害的漫画描绘格里利正在向约翰·威尔克斯·布思伸出手，下面是林肯的坟墓。在纳斯特为竞选活动画的最有名的一幅漫画中，格里利被画成是海盗船的船长，他把船停在象徵国家的这条船旁边，与此同时，武装到牙齿的邦联领袖们正在下面埋伏着，伺机冲上船，把它毁掉。 虽然有几名前自由土壤党成员参加了自由派共和党，但是，共和党在主流上依然保持反奴和废奴的立场。几乎所有的黑人选民也是这样。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代表后者讲话时说，自由派运动是“有害的和危险的”。“无论共和党犯了怎样的错误”，道格拉斯说，“它毕竟是唯一对黑人权力友好的党”。民主党同意支持格里利，证实了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想法，即自由派运动“不过是民主党用来夺取总统职位的工具罢了”。莉迪亚·玛丽亚·蔡尔德虽然不能参加投票，但她却是废奴主义者中最机敏的政治观察家。她写道，自由派和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中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叛乱者和民主党人设置了种种欺骗圈套，想方设法不履行自己的诺言。他们鼓吹“各州自治”，其含义是要恢復叛乱者为之奋斗的“各州的统治权”。……他们要求“国家应当恢復使用和平手段，政府的权威应当凌驾于军事权威之上”，这就是说，当三k党人再次屠杀白人或是黑人共和党人时，把他们交给南部民事当局处理——也就是交给法官和陪审员们处理，而这些人本身就是三k党组织的成员。 随着竞选运动的发展，格里利的候选人资格开始显露危机了，自由派临时拼凑的竞选机器证明了不是财源充足的共和党的对手。许多不愿意投格里利票的民主党人决定在选举日那天呆在家里。格兰特在平息三k党的叛乱中取得的明显胜利使贪污腐化问题未能影响他的竞选。11月5日，总统取得了击败对手的决定性的胜利。格兰特获得了58%的选票，是从1828年到1904年获选票比例最高的候选人。他在北部的所有州和16个南部及边境州中的10个州里取得了胜利。共和党在众议院中重新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并且在参议院中保持了同样的多数。格里利由于在竞选中劳累过度，竞选的结果又使他心灰意冷，加上妻子最近去世给他带来悲痛，使他在选举结束三个星期之后也去世了。 自由派共和党也就此解体了。尽管选举显然要求对南部实行严厉政策，但是改革与和解问题依然存在。自1873年经济大萧条后，全国一时兴旺起来的经济繁荣陷入了衰退，共和党因此对那些在1872年没有起作用的攻击感到招架不住了。 第三十一章 社会与经济的重建 南部的教育 重建时期最可骄傲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南部建立了黑人和白人同校的公立学校。这是一株脆弱的小树，受到暴力、贪污腐化、纳税人的反抗和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活动的勐烈冲击。然而，它没有夭折，而是成长起来，给自由民带来文化，并把某种现代教育体系带到了南部。 和平的降临使自由民教育团体的活动迅速开展起来。自由民一直渴望受到教育。除了拥有土地，黑人们把受教育看作是向上发展的最大希望。一位南卡罗来纳州的自由民对一位北方的教师说：“上帝哟，夫人，学习是件多么好的事情啊！”“白人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这是因为他们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1869年，一位密西西比黑人发誓说：“我活着即使不能做什么事情，我也要给我的孩子们去上学的机会，因为我知道，受教育是仅次于获得自由的最好的事情。” 黑人受教育使许多南部白人不高兴，他们害怕这样做会危及白人的权威。较有远见的南方人则认识到，让自由民受教育很有必要，这会使他们对自己获得的自由产生责任感。但是他们害怕北方佬教师会把“错误的平等观念”向黑人的思想中灌输。在反对自由民学校的暴力事件中，大部分採取攻击北部教师的方式。为了阻止北方佬垄断学校教育，一些同情黑人教育的南部温和分子敦促南部白人去支持黑人学校。 第232页 然而这些唿吁都无济于事。在重建时期的最初几年里，南部白人没有为黑人教育做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北部的传教士、联邦政府和自由民自己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黑人学校体系。通过美国传教士协会、新教各教派、特别是公理会的教友们，带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援助自由民的各种非宗教团体也在北方纷纷出现。其中，大多数团体在1866年组成了美国自由民联合会。黑人各教派，尤其是非洲人卫理公会也建立了一些学校。1866年，自由民管理局投入了很多的力量发展黑人教育。 联合私人和政府办教育，这是一次独特的尝试。自由民管理局拥有许多学校，它为北部教师去南部提供旅费，还做总的监督管理工作。各种援助自由民的团体和传教士协会招收教师，支付薪金，规定学校教育的全部课程和内容。到了1870年，北方教师最初在数量上的优势已下降为不及半数了。在这一年，约有半数是黑人教师，一小部分是南部白人教师。从1865年至1870年，用在自由民教育上的开支总计约为900万美元，其中自由民管理局出资500万美元，北方各个团体出资总共300多万美元，其余由自由民本身承担。1870年有4,000所自由民学校，9,000名教师和20多万名学生。虽然这些统计数字令人激动，但是在1870年，在170万名黑人学龄儿童中(6-17岁)，只有12%入了学。南部白人儿童上学的比例并不比这高很多。 重建后的州政府在建立公立学校时许下诺言，要扩大教育体系，并使之稳定不变。但是这一诺言并没有完全兑现。州政府的更迭，税收的困难，一些学校的资金在开销上的浪费和贪污，维持一套适用于黑人和白人两种学校的教育体系所造成的额外开支，学校中，特别是黑人学校中，合格的教师和合格的管理人员的缺乏，白人对黑人教育抱有顽固的敌视态度，以及乡村地区人口的稀少，所有这些都减缓了公立学校体系的迅速发展。大部分的好学校建立在城市里或大的市镇里。乡村里的学校即使开课，每年也只开三个多月。尽管如此，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到1876年，在从前的蓄奴州里，半数以上的白人学龄儿童和近五分之二的黑人学龄儿童入了学。在仅仅六年时间里，入学儿童的人数增加了三倍。公立学校尽管还是一颗弱小的小树，但它已经在南部扎下了根。 随着公立学校的建立，各个非宗教的北方自由民团体把它们的财产移交给了各州的政府，随后这些团体就解散了。宗教团体也与各州订立契约，将它们所有的大部分初级学校转交给各州。但是，它们继续开办专科学校和“学院”，后者最初是中等学校。这些学校的主要目标是培养黑人教师、教士和其他有专业知识的领导人——黑人领袖杜波依斯称这部分人是“有才能的人的十分之一”。美国传教士协会在这方面继续走在了前头。大部分有名的黑人学院，诸如菲斯克大学、亚特兰大大学和迪拉尔德大学、塔拉德加学院、图加鲁学院、莫雷豪斯学院和斯贝尔曼学院，以及其他许多学院，都是从美国传教士协会和其他北方新教团体建立和资助的学校中发展而来的。经过这些学院和公立学校的努力，黑人的文盲率逐渐从1870年的80%下降到1900年的45%。 种族隔离问题 19世纪70年代，一场关于在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的争论达到了高潮，但收效甚微。早在1865年，援助自由民团体在自己的学校中就遇到过这个问题。他们坚持废奴的传统，欢迎黑人和白人到他们办的学校中一起学习。美国自由民联合会在1866年宣布，消除种族隔离虽然“会在南部造成一些困难”，但是这项政策在“根本上是正确的”，联合会不会“因为肤色而把孩子们关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动乱和四年的内战使美国懂得了‘自由’一词的含义。上帝用不算大的代价教我们懂得了‘权利平等’的含义”。 实际上，没有几个南部白人选择上这样的学校。从1867年至1870年，进入自由民管理局办的学校学习的白人学生只占1%。除一个学校之外，没有几个白人学生在传教士开办的中学和大学学习，而这些白人学生主要是在这些学校里教书的北部人的子女。例外的那所学校是贝累阿学院。它是由美国传教士协会在肯塔基东部创办的。从1866年以后，这个学院既招收白人学生也招收黑人学生，直到1904年肯塔基州议会恢復种族隔离为止。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贝累阿学院的黑人和白人学生平均各占一半。在黑、白人合校方面，这个学院在全美国做得最彻底。 重建时期，北部的几个州也开始取消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1866年和1867年，罗得岛和康乃狄克的议会效仿麻萨诸塞州的榜样，禁止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在以后十年里，密西根、明尼苏达、衣阿华和堪萨斯等州制定立法或由法庭决定採取了相同的措施。尽管各州在执行这些法令时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居住在最北部的为数不多的黑人儿童中，大多数人上了没有种族隔离的学校。 南部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包括南方佬在内的白人代言人，不断地警告说，强行取消种族隔离会赶跑所有的白人，从而毁掉刚刚建立的公立学校。只有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在法律上规定保护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佛罗里达州在1873年也颁布了同样内容的法令。然而在佛罗里达州以及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大部分地区，这些法令并没有执行。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些县里，有一段时间，白人和黑人儿童去同一所学校上学。19世纪70年代有几年时间，在纽奥良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公立学校是白人和黑人儿童的混合学校。提包客出身的行政官员们在1873年强迫南卡罗来纳州大学接收黑人学生。但是这一政策所取得的成功令人怀疑。几乎所有的白人都退出了这所大学。到了1875年，十分之九的学生是黑人，剩下不多的白人大部分是提包客或北方传教士们的儿子。纽奥良在取消种族隔离方面之所以取得了成绩，部分原因是这个城市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城市人口包括了各种肤色的人种。在这个城市，很难截然分清“黑人”和“白人”的区别。即使这样，在纽奥良市消除种族隔离也造成了紧张和暴乱。几千名白人儿童转到了私人学校学习，或者干脆退学。民主党在1877年对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重新控制，结束了南部在公共教育中废除种族隔离的第一次实验。 第233页 1875年的民权法 联邦政府也参加进来，试图制订废除种族隔离的法令。1870年，查尔斯·萨姆纳参议员提出了一项议案，禁止在全美国的学校、陪审团、各种交通工具以及公共设施中实行种族歧视，公众被动员起来支持这一行动。“擦去这个长期存在的奴隶制的最后一个污点”。在这场废奴运动的支持下，萨姆纳在以后的歷次国会会议上都提出他的议案，直到1874年他去世为止。但是许多律师怀疑这个议案的合法性，因为第十四条修正案似乎只是要取缔由各州政府搞的种族歧视，而并不禁止个人或公司的歧视行为。公立学校显然属于州立机构的范围，但是人们对修正案中的同等保护条款是否适用于非公立学校抱有疑问。通过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同一个国会还在哥伦比亚特区建立了实行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体系。另外，许多激进人士在理论上对萨姆纳的目的表示了同情，但是，他们对这条法律可能会在实际上毁掉南部的学校表示了担心。一位激进派的编辑写道，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即便是建立在“毫无道理的偏见”之上，但“从长期的生活经验中我们知道，这种现存的偏见是不会因为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民权法案而被纠正的。让两个种族都受教育——即使是在‘分开’的学校里——要比根本不让他们受教育要强得多”。 尽管人们顾虑重重，参议院还是在1874年5月通过了萨姆纳的议案——有几个参议员投贊成票只是为了对两个月前去世的萨姆纳表示悼念而已。众议院在把议案中有关学校的条款删去后，于1875年2月也通过了该议案。尽管涉及学校的条款被删去，这个法令的内容也已远远地走在了它那个时代的前面。许多投贊成票的国会议员不相信该议案会战胜合法的挑战，或者会被执行。司法部在实施这项法律上几乎没有行动。法令通过后，在南部以及北部，虽然有些铁路线、市区有轨电车线、甚至饭馆和剧院取消了种族隔离，向黑人提供了服务，但是南部大多数地区并没有这样做。在低级法院上诉的几起种族歧视案件被转到了美国最高法院。1883年，最高法院判决1875年的法令不合宪法(关于陪审团的条款除外)，理由是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国会有权制定法令反对各州实行种族歧视，但是无权制定反对个人歧视行为的法令。 南部农业的新体制 重建时期的黑人教育在取得了飞跃发展之后，停滞在种族隔离和不平等的格局上。 [ 註：19世纪70年代，白人学校中每个学生的费用似乎比黑人学校中每个学生的费用高30%到40%，这个差别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继续存在。20世纪初，这个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 与此相同，自由人的经济状况开始时得到迅速改善，后来却陷入了受剥削与贫穷的境况中。 对奴隶解放后的经济状况的研究表明，在战后最初几年里，获得自由的奴隶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大幅度的提高。其原因很简单。南北战争结束后，棉花以高价格出售持续了几年。同时，战后的混乱状况造成了劳动力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人有条件讨价还价，以抬高劳动力的价格。如果种植园主不愿意付出使人满意的价钱，那么他的工人就可以去其它地方谋生。劳动力的流动是获得自由的奴隶在经济上获益的主要因素。南部白人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使用了反诱惑法、流浪汉法、暴力和其他手段，但都没能完全改变这一经济现实。1865年，种植园主向自由工人提供生活用品和住房，以及5至6美元的月薪或收成的十分之一。到1867年，自由民的平均月薪已经提高到一个整劳力(成年男子)10美元，或者是收成的三分之一。德克萨斯州的一份报告很有代表性：“保守的种植园主们在几个星期以前赶走了他们的黑奴，现在又出大价钱相诱，尽力留住黑奴们为他们干活。种植园主宁愿拿出一部分收成给黑人——最先是四分之一，后来是三分之一，现在是二分之一——也不愿意让他们的种植园无人耕种。” 一些经济史学家已经在试图计算黑人在获得自由之后的最初十年中的收入。在分析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对利润分配的估算。利润来自投入棉花种植中的三部分资金：资本(土地、种子、工具等)，劳动力和管理。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们只得到利润的22%——以食物、衣服和房屋的形式支付。赢得自由后，黑人们的分配一跃而成为56%。然而，这一增长并不表明黑人的所得有明显的增加。原因有二：第一，南部人均产量与战前相比普遍下降。黑人得到了一份较大的份额，但是这个份额实际上是个小份额。第二，自由民不愿意再像奴隶一样被驱使从事繁重的劳动。一些黑人孩子们不再去做工了，而是去上学，一些母亲不再去棉花地里干活，而是留在家里看养孩子；男人们的工作时间也缩短了。自由让他们作出了这些选择，这是奴隶解放的功劳之一。这样还造成劳动力的短缺，从而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但是，总的劳动产品的下降也同时降低了每户潜在的收入。 经济学家罗杰·兰塞姆和理察·萨奇在计算中考虑了所有这些变量。他们估计，从1857年至1879年，棉花种植州的黑人人均农业收入增长了46%，其中主要是在获得自由后的头几年里取得的。与此同时，棉花种植州的白人人均农业收入下降了35%。换句话说，黑人的人均收入从奴隶制时期占白人收入的23%增长到70年代占白人收入的52%。虽然自由黑人享受着只有南部白人一半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的收入自奴隶制以来有了相对增长，这是美国歷史上按最大比例的收入再分配。表31.1说明了人均收入的变化情况。 第234页 表31.1 七个棉花种植州中人均农业收入 -- 1857年 1879年 黑人 28.95美元 42.22美元 白人 124.79美元 80.57美元 平均 74.28美元 60.13美元 重新分配收入对从前的奴隶主是一大损失，他们再也不能把属于劳动者的那部分收入占为已有。战后的种植园主们大声抱怨这种使人窘迫的困境。“黑鬼们在偷懒，棉花价格在下跌，我变成一个失败者，就是说，我交出挣得的所有钱后，还要欠债，”一位乔治亚州的种植园主在1868年1月这样写道，“我比我所僱佣的任何一个黑鬼都干得多，得到的却很少。他们把粮食和衣服带给他们的家人，我却毫无所得。”这个种植园主在同年晚些时候承认：“不能不说这种状况令人忧虑、令人沮丧。……我们感到低人一等，感到灰心丧气，精疲力竭。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穷。有为黑鬼们说话的立法人、陪审员和执行官的存在，我们只会陷进更深的深渊之中。……如果我能够卖掉我的土地或是筹到一笔钱，足够我买一张火车票的话，我一个星期也不愿意在这里再呆下去了。” 佃农制的演变 自由民的讨价还价加上其它经济因素，促使种植园主对劳动力进行重新组织。过去，奴隶们一般是在一个奴隶主、工头或监工的看管之下集体干活。内战结束后，种植园主们试图恢復这一制度，不过唯一出现的新特点乃是付给工资。但是这点尝试不久就告吹，因战后南部长期缺乏现金，致使许多种植园主无法支付或难以支付货币工资。这样出现了用一部分收成作为支付工资的现象。这对种植园主来说是有利的，它可以使工人知道工作的好坏与自己的利益直接挂钩。在自由民看来，它包含了一种所有权的意义。他们开始要求，改变集体工作和用一部分收成或现金支付工资的旧的劳动方式，允许他们独立经营一块土地，交纳一部分收成作为租金。在这种新的劳动方式下，自由民实际上成为农场的经营者，而不再是农场的劳动力了。他们至少可以享受某些方面的独立，而不再遭受白人日復一日的监督。 分成制佃农没有得到普及，事实上，到1870年代已经出现了各种令人困惑的土地和劳动力制度，并一直存在了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1880年，南部农业中有四分之一的僱佣黑人(连同一些白人)领取工资干活。被人口调查者称为“农场经营者”的其他人中间，三分之二的白人和五分之一的黑人拥有其耕种的全部或部分土地。十分之一的白人和四分之一的黑人经营者支付一定数量的租金。四分之一的白人和二分之一多一点的黑人租种土地，分享一部分收成。支付固定租金有两种方式，支付现金，或支付一定磅数或蒲式耳数的收成(标准租金)。分成制佃农也採用两种方式(这一点非专门研究人员有时分辨不清)：租金分成和谷物分成。前者是土地所有者，只提供土地和住房；租佃农提供牲畜、种子、工具和他的劳动力，并且支付四分之一的收成作为租金。在谷物分成中，分成农只提供自己的劳动力，并且获得一半的收成作为支付他的报酬。谷物分成比租金分成更为普遍，因为大多数分成佃农缺少购置牲畜、种子和机器的资本。 土地所有制 各种各样的土地占有形式组成了一个从低到高的阶梯，谷物分成在最低一层，土地占有在最高一层。在重建时期，白人与黑人农场主的相对比例发生了变化。内战前夕，多于五分之四的白人农场主和种植园主拥有自己的土地。到了1880年，在种植棉花的南部，这个比例下降为三分之二，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内地的白人农民离开了贫瘠的土地，移居到需要劳动力的肥沃的低地地区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以租佃农或分成农的身分，用拥有的薄瘠土地所有权与可望获得高收入的土地交换。使一些白人土地所有者失去土地的第二个原因是缺少资金，这使他们负债纍纍，许多人最终只得把自己的土地让与债权人。第三个原因是重建时期的税收加重。这也迫使一些白人农民沦为佃农。与此同时，许多刚刚摆脱奴隶制的、一无所有的黑人靠苦干、节俭和运气购买了自己的土地。至1880年，约有五分之一的黑人农场经营者拥有了自己的土地。黑人平均占有土地的英亩数不及白人平均占有数的一半，而且黑人占有的土地每公顷的价格低于白人土地每公顷的价格。然而，对一个在1865年还两手空空，到1880年已经干得很好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成就，而且是非常惊人的成就，因为此时许多白人农民正在失去他们的土地。黑人得到土地，白人丧失土地，这个现象有助于解释在重建时期为什么发生了白人迫害黑人的暴力行为。 尽管政府在1865年作出承诺，但它在帮助自由民获得土地方面没做什么工作。不过，有三个值得一提的机构确实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它们是：援助自由民协会、“自由民银行”和“南卡罗来纳州土地委员会”。 几个援助自由民协会或是在南部购买土地，分成小块后卖给自由民，或是充当北方慈善家的代理人，从事同样的工作。在鼓励黑人积累资金方面，“自由民储存与信用公司”做得最为雄心勃勃。它是由反奴隶制的白人在1865年建立的，通常被称为“自由民银行”。银行在南部建立了分公司，吸引获释奴隶存款。在银行存在的九年里，有10万多人在这个银行里存款，总数达5,700万美元。几千名自由民使用这笔存款购买房屋，农场和企业。然而，“自由民银行”的结局却很不幸。银行的分支机构採取卑劣的手段侵吞公款，银行在华盛顿房地产上进行冒险投资，以及对银行内部人员进行风险很高的贷款，所有这些都减少了银行的储备。1873年发生的金融大恐慌结束了这一切。1874年该银行倒闭了。剩下的61,000个存户每户平均损失了20美元。 第235页 南卡罗来纳州土地委员会也有一部成就与欺诈交织在一起的记录。这个委员会是1869年由州议会通过成立的。它有资本50万美元，有权购买土地。委员会把购买到的土地分成从25至100英亩大小不等的地块，然后以优惠的信贷条件转卖出去。虽然贪污舞弊的行政官员们吮吸了一些资金，但是委员会确实将土地设法卖给了大约14,000人，其中大部分人是黑人。民主党人在1877年重新控制南卡罗来纳州后，保留了土地委员会，但是改变了它的宗旨。共和党实行的关于不履行抵押便取消赎取权的惯例结束了。南卡罗来纳州就这样重新夺回了黑人占有的大部分土地，然后把大块的土地再卖给白人。到1890年该委员会解体为止，它已将68,000英亩土地转卖给了白人，把44,000英亩土地转卖给了黑人。 谷物留置权制度 无论黑人农民和白人农民是否已获得了自己的土地，或者依然是租佃农或分成农，他们都发现自己受到了信贷制度的剥削压榨。这个制度使他们当中许多人变穷，并且延缓了南部农业的发展。 战后，种植园主和代理商们试图重建战前的市场经济结构。凭这个市场，代理商购买原料，组织信贷，通过南部各城市的商行把谷物投放到市场上。然而，由于谷物分成制和佃农制的发展，农场经营者的数字成倍增加。代理商们发现，为成千上万的小自耕农和佃农服务已是不可能了。小城镇中的银行也不能像它们在中西部那样向农民发放贷款。战争毁掉了南部的银行，而银行在开始成立时资金就不很充足。即使银行有现成的贷款，南部也没有几个农民拥有足够的财产作为附属担保物。然而他们仍迫切需要贷款去购买种子、肥料和供他们能够生活到收穫和出售谷物时的生活资料。走进这个信贷真空的是乡村中的街头商人。他们的商店预先将物资贷给农民，而以农民的收成作为抵押。 一种复杂的关系在土地所有者、乡村商人和佃农中发展着。在老的种植园地区，土地所有者有时开设自己的商店；成功的商人往往通过购买土地或者扣押佃农的财产来抵偿债务，使自己也成为土地所有者。这样，一个黑人佃农可能欠同一个人两笔债务。这个人也许是他从前的主人：他享有收成的一部分作为租金。他还享有收成中剩下的那部分中的一部分或全部作为赊帐卖出的食物和生活用品的租金。如果佃农的收成不错，并且卖了好的价钱，在偿还了商店的债务后，他还会有些剩余。但是如果棉花价格下跌，或者是干旱、洪水，粘虫以及其它十几种可能出现的灾难影响了产量，到了年底他很可能比年初负债更重。即使拥有土地的农民也会遇到这一连串的负债。随着时间的推移，南部的负债现象愈来愈严重。 商人通过赊帐从城市的批发商那里获得商品。批发商大概也是得到一个北方银行或是贸易商行的财政支持。这条长链中的每一个中间人都从中获取利润或提取利息。乡村商人在出售赊帐商品中，赚取了高于同类商品现金价格的50%到60%的额外费用。实际上，这个信用加价就成为他的货款利率。一些商人利慾薰心，通过篡改帐目来欺骗债务人。大部分的黑人分成农不识字，无法躲避这种剥削。他们也不能逛几家商店，选择最便宜的价格，因为在汽车时代以前，乡村中平均每70平方英里才有一家商店。法律和规定也站在了种植园主和商人的一边，尤其是在重建结束、共和党被赶走以后，黑人农民日益成为种族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受害者。到了1880年，黑人向上进取的大门被关死了。 另一方面，谷物留置权制度造成了南方农业的恶性循环。许多农民为了偿还贷款，不得不把在市场上最有销路的经济作物——棉花种到了家门口。这样造成了棉花价格的下跌，强化了南方单一作物的经济，并且耗尽了地力。棉花价格越低，农民为了偿还债务就必须种更多的棉花。这只会使棉花价格进一步降低。同时，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也减少了。那些原来可以生产自己的玉米粉和咸肉的农民变得愈益依赖于商人的供应。战争以前，棉花种植州几乎粮食自给。但是在战后的数十年里，它们不得不买进近一半的粮食，价格比南部农民自己种的粮食高50%。 从大学里的农学家到最底层的分成农，每一个人都明白，只有种植多种作物才能打破这一恶性循环。但是，谷物留置权制度阻止了南部农民这样做。“我们应当少种些(棉花和菸草)，多种些粮食和青草。”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农民在1887年说：“但是，我们怎样去做呢。那个以50%的利率供应我们口粮的人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他只允许我们种植经济作物。……这就是棉花！棉花！棉花！购买一切东西都用棉花来偿还。”结果，棉花的产量在1869年到1889年间增长了两倍多，但是棉花的价格降低了一半，而供给农民的必需品的价格只下降了五分之一。 南部农业的贫困 棉花价格的跌落是造成战后南部收入总下降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奴隶解放，它使黑人劳动的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一。第三个原因是战争破坏了南部的财富。第四个原因是1870年以后，由于其它地方更具有吸引力，南部以外的人在南部农业上的投资不多。南部农业依然是劳力最密集和资金奇缺的，依然是美国经济中发展最慢的一个部门。在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南部的人均产量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南方人均收入在1860年是北方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二，到1880年下降到只有五分之二，并一直保持到上个世纪末。黑人的平均收入在1857年到1879年间从占南方白人平均收入的四分之一勐增到二分之一，但是以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和白人的收入相比，黑人的收入才开始重新增长。实现经济解放的诺言，与重建时期的政治诺言一样，对经歷了这些革命事件的那一代人来说只是实现了一半。 第236页 战后工商业的发展 由于南部基本上仍旧以农业为主，农业部门的落后也减缓了这个地区其它经济部门的发展。1860年到1880年间，当北部的农业和制造业的人均产量分别增长了30%和45%时，南方的人均产量却分别下降了19%和2%。1860年，南部邦联十一个州拥有这个国家制造业资本的10%，和30%的铁路总英里数。但是到1880年，这十一个州只拥有5%的制造业资本和17%的铁路英里数。 战后铁路的发展 南部在铁路建设中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都认识到，改进运输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两党都号召各州要在铁路建设上给予援助。重建时期的各州政府都在自己的州内为建造铁路提供土地，并且，每建设一英里铁路，州政府向铁路公司提供一笔固定资金或者用该州的信贷款来支持铁路的债券。地方政府购买了铁路股票。南北战争以前，州和地方政府也是这样做的。然而，在重建时期由共和党贊助、州政府向铁路提供的援助却引起了争议，原因是援助中的贪污舞弊为民主党人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政治把柄。共和党人常常遭到指责，这不仅仅是因为贪污舞弊行为，还因为他们好像成就很少。从1865年到1879年，在南部只铺设了7,000英里的新铁路线，而在北部则铺设了45,000英里。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既不是由于舞弊行为，也不是由于效率低，而是由于战争对南部铁路的破坏程度。战后最初几年，大部分的投资和建设都用来恢復原状。直到1870年，南部铁路才修復到战前的水平。只有到了这时，新的建设才蓬勃开展起来，但是1873年的金融大恐慌带来的经济不景气使建设速度放慢了。 在北部，铁路的建设和经营在战后二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占了主导地位。铁路是全国最大的非农业僱主。与铁路相联繫的各种新的工业和技术也随之发展起来。在这些年里，由于火车的燃料不再使用木头而是用煤，这使1865年到1880年间煤的产量增加了三倍。 [ 註：煤燃烧后产生的水蒸汽取代了木柴和水，成为战后工业动力的主要来源。 ] 战后几十年里，铁路轨道也由原来的铁轨换成了钢轨。採用新式贝塞麦炼钢法后，钢的成批生产量从1867年的微不足道的19,000吨勐增到1880年的1,247,000吨。70年代冷冻火车厢的出现使长途运送加工过的肉类成为现实。反过来，这也促进了以芝加哥为中心的肉类工业的发展，并且在德克萨斯州和一些平原州中出现了有名的牲畜饲养场。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随着铁路在这些州中的大量铺设，这些牲畜饲养基地也从赶着牛群到广阔的草原上去啃食青草，改变为用较科学的方法驯养牲畜的畜牧业。 为了使火车舒适，有效率和运行安全，人们加强了对铁路的经营管理，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技术革新。乔治·普尔曼在19世纪60年代改进了卧车厢；乔治·威斯汀·豪斯在70年代发明了汽闸，许多人在用关节挂钩替代不安全的链环和钉子方面做出了贡献。1883年，铁路业不能容忍由于各地的地方时间不同而引起的火车运行时间上的混乱，于是将全国分成四个时区，从而创造了至今依然存在的标准时间的概念。 技术和市场的革新 在战后的15年里，还出现了其他许多发明，它们改变美国的经济，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它们是：打字机、带倒刺的篱笆、电话、白炽电灯、电唱机。最后两项发明主要是从托马斯·爱迪生那富有智慧的大脑中产生的。1881年，他的实验室还第一次成功地制造出用来发电的“发电机”。这为作为20世纪工业动力的主要能源和用来照明的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採用新方法推销工业产品的关键时期。这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铁路和内战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几个世纪以来，“商人”掌握着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交换。与批发商、代售商，进口商或零售商一样，商人的作用如同中间人，通过他们的手，产品从生产者的手里送到了消费者的手里。19世纪中叶，铁路网的扩大开始从两方面打破了这个为商人统治的王国。首先，通过扩大销售网，才有可能把生产集中在几个地方和几个较大的公司，这样，公司可以对自己的市场施加一些影响。第二，作为钢轨、火车头、车厢、车轮和其它产品的用户，铁路为生产者提供了第一个大型的集中化市场。生产商不需要中间商就可以成批地出售按合同订购的商品。内战产生了第二个集中化市场：政府。战争还解放了许多制造商，使他们不会为了短期贷款而依赖于批发商和商行了。战时的通货膨胀和利润使生产厂家还清了债务，并且积蓄了为将来发展的资金。 战后，中间商特别在迅速发展的工业部门中衰落了，如在钢铁工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钢铁工业中，生产商将自己的产品(成批地)卖给其它工业——铁路、火炉制造业、电线制造业，等等——而不是卖给个人。另外，许多消费品工业利用城市的发展而造成集中市场的增加，建立了自己的推销和市场销售网，从而消灭了介于制造业与零售商之间的所有的中间商人。例如，在肉类包装工业中，古斯塔夫斯·斯威夫特在全国建立了连锁冷藏仓库，这样斯威夫特的牛肉和猪肉能够直接卖给零售商。在石油方面，约翰·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开始在各个城市中心批发自己的煤油和润滑油。其他消费品工业也竞相效法，或是尝试这样做。在这个过程中，铁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把肉从芝加哥的包装厂运送到全国各地的公司仓库里去。洛克菲勒之所以能够以比竞争者更低的价格出售商品，并把他们逐出商业界，一方面靠的是自己的批发销售，另一方面他迫使铁路在货物运费上以回扣的形式给他大的折扣。 第237页 反铁路情绪 当铁路在许多重要方面对经济发展起巨大作用时，但也引起了一些问题和批评。从1866年到1873年，铁路建设的速度异常迅勐。在那几年里，新铺铁路的英里数(35,000英里)是1830年到1865年铺设铁路的总和。第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穿过1,800英里长的人烟稀少的平原和高低不平的群山，它的建成引起了世人的敬仰。1869年5月10日，在犹他州的普罗蒙特里波因特，一枚连接联合太平洋铁路和中央太平洋铁路的黄金道钉钉入路轨上；这是时代的象徵，人们纷纷拍照，记录了这一事件。但是，在建设这些铁路以及西部其它铁路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涉及战后铁路的问题。在没有人烟的危险禁区建筑铁路，需要冒巨大的风险资本，这只能由政府提供土地和贷款。为了增加补贴，在一场铁路铺得越多越好的竞赛中，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筑的铁路质量很差，不久就不得不对部分线路返工重建。美国镀金时代最大的丑闻之一——信贷公司丑闻就是由于向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提供资金而引起的。 这个听起来异国情调很浓的公司是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们组成的，是一个铺设铁路的建筑公司。他们利用自己是一个公司——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的权力，把合同赠送给另外一个公司——信贷公司，而他们自己也是该公司的董事。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做法减少了建筑公司在铁路建设上的财政风险。但是，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而且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信贷公司的一些董事们免不了通过虚报建筑合同来大饱私囊。 一位名叫奥克斯·艾姆斯的麻萨诸塞州众议员——他恰好是一家向信贷公司出售建筑器材的公司的老闆，也是信贷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在相信国会对这些事情不会认真追究后，于1867年和1868年将信贷公司的股份以象徵性的价格卖给了几个有影响的众议员。艾姆斯私下写道：“引诱人们去关心自己的财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他把这些股份放到“对我们最有利的地方。”1872年，纽约一家报纸披露了这些交易。公众群情激愤，要求国会对此事进行调查。众议员艾姆斯受到了谴责。其他几名共和党政治家的政治前途也因此受到了影响。从前几乎不为人所知悉的利益冲突的概念也随着对这一事件的反宣传而为人们所认识。 到了1873年，铁路受到了来自几个方面的攻击。建筑第二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线——北太平洋铁路线——迅速导致了一场金融恐慌，从此战后繁荣的幻影被打破了。经济陷入了萧条，直到1878年才开始復甦。南北战争时期北部金融界的英雄杰·库克成为1873年大恐慌的替罪羊。库克的费城银行在1869年接手管理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财政。尽管该公司已经得到国会批准转让的大片土地和巨额贷款，但是该公司竟然仍没有建筑一英里的铁路。在库克的管理下，北太平洋铁路公司从1870年开始从德卢斯向西建筑铁路。为了使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建设工地，库克用累进式方法经营，吸收一切可以得到的股票和贷款。其它银行、铁路公司和工业企业也起而效法，拼命地扩大企业和大搞投机。1873年9月，纸制金字塔倒塌了。库克银行由于负债过多，成为第一家关门的公司。如同多米诺骨牌，几百家银行和公司相继出现了恐慌。在全国364家铁路公司中，有89家倒闭。两年中，有18,000家公司垮台。到1876年，失业率增长到了14%，“艰难时世”像阴云一般笼罩了全国。 即使在大恐慌以前，中西部的铁路公司就已经引起了客户的仇恨。开始时，火车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因为它把远方的市场同他们联繫起来。现在许多农民开始诅咒铁路公司，因为它牢牢垄断着运输这条生命线。战时飞涨的谷物价格现在开始下跌，这更加剧了这一形势。从1867年到1870年，小麦价格下降了一半。玉米价格在1869年到1872年间也下降了一半。运费虽然有所下降，但是绝没有下降到一半。农民们抱怨铁路公司把他们搞成这般悲惨。铁路公司相信这样一条理论，在没有竞争的地区保持较高的价格，在有竞争的地区保持较低的价格。然而，大部分农民居住在只有一条铁路线提供服务的地区。铁路公司还拥有许多谷仓。这些谷仓由于在验收粮食、划分等级上欺骗农民而受到了攻击。 农民们为了在出售谷物和购买必需品上绕过中间人，组织了各种市场购销合作协会。成立于1867年的“农业保护者协会”，又称“格兰其”，是许多这样的合作组织的保护伞。但是，农民不能修建自己的铁路。他们于是退而求其次：他们参加了政治，组织起“反垄断”政党，还选举了州议员。这些议员同其他运输行业的代表一起将“格兰其法”在六个州里执行。这些法律规定建立州铁路委员会，确定最高运费和仓库收费。铁路公司到法庭上控告这些法律。有八个“格兰其案”被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最高法院于1877年在“孟恩诉伊利诺州案”中作了判决。法院认为，各州可以合法使用警察力量去整顿涉及“公众利益”的企业——运输公司、面粉厂、客栈等等。尽管最高法院表示了支持，但是某些格兰其法仍然很难实施。争取实施铁路规定的运动依然保持着很强的势头。 第238页 劳工斗争 铁路还成为劳工骚乱和工人暴动的焦点。持续十年的劳工骚乱和四年的经济萧条，终于引发了1877年的铁路大罢工。 从1865年到1873年，工人的实际工资以平均25%的速度增长，就是说，当总的价格指数从战时的暴涨水平下降了20%，而工人的实际工资只增长了一点。增长的这部分工资也由熟练工人获得了，而非熟练工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继续长时间地劳动，所挣工资仅够餬口。尽管熟练工人享受到了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在许多行业中不断实行的机械化危及了古老的手工业技术，引起了工匠们对丧失独立的焦虑。这些曾经控制着自己行业的工匠们现在被迫成为拥有新式机器的工厂主的僱工。 繁荣与不安，两股对立的潮流交织在一起，掀起了组织工会的高潮。除了战前和战时成立的10个工会外，又有22个新的全国性行业工会诞生了。许多工会联合起来，在1866年组成了全国劳工同盟。同盟的主要目标是，在不降低工资的前提下，将每天平均10或11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减少为8个小时。各个工会为了努力达到这一目标，不仅採取了集体谈判和罢工的形式，而且还藉助于立法。在工业较发达的州，特别是在麻萨诸塞州，出现了几个劳工改革党。麻萨诸塞州的改革党在1870年竞选州长的选举中，该党的州长候选人获得13%的选票。工会的政治影响力的增大保证了实行8小时工作时间的法案在六个州获得通过。但是，这些法案实际上充满了漏洞，而且缺少执行法律的机构。1872年，政治上倾向于劳工、为劳工说话的人们组成了全国劳工改革党。这些政治活动在工会领导人中引起了一阵紧张。许多人担心，分裂工会力量将不利于为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进行实实在在的集体谈判。全国劳工改革党的总统候选人在1872年的总统选举中只获得公众选票的0.5%。继这次混乱之后，劳工改革党和全国劳工同盟全都垮台了。 在许多美国中产阶级的眼中，工人暴动使工会名誉扫地。1875年，报纸用大字标题在显着的地位披露了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无烟煤矿区里的“莫利社” [ 编者註：莫利社(molly maguires)，据说1862年-1876年宾州无烟煤矿的恐怖活动应由该社负责。莫利原系一寡妇的名字，1840年代，她领导爱尔兰人反对地主。 ] ，引起了一阵轰动。这个地区是美国社会中种族和阶级对抗的缩影。这个矿的所有者大部分是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的教友；许多工头和熟练工人是威尔斯和英格兰的新教徒，而大部分非熟练工人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这是一个不稳定的混合体。熟练矿工们组织了“工人互助协会”。到1873年它已经为自己的成员赢得了有限的利益。许多爱尔兰人属于“爱尔兰人古代公会”这个组织。自称是该公会核心集团的莫利社计划进行以僱主、工头和工人为对象的一系列的暗杀和仇杀活动。1875年至1877年，对莫利社成员进行了审判和判决(20人因谋杀罪被处以绞刑)。这些判决不仅使该公会名誉扫地，而且还使煤矿的僱主们有机会发动逼人的攻势，要求法律反对一切劳工组织，以此来削弱“工人互助协会”的力量。 1877年发生的铁路大罢工引起了更大的恐惧和仇恨。在这以前的三年中，东部的几家铁路公司以公司的收入减少为由，削减了工人工资的35%(在同一时期，零售价格下降了约8%)。工人们组织起来，试图反抗削减工资，但没有成功。1877年7月16日，当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州第三次宣布再削减工资的10%时，两地的铁路工人同时举行了罢工，阻止火车运行，罢工波及到东部其它铁路线，速度之快可以与传递消息的电报相比。罢工使远到西部的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的铁路交通陷于停顿。有10个州出动了民团。在一些地方，民团向罢工工人开了枪；在另外一些地方，民团却和工人们握手言和。应这些州的州长的紧急要求，拉瑟福德·海斯总统派出联邦军队到六、七个城市中去。到了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军队、民团和警察终于控制了局势。至少有一百名罢工工人、军队士兵和无辜的过路人丧生，有几百人受伤。罢工结束后，一些铁路公司部分撤消了削减工资的决定。但是各州和地方城市还是加强了各自的反暴动力量。在这些罢工中出现的阶级对立的幽灵吓坏了许多美国人，他们对前景感到悲观。 货币问题 发生这些事件的背景是，当时正就全国金融体制进行论战，并且愈演愈烈。继金融大恐慌之后，农民和其他生产者在价格下跌的打击下怨声载道，为此，国会于1874年通过了一项提高绿背纸币和国家银行纸币价值百分之十的法案。但是格兰特总统的反通货膨涨顾问们劝他否决这个法案。共和党内形成了以主张收缩通货为一方和主张通货膨涨为另一方的两派，这种分裂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给共和党造成了损害。为了在1876年的总统大选前弥补这种分歧，该党财政专家、议员约翰·谢尔曼起草了一项回收硬币法案。对收缩通货主张者来说，这个法案的优点是，从1879年1月1日起，允许用金币按票面价值收兑绿背纸币。对主张通货膨涨的人来说，这项法案的吸引力在于，它不再限制银行纸币的流通，同时规定绿背纸币的流通量不超过三亿美元。这项法案达到了在财政问题上团结共和党人的政治目标。国会于1875年投票通过了这项符合共和党路线的法案。从理论上讲，“回收硬币法”允许增加银行纸币的流通量，以满足经济的需求。但是，银行纸币问题一直与银行持有的美国债券相联繫。随着战争造成的国家负债的不断减少和银行愿意出售债券并将收入投资于其它地方，增加银行纸币的流通量就受到了阻碍。从另一方面讲，“硬币回收法”确实实现了收缩通货主张者的目标——让绿背纸币和金元面价相等。作为财政部长的谢尔曼在1878年底亲自指挥，取得了这项成功。美国与西欧各国一样，也实行了金本位制。 第239页 这些活动并没有结束关于金融政策的争论，相反，却使争论更为激烈。一群金融理论家、劳工领袖、农场代言人和制造厂家坚持说，美国经济的癥结在于通货不足，它特别损害了南部和西部的经济，因为那里缺少银行和纸币。它还损害了债务人的利益；他们发现，由于提高了金元的币值，收缩通货使他们负债愈加严重。由于利息率的提高和贷款来源的枯竭，那些需要资本的人也受到损害。谷物价格被压低，农民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批评家们坚持认为，硬币回收政策会由于进一步提高绿背纸币的价值而使局势更加恶化。“绿背纸币”——反回收分子这样称唿他们——相信，货币应当以经济生产力为基础。他们坚持要求使用一种流通货币——由国家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并且以公民在经济生活中对它的信任作为对它的唯一支持。1876年，“绿背纸币”组成了“绿背党”。尽管绿背党的总统候选人只获得了1%的选票，但是，不断加重的经济萧条吸引了许多不满意分子在1878年站到了该党的旗帜下。绿背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15%的选票，选出了14名国会众议员。 银币问题 与此同时，金融争论由于银币问题的出现有了新的转变。经过几年的讨论，国会于1873年实行了一项取消银元作为货币单位(造币厂继续生产少量的银币)的铸币法令，停止用银币作货币本位。这项法令的目的是要使美国准备使用金本位制，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这项法令在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当金融论战在1875年底以后变得激烈时，反收缩通货分子开始把这项法令称为“1873年的罪行”——是一个欺骗农民和工人并使银行家发财的阴险的国际阴谋。它废除了人民的货币——银币。 要求重新把银币作为货币通用的压力开始出现了。使压力愈来愈大的原因有两个。各类理论家和利益集团认为，把银币投放到经济中去，可以治癒收缩通货和经济萧条这两个孪生病症。同时，美国白银产量在1869年至1876年间增加了三倍，而黄金产量却在下降。这一情况扭转了自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以来黄金产量一直增长的趋势。急速增长的黄金产量使黄金的市场价格对比白银的价格，是下降了。直到白银在公开市场上开出的价格高于美国官方铸币厂规定的16盎斯白银兑换1盎斯黄金的比价为止，这种情况才结束。但是，随着1860年代新银矿的开採，特别是位于内华达州的康斯托克巨型银矿的开採，持续上升的白银产量使它的价格低于16:1的比价，这也为主张重新把银币作为货币通用的那派人增加了力量。 这些压力终于迫使国会在1878年不顾总统海斯的否决通过了准许恢復铸造银币的布兰德-亚里森法案。然而，对主张恢復银币者来说，这并不是大获全胜。他们曾极力要求无限制地把所有送到铸币厂用于出售的白银都按16:1的比价铸成硬币。但是，由于这样做会增加银币的价值，并且通过把金元排挤出流通领域，而使美国离开了金本位制的轨道。所以，法案规定每月只准铸造200万到400万美元的限量银币。此后财政部铸造了200万美元的银币，并且通过用黄金来兑现白银和绿背纸币来保持金本位制。流通中的银币量从1878年的6,000万美元上升到1884年的18,000万美元。但是，这没有改变收缩通货这个时代的趋势。在以后的35年中，全美国有四种美元同时流通。绿背纸币、国家银行纸币、银币(包括可兑现硬币的银币证券)和金币(包括金币证券)。 虽然布兰德-亚里森法案没有结束这场金融论争，但却使它平息了几年。1878年以后，经济开始復甦，对经济的不满情绪也开始缓和。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经济问题的困扰，加上格兰特政府中新的丑闻被揭露，共和党遭到了削弱，这为它退出重建铺平了道路。 第三十二章 从重建后退 1873年-1876年重建时期解决的问题 格兰特总统在1872年以压倒多数的票数再次当选，这一结果看来是肯定了全国对重建的赞许。大多数选民否定了自由派共和党人唿吁让南部“最优秀的人”来“治理家乡”。共和党人在国会中再次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并且继续控制前邦联十一个州中的七个。对三k党的起诉也迅速进行。 但是在格兰特第二任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上述成就是建立在不巩固的基础上的。北部日益不信任南部共和党人就是要出乱子的第一个徵兆。尽管自由派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反对刺刀统治和提包客。 贪污腐化的唿声在1872年并没有动摇共和党的大部分选民，但在以后的几年间，这些唿声继续高涨。1873年-1874年间大多数争论都集中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问题上。 路易斯安那州的纠纷 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人内部的分裂导致1872年共和党候选人名单出现两份，而其中一份得到民主党人的赞许。混乱的选举结果引起激烈争吵：到底是谁赢得选举。两派为了详细检查投票结果，剔除假票，各自成立了自己的“选举委员会”。正统的共和党人和自由派共和党-民主党联盟各自召开其议会，各自为其选出的州长举行就职仪式。国会拒绝为路易斯安那州计算两派议长候选人的选票。格兰特在评论这一事件时代表了大多数的美国人的意见。他说，关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政治情况，“其混乱程度出乎我的预料”。一位联邦地方法官最后宣布，共和党人的政府是合法的。格兰特下令联邦部队去执行这个判决。 第240页 这一行动的道义力量由于共和党人的名声不佳而失去份量。格兰特本人私下也承认，提包客州长威廉·凯洛格是个“头等蠢才”。一些坚定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称凯洛格的政府是一个靠联邦军队的刺刀维持其统治的“伪政府”。路易斯安那州的白人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而且实际上还组织了一个得到名叫“白人同盟”的半军事性武装小队支持的影子政府。白人同盟控制了大部分农村地区，他们一有机会就对共和党人和黑人发动攻击。该州由行政司法长官指挥的民团和以黑人为主的民兵对此无能为力，而联邦军队的力量又有限，对纽奥良以外的地区便力所不及。1873年4月13日，黑人民兵和武装的白人在路易斯安那州北部的克尔法克斯发生了武装冲突，造成二名白人和估计七十名黑人的死亡，其中有一半黑人是在他们投降后被惨杀的。这是白人与黑人之间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冲突。联邦政府逮捕了一百多名白人，控告他们参与了克尔法克斯的大屠杀。但是，美国最高法院最后却在一项判决中宣布释放他们，理由是对这些人起诉的根据是1870年执行法令中的部分条款，而这个法令据最高法院说是违反宪法的。 在1874年大选前的几个月里，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暴力事件也不断增多。8月下旬，白人同盟在靠近什里夫波特的库沙塔，谋杀了六名共和党官员。这是发生在乡村的最严重的一次事件。两个星期后的9月14日，在纽奥良发生了一场以警察和州民兵为一方，白人同盟为另一方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有三十人丧生，一百人受伤，双方死伤人数相等。不过，白人同盟在战斗中击败了对手。这次骚乱之后，格兰特派出了更多的联邦军队。军队制止了大规模暴乱事件的发生，保证了选举平安进行。但是，要阻止白人对边远地区庄园和农场中的黑人选民进行威胁和施加经济压力，军队就难以做到了。 1874年，在州议会议员的选举中又出现了新的有争议的结果，并且导致了武装干涉。民主党人似乎已经在州众议院取得了多数席位。但是共和党的选举委员会拒绝承认几个选区的选举结果，理由是这几个选区的选民受到了恐吓。选举委员会证明了53名民主党人和53名共和党人的选票有效，并且把未定的五名候选人提交给了州众议院。当众议院在1875年1月4日开会时，民主党人进行了一次计划周密的行动。他们任命了一名州众议院议长，让他宣誓就职，然后通过了一项使五名民主党众议员候选人获得席位的动议。蒙在鼓里的共和党人立刻组织起来，阻止通过这项动议。凯洛格州长为此要求联邦军队把这五名没有当选证明书的民主党人赶出去。菲利普·谢里登将军把白人同盟成员称作是一群“土匪”，应当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他对他的部下、一名陆军指挥官带兵冲进州议会大厅并赶走那五名民主党人的行动表示了贊同。 这一事件在国会和整个美国引起了轰动。大部分激进共和党人和一些温和共和党人都贊成军队的行动。白人同盟不值得宽恕，不止一家激进派报纸这样说。“要无情地全部消灭他们。……即便在南部实行军事统治40年也胜过把南部交给这些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傢伙统治一天。”然而，民主党人和相当多的共和党人谴责政府支持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动用军队侵犯一个州的立法机构。“如果在路易斯安那州能够这样做，”卡尔·舒尔茨说，“那么在麻萨诸塞州和俄亥俄州发生类似的事情还会有多久呢？……要不了多久，一个士兵也会趾高气扬地走进国会众议院，指着议长手中的权杖说：‘拿开这个骗小孩的玩意儿！’” 逃避承诺的北部共和党人 国会终于使路易斯安那州实现一项妥协方案：民主党人获得对州众议院的控制；作为交换，民主党人承诺在凯洛格任州长的最后两年不进行任何骚乱性活动。这项妥协为路易斯安那州带来了不稳定的和平。但是，南部其它州在1874年至1875年间，发生日益严重的分裂事件。如：阿肯色州共和党内敌对派别之间的布鲁克斯-巴克斯特之“战”；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共和党人内部的无谓争吵与分裂；密西西比的民主党人组成了袭击共和党人的“长枪俱乐部”。1873年德克萨斯为民主党人所控制，阿肯色和阿拉巴马也在1874年为民主党人所控制。越来越多的北部共和党人愿意在不发生战斗的情况下承认这些州易手。缅因州的一位共和党的领导人承认，选民们对提包客政府感到“十分厌倦”。格兰特的邮政局长哀嘆道，各级提包客里“没有一个是一流人材。……这是些不易对付的南部无赖，人民再不会服从他们，我也不能责备那里的人民。” 共和党人对争取黑人权利的承诺从来都不是很真诚。只是党内的激进派曾抱着真诚的信念支持过种族平等。然而，到了1874年，这些人中有些人的信念也开始动摇了。内战和重建带来的革命成果——奴隶解放，公民平等，黑人获得投票权，黑人参加南部州政府——与其说是出自为了黑人的动机，不如说是出于反对南部的目的。取得这些成果最初是由于战争时期的军事需要，以及和平时期的政治需要，而不是从社会目的来考虑的。随着北方选民十分关心的新问题——经济不景气、农产品价格下跌、工资削减、失业、金融混乱——的出现，这些选民们对远方黑人的悲惨处境失去了兴趣。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对黑人就从未怀有多少同情。华盛顿的一家共和党的主要报纸在1874年1月评论说：“人民对抽象问题厌倦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兴趣，错综复杂的黑人问题和处于无休无止的混乱状态中的南部诸州的重建，已经丧失了它们曾经发挥过的大部分威力。”一年以后，一位共和党政治家更加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同一个意思：“实际情况是，我们的人民对‘南部人残暴无比！！！’这种声嘶力竭的叫喊感到十分厌倦。世道艰难、苛捐杂税使他们希望‘黑鬼’，‘使人厌烦的黑鬼’，最好还是下地狱或回到非洲去。” 第241页 共和党人在1874年选举中的挫败加重了他们对重建的失望心情。民主党人在十八年中第一次夺得了对下一届众议院的控制，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果，获得了众议院七十七个席位，参议院十个席位；而且在全国每一个选区里都取得了这类胜利。麻萨诸塞州甚至选举了一名民主党人州长，这在一代人中还是头一次。掀起这股民主党“浪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不景气。同以往一样，选民们在世道艰难时总要惩罚在朝的政党。但是，共和党的分析家们认为，他们失败的原因应当归咎于选民对共和党的南部政策的厌恶。他们开始说，在1876年以前，要把提包客-黑人政府这个死包袱“卸掉”，以免在总统选举中再次败北。 卸包袱政策在1875年的密西西比的州选举中第一次产生了结果。为了这次选举，该州民主党人制订了一项“密西西比计划”。计划的第一步是将全体白人赶进民主党。民主党人使用了施加社会和经济压力、排斥和威胁等手段，强迫该州百分之十或十五的自称是共和党人的白人改变立场。一位屈服于这些压力的白人共和党人解释说，民主党人做起事情来“极其狠毒，我们不得不加入。……没有一个白人将来能够在南部生活而不和民主党打交道的，除非他愿意并且准备远离政治，过与世隔绝的生活。” 密西西比计划的第二步是对黑人选民进行冷酷无情的恫吓与威胁。民主党人的报纸採用的口号是：“如果可能，和平选举；如有必要，诉诸武力。”经济威胁证明对黑人劳工和佃农是十分有效的。他们被告知，如果投共和党的票，他们就甭想再有工作干。不过，仅仅这样还不够。民主党人组织了长枪俱乐部，把党的各个分部变成了兵工厂。他们发现，最好的政治策略是制造“骚乱”。每当共和党聚会时，——像7月4日的野餐会，是一次政治性集会，等等——武装白人就寻衅制造事端，最后导致开枪。在这类事件中发生最早、伤亡最重的一次是维克斯堡骚乱。它发生在1874年12月一次县选举的前夕。骚乱中，至少有三十五名黑人和二名白人被打死。三个月以后，维克斯堡的民主党人报纸宣称：“拯救维克斯堡的策略将确实能拯救整个州，除此法外，别无它法。”居住在这个州其它地方的民主党人採纳了这一建议。又有几起骚乱发生了，它们的规模比维克斯堡小，但被打死的黑人与白人的比例却与维克斯堡相同。 1875年9月，阿德尔伯特·艾姆斯州长——一个出生在缅因州，战争中获得过荣誉勋章，在提包客中最有能力的州长——唿吁华盛顿派兵控制这些骚乱。格兰特打算同意派兵，但是他的司法部长和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代表团劝他不要这样做。他们说，即使派兵，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人也将在选举中失败。而刺刀统治问题会使即将开始的俄亥俄州的选举朝着有利于民主党人的方向发展。司法部长在写给艾姆斯的一封信中，通知他联邦政府不派兵，同时教训州长说：“全体公民对南部每年秋天发生的这些骚乱已经习以为常。大多数人对政府出面进行的任何干涉行为都要加以谴责。……利用您本州的力量去维护和平吧，让全国看到，密西西比州的公民——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共和党人——有勇气为他们自己的权利去战斗。” 艾姆斯确实尝试过组织一支忠实的州民兵武装。不过，他这样做有困难。无论如何，他对使用黑人部队顾虑重重，害怕会引起更大的流血事件，而在这种事件中，受害最深的往往是黑人。他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他同民主党领袖举行了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民主党人答应保持和平，条件是共和党解散民兵武装。艾姆斯无可奈何地说道：“不管他们是否要夺取这个州，那又有什么关系，让他们去夺取它吧，我们只要和平，不要再有人被屠杀。” 尽管选举那天异常平静，然而，暴力活动并未停止。共和党人在几个县的投票处没有露面，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黑人占绝大多数的五个县中，共和党人得票数分别是十二票、七票、四票、二票和零票。密西西比计划使在上次选举中比共和党少得三万张选票的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比共和党多获得三万张选票。 最高法院与重建 随着1876年总统选举的临近，南部除了南卡罗来纳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佛罗里达州之外，各州的共和党政府已被当作包袱“卸掉”了。与此同时，发生在华盛顿的一些事件也使联邦政府无暇顾及南部的共和党人，尽管政府还是抱着这个愿望。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削减了司法部的经费，目的是要逼迫该部减少设在南部的执法机构。1876年春天，最高法院作出了两项判决，造成了更大的损失。“美国诉里斯案”和“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已分别在1873年和1874年由地方法院审理过。里斯案涉及肯塔基州的一些白人试图阻止黑人投票。克鲁克香克案源自对参加路易斯安那州科尔法克斯大屠杀的白人的起诉。巡迴法庭对这两个案件的判决是，对这些白人的起诉是根据1870年的实施的法令，而巡迴法庭对它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当最高法院正在审理这两个案件时，司法部停止了按执行该法令进行起诉的工作。司法部长在1875年写道：“我相信，在目前情况下无法给人定罪，最高法院认定这些法令是否符合宪法以前，应当中止按这些法令进行的刑事诉讼。” 第242页 1876年，最高法院终于作出了判决，但是它的判决并不很明确。两个案件的起诉一方都被驳回，主要理由是1870年的法令在某些部分存在法律上的漏洞。不仅如此，首席法官莫里森·韦特对两个案件提出的严格见解，缩小了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修正案的对象范围。按照最高法院的解释，两项修正案只赋予国会以制定反对各州歧视行为法律的权力。“国会有权……为实现这方面的保证而制定法律，但是它不能把法律条文引伸到各州去镇压普通的犯罪事件。……这一职责原本应由各州自己承担；现在仍然是这样。”对里斯案件和克鲁克香克案件的判决结果，加上北方人失去了贯彻重建的意志，这些都阻碍了进一步实施法律的努力。 政府丑闻 1875年和1876年出现的新的丑闻也使共和党人陷入了混乱。虽然这些丑闻不涉及南部，但是，丑闻的余波在各方面都损害了格兰特主义的信誉，并且进一步影响了共和党支持提包客政府的意愿。几乎每一级的联邦政府官员都被怀疑有非法行为。司法部长的妻子和内政部长的儿子被指控接受作为影响这两个政府政策的报酬的贿赂。这两名内阁成员在1875年辞职。1876年3月，众议院弹劾陆军部长威廉·贝尔纳普对西部地区军队营地服务商店的任命工作中(通过妻子)接受贿赂。贝尔纳普在参议院进行审讯之前就提出辞职，而格兰特总统在还不明白他所以辞职的用意时，批准他的辞呈，于是贝尔纳普得以逃脱判决。 这十年中，最轰动的丑闻是“威士忌酒集团”事件。这是酿酒商人和政府税收官员狼狈为奸的复杂组织，其中心设在圣路易斯，每年骗取政府几百万美元的税款。财政部长班杰明·布里斯托是负责揭露这个集团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在1874年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的前任是在被怀疑有不正当行为之后辞职的。布里斯托组织了一批廉洁的官员。1875年5月10日，布里斯托的人在三个中西部城市查封了几家酒厂和几个国内税务所。经调查发现贪污受贿已经相当严重，甚至已经牵涉到了白宫。格兰特的私人秘书奥维尔·巴布科克——他曾在1870年同圣多明各就倒霉的兼併条约进行过谈判——被证明是这个集团的一名成员。格兰特受到了震动，他指示布里斯托“不准让任何有罪的人逃脱”。几个联邦大陪审团对350多名制酒商人和政府官员提出起诉。布里斯托自己处理了176个人的案子，其中给110人定了罪。 但是，巴布科克不在被判有罪的人之列。随着检举起诉工作的进行，布里斯托成为共和党改革派——包括许多曾经指责格兰特，反对他1872年再次当选的人——的英雄。总统愈来愈确信，布里斯托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贊同改革派的高调，实际上就是在指控他的政府。他还开始相信布里斯托的热情的动机是希望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格兰特对此十分恼火。他于1876年2月写了一份赞扬巴布科克诚实品格的证词，作为审判他的秘书时用。面对这样一份证词，陪审员们不愿意与美国总统对抗，投票同意巴布科克无罪。这是格兰特总统任职期间最令人遗憾的一段插曲。这件事也成为他在当政的最后一年中走下坡路的开端。 1876年，美国建国一百周年，经歷了美国歷史上总统选举的最紧张的场面之一，略次于1860年的选举。由于大量揭露了上层人士中的贪污受贿行为，所以改革也自然作为竞选运动中的一个主要课题出现了。在南部以及在华盛顿实施格兰特主义的希望已经破灭了。无论谁竞选获胜，剩下的提包客政府很可能将在改革中不復存在。 1876年的选举 民主党人通过提名纽约州的塞缪尔·蒂尔登为总统竞选人而昭示全国，他们将在竞选中利用改革问题的意图。蒂尔登作为纽约州民主党的主席，在搞垮特威德集团事件中起了作用，赢得了改革者的声誉。1874年，他竞选州长获胜后，就着手揭露一个“运河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个集团虚报一份维修伊利运河的合同来欺骗纽约州。蒂尔登参加了1876年的总统竞选，他的竞选纲领有12次提到“改革”一词。该竞选纲领宣称，只有民主党的胜利，才能把国家“从腐败的中央集权制中拯救出来。这个中央集权制连累了十个州的专制和贪婪的提包客政府后，再把联邦政府部门搞得百孔千疮，毫无能力、挥霍浪费和充满欺诈。” 共和党人不乏鼓吹改革的候选人。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有本杰朋·布里斯托。他在胜利地揭露“威士忌酒集团”事件中脱颖而出。但是，代表大会前在党内有声望的政治家是缅因州的詹姆斯·布莱恩。他在1862年当选众议员，从1869年至1875年担任众议院议长。他极有政治才能，是富有魅力的人物。然而，他却成为改革浪潮的牺牲品。在担任众议院议长期间，他曾买了小石城和史密斯堡铁路公司的股票。当股票的价格下跌时，布莱恩将一部分股票以高出市场的价格卖给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这两家铁路公司都已从政府那里得到过转让的土地。因此，它们都十分乐于同布莱恩这位影响颇大的人物保持友谊关系。布莱恩的敌人发现并且公开了这两笔铁路交易。这位众议员申辩说，这些交易是清白的，是无可指责的。但是由此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了。推举一个有污点的人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而竞选的主要议题是改革和贫困，这样的前景使许多共和党人心灰意冷。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位缅因州的众议员虽然在决定总统候选人的前六次选举中都名列榜首，但是，在第七次选举中，布里斯托的支持者和反布莱恩的激进派分子组成了联盟，一致提名拉瑟福德·海斯为总统候选人。 第243页 海斯是内战时期的将军，三次担任过俄亥俄州的州长，是位大家都能接受的合适的候选人。在改革问题上，他信誉不错。在南部问题上他是个温和派。共和党的竞选纲领保证给予南部“长期稳定”和实现“平民、政党和公众行使权利时，严格做到平等。”到1876年，大部分的美国白人开始相信，这两个目标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共和党未来的南部政策就成为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海斯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信中，採纳了在如何处理南部问题上的各种意见。这封信比竞选政策纲领更加重要。卡尔·舒尔茨打算让海斯宣布，“地方自治政府的立宪权力必须受到尊重。”但是，海斯反对这个说法。它看来“使人感到在玩弄着猎刀和手枪的滋味。‘地方自治政府’已经使第十五条修正案在几个州中丧失了法律效力，而且很可能使第十四条和第十三条修正案也丧失法律效力。”海斯的信包括了每个人所期望的内容。对那些对提包客的统治感到无望的人来说，这封信允诺要支持南部“诚实和有能力的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它也肯定，“如果人民中一部分人的立法权力长期受到蔑视，那么就不会有永久的和平。” 这封信几乎没有阐明共和党的未来政策。海斯在竞选中拒绝发表更多的意见，以免让公众费解。尽管海斯已经正式答覆了舒尔茨，但是他几年来一直认为“刺刀统治”是一个失败。作为一名前辉格党人，他希望用安抚的手段代替高压政策，这样可以把南部从前的辉格党人争取过来，和共和党人一起把腐败的提包客们清除出党。他相信，在保护黑人权力方面，南部温和派的善良愿望和影响比联邦军队更能够提供保护。 但是，南部发生的几次事件，加上共和党人急需竞选纲领，致使共和党採取了强硬手段。7月4日，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汉堡，一队黑人民兵和两个白人之间发生了一起小的冲突。四天之后，这场小冲突竟发展为民兵和两百名白人之间的一场激战。这以后，五名被俘的黑人“在企图逃跑时”被打死。这一事件引起了北部老共和党人的战争叫嚣，但同时也使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团结一致，他们决心选举民主党的州候选人。他们还调动武装的“红衫”部队去威胁恫吓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选民。州长丹尼尔·张伯伦请求联邦政府增派军队。张伯伦出生在麻萨诸塞州，是耶鲁学院和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这次，格兰特政府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总统本人出面斥责汉堡大屠杀是“惨无人道的，是蓄谋制造的……，是继南部其它州发生的大屠杀之后的又一次大屠杀”，南部有几个州是“由通过欺骗和暴力手段选举出来的官员”统治着，“他们不认为这样的屠杀是野蛮的残暴行为”。政府不仅增派了军队去这些出事地点，特别是南卡罗来纳州，而且还在南部任命了几千名代理执法官和选举监督专员。显示武力的结果减少了投票处的暴力事件。但是，发生在远离投票处的威胁与攻击却无法制止。在前南部邦联的各州中採取这种策略，使共和党在1876年的竞选中失掉了约250,000张选票。 南部人的暴行和叛乱者要重新夺取政权的危险成为共和党竞选讲演中的主要内容。甚至海斯也鼓励使用復仇手段来对付南部人。他在写给他的共和党伙伴的信中说：“我们担心南部会成为一个坚实的整体，会被叛乱者所统治。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理由；我希望您会在您的演讲中把这些题目发挥得精采些。这将引导人民忘掉贫困的生活，而这正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把这个建议成功地付诸实践的人当中有着名的不可知论者，陆军上校罗伯特·英格索尔。他9月份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一次共和国大军 [ 註：共和国大军是北部联邦陆军退伍军人的组织，后成为政治影响很大的集团。 ] 的集会上发表的演说是一篇煽动復仇的佳作： 所有脱离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州是民主党人操纵的州。……所有企图毁灭这个民族的人是民主党人。所有喜爱奴隶制甚于自由的人是民主党人。暗杀阿伯拉罕·林肯的那个人是民主党人。……所有豢养恶狗去咬人的人是民主党人。……士兵们，你们英勇的躯体上的每一块伤疤都是民主党人给的。 但是，许多北方选民更关心的仍然是生活问题，而不是“旷日持久的黑人问题”。选举前夕，多数共和党的领导人私下表示十分悲观。民主党人如果能够在所有从前的奴隶州中获胜(他们对此充满信心)，那么他们只需要47张北方选票，就能获得185张的规定票数，而取得竞选的胜利。纽约州和印第安纳州，或者，纽约州、新泽西州，和肯塔基州会是一帆风顺的。实际果然如此，蒂尔顿在这四个州里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次选举之后，他能否在所有南部诸州中获胜，引起了人们很大的怀疑。 有争议的选举结果 从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传来了互相矛盾的竞选结果报告。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两州的选举结果，从表面上看，蒂尔顿已经在那里获胜了，民主党人已经选出两个州的州长，并且在州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南卡罗来纳州虽然报告说，海斯以微弱多数获胜，但是州长候选人、民主党人韦德·汉普顿已经获胜是显而易见的了；在下一届的州议会中民主党人占多数，控制了议会。但是，由于有人谴责在竞选中使用武力和欺骗手段而引起了人们对这些竞选结果的疑问。在这三个州中，负责准确公正地计算选票的州选举委员会是由现存的共和党州政府控制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人以前曾经利用过州竞选委员会，把民主党显而易见的胜利转变成共和党的胜利。他们准备在1876年的选举中重演故伎。这样做未必像民主党人攻击的那样是践踏正义的行为。相反，正是由于民主党人使用武力和恐吓去践踏正义，才使成立州竞选委员会成为必要。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摆在路易斯安那州竞选委员会面前的是怎样一种情况。据记载，在该州的一个县里，1874年有1,688名共和党的选民，而在1876年却仅有1名。 第244页 几十名“视察要员”——两党全国委员会的领袖们——亲临三州，监督州竞选委员会的点票工作。点票是在紧张的气氛之中和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赌博与竞选总统本身绝无两样。蒂尔顿即使没有这三个州，他也已经有了184张选票。海斯需要他的选举团的全部十九名成员都获胜，蒂尔顿则只需要一名。到处流传着有关贿赂和作伪证的各种有根有据的谣言。路易斯安那州的州竞选委员会把蒂尔顿的7,500张显然的多数票算到海斯的名下，使他得到4,500张多数票，并且不计算或修改受到恐吓的几个县的选票数字，以此证明共和党人的州长当选和州议会的组成。南卡罗来纳州的州竞选委员会承认了海斯的选举团成员们的胜利，并且取消了相当一部分民主党人的选票，从而保证了州长张伯伦再次当选，并且在州议会中保证了共和党人占多数席位。在佛罗里达州，州竞选委员会把蒂尔顿的明显胜利换成海斯取得了胜利，不过它没能转变民主党人夺取州长职位和控制州议会的结果。 这样，从这些州报来的正式统计数字使海斯的选票达到了规定的185张票数。 [ 註：争夺俄勒冈的一张选票是一场技术较量，共和党总统选举团的一名成员在这场较量中失败。但是，海斯在俄勒冈无疑已取得胜利。民主党人在那里的挑战是在使用牵制战术。 ] 民主党人叫嚷这是欺骗，并且拒绝承认这个结果。在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民主党得到了法庭转给总统选举团的决定，指出蒂尔顿竞选胜利的选票统计结果有效。在路易斯安那州，声称在1872年选出的民主党的影子州长签署了一份呈交华盛顿的选票统计证明书的副本。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别召开新的州议会，为自己的州长举行就职典礼。在这两个州里，只是由于有了联邦政府的军队，才保持了共和党州政府的门面，它们的实际权力几乎超不出州议会的大楼。从1876年12月到1877年4月，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向民主党的州政府交税。在谁是合法的问题没有解决以前，民主党实际上控制了这两个州的政府。 1877年的妥协 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使国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选举真是自由和公正的，那么共和党很可能会在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那获胜，在密西西比和北卡罗来纳也会由于同样的原因获胜。估计有250,000名南部共和党人由于害怕而没有参加投票，否则蒂尔顿以估计252,000张超过票数而占据优势的局面就会被打破。另一方面，共和党人在佛罗里达的欺骗行为也许已经抵销了由于民主党人的恐吓而失去的票数，他们藉此手段还从蒂尔顿手中将州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抢了过来。 在这次危机中，宪法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解决办法。第十二条修正案只是说，总统选举团应当将其选票交给“参议院主席”(一般情况是由美利坚合众国副总统兼任)，“由他在参众两院当众打开所有证明书，然后计算选票”。但这样无济于事。谁来计算选票呢？自1864年以来，国会是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第22次联合统治之下进行工作的，这种情况要求两院一起表决来计算每一个州的选票。然而，这一规定在1875年已经被取消了。国会由于分成共和党的参议院和民主党的众议院而未能达成一致协议，制定新的规则。宪法条文规定，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多数选票，那么由众议院选举一名总统(参议院选举一名副总统)。这条规则也不可行，因为只有计算了选票之后，才能够按这条规则行事。1876年的问题乃是如何计算选票。 正当国会尽力解决这个难题时，国内的忿怒情绪也达到了危机的程度。在共和党人中间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北部和南部的新铜头蛇长枪俱乐部”准备如果有必要时用武力把蒂尔顿拥上台就职。民主党人举行群众集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路易斯维尔信使报》的编辑亨利·沃特森号召10万名民主党人到华盛顿去举行示威游行。关于新的内战的流言处处纷飞，连格兰特总统也悄悄地加强华盛顿的卫戍部队。 但是所有的流言蜚语和花言巧语都是站不住脚的。南部没有什么人对发动一场新内战感兴趣。国会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向海斯报告说，“国会中重要的南部民主党人，特别是老辉格党人说，他们已经看够了战争。他们不愿意跟着他们的北部同仁跑；这些同仁……‘在和平时期是战无不胜的，但在战争时期就不见人影了’。”蒂尔顿本人也不贊成民主党人的战争叫嚣。“进行战争并不能解决问题，”他对头脑发热的战争支持者们说，“我们刚刚摆脱了内战，不能再打新的内战了；战争只会在毁灭自由政府中结束。” 选举委员会 许多利益集团纷纷要求国会寻求妥协的解决办法。实业界的代表们特别指出，危机如果长期拖下去，只会使经济萧条更为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会组织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在筛选了几十条建议之后，委员会提议组织一个选举委员会来仲裁这个有争议的选举情况。选举委员会的各项决定如果不被国会参众两院否决，则视为最终决定。选举委员会计划由15名成员组成：5名参议员(3名共和党议员、2名民主党议员)；5名众议员(3名民主党议员，2名共和党议员)和5名最高法院法官。从理论上讲，法官的候选人应当是无偏见的。而实际上，两名法官将是民主党人，两名将是共和党人，第五名则被认定是伊利诺州的戴维·戴维斯。他一度是林肯的伙伴，在1872年成为自由派共和党人，现在是无党派人士。民主党人以为戴维斯会站在他们一边，所以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起用戴维斯的主张，而共和党人则较为冷漠对之。民主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投票表决，以150票对18票支持成立选举委员会。而共和党则以84票对57票反对。格兰特总统于1877年1月29日签署了成立这个委员会的法案。 第245页 可是，从伊利诺州传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使整个民主党阵营陷入沮丧之中。伊利诺州议会中的民主党人与绿背纸币党人的联盟推选戴维斯为参议员。一些民主党领导人、包括蒂尔顿的侄子在内，做出这样的举动像是打错了算盘。他们以为，这个表示会把戴维斯牢牢地拉到民主党一边，从而稳妥地得到他在选举委员会中的那一票。戴维斯接受了参议员的席位(他认为这是晋身总统的阶梯)，但是却拒绝了选举委员会的任命。由于最高法院中再没有多余的民主党人，所以第五名法院候选人就落在了有独立倾向的法官约瑟夫·布雷德利的头上。 选举委员会审理的第一个案子是佛罗里达州的选举案。民主党人坚持说，该州的州竞选委员会非法掉换选举结果。共和党人回答说，由州长签署的选举批准书才是唯一有效的；又说，选举委员会对这些官方选举结果的调查不会有结果，除非它去调查地方的选举结果，了解有关投票的种种情况。但是，在3月4日下届总统宣誓就职以前，这样做是无法办到的。委员会按照政党的关系分为7比7票，只有法官布雷德利的意见还未听到。他的肩上担负着重大的责任。2月9日，布雷德利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承认佛罗里达的官方统计结果。 尽管民主党人用下流的语言咒骂，并且阴险地暗示布雷德利已经接受了贿赂，只是没有证据证明这一怀疑，但已为时太晚了。如果选举委员会不对佛罗里达州的选票结果进行调查，那么它也不会对路易斯安那或南卡罗来纳州的选票结果进行调查。蒂尔顿私下失望之余，准备去欧洲旅行。2月16日，委员会承认海斯在路易斯安那州获得的选票；2月18日，委员会承认他在南卡罗来纳州获得的选票。根据成立这个委员会的规定，只有在国会两院都否决选举委员会的裁决时，裁决才能被推翻。参议院很快通过了裁决。但是，一些民主党众议员不死心。他们想出一个主意，用冗长的发言来拖延时间，以便在3月4日以前不能最后完成选票的统计工作。那时，由于候选人都没有获得多数票，众议院就可以行使宪法权力选举一名总统，这样他们就可以推选蒂尔顿了。 幕后谈判 当这些可怕的活动公开进行时，各种非正式的谈判也在幕后进行着。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海斯的伙伴同一些较为温和的南部民主党人之间的谈判了。后者手中并无大牌。不过，他们像有经验的赌徒一样，一眼不眨，摆出一副唬人的架势。其实，一旦真的摊牌，民主党人没有什么希望占上风。共和党人控制着参议院、最高法院、政府机构和军队；他们对北部人的爱国情绪仍然能一唿百应，这也是同等重要的。选举委员会一经作出决定，共和党人就可以把任何抗拒决定的行为说成是过激行为。北部民主党人好容易才开始洗刷他们在战时的铜头蛇形象；在这次国家危机中，再次站错方向是他们难以承受的了。这点有助于解释蒂尔顿和大部分东部民主党人为何拒绝同意任何抵制海斯就职的计划。在被北部同盟者抛弃之后，许多南部民主党人开始打算与共和党人进行尽可能有利于自己的政治交易。曾经是辉格党人的南部人尤其乐于此道。他们小心翼翼地同海斯的共和党人建立了联繫。 后者公开表示欢迎建立联繫。海斯对整顿党内派别非常热心。他打算下力气进行行政机构的改革。他还希望以辉格党的纲领为基础重新建立南部共和党。几十年以前，林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北部辉格共和党人和南部辉格民主党人的利益在好几方面都有共同点。后者想得到联邦政府给予的土地和对德克萨斯和太平洋铁路建设的贷款。他们还想获得联邦政府的补贴，用来重建密西西比河上的码头和改进南部范围内的其它设施。大多数北部民主党人反对这样的补贴，但是，共和党人为了换取南部人对海斯就职的默认，或许会支持补贴南方。 在同海斯的助手们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南部民主党人还提出了内阁成员的任命和联邦政府对他们的保护等方面的问题。总之，他们想知道海斯对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将採取那些措施。海斯会使用军队支持提包客政权吗？抑或撤出军队，让实际上已经控制这几个州的民主党人按照法律治理之？海斯表示，他理解南部人的全部期望——的确，这些希望与他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作为交换，他只要求南部要公正地对待自由民，要尊重他们的权利。通过这些非正式的对话，相当一部分南部民主党人可能在投票中与共和党人採取一致立场，这样使后者有可能控制下一届的众议院(民主党人在众议院中将仅有微弱的10-12张多数票)。 双方并没有就这些问题达成任何正式的“密约”。但是，双方的一系列不成文的“谅解”在2月末初露端倪。民主党人用冗长的发言妨碍会议的进程，拖延选票统计工作，这种威胁使南部人能够比较坚定地履行双方已经达成的某些谅解，而不能另择出路。现在由于半数以上的北部及南部民主党人不愿支持这种用冗长发言来妨碍会议进程的手段，所以拖延战术也就破产了。选票统计工作结束之后，海斯顺利地宣誓就职。 海斯根据他的权限，开始实施他承诺的部分谅解。他提出的内阁成员名单预示了政府的新政策是改革与妥协。内阁成员包括国务卿威廉·埃瓦茨，他曾是安德鲁·詹森在接受弹劾审判时的辩护律师；内政部长卡尔·舒尔茨，他是1872年重要的自由派共和党人；邮政局长戴维·基，他是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一名前南部邦联的拥护者，他领导的邮政总局没有多久就开始向南部温和派提供大量的援助。联邦政府给南部的许多建设项目拨款，1878年，南部得到联邦的资助多于以往任何时期。尽管海斯政府最后没有批准联邦政府投资建筑德克萨斯和太平洋铁路，但它鼓励在没有补贴情况下建筑南部太平洋铁路。这条铁路终于在1881年把旧南部同新西南部联结起来。最重要的是，海斯以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那两州的民主党州长竞选人立下保证黑人权利的承诺为条件，下令联邦军队撤离两个州的首府；这两个州中的共和党政府也随即倒台。与其它几个前南部邦联州一样，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那现在也被“收復”了。 第246页 共和党的老激进派布莱思共和党人和大部分废奴分子指责海斯的撤回军队是出卖自由民的行为。班杰明·韦德宣称，“让这些人得到解放，然后把他们置于无人保护的境地，这是在犯罪，这与把已经自由的人们重新推到奴隶制中去一样可耻。”威廉·劳埃德·加里森锐气不亚当年，严厉抨击海斯的“政策是妥协投降，是上当受骗，是软弱无能，是卑躬屈膝”，这样一项政策只会是“强权压倒公理……有钱人压迫穷苦人，有势力的人压迫不受保护的人”。关于南部许诺要尊重黑人的权利，温德尔·菲利普斯说，“在南部这片土地里，处处埋藏着食言的种子。相信南部人的诺言就是发疯的绝好证据。” 但是这些唿吁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举国上下正在为选举危机的结束而感到庆幸。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如果重建意味着对南部各州事务的军事干涉，那么还是最好不要重建。“对只能靠他人刺刀扶植的地方政府，我不再抱任何信心，”《纽约论坛报》的一位编辑在1877年4月写道，“如果说，黑人选举权意味着一项终身事业，那么黑人选举权就是一个失败。”事实是，海斯除了撤走部队，没有其它选择。在格兰特拒绝介入1875年密西西比州的选举和最高法院在1876年对里斯案和克鲁克香克案作出判决时，就已经预示了要有这样的结果。众议院已经削减了司法部的经费，现在威胁陆军部，如果它还要在南部使用军队——继1876年在小比格霍恩发生的卡斯特灾难和1877年北方铁路罢工之后，又发生了边疆印第安人的骚乱，此时这些地方急需军队——众议院将停止拨经费给它。甚至一些着名的黑人领袖，像最着名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都贊同海斯的做法。道格拉斯在1877年5月说，“所谓总统的政策最好理解为总统需要做的事情。……政治家往往由于不得已被迫按事实办事，而不是按好恶去做。” 尽管没有一个南部民主党人脱离自己的党去帮助共和党人组织众议院，但是1877年妥协的其它内容看来正在奏效。安宁在一代人中第一次在波托马克河下游地区降临。1877年9月，海斯骄傲地宣布：“自内战到现在，在6个月中，很少发生针对黑人的暴力事件，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一年以后，一位海斯的主要政治顾问仍然坚持说：“一个真正的共和党在南部崛起只是时间问题，它将包括知识分子、有文化的人、富人和南部白人中的新教徒，这些人将会保护和支持黑人。” 第三十三章 新南部 长期存在的南部问题 1878年的国会选举在海斯和解的南部政策的许多支持者——包括总统本人——中间引起一阵恐慌。尽管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保证要公正处理暴力与恫吓行为，但是，它还是给两州的选举蒙上了一层阴影。在下南部地区，共和党在1878年选举中获得的选票与上一届选举相比急剧下降。在黑人占多数的294个县中，只有62个追随共和党，而两年以前却是125个。有几个黑人县竟没有记录一张共和党的选票。海斯曾打算把南部前辉格民主党人拉进共和党，但没有取得显着的结果。在一次记者採访中，总统对此表示十分失望。海斯说，他已经开始实行一项新的南部政策，他“真诚希望能赢得南部领导人的支持，……能缓和残酷的政治斗争”。他继续说道，可是现在，“我迫不得已承认，这次尝试是个失败。实施这项政策后，第一次重要的选举已经证明，使用自由选举权进行公正的选举……在南部是行不通的。” 面对此现状，能够做些什么呢？海斯保证，要採取“最坚决、最有力的行动。”联邦法院执行官们以违犯现行联邦选举法的罪名逮捕了22名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共和党人要求通过新的立法，实施第15条修正案。他们敦促国会拒绝接受通过暴力和欺骗手段选出来的南部众议员。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南部没有一个陪审团会证明白人犯有违反选举法的罪行。民主党人已经控制了众议院。1878年的选举结束之后，他们还会控制下一届的参议院。再不会通过新的执行法令。民主党人的目的很明确，要利用现行的法律阻止总统的任何提案。他们在1879年五次在关键性的经费议案中加上附加条款，目的是要撤消1870年-1871年执行法令中遗留下来的一些条款。海斯五次否决了这些议案，即使一些政府机构因经费枯竭而停止了运转。民主党国会多数派终于让步了。但是执行法令却一直是一纸空文。 到1879年，甚至共和党激进分子也开始认识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政府在南部採取的行动是不会有结果的。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重新控制国会。一个团结一致的北部，一定要在选票上战胜团结一致的南部。这对南部黑人会有帮助吗？一家共和党报纸说，北部的团结一致会使南部白人认识到，想通过“威胁、恐吓和投假票”达到控制政府的目的是不会得逞的。“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不能公正对待黑人政治权利的政党来统治这个国家”。 国会在1879年-1880年开会期间，共和党人为了1880年的总统选举，准备公开提出血污衬衫问题。他们对“叛军将军们”现在控制着国会看得很严重。的确，南部人在民主党国会众议员中占多数，其中，90%多的众议员曾经在南部邦联的军队中服役过或是在邦联政府中工作过。有18名前南部邦联将军坐在国会里，有一名前南部邦联的编辑是国会参议院的秘书，前南部邦联的战俘营司令官现在是参议院抚恤金委员会的主席。一名共和党编辑说，在这个俘虏营里，“许多可怜的小伙子不体面地被飢饿和疾病夺走了生命”。这些足以使那些认为自己是胜利一方的联邦军队的退伍军人感到震惊。共和党在1880年的选举中得到“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协助，准备利用这令人震惊的旧事。 第247页 1880年的总统选举 经过35次毫无结果的选举，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第36次选举中，提名俄亥俄州的黑马詹姆斯·加菲尔德为总统竞选人。加菲尔德(与出生在小木屋里的林肯一样)是靠自学成才的。内战时期，他步步高升，被授予少将军衔。1863年他被选入国会，一直到被提名为1880年的总统竞选人。为了打破共和党对爱国主义问题的垄断，民主党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提名联邦军将军、葛底斯堡战役中的英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为总统竞选人。 共和党人把汉考克描画成一位傀儡候选人，内战时期就是一名同情南部民主党人的俘虏。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一份通报坚持说，“一千名联军将领……不能宽恕……恐怖和折磨，流血和屠杀。而民主党人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干，他们要用团结一致的南部来对抗北部爱国的士兵和水兵”。共和党人也毫不犹豫地用欠公平的语言进行攻击。在托马斯·纳斯特画的漫画上，汉考克正在凝神注视着在葛底斯堡战役中丧命的叛军坟墓，漫画的说明是：“‘沉默的(民主党)多数派’。汉考克将军将在大选那天怀念他们”。 共和党採取的“北部团结一致”的战略取得了成果。汉考克虽然在全部从前的蓄奴州中获胜，但是加菲尔德除了失掉三个不大的北部州外，在其他各州中均获胜。尽管在900多万张选票中，他的超过票数只有10,000张，但他还是以微弱的多数欣慰地获胜了。共和党在南部获得了41%的公民选票，与1876年的选举结果相同。 但是，在一些黑人选民比重大的南部州中，共和党获得的黑人选票总数急剧下降。共和党在竞选政策纲领中保证要保护所有选民免遭“恐怖、暴力和欺骗”。这样的承诺，说来容易做来难。虽然共和党以微弱的多数重新控制了众议院，但是在参议院中，力量的天平却掌握在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无党派人士威廉·马奥尼的手中。这使人想到了共和党的新的南部战略。海斯总统曾想争取从前的辉格党人，把他们拉进共和党，但是这个努力已经失败了。当选总统加菲尔德也考虑这个主意，促进共和党与南部几个州中出现的无党派人士结盟。1881年盛夏期间，加菲尔德遭到了暗杀。继承人切斯特·阿瑟尽力贯彻这一结盟政策。 维吉尼亚州的重新调整运动 南部民主党人重新领有南部诸州后，却在经济和其他非种族问题上出现了内部分裂，其中维吉尼亚的分裂最引人注目。19世纪70年代，该州负担的债务已成为最严重的政治问题。维吉尼亚州承担着南北战争以前的高利率的沉重债务(在1870年是全国人均负债的两倍)。尽管战争破坏了资源，并且由于西维吉尼亚的分裂活动使该州的白人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但是，该州还是想方设法还清债务。但试图让西维吉尼亚承担一部分债务的努力失败了。曾在19世纪70年代统治过这个州的最顽固的南部民主党保守分子坚持说，为了维护维吉尼亚州的尊严和信誉，必须偿还全部债务。为了还清欠债，他们徵收高税，大量减少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学校。“自由人的学校没有必要建立，”州长在1878年坚持认为，“我们的先辈把自由民造就成这样，并没有依靠自由民学校的帮助。……(学校)是一种奢侈品，与其他奢侈品一样，要由那些企望得到好处的人们去付钱。”这些言论引起了人们的反对，民主党人分裂成“筹款派”和“重新调整派”。在铁路建设倡导者、前南部邦联将军威廉·马洪的领导下，“重新调整派”在1879年另外组织了一个政党。重新调整派效仿其它几个州的做法，提议降低维吉尼亚州债务的利率， [ 註：19世纪70和80年代，通货收缩趋势每年在名义利息率上增加1%或2%。10年之后，通货收缩每年增长积累的结果可以使利息率增长到15%到20%。这一负担引起了广泛的运动，尤其是在1873年-1878年经济不景气时期。这些运动要求重新就降低各州债务利息进行商谈。 ] 拒绝偿还应当由西维吉尼亚承担的那部分债务。该派说，这样不仅会降低具有破坏性的税收，而且还会为有生产能力的企业提供该州的资源和能源。恢復公立学校将会增加该州黑人和白人的自身资本。在黑人以及白人选民的支持下，重新调整派在1879年控制了维吉尼亚州的议会。1881年他们选举了州长，并把马洪送进了美国参议院。 重新调整派实现了他们的诺言。他们按比例减少了三分之一的债务，把利息从6%降到3%。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增加了三倍。维吉尼亚州的黑人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同时也是受益者。重新调整派-共和党联盟还选举了几名黑人进入州议会。在参加重新调整派1881年大会的代表中，有三分之一是黑人。重新调整派政府拔掉了惩罚罪犯的鞭挞柱(这是奴隶制的遗物)，吸收了黑人参加陪审团，还撤消了使许多穷苦白人和黑人不能参加选举的人头税。马洪还提议与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实现正式联合。 维吉尼亚州在政治上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尽管北部的一些共和党人对债务调整在财政上是否道德表示关心，但是大部分北部共和党人欢迎与这一运动联合。这个运动与共和党的进步的价值观念相似，并且发誓要打破南部的团结。麻萨诸塞州一位激进人士说，债务问题“在这个运动中具有的重要性位居第二。这个派以它确定的真正的原则而自豪，即权力平等，公平选举，点票要老实，和实行彻底的公共教育制度。”共和党人贊成调整派的主张：维吉尼亚州必须抛弃旧南部“僵死的风俗和陈旧的传统”，应当与“正在发展的强大的北部各州”携起手，开发新南方的工业和人力资源。一位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人称赞马洪是内战以来南部出现的“唯一的政治家”。“他似乎已经抓住这样一个重大事实，即南部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它能够并且应当成为同其他最受欢迎的地方一样富有，强大和繁荣”。参议员马洪为了让共和党人能够组织1881年的参议院，在投票中站在了共和党人一边。作为报答，阿瑟总统将维吉尼亚的联邦资助控制权交给了马洪，并且批准成立共和党-重新调整派联盟。 第248页 重新调整派在维吉尼亚州的成功促进了南部其它州的独立运动的发展。阿瑟利用任命权来鼓励这些运动。但是它们都不能与重新调整派的成就媲美。另外，虽然这些运动在口头上要保证黑人的政治权利，但是在他们的选区里选民主要是穷苦的白人农民，他们对黑人根本就不同情。即使在维吉尼亚州，种族问题造成了共和党-重新调整派联盟于1883年破裂。民主党人搬出白人至上和白人团结的口号，指责重新调整派是当今的无赖汉。民主党人还利用选举前夕发生在丹维尔市的种族骚乱，在关于歧视有色人种问题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全胜。马洪从此成为维吉尼亚州共和党的领袖。在1888年维吉尼亚州的选举中，该党几乎获胜。但是，其它地方的独立运动却都消失了，南部依然为民主党所牢牢控制。 新南部的思想与现实 1878年以后，美国经济从萧条中走向復甦，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在80年代，钢的产量增加了四倍。在这十年中，铁路建筑工人铺设了75,000英里长的新铁路线，几乎将原来86,000英里长的铁路线增加了一倍。工业的迅速增长相应地使各工会的成员增加。劳动骑士团在1886年吸收的会员估计有700,000人。美国劳工联合会也于同年成立。芝加哥的海马基特广场的爆炸事件和几次大罢工使1886年成为自1877年铁路大罢工以来劳工闹事最严重的一年。尽管这样，80年代的经济情况一直是令人乐观的。 “新南部”的思想 南部也走进了发展的浪潮之中。据传说，民主党在1880年总统选举中的败北使一些向前看的南方人确信，凭藉政治是不可能自救的。从此，他们挽起袖子，开始建立一个有商业、轧棉花厂和铸造厂的“新南部”。与所有的传说一样，这个传说也包含了某些真实的东西。一种新的创业精神加快了80年代南方人的生活节奏。知名的记者和工业倡导者们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鼓吹北方佬的经济现代化的思想意识。 80年代的新南部纲领并不是全新的。战前就有一些南方人唿吁南部经济要多样化和工业化，但没有引起注意。战争以后，南部许多知名的有识之士把南部邦联的失败归因于南部没有一个现代化的经济。战争失败了，南部必须效法胜利者。《德鲍评论》在1867年宣称：“为了自救，我们不得不发展制造业。”由于经济萧条，而且大量精力倾注于重建时期的政治问题，于是耽误了南部现代化思想意识的及早出现和臻于成熟。 《亚特兰大宪法报》的编辑亨利·格雷迪成为最早宣传新南部思想意识的人。格雷迪在1880年说，这个地区需要的是“少一些树桩(竞选)演说家，多一些拔树桩的人。……如果汉考克的竞选失败能够引导我们的人民从政治转向实干的话，那么南部也就因祸得福了。”似此强调“南部最需要的是工作”的说法已经成为新南部的倡导者反覆宣讲的道理。1886年，格雷迪在一次对北部商人发表的并使他一鸣惊人的讲演中说，新南部纲领已经取得了成果；“我们已经把理论传播到大小城镇，把事业放在政治之上了。我们已经向他们的麻萨诸塞州的纺纱厂和费城的炼铁厂提出了挑战。……我们已经在城市和乡村中树立起节俭的美德。我们已经爱上了工作。” 新南部的工业 格雷迪的雄辩演说并非言过其实，南部的确取得了一些成就。在“把纱厂送到棉花种植园去”的口号推动下，南部的纺织工业在80年代发展十分迅速。沿着从维吉尼亚州到阿拉巴马州的山麓，兴建了许多新的纱厂和工人居住的城镇。劳动力几乎全部是白人，其中40%是妇女，25%是儿童。他们为挣只有新英格兰工人一半的工资而工作着。从1880年到1900年，南部纱锭的数量增长了九倍。1880年，南部的纺织生产能力只占全国纺织生产能力的5%，而1900年这个部门的生产能力已增长至23%。到了1930年它的生产能力超过了新英格兰。南部纺织工业的大部分资本最先筹自南部。不过1893年以后，来自北部的资本开始增加，因为新英格兰的纱厂主们开始看到，在低工资、无工会的南部办工厂有利可图。 南部的另外一个工业是从当地的农作物——菸草中发展起来的。南方人在菸草工业中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本。菸草工业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住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詹姆斯·b·杜克。杜克具备的企业家才能和策略可以与约翰·d·洛克菲勒的才能并驾齐驱。1890年，杜克成立了美国菸草有限公司。有一个时期，这家公司实际上已经垄断了菸草生产，直到1911年因最高法院的判决而被解散为止。与纺织厂不同，菸草工厂僱佣了相当数量的黑人工人。 新南部有两种工业依赖北部的资本，这就是铁路和钢铁。19世纪80年代，南部铁路建设的速度超过了全国铁路建设的平均速度。1886年，南部各条铁路的轨距从传统的5英尺宽改为全国标准轨距4英尺8.5英寸。这一变化使南部铁路成为全国铁路网的一部分。它也象徵着北部铁路的支配逐渐加强。到1890年，在已经控制了三分之二的南部铁路线的公司中，大部分董事职位为北方人所占据。1893年-1897年的经济萧条迫使北部的银行重新组织和整顿南部的许多铁路线，这样，北部对南部的铁路加强了控制。 第249页 南部的冶铁工业在80年代也出现了惊人的增长。阿拉巴马州的北部地区是发展集中的地区。那里蕴藏的煤、石灰石和矿产使新建城市伯明罕成为“南部的匹兹堡”。1880年，从前的蓄奴州生产的生铁只占全国产量的9%。到1890年，产量增长了两倍多。在这期间，北部的投资数字十分突出：据一位评论家说，在80年代，“南部冶铁业中的联邦将军几乎同华盛顿政界中的南部邦联将军一样引人注目。”1907年，美国钢铁工业取得了对南部最大的公司——田纳西冶铁和煤矿公司的控制。从此，北部对南部冶铁业的支配加强了。 北方人对新南部的理解 鼓吹工业化的南方人欢迎北方佬的金元侵入南部。南部还很贫穷，筹集不到足够的资本投入重工业生产。80年代在南部不同城市中举办的工业“展览”，其主要目的是要吸引北部和欧洲投资者们的兴趣与注意。北部一些倡导新南部的鼓吹者们发表的演说甚至比他们的南部伙伴们的演说还动听。麻萨诸塞州的爱德华·阿特金森是一名纺织厂主，战前是自由土壤党人。他在1881年说，新南部精神“有气魄，有活力”，它正在为实现繁荣和种族和谐“创造新的条件”，这样，在不远的将来，“奴隶制的毒瘤”会被治癒，新南部会“朝着和平、秩序，稳定和繁荣的方向发展”。1886年，前共和党激进派国会议员、费城的威廉·d·凯利出版了一本题为《旧南部和新南部》的书。书中极力鼓吹新南部。“财富与荣誉就在新南部前进的道路上”，凯利写道，“它的崛起会推动文明的前进。……它是即将到来的美国冒险乐园中的埃尔多拉多”。 [ 编者註：埃尔多拉多(eldorado)，原意为“镀金人”，在传奇中为波哥大附近的一座印第安人城镇的统治者，非常富有。西班牙人和日耳曼人纷纷前来寻找此镀金人；之后又传为“黄金国”，葡萄牙人继西班牙人之后，也来寻找这个国家。于是，他们的活动迅速发展并征服南美大部分。这个词乃成为任何可以发财致富的地方的代名词。 ] 阿特金森和凯利的言论代表了共和党在80年代的主要观点。他们两位都是反蓄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都曾支持过激进的重建政策。政治上的重建没有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他们现在把希望寄托在经济重建上。正如他们看到的那样，北部的现代化已经提高了各阶层的生活水平；并且改进了社会风气。他们希望，南部的现代化会改善黑人和白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缓和种族敌对情绪，为黑人创造过去从未有过的向上发展的条件。一位波士顿的激进分子说，南部也许会变得像新英格兰一样。“继横贯南部大陆的铁路和电报之后，应当发展学校、工厂、商店，以及更美好的家庭和更和谐的社团感情。”1885年，一位麻萨诸塞州的共和党人得出结论说，“工作和金钱已经使南部社会中的新的理想，新的尝试和新的雄心蔚成风气。资本毕竟是文明的最伟大的推动力，……当财富在两个种族之间更加平等地分配时，他们也就会和睦相处了。” 新南部的教育 南部在80年代不仅经济得到了发展，而且教育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黑人的高等教育虽然主要得到北部的一些传教组织的支持，但是在这十年中，南部有几个州建立了自己的黑人学院或工学院。维吉尼亚州政府向汉普顿学院提供了资助，阿拉巴马州拨出一小笔款帮助布克·华盛顿创办塔斯基吉学院。进入中等学校和大学学习的黑人学生人数在80年代增加了两倍，进入初级学校学习的黑人人数，其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 但是，在这幅南部教育的发展图上，还有许多地方仍然是空白。1880年，20%的白人和70%多的黑人依然是目不识丁。在达到上学年龄的白人和黑人儿童中，上了学的白人孩子不到五分之三，黑人孩子不到五分之二。南方人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钱还不到北方人的三分之一。在南部乡村里，年平均上课时间是三个月或少一些。一位同情南部的北部评论家在1888年写道：“典型的南部自由民学校是设在一间木房里。它们有的是泥土地面，有的是用半圆的木料铺成的地板，没有课桌或者没有黑板。”数百万正在长大的儿童没有受到足够的、令人满意的教育。“这些儿童应当受到教育，这已成为极为重要的问题。北方富有，它能够教育好自己的儿童。南部贫穷，它教育不了自己的儿童”。 联邦政府为此发起一场支援南部教育的运动。资金的分配是以各州的文盲情况为根据而进行的。这种分配方法使四分之三的资金拨给了南部。自1867年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提出一项联邦政府支持南部办学的议案以来，不断有人提出这个意见。1872年，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议案，同意把从公有土地买卖中获得的收入拨给公立学校。然而，参议院对这项议案没有作出响应。70年代经济的不景气阻碍了人们作进一步的努力。1880年的人口调查发现，年龄在10岁或更大一点的美国人当中，有600多万人既不能读，也不能写。这个发现重新復活了支援南部教育的运动。1880年的共和党的政策纲领保证，该党要围绕着联邦政府的援助而工作。那些活着的废奴主义者们敦促政府要慷慨地为南部的教育拨款。一位反奴隶制的老战士说：“对奴隶制犯下的罪恶同样负有责任的北方，有责任解放奴隶和赋予他们各种政治权利。因此，身负三重义务的北部同样应当承担起教育已经获得解放的黑人的责任和重担，使他们担负起公民的义务。” 第250页 1884年，参议院通过了一项由新罕布夏州的亨利·布莱尔提出的议案。议案要求联邦政府在七年中向各州拨款7,700万美元(按1981年的比价为7亿美元)，用于公立学校的建设。这笔款按照各州文盲人数在全州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进行分配，议案还要求各州拨出相应的款项，用于本州建立的公立学校。位于最南边的几个州中的民主党人——他们的州将受益最多——以及共和党人投票贊成这项议案。但是，从1883年到1889年，由民主党人控制的众议院拒绝通过这项议案。民主党人持反对态度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民主党对各州的权利承担了义务；民主党害怕议案会成为復活重建的一个契机；主张低税率的民主党人怀疑这个措施是保护主义者为保持高税率而设下的圈套。 [ 註：在19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年头里，联邦预算出现了盈余。大多数民主党人希望降低关税(当时一种主要的税收方式)，目的是把政府的收入降低到它的开支水平。大多数共和党人反对降低关税。民主党人怀疑，共和党人支持联邦政府向教育提供援助，其中一个原因是要掩盖预算过剩问题，从而使降低关税运动受到挫折。 ] 尽管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分别在1886年和1888年第二次和第三次通过了布莱尔的议案，但是在1888年支持议案的人数已经减少了。众议院和以前一样拒绝考虑议案。当布莱尔在1890年第四次把他的议案提交参议院时，三名共和党人和四名南部民主党人转变了他们先前贊同的立场，投了否决票，从此这项议案被永久地打入了冷宫。推动南部教育的一次比较有希望的努力就这样结束了。 新南部的政治 居住在波托马克河上游和下游的新南部的倡导者依然保持着乐观的情绪。《哈泼周刊》的编辑乔治·威廉·柯蒂斯在1886年说出了人们普遍具有的信心，“蓬勃发展的工业企业以它仁慈的行为正在平息着政治分歧和种族冲突。”这种信心虽然总带点主观愿望，但是，一些事实为这种信心提供了依据。在三k党和白人同盟最猖獗时期过去以后，种族冲突趋于下降。按现代标准，在80年代统治过南部的鼓吹白人至上的保守派们几乎不会受到人们的理睬了。不过，他们的种族主义比起新一代南部政治家们搞的种族主义少一点恶毒意味：虽然黑人还不被允许发挥重建时期那样多的力量，但是他们在80年代和进入90年代以后，一直参加选举，还担任了相当数量的公职。在1884年和1888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在从前的蓄奴州中获得的选票一直保持在40%左右。共和党在上南部地区的力量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除了在维吉尼亚州与重新调整派顺利结盟之外，共和党还趁民主党在1880年由于该州的欠债问题而分裂之机，获得了田纳西州州长的职位，1884年，共和党以极小的差数夺得了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职位。从1881年到1901年，每届国会至少有一名南部黑人担任议员。这些年中，几百名黑人被选进各州的立法机构，上千名黑人在地方政府中任职。完全禁止黑人从政是在1900年前后，而不是在联邦军队1877年停止实行重建前后。 但是这一点也不能过分夸大。在最南部地区，使用恐吓和欺骗手段压低共和党人的选票的行迳自70年代以来一直很盛行。如果光明正大地投票，至少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可能会倒向共和党。但是，确确实实就在这几个州中，从1876年以后，共和党在歷次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总数是最低的。白人至上在那里受到了最大的威胁，所以，白人採取了最严厉的措施来消除这种威胁。南卡罗来纳州1882年通过了一项“八箱法”，它要求选民按选票的对象投进不同选票箱中。这样的投票方式，实际上是一次识字能力的测验，它剥夺了许多黑人选民的投票权利。乔治亚州要求选民支付人头税。有几个州通过了手续烦琐的各种登记规定。穷人和不甚了解规定的人因此在投票中退缩了。把大量假选票塞进投票箱中成为一门艺术。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人把大量的“薄纸假选票”搀进了票箱。当点票人员发现选票的数目超过了合法选民的数目时，民主党人把大一些、厚一些的选票——全部是共和党人的——捡出来后扔掉。 [ 註：那时选票由各党印制，不由政府包办。1888年以后，与引进澳大利亚秘密选票制度相联繫的一项改革就是由州政府印制规格统一的选票。 ] 其它地方也存在这种现象。白人土地所有者代表他们的黑人分成佃农投票。这对解释在一些州的黑人居住区里，民主党获得大量选票的原因是有帮助的。正如一位阿拉巴马人所说：“只要需要，黑人居住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出一万、一万五千，二万或是三万张黑人选票来。” 新南部的其它一些现实情况 新南部的种族和谐形象也被其它一些瑕疵所玷污。其中，最严重的是罪犯出租制度。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新形式的奴隶制是奴隶解放造成的后果。在旧的统治时期，大部分的奴隶犯罪后要在种植园里受到劳动惩罚。内战结束后，由于罪犯人数的增加，南部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南部多数的州开始与私人公司签订合同，把犯人出租给它们——煤矿公司、铁路建筑公司、农场，等等。这种做法证明相当成功，重建以后的各州政府都大加採用。每个州不仅节省了犯人的膳宿费用，而且还得到了一笔收入。租方得到了廉价劳动力，罪犯可以像奴隶那样工作。的确，这个制度看起来对每一方都有利——除了对罪犯本人。犯人遭受了残酷的虐待与剥削，这使犯人出租制度很快成为全国的一件丑闻。90%的罪犯是黑人，造成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实行了种族歧视的法令。犯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干着牛马般的活，成为看守们残酷虐待的牺牲品。在密西西比州的犯人中，80年代的年死亡率大约是11%，在阿肯色州是25%。在南卡罗来纳州修建铁路的一群囚犯在1878年和1879年两年中的死亡率是50%。1887年，一个大陪审团在调查了密西西比州的一个犯人医院后报告说，大多数病人的“背部有多处明显的鞭痕、伤疤和血泡，一些人由于遭到毒打，全身皮开肉绽。……他们躺在那里，奄奄一息。其中一些人躺在光熘熘的木板上，样子十分可怜。他们很衰弱，瘦得几乎只剩下一把骨头和一张皮了。” 第251页 在其它问题上对新南部持友好态度的北方人谴责出租犯人是“最新、最令人厌恶的奴隶制形式”，“在一个文明社会中是难以相信的事情”。有头脑的南方人同意这种说法。乔治亚州进行的一次官方调查表明，出租犯人是“野蛮的”，“比奴隶制更不道德”，“对文明人来说是一种耻辱”。南部很快出现了一批以废除犯人奴隶制度为目标的改革组织，其中许多组织是由妇女领导的。不过，实践证明，进行改革是困难的。许多有势力的人都从犯人出租制度中谋取私利。新南部的一部分工业企业是以这个制度为基础发展起来。只是在20世纪初叶的20年里，南部的改革者们才逐渐地扫除了这个制度。 闪闪发光的未必尽是黄金，新南部在其它方面也同样如此。尽管一些工业部门的发展十分显着，但是，南部的经济依然紧紧地依赖于北部。南部纱厂生产的较粗糙的纱和布常常要送到新英格兰的纱厂里进行最后的加工。由于南部的钢铁厂和铁路的所有权为北部所掌握，所以，在价格和利率上歧视南部的现象时有发生。以前参加过南部邦联的几个州，它们的工业生产能力尽管增加了一倍，即从1880年占全国工业生产能力的5%增加到1900年的10%，但是它们实际上与1860年的情况相同。与北部相比较，新南部的工业进步只不过是恢復到这个地区的战前水平。在人均收入方面，新南部做得也不好。从1880年到1900年，南部人均收入增长了21%，这仅仅与北部的增长速度相一致。南部的人均收入只是北部的五分之二——这与1880年的比例相同，但低于1860年的三分之二的比例。 南部未能赶上北部的一个原因是，在南部工业企业中普遍採用低工资制。另一个原因是，南部农业患有顽固的贫血症。负债和生产过剩呈恶性循环，造成棉花价格持续下降，棉花种植者因此贫困化。大多数鼓吹新南部的人，除了偶尔在口头上说一说农作物多样化的好处之外，关于农业，他们说得很少，做得也很少。几乎所有新的投资都跑到非农业部门中去。1800年到1900年间，在以前参加过南部邦联的各州中，人均工业资本增长了300%，而人均农业资本只增加了29%。 贫困的南部农业，在政治上造成了1890年以后一触即发的后果。人民党运动和一些“南部农民叛乱”推翻了几个保守政权，从而永远改变了南部的政治图景。与此同时，打算重新由联邦政府实施选举权的尝试也没有成功。由于它的失败，重建的最后一点残余也慢慢地消失了。 向血污衬衫告别 重新调整派和其它独立派运动在1883年垮台后，北部共和党人开始寻找各种不同的、有时甚至相反的途径来接近南方。1884年的总统候选人詹姆斯·布莱恩最初希望在关税问题上赢得南部工业地区的选票。当希望破灭时，布莱恩公开提出了血污衬衫问题，并且指责说，由于压制南部共和党人投票，他在选举中以微弱的劣势败给了民主党人格罗弗·克利夫兰。但是，相当多的共和党人对血污衬衫问题已经厌倦了，尤其是在共和党掌握国家权力时，对保护黑人选民似乎无能为力。1888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抱着在经济问题上可能会把大批南部老辉格党人争取过来的希望，将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关税问题上。无论这个问题的潜力如何，该党的总统候选人班杰明·哈里森获得了北部248张选票中的233张，赢得了总统职位，而他几乎要瓦解了团结一致的南部：在维吉尼亚州和西维吉尼亚州中，只要有不到1.5%或1%的普通选民转变立场，那么这几个州就会站在共和党人一边。 但是，共和党在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中，只分别获得了27%、26%和17%的选票。如此令人不能容忍的结果等于是对“宪法的公开打击”，一家共和党报纸宣称道，“我们怎能无视这种挑战呢”。1888年，共和党在控制了国会两院以及总统职位后，一些共和党人想利用新的执行立法来回答这种挑战。1889年12月，国会开会时，国会议员面临17个有争议的南部选举案。众议院对其中11个案子的裁决均有利于共和党。这些案件中的证据使许多国会议员相信，在选举国会议员时，为了能够控制时间、地点和方式，有必要以国会宪法权力为基础，制定一项新的联邦选举法(第一条，第4款)。 麻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负责提交众议院多项议案。他综合这些议案而成一个全面性的议案，洛奇的议案授权联邦地区法官，在任何一个选区，只要有100名选民请求，就可以任命选举监督。选举监督有权检查登记簿，监察投票和向选民解说投票程序。联邦巡迴法庭应当任命检票委员会。委员会要证明选举结果准确无误(委员会的决定是最终决定，即使其决定与州选举委员会的报告的结果不一致)。委员会能够对被指控有恐吓和欺骗行为的任何人提出诉讼。这是一项有影响的议案，但它只适用于国会的选举。在州和地方的竞选中，议案在保护黑人选民方面就不起什么作用了。而在这样的竞选中，关系到黑人利益的重要的事情被决定下来，诸如学校、劳工立法、惩罚罪犯等等。然而，民主党人掀起了一场疯狂反对这个“强制议案”的运动。他们称这个议案会带来“黑人重建”时期的最黑暗的日子。任凭民主党狂怒之极，众议院在1890年7月2日一致投票通过了洛奇的议案。 第252页 但是，在参议院，其它审议事项把洛奇的议案挤到一旁。国会已经颁布了一项新的养老金条例、一项反托拉斯法令和一项增加银币的条例。在参议院的议事日程上还有麦金利税法——这是内战以来对进口税进行最全面的、向上调整的一次修改。在许多共和党人看来，讨论这个复杂的议案应当先于选举法。参议院共和党的决策人物决定把选举法推迟到下次会议进行讨论，以便完成制订税法的工作。因为错过这个有利时机，这就是洛奇议案失败的关键。在下一次会议上，一群想得到一项更加放任的银币立法的西部共和党参议员，为换取南部支持他们的银币议案，同意放弃选举法案。由于参议院不能限制辩论时间，所以，民主党故意拖延时间的发言没有受到阻止，提出选举议案的共和党人被迫放弃了该议案。 洛奇议案的失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放弃涉及“南部问题”的立法，转而贊成制订关税，托拉斯和银币的议案，这表明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开始转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充斥于每届总统选举中的党派和种族斗争问题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参加过内战的一代人相继去世了，新的一代人开始掌握了领导权，他们没有战争的记忆，对内战时期的问题也不感兴趣。除了1957年通过的人权法外，洛奇议案是最后一个几乎被通过的关于黑人权利的议案。1894年，民主党国会撤消了1870年-1871年实施的许多法规。重建时代就这样悄然结束了。 结束语 南部民主党人把洛奇选举议案的失败正确地解释为北部最后投降的一个信号。在他们对此作出反应之前，又出现了人民党主义，造成了新的危机。人民党，即平民党，是在南部和西部诸州的农业经济不景气和乡村动盪不安的形势下产生的。连续四年，棉花价格暴跌，几乎下降了50%。1894年，每磅棉花的价格是4.5美分，达到了歷史上的最低水平。农民感到前景暗淡。“南部农民联合会”把成百上千名农民动员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几个州——南卡罗来纳、田纳西、佛罗里达和阿肯色——中农民运动在民主党内有了一定的势力，但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在其它州，农民们拒绝支持民主党人。他们于1892年和西部的反抗的农民联合起来，组成了人民党——这是自内战以来除共和党和民主党之外的最大的一个政党。 1896年，民主党吞併了人民党，并提名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为总统候选人。他在竞选纲领中鼓吹要无限制地铸造银币，以此来扭转农产品价格的下跌，结束1893年经济恐慌造成的不景气。布赖恩虽然在所有参加前南部邦联的州中以及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各州中获得了胜利，但是共和党人威廉·麦金利在北部诸州，以及在马里兰、肯塔基、西维吉尼亚和德拉瓦等州中大获全胜。人民党从此销声匿迹，南部以外的民主党在以后的15年中也变得气息奄奄。 人民党主义在它短暂的存在时间里，曾使6个南部州在政治上发生混乱。共和党-人民党联盟取得了对北卡罗来纳州的控制达四年之久，但是在其它州中却没有成功，原因是民主党人搞了许多骗局。民主党人再一次全力以赴在“黑人统治”和“黑人重建时期的重演”上做文章，以诋毁人民党-共和党联盟。种族主义的宣传不像从前那样恶毒了，但暴力事件几乎达到了重建时期的水平。1896年以后，骚乱平息下来，民主党人重新牢牢控制了南部的政局，在以后的60年中，没有一个党派向南部的一党统治提出过严厉的挑战。 在这个时期里，南部诸州剥夺了黑人选民的选举权。民主党人承认这样做有几个目的：要净化南部的政治，消除混乱与腐败现象。要剔除文盲和不够资格的选民，要重新实现没有害人幽灵——黑人统治——的“正常的”政治。但是，民主党人潜在的目的是决心要通过剥夺反对派的选举权来巩固一党统治。1889年至1902年间，所有从前参加过南部邦联的州都效法乔治亚州，以交纳人头税作为参加投票的条件。1890年，密西西比州建立了识字能力测验的制度，其他州也纷纷效法：南卡罗来纳州在1900年、阿拉巴马州在1901年、维吉尼亚州在1902年、乔治亚州在1908年先后建立这种制度。最后5个州允许拥有300美元以上的财产的文盲参加选举。由于很多白人既不识字也不符合财产要求，所以密西西比、南卡罗来纳、维吉尼亚和乔治亚4个州通过了“理解”条款。条款规定，一个既不识字也无财产的白人，如果能够听懂州宪法条文的话，登记员就可以让他们登记。实际上，这个条款使登记员有权把选票送给白人，而不给黑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路易斯安那、北卡罗来纳、阿拉巴马和乔治亚等4个州还制定了“祖父”条款。规定如果白人能够证明自己或是自己的祖先在1867年——这年黑人获得了选举权——以前投过票，那么他们就可以参加选举，这种明目张胆地践踏联邦宪法的规定直到1915年才被最高法院宣布无效。最高法院批准了南部诸法规中关于选举权的其它条款，因为第十五条修正案不允许仅仅以种族或肤色——而不是以文化程度、财产或纳税情况——为由剥夺一个人的选举权。在“威廉斯诉密西西比州”(1898)的案件中，法院批准了密西西比州对选举权作出的各种限制性规定以及理解条款，理由是它们在“表面上没有把白人与黑人分开”。 [ 註：不仅如此，黑人选民在实际上被排斥后，民主党人设立了“白人初选”，以限制白人在提名民主党候选人的初选中的选举权。由于黑人的选举权被剥夺使共和党遭到几乎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初选就成为南部唯一有意义的选举了。 ] 第253页 两年以前，最高法院在“普来西诉弗格森”的案件中，还批准了另外关于黑人是二等公民的条款。这是加在黑人头上的规定，它出现在吉姆·克劳主义时期。普来西关心的是路易斯安那州颁布的关于火车客运车厢内要实行种族隔离的一项法令。1890年以前，公共服务设施中实行种族隔离在南部很常见，但没有波及整个南部。一些铁路公司要求黑人乘座“二等”车厢(通常是吸菸车厢)，即便他们付了全票的价钱。新成立的州际贸易委员会在1889年规定，铁路必须向黑人和白人提供同等的服务与设备，但对这一规定的异议便向该委员会提出来。然而，法院的判决不要求提供同样的服务与设备。这为吉姆·克劳立法开了闸门。到1891年，有7个州通过了法律，在铁路车厢内实行“平等的隔离”。尽管车厢内的服务与设备在实际上很少相等，但是最高法院对“普来西案”的判决使平等的隔离的主张合法化，因此就同意了吉姆·克劳法律。受到法律保护的种族隔离不久就遍及到南部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汽车、喷水池、饭馆、娱乐设施等等。 由于吉姆·克劳法正式把黑人和白人分成等级，黑人的选举权实际上被剥夺了。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黑人选民不再构成南部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因素了。贫穷的白人选民也陷入了选举权被剥夺的境地。人头税和其它限制性的措施使白人选民人数减少四分之一。一党制使更多的选民不能参加选举。到20世纪的最初30年，两党制才在南部重新出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权运动产生了第二次重建，这时南部黑人才重新争取到他们在第一次重建时期享有的权利和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