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 第1页 [国际政治] 《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作者：[俄罗斯]戈巴契夫基金会【完结】 《奔向自由》 总　序 目　　录 目录 致读者 第一部分1985—1991年改变苏联和世界的七年 改革曾有成功的机会 瓦季姆·梅德韦杰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经济学博士，教授，戈巴契夫基金会顾问，起草班子负责人；1985年任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8年起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1991年为总统委员会成员，苏联总统高级顾问) 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 史蒂文·科恩(纽约大学俄罗斯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 改革与五个转型 阿尔奇·布朗(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 戈巴契夫改革在俄罗斯歷史上的地位 亚歷山大·加尔金(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歷史学博士，教授；戈巴契夫基金会课题研究中心课题负责人；1985年任苏联科学院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社会政治发展室主任，1987年起为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 维克多·库瓦尔金(“鑑定”圆桌会议（戈巴契夫基金会）执行干事，歷史学博士，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大学）和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教授。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1991年任苏联总统助理顾问) 戈巴契夫改革与国际社会民主党 亚歷山大·维贝尔(戈巴契夫基金会工作人员，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歷史学博士；20世纪80年代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1990—1991年任苏联总统助理顾问) 当代人对戈巴契夫改革的诠释 鲍里斯·斯拉文(戈巴契夫基金会主席助理。1985年任中央教师进修学院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哲学博士，教授。1987—1991年先后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歷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真理报》政治评论员和编委会委员) 从华盛顿看到的改革（1985—1991年） ［美］杰克·马特洛克(美国着名外交家；1983—1987年任里根总统与苏联关系问题主要顾问；1987—1991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 第二部分关于时代和个人 “在黑屋子里逮住黑猫容易吗？” 亚歷山大·涅基佩洛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副院长；改革初期曾任俄罗斯科学院国际政治和经济研究所（1990年前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室主任，后任副所长、所长) 歷史的转折：一个目击者的思考 奥列格·博戈莫洛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国际经济和政治研究所荣誉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顾问；在改革年代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所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 并非一定要流血 尼古拉·什梅廖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教授，经济学博士；1985—1991年为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室主任；1989—1991年为苏联人民代表；1991年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这美好的三年 阿纳托利·阿达米申(大使，已退休（1998年起），欧洲大西洋协会主席，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教授；1985年任苏联外交部第一欧洲司司长，1986—1990年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1990年5月—1993年1月任苏联（俄罗斯）驻义大利大使) 戈巴契夫与改革：咄咄怪事之反观 罗德里克·布赖特韦特(1988年至1992年英国驻苏联和俄罗斯大使。后任英国首相约翰·梅杰的顾问。着有回忆任驻莫斯科大使时的回忆录《穿过河流》) 应该继续下去 瓦季姆·扎格拉金(戈巴契夫基金会主席顾问，哲学博士，教授；改革时期任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外交委员会秘书，苏联总统顾问) 新思维的过去和将来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戈巴契夫基金会研究人员，课题负责人；改革时期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问题助理，后为苏联总统助理，苏共中央委员) 弦外之音？ 帕维尔·帕拉日琴科(戈巴契夫基金会国际联络和与报刊联繫部门负责人。改革初期为苏联外交部翻译司工作人员) 与歷史争论到底 安德烈·格拉乔夫(世界政治论坛（义大利都灵）学术委员会主席，记者，政治学家；曾任苏联总统助理和新闻秘书) 未竟事业之新开端（改革之我见） 格奥尔吉·奥斯特罗乌莫夫(戈巴契夫基金会工作人员，“克里姆林宫之后的戈巴契夫”课题负责人；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秘书；1991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苏联总统秘书处秘书长) 二十年后看戈巴契夫改革 瓦季姆·梅茹耶夫(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哲学博士，教授) 人文科学工作者眼中的戈巴契夫改革 德米特里·福尔曼(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歷史学博士、教授；改革时期为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第2页 不要对戈巴契夫改革横加指责！ 亚歷山大·齐普科(《文学报》评论员；改革初期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顾问) 二十年之后…… 利利娅·舍夫佐娃(卡内基争取国际和平基金会后共产主义架构研究计划负责人、主要研究人员，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直属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改革初期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第三部分社会舆论对戈巴契夫改革的反映 西方和苏联社会舆论对改革和“戈巴契夫因素”的看法 （1985—1991年） 奥丽加·兹德拉沃梅斯洛娃(戈巴契夫基金会社会政治中心负责人，哲学副博士；改革初期为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俄罗斯人二十年后看改革 米哈伊尔·戈尔什科夫(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所长（2005年6月该所与社会学所合併，同年任社会学所所长。——译者注），哲学博士) 弗拉基米尔·佩图霍夫(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社会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哲学副博士) 附录 《奔向自由》 总　序 编者的话(1) 编者的话 由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国际基金会（戈巴契夫基金会）编纂、受到国内外普遍关注的《奔向自由——戈巴契夫改革20年后的评说》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 细心的读者或许不会忘记，16年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横跨欧亚两大洲、幅员辽阔的大国强国——苏联解体，这一事件已成为人类歷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发源地的苏联解体的原因会被永远追问：号称“超级大国”的苏联，为什么在“无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顷刻间分崩离析？为什么作为拥有千百万党员的执政党——苏联共产党，面对将被解散、执政地位即将丧失乃至被宣布为非法这样一些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时，没有组织任何形式的有效抵抗？为什么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党面临威胁的情况下，不从大局出发，挺身维护党的团结，而是率先宣布与党决裂，另立门户，网罗组织起新的党派？苏联解体的内外因是什么？苏联几代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甚至献出生命的理想何以瞬间灰飞烟灭？戈巴契夫的改革是拯救社会主义的“龙种”，还是葬送共产党的“跳蚤”？认真研究、反思这些问题，对我们不无裨益。 确实，戈巴契夫是苏联“开放”和“改革”的始作俑者。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戈巴契夫推动“开放”和“改革”的呢？十几年过去了，目前国际乃至中国对当年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仍莫衷一是，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亦有着各自的观察角度，对此解释亦各执一词。 本书的议题由戈巴契夫基金会拟定，当时事件的参与者或亲歷者应邀从当事人的角度，在20年后对戈巴契夫当年领导并推动的改革进行分析和诠释。书中收录了20多篇文章，作者中有曾在戈巴契夫政府中出任要职并具体领导、设计、推动和实施改革的官员，有当时担任戈巴契夫改革理论和政策顾问的专家学者，有当时苏联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官和研究人员，有当时驻苏联的英美大使，还有国外长期从事苏俄问题研究的知名专家。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当时都极力推崇并支持戈巴契夫改革的理论和措施，迄今仍对戈巴契夫改革持肯定态度。本书集中反映了目前俄罗斯和国际问题专家对戈巴契夫改革的主流看法，为我们了解戈巴契夫改革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奔向自由》 总　序 编者的话(2) 编者的话 正如戈巴契夫在“致读者”中所说的那样，本书“不是把某种特定的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使读者对各种评价和事实加以比较性思考”。因此，我们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从本书当事人的叙述中了解戈巴契夫改革的进程。不仅作为已经过去的歷史过程，了解戈巴契夫改革理论和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实施过程，了解戈氏改革思想理论和政策措施、方式方法对苏联走向解体的影响，而且作为政治发展过程，了解当事人在20年之后对戈巴契夫改革始料未及的后果所进行的认识和反思。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戈巴契夫本人，还是支持并参与戈氏改革的亲歷者，均得出结论认为，戈氏改革的初衷是好的，改革过程中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机会避免某些失误，他本人也能够以非常的手段制止某些人的操纵。因此，有作者得出结论认为，戈巴契夫改革的结果始料未及，完全是一个“被出卖了的改革”。那么，我们自然要问：戈氏改革是如何被出卖的？是被谁出卖的？既然被出卖了，那么买家又是谁？ 我们更希望中国的读者在研究分析苏联的经验教训过程中，尤其是在分析认识戈巴契夫改革的经验教训的同时，更深刻地对中国的改革进程和措施选择进行反思。苏联经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脱胎于苏联传统体制（经典体制），曾经困扰苏联当时改革的问题，也是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加以解决的关键问题。所以，仅把这些问题作为一般歷史问题进行分析和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对这些迫切的现实问题给出答案和对策，这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歷史意义。 第3页 这也是我们将本书列入“领导干部参考译丛”的初衷。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年5月 《奔向自由》 总　序 致读者(1) 致读者 自我国歷史中被称作“改革”的那个悲剧性阶段开始后，已经过去了20年。 20年之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在问：当时苏联是否需要改革，苏联的改革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使然，那些使改革中止并导致苏联解体的不幸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吗？改革给苏联社会和世界带来什么，留下了哪些遗产？ 俄罗斯目前社会政治形势特点表明这些问题具有新的现实意义，而且已摆在后改革时期步入独立生活的年轻一代面前，并迫使人们不断对1985—1991年间的事件进行思考和作出评价，因为正是当时席捲全国的解放浪潮奠定了我国社会民主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础。 我所领导的研究基金会邀请了当时事件积极参与者或亲歷者——一批俄罗斯和外国学者和活动家，从今天的角度对这些事件作出分析或诠释。许多人同意了这一请求，于是有了本书。书中收入了20多位作者的文章，作者中有俄罗斯科学院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歷史学家，有在改革年代担任要职的外交官，有原苏共中央工作人员，有戈巴契夫基金会的研究人员。 作者包括：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和副院长亚歷山大·涅基佩洛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列格·博戈莫洛夫，俄罗斯科学 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院士尼古拉·什梅廖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国外着名斯拉夫学研究专家史蒂文·科恩（美国）和阿尔奇·布朗，原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阿纳托利·阿达米申，原美国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原英国驻苏联大使罗德里克·布赖特韦特，先后担任过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助理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俄罗斯着名学者和政论家瓦季姆·梅茹耶夫、利利娅·舍夫佐娃、德米特里·福尔曼等。 《奔向自由》 总　序 致读者(2) 致读者 读者所关注的无疑不仅有收入本书文献的多样性，还有书中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具体评价，因此本书的一大优点就在于：它不是把某种特定的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使读者对各种评价和事实加以比较性思考。 本书收入了基金会研究人员撰写的分析报告《二十年后看改革》。收入本书的社会学述评无疑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在这些述评中援引了1985—1991年间就西方和苏联公众对改革的态度所进行的社会舆论调查的结果（奥·米·兹德拉沃梅斯洛娃的文章），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在米·康·戈尔什科夫和弗·瓦·佩图霍夫领导下完成的关于当代俄罗斯对改革的理解的详尽研究的结果。 我希望本书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苏联改革倡导者的意图和行动，能促进对20世纪我国歷史和世界歷史中这一伟大事件的进一步反思。 米·戈巴契夫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改革曾有成功的机会 改革曾有成功的机会 瓦季姆·梅德韦杰夫 今天恐怕没有人敢否认1985—1991年的改革是我国和世界当代歷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对这一改革的评价大相迳庭——从肯定甚至盛赞到批判甚至极端否定。前者主要出现在世界舆论中，而后者大多来自俄罗斯学者和俄罗斯大众意识。 对这一奇怪的现象很难作出解释。世界公正地认为，新的政治思维，“冷战”的结束，军备的实际削减和人类得以避免世界热核灾难的威胁，两德统一，阿富汗冒险以及一系列其他地区冲突的停止，当然，还有我国发展走上当代民主进程的轨道，所有这些无不与这一改革有关。这一切过去和现在自然都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 在国内，对改革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20世纪90年代改革之后所发生的深刻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影响。苏联的解体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降低以及随后俄罗斯的政治动盪、两次车臣战争、人民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俄罗斯社会明显的财产差别、社会上相当一部分领域或者说主要领域的犯罪和贪污受贿活动猖獗——这些都被视为改革的直接后果。古罗马人早就认为，“之后”并不等于“因此”，社会舆论的突变是有其规律的，而且有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定种种事件的真正联繫。 对改革评价的明显分歧也反映在近10年来问世的大量出版物中。我对所有这些复杂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可以在我这几年发表的四本书［1］以及大量小册子、文章、报告中见到。在本文中我不想重复已经说过的东西，看来重要的是就对改革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释中形成的某些成见谈谈看法，既不奢求全面，也不奢求没有争议。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时期改革中断的原因 戈巴契夫时期改革中断的原因 1985年春开始的改革经歷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或者确切些说，改革的准备阶段）是1985年春至1986年年底这段时期。第二阶段（实际开始改革的阶段）——从1987年年初至1988年年中。第三阶段即高潮阶段——从1988年年中（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至1990年年中（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第四阶段——从1990年年中至1991年年底。改革最终因1991年的叛乱指1991年苏联8·19事件。——译者注、苏联的解体、向雪崩式经济改革的转变而中断（在附表中对改革的各个阶段作了更加详细的说明）。 第4页 关于改革中断和改革领导者失败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按照其中一种相当奇怪的说法，认为苏联当时的改革作为民主改革进程预先就註定会失败，因为苏联社会根本无法改革，旧的制度已经僵化，应当将它摧毁。俄罗斯似乎已经走过了自己发展过程中的歷史极点和顶点，接下来必然要走下坡路。俄罗斯民族由于在20世纪遭受的种种动盪，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备受折磨，因此，这次改革是一场最大的歷史悲剧。这是使国家走出歷史绝境的一次前途渺茫、异常艰难的尝试，戈巴契夫也遭受了与所有伟大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同样的悲剧命运。 可以理解那些有如此看法和对戈巴契夫表示同情的人的心情，但不能同意他们的这种观点。因为这种带有歷史宿命味道的观点认为，戈巴契夫个人是让国家去做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一件实际上没有成功机会的冒险。 大多数关心苏联的研究者和思维健全的人都认为，改革对于摆脱过去的威权主义残余的影响、为国家开闢通向未来的道路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它开始得太迟了，因而遇到了大量的困难，而改革的领导者又没能估计到和克服这些困难。此外，一些人认为，戈巴契夫操之过急，太热衷于开始和进行改造，没有考虑到苏联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并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另一些人的看法正相反，认为他行动过于谨慎，在放弃过去的东西、摧毁社会主义的种种架构和使国家重新投入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怀抱方面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魄力。 当然，在改革过程中国家政治领导有不少失误和错误，关于这些失误和错误下面会谈到。然而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客观原因。我想强调其中的一个原因，我认为这个原因目前尚未得到足够的评价。这就是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对世界经济局势，特别是对世界石油价格的依赖。由于西西伯利亚石油开採量不断增加和世界石油价格持续攀升，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未将天然气、其他自然资源及其初加工产品计算在内）收入达到每年200亿美元。提及这一点对于认识俄罗斯目前出现的与上世纪70年代有些相似的局势十分有益。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石油价格发生了“反向革命”，价格下跌了66%—71%，这使得来自外贸的外汇收入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採用了近5年的平均价格而得到缓解。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5年这一因素也不再存在，于是我们开始陷入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债务之中，1989年国家的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逆差，包括粮食和其他商品在内的进口也产生了巨大的困难，这对国内市场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不能不承认，当时处于石油针尖上长达15年之久的我国财政状况的根本改变并未立刻被意识到，困难被看做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利用过低的美元汇率所作的官方统计没有切实说明这一因素在我国经济中的意义。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在世界市场上的销售保证了10%—15%以上的国家收入和四分之一以上的预算收入［2］，以扩大石油出口来补偿价格下跌的尝试没有成功，此外，石油开採量也正是在这几年开始下降。与此同时再加上居民货币收入和货币流通量毫无道理的增加，便造成了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极为不利的环境，尽管生产增长在1989年仍在继续，但消费市场形势开始急剧恶化。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停止政治改革，甚至放慢政治改革的速度，已经不可能了。至于种种经济改造，则应当首先突出那些能够立即收到经济效果的措施，如发展服务、贸易、建筑、农业领域的中小企业。还应当暂时放弃那些需要财政大量投入的社会措施（例如需要每年增加400亿卢布拨款的养老金改革），保持并加强对居民货币收入增加以及对现金货币流通量的控制。 在这些问题上应当採取明确立场的是当时那些负责经济工作的国家领导人。一些政治局委员曾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而时任政府领导人对此却採取了不正常的态度并且没有加以考虑。 因此，我不能不提到自己观察到的一个情况：虽然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存在着民主气氛，相互信任的、同志式的气氛，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和进行讨论，但领导成员对自己分管的工作还是不够负责，对这些工作的要求还是不够严格。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些年里，直到叛乱前，高层政治领导者中没有一个人因政治行为（实际上就是反改革行为）被追究任何责任和被解职。应该被追究责任和解职的有利加乔夫——尼·安德烈耶娃来信事件，亚佐夫——在提比里西动用军队，克留奇科夫——攻击维尔纽斯电视中心，帕夫洛夫——未经总统允许在最高苏维埃要求赋予政府特别权力，当然还有叶尔钦，大家曾经期待他在1987年10月攻击政治局后会被逐出政界或被派到某个非洲国家任大使，而他却得到了部长位置，仍然是中央委员，直到他公开退党为止。［3］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因为戈巴契夫的软弱和优柔寡断（驳斥对他的这些指责的主要理由是——他勇敢地作出进行种种最重要转变的决定并以极大的精力去实现这些转变），而主要是因为他的理想主义，总书记歷来热衷于民主方法，并相信新的领导层中的分歧基本上不会超出领导层团结一致的界限并能通过同志式的争论得到消除。 第5页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国模式？ 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国模式？ 在关于改革的争论中经常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苏联领导人在开始改革社会时没有走中国的道路，没有採用中国的改革模式——在保留原来的政治制度甚至意识形态的同时，使经济转到市场基础上来？这一问题是根据中国独特的经济奇蹟提出的。看起来这里表现出的也是俄罗斯社会意识中关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对此可以说些什么呢？首先，不应当把当时苏联领导人对社会改革的态度与中国模式对立起来。使我们得出首先要改革经济的结论的不是关于经济作用的教条式的观念，而是对危机前国内实际情况的分析。我和我的同事们——早在戈巴契夫执掌政权之前很久就曾与其共事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国家不能带着原来的经营机制和方法走上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轨道。关于这一点，戈巴契夫在改革前，在1984年1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科学实践会议上作报告时，就讲得很清楚。他担任总书记后，一直坚持这一方针。只要指出如下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1985年夏召开全苏加快科技进步会议，制定实现我国机器制造业现代化并为此重新分配财政资源的重要措施，在三个部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实验，发展个体劳动活动、合作组织，在企业和联合企业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自筹资金和自负盈亏方面採取实际步骤，以及在1987年夏研究并作出关于进行重要经济改革（其实质就是规定在完全经济核算制、租赁和合作的基础上实现经营活动商业化）的决定。我们当时认为，所有这些措施两三年后可以带来实际效果，而眼下也不应忽视传统的行政槓桿的作用，不应忽视加强计划财务制度和劳动纪律、实行企业两班制和三班制、严格监督产品质量的做法，在这一背景下还研究了严厉制止酗酒和嗜酒过度行为的问题。 遗憾的是最初的意图没有实现。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党的经济机关的情绪，在于它对经营管理方法上的种种进步变化、对1987年的改革所要求的新的经营管理形式的运用进行越来越强烈的抵制。企业的经理们当然欢迎扩大自己的权力，况且还实行了企业经理选举制，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未做好自主经营的准备，坚决反对缩减国家拨款和有计划的物资设备供应。各部、计委及政府的领导人都力求保留各自的权利和权限，对放弃严格的指令性计划、改革价格构成、实行生产资料批发贸易以取代生产资料的统一分配等做法暗中百般阻挠。反对意味着经济非国有化、也意味着经济非政党化的重要经济改革的，还有主要由经营管理精英组成的各级党的机关。 总之，要进行经济改革，就必须改革政治制度——首先是改革党本身，就必须使社会深入民主化，就必须有公开性和言论自由。 我国的经济改革只能作为社会改革全面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一点是，国家领导由于陷入政治制度改革，从1988年起已不能像解决政治问题那样具体地解决经济改革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被交给了政府，而那里的保守情绪非常强烈。雷日科夫—阿巴尔金政府1989—1990年的经济改革新尝试本来要向前继续推进，走向市场经济，但在某些方面甚至从1987年的立场后退了。经济管理的各个环节上都有对关于共和国经济核算、价格改革和价格构成、生产资料批发贸易等建议的顽强抵制。经济越来越成为政治的“人质”。沿着经济改革道路向前推进的运动越来越受到政治争吵、保守主义反对派和激进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攻击的阻碍。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苏共在改革中的作用 苏共在改革中的作用 这个重要问题包含着许多令人费解的东西。改革是在戈巴契夫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后开始的，但改革是在党的领导层中响起要求戈巴契夫辞职的唿声、反戈巴契夫的叛乱实际上得到支持的时候结束的。说到前一种情况，则不能不如此。苏联社会曾是一个很有组织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只能按照党的倡议开始重要的改革，可能出现的、归根到底是自发的过程大多会造成不可预知的结果。但是，党在开始改革后就不能再像改革前那样，而是应当不仅成为改革的倡导者，还要成为改革的榜样。改革的组织者非常清楚这一点。党的民主化是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的基本思想，这次全会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实际改革进程打下了基础，为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也为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开闢了道路。党的非国家化过程已经开始，它逐渐脱离国家核心的角色、放弃直接管理国家一切事务的职能，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政党并掌握政治工作的新内容和新方法。无需指出这一过程多么复杂和痛苦，以及在党的机关中引发了哪些矛盾和不满，这些在1989—1990年的中央全会以及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尤其是在代表大会后，表现得十分明显。 由于戈巴契夫当选苏联总统，便产生了他退党的问题。党内保守派希望摆脱戈巴契夫及其支持者，把党变为反改革力量的堡垒并在保卫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展开反对改革的斗争。激进民主派也主张总统不再担任党的领袖，他们很想把戈巴契夫拉到自己一边，以深化改革为藉口使他脱离党，理由是党已变成反对改革的力量。 第6页 戈巴契夫没有退党，而是作为国家总统保留了在党内的领导角色，他这样做对不对呢？能否贊同党基本上是一个不可改革的组织，只会成为社会上保守力量的堡垒这一看法呢？ 我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总统不应当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不应当同党断绝联繫，否则党就会被反改革力量控制。“民主派”当时根本不能成为总统权力的可靠支柱，他们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方针，没有社会机构，他们营垒中一片混乱和纷争，起主导作用的是过去毫无作为的政治家们（也许不包括安·德·萨哈罗夫）的傲慢情绪和蛊惑宣传。 至于苏共，它还保留着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槓桿，在地方上尤其如此，尽管党内发生了保守情绪与改革情绪之间的复杂斗争，但革新的种子已经撒下并在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中顽强地发出了芽，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几乎一致通过了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就是很好的说明，这份文件就其精神实质来看与以往所有的文件极为不同，它实际上坚持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基调，可以表明党内情绪的是，戈巴契夫被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推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而代表苏共及其领导层内的保守力量的利加乔夫却在副总书记的选举中遭到彻底失败。既然党内改革情绪占上风，那么，为什么在总体上主张继续实行改革路线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闭幕不到一年后，党没能採取正确的立场——不准和反对叛乱呢？ 在我看来，这都是因为在国家职能从党的手中转到应当履行这些职能的国家政权代表机关和执行机关后，党未能在新的社会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由于惯性，党的机关仍抓住原来的职能不放。但是，重心已经从党的一边转向总统委员会、总统机关、最高苏维埃及其机构一边，强大的党的中央和地方机关没有在社会政治活动中找到自己的落脚点，也就不能放弃对待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以及大众传媒的行政指令方法。 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我不能不指出，当时的一个明显的错误是，本应在实行改革政策、开展党内干部工作方面起积极作用的中央书记处实际上从1988年秋天起就停止了工作，同地方党组织的联繫掌握在以坚持保守立场而着称的组织党务工作部手中。 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党的地方机构的作用已经大大削弱，根据党的新的作用和职能，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总统一人担任国家领导人，传统的政治局其实只是徒有虚名，不过政治局委员们的傲慢自负仍未改变，政治局会议远非总由戈巴契夫主持，这项工作常常交给在党内和国内威望不高的副总书记，这不能不使政治局委员们对总统班子产生妒忌心理和对立情绪。 应该承认，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前，尤其是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后，围绕党的新任务将党内改革力量团结起来的工作进行得不够积极，总书记担任总统后，便不能像过去那样关注党了，我们对他帮助也不够，没有在这方面开展进攻性的、目标明确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在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一些具有远见卓识和民主思想的活动家（其中有叶·谢·斯特罗耶夫、亚·谢·扎索霍夫、瓦·亚·库普佐夫、安·尼·吉连科）被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但是在干部问题上也犯了重大错误（根·伊·亚纳耶夫、奥·谢·舍宁、弗·安·伊瓦什科、瓦·米·法林），地方干部工作也缺乏民主方针。由于这一切，党内的改革阵地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受到了削弱。 1991年春开始了起草新党纲和筹备当年秋季将要召开的下一次苏共代表大会的工作，党本应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分化为改革的党和传统的党，但由于发生了实际上得到党的领导人支持的叛乱以及叛乱者的失败和苏共的解散，这件事没有做成。结果，俄罗斯成了欧洲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没有在原来执政的共产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群众性政党的国家。在许多国家中，这样的政党要么仍然执掌政权，要么在后来几年重新掌握了政权。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联盟的命运(1) 联盟的命运 在相当广泛的居民阶层的意识中，在政论性演讲中，有时在学术着作中普遍认为，联盟的解体是改革的直接结果，而戈巴契夫似乎是联盟解体的罪魁祸首。 实际上联盟的解体不是改革的结果，而是改革中断的结果，改革本身的目的是通过对联盟进行改革来保留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在国家民主化和改革的情况下要保留原来形式的联盟是不可能的。 的确，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是依靠原俄罗斯帝国歷史上形成的种种联繫而存在的，各种经济因素，业已形成的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是联盟的基础，联盟的核心是俄罗斯，向它靠拢的不仅有各斯拉夫共和国，还有哈萨克斯坦、外高加索地区、中亚和（在一定程度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加入联盟的各个共和国（它们当中有些国家在歷史上是第一次）拥有了领土行政边界，获得了许多国家的特徵，尽管如此，但联盟的联邦原则只是徒有其名，其实这是一个严格实行中央集权的、实质上的单一制国家，它的统一建立在政治制度，首先是政党以及强力机构的坚固结构之上，宪法中规定的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得到充分体现，尽管具有种种外部特徵。应当承认，对联盟的族际关系改革的必要性并不是一下子就被认识到的，苏联的民族问题曾被认为基本上解决了，各族人民的友谊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但实际上许多问题被深深地压住、掩盖住了，随着民主化的进行和公开性的扩大，这些问题开始在这里或那里冒出来（克里米亚鞑靼人、阿拉木图事件），后来，事态的陀螺开始越来越勐烈地旋转起来：卡拉巴赫、阿布哈兹以及与其相关的提比里西事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中亚，摩尔达维亚，最后还有（这是根本未料到的）俄罗斯本身。 第7页 关于族际关系的中央全会显然开得太迟了，因而未能对事态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们低估了保守力量和激进力量利用俄罗斯问题搞投机的可能性。结果，俄罗斯问题在党内被保守力量所“驾驭”，他们成立了以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代表的、抵制改革的反对派中心，在俄罗斯国家系统中，叶尔钦及其支持者占了上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其他共和国的民族运动的激进行为开始迅速升级，他们已不再客气地提共和国经济核算的口号，而是要求重新审议联盟条约（这一主张也是很有建设性的），后来又展开了争取完全的民族国家主权和退出苏联的斗争。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各民族共和国中的分离主义者起劲地贊成俄罗斯的主权，俄罗斯的叶尔钦一伙主权论者则想方设法支持这些人，于是他们之间形成了某种统一阵线。 起草新联盟条约的工作似乎使族际关系方面的复杂和痛苦的过程走上了宪法轨道，但是，这项工作越往下进行就越困难，后来又受到以叶尔钦为首的俄罗斯领导人的暗中破坏，他们发起了反对联盟中央和破坏联盟的“主权大游行”，八月叛乱的目的就是反对改革联盟，叶尔钦则利用叛乱的失败来颠覆中央，使其失去实权，在最后时刻给予保留改革后的联盟的努力最强烈一击的是乌克兰为共和国独立举行的全民公决。可见，当时所有反对改革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反对联盟，而且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尽管戈巴契夫和他的支持者直到最后仍在为改革和保留联盟而斗争。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当时有没有保留联盟的某种机会？要知道，在20世纪，几乎所有多民族的帝国和国家都已瓦解和不再存在，我想，这种机会是有的，尽管很小，因为与其他已经退出歷史舞台的帝国不同的是，苏联的各民族，首先是它的斯拉夫骨架，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共同生活在统一的地缘政治（欧亚大陆）、经济和社会文化空间之中，这一机会就在于根据各民族真正平等、在切实可行的联邦框架内实行自决的原则来对联盟进行民主的民族国家改革，改革的失败使得这一机会彻底消失。 回到原来的联盟，哪怕是另一个不完整的联盟，无论在最近的将来还是在遥远的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可以而且应当说的是发展后苏联国家之间各方面的合作，这种合作的基础则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良好联繫、传统和共同利益。 戈巴契夫时期的改革遗产和“叶尔钦主义” 有一种流行相当广泛的看法，认为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内部仍在继续进行戈巴契夫改革时期开始的各项改革，只是它们带有更加激进的性质。不仅如此，叶尔钦的某些过于热情的支持者还对事情加以渲染，说什么只是从摧毁联盟和解除戈巴契夫职务起才开始了民主的改革，因为他们认为由于叶尔钦时期通过了出版法才有了公开性和言论自由。众所周知，关于大众传媒的第一部民主的法律是在1990年通过的，而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在此之前两年就已取消；人民代表的自由选举在1989年首次进行；多党制的拦路杆由于1990年对宪法第6条的修改而抬起，等等。 叶尔钦在执掌俄罗斯大权后当然不能不考虑改革遗留下来的民主问题，但他的政府并未给民主进程添加任何崭新的东西，不仅如此，完全可以说是以极权主义的方式背离了民主原则，这是由于通过了赋予总统近乎独裁权力的国家新宪法，而此前最高苏维埃已经解散，俄罗斯议会遭到勐烈轰击！ 关于民主深化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人所共知的、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叶尔钦及其周围的人与最大的寡头们关系密切，这些寡头对国家的各项决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直接实行自由价格和大规模地将国有财产私有化成了对叶尔钦的俄罗斯民主深化的最“有力的”论据，然而这种休克疗法甚至没有理由被称作改革，这其实是对已有经济的破坏，是为寄希望于“无形的市场之手”的经济混乱开闢空间，这一过程必然带有反民主和反社会的性质，必然有利于投机者和影子经济经营者、营私舞弊的各级官员，并使民众遭受巨大损害——实际工资收入减少一半，储蓄贬值，失业增加等等，主要的是，这一过程不仅没有使经济得到復甦，反而使其陷入前所未有的深重而又持久的危机之中，危机的结果是1998年8月的无力支付。 叶尔钦政府的政策遭到了彻底破产，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政策是追求改革的，恰恰相反，主要是因为这种政策无论在目的上，还是在达到目的的方法上，都与改革毫无共同之处，它的最大目的就是尽快摧毁被等同于苏联的过去的社会主义，回到一切都由“无形的市场之手”操纵的资本主义，实现这些都要靠“革命”的手段：全面实行财产私有化，使国家对经济完全放手不管并把国家的社会职能降到最低限度。结果究竟如何呢？我们的确离开了苏联制度，不过是带着国家极权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弊端和弱点离开的，而且失去了其社会、科技和文化成就，而我们回到的是陈腐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这里有甚嚣尘上的贪婪、腐败和犯罪，有前所未见的财产和社会反差，与实行以社会为取向的、可控的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相去甚远。 第8页 苏联要进行改革，首先就必须使苏联社会逐步转型，使其脱离威权主义的过去，依靠自身的成就和传统并利用发达国家的经验走上现代发展的轨道，以保证人的生活和活动具备应有的条件。在一定时期，由于已经形成的传统，对社会革新、社会改革的论证被简单地视为社会主义抵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在社会上，而且在政治领导者中，仍然有人相信社会主义的公正原则。［4］但是，我可以十分负责地说，这种信念不是来自抽象的教条，而是来自对我们的社会应当解决的现实问题的认识，这些问题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激发人们劳动和事业积极性的强大刺激因素的形成，以及国际安全。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联盟的命运(2) 现在的俄罗斯政府明显地修正了其前任的政策。它更加符合国家的利益，更加注重过去（包括改革和后改革时期）的教训，因而在社会上赢得了支持，然而今天也在不断产生许多涉及社会经济政策和民主进程发展的问题，不过，这是另外要谈的话题。 注释 ［1］瓦·梅德韦杰夫《在戈巴契夫的班子里：来自内部的观点》，莫斯科：贝利纳出版社1994年版；瓦·安·梅德韦杰夫《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如何发生解体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4年版；瓦·安·梅德韦杰夫《远见、神话还是背叛？论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莫斯科：星期日出版社1998年版；瓦·安·梅德韦杰夫《后改革时期的俄罗斯。问题与前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99年版；瓦·安·梅德韦杰夫《面对后工业化时期的挑战：对俄罗斯经济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看法》，莫斯科：阿尔宾纳-帕布利舍尔出版社2003年版。 ［2］在今天的俄罗斯，按照各种估计来看，这一收入占预算收入的1/2—3/4。 ［3］看来，索科洛夫元帅因鲁斯特驾机在红场上降落一事而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是唯一被严厉追究责任的例子。 ［4］因此有必要指出，《别无选择。改革：公开性，民主，社会主义》（苏联进步出版社1988年版）这本轰动一时的书的作者们就曾打着社会主义和革新社会主义的旗号公开进行活动，其中还有民主反对派的主要活动家。 改革的时期划分 时期 重要的和标志 性的事件 政治 经济 意识形态 族际关系 一、准备改革（1985年3月—1986 年） 苏共中央1985年三月全会和四月全会。戈巴契夫1985年5月在列宁格勒的讲话。1985年7月关于加快科技进步问题的会议。1986年2—3月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 国家领导人更迭，制定和宣布旨在纯洁和革新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政治方针。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支持新领导。 加快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路线，结构性改变。广泛而又大规模的实验，准备全面经济改革。力争加强纪律和秩序，提高产品质量。反酗酒运动。 政治领导人与人民直接对话。反对表面文章、形式主义、夸大其辞，发挥大众传媒的主动性。消除不受批评的领域。 在平静和表面祥和的大背景下，出现民族间关系紧张的初步迹象（阿拉木图事件，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活动加强）。 二、开始改革（1987年—1988年年中） 苏共中央1987年一月全会（关于民主化和干部工作）。苏共中央1987年六月全会（关于根本性的经济改革）。戈巴契夫关于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报告。叶尔钦在中央十月全会上的举动。政治局讨论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别无选择》一书出版(1988年6月)。 研究和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党内关系民主化。围绕改革的主要问题进行的争论愈益激烈。激进自由派和教条主义保守派的反对情绪产生。 决定和开始实行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围绕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方法的各种意见的斗争。出现财政货币困难和预算困难、消费市场的短缺现象。 公开性和意见的多元化伴随大众传媒的过激做法而形成。以批判的态度重新看待苏联歷史的各个阶段。出版过去的禁书（布哈林、托洛茨基、普拉托诺夫、雷巴科夫），播放过去的禁片（《忏悔》、《道路检查》、《委员》）。 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之间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冲突爆发，苏姆盖特大屠杀（1988年2月）。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分离主义情绪加强。共和国经济核算的要求。 三、转折时期（1988年年中—1990年年中）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1988年6月）。改组党的机关（1988年10月）。修改宪法和选举法（1988年11月）。选举苏联人民代表（1989年3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1989年5—6月）。各共和国政权机关选举（1990年春）。 改组政治体制：划分国家和党的职能，全部权力移交苏维埃。社会上的政治划分。形成反对派：保守派（党内的）和激进派（社会上的）。转向总统制政体。 经济发展速度降低，消费市场、对外贸易、金融失调。尽管採取了某些措施（合作社法），但1987年的经济改革基本上还是受到政治斗争的阻碍。政府的改革新尝试没有得到社会上的支持。出现罢工运动。 第9页 尝试建立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党对传媒的控制减弱，实际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对公开性和言论自由的“陶醉”。传媒的过激行动。围绕《新闻法》进行的斗争。创作知识分子的政治化和他们的思想划分。 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局势日趋紧张。人民阵线产生。通过限制联盟法律效力的法律。在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公约签订50周年之日举行的示威游行。中亚因民族问题发生冲突。提比里西事件（1989年4月），巴库事件（1990年1月）。 四、危机和改革的中断（1990年年中—1991年）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大会（1990年6月）。通过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主权宣言。新奥加廖沃进程（1991年春 代表大会通过了基本上符合改革精神的各项政治决定，但实际上党被保守力量所控制。产生了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为代表的反总统力量的平行中央。社会上 经济逐渐成为政治的人质，使得种种可供选择的计划遭到失败。金融和经济联繫被破坏。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迅速下降。 社会意识的深刻危机，思想混乱。过去的精神价值遭到贬低，而新的精神价值尚未成型、模煳不清、不能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 为保留经过改革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通过新的联盟条约的斗争因保守力量和激进自由主义力量的破坏而失败。俄罗斯领 夏）。1991年2月维尔纽斯事件。1991年的八月叛乱。别洛韦日协议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1991年12月）。 激进自由主义情绪的影响不断加强。以妥协的方式挽救改革和联盟的尝试（新奥加廖沃进程）。深刻的政治危机导致了8月的叛乱和12月的联盟解体。 导人（叶尔钦）的旨在瓦解联盟的方针。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1) 列昂·奥尼科夫 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 本文在收入本文集时作了删节（尤其是删去了一些引文和大量的注释）。本文全文，包括引文和注释， 见：英文——vicreview.vol.63.№3.fall2004.p.459—488；俄文——вcepnn《Аnpo-xx—hayчhыeдokлaдыnдncknn.temыдлrxxiвeka》,Вып.16.m.,2005-64c.（《俄罗斯社会研究者联合会——学术报告和讨论。21世纪的课题》系列文集第16卷，2005年莫斯科版，共64页）。——俄文编者注 史蒂文·科恩 在20世纪俄罗斯的所有“令人费解的”问题中，有一个问题在21世纪仍在困扰着这个民族：苏联——或者如苏联民族主义者常说的——“大俄罗斯”为什么会灭亡？自1991年12月以来，这一问题一直是俄罗斯的学者、政治家和舆论界争论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大多数西方评论家已经得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认为苏联制度是不可改革的，因此必然由于其自身特有的无法消除的弊端而走向灭亡。 但是，从米·戈巴契夫主政的1985—1991年民主和市场方面发生的那些歷史性变化（它们已经远远超出某些苏联问题研究者所能作出的极其“乐观”预测的单纯自由化的范围）来看，能够因此得出苏联制度真的不可改革的结论吗？当然，这一点在当时并未得到一致的肯定。实际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最终还是希望戈巴契夫领导层能够带领苏联走向改革（我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不是戈巴契夫的改革作用，而是制度能否发生根本改变）。与今天一些“悲观主义者”—学者跟在大多数苏联问题研究者后面喋喋不休地说苏联的制度不可能改革、所以戈巴契夫才会失败一样，当时许多研究者也曾认为“制度只能在苏联的范围内发生改变”。当时有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他很快就成了白宫的苏联问题首席专家）说得更好听：“苏联的社会主义可以改革吗？当然可以，而且它已经在进行改革。” 为什么自1991年以来有那么多属于不同时代、持有不同学术见解的专家都一再指出，“苏联不可能进行改革”，它“不可能从根本上、结构上进行改革”，而“苏联的改革”这一说法本来就是“一种类似于热雪的概念上的矛盾”，所以戈巴契夫根本“无法去改革不可改革的东西？”还有一点更加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硬说这一全球性的歷史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似乎不愿再谈这个话题？他们的动机之所以令人费解，还因为“苏联共产主义天生的不可改革性”这一提法本身是出版物中最糟糕的提法之一。在某些情况下，解释就是一种简单的同语反覆，正如一位法国的苏联问题专家所说的那样，他不能想像“苏联的制度可以将自己改革成某种崭新的东西，而且不再是苏联的制度”。 实际上，断言苏联的制度不可改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戈巴契夫的改革从一开始就“註定会失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概念上都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抛开传统的意识形态观点恰当地提出问题，并且根据实际发生的变化，尤其是1985—1990年期间即国家因危机而出现混乱之前发生的变化进行认真研究，就会看出，苏联的制度显然是可以改革的，不过，为了正确地提出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改革、什么是苏联的制度。 第10页 人们普遍认为，改革不是一种简单的改变，而是通常通过扩大人们的政治自由或经济自由的范围（或者同时扩大这两方面的自由范围）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这不是对现有秩序的革命或全面改变，而是在广泛的歷史、制度架构和文化维度上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改善制度。在苏联问题研究者的着作中常常可以见到关于“真正的改革”应当迅速而又全面的论点，按照这种论点来看，诸如具有重要歷史意义的、在几十年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英国和美国选举权利、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的扩大以及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政”都不是“真正的改革”。还应当记住，尽管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的就是民主化和市场化，但是改革并非总是、并非必然意味着民主化和市场化。 这种认识中有一种歷史上形成的错误观点，苏联制度是不可改革的，它经歷的只有“不成功的改革尝试”。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明显扩大了苏联大多数公民的经济自由，并在较小程度上扩大了他们的政治自由；而赫鲁雪夫的政策也带来了20世纪50—60年代一系列积极的、长久的改变，许多西方专家显然认为这是苏联改革的可能性的极限，他们指出，戈巴契夫提倡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维护苏联制度的反民主的歷史圣像——十月革命和列宁是不能并存的。 但是，这一观点缺乏比较透视。法国人和美国人已逐渐改变了各自的民族革命的方式，为的是使其符合当代的价值观，为什么民主的俄罗斯民族却不能逐渐原谅虽然压制过民主、但毕竟还拥护民主的列宁和苏联制度的其他创始人呢？应当原谅这些由于在1914年以前尚无先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力而出现的时代造就的人物，要知道，就连美国人都原谅了他们的奴隶制创始人（奴隶主总统曾领导美国近50年，没有奴隶但拥护奴隶制的总统领导美国的时间更长，美国甚至在建造国会大厦和白宫时都曾使用过奴隶劳动）。实际上，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作用的这种重新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在全国流行，即成为更加广泛的“忏悔”过程的一部分。 如同对待改革一样，为了准确地给“苏联的制度”这一概念下一个定义，首先需要摒弃一切臆断的和不确切的东西，其中最常见的是将苏联的制度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例如“共产主义是不可能改革的”这一着名公理，这里提到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无法理解、毫无意义的空洞的分析概念。从来没有一位苏联领导人公开说过这种共产主义曾经在自己的国家或其他什么地方存在，他们说的只是社会主义——而苏联的最后一位领导人甚至对这一点都产生了怀疑。“共产主义的”其实就是赋予官方意识形态、执政党和所宣布目标的一个名称，这一术语的意义取决于具体的领导者并且经常发生很大变化，实际上什么都可以表示，例如，戈巴契夫在1990年下过定论，认为“共产主义”这一概念表明“循序渐进地走向民主和提出高于一切的共同价值”。西方观察家可能不了解抽象的“共产主义”与现实的苏联制度即“苏维埃制度”的全部生活之间的差别，但苏联（后来是俄罗斯）的公民明白，在这一点上他们同戈巴契夫是一致的，“共产主义不等于苏维埃联盟”。 为了给苏联的制度一个准确的定义和评价，就要和分析其他任何制度一样，从它的各个运行部分、特别是基本制度架构和实际情况的角度来分析它，而不能把它视为抽象概念和意识形态的人为产物。在西方的苏联问题出版物中经常可以看到的这类概念和人为产物有六种：官方的不可违背的意识形态；极端极权主义的执政苏共；党藉助政治警察在同政治有关的一切方面实行的专政；假民主的苏维埃的全国金字塔权力体系；国家对经济和全部重要财产的垄断性控制；实际上是受莫斯科控制的单一制国家的多民族共和国联邦（或联盟）。 要是问苏联的制度能否改革，那就等于问它的这些基础部分或其中的某些部分能否改革。如果像某些人那样没有考虑到这一制度是一整块不可分割的“巨石”，或者没有考虑到苏共是它主要的和基本的构成部分，就会愚蠢地认为某些部分的变形或改变可使这一制度不再是苏联式的，这种逻辑方法没有被用来看待其他制度的改革，苏联的歷史也没有为它提供根据，这一制度的基原即1917年式的苏维埃是由人民、多党制机构选举产生的，只是后来才变为某种别的东西，1930年以前，经济中并没有垄断性控制，而且存在着市场，曾在25年中一直是苏联制度基本特徵的史达林时期大规模恐怖行动在20世纪50年代结束时，谁都不怀疑苏联制度仍然是苏联式的。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2) 苏联在1990年以前出现的关于进行制度内部必要和可行的改革的构想是多种多样的，但戈巴契夫和叶尔钦的许多支持者却坚持认为，这些构想可以而且应当包含多党制民主、拥有混合形式的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的市场经济以及真正的共和国联邦。这些当代的观点和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表明，要使改革后的制度仍然是苏联式的或者被视为苏联式的，就必须在制度内以某种形式保留四种主要因素：国家的（尽管不一定已经明确形成和被所有人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它会使人继续缅怀1917年的事件和人物以及在1918年以前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由来已久的列宁运动；体现政治主权的架构延续性和宪法根源的苏维埃制度；与市场经济中的私人所有制相结合的国家所有制形式以及一系列社会权利和保障——这些权利和保障非常多，足以使经济称得上社会主义经济并且与西方所说的福利国家（welfarestate）不相上下；俄罗斯起码与几个苏维埃共和国（原本是4个，后来逐渐增加到15个）结成的联盟。 第11页 旧的苏联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中究竟有哪些在戈巴契夫时期得到了改革呢？ 首先从官方意识形态来说，这恐怕不会令人产生怀疑。到20世纪90年代初，占主导地位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史达林主义（其次是列宁主义）的僵化教条，基本上已让位于社会民主主义和其他亲西方的“包罗万象的”观念，这些观念与自由主义民主观念没有什么区别；从前被视为异端邪说的东西成了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得到了刚刚选出的人民代表大会甚至共产党例行代表大会的贊同（尽管它在思想上还未完全转变）；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意识形态在那些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例如教育和共产党的官方出版领域，已不再是强制性的；观念的“多元化”，包括宗教观念的“多元化”，从此成了时兴的官方口号并越来越明显地变为现实。 下一个更加重要的改革是取消苏共在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社会讨论、选拔领导干部和制定政策等方面的垄断。到1990年，由于实行戈巴契夫的政策，实际上取消了书报检查制度，确定了自由选举、政治组织自由并成立了真正的议会，所以这些民主变化的规模已经非常大，就连某些西方学者都把它们称为制度内部的“革命”。在列宁时期形成的苏共的专制以及苏共官方代表在各级苏维埃系统中所起的决定作用，70年来（除了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而出现的史达林恐怖时期）一直是苏联政治的基石，在遗留给戈巴契夫的“行政指令体制”中，苏共的全国机关仍然是总指挥和拥有无限权力的行政首长，但是仅仅5年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制度已不再是列宁主义的，或者如某些人所说，不再是共产主义的。 然而，这一总的结论还需要更具体的说明。在这样一个有着文化多样性的大国中，始于莫斯科的政治改革必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结果——从俄罗斯各个中心城市和西部的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快速民主化，到中亚各共和国党的专制的不太明显的变化；此外，即使在民主化已取得相当大成就的地方，苏共也并未完全彻底地退出政治舞台，苏共拥有数百万党员，几乎在每一个机关和每一个企业都设有基层组织，具有长期控制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巨大的财政资源以及对国民施加一贯影响的经验，所以它仍然是国内的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虽然政治犯已获得自由，人权已受到重视，各级安全机关已成为社会越来越集中关注的对象，但克格勃仍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实际上还是一个不受监督的机关。 尽管如此，曾经长期属于苏共的权力在议会、新的总统机构和后来真正选举产生的地方苏维埃之间的再分配过程还是有了相当大的进展。戈巴契夫在1990年的苏共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并未夸大其词：“苏共对权力和管理的垄断已经结束”，非垄断化过程还消除了苏联制度的一个陈旧特点——虚假的民主政治，从前被赶入地下的广泛的、多种声音的政治声谱现在几乎已享有完全的言论自由；组织起来的反对派，几十个潜在的政党，大规模的游行、罢工，不受检查的出版物——这一切在70年中受到压制和禁止的事物都已合法化并迅速向全国扩展，当时戈巴契夫已经距离真理不远了，因为他骄傲地看到，苏联突然变成了“世界上政治化程度最高的社会”。 俄罗斯过去也有过深入的（命运攸关的——1917年的）政治化过程，但这一过程还从未得到过执政当局的支持或立宪政体的青睐。立宪制和合法性完全是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的特点。俄罗斯有过不少法律甚至宪法（无论是1917年以前还是以后），但它们实际上并不存在，因而也不存在宪法秩序和受法律限制的权力，权力一贯集中在最高领导者手中并通过官僚主义的指令和决定来行使（据统计，1988年由各部作出的决定就有近100万项）。 这就是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的独特实质之所在，国家在把苏共原有的无限权力与“社会主义的制衡制度”区分开来的基础上从专制转向尚未成熟的民主的整个过程，都是在现有的、逐渐完善的宪法程序范围内进行的，尽管民主政体所需要的法律文化和政治传统不可能一下子产生，但基础已经奠定，例如，1990年9月，新建立的宪法法院撤消了戈巴契夫最初发布的一个总统令，而他也只能服从。 为什么在取得这些显着成就的情况下，人们还总说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失败了呢？通常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共产党这个旧制度的支柱似乎是不可改革的，这一总的结论极不准确。第一，这一看法把苏联的制度完全等同于苏联共产党，这样一来，似乎前者离开后者就不可能存在；第二，这一看法把党视为一个统一的均质体。 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共仍拥有巨大的统治范围（vastrealm），它由四个相互联繫但同时又有极大差别的共同体构成：相对来说不大的领导机构——以专制手段控制全党（尽管控制力越来越小）、非常官僚化的声名狼藉的国家机关；这个机关占据了苏联制度下一切重要岗位的众多大小官员；大约1900万普通党员（其中许多人入党是为了升官或者是出于随波逐流的心理）；还有至少两个隐藏在阴影下的秘密政党——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坚如磐石的”一党制的改革党和保守党。当然，苏共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对戈巴契夫的改革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 第12页 苏共党的机关——莫斯科中央机构中的大约1800名工作人员和党的系统各级机构中的数十万名工作人员——可改革还是不可改革？这一问题未必有意义，因为到1990年时，由于实行戈巴契夫的政策，党的机关已经失去其大多数权利和特权（在这方面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是，叶戈尔·利加乔夫——党的机关的主要代表、戈巴契夫过去的盟友越来越反对改革），作为这一机关的总指挥部的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已停止工作，各部委党委要么解散，要么失去作用，基层国家机关中，党委的权力则转到选举出的苏维埃手中；在外省，这一过程进行得相当缓慢，当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行使了几十年的权力正式转给新的苏联议会和总统后，这一过程有了推动力，因为它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了；党的机关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甚至在党内也大大降低，1990年，党的机关的首脑——过去由党内寡头秘密挑选的总书记首次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公开选举。 也许戈巴契夫仍然害怕“这只可恶的疯狗”，但是这个机关其实已经变成了一只纸老虎，遇到选举改革后，它便处于“心理休克状态”，“完全不知所措”。随着这一机关在党的系统中作用的减小和组织结构的瓦解，它的一些代表试图採取某些步骤反对戈巴契夫，但这并未产生特别的效果，反对改革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主管经济的各部、军队、克格勃，甚至在议会。1991年的事件非常可悲地表明了当时党的机关的作用已经多么微不足道，尽管它的大多数中央和地方工作人员都支持反对戈巴契夫的政变，但是与西方流行的看法相反，策划政变的并不是这个机关，它甚至可能事先都不知道此事。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3) 与苏共党的机关不同的是，它所造就的共产党官僚阶层大多都比苏联活得长久，仅仅这一事实就比任何关于它的适应能力的简单结论都有说服力。在全联盟的数百万进入官名录的干部中，许多人后来成了管理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以及其他职业精英的代表，也就是说，成了中产阶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苏联社会的这一巨大阶层虽然名义上都是由共产党员构成，并且因此都带有相同的烙印，但它与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也有由特权、职业、年龄、教育、地理位置和政治观点形成的内在区别。 因此，认为党和国家官僚完全不可改革是毫无意义的，就连它的上层代表对戈巴契夫改革的反应也截然不同，并在各方面都存有分歧。1990年，在政治声谱的各个部分都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从左派到右派，其中许多人还成了反对改革的先锋。不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苏联和后苏联的主要改革者几乎都来自于这一官僚阶层，其中包括米哈伊尔·戈巴契夫、鲍里斯·叶尔钦以及他们周围的许多人。1991年以后，原苏联官员构成了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政治精英、管理精英和私有者精英的基础，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进入了今天被称为“激进改革派”的人之列，而它的更为年轻一代的代表——弗拉基米尔·普京，后来则成为21世纪俄罗斯的第一位总统。 认为苏共1900万普通党员“不可改革”就更没有道理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社会地位和政治观点来看，与未入党的苏联公民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在改革年代的表现也各不相同，到1991年年中，约有400万人退党，主要是因为党籍已失去任何意义，留下来的是“沉默的大多数”，但也有戈巴契夫政策的积极拥护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支持戈巴契夫并在各地开展反对党的机关的斗争，其他许多人则成了党内外反改革运动的社会基础。 关于苏共可否改革、关于戈巴契夫民主化政策的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能否从苏共内部或者在其基础上产生作为改革后的苏联制度一部分的、名副其实的、有竞争力的议会政党。我们用“政党”这一宽泛的概念来称谓的那个东西，在其存在的80年歷史的各个时期曾具有不同的内容：沙皇俄国时期的地下活动；在1917年革命中得到选民支持、取得胜利的组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专制，但也存在围绕政策和权力问题的公开派别斗争的因素；20世纪30年代在史达林统治下相当稀松、怯懦的官僚制度；战争年代与德国侵略者斗争的军事化结构和工具；20世纪50—60年代在史达林去世后积聚力量的寡头统治机关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官僚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发生这一切形变之后，当时的戈巴契夫还需要一个形变：党或者它的大部分成为能够在“严格按民主程序进行的”选举中获胜的“正常的政治组织”。达到这一目的后产生了一些后果，他对这些后果可能没有完全预见到，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它们。这意味着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化（或重新政治化），戈巴契夫在1987年就开始这样做了，当时他唿吁苏共实行民主化，从而使苏共内部其他政党派别（可能是反对党）的萌芽能够产生和发展。这意味着苏共“坚如磐石团结”的神话的破灭和进入“分裂时期”的危险，尽管如此，这一过程仍然迅勐地向前发展，直至因1991年年底的事件而突然打断。 早在1988年年初，苏共的分裂就已经相当严重，中央的两个最有影响的定期出版物——《真理报》和《苏维埃俄罗斯报》之间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论战，维护基本“原则”（包括新史达林主义“原则”）的《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强烈反对戈巴契夫改革的长篇文章，《真理报》则以更加坚决的回击来捍卫反史达林主义的、民主的改革；在两个月后举行的党代表会议上，代表们相互之间进行了自20世纪20年代党内争论以来的首次公开争论，此次中央会议变成了“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战场”。1989年3月，苏共全党都在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当选证书而混争，虽然87%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是同一个党的党员，但他们的政治观点却大相迳庭，难怪当时戈巴契夫说，党的统一路线再也不存在了。 第13页 到1990年，不断加深的分裂具有了“区域—组织”形式，各地的党的组织开始像“俄罗斯套娃”俄罗斯传统木制工艺品。通常由三、五至十个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人物套叠而成。——编者注一样一个个从苏联共产党中跳出来，其中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的共产党退出了苏共，打算在各自的越来越受本地民族主义影响的共和国内与其他政治力量展开竞争；与此同时，党的机关和其他保守分子逼迫戈巴契夫成立俄罗斯共产党——名义上属于苏共，实际上受他们控制。形式上拥有60%苏共党员的俄罗斯共产党，在改革支持者成立了自己的竞选组织——俄罗斯共产党人民主党后实际上也立刻分裂了。 此后各方都已明白，苏共正“孕育着”多党制，正在产生的政党的政治声谱逐渐扩展为“从无政府主义者到君主主义者”，谁都不知道会出现多少个政党（戈巴契夫认为，1991年甚至连412名中央委员中也分化为“两个、三个或者四个”政党），不过它们当中只有两个最大的党有影响力，即以戈巴契夫为首的主张改革并与社会民主党十分相近的苏共激进改革派，以及否定改革并且依然抱定传统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准则不放的各种保守势力和新史达林主义势力的组合。 正式“划清界线”和“分道扬镳”的可能性在1990年就已经议论过，但当时任何一方都不愿这样做，保守派没有一位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十分强有力的领袖，而且他们对在1990年年中退出苏共后影响力不断增加的叶尔钦深感不安，其程度差不多（但不是完全）与他们对戈巴契夫深恶痛绝是一样的。当时戈巴契夫身边的一些顾问撺掇他和他的支持者们一起退出苏共，或者将反对派开除出党并进而组建公开的社会民主运动，但是，苏共的领袖犹豫不决，戈巴契夫像任何一位领袖一样不愿分裂自己的党，害怕失去联盟党的机关同安全机关和自己的对手的联繫，直到1991年夏季，双方才为正式“分手”“做好准备”，“分手”本来应该在11—12月举行的党的非常代表大会上进行，却成了八月叛乱的又一个牺牲品。 一个庞大的共产党分裂为两个反对党，正如戈巴契夫的战友亚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早在1985年就私下建议（他至今仍对此深信不移）的那样，本应是在苏联建立多党制（而且比21世纪初在后苏联的俄罗斯实行的多党制更加牢固）的最可靠和最快速的办法，如果实现意味着在戈巴契夫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所确定的那些原则问题上可以投各种票的“文明分手”，双方就会在分道扬镳后仍保留有相当多的成员、地方组织、出版机关以及苏共的其他“共同财产”，而且两个党马上就会成为苏联最大的和无可比拟的全国政党，其影响力也会大大超过一群在后来数年里把俄罗斯的政治景色搞得乌烟瘴气、大多未必离开过其赖以成立的莫斯科门户的“矮子‘党’”（戈巴契夫当时根据一项内部调查资料相信，至少会有500—700万苏共党员跟随他参加新的党）。 毫无疑问，原苏共中的两派会成为两个有威望的组织，能够在后来的地方、地区乃至全国的选举中得到相当多选民的支持，而且在大多数苏联公民都认为共产党对过去和现在的种种不幸负有罪责的情况下，分离后的两个部分可以通过相互推卸责任和相互指责来免除部分罪责，实际上当时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同时双方可以继承苏共的选举优势，例如：组织经验，训练有素的干部，利用大众传媒的经验，财政资源，甚至还有选民的信任。根据1990年进行的一些调查的资料来看，尽管当时有56%的苏联公民不相信苏共，而不相信其他政党的人则达到81%，34%的人仍认为共产党比其他所有的政党都好，考虑到社会上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当时从苏共派生出的两个党完全有机会扩大自己的选民数量。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4) 戈巴契夫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基础，可以使要求政治自由，同时又喜欢保留苏联制度下公民已享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以及旧制度其他成分的混合式或可调节市场经济的千百万苏联公民联合起来，其中主要包括职业阶层和其他中产阶层、熟练工人、具有亲西方取向的知识分子，总之是一切仍然为社会主义者，但同时又不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选举结果来看，共产党人—民主派和原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组成的潜在核心，完全能够组织选举运动并赢得选举。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回过头来分析一下的话，会有利于搞清可能的和现实的前景。戈巴契夫没能造就出或从苏共中分离出能够成为总统党的那部分政治力量，这也是他的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如果戈巴契夫能够在1990年7月的已经分裂的（实际上是多党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利用有利时机做到这一点，他就不会在1990年年底至1991年年初国家遭遇危机、他的声望急剧下降时陷入政治上孤立的境地。 与西方的看法相反，当时戈巴契夫的反对者、正统的共产党人也拥有相当大的选举潜力，他们坚持“健康的保守主义”观念，完全可能得到数百万官员、工厂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具有反西方取向的知识分子以及抱怨和不满戈巴契夫的政治、经济改革的拘泥传统者的支持，随着改革对社会保障和其他基础的“销蚀”，自1985年以来不断增长的不满者的数量必然会持续增长，而且苏共保守派还有一张王牌，就是自史达林时期以来保守的共产主义所特有的国家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逐渐成为越来越强大的思想武器，尤其是在俄罗斯。 第14页 也不应认为共产党内的反改革派不能适应民主政治。经歷了几十位“机关的”候选人在1989年3月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的失败所引发的休克和气愤之后，苏共保守派开始组建自己的选民大军，到1990年，他们在俄罗斯联邦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享有充分选举权的议会党，无论苏共保守派人暗藏什么样的野心，总的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是符合宪法的，甚至在叶尔钦取得共和国行政权首脑选举的胜利、苏共在苏联歷史上首次成为反对党后也是如此。 对于随着联盟的解散而散伙的苏共戈巴契夫派的选举潜力只能加以猜测，而它的保守派政敌却很快就展示出自己的能力。正如一位俄罗斯观察家所说，他们作为反对派“重新振作起来”，他们在1993年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该党很快便成为在后苏联的俄罗斯最大的、最受选民欢迎的政党，到1996年，该党掌握了俄罗斯许多市和州的政权，在议会中拥有比其他任何政党多得多的代表，在总统选举期间收集了40%的反对叶尔钦的正式选票（某些分析家认为甚至更多），从而使叶尔钦未能组成群众性政党。2003年以前，该党在一次又一次选举中的得票率不断上升。这一切说明，如果根据选举能力来评判原苏联共产党可否改革，那么它的两派都是可改革的。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苏联制度的另外两个组成部分：国有经济和联盟。即使认真地研究专业书籍，也不可能从中找出一个表明苏联经济不可改革的实实在在的证据。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近乎一致的肯定看法：戈巴契夫的经济改革“彻底失败了”，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他的领导和改革政策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苏联经济制度本身的问题，许多西方专家不仅认可苏联经济是可以改革的，而且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不可改革论是决定用“休克疗法”给旧制度迎头一击的俄罗斯政治家们（和他们的西方保护人）后来的又一个臆造。 我们应当再来看看“改革”这一概念。如果所谓“改革”在这里意味着转向完全的私有化和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苏联经济制度当然是不可改革的，它只能被彻底取代，某些自封的西方顾问在1991年就坚持必须这样做，而且后来也不肯原谅戈巴契夫，因为他没有听他们的话，然而在苏联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中，包括在激进改革派中，当时很少有人支持这一主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非常贊同戈巴契夫提出的并一再坚定（1990年以前）重申的“改革”目标：拥有“可调节的”、同时又“丰富多彩的现代市场”的“混合经济”，它能为公民提供“经济自由”和为各种形式的所有制提供“平等权利”，但仍可被称为社会主义经济。 戈巴契夫提出的混合经济的主张在西方受到许多人的讥讽，叶尔钦当时炮制出的一种观点——苏联领袖想把不可合併的东西合併在一起，或者如一位西方歷史学家所说，他想“让兔子和驴杂交”——得到了普遍贊同。但这也是不正确的，所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混合型的和可调节的，都包含着私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市场调节方法和非市场调节方法，它们的对比关系会时常发生变化，任何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其实从来都不存在其思想家所鼓吹的完全的“自由市场”。此外，俄国除1929年新经济政策结束后的那段时期外（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苏维埃俄国），歷来是大规模的国营经济成分和私营经济成分结合在一起的。 从政治和经济观点来看，将“资本主义”成分植入改革后的苏联制度是一件比把“社会主义”成分带入——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更加困难的事情，但是，使市场成分——私营公司、银行、服务企业、商店和农场（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一起）——无法对苏联经济加以补充并获得发展和竞争能力的决定性原因并不存在。在东欧的共产党国家和中国，在政治限制多得多的情况下发生过某种类似的情况。当时需要的只是坚定地遵循戈巴契夫的原则——循序渐进并且决不将生活方式，哪怕是改革后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人们。这一点之所以没有在苏联和后苏联的俄罗斯实现，首先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就像1990—1991年国家遭遇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原因一样。 我们也必须讨论一下戈巴契夫的经济改革是否真的“彻底失败了”的问题，因为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意味着苏联经济没有对他的倡议作出反应，如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这一论点也是回头看的结果，甚至在1990年，尽管当时戈巴契夫的政策显然已经产生一系列严重情况——预算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加剧，消费品日益短缺，生产不断下降，但某些西方经济学家仍然认为他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如果说经济改革是由几个必要阶段构成的“转型过程”，那么到1990年时，戈巴契夫已在几个重要方面启动了整个这一过程，他使得全面经济改革所必需的几乎所有法律得以通过，使相当一部分苏联精英具有了市场思维，而且这种思维在他们头脑中非常牢固，在1991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一位主要的新史达林主义者甚至宣称：“如今只有疯子才会否定市场关系的必要性”，不仅如此，戈巴契夫还废除了一些旧的思想教条，使私营企业和私有制即市场关系合法化，带头拥护各种所有制“积极和正当地竞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经济摆脱了党的机关用来约束经济的种种禁令和限制的桎梏，于是，作为这些变化的直接结果的苏联经济市场化、私有化和商业化过程开始了。 第15页 对这些过程应当予以特别关注，因为今天人们几乎总是把这些变化同叶尔钦和后苏联的俄罗斯联繫在一起。到1990年时，被称为合作社的私营企业数量已达到20万，其中的就业者将近500万人，而这些企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5%—6%，这一变化无论结果如何，毕竟进行了进入官名录的官员和其他私人对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过程；许多城市中开设了商业银行；出现了首批交易所；在市场机构建立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商业和金融精英，包括后来的“年轻富豪俱乐部”；为此一位美国记者在1991年年中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苏联资本主义”的报导。西方专家可以认为戈巴契夫的政策是不成功的治标办法，但某些俄罗斯经济学家在几年后确认，“正是在他主政时期产生了后苏联的俄罗斯经济活动的所有基本形式”，更重要的是，这一切正是产生于苏联经济内部的转型，证明苏联经济是可以改革的。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5)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旧的苏联制度最大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联盟，或者确切地说多民族国家问题。戈巴契夫当时并未立刻意识到，他的政治和经济改造可能对莫斯科同时控制15个加盟共和国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但到1990年他已相信，他的所有改革的结果以及他自己的命运都将取决于联盟的命运；在执政的最后两年里，他变成了一个像林肯一样的人物：他仍然充满“保留联盟”的决心，但他不是用强力手段、而是通过谈判力求使已经声名狼藉的“过于集中的单一制国家”变为真正自愿的联邦，当1991年12月苏维埃联盟寿终正寝，加入这一联盟的各共和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时，这也意味着戈巴契夫的名为“改革”的渐进性改造已经完结。 能不能像戈巴契夫以及许多俄罗斯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在1991年前后所说的那样改革联盟呢？有关这一“关键问题”的西方出版物受到两种先入为主的观点的影响。大多数西方人的评价，尤其是美国人的评价所特有的反苏主义使他们确信（无论其“热衷于种种过时论断”的程度如何），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是註定要灭亡的；另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也许并非有意的，而且它同语言或者表述有关，几乎总能听到（也许暗含着与1917年沙皇俄国灭亡的对比）联盟已经“垮台”或者“瓦解”这样一些术语，其意思是，存在着必然导致这种结果，因而实际上使苏维埃国家不可能改革的内在原因。但是，如果以另一种方式提出问题——联盟怎样和为什么被取消、被解散或者干脆不再存在，我们就会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偶然事件或某些客观因素，因而可能有另一种结局。 西方流行的关于联盟不能改革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一个严重的错误认识得出的。这一认识就是：苏共的全国机关（以及它的垂直组织机构和下级机关无条件服从上级机关的原则）“仅靠自己就能保持住整个联盟”。既然这个专制的党由于戈巴契夫的改革失去了根基，也就不再存在能够抵制离心力量的团结因素，所以“苏联的解体是不可避免的”。简单地说，“没有苏共就没有联盟”。 当然用不着低估苏共的作用，不过还有另外一些维护联盟统一的因素，其中包括设在莫斯科并且在全国、在方方面面都有分支机构的联盟中央主管经济的各部委，这些部委也同苏共一样是维护联盟统一的重要组织因素，也不应当低估有着自己的纪律和同化方法的全联盟军事机构的联合作用，以及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的是全联盟经济本身，数十年来，15个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统一体，因为它们共同利用和依赖于同样的自然资源、燃料和能源网、交通运输体系，同样的供货者、生产者、消费者和资金来源，总之，“统一的苏联经济空间”已经形成是人所公认的。 人的因素也不应当忽视，将“苏联人民”赞誉为统一民族的官方口号有些言过其实，但是，正如一些重要的消息人士所证实的那样，它们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人工产物”，苏联包含数十或上百个民族群体，数百万人组成混合婚姻，大约7500万公民（人口的近1/3）居住在本民族区域之外，其中2500万是俄罗斯人；共同的歷史经歷，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或者按莫斯科的说法，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共同经歷的惨重损失和胜利的喜悦，也是一种联合因素；苏联60%以上的非俄罗斯居民能够流利地讲俄语，而其余的人由于受到统一的教育体系的培养和联盟大众传媒的影响，大多也对俄罗斯语言和文化有所了解。 如果改革的政策正确，再加上其他一些必要情况以及这些人数众多、在1917年前后就已形成与俄罗斯共同生活习惯的一体化分子的存在，就算没有苏共的集中统治，也足以使联盟的大部分保持统一；即使不考虑其他后果，仅联盟的解体也使数千万苏联公民失去很多东西，理解这一点无疑有助于解释1991年3月全民公决的结果，按照一位美国专家的说法，那是一次“绝大多数人都贊成联盟的投票”。 应当承认，戈巴契夫提出的取代苏联的自愿联邦不大可能把14个非俄罗斯共和国都联合起来，戈巴契夫希望会是另一种情况，但他又承认事态可能如此发展，1990年4月通过的关于退出苏联的法律就证实了这一点。1940年被史达林红军兼併的波罗的海沿岸小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几乎肯定愿意恢復独立，西部的摩尔达维亚希望重新与罗马尼亚联合（当然，1991年以后它改变了自己的决定），三个外高加索共和国中也可能有一两个退出——这取决于一向敌对的亚美尼亚或亚塞拜然是否会向俄罗斯寻求保护，乔治亚是否需要莫斯科帮助它保持其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第16页 但即使如此，这些小共和国还是在苏联的周边，它们的退出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留下的8—10个共和国仍占有原来联盟90%的领土、人口和资源，这对于建立新的有生命力的苏联来说已经足够了，甚至有联合在俄罗斯周围的几个共和国就足够了，正如一位曾在几个月后参与取消苏联活动的民族领导人所说，新的联盟可能“由4个共和国组成”。 无论绝大多数居民的意见多么“亲联盟”，1990年春季以后各共和国的命运已经由它们各自的领袖和精英决定了，因为在举行了地区选举后，相当一部分权力从莫斯科转到了各个地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保留联盟，他们在戈巴契夫同9个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亚塞拜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土库曼）领导人于1991年4月开始的新联盟条约谈判期间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以新奥加廖沃进程而着称的这次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了关于成立新的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的协议，所有9位共和国领导人都在拟于1991年8月20日正式签署的条约上签了名，其中包括几个月后便取消了联盟的3个人：鲍里斯·叶尔钦、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戈巴契夫让给各共和国的权力超出了他自己所愿，但整个联盟国家、当选的总统和议会以及武装力量和经济在条约中都保留下来。一切都考虑得很周到：举行完条约签订仪式之后接着就要制定新宪法和进行选举，甚至关于在条约签订仪式上谁应当坐在哪里的争执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还就条约文本专用纸张和纪念邮票达成了一致意见。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6) 这一切表明，关于拯救联盟的新奥加廖沃尝试的失败证明联盟不可改革这一常见的论据毫无意义。谈判是有成效的：它与戈巴契夫的其他改革一样在苏联制度范围内进行，具有在三月全民公决中靠人民选择获得的合法地位和效力，并且是由国家大部分地区得到承认的多民族的领导者进行的，应当把当时的新奥加廖沃进程视为“精英共识”的变体，或者“协商实践”的典范，许多政治学家认为，这种实践是对政治制度进行有效的民主改革所必需的，就连叶尔钦身边的一位着名民主政治家也预言说，条约的签订将是“一个歷史性事件”，它必将像美国独立宣言一样永世长存，成为革新后的联盟极其可靠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换句话说，后来条约没有签订不是因为联盟不可改革，而是因为莫斯科的一小撮高层官员在1991年8月19日组织了旨在阻挠对联盟有效改革的武装政变（而且武装政变本身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虽然政变很快就遭到挫败，并且首先是因为其领导者不能坚决地使用已经集结到莫斯科的军队，但政变的后果使新奥加廖沃进程遭到沉重的打击，这些后果大大削弱了戈巴契夫和他的中央政府的力量，使叶尔钦和克拉夫丘克的政治野心进一步膨胀，也使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对莫斯科人的不可预料的行为产生了担忧。 实际上，已经遭到失败并且造成致命后果的八月叛乱既没有平息人们旨在保留联盟的政治冲动，也没有消除苏联主要改革派维持并保留联盟的希望。1991年9月初，12个加盟共和国的大约1900名代表重新参加了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在代表大会实际上自行解散后，9月5日全部政权转给了国务委员会。——俄文编者注，10月签署了关于新经济联盟的协议，叶尔钦在1991年11月还向公众保证“联盟必定存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7个共和国——如果不算已经独立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话，应是大多数——继续与戈巴契夫总统进行谈判，10月25日似乎已就新联盟条约达成协议，这一新联盟条约与其说是联邦条约，不如说是邦联条约，不过还是保留了联盟国家、总统制、议会、经济和军队。但是两周后，条约还是成了由少数阴谋家发动的、更加坚决而且顺利的政变的牺牲品。 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关于苏联制度不可改革的论点既没有概念根据（我们根本未找到），也没有经验根据。在这里对歷史事件和事实的再次分析证明，到1991年时，苏联制度的大部分已经歷了深入的民主改造和市场改造的过程，当然，戈巴契夫时期苏联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革，但它已处于“转变”（这是一个经常被用来说明后苏联时期的术语）的状态。关于苏联制度的“不可改革这一公理”所留下的全部东西就是一个武断的结论：既然戈巴契夫的改革在所有人看来都是亲苏联的和亲社会主义的，那么它不过就是一种“梦想”或“怪想”。这一意识形态偏见实际上与歷史分析毫无共同之处。 为什么本文的结论与众多专家多年来肯定的说法相反，认为这一制度显然是可以改革的呢？在这方面，是否如后来一位美国歷史学家所写的那样，真的出现了“政治奇蹟”吗？要说清这一点，就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些相当重要的因素：源于20世纪20年代甚至1917年的反史达林主义思想的长期影响；尼基塔·赫鲁雪夫的政治遗产，包括苏共内部最早的改革派的产生；苏联精英对西方的日益坦诚的态度，对可选择的发展道路（无论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不断扩展的认识；深刻的社会变化，苏联制度自下而上的非史达林主义化；引发官僚上层倾向改革情绪的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最后是戈巴契夫在各方面与众不同的领导方法（这是不可低估的）。然而，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 第17页 大多数西方专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苏联制度的架构是极端威权主义，或者是为了能够进行基本改革而按另一种方式安排的。实际上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因而它潜存着可改革性的因素，甚至已经具备了改革的条件。从表面上看，它有着代议制民主的一切架构或近乎一切架构：规定了公民自由的宪法，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联邦。但是，在其中每一个构成部分的内部都存在着、或者与所有这些部分并存着可以抵消它们的民主内容的“平衡装置”，其中最主要的是苏共的政治垄断，没有可选择的投票选举，书报检查和警察镇压。开始民主改革进程所需要的全部东西——就是拆除这些“平衡装置”的愿望和能力。 当时，戈巴契夫及其亲密助手都意识到了这种双重性，他把这种双重性形容为“口头上的民主原则，实际上的极权统治”。他后来说，为了实现制度民主化，“什么都没有想”，用他的一位顾问的话说，只想把民主的构成部分“从装饰物变为现实”，这话适用于戈巴契夫的几乎所有改革，不过，如他曾经指出的那样，最出色的范例是“使权力从垄断控制它的苏共手中转到根据宪法应当掌握它的人手中——转给经过自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但是，苏联制度架构的双重性不仅使它完全可以改革，而且如果没有这种双重性，甚至戈巴契夫时期的和平民主化和其他改造也是不可能的，至少它们不会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并具有歷史意义。 最后这一点虽然值得关注，但无法在此进行分析。如果说本文中的论据足以令人信服，那么它就使大多数常见的对苏联灭亡原因的解释（都认为它是不可改革的）受到怀疑。不过，这是一个更加宽泛和有争议的问题，只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伊琳娜·达维江译自英文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改革与五个转型 改革与五个转型 ［1］ 阿尔奇·布朗 也许，歷史学家们将会就戈巴契夫的改革争论几百年，目前，对改变世界的这七年的讨论已经引起种种误解和分歧。在许多俄罗斯人意识中戈巴契夫时期的改革带来的就是失望，这种普遍的失望是由在后苏联的俄罗斯被称为“民主制”的那个制度的弊端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暴富和赤贫现象所造成的。但是，发起改革的那些人在后苏联的俄罗斯已经不担任国家官职了，所以，评价他们时要看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而不是看他们的继承人所做的事情。 有必要搞清楚改革是如何开始的，它后来又变成了什么。戈巴契夫时期的改革是作为改善苏联制度的效用的一种尝试而开始的，它的倡导者们（首先是新任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巴契夫）渴望改善现行的苏联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这一术语恰恰是在1968年捷克共产党改革派开始政治和经济改革、提出多元化思想后产生的，当时关于苏联需要“改良”这一点连想都不允许想。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多元化理论和实践让苏联领导人感到非常害怕，他们用坦克扼杀了“布拉格之春”。后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那些想对苏联制度进行哪怕非常微小的改变人只能使用“进一步完善”苏联政治制度或国民经济管理制度这类婉转的词语。 “改革”一词的意识形态意味不如“改良”一词重，在苏联的保守派看来，“改良”一词具有改良主义或修正主义的隐含意义，所以在改革的“掩饰”下可以进行一切比较激进的改良。起初，这一概念的不确定性在政治上适合那些（首先是新任总书记）真正希望实行重大改良的人，在开始阶段，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都能支持改革，因为当时每个人都给改革加入了各自的意义。 随着改革的内容变得越来越激进，特别是当1988年夏季戈巴契夫制度及其盟友们从“制度改良”转为“制度改造”后，这一术语的不确定性显然已不再是优点了，产生了关于更加深入的改变制度架构的问题。这种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发生，因为“公开性”已变为真正的“言论自由”并且一步步演变为出版自由，尽管觉醒了的社会上的政治论战主要是进行总结概括，而不是谈论具体的、应当实施的制度架构改造。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 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 在论述改革年代实行的五项改造之前，我想先区分一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区分，而是从进行比较政治学分析的角度来区分。可以将共产主义制度的五个基本特徵概括如下：（1）共产党的垄断权力；（2）民主集中制；（3）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4）公开宣布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国家将消亡）为目标——这是最终的、具有合法性的目标；（5）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存在和对这一运动的归属感。［2］在未进行改革的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里，共产党领袖和思想家们称自己的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但这一事实恐怕不能成为效仿他们的理由。同样是这些共产党领袖和共产主义思想维护者也曾把自己的制度称为“民主制度”。在改革前的苏联，“苏联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这两个词语常常被作为几乎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尽管把苏联的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像把它称为民主制度那么明显荒谬，但苏联领导人——从列宁到契尔年科［3］——把苏联的制度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这一事实并不能提供将这个定义作为有根据的分析术语的充足理由［4］。 第18页 “社会主义的”这个形容词适用于范围广泛的社会运动、政党和政府，而不仅仅是其中自称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一部分［5］，这一术语不像用于苏联和那些被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核心的国家的术语——“共产主义的”那么准确。不难把共产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即给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提供终极证明的无国家空想区别开来，因为按照列宁的论点，正是共产党可以提供领导不太觉悟的公民走向和谐的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理论认识和组织基础（我怀疑在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局中是否有人真正相信这种未来的社会神话，然而也不能否认这一构想遗留的思想作用，它一直保留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普遍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浪潮中，这一思想甚至被当作一种理论概念抛弃）［6］，同时也不必担心“现实社会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使用的术语）时期的共产主义与“完全的共产主义”的空想会混为一谈。如果把同一个术语——“社会主义的”，比如说，用于法国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政府和改革前的苏联，这将是比把“共产主义的”这一术语用于后者更加明显的概念上的牵强和对所存在差别的更加明显的掩饰。 在改革的年代，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已不復存在，关于俄国的共产主义直到鲍里斯·叶尔钦的后苏联政权建立后才结束的观点是无稽之谈，苏联是在1991年12月终止其存在的，而苏联的共产主义早在1989年就已寿终正寝，仅从上面列举的共产主义制度基本特徵来分析就可证明这一点。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在法律上于1990年3月结束，当时对宪法作了修改，取消了苏共的有保证的“领导和指导作用”，而独立的政治组织和政党的萌芽事实上在1989年就已经出现；其次，民主集中制从1986年开始就受到快速冲击，到1989年已被完全放弃：坚持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的共产党员作为竞选对手参加了大选前的斗争；第三，尽管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在改革时期是共产主义所有基本特徵中存在时间最长的，但1988年的合作社法使其受到了重创，因为这个法律比1986年的个体劳动法走得还远，合作社很快就变成了稍微带有隐蔽性的私营企业；第四，戈巴契夫及其盟友放弃了“建成共产主义”这一遥远的思想目标，它已从苏共的纲领性文件中消失；还有第五，1989年以后，苏联曾加入其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再存在，它已经没有谁可领导了。 本文将要谈到的五个基本转型意味着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被取消，但这些改变的实际意义更大，虽然这些转型在政治实践的层面上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但必须对它们逐个进行分析。这里所说的是以下五个转型：（1）取消指令式经济；（2）从极端极权主义政治制度转向政治多元化；（3）结束冷战；（4）放弃苏联在东欧的主导权；（5）苏联解体。我将依次来分析所有这些政治现象。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从指令式经济到不确定经济 从指令式经济到不确定经济 显而易见，那些断言苏联不可能从内部发生改变、而且是激进改变的人是错误的。虽然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在不同时期进行过某些经济改革，但激进改革所涉及的是那些由制度行为原则所决定的、在苏联则是因俄罗斯特有的一系列特殊情况而加剧的重大问题。美国着名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令人信服地证明，不仅指令式经济与民主不相容，而且纯粹的市场经济也与民主不相容［7］，他写道：“所有民主国家在歷史上都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市场虽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也要在国家的干预下才能发生改变。”［8］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保护各种利益的组织行为的一种反应，因为这些利益在市场成为作出经济方面决定唯一标准的情况下可能受到过大损害。 然而，纯粹的经济模式只存在于教科书中，经济制度还是要以这种或那种模式为主。比如说，这是一种就实质来看可能是以资源集中配置为基础的指令式经济，但它同时也可能对供需规律作出让步（例如，改革前的苏联存在私人补习教师职业）。市场经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国家调节，可是其运行逻辑又与指令式经济不同。任何一种市场经济本身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完全可能存在公有制成分，比如国有铁路或属于地方政府所有的机场，而且国家通常要针对市场的变化进行相当大的干预，如规定对菸草产品徵收高额税费，以降低吸菸对健康的危害。 从指令式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毕竟是一大进步。“转变”这一术语用在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有道理的。在苏联存在着一个极大的矛盾，一些人努力要使现行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而另一些人则力求主要用建立在其他原则之上的市场经济取代这一制度，结果，戈巴契夫时期的大多数经济法律，如1987年的国有企业法和1988年的合作社法，尽管是按照良好的意图制定的，带来的却是良好意图以外的后果，在长期存在的苏联指令式经济的条件下，不可能轻而易举地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后苏联的俄罗斯经歷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需要使大多数价格达到市场水平的时刻必然到来，改善旧的“行政指令体制”的尝试也必然被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的转变所取代（尽管有人经常毫无根据地批评戈巴契夫利用了“市场经济”前面的“可调节的”这一形容词）。 第19页 虽然到1989年时戈巴契夫採取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方针，但国内当时存在（直到苏联解体为止）的经济制度既不是指令式经济制度，也不是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经济处于僵滞状态：指令式经济已经不起作用，而市场经济尚未出现。由于改革，产生了一些在集中计划的拥护者看来反常的刺激因素，但市场体制的基础仍然薄弱，而对市场转变有决定性作用的措施——放开大部分价格也迟迟没有实行。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说苏联经济制度不可改革的人的论据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进行局部改革，当时也是这么做的，但总的来说，制度的行为原则必然要么是市场的，要么是指令式的，确认这一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存在作出这一选择的简单办法。除了制度问题以外，俄罗斯的特点也使得苏联的经济转变比东欧和中欧国家困难得多。问题不仅仅在于俄罗斯的行政指令体制存在的时间更长，苏联的国家面积和气候条件，再加上苏联计划管理的遗产，甚至给那些力求加快向市场转变的政治家制造了（现在还在制造）很多困难，比如说，比匈牙利或捷克的困难还多。菲奥纳·希尔和克利福德·加迪最近发表的着作（其中分析了因西伯利亚城市的粗放发展而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9］。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坚持市场经济标准的话，那么达尔关于不可抑制的（prohibitive）社会政治成本的看法就是完全正确的［10］，不能简单地把整座整座城市关闭了事，哪怕它们全都根本不可能变得有经济生存能力。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从极权主义政治制度到政治多元化 从极权主义政治制度到政治多元化 西方某些政治评论家跟在俄罗斯激进派后面（成为激进派的往往是那些在苏联由于戈巴契夫而不再追究持不同政见者之前一直是顺从的国教徒的苏联公民）批评戈巴契夫，指责其主政时期苏联政治改革进展缓慢。实际上当时的变化特别快，尤其是在1987年和1990年之间。至于东欧各国政权的更迭就更不用说了，它发生得还要快——1989年就发生了，不过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存在于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架构消失得非常快，因为那里大多数居民都认为这些制度架构是从外部强加给他们的，它们只能暂时得以维持，直到苏联领导人不再愿意使用军队这一最后的手段来保护不受欢迎的制度和不受欢迎的领袖为止。但对有着革命前专制传统和70年共产主义制度实践的俄国来说，实现从极端极权主义政治制度向政治多元化和三年来的种种选择的转变意味着完成一次极其迅勐的突破。 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要求改变的重要因素很多，但对苏联制度改造之所以恰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观因素决定的，1985年3月戈巴契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其他委员的观点如今已经通过当时的文件以及大量的回忆录广为人知，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实行过哪怕与戈巴契夫的政策稍稍相似的政策，戈巴契夫自己的观点也发生了迅速的变化，这表明他热衷于改革和乐于接受新思想，说得客气一点，这可不是政治局这一层次的人所具有的特点，对新思想的这种开放性是至关重要的，苏联任何一位领导人（而实际的选择也非常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像戈巴契夫那样取消对关于“多元化”的溢美之词的禁忌［11］，而只会使用他所控制的大量槓桿——从书报检查制度和党的纪律到动用强力部门——来制止激进的改变［12］。 戈巴契夫在1988年夏季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直到1989年才变为政治现实，其中最根本的改变是对拥有实权的立法权力机关（1989年最高苏维埃竟然否决了雷日科夫所提部长人选的13%）［13］实行差额选举。“改革”一词并不能十分恰当地界定对苏联制度实行改造的意义。戈巴契夫把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看做转折点是对的，按照他的说法，他在代表会议上的主要报告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和平、稳妥地从一种政治制度向另一种政治制度转变”（黑体是我用的。——作者注）［14］。改造已超出取消限制的范围——民主化开始了，然而民主化是一个过程，它不等于已经形成的民主。尽管无论在戈巴契夫执政时期，还是在其后俄罗斯继承人执政时期，制度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但它毕竟已成为一种政治上多元的、同共产主义制度有本质区别的制度。 应当指出的是，有利于把多元化原则引入苏联政治制度的主要决定是在鲍里斯·叶尔钦在政治进程中尚未起任何作用的时候作出的，1988年夏季十九次党代会支持导致多元化决定时（顺便说一下，当时很多代表是在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投贊成票的），叶尔钦虽然在形式上还是苏共中央委员，但他的意见在党内已经无足轻重，他在那场以通过了向代表会议提交的一些十分激进的文件而告终的争论中未起任何作用，但是新的多元化原则使他受益匪浅，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他还使这些原则补充了很多内容，在1989年的选举中，叶尔钦取得了无可争议的胜利，成为新的立法机构中来自整个莫斯科选区的代表，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不过，正如当时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杰克·马特洛克所说，“更令我吃惊的不是叶尔钦取得胜利，而是选票的统计真实可靠”（黑体是马特洛克用的）［15］。 第20页 虽然苏联制度中多元化的确立是一个歷史性的突破，但也应当指出，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后苏联的俄罗斯，完全的民主化都没有实现。如果我们不再解释事实，而是作出一种假设——“这本来可以发生，实际上却没有发生”，就有理由这样来推测（不过，当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要是在两个具体情况下戈巴契夫採取另一种立场的话，国内就可能产生更加有生命力的民主和更加有效的民主制度架构。第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是1990年3月通过最高苏维埃投票、而不是通过直接全民选举来推选苏联总统的决定。如果作出在1990年春季进行直接选举（不仅仅是所说的未来的总统选举）的决定的话，那么从把大多数共和国留在革新后的自愿联盟中的角度来看，这会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决定（下面将详细谈到这一点）。 第二个决定是戈巴契夫关于共产党暂缓公开分裂的决定，从建立可以巩固联盟的合法的、跨共和国的政治架构的角度看，这是个重要的决定，而从进一步加强民主的角度看，它更加重要。众所周知，戈巴契夫在一些谈话中曾认为可以实行政党竞争。1985年亚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以个人名义致信戈巴契夫，信中建议把苏共分为两个党，从而使政治制度成为竞争性制度，戈巴契夫并没有把这视为对党的神圣的统一原则的蓄意破坏，他只是说这一想法“为时过早”［16］。显而易见，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这一想法的确为时过早，刚刚当选的总书记戈巴契夫，身处由持有正统观点的共产党人组成的政治局中，他不可能让党分裂，尤其不能忘记，列宁主义政党一向对分裂分子深恶痛绝。 戈巴契夫可以大胆尝试使党分裂的最合适时机是1989年，或者是1990年7月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也许这次代表大会是最佳时机。当时可能会有几百万共产党员和戈巴契夫一起走并成立社会民主党，而剩下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也可以组成一个大党。此外，苏共内部还可能分出一个自由主义政党，因为在这个思想上不一致的组织中有一些像叶戈尔·盖达尔这样的人，有许多积极鼓吹市场经济的人，这是建立使各政党得以相互竞争、获得广泛支持和坚实的财政基础（如果苏共的财产能够在苏共派生出的各个党之间分配的话）的制度的最佳方案。然而后一个假设不能不引起疑问：能在相互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如此公开地按照西方模式转向政党竞争吗？ “残余的”共产党内的主要力量也许是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当时大都对戈巴契夫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抱有十分怀疑的态度。难道他们不能同军队和克格勃结成统一阵线来防止分裂吗？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果真如此的话，叛乱（不是在1991年8月，而是在一年前）就非常可能成功。在1990年，领导政变的那些人不会遇到他们在1991年8月面临的问题——他们宣称代表全体人民，而在此之前两个月人民（即使不是全国人民，至少也是俄罗斯人民）已经选举一个观点完全不同的人——鲍里斯·叶尔钦为总统。1990年夏季叶尔钦还不具有如此大的民主合法性，他只有在1990年春季通过全民选举当选苏联总统，才能获得这种合法性，正因为如此，关于直接选举苏联总统的假设是非常重要的（在论述第五个转型即苏联解体那部分将谈到这一点）。不过，如果戈巴契夫真的冒险带头去分裂共产党的话，保持党的形式上统一的风险性总的看来会更大。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结束冷战 结束冷战 关于西方、特别是里根政府在停止冷战方面起了什么作用的争论至今仍未平息。［17］然而有两点是很清楚的。第一，在里根总统期间，正值苏联三位总书记先后主政，这一时期尚未出现冷战结束的任何迹象，相反，冷战变得越来越“冷”。1985年3月戈巴契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东西方之间关系才发生根本变化。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最后两年，在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处于政权最高层的短暂时期内，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由外交部长安·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德·乌斯季诺夫负责，他们没有表现出灵活性，而是以传统方式来回应美国军费开支的增长。启动新的思维、制定新的行为准则并在莫斯科提拔了新的外交班子的人是戈巴契夫。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冷战是在戈巴契夫主政期间结束的，他的继任者鲍里斯·叶尔钦对这一转型没有起任何作用，叶尔钦甚至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里也没有提出一条有别于戈巴契夫的外交路线，而且根本就很少谈及这方面的事情，在东西方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那些年里，他对作出种种外交决策的进程没有丝毫贡献，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到1988年年底，也就是他去职时，冷战已经结束［18］，此前里根和戈巴契夫签署了一系列削减军备的重要条约，里根还去莫斯科进行了友好访问，在访问中他说，苏联不再是“邪恶帝国”。 戈巴契夫与叶尔钦不同，他对包括国际关系思想在内的各种思想真正感兴趣，他认为，这些思想不应受到像强权政治一样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束缚；早在担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书记时他就读过很多书，其中包括党的干部通常不该读的书，由于具有知识分子的求知慾，他在当时以及后来所感兴趣的东西远远超出了正统苏联观念的范围。他还任命像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和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这样一些学识渊博的人为助手，撤换了外交部领导并加快提拔亚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的党内职务，从而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他支持各研究所的学者努力“思考不可思议的事情”和提出新思想。 第21页 最重要的是，戈巴契夫的实际行动符合他所宣布的原则。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传统说教，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为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们所说的世界上的两种制度之间斗争中的主导权辩解的。戈巴契夫受到他读的书和他的一些顾问的影响，而且有与外国领导人交往的亲身经歷以及对其他文化和制度的直接了解，所以他认为，存在着超越国家间比较狭隘的利益和差别的全人类的价值和利益，这一坚定信念成了他的行为准则，或者善意的不作为的准则，例如在对待东欧问题上，这一点在下一部分将会谈到。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放弃苏联在东欧的主导权 放弃苏联在东欧的主导权 反驳乔治·舒尔茨关于冷战在1988年年底结束的观点的看法认为，在东欧各国人民能够自行选择各自政治和经济制度之前，冷战并未真正结束。1988年，戈巴契夫曾两次公开谈到东欧各国人民有“选择的自由”——头一次是1988年夏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后来是12月在联合国发言中，1989年，他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受到中欧和东欧各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检验，苏联对这些事件未加干预就是对冷战结束的无可置疑的证明，冷战的确结束了，因为在全球相互依存以及全人类利益和价值的新思想影响下，同时还由于对苏联在东欧谋求主导权（这受到东欧各国人民的反对）这一做法的利弊在认识上发生了改变，苏联领导人有意识地停止了对那些已经不再受到本国人民信任的政权的支持。 在俄罗斯，常常有人批评戈巴契夫是按照对自己国家不利的条件结束冷战的，很多提出这种批评的人指的是不再支持东欧的共产主义“被保护人”和亲苏联政权。请看戈巴契夫自己是如何写的： “有人还说，我们失去了东欧的盟友，把这些国家无偿地‘拱手相让’。但是，我们把它们‘拱手相让’给了谁？给了它们的人民。给了在自由表达意志的进程中自行选择了符合其民族需要的发展道路的人民。 曾经存在于东欧和中欧各国的制度，如同在我国一样，已经受到歷史判决。它本身早已衰老，也使人民受到压制。拯救和保护这种制度就意味着进一步削弱我们自己国家的地位，使其在本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眼中声誉扫地。”［19］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当政者们仍然以为，对于莫斯科来说，苏联对东欧的主导权问题是不容讨论的；中欧和东欧各国自己所能指望的或认为可以实现的至多是一定程度的放松和自由（就像在卡达尔执政时的匈牙利逐步做到的那样），而绝不是完全的独立和华沙条约组织、经互会及苏联控制的彻底结束。 放弃保持苏联对东欧各国的主导权的努力恰恰是戈巴契夫及其亲密同事的一个政治选择，而不是外交部或苏共中央国际部（1988年又增设了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制定的一项政策。的确，1989年东欧发生的变化比戈巴契夫和他的东欧问题总顾问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所预测的要快（而且给共产党人改革者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直接影响，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因其政党贊同社会民主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而重返政治舞台），尽管如此，关于动用军队来延缓或防止东欧各国共产主义政权垮台的问题，当时戈巴契夫及其苏共中央甚至都没有研究过，这也表明了同过去的彻底决裂。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关于苏联解体问题 关于苏联解体问题 有些人坚持说，“民主化的苏联”这一概念包含着难以消除的“术语上的矛盾”，尽管这种说法可以接受，不过要附加许多补充说明。如果这种说法是指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盟，那么这种说法无疑是对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这是一个特殊情况，而且（不管莫斯科的领导人多么难以承认这一点）要是当时能这样看待这些共和国就好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是在不太遥远的过去即1940年被迫加入苏联，所以不出所料，三国人民终于表达出对国家独立的要求，而当时提出这样要求的风险已不太大，如果考虑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一直希望像自己的近邻斯堪地那维亚各国那样，在充分民主条件下富裕地生活，就会相信，他们的政治追求根本不同于苏联中亚各民族的追求。 然而，当时也存在保留自愿联盟的可能性，尽管这一联盟的版图要比苏联小一些。此外，没有理由认为，苏联解体、进而在曾为一个国家的土地上成立15个独立国家这样的结果比保留由9个乃至12个共和国组成的联盟更为民主（如今，这些国家中有的已变得比苏联时期的最后几年更具极权主义色彩）。如果一个包括各个民族在内的、较大的政治共同体能够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存在，那么它作为民主的政治机体可能丝毫不逊于以某个单一民族组建独立国家的要求为基础的国家。关于每个民族都拥有建立自己国家的绝对权利的观点所引发的问题并不比它能够解决的问题少，在每个有潜在可能性的“民族国家”中都存在较小的民族族群，这些族群长期聚居在相对集中于某一区域性的飞地上，在较大的政治共同体解体后，在这些飞地聚居的族群（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例子那样）也可能提出成立各自“民族国家”要求的理由。于是便产生了分裂为越来越小的国家的可能性，产生了国内战争和种族清洗的幽灵。 第22页 全民选举苏联总统能有多么重要呢？如果戈巴契夫在1990年初支持直接选举苏联总统的主张，大多数苏共中央委员就会极为不满，因为当时国内的反共情绪由于经济问题的产生、“民族问题”的加剧以及东欧事件的示范效应（这一点不可小视）而越来越强烈，在过去一年里，由于刚刚获得的自由，苏联人民得以在自己的电视屏幕上看到共产党领导人如何在人民不满情绪的浪潮中被要求回答问题和被解除权力［20］，此外，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在当时是最可靠的），这一时期国内最受欢迎的两位政治活动家是戈巴契夫和叶尔钦，1990年3月戈巴契夫还胜过叶尔钦，当年5—6月，戈巴契夫声望开始下降，而叶尔钦的声望则开始上升——他们的地位逐渐发生变换［21］。 如果戈巴契夫在1990年3月或4月的全联盟直接选举中获胜会让党内的保守派很不高兴，一旦得到全民选举委任，他就不会再像担任非直选总统那样总是受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压力的影响。如果在选举中获胜的是叶尔钦（考虑到他的声望不断上升，他无疑会当选），这当然是对机关更大的打击。不管怎么说，当时戈巴契夫如果要求党作出总统全民选举决定，就像他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提出竞争选举新的、真正的议会令全党吃惊的建议一样，他很可能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胡安·林茨和艾尔弗雷德·斯捷潘认为，把联盟（或者至少是它的大部分）作为新的、自愿的联邦保留下来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因为各个共和国的竞选在全联盟的选举之前就已结束［22］。总的说来，他们更看重于选举程序，不过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总统选举，而不适用于他们集中论证的议会选举，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1990年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林茨和斯捷潘所描写的那么明显的质的差别。此外，俄罗斯的第一次多党选举在1993年才进行,这次选举恐怕还不能被视为“奠基性选举”，因为在1989—2004年这一时期内参加投票的选民数量一直非常少，很多俄罗斯公民回想起叶尔钦在解散原议会时所採用的暴力仍感到很厌恶，1993年和1989年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尽管首次差额选举带有妥协的性质，但仍引发了高涨的热情（三分之一的议席留给了社会组织的代表）。如果苏联总统选举在1990年即各共和国总统选举前举行，这会是一个具有巨大政治意义的事件，将使获胜者以及革新后的联盟具有更大的合法性。 从保留由9个或更多共和国组成的联盟的角度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假如叶尔钦获胜会具有特殊意义［23］。尽管许多研究者公正地指出，如果地方精英在革新后的、较为宽容的苏联范围内决定争取主权，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会有相当大的制度资源可以动员［24］，但叶尔钦本人对苏联瓦解还是起了重要的、也许是关键的作用。在叶尔钦关于俄罗斯脱离联盟而“独立”的声明中有某种令人费解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联盟就是“大俄罗斯”，而且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贊成保留苏联——在它瓦解前后都是如此（只有1991年年底那段非常短的时间除外）［25］。所以，叶尔钦关于俄罗斯法律高于联盟法律、俄罗斯必须追求“独立”［26］的声明未必符合俄罗斯的长远利益，当时他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急于要占据戈巴契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位置，这一任务对他来说比保留大联盟更重要。显而易见，要是叶尔钦在1990年当选苏联总统的话，他就无需一再坚持俄罗斯独立了，很可能正相反。 促使苏联迅速解体的是种种新的自由和政治多元化，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自由化和政治多元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戈巴契夫，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巴契夫为这一结局创造了前提条件，但他的行为造成国家解体的后果是他没有料到的，只有那些认为最好不改革苏联政治制度，让这种缺乏政治、精神和宗教自由的集权制度连同无效经济一同保留下来的人才会指责戈巴契夫，说他使过去——在稍稍流露一点分立主义情绪便会遭到严厉制裁条件下——想都不能想的事情有了实现的可能；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要求独立的分离作用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叶尔钦决定打俄罗斯牌来对抗联盟的做法，以及1991年8月叛乱行动，尽管这些叛乱者的本意希望阻止赋予各共和国广泛权力的联盟条约的签署，但由于考虑不周而使本想避免的结局提前出现了。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结　　论(1) 结论 尽管差额选举所体现出的宽松气氛和相当程度的民主化客观上给联盟制造了诸多困难，但还没有排除从虚假的联邦向真正的（尽管有些不定型）、由大多数苏联加盟共和国在新的、自愿的联盟条约基础上组成联邦转变的可能性，尽管缩小的联盟也许得以保留，但苏联制度未必能经受得住改革的过程，改革使制度的矛盾、无效性和不公正性凸显出来，并很快使领导改革过程的人面临选择：要么恢復人们所熟悉的旧制度的准则，要么按照改革年代的制度多元化的逻辑行事。戈巴契夫的作用在于，他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能够在苏联牢固存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向多元的政治制度和平转变的唯一途径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或者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然而因为改革变得越来越激进，在已经觉醒的社会上甚至可以公开讨论一切可以想到的方案，改革过程的一定阶段不可避免地脱离上层领导者的控制。这使得戈巴契夫所宣布的“以渐进方式实行革命性改变”这一原本不错的目标越来越难以实现。此外，在对苏联指令式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时，不可能不发现改革这种体制存在种种局限，因此必须向按照其他原则运行的经济制度转变，当然，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变必然会先使情况变得糟糕，然后才使情况好转，尽管如此，也必须实现这种转变。对指令式政治机体的改革比较平稳地转变为制度的转型，不过这要求戈巴契夫有出色的政治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以便“安抚强硬路线的支持者”，从而避免重走老路，因为他的政敌要做到这一点极其简单——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投票撤消戈巴契夫总书记职务并用自己人取代他［27］。 第23页 戈巴契夫的巨大压力来自各个方面：有在党的机关、安全机关和军工综合体中占据强有力地位的苏共党内保守派；有其民族国家独立要求得到群众支持，尤其是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获得强硬支持的民族精英；有已经能够对短缺经济和社会问题久拖不决表示不满的高度政治化的俄罗斯社会，尽管如此，到20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和苏联还是从体制改革转变为制度转型，这并非是玩文字游戏，戈巴契夫在1988年承认必须“从一种政治制度向另一种政治制度转变”［28］的事实就表明了这一点，尽管戈巴契夫和他的盟友有过策略上退却或动摇（其中有些带来了与愿望相反的结果），但他们还是逐步走向剷除他们所继承的制度的战略目标，他们力求建立一种崭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它将大大优于他们从苏联继承的制度，并争取在政治上取得比在经济上大得多的成就。 注释 ［1］虽然这篇文章专门为本书所写，但其中还是引用了《戈巴契夫、叶尔钦和普京：苏联转型期的政治领导》文集（阿·布朗、利·舍夫佐娃合编，华盛顿特区2001年版）中我的几篇文章和我的《苏联：制度改革还是制度性转型》(载于《斯拉夫评论》，第63卷，2004年第3期)一文中的某些片段。 ［2］这几点详见阿尔奇·布朗的《共产主义》（munism》）一文（载于《世界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百科》，n.j.施梅尔瑟、保罗·b.巴尔特斯合编，牛津2001年版，第2323—2325页）以及他的《戈巴契夫因素》一书（牛津1996年版，第309—315页）。 ［3］戈巴契夫在担任总书记初期曾认为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只是不够完善，需要加以改革。后来他接受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构想，于是他得出结论：苏联从来都不存在社会主义。戈巴契夫的立场是逐渐发生改变的。他在同一位老朋友谈话时就表明：“不过，我只是在1983年以后才否定关于苏联制度等同于社会主义、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一看法的，而且不是一下子就否定的”（米哈伊尔·戈巴契夫—兹德涅克·姆利纳日《关于改革、“布拉格之春”和社会主义的对话》，纽约2002年版，第65页）。戈巴契夫还说：“……在1985年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想对制度加以改善，因为它不是社会主义的……然而更大的成就在于，我们已经不打算再去建立种种理想模式并将社会生活纳入其中，我们消除了威权主义的权力，允许自由选举，实行多元化民主，而这些是与民主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东西”（同上，第200页）。 ［4］所以，尽管我非常尊重已经去世的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但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在自己的书（在他去世后出版）中称赞了我对苏联和俄罗斯政治的分析，却又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的意思不同于苏联时期的通常看法而批评我。参看：格·霍·沙赫纳扎罗夫《当代文明与俄罗斯》一书（莫斯科2003年版），尤其是《个性因素与民主之外的选择》一节（第176—191页）。 ［5］应当指出，对于西欧社会党来说，社会主义一词的含义也已改变。在参加社会党国际的各主要政党的领导者中，很少有人仍然相信可以建成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特殊社会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一词，如果仅就他们对这一术语继续使用的情况来看（如今英国工党领导人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比欧洲大陆国家参加社会党国际的朋友们少），已经意味着其他价值观和取向，而不是一种十分确定的制度。 ［6］参看：阿尔奇·布朗（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俄国的终结》（伦敦2004年版）和罗伯特·d.英格利希《俄罗斯与西方思想:戈巴契夫、知识分子和冷战的结束》（纽约2000年版）。 ［7］罗伯特·a.达尔《为何一切民主国家都是混合经济》，收入约翰·w.查普曼和伊恩·夏皮罗合编《民主社会》（纽约1993年版）一书，第259—282页。 ［8］同上，第259页。 ［9］菲奥纳·希尔和克利福德·加迪《西伯利亚灾祸论：共产主义规划者如何冷落俄罗斯》（华盛顿2003年版）。 ［10］罗伯特·a.达尔，前引书。 ［11］参看1987年7月15日《真理报》第1—2版；1987年9月30日《真理报》第1版。 ［12］关于尼古拉·吉洪诺夫和维克托·格里申等人1984年阻止戈巴契夫地位上升的企图和手段见：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莫斯科1995年版）第1卷第248—262页。通过维克托·格里申的《从赫鲁雪夫到戈巴契夫：五位总书记和阿·尼·柯西金的政治肖像》一书（莫斯科1996年版）就可以十分清楚地了解他的共产党人保守派的观点。据亚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证实，格里申不仅仅是有当总书记的想法——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身边的人“已经起草好了讲话稿和政治纲领”，这是专门供格里申当上总书记后用的。见：亚·雅科夫列夫《暮霭》（莫斯科2003年版）第459页。当契尔年科于1985年3月10日去世、戈巴契夫决定当天晚上召开政治局会议时，格里申明白，什么都得不到了。戈巴契夫的战友们也在为权力的平稳移交打基础。例如，与安德烈·葛罗米柯达成了协议，见：亚·雅科夫列夫《暮霭》第459—463页；阿纳托利·葛罗米柯《安德烈·葛罗米柯。在克里姆林宫的迷宫中：儿子的回忆与思考》（莫斯科1997年版）第94—95页。阿纳托利·葛罗米柯推测说，格里戈里·罗曼诺夫比维·格里申更渴望当上总书记（同上书，第96—98页）。按照当时的一个可能的方案：先由年迈的格里申出任一段领导，然后再让罗曼诺夫这个年纪较轻而又有着同样保守观点的人担任总书记。 第24页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结　　论(2) ［13］尼·雷日科夫《改革：背叛的过程》（莫斯科1992年版）第291页。 ［14］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1卷第395页。 ［15］杰克·马特洛克《为一个帝国验尸：美国大使对苏联垮台的看法》（纽约：蓝登书屋1995年版）第210页。 ［16］亚·雅科夫列夫《暮霭》第383页。 ［17］极力论证里根在这方面作用的是原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不过，他同时也完全承认戈巴契夫的关键作用。参看：杰克·f.马特洛克《里根与戈巴契夫：冷战是如何结束的》（纽约：蓝登书屋2004年版）。 ［18］乔治·舒尔茨《混乱与凯旋：我的国务卿岁月》（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8页。 ［19］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我的国家与世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版）。另见：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解体》（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4年版）；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远见、神话还是背叛？论改革的意识形态问题》（莫斯科：“欧亚大陆”出版社1998年版）；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巴契夫身边六年》（莫斯科：“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自由的代价：戈巴契夫助手眼中的戈巴契夫改革》（莫斯科：“俄罗斯文化—宙斯”出版社1993年版）；还有对戈巴契夫所实行的对外政策的更加恶毒的说法：瓦·米·法林《真实情况：政治回忆录》（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9年版）。 ［20］对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人民来说，东欧各国成为完全独立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范例是非常重要的，东欧国家的做法给了他们从苏联范围内更多的独立转而要求完全的独立的勇气。见：阿尔奇·布朗《共产主义转型的转型后果》，载于《后苏联事务》，第16册，2000年第2期（4—6月），第117—200页。 ［21］通过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可靠调查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戈巴契夫执政的最后一年半时间里，他的声望实际上急剧下降。然而，与根据选择性记忆进行的回忆不同，当时的统计表明，戈巴契夫在其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俄罗斯和全苏联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鲍里斯·杜宾指出，根据调查资料，1988年至1990年代初的两位“年度人物”都是“改革派领袖”——起初是戈巴契夫，然后是叶尔钦。见：鲍·杜宾《史达林与其他人。当代俄罗斯社会舆论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的看法》，载于《社会舆论调查》第1期，2003年1—2月，第13—15页。除了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以外，由社会科学院进行的认真的社会调查也表明，1989年戈巴契夫的声望虽然比前几年有所下降，但仍然很高。见：瓦季姆·梅德韦杰夫《远见、神话还是背叛？》第213页。 ［22］胡安·林茨和艾尔弗雷德·斯捷潘《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巴尔的摩1996年版）第381—385页。 ［23］叶尔钦的胜利完全不是预先註定的。如果实行国家总统全民选举的话，就会给戈巴契夫日益下降的声望提供新的刺激因素，他很可能再赢得几分，因为他是俄罗斯歷史上第一位继承了巨大权力而又情愿把这一权力交给人民支配的最高领导人，戈巴契夫的改革最终带来的也正是这一结果，但是，如果苏联总统直接选举能够进行（当时戈巴契夫还在犹豫不决），这一点会更加明显。 ［24］参看：罗杰斯·布鲁贝克《改良的民族主义：新欧洲的民族和民族主义》（英国剑桥1966年版）；瓦莱丽·邦斯《颠覆性机构：社会主义与国家的设计和建造》（英国剑桥1999年版）；另见林茨和斯捷潘《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尤其是第19章。 ［25］参看：马修·怀曼《苏联垮台中的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虽然书名中提到的是俄罗斯，但该书论述的不仅是苏联后期的情况，还有后苏联时期的情况），收录在他的《对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一般看法》（伦敦1997年版）第149—173页。 ［26］1990年5月，叶尔钦坚持认为联盟法律不应当与俄罗斯法律相牴触，而俄罗斯法律可以与联盟法律不一致。参看：利昂·阿伦《鲍里斯·叶尔钦：革命的一生》（伦敦2000年版）第377页。对于叶尔钦以及他身边那些贪图功名的人来说，联盟的命运与争夺权力的斗争相比是次要的事情。 ［27］关于必须“安抚强硬路线的支持者”这一政治转型时期的普遍问题，参看：古耶尔莫·奥唐纳和菲利普·c.施密特《从威权主义统治转型：对不确定民主的初步结论》（巴尔的摩1986年版）第44页。或者如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巴契夫担任总统期间的最后一任新闻秘书）所说：“人们很少提出关于戈巴契夫在改革的六年半时间里避免了多少次政变这一问题。任何一次这种潜在的政变都可能发生，因为当时的情况相当不利，戈巴契夫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处于与他所领导的党几乎隔离的境地。”参看：安德烈·绥拉菲莫维奇·格拉乔夫《最后的日子：苏联垮台的内幕》（博尔德1995年版）第101页。 第25页 ［28］参看注14。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改革在俄罗斯歷史上的地位(1) 戈巴契夫改革在俄罗斯歷史上的地位 亚歷山大·加尔金 20年是一个不短的期限，在此期间有关苏联戈巴契夫时期改革的不同方面的研究专着和论文专着成千上万，一些随行就市的评论已失去意义，而另一些却留存下来，但对此还谈不上已完全清楚，目前社会上仍在进行尖锐的、时而也是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题是改革的原因、目的、进行方式，改革的结果及其在俄罗斯歷史上的地位。从各种情况来看，目前尚无法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同时， 对上面所提出的问题作出怎样的回答关系到许多方面，首先关系到对俄罗斯近20年来所处形势的理解，以及俄罗斯今后发展道路的选择。 原因 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失去了当时所宣布的许多价值，并逐渐演变为以加速国家现代化取向的纯粹动员型体制，尽管这一体制曾在发展出现危机条件下、在异常情况下（例如在苏联国内战争期间，在克服因沙皇政权倒台而引起的国家崩溃、实现工业化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过程中）显示出其有效性，但在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束后不久，在随后的和平发展进程中，这一有效性开始急剧降低。动员型体制的政治制度架构有悖于新的、更文明的社会，主要是城市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其经济体制则不能适应科技革命新阶段的绝对指令。 早在20世纪50年代史达林刚刚去世时，国家统治集团内部就已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而且有了不止一次的对制度进行改革的尝试，其中规模最大的改革尝试与尼·谢·赫鲁雪夫和阿·尼·柯西金的名字联繫在一起，倘若这些尝试成功，那么接下来的发展很可能会显得比较平稳，而不致最终导致制度的彻底垮台。但这一时期的改革均半途而废，社会的新老疾患没有显露出来，因此没能得到医治，疾患隐藏在深处，只会加重病情。可见，歷史在这种情况下再次证明，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来说，忽视迫切问题或者由于准备不足（有时也是能力不足）而无法及时解决这些问题有多么危险。 到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体制最初的隐性危机状态已充分表现出来，尤·弗·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就承认了这一点，不过这种承认是以谨慎的形式表述出来的，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并不了解所处的社会”。 苏联社会“下层”的各居民群体也已认识到苏联社会需要重大的改变。 专门出版物和政论作品中直到现在还保留一种观点，认为促使国家领导层进行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上的困难。有人说，苏联经济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但往往把原因归咎于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争夺领先地位的军备竞赛造成的重负。俄罗斯境外反对派到现在还利用这一说法，其目的是使人相信外界形成的一种观点——苏联与“西方世界”冷战失败的结果导致了改革，从而要求以相应的方式对待当今的俄罗斯。 确实，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经济状况客气点说，是非同寻常的，国家在萧条中进入新的十年，工业增长减慢，生产能力得不到有效利用，能源消耗和资源消耗仍然很大，商品种类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求，商品质量仍旧很低，企业还是拒不进行科技革命所要求的创新，其结果是苏联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尽管如此，主要的生产机制还在保持起码运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年后即21世纪初大约高出一倍，工业总产量也高出一倍，国内积蓄了巨大的科技储备，从而为现代水平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尽管存在令人抱怨的多种商品短缺，但许多耐用品、特别是粮食产品的消费结构和消费量要好于现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虽有明显不足，但总体上还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极度膨胀的军事结构以及为保持与美国军事均势的开支给社会造成的负担确实很大，但这还不是经济所遭遇困难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体制的内部缺陷。当时苏联体制的潜力几乎耗尽，它所赖以支撑的基座已不符合客观需求并亟待更换，必须急剧削减军费开支进而结束冷战（暂时撇开问题的对外政策方面不谈），是改造经济发展基础的绝对指令所要求的。 同时，尽管苏联经济在当时所拥有的储备已极其紧张，但仍可在一段时间内应对日益加剧的紧张状况，也许还能应对几十年。如果没有其他情况的话…… 其中主要的是决定政治气候的社会心理态势，在战后时期国内的实际情况与大多数公民期望之间出现巨大差距，而且这一差距在持续扩大。苏联政权几十年来的政治信用建立在居民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固定信念上，即相信他们目前日復一日经歷的严重困难是暂时的，好日子为期不远。这种信念依据的不仅是许诺和纲领性文件公开宣布的目标，还有社会政策上某些实际行动，它们被视为按既定方向前进的证明。 然而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预示着情况必将好转的未来渐行渐远，于是便产生失望，然后是疏远政权，逐渐又转化为敌视政权。 第26页 使思想心理定式以及政权的政治信用受到（不同）沖刷的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所发生的许多事件： 关于史达林发起的“大规模恐怖行动”的材料在苏共第二十大后开始广为人知，当时曾用“史达林个人崇拜”的委婉词句来加以掩饰，而后来在列·伊·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又试图使这种“崇拜”復甦； 苏联出兵镇压1956年匈牙利起义和196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 苏联干涉阿富汗内政，其结果是苏联军队长期在该国领土作战； 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大规模的迫害和镇压，其高峰期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广大居民有机会将苏联生活条件与国外进行比较，并从中得出相应的结论； 庞大特权体系造就的管理阶层（官员阶层）与大多数居民在生活条件上的不平等日益加剧； 由于货币发行量超出商品流通所需货币量以及徒然使用行政手段遏制通货膨胀，引起一些地区居民的肉类和奶制品供应中断。 引起公众意识上的极大反感的领导干部更替滞缓，被解释成必须保持政治方针的继承性和稳定性，由此产生的执政上层老龄化超出了一切合理界限，使最高权力机关变成了对国内和国际种种现实进程一无所知的“长老会议”。结果，相当多的居民对所选择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道路是否正确、所实行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是否符合宣布的原则、执政阶层是否有能力顺利完成国家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任务产生严重怀疑，作为对既成情况同时也是对官方观点的一种反应，在社会上开始形成对外国（首先是经济发达国家）的理想化认识，认为这些国家没有矛盾和问题，就像一片繁茂的绿洲，以它们为榜样将保证会有幸福的未来。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改革在俄罗斯歷史上的地位(2) 这种情绪由于公民的社会地位、职业、教育程度和生活条件的不同而表现各异，对现状反应特别强烈的是知识分子。 在50—80年代，苏联知识分子占人口总量的比例不仅与西方最发达的工业国的知识分子比例持平，而且在一些指标上超过后者，苏联的知识分子和政权之间本来就很不简单的关系也因此获得新的强有力的推动。一方面，知识分子对苏联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流动和职业自我实现机会给予积极的评价，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自我肯定和创造积极性与管理机构日益低下的效率、专业知识缺乏、官僚主义以及被提升到苏联官方意识形态高度的反知识分子倾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令知识分子，或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难以忍受的是，他们的社会地位被人为地降低，脑力劳动被鄙视为非生产性劳动，脑力劳动的报酬被有意降低，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受歧视等等。尽管苏联官方对需要其积极合作的某些知识分子群体给予优厚的物质收买，但其总的指导方针仍具有相当明确的反知识分子倾向，虽然不像制度建立初期那样明显，知识分子被视为潜在的不稳定的社会根源而受到严密监视，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相应的反应。同时，变得更加复杂的知识分子内部结构不能不导致利益的分化，并因此导致知识分子在社会立场、继而是政治立场上的分化。 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价值是可以在一定的生活水平下相对稳定地从事创造和职业活动，这种生活水平虽然不高、与劳动贡献也不相符，却可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必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制度和具体政策上的明显不足被视为某种次要的、附带的和可以纠正的东西，对苏联政治制度及其架构和规范的批评没有超出比较温和的范围，其实并不具有破坏性。然而，随着苏联制度危机的加深及其内部矛盾的加深，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起主导性影响。对于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苏联制度的消极性质已经具有决定作用，这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最为活跃，他们与政权体制、最终与苏联整个政治制度越来越疏远。随着非体力劳动的作用越来越大，其作为制度安宁和稳定因素的意义越来越重要而权力机构对此越来越不重视，这种疏远也日益加深。如果套用一句着名的经典表述，可以说，苏联政权在创造出新的知识分子、扩大其队伍进而加强其在社会上的作用的同时，也造就出自己的“掘墓人”，这一点在曾经保证苏联制度发挥作用的主要连接机制松动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情绪的表达者是起初很不定型、后来被称为“60年代知识分子”的流派，还有边缘状态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在苏联改革的最初阶段成为改革思想的积极表达者。 这些年来，苏联的行政工作者、经济工作者和党的工作者这类有影响的人员中发生了复杂的变化，由于国家对所有生活领域实行全面监督，此类人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其结构有了重大改变，被称为党的经济工作骨干的那部分人比重不断增大，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强，逐渐把纯粹政治“演说家”排挤到第二位。 这一群体的代表的个人特徵上也发生了改变。由“上级”委派领导一切活动的不十分在行的工作人员、专家的职位，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具有高等学歷的“讲究实效的务实的专业人士”——“技术人员”所占据，这些专业技术管理干部不太关心意识形态，但却精通业务，他们看重有助于其社会升迁的权力，却又不愿意受到党的机关的琐屑监管，不满意管理决策无谓的集中化和官僚化，同时，这一群体中的那种牢牢抓住已掌握的职权并将其据为己有的欲望日益增强。因此，即将发生的改变主要被解释为能够提高和巩固他们已获得的社会地位、又不破坏业已形成的权力关系基础的一系列措施。 第27页 此外，越来越多的人文知识分子代表补充进各类管理者行列，苏联政权需要他们来增光添彩，他们在为苏联政权服务的同时，也把知识界所形成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喜好带入权力机构。他们中许多人追求的目标不同于在苏共的经济骨干队伍所形成的目标，在这些目标中相当重要的是渴望清除苏联社会制度的弊端，恢復其价值基础，大大提高管理决策的有效性，復甦已呈休眠状态的反馈机制，从而克服苏联政权与人民之间的疏远。正是在这些人中形成了戈巴契夫改革伊始所需要的第二支积极分子队伍。 民族关系方面的矛盾也在加剧。苏联官方曾认为国内民族问题已基本上得到解决，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和其他所有问题一样隐藏在深处，以至于其爆炸性的危险不是更小，反而更大。 苏联民族问题的客观基础是由其民族结构的特点所造成的，这种民族结构的特点不仅在于民族的多样性，还在于俄罗斯民族的显着（在数量上，很大程度上也在文化上）优势。在苏联，尤其是在俄罗斯联邦，社会生活的族际化是通过使在那里定居的许多民族接受俄罗斯语言、俄罗斯文化传统、俄罗斯精神气质来实现的；反过来，由民族边疆区特别迅勐发展的生产力所带动的人口地区流动，则首先呈现为大量俄罗斯移民或讲俄语的移民涌入原本紧密的民族共同体当中。正是在这些人中形成了新的工业劳动者的基本队伍，首先是技术知识分子的骨干。 这种发展从长远的角度看无疑是积极的，但它造成了使民族差异表现为社会差异的局面，有相当多的管理干部以及人文知识分子主要来自当地居民，而在生产部门就业的工业中心的居民基本上是俄罗斯人或讲俄语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各社会群体之间利益上的任何差别都必然带有民族色彩，而对生活方式骤变的本能反抗（很大程度上受世界进程影响）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具有抵制强制推行俄罗斯语言和文化以及目标明确的俄罗斯化的形式。 这方面还有许多主观因素。苏联从建立初起推行的双重民族政策起了消极的作用。一方面，苏联宣布并且部分实行了按地理区域确定民族共同体独特性的方针，这表现为划分所谓的冠名民族，成立各种自治共同体并赋予其许多准国家的配置，大力培训民族文化和管理干部，这种“民族—地区”构成体的存在促使“冠名民族”形成了渴望自我认同的民族感。而另一方面，这种政策的内涵由于在政治和经济决策上的中央高度一元集权制、对民族地区特殊利益的忽视以及特意实行的旨在加速民族融合的政策而毫无意义。 此外，人为划分的“民族—地区”构成体等级（其实质就是民族等级）已变成一种多层次的心理伤害体系，它使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感到自己不如俄罗斯民族，使自治共和国的民族感到自己不如加盟共和国的冠名民族，而使没有形成本民族区域的少数民族感到自己不如其他所有民族。直接违背所宣布的民族政策原则、公认的道德和国际法准则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一个又一个民族的镇压，是国家煽动的反犹太人运动以及权力机关的其他类似行动。 经济政策也产生了双重作用。其重要的中心环节之一是有着自身根据的民族边疆区优先发展工业化的政策定位，这种政策定位一方面使民族边疆区地方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活方式迅速遭到破坏（从而激起当地民族和族群对一切“外来”事物的排斥）；另一方面也使俄罗斯“宗主邦”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它为多民族共和国付出了巨大资源，因此相当多的俄罗斯居民都认为这些共和国是沉重的包袱，甩掉它会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 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在苏联时期形成并壮大的知识分子成了积聚的民族矛盾的主要表达者，他们对即将发生的改变应当是怎样的抱有各自不同的认识，不仅涉及地方同中央的关系，而且涉及各加盟国之间和自治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认识在强大中央政权尚存时没有彰显出来，即便有所流露，也是採取比较和缓的形式，但它们对政权架构的潜在压力却越来越大。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改革在俄罗斯歷史上的地位(3) 绝大多数群众的不满在这一时期还不明显，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已经指出的与政权的疏远，大多数人不愿意採取积极的抗议行动，但也不打算在“上级”遭到攻击时出面保护。其中那些活跃分子也没有稍微明确一点的目标定位，人们已经认识到应该反对什么，而要回答应该争取什么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但在此时已有最初的迹象表明，争取改变苏联社会现状的运动正分化为各具不同价值体系的思想流派，其中有革新社会主义派、传统民族主义派和西方新自由主义派。 这就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巴契夫出现在苏联大政治领域时所面对的国内局势。 目标 歷史证明，当大多数人渴望改变时，能够发现并表达他们意愿的领导人就会出现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前台。戈巴契夫上台时的情况正是如此。 名气不大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件事，从一开始便引起锐意改变的莫斯科舆论界的关注。对他的好感来自许多方面，既有在众多“克里姆林宫长老”衬托下尤为突出的年轻优势，也有在他所达到的层次上十分罕见的杰出才智，既有对周围人的亲切友善，也有他对乐于接受和思考的新信息的开放态度。米·谢·戈巴契夫所走过的生活道路也对他有利。他出身“外省”，来自劳动基层，十分了解莫斯科环路以外的现实生活，他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歷过赫鲁雪夫时期的苏共二十大和“解冻”以后的动盪岁月的磨鍊，他在苏共各级管理机构的工作经歷，使他切实了解这一机构的运行的机制与存在的问题。 第28页 在知识界、包括莫斯科以外的知识界以及一部分把自己归入进步人士的党和国家机关同僚中，戈巴契夫很快就被视为最被看好的有望填补党和国家首脑职位空缺的人，这种看法在更广泛的舆论界也很普遍。在随后的几年内这种看法进一步得到确定。因此，当1985年3月决定性的权力槓桿移交到戈巴契夫手中时，人们的反应不单单是贊成，而且多半是欢欣鼓舞，他所提出的、在进一步发展之后被称作“改革”的方针也受到极大好评。 当然，苏联居民不同的阶层和群体都把各自的特殊利益与戈巴契夫的改革方针相联繫，这些利益有时是与戈巴契夫改革的方针相吻合的，而更多情况下是不相符的。但这一点后来才被发现。 改革的批评家们直到现在仍对“改革”的倡导者进行指责，说他在进行决定千百万人命运的改造时，并未拿出妥善安排改造的各阶段并考虑到其综合后果的详细制定的行动计划。如果不把这种批评看成是针对不明真相者的明显的宣传（“煽动”）提纲、而看成是一种真实观点的话，就可以对其作出以下回答。在整个人类歷史上，没有任何一次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大和深刻的改造是按列·尼·托尔斯泰笔下讽刺的奥地利将军的“第一纵队进发，第二纵队进发”等思维方式进行的。任何一次社会动盪，如对经济制度、政治权力和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造，通常都基于一种总的价值方针，这种价值方针在行动起来的群众的自发创造中发生变化、得到补充或更新，这种创造的内涵是不能具体预测的，就连星相家也无能为力。一般来说，所发生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是描写这件事情的歷史学家事后所加。 改革的倡导者及其战友有没有价值方针呢？当然有，它反映出社会的主导情绪，要求对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改变，既要保留过去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又要使国家和人民免除由于制度潜力消耗殆尽以及政权蜕化而产生的上述疾患，因此，戈巴契夫时期改革头几年的流行口号是：“更多的民主，更多的社会主义”，“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 具体来讲就是要把苏联社会变成自由的人的社会，这种社会建立在人道主义、人民政权和社会公正的原则之上，以能使人人当家作主并无限发挥主动性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为基础，保障一切民族的实际平等和人的充分权利，并容纳人类最优秀的民主成果。 上述方针反映出戈巴契夫倡导的改革的丰富内涵并在最初得到社会的充分支持。 至于说戈巴契夫及其战友在当时对实现目标的手段的认识，确实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认识是随着在改造的道路上前进，随着解决出现的问题和克服意想不到的障碍，随着社会情绪变化而逐渐形成的，如果说最初以为只是要纠正社会机体的某些变形，那么后来才清楚必须对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彻底改造。 对外政策方面的行动纲领最为显着。必须毫不拖延地立即制止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结束军备竞赛、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竞赛；需要调整在冷战过程中与世界许多主要国家恶化了的关系；急需革新与华沙条约国的关系；需要校正与所谓“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在这方面必须首先结束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需要有对国际局势的全新视点，提出新颖独到的建议，表现出灵活性并愿意妥协，这些因素在当时都具备（“新政治思维”构想）。 经济和国内政策方面的改变要复杂一些，这些方面所积聚的问题的复杂性随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每一步骤渐渐表现出来。 当时在经济领域最初只是提出争取有一些改善，增加对工业生产的投资以适应科技革命的需求（“加速政策”）；然而现行机制却没有发挥作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惯性，扼杀了当时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切尝试，对经营机制改革的尝试也无果而终。 在这方面尤为显着的是，必须利用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发展的刺激手段，因此需要重新考虑经济发展战略，尤其是要扶持合作社和私人经营活动。 然而，寻求有效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的举动，却引起管理机关一部分有保守倾向的人的顽固抵制，在党和国家最上层中也有人为其撑腰，这种抵制力量的势头很大，甚至威胁到改革及其支持者的命运。因此，在干部问题上作出重大决策已势在必行，并且迫切需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深入改造。即将发生的政治改革的前兆是逐渐放开对大众传媒的严格控制（“公开性政策”），其目的在于加强反馈机制并使居民积极支持经济和政治改造。苏联党的机关对国家权力机构的控制随之削弱，后来彻底消失。下一个阶段进行了差额选举——首先是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尔后是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选举。 经过改革，苏联的国家代表机关和权力机构的关系发生了彻底改变，权力机构要向苏维埃报告工作，苏维埃则变为议会型组织；苏联宪法中取消了规定国内唯一存在的政党——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第6条。 还曾致力于通过革新整个联盟的内容和结构来根本改善各加盟共和国与全国中央的关系，为此经过长期和反覆的讨论，起草了大多数加盟共和国所能接受的新联盟条约草案。 第29页 成就与问题 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一一尽述戈巴契夫改革期间所实行的一切变革措施。在这方面足以说明问题的是，虽然在改革过程中对苏联进行的革新比最初想像的要复杂，但国内在改革的不长时期内还是发生了重大的积极的改变。 结束歷时几十年的冷战，签订削减最危险的武器种类的重要协议，同大多数经济发 达大国的关系实现正常化；苏联向世界开放，不再干涉别国事务；苏联的那些受到严重危机威胁的盟国的人民获得实际的选择自由；在所实行的政策的范围内，旷日持久、可能引起爆炸性后果的德国统一问题得到较为顺利的解决，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改革在俄罗斯歷史上的地位(4) 社会摆脱了束缚它的“枷锁”，在精神上和政治上获得解放；在民主改造道路上实现 突破，奠定了以代议权、执行权和司法权分立以及多党制和差额自由选举为前 提的正常的政治制度的基础；通过立法确定出版和信仰自由，取消对出国旅行的限制， 宣布人权为最高原则。 开始向多种所有制成分的经济发展。为经济积极性的发挥创造了前提条件：使生产者的经 济自由合法化，削弱对外贸易垄断壁垒，允许建立有外资参加的合资企业，开始在 国有大型企业运用市场原则，採取刺激合作社和中小企业的措施。 当然，现实生活所要求的一切还远未做到，然而已经为苏联的社会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 像改革这样异常复杂的改造过程出现错误和失误在所难免，它们当中有一些已经在发展中得到纠正，而另一些比较重大的错误和失误则对改革的命运造成负面影响。 没有建立起能积极坚持和保卫种种改变的有效的公民社会机构，同时干部的更新也没 能彻底完成。结果，改革的命运在很多情况下掌握在内心敌视改革的人手中；对这 些人的抵制往往很少且效果通常不大。 不能空喊一些流行口号，哪怕是最迫切和最崇高的口号，还要使大多数人的物质生 存条件得到起码的、而且看得见的改善，只有这样才能指望深入的改革受到群众的 支持，否则以深入改革为基础的方针必然被人们视为空谈或明显的欺骗。 然而这方面採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却为时已晚，因此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生产合作社制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却蜕化为吸食国有企业血液的原始寄生方式；小企业也停留在以分配为主的初级层面上。 没有充分考虑到深入改造经济必须採取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特殊手段，以把货币量严格分为现金货币量和非现金货币量为基础的原有稳定模式已被打破，而新的模式尚未建立，大量纸“币”通过已经出现的漏洞（可以顺利地将非现金货币转为现金货币）喷涌出来，所有待售商品几乎一扫而空。为此而採取的遏制通货膨胀的行政措施引起了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生活必需品开始脱销。负责解决这一问题的管理机构表现出缺乏专业素养，如当时所谓的帕夫洛夫货币改革（以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瓦·帕夫洛夫的名字命名）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他所採取的强制兑换100卢布面值纸币的做法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反而引起了社会的强烈愤慨。 市场失衡对千百万人的生存条件造成打击，从而引发了普遍的社会不满浪潮，这种不满也影响到人们对改革的态度，最初的热情开始被失望所取代。 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矛盾、首先是民族间矛盾的尖锐性，而这些矛盾对后来事态的影响却越来越明显。上面所谈的积压已久的民族问题浮现出来，同时，已形成的联邦关系结构致使这一过程即刻演变为追求“真正的主权”，即争取完全脱离苏联，而在下一个阶段则是完全脱离俄罗斯的民族分离运动。 民族分离取向越来越明显地带有反俄罗斯的倾向，这种取向在达到极端程度以后，开始转变为希望加入其他跨国机构（有些是西欧组织，还有些是突厥组织，或者更广泛些，是伊斯兰组织），有时则转变为谋求对本地区少数民族及相邻地区的地区霸权。为这一过程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是，一些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最高层官僚纷纷转向民族主义立场，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小集团利益。在早些的“停滞”时期，他们形式上的族际主义其实只是掩盖民族利己方针的幌子；因此，随着苏联社会制度危机而出现的原有意识形态模式的瓦解，并没有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在这些人中造成绝对真空，而是使早已形成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联盟浮现出来。结果，从前的“族际主义者领袖”没有经过任何内心冲突便一下子变成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上面所说的都是领导层失误的结果，但也有一些同样严重的错误应归咎于知识分子、首先是其创作上层这一社会群体，因为他们最先成为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一直是戈巴契夫改革思想的主要表达者。现在，这一群体的许多代表已忘记（或者假装忘记），他们当初曾怀着怎样的热情和希望迎接戈巴契夫提出的改革并怎样积极地支持改革。当时这些知识分子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之所以支持改革，是因为几乎得到了改革前所追求的一切：脑力劳动不再受贬低，民主架构和民主程序得以建立，可以积极投身社会政治生活，自由创作，可以不受限制地出国旅行并同国外保持业务和私人接触。 第30页 前所未有的升迁机会展现在最自命不凡和政治上最活跃的知识分子面前，能力平庸的律师仅凭藉“巧舌如簧”职业技能就可成为最上层的公众政治活动家，刚刚起步的政论家和普通的电视主持人被社会尊奉为真理的传播者和某种意识形态“宗师”，科研院所的工作人员，既不熟悉社会实际问题也没有任何管理经验，却一跃当上了副部长、部长甚至副总理，这些人都力图标榜自己为“改革的施工员”，抢着要直接参与制定受大众欢迎的决策。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与此相关的矛盾的增加，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对改革表现出冷淡态度，而后又表现出敌视态度，国家领导层的举动成了他们攻击的靶子，实行改革的领导班子则受到他们一次比一次更勐烈的抨击。为了让戈巴契夫的改革政策不再受群众欢迎，他们广泛利用了改革所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从表面上看，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批评者所说的改革速度的缓慢，领导层在解决涉及人们切身利益问题时优柔寡断，在评估可能的解决办法的限度时瞻前顾后，并因此易于向坚持旧秩序的势力妥协。所以，这些人提出的要求的主旨是更迅速、更勐烈、更彻底，然而他们却完全忽视了一点，即这些改变是在各种人物、观点和立场的不断斗争（党和国家领导层内部的斗争、党内群众之间的斗争、整个社会内的斗争）中进行的。 不可否认的是，上面提到的批评性要求中也包含合理的因素，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有益的，有助于改革的领导层克服管理机关中一部分保守者的抵制。此外，支持这些要求的许多人也是出于最真诚的动机。然而从整体上看，赖以发起对改革的攻击的这一立场具有破坏性，问题不仅仅在于这些进攻的组织者忽视实际情况和必须加以考虑的客观局限性；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表明，他们的立足点绝不是力求加快已开始的改造进程，使之更加有效并避免犯错误和走弯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极力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模式——模仿早已被经济发达国家所摒弃和消除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模式来对抗改革政策。 就在此时或晚些时候，另一种批评论点开始流行，这种论点与更迅速、更勐烈、更彻底的唿声截然相反，表示越来越担心打破原有的管理机构会给国家造成破坏和混乱。它否定在经济改造尚未取得实际的积极成果以前，就毫无根据地仓促进行政治改革的做法，指出这种仓促行事的做法是为政治投机者利用过渡时期的困难鼓动群众反对改革而大开方便之门。此外，还广泛引用了中国进行改造的经验。 在这种立场的背后并未隐藏以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关系取代改革的意图。但它却有意无意地代表了由于种种原因而贊成阻止改革的人的情绪。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改革在俄罗斯歷史上的地位(5) 单纯从理论上看，可以对上述这些看法表示贊同。但不能不看到，当时苏联改革局势所决定的种种情况与这些看法正相反。 首先，改革头几年的实践令人信服地表明，苏联现有官僚行政机器一贯抵制使经济制度现代化的任何尝试，而只有改造政治架构才能更新这台机器。 其次，在对种种改变的抵制日益强烈的情况下，保留原有的官僚行政机器使发生政变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现实，而政变会把苏联国家推向新的不自由。 其三，行动起来的群众首先要求的是能使国家摆脱上面提到的“枷锁”的政治改变，延缓这些改变意味着与社会上形成的情绪发生冲突，更何况这种情绪受到一些活跃的知识分子千方百计的煽动。一些最初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成了改革的坚决批判者，这一演变的深刻原因尚未充分揭示出来。但其中一些原因显而易见。这些原因是： 过去几十年的负面经验引发的急躁心情和激进情绪，个人的全部积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把与过去有关的一切“砸得粉碎”、而不顾这种举动后果的愿望； 小集团情绪的影响，这种情绪并非像从前的知识分子以共同幸福为取向，而是完全以本阶层的需求为取向，并且在知识分子向社会大众群体转变的过程中十分普遍； 长期封闭造成的对国外生活方式的现实、对那里的社会制度特点及其特有矛盾的粗浅的、主要是从书本上得来的认识。 如大家所知，当时苏联许多知识分子代表对改革所持立场，几年之后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了一场灾难，其严重后果至今仍可感到。 苏联国家行政机构和党的经济机构对待改革的态度也发生了特殊变化。由于这些机构就职人员发生的分化，形成了三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其中第一个群体（由少数人组成）是一些仍然信奉改革的最初价值观并愿意自始至终支持改革的人；第二个群体（人数要多一些）继续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从根本上否定改革并极力要恢復原来习惯的秩序；第三个群体（人数也很多）没有把所发生的事情看成社会朝健康化和民主化的发展，而是看成一种能为自己迅速升迁、巩固自己已得到的地位、将自己已掌控的各种权力变为财产并进而永远占有它们提供更多机会的情势，所以，第三个群体所关心的改革不是实际进行的改革，而是转到资本主义轨道上的另一种改革。 第31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群体与一部分知识分子结成伙伴关系，目的是共同反对与戈巴契夫名字密不可分的改革，这种伙伴关系的一个象徵是，杰出学者、民主主义者、高级知识分子安·德·萨哈罗夫院士和粗鲁专横、极其卑劣、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鲍·尼·叶尔钦这两个无法比较、无法相提并论的人物，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跨地区议员团的两主席，而这个议员团则是与改革的领导层对立的反对派力量的核心。 后来的事态发展已为大家所熟知。党的行政官僚中的原教旨主义派对改革政策的抵制日益强烈；得到次要权力集团中党的经济骨干暗中支持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站在看似民主的立场上对改革发起进攻；最高权力集团中的原教旨主义者试图发动政变（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阴谋），举国上下对叛乱分子群起而攻之；鲍·尼·叶尔钦及其由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拼凑的班子趁此浪潮掌握政权；次要权力集团中党的经济官员占据各地的权力位置；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现有的政治行政架构及整个社会管理体系被毁坏。 最初发生的改变被大多数公民视为旨在继续改革的比较坚决的方针，俄罗斯新政权开始也曾假託普遍的情绪来加深这种印象。实际上这不是戈巴契夫改革的继续，而是“对改革的改革”。新班子在1991年的悲剧性事件后为国家提出的方针所依据的价值取向根本不同于戈巴契夫改革的主要价值观。戈巴契夫改革要求对现有的社会制度进行革新。后改革时期的目标则是完全消灭这一制度。戈巴契夫改革的定位是使国家走上渐进发展的道路。后改革时期则是要採取极端的改造手段。戈巴契夫改革的推动因素是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达到普遍幸福的愿望。后改革时期则只为少数人——没有“额外道德”负担、精明强干和无所顾忌的人谋福利。戈巴契夫改革的经济纲领提出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合作制、私有制、地方所有制和国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国民经济。它们之间的竞赛应当成为生产集约化、广泛使用科技革命成果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刺激因素。后改革时期採取的则是确立私有制对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的垄断地位的方针。私有化的意义正在于此，在私有化过程中瓜分和盗取了数十年来所积累的社会财富。结果，形成了目前的畸形经济制度，国家的主要财富一方面集中在高层官僚手中，另一方面则集中在金融工业寡头手中。戈巴契夫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变革，也就是使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真正民主化。后改革时期的民主只是掩饰对普通民众的轻视态度的幌子，其作用不过是帮助维持政权和保持尊贵的西方合作伙伴所能接受的政府形象。戈巴契夫改革要求以革新之后的各自由加盟共和国联合体形式保留苏联。后改革时期的特点则是公开敌视苏联，把它视为行将就木的帝国，把它的毁灭视为加入其中的各民族的幸福。于是便有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意识的行动。戈巴契夫改革的目的是创造条件来消除国家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激烈对抗，并使国家以有影响的平等伙伴身份进入国际社会。后改革时期则使国家充当了从主人桌上捡拾剩饭的“西方世界”僕从的角色。 换句话说，直到现在仍被称为1991年的“八月民主革命”的那次行动，实际上是一场对改革的镇压。1993年秋天坦克炮轰白宫指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大厦。——编者注（改革仅存硕果之一）事件，为国内生活的这一时期划上了最后的句号。由此可见，国内所建立的政权与民主不能相容。  歷史事件的真实地位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显现出来。也许正因为如此，戈巴契夫改革尚未得到不带政治偏好的、审慎和客观的评价。但已经能接近这一目标了。 戈巴契夫改革在错综矛盾的俄罗斯歷史上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呢？ 任何现象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评价。戈巴契夫改革是在13年之前被宣告死亡的，从那时以来积累了足以把戈巴契夫改革与后改革时期的实际结果加以比较的材料。后改革时期究竟为俄罗斯带来了什么呢？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承认上个世纪90年代是破坏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社会、文化、安全都遭到破坏，21世纪初的事态发展尽管有某些积极的表现，但也没有理由得到稍微乐观一点的评价。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明确无误的结论：强制取消改革乃是悲剧性的错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俄罗斯社会有过唯一一次走上符合其全体成员的利益并可避免无谓的损失和动盪的全面革新道路的机会，当时已具备实现革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物质基础、社会氛围以及可以依靠的国家政权架构；然而机会却没有被利用，所有的人——做事的人、不做事的人、一味地妨碍做事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对此负有罪责。 当然，发生的事情已经结束，任何“如果”都是没有意义的，失去的机会无法重新得到，正如即便想回到过去也不能做到一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保留戈巴契夫改革时期遗留下来的积极成果，首先是民主程序和制度架构。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由官僚和寡头主宰一切的社会正越来越明显地滑向极权主义的泥潭，阻止这种趋势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件大事。新形势的一个特点是，参与阻止这种趋势的不仅有早就支持改革的人，还有许多曾经诅咒改革的人。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在内涵上同样重要的方面。戈巴契夫改革其实就是将民主的社会主义（它要求建立以团结和社会公正以及得到民主架构和程序保障的坚实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思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这一尝试的意义大大超过着名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后者在尚未採取最初的实际步骤以前即被扼杀。 第32页 很明显，戈巴契夫改革作为各种实践活动的综合过程尽管已遭到失败，但改革同时也为人类开闢了新的发展机会，从而成为人类歷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年代不是过眼云烟，它们在社会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烙印，改革的经验已成为社会意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认识到一种现实的选择——既不要被丑化了的兵营式社会主义，也不要在后改革时期形成的官僚寡头资本主义。 当今的俄罗斯极其需要这种选择——即便它目前还只是一种潜在的选择。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1)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 维克多·库瓦尔金 2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整整一生，20年可以把一代人与另一代人区分开，但是20年对于歷史发展来说只是一瞬间。对于全面分析像戈巴契夫改革这种规模的现象来说，20年的时间距离根本不算长，许多事件参与者还健在，政治和人的激情尚未消失，远非所有秘密都已揭开。 对于像笔者这样衷心拥护当时戈巴契夫改革、并作为急剧减少的戈巴契夫克里姆林宫班子成员迎来可怕的1991年12月的人来说，20年的时间距离就更短了。甚至在今天，在过去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仍然难以用一个分析家应有的平静和超脱心态来思考和评判这个问题。 在过去的数年中，论述苏联存在的最后时期的文章和书籍为数不少，但总结性的、有分量的着作并不多，在这一类文献中最多的是亲歷者的回忆录，这些人自然要把自己说成是最好的。一篇文章无论如何也填补不了这个空白。我的任务简单得多：把俄罗斯歷史上那个多事之秋的某些争论问题表述出来，对所涉及的问题谈一谈个人的见解。 我先从一个似乎是表面的问题谈起：歷史当时给了戈巴契夫改革多少时间。答案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将近7年。但真是这样吗？有充分理由可以说，被称之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比米·谢·戈巴契夫执政时间短得多。 按照权威的评价，真正的改革可以从苏共中央1987年一月全会的筹备和召开算起，前一年半应看做是改革的开始，是“前改革”时期，其内容将在下面谈到。 同样，戈巴契夫改革的悲剧性结局，不是在1990年12月，甚至不是在1991年8月出现的，实际上，迅速成熟的俄罗斯议会选举鲍·尼·叶尔钦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并通过主权宣言（1990年6月上半月）才是一道分界线，这之后已很难谈得上继续改革进程了，此后苏联出现了“两个中心”并存的局面，后来变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在俄罗斯像在所有国家一样，两个政权并存意味着残酷的夺权斗争，直至其中一方取得完全胜利为止。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比较正常地继续进行改革。 实际上，严格意义上的改革进行了大约三年半［1］，这一时间不足以使任何国家的生活发生根本的转折。对苏联来说，三年半的时间——要使这样一个复杂而脆弱的机体发生深刻变形，实在是太少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错误和失误的代价翻了好几番。 对于戈巴契夫改革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到底赋予这一概念什么意义。当时苏联改革的倡导者试图通过改革来復兴社会主义，赋予社会主义以民主和人道的性质。我们认为，这里指的是苏联（俄罗斯）寻找摆脱自称为“现实社会主义”的威权主义体制的途径，这种走出“国家社会主义”迷宫和死胡同的行动有许多意思——从恢復市场经济到确立思想多元论，——但其中心意思是从苏共集权和警察专政转向建立在权利至上基础上的现代代议制架构。 对于理解苏联改革进程的性质、过程和结果来说，确定行动的出发点具有重大意义。1985年初，当东方超级大国出现了一位新领袖时，苏联是个什么国家呢？ 严格地说，直到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无法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尤·安德罗波夫就公开指出，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并不很了解，无论是动盪的改革年代，还是后来后苏联国家丰富的歷史，都未能使我们对苏联制度的本质有进一步的认识。 如果只是对晚期苏联的政治制度作出评价，那么主要争论集中在对这一制度的认定上：是威权主义制度还是极权主义制度。通过认真研究发现，这两种观点都不是特别有说服力，未必可以简单地在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和史达林的苏联（更不用说纳粹德国了）之间划等号，制度似乎是一样的，但做法却不相同。同时也难以把晚期苏联制度称作极权主义制度。极权主义毕竟需要有1985年时的苏联显然还没有的一定程度的自由，首先是经济和个人生活领域的自由。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可以像某些作者那样，把苏联制度定义为国家主义，这一制度在其存在的70年中发生了复杂的演进，其内部潜力在戈巴契夫改革之初还未完全耗尽。 根据这种观点，当时苏联改革——不管改革的倡导者的主观愿望和意图如何——意味着改变社会政治制度，与国家主义告别，向自由民主迈进。从大众心理、意识、行为的角度来看，这一改革意味着三个重大转变：（1）从商品和服务分配的国家硬性调节（保证使每个人维持最低生活标准）转向商品货币关系（将使相当单一的苏联社会迅速出现社会分化）；（2）从纯粹为作秀而形式主义地参加政治生活转向自觉选择和对政权施加影响的现实可能性；（3）从上面强加的思想一致转向个人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自决。对于“苏维埃人”来说，这一改革意味着从一种社会世界突然转到了另一种社会世界，而这个世界他们原先大概只是从杂志和电影中有所了解，而且常常是被歪曲的。 第33页 回首过去可以说，了解当时苏联改革命运的钥匙是经济、政治和思想改造的关系以及这些改造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常常爆发的争论——改革可以而且应当在何种程度上步中国改革之后尘，是在以简单和歪曲的方式提出这个“关键问题”。 这种提法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改革者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现实情况。然而这种提法仍然反映了问题的实质：戈巴契夫改革的悲剧性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能够、不善于或不愿意把过重的“最高任务”分解为各个专门部分，把这些部分排一下队，避免“仓促行事”，不企望一下子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回顾往事，戈巴契夫领导集团的行动次序实际上是：意识形态革命——政治改革——经济改造。这里有其合理性，因为业已形成的国家主义的行政指令体制是一个靠教育打造在一起的整体，它打消了对其局部改革的想法；但同时在所有战线发动进攻所造成的过重负担，带来了难以承受的风险。此外再加上在多民族、多宗教和多文明地区爆发的民族矛盾，迅速形成的保守和激进的反对派不惜一切手段夺取政权的行动，“欧洲社会主义体系”这一保护层的迅速瓦解，目的在于“消灭苏维埃帝国”的外部强大势力，使戈巴契夫领导集团没有多少可能坚持下去并将已开始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即使在相对单一的苏联社会，也只有通过各种思想政治方案的激烈交锋才能摆脱国家主义的制度，积极参加这一交锋的有各种势力，包括外部势力。当然，他们胜出的机率取决于他们拥有的相应资源和潜力，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后期苏联精英的各个部分：党政干部、经济工作领导人、着名知识分子代表、“新浪潮”社会和政治活动家、影子经济人士，甚至还有刑事犯罪团伙头目。每一部分苏联“上层人士”都力图将停滞社会蓬勃开展的改革纳入对自己有利的轨道，所有人都匆忙表明对未来的态度，许多人拿出了自己的社会方案，他们有一个最小公分母：指的是把苏联地位变为后社会主义人类共同体中的权力和财产。 如果说戈巴契夫改革作为走向新制度的具有一定理性的运动是在1985年3—4月之后很久才开始的，那么戈巴契夫执政的前一年半做了些什么呢？在这个“前改革”时期（1985年春—1986年秋）戈巴契夫进行了把新生活引入衰老的苏维埃制度的无望尝试。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2) 严格地说，苏联的“前改革”不是开始于戈巴契夫，而是从他的前任和保护人尤·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1982年11月）后开始的，安德罗波夫把戈巴契夫看做其继承人，正是从那时起“……在执政精英中出现了使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彻底现代化的意向，然而力量在‘上层’的分布，意识形态上对特定价值体系的依恋，使得可能发生变化的余地相当有限”。［2］ 安德罗波夫执政时间的短促（实际上一年左右）使得他无法比较准确地确定採取的新措施的范围。但我们知道这些新措施的逻辑和内在界限。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当时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在与其一位顾问进行坦诚交谈时说：“……我完全相信：只有在我们真正把经济推向前进之后才能触动国家。”［3］不过，安德罗波夫的政治革新纲领（“触动国家”）是浮浅和有限的：扩大苏维埃的权力，经济工作领导人实行选举制［4］。 当时与安德罗波夫谈话的人，即这段引文的作者格·雷·沙赫纳扎罗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1988—1991年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1991年任苏联总统顾问。1992年起任戈巴契夫基金会综合问题研究组负责人。——编者注是安德罗波夫“宠爱的”顾问，他不同意上司的主要方针。他认为，不进行政治改革任何重要的经济改革都是不可能的，一切都会被抱成一团的苏维埃官僚们扼杀在萌芽之中：苏联的“统治阶层已经僵化，生活得不错，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有何必要改变什么”［5］。 两位在党内飞黄腾达的苏维埃精英的杰出代表人物（上世纪80年代末格·沙赫纳扎罗夫成为米·谢·戈巴契夫的助手，成为其为数不多的顾问和所信任的人之一）很久以前的这场争论，像一滴水一样反映了苏联“前改革”战略的基本矛盾，20年之后这一矛盾戏剧性地占据了首位：是否可以逐步地、比较有秩序地、按照中国的模式改革苏联社会，或是应当全面出击，一蹴而就。 当然，把戈巴契夫的改革与邓小平的改革截然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苏联不是中国，而且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有可能根本不适宜在“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做，但问题依然存在。确切些说，在对苏联改革战略的这一决定性选择后面隐藏着成堆的问题。 实际上苏联改革即加速奔向自由就从这一点开始。在前一年半中，戈巴契夫领导集团只是接近了分水岭，基本上完成了其前任的纲领，1985—1986年间行为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安德罗波夫的方针和思想政治遗产所决定的，基本取向是——保持制度的稳定和“揭示社会主义的创造潜力”，后来这一点在“加快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口号中得到了体现。可见，问题甚至不在于经济改革，而在于用“专家治国论”调整现有的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在政权“日渐瘫痪”的情况下已经松动［6］。坦率地说，已经不紧密了，但常言说得好，有什么就吃什么吧。 第34页 如果遗留给戈巴契夫的安德罗波夫纲领能由安德里波夫本人来完成，情况无疑会好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使“未被利用的社会主义潜力”非神话化，也许能够给自己的继任者留下更多的实际改革经验，少留一些错觉，但他未能进一步前进。于是“国家社会主义”復甦和消除的任务都落到了戈巴契夫领导集团的肩上。这一把各种歷史任务结合起来的明显矛盾的做法必然使戈巴契夫改革的路线具有曲折的性质。 在戈巴契夫改革之初，禁酒运动（1985年5月）的规模和意义引人注目，关于这次运动众说纷纭，但基本上是否定的声音，这样的评价并非十分公正，但在这里无法就这个问题展开争论，对于我们来说，在当时情况下禁酒运动是重要的，因为它是戈巴契夫构想所遭遇的严峻考验的先兆。 在戈巴契夫自己对这一情况的解释中，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之间的大“缝隙”引人注目［7］，在需要进行有计划的长期围攻的地方，展开了胜利希望渺茫的艰难的骑兵攻击。后来在解释和论证反“酗酒”运动的突击速度时，他写道：“我们剷除这一可怕的祸害的心愿太迫切了。”［8］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经济领域另一个不成功的试验，即所谓的国家验收中，当时正在向民用企业推广军用工厂实行的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后来戈巴契夫对那些考虑不够成熟的措施也作出了同样的解释：“希望用各种手段来更快地提高产品质量……时不我待”［9］。 禁酒运动——对改革者的战斗洗礼——证明当时改革者的迫切的、甚至过大的歷史时代感。这一点用不着大惊小怪，在经过勃列日涅夫的停滞之后，改革者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挽回失去的（“速度”），一种感觉常常压在人的心头（根据后来的事态来看——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即时间的限额已经用完，一切计划的东西本来昨天就应去做，人们急于想要使改革的进程不可逆转，让保守派没有可能把一切恢復原状；同时，与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两极对抗的僵硬逻辑让人跃跃欲试；最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痼疾——急躁常常让人与时间赛跑。 禁酒运动的失败是对改革者的严厉警告，想一下子做许多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理由的，但效果适得其反，在狂热的改革日子里要听到这样的警告并作出正确结论谈何容易。 在艰难度过“安德罗波夫阶段”之后，1986年年中，改革者来到了通往越来越渺茫的未来的道路分水岭。该是对已故总书记与格·沙赫纳扎罗夫早在20年前的争论中提出的问题作出实际回答的时候了。请注意，这里指的是在不触动政治制度的情况下改革计划经济的可能性问题。 苏联国内一位研究这个时期的学者认为，1986年年中至下半年“上层”对于进一步改革苏联社会形成了两种思路：“经济技术方法”和“政治方法”。如果说在第一种情况下经济改革需要在政治制度稳定的情况下进行，那么第二种思路则要求社会迅速和坚定地实现民主化。党的领导层中的民主派一心要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十分清楚地提出了他们打算进行的变革的规模［10］。尽管加快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存在明显风险，特别是在经济问题和困难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仍然作出了採取第二种思路的选择［11］。 同时，对像“改革”和“公开性”这样重要的戈巴契夫改革的概念的反思日益深入；戈巴契夫发现自己的方针不断遭到反对，于是越来越强调正在进行的事业的革命性。作为一般改变工作作风而开始的改革从此以后成了与威权主义的歷史决裂、社会实行深刻民主化的标志，同样，作为“上层”与“下层”保持逆向联繫渠道的“公开性”，逐渐成为民主化的最重要槓桿，成为提高群众社会和政治积极性的独特手段。 我们在思想上跨越将安德罗波夫的“前改革”和戈巴契夫的“改革”［12］本身划分开的1986年和1987年分界线后，回顾过去并再次向自己提出了那个“老大难问题”：这次向前沖，从经济改革向政治改革的“大飞跃”，在日趋恶化的社会经济形势下展开全面进攻的决定到底有多少根据？根据“市场社会主义”有计划地进行经济改革的实际战略（这一战略在前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以及越南都产生了良好的结果）是否会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呢？ 有许多重要论据表明，戈巴契夫的班子在1987年前夕所做的选择是正确的。70年（三代人！）形成和夯实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排斥经济新措施：所有人都记得这方面特别是柯西金改革的不成功创举的例子；在“回潮”的打击下，不仅经济改革，而且改革者本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赫鲁雪夫的例子歷歷在目［13］。对于正在形成的改革的群众基础——党政精英、知识分子、青年中的革新派——来说，“经济倾向”有可能过于枯燥乏味。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3) 除了这些重要情况外，还可以再补充一点。这一点潜移默化，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指的是存在于从思想上准备和激励改革的人的意识中的“世界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作为风向标和效仿榜样的西方特别是美国。西方的社会发展经验（其核心是自由的个人）遮盖和排挤了其余一切经验，特别是当时的“风云人物”没有注意到极其成功的东方极权式国家现代化这一现象：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地区）等。要知道从种类上来说，这一现象对苏联社会的意义并不比诱人的西方模式小。 第35页 此外，极权式国家的现代化（戈巴契夫改革在1986年底坚决脱离了其轨道）要求有自己的政治主体，可能成为这一主体的是国家机关、军队、执政的党。总之，这里指的是准备承担深入的社会经济变革风险的相当大部分民族精英。在晚期苏联的精英中是否有这样的人呢？让我们回忆一下沙赫纳扎罗夫在与安德罗波夫的谈话中对此公开表示的怀疑，看来，苏联改革的设计师本人也同意他的意见，因为设计师开始越过官员直接向群众唿吁。 可以认为，围绕1987年经济改革的初步尝试所发生的持续不断的斗争是对晚期苏联官员改革潜力的某种实际检验。回首往事，戈巴契夫本人也认为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是“极其困难的任务……”［14］当然，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最初几步尤其困难。“社会主义思维”定式再加上国有经济权力关系的重大改变涉及的巨大利益，能够将遥远征程上的任何改革埋葬。反对改革尤为激烈的是经济官僚的“总参谋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财政部、政府机关、依靠经理群体的各部，时任总理的尼·雷日科夫常常充当这些部分的喉舌，因此当时他与戈巴契夫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经过持久的较量，改革派阵营与保守派阵营达成了理智的妥协，按照当时的标准通过的决定是根本的、甚至是革命性的突破，这些决定为将经济引上市场轨道开闢了道路，但只是开闢了道路而已。 众所周知，1987年的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有限而矛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社会共同体丧失了经营才能，强大的经济官僚拒不执行通过的决定，改革者不能坚持到底（特别是在价格政策上），在新的和复杂的事业中不可避免的错误和失误。结果丧失了宝贵的时间，失去了使居民开始痛苦地适应新的经济生活条件的最佳时机；货币供应量不加控制地增长和商品的日益短缺破坏了消费市场，最后这个“战略性失误”［15］对改革的命运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 从这段可悲的歷史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一个也是主要的结论是：在改革的“戈巴契夫阶段”之初，社会力量的客观对比允许在不触动政治领域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深入的经济改革。 第二个结论：在经济战线上集中力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回顾这一经歷时戈巴契夫的亲密战友和改革设计师之一的瓦·梅德韦杰夫写道：“……留给我们用于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的时间不是三四年，而是少得多。本应採取异乎寻常的措施，坚决转向市场关系。”［16］ 第三个结论：可以用深入的经济变革这块试金石来检验苏联社会的政治制度在新的条件下的活动能力，指出这一制度形变的未来途径。 第四个结论：尽可能将经济变革引向政治改革，不使群众的不满情绪与有组织的抗议活动成为一体，因为反对戈巴契夫的右翼和左翼反对派很容易利用这种情况兴风作浪。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结论：由于改革而产生的新的经济主体或迟或早都会要求有维护其利益的政治代表，这些新的经济主体在以后的改革过程中不仅是经济进程，而且是政治进程的因素，而且他们不会是“社会主义选择”的信徒。 看来，连戈巴契夫本人也不相信当时所选择的行动路线是正确的。后来他认为：“经济改革落后于政治改革。”［17］ 在当时选择道路时占上风的意见是什么呢？对此安·格拉乔夫发表了非常精彩的看法：“已开始的改革的经济方面始终从属于主要的方面即政治方面并必须为之服务，看来，应把这一点看做主要原因。”［18］ 苏联的制度框架将经济紧紧局限于政治，一切都被意识形态浓雾所笼罩，这一制度为了自卫会迫使侵害其基础的改革者接受一定的行为逻辑。然而问题是，戈巴契夫领导集团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接受“现实情况”强加的行为模式的？  戈巴契夫改革的第二个分水岭在时间方面与第一个分水岭在某一点上是同步的。这不是偶然的，在耗尽“安德罗波夫改革”的潜力之后，戈巴契夫在摸索着寻找通往未来之路，他越来越相信，苏联制度的问题不在于修理，甚至不在于大修，而在于改变制度本身，苏联制度架构的一切一切——从顶棚到地基——都得更换，所以各个领域深入改革的计划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它们相互碰撞和彼此竞争。 对政治改革可以有各种理解，可以用各种方式进行，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与经济改造相比，政治改革被置于优先地位。在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上选择了旨在加速社会民主化的激进方案。晚期苏联社会变形的其他模式被忽略——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 政治改革是戈巴契夫改革的核心，因为苏联制度的实质是党的国家，确切些说是“党—国家”，这种制度结构是在十月革命后的70年中紧紧地长在一起的暹罗双生子。戈巴契夫为把两者分开、将其变为正常的现代政党（多个政党）和国家而打算採取的行动需要在实施时准确计算、周密安排，否则二者都会变成虚弱不堪、萎靡不振的东西，无力承受改革的过重负担。事实果然如此。 第36页 但整个计划也许从一开始就註定要失败，而史达林时代的这个特殊产物没有任何可能生存下去，是这样吗？从已发生的事情的角度来看做出肯定回答［19］的诱惑很大，但我们不要急于作出最后判决。 在“党—国家”组合中苏共确实是“领导和指导”力量，苏共自我改革、在后苏联社会共同体中找到自己位置的能力直到今天仍是热烈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 总的来说，拥有将近2000万党员的苏共（上世纪80年代中）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1）党的机关；（2）声名狼藉的官僚；（3）党员群众。其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要求在改革的背景下有专门的说法。 要估计党的基层群众的改革潜力非常容易。当然，苏共有许多用来调整的“压舱物”，以保证其“工人和农民的党”所需要的社会成分；同时，所有积极的社会成分都渴望加入党，而且靠种种真话和假话进入了党内，在这个意义上说苏共确实是“先锋队”，它留给反制度势力的是“不毛之地”。当然，一般党员、普通劳动者没有任何特权，因而不会特别留恋旧制度。 许多共产党员把改革看做盼望已久的復兴，在改革“施工员”和普通人中间占优势的是有党证的人，千百万党员群众是把改革推向前进，而不是往后拉。 确定官僚对戈巴契夫改革的态度则要复杂得多。他们在苏联社会共同体中占据着特权地位，因而本能地害怕变革，按照“社会主义阵营”残缺不全的标准，他们生活得相当不错，他们担心会失去什么，他们知道，苏联制度确实有发霉的地方，但又希望霉变自动消散，或至少在他们这一代能坚持住。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4) 对于苏联改革命运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总数不止100万人的整个官僚阶层的立场，而是这一阶层的上层即“首长们”的立场，随着改造的深入，官僚上层变得越来越消极，然而至今仍不清楚，他们朝这一方向的演进在多大程度上是必然的。 这一问题用另一种方式提出或许更正确：戈巴契夫能否在不作过多让步和不偏离既定目标的情况下把苏联精英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集团争取到自己一边？他们是否准备在走过“安德罗波夫阶段”后继续沿着戈巴契夫确定的改革路线前进？今天未必有谁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有把握的回答，但提出一些看法是可以的。 戈巴契夫这一代国家领导人既保持了继承性，同时又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前辈有明显的差别，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视野比较开阔，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更符合实际，他们是继史达林之后掌管这个超级大国的第二代，这给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社会政治观点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他们的前辈即十月革命时代形成的“赫鲁雪夫—勃列日涅夫军团”骨子里是世界革命的最后士兵，与“十月革命之子”不同，作为不稳定产物的戈巴契夫这一代人，个性方面要成熟得多，他们不可能不敏感地觉察到自己个人和团体地位的根本的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是执掌大权和支配巨大资源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只不过是高级国家官吏，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完全取决于所担任的职务和在“官名录”中的位置，没有那把“官椅”你什么都不是，不能传给孩子们任何东西，他们审视周围世界之后会发现，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其他国家，像他们这样的人不管官方地位如何永远有其自身的价值。 事到如今可以说，苏联这些精英代表人物地位的不可克服的两面性，註定这一群体相当无耻而冷漠地与制度分手，不言而喻，要对改革持同情态度，他们就应当认识到自己在新制度中的应有的位置。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吸收了没有反精英的苏联社会共同体中几乎所有的变化因素。 事实果真如此，早在改革年代苏联精英的许多代表人物就极为成功地使自己在所有权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换，他们依靠自己新的地位迅速从“左面”避开了改革，将改革推向了远离“社会主义选择”的地方。正像苏联这一时期的一位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在党、苏维埃、经济官僚中，关注自己新地位的合法化以及改革彻底性的派别也日渐成熟”［20］。因此在后苏联的俄罗斯许多出身于“旧官僚”的人得以保住并巩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不是偶然的。 戈巴契夫非常了解这些人，这些人看风使舵、随机应变，这在官僚中已司空见惯，他对这一点不抱幻想，但也不认为有多大意义，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拒绝了认真“对付”他们的执着建议，他不喜欢这样做，也不认为有特别的必要；显然，他凭直觉感到，这些人不会为“共产主义的光明理想”而战斗，而会同任何人妥协。 最后说说苏共党的机关。在苏联“党—国家”体制中，庞大而极具权威的苏共党的机关是制度的核心，是其精神的活的化身［21］。正是党的机关认为自己就是党，而且为此还有种种理由。戈巴契夫也信奉“干部决定一切”的原则，并给予苏共党的机关坚持不懈的关注，但是他很快得出结论，认为不幸的根源就在这里，于是他竭力限制党的领导人的权欲。作为总书记的戈巴契夫牢牢控制着他们，以避免重演赫鲁雪夫的悲惨命运。 第37页 戈巴契夫虽然没有理睬身边一些人的执着建议，但他最终也未放弃对“苏联人民先锋队”的管理权，尽管与“可恨的朋友”的这种密切交往——不由自主地混为一谈——代价极大，但他对少数信得过的人私下里说，他看不到别的办法，他说，狡猾的机关权势分子各行其是，会弄出许多事来［22］，随后他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他担心“党的联邦制”会成为破坏联盟国家的前奏［23］。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样的担心是非常有理由的。戈巴契夫的传记作者认为：“……只要党的夹子存在，就能防止国家解体”［24］。 还有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决定性的理由。在戈巴契夫的回忆录中，从头至尾可以感到总书记始终对苏共改革，对将苏共变为现代政治力量、变成苏联社会民主更新的强大工具的可能性抱有希望［25］，同时有些评价认为，他对党的改革、对党的领导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的更新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26］。 随着改革进程日益深入和激进，戈巴契夫的方法和最有权势的党的领导阶层的方法越来越不一致。戈巴契夫所设想的政治改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是摆脱“党内同志”令人窒息的“拥抱”，这一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众所周知，苏共党的机关是反对国家改革派领导人的核心，而这个核心的非正式首领是叶·利加乔夫——好斗的保守主义的象徵，甚至在党的最高权力中枢即政治局和书记处——内，改革的建筑师实质上也处于少数地位。1988年夏，在具有歷史意义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前夕，当时戈巴契夫的助手班子对戈巴契夫可能获得的实际支持程度作了冷静估计，他们明确划定了戈巴契夫派的“强力集团”：“……两三位政治局委员和两三位中央书记”［27］。后来作为苏共领袖的戈巴契夫日益成为“自己人中的外人”，他与班子内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 对此难以表示怀疑。那么，强大的党的机关与同样强大的总书记之间的破坏性冲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按照已有程序进行的呢？戈巴契夫当时有没有可能把苏联传统的代表拉到自己一边呢？当然，歷史是不可能假定的，但思考一下歷史的其他可能性总是有益的。 可以从苏共党的机关中反对戈巴契夫改革的实际力量谈起。被戈巴契夫改革印记钉在耻辱柱上的“阻塞机制”从未打算同自己的名义领袖公开决裂，无论是在举步维艰的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1988年6月），还是艰难得多的苏共最后一次即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1990年7月）上，结果都是戈巴契夫无可置疑地战胜了党内保守派，迫使保守派与自己握手言和。1991年的“八月叛乱”系国家机关上层人物一手所为，与持观望态度的党的领导人无关。 结果是，来自右面即来自共产党正统派的威胁并不像改革年代显得那么大（最终给予致命打击的是具有反共思想的激进派和民族主义者同盟）。我们在戈巴契夫的书中看到了这方面的重要证词。他在谈到改革活动常常遇到的顽强阻挠时写道：“进行阻挠的仅仅是机关中最顽固的人”（黑体是我用的。——作者注）［28］。 当时苏共内逐渐形成的党内反对派也有自己的器质性缺陷，使他们不能採取主动行动，一是力量不足，甚至在保守派抵抗达到顶点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他们比较有把握得到的也只有三分之一代表的选票［29］。 二是没有提出新的思想，当时苏联人早已听厌了“现实社会主义”的说教，戈巴契夫改革派提出了“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令人耳目一新，没有人愿意回到史达林主义，党内保守派自己更是如此，而且双方争斗形成的真空暴露了党内保守派难以满足的权力欲。 三是严格来说没有形成其派别领袖。叶戈尔·库兹米奇在机关游戏和诡计方面当然是行家里手，但在已经到来的公开政治时代他无法与戈巴契夫和叶尔钦竞争，波洛兹科夫1990—1991年间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编者注就更不用说了。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5) 如果在上述因素之外加上戈巴契夫个人魅力和可以感觉到的被唤醒的社会对改革派的支持，那么就会不由自主地得出结论，保守派胜利的机率并没有当时显示的那么大，当时对“右的危险”可能有所夸大，而“左的危险”即来自激进“民主派”的危险则被低估。 从改革领导人被赶走的角度来看——在戈巴契夫改革的第五个年头问题转到了这样的层面，——政治改革同经济方面的改造一样，带来的是模稜两可的结果。苏联的国家权力转到了苏维埃手中——尽管只是名义上，坐在新的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是“超级民主怪物”（格·沙赫纳扎罗夫语），即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两级议会，被赶下“奥林波斯山”希腊最高的山。在希腊神化中，奥林波斯山是一座神山，是以宙斯为首的诸神所在地。——译者注的苏共有可能转型为一个“正常的议会党”。 第38页 无疑，初期的政治改革巩固了改革领导人的阵地，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从1988年10月1日起）的戈巴契夫获得了新的支点，扩大了迴旋的余地，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转瞬之间成了当时苏联电视媒体上“最流行的电视系列片”，大大加快了群众的政治启蒙和教育，在苏联制度即将终结时出现了某种类似现代代议制的东西，为俄罗斯议会制度的恢復奠定了基础，行政指令体制遭到了致命打击而难以恢復。 诚然，当时这种结构不久就暴露出了严重的缺点。党与操纵杆分离，失去轴心的权力机关效率日渐低下，国家这艘航船失去了稳定性；政治改革启动的种种进程迅速脱离了改革领导人的控制；进程开始了，但常常是偏向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原来，在改革形势下活跃起来的群众是一把可以指向各个方向的“双刃剑”，苏联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沖毁了改革方针的群众基础，而大大地帮了民族主义者、左翼和右翼激进派的忙。 今天，吸取了往事的痛苦经验教训的我们，可以理性地权衡一下实行政治改革的其他方案：例如，应当放弃成效甚微的恢復“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以前只不过是党的机关专政的遮羞布）的种种尝试，立即採取总统制共和国的方针；推举戈巴契夫作为苏共在1988年春天举行的自由的、民主的选举中的国家总统候选人；戈巴契夫若在诚实的、竞争的选举中取得有法律保障的胜利，就会使他具有必要的合法性和安全系数，没有这些则会使其在关键时刻容易遭到论敌的攻击，建立新的垂直行政权，包括选举或任命的州长。 “苏共问题”需要予以同样的关注。把苏共这个当时第二超级大国的“主宰”变为议会斗争的工具的转变，即使是对一个久经风雨的党来说也太突然了，可以寻找更鼓舞人心的做法，如召开苏共——“总统党”——非常代表大会（1989年春），从而让“领导和指导的党”朝仍然掌握着民主架构框架内国家操纵杆的现代执政党的方向发展（如日本自由民主党、义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墨西哥革命组织党、印度国大党等等）。为了在与其他力量激烈竞争中取得胜利，转型中的党在自己的政治发展中不应当与社会失去联繫；可以推动党内民主在各种纲领、各个流派和派别基础上向前发展；即使“文明地分裂”为社会民主党和更为守旧的（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分裂可以奠定两党制的基础，这对于总统制共和国来说是最佳结果。改革派依仗总统职位和执政党可以平静地参加最高苏维埃和其他代表机关的选举，而不必担心反制度力量会带来致命危险的崛起。 上面大致叙述的行动计划除极为重要地巩固了过渡时期的国家架构以外，还能产生其他积极的效果，特别是能促使苏共党内和苏维埃国家机关中的官僚和思想保守的人与改革派领导人保持一致，而且有两只结实的大锚能够阻止他们闹事和怠工。一是共同参政可以压倒任何想法和考虑；二是不断扩大的国家财产私有化的广阔前景，国家资产的私有化过程可以使执政精英能够保证自己久经考验的干部得到最优惠待遇。 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这种战略切实取得成效，但另外一点也是对的：政治改革——改革的关键一战——要求对各种方案进行仔细研究。从戈巴契夫脑力冲锋参加者的会议来看，当时对提出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讨论，但还不够充分，而且也没有对各种行动方案的优缺点进行公正的评价［30］。  与前两个分水岭不同，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分水岭戈巴契夫不是自己走过的，而是被汹涌的改革浪潮冲过去的。戈巴契夫早在1987年年中就感觉到苏联民族国家制度日益临近的危机的徵兆：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氛围中克里木鞑靼人的活动突然活跃起来，在联盟国家的最薄弱环节——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动盪，半年之后卡拉巴赫风云突变。 卡拉巴赫危机立即成为当时苏联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首要问题，这一危机的背后隐藏着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的苏联的许多错综复杂问题，从1989年起，族际冲突迅速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潜力，使形式上是联邦制、实质上是单一制的苏联国家的存在成了问题。 与经济和政治改革不同，戈巴契夫在这方面用于思考和决策的时间不多，这里已成为迂迴的空间。起初，在还没有出现对联盟直接威胁时，他“……力图制定统一的解决民族间争端的民主方法”［31］。 在这件棘手的事情上执政的苏共没有给予自己的总书记以帮助［32］，当时苏共的领导层强烈主张“整顿秩序”，党的机关对雨后春笋般发展的民族分离运动心存戒备、疑虑重重，习惯于行政管理方式的机关权势分子在争取群众的能力方面明显不如“人民阵线”的领导者［33］。 在如火如荼的改革进程中戈巴契夫单枪匹马地对付被他所唤起的民族分离自发势力，他感到他正在输掉与时间的竞赛。关于对好战的民族主义估计不足、动作总是迟缓、对局势被迫作出反应等话题，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他后来的回忆录中［34］。实质上当时苏联的情况给予他的只有两种选择：使用强力还是寻求和解，即与在原为独立国家的联邦共和国内形成的民族精英进行合作，事态发展的结果尽人皆知：民族分离势力肢解和葬送了多民族联盟。这样的结局在多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呢？ 第39页 强力解决“民族问题”——实质上是保留联盟国家——的方案很快即被放弃，戈巴契夫改革时期使用强力的典型例子是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在这之后根据联盟领导人的指示极少使用强力（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90年1月的巴库事件）。 在族际冲突的大熔炉中，戈巴契夫彻底从“十月革命”演变为“二月革命”，从布尔什维主义演变为民族政治文化，面对当时苏联国内日趋紧张的氛围，最后一位苏联元首更加信服非暴力哲学，本国的经验和世界的经验都使他相信这一点，他摆脱了俄罗斯血腥的歷史，信奉权利至上、民主原则、人道主义价值、“新思维”；戈巴契夫越来越接近列·托尔斯泰和莫·甘地，他对强力部门严加控制，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谈到夺去数百人生命的巴库悲剧的教训时写道：“政权在极端情况下使用强力是不可避免的。但使用强力应被证明是绝对必需的，并严格限制使用的尺度。只有政治手段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着重线是文中原有的。——作者注）。”［35］ 不能不对“邪恶帝国的万能君主”这一立场的道德情操作出评价。但众所周知，魔鬼隐藏在细节中，是否应该只把屠杀和大规模械斗看做“极端情况”呢？在某些时候制止联合起来的分离主义者和极端激进派厚颜无耻地公然践踏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破坏活动难道就不是“绝对必需”的吗？对那些置任何理性论据不屑一顾、不惜採取一切手段夺取政权的人应如何处置呢？一个自愿放弃宪法赋予自己合法使用暴力权力的国家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6) 这些问题的合理性绝不能将戈巴契夫的道理一笔勾销，戈巴契夫不使用暴力不仅是因为道德的绝对指令，而且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鑑于俄罗斯的沉重遗产，当时任何诉诸强力的做法都可能迅速葬送改革的民主理想以及对自由的希望和憧憬。 戈巴契夫断然拒绝用强力把人民驱赶到改革的自由王国中，而少了强力成分就无法走向那里。不仅如此，不受约束的改革自发势力有可能把失去自卫能力的国家打得粉碎。回顾过去，戈巴契夫本人对本国歷史给他设下的陷阱作了如下表述：“戈巴契夫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是——拒绝把暴力作为实施国家政策的基本手段。只此一点就足以使国家解体。”［36］ 看来，合理地使用强力是符合改革战略的，从理论上说确实如此。从上面所引用的这段在巴库事件之后说的话可以看出，连戈巴契夫也认为有这种可能性。我的一位大学同学从年轻时起就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也是戈巴契夫的坚决支持者，他以军人的方式对“改革的最佳点”作了简短的概括：“培育和发展民主，培育和发展民主”。 尽管这一清晰的说法带有调侃成分，但其中包含有深刻的思想。有效的、稳定的民主在俄罗斯只能在掺杂有浓厚暴力因素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同时也是否定！——形成，戈巴契夫当时追求最高标准的民主原则，从而严重脱离了本国的土壤，于是在1990—1991年间连续不断的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成了非常容易遭到攻击的人。 但这只说对了一半。真理的另一半完全在戈巴契夫一边，苏联改革之父的问题——和不幸——在于，在俄罗斯合法使用强力极其迅速和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无法无天和暴力，在这里奔向自由是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高昂代价，若是解放者不愿意自愿付出，歷史也会自行索取。 如此可怕的赎买——甚至要交出心爱的孩子——无论对于改革的倡导者来说，还是对于他的许多战友和支持者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尽管让人难以置信，但正是这一立场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变成了戈巴契夫，变成了一位真正的歷史人物，也正是这一立场将其把伟大的改革事业进行到胜利为止的英勇努力无情地化为乌有。如果反绑着双手上拳击台，那就根本不能指望奇蹟出现。 把剑插入鞘内，戈巴契夫所能指望的只有自己的政治艺术了。当时他希望，在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良好影响下，“民族问题”将会逐渐缓和下来，但收效不大的改革只能是火上浇油：经济改革促使民族精英实行所谓的共和国经济核算（实际上是肢解了统一的经济体），政治改革勾起了窥测动向的“民族阵线”的野心，使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再隐瞒自己的分离主义意图；在改革的关键阶段许多地方的民族主义者钻进了政权内部，而在另一些地方民族主义者则向党的领导人耳边吹风，迫使其接受他们的口号和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已无法保持联盟的原有形式和成员。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一遇分置就会退出。乔治亚、摩尔多瓦、亚塞拜然等部分中亚共和国则会效仿它们的榜样。 但联盟的核心——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会保留下来，完全有可能的是，还会有一些共和国加入它们的队伍，它们加在一起拥有苏联的绝大部分领土、人口、资源和潜力，在这种情况下在后苏联地区产生的震动就会大大减少。 第40页 戈巴契夫认为无法靠强力维护统一国家，于是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在中央不断削弱和出现两个政权［37］的形势下，联邦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之间开始进行马拉松式的谈判，这一谈判被称为新奥加廖沃进程。为了拯救联盟国家，苏联总统同意与代表民族精英利益的各共和国领导人分享权力和联邦财产。新奥加廖沃进程是一件“极其错综复杂的事情”［38］，在这一进程中许多方面、实际上是许多潜在国家的利益得到了协调，这一进程的成果是新的联盟条约。但条约的签署被1991年8月保守派和激进派在莫斯科的公开冲突而打断，这一冲突为“地区—民族”离心势力的活动开闢了广阔的空间。 今天，在评价准备就绪的联盟条约方面，各种意见大相迳庭。戈巴契夫认为“那些在当时阶段为焕然一新的联邦制国家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具有生命力……”［39］贊同这一种评价的有他在“条约方面”的最亲密助手格·沙赫纳扎罗夫。［40］ 但过去（和现在）远非所有人都贊同这一评价。总体来看，八月阴谋分子以及其他某些有权势的政治人物均不同意这一评价。当代研究戈巴契夫改革的一位主要人士认为，实际上条约“……意味着苏联作为一个统一国家不復存在”［41］。 尽管这场背靠背的争论完全是虚拟的，但我认为戈巴契夫—沙赫纳扎罗夫的评价更正确。因为他们说的是趋势，并没有预言可能的结局，而他们的论敌却把联盟国家在条约签署后解体的现实可能性当成了既成事实。事实不是这样：在提出的结构内联盟将成为比今天的欧盟组织更紧密的构成体。 实际上联盟条约记录了联盟中央和各共和国精英在苏联政治歷史这一关键和极不稳定时刻的某种力量对比。从这个条约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联盟国家得到巩固或完全解体。事实果然如此，这给错综复杂和缺乏研究的改革歷史蒙上了阴影。 我们仅仅谈到了戈巴契夫改革这一重大问题的个别层面。这一问题的许多方面和特点甚至没有提到。因为同时提出和要解决的还有对我国和世界真正命运攸关的对外政策问题。外交突破的准备和实施需要很长时间和巨大努力，而冷战在苏联完全能够接受的条件下的结束给了我们这一切。或者，比如说，意识形态在改革领导人的政策中所起的作用。众所周知，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是戈巴契夫的指路明灯。我们假设命运女神向他微笑，他在他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以胜利告终，我们会处于什么环境中呢？会处于许多人谈到、但没有人看到的“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中吗？或者这是保留了以前时期社会成果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某种方案，是吗？问题，除了问题还是问题……改革留下的问题比答案多得多。 注释 ［1］例如А.c.巴尔先科夫《俄罗斯当代歷史概论》，莫斯科2002年版，第43、81、172页。 ［2］同上，第49页。 ［3］格·沙赫纳扎罗夫《自由的代价》，莫斯科1993年版，第28页。另见第29—30页。 ［4］同上，第28页。 ［5］同上，第29页。 ［6］详见А.c.巴尔先科夫前引书，第58—63页。 ［7］米·谢·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1卷，莫斯科1995年版，第338—342页。 ［8］同上，第342页。 ［9］同上，第343页。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7) ［10］瓦·梅德韦杰夫《在戈巴契夫的班子里》，莫斯科1994年版，第44—45页；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莫斯科2001年版，第325页。 ［11］А.c.巴尔先科夫前引书，第74—78页。 ［12］戈巴契夫本人认为1986—1987年之交是“改革的第一次严重危机”（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1卷第311页）。 ［13］安·格拉乔夫公开提出躲开“赫鲁雪夫在例行中央全会上‘被解职’这一如影随形的幽灵”。安·格拉乔夫《戈巴契夫》，莫斯科2001年版，第236页。 ［14］米·谢·戈巴契夫《关于过去与未来的思考》，莫斯科1998年版，第69页。 ［15］米·谢·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1卷第363页。 ［16］瓦·梅德韦杰夫前引书，第54页。 ［17］转引自安·格拉乔夫前引书，第247页。 ［18］同上，另见第218页。 ［19］持这种观点的是最后一任总书记的两位“政治”助手阿·切尔尼亚耶夫和格·沙赫纳扎罗夫。参看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巴契夫身边的六年》，莫斯科1993年版，第241—242页；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第421、430、431页。 ［20］А.c.巴尔先科夫前引书，第121页。另见第122页。 ［21］光是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就有将近3000名工作人员。而党内机关权势分子的党羽的数量要多100倍。1988年秋，当第一次机关大精简开始后，要辞退的有80—90万人（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巴契夫身边的六年》第233、235页）。 第41页 ［22］参看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前引书，第242、356页；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第425、428页。另见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2卷第540页。 ［23］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2卷第538页。 ［24］安·格拉乔夫前引书，第254页。 ［25］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2卷第524、542、548页。 ［26］参看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第410页。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人的职能”。诚然，持这种观点的安·格拉乔夫还认为，“……戈巴契夫实质上没有为‘第二个党’——改革党（即支持改革的普通党员。——作者注）在组织上的形成做任何事情。”安·格拉乔夫前引书，第228、229页。 ［27］参看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前引书，第217页。另见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1卷第387页。 ［28］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1卷第347页。 ［29］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第429页。 ［30］参看瓦·梅德韦杰夫前引书，第74—75页；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第326—330页；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前引书，第238页。 ［31］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1卷第509页。 ［32］回首往事，阿·切尔尼亚耶夫悲哀地认为：“不光是利加乔夫没能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助手’。而且整个当时的管理机关也是如此。悲剧的根源就在这里。”——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前引书，第250页。 ［33］戈巴契夫在回忆录中回忆了党的领导人对提比里西血腥事件的反应，他写道：“……我们的干部认为政治手段是软弱的表现。他们的主要论据是——强力。”——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1卷第515页。 ［34］参看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1卷第496、501、514、517、518页，第2卷第499页。 ［35］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1卷第520页。 ［36］转引自安·格拉乔夫前引书，第301页。 ［37］瓦·梅德韦杰夫和格·沙赫纳扎罗夫也认为国内两个政权的出现是在1991年3—4月，即在当年发生极其尖锐的政治危机之后。参看瓦·梅德韦杰夫前引书第181页；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第402页。 ［38］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第411页。格·沙赫纳扎罗夫这位未来条约“之父”后来回忆说：“围绕这份文件群情激昂、众说纷纭。”——同上，第401页。 ［39］米·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2卷第550页。 ［40］格·沙赫纳扎罗夫《有领袖与没有领袖》第417页。 ［41］А.c.巴尔先科夫前引书，第207页。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与国际社会民主党(1) 戈巴契夫改革与国际社会民主党 亚歷山大·维贝尔 米·谢·戈巴契夫以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接见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是社会党国际裁军协商委员会。这是在1985年3月22日，该代表团团长是芬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理事会主席和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卡列维·索尔萨，代表团成员有社会党国际秘书长彭蒂·韦内宁以及来自奥地利、英国（工党）、西班牙、加拿大、芬兰、法国、联邦德国、瑞士、日本等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理事会成员。 社会民主党人在改革开始之前很久就表示对与苏联领导人直接接触有兴趣。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是如此，该党主席维利·勃兰特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不顾当时在西方保守派中占上风的对抗主张，把消除欧洲分裂的前景与和平共处和缓和的政策连在一起，顺便说一下，他在这方面得到了美国总统约翰·甘迺迪的充分理解，勃兰特不接受“过分夸大的威权主义论”，他在那一时期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制度并非死水一潭”［1］。 当然，对于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领导人来说摆在首位的是德国问题。勃兰特的观点与波恩官方方针不同，他认为必须承认民主德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事实，必须承认沿奥得河—尼斯河划定的边界，在他看来，只有同苏联达成协议，而不是同苏联相对立，德国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2］。东方集团国家事态的发展使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有理由相信各国共产主义政权内部将会逐步发生变化，相信缓和政策和东西方之间新的关系的建立将促进这一变化的发生。 上世纪60年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把这些认识变为实际政策的机会。1969年9月勃兰特就任联邦德国总理，领导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从其获得这一名称时起）不顾以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为代表的右翼反对派的反对，很快就宣布承认民主德国和沿奥得河—尼斯河划定的边界，这一点在1970年的莫斯科条约和联邦德国同波兰、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别签订的条约以及四大国关于西柏林的协定中得到了确认。这样就为上世纪70年代的缓和奠定了基础。 第42页 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重申其与共产主义划清原则界限、拒绝与共产党人开展任何统一行动的方针，这一原则立场，除世界观方面的原因以外，这里还有另外的考虑——试图反驳右翼反对派对社会民主党人东方政策的攻击。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着名思想家里夏德·勒文塔尔所写的那样，社会民主党人与右派不同，不把反对共产主义思想作为主要任务，从而避免了党内右翼“反共产主义”的指责。南斯拉夫、捷克、义大利式的“改良共产主义”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证明［3］。 不久之后，缓和政策发展的实际需要促使西欧社会主义党改变在与执政的共产党接触问题上的立场。社会党国际早在1956年即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起义被苏联军队镇压之后规定的、并在1969年的伊斯特本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重申的“不得与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的禁令实际上不再起作用。社会党国际不得不承认（1972年），社会党国际各党“可以自行作出关于它们与其他党的双边关系的决定”…… 党与党之间的直接联繫开始建立起来（这在冷战还在进行的当时极不寻常）。一些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相继访问苏联，其中有比利时社会党代表团（1972年）、英国工党代表团(1973年)、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芬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团（1974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率领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团（1975年），同年维·勃兰特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身份访问了莫斯科，与此同时苏共代表团开始对西欧各国进行回访。根据赫尔辛基最后文件（1976年）规定，苏联承担了一定的人道主义义务（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这有很大意义），而莫斯科在这个文件上签字成了促进社会民主党人和苏共进一步接触和对话的重要补充因素。 是什么促使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这样做呢？首先，是希望检验一下苏联领导人在缓和问题上的诚意，要苏联领导人相信改善东西方关系的美好前景，当然，还希望在本国舆论面前扮演这种政策代言人的角色。同时这里还有其他动机，即试图使与东欧各国包括执政党内的改革力量的接触、联繫方便和合法化。 这些动机由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发生而得到加强并有了特殊的意义。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布拉格之春”寄予极大的希望；捷克改革者以及“流亡的”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得到了帮助，特别是奥地利社会党人的帮助，但不仅仅如此。“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西欧社会民主党坚定地认为，试图绕开莫斯科使东欧各国发生所希望的变化的做法不会取得成效，反而会给这些国家的居民带来严重的后果，与苏共直接建立联繫为在与东欧各国的某些政治力量之间“架设桥樑”开闢了可能性。 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当时在世界政治中出现的进展要求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方针现代化，20世纪70年代社会民主党经歷了持续的危机，原因之一是各党和各个流派在与共产党人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社会民主党遇到困难和阵地遭到削弱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进程和新自由主义的进攻，这迫使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执政党虚与委蛇地应付其自由主义对手，各种社会民主党“终结方案”广为流传。 社会民主党对此作出的回应是寻找“新的一致”、对时代挑战的新对策。197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改组了社会党国际领导层——勃兰特当选为主席，进入领导核心的还有布鲁诺·克赖斯基、奥洛夫·帕尔梅、弗朗索瓦·密特朗等。勃兰特号召在三个方面“重新起跑”：和平政策、北—南关系和人的权利，同时把扩大社会党国际的影响范围，克服“欧洲中心论”的狭窄眼界作为主要任务之一。 苏共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对发展与社会党国际最有影响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联繫表现出兴趣，也是出于完全实用主义的考虑。对于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来说，重要的是确保苏联外交倡议得到更广泛的国际支持，同时告诉本国人民，这种支持并非局限于“共产主义运动”范围内，他们在唿吁社会民主党人“在争取和平、反对核战争威胁”方面进行合作的同时，始终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根本不可能相互接近。 这种态度也使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感到满意。勃兰特的亲密朋友和战友埃贡·巴尔根据新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模式，即:从和平利益的角度来看东欧“共产党政府”是伙伴；从民主利益的角度来看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人（如果它们不是像法国和义大利那样的群众性的、有影响的党）是敌人；从自由、公正和团结利益的角度来看他们在各国都是竞争者。当时共产党的立场似乎镜子般反映了这一模式。 “重新起跑”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社会党国际决定召开裁军会议并邀请美国和苏联代表参加。倡议召开这次会议的是勃兰特和索尔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局势重又紧张起来，欧洲被拖入军备竞赛新阶段，而让人不解的是此时社会党国际还没有自己的这方面行动领袖。社会民主党人对于有可能在西德部署美国中远程飞弹（应对苏联同类飞弹）、在战场上出现核武器、计划制造中子武器深感忧虑。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美国提出新的军事学说、声称有可能在欧洲战场进行“有限核战争”的情况下发生的。 第43页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与国际社会民主党(2) 下面一个事实说明了当时即在20世纪70—80年代之交人们对核战争威胁的关注程度。1980年秋在马德里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我作为《新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参加了这次大会。社会党国际总书记伯恩特·卡尔逊（我以前就认识他，他在1988年的洛克比空难中遇难）提议举行“一对一”的会见并讲了这样一件事：社会党国际的一位“非常着名的”活动家（卡尔逊没有指名道姓，但当时可以猜出指的是勃兰特）提议“在自己人中间”讨论一下，是否到了把人类基本知识代码化并把这些信息放到安全的地方、放到月球上去的时候！ 社会党国际裁军会议于1978年5月在赫尔辛基举行，一些与会者对以苏共中央书记鲍·波诺马廖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参会存有一定戒心。但第一步已经迈出。波诺马廖夫的讲话提出了在裁军等问题上建立某种协同动作经常机制的想法，这一提议受到与会各方积极回应。社会党国际由于自身成分复杂而无法作为谈判伙伴表态，于是决定成立一个裁军问题工作小组，小组受命进行必要的接触，包括与苏方，小组负责人是索尔萨，正像后来勃兰特所写的那样，他是“十分了解莫斯科政治舞台的专家”［4］，后来这一机构改组为社会党国际裁军和军控协商委员会。 到1985年春大约有20个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与苏共建立了联繫，并通过互派代表团、交换信件和信息保持着联繫，协商委员会对莫斯科和华盛顿进行了一系列“穿梭式”访问，以便同官方人士、外交官、军事专家讨论那些能够推动当时停滞不前的苏美谈判进程的想法和建议。国际社会民主党主张回到缓和的立场，在当时对里根政府坚持“星球大战”计划并向“万恶的帝国”发出威胁的对抗方针是某种制衡［5］。米·谢·戈巴契夫在其1985年3月会见协商委员会时有种种理由对该委员会的活动给予高度评价。  米·谢·戈巴契夫在苏联取得领导地位和他倡导实行的苏联对外政策的转变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特别关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比他们的右派、保守派阵营的论敌更有对这一转变的意义作出正确评价的准备。双方对发展关系的关注有了新的动机。 在社会民主党人方面这一点在最初几个月就表现出来：1985年5月比利时、义大利、法国和希腊社会党代表团，英国工党代表团，芬兰和瑞典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与其他许多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这样做显然不仅是为了对苏联各族人民为共同战胜法西斯作出的贡献给予应有的评价，而且是为了对苏联领导人更替后的形势进行“试探”。英国工党领导人尼尔·金诺克当时致信戈巴契夫（他们在这之前即1984年12月在伦敦见过面）表示，希望恢復1945年伟大胜利带来的合作精神［6］。 同年5月底，维利·勃兰特应戈巴契夫邀请来到莫斯科，举行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会见（顺便说一句，在这之前不久里根拒绝会见正在美国访问的勃兰特），会谈给勃兰特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戈巴契夫在回答所谓“人道主义”问题时的坦诚，勃兰特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见时写道：“早在1985年我们第一次会见时我就认为戈巴契夫是一位内行干练、了解情况、坚定而又灵活的对话者。关于个人的歷史作用的永恆争论获得了新的同时又特别鲜明的色彩。有关人员相信，他的论证方式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他和他的夫人多年来屡屡在思想上遭遇的失败。然而即使了解苏联现实情况的人也不怀疑，苏联内外政策将要发生多么深刻的变化。”［7］ 戈巴契夫本人通过这次会见也相信，同国际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协同动作存在着现实可能性［8］，对话双方商定通过受託人保持经常接触。这一联繫渠道后来一直畅通，起到了自己的作用。 米·谢·戈巴契夫以总书记身份进行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就安排给了社会党人——法国总统密特朗；当时西方舆论注意到这一情况，尽管访问具有国事性质，法国电视台在访问前夕对戈巴契夫进行了专访，记者们问道：“据说你们与欧洲所有社会民主党政府都保持着良好关系，是吗？”戈巴契夫答道：“近年来我们与各社会民主党进行了积极的合作……我们认为，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会妨碍在解决战争与和平等迫切问题上的合作。”［9］ 社会党国际第二次裁军会议于1985年10月中旬在维也纳召开，此时距拟议中的苏美日内瓦最高级会晤只有5个星期，这样一来，这次会议就成了向世界舆论表示其忧虑并唿吁两个超级大国领导人达成积极协议的合适机会。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美国、苏联、联合国以及中国、印度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官方代表，会上许多发言人提到苏联新领导人的和平建议，认为这些建议值得认真对待和讨论。 因此，美国政府代表——军控和裁军署署长肯尼斯·阿德尔曼的发言使人们大失所望。阿德尔曼在会议第二天才抵达，而且第二天上午议程安排他发言他又不在会场，这很可能是一个花招：让苏联代表（鲍·波诺马廖夫）第一个走上讲坛，以便随后对苏联以前的整个政策提出指责，试图以此证明美国战略防御倡议是“防御性的”。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对会议产生了消极影响，人们纷纷向阿德尔曼提出问题，然而他的回答并未消除提问者的疑问和忧虑。在向里根和戈巴契夫发出的《维也纳唿吁书》中提出的建议与苏联新的对外政策大体上是一致的，这一政策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戈巴契夫向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此之前即在1986年1月15日的声明中所提出的销毁核武器的计划中，获得了更加具体的说明。 第44页 在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传来了社会党国际主席、时任瑞典首相的奥洛夫·帕尔梅遇刺身亡的消息。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们默哀一分钟悼念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人。1993年6月戈巴契夫在斯德哥尔摩纪念帕尔梅的讲演中说到：“不难想像事情的微妙：5000名代表，当时还是社会民主党思想敌人的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远未发展到人们的头脑已摆脱数十年来所灌输的偏见和顽固教条程度的改革。但在我们中间，在苏共领导人中间，没有丝毫疑问：代表大会应当对这位卓越人物表示悼念。大会主席在宣布会议开幕时提议这样做，全体代表起立默哀。”在默哀的这一刻，用戈巴契夫的话来说，一些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想解放、逐渐理解全人类价值重要性的东西印在了许多人的心目中。 按照韦内宁的评价，戈巴契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报告中关于国际关系问题的许多观点与社会党国际的根本方针是相近的，代表大会促使人思考，戈巴契夫的“新哲学”值得社会民主党人给予最认真的关注。德国联邦议院的一批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分析了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并得出结论，苏联的变化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制定东方政策第二阶段的基本思想具有重大意义，他们认为目的是促进建立“欧洲两个政治体系之间平衡的政治和经济相互依存网”，同时还打算利用社会党国际东方政策的新阶段鼓励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别并展示与“民主反对派”的团结。 此时发展社会民主党和东欧各国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平常之事。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负责按照总的协议协调“做社会民主党工作”（这是党内的习惯说法）的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该党率先为接受社会民主党思想和与社会民主党协同行动敞开了大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积极扮演协调人的角色，为根据相互理解、信任、放弃武断成见的精神制定处理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的总的概念性方法起了促进作用。 在社会民主党国际方面对此表示最积极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拥有相应的物质和组织资源。建立共同工作小组来讨论这样或那样的具体问题并确定共同立场的做法风靡一时。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与苏共讨论了削减军费开支并利用腾出来的部分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该党与波兰统一工人党讨论了欧洲安全政策和信任措施，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讨论了保护环境问题，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讨论了经济领域的合作问题，以及与德国统一社会党讨论了在中欧建立没有化学武器、没有核武器区和无核走廊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社会科学院共同制定了题为《意识形态争论与共同安全》的文件，该文件于1987年8月在波恩和东柏林向社会舆论公布。 按照当时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主席的艾尔哈德·埃普勒的说法，这一文件接受和领会了来自戈巴契夫、来自他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他对帕尔梅委员会报告［10］的积极态度的动机。报告试图确定为了使共同安全得到实现，两个社会体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应该发生哪些变化。回答是：双方应承认对方有和平能力（不相互认为对方天生具有侵略性），有生存权，有演进和改革的能力。同时文件起草者承认两个体系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但认为意识形态斗争可以和应当以不破坏和不毒化国际关系的形式进行，也就是说要遵循意识形态争论的一定规则。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与国际社会民主党(3) 后来勃兰特指出，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和东欧共产党人试图围绕“势不两立的观点”进行争论的做法在他看来并不很成功。这一点德国统一社会党当然也清楚，该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并不打算“放弃原则”，但力求在当时建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民主德国国内，正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简明歷史》的作者指出的那样，反对派不止一次利用上述文件来证明自己的行动是合法的［11］。 上世纪80年代社会民主党在寻求摆脱困难的出路时越来越注重技术成因文化和全球化进程所提出的问题和挑战，向这一方向演进的还有戈巴契夫的“新思维”，这一思维具有某种社会民主党的色彩不足为奇。戈巴契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我国和整个世界的）》一书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戈巴契夫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70周年所作的报告也证明，苏共改革派领导人准备对建立在意识形态教条基础上的许多原来的评价重新加以审视，并对政治行动作出相应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大批社会民主主义取向的党的代表参加莫斯科庆祝活动的不寻常事件。 在克里姆林宫的隆重集会上卡·索尔萨代表社会党国际讲了话。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前夕举行了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各个政党和运动的代表的国际性会见。参加会见的除了各国共产党（不只是执政党）的代表外，还有许多社会民主党活动家。这是自1922年“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失败之后双方第一次坐到了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社会党国际各党代表讲话的内容和调子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把握政治分寸的考虑，但对戈巴契夫的改革则表现出由衷的热情，而且认为改革证明了社会民主党选择的正确。社会民主党人当时未必对日趋衰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报有什么幻想。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共产党代表的评价则谨慎得多。 第45页  1988年4月5日勃兰特再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戈巴契夫，这一次他有比以前更充分的理由认为，与右派专政不同，苏联的社会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苏联当时民主化进程本身获得内在进展，而且无可怀疑的是，苏联的政策——无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 勃兰特关心的自然是苏联改革的前景，是苏联领导人对改革的看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对话者对在改革深入情况下日益增多的困难的坦率评价——当时行政指令体制停止了运行，而新的经济和政治机制还未形成。用勃兰特的话来说，戈巴契夫并不掩饰官僚中间不断增长的不满和不同意见。勃兰特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戈巴契夫能否战胜这种反抗，而如果能，那么用什么方式。但我一秒钟也不怀疑，我们应当欢迎苏联改革和改革者取得的任何胜利。”［12］ 引起勃兰特特别关注的是戈巴契夫及其同事们对诸如降低对抗程度、合理减少军费开支、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和保护环境提供资金等高于一般意识形态争论的全球任务的关心。勃兰特指出，在讲话和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苏联新领导人明显受到了帕尔梅和我与我们的委员会或更早时候与我们的世界各国朋友们共同提出的思想的影响。”［13］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援引了戈巴契夫本人在这次谈话中所说的一句话：“我们吸收了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国际所创造的许多东西，其中包括勃兰特和帕尔梅的委员会所研究的许多东西。”［14］这次会见的重要意义在于，两位领导人在谈话中讨论了意识形态问题，讨论了新的社会主义思想模式和发展苏共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关系的新的可能性［15］。 在这方面很快就迈出了新的一步：苏共第一次受邀派代表参加社会党国际在马德里召开的例行委员会会议（1988年5月11—12日）。苏共中央派去参会的是国际部工作人员——亚歷山大·佐托夫和笔者（当时均为国际部顾问）。正像韦内宁对我们所说的那样，社会党国际作出这样的决定“并非易事”，因为各党对与共产党人接触态度不同，但“没有人提出异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对正在变化的“东西方”关系，尤其是苏联的变化、苏美关系的进展、由于美国开始总统竞选活动而使谈判进程遇到的困难，作出“欧洲的回答”。 讨论的参加者（70个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包括来宾和观察员）的注意力集中在苏联发生的进程上，他们认为当时这些可以确认无疑的进程使人们对欧洲和欧洲社会民主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新的作用抱有希望。包括维利·勃兰特、菲利浦·冈萨雷斯、奥斯卡·拉封丹、尼尔·金诺克在内的一些人在讲话中用了相当大篇幅来分析“戈巴契夫现象”、苏联的改革进程、改革的前景和对世界与欧洲政治的影响。一位参加讨论的人对我们说：“看，你们的戈巴契夫成了讨论的中心人物。” 冈萨雷斯在开幕词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戈巴契夫把苏联操纵了几十年的“自动驾驶仪断开了”，并给苏联政治指出了新的方向。冈萨雷斯唿吁要对苏联的改革给予冷静的、客观的评价，要评价事实，而不要评价意图。他说，应当对戈巴契夫改革遇到的内部困难给予理解；尽管改革有种种局限和矛盾，但社会民主党人关心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但可以赢得很多东西。 勃兰特向会见的参加者谈了他与戈巴契夫会谈的感受，会谈使他相信，裁军的歷史性机遇已经出现。至于苏联改革的前景，那么在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改革是否能以胜利告终。但社会民主党人希望苏联改革取得成功。西方，勃兰特补充说，他指的是保守派，不应当产生这样的印象，认为他在评价苏联改革时没有信心、犹豫不决，或者更糟——希望中止这一进程。（这些话赢得了掌声）勃兰特在社会党国际主席团内部会议上作了关于他与戈巴契夫会谈的专门报告。 当勃兰特在马德里宣布社会党国际委员会会议开幕这一天，戈巴契夫在莫斯科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汉斯·约亨·福格尔（他是在1987年接替勃兰特担任这一职务的）。福格尔说，我们“以党的方式”关心苏联改革的成功，这一政策符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利益，从我们党方面来说希望苏联改革成功有“自己的自私考虑”。“我们能提供什么帮助呢？”——他问道。福格尔通报说，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打算为年轻的苏联经理提供20—30个进修名额，建议苏联能邀请联邦德国有经验的工程师和技工来苏联工作。他对《意识形态争论与共同安全》这一文件赞不绝口，据说，戈巴契夫在文件签署之前就已看过了。 1988年6月底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召开。在代表会议举行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勃兰特的助手林登贝格就在莫斯科。我有机会问了他的感受。他在谈到苏联改革时并不隐瞒他对所有问题能同时得到解决的担心，他认为(这次会议)经济决议不太具体，特别是在价格改革方面；引起他不安的还有，在关于苏联政治改革的争论中多党制问题被提到了首位；这会不会使会议日程不堪重负呢？林登贝格个人的意见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不是原则问题，主要在于社会监督权力的独立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第46页 转入更积极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阶段后，苏联对社会民主党的管理经验产生了兴趣。1988年6月苏联专家小组（阿巴尔金、阿甘别吉扬等）抵达瑞典，目的是学习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活动的经验。这一专家小组提交了详细的报告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在改进管理、计划和经济机制委员会会议上进行过讨论，委员会同意关于在本国实践中有可能利用瑞典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的研究组织计划。1989年9月在莫斯科再次与瑞典人就这个问题举行了会谈；当时决定成立若干个共同工作小组来具体研究一些问题，如改造税收体系、发展合作制、所有制形式、价格形成政策等。苏共中央书记处于同年12月通过了《关于学习社会民主党的实践经验》的决定，批准了近两年的活动计划（这一计划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未能实施）。 在党际接触发展的同时，苏联社会科学对作为政治运动的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研究兴趣不断增长——为此出现的既有新的机遇也有新的动机［16］。早在1970年代末就成立了社会民主党研究跨部门委员会，委员会领导人为亚歷山大·加尔金教授。该委员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促进对社会民主党的研究工作，帮助克服对于社会民主党的过时的、歪曲的看法，发展与接近社会民主党的学术理论中心的合作。参加该委员会的有科学院一些研究所的代表，其中包括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该所在鲍里斯·奥尔洛夫的领导下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社会民主党问题的研究工作并出版了情报分析材料彙编。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与国际社会民主党(4) 1988年12月由古斯塔夫·海涅曼科学院（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教育中心）在西德弗罗伊登堡市组织的讨论会成为开始向新型关系过渡的证明。参加讨论会的有来自10个西方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以及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执政党的政治家和研究人员。会上讨论了上面提到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共同文件《意识形态争论与共同安全》中提出的问题。会议认为，不应把这份文件看做是两德之间的，文件具有国际意义。社会民主党方面为会前一个星期戈巴契夫在联合国的讲话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援引了他的一段话：“现实生活要求摒弃陈规旧矩和过时的观点，丢弃幻想。”［17］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同文件的思想作了评价。“这是戈巴契夫时代的文件”，——扬·韦尔斯姆（荷兰工党）说。附和他的意见的埃普勒（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说：“没有戈巴契夫这一文件根本不可能问世。” 党际讨论中出现了新阶段：起初意识形态问题被排除于讨论之外；然后这些问题被列入讨论之中，但当时首先关注的是差别；现在提到首位的是某些一致的方面，而且这种一致开始不断扩大。一些与会者指出，从这一观点来看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共同文件已经落后于事情的发展，应当继续前进，消除互相印象中“敌人的形象”。与托马斯·迈耶尔（时任苏联科学院院长和讨论参加者）的谈话歷歷在目。他说，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合理组织社会（在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方面）的意图与人的自由发展的原则之间的矛盾，试图解决这一矛盾的尝试导致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歪曲，使其在一些情况下变为国家极权主义，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变为无政府主义；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于必须承认：这一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应当追求的不是某种终极和谐状态——无法达到的目标，而是要试图缓和这一矛盾，其中包括把市场与“严格的计划”结合起来。迈耶尔说，如果贊同这一点，那么“我们将拥有共同的社会主义讨论园地”。 尤里·克拉辛（时任苏联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关于在1989年共同纪念作为“共同遗产”的第二国际100周年的建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人的脑海中还清晰地记得苏共在长期宣传中对第二国际的侮辱性评价）。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奥托·雷因戈尔德贊同克拉辛的建议，埃普勒立即表示支持这一想法，并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定会贊同。 当时即在1988年12月，在波恩签署了关于在莫斯科开办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代表处的协议，基金会驻莫斯科代表处的开办仪式于1989年4月举行，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福格尔参加了仪式，1989年5月在莫斯科成功举办了纪念第二国际100周年的名为“劳动世界与人类命运”的国际研讨会。在苏共中央的“十月”饭店（今为“阿尔巴特”饭店）圆桌旁就坐的有来自苏联、东欧国家和西方社会民主党（比利时、英国、义大利、联邦德国、瑞士、瑞典）的代表。讨论相当激烈而友好，所有人都互称“同志”，坦诚地、毫无保留地表明自己的看法。 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部（布拉格）建议瑞士社会党人让·西格列尔和笔者继续进行对话，并将对话在杂志上发表［18］。对话内容相当尖锐，因为作为左派社会党人的西格列尔不喜欢耍外交手腕，建议讨论最棘手的问题。他在给予苏联改革以应有的评价（“令人关注的进程，就像凝滞的、寂静的冰川上的火山爆发”）的同时，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认为苏联改革会由于不断遇到严重阻碍而难以为继，因为在这位对话者看来，在保留一党制的情况下这些阻碍是无法克服的。但他作了如下表示：“我作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盼望有一天在社会党国际的各个机构中能有苏共的代表。” 第47页 这当然是一个过于大胆的、不现实的推测；但苏共以及波兰统一工人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义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应邀以观察员的身份第一次参加了不久后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斯德哥尔摩，1989年6月）。代表苏共参加的是卡连·布鲁坦茨（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维克托·雷金（局长）和笔者。代表大会开幕前夕勃兰特接见了我们，我们向他转交了苏共中央致代表大会的信件［19］。实际上所有与我们谈话的人都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认为这是社会党国际和苏共之间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会的多米尼加革命党领导人培尼亚·戈麦斯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明显有些夸张：苏联代表的参加，他说，“反映了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统一的过程”。 几乎所有发言者在讲话中都提到苏联改革及支持苏联改革的问题。一个明确的看法是，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不能仅仅充当消极的观察员（与某些保守派不同），这是社会民主党的责任，特别是不要让苏联改革转向资本主义轨道（尼尔·金诺克、米歇尔·罗卡尔），一个引人注意的新问题是：要意识到这样的转变是不符合社会民主党的利益的。 争论表明，社会民主党把扩大自己影响范围的希望与戈巴契夫的改革和东欧国家的改革连在一起，但同时立场也发生了分化，这反映了各党和各个活动家之间在评价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进程方面的分歧。一些人在给予“戈巴契夫的勇敢改革”以应有评价的同时，以胜利者的口吻咄咄逼人地谈起“共产主义的破产”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另一些人在讲话中对苏联及东欧国家改革进程的命运表示担忧，谈起改革进程面临的危险，提出必须帮助苏联及东欧国家把改革进程维繫在社会主义轨道内（巴尔、金诺克、索尔萨）。社会民主党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变化的双重态度还有另一个表现：一方面打算支持那里已经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和流派，另一方面又担心这样做会助长极端主义势力，破坏业已形成的与执政党的合作，为此在最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勃兰特强调指出：“社会民主党不是用来出口的。” 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社会党国际纲领——原则宣言，取代1951年的法兰克福宣言。新宣言的开头写道：“社会主义思想为整个世界的人的想像力所掌握，这一思想产生了成功的政治运动，对改善劳动者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为20世纪面貌的形成做出了贡献。”［20］这样的开头在初稿中没有，纲领的主要作者之一托·迈耶尔在弗罗伊登堡给我看过初稿，东欧、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事态发展使社会党国际领导人对展现在社会民主党面前的前景非常乐观，“这是一次乐观的代表大会”，——勃兰特在告别谈话中对我们说。  这样乐观的情绪也从表面上感染了戈巴契夫和勃兰特在莫斯科的会见，勃兰特是在1989年10月中旬即在柏林围墙倒塌几星期前来到莫斯科“讲学”的。戈巴契夫对所谓东欧国家发生的事情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的破产的看法提出异议；他谈到社会主义在文明普遍发展的情况下可能的发展并肯定了“我们与社会民主党的接近”。勃兰特在对此作出回应时表示相信，与那些宣告社会主义灭亡的人所说的相反，从歷史观点来看社会主义“正处于新的起点”。自然他指的是被社会民主党人称之为不同于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苏联的国家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的，认为这种制度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 勃兰特建议派社会党国际代表团去苏联，讨论定期交换意见的形式和主题，不仅就和平与裁军问题，而且还要就诸如世界经济、生态、科技革命、北南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代表团于1990年2月底抵达苏联，其间还访问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勃兰特还提议由戈巴契夫和他本人为新的国际杂志《未来的社会主义》第1期写前两篇文章，倡议出版该杂志（用欧洲几国语言）的是西班牙社会党人［21］。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与国际社会民主党(5) 但勃兰特关心的不只是社会主义的未来，而且也有对苏联改革近期前景的担忧，他意识到戈巴契夫及其国内战友们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尽管“克里姆林宫第一人”的真诚意图使他“比以前少了一些疑问”，但对苏联和平革新是否还有成功的可能性——对此他已经不再抱有信心［22］。 1989年秋东欧事态的迅勐发展使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许多人感到意外。无疑，德国社会民主党希望民主德国、其他东欧国家和苏联按照社会民主党的方案发生变化，但希望这将是逐渐的、演进的过程，不希望发生急剧的、革命的破坏，尽管这种方案没有排除。1989年夏天勃兰特在即将写完自己的《回忆录》时推测，莱比锡、德勒斯登和民主德国的其他城市迟早会有“数十万人而不是数万人走上街头”，以争取自己的权利［23］，这来得比预测的要早，已经开始的两德统一进程削弱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地位，该党希望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认为有可能在1990年代末建立德国联邦。然而赫尔穆特·科尔政府採取了加速统一的方针，这提高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在两个德国的居民中的声望，而1990年12月2日全德联邦议院选举的结果令德国社会民主党大失所望。 第48页 东欧事态不可能不影响到苏共内部形势，结果加快了内部分化过程。为定于1990年7月召开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准备的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草案明显受到了社会民主党思想的影响，早在2月的中央全会上讨论草案时提出了必须更清楚地确定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态度问题，2月13日公布的供社会讨论的草案在谈到这一点时是这样说的：苏共应当放弃“那些关于其他劳动者政党中包括为各国和各民族的进步发展作出贡献的社会民主党的消极的条条框框”。 纲领草案重申了进一步发展与社会民主党的联繫的方针，然而这样做的条件变得越来越复杂。苏共中央国际政策问题委员会6月15日即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的会议上谈到了这一点［24］。会上就社会民主党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讲了许多正确的、但为时已晚的话。中东欧国家以及苏联的政治景观迅速发生变化，中东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纷纷失去了影响和政权，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在那里有了以社会民主党和团体为代表的新伙伴，社会党国际自然支持社会民主党在这一地区的復兴；同时其领导人饶有兴趣地（尽管也不无怀疑）关注着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朝着社会民主党方向的转变。这使得有可能“与老朋友和新朋友”亲密会见，勃兰特保证，他们可以得到“我们的同情和支持”［25］。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派和正统保守派激烈对抗的形势下举行的，但苏共党的纪律这一次发挥了作用——新的（充满改革精神的）政治纲领得到了贊同。没有邀请外国来宾参加代表大会，但国际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认真关注着代表大会的进程。在勃兰特就代表大会召开给戈巴契夫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您应当知道，联合在社会党国际中的各个党——当然不只是这些党——在关切地注视着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进程……我们不会介入你们的争论，但我们当然在密切关注你们对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国际的立场所表现出来的新的和多方面的兴趣。”［26］ 福格尔也向代表大会代表们发来了贺词。贺词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密切和同情地关注着苏联为根本改造社会生活、恢復人道主义传统和真正的民主价值所作的努力。我们希望，落实这次党代表大会所要作出的决定将造福于苏联各族人民，将有助于消除欧洲的分裂状态和确立自由、进步和公正的理想。” 苏共下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应当于1991年秋天举行，会上将要讨论新的党纲，这将是另一个党的纲领，更正确地说是社会民主党内容的纲领［27］。事情已接近组织分化，最终将会从苏共改革派中产生一个建立在民主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群众性政党，这个党有可能会加入社会党国际；或许戈巴契夫在1991年6月底就社会党国际重建40周年致信勃兰特时也注意到了这一前景，信中指出：“苏共与社会党国际各党的合作变得越来越经常，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我希望这种合作在民主力量争取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总的活动轨道上继续富有成效地进行。”［28］ 在莫斯科八月叛乱期间，与许多或明或暗地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外国共产党不同，社会党国际表示与戈巴契夫站在一起，社会党国际委员会8月20日发表声明，最强烈地谴责叛乱的组织者，社会党国际各党表示无条件地支持戈巴契夫改革，支持对苏联社会的民主改造。9月11日以皮埃尔·莫鲁阿为首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莫鲁阿在会见戈巴契夫时表示，希望民主改革继续进行，希望苏联社会的革新过程“能够在现在欧洲和世界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内进行”。［29］ 叛乱后的事态发展很快就导致苏联的解体，这对于双方所抱的希望和幻想都是一个打击，苏联解体的后果对于国际社会民主党来说也是沉重的，苏联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名誉扫地殃及到了整个“社会主义”概念；在群众的意识中“社会主义”与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统一计划、一党执政、警察国家成了一回事。“在这种混淆不清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成了取代共产主义的唯一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选择，而社会民主党在东欧在相当大程度上，在西欧甚至在很大范围内，被看成是与遭到破产的共产主义一样的东西，因为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基本思想和政治语言表面上的类似被看做是绝对真理……钟摆急剧转向了相反的方向。”［30］ 总体来说俄罗斯也是这种情况。事后谈到戈巴契夫改革可以说，这是社会民主党的方案，这一方案的实施由于各种不利的情况偶合而被打断，苏共与社会民主党联繫的发展，给社会民主运动“恢復名誉”的努力（尽管这种发展和努力是公开进行的，并且党的报刊作了广泛的宣传）始终是上层的进程，吸引的只是一小部分党内和党的外围知识分子。 后来，到1990年代末，社会民主党总的来说收復了自己在全世界的阵地，在已经有170多个政党和组织参加的社会党国际内，今天又有了来自19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27个政党的代表，特别是在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圣保罗，2003年10月）上，在戈巴契夫直接参与下成立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作为谘询成员加入了社会党国际，但这已经是另一回事了。 第49页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戈巴契夫改革与国际社会民主党(6) 注释 ［1］维·勃兰特《回忆录》(译自德文)，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2］同上，第79页。 ［3］《前进报》1970年12月24日。 ［4］维·勃兰特前引书，第439页。 ［5］据卡·索尔萨后来回忆，在华盛顿“里根的人”起初对社会党国际的代表极不友好，“指责我们是西方的叛徒”。直到后来，在时任美国副总统老布希的促进下，态度才变得正常起来（《人民新闻报》1989年3月9日）。 ［6］《真理报》1985年5月10日。 ［7］维·勃兰特前引书，第409页。 ［8］米·谢·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2卷，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 ［9］《真理报》1985年10月2日。 ［10］“帕尔梅委员会”（裁军和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共同安全》于1982年发表，参看《所有人的安全》，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2年版。 ［11］苏·米勒、海·波特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90》（译自德文），莫斯科：歷史思想遗蹟出版社2000版，第281页。 ［12］维·勃兰特前引书，第414页。 ［13］同上，第410页。以勃兰特为主席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勃兰特委员会”）于1980年和1983年先后发表了两份关于北南关系的报告。 ［14］同上，第408页。 ［15］当时义大利社会党人的报纸《前进报》刊登了我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并给它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社会党国际的同志们，握住我们的手》。然而文章却配发了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站在柏林围墙前面的勃兰特（《前进报》1988年4月10日）。 ［16］详见Б.c.奥尔洛夫《社会民主党是俄罗斯学术研究的对象》，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2000年版。 ［17］米·谢·戈巴契夫《在联合国的讲话》（1988年12月7日），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18］参看《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堆石头的时代》，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89年第8期。 ［19］以前曾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阿尔布费拉，1983年）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利马，1986年）发出这样的信件。 ［20］《社会党国际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斯德哥尔摩，1986年6月》，伦敦1989年版，第23页。关于共产主义文件中写道：“共产主义失去了它在十月革命之后和在反法西斯斗争时期对一部分工人运动和知识分子曾经有过的吸引力。史达林主义的罪行，大规模的镇压和践踏人权，再加上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毁了作为民主社会主义选择或作为未来模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同上，第38页。在我国宣言（俄文版，作了一些删节）刊登在《共产党人》杂志1989年第16期上。 ［21］该杂志西班牙文版第1期于1990年春在马德里出版，开头的两篇文章是米·戈巴契夫的《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和维·勃兰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参看俄文版：《未来的社会主义。政治辩论纪录》，第1册，1990年第1期。这份杂志用俄文总共出了3期。 ［22］维·勃兰特前引书，第509页。 ［23］同上，第489、505页。 ［24］《论现阶段苏共与社会民主党的合作》，载于《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1期。 ［25］《社会主义大事记》1990年第1期第4—5页。 ［26］《真理报》1990年7月13日。 ［27］参看米·谢·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2卷第486页。 ［28］《真理报》1991年6月25日。 ［29］转引自米·谢·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2卷第488页。 ［30］托·迈耶尔《社会民主党的变化。迈向21世纪的党》（译自德文），莫斯科：歷史思想遗蹟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我们的选择是希望通过民主化和演进形式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使国家人性化和服务化。 ——摘自米·谢·戈巴契夫与兹·姆利纳日的谈话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当代人对戈巴契夫改革的诠释(1) 当代人对戈巴契夫改革的诠释 鲍里斯·斯拉文 过去永远是理解现在和将来的基础，这也完全适用于对戈巴契夫改革的理解，现在许多政治家、歷史学家和思想家都从改革出发歷数当代现实及其矛盾和问题。自开始改革已过去了20年，但围绕戈巴契夫改革的思想斗争不仅没有平息，而且像当今大众传媒表明的那样，每到歷史和俄罗斯政策的转折关头都会加强。这一斗争的焦点是改革的实质、社会革新的实践、改革在歷史上的地位等问题。总之，一切都说明，戈巴契夫改革的意义远远超出1980年代后5年这一时间范围。 革命还是反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当代思想和政治生活的几乎所有流派都在开始思考戈巴契夫改革的实质和实践。例如，对于保守派思想家和政治家来说，包括赤裸裸的国家利益至上主义者和新史达林主义者看来，戈巴契夫改革成了当今俄罗斯一切灾难的象徵，从苏联解体和实施“休克疗法”政策到国际恐怖主义的破坏活动。前俄罗斯国防部长伊戈尔·罗季奥诺夫写道：“目前的恐怖活动和扣押人质，都是‘改革’和苏联解体的产物，是民族分离主义者开始进行并得到叶尔钦与戈巴契夫鼓励的争取‘独立’和‘自主’的战争的产物。”［1］ 第50页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今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也在谈论戈巴契夫改革的极大破坏性，说戈巴契夫“为共产主义挖掘了坟墓，开闢了苏联解体之路”［2］。一些俄罗斯政治学家将这一思想作了发挥。他们认为戈巴契夫“实质上消灭了取代自由主义民主的俄罗斯文明模式存在的可能性。他实现的是美国哲学家弗兰西斯·福山称作‘歷史的终结’的东西，即所有其他文明方案均遭失败，只有自由主义取得胜利”［3］。 极右派和极左派在戈巴契夫改革具有破坏性这一总的评价上是一致的，他们不一致的地方在于一派把戈巴契夫改革称作“革命”，而另一派则称作“反革命”，一派认为改革是进步，而另一派则认为是俄罗斯的全面倒退。例如，前叶尔钦助手、现为“英杰姆”研究中心领导人的格奥尔吉·萨塔罗夫在戈巴契夫基金会讲演时公开指出：“我们经歷过，也许还要经歷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发动的革命。”［4］着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如今“俄罗斯共产主义”理论家和捍卫者亚歷山大·季诺维也夫对改革持相反的评价，称之为“改革浩劫”和“苏联反革命”［5］。当代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代表人物也持这一观点，认为戈巴契夫改革是“打着革新苏联社会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旗号进行的反革命”［6］的必然结果。 可见，对于极左派和极右派来说，对于国家利益至上主义的共产党人和新自由派来说，戈巴契夫改革实质上意味着同一个概念——苏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模式的破产和向当代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转变。我们看到，“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术语在这里具有极大的评价意义：一种是积极的，另一种是消极的。 戈巴契夫的改革实质究竟是什么，它在我国歷史上的地位又是怎样呢？ 没有对苏联社会歷史的全面了解，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看来，对于苏联社会歷史来说重要的是两种基本趋势的斗争：民主趋势和反民主趋势。民主趋势反映的是大多数人民首先是劳动者的利益；反民主趋势通常体现的是寄生在不发达的苏联社会机体上的本国官僚的利益。 民主趋势来自我国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来自列宁政治遗嘱中的思想，列宁的政治遗嘱指出了民主革新苏维埃国家的现实途径，论证了新的、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念，创造性地发展了国家合作化和加速文化发展的思想。正是这一趋势在20世纪下半叶催生了赫鲁雪夫“解冻”和戈巴契夫改革。 反民主趋势（极权主义趋势，威权主义趋势——可以有不同的叫法）反映的首先是苏联官僚和某些边缘群体的小资产阶级、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需求，结果约·史达林成了这一趋势的最典型代表者，成了这些社会阶层的喉舌，这一趋势最终导致在苏联建立了威权主义政权，这一政权造成了加速工业化和农业提前集体化的悲剧后果，在上世纪30年代进行了非法的大规模镇压，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催生出新史达林主义并在改革时期和后改革时期使新史达林主义死灰復燃。 戈巴契夫改革及改革所催生的1980年代后5年的革新进程，实质上是对在我国的史达林威权主义模式中得到完全体现的反民主趋势的否定和抑制。从这一角度来看完全可以把这一改革称作为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理想而进行的和平的反威权主义革命。下面我们更详细地解释一下。 尽管戈巴契夫改革的敌人和伪朋友把这一改革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并说三道四，但改革还是“自上而下地”、依据使社会回归十月革命民主理想的思想在歷史上发生了。众所周知，这场革命一开始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掀起了巨大的民主浪潮。在群众落实苏维埃政权关于在国内建立和平，把土地交给农民、工厂交给工人，民族自决等的重要口号和法令的活动中可以看到民主的影子；民主在国内战争后的新经济政策中，在以后年代发展教育和文化中，也不断为自己开闢着道路，正是在这一时期人民的社会和艺术创作日趋繁荣，诗歌、造型艺术、戏剧、电影中的各种流派不断涌现和发展；受到十月革命理想鼓舞的创作知识分子的代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层面的新的苏维埃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的一些代表作，如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和长诗，巴别尔描写轻骑兵的小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等等。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一段时间之后十月革命的影响急剧削弱，反作用出现了——“革命开始吞食人本身”。这一时期（人们公正地称其为“史达林热月政变”）正值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这一政权要打击的首先是进行革命的人，即所谓的“列宁近卫军”。如果不算史达林，那么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提到的积极参加十月革命的着名人物，到1940年代初一个都没有剩下。因此，今天那些试图证明像列宁和史达林这样的政治人物的同一性的人［7］，是把在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建立苏联和消灭官僚主义国家机关等问题上立场截然不同的人相提并论。他们还重提早已被人们忘记的史达林关于两个领袖的说法，按照这一说法“列宁是昨天的史达林”，而“史达林是今天的列宁”。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两个人中的一个是刽子手，而另一个是其牺牲品，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而且是肉体意义上的。 第51页 史达林威权主义使人们对在我国建立真正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希望破灭了许多年，他使用了非常动员手段来实施工业化和进行战争，但未能使苏联社会对需要自由创作和普遍民主的科技革命新阶段作好准备，结果史达林威权主义制度使苏联在20世纪下半叶处于停滞状态，给整个世界左派运动造成了难以癒合的重创。 众所周知，史达林威权主义是在政权先后同“左派”、“右派”反对派激烈斗争中形成的，苏联社会上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个大的社会阶层没尝到这一斗争的后果。史达林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是某些社会群体因革命动盪和国内战争而疲惫不堪的结果；这种疲惫尤为明显地表现在许多苏联公民对消除1930年代革命参加者的诉讼过程要么表示贊成，要么无动于衷。同时不能忘记，被关在劳改营中并坚持斗争的成千上万的人实际上在政治上都是反对史达林及其削弱国内民主的方针的，这是彻底相信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的人。 应当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就其实质来说倾向于民主而非威权主义，威权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和反动，其社会基础，我们再说一遍，是官僚阶层。但由于官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所以它只能或是为劳动或是为资本的利益服务。威权主义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不可能长期存在：它迟早会蜕化。这种蜕化或者将导致政治革命和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确立，或者以反革命告终，从而导致“野蛮资本主义”的确立，以及劳动者的急剧贫困化和社会的极化。通过改革的歷史和改革后的俄罗斯，可以看到这一切在实践中是如何发生的。 按照我们的观点，把戈巴契夫改革看做苏联社会彻底摆脱史达林威权主义的任何表现和坚决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是最客观最符合歷史事实的。社会主义的这些特点成了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的基础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看待戈巴契夫改革的观点与当今新自由主义和强权共产主义的解释是截然相反的。按照我们的观点，戈巴契夫改革既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也不是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这一改革就其实质来说是对苏联社会的革命革新，它要实现自由、公正、团结和人道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理想。简言之，戈巴契夫改革是世界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中的第一次反威权主义政治革命。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当代人对戈巴契夫改革的诠释(2) 摒弃教条 我们国家常常会发生奇怪的事情：旧的教条和神话还未僵死，新的教条和神话已取而代之，把威权主义与包括改革在内的苏联社会歷史、戈巴契夫与叶尔钦、改革时期与后改革时期相提并论就是这种最新的教条和神话。然而没有比这离真理更远的了。下面我们努力解释一下。 当年，为显示“创新精神”，一些俄罗斯歷史学家完全不加批判地从a.乌拉姆、理·派普斯、兹·布热津斯基等思想保守的西方研究者那里引进了“威权主义”这一概念［8］来评价苏联社会的制度和歷史。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威权主义”概念首先适用于评价政权制度，而不是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或社会歷史；如果说到苏联，“威权主义”概念首先与史达林政权的统治，而不是整个苏联社会歷史有关。真理是具体的，在史达林威权主义之后是其他的政治制度：赫鲁雪夫的极权主义民主政体，勃列日涅夫的极权主义和戈巴契夫改革时期从极权主义向民主的过渡。那些像В.诺沃德沃尔斯卡娅一样把戈巴契夫改革与史达林威权主义相提并论的人忽略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这一改革是对史达林威权主义的直接歷史否定和抑制。 当然，史达林威权主义多年来一直为苏联社会所固有，然而把苏联歷史看做一条威权主义形成和确立的不间断的线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这意味着把各种社会力量、政党和派别的矛盾以及尖锐的政治斗争抽象化，而这种矛盾和斗争构成了苏联歷史的重要部分；在歷史科学中这种方法尤其无效，因为它不是去研究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事实，而是把这些事实装入事先提出的概念中。说到这里我们要指出，着名美国歷史学家罗伯特·塔克尔和史蒂文·科恩对约·史达林和尼·布哈林这样的政治家作了专门研究，他们认为威权主义概念是难有成效的歷史认识工具，在他们看来，这一概念过于粗糙，无法根据它来理解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苏联歷史，包括当局和反对派的相互关系等等［9］。 我们再说一遍：戈巴契夫改革不是史达林威权主义的继续，而是对它的否定和抑制。在苏联歷史上，在改革之前上述两种趋势进行过极其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尽人皆知：给威权主义以重创的赫鲁雪夫“解冻”取代了史达林独裁制度，后来它又被试图恢復史达林制度的勃列日涅夫极权主义政权体制的“倒春寒”所取代。但它没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史达林主义是与新时期的要求、与正在到来的后工业新时代背道而驰的现象，这就是勃列日涅夫极权主义逐渐让位于米·戈巴契夫及其一班人所实施的民主改革的原因。 通过分析苏联改革的歷史，我们认为改革上世纪80年代中苏联所存在的社会和制度是完全可能的，在这里我们完全贊同美国史·科恩教授的观点和理由，他对苏联制度是否可以改革的问题作了肯定地回答［10］。当然，拥护改革的人也持类似的政治和方法论观点，他们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摆脱当时还存在的史达林主义的残余。然而在戈巴契夫改革停止后，关于戈巴契夫从改革前时期继承下来的制度似乎根本不可能改革的思想（原先有这种思想的只是反对改革的人）在以前拥护改革的人中不胫而走。例如，一位着名院士（媒体毫无根据地认为他扮演了“改革建筑师”的角色）认为，苏联制度“生满了锈，它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敌意。它不可能自行革新。不行就是不行”［11］。塔·伊·扎斯拉夫斯卡娅持比较温和的观点，她认为从内部根本改革苏联社会在当时是可能的：“当时社会对变革的要求非常强烈。但现在我认识到，这一任务实际上是无法完成的。”［12］ 第52页 今天，关于苏联社会根本不可能改革的思想已成为老生常谈，一些政治学家和歷史学家试图根据这一思想来解释苏联的解体和戈巴契夫改革的失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米·谢·戈巴契夫的看法也接近这一观点，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认为，苏联社会能否改革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13］，直到后来，经过全方面思考之后他才得出结论说，“不存在不能改革的社会制度，否则歷史就根本不可能进步。至于说到改革进程本身，那么应当考虑到，改革一方面是因叛乱被人为中断，另一方面不应忘记，改革进行了将近6年，并在这段时间内做了许多有益和有歷史意义的事情。”［14］在我们看来，那些抱住“苏联社会不可能改革”的教条不放的人没有发现，他们已陷入与现实和与自己的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这样他们实际上把整个改革变成了没有结果的歷史流产，如果苏联社会不可能改革，那么为什么要全面开始改革呢？！ 我们认为不应当忘记，戈巴契夫改革的发生是歷史必然性的要求。这种必然性在1985年正式开始改革之前很久就感觉到了，按照米·谢·戈巴契夫的形象说法，苏联社会“确实孕育着改革”，这里的客观原因是，知识分子大声疾唿进行改革，要求言论自由、政治和思想多元化，目睹党政官僚不应有的特权的工人唿吁改革，追求社会公正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绝大多数苏联人希望改革。 改革有理论吗？ 谈到苏联1980年代中期改革发生的歷史应当指出，米·谢·戈巴契夫是在学习列宁晚年着作的过程中产生对苏联社会进行革新的思想的，对此他本人多次讲过和写过［15］。众所周知，列宁受新经济政策的影响在这些着作中提出了关于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他论证了使党和国家机关民主化的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要求自己的战友们实事求是地认识国内形势和第一次社会革命浪潮消退后世界舞台上形成的新的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因此有些研究人员说得对，他们认为戈巴契夫改革的最初意图是向列宁的国家生活理想和准则作某种回归，消除苏联社会的史达林变形。 在恢復十月革命理想和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主义观点的旗号下，所採取的具体改革步骤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外，当时的许多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如继续执行对史达林“个人崇拜”进行谴责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政治路线，为许多歷史人物——列宁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皮达可夫）以及其他所有遭到无辜镇压的公民恢復名誉，把禁演的电影“从架子上”拿出来放映，出版雷巴科夫、沙特罗夫、杜金采夫、贝克的激烈批判着作，再版“持不同政见者”和流亡者的文学作品，再版曾经遭到放逐的革命前的俄罗斯歷史学家、政论家和思想家的着作。 应当强调指出，苏联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者起初宣布的关于必须加快科技进步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得到了几乎全国居民的支持，戈巴契夫及其周围人的功绩在于，他们先于别人意识到必须彻底使苏联社会摆脱以官僚指令管理体制为代表的威权主义政权制度的残余。他们大大向前推进了社会，开始根据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原则对社会进行根本革新，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达社会主义”极权主义模式为戈巴契夫时期的“民主社会主义”。因此不难理解当时的一句着名口号：“更多的民主，更多的社会主义！” 这不仅是一句口号，也绝不是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者关于“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要求的重复，这是一项贯彻这些口号和要求的始终不渝的政策，不久之后国内的民主就比改革前甚至改革后多了许多。因此只要回忆一下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氛围、政治家无止境的争论、公民的万人大会和游行、大众传媒越来越高的积极性，就足以体会和理解这一改革的极大革命性。这一改革当时所产生的氛围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颇像1917年的革命事件氛围，难怪这一时期开始把苏联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与十月革命相提并论。两者之间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有共同之处：当时千百万人积极参加了社会改造，由于他们改革成了苏联社会歷史中的某种政治春天，难怪当时诗人叶·叶夫图申科曾说：“我们所有人都加入了改革党。” 直到现在仍有一种看法，认为改革者没有任何思想和苏联社会革新战略。当时最鲜明地表达这种观点的是作家邦达列夫，他把这一改革比作一架不知飞向何处和在哪里着陆的飞机。今天许多从右面和从左面批评改革的人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戈巴契夫的改革是一次“陌生的旅行”；m.科罗布科娃认为，“总书记已註定遭受改革的失败，因为他看不到经过科学论证的改革前景，不知道一些极其重要问题的答案。什么应当改革？谁解释了‘新思维’的实质？”［16］然而这些观点不符合客观实际。这些观点只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改革的理论不可能在改革建筑师的头脑中一下子成型，而只能在实际运动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然而到1988年底苏联改革的思想已基本形成，从而使改革的倡导者和拥护者能完全自觉地对社会进行改革。 第53页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当代人对戈巴契夫改革的诠释(3) 这一点为许多官方和非官方的改革材料和文件所证实。在这里我讲一个与米·谢·戈巴契夫《论社会主义》一书撰写和准备出版有关的鲜为人知的事实。米·戈巴契夫1988年8月在与自己的助手谈话时说，他坚决不同意一些人关于我们没有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的论断。同时他强调指出：“我们有改革的理论和政策，其实质在于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消除变形和个人崇拜、停滞时期的后果，消除一切阻塞和妨碍社会主义发展并使我们整个社会陷入严重危机的东西。我们目前观点的核心是要使人作为当事人回归政治进程、经济和精神领域，将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的工作进行到底。消除人与生产、与政权、与文化的疏远感。由此产生了改革、民主化、公开性以及后来的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换句话说，必须根本改变政治制度，使工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发生根本变化。”值得注意的是，米·戈巴契夫在这次谈话中把改革称作“我们新的革命”，这次革命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社会思想、在理论上”实现了“突破”［17］。米·谢·戈巴契夫在后改革时期与自己的朋友和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参加者兹德涅克·姆利纳日谈话时说：“改革的观点追求的是通过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结合使社会发生深刻的、质的改变。这是主要的、人道的目的。”［18］后来改革的政策作了一些修改，“但我们观点的意图、目的依然如故”［19］。 通过分析戈巴契夫改革进程的演进和政治方向可以得出结论，到1980年代末苏联社会的革新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不仅有戈巴契夫与欧洲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多次接触（他与勃兰特、拉封丹、冈萨雷斯等的会见），不仅有苏共与各社会民主党在战争与和平、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上的合作，还有戈巴契夫改革本身所取得的无数成果，其表现是，一方面允许私有制在经济中存在，另一方面制定了强有力的国家社会政策；为即将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准备的苏共新纲领草案也表明了革新进程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该纲领草案批判了原先的“兵营式共产主义”观念，发展了关于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念的思想。米·谢·戈巴契夫在其关于这一纲领的报告中说： “昔日的教条束缚着社会意识，妨碍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意义。 我以所谓的苏共社会民主化问题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对我们的这种指责来自可以说是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的代表，他们难以摆脱教条式观念的束缚。但这些指责在一部分确实担心党的‘社会民主化’的共产党人中间也引起了反响。 这种担心源于早在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就已产生的思想分歧。当时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站在街垒的不同方向。但愿歷史学家能搞清当时的变故。但显而易见的是，当时产生的对立的标准——对暴力、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态度，社会主义意识和政治先锋队的作用——已失去原有的意义。 我们变了，社会民主党也变了。歷史进程使许多曾引起工人和民主运动、社会主义拥护者分化的问题化为乌有。那些今天拿‘社会民主化’来吓唬人的人，只是为了转移人们对主要敌人——反社会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流派的注意力。”［20］ 米·谢·戈巴契夫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个别共产党员关于苏共更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建议的，但米·谢·戈巴契夫认为，这个问题只能由党代表大会或通过全党投票来解决。 同样，戈巴契夫时期的改革文件也证明，不应当对这一改革的社会民主理念作极端自由主义的解释，今天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及与他们纠集在一起的新史达林主义者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试图证明这一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过渡到资本主义。 歷史真相既不需要美化也不需要丑化。在我们看来，戈巴契夫的改革理论是在揭示“社会主义制度”民主“潜力”、“社会主义前景”或“社会主义选择”的观点框架内发展起来的。米·谢·戈巴契夫在一次口述自己的文章时谈到改革后几年的思想探索，他说：“什么样的出路没有寻找过？既曾试图完全恢復沙皇时代的制度，包括君主制，也曾想以单一形式——通过把精神垄断权转交给教会、宗教的方法来恢復人的精神。还曾打算培育可谓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光荣属于成功人士，而其余的人只能尽力往上爬。 人们在嘲讽社会主义选择时没有看到，社会主义之所以在大众意识中消失，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以史达林主义的形式出现的。但这是暂时的现象。下一代人必将回归这一伟大的思想和希望。甚至连反共权威——大学者、着名哲学家也承认这一思想是有根据有理由的，承认这一思想深深扎根于人类歷史的客观逻辑中。”［21］ 这些话在今天也有现实意义。因此我们难以贊同有些人当前所作出的关于在克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二分法”的基础上建立“未来新文明”的思想是“国内改革最终意图的基础”的论断［22］。 第54页 当然，对这一思想本身的成效没有疑问，然而在我们看来，米·谢·戈巴契夫为说明人类发展的总前景所使用的“新文明”这一概念，主要不是改革时期而是后改革时期的产物。如果说得更准确一些，那么米·谢·戈巴契夫1991年夏在伦敦“7+1”会晤时说明了对这一最普遍的思想的态度，当时他指出，革新的苏联将根据“普遍文明的原则”建立和运转。后来他发展了这一思想，开始谈论“新的概念性未来理念”。1992年春，米·谢·戈巴契夫在慕尼黑室内剧院演讲时已经具体地指出：“我认为，探索的目的将不再是对比：什么更好——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需要符合21世纪标准的新的文明。”［23］不久他在揭示这一新概念的内容时谈到“向新的‘民族共同体’过渡”的问题，说这一共同体具有更高“质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架构、各国与各民族相互依存关系”。［24］ 后来，“新文明”这一概念随着米·谢·戈巴契夫对马克思主义结构理论和叶尔钦激进改革实践的反思而不断具体化［25］。值得注意的是，近来米·谢·戈巴契夫开始把“新文明”解释为取代现有的对抗世界的现实选择。在他看来，这一文明将由后工业或信息社会的现实趋势组成，这一文明将彻底消除共产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性，这一文明“将包括人类在其漫长而充满矛盾的歷史中所积累的最好的东西”，许多“全人类的、自由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价值”［26］将真正得到实现。 我们要再一次强调指出：在我们看来，戈巴契夫改革的观点和理论没有超出而且在当时也不可能超出“社会主义选择”这一概念的框架。米·谢·戈巴契夫本人的政治观点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直到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在我看来，那些认为米哈伊尔·戈巴契夫是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的激进自由派，或是在改革时期什么也没学会的正统共产党人的人是错误的。他作为世界主要共产党的领导人，作为一个感觉到时代挑战和需要的人，当然不可能不随着改革的进程而在思想上发生变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在这些年中度过了“几辈子，而不是7年”［27］。同时他的传记表明，他直到现在在很多方面仍是一个持“左派”观点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世界极其重要的价值。甚至他在福罗斯被扣押的悲剧事件也未能改变这些观点。下面是他从福罗斯返回伊始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话：“我属于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我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拥护者……”［28］10年之后，他面对他所创造的新的社会民主党党员时重复了他已故朋友勃兰特的话，“一个没有说过‘社会主义’这个词的人不能被称作社会民主党人”。 戈巴契夫时期改革的成就、错误及中断的原因 有一种盛行的说法，认为戈巴契夫的改革是“坐失良机的时期”，这一说法的目的是贬低这一改革的实际成就，这些成就构成了苏联改革的特殊内容。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当代人对戈巴契夫改革的诠释(4) 不错，改革时期确有疏忽甚至错误，但这些疏忽和错误不能决定米·谢·戈巴契夫一班人在1980年代后5年所领导的所有革新进程的内容。尽管改造的歷史时限很短，但在那段时期仍做了许多事情。例如，戈巴契夫时期的改革者不仅实现了列宁在其晚年着作中提出的思想，他们还继续前进并开始对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改革。结果他们对我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质的改造。例如，他们已接近于建立以社会为取向的市场经济，并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不矛盾，但也不等同于市场。市场是经济领域：它不能也不应决定社会领域的发展、社会的政策和思想。 改革者不仅宣布而且真正实现了公开性和言论自由。他们废除了书报检查制度，将多元化引入了苏联政治生活和社会的精神领域，开始进行苏维埃的民主化和执政党的革新。在这条道路上他们遇到了苏共党和国家内的保守势力对改革的顽强抵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者就像他们的歷史先驱——巴黎公社社员一样，简直是在“翻天覆地”，最终他们进行了国内第一次差额选举，建立了有有效反对派和独立的大众传媒的议会制度。仅苏联中央电视台当时就出现了好几个独立的反对派的节目，如“第五只车轮”、“观点”、“600秒”等等。 改革期间开始真正实现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除了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外，开始实行的还有像集会和游行自由、建立政治组织和政党、举行游行和集会、公民出国自由、信仰自由等这样一些对苏联来说非传统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在发展经济自由方面做了许多事情：劳动集体委员会开始运转、选举企业经理、生产自治得到发展。在举行了全民公决之后，关于签订实际上扩大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和权利的新的联盟条约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改革者在苏联对外政策方面所做的有益于我国和整个世界的事情相当多。由于“新思维”，世界飞弹核战争的威胁实际已远去，核武器试验受到限制，裁军过程已经开始等等。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松了一口气。所有这些事实不仅使“错失良机”论，而且使所谓苏联国家制度根本不可能改革的陈词滥调被彻底推翻。 第55页 在改革过程中对现有社会进行了质的改变和民主化，赋予它完全符合社会主义价值的新的、非常民主的尺度，尽管各种政治势力进行反抗，改革最终仍完成了主要任务——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国家的运转创造现实的先决条件。在我们看来，这正是戈巴契夫改革的歷史意义。 为什么戈巴契夫时期改革最终还是中断和停止了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相反的答案。一些人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改革的主要“建筑师”米哈伊尔·戈巴契夫未能及时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前景”并坚决转向自由主义，而在俄罗斯开始“激进改革”的鲍·叶尔钦和叶·盖达尔就是这样做的。另一些人则相反，指责米·谢·戈巴契夫时期的苏联精英背叛社会主义事业和故意搞垮苏联［29］。我们看到，这两种人都同样对社会发展的纯主观原因和趋势评价过高，忘记了歷史不是某个人的世界观的作用，不管这个人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 在我们看来，戈巴契夫改革的中断和停止是因为，作为执政党的整个苏共在改革之初没有站在应当解决的歷史任务的高度去应对时代的挑战，用列宁的话来说，苏共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能带领广大劳动群众前进的“骄傲自大的党”的状况，所以在鲍里斯·叶尔钦实际上禁止苏共存在之后，不仅普通公民而且党员本身都没有提出比较像样的抗议。 生活表明，在一个由共产党组成社会政治、组织和思想轴心的国家里，政治改革应当从改革执政党开始，首先从改革对国内革新进程百般阻挠的党的官僚机关开始。歷史事实表明，正是这个机关在八月叛乱期间给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以相当大的支持。这是改革倡导者的一个严重错误，他们迟迟没有对执政党进行革新和民主化，包括将其分为社会民主派和保守共产主义派，而这两派在改革的后几年，特别是在俄罗斯共产党成立之后，在苏共内清楚地显现出来。 在进行改革时还有其他一些同样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发生在社会的技术和经济领域。 应当指出，歷史遗留给改革者一大堆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错综复杂的国内问题，其中首先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问题。 改革者正确地确定了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目标，但未能使劳动生产率在科技进步和恢復国家生产潜力的基础上得到增长。改革之初这个问题曾被改革者提出，但很快就被其他问题所排挤。同时在生产力、劳动生产率没有显着提高的情况下，无法同世界先进国家进行平等的竞争，而当时这些国家在掌握了当代科技革命的成果后已经进入了新的后工业时代，苏联在当时基本上还是一个有着粗放经济和发展过快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超工业大国，高层军界官员和部分保守的党内官僚的阻挠妨碍改革者在应有的程度上实现军事工业既定的转换，从而加剧了国内1980年代末出现的困难的经济形势。 说到这里应当指出，苏联在这一时期所拥有的强大的军事潜力彻底推翻了亨·基辛格等西方专家的看法，他们认为“改革是西方在冷战中胜利的结果”。 在我看来，当然不能不考虑外部因素在苏联社会演进中的作用，但也不应当夸大它们的歷史意义，苏联作为核大国在1980年代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强大得多，尽管军备竞赛对苏联人民来说实际上是沉重的负担，但认为这是苏联和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则是错误的，其根源在于把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绝对化。 改革者由于把精力主要集中在政治改革上而未能彻底解决歷史遗留给他们的经济问题，他们在短暂的歷史时间内未能振兴不断下降的经济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改革反对者反抗的增强，向市场过渡的计划一拖再拖。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农业中，一方面，传统的农业经营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在改革过程中建立的私人、合作和租赁企业则由于种种原因还未产生效益，至于说组织农场运动，那么它在各地常常遭到极端仇视，在一些农村“火灾”开始蔓延：着火的通常是农场。 由于反改革势力的阻挠和改革政策中的疏忽，国内出现了经济和财政困难。西方许诺的援助姗姗来迟，在向居民供应必需商品方面出现了缺口，这使得相当多的人远离了改革，结果改革者失去了自己的群众社会基础。由于对改革的物质结果不满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许多人开始转到改革的敌人一边，从而使右的和左的激进派充实了队伍。总之，改革的过程证明了一个古老的真理：必须通过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使社会的政治自由得到巩固，否则改革就会失败。 若不是1991年的八月叛乱打断了改革，上述错误和疏忽本来是可以改正的，组织叛乱的是保守的官僚势力，他们认为继续改革将直接威胁他们的生存。 众所周知，1990年代初国内形成了三大社会政治力量：改革的拥护者，保守派和自称“激进民主党人”的新自由派。 改革的拥护者主张彻底实现其在国内建立革新或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战略；保守派唿吁向后退，退到改革前时代，认为戈巴契夫改革就是“消灭”现有的社会制度；新自由派则相反，要求尽快结束“社会主义实验”并坚决走向资本主义，其中叶·盖达尔后来在解释这一战略时说：“主要问题是——我们将得到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贪污受贿的资本主义……还是文明的资本主义。”［30］结果，力图使苏联社会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的保守派和新自由派竭尽全力要把它分裂为几个部分，从而破坏改革。 第56页 上述政治力量在八月叛乱期间的斗争尤为激烈，当时在3天时间内发生了三次重要的歷史转折。第一次转折是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为代表的保守派实施的，他们在首都组织了政权交替并宣布苏联总统米·谢·戈巴契夫为无行为能力的人；为此所有民主力量都作出了回答，他们不愿意回到改革前时代，他们制止了叛乱分子，把总统从“福罗斯囚禁地”解救出来；最后，第三次歷史转折出现于聚集在鲍里斯·叶尔钦周围的激进民主派的幕后活动中，叶尔钦在叛乱期间转而将联盟政权的国家主要机构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从福罗斯返回的米哈伊尔·戈巴契夫不得不专门发布指令收回政权和对国家的控制。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当代人对戈巴契夫改革的诠释(5) 这一缺乏研究的社会生活时期，实际上是苏联联盟总统和俄罗斯总统两个政权并存的时期，这一时期各共和国与中央的斗争急剧激化，各共和国开始公开脱离中央（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未经批准退出联盟，乌克兰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俄罗斯总统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人拖延通过他们已草签的联盟条约，等等），结果米·谢·戈巴契夫旨在保存联盟的不懈努力没有达到目的。戈巴契夫时期的改革和苏联歷史的最后一个时期以联盟的解体而结束，三个共和国的总统——俄罗斯的叶尔钦、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的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中依照双边协议实施了这一解体行动。这三个人的名字成了一个曾经决定20世纪世界歷史进程的伟大国家的解体和许多民族的悲剧的象徵。 在我们看来，联盟的解体和改革的中断是两支对立的政治力量——保守派和新自由派——共同行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两支力量在俄罗斯议会联手投票贊成批准别洛韦日协定。结果在几百名俄罗斯议员中投“反对票”的只有区区几人。 这样一来，改革就以联盟的解体即以那个应当改革的客体的消失而告结束。1991年12月25日米·谢·戈巴契夫关于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着名电视讲话对这一时刻的记录准确到了分钟。我想强调指出，这里我们说的是改革结束的纯形式的时刻。在这一时刻的范围之外戈巴契夫时期改革的思想政治影响仍然存在，在我看来，在改革的战略——在俄罗斯建立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实现之前这一影响将保持其现实意义。 改革和后改革。 戈巴契夫与叶尔钦 认为改革与后改革时期完全一致，也许是关于戈巴契夫时期改革的最不正确的说法，这一说法还认为，鲍里斯·叶尔钦继续和发展了米哈伊尔·戈巴契夫开始的事业，最执着地坚持这一观点的是歷史学博士伊戈尔·弗罗扬诺夫，他鼓吹关于改革者的阴谋论，认为“叶尔钦走的是戈巴契夫指出的道路”。［31］ 这样不加区分地把戈巴契夫与叶尔钦相提并论的观点，使戈巴契夫时期的改革变成了完全的消极过程，认为这个过程没有随着戈巴契夫的去职而结束，还在继续，并必然会变成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政治，由此将产生种种破坏性的社会经济后果：人的生活水平空前下降，社会分化为少数极富有的人和多数贫困的穷人，犯罪和流浪儿童增加，等等。 然而每一个意识清醒的人都应该明白，在米哈伊尔·戈巴契夫的改革和鲍里斯·叶尔钦的后改革之间，实际上存在重要的质的区别，这两位政治活动家的本质区别也同样多。例如，戈巴契夫时期的改革者从来没有把在国内建立资本主义或效仿美国的社会运转模式作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他们力图（尤其是在改革的前几年）发现和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潜力”，并为其补充以社会为取向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而对于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西欧各国来说，市场经济是最有代表性的。鲍里斯·叶尔钦的追随者则相反，他们在叛乱发生很久以前就通过自己的领袖声称：“俄罗斯作出了自己的最后选择，它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它也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要走美利坚合众国所走过的文明道路。”［32］ 事实已经多次证明，“之后”不等于“因此”。叶尔钦—盖达尔的激进改革时期不是戈巴契夫改革的继续，而是对这一改革的否定——不仅从社会政治内容来看，而且从社会改革的方法来看均是如此。不应当忘记，戈巴契夫改革的策划和实施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一点直到最近戈巴契夫还在不停地讲［33］，至于说叶尔钦的“激进改革”，那是为了那些在八月叛乱失败和苏联被“别洛韦日的老闆们”解散之后取得政权的民族和集团的狭隘利益而进行的。 改革和后改革之间在社会关系改革的方法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别。例如，改革者顺应1991年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极力避免使用极端的首先是强力的手段解决遗留问题，特别是社会和民族关系领域的问题。而集结在鲍里斯·叶尔钦周围的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拥护者则相反，他们无视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採取了许多极端行动，包括强力行动，这样的冒险行动有：搞垮联盟，提出和推行“休克疗法”和发放私有化债券的“私有化”，攻打白宫，发动车臣战争，等等。 第57页 改革和后改革两个歷史时期的区别也表现在米哈伊尔·戈巴契夫和鲍里斯·叶尔钦这两个歷史人物本身的区别上。他们对俄罗斯社会改革的实质和改革的方法的认识不一致，这不是偶然的，他们的主要分歧当然与对改革目的和为谁的利益而改革的问题有关。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与叶尔钦不同，戈巴契夫在改革苏联社会时总是试图从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出发，至于说鲍里斯·叶尔钦的政策，那么这一政策优先考虑的是某些寡头氏族的利益或“家族”的好处。 叶尔钦和戈巴契夫不仅在对改革实质和方法的认识上各不相同，而且在个性方面也有明显差异，前者专横，后者民主；前者唯我独尊，后者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前者为一些小事就会怀恨在心，甚至连自己昔日同志的错误也不能原谅，后者不仅对自己朋友的错误，而且对昔日对手的错误也能原谅。 今天不管自由派如何说戈巴契夫改革时期民主发展不够，都无法与他们目前的所作所为相提并论，他们建立了寡头资本主义制度，使群众根本不能参与社会和国家的管理，在叶尔钦执政时期，践踏人的权利尤其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权利（劳动以及及时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居住、受教育、接受医疗服务的权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精神领域特别是言论自由和大众传媒独立方面的状况也不妙；叶尔钦的后改革时期实质上确立了用民主词藻掩饰的新极权主义，过去的弊病依然存在，甚至在今天更加严重。 所有这一切使改革成为极具现实意义的现象。 我想，20世纪的歷史应当教会俄罗斯的政治精英许多东西。例如，他们曾试图建设具有明显“非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而这种社会主义被群众在“解冻”和改革时期所抛弃；他们在叶尔钦时代建立了“野蛮的”或叫做“犯罪的资本主义”，而这种资本主义也没有被人民所接受。所以，现在剩下的是“第三条道路”，今天弗·普京总统及其周围的人正面临着这种选择，这一选择的两个方案是：俄罗斯要么走上歷史提供的新自由主义轨道，而这迟早会将它引入绝境；要么走上有前途的社会发展“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的主要目标是自由、公正和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一条由戈巴契夫时期的改革开创的道路。 注释 ［1］转引自《明日报》2004年第38号第5版。 ［2］《纽约时报》2004年10月10日。 ［3］参看《戈巴契夫基金会会议材料彙编。“改革——我们的过去还是未来”会议（2001年3月1日）》，戈巴契夫基金会网站：。 ［4］参看《戈巴契夫基金会“俄罗斯居民的意识形态选择：新趋势”讨论会（2000年11月16日）》，戈巴契夫基金会网站：。 ［5］亚·亚·季诺维也夫《俄罗斯的悲剧。空想的破灭》，莫斯科：纲要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246页。 ［6］《全俄未来共产党纲领》，载于《全俄未来共产党第一次（成立）代表大会材料彙编》，莫斯科2004年版，第28—29页。 ［7］例如参看亚·尼·雅科夫列夫《记忆的漩涡。从斯托雷平到普京》（两卷本），莫斯科：瓦格里乌斯出版社2001年版。 ［8］参看德·沃尔科戈诺夫、亚·雅科夫列夫、c.库列绍夫、m.黑勒、p.皮霍伊等人的着作。对于着作的分析参看Д.В.马斯洛夫《苏联制度状况研究的歷史文献和方法论基础》，谢尔吉耶夫关厢2004年版。 ［9］史·科恩《对苏联经验的反思。1917年以来的政策和歷史》，查理兹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7页。 ［10］史·科恩《苏联制度可以改革吗？》，载于2005年1月17日《政治杂志》。 ［11］亚·尼·雅科夫列夫《记忆的漩涡。从斯托雷平到普京》（两卷本），莫斯科：瓦格里乌斯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12］参看《戈巴契夫基金会会议材料彙编。“改革——我们的过去还是未来”会议（2001年3月1日）》，戈巴契夫基金会网站：。 ［13］《尚未结束的歷史——戈巴契夫访读录》，莫斯科：奥尔马新闻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14］《尚未结束的歷史——戈巴契夫访读录》（修订版），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15］米·谢·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回忆录》第1卷，莫斯科1995年版，第314—315、365—367页等。 ［16］m.科罗布科娃《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载于《文学报》2005年第5号第11版。 ［17］参看戈巴契夫基金会会档案，2号全宗《阿·谢·切尔尼亚耶夫材料》，2号目录《戈巴契夫与切尔尼亚耶夫关于一书的谈话》（1988年8月7日，克里木，福罗斯，“曙光”别墅）。 ［18］参看米哈伊尔·戈巴契夫—兹德涅克·姆利纳日《关于改革、“布拉格之春”和社会主义的对话》，该书手稿，戈巴契夫基金会档案，1号全宗，3号目录。 ［19］同上。 ［20］《关于苏共新的纲领草案。米·谢·戈巴契夫1991年7月25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参看1991年7月26日《真理报》。 第58页 ［21］参看戈巴契夫基金会档案，《阿·切尔尼亚耶夫1991年8月2日所作的米·谢·戈巴契夫口述文章的记录》。 ［22］参看瓦·扎格拉金和瓦·梅德韦杰夫在戈巴契夫基金会2004年11月26日“圆桌会议”上的讲话《教科书对改革歷史阐述的若干问题》，戈巴契夫基金会网站：。 ［23］参看戈巴契夫基金会档案，1号全宗，4号目录，1992年3月8日。 ［24］米·谢·戈巴契夫《在“走向新文明”方案国际会议上的讲话》，载于《戈巴契夫基金会着作集》第1卷，莫斯科2000年版，第9页和第13页。 ［25］参看米·谢·戈巴契夫《论全球人道主义。在社会党国际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92年9月16日），载于《艰难决策年代》，莫斯科1993年版，第330页等。 ［26］《尚未结束的歷史——戈巴契夫访读录》（修订版）第183—189页。 ［27］参看戈巴契夫1992年3月8日在慕尼黑室内剧院的演讲，戈巴契夫基金会档案，1号全宗，4号目录，1992年3月8日。 ［28］《真理报》1991年8月22日。 ［29］根·安·久加诺夫《论俄罗斯人和俄罗斯》，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67、178—180页等。 ［30］叶·盖达尔《失败与胜利的日子》，莫斯科：瓦格里乌斯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31］伊·弗罗扬诺夫《破坏建筑学》，载于《文学报》2005年第5号第11版。 ［32］参看叶尔钦在纽约大学的讲演，转引自1991年7月9日《真理报》。 ［33］参看戈巴契夫基金会档案，《米·谢·戈巴契夫与瓦·梅德韦杰夫和阿·切尔尼亚耶夫在福罗斯时的谈话》，1991年8月7、10和13日。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从华盛顿看到的改革(1) 从华盛顿看到的改革（1985—1991年） ［美］杰克·马特洛克 尽管当时情报机关的一些分析人员预言，维克托·格里申将接替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大多数美国官方人士对契尔年科逝世后苏共中央委员会于1985年3月选举米哈伊尔·戈巴契夫担任此职并不感到惊奇。显然，勃列日涅夫一代领导人已无力解决国家的问题，问题变得越来越多。无疑，选举一位代表较年轻一代的领导人符合国家利益，不这样做苏联就无法恢復在其以往的歷史时期中特有的进程。人们的感觉是，米哈伊尔·戈巴契夫是国家领导人一职的天然候选人，他几乎比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年轻30岁，作为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他符合我们所说的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最起码要求，此外，他看来还非正式地履行了“第二书记”的职责，因为据说在契尔年科不在时由他来主持政治局会议。 但并非所有分析人员都相信戈巴契夫将成为契尔年科的继承人。安德罗波夫逝世后契尔年科的当选似乎证明，勃列日涅夫一代的代表人物将不顾国家的实际利益，至死抓住政权不放，然而戈巴契夫1984年12月对伦敦的访问使人们想到，苏联领导层或许有意选举戈巴契夫为下一任总书记。 罗纳德·里根总统对戈巴契夫就任苏联领导人感到高兴，至少从1983年起他就希望会晤在任的苏联领导人并开创消弭分歧和停止军备竞赛的进程，但由于戈巴契夫的几位前任身体欠佳，也由于他们推行的对外政策缺少灵活性，这样的会晤是无法实现的。但由于大家都知道戈巴契夫比他的几位前任年轻，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里根产生了他们不久就会见面的希望。他派副总统乔治·布希和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前往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在会见戈巴契夫时他们转达了里根邀请他访问华盛顿的口信。 回到华盛顿之后副总统布希和国务卿舒尔茨报告说，戈巴契夫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头脑清晰、熟悉情况的人，当然，戈巴契夫只字未提他打算对苏联对外政策作某些改变，但看来这个人与他的几位前任不同，他善于独立思考，而不是简单地照讲稿宣读给他准备好的讲话稿。布希和舒尔茨贊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柴契尔在戈巴契夫访问伦敦之后对他作出的评价：西方可以跟这个人打交道。 当时没有人存有幻想，认为戈巴契夫容易对付，相反，一些人认为他将比其前任更强硬。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瑟·哈特曼1985年4月给里根总统的情况通报中说，戈巴契夫“眼界狭隘，观点陈旧”，总之在一定时间内他将忙于巩固自己的权力，舒尔茨报告也指出，戈巴契夫可能比其前任“更危险”，因为他没有他们所固有的某些缺点。这次谈话之后里根在其日记中写道：“比起其他领导人来，戈巴契夫不是更容易而是更难对付。” 尽管如此，里根仍非常希望会晤戈巴契夫并开始对话，因为他相信，停止军备竞赛，苏联国家向外部影响开放，进行改革使国家更民主、对邻国的威胁减少，这符合苏联的利益。而且里根总统希望能在华盛顿会晤戈巴契夫以便向他展示美国的一些东西，但当戈巴契夫予以拒绝并建议在其他地方会晤时，里根同意1985年11月在日内瓦会晤。 第59页 尽管日内瓦高级会晤连美苏关系中的一个“大”问题也没有解决，但里根认为会晤是成功的。里根欣赏戈巴契夫，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差别，于是他产生了希望，认为他们最终将找到共同语言，他还认为重要的是，戈巴契夫贊同美苏两国公民进行更广泛更频繁的接触，而这是他的前任所不允许的。两人在日内瓦会晤时签署的关于扩大交流的协定，对于减少美苏两国普通公民之间的不了解和不信任逐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85年还没有公开地谈论改革，美国人关注着戈巴契夫极力推行的禁酒运动和“加速发展”。尽管禁酒运动的目的是值得称道的——如果苏联人少喝一些酒，他们的健康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但运动所採用的是无效的手段。人们的感觉是，苏联官员们从美国1920年代“禁酒法令”的失败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至于说“加速发展”，在缺少物质刺激的情况下，苏联公民反对强迫他们更紧张地工作的企图。美国分析人员指出，苏联领导人的决策没有取得所希望的结果，但在1985年戈巴契夫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足以使他在以后愿意时进行更重要的改革。 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了1986年3月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新纲领之后指出，这一纲领“为戈巴契夫提供了新的机会”，并“明确提出必须制定新的政策使国家摆脱停滞状态，但没有拿出具体的行动计划”；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还指出，“从纲领来看，党的领导人认为加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改善对外政策前景的重要因素”。1986年纲领的重要特点（这些特点使人们想到了经济问题优先）之一是，纲领中关于对内政策的一节放在了关于对外政策一节的前面，而在1961年纲领中处于第一位的是对外政策［1］。 在1986年，与改革相比公开性政策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关注，而且改革一词本身就很少被提及。中央情报局8月份的一份报告结论指出： 戈巴契夫显然认为，在大众传媒上更公开地谈论国家内部问题有助于动员舆论支持他的诸如反对酗酒、贪污受贿和犯罪等政治倡议，使讨论经济改革合法化。 戈巴契夫还要求公开讨论精英们所固有的缺点，以迫使官员们按照他提出的新标准行事［2］。 报告同时指出，“戈巴契夫追求公开性有着明确的界限，正像所预料的那样，苏联大众传媒缺少对苏联领导人的批评”。报告还指出，公开性“蕴含着对政权和戈巴契夫本人的危险，把社会问题拿来让舆论公开评论有可能助长知识分子中的社会动盪过程，引来可能摆脱控制的下层的批评”。 1986年9月美国情报共同体发布了一份题为《协商一致的情报评估》的文件，对戈巴契夫近两年（1986—1988）将要推行什么样的对美政策进行了预测，得出的结论是，“戈巴契夫政权的目的是按照缓和的模式重建与美国的关系，以便减轻军备竞争的负担，从而有助于完成国家经济恢復的任务”。当然，这条道路并不轻松并会在莫斯科引起争论，但正如文件中预言的那样，“戈巴契夫有强大的政治阵地，足以使政治局在支持他关于对美关系的倡议和决策方面达成协议”。［3］ 一个月之后里根与戈巴契夫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了两天的会晤。这次会谈的话题主要是核武器和飞弹防御，他们几乎同意在近10年中销毁核武器。然而两位领导人拒绝在相互关系方面採取重要步骤，从最初印象来看，会晤以失败告终。然而现在回头来看可以说，通过这次会晤里根和戈巴契夫的个人关系发生了转变，因为他们都认识到，对方真正关心停止军备竞争，特别是核军备竞赛［4］。 多次推迟的苏共中央全会终于在1987年1月召开，这次全会使美国情报机关的分析人员相信，戈巴契夫确实考虑在苏联进行“制度改革”（原先分析人员认为，他只是打算作一些不触动苏联政权制度的改变）。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87年3月11日即在苏共中央全会近一个半月之后（而这让人想到报告的结论是经过激烈争论之后作出的）提交的报告中得出了如下结论： 戈巴契夫试图向国家的制度结构注入新的活力，以便清除有效实施经济改革道路上的障碍。他明确表示，他不打算限制党对于政权的垄断或党内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他的建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组织人民对基层保守派官员施加压力和使居民产生政治进程参与感，赋予制度更大的能量…… 全会清楚表明，现在主动权掌握在戈巴契夫手中，他在政治方面是强大的，足以使他公开要求对政治方针作重大改变并进行制度改革。然而在转入进攻之后，他与更保守的势力发生公开冲突的风险不断增大……他的纲领和他本人的政治前途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5］。 1987年6月举行的下一次苏共中央全会成为通过戈巴契夫纲领的又一个步骤。关于这次全会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通报说，“总书记戈巴契夫在6月的中央全会上和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取得了重大政治胜利，使跨时代的综合经济改革纲领获得贊同，并使领导层发生了变化，从而使他有可能更好地控制政治进程”。美国中央情报局指出，关于在1988年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决定“有可能使他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央委员会内的阵地，他的拥护者正在那里同试图限制改革的规模并拖延改革进程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保守派进行斗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指出： 第60页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从华盛顿看到的改革(2) 全会通过关于经济改革的一系列综合措施的指示和最高苏维埃批准关于国有企业的新法令，标志着戈巴契夫探索“新的经济体制”的分水岭。首先他实行了有限的和零散的经济改革，而苏联境内外的批评者均主张必须採取一揽子解决办法。新纲领……的目的是大大减少中央对经济活动的严格控制…… 美国中央情报局把1987年6月的决策欣喜地称之为“分水岭”，但警告说，“尽管它们（戈巴契夫的成就）令人肃然起敬，但并不能保证他长期在自己的岗位上进行试验，同样也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成功……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依然还有保守势力，而且原先是戈巴契夫盟友的一些领导人认为，他的行动过于匆忙。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也不愿意发生变化”。［6］ 1987年12月，在戈巴契夫抵达华盛顿的前几个星期，美国情报共同体发布了题为《协商一致的情报评估》的文件。该文件对苏联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对今后数年的政治生活作了预测。该文件开头的话引人注目：“米哈伊尔·戈巴契夫拿自己的前途作赌注，他作了勇敢的尝试，试图向苏联社会注入新的活力，加强莫斯科与西方竞争的阵地，更积极地在全球舞台上扩大苏联的影响。他所主张的改革能够潜移默化地使苏联政策和苏联制度发生自史达林1920时代末採取动员措施后的整个时期内的最大变化。”接着报告对“戈巴契夫理念”作了如下描述： 我们认为，戈巴契夫相信他能够使制度发生相当大的变化，而不是简单地对制度进行修修补补，因为他给自己提出的是意义深远的内政和外交任务。为了使社会活跃和经济復甦，他： ——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开展了重大行动，以便巩固自己的权力，为实施自己意义深远的政策准备基础。 ——试图改革史达林制度的基本架构。他打算建立“中间制度”，这种制度保留了列宁制度的实质特徵（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对主要经济领域的战略控制），同时又引入了1920年代之后苏联所没有的方法，例如对不同意见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更加宽容的政治气氛，镇压减少的苏联公民生存环境，市场力量在经济中和在经济竞争中（在一定程度上）的更大的空间。 尽管该文件得出结论，认为戈巴契夫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对苏联社会进行根本改造，但同时又提出一种看法，指出戈巴契夫在对外政策中保留了传统的苏联任务：“首先提高苏联领土的安全程度，扩大苏联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以及在整个地球推进共产主义和排挤资本主义。”报告还认为，戈巴契夫力图改变苏联的战略和策略，以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他认为，对待意识形态的更加实用主义的态度，与西方、共产主义集团、中国和第三世界关系中的更加灵活并准备妥协的外交政策，同时相应减少作为对外政策工具的武力恫吓因素，这些将有助于完成他所提出的任务。”［7］ 该报告的作者对戈巴契夫的目标作了这种定义之后，对戈巴契夫能否完成提出的任务作了评估。按照他们的意见，现行制度的革新是最有可能的结果。接着报告指出，考虑到转变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戈巴契夫比整顿走得更远并推行所谓的制度改革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并未被完全排除，实行制度改革的可能性据估计为三分之一。至于说其他的可能性，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与进行制度改革相比，回到更加极权主义的新史达林主义制度的可能性更小，接着该报告指出：“我们认为，在光谱的对边，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即意味着比制度改革更彻底地走向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这种可能性在各种情况下实际都等于零。” 情报机关的报告在负责制定政策的官方人士形成看法时自然会被注意到，但这些报告并未被认为是绝对的和最终的。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越来越根据他们与苏联领导人，当然主要是与总书记戈巴契夫和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个人接触的体验来作出判断。随着这些接触的频繁和积极，更加相信米哈伊尔·戈巴契夫确实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苏联领导人，确实打算进行根本的改革，或许还打算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尽管在美国情报共同体看来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戈巴契夫同意销毁中程核飞弹并准备採取措施开放苏联大众传媒以进行严肃的争论，开放社会以使苏联公民与西方人进行更密切的接触。尽管一些顾问告诉里根，戈巴契夫改革苏联只是为了使苏联在推行其传统的外交政策时变得更强大更有效，但里根认为，即使新苏联更强大，也不会对美国或其邻国构成威胁，而只会成为经济发展和保卫和平的伙伴。因此他希望看到戈巴契夫打算利用改革使苏联民主化的徵兆。 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徵兆出现在1988年5月，当时苏共中央向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提出了《提纲》。那时我已经当了一年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提纲》公布的那一天我在芬兰赫尔辛基，在那里帮助里根总统为访问莫斯科做准备。看完《提纲》我意识到，现在对戈巴契夫对苏联制度进行根本改革的决心已用不着有任何怀疑了。我向里根总统介绍了《提纲》并指出，如果戈巴契夫能够实现其中包含的思想，“苏联将永远无法回到过去”。里根对此表示贊同，几天之后，当有人在莫斯科问他，他是否还继续认为苏联是“邪恶帝国”，他回答说：“不。现在已时过境迁。那个时代已经过去。”而当有人问他，谁改变了形势，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一功绩属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戈巴契夫。 第61页 美国情报机关的分析人员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政治斗争的进程、经济效益、军事理论和飞弹分布等问题上。同时他们对意识形态不太感兴趣。但里根总统对意识形态特别感兴趣，因为他相信，冷战时期紧张局势的首要原因正是意识形态。当然，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竞争当时是重要问题，而且必须加以解决，但意识形态不改变将很难永远结束冷战。里根经常说：“各国不相互惧怕是因为它们拥有武装，而它们拥有武装是因为它们相互惧怕。”首先他想减少冷战所产生的巨大不信任。 作为驻苏联大使我知道，意识形态是重要的，即使它已不再像布尔什维克革命年代和史达林在世时的集体化时期那样是强大的推动力。难怪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在1970年代、在缓和时期声称，缓和指的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但不是指意识形态。例如，苏联的对外政策继续坚持“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斗争”的原则，这意味着不允许与“资产阶级的”或“帝国主义的”国家妥协——只能在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履行它在传播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方面的国际主义义务之前谈暂时的停战。 由于这个原因，1988年苏联领导层内展开的关于“全人类利益”的争论引起了美国大使馆的注意。这些争论大多数是秘密进行的，但有时也会成为公开性的产物。例如，当《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尼娜·安德烈耶娃为史达林主义辩护的文章时，亚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和叶戈尔·利加乔夫却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相互矛盾的声明。在与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会见（这次会见谈的是其他问题）时我提到了这次论战。他要我相信，苏联再也不会认为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斗争是其对外政策的基础。实质上戈巴契夫1988年12月7日在联合国讲话时也作了这样的表示，他说不能限制各国人民选择的自由。 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之后，戈巴契夫在纽约湾的总督岛会晤了里根和刚刚当选下届总统的乔治·布希。给我的感觉是，这次会晤在意识形态方面结束了冷战。里根对戈巴契夫说，他希望他的继任者继续他开始的寻求与苏联达成协议的政策，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会晤取得了巨大成功……从戈巴契夫的话中可以得出结论，他把我们看做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伙伴。”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从华盛顿看到的改革(3) 尽管美苏相互关系的气氛发生了变化，但使两个超级大国疏远的问题仍然不少。欧洲依然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处于分裂状态的还有德国，驻守在德国西部的是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的美国军队，而驻守在德国东部的则是加入了华沙条约的苏联军队。关于削减欧洲战略核武器和常规武装力量的谈判还在进行，但其结束的前景尚不明朗。尽管苏联军队撤出了阿富汗，但非洲和中美洲的“间接冲突”持续不断。然而戈巴契夫在联合国关于苏联计划把本国武装力量的数量削减50万的声明给西方各国政府及欧洲和美国的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9年1月，布希总统就任之后表示，他将在分析原有政策之后制定他的对苏政策。他打算基本上继续推行里根的政策（他作为副总统曾是这一政策的支持者），但同时他认为有必要让共和党右翼相信，他不会表现“软弱”，他推行的是自己的政策，而不是简单地继续他的前任所制定的政策。他的主要顾问对戈巴契夫改革的印象没有当时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深。这是一些“现实主义者”，他们对未解决的冷战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1987年和1988年方针发生的变化的关注。 在乔治·布希就任总统之前不久，美国情报共同体对苏联经济改革的前景作出了评估。题为《戈巴契夫的经济纲领：面临的困难》的报告指出，改革的经济成果最多可以说是不大。报告作者们预言，前面的道路将是困难的。尽管政策本身也许是有前途的，但在“社会动盪和官僚持怀疑态度”的情况下，要取得“消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的增长”将是特别困难的。尽管情况令人悲观，但报告作者们承认，“戈巴契夫多次採取根本措施扭转了失败，因此我们不能排除在国有经济成分中迅速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尝试”［8］。 当布希总统表示将对美国对苏政策进行分析时，我从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给他拍了三份长篇电报，对苏联的国内事态、苏联对外政策和涉及美国政策的建议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9］。美国新政府的一些官员试图让布希总统相信，戈巴契夫希望搞好苏联经济只是为了更有效地对付美国，戈巴契夫若不改变方针，他本人很快就会被剥夺权力，也就是说，1964年被推翻的尼基塔·赫鲁雪夫身上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重演。我的三份电报的目的是批驳这两种说法。我预言，戈巴契夫极有可能在布希政府的整个任期内甚至在更长时间内呆在自己的岗位上，他所进行的改革将使苏联发生深刻的变化。然而我不能完全相信改革能大大改善苏联经济。我还预言，由于民族冲突的徵兆不断在苏联出现，将会产生一些问题。关于美国的政策，我提出了如下建议：“在我们面前出现了歷史性机遇，使我们可以检验苏联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与其余世界建立新的相互关系并加强苏联的那些可以走向‘更实用的’经济和更多元的社会的趋势。”我写道，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应当支持改革，因为苏联政治制度和社会的民主化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62页 并非所有美国官方人士都贊同驻莫斯科使馆的看法。1989年4月发布的题为《协商一致的情报评估》的文件关于华盛顿分析人员之间的分歧是这样说的： 一些分析人员认为目前苏联政策中的变化是策略性的，是由于必须在竞争中稍加喘息。他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绝对指令及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态度依然存在。他们指出以往改革尝试的失败和以往“缓和时期”的暂时性。他们认为，一旦经济实现了预期的积极进展，莫斯科就将回到传统的好战行为方式，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另一些分析人员认为，戈巴契夫的政策反映了对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深刻的重新认识，而不仅仅是策略上的考虑。他们断定，诸如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敌对性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论点正在得到修正。他们认为，从阿富汗撤军和在宽容地对待东欧的权力分享方面的进展，是苏联关于其民族权利观念的歷史性进步。他们认为，戈巴契夫所推行的改革能够作出相当大的推动，使苏联行为方面的进步获得长期性［10］。 布希总统对政策的分析持续了几个月，但他与戈巴契夫1989年12月在马尔他的会晤给了两国关系以新的推动。两位领导人同意，他们两国不再是敌人，戈巴契夫要布希相信，他不会为了维护当地不得人心的政权而干预东欧事务。同时政治改革在苏联紧张地展开，进行了差额选举，建立了拥有实际权力的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最高苏维埃），苏共党的地方官员干预经济问题解决的权力日益受到限制。在一些共和国特别是在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内，出现了要求经济独立的势力，而一旦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主张完全独立的情绪就会加强。 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从未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加入苏联的合法性。因此美国领导人试图说服戈巴契夫寻找恢復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独立的途径。但美国领导人并不希望其余12个共和国退出苏联。他们支持戈巴契夫制定可以成为联邦国家民主基础的联盟条约的努力。 1989年11月末美国情报共同体发布了《协商一致的情报评估》的文件，并冠之以《苏联制度的危机状态：近两年的前景》［11］的标题。报告作了如下总的预测： 不管当局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苏联内部危机持续的时间都将超过本《评估》所涉及的两年。当局在很多年内仍将主要关注国内问题，同时力争最大限度地缓和与美国关系的紧张状态，可能还要力争达成协议，以便能够减少军事领域的竞争，把资源用于民用目的。 尽管戈巴契夫面对着巨大问题，但他在领导层中的地位相当稳固，他现在有更多的权力和政治资源来应付危机。 将作出更积极的努力来确定政治变化的界限，对民族问题和对大众传媒持更强硬态度，但政治民主化进程将扩大，将通过削减党的权力和资源来增加立法机关和独立政治组织的权力和资源。 当局将集中力量稳定经济，放慢一些改革的速度，启动另一些旨在提高市场和私人经营活动作用的改革。 尽管将作这些努力，但我们并不指望经济状况有大的改善，不仅如此，还可能出现经济衰退和国内动盪的进一步加剧。 ——情报机关的分析人员认为最有可能的是，当局继续奉行现在的方针，扩大改革，但有时会后退。 ——按照可能性比较小的方案（然而所有分析人员都认为这一方案是可能的），政治危机和经济衰退失去控制并导致採取镇压措施，这将意味着所有重要改革的失败。 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情报工作的副局长发表了另外的意见（这是极为罕见的），不同意上述两种方案。他提出了下述不同观点： 如果戈巴契夫能够保住政权，不採取镇压手段，那么在未来两年内可能会向多元的（尽管是混乱的）民主制度迈出相当大的步伐，同时会产生高度的政治不稳定、社会动盪和民族冲突，而且尖锐程度超过《评估》作者的预计。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戈巴契夫在《评估》所谈到的时期内极有可能逐渐失去对事态的控制。他为自己争得的强大的政治阵地有可能发生动摇，他的政治地位将遭遇严峻的考验。 苏联危机的实质在于，无论是戈巴契夫试图改变的政治制度，还是在他执政时逐渐形成的新制度，都无法对激昂的群众的要求和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作出行之有效的回答。 这份文件出现两年之后，鲍里斯·叶尔钦、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和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中会晤并决定解散苏联和在苏联地域内建立独立国家国协。然而这并不是美国想要的结果。不仅如此，从1989年12月起美国的政策开始最大限度地支持戈巴契夫的改革努力。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从华盛顿看到的改革(4) 对于美国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困难在于苏联的事态似乎正在迅速脱离戈巴契夫的控制，速度之快让任何一个世界大国都无法想像，以何种方式对事态加以遏制或哪怕对其施加重要影响。1990年5月我向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提交了一份分析报告，为其即将与谢瓦尔德纳泽进行会晤做准备。报告标题为《戈巴契夫遭遇权力危机》［12］。从表面迹象看来，戈巴契夫处于权力的顶峰：设立了总统一职并成立了总统委员会，这使戈巴契夫摆脱了政治局可能给他设置的种种限制。然而目前这些新的机制还不强大，不适于承担它们所面临的任务。我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如下说明： 第63页 戈巴契夫还要以新的国家制度为中心建立有条不紊的合法政权制度，这些新的国家制度应取代苏共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并在相当大程度上已被他破除的旧的史达林制度。缺少强有力的权力中心使苏联社会的民族特徵变得残缺不全，政治方面出现了极化。苏共在仍然还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架构的情况下，本身也被捲入派别斗争，看来，苏共註定要分裂，或是在将于7月召开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或是在这次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 戈巴契夫为在保留联邦国家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现代化的努力变得越来越难以成功。戈巴契夫提出的民主化和市场改革加剧了地区、民族和阶级方面的紧张状态，从而使达成民族协议更加困难，而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所必不可少的。像以前曾经发生过的那样，看来戈巴契夫准备採取断然措施来克服目前的危机。他说，最近的一年到一年半将决定改革进程的命运。然而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他已经再也拿不出能够在保留联邦国家的情况下进行改革的断然措施…… 尽管有这些问题，戈巴契夫仍有足够的可能把权力再保持一段时间。他承受着压力，但他并未失去一切。他若勇敢、有效地利用总统的职权，就能维持他的不断下降的声望和威信…… 这份文件是在立陶宛宣布独立之后发出的，戈巴契夫拒绝承认立陶宛独立，但同时他并不打算用武力除掉立陶宛领导人。在这一年随后的几个月里冷战的最后一些重要痕迹消失：两德统一，苏联对加入了华沙条约的东欧国家出现非共产党政府表示认同，签署了关于限制欧洲常规武器的条约，苏联与联合国安理会其他理事国共同投票谴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布希总统真诚希望支持苏联改革并应戈巴契夫请求派出美国着名实业家代表团访苏，讨论两国的经济合作问题，赴苏考察的所有实业家都希望找到潜在的投资领域，他们的公司能够向有前途的外国企业投入数十亿美元。 戈巴契夫极为亲切地接见了美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但在给人以希望的会见之后他委託国家计委主席尤里·马斯柳科夫进一步与他们交谈，马斯柳科夫答应几天之后将潜在投资项目名单交给他们。美国使馆多次询问，是否可以拿到这个清单，以便随后把清单转交给美国投资人，但最终一无所获。这件事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使美国使馆相信苏联官僚确实在抵制戈巴契夫宣布的政策。面对压力戈巴契夫也开始产生了动摇：一开始他和鲍里斯·叶尔钦声明支持“500天”计划，但后来当官僚们开始反对这个计划后，戈巴契夫不再予以支持，并指示将与该计划相矛盾的政府稳定经济计划的内容列入其中。同时经济不断下滑。 到1990年11月，《协商一致的情报评估》所作的预测变得更加令人忧虑： 在苏联，使国家面临分裂危险的歷史性改革正在紧张进行。苏联旧的共产主义制度处于濒死状态，但其顽固的拥护者仍然是阻碍变化的力量，而新的政党和制度还需要证明自己的效果。苏共中央影响的动摇再加上各共和国主权的确立，造成了权力真空。表面上戈巴契夫把巨大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但他有效支配这一权力的能力值得怀疑。同时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美国情报共同体得出结论，克服这一危机的不大的希望将取决于经济工作的改进和戈巴契夫与叶尔钦之间的合作，然而，这两种情况的可能性都很小［13］。 布希总统和国务卿贝克对于戈巴契夫能够控制局面抱有比其情报部门更大的希望。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尽管承认戈巴契夫面临着严重问题，但仍希望他能找到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途径。1990—1991年冬关于戈巴契夫有可能辞职的传闻不胫而走。我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多次谈了我的意见，我认为，只要戈巴契夫得到克格勃主席、克里姆林宫警卫长和国防部长的完全支持，就不可能用非宪法的方式剥夺他的权力。然而问题不断增多，1990年11月“戈巴契夫的向右转”（当时他撤换了几名主要官员），紧接着谢瓦尔德纳泽在12月的悲剧性辞职，任命不可靠的人为副总统和总理，这些做法使许多人心中对戈巴契夫是否知人善任产生了怀疑。 结果，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对于华盛顿来说最重要的是1991年1月对维尔纽斯电视塔的攻击，戈巴契夫否认这样做是奉了他的指令（我也相信他），但若不是按他的指示所为，那他为什么没有马上作出反应，也没有将实施这一令人髮指的非法行为的人送交法庭审判呢？由于戈巴契夫未能马上澄清局势，使得莫斯科的许多观察家产生了一个想法，即他或是隐瞒了什么，或是失去了对安全机关的控制。戈巴契夫2月在明斯克讲话时对“民主”力量进行了勐烈抨击，称其为有可能非法夺取政权的敌人。随后他作了很大的政治努力来进行并非必不可少的关于联盟命运的全民公决，结果全民公决带来的弊大于利，因为给全民公决设定的问题在不同的共和国是不一样的，而在一些共和国根本就没进行全民公决。此外，俄罗斯联邦在进行全民公决的同时还提出了设立俄罗斯总统一职的问题，这加强了向戈巴契夫的权力提出挑战的叶尔钦的地位。后来，在3月末，戈巴契夫批准部队进入莫斯科，以便阻止游行示威，但游行示威还是发生了，而且实际上没有出现暴力行为。 第64页 美国驻苏使馆和大多数情报机关分析人员有一个感觉，要使苏联改革取得成功，戈巴契夫就需要“民主派”。也许与他们不好打交道，而他们的激进建议走得也太远了，但戈巴契夫若是失去他们的支持，屈服于“强力部门”的压力，那他又如何能顺利地实施他所提出的改革呢？戈巴契夫在明斯克说“民主派”计划以非法方式夺取政权，这一看法我们认为是没有道理的。众所周知，苏联的安全机关、大多数军官和大部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是反对民主派的。民主派实际上没有可能以暴力方式夺取政权，即使假设他们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目标。使馆只能认为，戈巴契夫使其特工机关产生了错觉，这些机关显然有其自己的目的。部队3月进入莫斯科以控制游行示威，这一举动被看做是安全机关夺取政权的不祥预演。 在这些事态愈演愈烈之机，中央情报局研究苏联问题的分析部门于1991年4月25日提出了题为《沸腾的苏联锅》的报告，作出了如下总的结论［14］： 1经济危机、独立意向和反共力量将摧毁苏联帝国和政体。 2在这种混乱中戈巴契夫从热情的改革者变成了“拼箱货承运人”……戈巴契夫选择这一方针是由于他自己的政治信念，也是由于其他守旧者的逼迫所致，这些人希望他採取强硬得多的镇压手段。 3戈巴契夫力图使苏联摆脱无能的、僵化的旧制度，但他对方案的选择着实令人不敢恭维。他的随机应变暂时使他保住了手中的权力并对制度作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但同时拖延新制度的过渡并使其变得更加困难，造成了权力普遍平等方面无路可走的政治局面。 4在这种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下事态爆炸性发展的可能性日益增长。 5……事先策划的，有组织的恢復彻头彻尾的专政的尝试导致了彻头彻尾的灾难，因为收回不久前获得的自由的企图导致了破坏稳定的长期后果。遗憾的是，恢復独裁政体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并在两个方面展开： 《奔向自由》 第一部分 从华盛顿看到的改革(5) （a）也许戈巴契夫并不希望事态出现这样的转折，但他的行动增加了这种可能性，例如他所进行的干部任命，疏远改革者及由此产生的结果——依靠守旧者（结果加强了他们的阵地），以及依靠指令管理国家的种种尝试（这些指令没有效果，但产生了专制的诱惑，而专制似乎可以保证这些指令有效果）； (b)更加令人髮指的不祥之兆是，武装力量、内政部和克格勃的领导人开始准备在政治进程中广泛使用武装力量； (c)近来正在开展让有民主思想的军人退伍或至少将他们调离重要岗位的运动。 6如果反动势力採取断然行动，不管有没有戈巴契夫参与，他们这一次的首要打击目标就是鲍里斯·叶尔钦和俄罗斯民主派。 7任何试图恢復彻头彻尾的专制的尝试都会在莫斯科从逮捕或杀害叶尔钦及其他民主派领导人开始……将建立民族拯救委员会——或是用一个不太损害自己声誉的名称，——该委员会将宣布一个依靠严厉的临时手段拯救祖国的口号…… 这一企图的长期远景不妙，甚至其连一时的成功也远不可能。 在实施镇压方案时可以依靠的部队的数量有限。 该报告接着对叛乱的企图可能对非俄罗斯共和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将导致更多的独立要求）进行了分析后认为：“不管戈巴契夫是否参与，叛乱是否会发生，极有可能的是，在1990年代末甚至更早，苏联会发生变革，结果将会出现数个独立国家和留下的共和国的邦联（俄罗斯也将加入）。” 华盛顿在政治上仍然希望戈巴契夫能够使联盟免于解体。4月戈巴契夫恢復了与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谈判的新奥加廖沃进程，这使人产生了希望，同时他无论如何也制定不出可以实施的经济改革计划。他未能在4月于伦敦举行的“七大国”会晤期间得到西方重要的经济支持，原因不在于西方领导人的冷漠或敌视：他们全部乐于提供帮助，如果这是可能的话；但没有能得到信任的经济转型计划，外国领导人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援助无济于事。他们大概想帮助启动机制，但没有机制。 6月我们得到消息说，包括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总理帕夫洛夫和国防部长亚佐夫在内的高级领导人谋划夺取政权，我们试图提醒戈巴契夫，然而他对提醒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点明阴谋分子的名字，而只是笼统地加以提醒。然而对他的提醒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不希望莫斯科领导人发生更迭。此外，当布希总统7月末抵达苏联进行国事访问时，他试图说服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签署得到戈巴契夫贊同的联盟条约。8月1日布希访问基辅并在乌克兰议会发表演讲，他的演讲实质上是向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之外的所有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发出的号召。他提出自由和独立不是同义词，他建议各共和国选择自由，同意签署戈巴契夫的联盟条约并在条约基础上建立联邦国家。 当时感觉有几个共和国（当然不是所有共和国）打算签署条约。然而当8月18日夜间发生政变行动后，条约签署计划被搁置一边。尽管叛乱失败了，但它极大地动摇了戈巴契夫政权，以致他连自愿的联邦国家都无法保全。美国政府不满意事态的这种转折，但当时对防止苏联解体已无能为力。 第65页 在我看来，认为苏联解体是改革的失败是不正确的。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戈巴契夫经常表示，改革是不依赖于一个人的意志的客观过程，这一过程在许多前苏联共和国获得独立后仍在继续进行，这一过程今天仍在进行，在一些地方遭到挫折，在另一些地方则向前推进。改革看来是一个比其倡导者最初设想的更长期更困难的过程。但苏联改革的基本思想不仅在俄罗斯和其他苏联继承国，而且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仍有其重要意义。能够实现这些思想的政治领导人在推动社会前进方面取得了比那些拒绝或忽视这些思想的人更大的成功。 注释 ［1］《苏共新纲领：描述苏联的未来「苏联-86-10022」》，中央情报局1986年4月1日发表。 ［2］《对苏联宣传和文化中的“公开性”的讨论》，中央情报局1986年8月1日发表。 ［3］《1986—1988年戈巴契夫的对美政策》，1986年9月1日发表。 ［4］我写了雷克雅未克会晤及其结果。参看杰克·f.马特洛克《里根与戈巴契夫：冷战是如何结束的》，纽约：蓝登书屋2004年版，第215—250页。 ［5］《一月全会：戈巴契夫收缩战线》，1987年3月11日发表。 ［6］《六月全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为经济变革构建基础》，1987年9月发表。 ［7］《戈巴契夫往何处去：20世纪90年代苏联政策和政治（全国情报评估11-18-87）》，1987年11月发表。 ［8］1988年12月的全国情报评估11-23-88，收入班杰明·b.费希尔编辑的《冷战后期：1989—1991年美国收集的苏联和东欧的情报》，华盛顿：国家再版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页。 ［9］89莫斯科02962；89莫斯科03850；89莫斯科04648。这是一些保密文献，后来解密，可以在国务院歷史司查阅这些文献。 ［10］全国情报评估11-4-89《苏联对西方的政策：戈巴契夫挑战》，收入班杰明·b.费希尔编辑的《冷战后期》第227—254页。 ［11］全国情报评估2-18-89收入班杰明·b.费希尔编辑的《冷战后期》第49—81页。 ［12］90莫斯科15714，这份文献已解密，可以在国务院电子阅览室得到它的电子版。 ［13］全国情报评估11-18-90《苏联的深重危机：下一年展望》。收入班杰明·b.费希尔编辑的《冷战后期》第83—110页。 ［14］收入班杰明·b.费希尔编辑的《冷战后期》第111—119页。 “在黑屋子里逮住黑猫容易吗？” 亚歷山大·涅基佩洛夫 许多调查表明，俄罗斯绝大多数公民，其中包括最近20年改革过程中物质上遭受损害的公民，都不愿意回到过去。这看起来不是改革获得成功的证明吗？ 但是这样的论据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相当多的俄罗斯居民和精英仍然把改革看做是我国歷史上的重大失败之一（“改革灾难”）。这种看法竟然奇怪地与今天大部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甚至全体居民的看法并存，后一种看法认为我国当时要向民主社会和市场资本主义经济转轨别无其他选择。 我不是心理分析专家，但我认为，产生从形式逻辑看如此异乎寻常的思想趋向的原因是，俄罗斯目前的现实与当时改革激发的希望大相迳庭。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要比“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好（毕竟自由是个好东西！），同时又认为目前的社会远远不如1980年代后5年开始时全国为之神魂颠倒的关于“革新社会”的朦胧理想。 过去20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从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转向民主政治制度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取消了指令性经济管理机制，经济活动大大开放；形成了市场经济的主要架构（私有制、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基础设施），随着冷战的结束，有了将资源集中用来解决国内发展紧迫问题的现实可能性。 同时，过去的这一时期也使我国面临严重的挑战。伴随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进程的，是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境内非一体化倾向的出现，生产严重下降和原始化，积累起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当多的俄罗斯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劳动和居住的保障、免费教育和医疗服务都遭到破坏；犯罪率和儿童流离失所率空前增加，人口平均寿命大大降低；在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按收入量来说严重分化。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在黑屋子里逮住黑猫容易吗？(1) “在黑屋子里逮住黑猫容易吗？” 改革的倡导者米·谢·戈巴契夫在智力和道德上要比鲍·尼·叶尔钦高出一筹，可他至今在许多同胞的眼中仍然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反面主角”，对此值得大惊小怪吗？他统统“错了”：他没有坚决站在叶尔钦的一边；他没有彻底把叶尔钦逐出政界；他过于软弱和民主；他没有听任跨地区集团的摆布；他不听任何人的忠告；他身边用的顾问“不当”；“他把我们放归自由”，却对我们如何使用自由缺乏清晰的认识，这甚至也是他的错。我们其实是把我们对自己利用歷史机遇过于笨拙的懊恼一股脑儿地发泄到他的身上。 任何政治领袖当然都不能不对他所倡导的改革后果负责任。但是最好应该把这个责任同实施相应改革的歷史时代的客观条件作认真的比较。而且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应该把当时社会所具有的全部知识也算作客观条件。“事后”聪明是容易做到的，但不要忘了作决策的人是在现实时代的限制下行动的，还不能忘了我们中多数人今天的观点与我们当时的观点相去甚远，这当然并非是由于背叛了理想，无非是歷史大大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也许还用新的偏见取代了旧的偏见。 第66页 人看来最难做到的是承认自己的观点有了重大变化。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为，只有他才一贯坚持一个（当然是正确的）立场，而同胞们“毫无道理地”不愿倾听他的忠告，才导致国家发生灾难。但是，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应该学会对自己的观点和行动作诚实的分析，我甚至要说是无情的分析，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对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态真正有所理解。 例如，改革前夕和改革初期经济学界的情势。有一种陈词滥调说道，在经济学界学术“对抗”是发生在“察戈洛夫派教条主义者”和主张发展市场（或如当时所说的“商品—货币的”）关系的“进步”经济学家之间的。这个评价同其他任何陈词滥调一样过于简单化。 对于教育培养过我的“察戈洛夫学派”来说，他们确实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看做是次要的东西。我们中当然很少有人贊同h.В.黑辛教授的极端立场，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和商品关系根本不相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比较温和的观点：商品关系在“计划性时代”发展时，在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框架内带有从属的性质。“有计划地利用价值规律”的必要性被看做是对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现实的“生产社会化”）还不足以使计划形式全面实行统治的证明。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核算相应地被说成是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经济机制的重要因素，其任务是保证在计划性务必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计划性和商品性”的有效结合。 今天来批评这种立场很容易，但我以为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这种立场包含的合理内核，遗憾的是，在戈巴契夫改革时期开始的改造过程中忽略了这一合理内核，这里指的是对一切经济体系尤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今天我们所说的“指令性经济”）的整个性质的理解。正因为如此，“察戈洛夫派”不否认有可能甚至有必要把市场因素移植到当时的经济体系中去，密切注意不要“从量变到质变”，即防止计划经济管理体系本身遭到破坏。 从方法论角度看，苏联经济学界的这一派接近于西方的新古典主义者，因为两派都赋予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类型和经济联繫形式以重要的意义（新古典主义者迄今仍然如此）。符号当然是截然相反的：“察戈洛夫派”的理想是公有制和计划性，而新古典主义者的理想则是私有制和市场。顺便提一下，我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的同事o.А.济扎早在改革之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商品派”无疑正确地确定了苏联经济发展的总向量——向非集中化运动，加强市场机制的影响，提高经济体系的灵活性。他们感觉到不摆脱中央集权的行政指令管理体制，改善经济状况的尝试将一事无成。同时他们并不怀疑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质，因为他们只提改变它的性质（从行政指令体制走向“经济”体制）。“商品派”相应地并没有像“察戈洛夫派”那样把计划性和商品性实际上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扩大企业的经营权，加上实行规范的计划方法和完善价格形成，就应能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的效率有一个质的提高。对于“苏联的商品派”来说，所有制问题无足轻重，因此他们并不要求放弃公有制的统治。这一立场使他们同西方主张趋同论的人接近。 但有一点十分重要。我们从今天的立场出发应该承认，“察戈洛夫派”也好，“商品派”也好，都为普遍的关于市场经济本质的错误观念所左右。他们以为，只要取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经济体制中垂直联繫的统治地位，把主要经济决策权交给企业，市场机制（“价值规律”）就会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对待这一前景的态度迥然不同并不重要。涉及经济主体形成真正的市场动机、建立保证生产要素注入利润最大部门的市场经济架构等关键问题，实际上仍然在苏联经济学界的视野之外。匈牙利杰出的学者雅·科尔奈总结匈牙利改革经验的《短缺经济学》一书并没有真正被读懂，因为书中恰好谈到管理的非集中化这个形成市场的条件是必要的，但还不够。 令人感兴趣的是探究在快速发展的改革进程中苏联经济学界的这种状态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从不会引起争论的事情谈起。到1980年代中我们有许多人多多少少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了”，当时已经清楚，我国社会在各个不同领域中都遇到了严重问题，使我们担心的不仅是处于停滞状态的经济，而且还有达到危机状态的严重的言行脱节、社会的受教育程度和生活中陈腐的繁文缛节之间格格不入。而且在改革开始之前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就已经超出“厨房”的范围。举一个个别的例子，但在我看来，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也许是1984年秋，也许是1985年初，我当时作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的代表在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任职，有一次使馆外交人员党员会议“根据下面的倡议”，忧心忡忡地讨论了关于苏联“双重思维”已达到危险程度的问题。应该指出，大使馆此前就经常向中央报送过不少嘲笑尼·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假民主制度伪善性质的“双重用途”文件，藉助“兄弟国家”的经验含沙射影是一回事，而公开对本国相应问题进行讨论则是另一回事。 第67页 但是从查明“病情”到作出正确诊断，还有很大的距离。我相信，在改革之初，苏联绝大多数学术精英和政治精英都真诚地认为，既然我们不久终于能睁大眼睛看世界，那么它的合理改造只是所谓的“技术问题”。更何况当时我们把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停顿”不是同制度的结构缺陷联繫起来，而是同基本健全的社会结构带有主观理由的变形联繫在一起。 因此，改革初期特别重视已形成的苏联社会结构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中十分笼统地表述的理想模式之间的区别，当时把消除“变形”的任务放在第一位，整个改革阶段的口号是“更多的社会主义！”，公开性被看成是争取“回归基本原理”的斗争中的强大武器，经济领域的关键任务被认为是“加速”，包括实行目标为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大规模结构性转向。 应该强调指出，这种情绪当时实际上十分普遍。我可以根据亲身经歷举一两个例子。1985年5月，我们研究所的工作人员m.А.蒙强教授出差来到布加勒斯特，我清楚记得，他在私下谈话中讲到国内事态时，不惜使用最华丽的修饰语，我特别记得他说“戈巴契夫是我们时代的列宁”，1985年夏我从罗马尼亚返回莫斯科，苏联最进步的经济学家之一奥·季·博戈莫洛夫院士建议我领导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的一个部，研究经互会国家合作中结构性投资改变方向的问题。博戈莫洛夫院士对我一再请求让我领导的部门研究经互会框架内经济一体化机制的问题感到大为惊讶。在改革初期许多值得尊敬的人以为问题不在经济体系上……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在黑屋子里逮住黑猫容易吗？(2) 人们逐渐清楚从“净化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的行动是有局限性的，这时提出了改革的新向量——在经济上就是走向市场，但是至少从我们今天认识的角度来看，对这一改革方向始终没有构成清晰的“图景”，因此实际行动带有偶发的、零乱的性质，又是改变价格比的措施，又是寻找神奇经济指标的实验，又是“解放”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步骤，又是把宝押在租赁制和合作社上。 在这一阶段，围绕选择整个社会发展道路、特别是经济发展道路的思想斗争日趋激烈。经济学界的斗争是在主张使集中管理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现代化的信徒和拥护转而採用“市场社会主义”某个变种的人之间展开的，后者逐渐取得胜利，但成功也来之不易。只需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了，“市场”这个概念本身最初是在经互会国家相互关系领域获得承认的，当时在1986年正式提出了形成“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任务。 对这段歷史值得详细谈一谈。苏联经济学界其实从经互会成立之初起就承认存在“世界社会主义市场”及其固有属性——相互贸易的价格、货币关系和信贷关系，不过当时强调的这是一种特殊的、由计划调节的市场。 1970年代中，笔者试图质疑这一立场。我曾说，在国家通过计划方式实际上早已协商好交换的各种参数的条件下，不能把交换的补偿性质看做是存在市场的徵兆，为这一交换服务的整个“商品—货币手段”只是在形式上与市场原型相似。 1986年对问题的提法与以往消过毒的关于“世界社会主义市场”的议论有本质的不同，因为这时提到了广泛发展微观的关系（“直接联繫”），当时就已明白，在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丰富多彩的国内市场之前，不能实际指望经互会国家之间形成一体化的市场，但正是这一点才是这个思想的长处：它推动承认真正市场改革的必要性。 但是不能不承认，随着市场思想占据优势（“相对的商品派”取得的对“相对的察戈洛夫派”的胜利）而来的是经济问题与日俱增，整个国民经济失去平衡，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指望市场错了，更不在于当局优柔寡断，问题是尽管我们认识到市场的必要性，仍然对它的实质认识十分肤浅，因此我们的行动前后脱节，没有配套，往往不能一以贯之，其结果是我国落入了独特的“体系间状态”——已经不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了，但还不是市场经济。 人们逐渐认识到有相应动机的经济主体对于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十分重要，同时此时“已解放了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大肆盗窃形式上仍属公有制的财产这种恶劣表现已经昭然若揭，使我们陷入困境，因此在改革落幕时制定了私有化法，这个法律旨在对主要的国有部门进行股份制改造。在现实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条件下出现了产生有机的市场环境的前景，我国当时其实已开始告别实现纯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希望。 思想理论斗争当然并没有停止，包括在“市场派”阵营中也是如此。我当时仍拥护构成雷日科夫—阿巴尔金计划基础的立场，至今仍然如此，我坚信，实现以立即取消启动市场力量道路上一切限制为取向的“500天”计划，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休克和一系列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盖达尔改革一开始实际上就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我认为，米·谢·戈巴契夫在这场争论中尽管受到“民主反对派”前所未有的压力，仍持“犹豫不决的”立场，证明了他有良好的经济直觉和政治上的清醒理智。 第68页 不管怎么说，正在形成中的新经济体系基础之上的经济尚未稳定之前，就爆发了政治危机，叛乱葬送了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苏联和谐革新的希望。 我在本文中回顾自己的思想演变，是因为我认为这会使我们对许多俄罗斯经济学家在这一时期的心路歷程有一个认识。 我作为受过“察戈洛夫学派”培养教育的人，完全接受关于所有制是任何经济体系决定性因素的理论。对我来说，苏联社会主义相应地等同于尚未充分成熟阶段既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直接社会生产模式。我认为必须以商品方式补充计划性这种生产者联繫方式是直接社会关系不成熟的表现。 我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同奥·季·博戈莫洛夫、e.А.安巴尔楚莫夫、阿·帕·布坚科、o.p.拉齐斯、Г.c.利西奇金、В.m.沙斯季特科、Ю.c.希里亚耶夫、尼·彼·什梅廖夫、亚·谢·齐普科等学者在一个研究所工作，这不能不对我的观点产生影响，但是我只是数量上而不是质量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受“商品派”思想的“影响”。不错，我曾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的自由程度应该提高，商品关系领域应该扩大，但是应“在有计划的社会生产组织之内”。 戈巴契夫的改革有力推动了对我们长期坚持的理论观点的反思。我“突然”注意到，我国形成的“现实社会主义”模式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方案有着质的区别。等级制的经济体系的结构（以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是计划管理并不重要的特点）原来是这一体系根本性的、内容丰富的特徵，正是这个特徵决定了其现实的经济主体以及生产关系内在性质，而生产关系的中枢神经竟然是争取上级提供的资源最大化和上级下达的计划任务最小化的斗争。我把公式颠倒过来：不是所有制形式决定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揭示了所有制的实质。我明白了，在等级制各级之间简单的数量上的权利再分配，不能改变有目共睹的经济效率低下的体系。我终于明白，应该提出国民经济配套的市场转型。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在黑屋子里逮住黑猫容易吗？(3) 我成为“商品派”后，并没有停止怀疑对苏联体系一部分一部分地改革的尝试（而且是随心所欲的尝试）。不，我并不反对合作社，但我认为，这不过是治标的办法，而且如果不能防止这一新的经济体寄生于国有经济部门机体上的话，这个办法还可能是危险的。我的有些同事认为，在改革时期对以发展苏联人被以前的体制扼杀了的私人经营本能为目标的“小”步重视不够，我对这种看法并不贊同。我认为，为发展小企业创造条件应有机地同整个经济改革的过程结合起来。同样，中国道路如果是指从孤立地改革农业开始改革的话，对我们也未必合适。对苏联这样以重工业结构为主的国家来说，这样的运算方法会使经济严重变形。 我很快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国有企业转变成真正的市场动机以及建立适合于新的经济条件、保证不同生产门类劳动力和资本作必要转移的架构。我根本不相信符合社会公正原则的迅速私有化（更确切些说，我知道这样的私有化行不通），因此执着地寻找苏联国有经济部门转向市场运行方式的途径。我逐渐发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其基础是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且将股份交给若干专门的国有控股公司管理（甚至一个国有控股公司管理）。 最后，越往后我越担心一个问题：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如何缓解经济的结构性休克？当时已经清楚，一旦市场真正起作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生产结构就将土崩瓦解。我终于明白，与形成适合新情况的生产者动机以及建立劳动和资本市场相关联的制度性改革应该尽快进行，而经济活动许多方面的开放则要逐步进行，使市场力量的作用分摊开来。 我关于苏联经济改革最佳方式的看法的演变，看来还有其他学者观点的演变都不是脱离事态实际进程的，而是在事态实际进程最直接影响下进行的。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在改革过程中新东西学得很快，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始终跟不上瞬息万变的事态发展。 在叛乱后及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新的政治背景下，叶·盖达尔的“休克疗法”标志着“察戈洛夫学派”离奇的报復，而且是该学派极端形式即“黑辛式的”报復。只是要打上相异号。我们又听到了耳熟能详的讲话，所有制形式（指私有制）起决定作用，生产者联繫形式（指市场形式）不应被与它格格不入的添加物（指工业政策作出的修正）蒙上阴影。最后有人含煳其辞地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採取任何手段。 改革派雄心勃勃的目的确实达到了：我们生活在另一个国家里，我们生活在俄罗斯，而不是苏联，不是生活在一个超级大国里，而是生活在一个苦苦挣扎、竭力不落入第三世界行列的国家里，不是生活在一个强大的科技强国里，而几乎生活在一个靠供应能源为生的世界经济边缘国家里，而经济已不再是行政指令经济，而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符合19世纪末的模式。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会被问道：戈巴契夫的改革能不能是另一个结果呢？在“这间黑屋子里有那只要找的黑猫吗？”我们能逮住它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容易，尤其是在还没有弄清楚我们要找的是什么样的“猫”的时候。 第69页 当时作家尤·邦达列夫把苏联的改革比做一架已经升空却没有确定着陆地的飞机，作家的这个比喻当时引起改革派强烈指责，今天很清楚，作家的讽刺是正确的，因为在改革之初只对所期望的未来虚幻有一个大致轮廓，这个形象在后来不断得到修正，但最终显然“降落”到不是我们想去的地方。转向民主制和市场的成本高得出奇，其中包括国家解体、大量同胞英年早逝或胎死腹中、大多数居民被私有化洗劫一空、俄罗斯科技潜力损失惨重，如此等等。 但这是否意味着像作家所暗示的那样不该“起飞”呢？即使现在，尽管我明知我国这些年来歷经磨难，仍然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 首先，如果苏联改革的成功是指文明的、以社会为取向的、以民主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形成的话，那么改革成功的机会是有过的。歷史不允许假定，但很清楚曾经有过不少可以分道扬镳的分流点。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俄罗斯领导人不是联盟中央的反对者，而是联盟中央的盟友的话，情况将会如何。 可惜这些机会没有被利用。这里的问题当然不是改革倡导者恶名在外的优柔寡断所致。我以为，改革不能以令人快慰的肤浅的创举为限，在普遍（或几乎普遍）同意“为了更好地生活，应该作某种改变”的背后，对实现这些变革的实质和方法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这一事实越明显，米·谢·戈巴契夫就越坚信，成功取决于是否能把每一个人（假定说是“臭名远扬的察戈洛夫派”和毫不妥协的市场派）的真理熔铸成某个关于要寻找的社会结构的完整的新观念。但是当时我们已经着了迷，我们顾不上孜孜不倦地去寻找真理和共识，改革的“飞机”遇到暴风雨，不是因为不清楚确切的目的地就起飞了，而是因为这架“飞机的机组和乘客”不去共同确定航向，而是在“飞机”上打得不可开交。 其次，要是改革的详细实施计划没有制定好之前不开始改革，岂不更好？若是终归要开始，那么改革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好呢？ 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时，记起了1992年深秋的一件事。当时我出席加里宁格勒州斯韦特洛戈尔斯克市举行的一个大会。给我留下记忆的不是这次大会，而是大会中的一次宴会。我的邻座不仅现在是该市的重要企业家，而且过去是该市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他们喝了点酒，就开始大骂米·谢·戈巴契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什么对不起你们吗？”我提了个天真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愤愤不平的回答：“怎么啦？他该马上就说清楚，应该建设资本主义，那我们就会同心协力地去抓工作，一切早就办妥了。而他却用种种神话来骗我们，我们差一点把市里的权力给丢了！” 于是我想，要是1985年春天不开始改革，在这样一些傢伙领导下我和我的经济学家朋友们至今还会在“有计划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这一用语中该强调哪一个词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我们国家会更无望地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可能进行的改革带来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歷史的转折：一个目击者的思考(1) 歷史的转折：一个目击者的思考 奥列格·博戈莫洛夫 20年来我国进行了艰难的改革，对这一改革的结局仍是争论以及乐观和悲观预测的话题。学者、政治家、政论家们都试图弄清楚，自苏联改革起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这对被变革席捲的人们和民族的命运有什么影响。 改革年代离我们越远，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巴契夫倡导的那些年变革的歷史规模就越清晰，但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社会改造道路会如此痛苦，中欧和东欧这条路走得要快得多，成功得多，中国的经济成就与其形成的反差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 苏联的改革开始时很谨慎，似乎一步一步地进行，引起当代世界发展的构造性位移。通常认为米·谢·戈巴契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的那一年即1985年，是我国歷史过渡期的开始，但是只有从1987年起重大变革的到来才变得十分清楚，“改革”的概念才深入苏联日常生活之中，在此之前只是积累了意识和政治变化的前提，要移动苏维埃制度这样的庞然大物，更不用说把它颠倒过来，是一件几乎难以胜任的事，需要技巧和政治勇气，革新来得很慢，像在一口又一口地吸进新鲜空气，给人以希望的解冻不时被倒春寒所取代。 米·谢·戈巴契夫当选总书记之初，只是试图用行政手段使经济现代化并加速经济的增长，但不久他就相信有必要採取其他解决办法。按照他的看法，必须调动群众的干劲，使他们成为改革的积极参加者，因此他开始扩大公开性，扩大政治自由，容许意见多元化，主张民主选择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道路。 一段时期后看到的改革不同于当时许多人理解的改革。1997年12月米·谢·戈巴契夫在一次接受国外採访时把改革的实质概括为以下几点： 放弃苏共的垄断及其独揽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权力。 取消国有制垄断，经济顾及人民利益。 第70页 释放经济主动精神和承认私有制。 实行真正的政治自由。 奠定议会制基础，实行意见多元化和多党制，言论和信仰自由，以及公民自由出国的权利。 公开辩论和民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结构。 对外政策的基础是清醒的理智，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 此外，在戈巴契夫改革后期，在令人痛苦的“新奥加廖沃进程”中改革又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我国联邦制结构的民主改革。 米·谢·戈巴契夫起初对“联邦制结构”的民主改革并不重视，在苏联开始缓慢地分崩离析，保护国家完整的强力手段不起作用的时候，他才大力去抓这一改革。 改革意味着社会思想和实践的革命性转折；伴随转折的是十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观点因循守旧和变革决心程度不一的保守派与多种色彩的改革派（从极端激进派到温和民主派）之间开始划清界限，人们强烈感觉到苏共党和国家机关的抵制、行政管理系统的惯性，当时用“阻塞机制”这个委婉语来称唿抵制改革的势力，而这个机制在垂死挣扎，可是米·谢·戈巴契夫仍然一度成功地从保守派手中夺取一个又一个阵地，开闢了前进的道路。 我们和全世界在许多方面要感谢戈巴契夫的改革。戈巴契夫改革的成就和结果中有：冷战结束、中欧和东欧国家出现进行“天鹅绒”俄文为“6apxathыn”，这个词既表示“天鹅绒的”，又表示“温和的”、“秋天的”。这里说的“天鹅绒”革命是一语双关的用法。——译者注民主革命的条件，两德统一。同样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解放，在俄罗斯和其他后苏联国家里程度不一地确立了民主制度，公开性，言论自由，公民社会，法制国家和以社会为取向的市场因素。不能不提到恢復歷史真相，吸引大多数居民投入积极的政治生活。这些成果至今尚存，尽管有人尝试取消和阉割民主，限制言论自由，重归谎言政治，让市场改革和司法实践服从于官僚阶级、新资产阶级和刑事犯罪分子大发横财的利益。 米·谢·戈巴契夫受到冥顽不化的共产党员和史达林主义者来自右面的和操之过急、往往走向极端的“民主派”来自左面的攻击，他不得不随机应变，以避免局势严重激化，但事态有其自身的惯性，变得越来越失去控制。 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可以说是一个转折，在这次选举中许多经苏共中央批准提名的党的头面人物落选，我在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选区赢得了这场艰难的选举运动，我的对手是苏共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在大大小小的许多会议上很容易感觉到绝大多数选民的情绪，他们寄希望于民主革新、新生力量掌权，表现出对旧的党内高层官僚的不信任。 人民代表大会于1989年5月底开幕，克里姆林宫里2000多名代表济济一堂，这次大会上的大多数代表受过苏联政治制度的传统教育，习惯于完全一致、不假思索地贊同上面提出的一切，对敢于不同意多数人立场、发表自己意见的人怀着难以掩饰的敌视态度，会议上代表不同意见的基本上是人数很少（几十个人）的被称作“跨地区集团”的一批代表，自发组成这个集团的人尽管所持的民主信念各不相同，但却都反对行政指令体制和党内高层官僚的无限权力，这些主张我国社会进一步深刻彻底民主化的代表的发言和建议引起与会者公然的不满，因此尤·尼·阿法纳西耶夫才有理由把这多数代表称作“好斗又听话的人”。当时党的领导人想要的正是这样的可以控制的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的议程除了花去很多时间的组织问题和程序问题，还列入了根据米·谢·戈巴契夫报告对内政外交紧迫问题的讨论，应该说，这场讨论成了代表大会工作中的中心事件。代表们的发言大都涉及政治制度、政权性质、进一步民主化、民族政策等问题。安·德·萨哈罗夫在代表大会开始提出的关于通过将权力全部转交人民代表大会的法令的建议对代表大会总的气氛产生了影响。法律上代表大会似乎有这样的权力，但是事实上权力完全由党垄断，法令草案的指向就是反对这一垄断。这一法令建议当然没有得到支持，后来这位发言者不止一次由于人们故意鼓掌或关掉话筒而被赶下讲台。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歷史的转折：一个目击者的思考(2) 当时经济尽管困难增多，却得不到应有的关注。许多发言人依然持一贯的派头，指出他们担心的问题，要求政府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尼·彼·什梅廖夫的讲话对国民经济现状的看法新颖，见解独到，博得了与会者一致的掌声。这个讲话部分地发挥了他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的激起舆论议论纷纷的《预支和债务》一文的思想。 代表大会唤醒了对社会生活进一步民主化和加速经济改革的期望。代表大会决议谈到向新的经济模式过渡、改变所有制关系、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等问题。不久政府成立了由列·伊·阿巴尔金领导的经济改革委员会。总之，人们感觉到，坚冰终于移动了，出现了弥补稳定和改革经济方面损失的机会。 第71页 社会上和代表大会上都出现了分水岭。一些人由衷地相信必须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全部真相，要求与史达林主义的种种表现彻底决裂。他们认为必须实行所有制关系的改革，推行真正的人民政权，争取社会公正和民族权利的胜利。而按另一些人的意见，可以而且最好是採取治标的办法，实行部分的自由化和公开性，他们觉得，最好不要翻旧帐，不要提出追究长期停滞和几十年压制活思想、当年犯下罪行的责任问题。还有的人决心为採取粗暴的武力对付那些捍卫另一些政治口号、参加集会、游行的人的行为辩解。 后来由于居民骇人听闻的财富两权分化的影响，社会的这种两极对立更趋严重，不过不仅是俄罗斯社会发生分裂。在其他许多国家里习以为常的状态勐然破裂也在社会意识和行为中划了一道鸿沟，不过无须证明，这种状态会给持续的社会经济进步造成多大的障碍，因此政治家们不断号召加强团结，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当代社会中靠强力，更不用说靠武力是无法使反对者改变信仰的。依我看，要走向团结，只有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深刻矛盾，因为民众的思想对这些矛盾所持的态度实在是千差万别。苏联社会一贯被认为磐石般的团结产生了裂痕，甚至不是一道裂痕。在1980—1990年代之交，我国社会越来越四分五裂，怒气冲天，而这一切阻碍了业已成熟的改革。要避免可能发生的对抗只有两种办法：要么对抗的一方取得胜利并用强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要么双方就所要解决的问题达成可接受的妥协，取得必要的意见一致。 当时党的领导人怀着难以掩饰的怒火容忍了代表大会上出现的一批人数很少、尚未定型的代表结成的反对派，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是蛊惑人心、挑动舆论、教唆过激行为的捣乱者，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倾听这些人的争论。为了公正起见，应该承认，正如后来看得很清楚的那样，这批人中的个别人要利用群众高昂的民主情绪来掌握权力的野心占了上风，对于他们来说，民粹主义是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但是难道代表大会选举的结果没有证明我国社会确实存在一个广大的民主反对派吗？对这个反对派应该重视，不仅如此，更应该分析这个反对派产生的客观原因。可惜的是，这一事实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即使得到了承认，从中得出的也是错误的结论，人们不是去消除分裂社会的原因，寻找走向一致的途径，却试图反击批评者，把他们晾在一边，不让他们参与决策，大众传媒也被指责在挑动情绪。 而且还有一种至今仍很有生命力的关于社会发展辩证法的认识，即认为社会发展是以否定之否定告终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看来过去的党员干部中不妥协斗争的思想根深蒂固，要是出现了与当局政策对立的势力，那么当局的任务就是尽快聚而歼之，真是得心应手的史达林辩证法。可是今天的世界上有足够多的例子可以说明，不同的因素可以通过妥协或者如现在常说的通过趋同，而不是通过一方否定一方来达到统一、达到互利。可以把这称作通过政治手段或自觉自愿的意见一致来解决矛盾，或者也可以称作别的什么，但重要的是，今天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步。 我认为，代表大会上形成反对派，促进了我国社会的民主化和议会制的确立，推动了经济改革。就是在这个反对派的参与下，废除了共产党起统治作用的宪法第6条。但是即使跨地区集团代表了刚出现的苏联议会制中的反对派，那它也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不够负责任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提议不时表现出的激进主义令社会上一部分人印象深刻，但它没有考虑变革的复杂性和巨大风险。 面对经济和社会日趋紧张的局面，出现了一种与1980年8月波兰事件相似的现象——群众性罢工使这个国家陷入长达10年的社会经济危机之中，当时还看不到摆脱危机的出路，那里的经济没有达到危机前一年的水平，政府和党的人事变动，号召要相信领导，保证党清楚拯救国家的办法，最后是实行战时状态，这一切都没能使波兰社会走出危机状态；波兰统一工人党因此在议会选举中失败，这反映了相当多的，也许是绝大多数居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失望；直到这时人们才开始明白必须同反对派合作，进行建设性对话；造成波兰统一工人党失败的并非最次要的原因是，它不能看清分裂社会的矛盾的根源，不能顺应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意志。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意与反对派一起举行圆桌会议为时已晚，而圆桌会议最终开拓了復兴的前景。 波兰的经验应该成为前车之鑑，迫使我们认真思考达成全国一致、考虑人民意见的必要性，它表明自由讨论紧迫问题、人民自由表达意见十分重要，使我们明白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压制不同的观点，试图根据陈腐的意识形态教条、违背清醒的理智、违背人民的意识、“自上而下地”造福人民是危险的，终将一事无成。可以用强力镇压，但不能用强力唤起人民的创造性热情和干劲。我想，这个道理不证自明。 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后，政府着手制定经济改革纲领，同时制定1990年的计划，这项工作占了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很大的精力。但我国社会摆脱危机的主要希望正是寄托在完善和改革经济上，当时研究了三个可行的改革方法。第一个是渐进的方法，仍然不慌不忙地进行改革，换句话说，是“慢慢地迈步，小心翼翼地曲折行进”，不对习惯的经营方式作重大改变；第二个是温和激进的方法，要求在保留国家对价格、收入和经济生活其他一些方面监督的同时加速转向市场关系；最后是激进的方法——本着现在众所周知的“休克疗法”的精神，同时放开价格和商业，国家退出经济领域。当时用经济数学模型对最后一个方案作的检验表明这个方案十分有害（两年之后盖达尔已经在实践中作了出色的证明），因此这个方案被否定了，不过，第一个方案同样被否定了，政府选定了温和激进的方法，但实际措施却迟迟没有执行。 第72页 政府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显然试图弱化对困难增大的印象，迴避了对形势作客观分析。1990年计划制定者证实了困难的形势，货币发行量过大，或者如后来流行的说法是“钱棚”太大了，以致钱不成其为钱，即货币不再履行必要的流通、支付和储蓄手段的功能；对国家的信任一落千丈，因为任何地方的国家都是维持本国货币价值的保证，经济中的血液循环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交换变成通过实物支付来进行。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歷史的转折：一个目击者的思考(3) 在决定经济改革的紧迫措施时，应该从这样严酷的现实出发。显然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市场过渡计划是需要的，也是很好的，而这个计划的最后定稿工作却几乎拖了两年（从1987年中央六月全会起），这更令人觉得不可原谅。但是面对即将发生山崩的危险，需要不等最后修订定稿，就立即以清醒的理智为依据，坚决而切合实际地行动，应该哪怕先改善一个最让人担心的领域——货币流通和消费市场的现状，然后再根据总的战略继续推进。 在当时讨论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中，有人不仅提出涨价和提高税额，而且提出发行以紧缺耐用品偿付的债券、进口大量食品和其他消费品、提高存款的利率。其中许多措施都十分合理。但是重点应该放在商品供应上，以吸引国内的生产潜力。这时当然出现了一个怪圈：为了扩大生产和市场的商品供应，必须要有行之有效的刺激因素，但是没有额外的商品供应市场，这样的刺激因素就不会出现。首先看到的出路是，藉助把部分国家资产投入市场周转并发行类似1920年代的“切尔沃涅茨”苏联1922年至1947年流通的面额为10卢布的钞票。——译者注那样的足值货币来扩大商品供应。然后可以把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一步一步地纳入市场运行的条件中，鼓励在农村建立和发展小型的建筑、加工等工业企业，在城镇建立和发展手工业和合作社生产。但类似的市场过渡道路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 政府考虑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马上就实行逐步配套的市场改革，同时相应地逐步削弱行政调控。可是中国成功地推行市场自由，起先只在选定的经济领域里实行，并不打算马上就改造其他的领域，他们先解放农民，使他们摆脱传统体制下半农奴制的依附关系，把农产品生产者和其他的经济即国家的关系转而置于市场基础之上，然后在确信已取得成功后才开始扩大市场经济成分，把工业也纳入其中。我国显然不愿意这样做，仍在农业领域保持最僵硬的行政监控，在这种行政监控压制下刚产生的农场业奄奄一息，国家依然按照固定的、远不是市场价格垄断收购农副产品，而且还用种种苛捐杂税压得农村透不过气来，不给农村以贷款支持。 尼·伊·雷日科夫1989年12月底在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经济改革计划，与会的许多代表对这一计划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报告人看来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反应，感到不知所措，最后甚至像一个受了委屈、要大哭一场的孩子，不过四分之三的多数代表就他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健全经济的措施、经济改革的阶段和制定第13个五年计划的原则方法》的决议。正如可以料到的那样，这个决议又一次成为一纸空文，很快被现实生活一笔勾销。 这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经济艰难形势日益明显，人们发现代表大会贊同的措施远远不够，如米·谢·戈巴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他认为雷日科夫的计划背离了1987年中央六月全会决议，重新回到了行政命令体制。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中，温和改革派—专家治国论者和较激进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派开始了气急败坏的拔河比赛。可是经济崩溃不可逆转地越来越近，有给改革带来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的危险。 各加盟共和国分离主义倾向日益严重，消费市场分崩离析，1991年8月成了转折点，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发动的叛乱失败，加速了苏联解体和苏联第一任总统——米·谢·戈巴契夫的下台。 为什么戈巴契夫改革剎了车，被强行中断了呢？今天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的回答。歷史无疑会作出判断，现在不必急于让它作出结论。依我看，几个政治上的失误起了致命的作用。 第一，对苏联联邦体制的民主改革重要性认识不足，这一改革的准备工作做得过迟。 第二，没能保证改革进程的可控性，即没能及时对苏共进行改革，团结党内的改革派。 第三，对社会意识的惯性、社会中大部分人的布尔什维克思维方式及其喜欢激进革命变革的偏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当时需要的是谨慎从事，逐渐推进。 第四，忽视了本国改革的歷史经验，尤其是新经济政策、1920年代货币改革的经验，还忽视了市场和非市场（由计划行政方法调控的）经济成分长期共存的可能性。 不必用过去经济遗产包袱沉重或大部分居民对急剧变革思想准备不足来解释失败的原因，这两个原因无疑都有，但我认为，我们灾难的根子首先是政治精英不成气候，这既指旧的、盲从的教条主义政治精英（这样的人占多数），又指新的民主改革派政治精英，因为这两部分人都是在行政指令体制的环境中成长的。政治精英不能应对歷史变革的挑战——从政治精英的道德水平，政治上的成熟、起码的诚信和良心标准，对国家和人民责任心的认识来看都是如此。政治精英不能领导革新进程，不能带领绝大多数人前进，不能将社会力量引导到正确的方面。 第73页 当然，在根本性社会改革这一新的又是困难的事业中出现错误和失误是难以避免的，米·谢·戈巴契夫以及在改革年代从左面和右面攻击他的人都犯过错误，有过失误。 缓慢的、过于谨慎的经济改革引起广大居民的不满，因为眼看着经济状况每况愈下，需要设法做点什么。舆论期待立即果断地迈出改革经济的步伐。如果再加上在叛乱分子被击败后民主力量的胜利欣快症和对激进市场改革成功指日可待的幻想，那么对为什么选中“休克疗法”就可以理解了。专横的强制措施最好不过地符合叶尔钦及其身边的人的“布尔什维克性格”特点，加上西方的建议也对他的选择产生了影响，西方自由主义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且俄罗斯激进改革派轻易地相信了这种意识形态“药到病除”的特点。 一部分政治精英和居民很快就对急匆匆採取的经济政策方针失望了，因为这个方针引起了不可遏制的通货膨胀、多数人急剧贫困化、生产下降和前所未有的社会分化；导致社会分裂加深、议会和总统对立，这一对立在1993年秋以坦克炮打白宫、解散议会、通过全民公决来为极权统治者炮制宪法、改变政权性质而告结束，当时採取的方针不是使现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纠正它的缺陷，而是完全抛弃苏联的遗产，復辟最原始形式的资本主义。 以强力极端的手段推行政策的方式、牺牲普通人的利益、无视起码的道德规范、谎话连篇和为当权者丑行和罪恶粉饰——这一切都与关于成熟的民主制和以社会为取向的市场经济的观念格格不入。这是对戈巴契夫改革构想的彻底背离。 遗憾的是，在叶尔钦时代结束后俄罗斯依然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条路。关于民主制的前景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而造成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也没有被彻底弄清楚。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并非一定要流血(1) 并非一定要流血 尼古拉·什梅廖夫 20年前，随着1985年3月米·谢·戈巴契夫开始领导国家，俄罗斯又开始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延续至今。这场革命不同于以往革命的主要特点是，这是不流血的革命，或者确切些说，是几乎不流血的革命（当然是依据俄罗斯歷史上根本转折关头一贯血流成河来看的）。我本人对此的解释是，绝大多数俄国人，上层也好，下层也好，尝够了太多的鲜血，尤其是此前三四代人，因为任何人、任何势力，不管其思想、目标和动机如何，现在都已不能驱使他们去进行大规模的杀戮。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俄罗斯流血的歷史限额已经用尽了（当然，如果不发生外来的某种新的毁灭性的威胁的话）。米·谢·戈巴契夫对国家和对世界的功绩不仅在于他从山上推下了几十年前早该推下的长期耸立的巨石，而且在于这块石头所到之处并未造成流血，它埋葬了许多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但并未埋葬人的生命。 在改革开始以来的年代里，全新的一代已成长起来，即将投入积极的、活跃的生活中去，对于他们来说，20世纪的痛苦、希望和失望其实已十分遥远，如同几百年前充斥我们祖辈生活中的一切。鞑靼蒙古人的压迫、动乱时期指17世纪初波兰、瑞典武装干涉俄国及农民战争时期。——译者注、农奴制、革命、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冷战——这些又有什么区别呢！对于今天他们这些人，正如歌德曾说过的，“‘过去的’和‘未发生的’，全都一个样”。不管是折磨人心的商品短缺，有辱尊严的购物长队，任何私生活都被置于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专政机构完全监控之下，四面八方袭来的震耳欲聋、谎话连篇、滔滔不绝的宣传，还是在只有特定的人偶然被允许外出的“被包围的要塞”中与世隔绝的感觉，这一切他们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是他们的幸福，他们把我国生活中的新条件看做是理所当然、十分正常、与生俱来的，甚至是不必加以留意的东西，正如一个人不留意他所唿吸的空气。 但是如果新一代人不知道和不懂得我们的过去，尤其是不久前的过去，那么新一代人的生活将永远是根基不牢、希望渺茫的，因为过去的根子和触鬚今天仍然遍布于我们深厚的生活之中，当然明天不会，大概甚至后天也不会彻底消亡。不错，早就有人断言，歷史永远不会教给任何人任何东西，歷史没有任何法则和规律，因为据说“在大地上生活的这些废物只配给上帝当玩物”。但是如果客观一点，不是以天、以年甚至以几十年来衡量生活，而是以一代代人的生命来衡量，那就不得不承认，歷史毕竟还在教训人们，而且教给了人们许多东西，否则这个世界早就穷途末路。 凭良心说，歷史毕竟也教给了我们这些俄罗斯人许多东西（大概是歷史最差劲的学生），虽然为此我们付出了难以设想、无比高昂的代价。当然认识到下面这一点是很痛苦的：我们为了领会歷史每一个教训，甚至再简单不过的教训，从来都需要付出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的生命，整整几代人的生活被彻底毁掉，但看来上天没有给俄罗斯准备另一条道路，过去没有，也许今天就有了？ 即使我国目前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戈巴契夫”阶段已明确宣告，俄国千百年来关于我们某种全世界“弥赛亚”使命的呓语以及几乎成了民族思想的、通过暴力把在修士居室或某个聪明透顶理论家书房里苦思冥想出来的某种普遍的思辨结构强加给一切人来拯救人和人类的思想已经彻底终结。我们任何时候救不了任何人——还是自己别完蛋就行了。我认为，这一点对于构成俄罗斯社会所谓“精英”的人和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大街上的人”来说都是明显的真理。当然除了那些最边缘的游离于正常社会生活的人，这样的人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制度下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 第74页 不能也不必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用强力“推行”任何东西，因为歷史证明，这样做毫无益处。多少代人的经验教导我们，这样人为搭建的小屋由于自身的重量，甚至没有外来的推力，迟早会自行倒塌。俄国歷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都这样或那样地完了：超级大国主义（它可是“第三罗马”）也好，“圣索非亚大教堂顶上的十字架”也好，在传统意识形态教育下全人类的幸福也好，探索某种无人知晓的“最高精神”（为此可以无视全世界普通人过去和现在藉以生活的一切）也好，莫不如此。 最后，不应该生活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要生活在现实中，即要去完成实实在在、人人理解的任务：要修建房屋，建造花园，铺设道路，修筑医院、学校、养老院和残疾人收容所，抚养孩子，给他们以教育，支持科学、文化、教会，加强国防，为城市建设配套设施，復兴几乎奄奄一息的俄罗斯农村，开发至今没有好好开发的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西伯利亚和远东，等等。总之，要把我们这个大国建设好。我们现在面临这些任务，这一切够我们几代人干上几百年了。我当然没有把握，即使现在所有人都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对于今天来说主要的民族思想是建设、创造、保护好我国人民及其幸福安康，我想这一点大家都会同意。 正是民族心理中的这一进步——全民一致拒绝暴力、流血和种种威权主义空想——成了当代俄罗斯生活中应首先用以衡量“戈巴契夫改革”歷史效果最重要的一点。但是改革的效果不仅表现为这种民族处世态度的进步，仿佛黑暗中骤然闪现亮光，我国社会突然明白了，统治俄罗斯的绝不是“天人”，不是极其英明、料事如神的高等人，而是再普通不过的、有着种种劣根性和私慾、无知、贪婪、极端近视，简单些说，是平庸愚蠢的“庸”人而已。不错，我记得，已故的亚·列别德将军说过：“愚蠢不是愚蠢，而是智慧。”也许是吧，也许确实是“智慧”，但这种“智慧”除了眼前的好处和自己的鼻尖，什么也看不到。我相信，新的俄国革命之所以发生，不是由于我国或外国的一小撮阴谋家的恶意，使这场革命酝酿成熟的是彻底丧失了自卫本能的我国当时的领导人的愚蠢，这些领导人吃得脑满肠肥，以致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和理解能力，不知道他们身处何处，也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 不是我一个人，许多人今天都不相信社会主义没有生命力，但这种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民主的、市场的社会主义，即“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它以人的正常追求和经过千百年来人类经验验证的经济规律为依据。不仅许多西欧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在建设十分有生命力的和有经济效益的、以社会团结一致和经济中个人主动性和私有制起主导作用的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连匈牙利亚·卡达尔的被“集团纪律”束缚住手脚的社会主义，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它的生命力，而且是在似乎最艰难的时期作出了证明。约·布罗兹·狄托在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当年也同样不容置疑地展示了自己的生命力，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后来垮台绝不是出于社会经济的原因，而完全是由于无理性的民族冲突使国家四分五裂，还应当加上一点：显然还有来自外部的煽风点火。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并非一定要流血(2) 但是请问，哪一个追求长期存在的制度能经得住布尔什维克一意孤行地对它的“嘲弄”（我找不到别的字眼）？我甚至不想提起史达林血腥残忍的实验和大家仍记忆犹新的赫鲁雪夫的怪僻行径，例如，他竟把一个物产丰富的大国变成了长期进口粮食的国家，这一切现在当然只是事后的议论。但是有什么人即使在今天能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连阿·柯西金怯懦的、不彻底的改革都被彻底扼杀了呢？这个改革实际上只是要给技术上开始远远落后的苏联工业以微弱的刺激（例如，企业能自由支配其超计划的利润）。 还有，1973年世界石油价格第一次飞涨后我国迎来了一场真正的“黄金雨”，可是国家把这些黄金又用在了什么地方呢？这笔钱总计大约为2500亿美元，举例来说，大概足够在全国，从边疆到边疆，铺设优质的公路。大家知道，这笔钱被用来干涉安哥拉、衣索比亚、莫三比克等国；用来支持古巴；用来研制震惊整个欧洲的ss—20飞弹；用来加快各方面的军备竞赛，不仅生产飞弹和核装药，而且生产60000辆甚至更多的很快就完全无用的坦克；用来每年向全世界购买3000万吨有时更多的粮食；用来实施疯狂的要北方河流改道的计划，如此等等。结束这一切的终场演出是入侵阿富汗，这最终成了苏联歷史性结局真正的开端。顺便提一下，起先签署这一决定的是三个人——尤·安德罗波夫、安·葛罗米柯和德·乌斯季诺夫，这几个人好像至今还被认为是“聪明人”。 因此现在的极左派除了自己，不能指责任何人应对已发生的一切负责，因为这座大厦在类似的荒唐决策、国家绝对力不胜任的大肆挥霍的重压下，不可能不倒塌，当时的当局因此已经丧失活动能力。如果不是在1985年3月，那么我相信在不久后的几年里，米·谢·戈巴契夫（或者应起同样作用的别的什么人）应该出现，也不能不出现。苏联制度已经到了垮台的极限，面临的已经是拯救国家的问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人民、我国社会、甚至大部分苏联“精英”（区别于最高的掌权层）当时已完全丧失自我保护的本能，人们指望有米·谢·戈巴契夫一样的人物，期待着他，他终于如常言所说，在需要的时刻、需要的地方出现了。 第75页 但是从他开始领导后，一切实际上都并不简单。政治上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像“改革”这样急剧的转折，当然需要时间，使改革的倡导者及其周围的人的头脑里酝酿成熟。应该承认，这个转折开头就糟透了，用一种已与我们当局，包括其最优秀、最能干的代表水乳交融的方式进行。转折一开头就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马上使全国有头脑的人警觉起来，因为转折是从臭名昭着的反酗酒运动开始的，当时开展这个运动的动机当然很好，但构成这个运动基础的是最低级的愚昧。美国在1920年代实行“禁酒法令”，完全为我们做了这个实验，其结果是绝对负面的，因为在实行这个法令的12年间，美国的酒类消费事实上不减反增，靠的是地下生产和各种走私，从来没有过如此严重的有组织犯罪的美国在几十年前就完全吃到了它的苦头。而在我国，除了这些后果，还要加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后果——国家的预算彻底给毁了。其实只要回头看看，就能避免犯这样毁灭性的错误！ “改革”初期的许多问题表明，改革的倡导者只有急剧改变、改造国家，把它带出歷史死胡同的愿望，而怎么能做到这一点的计划却没有。开始了手忙脚乱的（尽管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来回折腾。一会儿是叶·利加乔夫发动疯狂的反对所谓“非劳动”收入（即一切私人收入）运动。例如，直升机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上空盘旋，每架直升机都用链子吊着铁锤，要按照上司的指令从空中砸坏当地居民菜园里的玻璃暖房。一会儿是提出“加速”口号，仿佛在用皮鞭抽打艰难前行驽马的嵴背，至于加速什么，怎么加速，只有天知道。一会儿是突然找到了开启一切科技进步的神奇钥匙——“国家验收”，而全世界任何质量监控形式只决定不到1%的质量，这可以而且应该忽略不计。 可是从1987年年初到同年年中，透过过去的重重密林，透过长期统治我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我们追求的某种新社会的轮廓已经开始清晰显现。民主、法律、真正选举产生的政权、人权、言论自由（“公开性”）、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信仰自由、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国家摆脱国际孤立状态、停止冷战——所有这一切新的取向意味着苏联、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强国，完成了自己歷史上新的急剧转折，走上了正常的、人类的、“欧洲的”发展道路。我国提心弔胆，将信将疑，没有一下子就相信，但还是相信了新方针是正确的，很快就开始催促和推动米·谢·戈巴契夫走这条路，埋怨进步得太慢，埋怨在下星期一前不能实现改革。但是敌对的西方同样慢慢地、将信将疑地、不是一下子就相信了苏联的新领袖，应该说，这一信任他从此没有失去过，直到今天。 人总要回头看，不仅要弄懂当时发生的一切，而且为当时要是能用另一种方式做就会有好结果而感到后悔。今天大概可以纯抽象地说，如果米·谢·戈巴契夫最终能与共产党内超保守一翼彻底决裂，如果他能公开宣布自己拥护社会民主主义并领导新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如果他不躲避所谓的“真正民主派”，相反去依靠他们和支持他们的街头力量，那么他的努力会成功得多。 但是我以为，种种相机行事和不过早与苏共内及其控制包括军队和镇压机构在内的各权力部门盘根错节的机关决裂，在那混乱年代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明智的表现。正是这一点首先救了我们，避免了真正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使“戈巴契夫”革命潜在暴力仅局限于1991年8月令人齿寒的叛乱。当然应该向已故的总统委员会委员斯·沙塔林致敬，他当时到处公开声称：“我是社会民主党人！未来属于社会民主党”。在我国，有三代人都受到（并接受了）教育，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坚定不移的自己人，而社会民主党人是戴眼镜的意志薄弱者、叛徒、骗子，而且其民族出身值得怀疑，在这样的国家里怎么能在短时间里白手起家，建立起以引领社会为目标的强大的社会民主运动呢？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下怎么能把一切都寄托在民主派及其经常带上大街的民众身上呢？而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看到了国内外以往歷次革命所看到的一切，那就是：一如既往，前面是“白玫瑰花圈中的耶酥像”，跟着的是一群贪婪的无原则的政客，他们梦想採取一切手段，尽快夺得政权和财富。这一点他们后来在苏联解体和超自由主义改革开始后已经出色地加以证明了。 但是我，一个经济学家，当然会想到，改革的基本失误不是在政治领域里，而是在社会经济领域里。我作为当时事态的观察者和相当积极的参与者，认为这些失误首先也是由于没有深思熟虑的改革战略计划造成的。而且不是改革的目标，目标恰恰多少是知道的，尽管有些模煳（某个俄罗斯版的“社会市场经济”）。但是我相信，走向目标的途径和阶段、应有的重点和次序，却没有一个人清楚。 依我看，改革最重要的失误是“深入骨髓地”（而不是在意识里）轻视解决一个十分重要的，但很难表述而且更难计算的问题，即必须重新培养出广大群众创造性的进取精神、他们的经营本能、他们的潜在能力，换句话说，是他们那种能穿透任何沥青路面的“小草的自发的能量”。此前70年，这种能量被百般摧残，而国家把任何一个独立经营者都看成是天然的敌人，不管他是农民、手工业者，还是商人或医生，在苏维埃政权的几十年中，国家只想一点：怎样再建成又一个工业巨型企业，丝毫不理会在全世界中小企业家早已成为经济和科技进步的主要发动机、市场的主要代表和僱主。世界说：“小的好。”布尔什维克却固执地断言：“不，大的才好。” 第76页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并非一定要流血(3) 难怪明智的中国人在1978年后从中小经济成分开始他们的改革，这些中小经济成分很快活跃了中国半死不活的经济并在国内建立起名副其实的市场，中国为此花了20年，现在他们大约需要15—20年改革大工业，对其进行股份制改造，使之现代化，剥离亏损严重的企业等等。我们在1980年代末唤醒民众能量的尝试只局限于怯懦地恢復合作经济成分的活力，连这一方面也很快走了回头路，因为害怕合作经济成分成长过快，于是又一次用苛捐杂税和人为提高合作社供应货物价格扼杀合作社。遗憾的是，我国这类对中小经济成分十分野蛮的态度直到今天仍然十分典型，而且情形每况愈下，例如，如果说1980年代末在俄国开业平均需要三个月，那么现在则要一年。 当时的另一个十分严重的失误，是对国内市场不平衡的危险、货币需求和商品供应之间差距的扩大、人为加剧缺货现象和本来就缺货严重的经济形势估计不足。用职业行话说，这叫做“钱棚”——国内的货币量越来越高出商品的补偿量。当时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有两条：要么用某种方法没收居民和企业的闲置货币，要么同时稍稍稳住印钞机，用国家可以接受的价格加以“赎买”。 我们的某些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建议政府不要冒险，不要无谓地触怒本来已因各种商品短缺而十分激动的居民，不要在全国繁殖越来越多的地下百万富翁，这些人囤积居奇，等待物价继续上涨，而要“赎买”多余货币的办法是，其一，集中抛售现有的积压商品、超定额的库存商品、汽车及其他技术产品、住房、大楼、土地等；其二，集中进口利润高的消费品（请注意，当时国家进口一卢布消费品可获利9—10卢布）。 当然会产生一个问题：用于这方面的钱从哪里来？当时的答案只有一个：根据相应的国家计划向国外借。但这一个普通的想法却得不到我国领导人的支持，尽管当时我国的支付信誉还相当高。我因此记起1989年跟当时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行长赫尔豪森先生的一次谈话（两个月后恐怖分子炸死了他）。 这位已故的银行家当时说：“好。如果我正确理解您的话，那么戈巴契夫先生来找我说：‘赫尔豪森先生，我要向您借150—200亿美元……’” 我打断他说：“不，不，恰恰相反。您，赫尔豪森先生去找戈巴契夫先生说：‘戈巴契夫先生，您要向我借150—200亿美元……’” 我国领导人看来最终下决心实施这个计划时为时已晚。1991年春天，格·亚夫林斯基被派往美国讨论内容类似的计划，但无功而返。同年7月，“七国集团”在伦敦干脆拒绝给予米·谢·戈巴契夫以实际的财政支持，我相信，这也是有意无意引发八月叛乱的原因之一。接着就是在“叶尔钦—盖达尔”阶段，众所周知，当时选择了唯一的一个办法：既不“赎买”，也不将存款指数化，而是干脆掠夺所有的人，全体居民和企业。我国因此过去和将来永远也不会原谅这些自由主义民主派。 最后，当时已经清楚，货币金融领域和价格领域不进行激进变革，就不能消除日益严重的危机。必须恢復预算，尤其是回归国家对酒类和其他应徵消费税的商品的切实垄断。必须逐步开始放开市场上大量流通的商品的价格，但用行政手段遏制最最必需的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必须开始股份制改造，做好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准备工作，但不是像1990年代前5年那样“白送的”，而是用现钱。但这件事不能急急忙忙地去做，例如，玛·柴契尔在1980年代花了不少于10年时间才使英国10个主要国有公司私有化。 我相信，当时我国还有最后的可能通过多少平稳、轻松一些的道路去实现向市场的过渡。例如，轰动一时的称作“500天计划”的格·亚夫林斯基—斯·沙塔林计划就是这样的计划。计划的名称当然不严肃，带有gg色彩，每个人都清楚，这个计划需要的不是500天，至少要500个星期，甚至500个月。但我相信，这个计划就其包含的思想来说，是相当现实的。但像以往一样，这一计划渗进了政治，渗进了人的狂热、自负、“壕沟的利益”（英国人的说法），于是这个计划最后被束之高阁。 我记得，当时我一度被任命为计划作者和计划反对者（主要是政府的人）之间的独特的调停人，因为也许能制定出一个令大家都满意的中间方案。我记得1990年8月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一天晚上开会的情况：左边是“500天计划”团队，右边是政府班子，我坐在桌子的一端。我记得当时那令人压抑的、几乎叫我心如刀割的感觉。天哪，他们在争什么？这叫什么经济？！一些人坚持要求说：“交权，交权……”另一些人同样勃然大怒，说：“不交，不交，决不交……” 在我的脑海里经常（尤其是今天，当时的许多问题已经失去了锋芒）浮现一句古老的格言：“我们的缺点是我们长处的延续”。今天我国社会大概对下面的问题不会有确定无疑的答案：苏联怎么会垮台的？克里姆林宫怎么能容许这件事发生？我个人有两点解释。一点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另一点是纯心理学的解释，这个解释基本上针对米·谢·戈巴契夫，更确切些说，是针对我过去和现在所理解的这位真正杰出人物的。我相信，对政治经济学解释大家都理解，都没有争议，因为当时苏联这个大国不仅无法继续发展了，而且也不能正常生存了，因为莫斯科积聚了95%的国家预算收入，而由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区及其他各级行政机关直接支配（即不需经克里姆林宫批准）的只有5%，改革的领导人最终明白了这一点，但却为时已晚。 第77页 另一个纯心理学的解释，是米·谢·戈巴契夫由衷地、强烈地厌恶流血对抗。要是1988年在苏姆盖特能以俄国传统方式在灯柱上吊死十来个带头械斗的人（我相信，这是破坏势力第一次考验戈巴契夫体制的牢固程度），要是能及时干掉丧心病狂的兹·加姆萨胡尔季阿及其亲信，要是1991年12月能在别洛韦日密林地区降下一个伞兵师（一个团也行），逮捕那三个对国家失去任何责任心、追名逐利的地方负责人……但是米·谢·戈巴契夫不能这样干，我想，不仅是出于害怕歷史会对他制造的流血事件记上一笔，而首先是出于他对这个歷史——我们俄国的歷史——的理解：哪怕很糟，时间很长，磕磕绊绊，骂声不断，大失所望，但是这一次决不能流血。这样也许俄罗斯有机会最终摆脱这个多少年来的“魔圈”，因为鲜血和暴力只会产生新的鲜血和暴力，而后者又会产生新的鲜血和新的暴力，以致永无尽头。 米·谢·戈巴契夫所实现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性转折，今天在许多人看来同样十分复杂，决不简单。一方面，不能不赞赏他的决心，他坚决摧毁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教条和陈规、把世界分成两个疯狂的武装对抗阵营的思维，以及我国和西方顽固的冷战心理，冷战没有变成“热”战，只是因为双方都构造了“有保证的相互消灭”的可能性，简单地说，就是消灭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可能性。戈巴契夫当时提出的“新思维”确实是全新的思维；从与我们过去的敌人对立到结成伙伴关系；实际相互监控的裁减军备的前景；放弃任何帝国意图，包括所谓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重新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同意两德统一；苏联逐渐摆脱多年以来的国际孤立状态，开放苏联边界；最后，从阿富汗撤军——不说很久以前，就是在1980年代前5年有哪一个人会想到发生类似的事情呢？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并非一定要流血(4) 但是批评“戈巴契夫转折”的人自有其道理。例如，怎么能退出欧洲？怎么能无偿地、“随便地”、优美地大手一挥就同意两德统一？国家的实际利益在哪里？连几十亿、几百亿的苏联财产实际上都没有得到补偿就留在这些国家里，更不说任何类似的政治决策本身都应该有独立的价值。苏联在40年中以低于世界价格70%的价格向经互会国家供应十分重要的能源和原料，反过来，以高于世界价格200%的价格购进这些国家质量不佳的产品，而没有为此获得任何补偿。相反，前经互会欧洲国家今天却向我们索要苏联欠他们的大约100亿美元的债务，而德国现在可以说是我们的最强硬的苏联债务的债权人。至于第二个“马歇尔计划”即外国集中援助新的俄国革命（这一回是民主的市场革命），却一事无成——新的国际情势下的高尚精神原来完全是单方面的。简单地说，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会东扩的说法，完全是利用我们的天真欺骗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不能用文件将这个约定记录在案。如此等等。 我以为，可以承认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但条件是：完全用会计的算盘来衡量政治尤其是对外政策。首先，如常言所说，脑袋都掉了，何必哭头髮。我们要是不作这些让步（或退却，问题不在用什么词），不仅说服不了我们西方的主要伙伴，也许更重要的是连自己也说服不了，相信我国确实已告别过去。正是这一扩张主义对外政策从苏维埃政权一成立起就把俄国变成了全世界害怕的国家。正是完全地、决绝地放弃这一无法胜任的帝国重担（这个重担只能使我们筋疲力尽、倾家荡产）意味着，我国真正步入了新时代，具有了新的面貌。 实行这个转折时当然也许可以少一些损失，对俄罗斯的气派和宽容也该稍加纠正。遗憾的是，我们确实是走极端的民族，但愿上天什么时候能教会我们走“中庸之道”。在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别人时，却得到了别人这样的回报：拒绝反飞弹防御系统条约，北约东扩，我们的西方伙伴在高加索和中亚搞阴谋，试图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打进楔子，如此等等。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也将有利于我们。确切些说，看来已经有利于我们了。 我以为，改革还有一个重要成果。在几十年来专横盛行、道德沦丧（“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使用一切手段”）之后，似乎早已忘得一干二净的道德标准，对人及人权的尊重又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回归我国的政治生活。当然不应该夸大法制意识和人性初步流露的实际力量，不应该忘记当时局部也使用过暴力，如提比里西事件和维尔纽斯事件。但有一点不能不指出：当年曾千方百计教育三代苏联人，要他们忘记和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一笔勾销现代文明的基本概念：良心、诚信、高尚、善心、人权、人身安全、对财产的尊重、法律至上等等。今天也许有人以为这并不重要，但经歷过70年苏联政权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才能懂得这对于我国的道德氛围、每个人的自觉和自尊是多么重要，当时突然把安·萨哈罗夫从强制流放地放回，给许多着名的政治流亡者恢復了苏联国籍。 可惜的是，在苏联解体和超自由主义改革开始后，我国刚出现的脆弱的严守道德的状态又开始动摇了。1992年和1998年无耻地把居民的存款充公，“无偿的”私有化，普遍欠薪，大部分居民贫困化，贫富差距悬殊（富的是一夜暴富，穷的则不计其数），刑事犯罪和贪污行为泛滥——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问题重又大大恶化了我国的形势。我不止一次撰文谈过这个问题，我仍然坚持“道德糟则经济糟”这个简单论点是绝对正确的。造成超自由主义改革失策和失败及其给居民带来难以置信痛苦的，基本上不是我国工业结构陈旧落后和运转不灵等客观原因，而是纯粹的道德因素，人为的因素：“新布尔什维克的”对人，对这些“畜生”的蔑视，这些人充斥于城市乡村，他们理应忍受一切，甚至最无情的一切，只要当局认为有必要的话。 第78页 危险的政策！尤其是在俄罗斯。我以为，我国的上层政权已经开始懂得这一点，尽管尚未完全懂得。近来国家尝试改变在俄国石油和其他资源巨头与我国社会之间分配收入和超额收入的罕见的（即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的）公式，这一尝试尽管十分笨拙，却使我们有希望，我国十多年的绝对道德沦丧、毫无社会责任感的买卖时代可能行将告终。 但是不少问题还使得我们对这样的前景产生疑虑。俄罗斯当局对“大街上的人”的轻视仍然随处可见。这些疑虑未必会很快消失。尤其是不久前通过的所谓社会法，如社会优惠“货币化”法，实际上并不像提出法律的人所说的有利于普通的俄罗斯公民，相反是有损于公民利益的，批评国家社会政策这一危险转折的人今天对此已提出警告。 但不管怎么说，米·谢·戈巴契夫开始的革命仍在继续，开垦着一层层俄国的生活，开拓着一个个新的机会。今天大概几乎可以同样有把握地预言这一革命可能有不光彩的结局，也可能在年轻、蓬勃、自信的俄罗斯未来復兴繁荣事业中发挥崇高的作用；俄罗斯将保存它千百年来别具一格的最珍贵的一切，同时掌握当代世界所有的美好的一切。对于我这一代见过我国矛盾百出的过去和现在的人来说，关于俄罗斯未来的问题，部分地只是一个逻辑问题，更大程度上却是一个信念问题。我自然不想让这个信念有朝一日会遭到削弱。我希望，非常希望在我们未来的若干代人中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这美好的三年(1) ……这美好的三年 阿纳托利·阿达米申 改革到来之前，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里？这一点忘得很快，但应该多少记起一点，才能对在总的来说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变革的规模作出评价。有一部分变革是不可逆转的，另一部分变革则退出了我们恢復原状的生活。 开始时我们对自己的国家都不很清楚，连安德罗波夫这样一个在党和国家机关一级一级升上去，做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人，当他已经是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时也禁不住生气地喊道：“还得弄弄清楚，我们建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又怎么去弄清楚呢？普通公民，甚至不仅普通公民干脆是不准有好奇心的。难怪当时的一部名叫《热烈欢迎或闲人禁止入内》的电影很受欢迎。当时有多少禁忌和限制，有多少人要为由内部规定为国家秘密、公务秘密或其他什么秘密的事保守秘密！你身处秘密机构的包围之中，完全可以放心，除了上司，没有哪一个人会来打扰你。尤其是一件事与安全这样无所不包的概念沾边的话，马上会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都列为禁忌，随后投敌者（他们大多应该是维护安全的人）使众多的“第一司”的劳动化为乌有。他们逃跑是有原因的，他们多少知道内情，而我们这些外交部门的人往往连已经由我们军事部门的谈判同事（当然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交给美国人的材料都“不许”知道。 有些机灵的人善于利用保密的心理。有一个着名学者因为别墅附近的飞机制造厂噪音睡不着觉，在忍无可忍情况下，便去找了该找的人，说根据发动机响声可以确定其功率。试想一想有多少情报流失了？！于是人们把工厂搬到了地下。 我们该牢记不忘的是，敌人包围了我们国家。我们像普希金笔下的沙皇达东一样，不得不“保持众多的军队”，几乎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军队。虽然人们在最高讲坛上宣称，我们在国防上不会超出必要多花一个卢布，但是任何人，包括讲话的人在内，并不掌握我国为军备竞赛花了多少钱的精确情报，军费开支直接或间接地在不断增长，被精心隐藏在预算的各种项目中，有时是完全无关紧要的项目中。那又怎么啦，我们不仅得击退来自西方的威胁，而且得击退来自东方和南方的威胁，因为我们在阿富汗作战。连北方也不例外，因为潜艇在对峙。 许多错误、失算、花费、牺牲都由人所共知的“只要不爆发战争”沖销了。军事工业综合体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有各种数字。我想，任何人都确定不了实际的规模。改革的领导人刚掌权时不是因此也不敢对军事工业综合体动手吗？他们不是马上就得出我国人均作战费用超过全世界各国的痛苦结论的。 同样，幸亏谁都没有实际去检查，我国动员准备的投入效益如何？我国巨大的军械库实际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不放一枪，更确切地说是不发射一枚飞弹，就输掉了一场冷战。原来除了不能动用的，因此是无用的武器，几乎所有的一切都不利于我们。 当时苏联社会机体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军国主义化的精神。我们不曾料到，无所用心的经营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巨大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损失，不惜牺牲国家环境和居民健康，也要“国防”优先。广大民众是否很清楚日益严重的人口危机？知道从1928年起死亡率就超过出生率吗？知道酗酒达到了什么规模吗？属于绝密级的材料告诉我们，1984年人均消费纯酒精为83升，即比革命前俄国高出一倍，比1950年高三倍。改革前的领导人知道这些数字，但是把学者们大声疾唿的文件藏进了保险箱。［1］而当戈巴契夫掀起遮盖许多秘密，包括人口统计资料的帷幕时，却遭到了不公正的指责。古罗马人说：“‘之后’不意味着‘因此’”，但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来说，这个格言不起作用，因为通行的看法是要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及其前任的无所作为统统负责。几十年来毒火攻心的“脓疮”在该对此负责的人去世后破裂了，在他们高龄统治的年月里也发生过大丑闻。但是有谁知道呢？“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第79页 有很多人知道（不是猜到，而是多少有精确的概念）苏维埃国家的基础腐烂的程度吗？尽管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农业状况依然很糟；工业设备陈旧；基础设施坍塌；我们在科学技术革命中落在了后面（只有军事工业综合体自我感觉良好）；劳动的动力低下，因而劳动生产率也低下，还要加上流通中的货币量巨大，生活必需品短缺（用几十亿美元向国外购买粮食）的同时大批商品滞销。还要加上官僚机构臃肿，管理体系失控因此指挥不灵，冷漠消沉，随遇而安。可是从报告来看，生活像奥库扎瓦唱的那样是美好的。正是数量巨大的在编宣传工作者拿了钱来说服我们，要我们相信一切都好。埃列姆·克利莫夫想在他的电影《濒死》中用讽喻方式给我们敲敲警钟，因为它“诬衊俄罗斯”而被束之高阁七年，不是诬衊沙皇，不是诬衊以前的制度，而是诬衊俄罗斯。 当时有谁敢尝试表示对民族关系的不安，为此他什么也做不成，民族问题在“各自由共和国牢不可破的联盟”里似乎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可是仔细想一想，每一个词都不准确。联盟也好，组成它的民族共和国也好，都按照自己的法则在生活，这一点它们很快就展示出来了。 至于拥有1900万党员的党，“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呢？到处都提示我们党是这样三位一体的，看来是要我们坚信不疑，可是联盟解体时，这样的党又在哪里呢？但一切都符合逻辑，因为加入这个政治组织是为了飞黄腾达，是为了捞点好处，或者是奉了绝对指令加入的，那么这样的最终结果就理所当然了。 当公开性启动后，许多事情都真相大白于我们，但是比我们早得多、多得多知道我们弱点的，是那些把我们称作“邪恶帝国”的人，他们奉行的是包藏祸心的原则：为了反对苏联，可以採用一切手段。 我们在改革之前当然也见到了许多东西，但仿佛习以为常了，加上也许在经歷了这么多动盪之后，现在连停滞年代也被裹上了一层令人怀念的外衣。 但是不妨想一想，我们当时被彻底剥夺表达意见、更不用说影响局势的可能性的情景，因此出了名的“厨房”才成了公开辩论的唯一讲坛。我们当时是按照《旧约全书》的传道书在生活的：“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哪里敢公开地高谈阔论！我当时是外交部部务委员，也就是似乎“能说上话的”人，在一次同上级谈公务时，而且不是谈什么原则问题，我听到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您有什么权力作判断？” 顺便谈一下外交部的部务委员会。我不记得在1985年外交部换领导人之前，部务委员会曾决定过什么或者哪怕认真讨论过什么。有时对卖力过了头的大使提出警告，听取应召回莫斯科的大使作报告，我们在部务委员会会议上从不提出尖锐的问题，我们当然会得到领导附带的申斥或一些情报，但仅此而已。 记得当时党的会议上谁都不会对言行严重不一感到惊讶，大家心安理得地把主要的思想家苏斯洛夫的话当耳边风，如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只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苏联共产党有“科学预见未来的特殊能力”，未来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会给我们带来完全的胜利，甚至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对问题的科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个人贡献”，而这时勃列日涅夫已重病缠身，据说他请求让他太太平平地一走了之。日常生活和要人们想像的情景之间完全脱节，因此便产生了弥天大谎。人们没有受到真理的教育，因此始终在政治上所知甚少，千百年来得到的都是一个“安慰”，德·皮萨列夫早在19世纪就得出结论说：“我们的贫穷来自愚昧，而愚昧来自贫穷。”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这美好的三年(2) 记得官僚机关鼓励平庸，扼杀天才，多少人不得不离开祖国，而为他们送行的是“这才是你们该走的路”的喊声，这种打击主要不是因为持有不同政见，而是因为有才能，我们通过这种做法给西方送了一笔智力大礼。 记得当时统治国家的是些老人，这些人最后不是颟顸昏聩，就是通过哈哈镜来看许多事物。当时有一个俏皮的说法，说他们在玩“抢墙”游戏，就是这些人只嚮往一点：活到葬在克里姆林宫宫墙边下为止。卡·马克思教导说，如果不遏制权力，权力就会力求无限继续下去。苏联只有高层分歧才能限制权力。许多克里姆林宫学家总想破解这些内讧。这些权力渗入血液中的老人筑成的防水层像梅毒一样阻止了不止一代人上升的道路。而在下层则是地道的沼泽，到处都在腐烂。后来戈巴契夫用外交辞令说：当时存在领导人的更替问题！好一个问题！他本人得以掌权的时候，连最有耐心的党员都给中央写信了，因为他们对给一个个总书记举行葬礼已经厌烦透了。当时人们苦恼地开玩笑说，人们预约在圆柱大厅举行葬礼。要有多大的自负，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终极真理多大的捍卫者自居，才会两个人、三个人来统治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其余的人往往满足于当配角。在这一小撮人中不成文的但严格遵守的游戏规则是，党内教条同近似于“黑手党”的习俗奇怪的结合。我想，要是有朝一日公开政治局会议的记录，那我们对许多事习以为常的国家也不由得会惊嘆起来。但是读了已经公开的东西（在叶尔钦统治的头几年有几千页档案卖给了国外，这些档案实际上对所有想看的人开放）后，我感到很不自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了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管；而稍微重大一点的问题在小圈子里先就决定了，或者被长期搁置。 第80页 克里姆林宫试图管理这么一个大国，从一张总的镶嵌画里抓住几个小细节，而且抓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随意的。 政治工艺学的起码常识告诉我们，要是由小圈子作出决策，要是领导人为自己创造养尊处优的条件，那么就不会有公开性，不会有政治竞争，社会被告知的只是已採取的步骤，因此马马虎虎地去完成，错误就不可避免，而纠正错误却极其困难。在我们的具体情况下，有一个因素在起作用，即我国老迈的统治者固有的自己一贯正确的自信心。要不是如下的议论盛行（我亲耳听到过），我们早就会撤离阿富汗了：“该我们来承认自己的错误，而让吉斯卡尔骑上白马吗？”当时这位法国总统被列入黑名单，因为他胆敢用公开的文字同我们谈阿富汗问题。［2］ 而处理看起来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时又是多么的无能？为什么无能呢？因为正是这些石油美元把我国老朽领导人的生命和权力延长了若干年。第一次发现石油不仅是财富，而且还是最危险的东西，因为它有助于肉体和智力上的停滞。为什么要动脑筋去使国民经济现代化呢？早在1970年代初就彻底终结了小心翼翼的改革尝试（工业改革的尝试与柯西金有关，农业改革的尝试与库拉科夫有关），被捧得高于清醒理智的意识形态在这方面起了十分有害的作用。我国没有邓小平，他看重的不是猫的毛色，而是它逮老鼠的本领。这就是我们该向中国人学习的地方！苏联几乎完全靠出口能源在维持，吃光了未来几代人的生命，我国的国家计委官员甚至安慰自己说：“石油价格只会上涨，他们总不能给自己的汽车灌水吧。” 我们忽略了西方在工艺上的回应，出了名的节约能源的努力，我们长期依赖的石油价格勐跌，但这又是在老人们走了的时候，收拾烂摊子的，确切些说，收拾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又是这位戈巴契夫。 最大一部分石油美元显然被扔进了军备炉里。现在可以表示惊讶：人们怎么没能发现，实施一个又一个军事计划会导致什么后果。美苏领导人一次次会晤，相互说服对方说，增加越来越致命的武器毫无意义，极其危险。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他们回国后又批准了核装药新的增长。到1982年，我国和美国积存的核爆当量相当于地球上每个居民摊到4吨三硝基甲苯炸药。 当时和现在我都有一个问题：怎么会这样丧失判断力的？用不到成为绝顶聪明的人也会明白这完全是自杀行为，用米·布尔加科夫的话来说，这样做首先大概是因为脑袋毁了，应该承认，是蓄意的挑唆才使智力降到这种水平。美国的情报部门和政治家用了种种令人心寒的色彩来描绘苏联的军事机器。谈判一有转机，马上就有秘密报告谈俄国人骗过了轻信的西方人，是何等奸诈，实力又如何强大。现在事后有人说，决定政策的人当时就知道真实情况，只是缄口不说。他们说，让苏联更深地卷进这架智力和物质手段的绞肉机里去吧。他们说，经济力量的对比最终会表现出来。 我们有多少次落入这个陷阱？只要想一想里根“星球大战”这个误导的经典例子就足够了。我且不去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即将登陆阿富汗的“假情报”，我们倒是赶在了他们的前面，首先冲进了喀布尔，可是从此在那里陷了10年脱不了身。 还有着名的“太空梭”呢？我们信以为真，认为如果我国不建造同样的机器，那我们就躲不开这个太空杀手的加害。我在拜科努尔空间发射场看到了几乎完全报废的发射超强功率飞弹的厂房，这种飞弹的用途极其有限，在实施“暴风雪”计划的最后阶段，总计有近百万人在工作，这是当地了解内情的人告诉我的，一般认为，这个机器是成功的，但我们的财力不够。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同于会勤俭持家的美国佬（国会在监督他们），一下子在轨道站和宇宙飞船两个价值昂贵的项目上花掉了难以计数的金钱。 应该说，炮制出来的均势理论是一个很巧妙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只有武器数量相等国家安全才有保证。1962年我们挑起的古巴冒险事件的失败是因为美国当时在装备上超过我们20倍，为此我们拼命去追赶，23年后，1985年5月6日，苏联国防部长谢·索科洛夫在答塔斯社记者问时说，苏联和美国、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的均势是“客观”存在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当时并未作说明。 其实（当时是偷偷地谈到这一点的，而现在则公开谈论）当时并没有持平，数量上如此，质量上更是如此。美国人总是先我们一步，至少先半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1980年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他不会同俄国人交换军事潜力。连那几个被我国宣传机关说成甚至每一个逗号都是平等的关于限制军备协定事实上都记录了不平等的状态。在不断地，而且是不对称地完善军事技术装备的条件下能够（纯物质上来说）达到均势吗？ 美国人抓住了我们的弱点，再也不让我们退出军事竞赛的困境，这种竞争同时也给了我国军事工业综合体一大堆理由，这些部门的无耻事出有因，因为美国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疯狂的增长，美国政府为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工作提供一半基金，其中超过2/3用于军事目的，但美国人学会了很快将新技术推向民用工业，而在民用工业应用之后，又可以将增值返回给军事工业综合体。而我们由于患上保密狂症，几乎没有占一点这样的便宜，“可是”我们以数量取胜，制造了惊人数量的坦克和核装药。［3］ 第81页 我们甚至超过对方做了许多无用的、危险的事，后来，当我们得知销毁装备几乎要比制造它还昂贵时，这对我们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国的军事工业综合体无疑有值得骄傲的高级设计成就，有些东西至今仍然有效，但政治领导人表现得很外行，没有明确的战略观，过于受军事工业综合体眼前的兴趣所左右，这一切是很久以后才明白的，这时“为提高进行不能进行的战争能力的荒唐斗争”已经结束，竞赛结束时美国人在哪里，我们又在哪里呢？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这美好的三年(3) 军人对国家安全负责，甚至在改革第一个阶段也没有对这个论点提出过质疑，但因此自动地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武器，达到目的的政治方法（关于“合理充足”、关于“双方都安全或双方都靠不住是否可能”的种种议论）不是国防部和党中央有关部门的直接职责。 我稍微详细一点来谈谈这方面一个简单的例子——关于“先锋”中程飞弹的故事，按西方的分类这种飞弹称作ss-20飞弹，因为我国的飞弹名称本身长期以来是保密的。从1950年代末起我国瞄准西欧的是中程飞弹p-12和p-14，它们使用液体燃料，安置在发射井里，过了20年，该是换掉它们的时候了，很快部署了“先锋”这种有三个核弹头的能迅速移动的飞弹，而旧的飞弹并没有被马上撤走。装备这种新武器是十分秘密的，因为当时就这件事同西方讨论的想法本身都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当然也不告诉本国人民。首先，人们指责我们难以理解的危险的非理性，因为没有这些飞弹也有足够的装备不止一次毁灭欧洲大陆；其次是这个作为遏制手段的武器瞄准的是城市。对这些指责我们大概还可以忍受，但是美国人对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有了一个好藉口来部署他们的“潘兴-2”这种第一批弹头可以深入地下的高精确度核飞弹。换句话说，这种飞弹可以击毁事前为特殊大人物准备好的地下掩体。现在得为自己易受伤害考虑考虑了，美国人是从他们在西欧的基地打击我们，即实际上是到了跟前，飞近的时间缩到最短。 美国人暗自得意洋洋还有一个原因：美国作为宗主国不会受到新的威胁，受害的是西欧的“人质”，由于我们的轻率行动而逼出新的拨款——真是再好不过了。 美国人并没有严格遵守对等原则，如果把一切一起算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仅有美国的核装备，而且还有法国和英国的核装备，优势仍然在西方一边。例如，美国的母舰航空兵超过我们许多倍，加上从四面八方包围苏联的基地、潜水艇，其数量仍然远多于苏联，如此等等。但美国佬不管我们的逻辑，正如安·葛罗米柯常说的，“对的不是有理的人，而是有权的人”。美国人从实力立场出发压我们，要求在具体武器种类上也完全对等，而且运用这个论点时相当无赖，加之他们知道，法国人决不同意把自己的核潜力算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潜力中。弗·密特朗总统考虑，要是苏联同美国达成了零点方案又该怎么办呢？法国人得放弃自己的威慑力量吗？决不！英国人则推託说这纯粹是美苏双边的问题。 用现代的用语说，想出这个公关策略很巧妙：1979年12月12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定被认为是“双重的”，他们说，要是1983年前我们达不成友好的协议，那么在此后的两年中美国就要在欧洲部署中程飞弹。先宣布了飞弹的数量：108枚“潘兴-2”地地飞弹和464枚战斧式舰载巡航飞弹。后一种飞弹也不是好礼物。我们盘算了大约有一年，终于参加了提议的谈判，但是谈判进行得马马虎虎。“有什么可谈的?我们有飞弹，而他们没有。”据我所知，当时的外交部长的这个论据在其他政治局委员看来是不可动摇的。要是他们有了呢?不会有的，因为西欧人不想在他们那里有一块吸引苏联核装药的磁铁。请看看反战运动有多大，拥护和平的力量有多大！不必说这是又一次计算错误。 我们的权威人士再三要西欧政治家们放心，说苏联针对西欧增加武器装备“是凭空编造的谎言”，可是西欧并不相信我们。尽管欧洲大陆那一端确实不想要新的飞弹，但联邦德国、英国、义大利、比利时和荷兰这五个国家中只有荷兰没让部署飞弹。关于这件事下面再谈。 时光飞逝，1983年10月按原来说的那样美国开始部署中程飞弹。我们关上了门（“不能进行毫无结果的谈判”），但这并未给我们带来荣耀。一年多后我们又重返谈判桌旁。不错，这一回为了不失面子，把中程武器和战略武器及太空武器放在一个条约里。又过了一年，我们把这些武器分开了，把中程飞弹又单列出去。最后，1987年12月8日苏联和美国在华盛顿缔结条约，条约规定苏联（共5种型号1752枚飞弹）和美国（3种型号共859枚飞弹）销毁中程和短程飞弹，条约中包含的“零点”接近于美国人在1981年提出的建议。 改革的领导人为了这个条约挨了多少骂：为什么我们该销毁的飞弹多一倍？很少有人记得那句话：“有什么可谈的？我们有飞弹，而他们没有。”很少有人记得，失去了多少时间，白白浪费了多少精力和财力，当然可以继续玩那些游戏，强化杀伤性精确武器的直接威胁，同时加重难以忍受的军备竞赛的重担。该是拿出勇气收住脚步的时候了。因此米·谢·戈巴契夫在这一方面也该来纠正前任领导人的差错。要是这方面付出了代价，那比较公正地更多应该算在那些前几十年把我国带入绝境的人的帐上。 第82页 我想稍微插叙一段，重新谈谈荷兰人的事。他们突然使起了性子，在近500枚飞航式飞弹中他们只摊上48枚，但荷兰连这么少的飞弹也不想要，他们的邻国不仅同意部署，而且已经在本国境内部署了，而荷兰人一拖再拖。他们有一次向我们推心置腹地提出了一个建议：你们从你们几百组飞弹部署中撤走48枚飞弹，而我们拒绝部署战斧式飞弹。这一提议当然没有太大的军事意义，但政治上的好处看来是无疑的，为什么当时不试一下制止作用和反作用的连锁反应，剎住这个惯性运动呢？荷兰人来到外交部由我领导的第一欧洲司，我便到处敲门（幸亏门不多），请求抓住荷兰这个机会，可是我的努力是徒劳。但是荷兰人并不安心，他们说，好吧，你们不用撤走48枚飞弹，但把它们从战斗值班上撤下，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藉口拒绝美国提出的部署。他们是否达到目的，我无法断定，但外交工作在任何情况下恰恰都是由这些细微差异、尝试的各种机会、各种方案构成的。我心里动了一下，看上去好处太明显了，我们不冒什么风险，即使荷兰人没有拒绝飞弹，我们可以把飞弹调回来加入战斗值班，仅此而已。还有得接受飞弹是否撤下的检查。 我为这事儿好几次去折腾当时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外交部实际上掌管一切政治问题的格奥尔吉·马尔科维奇·科尔尼延科。葛罗米柯完全信任他，自己在那个阶段做的工作已经不多，我们把他称作“格马”，他是我们的沙皇和上帝，他是一个十分职业的外交官，实际上对每一个问题都透彻了解，而且是每一个细节，工作能力之强令人嘆服，他工作抓得很紧，首先自己干，顺便说一下，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上司，因为他给你交代一个任务，你去完成，之后他便独自干了，因此他胜过其他常见的那种领导人，这种人往往自己不动笔，要求你写，自己在你写的材料上“爬来爬去”，每隔30秒钟就要你给他念一稿又一稿新的文字。仿佛现在我的耳边响起了“格马”尖厉的嗓音：“谢谢，现在我要一个人孤独地去死了。”于是你感到很满意，去干比写官样文章有意思的事，过后往往认不出自己原来的创作。听“格马”同外国同行谈话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同那些不愿亲自读一下协议、公报、谈话记录原件的人的谈话。科尔尼延科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但愿那些不求甚解的对话者千万别遭到他的碾压。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这美好的三年(4) 他特别令人振奋地捍卫苏联在装备上不落后于美国的权利。“我们不可动摇的、科学的、数学上作过计算的、花岗石一般的基础是对等。”我们不止一次争论过这个问题，他与部长不同，可以同他争论；我说，我们这条船本来就装备超载了，美国人永远也不会同意真正的均势，遗憾的是他们的物质条件和其他条件要比我们强得多，但是这不能使格奥尔吉·马尔科维奇信服，对中程飞弹的问题他监督得格外严。在当时的外交部里，与这个和其他的限制军备问题有关的人只有严格限定的几个人，我的越轨行动得到了容忍，也许是由于职务归属，因为不管怎么说荷兰事务是“我的”分管范围。有一次，看来是我用荷兰的荒诞想法把他搞烦了，他对我说：“阿纳托利·列昂尼多维奇，请您放下这件事，这方面牵扯到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利益，因此谁也不会容许您去干。”屈指可数有几回这样开诚布公地谈过我们政策真实的动机。由于我不懂事，以致要作“组织结论”了。 但这时颳起了另一股风，新当选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巴契夫很快给斯摩棱斯克广场派来了新部长。哪里是48枚飞弹，而是几百枚！可是也没有发生什么悲剧。正如我们今天所见的，过去和现在决定国家安全的是完全另外一些因素。不需要堆积如山的武器，需要的是合理充足。而最主要的是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和睦相处，不当救世主，不要教别国如何生活，更不能用强力去教别国，别颐指气使。 改革最大的功绩是，我国尽管付出了不少牺牲的代价，但我们终于摆脱了多年冷战状态。今天的俄罗斯更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戈巴契夫的第一次冲击再也没有遇到全球对抗，不仅如此，俄罗斯同过去的敌人关系正常化，同他们站在新战线的同一边——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我国现在只要能充分汲取过去惨重的教训，就可以大大节省国防开支。 对抗不仅意味着军备竞赛，我们往苏联境外投入了无数的金钱，这还不算阿富汗战争。众所周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是我们一个最大的负担。那里，在改革之前建成了750多个军事城，5000多个军营，47个飞机场（因为这样大的数量，不被枪毙也得坐牢）。我们已经站稳脚跟，永远不会说出去。可是不仅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谁计算过，这方面的军事准备要付出多大代价？这一回到不得不调整局势时，局势已经极度激化，华沙条约的每个成员国都想方设法要摆脱我们。人们不知为什么忘掉了米·戈巴契夫的这一伟大功绩——不流血地解决了如此紧张的局势。“可是”现在有人不仅把他的前人的，而且还把他的继承者的罪过都算在他的帐上。一个喜欢提的理由是：他把部队撤到了一无所有的田野里，可是它们以前在哪里？为什么要把钱花在国外，而不是用于苏联国内？德国人拨出的用于安置的钱给偷盗一空；而从1991年12月起（撤军一直持续到1994年8月）起戈巴契夫和苏联都没有了。我们是否可以因撤退多得到一些呢？大概是可以的，我们当时的领导人在这个计划中有些地方有些失误。但是在急于抢权的叶尔钦紧追不捨，在苏联解体这样的悲剧愈演愈烈的时候，领导人还能怎么办呢？ 第83页 疯狂地从“另一个”阵营中把某一个国家挖到自己这边来的努力，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削弱我国的一个原因，要赢得这场两个社会制度的斗争，还有别的办法吗？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到最后也没有放弃出口革命，任何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运动都可以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援（我们上了多少这样的当！）。例如，叫人生气的是我们给过如此多援助的义大利共产党人，他们最终离开了我们，指责说苏共脱离了人民，政权不属于群众，而属于一小撮思想保守的官僚主义的高官，自由权利不断受到严重限制，最后是十月革命已经日暮途穷。 我还想插叙一段个人的经歷。1980年代初，有一次我在古巴休假两个星期后回国，除了巴拉德罗的海滨浴场和哈瓦那的海明威小酒馆的鸡尾酒，使我感兴趣的是，我们在那里陷得有多深，我盘问了当地的一些人，有我们的人和古巴人，读了些材料，试着估计我们援助的规模，其结果是，整个这个“自由之岛”靠我们的援助一年中有两个月可以不工作。我回到莫斯科后，同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契尔沃年科谈了自己的观感，他当时主管党中央的一个部，是一个真正关心国家利益的人，他认真地听了我的话，作了一点记录，然后嘆口气说：“这方面很难办。但请不要告诉安德烈·安德烈维奇，否则您会弄得不愉快的。” 古巴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还有一个安哥拉，我们在改革时期才从那里脱了身。还有衣索比亚——那里没有得手，最后是门格斯图可耻地逃脱，我们的几十亿白白扔了。还有接济非洲国民大会，如此等等。而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兄弟合作”，最后我们反而对每一个国家都欠了债。而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整顿秩序”呢？谢天谢地，幸亏没有陷进波兰去，当时眼里看到的就是阿富汗。可是认真想想，失去波兰才意味着承认歷史实验的失败。 现在，可以作几个结论。 1改革之前我国生活令人不快的某些方面逐渐从记忆中消失。改革所做的许多事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2几十年来积累的灾难不是一下子浮出水面的，因此往往不容易抓住因果关系。我的结论是：到1985年，苏联由于此前从史达林到契尔年科这些领导人的“努力”已经到了80%註定要失败的境地。正如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所说：“当上司（指戈巴契夫）直视真相时，我国的大限已到。” 3当时能救苏联吗？有谁现在能回答这个问题？在任何情况下，为此需要一支真正具有新思维、勇于牺牲和有专业知识的人组成的大军，由于苏共选拔干部体制导致当时恰恰没有这样的大军。 4荣誉归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巴契夫，因为他试图把国家拽出泥淖，而他本可以自由地为自己选择更安稳舒适的生活。分水岭是这样的：你更珍视你的国家还是你自己，不是很多政治家选择前者的。 5俄罗斯不管处境如何，不管如何拖延和倒退，将永远不会忘记戈巴契夫改革年代颳起的公开性和自由之风。 6在国际舞台上所做的一切（停止对抗、放缓军备竞赛、同周围世界和解、放弃意识形态教条），这可以说是主要的战略成就。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这美好的三年(5) 我禁不住想给这篇文章添加一点感情色彩，那是我在改革夭折时写的一首诗。 我们像过节一样走进生活， 这不是别人的，是我们自己的好时光。 有谁知道史达林秘不示人的， 竟是如此光怪陆离的景况。 远方的道路似乎很清晰， 周围全都是灿烂明亮的脸庞。 有谁知道刚开始的路途， 竟有如此多的灾难暗藏。 手风琴的琴声令人神往， 爱情就像第一颗星星在天上， 现在叫做“主义”的东西， 当时可以决定我的生死存亡。 后来打击一个又一个落到 我们还很虚弱的心房上： 古拉格俄语中“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一词缩写的音译。——译者注、崇拜、停滞—— 很少有人能坚持到最后的时光， 很少有人能活到改革这一天， 不是成了酒鬼，就是出走逃亡。 但是有多少生气、多少光芒， 照耀到我们的河岸上。 哦，这美好的三年， 哦，这期待已久的时代之光， 但是我们的实质，我们的本性， 这一回仍然胜利在望…… 俄罗斯对戈巴契夫以及整个改革的态度要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态度差，这已经不是秘密，很少有人能够忍受如此之多的批评的利箭。也许这些批评并非全都不对。至于我，不会抬起手来把石头扔向试图沖天的人。 注释 ［1］我确切知道这样的文件在政治局委员安·安·葛罗米柯那里放了几个月，后来被处理了，没有公布。 ［2］类似的说法还有：“法国跟阿富汗有什么相干？还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阿富汗走社会改造的道路。” 第84页 ［3］有一次我国最杰出的军事专家之一弗·德沃尔金告诉我说，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对1941年痛苦的记忆给我们造成了心理影响，当年我们一下子几乎损失了全部装备，因此要设法多储存些。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戈巴契夫与改革：咄咄怪事之反观(1) 戈巴契夫与改革：咄咄怪事之反观 罗德里克·布赖特韦特 书写歷史和主宰歷史，完全不是一回事。书写歷史的人具有回顾歷史的宝贵长处，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国务活动家会犯错误？又是怎样犯下的？因此似乎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国务活动家瞎了眼睛，愚蠢透顶，甚至是一些坏蛋，因为他们的行动导致了灾难。但是在这方面想像力不够使歷史学家陷入困境。连最英明的国务活动家，连其中具有最灵敏的政治嗅觉的人，都不得不在黑暗中行动。他们可以推测，但不能肯定清楚，明天会出什么事，更别说一年或十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了，他们不得不摸索着前进。 政治家和军事首长的行为同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是一样的。我们中多数人要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结婚。这同样是懵然一跳，这件事同样并非总有好结局。 因此我们在评判那些涉及伟大事件的人时应该谦虚谨慎。当时，对戈巴契夫、里根或柴契尔指手划脚，品头论足，这很容易。批评家们认为，难道戈巴契夫不知道他启动的进程会毁了苏联吗？难道他不知道苏联在各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势力的挤压下会四分五裂吗？ 好吧，首先，不妨想一想，戈巴契夫并不是唯一不能预见这种事态发展的人。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情报机关、苏联克格勃最优秀的分析专家、学者在此之前都没有看到这一点。连那些早就以为苏联不能永世长存的人中也几乎没有人能准确预见到苏联在什么时候不再存在。 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联解体是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的结果。这一结论过于简单化了。我认为，苏联解体出于国内原因，因为它的制度不再有生命力，同美国的竞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竞争为制度在其内部造成的紧张局势添加了重大的外部压力，但这并非主要的原因。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经济破坏之后復兴了国家。它用自己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异常迅速。苏联的军事科学和工业站到了前列。苏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掌握了热核合成技术，制造出威力巨大的炸弹和飞弹，向太空先是送去了狗，后来是送去了人。苏联领导人和苏联人民在其歷史上第一次感到，在争夺技术优势的斗争中战胜了西方。1961年党的纲领许诺再过20年苏联消费者将保证得到丰富的物质和文化财富。 但是，这时国内外细心的观察者已经发现了表面幸福安康的内幕。乔治·凯南是最先预言苏联垮台的人之一。他在发表在1951年《政治》月刊4月号上的一篇文章中信心十足地说，苏联政权将来不是自行消亡，就是其领导的精神和性质彻底改变。他是一个明智的人，他作出的预言并不打算确定某个期限。 到1950年代末，苏联已经经歷严重的国内危机。它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粗暴和残酷的，但它成功地完成了加速工业化、战争和战后復兴的任务；但是后来这个制度太不灵活、太僵化了，不能适应和平时期的要求；宏伟的、代价极其高昂的投资计划好些年甚至几十年一直没有完成；商品质量低劣，这些商品连吃够苦头的苏联消费者也不愿购买，因此都积压在库房里；社会领域得不到足够的资金；农业举步维艰，危机四伏；隐性失业现象在扩大；苏联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研制的先进工艺停留在图纸上，因为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将其运用于生产。但最主要的是苏联的技术尽管在征服太空和国防领域取得成绩，其他方面却越来越落后于西方。 那些像我一样1960年代在莫斯科居住过的人对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只要到莫斯科以外几公里的地方去，就能发现苏联人民确实生计窘迫；我当时交往的英国企业家经常为苏联在征服太空方面取得的成就和他们所到过的苏联企业严重浪费和外行之间差距明显感到大惑不解：由于一系列原因，这些事实不为西方苏联学家所知，因为其中许多人对俄国歷史知之甚少，俄语掌握得差，有的干脆从来没有到过苏联。 苏联领导人当然也发现了弱点。到1960年代初苏联领导人开始明白，经济停滞了；经济仍继续运行，只是由于存在着无孔不入的“开后门”体系；出现了整整一个“强行兜售者”和经纪人阶层，他们保障了供求之间的联繫，而这是中央计划机关做不到的；最主要的是由于有企业和集体农庄领导人奋不顾身的努力，推动他们的既有对事业的忠诚、虚荣心、残酷无情，又有对不完成计划的后果完全有理由的害怕，因为在史达林时期，为完不成计划可能要付出真正意义上的生命的代价。据官方统计资料，虽然速度已经放慢但经济仍在增长，但是1964年新西伯利亚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阿贝尔·阿甘别吉扬告诉他的同事说，官方的统计数字是骗局，建议他们不用这些资料而用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数字。 1953—1964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雪夫并不笨，他知道局势严重性，起先他尝试用传统的解决办法：他组织过政治运动，找了替罪羊来加以惩处，对行政管理体系作了纠正，他从西方进口技术和粮食，他抱怨“依赖心”，即人们坐等上级指示和财政援助的习惯。 第85页 但是每一个新的“改革”只造成新的问题。在1960年代初赫鲁雪夫同意进行较严肃的辩论。我由于职责所在，不得不关注这场辩论，这是一件十分令人感兴趣的事。苏联经济学家的意见分歧很大，一些人认为只是要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旧的中央计划机制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加以利用。另一些人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因为连最大的计算机也容纳和加工不了为复制十分复杂的活经济所必需的巨大信息量，他们小心翼翼地建议代之几近异端邪说的解决办法。利别尔曼教授和另外几个年轻的经济学家（这些人后来在戈巴契夫时期名声显赫）研究了在利用更切实际的利率和极其谨慎表述的利润概念的模式基础上类似市场力量作用的机制，这是一场严肃的辩论，参加辩论的是信息灵通、思想大胆的专家，但连他们也不敢建议重新把私有制作为主要手段来激励经济主体的合理行为。 1964年末在争论进行得热火朝天之际，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尽管都在谈利润，但苏联政府决不可能允许其公民积累私人资本并加以利用，对少数尝试这样做的人，他们会处以极刑”。许多年以后，我在顿河畔罗斯托夫遇到一位当年是“黑商”的企业家，他认为被处以极刑的罗伊夫曼、沙克尔曼等（其中一些人是在赫鲁雪夫颁布有关法律之前犯下“罪行”的）是为经营自由这一神圣事业而付出生命代价的真正的受难者。 但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1965年还是又一次进行了改革经济的尝试，尽管步子迈得不大，但这一尝试由于官僚们的反抗和勃列日涅夫贪图安逸而收场。赫鲁雪夫时代知识界的思想活跃从此不再，虽然直到1980年代还有这些活跃思想的余音。在社会话语体系中，用烂了的旧意识形态口号重又占据主要地位。国际市场石油高价使勃列日涅夫可以继续与美国在军备方面竞赛，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捲入毫无意义的、挑起事端的冒险行动，并保证了让普通公民感到满意的生活水平稍稍提高。从而使得苏联这个制度得以苟延残喘。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戈巴契夫与改革：咄咄怪事之反观(2) 但是警报又一次拉响。1970年安德烈·萨哈罗夫警告勃列日涅夫说，如果不对史达林实行的、此后又未彻底清除的“反民主的社会生活准则”採取措施，经济将继续“扭曲和停滞”。［1］他写道：“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上革命的新事物的出现，我们和美国的差距越拉越大”，苏联“可能逐渐沦落为二等边缘国家”。同一年，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阿马尔里克写了一篇抨击性文章，题为《苏联能存在到1984年吗？》。1974年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科夫警告说经济状况十分严重。 连党的官员在得知危机的规模和性质后也开始失去信心，米哈伊尔·戈巴契夫看到货架上的商品数量和品种在减少，而普通人的不满在增长。当时作为苏共州委第一书记的叶尔钦在1981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表讲话时说，食品仍将凭票分配，每逢节日（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每家每人配给不超过1公斤的肉食品。 到1980年代末，苏联按人均消费列世界第77位；44%苏联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低于官方的最低生活标准。1989年即在戈巴契夫时期，卫生部长恰佐夫公开宣称，1/4的苏联医院没有排水系统，1/6没有上水道；数以万计的医务工作人员的工资低于贫困线；苏联用于卫生保健的费用低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不管今天俄罗斯对戈巴契夫批评的人如何说，苏联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戈巴契夫试图加以修理之前很久就已衰落了。 早在1958年英国外交部政治规划专家就指出，苏联政治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取得了与美国的核均势。到1980年代初，这一成就遭遇严重威胁，因为在里根时期，重获自信的美国开始更新军事装备。连政治局和总参谋部中最保守的人也明白了，假使苏联想保持与美国实际的军事均势，就必须作出某些改变。在勃列日涅夫多年停滞之后，他们需要找到一位比较年轻、比较精力充沛、比较视野开阔（同其前任相比）的新领导人，需要一个能收拾好损坏了的苏联制度的人，于是他们找到了戈巴契夫。 找到戈巴契夫的不仅是政治局，找到他的还有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正如她在回忆录中所说，这是因为当时她正在寻找这样一个人，她早在成为首相之前，就根据许多右翼保守学者的提示读了许多有关苏联的着作并进行了思考，1980年春她接见了我和刚从驻莫斯科大使馆政治处主任上任归国的克里斯多福·马拉比，起先主要是她说，更确切说是她讲演，后来我们请她听听我们说。克里斯多福对苏联时局给她作了一个出色又详尽的分析，她说：“既然如此，这个制度肯定会土崩瓦解了。”我们急忙告诉她，苏共、克格勃和军队仍然很稳固，现在谈苏联制度垮台为时尚早，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她比我期待的理解力更强。 不难理解，为什么柴契尔夫人在认识了戈巴契夫后认定可以同他打交道。戈巴契夫在1984年12月同她和杰弗里·豪的第一次谈话就表现出与其前任惊人的差异。这个人与勃列日涅夫不同，完全掌握信息，谈话时不用助手，而且谈得很自信、生动、有头脑，显然他喜欢同柴契尔夫人进行争论，连我们中一些只能看到干巴巴的官方通报的人，也觉得这些谈话很有意思。三个月后即1985年3月，戈巴契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他成了苏共最后一位总书记。 第86页 在随后的五年中伦敦和华盛顿的政界、军界和情报部门权势集团仍坚信，戈巴契夫提出的改革、民主化和公开性，都是想以此来赢得时间重整苏联经济和准备新跃进的共产党人奸诈的陷阱；那些认为戈巴契夫确实打算按他说的那样改革的人，则断定苏共、克格勃和军队上层会成功地抵制他的想法。于是所有的人都担心“国外戈巴契夫热”，因为他们觉得“国外戈巴契夫热”会破坏人们抵抗共产主义的决心。1988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专家预言，今后20年苏联将是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 1989年上半年是戈巴契夫在国内外取得最大胜利的时期。1989年前夕他在联合国宣布单方面裁减军备的计划，这个计划几乎迎合了西方在10年中提出的所有要求。但是西方把这个计划当作又一个陷阱，而华盛顿的新政府（老布希当了总统）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才会相信戈巴契夫的真心实意。这是迈出的第一步，接着而来的是苏军撤出欧洲、两德统一、版图几乎与旧的沙皇帝国差不多大的苏联解体。尽管这种生死攸关的变化无疑迟早会发生，但由于戈巴契夫，这些变化没有带来流血，而其他帝国歷史中（包括英帝国）在其没落时往往会发生流血事件。 戈巴契夫在他的国家里举行了第一次真正的选举，这样的选举在俄国最后一次是在72年前进行的，当时选举了立宪会议，而立宪会议的下场大家都已知道。按照西方的尺度，这一次的选举制度并不是非常理想的，它在安排时考虑了要让共产党占优势。但它给了选民现实的选择，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选民很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选举权，把旧的党的行政管理人员赶走，选出了支持改革的新人。 这次选举比波兰第一次自由选举早三个月。1950年代我们生活在波兰时，波兰朋友告诉我们说，只要苏联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不能指望波兰改革，现在波兰人和华沙条约的其他国家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尽管很奇怪，但却是事实，正是在这个取得最大胜利的时刻，戈巴契夫在国内的声望却开始下跌。这个可以用三个主要原因来解释。 第一个原因是，他没能搞好迅速衰落的经济。1960年代的自由派经济学家重又走上前台，他们给戈巴契夫提出了一些好的，但同时走得太远的建议，但并没有提出能取代不中用的中央计划体制运行的足够激进的东西。到1990年秋天，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失业增加了，而商店空空如也；起初俄罗斯“大街上的人”很喜欢戈巴契夫的亲切态度；改革头几年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大街上同人民的谈话轰动一时；现在人们转过身子不理他。 第二，各加盟共和国里风潮迭起，加上从德国撤军带来的屈辱感、戈巴契夫在监控军备问题上的让步，都开始使党和军队内原先支持戈巴契夫的人怒不可遏，其中一些人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聚会时把他称作叛徒。 第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开始离他而去，这些人对他仍然通过苏共行动心存疑虑，而苏共自身的改革比他想要的来得慢，他们批评他不敢在经济上迈出痛苦的一步，他们因此抛弃了他站到了叶尔钦一边，以为叶尔钦是更名副其实的“民主派”。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戈巴契夫与改革：咄咄怪事之反观(3) 因此，到1990年底，戈巴契夫的政治方针走进了死胡同，这为右派势力开通了道路，他们在1991年8月发动了政变。西方早在1989年甚至更早就察觉到反戈巴契夫政变的风险。英国外交部和我经常就这一话题交换书信，因此当政变真的发生时，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中没有人感到惊讶。但我们中没有人能预言发动政变的日期，戈巴契夫本人同样如此。只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做到了，他们在叛乱开始前几天报告布希说，苏联8月19日后的一周内可能发生政变，结果他们说对了。据我所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专家得出这个结论时并没有依据某些秘密情报，他们不过是对众所周知的信息，包括报刊上的信息分析得比我们好。 但是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没有预言叛乱会失败，相反，美国中央情报局跟我们大家一样认为，由党、军队和克格勃支持的任何叛乱都保证能取得一段时间的成功，即使时间不长，尽管最终苏联制度还得重返改革的道路，但是戈巴契夫促成的政治变革的浪潮粉碎了许多普通公民的头脑中，甚至领导政变的人的头脑中定型的陈规戒律，最终不是别人，而正是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为了避免流血下令坦克撤出莫斯科。 戈巴契夫拥有一切：新的思维、精力、手腕、虚荣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能够顺着滑熘熘的杆子爬上权力的顶峰，他还有足够的勇气去独立思考，无视“老近卫军”疯狂的抵制去贯彻自己的思想，如果形势需要就改变自己的决策，他当然犯过许多错误，他与许多政治家不同，现在决心承认其中的一些错误。 现在俄罗斯和国外许多人指责戈巴契夫，说他没有改革的战略，不会解决经济问题，表现软弱，没能控制住反动分子，对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运动没能作出有效的反应，没有预见到他的政策导致苏联解体和他本人下台，人们还指责他没有及时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第87页 事后批评当然很容易。而且许多批评者没有考虑一切政治家遇到的明摆着的困难，因为他们採取行动时对他们的行动会有什么结果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人们也没有考虑苏联是一个十分难对付的改革对象，国家机关还有足够的力量让不谨慎的改革者清醒清醒。戈巴契夫一直担心，有一天他醒来会发现他落到了赫鲁雪夫的下场——他突然“病了”，他的朋友们为了他而解除了他的权力。人们责备戈巴契夫行动过于怯懦。但是他的担心并不是心血来潮；1991年8月18日採取断然措施的人把他看管起来，向世界宣布他“有病”，因此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这几乎是1964年10月赫鲁雪夫遭遇的重演。只是这一回结局却不同。 戈巴契夫本人认为，他有改革战略，他认为，苏联能摆脱严重危机，条件是放弃帝国的对外政策，裁减军事开支，实行公开性和社会民主化的政策来唤起普通人的创造潜力，实施某种经济改革。可是戈巴契夫没有实施这一战略必需措施的详细时间表。他认为不可能有这样的时间表，他应该根据国内外形势在可以採取行动的地方逐步行动。这是一个明智的立场，几乎所有的伟大改革家实际上都是这么干的。 他最大的失败是他没有对付好经济，正是在这方面他的政治本能背叛了他，而他的政治本能在他对国际问题和国内政治问题作出决策时却出色地帮助了他，他对现代经济的运行没有太清晰的认识，他害怕根本的改革会引起大规模的风潮，他在给他提出的各种方案之间来回摇摆，到最后也没有支持其中的一种；他的继承者叶尔钦虽然对经济的了解比戈巴契夫差，却抓住关键不顾一切地干了下去。叶尔钦的改革是不彻底的，这一改革给普通人制造了巨大的困难，这一改革使少数人大发横财，使贪污盛行，但这一改革启动了使俄罗斯逐渐成为现代国家所必需的进程。 当戈巴契夫失去转向叶尔钦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支持时，他变得更难对抗反动势力。到1990年底，他好像再也没有人可以依靠，党、军人和克格勃都开始对他搞阴谋，因此他不得不见机行事，不完全说出真相，又是好言开导，又是自吹自擂，没有节制地摇唇鼓舌，他准备同那些掌握武器和窃听设备的人达成妥协，直到最后一刻他才没有加入他们的营垒。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今天他在歷史上的地位就是完全不同的了。我认为自由派和知识分子的不彻底性和政治上的盲目，与戈巴契夫的动摇和失误相比，同样是造成1990年和1991年灾难的重要原因。 在那些为苏联解体感到惋惜并将这一责任归咎于戈巴契夫的人看来，对戈巴契夫的主要指责之一是他没能预见到各加盟共和国民族情绪的高涨并对此作出应有的反应，这些人为了保住苏联，不惜採取一切手段，甚至制造流血事件。1991年初正是他们支持在维尔纽斯和其他城市开枪杀人。对于我们中多数人来说，波罗的海沿岸各族人民、乌克兰人和其他各族人民的独立是好事。我们在批评戈巴契夫的民族政策时，是否为他通过和平谈判使这些民族留在联盟中的尝试失败感到惋惜呢？或者我们想说，戈巴契夫从一开始就应该敢于冒挑起右翼势力反对的巨大风险，鼓励这些民族退出联盟？或者我们不过是要展示一个“事后聪明”的极端形象？ 指责戈巴契夫没有预见到他的政治方针会导致苏联解体，未必明智。实际上到最后一刻没有一个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能预见到事态会有这样的结局。 戈巴契夫保持了在他看来构成“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东西的信念。在他被解职之前很久，这些原则在他的思想里已演变成某种更接近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而不是粗野愚昧的苏联式共产主义，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那些一辈子复述“神圣”又乏味的共产主义真理、后来又毫不犹豫地从大船上逃跑的苏共党员。依我看，戈巴契夫保持对自己过去的忠诚和某种精神上的一贯性的努力给他带来的是荣耀。也许是因为我与柴契尔夫人不同，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欧洲政治传统中十分值得尊敬的一部分。 戈巴契夫最大的功绩是他使俄罗斯较为容易地转上深刻的歷史改革的道路，他同声誉扫地的苏联制度决裂了，在将自己国家变为较为民主较为有效益的机体方面走出了头几步，他在结束冷战方面走出了决定性的几步。要是当时苏联政权由另一个人掌舵，他也许会试图对抗歷史的进程，这就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为困难，流血更多，对我们大家更加危险。 在戈巴契夫履行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之后，他的继承者应该把俄罗斯带上下一个发展阶段。很难说他们做得会比戈巴契夫好，俄罗斯走向真正的政治和经济稳定，走向歷史上第一次符合普通人而不是富人和当权者利益的制度的道路肯定是漫长的。肯定不止几十年，肯定要经过几代人的更替，在这条道路上肯定会有失败，但也会有成功，这是认为原则上无法预言未来的人能够作出的最明确的预言。 以上所说的一切不会贬低一个事实，即戈巴契夫祖国的人们在许多方面都要感谢他，他们不急于承认这一点，这未必值得大惊小怪，失去帝国是痛苦的，但核战争更痛苦。未来也许不确定，但戈巴契夫给了俄国人一个最终只有他们才能利用的机会。歷史上会有他的位置。连他的同胞和西方人中那些把后来的理解当作是正确无误预见的人，最终都将会明白这一点。 第88页 注释 ［1］引自杰弗里·霍斯金《觉醒的苏联》，1988年版。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应该继续下去(1) 应该继续下去 瓦季姆·扎格拉金 对我个人来说，戈巴契夫的改革是在1985年3月10日那个星期天的晚上开始的。我那天在家，正打算睡觉，党中央总务部来了电话，电话说我必须立即去克里姆林宫政治局的会议厅，接我的汽车已经出发，收拾没花很多时间，我到了克里姆林宫。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巴契夫已经在会议厅里。他坐在会议主持人席上，中间稍偏右，面前放着文件，手里握着电话筒，他放下话筒，有点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出什么事了？”我问道。戈巴契夫挥了一下手说：“又是……”一切都明白了：早就病入膏肓的党中央总书记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去世了。 戈巴契夫接着说，应当为中央全会做准备，已决定第二天开中央全会，时间不多了。我问对为会议准备的材料有什么要求。我得到了一个简短而明确的答覆。我当时在脑海中抓住了主要的东西：第一，确认党的总路线；第二，马上指出革新思想（这时戈巴契夫说了一句后来他多次重复过的话：继承应当与革新相结合，二者应当紧密联繫起来）。他指出，这一点表述时要小心，要让人明白它的意思，而不是要给人以耸人听闻的感觉。接着戈巴契夫又另外补充了一点：“你不要从这个角度格外关注国际部分，因为全会是在同美国人就核问题和飞弹问题进行新一轮谈判的前夕召开的……” 在我听他说的时候，其他与会者也进来了（他们是从城外别墅里赶来的）。他们是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梅德韦杰夫、格奥尔吉·卢基奇·斯米尔诺夫、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亚歷山德罗夫，我们被带到了工作的地方，讨论了任务，开始起草——每个人干自己的“活”。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几天前在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中央书记意识形态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这个讲话从文体上说还是此前时期的精神，但从思想上说已经包含了新重点的因素。这些后来得到发挥的因素被纳入刚开始的变革构想。 我清楚记得出席这次会议的人的反应。印象强烈——他们默不作声，寡言少语，有些时候努力把话记下来，有些时候光是听着，点头说：“明白了……这我们知道。”引起他们注意的（后来他们在与我们的工作人员谈话时说的）是以下的论点：“加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制度”、“完善政治制度”，尤其是公开性在党、苏维埃和国家组织工作中的意义……每一个与会者大概对这些提法各有各的理解。但看来他们在多数情况下等待着在这些提法之后苏共的政策出台新步骤、新转折。有的人兴致勃勃，有的人疑虑重重…… 后来，在中央全会闭幕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这次全会上被一致推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人们十分认真地研究了他的讲话并作了大量评论。对这一讲话的反应总的来说是好的，但多少有些等着瞧：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我也给自己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我是否期待我国政治中出现某种重大而深刻的转折呢？ 我知道米·谢·戈巴契夫的情绪，知道他对事态进程极其不满。这一点我是从他本人以及那些与他一起起草分析1985年3月之前国内形势的文件的人那里知道的。上一年，即1984年的夏天，戈巴契夫前往罗马送别英年早逝（确实是英年早逝！）的义大利共产党书记恩里科·贝林格，我和他一起去那里，往返罗马的途中有时间可以交谈，我们谈论了各种话题，戈巴契夫很坦率，谈什么问题都直截了当。而我对能从党的第二把手（当时）的嘴里听到我们只跟最亲近最靠得住的朋友争论的看法感到十分满意…… 我对听到的话基本上并不惊讶。这是因为我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是在1971年即改革之前很久就认识了，当时他作为党的工作者代表团成员应义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邀请去义大利休养，按照当时习惯做法，这类代表团行前要由中央国际部接待，负责与相关党联繫的副部长要同他们会见。在这样的会见前，为每一个出访者准备了有关出访国、接待他们的党的必要的参考资料。这一回同样如此。 谈话是传统的，虽然不太正式，却有点形式主义，毕竟人们是去休养，在这种场合常会提出的问题大多是礼仪性的，谈话很快结束；但是这时戈巴契夫却说，他想稍微耽搁一下，涉及一些他所谓的“地方性质”的问题（他当时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这样的问题确实存在，因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常常接待外国客人，包括兄弟党的代表团，那里有东西可以让人看，而且一贯热情待客，但这一回戈巴契夫感兴趣的根本不是“地方性质”的问题。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许多出国休养的同志不同，他认真研究了所有为他准备的参考资料，还读了其他的着作，包括一些由“进步”出版社从外文翻译出版并按名单分送负责干部的书，其中一些着作介绍苏共歷史、义大利共产党的过去和现在，他这次提出的问题完全不是礼仪问题。总的来说，他感兴趣的是一点：我们的参考资料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和客观地反映了苏共和义大利同志之间关系的现状、性质和内容，包括我们之间分歧的实质。 第89页 起先我像我们大家当时学会的那样持谨慎态度，考虑我该开诚布公到什么程度，我能讲什么？但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竟毫无疑虑，因为我们是两个中央委员在谈话，有什么可以疑虑的？加上戈巴契夫的外表，他专注的眼神，坦率的举止（我很久以后才明白，这种坦率的举止有时恰恰掩饰了他在某些私人问题和棘手问题上的不开诚布公的态度）使我相信，应该如实说出一切。这样做比较容易，因为准备的材料总的来说十分客观，尽管没有完全揭示党际外交的细微差异，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我明白这个人确实真心想知道、想了解这件事的全部情况，对他可以而且应该相信。我得立即指出，我后来也没有改变这个结论。 因此到1985年初，我已经对新的总书记、他的思想和追求有所了解。但是我不能说，当时，即1985年初我抱有特别的希望，满怀着美好的期待。我明白戈巴契夫的意图是值得称道，值得十分尊敬的。但他能付诸实施吗？对这一点没有把握，首先是因为我对这些意图能否得到其他党的领导人的支持没有信心，我了解他们，同他们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上打过交道，在工作中也有过个人接触，我更相信会有相反的结果。 我当时觉得戈巴契夫的想法与多数党的领导人的情绪和计划相去甚远，他们对一切都习以为常，许多人的主要想法，是什么都不要改变，在领导的位子上平平安安度过一生，从1970年代起确立的“干部稳定”论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情绪，而另一个方面对反对任何重大变革的人来说又是很好的掩饰。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应该继续下去(2) 戈巴契夫对这一切了解得当然比我和我的同事好得多，深刻得多，我们的多数工作人员对此后在党和国家领导层中实行的变革是理解和支持的。一些人只是惋惜这些变革没有彻底完成，还有新干部是在“官名录”制度中选拔的，而这个制度提供的“新”干部都完全具有了老干部的品质，这一点后来在1991年八月事变的日子里以爆发的方式展示了出来。 因此当时，在改革之初，我并没有太大的期待，后来，尽管我的期待当然有所变化，但仍持一定的怀疑态度。戈巴契夫精力充沛的步伐、他表现出的决心，使得我的期待有所增长，出现一定困难时，期待又减少了，但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对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真诚的意图和纯洁的构思的信任。 关于改革的前景、关于我们的未来问题一下子成了我（由于职务）同外国政党和国家代表会见时不变的话题，戈巴契夫当然知道这些会见，他要求利用这些会见来解释我们的立场，他本人十分积极地参与这项他总是获得成功的工作。 不仅如此，戈巴契夫在同外国客人谈话时往往比在国内公开讲话时，尤其是当选后初期更令人印象深刻，富有说服力。在国内他背着过去的包袱，说的是那种继承下来的通常语言不明快、思想不清新的“领导人”讲话的陈词滥调。不错，戈巴契夫很快就明白这种风格与改革的精神和节奏不符，他便开始加以改变，而戈巴契夫在同外国活动家谈话时更加无所顾忌，尽力设法让对话者明白他想法的意思，这做得令人十分信服。这一点大家都注意到了。 在康·乌·契尔年科葬礼的第二天，我要先去德国，然后去法国。行前戈巴契夫说：“你设法让你的对话者明白中央全会讲话的意思，我们意图的指向。” 3月15日我飞抵波恩，会见了埃贡·巴尔，他是与维利·勃兰特相似的杰出的人。在巴尔家舒适的家庭氛围里，我们详谈了莫斯科的事态、未来的计划和希望，我的对话者倾听着，又高兴又惊讶，他显然又想能出现积极的变革，又不相信会出现这种可能性，因为在停滞年代（巴尔经常去莫斯科，很明确地感受到不会使他产生特殊幻想的情绪）我国甚至教会了那些对我国十分友好的人要极其谨慎行事，对重大变革的可能性一贯持谨慎态度。 令巴尔（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的裁军问题专家）格外感兴趣的是戈巴契夫在中央全会讲话中的一个提法：新的苏联领导人打算争取在同美国谈判中达成具体结果。巴尔此前在同我们的谈话中常常批评苏联谈判者（包括外交部）立场缺乏灵活性、缺乏不同的行动方案。“难道这一切全都完了？本来多少可以指望取得一点成绩的。”他说道。 在这之后不久，莫斯科发表了戈巴契夫答记者问，他在其中明确指出要停止部署中程飞弹，巴尔往我家给我打电话，几乎是在喊着说：“这下子我开始信了！” 3月18日，星期一，维利·勃兰特接见了我，我从1970年代初起就认识他了，巴尔已经把我们的谈话内容跟他讲了，勃兰特一遍又一遍刨根问底地问我：会出现什么情况？我当然不能跟他说得很明确，因为新立场还在“熬制”中。但是连我能说的话，尽管说得很笼统，对他来说也是“一口氧气”。勃兰特当然刨根问底地问我关于戈巴契夫的情况，问他的政策，问他这个人，他尽力要弄懂他要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人，在这方面我可以依据我自己的印象说得比较明确一些。 勃兰特和戈巴契夫很久以后才相识，但他们很快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先是在一般的国际问题上，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在社会主义构想上，对社会主义从价值观上作诠释，而不是从学理主义和形式主义角度作诠释。勃兰特生前一直对戈巴契夫由衷地尊敬，把他当作一个宝贵的伙伴和朋友，戈巴契夫也高度珍视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关系。 第90页 这样的关系看来是双方努力才形成的，是长期思考甚至疑虑的结果。这是因为双方能从过去继承的只有相互的恶感。我国几十年来把社会民主党说成是敌人，有时甚至是主要的敌人（史达林时代），这一时期的余音在改革头几年仍时有出现。戈巴契夫至少在1985—1986年在同西方共产党代表谈话时有一两次脱口说，向社会民主党人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十分重要的是不要堕落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上去，可是后来，随着相互深入了解，同社会党国际实际政策的接触，观点开始发生变化。戈巴契夫和勃兰特气质上相似，又是非常不同的政治家，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可以相容，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互为补充，戈巴契夫把勃兰特的去世当作个人沉痛的损失。 我从波恩飞往巴黎，在那里同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乔治·马歇会谈，然后同社会党领导人皮埃尔·莫鲁阿共进早餐，受到老相识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接见，还有其他一些会晤，因为关注“莫斯科事态”的人的数量显然超过了我在巴黎逗留的可能性，但这种关注都极其真诚。尽管就色彩和内涵来说是不一样的。 马歇关心莫斯科现在是否还奉行国际事务上的“阶级分析方法”，他同时明显担心苏共同社会党领导人、同密特朗总统接近，这是因为，尽管法国共产党和法国社会党在此前若干年中周期性地尝试搞好合作，竞争毕竟仍占上风。共产党领导人当然明白，从国家来说，两国关系必须改善，法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一贯是非常明确的，但对可能的竞争对手的妒忌心仍时有表现。 密特朗在刚当选总统后看来有意同莫斯科减少接触，在1984年重又积极推动两国关系，他当时访问了苏联，“解冻”了某些旧的思想，他很关心苏联领导人的变动对他预示着什么，在他的苏联之行中就“注意到”了戈巴契夫，因为在苏联领导人为法国客人举行的午宴上戈巴契夫的插话相当放得开，他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向我打听戈巴契夫的情况，我当时持应有的谨慎态度，但仍然设法加强密特朗对这位年轻的、新的政治局委员的兴趣，密特朗问道：他能当第一把手吗？我的回答是模稜两可的，虽然我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多少年后，戈巴契夫作为他建立的基金会的领导人访问巴黎，密特朗跟他提起莫斯科之行时说，“扎格拉金当时就向我指出您大有前途，”戈巴契夫回答说，总统没有忘记这件事，使我感到高兴，但同时他的话使我感到有些尴尬，因为密特朗“揭发了”我们之间完全私下的谈话…… 我返回莫斯科后，自然通过米·谢·戈巴契夫的助手向他汇报了我此行的印象，但同这些变革的外国伙伴的讨论并未就此结束，当时每天都有人来莫斯科，其中有当时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洛塔尔·席佩特、比利时社会党主席吉·斯皮塔尔斯等，这时来访问的还有美国众议院代表团，最高苏维埃同这个代表团谈了两天，美国代表团每一回都反覆提出一个问题：“会出现什么情况？……”欧洲人可以说比美国人更关注莫斯科的变革。而德国人和比利时人首先问的是裁军谈判的前景，美国人问的则是人权。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应该继续下去(3) 不管怎么样，我根据自己的印象可以得出结论说：世界当时对戈巴契夫充满了期待，而且期待某些东西。究竟期待什么呢？各有各的期待。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期待，至少在当时，在新的总书记刚当选的头几个月，就出现后来几年中铺天盖地的那种变革。指望这些变革的人是有的，但他们自己都不信。多数人疑虑重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变革的实际特徵累积得越来越多，但是尤其在改革的头两年（不过也不光是在头几年）给舆论和外部世界的信号是很矛盾的，对这些信号的反应也在不断变化。 1985年中央在6月初举行的经济工作会议，确切些说是讨论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的会议在国内外引起了许多议论。其次这次会议是以打了折扣的方式落实中央全会早就规划了的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决策的。这次会议的召开一拖再拖（以各种不同的藉口）。但这一回终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这次会议当然不等于中央全会，但至少在认识形势的严峻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我在这里提到这次会议是因为米·谢·戈巴契夫在会上作的报告和随后进行的讨论引起了国外的关注。 戈巴契夫在会上第一次对我国极其重要的领域的现状作了十分具体尖锐的批评和分析，最高层第一次公开承认苏联在科学技术上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国家这一事实，国外在改革之前就有不少文章谈到了这方面的落后，这次会议让那些以批评社会主义为专业的人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连莫斯科的第一把手也承认他们说得对！ 我非常关心西方社会左翼的独特反应，西方社会的左翼当时分成两派：一些人习惯于持守旧和保守的立场，感到很气愤，为什么戈巴契夫要讲这个问题！即使讲的都是真事，但这一真相……有害于社会主义；我国的某些专家也有这样的情绪，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令人快慰的谎言当然不会像直言不讳的真话那样让人生气，但这样的谎言是发展十分巨大的障碍。相反，另一部分人欢迎说真话，认为揭露真相是恢復健康的徵兆，是激励进步的动力。 第91页 义大利共产党的同志属于后者，他们早已採取的、可以说是一贯的立场是，欢迎苏联的一切成就，它採取的实际上有助于巩固和平和裁军的一切步骤，同时对他们认为与社会主义理想相牴触的、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制造障碍的一切持批评态度。意共同志不用外交辞令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但他们的这一处事方针没有得到苏联领导人的理解，因为苏联领导人往往把一切批评看做是敌视我国的行径，因此产生了令双方备感痛苦的许多误会。 实际上在改革之前不久甚至有人谈论苏共和意共可能“决裂”。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义大利共产党书记恩里科·贝林格的公开声明有关，他说从此前的事态（苏军入侵阿富汗、波兰政治危机等）来看，“十月革命已经日暮途穷”，上述事件以及我国的停滞状态本身对外国舆论，尤其是对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左翼力量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印象，苏联的形象当时受到很大的损害。 戈巴契夫对这一切都很清楚，我已经提到过，他在此前就试图了解我们和意共关系恶化的实质，他原则上并没有把义大利朋友对苏联现实的批评看做坏事，相反，他心中认为这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有助于克服我们发展中的困难，他显然并不认为产生的麻烦是一场悲剧，他相信，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要继续走实际合作的道路。他无疑也明白不是苏共所有领导人都能贊同这样的立场，因此他非常谨慎从事。 1984年夏，戈巴契夫在参加恩·贝林格葬礼时试图在越来越高的、能分隔开苏共和西方最大的共产党的墙上打开第一个缺口。他多次对朋友们说：“你们上百次反覆说，义大利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苏共上千次承认你们的独立。现在怎么办？我们再来重复这些真理吗？不，这一页该合上了。”在义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参加康·乌·契尔年科的葬礼时，戈巴契夫同意共新书记亚歷山德鲁·纳塔相约会晤并详细交换对双方感兴趣的一切问题的看法。1986年初，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前夕，两党领导人举行了这样的会晤。 这次会谈的详细记录保存下来了，我以为这一会谈记录至今令人感兴趣，不是因为这是党际外交的文件——老实说，即使党际有外交的话，也不多，而是因为一方面它证明戈巴契夫本人在制定改革构想过程中观点的演变，另一方面它是清除相互不理解、搞好真正友好关系的现实做法的范例。 在这次持续了两天的会谈中，大家开始明白，把我们分开的正是而且仅仅是相互不理解，而这种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共迷恋过去共产国际那套陈腐教条和神话。实际上我们两党是志同道合者，后来戈巴契夫在回忆这次谈话时说：意共的同志们是对的，例如他们集中注意力于本国问题，而我们似乎全都明白，却迟迟不去解决它……本国问题最终成了把全苏联大船撞得粉碎的危险暗礁之一。 当时的会谈也涉及经济工作，意共方面高度评价了戈巴契夫在讨论科学技术进步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他们非常委婉地询问我们会进行怎样的改革来克服已出现的困难。后来，他们在临时安排的非正式场合——午宴上谈到，他们认为这方面十分重要的是要保持前后一贯，不能偏离既定的方针，意共的朋友们指出，尽管这样的偏离是可能的，因为有些根本性问题至今尚不明确，改造的方向是什么？例如，是否会给群众的经济创造性以真正的自由？双方在谈这些问题时毫无敌意，但其中可以清楚看出对正在发生的一切的关心和对一切能正常进行的愿望。1986年1月两党会谈后，发展与义大利朋友们关系的道路畅通了。 1986年秋，我应邀前去米兰参加《团结报》节，这个节本身一如既往令人印象深刻，但对我来说，最有兴趣的是按照意共领导人的建议参加对“谈谈戈巴契夫”这个话题的公开讨论，朋友们事先就说，人们对这个话题太感兴趣了。情况果然如此，大厅里人满为患。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应该继续下去(4) 起先是让我发言，我试着谈戈巴契夫的意图、党的决策、需要解决的问题，重点是谈继承和革新的结合。我现在重读我当时发言的速记记录，发现一个有意造成的重大差错，我谈到当时苏共全体领导人都绝对支持戈巴契夫的思想，这方面起作用的是所谓的政治分寸——尽管这种说法无疑是夸大了，但通常不能不这样讲。 接着是义大利共产党领导成员、众议院议长尼尔达·约蒂讲话。她的讲话格外亲切、热情。约蒂说：“苏联是个伟大的国家，它现在的领导人完全清楚自己的责任。”莫斯科明白局势的严重性，坚决要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作重大的转变，符合苏联人民和全人类利益的转变。她发言指出，苏联拟议中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性变化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产生需要的成果，但现在到处，包括义大利在内，都已感觉到这些变化的影响。与会者对她的讲话十分感兴趣，反应活跃，十分激动。 约蒂谈到长期以来引起苏共和意共争论的问题时指出，义大利同志们一贯坚持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必要性，苏共根本反对这种思想，藉口我国没有相应的传统。约蒂试图找到妥协。她说，一党制在苏联是歷史形成的，也许在苏联不该人为地制造多党制，而应该建立在一个党内较为充分考虑不同观点和情绪的制度？有意思的是，关于这一问题及看法，另一位参加辩论的意共领导成员克劳迪奥·彼得鲁乔利马上用正统的观点对她进行反驳。第三位与会者、很受欢迎的《时代》周刊的主编卡尔洛·隆奥尼则对此持中立立场…… 第92页 此后对我提出了许多问题，根据会议组织者的建议，问题都是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其中没有怀有敌意的问题，好奇心是有的，而且很大，尤其是青年和老战士提出了这样一类问题：“社会民主化会对苏共造成威胁吗？”“苏共是否有復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我回答时总是强调苏共忠于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但同时我说，社会主义不是文选，不是义大利面条制做法大全，这是具有创造性的科学理论，这是能进行巨大社会实验的理论，这是不仅应进行学习，而且应加以发展的理论，我们和戈巴契夫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才说，我国不应是更少的社会主义，而是应更多的社会主义。大多数人都鼓了掌。后来有人又非正式地提出问题说：我在对待社会主义上所持的立场是否过于灵活？我是否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希望再讨论、再提出问题的人很多，以致主席台上的人靠警察帮助才得以离开大厅…… 我再说一遍，这发生在1986年9月12日的米兰。三年之后，即1989年10月底，戈巴契夫亲自前往米兰，是他对义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当时这座城市里发生了什么！我不再去描绘当时的场景，关于这次访问和米兰一站的访问，已经有很多人写过了。戈巴契夫本人也写过了。但我要指出，当地的老住户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这种情况在米兰是空前绝后的。 米兰人当时迎接的是公认的改革倡导者，而“改革”这个词本身已经进入世界各种语言中。来访者领导着世界最大国家的宏大的政治改革，他同美国伙伴一起在核裁军道路上走出了实际的头几步，义大利则成了外国中第一个承认改革、为改革倡导者提出的政策给世界带来的变化而对他表示真诚感谢的国家。在义大利，人们、普通公民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对可以期待戈巴契夫做什么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答案…… 因此我不能迴避一个我认为是原则性的问题，直到今天，“戈巴契夫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期待他（或不可以期待他）做些什么”这个话题仍然是有争议的，对戈巴契夫的态度也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好，像海浪一样不断在变化——涨潮又退潮，关于他讲了也编写了大量的神话，有人试图指控他犯了大大小小的死罪，甚至极小的死罪，但没有成功。他当然会出错，也犯过错误，只要有可能，只要有时间和精力，他本人会纠正这些错误。但主要的是，他想并且一贯致力于毫不犹豫地遵循道德原则，戈巴契夫实际上试图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严格来说，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尽管这样做非常困难（不可能不如此）。 戈巴契夫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道德和政治的关系。我不止一次听到他问：二者是否相容？第一次还是在1985年，当时正为他第一次出访外国——法国——做准备，很少几个人讨论了关于核裁军的问题，具体是在跟弗·密特朗总统会谈时能谈点什么。当时戈巴契夫就下述话题谈了看法：没完没了地就裁军问题进行争论，从而使核武器竞赛能自由地进行是否道德。后来——后来实际上在改革命运每一次发生转折时他都产生过这个问题，而每一次他都争取找到从道德角度看适宜的解决办法。 在改革年代我最后一次听到戈巴契夫提出这个问题——道德和政治是否相容，是在他从福罗斯回来后，准备会见社会党国际代表团的时候。但这一回他的语调带有嘲讽的味道。“现在该怎么说呢，政治和道德相容吗？”他自己作了回答说：“现在我比任何时候更相信，政治应当是有道德的，否则这就不是政治了，而是……” 不久之后。痛苦的1991年年底，戈巴契夫勇敢地中止了他苏联总统的权力，他在这时所作的高尚的声明再次证明：戈巴契夫始终忠于他的生活准则，正是这一点也许成了他形象的标志，他作为我们这个十分复杂、艰难和独一无二时代伟大政治家之一的功勋的基础。 在本文开头我提到在改革之初我对未来不抱特殊的希望。现在回忆起来，大约是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后我才产生了这样的希望，正是在这次会上，戈巴契夫讲了话，甚至比在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更充分地揭示了他的意图，代表大会的那个报告在很大程度上（从用词用语来看）是按照“旧时期”的精神写的，但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新版党纲和关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有着十分令人瞩目的差异，这些文件仿佛是不同的人通过的，党纲完全逐词逐句地重复过去的提法，决议则明显思想清新，甚至用词也新颖。但是1987年的一月中央全会不仅精神不一样，而且参加的人员也不一样，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作了不小的变动（很快就发现还是很不够），在代表大会后，政治局和书记处都更新了（即使用我当时的观点看，同样也不够）。总之，改革开始作为一个现实崭露头角了。 这一切都给人以希望。尽管改革困难重重，尽管改革未能达到既定目标，直到今天，这些希望仍与我同在。不错，改革后的10年在很大程度上是白白丧失了，不错，我们今天的道路也不简单。但是我以为，过去这些年经歷的一切并不说明20年前选定的路线错了。恰恰相反。我想，今天的许多问题正是可以在继续（继承加革新）前进的道路上找到应有答案。 第93页 关于戈巴契夫1980年代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已经谈得不少。人们分析了客观的困难和主观的因素、成绩和错误。但是在我看来，主要的一点，是我国社会，甚至自称为先锋队的多数人对世界和我国新现状决定的重大变革完全没有做好准备。我第一次产生这个思想，后来又加以肯定，先是受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影响，后来是受1989年人民代表大会的影响。分裂还不是过于严重，还不是灾难性的，这当然很好。但另一方面，这说明对变革深度和力度的认识还没有深入整个社会。讲演者使用一个个词，一个个术语，往往并不理解它们的意思，甚至并不试图去好好想想他讲话的意思…… 1991年初，确切些说是1月21日，我在巴黎，要向法国参议院介绍苏联的情况。当时还闹得不可开交——维尔纽斯事件，当地报刊歇斯底里的评论，对戈巴契夫的指责来自四面八方……我知道，总统会作出说明形势的声明，但声明尚未出台。说什么呢？我自担风险地说：所发生的一切不是总统意志和指示的结果，而是反对他的手段的表现。于是我去了参议院。 参议院的情绪不太好，观点很悲观。我重复了自己的说法，有人问我（不记得是谁了）：“您相信您说的话吗？”对这样的问题尽管我心里窝着火，但回答却很克制。又有一个问题：“这究竟会延续多久？”看来这一回也得十分笼统地加以答覆，但我脱口而出的却是心里的想法：“我们设想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自己对此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而这个进程将至少延续两三代人的时间。”听众失望了，我接着说：“法国在大革命后经歷了多少代，才使大革命的理想取得胜利？”台下一片寂静…… 我今天仍相信：改革的理想最终会取得胜利，改革的追求和歷史的挑战是一致的，但我们今天仍然没有十分“成熟”，而这个成熟的进程还需要两代人，划时代的转折要求耐心…… 不管怎么说，新思维在世界舞台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新思维的过去和将来(1) 新思维的过去和将来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 我没有沉溺于歷史，也不迷恋争论，只概略地谈谈我对改革这一“划时代”现象的看法。我绕开曲折的局势和个人的因素，也不触及由来已久的（总的来说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意图和结果不相符。 20年了……是新时代的美好青春还是旧时代的垂死挣扎？如果用人和社会完善源泉这一大文化标准来衡量时代，那么更正确地说是垂死挣扎。至于对作为国际活动的空间和动力的世界政治来说，这是“青春”及其种种荒唐，愚蠢行径、种种埋怨、对过去嗤之以鼻的态度……出现新的准则、相互依存关系等当然成了这个时代的特点。 改革使20世纪的世界政治失去目标，同时还使大批国家参与其中的国际对抗失去了意义，这种国际分垒的对抗（危险而反人道的，毫无意义的）只要一方主要参与者声称，他再也不愿也不会参加这种致人死地的轮盘赌了，其最终将成为毫无意义的对抗。 这就是对戈巴契夫所做的事的隐喻。可以不承认，可以抨击，可以指责，可以贴标籤，但是不可动摇的歷史事实俱在，任何人都无法加以取消，正是戈巴契夫的改革和新思维使国际冷战体系土崩瓦解。于是那个在冷战屋檐下成熟并不久被称为“全球化”的东西，终于冲破柏林围墙的残垣断壁进入了新的空间，获得了新的速度和新的规模，取代（我要强调指出）冷战体系飞快地形成了新的国际体系，整个世界不得不在前所未有的自由选择的条件下，与这一发展趋势相适应。 在原来的体系中，主要的“要点”是核战争的威胁。而当年并非主要的现象很快——在过渡时期的“布朗运动”中——变成了新体系的基础。原来被称作“南—北”的现象，现在被叫做“国际恐怖主义及与之作的斗争”。哪一个更好呢？是冷战及其国际恐怖主义方式，还是全球化及目前的恐怖主义（同样叫人心惊胆战）？这甚至不是修辞性提问，而是类似于“要是有了确实没有的东西，那会怎么样呢？” 至于对21世纪真正具有现实歷史意义的是，在世界转向某种新秩序时，决定世界政策的唯一超级大国，将把对真正全球的恐怖主义危险开战作为自己外交战略的基础。 在文明探索的道路上冷战逻辑的灾难性后果得以避免。解决办法已经找到，因为20世纪末随着两千年的结束，已达到的成熟程度（以及国际社会的经验）可以使需要的地方的人明白，今后文明转变可以採取另一种办法——在正常的人的清醒理智的框架内进行。甚至受意识形态影响很大的人也明白了这一点。万幸的是，其中包括掌握了强大国家这种实现自己意图的手段的人。 我不准备详细地谈改革的对外政策。 我只谈几个问题，首先是从苏联本国的民族利益出发，为了避免核灾难，对这些问题不可能採取别的态度（当然是负责任的态度）。 好吧。要停止军备竞赛吗？要。既为了消除世界大战的威胁，又为了减轻军事工业综合体这一沉重的负担，这一重担压着经济的各个部门，扭曲了经济，降低了本来就低得丢人的生活水平，僵化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管理经济槓桿在此前的30—40年就暴露出其效率低下，苏联为此走进了死胡同。不仅如此，我们由于全面落后，在军备竞赛中被人超过了，军备竞赛因此失去了政治上的威慑作用。 第94页 关于核武器。戈巴契夫建议2000年前消灭核武器，但没有成功。不过也许是因为在此之前10年苏联消失了。但戈巴契夫的思想是有益的、需要的，它仍在起作用。不与美国建立新关系，上述任务是完不成的，因为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决定着世界政治，而军备竞赛恰恰是世界政治的主线和动力。 同时这意味着我们同整个西方关系的改变，不再自我孤立于国际社会最发达部分。因此要向世界开放，方针是将我国不仅纳入世界经济，而且纳入整个世界文明进程，不是作为死敌，而是作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因此才同欧洲一体化。戈巴契夫在新的基础上復兴了全欧洲进程，他的“全欧洲大厦”的思想（不断遭到嘲笑的话题）已扎下了根。尽管这一进程艰难、勉强、吃力，但“进程启动了”。 这就是改革对国际社会各部分飞速发展的相互联繫、相互依存关系的回答。 否则我们註定要在一切方面衰落（不过衰落还是发生了，当然是“推迟”了，因为衰落就存在于苏联制度的内部，歷史给了这个制度一定的时限，现在这个时限早就过了）。 各个方位角保持正常而尽可能良好的关系，戈巴契夫在这方面的功绩不容置疑——从新颖的思想和具体的步骤来看都是如此。他是苏联重视亚洲太平洋地区作用的第一人，他拟定了我国接近世界这一伟大而前景美好的地区的途径，他开始了不仅同实际上所有西欧国家，而且同印度、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以及拉美国家的新关系，他开创的事业是需要的，还在继续起作用。 需要从阿富汗撤走吗？需要。因为六年中彻底暴露了这一干涉罪恶而荒唐的意图。从物质上考虑，撤出阿富汗等于一年少花60亿卢布，而主要的是道义上的考虑：这种牺牲和损失毫无道理。需要撤退还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会真的相信和接受我们的变革方针，才会贊同我们的重要动机。 关于两德统一。当德国人民（首先是我们的盟友民主德国的人民）声称不能容忍再保存“柏林围墙”和把一个民族活活拆开的现状时，还能採取别的立场吗？出动坦克，重演“1968年”那一幕吗？这意味着爆发欧洲战争和使我国走上现代进步道路的意图彻底落空。阻挠这个犹如雪崩的进程，讹诈、“狠狠勒索”德国人吗?许多人当时都提出这样的建议，而且至今仍持这样的观点。但即使这样（当然如果不挑起武装冲突），两德仍然会统一，而且统一时甩开我们，和我们对着干，这样的话，统一后的德国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一个友好国家，而是一个敌对大国，是比过去更强大的冷战工具。 两德统一（苏联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消除了冷战的“铁幕”。冷战结束，这是20世纪可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相媲美的伟大事件，而戈巴契夫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主要贡献。 关于东欧。从原则上说，与民主德国的形势一样。但具体方面却差异很大。只要提一个问题：我们在冷战和对抗结束的条件下是否需要听话的、受到强制控制的盟国，实际上的僕从国？戈巴契夫的想法大概是对的，有一次他说：“我们使他们讨厌了。换一种方式生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当然这意味着东欧的“朋友们”为了表示获得自由的感激，用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面貌对着我们。但这是一个错误看法，其根本当然是大国的自负、意识形态的盲目，这种自负和盲目几十年来妨碍我们正确评估邻国正在发生的和不可避免已经发生的一切。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新思维的过去和将来(2) 对伊拉克进攻科威特的反应和波斯湾战争。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一起遏制萨达姆侵略的联合行动，是新时代（实质上是为了普遍的文明价值观的合作，互动和团结政策的新世纪）世界政治的重大范例，戈巴契夫持唯一恰当的立场，他通过和平途径制止侵略的努力没有成功，但这并不能因此否定他的行为原则上是正确的。 在冷战结束和我国改革举步维艰的语境下，在所谓“民族解放运动”地区实行的帝国政策也失去了意义。早在戈巴契夫之前很久，这个政策的意识形态成分早已完结。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早就明白那些装扮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是在欺骗我们，我们在那里活动完全出于战略考虑，受冷战的左右。 戈巴契夫（而不是我国宣传说的是叶尔钦）终于发现了“七国集团”并于1991夏天参加了“七国集团”的伦敦会议。 戈巴契夫第一个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了正式联繫，1991年同康德苏签署了相关的文件。 正是戈巴契夫开始扯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身上唬人的外衣，长期以来灌输给我们并要我们相信的是这个组织马上会对我们发动“1941年战争”，或者制造“广岛轰炸”。在戈巴契夫时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曼弗雷德·伯纳）在1990年7月第一次访问莫斯科，而苏联外交部长在布鲁塞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上发表讲话。 后来当然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进行过多少次荒唐的争论和提出了多少绝望的最后通牒和可笑的讹诈！尽管没有一个人（不管是政治家、职业军人，还是新闻记者）给我们解释清楚过，为什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离我们边界近了100公里，就会给我们国家构成致命的威胁，而这时他们和我们都具有同样精确度、能飞几千公里的飞弹。 第95页 现在，在普京时期认识到了冷战一结束就清楚的道理：这个组织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它不是积极侵略的载体，同它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合作。 这就是戈巴契夫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几个要点，这几点推动了世界舞台上整个形势的根本变化。 从真正的民族利益出发，在21世纪的语境下，不可能证明这一切对我国、我国人民有害（而有些人一直在叫嚷什么“罪行”）。这一切确实与帝国“利益”（更确切些说，是帝国思想）相牴触。但是“帝国”时代结束了。 戈巴契夫的“新思维”及时出现在世界歷史上，同时又推动人们越过界线，（第一次客观上）获得以更人道的方式、以更加“人的面貌”实施进步的可能性。“新思维”政治是必要的，有道理的，尽管后来发生了任何超级强人或超级强国都无力制止的一切。 我列举的“新思维”的原则和标准是老生常谈，但是歷史通常在老生常谈即清醒理智突显时发生转折。那么这些构成新思维构想的原则和标准是怎样的呢？当然这一构想在改革过程中不是一下子成型的。这就是： 放弃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对抗，因为只要承认现在国际社会有共同的价值观，任何矛盾都可以消除； 外交实践的非意识形态化； 对话和谈判，最高层和高层的个人接触是国家间交往和国际联繫更恰当的方法； 放弃使用武力作为捍卫民族利益（实质上必然是私己利益）的主要手段； 除了国际认可的干涉，不容许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 每个国家根据互利原则同任何其他国家自主交往和互动，只要这样做不威胁第三国的安全（根据公认的安全准则）； 尊重此时根据国际法准则被认定是独立的任何国家的独立性和特点； 多方面的、地区的和其他的互动与解决全球化及自然界和人类普遍挑战引起的问题（不管是生态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核问题、太空问题、粮食问题还是医疗问题，等等）的努力相结合； 对外政策同道德的最佳结合，即同各种世界性宗教多少反映的人道准则的最佳结合…… 也许还有…… 当然列举的内容中没有一点是戈巴契夫的“创造”。新就新在某些上述原则和方法被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应用后成为国际关系中令人瞩目的政治实践、外交常用的原则和方法，还有一点是，这些原则和方法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当然没有得到整合应用。但是放弃对抗和用对话取代对抗构成了某种“模子”，舆论界和新闻界，部分地还有政界，都开始用它来评价某一政策、某一活动家的行为的优点和效果。顺便提一下，当代世界多数国家间政治相互关系的氛围因此与20年前的氛围显着不同。 这就是说，改革产生的“新思维”，不管人们对之如何冷嘲热讽，仍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即使新思维的作用常常被归结为“政治上得体”，这在当代也有很大意义，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寻求互相理解和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现在该怎么办？当新的世界体制上述主要“要点”实际上正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许多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在进行）的时候，“新思维”能用于目前的形势吗？我与看起来很明显的答案不同，认为能。这场目前还是假想的战争的根子不在“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本身的形成应归罪于“第一世界”和已一命呜唿的“第二世界”。当代欧洲外的恐怖主义深层次的前提是欧洲的过去、几百年的殖民主义，后来是同样无耻自私的消灭殖民主义的方法。 这里不是说要忏悔，而是世界政治和经济要採取实际而负责的行动。文明世界能经受住它现在正用以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保卫战，但是不要耽误同样积极、同样操心地准备进攻，而进攻是要用歷史的尺度来衡量的，只要奉行“新思维”，进攻也许最终会成功，否则我认为人类根本没有未来。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弦外之音？(1) 弦外之音？ 帕维尔·帕拉日琴科 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把翻译称作最认真的阅读方法，职业翻译工作者由于命运的摆布成了歷史事件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像接受文本一样接受这些事件，他有责任，或如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註定要对词语格外注意，有时也许不仅完成了自己的翻译任务，而且突然参悟了词语、文本背后的意思。 对我来说，参与标志冷战结束的1985—1991年国际事件是相当偶然的，当然也不是事先规划的，这样的事情根本不能规划，而自身参与其中则更不能了。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外交部中毕业于我的母校——莫斯科外国语学院——的人不多，要不是苏联外交部翻译司当时扩大，我在1979年底结束了在联合国五年的同声传译工作“期限”（苏共中央规定苏联在国际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必须轮换，不容许订立“终生”合同）后，多半会返回我的母校担任教员，更何况我有过教学工作的经验。 外交部翻译司为派往国际组织工作和裁军翻译建立后备力量，这一任务改变了我的计划，外交部进了一大批在纽约和日内瓦工作过的人，其中多数人都受过专门的语言教育，应当说，这大大改善了翻译司工作的质量，我们当时的“班子”决不比任何人逊色。 第96页 我当然永远不会为命运如此转折感到惋惜，即使后来我没有“福分”去日内瓦、雷克雅未克、华盛顿、马尔他、赫尔辛基，我1980年代前5年在外交部的工作从专业角度看也是有意思的、要求严格的。如果说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五年工作让我成了同声传译的职业高手，那么裁军谈判的工作则使我在完善“谈判翻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技巧方面获益良多。虽然没有“谈判翻译”这样的术语，但这样的工作无疑是实实在在的，这一工作不仅要求语言能力，而且要求经过认真的专门的心理培训，具有掌握词语和识别人的技巧，在这方面来说，联合国同声翻译工作室里“匿名”工作要简单得多。 在那个时期裁军谈判毫无结果，当时认为谈判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成就（众所周知，1983年底谈判也垮了）。但进行这些谈判的都是杰出的职业外交家，同他们的接触令人永志不忘，我也从中受益匪浅。在我国外交家中有这样一些久负盛名，甚至受到圈中人“崇拜”的人物，如Ю.А.克维钦斯基、В.П.卡尔波夫、o.А.格里涅夫斯基（我同他们中每一个人都一起工作过，对他们都很感激），在美国人中无疑是波尔·尼采，他是一个经验丰富、学问渊博的人。 但是裁军谈判不是“培养外交技巧的学校”，也不是培养译员的进修班，人们期待谈判能有些实际成果，但这一点却很难办到。会议没完没了——全体会议、工作小组会议、非正式会晤、酒会和晚宴（应该说，酒喝了很多，遗憾的是，对某些不能战胜俄罗斯这一主要祸害的有才能的人来说，喝酒不是没有造成恶果的），可是工作却没有前进。造成这种情况的当然是政治原因，因此用外交方法，更不说用语言学方法是无法加以解决的。为了使事情有所进展，应当哪怕有一个小小的政治上的突破——1982年夏波尔·尼采和Ю.А.克维钦斯基在他们着名的“林中散步”（离日内瓦近郊圣谢尔特不远处）时就尝试作过这样的突破。 莫斯科甚至拒绝讨论由尼采提出并经克维钦斯基略加修改的方案，不仅如此，还对我方的这位外交官进行训斥。我国的领导人心理上当然很难被这一方案的讨论所吸引，因为方案规定要同时销毁我国相当多的新飞弹“先锋”（ss-20）并部署美国的飞航式飞弹（但不是“潘兴式”弹道飞弹）。我也觉得这个方案比里根的“零点方案”还差，但里根方案当时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绝对是十恶不赦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这是面包圈上的洞，”克维钦斯基在代表团的一次会晤时这样说，美国人对这句话的幽默含意心领神会）。不管怎么说，一年多后欧洲出现了“潘兴式”飞弹，莫斯科，大约甚至总参谋部，都不能不对轻率地拒绝讨论取代方案感到惋惜。 我们谈判的努力所取得的与付出的不能相比的“零结果”以及对我国安全实际增大的威胁，使人懊恼。但是政治，即使是政治的词语包装，都毫无变化。我们没有觉察到，“缓和不可取代”、“使缓和不可逆转”、“用军事缓和补充政治缓和”等口号，由于经常重复和明显与实际矛盾而显得毫无意义，有时甚至十分荒诞。而列·伊·勃列日涅夫如此心爱的“缓和”一词本身用来表示长期政策也不十分恰当。事实上，俄语中“缓和（pa3prдka）”一词（起先是完整地称作“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后来受法文词detente的影响把它简化了）给人的感觉是两次紧张局势爆发之间的某种喘息机会，但这还不算什么。更糟的是，英文的对译（那个detente）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是一个稀奇古怪的外来词，1970年代末我在美国工作时就发现美国反对缓和的人就利用这一事实来攻击这个政策。 这个词被用来表示苏联对西方的政策也许不是偶然的，部分的原因是，勃列日涅夫领导班子想用别的词来取代能使人联想起赫鲁雪夫的“和平共处”这个用语。尽管这个用语还没有完全过时，在“缓和”一词流行后，人们越来越少提“和平共处”了。我相信可以找到另一个提法，需要这样做，是因为已经清楚，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缓和”这个概念已经声名狼藉。但词语当然不是万能的。顺便提一下，为勃列日涅夫撰写有关国际问题讲话稿的是一些杰出人士，其中有А.e.鲍文、瓦·瓦·扎格拉金、Г.А.阿尔巴托夫，而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虽然没有这样的“语言才能”，但有时他的简短插话却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戈巴契夫之前的苏联对外政策，不管作什么词语包装，都不能成为国际关系突破和结束冷战的基础，为此需要为它的非军国主义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做准备，而1968年派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领导人不可能有这种准备。 类似我国“停滞”的时期，对于社会来说是“积聚力量”的时期，而对于个人来说是职业探索、找到技术决策、也许对未来是重要决策的时期。我和我的同事们想对塔斯社和新闻社英文稿所特有的贫乏无味、晦涩难懂的“国家标准”来一个突破。西方英文报刊常嘲笑塔斯社和新闻社的译文，并列举出一些令人十分厌恶的例子。但为了公正起见，应该指出，有时译员别无选择，因为上司严格监视，不让译员“背离文本”。如常言所说，“左一步，右一步……”原始文本低劣的质量和死译最终成了有爆炸危险的混合物。译员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状况，哪怕偶尔也得表现出职业勇敢精神和人的勇敢精神，而这种精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的。 第97页 幸亏外交部里决定“国家标准”的是В.m.苏霍德列夫这样的人，他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我们这些年轻译员有时可以向他求助。总的来说，我相信，关于与他共事的回忆不仅对我，而且对我当时所有的同事来说，都是最美好的回忆。老实说，这个人的一生经歷表明任何时候都可以有而且必须具有高度的职业技能。我不打算谈他的个人魅力和人品，只是因为这与“本题”无关。 那些年中，决定全国和外交部普遍情绪的是对变革的期待（关于这一点值得一提，因为许多人，尤其是某些自认为有歷史思维和战略思维的人不知怎么都“忘了”这一点）而且这些变革应当有政治性质，只能自上而下地开始。随着米·谢·戈巴契夫登上我国的最高领导岗位，这些变革开始了，笔者也同许多人一样认为这些变革尽管失误不少，而且付出了代价，但对我国和世界是起良好作用的。这是词语和行动（文本及其中含意）都在发生变化的时期。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弦外之音？(2) 由于种种情况巧合我恰在其时成了苏联领袖的主要译员，过去和现在都是他改革的支持者，他的内心和外表是相互联繫的，但这当然首先是指在国际舞台上的结果。1985年苏联同美国和西欧的关系很糟，我国军队陷于艰苦卓绝、毫无出路的阿富汗战争，我们因捲入一系列第三世界国家事务而付出了高昂的（直义和转义上的）代价，我国同中国的关系几十年中一直不正常。这里列举的我国国际关系上的痛点还不完全。在我熟悉的裁军领域情况几乎是灾难性的，应该公正地承认，在这方面大部分是我们的错。波尔·尼採在中程飞弹谈判时说：“你们想拥有同你们所有潜在的敌人合起来拥有的那样多的武器。”至少在这一类武器上，“暗地里”不能不同意他的这句话。 没过几年，形势骤变。到1990年代初我们同所有大国，首先同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了；我们的军队撤出阿富汗（而不是从那里逃跑）；我们从与我们相隔万里的第三世界国家——安哥拉、柬埔寨、尼加拉瓜——里的对抗中脱出身来，开始了实际裁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进程，扭转了世界对我国的态度。我认为我们“放掉”东欧各国也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些国家纯粹是名义上的盟国，口头的、毫无意义的礼仪上的盟国。 需要提及这一点吗？我想需要。现在戈巴契夫的对外政策受到的攻击不比他的对内政策少，人们或是出于不明真相，或是出于记忆的恶作剧，或是出于低级的谎言制造了大量负面的神话。他们尤其为两德统一而批评戈巴契夫，一些人是因为他“容许”统一，另一些人则因为他“没有收钱”。尤其是在我国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大掀起歇斯底里狂热时，人们常常向他重提这件事。这时候连似乎很严肃的评论家（例如，阿列克谢·普什科夫在他发表在《独立报》上的一篇长文中）都撰文说，戈巴契夫应该争取“编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扩大的保证书。这说的是什么话？看看词典，就可以明白，可以“编纂”法律法规，而从任何组织得到关于冻结其成员构成的保证则不是什么“编纂”，而是无法实现的幻想，至少据我所知是没有先例的。戈巴契夫的继承者们试图提出“不容许”苏联加盟共和国（当然是指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但也没有成功。 有人还炮制出一些极不老实的谎言。例如，1997年2月克格勃的将军，现在的教授h.列昂诺夫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在伏特加酒的作用下克里姆林宫的秘密到处传播》一文。他在文中说，戈巴契夫同外国政治家谈话时“不作记录”，“我国没有一个人知道这类谈判的情况”，戈巴契夫往往只让“人家的译员”提供服务。这一切当然全都是胡说八道。我同前苏联总统助理阿·谢·切尔尼亚耶夫一起给《共青团真理报》寄去一篇短文，我们在其中对所有的问题都作了回答：戈巴契夫的国际问题助理参加了歷次的会谈；没有一次这样的会谈时没有我方译员在场；所有的会谈，例如同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会谈当天就作了记录并分送政治局委员。《共青团真理报》拒不发表我们的答覆。谢天谢地，《莫斯科新闻》发表了这篇短文。 我国新一代国际问题专家的某些代表的文章中的臆测则性质有所不同。原因往往是知识不够和纯粹出于“咬”戈巴契夫“一口”的习惯性做法。不久前我同《消息报》国际栏编辑进行了论争。下面全文引用我说的话（该报已发表）： 格奥尔吉·博夫特在《具体的绅士协定》（2002年11月23日）一文中得出结论说，普京总统和布希总统达成协议：普京对美国打击伊拉克一事“不再较劲”，换取“美国不会忘记俄罗斯在伊拉克的利益的保证”。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根据不足。但问题不在这里。作者顺便给了戈巴契夫一下子：“布希不打算向普京描绘虚无缥缈的美俄友好的图景，像美国人，如老布希任总统期间给戈巴契夫描绘的那样——这是对解散华沙条约组织、‘埋葬’民主德国和支持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的‘奖励’。而且普京也不是戈巴契夫。” 第98页 作者看来对美国总统的意图了如指掌。我对此一无所知。但我参加了戈巴契夫和老布希的歷次谈判，十分清楚没有描绘过任何“虚无缥缈的友好图景”。为什么要“奖励”我们呢？那些国家不再是我们的盟国，自己退出了华沙条约组织，更何况“埋葬”民主德国的不是我们，而是该国的公民们。 作者稍后又写道：“……普京同小布希玩的游戏要比戈巴契夫同老布希玩的实用得多，因为我们用不着什么全球联盟和令人头晕目眩的从欧洲到火星的俄美兄弟般团结的计划。” 当时关于“全球联盟”同样没有提过，也不可能提出，至少因为我们当时刚刚摆脱冷战，谈判的情调是与此相适应的。也没有什么“俄美兄弟般团结的计划”。但是签订了具体的协定：完全得到履行的销毁中程飞弹的条约以及俄美两国总统在新的关于战略性核潜力的条约中批准的关于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 至于“普京不是戈巴契夫”，这用不着争论。看来这是在暗示总统和外交部长都没有声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与戈巴契夫的对外政策有继承关系。但是这样的继承关系确实是有的。将我国纳入世界经济的取向，同西方合作的方针，同主要国家领导人建立信任关系的努力，不死抱住对我国有害又毫无意义的立场不放的实用主义决心，都是如此。 （顺便补充一点，后来证明《消息报》关于普京和布希“绅士协定”的这篇文章作者的推测也完全站不住脚。他在这里显然把愿望当成了现实，而这对记者如同对政治家一样是犯忌的。） 在戈巴契夫任总统的最后几年，尤其是最后几个月，我对他越来越忠诚，因为我看到人们昨天在说到他的名字时还喜形于色，现在却迅速改变取向，转而对他和他的政策破口大骂。这种变态的背后往往有着跳上火车的踏板并加入“胜利者班子”的愿望。当时以及后来，这些人中的许多人用各种理由来论证他们逃跑的理由，但是有趣的是，在他们对戈巴契夫的“不满”中也出现了“语言学”或“修辞学”上的论据。他们至今仍不时以令我吃惊的（但很有道理的“下意识”的）敌意取笑戈巴契夫南俄的口音以及有两三个词读错了重音，等等（纳博科夫说过：“……思想、举止、口音在某个时间和空间一定会遭遇到为此发火的众人严重的敌意。”）。有时这甚至变成十分荒唐的对译员的“吹捧”，他们说：戈巴契夫在那里“胡说八道”，根本弄不懂他在说些什么，谢天谢地，幸亏译员救了他。我想对这些“指责”和“吹捧”作一个答覆。 确实不能把戈巴契夫的讲话称作很流畅。这位苏联领导人是多少年来面对千百万人不看讲稿讲话的第一人（他给了这千百万人不必害怕、想啥说啥的机会），他经常处于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势下，他对此不愿保持沉默，便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这时顾不上修辞，顾不上语法。而且在比较从容的场合，他一贯想和人们交流，正如人们交谈时常见的那样，他的“出声的思考”有时显得有些颠三倒四。我还是认为，这要比他前任的封闭态度、纯形式的支吾搪塞或词不达意的平铺直叙好得多。我可以十分负责任地说：尽管在我的译文中他的语句在语法上准确了，修辞上作了些修饰，我从来不对所说的内容添加什么或润色什么。遗憾的是，在一定的阶段，我国的知识分子不想理解戈巴契夫，要是他们想的话，那么“形式和内容不相符”不会成为障碍。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而不是修辞。西方伙伴理解戈巴契夫，不是因为他的讲话译得好。如果没有内容，任何译员都帮不上忙。戈巴契夫的讲话是有内容的。 总的来说，“不看稿子讲话”的优点往往被夸大了。我并不想找到戈巴契夫与果戈理的相似之处和把他们两人相提并论，但仍想（作为“供思考的信息”）引用Л.n.阿诺尔迪回忆录中谈这位俄国伟大作家的一段话：“果戈理经常使用‘过分（cлnшkom）一词。这是他文体的一个特点，他的文体往往不正规，有时很复杂，但强有力的东西很多，而很少有某些俄国小品文的那种轻松，因为这些小品文只关心语言的正确，而不关心文体的力度和精确度。”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弦外之音？(3) 对戈巴契夫还有一个不满，是他偏好“社会主义的高调”。这里又是该怎样来提出问题：词语背后是什么？一个领导全国的政治家，几十年间一直宣扬自己的“社会主义属性”（更何况还是共产党总书记），别无选择，因为社会主义高调是他政治上唯一可以接受的用语。拒绝这种用语，就等于转而去用依地语或斯瓦希里语，这样的总书记，早在1991年8月之前很久，也不用藉助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就要被“收拾掉”了。而在“文本”背后则是戈巴契夫继承下来的、从史达林时代以来并无很大变化的制度正在逐渐得到改造（我至今不明白如何称唿这个制度；由于种种原因，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制度”或“威权主义制度”都不太合适）。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制度的一切主要支柱都被清除和冲垮——举行了差额选举；准许了私有制的存在（起先是合作社，后来是打着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旗号）；宣布了公开性，很快又发展为言论自由；改变了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准许自由出国；结束了实际同世界各国的对抗。而且不仅戈巴契夫本人的实际思想迅速朝社会民主主义演变，而且还为右得多的思想派别开放空间（我记得1990年一个英国人对我说：“你们年轻的经济学家比柴契尔本人还更柴契尔。”）。 第99页 这些年对我来说简直是感受丰富多彩，瞬息万变。我在为戈巴契夫和爱·安·谢瓦尔德纳泽（现在人们基本上纯粹由于事过境迁而忘记了或曲解了他们在结束冷战中的作用）工作时没有错过一次苏美峰会，实际上参加了部长级的各次谈判，部长级谈判一连几小时讨论研究具体的，有时在技术方面十分复杂的问题，翻译了同英国、印度、加拿大、以色列、约旦、澳大利亚、菲律宾、奈及利亚、南非共和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部长的会谈。这一切不仅在职业上，有时甚至在体力上都是不堪重负的，但有一条理由支持了我，因为我相信我参与了对我国和世界都是迫切需要的歷史事件。 跟戈巴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打交道的是一些值得尊敬的伙伴。我当然记得最清楚的是美国人。起先是里根和舒尔茨——他们是不同的人，体现了美国民族性格的不同方面，很好地互为补充。顺便提一下，舒尔茨是第一个提出在谈判中使用同声传译的人。谢瓦尔德纳泽不顾他的一些副手的疑虑，同意了这个建议，1985年6月美国和苏联代表团赫尔辛基会晤时第一次同声传译的试验十分成功，尽管我们这位不久前被任命的部长十分激动。后来当时採取的模式定了下来：在代表团谈判时使用同声传译，而在一对一谈话时使用现场翻译。 同年9月，谢瓦尔德纳泽在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里根总统。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里根，应该说他给我的印象相当出乎意料：这位着名的“邪恶帝国”论的始作俑者十分客气，十分殷勤好客，我甚至想说他有点想讨人喜欢。后来我才相信这确实是他的性格特点，我觉得这个特点非常吸引人。但戈巴契夫和里根当然是很不一样的人，很难找出更不相同的人来了：一位是从前好莱坞的演员、后来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他交往的都是“富人和美女”；另一位是来自斯塔夫罗波尔草原的人，长着一双联合收割机手的大手，从苏维埃体制一级一级走上来。里根的反共观念尽管有些肤浅，却十分由衷，而戈巴契夫起初“背了”太多的苏联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陈规戒律。这两个人（尽管不是马上，也不容易）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不让自己从苏美接近的道路上偏离方向，这一点给他们这两位政治家和歷史人物带来了荣誉。因为在这条路上有着太多的坑坑洼洼，还有太多的暗中破坏、挫折和是人都可以理解的失误。 但我们当时并不是全都清楚，有些东西表现得不正确或不精确。当然也有假情报。假情报也许起了某种作用，因此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戈尔巴乔娃和南希·里根的关系恶化了。我在她们交往时并没有在场，但得到的印象是她们起初互相不理解。后来我们从跟当时里根的助理、后来任驻苏大使的杰克·马特洛克的谈话中得知，南希积极促成里根与戈巴契夫的接近，甚至帮助消除政府中反对接近的人的抵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当然全面支持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她在我国摆脱孤立状态上的作用难以估量。后来当戈巴契夫夫妇和里根夫妇会面时（1990年戈巴契夫访美时和在戈巴契夫退职后里根请他们夫妇去他的牧场时）接触是亲切的、温暖的。 在帮助苏美最高领导人找到共同语言方面，任何人都不及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我再一次强调指出，是在我们刚摆脱冷战的时期所能做到的程度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97年。舒尔茨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讲了话。他看到我和改革时期外交部新闻司司长Г.n.格拉西莫夫后，马上请我们去吃午餐。席间我们热烈讨论了当时俄美关系曲折发展的经过。前国务卿当时谈了一个我永远不忘的想法。他说，我们同你们互动时，竭力想向你们证明，尽管分歧不少，但我们是尊重你们的。我和格拉西莫夫证实说，这一点我们当时感觉到了。尤其是舒尔茨的态度。应该归功于戈巴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因为他们充分肯定了他的立场和人品。 但问题不仅在于“尊重”。从舒尔茨本人和其他当时事件参与者的回忆录中可以知道，当时里根政府中围绕同苏联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舒尔茨并非全赢了。但赢得主要的战斗——围绕销毁中程飞弹的条约——的则是那些忠于总统的话（因为客观上有利于我国、但被戈巴契夫之前的领导人拒绝了的“零点方案”是罗纳德·里根提出的）、忠于清醒理智和我称之为国际正派原则的人。当我们接受了这一方案时，想破坏条约签订和批准的大有人在。我只提几个人：在不同阶段在不同程度上反对这一条约的有亨利·基辛格、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玛格丽特·柴契尔、弗朗索瓦·密特朗。我以为，正是舒尔茨和里根坚持推动这一条约，才使戈巴契夫相信我们的关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这就意味着应该快一些决定我军撤出阿富汗之类的问题。 我在我写的《我为戈巴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工作的岁月》一书（1997年在美国出版）中谈到，1987年12月在白宫签署中程飞弹条约后我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一对一”坐车返回苏联使馆。戈巴契夫情绪很兴奋。我不清楚我怎么会在这种场合问他（毕竟当时总书记是非常高的、几乎是“到了顶的”人物）：“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对阿富汗到底该怎么办？”“我们会作决策，”戈巴契夫简短地回答说。确实不久撤军了，有尊严地撤走，而不是“仓皇逃命”，戈巴契夫后来多次说过，他力求不出现这种情况。 第100页 遗憾的是，从舒尔茨和取代他任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的回忆录中断章取义摘取的文字，使我国某些研究者，包括如А.乌特金教授这样相当严肃的研究者，都有根据地得出结论说，我国领导人过于信任美国对手，表现不够坚定，甚至感情用事，而美国人决不会这么干。总之，“失去了警惕性”。我也曾不得不回答这些指责。我作为实际上苏美领导人歷次会晤的目击者可以指出，没有过这样的情况。谈判非常具体，双方都很强硬，更不用说我方的谈判立场是由经政治局批准的早先拟就的指令确定的，戈巴契夫从来不违背这些指令（不仅如此，有时，如在雷克雅未克，他採取更强硬的态度，为了摸清对手的意图和此后“尘埃落定”时能“具体突破”）。 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人与人的信任当然在结束冷战问题上也起了作用。戈巴契夫和老布希的相互好感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在不再任总统后的时期里，我是他们会晤的目击者。2004年9月15日他们在莫斯科戈巴契夫基金会会见，这确实是朋友们的会见。两个人都信息灵通（布希同美国所有的前总统一样定期得到政府提供的信息，包括内部信息），这一点在谈话中可以感觉出来。但每一个人透过自己的稜镜看正在发生的事，同以往一样，意见并不总是一致。但是我觉得，两位前总统在一点上有着重要的一致看法：现在，在伊拉克事件后，最主要的是要恢復大国在国际关系关键问题上的对话和合作。戈巴契夫和布希现在促成这一点的可能性当然不如从前，但毕竟还是有的。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弦外之音？(4) 取代里根政府的美国新政府起先也大肆指责过于信任（是对戈巴契夫的）和谈判中不够强硬。新人，尽管还是同一个党的代表，当然总想“独闢蹊径”，这从常人来看很好理解。但是布希政府因此对与苏联的关系“重新作战略评估”，这样做除了丧失时间别无所获。后来连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布希的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也间接承认了这一点。 这一回在词语背后（这次是“战略评估”）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我当时已经在外交部美国司工作，在我们的内部争论中坚持在同美国人的关系中採取耐心的路线；我跟我的许多（但并非所有的）同事一样说，应当给他们时间，不要指责他们拖延谈判的进程——不错，这有时在宣传层面上还是做了的。现在事后清楚认识到，我们关系中失去速度的后果是负面的，尤其考虑到苏联和东欧各国国内的局势瞬息万变。可惜直到1989年底才同布希举行第一次最高级会晤，因为要是早一点展示我们两国新的信任和互动程度，这完全可能有助于当时的各个进程，包括我们的国内进程更渐进地、正常地、规范地发展。这个假设当然不能加以证明，而且事实总是事实：到1989年5月美国新政府已经相当准确地弄清了形势，詹·贝克国务卿对莫斯科的访问开始了十分成功的互动。 词语，更不用说口号，不是国家间关系中最主要的东西，但我认为，当时提出的口号“从对抗到合作和伙伴关系”，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形势和双方的实际可能性的。如果当时苏联的国内形势不是那样“乱成一团”的话，可以办成的事会是很多的。双方都有这样的决心。实际上这意味着冷战的结束。未必可以标出冷战结束的具体日期，但大约是在1988年7月里根访问莫斯科（当时他站在克里姆林宫炮王边上说，他不认为戈巴契夫的苏联是“邪恶帝国”）与1989—1990年戈巴契夫和布希几次声明（声明说我们两国不再相互把对方视为敌人，冷战从此告终，“烟消云散了”）之间的某个时候。顺便指出，我国某些政治学家和“叶尔钦早期”的外交部人士把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等同起来的尝试是没有说服力的。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在他的着作中有根有据地明确驳斥了他们。他说，在苏联解体前冷战就结束了，不是以一方向另一方投降的方式结束的，而是以双方都能接受的公正的条件结束的。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俄罗斯的自我毁灭和自我抨击）应由那些不惜一切代价去攫取权力并如愿以偿的人负责。 当然不应该忘记，“冷战”这个概念本身不过是一个隐喻。那些异常轻松地说“我们输掉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简直不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有条件地使用“战争”这个词并没有否定一个事实，即这个时期尽管矛盾重重，但它的主要实质却是为防止能给人类带来空前灾难的战争而作的努力。而且战争得以成功地防止了。千万人为此作出了贡献，我们应对他们表示感激，尤其是对那些在矛盾最激化时（如习惯称之为“加勒比危机”的古巴飞弹危机时）坚持不懈地寻找摆脱苏美因“军事”手段的惯性而陷入的困境的出路。我以为，对冷战时期的评价——不仅是冷战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问题，而且是冷战的内容问题——这是一个值得去研究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在词语背后的内容比乍一看到的要多得多，在错误的、教条的评价中潜伏着危险的后果。 回过来再谈谈苏联的最后两年。对我来说这是心理上难以忍受的时期。我为谢瓦尔德纳泽的离职感到难过。我当然感觉到他同戈巴契夫的关系恶化了，但我为他们两人工作，对他们都有好感，真心希望一切都会过去。结果却并非如此。谢瓦尔德纳泽（顺便提一下，是第二次尝试了）还是辞职了，我对这件事的回忆是很难受的。爱德华·安布罗西耶维奇在宣布辞职两个星期后（他继续工作了大约一个月，直到最终决定由谁来接替他和А.А.别斯梅尔特内赫接手工作为止），在他办公室里接见了我。我们谈了近一个小时，虽然我请求他接见主要是为了讨论我的前途，他却认为有必要向我解释他决定辞职的原因。我在这次谈话后对谈话内容作了详细的记录，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发表这几乎是逐字逐句记下来的文字。现在我只指出，他没有完全说服我相信他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我不仅继续支持戈巴契夫，而且接受他的建议（此前几个月作出的）去当时刚组建的总统工作班子工作的原因之一。我之所以同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总统国际问题顾问班子将由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来领导，而我对他十分尊敬，在最高层会晤时我和他合作得很好。这是我经歷中一次新的转折——后来才清楚，这并非最后一次转折，时间也不长。 第101页 总统工作班子中的工作十分有意思，虽然当时即1991年的形势很复杂，国内的事件——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出现，打击和反打击落在“心口窝上”、脑袋上和臀部上——瞬息万变，令人头晕目眩。我在我的书中谈到令我难忘的职业里程碑——首先是为戈巴契夫第一次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做准备、这次峰会本身以及戈巴契夫和布希在莫斯科会晤和签订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邀请戈巴契夫参加“七国集团”会议当然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突破，标志着我国转向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但他参加会议这件事本身不很成功（虽然也不能说很不成功）。玛格丽特·柴契尔尤其觉察到了这一点，当时她已经“下台”，来使馆看望在那里下榻的戈巴契夫。我不是她热烈的崇拜者，但那一天我不能不肯定她判断的洞察力和速度。“铁娘子”在谈到“七国集团”成员时说：“他们欺骗了你们。他们怎么不明白，现在最主要的是真正支持戈巴契夫，採取重大步骤来巩固你们在苏联开始做的一切。”我感到，乔治·布希的思想开始从这方面考虑，他在莫斯科会晤和随后访问基辅时的某些言论表明了这一点。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才明白，一切都已经晚了。组织八月叛乱的人以为他们是在拯救苏联，可是这次叛乱决定了我国雪崩似的和主要是非法的毁灭。 当时和后来我都不曾怀疑过戈巴契夫“本人在支持叛乱分子”。依我看，这种怀疑十分荒唐。我不去罗列理由，但要指出一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关于事件的说法一变再变，而戈巴契夫从来没有改变和不承认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对于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1991年12月对于我们大家，首先是对于米哈伊尔·戈巴契夫来说，是艰难的考验。他极其体面地经受住了这一考验，这是我当时每一天都目睹的情景。他最后几次与各国领导人的电话交谈，同乔治·布希在西方圣诞节的谈话和后来向全国作最后的电视讲话（这次讲话多数人没有好好听，没有得到理解和应有的评价）——在艰难歷史的刻度表上这一切的地位都非常高。我们的个人问题和对今后个人命运的推测与这场悲剧相比当然微不足道，但我们大家还是尝试去看清未来模煳不清的前景，从中看清自己的前途。但不太成功。 大约是12月20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亚·阿·阿夫杰耶夫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我们现在建议外交部在总统工作班子中工作并让保留外交部编制的全体工作人员回外交部。但行动要快，因为苏联外交部时日不多，我们很快要与我们目前的职务告别。要是您决定回部里来，我们会尽快办好一切手续。 对于这样的建议当然应该感谢，我也确实对亚歷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表示了谢意。我虽说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却告诉他，我不能接受这一邀请（我无法想像自己置身于叶尔钦总统身边）。过了两个星期，克里姆林宫干部部门给了我一本劳动手册，其中说根据某某条规定我被从苏联总统工作班子中辞退（好像说的是“由于僱主不再存在”）。我生活中一个事件不断的重要阶段结束了，新阶段开始了，后来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决定后悔过。 此后的这些年我都在戈巴契夫基金会工作。关于这个组织和忙碌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许多计划，应该单独写一写，现在我只指出，要操心的事很多，而我的工作（基金会的国际联络和新闻界）十分有意思，而且还有足够的时间继续去担任同声传译的工作。起先令我和我的家庭担心的经济收入问题便这样解决了。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弦外之音？(5) 现在我从旁观察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活动，当然明白我们的继承者们必然想要作某些改变，这很正常，不可能不这样。但是很快表现出的对前人成就不屑一顾的态度，装作目前的对外政策、目前同西方的合作现在随着“邪恶帝国”的完蛋才开始的尝试，对新思维嗤之以鼻，把新思维与俄罗斯国家利益对立起来——这一切令我（也不仅令我）气愤难平。问题仍然不仅是和并不是词语，因为不愿承认并实施改革时期苏联和独立的俄罗斯对外政策的继承关系导致许多错误和失误。顺便提一下，这也不会在外国伙伴的心目中为俄国领导人增添敬意。实际上，这种继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不这样也不可能。承认世界是相互联繫相互依存的，我国与世界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路线，面对对全人类的现实的全球挑战的合作，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针——这与“新思维”概念联繫起来的一切不是一时兴起的“点子”，而是反映了世界和我国的现实需求。 经验表明，背离这一路线的尝试、来回瞎折腾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一会儿“投向西方”、发誓忠于“西方价值观”而损害与南方和东方的关系，一会儿又退回到相反的方向、把西方尤其是美国制造成新的“敌人形象”。我国的领导人照例或迟或早在国际事务中要回归戈巴契夫的轨道，即使前总统的名字不仅被缄口不提，而且几乎列入了“黑名单”，如同勃列日涅夫时期赫鲁雪夫的名字一样。词语，这一回是名字，没有说出来，但实际上戈巴契夫的外交遗产继续在为俄罗斯发挥作用。今天这一遗产的积极惯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再也不能回到对抗方针上去。但正如2004年底格外清楚表明的那样，今天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相比问题不少。我国近10年来形成的、与正常的民主相距甚远的、独特的“俄罗斯制度”不能不给今天的对外政策打上烙印。 第102页 我们的制度从形成特徵和某些重要的特徵（私有制、选举）来说当然不同于苏联制度。但它有一些植根于迄今尚未被战胜的苏联和俄罗斯的过去的特点。这首先是我国政权的垄断和别无取代的地位。我们大家都记得1999年的议会选举和那些用于防止政权实际轮转（甚至在当时已形成的精英内部）的“操作法”。2000年前夕总统权力的移交也与正常的民主进程少有共同之处。 当时的事态强化了既成的形势：我国社会疲惫不堪、基本上只关心自身的生存，精英智力低下、道德败坏，国家元首大权在握、至高无上。在这样的制度中，不可能就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问题进行实际而有效的讨论。依我看，即使总统决策正确，如他在9·11之后和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所作的决策，决策机制本身仍然是封闭的，而对其作修正，哪怕策略上的修正，都是不可能的。 伊拉克危机证明，这样的修正是必要的。俄罗斯原则上做得是正确的。而策略上则并非无可指责。当一知道美国人需要的不是“解除伊拉克的武装”，而是“更换政府”，就应该寻找不经战争在这一方向採取行动的方案。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现在难说，但值得一试。当时我国的宣传场面相当难看，这无疑是近些年来尤其是在我国电视中建立的“信息安全”和“可控媒体”制度的结果。 对极其重要的对外政策问题作出决策通常很难，这往往不是在好与更好之间选择，而是在不太好和很糟之间的选择。要是政治精英和新闻界不是实际参与探索最佳方案，而只是试图去猜测总统想些什么，那么他们不是更容易而是更难找到答案。 在未来的岁月里制订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不会更容易。增添麻烦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的可以说是美国在当代世界的特殊地位。我们中多数人是在反美酵母中成长起来的，因此要接受这种地位的事实是不容易的。加上我们自己通过对“单极还是多极”话题乏味又无用的争论加强了这种地位。我们又忘了，这些词语不过是规定的符号、隐喻，对此不必拘泥字面去理解。 要是看看词语背后有什么，那形势是清楚的：美国确实在今天的世界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他们能力巨大，没有一个国家不需要同美国尽可能搞好关系。俄罗斯也需要搞好关系。但是还应该看到另一点：美国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但他们并非无所不能。例如，不久前充斥于美国报刊的“惩罚法国”的议论是不严肃的。严格来说，美国也不能“惩罚”俄罗斯，即使我们现在问题很多。这也许是我们最大的王牌——比核武器（核武器一般来说只是北韩之类危险的冒险主义政府手中的王牌）或美国对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时与俄罗斯互动的关注度更重要的王牌。 我们进入了各国最终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一致的或同类的时代。勉强想出某种“我们独特的”东西，如“我们最好挤压一下x、y或z”，则毫无意义。建立民主的国际关系体系则肯定符合俄罗斯真正的利益，但这也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利益。超级大国美国目前的实力不是将用于追求这一最终目标，就是用于毫无理性目标的军事冒险和意识形态冒险。尽管走向民主的国际新体系的道路还长，还有很多苦难，但运动的向量已定，因为无法设想，各国国内生活必然的民主化能与不民主的国家间关系体系相结合。 俄罗斯的智力潜力使得它能完全平等地参与对真正的世界新秩序的探索。最近的事态告诉我们，需要认真地反思国际法，制定新的安全机制，考虑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分量。即将出现的变化几乎对所有的人都是痛苦的。包括对美国人也是如此，还有许多意外事件在等着他们。但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主要的。我们参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能力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挣脱“俄罗斯制度”的束缚，切实使我国和我国社会民主化。 我想说一个有点“不恭的”想法：民主的对外政策决策机制重于决策的具体内容。“过程重于结果。”因为在稳定的民主机制框架内的错误决策迟早会得到纠正，但是即使是开明的极权统治者作出的正确决策有可能迟早会被他本人（因为人是会犯错误的）或被事态的进程所推翻，事态将使不能不断现代化的国家置身于边缘。我以为我国对内对外政策的制订者们应该经常考虑的正是这一点。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与歷史争论到底(1) 与歷史争论到底 安德烈·格拉乔夫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巴契夫领导的改革所引发的各种事件，不可逆转地改造了从前的苏联社会，对20世纪末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一独一无二的试验取得了歷史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的倡导者米·谢·戈巴契夫的精力、政治勇气和他对所选择的民主、法律至上和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暴力的目标的执着。但是在我们大家所经歷的事情中也有不少失望、政治动盪和心理震撼，它们的后果对前苏联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千百万人的命运产生了悲剧性影响。 苏联解体和米·谢·戈巴契夫辞去总统职位之后，以及世纪更替，世界充满新的问题，必须由年龄上相当于戈巴契夫的孩子的下一代政治家来解决它们。戈巴契夫以前的所有同事差不多都写了回忆录，脱离了各项事务，他们的名字从报纸上挪到了歷史文献中，只有他不想退出积极的政治活动。给人的印象是：戈巴契夫忠诚于写在他盾牌上的口号，并且将其作为1987年所写的一本书的标题——《改革与新思维（我国和整个世界的）》，试图凭藉他所剩下的时间和精力无论如何把他20年前开始的一生中的主要事业进行到底。 第103页 戈巴契夫执着地忠诚于改革的思想，这不是着迷，也不只是保护自己的心血和哪怕事后证明自己正确的天然愿望，而是与歷史辩论到底的渴望。这一切是在俄罗斯目前的形势和世界局势似乎没有提供心平气和或者乐观的理由的条件下发生的。实际上，难道戈巴契夫和他的战友们在改革的最初年代，当他们在威权主义制度下披荆斩棘和向西方伙伴提出新政治思维处方的时候，希望出现的是这样的俄罗斯（先是叶尔钦的俄罗斯，然后是普京的俄罗斯）、这样的世界（成为无数冲突和数场战争的舞台的世界）吗？ 现在，在曾追随戈巴契夫的那些人中，许多人责怪他没有事先告诉他们，等待他们的不是富饶的乐土，而是充满人的贪慾、偏执、民族局限性和权力利益冲突的一个残酷的世界。当然，戈巴契夫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希望的是好的东西。况且，他在掌握了克里姆林宫权力之后，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使国家摆脱了没有自由的状况，使世界摆脱了完全现实的核战争的威胁。大概他不可能做更多的事情，而另外的某个人处在他的位置不仅未必能够取得这些成果，甚至连想都不会去想。但是似乎这些对他来说太少了。记者们时常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应该在1985年着手做这一切？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他确信：不能停止开始的事情。  初看起来，与其活动带来的其他结果相比，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米哈伊尔·戈巴契夫在总书记和总统的位置上对加强国际安全作出的贡献并不显着。显然世界有许多事情应该感谢他：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和东欧，拆除柏林围墙，先是德国然后是欧洲的大部分的统一。而主要的是，从军备（包括最危险的核武器在内）竞赛的较量逻辑史无前例地转变为实际的裁军：数百枚苏联和美国的飞弹以及上千枚核弹头被销毁。 最后，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世界感谢他不仅是因为铁幕的拆除，而且是因为世界政治分裂的消除，在20世纪初俄国革命之后分成两条轨道的世界歷史的重新统一。但是像人类的其他功绩也常常出现的情况，它们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当代人眼中日益减少，如同老战士的勋章的光辉在他们的后代手里渐渐失去光泽那样。 现在很少有人能够想像，柏林的围着带刺铁丝网和被自动步枪扫射的布兰登堡门曾经是“无主土地”，而美国的中小学生则被告知，在苏联对美国实施核打击的时候躲到课桌下面。问题不在于人的记忆的缺陷，也不在于人的感激之情应服从于世界的“熵”法则，而在于东西方和解所带来的欣喜逐渐远去，让位于一系列新的不信任和新的对立，取代世界冷战的是地区性的“热”战、恐怖活动和种族隔离行为，它们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了牺牲品。这与戈巴契夫有什么关系呢，他对这个新的世界已经不承担责任了。 唉，在我们这个短暂的世界上，包括善事在内的一切东西，更不用说良好的愿望，都有自己的价值。戈巴契夫为世界政治的改变，付出了违背他本意的代价——苏联的寿终正寝。甚至国外对这一事件的后果的评价也各不相同。一些人称赞前总统，认为他的贡献在于，最后一个世界帝国以妙极了的和平方式解体，使帝国的居民和周围世界避免了发生在拥有核武器的庞大的“南斯拉夫”身上的噩梦。另一些人指责戈巴契夫使苏联解体，使世界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柱之一，破坏了国际关系的稳定。无人制衡的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加强了这种看法。 戈巴契夫本人迴避一些人的赞扬，驳斥另一些人的攻击，他现在仍坚持认为解散苏联是一个歷史性错误，认为如果没有1991年8月克格勃和有復仇情绪的党的高层官僚以及别洛韦日密林中的阴谋者组织的两场叛乱，统一的国家是能够保存下来的。 但是，戈巴契夫在公正地揭露八月和十二月的叛乱分子并指出他们应承担的责任的时候，无权忘记他自己的责任。将近15年之后，应当承认一件明显的事实：改革苏联社会的尝试有助于摧毁从前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如果在心理上难以为此感到骄傲的话，那么至少没有必要对此感到羞愧，因为戈巴契夫每一次在拯救官僚国家和民主进程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尽管不是没有动摇，但毕竟选择了民主，认为自由比强制好。 不仅改革（改革是从政治局的控制下冲出来的，确切地说，是被戈巴契夫从政治局的控制下引领出来的），而且以前的整个苏联歷史和俄国歷史，都不止一次地使戈巴契夫面临对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来说都不简单的选择。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只有把苏维埃俄罗斯变成一种意识形态的方案，变成建立可供选择的特殊的文明的全面战争的工具，才能够在别的帝国发生爆炸和分裂成民族碎片的20世纪，延长俄罗斯帝国的寿命。这个党—国家建立在三个擎天柱上：共产主义方案的救世论、残酷无情的镇压制度、党的宣传在国内所制造的“被包围的要塞”的气氛。戈巴契夫在对这个调整好的战争机器开始进行内部改革后，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拆除它的承重部件。 他不怕对共产主义学说的“美好的”，或者用鼓动宣传部的话说，“科学的”根据提出质疑。他坚决同史达林主义划清了界限，也因此失去了高层官僚，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俄罗斯的统治者用以管理俄罗斯的笼头般的国家暴力工具。最后，同西方的军事缓和政策以及裁军进程的开始，使第二个世界超级大国失去了它的主要支柱——外部世界对它的恐惧。 第104页 主要的事情，是他在允许自由选举之后，中止了党的祭司的王位继承式统治。因此，现在研究苏联文明的考古学家，有充分理由把苏维埃国家的实际终结日期由1991年12月或者8月改为1990年3月，当时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贊成修改宪法第6条，使苏共失去了垄断国家管理的无限期许可。戈巴契夫是不是太幼稚了，以至不明白他在冒什么风险吗？当然不是。他只是看到，如果不及时改变方针，无论是苏联还是世界就可能面临两个灾难：苏联流血的萎缩和可能爆发的核冲突。如果把什么都归咎于他的话，那就太乐观了。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与歷史争论到底(2) 今天，回顾过去可以说，戈巴契夫明显过高估计了一系列说明当时苏联国内局势特点并且影响到世界形势的重要因素。首先，是苏联社会的民主成熟的程度，特别是党的高层官僚顺从地跟随他登上真正的民主改革的断头台的准备程度（现在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从前的党的官僚及其青年一代欣喜若狂地急于重返他们所习惯的在独裁制度下的勤奋的僕人的地位）。 与充满浪漫主义情绪的总书记和他的几个战友不同，他周围其余的人性格阴沉，他们完全不想赋予“现实社会主义”以人的面貌，即不想在20年后重复在他们看来哀伤的布拉格之春的实验。戈巴契夫和姆利纳日这两个大学时期的朋友1993年重逢，他们这时都体验到了失望的痛苦和被实际流放般的孤独（姆利纳日去奥地利，戈巴契夫去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难怪他们互相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是否应该开始成功机会如此少的改革呢？值不值得尝试改革（也就是拯救）无论如何註定灭亡的东西呢？ 虽然相似的命运把他们连在一起（1968年进入布拉格、1991年封锁了戈巴契夫在克里木的别墅的苏联坦克碾碎了他们的意图），这两个朋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一样的。“歷史乐观主义者”戈巴契夫甚至认为叛乱也是对改革的正确性的肯定：“我的对手们明白，他们无法用政治方法对付戈巴契夫——对他们来说剩下的只有强力。”“歷史现实主义者”姆利纳日指出他们两个人最终都没有能够把想好的事情进行到底，他唿吁对所做的一切进行批评分析，以确定在哪里犯了错误、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戈巴契夫确信，纵然党的机关成熟程度不够，然而苏联（俄罗斯）社会大部分人的成熟程度已经可以进行民主改变，可以同数十年（确切说是几个世纪）实际在封建般依附于极权主义官僚国家的条件下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同时苏联具有真正发达的现代经济潜力，这种潜力能够转变为自我调节并在放弃行政指令性管理、取消军事定货和冒着残酷无情的竞争火力进入世界市场这样的条件下生存下来，这是第二个幻想。 这一错误认识对改革的政治命运产生了致命影响，使戈巴契夫和他的班子失去了他们的主要资源：居民的广泛支持，因为居民对所允诺的变化结果已经等烦了，他们早在1991年8月模煳不清的民主方案被压在坦克履带下面之前就抛弃了它。 实际上戈巴契夫在俄罗斯改革者当中是一位鹤立鸡群的人物：他认为不能通过“铁腕”和强制，而应通过释放社会内部的力量来实现真正的深刻变化。应当说，前共青团领导人和党的工作人员得出这个结论是不容易的。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曾经说过：“一个典型的苏联人，是苏维埃国家的两个主要化身即监狱和幼儿园的影响的产物。”一项最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改革者戈巴契夫的肩上：使自己的同胞摆脱某种遗产和敞开监狱的大门实际上比关闭幼儿园的大门要容易。 但是不应该忘记，他本人也曾经走过了一条内心解放的道路。随着自己的方案的实现，他为自己提出了愈益新层次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点。弗朗索瓦·密特朗认真关注着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苏联马戏团圆屋顶下面不系保险绳表演的“致命节目”，他曾经对自己的亲密朋友罗兰说过：“戈巴契夫使我想起决定用油漆盖住自己家墙上污点的人。但是在开始刷墙的时候看到一块砖在晃动，试图把它换下来却弄塌了整堵墙，在重新砌墙的时候又发现整个房基都腐烂了。” 最主要的建设者的方案发生了改变，同时他的内心发生了紧张的心理活动，他在担任斯塔夫罗波尔的书记时走进了改革，无论是从前的勃列日涅夫政治局中的委员，还是后来的叛乱分子都有充分根据一致投他的票，但他与他们不同，实质上通过改革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戈巴契夫在他与姆利纳日对话的那本书的序言中写道：“我开始改革的时候，我关心的主要是政策。我认为必须彻底改变苏共的政策，因为苏共把国家引入了一条死胡同，把世界推向了核对抗。”也许，在探索“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时候走过漫长的路之后才确信，路的尽头是一个致命的选择：要么是劳改营要么是叛乱，戈巴契夫（还有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结果他不得不放弃最初所宣布的目标。已经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人道化”，甚至不是打碎从前的制度，而是摆脱从前的制度，从以前的典型苏维埃人身上克服和“挤掉”共产主义，这成了改革的奢望。任务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心理的和存在主义的。对戈巴契夫而言，改革从成熟的政治改革方案变成了真正的文化革命的想法。现在他在说明这个想法的时候讲了他作为总书记和总统不能说的话：“为了取得所设想的成果，应该用一代到两代人的时间来衡量改革的时期。”显然，这样的时间表不可能让迫不及待期待向好的方面转变的社会满意。 第105页 法国记者贝尔纳·格塔在其《乌龟贊》一书中写道：“对戈巴契夫来说，问题不在于诅咒共产主义，而在于摆脱它。不是把人们领向篝火，而是不要让熄灭的共产主义火焰死灰復燃。”但是在一些人抱来干树枝，另一些人不耐烦地玩火柴的条件下，未能避免在还没有盖好的改革大厦里面燃起大火。 最后，还有一个例子表明戈巴契夫的乐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这个例子与国家的现实无关，而与其西方伙伴的行为有关。他们并不是比背叛戈巴契夫的原党内战友（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未必可以期待他们的更大的忠诚）更可靠的盟友。“七国集团”的领袖们打量戈巴契夫的背后，认出那里有叶尔钦的影子，他们对改革，对被内部危机以及赢利性投资所削弱的改革的领导人，进行了数不清的新的政治和财政投资。诚然，后来又在叶尔钦的俄罗斯身上花费了不可计数的大笔金钱，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此感到惋惜。 现在，戈巴契夫在辞职之后，不是指责西方的领袖们当时援助不够（他知道改革的命运不取决于援助），而是指责他们没有能够理智地利用他的新政策为世界开闢独一无二的机会，指责他们把苏联社会向民主的突破只是理解成内部虚弱的表现和准备无条件投降。 戈巴契夫认为，西方的政治家刚一扒开柏林围墙的废墟，就开始修建新墙和新障碍。西方世界首先是小布希所领导的美国没有把从军备竞赛中腾出来的钱用于消除贫困、帮助“第三世界”和解决生态问题，而是重新回到“旧的利己主义”和军事工业综合体决定政治的时代。结果，在冷战经过长久的期待结束之后，我们得到的不是戈巴契夫和他的战友幻想的统一和谐的世界，而是混乱的世界新秩序，那里没有新的政治思维、法律的力量，却充斥着强者的权力和极端主义者的暴力。 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新的战争引起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时期曾经支持老布希的戈巴契夫的深切忧虑，这不仅是因为他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外交的失败，而且看到了对联合国的威信的最沉重打击。他说，“这场战争不仅毫无理由，而且是一个最严重的政治错误。不尊重安理会意味着不尊重国际社会。这有回到冷战和用冷战的方法解决世界问题的味道。请回忆一下，冷战持续了多长时间。似乎冷战从来没有结束，但是我们已经能够找到摆脱冷战的出路！” 戈巴契夫得出结论：世界政治“在黑暗中徘徊”，现有的国际手段和结构落后于世界事件的发展。他在2003年5月倡议成立世界政治论坛。论坛的目标是“抵制世界进程中的自发势力，使政治和政治制度架构适应新的现实和当代世界的挑战”。戈巴契夫仍然认为，“改革的不大的成果将完全有益于‘迷路的’世界政治”。 戈巴契夫在论坛的开幕会上指出：“我曾经告诉我的西方同事，他们也必须改变。他们没有从冷战的结束得出正确的结论，却犯了一个大错：在苏联消失后立即恢復了常规的地缘战略演习。许多人认为，既然从前的苏联制度崩溃了，那就意味着无限的自由主义的永存。但是我们看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10年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贫困和落后问题。西方表明，它实际上不打算走向一个全球的世界。” 戈巴契夫认为现在已经应该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传统的二分法之外寻找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同时，他不想放弃自己在青年时代的信念和希望，哪怕承认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今方案的本源是耶稣，而不是卡尔·马克思。在对上个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肤浅的意识形态方法感到失望之后，他不打算把自己列入充其量为实用主义政治家的范畴，因为无论是思想还是理想他都不想放弃。怎么才能让理想不在逐渐成为威权主义根基的意识形态公式中冷却呢？戈巴契夫有自己的答案：人类需要另外的战略来为真正的一体化社会、为真正的全球化开闢道路。也许，他在被他改造得比本国更彻底更成功的外部世界能够找到比在家里更多的听众和志同道合者。 早就注意到：总是能够找到准备甚至推翻乘法表的人，如果他们认为乘法表涉及他们的利益……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未竟事业之新开端(1) 未竟事业之新开端 （改革之我见） 格奥尔吉·奥斯特罗乌莫夫 国内和世界关于改革的意义和作用——关于米哈伊尔·戈巴契夫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5年开始的史无先例的社会政治变化的激烈辩论，20年来从未停止过。 也许，在俄罗斯再没有另外一个名字遭受到“左派”和“右派”政治对手如此一致的大声诅咒。被痛斥，与家人一道被扣作人质，被试图宣布为“乖戾的人”，受到审判的威胁，炮制最荒谬最阴险的意图，不允许出国。“弃儿戈巴契夫”——这不是笑话，而是叶尔钦时代的现实。 有时人们试图对戈巴契夫的改革避而不提：“干嘛又提改革？上帝保佑，它结束了，我们摆脱了戈巴契夫。”但在新一代青年人的头脑里一次次地出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到底为了什么开始改革呢？”“在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的歷史上什么是改革呢？”从米·谢·戈巴契夫的着作中，从他的战友和助手如瓦·安·梅德韦杰夫、阿·谢·切尔尼亚耶夫、格·霍·沙赫纳扎罗夫的书中可以找到第一手的内容最丰富的答案。但是，我认为，班子里一个无名参与者、一个凭着其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雪夫时代形成的信念而加入其中的人的朴素印象也许是颇有意思的。 第106页 苏共二十大后成长的一代 在童年和青少年适逢战争年代和战后最初年代的我那一代人的生活中，除了战争的开始和胜利，一个巨大的事件自然是史达林的去世。当时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没有他怎么办？”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常听到一个新的有多重含义的词——“被恢復名誉的人”。他们在讲述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在劳改营和监狱里的生与死时话语不多。亲歷者的讲述对一些事件和事实作了新的说明，老一代人根据自身经验了解到这些事件和事实的许多方面，他们不让我们青年人公开谈论“没有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和有什么危险，为什么“在最高层”会有“医生杀人犯”，为把世界从法西斯手里解放出来作出了决定性贡献的我国人民当中为什么至今会有这么多不怀好意的人和敌人？ 我们先是从有关赫鲁雪夫向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克服史达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的传言中，后来从关于这个报告的正式通报中，获得了对这些及其他尖锐问题的最早的权威性的和以其坦诚而震撼人心的答案。后来，当我思考史达林逝世的情况时，我不能想像身患重病的无所不能的领袖怎么会在许多小时里完全一个人呆在受到特别保护的“最近的”别墅里，没有任何医疗救助，甚至他的亲生女儿也长期不能探视他，我对自己的想法大吃一惊：“在最高层”的制度是多么残酷、缺少人道。 当1950年代后5年开始所谓的“赫鲁雪夫的召唤”的时候，我在汉学研究所的同志和同事（其中包括尤里·列瓦达）的介绍下入了党，赫鲁雪夫需要召新人，年轻人入党是为了巩固他自己在与反对消除史达林的专制遗产的那部分党内官僚的斗争中的地位。 在朱可夫元帅的有力支持下，赫鲁雪夫当时似乎战胜了他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的主要对手，但是最终被他提拔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些人在他背后密谋“对付”他，实际上把他软禁了，使这位愿意与成千上万的人有经常往来的70岁的人与国家和世界相隔绝。 我确信，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所有真正重大的错误和战术失误中，党和国家高层官僚的保守多数派最不能原谅他的，是尖锐地和公开地批判史达林的罪行，实际上是批判史达林的统治制度。在许多年里，党的机构、军队、国家安全机关中对他的许多创举和干部决定不满的政治对手有意“暗中破坏”，一步一步地或者公开地诋毁赫鲁雪夫。在与各种各样的人——从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到教师、大学生和矿工——见面和交谈的时候，在从西部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到东部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阿尔泰边疆区的城市和乡村公开讲演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确信这一点。工于心计的官员和妒忌者成功地使赫鲁雪夫与创作知识分子产生了不和。然而，正是在赫鲁雪夫时代，索忍尼辛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首次发表在特瓦尔多夫斯基主办的《新世界》杂志上，同时索忍尼辛在《真理报》被提名为列宁奖候选人。 与尼·谢·赫鲁雪夫一些纯粹见机行事的互相矛盾的讲话相反，他坚决反对史达林的个人崇拜和洗刷史达林的罪行。1964年7月在莫斯科欢迎以雅诺什·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集会上，他公开对全世界宣布：“史达林向自己人射击，向革命的老战士射击，因为这一恣意妄为我们谴责他。想改变我国的领导和为史达林的所有非法行为辩解是枉费心机……”这句话反映了“在最高层持续的争权斗争的实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说得简明扼要：“黑狗洗不白。”仅仅三个月（！）之后他就成了他的政治亲信在克格勃主席弗·叶·谢米恰斯内积极参与下进行的阴谋的牺牲品。 在赫鲁雪夫时代开始的苏共和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在他辞职后被中止了，为史达林镇压的受害者的平反工作实际上也终止了，在媒体上开始了诋毁赫鲁雪夫反对史达林个人崇拜的讲话的运动，把问题的实质归结为纯粹的个人恩怨和报復心理。在政治舞台上演出了经过改编的、在列昂尼德·伊里奇生命的最后几年以悲喜剧形式展现在广大公众面前的个人崇拜。 在安德罗波夫的卢比扬卡办公室里 1982年4月，当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邀请包括我在内的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一小批顾问去他的卢比扬卡办公室时，我感到国家领导层存在深刻的危机。我们为列宁的例行诞辰纪念报告准备材料，委託安德罗波夫宣读报告。我们认为，这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对他抱有特别的好感的表现。［1］ 克格勃主席的助手维克托·沙拉波夫来到了我们工作的别墅。同他的谈话有助于更好地领会订货人的意图和风格。诚然，报告的结尾部分在撰写时没有徵询沙拉波夫的意见，完全是由宣传部的同志们写的。 我是第一次去卢比扬卡，也希望是最后一次。在主席接待室里我没有发现特别的奢华。人们迅速地、静静地进进出出，我觉得都是不引人注意的人，与莫斯科街头成千上万的匆匆走过的人相比，也许只是仪容更整洁和心事更多。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看起来瘦得厉害，也许身体有病，但是非常亲切地见了我们，并且立刻用一个幽默的问题博得了大家对他的好感：“嗯，你们想过你们编了些什么吗？”然后相当认真地并出乎我们意料地开始尖锐批评起报告的结尾部分，这一部分基本是对列昂尼德·伊里奇和“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的仪式性的颂扬。安德罗波夫最后明确指出，无论是列昂尼德·伊里奇还是苏共中央委员会都不能被称作“所有人的创造性工作的榜样”，因为实际情况和整个环境都没有提供这样做的任何理由。所以应该彻底放弃吹捧性的评价。他在讲这些话时字斟句酌，令人感到他至少讲出了他可能讲的话。那次接见的印象永远保留了下来。这个国内消息最灵通的人和由于职业关系最封闭的人，实际上坦诚而充满信任地告诉我们，“最高层”发生的事情是不正常和不能容忍的。 第107页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未竟事业之新开端(2) 安德罗波夫7个月之后成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始了意义深远的整顿苏共和国家上层的工作，但是没有来得及铺开。当时许多人期待戈巴契夫能将开始的事业继续下去，据我们所知，安德罗波夫对戈巴契夫很器重并且提拔他。但是与人们的期待相反，勃列日涅夫的老近卫军“按住了”戈巴契夫，安德罗波夫的创举触犯和吓坏了一部分勃列日涅夫的老近卫军。领导勃列日涅夫老近卫军的是重病缠身的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他因完全正确地号召“认真对待公民的来信和申诉”而着名，但是这本身没有改变任何东西，纯粹是官僚主义的官样文章。苏共应有的宝贵时间失去了。 又一个“春天” 1985年的春天带来了最高权力的变化，今天想起来这是对国内生活的革新充满新希望的一段美好时光。实际上，我那时认为，现在也依然认为，好不容易在俄罗斯（苏联就是大俄罗斯）有一个正常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力充沛的出身于劳动农民家庭的人终于登上了权力顶峰，这不是流血政变和宫廷阴谋的结果，而是通过人民非常熟悉和理解的方式做到的。 像赫鲁雪夫一样，戈巴契夫得到了严格垄断的党和国家制度几十年的培养和提拔。他们二人自然按照时代的要求忠诚和诚实地为这个制度服务。但是这两个绝非偶然地出现于制度最高层的人明白，必须彻底改变和战胜这个制度。这一似乎令人吃惊的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只有愚蠢至极、煳涂透顶的人或者不惜一切的政治对手才会作出“叛徒”、“叛教者”、“背叛者”、“外国间谍”等的简单回答。但是为什么取得最高权力的人要成为叛徒呢？具有这种素质的人是怎么通过史达林时期建立的领导干部层层选拔和特别审查制度进入“最高层”的呢？ 我认为，完全是不同的答案。无论赫鲁雪夫还是戈巴契夫，不论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多么昂扬，实际上都与人民血肉相连，并具有人民的一切优点和弱点。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式深刻地和明显地体现了强大的人民性和其所固有的对公平的追求。我认为，无论高层官僚的阶梯和隔板，刻板的意识形态教条，还是谄媚者的赞美，都不能搅浑天生合理的想法，都不能阻断赫鲁雪夫和戈巴契夫对“普通人”的现实生活的亘古以来的接近。这帮助他们中的一个人达到了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解放思想的高度，帮助另一个人——他没有参与史达林时代镇压的心理负担——復兴这些思想，发展这些思想，开始一项似乎在俄罗斯无法实现的事业：对国家和社会的彻底的民主革新。 戈巴契夫当然十分清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触犯了什么和最终遭到了什么样的惩罚。但是新任总书记充分感觉到国家和世界迫切需要改变、革新。他十分清楚社会和政治的停滞意味着什么和对国家的发展多么有害。他下定了决心。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在最初被理解成早已习以为常的、纯粹仪式性的高谈阔论的学习民主的号召之后，是从未有过的实际变化——公开性，弱化以及随后的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在报刊上阐述原先禁止的问题、“非公开地区”的形势。以前不允许苏联读者阅读的俄国和外国作者的文学、歷史和哲学着作开始大量出版。顺便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首次出版了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早在20年代中期写就的、目前家喻户晓的中篇讽刺小说《狗心》。 勃列日涅夫时代中断的、为史达林政治镇压受害者恢復名誉的工作重新开始了。开始释放在史达林以后的年代逮捕的政治犯。实际扩大了企业和劳动集体的权利，推广了承包和租赁制，搞活了原有的和新出现的合作社。在党和国家的实际活动中开始实行差额选举。 戈巴契夫经常对各种各样的听众发表讲话，与人们自由交流，同人民对话。在报纸和杂志上，在公众场合，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在私下里，开始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关于国家的过去和现在、关于红色和白色领袖的辩论，持不同政见者开始抛头露面。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多元化不断为自己开闢道路。这就已经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了。 “赫鲁雪夫的命运在等着他” 1988年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这显然是保守的高层官僚站出来公开反对戈巴契夫的改革。 我记得，这篇文章在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随后自然在瓦西里·比利亚克的工作人员当中得到交口称赞。根据昂纳克的指示，这篇成为反改革力量宣言的文章在《新德国报》上进行了转载。显然，在尼娜·安德烈耶娃背后有相当有影响的“最高层”的人。甚至苏共中央机关中的总书记支持者也开始说“赫鲁雪夫的命运在等着他”。我不排除这种结果，但我认为戈巴契夫能够避免这样的命运，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拿赫鲁雪夫的命运作比较，他不可能不知道和不明白这一点。 1989年初，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突然请我到他那里，并且立刻提出要我作为总书记秘书与他一道工作。我此前不久开始担任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副部长，这使我有机会研究一系列我十分熟悉和感兴趣的问题。但是我接受了戈巴契夫的提议。我不能放弃与他在如此火热的时代一同工作的机会，况且我早已熟悉并相互信赖的几位高级专家同志也在戈巴契夫的机构中工作。 第108页 斗争进入白热化： 总书记秘书办公室的中央书记们 白热化时期。左派和右派对以戈巴契夫为首的党和国家改革派领导人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在领导人中也出现分化。苏共的保守派和激进民主派开始按照“越糟越好”的原则活动。他们都利用国家经济方面加剧的客观困难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他们都无情地利用本来就相当复杂的民族问题，首先是俄罗斯问题。 然而确切地说，戈巴契夫与其说在防守，不如说在进攻。他建立了具有自由的差额选举、三权分立、真正的议会、意识形态和政治多元化、承认人权的优先地位、各种所有制形式竞赛的民主的政治制度来取代史达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专属于苏联共产党的权力移交给人民代表苏维埃。国家一步一步地向世界开放，从十月革命前的时代就没有听说过的公民出国和回国的自由得到确认。 总书记在1990年6月俄罗斯共产党员代表会议上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要求党忏悔的唿吁，声明苏联共产党毫无保留地、毫不含煳地、毫不妥协地放弃史达林主义的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意识形态和做法。党将通过在群众中的说服工作、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以及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的活动来支持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 戈巴契夫的这些原则性结论同把它们固定下来的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一样，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开始的对国内早已极为成熟的新时期社会政治问题的答案长期探索的结果。 党的大部分工作人员，特别是高层和中层——州和市的工作人员，表面上贊同代表大会关于批准苏共放弃对权力的垄断的决定，但不打算接受这些决定。指出下面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根据对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与会者的调查，85％的与会者认为只能在小范围内允许私人经济成分存在或者完全不允许其存在。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反对发展国内的合作社运动。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未竟事业之新开端(3) 一天，以奥列格·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克拉诺夫为首的几位苏共中央书记（三四个人）突然光临我的小小的办公室。我勉强请大家分头坐下。巴克拉诺夫起头的谈话可以归结为一点——必须对戈巴契夫施加影响，使他毫不犹豫地採取最坚决的非常措施整顿秩序和抑制所谓的民主派，因为他们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权力，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不会宽恕任何人，首先就是戈巴契夫。 我说，我认为不可能“影响”戈巴契夫，我对他们说，他却能够影响我。于是他们放弃了施加影响的努力。与这些同志的接触是相当冷淡的。我认为他们不只光顾了我这里…… 鲁茨科伊建议戈巴契夫与叶尔钦和解 1991年春根据“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团代表的倡议决定召开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非常代表大会，他们打算在代表大会上让叶尔钦辞去主席的职务。“民主俄罗斯”决定抢先一步，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莫斯科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苏联总统得到情报，说游行示威者情绪激昂，准备包围克里姆林宫，冲击宫门甚至宫墙，还准备了有抓钩的绳梯等等。莫斯科市苏维埃违背总统的指令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在莫斯科歷史中心之外举行集会的决定，批准在跑马场广场举行集会。为了防止市中心出现大规模的混乱，投入了若干个配有高压水枪的内务部补充分队，在克里姆林宫周围设立了警戒线，加强了对通行证的检查。 3月27日一批“民主俄罗斯”的议员来到老广场，要求见戈巴契夫。他当时有急事，于是把他们打发到了我这里。代表团（其中有叶尔钦的人）对在莫斯科出现内务部的分队感到不安，说集会组织者怀有和平的意图，坚决否认准备冲击克里姆林宫的说法，声称那纯粹是挑拨离间的传言。我从我这方面保证说，戈巴契夫决不希望局势尖锐化，所以现在主要的事情就是大家要保持克制，遵守法制，从而排除任何挑衅行为。 这时戈巴契夫打来了电话，听说代表们焦虑不安之后，要我转告他们，说如果不出现违法行为，谁也不用害怕。 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和普希金广场的集会群情激昂，但是没有过火行为。取消了加强警力的措施，从市里撤出了高压水枪和内务部的补充部队。但正如常言所说，“不快的感觉留下了”。 在代表大会召开的第一天亚歷山大·鲁茨科伊打电话找戈巴契夫，打到了老广场我那里。他兴高采烈地邀请戈巴契夫参加俄罗斯代表大会：“我们将非常友好和热烈地迎接他，戈巴契夫和叶尔钦不要再争吵了，让戈巴契夫到我们中间来吧，一切都会好的！” 正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安全会议的戈巴契夫得知鲁茨科伊的建议之后，立即吩咐我去他那里作详细汇报。我记得克留奇科夫和帕夫洛夫对这个建议疑虑重重，他们认为这个建议要么是不严肃的，要么就是一个想让叶尔钦多得分的诡计。戈巴契夫最后决定不去参加俄罗斯代表大会…… “俄罗斯共产党人”让叶尔钦辞职的意图没有实现。但是在2月份还高声叫喊要苏联总统立即辞职的叶尔钦在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则完全是另一个调子，他提出同中央对话与合作、缔结新的联盟条约。相互理解和与民主派接近的机会来了。戈巴契夫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为建立在苏联总统和九个加盟共和国首脑相互理解和合作基础上的新奥加廖沃进程做准备。 第109页 “斯摩棱斯克阴谋” 1991年4月《真理报》编辑部给我寄来了一封标有“紧急”字样的信，并註明“交戈巴契夫本人或他的助手”。《真理报》的一位编外记者报告说，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些大城市的市委书记在斯摩棱斯克会晤期间，表面上是交流筹备伟大卫国战争爆发50周年纪念活动的经验，实际上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布列斯特、刻赤、摩尔曼斯克、新罗西斯克、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图拉的市委第一和第二书记秘密商定解除戈巴契夫的总书记职务。政治局委员、苏共莫斯科市委员会第一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尤为活跃。 为了这个目的，确定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四月全会上作出关于紧急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决定。实际上，市委书记们聚在一起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这倒没什么，但由于这是背着政治局和总书记秘密进行的，也就不可能不引起令人担忧的问题。 戈巴契夫当时正在日本访问，与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就吸引日本对西伯利亚和远东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可能性进行艰难的谈判。奥列格·舍宁留下主持“党务”。我同他交流了所得到的情报，要求一有机会立即把情报转给总书记，舍宁似乎在安抚我，嘟囔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好像是说，这全是尤里·普罗科菲耶夫干的，没什么特别的。 戈巴契夫回国之后，我立即向他讲了斯摩棱斯克的阴谋，然而此时离有可能爆发激烈争吵的中央四月全会总共只剩下几天了。但是令戈巴契夫极为关心的事情已是即将举行的与九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会谈，计划在会谈中作出重要的妥协性决定。 但是在全会上发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梅利尼科夫、古连科、马洛费耶夫等人的中心思想是必须紧急採取非常措施，这大大“激怒了”戈巴契夫，他宣布立即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事态的这种转变谁都没有料到。会议中间休息时，紧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勉强说服他不要反对关于取消讨论辞职问题的建议。包括努·阿·纳扎尔巴耶夫在内的戈巴契夫支持者对针对总书记的纯粹破坏性的指责进行了有力的反击。阴谋者的计划落空和局势得到挽救，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总统与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全会召开前一天达成了关于採取措施消除政治和经济危机以及向新的联盟条约迈进的重要协议。 主谋在四月全会上没有露面。他们暂时隐藏起来，似乎决定採取完全不同的行动手段。［2］ 共产党人把俄罗斯输给了叶尔钦 1991年5—6月，我受总书记的委託定期与俄罗斯共产党各州委领导人联繫，了解他们对竞选过程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结果的预测。在大多数情况下答案有一个共同点——叶尔钦超过所有的共产党人（其中有尼·伊·雷日科夫、瓦·维·巴卡京）。交谈者认为，能对叶尔钦构成实际竞争的是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但他没有被推举为候选人。 叶尔钦在向选民讲话时向大家许诺,说谁能吞下多大的主权他就给多大的主权，说摆脱受俄罗斯供养的那些共和国，两年之后就能明显提高生活水平……结果人们相信了他，他获得了大多数选票，成了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的这个结果是当时俄罗斯选民情绪的真实反映，尽管许多人后来想方设法迴避这场选举的结果。苏共支持的俄罗斯总统候选人在所有大城市，即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全部失利。这是波洛兹科夫的俄罗斯共产党以及政治局中对俄罗斯共产党抱有希望和支持它的人的失败。戈巴契夫从选举结果能够得出的唯一正确结论是：既然鲍里斯·叶尔钦被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那么苏联总统就将与他合作。 “坦克”是政治软弱的证明 与四月全会不同,中央七月全会开得相当平静，虽然在全会上讨论的党的新纲领草案实际上把它变成了另外的党——社会民主党。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未竟事业之新开端(4) 最高层的风波似乎平息了，看来进入了妥协时期。戈巴契夫于8月4日去休假，他打算在休假地为定于8月20日签署的新联盟条约做准备，他在飞机场为送行的人和他自己打气。他说，现在，在大家就反危机纲领、联盟条约的内容和党的新纲领草案最终达成一致的时候,所有人都可以相信,所有这些基本方向的工作将全面展开。 留下负责日常工作的国家和党的高层官员在送走首脑之后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开始为真正实行紧急状态做有效准备工作。戈巴契夫确信，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回到改革前的秩序,回到行政指令体制，意味着将改革的所有创举一笔勾销。所以他拒绝了包括总理帕夫洛夫在内的许多人不止一次地向他提出的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的固执建议和要求，帕夫洛夫建议赋予政府首脑以非常权力。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8月18日向在福罗斯的戈巴契夫提出的最后通牒是粗暴的，我认为,现在试图通过施加强大的压力和进行讹诈来强迫他同意实行紧急状态註定要失败。苏联总统同外界失去了联繫，处于隔绝状态，实际上被剥夺了权力。阴谋家将戈巴契夫和他的家人软禁起来,大肆散布戈巴契夫由于重病失去了履行苏联总统义务的能力，答应用医疗文件证实这一点。不难想像，在紧急状态条件下摆脱了任何监督的“全权机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做到这一点。总统夫人第一个最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威胁，这对她的健康和整个余生是致命的。戈巴契夫没有屈从于讹诈，拒绝与阴谋家採取任何联合行动。对苏联总统施加强大压力的论据没有起作用。我认为这是对阴谋的第一个并且在许多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打击。 第110页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定展示自己的力量和坚定意志。8月19日清晨，数百辆坦克、步兵战车、装甲运输车、几个伞兵团被调往莫斯科的街头和广场。至今还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显然他们决定依赖军事实力的权威，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力量不自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实际上诉诸的是自布拉格之春以来的着名方式：街头的坦克是最有力的政治论据。 这种方式1968年8月在布拉格曾一度起过作用，而且庆幸的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虽然凭我个人当时与布拉格市民和我们的坦克手交流的经验，我知道一切完全有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成功的假相使勃列日涅夫和某些军事将领认为这种方式在政治上是有效的。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莫斯科没有下决心使罗马尼亚与捷克斯洛伐克同时“正常化”。元帅似乎是说，“带上白手套一下子就能正常化，谁都不用多嘴。” 为了政治目的在阿富汗使用装甲兵这一罪孽造成的后果众人皆知。戈巴契夫费尽周折也远未能马上使苏联军队返回家园。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竟然在两年半之后下令把数百辆坦克调往莫斯科。看来他们并不太指望更有说服力的论据。没有谁相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成员的表白，至少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无论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还是在其他城市都没有得到群众比较明显的支持。他们甚至没能制造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假相。尽管后来查明,各州党委收到了中央关于必须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秘密指示。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据说克格勃的分析家预见到了这样的反应。但是我们的上司通常相信那些不与他们的愿望相矛盾的预测。在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的将军和军官们中间，有不少人意识到了阴谋家的计划和行动的冒险性，这些计划和行动有可能造成流血和不可预测的后果。莫斯科的大规模抗议和第一批牺牲者,叶尔钦拒绝服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与它合作(从一切情形来看,这是有所预料的)，在圣彼得堡没有得到实际的支持——这一切使国防部的领导人清醒了，阴谋家发生了动摇并彼此争吵，最终遭到了必然的失败。 叛乱中断了达成一致的革新联盟和循序渐进地继续改革的前景，使改革遭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但当时显而易见的是,改革使社会政治意识产生了不可逆转的深刻变化。许多人开始感到自己是公民并且开始像公民那样表现自己。尽管改革年代苦难重重，俄罗斯的大多数公民并没有接受叛乱分子提供的回到改革前的过去的机会。 八月革命还是反革命? 戈巴契夫在8月22日夜里从福罗斯返回，他会见了安全委员会成员和总统的克里姆林宫顾问。当时在老广场上的中央委员会大楼前面聚集了一群人，其中不少人明显受到了酒精的刺激。响起阵阵令人恐惧的喊声：“打倒！”、“出来！”、“滚开！”等等。有人企图打掉刻在主入口处上面凸起的苏共中央这几个字母。一帮人在挂着苏共莫斯科市委员会牌子的门洞前大吵大闹。聚集者试图冲进来，事态明显急转直下。透过我办公室的窗子这一情景看得清清楚楚。人群的喧嚣声透过玻璃窗像海浪般传来。恰巧这个时候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戈巴契夫是否签署了把苏共中央社科院大楼转给在歷史档案研究所基础上组建的人文大学的命令。我让阿法纳西耶夫密切关注中央委员会大楼前肆无忌惮的暴乱，指出这未必能给民主派在所有获得自由的广播电台上拼命宣传的民主节日增光添彩。阿法纳西耶夫回答说，“民主俄罗斯”与老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那里是人民愤怒情绪的自然表露。 然而就在我的窗户前面又停下一辆专门运载“自发”抗议者的公共汽车；他们展开了预先准备好的横幅，上面非常专业地写着“打倒苏共！”、“追究责任！”等口号。人越聚越多，达到了临界状态。想与戈巴契夫联繫，也没有成功，打往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只找到了格奥尔吉·沙赫纳扎罗夫，随后打电话给鲁茨科伊。他不在，我让他的助手立即转告他，如果发生冲击我就去找冲击者，这些人已经丧心病狂，如果他们把我踩死，这就不是广播里宣称的民主节日了。我根本不相信我的电话能对谁起作用，不过，民主派的一个首领很快来到了中央委员会大楼前，人群响应他的号召开始涌向捷尔任斯基广场，在那里人们试图把捷尔任斯基雕像从底座上掀翻，并且试图冲击克格勃大楼。一小时之后从某地传来据说是戈巴契夫的话：为了保护财产和文件将中央委员会大楼保护起来，关闭出入口，要求工作人员离开工作地点。 我看了一眼亚歷山大·扎索霍夫的办公室，看见据我所知没有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合作的彼得·鲁钦斯基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书记们在里面。大家的心情很沮丧，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打通别处的电话，往克里姆林宫、往莫斯科市苏维埃、往检察院、往家里……谁能料想到，一个在四分之三的世纪里管理了一个庞大国家的强大的党的政治司令部，会指望成百上千个党组织和仅在莫斯科就有数十万的共产党员的支持和保护。但是强大的党没有政治司令部，中央委员会及其机构很早——从史达林时代开始——就已经成为了精心调整的、高度熟练的、但却官僚化的党和国家的管理结构。甚至连戈巴契夫的激进民主创举也未能彻底改变它。多年以来在苏联国家和社会机体中积累起来的深刻矛盾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了这个结构上并削弱了它…… 第111页 然而我听说，一群围成一圈保卫白宫的青年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政治局委员、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从留在莫斯科市委员会入口处的暴怒的几乎丧失理智的人群中解救出来，普罗科菲耶夫在叛乱发生四个月之前主张解除戈巴契夫的总书记职务，据说他想占据戈巴契夫的位置。 叛乱的一些参加者被关进“水兵寂静”监狱，另一些消失了，不知在什么地方静静地呆着。阴谋和阴谋的后果对制度来说是致命的。有两个人——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和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部长表现出了最大的勇气、自尊和良知，他们自己给自己作出了无可挽回的、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判决。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未竟事业之新开端(5) 然而尽管苏联总统回到了克里姆林宫，但在联盟的各个部里和各个部门中，在财政和银行机构中，在叛乱期间被派去进行全权监督和解除阴谋参与者职务的俄罗斯总统的全权代表仍在活动。被叛乱所削弱和因叛乱失败而失去首领的联盟国家机构，实际上改由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构管辖，而俄罗斯的国家机构则处于俄罗斯总统的控制之下。 戈巴契夫已经不能不经叶尔钦同意而自行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干部问题作出决定。他不得不首先修改和取消他原先关于任命总理、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的决定。这种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实际上是反革命的开始。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戈巴契夫也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以便在邦联的基础上挽救联盟，并且不顾一切地向目标接近。这次叶尔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的勾结妨碍了这个目标的实现。 叶尔钦政权是对改革的否定 我经常听共产党人和民主派说，叶尔钦继续了戈巴契夫开始的事业。他们指的是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和苏联的解体。只不过共产党人为此把戈巴契夫与叶尔钦放到一起骂，民主派虽然也认为戈巴契夫的政策不果断、不彻底，但也偶尔宽宏大量地赞扬他开始了改革。 对事件的这种解释对戈巴契夫的对手非常有利，但是完全不符合俄罗斯的现实。自古就有的社会哲学思想和改革实践，就是使国家和社会人道化，是从人们散兵游勇的状态向公民自决、实际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转变。改革——首先是旨在保留已有的社会成就并扩大新的社会成就的民主方案。由此产生了发展俄罗斯民族意识所固有的公平和团结的原则的方针，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使苏共社会民主主义化的方针，实行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也就是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相似的思想方针。 叛乱分子是苏共的高层官僚，他们破坏了这个前景。叶尔钦周围人中的极端反共分子利用了这一点，实行了全面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希望在俄罗斯顺利採用美国的“市场力量自由游戏”的辩护士所鼓吹的右翼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模式。 叶尔钦政权在自由和民主的口号下掌权之后，所有涉及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决定都是背着人民作出的。这导致了“休克疗法”和掠夺性的私有化，导致1993年攻打和解散议会，导致1994年发动了车臣战争。这样直到1998年的金融危机。只是在普里马科夫政府的帮助下，俄罗斯总统本人和他的“家庭”才从这一失败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恢復元气，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安全的转交权力的机会。他们有所顾虑。由于叶尔钦的统治，大多数居民并没有得到所许诺的两年之后福利的增长，而是跌到了贫困的边缘。数月和数年得不到工资以及微薄的养老金和补贴，而为数不多的上层人物把数百万资金转移到了国外。俄罗斯社会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支离破碎和两极分化。 在叶尔钦官僚的掩护和参与下，爬到最上层的通常是影子经济生意人，这些人厚颜无耻，令人难以置信地发了家，与犯罪分子手挽手地行动。所谓的寡头成了国家财富的实际主人，通过总统家庭对俄罗斯总统施加了决定性影响，把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变成了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工具，而他们的利益与绝大多数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利益相去甚远。这一切过去和现在与戈巴契夫的改革毫无共同之处，是对改革的恬不知耻的否定。 至于指责戈巴契夫和改革造成了苏联的解体，那么远不仅是苏联总统，甚至首先不是他对此负有责任。正是戈巴契夫论证了客观上已成熟的苏联民主地转型为真正的联邦的现实道路，而在叛乱之后则是邦联式的联盟国家。正是他为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尽最大努力争取实现这一前景。可以说，在这方面首先是联盟一级和俄罗斯共和国一级的激进民主派和官僚主义的“共产党”上层在共同妨碍他。1990年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俄罗斯共产党人”党团参与下投票贊同共和国的法律优先于联盟的法律，这个明显反宪法、反国家的决定大大地动摇和破坏了联盟的国家体制。这个决定成为俄罗斯联邦的领导机构实际政策的基础。由苏共相当大一部分的高层官僚组织和支持的叛乱破坏了新的联盟条约的缔结。 最后，1991年12月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又一次在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例外）投票贊同别洛韦日协议，而没有贊同提交他们审议的联盟条约草案，这个在戈巴契夫的领导下达成一致的草案规定建立邦联式的联盟国家。 第112页 这些都是被确凿的文件证实的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推翻它们。所以苏联解体的主要元兇使用了在一定环境下早就被採用的方法——尽可能大声地喊：“抓贼！” 这张密纹宣传唱片取得“震耳欲聋的”成功的秘密在于，它将左派和右派激进分子的声音和利益融合和结合在一起，他们需要相互证明和保持他们的政治存在。这种利益结合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相互大赦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1993年10月3—4日莫斯科事件的参加者，关于放弃追究下达炮击和进攻白宫——俄罗斯议会的指令的人的责任的骯脏协议。他们相互原谅他们的滔天罪行…… 俄罗斯总统继叛乱分子之后与改革决裂，首先就是与改革的社会民主目标决裂。改革的主要成果——社会意识和公民意识的高涨、公开性、言论自由遭到了新的专制政权（实际上不受任何东西和任何人限制的金钱、大寡头资本和影子资本政权）的新的考验。但是没有能彻底消灭戈巴契夫改革的未过时的价值观，我想谁也消灭不了这种价值观。 改革的经验与现代国家： 什么是俄罗斯强大的总统制政权呢？ 我认为，20年之后全面评价戈巴契夫改革的经验对于思考俄罗斯今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几年来有一个广泛流传的改革观点认为，似乎改革也是普京从叶尔钦那里继承下来的混乱和无序的首要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前和今后所需要的就不是什么民主而是“铁腕”政治。最“专横”的人毫不掩饰地断言，我们需要俄罗斯的皮诺切特，甚至着手安排智利独裁者访问俄罗斯。还有其他的“铁腕”支持者。他们证明我国需要的不是如此令人厌恶的个人独裁模式，而是个人独裁的其他形式——要么是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要么是自由主义的极权主义。还时常有人建议引进中国模式，似乎忘记了中国模式在许多方面是由这个古老的大国的独一无二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是所有这种建议通常都认为，俄罗斯社会还没有为独立的民主发展做好准备，甚至说俄罗斯社会天然地与这种发展格格不入。 显然，弗拉基米尔·普京作为俄罗斯国家的新元首，他的首要的、主要的问题是巩固这个国家，因为眼看着俄罗斯正在变成失控的封建公国混合体，这些公国的法律几乎有一半直接与全俄罗斯法律对立，众所周知，全俄法律本来就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因此自然必须加强俄罗斯总统所关切的“垂直权力体系”。我想强调的是，这本身与强大的总统制政权并不矛盾，正是改革的领袖——苏联总统第一个谈到和建立了这种政权。 戈巴契夫认为改革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苏联的总统制政权“不尽如人意”。总统制政权是由他首先在我国实行的，目的是保障从垄断性的行政指令体制和平地过渡到自上而下的民主的苏维埃体制。强大的总统制政权被认为是国家和社会民主化不可或缺的制度架构。苏联总统希望依靠强大的总统制政权，能在不实行紧急状态的情况下稳定国内局势和继续国家的民主革新。这个前景同戈巴契夫的总统制政权一样，遭到了总统亲信中的阴谋叛乱分子和以分离主义为目标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彻底破坏。普京自然知道俄罗斯国家现代歷史上的这些教训，他也许以自己的方式考虑到了这些教训，其中包括在他作出干部任免决定时。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未竟事业之新开端(6) “叶尔钦沙皇”和激进派统治的年代使“民主”、“民主派”这样的概念威信扫地，并在老百姓的意识中遭到排斥。不幸的是，它们常常被人与“欺骗”、“骗子”的概念联繫在一起。叶尔钦和丘拜斯的私有化没有造就中产阶级，而是造就了若干个超级富豪集团和家族，使绝大多数居民遭到损害并陷入贫困。只有伊琳娜· 衤夸田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有勇气多次忏悔，但已经是在身陷囹圄之后了。至于叶尔钦时代激进自由派的领袖，他们不打算忏悔，并且在某种程度的重新格式化之后与新的志同道合者一道继续他们的事业。 在业已形成的条件下，在政权机构中满足于建立所谓的“可控民主”的诱惑是很大的，而“可控民主”据说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这样的。诚然，在我们的信息技术时代民主也是可控的。问题在于，它实际上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当然，可以尝试建立民主架构的真正外部形式，并且利用这些形式，赋予行政指令体制的这样或那样变种的指示以民主通过的决定的假相。但是除了不可避免的严重错误和舞弊行为，对民主的损害也将扩大和加深，最终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会增强。 但是主要的不幸不在于此。仿造的、供观赏的民主可以相当长久地为管理民主的家族和官僚主义集团服务。但这种民主没有能力解决俄罗斯发展的迫切的和前瞻性的问题。最近15年，俄罗斯不仅在经济和科技，而且在社会和社会政治及国家发展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指标上同许多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上个世纪80年代后5年，戈巴契夫在苏联开始民主的现代化的时候，许多西方和东方国家已经达到或者正在达到崭新的后工业发展水平。拥有民主架构的现代国家是这种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国家和社会的民主架构可以弄清、协调和保护现实的社会利益、私人利益、公民利益和合法的个人利益，可以在民主架构的框架内解决社会及其他矛盾和冲突，从而使国家、社会、公民和整个国家的稳定和活力得到保障。如果说几乎在整个20世纪我们都似乎高傲地、并非没有一定理由地把西方的民主称为“表面上的民主”，那么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有一些国家达到了社会、国家、“人的因素”发展的先进水平，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些国家民主架构正在实际发挥作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方式——有的更有效，有的弱一些。因此在相当大程度上保障了当代全球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生存和进步。 第113页 自然，现在俄罗斯离后工业化还很远。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向它看齐呢？说我们具有独特性、能够自给自足等的蒙昧主义观点相当流行。但是在当代全球化世界，独特性完全不会遭到排斥。无论法国、德国、美国还是日本，它们作为现代国家并没有失去它们的独特性。俄罗斯宪法也提到民主、人权、社会法制国家，而这，确切地说，正是我们最终开始真正走上的道路，现在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为此必须做什么呢？为此必须继续对俄罗斯国家和社会进行真正的民主革新，全面考虑改革和随后一些年的经验。这个经验警告我们必须遵守铁一般无可争辩的普遍真理，低估这些真理不仅会使政治活动家、政党，而且会使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遭到不可避免的惩罚。民主的发展不应该使国家遭到破坏，否则，民主和国家都将会毁灭。民主不发展的国家註定腐朽和瓦解。这正中“坚硬如石的”原教旨主义共产党人、改革的“施工员”和激进民主派的要害，正中所有那些故意阻挠改革或者催促戈巴契夫“快点，再快点！”的人的要害。 关于官僚和犯罪的坏影响是个特殊问题。为了克服政权和社会之间的危险的疏远，为了深入整顿国家，摆脱无孔不入的腐败、恣意妄为和官官相护，必须有民主监督、公开性、自由的负责任的大众传媒，就像生命需要空气一样。 改革开始后的这段时期澄清了许多问题。社会意识逐渐从叶尔钦统治时代到处蔓延的公民冷漠、毫无希望和毫无出路的深度麻醉中甦醒过来。但离民主架构的更新还差得很远，这种更新可以排除老的和新的官僚集团和钱袋子操纵公民利益或者将这种可能性压缩到最低限度。显然这些人最希望保持叶尔钦时代的状况。因此激进自由派对普京的政策明显不满。因此某些报刊和电子传媒中试图掀起新一轮反改革、反戈巴契夫的攻击浪潮。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公报》（其创办者从“巴尔·巴雷奇”·博罗金时代就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也参加了这场攻击。电视节目中那些善于看风使舵并因此而收入颇丰的“为民请命的人”与他们是一丘之貉。 我认为，俄罗斯一个关键性的、但还不明朗的问题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在需要巩固国家的时候，是否能够建成敢于以真正的民主内容充实现有的民主形式的总统制政权？当然，强大的总统制政权也不能不接受民主监督。公民有权知道“最高层”在干什么。 俄罗斯总统下决心这样做了吗？苏联总统戈巴契夫下过决心。他遭到阻碍，但基础已经打下。有什么、有谁会阻碍总统普京呢？ 关于改革的争论持续了20年，这证明了改革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和它所提出的问题的迫切性。无论如何，似乎无法实现的更新俄罗斯的事业应该继续下去。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那一代人之后的改革一代来了。改革年代出生的人不超过20岁。这些年轻的俄罗斯公民不可能不关心他们出生的那个时代。我希望，他们不要迷惘和无措，与诬陷和谎言相反，他们会理解和珍视改革的解放思想，将戈巴契夫所开创的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的民主的现代化继续下去。 注释 ［1］顺便指出，安德罗波夫本人已经提议由戈巴契夫在1983年作例行的纪念列宁诞辰的报告。 ［2］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案件侦查过程中查明，亚·季贾科夫早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召开之前就有一份后来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列入名单的有奥·舍宁、奥·巴克拉诺夫、瓦·博尔金、德·亚佐夫、弗·克留奇科夫等人。有关这方面的材料见：В.斯捷潘科夫、e.利索夫《克里姆林宫的阴谋。审案人员的说法》，莫斯科星火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二十年后看戈巴契夫改革(1) 二十年后看戈巴契夫改革 瓦季姆·梅茹耶夫 今天来看，我国歷史上哪个时期可以与戈巴契夫的改革相比呢？我首先要说，对我而言，改革不单纯是米·谢·戈巴契夫执政的时代（先是任苏共总书记，后任苏联总统），而是一个由他开创的国家民主化的进程。我觉得，戈巴契夫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渐地产生改革念头的，但在这个念头产生后他把改革设想成一个极其广泛的民主改造计划，其目的是改变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他当时对他所提出的任务的复杂性和广泛性理解到何种程度，现在是可以争论的。但无疑正是这一时期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20世纪俄罗斯歷史上只有一个事件在意义和作用上能够与改革相比。我指的是1917年的伟大俄国革命，众所周知，这场革命不是在10月而是在2月开始的，这一点不知为什么常常被人们忘记。实行一党专政和恐怖（可以说这是所有革命都具有的特点）的十月革命只是1917年革命的最后一环，是对二月革命的回应。尽管二月革命和改革这两个事件完全不同，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在于第一次在我国歷史上试图建立以西方民主为榜样的“罗斯”民主。我不知道我国歷史上还有过其他类似的尝试。由二月革命开始、但被十月革命中断的俄罗斯走向民主的运动似乎在改革开始后得以恢復。虽然改革最初并没有被认为是对十月革命的否定，而是被认为要消除被概括地称为“威权主义”的史达林主义的消极后果，但实际上改革是一场与二月革命同样规模宏大的对俄罗斯的民主改造实践。 第114页 现在，在改革开始几乎20年之后，可以谈谈把这两个事件相互区分开的方面了。据我所知，那些谋划改革的人，首先是戈巴契夫自己，在改革的过程中尽力避免不顾国家的特点和能力、不顾国家的过去、不顾大多数居民对彻底改变的准备程度而进行暴力的、毁灭性的、扫除自己前进道路上一切东西的革命。我认为，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改革转向民主，这是改革的倡导者的意图，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民主很少是暴力政治转变的直接后果，很少是掌权的政治精英一厢情愿的结果，它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人民的贊同、群众的支持、广泛的公民主动精神。即使是最彻底的民主派，也不应该在掌权之后用强力迫使人们按照崭新的规则和法律生活。现在人们会说，为了走进民主不仅需要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意志，而且要有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把人们作为自由的、意识到自身权利的、奉公守法的、能够自我组织的和在政治上积极的公民联合在一起。虽然人们是在晚些时候才谈起了公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过渡当然并非总是被清晰地表述为改革的目标，这一过渡的前提条件是取消束缚人们的政治主动精神、阻碍人们的思想、情绪和感觉自我表达的所有限制。从整个俄罗斯歷史角度来看，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及政治积极性）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发展的顶点。 我个人对改革的理解与当时出现的全新的、从前没有体验过的公众自由感有直接联繫：只要你认为有必要，就有权随意去想、说、写、读和听。第一次自由的政权代表机关选举，政权代表机关变为真正由人民选出的代表能够完全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思想和意见的政治论坛，使这种感觉得到了加强。政治成了令人感兴趣的事情，阐释政治的报刊、广播和电视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力。所有曾在当时生活过的人都记得那段时间。而忘记了或者不想回忆的人，显然任何时候都不需要自由，也从来没有感受到对自由的任何需要。 自然，改革所带来的自由还不是整个民主，而只是民主的序幕。人们当时也是这样理解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在许多方面依然如旧。这个制度的实质，是一党政权与国家的结合，而国家的实质是一党政权与经济的结合。因为党被叫做苏联共产党，而国家被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以这个制度在国内和世界被看做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而在意识形态上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应体现。由此得出一个似乎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不彻底消灭社会主义（不仅在其实际体现上，而且在理论上），民主就永远不能取得胜利。 这个结论迅速支配了那些充满激情地开始改革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他们认为自己是比改革进程的倡导者更彻底的民主派。我深信，是他们葬送了改革的思想，他们成了叶尔钦的情绪和意见的扬声器，他们赋予改革进程的不是改良的性质，而是真正革命的性质。苏联以实际发生的那种形式解体，随后戈巴契夫被解除权力，虽然这都是叛乱所引起的，但不是以法律方式，因而也不是以民主方式解决问题的实例，而更像在上层发动的一场政变。也许，有人觉得随着苏共和苏联的消失，民主终于取得胜利了，但那些能够稍微看得远一些的人很清楚，在戈巴契夫之后掌权的那些人所遵循的绝不是民主的利益。后来俄罗斯及苏联的许多共和国所发生的事件证明这种意见是正确的，虽然在90年代初，这种意见曾经被认为是对尚未消除的“苏联制度惯性”和反进步性的证明。 为了正确评价改革的意义和作用，应首先消除我们从1991年起开始生活在民主国家的神话。现在可不可以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民主国家呢？如果民主意味着摧毁人们赖以生存和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所信仰的一切的话，那么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民主指的是公民社会、法制国家、三权分立、独立的大众传媒、公开执行的政策、处于社会和社会代表机关监督下的行政权等等，那么民主在今天仍是一个离现实很远的幻想。那么，那种不再是社会主义、却没有成为民主的现实应叫做什么呢？如果把叶尔钦政权和现行政权关于民主的动听词句抛到一边，就会发现政权所实行的政策的实质一目了然——政权把向公民社会的过渡替换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把这称为民主。在没有真正的民主的条件下，这样的过渡实际上只能意味着把公共财产按有益于政权特别选出的个人的方式进行重新分配，实质上意味着对国家的掠夺。我国所实行的私有化是一种剥夺，但不是剥夺私有者，而是剥夺全体人民。这就是改革时期和改革后时期的差别同民主的目标和理想与实际的经济掠夺、腐败和没有任何法律限制的恣意妄为之间的差别一样大的原因。 在我看来，那些自认为是民主的发展道路的信徒，并且为了所谓的叶尔钦的激进主义和反社会主义而抛弃了戈巴契夫改革的人，弄不清什么呢？我只对他们发生兴趣，因为那些当时公开怀念旧时代和仇视试图进行民主改革的戈巴契夫的人，不是他的主要对手，不是他被解职的原因。甚至为这些情绪所引起的叛乱也不是他被解职的原因，如果叛乱没有被满怀民主胜利的希望而把赌注押在叶尔钦身上的人所利用的话。他们归根到底也失败了。现在似乎许多人明白了这一点，但也有人执迷不悟，把一切归结于普京，认为正是从普京开始背离民主的。我国激进民主派的政治失算显然就是从改革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中应该吸取的主要教训。他们的错误是什么呢？为什么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能按照叶尔钦的方式建设民主呢？ 第115页 这里指的当然不是叶尔钦本人，而是相信他的那些人。他们粗浅地认为：叶尔钦将摧毁旧的制度，而我们将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不次于美国和欧洲已经存在的民主。同改革的倡导者的分歧在于：改革的倡导者想改良旧制度，而这些人则以旧制度不可改革为藉口把完全摧毁它作为自己的任务。换句话说，故意放弃了民主与社会主义——不仅苏联方案的社会主义，而且欧洲方案的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方案的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相结合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是在民主西方的社会意识和政治实践中已经不占优势的最极端最激进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观。这就是当时对于俄罗斯的评价。他们在俄罗斯能够依靠什么样的土壤、经验和传统呢？他们可以从俄罗斯歷史上的哪个时期找到灵感呢？试图一下子从否定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到自由主义，绕过社会主义（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代表的）与民主结合的一切过渡阶段，这等于重复一举从君主制跳到共和制的二月革命的错误。在欧洲任何人都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这被称为一口吃成个胖子，让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歷史。而这样的尝试的结局如何，大家一清二楚：没有土壤的、从外部引进来的自由主义在国内造成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迫使恢復垂直权力体系，而且具有比从前更加极权主义的形式。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二十年后看戈巴契夫改革(2) 改革从试图改良已经存在的制度开始，遗憾的是，在没有政治经验并且被自由主义思想所控制的知识分子的压力下，改革在某个时刻破坏了当时社会主义因素和民主因素可能的平衡，这不仅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崩溃，而且最终导致了民主的最初萌芽的夭折。像二月革命的结局是十月革命一样，改革的结局是建立了叶尔钦的俄罗斯，我再说一遍，我不认为它是民主的。叶尔钦并不是民主的敌人，但是他只在民主不对他的政权构成威胁、能使其成为不受监督的俄罗斯主宰的情况下承认民主。不要动我的权力，不要跟我对着干，其余的事情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样的民主沙皇也能接受。对这种民主感到满意的是习惯于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为政权服务，听从政权的指令和无理要求，以此换回做自己想做的事并得到好处的权利的人。俄罗斯的这种混乱（确切地说是内乱）却不知为何在我们这里被称为自由和民主。这种民主使国家面临全面混乱和完全失控的危险，同时本身也迅速终结，被以我们现在所说的“不得人心的”、实际上消灭了自由的最后残余的手段所取代。 至于说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模式的更大前景（我认为，戈巴契夫所提出的、被叶尔钦所推翻的整个改革战略追求的正是这种模式），我根本不认为国家向议会制、多党制、自由选举和自由市场过渡的思想会因此被冻结。改革无疑会实现这个目标，也许速度要慢一些，但代价也会相应减少——不会出现国家的解体、掠夺性的私有化、居民的贫困、炮击议会、金融危机、车臣战争等等。最主要的是——民主不会变成“民主专政”，变成纯粹的民主假相。社会主义本身不会成为这条道路上的障碍，成为障碍的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清算的正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这种虚假观念。但是像以往一样，在我们这里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 与民主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一党政权，不是指令性经济管理体制。它只意味着承认不仅人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而且社会权利——人的劳动权、受教育权、医疗服务权、社会保障权、文化发展权等——都是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国家是这些权利以及整个宪法得到遵守的保障，因此国家被称为社会国家，这些权利在社会上受保护的范围和水平，决定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程度。叶尔钦时代通过的宪法（藉助叶尔钦）似乎使社会国家在我国的存在合法化，但是如果宪法的保障不是以自己的所有机关为代表的国家，而是一个人，那么任何宪法都是一纸空文。谁保证这个人将尊重宪法呢？ 在西方，无论目前谁掌权，民主早已经获得了不仅自由主义的而且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诚然，在那里民主不被称为社会主义，而是称为普遍福利社会）；我国在苏联时期曾存在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没有失业，免费教育和医疗，儿童补贴和养老金）成了错误理解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牺牲品。 正确理解的社会主义思想肯定每个人自由发展和个性自我实现的权利，就更无须说，它包含有对巨大的道德力量和文化意义的歷史选择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个品质，是任何宗教信仰、保守主义价值观、民族主义思想、甚至消费天堂的福利都取代不了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捍卫人的自由方面比自由主义走得更远，而且无论如何不会否定人的自由。放弃它确实意味着“歷史的终结”，导致人的社会生活完全失去意义。使人的社会生活具有意义、把人们在21世纪团结和联合起来的不是对人固有一死的信念或者对金钱的追求。如果对作为个人的人而言，自由主义价值足够了，那么作为把整个身心放在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上的社会人，他不可能绕过社会主义提供给他的那些东西。 第116页 尽管十分奇怪，但使我相信这一点的正是改革及其保持社会主义的过去和民主的未来之间的某种平衡的意图，尽管这种意图没有实现。当我们生活在“发达的社会主义”中的时候，我认为我们中谁也没有对这个制度有很大的好感。但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结束社会主义之后，社会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加有趣和吸引人。现在每个人都埋头于自己的生活，只考虑自己，尽可能活得好，别人的事与己无关。政权与从前一样远离社会，而从休眠中甦醒过来进入改革状态的社会，又一次陷入政治遗忘状态。曾几何时不仅迫使人们为餬口的粮食操心，而且迫使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对所发生的一切作出共同反应的某种东西从社会生活中消失了。现在谁都不对别人感兴趣，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我可以用现在实际上也已解体的科学协会的例子证明这一点。我不否认，国内在居民受穷的同时，有的人发财致富（不总是通过合法手段），在物质上过上了好日子——锦衣玉食、出国旅行。一些人住上了豪华住宅和郊外别墅。但是某种重要的东西也从生活中消失了，这种东西从前使生活具有社会意义，它不是表现在对获取和消费的追求中，而是表现在无私的社会积极性和创造活动中。现在电视上推销的大众产品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了人们现在的心灵和头脑的状况。所有这一切可以被称为公民社会吗？公民社会无疑是在改革时期开始形成的，但是后来不知无影无踪地跑到哪里去了。 现在十分清楚，民主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解决社会面临的重要的社会任务的政治手段。显然，那些认为民主的目的只是市场和私有制的人想错了。市场经济可以同非民主的统治形式、同残缺不全的或者可控的民主并存。把民主与以社会为取向的政策，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与社会主义的选择结合在一起的尝试，不是改革的失算，而也许是改革的最深刻的洞察力。这个尝试没有成功（社会主义的声誉在人们心中遭到严重玷污），但是至今民主问题也没有解决好。没有政治上的左派就没有任何民主。在西方国家左派或者掌权或者是政权的反对派，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那里的政治光谱中不能不加以重视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我国，政权决定把民主只支在一条腿上——一条自由主义的、确切地说新自由主义的腿上，可以说把民主变成了“瘸子”，政权准备一遇合适的机会就以残疾为藉口将其除名。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明确地认为，如果右派和左派、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信奉者之间没有找到共同语言，没有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与和解，俄罗斯的民主就註定遭到失败。他们由于不愿互相理解而葬送了改革，并且现在正在毁坏民主还残留的一切。我国的自由派和共产党人对此均负有责任。他们的相互仇恨使他们要么变成了假民主派，要么干脆变成了反民主派。而他们相互敌视（让我们再次回想一下20世纪30年代德国发生的事情）将会带来最糟糕的后果——信奉极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排外思想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思想的力量上台执政。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相互仇恨和排斥的地方，取得胜利的要么是民族主义者，要么是保守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而这对俄罗斯而言则意味着回到专制、国家父道主义、思想狂热和宗教狂热以及与外部世界相隔绝的时代。有人肯定希望这样，有人真诚地认为这是拯救俄罗斯的唯一方式，要让他们相信这是当代世界上最准确的通向毁灭的道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切最终将由实际的力量对比所决定。但是认为民主可以拯救俄罗斯的人一定会回到改革的经验上——当然不是为了重复它（这也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避免当时民主派所犯的错误和失误。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人文科学工作者眼中的戈巴契夫改革(1) 人文科学工作者眼中的戈巴契夫改革 德米特里·福尔曼 我在改革时代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是短暂的。而且当时最着名的政治人物，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同包括戈巴契夫在内的许多人的相识，是后来的事情。所以我对改革的回忆是一个普通人的回忆，是事件的一个不太积极的参加者的回忆，是莫斯科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的回忆。 改革前的时代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静悄悄地、不知不觉地在什么地方死去了。我在赫鲁雪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初期见过许多真正的有智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有人自然都有反对情绪。 这是一个关心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有反对情绪的时代。同样一个过程多次重复——头脑里被反覆灌输官方意识形态的公式的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在了解了“本源”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着述和官方经院哲学以及“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感到震惊。如果一个人确信他领悟了包含在神圣的意识形态本源中的某些真理，而政权又偏离了这些真理并且社会也不理解这些真理的话，他自然会产生为人们擦亮双眼的渴望。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合乎情理地产生了“新教”。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旨在改变世界的歷史乐观主义的和行动的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到官方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内容之间的矛盾之后，必然会产生不仅“为人们擦亮双眼”的渴望，而且会产生改变社会、进行“改革”的渴望。 第117页 下面是我难以忘怀的发生在早已逝去的时代的两个小故事。 1963年或者1964年。在我就读的莫斯科大学歷史系，有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学生，因精通马克思主义而出名。系领导怕他，因为怀疑他搞地下活动。他患有一种眼病，结果双目失明。他已经结婚，但是有一个情人——一个学艺术的可爱的姑娘，她认为他是一个既勇敢又浪漫的人。有时他们一起逃课，躲在歷史系大楼的某个角落里，她给他朗读书籍。有一次我走近他们，听到她在给他朗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不时打断她：“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我们再把它读一遍。”这一情景现在仍浮现在我的眼前。 第二个小故事发生在1969年或者已经是1970年。我认识一位哲学家，他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有段时间居然一路高升（甚至开始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讲课），同时秘密地参加持不同政见运动（后来自然脱离了这一运动）。他让我和其他人阅读并推销私自出版物，我们为此要根据自己的能力付钱，从读过私自出版物的人那里拿来钱，再把这些钱交给他。这些钱后来用在政治犯身上。我记得，他有一次给了我一本用打字机打出来的索忍尼辛的作品，我没有读完（我不太感兴趣），但是后来仍然给了他钱。他对我不是很友好，因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从不与他争论，这显然更加令他不高兴。有一次我们偶然遇见了，他无缘无故地突然发作，甚至恶狠狠地对我说，像我这样的人什么事情也不会干成，因为20世纪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在20世纪完成一切伟大的事业。我记得我当时对他说：“或者譬如希特勒。” 当然，活跃的“改革”情绪和沿着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传统（车尔尼雪夫斯基、民粹派）轨道对民主思想的探索的高峰是1968年，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改革情绪开始消失。到80年代中，我上面所讲的那样的人实际上没有了。有的去了西方或者以色列，有的成为正常的苏联科研人员。我不知道我所回忆的这两个人中的第一个后来怎么样了。至于第二个，我在后改革时代见到过，此人成了一家自由派杂志的温和的万事亨通的编辑，我当时感到，他最怕的是我向他询问他的马克思主义。 我从1970年代初起一直在科学院的研究所工作，在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当中有许多熟人，但是几乎没有再遇见过（我开始写的是“没有见过”，但是随后想起来几次“令人怀疑的情形”，于是补充上“几乎”这个词）真诚的和有智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我的熟人中有许多彻底的“西方派”，有佛教禅宗信徒，有正教教徒，有法西斯式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有犹太復国主义者等等（当然，描述大多数人的信仰是不可能的——人们只是活着，没有任何信仰）。但是没有或者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我知道我认识的人有限，马克思主义者无疑是有的，但是在我这段时间认识的150名人文科学知识分子中我费了好大劲才想起来几个令人怀疑的情形，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段时期真可谓是凤毛麟角。 无论这多么奇怪，我在改革时期还认识了一位非常聪明的中年妇女，她是我所在的研究所的一位真挚的和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她甚至把马克思和列宁称为“经典作家”。我开始时弄不懂她说的是谁，后来认为这是讽刺，可当我确信不是这样时，感到非常震惊。 随着非官方的、改革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消失，政权摆脱了唯一能够唤起人们採取有明确目标的“革命”行动的真正危险的意识形态。填补真空的思潮比实际上谁也不相信的官方意识形态差了许多倍，但是带来的直接威胁则小得多。像我那位校友一样熟读《国家与革命》的人应该做点事情，应该唿吁进行某种改造并制定改变苏联制度的某种计划。熟读佛教经书或正教哲学着作的人不会做任何“危害社会的事情”。这种人甚至更容易随波逐流，说一些对其没有任何意义的套话和参加对其没有任何意义的仪式。这很像文艺復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代的情景：新教徒是罗马教廷的激烈的敌人，而在罗马教廷有许多根本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的人，但是他们是非常忠诚的人。 如果不算这段时间得到传播的各种宗教迷恋的话，在70年代有两个完全非马克思主义的并且对政权不太危险的主要的社会世界观。 第一个是“西方主义”。与作为行动的、“改革”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同，西方主义只是认为，“我们这里一切都不好”，而“那里一切都好”。当然，许多位高权重的“西方派”对自由化有一定的促进，但是这种世界观没有产生任何改造现实的方案。西方主义的信仰者往往认为，我们这里一切糟糕透顶，什么也干不成，也没活干。从这种“西方主义的”信念中产生的唯一真正的激进行动是离开毫无希望的国家。我的熟人中有许多在70—80年代迁移到了西方或者以色列。许多俄罗斯人冒充犹太人，寻找犹太家谱或者娶犹太女人为妻（有的是假结婚,有的不是）——只是为了离开。 当然有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但是这种活跃是不能再忍受垂死的威权主义气氛的单打独斗者的活跃，他们也没有任何可以改变现状的认真的思想，没有任何改造社会的计划。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最终迁移到了西方，一些人在那里获得了照苏联标准无法想像的金钱，并且过上了在我国只有高层官僚能够过上的生活。依我看来，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和着述没有什么意思。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广为流传的私自出版物，到1980年代“一蹶不振”，这部分是由于持不同政见者一个接一个地迁移到西方，也部分地纯粹是由于兴趣的丧失。 第118页 第二个是“斯拉夫主义”。在1960年代甚至在1970年代初，从官方的经院哲学“后退”到列宁的着作，随后“后退”到马克思的着作（早期马克思的着作非常流行）、黑格尔的着作（及其分支）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民粹派的着作。我记得1967—1968年我曾经读过别尔嘉耶夫的着作，并对我的一位精通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的同志说，别尔嘉耶夫是一位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作者。得到的回答是：“是的，我一直想读他们当中某个人的作品（俄国唯心主义者哲学家们），只是老没功夫。”在1970年代—1980年代初大家开始读俄国宗教哲学家们的着作，因此没有功夫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着作。对俄国唯心主义思想的痴迷能够与西方主义结合在一起，但是往往导致某种程度的法西斯主义式的“爱国主义”，它把十月革命说成是犹太人的和共济会的反民族主义阴谋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对官方教条的否定甚至比“西方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加激进，但是对于政权来说这种意识形态也是安全的。因为这样的爱国者把苏联视作在20年代的“犹太人的坏影响”之后復兴的新的俄罗斯帝国，而把自由派和持不同政见者削弱政权的尝试看做犹太人和共济会的阴谋的继续。在我的圈子里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并不特别多。西方主义占主要地位，于是“爱国主义者们”感到自己受迫害。但是西方主义者们却极其害怕“爱国者”，因为认为政权支持他们，并且认为他们在民众中扎根很深。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人文科学工作者眼中的戈巴契夫改革(2) 可见，在知识分子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完全否定官方意识形态的教条、但是没有要求任何社会积极性、任何革命活动或者改良活动的意识形态潮流和情绪。在从1970年代初到戈巴契夫上台之前的整个时期，我不记得与朋友们在谈话中议论过一次改造社会的计划，虽然许多谈话是相当坦率的，而且在我的熟人中有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和与持不同政见圈子有联繫、后来迁移到西方并且在那里相当活跃的人。但是在西方他们也没有把任何他们在国内秘密酝酿的计划公诸世人——根本没有这样的计划。 我写这些是为了说明一个想法：戈巴契夫生不逢时。如果换一个歷史场景，而且戈巴契夫的改革（改革的意识形态最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良意识形态，改革是姗姗来迟的苏联的布拉格之春的方案）来得早一些的话，戈巴契夫和他的“更多的社会主义”以及“列宁的教导”就不会处于真空之中了。在1960—1970年代之交有许多能够无限忠诚于他和他的事业的人，有许多能够成为他的“军队”无私（或者有节制地自私的）的士兵和军官的人。只有像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改良，通过“退回”到列宁、“退回”到马克思，才能在苏联实现渐进的民主化。但是为了进行这样的改良需要至少能够真正理解这些思想的人，他们不是把改良理解为掩饰，理解为形式，而是真正的理解。在1960年代这样的人有很多。在1980年代他们消失了。  我应该讲一讲自己对改革前时代的看法。 真实地回忆你在20年前的想法是很困难的。人的记忆力是这样工作的，人会忘记不符合他对过去事件和过去自我的现在反映的东西，把符合的东西挪到被忘记的东西的地方。像各民族创造关于自己的歷史的溢美之词一样，个体也进行这样的创造，并且自己真诚地相信它们，相信关于自己的回忆的这些溢美之词。社会学家知道，如果现在对人们10到5年前的投票情况进行调查，得到的数字将与当年的投票实际数字有很大不同，而且符合现在的好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并没有撒谎——他们真的是忘记了过去并且把所想像的东西挪到了真实的过去的位置。现在你找不到一个会回忆起他是怎么赞美叶尔钦的人，而再过一段时间将很难找到一个记得他是如何赞美普京的人。我将努力作准确的回忆。 我的观点是一种我讲过的消极西方主义的方案，带有一些由职业（宗教史）和纯粹个人特点所引起的细微个体差别。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自己研究过的信奉不同教义的教派在教会普世会议上的斗争与我们从苏共歷史教程中所学习的列宁时代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之间的相似之处令我震惊。我明白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一种宗教。我认为有许多不同的宗教，它们兴盛过，然后逐渐衰落。在苏联，在我生活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它现在正在消亡。当然，这不是“真正的信仰”。但是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我不憎恨苏维埃政权，也不憎恨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我认为我的职业责任是探索现实的社会发展机制，不断与官方教条进行斗争，这并不太危险，因为我研究的东西是相当“秘密”的。 在1970年代—1980年代初，我深信苏联政权註定灭亡，因为作为它的“灵魂”的意识形态眼看着已经死亡或者正在死亡。所以我认为政权做不出特别不好的举动——我的圈子中的许多人所固有的对重新开始“拧紧螺丝”的恐惧，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因为我认为政权是一个软弱无力、日渐消瘦的老人。我把制度的演变定义为“向自由主义过渡的腐败”。我相信，最终应该建立西方模式的制度，但西方模式当时（现在也一样）对我而言并不是理想，而只是人类发展的一定的阶段。但是我并不相信这种制度能够在我的有生之年建成，它对我而言是相当遥远的前景。我觉得在苏联政权和民主之间应该有一段在保留苏联制度基本轮廓的情况下彻底更换意识形态标记的时期。我把这段时期定义为相对不长的“苟延残喘的法西斯主义”时期。“苟延残喘的”——因为就整体而言强大意识形态的时代结束了，未来的法西斯主义只能是“勉强的”和不严重的。我一度觉得索忍尼辛可以成为这种制度的官方思想家。我一直在琢磨各种我觉得好笑的来自后苏联时代的报纸的公式，在这种公式中标记的更换与内容的保留结合在一起——“圣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这位农村村社的社长在关于新品种玉米的会议上讲到，庄稼人喜爱地把新品种称为‘白卫分子’（或者‘弗拉索夫分子’）”。苏联政权的垮台和“法西斯主义”的上台当然会带来我非常害怕的某种社会剧变，但是我希望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是我不知道这种垮台会以什么方式发生。我一度认为会发生军事政变。这种模式总的来说并不是不真实的，而且甚至部分地实现了。但是在它里面没有戈巴契夫。 第119页 我确信，社会流动机制，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内，在建立在已经死亡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是这样运转的：只有傻瓜或者由于不断做出蠢事最终也会变成傻瓜的无耻之徒能够升到“最高层”。我记得，在我工作的研究所里面讨论过我们所长能不能当外交部长的问题。我当时说，他所长还是能当的，但是他别想当部长，因为部长应该更蠢。政治局委员的照片令我感到是对这个观点的充分证明。 现在我明白，我当时这个非常坚定的信念与戈巴契夫的出现是完全矛盾的，也是不正确的。但是现在在我思考戈巴契夫在党内一帆风顺的仕途时我又产生了某种困惑。我认为，他的掌权是比中彩的可能性更小的一个歷史方案的实现——有这样的事，但是机会很少，寄希望于此是愚蠢的。 改革 我当然听说过被选为总书记之前的戈巴契夫，但是我认为他是众多毫无个性的上层人物之一。我记得，当阿尔巴托夫的一个熟人对我讲阿尔巴托夫院士在想方设法与戈巴契夫建立良好关系的时候我是多么吃惊（他说：“他在加工戈巴契夫”）。我非常吃惊，问道，为什么恰恰是加工他。他回答：“他前途无量。”在戈巴契夫掌权之后，令人感到他显然是一个真正地有意识地使国家走向自由的人，我感到震惊。戈巴契夫完全不符合我的模式，我认为他是命运赐予的一个机会：不要改变这个模式并开始通过政变和“苟延残喘的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有计划地、而不是灾难性地走向民主。 我当然不认为戈巴契夫可以把我们领入“资产阶级的民主”——我觉得这是相当遥远的前景、是当时离我们还没有这么近的21世纪的问题。我认为正是“改革”、“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良”是现实的前景。我认为，当然能够把苏共改造成社会党、议会党，一个能长期保持类似于印度国大党所起的作用的党，这个党能够不断在选举中战胜涣散的、没有能力联合的各种激进分子的反对派——共产党正统派、资本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各种民族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这样的党统治25—30年——那时就可以开始思考下一步的事情。在戈巴契夫时代我才第一次出国。派我去芝加哥参加美国一个讨论改革的会议（我当时大概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会议，现在则完全不记得了）。在我发言的时候，大厅里的一个美国人向我提问：我是否相信能够在保留苏共政权的情况下实现民主化。我回答说：英国是与美国同样自由的国家，但它是君主制，甚至有参议院和国立教会。既然可以给中世纪的君主制形式注入新的内容，为什么不能给苏联政权和苏共的形式注入新的内容呢？ 我为“新思维“感到喜悦。我觉得眼前正在发生一个伟大的进程——各种意识形态和宗教、各种接受了普遍的自由主义价值的精神传统又加上了一个伟大的意识形态和传统——共产主义。我觉得戈巴契夫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约翰二十三世和约翰·保罗二世的作用。天主教能够反思自己的过去，反思宗教裁判所和十字军东征，但同时能够不放弃过去，为当代民主世界加入自己的“音符”。我想我们也应这样反思自己的过去，但仅仅是反思，而不是简单地否认过去，并且为当代民主的“大合唱”加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固有的对“光辉未来”的追求、对全人类建设的热情。我觉得当代“自由世界”缺乏这一点。 我的处事之道发生了改变。我从来不是“爱国主义者”。我认为，国家是不能选择的，既然你生在这个国家，就应该努力使它变得更好；我从来没有想过迁移到西方，但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国家骄傲过，虽然我并不像我的许多熟人那样认为它是十分可怕的和毫无希望的。相反，我不喜欢与外国人交际，因为我总是为我是俄罗斯人而感到少许羞怯。只有在戈巴契夫时代我才体验到以前我从未有过的对自己的国家和国家领袖的骄傲感。我记得我在家中看电视的时候说过：“先生们，正在发生的事情多么美妙！我们的总统在会晤美国总统，显然我们的总统更聪明更出色。”这种十分令人愉快的、此前我从未有过的感觉在1991年之后重新完全消失了，但是我感谢命运和戈巴契夫，毕竟我在度过余生之前体验到了这种感觉。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人文科学工作者眼中的戈巴契夫改革(3) 同时有两个问题困扰着我。首先，我当然想参加这个进程，并且想帮助戈巴契夫。但是转而研究当代苏联问题以及从事政治活动，过去完全没有列入我的个人计划。我曾有固定的生活计划和学术研究计划，我不想打破它。我逐渐对当代“改革”问题有了兴趣（我也是被吸引的），但是我抗拒过，并且与过去彻底决裂，在改革结束后放弃了自己从前的计划。第二个问题则复杂得多。我一直认为，在人文科学的任何一位诚实的研究者那里，在一个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这种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天然的、主要的敌人。我甚至认为，我不应该出版不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矛盾的着作。我有时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通过查索引看他们就该问题写了些什么，而且总是能找到合适的话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话。但是我从未引用过列宁的话，因为我认为这对我而言已经是妥协。我曾觉得写诸如“列宁是一个伟人，十月革命具有伟大的理想”这样的话简直是可耻的。但是现在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景。戈巴契夫的意识形态和唯一能够成为改革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是“非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理想”、伟大十月革命（它的目标后来被“歪曲”）理想的意识形态，是“全人类价值”占首位、同时保留对待这种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态度的意识形态。既然我想帮助改革，我就应当开始说和写与我此前所做的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如此，我在“进步出版社”出版的当时深受欢迎的文集中发表了几篇文章（《别无选择》，《对史达林个人崇拜的思考》，《在通向信仰自由的道路上》），在文章中我的调子发生了明显变化：我没有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是真理，而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俄国和世界文化的伟大传统，应该非常认真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等等。 第120页 我开始讲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传统的令人尊敬的和好的一面，但此时人们已不再这样做了。改革迅速变成了革命。  直到今天，当我回忆这段时期的时候，我还感到恐怖，老实说是憎恶。我的一个熟人当时对我说过：“我们这代人的时候终于来了。”确实如此。我不知道为什么正是在俄罗斯，青年没有积极参加当时的事件（在其他所有国家，不仅在中欧国家，而且在苏联的其他共和国，青年人的作用都大得多）。我国的革命是40—50岁人的革命。也就是说，这是此前安静地坐在科研所里和自家厨房里的人的革命，其中绝大多数人为党员。现在这些人的恐惧消失了，他们迫不及待地为他们过去的无所事事、胡说八道、看风使舵进行补偿，把“停滞”时期郁积在心中的一切倒出来。首先郁积的是此前消极的西方主义，现在它突然活跃起来并且变成狂热的反共主义，还郁积了逐渐变成“红色和棕色的”我国的“爱国主义者”所称的“仇俄”情绪。 我认为“仇俄”情绪与“亲俄”情绪（“斯拉夫主义”）一样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在民族的自我意识中与在个体的自我意识中一样应该存在对自己的爱和不爱。总是陶醉于自己的人，同总是憎恶自己的人一样，是不正常的。但是在“停滞”时期郁积的恰恰是“仇俄”情绪，并且这种情绪大到使它具有了破坏性的形式。民主运动的许多积极分子的激进主义和不负责任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正是在出现了民主改造的可能性的时期，许多人，包括我的一些熟人在内，制造了一些民主的噪音，投向了西方，并且在那里落户。显然，他们在西方落户的计划和他们的民主激进主义是相互联繫在一起的，因为这种人认为他自己将不会承受他的激进行为的后果。 我当时所称的“狂欢盛宴”开始了。我眼看着安静的“科研人员”或者此前在党内的仕途比较顺利的人，成了可怕的激进主义者。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俄罗斯所有灾难的根源、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是主要危险和它葬送了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文章。一个人在1989年还在写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史达林对列宁的歪曲，但到1990年，当他确信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麻烦的时候，却说正是十月革命和列宁是我国所有灾难的元兇、社会主义和苏联政权不能改革。 所有能够动摇“苏联政权”的东西，都受到欢迎，人们并不为他们的要求完全相互矛盾而感到不安。例如，当时所有人都支持亚美尼亚人把卡拉巴赫从亚塞拜然手里夺走然后併入亚美尼亚。我记得，在当时有名的“莫斯科论坛”俱乐部里，人们对一个可怜的亚塞拜然人发出嘘声，因为这个亚塞拜然人表示他个人强烈谴责苏姆盖特大屠杀，并说在亚塞拜然也有民主派。谁也不相信他，并且要求他立即承认卡拉巴赫应该属于亚美尼亚。但是领土从一个共和国转让给另一个共和国需要有非常强大的中央。然而当时大家都在要求扩大共和国的权利、要求削弱中央，后来甚至要求解散苏联。谁也没有想到这些要求是互不相容的。 我至今没有完全弄明白，这些总的来说根本不算勇敢的、在这之前最怕触怒上司的人，在事关国家命运的时候却无所顾忌。例如，人们不怕在苏联解体之后我国的土地将变成前南斯拉夫那样大家相互交战的领土，而且是拥有核武器的领土。美国人显然非常害怕，可我们的人不怕。我现在不可能把一切都想起来，不能一一列举受人尊敬的人所实施的难以想像的愚蠢和不负责任行为，虽然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例子相当多。苏联解体的前景使我感到极端恐惧，我甚至给当时着名的《二十世纪与世界》杂志写了一篇名为《请小心帝国》的文章，我在文中说帝国的解体是一个合理的但是非常危险的过程：当非洲有英国人的时候，不可能有吃人肉的总统，当英国人离去之后，这样的总统就出现了。 我不知道“在上层”、在戈巴契夫周围发生了什么，但有时会了解到一些令我惊慌的事情。我举两个使我完全不知所措的小事，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有一次在亚洲国家研究所参加了对例行的苏联改造计划的讨论。当时提交讨论的是一个由两位青年研究人员起草的计划。这完全是一个连十年级学生也能想出来的幼稚计划：在所有的共和国就自决举行全民公决，如果一个共和国的某个部分表示反对的话，那么在那里再次进行全民公决，允许它脱离这个共和国。我现在有些东西可能搞混了，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可以想像，这样的计划若是突然被以某种方式加以实施，那么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争吵念头的各个民族就会打成一团，苏联的整个土地就会流满鲜血。打算把计划寄给“上级”。我说，计划是幼稚的，不应该把它寄出去以免丢人现眼。但还是把它寄出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惊讶地得知，这个计划的两位起草者与戈巴契夫最亲密的战友见了面，十分认真地同他讨论了这个计划，他对他们很亲切。我明白了，作为改革化身的国务活动家的意识也许与由于自由而变傻的初级研究人员的意识毫无差别。 第二个例子。我曾经与一位当时相当重要的人物——一位代表和苏共中央委员——谈过话。我说，谁也不知道在苏联的各个共和国正在发生什么，应该迅速建立能够摸清共和国情况的中心。这个人自然把这次谈话理解为我想当这个中心的领导。他对我非常客气地说：如果您想研究俄罗斯自治问题，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相应的机构，给人给钱，但各共和国是另一码事，因为（下面我逐字逐句地引用）“民主化进程将在各个共和国进行”。这句话乍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是其中隐藏的意思却是，这句话意味着对这个人来说（这大约在1990年12月）苏联已经不在了。 第121页 戈巴契夫迅速失去了声望，成了所有指责和嘲讽的主要靶子。我觉得在对戈巴契夫的指责中表现出奴隶心理。当所有人都无所事事、一言不发的时候是危险的。但正是戈巴契夫使对政权的指责成为可能，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他不会对指责者构成威胁。当时所有人一下子向给了他们自由的人勐扑过去。就像被关在笼子里哀嚎的狗，一旦它们被放出来，立即会扑向打开笼子的人。我认为在表面的公开的民主激进主义后面隐藏着摆脱自由的愿望、回到极权主义的下意识的渴望。 戈巴契夫在劝说和解释，他在寻找“协商一致”，他可以表明他自己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这一切都激怒了人们，他是民主派的政治家——这也激怒了人们。令我生厌和恐怖的叶尔钦是个“瞎子”。从我的角度看来，他在干荒唐事。他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改变着政治观点，令人感到他为了得到权力可以充当任何角色，哪怕是伊斯兰教徒。我认为他是一个在智力和道德上反常的人物。但是他是一个激进分子，是一个以不寻找“协商一致”并准备摧毁和破坏一切的人的口气说话的果断之人。 民主派知识分子竟然把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偶像，令我感到无比羞耻。叶尔钦成了革命领袖和新的俄罗斯国家的奠基人，成了我们的乔治·华盛顿。我认为，国家是什么样的，乔治·华盛顿就是什么样的。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人文科学工作者眼中的戈巴契夫改革(4) 我知道戈巴契夫对局势失去了控制，但是我希望一切都能够应付过去。我越来越觉得，已经是停留在一定水平的自由上不再往前走的时候了，是适应这个水平、“消化它”的时候了。 我现在仍认为，始终可以改变和保留苏联共产党（用另外的名称）和苏联（当然不是永远，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永远保留，但保留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可以的）。需要的只是及时地“嘘一声”。我一直在等待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戈巴契夫不想这样做，而且也没有这样做。 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出现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十分矛盾的。如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戈巴契夫的心血的话，我就会举双手表示欢迎。顺便指出，我同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看法，即他们竭力阻止并终于使之未能签署的那个条约意味着苏联的灭亡。但是领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是一些不太招人喜欢和“令人费解的”人。不清楚他们想干什么。清楚的只有一点，他们不想流血（与后来毫不迟疑地在莫斯科和车臣大开杀戒的叶尔钦不同）。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了那次着名的新闻发布会之后，令人感到他们不会有任何结果。我记得我母亲（我妻子和孩子当时正乘坐客轮游览伏尔加河）这样问我：“今后会怎么样呢？”我回答说：“不会有任何结果。”我甚至有这样的感觉，“叛乱”的组织者发动“叛乱”是为了“免得良心受责备”，是为了能说：“我抵抗过了”。 伟大与可笑总是在一起。依我看来，一个可笑的并可以说明当时的精神状态的事例是我没有参与“英勇的白宫保卫战”。我不同情白宫的保卫者们，此外，我实际上认为不会发生任何攻击。但是在聚集在那里的保卫者中有我的许多熟人。所以我想，还是应该去白宫，并且在那里度过一个夜晚，免得日后不好意思——万一要是发生攻击呢。我最担心一件事——我有严重的颈椎病，我深信在露天待过一夜之后颈椎病会使我倒下再也站不起来。我决定和一个比我年轻（当时完全是个年轻人）的同志去夜宿，他和我一样，妻子不在身边，他妻子也去外地了。我不想说出他的姓，但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他现在娶了另一个妻子，我可以说出他的名字，这就是记者阿列克谢·潘金，他的父亲也是着名记者，后来担任了苏联最后一任外交部长。我坐在家里一边等他的电话，一边想着颈椎病。电话铃终于响了：“来吧，我买了足够喝的酒，我这有几个姑娘，大家一起去。”于是我一下子感到我有了拒绝的道德藉口，我说，对姑娘们来说我太老了，于是我留在了家里，而他在那里游逛了一夜。第二天我妻子和孩子们结束了伏尔加河的旅行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张戈巴契夫的巨幅正式肖像。他们是在客轮上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在船例行靠岸时他们去书店买了这幅肖像作为自己政治归属的标记。 八月以后开始了最后的挣扎。在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巴契夫遭到了人们的公开讥笑（上帝后来为此惩罚了他们）。叶尔钦从前说“你们能吞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他现在认为他能够取代戈巴契夫的位置，于是开始以战争威胁各共和国——如果它们要退出苏联的话，但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结果苏联在12月走到了尽头。戈巴契夫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勇气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但是在人民中对他没有任何好感。 后改革 八月以后我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由于“民主派”的胜利，我陷入了恐惧，由于恐惧我决定把一切抛在一边并开始给报纸和各处写文章，指出我们正在走向灾难，民主派的胜利意味着民主的终结，而帝国的解体意味着战争。 第122页 实际上一切比我预想的都要好。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没有爆发。成功地避免了最可怕的事情——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以及和乌克兰的冲突。我相信在1991年之后将非常迅速地建立具有“法西斯化”的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制度。我国的制度当然不能称作民主制度，但是在1991年我没有想到言论自由（尽管是有限制的）能够保持到2005年，而且甚至在14年之后国内还能保留某些民主架构。 后来，我认识了戈巴契夫，甚至还在他的基金会工作了一年。我在近距离观察的情况下也很喜欢戈巴契夫。他在经受逆境时表现出的勇气和超脱令我赞嘆。我喜欢顽强的、虽然依我看来完全没有希望的和幼稚的在我国建立社会民主党的尝试。 我不能不讲另一个令人吃惊的故事，这个故事从我没有想到和完全不明白的方面揭示了他。1996年，他提出自己作总统候选人。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就像不明白他的许多行动那样。我自然认为这个想法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但是当我应邀在他访问“莫斯科论坛”（这是一家保持着持不同政见的和准持不同政见的民主传统的俱乐部）时讲话的时候，我出于对他的忠诚同意了（出于这种忠诚感我投了他的票，但我担心他什么也得不到）。我当时说，我们现在已有的所有民主元素都应该归功于他。我说，你们大家都非常尊敬已故的萨哈罗夫，我当然也尊敬他。但是让我们暂时假设，根本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人。什么会发生改变呢？依我看什么也不会发生改变。但是假设没有戈巴契夫——一切都会改变，并且是向坏的方向改变。我不想撒谎，所以我说我不知道他会得到多少选票，但是我知道选票的数量将是我国人民对民主的准备程度的指数。我的讲话非常成功，但是我没有说什么特别的东西。这次讲话给戈巴契夫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后来多次在口头上、在报纸上的访谈录中讲到：瞧，福尔曼说了，我的作用比萨哈罗夫的作用大，但我坚决不同意他关于我国人民对民主还没有做好准备的观点。他两次当着我的面讲过这个问题。我至今不明白，难道说他在歷史上的作用比萨哈罗夫大对他就是一种巨大的褒奖。他自己是怎样评价自己的作用呢？ “歷史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水落石出”的观点当然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基本上不可能“彻底”弄明白某个事件的意义，而关于改革和戈巴契夫的作用的争论将一直持续下去，只要歷史科学还存在。但是我想说一下我自己对他的作用和改革的作用的理解。 我认为，戈巴契夫在我国歷史上的作用是巨大的，虽然他的计划没有成功，他遭受了失败。我确信，戈巴契夫和他的改革的出现绝不是上个世纪80年代苏联事件发展的最有可能的方案，甚至是一种最没有可能的方案。 我觉得，在保留国家和保留象徵性的和精神上的继承性的条件下，改革的胜利、戈巴契夫关于逐渐地和有计划地向民主和市场前进的方案的实现，可能性不大，但毕竟是可能的。在这条道路上会出现问题和困难。但是不会发生许多灾难。不会发生车臣战争。一个强大的国家就能够保存下来，它能够积极地参加世界的改造，能够在建立世界秩序方面成为西方真正的“伙伴”，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不可能有本·拉登。不会产生可怕的土库曼巴什政权或者卢卡申科政权。不会有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分化。我不认为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在2005年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即各种政治力量可以民主地轮换掌权。但是向民主的缓慢前进和又一次失败以及后退之间有着巨大差别。失败总是会使“无所作为”的社会人心涣散。 当然戈巴契夫本人对他的失败也负有责任：他急于求成，屈从于激进知识分子的压力，依我看来他对激进知识分子的顾及大大超过实际需要，而且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对民主做好准备的国家里的民主政治家。如果他身上多一些安德罗波夫的素质，他是能够取得胜利的。他想在不可能“协调一致”的地方达成“协调一致”、在应该採用威慑手段的地方进行说服。依我看来，他不善于了解人，他相信偶然遇到的并且往往是不聪明的人，无论这对一个走过了长长的等级制所有台阶的人来说多么奇怪。但是与他自愿承担的任务的无比复杂性相比，他的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不足”和“错误”是微不足道的。 实现戈巴契夫的计划就是比得到实行的方案更好的发展方案。但是如果根本没有这样的尝试，例如，如果苏联政权（其覆灭是不可避免的）是被又一个契尔年科的一伙喝醉酒的军人“爱国者”推翻的，情况就还要糟糕很多倍。 但是我认为，改革和戈巴契夫的意义比其在我国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歷史发展中的作用大得多。 什么人是伟大的政治家是不清楚的。我们形成的意识是，对我们而言伟大的政治家一定是为了取得政权、巩固政权和扩大政权不择手段的枭雄：伊凡雷帝、彼得一世、史达林。在我国歷史上当然也有真心为国为民造福的政治家。但是我没有听说过不把为民造福的愿望与取得政权和扩大政权的愿望融合在一起的歷史人物。有时人们把戈巴契夫与俄国另一位统治者同时也是改革者的亚歷山大二世相比。但是亚歷山大二世解放农奴的伟大改革丝毫没有触及到他个人的权力，他是在遭到六次未遂谋杀之后才在其统治后期提出立宪计划的。戈巴契夫是俄国歷史上唯一一个在拥有完全权力的情况下，为了思想和道德价值自觉地限制权力并且甘冒丧失权力风险的政治家。他有着另外的成功标准，他根据另外的、甚至大多数人都不理解的规则做游戏，根据人的道德准则做政治游戏。所以应该根据这些规则评价他是否成功。 第123页 根据政治规则，他应该及时制止汹涌的自发势力，他应该自行建立类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机构，并且不是在1991年8月而是在更早的时候。那就不会遭到失败。但是根据他的规则他不可能这样做。根据他的规则这就等于失败。根据这些规则他的失败是胜利。 只有在我国的政治家不再利用一切手段竭力保住政权（实际上所有接替戈巴契夫的独立国协国家领导人过去和现在都在这样做）的时候，后苏联空间才会变成正常的民主国家的地带。这不会立即实现，但是戈巴契夫至少向我们表明这在原则上是可能的。 因此在我看来，戈巴契夫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许是俄国歷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无愧于俄国和苏联歷史。既然他能够沿着苏联的党的权力等级制台阶登上最高层（怎么上去的——我一直弄不明白），这就意味着这个等级制度中以及整个苏联制度中的一切并不像人们感觉的那样是毫无希望的。既然他能够在俄国歷史中、在俄国政治文化的土壤上出现，这就意味着这个文化中并非一切都那么不好。既然这样的国务活动家领导过我们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将来也可能出现与他类似的人物。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不要对戈巴契夫改革横加指责！(1) 不要对戈巴契夫改革横加指责！ 亚歷山大·齐普科 我抗议对戈巴契夫和他的改革横加指责。这是心灵的自卫，是发自内心的、本能的抗议，是对极端不公正的抗议。戈巴契夫在我国起着避雷针的作用。他的名字承担着我们的所有错误、我们俄罗斯人的所有弱点、我们的所有不理智行为。只有最终也未能成为自己歷史、自己命运的主体的民族会如此轻易和草率地放弃改革，就像我们所做的那样。要知道我们放弃的不是改革、不是改革的缔造者，而是我们自己。我们在每个角落说在俄国歷史上没有“黑洞”，我们学会了平静地、理性地对待列宁的恐怖和史达林的恐怖，却把俄国20世纪歷史最美好幸福的一个时期、甚至改革的最初几年，抛弃到垃圾场。至今“人民的”主要说法是，“改革是中央情报局组织的”，而“戈巴契夫把苏联卖了钱”。所有这些不是头脑聪明和心灵健康的人所能说出来的。 依我看来，关于戈巴契夫、关于与他的名字联繫在一起的那些变化的往往恶毒的、充满憎恨和污衊的脱口而出的话证明我们的社会患有严重疾病。不光是证明心灵、感觉和理性患有疾病。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任何茨冈女人都无法去除的邪恶。确切地说，我们带着这种邪恶重新陷入又一场革命，这一次是最后一场革命、反俄革命。 最可怕的是，我们的青年也对改革持有这些肤浅的、与其说是恶毒的，不如说是讥讽的、蔑视的看法。在全面嘲讽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根本不会认真地对待认真的事物。我们苏联人无论在青年时代还是在成人之后，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政治自由、各种各样的权利突然像天降甘露那样落到他们头上。他们完全没有能力评价所获得的东西，不能理解一个天生具有良知和理智的人在苏联社会、尤其是在史达林时代生活是多么艰难，不能理解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薄冰行走而不跌跤、不大声说出（上帝保佑）你关于伟大的“各民族领袖”、关于领袖的集体化、集体农庄制度的“优越性”的实际想法，是多么艰难。 遗憾的是，自由只对没有得到它的人、知道一切自然的事物都受到禁止的不正常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人来说才是珍贵的。但是对于在正常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很难理解这一切可能是不存在的，很难理解自由评论你想评论的一切的权利可能是不存在的。循规守矩的习惯毁了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直到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才明白，沙皇制度毕竟是至少比苏维埃国家正常的社会。 危险的是，向我国青年意识中灌输的对戈巴契夫及其改革的冷嘲热讽、最多是宽容的态度，正在转移到赐给他们的政治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上，转移到赐给他们的歷史记忆的权利、了解俄国歷史和苏联歷史真相的权利上，转移到赐给他们亲眼看世界的权利上，转移到我那一代人快50岁时才获得的权利上。在我国邪恶的后现代主义条件下，在良心和道德不受尊敬的时候、在人们对列宁和史达林罪行的最可怕的真相已经没有任何反应和感觉的时候，这就更加危险。 为了弄清戈巴契夫的改革给俄罗斯的政治和精神生活带来了哪些惊人的变化，我建议所有批评他的人、所有对它横加指责的人找来并读一读戈巴契夫在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的讲话。当时我们开始抛弃那种荒谬的粗暴的语言和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戈巴契夫小心翼翼地、悄悄地带来有益的消息、改变的消息。他作为总书记出人意料地提出“必须讲真话”，提到说空话的害处，提到“人听见的是一回事，而在生活中看到的是另外一回事”。 请不要忘记，一个有文化的人必须把自己变成傻瓜，必须重复共产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具有优越性、“资本主义西方的腐朽”这样的话，这对于千百万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第124页 没有人要求把戈巴契夫树为民族英雄。遗憾的是，他作为政治家和作为人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的人道主义、他的对于人类的全部欢乐和弱点的开放性推动他作为总书记进行改革、摆脱意识形态和生活中的伪善，而这对他而言成了退职之后的厄运。 戈巴契夫恰恰想把社会主义变为正常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没有任何人道主义的东西被疏远，可以体面地挣钱，如果你有能力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戈巴契夫想为寻常现象平反。如果他是另外一种人，我们就会像野蛮人那样至今还把马克思和列宁奉若神明。如果另外一个人处在戈巴契夫的位置，这个人永远也不会放开手中的缰绳，不会与谁分享自己的权力。 戈巴契夫在退职后的最初日子里非常痛心地并且不无理由地像他所说的那样，遭受了“我给了一切的知识分子的背叛”。那些在1992年1月的头几天与他在一起的人建议他更加封闭、更加超验，甚至暂时做一个不是来自这个世界、来自政治的人。例如，由于不了解戈巴契夫，我曾幼稚地建议他在退职之后立刻抛开一切事情，前往斯塔夫罗波尔郊区母亲所在的村子，母子俩在家乡、在农民当中小住一阵，出版书籍以便成为人们所瞩目的人。 戈巴契夫作为政治家在退职之后失去了许多东西。尽管如此他依然作出了几个再次引起我国的“感恩的”民主的社会舆论愤怒的举动。 戈巴契夫坚决反对叶尔钦在1992年策划的对苏共的所谓的审判，他为了表示抗议没有出席“审判”。这说明他的良心是纯洁的，说明叶尔钦没有任何针对他的“黑材料”。戈巴契夫有尊严地经受了“民主派”安德烈·科济列夫显然是受鲍里斯·叶尔钦的指使所策划的所有对他的报復性迫害。 戈巴契夫对1993年10月炮击白宫的事件深感人道主义的震动，他在全世界主要广播电视公司的镜头前谴责了这一野蛮行动，谴责了无辜的人的牺牲。我与他以及格奥尔吉·霍斯罗耶维奇·沙赫纳扎罗夫从早晨8点起坐在戈巴契夫在戈巴契夫基金会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他是如何出于人道主义而感到不安，如何同情当时待在白宫里的人。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是一个认真理智地对待自己的歷史财富的健康的民族，那么我们应该改变自己关于改革的观点（现在还不晚），至少把改革视作俄国20世纪歷史所有悲剧事件的总链条中的一环，把戈巴契夫视作对人们的需要、对真理、对依法恢復道德、良知和理智的回答。 难怪所有人甚至那些现在对戈巴契夫横加指责的人，在开始时，至少在头两年，无不称赞新的总书记，称赞他的年轻有为、他的朝气蓬勃、他的平易近人，称赞他与生活的真理接近的愿望、他要把赫鲁雪夫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的愿望、他为布哈林以及史达林大镇压的所有受害者平反的愿望、他消除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恐惧的愿望。 大家都有同感，戈巴契夫是第一位没有使人们对再一次“拧紧螺丝”产生恐惧和担心的总书记。 戈巴契夫没有做任何人们不希望他做、苏联社会的发展逻辑不要求他做的事情。要知道，不仅戈巴契夫，而且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所有60年代知识分子都相信可以把社会主义与真理、与民主结合起来。当然，戈巴契夫的改革是在有意或无意地模仿布拉格之春的活动家们，模仿实行了改革、与所谓的“建设性反对派”进行对话的雅鲁泽尔斯基。 我曾经与雅鲁泽尔斯基度过几个不眠之夜，雅鲁泽尔斯基在将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隆重大会上的讲话从波兰语翻译成俄语的时候说过，戈巴契夫的开诚布公、戈巴契夫设身处地地为对话者着想的能力，使他感到吃惊。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不要对戈巴契夫改革横加指责！(2) 但是，除了顽固不化的史达林主义者外，所有人希望的正是使苏联变得像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到西方去，意识形态上的书报检查制度比较温和，对市场、私有制的态度比较宽容。要知道，所有在1989年开始攻击戈巴契夫的“机构改革”的人，譬如列昂尼德·巴特金、维克托·沙巴德、加林娜·斯塔罗沃伊托娃，早在1986年甚至在1988年至多幻想戈巴契夫能转向“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的立场。我永远不会忘记1989年11月在义大利的贝加莫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民主俄罗斯”的思想家列昂尼德·巴特金批评我是反共分子，理由是我低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启发价值和人文价值。像所有60年代知识分子一样，戈巴契夫在改革的头几年想回归“发财吧”时代的晚年的列宁和布哈林，想一切从头开始。戈巴契夫曾有绝大多数苏联知识分子都有的幻想，认为要不是因为史达林，一切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切就有可能更加体面。顺便指出，现在绝大部分俄罗斯自由派都迫不及待地从他们所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反共主义。 我在苏联科学院的同事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的举动使我吃惊，他在广播中公开指责戈巴契夫和他的班子，说他们不明白他们搞了什么。难道现在来自自由派阵营的对戈巴契夫的批评者当中，除了杜布切克的实际上是将社会主义与民主结合起来的空想主义方案，除了恢復全人类道德、恢復基督教的“勿杀生”的方案，还有谁知道和提出过别的方案吗？不，不知道。 第125页 在歷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人类歷史上第一次变形之前，世界上谁也不知道，国家所有制向私有制的逆转变会付出巨大的道德费用，会造成骇人的腐败。谁也没有想到，私有化会导致截然相反的效果，导致骇人的腐败和相当大一部分居民的边缘化，新所有者不是努力把过去的国有企业现代化、使它们更有效率，而是把它们洗劫一空、一块一块地卖掉，用弄到的钱在法国蓝色海岸“欢乐”。谁也没有想到，新的民主精英不是为新俄罗斯进行配套建筑工程，而是开始为自己的尽量远离祖国的别墅和房子进行配套建筑工程。 总之，真正的苏联知识分子有摧毁克格勃和令人痛恨的国家的热情，但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社会和社会生活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不明白除了自由问题还有安全问题、还有不仅在政治制度中而且在家庭中、心灵中和每个人的愿望中建立“遏制和均衡”的问题。在新生活的建设问题上，苏联知识分子、我们光荣的1960年代知识分子，实际上比他们的前辈——在1917年2月推翻了专制制度的俄罗斯自由派更无知、更加过于自信。 戈巴契夫及他的改革和他的民主化是作为对科索拉波夫—契尔年科的方案的否定，作为对所展开的共产主义建设计划的否定，作为对生产资料全面公有化和回归阶级的、列宁的道德的否定而成长起来的。 最令人吃惊的是批评戈巴契夫为所谓的“全人类道德”恢復名誉。 遗憾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高谈阔论和不学无术的表现，是缺乏人文知识的表现。在戈巴契夫的改革之前很久苏联就开始为与马克思和列宁的阶级道德观对立的全人类的道德观、“全人类的良知”恢復名誉。列宁晚年在他的政治遗嘱中突然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建议从作为“最高价值”的人的生命的角度评判国内战争。这已经是向基督教的“勿杀生”立场的转变。 赫鲁雪夫当然没有意识到，由于他在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走向末路，并使史达林背离全人类的道德、杀害无辜者的行为开始遭到批判。 极为可笑的是，戈巴契夫因为他的全人类道德观而遭到我国的爱国主义者—土壤派作家的抨击。在改革之前很久，不是索忍尼辛，而是瓦连京·拉斯普京通过其长篇小说《别了，马乔拉村》中的女主人公达莉亚批判了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朴素的全人类道德的背离。小说的女主人公说，共产主义用过于广义的标准来衡量人，以致无法明白人是谁——好人还是坏人。 当戈巴契夫讲全人类道德的时候他指的是道德感，为苏联精英在1960年代后5年称为“全人类良知”的东西恢復名誉。直到1960年代末，苏共中央科学部对奥列格·德罗布尼茨基也束手无策：他证明“良知感”没有阶级属性。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是绝大多数苏联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最活跃的那部分居民的要求。如果没有戈巴契夫，改革也许会发生得晚一些，这是另外一回事。无论是批评戈巴契夫的爱国主义者还是自由派都没有看到主要的方面：无论是恐惧，还是克格勃，或是苏共中央科学部都不能阻止苏联社会脱离国内战争时期的道德和良知被置于社会生活之外、列宁所说的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就是道德的反自然、反人类道德的自然过程。社会的教育水平越高，对索忍尼辛所说的“不按谎言生活”的需要就越强烈。 顺便说一句，在政治上为全人类道德、良知恢復名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史达林时代开始国内的教育就建立在经典的、本质上是东正教的俄国文学基础之上。 因此我认为，对戈巴契夫不负责任地横加指责是在巩固我们根深蒂固的思维的惰性，使我们更加不愿思考不愿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苏联社会的性质，不愿理解苏联社会的反自然性及其作为“权力的乌托邦”必然灭亡的本质。 然而那些自称爱国主义者的人，那些不是把俄罗斯看做“这个”国家而是自己国家的人，不应该以浅薄的、故意简单化的态度对待戈巴契夫和他的改革。爱国主义者对待改革的有成见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他们的敌人有利，因为他们的敌人认为即使俄罗斯人能做出什么出色的事情，那么也是因为愚蠢，是偶然而为之，并认为实际上推动改革的不是人民奔向真理和良知的激情，不是农妇达莉亚按照真理生活、把恶人和善人区分开的渴望，而是所谓的“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 由于对戈巴契夫的愤怒而放弃了1980年代末的改革、民主改良的爱国主义者实际上放弃的是俄国各民族首先是俄罗斯民族的最卓越的功勋之一，即使自己摆脱了共产主义的威权主义。无论赫鲁雪夫还是戈巴契夫，都反映了俄国人心灵深处的要求。我清楚地记得，在1953年春史达林逝世所引起的恐慌中，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谁都不希望出现新的史达林。所有人都期待和盼望发生变化，希望出现某种松动。 谁也没有使我们摆脱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专政。我们自己解放了自己。应该至少理解和珍惜这一点！ 顺便说一句，在爱国主义者对改革的指责中有许多根本不正确的东西。诚然，俄罗斯民族由于改革所引起的进程而失去了很多东西。大多数俄罗斯人实际上并没有对市场做好准备。但是俄罗斯人由于改革获得了布尔什维克从他那里夺去的所有东西。作为俄罗斯灵魂的保持者的俄罗斯正教会的復兴是在改革时期在戈巴契夫的倡议下开始的。在改革时期把关于俄国民族歷史、关于1917—1920年的国内战争的全部真相还给了俄罗斯民族，把白卫运动的英雄们的道德功勋、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功勋还给了俄罗斯民族。在戈巴契夫时代，俄国宗教哲学的所有财富、俄国社会思想的所有财富都还给了俄罗斯民族，顺便说一句，倡议这样做的是亚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最后，在戈巴契夫时代，为索忍尼辛的反共主义恢復了名誉。 第126页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不要对戈巴契夫改革横加指责！(3) 改革为名副其实的人文教育和精神教育，为俄国人回归民族歷史的背景中、回归俄国社会思想的运动背景中，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政治条件。头脑顽固、受过摧残、对一切完美的东西怀有阶级仇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没有看到这一切，我可以理解。但为什么那些自认是爱国主义者、尊重俄罗斯的人，没有看到改革的这些明显的成就，即在那些年间发生的俄国文化和思想的恢復，却让我迷惑不解。要知道还给人民的精神财富实际上谁也不需要，可这并不是戈巴契夫的过错。 指责戈巴契夫在许多方面并不符合想像中的苏维埃俄国领袖的作用，这是不相宜的，首先对红色爱国主义者来说是不相宜的。我亲爱的人们，在你们颂扬的工人和农民的国家里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民族精英被彻底消灭，培养出愿意为俄国服务的、有教养的、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者的家庭也被消灭。甚至具有史达林特点的爱国主义、对俄国国家遗产的发自内心的忠诚，也不是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来自与之相反的沙皇的宗教学校、来自俄国帝国的文明。所以史达林是“护国主义者”。 我认为，为了诚实客观地评价戈巴契夫的改革，应该把改革的精神动机与改革的消极后果区分开来。并非像叶戈尔·盖达尔和加夫里尔·波波夫所说的那样，改革是为了把政权兑换成财产。至少，作为党和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米哈伊尔·戈巴契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亚歷山大·雅科夫列夫都把思想的、精神的动机看得高于一切。 当然，没有改革所引起的民主变化，就不会发生苏联的解体，至少在1991年不会。但是，在一个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式的大人物接替戈巴契夫之后，他们也会为了思想、为了忠诚于共产主义思想而闯入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使我们蒙受损失的下一个阿富汗。不应该忘记，由于戈巴契夫，最主要的威胁——热核战争的危险才得以消除。 我们经常忘记，在改革的开始，在戈巴契夫第一次怯生生地讲起公开性、讲真话、不容许言行不一的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与别洛韦日协议之间有长达6年的一段时间，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不取决于戈巴契夫，而是取决于现在咒骂他的群众的事件。 戈巴契夫的过错在于他没有估计好解放苏联知识分子会产生的全部后果，没有预见到苏联知识分子会立刻开始利用民主的好处反对他、反对改革、反对国家。他没有想到被他从国家压迫下拯救出来的人不知感恩，反而像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那样立刻要求所有的自由，没有想到俄国知识分子，尤其是苏联知识分子不知分寸、没有良知、不负责任。当然，只有疯子，只有对苏联经济一窍不通的人，才会许诺用500天的时间进行改革。 但是，我们光荣的俄罗斯民族也有过错，而且是巨大的过错，即它总是相信这些向它许诺童话、向它许诺当时就建成地球上的天堂的冒险家。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再现了1917年发生过的一切。当时我们光荣的人民相信布尔什维克会立即给他们和平、土地，给工人以工厂。现在俄罗斯人民相信叶尔钦，他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与“优柔寡断和行动迟缓的”戈巴契夫不同，他用两年的时间就能带来安宁和繁荣。俄罗斯人民相信了叶尔钦说的话：享有主权的俄罗斯联邦将使他们富裕，现在所有的地下矿藏将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居民。 人们忘记了或者想要忘记，戈巴契夫与叶尔钦不同，他既不想让苏联解体，也不想实行雪崩式的全面私有化。要知道苏联的解体以及后来雪崩式的私有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在1990年的时候就已经与戈巴契夫分道扬镳，把许诺在数年之内使所有人富裕的叶尔钦当成了自己的偶像。在俄罗斯人民对叶尔钦的这种崇拜中有某种反常的非理性的东西。人们忘记了，他们是在戈巴契夫不顾一切地说出“社会主义”一词的时候，把他彻底抛弃了。而现在所有憎恨戈巴契夫的人都在津津乐道地说着这件事。 许多普通人也把所有罪责推到戈巴契夫身上，原因是他们对自己迷恋叶尔钦感到羞愧、对他们作为最后的傻瓜没有经得住民主派的规劝和许诺感到羞愧。苏联解体实际上不是戈巴契夫的过错，而首先是俄罗斯联邦人民的过错，首先是积极支持俄罗斯联邦享有主权的思想、俄罗斯联邦从苏联分离出去的思想的俄罗斯人的过错。要知道叶尔钦在1991年6月参加总统选举时打的就是独立的、享有主权的俄罗斯联邦的旗号。 苏联的将军们和所有的军官在1991年秋天和初冬的几个悲惨的月份没有为拯救国家做一丁点事情。我们的将军和校官们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和军队在叶尔钦的倡议下崩溃，却没有动一根手指头来阻止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后来查明，他们想的是别的事情，想的是像一天之内一下子获得了几个肩章金星的光荣的科别茨那样升迁。 现在许多过去崇拜叶尔钦的政治天赋的人说，他们不明白谈的是什么，说当时他们“很难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先生同志们，既然你们弄不清楚，那么就不要嫁祸于人，就至少应该在意识中把戈巴契夫的罪孽和确凿的错误与叶尔钦的罪过和责任区分开来。问题不在于恢復歷史的公平，而在于使我们的人民产生思考自己的民族歷史的能力、区分可能的事情与希望的事情的能力。 第127页 我以本文开头的话结束这篇关于戈巴契夫改革的文章。对1980年代后5年的民主变化横加指责，证明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没有能力认真思考我们自己——现在活着的俄罗斯人所创造的歷史，没有准备好或者没有能力分析我们称作“俄罗斯灵魂”的那个东西的弱点和缺陷。可以多少次踩上同一个耙子呢？也许，应该是学会为自己的政治选择负责、结束自己对奇蹟出现的希望、学会思考的时候了。改革的悲剧——这不仅是戈巴契夫的悲剧，而且是我国歷史的悲剧。一段真正令人忧伤的歷史。而我十分希望的是乐观主义。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二十年之后……(1) 二十年之后…… 利利娅·舍夫佐娃 真不敢相信，从戈巴契夫解冻开始的时刻算起，时日已过20年——这是整整一个代际的时间！这些年里发生的事件不胜枚举：曾使全世界处于紧张状态的一个核超级大国的崩溃；三个政权的交替；两场内战；几次经济危机（不堪回首的！）；万花筒般的政府更迭和最终从革命到復辟的歷史循环。人的命运经歷了结构性的进展，许多人的命运急剧转折，已成长起了不知何为共产主义和苏联新生的一代。最后是2004的事件——就像是为表明歷史的钟摆在多大程度上摆向了与改革相反的方向而特意设计好的事件，它们似乎是为了让人回想起戈巴契夫曾几何时带领国家摆脱或者至少试图带领国家摆脱的那个时代。 在戈巴契夫改革周年之际。我们有理由回顾过去和思索那个时代、思索那个时代对我们——对每个人和整个俄罗斯社会（我们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意味着什么。当然，在一定歷史距离之外可以更好地回顾各种趋势和问题，可以冷静得多地进行思考。虽然这样会失去现场感，难以抓住事件的核心。之所以“看走眼”，不是因为细节在记忆中模煳了，而是因为我们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想像排列事件。因此，描述再一次有失公允。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在个人理解中的歷史不可能是“客观”的。 后果不可预见规律 米哈伊尔·戈巴契夫和他的班子在开始20世纪最伟大的歷史转折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转折的时候想了些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将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原因是对歷史，特别是对苏联解体这样充满矛盾和戏剧性的歷史事变不可能只有一种解释。但是某些问题上，无论戈巴契夫和他的班子，还是众多研究这个时代的各种各样的人，认识是可能达成共识的。例如，已经大体达成一致的看法是，戈巴契夫就其志向而言是一位典型的、经典的改革者，而这意味着，他在很长时间内，也许直到他的统治结束，一直在竭力革新、改善社会主义，力图避免国家和制度的彻底崩溃。 不过，我不排除戈巴契夫在其统治的最后阶段的某个时刻也许感到，革新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需要开始对其进行清算。但是他已经不可能把自己从前的使命和自己生命的大部分一笔勾销，已经不可能从一名改革者变成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自觉掘墓人。任何政治人物都无法承受如此彻底的变化——他会因此而失去完整性并遭到损害。况且社会当时未必会理解戈巴契夫的这种变化并使其合法化。在政治史上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位政治领袖彻底变换自己角色后能留在上层的先例。根据严格的转型规律，转型的每个阶段都需要新的领袖，需要重新对政策进行论证并让新的一班人上台。总之，由于命运的捉弄，社会发展过程的逻辑要求戈巴契夫在他试图完成的使命完结的时候离开。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巴契夫是一位来得太早的“社会民主党人”——他在俄罗斯还没有产生“社会民主党”存在的条件的时候就来了。此外，所有“前苏联式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不可能通过社会民主党摆脱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就走向相反的方向，走向对社会公正和遭到苏联式共产主义损害的整个社会发展向量的否定。在所有后共产主义社会，甚至在转型相对温和的后共产主义社会，都没有做到把实行政治和经济的完全自由与社会公正原则成功结合起来。 简言之，显然戈巴契夫在开始对苏联式共产主义制度革新过程时，根本没有把摧毁苏联国家作为目标，但实际上，他在取消了强制手段并使苏共与国家分离之后，从而使俄罗斯制度的两个传统组成部分——不可分割的权力与权力合法化和掌握权力的强力方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正是戈巴契夫实行了作为俄罗斯政权合法化新形式的选举，并且正是选举难以置信地成为了给苏联制度安下的一枚定时炸弹，导致了苏联制度的崩溃和总统本人的垮台。这就是后果不可预见规律发挥作用的例子。 其实，差不多所有社会转型都是这样开始的。不排除这样的情况，有些领袖没有预见到过程的后果，他们在经过思考之后，最终放弃走这条道路。因此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转型过程脱离了转型领导者的控制，导致了他们和社会上一部分人没有预料到和不愿看到的后果，还可不可以把戈巴契夫算作转型领导者呢？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这至少是因为歷史上大多数转型领导者是下意识地行动的，并非总是能够完全预见到自身行动后果选择其行动。不过，要确定改革时期尤其是反制度转型时期有意识的行动和下意识的行动、预料之中和意外情况的比例，是非常困难的，有时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128页 因此，只能根据某个领袖造成的结果，而不是他们设想的动机来作结论。党的国家和超级大国的覆灭是米哈伊尔·戈巴契夫的行动带来的结果。但是，正如后来的过程所表明的，戈巴契夫的改革班子终究没有能够保障所有后共产主义进程完全不可逆转，戈巴契夫的改革班子不可能在客观上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只是在摧毁旧制度的阶段管理社会。但是戈巴契夫毕竟已经在改革期间为苏联社会和苏联精英接种了一系列疫苗，从而至少为1980年代的进程部分地不可逆转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这指的是什么呢？首先是冷战的结束。无论国际舞台上的事件后来如何发展，很难设想俄罗斯和西方会由于它们资源的不对称而恰好回到这种关系模式。戈巴契夫使社会和精英习惯了一定水平的多元化和自由，无论俄罗斯现在转向什么方向，都不可能完全消灭这些政治习惯。这一切说明，在改革阶段已经开始了动摇旧制度的转型改造即改革的过程。 改革做成了什么？ 戈巴契夫的改革是一个摧毁俄国传统的社会调整机制和同时摧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地缘政治空间调整机制的过程。可是迄今为止，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世界政治空间中，都没有最终形成新的调整方式和机制，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今我们仍生活在后改革世界。 如果确切地讲改革给俄罗斯带来的后果，那么它的结果不仅使俄罗斯旧的存在形式——苏联解体，而且使俄罗斯所习惯的通过强制手段和人治政权管理社会的方式得以终结。虽然以后的发展表明，俄罗斯和其政界还没有为建立平衡和独立架构体系做好准备，所以尽管在叶尔钦时代俄罗斯恢復了人治政权，但这个政权毕竟通过选举方式合法化了。我认为，确切地说，我希望，虽然集中和极权主义在加强，但最近几年仍然使这个突破在老传统的范围之外得到了巩固，至少最高权力在俄罗斯将通过选举合法化。我们应该因这个突破而感谢戈巴契夫的改革。 诚然，俄罗斯在摆脱了一个制度之后没有成功地过渡到另一个制度，而且也不可能立即实现这一过渡，因此俄罗斯处于混沌的、没落的状态，成为一种独特的杂交种。这种杂交种的存在逻辑是显而易见的，世界歷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社会不朝着更清晰的民主规则的方向运动，那么在改革年代产生的民主架构就会逐渐退化，国家也会倒退，因此过一段时间又需要开始新的改革。对于今天的俄罗斯政界和社会来说，问题在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回到过去，而如果愿意的话，那么在它们意识到这个过去除了停滞和腐败什么也不会带来的时候…… 《奔向自由》 第二部分 二十年之后……(2) 下面谈谈改革带来的国际影响。戈巴契夫的改革终结了两极对立的世界体系，为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今天实力最雄厚的世界强国让出了空间。然而，最近两年的事件，尤其是伊拉克事件表明，虽说存在一系列积极的因素，但是美国奉行的霸权主义至少目前还未找到合理解决国际问题的办法，应该有一个更加有效的国际制度系统体系作这个霸权主义的后盾。而现有的国际体系与机制，包括目前形式的联合国和安理会在内，显然没有能力成为这样的系统。 我们有可能亲眼看到西方社会发生分裂，甚至摩擦。这也是戈巴契夫改革的直接结果，即苏联这个曾使西方社会团结起来的因素消失后带来的直接结果。西方世界内部在对于国际关系方面的基本目标和任务的理解上，在对于自由主义民主价值的理解上出现了多元化。“老欧洲”和美国提出了不同的世界秩序观点。俄罗斯在这种条件下也必须作出选择：如果不是选择伙伴，那么就是选择价值观和轻重缓急次序。 总之，我们目前生活的世界仍然试图摆脱改革的后果，应对戈巴契夫提出的挑战。有时能够应对，有时不能应对。不排除下一代人将能够对这些挑战作出更加适当的应对，他们将不受我们的思维方式的限制，不受实际上已不復存在的、我们对前改革世界的认识的惯性限制。 改革没有做成什么，为什么？ 当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知为什么首先想的是戈巴契夫改革没有做成什么。为什么没有做成是显而易见的：至少那个时期政权还是完全人治的政权并建立在等级服从制度基础之上，还因为领袖是对社会的运动负责的唯一的起作用的政治制度。戈巴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自己做出了评价，讲到了他到底没有能够做成什么，至少在改革的开始阶段。按照戈巴契夫的说法，他没有能够把执政的苏共分开并在苏共改革派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他没有能够更加坚决地开始改革经济以解放社会的经济主动性。总之，他使自己失去了新的政治和经济支柱，以至不得不依靠把他牢牢束缚住的党的机关和旧的国家。 此外，在改革的最后阶段戈巴契夫处于纷至沓来的各种事件的重压之下，没有时间权衡分析这些或那些步骤的全部后果。总之，开始了与时间的竞赛。这是改革或者转型的一个阶段：大多数领袖失去对过程的控制，不得不被事件牵着鼻子走。但是可以认为，即使在这个阶段戈巴契夫还有可能（虽然是有限的可能）实现突破——同党和国家机关的保守部分彻底决裂并组成团结的改革班子。我认为，在一段时间内，至少在1991年年初之前，他在与鲍里斯·叶尔钦以及俄罗斯政治班子的关系中还有迴旋余地，他可以利用这些关系来保障苏联改革过程更加温和。不过我是根据我自己主观评价的材料得出这个结论的。不能排除，戈巴契夫在1990年到1991年初已经完全掉入了由加快的时间步伐、保守的苏联官僚的影响和自身对突破缺乏准备以及自己平衡各种极端倾向的渴望一起构成的陷阱里，这使他不可能採取激进步骤。因此我关于他在这个时期有迴旋余地的结论也许是错误的。 第129页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使事件完全从属于领袖和领袖的演变的思考。然而也有其他影响因素，首先是从改革开始起在俄罗斯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的精英群体和社会的情绪与能力。我们这些在政治或者精神领域活跃的人对在改革年代做到的和没有做到的事情也有责任。精英和社会对改革和对走出改革思维，即为更加重大的改革是否做好了准备呢？在情感和期望的层面上是毫无疑问的。改革的过程本身使社会迅速激进化，因而社会很快感到了社会主义革新模式的束缚，于是社会朝前走了。我记得自己当年的焦虑和对戈巴契夫经常感到愤怒的状态。我觉得他当时做一切事都太慢了，实在太慢了。本来可以更坚决地前进，更迅速地更换人和机构，摆脱拖后腿的人。戈巴契夫在某个时刻不再抓紧，甚至开始阻止事件的发展，他开始依靠古怪的人物，疏远他在改革初期曾喜欢邀请到自己那里做客的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明显开始跟不上趟了。这不仅是我的印象，我的许多同事和朋友也这样认为。 然而在这么多年之后开始思考时会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那个年代心情急迫并攻击戈巴契夫，却没有向他提供一些积极有效的建议。具有民主思想的精英最终也没有创立关于发展市场和形成新的政治架构的完整思想，尤其是没有创立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结合的思想。的确，笼统的说法有很多，但是它们没有被提升到具体的国家议事日程的水平。的确，有切实可行的建议，但是提出这些建议的人到底也没能使戈巴契夫相信建议是合理的和必要的。而当时还是可以进行说服工作的，并且政权仍然是倾听社会意见的。 总之，我们大家沖向了被改革打开的大门，但同时我们没有充分考虑细节、考虑制度架构和机制、考虑改革方面的辅助性工作。戈巴契夫在社会上拥有民主知识分子的支持，但他的专家基础很薄弱。问题甚至不在于他没有吸收专家或者不了解他们，问题在于当时在旧制度开始崩溃的时候俄罗斯没有能够筹划新结构的人。 其他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方面幸运得多。1980年代末这些国家已经有了在专家的理解水平上，而不是仅仅在批评和空谈的水平上认真思考制度改造的几代改革者，所以，当改造苏联模式共产主义、改造它的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时刻来临的时候，这些国家的社会所具有的不是单打独斗者，而是能够承担制度突破责任的完整的班子，试图改善社会主义的几代改革者，积累了足够的失败经验，充分理解需要从改革转向制度转型，俄罗斯没有改革者失败的经验，对旧的国家的界限没有认识，也没有准备好在技术方面仔细研究新制度建设问题的专家，这对事件走在改革和改革者前面也起了作用。 关于过去和现在 俄罗斯政治生活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执政时期的演化，单一制趋势的加强，政治自由和政治多元化的缩水，这一切证明復辟思想在发展。尽管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俄罗斯社会的开放进程蓬勃发展，但俄罗斯传统制度的骨架不仅得到保留，而且有所加强。一度被削弱的垄断集团方式重新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上风，并且在经济发展中引发了相应的趋势。向中央集权制和等级服从制的回归，自然使不少苏联陈规得以復活，这些陈规不仅在极权主义的政权模式中，而且在保留下来的、并在管理体系中占有地位的苏联高层官僚中代代相传。戈巴契夫在1980年代试图克服和想要消灭的东西正在復活。 现在的俄罗斯发展目标迫使我们重新回到关于民主化和自由化的进程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逆的、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与西方社会完全接近的问题上。关于戈巴契夫改革、改革的根源、改革的推动力以及改革为俄罗斯和周围世界带来的后果的思考，完全可以成为对俄罗斯现在的问题进行建设性讨论的理由。也许，为了最终确信极权主义现代化是一个神话、极权主义现代化没有能力应对俄罗斯面临的后工业化挑战，俄罗斯应该再一次经过极权主义时期，但这一次是用更为突出的、专家治国和非意识形态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对戈巴契夫改革的剖析可以帮助新一代的俄罗斯改革者避免1980年代的幻想，缩短俄罗斯制度向具有不为社会所左右的、自我再生产政权的彻底转型的道路。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对改革和“戈巴契夫因素”的看法 西方和苏联社会舆论对改革和“戈巴契夫因素”的看法 （1985—1991年）［1］ 奥丽加·兹德拉沃梅斯洛娃 把社会舆论调查和传媒的反应看做社会变化的晴雨表，密切关注晴雨表的读数——这是欧洲人和美国人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习惯。因此当1985年春苏联宣布改革方针之后，对我国事件的理解立即成为社会舆论定期调查的主题和西欧与美国大众传媒的经常性话题。苏联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苏联在1980年代末成立了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开始进行居民抽样调查，公布调查的结果，在大众传媒上开展讨论，这些是公开性政策的一部分和大众意识改革的标志。 15—20年之后，当时的结论和评价揭示了也许没有首先引起同时代人关注的东西。这里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社会舆论对1980年代中到1990年代初事件中“戈巴契夫因素”的理解［2］。 第130页 西欧人眼中的苏联形象和对戈巴契夫的理解 由美国新闻署、盖洛普民意测验所和欧洲晴雨表进行的社会舆论调查包含有令人难忘的信息：西欧四个主要国家（联邦德国、法国、义大利和英国）的欧洲人对苏联的理解在长达35年（1954—1989年）时间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3］。这为欧洲人对改革和米·谢·戈巴契夫的特殊态度的形成提供了背景［4］。 变化最显着的是联邦德国，在1954—1964年期间联邦德国对苏联的看法最不好（在“理解轴”上为-60）。这一看法在随后的10年中比较稳定，1981年再次急剧恶化（-69），而在1989年3月（改革的“高峰”和转折的开始，柏林围墙倒塌的前夕）对苏联的肯定态度达到了高点（+34）。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俄罗斯人二十年后看改革 俄罗斯人二十年后看改革 英国也发生了明显的积极变化。对苏联的消极理解（“抗拒”值：1954年为-40，1958年为-70，1982年为-55）在戈巴契夫执政之后发生了相反的变化（1985年为+19），1989年达到峰值（+39）。 在所研究的整个时期内，义大利对苏联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消极的（最低的标高：1958年的-60和1982年的-55）。然而在1980年代后5年这种态度变得比不久之前（1987年为-11）要好。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从1985年起，欧洲人对苏联的态度在经受了冷战时期的狂热和危机之后逐渐好转。对苏联的信任的恢復比较困难，尽管在主要西欧国家中出现了类似的变化。从1969年到1987年9月“信任轴”上的数值是负的，但从1987年11月起社会舆论对苏联採取的外交主动行动作出了反应，信任占了上风。其“峰值”出现于从1988年6月到1989年夏这一时期［5］。早在1982年，四个主要西欧国家的64%的受访者都认为，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是在制造战争危险，而在1989年3月社会舆论发生了相反的变化：69%的受访者认为苏联的政策有助于保持和平［6］。 从民意测验来看，1987年，当苏联的改革加快速度后，在西欧人中占上风的是对苏联国际政策的积极评价（36%的答卷），但有21%的回答者作了消极的评价，有29%的人选择了“不知道”的答案。评价最高的是义大利人（积极评价占48%，消极评价占18%）、希腊人（积极评价占45%，消极评价占12%）、德国人（积极评价占45%，消极评价占18%）和英国人（积极评价占43%，消极评价占28%）。评价最低的是瑞典人（消极评价占42%，积极评价占22%），特别是法国人，在回答“不知道”者数量远远领先（占48%）的情况下，消极评价（24%）压倒了积极评价（18%）［7］。 在这一背景下，关于苏联对内政策首先是人权领域的改革的社会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了鲜明的反差。1987年只有25%的回答者表示贊成这一政策，46%的人表示谴责，20%的人回答“不知道”。批评最为激烈的是瑞典人（将近80%的人谴责苏联在人权领域的政策），紧随其后的是法国人（消极评价占58%）、英国人（消极评价占55%）和联邦德国（消极评价占53%）。希腊和义大利是两个对苏联在人权领域的政策的积极评价（希腊为50%，义大利为38%）超过消极评价（希腊为18%，义大利为25%）的国家。 1987年对苏联是否正在发生实际变化这一问题作出“是”的回答时，最坚定的是西德人（占60%）；最不坚定的是英国人（只有5%的人认为正在发生变化）。在法国人中作出肯定回答的占28%，在义大利人中为25%［8］。 这表明，在1980年代后5年，西欧社会舆论对苏联政策所持的立场远不是一样的。如果说旨在减少西方和苏联之间对抗和结束冷战的努力促进了信任的增加，逐渐“改变”欧洲人对苏联的敌视态度；如果说对苏联国际政策的评价总的来看是谨慎的，但变得越来越好，那么苏联的对内政策则在西欧引起了极大的怀疑和不信任：这里的障碍仍然是人权。 对苏联看法最好的是联邦德国，法国人则是持批评和不信任态度。然而，尽管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在80年代后5年有积极的进展，西欧社会舆论通过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定式仍把苏联看做一个陌生的和危险的国家。 在这种背景下，西欧人对米·谢·戈巴契夫的态度格外引人注目，看来，戈巴契夫相当迅速地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好感，他们对苏联新领导人作了热情洋溢的评价。1987—1990年间的社会舆论调查的结论清楚地说明了被称之为“国外戈巴契夫热”的现象。戈巴契夫“理解轴”在联邦德国、义大利和英国起自+68，在法国起自+45。直到1990年4月这位苏联领导人史无前例的威望一直在增长（平均为+77）。1989年报刊上写道：“法国人扮演着怀疑论者的角色”，但同时又指出，他们与西德人在对戈巴契夫的看法上的区别是“喜爱”与“喜欢”的区别［9］。至于说德国人，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正像报刊上那些年所说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巴契夫成了希望和变化的魔幻般象徵”［10］。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社会舆论对戈巴契夫个人对国际政治的贡献的评价远远高于对这一时期苏联政策的评价：1987年，57%的欧洲人对戈巴契夫个人的贡献给予积极评价，给予消极评价的占9%，回答“不知道”的占21%［11］（与此同时只有36%的受访者对苏联的国际政策给予积极的评价）。 第131页 在法国，对戈巴契夫看法好的指数达到了66%的高点，而在其他三个西欧国家这个指数还要高（80%）。人们有一种感觉，各国在“进行竞赛”，看其中哪个国家对苏联领导人的态度更热情更友好。 显然，自1950年代末起，在改革时期第一次出现了西欧社会舆论积极理解苏联的趋势——摧毁冷战定式的趋势。“戈巴契夫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苏联领导人的个人威望在欧洲社会舆论看来大大高于同时期整个苏联政策的威望。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1)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 乍一看，1980年代后5年西欧和美国社会舆论调查的结果展示了相同的趋势。例如，盖洛普民意测验所［12］可以使我们作出判断，美国对米·谢·戈巴契夫的看法在改革的几年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可以把这种看法与美国人对随后的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领导人的理解加以比较。调查的结果表明，在改革时期戈巴契夫的威望不断增长，而社会舆论对他的看法变得越来越好（表1）。不管是1990年代还是21世纪初，没有一位俄罗斯领导人在其当政时期能像米哈伊尔·戈巴契夫这样在美国人心目中得到如此坚定的信任［13］。 米·谢·戈巴契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美国进行的社会舆论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对他的良好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他看做新型的苏联领导人。例如，1985年4月对于哈里斯事务所提出的问题：“您是否认为戈巴契夫比前几任苏联领导人现实、有学问和有魅力？”——60%的受访者作了肯定的回答。美国人认为苏联新领导人与前几任苏联领导人品质上的不同首先是“精力充沛和反应敏捷”（81%的回答）、“现实”（74%）、“有魅力”（62%）［14］。这种新鲜和与众不同的印象在整个改革时期始终影响着美国人对苏联领导人的看法。 表1：美国人对俄罗斯领导人的看法，1987—2002年（%） 俄罗斯领导人调查年份好的不好的从没听说过这个人， 没有看法 米·戈巴契夫1990682111 米·戈巴契夫198967258 米·戈巴契夫1988563014 米·戈巴契夫1987403822 鲍·叶尔钦1998473518 鲍·叶尔钦1995314425 鲍·叶尔钦1994681814 弗·普京2002411841 弗·普京2001431443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对作为“俄罗斯领导人”之一的戈巴契夫的信任或不信任问题。1985年对于“您是否认为戈巴契夫比苏联其他领导人值得信任？”这一问题作出肯定回答的只有28%的人，而否定的占63%。在哈里斯事务所几年中所进行的民意测验中，这一指数不断发生变化［15］。对民意测验结果的比较表明，4年中美国对戈巴契夫的信任度大大提高（从1985年的28%提高到1989年的51%）。同时不信任他、认为他只是敌国一位领导人的人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为数不少（46%）——实质上美国社会舆论持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西欧社会舆论则比较一致地认为戈巴契夫与前几任苏联领导人根本不同（表2）。 表2：美国和西欧对戈巴契夫的信任率，1985—1989年（%） 美国人对“您是否认为戈巴契夫比其他俄罗斯领导人值得信任” 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 是 否 不确定 美国，1985年4月 27 57 16 美国，1985年9月 28 63 9 美国，1989年8月 51 46 3 西欧对戈巴契夫的信任度， 1989—1990年 77（一些国家 达到80%） 美国社会舆论同西欧一样，展示了对于美国和苏联削减军备谈判的极高的支持率。然而1987年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认为这主要是罗·里根的功绩：58%的受访者认为他为保障和平做的事多，而191%的人认为米·谢·戈巴契夫在这方面有很大功绩［16］。 同样是在1987年，法国25%、联邦德国45%、义大利64%、英国60%的受访者对苏联争取和平和裁军的努力给予了积极评价。对于“美国还是苏联或是两个超级大国共同为达到这些目标做的事多？”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如下［17］： 认为美国做的事多：法国17%、联邦德国12%、义大利8%、英国12%； 认为苏联做的事多：法国17%、联邦德国28%、义大利32%、英国40%； 认为两个超级大国取得了同等的成绩：法国55%、联邦德国58%、义大利55%、英国34%。 美国人和西欧人的看法的区别显而易见：第一，在上述所有西欧国家（除法国以外）多数人认为，苏联为裁军和和平做的事比美国多；第二，在法国、联邦德国、义大利和英国大多数人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为减少军事对峙和保障和平作了同等的努力；第三，根深蒂固的美苏对抗和竞争思想对美国人的立场有明显影响——这表现在戈巴契夫的支持率上，使得这一指数在美国没有西欧高。 第132页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2) 对旨在使苏联社会民主化的改革政策的评价表明，美国和西欧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意见分歧（表3）。此外，欧洲人相信改革比美国人早：早在1987年就有32%的欧洲人（比美国1990年还多）认为苏联的民主改变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越来越相信苏联正在发生的变化的现实性，尽管大部分受访者仍然认为还是不作明确回答好。欧洲人的社会舆论展示了类似的趋势，其中突出的是西欧人（1987年联邦德国60%的受访者认为苏联正在发生现实的民主变化）。 表3：美国人对“您是否认为戈巴契夫所进行的诸如改革等改变能够实现？”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和西欧各国对“苏联在戈巴契夫当政时期是否发生了现实的民主变化？”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 我认为完全可能（美国）发生了现实的民主变化(西欧) 我认为比较可能(美国) 我认为不太可能(美国) 我认为完全不可能(美国) 美国，1988年6月 18 60 16 6 美国，1989年12月 21 60 14 5 美国，1990年9月 25 56 11 8 西欧，1987年（平均值） 32 联邦德国，1987年 60 英国，1987年 15 法国，1987年 28 义大利，1987年 25 与西欧一样，美国的社会舆论认为人权是苏联对内政策的软肋。与欧洲人不同，美国人常常谈论的不是这一方面“苏联的政策”，而是“戈巴契夫的政策”。例如，20%的美国人认为戈巴契夫是维护人权的领袖之一，同时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黑人群体是维护公民权利的领头羊。 美国社会舆论的变化过程表明，米·谢·戈巴契夫迅速扭转了对苏联（“俄罗斯”）领导人习以为常的不信任，大大改善了苏联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从1987年到1989年，对苏联怀有好感的美国人从25%增加到62%［19］。两年的变化速度与联邦德国大致相同，比法国、义大利和英国快。同时美国人比西欧人更多地把苏联的政策和戈巴契夫个人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对米·谢·戈巴契夫和对“戈巴契夫的政策”的看法指数相近说明了这一点，这证明了美国人的社会舆论更注重意识形态，证明了其固有的把人和政治家混为一谈的倾向。对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为苏联总统）个人和对改革时期苏联政策的评价不一致，更多地是“欧洲”社会舆论的特点，而不是“美国”社会舆论的特点。 “有他，许多东西都可以改变” 从改革一开始西方社会舆论就在考虑一个问题：一个在70年里一直被看做陌生的和充满敌意的社会制度是否真的能发生变化。有大量事实表明，米·谢·戈巴契夫个人被西欧社会舆论看做苏联和苏联所推行的国际政策发生变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这种倾向在西欧报刊上也有，这些报刊反映和培育了社会情绪。 那些认为戈巴契夫是一个试图“改善共产主义制度”、使其发生某些重要变化的人，对戈巴契夫本人及其计划的前途持悲观的态度。“他不想改变制度，不想使制度本身发生变化，而想改变人，使人为国家服务。另一个问题是，这里有什么刺激因素？……他作为一位新领袖，尽管他正在带来新的气象，但在革命70年后未必能使这些共产主义理想在人民中再生。现在已很少有人相信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米·谢·戈巴契夫将遭到失败。”［20］ 同时欧洲早于美国感到戈巴契夫是一位从苏联官僚精英中脱颖而出的新型领导人。记者们开始用口头和书面形式谈论苏联知识分子是改革的“支撑结构”。实质上这里说的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孩子”——1960年代知识分子这一代人虽然为时已晚但终于掌握了政权。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3) 我们援引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初一种解释：“戈巴契夫的童年当然不同于列·伊·勃列日涅夫、康·乌·契尔年科和尤·弗·安德罗波夫的童年。米·谢·戈巴契夫生于1931年，他已经是另外一代人的代表……他或许还没有失去在他之前掌权的人——尤·弗·安德罗波夫和列·伊·勃列日涅夫肯定早已失去的与群众的联繫。他当然知道，他光靠口号是无法管理国家的。他认为他知道如何着手解决种种经济困难。他知道如何与人民对话。”［21］ 关于与过去首先是与社会制度对抗和军事对峙的传统决裂的思想在西欧知识分子对“新思维”这一概念的诠释中已经出现。“‘新思维’的意义可以用三个词来表达：决裂、希望、谜团。我们从决裂说起。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任何社会都建立在共同犯罪例如弒父的基础上。任何智力革命还要求把一具或多具‘杰出的尸体’埋在自己的基础下……”戈巴契夫说：“我们认为以后可以保留……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这一定义。”［22］ 第133页 通过史达林一代与后史达林一代在1988年6月的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的“决战”前夕的对抗，西方社会舆论感受到了苏联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冲突。“改革的方针岌岌可危。权力之争正在变成关于独裁者史达林的歷史评价之争。如果史达林的阴影被驱赶到角落中——戈巴契夫就胜利了。如果早已死去的独裁者从过去的黑暗中重新站起——对可能的改革的一切希望都将破灭。”［23］ 西欧报刊上的文章的根本特点在于，这些文章总是强调戈巴契夫的坚定信念、明确目的和个人勇气在改革政策的转折关头的作用。 1987年：“戈巴契夫依靠知识分子和他想要使其民主化的那个党的所有自觉党员的支持，不断积累小的胜利，当然这是艰难的。”［24］ 1988年：“戈巴契夫日復一日地平静地告诉他的交谈者说，‘革命’开始了，这一革命是不可避免和必不可少的，将会遇到种种困难，但革命终将胜利，因为这是歷史的需要……他拥有对对手的巨大优势：他知道向何处去，而对手只想一点——哪儿也不去，这在经过20年的停滞之后决不可能成为纲领。”［25］ 对于戈巴契夫去传统意识形态化的对外政策的意图欧洲人不是一下子就相信的，但在听了他1988年在联合国的讲话后受到了震动：“除了裁军建议以及第一次引起国外注意的关于人权问题的主张，他的讲话还涉及到迄今为止只有知识分子经过探索略有了解的领域：戈巴契夫比所有苏联先进思想家都更直言不讳地对对外政策和世界政策的阶级性学说提出了疑问，并且强调十月革命理想的相对性。”［26］ 1990年：“米哈伊尔·戈巴契夫抛弃了苏联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并得到了在大克里姆林宫召开的中央全会对此的认可……强制的、令人压抑的准则终于由于戈巴契夫的勇敢而‘在事实上’被废除……这是真正的、意想不到的和史无前例的民主革命。”［27］ 从改革一开始并且随着对变革反抗的增长，欧洲大众传媒公开谈论戈巴契夫与“制度”的对立。 “从1985年3月11日起，新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为自己设想了太多的敌人，以防止他们给予自己背信弃义的打击——不管是克格勃的人、安德罗波夫式的专家治国论者还是老勃列日涅夫近卫军恐龙。”［28］“这一次认真进行的并为苏联居民所真正接受的关于史达林主义的讨论有可能沖毁大坝。莫斯科一家发行量达百万份的大报称戈巴契夫改革（其思想核心是开发过去）是‘阶级背叛’和‘放弃社会主义’。”［29］ 对于欧洲人来说，谁——“英雄”还是“制度”——会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证明是苏联公民对赖·马·戈尔巴乔娃的态度。 1987年：“莫斯科的风暴：官僚对戈巴契夫的头几次攻击瞄准的首先是他的夫人的魅力。她的微笑和文雅成了苏联领导人新的风格的化身。机智、活泼的赖莎·戈尔巴乔娃出色地体现了她的丈夫试图在苏联实现的革新……在她之前没有一位苏联第一夫人试图吸引别人的主意。她的西方式风格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好奇。这就是选中赖莎作为攻击的靶子、以便削弱她丈夫的地位的原因。”［30］ 1988—1989年西方大众传媒一直在追踪改革的戏剧性突变，描述戈巴契夫与“有组织的种种形式的反对派”的斗争，反对派或是打着保卫歷史成果的旗号，或是鼓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模式危险”的思想，或是以公开和隐蔽的个人对抗形式反对戈巴契夫方针［31］（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晚些时候欧洲社会舆论才不太情愿地开始关注反对戈巴契夫及其方针的另一条战线——“以新西方的名义”活动并“追求新哲学最高表达者称号”的苏联自由派）。 在改革的最后几年，欧洲报刊的注意力集中在苏联的经济困难上，在它们看来这些困难是“制度”成功反抗的一部分并使欧洲社会舆论对戈巴契夫的地位和他所倡导的变化产生了疑虑［32］。然而这对欧洲社会舆论对戈巴契夫的态度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说1990年4月他的支持率达到了最高点（联邦德国85%，义大利80%，英国77%，法国68%），那么在夏初，这一支持率在所有这些国家都有所降低，但仍然处于高点（联邦德国75%，义大利70%，英国75%，法国62%）。这再一次证实了自改革开始后在社会舆论调查中出现的趋势：戈巴契夫被欧洲人首先看做是一个震惊了他们想像力的人。 2001年8月，即在叛乱10周年前夕，英国《卫报》写道：“戈巴契夫在6年半中一直是新闻的主角，一开始是令人好奇的神秘人物，后来当他的公开性和改革实行后，他被看成一位成功的改革者。‘国外戈巴契夫热’征服了大众传媒。”［33］自改革开始后的20年中，西方社会舆论始终把戈巴契夫看做一位不能仅仅用政治尺度衡量其影响范围的人物。 苏联人看改革和米·谢·戈巴契夫 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和美国以及苏联的社会舆论调查表明，对戈巴契夫的改革特别是对戈巴契夫本人的看法截然不同。这是非常浮浅的结论。事实上认为西方和苏联关于改革事件的调查反映了并行的现实是错误的。西方研究人员也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他们认为1980年代中到1990年代初欧洲和美国社会舆论主要赋予戈巴契夫三种形象［34］。 第134页 1在苏联和国际舞台上有效变革战略的人，结束冷战和开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的“建筑师”。 2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有效活动，但在苏联常常遇到矛盾和过渡时期困难的总统，这些矛盾和困难给总统本人和国家稳定带来了无数风险。 3无力控制自己国家的胜利的世界领袖。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1989—1990年的社会舆论调查乍一看确实反映了一种与西欧和美国调查结果相反的趋势。这种趋势显示出国内居民对苏共、政府和领导人信任的降低（表4）。 表4：对于“您是否贊同米·谢·戈巴契夫的活动？”这一问题的回答情况——回答“我完全贊同”者（%）［35］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4) 月份 年份 贊同者比例 10月 1989 52 1月 1990 44 5月 1990 39 7月 1990 28 8月 1990 23 10月 1990 21 1990年53%的受访者认为“国家的实际权力每日递减”。主张改变（政变不仅能清除混乱，而且会结束改革）的人数从1990年9月至12月增加了70%，占受访者人数的三分之一［36］。 社会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了人们对改革结果的失望：43%的人说“对明天失去信心”，37%的人指出“民族关系出现危机”，29%的人认为“国家管理混乱无章”。只有19%的受访者提到“国际关系和世界对外政策的正常化”。对于“在米·谢·戈巴契夫执政之后您的生活变好、变坏还是没有变化？”这一问题——7%的人回答他们的生活改善了，22%的人回答没有变化，57%的人回答变坏了，14%的人说不好回答［37］。 这些说明改革最后一年人们情绪的数据，现在被许多人看做社会舆论对整个改革时期的某种总结性评价。调查的结果和1985—1991年间对形势的分析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论断至少是不完全和片面的。 首先不能忘记，直到1988年才开始对社会舆论进行大规模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和讨论情况在报刊上公布。研究立即发现，“80年代末社会舆论主要是大众支持改革的因素”（尤·亚·列瓦达）［38］。塔·伊·扎斯拉夫斯卡娅也强调指出了这一点：在改革的第一阶段（1985—1988年）社会舆论支持戈巴契夫和他所倡导的改革，因为“得到发展的公开性激发了人民对政治的兴趣，提高了人们的社会积极性，使他们对社会的民主化产生了希望”［39］。 1988年，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55%的受访者称戈巴契夫为“年度男人”，处于第二位的罗·里根（15%）与他有很大差距［40］。1989年12月87%的受访者大体上贊同戈巴契夫的活动（55%——“完全”贊同，32%——“部分贊同”）［41］。 苏联进行的社会舆论调查表明：社会准备进行改变，但热情支持改革方针及其领导人的人感到，国内存在强大的反对变化的力量。这种反对的实质他们并不完全了解，但反对的力量压制了他们，降低了他们对改革成功的信心，使他们产生了悲观情绪。 根据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资料，1987年16%的受访者表示改革进行得相当成功；31%的受访者认为改革进展缓慢、困难重重；32%的受访者认为改革根本没有进展；其余的受访者未作回答或表示不好回答［42］。在回答困难产生的原因时人们直言不讳地指出，反对民主化进程的根源存在于国家的管理制度中，这一制度从上到下都在隐蔽而顽固地反对改革方针；80%的受访者说他们碰到过形式主义的事情，57%的受访者认为公职人员不愿意承担解决现实问题的责任，47%的受访者说公职人员冷漠和消极，34%的受访者认为公职人员不是内行，42%的受访者认为犯有形式主义错误的工作人员没有受到处分［43］。 尽管如此，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1989年12月21%的受访者“完全”相信改革能成功，44%的受访者“不完全”相信（22%的受访者不相信能成功，14%的受访者表示不好回答）。同时超过半数的受访者（52%）支持公开性和大众传媒观点的多元化，42%的受访者认为应当“迅速”改变，而35%的受访者则希望“慢慢”改变。可见，当时绝大多数人（77%）都主张继续进行民主改变并支持戈巴契夫。同时对戈巴契夫的高信任度（87%）与不断降低的对苏共的信任度（1989年完全信任苏共的人占27%，部分信任的占25%，不信任的占24%）形成了鲜明的对比［44］。 对“领导人”和“制度”信任度之间的这种差距使人想起西欧人社会舆论中的类似趋势。因此对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来说根本问题是，苏联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苏联社会有哪些利益群体，哪些群体从民主化得到好处，哪些团体受到损失，“得到好处者”和“受到损失者”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什么位置，能否消除他们利益不可避免的冲突。 目光敏锐的分析人员一下子指出了这最后一个问题。1988年塔·伊·扎斯拉夫斯卡娅写道:“我不同意一些作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改革在同等程度上符合所有社会群体的利益…… 第135页 当时街垒（准确些说，是许多看不见的、但可以明显感觉到的街垒）明显地把社会分隔为两个逐渐团结起来并意识到自己利益的对立的群体，一方面是改革倡导者、拥护者和同盟者的群体，另一方面是改革反对者的群体……否认矛盾以及由于改革而出现的群体利益的残酷斗争的必然性，等于是闭眼不看现实，而现实在今天即在改革的最初阶段已经证明紧张社会斗争的存在。”［45］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5) 1988年尼·尼·莫伊谢耶夫院士警告说：“我们国家面临着向全新状态可以说是新时代的过渡。应当把社会调整到这个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困难而长期的过渡上来……现在想到的和已经提出来的就要去做！这里无需怀疑。但不要指望‘解放’能迅速见效。”［46］10年之后朱利叶托·基耶萨又提出了这一思想：“从1985年到1991年许多人逐渐意识到经歷了农奴制、专制制度和帝国的16代人负担的沉重。”［47］也许意识到必须与自己的过去进行斗争和对于这一斗争缺少准备，是1990—1991年社会舆论“接受了戈巴契夫遭诋毁和下台这些按照苏联政治生活的标准来看是不可能的事件”［48］的深刻原因之一。 社会对改革方针和戈巴契夫的态度随着改革转变为触及各个苏联人群体的切身利益的社会革命而变化。1989—1990年，当争取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实际斗争开始后，社会中的社会紧张局势骤然加剧，经济困难不断增多。但直到对改革方针的反抗变得公开和密集之后（“1990年初——巴库的流血事件，6月——鲍·叶尔钦就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从年末起——军事政变的危险日益增长……”［49］），社会舆论才发生了转变。社会舆论开始怀疑选择的方针的正确性并远离戈巴契夫。从1991年1月至5月，不信任苏共领导的人的比例从53%增加到62%，而表示完全不信任的1991年1月为5%,5月为3%［50］。 这些变化在国内局势骤然恶化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全体居民在改革的最后一年都感受到了局势的严重。然而80年代末的社会舆论调查无可辩驳地推翻了“人民不支持改革”的说法，表明人们感受到了任务难以置信的复杂，他们并没有低估反对戈巴契夫改革方针的人的力量。 “社会舆论”基金会相隔数年进行的研究证明，关于改革和米·谢·戈巴契夫的认识与新俄罗斯歷史一起变化。根据这些资料判断，消极看法的“顶点”出现于1990年代中。2001年和2004年的社会舆论调查证明积极评价增长缓慢［51］。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俄罗斯人对于与苏联第一任总统的名字有关的变化的意义和规模没有疑义，但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把遇到的困难归罪于戈巴契夫。”［52］2004年这三分之一受访者表示反感戈巴契夫，但更多的同胞（38%）对戈巴契夫个人有好感（27%的人表示不好回答）［53］。 1990年之后15年进行的社会舆论调查参加者的意见，在对俄罗斯不久前歷史的看法上存在深刻的矛盾。这使人们感到不安，他们称自己对改革的理解“非常复杂”：“一方面我们因此获得了一个主要成果——自由，其中包括言论自由，而另一方面我们获得的结果是，社会分化为一小部分富人和绝大多数穷人。”［54］  1980年代后5年欧洲人和美国人形成的关于改革和“戈巴契夫因素”的社会舆论是一种在苏联与西欧、苏联与美国关系史上不曾有过的独特现象。现在苏联关于改革的社会舆论仍是引人注目的、但未研究透的现象。 对西欧和美国关于改革和戈巴契夫的社会舆论立即产生影响的有如下几种情况： 冷战时期的传统和定式所造成的不信任； 意外的效果、惊奇、对苏联领导人个人的赞美； 由于冷战结束、柏林围墙倒塌、东欧的“天鹅绒”革命、新思想观点体系而产生的希望； 对苏联开始的民主化进程的长期性缺乏信心。 欧洲关于改革和米·谢·戈巴契夫的社会舆论与更加“意识形态化”的美国社会舆论不完全一致，但欧洲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人对戈巴契夫的理解是一种多方面的现象，不是用新闻记者的“国外戈巴契夫热”定义所能说清的。这一现象在各个国家有其自己的特点，与关于苏联及其领导人、与“制度”造就的苏联人的刻板观念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对改革政治方针的稳定没有信心无疑影响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社会舆论，但作为改革者的戈巴契夫个人对他们来说（欧洲人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已成为独立的价值。 如果说欧洲和美国社会舆论中有在改革时期形成的“戈巴契夫时代”和戈巴契夫个人的稳定的形象，那么俄罗斯的理解则不断发生变化并对后苏联曲折歷史作出反应——时而弄清了一些事实的原委，时而又陷入了迷惘。显然，对于苏联居民来说，对于后苏联的俄罗斯公民来说，米·谢·戈巴契夫所体现的改革派政治家的风貌使他们感到“意外”，其程度丝毫不逊于欧洲人和美国人。 第136页 如今在俄罗斯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提供的机会没有被苏联社会抓住，也没有得到重视，改革是“将俄罗斯歷史的轨道转到与欧洲和其他世界合作方向的浪漫而宏大的计划”（安·格拉乔夫）。1985—1991年的欧洲和美国社会舆论与其说是重视这个计划，不如说是感觉到米·谢·戈巴契夫作为一个人和一位领导人，其风度、举止、活动符合有关改革派政治家的观念，符合对日益民主的俄罗斯的事态应当如何发展的期望。 从1980年代后5年社会舆论调查来看，我国同胞总的来说是贊同这一点的（同时他们的看法是接近欧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例如，阿尔奇·布朗在仔细分析了改革时期苏联社会舆论调查之后指出，“与西方评论家和戈巴契夫的俄罗斯政敌通常的论断相反，他甚至在当选总书记5年之后仍然是苏联最受尊敬最有声望的人”［55］。 不能不看到，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关于改革的社会舆论是在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环境中即在告别威权主义歷史和“专制传统”的情况下形成的，这种告别是困难、痛苦和长期的。最重要的是，在从1985年起的整整20年中，社会对改革及其领导人的态度对于同胞们来说始终是一个同俄罗斯民主的命运紧密相连的问题。 注释 ［1］本文是根据向由葛兰西基金会（义大利）、戈巴契夫基金会（莫斯科）和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组织的“戈巴契夫与欧洲”会议（2003年3月28—29日，罗马）提交的报告写成的。 ［2］我在这里用的是英国歷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阿尔奇·布朗关于改革事件的一本有分量的研究着作的书名——《戈巴契夫因素》。阿·布朗《戈巴契夫因素》，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6) ［3］欧洲人社会舆论1954—1989年对苏联态度的变化和欧洲人在改革时期对戈巴契夫的态度可以用“理解轴”和“信任轴”的形式加以图解。负值（-）和正值（+）与包含消极和积极态度并表明信任或不信任的答案比例是一致的。参看埃梅特·德恩·奥斯登《1985—1990年西欧对苏联和戈巴契夫总统的认识》，载于《欧洲安全的未来：欧洲社会舆论的比较分析》，布鲁塞尔1991年12月16—17日。 ［4］研究结果载于埃梅特·德恩·奥斯登前引书中。这份报告提交给了由菲利浦·莫尼加尔教授组织的布鲁塞尔会议，笔者对其提供信息表示感谢。 ［5］埃梅特·德恩·奥斯登前引书，第98—102页。 ［6］同上，第102页。 ［7］同上，第108页。 ［8］同上，第107页。 ［9］ ［10］路透社1989年10月5日。 ［11］埃梅特·德恩·奥斯登前引书，第109页。 ［12］“美国人都支持美俄核协定。有一半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大成就。” ［13］研究人员认为，鲍·叶尔钦“继承了”美国人对米·戈巴契夫的信任，但后来对他的信任度发生了负的变化。美国人对普京的信任度在其就任俄罗斯总统两年之后与1987年对戈巴契夫的信任度一样。Б.3.多克托罗夫、e.c.彼得连科《关于社会舆论基金会调查的结果》，2002年6月20日。 ［14］ ［15］同上。 ［16］同上。 ［17］埃梅特·德恩·奥斯登前引书，第112页。 ［18］ ［19］l.萨阿德：叶尔钦辞职时，俄国在美国面临形象问题。 ［20］“德国潮”广播电台评论，1986年7月24日。戈巴契夫基金会档案。 ［21］同上。 ［22］Ж.宾杰《新思维》，载于《新思维词彙体验》，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9年版。 ［23］《威斯伐伦日报》1988年4月12日。 ［24］《巴黎竞赛画报》1987年4月17日。 ［25］《世界报》1988年4月7日。 ［26］《科隆城市导报》1988年12月12日。 ［27］《高端杂志》（《topmagazine》）1990年第30期。 ［28］《巴黎竞赛画报》1987年4月17日。 ［29］《法兰克福汇报》1988年4月12日。 ［30］关于赖·马·戈尔巴乔娃风格的评论值得注意，按照报刊上的说法，她的风格接近于欧洲人，让她的同胞感到意外：“西方最先发现了赖莎·戈尔巴乔娃……西方报纸认为她是出生在东方的第一夫人的典型。至于说苏联人，那么他们对此甚至不加怀疑。”《巴黎竞赛画报》1987年4月17日。 ［31］“苏联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公开斗争从今以后更加激烈：4月5日星期二《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非史达林化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辩论……文章公开提到了苏联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公开宣战问题……戈巴契夫先生的政策遇到了有组织的种种形式的反对派”（《世界报》1988年4月7日）。“政治局内有一批积极的阻挠者”（《法兰克福汇报》1988年8月8日）。 ［32］“一些报纸关于苏联经济形势的报导对于近来的英国报刊来说是有代表性的。不能不看到，关于苏联‘饥荒临近’的醒目标题以及大众传媒推出这些材料本身无疑会在地方舆论中造成一定的恐慌情绪。”苏联驻英国大使列·扎米亚京1990年11月14日《日记》。扎米亚京寄来的英国报纸上的一些标题是：《饥荒与俄罗斯的冬天》、《定量配给在敲苏联公民的门》、《飢饿的列宁格勒》（戈巴契夫基金会档案）。 第137页 ［33］《卫报》2001年8月18日。 ［34］p.朱伟勒《总统权力与总统性格》（载于《解读戈巴契夫》，约瑟夫·l.维辛斯基编辑，1993年版，第71页）。 ［35］《莫斯科新闻》1990年第45期。 ［36］塔·伊·扎斯拉夫斯卡娅《俄罗斯社会的社会变形》，载于《事业》，莫斯科2002年版，第110—111页。 ［37］同上，第113页。 ［38］尤·列瓦达《回顾走过的路和考虑不周的东西：1987—2000年》 ［39］塔·伊·扎斯拉夫斯卡娅《俄罗斯社会的社会变形》，载于《事业》，莫斯科2002年版，第106页。 ［40］“年度女人”问题在1988年还不太普及。然而赖·马·戈尔巴乔娃已位居第三位（2%的受访者），处于第一位的是玛·柴契尔（8%）。 ［41］处于第二位的安·德·萨哈罗夫与米·谢·戈巴契夫有很大差距，59%的受访者贊同他的活动（45%的人完全贊同，14%的人部分贊同）。几乎同样多的受访者（58%）贊同鲍·叶尔钦的活动，但比例不同（29%的人完全贊同，29%的人部分贊同）。2000101100.html ［42］В.h.伊万诺夫《我们的社会自我感觉》，载于《论据与事实》1988年第1期。 ［43］同上。 ［44］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所作的调查。 ［45］塔·伊·扎斯拉夫斯卡娅《论改革的社会管理战略》，载于尤·尼·阿法纳西耶夫主编的《别无选择》，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2页。 ［46］尼·尼·莫伊谢耶夫《不通教堂，要路何用》，载于《别无选择》，第52、61页。 ［47］朱·克耶扎《别了，俄罗斯》，莫斯科：盖亚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7页。 ［48］尤·列瓦达前引书。 ［49］同上。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7) ［50］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所作的调查。 ［51］2004年2月26日居民调查。“社会舆论”基金会。90_13412/978_13557/d040815 ［52］n.А.克利莫夫，“社会舆论”基金会，2001年。 ［53］2004年2月26日居民调查。“社会舆论”基金会。/90_13412/978_13557/d040815 ［54］同上。 ［55］阿·布朗前引书，第5页。 俄罗斯人20年后看改革这里发表的是经过删节的报告。 米哈伊尔·戈尔什科夫弗拉基米尔·佩图霍夫 导言 长期以来，关于改革时期利与弊的争论基本上是权威性的，争论者只是少数专家，首先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国际问题专家。这样做未必正确。只要翻看一下政治精英和学术泰斗们讨论改革问题的材料，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材料中明显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就是各阶层民众的看法。正因为如此，当了解到在改革20年之际社会上再次掀起关注这一歷史时期、认识其后果和影响、明确其对我国以后发展的作用和重要性的浪潮时，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的学者们决定重新填补出现的空白，进行一次全俄社会舆论的社会调查。调查大纲完全出于一个主要目的——搞清当代俄罗斯社会对改革时期一些重要方面的看法。［1］ 调查由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在2005年1—2月进行，採用的是有代表性抽样调查方法，受访者共1750人，分别居住在我国各个行政经济区（按照统计学上的区域划分）。对主要社会人口和社会职业群体的代表进行了定额抽样调查。按大城市、州中心城市、地区城市和村镇的人口比例调查了68个居民点。 研究改革这样的题目自然会遇到一个问题：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在评价国内歷史这一充满矛盾的时期的歷史重要性时，在认识和确定这一时期的成果和失败以及对我国今后发展的影响程度时，是否有必要诉诸社会舆论？ 对于社会学家（不仅仅是社会学家）来说，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个传统问题，而且它与对社会舆论权威性的限度的认识有关。社会舆论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也许不完全符合（有时甚至完全不符合）客观情况这一事实，根本不妨碍社会舆论作为主观实在而存在。问题在于，虽然社会舆论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主观现象，但就其对人们意识和行为的影响来说，就其对重要社会群体实际活动动机的作用力来说，它已经是一种促进因素，一种客观现象。社会舆论也是一种传承歷史知识、歷代人的经验和传统的社会心理机制。毫无疑问，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俄罗斯人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的方案的评价 到1980年代中，苏联已处于严重的经济、社会、精神道德和政治危机之中。政权的威信下降，越来越多的居民阶层以及相当一部分精英对政府表示不满。正因为如此，20年前在苏联开始的改革被社会上很多人视为期盼已久的事情，视为实现没有忘记1950—1960年代“解冻”（后来被1970年代末的所谓“停滞”所取代）的几代人愿望的机会。从我们调查的结果来看，如今有近50％的俄罗斯人认为，到米·戈巴契夫上台执政时，如不进行大规模的、深入的改革，苏联已经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目前有46％的国人相信改革非常必要，应该开始改革。认为不应该开始改革的人占35％。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我们这次调查的结果与“社会舆论”基金会1995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近10年来，坚信改革很有必要的人数有所增加（由40％增加到46％），而认为改革没有必要的俄罗斯人明显减少（由45％减少到35％）。（见图1） 第138页 图1“是否需要开始改革？”（%） 值得注意的不仅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戈巴契夫时代长大并走上社会的一代人对改革的评价比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积极得多。 还有一点也值得关註：根据如今的俄罗斯人对于应否开始改革这一问题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社会基础。改革的支持者主要是这样一些社会职业群体：人文和创作知识分子，大学生，中小企业主以及少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军人。改革的反对者主要是不大活跃的居民阶层的代表，即缺乏专业技能、文化水平不高、大多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以及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改革对这些人来说意味着破坏他们所习惯的世界（退休人员、农村居民、工人）。 造成人们对当时的现实不满并引发对改变的普遍要求的突出因素是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低下，商品和服务短缺。（见表1） 应强调指出，在各个年龄组的受访者中至少有一半人认为，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低下是要求改变的主要原因。同时，就其他原因来看，年轻人更多强调的是国家经济落后于西方，中老年人强调的则是管理精英的危机，官员享有一系列待遇和特权，而大多数居民却享受不到。 表1：“如果您认为国家需要改变，那么原因是什么？” 改变的原因% 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低下，商品和服务短缺52 管理精英的危机，权力集中在一些年纪过大、没有能力解决国家紧迫问题的人手中37 深刻的经济危机31 官员享有一系列待遇和特权，而大多数居民却享受不到30 经济落后于西方29 一党垄断，政治制度危机28 必须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选举自由）18 社会主义思想威信扫地13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8) 经济军事化7 民族间关系恶化，民族政策危机6 其他1 不好回答8 数字总和超过100％，因为最多可以选择5个答案。 人们普遍关注决定改革必要性的那些极其重要的状况，这本身就有助于使整个社会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改革。大众满足不断增长的、十分自然的需求的愿望无疑是社会支持改革的动力。 社会上的反官僚思潮是促使大众支持米·戈巴契夫的另一个重要动因。在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缓慢而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苏维埃和党内官员享有的福利和特权开始引起强烈的愤恨。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先是安德罗波夫改革的尝试受到欢迎，随后戈巴契夫在党和国家干部（包括政权上层）的年轻化和轮换方面採取的行动也得到好评，社会通过这些行动看到或者期盼看到反官僚趋向。 因此产生了相当高涨的社会情绪，有了“自下而上”形成的改革共识。如果认为所有苏联居民都欣然接受改革思想和理解苏共领导人实行改革的最初步骤的话，那就错了。调查表明，从苏联公民今天对改革和改革初期（1985—1988年）的态度来看，基本肯定的占一半以上（54％），否定的占近三分之一（30％）。在30岁以上的年龄组中，支持改革初期的人超过50%（不含60岁以上的人）。现在18—30岁这一代人由于自然年龄原因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1988年之后，俄罗斯人如今评价时提到的改革共识开始破灭。支持改革思想和实践的人数几乎减少一半——减少到25％，而反对改革的人数却增长到67％。今天，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尽管对改革持肯定态度的俄罗斯人略有增加，达到28％，但大多数居民认为自己对改革持否定态度（63％）。当时和现在的反对改革的人几乎一样多，这主要表明，当代现实明显地影响到俄罗斯人对“往事”的看法。（见表2） 表2：“1980年代后5年，苏联社会开始进行改革。请回忆一下自己在改革初期、后期和现在对改革的态度？” 对改革的态度 在改革初期 1985—1988年 在改革后期 1989—1991年 现在 完全支持 23 5 7 不完全肯定，但偏于肯定 31 20 21 不完全否定，但偏于否定 15 34 26 坚决否定 15 33 37 不记得/不好回答 16 8 9 当然，应该看到，现在受访者在回忆和评价80年代中和80年代末的事件时出现一种自然的意识偏差。这种偏差一部分是由于当时的事件和进程被神话化（有些人只记得当时的满腔热情和空前高涨的社会情绪，而有些人只记得空荡荡的柜檯和尖锐的族际冲突），一部分是由于许多人把对改革的态度视为鲍·叶尔钦及其一班人后来在1990年代实行的破坏性改革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给对改革的态度打上否定的社会烙印的一个主要倾向无疑是，认为俄罗斯社会存在深刻的危机现象和解决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进展缓慢、前后不一。 事后评价改革，可以将当时政权和社会面临的主要选择列举如下： 第139页 保留“革新后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具有人的面貌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摒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速向西方式的民主和市场推进； 坚定不移地发展市场关系，但不急于实行“政治民主”（在一定程度上约定俗成地被称为“中国方案”的东西）。 关于俄罗斯人在1995年和2005年对改革的这些方案所作评价的数据见表3。 表3：“应该如何进行改革？”（%） 应该如何进行改革 “社会舆论”基金会1995年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2005年 不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27 33 更加坚定不移地加速向西方式的民主和市场推进 12 12 坚定不移地发展经济中的市场关系，但不急于实行民主 18 19 就像现在这样进行改革 2 3 根本就不应当进行改革 27 20 不好回答 14 13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9) 在两次调查中都最受支持的观点是，改革不应该超出最初所宣布的目标——社会主义的革新和民主化。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近10年来由27％增加到33％。这一百分比（尽管“苏维埃原教旨主义者”的人数不断减少）刚好与现在俄共的支持者的百分比相同。［2］ 以上说明改革的选择方案的数据可以划分为两大立场。认为应该进行改革、但不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和认为根本不应该进行改革的人（姑且把他们称为“戈巴契夫”和“勃列日涅夫”式的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总共占54％。如果把第二种方案和第三种方案合併，那么今天支持我国走非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人（姑且把他们称为“西方派—民主派”和“自由派—极权派”）总共占30％。换句话说，如今在俄罗斯，支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和非社会主义原则改革苏联社会的人数之比为18∶1。 如果把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关于哪种改革方案最合适的观点加以比较，就会看到一种十分有趣的情景。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对这些方案的态度明显不同。反对者一致认为，最佳方案是什么都不要做（占50％），即使要进行改革，也要在现行制度的范围内进行（占35％）。相反，改革的拥护者的观点却不一致：32％的人认为最好使现行制度现代化，30％的人认为最好向国家监督下的资本主义过渡，还有19％的人主张进行纯粹的自由主义改革（见表4）。可见，即使在今天，改革的支持者内部也没有就实现改革的途径达成一致，更不要说20年前的情况了，而当时这些都是命运攸关的问题，它们关系到我国的未来。 同时还要考虑到，虽然相当多的俄罗斯人主张保留社会主义制度，但他们指的是与“苏联勃列日涅夫式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调查表明，这是一种理想的、也可能是乌托邦式的构想，它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点于一身。这种组织社会生活的理想模式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相当多的俄罗斯人所要求的，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和其他社会学研究中心进行的大量调查证明了这一点。 表4: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对应该如何进行改革的看法（%） 应该如何进行改革 改革的支持者 改革的反对者 不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32 35 更加坚定不移地加速向西方式的民主和市场推进 19 3 坚定不移地发展经济中的市场关系，但不急于实行民主 30 7 就像现在这样进行改革 6 — 根本就不应当进行改革 1 50 不好回答 12 5 然而，198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变化，就算在苏联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方案也几乎不可能了。米·戈巴契夫及其周围的人实际上受到两种激进政治势力的强烈挤压：一方面是有正统共产主义倾向的势力，另一方面是有正统自由主义倾向的势力。 哪些人、哪一方面对米·戈巴契夫的影响最大——俄罗斯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以反映当时的情况。近40%的受访者认为，来自激进民主派的压力和来自苏共保守派的压力几乎一样大。（见图2） 图2“哪一方对米·戈巴契夫的压力最大？”（％） 众所周知，认为俄罗斯必须加快发展资本主义的观点最终还是占了上风。这种观点当时和现在都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90年代自由主义改革失败的结果。1980年代后5年的进程和事件是否还有其他什么发展方案，实行这些方案会对国家生活产生哪些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一个华而不实的问题，是歷史学家讨论的题目。 改革的主要事件：是否要重新评价价值观？ 俄罗斯人对待改革的态度，大多与他们对当时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发生的对国家和世界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影响的最重大事件和进程的看法有关。正因为如此，在进行调查时要求受访者评价对改革的总的态度，而且还让他们表示自己对1985—1991年的极其重要事件的看法。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人对改革时期发生的大多数事件和进程的总体评价是肯定的。列入调查表的26个重大事件中只有9个得到的大多是否定的评价。 第140页 在改革时期的那些受到俄罗斯大众意识肯定的事件和进程中，最突出的是当时苏联领导人的外交倡议以及国家向世界开放。例如，无疑受到肯定的有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91％），停止冷战、军备竞赛以及苏联与西方的对抗（88％），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76％），柏林围墙倒塌和两德统一（61％）。 在对内政策方面的事件中，引人注意的是与苏联社会民主化进程相关的各种事件。为史达林镇压的受害者平反，使安·萨哈罗夫结束流放、重返家乡，放宽苏联公民出境和外国人入境的条件，解除对公开批评高层领导人的禁令，扩大公开性和言论自由，取消书报检查制度，苏维埃人民代表选举民主化，允许集会和游行示威——这一切得到了60%—85%的俄罗斯人的肯定。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10) 把本次调查的数据与10年前“社会舆论”基金会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1995年“社会舆论”基金会的调查和2005年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的调查表明，俄罗斯人的许多看法，首先是对消除冷战遗痕和苏联民主化进程的看法，10年来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而如今这一代俄罗斯人对改革的种种事件的评价要比10年前俄罗斯人的评价更加肯定（见表5）。例如，对公民获得自由表达意愿的权利（其中包括参加集会和游行示威的权利）予以肯定的人增加了（由46％增加到60％）。现在俄罗斯人对设立苏联总统职务一事显然更加肯定（由33％增加到58％）。看到合作社的积极作用的人增加了（由44％增加到61％）。 同时，对某些问题持肯定观点的俄罗斯人反而减少。例如，支持在社会主义经济框架内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性和由劳动集体选举企业领导人的人数大大减少（分别由70％减少到55％，由73％减少到53％），而否定这两项新举措的人却几乎都增加了一倍——分别由9％增加到18％，由12％增加到22％。 表5：俄罗斯人对改革时期最重大事件和现象的评价的变化（%） 肯定否定不好回答/不记得 “社会舆论”基金 会1995年 社会综合研究所2005年 “社会舆论”基金 会1995年 社会综合研究所2005年 “社会舆论”基金 会1995年 社会综合研究所2005年 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95912336 停止冷战、军备竞赛以及苏联与西方的对抗868844108 为史达林镇压的受害者彻底平反8385551210 解除对公开批评国家高层领导人的禁令717014111519 使安·萨哈罗夫结束流放、重返家乡，释放政治犯8268241628 扩大公开性和言论自由，取消书报检查制度676619181416 苏维埃代表选举民主化，可以推选若干个候选人67669122422 不再干扰西方电台（“美国之音”、“bbc”、“自由之声”等）6361131624 23 出现合作社446139201719 允许集会和罢工466034212019 (续表) 肯定否定不好回答/不记得 “社会舆论”基金 会1995年 社会综合研究所2005年 “社会舆论”基金 会1995年 社会综合研究所2005年 “社会舆论”基金 会1995年 社会综合研究所2005年 让东欧国家自己选择政治和经济发展道路67607142626 在以立法的形式承认私有制的道路上的最初步骤585814202822 设立苏联总统职务335832133529 教会对国家社会生活的影响加强555515173028 在社会主义经济框架内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性70559182127 由劳动集体选举企业领导人735312221525 列举的第二类事件是那些尚未得到社会一致评价的事件（见表6）。尽管对这些事件的评价偏于“正号”，但作出肯定性评价的人数不足50％。这首先是与苏共有关的一些事件：除苏共以外的其他政党和运动的出现，多党制的产生，对苏联宪法第6条的修改，即取消苏共在社会上的垄断领导作用。对反酗酒运动的评价褒贬不一。此外，还应关注一个事实，即对许多问题不好回答、对某一褒贬不一的事件记忆不清的人数超过了持确定看法的人数。这首先涉及到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和决议，当时举国上下曾密切关注这次大会的工作，而现在68％的受访者对此已经不记得了。属于这类事件的还有设立加盟共和国总统职务（52%），公布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公约的秘密文件（44%），当时这些事件在苏联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最后是“纪念”协会的成立，这是改革后期的一大“可怕事件”（41％）。 表6:俄罗斯人评价不一的改革事件和进程（％）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11) 肯定 否定 不好回答/不记得 除苏共以外的其他政党和运动的出现，多党制的产生 49 26 25 反酗酒运动 46 37 17 对苏联宪法第6条的修改，即取消苏共的领导作用 第141页 47 17 36 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不等额选举 47 9 44 公布关于苏联和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划分欧洲势力范围的秘密文件 41 15 44 “纪念”协会和其他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组织的成立 38 21 41 设立加盟共和国总统职务 26 22 52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和决议 22 10 68 通过俄罗斯人对那些褒贬不一的事件以及其他一些事件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规律：在大众意识中，对那些时间跨度大、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进程和事件的评价相当明确，而那些在1980年代曾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如今已被视为歷史插曲的事件开始被遗忘。 但也有一些相反的例子。例如，戈巴契夫发起的反酗酒运动。人们还清楚地记得改革时期大多数居民对这一运动的批评态度。在10年前（1995年）肯定它的人占受访者的26％，而否定它的人占60％。如今给它打上“正号”的俄罗斯人占46%，打“负号”的人占37％。考虑到吸毒和酗酒问题都是今天困扰俄罗斯人的主要问题，也许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 关于第三类事件，即主要受到否定的事件，俄罗斯人认为这首先是动用军队对付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支持国家独立的人（占63％），解除对西方大众文化（电影、摇滚乐、黄色出版物等）向我国渗透的禁令（占51％），选举叶尔钦为俄罗斯总统（51％）。（见表7） 表7：改革时期的受到俄罗斯人否定的事件和进程（%） 肯定 否定 不好回答/不记得 动用军队对付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支持国家独立的人 11 63 26 解除对西方电影、摇滚乐、黄色出版物等的禁令 34 51 15 1991年6月选举鲍·叶尔钦为俄罗斯总统 22 51 27 商业银行的出现 33 44 23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12) 在报刊上公开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 25 38 37 苏共内部不同流派的形成，苏共开始分裂 25 38 37 各加盟共和国经济独立性的加强 32 36 32 军事工业开始转型 27 33 40 1987年秋鲍·叶尔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批评苏共领导人的讲话 28 29 43 俄罗斯人明显不贊成当时的某些经济革新，首先是军事工业的转型、商业银行的出现和各加盟共和国经济独立性的加强，而且对这些现象以及其他一些评价偏于“负号”的现象的态度近10年来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或者变得更反感了。（见表8） 总之，可以确认，居民对国家领导人在1985—1991年间所採取的极其重要的具体举措大多持肯定态度。然而其中的许多决策和举措在当时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引起不同反响，还常常遭到不同居民群体和精英们的强烈抵制。有的令人欢欣鼓舞，有的则非常不受欢迎。如今正在根据事件的歷史重要性和后果对它们进行筛选：有些事件已经不再被视为重要事件，有些事件逐渐被社会或者起码是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忘记（或希望忘记），其中包括他们自己的某些梦想和追求。然而，与国家向自由社会的价值转变相关的主要事件看来仍会长久地留在大众歷史意识中。 表8：受访者对改革时期最重大事件和现象的评价的变化（%） 肯定否定不好回答/不记得 “社会舆论”基金 会1995年 社会综合研究所2005年 “社会舆论”基金 会1995年 社会综合研究所2005年 “社会舆论”基金 会1995年 社会综合研究所2005年 动用军队对付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支持国家独立的人 9 11 75 63 16 26 选举鲍·叶尔钦为俄罗斯总统 25 22 43 51 32 27 解除对西方电影、摇滚乐、黄色出版物等的禁令 32 34 51 51 17 15 出现商业银行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13) 32 33 43 44 25 23 在报刊上公开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 34 25 36 38 30 37 苏共内部不同流派的形成，苏共开始分裂 32 25 34 38 34 37 各加盟共和国经济独立性的加强 50 第142页 32 21 36 29 32 军事工业开始转型 35 27 28 33 37 40 1987年秋鲍·叶尔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发表批评苏共领导人的讲话 28 29 26 29 46 42 俄罗斯人对改革的成就和失败的看法 关于改革的利与弊的争论近年来一直在进行。争论中的观点迥然不同，往往带有感情色彩。尽管现在许多俄罗斯人不能不带有感情色彩地看待1980年代后5年的事件和进程，但如今社会似乎正在进入开始以理性的态度看待20年前所发生的一切的阶段。 我国公民对待改革的态度的明显的矛盾性表现在对改革的成就和失败的评价上。如果谈到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所认可的成就，那么最重要的不是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革或者因冷战结束而出现的国际形势，而是人们获得从前失去的权利和自由，或者曾经受到极大限制的权利。这首先是包括自由出境在内的来往自由，言论和思想自由，信仰和宗教结社自由，经营活动自由。（见表9） 表9：“您认为以下哪些可被视为改革的主要成就？”（%） 改革的成就％ 自由出国 39 言论和思想自由 38 不再压制信仰，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加强35 可以从事经营活动34 发展私有制33 能够赚更多的钱 28 结束冷战和避免核灾难的威胁 21 苏联人的生活方式开始接近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 17 开始实行多党制和国家权力机关选举制 16 有更多的自我表现和个人晋升的机会 15 放弃耗资巨大的军事装备计划 8 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提高 8 国内各民族的振兴 6 其他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14) 1 未看到任何成就 18 不好回答 3 数字总和超过100％，因为最多可以选择5个答案。 同样有必要指出，在那些自认为从1992年以来的改革中得到好处的俄罗斯人看来，改革的主要成就首先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自由出境，发展私有制以及能够赚更多的钱。对于当今的企业家来说，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并不那么重要，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改革促进了经营活动和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人文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看重的则是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的扩大，不过他们也没有忘记私有制（特别是大学生）。 俄罗斯人十分清楚社会为所获得的自由而付出的高额代价。如果说有18％的俄罗斯人认为改革没有取得任何成就，那么只有2％的人认为改革没有带来损失。被视为改革中极大的消极因素的是：稳定丧失（57％），道德沦落（56％），受保护感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消失（50％），国内秩序混乱（44％），民族冲突加剧（33％）。（见表10） 表10：“您认为以下哪些可被认为改革的最大损失？”（%） 改革的损失 ％ 稳定丧失57 道德沦丧56 受保护感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消失50 国内秩序混乱44 民族冲突加剧 33 国家防御能力减弱 29 国家的可控性减弱 28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27 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下降 22 背弃社会主义思想 21 西方生活方式标准开始在俄罗斯流行 10 苏共的衰落和毁灭 8 食品和商品短缺加剧 6 其他 3 未看到任何损失 2 不好回答 2 数字总和超过100％，因为最多可以选择5个答案。 此外，经歷过改革的俄罗斯人（即年龄接近40岁和40岁以上的人）对改革带来的主要损失的感受比年轻人要强烈。尤其是道德沦落，将其视为改革的消极后果的俄罗斯人在31—40岁人群中占53%，在41岁以上人群中占61%—65%，在青年中则占34%—39%。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人中很少有人把“苏共的衰落和毁灭”归为改革的损失（8%）。调查还表明，俄罗斯人已形成一种明确的看法：80年代末那种形式的苏共已经根本无法成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政治力量，持这种观点的人占57%，而38%的人认为苏共可以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革新并成为改革的先锋队。（见图3） 图3“您最贊同下列哪种意见？”（%） 人们如此看待苏共的主要原因是，在政治和经济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这个曾经强大的政党却受到内部纷争的困扰，其本身就被视为对稳定和秩序的威胁。所以,从此次调查结果来看,如今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会为苏共消失感到惋惜，更不会认为这是“改革的损失”。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15) 十分明显，被俄罗斯人视为改革的主要损失的社会保护和对未来生活信心的丧失，在今天仍令俄罗斯人感到不安。正因为如此，社会上不仅对改革的看法褒贬不一，而且有人觉得改革没有完成。因为已经很清楚，戈巴契夫的改革以及后来叶尔钦时期的改革都未能按照设想的形式实现。国家现任总统也遇到很大困难。由此可见，大众意识越来越认为改革是一种从勃列日涅夫时期“停滞的幸福”转向叶尔钦时期“市场的不幸”的过渡状态。 第143页 可以说，这是后改革时期神话（勃列日涅夫时代已被理想化，俄罗斯人似乎已忘记为何要开始改革）的明显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众意识中，改革的消极因素主要是因1990—1991年的严重经济危机而出现的经济状况（食品、商品短缺等）。这是因为，在社会思潮中这一时期已被后来的事件所取代：1992年的“休克疗法”，发放私有化债券的私有化，1998年的无力支付以及其他类似现象。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改革后期的许多事件已被广大居民遗忘。 改革最后阶段的终结点无疑是1991年八月事件。现在，俄罗斯人每当回想起1991年8月的那三天，可以说，都为自己当时的冲动感到愧疚，希望要么不再回忆那三天的事情，要么也只是从今天的评价和认识来回忆。例如，要是他们今天处在1991年8月的情况下，那么大多数人都会保持中立态度（45％），9%的人会支持叶尔钦。而同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和戈巴契夫的人则一样多——各占13％。（见图4） 图4“如果您再次处于不久前——1991年8月的情况下，您会同情哪一方？”（%） 如今居民对叛乱的原因也没有一致的看法。按照官方的说法，这是反对社会的民主革新的势力试图进行的一次政变，支持这种观点的人仅占受访者的四分之一（24％）。今天，大众意识对1991年八月事件的最为普遍的评价是：急于把戈巴契夫赶下台的是叶尔钦一伙人，而不是叛乱分子。（见图5） 图5对1991年八月事件的评价（％）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俄罗斯人认为改革失败的具体原因是，具有深刻矛盾的进程不仅在苏联内部不断发展，而且在苏联以外，首先是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也不断发展。难怪大多数受访者（52％）都认为，导致改革失败的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也有不少人（22％）认为，内部原因对改革进程的消极影响最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关于密谋活动导致改革失败的种种说法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少。只有10％的受访者认为，使改革走向失败的是外部势力（“国际幕后黑手”，西方特工机构等）。 调查表明，改革失败的内政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国家领导人在战略上和具体行动上的失误。有44％的受访者持这种观点。可以看出，很多俄罗斯人原意与国家领导人共同分担改革失败的责任，他们颇为自责地指出，社会自身当时并没有做好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造的准备（35％）。三分之一的受访者（30％）认为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挑衅性的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改革失败的原因。（见图6） 图6改革的消极后果的主要内部原因（%） 总而言之，相当多的俄罗斯人认为，改革之所以没有获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国家领导人的行动与当时居民自身对理解和实际贯彻改革思想、进行大规模改造的准备程度没有取得一致。 社会舆论对改革和戈巴契夫的看法 俄罗斯人对改革以及对后来社会生活中因改革而出现的进程和现象的不同态度必然影响到他们对米·戈巴契夫的态度。本次调查表明，尽管俄罗斯人对待改革的领袖的态度与他们对待改革本身的态度有关，但对米·戈巴契夫的工作的肯定还是多于对他所发起的改造的肯定。如果说今天俄罗斯人对改革持肯定态度的占28％，那么对戈巴契夫的工作持肯定态度的则占36％，而对二者持否定态度的分别占63％和49％。（见表11） 表11：俄罗斯人对改革和米·戈巴契夫的态度（%） 对改革的态度 ％ ％ 对米·戈巴契夫的态度 完全支持 7 7 完全肯定 不完全肯定，但偏于肯定 21 29 肯定多于否定 不完全否定，但偏于否定 26 24 否定多于肯定 坚决否定 37 25 否定 不好回答 9 15 不好回答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16) 年轻且文化程度较高的俄罗斯人对改革和米·戈巴契夫的工作都持更加肯定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从1990年代的改革中受益的俄罗斯人与自认为在改革中受损失的人相比，前者肯定米·戈巴契夫工作的人数比后者多一倍。相反，后者否定戈巴契夫工作的人数比前者多一倍。 尽管苏联需要改变（这被称为“想入非非”），但许多分析人士当时和现在都相信，苏联即使处于危机状态也能再存在很长时间。况且，实际上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苏共中央总书记手中。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国内外的许多人都认为改革是米·戈巴契夫的个人“方案”。难怪俄罗斯社会舆论对“究竟其他哪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够对苏联社会进行如此规模的改造”这一问题的看法莫衷一是。相当多的人（38%）无法回答这一问题，而其余人的看法分成两种：34％的人对这一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29％的人作出否定的回答。（见图7） 图7“您认为除了米·戈巴契夫，苏联领导人中 第144页 还有没有人敢于对苏联社会进行如此规模的改造？”（%） 俄罗斯人关于米·戈巴契夫对我国和世界歷史的贡献的看法也不一致。一方面，相当多的人贊同这样一种观点，即戈巴契夫是一个使世界发生许多改变的伟大的、可以载入史册的人物（39%）。另一方面，数量大致相同的人（42％）不同意戈巴契夫是“使世界认识到共同的价值和利益的新思维之父”的看法。还有另一个例子，48％的人认为，米·戈巴契夫使国家和人民得到自由，但大约同样多的人（54％）同意关于米·戈巴契夫作出许多无谓的妥协的评价。（见表12） 表12：俄罗斯人对戈巴契夫的评价（%） 评价 同意 不同意 不好回答 米·戈巴契夫为我国摘下“笼头和颈圈”，使人们得到自由 48 31 21 米·戈巴契夫是“新思维之父”，他使各个国家、整个世界认识到共同的价值和利益 29 42 29 米·戈巴契夫在改革过程中受到西方的影响，作出许多对苏联来说无谓的妥协 54 17 29 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活动能像米·戈巴契夫执政时那样使世界发生如此迅速和巨大的改变 39 32 29 这一切无疑是关于改革及其领袖的旧神话的余音，从本次调查结果看，在当代俄罗斯人的大众意识中仍然有适合其存在的土壤。 但调查还表明，社会上正在发生某些变化，其中包括对米·戈巴契夫的态度的变化。前面已经谈到，年轻、活跃、有作为的那部分居民对国家第一任总统的好感不断增加。也可以把米·戈巴契夫和鲍·叶尔钦这两个人物在大众意识中的“彻底分离”看做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此外，如果说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许多人曾指责苏联总统阻止以鲍·叶尔钦为首的俄罗斯领导人的“改革”努力，那么如今则认为戈巴契夫的错误在于他未能及时制止这种努力。总之，如今俄罗斯人已经不再愿意把鲍·叶尔钦视为米·戈巴契夫事业和改革事业的继承者。只有17％的人同意“鲍·叶尔钦将米·戈巴契夫所开始的一切进行到底”的说法，而大多数受访者（51％）确信，鲍·叶尔钦“已离开米·戈巴契夫所走的改革之路，走上彻底摧毁社会之路”。（见图8） 图8“您认为下列两个论点中哪一个正确？”（%） 在将米·戈巴契夫同俄罗斯现任总统弗·普京进行比较时，俄罗斯人表现出的态度较为复杂。从调查的结果来看，两位总统的主要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全都精力充沛并受过良好的教育（33%）。大约同样多的人（30％）指出，米·戈巴契夫和弗·普京都十分关注对外政策。其实他们的相同之处只有这一点。至于其他看似相同的特点，无论是热衷“中间立场”，或社会公正思想，还是惯于妥协，只有不太多的受访者提到。不少俄罗斯人（43％）不是根本没有发现，就是难以发现米·戈巴契夫和弗·普京有什么共同点。（见图9） 图9俄罗斯人对现任总统弗·普京和米·戈巴契夫 在政治上和个人品质上的共同点的评价（%）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17) 这无疑首先是因为米·戈巴契夫和弗·普京确实是两个不同的人，而且他们处于完全不同的歷史情况下。调查表明，大众意识也认为他们之间没有政治思想上的继承性。例如许多俄罗斯人认为，在当前条件下不可能使用改革的“思想行囊”。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弗·普京可以採用趋同思想，即採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切较好的东西，还有少数人认为，普京可以利用“新思维”（15％）和“政治多元化”（13％）的内容。与此同时，26％的受访者指出，弗·普京的政策与米·戈巴契夫的政策截然不同，还有19％的人认为，戈巴契夫的所有改革思想在当前的俄罗斯是无法实现的。 但这并不表明，俄罗斯人对1980年代末首次向社会提出的那些思想持否定态度。调查表明，对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新思维、民主化、公开性、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等思想，俄罗斯人的态度是极为肯定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是在实际贯彻这些思想后产生的。例如俄罗斯社会的民主化。就拿对“俄罗斯社会获得民主权利和自由的主要功劳应归于谁”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说，19％的人选择弗·普京，12％的人选择米·戈巴契夫，8％的人选择鲍·叶尔钦，而43％的人认为，俄罗斯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民主。 俄罗斯人在比较国家领导人时当然要考察苏联/俄罗斯歷史上最近20年来发生的事件和进程。在回答“在谁——米·戈巴契夫、鲍·叶尔钦还是弗·普京——领导下国家状况更好”这一问题时，各项的比例分布情况几乎是一样的：米·戈巴契夫时期不错，但不是很好；鲍·叶尔钦时期变得很糟，最后，弗·普京时期比戈巴契夫时期和叶尔钦时期都好。（见表13） 第145页 表13：“您认为在谁——米·戈巴契夫、鲍·叶尔钦还是弗·普京——领导下国家的状况更好”（%） 戈巴契夫时期 叶尔钦时期 普京时期 不好回答 总体经济状况 24 2 42 32 居民生活水平 32 5 40 24 及时支付工资、养老金和社会津贴 29 2 59 11 公民的安全 50 2 11 36 我国的国际地位 34 3 36 28 国内总的心理状况 36 5 22 37 国内的民主、公开性状况 18 19 30 33 国家管理的效率 13 2 36 49 军队状况 36 2 19 43 护法机关（法院、内务部、检察院）的工作 26 2 19 54 族际关系 45 3 17 34 公民的政治积极性 25 23 22 29 反对官员贪污腐败 12 3 35 50 人权 18 6 22 53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18) 就这一点来看，普京时期的我国发展现阶段是比改革时期和叶尔钦时期都好的一种选择。更值得注意的是认为普京时期不如戈巴契夫时期的观点。它包括公民安全、国内总的心理状况、军队及其他权力机关和护法机关的状况、族际冲突情况。应该看到，就民主的发展水平来说，对现在的评价较高，而就公民的政治积极性来说，则对戈巴契夫时期的评价较高。还要注意，不好回答者的比例很高，在一些选项上达到受访者的一半以上。这包括护法机关的工作（54％）、人权状况（53％）、反对贪污腐败（50％）。总的看来，大多数居民都认为，近20年来，不论在谁执政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出现“最佳状态”。 俄罗斯人对改革的作用和教训的看法 在我国现代歷史上，恐怕没有一个时期像改革时期一样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和不同观点的交锋。尤其是在关于改革的歷史作用、改革对我国和世界今后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上。此次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改革无疑是具有重要歷史意义的事件。可以直接证明这一点的事实是，只有16％的受访者把改革视作一个无关紧要的事件，视作一段歷史插曲。 与此同时，在评价改革的范围及其对世界进程的影响时，尽管许多俄罗斯人都清楚地知道改革导致的那些重要改变，首先是对外政策的改变，但只有14%的受访者认为改革是世界歷史范围的事件。较多的俄罗斯人（33％）认为改革是一个命运攸关的事件，不过只是就国内歷史而言。（见图10） 图10俄罗斯人对改革的歷史重要性的评价（%） 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改革本身越来越被看做“很早以前的事”，只是还在定期地对社会舆论起刺激作用。同时还应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遇到前面提到的大众意识中的矛盾，改革的必要性得到相当多俄罗斯人的承认，并且当时大多数事件和现象得到的评价为“正号”，而改革留下来的歷史痕迹却是模煳的。 这种矛盾的表现之一就是俄罗斯人对改革在国内生活中的作用看法不一。例如，一些人把改革看做奔向未来的运动（尽管没有完成），另一些人则把改革时期进行的改造看做一次註定会失败的试验，这两种人大体上分别占44％和52％。（见图11） 图11俄罗斯人对改革在我国生活中的作用的看法（%） 从俄罗斯人对待改革的“精神”部分的态度来看，两种评价所占比例相近。例如，我国47％的公民把改革时期看做社会精神高涨时期，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同时，几乎同样多的人（48％）把改革看做精神上的衰退、冷漠和悲观时期。（见图12） 图12俄罗斯人对改革在我国生活中的作用的评价（%） 尽管对改革的歷史作用及其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评价不同（也可以把它归结为大众意识上的一个矛盾现象），但改革给社会带来的几乎所有思想、价值观、新思维，其中包括民主价值观，如今都得到几代俄罗斯人极大的肯定。 大多数俄罗斯公民都能通过联想肯定那些象徵性词彙，例如全人类的价值（78％），公开性（77％），公民社会（74％），加快发展（69％），主人翁感（68％），市场经济（66％），民主化（66％），差额选举（62％），新思维（60％），自治（59％），多党制（58％），变革（58％），共识（协商一致）（56％）。同时，偏于肯定“改革”这一概念的人占49％，偏于否定的人占45％。 被大多数俄罗斯人归入“反价值观”的是以前时代的那些概念：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60％），威权主义（59％），阻塞机制（58％），非官方社会组织（57％），保守派（56％）。（见表14） 第146页 表14：“每个人对各种词彙和概念的看法各不相同，您如何看待在80年代中至80年代末曾被经常使用的某些词彙和概念？”(％) 概念 偏于肯定 偏于否定 不知道、不记得这个概念 1改革 49 45 6 2公开性 77 17 6 3多元化 36 29 35 4公民社会 74 11 15 5共识(协商一致) 56 25 19 6变革 58 36 6 7新思维 60 25 15 8全人类的价值 78 10 12 9停滞（勃列日涅夫时期） 29 6011 10保守派 21 56 23 11中间立场 22 4335 (续表) 概念 偏于肯定 偏于否定 不知道、不记得这个概念 12非官方社会组织(非正式组织) 22 5721 13民主化 66 23 11 14议会制 48 28 24 15多党制 58 33 9 16加快发展 69 20 11 17市场经济 66 26 8 18阻塞机制 17 58 25 19自治 59 28 13 20主人翁感 68 22 10 21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42 27 31 22威权主义 12 59 29 23差额选举 62 22 16 24改革派 40 43 17 25转型 32 30 38 26自筹资金 46 31 23 27全球化 27 33 40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19) 此外，无论是就得到肯定的概念来看，还是就被否定的概念来看，调查中都没有发现各个社会人口群体在评价上的不同。换句话说，调查中看到的是对这些概念的明确的社会共识。 改革时期的很多思想、价值观被绝大多数人打上“正号”这一事实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人们清楚地记得，其中许多思想和价值观曾是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对象，而诸如多党制或市场经济这样的概念则完全被视为对国家基础有破坏作用的概念。如今这些完全是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词组。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尽管后来由于1990年代的俄罗斯改革实践（它与1980年代末俄罗斯社会的那些理想相去甚远）这些概念受到贬低，但它们如今还是得到了肯定。 总之，如今俄罗斯人能够把改革的意义、目的和设想与改革的方式以及这些方式获得的结果准确地区分开来。在俄罗斯人对改革的歷史经验的评价上，这一点尤为清楚。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俄罗斯社会从戈巴契夫改革以及后来的改革的经验中得出一个主要结论，这就是国家必须通过逐步的、渐进式的改造发生改变。如今，这一观点得到大多数俄罗斯人（59％）的贊同。主张激进的、革命性改变的人仅占受访者的13％。（见图13） 图13“我国最好以什么方式进行深入、根本的改造？”（%） 渐进式改造的方式被大多数俄罗斯人（包括各个年龄群体以及按照物质生活水平、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划分的各个群体）视为最适合我国的方式。换句话说，正因为有了改革的经验，逐步地、渐进地进行任何规模的改造才成为俄罗斯社会及其各个社会群体的某种共识。 俄罗斯社会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热衷的那些改革—进步价值观，已经被考虑到俄罗斯民族特点的、在国家监控下进行改革的取向所取代。例如，59％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应该从改革的经验和实践中汲取的主要教训是，“俄罗斯应该走自己的道路”，俄罗斯非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41%）。此外，改革应当首先从经济方面、而不是从政治制度方面开始（39%），改革应该谨慎、逐步地进行（34%）。（见表15） 逐步地、扎实地、有准备和可控制地进行改革的取向是由俄罗斯人所认为的顺利进行改革的首要条件决定的。从表16中所列数据可以看出，顺利进行改革的最重要条件有三个：第一，那些与国家领导人一起进行改革的人职业素质高、经验丰富并忠于国家利益（49%）；第二，改革的行动纲领经过科学论证（48%）；第三，国家有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政权（41%）。 表15：俄罗斯人认为国家及其领导人应该从改革的经验和实践中汲取的主要教训（％） 教训 ％ 俄罗斯应该走自己的道路，同时借鑑而不是照搬别国的经验 第147页 59 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 41 社会上的改革应该从经济方面开始，而不是从政治制度和民主方面开始 39 不能採用革命的方式改变生活，必须在社会上逐步地进行改造 34 俄罗斯只有在一个坚强的人、一个坚强的主宰者的领导下才能繁荣昌盛 26 在俄罗斯不能允许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 17 在非民主的社会中不能用民主的方式进行改革 12 不必“发明自行车”；西方的发展模式最有效，应该坚定不移地仿效 8 在俄罗斯任何改革都註定会失败 6 其他 1 数字总和超过100％，因为最多可以选择4个答案。 表16：俄罗斯人认为在俄罗斯进行有效改造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必须具备的条件 ％ 与俄罗斯领导人一同工作的是一批职业素质高、经验丰富并忠于国家利益的人 49 经过周密考虑和科学论证的行动纲领 48 强有力的、稳定的政权 41 得到大多数居民信任和支持的国家领导人 37 注重经验和忠于俄罗斯歷史传统 28 社会自身对大规模改造的准备程度 26 新的革命 5 西方大规模的财政援助 3 西方专家和顾问的帮助 2 不好回答 5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20) 数字总和超过100％，因为最多可以选择3个答案。 在对改革经验的评价上明显表现出一种社会保守情绪，这无疑与90年代初更加激进的改革的经歷和整个俄罗斯变革史有关。在国家生活中，有过多次改变的尝试。其中有些比较成功，有些不太成功，而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做到的是——使我国居民生活的社会经济条件得到根本改善，使人民福利达到期望的水平。同时，1980年代末的调查和今天的调查都表明，大多数居民担心和关注的恰恰是这个问题。如果认为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是只通过自己钱袋的“厚度”来看待国内发生的事件和进程，那显然是不对的。但同样明显的是，如今俄罗斯人比那时更讲求实用主义，即使对待最有吸引力的思想、纲领等，也持更加谨慎和怀疑的态度。 俄罗斯人的实用主义还表现在，他们虽然不贊同苏联解体，依旧对这个已经不復存在的国家怀有崇敬之情（三分之二的居民仍然认为，在苏联有一种大家庭归属感），却清楚地知道，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恢復原来的苏联是做不到的，于是对这个问题的反应越来越弱。1998年贊同和反对“我以前的信念全都随着苏联的崩溃而破灭”这一说法的人大致相同，而如今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人明显增多——由1998年的33％增加到47％。（见表17） 表17：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的态度的变化（％） 说法 同意 不同意 不好回答 1998年 2005年 1998年 2005年 1998年 2005年 在苏联有一种大家庭归属感 55 65 15 15 30 20 我以前的信念全都随着苏联的崩溃而破灭 35 34 33 47 32 19 总之，十分清楚的是，俄罗斯人对改革的经验和结果主要持批评态度，而且对国内发生的一切尤其是社会领域中缺乏准备的种种改革，根本不感到高兴。同样清楚的是，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无法回到过去的、改革以前的时代，因为这些时期已受到相当多的批评（例如，我们知道大多数人都认为当时国家必须进行改革）。但是，除了对20年前的事件和今天的事件进行恰当的、以效果和进步作用等为根据的评价外，还有一个衡量人们对这些事件的态度的标准。这个标准归根到底就是国家生活的某个时期，即看人们是否愿意生活在这个时期。调查结果表明，至今仍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36％）怀念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假如让他们选择生活在哪个时期，那么他们更喜欢的正是这一时期，尽管近13年来愿意回到过去时代的人减少了许多——由55％减少到36％。现在的生活只对大约五分之一的俄罗斯人（27％）有吸引力。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既未选择苏联时期的俄罗斯，也未选择如今的俄罗斯。（见表18） 表18：“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您愿意过现在的生活还是改革前的生活？”（%） 愿意过哪种生活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1992年 社会综合研究所，2005年 现在的生活 15 27 改革前的生活 55 36 两种生活都不愿意过 24 28 不好回答 6 9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欧洲人和美国人评价的异同(21) 显而易见，以上引用的数据可以表明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不论是戈巴契夫的改革本身，还是其后进行的自由主义改革，或是今天的社会转型，都未能在俄罗斯创造出哪怕适合相对多数居民的社会“生存环境”。 第148页 调查还表明，现在的俄罗斯和过去的俄罗斯之间这种假设性选择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对某一时期的价值和吸引力的重新评价，而在于一代又一代人的自然交替，因为每一代人都倾向于“自己的”歷史时期。老一代人的大部分生活是在改革前的俄罗斯度过的，他们所偏爱的也正是改革前的俄罗斯。同样，年轻人感觉自己生活在如今的俄罗斯十分惬意，不认为自己是那个已经消失了15年的社会的成员。中年人是“处在交界线上的”一代人，从各方面看，他们是唯一能够根据理性的考虑——改革的受益者偏爱今天，改革的受损者偏爱过去——作出自己选择的人。 结束语 一位诗人说过，“面对面看不见，隔段距离看得清”，这话无疑说得对。本次调查结果表明，社会越是远离改革时期，对我国歷史上这一复杂和充满矛盾的时期的社会自省就越深刻。早在10年前，近一半俄罗斯人否定开始改革的必要性，只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支持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坚信必须改革的人增加到50％，而否认国家和人民需要改革的人明显减少。 如今在俄罗斯，究竟哪些人坚信20年前苏联在客观上迫切需要对社会进行彻底革新呢？调查表明，今天社会上认为需要改革的人主要是年轻人和中年人，最有学识和最活跃的居民群体，首先是人文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大学生和公务员，工程技术人员。而反对改革的则是劳动技能和文化水平较低的居民阶层，年纪较大的人，主要是农村居民、退休人员、工人。 在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中，对必须进行改革的主要原因没有大的异议。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因为人们的生活水平低，管理精英不能解决国家的紧迫问题，严重的经济危机久久无法摆脱。 本次调查的结果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俄罗斯的中年人和老年人能尽量回忆和评价自己在改革初期和后期对改革的态度，并说出自己现在对改革的态度。由评价开始改革的必要性到事后评价实际进行改革的情况这一转变表明：如果说改革进程的开始阶段（1985—1988年）曾引发积极的反响并得到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支持，那么改革的最后阶段（1989—1991年）则只得到四分之一居民的肯定，而三分之二的居民对改革持否定态度。目前这一比例变化不大。 总的来看，大众评价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本次调查的数据说明：一些人因所宣布的改革的主要目标和改革的实际结果（首先是在社会经济领域）不一样而失望，另一些人则对改革的方式、它所採用的“方案”不满。应该如何进行改革，这一问题不仅在当时使社会分裂，在今天仍然使俄罗斯社会分为各个集团。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造的人都比支持按资本主义方案进行改造的人多。 调查中还发现俄罗斯大众意识所特有的一些奇怪现象。其中之一是，对整个改革主要持否定态度，同时又明确肯定改革时期的主要事件和进程。这首先是指当时米·戈巴契夫的外交倡议，在内政方面则是指苏联社会的民主化。其实，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社会对改革的主要成果（尤其是人们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利和自由）的一致评价。 调查表明，关于改革的最大损失和改革失败的最重要原因这一问题在俄罗斯大众意识中也有共识。主要的损失是：稳定丧失，道德沦丧，安全感、对未来的信心消失，国内秩序混乱，总之，至今仍令俄罗斯人惶惶不安的一切无疑也给他们对改革时期的态度留下消极烙印。 至于改革的挫折和失败，大多数俄罗斯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所谓辩证的认识，既强调外部原因，也强调内部原因。这种认识也在向具体确定改革构想最终未能实现的内政原因方面转移。例如，我国相当多的公民一方面注意到国家领导人有种种失误，另一方面也注意到社会本身对大规模的、深入的改造准备不足。 俄罗斯人由于受近20年来艰苦生活条件的影响，在对社会事件和进程的评价方面变得更加慎重，他们对1991年8月那些命运攸关的日子的态度就可证明这一点。要是他们今天处在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而发生的八月事件的旋涡中的话，大多数人都会採取中立立场，而且支持米·戈巴契夫的人会比支持鲍·叶尔钦的人多一些。 这里无疑表现出叶尔钦改革时期造成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消极后果，然而也表现出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一种趋势：如今俄罗斯人对米·戈巴契夫的工作的态度比对改革的总体态度更积极。还应当明确指出的是，积极评价米·戈巴契夫的是那些年纪较轻、文化水平较高、生活状况较好、在经济领域较为活跃的居民群体。 由于这些群体的人数不断增多，后改革时期曾流传甚广的关于鲍·叶尔钦是米·戈巴契夫事业的继承人的神话也已消失。调查的结果可以使人相信，在俄罗斯大众意识中，米·戈巴契夫和鲍·叶尔钦这两个人物已经彻底“分离”，同时，后者如今已被大多数居民视为背离戈巴契夫的改革所开闢的改革道路、走上彻底破坏俄罗斯社会的道路的政治领导人。 第149页 此外，调查表明，虽然已经过去了20年，但戈巴契夫仍然是一个得到社会不同评价的人物。至少有一半俄罗斯人认为，这位改革的领导人在实行改革的过程中作出了许多对国家来说无谓的妥协。而我国的另一半公民则坚信，米·戈巴契夫为国家摘下了“笼头和颈圈”并使人民获得自由。 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在经过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后，改革仍在引发社会的不同反响以及各种观点的交锋（尤其是关于改革的歷史作用）。例如，在改革是否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实现了苏联的民主化这一问题上，持两种不同看法的俄罗斯人几乎一样多：近40%的人回答“是”，40%多一点的人回答“否”。从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俄罗斯人看法上的这种分歧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第一，不到一半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第二，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大多数居民认为改革的主要目的不是民主化，而是首先解决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第三，在思考改革的经验和问题时，两个40%的俄罗斯人都坚信，社会上的改革不应当从民主架构方面开始，而应当从经济方面开始。 我们的同胞对改革经验的思考使他们认识到我国歷史上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教训。这一教训就是，“俄罗斯应该走自己的道路，同时借鑑而不是照搬别国的经验”。 从各方面看，俄罗斯人通过改革也认清了一个问题，即在我国顺利进行深入的改造必须具备什么条件。相当多的居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1）与俄罗斯领导人一起共事的是具备职业素养、经验丰富并忠于国家利益的一班人；（2）经过周密考虑和科学论证的行动纲领；（3）强有力的和稳定的政权（要认识到，这也是从改革的经验中得出的主要教训之一）。 总之，根据调查结果可以确认，俄罗斯人对实际上开创了我国歷史新时代的改革的评价与年龄因素密切相关。老一代人有着改革前的亲身体验，经歷过改革，可以对今天生活的好与坏作出评价（当然，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往往不能利用这些好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正是由于改革才开始远离原来习惯的生活，而那种生活至今对他们来说仍然是最美好的。相反，对于现在这一代人来说，当今的俄罗斯才是自然的“生存环境”。因而，改革在他们看来是一段歷史往事，尽管这段往事与他们本身没有直接关系，但它确定了社会改造的某种初始目标，他们在这一目标的引导下，在经过困难和矛盾的阶段后，进入了新俄罗斯的生活。看来，正因为如此，这几代人的自然交替将会使社会更清楚地看到、更全面地评价改革的各个方面，认识到改革在俄罗斯以及世界歷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注释 ［1］报告中还使用了以前由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1992年）和“社会舆论”基金会（1995年）进行的调查的材料。 ［2］此外，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要是不泛泛地说是否需要改革（见图1），而是说应该如何进行改革（见表4），那么否定改革必要性的人数就会减少近一半！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二十年后看戈巴契夫的改革 二十年后看戈巴契夫的改革 戈巴契夫基金会的报告 几个世纪以来，俄国在世界地图上的地位绝不是最后的。但俄罗斯在20世纪对世界歷史的贡献毕竟要比任何时候都大得多。伟大的俄国革命为这个世纪开了头。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这个世纪独特的标志，而苏联对这一胜利的取得有着丰功伟绩。这个世纪以改革这一根本改变我国和世界的事件宣告结束。 改革同十月革命一样，今天仍然是激烈争论的话题。但是评价和解读上的根本分歧并未使改革作为20世纪末最重大事件的地位受到怀疑。不仅我国歷史，而且世界歷史都发生了转折。只要指出两个超级大国极其危险的对抗已告结束就足够了。 歷史没有假定式，改革将作为坚决从“国家官僚社会主义”转向真正民主、公正和人道的社会结构的大胆尝试永远载入史册。改革的这一潜力还大可发挥，我国和人类也许还需要它。 20年走过的道路使我们今天能比较审慎而客观地去看待改革。本报告应持这样的态度。对如此规模的现象的任何评价当然不可能到此为止。我们在提出原则性问题时并不指望对此给出最终答案。 社会革新的必要性 苏联到1980年代中期形成的形势特点是，在生活各个领域中重大问题和困难危险地增多。 苏联在世界工艺竞争中落后已越来越明显。世界最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而苏联仍停留在前一个发展阶段即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的速度几乎为零，劳动生产率比西方国家低了许多。 我国经济具有挥霍浪费的性质：苏联在矿物开採、钢铁和能源生产量上超过许多国家，但在终端产品生产上远远落后，更不用说产品质量了。民用生产部门受到军事工业综合体过大的压力。 这个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却不能为本国公民创造出适当的生活条件。运行失灵的苏联经济不能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长期供应不足使生产和社会难以为继。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附　　录 第150页 附录 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社会环境和道德的状况给人们的情绪、社会的精神状态以恶劣的影响。一方面悲观主义和赤裸裸的厚颜无耻到处泛滥，另一方面人们“为国家”感到“委屈”，对总的政治方针的不满在增加。尽管社会政治形势是稳定的，但我国社会中潜在的紧张程度在增加。这种紧张状态迟早要浮出水面。俄国人出了名的长期忍耐有可能变成同样有名的俄国式暴动，或者导致我国的逐步退化和衰弱。 负面的社会经济因素削弱了外交地位并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威望。集团对抗、军备竞赛越来越把人类推进危险的死胡同。 酿成世界惨剧的核威胁促使人们去寻找摆脱这一形势的独特途径。只有改变业已形成的对抗的世界秩序，才可以解开这难解的结。 因此各种因素——物质的和精神的、经济的和社会政治的、国内的和国外的——的总和客观上要求必须进行改革。 以前的改革尝试（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赫鲁雪夫的“解冻”、柯西金的改革、某些其他的局部措施）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苏联制度惯性的安全系数不小。苏联甚至在用“安德罗波夫”方式激活苏联经济的尝试失败后仍能长期原封不动地存在。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渴望变革。人们感到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他们不愿不自由地生活。连镇压机关也不能防止官方意识形态受侵蚀、阻挠异己思想的出现。 对政治、社会和经济民主化的追求后来逐渐具有大规模的性质。 在这个意义上，党政最高领导层中成为改革发动机的改革派的活动，反映了社会对变革的深层次的要求，这构成了改革的社会心理基础。 多数苏联人认为，对苏联现存的社会主义形式进行改革是变革的主要方向。即使在1980年代末舆论调查也表明，拥护转向资本主义的人明显占少数。最流行的想法仍然是通过清除变形现象（贪污受贿、物质利益分配不公、反社会表现，等等）来“净化社会主义”。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是十月革命时代公正、平等和友好团结理想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是对革命后威权主义实践和史达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否定。 深刻革新政治要求我国最高领导层也“转换路标”。克里姆林宫的长老掌权制引起公民的日益气愤。他们把米·戈巴契夫这位党和国家领袖看做史达林之后苏联新一代领导人的代表，认为他没有意识形态偏见和对独立主动精神的猜疑态度。 戈巴契夫把合理的实用主义同将苏联政治丧失的道德标准纳入苏联政治的决心结合了起来。戈巴契夫深刻的道德立场表现为，他在改革史诗的急剧转折关头，力求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最尖锐的问题、根本避免流血。由于他，我国政治中产生了俄国知识分子真正代表固有的直接、公开、真诚地与人交往的民主作风。 新任总书记在他决心根本改变我国现状时并不孤独。他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因为他们欢迎改革。 同时新领导人还可以指望得到我国两类官僚相对稳定的支持。一类官僚是观点受到赫鲁雪夫“解冻”强烈影响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即部分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思想引发的构想。对于他们来说，改革是继续尼·赫鲁雪夫统治年代开始并为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史达林主义捲土重来所中断了的积极变化的唯一可能性。 属于另一类官僚的是“专家治国论者”即苏联经济的管理者，他们清醒地看到苏联经济的实际状况，明白苏联实际上“错过了”1970年代的工艺革命，认为市场型的改革才能提高苏联制度的效率。改革在国家机关中有不少潜在的拥护者，因为他们清楚世界的力量平衡朝着不利于苏联的方向变化。 极其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一批苏联高层官僚没有参与制订和实施改革转折（或他们的参与程度不大），因为对他们来说走向市场才能够用权力交换财产。后来，当经济自由化措施开始逐步实施，当建立合作社，通过关于国有企业和租赁制的法律，开展青年科技创造活动，开通走向私人经营的道路时，这一派才在政治上加快形成。 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群体和阶层，则确实都要求变革。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改革发展的逻辑 改革发展的逻辑 笼统地说，改革的逻辑可以定义为：这是一场演变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自上而下的旨在根本革新制度的改革。从观念上说，改革的主导路线，是从集权官僚社会主义转向人道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已勾画出人道社会主义模式的轮廓。 因此，改革在俄国歷史上既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又是改革深刻规律的体现。独一无二是因为俄罗斯（苏联）在我国歷史上第一次面对和平转变为具有民主政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现实前景。尽管这一转变的起始动力来自上层，一个全新的现象是，我国领导人自觉的政策的目标是把千百万人纳入歷史性创造之中、解放人民的主动精神、尊重普通人的意见。改革作为全国方案如果没有自下而上广泛的不断的群众性支持，就没有成功的机会。 第151页 改革内在的辩证法是公开性和民主化起先被改革者看成工具，看成对现行社会主义进行“修理”的手段，不久随着把社会主义看做人道主义民主制度的新观念深入人心，便变成了独立的目的：公开性变成了言论自由，民主化变成了政治民主。改革者发动的社会政治进程因此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苏联民主改革在1980年代末达到顶峰。正是那时社会的主动精神开始具有群众性的、往往是自发的性质。 把改革比作革命是合适的。但同时这是一场自觉控制（而且控制成了）在和平框架内的革命。 改革的倡导者竭力把以往不需要的积聚起来的群众力量引入创造和社会创作的渠道。尽管部分精英和社会多数人积极努力，我国展开的进程仍然遇到严重的困难。 随着苏联高层官僚们发现改革威胁到他们在我国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中的优势地位，他们开始越来越起劲地阻挠对我国的根本革新，试图阉割改革的真谛，把改革变成又一个不触及社会生活深层基础的专家治国论者的（最好是涂脂抹粉的）新花招。 改革派实际上遭遇了苏联统治阶层多数人的暗中破坏。在1987—1989年“亲改革”公民的积极性一度高涨之后，知识分子（精英知识分子和大众知识分子）在物质困难、社会上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加剧的影响下不仅不再理睬戈巴契夫，而且转而投入反对戈巴契夫的激进反对派之中。 有三股主要的政治势力存在于改革进程中并相互斗争。首先，是一贯支持改革政策的人，他们喊着民主革新社会主义的口号追随戈巴契夫前进。当时诗人叶夫图申科以他们的名义说道，“我们全都参加改革党”。与改革派相对立的是党内和知识分子中的保守派，他们最终支持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时他们被称作“右派”，这样的称唿很对，因为他们保卫的是改革派千方百计试图挣脱的国家官僚的史达林主义社会主义模式。这股势力对改革进程的反抗起先消极，后来积极，直到发动八月叛乱。最后，按次序而不是按作用算作第三股势力的是聚集在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尔钦身边的人。他们批评改革派，先是因为改革进程缓慢，因此他们被称为“先锋派”。他们最后要求尽快结束“社会主义实验”。这是后来在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的激进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 这三股势力决定了改革的进程，决定了改革的成就、矛盾和失败。在叛乱期间这三股势力起了各自的作用。叛乱的发动者决定让国家回到改革前的时代。改革派、民主势力的反抗破坏了他们的计划。但结果新自由主义者却利用民主派反抗叛乱分子的浪潮掌握了政权，他们为所欲为，以结束戈巴契夫政权和改革本身。 为了客观起见应该指出，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对改革的态度从来都是矛盾的，例如，这在1991年7月苏联参加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就有所表现。当时错过了实际支持改革的机会。 因此，意识形态上毫无共同之处的不同的反改革势力的行动直指苏联国家制度及其体现——中央政权。令人十分奇怪的是，民族主义者、激进民主主义者和共产党保守派在一致的反国家狂热中联合了起来。在这些势力的作用下，在改革的最后阶段事态具有毁灭的性质。改革中断了。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世界语境中的改革(1) 世界语境中的改革 改革首先是对苏联社会的迫切需求及其问题和未解决的矛盾的答覆。同时改革反映了上世纪最后25年世界发展特有的更广阔的进程。在世界越来越相互联繫、相互依存的条件下，改革经受了这些进程的作用，同时自己也对这些进程施加影响。 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改革有着明确的、虽然并非直线式的联繫。尽管苏联的改革给了这些国家的变化以起始的推动力，它们不久由于一系列国内外的原因走上了与强加于它们的国家官僚社会主义模式决裂的道路。“天鹅绒”革命又对苏联激进情绪不幸加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更广阔的画面上，改革与“民主革命的第三次浪潮”浑然一体，“第三次浪潮”1970年代中期席捲欧洲（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在随后的10年中又袭击西半球。改革接过这一接力棒，把它带回欧洲，带回过去由“铁幕”与世界彻底隔开的东欧。 与此同时，另一个称作“全球化”的更囊括一切的进程在发展。在1980—1990年代，各国实际上都必须适应这一进程。这一进程的主要特点是加强各国的相互依存度、信息通信领域的革命、转向后工业化的经济结构、国家作用发生变化。 改革在其外部表现中可以充当取代占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版本的方案。在改革构想中社会动机表现得强得多，改革构想放在首位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发展人的个性，它的“世界图景”建立在利益的平衡上，而不是潜在的实力上。在苏联存在时，在冷战结束后这一国际发展前景有着扎实的支持基础。在后来10年中新自由主义模式陷入死胡同，表明了这样的方案仍然是需要的。 因此，改革与国际最重要的进程在积极互动。改革产生了共鸣效果，促进了很有前途的社会发展趋势。改革使我国重又投入世界进程的湍流。改革在摆脱实际上整个战后时期世界发展特有的爆炸性危险对抗时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152页 外部世界对改革进程的态度如同这个世界本身一样是多方面的，五花八门的。西方各国的首都、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发展中国家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改革。改革引起一些人的惊嘆，激发另一些人的希望，使第三部分人幸灾乐祸地等待必然到来的失败。但改革到处都引人瞩目，使每个人都不能无动于衷。相反，改革引起了人们对苏联越来越强烈的兴趣，激起人们对苏联人的尊敬。 决定改革外部语境的，是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起的作用、80年代中世界上对抗的强度。苏联作为对抗的两极之一，背负着力不胜任的全球义务的重担，花费巨大财力去生产军备、援助盟国，捲入代价高昂的流血冲突，不仅在如阿富汗这样毗连的国家里，而且在远离本国几千公里的地方。 到苏联新领导人执政时，实际上同所有最有影响的国家（美国、中国、日本、英国）的关系都有问题，而本可以减轻军备竞赛重担的谈判却进入死胡同。人们强烈感觉到几十年来苏联领导人奉行的惰性的对外政策难以为继。 苏联新领导人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世界互相联繫、互相依存这一原则性论点后，并不局限于唱些热爱和平的高调。他们提出了摆脱冷战、国际关系转入实际合作轨道的具体计划。在一开始同东欧各国领导人谈话中宣布的关于各国领导人对各自国家人民负责的论点以及后来形成的选择自由的原则，决定了苏联不再干涉华沙条约成员国的事务，把这些国家的命运交给它们的人民。 在七年不到的时间里，随着改革的发展和深化，对改革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起先人们并不把改革当真，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又一个宣传花招。后来人们疑虑重重，勉强相信苏联领导人的新方针是有充分根据的。再后来他们热烈支持改革，甚至起来捍卫改革，击退对它的敌对攻击。尽管1990—1991年一些西方国家的、尤其是美国的领导人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十分矛盾，世界的大多数舆论却由衷为改革悲剧性的结局感到惋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随着改革的结束，许多人对根本革新世界、民主突破未来的希望烟消云散。 改革给了我国和世界什么？ 两个相互对立的关于改革的神话近来十分流行。第一个神话把改革看成是“动乱时期”，基本上是一个以消灭传统俄国为目标的破坏过程。第二个神话则认为这个传统制度十分牢固，不会受到任何激进改革的影响，因此改革是早就註定要失败的。 这两个神话都与歷史现实不符，是用来贬低改革的歷史成就的，正是改革推动了我国和全世界的民主革新。 改革同任何一场革命一样当然有破坏的成分。改革也不能避免政治上的疏忽和错误。但是这一点并不决定1980年代后5年革新进程的独特内容。对改革不能根据它没能或没来得及给社会带来的东西来衡量，而应该根据改革积极的歷史贡献，它给苏联社会生活、给普通人生存条件带来的实际变化来衡量。 在这方面改革的歷史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世界语境中的改革(2) 改革派在復兴和实施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思想的名义下开始了改革，后来转向对苏联社会从意识形态到经济的各个领域进行深刻的改造。 改革派根据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传统的精神，坚决谴责史达林政权的镇压制度，因为它与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价值观背道而驰。他们从这一方针出发，积极从史达林时代威权主义思想政治遗产中解放出来。在改革年代，为几十万“古拉格”的劳改犯平了反。 苏联社会还逐渐从停滞时期残余的威权主义中解放出来。与勃列日涅夫的名字紧密联繫在一起的、“发达社会主义”时代的行政指令体制，被戈巴契夫及其周围的人所倡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体制所取代。早在改革头几年，我国的民主就比过去多了许多。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氛围、传媒上尖锐的批评文章的发表、电视台节目独立、成千上万公民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更多的公开性和自由，都证明了这一点。人们欢迎马克思早期充满人道主义思想的着作的出版。索忍尼辛、特瓦尔多夫斯基、留巴科夫、沙特罗夫尖锐的批评作品相继再版。持不同政见者的书报和国外的侨民书报纷纷解禁，人们可以自由阅读外国学者、革命前歷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着作。 有一种意见认为，改革没有明确的行动计划，改革派不知道苏联社会该向何处去。这种意见与事实不符。改革构想的基本思想是使我国社会从“个人崇拜”、停滞时期的变形现象和后果中、从阻碍民主革新的一切中解放出来。这一思想的核心是人作为主要形象回归政治、经济和精神领域，消灭人与生产、政权和文化的异化。 这一构想的实施逐渐导致改革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表明这一点的是旨在我国建立以社会为取向的混合经济、改造我国社会的政治领域的一些步骤，当然还有为未举行的党的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制订的新的、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造苏共的计划。 改革保证了我国摆脱威权主义，结束了一党垄断和意识形态垄断，为苏联社会开拓了民主的前景。实施了“不符合苏联传统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如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成立政治团体和政党、公民出国自由、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 第153页 政治多元化和自由经济、信仰自由和多党制、民主选举、取消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和其他一些自由权利和可能性，都是改革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即使这些自由权利和可能性尚未充分实现，但改革开始的朝这一方向的运动是无法制止的。 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开始实现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俄罗斯歷史上第一次举行了最高政权机构的差额选举。我国实际上出现了利用议会制原则的政治制度。 激进变革触及经济领域。批评改革的人中流行一种意见，认为当时的经济改革不够激进、坚决和彻底，经济改革不是要建立新的经济结构，而是试图完善过去的缺乏效率的体制。按照这一观点，正是改革在经济上的不成功决定了改革的失败。 这类评价经不起歷史的推敲。毋庸置疑，苏联改革派由衷地力求为现行体制注入新的生气。但是他们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的计划和行动比加强行政指令经济体制的思想走得要远得多。改革的经济逻辑正是循着逐步拆除计划行政经济体制、建立市场关系基础的路线发展的。 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通过租赁制、成立合作社、发展青年科学技术创造网络、给国有企业以经济自主、成立商业银行、实行批发商业和合同价格、用指导性计划取代指令性计划一步步地形成。 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考虑到我国的文化传统以及社会中反市场情绪的强大影响，力求在实施新举措时至少暂时不破坏运行不畅、但习惯了的行政计划经济结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立法承认私有制（1990年）成了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同时我国领导人拒绝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计划——“500天”计划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取而代之的政府计划的市场倾向表达得十分明确。 在我国开始形成以社会为取向的市场经济。除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出现了租赁企业和农场主经济。成立了成千上万个合作社。 为确立经济民主做了许多事情：劳动集体委员会开始运作、企业选举经理、发展生产自治和地方自治。在举行关于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后，关于新联盟条约的问题被提上日程，这一条约大大扩大了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和权利。 在国际方面，改革意味着戈巴契夫领导班子经过苦苦思索不再把世界分成“自己人”和“外人”，不再坚持自我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世隔绝地封闭地存在，不再疯狂地力求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周围的世界。改革推动了关于新的世界体制原则的广泛对话。 改革将长时间地，也许是永远地使人类远离核战争的威胁。苏联领导人向西方谈判对手伸出了手，提出了关于大力裁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建议，宣称愿意讨论任何一个问题。苏美两国领导人在日内瓦会晤之后开始了艰难的消除互不信任的进程。 六年中没有、也不可能彻底摆脱冷战的遗产，但冷战本身已成为过去。苏美两国通过其领导人的口在马尔他宣布，从此不再把对方看做敌人。他们签署了歷史上第一批关于切实裁减和销毁核武器的协议。两德的统一、中欧和东欧各国的革命都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苏军撤出阿富汗。非洲、中美洲、东南亚的地区冲突不再成为全球对抗的目标，这使人们得以找到解决冲突的途径。包括苏联在内的主要大国在萨达姆政府侵略科威特问题上採取一致立场具有原则意义。在解决这一危机时的互动开拓了合作解决中东问题的前景。苏中关系正常化，结束了几十年来毒化两个伟大国家人民关系的冲突。 列举的改革成就并不完全，但已充分驳倒了如下传播甚广的看法：苏联制度不可能改革，因此改革派不能达到其最终目的。依我们看，这类意见很大程度上十分主观。第一，改革过程中实现了许多目标，这是有目共睹的。第二，不应忘记改革是因解散苏联而被人为中断的，策动解散苏联的是三个加盟共和国有分离主义情绪的领导人，他们拒不签署他们本人同戈巴契夫一起起草的新的联盟条约。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是谁和为什么搞垮苏联？(1) 是谁和为什么搞垮苏联？ 伪爱国主义者和新史达林主义者拼命要证明，是戈巴契夫和他的改革搞垮了苏联。他们以此来转移视线，而搞垮这个大国真正的罪人是“困在别洛韦日密林里的”叶尔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 戈巴契夫改革苏联时实际上只想做一件事：把苏联变成真正的、起作用的、强有力的中央和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有机结合的联邦。苏联是建立在史达林错误的自治化思想基础上的，这并非秘密。这种自治化思想要求各民族共和国完全服从于中央。改革要结束这样的民族政策。 当然从前的苏联不仅有损失，而且有显着的成就。尽管十分奇怪，党的代表大会的提法“苏联解决了过去留下的民族问题”有部分真理。苏联的歷史功绩是使许多民族掌握了世界文明的成就，拉齐了他们的发展程度。与此同时，却无视联邦制原则，把各共和国完全置于中央的权力之下。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还犯了其他严重的失误和错误，史达林对一个个民族的残暴镇压的后果严重。从这些真真假假压制和欺凌的有毒种子中逐渐滋长出仇恨和怒火。 第154页 构成生死攸关的挑战的是新的现实——由于联邦中央的政策在苏联内部成熟了的原始民族国家（加盟共和国及其狂妄自负的地方精英）业已形成。民族问题和联邦问题纠缠在一起。要解开这个问题、野心和矛盾的死结，只有坚决使苏联联邦制现代化，赋予它以现代的面貌。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是谁和为什么搞垮苏联？(2) 改革无疑促进了各共和国民族自决的增长。但是苏联的改革派和知识精英对民族主义偏见、分裂、仇恨如此露骨的表现没有思想准备。改革派政权未能制止分离主义者的破坏活动。 在各加盟共和国民族运动高涨的背景下，这些共和国的精英开始劲头十足地争取对经济资源作有利于本国的重新分配。加盟共和国政府同联盟中央由于对财产的监督不断发生冲突。管理国民经济综合体的统一体系逐渐瓦解。企业间的生产联繫也遭到破坏。1990年苏联生产开始衰退（起先并不大）。价格改革（1991年2月）规定经济局部转为部分价格不由国家调控，但并未见效。 必须为苏联的国家结构打下新的基础。苏联的最高政治领导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看来高估了苏联制度的安全系数，主要的是对民族精英们自私和野心的程度估计不足。 众所周知，俄国的民众无政府主义从来是民众的国家至上主义模式的背面。某些精英集团蓄意挑起造反的、反国家的狂热。利用民众勐烈的自发势力来攫取政权——这就是他们的目的。为此他们不惜摧毁自己的国家。正如常言所说，为了在篝火边烤烤手，可以烧掉共同的房屋。 以鲍·叶尔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政治领导人的立场在苏联的命运中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打着十分合法的要求（更充分地满足俄罗斯居民的需求）的幌子，实际上破坏了联盟条约的各个方案。他们客观上导致统一国家的瓦解。 我们共同的伟大祖国的瓦解给它的各族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苦难和贫困。各共和国自己建立独立国家能得到多大的补偿呢？在后苏联空间内保留某种一体化的共同生活形式岂不更好？把苏联多文明的、多民族的和多文化的共同体变成现代民主岂不更好？ 今天回头来看，有理由认为，我国的统一，至少是我国的主要部分的统一是可以保留下来的——通过深入革新苏联联邦制的途径来保留下来。这一方向的运动于1991年夏天进入最后阶段。当时已准备签署多数加盟共和国都已同意的新的联盟条约草案。但是所谓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反国家叛乱令人痛心地破坏了改革苏联联邦制的计划，这次叛乱的组织者是高层官僚的代表。叶尔钦及其支持者利用了已经出现的形势。 近来不时听到有人说，苏联根本不能保留，苏联的解体是客观原因决定的。这样的观点是对歷史及其“铁的”法则和规律持极其客观主义、机械论态度的结果。实际上这种观点的目的是为瓦解苏联真正的罪魁祸首涂脂抹粉。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中反对戈巴契夫的人违背全苏联的全民公决，提出了一个极其自私的目标：推翻戈巴契夫，哪怕代价是解散苏联。他们在别洛韦日密林深处就是这么干的。因此，他们瞄准的是戈巴契夫，打中的却是苏联。撤销苏联成了千百万人的悲剧，他们不是由于自己的罪过突然置身于外国。 矛盾和错误。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改革的歷史意义(1) 改革的歷史意义 20年过后来议论改革过程中什么做得不对、哪里错了、哪些负面情势是必然交织在一起的，是很容易的。但当时我们苏联人，从普通公民到领导人很多事情不清楚，很多情况不明白。在改革初期强烈觉察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政治意志与牢牢扎根于人们头脑中的意识形态局限之间的矛盾。 我国处在为它此前发展划定的世界观走廊之中。为了摆脱它的限制，不得不通过尝试和犯错误来行动，依靠清醒理智和直觉。但改革的目标是不变的：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公正和人道的社会。 与此同时，一开始的构想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苏联改革的领导人最终找到了我国革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这是指社会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的有机结合、以社会为取向的经济、负责任的国家。 不能忘记，许多人在很长的时间里接受市场、私有制、政治多元化、言论自由、全人类价值观优先这样一些概念还存有疑虑和担心。直到1990年这些概念才被广泛使用，具有了正面的色彩。但当时联盟中央实施社会经济战略的可能性受到各加盟共和国，首先是俄罗斯联邦“主权化”的严重限制。 每一个歷史时代都有过对奇蹟般立即改善生活的信念。但事实上在改革中多数居民的日常生活通常变糟了。在改革年代为了造成我国社会中的社会政治稳定只需用商品和服务填满消费市场就行了。正如“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的那样，服务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活跃会制造出一个能缓解由于拆除国家社会主义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损失、困难和贫苦的缓冲“垫”。 但是巨大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在苏联经济中占主要地位（而服务业薄弱、农业停滞）大大降低了经济生活平稳自由化、对经济迅速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可能性。又不能通过大量进口商品来取得这种效果，因为世界能源（苏联主要的出口项目）价格勐跌。当然还应当指出高层官僚顽固反抗，他们往往加剧危机以迫使我国社会抛开改革派。因此正在形成的大众消费型社会日用品紧缺，这一切极度激化了我国的社会政治形势。改革这一悲剧性的奇怪现象是苏联社会歷史形成的特点的结果。 第155页 回首往事，能更清楚地看出造成苏联社会改革困难的基本原因。要在一个大部分版图处于严峻恶劣的自然气候条件下、而众多民族又各有不同的歷史、民族文化和文明传统的大国里进行民主改革实在难上加难。在民主化进程中长期共同生活积累起的各方面的冲突和矛盾迅速蔓延和激化。恬不知耻的、急于上台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冲突和矛盾。 国家制度架构的削弱（我国改革派领导人和他们的政治反对派——党内的保守派和激进民主派——对抗加剧的结果）对经济政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监督体系、法制的日益削弱，使大多数高层官僚对实际攫取国有财产的贪慾大增。 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群众性社会文化的陈规旧套，对改革和我国的命运起了反面作用。还可以加上后期苏联社会某些精英群体世界观的特点。自愿地、有意地放松国家对社会的严厉监控，不是被看做是当局邀请对话和合作的愿望，却被看做是当局的软弱，正好乘机攻击国家。 命中注定的巧合也起了作用：车诺比事故、亚美尼亚地震、世界能源价格勐跌——这一切灾难严重削弱了我国的经济能力并破坏了本已萌生的居民的社会乐观主义。 只用客观因素和俄国的传统遗产来解释改革的悲剧性结局是不对的，也是不老实的。改革领导人犯的错误和失误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他们的行动受硬性的时间限制，很快便置身于结成推翻中央政权统一战线的民族主义者、保守派和激进派的交叉火力之下。 至今专家们对于以下问题仍众说纷纭：是苏联改革领导人在改革过程中犯了本可避免的失误，还是米·戈巴契夫及其战友由于80年代、90年代初选择空间极度缩小实际上别无选择，也无机动的可能。 看来，在当时改革的框架内选择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犯下的错误严重恶化了局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这些可能性和错误分为制度上的和行政管理上的两类。 属于第一类的是苏联和苏共改革领导人建立自己的政治结构和稳定的群众基础的失败。 大家都清楚，苏联是“党的国家”，其中的苏联共产党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和国家的机构紧密交织，互相联结，因此党的削弱便自动导致国家日趋瘫痪。很难否认，尽管十分不民主，但这个独特的权力组织方式在苏联现代化中作用不小。党—国家是十分有效的开发式加速发展的主体，尽管为此不得不付出了人民艰难困苦的巨大代价。 而在相对安定的情况下，这个半军事机制开始停滞。它逐渐变成了苏联发展的阻力。在科技革命和世界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条件下，按官名录任职的原则竞争不过职业内行和效率原则。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机制不再像以前那样受指令性计划支配。党在苏联是社会机动的唯一渠道、社会成功的极其重要的条件，因此吸纳了各种不同政治观点和思想信念的人，只是表面看上去牢不可破地磐石般团结一致。事实上这是不同政治意识形态集团（从强硬的史达林主义者到隐瞒自己观点的反共分子）的大杂烩。 悲剧性的矛盾是，我们背负着“苏共国家”这份逝去的歷史时代的遗产就无法前进，无法发展，但是抛开它，则意味着我国及其社会由于失控危机和党机关中保守和“疯狂”（反动）分子的反抗而有失去稳定的风险。 解决这一重大矛盾的可行办法是，由党的领导人主动分裂苏共并在其基础上组成社会民主党类型的党。一旦分裂，大多数党员（与其政治观点无关）及强大组织的主要资源将与领导人在一起。苏联共产党中根深蒂固的群众追随领袖的传统，将在这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1991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正是这一思想成为政治路线的基础。但是八月叛乱埋葬了这一思想和新的联盟条约。 共产党高层中保留强大的保守派，导致我国政治领导人往往在对迫切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作出决策时行动迟缓。正如改革史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苏联总统是一件大事。按照流行的观点，要是米·戈巴契夫是通过全民投票当选的（当时很少有人对他能取得胜利产生怀疑），那么在1991年决定性时刻，他的权力的高度合法性可以使他对力图消灭苏联的势力採取更坚决的步骤。 可以归之为未实现的行政管理方面可能性的是，对在政治进程中为保持社会稳定必须严格遵守法制注意不够。其后果表现在从1988年苏姆盖特屠杀开始的许多族际冲突过程中。当局没有採取必要的措施来追究和惩处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解散非法武装组织。戈巴契夫认为在我国改革进程中绝对不容许发生流血事件，他的这种道德高尚的立场被人视为中央政权未能及时在法律框架内行使强力的软弱表现。 削弱国家对遵守法纪的监督也产生了同样严重的后果。民主运动中冒险主义一翼向公众头脑中灌输一个观点：俄罗斯和苏联合而为一的国家是民主进步的敌人。因此形成了违法成为家常便饭的形势，而黑手党团伙开始在经济中得势，他们并不关心建立正常的市场经济，而是关心通过犯罪手段瓜分国家财产。 《奔向自由》 第三部分 改革的歷史意义(2) 第156页 最后，谈一谈改革的歷史意义。改革的重要结果是消除了国际孤立状态，这种状态实际上是整个苏联时期我国和世界上多数国家关系的特点，对我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对每一个人的生活造成心理上的紧张。与此同时，为国际关系开拓了新的前景，产生了建立民主的国际新秩序的前提，这一新秩序的基础是国际法的原则、在解决全人类问题时团结合作的原则。 如果去掉词语的外壳和意识形态的堆砌物，那么改革就是朝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优点综合的方向自发的、不自觉的，同时又是自觉的、目标明确的运动。改革应向社会主义学习社会公正和密布的社会保障网，再加上人道主义激情，向资本主义学习组织有效益经济的能力和政治民主。 这一综合叫什么并不重要，主要的是这一规模宏大的社会创造尝试力求消除效率和公正之间“万恶的”矛盾，这一尝试的使命是展示人类歷史永无尽头，使人类登上实施其潜能的全新高度。 概括地说，可以指出改革过程从性质上改变了现存的苏联社会，使之具有新的民主的尺度。尽管左右翼不同的政治势力不断反抗，改革最终得以做到主要的一件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模式在苏联的运作创造实际的前提。依我们看，这就是改革的歷史意义。 改革是独特的歷史功绩，因为苏联社会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威权主义中解放出来，为许多国家和民族开拓了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 改革否定了史达林的遗产，给中欧和东欧带来自由，使后苏联国家有机会得到民主的发展。改革给全世界的独裁极权政府以沉重的打击。 我国同胞尽管对改革的态度十分矛盾，却高度评价改革的成果，首先是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领域的成果。70%—80%的俄国人在不同程度上认同和支持改革带进我们生活的基本的民主价值观。改革时期许多外交行动仍得到高度的贊同。 改革为在和平、自由、公正理想的基础上国际关系的转变创造了前提。但是在世界政治中经过不长一段过渡时期后，以私利盘算、自私利益和粗暴实力为基础的方法重又积极登场。 在苏联解体后，西方各国首先是美国领导人利用业已变化的形势来片面加强自己的立场。例如，其结果是欧洲的心脏——巴尔干发生流血冲突，中东保持爆炸性形势，阿富汗及其他一些国家变成恐怖主义的温床，生态问题加剧，爱滋病蔓延，非洲和其他地区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与此同时，如果说这样的立场今天占优势地位，也是夸大其词。改革创造的前提和开拓的前景——不仅是“走向未来的申请书”，而且是继续发挥作用的因素，它阻止世界滑向新的对抗，使我们想起一个永远载入改革史册的、现实合作解决十分复杂国际问题的范例。 改革和当代俄罗斯 1991年底改革结束了。如果说此前进行的是对旧制度的改革（即使是根本性的改革）的话，那么此后列入议事日程的便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的创建。当代俄罗斯（其他后苏联国家也一样）在一定意义上是从改革中诞生的，尽管它们不承认彼此的血缘关系，而且互相避之唯恐不及。对于后共产主义精英来说，改革如鲠在喉，因为该如何来谈它不明白，还是忘掉更好。更何况叶尔钦时代许多活动家对改革方案的毁灭都插过手。 仅仅表面上是新的俄罗斯继承了改革的政策和辞藻的许多特徵。不仅如此，戈巴契夫遗产的某些特点（如与西方接近的方针）起初具有过分的、甚至荒诞的性质。其他的特点（如盖达尔改革）又被说成是要克服苏联领导人犹豫不决、模稜两可的方针。 但是尽管改革这样宏大的歷史现象有着惯性，在本质的、原则的方面改革与其随后的时代之间裂开了一道鸿沟。如果改革导致苏联社会民主潜力的释放，那么90年代和新世纪初的标志则是阉割这一潜力并使我国同胞沦落为精英剧场里顺从的受僱的捧场者。如果改革的经济战略要求在保留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的同时对市场“软”进入，那么叶尔钦—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则破坏了俄罗斯的社会和文化世界，在剎那间使千百万俄罗斯人沦为赤贫。取代解放经济主动精神以提高全体居民生活水平的是少数人掠夺多数居民而超级暴富。 俄罗斯的第二位总统力图摆脱其前任政治遗产中最令人反感的特点，但不敢（暂时？）触犯与“野蛮资本主义”制度相关的许多东西。因此90年代开始的许多破坏进程还没有停下来，更不用说退回去了。 如果改革要求苏联通过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非集中化来逐步转变，但要保留统一的国家，那么90年代初则目标明确地毁灭苏联，以强制手段割断各原加盟共和国和人们之间的联繫。这成了造成震撼整个后苏联空间的大规模深刻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80年代后5年的社会乐观主义被后来15年的社会的、社会文化的人类退化所取代，其结果是俄罗斯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人口锐减，居民死亡数量可与国内战争时期相比。 在这一负面背景衬托下改革的意义更加突显，不仅因为它是苏联歷史的最后一章，而且因为它是世界歷史未写完的一章。改革将作为转折点永存在记忆之中，其潜力还有待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