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 第1页 [战争纪实] 《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作者：[美]詹姆斯·布拉德利【完结】 第一章 解密 献给 马弗·梅尔尚、华伦·厄尔·沃恩、格雷迪·约克 吉米·戴伊、格伦·弗雷泽、弗洛伊德·霍尔 迪克·沃尔霍夫、无名氏 这些小伙子们是想让世人知道他们的故事——多年以来这个念头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 ——比尔·多兰 一天，我收到一封艾里斯·张(张纯如)发来的电子邮件。她就是那本发人深省的畅销书《南京暴行》的作者。在我的第一本书《我们父辈的旗帜》出版后，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业务联繫。艾里斯在电子邮件里建议我和爱荷华州一个叫比尔·多兰的人联繫一下。她说，比尔那里有一些“有意思的”信息。 收到那封邮件的时间是在2001年的2月初。那时候，我每天都能听到很多“有意思的”战争故事。我的第一本书《我们父辈的旗帜》刚刚出版不久——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二次大战期间硫黄岛上六名升旗手的故事，其中一名就是我的父亲。 事实上，那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就我下一本书的主题向我提出建议。因此，当我在纽约拨通爱荷华州比尔的电话号码时，心中充满了好奇。 比尔很快将我们的话题引到了他厨房餐桌上那沓厚厚的文件上面。和他交谈了近二十分钟后，我意识到，我必须去亲自见见这位比尔，我要直视着他的眼睛，听他向我讲述，此外我还要亲眼看看那一大摞文件。于是我对他说，我决定搭第二天的首班飞机去他那里。 “好的，没问题。那我去机场接你。”电话那端传来热情的声音。“你就住在我这儿好了，家里只有我和斯特莱普两个‘人’。哦，斯特莱普是我的大狗。我这儿有三间卧室都空着，你随便住哪一间都行。” 第二天，比尔开着他的卡车去得梅因机场接我。回去的路上，他向我炫耀起他的斯特莱普，说它是世界上最棒的猎犬。从他口中我还得知，他已经76岁了，曾经是位律师。退休后，他时常带着斯特莱普去打猎钓鱼。我们很快就到了他家。我俩坐在餐桌旁，一边儿聊天，一边儿吃着爆米花，喝着金汤力酒。餐桌上堆着那沓厚厚的文件。 那些文件是1946年在关岛进行的一次战争犯罪秘密审判记录的副本。55年前，比尔刚刚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毕业，他奉命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那次审判。按照上面的指示，比尔去“法庭”报到。虽说被称作法庭，其实就是一幢高大的匡西特式活动房屋（一种由预制件组成的可移动房屋）。在入口处，一位海军陆战队卫兵仔细打量了一下刚刚21岁的比尔，然后在名单中找到了比尔的名字，接着把一张纸推到比尔面前。 “在这儿上籤个字。”卫兵例行公事般地说道。实际每个出席那次审讯的人都和比尔一样，必须在一份文件上签字。 比尔看到眼前的这份海军文件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各项规定和要求，用语正式、严肃。这一切让年轻的比尔意识到，无论他在那幢闷热的“法庭”内听到什么，都绝不可以对外泄漏一个字。 比尔在那份保密誓词上签了字，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审判结束时，他又在另一份副本上签了一遍。在整个审判期间，比尔每天上下午都要重复同样的事情——在保密誓词上签字。审判结束后，他回到了爱荷华州的家中。尽管他对此只字不提，但却无法忘掉所听到的一切。 1997年的一天，比尔在报纸上看到一条短消息称，自1946年起的大量政府机密文件已解密。“我一下子意识到，有关那次审判的记录已经解密了，”比尔说道，“这样一来，我觉得或许我现在可以为那些小伙子们做点什么了。” 比尔在整个律师生涯中一直试图搜寻相关的文件和记录。他曾进行过一些调查，还花了11个月的时间进行过跟踪调查。后来有一天，他收到一箱从华盛顿寄来的记录副本。于是他对斯特莱普说他们那天不能出去打猎了。 这份审讯记录副本中记述了二次大战中八名美国飞行员在硫黄岛附近水域身亡的事实。硫黄岛以北不远处坐落着父岛，在对父岛进行轰炸的战斗中，这八名飞行员在跳伞降落时被日本人开枪打死。美军想要占领硫黄岛是因为那里的简易飞机跑道可供中转降落起飞之用，而轰炸父岛则是由于日军在那里设有通讯站，地位举足轻重。架设在父岛夜明山和朝日山上的短波—长波接收器以及发射机是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军队与设在东京的皇军总指挥部之间通讯联繫的重要中枢。因此美军决定必须摧毁那里的无线电台，这一重任就託付给了那些飞行员小伙子们。 1994年父亲去世后，我哥哥曾在他办公室的壁橱里发现一摞文件，正是这些文件促使我开始着手探究父亲的过去。现在，比尔的餐桌上的这堆东西就是我开始另一端旅程的第一步。 就在美军飞行员在150英里以外的父岛上被俘的当天，我父亲和战友们在硫黄岛上升起了美国国旗。然而，尽管那张硫黄岛上升旗的照片闻名于世，父岛上那八位飞行员小伙子们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第2页 之所以鲜为人知的原因就在于：在近四五十年里，他们死亡的事实一直被封为机密。美国政府认为实际情况实在令人惊恐不堪，因此连他们的家人也没有告诉。几十年过去了，这几位飞行员的家人曾多次给华盛顿写信，甚至还亲赴华盛顿去探寻他们亲人当年失踪的真实情况。但那些用心良苦的官员们最终还是善意地编个故事把他们打发回去了。 “这些小伙子们是想让世人知道他们的故事的，多年以来这个念头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比尔说。 八位母亲直到走进坟墓的那天也不知道她们失踪的儿子的真实命运。我坐在比尔的餐桌旁突然意识到，我现在知道了那些母亲们从未了解的事实。 熟悉歷史的人可能知道，二次大战当中日军有2.2万名士兵驻守在硫黄岛上。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守卫父岛的日军人数竟达到2.5万名。硫黄岛上平坦的地形适合从海上进行攻击，而父岛上的地势却多山崎岖。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后来对这两个岛上的防御情况进行过勘察，他对我说，“如果说硫黄岛上的防御森严如地狱的话，那么父岛上的防御简直就是坚不可摧。”我们靠地面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就可以同硫黄岛上的日军抗衡，但若想拿下父岛，就必须得靠我们的飞行员了。 美军曾多次尝试摧毁父岛上的通讯站。第一次是在美军进攻硫黄岛的八个月前，也就是1944年6月，当时美国的航空母舰将父岛整个包围了起来。这些航空母舰就像是浮在海面上的飞机场，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一个个飞行员小伙子被送入了空中。他们的任务就是飞到父岛的血盆大口中进行轰炸，密集的高射炮火就好像是父岛锋利的牙齿，小伙子们不得不时刻注意躲避唿啸而来的炮弹，而他们的目的是向两座山顶投放炸弹，摧毁那里用钢筋混凝土筑就的通讯站。 第二次大战中，美国是世界上首先进行大规模空战的国家。年轻的飞行员小伙子们身穿短夹克，开飞机时翘着两个拇指，那样子充满了阳刚之气。他们酷极了，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就连傻子也看得出来这一点。他们以自己女朋友或偶像的名字给飞机命名，还在机身两侧画上她们诱人的曲线和迷人的脸庞。可在机舱里面，小伙子们就像个孤独的骑士只身奋战。 1945年，飞行员们在北太平洋第一次执行了“非常任务。”他们登入锡制机舱，炸弹挂在脚下，从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后，冲进咆哮的狂风中。有时他们还从岛上的机场起飞。飞行员们头顶广阔的蓝天，身下是无尽的海水，飞往远方。他们为了轰炸目标，沖入枪林弹雨，投下致命的炸弹。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心都悬在嗓子眼儿，血管里的血液也都跟着沸腾起来。尽管如此，任务结束后，他们还是要尽力驾驶着千疮百孔的战机飞回那块巴掌大的甲板上，或是飞向远离战场的飞机场。 地面战争同刺激的空战比起来就显得平常了。而飞行员们就是空战中的重要力量。1945年，北太平洋战区进入了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军决定火烧日本。这就需要在天空中部署上下两层轰炸机——体形巨大的b—29载着准备烧毁城市的凝固汽油弹飞在较高一层，体形较小、飞行高度较低的舰载飞机主要负责为b—29护航。我父亲在硫黄岛上同父岛上的飞行员执行的是同样的任务：为b—29清除天空中的一切障碍。 日本军方的专家后来承认，日本最终投降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因为受到了原子弹的轰炸，而主要是因为b—29投下的那些凝固汽油弹。当然，汽油弹烧死的日本平民人数比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中死亡人数总和还多。 1945年2月至3月的30天是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一个月，整个二次大战期间的伤亡人数在这段时间里达到了最高点。父岛上的大多数飞行员就是在这个月的恶战中牺牲的。如果你看一下太平洋战争四年中伤亡人数图表，就会发现那条曲线在硫黄岛战役及飞行员轰炸日本本土之后陡然上扬。但很少有人意识到，美国在那场战争中杀害的日本平民人数比消灭的日本士兵人数还要多。这时，战争已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日本在这段时间里死伤无数，家人刚刚在城市的烈火中被烧死，年轻的神风敢死队员就驾着飞机沖向美军的舰队与之同归于尽。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这段时间里经歷了最惨痛的战役，虽然他们因为这个月的战斗而被赋予传奇色彩和无数荣誉，但实际上他们所进行的却是一段勇勐且残酷的大屠杀。 美国的军方顾问向来以逻辑思维缜密、讲求战略战术着称。他们在1945年2月前就已得出日本战败的结论。但是，日本帝国不愿投降。美国人断定，日本人在无望胜利的情况下可能会“阵脚大乱”。然而日本人打起仗来根本没有逻辑可言。日本是一个岛国，自古以来就生存在自己的道德世界里，积淀出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日本人始终相信，“大和民族精神(大和魂)”一定能把在家门口儿撒野的外国人打跑。他们坚持战斗，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不会失败。 美国人将那些了不起的飞行员小伙子们视为英雄，日本人却对那些在天空中为非作歹的傢伙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他们看来，那些飞行员把凝固汽油弹投向住在木屋里的无辜平民，这么没人性的东西同魔鬼没什么两样。 第3页 这是一部关于战争的故事，所以它也是一部关于死亡的故事。然而，它却不是一个讲述失败的故事。我费尽周折找到那八位飞行员的兄弟姐妹、女朋友，以及那些曾和他们一起训练、一起喝酒的军中伙伴。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向我提供了他们的照片、信件、勋章。我还翻阅了他们的学校年鑑、军中飞行日志以及通讯录。这一切就是为了弄清楚他们到底是谁，弄清楚他们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把那6000页审讯记录读了一遍又一遍，在美国和日本进行了上百次採访。 这些飞行员的家人和朋友们只能告诉我这么多信息。他们在家乡的老友和亲戚给我讲述他们在少年时期的故事以及他们入伍时的情景。他们军中的战友回想起从训练营直至他们牺牲前的经歷。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亲人或密友和他们一起在太平洋上打过仗，所以也就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八个人在父岛的下落。这一切就好像是一个漆黑的深渊，是一个难解的谜。 在日本，有些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但他们对此却一直保持沉默。我见过一位日本老兵，他知道那些飞行员被俘虏的事实。他向我讲述了日本人是怎么对待他们、怎么审讯他们的，他还告诉我那八个中有几个人被俘后还在岛上活了几个星期。我还见过几个曾经和他们开玩笑的日本老兵，还有的人当时就和他们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我后来斗胆去了一趟父岛。父岛位于东京正南方的一列岛屿上，日本人把这些岛屿称作小笠原群岛。在以英语标註的地图上，这列群岛叫做“博宁”岛。“博宁”这个名字是一位绘制地图的法国人在制图时把日语里一个旧词“慕宁(无人)”搞错了，结果后来“博宁”这个名字就传了下来。“慕宁”在日语里的意思是“没有人”。这些岛屿上没有人居住。因此就取了名字叫“无人”。这样一来，“博宁”被翻译成英语后，大概意思就是“无人岛。” 我在无人岛上茂密的丛林中辟出道路，去寻找那些飞行员们生命中最后时光的影子。我和几名日本老兵站在悬崖边上，他们指给我看当年他们看到跳伞飞行员的方位。我走在那些飞行员们曾经走过的土地上。有几位目击者向我讲述了很多当年的情况。还有一些人拒绝向我透露任何情况，而这本身也说明问题。 最后，我终于明白了发生在那八位飞行员身上的事实。他们分别是迪克、马弗、格伦、格雷迪、吉米、弗洛伊德、华伦·厄尔，还有那位不知姓名的飞行员。我了解到了他们的命运是怎样的。 为了弄清楚他们故事发生的原因，我就不得不开始另一段旅程。那是沿着时光隧道追溯歷史的过程，退回到149年前，回到另一个世纪。我们一起回去看看第一位美国军人踏上无人岛时的情景。 第二章 文明 别人使用暴力时，我们也必须以暴治暴。 ——福泽谕吉，引自《日本：一部现代史》 美国最初只是由靠近东海岸的13块殖民地组成，而到了19世纪，它的国土面积便不断从东海岸扩张到了西海岸，形成了巨大的版图。这是政府的种族清洗政策带来的结果。美国的人类生物学家梅尔文·格尔莫后来评论道：“欧洲人来到这个新世界并非真的想和当地人交朋友，也不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动植物物种丰富，事实上，他们是用自己早已熟知的动植物来取代了这里存在的一切。” 亚歷克斯·托克维尔是美国建国初期一位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编年史作家，他说自己常听到那些纯粹的美国基督徒漫不经心地谈论起对印第安人的灭绝： 这里的世界属于我们，他们接着说道，上帝拒绝赋予居住在这里第一代人变文明的能力，他早已预先註定了他们不可避免的毁灭。这个大陆的真正的主人是那些懂得如何充分利用它的丰富资源的人们。美国人对这个理由深感满意，于是会去教堂聆听牧师给他们吟诵福音书，向他们一遍遍重复着人类皆兄弟，一遍遍说着上帝造人时之所以把人类造成相同的模样，就是想赋予他们一种使命，让他们互相帮助。 欧洲白人基督徒都觉得自己是文明的人，而“其余的人”却都是野蛮的。屠杀这些“其余的人”并未使他们感到不安——毕竟，达尔文思想在19世纪才刚出现，那时候，人们认为自然发展的规律就是如此。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预测：“在未来的某一时期，如果以世纪来衡量的话，就是在不远的将来，文明的种族必将在全世界消灭或者取代野蛮的种族。”西奥多·罗斯福经常写到西方的胜利，他说，“当然，我们整个国家的歷史是一部不断扩张的歷史……野蛮人或者被打跑，或者被征服，随之而来的便是和平。这一切靠的就是文明种族的强大力量，他们还没有失去战斗的本能，他们通过扩张逐渐把和平带到了由野蛮人统治的红土地上。” 西奥多像他的许多同胞一样认为美国最野蛮的行径无可厚非。1864年12月，在丹佛剧院，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向人们展示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最近一次交锋的战利品，结果在观众中响起了狂热的掌声。这位牧师的名叫约翰·史文顿——人们称他为传教士约翰。他是骑兵队的志愿者。他在几天前曾率领人马攻打了科罗拉多州的沙溪，他们至少屠杀了150名印第安儿童、妇女和老人。当时，那里的壮年男人都外出打猎去了。 第4页 引来观众雷鸣般掌声的不只是传教士约翰所讲的那些“凯旋”故事，还有那些令人髮指的物证：观众们在看到一堆被砍掉的印第安人的阴茎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同时展出的还有那些侵略者的帽子，上面缝着印第安妇女阴道的皮肤，看到这些，人群中又是一阵欢唿。 所有这些文明的丹佛市民都认为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无可厚非。从来没有人指控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于是，丹佛人感恩戴德一般将传教士约翰推举为副行政司法长官，后来他便一直担任着这个职位，直到48年后他71岁时在平静的睡梦里安详地死去。 西奥多·罗斯福对这种残酷暴行不仅放任自流，还认为这一时期是美国歷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之一。有关沙溪大屠杀，他说：“尽管有些令人不快的细节，……但就像边疆荒漠里的行动一样，这次运动总体说来是正义和有益的。” 美军以同样的方式对差不多整个西部的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清洗，他们遵从政府的命令，把印第安人囚禁在保留地上，或者将他们杀死，目的是把红色魔鬼从那片土地上彻底剷除。正如西奥多所说，“我并不认为印第安人中的好人都死了，但是我相信每十个印第安人中有九个已经死了，因此我不想太深究第十个人到底是好是坏。” 对印第安人进行囚禁和灭杀为美国赢得了一部分国土。当时西部大部分地区仍由墨西哥人控制。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托马斯·科温把墨西哥人称为“半野蛮、半文明的种族”。史蒂芬·奥斯汀上校和墨西哥人较量过多年，他曾告诫政府：“墨西哥人要是长了尾巴，那将是比猿猴还野蛮的畜生。”一神教信徒西奥多·帕克说：“墨西哥人是一个卑劣的民族，有着卑劣的起源、卑劣的歷史和卑劣的特性，”即使美国不採取种族灭绝的政策，这个民族也会像印第安人一样註定成为“在白种人面前融化消失的民族”。美国的扩张主义者感到他们正肩负着“上帝的使命”，要把文明传遍墨西哥大地。华尔特·惠特曼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他曾说：“墨西哥这个国家低级无能、崇尚迷信、荒唐放纵。在那里，少数人对多数人实行暴政——墨西哥人根本无力承担把新大陆变成文明人的国度这一崇高使命。所以，还是让我们担负起这一使命，去完成这一使命吧！” 詹姆斯·波尔克总统酝酿了一场冲突，美国人称其为“墨西哥战争”（后来又称“美墨战争”）。墨西哥人称其为“美国的侵略”。年轻的尤利西斯·格兰特参加了这次战斗，他后来当上了元帅，再后来成为了美国总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被派到那里去挑起一场战争。”那场战争是“强国对弱国发起的最不公正的战争”。墨西哥人对那场入侵没有丝毫准备，经过了两年的屠杀之后，墨西哥在《哥德卢佩伊达哥条约》中割让了大片领土，包括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今天的内华达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怀俄明州，还有亚利桑那州的一部分。 1848年2月2日，就在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外交官即将签署这一条约时，一个墨西哥人对美国的特派员尼古拉斯·特里斯特说道：“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骄傲的时刻；但我们的耻辱却并不亚于你们的骄傲。”对此，特派员特里斯特快速回应说：“我们是在创造和平，这是我们惟一的想法。”但他后来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如果当时那些墨西哥人能洞察我的心扉，他们会发现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所感到的耻辱要比他们的耻辱强烈得多。但在那样一个场合，我不便说这番话。那件事情让每个有正义感的美国人都觉得耻辱，我也一样。我心里真的强烈地感到羞愧难当。” 扩张主义者将刚刚揽入囊中的西海岸边的土地和港口视为新的起点，继续向更远的西方寻找新的机会。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那就是太平洋。 对于那时的美国人来说，太平洋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它丰富的资源。在黑色的原油未被从地下开採出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鲸油润滑了工业革命运转的齿轮，照亮了美国的街道。为了弄到油，一群新英格兰人在海上游荡了数年。太平洋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油田，里面盛满了滚热的抹香鲸油”。当时在美国，捕鲸是个很重要的行业，同时也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赫尔曼·梅尔维尔曾预计，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捕鲸业将僱佣1.8万人、700艘轮船，而每年利润将达到700万美元。 那些吃苦耐劳的水手和开拓者们多年来的努力推动了捕鲸业的发展，他们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在没有航标的苍茫大海上航行勘探。他们当中的一位开拓者叫纳撒尼尔·萨瓦瑞，这位土生土长的麻萨诸塞人在1814年20岁时驶向了太平洋。他在夏威夷及周围度过了10年（那时夏威夷称为三明治岛）。夏威夷是美国船员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这些船员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向日本附近鲸鱼大量出没的海域。 萨瓦瑞意识到他应该在更靠近日本的海域设置一个前哨，于是凭着美国人那股天赋使命的精神——他开始从夏威夷向西展望，为建立自己的鲸业公司寻找合适的港湾。那些在夏威夷停留的捕鲸人告诉他，日本附近有一个特别小的小岛，岛上无人居住，但有天然泉水。 第5页 于是纳撒尼尔·萨瓦瑞在1830年5月他36岁时，同22个冒险者开始了长达3000英里的航程，他们从珍珠港向西行驶，前往美丽的父岛寻找财富。 来自乔治亚州的议员托马斯·金时任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他于1848年举行了数次听证会，会上主要讨论美国如何在太平洋上挖掘财富，拓展实力。政府已经在大西洋和加勒比海资助四条汽船航线。一条穿越太平洋的航线将给美国的商业带来昌盛繁荣。尽管汽船航线能够贯穿大西洋，但相比之下，太平洋要更宽更广。 太平洋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自然景观。就算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陆地都放到太平洋上，仍然还会剩下很大的地方，足以再放上一个非洲、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太平洋有大西洋的两倍半那么大，海面下潜藏的山脉让喜马拉雅山都自愧弗如。 在议员金的海军事务委员会前，海军部上尉、海洋研究者马修·莫里是最具说服力的论证人。他把一个巨大的地球仪放在那些议员面前，接着弯腰从他的小背包里取出一条长长的白色细绳。他把细绳的一端按在旧金山那一点，然后将细绳拉过蓝色的宽阔水域，把另一端按在夏威夷群岛那点上。事实证明，人们已经有能力驾驶汽船到达夏威夷的火奴鲁鲁，那里离旧金山的距离是2100英里。然而，如果再继续航行，也就是从火奴鲁鲁到上海，那么4700英里的距离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那时候，汽船上的发动机要烧掉大量的煤，远距离的航行必然要携带大量的煤作燃料，这样一来，船上就几乎没有空间安放其他货物了。 当海军上尉莫里将地球仪上白色细线从夏威夷拉向上海时，所有议员的眼睛都注视着他的举动。他们看到，在前往上海的旅途中，需要经过博宁岛，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无人岛。莫里解释道，如果能在那里或父岛上建一个储煤库，那么把汽船开到上海就可能实现了。火奴鲁鲁与父岛之间的距离是3200英里。汽船在父岛加煤之后，就将很容易完成从父岛至上海1500英里距离的航程了。 这一简单演示的含义是令人惊愕的。莫里上尉向议员们说道：一封信、一个人或者是一小把茶叶从纽约到上海要花上80天的时间，其间要经过大西洋，绕过开普敦，行驶2万英里。如果能充分利用父岛的战略位置，美国就能把航程缩短2/3。“我们有能力建立和控制到达中国的最快的交通航线”。莫里向这一屋子静悄悄的人们解释说，“美国通过建立这样一条航线，就能打破英国在太平洋上的垄断地位，使太平洋航线处于美国的掌控之下。”上尉的建议就是要美国对太平洋进行商业统治，这一点议员们非常清楚。 然而，该计划还有一个谜团尚未解开——无人岛离日本非常近，如果美国在离日本如此近的父岛上建一储煤站，日本会如何反应？日本是否把无人岛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没有人知道。 日本是一本从未被揭开的书。西方对日本的无知不是西方人的错，而是日本定下的国策。二百多年以来，日本的门户关得紧紧的。根据国家法律，日本人不许离开日本，外人也不许进入。如果有谁向外国人讲述这片神的土地的信息，他将被处以死刑。在英语世界里几乎没有一张地图或一本书是描述这片封闭的土地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西方人对日本的确缺少了解，我们可以看到最令人感到震惊的一点是，事实上，日本并不是像纽几内亚一般的穷乡僻壤，相反，这个国家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文明、城市化程度最高、组织最严密，文化最先进、最和平的国家。许多歷史学家都说，当时的日本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 据可靠记载，日本的帝国统治可追溯到公元300年。公元604年，日本的先驱们完成了日本宪法的起草，公元1000年前后，紫式部女士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小说——《源氏物语》。 根据日本的“圣经”——《古事记》所载，创造日本的是一名叫天照的太阳女神，她通过后裔神武使这片土地住满了人。神武是日本人的第一位现世皇帝，他属于大和（山人）部落。神武作为皇帝的使命是hakkoichiu，意思是“将世界的八个角落笼罩在同一屋檐下”。对日本人来说，所谓“世界”就是指他们的岛屿，将岛上的人们统一为一个帝国便是神武的大和民族后裔们的使命。 基督教徒皆为凡人，生有罪孽，信仰上帝才令他们获救。但是日本人的血脉里流淌的却是神的血液。他们和天神血脉相连。美国人可能把自己的家园描述成“有上帝保佑的土地”，但日本人就生活在“神的土地”上。 为了肯定自己对神的这种信仰，日本人只需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看着天照女神将太阳从太平洋的岛屿上升起，把第一缕光辉洒向日本，然后再照到世界其他地方。日本把光明带给了世界。［日本自己的名字—nippon（日本）也表达了这个概念，（日）ni的意思是“太阳”，（本）pon的意思是“起源”。因此名字的含义就是“太阳升起的土地”。］ 日本就这样孤立在海面上，没有外来民族或宗教来挑战他们的信仰，于是一代代日本人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国家是神的选择，神的宠儿。然而，众神却无法保证日本国内的和平，内战肆虐了数个世纪之久。天皇躲在皇宫里深居简出，软弱无能，而整个国家由一帮军事独裁者掌权。最终在1600年，勇士德川家康将敌人一举消灭，显赫一时，进而巩固了其对日本的统治。 第6页 德川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的梦想就是给日本带来永久的和平，确保德川幕府的长久统治。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德川竭尽所能去重建日本，重塑日本民族的特徵。 首先，德川让天皇宣布他是最高统治者。对于普通日本人来说，天皇从不露面，他身处古代首都京都当着他的皇帝，但却并没有真正的实权来统治国家。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当时军事独裁者的囚犯而已。德川让人们相信了帝王统治的神话，同时也以此让世人相信他作为统治者地位的合法性。德川的头衔——将军(shogun)——的意思就是“驱逐野蛮人的大元帅”。当时的野蛮人指的就是西方的基督教徒。 在日语中，用来表示外国人的单词是gaizin(外人)。前缀gai意思是“外来的”，zin的意思是“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是gaizin（外来的人）。但这个词还有隐含的意思，gaizin（外来的人）不仅指那些人是从日本以外的地方来的，而且还意味着他们根本不属于人类的范畴——不是半人类，而是非人类。德川时期，一艘外国人的船停在了日本海岸上，有一段未署名的记载中就体现了当时日本人对外国人的认识： 在这艘船上出现了一个不可名状的生物，它在外形上像是人，但看上去更像是长鼻子的妖怪。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傢伙叫“教士”。他的鼻子的长度首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就像一个海螺壳吸附在脸上。他的脑袋非常小；大手大脚，爪子长长；他的牙齿比马的牙齿还要长。人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他说话的声音像是猫头鹰。人们都跑出来看他，每条路上都挤满了人。 葡萄牙传教士1543年首次在日本登陆时，他们发现日本人天生好奇，热情好客，并且举止文雅。日本人对这些传教士的到来表示欢迎，而且也允许他们改变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传教士圣弗朗西斯·泽维尔说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不再谈论那些日本人，每次说到他们都让我禁不住想笑。”到了德川升级做将军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教士已经在日本拥有30万信徒。但是德川注意到，这种来自西方国家的野蛮的宗教有很大不同。 神道教（1945年前为日本国教）是日本当地的万物有灵论宗教，佛教是由印度经中国传来的宗教，这两种宗教是可以相互包容的。一个人可以这一分钟在神道教殿前鞠躬，下一分钟再去背诵佛经，毫不冲突。但是基督传教士则必须对宗教做出惟一选择。基督教排斥其他的信仰。于是，德川很快对这种宗教产生了怀疑，这种宗教的第一戒律就是要求对一个嫉妒的、非日本神表现出忠诚。 德川也听说过一些故事，讲的是一些国家在允许传教士进入之后是怎样被征服的。正如一位日本作家所观察到的那样，“当那些野蛮人企图征服一个国家时，他们首先和那个国家通商，找到该国的弱点。一旦有机会，他们就开始通过传教来捕获人心。一旦人们的忠诚被转移，就可以任意摆布这些信徒，而且这种对宗教的信仰根本无法使其中止。” 德川深信，如果他的人民忠诚于外来的神，那他就不能建立稳固的和平统治。1614年，德川命令境内所有的传教士停止活动。他给日本基督徒的选择是：要么将十字架踩碎，放弃外来的宗教；要么是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没过多久，西方国家和基督教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任何对外接触都被看做是对日本的威胁。十字架被视为邪恶的象徵，耶稣被视为“日本的魔鬼”。他取消了日本所有的对外贸易，只允许和荷兰人做生意。其原因是荷兰商人同意远离日本民众，把贸易活动限制在长崎湾一个非常小的监狱般的人工岛上。日本每年只允许一艘荷兰商船进入日本，并且要求荷兰商人们定期用脚践踏十字架。 外国人离开后，日本在意识形态上又成为一个封闭的岛国。德川制定出一项辉煌的计划，要把永久的和平带到这片神的土地上。他重新规范了日本的社会秩序，宣布设立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武士阶级处于最上层。德川确定他的公僕都是高尚诚实的武士将领。他们无私的领导赢得了人民的忠心。日本社会开始崇尚武士道精神，这一精神的显着之处在于对居统治地位的武士阶级要绝对服从。天将降罪于那些不立即服从命令的凡夫俗子。德川的律条很明确：“如果普通人对武士阶级有失礼行为，将被就地斩首。” 德川幕府重新规范日本社会的远见卓识带来了“德川盛世”——在德川家族统治的250多年间，日本没有爆发任何战争。两个半世纪当中，日本没有建立陆军和海军，因为对于日本来说拥有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是不必要的。德川的统治体系确保了在日本国内外不会发生冲突。这是一段非凡的和平时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动盪不安，像日本这样的安定和平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想像的。 日本今天许多闻名于世的传统艺术就是在“德川盛世”时期兴起的。然而，日本人为了这前所未有的稳定却放弃了所有的个人自由。有成千上万条规则规定了对个人礼节的要求。“法律规定了从农奴到天皇每个人应穿的服装，其中对服装的大小，款式和颜色以及针脚的颜色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日本人可以在市场上买什么，可以建什么样的房子，见到谁必须鞠躬，小孩子们可以玩什么样的娃娃，可以到哪里旅行——法律对日本人生活中的最微小的细节都一一作出规定。” 第7页 日本成为了世界上法制最严格的社会。生活对于日本人来说不是独立的行动，也不是标新立异，每个人都应正确认识自己在社会中的“合适位置”。日本人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日本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讲究得体的行为举止。这样一来，即使众多的人口住在一个拥挤的小岛上，也并没有冲突发生，可这也导致日本成为一个依赖已知规则和上级命令的民族。 在1850年，日本有3100万人口，而美国当时的人口只有2300万。那个时候并没有人意识到东京（那时称江户）是世界上最大最有活力的城市，东京的人口超过了100万。同一时期，华盛顿特区的人口只有3.5万，那里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到处乱跑的鸡和猪。日本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有将近7%的人口在城市居住，而欧洲却只有2%的人口在城市生活。从各项指标来看，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世界最高，交通系统遍布全国，拥有国家市场体系，“许多庄严宏伟的城堡，其中有不少在规模上都超过了欧洲中世纪所建的最大城堡”，“那些城堡矗立在乡间，成为权利的象徵”。 1851年6月，美国第十三任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与美国海军军官会晤，探讨在太平洋扩张的问题。在那之前，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就了解到海军上尉莫里所说的海上路线问题。那条旧金山—火奴鲁鲁—无人岛—上海的路线可以带给美国很多好处，但是菲尔莫尔对此却有他在政治方面的担忧，因为美国当时正在集中解决欧洲帝国的事务。此外，美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人们对太平洋贸易的优越性还不是很热心。 然而，那些雄心勃勃的海军官员们给菲尔莫尔总统找到了一个政治上的掩护，这样一来就有理由建立那条途经日本的汽船航线了。那是一份官方报告，这份报告足以让那些喋喋不休的闲聊之辈也感到义愤填膺。它为行政部门提供了把军事力量直接扩张到无人岛和日本的藉口。报告的题目是《日本帝国相关文献》，详细描述了日本人是怎样以“残忍野蛮的方式”对待美国那些船只失事的捕鲸人的。一名海军上校向总统菲尔莫尔打保票，说道，“这件事一定会激起美国人的愤慨。”他对菲尔莫尔说，“我们是从有利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在日本附近建立燃料库，为我们的汽船提供煤的补给，而且我们还有很充足的理由同日本干上一仗。” 有很充足的理由干上一仗。国会对莫里建议的反应比较缓慢，但是，当总统发布了《日本帝国相关文献》报告后，国会也开始不安起来，于是唿吁对此事进行一次调查。事实上，日本对那些捕鲸人实行的是保护性监禁，他们被释放时并没受到伤害，可一些事实却惹恼了文明的美国参议员。 报告中写道，日本军官对被监禁的捕鲸人说耶稣是“日本的魔鬼”。更有甚者，当一名捕鲸人向狱卒要一本基督圣经时，狱卒竟然生气地说：“你在日本不要谈论《圣经》，那不是本好书。”让参议员们怒不可遏的是，用来监禁捕鲸人的“监狱”竟然是原来的一间教堂，日本人强迫那些美国人双脚踩在一个黄铜十字架上。 日本人不仅贬低基督上帝，还宣称他们自己的神优越。一名美国囚犯对他所受的虐待提出抱怨，并威胁说美国海军将会回来惩罚日本。听到这些，日本人大笑起来，说道，如果美国的轮船来了，神风“会在众神的帮助下把他们吹走”。 kamikaze意思是“神（kami）风”（kaze）。日本人认为自己的领土是神圣不可征服的，而这一信念的核心就来自kamikaze/神风。神风就是保护日本的力量。1274年和1281年元朝皇帝两次派蒙古军穿越日本海对日本进行进攻。蒙古人的力量非常强大，日本人也担心自己会被征服。可那两次攻击都被神风击退了。所谓神风事实上就是颱风，它吹沉了蒙古的船只，把15万入侵者统统抛入海底。这神奇的风出现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时刻，看上去简直就像是有神相助。于是这使日本人深信他们的国家得到神的庇佑，不会受到外国攻击。 在国会就捕鲸人受虐待一事举行了令人义愤填膺的听证会后，菲尔莫尔命令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派遣一队战舰去完成一项具有歷史性意义的任务，总统命令他们把文明带到日本。海军准将马太·佩里被任命为舰队司令，他是一名卓越的美国海军军官，个头高大，引人注目。嘴角坚毅，头髮浓密，尽管已是59岁的年纪，头上竟连一丝灰发也没有。佩里同意将这次出行的目的说成是因为日本虐待了美国捕鲸人，因为“这次远行的真正目的是不应该被公之于众的”。可当佩里一到了海上，他就“不再受华盛顿的限制，不受周围有关建立航线争议的影响了”。因此，他可以明确地陈述他的目标了：表面看起来，为捕鲸人寻求避难的港湾像是这次远行日本的原因，可事实上，与美国的全球对手英格兰进行抗争，以及为太平洋汽船航线建立安全的港湾才是其真正目的。佩里通过大不列颠通往东方的航线径直驶向了父岛。 1853年6月15日，“萨克哈那”号轮船拖着纵帆船“萨拉托加”号到达了父岛。58岁的纳撒尼尔·萨瓦里看到这一景象时顿时惊呆了。23年前从珍珠港始航的那一伙人当中有39个人留在了父岛上，父岛上的生活对萨瓦里和那些殖民主义者来说是平静的。他们在岛上建起了茅草村舍，将木头挖空做成独木舟；他们种植庄稼，修补渔网，捕鱼捉龟。岛上的气候一年到头都比较稳定——一直都是阳光明媚的天气，只是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天气稍微有点炎热和潮湿。对岛上的人来说，大的事件也就是捕鲸船的到来，那些捕鲸者要他们为其供应淡水、新鲜的海龟和鱼、蔬菜水果、酒，偶尔的，还要求岛上的妇女为其提供性服务。 第8页 佩里看到过美丽的小毛伊岛，它是太平洋中一小块碧玉。对父岛，他这样描述道：“高大，雄浑，多岩石，……很明显是火山构造。岛上郁郁葱葱，长满了热带植被，到处是珊瑚礁。”父岛只有纽约中央公园的两倍大，岛上有“两座山峰……其中一座海拔1000英尺，另一座海拔1100英尺……一进入海港，它们就清晰的映入眼帘。” 1853年6月16日，佩里和一队海员上了岛。当时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对父岛行使管辖权，因此，佩里声称他要统治这个岛屿。他将纳撒尼尔·萨瓦里任命为美国海军的代理，并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由萨瓦里担任总管。萨瓦里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佩里选定这个岛——也就是后来飞行员们牺牲的地方——为美国扩张海上势力的前哨。他代表美国用50美元、4头牛、5只上海绵羊及4只山羊从萨瓦里那里购买了50英亩土地。这一歷史性的交易后来被引以为豪地记载在纽约的《先驱论坛报》里，这是“美国在太平洋上购买的第一片土地”。 海军准将在那里呆了3天后开始深信，现在美国在北太平洋已经有了坚固的根据地，于是，佩里同他的新代理人萨瓦里告别，继续向日本大陆驶去。 两星期后，即1853年7月8日，星期五，四艘美国海军战舰装载着文明和61架设计先进的加农炮驶入了东京湾。战舰的桅杆上飘扬着美国的国旗，旗帜的蓝色背景上缀有31颗星。 就算是火星人乘着装载γ射线机枪的宇宙飞船着陆，也不会引起如此的喧嚣和骚动。 海湾里的渔民是最先目睹这艘冒着黑烟的巨大怪物的人。这条吐着黑烟的巨龙突然出现在这些甚至还不知道蒸汽发动机为何物的渔民面前！惊慌迅速传遍了整片大地。腿快的报信者开始发出警报说，“魔鬼们的黑船”已经降临在神的土地上，与此同时，人们敲响了寺庙里的大钟。 这一消息被人们一传十，十传百，传着传着就走了样。很快就听到有人说，有“10万白脸的魔鬼”即将蹂躏这个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外国的大炮面前毫无防御能力。人们惊惶失措，许多家庭携妻带子，背着值钱的东西逃离家园。日本那些专门给报纸画插图的画家，为了画出这些奇怪的轮船和外国人的样子，纷纷出海。读者们把那些特别的版本挑选出来，上面还附有“长着长毛的野蛮人”的图片和他们轮船大炮的图片。从来没有打过仗的武士们现在也开始拭去长矛上的锈，随时准备投入战争。熙熙攘攘的人们把神殿和寺庙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祈求神灵来解救他们。人们战战兢兢地恳求诸神再一次用神风把外国鬼子吹走。 在随后几天所上演的戏剧里，海军准将佩里的表演极具专业水准。他就像一个东方的皇帝独自神秘地呆在船舱里，拒绝向日本的谈判者显露他的威严和高贵。他断然拒绝了让他撤退或者退到长崎的所有恳求。 佩里的轮船离首都东京只有30英里，德川幕府的将军为此感到进退维谷。日本政府在长崎私下里和野蛮人进行的谈判只是件小事，只有少数的官员知道，可现在举国上下都知道了这件事。海军准将佩里所率领的舰队和强大的加农炮要比日本所拥有的全部火力还要威力强大。幕府将军无法将这些外国佬赶出日本，可如果他们漠视佩里的要求，那么他们的首都会不会遭到炮轰？在这些轮船的身后是否还有火力更强的轮船接踵而来？日本人民会不会迅速联手进行反抗？这样一来，德川家康的后代德川义直就将配不上“驱逐野蛮人的大元帅”的称号。 最后日本官方同意了佩里的要求，允许他上岸转交菲尔莫尔总统的信。 1853年7月14日星期四，全副武装的240名美国人，当中包括100名海军，100名水手及40名乐手——穿着蓝白相间的海军制服斗志昂扬地分乘15艘汽艇上了岸。富兰克林·布坎南司令是头批上岸的第一人，这使得他成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美国军人。圆滑世故的海军准将佩里认为雄伟华丽的场面可能会打动招待他们的主人，因此他精心策划了宏伟壮观的场面。当乐队热情演奏军乐时，腰板直直的海军站成一队醒目的仪仗队。干净潇洒的水手在后面轻快地列队前行。佩里登陆时，轮船上的加农炮隆隆作响，乐队奏起了扩张主义者最喜欢的那首“嗨！哥伦比亚”。两名高大潇洒的黑人海军走在佩里两侧，这又引起了轰动——因为日本人根本不知道还有黑人的存在。成千上万平民伸长了脖子，就为了看看这些外国佬。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次旅程把时间带回了过去。日本的武士把头髮梳向脑后盘成顶髻，穿着丝绸衣服和木屐，两把晃来晃去的剑表明他们的武士身份。成千上万披盔带甲的携有长弓长矛的士兵和弓箭手站立两旁。这是歷史上最不寻常的一次相遇。彼此都认为对方是野蛮人，这是两种高度文明的文化第一次相遇。 海军准将佩里和他的随从人员漫步走到专门为这种场合所建的一个宏伟的接待厅里。全副武装的武士蜷缩在双层地板的下层以防备这些野蛮人突然动乱或使用暴力，佩里对此一无所知。佩里是日本两个半世纪以来所接待的第一位大使。日本人从来不在对为交往上冒险碰运气。 第9页 在盛大的仪式上，海军上尉交给天皇一个精制的金盒子，里面盛放着总统菲尔莫尔给幕府将军的信。收到信后，日本人就希望这帮恼人的外国佬赶快离开日本，于是交给佩里一纸书面答覆。当翻译将答覆的最后一句——“你的信已收到，现在你可以走了”——说给佩里听时，佩里吃惊得打了个趔趄。 海军准将佩里认为最后这句粗鲁无礼的话无疑是扇了美国外交一记耳光，而美国刚刚在离东京南部的600英里的地方占领了一处基地。后来，海军准将不但没有下令将轮船驶去，反而命令继续向内陆行进，驶向东京湾，前往首都。大概佩里心想当日本看到四艘美国战舰在测量他们水道的深度，调查他们海岸的防御，也许就“会影响政府的决定，促使其对总统的信重新考虑，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覆”。 一艘日本汽艇很快冲向了冒着黑烟的美国军舰。幕府将军的一个代表冲着布坎南司令疯狂地叫喊，让那些黑色轮船立刻返回。这位日本官员喊道：“这不符合日本法律。”司令从巨轮的甲板上俯视着汽艇上那名紧张的日本官员，感到有点迷惑。很明显，日本在外交事务上没有受过特别的训练，而在外交关系中决定对错的就是实力。 布坎南司令也对那位官员喊道：“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美国的海军总是按照美国的法律行动。” 第二天，海军准将佩里确实驶离了日本水域，并承诺第二年再来听天皇的回音。佩里这次歷史性的访问对日本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那之后的近20年中，日本人进行了无数次激烈的辩论，争论的内容就是如何找到对付那些可怕的野蛮人的最好方式，以及如何找到保卫这片神的土地的最佳途径。 但是，美国国内正在酝酿一场内战，因而失去了在太平洋上建立航线以及在北太平洋攫取领土的兴趣。甚至连纳撒尼尔·萨瓦里写给美国国务院的兼併无人岛的书面请求也无人理睬。 佩里那次访问日本的八年半后，日本派遣了一艘战舰去完成自己的外交使命。1862年1月17日，纳撒尼尔·萨瓦里看到一艘满载着加农炮，悬挂着太阳旗的战舰锚定在父岛，萨瓦里顿时大吃一惊。日本的外交官划船上岛，声称无人岛的所有领土都属于日本。萨瓦里竭尽全力想说明日本在这个小岛上没有任何权力。但是，看到海港里全副武装的战舰，萨瓦里意识到，日本人拥有力量，因此他们就拥有权力。 无人岛是日本在海外征服的第一块土地。现在对于日本来说，孤立和和平都已成为过去的歷史了。 日本从这个教训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日本通过佩里这件事，感受到了来自外面世界的军事威胁。从日本海放眼望去，有许多要担心忧虑的地方，这一点非常明显。一度骄傲自大的中国现在已经四分五裂，西方的商人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强卖鸦片给中国人，把中国人的血都给吸干了。再往南看，荷兰已经征服了印度尼西亚；法国统治着越南、寮国和柬埔寨；贪得无厌的大不列颠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和印度占有大面积的殖民地。往北看，劫掠成性的俄国一路征服过来。往太平洋那边望去，奴隶在焕发着生机的美国的土地上流淌着汗水，正消化着入侵墨西哥所劫掠来的赃物，而且还在继续着对当地印第安人罪恶的种族清洗运动。1884年11月15日，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奥托·俾斯麦在柏林召开了盛大的国际会议，准备瓜分信仰异教的非洲。日本政府很自然地感到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社会所有部门都必须首先服从这个目标。在日本看来，那些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大国都有一个共同的显着特点，那便是他们都信教。他们都信仰一个神，这种信仰把他们紧紧团结起来，这令他们相信对无信仰者的劫掠名正言顺。但是日本没有这样的一个神，因此必须首先创造一个神来信仰。 幕府将军统治结束时，日本武士填补了这个空位，他们废除了旧的制度，把天皇置于日本国民生活的最中心。他们很快就让京都的皇帝告别了默默无闻的生活，把他接往原来幕府时代将军所住的东京宫殿里。天皇有了个新名字，叫“明治”，意思是“英明的统治”。这样一来，一个革新之后的君主体系就相当于西方的基督教了。明治尽管没有多大实权，但在精神上他是国家团结的象徵。真正统治国家的是他身后的武士，而天皇只不过是个傀儡。 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身着西式军装出现在日本政府的官员面前。那些官员们也是个个身穿西式军装，就连身旁那些宫女们也穿着西式服装。那一天，明治天皇宣布了一部西式宪法。但事实上，这部宪法也只是有个西式的名字而已。 在西方，宪法是“由人民制定，为人民服务”的，它规定出公民的权利并限制政府的权力。可明治宪法恰恰相反，它是一部自上而下的法规。它是“天皇的礼物”，“天皇把它赐予这个国家”。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帝国的首领”，是“所有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是“所有主权的管理者”。明治天皇是法律的源泉，他凌驾于宪法之上。他可以发布条例来取代法律，他可以任命和罢免政府里的任何官员，甚至连帝国议会（日本的国会）的成员也不例外。这部宪法的目的不是限制天皇的权力，而是确保他拥有高于政府的无限权力。日本人都不能被称为是国家的公民，正确的说法是，所有日本人都是皇帝的“shinmin/臣民”（shinmin的意思是“忠顺地服从命令的人”），因此，日本也就不需要像《人权法案》这样的法规。实际上，日本设立这部宪法的目的不是满足人民的内在需要，而只是做秀给外国人看的，它想让外国人看到，日本是一个讲求法制的文明国家。与其说这部宪法的出现是因国内实际需要，还不如说是为了回应外来势力的干预。 第10页 为了确保武士阶级的至高地位，宪法规定天皇和军方可直接接触。陆军和海军将领可绕过行政部门直接向天皇报告，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军队是日本的第二个政府。由于军方可以同天皇直接联繫，这就为军人罩上了一个神秘光环，仿佛他们的使命就是效忠于神。 当时，广大非洲和亚洲地区都已处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控制之下，因此，日本也决意要和帝国主义竞争，跨越日本海去剥削他软弱的邻国。 那时的中国就像是一盘散沙，无可救药，面对欧美列强无计可施。正如我上学时的老师约翰·多沃教授所说的那样，“中国就像个西瓜，欧美列强争抢着瓜分它”。当时的朝鲜也非常落后，未能像日本一样沿着西方的道路迅速文明起来。“我们不能等到邻国文明起来之后再团结一致去建立一个强大的亚洲，”福泽谕吉写道，他是一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他还认为，“我们必须打破眼前这种格局，我们应该在前进的道路上加入西方文明国家的队伍。我们不能给朝鲜和中国任何特殊的对待，而应像西方国家对待我们那样来对付朝鲜和中国。”当时的日本流行一首童谣，唱的是： 世上有部万国公法 一点也不假。 可关键时刻一来 还是大鱼吃小鱼。 日本人在仔细研究了西方的发展道路之后发现，那些成功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富国。显然，他们的财富是通过征服非基督教国家积累起来的。他们奴役那些国家的人民，挪用那里的资源，这样才一步步走向了富强。 中国是朝鲜的传统宗主国，一直试图阻碍日本侵犯朝鲜半岛。于是，笃信天赋使命的日本便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按照武士传统的行为方式，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大举侵犯。直到1894年8月1日，日本才把该事件公之于众。日本媒体像西方国家那样把这场冲突称做是“在一个努力发展文明的国家和一企图阻碍文明进步的国家之间”进行的“一场宗教大战”。报纸对战争的进程做了系列连载，每一期都被抢购一空。木版画家把日本军人描绘成各种英雄的姿态，画中的日本人同低劣的中国人英勇作战，可长着八字鬍的样子看上去竟然有点像西方人。 在此之前，几乎没人相信日本这个小小的岛国竟能战胜中国这个亚洲巨人，但是，日本胜利了，它的胜利震惊了全世界。在1895年4月17日签署的《马关条约》中，中国在小日本面前承认战败，并把台湾、澎湖列岛、南满洲具有战略意义的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中国还付给日本大量的赔款，且承认朝鲜的完全独立。此外，中国还赋予日本与西方国家一样的外交和商业特权，当然这些特权无一不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 对于日本的普通老百姓而言，这次出人意料地战胜中国雪洗了“黑船”给日本带来的耻辱，也同时证明了日本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非但没有谴责日本对中国的进攻，还对日本如此迅速地掌握了西方的课程大加赞赏。正如一名骄傲的日本作家所写，西方人现在应该意识到，“文明不再只是由白人垄断”，日本也具有“在世界上取得巨大成就的能力”。此时，日本举国上下洋溢着爱国主义的自豪和骄傲。日本也因此成为帝国主义文明俱乐部中惟一一个长着黄皮肤的国家。 而这一点对于西方人来说正是问题所在。帝国主义俱乐部是白人的天下。现在，日本打破了那里的自然秩序。在日本胜利后不到一个月内，东京就出乎意料地从俄国那里收到一条电报，内容是：俄国“建议”日本放弃在中国内地所掠得的领土，并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俄国还进一步陈述说，德国和法国也贊同“这一友好建议”。 日本对此简直无法相信。他们认为自己在这场帝国主义游戏当中的表现是光明正大的——日本和一个不文明的国家进行了战争，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优越性，进而得到了应得的特权。因此，东京向英国和美国发出唿吁。英美两国显然看得出俄国此次要求的不公正性，但英美和他们的西方伙伴还是站在了一条战线上——他们告诉日本不要捣乱。 这就好比是日本在世界盃足球比赛中获胜，却又因为一位对他们皮肤有偏见的裁判而被别人把奖盃抢走一样。日本对俄国此举——暗箭伤人的做法感到异常悲痛，并把它看作是“辽东的耻辱”。俄国就这样玩世不恭地把辽东半岛揽入了自己的囊中，而西方列强中没有一个对此表示谴责，此时，日本的耻辱变成了愤怒。 骄傲的日本人因此更加努力，要把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文明和富强。日本加大了税收力度，用以建设更加强大的军队。为了赢得世界的尊敬，日本把下一个目标定为去攻打一个西方国家。这个位于太阳升起的地方的古老国度耐心等待着时机。它会一直等到下个世纪再炫耀他的力量。而这力量在那个充满罪恶血腥的早晨惊骇了沉睡在海港里的“某个国家”的海军。 第三章 精神之战 真正的战斗力是武器与战斗精神的乘积，如果二者中有一个因子无限大，那么这支军队最终就会胜利。 ——《朝日新闻》，引自《战争中的日本：口述歷史》 第11页 那个冬日的清晨，毫无防备的海军和军舰正沉睡在太平洋的港湾里。而在世界的另一边，昏昏欲睡的海军总司令和日本外交官一直在进行着谈判。可就在这时，日本没有预先发出任何警告就发动了那场声名狼藉的突然袭击。致命的鱼雷和炮弹像是突然从天而降，瞬间在海港炸开了。霎时间火光沖天，军舰纷纷被炸沉，一片风捲残云般的景象。水手们被抛入了海中，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海面上惊声尖叫，挣扎着逃命。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这次偷袭大加赞赏，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对日本的胜利感到无比高兴。” 可如果这些遭到突袭的海军战士是美国人，那么西奥多的感觉一定就会截然不同了。上面讲述的是1904年2月8日，俄国海军在旅顺港遭到日本的突然袭击。 就在50年前，日本还是一个明显的没有多少资源的小岛国，那里的工业尚未被开发，整个国家还处于封闭状态。美国海军准将佩里还曾亲自前往那里，希望通过谈判促使日本对外开放贸易。可眼下日本这个小岛国却向一个西方军事强国发动了一场“高科技的”战争。在日俄战争爆发前，世界上从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冲突。这场战争中大规模的陆战以及成百上千支军队的单打独斗让葛底斯堡之役也相形见绌。 俄国凭藉其丰富的军事资源，显然应该是战争双方中较强的一方。可俄国只有通过铁路或是绕道非洲的好望角才能将陆军和海军力量运到地球这一端的战场上。这头大熊从来没遇到过如此顽固的对手。日本人发疯似的战斗着，为了夺取一座小山头或一座碉堡，就算牺牲成百上千的人也在所不惜。 1905年5月27日爆发的对马海峡海战把战争推到了空前的高潮。那场战役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冲突。就在50年前，日本人对佩里率领的美国士兵身上的纽扣还感到羡慕不已。可现在，日本的高科技战舰就出现在海上，用他们自己制造的炮弹把敌人炸得惊惶失措。 小日本在对马海峡海战中战胜了俄国人，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就连许多日本人也备感惊奇。这就好像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孬种打胜了筋强骨壮的重量级拳击冠军。然而，正当那些洋洋得意的臣民欢庆这似乎不大可能的胜利时，日本的领导人也开始思考起事情不尽如人意的一面。日本在战争中能赢得这场战役，但却不能最终打赢这场战争。俄国有用之不尽的资源，可以为他们的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补给。可战争已经使日本倾其所有。到1905年春天为止，日本已有10万士兵在战争中伤亡。日本的军队受到了重挫，供应不足，士兵伤亡严重，且无法像俄国那样迅速地补充兵员。这样的日本是不能给俄国造成决定性的致命一击的。 可日本的统治者却都是谨慎精明的玩儿牌高手，他们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鸣金收兵。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好朋友，1905年8月23日在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时他请罗斯福为日本去进行斡旋。根据条约，俄国向日本割让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辽东半岛、旅顺港和库页岛南部的部分地区。 随着《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神的国度在世界地图上正式成为了一个文明的国家。日本仅仅用了两代人的时间便从一个可怜的哀求者变成了一个胜利者。一夜之间，全国各地竖起了无数纪念碑来显示国民心中无限的自豪感。战争中的老兵被授予民族英雄的殊荣。日本成为了打败西方白人基督教国家的惟一的非白人、非基督教国家。 西奥多·罗斯福对此羡慕极了。同年2月～3月两个月的时间里，在中国东北的奉天城(渖阳的旧称)日俄打响了近代战争史上最大的一场战役，其间，日本歼灭了9.7万俄国人。在对马海峡海战中，日本也只是牺牲了600名水兵，而俄国却损失了6000人。有关对马海峡战役，罗斯福写道，“无论是特拉法尔加角海战，还是西班牙舰队被击溃，它们都没有对马海峡之役那样痛快、彻底。”他认为日本是“整个东方伟大文明的力量”。他相信“每个有野心的民族都同其他民族打过仗，而日本就在这样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罗斯福还写道：“从前，我支持日本，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支持日本。” 在西奥多看来，日本这个民族具有非常重要的“能力来实施自治”，现在，它已经可以承担起一个文明民族的责任，那就是去统治他的邻国。总统对他的日本朋友说，他希望日本把自己定位在伟大国家之列，“加勒比海周围的局势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而对日本来说，其重要利益则与黄海周围密不可分”。 西奥多在一次白宫会议上对日本外交官末松说道，“正如古巴和美国的关系一样”，日本应该在朝鲜占有一席之地。两个月后在日本，西奥多同另外两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重申“日本应该将朝鲜完全纳入势力范围”。在罗斯福看来，朝鲜太弱小，日本完全可以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对朝鲜进行“弱肉强食”。1905年1月，西奥多告诉他的国务卿，允许日本吞掉其弱小的邻国。而此时的朝鲜皇帝也已察觉到风雨欲来的危险，于是请求美国给与保护。岂知罗斯福非但不帮忙，反而命令美国驻汉城公使馆全体人员撤退，为他的日本朋友铺平道路。随后的几天之内，其他西方列强也纷纷命其驻朝大使撤退出境。一位美国外交官描述当时那些大使纷纷撤退时的样子：“就像沉船上惊慌逃窜的耗子一样”。紧接着，日本的军队迅速废黜了朝鲜皇帝，把朝鲜接管过来。不久后，成千上万的朝鲜民族主义者死在了绞刑架上。 第12页 日本对自己的好运惊嘆不已——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打败了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成为帝国主义俱乐部中真正的一员，这回又有了可以奴役的国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在国民心目中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使他们相信，日俄战争就是他们歷史上的转折点。 许多杰出的企业家把苦心经营的生意留给了无能的儿子，儿子经营乏术，很快就败光了家业。与此相似的是，明治天皇的后继者并不像他那样有才能。他的儿子嘉仁(大正天皇)身体虚弱，精神错乱，在皇位上蹉跎了20年，直到裕仁天皇20岁时开始摄政才结束统治。（嘉仁于1926年驾崩，裕仁24岁登基。）这20年中，日本没有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君主治理这个国家。而明治时期的宪法从精神上把天皇和军人联繫在一起，使其免受文官政府的控制——这就导致了一些军国主义者充分利用宪法的这个缺陷控制了政府和君主体系。 20世纪早期是日本的第一代军事统治者向第二代过渡时期。第二代领导者在统治模式、战略战术方面有自己的想法。这些新的领导者不像原来的武士阶级，他们是在日俄战争的前线战斗过的普通士兵。这些头脑简单的军人不是战略家，他们只看重旧式的战术，在他们同中俄进行的前现代战争中，这些战术曾给他们带来了荣耀。他们很快就忘记了日本实际上并没有能力彻底打败俄国，可他们也并不看重前辈及时邀请罗斯福斡旋的战略智慧。 这些新的军事领导者相信，日本的大和民族精神是使其有胆量挑战俄国这个军事强国的首要因素，最重要的是，大和民族精神帮助日本赢取了战争的胜利。他们深信，就像几个世纪前的神风一样，大和魂是保护日本的新的秘密武器。这种精神成为那些沾沾自喜的“精神勇士”的颂歌，他们认为自己这种性格就深深烙印在日本的伟大歷史当中。这种思想成立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在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所面对的是残暴但却非军事化的敌人。肉搏战在那场战斗中非常重要。但是战争的形式却发生着变化。当其他国家正用机械来积极武装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并为未来的科技战争做好准备时，这帮日本人还依旧沉浸在他们的大和精神里。他们相信自己凭着大和精神永远都能获胜。 军人们还制定了这样一项法律——要求首相内阁里的海军和陆军官员为现役军官。首相不能独立任命退休军官，只能从受军方控制的人中选出其内阁成员。一旦军方与首相或其政策意见相左，他们就将直接弹劾首相，并且拒绝再推荐新首相，这样一来，首相内阁也就瓦解了。本来就已凌驾于文官政府之上的军国主义者用这种方式又巩固了对政府部门的控制。而且由于大正天皇在智力上有缺陷，日本军队还可以有机会塑造大正的儿子。 裕仁天皇出生时正值日本对军国主义开始痴迷的前期。他出生仅七天后就被从父母身边带走，送到一位年老退休的海军上将家里。这位未来的小天皇将在那里长大，聆听老将军为他讲述正确的军事价值观。日俄战争是裕仁童年时代具有代表意义的事件。自从他很小的时候，就看见威严的祖父穿着军事制服，悠然自得地享受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裕仁身边的人全都是军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给他造成的一种氛围，让他相信军事力量是维持日本在世界上领先地位的关键。正如汽车大王福特那些在底特律长大的子孙们一样，他们深知自己的未来必定和汽车有关——裕仁也相信，在日本不断繁荣壮大的进程当中，军事力量必将起到特殊的作用。 按照传统，日本的天皇应在京都那种奢华的宫廷环境中成长，与世隔绝，不掌握真正的权力。他在皇宫里整日学习古汉语和日文，吟诗作赋，远离政治和军中事务。然而，裕仁受到的教育却大为不同。他的一切教育都已经被严格地军事化了，并且只局限在军事领域。这并非出于裕仁自己的选择，而是明治天皇在法令中做出这样的规定，必须执行。尽管明治本人没受过军事教育，但是《明治皇室规章》第17条规定：所有皇族成员必须接受军事教育。裕仁7岁时开始上学，学校校长是由明治亲自任命的——一名日俄战争中英勇的陆军将军。年轻的天皇在11岁时分别被帝国陆军和帝国海军任命为陆军少尉和海军少尉。 同年，裕仁和另外五个孩子升入了中学，那五个孩子是由学校的校长——一位前海军大佐挑选出来的。这位未来的天皇走入教室时，其余的学生站在桌旁向他鞠躬。学习过程中，那些文科课程只是简单带过，重点都放在了军事课程上。他的老师中有一位陆军元帅，两位海军少将，四名现役中将，他们的这些军衔都得益于在日俄战争中所立下的功勋。十几岁的裕仁身材瘦小，学习认真。他每天的功课包括“绘图练习，军事史，军事领导原则，战术……战略和西洋棋”。课外活动包括“由军官辅导的骑马训练和军事操练”。正午的时候，年轻的太子接受同学们鞠躬后，由一位侍从武官陪同单独进餐。此外，“军队在太子居住的区域内挖了一条战壕，以便裕仁练习操纵机关枪”。晚上，军事家庭教师“和他一起玩战略游戏”。 即使是在夏天，裕仁也得不到片刻解脱。他在陆军海军学院以及总参谋部巡视，视察全国各地陆军军营和海军基地的军事演练。身边那些年老的军人经常激励他行动起来要有军人风度。裕仁的生活与老百姓完全隔绝了。直到17岁，他才读到了第一份报纸。 第13页 “裕仁所受的这些教育就是让他相信，整部日本现代史就是围绕他的祖父及其身边的英明助手们展开的。”可是，有一些问题从来没有被问到过。比如——向一个强国提出挑战是否明智？如果俄国和日本在战场上交锋之前不需要绕那么远的路，就不会在战斗中累得筋疲力尽的话，那样的话，整个战争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如果俄国虽然受到一点挫败却坚决不同意谈判的话，又会产生何种消极的后果？如此等等。但与此相反的是，裕仁的老师教给他的全都是军校里教给军人的那些东西，比如：大和民族精神的绝对重要性，在牺牲总体战略代价的基础上採用的那些具体战术，等等。这位未来的天皇的老师告诉他，要想赢得战争靠的是“决定性的战役”，就像在对马海峡战役那种。日本的军事教师完全忘记了一战中的教训，他们对裕仁说，大炮、油船和飞机同手持刺刀、冲锋陷阵的英勇步兵相比较，前者处于被操纵的地位。这位未来日本军队的总指挥学到了——“决定战场上的胜负的不是火力的大小，而是那些勇于肉搏的战将的多寡”。 在日本，学习这种军事课程的并不只有裕仁一个人。几十年以来，军方就提倡在公共学校里要进行“体育和军事训练”，大力提倡“军事精神教育”，就像明治的《帝国教育敕令》中所说的那样，建立这种教育体系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优秀、忠诚的臣民，随时愿意英勇地为国捐躯”。一系列微型军营在这种教育命令的指引下很快就建立起来了，为军队输送后备力量。1923年发生的大地震夷平了东京和横滨。政府由于需要资金重建家园，就暂时削减了军队人事的开支。在一个国家军队人事方案里，军方坚持在所有的学校建立军事训练体系，让成千上万的现役军官到学校里去，认真教授“正确的思维”。“课程的每一方面都充满对天皇的膜拜和对军国主义的推崇”。一年级的学生打开日语读本时发现，“在书的扉页上画着三个玩具士兵的图画，下面的文字写道：‘前进！前进！士兵向前进！’” 正如歷史学家家永三郎所说： 在每一门课里都要强调战争和军国主义。在伦理课上，老师要求讨论“皇帝宣战诏书的含义以及皇帝战争诏书的含义”；评价“英勇的日本人民及军人所取得的战果”以及学习“日本在战争期间对青少年的期望和服兵役的义务”。学生们在日语课上学习“与战争有关的天皇诏书、有关战争的文章”，学生们“还时常收到来自前线士兵的信，收到后还要给士兵们写回信”。老师向学生们展示由政府提供的战争图片，并以此发起讨论。数学课上学生们要学习“与战事有关的计算”。自然课上所学内容就是“有关探照灯的基本信息、无线通讯、地雷和鱼雷、潜艇、军事飞船、炸药、信鸽、加农炮、迫击炮、机关枪，以及军中卫生设施”。体育课上进行“个性养成训练和战争游戏”。音乐课上学唱战争歌曲。 梅本佳奈是一个典型的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这个来自农民家庭的学生回忆道：“我们把天皇看作是神，因此无论天皇说什么，我们都要服从；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被灌输这样的思想，那时我还真的相信天皇就是神。我时刻都准备着以任何方式为天皇效忠。” 学生们在未来应如何为天皇效忠——满脑子军国主义思想的老师们对学生说得非常明确。在山鸟地区的一所学校里，有个小学生在解剖青蛙时吓得哇哇大哭起来。结果被老师在头上重重地打了两下，老师对他喊道：“不过是只青蛙,你哭什么？等你长大后，还要杀死100个，200个中国佬呢。” 很多学生的青春岁月都是在海军新兵训练营里度过的。佐藤静波回忆道：“当你被叫到老师办公室时，首先要在门口这样报告，‘六年级三班学生佐藤静波有事要见山田老师，可以进来吗？’等听到老师说‘进来！’我们才能进去，这就像在军队一样。如果我们在去学校或回家的路上碰见老师，就要立正站好并且行礼。”由于那些拥护日本军国思想的年轻士兵在军营里长时间地忍受粗暴的体罚，因此，他们把自己受到的残酷对待转还给了学校。佐藤回忆说：“如果你想把脸躲开，他们就会说你反抗老师，这样一来，你就得多挨两耳光，而不是像你所预料的那样仅挨一耳光。这时候，你只能忍着，咬着牙忍着。” 日本军队现在已经牢牢控制住了天皇、政府和民众，他们开始敲响战鼓。“八绂一宇”的口号很快就成为日本超越海岸继续扩张的目标。横滨一家报纸的社论声称：“今天的日本确实不应再局限在它的小圈子里。它既不应满足于现在在亚洲所处的地位，也不应停留在它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上，在现今这个时代，日本正肩负着全球使命。它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心，它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指挥着一切。它正与时代一同前进，最终将统治整个世界。” 一位日本陆军元帅写道：“一棵大树必须有根才能长高长壮，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大不列颠有这样的根。它的势力延伸到非洲、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通过这些国家增强了国力、财富和权力。美国也有这样的根——它的根正在美洲辽阔肥沃的土地里滋养着。除非日本也能把自己的根延伸到亚洲大陆，从而摆脱‘罐装植物’式的存在方式，否则日本终将枯萎死亡。” 第14页 服兵役的义务首先落在那些最贫穷的农民孩子身上。而那些家中长子、资本家、官僚以及知识分子等则可以暂缓服役。军官们把这些徵召入伍者称作issengorin，意思是“一日元，五日分，”这个价钱是寄一张明信片的价格，合成美元不到一美分。 这些issengorin到了新兵训练营，就像是来到了苏联设立的可怕残酷的古拉格集中营。日本的军队并不奉行惟才是举的制度，事实上，它更像是封建奴隶制，明显的分为上下两个阶级。上面一层是军官，他们要求士兵对待他们要像对待有特权的帝国官员一样。“总的说来，军官阶层有着类似封建地主的地位和权力，而士兵尤其是那些新征入伍的士兵则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悲惨至极，他们受到的是非人的待遇可想而知。” 管理军营的军官们标榜自己说，他们富有日本传统的伟大的武士道精神。但是这些军人并不是武士。他们只是一个“仅强调军事课程”的培训体系的产品，结果这种狭隘的培训思路教导出来这帮思维僵化、缺乏经验的官方兵团。他们认为，过去武士的“纱罩”只会腐蚀日本引以为豪的武士道传统。 武士的价值观是人类最崇高的观念。如果一名武士未能与其荣誉相配，那就意味着给自己、家人和他的主人带来了耻辱，这时，他便会以自杀的方式来补偿他的过失。人们所知的那种仪式性的自杀方式就是切腹自杀。严格按照这种规则处世的武士被视为是在战斗中可信、无私和无畏的勇士。但是，武士只占日本众多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而真正做到切腹自杀的武士就更是微乎其微。 武士是精明的战略家和战术家。他们为胜利而战，保护自己的生命，也保护同胞的生命。武士没有战争就是死亡这种战略上的概念。大规模自杀从来就不是武士道精神体现的一部分。真正的武士会同意美国陆军将军乔治·巴顿的观点——“我们赢得战争靠的不是自己的士兵为国牺牲，要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应该让对方的混蛋们为他们的国家牺牲”。 日本军方努力想把整个国家的男子都塑造成勇士，但这却歪曲了武士道的要旨，它们还开始鼓吹一种对死膜拜的卑劣教义。这一歪曲之后的版本不再体现武士们崇高人格的荣誉标准，而是将其崇高含义降低至只看重死亡和鲜血淋漓的五腑六脏。 1912年颁布的《日本陆军法规》是第一份系统陈述军方战略的文献。其中揭露了那些冒牌武士对于战略知之甚少且漠不关心的事实，而同时，他们却将大和民族精神大肆宣扬。“这份文件里到处充斥着这样一些词语，例如‘攻击精神’，‘自信成功’，‘效忠天皇’，‘热爱祖国’，‘绝对忠诚’，以及‘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绝对服从命令’。” 勇士们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就会丧失战斗力，因此军方就尽可能地将“死亡的可能性”从那些“一日元，五日分”（形容日本兵没有价值）的士兵头脑里除去，进而把这一弱点变成一种力量。军方把一种对死崇拜的邪教灌输到士兵们的思想中，以确保他们能为天皇而牺牲。军方认为随时为死亡做好准备的士兵就会超越恐惧。那种为天皇而死的愿望，甚至可以说是渴望，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神奇力量，这种力量会击垮所有的敌人。他们经常告诉那些新征入伍的士兵，个人的生命与在战场上为天皇牺牲、为国家捐躯相比实在是一文不值。 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许多日本军人都投降成了战俘，后来他们回到日本时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明治天皇，这位崇尚大和民族精神统治者又颁布了新的法令：日本军人绝对不允许撤退、投降或者成为战俘。1908年的《军队刑事法规》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果哪位将领在自己的部队没有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时就投降，或者是把战略要地让给敌人，那么该司令将被处以死刑。”在《野战勤务规范》里还有一条规定这样写道：“决不能被敌人活捉俘虏。”军方为了让士兵和军官们把这一点弄得清楚明白，给他们讲了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故事：笠智少校在失去知觉时被中国人俘虏了，但当他获释后便自杀了。评论说，“这一行为充分体现了帝国军人的光荣精神。” 同陆军相比，日本的海军要少些残酷，因为他们不太需要同敌人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但是他们也崇尚死亡。日本海军军歌“日本海大海战”中那段令人悲痛的歌词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穿越大海，无数尸体漂流在水上， 穿越高山，无数尸体堆积在草上。 我们要死在君主的身旁， 永远都不回头望。 日军所重视的大和精神的第二部分是残酷。战争是冷酷无情的，它使得从事战争的人都成为杀手。但是歷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帝国那样，在他们的部队里系统地持续地灌输那种仇恨的思想。“残酷和残忍在日本军队里司空见惯，绝无例外。日本陆军是现代社会里最后一支原始军队”。新征入伍的士兵进入了一个充满暴力的魔窟，他们每天都遭到拳打脚踢，被扇耳光，被痛打。伊藤还记得他第一堂游泳课：“他们在我身上绑上一条绳子，把我从一艘船上扔进河里，后来我因为灌了太多水失去了知觉，于是，他们就把我拖上来。可当我一喘过气来，就又被重新扔回到水里，最后我的制服都结冰了。” 第15页 所有军人都被他们的长官体罚虐待过。但是只有日本帝国军队积极提倡对士兵定期进行严厉的体罚。高桥渡边回忆道：“40多年来，我的耳鸣让我遭了许多罪。这还是我新征入伍时被老兵痛打后落下的病。那时候，新兵总是无缘无故就遭到痛打，这已经成了军队里的规矩。军人都非常无知，都失去了人性。他们甚至认为毒打是教育的一种方式。” 堂本回忆道：“在体罚之前他们总说要教给我们军人的精神，接着命令我们站成一排，立正站好，咬紧牙关，然后就开始用拳头揍我们。这还算是好过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还用刺刀上的皮革带子抽打我们，或者用那种在室内穿的皮鞋揍我们，我们咬着牙忍耐到一定程度，油光光的汗珠子就从额头上冒出。我有好几次几乎疼得晕了过去。” 新兵真嗣堂本的父母把儿子送到了仁慈的皇军那里。他回忆道：“他们用竹竿敲我的头，用皮拖鞋打我的脸。这种毒打把我的脸都打变了形。我当时非常想知道如果父母看到我的那副样子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nb23f本杉木是一个种水稻的穷苦农民的儿子，他记得他的长官每天晚上都打他，说：“每晚睡觉之前，我都至少要被痛打一次。他们的手要是打累了，就开始用鞋子打，那种鞋的鞋底都有钉子，于是他们就用坚硬的钉子鞋打你的脸，直到把你的脸打肿才肯罢手。” 大和民族精神的最后一个要素是要对上司绝对地、毫不含煳地、从不迟疑地盲目服从。在明治的《士兵和水手的帝国令》中，第一篇文章就写明：士兵和水手的“基本义务”就是“忠诚”。但是日本士兵不像别国军队那样只需遵守权威的命令。因为日本军官与天皇有直接联繫，因此他们的命令就象徵着神圣的权威。他们教导新兵，要“把来自上级的命令看做是直接来自天皇的命令”。这就是说，所有命令均“真实可靠，不会有错，士兵对命令的服从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日本士兵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合法”和“不合法”这两种概念。 nb23f本杉木回忆说：“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教育我们，向我们灌输说天皇是一位活着的神。在那些日子里，我对此深信不疑。每天早上我们面向东方天皇的方向站成一排行礼。我们发誓竭尽全力为天皇效忠。这样的仪式每天清早都要进行一次。我们对那些军官也得绝对服从，因为他们是天皇选出的骄子。”堂本说：“我们把高级军官也当作是神，所以每天训练结束时，士兵们都努力争取为长官解开绑腿的机会。甚至在洗澡的时候，也有人争着抢着给军官们拿肥皂，为他们搓背。” “没有人敢反抗，”nb23f本杉木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反抗。军官打人打累了，就让那些年轻的士兵面对面站20分钟，然后再继续互掴耳光。这可真是最糟糕的事情了，因为你并不想把自己的战友掴得太狠。可是，如果你下手稍轻，那些军官就会责备你不够严肃认真。那么接下来的惩罚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堂本回忆道：“某些形式的惩罚侮辱了我们最起码的人格，军衔高的士兵在一边儿观看，咧嘴大笑。他们还说我们应该把这种惩罚看做是一种恩德，这就更使得他们的暴行名正言顺。我们时常无缘无故地遭到残酷的体罚，这种训练方式不仅破坏了我们的思维能力，也把我们转变成为‘靠条件反射盲目执行命令’的士兵。” 第四章 第三维 日本在发动袭击之前从不宣战。 —比利·米切尔，1932，引自《米切尔：空中力量的先驱》 在飞机刚刚诞生的那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人预料到它会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毕竟早期的模型看上去只是一部弱不禁风的机器，用几根晾衣绳把帆布和木头绑到一起，开动时发动机轰轰作响。“飞机在第一次大战开始的时候仍是由脆弱的木头和易撕裂的帆布制造而成（制作飞机的巨匠——波音公司起初是由一间木材公司起家的）。飞行员和乘客都须佩戴风镜和皮制头盔，他们繫着安全带，坐在敞开的机舱里。当时飞机的引擎功率和剪草机的功率不相上下。机身上的调节装置简易又初级：稳定器、操纵杆、方向舵、节流阀、点火控制杆，等等。你只要坐进去把它飞起来就行了。”那些拥有无数战舰的海军上将和那些操控无数加农炮的将军根本看不出这些会飞的破机器上到底有什么可取之处。 然而，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预见到了飞机的未来。比利·米切尔英俊潇洒，能言善道。他的父亲是密尔沃基一位富有的参议员。米切尔在一战中任职上校，负责指挥美国空军。米切尔在法国亲眼目睹了战场上地狱般的僵局——不计其数的军队陷入泥潭，无法前进，士兵们在淤泥中奋力厮杀。他是第一位在战争中飞行在敌人上空的美国人，他和他的战友——法国人、英国人一起为军方提供了战场后方的情报，并率领部队对敌人进行了致命的打击。比利打响了歷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之战——二次大战爆发以前，根本没有任何战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比利发现，他的飞机可以飞越敌人的封锁线，直接捣入其“要害部位”，也就是那些生产现代战争所需的枪枝弹药的工业基地。他的飞机可以实施“战略性轰炸”——瞄准敌人的生产基地，切断他们继续作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前线这个概念已经被淡化了，地图上标出的战壕也只不过是整个大战场的一小部分。飞机的存在就将战场延伸到了平民区、延伸到了工厂基地，这一想法不仅带有很强的攻击性，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也是不道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勇士在前线殊死搏斗，他们并不去杀害那些留在家里的母亲。然而，比利的观点则是：一旦敌人的工业能力被大大削弱，敌人就不再可能继续战斗。比利相信，飞机能够缩短战争进程，并且使战争的残酷性减小，因而更富有人性。不错，轰炸工厂车间、铁路、通讯网络是会增加平民的伤亡率，但是米切尔却是这样论证的，他说：没头没脑的阵地战中会有数以百万计士兵丧生，而与此相比，空战实际上是能够挽救更多的生命的。空战绝不是一个权宜之计。在那个时代，年轻的水手们正在安纳波利斯学习吸收战舰主义的要义，学员们在西点军校里学习如何骑马冲锋陷阵，但比利却始终坚信，空中威力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方式。一向习惯用两维——陆上和海上思考战争问题的军人们，现在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第三维”——空中。 第16页 大多数人都认为比利的观点未免有些牵强附会。那个时候，连驾驶过小汽车的人都不算多，就更谈不上有谁开过飞机了。飞机以极易破碎而闻名——如果在飞行中碰到一条电线都有可能造成机毁人亡；在地面上，一根火柴或是拿着斧子的小孩都可以把整架飞机销毁。20世纪的早期，战争对于那些陆军将军和海军上将来说，就是工业革命所生产的大量钢铁，只有那些“筋骨强壮”的真傢伙才能主宰战争的胜负。至于那些能扇动两下翅膀的由帆布和木头造成的玩意儿，如果有谁说这种东西能威胁到一个国家的安全，那么这个观点荒唐得就好像说麻雀也能够威胁到一座城堡的安危一样。现实中的人们只相信战舰和大炮。 但是比利对此比谁都更清楚更明白。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回到美国，以空前热情到处宣扬他的先见之明——飞机将在未来战事中占主导地位。当时，米切尔是一位军功显赫的将军，胸前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勋章。他预见了未来的情况，并认为当前的每个人都应转变他们的战略思想。比利想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他所说得空中战斗将会成为真理。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五角大楼，也没有国防部长。美国当时的防御没有统一的指挥，只有一名陆军部长和一名海军部长。这样的安排足以反映出当时对战事的两维思考模式。这两维就是指陆地和海上，没有重叠，互不干涉。于是，比利想彻底改革美国的国防体系。他在演讲中说，美国首先要成立一个独立的空军部，这个空军部应该和陆军部、海军部平起平坐。而且这三个部门都应受到国防部的统一指挥。 从歷史角度来看比利的这一建议不仅具有说服力，而且也正预见了事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可在比利所处的那个时代，他的想法无疑被视为是歪理邪说。他认为，“正如今天的我们在陆地和海上作战一样，明天，我们将书写空中之役。”但是人们认为比利像所有的预言者一样对现状构成了威胁，同时也威胁到了某些集团的切实利益。 毕竟，人们当时的头脑里只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指由海军战舰才能确保一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战舰是经几百年的战争演变而来的产物，这个漂流在海上的庞然大物从工业革命中汲取了足够力量。美国军械库中最昂贵的武器就得数那些先进的战舰了，政府无论从财政、生产，还是政治上都对建造战舰投入了巨额资金，这才确保了其在战争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然而，那个能言善辩、勇敢乐观的比利对所有人讲道，飞机的出现将会使那些战舰变成一堆没用的废钢铁。他说，国家用来制造一艘战舰的成本可以买到好多架飞机，而这些飞机就能把那些靠近美国海岸的愚蠢舰队炸沉。如果美国掌握了制空权，那么，世界上将没有哪个国家还能够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比利的观点的对传统主义者来说是歪门邪说，这一点在情理之中。米切尔凭藉他说服别人的本事使得自己的追随者数量不断增加。可他同时也是美国军队里的军官，也要服从纪律。他的上司命令他要偃旗息鼓，但比利对此根本不予理会。他不但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投入了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去宣传他对未来战争的预测。他把自己的预见讲给美国人听，因为就像他经常说的那样：“只有通过公众的压力或是战争中的灾难才能迫使军队对其体制做出调整。”后来，他还说服了海军公开验证他的这一想法。 美国在一次大战中俘获了一艘巨大的德国战舰——“东弗里斯兰”号，那些守旧的海军上将当时认为，这艘战舰就像是直布罗陀海峡的岩石那么难打。它在一次大战时的日德兰半岛战役中撞上了水雷，尽管损坏非常严重，但后来还是安全靠港了。正如一位军官在《华盛顿之星》上所说的那样：“那真是一艘绝妙的战舰，结实的外表看起来就好像永远不会沉没。它有四层外壳的保护足以使它免受鱼雷、水雷以及其他炮弹的伤害。它的船身上还有许多隔断将其分成许多密闭水舱，这样一来，就算在战争中被炸出几个窟窿，它也依然能够坚持到完成任务。” 1921年7月21日，这一天很多人聚集在大西洋的一艘观察船上等着观看将要上演的一齣好戏。他们当中包括约300名显要人物，其中有“内阁官员、参议员及众议员，外国的陆军武官、航空和海军专家，还有50多名新闻工作者”。他们都等着见证米切尔那套愚蠢的“第三维”理论的失败，并且对于米切尔的失败深信不疑。前海军部部长乔·丹尼尔公开声明：要是比利真的能从空中把船炸沉，那么他本人愿意成为他的轰炸目标，他可以光着脑袋站在任何一艘船上等着比利来轰炸。就在那次轰炸演习前夕，《纽约时报》报导说：“海军军官们都固执地认为，那些飞行员永远都无法将‘东弗里斯兰’号炸沉，”后来，一位在演习现场的海军军官说道：“米切尔受到了海军部长和其他海军军官的奚落和取笑。” 当观察船准备就绪，比利便命令一队老式轰炸机同他一起从海岸起飞，当时，每架飞机上都装载了不到两千磅的炸药。米切尔驾驶着飞机悠闲地开往目标，他并不需要把速度加到极限，只是以每小时98英里的速度飞行着。为了充分展示空军的力量，比利命令他的飞行员不要直接对战舰实行正面轰炸，而要把炸弹投向那艘巨大战舰的两侧，最好离船身还有那么一点距离的地方。这样一来，就能创造出一个“水榔头”来把这艘“永远不会沉没的战舰”击垮。中午12时40分整，也就是试验开始后的20分钟，“东弗里斯兰”号便从水面上消失了。一位目击者后来写道：“开始时还在昂首观看的海军军官们顿时都低下了头，看着那艘巨大无比的战舰转眼间被炸得支离破碎，他们的眼睛都快瞪出来了……面对这番景象，那些在海军中征战多年的军官们都禁不住哭出声来，还有很多其他人也拿着手绢掩面而泣。”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第17页 比利在大西洋上所取得的那次成功使他成了民族英雄，这次证明空中力量重要性的演示很快成了众多报纸的头版头条。《纽约时报》报导说，“如果我们失去了制空权，那么海上的舰队将不再有什么安全可言。如今，只掌握制海权还不够，有效地控制空中力量非常必要。观看这次轰炸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仅凭少量的攻击武器就能够对海上霸主产生如此之大的杀伤力，这一点真是不可思议。显然，在所有目睹那次演习的人们看来，米切尔和他的飞行员们创造了歷史。” “东弗里斯兰”号被击沉后的第八天，比利在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开始了新一轮的宣传，他用讽刺性的语言进一步阐述了空军应有的支配地位。报纸上的头条新闻以显着的黑体字告诉读者，美国目前的陆军和海军根本无法防御前来攻击的空军。比利为了把问题讲得更为清楚透彻，他让几名飞行员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上空盘旋了几周，以进一步显示空中的实力。这样一来，海军在国家防御体系中的地位已经退居到第二的位置了。 “东弗里斯兰”号被炸沉的两周后，来自爱达荷州的参议员威廉·波拉哈站出来说话了。他认为“维吉尼亚海湾的试验”证明了美国如果“有足够的飞机和潜艇的保护就会非常安全，不会受到攻击”。他还对美国“花了2.4亿美元建造6艘大型战舰的决策提出了质疑”。来自犹他州的参议员威廉·金宣布了“那次演习证明了战舰的脆弱性”，他还提交了一项法案，要求把提议建造三艘巡洋舰——萨拉托加号、列克星敦号和星群号的资金改为建造航空母舰。裁军在那个时代的唿声很高，但有许多颇有见地的观察者已经得出结论：在比利的空军上投入一些美元并不失为一个谨慎的好主意。 海军学院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舰合同现在已是危如累卵。学院被逼得走投无路，只能开始进行反击。陆军和海军的高层领导以一次大战时伟大的民族英雄约翰·珀欣将军的名义提交了一篇报告，报告在结论中说道“战舰仍然是美国舰队的核心,它还是国家海防的坚固堡垒。”对此，米切尔也冒失地写了一份报告来回应。他在报告中说，如果他能动员到所有的飞机，那么它们就能把整个大西洋舰队消灭，令其片甲不留。尽管当时的公众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事实上他的地位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动摇了。 比利在1923年10月11日那天结婚了，他的上司藉此机会用轮船把他送到夏威夷、菲律宾、中国、印度和日本度“蜜月”，他们希望比利对空中威力的狂热在此期间能够降降温。可当比利几个月回来之后，他甚至开始花更大的力气来唿吁建设空军力量，同时还唿吁对三军力量进行统一指挥。他对国会说道：“我在夏威夷的时候看到陆军和海军的联繫并不多，指挥陆军的将军和指挥海军的将军从来没有一起去参加过正式的社交集会。这种情况我从来没有见过。”夏威夷的指挥防御如此分散，事实上就相当于根本没有防御。他警告说，夏威夷很有可能受到日本空袭的威胁，“我们必须谨慎小心，绝不能低估日本空军的力量。”米切尔还说：“日本人可以飞行，而且也将准备大规模建立空军，他们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强空军力量的国家。”他告诉国会，“如果美国明天就陷入了战争中，那么我认为，我们至少要花上两年时间才能赶上日本的空中实力。” 比利·米切尔看得非常清楚，为了争夺在亚洲的统治，同日本展开一场战争将是不可避免的。他警告说：“敌人将会对夏威夷和菲律宾进行空袭。日本採取这些行动的目的就是想为自己开闢通往亚洲南部的通道。从目前情况看来，日本极有可能在战争中赢得初步胜利。”但是，美国发展空军力量的计划总是引不起陆军和海军的丝毫兴趣，结果导致发展的计划一度搁浅。有人就此询问米切尔的看法。他回答说：“这就是保守主义……你看，我们早就拥有陆军和海军，已经有很多年的歷史了。可它们重视的只是先例。然而，这种方式在空军制度中根本行不通，因为我们空军要学会前瞻。” 比利的这番陈述触怒了陆军部。报纸的头条新闻非常显眼，题目是“反对者可能封杀米切尔将军”。随即，一名国会议员对这种决意压制米切尔的做法表示谴责。他说，“米切尔是美国惟一一位在世界大战中飞行过的将军，他是世界航空领域一位杰出的人才，他不应遭受侮辱、降职和纪律的惩罚。” 此时，国内民众对米切尔的支持不断增加。陆军部长约翰·威克斯为了压制民众们对“米切尔主义”的广泛支持，特地安排了一次公共试验，他想通过实验证明依靠大炮和防空武器就可以保护这个国家不受空袭的侵害。他之所以这样做得原因是，一直以来比利都在嘲笑防空武器的功效。他说，用机枪朝飞机射击的困难丝毫不亚于“用橡胶软管里的水打落飞舞的蝴蝶”。 陆军、海军、国会议员、媒体及观察者再一次聚集在那里观看试验。 在米切尔将军的指挥下，三架飞机以较快的速度飞行在固定的高度。每架飞机身后都牵引着一个长为10英尺，直径为4英尺的靶子套。与此同时，在地上有数架机关枪朝它们射击，但是这些机关枪一次又一次地错过目标，很难打中……在这次试验中，机枪手共朝空中目标射击39次，结果没有一次打中目标。后来，两架飞机把飞行高度降到了1000英尺以内，再由地上的机枪朝它们开火。这几架飞机飞了一圈又一圈，最后检查那两个靶子套时发现，一个靶子套完好无损，另一个靶子套上仅有一个弹孔。那些军火专家们本来设想的是那两个靶子套早就应该被打成碎片了。 第18页 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头条位置登出了“飞机在空中轻松抵挡威克斯的机枪”，这篇文章还写道，“这次行动本想证明防空火力足以击退敌人的战机，可结果却证明——事实恰好相反。”《布鲁克林之鹰》在一篇题为“失败了的证明”的文章中写道：“一切都像米切尔将军当初所预言的那样，一切都与威克斯部长试图证明的相反。这个国家不需要任何来自军事学院的报告，因为他们的报告还把那些碉堡和防空大炮当作是海防的‘骨干’。” 然而，陆军部不仅没有面对现实，反而降了米切尔的职，把他流放到了德克萨斯州。就像威尔·罗杰斯所说的，米切尔现在的岗位就像是“一个蚊子的岗位”。军方希望他能辞职，但是比利声明说，“我现在还没有开始战斗呢。”他说，他将把那些官僚们“从他们的转椅上掀翻下来”。他还发表了一些煽风点火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既然飞机能够炸毁战舰，为什么还要制定那些战舰协定？”他还进一步苦心研究了和日本发生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并且声称美国在海平面上是赢不了太平洋战争的，要想获取太平洋战争的胜利要靠天上的飞机和水下的潜艇。 后来军方一系列拙劣的安排使米切尔手下几位飞行员牺牲了，对此比利发表了声明，对军方进行指控： 陆军和海军部对国防管理无方，玩忽职守，他们的这种态度不仅充满罪恶，甚至可以说是叛国。正是他们的无能直接造成了这些事故的发生。 所有的飞行政策、方案和制度都由那些对飞行一窍儿不通的陆军和海军军官制定。以至于那些飞行员的生命成为他们手上的玩物。 美国伟大的国会是为陆军部和空军部制定法律，规定他们该如何使用海陆空力量的，但是这两个部门对待国会的态度就好像是，国会是专门为他们的利益而创建的。……由陆军部和海军部派往国会的官员和代表所传达的航空信息总是不完全，有时甚至误导或是传达完全错误的信息。产生这些完全错误信息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他们在传达信息时故意传达有误，二则是因为他们对所说的问题一无所知。这样愚昧无知的人是不应被允许在立法机构前陈词的。 有些空军军官也遭到了诈骗和恫吓，在多数情况下总是有人别有用心地让这些空军军官不敢讲出实情。这些军官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他们讲出了实情，那么他们未来的事业就会被剥夺，他们还会被流放到最偏远的地方，永远再没法儿讲出实话，而且，他们将再也没有机会获得提升了。因此，他们只有听从那些对飞行一窍不通的官僚们大放厥词。这就导致了他们要么歪曲事实，要么对国会和人民公开撒谎。 米切尔这番勐烈的攻击让华盛顿惊讶不已；在美国的歷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位军官把上级批评到这种程度。米切尔后来对《克利夫兰》报社说：“我认为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事实讲述出来。尽管这可能意味着我将受到军纪惩办或者被送上军事法庭。所有这些我都非常清楚。实际上，在我发表声明进行指控之前，我已经让我的军队辩护律师把我写的东西看过一遍，他说我肯定会因此受审讯的。” 比利说对了。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亲自主持了对米切尔的军事审判，他在审判中说道，“比利·米切尔身为军人，煽风点火，蛊惑人心，企图通过公众舆论的压力逼迫政府採取行动，这种举动万分危险，尚无先例。”比利驳斥说，该控告避开了国家应採取措施加强空军力量这一主要问题，“我对那些官僚的指控真实与否不应成为本次军事诉讼的重点。我之所以受审的惟一原因就是因为——我有胆量向保守主义者提醒世界上出现的新生事物。我想提醒他们，在现代战争中又有了一支崭新的空中力量，可这在美国的国防管理中却被忽视了。” 对比利的审判可忙坏了当时的媒体。那次审判是美国歷史上最长的一次军事审判。一批批的证人不断站出来支持比利的观点，但是却起不到任何作用——比利受到审讯的原因是因为他向总统及其军方朋友发出了挑战。后来，柯立芝为了平息公众的情绪发布了由蓝丝带委员会撰写的一篇报告。之所以选中这个委员会是因为他支持海军成立战舰学校。报告中为海陆军涂脂抹粉，得出的结论是海军战舰在国防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报告还说，“如果不发展空军力量，‘就会对美国造成直接危险’的预测是没有理由的。”“虽然下一场战争可能从空中开始，但是从概率的角度来看，它也将像上一场战争一样在泥潭里结束”。要想结束同那些充满斗志的敌人之间的战争，仅靠突然袭击敌人重要的神经中枢，比如生产基地、军械库、发电厂和铁路中心是无法奏效的。上次战争带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人类不能制造出比自身精神还强大的机器。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米切尔被判为反抗罪，具体判决如下：“取消军衔，撤销职务，没收五年薪水和津贴。”然而即使是在这次军事审讯之后，比利也没有放弃战斗。他成了一名引人注目的演讲者，他在卡耐基音乐堂讲，在全国各地讲。他写了许多文章发表在杂志和报纸上，他警告国人说美国并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他还说日本有计划“夺取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和菲律宾”。比利在1926年4月，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发的15年前就预测出日本会在太平洋发起战争——“日本会在外交谈判仍在进行时暗地里派遣两艘巨大隐蔽的航空母舰靠近美国的海岸，它会出其不意地对美国发动空袭”。比利凭藉其对歷史敏锐的洞察力警告美国提防日军的偷袭，1932年他说道：“日本在发动袭击之前从不宣战。” 第19页 数年后在太平洋上空击退日军的飞行员们肯定会想到——如果当初对预言家的警告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美国就能避免那个发生在1941年12月7日的举世震惊的事件。那些编纂《美国1946战略轰炸纵览》的军事专家对比利的观点表示贊同。他们在“后见之明”一章中写道： 美国低估了空中力量在太平洋战争中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分配给空军的物资只是陆军和海军的一小部分，但这些物资是远远不够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我们的缺陷尤其表现在以地面为基地的战斗和航空母舰上。如果说日本仅是知道美国拥有飞机还不足以彻底说服他们放弃袭击美国的企图的话，那么当他们知道美国在各处的机场上还停着一千架飞机时，就会大大妨碍日本进攻的意图。 美军驻在珍珠港的部队战舰破旧，指挥分散，空军力量薄弱，这些都将日军的目光引向了那里，他们制造了比利预言中的那个“歷史上最大的军事震撼”。后来《华盛顿邮报》的雷蒙德·卡拉玻总结了珍珠港事件总统调查团发表的材料：“陆军以为海军在巡逻，海军以为陆军在侦查。谁都懒得去管对方的活动——或许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交流……海军和陆军之间毫无协调可言，彼此都不清楚对方在做什么——或者像在珍珠港事件中，他们也不知道对方没有在做什么。在新式战争中起最重要作用的空军被陆军和海军看成了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比利在临终那天还预言说：“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日本，我们设计飞机时，应该有针对地考虑到对日本的攻击，”“歷史註定，我们的下一场战争将是为了争夺太平洋而战。日本无论何时看到有靠近自己的军事力量，而且如果恰好这支力量是衰弱的，那么他们只要有一点利益可图就会发起攻击。日本将会把我们视为那支衰弱的军事力量。原因在于：美国资源丰富，人民生活安逸，但国防政策却存在错误，因此我们就像一只巨大的水母那样，脆弱得不堪一击。” 20世纪30年代，国会提出了几项议案，为比利平反昭雪。然而，1936年1月28日，海军事务委员会通过投票反对比利官復原职，而且对他的军事裁决也依然成立。后来比利住进了纽约的博士医院，就再也没有活着出来。1936年2月19日，这位飞行员预言家与世长辞，享年57岁，死时身无分文。他对他的空军战友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被政治和官僚主义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的，美国人民终将为此感到遗憾。” 第五章 掳掠中国 日本正在扩张，试想有哪个正在扩张中的国家没拿它的邻国开过刀？问问那些美洲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吧，看看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多年以前是怎样残忍地折磨他们的。 ——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引自《东条与战争的到来》 1933年，日本有一部由一位将军主演的电影风靡一时。这名将军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满篇充斥着“大和民族精神”和“天赋日本使命”的字眼。屏幕上是一幅地图，上面画着日本和满洲，边上还有几个大字在闪烁，写着“世界新秩序”。屏幕四周的版图上是中国、西伯利亚、印度和南太平洋。这时耳边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喊声：“太平洋的明天还会像今天一样风平浪静吗？日本的神圣使命就是在东方建立和平……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来敬仰我们的民族。” 日本军方不停地向公众渗透这样一个消息，那就是日本正在被外国佬所包围，而那些外国佬随时都可能对日本发动袭击。在中国，小日本同西方列强比起来是那么相形见绌，无数的演讲、文章和电影都对此进行了描述。他们还说，美国的飞机正盘旋在阿拉斯加、夏威夷、威克岛、关岛（西太平洋）和菲律宾群岛的上空；大不列颠控制了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整个印度大陆；法国和德国在南边虎视眈眈，气焰嚣张的俄国在北边咄咄逼人。军队于是发布了一条信息，要求每一位神的子女都要担负起肩头的责任，奋起反抗，在没有被外国佬彻底包围以前，将他们彻底粉碎。“日本的神圣使命在向我们召唤：捍卫帝国之路，建立亚洲天堂！” 当然，日本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间”。一位军事作家在文章中写道：“众所周知，日本的人口过剩问题一年比一年严峻，我们该把这数百万人安置到哪里呢？” 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大多数日本人都不知道事实上是日本军队挑衅了中国。当时，日本的军方控制了媒体，不断鼓吹“日本是在完成大陆扩张的歷史使命，日本是在确保东亚的和平，日本要把六亿亚洲人民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中解脱出来。” 无知加傲慢是日本军方官员的共同特点。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打响后，杉山元将军向天皇保证说他的军队将“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我们将派遣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一举将他们消灭，迅速了结战事。”还有一位将军也吹嘘道：“中国受到打击后可能会挣扎两下，可这并不会阻碍日本军队前进的步伐。三四个师加上几艘小炮艇就足以对付那帮中国土匪。” 可现实并非如此。杉山元将军所说的那场“三个月”的战争持续了八年。那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19世纪那个卑躬屈膝的国家了。1911年，孙中山——现代中国的乔治·华盛顿——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去世后，他的一名将军——无情的蒋介石控制了政权，打败了各地军阀，在南京统治着部分中国领土。蒋介石拥有大量军队，与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时候，他还拥有英美给予的财政和技术方面的支持。英美两国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们也不想失去其在中国的贸易权。 第20页 除了蒋介石，日本在中国还面临着另一位强大的对手，他就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游击队领袖毛泽东，他当时也控制了部分中国，拥有大量的部队，并受到农民的支持。 日军在同蒋介石的部队交火时，面对的还是那种传统的穿着制服的士兵，进行的也是以传统方式进行的军事行动。可是，那些日本的战略家们对于毛泽东的那种聪明的游击战术却怎样也欣赏不起来。日本人奉行的是残酷无情的屠杀政策，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可当毛泽东和农民打交道时，却是彬彬有礼，坚持“纪律”： 一切行动听指挥；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一切缴获要归公； 上门板； 捆禾草； 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 不调戏妇女； 不虐待俘虏。 日军不久就被那种“不正规的”的游击战术折腾得筋疲力竭。一名士兵后来回忆说：“我们对平民进行大规模屠杀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些中国人同我们合作，他们让我们躲在他们的房子里，向我们提供情报。但我们还是把他们也看做敌人。打仗的时候，村民们都躲了起来，我们把他们屋子里剩下的有用的东西全都拿走，冬天的时候，就把那些东西当柴火烧掉。如果我们发现附近有人走动就会立刻把他们抓来杀掉。他们可能是间谍！瞧，这就是战争。” 那些不宣而战的国家声称“战争的法律和惯例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也不会去遵守”。日本就从来没有对中国宣战。相反，他们把这场战争称为“事件”。中国军队里的士兵不是“士兵”，而是“土匪”。在这场打“土匪”的“事件”中，日本仅对战争管理中的一点表示认可，那就是被俘的中国士兵应被视为战俘。1933年，日本的一本陆军步兵教材中这样教导学员——“如果你把抓到的战俘杀了，绝不会有什么后果”。在1937年的一项指令中，日本陆军副司令声明：“我们为了在当前形式下同中国展开全面的战斗，将认为那些有关陆战法律和惯例的协定，以及那些有关交战状态的法律法规的协定对日本统统不适用，日本对其也不予遵守。”这条指令中同时还要求“在中国的日本军官应立即停止使用‘战俘’这个词”。正如普立兹奖得主——歷史学家赫伯·米勒所说，裕仁天皇本人就非常“支持对中国不宣而战的政策，他在对待中国战俘这个问题上从他个人角度贊同日本摆脱国际法束缚的决定。”这样一来，那些在战争中被抓获的中国士兵便“以同样的理由被剥夺了战俘的资格，他们中有许多被集体屠杀、还有许多人受尽了折磨，或是被发派到了日本的劳动集中营。 年轻的昭三富永来到中国时还是一名年轻的陆军中尉，刚到中国就被介绍给他手下的20名士兵。然而，他被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惊呆了。 富永是个文雅好学的年轻人。他毕业于着名的东京帝国大学——这所大学在日本就相当于一所融哈佛大学与牛津大学为一体的学校。富永的父母为他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他原本只想找个安稳妥当的文职工作，可后来被徵召入伍了，不久后，就以陆军中尉的身份来到中国打仗。那时候他刚刚走出军校，还从未见过真正的战争。至今他还依然记得几十年前那惊人的一幕。 富永回忆道：“我永远也忘不了看到他们时的情景，我看到了我那个排的士兵，顿时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的眼神充满了邪恶。那些眼睛和普通人的眼睛完全不同，你从他们眼中看不到七情六慾，却只能看到虎豹般的兇恶。那些士兵投入战争已经很长时间，可我却完全没有经歷过那种战争场面。这叫我怎么能够给他们下达命令呢，叫我怎么能够正视他们的脸呢？当时，我的信心全没了。那群士兵中有新兵，也有入伍两三年的‘老’兵。他们在前线打仗的时间越久，眼神就显得越发邪恶。” 接下来的五天里，富永和另外21名新到的军官在战场上巡视，他们仔细察看那里的“地形特徵，努力想把书本上的地理知识应用到真实战斗中”。然而在后面的日子里，他们该从真正的战争中学习一点战斗精神了，他们应该从战争中领略日军的战斗风格。 对于日本士兵来说，他们杀敌的时候好像根本不是在杀人，这样一来，他们的屠杀就显得更加容易了。他们所得到的指示告诉他们，不要把敌人看做是人类，全当是在和“魔鬼”打仗。这些话可不是随口说出的，而的确是军官们下达的命令，他们的命令也就是天皇的命令。富永回忆说： 在训练结束的前一天，田中少尉把我们带到一处关押中心。他指着屋里的人（全是中国人）对我们说道，“这是东西可以用来试验你们的勇气。”那些中国人看上去是多么憔悴多么消瘦啊！这让我们惊讶不已。田中接着说，“我们已经有几天没有给他们餵食了，这是在为明天的计划做好准备。”我们去参加一次考核，看看是否有资格当排长。田中说，如果我们连个人头也砍不下来，就没有资格做排长。 最后那天，我们被带到了考核场地。那里蹲着24个战俘，他们的手被绑在身后，眼睛也被蒙上了。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坑——十米长，两米宽，三米多深。团长、营长和连长们都已经在指定位置上就座。田中少尉向团长鞠了一躬，报告道，“现在马上开始。”他命令一名勤务兵把一名战俘拖到坑的边缘；那名战俘还企图抵抗，结果被狠狠地踢了几脚。勤务兵最终还是把他拖到了大坑的边上，逼他跪下。这时，田中转向我们，逐个扫视我们的脸。“你们要像我这样把他的头砍掉。”说完，他抽出军刀，用长柄勺从桶里舀出一些水来倒在了刀刃上，然后“嗖”地一声举起军刀，抡出一道长长的弧线。接着，田中站到了战俘身后，两腿分开，稍稍让自己稳定一下，随着“嗷”的一声大叫，那名战俘的头飞到了一米以外的地上。鲜血像喷泉一样喷射出来，溅到坑里。 第21页 那个场面着实令人毛骨悚然，我当时几乎无法唿吸了。我们每个人都直挺挺的站在那里。田中少尉对我右边的军官说：“你是下一个”。我被排在了第四个。后来轮到我时，我脑海里惟一的念头就是“不能做不体面的事情！”我可不想丢人现眼。于是，我向团长鞠了一躬后向前迈去。我本以为自己会害怕，结果却与我预料的正相反，我的脚站得稳稳的。一个瘦骨嶙峋的战俘跪在坑的边缘，蒙着眼睛。我把军刀从鞘中抽出，那把军刀是我姐夫送给我的礼物，接着，我就像少尉所演示的那样，把剑弄湿，站到战俘身后。那战俘一动不动，一直低着头。或许，他已经知道自己的下场了。我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心想着我不能失败。我深唿了一口气，恢復了镇静，这时，我把军刀举过了肩膀，狠狠噼了下去。那个战俘的头颅被我砍飞了，身体倒了下去，一瞬间，鲜血喷了出来。空气里充满了血腥的味道。我随后把刀刃上的血洗掉，再用纸擦干。可这鲜血已经凝固在上面，一点儿也不容易擦掉。 从那一刻起，我感到自己的身体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只是觉得自己好像从肝胆之中获得了力量。在那之前，我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手下士兵那锋利的眼神都会让我感到不寒而慄。可当我那天晚上再点名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我甚至再也看不到他们眼神中的那种邪恶。我感到我很鄙视他们。后来，当国防妇女协会在满洲国欢迎我们的时候，他们对我说，像我手下那帮士兵们的那种邪恶眼神他们从未看到过。可那时的我甚至已经根本注意不到了。 不久后，富永中尉就开始向那些新兵灌输大和民族精神。他们军官身上佩戴着军刀，那些普通士兵用的是刺刀。他们以此来证明自己足以担负起在中国的“神圣使命”。 富永说：“在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命令他们用刺刀去刺活人。在我做连长时，这通常是训练的最后一项。我们以此来检验军官们的胆量。那些战俘被绑在柱子上，蒙着眼睛。士兵们高喊着‘沖啊！’朝前跑去，刺向目标。有些人会在半路停下来，我们就走过去踢他们几脚，让他们重来。他们经过这种训练后再去干别的事情就非常容易了。” 多年以后，原川奈仍然记得拿中国活生生的战俘试验他的勇气的情形，他说：“那些战俘被蒙上眼睛，捆在了柱子上。他们的衣服上满是污垢，在靠近心脏的地方有红粉笔画好的一个圈。刺刀训练开始的时候，教官就对我们喊道：‘准备好了吗？画红圈的地方是心脏，你们不可以刺那个地方。懂了吗？’我原来想，教官之所以在那个区域画上红圈为的是让这些新兵更容易刺到心脏。然而，我理解错了。原来，他们画圈的目的是想让那些战俘尽可能不那么快死去，尽可能延长折磨他们的时间。” 富永后来得出结论说：“我们就通过这些改变了他们原本的样子。原来那些孝顺的儿子、慈祥的父亲，敬爱的长兄从家乡被带到前线，他们在战场上残杀敌人，都变成了杀人的魔鬼。的确，三个月的时间里，每个人都变成了魔鬼。也只有当人性被完全抑制之后，士兵们才能够不顾一切、英勇作战。我们对此深信不疑。这就是我们训练士兵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的帝国军队。” 部队行军要有军粮。军事专家们意识到，军粮的供应是战争中的根本部分。军队应该确保在战争期间有足够的军粮储备，还要具备一定的军粮转移能力，而这就需要巨大的军粮储备。日军本来想在“三个月内结束战争”，因此便没有费力运送军粮。他们解决军粮供应问题的办法就是靠“当地供应”，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委婉的说法。 新闻记者赤坂一郎回忆起那些令人作呕的军官时说道，“他们自己其实根本不上前线，”“他们在东京时成天坐在那里研究战略，看上去好像很严肃的样子，事实上就是在纸上谈兵”，一郎又说道：“他们把成千上万的士兵派到中国，却不给他们提供军粮。他们命令士兵们‘使用当地的供应’。可那些生长在那里的当地人自己都填不饱肚皮，现在又来了成千上万名日本士兵，把他们所有东西都掠走了。” nb23f本杉木回忆说：“食物由当地供应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一切都随我们的便。我们每扫荡一座村庄时，首先寻找的就是食物。” 士兵东史郎说：“我们去寻找食物的时候，常会发现还有妇女躲藏在那里，于是心想，‘啊，看起来味道不错。’随后就把她们强姦了。士兵们强姦妇女过后，就会把她们杀掉。那些在夜幕降临时还没有逃走的村民也会遭到杀害——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怕那些人把日军夜宿的地方透露给敌人。”富永回忆说：“我们中大多数人都认为杀人、强姦、放火——这些都是在战争中不可避免的，说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对的地方。”日军经过这种灌输教导之后，就会认为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共有10万人牺牲在战场上，日本在对美国和中国的战争中死亡的军人和平民总数为250万。然而，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中国在那场可怕的战争中到底死了多少人。据估计，大约有3000万中国人在战争中丧生。有人在战斗中牺牲，在游击战中牺牲；敌人为了他们的食物将他们杀害，嫌他们碍事就把他们打死，或者仅仅是由于一些无聊的日本士兵想寻找点乐趣，日军的娱乐项目中有一项就是强姦中国妇女，有很多妇女因此而死。日本人把人浸到汽油里，然后划上一根火柴将其活活烧死；他们逼迫儿子去强姦自己的母亲；他们还把炸药棒放到女人的阴道里将其引爆；甚至还硬生生地把胎儿从怀孕母亲的子宫里剖出来；砍头对他们来说更是家常便饭。 第22页 许多年之后nb23f本杉木向我讲述道：“有一次我们进了一个村子，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大约有十四五岁的样子。可当我向她走近的时候，她爸爸出现了。我当时很想强姦那个女孩，但心想，如果她爸爸看到我强姦他的女儿可能会不高兴，于是我朝他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接着那个女孩就开始哭，吓得直哆嗦，她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先是强姦了她，然后把她杀了。我只捅了一刀，她就倒在地上死了。” 我问年迈的nb23f本杉木，你当时强姦那个女孩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回答道：“那时候我还年轻，觉得这么做也没什么错。作为一名士兵，我感到满足。”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当时那个女孩脸上的表情。他说：“我那时候根本没有看她，一完事就把她杀了。就这样。”“你当时有没有感到内疚？”“一点儿也没有。” 倪南柯向我讲述了一件尤其可怕的事情。他那时候只有十岁大，住在中国的倪雍村里。那天白天，日本鬼子将他们的村庄洗劫一空。到了晚上，他和妈妈胆战心惊地躲在家里一动也不敢动。他们听到一个小男孩儿的哭声，那个叫李太东的男孩声嘶力竭地叫了半个小时后就再也没了动静。他们在听到哭声的同时，还听到日本兵的牧羊犬也在狂吠不已。就在男孩儿的哭声消失了之后，那些狼狗又接着叫了30多分钟。第二天，南柯和他的妈妈担惊受怕地跑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结果看到了一幅令人呕吐的可怕景象：地上散着几条被狗咬烂的肉。很显然在前一天晚上，日本鬼子把李太东的衣服剥光后，把他的肉一条条颳了下来餵了狗。 陆军士兵京子号木后来说，他们当时经常把“中国魔鬼”当成试验品来帮助他们做测试。他说：“有一次，我们为了检验手榴弹爆炸时的威力，就派几名官兵到附近去捉一个中国人来。我们把手榴弹的导火线拉开后就勐插到那个中国人的肚子上，结果就在他翻滚挣扎时，手榴弹掉到地上，立即爆炸——整个过程只有七秒钟。地上只剩下了那个中国人的躯干，他的头和四肢都被炸掉了。 胜新玉回忆说：“我那阵子一个人就砍掉了40多个人头，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具体情形了。听起来这40颗人头好像很多，可事实上，如果两个多星期过去了，而我还没有砍掉一个人头，那我就会感到不对劲。我需要靠杀人来补充活力。于是，我就会去俘虏营里揪出个人来，我通常都是选那种看上去活不长的人出来。我通常是在河边、营房、或是路边杀人。我命令那个人自己挖个坑，然后一刀把他砍死，埋进去。” 当时，日本的媒体讲述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比赛——中尉“m”和中尉“n”两人较量，看谁先砍掉100颗人头。1937年11月30日，《东京日日新闻》头条新闻中特别报导说： 比赛谁先砍掉100颗人头！ 两名中尉已经砍掉80颗 12月6日的报纸中又在特别报导中写道： 砍头比赛的最新战况：89—78 这真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两位中尉多么英勇！ 最后，在12月13日的特别报导中： 两中尉均超过原定目标， m—106，n—105 双方决定延长比赛 日本士兵把中国人的生命看得一文不值，然而他们心里也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军官也把他们的生命看得分文不值。战场上，常有人提醒那些士兵们，他们只是不值钱的“臣民”而已。原田中村在回忆起当时的行军时不禁打起了寒颤，当时，他们拖着重机枪横穿中国，他说：“如果我们稍有松懈马虎，魔鬼一般的军官就会打我们耳光，大声责骂说，‘我用一张红卡就能代替你们这些应徵入伍的人，可我却无法立即取代一挺轻型机枪，因为它可是件值钱的武器。’” 从一个国家在伤员医疗中採用的资源上就能衡量出该国家对战场上士兵的态度。对任何军队来说，撤离伤病员都是一个负担。但日本军队把这个问题简化了。富永说：“我们只撤离那些还能走路的人，并且这种撤离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进行的。至于剩下的那些伤员，因为我们无法将其撤离，就只好让他们自杀去了。” 然而，日本军方对士兵强姦中国女性一事却表示了一定的关切。他们关切的当然不是中国女性的苦难，只是因为他们担心强姦可能导致疾病在军队里传播。一份军队医学报告警告说：“平均说来，一名患了性病的士兵要在医院里住86天；而这会大大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后来，为了控制性病的发病率，限制疾病的传播，军方成立了一个有组织的体制。他们将自己暴行下的牺牲品委婉地称为“慰安妇”。他们将“慰安妇”“徵募”到军队里的“休息站”。那些“休息站”由卫生官员监管，这样一来，士兵们就能以一种比较安全的方式发泄他们的“自然欲望”了。 然而，这种“徵募”“慰安妇”的举动就意味着去绑架朝鲜和中国的女性。12～15岁的处女因为很少患病，成为最受青睐的目标。日军从街上、操场上把这些女孩拽走，用火车、卡车或轮船运到军中的“休息站”，女孩们在那里被强逼为士兵们提供性服务。这些新来的小女孩完全不知道等待她们的是什么。她们被领到一间屋子里，一个个士兵将他们轮流强姦，那些没有轮到的女孩吓得缩在一边，惊声尖叫。通常都是由军衔高的军官先来强姦，等军官们都满意了之后，那些筋疲力尽的女孩们就又被关到“休息站”里。 第23页 无论军队驻扎在哪里，士兵们总要靠强姦性奴隶来发泄自己的兽慾。军方估计“每70万日本士兵就需要2万名‘慰安妇’，或者说，一个女孩要为35名士兵提供服务”。“每个女孩每天要为40至70名士兵提供‘服务’。每个‘慰安妇’每月有一天假，医生在这一天为她们检查身体，看她们是否患病”。军方文献中把高中年龄的女孩称为“军需品”。大约有20万年轻少女被拖到这个噩梦般的古拉格集中营，而她们当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倖存下来。 军方要求士兵使用保险套，以防止感染性病。一年之内，日本军方“共向海外驻军派发了3210万枚保险套。”弗兰克·吉布尼是一名美国情报官员，他后来对日本战俘进行过调查，他回忆起当时找到了一包日本军方发给士兵的保险套。吉布尼回忆说：“每个保险套的外包装上都画着一个佩戴刺刀的日本兵，下面只写着一个字：沖！” 在“掳掠中国”那几年间，只要人类能想像得出的骯脏行为，日本士兵在中国都做出来了。 许多年之后，nb23f本杉木告诉我： 我们的食物吃完了。只剩下一些发蔫发芽的土豆。于是，我们只好把鞋子泡到水里，吃鞋上的皮革。我们能找到水，但是食物稀缺。 我们来到一个空荡荡的小村庄，村民们由于害怕都逃走了。那里只留下了一个妇女。她会说日语。她告诉我说，父母让她逃跑，但是她觉得“日本人没有那么坏”，所以就留了下来。 当时那里是敌人的地盘，而且我已经有三个月没有去“休息站”了，所以当我看见那名妇女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强姦她，我毫不犹豫。 她奋力抵抗，但她的抵抗丝毫没有影响到我。我根本就不理她，也不正视她的脸。我先强姦了她，然后把她杀了。 我是把她捅死的。你在电视上经常能看到人死的时候会有许多鲜血流出来，其实那不是真实的。我用刀砍死过人，身上根本溅不上什么血，真实的情景并不像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电影里总是看得到鲜血飞溅，可如果你只是朝脖子砍去，是并不会流太多血的。我不知道我到底杀死了多少人，但我从来没有经歷过电影中的那种情景。我捅死那个女人的时候，她也没有流太多血，只是心脏那里流出了一点点儿。 我杀死她后很想把她吃掉。因为我想犒劳一下手下的士兵。 结果，一切进展得非常的顺利，我并没费太大的力气就成了。我用的是一把锋利的中国厨刀，整个过程只花了10分钟的时间。我没有把骨头一起切下来，而只是把肉剔了下来——主要的是大腿，臀部和肩膀。当我把她的肉切下来时，她也没有流太多的血。 我把那些肉带回去，让手下的一名士兵去做熟。如果你把她的肉切成的一片一片的话，别人就认不出那是一堆什么肉。所以，那名士兵也没有问我那些肉从哪里来。我只是告诉大家我们得到了一次额外肉类供应。 那天我们吃的是烤肉，我们吃的都是那个女人身上的肉。每名士兵都分到了几片儿。我的连队中共有60个人，他们吃肉的时候都非常高兴。他们说，这肉的味道非常不错。 第六章 abcd包围圈 坦率地讲，我们当时的想法是，美国这个奸商在一场没有利益的战争中是不会坚持太久的。 ——陆军大佐安藤nfdc7仁，引自《太平洋地狱》 1937年9月21日，星期二，日本飞机轰炸了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惊骇： 美国严厉照会日本 “反对”空袭南京 袭击非法 20座中国城市被炸 2000人丧生 平民成了牺牲品 英国对空袭表示“惊愕” 讨论联合抵制 伦敦对此表示反对 特使叙述屠杀平民 当时，还有很多文章谴责日本发起的“恐怖死亡之战”。英国官方“请日本注意以下事实：任何一个国家在法律和道义上都没有权力对人口密集的城市进行空袭，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对平民和对军人的战争得不到区分。”美国国务院就此向日本递交一份强硬的外交照会声称，“本政府认为，对住有大量平民的居住区进行轰炸是不正当的行为，这违背了法律原则和人类尊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用严厉的措辞谴责了这次轰炸，他说：“日本在战争中对没有防御的地区进行残酷的轰炸，这种作战形式造成了广大平民，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伤亡，美国公众把这种做法看做是野蛮的行为。这些行为违反了人类行为标准的最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正是现代文明的最根本组成部分。” 罗斯福总统对此也表示震惊，他说，“每一个文明的人”都应对此感到惊恐和震撼，“过去的几年中，有一场战争在地球上的几个区域肆虐，导致成千上万毫无防御能力的平民和儿童丧失生命。现在，这场战争的发起者又惨无人道地对丝毫没有防御能力的人口集中区进行了空袭，这令每一个文明的人感到噁心，人类的良知受到深深的震撼。” 参议员们在一场每个人都要发言的辩论会上将日本的所作所为说成是“对人类的犯罪”，他们认为日本所使用的方法“残酷得就像是一个原始野蛮的国家对一个毫无恶意的国家大发淫威”。国会不久后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这次“对平民惨无人性的轰炸”。 第24页 国际联盟代表对日本进行了谴责。国际联盟在一项决议中声明，“日本对中国毫无防备的城市发动空袭，轰炸造成无辜平民，包括众多妇女和儿童的丧生，国际联盟对此深表痛心，日本没有任何藉口为此行为开罪，因为该行为已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和愤慨，全世界对这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可日本对此做出的反应就是继续轰炸中国。是啊，日本为什么要停下来呢？《纽约时报》在同一期上就西方的策略阐发了讨论，同时指出，东京目前所面临的只是全世界的谴责而并非真正的制裁。《纽约时报》认为：“就算日本继续对这些抗议不予理睬，美国也未必就此採取措施。至于英国，它除了在道义上发表抗议，基本上不可能做出更大的举动了。它目前主要把眼光放在欧洲，英国的政府和人民都不希望捲入到远东战事中来。”从现实情况判断，各国至少不会马上对日本的暴行予以干涉。那段时间碰巧赶上美国军方在纽约举行年会，报纸上头版头条的题目是“军方领导制定纲领，让国家远离战争”。《纽约时报》报导：“纽约全市昨日放假一天，全体市民目睹了美国军队游行的盛况，同时美国老兵专家顾问团在一个远离游行现场的宾馆聚集，他们将通过分组讨论制定一个使美国远离战争的方案，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捍卫他们在20年前奋力拯救的美国民主。”在此之前的4月，德国飞机轰炸了格尔尼卡巴斯克镇，并用机枪朝那些正前往市场的平民扫射，这一举动震惊了全世界，也为这座小镇赋予了歷史意义，后来毕卡索在他的作品中使这次屠杀成为了“永垂不朽”的画卷，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列强过问此事。实际上就在同一个月，美国全国100万大学生走出了校园，进行第四次年度“和平示威”，他们将牛津大学的反战口号改编成了美国版本，高声疾唿：“美国政府若发动战争，我就拒绝支持美国政府。” 日本认为美国并不需要投身战争——美国通过无数次的屠杀，已经攫取了资源丰富的辽阔疆域。现在高傲的大和勇士正在为他们的小小岛国赚取额外的土地和资源，他们痛恨西方国家对他们指手画脚。日本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晚到餐桌旁的小男孩，一旁的父母已经塞饱了肚子，却告诉小男孩不要吃得太多。时任国际联盟日本代表的松冈洋右承认，日本是让中国“极度的苦恼”。“试想有哪个正在扩张中的国家没拿它的邻国开过刀？问问那些美洲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吧，看看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多年以前是怎样残忍地折磨他们的。” 被激怒了的日本将军抱怨说：“日本只是想摆脱他们那种‘罐装植物’的生存方式，美国的人口总数是日本的两倍半，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31人,可日本的却是每平方英里居住400人。眼下，美国为了更为充分地实现自己野心勃勃的计划，正企图残忍地切断日本的根。美国、英国以及其他的列强曾拥有无数次扩张自己重要利益的机会，可当日本现在以同样的方式觊觎邻国的土地时，那些列强却在喊,‘贼！’这究竟是为什么？” 对日本来说，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伪善程度真是惊人。正如美国对荒芜的西部进行开发一样，日本也正在开拓它的西部：它正对一个野蛮的民族发起圣战，想给那里带去文明的曙光。实际上，就在美国批评日本时，他自己却在骄傲自豪地纪念那些屠杀西部民族的英雄们。美国在印第安人部落的土地上，雕刻出宏伟的纪念碑，赞颂基督精神的传扬，这就好像是在讥笑那些被打败的土着人。那座雕像就是拉什莫尔山上的那座巨大雕像，它的存在象徵了白种人的优越，可在印第安人心目中，拉什莫尔山就坐落在神圣的布莱克山脉，那是他们心中的圣地。美国人在那座雕像底座的青铜板上把拉什莫尔山称做是“讲道台”，并声称先驱们代表了“文明在这个大陆上传播的新时代”。印第安人那片神圣的土地被称做是“空旷的荒野”，这一切就好像是在白人到来之前，那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人类一样。那块铜板上还写道，“美国获得印第安人的土地是通过签订条约，富有进取和冒险精神的美国人在这片土地上传播着文明和基督教”，这样一来，美国就将无数次屠杀印第安人、巧取豪夺他们土地的这段歷史洗刷干净了。 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骗局。1868年，美国政府曾判定布莱克山周围的地区没有多少价值，因此就决定让印第安人在这个地方和平永久地居住下去。政府在1868年协定中庄严承诺：“任何白人或任何人在没有印第安人的许可的情况下都不允许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也不允许占领这片土地的任何一部分。”但此后的四年间，寻找黄金的白人矿工们就违反了这个协定。美国政府这时不但不强制执行这个协定，反而派军队到布莱克山周围地区侦察了一番。战争部部长发出警告说，美国政府这样做就相当于一次武装入侵：“有报导讲述，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贵重金属，这使白人矿工受到了强烈的诱惑，如果政府不採取些措施让这些矿工拥有这片土地的一部分，他们就会给政府带来麻烦。”不久后，原已得到美国政府“永久”割让的布莱克山脉的印第安人变成了对美国政府“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迁往美国政府划给他们的预留地居住。 第25页 1876年，美国政府通知军方控制了布莱克山脉，并且把那里所有的印第安人当作战俘对待。印第安人难以相信眼前的一切，问道，为什么？我们签订的协定不算数了吗？美国政府回答，协定已经无效了，原因是印第安人向美国发起了战争。这对印第安人来说可是个新闻，苏克斯酋长斯波特德·泰尔就此指控美国政府表里不一、言而无信，“这场战争不是从我们的土地上发起的。事实上，这场战争是伟大上帝的儿孙们强加到我们头上的。他们来到这里，没花一分钱就把我们的土地抢走，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做了许多邪恶的事情……，这场战争是由于抢掠——偷窃我们的土地引起的。” 西奥多·罗斯福对这种说法并不贊同，他说：“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征服以及白人在印第安人土地上进行定居，这对各种族的伟大繁荣和文明人类的康乐安宁是必要的。这种征服通常是由有能力的民族来承担的。这个强大的民族还带着一丝原始的野心，它发现眼前这个弱小的异类种族拥有着它垂涎已久的珍品，而且，这个异族根本无力保卫这些珍品。” 拉什莫尔山雕像上的四位总统都支持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政策。乔治·华盛顿称印第安人为“狼”，托马斯·杰斐逊设计了把印第安人赶到落基山脉地区的方案，亚伯拉罕·林肯就曾在伊利诺斯州拿起武器对付印第安人，西奥多·罗斯福为这次劫掠进行最强有力的辩护。说起来，就连拉什莫尔山的这个名字也是对这座圣山的一种冒犯——当年的查里斯·拉什莫尔是纽约的一名律师，他为了攫取开矿权，便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这座神圣的山上。 日本人深知，美国的土地浸透了印第安人的鲜血，美国人曾对那些印第安人施尽了虐待——逼迫、毒打、强姦、屠杀……印第安人的鬼魂经常在这个大陆上出没。实际上，欧洲移民已经将美洲土着人的大陆清理得很彻底，原有的文明都消失殆尽，没有什么文明可以传播了。于是，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便把眼光瞟向了美国以西的辽阔区域——太平洋。正如西奥多·罗斯福的政治顾问——纽约州参议员奥维尔·普莱特所说的那样，“就像我们曾经向辽阔的西部展望一样，我们的孩子必须把眼光投向太平洋。” 西奥多·罗斯福在威廉·麦金莱政府中任副总统，后来自己也担任了总统。这期间，他尝到了把基督文明带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第一个主要的殖民地——菲律宾的好滋味。他说：“那些了解实际情况的见证人都认为菲律宾人在当时是不能自治的。”他认为，“把菲律宾留给他们自己的部落来治理”是不可思议的。菲律宾的自由战斗者在他看来就好像是“与中国人结合产生的混血儿”，给他们自治权“就好像把自治权交给阿巴契人（北美土着）预留地的酋长一样”。 基督教的文人雅士认为，通过剥夺菲律宾人的自由来帮助他们似乎并无不妥之处。《文学文摘》对192名基督教出版物的编辑进行了民意调查，发现只有三名编辑贊成菲律宾自治。《传教纪录》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曾意识到耶稣是帝国主义者中最帝国主义的权威？” nb23f本杉木在军队中被教导说中国人是野兽。在那之前的30年前，那些同印第安人打过仗的美国老兵乘船驶向了菲律宾。一名美国官员说：“我们所受的教育让我们认为菲律宾人就是野兽，他们同印第安人一样原始、未被开化。”堪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瑟夫·伯顿通过引据早期残杀印第安人的先例为屠杀菲律宾人辩护，他认为屠杀菲律宾人“完全符合文明战争的规则”，然而并没有人对此做出什么反应。 菲律宾战争从1899年2月4日开始，1902年6月4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宣布菲律宾人已“被平息”，战争中有25万菲律宾人丧生。这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杀戮。美国在参加二战的56个月里在各地战场上的死亡人数大约为40万，希特勒和东条英机使用他们所有机械化的武器每月大约杀死了7000人——这同当年那些美国派往菲律宾的“文明使者”所杀的人数相比不相上下。 菲律宾人为反抗原来的西班牙统治者发动了起义，同敌人进行游击战，并受到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起初，西班牙对起义者残酷镇压，这也是美国当时把西班牙踢出去的“正当”理由。现在美国取代了菲律宾原来的压迫者，採用的手段也极其相似——折磨、集中营、大规模杀戮没有武装的战俘和无助的平民——但是有一点是不同的，那就是美国的残酷无情同西班牙比起来，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被美国士兵杀死的大多数菲律宾人是平民。一份企图为美军开脱罪行的军方公告所找的理由就是“战争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造成一些无辜平民的伤亡”。既然绝大多数土着人都是奸诈的，那就不可能把“有奸诈本性的人同那些不幸受到牵连的人以及那些受到客观影响的人一一区别开来”。 美国的一位陆军上尉写道：“我们曾路过一个异常美丽的小城镇，那里的人们都渴望和平，对美国人也非常友好，我们走在路上时，当地人站在路边，摘下帽子，手触着前额，向我们问候‘早上好’。”后来，那些品德高尚的美国士兵就开始杀戮当地的居民，洗劫这个城镇。 第26页 第三炮兵部队的安东尼·迈迦写道，“我们轰炸了一个叫马拉邦市的地方，然后我们杀死了遇到的每一个人，男人、女人、儿童全都被我们杀死了。”另一名士兵描述了杀害无辜平民的乐趣：“用枪射击的‘游戏’很刺激，就像打野兔一样。这样的屠杀你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我们向他们冲去，然后就像杀野兔似的把他们干掉，我们杀死了成百上千的人。大家都疯了。” 美国将军命令道：“我不要战俘，我要你们把他们杀死，烧死。你们杀得越多，烧得越干净，我就越高兴。”一位军官向他询问“我们在杀人的时候是否要考虑他们的年龄”，这位将军的书面答覆是“只要是10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杀。 理察·奥布赖恩下士在给家里的信中提到了“杀人野兽”这个词。陆军上尉佛瑞德·麦克唐纳就是他信中所说的那个杀人野兽。他曾洗劫了一个村庄。奥布赖恩在信中写道，“由于麦克唐纳下达了‘不要战俘’的命令，于是他的连队就朝那些挥舞着白旗的无辜平民扫射，只有一位美丽的混血儿母亲活了下来，被留给麦克唐纳和其他几个军官轮姦，然后普通的士兵也强姦了她，在她身上发泄了他们的兽慾。” 在美国本土的人也知道菲律宾发生的事情。二等兵约瑟夫·史来顿在给他家人的信中记述了被他们的连队困在河流中的一群无助的“敌人”。“无数的菲律宾人尸体堆成了山。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加快了屠杀的节奏，享受杀人的乐趣。”西部的几个士兵告诉他们的父亲，“在水里杀黑人”比“上山打火鸡还有趣”。来自纽约金斯敦的一名士兵给他的父母写的信中说起了悌坦尼城镇上对1000名无辜平民的集体屠杀，这封信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传开了，“可能我天生就是一副硬心肠，当我看到自己的枪口对准了那些黑鬼时，每按动一次扳机，我都感到无上的光荣。我告诉那些好打听事的朋友，我现在正为我所深爱的‘星条旗’（美国国旗）和我深爱的美利坚合众国奉献我的一切。”那封写着美国士兵“每天焚烧那些拿着白旗的菲律宾人”的信后来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军官“命令士兵不要留下战俘”。美国士兵对这条杀死战俘命令执行得一丝不苟，毫不犹豫。二等兵佛瑞德·亨敕曼在信中抱怨起那些新来的“土”兵，说他们“竟然抓获了50名活战俘，大概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怎样灭掉战俘。” 杀掉菲律宾战俘是美国的政策。如果美国士兵被菲律宾人“杀死”，那么司令就会“通过抽籤选出一名战俘——这名战俘最好是从美国士兵被杀的那个村子选出——然后，司令会下令把那个战俘的头砍去”。军官给士兵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陆军上校芬斯顿不但命令他的团将战俘杀掉，他还向记者吹嘘，他本人还杀死了35名被嫌疑有反叛倾向的平民。有人还对埃德温·格伦少校进行了指控，说他让47名战俘跪下“忏悔他们的罪行”，然后命人用刺刀刺死他们，或者用乱棍将他们打死，埃德温对此供认不讳。 对于那些没有被杀死的菲律宾战俘来说，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痛苦的折磨。在哈佛受过教育的格罗夫·弗林特中尉后来在参议院的座谈小组里回忆起了对菲律宾军人和平民的折磨——他们将他们分成两组，一组30人，一组40人。他还描述了美国军队折磨人时所用的“水疗法”： 一个菲律宾人被扔在地上，让他仰面躺着。然后，三四个士兵或坐或站地压在他的胳膊和腿上，接着，把来復枪或卡宾枪的枪筒……戳进他的嘴巴，这样一来，这个人的下巴就会被戳得朝了后。如果可能的话，还会在他的脖子底下放上一段圆木头或一块石头，以便把他牢牢地固定住。 参议员朱利叶斯·凯撒·伯柔插问道：“你说他的嘴巴被撑开了，那是什么意思？” 弗林特中尉答道：“就是把枪筒塞进去使劲儿戳。有些年龄大的人经这么一折腾，我是说，如果我们的动作稍微粗暴一点儿的话，那么那些老头儿的牙齿就会一颗也不剩。这样的话，我们就只把他按在地上，然后用一个水罐往他的脸上倒水，倒到喉咙和鼻子里，直到这个人表示屈服或是昏了过去，如果他晕过去了，我们就把他推到一边儿去，等他慢慢甦醒过来……嗯，我想一般来说，我们对待那些菲律宾人时都是有点粗暴的——我们把那个人踢到一旁，结果被灌进去的水就会被挤出来了。毫无疑问，这种折磨是非常痛苦的。那感觉就像是一个溺在水里的人,却怎么也溺不死。”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他的军队在菲律宾的残暴罪行开脱，为那些“英勇无畏的美国士兵”欢唿，那些士兵“为了让文明战胜野蛮和愚昧而战斗”。对于罗斯福来说，在菲律宾屠杀成千上万的平民和没有防御能力的战俘象徵着“民族歷史上最光荣的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者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日本的行为同那些基督教徒们原来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可现在那些基督教徒们为什么那么伪善呢？这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种族歧视。这些年来，美国国会时常表示，将对黄种日本人实行歧视性的移民政策。1906年10月，即《朴茨茅斯条约》签署一年后，旧金山学校的董事会就命令所有日本学生去中国城的东方学校就读。日本政府感到受到了侮辱，认为“美国的歧视政策给他们带来了耻辱，对此绝对不能等闲视之”。后来，国会又以绝大多数贊成票通过了一项移民法案，决定不再给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签发籤证。 第27页 国际联盟也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视为一个“反日本的基督国家联盟”。日本在一次大战中和同盟国站在一条战线上，作为惟一的非西方大国，他坐在了巴黎和会战争赔款的圆桌旁，而且还得到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作为回报。然而，日本却担心“西方国家可能利用国际联盟，让白色人种的优势永远维持下去”。近卫文nfdf8写道：“从经济角度来说，国际联盟可能会让强大的国家支配弱小的国家，后来居上的国家永远都要对那些先行一步的国家俯首称臣。” 实际上国际联盟曾通过一项决议，声称让所有国家拥有自决权，并要求结束殖民统治。可狡猾的美国加入了一个条款，将自己巧妙地排除在这项决议之外。自由这个概念听起来好听，但在现实世界中，美国更喜欢门罗主义，也就是说，美洲的事务要由美国人来管理。因此，这就导致了日本这个亚洲惟一的文明国家无法拥有在亚洲称霸的权力。 日本认为外国佬对日本这个国家是有歧视的，因此要求在国际联盟的盟约内加上种族平等的条款。“这项建议更像是一份措辞温和谦卑的宣言，它要求国际联盟的成员国不应从种族和民族角度相互歧视。各国对居住在本国土地上的外来公民应尽可能给予平等的权利。”但是，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对这项条款表示贊成。 压垮骆驼的往往是最后一根稻草——让日本忍无可忍的时刻在1931年来临了。西方各国决定对日本“侵略”中国事件展开调查，可对他们自己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却只字不提。曾在美国俄勒冈州大学学习过的松冈洋右代表挺身为日本辩护，发表了一通传统的、具有大和民族精神的演说：“中国缺少一个合法政府来维持其法律和社会秩序；中国软弱而且落后，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由于互相残杀的战争、暴政、匪徒、饥荒和洪水失去了生命。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日本，日本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国 家，一直、并且永远是远东地区和平、秩序和进步的中流砥柱。日本在一个混乱得无可救药的地区使满洲国变得和平而又繁荣。”但是，他的这番演说被那些西方国家当作了耳旁风。这些国际联盟的成员国都说自己在“帮助”殖民地的人民摆脱困境，因此最后的结果是——全体一致投票反对日本，只有日本为自己投了贊成的一票。之后，松冈洋右和日本代表团永远地离开了国际联盟。 那些基督教帝国主义国家自己远涉重洋来到亚洲兴风作浪，却厚着脸皮告诉日本不要捲入到邻国的事务中去。美国靠刺刀夺取了菲律宾和夏威夷，此外还不断地入侵加勒比海地区、中美和南美地区。如果美国对自由的嚮往是真诚的，那它就应该放弃自己所占领的殖民地。日本知道自己购买印度尼西亚石油的钱直接进了荷兰人的腰包，而购买越南橡胶的钱又付到了法国的财库中。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寮国人最后只落得了被绳子勒死的结局。非洲人受到欧洲残酷无情的剥削。那些基督国家要求殖民地独立的口号跑到哪里去了？ 在1939年7月，美国宣布终止与日本已签订了27年的商业协定。是日本所痛恨的敌人蒋介石说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并以此强迫日本同中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根据一次民意调查，75%的美国大众贊同”这次反日行动。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一个月之后，即1939年10月，罗斯福命令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战舰驶入珍珠港。这在日本看来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危险举动——因为在太平洋沿岸，只有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除此之外便没有哪个自由的国家需要保护了。 1940年6月，德国横扫了法国。日本逼迫新一届法国政府切断通过其印度支那殖民地流入中国的供应。并且说服被围攻的英国（英国也别无选择）停止通过缅甸对中国的供应。此时，美国已停止向日本出口航空汽油、润滑油和废铁。 在日本看来，这一切都令人感到怀疑。美国正在帮助中国，在亚洲的这些白色殖民力量足以让日本的军队陷入泥潭，而美国佬同时还在断断续续地重整军备和进行谈判。现在看来，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想利用经济制裁掐死日本。东京的媒体用“abcd包围圈”这个词来表现当时的状况。这个词语当中的abcd所指的分别是“美国人(american)、英国人(british)、中国人(chinese)，以及荷兰人（dutch）”，正是这帮乌合之众想联手掐断日本的生命线。 此时，日本和义大利、德国都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寻求朋友，他们按照《同盟条约》结成了联盟。就算美国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这三个国家还是有着共同的坚持——日本首相近卫文nfdf8说道：“如果美国不理解日本、德国和义大利的立场，把我们三国的协议看成是针对美国的挑衅行动，并对我们始终採取敌对态度的话，那么我们三国将对其实行坚决打击。” 那一个月的晚些时候，数年以来一直不断“对日本进行‘良好行为准则’教导”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向日本大使提出了一系列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要求。“这就是着名的科德尔·赫尔四原则——包括尊重别国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各国平等的商业机会，若非通过和平方式不改变现状。” 第28页 日本当时一定在想，难道这位科德尔·赫尔国务卿是名喜剧演员吗？他说的这些是不是在讲笑话？西方军国主义者所征服的国家横跨亚非两大洲，现在这位国务卿希望日本以另一种方式参加游戏。 事实上这一切并不是玩笑。紧接着罗斯福就投下了更大的赌注。他大胆地显示出美国的力量以及美英荷三国的团结。他组织美国海军军官“公开参与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五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纽西兰和印度）高级军官会谈”。美国总统还给裕仁天皇发了一封电报，电文中写道，日本军队在印度支那制造的那场“严重且影响深远的紧急事件”正威胁着菲律宾群岛、东印度群岛、马来亚、泰国的安全，也威胁到了日本与美国的和平关系。罗斯福建议日本“驱散”亚洲上空的“乌云”，可日本只看到了西方飘过的乌云。 日本于1940年7月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并企图进一步包围中国，切断他的生命线，尽快结束战争。“日本不顾美国的再三警告还是出动军队占领了印度支那，那时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打破中国僵局的惟一出路就是冒险进行一场世界大战。” 同年8月，美国的反应就是向菲律宾派遣大批军用飞机——多达400余架，在德国和日本威胁阴影的笼罩下富兰克林·罗斯福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建造飞机和战舰。罗斯福总统还把驻在马尼拉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提升为远东地区的总司令。 此后不久，富兰克林·罗斯福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财产，停止了与日本的一切贸易关系，切断了流入日本的石油供给。其他殖民主义者——英国和荷兰也跟着打出了同样的牌。当时日本的石油储备只能持续20个月。一旦没有了石油资源，日本就会瘫痪，就会像搁浅了的鲸鱼一样无助。 日本企图同美国进行谈判。如果美国能中止对中国的帮助，恢復日本的石油输入，日本就会将整个亚洲带入天皇统治下的圣明安宁之中。这样一来，所有的一切都好解决。 美国对此的答覆就是：你们撤出中国，我们就卖你石油。 撤出中国！让罗斯福撤出加利福尼亚，把加州还给墨西哥怎么样？或者让法国给阿尔及利亚独立的自由如何？再或者，让邱吉尔去听听甘地要求民族自治的唿声？罗斯福在早些时候就“已经预料到，如果日本政府的言行举止仍然达不到文明的20世纪人类标准的话，美国就会重新考虑是否继续同日本发展关系”。文明？就在数月之前，法国刚刚把湄公河三角洲地带的小村庄夷为平地，还逮捕了8000人，其中有很多年老的妇女和幼小的儿童，法国人用绳子把那些被逮捕的村民拴在一起，用驳船把他们运走。一路上，那些可怜的村民顶着火热的太阳，在船上忍受数天的煎熬——这就是罗斯福先生所指的文明行为吗？在美国境内，到处都能看到“只限白人”的牌子，黑人被打死后，尸体就挂在树上左右摇摆；所谓的印第安人预留地尘土飞扬、破败不堪，美国把那些被征服的人都赶到了那里。美国国会还通过了14条具有歧视性的移民政策法规，以使中国人无法进入美国境内——然而，此时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却在教导日本如何“公平”的对待中国人。文明？还有什么文明可言吗？ 裕仁天皇想借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仿效他的爷爷，他想像明治天皇那样获取一次巨大的军事胜利。可当他问起日本战胜的机率时，没有人敢向明治天皇的这位40岁的孙子承诺日本能够战胜强大的美国。天皇的勇士们只是挺了挺胸脯，对他说，日本现在必须趁热打铁。 在1941年9月5日帝国会议上，天皇作为战争的总司令和他的陆军和海军首领——杉山元将军和长野大将——就战争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商讨。裕仁向他们询问“一切都解决掉”要花多长时间。杉山元将军回答说，“在南部的行动大概要花三个月。天皇立即打断了他，他突然想起杉山元在1937年当陆军大臣时曾经说过，中国事件在三个月内就能结束，那已经是四年之前的事了，可现在战争仍在继续。” 将军解释说，中国地域辽阔，可太平洋是由岛屿构成，因此，两件事有所不同。裕仁天皇仍然怀疑地问道：“如果你说中国辽阔的话，那你怎么不把太平洋描述成是更广阔的区域呢？你怎么能确定这次战争会在三个月内结束呢？” 若是在其他的高层军事会上，上面那番问话足以让将军掉脑袋了。可是杉山元脑袋还好好地长在脖子上，他也还是继续做着天皇的军事顾问，“大概是因为将某人就地斩首还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 11月上旬，裕仁天皇审阅了攻击珍珠港的计划，还听取了军官们为他描绘太平洋战争的恢宏战略。这位从小就接受战争教育的天皇在此时本可以发现，事实上，军方的战略缺乏连贯性，并没有规划得很完善。军方首先向他讲述的是“第一阶段的进攻”——对珍珠港进行毁灭性的一击，然后入侵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但是，在这之后并没有任何后续计划，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假设”——那就是在发动了攻击之后，日本会对敌人的反应进行英勇的还击。没有人提到这次战争会造成多大的损失，也没有数字能表明日本支持此次战争的财政能力，没有人计算所需军备物资的数量和所需投入兵力的多少。日本将採取何种具体手段打败美国这样的工业巨兽？美国每年产出的钢铁的总量是日本的12倍，造出的轮船数量是日本的5倍，汽车是日本的105倍，每年发电量是日本的5倍半。 第29页 然而，这些对那帮无畏的军人来说都是无谓的小事。美国虽然拥有物质力量，但却缺乏最重要的战斗精神。大和民族精神是打破abcd包围圈的秘密武器。日本的领导人认为美国的文化是弱不禁风的，美国人通常都比较自私，他们不会支持这场在遥远地方进行的持久战。后来，日本着名的战略家、陆军大佐安藤说道：“坦率地讲，我们当时的想法是，美国这个奸商在一场没有利益的战争中不会坚持太久的，但我们却能坚持到底。” *** 1941年11月，美国的海军情报机构首次探测到了一组模煳的信号，信号表明日本将要进行攻击。信号是由约瑟夫·罗谢夫特探测到的。他是海军战斗情报部的主管。当时，他正抽着菸斗，穿着拖鞋和红夹克呆在珍珠港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那组信号是从父岛上的无线电站发射出来的。海军准将佩里第一次看到父岛时见到了岛上有两座山峰。现在日本帝国海军就在山上建起了坚固的无线电装置。 11月8日，罗谢夫特把那些收集来的零零碎碎的信息编写成一份《通讯情报总结》发给了华盛顿。来自父岛的情报表明日本将要发动一次“两面夹击”的进攻，一面从日本向东，另一面向南。 1941年11月27日，美国的海军行动总指挥给美国在太平洋的各处军港发了一封紧急电报，电文如下： 该快件应被视为战争警告 同日本就稳定太平洋地区局势的谈判已经终止 日本会在未来几天内发动进攻 美国人将永远“铭记珍珠港事件”。然而，日本对夏威夷的进攻只是个小插曲，他真正目的是想削弱美国阻止日本进攻“南部”的能力。偷袭珍珠港之前1个小时20分时，山下奉文将军率领2万官兵在马来西亚的东海岸登陆，这象徵着太平洋战争的炮火开始燃起。英国在那里有一支8.8万人的军队，按理说日本根本不是英国的对手。但英国士兵由于没有大和精神，很快就在生龙活虎般的神之骄子前投降了。 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宣布战争时说，这场冲突的起因是因为“美国和英国支持并鼓励中国破坏东亚和平，这体现了他们统治东方的无穷野心”。东条说，“天皇的殷切希望就是维持和平”，但是那些外国佬竟然“一点儿和解的意思也没有”，因此，“我们的帝国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和自我防御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诉诸武力，通过战争肃清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大和精神将会打败美国“商人”。 当日本领导者们把美国人比做“商人”时，他们脑子里所想的其实是那位有德国血统的特殊人物。可是，东条和日本天皇打错了算盘——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生活虽然受尽了折磨，但是他却是位意志坚强的总统。他领导他的人民走过了大萧条时期最黑暗的岁月，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心灵始终放射出自信的光芒。他无所畏惧——甚至对自己也毫不畏惧。 在日本袭击美国之后，罗斯福总统开始认真思考美国该如何做出最有力的反击。他对每个军事顾问的计划进行了评估，但这些顾问们并不像他那样富有想像力。他想出了一个其他军人都不会想到的主意，因为人们总是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罗斯福第一次将那个想法告诉给他的军事顾问时，他们都不禁目瞪口呆。然而，正是因为这样，那些日本专家才会认为这个想法是不可能的，所以当美国军队最终把总统的这一想法变成现实时，日本惊愕不已，被打得措手不及了。 这个想法中的主人公就是飞行员。 第七章 飞行员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只是十几岁或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对整个世界完全无知。我们热爱祖国，决心要为珍珠港事件报仇雪恨。全国的48个州已经团结起来。美国要想打败日本就需要一大批飞行员。而我们，就是这样的飞行员…… ——飞行员卢·格莱伯,引自乔治·布希《二战岁月》 珍珠港事件爆发的那天，乔治·h.w.布希正在校园里走着。当时，他是麻萨诸塞州安多弗菲利普斯专科学校的一名学生。他17岁半，任毕业班的班长,在学校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同时，他还担任校棒球队和足球队的队长、篮球队经理、学生自治会财务主管、男学生宿舍代理舍监，很多委员会、社团和球队里也都有他的身影。 布希家境富有，家庭的社会关系优越。美国任何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办得到的事情乔治都能办到。他的父亲普雷斯科特·布希是全美最大的私有银行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的合伙人。当时年轻的布希已经被耶鲁大学录取了。他是即将登基的英国女王（即伊莉莎白女王二世，于1952年登基）的远房亲戚。极负盛名的“沃克杯”国际高尔夫球赛就是以他祖父的名字命名的。这样的家庭背景足可以为乔治扫清前进道路中的一切障碍——即将成为耶鲁学生的乔治前途无量。 布希正在校园里走着，突然听到有人大喊：日本偷袭了珍珠港！这真是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乔治当下决定放弃眼前的一切去当兵。后来他承认，“我当时还不完全清楚世界局势是怎样的”，但他清楚地记得“我和所有美国人有着同样的反应，认为我们最好对此做点什么”。 第30页 布希回忆道：“在我到底为哪个部门效力的问题上，我一点儿也没犹豫，立即决定加入海军航空部队。” 在相隔数千英里以外的密苏里州的锡代利亚，另一个未来的飞行员弗洛伊德·尤因·霍尔过着与乔治·布希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为了参军打仗，特地走到邮局去报名。那时弗洛伊德21岁，很瘦，棕色头髮，棕色眼睛。他1939年5月18日毕业于锡代利亚的史密斯—科顿高中。他的父亲是一名焊工，在拥有7000名职工的锡代利亚最大的密苏里太平洋铁路调车场工作。弗洛伊德毕业后接了父亲的班也在那里干活。锡代利亚以铁路闻名：密苏 里—堪萨斯—德克萨斯铁路局以及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局的维修车间就设在那里。锡代利亚的地理位置大约位于密苏里州的中心，有2万人口，那里有一个熘冰场，一个弹子房，一个保龄球场，还有几间酒吧。弗洛伊德的哥哥詹姆斯·霍尔说，锡代利亚一年只有两个季节——“我们只有冬天和夏天，冬天很冷，夏天很热”。 维维安·道尔顿·朗记忆中的弗洛伊德“是个好孩子，干净整洁，身心健康”。弗洛伊德从小就住在维维安家的对面，常和她一起玩皮纳克尔纸牌游戏。朗回忆说，“锡代利亚是个富有人情味、美妙的地方，非常适合居住。即使你晚上在街上走也很安全。但那是很多年以前了，那个时候，邻居们经常互相串门儿，坐在门廊上一起聊天儿。” 弗洛伊德和许多大萧条时期出生的美国孩子们一样吃苦耐劳。他弟弟说：“弗洛伊德从来不做游戏，因为他没时间。”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塔利斯—霍尔乳品店的麦芽车间配苏打水。这个乳品店在锡代利亚那个小地方特别受欢迎。詹姆斯说：“在炎热的夏日里，人们都喜欢去那儿，你会看到大伙儿都在那儿舔着圆筒冰淇淋。”弗洛伊德的朋友埃尔伍德·麦克基尼回忆道，“每次店老闆一走，弗洛伊德都会让我敞开肚皮地吃各种各样的冰淇淋，他可真是个好人。” 弗洛伊德工作很卖力，因此挣了点钱，于是他就会给身边的人一点零花钱。他的妹妹玛吉·霍尔回忆说，“我曾经为了五分钱给他擦过鞋。我把那些鞋擦得发亮。擦得特卖力气。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有钱。” 一天，弗洛伊德的父亲因为他花钱的事情大发脾气。弗洛伊德和他的铁哥们儿霍华德·赫林用各自攒下的积蓄合伙买了一辆二手的福特modelt敞篷车。但父亲觉得他们花的钱太多了。他发怒并不是因为他的儿子，而是因为卖车的那个人。詹姆斯·霍尔记得当时“父亲去了卖车的那个人那儿，把他痛骂了一顿，说他要价太高。他觉得是他们卖车的把价钱抬高的。那辆车竟花了我们35美元”。 弗洛伊德非常喜欢那辆车，冬天的时候，他常常把冰冷的座位上的雪扫掉，然后开着车去上学。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意识到，这年轻的、疯狂喜欢汽车的弗洛伊德·霍尔不久后就会为美国做出贡献。美国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一场高度机械化的战争，而这场机械化战争的关键便是飞机，因为飞机是所有机械中最精密的机器。“当时西方各国已处在内燃机大行其道的年代，这一点对于盟军的空军而言是无可比拟的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用飞机结构复杂、价格昂贵、作用至关重要。那个时候需要大量会修修补补的人来担当这些军用飞机的飞行员、机务人员以及维修工人。像弗洛伊德这样成天摆弄35元买来的小汽车的年轻人，还有那些在自家农场上修理拖拉机的农村孩子们都会在战争中帮助美国赢得空战。相比之下，日本的机械化程度就远远比不上美国。在日本，研究机械的年轻人要少得多。“1939年3月23日，零式战斗机在首飞之前被拆卸后装上牛车，经过一路颠簸运到了本州各地的大型海军航空基地。这可真是个不好的兆头。” 弗洛伊德的朋友威拉德·丘宁后来回忆道，“我们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第二天就去报名参军了，在一个星期后的12月16日被召集。我们一起登上了去圣路易斯的火车。在那儿有不同部门的徵兵人员，而我们全都站在了海军报名的队伍中。”弗洛伊德的弟弟说，“父母对此也没什么好说的，弗洛伊德已经21岁了，是个成年人了。”在填写“参军理由”一栏时，弗洛伊德写道：“为国效力。” 在圣路易斯，海军的主考官们注意到弗洛伊德·霍尔身高至少五英尺七英寸，体重128磅。这个来自密苏里的年轻人，现在正和成千上万的美国男孩儿们一起准备出发去打仗了。 20世纪40年代初期，男孩子们是如此的渴望飞行，这一点不足为奇。1944年和1945年两年时间里，有许许多多的飞行员们从北太平洋的航空母舰上起飞投入战斗，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20年代早期，生长于飞机发展的黄金时代。在那个年代，最初的“马力”继续转变成各种各样的机械装置，对于年轻的美国男孩子们来讲，一提到飞机和飞行员，他们便会感到无比兴奋。他们成天翻看杂志上那些有关一次大战飞行员的战争故事，比如《红爵士》和《埃迪·瑞肯贝克》都是当时很流行的故事。人们就“英勇无畏”这种精神展开了一项科学研究，其成果之一便是《精神之解析》，这本书在20年代的时候就做出预测：“未来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若想在战争中赢得荣誉，就会选择去当飞行员。” 第31页 在美国最有名的一个人，也有人说是20世纪最着名的一个人物，是一位叫做查尔斯·林德伯格的飞行员。在大学里他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可在他第一次驾驶飞机之后，他的命运便从此改变了。后来他回忆说，他觉得自己在飞行时已经完全忘记了过去，他所感受到的“只是眼前这个奇异的、永恆的空间，这里充满了美轮美奂的景致，也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 飞行成了他眼中的新鲜事物，想起来就像西部拓荒一样刺激。尽管他只有8小时的飞行经验，而且压根儿就没有单独驾驶过飞机，但他根本没用出示飞行执照就买到了他的第一架飞机。林德伯格解释道，“他们并没有要求看我的执照，因为1923年那时候不是非得有执照才能开飞机的。” 后来林德伯格成了一名飞行特技表演者。他去了许多城市办展览、做飞行表演。他和同伴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为了吸引观众首先进行一场挑战极限的飞行表演，在离开的时候还会再表演一次，这样一来，那些观众们就会觉得他们的钱花得很值”。林德伯格是用生命在冒险，他说，“我註定最后是因飞机失事而死的，但如果还能让我在死之前飞上十年的话，我就觉得我这辈子过得值了。” 1927年5月20日，长岛罗斯福机场，林德伯格与他的“圣路易斯精神号”飞机准备开始横跨大西洋的单人飞行。他随身只准备了5个三明治。《航空文摘》的主编问他这些三明治是否够吃?他答道：“如果我到了巴黎，我就不用再吃三明治了，如果我到不了巴黎，我也吃不成三明治了。”他妈妈对报界说：“明天是星期六，是个假日，对于我来说，明天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也许是最伤心的一天。”那天晚上，全世界的人都进入了梦乡，查尔斯·林德伯格独自一人飞翔在大西洋的上空，“没有一个现代人像林德伯格那样战胜了如此极端的挑战，就连哥伦布独自航行的时候都不能与此相比，这是对勇气和能力的考验。” 33个半小时后，林德伯格驾驶的飞机盘旋在巴黎郊外一个飞机场的上空。令他感到吃惊的是，他发现有15万人在那里等着他。《纽约时报》用大号标题刊登着“林德伯格做到了”，他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整整占去了这份报纸的5个版面。柯立芝总统派遣一艘海军运输船将林德伯格和他的飞机运回美国。当这位新诞生的世界名人在曼哈顿一号码头靠岸时，早已有30万人在那里等候着他。这一天被定为“林德伯格日”，纽约市所有的政府机构、学校和金融交易所在这一天都放了假。全市的人们都上街热烈庆祝，有300万人参加了庆祝游行。有关他胜利归来的报导占据了第二天《纽约时报》的16个版面。 林德伯格的自传因此大卖特卖，极为轰动。他的故事被编入了教科书，学校里的孩子们都写作文来称赞“幸运林德”的英勇事迹。当他在全国巡迴的时候，大约有相当于全国 人口1/4的观众，也就是说有3000万人目睹了他的风采。1927年年末，一本叫做《时代》的新杂志试图通过发行一版“年度人物”来扩大销量，而获得年度人物这份殊荣的就是查尔斯·林德伯格。 “林德伯格飞越大洋的时候我7岁，”来自纽约布朗克斯的飞行员艾德·保曼回忆道，“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是只‘孤鹰’。在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林德伯格所做的一切没人能做到。” 出生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布鲁斯·海斯早在二次大战之前很久就酝酿着想要飞行的冲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喜欢从报纸上剪下飞机的图片。他说他至今还保留着那本贴着图片的剪报簿。“载着林德伯格的运输船在纽约码头靠岸的那年，我5岁。他的飞机也在那艘船上。从那时起，我开始迷恋上了飞行。” 还有一些人远在其他城市，他们也热爱飞行。来自西维吉尼亚州金伍德的年轻人查理·布朗只是在报纸和电影上见过飞机，但是这就足够说服他在1942年8月去报名参加海军的飞行项目。 有些职业在人们心目中非常了不起，人们称之为“酷”，而飞行员就是当时最酷的职业。后来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阿奇·克拉普告诉我，“我在迈阿密长大，我女朋友的父亲是东方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是街坊邻居心目中的英雄。” 全国的男孩子们都喜欢做飞机模型，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飞上蓝天。“我就是那些喜欢做飞行模型的孩子们中的一个，”艾德·保曼对我说。“为了加入美国少年飞行者协会，我还曾寄出过10美分的会员费。那是一个飞机模型制作爱好者的组织，我现在还保存着会员证。” 来自泽西城的飞行员乔治·海尔斯伯格回忆说，“那时候我和哥哥自己做模型飞机，然后以每架10美分的价钱出售。我们看了好多书来研究飞机。我认识的飞机比那些经过训练的水手还多。我们非常喜欢飞机。” 这本书里每章的第一页上都有一幅漂亮的飞机素描，它们均出自格雷迪·约克之手。他住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戴奥街1058号，那里是他长大的地方。谁也记不得格雷迪最初是怎样开始对飞机感兴趣的了，他到底有多大的兴趣也没人记得。但他于1943年2月6日报名参了军。在“休闲活动”一栏中他只填写了一项：“按比例制作飞机模型。” 第32页 格雷迪·约克的个头儿看上去根本不像个能打胜仗的兵。报名参军的时候，他身高只有5英尺4英寸，体重只有106磅。然而，像格雷迪这些小块儿头士兵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第一次真正被授予了胜利的荣誉。空中作战要求机枪手和无线电技师能够蜷缩在驾驶员身后那狭窄封闭的空间里，而格雷迪正好适合这样的工作。 他的妹妹珀尔·约克·迪芬德弗告诉我说，“他是个好看的小伙子。他总是穿着时髦的衣服。他有一些和认识他的金髮碧眼的姑娘们合拍的照片。”照片上的格雷迪年轻、有魅力、光洁的橄榄色皮肤、黑色的捲髮，帅气而纯真的脸庞洋溢着热情的微笑。或许是他瘦弱的样子吸引了那些女孩。他的表妹贝蒂·赫克尔贝里直率地说道，“我曾经深深迷恋过他。我非常崇拜格雷迪。”妹妹珀尔说，甚至连家里的猫“都喜欢他，他走到哪儿，猫就跟到哪儿”。 格雷迪和珀尔的父亲是个木匠，他们的家里很穷。童年时全部的娱乐就来自吊在后院大树上的一只轮胎。有时候爸爸会拉回家一货车锯屑让孩子们跳进去玩。“我们那时候天天吃豆子和义大利面条，”珀尔回忆说，“好久好久才能吃上一顿牛排。至于糖果更是吃不着。我第一次吃泡泡糖的时候都7岁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吃泡泡糖。” 处于格雷迪这种境遇下的小孩子会梦想着有一天能高飞——或许这并不十分令人惊奇。 *** 美国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歌名为《牧场是我家》，当中有句歌词描绘了一个纯朴的美国小镇，就是这个镇上走出了许许多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男孩子。 没有遮天蔽日云， 只有激励人心话。 格伦·弗雷泽的家就在牧场上。他在堪萨斯州的阿索尔长大，那里离这首歌的词作者布鲁斯特·希格利居住的小屋仅有6英里远。这首歌后来成了堪萨斯州的州歌。格伦红色头髮、脸上有雀斑、个性纯朴率真，如果不是因为他那时候觉得得去帮助他的国家，他也许一辈子都会呆在堪萨斯家乡的农场上了。他报名参军那年只有17岁半，在“参军理由”一栏中，他只写了一个词——“战争”。 格伦长大的那座土里土气的小镇似乎更像是一座19世纪的小镇，那里几乎看不到20世纪的影子。收音机是乡下惟一普及的家用电器。大多数家庭那时还没有电话和自来水。“当时在这儿修筑铁路的主管的妻子名叫阿索尔，所以这里就叫做阿索尔了。”格伦的表哥尤金·弗雷泽告诉我说，“这里人口最多的时候有400人。铁路修完之后，人口数就降到了200。” “格伦的祖父过去是个拓荒者。”尤金说，“他有个大农场，他和格伦的父亲就在那个农场上干活。格伦住在离那个农场不远的乡下。”尤金还记得那时和格伦一起在祖父的农场上收割小麦和黑麦。“我们自己带着午饭去干活儿，每天拿25美分的工钱。对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而言，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在阿索尔的生活是宁静的。“我们把好多硬币放在铁轨上，等火车开过的时候，硬币就被压扁了，”尤金回忆道，“我们还盘算着通过从沙子中提炼钻石来发财。想想那个时候，不管什么东西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值钱的，连沙子也不例外。当时的1美分能买到满满一大捧的软糖呢。”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格伦大概就得以在家乡的农场上幸福地生活一辈子了——至少是在堪萨斯市生活一辈子，因为在他上高中的时候，父母搬到了那里。他最喜欢上的课是钣金工课。在报名参军的表格上，他在业余爱好一栏填的是“打猎和钓鱼”。上高中时，他在一个修建活动房屋的建筑工程队干活，如果不是爆发了珍珠港事件，他大概就会一直做这份儿工作了。 高中毕业1个月后，格伦去参加海军体检。在那儿，医生们认定这个身高5英尺1英寸、体重110磅的小伙子具备为山姆大叔飞行的身体素质。 当乔治·布希告诉父亲想要去当海军航空兵并且要推迟上耶鲁大学的计划的时候，普雷斯科特是很支持的，可他也有些犹豫。那个时候，全国的父母亲都被两种思绪困扰着——一方面，强烈的爱国热情敦促着他们把孩子送去当兵，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些孩子们都还只是孩子啊。 陆军部长亨利·斯蒂姆森应邀参加乔治·布希就读的高中毕业典礼，并在学位授予仪式上讲话。乔治回忆道：“斯蒂姆森部长告诉我们，这场战争将持续很长时间，他还说尽管美国需要很多军人投入战斗，但若想为国效力，我们还是应该在参军之前多受点教育。典礼过后，在礼堂外拥挤的走廊里，父亲就我未来的计划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爸爸相貌威严，6英尺4英寸高，深眼窝，蓝灰色的眼睛，嗓音洪亮。” “他说，‘乔治，部长说的这些话让你改变主意了吗？’” “我答道：‘不，爸爸，我打算去参军。’” 他的父亲点了点头，然后握住了他的手。 多年以后我问起前总统布希当时为什么没有听取斯蒂姆森部长的建议，他回答说：“部长讲那番话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当时就是想去飞行，我惟一想做的事就是当个飞行员。” 第33页 乔治在18岁生日那天报名参军了，那一天是1942年的6月12日。“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当时有点害怕，还有点紧张。”他回忆道。后来他接到了命令，让他2个月后去北卡罗来纳州报到接受训练。普雷斯科特·布希去纽约的中央火车站送别儿子。布希总统后来告诉我，“我爸爸可能想让我呆在家里。我觉得我是火车上最年轻的一个。”乔治的爸爸从来都没有企图劝阻自己的儿子。然而当他们在站台上道别的时候，他父亲的内心感受便表露无遗了。乔治记起，“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哭。” 和乔治不同的是，有些孩子没有父亲，没有谁可以就参军这件事给他们什么建议。来自堪萨斯州克莱森特的迪克·沃尔霍夫1942年7月报名参军的时候只有17岁。迪克的父亲在他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他几乎想不起父亲的样子。父亲去世那天是1932年7月26日，那一天恰好是迪克8岁的生日。 迪克的母亲萝拉为了抚养三个孩子每周工作6天。迪克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劳伦斯比他大1岁，露西尔是大姐。丈夫死后，萝拉·沃尔霍夫开始学习美容，后来开了一间小美容院。家里人就住在美容院的楼上。 简·拉西特住在沃尔霍夫一家居住的那条小巷的对面，她记忆中的克莱森特是“一个有3000人的小镇，那里的人常常去教堂做礼拜。镇上有两家电影院（雷克斯电影院和明星电影院），还有方格围裙餐厅里那一方巴掌大小的舞池，在那里我们可以随着当时流行的音乐跳上几步”。 她还回忆说，“迪克很害羞，他不大跳舞。” 魁梧又帅气的迪克擅长三项体育运动——橄榄球、篮球和田径赛，他是克莱森特老虎队的选手。在学校年鑑中他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写道，“人人认识他，人人喜欢他。”他还有一份课余兼差，是在加油站给轮胎打气。但对他来说，最主要的还是照看家里的一切。 “迪克是个顾家的孩子，”他的姨妈鲁阿·斯特雷特对我说，“他非常爱他的母亲、哥哥和姐姐。他妈妈常常骄傲地跟我说：‘迪克今天帮我打扫房子了。他把所有该洗的衣服都洗了。’” 精力充沛的迪克把自己赚到的一点点钱拿回家里贴补家用。“他由母亲带大，他妈妈为了抚养几个孩子必须努力工作，”迪克的朋友约翰·安德森告诉我，“他家的收入不多。” 迪克的哥哥劳伦斯回忆说：“妈妈每周工作6天给别人弄头髮。姐姐高中毕业后，家里就剩下我们兄弟俩，后来我学会了怎么做罐头四季豆。” 迪克成长的那片宽广的平原笼罩在广袤的苍穹下。很多人看着脚下，寻找方向，但也有人仰望蓝天，憧憬未来。在高中读毕业班的时候，迪克告诉妈妈他想加入海军去开飞机。萝拉·沃尔霍夫私下里和姐姐说，为迪克在参军的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她简直快疯了。很多年后鲁阿·斯特雷特告诉我，“没有丈夫在身边，萝拉做起决定来要难得多。”“她必须自己拿主意，很多次她对我说：‘迪克还这么年轻，我可真不想让他走。可是，当飞行员是他的梦想。但他实在太年轻了。’这样的话我听她说了不知多少回。” 当然，那些17岁的男孩子们并不觉得他们自己“太年轻”了，他们觉得自己的年龄足以让他们做任何事情，就连打仗也不例外。那个岁数的男生信念坚定，不可动摇，他们随时准备好迎接任何挑战。迪克身强力壮，身高6英尺，体重169磅。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向母亲请求，说他已经为飞行做好了准备。鲁阿姨妈回忆说：“他那个时候心里想的就只有飞行，他真的太想去了。” 萝拉·沃尔霍夫最后也软下心肠，在独立日那一周的周末为迪克在文件上签了字，同意他报名加入美国海军。1942年7月6日星期一，一大清早儿，迪克便把那份同意书拿到了徵兵办公室。萝拉给鲁阿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最后的决定。萝拉那个时候40多岁了，已经失去了丈夫。而那时候的战争形势并不乐观。萝拉很现实，她清楚地知道迪克想要做的这件事充满了危险。 然而，迪克的脑海里却从没想到过危险这个词。在他看来，战争是一次光荣的冒险。鲁阿姨妈回忆起当萝拉同意儿子去当兵时，年轻的迪克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喜悦：“萝拉说她刚在文件上签了字，迪克就抱住了她，微笑着说：‘妈妈，您让今天成了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就像全美国的男孩子们各不相同一样，他们报名去当飞行员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儿。有些人梦想着成为飞行员中的精英。19岁的卡尔顿·施密特来自纽约州的科孚，他回想起当时参军的动机时说：“我决定加入海军是因为他们的标准和要求比陆军要高，也就是说加入海军难度更大，所以我觉得那样的话，我就会和一帮优秀的人在一起。” “我认为海军航空部队是最难考上的，”麻萨诸塞州的菲利普·贝京回忆说，“如果我考不上海军，下一步我就会考虑加入陆军航空部队。” 飞行员比尔·康奈尔说：“我为那些在西雅图崛起的海军而着迷，30年代时，西雅图主办了海军的舰队周，太平洋舰队就停泊在普吉特湾。我们小孩子登上了汽艇去参观那些大船。我1942年6月高中毕业时，看到有一期《飞行》杂志报导了有关海军航空部队的新闻。那上面还有一幅停泊在彭沙科拉城的水上飞机的照片。我当时就觉得这真是太酷了！” 第34页 还有的人没有经过太多考虑就报名当飞行员了。耶西·诺尔说，“我是12月11日报名参军的，在那之前我甚至连飞机都没坐过，但在当时看起来，要想去打仗，当个飞行员倒是不错的主意。” 德温·罗伯逊向我讲述他报名的经歷时说：“我那天喝醉了。”他当时和弟弟刚在华盛顿州斯波坎的大学酒吧里喝了酒，“我们路过了一张巨幅海报，上面写着‘来当海军飞行员吧！’我弟弟就对我说，‘这不是在说你吗?你可以当个军官的。这可比当个步兵强多了。’我说：‘可我连飞机都没坐过呢！’‘我们去和徵兵的人说说吧，’他说道。” 利兰·霍尔德伦也是喝过酒之后才下定决心的。“一天，我和我的好朋友正在那儿喝啤酒，说起了刚刚看到的那则徵兵启示，我们俩都觉得应该去当飞行员。海军徵兵办公室就在街对面，而陆军徵兵办公室却远在三个街区以外。所以我们就去海军那里报了名，然后又回去接着喝酒了。” 来自堪萨斯州夏努特的查克·加尔布雷斯回忆说，“我祖父母有一座农场，那里有个东西叫耙地机，就是一种用木头做的农具，12英尺到15英尺宽。使用的时候用马拉着，耙子末端的尖头就会把干草撮走。我干活儿时就坐在上面看着前面那些马的屁股。有时头顶会有架飞机飞过。我当时想，他们飞行员的工作条件比我好多了，挣的钱也比我多。我在工程学校读二年级的时候，曾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看到过一整版的gg，上面说，‘你也能挣出一对金翅膀。’就是那则gg让我有了当飞行员的想法。” 还有一些人最初只是报名做水手，但后来经过训练就成了坐在飞机驾驶员身后的机组成员。来自麻萨诸塞州布拉克顿的罗伯特·阿克布洛姆对我说：“我自愿加入海军。这是战争。我对自己说，‘你必须去。’这样我就有了自己的选择。船在公海上航行，我就站在船头，这一定是件很酷的事儿。” 有的人报名当飞行员是为了避免在地面上打仗。“我考虑再三，觉得最好还是在他们要我去当兵之前就去报名。”来自旧金山的阿尔·林斯特龙回忆说，“于是我就报名加入海军接受飞行训练。我可不想去当步兵。” 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a.m.史密斯在海军陆战队的后备军官训练队服役。他回忆道：“一年夏天，我正在部队接受训练，有架战斗机和我们进行模拟炮轰演习。我目睹了演习的全过程，心想，那些飞行员的工作比我在地面上的活儿要好，于是我就报名去当飞行员了。” 家住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雅各布·科恩15岁的时候就嚮往着去当飞行员了。“我当时在芝加哥同业商会的大楼里，用潜望镜看着一架架飞机在密西根湖那些老式的航空母舰上降落。我看到这一场景时就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了。” 堪萨斯城的艾德·拉弗蒂记得1942年他17岁，“我觉得海军飞行员就飞在上帝的身边。”于是他就报名加入海军了。 作为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年轻人，迪克·沃尔霍夫和格雷迪·约克心里想的是，“当了兵就意味着天天都能吃到像样儿的东西，有人给发衣服穿，口袋里还能有点儿零花钱，这样一来就能多攒下点钱。”来自密苏里州希金斯维尔的哈罗德·韦格纳就是听到朋友和他说了当兵的种种好处之后报名去当飞行员的。“我有个朋友对我说，‘我们去参加海军吧，去当飞行员，一个月能挣两百块钱呢！’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我心里就想，这两百块钱我赚定了。” 其他人则把报名参军当作掌握自己命运的一次机遇。来自洛杉矶的马弗·梅尔尚从职业高中毕业两个月后就去报名参军了，他当兵的理由是“学会一门技能”。马弗曾是一名童子军，课余时间他在罐头厂干过绞肉的活儿，还在停车场看过车。后来，派克游乐中心开发了一个常年的室外狂欢节目，经常沿着马弗家门外的那条街道一路走来。不久以后，这个生长在大城市里贪玩的男孩儿就有无数的东西可玩了。 “房东的儿子保罗真是个疯狂的傢伙，”马弗的朋友迪克·特里和我说，“他对马弗可能有不好的影响。我听说他们还吸过大麻，不过这一点儿我不确定。但我知道是保罗带马弗走上那条道的。” 马弗的哥哥霍伊特对此十分担忧。马弗被警察抓成了家常便饭——他的驾驶执照被弔扣了两次，每次30天。霍伊特1940年9月就报名加入了陆军——这之后很久美国才真正被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他在军队里已经学会怎么遵守军纪，他觉得弟弟当兵之后也能受到正当管教。 霍伊特的女儿苏珊·梅尔尚对我说：“有关马弗叔叔加入海军的事儿还有个故事呢。”他的另一个女儿卡罗尔补充道，“对啊，奶奶对我说，是爸爸说服马弗叔叔去当兵的。” 马弗后来接受了哥哥的建议，于1943年7月28日报名参军了。他当时5英尺9英寸高，重129磅，蓝眼睛，戴副眼镜。是海军带领马弗走上了正路，对此霍伊特感到很骄傲。但他却未曾想到弟弟将有可能不会活着回来了。 第35页 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开飞机还是有一定危险的。飞机引擎有可能突然起火，或者在半空中就停止运转，而且导航技术也非常的初级。因此，对于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来说，能在距地面数千英尺的高空为国效力就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来自德克萨斯州奇尔德雷斯的华伦·厄尔·沃恩就是那种随时都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人。 他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哈罗德·沃特斯说：“华伦·厄尔是个不要命的傢伙。他喜欢生活在边缘的那种刺激。我想他应该会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他生活的方式就应该是那样的。” 我和他表姐埃塞琳·古德纳聊天的时候得知，叫他名字的时候不能只叫华伦。我问她，“那你们是怎么叫他的？”她答道：“华伦·厄尔，你得放在一块说。” 30年代的奇尔德雷斯是德克萨斯州西部一座满是尘土的小镇。镇上到处是农民拉满小麦和棉花的骡车。华伦·厄尔的表哥拉尔夫·赛兹说：“那个时候我们很穷，离家10英里以外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 在华伦·厄尔还是个婴儿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他妈妈埃维。是埃维独自把华伦·厄尔养大的。母亲为他指明了生命的方向，把自己的宗教信仰传给了他，并教他如何明辨是非。在埃维和她惟一的儿子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的另一个亲戚比利·温德尔对我说：“埃维很崇拜自己的儿子，而他也非常尊重母亲。” 华伦·厄尔的长相特别吸引人，橄榄色的皮肤，黑头髮，高颧骨。他的表姐马德琳·赖利解释说他有切罗基族印第安人的血统。赖利说：“这里面有个故事，早在19世纪初的几年里，几个白人移民拣到了一个切罗基族的孤儿，把他从一个婴儿抚养成人。后来这个孤儿就和我们家族的人结婚了。华伦·厄尔的外祖父看上去像个印第安人，可在他的十个孩子当中，只有埃维继承了切罗基族人的特徵，深色皮肤，高颧骨，而且他还把这些都遗传给了儿子。”拉尔夫·赛兹记得他的表弟“非常高，皮肤很黑，很帅”。 女孩子们当然也注意到了他的外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处男了。”他的好友哈罗德·沃特斯几十年后回忆起来，“那时候不少女生都疯狂地喜欢他。想找个地方干那种事不成问题。我们把车开到城外1英里的地方，每伙人之间都相距1英里的距离。我们就在车里做。当然我们会用保险套。如果你让哪个女孩儿怀孕了，你就得娶她。这种事儿可没有什么如果、而且、可是什么的。” 我对哈罗德·沃特斯说：“真没想到那个年代的高中生在性方面就已经如此的开放了。”他略微想了一下接着说，“噢，我们那会儿就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开放。只不过我们当时不像现在的人谈论这么多罢了。” 哈罗德对华伦·厄尔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爱玩又胆大的个性。“我们开车去乡下的一个盐洞。谁也不知道那个洞到底有多深。那儿很冷。大伙儿都不愿意进去。我想那里面可能会有搞同性恋的人，我要是进去了准会被揍的。可华伦·厄尔就愣是跳进洞了。” “后来在回家的路上，”哈罗德继续说道，“华伦·厄尔开着车同一辆灰狗巴士公司的公交车较上了劲儿。他差点儿就刮上了那辆车，我坐在车里，魂儿都快被他吓出来了。他就是总喜欢找刺激。这就是他的个性，这就是他的活法儿。” “华伦·厄尔对人非常友善，性格外向。”他还补充道，“他积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他就是那种谁都愿意在他身边呆着的人。有他在，什么都有可能。” 华伦·厄尔开的玩笑都是一些小孩子们的把戏，他从不伤害任何人。他会说服哈罗德和他一起排演学校的戏剧，然后让大伙儿不用花10美分买门票，完全免费观看。一次，他还发现了在篮球比赛时卖爆米花的那台爆米花机的存放地点。哈罗德·沃特斯回忆起来：“华伦·厄尔说，‘我去把那扇门改装一下，让它锁不上，这样一来我们就有爆米花吃了。’我们后来真的这么干了几次。每次都塞了一肚子的爆米花，然后再装上一大堆留着路上吃。” 哈罗德和华伦·厄尔是特别要好的铁哥们儿。他们俩几乎形影不离，但就是因为这个，哈罗德有一次受到了批评。“一天，校长麦克卢尔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准备受罚吧。’‘为什么？’我问。‘今天华伦·厄尔在学校通往篮球场的过道上抽菸被我抓到了，我觉得你当时也一定在他附近什么地方躲着呢，’麦克卢尔先生说。但我那时候真的没有和他在一起啊，可是别人都认为如果他在什么地方出现，我就也一定在什么地方。这事儿把华伦·厄尔逗坏了。” 华伦·厄尔在制冰厂和杂货店打工赚些零花钱。他在家是个孝顺的儿子，很听妈妈的话，还时常帮忙做些家务。可她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他就变得和其他男孩子一样调皮。“有一次埃维坐火车去艾马瑞里奥医生那里看病。”哈罗德对我说，“埃维在橱柜里常放些葡萄酒，是医生建议她每天都喝点葡萄酒的。可我们那天把那些酒都快喝光了，于是华伦·厄尔就用食用色素兑水再添到酒瓶里，以免他妈妈发现。” 第36页 还有许多事情埃维压根儿就不知道。哈罗德·沃特斯又对我说：“他妈妈离开家的时候就会把车锁在车库里。可是华伦·厄尔私下里自己去配了车和车库的钥匙，而埃维对此一无所知。每次他都会把车上的里程表卸下来，然后我们就开着他妈妈的车到处去追女孩子。等我们把车开回去时，他就会往车上撒些灰尘，这样一来，这部车看上去就像没人动过一样。要知道，在奇尔德雷斯，灰尘可多的是。” 华伦·厄尔那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女孩是漂亮的乔·伊夫林·米基。乔·伊夫林的妹妹杰丽还记得高中时，帅气的华伦·厄尔时常用车去接姐姐外出约会。“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杰丽·米基说道，“后来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然而，他们结婚的事要等到华伦·厄尔的事业稳定了再说。1941年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了西南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读书，课余时间他还在美国海军设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城的飞机场帮忙维修飞机零件。可是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华伦·厄尔开始觉得该是自己报名加入美国海军当一名飞行员的时候了。或许他那时候的想法与来自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韦斯利·托德一样：“在当时，能当一名海军飞行员听起来是件特别难的事。我一直想当个了不起的人，于是就去报名了。”华伦·厄尔是在1943年9月1日报名的，19天之后就是他21岁的生日。 “他去服役了，我们都很伤心。”比利·温德尔说，“但他不想让我们总是那么难过。因此常常会给我们讲个笑话什么的逗我们笑。” 马德琳·赖利回忆说，“我记忆中最后一次见到的华伦是个结实的小伙子，他穿着那套海军制服非常帅，脸上洋溢着兴奋，斗志昂扬地准备接受眼前充满危险的使命。我们全家都为他感到骄傲。”当她和我说起这些的时候，她的声音哽咽了。过了一小会儿，她又深情地说，“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华伦·厄尔·沃恩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小伙子。” 战争结束后，许多日本人都说他们被打败了是因为美国在物质上占有优势。没错，同日本相比，美国能投入到战争中的材料真的是充裕得多。可是，另一个事实就是，美国之所以能打败日本也是因为她拥有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小伙子们，比如弗洛伊德、迪克、华伦·厄尔等等。他们懂机械，会摆弄机器，他们胸怀为祖国打赢这场战争的决心。这些打了胜仗的小伙子们虽然下巴上还没长出几根鬍子，但心里却有着美国人无比坚强的意志。 华伦·厄尔报名参军的同一年，另一个英俊但却更年轻的美国小伙子也开始渴望飞行了。来自新泽西州蒙伊弗里姆的吉米·戴伊甚至在连高中都没读完的时候，就想成为班上第一个当上飞行员的人。“吉米可是个爱冒险的主儿，”他的好友戴夫·克肖许多年后向我解释道，“他会到处跑着告诉所有人，他就要成为做某事的第一人了。有时候就好像是小孩子在吹牛。可他总是会坚持到底。最后他会回来告诉你他真的做到了。” 吉米·戴伊高中时的相片看上去就像是电影演员詹姆斯·迪安微笑着的样子——满脸的天真无邪，光滑的金髮向后整齐地梳着，轻轻地咧着嘴笑。“吉米很会穿衣服，”他的同桌卡斯·该隐回忆说，“他穿的衣服都不错，而且搭配得也很好看。说实话，我那时候还真的特别迷恋吉米呢。” 蒙伊弗里姆是一个有1500人的小镇，离卡姆登很近，离费城也只有7英里远。戴夫·克肖记得蒙伊弗里姆是“一个乡下小镇，有几条土铺的街道。外界的一切都与这里无关。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什么热闹的节日，镇上甚至连个酒会都没办过”。 戴夫讲道：“冬天的时候，每当看到有汽车陷在房前的泥里，我们这帮男孩子就会端着煤灰冲出去。我们把煤灰倒在轮胎下面，这样一来我们推车的时候轮胎就不会打滑。我们飞快冲向陷住的车，是因为一旦我们能把车推出来，就能拿到点儿小费。” “那时候，”他解释道，“我们周日上午去主日学校，下午和晚上去教堂。星期天是做礼拜的日子，要按上帝的旨意做事。我们从来没喝过酒，也不能玩纸牌、看电影，女孩子们不能化妆，也没有卖淫的。大人们教我们明辨善恶；我们唱《古老的十字架》这样的赞美歌。如果说大人们有什么担心的话，那么《国家地理》杂志在他们心目中就算得上是对我们最坏的影响了。” 蒙伊弗里姆虽然很小，但对于一个乐于冒险且处处想出人头地的乡村男孩儿来讲，的确有很多的机会。戴夫告诉我，“镇子外面有一条小河，你必须先走过一片林子才能到那儿，要想开车则根本过不去，那个地方真的好像与世隔绝一样。那条小河里流的是另一个镇子排出的污水。水面上漂着绿色的泡沫，河边竖着块牌子，上面写着‘河水已污染，请勿在此游泳，以免感染伤寒症’。可我们才不理会那牌子呢。但那河水真的很脏，大约5英尺深。圣枝主日（復活节前的星期日）那天我们去了那儿。河水冰冷，水面下可能还有危险的垃圾碎片漂浮着。吉米问我们大家谁敢跳下去。接着他就第一个跳了下去。他就是喜欢冒险，你要是想找个人去尝试什么新鲜事物的话，去找吉米准没错儿。” 第37页 还有一次，在一条很深的沟上面架着一块很窄的建筑用木板，吉米打赌他能第一个骑自行车从上面通过。“结果他人仰车翻了，”戴夫说，“而且是头先着地。我们把他从沟里拉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摔得迷迷煳煳的，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了。” 有一次，吉米和他的一帮朋友心血来潮，心想如果能偷偷闯进一家搬家存储公司的办公室，那一定会是件很刺激的事。“我们并不想偷东西或是搞破坏，我们就是想感受一下身处那种我们本不该在的地方时的胆战心惊的感觉。”戴夫说，“我们在办公室里呆了10分钟就出来了，与其说是怕警察还不如说是怕被我们的父母发现。我还记得是谁第一个从窗户爬进屋子的——当然是吉米。” 在吉米就读高中的1943年年鑑中，他的同班同学们是这样称他的，“班中情圣……看上去，他喜欢追到了女孩就甩掉。”然而埃塞尔·琼斯和吉米约会过，她记忆中的吉米其实是个温顺的男孩，并不像年鑑中说的那样。“我们甚至从未接吻过，”她说道。伯妮斯·莫西尼回忆说，吉米那个时候总是“坐在我家门廊上琢磨着那些他想要约会的女生。我记得他爱上了一个啦啦队队长，可那姑娘对他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吉米不仅是个乖儿子，还是个好哥哥。罗尼·戴伊比哥哥吉米小6岁。他回忆说：“妈妈总是对哥哥说，‘你不用走到哪儿就把你弟弟带到哪儿，他还是个小孩子呢。’可吉米却不介意，他和他的朋友们常带着我去看高中的橄榄球比赛。” 罗尼回忆起“吉米头脑里总是有个小算盘。他会在杂货店里以10美分3块的价钱买一些糖块，然后再以每块5分钱的价格卖给邻居家的小孩。他每天要去送报纸，在电影院里领座，然后还利用上课前的时间为邮局去送电报。他所有的零花钱都是自己赚的。他精力非常充沛。爸爸妈妈都为他感到由衷的骄傲”。 罗尼对我讲道，有一次吉米拿到了订阅杂志的订单，因此赢得一张陆军对海军的橄榄球比赛门票。可吉米却并没有安心地坐在那里观看比赛。“他一到球场就开始卖电视报。”罗尼说，“结果一场球下来，他带回家的是卖报赚的钱和脑海中射门时的几个瞬间。” 因为吉米的这种精神可嘉，蒙伊弗里姆商会为他颁发了一个奖项，证书上写道：“鑑于该学生优异的学习成绩及其突出的人格和品质，该奖项授予毕业班中在‘职业准备赛’上成绩最佳的学生。” 年鑑上写着，“吉米是商会奖项的获奖者，是班中情圣，曾担任校报《鹦鹉》的撰稿人，还出演了学校的戏剧《你不能把它带走》，他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参战情结。在第56页上是家长教师协会写给毕业生的《祝贺1943级毕业生》。”贺词的第二段这样写着：“在国家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该为国效力，并以此来回报祖国所给予你的一切，这是你无上的荣耀。有朝一日你会自豪地对全世界宣告：当我的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我曾挺身而出保卫了她！” 吉米非常想当班上第一个说出那些话的人。况且他又是那样的嚮往在蓝天上飞翔。很显然，有了飞机是可以打赢这场战争的：就连吉米的那本年鑑的封皮上都醒目地画着一个代表胜利的大“v”字，背景是一团团汹涌翻滚的云朵，一架飞机翱翔其间，身后划出长长的一道线。 “他太渴望飞行了，”戴夫·克肖说，“在木制品车间里，我们为军队的识别课制作各种黑色的木头飞机模型。”吉米每天都在那里削制模型，然后给模型上色。这让他有了想当飞行员的念头。他最终说服了父母同意他去当兵。可不同以往的是，吉米在学校里并没有透露这件事。” “上课的时候老师点名，可点到吉米的时候没人答应，”克肖回忆道，“吉米就这么消失了。” 詹姆斯·戴伊，也就是吉米，于1943年2月17日在费城报名参了军，那时候他只有17岁，身高5英尺6英寸，体重120磅。就在两年后的同一天，这一幕又将重新上演。 吉米就那么消失了。 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个错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不愿意国家在军事预算上投入过多，也不愿意美国再次被捲入海外战场上的战争。美国是个完全孤立的国家。整个30年代中，美国国会曾分五次颁布一系列正式的中立法来使国家远离战争。 当阿道夫·希特勒听到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的时候，他兴高采烈地拍掌欢唿起来，宣称说，“现在看来，这场战争我们是赢定了。我们的盟国日本在过去的3000年中从未被击败过。” 德国和日本凭藉其强大的地面部队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但希特勒和裕仁天皇都没有听取过美国人的意见。到底该有一支怎样强大的军队？到底能指挥得了多少人？——在这些问题上，前海军部副部长富兰克林·罗斯福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告诉他，美国只有拥有庞大的地面部队才足以应付日德带来的威胁。但罗斯福并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去招募数以千万的美国人打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德国人并不会像一次大战那样在欧洲和亚洲战场上大规模地残杀美国兵。尽管经利·米切 第38页 尔已经去世了，但他的话还牢牢印在罗斯福的脑海里。现在，日本和德国是在为昨天投资，而罗斯福则是在为明天投资。他让那些军事专家们的梦想破灭了，他并没有建立一支由3500万人组成的军队，而是把这一数字缩小到不及原来的一半。他还缩减了原计划拨给陆军和海军的预算，然后把这部分钱投入到了建设空军上去。 当这个战争总司令要求每个月要造出4000架飞机时，他的顾问们都在想，应该是一年内才能造出4000架吧。毕竟这之前的两年中，美国一共才造出800架飞机。但罗斯福很快纠正了他们。罗斯福对战争的设想将靠那些飞行员小伙子们去实现了。 第八章 非常任务 如果现在你们当中有谁不想去的话，只管告诉我好了。因为你们能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很小。 ——吉米·杜立特尔,引自《洛杉矶时报》 1941年12月21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刚刚爆发两周后，罗斯福总统将他的军事智囊团请入了设在白宫二楼的私人书房。罗斯福的“三大将”分别是不苟言笑的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和蔼可亲的陆军航空司令亨利·阿诺德以及专横跋扈的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将军。这三位掌管陆海空三军的将军随时准备着派遣军队和调拨军事装备。他们成天研究地图，统计数字。当时，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排名第十六位，位于葡萄牙、瑞典、瑞士、罗马尼亚之后，对于美国而言到处都存在着挑战。 然而，罗斯福对这些具体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他用心去感受美国的脉搏，经过把脉，他明白了这个国家此时最最需要的是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背靠着从威克岛到菲律宾的保护屏障，珍珠港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了偷袭。美国在一天之内受到了如此令人沮丧的打击，这样的事情决不允许再次发生。 罗斯福请求他的顾问们想办法将敌人“从珍珠港赶出去”，并且要派美国的飞行员去轰炸日本。马歇尔、金和阿诺德认为总统的这种想法不可行，根本不予考虑。他们知道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美国同日本一样，军械库里有两种基本型号的飞机：陆基飞机和舰载飞机。舰载飞机体积相对较小重量较轻，因此可以在较短的航空母舰跑道上起飞和降落。它们的大小正适合做战斗机和轰炸机，但就载弹量来说，舰载飞机就比不上它的老兄陆基飞机了。陆基飞机更大更重，也能飞得更远，它需要更长的飞机跑道才能起飞。但如果一架重型地面轰炸机想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的话，就可能会将航母上的木质甲板击穿。 舰载飞机的航程远远小于陆基飞机。日本空军在袭击珍珠港后马上得以抽身且基本上毫髮无伤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事件发生的太突然。而日本人现在的警惕性很高，一旦美国的航空母舰接近日本岛的话就会被探测到，进而必将遭到攻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的陆基飞机可以从苏联远东地区飞往日本。可是约瑟夫·史达林正为了本国的生死存亡在欧洲战场上打得不可开交，他表示苏联在对日战争中将保持中立，拒绝了盟友美国的飞机从苏联境内起飞的要求。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中。 然而，罗斯福却仍然坚持要轰炸日本。为了鼓舞民心，他要让全国人民看到这一记漂亮的本垒打。他知道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曾在宣战书中大肆宣扬，“胜利的关键在于必胜的信念”。而美国人在受到了战争的冲击后，此刻最需要的就是用信念来打一针强心剂。 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罗斯福只要一见到他的军事智囊团就劝说他们接受他的想法，他认为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凌辱，只有轰炸东京才能雪耻。可是，这个想法怎样才能得以实现呢？没人知道。 后来有一天在维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金将军的一个助手在一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检查已经油漆好的飞机跑道。海军飞行员们用这个跑道练习运输机的起降。就在这时，一队“米切尔”（即b-25“米切尔”双引擎陆基轰炸机，以比利·米切尔将军的名字命名）从头顶飞过，这位海军军官注意到了这些飞机疾飞而过时投射在甲板上的影子。他突然意识到：一旦远程陆基轰炸机能够从航母上起飞又会怎样呢？无论美国还是日本的军事专家都只是简单地认为这不可能，因为“米切尔”飞机长50英尺，翼展达到67英尺，重14吨，若想从航母上起飞未免有些太大了。可是，如果真的能够起飞的话，那么设想中的远程攻击便可以通过航母运载陆基轰炸机实现，从而把日本人打个落花流水。 如此复杂而又危险的任务需要有这样一个人来指挥这场战斗——他应该是战斗中的将领，是个会鼓舞人心的总指挥；他应该是一个讲求方法的思想家，能够预测并解决细小的问题；他应该有讲求科学的头脑，能够想出与众不同的思路；他还应该有坚强的个性，能够从昏庸官僚们的层层阻碍中闯出一条路来。而符合这些标准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飞行员中的巴比·鲁斯（着名棒球运动员）永不屈服的吉米·杜立特尔。 吉米·杜立特尔那年45岁。这个美国卓越的飞行员与人类飞行的歷史差不多同龄。他“几乎赢得了当时所设的各种飞行奖项”。吉米是个无畏的勇士，他的飞行特技表演深受人们的喜爱。20年以来，有关他的消息总是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他精湛的空中特技表演征服了全世界的观众。吉米不断地创造和刷新各项比赛的世界纪录。他是第一个在24小时内完成美国东西海岸间飞行的人，此后，又是他第一个将这一时间缩短到不到12小时。喜欢体育的孩子们心目中有他们自己的英雄，比如拳击手吉恩·腾尼（詹姆斯·约瑟夫）和杰克·戴姆普西，以及棒球运动员泰·科布（泰卢斯·雷蒙德）。同样的，孩子们也因吉米的英雄事迹而把他奉为心中的偶像。 第39页 吉米个子不高，肌肉发达，结实得活像个消防栓，下巴中间有条凹陷，脸上时常洋溢着自信的微笑。他的鼻樑有一点弯曲，那是他年轻时冲击拳击比赛冠军时受伤留下的纪念。他的身高只有5英尺4英寸，体重也从未超出145磅，但当他飞上云端时却是一个巨人，成了天空之王。有一次，吉米在阿根廷进行飞行表演并应邀去参加一个聚会。多喝了点龙舌兰酒之后，他就开始在阳台上表演倒立，结果阳台塌了，吉米的双踝也受了伤。可是他第二天还要飞行。尽管医生强烈反对，吉米还是不顾疼痛，把打着石膏的双脚用绷带绑在了飞机的方向舵上。“虽然打着石膏，但在开飞机的过程中，他的双脚还是要做很多工作，有好几次吉米都疼得差点儿昏了过去。”然而，吉米看到的却是光明的一面——因为双脚都被绑在了方向舵上，所以就算飞机坠毁的话他也逃不出去，这样一来，他就不用再背着那沉甸甸的降落伞包了。 吉米过去曾是一名军用飞机和商用飞机的试飞员，主要负责帮助航空工程师们测试一架飞机在解体之前究竟能承受多大的载荷。后来，航空工程师们开始藉助风洞来完成这一测试。吉米意识到他那时的工作就是把自己和飞机置于一种接近毁坏的极限状态。他的飞机坠毁了许多次，当中有三次他靠降落伞保住了性命。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的工作并不全都是辉煌的业绩。吉米是美国歷史上第一个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科学博士，他还曾参与精炼高能汽油的开发。今天，世界上所有的飞机都以这种汽油为燃料。 吉米刚被吸纳入罗斯福总统的秘密计划，一组在俄勒冈州训练的陆军飞行员就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自愿参与一项“歷时数月的、在美国境外执行的危险任务”。所有参加训练的140名士兵全部报了名。 1942年2月，这些飞行员被运往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进行训练，直到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最终要接受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他们训练的内容就是以最小的空速在极短的跑道上起飞，而这与他们先前的飞行方式截然不同。之前的训练都是在长长的跑道上进行，并且在起飞之前都达到了较高的速度。而突然之间要在把一架带着弹舱的重型轰炸机从地面上“拖起”对他们来讲是很别扭的，因此这也是一项异常艰苦的训练。“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每次都把引擎开到最大马力，”副驾驶员杰克·西门斯说道，“以每小时65英里的速度飞行500英尺后起飞。我们必须开足马力才能把飞机拉起来。” 1942年3月3日，飞行员们奉命集合与总指挥见面。在那之前，他们甚至连指挥官的名字都不知道，至于他的身份更是高级机密。大会议室里人声嘈杂，小伙子们像往常一样闲聊着。这时门突然开了，那个了不起的小个子英雄走了进来。屋子里立刻变得鸦雀无声。“我叫杜立特尔，”他宣布。所有人当然都知道杜立特尔是谁。对于会议室里的那些小伙子们来说，杜立特尔的到来就好像是着名歌星弗兰克·西纳特拉来到一支大学里的乐队中间和他们一起排练，并要他们给他伴奏一样。 “我们要干的一定是件大事，”25岁的领航员迈克·麦克卢尔对身边站着的人小声说。“当然了，他可是个传奇人物，”投弹手赫布·马西亚回忆道。“即使在那时，我仍坚定地认为他就是美国最伟大的飞行员。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如果连他都来着手这件事情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非常重要。”戴维·琼斯回忆说，“连两分钟都没用上，你就已经完全被他的魔力征服了。那时候他要我们去干什么都不在话下。” 接下来的45天当中，吉米几次提醒他的小伙子们说，这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将会是危险的：“如果有谁想退出的话可以退出。不会追究任何原因。”然而，没有一个人接受他善意的提议。 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出海可是件大事。但当杜立特尔的飞行员和水手们作为特遣部队乘坐“大黄蜂”号航母从金门大桥下驶向东京时，他们还只是知道自己将前往“美国以外的”某个地方。这艘军舰安全地驶入了太平洋，这时船上的喇叭响了起来：“本支特遣部队的攻击目标是东京。我们将要去轰炸日本，我们将尽可能地接近敌人。这次让日本人也尝尝我们的厉害，为珍珠港事件报仇。” 欢唿声顿时响成一片。“他们在大喇叭里发出了通知，我们听到这一消息就好像你在看一场橄榄球比赛时，有个人在最后一秒钟攻入了一个球。”鲍勃·布尔茹瓦记起当时的情景。“人们都像疯了一样。我和大家一样高兴得不得了。终于有人要为珍珠港事件报仇了。”迈克·麦克卢尔说。“我看到那些水手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兴奋得跳来蹦去。” 那次任务的关键在于一种新想法的产生：将航空母舰和“米切尔”结合起来投入作战。日本当时认为自己不会受到空中威胁，因为美国陆军的陆基飞机无法从夏威夷或是中途岛起飞到达日本。而且，如果美国海军愚蠢到把航空母舰开到日本的有效攻击射程以内的话，美国的军事力量就会遭受严重损失。日本人怎么也没想到重型地面轰炸机还能从航母的甲板上起飞——当时，就连“大黄蜂”号航母上的人们对此也持怀疑态度。 第40页 其实，作战计划很简单。将“大黄蜂”号航母开到距日本400至500英里处，16架“米切尔”将在下午起飞。轰炸机在日落时分向日本的几座城市投下炸弹，这时，“大黄蜂”号航母要迅速驶回珍珠港。轰炸完毕，所有飞机将飞往中国（那些轰炸机太重，无法在“大黄蜂”号航母上降落），归航无线电信标将会把这些飞机安全地引向中国衢州的机场，那里不受日本人的控制。 之前，吉米和他的士兵们还在想日本有关神风的传说到底是真还是假的，而此时，“大黄蜂”号航母就即将创造歷史了。当时，乌云笼罩着“大黄蜂”号航母，强劲的疾风吹向军舰。甲板上的水手为了避免被狂风和海浪捲入海中不得不趴在甲板上。 1942年4月18日清晨，出现异常情况。美国人不知道日本人已经在离本土海岸650英里处部署了一支由50艘装有无线电的渔船组成的船队。这些渔船构成了日本的预警监视网络。两艘日本船发现了美国舰队，并通过无线电向东京发出了警报。 尽管这些渔船上载满了平民及儿童，美军还是奉命将它们击沉。 “日本人知道我们在这儿了。”“大黄蜂”号航母的舰长向吉米汇报。到了开战的时候了。 立即起飞。比规定的起飞时间提前了8小时，离预计的起飞地点也还差200英里，一项危险任务转眼间就变成了一项自杀性任务了。吉米和他的小伙子们一旦遭到敌军战斗机的勐烈反击，便极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这样的结果可能性非常大。就算他们挺过了日本的防空炮火，备用燃料也不足以让他们坚持开到情况同样危急的中国机场。当罗斯·格雷宁意识到这一点时，“一个寒战立刻窜上了我的嵴背……我觉得当时那些开往日本的飞行员当中，没人相信自己还能安全地飞回来。”“杜立特尔把我们全都叫到了甲板上，”塞斯·塞斯勒回忆说，“他对我们说：‘如果现在你们当中有谁不想去的话，只管告诉我好了。因为你们能活着回来的可能性很小。’可所有人眼都没眨一下。” “我在最初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就想到了活着的希望不大，”赫布·马西亚说，“首先我觉得，如果日本已经预见我们将会去袭击的话，如果他们已经採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的话，如果我们在中午时分就去轰炸的话，那么就会有许多敌军战斗机和我们展开战斗。其次，就算我们完成了轰炸任务并且也成功逃脱了，但剩下的燃料也就仅够我们开到中国海的中点，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将飞机迫降在日本控制的地区。因此我觉得惟一的可能性就是我们最终成为战俘。” 除了距离因素以外，还有天气因素。“‘大黄蜂’号的导航室里传来了日本和中国的最新天气情况信息，当中的坏消息就更多了：美军在开往本州的一路上都将迎着风速为每小时24海里的逆风飞行。”从他们起飞到抵达中国的整个过程中，都将是顶风飞行。 “现在请注意！现在请注意！”高音喇叭大声喊道，“各位飞行员，请各就各位。” 所有飞行员听到通知后立即冲过摇摆湿滑的甲板，在各自的飞机上准备就绪。“大黄蜂”号航母被30英尺高的巨浪拍打着，船身也跟着左右摇摆起来。强风令人们很难在甲板上站立。狂风撕碎浪尖，卷着海水拍向军舰，船员们身上全都湿透了，颤抖着。 “当时的温度只有……零摄氏度啊！”鲍勃·布尔茹瓦回忆道，“你见到过30英尺高的海浪吗？我从来没见过。要知道从水面到船的最高处才只有70英尺。船头上下晃动时就会掀起大量的海水，然后全都洒在了甲板上。我一生中从没遇到比那更糟的天气了。大雨！哦，那大雨！我在这儿，就在路易斯安那，经歷过几次飓风。但这儿的飓风和那天的狂风比起来简直是小儿科。” 然而，当时的困难并非全都来自暴雨、狂风和30英尺高的巨浪。飞行员们被迫在巨浪落下的时候从甲板上加速起飞。“大黄蜂”号航母在海上颠来晃去的，就像个浮标。“起飞的窍门就是要找准起飞的时间，这样的话，那些‘米切尔’就能在滑行到甲板尽头的时候恰好赶上船身向上翘。在船头浸入水中的时候，飞行员们就能得到起飞信号。紧接着，他们在甲板上加速，在眼看着就要一头栽进狂啸的海浪中时飞离舰体。” 正当吉米准备起飞的时候，约翰·福特捕捉到了那一时刻的画面。他曾因《四轮马车》和《愤怒的葡萄》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这个自信的德国人回到白宫后计划通过这次拍到的宝贵片段再度赢得电影观众的喜爱。 “我知道那时有上百双眼睛注视着我。”吉米回忆道，“尤其是我身后那些马上要起飞的b—25飞机上的飞行员们。如果我没有成功起飞的话，那么我想很多人就会觉得他们也做不到了。” 水手阿尔文·克南当时怀疑：“这些重2000磅的载着弹舱的重型飞机真的能飞到日本，然后再接着在中国最近的安全着陆点降落吗？再说这飞行之前，这些按照长距离起飞设计的重型飞机真的能在这么短的甲板上成功起飞吗？水手们就像股票经纪人一样，干什么事儿都喜欢打赌，于是大伙儿很快地就开始下注了，押‘能’和‘不能’的人都很多：他们到底能行还是不能行呢？……我也下了10美元的注，押他们中有不到一半的人能成功起飞。” 第41页 吉米·杜立特尔后来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授予了荣誉勋章，还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至今为止的每一位美国总统，包括1989年上台的布希总统，都曾给予吉米·杜立特尔国家所能授予的所有荣誉，其中包括总统自由勋章。从纽约到阿拉斯加的着名大学都授予了他荣誉学位，还有九个国家授予他以最高荣誉。但在当时，吉米只是一个孤独的飞行员，一个接受了非常任务的飞行员。 吉米那架飞机的引擎在起飞前就开始轰轰作响了，“就像马戏团里的大象对身上的铁链不满时发出的咆哮声一样”。信号员看着船身倾斜的角度，大喊一声“出发！”这个空中之王就沖向了天空。“一名海军飞行员开始大喊：‘他不会成功的！他成功不了！’”但吉米的领航员汉克·波特后来回想起：“我们当时特别有信心，因为我们有空军最出色的飞行员和我们一起飞行。” “只见他就像一只雄鹰，”飞行员泰德·劳森说。甲板上的小伙子们看到了美国的一流飞行员在有限的距离内成功起飞了。正如《洛杉矶时报》后来在头版头条位置宣布的那样，“杜立特尔做到了”。 “全体护航飞行员们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大声地欢唿着，狂喜着，船员们甚至能透过螺旋桨的轰鸣声听到他们的叫声。”然而，哈利·詹森当时却有着不同的感受：“我怀疑是不是有人能活着回来。我总觉得他们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可我连个再见都没和他们说，只是在他们每个人起飞的时候竖起大拇指，这让我难过极了。” 吉米在船尾上空盘旋了几圈之后就飞越了甲板上空，下面的船员们向空中挥着拳头，扯破喉咙地欢唿着。下一站，东京。 在吉米的带领下，其他飞行员小伙子们经过一番努力也成功地把其余的15架“米切尔”飞机开上了天。他们成功地搞定了危险性极高的起飞环节，当他们注意到恼人的逆风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愤怒的海面上飞行了几个小时了。他们顶着依然强劲的狂风飞行，而狂风也在机身两侧不停地向他们挑衅。逆风减慢了他们的飞行速度，消耗了他们的燃料，也打乱了他们跟着领队飞机的飞行计划。 正如事先所担心的那样，飞机上的油量表证实了他们的确是在执行一项自杀性任务。“我们起飞的时候(距日本)还有600多英里，所以很显然，这点油根本就不够，”飞行员戴维·琼斯说，“我们当时只能面对现实——我们没有足够的燃料支撑到中国了。自己切合实际的想一想就会发现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但你还是会尽你最大努力投入战斗。残酷的现实并没有让你太放在心上。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那次飞行与我在战争中其他上千次飞行的区别所在而已。我们在起飞的时候就知道燃油是不够的。” 逆风飞行就意味着我们的飞行员随时有可能坠入冰冷的海水之中。但美国小伙子们这种冒着生命危险捍卫祖国的决心却是裕仁天皇不愿见到的。他们并不是胆小的懦夫，并没有因为战争躲在家里，他们的“战斗精神”一点也不比日本人少。但他们不说“战斗精神”这个词，飞行员小伙子们称之为“勇气”。 当吉米在日本北部低空飞行时，正在那里野炊的人们还朝他挥手和微笑，当地人还以为自己看到的是日本部队在演习。吉米的飞机掠过了树梢房顶，开往东京。早些时候，在“大黄蜂”号航母上，有个飞行员问吉米万一遇到麻烦该怎么办。“我们起飞之后，每个飞行员就该负责自己飞机的一切行动，”吉米回答。“为了他的飞机和机组成员，他要为自己作出的决定负责。如果你们失散了，那么你们每个人就要决定自己将要做的事情。就我个人而言，我十分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杜立特尔没有再说下去，于是另一个飞行员又问：“先生，您会做什么呢？” “我不想当战俘，”他答道。“如果我的飞机状况已经不允许我继续飞行或逃脱，我就会先让机组成员跳伞逃生，然后接着开飞机找一个地方砸下去，也就是说，如果我认为在那里坠毁就能给敌人造成最大限度损失的话，我就会熄灭发动机，和我的飞机一起砸下去。我45岁了，也差不多活够了。但你们当中的大多数还都只有二十几岁，如果我像你们一样年轻的话，不知道还会不会做出同样的决定。总之，该怎么做你们自己决定。” 日本人并没有为眼前的事实感到恐慌。“看上去像真的一样，是不是？”一个正在东京火车站站台上等人的商人在看到一架“米切尔”飞机掠过树梢时对身边的一位乘客说。“就像一架闯过日本空军防御的外国飞机。我猜啊，咱们日本的军队是想让老百姓相信他们是完全准备好了的。” 中午12点30分，吉米在东京上空1200英尺的高度飞行，然后连续投下了四枚燃烧弹。接着，正如他后来写到的，“我再次把飞行高度降到了房顶那么高，从城市西郊掠过，飞进了低垂的烟雾中，然后将机头转向南，朝着海的方向。”片刻，他就钻入了敌人高射炮炮火的一团团黑烟中。 “敌人的炮弹离咱们还有一英里远吶，保罗，”吉米对他的机枪手保罗·伦纳德说道。其实这颗炮弹离飞机已经很近了，机身险些被掀了过去。“上校，”伦纳德说，“那可不是一英里。” 第42页 “我们最盼望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英国驻东京的武官富兰克·莫伊西说。“我看到西南方的山后突然冒出一团黑烟。我就跑出大楼爬上了屋顶；那景色美极了。就在东京的重工业区上空，翻滚着涌起六股浓浓的黑烟。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烟雾随风不断扩散的时候，一架巨大的双引擎轰炸机突然唿啸着从半英里外飞过。”一位在英国使馆工作的日本妇女对莫伊西抱怨道：“你们这样轰炸我们真是太不公平了。我们的房子都是用木头造的，可你们的却都是石头造的。” 吉米手下的小伙子们轰炸了东京及横滨一带的大城市，其中包括几座像川崎这样的工业区。日本人并没有把城市的市中心单独规划出来，所以一些军工厂就建在紧挨着居民区的地方。平民的伤亡是不可避免的。在此四年前，日本轰炸了中国平民，美国总统、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会、媒体，以及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那种轰炸平民的行为是“野蛮的”。但现在人们的观点改变了。 吉田胜造听到了飞机低空飞行而过的轰鸣声，抬起头正好看到了一枚燃烧弹投向了冈崎医院。“整幢大楼顿时冒起了火焰和浓烟。很快就从附近赶来了很多志愿者们。吉田和他们一起帮助护理员转移伤员，大家都被美国这突如其来的野蛮行径惊呆了。” 早稻田中学的佐佐木菊次郎当时正和好朋友们在操场上玩，结果落下的燃烧弹烧死了他的一个伙伴。 天空中的火焰像雨水一样洒向大地，地上的人们奔跑着四处逃命。他们的脸上写满了震惊和恐惧。珍珠港事件和杜立特尔空袭都是偷袭行动，但日本人在偷袭珍珠港时将目标瞄向了军事设施。而此时，美国士兵不断投下炸弹，并向医院的病人、孩子、妇女、农民和渔民低空扫射。“当时有条打鱼的小船在离岸5英里处，于是我用3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射向了他们的头，”机枪手比尔·伯奇说。“曳光弹使我的瞄准非常精确，我从甲板一端扫到了另一端。” 机枪手杰克·德沙泽尔对我们坦白地说道，起初他根本不愿意去伤害平民，但后来发现这道脆弱的道德底线在激烈的战争中很轻易地就被攻破了。“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么一件事，说一名德国飞行员朝法国人开火，”他回忆道，“我当时觉得这么做真是太卑鄙了。于是下定决心，即使上了‘大黄蜂’号后我也决不朝平民开枪。但后来他们向我们开了火，我就改变了主意。” 飞行员们在轰炸任务完成后便迅速飞离日本，他们拼命飞向中国，准备在那里着陆，但逆风就好像是死对头一样让他们不得不放慢飞行速度。这是意料之中的：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早就警告过吉米，每年的那个季节中国海上的风向都将是由西吹向东。吉米的领航员对他说，“燃料耗尽时，我们距中国沿岸还将有135英里，”杜立特尔后来回忆起。“我们开始为坠机做准备。我看到水中兴奋的鲨鱼，心想着要是掉在它们中间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儿。” 可是到了后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各路神仙改变了主意，开始站到美国这一边了。谁也没想到，把这80名美国人折磨了一路的逆风竟变成了顺风，这下子可有救了。就连一向倔强的吉米都记得当时风向神奇般地突然转变了：“幸运的是，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吹了一路的逆风变成了风速为每小时25英里的顺风，这让我们打消了坠机的念头。” 后来，吉米和他的小伙子们意识到，原来从一开始执行任务神灵们就一直在庇护着他们。暴风雨虽然狂躁地拍打着“大黄蜂”号航母，但却也为它罩上了一层浓厚的云雾，结果日本的侦察机就没有发现这艘军舰。乌云和狂风就像一道善意的屏障，一路上保护着黄蜂号。事实上，飓风已经吹散了执行任务的16架“米切尔”飞机，致使他们不得不分别飞至日本不同地点，但这却不经意间成了一项完美的“战略”——有效地防止了防空炮手们的集中反击，因为那些炮手无法预料下一架飞机究竟会从哪个方向飞来。看上去，守护日本的神灵们不愿意再保护那些违反武士道精神的“勇士们”了。 当然飞行员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是飞入了黑暗和大雨中。“我们试图通过4495千赫同衢州机场方面取得联繫，”吉米回忆道。“但没有回应。这就是说我们安全到达中国机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没有归航无线电信号的导引，手里所掌握的地图又不十分精确，吉米只能继续飞行，直到油箱没油，然后从飞机上跳了出去。吉米和他的机组成员从8000英尺的高空跳向了黑色海水中的敌军控制区，跳下去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等待着双脚砰然落地。“我们根本看不见下面的情况，所以我所能做的就是等着落地，”吉米说。“我在空中飘落的时候所担心的就是我的脚踝，1926年，我的双踝在南美洲骨折过。为了避免双脚突然着地受伤，我把膝盖弯曲起来以减少冲力。” 可是，好像老天和他开了个玩笑。也许是天上的比利·米切尔决定给即将跳下的伙伴们打个铺垫——吉米·杜立特尔轻轻的跌落在了一堆屎上，确切地说，是人的粪便。1942年4月18日晚9点30分，在经过了13个小时的空中飞行之后，这位美国飞行英雄发现自己陷在了一堆屎中。 第43页 这次杜立特尔空袭正如珍珠港偷袭事件一样，对太平洋战争的全面展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所受的实际损失如下： 50人丧生；252人受伤；90幢建筑物受损或倒塌，其中包括日本柴油机制造公司、日本钢铁公司第一钢铁厂、三菱重工公司、交通部变电所、国家纤维服装公司、横滨制造公司仓库、名古屋飞机制造厂、1座军工厂、1所海军实验室、1个机场、1个临时军火供应站、9幢电力大楼、6只大油罐、1家服装厂、1间食品储藏仓库、1家煤气公司、2家其他公司、名古屋第二临时军用医院、6所小学和初中。 杜立特尔手下所有的飞行员都成功的逃离了日本的领空。 尽管日本可以轻易地修復那些被损毁的工厂和建筑物，但那次空袭给日本人心灵上造成的打击却是难以平復的。一位东京市民写道：“东京和另外几座城市遭到了轰炸，这使日本人民对战争的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情况不同了，炸弹已经炸到家门口了。战场上的战争或是国内的战争看上去已经没有太大差别了。”还有一位经歷了轰炸的人是这样说的：“我们日本人过去总是强调精神力量的重要性，总以为我们日本永远不会遭到袭击。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去相信天皇和他的顾问所说的一切。当官方对民众正式宣布我国正遭受袭击时，就连那些最坚定的信仰者也受到了沉重的心理打击。最后我们开始意识到，过去我们一直坚信不疑的其实都不是真的——政府告诉我们说日本的国防是坚不可摧的，但他们是在说谎。于是我们就开始怀疑到底日本是不是真的所向无敌。” 日本人那种一相情愿的想法确实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因为这次漂亮的对日轰炸，美国人在经过了五个月的痛苦回味后，士气却空前高涨起来。可以确定的是，美国人的初次袭击已经为珍珠港事件报了仇。而且这个袭击计划还要继续下去”。4月21日，罗斯福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记者们围在他的办公桌前，罗斯福向他们确认了源于日本媒体的有关那次空袭的报导。但当被问到那些“米切尔”飞机是从哪里起飞时，他咧嘴笑了，然后对媒体宣布说，美国飞机是从“我们设在香格里拉的新的空军基地”起飞去打日本人的?——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曾虚构出喜马拉雅山脉中一处名叫香格里拉的圣地，而罗斯福总统在回答问题时巧妙的引用了这个地名。 他的这个回答让美国人开心地笑了，但却把日本人搞煳涂了。“有关香格里拉的这番话无疑给全国人民增强了信心。这说明美国是有能力还击的。东条英机首相曾吹牛说‘日本在2600年的辉煌歷史中，从来没有在战争中被打败过’，可如今这个牛皮被扯破了。” 美国人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飞行员们对日本平民进行了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学校里无辜的孩子，向手无寸铁的农夫和渔民开火，向医院投下炸弹——没有一家美国媒体对这些进行报导。 一天，在罗斯福总统即将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日本裕仁天皇给他在中国的部队下达了一条命令，要求他们“摧毁美国军队设在那里的空军基地，因为美军可以从那些基地起飞进而袭击日本。在未来的一个月时间里继续控制占领区，彻底摧毁所有飞机场、军事设施，以及交通要道……日本在华远征军总司令要尽快开始执行这一命令”。 日本天皇的勇士们完全遵从了天皇的命令。为了报仇，53个营的超过10万名日本士兵一路行驶了200英里到达华东，将方圆两万平方英里内的中国人全都杀光了，日本人还放火烧了他们的村庄。这些日本兵大肆姦淫掠夺。他们砍掉了无数人头，砍得胳膊发软发酸，直至再也砍不动为止。可怕的三个月当中，日本人用机枪扫射中国人，强姦妇女，然后把她们叉起来活活烧死，还将小孩子们扔到井里淹死。房屋、庙宇和店铺统统被烧成了灰烬。 当杜立特尔和他的机组成员乘着降落伞降落在中国的华东地区时，许多中国平民和游击队员还给他们食物吃，给他们提供住的地方。飞行员们为了表达谢意，就把身上的一些小玩意儿送给他们的新朋友。后来，一个比利时传教士回忆说：“那些美国飞行员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友好热情的感激之情，就送给他们一些小礼物，比如降落伞、手套、五分和一角的硬币什么的，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几个星期后，这些东西竟成为泄露他们曾经在那里呆过的强有力的证据，结果使那些中国朋友受尽折磨，惨死在日本人的手中。” 日本兵发现了一个曾经帮助过美国军医的农民，“士兵们用毯子把他裹上，浸在煤油里，然后强迫他妻子把他点着。”一个中国人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样说道：“有些村民侥倖从村子里逃出来了，他们给我们讲了好多这样的故事，日本人真的太残忍，太野蛮了。你都想像不到他们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就差一件事儿他们没干过——那就是吃人。除了吃人，剩下的随便你想，你能想到的缺德事儿那些日本鬼子全都干过。” 蒋介石后来给罗斯福发了封电报，电文中写到日本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美国飞行员在日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轰炸了东京，之后便逃往中国沿海地区着陆，于是日本军队开始对这些地区进行大扫荡，杀光了那里所有的人——我再重复一遍——这些日本人杀光了这些地区的男女老少。”蒋介石并没有夸大事实。一位美国将军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那次报復之战：“25万中国士兵和平民在3个月的战争中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第44页 3个月内就有25万人丧生，法国在为期6年的二次大战中死亡10.8万人，比利时10.1万人，荷兰24.2万人。而全世界都看到日本的那次復仇行动竟杀死了那么多中国人，死亡人数比后来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中丧生的人数之和还要多。 但战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杜立特尔空袭令日本大为恼火，于是他们展开了生物战。日军于1935年成立了臭名昭着的731部队，那是一个隐蔽的生物研究中心，在那里，日本医生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做试验。“日本人在那里从事细菌战的试验与研究。他们把中国人抓来，像对待小白鼠那样给他们注射病毒，令他们感染上鼠疫、肺炎、流行性出血热、伤寒、梅毒等疾病。”松本广史还记得当时日本人是如何往中国囚犯身上注射病毒的，然后又是如何把他们的身体当作细菌培养器的。“五六个月后，”松本回忆说：“这些人的身体里就会培育出我们想要的细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取他们的血了。取血的方式就是在他们的腹股沟处切开一条口子。那些被试验者直至最后一滴血滴尽的时候仍然还活着：身边的士兵或是军中临时工作人员就会站到他们胸口上向下压他们的肋骨，或是使劲儿在上面跳跃。这样重复几次之后，肋骨大概就会碎了。我能听见那些骨头断掉的声音。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最后一滴血取尽。我说的这些都是真事儿。” 日本人为了发泄心头的怒火，开始在华东地区喷洒霍乱、伤寒和鼠疫病毒，这使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惟一使用生物武器的国家。受害者的总数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人们可以从一幕惊人的场景中得到一个总体概念。“据报导，在一次生物武器袭击中的最后关头，由于风向的改变，导致1700名日本士兵丧生，10万多人受伤。” 受害者并不仅是中国人。杜立特尔手下也有八名飞行员在中国境内被日本军队抓获了。他们分别是迪安·霍尔马克、比尔·法罗、哈罗德·斯帕茨、蔡斯·尼尔逊、乔治·巴尔、鲍勃·海特、雅各布·德沙泽尔以及鲍勃·米德尔。他们也许是最先知道敌人是怎么看待这些美国飞行员的人。 “根据《日内瓦公约》，我只能告诉你我的名字、军衔和编号，”蔡斯·尼尔逊对审问他的日本军官说道。审讯员的答覆是：“《日内瓦公约》是什么？我们是在打仗，你不知道么？我们的规矩都是自己定的。”紧接着，审讯员用手指戳着蔡斯的鼻子说道：“我再告诉你点儿别的吧，我今天下午就可以把你杀了，而别人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是谁干的。” 作为47个签字国之一，日本于1929年7月27日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但由于国内的强烈反对，日本从未正式认可这项公约。公约要求无生存希望的士兵释放投降者。要记下投降者的姓名，并通知其家人他们依然活着且活得很好。然而，这样的规定无疑与残暴的日本军人的所作所为恰好相反。投降者们并不理解日本的大和民族精神:一名年轻的日本士兵必须战斗到死。“如果他受了伤不能动或是失去知觉被抓成为战俘，回到日本后他将永远也抬不起头来。他和他的家人将为此蒙羞一辈子。”歷史学家火田几彦总结出了日本士兵的看法：“他们认为一旦自己的军队被俘虏，他们就会失去所有人权。而且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理解抓获的战俘。” 裕仁天皇明确表态：日本不会遵守国际协定。这与过去的战争宣言是相悖的。1894年第一次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明治天皇曾经宣布：“我们命令士兵竭尽一切所能，保证不违反国际法。”后来在对俄宣战时，明治天皇依旧强调了这一点。那时候，被俘军官们受到了很好的对待。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战争中，79367名俄国士兵被俘虏。他们被关押在日本境内的29个战俘营中，并得到了很好的对待。金泽战俘营中的俄国军官甚至还被带到小酒馆里去看娱乐表演。后来颁布的《海牙公约》规定，战俘应该得到和那些正在所在国军中服役的同等军衔的士兵同样的薪水。日俄战争中，俄国战俘的薪水是日本士兵的两倍。战争结束后，所有的战俘都被送回了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在对德国的宣战书中宣称：“我们仍旧要求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各自竭尽一切所能，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实现本国作战目标。” 然而，明治天皇退位后，皇军就不再理睬那些国际公约了。裕仁天皇在对美宣战书中声明：“全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愿望，为了使日本在实现战争目标的过程中免遭损失，我们将动员一切力量。”人们故意忽略了遵守国际法的宗旨。日本战俘新闻局的第一任主管说：“在对俄战争中我们对俄国战俘给予优待，那是为了让世人承认日本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但我们现在不再採取这种做法了。” 日本士兵认为被俘后应该自杀而不应投降，当了战俘就意味着失去尊严。毕竟，投降之后虽然保全了性命，但做人的尊严便不復存在了。被俘虏的美国兵们要求通过国际红十字会通知他们的家人，而日本士兵对此非常诧异。他们纳闷，这些卑劣的美国人怎么会厚着脸皮举起双手投降，并且投降了要让他们的父母也为他们感到羞愧。 第45页 来自俄克拉何马州德林克曼的格伦·贝里26岁那一年经歷了极端残忍的巴丹死亡之旅。许多年后，贝里对我说：“日本兵告诉我们，他们宁愿自杀也不会投降。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就是一帮废物。” 另一个巴丹倖存者莱斯特·坦尼给我讲述了一个“废物”的故事： 我们行进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押队日军命令我们要将速度加快一倍或跑步行进，以追上前面的战俘队伍。当我们经过一队日本士兵时，押队的士兵命令我们停下。就在我们察看那队士兵在哪里时，看到了一个美国士兵正跪在一名日本军官面前。那个军官从鞘中拔出一把武士刀……刀刃向上，他挥着刀在空中划了一道长长的弧线，嘴里大喊一声“万岁”，便砍了下去。只听见一声闷响，那个美国兵的头被砍了下来。然后，那名日本军官一脚将美国兵的尸体踢开，所有的日本兵一起狂笑后走开了。 日本兵虐待并残杀了许多盟国的战俘，可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们一旦落到对方的手里，他们认为自己也会得到同样的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日本兵投降，小清史便是其中之一，他在菲律宾被美国军队包围了，逃脱无望。在战俘营里，美国人给他吃罐头食品。他吃完之后，一名美国士兵手拿一把铁铲走了过来。小记清史说： 他让我在地上挖个坑。我当时就吓傻了。日本兵抓到敌人后总是叫他们挖坑，接着让这些人跪下，把他们脑袋砍下来。我绝望地看了看四周是否有逃跑的出路，但看到的只有冰冷的铁墙，于是我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开始挖坑。当时我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觉得地上的土就像石头那么硬。我挖的坑非常浅，心想，这个坑可装不下我啊。但后来，那名士兵把铁铲从我手中抢了过去，然后只是把我吃完的那只空罐头盒扔了进去，并命令我把其他人吃完的罐头盒也捡到一起埋起来。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是吓坏了，于是他又补充了一句说，这么做是为了讲卫生。 在那些抓获美国兵的日本人眼里，杜立特尔空袭中被俘的蔡斯·尼尔逊和他的战友们已经失去了一切尊严。当蔡斯他们不再张口交待问题时，一场磨难便开始了。 尼尔森回忆道：“他们先在我的指缝中放上铅笔，使劲儿捏住我的手，然后把铅笔拔上插下，把我的手指都弄破了。”一个卫兵使尽全力握住美国兵的双手，另一个就反覆拽那些铅笔，结果手指被磨得骨头都露了出来。 尼尔逊后来被反铐住双手吊在墙上。秘密警察宇野信太郎回忆起当时折磨中国战俘的一种方法：“最痛苦的折磨就是用一根绳子把他们的双手绑在背后，然后用同一根绳子把他们吊在墙上。这样一来，他们的所有重量都落在了肩膀上。这么做比砍头和扼喉还要管用。如果你用这个办法，90%的战俘都会开口说话。”尼尔逊被吊在墙上的时候，感到浑身疼痛难忍，几分钟后就疼昏了过去。但他和他的伙伴们仍然什么也不说。 可宇野并没有就此罢休。“那个卫兵拿来一根直径有3英寸粗的竹竿，”尼尔逊接着回忆道：“他把那根竹竿放在我膝盖后面。所以我就不得不蹲在地上，那姿势就像是在下跪。一个士兵抓住我的胳膊，另一个把脚踩在我的大腿上，然后跳上跳下，我的膝盖疼极了……我觉得我的关节都快散架了，但5分钟后我的膝盖就麻木了，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当然，在西奥多·罗斯福对菲律宾发动大规模行动时，美国士兵也有折磨人的办法。“当时他们给我‘水疗’，”尼尔逊回忆道，“我伸展着四肢平躺在地上，四名卫兵分别抓着我的胳膊和腿。我的脸上被裹了一条毛巾，然后那些人开始往毛巾上倒水。他们不停地往上面倒水，直到我几乎因窒息而失去知觉，然后他们就停下来，等我又喘过气来，就再接着往毛巾上倒水。我当时觉得自己就像是溺水了，在生与死之间喘息。” 东京广播电台在节目里奚落那些美国人，嘲笑他们竟然敢派飞行员到日本的地盘：“美国和日本可以一起玩这场轰炸游戏。你知道，你们炸我们，我们也可以炸你们。这些都算是战争的一部分……而且美国人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派来的每个飞行员手里都握着通往地狱的特别通行证呢。放心好了，这绝对是张单程票。” 现在日本和美国扯平了。两国分别在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了突然空袭。珍珠港事件和杜立特尔空袭为整个太平洋战争奠定了基调，也决定了战争的方式。现在双方都将对方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只想拿着单程车票去决一死战了。” 第九章 空中威力 日本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空中力量的增强会给战争带来怎样的战略性革命。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1946 在杜立特尔空袭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罗斯福那番说到“香格里拉”的讲话的确精彩，美国人民听了都由衷地笑了。与此同时，美国的军队也做好了一切准备迎接日本的反击。德怀特·艾森豪时任太平洋及远东地区陆军的副总司令，他向情报机关询问对战事的看法。他们对他说，日本人这次丢尽了脸，所以一定会进行强有力的报復。艾克得到了警告，“西雅图、波特兰、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都会相继成为下一个珍珠港。“加利福尼亚州的广播电台被要求停止工作，以防发出的电波被敌军轰炸机当成目标，旧金山的所有大桥也被封闭了。美国军方推测，日本将会很快派飞机过来洒下有毒物质，于是运了60万防毒面具给西部防御司令部。 第46页 杜立特尔空袭也使日本重新调整了其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策略。 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们奉行“尊王攘夷”的传统，因此皇军一直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最好地保护天皇。可眼下，美国人的飞机竟在皇宫上空盘旋，这让他们感到无比愤怒和耻辱。为了争回这口气，他们将会拼尽全力，採用新的战术来扭转整个战争的局势。 就在美国轰炸东京的同时，日本陆军和海军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们为究竟该怎样乘胜追击争论得不可开交。陆军想要进一步巩固在地面上取得的巨大成果，但海军在珍珠港偷袭之后却想尽快结束战斗，一劳永逸地将美国太平洋舰队消灭干净。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一直主张在中途岛打一场“决定性的战争”。中途岛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是一个环状珊瑚岛，位于瓦胡岛正西方1100英里处。他打算像当年在对马岛打败俄国人那样，在中途岛把美国人也打得落花流水。山本认为，吉米的飞机只能用航空母舰运载到中途岛附近才能起飞。如果占领了中途岛，就可以防止美国对东京的空袭了。 从政治上讲，日本一旦控制了中途岛就可以进一步进攻夏威夷，从而给美国造成威胁。这就为与美国进一步讨价还价增加了筹码。从军事上讲，对中途岛的袭击能将美国海军捲入一场必输无疑的战争，毕竟同日本强大的海上力量相比，美国的海军还不够强大。 为了避免再次遭到美国的轰炸，山本的战略被採纳了。日本将占领中途岛，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彻底消灭。在此之前，山本设想中的胜利之梦是那样的遥不可及，现在看来，只要再打上一仗就能实现了。 5月27日那天，正好是对马海战胜利37周年纪念日。山本派出的近200艘军舰在壮观的欢送仪式后出发了。日本人的作战计划尽管隐蔽，但还是有些蛛丝马迹被约瑟夫·罗切福特发现了。这个爱叼菸斗的傢伙仍在担任战争情报部的总管。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他还穿着便服和拖鞋。日本海军的电码非常复杂，在截获的电码中，罗切福特和手下的人只能读懂其中的15%。尽管如此，有这15%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在杜立特尔空袭之后，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特别高：“af”。多少个失眠的夜里，罗切福特反覆猜想，这个“af”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或者是个什么地方呢？ 罗切福特的直觉一向很准。他猜“af”就是中途岛，在5月的早些时候，他就做好了铺垫。他在中途岛电台设有一小队卫兵，那时候他们的淡水快用尽了。两天后，罗切福特侦察到了日军一条电码说“af”的淡水用完了。瞧，果然猜中了！他得出结论：中途岛将会成为日本海军下一个攻击目标。实际证明，罗切福特的这一发现是太平洋战争中情报部门所取得的最有效的一次成功。 1942年6月4日，日本海军的舰载飞机与一队低空飞行的美国飞机发生了激战。日本飞机未曾想到，美军还有另一队高空飞行的俯冲轰炸机跟在后面。日本的零式战斗机飞得很低，几乎和航母甲板同样高度，他们击退了第一波美军飞机，而这样恰好为高飞在上的第二波美军飞机清空了战场。这一次，上帝又站在了美国一边。 “我一路冲下去的时候，没有一枪一炮对准我，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我来了。”飞行员迪克·贝斯特回忆道。“我把飞机拉高，看到我们打出了第一炮……只见粗粗的一股浓烟从整艘军舰上冒出，至少有200英尺那么高……甲板下的情况一定糟透了……一艘航母就这样毁掉了。即使是现在我还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当天的那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5分钟后，3艘日本航空母舰都遭受到了美军俯冲轰炸机的致命打击；第二天美军又击沉了第四艘日本航母。6个月前美国在珍珠港遭到了偷袭，这次在中途岛美军飞行员共击沉了日本6艘航空母舰中的4艘。 山本的美梦破灭了，日本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失败了。在中途岛大战之前，日本拥有6艘大型航空母舰，而美国只有3艘。可在这次战斗中，日本失去了4艘航母，6艘其他军舰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300多架飞机连同机上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一起被美军击落——日本的海上力量被大大削弱了。美国的空军力量在5分钟内就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正如歷史学家戴维·甘迺迪所说，“中途岛海战之后的两年内，日本的造船厂加班加点工作，想再造出6艘航空母舰。但与此同时，美国却增加了17艘，此外还有10艘中型航母，以及86艘护航航空母舰。这些数字频繁出现在各种战争资料中，也註定了日本在战争中的下场。经过了长时间的艰苦战斗之后，这一点最终得以证明。” 然而，美国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在中途岛战役中，日本水手从水中捞起了三名美国飞行员，并残忍地杀害了他们。其中两名被绑上铁链扔进了海里，另外一名则被日本兵用斧头活活砍死。 *** 1942年8月28日，在杜立特尔空袭中被俘虏的八名美军飞行员被带上了法庭，因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接受“审判”。“他们用日语宣布了我们受到的判决，”鲍勃·海特说。“我们并不知道那最终判决究竟是什么。翻译说，‘他们不让我告诉你们。’刚说完，我们就被带走了。” 第47页 10月14日，来自德克萨斯州罗伯特李的28岁的迪安·霍尔马克、来自南卡罗来那州达林顿的23岁的比尔·法罗，以及来自堪萨斯州勒伯的21岁的哈罗德·斯帕茨被告知，他们在战争中犯下了罪行，第二天就要对他们执行死刑。当时，这几个小伙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并不知道，日本已经于1942年8月13日通过了敌军飞行员处理法案。这项有追溯力的法律规定，那些向非军事目标轰炸或射击的美军都要被处以死刑。所有八位飞行员都被判为死刑，但鑑于天皇的“仁慈之心”，另五位飞行员得以减刑，被判为终身监禁。”然而那5名免于一死的飞行员并得不到“战俘”那样的对待，他们被定为战争罪犯。一条军规声明，“对战犯的处置办法将不会依照普通战俘的标准，即使有交换战俘的规定，这些战犯也不能被遣返回美国军队。”这些已经成为日军的官方政策了，所以这些飞行员必须得死。 日军的狱卒给迪安、比尔和哈罗德准备了笔和纸，让他们最后给家里写封信。 迪安当时虚弱的已经站不起来了，他给在达拉斯的妈妈写道：“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们只是告诉我，说我很有可能被处死。我怎么也不相信……我是个战俘，原以为我会一直被这样照顾着直到战争结束……日本人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还试着与他们合作，因为我知道在这场战争中我的角色已经扮演完了。” 比尔给他在达林顿寡居的妈妈这样写道：“别为这事儿感到忧伤。您要记得，上帝会让一切好起来的，我们会在他那里再次见面的。”在另一封写给未婚妻的信中，他写道：“对我而言，你就是我的惟一，就是我生命的全部。”比尔感谢她“让我这一辈子全心全意地去爱一个好姑娘”。他还补充道：“请常给我妈妈写写信，安慰安慰她，因为她一定很需要你——她觉得你是个好姑娘。” 哈罗德给他鳏居爸爸写的是：“如果说我长大后这些年里得到了什么的话，我愿意把它们都送给您，还有，爸爸，我想让您知道我很爱您，愿上帝保佑您。您要记得我是个战士，是为祖国战斗而死的。” 战争结束后，人们在日本的军事文件里找到了这几封信。事实上，监狱的办公人员根本就没有寄出这些信。 1942年10月15日的早上，三名被宣判有罪的飞行员小伙子被铐住双手运往了上海第一公墓。前一天晚上，木匠们已经钉好了三个木头十字架，而眼下已经把它们插在了刚刚割下的草堆上，相互间距20英尺。 监狱长立田走近他们三个。“我对他们说，耶稣死在了十字架上，而你们也将要死在十字架上，当你们被处决的时候，也就是你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上帝会赋予你们荣誉。我还让他们三个祷告，于是他们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就开始祷告。我说，‘你们马上就要被绑在十字架上了，绑好之后，人的信仰和十字架就连为一体了。所以，请相信上帝。’听到这些他们笑了，说他们很清楚这些。我接下来又问他们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他们说没什么要说了。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全部对话。” 比尔、迪安和哈罗德被带向了十字架，然后背靠着十字架跪下了。卫兵们为他们取掉了手铐，并把他们的手腕绑在了横木上。他们的脸上被蒙上了白布。卫兵们还用黑笔在白布上画上一个“叉”以标明前额的中心位置。 射击班站在20英尺开外，边上的神道教祭坛里燃着薰香。“各就各位！”指挥官喊道，“开枪！” 三声枪响后，三位飞行员小伙子的头勐地往后一撞。鲜血立刻喷了出来，瞬间将蒙在脸上的白布染红了。 四天后，日本用英语广播道：“那些美国飞行员残暴无情，丧心病狂……他们向我们的非军事设施投下燃烧弹和炸弹，毁了我们的医院、学校和百姓的房屋。他们甚至在俯冲的飞机上用机枪扫射我们的学生。他们被抓获以后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依照军事法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则报导中说出了三位飞行员的姓名，但并没有提到他们受到的刑罚方式。 太平洋战争进行到那个阶段，日本早期的优势大部分保留了下来。1941年末，日本军队已经夺取了太平洋上最西的美军基地威克岛。美国1942年2月在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发动的反击削弱了山本的作战力量。美国的飞行员为了拿下纽几内亚群岛的腊包尔同日军打了几场硬仗，日本当时正在把腊包尔改建成他们最大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但美国并没有成功。1942年5月在珊瑚海战役中（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航母对航母的战役），日本有两艘航母遭到了严重破坏，但他们还是经受住了打击，且巧妙地战胜了盟国的军队。 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海军飞行员接受训练，准备投入到广阔太平洋上的战争中去。这些飞行员将要在那里参加战斗。没错，他们是士兵，但他们却并非由于身上发达的肌肉受到重视，而是因为他们有聪明的头脑。一大批战士们所受训练的内容不仅是怎么提高飞行技巧，还要学习相关的知识。这些小伙子们要学会导航、航位推测法、地图分析以及处理各种细小的机械难题。 第48页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海军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网络，这个网络由训练场和徵用的大学校园组成。训练设施被发送到全国各地。飞机场本身并不占太大的地方，飞行员们的居住区面积同陆军和海军的相比也是差不多大小，但在练习空降的时候，飞行员们就需要宽广空旷的空地来进行训练。 那些即将投入空战的战士们需要数平方英里的德克萨斯天空充当他们的训练场；那些俯冲轰炸机在布满岩石的加州山脉上空唿啸飞过，寻找空旷山谷中已画好记号的训练靶子，然后朝靶心投下炸弹；鱼雷轰炸机飞翔在墨西哥湾蓝绿色的水面上，练习如何打中那些训练用的救生筏，或用机枪射中拖在训练机身后的靶子套。所有这些飞机里面，机枪手都是膝盖贴着脸颊蜷在炮塔里随着飞机一起旋转，而炮塔下面的无线电技师则在那里发送摩尔斯电码。 飞行员当时的地位很高，受到很多女孩子的爱慕。但每个硬币都有另一面。很多时候，飞行员是个很残酷很危险的职业。比如你的一个朋友在坠机事故中被烧死了，当你看到马铃薯田里那堆冒着黑烟的烧焦了的尸体时，自然感到悲痛欲绝。当你亲眼看到伙伴们在一次夜间飞行中从地平线上消失而俯冲到海里的时候，心里难免痛苦万分。即使是在地面上，当你看到昔日好友不小心被身后高速旋转着的螺旋桨削掉了胳膊时，也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平时，飞行员们之间很少谈论这些事情，但其实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些小伙子们知道，当他们能对别人造成致命打击的时候，他们的职业对自己来说也是致命的。 在1942年11月21日那个极冷的冬日早晨，18岁的航空军校学员乔治·布希第一次独自驾驶着一架训练机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机场上起飞了。“没当过飞行员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第一次独自飞行时的喜悦之情的。”布希后来解释说：“我们单独飞行过的人都觉得飞上天时自己有10英尺那么高，非常了不起。” 布希当时驾驶的是一架斯特尔曼n2s飞机，这是一种开舱式復翼飞机，又称“黄色警告”。阿奇·克拉普回忆说，它之所以被叫做黄色警告是因为“我们那些新飞行员是很危险的，其他人最好当心点。因此这种训练机被涂成了明亮的黄色”。很多斯特尔曼n2s飞机在训练时都坠毁了，有时候学员们把它戏称为“洗衣机”，因为很多训练者在驾驶失败后都被“洗掉”了，也就是被淘汰了。但是这种飞机很结实也比较安全，所以被选作训练机，尽管它的座舱不是封闭的，在明尼苏达的冬天里飞行常常会感到异常寒冷，但这一切对布希来说却算不上什么。他非常喜欢驾着飞机在冷风中唿啸而过的感觉，这让他想起小时候在缅因州的时光，就像坐在一条小船上。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战争对他来说还只是歷史书中出现的字眼。 “第一次独自飞行对你而言，就好像爸爸第一次对你说你可以开着家里的车出去一样，”来自西雅图的比尔·康奈尔告诉我。经过几周空中和地面训练之后，你就可以独自驾驶飞机飞行了。你所操作的每一步都是第一次。耶西·诺尔在前往太平洋参战之前是个教练员。“我把他们带上飞机后，就开始‘手把手’地教他们，”他说。“训练机上有两套操作装置，一套给飞行员学员用，一套给教练用。学员把手放在操纵杆上，脚踩在踏板上。在我起飞和着陆的时候，他就可以感受到我是怎么操纵飞机的。轮到他的时候，他便通过模仿我的动作‘完成操作’。当然，我的手和脚是决不会离开控制装置的，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他的每一项操作是正确且安全的。” 布希后来回忆起学习飞行时的经歷，“我在踏上飞机的那一刻并没有太清晰的想法，但我就是想当一名飞行员。我在地面上已经学习了很多知识，通过了导航测试，了解到引擎工作的原理。然后就上飞机了，身边还有教练指导。他告诉我该做什么。用多大的劲儿去踩脚踏板，往这边转。我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去操纵飞机。剩下的就是个功夫活儿了。渐渐地，就会感觉到高度的存在，就会知道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不安全的——当然还要学会怎么使飞机停下来，等等。我非常喜欢这些。飞行时的感觉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感觉都无法比拟的。” “当你的教练对你的表现表示满意，确保你已经不会出事儿的时候，就会允许你自己开了。”阿奇·克拉普说道。“这回轮到你自己了。你的教练会教给你点新东西，然后他就站在地面上看你飞行。慢速旋转、翻筋斗、怎样在快速旋转后稳定下来，等等。你得让你的飞机听话地去做每一件事情。” “每个飞行员单独飞行过之后，经验就是他最好的老师了。”海军飞行教练罗伯特·班塔解释道。“经验成就飞行员。最好的飞行员经验也最丰富。我们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在空中练习。” “就像开汽车一样，”利兰·霍尔德伦说。“不同的是你要在三维空间里运动，而不是在二维的空间里。开车时你只能向左或是向右。但开飞机时你还可以飞上或飞下。”但对有些人来说，即使是这样的比较也没有感受过。来自密西根郊区的约翰·勒伯夫回忆道：“我学开飞机之前根本没开过汽车。事实上，我是在有了400小时的飞行记录之后才开始学开车的。” 第49页 相对而言，空战还是比较新型的战斗方式。与其说它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门艺术，但那些飞行员小伙子们却学到了一系列的进攻性和防御性动作。其中有些看起来很简单比如翻个筋斗，或是做个横滚——这些都是特技飞行中才有的旋转，可以用来吓唬那些缺乏信心的敌方飞行员。但其他动作就要复杂得多了。急跃升就是在飞机上升过程将飞行方向调转180度，如果转不好的话，就会导致机毁人亡。伊麦曼翻转就是将半个筋斗和半圈旋转结合起来，这样既能使飞行员的飞行高度上升，又能将方向调转为朝向敌人的方向。但如果这个动作做得不到家的话，飞机就会失速，发动机的动力一旦停止，就会为敌军的机枪扫射提供绝好的机会。飞行员们学会了如何选用最佳动作来对付敌军的各式飞机。打个比方，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易于操作，机动性强，至少在战争初期时比盟军的飞机飞得高。在飞行速度不超过每小时250英里的情况下，它的快速移动、转弯和旋转动作都可以完成得非常出色，并带有很强的威胁性。但美国的飞行员小伙子们渐渐发现，这种零式战斗机的机翼尽管很轻，但其形状只适合升高，并不适合做俯冲的动作。当速度超过每小时300英里的时候，日本飞行员就难以驾驭他们的飞机了。只要美军能使空战时的飞机保持较高的高度（这样就能找到俯冲攻击的机会，而高度较低的话，就会促使他们採取爬高策略）和较快的飞行速度，就能够占据明显的优势。零式战斗机还设计出一种急转动作，但向左迅速旋转时的速度比向右旋转时的速度要快。飞行员们注意到了这些攻击中的方式，并充分利用敌人的那些弱点。随着战斗的进行，他们最终可以消灭掉那些经验不够丰富的和飞行技巧不高的敌军飞行员。 海军飞行员每按照训练大纲完成一项，训练人员就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和评估，以确定他们学到了“真东西”。如果他们有哪一项操作完成得不好就会被淘汰。“很多人不具备飞行员应有的身体协调能力。”乔治·布希的教练泰克斯·埃利森对我说，“我们会仔细观察每一个人，然后把那些不适合开飞机的人淘汰出去。” 这些初学飞行的飞行员必须得懂力学和物理学。“你得明白机翼和螺旋桨的工作原理。”飞行员查理·布朗对我解释道，“机翼的下端是平的，而上端则是呈弧面的。飞机飞行时，机翼上端与空气接触面积较大，因此产生了向上的浮力，使飞机能够在空中飞行。螺旋桨的桨叶是呈角度安装的，这样当它旋转时可以捲入空气，产生推动飞机的动力。所以，靠机翼的形状升起飞机，靠螺旋桨的旋转推动飞机。”对飞行员来说，有些知识是必须掌握的，因为这些知识与他们的生命安全密切相关：如果速度不够，飞机就升不起来，但如果在不合适的角度速度过快又会导致灾难性的事故。 查理·布朗回忆道，最难掌握的飞行技巧就是着陆。“当你飞到终点时，你开始减小发动机马力以减慢飞行速度。这样一来，空气给你的向上的力就会减小，你就可以慢慢降落了。每架飞机都有相应的失速速度。你在着陆时的速度要比失速速度快一点点。就在你快接触到跑道时，把操纵杆向后一拉，飞机的机头就会翘起来，这样飞机就会慢慢停下来，着陆也就成功了。” 每个飞行员都要学会如何着陆，而海军飞行员的着陆方式是最危险的。对他们而言，航空母舰就是一条又窄又短的跑道，待飞机升空后它就航行到其他地方了，有的时候在起飞时，甲板还会以5英尺至16英尺的幅度上下颠簸或左右摇晃。降落到甲板上也是一桩难事。军舰甲板上扯着很多钢索。飞机在甲板上降落时必须放下尾钩来挂住这些拦机索，这样就会阻止飞机继续向前滑行。正如查理·布朗描述的那样，“当你紧急降落在甲板上时特别希望能钩住一条绳子。”哈罗德·韦格纳对我说：“有人用仪器给现在的飞行员作过测量，发现他们在航母甲板上降落时的心跳速度比在作战时还要快。” “你是怎样在航母上降落的呢？”我问乔治·布希。他狡黠地笑了一下对我说，“非常小心……”成功降落的关键就在于飞行员对降落信号员的完全信任。降落信号员通常是一名经验老道的飞行员，他用手中的板子给即将降落的飞行员打信号。这些用来打信号的板子就像个半截的网球拍，表面缀满了彩色的布条。有了这些布条，信号员在挥动信号板时就不用担心甲板上颳起强风导致飞行员看不清信号了。“你完全依赖信号员的指示，”乔治·布希说。“你飞得太高了，你的速度太慢了，这些他都会打出信号告诉你。当他打出‘降落信号’时你才可以降落。你把自己的安危完全放在他手里。”查理·布朗解释道：“降落信号员会打出‘降落信号’或是‘重新降落’的信号。看到降落信号你就可以降落了，但看到重新降落的信号时，你就要开足马力再盘旋上几圈后才能再次尝试降落。一旦他给出了降落信号，你就不可以再继续飞了，否则就要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战斗机飞行员洛厄尔·伯纳德给我讲述了夜间在航母上的降落情景。“在白天降落已经够我们受了，”洛厄尔说，“但在没有任何灯光的漆黑夜里练习着陆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经歷。”哈罗德·韦格纳记起了一次极其恐怖的夜间降落：“那天晚上没有星星，我看不见海平面，没有灯光，根本看不见海水。我们独自驾驶飞机飞行。有两架飞机都开进了海里。当我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浑身都被汗水浸透了。真是太恐怖了，浑身都是冷汗。” 第50页 飞行员在空中战斗中的地位就相当于棒球比赛中的四分位，但一支球队里还需要有其他队员。比如那些经过特别训练的无线电技师、雷达员、地面机械师、机枪手、投弹手等。只有这些人齐心协力共同战斗才能使一架飞机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斗机器。 战舰飞行员主要有两种。阿奇·克拉普告诉我：“你必须想好自己究竟是当个战斗机飞行员还是当个轰炸机飞行员。”战斗机轻盈速度快；轰炸机个头大，允许较大的载荷量。但这两种舰载机都比陆基飞机要小。 比如战斗机飞行员华伦·厄尔·沃恩驾驶的就是一种单座快速飞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击落敌军的战斗机。在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前几个月里，他在加利福尼亚的莫哈韦空军基地接受了海军飞行员老兵们的严格训练。 华伦·厄尔开的是沃特f4u—1a，这种飞机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叫“海盗”。该机型的速度很快（每小时超过400英里）且极易操控，“海盗”飞机的大小刚刚好（长超过33英尺，翼展41英尺），并且很结实。机上可装载6挺50毫米口径机枪，飞机本身重量14000磅的，使这种比日本飞机更适合空战。（从缴获的日本飞机来看，我们发现日本人通常不会给飞机加上装甲，为的是使它们保持较轻的重量，从而在较慢速度下易于驾驶，但一旦被狠撞一下，就立刻机毁人亡了。） 飞行员小伙子们在彻底掌握了“海盗”飞机带有一定危险性的旋转特性之后，就开始爱上它了。“开着它比在水上划船还要顺手，”阿奇·克拉普记得当时开着“海盗”时的感觉。“就像在开汽车。”而开轰炸机则不同，这种飞机不是为小个子飞行员设计的。阿奇·克拉普回忆说，“它就是为那些身高6英尺4英寸的试飞员们设计的，所以它上面很宽敞。要是小个子飞行员的话，还得在上面加个垫子。”飞行员们坐在树脂玻璃罩子里，身后是装甲机枪炮塔。飞行员要不断查看三个后视镜，还要时时注意机舱外的情况。“海盗”飞机的机头特别长，这就令飞行员很难看到下面的情况，尤其是在航母甲板上降落时，这种现象就更为严重。阿奇·克拉普解释道，“如果想降落在甲板上，你只能看到两边的情况，所以你必须边飞边转弯才能看见信号员的指示。”尽管这种降落让人害怕，但日本飞行员更害怕的是见到一组“海盗”飞机朝他们唿啸而来。后来日本人给这种飞机取了个绰号叫“狂啸死神”，因为它俯冲时的声音和它攻击时的声音都让人毛骨悚然。 “我们在莫哈韦训练了4个月，”韦斯利·托德回忆道。他那时候和华伦·厄尔·沃恩在一起开飞机。“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已经训练得够多了，可以出海去打仗了。我们非常渴望去作战，也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我们练习了很多空中战术，”阿奇·克拉普说。“轰炸，然后急速上升，一直在重复练习。我们被称作战斗机飞行员，但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叫我们战斗轰炸机飞行员。我们从机翼发射空对地飞弹，还练习轰炸。”下滑轰炸正如这个词听起来的感觉一样——我们并不是俯冲向轰炸目标，飞机在目标上空滑翔，为的是朝它开火。 “在实际操纵时，”阿奇回忆道，“我们都穿上了抗压飞行服。”驾驶“海盗”飞机的飞行员们都要穿一种贴身的裤子，这种裤子在骨盆的位置和裤管里装有气囊。克拉普解释说，那些气囊会将身体下部的血液截住，以防止血液集中在上半身，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头晕了。这种飞行服里面装有弹簧，并随着重力的改变随时调节。重力越大，气囊中的空气就会将身体压得越紧。” 在战争时期的加利福尼亚，像华伦·厄尔这样的英俊小伙子在一天的工作之后，到了晚上就能和很多漂亮姑娘一起玩。“单身汉们那时候常开舞会，”阿奇回忆道。“我们就是保护她们的骑士。我们去酒吧通常不用自己花一分钱，因为有人为我们买单，这是很平常的事。”华伦·厄尔和他的好朋友们获得外出特许后就去好莱坞逛。这些年轻帅气的海军军官们醒目的制服上钉着金色的机翼，吸引了当地不少金髮女郎和深色皮肤女孩的注意。“漂亮女孩儿信手拈来，”飞行员约翰·麦克马纳斯很多年后回忆道。“比尔·林奇在找女孩子这方面最在行。他从不去酒吧，但常去参加教友团聚会。他在那儿见到的漂亮女孩儿比我们在酒吧见到的多多了。” 华伦·厄尔有几个周末都在加州的大熊湖和几个漂亮女孩儿在一起。在我採访韦斯利·托德时，他还记得当时在湖边小屋旁的一幕。“从好莱坞来的女孩们去那儿见我们，她们从工作中偷跑了出来，那可算得上是集体行动了。” 我对托德说：“华伦·厄尔就在那儿找了个女朋友？”他笑着回答道：“是呀，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找了个女朋友。” 回到莫哈韦后的一天，华伦·厄尔自命不凡地决定模仿一个飞行员老兵的特技动作。通常来讲，停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在下次起飞前的状况都是不错的。但华伦·厄尔看过一个老兵为了显示自己的技巧在飞机刚一升空时就缩回了轮子，于是他也决定试一试。 第51页 阿奇·克拉普向我解释道：“他如果也那么做的话就太蠢了，在实际操作中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有个词儿叫‘地面效应’。飞机离开地面时受到向上的力在比升高几英尺后要大。所以你必须有足够的速度才能使飞机升高一点，但当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比如气流、大气压等，这些都会导致你再次落向地面。” 那为什么华伦·厄尔还要去尝试这么一个不可能的动作呢？“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总是得有那么一股疯劲儿的，”阿奇答道，“他觉得那么做很酷。” “华伦·厄尔到底还是去试了，”约翰·麦克马纳斯回忆道，“然后他的螺旋桨就啃到了地皮。” 在那之后，华伦·厄尔的服役记录上就多了一条记录，说他弄折了螺旋桨，烧着了一架飞机，他从大火中逃了出来：“手和脖子处分属一级、二级烧伤，脸上皮肤烧伤。烧伤原因：在一次正式飞行中发生事故。”这个德克萨斯的切罗基族小伙子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只好呆在医务室里治疗自己的烧伤。“他本来皮肤就黑，这一下他的脸更黑了，看上去更像个印第安人了。”韦斯利·托德回忆道。 约翰·麦克马纳斯在回忆起这一段往事时忍不住笑出声来：“华伦·厄尔用他那特有的懒洋洋的腔调对指挥官说，‘我当时也没办法。’” 绝大多数海军舰载飞机都是轰炸机，上面载着飞行员和其他机组成员。这就需要他们採用一种略微保守的工作方式。“战斗机飞行员们通常都非常争强好胜，”飞行员阿尔·林斯特龙对我说。“轰炸机的粗暴行为就少一点，因为他们的机舱后部还有机组成员。”有两种轰炸机，俯冲轰炸机上有一名飞行员和一名机组人员，而鱼雷轰炸机上除一名飞行员外还配有两名机组人员。 “俯冲轰炸机上带着炸弹，”林斯特龙解释说。“在12000米到14000米的高空，你开始俯冲着准备朝轰炸目标投下一枚炸弹。你一路沿60度角俯冲下来，在大约3000英尺的高度时投下炸弹，然后马上离开。你也可以俯冲到更低的高度，你的高度越低，炸得越准。” “你一旦决定了往下沖，”他继续说道，“那些高射炮炮手就会准确地找到你的位置。在你一开始下降的时候，在你和目标之间就会有一条直线。最后他们紧紧地瞄住你。” 鱼雷轰炸机是用于在海面低空飞行并朝敌人军舰发射鱼雷的。但在1944年以前，日本的军舰大部分都毁掉了。所以那些鱼雷轰炸机就只好用来充当俯冲轰炸机。 迪克·沃尔霍夫是sb2c俯冲轰炸机上的一名机枪手。sb2c通常被人们称作“俯冲者”。 机上有两个驾驶员座舱，一个坐飞行员，一个坐机枪手。“俯冲者”飞机的翼展达50英尺，但它的机翼在船上运输的途中是可以摺叠起来的。飞行员们在战斗中靠机翼上的两门加农炮开火，机枪手迪克掌管两挺3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以保卫飞机免受攻击。与其他飞机不同的是，俯冲轰炸机需要机枪手拉开树脂座舱罩来进行射击。他只有护目镜和皮头盔来保护他不被炸伤。迪克相信自己的运气：“就算被炸死也是别人的事儿，轮不到我。” 正如比利·米切尔预言的那样，太平洋战争就是一场空中战争。日本为了支持在中国的百万陆军作战，为了造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投入了很多钱。但是罗斯福总统却相信空军最终会对战争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日本人在腊包尔岛和特鲁克群岛上建立了坚不可摧的堡垒，他们认为这样就保证了南太平洋的安全，但美国却很快地一步步走向了胜利。有了航空母舰，海军藉助空中力量来夺取更多的岛屿。飞行员们可以在飞往东京途中利用那些岛屿临时着陆，并为攻击其他岛屿做准备。事实上，美国和日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展开的第一场大规模陆战的焦点就在于谁能最终占领那里具有战略意义的机场。珊瑚海战役以及在巴布亚纽几内亚的残酷战斗的关键都是争夺莫尔兹比港的机场，因为那里是通往澳大利亚的门户。从布干维尔岛到沖绳岛，从日本控制下夺取的那些岛屿本来是日本的机场，后来都成了美国飞行员起飞的地方。舰队还占领了马里亚纳群岛作为轰炸日本的美国陆军航空队b—29式轰炸机的基地。美国舰队为了给马里亚纳群岛基地的飞行员们扫清障碍还将进一步征服硫黄岛。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始于1942年8月，歷时6个月之久。美军飞行员共击落日本飞机892架，击毙或俘虏飞行员1882人。空中威力对于地面战争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我在写这本书时收到了一位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兵写给我的电子邮件，他在信中写道：“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被海军扔在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不再提供任何补给。但他们还是继续战斗了几个月。他们是怎么获胜的呢？答案就是他们的补给从天而降。”他说的没错。在日本控制了整个海面的时候，只有靠飞机才能够给困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官兵们送去补给。威廉姆·哈尔西不单是一名将军，他首先更是一名海军，他宣称：“如果没有scat(南太平洋战争空中运输司令部，一支由曾在海军陆战队预备队服过役的前航空公司飞行员组成的空中补给小分队)的援助，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么多重大的胜利。”海军授予scat“空中货车”的称号。食物、医疗用品以及军火弹药都被送入了瓜达尔卡纳尔岛，而那些受伤的伤员却被运走了。那个时候拉瓜迪亚和芝加哥的机场每天才飞100个航班，可scat每天却要飞72架次。“仅仅6个月的时间里，scat就运送了43626495磅的物品以及235596人次的人员，共执行了34834次飞行任务。”举个典型的例子，飞行员斯基普·金博尔“在勐烈的炮轰中下了飞机”。“他和机组成员在跑道边上的一条沟壑里看到了机场另一端展开的白刃战。当美军占据上风时，金博尔将伤员抬上飞机起飞了。” 第52页 几十年前，像美国本土一样在太平洋上建立一个补给网络是不太可能的事，因为太平洋上连城市都没几个，更别说港口了。飞行员们来到那里后改变了这个规则。但是日本人还是照着原来的剧本在表演。当他们将四周有海水防御的岛屿视为坚不可摧的堡垒时，美国的士兵却把这些岛屿当作他们新的出发点。广袤的海洋在过去只能减慢部队的航行速度，藉助飞机提供补给更是想都不敢想。日本人奉天皇的旨意在太平洋上建立了很多分散的要塞。但美国人却将这些点连接了起来，使本来已经非常可怕的战争变得血腥味儿更浓了。 第十章 黄祸，白祸 我们一边牢记那些日本人的罪行，一边试图掩盖自己的残暴。当我们想到这些暴行就是对日本人的报復时，就原谅了自己的罪过。我们声称为文明而战，但我看到的战争场景越多，就越不相信我们有如此声明的权利。事实上，我并不确定我们在这方面比日本人高尚多少。 ——查尔斯·林德伯格，《查尔斯·h.林德伯格战时日记》 美国直到1943年4月才得知那三名参加杜立特尔空袭的美国飞行员被处死的事情，那已经是事情发生的一年以后了。罗斯福得知此事后“异常震惊”，并发布一则美国国务院警告，声称那些“日本政府的军官”将会因此受到惩罚，因为他们“不文明的野蛮行径”及“残酷罪行”违反了举世公认的战争惯例。 1943年4月21日，罗斯福在广播中宣布：“我是怀着无比震惊的心情宣布如下消息的。我相信全世界文明人类听闻此事时都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我要宣布的是日本政府已经残 忍地杀害了我国在战争中被俘虏的几名士兵。” 两天后，《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有关日本人的野蛮行为的报导，题目是： 日本在战争史上史无前例的野蛮行径：东京公然违抗《日内瓦公约》 这篇文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罗斯福断言日本的“野蛮”行径“将使美国人民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去打倒无耻的日本军国主义”。阿诺德将军发了一封电报给全体飞行员，电文中说道，“残酷的军阀”践踏做人的尊严，必须“将他们彻底消灭”。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宣布美国将不与一个杀害战俘的国家进行任何谈判。美国当前只接受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纽约时报》联繫到了蔡斯·尼尔逊的母亲，她说：“我总是在想，也许这仅仅是个宣传而已。而且我也希望并祈祷这就只是宣传手段罢了。我从没见过哪个声称自己是人类的人还会做出这么残忍和野蛮的事儿来。”另一位飞行员的母亲，来自俄亥俄州莱克伍德的约翰·米德尔太太说道：“那些日本人真是太残忍，太没人性了。他们怎么可以对我们的小伙子们做出这么卑鄙疯狂的事儿来。” 但是，日本医院里的那些病人和儿童也被美国士兵炸死了。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美国士兵也是残忍无情的。 杀人并不是件既自然又容易的事。只要不是精神病患者，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去杀人。灭绝人性的过程只有在众多士兵残杀其他人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 美国人和日本人在身体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从文化角度来讲，这两个国家更是好像来自不同的星球。美国是一个新生的国家，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成长在北美洲广袤的大地上，就好像一个小男孩在长大的过程中总会穿上一套又一套新衣服。而日本却是一个又小又古老的国家，以她固有的形式存在着，那里有一位被奉为神明一样的天皇，还保留着半封建的社会结构。 有一些差异更加琐碎。比如说，这两个国家甚至在年份的确定上都不一致。美国人认为日本轰炸珍珠港是在1941年。可日本人却把那一年称为昭和十六年。“昭和”指的是裕仁天皇，珍珠港事件是在他统治时期的第十六年爆发的。（即使在今天，日本报纸头版上的日期也是以当前皇帝的年号表示的。）同样的，两国书写人名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美国的约翰·史密斯在日本就会被写成史密斯·约翰。 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例如在与人打招唿的时候，美国人总会与对方有眼神交流，并且握手；而日本人则不会看着对方，而是鞠躬。美国人吃饭的时候坐在椅子上，用的餐具是金属制的；而日本人却是坐在地板上吃饭，用的是木质的筷子。在美国吃饭时，汤总是第一道端上来；可在日本，汤总是最后上。西方人吃面食时总会浇上酱汁，可在日本吃面食却是蘸着调味料吃。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美国人数数儿的时候先是将手握拳，然后边数边依次伸出手指头：“一、二、三”。但日本人在数数的时候却习惯先伸出五根手指，然后边数边将手指收回掌心“一、二、三”。美国人在浴缸里洗澡。日本人却觉得泡在漂浮着从身上洗下的脏东西的水里非常噁心。日本人在浴盆外搓澡，把身体搓干净后才会进入浴盆。美国人看书的时候会从书的“前面”开始，每页上的文字都是从左向右读，翻页时是从右向左翻。可在日本，人们读书是从书的“后面”开始看，读每页的文字时是垂直地从上往下读，而翻页则是从左往右翻。如此等等。 第53页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国内还没有什么美国人。而在美国，除了加州有那么几个日本人小团体之外，也几乎没有日本人。因此，这两个国家对对方的了解仅是停留在一些讽刺漫画上的描述，而并非了解彼此真正的面貌。在日本人心目中，美国人都是血管里流着绿色血液还长着绿尾巴的魔鬼。而美国人则认为日本人都戴着厚厚的眼镜，而且还长着獠牙。在他们真正见到对方之前，已经从文化的层面上开始厌恶并排斥对方了。 厄尼·派尔是一位最受欢迎的二战记者。每星期他的专栏都被刊登在世界各地700多家报纸上。派尔战地记者生涯的大部分是在欧洲战场度过的，但后来在1944年，他转到了太平洋战区继续他的工作。他在文章中以这样的方式把日本敌人介绍给数以百万计的读者：“在欧洲的时候我也见过日本人，当时虽然觉得他们既讨厌又恐怖，但依然还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可当我来到这里时，我很快发现这些日本人简直就不是人，他们就像蟑螂和老鼠般惹人讨厌。”他第一次看到日本战犯时对读者说：“他们在那儿摔跤，大笑，说起话来和正常人一样。但我还是觉得噁心——看了他们的样子后，我就特别想去洗脑。” 日野芦平就是日本的厄尼·派尔。他认为美国人来自“那个自负的国家，他们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还曾试图非法侵略我们日本”。他这样描述巴丹半岛的美国战俘：“我觉得我看到的就像是从一个国家下水道里流出的污水。这个国家出身下流，它的国民已经不配被称作为人了。日本兵看起来帅极了，我为自己是个日本人感到无比骄傲。” 日本人认为他们的人种“纯正”，没有外来移民的搅和，不像美国人的种族那么繁杂，他们为自己的血统深感自豪。就连教室里的宣传画上都在鼓动学生们去“杀死美国狗杂种”。一本很受欢迎的日本杂志上这样说道：“他们的唿吸和身体上都散发出畜生的味道……美国佬的野心是想征服全世界。”这些“野蛮的、粗俗的美国人就像是披着人皮的魔鬼”。 “我们不知道美国到底是怎么来的。美国人到底是什么种族的。他们算是什么东西，” 木山辉山说道。他后来成了一名神道教祭司。“我们只是知道‘这帮混蛋’的另一种说法——美英魔鬼。我们把他们看作是低等动物。这些词语在日本广为流传。” “当你看到刚刚降落的敌人时，你就要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復仇者，最后终于有机会与杀父仇人面对面的决斗了，”陆军大佐nfdf9政信这样写道。他曾策划了日本军队入侵马来半岛的行动。“眼前的这个人如果死了，你长久以来积聚的愤怒才能得以平息，你心头沉重的包袱才能卸去。可如果你没能把他杀死，那么在你的余生，你的心灵将永远得不到平静与安宁。” “那个时候的人，只要有人夸奖自己比别人强就很容易高兴起来。”熊井回忆说，1941年他17岁。 战争领袖在开战前总要鼓动民众。希特勒通过宣扬人种优越来煽动德国人。在日本，激励民众的方式是向他们宣称，日本的开国祖先在预言中曾说过日本将会成为一个神圣的国度，成为世界的皇冠，永远有至高无上的皇帝统治这个民族。日本人认为自己在种族上具有优越性，所以他们可以参与到天皇神圣的使命当中去。只要有人夸奖德国人和日本人的这种优越性，他们就会很高兴，但这却使他们失去了公正的判断力。以至于他们认为侵略别的国家、消灭别的人种是正当的。 海军准将佩里对日本人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是未经开化的异族。同样的，大多数没见过日本人的美国人也知道自己该怎么想像那些日本人。“1942年夏，在纽约为期一天的胜利游行中，最受欢迎的一辆花车上的标语是‘东京：我们来了’，车上画着几颗炮弹落在一堆疯狂乱窜的老鼠上。”在1943年好莱坞拍摄的电影《瓜达尔卡纳尔岛》中，有个天真的小孩问一位上年纪的陆战队队员，杀日本人时什么感觉？那位老兵答道：“他们不是人。”各种宣传都在强调这种感受。正如一位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兵所写：“日本人真是一帮出色的敌人。他们身上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让我们美国士兵去恨了。从外形上看，他们身材矮小，肤色奇怪，而且可以说是，样子让人讨厌……美国兵并不觉得是在杀人——他们是在消灭骯脏的动物。”作家斯塔兹·特克尔当时把日本人的样子描绘成“低等动物，长相特别，眼睛歪斜”。他们的文化来源单一，这样就导致他们具有无法形容的且千篇一律的性格，就像一窝蚂蚁一样。特克尔还记得在卡通片里，“德国人，尤其是希特勒的样子常常遭到嘲笑，还有墨索里尼那突出的大下巴，可要换到描绘那个日本人的样子时，就找不到什么突出的特徵了……你知道：他咧着嘴笑，眼睛有点斜，还带着副眼镜，这就是日本佬的样子。”一部在塔拉瓦岛拍摄的描写海军陆战队的电影把日本兵的样子描写成“活的、不停乱叫的老鼠”。日本人在刊物上、演讲中，以及卡通片里的形象总是一成不变地被刻画成动物，还有许多流行歌曲，比如《我们就要去打该死的小日本》等都强化了日本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卑劣形象。 第54页 日本人被看成是可鄙的异类。因此当富兰克林·罗斯福1942年下令将那些日裔美国人拘留起来时，大多数美国人都为之拍手叫好。国会听证会要求负责拘捕的将军证明该行动是正当的。当这位将军给出下面的回答时，全国人民都明白了他的理由：“印度裔美国人和德裔美国人都是可以信赖的，但‘小日本儿就是小日本儿’，不管他是不是美国公民，他终究是个日本人。”一年后，国会议员又问这位将军为什么那些守法的日裔美国人现在又被释放时，他答道：“小日本儿也就是小日本儿……我们不用担心他们，总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让他们从这片土地上消失的。” 日本士兵一直希望珍珠港袭击能摧毁美国佬的信心。可事实恰恰相反：珍珠港事件点燃了全体美国人心中的怒火，平日里任凭政府怎么鼓动民众也不会激起这种愤怒。美国人恨不得把日本这个民族给彻底消灭掉。商店橱窗里的标语上写道：“狩猎小日本的季节到了。”（最近，我在家乡威斯康星州安蒂哥的图书馆里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大事记，我从里面找到了一个“狩猎日本人执照”。）海军上将哈尔西将军发誓说，战争结束时，将只有在地狱里才有人说日语。将军有句口号就是“杀死小日本，杀死小日本，杀死更多的小日本”。 若是说起去杀掉别的国家的人，美国士兵几乎没什么兴趣，可一说起去杀日本人，他们就立刻情绪高涨起来。有人在一个美国陆军步兵团里做了一项调查。当士兵们“被问到‘你想杀死一名德国士兵吗’时，只有7%的人从一堆可能的回答中选择了‘我很愿意’一项。当问题中出现了‘日本’这一字眼时，选择十分想去杀死日本士兵的百分比竟一下子升高到44%”。 海军陆战队的乔治·佩蒂奥当时参与了对贝里琉岛的第一轮袭击，他回忆起当时高音喇叭里广播的指示：“我们登上坦克登陆舰时，上校下了一道命令，让我们不要留下战俘。”美国兵们并非效忠于神明一样的天皇，他们也不一定非要听从所有命令。他们是民主国家的公民。他们深知在现实中非法的命令也是存在的。但尽管这样，还是没有人反对这个要求杀掉日本战俘的命令。 在贝里琉岛，海军陆战队队员尤金·斯莱奇正把刺刀从一个已经被刺死的日本兵身上拿开，这时候，他发现附近还站着另一位陆战队队员。 他和我们并不是一个分队的，但当时他碰巧经过，想和我一起瓜分战利品。他走近我，拖走了身旁的那具“尸体”。可那个日本人还没死。他后背受了很重的伤，胳膊动不了；否则别人拿他身上东西的时候他一定会拼尽力气反抗的。 日本人嘴里的金牙闪闪发亮，于是那个美国兵开始打这些金牙的主意。他把卡巴军刀对准了一颗牙的根部，然后用手掌拍了一下握柄。因为那个日本人的脚来回乱踢，翻来覆去地挣扎着，刀尖擦过了他的牙齿，深深的刺进了他的嘴里。那个美国兵骂了他几句然后勐地划开了他的脸颊，一直割到了耳朵下面。他接着把脚踩在那个可怜的日本兵的下巴上，尝试着再次弄掉那些金牙。这时日本兵的嘴里涌出了好多血，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并且挣扎的更勐烈了。我朝那个陆战队队员大喊：“你杀了他吧，别再折磨他了。”可他完全不理会我的话。这时另一个陆战队队员跑了过来，朝着那个日本兵的脑袋开了一枪，结束了他的痛苦。那个残忍的傢伙嘴里不满的嘟囔了几句，然后继续在那个日本兵身上搜来搜去，把那些能拿走的东西全都拿走了。 战争期间，有一期《生活》杂志上登出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漂亮的金髮姑娘正坐在桌旁写信，面前摆着一摞信纸。她把钢笔放在唇边，注视着桌上的一件装饰品，好像受到了鼓舞。那件装饰品其实是一个日本人的头骨。照片边上的文字说明这样写道：“亚利桑那的一位姑娘正给她在海军服役的男友写信，感谢他送给她的那个日本人头骨。”战争进行到后来，罗斯福总统说他曾拒绝接受一把用日本人骨头做的开信刀。如果那些头骨和骨头是德国人或义大利人的，那么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热衷于用骨头做出各种装饰品了。 士兵丹尼斯·华纳还记得当时站在一群双手上举的日本战俘旁边的情景。一个将军下命令把这些毫无防备的战俘全部枪毙。“可是长官，他们都受伤了，而且他们也想投降，”一名上校表示反对。“请按我说的去做，上校。”那个将军说道。“我们不需要战俘。把他们全部枪毙。” 陆军士兵尼尔逊·皮里记得在纽几内亚，“那些日本士兵有的正准备投降，有的已经投降了，可是他们还是遭到了枪毙或是棒打。我们都亲眼目睹他们受到了怎样残暴野蛮的虐待。真的，他们真的受到了非常残酷的虐待。” 美国人还朝空中那些乘降落伞逃生的飞行员开枪。“日本飞机遭创后，很少有飞行员会跳伞逃生，”一位年轻的水手在1943年末的日记中写道。“可是，有的水手和海军陆战队队员用20毫米口径机枪朝那些跳伞的飞行员射击，所以当他们落到水面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第55页 达德利·沃克·莫顿中校毕业于海军军官学校。他是“坚头鲣”号潜艇的指挥官，1943年1月，这艘潜艇击沉了一艘从纽几内亚出发的日本运输船。浮出水面后他命令手下的士兵在甲板上向水中无助的倖存者开枪。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就杀害了上百个，也许是上千个无法保护自己的日本人。“坚头鲣”号潜艇上的一个军官想起当时的场面，说起了这位指挥官“对敌人的无比憎恨”。许多美国人对这种冷血的残杀行为很排斥，但莫顿指挥官的上司们非但不谴责这种行为，更为此授予他一枚海军十字勋章。麦克阿瑟将军还授予他一枚卓越十字勋章。美国海军甚至还以他的名字为一艘军舰命名。 1943年3月4日，在为期三天的俾斯麦海战役结束后，盟军的飞行员用机枪将救生艇上的日本兵全都击毙了。一位美军少校在报告中写道，“虽然这么做很不负责任，很多小伙子也很讨厌这么做。但这就是你们要学的东西。敌人来这儿就是为了消灭你们，你们的任务也就是要去消灭敌人。战争中是没有公平可言的。”有些人可能认为遵守《日内瓦公约》的美国人会把那些航拍的电影胶片藏起来，因为在那些镜头中美国士兵正在用机枪扫射救生艇上恐慌的日本小伙子。但是美国人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他们还在美国的电影院里自豪地放映这些片断。文明的美国观众一边大嚼手中的爆米花，一边为这种战争罪行鼓掌欢唿。当银幕上出现日本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的镜头时，评论员用夸张的语调说道： ……到了最精彩的部分了……我们的小伙子们将会让小日本儿好好地吃顿枪子儿，那些军舰和汽艇上挤满了想要逃命的日本兵……今天的场面可够东条受的，好样的……早就该这么收拾这帮小日本儿了。看，他们来了！那些开枪的美国小伙子真会摆弄他们的宝贝。嘿！让他们尝尝挨打的滋味！对，就这么打，再给他们一枪！再来！……那艘护航船上载着几千名日本兵……海面上的汽艇和救生艇上还有好多小日本呢。看，那有条小船！就是屏幕中间的那个小白点……哎呀，没打中！毕竟想打中大海上的一艘小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瞄准！瞧，又有一群小日本去见他们的祖先了。表演结束了，小伙子们。 当美国战俘被杀害的时候，人们说那是“谋杀，是对《日内瓦公约》的公然蔑视”。可是当美国人杀害别人时，“却声称自己是遵守公约内容的。” 在阿留申群岛为争夺阿图岛而展开的战役进一步表明了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巨大分歧。1943年5月，开战两周后，日本军队只剩下了800人。这时他们手中剩下的军火不多了，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展开任何军事行动。这种情况下，如果换成别的国家的军队也许就会投降了。1943年5月29日夜里，这些日本兵接到命令开始进行攻击。最后，只有不到30个人活了下来。 对于美国人来讲，发生在阿图岛的这一幕是无法理解的。《时代》杂志的战地记者罗伯特·谢罗德写道：“日本人对天皇的狂热衷心简直超乎人们的想像。这幕惨剧在西方人的心中是难以理解的。这些人……因为肩头的职责宁可战死也决不投降，最后被打得粉身碎骨……这些既普通又缺乏理智的日本人真是太愚蠢了。或许他们也是有人性的。但在阿图岛上的行为却无法说明这一点。” 他们打输了那场战役，那些日本小伙子们做出了不必要的牺牲。可在日本，那些缺乏同情心的皇军将领却并不把这种事放在心上。对他们而言，重要的就是日本军队通过不投降向世人展示了大和民族的精神。他们认为日本兵在阿图岛的表现是英勇的，而且也反映出了日本人的精神，就像古时候的神风海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也能使美国佬感到恐惧。东京的那些纸上谈兵的将军们甚至还发明了一种委婉的说法来美化这些败仗。不用为输掉战役或士兵被杀而担心。反倒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因为它表明了“戈尤库塞”的含义。 在日语中，“戈尤库塞”这个词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字的意思是“玉”，另一个字是“粉碎”的意思。这个含义来自于一则中国古代故事，讲的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宁可毁掉自己最珍贵的财产也不愿向自己的原则妥协。所以现在看来，那些死去的日本小伙子们就是令人尊敬的“碎玉”，而天皇的士兵们也把那些败仗当成一种道德上的胜利。 毕竟随着岁月的推移，那些死去的士兵终会成为受人尊重的军中之神。只要人们记得他们是为效忠天皇而死的就够了，难道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式吗？ 有太多太多的日本小伙子被迫成为“戈尤库塞”了，因为东京的那些将军们无法制定出一种切实的战略。相反，他们只是不管怎样都要把这些“碎玉”撒落到太平洋的各个地方。他们不去支持那些打仗的士兵，战败了也不让他们撤退。举个例子，日本派出超过15万名士兵前往纽几内亚，但当他们意识到无法继续支持那里的军队时，就把那些官兵们搁在那里不管不问了。小川昌次中士的部队在纽几内亚岛登陆时有7000人。“但只有67人活了下来，”他回忆说。他和很多士兵“就像一支由泥娃娃组成的军队，”绝望地游走在纽几内亚岛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因为“死去的那些士兵的尸体就堆在地上铺成了路。”在路边，有个秘密警察问小川，你的好朋友呢？他回答说，他被落在后面了。“那你们为什么不杀掉他呢？”这位秘密警察要求道。“如果你们一直等那些落伍的人，就将永远走不出这些大山。你们可以杀掉他们。死那么一两个人没什么的。” 第56页 小川保是南太平洋战区的实习医生。他后来把自己描述成“年轻、头脑简单。我真的认为我的工作就像一名日本士兵一样——是天皇陛下的孩子。”可是他很快就知道天皇并不怜悯那些受伤的士兵。正如德高望重的歷史学家家永左武写的：“伤员对于军事行动来说就是累赘，常常是因为救他们而导致更多伤亡或是战斗力骤然下降。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战场上的道德就是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于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伤员们就被迫自杀或是被击毙。久经沙场的老兵们曾经说过，‘在战场上，无情有时是种美德。’” 大多数军队里的军医都是挽救别人生命的。但是在“碎玉”们的军队当中，他们的职责却是结束别人的生命。就像小川保回忆的那样： 我成了一个杀人犯。我杀了那些不反抗，也不能反抗的人。我杀了那些找药吃的人，我杀了那些我本该帮助的战友。但这一切都好像是天经地义的，那些该死的军官们决不自己去做这些事情。他们把这种事都留给护理员去做。我们常常是从连长那里接到命令，用椰子树叶子把那些尸体盖上，然后就把他们放在那儿。 我自己常想：我真的应该被判死刑。我杀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只有战争允许这么做——我必须一直忍受着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我思想里的斗争也将一直持续到那一刻。我还活着。但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哭泣。这真是太让人感到惭愧了。我深知眼泪并不能洗脱我的罪孽。 一名被俘获的日本军官发现美军军医竟试图在那些已经腐烂的尸体中寻找日军伤员。美国人给这些人提供食物和医疗，可这些人已经受了重伤，根本无法再投入战斗了。这一点让这位日本军官吃惊不已。“你们会怎样对待这些人？”一位海军陆战队的军官问他。他的回答是：“我们会给每个人发一枚手榴弹。”“而且如果他们不用这颗手榴弹把自己炸死的话，我们就切断他们的颈静脉。”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军队的死亡人数中只有1/3的人是死在盟军的子弹下的。导致大部分日军伤亡的主要原因在于：皇军没有制定出合适的战略和计划。事实上，当美国士兵停了一站又一站，最终赶到东京去轰炸的时候，他们只是避开了那些被遗弃的可怜的日本军队。他们被扔在那里，自生自灭。“在贾卢伊特、米利、沃杰和诺鲁岛，日本人曾试图通过种植庄稼和捕鱼生存下来。但有超过1/3的人死于疾病和飢饿。在沃尔维，一支7000多人的队伍在战争结束时只剩下不到2000人。马努斯岛是个被人遗忘的小岛，那里曾被用来当作训练场。日本军队的新兵被送往那里接受强化训练，他们就住在岛的中部和东部。” 日本人愿意为天皇效忠而死的狂热心态也令美国人深感震惊。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海军陆战队的亚歷山大·范德格里夫特中校写道：“我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读到过这种打仗的方式。这些人拒绝投降。受伤的伤员只能等着有人走上前去检查他们是不是还活着……如果还活着，就发给他们一枚手榴弹让他们把自己和身边的战友炸成碎片。” 纽几内亚岛的沿海地区都是臭气熏天的沼泽地，一队泡在水里的日本士兵在恶劣的条件下战斗着。他们知道自己被困在了那里，终将必死无疑。当盟军的炮火不断炸死身边的战友时，空气中瀰漫着绝望的气息。他们甚至无法将自己的尸体埋在那片沼泽地里。身旁很快地就堆起了被水泡得发胀的尸体。赤道上空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那些尸体，直到他们变腐烂，被烧焦。那些死人的嘴里和鼻孔里不断地爬出无数条蛆虫。“我们在想，”一位盟军的战地记者说道，“那些活着的日本人到底是怎么忍受的。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因为身边尸体发出的恶臭，都带上了防毒面具。” 这些天皇的士兵很快就赢得了许许多多“戈尤库塞”式的“胜利”，但这些胜利在美国人眼里看来都是日军的失败。在阿图岛，2350名日军官兵战斗到了最后时刻，结果只有29人成了战俘，其他的人都死了，死亡率高达98.8%。1943年11月在塔拉瓦岛，2571名帝国海军中有99.7%的人坚决不投降，最终死在了美国海军的枪口下，而活下来沦为战俘的只有8名。在塔拉瓦岛附近的马金岛，300多名日本兵在一场战役之后只有1名活了下来。“1944年2月在马绍尔群岛的罗伊那幕尔，日军有3472人丧生，只有51名沦为战俘，死亡率高达98.5%。日本驻守在夸贾林环礁的部队有4938人丧生，只有79人沦为战俘，死亡率同样高达98.4%。” 美国在马金岛和塔拉瓦岛大获全胜为进一步向太平洋中心深入铺平了道路。按照常理来讲，如果军人具备理智的头脑，日本这个时候就应该想办法着手谈判了。可是皇军的首领东条却在1943年12月27日告知国会：“真正的战争现在开始了。” 然而，即使是东条英机也并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到底糟糕到什么程度。日本军队内部用词隐讳、靠精神力量来鼓舞士气。显然，这些都导致了信息交流极不顺畅。日本海军“并没有就中途岛战役的失利会对未来战争造成多大的影响进行必要的分析”，也没有将海军的溃败告诉陆军。只有裕仁天皇一个人得到了通知，而他也没有把事实告诉任何人。因此，就连日本首相也并不了解中途岛发生的灾难。当杉谷将军告诉裕仁天皇南太平洋的情况非常危险时，这个年轻的一国之君竟被气哭了：“难道我们就不能也去攻打美国吗？你们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也好好地打上一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去打上一场关键的战役？”日本的公众们当然也不清楚日本士兵在战争中到底有多少人做出了无谓的牺牲。 第57页 塞班岛是一个距离东京1500英里的小岛。一次大战结束后德国把这个被誉为“皇冠上的宝石”的岛屿割让给了日本。日本政府一直有步骤地开发着塞班岛，战后，岛上的居民人口总数曾一度达到了2.9万人。东条把它称作“太平洋堡垒”。在美国人看来，塞班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的其他岛屿对于即将轰炸日本的b—29轰炸机来说，都可以当作基地。 皇军从没想到战争竟然会打到了自家门前，因此只派有一小支部队驻守在塞班岛。直到1944年2月才派遣援兵增援那里。当时那里共有大约4万海军和陆军官兵保卫这个岛，还有大约2万名日本平民居住在岛上。但是，塞班岛的保卫者们在强大的美国军队前来袭击的时候，根本没有半点还手的余地。这一点，身在东京的皇军将领们很清楚。他们意识到岛上的日本官兵和平民都已身陷绝境，于是军队的首领决定——岛上所有的日本人，不论是士兵还是平民百姓，都必须死。在1944年6月24日的《皇军总部陆军机密战争日志》中有如下记载：“塞班岛上的防御部队应该拿出玉碎的精神。眼下想要扭转战局是不太可能了，惟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敌人因为想到‘一亿日本人的玉碎’精神感到震慑而放弃继续作战的念头。” “一亿日本人的玉碎”精神指的就是全体日本人都会宁愿为了保卫祖国而死，即使成为碎玉也在所不辞。所以现在日本军方正在极力宣传并非只有士兵才能为国捐躯。为了那个不可能实现的梦，他们已经准备好牺牲每一个日本人的生命来换取胜利。 返回塞班岛后，日本的指挥官们——南云忠一中将（他曾带头执行了珍珠港偷袭任务）、奇藤昌次将军，以及井桁启司将军于1944年7月5日开了一次碰头会，一起就东京下达的“玉碎”命令商量作战方案。东京命令所有军队竭尽全力进行最后一轮攻击，然后三名指挥官全部自杀。究竟他们三个人的自杀能对战争起到多大作用，后来并没有做出解释——真正的日本武士在战争之前是不会杀死自己的。大概他们相信自己死后的灵魂能够保护他们丢下的日本士兵和百姓的生命吧。井桁将军最后在无线电中发出的消息听起来还有一定的逻辑性：“没有制空权就不可能打赢战争。我非常希望（你们）多造出一些飞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美国海军陆战队粉碎了日本人在塞班岛上的反抗。 在美国官兵第一次登陆的三星期后，剩下的3000名日本人发动了最后的“高唿着万岁的冲锋”。《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文章中描述道，那些抱着必死的信念不断冲上来的日本士兵，“就像橄榄球比赛结束后涌入球场的人群。有的人只是拿着一根一端绑着刺刀头的竹竿，还有的人手里没有任何武器，但是他们都高喊着“万岁”和“七生报国”。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激动地说，“这些日本人一个劲儿地往前沖，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你刚刚开枪打死了一个，就又有五个人沖了上来。” 美国士兵们已经习惯日本人这种自杀式的冲锋了，可当他们在岛的北部看到那一番景象时，就连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们也惊呆了。塞班岛上的老百姓们听说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都是野蛮的鬼子，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还会以残忍的方式将他们杀害（比如用坦克把他们压成肉饼）。与其死得这么不体面，还不如光荣地为国捐躯。在马皮角，有一处风景绝美的悬崖，崖高200英尺，下面就是突出的珊瑚礁和拍打着海岸的巨浪。那些日本百姓宁愿从这里跳入大海也不愿投降。母亲把婴儿抛下悬崖后自己也跳崖自杀。美国士兵们看到这一幕时都惊呆了。 还有些平民投降了，于是美国士兵把他们带到扩音器前，让他们向悬崖上的那些人唿吁：“投降吧！不要跳呀。我们有东西吃，有水喝，我们是安全的。你们不会受到伤害的。投降吧！” 可是悬崖上还是不断有人跳下去。 几星期后，记者罗伯特·谢罗德描述了这样一幕场景。《时代》周刊的主编对该篇文章的评论说：“这些可怕的行为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但最终美国获得了胜利。”罗伯特的这篇文章成为二战期间读者最多的文章之一，题目是“敌人的本质”。“在战争收尾阶段，一支海军陆战队的分遣支队在水陆牵引车上看到了岸边珊瑚礁上有7个日本人，于是向他们开进，并准备将他们抓获。就在水陆牵引车接近那几个日本人时，7人当中有6个跪在了珊瑚礁上。站着的那个人显然是位军官，只见他拔出一把军刀，朝那6个人的脖子一一砍去。美国士兵还没靠到跟前，就已经有4颗头颅被砍下，滚入了海中。接下来，那位军官手握军刀朝水陆牵引车沖了过来。最后，他和剩下的两名日本兵都被开枪打死了。” 日本兵的这种自杀性行为现在听起来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当美国读者看到战争中死了那么多日本百姓时都受到了震动。谢罗德回忆起当时在马皮角看到了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接着讲述了下面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除非你亲眼看到，不然你绝不会相信，”他说道。“昨天和前天，上百名日本平民——男女老少——就站在这里的悬崖上。像往常一样，他们从这儿跳了下去，或者一点点爬下峭壁走入海中自杀。我看见一位父亲把他的三个孩子从悬崖上扔了下去，然后他自己也纵身一跳。悬崖下的那些珊瑚礁上全都是自杀者的尸体。 第58页 他停了停，右手指着说：“瞧，那儿又有一个要自杀的人。”悬崖下面，一个年轻的日本男孩儿正在岩石中间不停地走来走去，看样子他还不到15岁。他前后摆了摆胳膊，就像准备跳水似的；接着坐在岩石边上，让海水抚过脚面。最后他慢慢地把自己浸入了水中。 “看，他在那儿。”那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大叫道。 一个巨大的海浪把那个男孩沖向了岸边，他被卷出了水面。起初，他脸朝下浮在水面上，一动也不动，后来，很显然是在最后一刻他绝望的求生本能被唤起了，于是他开始勐烈地拍打双臂，拨动着海水。但那时候已经太晚了。眨眼间，一切都结束了：他那条及膝黑色裤子的臀部充满了空气，在水面上漂浮了十分钟。后来，不见了。 谢罗德走到悬崖边，看到海面上漂着7具尸体。“这还不算什么，”那位美国兵说道。“悬崖西侧往下1英里的地方，你能看到上百具尸体呢。”后来，谢罗德和一位扫雷艇的军官一起去检查了一下，那个军官说道：“那下面的海里到处漂着尸体，我们想不看都不行。”他描述说，男人、女人、还有孩子——全家人一起跳进了翻滚着巨浪的海水中。父亲们切开孩子们的喉咙，然后把尸体扔下悬崖。三位妇女在跳崖之前还一丝不苟地梳好头髮，整理好衣服。有一家人洗了澡，换上鲜艷的衣服，然后拉响了绑在腰间的手榴弹，结果内脏都被炸了出来。一位妇女在生产时将自己溺死了；尸体浮在海面上，腹中的胎儿只出来了一半，另一半就卡在了那具已经没有生命的尸体里。还有一家人——父亲、母亲、还有三个孩子，他们走到悬崖边上的时候犹豫了。谢罗德注意到一名日本狙击手“从后面开枪打死了那名父亲，尸体掉入海中。接着又开第二枪打死了那名母亲。他应该把那些孩子也打死的，但这时另一位日本母亲跑了过来，把孩子们抱出了狙击手的射程之外”。一名日本兵宁愿去死也不愿意这样丢脸，连几个孩子也打不死。“于是，那个狙击手不顾一切地从隐蔽的洞穴中走了出来，结果立刻被美国兵打了个千疮百孔，倒下去了。” “所有这些自我毁灭意味着什么呢？”谢罗德问道。他给出的答案不禁让所有美国人感到后背发凉：“塞班岛是我们第一次攻入的驻有一定数量平民的日本领土。那些日本人的自杀是否意味着他们背后的整个日本民族都会选择死亡而并非投降呢？” 塞班岛的失守对于日本来说，并不只是一系列败仗中普普通通的一次。日军曾对国内人民说，塞班岛是日本防御的“内圈”，是保障日本国土安全的坚不可摧的前哨。如今，日本的安全屏障仅在三周内就被摧毁。美国的b—29轰炸机很快就会攻打到日本的陆地地区。东条的政府后来得知了这一消息。 7月18日，日军总指挥部发表一项声明，承认日本军队曾于7月7日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后来又派遣部队增援并继续战斗到7月16日，直到最后所有士兵“英勇牺牲”。第二段说到了塞班岛上居民的死亡：“整个战斗过程中，塞班岛上的日本居民一直都与军方合作，而且那些能够打仗的人们都勇敢地加入到战争中来，最终和我们的官兵们一同战死。” 第二天，报纸头版头条讲述了整个事件，题目是： 塞班岛所有官兵壮烈牺牲，留下的日本平民也英勇就义 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德国人、英国人、苏联人，或是美国人身上，比如他们的母亲们把怀中的孩子扔下了悬崖，那都会令本国人民震惊不已。希特勒的核心集团内部就曾有人出于类似的原因试图暗杀他。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日本人竟将谢罗德登在《时代》周刊上的文章骄傲地翻译并刊登了出来，只是把题目换成了更加好听的“宁死不屈”。《朝日新闻》报纸上用大号加粗字体把这篇文章登在头版头条： 塞班岛同胞的最后辉煌时刻 妇女们也在日不落旗前英勇牺牲 爱国精神令世界为之动容 标题下就是谢罗德的那篇文章，末尾处还附了评论写道：“据报导，岛上的那些妇女和儿童宁可选择自杀也不愿被美国鬼子活捉，不愿被他们羞辱。整个世界都为日本人民这种战斗精神和爱国热情感到震惊。”第二天，8月20日，《每日新闻》上写到日本妇女 换上了她们最漂亮的衣服，朝着日本皇宫的方向祈祷， 最后在美国鬼子前英勇自杀， 在国家的危难关头和那些勇敢的男人们一起为国捐躯 日本人在“翻译”谢罗德的文章时省略了日本士兵“枪杀”平民的情节，也没有提到很多塞班岛上的平民最后投降的事实。 然而，并非所有日本人都相信皇军的宣传。清泽清志是一名外交政策专家，也是一名战争评论员。他在自己的秘密日记中写道，马皮角平民的死是“封建主义”的体现，是受到了古代武士道精神的影响，在这样一个飞机当道的年代，日本人竟然还在崇尚剖腹自尽的精神！然而，无论是清泽清志还是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物都不敢公开谴责政府。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无疑是自讨苦吃，惹来杀身之祸。 对于美国人来说，在马皮角战役中是看不出一个普通日本老百姓和一名日本士兵之间的区别的。他们都是从一开始就无畏地投入战争直至最后。两年前的中途岛战役中，日本的海军和空军实力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削弱。但眼下，就算是日本已经明显处在了挨打的状态，美国仍有必要同日本人在他们地盘上进行战斗。马歇尔将军在7月14日的会议中解释道：“通过最近在太平洋上的行动结果来看，美军的指挥官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我们为了尽快结束同日本人的战争，有必要侵入日本的工业心脏痛快地打上一仗。” 第59页 *** 塞班岛战役失利后，日本人在整个战争中就已经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了。如果这时候皇军的指挥官们注意到这种不好的兆头的话，那么后来在战争中死去的那些日本人的性命就可以挽回了。可是他们已使自己的国家陷入了一场灾难。现在美国人已经踏上了日本的国土，美国海军可以通过海上封锁来切断日本的一切来源和出路，b—29轰炸机可以把他们的城市炸成废墟。战争中共有50万日本平民和超过200万士兵丧生，其中几乎有一半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丧生的。裕仁天皇和他的顾问们知道希特勒的德国也正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美国很快就会把欧洲战场上的大批军队调往太平洋战区。但是年轻的天皇尽管清楚地知道“美国鬼子”现在就在自家门前肆虐，他还是梦想着祖父当年的那种辉煌能够再度出现。6月17日，他警告海军总司令岛田中将：“起来应对挑战；竭尽全力；像当年日本海海战(日俄战争中)那样赢得辉煌的胜利。” 能够结束战争的主导权现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但只要敌人不投降，美国就要一直战斗下去。事实上在太平洋战区的美国军队当时秉持的信念就是“1948年再回金门桥”，也就是说，他们都做好了继续恶战四年的准备。怎样打败一个不承认失败也不愿承认失败的敌人呢？ 海军上校贾斯蒂斯·钱伯斯目睹了日本人在马皮角的自杀情景。他的建议是：“若想赢得战争并从战争中恢復过来，就要尽可能地多杀敌人。给敌人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失，战争就会结束了。” 美国就是这样打日本的。战争最后真的结束了。最重要的是，损失确实惨重。 第十一章 前往太平洋 在人类战争中，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出过如此大的贡献。 ——温斯顿·邱吉尔，1940年8月20日，提及参加不列颠战役的飞行员 珍珠港事件两年半之后的1944年6月6日，盟军开始诺曼第登陆，在此之前，美军并没有在欧洲战场投入太多兵力。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到1945年2月19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三年后，才踏上日本国土，在硫黄岛登陆。但就在珍珠港事件几个月后，杜立特尔空袭震惊了整个日本。1942年8月17日，飞行员保罗·蒂贝茨带领了一支由12架轰炸机组成的小分队从英国南部的基地出发，飞越英吉利海峡，炸毁了法国鲁昂的一处铁路调车场。保罗就是后来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那名飞行员。吉米·杜立特尔和保罗·蒂贝茨引入了一种新的作战模式，这种模式美国可以从1942年一直用到下个世纪。整整两年时间里，美国和英国不断派出他们的飞行员去炸毁、烧尽希特勒发动战争的能力。就在这些飞行员们几乎控制了空中主动权的时候，美国的地面部队也加入到了欧洲大陆的战斗中去。那两年里，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曾经醉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地面和海上战争模式的人，已经发现他强大的陆军在美国和英国的军队面前不那么好用了，新的战争已经把他抛在了一边。相反，就像一群蜜蜂的来袭破坏了一顿野餐，希特勒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对付那些让他心烦的飞行员们。 在太平洋上，罗斯福採纳了比利·米切尔的作战计划，而且这一计划产生了显着的效果。通过强大的情报机构的支持以及所占领的机场，美国炸沉了许多艘日本的大型军舰，其中包括战列舰、航空母舰、载满官兵的运兵船，以及装满大米的补给船。在珊瑚海、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打仗的飞行员小伙子们完全阻挡了日本的攻击，挡住了日本对美国的战略进攻，打得日本只能还手招架，无法再主动进攻。因为掌握了制空权，美国的舰载飞机逐渐撕破了日本的空中防护伞。 数十万人的日本地面部队现在被困在遥远的太平洋小岛上。日军在空中占不到任何主动权，因此就无法给那些小岛上的部队运送补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弹尽粮绝。很多士兵只能忍飢挨饿，还有的人仅靠煮草根和树叶来充飢，有的人甚至连人都吃，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日本地面部队的官兵们对美国飞行员的憎恨日夜滋长着。他们把枪擦得雪亮，装满子弹，脚上的靴子和身上的纽扣闪闪发亮，可他们却只能朝着空中的美国飞行员愤怒地挥拳头，任凭美国兵用炸弹轰炸他们，用机枪扫射他们。 “我们一定要抓住他们！他们一定要为此付出代价！”日本老兵野木春满回忆起当时的復仇心态。野木那时被困在菲律宾群岛的一个岛上。“那些美国飞机每天都在天上飞，为所欲为。我们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了，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非常愤怒，同时也被折腾得筋疲力竭。当你失去了自身的战斗力而只能任人宰割的时候，你就会变得一心只想復仇。” 1944年，当野木最后终于有机会面对三名被俘的美国士兵时，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办。 “他们的脸都吓白了，”野木记起面前那三名美国飞行员。“你们已经被判处死刑了，”野木告诉他们。这三名飞行员就象徵着美国对待战争的理性方法和讲求技术的作战方式，他们所代表的美军也表明了讲求圣战是无效的。野木说，“他们的存在就不可否认的证明了日本的军事力量正在瓦解。” 第60页 野木当时想，“日本的惟一下场”就是“全军覆没或者大获全胜。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败下去的话，我们就再也不可能活着回家了。我会对战争的失败负责吗？不可能了。我们都会死的。如果我们打赢了，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因为这都是上面的命令”。 “我手里握着军刀，让他们跪下去。”野木回忆道。 一颗、两颗、三颗。三颗飞行员的头颅滚到了溅满鲜血的草地上。 随着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步步接近他们的帝国，日本人对美国飞行员的憎恨也与日俱增。塞班岛战役失利后，美军下一个着眼点就是硫黄岛，它位于无人岛附近。这些岛屿都是日本的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1944年，从中国调回的日本精锐部队占领了硫黄岛和父岛，于是日本便从无人岛纳入7000名平民为日本国民，让他们居住在所占领的两个岛屿上。天皇亲自任命栗林忠道将军去驻守硫黄岛以保卫那里至关重要的飞机场。栗林忠道将军出生于一个显赫的武士家庭，他的祖辈世代为天皇效力。 父岛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东京在太平洋战场上发出和收到信息的一个通讯中转站。美国海军在有预谋地进攻贝里琉岛之前，想要捣毁夜明山和朝日山上的无线电台。那些电台过去经常截获美国军方的无线电情报，并就美国的作战计划向东京和太平洋上日军占领的岛屿发出警报。父岛的地位举足轻重，东京防空兵的浦崎良回忆起，“日军的防空炮手是裕仁天皇从赤坂皇宫中派来”保护这些无线电台的。那些多山的岛屿的面积也就长5英里宽3英里那么大，相当于两个纽约中央公园的大小。那些小山上的厚厚的混凝土掩体里藏匿着很多门加农炮和防空高射炮，那些熟练的高射炮炮手的任务就是把入侵父岛领空的美国飞行员给打下来。 立花荣夫将军是一个头髮灰白的老兵，曾参与侵略中国的罪恶战争。这一次他被选中负责父岛的防御工作。立花块头很大，冷酷无情。白天，官兵们都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到了晚上他就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他喜欢在战争中实行在中国时的那种焦土政策；他奉行“杀光、抢光、烧光”三光政策。在他眼中，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混蛋，如果哪个飞行员落到了他手中，他就会像在中国对待战俘那样对待他们。 弗洛伊德·霍尔报名加入海军正规军后就进入了新兵训练营。上船后他成为食堂的一名厨师，但弗洛伊德是有野心的。和他在一起的飞行员比尔·黑兹尔赫斯特回忆起，“弗洛伊德一直就嚮往着成为一名海军飞行员。他认真学习，然后参加了一项测试，后来就被录取参加培训计划了。弗洛伊德表现得棒极了，比一般人都要出色。他很聪明，和一般人不一样，总是渴望做得更好。可以看得出来，当他成为一名飞行员之后，他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他为此感到很骄傲。” 弗洛伊德和其他飞行员一样，在多处训练营接受过训练，例如德克萨斯州的科珀斯克里斯蒂湾、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和彭萨克拉、伊利诺州的格伦维尤，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1944年春，弗洛伊德和机枪手格伦·弗雷泽以及无线电技师马弗·梅尔尚一起练习飞行轰炸。他们中队驻扎在俄勒冈州的阿斯托里亚。之所以把阿斯托里亚选作训练营所在地并不是因为那里的天气有多好。有个飞行员回忆说，“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海岸附近上空总是低低笼罩着一层潮湿的乌云，这种乌云越积越厚。正是由于这种天气，我们很快就能在飞行中熟练地使用仪器进行导航。” 弗洛伊德那时驾驶的是一架tbm“復仇者”，那是一种“鱼雷轰炸机。”但后来在太平洋参战的时候，他的飞机并不用发射鱼雷了。因为这种飞机的任务是靠低空飞行发射鱼雷来炸毁日本军舰的，后来绝大多数被改装成了下滑轰炸机。 “復仇者”轰炸机，长40英尺，翼展54英尺，体积大、重量沉（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中数它最重），这也就是说，这种飞机可以在空中飞行得很稳——举个例子来说，它比迪克·沃尔霍夫驾驶的那种“俯冲者”还要稳。它最远可飞行1000英里，视需要可飞行至3万英尺的高空。这种飞机坐起来也相对较为舒服，“tbm的座椅很宽敞，”耶西·诺尔回忆道，“我们的座椅上还有扶手；繫上安全带之后，你可以舒舒服服地坐上几个小时。”但它飞行时的噪音的确很大，飞行员们通过戴上飞行帽里的泡沫耳罩来隔绝噪音。 下滑轰炸机通常每四架一组组成一支“飞行分队”，其中每两架组成一个“飞行小队”。同敌机交战时或者开始轰炸飞行时，这四架飞机就会变成两支小队，但通常来讲，飞行员们就算队形散开后，也还是会结伴作战。这一点与日本飞行员截然不同，他们在战斗中各打各的，相互间很少合作，也不运用什么团队作战战略，且随着战争的推进每况愈下。 下滑轰炸就像俯冲轰炸一样，是门艺术。它需要飞行员以接近完美的角度来俯冲。如果俯冲时的角度太大，那么飞机就有可能翻过去；如果滑翔的角度不合适的话，就会错过轰炸目标。在向上拉升飞机的时候，飞行员必须十分小心，不能惊慌，一旦把操纵杆往后拉得太用力就会导致飞机失速。 第61页 “復仇者”这种飞机一旦操控得不当便是一样自毁性很强的武器，因此对飞行员的训练就显得至关重要。 “鱼雷轰炸机不能像俯冲轰炸机那样以一个很大的角度进行俯冲，”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解释道，“这就是下滑轰炸。我们在距地面1000英尺的高度时开始围绕轰炸目标盘旋，减少马力以使飞机下降，滑翔至距地面200英尺时，瞄准目标，扔下炸弹，然后立刻离开。”乔治·布希、弗洛伊德·霍尔与其他鱼雷轰炸机的飞行员花了大部分的时间练习下滑轰炸飞行。“我们轰炸俄勒冈州那些无人居住的沙嘴地区，”黑兹尔赫斯特对我说。“我们飞行时，教练的飞机就在我们上空盘旋，观察我们的飞行，并给我们的轰炸打分。” 这种强化训练也促成了飞行员小伙子们之间深厚的情谊。 “弗洛伊德真是个不错的傢伙，”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说。“他特别幽默，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在一个中队里，总有那么几个人的关系比较亲密。乔·怀特、弗洛伊德·霍尔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伙伴。” 海军进驻阿斯托里亚之前，那里曾是个小渔村。“平日里的晚上，弗洛伊德、乔和我经常去一间叫‘阿马图宫’的夜总会玩，”比尔回忆道。“那当然不是一座宫殿，但我们一起在那儿打扑克，喝啤酒，追姑娘。” 比尔说道：“他是个帅气的小伙子，浅棕色的头髮，皮肤白皙……弗洛伊德是个讨女人喜欢的傢伙。”从弗洛伊德·霍尔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比尔的评价是正确的。和他们在一起的飞行员利兰·霍尔德伦附和比尔的说法，“姑娘们都很喜欢弗洛伊德。他总是能约到女孩子。”同在阿斯托里亚那个穷乡僻壤接受训练相比，弗洛伊德更喜欢和女孩子们泡在一起。周末放假的时候，弗洛伊德、乔和比尔就会抓起几个保险套，拦一辆顺风车去两个小时车程以外的波特兰。他们在波特兰的旅店开上三个房间就去找姑娘了。他们三个穿着军官制服，身材又棒，样子很吸引人。“像我们这样的在波特兰可不多见，”比尔说。“在那儿，人们很少见得到海军军官，常有女孩子们主动来找我们。” 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弗洛伊德这个来自密苏里小镇的小伙子在俄勒冈玩得不亦乐乎。“我记得弗洛伊德当时经常和不同的女孩子在一起，”比尔说，“那段日子真的很快乐。我们在波特兰度过了很多疯狂的周末。”因为总有许多女孩子围着英俊的弗洛伊德转，他慢慢地也变得挑剔起来。“他后来只和金髮碧眼的姑娘出去约会，”比尔回忆道。“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那样的姑娘也多的是。” 尽管周末的时候他们玩得很疯，但早上飞行时，弗洛伊德总是准时出现在机场。格伦·弗雷泽和马弗·梅尔尚准备起飞时会和弗洛伊德打招唿。格伦与马弗在个性上完全不同，但在工作中却是亲密无间的好搭档。 格伦是个机枪手，坐在“復仇者”上部的炮塔里。这个从堪萨斯农场里走出的男孩很结实，话不多。“格伦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同在一起训练的查尔斯·查德韦尔说道。“他是个红头髮的安静男孩，总是尽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降落伞装配工迈克·戴克60年后这样描述当年的格伦。 机枪手格伦和无线电技师马弗分在一组，马弗在飞机里坐在格伦的下方。马弗长着深色头髮，性格外向，是个来自洛杉矶的时髦小伙子，他就喜欢引起别人的关注。“让我来说，”他的好朋友罗伯特·马丁回忆起当时他们走进一家商店准备侃价时他这样说道。“马弗那时候挺前卫的，”迈克·戴克回忆说：“他常把头髮挑染成不同的颜色，我们叫他‘好莱坞’，因为他总想吸引大家的目光。” 戴克继续说道：“他们两个人真是没有半点相同的地方，格伦·弗雷泽非常保守，而马弗·梅尔尚却非常开放。但他们相处得很好，合作也很愉快。” 无线电技师吉米·戴伊和机枪手格雷迪·约克也是一对搭档，他们的飞机是一架由鲍勃·金少尉驾驶的“復仇者”号。拉尔夫·森奇沃尔特当时和他们在一起训练。“吉米和格雷迪截然不同，”拉尔夫回忆说，“格雷迪非常安静；不善交际。他从不说别人坏话。”可来自东海岸的吉米却完全不同，他说话很快，“吉米非常喜欢与人交往，”拉尔夫说。“他一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了。” 格伦、格雷迪、马弗和吉米都是同一批报名参加海军的，他们一起在马里兰州、佛罗里达州、爱达荷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兵训练营里接受正规训练。最开始阶段的训练内容和水手们的训练基本相同。“海军新兵训练营的生活很艰苦，”机枪手莱尔·康斯托克回忆说。“我整整12个星期没有离开过基地；我甚至有10个星期连身份证也没有。我们就是不停地训练和学习：练习打结，学习与船相关的知识，并了解海军的纪律与做事方式。” 美国海军的纪律很严明，但并没有日本军队里的那种暴力摧残。“在那么大的噪声中超负荷工作对于我们来说就算是一种折磨了。”文斯·卡纳扎回忆说。 第62页 在新兵训练营，“上面讲到，我们是拥有责任和权利的，”文斯解释道。“我们知道身为一名海军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知道如果违反了军纪该受到何种惩罚。但是作为个人，我们也拥有相应的权利。我们被清楚地告知，如果没有受到合适的对待，就有权请求保护。”美日两国的训练体系中另一点显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对待领导者的态度。“我们曾经上过一节课，课堂上老师假设了一种情形，”文斯说。“我们从中学习如何与那些你认为做事有问题的人打交道，还学习了怎样有效地处理问题。”而日本军队培养出来的士兵只是出于敬畏和受到威慑一味地服从上面的命令和指示。在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一旦日军部队的指挥官被杀了，手下的士兵就会乱作一团，而美国的小伙子们就算是没有人指挥也能按部就班地继续作战。 海军为了选拔尖子，让炮兵连对新兵进行考核。“在被选中当飞行员的人当中，大多数人的分数都名列前茅，”文斯回忆道。战争结束60年了，来自麻萨诸塞州的罗迪·道尔还清楚地记得那场考核有多难。罗迪是一名正规军水手，但他当时却想当一名机枪手。“我一直坚持自学机枪手的书，”他说。“我甚至现在都还能感觉到那本书就在我的口袋里。”最后，考试的那天到了。“他们在天上开了一枪然后就问，‘说，你看到了什么？’事实上，那是一发从飞机的防弹板后射出的子弹，防弹板就是用来防止子弹打到螺旋桨的东西。结果没有一个人通过那次考试，于是大家又回去接着努力学习。” “所有的测试结束后，我的成绩排在前三名，”文斯·卡纳扎说。“他们说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我那时候年轻气盛，看过一些电影之后就想去为祖国报仇。我当时就想当一名空中机枪手。”文斯、罗迪，还有其他机枪手们个子都不算高，坐在鱼雷轰炸机狭小的炮塔里刚刚好。“炮塔就是一个直径30英寸的球形舱，形状就像个网球似的，”罗迪说。“炮塔外有一个树脂玻璃罩，机枪就是从那里伸出的。炮塔内的座椅很小，你的后背必须紧贴在墙上。你的一只手放在能够扭转塔楼射击方向的操纵杆上，另一只手就放在机枪的扳机上。”正如机枪手罗伯特·奥弗鲍解释的那样，“整个炮塔都可以旋转，它是在一个圆形轨道上旋转的。有的时候你的膝盖就垫在下巴下面，但整个身体却是头朝下的，这时候炮塔就是以一个球形旋转的。” 飞行员往前看的时候，机枪手就面向后面，因此就成了飞行员的“后视镜”。机枪手l.e.布林森说道，“机枪手只能看到我们都去过哪里，但却看不到我们要去哪里。” 一年半多的时间里，机枪手格伦和格雷迪一直在接受训练。新兵训练营的训练结束后，他们又被送往航空军械学校，在那里他们学习的节奏快、强度大。“我们每星期都要新学一门课，”莱尔·康斯托克回忆道。“第一周我们与各种工具打交道，扳手、螺丝刀啊什么的。后来我们开始接触小型枪，然后就是机关枪了。我们必须得知道枪上每部分零件的名称，并且要当场将它们拆卸下来。教官把我们眼睛蒙上，然后要求我们在一分钟内把一桿机枪拆卸后再组装起来。” 罗迪记起，“我们天天和那些枪打交道，直到最后对它们的一切了如指掌——在我们眼中，那些枪和牙刷没什么两样了。” 从军械学校毕业后，格雷迪和格伦继续去射击学校学习。格雷迪去了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格伦去了俄克拉何马州的普赛尔。“在那里，我们开始打双向飞碟，”莱尔·康斯托克说，“我们就在地面上的炮塔里练习，学习怎么开枪，怎么瞄准，怎么提高精确度。” 格伦和格雷迪的下一站是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因为“飞机就在那儿”。康斯托克说道，“他们驾驶一架后面拖着靶子套的飞机，”他解释道。“每个机枪手都要把自己的弹药蘸上不同颜色的颜料，这便于我们查看是谁射中了靶子套。如果打出的200发子弹里能有10发打中，那你就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由于运动和速度的原因，你只有三秒钟的时间瞄准靶子套然后立即射击。” 若想在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飞行的飞机上射中目标，就需要大量的练习。罗迪·道尔在报名当机枪手之前曾经是地面射击场的教练，因此他可以省去在射击学校学习的这一步骤。然而，他在去飞行中队报到之前从未在飞机上开过枪。“我对上校说，我需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飞机，可他却说：‘你就上去吧，扣动扳机，朝目标开火，’”罗迪说道，“于是我就上了飞机，结果却打中了我自己那架飞机的机尾。于是我们不得不紧急降落，当时旁边还有救护车等在那里准备救护。真是太可怕了。” “上校走上前来对我笑着说：‘你干得没错；你提醒了我，是我的错。’” “一位军官竟能在一个新兵面前承认错误，那感觉真不错。”罗迪说道。 这些机枪手们训练的内容就是要把日本飞机从天上打下去，他们虽然都很年轻，但却像大人一样做着了不起的事情。格雷迪·约克和格伦·弗雷泽那时候只有18岁。和他们一起的机枪手乔·波恩回忆道，“格雷迪看上去就像个16岁的小男孩。”当时，同样年轻的不只是格雷迪和格伦两个。肯·梅雷迪思告诉我，“那时候我们都还只是孩子。” 第63页 格雷迪白天摆弄机枪，到了休息的时候就一个人呆着。他喜欢写信和画飞机。“格雷迪很少和我们一起玩，”肯·梅雷迪思回忆道，“他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而且很聪明。”文斯·卡纳扎记得“格雷迪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从不说脏话。‘蠢东西’就算是我听他说过的最难听的词儿了”。拉尔夫·森奇沃尔特回忆道，“格雷迪不说脏话，而且他也不喜欢别人说脏话。我们常常因为这个开他的玩笑，但我们也非常尊重他。” 从格雷迪写给家里的信中就能看出，他是一个很脆弱、很温顺的男孩儿。他因自己能为国效力而感到骄傲，但同时，他也非常想家。在新兵训练营的时候，他有一封给妈妈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妈妈，啊，我真的很孤独。我离开家已经这么久了。”那个时候，格雷迪离开妈妈刚好60天。 格雷迪不喜欢和男孩们一起喝酒，但他对女孩子还是很留意的。我在他的信件中发现了吉恩·夏普和鲁思·帕特森两位姑娘写给他的求爱信。在格雷迪的小黑本子中，我只找到了一个男生和三个亲戚的名字，其他的24个都是女孩名字。 在一封写于1943年11月25日的信中，格雷迪对妈妈讲到他在交战中开飞机将会是件危险的事情。“最近我们这里发生了好多惊险的事儿，”他写道，“有天早上，一个男孩被螺旋桨绞死了。同一天晚上又有两架飞机撞到了一起，死了不止两个人。第二天又有一名飞行员的飞机在沼泽地里坠毁了，当时他就在我右侧飞行，我认识他。我想他们这些人之所以死去了，大概是因为上帝要他们离去的时间到了吧。” 但格雷迪仍坚信他的上帝会保护他。1943年11月29日，他在给妈妈的信中写道：“前几天夜里，有几个男孩想让我和他们一起去酒吧。他们说，你妈妈不在这儿，你就和我们一起去吧。然而，我对自己说，如果你是基督徒，那么不论何时何地你都是一个基督徒。听起来很好玩——他们觉得只要您看不到，我就可以和他们去玩了。不过，我知道有比和他们一起玩更好的事情。”在12月28日的信里，他写道：“平安夜那天，所有的男孩，或者说大多数的男孩们都出去玩了，他们后来都喝醉了。我想他们也许认为应该那样庆祝上帝的生日吧。我那架飞机上的无线电技师整晚都泡在一个廉价小酒馆里，可第二天一早又和我们一起去飞行。” 格雷迪信中提到的那个无线电技师大概就是像吉米·戴伊那种不好管教的人，或者与喜欢在街上闲逛的马弗·梅尔尚一个样。整晚狂欢作乐，紧接着再飞行一整天——这种事情对他们两人来说并不算什么。“復仇者”上的无线电技师在机枪手下方的一个狭小空间里工作。他的工作空间比机枪手的炮塔只略微大一点点。“位于炮塔下面的无线电技师的小隔间非常小，但并不像炮塔那么狭促，”拉尔夫·森奇沃尔特回忆道，“当炸弹舱的舱门从下面打开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下面的一切。” 无线电技师有一架30毫米口径的机枪，他们可以从飞机的后面向外开火，所以他们也要接受射击训练。但毫无疑问，他们训练的重点是使他们成为无线电方面的专家。“首先我们必须要学各种密码，”来自亚特兰大的无线电技师比尔·史密斯对我说，“b就是‘嗒嘀嘀嘀’，c就是‘嗒嘀嗒嘀’，诸如此类。我敢打赌你肯定不知道当火车经过交叉道口的时候竟是发着摩尔斯电码的。它们发出的是字母q，它可能想说，瞧，女王（queen）来了，或者是火车来了。瞧，女王来了，嗒嗒嘀嗒。” “我们学习如何使用接收器、导航设备、旗语和信标，”比尔继续说道。“训练中还有一项新的内容，叫做雷达和都卜勒效应，我们学习如何通过发送和接收脉冲信号来使其发挥作用。” “我们在无线电学校学习了22个星期，”来自什里夫波特的无线电技师乔·哈得逊说道，“我们真的花了好一阵子才学会那些密码。” 学习本身是艰苦又严肃的，但那些男孩子爱玩的天性却并未改变。“回想起当年，”文斯·卡纳扎说，“我们太年轻了，全都是些刚刚高中毕业的孩子。吉米总是从我背后突然跳出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我们俩经常像西奥多熊似的抱在一起摔跤。我们都是年轻人，常常用一种好玩儿的方式来挑战对方的力气。” 随着一系列训练的陆续进行，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很快就要出发去打仗了。对他们而言，离开家已经让他们很难过了，可现在他们还将要离开自己的祖国，这一点让他们忧郁起来。想家的感觉随着1944年秋天的来临而加深了。 华伦·厄尔·沃恩一生中最爱的人便是他的妈妈。于是上船出发前，他让妈妈最后来莫哈韦看他一次。“对于他妈妈来讲，一路从德克萨斯赶到加州的莫哈韦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阿奇·克拉普告诉我。“即将奔赴战场的官兵们都已经上了火车准备出发。而他妈妈从双车道的公路上一路开车赶来一定也很劳累。” “华伦·厄尔就要去打仗了，他妈妈埃维为此感到非常骄傲，”华伦·厄尔的表姐马德琳·赖利说，“我记得她对我们说，当她看到儿子飞行的时候特别激动。她说：‘他竟然可以一个人搞定那么大的傢伙。’” 第64页 格雷迪·约克最后离开杰克逊维尔的家时，决定把时间和金钱都花在一个漂亮的姑娘身上。“格雷迪非要带我去美容院，”他的妹妹珀尔·迪芬德弗回忆道。他很少对妹妹这么好，这让珀尔很吃惊。“他带我去的是城市美容院，我把头髮烫了，烫成当时流行的那种髮型。她们把我的头髮缠在很多根一端接着电线的长棍上，然后通上电就开始烫头髮。那天花了挺长的时间，不过格雷迪一直在那儿等着我。我当时觉得，他是不会离开我的。” 几乎与此同时，远在美国东海岸的吉米·戴伊正和他的父母讨论着自己的愿望，他想在新泽西的蒙伊弗里姆度过离家前的最后一晚。在吉米前一次离开家的时候，朋友莱斯把他介绍给了拉拉队队长格洛里亚·尼尔兹。格洛里亚比吉米小1岁。他们俩初次见面就擦出了火花儿，两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开始了他们甜蜜的初恋。58年后，格洛里亚·尼尔兹给我讲述了他们之间年轻的爱情： 我和吉米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却深深的迷恋着他，他是我童年时代的心上人。 我见到他的时候，唿吸都快停止了。我就像急着找到空气似的注视着他。我们之间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牵引着彼此。那时候我很天真，他也一样。我当时17岁。吉米穿着制服，就要去保卫祖国了。他真是太棒了。他的个性和迷人的蓝眼睛都让我深深着迷。对于我来说，这简直太浪漫了。 我们很快开始了热恋。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惟一，他也觉得我就是他的全部。我们的关系虽然短暂，但感情却很深。我们相爱了。 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女朋友看到我们在一起之后说，“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我已经完全沉浸在对他的爱中了。 吉米在家的最后那一晚，他妈妈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能够去他家里，因为吉米就要走了。我家那时候没有电话，所以她把电话打到了我家邻居那里。当时我父母从未允许我和一个男生约会超过三次，但意外的是，那一次他们竟然同意我去吉米家了。 吉米的爸爸开车来接我。我进门的时候，吉米接过了我的外套，然后放在了床上。接着他亲吻了我。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他是我第一个恋人。 我们和他父母坐在客厅里。他们坐在椅子上，我和吉米坐在沙发上。有一阵子，他把头枕在我的大腿上。我很害羞，但我没有拒绝。他闭上了眼睛，我能感觉到我去他家令他感到很高兴。他真可爱，我抚摸着他的捲髮。 他的父母一直看着我们。如今，快人快语的吉米长大了，就要为保卫祖国去战斗去献身了。但在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约会时，他还太年轻，不能单独和一个女孩儿在一起。 这时，在美国的另一端，弗洛伊德·霍尔和他中队里的好朋友就要完成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训练了，他们由那里被送往了阿斯托里亚，一起在波特兰度过了那么多“疯狂的夜晚”，这三个火枪手——弗洛伊德、乔·怀特以及比尔·黑兹尔赫斯特已经难捨难分了。可在他们就要登船出发的6周前，乔和比尔发现在晚上再也见不到弗洛伊德的影子了。弗洛伊德跑到哪儿去了？乔和比尔也不清楚。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飞机场聊天，”比尔回忆说，“‘你这傢伙跑哪儿去了？’我们问弗洛伊德。” “他告诉我们他现在和一个女孩子住在一起，”比尔继续说道，“我记得他还跟我们说他要给她去买什么吃的，还说那姑娘都给他做了什么好吃的。弗洛伊德一向如此，总是能让人吃惊不已。乔和我惊呆了。他竟然喜欢上了家居生活！他可真是变了。我们不明白他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 “弗洛伊德，你这该死的傢伙，你一个星期找上10个姑娘也不费劲儿，怎么就紧盯住一个不放了？”乔问道。 “我们一直拿这事儿和他开玩笑，结果把他惹火了，”比尔说道，“最后，弗洛伊德转过身来对乔和我说，‘我想我不可能活着回来了，我想要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而且我现在就要这么做。’” “乔和我从来就没想过我们将有可能回不来了，所以当我们听弗洛伊德这么说时都笑话他。他虽然是笑着说这番话的，但他却是认真的。‘你在说什么呀？’我们问他。他解释说，他现在和这个女孩在一起，是想要好好享受和她在一起的感觉，因为这将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很多年后，我问黑兹尔赫斯特是否知道究竟是什么让弗洛伊德的内心突然间发生了变化。他答道：“我也不知道，当时有个叫比尔·科尔伯特的资深飞行员在一次夜间飞行演习时坠入沙顿海失踪了。我就记得弗洛伊德知道这事儿之后一直重复说着，‘我要抓住每一个让自己快乐的机会，因为我觉得我回不来了。’” 1944年秋天来临之前，乔治·布希驾驶着“復仇者”从“圣杰辛托”号飞向了太平洋。迪克·沃尔霍夫在俯冲轰炸机里担任机枪手，从“约克镇”号航母上出发了。1944年9月，华伦·厄尔·沃恩在“提康德罗加”号航母上接受进一步训练，驾驶一架“海盗”号飞行在夏威夷的上空。在“本宁顿”号航母上，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约克从东海岸穿过巴拿马运河前往珍珠港。弗洛伊德·霍尔、格伦·弗雷泽和马弗·梅尔尚乘“伦道夫”号从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出发。 第65页 美国现在掌握了制空权，因此能够明目张胆地开着这些庞然大物前往太平洋战场。飞行员们在船上玩扑克，吃牛排，看电影。这些都表明了美国在太平洋上强大的作战实力。日本的舰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日本的空中力量也支离破碎，美国军舰上的水手和飞行员们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相反，日本失去了制空能力，因此连自家门口的安全也难以保证。由于塞班岛战役的失利，要想在战争中占取主动已是不可能的了。1944年夏天以前，日本的最高司令官就已经得出结论，尽管他们无法直接赢得战争，但他们可以强迫美国通过谈判同日本讲和。他们的理由是，美国公众不能忍受这样一场长期战争，况且死亡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因此，他们决心打一场消耗战：继续战斗下去，让美国慢慢消耗，争取给美国造成最大损失。这一战术使日本军队的两大优势得以发挥——他们挖掩体的能力，以及他们承受极为勐烈的海面和空中轰炸的能力。 皇军总指挥部签署了一项命令，号召通过利用“夫卡库阵地”打一场“持久战”，“夫卡库阵地”就是指蜂窝结构的地下防御阵地。日本士兵现在不用抱着必死的决心再去高喊着万岁冲锋陷阵了，他们现在接受的命令是要求他们靠地道和地下洞穴的掩护来作战。 1944年7月，日军派遣了一支护航舰队前往无人岛。岩竹伸明就是舰队中的一员，他的背景和其他人不同，去打仗也是不得已。岩竹先生的父母是日本移民，他出生在夏威夷的毛伊岛，是个日裔美国人。1940年，他的父亲在一次捕鱼事故中去世了，他妈妈无力再负担他的学业，于是他在广岛的亲戚们把他接回了日本，答应帮助他完成学业。1941年6月他从毛伊岛高中毕业后，就启航回日本了。 “夏威夷的美国海关官员对我说，‘不要去日本，日本和美国要打仗了，’”岩竹先生回忆道。“我对他解释说，我必须走，因为我父亲去世了。他很理解我的处境，但我看到眼泪在他的眼眶打转。” 岩竹还在明治大学读书时就应召入伍了。“最初的训练非常艰苦，”他回忆说，“老兵们手痒了就会随时揍你一顿。每天晚上都有检查。如果他们发现你的鞋子上有一点灰土就会痛扁你一顿。拳头重重地打在你脸上，能把你打趴在地上。有的时候还会被打得鼻血直流。长官们常说，‘你们要学会大和民族的精神，这样你们才能成为一名好士兵。’” 岩竹伸明登上日章丸号前往无人岛。那些岛屿的战略地位就相当于美国佛罗里达州附近的岛屿，是进入大陆的垫脚石。如果日本连这些岛屿都守不住的话，那么再说什么攻入太平洋就只能成为空谈。一路上，岩竹他们的护航舰队为了躲开潜艇的袭击呈“之”字航行。一天夜里，岩竹先生听到了爆炸的声音，美国潜艇在日本海岸附近实施了攻击。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舰队中最大的那艘军舰不见了。隔天夜里，另一艘也被击沉了。“我们的军舰明明在刚离开大陆时就都被潜艇击沉了，可军方最高指挥官还在欺骗日本民众，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岩竹先生说道。 接下来就轮到岩竹所在的那艘军舰了。“一枚鱼雷击中了我们的船，”他回忆说。“船上的人都陷入了恐慌。我赶快跳了起来，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被压在下面。我看到我们的船裂成两半，很多士兵和船一起沉入了水中。” 一艘小货船救起了倖存下来的人，船上载满了士兵。小伙子们身上都裹着厚厚的一层盐，个个体力不支，船上找不到任何遮阴的地方，夏天的太阳无情地炙烤着他们，而且一滴水也没有。“有个傢伙竟然把自己的尿都喝了，”岩竹先生回忆道，“还有一个人说他喝了海水，结果比不喝还糟。” 第二天有人大叫，“鱼雷！”船上的人都看到了鱼雷身后拖着的白色尾迹，但船长将船突然转向，避开了它。“我永远都记得当我们看到那颗鱼雷时的尖叫声，”岩竹先生说，“那是人们面对死亡时发出的哀号。” 一场暴雨缓解了士兵们的干渴。他们全都张着嘴躺在甲板上。在父岛登陆时，岩竹接到的任务是和一伙人去挖地道和洞穴。他们被告知，美国人最后一定会打到这里来的，岩竹现在必须靠手中的铁锤和凿子来挽救日本。 随着美国强大的航空母舰航行得离家越来越远，飞行员小伙子们渐渐意识到，战争就快来了。起初对战争中可能出现的危险所做的那些假设和想像，现在就要变成真正的现实了。虽然日本人不太可能主动发起进攻，但他们那种“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惊人决心却表明，他们还是一个致命的敌人，飞行员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说，“上头告诉我们，如果一旦被日本人抓到了，他们就会为了得到情报使劲儿折磨我们。” 正当吉米·戴伊乘着“本宁顿”号航母快要到目的地时，他一贯的乐观精神突然不见了。吉米得出了和弗洛伊德·霍尔同样的结论：他回不去了。为了缓解心中的痛苦，吉米给他“亲爱的老爸老妈”写了封信，信中说他们是他的好爸爸、好妈妈。 您和爸爸从来都不阻拦我做任何事。你们让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我真的想不出还有什么是我想要却没有得到的。 第66页 我的家不仅仅是个家，我的好朋友们都知道我家又干净又漂亮，我可以把好朋友带回家里，而且他们一定能受到你们的欢迎和最好的款待。同时，我们在家里还可以玩得很高兴，不像别的同学在家里时就像呆在瓷器店一样处处要小心翼翼。我想我真的很幸运，因为我有这么幸福的一个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有多爱这个家。 吉米还提到了格洛里亚·尼尔兹，就是坐在沙发上温柔地搂着他的头的“那个女孩”。他在信中说，是“命运将我们分离”。他从来没有明说，也没有明确地写过“我将不会回来了”，但在这封信中，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我知道如果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会特别难过，”他对父母说道。他说，他们应该知道这一点，报名参军是他自己的决定。“我去做了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并不害怕去打仗，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在一起的，”吉米继续写道，他还告诉父母要坚强：“上帝与你们同在，他会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振作起来。我记得无论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你们总会说，‘我们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的’，结果就真的解决了，所以我这次也一样。”最后一段他写道：“就写到这儿吧，再见了。上帝会保佑你们，让你们活下去的，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在一起的。” 对于一个要去打仗的年轻人来说，想到自己一定会死的还真不多见。当时流传着一个小故事，说三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战前接受任务时，长官对他们说，“你们三个当中有两个不能活着回来了。”这时，他们三个当中的每个人都看着另两个人，心里想着，“那两个倒霉的傢伙。” 在我写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曾採访了数百名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老兵。我从来没听到过他们当中有人说，“我想我要在战斗中牺牲了。”而且我也从来没听过哪个活下来的人说起“他告诉我他可能回不来了”。调查中，我发现只有四个人说过他们再也回不来的话，他们是硫黄岛的升旗手迈克·斯特兰克和哈伦·布洛克以及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和吉米·戴伊。他们都曾对身边的人说过，“结局一定就是这样的。”他们四个说过自己会死，结果他们四个都说对了。 吉米从来没有对格洛里亚·尼尔兹说过他的这种想法，于是她继续定期给他写信，每晚枕着他的照片入睡。那是吉米穿着海军制服拍的一张特写照片，照片上的吉米有着迷人的蓝眼睛，好看的典型美国人的相貌。格洛里亚把这张照片放在了相框里。圣诞节的时候，她给吉米寄去了一条白色的围巾。“那条围巾很漂亮，我正好能买得起，”她说。“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我觉得他围上那条围巾一定很好看。” 格雷迪·约克和吉米·戴伊同在一艘船上，他也给家里写信。吉米知道信件检查员能看到他信里的内容，所以不敢写太多，但他却一遍又一遍地写到他有多么想家，那是些看了让人揪心的句子，比如“我觉得你们一定没有我这么孤独”。在一封信中，他按照实物飞机的样子画了三架飞机，他问妈妈，“您觉得我会成为一个画家吗？如果我这儿有颜料和画笔的话，我就会给您画张好看的图画。” 当舰队离战争越来越近的时候，格雷迪每天就安静地坐在那里画画，画那些天空中唿啸飞过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但他的画却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外表光鲜的飞机，事实上却是带来死亡和毁灭的机器，它们归根结底是战争的工具。这些飞机对日本人来说则意味着他们在面对美国强大的空中力量时显得越来越无能为力。 就在格雷迪画画儿和想妈妈时，日本的一部新闻短片把无人岛描述成了“适合屠杀美国鬼子的地方”。还有一本杂志上宣称，如果越来越多的美国鬼子“被送进地狱，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清净”。 格雷迪·约克有一次遇到了一个敌人，敌人把他当成了一个野蛮的鬼子。但这个19岁的小伙子从来没有在信中说过他当时有多害怕，他只在最后一封信的最后的一句话写道：“为我祈祷吧!” 第十二章 航母战争 你的头脑告诉你不要上那架飞机，因为你将会死得很难看。但我们的头脑也告诉我们必须要为祖国做点事情。 ——罗迪·道尔 载着飞行员们去打仗的航空母舰就像一座座漂浮着的美国小城。船上的小伙子们有地方看医生，也有地方剪头髮。每天早餐喝咖啡的时候还可以看看船上当天的报纸。他们可以在图书馆里找到自己想看的书，也能在综合商店里买到想要的东西。水手们的日常工作很有规律，做礼拜、吃汉堡、玩篮球、洗热水澡，还能看电影。他们睡在干净的床铺上，穿着定期清洗的制服。 呆在船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一点儿也看不出他们是处在战争中。太平洋战争的战场是歷史上最大的战场，航母舰队浩浩荡荡地航行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上。由于距离遥远，路上航行就要花掉很多时间。美国的士兵们从西海岸的海港出发，航程相当于从纽约到洛杉矶再折返那么远的一段距离，最后到达太平洋战场。 第67页 当厄尼·派尔看到在西太平洋岛屿上的战斗机被带回到珍珠港时惊讶不已，“这就像花两个星期把一架滩头阵地战斗机从义大利的安尼奥一路开回堪萨斯城一样。” 航行距离远是航母战争不同寻常的特徵之一。欧洲战场的战斗中也有飞机参与作战。但那种战争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无非就是那种摸爬滚打，冷酷无情又不可开交的战争。但太平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是这样的一场战争：飞行员们在铺着台布的餐桌上就餐后，马上起飞投入战斗，而飞机则有可能会被突然击落。飞机在这场战争中给数百万人带去了苦难，而飞行员们却几乎连敌人的模样也没见过。 飞行员是航母上最重要的乘客。他们可以使舰队富有攻击力，也能保护舰队的安全。过去那种大型舰船之间互相开火短兵相接的战斗方式已经不復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经过远距离飞行后抵达战场投入战斗。而这些容易受到空中打击的舰船可以靠船上的飞机来保护自身的安全。 “我们在船上时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无线电技师乔治·弗莱施纳说道。“除了在飞行中我们有事可做，其他时间就是闲着了。我们会在指定的某一天飞行三至四个小时；可我们并不是每天都有飞行任务的。我们真的感觉不到自己就是船上的一分子，反倒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一件附属品。” 由于飞行员在战斗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他们在船上的住宿条件也最舒服。“和在陆地上比起来，我更愿意呆在船上。”飞行员沃尔特·斯通布雷克说道。“在航母上，你住在装有空调的营房里，条件又好。房间虽小，但却整洁有序。你还有一张书桌。而且吃得特别好。有人每两天为你洗一次衣服。你还可以剪头髮。我在岛上的朋友们住的是帐篷，在泥里排着队用铁盘子吃饭。我在船上过的可真是一流的日子。桌上铺着亚麻台布，吃饭时使用的是精美的餐具，简直就像是在五星级酒店里。还有一点就是，船上的一切都特别干净。每架飞机都特别干净，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机会被弄脏。” 机枪手和无线电技师都是士兵，他们和飞行员们住的地方是分开的。“我们把军官们的营房称作‘上帝的国度’。”乔治·弗莱施纳回忆道。海军中，士兵和军官是被严格划分开来的。他们之间不可能有过多的交往，在船上，他们各过各的生活。“就连我们上船的时候，走的都是不同的踏板——士兵和军官们各走各的。但是我们之间没有敌对——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的。” 在航母上有一个地方是所有人都可以去的，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他们都可以去“准备室”呆着。“准备室就像我们这些离家在外的人的又一个家。那儿既是办公室，又是教室，还可以是电影院，或者是客厅。墙上有公告牌、图表、地图、海报，还有简报指南。”准备室相当于一个“控制中心”，所有人都在那里接受任务，进行战后汇报，有的时候还可以闲呆在那里。“我们在那儿看书、玩闹、打牌、玩多米诺骨牌、下跳棋、熨衣服、休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文斯·卡纳扎说道。“准备室每天都24小时开放，”弗莱施纳补充道。“军官们坐在前面，我们坐在后面。我们不和他们打交道，甚至不和他们一起玩牌。”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解释说，“尽管我们和那些士兵们共用一个准备室，但等级制度还是很明显的。我们是军官，他们是飞行员。” “准备室里非常舒服，”文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把安乐椅，就像你们现在用的那种一样，就是不像现在这么软。每把椅子下面都有一个小小的存物柜，休息室后面还有更衣室，我们的飞行服、降落伞背带、手枪、小刀都锁在那儿的柜子里。”飞行员们都知道这些柜子对他们来讲是多么重要。“我们在准备室里就是不停地讲话，我们整天坐在那儿就是不停地聊天儿。有时候我常常在想，我们那个时候都聊些什么啊？”罗迪·道尔回忆道。 “准备室外面是一间小厨房，”无线电技师拉尔夫·森奇沃尔特说，“我们随时都有东西吃。那些没去飞行的人总会为那些外出飞行的伙伴们准备一些吃的东西。那儿有三明治、咖啡、牛奶和果汁。”“我们常吃的一种快餐就是把罐装咸牛肉和腌菜搅和在一起，然后夹到肉糜糕里，放在盘子上就着三明治或者饼干一起吃。” 但这些只是我们在准备室里吃到的东西。士兵们的一日三餐通常是在食堂里吃的。“我们吃脱水鸡蛋拌番茄酱，”文斯回忆说，“我们常吃斯帕姆午餐肉，加上菠萝、番茄和捲心菜；吃煮牛肉、牛肉干，新鲜土豆泥或者脱水土豆泥，罐装蔬菜，还有一种用牛肉饼和腊肠做的肉末。” 乔治·弗莱施纳说道：“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我们吃不到任何红颜色的果酱，只有橘子酱。我总是在想，是不是哪个橘子酱生产商贿赂好了船上的什么人，他把我们的果酱都给垄断了。” “我们在受到袭击时，”文斯说道，“他们就会把食堂关闭，理由是保卫食堂。他们会把水壶、蓝色瓷咖啡壶，还有两加仑的豌豆汤或蔬菜汤放好。那些咖啡壶被悬系在一根绳索上，这样船体摇晃的时候，那些壶也跟着一起晃。” 第68页 “我们一旦遭到袭击就会立刻冲到飞行甲板上去，”文斯继续说道。“每次都有人不断地告诉我们‘把甲板让出来！’于是我们跳到甲板上一阵手忙脚乱之后，还要再回到上面。这样一来，飞行甲板上就总有上百号人在那儿。而平时，我们本不该出现在那里的。但要我们不在甲板上待着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给那些机枪手们加油，每当他们打下一架飞机，我们就会高声欢唿。我们是普普通通的美国孩子——喜欢橄榄球、棒球，也喜欢这种刺激的游戏。” 出去打仗之前，飞行员和空勤人员们都把注意力放在了空中战斗情报员身上。“这些情报员会告诉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罗迪·道尔说。“情报员是个聪明的傢伙，他会告诉你目标是什么，在哪里，怎么找到目标，目标建筑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袭击没有成功会发生什么状况，如果不得不跳伞的话该怎么做。” “当有哪一组人完成一次袭击回来的时候，”拉尔夫·森奇沃尔特说道，“他们就会给剩下的人讲述他们的经歷，每个人都听得非常认真，这些人对你的所见所闻特别感兴趣。毕竟，他们紧接着也要去飞行了。”在返回的飞行员当中有个规矩，拉尔夫回忆说：“每次我们袭击回来后马上就去医务室，然后我们会喝上一小杯两盎司的威士忌让自己神经平静下来。”每次平安归来时，感觉心都快跳出来了。 航母上的飞行甲板是个异常危险的地方：上面旋转的螺旋桨随时都有可能削下你的胳膊，挥发性的燃油随时都可能被点燃，炸弹也随时都可能爆炸。在甲板上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像跳芭蕾舞一样精心设计好每一个动作。“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有团队精神的行动就是在航母上面。”飞行员波特·戈尔登说道，“在航母上，我们工作日程的紧张程度比在地面上要高四到五倍。每个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日程安排行事，这种紧张的神经要贯穿一天24小时。”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错误都会引来灾难：一个螺栓松了就会造成飞机在起飞时操作失灵，然后爆炸成一个火球；飞行员在降落时提前几英尺着陆都会造成飞机撞到航母而坠入海底；飞机在枪林弹雨中降落也是极其危险的。灾难出现的可能性随时都存在，这就需要飞行员靠迅速的反应来避免事故的发生。机组成员斯帕奇·弗雷泽尔记得当时亲眼看到一架鱼雷轰炸机着陆时，炸弹舱中一枚点燃的炸弹掉在了甲板上。那一幕可怕极了，斯帕奇立刻就吓呆了。这时，一个叫巴格莱昂纳的甲板水手“就像棒球比赛中二垒手那样向前滑去，肚子着地，趴在那里。他从皮带上拿下扳手直接把弹体上的导火索钳灭了——整个过程他就一直趴在那里没站起来，随后他把炸弹抱起来向身后扔去。炸弹先是砸在了飞行甲板上，然后弹到了水中——‘砰’的一声，爆炸了。整个过程在不到10秒钟内就完成了。”斯帕奇说，“如果当时没有他，我现在就不能在这儿给你讲这些了。” 事实上，头脑稍一疏忽都会造成严重损失。1945年3月，一名飞行员从“伦道夫”号航母上起飞，但是很快就报告说出现了紧急状况，原因是油压在逐渐下降。他得到指示让他在“约克镇”号航母上降落，那里已经准备好接收飞机降落。这位飞行员升空后已经架好了机枪，还额外准备了一箱机油，也就是飞机机身下面携带的那种可丢弃的“副油箱。”但是由于当时他太紧张，竟然忘了把机枪关掉，也忘了在降落之前把副油箱丢弃。 着陆成功了，但当他的飞机尾钩挂住拦机索时，飞机虽然停下来了，可副油箱却掉了出来，一直向前滑去。装满了航空燃油的油箱滑过了旋转着的螺旋桨，燃油马上就被引燃了，甲板上顿时火光沖天。于是水手们快速跑上前去控制火势，但却遭到了飞机上机枪的袭击。“那个飞行员在降落时本能地向后拉了驾驶杆，结果导致机枪的扳机也被扣动了。机枪不停的朝甲板和船上的建筑发射出大量的50毫米口径子弹。”后来，被严重烧伤的飞行员和七名中弹的水手被火速送往医务室。 乔治·布希记得当时看到一名飞行员掉下的一条腿在甲板上滑，到了他面前停住。那架鱼雷轰炸机的尾钩没能钩住拦机索，所以飞机撞到了一个金属防护栏上。那条腿就“颤抖着从他的身上掉了下来。那个可怜的傢伙只剩下了一条腿。我们这些站在那儿的年轻人都吓坏了，这时候，那个大个子的飞行员‘走’了出来，对船员们大喊道，‘好啦，快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拾一下，’然后所有人一下子就又都恢復到正常的状态。” 一切就是这样进行的。阿奇·克拉普给我讲述了他看到一位好朋友死去时的情景：“有个傢伙燃料用完了，结果就在船边上掉进了海中，”他说道。“他还试着打开座舱罩，结果没打开。我们当时认识他有一年时间了，可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淹死了。” 当然，离开航母后更加危险。 “有一次，我们几艘航母上的200架飞机都在空中飞行，但当时的能见度为零，”机枪手罗伯特·阿克布洛姆回忆道。“你当时根本看不见自己的手，而且你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撞到什么。天哪，好多飞机撞到了一起，死了好多人。真让人感到后怕——你连自己的手都看不到，那可真是一次危险的飞行。” 第69页 导航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那时的飞行员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通讯工具和导航设备。在苍茫的太平洋上飞行确实是件有挑战性的事情。很多飞行员起飞后就再也没回来，有的人是因为迷路了，有的是燃料用尽了，还有人被高射炮打中后坠毁了。很多倖存者们心中都有许多令人痛心的经歷。 1945年2月17日那天，飞行员乔治·梅纳德的飞机受到了日本防空火力的勐烈袭击，他知道自己无法返回航空母舰了。飞机上的无线电不能用，但同他一起飞行的另一架飞机上的驾驶员用手势告诉他，如果他现在跳伞的话，下面的美国驱逐舰会接住他。 然而当梅纳德打开座舱罩时，那罩子一下子飞到了空中，连在上面的绳索从他胸前拉过，把它牢牢地固定在了座椅上。现在梅纳德只能用膝盖控制着他那架不停旋转的飞机，心里想着到底怎样才能活着出去。他试着拿出小刀，然后开始割身上的绳索。“先是割断了一股，”梅纳德回忆道，“然后又割断了一股，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最后，整根绳索都被割断了。这个过程花了五分钟时间，但当时竟觉得有一辈子那么长。” 他最终跳伞逃出来了，但他身上的救生背心在空中就意外地开始充气了。这使他无法把手指头放在胸前的皮带上解开降落伞的背带了。当他掉到水面上时，风把它的降落伞吹开了。他发现自己就像一枚飞弹似的掠过海面，脑袋在海浪中穿行。“我想，好吧，如果我把自己的唿吸节奏调节成和海浪的拍打节奏相同的话，也许就能坚持得久一点，这样就能等到驱逐舰把我救起，”他回忆道，“我尽可能那么去做，但后来，我的唿吸没办法跟得上海浪的节奏了，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个情景就是，我抬头看着四五英尺之上的水面，想要唿吸。于是我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就像一个变阻器瞬间熄灭了所有的灯，我一下子浮出了水面。” 后来“陶西格”号上的船员钩住了他的降落伞，把他拽上了船，但从医学角度来讲，梅纳德在上船之前就已经死了。他的脸和指尖都呈紫色，唿吸也已停止。但经过人工唿吸后，他竟奇蹟般地有了反应，终于活了下来。他准备有一天能再度飞向蓝天。 1945年4月8日，“伦道夫”号航母上的飞行员杰伊·芬利在沖绳岛附近的水域被击中了，他在一阵眩晕中跳伞了。当他恢復知觉时，发现自己正在水下15英尺的地方。“我很高兴我是头朝上脚朝下的，因为如果反过来的话，我就会一直掉到水底了。”芬利挣扎着给他的救生筏充了气，然后就蜷缩在上面，浸着五英寸深的冰冷海水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睁开眼睛，掀开身上的雨布。我向海平面直接望去，看到的全是水。我又往高处看了看，依然全都是水。接着我又往更高的地方望去，结果看到了更多的水。多可怕啊！我随着波浪起起伏伏，可我竟然一点也没感觉到。” 芬利在他的救生筏上整整呆了五天，海浪颠得他左右摇晃，冰冷的海水都溅到了身上。他五次被抛入了海中。“在这五天里，一直在下雨，天气很冷，没有阳光。”最后是一架飞机上的机组成员注意到了他放在筏子上的反光镜，然后把他带回了船上。经过了120个小时极度寒冷的折磨，他一直在生死边缘徘徊，这时有人问他是不是还想继续飞行。 飞行员杰伊·芬利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然，为什么不呢？” 有一次飞行员霍华德·森奇对我说：“我认为很多英雄的产生就在于他们必须从困境中走出来。”海军陆战队飞行员菲尔·冯维尔在一次袭击后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菲尔在太平洋上空9000英尺的高度上恢復了知觉，而此时，他的飞机正头朝下地往下坠落——噩梦开始了。“我总认为我是不会被轻易打中的，倒霉事儿不会出现在我身上。”他对我说，“后来，一眨眼的功夫，一颗炮弹击中了我的飞机。”它把菲尔右腿的膝盖骨打飞了，一块弹片嵌入了他右侧的太阳穴。 “我觉得有一大块金属从我的头上伸了出来，”菲尔对我说。“血流了满脸，我头疼得都快炸开了，腿也疼得厉害，到处都是血。我的那架飞机上有个大洞，但我当时脑袋里想的只有一样东西，‘鲨鱼’!真正让我害怕的就是怕被鲨鱼吃掉了。” 菲尔拼尽一切力量想让飞机继续飞下去，于是他把机上的炸弹全都投了下去，以减轻机身的重量。“我的右脚泡在了一大摊血中，”他回忆道，“我会因为失血过多而休克的。于是我从连裤飞行服上解下皮带捆在了大腿上，它可以起到止血带的作用。我把皮带的一端叼在嘴里，把小刀别在皮带上来将其固定。这一切都是边开飞机边进行的。” “我向军舰发出求救信号，”菲尔说。“他们让我‘水上迫降’。可我一想到鲨鱼就害怕，于是我说‘反对’!” 最后油量表显示燃油已经耗尽了，他试图把飞机从水面上再度拉起。“因为有海浪的缘故，水面上有阵阵微风吹过，”他解释道，“有这微风就足够了。”他好不容易把飞机对付开到“本宁顿”号舰尾的时候，引擎也正好彻底熄火了。（“他们说我如果提前6英尺熄火的话就会掉到海里了”），飞机腹部触地降落后，他立刻失去了知觉。 第70页 看上去，能让飞行员坚持飞行下去的并不仅仅是严酷的飞行条件和怕被鲨鱼吃掉的担心，许多飞行员们还很怕被击中后落入敌人手中。 “我们的教官曾经说过，要同他们一直战斗下去，直到他们杀掉你，”飞行员雅各布·科恩回忆道。“如果你被他们抓住了，那你的下场将会惨不忍睹。” “要知道，当你向他们开枪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愤怒的，”霍华德·森奇说道。“我们就想，如果我们被俘虏的话就一定会被枪毙，我们觉得活着的可能性不大。” “我还记得当时我留了一发三八式步枪的子弹给自己，心想，一旦被日本人抓住了我就自杀，”机枪手鲍勃·斯塔斯达克说道。飞行员韦斯利·托德补充说，“我们常拿这事儿开玩笑。我们捏着嗓子笑着说起被抓到后会是什么情景，说不定他们会把你的头给砍下来。” 有一次我问俯冲轰炸机飞行员阿尔佛雷德·史密斯：“你们经歷过生死关头的考验吗？”他答道：“孩子，你每天飞行时都能听到死神的召唤。” “在空中的4个小时就相当于在地面工作8个小时，”乔治·海尔斯伯格说。“你只有一次机会；不能犯任何错误。我刚去的时候体重155磅，后来只剩下125磅，压力太大了。” “最可怕的东西就是高射炮，”机枪手威廉·雷克说道。“当他们用高射炮向我们开火的时候，身边到处都是炸开的炮弹，这时候你真是觉得可怕极了。我们看到一架架飞机就在身边爆炸。那真是太可怕了。你会有一点儿发抖。当你从飞机里爬出来的时候，双腿都是软的。” 有些飞行员对我说，因为他们年轻，他们从来都没害怕过。“我从来都没害怕过，”乔·波恩说，“我从未想过自己会遇到什么倒霉事儿。在你年轻的时候，所有事情都是一场冒险。” “那事儿真够刺激的，”拉尔夫·森奇沃尔特补充道，“但是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怕。就算是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活着回来，你也相信自己一定没事。就算是看到高射炮的炮火再勐烈——在你18岁的时候，你也不会感到害怕，你只会觉得兴奋。” 然而，也许当时感受不到的恐惧会在后来的梦境中出现。“过了一阵子你才会慢慢地感到后怕，”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大卫·安德烈说道，“在激烈的战斗中，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但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从睡梦中惊醒，浑身都是冷汗。”机枪手威廉·黑尔说道，“直到你回来之后才能感受到真正的恐惧。那天晚上你就会浑身发抖，怎么也睡不好。你可能压根儿就睡不着，或者是睡一会儿就醒了。你会不停地想着白天的经歷，而且知道自己第二天还要再去经歷一遍。但这些你从不会对别人说，可你知道别人也是这么想的。” 乔治·弗莱施纳回忆道：“我们的飞行指挥官在准备室里对我们说，‘有谁不怕这次飞行？请举手。’结果没有人举手。他接着说‘好。要是有人举手的话，我倒是觉得这个人疯了。” 但是，不管心里多害怕，不管工作多危险，不管有多少伙伴牺牲了，这些小伙子们还是继续飞行着。尽管如果他们说出那个词，心里就会好受一点儿，他们还是没有提起那个字眼。1945年的时候，罗迪·道尔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后来他告诉我飞行员们是怎么摆脱恐惧的： 有一次我的飞机被击中了，我想这下死定了。我们受过的训练可以让我在18秒以内戴上降落伞，然后从炮塔中跳出去。于是我就抓住了我的降落伞，但所有动作都是在强大的离心力作用下进行的。 但我们并没有坠毁，最后又开回到了船上。我试着开口说话，可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刚才的恐怖经歷使我当时不会说话了。情报员说，“别担心，去医务室喝上半品脱白兰地，你就会好起来的。”他说得对，我恢復过来了。 我们当中每个人都说过“我不想再飞了”的话，没有人逼着我们上那些飞机。我曾经在几千英尺的高空从窗户往外看，我看到敌人的一颗炮弹直接朝着我的飞机就飞过来了，就像一个飞碟那么大。这一颗炮弹就足以送我们见上帝了。 每个人都很害怕。我们都知道这是个冒险的差事。我们的那种恐惧不像是小孩子怕黑的那种恐惧。我们害怕的是，一旦坠毁了都没人能找到我们，那就意味着你将再也见不到你的父母，再也见不到你想娶的姑娘，那可真让人害怕啊。 你的理智告诉你不要上那架飞机，因为你将会死得很难看。但我们的理智也告诉我们必须要为祖国做点事情。 我们如果在恐惧面前屈服的话，就不可能赢得那场战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我们的国家要靠我们去保卫，我们也准备好为祖国献出生命。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而我们做到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了潜水艇上的工作，最冒险的就要数从航母上起飞去打仗了。死亡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而对于飞行员们来说，死亡更是惟一的威胁。在陆地上作战的陆战队队员们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伙伴被敌人砍死，但对于飞行员们来讲，死亡就意味着又多了一个空位——准备室里又有一张椅子空了。“他们不会回来了，”威廉·雷克说，“仅此而已。” 第71页 而且，战争时期根本没时间去悲伤。在航空母舰上有太多事情要做，人们必须忘记死亡，或者至少暂时把死亡抛到脑后。“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人死去了，你只有去面对它，”飞行员德怀特·梅奥说道，“有的人就那么死去了，可他曾经就像你的兄弟一样，”阿奇·克拉普说，“但是你不能仔细去想这事儿，紧接着你就会接到下一次任务，而你知道这一次也许就该轮到你自己。” “我们知道他们死了，”肯·梅雷迪思说起伙伴们死去的情景。“但是第二天，我们又出去飞行了。那么昨天就成为了歷史。你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该如何度过自己的每一天。你只有继续飞下去，并希望自己会活过这一天。” “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任务之后，”文斯·卡纳扎说道，“你就会感到自己要没命了，只是不知道具体在什么时候而已。但这对你来说已不是什么大事儿了，你并不会为此感到担心。”海军陆战队飞行员约翰·勒伯夫给我讲述了一个在准备室里流行的黑色幽默，是和飞行员的人寿保险金相关的。“尽管这个笑话听起来有点让人害怕，”勒伯夫说，“可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 一万美金带给家乡的老爸老妈。 他们不激动吗？ 他们不高兴吗？ 一万美金带给家乡的老爸老妈。 小伙子们对待死亡给他们的威胁就像开玩笑似的，但对待如何杀死敌人的问题却非常认真。“因为他们对珍珠港犯下的罪行，我们十分憎恨他们，”飞行员杰克·科恩说道，“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报復他们。”“我们觉得日本人很恐怖，”乔治·布希说，“我们都知道巴丹岛上那些非人的折磨手段。我们觉得他们对美国人做了这么可怕的事情，我们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究竟谁对谁错并不是问题。” 这种对敌人强烈的憎恨经常会让一些飞行员在战斗中做出超常的举动。“我们朝着那些漂浮在水面上的日本人扫射，”机枪手乔·波恩回忆说，“他们是敌人，我一点也不同情他们，对他们就该如此。” “日本飞行员跳伞之后，我们的飞行员就会以向他们开枪为乐，”利兰·霍尔德伦说。沃尔特·斯通布雷克补充道，“我们不能饶恕他们。如果我们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坠下的话，就会朝乘着降落伞的飞行员开枪。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他就可能活下去，有朝一日又会回来打我们。这就是战争。” 然而，这当中还存在一个距离的问题。切斯特·班尼特是一位海军心理专家，他为上百名太平洋战争中的飞行员进行过心理评估。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们很少由于个人的报復心理表现出对敌人的憎恨。战争事实上是一场机械技术和各种战术的较量。我想如果战争结束的话，会有人走上前去和他们的敌人握手，我相信有些飞行员们会这么做的。”大卫·德烈对我说：“空中战争完全不同于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我们看不到敌人，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年轻，是不是有儿女，你头脑里不会想到任何与人性有关的东西。” 这种距离的存在使二次大战的形式更为现代化，并且还为以后的战争确定了新的特徵。“空中战斗的妙处就在于它不是面对面的战争，”斯通布雷克解释道，“它是机器与机器作战。你能看到工厂、军舰，你知道下面的人们将会被炸死，但这完全不是个人之间的战争，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阿尔·林斯特龙解释说，“我从没见到过敌人的真面目。因为大家都是在飞机上。” “上司让我们攻打的目标在哪儿，我们的敌人就在哪儿，”乔治·海尔斯伯格补充道。“敌人可以是德国人，也可以是日本人。我并不恨日本人，但是对日本人也没有同情心。”“你从来都看不到他们是不是死了，”波恩说，“你的时速是每小时130英里，同时你还在疯狂地射击。这是復仇的表现。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对于很多飞行员而言，所作的工作只是些技术活——起飞、导航、按计划投弹、回到航母上降落。这一切就像是一只上了发条的钟表，他们按步骤完成每一项任务，知道自己飞回去之后，准备室里就会有扑克游戏等着他们。虽然他们从来不谈论这些，然而当那个记载着再也回不来的好友名单越来越长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想，会担心自己到底什么时候也有那么一天。约翰·勒伯夫对我说，“我们试着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我们只把自己最勇敢的一面展现在其他兄弟面前。”但是在一支小调中，却唱出了很多残酷的事实。这首歌在太平洋所有战舰的准备室里广为传唱： 他爱他的飞机 他也爱飞行。 他从没想过 有一天他也会不行。 不要悲伤 也不要忧郁。 也许明天 你也会离去。 第十三章 无人岛 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这么做。 ——乔治·布希 美国的飞行员小伙子从战争早期的挫败中恢復过来了，最后把日本从天上打了下来。1941年的时候，一提起日本的零式战斗机人人都会不寒而慄，但没过多久，每当日本飞行员的视野中出现美国飞行员的时候，他们也会发抖。美国的飞行员从日本人身上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同时也把自己的飞行水平提高到了极致。美国的飞机和飞行员们一起成长，不断改良。现在的“地狱猫”、p—38“闪电”和“海盗”已经把日本的空中力量远远地甩在身后。到了1944年，日本的帝国空军已经不堪一击了，那些日本飞机对于美国飞行员来说简直不值得一提。 第72页 随着美国在空中逐步掌握了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战场也发生了转移。比利·米切尔当年的预言现在不言自明：谁控制了空中，谁就能控制战争的结果。 切斯特·尼米兹上将的战略是要直奔日本本土，而且越直接越好。 马里亚纳从关岛、提尼安岛和塞班岛北部一路蜿蜒到东京湾。沿着这条海沟的岛屿，也就是那些淹没在水中的山脉的最高点，将铺就美军前往东京的道路。 由于这条航线接近日本，美日双方都知道对无人岛的争夺将是至关重要的。与瓜达尔卡纳尔岛、塔拉瓦岛和塞班岛不同的是，无人岛的各个岛屿都是日本的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任何国家曾在日本的神圣领土上踏上过胜利的足迹，因此美国人一旦登上无人岛也就意味着对日本的入侵。那么战斗就会更加激烈。 但是，就在美国人的来復枪和日本人的军刀即将在无人岛上短兵相接的时候，飞行员小伙子已经把战争带到了那里。 1944年和1945年年初，硫黄岛和无人岛上日本士兵的生活非常地枯燥、乏味、压抑，也非常危险。在硫黄岛上，日本小伙子在含硫的臭礁石上挖着洞穴和地道。每天他们在闷热潮湿的地下洞穴里挥洒着汗水。从塞班岛起飞的舰载飞机和b-24经常突然出现在该岛的上空，这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痛苦。在散发着硫磺气味的硫黄岛上没有淡水，他们的指挥官为了给2.2万名官兵树立榜样，每天只用一茶杯水来洗脸刷牙。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岛上的水源相对充足，是个繁茂的热带天堂。但在那里的2.5万名官兵在很久之前就砍秃了那里的山，他们砍伐树木建造掩体，找遍了岛上所有能吃的东西。 父岛除了是一个通讯枢纽之外，还是前往硫黄岛运送补给的中转站。货船和运输船从日本航行600英里到达父岛，船只在那里的天然良港将装载的货物卸下，然后转移到小船上，再由这些小船将补给运到150英里之外的硫黄岛。硫黄岛没有港口，因此那些小船只能停泊在黑色的沙滩上或是在近海处等着那些船只到海上卸载货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飞机和潜艇切断了这条从日本经父岛往硫黄岛运送补给的航线。日本的潜艇只是偶尔才能碰巧过关，但它们却运载不了太多的货物。 不久以后，无人岛上的士兵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突然觉得自己被遗弃在那些荒凉的岛上。尽管这些士兵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为天皇献身，但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很自然，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活过这场战争，能回去再次感受妈妈的拥抱，能再度把心爱的女人抱在怀里。但这些小伙子们看到了成群的美国飞机在头顶飞行，海面上的本国军舰数目越来越少。他们意识到东京的那些皇军将领已经决定让他们为国捐躯了，也知道自己挖的那些洞穴迟早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坟墓。 1944年7月4日，迪克·沃尔霍夫的妈妈萝拉在美国准备庆祝祖国的169岁生日，她负责在她妹妹鲁阿位于堪萨斯州伊达纳的农场里搞一次独立日野餐。 农场的厨房里挤满了家里的亲戚，他们忙碌着，说笑着。“萝拉在家里年龄最长，”鲁阿·斯特雷特对我说，“所以由她来作大厨，每个人都听从她的安排去准备食物。” 土豆和豆角都是自家农场上种的，油炸小鸡也是自家养的。“我把小鸡的头放在砧板上，”鲁阿说，“然后拿一把短柄小斧头一下子将它砍下。在那个年月，你必须勇敢地去做每件事。我想我现在不能去杀鸡了。” 喝的饮料是柠檬汁，用鲜柠檬榨汁，然后往里面加点蔗糖，当时分配到各家的蔗糖很少，所以很宝贵。“我们在家里不喝啤酒，”鲁阿回忆道，“我们没有啤酒也挺好的。” 炸鸡的香味一定会让萝拉想起她的儿子。迪克在过去的两年中请了几次假回克莱森特。在他最初写给妈妈的那些信中，他请求妈妈“别再在信中和我说什么炸鸡的事儿了，因为最近的三个星期我没吃过一顿好饭菜，我们成天吃豆子。我们在这儿不用看日历就能知道哪天是周六，因为每个周六早上我们的主菜都是豆子”。所以，他在家的时候，萝拉都会给他做好多炸鸡让他吃个够，至于豆子就不让他吃了。 迪克还有一个简单的愿望。他在信中写道，“我回家的时候，一定要躺在软乎乎的床上睡个够。在吊床上根本就睡不好觉，好多人睡觉的时候都从吊床上摔下来过，身上都摔出血了。那床有四英尺高，而地面又特别硬。” 这个7月4日对于萝拉而言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长大，而如今这两个儿子都在为国作战。她可以很骄傲地炫耀这两个孩子：一个是在太平洋打仗的迪克，一个是在非洲当兵的大儿子劳伦斯。萝拉十分牵挂她的两个孩子，但她还是处处往好的地方想，并且让自己忙碌起来。她还是每周在美容室里工作六天，自从丈夫死后，她就是靠这份工作养家nfda7口的。而像今天这么大型的家庭聚会当然也会让她分散一些精力。萝拉不得不抓上一个人来帮她扭动木质冷冻机上的摇柄来把甜奶油和糖加到自制的冰淇淋中去。那些冰是从一个邻居那儿买来的，邻居冬天的时候从河里切下了那块冰，并用稻草包把它裹起来存放在附近的地窖里。在炎热的七月，摇冷冻机可不是个容易差事，这对小孩子们来讲太辛苦了，所以萝拉只好派一个没事儿做的大人来干这活儿。 第73页 下午的时候，全家人就围坐在后院的餐桌前或是有阴凉的门廊上聊天，太阳下山后就到了放焰火的时间。最开始是给小孩子们放那种闪着火花的烟火棍儿，然后就是给十几岁的孩子们放爆竹，接着就到了每个美国家庭在独立日这一天的庆祝高潮——那就是开始燃放只有大人们才能放得了的礼花。 “大家都非常喜欢那些烟花，”鲁阿姨妈说，“他们在空中绽放，上百万颗火花点燃了夜空，闪闪发亮。” 就在同一天，迪克正在“约克镇”号上，这艘航空母舰1944年6月30日从埃尼威托克岛出发向北航行。7月3日，美军驾驶着战斗机对硫黄岛发动了袭击，但是日本飞机升空拦截了他们。军舰的行动报告中写道混战的结果是，12架日本飞机被击落，而美军的飞行员阿瑟·沃德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一大清早，也就是7月4日，又一轮军事行动开始了。“约克镇”号当时距父岛66英里，天空正下着阵雨，只要风向合适飞机就马上出发。迪克所在的那架”俯冲者”是由欧文·欣茨驾驶的，迪克坐在他身后的机枪手位置上，凌晨五点，也就是黎明前最黑暗的那段时间，他们起飞了。在前往袭击的路上，迪克在五点五十四分看到了日出。 迪克和他的战友们在1.1万英尺的高空绕着父岛的港口盘旋，寻找着将要轰炸的军舰和船坞。六点四十分，他们开始俯冲。按计划，他们要在1.1万英尺的高度急沖向下，在2000英尺的高度投放炸弹，然后在1000英尺的高度调转机头逃离——这是一次典型的俯冲轰炸。不幸的是，这个计划对于岛上的敌军来说也非常地合适。父岛港口的外形就像一只“宾治酒杯”，四面被多石的小山环绕，只在西面有一个可以逃离的小豁口。要想在这个地方进行俯冲轰炸极其危险。飞机俯冲到山顶以下的海拔时，高射炮炮弹将不仅仅是从下面发射出来，而是将从四面八方射来。当飞机逃离后开往西面时，日军的炮火就会从上面的山洞打下来。 一架接一架的轰炸机俯冲下去，日本的高射炮朝他们疯狂地开火。华伦·莱特的飞机被打中起火了。只见一支降落伞打开了——不知那个人是华伦还是他机上的机枪手佛瑞德·普赖尔。跳伞的人降落在港口，结果坠入了水中。紧接着，又有一架飞机起火了。飞行员杰克·德赖斯代尔和机枪手布鲁斯·道尔顿也失踪了。 接下来，轮到了迪克。 就在萝拉·沃尔霍夫凝望着堪萨斯的夜空时，她的脸庞被红色、白色、蓝色的焰火照亮了。她并不知道，就在同一天，她的儿子却在空中看着下面绽开的焰火。他看到的彩色焰火是从地上向他发射的炮弹爆炸时的火光。其中一颗炮弹找到了目标，狠狠地击中了迪克的飞机，飞行员欧文·欣茨当场死亡。 飞机也即刻炸得粉碎。 这时，迪克发现自己已从支离破碎的“俯冲者”中逃了出来，正在自由下落，他用力拽开了降落伞。刚才击中飞机的炮弹有一块弹片崩到了迪克的右腿上，血流不止，疼痛难忍。迪克后来降落到了无人岛上。 他落地的地方是港口，落在那里就意味着他根本无法脱身。就在他向岸边游去的时候，三名日本士兵向他亮出了刺刀。看来迪克这次是在劫难逃了，这个克莱森特老虎队的优秀运动员拔出了随身携带的救生刀向前挥去。结果敌人的刺刀一下子扎进了迪克的肩膀，结束了这场对峙。他是日本人那天抓获的第一个美国飞行员。 迪克的飞行生涯结束了。就在两年前的同一天，他的妈妈在他的入伍志愿书上签了字，使那一年的7月4日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迪克被带走之后，又一群飞机突然出现在无人岛的上空。来自西雅图的飞行员比尔·康奈尔当时报名参军的理由是他觉得飞行是一件很“酷”的事儿。现在他正坐在一架双座俯冲轰炸机的仪錶盘前，后面坐着机枪手本·沃尔夫。天还没亮的时候比尔和本就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了，现在七点钟刚过，他们已经飞行在父岛的港口上空了。“我们能看到两艘货船正开进港口，”比尔回忆道，“那就是我们准备袭击的目标。” 就在他开始俯冲的时候，一颗炮弹在他飞机附近炸开了，比尔被这一下震得昏了过去。“我恢復知觉以后，”他说，“开始试着重新操纵飞机。我往后拉操纵杆，但是根本没反应。机尾被炸掉了，右翼也不在了。我就像一片树叶儿从天上落下，飞机前后翻转左右摇晃，就像一片叶子。” 比尔把飞机上的炸弹都扔了下去，然后对后座的本·沃尔夫大喊，“跳下去！快跳下去！”比尔无法转过头去看他的机枪手是否还活着，他甚至不知道本是不是还在飞机上。直到今天，比尔都不知道本的下落。 “我等了几分钟，是想让本有一个合适的时机跳出去，”比尔回忆说。“然后，我也解开皮带跳了下去。” 比尔·康奈尔从8000英尺的高空飘了下去，下面的日军机枪手朝他疯狂地射击。“我看到子弹朝我飞过来，”他说道，“当时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天哪，今天可是7月4日啊。’” 第74页 比尔最终落到了港口，他卸掉了降落伞的背带，开始给救生背心充气。就在这时，他刚才本想炸毁的那艘军舰从他身边驶过。“他们把机枪对着我瞄准，但是并没有开枪。”他说。 比尔在港口的水面上漂了大约45分钟。没有人愿意出来把他打捞起来，直到后来轰炸袭击结束后，才有一艘载有10名船员的小船把比尔从水里捞了出去。 “他们把我拽上了船，”他说，“然后开始对我大喊大叫，还打我的头。日本人不用拳头，他们用手掌打我脸。” 后来，他们把比尔扔到了甲板上又掴又踢，但这是想吓吓他；如果他们想把他骨头打断的话，完全可以那么做。“我当时很怕死，”比尔说，“我想我死定了。” 船员们把比尔虐待了10分钟后，就用一根有一英寸那么粗的绳子把他从肩膀到膝盖绑了个结结实实。比尔说：“我当时就像一具木乃伊。然后他们把我这个木乃伊扔到了船头，朝岸边驶去。” 上岸之后，他们蒙上了比尔的眼睛，把他双手反铐在背后。就在这时，天上又出现了数架飞机，空袭警报响了起来。比尔被扔进一辆摩托车的挎斗里，然后那辆摩托车开进了防空洞。 空袭结束后，那些人把比尔·康奈尔带到了半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绑在了一棵树上。“他们蒙住了我的眼睛，”他说道，“把我双手向后绑在了一棵树上。接着他们使劲儿往外踢我的腿，这样我的双腿就伸向了前面，屁股离地面有几英寸的高度，这个姿势让我浑身疼得厉害，我疼得眼泪都掉了出来。当时我觉得肩膀都快被撕掉了，我试着用脚跟儿撑在地面上，一步一步移向大树，可就是怎么也动不了。那些卫兵看着我的狼狈相大笑起来。真是太疼了，简直无法忍受。” 六个小时后，比尔的上半身失去了知觉。岛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空袭，炸弹就在比尔身旁炸开了，卫兵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 “一大块泥巴突然崩到我的大腿上，”他说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有种奇怪的念头，觉得我的双腿可能不在了。我从蒙眼睛那块布下面的缝隙看了看，发现我的腿还在!” 比尔很幸运，他没有被炮弹炸到。那天仅从“约克镇”号航空母舰上飞出的飞机便向父岛投下了110吨的炸弹。 又过了约12个小时，卫兵们才把比尔从树上放了下来。“当他们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的时候，”比尔回忆道，“我的手指之间一点缝隙也没有，因为它们都肿得挤在了一起。我的双手看上去就像长在手臂一端的两个大肉球。两只手都紫了，我当时就想这双手八成是不能用了。整整两天，我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那天晚上，比尔又被双手背后地绑到了另一棵树上，但这一次绑得要松得多，而且他也可以坐下了。当他被绑在那儿的时候，一个日本人走上前去，将一桿步枪对准了他的眉间。 “他的来意很清楚，”比尔回忆说，“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了他的儿子，他想杀掉我来报仇。我想，‘那就听天由命吧!’结果卫兵们把那个人赶走了。” 最后，比尔被带到了日军指挥部，他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六天。他被绑在了指挥部外面的一棵树上，每天都要被带到指挥部里面接受审讯。“他们问我各种问题，好像我所知道的比一个上将还多。”比尔说道，“他们问我，‘这艘航空母舰上共有多少架飞机？’还有，‘另外一艘航母的任务是什么？’”一旦比尔给出的答案不能让审讯官满意的话，卫兵们就会使劲儿扇他几个耳光，力气大得把他以及同他绑在一块儿的椅子都打翻在地上。“他们并不想杀掉我，”比尔说，“但是那种经歷可真是太糟糕了。” 比尔每天的伙食就是一个饭糰儿，但只要想喝水或茶就能喝得到。他被绑在树上时，眼睛也总是被蒙住的。“我当时非常害怕，”他承认道，“我总觉得他们会处死我的。我想念我的父母、姐姐、姨妈们和叔叔们，我还想念我的祖父祖母。可当时我的性命掌握在别人手中，而我竟一天一天的活了下来，我只有往好的方向去想。” “有一天我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比尔对我说道，“我仰起了头，这样的话，我就能从那块布的下面看到点东西。结果看到了一个美国士兵穿着蓝色的飞行服，眼睛被蒙着，双手被铐着，日本人正带他穿过庭院进到一座建筑物里。他的腿瘸了。” 那个美国兵就是迪克·沃尔霍夫。 比尔和迪克在那些可怕日子里的处境都很危险，但在日本人的眼中，他们两个却有很大的差别。比尔是名军官，而迪克只是个士兵。“作为士兵，我们知道自己一旦被抓就一定得遭枪毙，原因在于我们了解的情报不多，”机枪手威廉·黑尔说道，他回忆起他在军舰上听到的一则情报简报。“日本人根据我们是不是士兵来进行判决。” 比尔·康奈尔被绑在指挥部外的树上整整七天。后来他被捆着送上了一架破旧的水上飞机，运往硫黄岛。他在停机坪上飞机下的阴凉处坐了五个小时后又被绑上了，眼睛也重新被蒙上了，接着他被带到了一架双引擎轰炸机后面的座位上。比尔将要被送往东京附近的大船战俘营接受进一步审讯。 第75页 在飞往日本的途中，比尔从蒙眼布的下面偷偷往外看。“我看到自己坐在一个帆布包的边上，”他说道，“而那个帆布包里竟装满了棒球球棒！还有一副皮制棒球手套套在了其中的一个球棒上。我们正在这里打仗，可他们竟在那里来回运送棒球装备。” 战争结束后，比尔向有关战争罪审判部门提交了一份书面陈述，当中讲述了他在父岛受到的虐待。比尔从一封来自美国一位起诉人的信中得知，他真是特别幸运。“他们说我是最后一位活着从那个岛上走出的美国人。” 硫黄岛上的日本官兵们知道他们将会死在那里，但至少有一点能让他们感到些许安慰——他们崇拜那些把他们带向死亡的人。栗林将军是一个武士家族的第六代，他家世代效忠天皇。栗林心里清楚地知道这将会是他打的最后一仗。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别指望我再回去了。”他对儿子写道：“你父亲的生命就像是风中之烛。” 但他并没有绝望，按照真正的武士说法，他的表现会给家族带来荣誉。于是他和他的士兵们一样忍受着资源匮乏的煎熬，他和士兵们同甘共苦，还设计出一套保卫海岛的作战策略。 而父岛上的士兵们则远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他们的将领是那个满嘴脏话的立花荣夫将军。镰田松尾在立花手下干了六个月，他回忆道：“他常常酗酒。我经常去给他拿清酒。他总是喝着喝着就睡着了。”所有人都特别怕立花，因为他的脾气非常暴躁，心烦的时候还会随便打人。如果说武士的道德体制是黑白颠倒的话，那么他就是这一体制最真实的产物。在一支不讲求人性的军队里，这样的恶棍才能爬到顶峰。镰田最后说道，他“一直觉得立花将军是从社会最底层一步步爬上去的。” 1944年8月5日，父岛遭到了又一次勐烈的轰炸，其间有一架b-24被击落了。机上除了一名机组成员活着爬出来之外，其他人都在坠毁时的大火中丧生了。这次轰炸还造成了其他伤亡：立花将军第307营的官兵也被炸死了。立花为此狂怒不止，他復仇的时刻到了。 这个气急败坏的将军把迪克·沃尔霍夫和那个至今仍身份不明的b-24上的机组成员绑在了指挥部门前的大树上。 “这两个混蛋杀害了我们的士兵，”立花对集合在那里的官兵们大喊道。“为了警告其他人，给我狠狠地打他们，使劲儿踢他们，憎恶他们!”接着，他开始朝两个无助的小伙子扇耳光，一边打一边大口喝着清酒，然后他又大叫道，‘我痛快极了，我在和敌人算帐！’” 立花当天下达了一道命令，决定第二天处死这两名战俘。那天晚上，他站在指挥部食堂内对官兵们宣布：“明天，两名战俘将被处决。所有没有任务在身的人都必须去看处决美国兵。” 东木成二大佐说道：“将军曾讲过，他在中国东北当营长的时候，观看处决战俘有助于提高部队的士气。” 8月6日，迪克和那名b—24机组成员被扔上了一辆卡车，拉到了307营的射击场里。东木大佐是立花身边的一位老副官，他命令伊藤菊次中佐监督处决的全过程，“按照决定，要用刺刀刺死这两名战俘。伊藤中佐，你来负责监督这次处决。” 后来，伊藤想到立花将军是故意让他来接手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差事的。“我确实和将军争吵过，”伊藤说道，“将军在那之后就真的不再和我讲话了。”但是上面所有的命令都相当于天皇的命令，所以伊藤中佐只能想办法，看自己该如何服从这个棘手的命令。 迪克和那个机组成员都被带到射击场里，手被捆在了身后，日本人让他们走上一个小山包。那时候大约是早上八点钟：太阳升起来了，气温也要开始升高了。这两个小伙子被告知他们将被处死，但在这之前，他们心里也一定料到如此了。他们眼看着日本兵把树桩钉到地里。接着他们被绑到了树桩上，眼睛也被蒙上了。 “那两名战俘被绑好之后，”岗本盛男回忆道，“伊藤中佐就下令为了向天皇表示敬意深鞠躬。” “接下来由我来讲话，”伊藤中佐后来接着说道，“‘根据命令，我们现在将处死这两名战俘。’我接着走到战俘面前，用钢笔在他们心脏的位置画了个圆圈。”日本兵在训练中就是这样被要求的：对执行死刑的人不能直接刺到心脏，否则死刑犯就会很快死去。重要的是要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上前刺上一刀，以体现出他们的大和精神。 伊藤中佐接着就下令开始用刺刀刺那两名战俘。“我让胆小的人先刺其中的一名战俘，”他说，于是选出二等兵松野先来。松野当时下不了手，伊藤中佐就朝他大喊道：“你还不刺，等什么呢？” 他不再犹豫了。四个二等兵一圈刺下来，两名飞行员的肺和胃全都被刺破了，他们的鼻孔和嘴里不断地冒出鲜血。他们的头也垂到了胸前。更多的士兵走上前去，两个人一组，把锋利的刺刀扎进了美国兵的身体里。 “那两名飞行员一直在呻吟着，”一名叫志村的士兵回忆道。“他们没有喊叫；他们只是在那里低声呻吟。” “我们用刺刀刺完两名战俘之后，”冈本说，“伊藤中佐砍下了他们的头。砍头时他们还没断气。” 第76页 伊藤后来说道，他是出于对迪克他们二人的尊敬才砍下了他们的头。“依照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当一个人被处死后，砍下他的头是表达对他的敬意。尽管上面所下达的命令中并没有让我这么做，我还是出于个人对他们的尊重把他们的头砍下了。”伊藤试图作解释，在某个人剖腹自杀后就会进行砍头仪式。一个武士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会把自己的肠子取出，然后会由一名助手将他的头砍下，以结束他的痛苦。这种砍头是事先就安排好并经当事人同意后进行的。但是那两个口鼻冒血的美国小伙子那一天却没有得到任何荣誉。伊藤中佐是一个典型的精神武士，他歪曲了武士道的本质，也正是他这样的人把日本带向了灭亡，玷污了日本的歷史。 迪克和那个b-24机组成员的尸体以及他们被砍下的头颅被埋进了事先挖好的坑里。迪克在八天以前刚刚度过了自己20岁生日。 8月16日，萝拉·沃尔霍夫接到了海军发来的电报，通知她迪克的飞机于7月4日被击落的事。电报写道：迪克是“在执行任务时失踪的”，萝拉在得出最后结论之前还要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说法。 大约一年半之后，海军才得知迪克已经死去的确切消息。但萝拉对她的侄女萝拉·马萨罗说，在那之前她就已经知道儿子早已不在人世了。 “迪克飞到了屋顶上，”他妈妈告诉马萨罗，“那情景就像在做梦一样，但那不是梦。我是清醒的，我看到了他，迪克挥动着美国国旗对我说，‘再见了，妈妈。’” 随着1944年炎热夏季的来临，立花将军的脾气越来越火暴了。日军的作战原则旨在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但在父岛，根本没有漂亮仗可打，也没有慰安妇可供官兵们发泄。他在那里只是等待着自己最后光荣赴死时刻的到来，他所能做的就是命令士兵们挖更多的洞穴。 来自夏威夷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岩竹伸明当初在被逼迫的情况下入了伍。他和其他士兵们一起奉命在父岛坚硬的岩石上日復一日的挖洞。岩竹先生后来向我讲述了他们那时的劳动： 通常先是由工程师们用炸药在入口处炸开一个坑。我们再用锤子和凿子去挖洞。那里的岩石非常坚硬，所以挖起洞来特别不容易。由于高强度的劳作和少得可怜的食物，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病了。 事实上，岛上存着很多大米、脱水蔬菜、脱水豆腐和罐头。但是父岛的指挥官们还是削减了每个人的粮食配额。因为他们认为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而我们的岛又是偏僻孤立的。 在挖洞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每天分到的食物就是一小份大米稀粥。我们大家常常在一起谈论从前吃过的好吃的东西。我甚至还梦到过在夏威夷时吃过的那些好东西，尤其是在野餐时吃的那种烤全猪。 我们在挖洞的时候，常常会遭到来自塞班岛的舰载飞机和b—24的袭击。有一次，我们正在洞外休息，突然听到了飞机的动静，大家于是都跑进洞里躲避空袭。我是最后一个跑进去的。我刚一进洞，外面就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当我跑出去再一看的时候，弹坑离我刚才所站的位置只有20英尺。一架b—24投下了一枚500磅炸弹。同伴们都对我说，“你真是太幸运了。” 我注意到，遭到轰炸和射击时，最先跑到洞里躲起来的都是那些已经结了婚的人。后来我明白了，他们还有妻儿等着他们回家呢。 岩竹和他的战友们一周在洞里干七天活儿，没有周末休息。所以，1944年9月2日那个周六的黎明，就在无人岛这个日本最先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岩竹起床后正准备投入又一天的艰苦劳作。 就在同一时刻，一艘名为“圣杰辛托”号的美国航空母舰已经到达了距岩竹的防空洞仅有50英里的地方。飞行员乔治·布希刚刚接受了那一天的袭击任务，走出了准备室。他的好朋友特德·怀特看到他，问道，“乔治，你今天打算去炸什么？” “父岛上的无线电电台，”布希答道。 两个月前，乔治刚刚度过了自己20岁的生日，就在前一天，他还去父岛进行了一次轰炸，但是给敌人造成的损失很小。他那一天得到的指示很简单：“无线电电台就是你的首要目标。” 特德和乔治是在“圣杰辛托”号上认识的，但是他们父亲之间的关系可不一般。特德的父亲与乔治的父亲是耶鲁大学的同班同学。普雷斯科特和26岁的特德本人都毕业于耶鲁，也就是乔治本打算去读的那所大学。乔治和特德退伍后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两家人的关系也正如他们的友谊一样更加亲密。 那天，乔治本打算和他平日里的搭档——机关炮手利奥·纳德奥和无线电技师约翰·德莱尼一起执行飞行任务，但是特德却问到他是否可以代替利奥。特德是飞行中队里的军械军官，他想作为一名机枪手参加一次袭击。 “我们今天晚些时候就要转移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和你一起飞行了，”特德说道，“你看行不行？” “这次去可能会非常危险。”布希警告说。 在那之前，布希已经领教过什么是危险的任务了，他已经在太平洋上飞行了近五个月。他在关岛、塞班岛、威克岛和马库斯岛都曾飞进了敌人的高射炮火中。乔治经歷过军舰被击沉的场景，也经歷过那么几次生死攸关的时刻，其中包括一次恐怖的飞机坠海经歷。后来他共执行了58次袭击任务，进行了126次航母甲板降落，飞行记录1228小时。20岁的乔治当时是飞行中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和许多其他飞行员一样，他也是一个小孩子在做大人做的事。 第77页 当然，这件大人做的事也是十分危险的。乔治第一次参加飞行战斗是5月23日在威克岛上的袭击，第一次飞行中，乔治就亲眼目睹了身边的飞行员转眼间就消失的残酷一幕。乔治那天起飞去执行轰炸威克岛的任务，他的室友，飞行员吉姆·威克斯那天的任务是去进行反潜巡逻。吉姆和他的机组成员鲍勃·惠伦和查克·哈格德却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在水中没有发现遇难信号，也没有找到飞机残骸。“圣杰辛托”号上的飞行员小伙子们等待着，盼望着，结果却只有心中苦闷的惆怅和空虚，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好伙伴将永远离他们而去了。年轻的乔治在其他小伙子面前只是绷了绷上嘴唇，但当他回到和吉姆共住的房间时，一想到前一晚两个人还睡在同一个房间里，他狠狠地把自己摔向了床铺，痛苦地蜷起身子，哭了。 乔治知道父岛就是面前的一个危险挑战——前一天的战斗中，他看到了朝自己唿啸而来的炮弹，但特德·怀特却坚持着要和他一起去。乔治于是说，只要飞行指挥官同意就行，他本人没问题，结果特德如愿以偿了。特德将代替利奥·纳德奥担任那天飞行中的机枪手。 当天的早饭是蛋黄粉、培根肉、香肠、脱水炸土豆，还有吐司面包。早上七点十五分，乔治驾驶着他的鱼雷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了，后座上载着特德·怀特和约翰·特莱尼。每个人都在飞行服外面套上了一件救生背心。那天乔治的飞机上装载了四枚500磅炸弹。 早在他们开往父岛的途中，敌人就已经监视到了他们的行踪。裕仁天皇的防空炮手们在雷达屏幕上注视着乔治他们的一举一动。 上午八点十五分，乔治和他的飞行中队开始进行俯冲轰炸。他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夜明山和朝日山的无线电电台。那两座山峰从太平洋上拔地而起，都是1000英尺的高度，上面林立着用来充当日军无线电广播发射机和收信装置的天线铁塔，因此很好辨认。在那些无线电铁塔的四周布设了多架高射炮和雷达装置，现在它们已经向乔治和他的伙伴们瞄准了。 领航的那架飞机遭到炮击后冒出一股黑烟，坠了下去，紧接着第二架也被击落了。这两架飞机一共投下八枚炸弹——两吨炸药——投到了无线电电台的铁塔群中。可是眼下，日军炮手的视野里已经看到了美军飞行员的队列。下一个进行俯冲的就是乔治，他明白自己必须要冲进敌人密集的防空炮火当中去。 57年后，我问乔治·布希，向着那些想要把自己从天上打掉的高射炮炮手们直冲下去的感觉是什么样啊？ “你身边到处是爆炸声，”他说，“四周全是一股股的黑色浓烟，那场景可怕极了。你全身都绷紧了，但是你却没有办法。你不能逃跑，所以你必须适应那种情况。你只能自己对自己说，‘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这么做。’” 布希停了片刻，接着说道：“当然了，你还总是想着，就算是中弹也是别人的事儿。” 但是在9月2日那天，那个“别人”就是乔治·布希自己。当飞行到投放炸弹的高度时，一颗日本炮弹击中了他的飞机。 “飞机剧烈的晃动了一下，被炸得翻了个儿，”他回忆道，“我们大概是以每小时190英里的速度下降。引擎开始冒烟；我看不清仪錶盘。只见大火从机翼一直烧到了油箱。我想，‘真是糟透了。’但我还在想到底该怎么办。我应该把那些炸弹都扔下去，然后调转机头离开那里。” 一个20岁的小伙子甚至还不到投票和在酒吧喝酒的年龄，眼下却要操纵一架不断下降的燃烧着的飞机，而且飞机后面还坐着两个好朋友。下一次爆炸随时都有可能发生。飞行指挥官堂·梅尔文当时正驾驶着一架鱼雷轰炸机在附近盘旋，后来他说，“100英里以内都能看见乔治那架飞机冒出的黑烟。” 令人惊讶的是，乔治竟然坚持着按预先指示把炸弹都投向了目标。后来由于他的英勇表现还获得了一枚优异飞行十字勋章。飞行指挥官写道：“布希继续俯冲下去，在无线电电台上空投下了炸弹，给敌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接着直转向东，试图逃离父岛，他机上的引擎被黑烟和火焰笼罩着，一路上留下了黑色的轨迹，后来他的飞机就坠落了。” 一旦扔下了炸弹，就可以准备逃生了。“跳伞吧！跳伞吧！”乔治通过对讲机告诉特德·怀特和约翰·德莱尼跳伞逃生。“接着，”他对我说，“我把飞机转向右侧，以避免滑流压力吹向德莱尼身旁的舱门。”布希正坐在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大火球上，但是他为了给伙伴们一个更大的求生机会还在想着怎么去操纵这架飞机，尽管他明知道这么做会降低他自己逃生的可能性。飞机右翼轻轻一斜，尾舵就转向了左侧，乔治让飞机在空中斜着身子剎住了车，这样就减低了舱门处的气压，给飞机上的伙伴们更大的逃生希望。然而，这么做会耗尽宝贵的时间，推迟他自己跳离飞机的时机。 最后到了乔治自己救自己的时刻了。“我解开安全带向下跳了出去，为了不撞到机尾上，我还把头低了下去，”他对我说道，“可我拉那绳子的动作太快了，机尾还是撞到了我头上。” 第78页 现在还能看见乔治一只眼睛上的那道深深的疤痕，而当时他受的伤还不止这些。“然后降落伞钩在了机尾上，拽掉了几块板子，”他说。“结果，我的降落速度比正常快了一些。” “布希的飞机冒着烟，”无线电技师理察·戈尔曼说道，“接着我就看到了一个降落伞打开了。”戈尔曼看到布希“落入了海中”，与此同时，他还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布希的轰炸机爆炸了。 就在乔治即将沖入水中的那一刻，他还记得要解开胸前的降落伞皮带。他举起双手，降落伞就从他身上脱开了，吹向了父岛。他用力向岛的东北方向游了约四英里，游到了一只由另一架飞机投下的黄色单人救生筏旁边。他把它充好了气，爬了上去。但他手边没有划桨，而风正把他吹向父岛。 “我能看到那座岛，”布希告诉我。“我开始用双手划水，身体向筏子的前面倾斜，我使劲儿划呀划。一艘葡萄牙军舰撞到了我的救生筏，我的胳膊受伤了。我喝了不少海水，开始呕吐，头上还在流血。我还在想着特德和约翰。我哭了。对于20岁的我而言，当时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我刚刚从一架燃烧着的飞机中逃了出来，可现在却只剩下我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熬得过去。” 乔治往海平面上放眼望去，想看看有没有他的同伴，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后来有目击者说，那天从飞机里只跳出了两个乘着降落伞的人。其中一个是乔治，但另一个是谁就不清楚了。特德·怀特和约翰·德莱尼当中一定有一个人丧生了。 乔治后面遇到的麻烦比他想像中的还要多。不光是水流将他推向父岛，同时还有一些小船为了抓他从岛上开了出来。 “我看到那些小船朝他的方向驶去，心想‘哦，这下他完蛋了’，”机枪手查尔斯·拜纳姆说道。这时又有两架美国飞机俯冲了过来，朝着那些小船发射机关枪。据后来的战斗报告记载：“‘圣杰辛托’号军械记录表明，那天为了向那些可能会去抓布希的小船开火，机上机枪共发射子弹1460发。” 过了一会儿小船上的人开始撤退，但是救布希的那两名驾驶飞机的战友也只能帮忙帮到这里了。他们的燃料就快用完，必须返回到航母上去。飞行指挥官向救援潜艇“长鬚鲸”号发送无线电报告，说明了乔治所在位置，而“长鬚鲸”号正在随时待命准备执行这样的紧急任务。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乔治不停地划着名救生筏，盼望着有人来营救他，因此就更加用力的划。“我看过那张有名的照片，上面是一位澳大利亚飞行员正被砍头，”布希说道，“而且我也知道美国兵在巴丹岛上受到了怎样的摧残，没错，那个时候我脑袋里是想了一些这样的事情。” 当空袭部队出现在上空的时候，岩竹伸明一直在附近的一个洞穴里挖洞。“只听见有人大喊，‘飞机来啦！’”岩竹先生回忆说。他和其他人立刻开始下一步行动。士兵们跑到一处高崖上的有利位置看到了那艘潜艇，而这时布希还什么都没有看到。 一路上，乔治一边划着名救生筏，一边祈祷，3小时13分钟后，他看到了100码以外的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那个小黑点越来越大，”他回忆说。“我先是看到了潜望镜，然后看到了指挥塔，接着就看到了潜艇的整个船体从水中浮现。”布希当时并不知道已经有人通报了他所在的位置。“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自己出现了幻觉，”他说，“当我意识到那的确是一艘潜艇的时候便开始感到害怕，我怕它是日本人的。我心想，如果那真的是一艘美国潜艇的话，这事儿就太幸运，太难以置信了。” 潜艇上五名士兵抛给布希一根绳索，把这个全身湿透、精疲力尽的飞行员沿着船身拉了上去。乔治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对他的救命恩人说出四个字：“上船真好。” 乔治在“长鬚鲸”号上度过了一个月，于是他就有很多时间思考和回味那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歷。他总是在凌晨四点的时候站岗，而潜艇在那时候也通常是浮出水面的。后来他回忆起那些思索的片段： 我永远都记得那片美丽的太平洋——我看到了飞鱼，欣赏海上的美景，海浪卷上了船头。当船行驶在大海中的时候四周非常黑，夜晚是如此的晴朗，星星特别明亮。那景象太美好了，让人心旷神怡，那一时刻特别适合同上帝对话。 我有很多时间去思索，去挖掘自己的思想深处。我想要找到答案。曾经听人讲过有这样一种人——如果你遇到了麻烦，觉得自己一定会死的时候，你就想在最后时刻在上帝面前承认所有的过错，承认别人所有的好。 但事实情况刚好相反。我已经面对过死亡了，而上帝也饶恕了我。我深深地感激这一切，同时也有一丝迷惑。有时候人们在灾难面前祈祷时会问，“为什么会是我呢？”我也会问这样的问题，只是问的方式恰好相反：“为什么上帝偏偏饶恕了我呢？上帝留下了我的性命，是要我去做什么呢？” 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想清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家庭对我来说到底有多重要。我曾经和死亡近在咫尺，也有幸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这让我体会到了父母灌输给我的那些价值观和做人的道理是多么的重要，当然也清楚地看到自己有多么爱芭芭拉，我知道我一定会娶她。 第79页 人一上了年纪就会回想起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因为正是这些时期的经歷造就了今天的你，而那段时间也就是我们洞察自己，寻找人生路标的时刻。我觉得对我而言，在“长鬚鲸”号上的那些日日夜夜就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在我看来，我将註定活在这个世上，做出一番大事。 那些在太平洋上苦思冥想的夜晚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一天，我就1944年9月发生的那些悲惨事件採访了前总统布希。採访结束后，我关上电脑，开始同他闲聊。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问我是否知道当时飞机上特德·怀特和约翰·德莱尼的消息。 听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以为这事早在很久以前就有了答案。如果有什么新消息的话，新闻界一定会在他四次竞选副总统和总统时就深究出来了。但是当时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特德和约翰的下落，只知道他们都死了。 我告诉总统，对此我也不了解其他的信息。 “如果我当时多给他们点时间，他们就能逃出去了，这事一直令我苦恼不堪。”他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 那一刻，我注视着他的眼睛，这个当今美国最有成就也是最成功的男人的眼睛。乔治·赫伯特·沃克·布希，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曾经是一名运动员、战斗英雄、商人、国会议员、驻联合国代表、驻华大使、中央情报局局长、副总统、总统，现任总统的父亲。他从17岁起就一直深爱着一个女人，而如今他们已经结婚近六十年了。 但在乔治·布希的眼中，我也看到了一名战争倖存者的愧疚，尽管这听起来有些不合逻辑，也没有什么根据，但我从其他老兵的眼中也看到了这种愧疚。我想到了我父亲，他的好友拉尔夫在硫黄岛上被敌人折磨致死，而他一直也没能从那种失去战友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总统先生，我和大家都认为您已经尽力了，”我说道。“直到今天你还有这种内疚的感觉——这让我觉得很难过。” 我们都沉默了几秒钟后，他好像是为了打破那种悲伤的气氛，伸了伸双腿站了起来，然后把椅子推到了墙边，我走过去把电脑放了起来。 我看到他并没有走回书桌前，而是站在办公室那扇巨大的窗户旁边。他双手插在口袋里，把上衣弄得有点皱。德克萨斯的阳光映照在了他的脸上。 这个老飞行员凝视着天空说道：“我一直想念着那些伙伴们。” 1945年2月以前，美军凭藉其强大的空中战斗实力同日本开始了最后阶段的较量。超过800艘美军战舰集中在塞班岛准备攻入日本。很快又有8万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前往进攻硫黄岛，其中就包括我父亲，海军看护兵约翰·布拉德利。硫黄岛将是美军踏上的第一片日本国土。 正当美军逐步大规模转移到北太平洋战区的时候，父岛上的日本官兵为了躲避美军飞机的轰炸，白天夜里都要随时往防空洞里狂奔。佐佐木光吉中尉是父岛上的驻军外科医生，后来他回忆起了1945年2月在孤岛上的极端艰苦的条件。 那时候，每天白天有四五次空袭，夜里还有两三次。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一天中有二三十人死于轰炸，还有很多人被困在防空洞里。士兵们几乎每晚都不能睡觉。 剩下的军火只够同入侵的美军再打最后一仗，库存的粮食还够吃上几个月。但手头的医药储备已所剩无几了。 医务室里很多伤员的伤口上爬着蛆，外科手术也只能在到处是尘土的洞穴里进行。 我们的供给运输航线被掐断了，我们不得不再等上几个月才有可能收到补给。每天分给每个人热量为1500卡路里的食物，尽管很少，但所有人都要为这点食物拼命干活。 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让我们失去了战斗的力量，手中的工作也无法进行下去。干工作的劲头越来越小。没人再争先恐后地去干活，有一种趋势就是，大家都不想再做任何事。进医院的人越来越多，这表明他们都过度疲劳，而且神经紧张。我身边有四五个人都疯了，因为父岛上的人在心理方面都已经不太正常了。 其中一个“不太正常”的人就是的场少佐，他是308营的指挥官。这个嗜酒如命的少佐曾在新加坡驻扎过，在那里，日军为了警告那些反抗的民众把数千颗人头挂在路边的杆子上。“有人说他曾经参与了抓捕新加坡人，”中岛大尉说。“他嘴边常哼的一首歌儿就是歌唱胜利入侵新加坡的。他经常向人炫耀，说他把3000颗中国人的人头挂在路边示众。”后来，他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暴行，他那时候不光强姦残杀妇女，还砍犯人的头。 对于的场这样的军官来说，他们眼中充满神话色彩的英雄是nfdf9政信大佐。nfdf9政信曾策划了入侵马来半岛的军事行动，他的成功轰动一时，他也成了公认的“战略之神”。下令大规模残杀新加坡华人的就是nfdf9政信，下令把人头挂在杆子上示众的也是nfdf9政信。他还有一个引以为豪的成功秘诀，就是他常喝的那种“特别药水”。这种药水其实就是取自战犯肝脏中的鲜血。 多年以后我踏上了父岛，蹲坐在的场少佐曾经呆过的防空洞里。这个洞穴约有20码深，6英尺高，是在坚硬的火山石上凿出来的。洞里阴冷黑暗，但是往洞外望去，眼前却是一派明信片上一样的风景，明媚的阳光，白色的沙滩，美丽的蓝色海洋。多少次的场少佐手握着清酒酒瓶坐在黑暗的洞中发脾气，因为他为了躲避美军飞机投下的炸弹无法走向海滩，只能呆在洞里；多少次醉酒的时候，他曾幻想着发泄出积压已久的愤怒。 第80页 1945年2月，美军强大的空军就要来了。栗林将军对硫黄岛上的士兵说道，“为英雄之战祈祷吧!” 但是对于父岛上酗酒的皇军指挥官立花而言，“祈祷”和“英雄”两个词还不足以体现男子汉气概。那个月，他把岛上的指挥官都叫到了一起，为了动员大家投身最后的玉碎之死，他事先准备了一篇鼓吹大和精神的演说。 “立花将军说，我们的各项补给越来越少，军火也即将用完。”的场回忆道，“到了最后时刻，大家就算是拿着石头也要和敌人斗争到底。他还说我们将不得不吃掉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敌军鬼子的肉也应该吃掉。” 末吉实郎中尉也听到了立花将军的那番演说，其中特别提到了该如何处置被俘美军：“立花将军说，所有战俘都将被处死，然后吃掉他们的肉。” 参加会议的一些军官们当时认为，这只不过是将军为了鼓舞士气所採用的一种夸张手法罢了。但的场少佐此前确实有过类似的经歷，他相信将军的话是说真的。正如的场后来承认的那样，吃战俘的肉“是我在中国养成的习惯。” 第十四章 决不投降 为了不辜负父老乡亲对你的期望，你必须努力再努力，始终提醒自己记得身上的荣誉。如果活着，决不能当战俘让世人耻笑；如果死了，不要因为做错了事而在身后留下骂名。 ——《日本皇家陆军野战勤务法规》 在欧洲战场的战争中，德国直到盟军部队攻入自己的心脏才肯投降，但日本却是被美国飞行员们从空中打败的。日本的全盘溃败开始于1945年2月16日。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早晨，美军召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也是最强有力的一支海军攻击部队，此外还有超过1200架飞机参加战斗。那是自三年前吉米·杜立特尔袭击东京后的第一次航母出击。 这是一次非常危险的任务。三天前，“伦道夫”号上的空军飞行总指挥把所有飞行员召集到一起开会，会上他宣布：“伙计们，我们就要前往东京了。”听到这个消息，所有人一度陷入了沉默。接着，人群中便爆发出欢唿声和掌声。可片刻之后， 一个飞行员对比尔·布鲁斯说道：“天啊，我为什么要鼓掌啊？” 那个冬日的天气阴沉多云，刮着大风，又冷又湿。像比尔·黑兹尔赫斯特和弗洛伊德·霍尔这样的飞行员曾在俄勒冈州阴湿的天气里进行过飞行训练，现在他们意识到，幸好当时在那么恶劣的天气下受过训练，不然现在都没法适应这么糟的天气。 负责空袭的飞机很早就起飞了，一架接一架地升空，精确无误。机枪手罗伯特·阿克布洛姆那天没有飞行任务，但是他却一直关注着伙伴们战斗的进展。“我们的军舰向日本无线电台发出警告，”罗伯特说道，“第一波袭击将在早上六点钟轰炸东京。六点整的时候，广播停止了。我们欢唿了起来。” 飞行员们飞得很低，都处在高射炮的射程以内，他们马上开始了轰炸。“查理·克罗姆林回来的时候，机身上至少有200个洞，”战斗机飞行员阿尔佛雷德·博尔达克回忆道。“他的一个油箱上就有54个洞。” 那一天，有那么多的飞机都飞到东京上空进行战斗，于是出现了殊死搏斗的场面。战斗机飞行员m.w.史密斯在100英尺的高度朝一辆火车扫射。“在我刚好飞过那辆火车的时候，我身后的那个傢伙就架起了机枪开始狂射，”史密斯回忆说，“他甚至把自己飞机的机翼都打出了三个拳头那么大的洞。” 日本人很震惊，也完全没有准备。结果，那些舰载飞机在工厂、船坞、补给仓库以及铁路调车场上空进行了一通狂轰滥炸。但是轰炸日本本土仍然是一件充满危险的事。“我们当时很害怕，”黑兹尔赫斯特说，“轰炸日本真的有点让人害怕，因为那里没有开放的海域可以跳机逃离。你只能在陆地上迫降，那就意味着你有可能被俘虏。” 当查理·布朗的双座sb2c“俯冲者”在东京附近被击落之后，他被抓住了。“我们当时正在轰炸一家工厂，”他后来告诉我。“我被击中了，引擎熄火了。我看到了一个湖，于是进行水上降落。就在飞机下沉的时候，我的同伴j.d.理察已经上了救生筏了。”这时，一个农民划着名一艘小船过来了。他们上了他的船，到了岸上之后，又有一个农民用棍子打查理的头。“如果他们想打死我的话，”查理说，“那我真的会被打死的。”一群日本士兵拿着一根粗绳子走到他们跟前。“噢，天啊！”理察心想：“这简直是在上刑！”但是那些士兵只是把他们两个绑在了一起，然后拉着他们走上了一条公路。期间，他们偶尔停下来，让那些日本妇女用木屐打这两个美国飞行员。 “如果当时的情形反过来的话，我想美国人也会同样卖力地打日本人，”很多年后查理笑着说道。“附近地区老百姓的情绪都很高涨；当人们受到轰炸的时候就会变得愤怒不安。” 最后这一行人来到了一个火车站。日本兵把查理带到了外面，让他跪在土地上，身体向前倾。“我看过那张澳大利亚飞行员被砍头的照片，”查理说道。“有个人勐推了我一下，所以我的头就快碰到地面了。接着，我听到了一声刺耳的命令。我想，他们可能要砍我的头了。” 第81页 但是查理·布朗活了下来，看到了第二天的太阳。 由于2月17日东京附近的天气状况恶化了，航母舰队便掉头向南，准备轰炸硫黄岛。然后他们在第二天前往父岛进行轰炸。2月18日，那是一个寒冷的星期日早晨，五位飞行员醒来后，准备去执行他们第一项战斗任务。此前的一个月，他们一直都在海上航行，因此有足够的时间去想像这第一次战斗的滋味将会怎样。现在，他们就要知道了。 在“伦道夫”号航母上，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和他的机枪手格伦·弗雷泽以及无线电技师马弗·梅尔尚即将执行飞行任务了。在附近的“本宁顿”号航母上，无线电技师吉米·戴伊和机枪手格雷迪·约克也为他们的飞行做好了准备。吉米、格伦、马弗和格雷迪当时都只有19岁，弗洛伊德同他们相比就算是一个“老傢伙了”，因为他已经24岁了。 这些小伙子们在接受任务时，弄清楚了父岛上要轰炸的目标以及机场和无线电电台所在的位置。“父岛是个不好搞定的地方，”飞行员菲尔·佩拉伯说道，“他们那儿有出色的炮手，当你轰炸父岛的时候，就身处于一个环绕着的山谷之中。” 飞行员利兰·霍尔德伦和佛瑞德·劳弗因那天要与弗洛伊德一起执行飞行任务。“弗洛伊德、佛瑞德和我组成了一支由三架飞机组成的飞行小队，”利兰几十年后对我说，“这次袭击父岛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战斗。我们还缺乏经验。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我们当时有多么紧张不安。” 1945年2月18日的早晨，冬日的太阳直到七点十二分才升起。“伦道夫”号航母上的飞机十点五十四分开始起飞了。载着弗洛伊德、格伦和马弗的那架飞机被编在最后一组，至中午后才起飞，他们飞入了下着雨的阴暗天空中。 在“本宁顿”号航母上，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约克正坐在准备室里接受任务，飞行员们要去轰炸的目标都是相同的。吉米和格雷迪与飞行员鲍勃·金乘同一架飞机。拉尔夫·森奇沃尔特回忆说，“我们那天的任务，就是去轰炸父岛上的小机场。他们说我们将不会受到太多反击。” 太平洋上的2月18日就是美国的2月17日，那一天正好是吉米参军两周年的日子。文斯·卡纳扎回忆道：“在那之前天气一直很寒冷，我有一件海军发的黑色套头毛衣，吉米问我是不是可以借他穿一下。我拿给他的时候对他说，‘如果我这件毛衣回不到我手上的话，你就笨透了。’”就在他们走出房门的时候，吉米做了一件令拉尔夫至今难忘的事。“吉米在门边停了下来，”拉尔夫说，“然后转过身，笑着把他的皮夹扔给了身后的人。扔皮夹的时候他大声说道：‘万一我没回来的话，麻烦你把这个交给我爸妈。’” 虽然我们经常开玩笑，但却从来没有这么直接地谈论过死亡。 拉尔夫记得：“当吉米说那句话的时候，我立刻有种奇怪的感觉。因为我们从来没说过‘回不来’这码事儿。” 两天前轰炸东京的行动确实很危险，因此大家都觉得轰炸父岛的任务可能相对容易一些，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让那么多没经验的飞行员，比如鲍勃·金、吉米、格雷迪他们去飞行的原因。但是吉米的第六感一定已经预感到即将降临的危险。无线电技师肯·梅雷迪思看出格雷迪好像也有顾虑。 肯回忆道：“格雷迪和我在甲板上握手的时候，我真的好害怕啊。格雷迪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笑容，但那时候他却没有笑。所以我觉得格雷迪可能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尽管我当时很年轻，但我还是感觉到了。” 吉米把皮夹交给了其他人，但是那天他也戴上了一样幸运宝贝。他的女朋友格洛里亚·尼尔兹后来对我说：“吉米在最后一封给我的信中写道，‘我现在要带着你送我的白围巾出发了。’” 就这样，三个美国小伙子，驾驶员金、无线电技师吉米和机枪手格雷迪，驾着他们的“復仇者”起飞了。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人预感到他们的这次飞行将会遇到特别的危险。虽然金也是第一次接受战斗飞行任务，但却并没有表现出不安和恐惧。所以，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回来了。 布置任务的那个人说错了，那天他们受到的防空反击非常勐烈。 “高射炮的炮火异常勐烈，而且也非常精确，”机枪手威廉·黑尔说，“空气中到处瀰漫着黑烟，我们被炮弹震得左右摇晃。我面朝着机尾，手里把着两挺机枪，寻找着射击目标，我真希望能尽快从那儿出去。” 飞行员丹·塞缪尔回忆道：“当时岛上的天空非常阴暗，在云层当中有个空隙。很多飞机就是从这个空隙里钻出开始俯冲，于是日军炮手就将密集的炮火集中瞄准在那里。” 舰载飞机的飞行员们开始逐个下滑轰炸。飞行员利兰·霍尔德伦，佛瑞德·劳弗因和弗洛伊德·霍尔在空中盘旋着，等待他们进行轰炸的时刻来临。 “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当你的飞机降低速度，停在一个地方的时候，”罗伯特·阿克布洛姆说。“一旦你开始俯冲了，你就能感到速度的存在，这时候你的紧张感就消除了。” 第82页 “在其他人开始俯冲之前，我们必须一直保持盘旋的状态，”利兰·霍尔德伦说。“盘旋的时候，你找到合适的一点之后就开始俯冲。如果你俯冲的角度与目标之间相对垂直的话，你的速度就会很快。但我们这架飞机盘旋时把圈拉得很大，所以俯冲时与地面间的角度并不是很垂直，这样一来，我们的速度就没有前面那架那么快。” 利兰载着佛瑞德·劳弗因和弗洛伊德开进了枪林弹雨中。战斗机飞行员阿尔佛雷德·博尔达克说道，“高射炮朝我们射来的时候，你能看到眼前是一个个小红点。当这些小红点越来越近的时候，就变成了棒球球棒头部直径那么大。而当时，你的眼前有上百个这样的红点。” 上百个红点中有两个击中了它们的目标：佛瑞德和弗洛伊德的飞机中弹了。劳弗因的“復仇者”起火了，他和无线电技师卡罗尔·霍尔，机枪手乔·诺特里再也没能走出那架飞机。 弗洛伊德的飞机没有起火，但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所以他只能进行水上迫降。利兰在完成俯冲任务之后立刻飞走了，因为弗洛伊德的飞机是小队中的最后一架，所以没人看到他和他的机组成员在水上降落时的情景。后来海军在给他们父母的信中的说法是，他们在降落后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弗洛伊德、马弗和格伦当时却安全地跳离了飞机，并将他们的救生背心充气。他们又湿又冷又害怕，但并没有死。他们落在水中的位置位于父岛和兄岛中间，兄岛是一处无人居住的荒岛，因为实在太小了，所以当时连名字也没有。由于某种原因，格伦同另外两个人失散了，他向兄岛游去，而弗洛伊德和马弗则游向了父岛。 弗洛伊德和马弗现在的位置与六个月前乔治·布希掉入水中的地方差不多，但当时布希的位置距离海岸要更远一些。当初，岩竹伸明站在悬崖上看到了布希被潜艇援救的情景，现在，士兵们还是站在那些悬崖上看到了水中的弗洛伊德和马弗。渔民福井和一级准尉征矢佐武郎奉命将这两个美国人带上岛来。他们乘着小船划了大约100码，在冰冷的海水中找到了弗洛伊德和马弗，“他们几乎不能动了……就快沉入水中，”福井后来回忆道。“他们嘴唇都紫了，看上去非常冷。” 上岸之后，日本人允许他们在火边取暖。弗洛伊德穿着连裤飞行服，马弗下面穿着白色羊毛内衣长裤。征矢准尉让福井给308营的指挥部打电话。电话线那端的军官下令把这两个飞行员带到308营，抓到他们的人在那里可以获得奖赏。 在308营的营部里，士兵们搜这两个小伙子的身，拿走了弗洛伊德身上的手枪和马弗的救生小刀。然后把这两样战利品都交给了的场少佐。 但很快的，岛上的人们就不得不再次躲藏起来，一批又一批的美军飞行员们飞来了。弗洛伊德和马弗被捆着带进了防空洞里。 的场少佐撤回到他自己的洞里，落下的炸弹在洒满阳光的室外炸开了，的场开始摆弄弗洛伊德的手枪和马弗的小刀。黑暗中，这位少校抚摸着那把手枪，一边喝酒，一边思索着。 成群的舰载飞机的袭击让这个小岛在那一天慌乱不堪。 “2月18日的轰炸是我所经歷过的最勐烈的一次轰炸，”高射炮炮手宇崎说道。“那一天约有1000架飞机参与了轰炸。身为一名高射炮炮手，我们几乎一直坚守在战斗岗位上，就连晚上也不例外。我们都非常疲惫。回到营房后只要一有机会就抓紧时间睡觉，但我们睡也睡不踏实。” 这些炮手们虽然疲惫不堪，但却非常敬业。“我们经常就在炮台边就餐，”末吉实郎中尉说道。同美国的飞行员相比，这些天皇的炮手们连停下来吃口饭的时间都没有。“他们发射的炮弹太多了，你甚至可以在发射到空中的炮弹上行走，”罗伯特·阿克布洛姆说道。拉尔夫·森奇沃尔特补充道：“好像岛上的每一棵树都在朝我们开炮。” 然而，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飞行员飞到岛的上空。飞行员耶西·诺尔跟在鲍勃·科斯比的飞机后面，他的左边就是鲍勃·金的飞机“復仇者”，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约克就在金的飞机上。耶西后来向我讲述了发生的事情： 我们飞到了约9000英尺的高空开始准备俯冲。我紧跟在科斯比的飞机后面。突然，高射炮打掉了科斯比那架飞机的右翼。他的飞机便开始顺时针打转，一边打转一边向右侧坠落。 科斯比的飞机翻着筋斗，落向了一边。后来狠狠地撞在了金的飞机上。科斯比的左翼撞到了金的飞机的炮塔和垂直安定面之间的位置。与此同时，科斯比的螺旋桨又刮在了金的左翼上，四片桨叶被打得稀巴烂。 金的飞机于是也开始打转。金当时想他们一定要坠毁了，于是告诉他的机组成员们跳伞逃生。吉米和格雷迪就跳了出去。我飞机上的伙伴们大喊道，“瞧，两个降落伞。” 金接着解开了安全带也准备跳伞，但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他的飞机又正过来了。他“把住了”，也就是说他控制住了打转的飞机，又把它正过来了。于是金继续飞行。 就在格雷迪和吉米跳伞的时候，科斯比的“復仇者”开始转得越来越快了。科斯比、机枪手卢·格里克和无线电技师吉尔·雷诺再也没有回来。耶西设想他们的最后几分钟大概是这样的： 第83页 科斯比的飞机在9000到10000英尺的高空就开始打转，不停地打转。假设他们那个时候还活着的话，就算他们都是壮汉，巨大的离心力也会把他们紧紧地钉在机舱壁上动弹不得。 如果他们那时候还是清醒的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会想尽一切办法逃出来。他们一定试着解开安全带，也试着把舱门撞开，但是他们根本无法离开座椅。 当一架装载着1.7万磅炸药的飞机打转的时候就会产生极大的离心力。就好像游乐园里飞碟一样不停地旋转，把你后背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它们是同样的原理。当科斯比他们下落的时候就是被这种力固定在了座位上，逃不出来。最后，他们栽入了海中，就这样。 吉米和格雷迪从空中飘落的一路上，身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他们的降落伞被包围在高射炮的炮弹中间，”乔·波恩回忆说，“我觉得他们可能已经被打中了，已经死了。”但是，这两个小伙子竟奇蹟般地安全降落在了离海岸不远的地方。 “我们飞了下去，准备给他们丢下一个救生筏，”拉尔夫·森奇沃尔特说道，“但后来我们没扔，因为我们看到吉米和格雷迪当时正在及膝深的海水中朝岸边走去。我们想，他们一定会被俘虏了，然后他们就安全了——至少我们是那么希望的。” 现在父岛上的日本人手中已经抓获了四名美国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马弗·梅尔尚、吉米·戴伊，以及格雷迪·约克。格伦·弗雷泽此时正在海峡另一端，躲在无人居住的兄岛上的灌木丛里。 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弗洛伊德和马弗都被关在308营的指挥部里。吉米和格雷迪是被275营抓获的，被带往立花将军的司令部。 有个大尉记得，立花将军当时鼓励士兵们去揍这两名19岁的美国小伙子。后来他还警告说，如果有人想保护这两个美国人而把他们带到防空洞里，或是以任何方式表现出对他们的怜悯，那么他对此将决不饶恕。 第二天是2月19日，星期一，吉米和格雷迪被带到了堀江义孝少佐的指挥部。这位少佐会讲一点英语，于是开始审问他们两个。格伦这时依然藏在兄岛上的灌木丛中。他一定在寒冷的冬夜里冻得瑟瑟发抖。他的军用水壶里还有满满的一壶水，身上却没有任何食物，但他心里还有一点点儿希望。 19日清早，弗洛伊德和马弗被带往308营的场少佐的指挥部，途中经过末吉实郎中尉所在的团。末吉和308营都有权处理这两名战犯，因此他们晚些时候将会讨论分别由谁来处决这两个美国兵。 弗洛伊德和马弗被绑在了一起，他们在警卫队队部外呆了三个半小时，从早上六点半到上午十点。在那里，每个想从他们身上体现民族气概的日军士兵对这两个毫无防御能力的男孩都恶狠狠地拳打脚踢。 末吉中尉很欣赏这两位小伙子承受痛苦折磨的耐力。他把手下的士兵们召集到这两名战犯面前。“我给他们每人喝了一口我酒壶里的威士忌，还给了他们每人一支烟抽，”末吉说道，“然后，我转向身后人群中的士兵们，对他们说，‘这两名飞行员是在为他们的祖国而工作，他们很勇敢，我希望你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榜样。’” 但是尊重并不意味着仁慈。前一天，美国的炮弹炸死了末吉手下的士兵，他要为他们报仇。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末吉对的场说到了岛上的伤亡状况，少佐发誓一定要严惩美国人。“末吉中尉想要处死一名飞行员，因为他想让手下的士兵们体会到击中美国飞机和飞行员的荣誉感，并希望以此唤起士兵们的战斗精神，鼓舞他们的士气，”的场回忆说道。 弗洛伊德和马弗被扔上了一辆卡车，然后被带往立花的指挥部，这样一来，也能让将军在他们身上出出气。但就在将军准备折磨他们俩儿时，空袭警报响起来了，立花不得不逃回他的防空洞。有个士兵费力地跑到弗洛伊德和马弗跟前，解开他们身上的绳子，并把他们带到了一处掩体内。立花将军看到之后大吼道，“你疯了吗？他们的死活不关我们的事儿。” 那天晚些时候，弗洛伊德和马弗被转移到了堀江义孝少佐的指挥部接受审讯，在那里，他们两个遇到了吉米和格雷迪。弗洛伊德和马弗是从“伦道夫”号航母起飞的，而吉米和格雷迪则来自“本宁顿”号航母。这是他们四人第一次见面，可这第一次见面看到的却是手脚被绑着的彼此，而且还时刻受到卫兵们的监视。他们是日本人手中的四个美国鬼子，是四个大难临头的美军飞行员。 就在吉米和格雷迪从飞机上跳伞出去之后，驾驶员鲍勃·金在飞行中队其他飞机的掩护下，以1000英尺的飞行高度飞回了航母。当大家看到他那架几乎没有左翼的飞机时，无不感到惊讶万分。而令人惊讶的地方还不止如此。这架飞机的尾部已经被科斯比的机头撞弯了。“就像一张纸牌从中间被折弯了一样，”耶西后来说道，“机尾从中间弯曲，并且耷拉下来。” “我们告诉他，他的起落装置已经失灵了，让他不要冒险了，”耶西说。“我们还告诉他必须在水上降落。”于是，金的飞机就重重地摔向了海面，在海水的巨大冲击下弯曲了。 第84页 “我扔给金一个救生筏，”罗伯特·阿克布洛姆说道。“我拿着救生筏打开舱门，向驾驶员喊道：‘接着!’” 金在落入水面的时候受到了严重的震盪，结果回来后的那晚只能在医务室里度过，但他活了下来，而且不仅活了下来，他第二天就又开始飞行了。但是这个年轻的飞行员就好像换了一个人。 “金是我这一生中见到的最伤心的人，”拉尔夫·森奇沃尔特告诉我，“他失去了两位战友，自己却活了下来。他没有说太多。我觉得他从没有真正地从那次飞行的阴影当中走出来，他受到的震动太大了。我们知道他经歷了怎样的痛苦，因此谁也没有指责他半句，他能活着回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蹟。” “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已经解开了安全带，’”耶西·诺尔回忆道。“大家都做过同样的事情。金给了吉米和格雷迪一个机会逃生。他望向机舱外去寻找伙伴们的影子。他在飞机调整过来之前也正想跳伞。飞机正过来的时候他非常吃惊。他当时都已经解开了安全带，准备往外跳了。” 回到“伦道夫”号航母上之后，战斗中倖存下来的飞行员们开始悼念他们失去的三位战友。 “每当有人牺牲时，”比尔·黑兹尔赫斯特说道，“他们就是牺牲了。大家对此没有怀疑，没有议论，甚至也没有过多的思考。弗洛伊德没能回来让我感到难过极了，真的难过极了。” “那些飞机和飞机上的人就那样消失了，”飞行指挥官泰克斯·埃利森多年以后对我说，“我们没有为他们举行葬礼，你能为他们做的事并不多。当你无法找到他们的遗体时，所能做的就只有把他们生前的物品包裹起来，然后寄给他们的家人。” 与格伦和马弗一起参军的朋友们把他们俩的物品装进了箱子，贴上标籤后寄给了他们的家人。比尔·黑兹尔赫斯特和乔·怀特当年与弗洛伊德一起度过了那么多“疯狂的周末”，现在他们两个被指派为弗洛伊德整理遗物。 “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上午来整理弗洛伊德的东西，收拾东西的时候我们小心翼翼的，”比尔对我说道。“我们把每件东西都整齐地包起来。但把他在夜总会里和女孩子们拍的一些照片扔掉了，因为我们觉得把这些照片寄给他的父母不太好。” 弗洛伊德的父母后来收到了装着这些物品的包裹以及一张日期标为1945年3月7日的便笺，上面详细列述了他们儿子的遗物：几枚衬衫袖扣，一部柯达相机，一支自动铅笔，海军飞行员证书，若干张相片，一个针线包，一个鱼竿上的绕线轮，一个皮夹子，一支鞋刷，一把剃鬚刀，一个修面刷，还有一双皮拖鞋。” 我知道弗洛伊德事先就预感到他一定会在战斗中丢掉性命，于是我问比尔·黑兹尔赫斯特，他和乔·怀特后来是否谈到过这件事，因为弗洛伊德回加利福尼亚州的时候曾与他们说起过他的想法，那时候他已经不再和伙伴们一起出去玩了，而是决定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 “后来我们经常谈起这件事，”比尔说，“但不是在他死去的那天。那天我们因为失去了一位亲密的伙伴都感到很难过，但我们只是彼此安慰着说，‘像弗洛伊德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死了，真是太可惜了。’” 在“本宁顿”号航母上，飞行员们也为失去了战友而难过。 “汇报中说他们撞在一起了，”肯·梅雷迪思说道。“我们回到了准备室。那些傢伙们已经不在那儿了，又有几张椅子空了——它们的主人再也回不来了。我向情报员讲述了我在空战中所看到的情景。随着汇报的深入，大家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画面，我们一下子意识到格雷迪和吉米将永远回不来了。” “那些飞机没有飞回来，”无线电技师鲍勃·马丁说道，“但你却无能为力。事情就是这样的，谁都有可能碰到这样的事。我们心里都明白，自己也会有那么一天的。” 上面派肯·梅雷迪斯去整理格雷迪·约克的遗物。“我没有扔掉格雷迪任何一样东西，”他的伙伴这样说道。格雷迪说过最脏的粗话也不过就是“蠢东西”，像他这样的乖孩子是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让他的妈妈看到的。 硫黄岛的长度只有五英里。在岛的南端是折钵山，那是一座约有555英尺高的休眠火山，正好和华盛顿纪念碑一样的高度，那的确是座“山”而不是“峰”。 当你一个人站在折钵山上注视着下面那片海滩时，就会惊讶地发现1945年发生的一切惨景仿佛就在眼前。当美国士兵们登上那片海滩的时候，坚守在折钵山中的日本人不仅能够看到他们，甚至还能清楚地看到他们手臂上的徽章。那些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就好像是射击场里的鸭子，走入了敌人们已经事先演练过好几个月的阵地，等待着被射杀。 我父亲所在的e连踏上硫黄岛的沙滩时，距离折钵山只有五六百码的距离。身为海军医务人员的父亲所乘坐的是二次大战期间最好的两栖攻击战舰。但是，这些坚强又勇勐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们在经过了四天的殊死搏斗后，才向岛上挺进了100码。从海滩到山边这段路途的岩石上涂满了美国人的鲜血。 第85页 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也要拿下这个岛的原因就在于，硫黄岛对于飞行员们来讲至关重要。 太平洋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战场。有时候，就算是一小块沙滩，或是像硫黄岛这样布满坚硬岩石的小岛也能对美国制定战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马里亚纳群岛——关岛、提尼安岛和塞班岛都在战争中为b—29提供了临时机场，以使这些飞机最终能飞向日本。 b—29是美国空中舰队中的远程飞机。有99英尺长，里面能舒舒服服地坐上10个人。这种机型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当它从马里亚纳群岛飞往日本的过程中必须要经过硫黄岛。若想通过最直接的路线到达日本，硫黄岛是必经之路。它所在的位置正好是马里亚纳群岛和日本之间的中点，而岛上还有两处飞机跑道和一个雷达站。一旦b—29靠近硫黄岛，雷达站就会提前两个小时向日本本土发出警报。此外还存在着其他风险。尽管美军飞行员们已经在太平洋战场上占据了优势，但身形巨大的b—29在前往北方日本本土轰炸的途中却很容易成为硫黄岛上小而灵活的战斗机的攻击目标。而且，在日本上空经歷了高射炮的袭击和空中混战之后，这些身受创伤的b—29还要在返回途中再次与硫黄岛上的战斗机交火。很多飞行员和机组成员就是在这样的战斗中葬身大海的。柯蒂斯·勒梅将军是第20航空队的指挥官，他曾发出警告说他的飞行员们再也不能承受这种损失了。硫黄岛已经对飞行员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影响了美军对日本本土的攻击，因此必须把它拿下。 首长们把征服硫黄岛的任务派给了美国成立最早的战斗部队——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战场上有很多陆军士兵，但只有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能够拿下硫黄岛这样的要塞。正如着名的歷史学家史蒂芬·安布罗斯所写，“海军陆战队队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出色的战士。”约有七万名陆战队员为了进攻硫黄岛接受了为期近一年的训练。（夏威夷有一处同硫黄岛的火山地形极为相似的“大岛”，我父亲的连队曾在那里练兵。他们甚至在那里找到了一座与折钵山“极为相似的”小山，并练习攀登那座多石的小山。） 在2月19日入侵之前，美军飞行员们对硫黄岛进行了整整72天的轰炸。战争结束后，海军的分析专家们宣布说，这个小岛是太平洋战争中惟一一处受到最勐烈轰炸的地点。美军共出动了2700架次飞机，投下了5800吨（1140万磅）炸弹。据美军航空拍摄的照片显示，硫黄岛上每平方英里的面积上就有5000个弹坑。尼米兹上将认为美军投下的炸弹“足以把岛上的一切炸成粉末了”。当时，一支由880艘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排着近70英里长的队列开向了硫黄岛。那些军舰上载着11万名官兵，最后将硫黄岛包围了。 登上硫黄岛的进攻部队由7万人组成，每个人身后都有1322磅的粮食补给作为后盾，这也显示出了美军当时强大的财力和实力。这支舰队所载的食物足够一座像亚特兰大那么大的城市的所有市民吃上一个月。但不要忘了，他们可是海军陆战队的官兵，所以他们还带上了一亿支香菸。 所有的这些就是为了拿下广阔的太平洋中那么一座堆满火山灰的小岛。如果你开车行驶在公路上，五英里的路程只需要开上五分钟。然而美军士兵们为了征服这五英里的距离却付出了36天的艰辛努力。你在诺曼第的海滩上开个茶话会的话，战争要等到24小时之后才会真正打响。可在仅有两英里长的海滩的硫黄岛上，战争却要紧凑的多。美军的小伙子们战死在海边几星期都没有人管。 硫黄岛的恐怖之处在于——战争的另一方并不是为了胜利而战。日本人战前就知道他们一定会输掉这场战争，他们不是为了生存而战。栗林将军制定了一套规则，称之为“圣战誓言”，并命令将其张贴在每一处掩体、洞穴和防空洞中。他写的不是“为了胜利杀死10个美国人”或是“杀死10个美国人，我们就有一线生机”。他写的是“在你死之前杀死10个美国人”。 在硫黄岛上打仗就好像你夜里回家时在车库里遇到了一个袭击者。这个袭击者就算你用刀捅他，他也不会停手；如果你朝他开枪，他还是会一直往前走；如果你把他的右手砍下，他还会用左手卡住你的喉咙——你可以朝他乱砍，但他还是会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恶狠狠地爬向你。金井启是美军在硫黄岛上抓到的一个战俘，被抓获时已经失去了知觉。他对我说，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教给他作战时的原则就是：“就算是胳膊和腿都没有了，还剩下一张嘴，还可以朝敌人吐唾沫。” 那些日本人都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他们为了给敌人造成最大限度上的伤亡自己跑到地下，成为了“洞穴里的神风敢死队”。他们在五英里长的岛上挖了16英里长的地道。这些地道的墙上都涂着清漆，里面宽敞的足以让部队直立跑过，还装了电灯用来照明。日本的工程师们在地面以下很深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多层军事之城。栗林将军的办公地点设在地下75英尺处。岛上的医院建在地下46英尺处，医院的床铺是从墙上凿出来的。整个折钵山都被挖空了，建成了一座共有七层的地下世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用混凝土加固墙壁，再在表面涂上灰泥，那里有排水系统，通风管，有电、水、蒸汽。日本士兵所持的枪枝有你能想像得到的各种尺寸，适合在房间和地道里使用。 第86页 在海军陆战队队员2月23日登上折钵山之前，海军和陆战队的舰载飞机先将山上的岩石烧软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往岛上投凝固汽油弹，”海军陆战队队员堂·豪厄尔多年以后告诉我。“折钵山从上到下变成了一堵燃烧着的火墙。” 凝固汽油弹是由哈佛大学的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发明的，他是一位科学家，在麻省理工学院、杜邦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从事科学研究。他们发现将环烷酸、棕榈酸同汽油混合在一起，就能产生一种类似凡士林状的、黄色的、有粘性的煳状物，这种煳状物会粘到物体上慢慢燃烧起来。这是一种理想的燃烧弹。这种凝成胶状的汽油能够粘到任何物体表面——房顶、墙壁、人，而且一旦燃烧便无法被熄灭。它不溶于水。如果你手背上不慎落上一小滴，那你只能等着它自己烧完。如果你想用力将火拍灭，结果将导致手指连同整个手都被烧焦。 “飞行员们围着山顶往下投凝固汽油弹，”豪厄尔说道，“那些汽油弹沿着山坡一路烧下去。整座山都会燃烧起来。在我们爬上山以前，飞机把整座山都给烧焦了。我们当时就想，山上的人是怎么忍受这一切的啊!” 堂·豪厄尔就在我爸爸前面往山上爬，一路上不断朝山洞里查看。他看到有些日本人还有唿吸，但他们那时已经动不了了。他说：“他们看上去吓坏了，一个个儿呆坐在那里，全都像喝醉酒了似的，他们的眼睛睁着，但却好像睡着的样子，看到我们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去拿身边的来復枪。他们身穿着整齐的军装，但是都躺在地上，就像昏过去了一样。” 后来，新闻界的报导以及约翰·韦恩在电影《硫黄岛浴血战》里的英雄形象都歪曲了真正的史实。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没有一个日本人向第一批登上折钵山的40名美国士兵开枪，也没有一个日本人手拿军刀向陆战队队员砍去，日本人连一枚手榴弹也没有扔出。 罗伯特·利德说道：“我们很紧张，心里想着敌人可能会突然跳出来，或者我们当中也许会有人踩到地雷。但是，当时一切安静极了。没有一声枪响。我们只用了40分钟就登上了山顶。”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为什么折钵山上顽强的日本兵们在最后关头没有一个人冲出来。没有一名日本兵活着从山洞里走出来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因为你没有给他们一点机会，”豪厄尔对我说。“你只是开枪把他们打死，或者往山洞里扔一枚手榴弹。”）但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飞行员们投下的雨点一般的汽油弹燃烧后，将山中的氧气都吸走了，导致了山洞里的日本兵窒息而死，或者说，他们至少是陷入了堂·豪厄尔所描述的那种昏迷状态。 有一张照片上反映的是硫黄岛上升起美国国旗的情景，这张照片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赢得了永久的地位，而且也成为摄影史上被重洗次数最多的惟一一张照片。但是直到现在也几乎没人知道，就在印第安小伙子艾拉·海斯在硫黄岛参与升旗的同一时刻，另一位印第安海军陆战队队员正在150英里以外忍受着痛苦。 就在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海军陆战队华伦·厄尔·沃恩上尉已经在一艘载满替补飞行员的驱逐舰上等待任务了。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约克所在的航空母舰“本宁顿”号上已有多位飞行员牺牲了，为了填补那些留下的空位需要补进更多的飞行员。于是，华伦·厄尔被送到了“本宁顿”号上。2月20日、21日、22日，他在航母上空进行了飞行巡逻。2月23日对父岛的轰炸是他第一次参加飞行战斗。 阿奇·克拉普那天在华伦·厄尔身后的那架飞机里。他对我说，“我们那天要去轰炸的目标非常危险，高射炮炮火十分密集。华伦·厄尔的飞机中弹了，他的机翼被打断了。当我飞到轰炸目标上空的时候，我看见他正乘着降落伞往下落，他掉入水中之后开始向岸边游去。” 在飞机中弹之后，华伦·厄尔的表现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举动。他从那架“海盗”号中跳伞出来，脱开降落伞后，为了避免呆在北太平洋寒冷的水中因体温过低而死，他开始向岸边游去。那些要抓他的人看到他正一步步游向他们的手心。接着，华伦·厄尔作了一件很不体面的事——为了活命，他投降了。 而那些抓住华伦·厄尔的人也并不是伪君子。因为他是个美国人，他们认为不应该将他处死。他们不会先杀掉一名战俘，然后再在敌人面前请求饶命。他们相信受人尊重的武士永远不会成为战俘。 而此时的硫黄岛上，那些日军官兵们正用自己的生命证明着这种荣誉的法则。 就在硫黄岛上升起了第一面美国国旗之后，堂·豪厄尔走进了折钵山中检查日本人的洞穴。后来鑑于其在战争中的英勇事迹，他被授予了海军十字勋章。他向我讲述了检查山洞时的情景： 我们手拿着来復枪静静地侦查着。突然，一个日本人出现在山洞口。他手里有一支来復枪，但是他并没有把枪对准我们。他只是端着那桿枪，根本也没打算朝我们开枪。他像个疯子一样开始大声尖叫。他一定知道如果他那么叫的话，我们就会朝他开枪。如果他手里没有拿着武器，双手举过头顶，静静地从洞里走出，我们就会把他抓为战俘。可是，我们最后开枪打死了他。 第87页 又有人陆续出来。他们每次只出来一个人，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经过任何组织。我们没有遭遇任何有组织的反抗。他们手里拿着来復枪或者是军刀，就像疯了一样到处乱跑。他们是在宣布自身的存在。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的结局，该是他们死去的时候了。他们希望在为国捐躯后，前往他们灵魂的狩猎场。 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没人能够真正理解他们。 再回到父岛上看看那里的情况，没有人明白华伦·厄尔为什么那么想活下去。一个士兵的天职就是为祖国而死，决不投降。日本人知道，战争，就是有关胜利和死亡。 不久之后，这个无人岛上的切罗基族人就从中得到了教训。 第十五章 人肉宴 如果有人胆敢违抗命令，即使他有存在的价值，也不要呆在父岛上。我的原则就是谁不听从命令，我就处决谁。 ——吉井大尉，关岛战犯审判，1946年 1945年2月23日，美联社摄影记者乔·罗森塔尔按下快门拍下了六名美国士兵高举星条旗的照片，也就在这一被定格为永恆的时刻，华伦·厄尔·沃恩乘着降落伞降落到了苏里巴奇山北面150英里处的水域。第307营队的石渡士兵给了他一根绳子，把他从悬崖旁拉出了水面。上岸后，士兵们给他递了支烟，并让他在火堆旁暖暖身子。 父岛上到目前为止关押着华伦·厄尔·沃恩、弗洛伊德·霍尔、吉米·戴伊、马弗·梅尔尚和格雷迪·约克几名飞行员，而格伦·弗雷泽则仍藏在兄岛上，至此时尚没有被发现。 押送华伦·厄尔到立花将军指挥部的士兵说他身高7英尺，面貌英俊，古铜色的皮肤，留着长长的棕色的头髮。另一位士兵则这样描绘他：作为一位美国人，他的肤色有些黝黑，但相貌看起来很严肃，身材魁梧。 当华伦·厄尔被押抵司令部的时候，将军早已决定好了这些战俘的命运。在堀江少佐的指挥部里，弗洛伊德·霍尔、吉米·戴伊、格雷迪·约克已经被审讯了五天，现在他们的处境即将发生变化。 的场少佐回忆道：“将军有令，堀江少佐审讯战俘一完毕，就马上把他们处决。首先处决吉米、格雷迪和马弗这三名士兵。” 吉米和格雷迪两人被送到立花将军的司令部，那里的人将他们俩和华伦·厄尔三人捆绑在树上，一绑就是三天，而马弗被送到了的场少佐所指挥的第308陆军营的营部。堀江少佐承认说：“在第308陆军营和立花将军的司令部里，人们的心里都充满了太多的仇恨。” 的场少佐曾答应过寺元纯一中尉要处死一名战俘，现在的场要履行诺言了。2月18日勐烈的轰炸过后，仅穿着一件白色长罩衫的马弗，被从的场的营部里带到了寺元纯一中尉那里，到达之后便被绑在了一棵树上等待着被处决。 2月23日也就是进攻硫黄岛的第五天。当时美国并无意攻占父岛，而只是打算拿下无线电台切断日本的海运线而已。可是日本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以为该岛位于美军进攻日本的必经之路上，便想当然的认为美军迟早要进攻该岛。内田有纪中尉说：“我们当时以为美军下一个要拿掉的就是我们。”因此，岛上的美军便犹如被囚困在监狱里的犯人，一边听着隔壁的战友饱受折磨时的惨叫，一边等待着自己悲惨命运的到来。一位名叫万丹的中尉后来这样描述士兵们当时的情绪： 士兵们异常绝望，大多数人以为硫黄岛失守之后，敌军便会来到父岛。 当时空袭十分频繁，2月份尤为勐烈。白天的时候，他们用火箭弹轰炸，并派飞机进行低空扫射，哪个地方也别想逃过。在夜间他们扔定时炸弹，白天则派飞机来进行低空轰炸，我们再小心也无济于事。晚上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躲在防空洞里，所以一天大约只能睡上两个小时。 至于日常供给，日本部队的补给线已被切断。所有部队的供给大为减少，因此有时不得不吃一些可食用的草啦，蜗牛等等来充飢。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士兵们的神经都有些崩溃了。 寺元纯一中尉召集了士兵把马弗围了起来，递给他一杯威士忌酒和一支烟，然后转向集结的士兵说：“我们要和前来空袭的飞机做斗争，还要不断地加固阵地，整天没命地干，已经筋疲力尽了，俘虏也已筋疲力尽了。战争对双方来说都非常的残酷。我们在岛上战斗得非常勇敢，他也经歷了枪林弹雨，可以说是九死一生，虽说是我们的敌人，但也十分勇敢。被捕以来，就从没掉过一滴眼泪。” 尽管是在中尉的要求下才处决那名俘虏的，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并没有在公开场合处决，而是秘密处决了他。中尉仅是命令野村少尉一人去把俘虏解决掉。当时他认为在岛上的墓地处决战俘最好不过了，因此便在下午晚些时候集结了一小群人。 “上面有命令说让他们去‘做点事情’，”一个名叫岩川的士兵后来这样说，“因此我便拿了铁锹去了墓地，然后有人告诉我说让我挖个土坑。” 尽管没有记录证明是否有人告诉过马弗即将到来的命运，但他当时一定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双手被捆到了一起，沿着小路走着，押送他的那群士兵每人手里拿着铁锹。莱梅中尉身子的一侧斜挎着一把日本军刀。 第88页 马弗向墓地走去的时候，他的机关炮手格伦·弗雷泽拿着一包饼干被押到了的场少佐指挥的第308营部。 格伦那天一早便醒了，他已在这个狭小的荒无人烟的岛上呆了五天了。他带着自己的餐具，还有剩下的一点水。由于他在2月18日早餐后就再也没有进过食物，因此决定不能再这样继续藏下去了。 格伦正常时的体重为110磅，可是由于没吃没喝，这个19岁的大小伙子当时一定没有100磅重。他当时在父岛和兄岛之间的海域里看到了福井和山田两位渔民，而正是福井和另外的几个人把格伦的那两位兄弟给拉上了岸。 早晨，美国飞机出现在上空时，这两位渔民驾船到了兄岛的附近，然后躲到了岩石堆里。空袭结束时，他们再次驾船离开了那里，就在那时他听到海滩上有人在唿叫。 他们俩听到喊叫后转过头来，便看到格伦高举着双手从树丛后走了出来。格伦当时用手指了指嘴，他们便知道他是说自己饿了。 “我当时喊道，‘过来’，”福井回忆说，“他从桥墩的方向朝我们走来，我们想他不会对我们开火，就向他那边划过去，然后山田把那位飞行员接到了船上。看到他那么瘦小，我感到惊讶不已，那么瘦小，山田根本没费什么劲就把他弄到了船上。” 格伦穿着一件有毛领的棕红色夹克，粗布制服，下面则穿者一条蓝色的裤子和一双棕色的鞋子。他手上戴着银戒指，腰带上挂着把救生刀，并带着些餐具。山田还说格伦有着一头“火红色”的头髮。 格伦在船上时打手势想要吃东西。两位渔民没有什么东西给他吃，就给了他条生鱿鱼，可是格伦并没有接受。靠岸后两位渔民把他带到他们的鱼棚里，给了他许多饼干和水。为了感谢福井在他飢饿时给他吃了那么多饼干，格伦摘下戒指送给了他。福井回忆当时的场景时候说：“他当时眼中噙着泪水，感激的不得了。” “我把饼干一拿给他，他便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转眼间就吃光了。他在那里一直不停地吃。” 不久之后来了命令，要求把格伦带到第308营的营部，后来就来了辆卡车把他给带了过去。 一西嘉木是第308营的长官。当时格伦虚弱不堪，因此根本就没再麻烦把他给绑起来，而是把他扔在警卫室的一块垫子上。 那天的场少佐正在指挥部里给指挥官们开会。会上军官酒鬼们大吃大喝，而当时他们的士兵可吃的东西很少，却不得不干开凿洞穴的苦活。 的场少佐和其他狂欢的军官大吃大喝了三个小时后，在下午4点钟，有人前来告诉他们外面有一名美国战俘。这名战俘本应该被马上送到立花将军的指挥部的，但那样的话便搅了整个宴会，因此的场少佐下令将格伦押在他那里等到第二天再说。 当时和的场少佐一起喝着日本清酒的军官中有一位名叫中岛的大尉，他是一位臭名昭着、十分残酷的酒鬼。人所共知，他总爱拿着一根棍子暴打他手下的士兵。这一“武器”是用树干做的，大约有3英尺长，1英尺宽，很多士兵都已领教过他的厉害。 下午时光渐渐流逝，中岛大尉喝得酩酊大醉，就连的场少佐都开始训他说他喝的太多。这时中岛从桌边站了起来，抓起棍子，怒气沖沖地离开了宴席，此时大约是下午6点钟。 田中一崎大尉当时正在不远处的一个房间里审讯格伦，这时中岛来到了那里。 “他喝得醉醺醺的，”战地医务急救员森江博（当时大约有10名士兵在场，他是其中的一位）回忆说，“他喝多的时候，简直就像个疯子，没人能够阻止他。因此他向我们走过来时，我们向后退了退。” 中岛大尉发疯似的质问格伦，可是这个可怜的孩子又怎么能够听得懂呢，他当时一定惊恐不已，甚至有些迷煳。他瘦弱不堪，好多天都没有吃饭了，今天刚刚吃了头一顿饭，而此前杉土大尉曾好多次把他打倒在地。 “我当时也打了他好几拳，”中岛后来坦言道，“就是想知道在硫黄岛附近到底还有多少架飞机，坠毁的有多少，被击落的有多少。”而喝得醉醺醺的中岛大尉，不用翻译，却指望格伦能用手势回答他的问题。 醉醺醺的大尉高声吼着，不停地质问着格伦，而19岁的格伦则迷迷煳煳，因此而没有及时地回答问题时，大尉便拿起棍子向格伦打过去。“中岛大尉那时便开始用棍子来揍战俘，”森江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中岛大尉打格伦第一棍的时候，他坐在一张椅子上，而一顿恶打过后他浑身是血，之后，便身子向后一仰躺在了地上。棍子重重地打在他的头骨上的时候，他痛苦地呻吟着。在打了10棍之后，格伦的头部和脸部早已鲜血淋淋，而中岛都累得气喘吁吁了。 后来，中岛大尉向的场少佐汇报说他把战俘给打死了。“当时少佐对我说，我打死了飞行员，按道理应该毙了我，”中岛大尉说。但是少佐说此番话的目的并不是说他关心那位飞行员的死活。“少佐说应该毙了我，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从飞行员的口中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我便把他给打死了，而并不是因为飞行员的死。” 后来，一伙士兵在附近挖了一个土坑，把格伦那鲜血淋淋而瘦弱的尸体放进去埋葬了，随葬的还有他的餐具。埋葬格伦的地方没有任何标志，也没人在任何一份报告中记下他的名字。每当提起他的时候，人们都以“战俘”或“飞行员”来代指。 第89页 “我当时并不知道那位战俘的名字，”中岛大尉后来承认道，“在当时，问他的名字简直都有些多余。我打死了那名飞行员，却不知道打死的是谁。” 傍晚时分，也就是格伦刚刚被杀害之际，话务员马弗·梅尔尚也被带到了自己最终的安息之地。墓地就在大道旁边的一座小山上。莱梅中尉和马弗两人在大道一旁停留了片刻，拿着铁锹的士兵则列队向坟墓的方向前行。几分钟过后，莱梅中尉带着马弗来到了小山上。 若干年后，我沿着那条小道前行到墓地时，感到那里死一般的静寂，当初大树巨大的树冠一定使得傍晚时分更加的昏暗。沿着小山向上不用爬几步，便能看到一块块的墓碑。这里的墓碑又高又窄，和美国的矮矮的墓碑很不同，马弗在当时一定意识到了那是一片墓地，况且那里还有一孔刚刚挖好的墓穴。 在这孔新的墓穴旁边，莱梅中尉递给了马弗一支烟。面对此情此景，马弗并没有慌乱，而是静静地抽着烟。 后来有人把话务员马弗·梅尔尚的双眼蒙了起来，把他带到墓穴边，让他跪在那里。 当时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啊。飞行员查理·布朗驾驶的飞机于2月26日在东京上空被击落后，他以为自己要被砍脑袋了。当时有人把他的双眼给蒙了起来，让他跪在那里，伸出脖子。“我当时想，死就死吧，”查理说，“想到脑袋将要被砍掉时，我既不害怕，也不惊恐。而恰恰相反，我感到非常的镇定，也许就像我要昏倒前血液冲到我脑袋里的那种情形。我的生命没有在我面前惊恐的摇摆不定，我很平静。现在想来，我当时所想的就是希望父母不要知道我是怎样死去的。” 读了舍温·努兰的专着《我们是如何死去的》，我们便可以得知，查理当时的镇定是有医学根据的。努兰写道，当遇到恐怖情景的时候，人体内便释放出一种自我生成的一种叫做内啡肽的麻醉性物质。“内啡肽的生成是哺乳类动物和其他一些动物保护自身免受情感和身体侵害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天生的生理机制，可能出现在史前阶段的野蛮时期，因为那时威胁生命的突然事件常有发生。”在分析一个女孩被谋杀的案例时，努兰博士如是写道：“我深信这是自然发生作用的结果，这样的情况很多，它能提供一定的剂量，让即将死去的孩子保持镇定。” 穿着长罩衫的马弗跪在刚刚挖出的泥土上面。 “莱梅中尉把刀举了起来瞄准了两下，”一位名叫石压的士兵说，“接着他让我们向后退一退，说别让血溅在身上。” “中尉对着战俘的脖子比划了两三次，”岩川回忆时说，“我们那些挖墓穴的人都不愿看当时的场景，所以我们向后退了好几米。” 刀落了下来，从马弗的脖子上滑落过去。“当刀砍到脖子上的时候，”岩川说，“他只是轻轻地呻吟了一下，并没有大喊大叫。” 砍了这一刀后，中尉便把刀收了回去，马弗便向前一个跟头栽在了墓穴中。莱梅中尉命令士兵把他的尸体埋起来。岩川看到马弗的尸体躺在墓穴里的时候，他又突然意识到莱梅还有一件事情没做。 “脑袋还没有完全被砍掉，”由奈说，“几乎就砍掉了，但脖颈处还有一块皮连着。”如果当时马弗死去的尸体被直立起来的话，那他的脑袋一定耷拉在他的胸上，悬在脖颈上。 夕阳落到地平线以下的时候，穿着长罩衫的洛杉矶人马弗·梅尔尚早已被埋掉了。马弗在这个世界上整整生活了19年6个月零2天，参军也快有两年了，当初参军还是听了他兄弟小霍伊特的主意，说是参军能让生命更加精彩。 *** 马弗被害的第二天，即2月24日，星期六，的场少佐来到了立花将军的司令部见将军。当时少校和将军都已意识到硫黄岛附近的战斗是多么的残酷，而自己的士兵又是如何被消灭掉的。父岛的士兵任务繁重，疲惫不堪，补给也非常的有限，并且还担心马上就要遭受轰炸。但在午后他们度过了最愉快的时光——一起喝日本清酒。他们当时一定喝醉了，但无法知道他们醉到什么程度。“的场少佐告诉我他们两人一连喝了三天。”福田大尉后来告诉我。 “在将军的司令部里，”的场少佐后来回忆说，“我们喝着清酒，喝着喝着话题就转到了驻纽几内亚岛的日军上了。后来我和将军还谈到那里的军队因补给严重短缺，而最终不得不吃人肉活命的情况。” 这两位精神勇士谈论的话题，就是对醉醺醺的他们来说也有些毛骨悚然，但却非常的刺激。东京的精神勇士向纽几内亚岛派遣了15万大军，他们原本没有计划好这次行动，而且对那里可怕的热带环境知之甚少。他们极不负责任，没有给大军提供充分的补给，而是命令他们以当地的给养为生。可是在纽几内亚岛上连当地的土着居民都过着非常艰难的生活，那里的土地绝没有中国肥沃。海上运输线被切断时，日本的将军们就干脆置那些被困的士兵于不顾，让他们自生自灭。 对于驻在纽几内亚岛上的几乎所有士兵来说，这无异于判处了死刑。他们没有食物可吃，便开始吃自己兄弟的尸体。少佐和将军两人边喝着清酒，边谈论着那里的情况，脸上却意外地显露出非常羡慕的神情。 第90页 下午过半的时候，第307陆军营的长官加藤大佐给立花将军的司令部打电话邀请将军和的场少佐两人到他的指挥部去参加一个酒会。 “我们是步行去的加藤大佐部队的营房，”的场说，“可我们到达时，却发现那里的酒和下酒菜根本就不够。”福田大尉回忆说：“我们当时就只有两瓶清酒，的场少佐开始吆喝着要酒。” 人人都知道哪里有大量的清酒——立花的指挥部，福田给那里打了个电话让多送些酒过来。 当时桌子上摆着个日式肉片火锅。要做肉片火锅，应先把一个盛满汤水的沉重的平底锅加热，然后往锅里加入一些鱼、肉、蔬菜、面条，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放在一起煮。 立花将军看了一眼桌子上的肉和蔬菜后，便咕哝着说肉根本就不够大家吃的。 “的场少佐气的不得了，”福田说，“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第307陆军营饭桌上的菜里肉不太多。” 见此情景，第307陆军营的人吓坏了，然后寻思着如何确保大家有足够的肉吃，以免挨一顿暴打，可就在这时，喝了不少酒一连数小时转来转去的立花将军却突发奇想。“将军问了我处决战俘的情况，并说多搞些肉。”的场说。立花对那里的人说：“一个人要敢吃人肉，就必须有足够的胆量。”当将军谈到吃人肉的时候，他用的词是“胆量”，可具体指的是肝脏，笼统说来是指人体内的各内脏器官，这个词还有精神或思想的力量的意思。在日语中这个词是‘kimogaookii’，表面意思是某人的胆子很大，但实际意思是说某人很勇敢或某人胆量很大。因此，当立花将军说要吃马弗肝的时候，表面上虽说的是一种器官，但其中的内涵绝不是表面上的那些东西。 的场少佐在下午四点半左右给第308陆军营的营部打了个电话。“从电话上来听，的场少佐喝醉了。”当时接电话的嘉木大尉说。的场少佐命令嘉木大尉把马弗的肝脏割下来。 “我告诉少佐说马弗的尸体早被埋了，因此试图劝说他放弃从尸体上割肉的想法，”嘉木大尉说，“我力劝少佐不要从尸体上割肉，但他命令我告诉医务官把尸体挖出来，然后把肉割下来送到他那里去。” 是命令就要服从。嘉木大尉只得命令营部里的外科医生寺木去干这件龌龊的事情。当时值班的战地医务急救员森江博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说： 外科医生寺木来到伤兵区，和他一起前来的还有另外两名士兵，他让我准备好一些医用工具，但并没有告诉我要去干什么事情。我以为是别人打电话来说，发生了突然事故，便准备了一个急救箱。寺木对我说：“跟我来。” 当我们到达墓地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有人告诉医生哪个是马弗的坟墓，然后医生就让那两名士兵开始挖掘。 医生告诉我说这是的场少佐的命令，少佐命令我们分解尸体，取出马弗的肝脏。由于我当时知道飞行员是昨天被干掉的，尸体早就腐烂掉了，所以我不愿意干，但医生说这是命令。 那两名士兵将尸体挖了出来，当时尸体上仍穿着长袍子。人是被斩首的，尽管脑袋和脖颈还有一点点的皮肤连着，但脖颈处已经被砍开了十分之七。 尸体被挖出以后，寺木医生便从我手中接过一把解剖刀，并告诉我说要马上解剖尸体。 寺木随后命令我把马弗的一条腿砍掉。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这是的场少佐的命令。”在日本军队内部有个惯常的做法，那就是当全尸得不到很好的安葬时，便常常将其中的一只手或一只脚砍下来，给以很好的安葬。因此我当时以为这次也一样，就开始砍他的一只脚。 这时寺木又对我说：“不应从脚跟处砍，而应该把他的整条大腿给砍下来。”听后我便问：“为什么要这样？”他接着回答说：“这是命令，没什么好问的。” 我接着又问道：“我真要把他的整条大腿都砍掉，包括里面的骨头？”寺木回答说：“不必了，只需要把腿上的肉切下来就行。” 寺木把马弗的胸腔打开，把肝脏从里面给割了出来。我则从他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那块肉有四英寸宽，一英尺长，大约有六磅重。 寺木用白玻璃纸把肝脏和那块肉包裹了起来。 从伤病员区来这里的时候，我随身带了纱布绷带和药用棉花。我把纱布放在腿部的伤口处，便开始给它包扎。我取出针和线，然后问医生要不要把尸体的开口处给缝起来，医生告诉我说天色已晚，他是不会干那事的。说完话后，医生转向士兵，告诉他们把尸体埋起来。 肝脏和那块肉被割下来大约20分钟后，杉木中士来到了这里，并从寺木医生那里把那一包东西取走。 后来杉木中士把这包肉送到了第307陆军营的营部。人们把马弗的肝脏和大腿肉切了切，放到了肉片火锅的旁边，好待会儿煮了吃。 “的场少佐和立花将军要吃那些肉，我便给他们送了上去，”福田说，“少将说：‘要想成为一名强悍的士兵，就要吃这种肉。’” 将军一边命令其他人吃，一边说这也是表现一个人“最基本”的勇气的时刻。少将说：“人肝是一种良药。”可是整顿饭并不是他说的这个样子。“将军和少佐基本上把他们那份吃完的时候，防空警报就响了起来。”嘉木后来回忆道。 第91页 那时立花将军都喝的晕头转向了，嘉木迅速地把他转移到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里。“的场少佐没有和将军一起躲到防空洞里面，他说什么子弹的，炸弹的，根本伤不着他一根汗毛。”嘉木说。 “空袭过后，立花由于先前喝的太多，所以动弹不了。”嘉木回忆时说。当时，这只“食人兽”不停打着唿噜，有人把他拖到了一辆轿车里，送回了司令部，在司令部里他睡了一天一夜才醒酒。的场少佐则躺在指挥部的地上睡到了第二天才醒。福田大尉说他睡得太死，甚至都不知道给自己盖条毯子。 第二天早晨，的场少佐命令别人把吃剩下的那块肉送到将军的司令部里。后来，少将说他根本没记得自己曾下过这样一道命令，但他也承认说很有可能是下了道那样的命令，因为第二天他一早又开始喝酒了，可能是他醉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吃马弗·梅尔尚的肉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叫什么犯罪。精神勇士吃人肉宴是合法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保存了这样的一份秘密命令的原件，这份和吃人肉相关的命令是澳大利亚军队在纽几内亚岛上找到的。澳大利亚档案保管员把它命名为“第80.107号文件”，发布这份命令的是菊太郎少将，当时他是第四十一集团军的总司令。命令的原件上面标有“绝密”的字样，发布的时间是1944年11月18日。命令是下发给“各位指挥官”的。菊太郎少将解释说他发布此条命令的原因是“最近在各支队管辖范围内各种犯罪时有发生，比如谋杀、抢劫和食人肉等。”在后面，他进一步提出解决谋杀和抢劫等问题的办法，也就是惩罚措施。最后他提到时常发生的吃人肉的问题，并写道“明知人肉（不包括敌人的）而食之者将被处死，因为没有比那更糟糕的犯罪了。敌人的肉除外”。 这份文件多少让人感到些奇怪，倒不是仅仅因为它能证明食人肉现象的存在，更是由于竟然有人就这个问题写了这样一份文件。就我所知，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军队里，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只有日本军队里才有。 2002年8月，我採访了一位名叫比尔·赫基斯的澳大利亚人，採访时他已80岁，说话温和，当时他是澳大利亚驻纽几内亚岛的一名下士。在训练时，他和列兵约翰·布里斯建立起了友谊。比尔告诉我说约翰当时是一位来自乡村的快乐男孩，而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睡在一个帐篷里面，他们俩那时都22岁，经常诉说彼此家乡的事。 1943年年初，比尔曾和约翰在纽几内亚岛上并肩战斗过，那可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地区之一。比尔当时率领着40人侦察队前去参加战斗，在行军途中遭到了日本人的伏击，那里的灌木丛非常茂密，所以很适合隐蔽打伏击。有六名队员在伏击中牺牲，其中有约翰·布里斯，他们就这样在比尔的身旁倒下了。比尔当时并没有被打中，但他不得不撤退，顾不上管约翰的尸体。 第二天，增援部队到达。第三天的时候，澳大利亚军队开始了反攻。如今茂密的灌木丛有利于澳大利亚军队作战，他们可以隐蔽在灌木丛中给日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遭到突然袭击之后，日军开始逃窜，慌忙之中来不及带走装备和供给。 两天后，比尔惴惴不安地来到了弟兄们刚刚牺牲的地方。他来到布里斯下士倒下的地方，发现他的尸体仍在那里——可是当时他的尸体已经成什么样子了！ “他身上的军服已被扯掉，胳膊和腿上的肉也被割了下来，”比尔说，“他们把他的肉给切了下来。” 比尔又向前走了走，发现日本人的饭缸里有些肉比较可疑，一位澳大利亚医生经过确认后说那是人肉。 此时此刻，比尔的心中既感到震惊，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被打死。“我们当时真的有些受不了，”他说，“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当时根本就没有别的人来安慰我们。”后来，澳大利亚军队情报处责令比尔不要把当时的情况公布出来，并令他写下保证书，保证今后25年内不会提起此事。比尔告诉我说他离开纽几内亚岛后，当时的场景就一直萦绕着脑海。而他的一些朋友在看到当时场景时，精神上受到了刺激，以后就从来没有好过。他告诉我说他的那些朋友们在看到列兵布里斯尸体上的肉被切下来后剩下的骷髅时“大脑受到了创伤”。我问比尔，敌人为什么要吃人肉?他回答说不知道，但说听人说吃人肉会让人增长一些勇气，并让他们感觉到比敌人优越。 现年80岁的比尔·赫基斯如今仍然时常做噩梦，他的脑海里也常常出现约翰·布里斯被曝尸荒野的场景。比尔说：“事情都过去60年了，可当我脑中浮现出当时的情景时，总感到恍如昨日。”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有关二次大战的档案中，有很多记录着日本士兵食人的场景。比如，在一个档案中记载了这样的情况：在派往纽几内亚岛的157646名日本军人当中只有10072名活了下来。在和盟军的战斗中牺牲的是少数，绝大多数死于疾病和飢饿。当时青砥将军一定知道他们的士兵所遭受的疾苦，他写道：“纽几内亚岛上的食人事件时有发生”。日军当时面临着飢饿，无东西可吃，因此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了。很多时候，他们所能找到的只有自己弟兄的尸体。 第92页 时任日本驻南太平洋海军警察部队长官的野木，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一位陆军中尉给他讲述的这样一个故事： 在岛上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因此我们决定抓阄儿，输了的人将被杀死，再被吃掉。于是输了的人开始逃跑，我们便开枪打死他，然后把他吃掉。你也许会以为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会强暴当地的妇女，但我们并不认为她们是发泄性慾的对象，而是把她们作为飢饿后吃掉的对象。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性慾可言，况且强暴妇女会消耗我们太多的体力，因此我们从不干那事儿。我们天天梦想着能得到食物。我有一次在深山里遇到了一些士兵，他们拿着切掉的人胳膊和人腿。当时我们并不怕游击队，反而却怕我们自己的士兵。当时那里就是这样一种可怕的景象。 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这些日本天皇的军队还是希望能吃到一些非日本士兵的人肉。在纽几内亚岛上，日本军人称联军士兵为“白猪”，而称当地人为“黑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很多档案都记录了日军在战场上把战死的美国士兵搬走的情况。歷史学家田中有纪如是写道：很明显，当时日本士兵是从激战区把战死的美军士兵收集起来，再把他们搬到所驻扎的营地那里煮熟，然后吃掉，而在同时有另一些士兵阻击联军，防止他们把战死的士兵搬走。这表明这些吃人的情况不是一个个孤立或单一的情况，而是一个系统过程的一部分。 1943年4月23日，陆军中士e.迪克斯和驻守在纽几内亚岛的第136营的克利奈·兰姆发现了他们那名失踪已四天的军士的残骸。这两位美国士兵如实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那名军士大腿上的肉以及两条小腿都被砍掉了，最下面的肋骨处的肉和皮肤已被割掉，胸腔也被打开。由于面部仍然完整，所以还可以辨认身份。同时他们在附近的一处日军掩体里发现了一个炖锅，看到里面大小有点像那名士兵心脏和肝脏的东西。 在1945年5月20日，澳大利亚的一名陆军准尉c.雨果写了一份宣誓书，其中记载了他在纽几内亚岛发现了他的一位弟兄的尸体时的情景： (a)身上的衣服已被剥光。 (b)两臂已经被从肩处砍掉。 (c)胸腔已被打开，里面的心脏、肝脏以及其他的一些内脏已被取出。 (d)身上的所有肌肉都已经被切掉，所有的骨头露了出来。 (e)双臂、心脏、肝脏以及其他的内脏都已经找不到了。 (f)尸体上惟一没有被动过的地方只有头和脚。 (g)离尸体四五码处有一个日本饭缸，里面盛的似乎是人肉。 飢饿难耐的日本战斗部队把战斗作为一种寻找食物的方式，而非战斗部队则只能靠其他一些方式。日本军官派遣了一支工程兵队深入到现在被称为印度尼西亚的内陆地区，在那里他们把印度—巴基斯坦籍的战俘当作奴隶工来使用，那些战俘是新加坡失陷时被俘虏的大英国协的军队。他们其中有一位名叫哈塔米·阿里的巴基斯坦籍士兵，他在当时就已清楚地意识到因有病而无法干活的战俘不是被枪决掉，便是被注射致命的毒药而死，死后便被日本人吃掉了。可是到1944年时，盟军已经慢慢地逼近了，日军的补给线在这时已被切断，他们开始吃活着的健康的俘虏。阿里后来给澳大利亚的检察官讲述了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那些选出来的人被带到一个茅屋里，在那里他们还未死去的时候，人们就从他们身上割肉，然后把他们抛到土沟里，让他们慢慢地死去。被割肉的时候，他们不断地发出惨叫，被扔到沟里去时也不断地发出惨叫。可是当这些不幸的人们慢慢死去的时候，哀叫声便渐渐地消逝了。他们不让我们走近那些沟，由于尸体没人掩埋，所以尸体发臭后的气味十分难闻。 这些日本刽子手们之所以不直接杀死战俘，是由于在热带地区没有冷冻措施，人肉会很快的腐烂掉。鑑于此，日军便先从战俘身上割掉一部分肉，够一顿饭吃的即可，而不直接杀死他们，然后便把他们直接扔到沟里。在沟里，他们还可以再活一两天，由于还活着，这便保证了其内部器官保持新鲜，以便后来再吃。耳朵、鼻子、嘴唇、脸庞、脚趾、手掌、屁股、肩部和大腿被相继割下来，然后被吃掉，而剩下的躯体仍残存在那里。 那些精神勇士把他们的部队抛在了荒岛上，而不顾他们的死活，这无异于犯下了弥天大罪。在岛上的那些士兵也因飢饿难耐而变得极其野蛮。而像立花将军和的场少佐这些缺少人性的人，看不到自己士兵们处于困境时所面临的恐怖场景，而是一边喝着酒，一边讲那些恐怖的故事来取乐，喝着喝着，在夜深的时候就醉的不省人事了。从2月23日（星期五）到2月26日（星期一），话务员吉米·戴伊、机枪手格雷迪·约克，以及飞行员华伦·厄尔一直被捆绑在立花将军指挥部对面的树上。 尽管的场少佐兇残野蛮，但没有任何材料记载过他打过这几个战俘。在2月23日时，格伦和马弗被绑在了他的指挥部外，但在宴会中间，少佐并没有离开过宴会去看这两位战俘。2月24日他一直在立花将军那里喝酒，还是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证明他踢打过吉米、格雷迪和华伦·厄尔。 的确，除了中岛大尉在喝醉时把格伦打死之外，那里的部队还没有表现出对战俘的刻骨的仇恨。岛上的数千名日本士兵都有刀有枪，他们任何一人都可以打伤或干掉一名美国战俘，而这些飞行员既没有被枪毙，也没有被杀掉，而只是遭受了拳打脚踢。对于日本天皇的部队来说，这种情况真有些反常。 第93页 日本士兵饱受劳累和营养不良的折磨，对前景也心灰意冷了，也许只是勉强地执行命令，也可能是大多数士兵都忘记了战俘的存在。可这三名战俘被捆在树上的三天里，一定是遭到了日军的暴打。也许士兵们不愿意这样做，但他们总要在自己的长官面前表现出一些兇残。这三名战俘被捆绑在指挥部的前面，作为立花将军可以炫耀的战利品，将军因此要求他手下的人要表现出一些日本人的精神来。 然而，暗地里有一名日军士兵对这三位战俘表示了同情。平川小管大尉想帮帮这些被捆绑在那里的美军战俘，但是又不敢违抗将军严禁给战俘东西吃的命令。后来，他找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既可以给战俘东西吃，又不违背将军的命令。“我送给他们吃的糕点不是军事供应的食品，而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因此我想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小管说。 到2月26日（星期一）这天，立花将军已经明显对那三位既脏又伤痕累累的飞行员不耐烦了。他决定把华伦·厄尔送到堀江少佐（少佐手里面还有弗洛伊德·霍尔）那里，由少佐盘问他。第275陆军营和第307陆军营将分别处死吉米·戴伊和格雷迪·约克两名战俘，加藤大佐所指挥的第307营将先行处决格雷迪。“我当时听将军说他之所以把一名飞行员送到加藤大佐那里，是因为加藤大佐所指挥的部队伤亡比较惨重。”福田大尉说。 “我们带走了那三名战俘当中最瘦小的一个。”当时服役于第307营的正雄岸本下士说。他们选择了高5英尺4英寸的格雷迪·约克。他加上身上所带的一些军事装备的重量才106磅，所以他当时的体重应该没有100磅。 “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一名战俘，然后把他带回了营部。”一位名叫山丰的下士回忆道，他从不知道那位战俘的名字叫格雷迪。“那名飞行员的头髮是黑色的，大约有1.7米高，穿着一件皮毛边的夹克。我们把他绑在了营部门前的电话线杆子上，并轮流看守他，一直看到下午。” 在营部里面，加藤大佐正思考着由谁来处决格雷迪。他先让书记员找出同伴被美国炸弹炸死的士兵的名单，然后从中选出五个人，由岸本大尉率领。大尉接到命令说要用削尖了的竹子和刺刀来杀死格雷迪。 当格雷迪被带走，而华伦·厄尔也被带去盘问之后，立花将军司令部外就只剩下吉米一人了。最后，立花将军把吉米交给第275陆军营来处决，几天前，正是这支部队在沙滩上捕捉到吉米和格雷迪。 “用削尖了的竹子把他干掉。”小管大尉记得将军当时命令他时是这样说的。随后，他便打电话把将军的意图通知到了第275陆军营，第275陆军营便派了些士兵开车到了立花将军的司令部，把吉米带走，而此时，另外一些士兵正在给吉米挖墓穴，并在墓穴附近的一棵树上钉上了一个木制的横杆。吉米将会被捆在横杆上，然后会被日军用削尖了的竹子刺死。 但是在275陆军营还没有来到时，便有另外一帮人来要带走吉米。 “无线电台派来了一辆车，”小管回忆说，“从车上下来一名水手，说是来带走一名飞行员的，并告诉我说无线电台长官吉井大尉和立花将军之间有这样一个约定。随后，我来到将军的房间，说无线电台派来了一辆车，说是要带走一名飞行员。听了我的汇报，将军说：‘好吧。’吉米就这样被带走了。”吉井大尉和立花将军之间的约定是这样的：几天前，大尉吉井曾向将军要一名战俘，以便帮助他的无线电台监听美国的军事情报。如今将军把吉米给了他们，算是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话务员戴伊则暂时倖免于难。 当时在307陆军营的营部，山下大尉已下了处决格雷迪·约克的命令。“大约是在下午两点，大尉来到我们那里，命令我们跟他一起去，因为当时马上就要处决格雷迪了。”严嘉说。 那天的早些时候，格雷迪就被带走了，这是他和吉米两人被捕之后第一次被分开。格雷迪被带走之前一定注意到了士兵们在走到他身边时都议论纷纷。如今，当山下大尉来到后，格雷迪便听到了山下狂叫着在那里下命令，随后便有大约十名手持竹矛和铮亮的刺刀的士兵上前把他给围了起来。 然后格雷迪在那些士兵的押送下来到了行将被处决的地方。在这里，迪克·沃尔夫和b—24机组人员被刺死并被砍了脑袋。押送他的士兵当中有一位名叫岸本的下士。早些时候，是他把格雷迪从立花将军的司令部带走，然后就一直看守在他的身边，到现在为止已有四个多小时了。作为一名美国人，格雷迪个头有些矮小，但对于日本人来说他则是中等个头。并且，格雷迪像日本人那样皮肤黝黑，头髮也是黑色的，所以他并不像岸本所想像中的“美国白鬼”那样的白。 “那位战俘个头矮小，头髮的颜色和我们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基西后来说，“他的相貌非常像我的一个朋友的弟弟，因此我很同情他。我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一边却心想逃离那个地方。” 可是命令就是命令，容不得你违抗。那些日本士兵当中也许会有人对这样的事情厌恶不已，当然也许会有人感到很有意思。但无论他们是怎么想的，都没有什么区别。 第94页 一群人到达了处决战俘的地方。当时是1943年4月26日下午三点半，星期一。 “我们马上着手准备处决战俘，”山丰说，“我们把他的外套和衬衫给扯了下来，然后把他绑到了电线桿子上，并在他前面的地上挖了一个坑。” 格雷迪·约克，犹如一位性情敏感的艺术家，从未诅咒过别人，以前他感到在平安夜喝喝酒就是很出格的事情了，如今却亲眼看着那群士兵在那里给他挖墓穴，他还看到了刺刀和竹矛。他光着身子，背靠着粗糙的竹杆子。在当时，他的个头很矮，肯定看起来没有自己的实际年龄19岁零6个月那样的高，那么年轻。在当时，他瘦小的身架下的那颗心脏跳动的很剧烈，但他并没有挣扎。最后，山下大尉把他的眼睛给蒙了起来。 两支竹矛和三支刺刀刺入了格雷迪的躯体。大下列兵和管沼下士两人先用竹矛刺了进去。 “山下大尉向我们喊道‘快点来，刺死他’，”大下说，“他就这样一遍遍地喊着。他也对管沼下士喊道，下士听后便刺了进去，最后上尉又转过身来，对我喊起来。” “很乐意效劳”，岸本后来说，“我看到管沼向那名飞行员刺了过去，并记得山下大尉站在一旁说‘刺他的心脏’。” 就这样，年轻的士兵用竹矛表现了自己足够的胆量，他们刺完后，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士兵便又上前来用刺刀刺。大益说：“按照山下大尉的命令，我们这些士兵和大尉一起轮流用刺刀刺他的胸部。” 立花将军和的场少佐当时一定以为用这种方式来处决战俘，会使士兵们增加一些士气，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其中有些人的心中还产生了其他的一些情感，要是知道的话，他们一定会非常失望的。 岸本后来承认道：“由于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杀人的场景，所以我感到非常恐惧。”士兵大下奉命用竹矛刺杀吉米，但他在刺完后便迅速逃离了那个地方。“刺完后，我便来到了山下，站在了离那里有8码远的地方。”大下说。当谈到山下大尉后来向加藤大佐汇报说已经执行完杀戮任务时，大下又补充说：“我再也不愿意去执行那样的命令了。” “我们用了两三分钟便把战俘处决了，”山丰说。同时岸本补充说：“战俘死时，脸仍然仰着，而身子却半蹲着。” “那位战俘自始至终都没有喊叫，甚至都没有呻吟，”原子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说，“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掉一滴眼泪，所以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勇敢。” “把那位战俘刺死后，我们便把他的尸体埋到了事先为他挖的墓穴里，”谷启最后说，“我们给他埋了厚厚的土，任务完成后便被召回。” 格雷迪死后，住在杰克斯维尔的他的父母亲收到了美国海军的一封电报，电报上说他在飞机被击落后失踪。收到电报的时候，格雷迪的姊妹贝蒂·哈克贝里当时也在场。“电报送来的时候，只有父亲在家，”她说，“当时母亲并不在家，她去了教堂，所以父亲便给教堂的迪威特·莫勒里牧师打电话，牧师告诉他说她正在为儿子祈祷。” 格雷迪的母亲正在儿子非常需要她的地方。 她正在教堂里为儿子祈祷。 *** 1945年2月26日（星期一），父岛上还有三名飞行员没有被杀。弗洛伊德·霍尔当时正押在堀江少佐那里，而话务员吉米·戴伊则正坐在一辆小车里，车正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夜明山顶进发。 当时日本海军夜明山无线电台有两大任务：一是负责东京和太平洋地区日本驻军之间的军事情报的联络；二是窃听美国的军事情报。当时由于日本的无线电设备较差，所以在东京根本无法做这两件事情。而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岛屿上建立一个无线电联络站是很有必要的。而此时吉井大尉希望吉米能够帮助他们破译截获的美国情报密码。 吉井大尉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在父岛上，海军和陆军两个军种各自履行不同的使命，因此他们之间很少有什么交往。可在海军当中吉井大尉却和陆军有些联繫，因为他在陆军部队中有个朋友，虽然他的那个朋友是个声名狼藉的人。 “的场少佐算的上是吉井大尉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一位驻扎在夜明山上的海军军士说。这位陆军少佐和海军大尉之间之所以建立了友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俩都热衷于在两军之间搞些活动：他们都喜欢喝酒，也非常喜欢在陆军指挥部和夜明山上举行宴会等。事实上，他们在性格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吉井大尉根本不把我们常人当人看待，”一位曾经在大尉手下服役的士兵如是说，“他在干一件事情时，从不考虑其他的事情，也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他简直就是个暴徒，是个暴君。” 少佐和大尉两人在一起喝酒时，大尉接受了少佐的杀战俘并吃人肝的提议。“当时大尉和其他的一些军官在饭厅里吃饭时，我听到他们谈及吃人肉的事情，还听到他们说吃人肉就好比是吃药。”大尉的勤务员后来这样说。 吉米被带到吉井大尉的办公室，办公室坐落在夜明山顶无线电台附近。吉井大尉只会说日语，因此需要无线电台的海军军士玉村做翻译，他是当时无线电台会说英语的几名士兵之一。 第95页 玉村于20年前出生在美国的旧金山，其父亲于1906年便离开了日本，后来在格兰德街经营一家小商店，并且还是当地商人联合会的主席。造价3500万美元的金门桥在1937年5月建成通车时，玉村就步行走过了那座桥，但他那年年龄还小，并且后来在美国呆的时间也并不长。 “玉村,你要是在美国读完大学的话，你身上美国化的东西就太多了。”他记得父亲当时这样对他说。后来母亲把他带回故乡大坂，在那里他念完了书，然后便思考一辈子该干什么事情。玉村还对我说：“当海军似乎要比当陆军安全得多。” 后来，他在海军的一所通信学校里做文职人员。当要被派往海外时，他说自己想继续做文职人员。“玉村，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能活着回来的机率有多么低吗？”他记得有一位老兵曾这样对他说，“‘你不会再活着回来的，所以你应该做名海军军士，这样也好为你母亲赚些养老金。’所以我后来就做了名海军军士。” 玉村于1944年3月抵达了父岛，到那时他已经在吉井大尉手下的夜明山无线电台服役了11个月。“吉井是一名真正的海军，”玉村说，“我归他领导，但我当时年纪非常小，小的都可以作他的儿子了。他也把我当儿子看，而我也把他当成父亲一样的人物。” 由海军军士玉村给做翻译，吉井就得以盘问吉米了。“我们得知他来自美国驻附近地区的特遣部队，”玉村说，“吉米告诉我说他来自“本宁顿”号航空母舰，并说了他们离开珍珠港以及后来离开利西环礁岛的日期，最后告诉了我们他的名字和职位：吉米·戴尔，航空兵三等话务员。 玉村记得吉米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个头儿很高，肤色白皙，头髮黄黄的，上衣穿着一件皮夹克，裤子是深蓝色的，脚上穿着一双胶鞋，还带着一条丝制的白围巾。 吉井大尉让玉村把战俘带到无线电台听截获的美国情报。“听完后，向我们汇报你听到了些什么情况。”大尉命令道。 可是吉米在当时不可能从中听出什么东西。他虽天性愉悦，却已很长时间没有高兴过了。吉米当时19岁，远离了家园，感到十分的害怕。 “他当时紧张的不得了，”玉村说，“我知道他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便让他坐到一台接收器前，然后大家便聊了起来。” 吉米谈到了他的家乡新泽西，还谈到了海军军营的生活，后来还给我看了看他的双手，说由于长时间地被捆绑在立花指挥部外而受了伤。他还说他非常担心机关炮手格雷迪。他们俩在关系稍熟之后，吉米便把丝制的围巾拿了出来，告诉玉村说围巾对他来说意义非凡。“这条围巾是我女朋友送给我的。”玉村记得吉米当时对他说了这番话。 “当时我和戴伊聊天，聊的大多数都是和工作不相关的事情，”玉村说，“当时他很疲惫，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让他进行工作有点不太合情理，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开始工作过。” 可是别的士兵却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 吉井大尉在盘问时注意到吉米有些紧张，因此便感觉到他也不可能帮上什么忙。 内田有纪中尉看到有位美国战俘和海军军士玉村坐在无线电台处，这是他生平第二次看见外国人。“他非常的年轻，并且瘦骨嶙峋，”内田有纪回忆道，“他有些耷拉着脑袋，看上去无精打采的样子，很不高兴，腿还一瘸一拐的——都心灰意冷了，我为他感到难过。他不是让人产生仇恨的那种人。” 当然玉村并没有向吉井大尉汇报吉米在那两天里根本就没有认真干过什么事情，可是在那里工作的还有另外20多个人，所以他的情况还是很快就传了出去。“我听说他当时在那里根本就不好好地窃听和翻译情报。”海军军士晟平说。 吉米在那里的情况传开之后，吉井大尉当初的第一印象就更加得到了确认，随后便做出了决定。“吉井大尉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玉村说，“然后告诉我说：‘美军将于明天或几天后登陆。你，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今天下午4点钟，我们将处死战俘。’” “吉井大尉为什么要处死吉米呢？”事情过去数年后我这样问玉村。他对我说了如下的话： 对大尉来说，处死战俘是他提高士气的一种努力，他得让每一位士兵都做好牺牲的准备。我们马上就要死了，这是我们当时共有的情绪。我们知道美军很快就要来解决我们，我们已没有活下去的希望。我们既然马上就要一起牺牲，应该让战俘先走一步。“我们已经没有救了。”人人都这样想。这是一种群体性的歇斯底里，是战时特有的歇斯底里。不亲身经歷当时的场景，便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就是一只走投无路的老鼠也会有不同寻常的反应，更何况美军即将到来，而我们的末期也将要到了，你还能期望我们怎么对待一名战俘呢？ 玉村在吉井大尉面前竭力掩饰吉米没有帮他们干什么事情的情况，还对大尉说他总有一天会帮上大忙的。“我告诉大尉说吉米做了些事情，给他留条活路吧，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玉村后来说，“大尉当时还当着另外几位军官的面对我说：‘你想救他的命，是不是？你可要知道那没有什么好处。’就这话，我还听他又重复说了好多次。” 第96页 “我们俩就坐在无线电台聊了一上午，”玉村说，“聊的过程中，戴伊时常提起他那架飞机上的机关炮手，他总是很为他担心。” 吉米和玉村坐在无线电室里聊天的时候，吉井就在饭厅里向其他人宣布了行动的计划。松谷了玄中尉后来回忆说：“早饭过后，大尉便对我们说：‘今天下午四点钟，我们将处决战俘。这次将由年轻军官来处决，目的是让你们增加一些胆量。内田有纪和松谷了玄你们来处决。’”说完后，他又转向队里的佐木医生命令道：“由你来把他的肝给挖掉。” 听了大尉的话，松谷了玄中尉和佐木医生有些目瞪口呆。 “我当时就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突然，所以感到有些焦躁不安。”松谷了玄说，“我当时就问大尉：‘战俘是由陆军来处置的，海军也可以处置战俘吗？’听后，大尉并没有回答我的话，而是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当我接到命令的时候，我想怎么要发生这么一件可怕的事情呀。”内田有纪后来对我说，他当时只有22岁。“我说这有些让我为难，但大尉对我说：‘这是命令，你只有服从的份儿。’由于当时我面前还有很多军官，所以我就没有再和他争执下去，那样的话吉井会觉得太丢脸了。”佐木医生听后震惊得不得了，不知说什么好，只吞吞吐吐地说了声“是”，便离开了那个房间。 早饭后，那三位接到大尉命令将前去处死吉米的军官都去过大尉的办公室，和他理论。吉井大尉当时下命令让年轻的军官来处死吉米时，他用了“年轻却很不安分”这个词来形容他们。松谷了玄和内田有纪中尉在过去和大尉都有过过节。大尉是一位职业军人，而他们俩都是学生出身，佐木医生也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三个都记得大尉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那就是“从学校来的人都有些民主倾向，而我将用严格的训练来把它消除掉”。大尉从来都没有信任过他们，并且还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要是让我不高兴的话，你们应该知道将会有什么下场’，说这话的时候根本就毫不掩饰。松谷了玄中尉并没有受过情报方面的充分的培训，所以有一次他在破解情报时出了差错，大尉因此非常认真地说他是触犯了纪律。“你以为命令是什么呀？”大尉对松谷了玄吼道，“到目前为止，你已经违抗过好多次命令了，每次我都提醒你，但从今以后，如果你再胆敢违抗命令，我就不会再原谅你了。只要你违抗命令，我就会惩处你，我们这支海军部队里就是如此。” “惩处措施就是在海军部队的布告栏里通报，”松谷了玄回忆说，“在部队里，受到惩处是件最不光彩的事情。由于我以前受到过通报，所以每当有提拔机会的时候，也就没有我的份儿了。” 尽管过去有过被处分的背景，松谷了玄中尉还是来到大尉的办公室里和他争论这件事情。“把战俘借过来，是为了监控情报的，有什么理由要处死他？”中尉说，“可是大尉听了我的话后，对我说道：‘你有质问我的份儿吗？你只有听我的份儿。’” 松谷了玄回忆说：“我当时说：‘我反正不想杀人，如果你打算处死他，那就找别人好了。’可是大尉听后说：‘你杀也得杀，不杀也得杀，没的选择。你应该很清楚违背命令的后果。我想你很清楚。’” 和松谷了玄一样，内田有纪中尉也不是非常野蛮的那一种人，但恰恰就是这一点吉井大尉挑了他，还因为他是所有士兵当中个子最矮小的一个。内田有纪个头矮小，性情温和，让他去砍别人的头，那怎么可能呢。他来自一个叫做甲府的乡村小镇，当他在小镇上读中学的时候，他就了解小镇的一个陆军驻地的日常生活情况。“我当时亲眼目睹过陆军士兵受到残酷惩罚的情景，”多年后内田有纪这样对我说，“从那时起，我就不喜欢陆军，在我看来，他们的处境简直还不如主人家里的家僕。他们之间相互勾心斗角，并试图藉此减轻上级对他们的控制和约束。在陆军那里，上级经常暴打下级，他们都非常残酷。”由于知道陆军部队里竟然是这样的情况，他在学校读了两年半而不得不辍学，参军时他选择了当海军，在海军部队里他是一位技术类军官。在父岛上，他的任务是维护雷达系统让它正常的运转。吉井大尉竟然找了这样一位温顺、安静的机械师去干那样一件可怕的事情。 “当从长官那里接到命令时，就好比从天皇那里领到了圣旨，”内田有纪说，“从我当海军的第一天起，就有人不断地告诫我说作为下级，一定不要质问上级长官的命令。” 可是要去干那样的一件事，内田有纪中尉还是感到很为难。 “我是一名军官，所以佩带了刀，”内田有纪对我说，“但我从来都没有用过那把刀，更没有用它杀过人。我当时很想逃避，但在岛上，我们根本就无处可逃。” “我年纪又轻，”他补充说，“而吉井大尉的年龄要比我大一些。他双眼敏锐并且还有些可怖，而他身上还带着一种杀气，所以我很怕他。” 可他竟敢置“天皇的圣旨”于不顾，也不管别人从小就教导他的不要挑战权威的习惯，把吉井大尉人所共知的威胁（“我的原则是谁不执行命令，我就干掉谁”）抛于脑后，还是鼓起勇气，来到大尉的办公室。 第97页 “我告诉大尉说我不想砍战俘的头，”内田有纪回忆道，“大尉听后说：‘你要是敢违抗命令，你可知道那将是什么下场。’” “在那个时候，我要是违抗命令的话，就将会落到被处决，至少是终身监禁的下场。因此我虽不情愿干那件事情，但还是服从了命令。”内田有纪说。 “今天下午四点，将在燃料库前执行处决，”吉井大尉用严厉的口吻对值班军士说，“到时你也到那里。” 佐木医生本已受命把吉米的肝给割下来，可是他后来对大尉说：“要我做那样的事情，我做不到。”大尉听后气的脸色发青，并对他怒吼道：“你说什么？你敢违抗我的命令？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这么没有胆量呢。” 佐木医生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领命，然后就默默地离开了。 “我当时除了执行命令，根本就没有什么别的选择，”玉村后来对我说，“那时候在日本没有违抗命令这回事，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是如此，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违背社会的潮流。整个军队和社会都不能容忍违抗命令这回事，违抗命令完全是个人行为，谁违抗了命令，谁就要为此而付出代价，有时甚至会因此而丢了性命。” 玉村在无线电台里和吉米聊了整整一个上午，一直聊到吃午饭的时间。下午两点的时候，吉井大尉的警卫员来到那里，告诉玉村说大尉想要吉米的皮夹克和白围巾。玉村让吉米把衣服和围巾交上来，他顺从的交了上来，但这一事情一定让他惊讶不已。那时正值2月，夜晚还非常寒冷，每个人都有夹克穿，而如今吉米却没有了。而且女友格蕾丽娅送给他的那条白色的丝制围巾——他的最后一件能把他和家人联繫起来的东西也不再属于他了。 东西拿走之后，这两位年轻人继续聊天，一直聊到下午四点钟，这时大尉的警卫员又来到了那里。到了该出发的时间了。 这时玉村盯着吉米·戴伊深蓝色的眼睛看了看。其实他们俩分别出生在美国的东西海岸，年龄相差没有几个月。面对此情此景，玉村当时想对吉米说些什么呢？“我告诉他说大尉只是要让你在他的人面前走一走而已，走完后就放你回来。”数年后，玉村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当时只是告诉他将到士兵们面前走一走而已，可一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最好当时没有这样告诉他。” 吉米和玉村从无线电台出发，走了大约50码，就来到集结了一群人马的地方，他们站在一个刚刚挖好的土坑旁边。吉井大尉和另两位下士穿着军服，刀鞘里都佩带着剑，十分显眼。玉村让吉米坐在土坑边，双腿悬在空中，然后有人给他蒙上眼睛。那时他虽看不到了，但一定能感觉到此后发生的事情。 “我让他坐在那里别动，告诉他说长官要询问他问题，”玉村说，“听了我的话后，他什么也没说，看得出来他很紧张。” 后来，吉井大尉对队列的人群喊道：“给我看仔细点，他今天是什么下场，你们明天就可能是什么下场。” “日本有句古话是这个意思，但这是它的另一种说法，”玉村说，“要是有人遇到了不幸时，就用这句话。意思大体上是说别人今天遇到什么事情，也许你明天就会碰到。 玉村还对我说：“当吉井大尉对他说：‘给我看仔细点儿’，周围的气氛也随着他的话开始变的凝重起来。我们感到他的话分量很重，感到他说的就是事实：毕竟美国海军已经把整座岛给包围了起来。我们当时真的以为我们活不过第二天了。” “上！”吉井大尉说，“给我砍。” 听到大尉的命令后，内田有纪中尉很顺从地走上前来，他这样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向大尉行了个军礼，然后说：‘到。’我走到了战俘的后面，向他也行了个军礼，随后便向他砍了过去。” “内田有纪中尉举刀砍向那位美国战俘的时候，他举刀的手吓得瑟瑟发抖，”海军军士吕田坂本说道，“人人都知道内田有纪中尉不是干那号事儿的人。” “第一刀砍下时，脖颈处被砍进去有一英寸左右，”一位名叫吕田坂本的海军军士后来说，“那位飞行员的脑袋向前倾了倾，但是整个身子并没有倒下。” 被砍了这一刀后，吉米当时很可能已经失去了知觉。砍下去一英寸深一定砍断了他的嵴柱。当时在场的人说看到他脖颈处被砍的地方，鲜血喷涌而出。“内田有纪砍得虽不深，但已足以砍断戴伊的嵴椎骨。”玉村说。 恐怖的场景并没有带来吉井大尉所希望看到的日本大和民族精神。内田有纪后来说：“我砍完第一刀，便跑回了人群中。”海军军士吕田坂本证实当时的场景时说：“砍第一刀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转过了身去，而此时飞行员吉米却在那里不断地呻吟。”海军军士史还一楠则说：“看完砍了第一刀后，我便逃开了。” “随后马上应该是松谷了玄中尉上去砍的，可是他却被先前的场景吓呆了。”玉村说。 “看着内田有纪中尉砍下去的时候，我有些瑟瑟发抖，”松谷了玄供认道，“我以为那位战俘早就死了，可是大尉对我说：‘下一个，松谷了玄中尉上。’我也先是向大尉行了个军礼，然后两三步就走到了战俘身边。这时大尉走上前来对我说：‘第一次砍人的时候，不要用太大的力气，否则的话将有可能会伤到自己，一定不要用太大的力气。” 第98页 “第二刀砍下去，他脖子断了一半，因为当时他的脖子都向前倾了下去。”库瑞说。 “砍了第二刀后，戴伊的身子便掉进了土坑内，”玉村说，“由于他当时是坐在土坑的沿上的，因此便一个跟头栽了下去。” “第二刀后，其他人，还有我都四散逃开了。”海军军士德洛斯回忆说。 可在那位飞行员被杀死时，并没有任何人欢唿，“有的只有沉默。”玉村说。 飞行员被杀死后，吉井大尉向佐木医生挥了挥手，医生便走上前来。 “他解剖开那名战俘的胸腔，把他的肝脏割下来。然后有人把吉米的肝脏用盒子盛起来，送到了船上的厨房。”库瑞说。 “割肝脏的时候，大约有六七个人围观，吉井大尉也在其中，”玉村说，“我当时也在场，但我不愿意观看解剖尸体的场景。我知道吉米的肝脏被送到了无线电台的指挥部里。 “把肝脏割下来之后，”玉村继续说，“医生抬起头，我想他当时是看了看当天的执勤长官，他站在离现场很远的一个地方，然后向他问道：‘我认为这就够了，我不想再割什么东西了，可以了吗？’执勤长官回答说：‘可以了，不用再割了。’” “取出肝脏后，”佐木说，“我把伤口给缝了起来，然后又用剩下的线把脖颈处的刀口缝合起来，最后又把他身上的血清洗了一下。这些完成之后，我又把他的双手放到了一起，然后向他行了个军礼。行军礼时，有人在那里笑我，但对我来说，我还是感觉尸体也应得到起码的尊重。” 最后，吉米被埋在了他躺的那个土坑里。 玉村告诉我说：“他们当时在长官正式宣布解散之前就各自走开了。那天天气非常晴朗。” 22岁的军士玉村步行从现场回到了无线电台。 “事后，我感到有些困惑、伤心，当然还有些害怕，”玉村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时说，“我以前从未亲眼目睹杀人的场景。取别人的性命并不是件很轻松的事情。发生这种事情，每个人又都知晓，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就没有人再提起过它。”可杀人的情景在那三位“刽子手”的心目中根本不可能留下美好的东西。 “我不愿再回忆起那件事，”内田有纪说，“我也再没有和松谷了玄说起过。我们干那事的时候并不是心甘情愿，松谷了玄也是如此。他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性情敏感。” 吉井下令砍了战俘的头，藉此证明自己像的场少佐一样英勇，现在他又继续证明自己可以像的场少佐一样有胆量吃人。 “一名水手把报纸包的东西送来的时候，当时天已经黑了。”吉井大尉的勤务员铃木后来说，“水手告诉我说是大尉让送过来的，并让我保管好。随后我就把它放到了厨房里。傍晚的时候，大尉又让我把东西送过去，他当时这样对我说：‘把你保管的那块肉给我送过来。’” 铃木为大尉打开了那个包。“里面的那块肉颜色非常的黑，”铃木说，“我虽不知道肝脏应是什么样子，但那实在不能说是块肝脏。” 铃木走开后，吉井大尉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还有那包肉。而在当时，隔壁的军官食堂里正在举行清酒宴会。 “军官们举行个宴会，这我可以理解，”玉村说，“当时我不在场，但我知道那天晚上，肝脏的一块被做成菜，此后又被送到了军官们的饭桌上。当时吉井大尉强迫他们吃“肉”，军官们根本无法拒绝。” “我听说是大尉本人把肝脏送到了军官的饭桌上，”海军军士吕田坂本说，“但当他把肝脏拿到桌子旁，然后命令军官们吃掉的时候，大多数军官都离开了大尉坐的那张桌子。 （事情过后的第二天便有传言传遍了夜明山，在那座岛上至今还有这样一个传言，说吉米的尸体也被噼开了，被士兵们煮汤喝了。除了这个流传的比较广的传言之外，我已不需要再补充什么了。很明显，他的肝脏是被挖了出来，这让很多士兵很夸张的以为他的整个身子都被噼开了。） “食人兽”吉井大尉把剩下的那块肝脏放回了自己的房间。“每当有军官到他房间的时候，他总让别人吃一块。人人吃的时候都是胆战心惊，却又不敢不吃。” 此后，玉村也读到过战斗部队吃敌人肝脏的描写。“日本人没有这个传统，”他解释说，“中国人以为吃敌人的肝脏能使他们增加力量。吉井大尉有些老古董，可能也这样以为。理所当然，吃敌人的肝脏能够引起敌意和仇恨，而他们也许认为吞掉敌人的肝脏是消灭敌人的一种方式吧。” “吉井大尉给了我一小块吉米·戴尔的肝脏，”玉村说，“拿到后，我不知道如何处置它，我感到那是人体的一部分，我不应该简简单单地把它扔掉，我把它用针穿了起来，然后悬挂起来。可是它最终发了霉，我又不得不把它扔掉。 吉米牺牲一周后，他的父母才于1945年5月7日收到海军总部发来的电报，电报开头是这么写的：海军总部沉痛地通知你们…… 可电报也只不过是说他们的儿子“在行动中失踪”而已，并且吉米的长官在给他的父母的一封信中曾写到“你们的儿子已乘降落伞安全着陆”。 第99页 就这样吉米·戴伊的家人都怀着希望。战争结束后，他们期望着吉米能突然从一个战俘营里出现。吉米的朋友和家人都满怀希望，并为他祈祷了一年，希望他还活着。他们只是不知道真相而已。 但格蕾丽娅·尼尔德当时和别人的看法不一样。 “当时我的房间里摆放着吉米的一张镶在镜框里的大照片，长10英寸，宽8英寸，”事情过去数十年后她这样对我说，“照片是他穿着海军军服时照的，照片上他笑得很开心。每天晚上，我都亲吻照片和他一起睡。可在一天晚上，镜框突然掉在地上跌碎了。我惊醒后发现了跌碎的镜框，害怕极了。当时我突然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吉米就是那一天被害的。” 第十六章 火战 请尽力去领悟这一点吧。听起来让人难以忍受，但还要听下去。战争无道德可言。你残害儿童，杀戮妇女，致老人于死地。他们本不是你攻击的目标，但是你对他们却不加区别，一概杀害。这就是战争中发生的事情。 ——保罗·蒂贝茨，摘自《责任:父亲，儿子和战胜者》 自从马弗·梅尔尚、格雷迪·约克和吉米·戴伊2月23日被带走后，弗洛伊德·霍尔独自呆在堀江少佐的总部里。直到2月26日星期一，就是吉米和格雷迪被处死的那天，也是华伦从的场总部被转到堀江少佐总部的时候，他才摆脱孤独感，两位飞行员初次在那里相见。 堀江少佐是个书生气十足的矮个子，他在中国服役时一条腿受了伤，所以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这位举止颇有文官特点的情报人员对立花和的场颇有微词，不像他们两人那样虐待战俘。他驻东京海军总部的朋友通知他日本舰队已经完蛋了，堀江意识到日本战败已经不可避免， 剩下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由此他认为虐待战俘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美国赢得这场战争，这样做甚至很危险。他告诉立花和的场两位将军，他反对杀害美军飞行员。两位将军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堀江少佐搞的是情报行动，他的角色只是配角，并没有实权。他无法决策，但是飞行员弗洛伊德和华伦·厄尔如果由他关押就绝对安全。 他们在堀江的关照下几乎不受什么约束。弗洛伊德和华伦·厄尔可以自由活动，他们不但吃得好，还没挨过打，如果他们哪个想反抗或逃跑，那后果就不同了。但他们老老实实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被困在岛上，没有逃跑的希望。 几次审讯之后，从这两个飞行员身上已经没有什么情报可以挖掘了。华伦对堀江说他来自利西环礁，他“转移到离硫黄岛南部100英里的驱逐舰上”，这是他‘首次实地飞行’，但这一切都毫无价值。弗洛伊德和华伦·厄尔在飞行数小时前才听上级简要布置任务，他们并不知道有关长期战略的部署情况。 堀江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英语，他想提高英语水平，就请弗洛伊德和华伦给他上英语课。 “这场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两个小伙子对少佐说。堀江少佐将会需要一些实用的生存技巧，学一些在美国晚上出门的技巧也是时候了。 “他们教我怎么进夜总会，点酒水，结帐，等等。”堀江后来写道。有一次上课时，华伦甚至拉着少佐的手教他在跳舞时怎么搂抱情人。 就这样平静地度过了两天，弗洛伊德和华伦相互为伴，感到很安全，也许他们能活下来。 然而吉井大尉出现了。 1945年2月28日，就是吉米被他斩首后的那一天，他通知立花将军他需要另一名战俘。小管大尉记得吉井曾告诉立花，“战俘没有帮助我们拦截无线电信号，因此我让两个最年轻的军官杀了他。” “是那样吗？”将军说，“那只不过是两人之间的普通谈话。”小管后来回忆道。 吉井得知堀江正看护着两个美国人，他问上司能否让其中一个来替代吉米的工作。立花点头同意了。吉井把华伦·厄尔带到夜明山上的无线电通讯站那里。 吉井派玉村士官管理新来的战俘，“我不喜欢干那种事情，”玉村回忆说，“因为我知道他对吉米都干了什么。”玉村是这个战俘的新保护人，华伦就住在玉村自己的房间，这个电台用布帘遮挡着，“除了我自己的人，我不喜欢其他任何人来到他的房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华伦和玉村在会客室里工作，“我那时不算太忙，”玉村回忆当时情景，“我们聊了很多，我们收听短波，吉井告诉我要从他那里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 吉井每天都到电台来，督促玉村汇报战犯提供的情报。华伦告诉玉村，他来自“本宁顿”号航母，驾驶“一架单座的战斗机。”他老家在德克萨斯州，他身上有印第安血统。他们一起截获附近航母的无线电波，华伦给玉村汇报每天所得到的情报。 吉井读了玉村的报告并不满意。 他说：“我知道华伦所掌握的信息远远不止于你向我所汇报的那些。”玉村回忆说，“吉井说如果一名大尉没有掌握更多的信息，那太可笑了。” 玉村告诉华伦，吉井想要得到更有价值的情报。玉村记得那一刻“华伦说他还有更多情报没有告诉我，我可以杀了他，但我不会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情报了”。显然，在这场为保护这个美国人的斗争中，玉村想尽了一切办法。几个日本海军官员甚至不等吉井来管，就过问起战俘的事来，“几个日本海军军官喝醉了，”玉村说，“他们想来揍这个飞行员，在门外命令我把他交出来。我说：‘不行，先生们。’他们说：‘我们是军官，我们命令你。’其中一个还说：‘你敢违抗命令，我把你的脑袋砍下来，’他拔出剑来。海军军士加贺站起来说，‘混蛋玩意儿，滚开，别管战俘的事。’” 第100页 醉醺醺的军官们后来跑到吉井那儿告状，抱怨玉村顽固，“于是我被召到大尉办公室。”玉村说，“他说战俘还是由我看护，我做得对。” 华伦在无线电监控器前度日时，经常发现有一位腼腆的年轻人坐在他旁边，这个人和他一样也是新到无线电通讯站的。他出生于夏威夷，说英语，和华伦一样非常想呆在父岛上。他是二等兵，叫岩竹。 岩竹曾在医院患腹泻，而在2月19日，有消息宣布：“美军已登陆硫黄岛。情况紧急，所有能行动的士兵需马上回归原编单位。”他回去“敲石块，挥铁锤度日”。有一天早晨，司令把他带到战地指挥部，告诉大佐，“这儿有个讲英语的小伙子。”司令对大佐说：“我派你到夜明山的海上通讯连，你的工作很有价值，必须马上开展。” 岩竹就在吉米死后不久到了电台，他被介绍给华伦，但显得格外谨慎。 “一开始我没跟他多说话，”岩竹说，“上边告诉我们要小心。”但不久两个美国出生的小伙子，刚20出头，就建立了深厚友谊。“我告诉他我是夏威夷人，”岩竹说，“他说他是德克萨斯人，他是一个很友善的年轻人。我们在一起聊了很多。尽管他是战俘，他却常常给我们讲笑话。”几十年后，岩竹还能记起华伦的幽默来。 一个粗俗农村小伙接受一位世故姑娘的邀请，去她家做客，她请他坐在沙发上，开始演奏钢琴。她家的狗费多爬在沙发底下。 小伙子肚子胀气。他想，如果他将屁悄悄地放进沙发里，没有人会听到。 姑娘停下来，叫了爱犬一声：“费多。” 然后又开始演奏了起来，笑容回到了她的脸上。 小伙子以为姑娘被他煳弄过去，又悄悄地来了一回。 “费多！”姑娘叫道，就又弹了起来。 又是一声响屁，以为就此结束。又是一次。 姑娘喊起来：“费多！赶快走开，省得他又沖你来”。 华伦没带手铐，没被捆绑，与电台的人打成一片。华伦和岩竹在靠着墙的一排无线电设备旁收听信号。海员住的上下铺靠着对面的墙，外面是一间做厨房用的简易小房、一间浴室和一个散兵坑做厕所，附近山里还有一个大防空洞，美国飞机经过时就躲进洞里。包括华伦在内，所有人干活、吃饭、睡觉都挤在电台的那个大房间里。 “我们监控时，有一盒硬硬的饼干，”岩竹说，“饿了的时候分着吃，因为不时要遭到轰炸，我们没法种植任何东西。我们吃的东西主要是罐头、鱼、牛肉、豆子、米饭之类，我们也用一些晒干的东西用来做饭，比如干菜、干豆子、干豆腐。” 这一切对华伦肯定就像梦一样。在距东京600英里的小岛的夜明山顶上，他四周是敌人，他一定觉得他离家乡德克萨斯太遥远了。他头上带着耳机，听美国家乡的消息，几个月以来他从来没有如此的关注来自家乡的消息。他脚打着拍子，唱着安德鲁斯姊妹的流行歌曲《别把我围住》，听着“希望鲍勃”的笑话，也密切关注伦敦广播电台沃尔特·克龙卡特播放的关于欧洲战事的新闻。 “我们收听战舰之间的无线电联络，”岩竹回忆说，“我们听海军上将哈利讲他炮轰日本的故事，我们听东京玫瑰电台播放的美妙音乐和美国之音新闻。”有一次，吉井大尉碰到玉村在听一个喜剧时放声大笑，“吉井让我翻译出来，”玉村说，“喜剧翻译的效果不是很好。” “我记得有一次收听平·克劳斯贝的节目，”岩竹告诉我，“弗兰克·西纳特拉和平的两孩子在做节目，这两个孩子对西纳特拉说他们不喜欢西纳特拉，因为‘父亲说你拿走了我们的面包和黄油’。” 华伦收听了许多信息，但却不愿讲出实质性的情报。岩竹和玉村掩护他。“我常对吉井说，华伦工作很努力，因为不愿他被处死，”玉村说。 但是每个带耳机的人都能听到有关附近硫黄岛上的屠杀报导。日军情报明确显示美军正在歼灭日军，美军方面的消息谈到截获的土地和日本人的伤亡，美军向硫黄岛的进攻意味着华伦和俘虏他们的人的死期就要到来了。 “我们听到来自硫黄岛许多令人疯狂的情报，”岩竹说，“有一次我听到轮船上的叫喊声，‘紧急情况，我们已被神风队击中！情况紧急！’我们还常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像是一种电码，但不是用英语发出的，直到战后我才知道这是用纳瓦霍人的代码发的。” 小伙子天天忍受着夜明山顶电台遭受的空袭。“到处是弹坑，”岩竹对我说，“伴随着轰炸有一种无望的感觉。我们随时准备着跑出去找庇护所。” 有一次，一枚炸弹就在电台的窗外爆炸，“我们去摸了一下阎王鼻子，”岩竹说，“华伦跑出去挥着拳头朝美机叫骂，你们这些婊子养的。” 华伦留给他的俘获者的印象是满脸勇气。 “我从未听他说过对自己的安危担心，但他却常牵挂他的伙伴（弗洛伊德·霍尔）。”岩竹说，“他会问：‘真想知道他情况怎么样了？’” 第101页 岩竹又说：“我感到他惟一的痛苦，就是在谈到他女友的时候。他说‘等完成这次任务，我就和她结婚。’只是在那时，他才流露出焦虑不安的样子。” “他是我真正的朋友，”岩竹告诉我，“一天晚上我们摸黑进浴室，我近视，摔到一个深六英尺的弹坑里，华伦把我拽了出来，不停地问：‘你没事吧？受伤了吗？’他就像是营救他的亲密朋友一样，对我这个伙伴表现出真诚的关心，后来我们用热水浸泡到脖子，‘感觉好极了，’华伦说。” 一天晚上，三个神风队飞行员登上山顶，正好碰见这个海军飞行员，他们听说华伦驾驶过一架“海盗号”飞机。 “我当翻译，”岩竹回忆说，“神风队队员问，‘如果我击中你的机尾，你怎么办？’华伦站起来，他的身材比这些日本人都高大，他用手比划着名如何将飞机翻滚着离开他们的飞机，他很急切地传授他的飞行技巧，他们谈话就像是飞行员同行而不像敌人，看得出来他们很尊敬华伦。” 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捕的美国战俘飞行员中，华伦和弗洛伊德·霍尔得到了最仁慈的待遇，他们那些被关押在日本的弟兄们，境况可就大不相同了。 比尔·康奈尔这位“最后一个活着离开父岛的人”和查理·布朗这位在2月16日空袭东京时被击落的飞行员，关押在横滨外的大船战俘营里，大船关押了大约80名战俘，这是一个不甚牢固的三层木制结构楼房，每个单间是八英尺长、六英尺宽的小牢房。 “我们关在牢里时，只能坐在地上，”比尔说，“我们铺盖卷里的那几条棉毯子破烂不堪，根本不能取暖，整个冬天我们都在挨冻。” 每天早晨所有战俘必须由卫兵领着做健身运动，他们首先面向日本皇宫站好，向天皇鞠躬。 “第一次我没有和别人一起鞠躬，”查理回忆说，“这时身后有人对我说，‘傻瓜，边鞠躬边吐唾沫！’我鞠躬了，看到其他战俘也个个边鞠躬边啐唾沫。卫兵没有看见，因为他们也在鞠躬。” 日本人粗暴地对待所有关押的战俘，但飞行员所受的待遇又是粗暴中最粗暴的。在大船，战俘飞行员得到的食物只是分配给普通战俘的三分之二，“日本人的食品本来就极度匮乏，”查理说，“战俘给得少，我们更少”。在大船最初几天，查理喝到一碗带一条大青虫子的汤，他气得把汤泼到走廊里，“结果两个美国兵为了抢那条虫子撞了个正着，”查理告诉我，“他们待在那儿的时间比我长。那是我扔掉的最后一条虫子。” “我们每天都聊吃的，”康奈尔回忆说，“当你每时每刻都觉得飢饿难忍时，就得靠聊吃的来打发时间。” 比尔和查理描绘他们在大船的饭食“几乎全是热水”，还有其他能弄到的大量的配料，比如黄瓜、土豆、鱼眼、大麦。“有一回，我弄到一个鸡翅，”查理回忆说，“我慢慢地嚼了好几天，这是惟一还能嚼一下的东西，我盼望着能够增加点体力的食物。我体重减少了43磅，出来时只有97磅。” 飞行员们在那六个月里从没机会洗衣服，一月洗一回澡，也只是一小碗水和一片小肥皂。在审讯中，飞行员还经常挨揍。 “他们还让我们评出哪个是好警官哪个是坏警官，”比尔告诉我，“如果我们说卫兵是坏傢伙，审讯员是好人，审讯员会给我们一支香菸。如果我们不给他一个答案，卫兵就打得我们死去活来，”查理回忆说，“审讯紧张恐怖，我听说战争初期更糟糕。他们都很清楚，他们就要输掉这场战争了。也许这就是现在为什么审讯不像当初那样残暴的原因了，但也够狠的啦。” 审讯者们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些人还在美国留学工作过。飞行员奥斯卡·郎就是在大船战俘集中营体重由160磅减到118磅的小伙子，日本人让他说出以一所名牌大学命名的美军航空母舰的名称。审讯员提示他这所大学在新泽西。“我仍然记不得那名字，”奥斯卡·朗说，“审讯员极为恼怒，问我是否知道美国是否有一所叫普林斯顿的大学，然后他同我吹嘘他就是那儿毕业的。” “并非所有卫兵都那么糟糕，”比尔·康奈尔告诉我，“我敢说大约60%的人不得不那么做，但并不高兴那样做，剩下的40%则以尽可能折磨我们为乐趣，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的孩子，年龄在16至18岁。别看他们年龄小，但都很残忍。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感到痛苦与恐惧，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用刺刀刺我们，虽不会致命，但也难以忍受。” 有一次，一个日本兵看到了比尔的姓名、编号以及进入大船战俘营的日期，比尔后来回忆起那次惩罚，“这名士兵让我分开腿站在那儿，接连五次把我打翻在地，然后却说‘对不起’，又给我一支香菸。” 战俘“犯了规定”便记录在案，随后就进行每周一次的特别惩罚。查理告诉我：“他们命令我们举手靠着栏杆，用比垒球棒长的东西打我们的屁股和后腿。打到第三下，肌肉都拧成疙瘩，出现痉挛，打完后我们只能爬回牢房，那痛苦得要延续数小时才消失。” 第102页 舰载飞机轰炸的地方离大船战俘集中营如此的近，以至于查理都“能闻到火药燃烧的味道”，战俘和士兵知道美军逼近他们了，但这只能使飞行员的状况更危险。 比尔回忆说：“日本兵不停地说，如果他们打了败仗，我们这些战犯也要被砍头，我们相信他们能做得出来。”“我想活不成了，”查理告诉我，“我想随着美军进攻，他们会处死我。” 折磨比尔和查理的大船卫兵也许认为他们自己相对仁慈。他们认为如果是美军俘虏了他们，对他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美军对我们的待遇我很震惊，”原田中岛是被美军在硫黄岛上俘获的战俘，他对我说：“美军对我们的待遇令我大为震惊，他们对我们很人道，日美之间的差别如此巨大。”另外一个硫黄岛上的战俘名字叫小泽正治，对我说他原以为如果他向美军投降，他会被砍头的。不但没有砍头，美军还给他治伤，给他喝可乐。“我们完全是军国主义教育，”小泽正治说，“我们都要求为天皇效忠，我们本来微不足道，像被踩在脚底的小虫子。我们以为美国人也会像我们的军队那样像虫子样对待我们，但美军救了我的命。” 当华伦在“无人岛”收听广播度日时，弗洛伊德·霍尔在堀江少佐的办公室教堀江英语。很快日本兵称弗洛伊德是“堀江的宠物”。堀江问吉井，华伦什么时候会回到他那儿，“再过几天，”吉井大尉总是这样承诺。 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继续骚扰父岛上的日军，驻扎在马里亚纳群岛上的大型飞机亦开始出现，“那b—29型飞机就要轰炸我们了，就要扔炸弹了，”岩竹说，“但是他们只是向下扔空的油箱同我们打招唿。b—29轰炸机，你永远忘不了，它们简直是庞然大物。” 3月9日晚，飞行员弗洛伊德和华伦听到天空上方的黑暗中有一不寻常的声音，几小时内330架b—29型飞机列队在父岛上空向北低飞。平常这些飞机并不多，但它们集中飞行的唿啸声响彻夜空。 “轰炸机飞越上空要炸日本时，”佐木医生说，“我们这些父岛上的日兵想到我们的兄弟姐妹母亲所要面临的危险，仿佛我们即将为他们的死亡送行。”玉村告诉我“我们真想发电信给东京，告诉他们b－29正在飞往日本的途中，我们知道这些b－29要干什么了。” 但实际没人知道。也没有人料到在3月9日夜和10日早晨要发生什么事情。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杀戮就要发生。飞机，几十年前只不过是一捆易碎的木头片儿，军事专家认为它不会在战争中起什么作用，现在它即将被证明是战争中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 1937年日军轰炸了中国许多大城市“毫无防御能力的妇孺百姓”。富兰克林·罗斯福称这是“暴行”，“令每一位文明的人感到厌恶”。1939年德国轰炸华沙震惊世界。1940年鲁夫特瓦夫轰炸鹿特丹、伦敦、考文垂等城市，罗斯福“再次请战争各方不要轰炸无辜百姓，”又自豪地回顾说，“美国一贯率先垂范，敦促制止这些非人道的行为。”英国外交部谴责了“德国在其他国家的非人道行径”，并宣布“英国政府明确表示不管德国的政策如何，英国的政策是不去轰炸非军事目标”。 然而英美进入空战后，他们对屠杀德国和日本的平民就不再有顾虑了。 1940年7月8日，邱吉尔首相写道：“我通盘考虑如何才能赢得这场战争，我想只有惟一一条保险的路，全面彻底毁灭的路，那就是坚决用大规模重型轰炸机轰炸纳粹本土。”但是飞机却不可能每小时飞行数百英里去瞄准像工厂或弹药库那样小的目标。“1941年8月份的一份冷酷的报告记载，五枚炸弹中只有一枚落在既定目标五英里范围内。”因此，如果皇家空军不能轰炸他们想要轰炸的目标，他们就会轰炸他们能轰炸的地方。 一种模煳的委婉措辞把文明的英国空袭屠杀和野蛮的德日行动区别开来。他们告诉民众英国飞机严格区分“军事目标”，平民死亡是由于“误差”。邱吉尔谈到“摧毁房屋”，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平民区称为“区域轰炸”。一个美国空军指挥官说：“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在考虑区域轰炸，但是这让我们这些讲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感到厌恶。”而美国空军也要求“高空精确轰炸”。美国人声称，新的高科技瞄准器——诺登轰炸瞄准器，能够“精确锁定目标”，可从五英里的高空一熘烟投下炸弹。据称，这种科技奇蹟能够使高空轰炸更有效更人道。城市的轰炸会很精确，目标仅是具有经济意义的场地，比如飞机制造工厂和炼油厂。但是这种诺登轰炸瞄准器是在晴朗干燥的美国西南地区进行的实验，那里能见度高。在大雾瀰漫阴雨连绵的德国，其轰炸条件截然不同。 即使轰炸没有击中目标，美军也继续向美国人吹嘘着他们高空精确轰炸的神话。一位英国歷史学家约翰·柯南写道：“这种神话包含了道德尊严、歷史乐观主义、技术领先，这三点正是美国人的显着性格”。 但是在前线的美军飞行员知道真实情况。“别以为你的工作多么崇高伟大，”一位美军官员向轰炸机飞行员说，“你做的是骯脏的事情，你可能也会面对着屠杀婴儿这样的现实。” 第103页 轰炸机飞行员夫兰克·克拉克是一个威斯康星工厂工人的儿子，他的任务着实让他烦恼，“我不愿意做，我也从未对别人提及，”战后他这样坦白说，“我们轰炸的工业城市都是人口密集区，就像我们中许多人所住的城市一样，战争对我来说只是长着一张人的面孔……” 美英炸弹最终炸死了65万德国平民。（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战争死亡总数约为40万）其中的20％即13万人是儿童，还有80万平民伤残。他们的家园被烧得一干二净，数以百万计的人仓皇逃命。这些惊人数字是由许多飞行员的生命换来的。美国在欧洲战区失去18369架飞机，死亡79265人。英国有8万飞行员阵亡，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二次大战中伤亡7.5万人。 早期德国对英伦的空袭令邱吉尔感到“噁心”，但比起他现在下令进行的野蛮轰炸就是小巫见大巫了。1943年7月汉堡的大火中，皇家空军一次炸死的德国人比英国在整个二次大战死的人还多，至少有4.5万妇女、儿童、老人（年轻人正在服役）在大火中丧生。汉堡被炸毁一半，40万人无家可归。731皇家空军轰炸机在汉堡投下了大量4磅重的燃烧弹引着屋顶，30磅重的高爆弹穿透房屋，摧毁道路，截断消防人员。迅速蔓延的火球产生一种天象——风暴性的大火把氧气吸到了它的中心地带，“像一只大的风箱，产生一阵阵强大的气流，刮着尸体、树木和建筑物的残体在摄氏800度的热空气中飞行。”一位倖存者说风就像“魔鬼的笑声”。 发出悽惨叫声的“火人”在街上奔跑，“幼小的孩子粘在人行道上像烧烤的鳝鱼”，一些人跑进地下室或防空洞，但“火焰吸走了这些地方的所有氧气，居民感到窒息，肉体被烧烤着。如果火焰穿透倒塌的墙燃烧进来，他们就会化成“厚厚的、油油的黑块儿”。或者留下一片德国人所称的燃烧汽油弹人体凝缩块儿。 指挥“邱吉尔轰炸行动”的阿瑟·哈里斯爵士后来写道： 告诉我哪次战争是道德的?用刺刀捅进人的肚子，那是道德的吗？他们会说战略的轰炸会涉及无辜的平民，平民总会捲入到大战之中。 以前的战争是以包围主要城市终结的，包围城市的思想是什么？切断供需，使城市里的人挨饿，直到他们吃完最后一条狗、一只猫、一只臭水沟里的老鼠，再饿死，同时包围的军队会把所有能弄到手中的炸弹尽可能扔进去，不管落在哪里，促使人们投降。 包括吉米·杜立特尔在内的一些美国人反对美军不加区别地轰炸德国平民。一位空军上将写道，“我们决不允许战争史将我们宣判为战略上轰炸过平民百姓。这样的行为绝对会使德国相信，我们就是他们所说的野蛮人。因为那会相当明显地向他们表明，这是针对平民的一场大规模空袭，正像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另一位上将则抗议“屠婴计划”。 但罗斯福对陆军部长斯蒂姆森说应该教训教训敌人。他写到，“最重要的是让每个德国人都知道德国是一个战败国……，他们已失败了，不论对集体还是对个人，这种事实必须让他们有切肤之痛，让他们不敢再轻举妄动。” 美联社的一篇文章绕过审查，向国内透露“盟军空军将领早已下决心採取对德国人口稠密区进行有意识的恐怖性轰炸，加速希特勒的覆灭。”这一举动令空军将领紧张了好一阵子。一位空军人士曾提醒人们注意“全国上下对空军所具有的严肃认真性考虑所产生的后果，因为我们一直宣扬只精确轰炸军事和工业目标”。但罗斯福对这种“野蛮”之战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相反他在这些大屠杀中看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是一种美国人在对日战争中可能成就的战果的精彩预演。”正像一位曾经获奖的歷史学家理查得·富兰克林所写的那样：“在轰炸欧洲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将所有的道德障碍踏在脚下为使用大规模的空中轰炸扫清道路，即使摧毁目标已包括了大规模无辜平民的死亡。” 1945年2月3日，美国轰炸机在柏林炸死了至少3.5万人。2月14日，在德莱斯登英美又烧死了4万人。科特·冯尼格特在他的小说《第五号屠场》中记录了这个时刻：“德莱斯登现在像月球，除了矿石，一无所有。烫人的石头周围布满了尸体。”冯尼格特描写“一根根木头躺在人行道上”，那是在轰炸中丧生的人。 今天有后见之明的人们谈到1945年3月时，会说那时已“接近战争尾声”，德国马上就要战败。但太平洋战场上却不一样。伤亡增加，战斗更激烈。厄尼·派尔说道：“太平洋战争渐入白热化，一天更比一天惨烈，越靠近日本本土，局势就越困难，对我来说如炼狱般的日子还要再过上几年。”厄尼没说是几个月而是说几年。 比利·米切尔早在20年前就告诉美国怎样收拾日本。“日本城市密集，到处是‘纸张木头和其他易燃烧的建筑物’，这是我们见到的最容易攻击的大片目标。投射燃烧弹将把整个城市化为灰烬。”1940年初，美国空军将领克莱尔·陈纳德写信给亨利·阿诺德将军，“500架美军飞机在本州和九州葱郁的竹林中投掷燃烧弹，可烧毁日本帝国工业的心脏。”亨利回信说：“美国只关心准确命中军事目标，使用汽油燃烧弹轰炸城市和我国打击军事目标的政策宗旨相违背。” 第104页 但总司令感觉不同。“虽然阿诺德和飞行员们反对这种建议，罗斯福却对这个建议感到高兴，命令最高内阁官员在这个项目上下点功夫”。这个计划不久就流产了，因为陆军部长斯蒂姆森“从道德上反对空袭城市和平民。”而乔治·马歇尔将军更集中于希特勒对美国兵构成的威胁。但是随着和日本的战事越来越近，马歇尔1941年11月15日邀请华盛顿七名新闻记者举行秘密发布会。在这秘密的场合，马歇尔对这些影响民众观念的记者说如果和日本开战的话，美国会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美国将“派飞机焚烧日本城市，也会毫不犹豫地轰炸平民——将一切烧个净光”。 由于珍珠港事件，美国不能近距离地去轰炸日本岛国的飞机场，因此直到1943年轰炸日本城市的第一个详细计划才制定出来。该计划表明“数量小到10吨的m—69凝固汽油弹都有可能把日本任何一个城市的大片城区摧毁殆尽”。现在日本已经变成魔鬼一样的国家，很少有美国人在意那些轰炸是否野蛮了。但是美国空军十分关心自己的形象，1943年的一份关于轰炸日本的备忘录中含有这样耐人寻味的句子：“人们期待选中的理想轰炸区域应该包括合法的军事目标或者是离军事目标最近的地方。” 日本是一个小国，领土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大部分是山区，无“内地”可言。大城市集中在沿海。“制造业的75％集中在六个大城市里，这是非常罕见的。”“一条连接日本工业中心的线形成s状，上端是新湟，其弯曲部分环抱着东京、横滨、名古屋和神户，下端穿过广岛—吴和八幡，这些城市间相隔都不超过150英里。德国只有12％的工人住在15个大城市里，而34％的日本工人都挤在六个大城市。德国只有6％的工人住在柏林，而日本却有14％的工人住在东京，汉堡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只居住着6000人，而大坂每平方英里土地上却居住着4.5万人，东京的雷门工人区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居住着13万多人。 1944年2月，罗斯福收到空袭日本的战略计划，到1945年1月，提到“日本城市易受大火的破坏”的轰炸研究，都开始坚持这样的意见即城市“最终会成为重要有效的轰炸目标”。因为工业聚集在城市，特别是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许多家庭就像个车间，为附近的工厂生产组装零件。每个工厂就如同根系成网状的一棵大树，延伸到周围生活区，既吸纳工人又搜集零件。” 埃尔默·戴维斯是战时情报办公室负责人，1945年2月，他告诉参谋部美国民众的看法，“关于轰炸日本，民众似乎没有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提出强烈反对，但有些人对持续轰炸柏林持反对态度。”辛迪加军事分析家埃略特称，“坚决摧毁日本工业，不要给它的工厂留一块瓦片，直至在日本再也看不到一台电动机、蒸汽机或柴油机，看不到化工厂，连一本讲这些东西怎么生产的书也毁掉。”1945年罗斯福的儿子和顾问艾略特·罗斯福称“要炸得日本只剩一半人口”，b—29轰炸机使此变为可能。 二次大战中，罗斯福对轰炸机投入巨额费用，这是歷史上规模最大的在战争中使用的最昂贵的武器：原子弹花了20亿美元，但很多华盛顿人士指出b—29轰炸机是美国“30亿美元的豪赌”。 空中堡垒“b—29”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冒出来的技术上的成功。早在珍珠港事件前，亨利·阿诺德就认为需要生产一种长距离飞行的大型轰炸机保卫美国免遭纳粹的威胁。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亨利匆匆赶制b—29。他要求改进飞机的性能，亨利要求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几年才完成的工作在几个月之内完成。然而制造出来的飞机被机械问题所困扰。发动机过热导致起火，颇负盛名的试飞员在试飞中机毁人亡。 没有人愿意驾驶b—29轰炸机，这一点自是在情理之中。所以亨利请求杜立特尔·吉米派最好的飞行员保罗·蒂贝茨驾驶。他曾首次驾驶美国战略轰炸机轰炸德国。他虽然刚29岁，但飞行技术娴熟，而且安静、沉稳，是一个善于鼓舞士气的领导者，蒂贝茨迅速实现这项计划，被称为“b—29先生”。 b—29轰炸机与其他飞机的区别就像步枪之于弹弓。在飞机发展史上，它的机体最大、最长、最宽、最重、最快，飞行距离最长，四个螺旋桨每个长16英尺。能携带10吨炸弹，同时还能每小时飞357英里。能为11位机组人员提供像客厅一样舒适的环境，它能在空中连续飞行16小时。其他机型在3万英尺高空时温度降至零下50度，人就要穿厚衣服，戴笨重的氧气罩，但这种“空中的卡迪拉克”备有机组人员密封箱，飞行员能穿日常衣服舒服地待在里面。一旦掌握了它的操作，它就会变成二次大战时杀伤力最强的武器。一位飞行员说：“舒适的气氛，整齐的铆钉，强有力的发动机，新型的轰炸瞄准器，这一切都让我们喜欢。它是一架非常漂亮的飞机。” 1944年6月15日，从中国起飞的b—29轰炸机执行对日本的第一次轰炸，目标为九州的钢铁厂。60架飞机在3万英尺高空锁定目标，却只有一枚炸弹击中钢厂，有7架轰炸机未归。这些在白天高空执行的轰炸任务并不奏效，大部分炸弹掉进了稻田，而不是钢铁熔炉上，而且还损失了过多的飞机。 第105页 为解决问题并证明b—29轰炸机有打胜仗的能力，亨利·阿诺德把他的爱将从欧洲调出来。他就是柯蒂斯·勒梅将军，只有38岁，是空军最年轻的将领。他很勇敢，曾在欧洲多次执行危险的轰炸任务。他身材高大健壮，话语轻柔，几英尺外很难听到他的声音。圆圆的脸庞永远凝结着愁容，这是轻微的贝尔式面瘫症造成的。他因沉稳和镇静自若的风格而闻名。他的一位下属说“他好像没有太拼命工作，但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善于思考”。而另一位下属则这样说： 在他为某事做出决定之前，他会倾听别人的意见，而自己一言不发。一旦决心一定，他会长久的仔细沉默思考如何用最简短的语言宣布他的决定。他认为人们讲话一两句就够了。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语句简捷，才使他周围聚了许多人。他有一种方法，让人听起来，像是考虑过所有的选择，然后才选择了惟一的可能。他言简意赅，说话简洁，似乎能使任何人相信，虽然他的决定出其不意，但可能是正确的。 由乔治·巴顿将军、文斯·隆巴迪和柯蒂斯三人组成的领导班子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只许胜，不许败。他命令他的下属：“如果一个飞行员能锁定一个目标，即使不能返回，也不能中途而废。”正像有位飞行员对他的评价那样，“我们就是要击中目标。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似乎都无足轻重了。”柯蒂斯名声在外，他是一名严厉的将领，为取得结果，随时准备牺牲。一位飞行员说过，“勒梅将军接管空军后，他要将我们全部送死。” 柯蒂斯后来回忆起他下达的命令：“你们要驾驶着b—29轰炸机往前沖，击中目标；如果没有击中，你们就要被解僱。”他写到他知道自己身上的压力，“因为全美国就像一群狼一样吼着要轰炸日本。” 攻陷塞班岛后，柯蒂斯将b—29轰炸机群移师马里亚纳群岛。现在飞行员们离日本帝国近在咫尺。 柯蒂斯最初坚持空军行动原则——高空精确轰炸。但是当他的飞行员盘旋在日本上空3000英尺时，飞机被一阵阵从来没有人遭遇过的神秘风暴所袭击，好像众神发威，保护这个“日出之国”。这种不知名的妖风后来被命名为气流风，这种平流层疾风唿啸着从西伯利亚袭来，穿过日本海时，风速250英里／小时。如果b—29轰炸机与风向垂直飞行，飞机会向两边“滑动”，如果逆风而飞，飞机就成了不会移动的靶子，非常容易被防空炮火击中；如果顺风而飞，速度会达到450英里／小时，在如此快的速度下根本无法使用诺顿瞄准器瞄准。这种疾风还和在它下面六英里的爆炸目标之间形成一层层糟糕的气流。有一次111架飞机只有24架能看清靶子把炸弹投到它的附近。 亨利·阿诺德把这种每架价值60万美元的b—29轰炸机看成是结束战争的银色魔弹。如果柯蒂斯无法从国家的巨额投资中取得什么战果，那么战略轰炸方案将被彻底摒弃，海军也许会统帅b—29，比尔·米切尔想建立独立空军的梦想将化成泡影。“我们必须行动”，柯蒂斯说，“我必须尽快行动。” 柯蒂斯仔细审查了过去美国空军作战原则——日间高空精确轰炸，他决定将其彻底推翻。他要晚上採取行动。他要低空飞行，在疾风下面穿行。在夜幕中无法精确锁定目标，只好不加区别地狂轰滥炸。 “向低处飞”读者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是明智的，但是b—29轰炸机的飞行员听起来则像自杀。高空飞行的全部道理就是避免被地面炮火击中。飞行员在3万英尺的高度可以俯视地面，看清高射炮阵地向他们射击的情景。现在他们必须要直接进入黑色炮火圈内，就像让散兵坑的士兵突然离开保护掩体，朝着子弹飞来的方向勐冲。 但是柯蒂斯觉得他找到了日本防御的漏洞。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大胆的猜想。他认为在3000英尺～10000英尺的高空，日本没有足够的防空火力。他要让他的飞机穿越这个空隙。但他的高射炮专家告诉他，如果这样做，他会失去70％的b—29轰炸机。但是他的直觉却告诉他结果不会像高射炮专家所说的那样，他希望使日军防空炮火感到惊讶而迷惑不解，然后在黑夜中仓促作出调整，他也考虑到日本战斗机不会在夜晚同美机对抗。在另一次大胆的举动中，他决定把b—29轰炸机上所有的机枪和弹药都卸下，使每架飞机多带2700磅凝固汽油弹。 为检验他的理论，柯蒂斯选择最大的目标东京，并且没有通知上司。他写道： 我要干，但我不会对阿诺德将军提前报告的。为什么？因为他现在一心只想从b—29轰炸机获取战果，如果我提出这项计划，他又预先认可，那么他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我不告诉他，计划彻底失败，劳而无功，他就会将我免职。指派他人接替我。他仍然有机会从b—29轰炸机获取战果。该计划很全面，很实用，我就这样办，一个字都不透露给阿诺德将军。 1945年3月9日，柯蒂斯向飞行员阐述了任务。首先是目标、路线和海陆营救安排。然后，他手夹香菸，稳稳地踩着大地，面向飞行员们宣布：“我把你们送到5000英尺的高空，不带枪、炮和弹药。” 飞行员们惊呆了，这是一个疯人向他们宣判死刑。“一股冰冷的恐惧感直逼飞行员的心头，许多人直言在不到1万英尺的高度空袭那座城市，他们不期待着安全返回。” 第106页 “我们都觉得勒梅下这样的命令简直是疯了，”飞行员菲斯克·汉利说，“这样低的高度，只有4000英尺～6000英尺，日本人会轻而易举用他们的高射炮把我们打下来。” “我们想，他是疯了。”纽厄尔·费尔斯回忆说，“我们无法理解这个人。我们不得不卸下弹药……简直不可想像。”鲍勃·罗登豪斯认为，柯蒂斯已经丧失理智。“这会将飞机置身于炮火之中，飞机的设计不适合这样。我们不懂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罗伊·科林伍德说。“我们吓坏了。”乔·塔克相信他是刚刚听到了死刑的宣判。“我们想，天哪，残酷之极——他的胆量，我们的鲜血。” 但柯蒂斯认准了这可怕的做法是赢得战争所必须的。“不管你多么小心，你们要炸死许多平民，”他告诉飞行队，“成千上万的平民，但是如果你们不能摧毁日本工业，我们就要进攻日本了。想想如果进攻，多少美国人要丧命？有人说会达到100万。我们在和日本作战，我们受到日本的攻击。你们想杀掉日本人，还是让日本人杀死我们美国人？”关于屠杀平民的军事行动所牵扯道德上的问题，柯蒂斯只是说，“每个当兵的都会想到他的行为是否道义的问题，但任何战争都是不道德的。如果你让这些问题困扰你，就不是好士兵。” 1945年3月9日，星期五，下午五点三十五分，b—29轰炸机降落在关岛的临时机场，40分钟后降落在离东京更近的塞班岛和天宁岛。飞行员从关岛起飞时心情沉重，许多人都相信他们在飞向死亡。留在关岛的约翰·杰宁斯想，他再也见不到他的伙伴了。“我们都到停机坪向朋友告别，”他回忆说，“因为无人能在这样的高度飞行而活着回来。” 334架b—29晚上八点十五分升空了，他们排了400英里的长队，并肩飞行，唿啸着掠过硫黄岛和父岛的上空。他们在空中操纵着价值两亿美元的硬傢伙。那时1700美元的年薪足以养活四口之家，一个哈佛大学生的学费是1000美元，纽约一家上好的酒店，一晚上房费也只要三美元。 为检测汽油弹对工业国日本的潜在杀伤力，军队在犹他州盐湖城西南80英里处达格威实验场建立了一个“小东京。”曾在日本工作过的木匠和建筑设计人员用真正的日本木头修了24个日式房间，日式地板——榻榻米很难弄到，但夏威夷能找到一些，便从那里运来。在屋中摆上真实的家具，为模仿真实的生活，在衣柜里挂满了衣服。 1943年整个夏季，空军向“小东京”扔下不同类型的汽油弹。获胜者是m69凝固汽油弹。它看上去不像炸弹，是一截直径3英寸、长20英寸的管子，外形不是圆的，而是六边形。管中填满了装在干酪包布袋里的凝固汽油，整个炸弹重为6.5磅。这种管状炸弹从飞机上投放下来，飘到地面，炸弹上系了一条三英尺长的飘带，飘带可以减缓炸弹的降落速度，防止它落得太快直接进入建筑物和地下室。 当m69击中地面时，5秒钟之内毫无动静，像一只静止不动的管子，接着就是一声巨响，将干酪包布袋射出。如无阻力，它会向四周飘100码的距离，如果包布袋撞击到物体，其抛射力会将布袋冲破，燃烧的黏性物质会爆裂成几千块小的块状物，向四面八方飞溅50英尺。 其他燃烧物虽然燃烧强烈，却只在一处地方燃烧，一枚旧式的燃烧弹或许能冲破房顶，点燃地板，但只是局部着火，你可以扑灭它，而m69不只点燃一处地方，能形成燎原大火，燃烧不止。 畅销杂志《柯里尔》在一篇颇为风趣的文章中高度评价m69凝固汽油弹的完美。文章的题目是“东京名片”，文章还配有一张犹他州荒凉的盐硷地上“小东京”彩色的图片。文章说m69第一次是用民房做的实验，“已经在摧毁民房相对简单的功能中稍试成功，现在还必须证实炸弹对工业建筑的威力同等巨大，否则部队不会使用它。在用汽油弹进行轰炸时，房屋肯定会燃烧，但它的根本目标是敌人的工厂。”如果工业建筑是摧毁的主要目标，那么精心建造的民房为什么最初会成为实验品，文章对此并没有提出疑问。 几十年来，日本政府十分明白他们城市独特的致命弱点是经不起燃烧弹的袭击，但是如果那些精神武士向百姓承认这种致命的弱点，他们的特权就会受到质疑。所以在塞班岛陷落后，那些精神武士们选择“只重视生产而放弃对平民的保护。” 结果整个东京只有18个水泥防空洞。600万居民的大城市只有容纳5000人的空间。只有8000名消防人员，东京居民採用的正常的防卫方式除了房屋就是这些小小的防空洞了。桥本良子是一个24岁的年轻母亲，她同父母姐妹住在一起，因为环绕他们家的地下水位很高，所以防空洞建在地面之上。“我真很怀疑，那个防空洞是否真的能保护我们”，几十年后她对我讲。 每10～20个家庭结成一个居民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组成一个防空网。桥本良子说：“军人给我们上课，他们扔一个能冒烟的假炸弹，我们往上泼水，我们进行水桶灭火演习。我们学会了怎样护理伤员，怎样把他们抬到担架上。” 东京人用湿抹布、沙袋和水桶把自己武装了起来，以对付334架造价60万美元的轰炸机扔下数百万磅的致命汽油弹。 第107页 桥本良子记得，3月9日这一天颳风，天气很冷。北风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刮着，兇勐似春季颱风。正当b—29空中堡垒朝日本帝国飞去的时候，无线电操作者调到东京玫瑰电台。飞行员听到“烟雾迷进了你的眼”这首歌曲时，都相互交换着眼神。接近午夜，一位帝国总司令部发言人在电台上提醒东京居民，第二天，也就是3月10日，要举行建军节的庆祝活动。在东京市中心将举行游行。他鼓动听众提起精神，最后他说，“黎明前最黑暗。” 几分钟后探路轰炸机到达东京，在500英尺上空唿啸盘旋，扔下了汽油弹后，整座城市被勾画出一个燃烧的x型图案。 他们挑选最有经验的飞行员充当先遣队员，提前45分钟出发，然后轰炸机组的成员才出发。在谈到探路者时，飞行员查列·菲立普斯说道：“他们在地面上画了一个燃烧着的x型，将其分割为四部分，我们到达之后，便在指定的一部分中投下炸弹。” 此后轰炸机3架一组到达，对准起火点x型轰炸，b—29轰炸机有一种定时装置，叫做定时曝光控制器。每隔50英尺便投下500磅燃烧弹，这样每架飞机的载弹量可以覆盖350英尺宽，2000英尺长的地带。” 334架飞机扔了8519枚炸弹,每枚500磅重。这些炸弹在东京上空2000英尺处爆炸后，释放出49.6万枚装有凝固汽油的6.2磅重的管状燃烧弹。这些管子带着小小的降落伞，慢慢的向下飘落。 在关岛，柯蒂斯·勒梅正坐在指挥室里抽着雪茄。 他对助手说：“我正在焦急地等待。”“会出现许多问题，我睡不着。通常我睡眠很好，可今天晚上不行。” 接着，关于轰炸的消息传来了：“清晰地命中主要目标，看到大片的火海。高射炮火力不强，没有飞机拦截。”直到第二天晚上侦察飞机携带照片返回，柯蒂斯才知道详情。他看着照片咕哝着，像是从嘴角挤出来的声音，“看上去不错。”然后，动了动雪茄菸，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17岁的竹市美代子听到防空警报就跳进了家用防空洞。“我看见美国飞机就像下雨一样投掷燃烧弹，天空像礼花形成的尼亚加拉瀑布。”她说，“在防空洞里还有人说‘真好看！’”远处，耶稣·索非娅大学的山上，古斯塔夫·比特神父在想那些燃烧弹带着降落伞下落的情景，就像“银色的幕布，从天而降。……就像在德国圣诞树上悬挂的银箔……那些银色的飘带一触及地面，红色的火焰瞬间燃起”。丹麦的外交官拉斯·蒂里兹后来说道，燃烧弹“不是直接落下来的，而是慢慢飘下来的，像银色水流的瀑布。一枚炸弹就能炸毁大片区域。炸到哪儿哪儿就寸草不留。” 千百处大火燃烧起来，“风就像火上面的盖子，将热浪压低，迫使烈火向四处蔓延。而不是向上喷发。遍地是浓烟和火星，白热化的阵风顺着狭窄的小巷，唿啸着吹来。”一团团的烈火瞬间融会成火的旋风，像龙的火舌四处翻腾。30分钟内消防队全垮了，“在一个消防站，只剩下烧焦的尸体和一辆被火烧焦的消防车。”一名消防队员回忆道：“我们进入爆炸区域时，到处灯光闪烁，像白昼一般明亮。” 柯蒂斯的预感是正确的。 “原来日本早就配置了大量的防空炮火，但是射程只有5500英尺，”飞行员杰宁斯说，“他们还有许多防空设施，其射程可达1万英尺～2万英尺，甚至2万英尺～3万英尺之间，但他们根本没有建造射程在5500英尺～1万英尺之间的防空设施。谁会发疯在那种高度飞行呢？” 空袭开始时，桥本良子正熟睡着，身边还有一岁的儿子、三个妹妹和父母，她丈夫去值班了。她听到空袭警报，立刻抱着孩子跑进自家的防空洞，父母亲和三个妹妹，一个19岁，一个17岁，另外一个14岁，也跟了进去。 她父亲立刻感到此次空袭与以往东京所经歷的小的空袭相比决然不同。“待在这儿很危险，我们快跑！”他对妻子和女儿们喊道。 “我把孩子拴在背上，盖了一件孕妇服。”桥本良子告诉我，“拿着尿布、牛奶，以及重要的家庭证件。”她还没明白，这是一个逃命要紧的夜晚。 全家躲在高架铁路下面避难，但几秒钟后，她父亲叫道，“快跑！” “我朝西看，那里红彤彤的一片，就像日落，”桥本良子说，“我看见许多火柱拔地而起。许多架b—29轰炸机在扔炸弹，飞机飞得很低。我想会不会击中电线桿，飞机个头那么大，机肚都被火光映红了。” “几天前b—29轰炸机在天空中拖着一条尾巴像小不点。”她告诉我，“可是那天晚上它们那么大，那么多的汽油弹投向地面，燃烧弹听起来像火车唿啸而过，城市黑夜如同白昼。” “火随风四处蔓延，”她说，“是一场夹着火焰的风暴朝我们袭来。” 19岁的妹妹惠子决定在铁路下面守护家里的财产。 六个家庭成员全从奔腾的烈火中逃了出来。桥本良子背着她的小男孩儿，她的家人“全都奔跑着逃离大火，穿过浓烟，有些地方烟浓得看不到10英尺之外的东西。他们边跑边唿哧唿哧喘着粗气”。她觉着她应该拉着妹妹悦子的手，但17岁的妹妹双手紧抱一罐大米，以解家庭燃眉之急。她跌倒在后面。在人群的推拥中，桥本良子喊道：“小悦子,你没事吧？” 第108页 “大姐，等等我！”悦子喊道。 “我们离得越来越远，”桥本良子流着眼泪对我说，“我在人群中把她丢失了。我现在已经81岁了，但仍能听见她的声音，‘大姐，等等我！’” 桥本良子一家七口现在只剩五口。良子背上的孩子不停地啼哭，风和热浪使铁皮房顶整个掀起，铁皮像飞碟般从空中掠过。火花、烧焦的衣服从旁边飞过。 火炮手戴维·法古阿在火焰的上面飞行，他记得“执行任务时要飞行那么低，火燃烧得又十分迅勐，一些物体燃烧的碎片常常飞到我们的炸弹舱里——墙板的碎片、杂物、或其他燃烧过的物体的碎片”。巨大的热浪将飞机冲击到火焰之上5000英尺的高空。“湍流使飞机翻转过来，机组人员身体全部倒过来，”飞行员哈里·乔治回忆说。“想像一下一张纸夹在一大堆树叶中是什么滋味，”“射击手爱德·里凯特森说。“现在想像一下整座城市。”“我的椅子用固定螺栓拴定在地板上，我被安全带固定在椅子上，”无线电员乔治·格莱顿说，“当冲击波袭来时，椅子从固定拴弹出。我被贴在天花板上，身上还拴了一把椅子。” 火的温度很高，“在大火沖近之前，热浪就已经把人击倒或致死，而不是被大火烧死。”热浪温度高达华氏1800度。孩子在母亲背上炸开。街上的汽车“烧焦后像一团捲曲的纸。” 石川记得他和40人一起被困在火中。“这一场烈火，简直是火的地狱，我身旁一位年轻父亲丝毫没有察觉到背上孩子已经着火”，石川说。“外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他们被火苗呛死。” 火像波涛一样在街道上翻滚。河道沸腾，人体燃成火柱，像一根根燃烧的火柴。人的脑壳在热浪中爆炸，脑浆在裂开的脑壳中沸腾，闪着令人恐惧的萤光。逃难的人群用脚踩着那些从眼眶里鼓出来的眼球。 美穗跑到一座庙宇中避难。她记得当时的情形，她看到庙里有“许许多多保人平安的神灵的塑像，和庙外的塑像一样，我突然意识到，那是些烧焦的人体仍然直挺挺地站在那里”。 19岁的仁惠看到一个母亲和孩子在跑。“突然火焰像伸出手一样抓住他们，他们的身上着火了……衣服烧了，他们趔趔趄趄，然后跌倒在地。没人停下来帮他们一下。” 笠多和两个孩子冲进八信学校，该校因一个大游泳池而闻名。他爬上了屋顶，屋顶上的烈火也向他们袭来。学校教学楼里面，成千人被烤死。“看上去，他们像模特，有的人的面孔呈粉红色。”笠多一直记着游泳池里的景象。“真是令人惊骇，我们估计有1000多人挤进游泳池。我们第一次来这里时，水池子里的水漫到池沿。这时里面已经干枯，只有大人和孩子们的尸体。” 桥本良子背着孩子和父母及最小的妹妹跑到河边，他们在热浪捲起的gg牌和土块之间躲来躲去，终于到了桥上。 “人们在桥上被活活烧死，”桥本良子说，“衣服会燃成烈火，大家都用脚灭火，我的头髮也着了火，大家都在尖叫。”背上的小男孩趴在她背上像别人一样大哭大叫。 “突然，我听到他厉声尖叫。”桥本良子告诉我，“我转过身来看他，发现孩子嘴里着了火，一团红，我赶快用手将他嘴里的火苗抠出。” 男婴是全家的宝贝。桥本良子把他放在地上，用身体挡住他，她父母亲上去护住她。他们自己用孕妇服盖上，外套也着了火。“ “我们都会死在这儿。”桥本良子记得他父亲这样喊道。 “那时我真想自己快死了，”她告诉我，“那时想到自己要死真是难受。” “桥本良子，赶快跳进河里！”他妈妈尖叫，“跳，跳！” “正是三月，河水很冷。”她回忆说，“我抱着孩子，不敢往河里跳。但是，我不得不跳。” 桥上的铁栏杆早已经拆掉，拿去炼铁作了武器。栏杆换成了木头的，也起了火。要跳进去，桥本良子就要先把脚伸到火里，她犹豫不定。 “我母亲把她的防火面罩拿下来套在我头上。”她告诉我，“我们家四个女儿就生了这一个男孩。大家都很爱他。我们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大家的情绪很糟。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是我妈惟一的乐趣。我还记得她的头髮被热浪吹得竖了起来，附近的火光映红了她的脸，我永远忘不了她那张脸，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良子踏上燃烧的栏杆，抱着孩子跳进河里。 “我从热气中又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她说，“孩子睁大着眼睛，水那么凉，而水上面像火炉。你知道将东西放进火炉里会立刻着火的，当时的情景就是那种样子。” “我用一只胳膊划水，另一只胳膊抱着孩子，一只木筏漂了过来。我把孩子放在木筏一角，我还划着名水，反覆用水浇在他头上。我把头浸在水中，不停地又往孩子身上泼水。 “就在木筏右边有一条小船，上面有两个人，我朝他们叫：‘请救救我的孩子。救我的孩子，不要管我。’他们划近木筏，拽上我的孩子，也让我上了船，我们漂向下游。” 第109页 这两人救了桥本良子和她的小男孩。她一夜时而醒来，时而昏迷过去，船载着烧焦的躯体缓缓前行。 “我整晚听到哀号，”她告诉我，直到现在我仍然幻听到他们的哀号，哀号呻吟像飢饿的蛤蟆。在我的后半生，我讨厌听到蛤蟆发出那样的叫声。” 康介是一个22岁的学生。他父亲是当地空袭警报员，他坚守岗位，以身殉职。康介跑着，“我朝天上看，看到b—29轰炸机在盘旋，”他回忆说，“他们的飞机被火光映得都变成了红色，那些飞行员看到下面像蚂蚁一样乱跑的人群，一定感到好玩。我几乎都能看到美国飞行员大笑的面容。魔鬼，婊子养的，我痛不欲生。从那以后我开始从心底里恨透了美国人。” 但是这些美国魔鬼飞行员在价值60万美元的飞机里并没有发笑。实际上，他们没有在想伤亡人数。 “我们没考虑平民，”罗伊·科林伍德后来告诉我，“我们担心我们能否驾驶b—29轰炸机赶3600英里的航程，那些飞机并没有某些人想像的那么可靠，我们还担心日本人把我们击落。” “我们并没有多想我们到底在干着什么，”艾德·里查德森补充说，“我们要活下来，我们努力干完我们的事情，然后回家。我们只是按上司的吩咐做，我们没有什么疑问。” “我们没想往人身上扔炸弹，”科林伍德这样解释，“可是当你在3平方英里的区域轰炸21个军事目标时，你不可能既击中目标又炸不死人。” “在5000英尺高空上，你能闻到血肉烧焦的味道，”切斯特·马歇尔回忆道，“一种香味。我问：‘闻到的是什么气味？’有人回答：‘是血肉烧焦的味道。’”飞行员哈里·乔治反驳道：“血肉是一种焦煳味，很难闻。” “大概在地狱里看到的情景也不过如此吧。”哈利回忆道，“我们心里很难受，要赢得战争只能这样，特别是全面赢得战争。” 3月10日凌晨两点三十七分，有了清晰的信号。飞行员在东京上空扔了2小时40分钟的汽油弹，他们飞回大本营的这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熊熊烈火一直在燃烧着。钮威尔·菲尔斯说：“我们能看到100英里外或更远的地方，烈火在燃烧。” 黎明的时候，桥本良子勉强睁开布满灰尘的眼睛。 她说：“我朝天看，纳闷那是否是月亮，可它是太阳，但看去就像模煳不清的月亮。仿佛世界的末日到了，太阳失去了光泽。” 营救他们的人把桥本良子和她的婴儿送到医疗机构。她回忆说：“沿途，她看到尸体就像烧死的树林，脸肿得大了一两倍，还可以闻到肉的焦煳味。” 她和两个姊妹倖存下来，父母亲和一个妹妹烧死了，孩子也救过来了。 良子很幸运。但其他10万人是不幸的。 世界史上最大的杀戮日刚刚过去。这天死亡的人数超过了后来原子弹在长崎致死的人数。只有广岛的伤亡人数，比这一天略多一些。 倖存者像沉默的幽灵，穿过这荒凉的风景。许多人实际上都被烧烤了，他们的皮肤终生带着黑瘢。在这依然还闷烧着的风景上，升起一缕缕的烟。韦斯回忆说：“看着肿胀、变形、炭化的尸体很像巨大的人参根，没人能分辨出他们原来是男人还是女人。” 岩岛在寻找他的妻子，他说：“由于油烟很重，很难睁开眼睛，我用拇指和食指强把它们撑开。”最后，他找到了三具烧焦的尸体，他相信那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他妻子成了炭化的尸体，两个女儿也是。她们的衣服都烧没了，但是他猜想是她们，因为在他妻子身旁，还有一具烧焦的小尸体。岩岛说：我的妻子怀孕了，而且分娩期过了三四天，很可能就在她被烧死之前，生下了那个孩子。” 竹中美惠那时14岁，她一瘸一拐地穿过冒烟的废墟。她回忆说：“我看到许多死尸。我必须用脚拨开他们才能走。我去了地铁站，那里的人衣服都烧光了，我看到一个人站着，就去向他问路。我碰了他一下，他就倒下了，他死了，我吓得尖叫起来。” 日本官方统计死亡人数花了25天。这是不准确的统计。在空袭前约有200万人已撤离东京，因此官方没有一个准确的基数进行统计。另外，空袭打乱了办公系统。没家的死人没法向没办公室的死去的官员汇报。一个统计的方法就是把一个头盔、五个纽扣或钱包的金属架算作一个人。 最后，官方统计共有83793人死亡，400918人受伤。但这统计是根据能够辨认出和数得着的尸体，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承认许多死人根本就没有找到，没有被算进去。柯蒂斯写道：“后来9万到10万的死亡数字开始被人接受，但即使是这个巨大数字，有时还被认为估计过低。3月9日和10日的晚上，我们在东京烧死、煮死和烤死的人数比在广岛和长崎灰飞烟灭的人数加起来还要多。”不完全是这样，但是他说得非常接近。那一个晚上，勒梅将军用了丧失14架飞机的代价，烧光了东京16平方英里的地方。东京63%的商业区化为灰烬，丧失了18%的工业能力，25%的建筑消失。100万悲痛欲绝无家可归的臣民下顿饭要以腐肉为食。 第110页 柯蒂斯制胜神风，把地狱带入了这片太阳升起的土地。这场火战才刚刚开了个头。 第十七章 无法忍受的煎熬 如果我们准备在神风行动中牺牲两千万日本人，胜利就将属于我们。 ——大西龙治郎海军中将，摘于《太平洋地狱》 军事专家提醒过柯蒂斯·勒梅将军，空袭东京给美军带来的损失要比他直觉感到的严重得多。但是这些军事专家们错了。实际伤亡率不到5%，而不是预测的70%。而且低空飞行对b—29飞机引擎的要求比高空飞行要低得多，消耗汽油也少。柯蒂斯下了最大赌注，立刻命令开展更多的火战，“我想在未来10天里击垮日本所有的主要工业城市。” 在后方，亨利·阿诺德将军住进了空军医院，他的心脏病已是第四次发作了，这是由于他担心对空战所下的“30亿美元赌注”而引起的。美军终于向东京投掷了凝固汽油弹，这让他看到了曙光。在“致我亲爱的柯蒂斯”这封信中，他写道：“我高度赞扬你和你所指挥的军队的出色行动。我研究了对东京3月10日的袭击,又得知到7月1日你将控制1000架b—29轰炸机,据此我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结论让经验丰富的轰炸专家也感到不同寻常。那就是如果需要的话，在有利条件下，你将能够摧毁所有工业城市。”柯蒂斯在首轮轰炸中，用了334架b—29烧毁了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心脏。阿诺德鼓励他再点燃规模相当于第一次三倍大的火炬。 在美国国内，《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登着：“b—29在东京15平方英里的面积上燃起烈火”，“重创城市人口稠密区。”一天后《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又登出了同样的信息：火焰炸弹焚毁了东京中心，”“城市没有了心脏。”《纽约时报》使用了与东京相类似的曼哈顿地区来衡量破坏的程度。这篇文章提到了“凝固汽油弹”，一位随军记者说：“我不仅看到了东京在熊熊燃烧，还闻到了燃烧的气味。” 华盛顿的飞行员们担心,如果公众知道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平民身上倾注汽油，公众就会控诉——而且有理由控诉。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陆军准将邦纳·斐勒斯在一份保密的备忘录中，这样描绘这次对东京的空袭：“这是有史以来对平民最残酷最野蛮的空袭之一。”华盛顿不但不下令停止袭击，还向柯蒂斯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报界开始怀疑这种对平民和战士不加区别的轰炸。但我们督促你继续沿着你现在的战线勐烈袭击，这种破坏性袭击对根除敌人国内的工业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一种战略轰炸。”为了确保这些指挥们领悟到要旨，这份文件在结束的时候说：“提防说这是战术轰炸的无论任何人。” 3月23日华盛顿举行新闻发布会。空军发言人绝口不提对平民的血腥屠杀，一切都简化为枯燥的成本效益分析统计数字：“120万工人……无家可归，至少损失10万人工作月，36亿平方英尺高度工业化土地化为灰烬。”问到使用凝固汽油弹的问题，他称“这是破坏这些地区小工业的经济途径……让他们停业清理。记者问到“从使用炸药到使用燃烧弹转变的原因”，发言人迴避了这个问题，声称现在的任务仍然是“削弱日本生产军需品的能力”。 1937年日本首次轰炸中国城市时，《纽约时报》头条新闻把200人的死亡称作“对平民的屠杀”,在头版中充满了对“屠杀无辜平民”的震惊。现在媒体贯彻的是政府的政策路线。报纸称“东京是一个首要的军事目标，留在军事目标区保护日本军工企业的平民是自取灭亡，这一点是战争法则所承认的”。有些人为遭受凝固汽油弹轰炸的妇女和儿童感到难过，《纽约先驱论坛报》便通过刊登“凝固汽油弹只造成很少的生命伤亡，它只是把居民赶到乡下，凝固汽油弹所破坏的只是敌人的工业能力”之类的句子来安慰这些感到难过的人们。 但东京广播电台称美国的新政策是“屠杀轰炸”，东京消防长官向天皇汇报“美国有能力把日本所有城市烧毁，他和他的部下在大火面前无能为力”。 当然，如果精神勇士是理智的，东京永远也不会遭到空袭。1944年夏塞班岛失陷以及美国对德国的轰炸足以让日本明白美国也会毁灭日本的城市，但日本还是负隅顽抗。一位在东京工作的外交官后来写道，“没有一个日本人允许自己说出‘日本败了’的禁语。但是从他们没精打采的脸上能看出这些潜藏的想法。”有这些潜藏想法的人包括天皇在内。在空袭结束八天之后，天皇穿上元帅服和军靴去调查伤亡情况。裕仁默默地观察到这片焦土之上密布着烧死的臣民。视察完毕后他乘坐豪华轿车返回宫邸，车上的帝国国旗在风中“噼啪”作响，此后继续开展他的圣战。 距东京南600英里外的父岛上监测无线电讯号的小伙子也许比裕仁天皇更早知道日本最后会失败。岩竹说：“我们部队的人问我战事如何，我说日本在打败仗，他们骂我是叛徒，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东京的空袭没有立即改变华伦梦幻般的生活，他还是日军的战俘，然而他和日兵一起泡澡,一起听平·克劳斯贝的爵士乐。华伦和岩竹在1945年3月14日同上夜班。“突然华伦站起来，摘掉耳机，告诉我们美国已经宣布，在硫黄岛上日本所有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他讲这话时很平静，但内心一定很激动。玉村和我们在一起，因此他立即向吉井大尉汇报。吉井立刻把消息层层上报到东京帝国总部。很可能天皇从硫黄岛上飞行员所发的信息已经得知硫黄岛失去了。” 第111页 日军的无组织的抵抗还在继续。两天后,也就是3月16日，被团团围住的大佐将军从硫黄岛发送无线电，“战斗已接近尾声，敌人正在登陆，老天也在为我军官兵的英勇顽强掉泪。” 17日，接替东条英机的首相小矶国昭在广播里称“硫黄岛的失陷是整个战局中最为不幸的事件”。然而他很快补充了一句说，“这个民族将会战斗到最后一人，粉碎敌人的野心。” 吉井大尉已经听腻了这些，并且他把他的感受告诉了在直一湾负责鱼雷中队的朋友仓崎大尉。 17日上午华伦和岩竹在班上小憩，他们在电台外倚着水泥墙晒太阳。一辆卡车向山上开来，车上有五名海军。岩竹以前从未见过他们，但他们肯定是从鱼雷中队那里过来的。 “华伦意识到是沖他来的，”岩竹说，“他站起来同我握手，他眼里含着悲伤，他看我的方式和说话的方式都让我觉得这是永别了。” 22岁的岩竹眼睁睁地看着他24岁的亲密伙伴被带走，他们上了车往山下开去。 华伦被带到位于直一湾岸边鱼雷中队的总部。下午3点由仓崎大尉带队，有约150人在弹坑附近集合。吉井大尉在一旁观察。他们都是优秀的精神勇士，但现在都醉醺醺的。 仓崎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和华伦讲了两句，他告诉这名切罗基人（美洲土着人）他要被砍头了，问他准备好迎接死亡没有。华伦说：“是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没有。” 仓崎做了一番演说，内容和他的朋友吉井大尉在杀害吉米·戴依时所说的那番话大致相同。大意是“我们现在要砍掉一个美军飞行员的头，也许有一天你也会面临同样的下场，所以你们要仔细看看并记住所有的细节”。 仓崎想找一个自愿动手杀死华伦的人。 没有人走向前。 一名在场的人日后说：“他点名要吉田少尉执行任务，但吉田拒绝执行。”在众人面前大尉提醒吉田说这是命令。“大尉醉了，说他要亲自动手，但他没有动手，他挑出吉田，因为他是砍头专家。” 华伦在弹坑边上的蓆子上跪下，后来的一篇报导注意到，“在斩首之前，华伦坚持把他的领子舒展开以示反抗。”华伦的眼睛被蒙着。 勐然一挥，吉田少尉砍下华伦的头，华伦向前倾倒在弹坑里。 仓崎大尉喊过菜子医生。一位在场的人说：“吉井大尉命令医生把尸体肢解并切去肝脏。” 在夜明山上，岩竹并不知道他的朋友出了什么事。一些路过电台的海军不经意地说:“那个战俘被砍头了。” “我觉得太残忍了，他们怎能这样做，我气极了。我憎恨吉井，因为我听说是他领着一帮人杀死华伦的。”岩竹说。 在震惊与悲痛中，岩竹觉得他应该做点事，做什么呢？ 岩竹说：“我一直在想，我能做些什么来纪念华伦呢？” 他好像有了个想法，在父岛上他不得不保密，但是他不会忘记。 弗洛伊德·霍尔是华伦在3月17日被害之后最后一个留在父岛上的飞行员。他曾告诉他的亲密伙伴比尔·诃廉斯特和琼·怀特，他不能活着回来了，现在虽然身陷囹圄他还是希望自己能活着离开父岛。 到此时，他在堀江少佐的总部里呆了一个月了。在这里他继续着华伦·厄尔和他开始给堀江上的英语课。弗洛伊德教少佐英语，自己也学一些日语，这位温和的情报官员同英勇的飞行员似乎是两种人，但这种差异在他们互相学习中消失了。堀江后来回忆弗洛伊德时，写道：“我经常和霍尔聊天吃饭。他很活泼、聪明，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弗洛伊德出生在密苏里州，”堀江又继续写道： 他仍旧单身。因为战争他把婚期一再推迟，他说只要一宣布和平，他马上回家同心上人结婚。如果我将来到美国他会领我到处走走。我也对他说，如果他到日本，我还活着，我会让他睡在我家，也会带他看看日本，那时空袭很多，我们不知道美军何时会登陆硫黄岛，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常常安慰我，他给我的安慰是别的东西不能取代的。 一名士兵回忆说：“弗洛伊德同堀江相处很好，并且对所有人都友善。他总是开玩笑，还说如果堀江去美国他一定让他玩得痛痛快快。他也想访问日本，每个人对他也很友好，他也学会了不少日语单词。” 弗洛伊德生还的希望肯定与日俱增。他深受军衔很高的堀江少佐喜爱，从来没有被捆绑，享有充分的自由，参加宴会，和他的俘获者同喝米酒。美军轰炸机在头顶上盘旋时，弗洛伊德和日本人一起跑进防空洞。弗洛伊德一直都很聪明，他从一名应徵入伍的普通士兵晋升为一名军官，从一名厨师到飞行员。现在还自学日语和日本的风俗习惯，他已经能用筷子，能和俘获他的人开玩笑，也许他会有好运。 但堀江没有实权。他只是情报人员，要服从精神勇士。弗洛伊德的死刑判决已经签发了，只是堀江和弗洛伊德都还不知道。早在3月9日，大约是弗洛伊德被射下的第三周，的场少佐已经发布了命令： 1.营队里的战士想吃美国飞行员霍尔中尉的肉； 第112页 2.藤原中尉将负责分配他的肉； 3.军校的医疗队将参加行刑，负责肝脏摘除。 日期：1945年3月9日 时间：上午9点 地点：弦月山总部 营长：的场少佐 两周后，3月23日，父岛夜明山上的无线通讯站收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栗林将军3月16日从硫黄岛上发的信息被认为是最后一次从美国所征服的岛上发出的。 玉村回忆说：“日本政府宣布了硫黄岛的陷落，我们认为硫黄岛上的人都死了，但是后来我们收到一个信号，他们都有便携的无线电设备，我们收到的信息是在北山崖上有30个倖存者。那天晚上，他们要进行一次决一雌雄的英勇冲锋。”堀江记着这条消息的意思是说，“和父岛上的朋友再见。” 这条消息显然震撼了父岛上的军官，各个总部都加强了防御,准备迎接美军新一轮进攻。堀江被调到立花的总部做这位将军的新参谋长。现在他不能保护美国朋友了。的场的命令将得到执行。 3月23日，星期五晚，堀江和弗洛伊德在少佐的住处共进最后的晚餐。堀江告诉弗洛伊德他将被“转移”，但没有告诉弗洛伊德他要被斩首行刑的事。弗洛伊德和少佐满怀希望地谈到了战后的世界，到那时，他们作为朋友访问彼此的国家。 第二天堀江少佐给308营的藤原大尉打电话，藤原大尉从的场那里得到处决弗洛伊德的命令，堀江少佐要他来领弗洛伊德。 藤原说：“堀江告诉我不要用任何不人道的方式杀害霍尔，因为堀江很喜欢他。堀江知道他要被处死，但尽可能做得人道一点。” 弗洛伊德在308营的场少佐的警卫室里睡了一宿。他的双手被捆在身子的前面，但是没有把他拴起来，能自由走动。他吃得很好，还有香菸抽。 他一定感到了不祥的兆头，他没有受虐待，但是他能感觉到捆在他手腕上粗糙的绳子。但他还没有放弃希望，他还和海军士兵开玩笑。后来一位目击者说：“这名飞行员用磕磕巴巴的日语和周围的人交谈。”后来一位朝鲜劳工说：“我看见这名飞行员和周围的海军士兵开玩笑。这名飞行员在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有鬍子，但是夜里他颳了。”弗洛伊德双手被绑，关在警卫室里，试着和所有人建立有人性的联繫。或许…… 的场少佐命令解剖马弗的拉吉医生去解剖弗洛伊德。拉吉告诉海军医务兵明天将有一个大演示。一名医务兵回忆说：“那只是一条命令，即明天将有战俘被斩首，斩首之后，要解剖尸体；为了学习人体，所有的医务兵都要参加这次解剖。” 3月25日，星期天，的场少佐提起精神命令对弗洛伊德行刑，这都成例行公事了。 的场说：“硫黄岛上所有的人都牺牲了，这个岛上的人也不要指望能生还。因此所有被抓获的飞行员都将被斩首，好让你们了解一下情况。” 但是这英勇的少佐不愿意自己干这种脏活儿，他向安藤大尉说,“今天你砍掉这名飞行员的头。” 安藤大尉回答：“这我不能干。”的场听后冷冷地瞪了他的手下几眼，并且提醒他这是命令。的场走后，安藤命令士兵把弗洛伊德带到附近的弹坑旁。 安藤意识到他不得不执行命令，但是的场并没有告诉他要他亲自动手。安藤来自于一个佛教家庭，信仰不杀生。他说：“杀一个无防御能力的人不是真正的日本武士道。”按照父岛上其他“精神武士”的传统，大尉把这个球踢给了别人。他打量着附近的军士天阁说：“上校命令我砍掉战俘的头，你来执行。” 天阁拒绝了。安藤告诉他“这是命令”。 一群人在警卫室里围着弗洛伊德乱转。帮助拉吉医生解剖马弗的医务兵臣野说：“所有的人都在谈论着即将来临的行刑。” 弗洛伊德不明白人们在谈论他的行刑，他还保持着镇静，说笑着。 臣野说：“这名战俘懂不少日语单词。我们在他一边瞎转悠，并给他香菸。” 10分钟后，来了一名警卫把他带到弹坑边，人群也跟了过去。 安藤大尉走出总部，正要跟着人群到刑场，却发现指定的行刑人天阁不见了。 安藤说：“我去天阁的军营里找他，但没有找到。于是我命令勤务兵去找他，并把他带到现场。” 弗洛伊德和大约50名日军士兵站在藤泽山的弹坑旁，离308营总部大约有300码。 安藤走过来，告诉弗洛伊德他要被砍头了，他给了弗洛伊德最后一支烟。弗洛伊德慢慢地吸着，没说话，安藤又给他一杯威士忌，弗洛伊德也照喝了。 弗洛伊德被蒙上眼，他们让弗洛伊德坐在弹坑边，面朝西，背对皇宫方向。 这群人来到这里已经有20分钟了，但是这时指定的行刑者军士天阁还没有出现，现在安藤处境非常困难。可他还要继续表演一番。 安藤说：“我朝周围看了看，看见下士中村拿着刀，我走向中村，命令他‘砍掉战俘的头’。” 现在下士中村将是拒绝执行砍掉美国魔鬼脑袋命令的第三个人。 中村回忆说：“当大尉安藤命令我去行刑时，我说我不想干，你已经安排了一个人去干。” 第113页 安藤大尉穿过公路同医务官拉吉商量，大尉和医生又走回到下士中村身旁。 中村回忆说：“医生拉吉走上前说他解剖就要晚了，大尉也咕哝着说，这是‘命令’。” 在这整段儿时间里弗洛伊德静静地坐在弹坑旁，被蒙着眼睛。现在中村很不情愿地抽出刀，用手绢擦了一下，从后面走到弗洛伊德跟前，瞄准了两次，他慢慢地举起刀砍了下去，然后走开了。 一名医务兵说：“中村下士没有完全砍下飞行员的头来，他的刀只砍进了脖子的三分之二。” 二等兵伊首也回忆说：“一刀下去，立即血流如注。让我感到噁心，因此我就离开了。” 莫里军士说：“中村下士砍掉飞行员的头之后，尸体翻滚了。我只是那里的目击者。但是在行刑之前，安藤大尉告诉我要借一支步枪和一把刺刀，站在一边。现在大尉告诉我用刺刀刺这死尸。我没有拒绝，因为是在公众和军人面前。尽管我不愿那样干，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干了。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我用刺刀刺一具死尸。” 1945年3月25日星期天上午11点，这个来自密苏里州锡代利亚的男士，在珍珠港事件后应徵入伍的空军飞行员，离别了他生活了24年零8个月的世界。 医务官拉吉走上前对集合在一起的医务兵说：“现在解剖尸体，全体医务兵都要学习人体解剖。”一名士兵站在解剖区的周围，阻止无干的旁观者靠近。 后来一名医务兵做了以下描述： 我看到带血的尸体被仰面朝天放着，我听到拉吉医务官让所有医务兵靠近尸体，他就要动手了。我们总共有5名医务兵。医务兵臣野剥掉飞行员身上的衣服，袒露出胸和腹部。拉吉边解剖边讲。 拉吉从飞行员的胸部到腹部切了一道口子，露出胸。我们观察了大小肠的每一部分，医生把刀切得更深一些，他拿出肺和心脏。叫所有人仔细观察。他举起胃让人仔细看。一会儿他把肝取出来包在玻璃纸里。 臣野说：“我跪在医务官左边，他在砍左腿，每当他砍到腱的地方，他就从我手里拿出剪子去剪断。他在切腿的时候，他告诉我拿好肉，别让肉沾上土。我照办了。” 臣野用玻璃纸包好弗洛伊德的肝和大腿肉（大约有8磅重）。一个士兵从臣野手里拿去，送到的场那儿,其中一名医务官在弗洛伊德口袋里找到两张照片。然后，他们向躺在弹坑底的弗洛伊德尸体上铲土。 那天晚上，的场和其他官员把一盘美味带到莫里中将的总部。的场还吩咐人为宴会专门做弗洛伊德的肝。的场说：“用竹枝刺穿，配上酱油和蔬菜一起做。” 莫里中将回忆说：“的场来到我的总部，喝得烂醉。这块肉被切成很多小块，并且用尖竹棒穿起来。” 军官们一再说吃肝对胃有多好。这醉醺醺的少佐重复了好几遍。的场回忆说：“莫里中将提到在中日战争期间，人肝被日本军队当药吃。其他人也贊同肝脏确实是治胃的好药。” 父岛上的日军士兵都觉得他们最终会像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们一样躺在坟里。他们错了。父岛没有遭到进攻。战火正在集中焚烧日本本土。 1945年夏天，空军发布了一份文件，上面列着被柯蒂斯·勒梅将军烧焦的日本城市。这份文件详细说明了每个城市的焚烧比例，并且把每个城市和美国大小相仿的城市做了比较。 这里是一份抽样： 川崎35%波特兰 清水42%圣何塞 平冢46%巴特尔克里克 丰桥67%塔尔萨 甲府78%南本德 日立72%小石城 东京40%纽约 横滨57%克利夫兰 千叶41%萨凡纳 名古屋40%洛杉矶 岐阜69%得梅因 姬路49%皮奥里亚 神户55%巴尔的摩 大坂35%芝加哥 下关37%圣地亚哥 门司24%斯波坎 长冈55%麦迪逊 这些百分比不是指轰炸区或者损坏区，而是消失了的区域，烧光了的区域，化为灰烬的区域。这不是炮兵造成的损坏，一面墙倒塌，一家人拥挤到另一间屋子里。这些百分比指的是荒芜区——杳无人烟，一片废墟。 这是空前的城市毁灭。1871年芝加哥大火烧了3平方英里。1906年旧金山地震毁了4平方英里。在空军地图上同芝加哥对应的大坂遭毁坏的程度是芝加哥和旧金山合起来的两倍还多，烧毁面积达到16.4平方英里。 日本简直被烧成了石器时代，成千上万人住到山上或在乡村游荡。一位日本作家写道：“到处是沙漠一样的空地，那里曾经是繁忙的工人社区和许多小工厂，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只有成堆成堆的灰烬、钢铁残片、砖头、水泥石块，扭曲了的钢桁的支架，遍地是焚毁的水泥建筑、机动车的残余骨架，包括发动机，点缀着这片风景。” 柯蒂斯的轰炸比在欧洲更有效，在德国的轰炸破坏了79平方英里的城市，柯蒂斯在日本破坏的面积是德国的两倍：178平方英里。德国首都柏林毁坏10平方英里，东京（56.3平方英里）和大坂（16.4平方英里）的毁坏面积加起来几乎等于德国所有城市加在一起的毁坏面积。 亨利·阿诺德对哈里·杜鲁门说：“常规轰炸便可轻而易举结束战争”。柯蒂斯告诉华盛顿说，“我们可以一直烧到和炸到他们投降为止。”柯蒂斯惟一的问题就是“到10月，就没有城市可以焚烧了。”美国的凝固汽油弹使40万日本人死于非命，50万人受伤，250万个家庭被毁，30%的城市居民——900万人流离失所，他们空着肚子沉重地走在这片废墟上，眼神很茫然。 第114页 飞行员完全控制了日本上空。柯蒂斯后来写道：“到那时在日本驾驶b—29执行作战任务实际上比在美国驾驶b—29轰炸机进行训练要安全得多。因为训练中的伤亡率比战斗中的伤亡率还要高。在b—29轰炸机烧毁所有日本城市之后，如果日本还不愿投降，我们还有别的进攻计划。稻田将被洒上石油、落叶剂或生物制剂，这会让粮食绝产。” 这的确是全面彻底的战争。其实早在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就粮食短缺了。现在“警察把在田地里偷农作物的小偷划分成几类‘蔬菜小偷’，并且把这种新的犯罪称之为‘毁坏田地罪”。大部分居民都营养不良，“工人不得不在乡村用实物来换点儿吃的，在大城市里，旷工率上升到40%。”木村元一说：“食物配给非常严。我们没有盐或酱油，每人每天只有一丁点儿日本豆面酱。至于蔬菜，如果我们能吃到空地上的一点树叶那就够幸运的了。我饿得连爬楼梯都觉得是份儿繁重的劳动。有一天回家，我们发现尽管我们的门锁得紧紧的，但还是有一个贼进来过。除了我们所剩无几的大米和调味品被拿走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丢。我们面面相觑，惊讶不已，居然有比我们更糟糕的人。” 依然在东京享受美食的精神勇士发布了一篇题为“特殊的饮食方式——灵活机动带来无穷无尽的供应”的文章，以此表明对这些臣民的关心。着名日本史学家、普立兹奖获得者约翰·道尔这样描述： 他们鼓励天皇忠实的臣民在他们家庭食品库中引进橡树果、谷物的外壳和花生壳以及锯末用来补充他们的淀粉供给。（锯末可以用发酵剂分解变成粉末，以1∶4的比例和面粉掺在一起，可以做饺子、锅饼或者面包。）至于矿物质，政府鼓励人们食用旧茶叶、种子、花朵以及玫瑰叶来取代。蛋白质的缺乏可通过食用蚕茧、小虫、蚱蜢、老鼠、田鼠、蜗牛、蛇或是食用由牛、马、猪的干血做成的粉末。研究报导说，由于消毒很好，耗子肉味道像小鸟。但千万不能吃骨头，因为已经证明吃耗子骨头会引起失重。 还有类似的文章，譬如“如何吃橡树果”以及“如何捉蚱蜢。”人们把这样的生活比喻成“洋葱式的生存，很明显，暗含的意思是人们为了换取大麦或土豆，不得不抽泣着捨弃他们珍贵的拥有，就像抽泣着剥去一层层的洋葱一样。”相扑摔跤员已经不再肥胖，动物园全空了，动物全都被吃光了。 现在劳动力虚弱，原材料缺乏，与袭击珍珠港之前相比较，工业产值下降50%。统计数字表明日本已失败了。但是“按照日本的军事教义，物质不算什么，精神是关键的，白人士兵也许块头是日本兵的两倍大，但是那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的心胸非常狭隘”。精神勇士通过在一个东京公园里展览一架坠毁的b—29，紧挨着这个庞然大物的是日本小小的零式飞机，就是这架小小的零式飞机撞到b—29上使其坠落。这足以证明小可以胜大，精神才是关键的。 更进一步的例子就是他们把被折磨了67天的飞行员亨利·哈尔兰用卡车摇摇晃晃地运到东京动物园，剥光他的衣服后把他拴在猴笼的铁棒上，供那些营养不良且被烧伤的市民观看，以此表明他们还能打胜仗。 亨利回忆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让市民过来观看，别怕b—29的人，看这位。我身上满是臭虫、虱子、跳蚤咬的伤口。我那时体重减了90磅。我站在那里，挺直腰板，尽力表现得像一名空军，一名有尊严的空军。尽最大努力保持自己的尊严。” 法国驻日大使写给巴黎的信中谈到精神勇士的思维模式，他说：“不知他们是严肃还是全喝醉了，惟一确定的一点就是他们拒不承认战败的结局。民众没有明确的态度，他们对身体上遭受的痛苦逆来顺受，精神上对领袖充满信心。” 当德国于1945年5月投降时，东京大街小巷里的居民对德国讥笑不已。一名外交官在评论中说：“东京报纸指责德国投降，谴责他们缺乏武士道精神。有了武士道精神，一个人永远不会死亡，永远不会无条件投降。” 精神勇士准备“最后的决战”。 这个战斗计划称作“决定性的行动”。带着日本大和民族的精神，日本所有的男女老少，手持竹矛，会把外国佬刺得落花流水。 6月8日，天皇批准了“今后战斗中要奉行的根本政策”。该政策宣布“日本必须战斗到底，宁灭绝，毋投降”。精神勇士已经急切地准备好牺牲自己和所有日本人以实现他们的一场空梦。他们将在“内地”，而不是“在海上”，与美国佬决一死战。日本将使用“绝对会胜利的武器”，“肉体粉碎”或者是“特殊攻击”武器。神风队的战术就是用飞行员的生命“换取”一丝军事之利。日本会成为一个大的硫黄岛。军方和天皇要搬到东京西北部的吉它山中的巨大的地洞里，在那里指挥作战。每位公民都要贡献力量，15岁～60岁的男子和17岁～40岁的女子都被组成“爱国战斗队”。按照《决战教育措施指导纲要》，学校课程全部停止，学生要打仗，校舍作为军事基地。 据称，“特殊攻击”或者叫自杀策略，能够拯救这个王国。“神风特攻队”将把美国的军舰赶走。强大的摩托艇——“海洋震撼者”用他们满载炸药的船头，撞毁靠近日本海岸的大船。“旋转天堂”是从潜水艇上发射后由人驾驶操控的鱼雷，这种射击根本就不给人生还的希望。“卧龙”队队员穿上潜水衣伏在海底，等待着戳航空母舰，等它一旦临近，他们就用装了炸药的尖去戳毁航空母舰。小型双翼飞机将去撞毁b—29。孩子们则被训练背着爆炸物蹲在坦克必经之地，这称之为“谢尔曼地毯”。同时731生化武器部队研制的“夜之樱花”细菌将由神风队飞行员抛到加利福尼亚传播疾病。满载传染瘟疫的跳蚤的飞机将从潜水艇上起飞，去传染圣地亚哥。 第115页 这简直是疯狂，但是日本领导人只看到往坑里跳的智慧。币原喜重郎首相写信给一位密友：“如果我们继续英勇作战，即使是有成千上万的平民被杀害、被伤害或者是饿死，即使千百幢房屋毁坏了，我们也仍有可能创造有利日本的国际形势。”不只是高级军官准备把臣民往热锅里扔，一位大坂部队军官也写道：“由于全国粮食短缺和美国对日本本土的入侵迫在眉睫，有必要杀掉所有老弱病残的日本人。我们决不能因为他们而让日本毁灭。” 一切都那么简单。正如海军中将大西龙治郎这位“特殊攻击”思想的提倡者宣称的，“如果我们准备在神风运动中牺牲2000万人，胜利就是我们的。”但是2000万人是保守估计。“在这自杀策略之后，还有300万休整充分的军队和3200万平民，受过使用最原始武器训练的他们，准备在最后一战中做出勇敢的抵抗。”这些人加起来“比美军、英军和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人加起来还要多”。但日本缺少布料来做统一的制服，因此战士都将穿平民衣服，“他们故意消除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区别，这样逼迫美国把所有的人都当成战斗人员对待，如果美国不这样做，他们就会招致自己的灭亡，这是灭绝的处方。” 数年之后，我就日本最终计划询问玉村。“日军鼓励相信神风，”玉村说。“神明会赶走进攻者。在日本没有人反对军方，也没有抵抗运动。如果美国人进攻，日本人将战斗到最后一人。” 美国的全面进攻战略称为“倒台计划”。第一步是“奥林匹克行动”，在1945年11月1日，76.7万大军在日本南部九州岛上进行前线攻击。在九州岛行动的基础上开展“宝冠行动”，于1946年3月1日进攻本州领土。 麦克阿瑟将军告诉陆军部长斯蒂姆森，入侵日本“将使美军伤亡100万。”陆军部得出结论：“打败日本会给日本造成500万至1000万的伤亡，美军则会有170万到400万的人员伤亡，这其中要包括惨死的40万至80万人员。后来杜鲁门总统说：“那时如果我们那时从陆地上入侵了日本，双方会各损失士兵100万，还有100万士兵将落下终生残疾。”但后来获悉的绝密文件显示日本防御能力大大超过最初的估计，这意味着死亡人数将更多。 歷史上最大的浴血奋战正在进行之中。美国海军在紧接着硫黄岛战役之后的沖绳岛战役中的损失“超过了海军在以前所有战役中的损失的总和。”盟军发起反攻，实现诺曼第登陆动用了17.5万人的军队。而现在有700万美军驻在太平洋。盟军计划在马来半岛战役中用20万英军花7个月的时间重新占领新加坡，马来半岛的伤亡人数将轻而易举的超过诺曼第的伤亡人数。美国战时情报部让举国上下准备好接受“不可避免的重大损失。” 那时日本关押了35万盟军战俘。日本的陆军省次官下山发布一道命令指示关押战俘的军官在美军入侵时如何处理这些战俘： 战局严峻时，在决定如何最后处置战俘之前，要把他们集中关押在某一地方，重兵看守。尽管基本原则是听候上级安排，但是在特定情况可以单独做出对战俘的处理决定。要根据情况决定把他们集体还是单独干掉，根据情况决定採取大片炸死、毒死、溺死或斩首的方式。目的就是不允许一个人逃跑，把他们全歼灭，不留任何线索。 查理·布朗于2月16日被击落，在大船战俘营里，日渐消瘦。布朗告诉我：“日本兵用竹筷敲我的脑袋时，惯常所说的话就是，‘如果美军进攻，你们全得死。’”飞行员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了，但是为了报復b—29在五六月份轰炸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外科室主任黑弗次郎教授捆绑了八个美军飞行员，架到他的手术台上，没有使用麻醉剂就解剖他们。 他切除一个飞行员的肺放入手术盘，人还活着，然后割开肺大动脉，看着飞行员的血汩汩地流淌致死。另一个被剖开胃，人还清醒着。教授又切断他五条肋骨，切开他的一条动脉，观察一下在他临死之前他的心脏还能跳动多久。在一个飞行员的头骨里钻了一个孔，然后插入一把小刀，在他大脑里搅来搅去，想看看飞行员身体的哪一部分随着他刀子的搅动而跳动。 1945年7月26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了《波茨坦宣言》，宣言说：“我们将给日本一个结束战争的机会，日本要么投降要么面对彻底毁灭。” 8月1日，美国凝固汽油弹烧毁了八王子的80%，八王子是东京附近的主要铁路终点站。同一天，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面积相仿的长冈的65%被毁。b—29在本州西海岸城市富山投了1466吨凝固汽油弹，该城市的99.5%被毁。 8月2日，“b—29先生”保罗·贝蒂茨和他的轰炸战友汤姆·费诺宾，走进柯蒂斯·勒梅在关岛的办公室。“这位含着大雪茄的将军，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把他的来访者领到地图桌子跟前，展开地图和所侦察到的照片。在瀰漫的雪茄菸雾里，他缓缓地说：‘保罗，首要的是广岛。’” 在广岛坐落着军事指挥部，它也保卫着九州，阻止美国的登陆。4.3万士兵混杂在28万广岛市民里，还有一些生产军需品的设备和工厂。 第116页 8月4日，“72万张传单撒在广岛上，敦促所有人立即撤出，（就像《波茨坦宣言》中所发誓的那样）此地将被摧毁。”传单警告，“现在就撤！”一天后，西宫、佐贺、前桥和今治市(这些城市也在传单的警告之列)燃起了烈火。 8月6日凌晨两点四十五分，保罗·蒂贝茨从提尼安岛驾驶b—29起飞，他用母亲的名字给这架飞机起名为“埃诺拉·盖伊”。凌晨五点五十五分，他在硫黄岛上的苏罗巴其山上空盘旋，等另外两架飞机追上他。从他的驾驶员座舱里向下看，他觉得登硫黄岛一站的代价虽惨烈但也值得。“这个小岛是我们执行任务从马里亚纳起飞到东京中途的重要据点。如果没有它，我们完成任务就有更大的困难了。”凌晨六点零七分，三架飞机在苏罗巴其山上空会合朝日本飞去。 早上八点十五分十七秒，汤姆·费诺宾看到艾欧在他的诺登投弹瞄准器中喊，“扔炸弹！” 一磅多（0.85千克）的铀从空中落下，在43秒内飞行了6英里。早上八点十六分，铀弹在新良医院的上空1900英尺的地方引爆，在离艾欧瞄准点的550英尺处。爆炸“大约在1/10秒内产生了刺眼的光芒”。 “pika-don”，日本人叫它pika（闪光）-don（弹）——闪光弹。在闪光之后的30秒，爆炸式的狂风把玻璃吹到了6.6英里之外，8分钟内，烟雾和瓦砾形成了一座大山，就像喜马拉雅山一样高大和雄浑，估计14万人丧生。 对柯蒂斯和许多飞行员来说，原子弹并不像许多人所声称的那样在杀伤力方面并没有巨大突破。是普通大火杀伤了广岛的大部分居民，柯蒂斯在东京用凝固汽油弹杀伤了几乎同样数量的平民。根据《美军战略轰炸调查报告》，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杀伤力相当于220架满载凝固汽油弹b—29轰炸机的杀伤力。“由此可以说，在杀伤力方面，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与传统的空袭相比，并没有数量级的跃进。” 柯蒂斯并不认为这些行动跨越了道德界限，后来他曾经想知道人们是否认为“用原子弹杀人比用石头把人的脑袋砸烂更邪恶和残忍。我相信他们一定也认为机关枪比弓箭要邪恶100倍。” 杜鲁门总统说：“我们找到了炸弹，我们用了它，用它是为了减少美国年轻军人的痛苦。”几天后，在给美国基督教会联邦理事会的信中他又解释了这些行动的缘由。他告诉基督教的领袖们，“当你对付野兽时，你必须把它当作野兽来对待。” 多数人都认为在二次大战中，原子弹杀伤的人比日军的刀剑杀伤的人还要多。二次大战中的老兵保罗·凡劭写道：“人们对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感到如此震惊和遗憾，这与人们缺乏对太平洋战争的了解有很大关系。” 歷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是一名海军老兵，他写道：“你就想一下入侵日本本岛可能丧生的人数——美国丧生的人数可能惊人，但是日本丧生的人数可能要比美国还多几百万甚至上亿。”温斯顿·邱吉尔告诉国会说想对日本领土进行入侵，而不使用原子弹的人他们自己本身“没有意图亲临日本前线”。 日本飞行员渊田梅津雄率领日军偷袭了珍珠港。1959年，渊田梅津雄告诉保罗：“你干得对，你知道日本人那时的态度吗？他们简直是着了魔……他们都愿意为天皇死。如果需要，男女老少都会用木棒和石头来抵抗，……如果入侵日本，你能想像得出会是一番怎样的屠杀景象吗？那真是糟糕可怕。这一点美国人民永远都不能像日本人理解的那样深刻。” 但也许原子弹最大的救命功能是它缩短了勒梅将军在美国投凝固汽油弹的时间。国务卿詹姆士·伯恩斯说：“如果我们继续在日本的国土上投掷凝固汽油弹的话，死伤的人数要比投掷原子弹所造成的死伤的人数还要多。”3月，柯蒂斯在日本投下了1.38万吨的凝固汽油弹。他计划从9月开始在一月内投下11.5万吨凝固汽油弹。 或许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最惊人之处是它没能刺激精神勇士去拯救他的国民的生命。但是那时10万死亡对他们算什么？他们在纽几内亚岛註销了15万日本士兵。他们仍然控制着中国沿海和满洲国。新加坡也非常安全。在菲律宾有一点儿小麻烦，但是日军还没有向麦克阿瑟投降。这些冒名顶替的武士们仍然控制着数以千计的年轻性奴隶，她们这些十几岁的女孩每天被强姦40至70次，精神勇士们准备牺牲2000万平民。因此原子弹杀伤平民又怎么样？有什么大不了？让他们吃橡树果吧! 军方派了七人代表团去调查长岛的损失。他们在原子弹废墟上一着陆，一名军官就立刻跑向他们的飞机。他的脸像戏剧里的小丑——一半已经灼伤，冒出红红的疙瘩。没有暴露到原子射线里的另一半正常，他真是一个纯正的精神勇士，他指着自己的脸欢唿道：“暴露的一切烧伤了，但是稍微有点覆盖的地方就没有被烧伤。因此不能说没有反击措施。” 柯蒂斯回忆说：“广岛并没有立即使日军缴械投降，我们仍然在扔凝固汽油弹。8月28日，我们的b—29飞往八幡，烧毁了八幡的21%，同一天，另外一些b—29去了福山，烧毁了该城的73.3%。即使我们于8月9日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他们也未出现喘息和崩溃的迹象。我们只得继续飞行，执行轰炸任务。” 第117页 8月9日，在长崎的原子弹致死了7万日本人。那一天，日本还有一些其他的坏消息。那天凌晨1点，大约100万苏联红军攻入满洲国。三个月前，约瑟夫·史达林让《苏联日本互不侵犯条约》失效时，就已经表明他有意和日本展开冲突。为了响应，精神勇士把许多的军队开到朝鲜边界。生活在满洲国数以百万计的日本平民——天皇的“先头部队”——毫不知情地被他们的军方遗弃了。由于苏联人的强姦和折磨，至少有18万日本平民丧生。当地的满洲国人也拿着干草叉奋起反抗他们的日本主子。仓皇逃窜的日本母亲被迫丢给了当地人成千上万的儿童。苏联军队把70万日军战俘运往古拉格集中营，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 在同一天，日本战争最高指挥委员会在东京开会。稍有理性的军人都会承认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糟糕的一天。日本人民在忍飢受饿。柯蒂斯将军在为日本古老的城市从地图上消失而干杯。“闪光弹”使邻近的城市灰飞烟灭。成千上万的日本平民在满洲国的蛮荒之地挣扎着逃命。 但是日本陆军部长督促他的同事要看光明的一面。没有道理感到郁闷。阿南将军一一点数了日本剩余的力量。他提醒内阁成员日本15～60岁的男人以及17～40岁的女人都在战斗之中。日本有3200万勇士在训练使用锋利的竹枪。为什么在真正战斗开始之前，就放弃呢？ 梅津美治郎大将说：“凭着运气，在侵略者还没有登陆之前，我们就可以击退他。” 运气？美国用了价值30亿美元的飞机，投下了价值20亿美元的炸弹。运气。 首相铃木试图把这明摆着的事实向战争内阁陈述清楚，他说：“我们不能无限期地把战争进行下去，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只有接受《波茨坦宣言》。” 陆军部长阿南的脸气红了，这位首相的大和民族精神哪里去了？ 阿南将军咆哮道：“谁能百分百地确信失败了？我们绝对不能吞下这个宣言。” 士兵岛平观察说：“我们战斗到最后，没有人考虑日本失败的可能性。我们就像军士洋子和野田上尉一样，——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从丛林里出现，一个在关岛，另一个在菲律宾。他们不能够想像日本被打败了。整个国家的感觉就是那样。” 但是铃木是正确的。结局来到了，甚至天皇也意识到了。 柯蒂斯写道：“8月14日，我们去了熊本烧毁了那个城市的45%。在同一天我们去伊势执行了最后一次飞行任务，在那里我们烧毁了城市的17%。飞行员飞回到马里亚纳群岛，得知日本已投降了。”那天晚些时候丧失了人性的天皇，故弄玄虚，发表了一番欺人之谈，在投降讲话中他把自己描述成热爱和平的人士，在努力帮助亚洲国家时受到了一些挫折，他说：“侵犯别国主权和进行领土扩张远远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对英美宣战是因为我们真诚渴望日本能够自卫，东亚能够稳定。” 裕仁天皇的“稳定”给3000万中国人、400万印尼人、180万印度人、100万越南人、250万天皇臣民以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韩国人、澳大利亚人、纽西兰人、英国人、德国人、菲律宾人和马来西亚人带来了“永久的和平”。天皇从没有说“投降”、“战败”、“道歉”、“对不起”等词，他只是告诉他的臣民，他们要“忍不可忍之苦，受不可受之难”。飞行员查理·布朗还记得在大船战俘营的最后一天。 我们从一个在8月7日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那里听到，美国在某个城市投下一枚炸弹将其炸平，我们还都以为他疯了。 14日，日本警卫在军部前排起队，从他们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战争结束了。 他们开始喝酒。其中一个喝醉了的士兵想自杀。他在台阶上坐下，把刀刺入腹中。他们用急救车把他送到医院。 那就是查理·布朗所能记着得一切。后来医生告诉他由于缺乏维生素a，他对接下来的两周没有记忆。正像受伤的飞行员菲尔一直等到飞机在航空母舰上着陆后才昏迷不醒。查理的精神使他虚弱的身体还继续运转。后来他知道他们胜利后，他的系统就关闭进行休息了。 最后一个活着离开父岛的飞行员比尔·康奈尔挖了些洞，来标志日军的投降日。现在他六英尺的骨架上，只剩100磅肉了。两周后他给家里发了电报说：“我很好，非常高兴，要飞回家了。”他说：“那时我父母才知道我还活着。” 飞行员罗伯特·戈德沃斯回忆起刚刚被扶上美军医院船获得自由的时刻。“我们像猪一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大批护士，穿着整洁的制服，干干净净，气味芬芳。但是我最大的激动兴奋莫过于几个小时前我刚登上船的时候。我患了脚气病，脚踝肿胀，阿米巴痢疾、脚气、黄疸，浑身是毛病，体重仅有85磅。两名士兵把我拉到甲板上，我对着战俘营挥着拳头喊：‘王八蛋！我揍死你!’” 现在31617名美军战俘被释。战争之后经过14年以后日本也释放了所有中国战俘，总共有56人。 乔治·布希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维吉尼亚海滩的空军中队进行训练。 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喜讯。飞行员们跑到街上欢唿雀跃，任凭感情发泄。我们又可以过上正常生活了，屠杀停止了，这次战斗使我们14位战友中有9人失踪。 第118页 我记得我们大笑，喊叫。胜利的消息让人难以置信。我们像孩子一样，又喊又叫，又哭又闹。我们是孩子——饱经战争苦，但仍然是孩子。 比利·米切尔引起了亨利·阿诺德的注意，亨利·阿诺德又引起了柯蒂斯·勒梅的注意。将军们的决策是正确的，飞行员能赢得一场战争的胜利。没用陆地进攻就打败了日本。这是一个国家第一次被空军打败。海军航空兵飞行员首先把敌人的天空给清空，然后陆军航空兵烧掉了日本。 有荷兰血统的冯·科克参加了“埃诺拉·盖伊”号在广岛上的飞行任务，他告诉我：“原子弹没有结束这场战争，它帮助天皇做了决定。”铃木首相说，“在我看来，日本最终将不可避免的被空袭击垮，因此仅在b—29的基础上，我已确信日本应乞求和平了……仅就我自己个人来说，看到b—29的轰炸，我感到事业彻底无望了。”裕仁天皇写道：“想到人民在空袭中无休止的死亡，我于是停止了战争。”日本首相近卫文nfdf8说：“从根本上说，是b—29让我们决心议和的。”“战后，民意调查人问平民为什么他们开始怀疑日本打赢这场战争的能力。最多的一类（超过1/3）回答是‘空袭’。” 《美军战略轰炸调查报告》得出结论： 即使没有原子弹的袭击，空军优势也能给日本施加足够的压力，逼他无条件投降，不用再发起陆上进攻，这一点似乎是非常明显的。 根据对所有事实的详细调查加上存活下来的日本领导人的陈述，本调查报告认为，即使没有投掷原子弹，没有俄国参战，没有已计划或期待着的进攻，在1945年12月31日之前，甚至很可能1945年11月1日前，日本就会投降。 在火战中被烧死的日本人远远多于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日本变成了一片废墟，5个月的“汽油雨”烧毁了20%的房屋，1500万人无家可归，这着实令人震撼。 美国也为空袭日本行动付出了代价，在对日本本土的行动中，544架舰载飞机丧失，占整个太平洋战争损失的19%。在所有行动中，414架b—29坠毁。b—29全体飞行员中，有2897名飞行员伤亡，其中2148人死亡。另外334名“空中堡垒”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被俘或被拘，其中262名被俘人员倖存。 1945年8月29日,星期三，海军中尉约翰·布莱梅尔乘飞机从硫黄岛上起飞，前往东京湾。约翰已经精疲力竭，那是他破记录飞行的最后一站，该旅程长9500英里，花了他120个小时，跨越了12个时区。此次飞行始于安纳波利斯，前一个星期四的8月23日。他的任务是把一只木匣交给“密苏里”号上的布尔·哈尔西司令。上司命令布莱梅尔寸步不离的守着木匣。他吃饭睡觉，不离箱子左右，甚至要方便时也带着。 星期三布莱梅尔中尉完成了任务，把木匣交给了哈尔西司令。然后这个累坏的中尉足足睡了两天。 木匣里是一只亚麻布袋，里面仔仔细细的包着在海军军官学校展览的有92年之久的美国国旗，缀有31颗星，这是当年海军准将佩里于1853年带到日本海岸的。佩里的来访“把日本推上了和西方大国进行全球竞争并最终导致灾难的歷史进程”。现在美国人又回到了同一个地点，又一次显示比日本强大。 1945年9月2日，美国“密苏里”号军舰就停在当年海军准将佩里抛锚的东北部4.15英里的地方。当时没有人提到那件事，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和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坐着首次把美国军人送到日本领土的驱逐舰“布坎南”号驶进东京湾。 260艘“盟军舰队以同心圆的形式把“密苏里”号环绕其中”。九人日本代表团从东京赶来横滨，参加投降仪式。这九名代表所走的路程就是在海军准将佩里和幕府时代最后的将军之间穿梭送信的特使所走的路程。现在他们经过的是一片烧焦的城市。 上午9点04分日本签署了投降书。战争持续了1340天5小时44分。麦克阿瑟将军代表联合国签署，尼米兹上将代表美国签字。 在仪式临近尾声时，麦克阿瑟走到哈尔西上将面前，问：“比尔，那些飞机在哪里？”哈尔西做了一个手势，很快飞行员为投降书画上了雷鸣般的惊嘆号！在东京湾上面1500架舰载飞机和500架b—29轰炸机把东京湾的上空遮黑了。 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通过无线电向美国公众现场转播了他们的讲话。就像他19世纪的同事一样，在他的讲话中，他不断地提到“文明”和他们的上帝基督。杜鲁门的讲话充满了宗教色彩。日本是“邪恶的力量”，给“文明造成了巨大威胁”。“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赢得了今天的胜利”，我们打败了“决意破坏上帝文明的邪恶力量”。杜鲁门在讲话中各用了五次“上帝”和“文明”，其使用率和“美国”这个单词一样频繁。 麦克阿瑟称这次战争是“神圣的使命”，“仁慈”的上帝确保了“文明的存活”。“今天我们站在东京，缅怀我的同胞——海军准将佩里，92年前他来到这里，想通过帮助日本摈弃孤立主义，和世界发展友谊、贸易和商业，从而给日本带来文明和进步。但是，不幸的是，由此从西方学到的科学知识被铸进了用于压迫和奴役人类的武器之中。” 第119页 但是“密苏里”号上的大部分人都体会到世俗的放松感觉。柯蒂斯·勒梅将军写道：“啊，一切都过去了，倒下的就倒下了，活着的继续活着。就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或许我站到那里，会感到很累。” 1945年10月4日，投降仪式后的一个月，一股颱风在太平洋中逐渐形成。这场风暴从马里亚纳群岛慢慢开始，柯蒂斯的b—29曾经在那里起飞去攻击日本。仿佛是愤怒的报復，颱风凝聚了强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袭去。海军天气预报员跟踪观察了颱风几天，预计它会侵袭中国。但10月9日，风暴好像改变了主意，径直卷向美军的集合地沖绳。 下午两点，风速达到每小时95英里，风暴把雨吹成“水平状，雨中充满了咸味”。抛锚在沖绳的庞大的美国军舰也被吹起来了，重重的锚拖在它们的底部。40英尺的水墙唿啸而来，就像前进的火车头。黑暗在正午降临，“一切混乱得都不可分辨，拖着重重的锚的战舰相互碰撞，或者……是消失在黑暗中。” 下午4点，风速达到了每小时115英里，勐烈的时候达到了每小时140英里。好像有意要造成最大限度的损失，风把搁浅在礁石上的战舰掠走，又把它拖回来，“整个过程都拖着重重的锚”。岸上更是一片悲惨的景象。“20个小时的倾盆大雨浸透了所有东西，把道路变成了沼泽，几乎淹没了所有店铺，毁坏了绝大部分帐篷，岸上的一切都遭到了洪水的侵害。”匡西特活动房屋被整个捲起来，吹出几百英尺远，镀锌的铁板被撕成碎片，墙板碎成条，曲形支撑物支离破碎。飓风破坏了沖绳80%的房屋。 风暴过去后，12艘军舰沉入海底，222艘军舰搁浅，133艘已损坏到无法补修的程度。后来闻名遐迩的美国海军歷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得出结论：“这是美国海军歷史上遭遇到的最兇勐最致命的风暴。” 公元1281年，神风吞没了15万胆敢入侵这片神的土地的蒙古人，神风没有破坏一点儿日本大陆，好像只针对漂流在海上的侵略者。 1945年10月的颱风也是跳过了日本的主要岛屿。假如当初飞行员还未能让日本屈膝投降，战争还像精神勇士所坚持的那样继续着，那么那一天沖绳岛外的颱风会把美国成千上万的入侵舰队和数以百万计的军人撕得粉碎，一卷而空。 第十八章 战争的代价 如果我输掉了这场战争，我将会被作为战犯受到审判。 ——柯蒂斯·勒梅将军，引自《黑太阳》 杂志“氢弹的制造”一文 “华伦·厄尔被宣布失踪后，埃维精神崩溃了，”埃维的侄子比利·温德尔告诉我，“华伦·厄尔是她惟一的儿子，她很爱他。”华伦·厄尔的表姐埃塞林·古德纳说：“在得知他成为战俘后，他母亲丧失了神志。她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和勇气，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 弗洛伊德·霍尔的妹妹玛吉回想道：“当我们得知他失踪的消息后，母亲疯了，她真的觉得心碎了。她痛哭不已，太令人难过了。每当她独处的时候，就会想起这件事，眼泪也禁不住流出来。” 凯萨琳·戴伊叫她的丈夫给海军写了好多的信，以期能够得到更多关于吉米的消息。戴伊先生甚至写信给了国会议员查尔斯·沃尔弗顿。对每一次询问，海军方面都客气的回覆，但答覆总是“没有更多的消息可查”。 关于弗洛伊德的事，霍尔先生在给美国海军的信中说道：“从3月7日起，我们就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我们孩子的消息，我们急切的想知道现在有没有更多的信息。”回復总是：“没有更多的消息可查。” 埃维给海军陆战队写了好多封信，希望她的执着能换取有关华伦·厄尔的消息。但每次的答覆总是：“很遗憾，我们没有更多的消息。” 埃维竭力抓住每一丝希望。1945年11月，她绕过海军陆战队，通过家乡的报纸给财政部发了一张释放了的美国战俘的照片。她写道：“四周用圈儿圈住的那个人很像我的儿子。因为我还没听到任何消息，所以如果你们有照片上这些人的名字，请告诉我，这或许会对我有所帮助。”信的结尾处写道：“信封上有我的姓名和地址。” 财政部将她的信转给了海军陆战队，他们回復道，“很遗憾，但我必须通知您，我们没有收到关于他（华伦·厄尔）的更多的消息。他将继续被记录为‘在行动中失踪。” 一年多来，每一位母亲都感受到了这一无所知的灰暗时光，她们的孩子“失踪了”。当萝拉·沃尔霍夫收到迪克在行动中失踪的电报后，她不屑地说：“这并不意味着他死了。” 但如果他没有死，他又在哪儿呢？躺在救生筏上被太阳烤着，慢慢地等着饿死？或是受伤了，痛苦地喊着妈妈？孩子的杳无音信使得母亲的心像橡皮筋一样紧绷着。 两个月来她一直在做噩梦，埃维在她写给华伦·厄尔的一位战友的信中说道：“华伦还活着，对此我仍然抱有微弱的希望；然而有时我也不是很乐观。” “太可怕了，因为她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失踪了，”华伦·厄尔的表妹玛德林·赖利谈到埃维时说道。“她经常哭。对于华伦·厄尔的处境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这对埃维产生了极其深远不利的影响。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了，她的生活没有了欢乐、祥和。” 第120页 凯萨琳·戴伊真的再也不能静下来想吉米了。她联繫了每一个认识吉米的人，叫他们来和她聊天。如果他们不来，她就去看他们。她和住在杰克逊维尔的格雷迪·约克一家人呆了一周。她和玛丽·约克两人一起痛哭，但却没有新的消息来一起分享。 凯萨琳·戴伊和她的丈夫一起驾车去了维吉尼亚的惠灵，去看望吉米在那里的战友拉尔夫·森格沃特。他们在拉尔夫父母的家里逗留了四天。 “对孩子的焦虑使得母亲戴伊变得心烦意乱，”拉尔夫对我讲。“她说：‘如果他死了，留下了尸首，我能够接受。但现在连尸首都没有，这使我难以接受。我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我所能做的就是告诉他们我曾看见吉米和格雷迪在沙滩上走。我经常看到她默默地流眼泪。” 战后格伦·弗雷泽的战友莱尔·科姆斯托克去看望了住在堪萨斯城的格伦的母亲。他们在客厅坐着聊了会儿天。莱尔给弗雷泽夫人看了一把格伦当初留给他的刀，格伦曾告诉莱尔说：“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不幸，你就留着这把刀作为纪念。”莱尔把刀给了弗雷泽夫人，但夫人却叫他收好那把刀。“我仍然留着，”莱尔告诉我。 弗雷泽夫人请莱尔和她一起上了楼，在一个屋子的墙上有一幅巨大的太平洋地图。“我不知道父岛在哪里，”她对莱尔讲。莱尔指给了她地图上的一个小岛，弗雷泽夫人看了一眼，突然惊嘆道：“那么远啊！”她崩溃了，倒在莱尔的怀里哭着。 1945年10月6日，那是一个星期六，根据海军陆战队普雷斯利·m.里克西上校的命令，美国海军驱逐舰“特瑞波”号航母驶入了父岛港。他的任务就是解除驻在父岛的日本士兵的武装并将他们遣送回本土。 堀江少佐和他的翻译来到了舰上。在解决了一些细节问题后，普雷斯利·里克西上校问堀江少佐：“你们在这些岛上抓获的那些美国飞行员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美国人没有其飞行员在父岛列岛被俘的确切消息。正如里克西上校后来所写的：“美国海军很有可能认为那些在空战中失踪的飞行员都落到了大海里。”很显然，里克西上校是在引诱堀江少佐，看是否能通过他得到些消息。 令里克西上校大为吃惊的是，堀江少佐立即做出了反应。 “是的，”堀江少佐说。“我们抓到了六个人，我想都是海军，我们对他们很好。有两个人被用潜艇送到了日本。剩下的四个很不幸，在你们为夺取硫黄岛而针对这些岛屿进行的一次空袭中，被你们自己的炸弹炸死了。他们被一次直接的轰炸炸上了天，什么都没有留下。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我很爱他们，不希望他们受到任何伤害。尸体火化后我们将其埋葬了，这是日本的传统。” 事后里克西心里想，“为什么堀江承认那些飞行员被击落并被抓获？他肯定是怀疑我们比事实上知道的更多。从某方面来讲他所说的并不真实，但我们仍然本着信任表示了同意。” 里克西命令负责看管战俘的日本军官第二天在驱逐舰上露面。他得知那个军官名叫的场。 在堀江少佐一行返回了父岛后，“特瑞波”号航母驱逐舰上的会场翻译卡德特·奥亚马警告他说：“别太自信，说不定你并没有骗过那些美国人。他们考虑问题非常周到，你会从他们那里听到更多的关于这件事的消息。” “事情已经这样了，”堀江少佐说道。“我们必须信守诺言，我相信我们事先编好的故事能骗过他们。他们不会找到任何证据，根据立花将军的命令，骨头和他们的随身衣物都被扔到了大海里。” 第二天，的场少佐和堀江少佐在“特瑞波”号航母驱逐舰上向里克西上校汇报情况。据里克西回忆，的场是一个一脸兇残相，身形巨大的人。他有着公牛般粗壮的喉咙、剪得极短的平头。他站得笔直，鞠躬行礼时弯腰只有别人一半高，并且以傲慢的姿态将双手交叉在胸前搭在桌子上。里克西还注意到的场长着一双他一生中所见到的最为冷酷无情的眼睛。 “少校，”里克西上校开始说道，“为什么你们不像在防空掩体里保护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士兵那样保护这些飞行员呢？” “先生，我为我手下的疏忽感到遗憾，”的场少佐生硬地回答道。“我的副官收到严格的命令去合理地保护这些美国人。我想你们对我们的攻击来得太快了，以至于我们的人几乎没有时间採取行动。” “作为指挥官，你应当对他们（战俘）的安全负责，”里克西上校对的场少佐说。“你应当把他们安置在一个保护的非常好的掩体里。你的失职违反了国际法的原则，我将追究你的个人责任，对此我们将作进一步的调查。明天请你列出事实上负责看管那些战俘的人员名单。” 在翻译这番话时，里克西上校仔细地看着的场的反应。“火花快要从他的眼睛里崩出来了，他使劲儿地擦着脖子。” “这些美国人的骨灰像战争规则所规定的那样得到安葬了吗？”指挥官库夏克上尉问堀江少佐。“你保证的场少佐像基督教通常所做的那样在他们的坟墓上立了十字架了吗？” 第121页 “是的，先生，”堀江回答道。“我们在他们的坟墓上放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并致以军礼表示对他们的敬意。” 里克西上校通知这两位日本少校第二天他将上岸去看看那个坟墓并进行拍照。讯问结束后，他们被用小船送上了岸，这时的场少佐问堀江少佐怎样才能建一个基督教的十字架。 第二天，里克西上校被护送到了墓地，马弗·梅尔尚就是在这儿被刺刀刺死的。里克西回忆道：“就像所说的那样，每件东西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但很显然十字架是用新木头做的。怎么也看不出在头一天以前它已经暴露在大自然中了。” 出于怀疑，里克西上校分别审问了的场所列出的四个人。“对于这几位飞行员的不幸死亡，每一个被审讯的人都讲了完全相同的故事，”里克西写道。“他们会告诉你，这件事发生在八个月以前，每一个机枪手记得都是一样的地方，一样的时间，甚至那天的几时几刻，美国飞机飞来的方向以及所扔下的炸弹的数量。然而当被问及飞行员们穿什么样的衣服时，他们都一言不发，不断地摇着脑袋。这么重要的事，他们的的场少佐居然忘记告诉他们怎么说了！当再次登上木质登陆艇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很担心。” 对美国军队来说，将日本士兵从父岛遣返回日本本土并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大部分船只被用来将其本国的士兵送回美国。里克西上校的军队销毁了部分日军留在岛上的武器，将其他的一些收集了起来。到1945年底，只遣返了3000名日本士兵（总共有2.5万名）。里克西仍对这些飞行员的遭遇心存疑虑，但他没有线索。 后来到1945年12月，一艘日本海岸警卫队的小艇来到了父岛，运回了两年前被从岛上疏散的平民。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叫弗雷德·萨沃里的人，他是这个岛屿的开拓者纳萨尼尔·萨沃里的曾孙。弗雷德告诉里克西上校一个惊人的故事。 “先生，”弗雷德·萨沃里开始说，“我在日本从那些打这儿遣送回的日本士兵嘴里听到一些传闻，他们说他们的上司下令处决了这些美国飞行员。还有传闻说的场少佐命令医务官在一个飞行员被处决后取出他的肝脏，然后将其交给了少校的勤务兵。这个营中有人说的场和几个军官在第二天的日本米酒宴会上吃了那副肝脏。” “我们惊得目瞪口呆，”里克西回忆道。“当然我们想到了他们可能会被砍头，但我们没有想到他们竟遭同类相食。” 里克西决定採取一系列的行动。他单独约了堀江少佐，请他作为惟一的一个日本人参加了美国军官的宴会，以表示特殊的关照。后来在1946年新年的那一天，在喝了几杯波旁威士忌后，里克西上校开始发问了。 “堀江少佐，”上校开始说，“作为一名军人，我很欣赏你为你们的帝国、为你们的国家所做的一切。我把你当成我的朋友，我需要你的帮助。你或许不知道，有关这个岛上发生的事情我了解很多。我知道他们被处以死刑以及后来的一些其他事情，我还知道你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些罪犯必须受到惩罚。我会保护你，因为我知道你是清白的，没做任何错事。 在‘特瑞波’号驱逐舰上你向我撒了谎，但我并不计较。你是在执行上司的命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以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友谊以及作为一名真正的、勇敢的军人的荣誉，我请求你的帮助。”堀江少佐同意了。 当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去逮捕的场少佐的时候，满脸惊讶的他正坐在他的小木屋里边的椅子上听着录音机，穿着他最喜欢的粉红色浴衣。 如果说这个世上有战犯的话，那么裕仁天皇肯定是其中之一。根据明治宪法，他享有“最高的指挥权”。他负责批准军事行动、官员的升迁以及预算。“日本所进行的大部分侵略都是在内阁之外的会议上策划的，这些会议只有军方及他们的最高指挥官参加。”nb23f本杉木也曾在中国绞死过农民，像他这样的士兵，从小就受到灌输，他们是在以天皇的名义行事并得到了天皇的许可。不经天皇知悉并得到天皇的同意，没有哪位将军会被提升，没有船只可以行动。 当前首相近卫文nfdf8宣布裕仁是主要的战争犯时，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一些对天皇非常坚定忠诚的西方盟友，如前任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说道：“天皇不得不下台啦。”着名的东京帝国大学校长也说道：“从道义、伦理上说，天皇也该退位了。”即使是宫廷圈内的人也认为从某些方面来讲天皇应当对战争承担责任。8月29号，在“外来征服者”抵达日本的前两天，天皇对他的一位顾问提到，将考虑把退位作为一种可能免除其忠诚的大臣、将军们战争责任的一个办法。天皇叫他的官员们为他详细介绍了英国国王退位的实践。当时的首相是天皇的叔叔东久迩亲王，他私下里见了他的侄子并建议他退位。天皇年轻的弟弟三笠宫，也要求天皇承担战败的责任。 日本公众也愿意接受天皇退位。他们同意他投降的决定，也遵从天皇有关自己未来的一些打算。一个负责监视日本舆论的美国情报机构汇报说：“据得到的资料显示，许多人已经觉得天皇退位与否已经和他们毫不相干了。人们更关心的是温饱问题，而不是天皇的命运。”《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日本战败时的感受时，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只有4%的人“为天皇感到担忧、耻辱或是难过”。在大坂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倾向于天皇马上退位或是在适当的时候退位。上百万人失去了生命，这就是帝国进行“圣战”的结果。天皇的退位将会提高帝国内部的精神凝聚力。 第122页 在太平洋的彼岸，一份在战争即将结束前进行的盖乐普民意测验表明，70%的美国人都倾向于处决或是严厉惩罚天皇。华盛顿命令麦克阿瑟将军负责调查天皇在战争中的罪行，尤其是他批准袭击珍珠港这件事。如果天皇有权通过发表演说来结束一场战争，他是不是也应该对战争的开始和进行负责呢？ 不费吹灰之力，美国当局就能够搜集到足够的证据，用以证明“在战争的结束、开始以及每一阶段，裕仁天皇在支持以其名义採取的各项行动中都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只需看一下东京街角儿的报摊儿就能做到这一切了。10月9日和27日，《朝日新闻》刊登的文章证实，天皇批准了开战的决定，他对偷袭珍珠港的计划也是知情的。 但是当美国那些负责起诉战犯的检察官们来到东京后，他们发现战争的指挥者说得几乎完全相同。无论是日本的政客还是美国的将军，他们的底线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裕仁天皇无罪。他反对战争，他一个人结束了这场冲突，他是英雄。 令人尴尬的局面出现了。麦克阿瑟在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说明了其中的缘由： 天皇被起诉将毫无疑问地会在日本民众间引起巨大的震盪，我们不能对这种后果期望太高。他是使日本人民团结起来的象徵。毁掉他，这个国家就会分裂……届时极有可能需要上百万的部队在这里无限期地驻扎下去。 巨大的动盪？日本的分裂？绝大多数的日本人仅认为帝国是他们2600年歷史的一小部分。当“佩里的黑船”使德川政权暴露出其软弱无能后，“日本人民就抛弃了他们的封建幕府……在经过了近八个世纪的辉煌后，日本人民就像扔旧衣服一样将其抛弃了。”而裕仁天皇所表现的不仅仅是无能。他不仅被“外国人”击败，而且使外国的军队进入了其“圣地”。一个失败者被人取代了，日本人民为什么要分裂呢？日本战败了，并且被和平地解除了武装。没有暴力事件发生，没有针对美国占领者的恐怖袭击。但麦克阿瑟其实早在日本投降前就很显然已经屈从于有关帝国永恆的天花乱坠般的武士精神报导。早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麦克阿瑟将军就同意了保全天皇的计划，还找理由说“不像基督教信徒那样，日本人没有上帝以进行心灵上的沟通。”日本人民需要裕仁天皇作为一个如同基督一样的人物，将天皇放在与其人民或是其他政府官员同一层次上的想法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将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将不仅是对神的亵渎而且是对精神自由的否定。一些美国官员写道：“对他们来说，绞死天皇就如同对我们来说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麦克阿瑟还认为：“并不能通过杀死天皇来消除这些人对天皇的崇拜……这就像除掉上帝，留下基督教一样。” 邦纳·费勒斯将军是日本投降后最早抵达日本的美国人之一，当时他和麦克阿瑟乘坐的是同一架飞机。费勒斯将军一到便立即展开了保护裕仁天皇的工作，以掩饰天皇在战争的进程中及结束时所扮演的角色。他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来教战争嫌疑犯们如何作证。在同一位日本高级军官的对话中，费勒斯指出俄国人想将裕仁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费勒斯说，“如果日本方面能向我们证明天皇是完全没有责任的，这将对应付目前这种形势非常有利。我想即将进行的审判为这样做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尤其是东条，在对他的审判中应尽量让他承担所有责任。换句话说，我想让你们使东条这样说：‘在战争开始前的帝国会议上，我已经决定开战，即使天皇阁下反对同美国进行战争。’” 麦克阿瑟将军不仅没有按照命令去调查天皇，反而禁止了这种调查。他向华盛顿保证：调查已经展开……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裕仁天皇在过去十年里参与了政治决策。主控检察官约瑟夫·基南告诉检察官们不准备控诉天皇。任何同上头有关的证据都会被查禁，如果有人不帮助进行掩饰，那么他们将“无论如何马上回家”。不仅没有伸张正义，事实上检察官们起到了充当天皇辩护团的作用。 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其他27位军方及政府官员作为甲级战犯受到了起诉，主要的指控就是他们参与密谋了侵略战争及违反国际法原则的战争。 在事件发生后通过并且改变了事件的法律后果的法律叫做“事后法”。美国宪法有两条禁止“事后法”，但对“发动侵略战争”者进行指控却是由二次大战的胜利者发明的。美军参谋长埃里奥特·索普将军是负责决定哪个战犯受审的人之一，“我还是不相信那样做是对的，”索普后来说。“我仍然认为那是一个‘事后法’，他们在游戏结束后制定了规则。”索普认为审判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报復。“我们要以血还血，可上帝啊，我们已经做到了，”索普说道。威廉·沙斯将军写道：“过去我们在东京常说，美国可不要输掉下一场战争，否则我们的将军们将会在没有任何申辩或是审讯机会的情况下在天一亮就被干掉。” 检察官基南提出了这样的理由，那些愚钝的受武士道精神影响的武士以及那些在事实上经歷了一场又一场事件的傢伙，才是从1928年到1945年超过14年间邪恶的真正的主谋者，他们向上司隐瞒了这件事。但真正在这14年间掌权的人的名字却没有被提及。这就如同说，t型汽车来自于工人们喝咖啡的间歇，而福特先生恰巧只是有一间大房子。 第123页 澳大利亚大法官威廉·韦伯后来批评道：“战争的首犯，尽管完全可以受到审判，但却被给予了豁免权。”法国的亨利·伯纳德法官也写道：“日本这些战犯中，有一个主犯逃过了所有的起诉，无论如何现在的这些被告只能被当作从犯。”日本前首相东条也非常高兴，“天皇没有受到任何追究，从这一点来讲，我也感到安慰了。”在甲级嫌疑犯们被宣判的那天，基南检察官和裕仁天皇一起在皇宫里共进了三个小时的午餐。 包括东条在内的七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还有其他的六个死在了监狱里，两个因为精神失常被释放。有13个人后来获得了假释，为了赎回对上百万人犯下的罪行，他们中最多的在监外服刑八年。 在许多案件中，看起来犯的罪行越是严重这个罪犯就越有可能逃脱惩罚。中村正信上校被称作“战略之神”，曾策划了日本的南侵计划。他曾经将中国人的头颅在新加坡展示并且鼓励的场少佐吃敌人肝脏的习惯。他就是逃脱了指控的人之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查尔斯·威洛比将军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村上校处死了班杰明·帕克上尉并且吃了他的肝脏。但考虑到战后日本共产主义的扩张、中村反共的诚意以及他卓越的策划能力，威洛比使中村成为了战后日本的重要财富、一个值得保护的人物。中村不仅逃避了指控，而且后来还被选进了日本的国会众议院。 或许日本最可恨的罪行就是731部队针对中国实施的生物和化学武器战。麦克阿瑟将军和其他的一些美国军官知道731部队在被俘的美军战俘身上也试验了这些武器并且杀死了他们。但是当这些魔鬼般的医生将基于他们可怕的实验得到的有价值的信息提供给美方以作为换取他们获得豁免的条件时，麦克阿瑟立即同意了这桩罪恶的交易。 1979年14名甲级战犯在靖国神社被秘密地奉为爱国“烈士”,以向战死的人表示敬意。那些灵位中包括像东条英机、松井石根这样的人，就是他们的军队犯下了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罪行。 如今很多人抱怨日本人并没有承担他们在二次大战中的全部责任。通过让主犯逃脱惩罚，通过事后法来扭曲法律，通过隐藏一些日本最骇人听闻的罪行，盟军主观的主持了“正义”，从而使得任何企图更正这个歷史责任的做法都显得荒唐可笑。如果希特勒也得到这些美军胜利者的“细心照料和保护”，那么是否普通的德国人民也要被期望着就他的罪行进行反省呢？ 1946年，比尔·多兰中尉在关岛奉命监视对父岛列岛的战犯进行审判，那时他刚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这是在整个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审判之一。这种审判是在金属制半圆拱形建筑中，极度秘密地进行的。 “日军战犯坐在长桌边上”，比尔回忆说。“在每一个囚犯后边都站着一根强壮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每一个士兵都配有自选的武器：大酒瓶、半自动手枪、肩背手枪皮套、有珍珠状把手的三八特制枪。另外，所有的士兵都带着一个大大的乌木制的棍棒，这种棍棒是一般警察携带的警棍的三倍大。每一个士兵都处于“稍息”状态，背对着人群，两腿叉开站着。他们把左手放在囚犯的椅子上，右手的大棒放在他们的背后。偶尔可携式的发电机也会停止。如果停止的话，小屋的里边完全一片漆黑。出现这种情况时，士兵们会马上把他们的左手从囚犯椅子的背后移到囚犯脖子的后边，他们会把囚犯的身子按下去并且把那根大棒放在犯人的脑袋上。当灯重新打开时，我们可以短暂地看到这一幕。 14名日本军官、士兵和医生作为乙级战犯由一个军事委员会在关岛审判。来自不同服役区的8名美国军官作为法官，美国和日本的民间律师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乙级战犯的罪名包括谋杀、虐待俘虏、没有给予体面的葬礼和对控制下属的不法行为的失职。海军搜寻过去被指控吃人罪的例子，但是在海牙和日内瓦还没有人想到如何为残忍地吃敌人肉的罪行归罪，因此以“没有给予体面的安葬”的指控被替代了。 比尔·多兰做了一辈子的律师，许多年之后他告诉我：“我读过无数的审判副本，所有对战犯的审判都是这样：一方指控另一方做了什么，另一方予以否定，之后法院来做出决定。这里，所有的证词都来自一方，所有的证人都是日本人自己，他们自己承认吃了人。 在检察官丹尼尔·弗林的开场陈述中，他警告有些被指控的罪行是如此的令人作呕，以至于很久以前人们就认为没有必要直接地针对这些罪行进行立法。这些指控与曾在刑事法院中所听到的最惊人的指控处于同一档次。我们希望再也没有这样类似的案子出现了。公诉人弗雷德里克·萨斯称被告为“没有人性的野蛮人……他们以最原始、最残酷的方式撕碎、肢解了我们手无寸铁的兄弟的躯体”。他认为硫黄岛列岛的士兵们是典型的恶魔邪恶势力的代表……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队就像危险的疾病一样缠绕着他们的国家，像致命的瘟疫，残酷地在亚太地区扩散开来。 “但是美国人头颅被砍下来、肝脏被挖出来的消息没有被准许传回美国，”比尔说。“海军守卫告诉我，海军不希望家里的人们知道他们的孩子被吃掉了。” 第124页 公诉人总共传唤了43个证人：穿着卡其布短裤的堀江少佐是主要的证人。在法庭下，立花将军称堀江是“一条美国的走狗”。将军对他讲：“你不是日本人。” “海军将那些日本囚犯统统关在一个大的监禁区，”比尔说，“里边是军营，围栏由很粗的铁丝网做成。一天晚上，的场在围栏上撕开了一个洞，这个洞足够他的头钻过去。看守们在第二天早上抓住了他。没有哪个海军守卫能够撕开铁丝网，即使是一小块儿。 立花什么都不承认。他说他对飞行员被杀一无所知，他也从来没有吃过人肉。尽管最后的场全盘招供，但最初他企图将责任都推给属下。他放弃了人吃人是由于飢饿的说法。“我们营仍然有足够的食物，”他说道。 “是的，我是吃了人，”的场少佐说道。“是战争使我变成了疯子，这是我所能给出的吃人的惟一理由。” 下令将吉米·戴伊和华伦·厄尔·沃恩处死的吉井大尉拒绝回答问题。相反，他提交了一份陈述书，上面写道：“战胜国中没有一名战犯受到审判，审判战犯是对那些战败国家情绪化的报復行为。”吉井告诫审讯者说：“在你们审视自己之前，请不要对别人进行审判。因此在你指控别人之前，请先指控你自己。”他引用了圣马修书中的一段话：“己不正，焉能正人？要审视别人，先要审视自己；你给别人所适用的标准，应首先适用在自己身上。为什么老是看到别人身上的小毛病而不去考虑自己的不足呢？” 吉井拒绝提供证词，除非作为基督教徒的审判委员会成员们能够回答为什么他被审判而盟军的战犯却没有受到审判。对战俘的虐待就是极好的例证。毫无疑问日本犯了滔天罪行。日本监禁了132134名西方的战俘，其中35756名在监禁期间死亡，死亡率高达27%。相反，在德国和义大利监禁的战犯的死亡率只有4%。“另外，战后从日本救出的倖存战俘的死亡率也是较高的。” 东京战犯审判中，有一个法官来自苏联。美国的盟友当时囚禁着在满洲抓获的近70万名日本战俘。随着沉闷的东京审判的进行，在座的一名苏联法官对日军战俘进行着审判，他们的同胞却在苏联的战俘集中营中被害死。有超过6.2万日本战俘——几乎是盟军死亡人数的2倍——死在了古拉格（集中营）。 吉井大尉从来没有向委员会发过言。 立花将军、的场少佐和吉井大尉是命令处死飞行员的军官，定他们有罪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些由于执行命令而成了刽子手的低级士兵们认为，追究责任应当到军官一层就停止，他们不应当受到追究。毕竟这些日本士兵不得不服从命令。但当得知为了审判的目的，他们将被置于他们从不可能想像得到的一个溯及既往的道德领域时，他们惊呆了。他们被告知在父岛他们是可以自由支配自己意志的个体。令他们吃惊的是，他们得知他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上级的命令并不能作为开脱罪责的理由。 翻译人员在将这些异国的概念转达给这些“臣民”——乖乖地服从命令的人们——时肯定非常困难。权利？自由的意志？违抗命令的责任？究竟什么才是非法的命令？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就是非法的，这些士兵就是在这样的道德领域内工作的。日本军队的支柱就是服从。这些士兵不是普通的公民；他们没有权利，他们是裕仁天皇的子民。 士兵城户松民是四个被命令将迪克·沃尔霍夫刺死的人之一。他的辩护律师提醒道：“城户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人，他接到了命令并且服从了命令。可一年后他却发现自己被指控违反了战争法和战争惯例……关于战争法和惯例城户能知道什么呢？他几乎不能读书、写字——然而现在却被推定为熟知国际法、正确的对待战俘以及日内瓦和海牙公约这些东西。” 尽管做了这些答辩，控方仍认为日内瓦公约在父岛上应当适用。裕仁天皇可以被保护，但不是这些人。 这样，当面对相同的情况时，日本的这些被告们便被给予了同美国军队所不同的标准。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曾经发布命令，如果被起诉的是美军，其行为是根据上级的命令或政府的批准而进行的，则在定罪时可将这种因素考虑进去，因此美国军人便可用上级的命令来进行辩护。但在关岛审判中，控方宣布日本士兵不能引用上述理由：“上级命令不能用来给所犯罪行做辩护，因为人类并没有被强制服从一个不合法的命令。” 竹野中士是另外一位参与刺死迪克·沃尔霍夫的人。当得知因执行命令他将要承担责任时，他感到非常震惊。“我难以理解父岛列岛上的上级军官们是怎么搞得，竟使我被控谋杀罪，因为是他们在叫我执行命令。”竹野证实说。“我们没有杀害任何俘虏的意思……我只是在默默地执行命令，因为我知道这样做是正确的。我完全相信我的上司，从来没有就执行他们的命令犹豫过一刻。” 为了说明日本士兵的命运“比奴隶们好不了多少”，被告律师说：“将责任强加给那些行动受到上级限制的人身上的做法是一种反人类罪。让那些根本不了解法的人去接受严厉的惩罚是极其残忍的。”堀江少佐在他的证词中也提到，“对于日本军队来说最根本的就是对任何命令的绝对服从——完全的的服从。”曾参与杀害格雷迪·约克的大尉山下正夫对委员会讲：“我从小就被教导要绝对地服从命令。很多情况下我并不想那样做，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另一个曾参与杀害迪克·沃尔霍夫的士兵谷山讲道：“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自由来判断我们所接到的命令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都是被剥夺了个人意志与自由的木偶。”中村下士曾经很不情愿地砍下了弗洛伊德·霍尔的脑袋，他说道：“我是在前线接到命令，我很清楚拒绝执行命令就肯定意味着死亡。”中尉内田有纪曾经砍死吉米·戴伊，他提醒委员注意在日本军队中“不服从命令的罪行的严重性”。加藤大佐曾命令将格雷迪·约克处死，他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并且还恳请委员会理解这些士兵们当时所处的这种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的处境，他说道：“请你们充分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出自他们本身的自由意愿。” 第125页 一个来自坟墓的声音支持了这种主张。小山桥雄畏罪自杀了，就是他砍掉了华伦·厄尔·霍恩的脑袋。他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承认我那样做是错误的，但我坚信作为一个军人，我没有错。因对军人来讲，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比死还重要的事情。” 辩护律师回忆起了处死美军战俘的那段日子。在那段时间里，整天有美军的空袭，还要时刻提防美军的入侵，那时最需要的就是严格服从命令。一名被告说：“在战争中，命令比任何道德约束力都要重要。”一名被告方律师指出，在令人精疲力竭的、持续勐烈的战争压力下，命令远不是人们在和平时期在平静的军营里所理解的那样。他说，如果你认为日本士兵会拒绝执行这样的命令，那你就完全忽略了他们当时的心态与性情。另外一位被告方律师给出了一个能让美军委员会理解的说法：“如果当日军在父岛干那些事情的同时，一名美军少校命令一名中尉带领一个狙击班来干掉在父岛的一名日本战俘——那名中尉不会犹豫不决，也不会表现出比日本士兵更多的反对。” 1947年9月，五名日本武士——立花将军、的场少佐，伊藤中佐、吉井大尉和中岛大尉——被绞死了，葬在了关岛一处没做任何标记的坟墓。其他大部分被指控的日军都被判入狱，在东京的巢鸭监狱度过了他们的铁窗生涯。 日本和华盛顿的报纸对这些审判和处决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报导。新闻的描述充满了感情色彩，很少涉及细节问题，《时代周刊》的大标题是“不可思议的罪行”，《纽约时报》将审判过程称作“人吃人的审判”。对前首相东条英机以及其他甲级战犯的审判占了消息的主要内容，而关岛审判则被放在了里面的几页。而关于在父岛列岛牺牲的美军飞行员的名字则根本就没有被提及。 二次大战后在亚洲共进行了近200起战犯审判，审判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及辖区内进行，对最后的结果没有确切的统计。但从最多能够确定的数据来看，大约共有5700名日本人被控犯有战争罪。其中大约920人被处死，525人被判终生监禁，2944人被判有期徒刑，1018人被宣告无罪，还有279人根本就没有受到审判，没有美国人被审判。 天皇投降后，立花将军命令将飞行员们的尸体挖出来火化并将他们的骨头扔到大海里。士兵们掘开坟墓，在尸体上浇了油然后就将他们烧了。据海军陆战队的罗伯特·弗雷泽后来证实，美军调查者没有发现多少东西。在一个坟墓里他们发现了一支自动铅笔，上面写着格伦·弗雷泽,一条绳子和三根骨头。在附近的一个墓穴，他们找到了一堆被胡乱放在一起被烧过的骨头。在大村墓地，美军小分队发现了一盒骨灰和一些烧焦了的骨头。所有的这些可能就是曾在一起飞行的格伦·弗雷泽、马弗·梅尔尚、弗洛伊德·霍尔留下的。 在夜明山电台附近吉米·戴伊的坟墓里，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些骨头和数量相当可观的棕色毛髮。 在迪克·沃尔霍夫和b-24轰炸机飞行员被杀害的地方附近，人们在一个墓穴里发现了一根嵴椎骨。1946年每一个被害者的家庭都被告知，他们孩子的“遗骸”被再次安葬在父岛美军的一个公墓里面。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无线电接收员马弗·梅尔尚以及机关炮手格伦·弗雷泽曾在一起飞行，一起出事并被埋葬在了一起。军方告诉他们的家人“区分清每个人是不可能的”。 1947年美国政府把所有牺牲的美军士兵的遗骸都从硫黄岛移走了。1948年7月2日，那是个周五，弗洛伊德、马弗和格伦被正式安葬在了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国家公墓。在他们共同的墓碑上写着： 弗洛伊德·尤因·霍尔 海军少尉 小格伦·弗雷泽 aom2c 马弗·威廉·梅尔尚 acm3c 美国海军预备役 1946年2月19日 夏威夷最具吸引力的旅游景点不是“亚利桑那”纪念馆或火山，而是“拌汁酒钵（punchbowl）”公墓，官方名字是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朝公墓所在优美倾斜的弹坑看一眼，你就会明白它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绰号了。 有超过3.5万名在战争中牺牲的美军士兵被安葬在了这里。这个美丽的墓地中心是一个吸引人的“荣誉馆”，其间一个有着30只脚的哥伦比亚站在高处。美国的先驱者们当初就是以哥伦比亚的名义西进的。（哥伦比亚被美国电视节目“夏威夷5-0”用作片头的蒙太奇。） 迪克·沃尔霍夫和华伦·厄尔·沃恩的家人被告知，他们孩子在父岛的墓地被打开了，里面没有发现任何遗骸。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的“怀念馆”——两边各有十块花岗岩纪念碑直通哥伦比亚——是为了纪念那些失踪的人，在它上面铭刻着： 在这些园地里 记载着那些 将生命献给他们的国家的人的名字， 只有上帝才知道 他们在尘世的安息地。 凿在怀念之庭上的28788个名字中有这样的两个： 华伦·厄尔·沃恩 美国海军陆战队少尉德克萨斯州 第126页 沃尔霍夫·劳埃德 美国海军后备队无线电接收员堪萨斯州 吉米·戴伊总是想出人头地，因此在硫黄岛上牺牲的飞行员中，他是惟一一个被单独安葬，似乎显得很恰当。吉米的遗骸被葬在了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茂盛的草丛中他的墓碑上写着： 詹姆斯·韦斯利·戴伊jr. 新泽西州 美国海军arm3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25年11月27日～1945年2月25日 人们也在其他的地方为两名飞行员树立了纪念碑。迪克·沃尔霍夫的名字被刻在了他家乡堪萨斯州克莱森特的格林五德公墓的一块碑石上。如今当学生们走进密苏里州锡代利亚的史密斯·卡顿中学大厅时，他们会看到一幅由照片构成的拼贴画，画中在二次大战中阵亡的60个人都来自这所小学校。照片中的一位帅小伙就是牺牲的飞行员弗洛伊德·霍尔，他喜欢金髮女郎，他知道此去不会復返。 有两名飞行员没有纪念碑。没有人清楚同迪克·沃尔霍夫一起战死的b-24战机的飞行员的身份。当格雷迪·约克在父岛的墓穴被打开时，里面什么也没有，由于疏忽，格雷迪的名字一直没有被写入“怀念馆”。这个虔诚的孩子本希望人们能为他祈祷，可现在人们却没有地方这样做。 在收到最初的失踪电报后一年内，邮递员将这些飞行员留下的能作为纪念的东西带来了，但没有新的消息。飞行员们的战友、教官以及指挥官们的一封封来信，记述了这些勇敢的孩子们当初可爱的一幕幕，但没有给这些焦急的家人们真正的希望。每次当海军方面有信寄来时，母亲们的心就怦怦直跳，但每次信封里面都只是一些陈词老调。每一位母亲都要签收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他们的孩子在最后一次起飞前留在船上个人小橱柜里面的东西。马弗·梅尔尚留下来的东西包括《圣经》、飞行日志、钥匙环、笔刀、通讯录、拖鞋、带鞘的军刀、运动裤和装着身份证、照片及55.28美元的一个钱包。当迪克·沃尔霍夫的随身物品被送来后，他的母亲并没有立即打开包裹。“我想等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再打开，”萝拉·沃尔霍夫对她的妹妹讲。 1946年2月，也就是在他们的儿子死后一年，华伦·厄尔的家人收到的电报和信件中仍旧在重复着堀江少佐的谎言。埃维收到的电报称华伦·厄尔已经： 死于1945年3月15日针对父岛列岛大村的一场空袭。他在海军陆战队的档案中被记录为在行动中牺牲。关于对其遗骸的处理，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可查。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同情，希望您能接受。 有些人相信了这些消息，有人则不信。在得知了华伦·厄尔牺牲的消息后不久，他上高中时的朋友哈罗德·沃特斯就去看望了他的母亲。华伦是她惟一的孩子。“她一直使他的房间保持着他离开时的样子，”沃特斯对我说。“她没有动一件东西。埃维不接受华伦死亡的现实，她说她知道他会回来的。” 在密苏里州锡代利亚的百老会长老制教堂，人们为弗洛伊德·霍尔举行了纪念仪式。“我们将弗洛伊德的照片和鲜花一起放在了祭坛上，”他的妹妹玛吉告诉我。“只看看照片，太让人难受了。”迪克·沃尔霍夫的姑妈鲁阿·斯特雷特说，“我们在教堂为迪克举行了纪念仪式，但没有遗体，这太令人难过了。” “1946年6月，我在《生活》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父岛以及在那里发生的酷刑等事情，”吉米的弟弟龙尼·戴伊告诉我。《生活》杂志中的这篇文章提到立花将军及的场少佐处死了“在父岛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更可恶的是，他们竟被日军吃掉了!”有证据表明这些飞行员曾被暴打、被刀刺伤，然后被砍头，他们的尸体遭到肢解，他们的肝脏被用来做日式火锅料理“寿司烧”，肉被切成一条一条的用来调汤。 “我的母亲看了《生活》杂志上的那篇文章后变得歇斯底里，”龙尼·戴伊说道。“她整年地哭，从未从这件事的阴影中摆脱，从未恢復到以前那样，她的一生不得不在医生的护理下度过。”因为文章并未提及任何美国人的名字，只是粗线条的对传闻的细节进行了描述，因此使得亲人们的心理始终处于一种极度痛苦的不确定状态。戴伊先生后来写信给海军方面请他们不要再向他家寄信了，因为他妻子已经为此精神失常。后来，吉米所在的海军部队记录处说，“以后信的地址应寄给‘地方退伍军人服务办公室’，由他们和戴伊先生亲自联繫，这样母亲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遭受失去儿子的痛苦了”。 最后，在飞行员牺牲一年半以后，他们的家人在1946年秋收到了海军方面寄来的有关他们死亡的信件，当然信中的内容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信中描述了孩子们被击落的过程，但很少有细节描述。例如说吉米·戴伊被派遣到夜明山无线电台帮助破解信息；迪克·沃尔霍夫在父岛存活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马弗·梅尔尚被火化并被安葬在大村公墓，1946年1月20日被挖出来运到父岛后同年11月14日被再次安葬。而关于他们被砍头以及尸体遭到的凌辱则只字不提。 第127页 许多年以后，我得到了有关在父岛牺牲的飞行员们的军队服役记录。这些记录至今仍禁止向其家人们透露。至于我得到消息的来源，我已经答应不公开了。他们的服役档案清楚地表明谁曾遭到刺刀刺，谁被砍头甚至被日军吃掉。尽管母亲们不顾一切地恳求，以期知晓他们的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关细节从未向其家人们公开。 一些家庭将痛苦藏在心底，那种巨大的痛苦是无法言表的。“对弗洛伊德的回忆就是沉默，”他的弟弟詹姆斯后来告诉我。“那时没有心理谘询，我们都把它埋在心底。1955年，我的父母去看了他的坟墓，关于这他们没说太多。” 其他的家庭则选择宣洩内心痛苦的方式。马弗的死使得他的家庭走向分裂。没有尸首，几乎没有消息也没有任何专家谘询，使得他们没有发泄的途径。马弗的父母老霍伊特、克拉赖娜以及他的哥哥小霍伊特本来就酗酒，现在更是整日借酒消愁。作为倖存者，小霍伊特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内疚感，当初就是他说服弟弟参军的。一天晚上在喝过几杯酒后，克拉赖娜的话使得小霍伊特感到更加痛苦，“我真希望当初是你死了。” 老霍伊特和克拉赖娜放弃了都市生活，他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教堂峡谷,住在沙漠边上的一个车库里。他们在电炉上做饭，睡简易床，借酒消愁。一位亲戚告诉我，“克拉赖娜有一次曾在沙漠里游荡了几周，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 像许多父亲一样，老霍伊特把苦痛藏在了内心深处，从不外露。1951年他死于心脏病，享年59岁。克拉赖娜于1955年去世，也是59岁。在她的死亡证明上，死因一栏为“肝硬化”。在病情时间状况一栏只有一个词：“好多年。” 小霍伊特后悔劝说弟弟参加海军，他从未从这种内疚中摆脱出来。1958年他去世了，年仅38岁。他的死亡证明上写着他已患肝硬化三年多了，并且还有十年多的酒精中毒史。 小霍伊特将他的父母葬在了马弗墓附近的圣菲国家公墓。为了表示他的内疚，他没把自己和家人们葬在一起，而是选择了加利福尼亚洲的英格尔伍德纪念公园。 许多年以后，我和小霍伊特的三个女儿进行了一番交谈。现在她们都已经50多岁了，尽管她们对父亲对叔叔的遭遇的感受有些模煳的认识，但关于马弗是怎么死的，她们什么都不知道。她们一直以为叔叔是死于飞机坠毁。 我告诉苏珊·梅尔尚，她们的父亲知道叔叔并非死于飞机坠毁，叔叔在落到父岛列岛的时候还活着，然后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苏珊说：“这就是为什么小时候，总是看到父亲一个人晚上坐在房间里，在黑暗中吸菸、喝酒、抹眼泪。” 和其他许多失去亲人的家庭不一样，约克一家并未保持沉默，而是常常议论起格雷迪。“母亲总是哭，并且常常讲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格雷迪的妹妹珀尔·迪芬德弗告诉我。“我记得她说了好多次格雷迪是如何的与众不同。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从不出去喝酒，相信上帝而且为国家作了贡献。” 格雷迪的母亲为失去的儿子开闢了一处圣所。就像珀尔后来对我说的，“母亲把格雷迪的东西都放在了一个雪松木箱子里，并把箱子放在了离她卧室较近的一个休息厅内。她在箱子上放了一块围巾，然后在上边放了一本圣经。她总是跪下来，轻轻地翻着他的东西。好多次我看到她跪在那儿，读着格雷迪当年寄回来的信和照片。” 萝拉·沃尔霍夫对迪克一直保持着清楚的记忆。“临死的那一天，她还展示了儿子在部队的照片，”鲁阿·斯特雷特跟我讲。“在她起居室里的一张桌子上，有迪克一幅巨大的身着海军制服的照片。” 华伦·厄尔的母亲，埃维艰难地度完了她的余生。在一封写给华伦·厄尔的一位飞行员战友的信中，她写道：“我永远不会从失去孩子的痛苦中恢復过来。”她竭力用宗教上的一些理念来安慰自己：“我过着清白的基督教徒生活，当我在这个邪恶世界上的工作完成后，我知道我会和我亲爱的孩子相会，因为我确信他是个基督教徒。他已经回到了他永恆的归宿，我必须努力这样想：这只不过是短暂的分离，然后我就会再次见到他。” 但据她的侄子拉尔夫·塞兹对我讲，“在华伦·厄尔死后，埃维就不再正常了。”埃塞赖恩·古德纳说：“她性格变了，变得非常低落，寡言少语，她还做过一段理疗。”比利·温德尔回忆说：“那么多年中，埃维总是企图自杀。她的第二个丈夫也和她离了婚。”拉尔夫·塞兹还说：“她的精神有些崩溃了。她一时心血来潮就嫁给了第三个丈夫，可她甚至都不认识那傢伙，婚姻只持续了一个月。”后来的大部分时间埃维都是在小型医院里度过，并于1991年死在医院，享年87岁。哥伦布·卢埃林是在她出殡时给她护棺的人之一，在她的最后几年，哥伦布常去看望她。“她从未跟我提及过她的儿子被杀害的细节，”哥伦布告诉我。但她说在儿子死后，她已经不在乎她是活着或是死了。在她临死的那天，心情不错，但事实上她已是肝肠寸断。 第128页 也有的日本人痛不欲生。当池谷叶侣年轻的女儿跑过田野时，恰巧遇上一名美国飞行员的轰炸，被炸死了。“我女儿那时年仅16岁，”池谷说，“那是一个痛苦的结局。我从我的内心深处憎恨、厌恶那个敌人。我只想沿着那一击的轨迹找到杀死我女儿的那名飞行员，把他干掉。” 3月10日，当舟人和代和她的家人一起逃离燃烧弹引起的大火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孩子。混乱中，她和父亲两人与母亲分开了，当时母亲的背上正背着她的小弟弟。早上和代和父亲回到了家，但家已变成了一堆灰烬。他们在那里等着母亲的归来。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妈妈已经在那儿了；只是他们没认出来。母亲正坐在地上，盖着一块军毯，衣服已经被烧成了炭，头髮也被烧焦了。 和代问她的弟弟怎么样了，“旭子怎么样了？” 母亲只是沉默。当她不语时和代仔细地看着母亲。“我看到当时她背着旭子，”和代说。“在旭子的腿与母亲的身体贴近的地方，有严重的烧伤。她的胳膊肘被烧得露出了嫩肉，很有可能是在大火中为了保护旭子造成的。她几乎不能走路。” 在东京这次大火的袭击中，和代的母亲失去了她的两个孩子——旭子和广子。火焰把旭子从她的背上夺走了。 “我过去常常带母亲去他们的坟前祭祀，”和代说道。“她总是一边向坟墓上泼水一边说：‘广子，你一定很热吧；旭子，你一定很热吧。’” 人们总是倾向于将战争的另一方所表现出的残暴看成是其内在的文化的一种表现，而往往将自己表现出的残暴说成是正当的、被迫进行的反抗行为。在我的行程中，我感到在一些美国人中，对日本人在二次大战中的所作所为有一种隐约积聚的怨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感觉却在那些没有参加过二次大战的年轻一代美国人中最强烈。根据我的经验，在太平洋两岸的退伍老兵已经和解。听听经歷过那段歷史的人的话我们就不难做出这种判断。就像曾两次驾飞机对广岛和长崎进行原子弹轰炸的雷·加拉格尔所说的，“当你没有真正处于战争中时，你只能做出二流的猜测。你必须亲身经歷那些年代，走过那段路才行。” 如果世上有人有恨的权利的话，这个人一定是格伦·贝里。他经歷了巴丹死亡之旅（许多战俘头被砍掉，尸首扔得遍地都是），曾被装在两艘该死的破船里（被闷在华氏130度高温的船舱里，人们简直全疯了），在福冈战俘集中营里成为医学试验的对象（“那三个月里我不记得任何事情”）。他告诉我，“那是一种思想灌输，他们的士兵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代，没有必要去尊重人类的生命，哪怕是他们自己的。” “我已经原谅日本人了，我还有日本朋友。我尊重日本人，是因为他们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态度，这一点我已经搞清楚了。我相信，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被按照领导人的意志塑造成任何形式。” 年轻时作为一个日本士兵曾给中国带来过灾难的人，nb23f本杉木同意格伦的观点。现在中国人民欢迎他到中国去，因为他会如实地讲述日本的过去。当我坐在nb23f本君郊区的家里品着茶的时候，他告诉我： 是这种天皇体制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人们认为为天皇他们可以做任何事。士兵们随时准备效忠天皇，为天皇贡献一切。他们认为，在中国他们可以做任何事。其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是源于这种天皇体制，其他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归根结底应由天皇来承担责任。我当然对天皇心存怨恨。 我想将我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我们必须将军国主义思想从这个世上彻底根除。 飞行员奥斯卡·朗险些丧命于“大船”战俘营。回来后姐姐看到他消瘦的身形哭了，她极度藐视日本人的这种行为。但是奥斯卡向她解释说：“这些日本士兵只不过是在按命令行事，同我按命令行事没什么区别。我扔下的炸弹杀死了好多人，可这是我的工作，而他们所做的也正是他们的工作。” 新加坡人伊莉莎白·舒瓦是残暴的日本酷刑的受害者。战后她认为那些对她施以酷刑的人不应被处决：“都是这罪恶的战争。如果不是战争，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就像你和我一样。就像普通人一样，他们有家人、父亲、母亲、妻子和孩子，还有他们的工作。是战争使他们变得如此残暴、毫无人性，因此我说我原谅他们。” 在进行调查、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经常让人感到迷失了方向。起初，我觉得我知道什么是正义，但在我听了日本人以及美国人所讲述的故事后，我竟变得很茫然。 我认识当时的一些飞行员，就是他们扔的炸弹促成了这场可怕的战争的结束。我在东京和已经81岁高龄的桥本良子一起度过了一天，她曾经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救她的孩子。在整个採访过程我们将一盒纸巾来回的推来推去，讲完后，我问她感觉美国人怎么样。 桥本良子说道：“一名军队教官告诉我，如果你只杀了一个人，那就是谋杀；可如果你杀了很多人，你就是英雄。我想那些在东京杀了很多日本人的美国人在美国应被奉为英雄吧。但同时我们日本人也在中国杀人，那时日本把杀戮当作是一种巨大的成就来表扬。我们都做了坏事，战争就是这样。” 第129页 在2001年夏天去日本的一趟旅行过程中，我在横滨和76岁的玉村文夫度过了一天。他是旧金山日本移民的后裔，就是他曾伴随着吉米·戴伊走向了死亡。一枚标有“扶轮国际”的饰针在他的大衣领口闪烁，“你知道，日本是二号扶轮社国家，”玉村自豪地说。 我们从上午一直谈到了下午，直到下午三点钟才结束。长途的飞行使我感到非常的疲惫，四点钟我挂起了房间里的窗帘以遮挡阳光，躺下来睡了一会儿。 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时钟显示我只睡了40分钟。是玉村，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一位前日本帝国海军上士聊一聊。内田有纪曾在巢鸭战俘监狱服过七年刑，因为他当初按吉井大尉的命令处死了吉米·戴伊。 “我回家后，刚才和内田有纪通了电话，”玉村君说。“我叫他和你谈一谈，他有些犹豫。内田有纪说：‘不，我不想同任何人谈关于那个时代的事，即使同我的孩子都没谈过。” 玉村继续说：“但我告诉他无论如何都要和你谈一谈。” 在我黑暗的旅馆房间里，我问玉村君：“内田有纪应当有将近80岁了，因此他的孩子们都在四五十岁左右，是吧？你为什么认为他一定会同我谈呢？你知道，他甚至同他的孩子们都没谈过这事。” 玉村君说道：“我告诉他你的父亲曾在硫黄岛服过役，你为人是很公正的。刚才我对他讲：‘不管有没有你的参与，布拉德利都会写这段故事的。内田有纪，现在正是你谈自己看法的时候。” 第二天一早，我搭上了一辆火车。盯着窗外急速逝去的乡村风景，我在想：同一个56年前残忍地砍掉了吉米·戴伊的头颅的人碰面会是什么样子呢？ 内田有纪君为人态度温和，略显保守地穿着蓝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打着红色的领带。他向我提起了我的父亲，以期使我认识到，那些并非出于自愿而杀人的人内心非常痛苦。我不停地对他说：“你必须服从吉井的命令……你不觉得被判入狱七年太多了吗？”不，他回答道，他认为对他的判决是公正的。日本战败了，他本以为会死掉。“美国人对我很好，”他明确地告诉我。 谈话的最后我说道：“内田有纪君，当然，我想你肯定已经意识到我将会写一些连你的孩子们还不知道的事实。” “我打算在我死前告诉他们，”内田有纪说道，他的眼睛有些湿润。“或许他们会从你那里找到答案，请写一本好书。” 从日本回来后，我给吉米当年的飞行员战友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有关吉米遭遇的更多的事。乔·博恩曾看到吉米在父岛跳伞逃生，他是个心直口快、坦率认真的人。一天当我正在同他谈话的时候，他给我讲述了太平洋两岸的相互仇恨以及他是如何的轰炸那些无助的日本士兵以及平民。“事情就是这样，”他给我解释道。我在想，如果我告诉他我曾遇到了一个曾向他的朋友举起屠刀的日本人，那他会做何反应。 我向他解释内田有纪是如何在上级严格命令的胁迫下出于无奈执行了命令。内田是一个顺从的雷达技术员，当那个醉酒的上司强迫他举起他那从未使用过的军刀时，他内心里对美国人根本就没有一丝仇恨。很多的日本少年都受到了这种“伪武士道”狂热精神的残害，内田有纪也是其中之一。那些酗酒吃人的军官们胡乱调遣他们军队的行为并不是日本武士道传统的一部分。 在我向博恩讲述了有关吉米在弥留之际的遭遇后，电话的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thatsahellofathing,”他说道。 过了几秒钟我问道：“什么是ahellofthing?” “嗯……我觉得他们把吉米的头砍掉是不对的，”他回答道。 现在该轮到我沉默了。我同意博恩的观点，但就在几天前在我听内田有纪君讲那段歷史的时候还掉了眼泪。我试探着说了一句：“是的，但或许你炸死的那些平民也是ahellofathing吧？” 接下来是更长的一段沉默。 我不知道我是否说得太多了。 最后，博恩嘆了口气说道：“是的，我想这只是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 乔治·布希同以前的敌人实现了和解。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作为商人、驻联合国大使，以及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代表，他同日本人进行了许多友好的交往。1989年，因为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布希总统经歷了严重的政治危机。1991年12月7日，在夏威夷珍珠港举行的纪念仪式上，他站在美国和日本退伍老兵的面前宣布：“说心里话，我对以前的敌人不怀有任何怨恨。” 2002年，老飞行员博恩已经是78岁高龄了。对于过去经歷的那些战火、爆炸、流血以及恶魔，他大多保持沉默。但在梦里，他是否看到了一个小岛，在那里年轻无助的他担心自己会死去呢？他失去的那两位战友怎样了呢？我曾听到他说：“我一直在想着他们。”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叫我把他带回到过去那个时代，当他还只是个20岁的小伙子，作为一名飞行员处于极大困境中，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有多么的想他们。 2002年6月17日，那是一个周二，我站在硫黄岛的柏油碎石路面上，欢迎前总统布希的飞机到来。我向前总统问候道：“欢迎您到硫黄岛来，总统先生。” 第130页 我们走在黑色的沙滩上，然后爬上了折钵山。“这就是美军战士们当年升旗的地方，”我说道。德怀特·艾森豪总统是另一位曾在这片圣地上走过的总统。 2002年6月18日，硫黄岛的黎明时刻，我们醒了。太阳女神就是在这里用她的第一缕阳光照耀了日本。她首先将温暖带给了硫黄岛，然后又将光芒撒向无人居住的一个个小岛直到日本大陆。只有在这时，这块升起太阳的土地才将光芒撒向世界的其他地方。 那个早上的迟些时候，日本飞行员们用直升机将我们带到了父岛。飞机着陆时，我努力地从兴奋的人群中寻找我以前访问中结识的一位朋友。我发现他还是那样英俊、健康，皮肤被晒得黝黑，我向他招手，示意他到直升机降落的附近来。 他就是埃布尔·萨沃里。纳撒尼尔·萨沃里，父岛的开拓者，他曾在1853年迎接了佩里准将。现在，149年过去了，纳撒尼尔的玄孙又有幸这样做了。埃布尔·萨沃里微笑地说道：“欢迎您到父岛来，总统先生。” 岛上所有的人——总共两千人——都出来欢迎布希总统。当人们微笑着和布希总统握手的时候，一个矮个子日本女人抱着他的腿尖叫着。 有两位曾亲身经歷过父岛战斗的老兵和我们同行，他们是前美国海军上尉比尔·康奈尔和前日本皇军大兵岩竹伸明。 比尔·康奈尔是二次大战时最后一个活着离开父岛列岛的美国人，他曾在一棵树上被绑了七天，最后战胜了那群恶魔们逃跑了。华伦·厄尔·沃恩的老朋友岩竹君和我带着布希总统来到了一处悬崖边，1944年9月2号就是在这儿，岩竹目睹了当时还是飞行员的布希总统驾机坠入太平洋的一幕。就在布希总统和岩竹眯着眼睛朝大洋里看的时候，岩竹君告诉总统：“你知道当你被潜艇救走后我身边的那位日本士兵说了什么吗？他说：‘美国人对他们的飞行员真好！为一位飞行员派遣一艘潜艇，日本永远不会那样做。” 站在父岛面对兄岛的沙滩边上，乔治·布希在海面上放了两个花圈，以祭奠机关炮手特德·怀特和无线电接收员约翰·德莱尼，以此和太平洋为背景我“咔嚓”一声为布希总统照了张相。 在佩里准将曾提及的两个山峰的顶部，总统发现飞行员们并没有给日本人的无线电台造成多少损坏，那些有三只脚厚的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墙仍然矗立在那儿，顶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不过那是因为战后里克西上校叫士兵们炸的。 岩竹君带着布希总统来到了夜明山无线电台的墙外，当年他就是在这里送别了华伦·厄尔·沃恩。当岩竹讲述这段歷史的时候，眼泪禁不住从我们的脸颊流了下来。然后我们来到了一块儿被太阳照亮的沙滩，就是在这里那位年仅24岁的德州人被砍下了头颅。这两位昔日的敌人——布希和岩竹——分别在华伦·厄尔·沃恩牺牲的地方放上了一枝花以示纪念。他们徘徊在附近私语了片刻，我知道布希总统对岩竹君怀有一种特殊的尊敬之情。 早些时候我曾向总统讲过，岩竹君一生的经歷是如何地反映了美日两国人民的关系在20世纪所经歷的曲折、转机与矛盾。岩竹是一位美国日本移民后裔的儿子，在夏威夷小学学会了背诵《对美国忠诚誓言》。后来，他在东京读大学的时候日本人把他招进了部队，并给他灌输了大和民族精神。接着他们遭到了美国潜艇发射的鱼雷的攻击，美军飞行员们在他们的头顶上进行狂轰滥炸。与其坐等即将到来的美军“入侵者”的屠杀，他索性来帮助日本的情报部门，一边儿坐在无线电操纵台边工作，一边儿和切诺基水兵开着玩笑。由于部队经常搞人肉宴，他开始憎恶吉井大尉，因为就是他下令处死了华伦·厄尔。几个月后，1945年8月6日，当时岩竹君正在夜明山山顶上带着无线电接收器时，他惊讶地听到一种名叫原子弹的爆炸装置。他的大家族就住在广岛，后来得知他年轻的弟弟由于正处在爆炸点的附近被烧成气体蒸发掉了。但他并没有怀有任何怨恨，作为一名美国驻日大使馆新闻处的雇员，长期以来他为促进美日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岩竹君已经退休了，住在东京一处舒适的住宅区内，他具有美日两国双重国籍。 站在华伦·厄尔遇害的地方，我被眼前的一幕感动了，老飞行员和这位日本老兵站在了一起——而以前他们的神圣使命就是尽力干掉对方，现在这两个明智的人沉浸于相互理解的窃窃私语中。 那位有幸逃掉的飞行员后来成为了美国总统，而华伦·厄尔、迪克、马弗、格伦、弗洛伊德、格雷迪、吉米、那位不知姓名的飞行员以及所有的那些失去生命的战士们，如果他们还活着又会怎样呢？诺贝尔奖、妻子的关爱或是女儿美好的回忆？那些被他们的上级滥用的、遗弃的上百万失去生命的日方战士，如果他们还活着又会怎样呢？战争对于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说是一场悲剧。 1945年3月父岛，22岁的大兵岩竹君向自己保证，他将永远把对他的朋友华伦·厄尔的尊敬留在记忆中。回到日本后，他遵守自己的诺言，取了一个名字，能够每天提醒他“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 第131页 2001年，在我寻找在父岛失踪的飞行员的过程中，我把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岩竹君。从最后一次和华伦握手算起，56年已经过去了，我对岩竹君的梦想很感兴趣。我拨通了电话簿上他在东京的电话。 在大洋的彼岸——似乎是随一股神韵而来——我听到了他苍老的声音： “你好，”他说，“我是华伦。” 致谢 我总是对战争感兴趣；我感兴趣的不是伟大将军运筹帷幄的战略……而是实际的战争，实际的这种屠杀。在战争中一名士兵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一种什么样感觉的影响下杀死另一名士兵；在奥斯特里茨和波罗金诺，如何部署安排军队；这两者相比较，我更感兴趣的是前者。 ——列夫·托尔斯泰 艾里斯·张(张纯如)和比尔·多兰鼓舞我去寻找对父岛列岛上飞行员的记忆。我感谢他们以及我在书中提到的所有人。马克·布莱德利、克里斯·坎农、伊莎贝尔·德苏莎、希尔·古德·斯庇、玛库·含予、约翰·麦戈瑞、里斯·纳戈尔、米克·罗塞尔、芭芭拉·鲁索，亚伯·萨瓦瑞、若其·萨阿瓦瑞、堂简泷泽、伊莉莎白·尤哈瑞格、理察·惠勒以及滨野吉冈都给了我热心的帮助，在此一併表示感谢。 奥黛丽·曼琳一手从国家档案馆的资料中组织了数以万页审讯文献；段维玲将这本书翻译成汉语；世界知识出版社的编辑为此书在中国的出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此对他们的辛劳表示由衷的感谢。 非常幸运代表我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学代理机构——阿文·莱斯特，我能安然入睡，因为我有像马克斯·艾斯库韦克和罗伯特·哈勃鲍特一样的专业人士做我的顾问。 伟大编辑的功绩怎么颂扬都不为过。吉尔夫·尚德勒在本书的酝酿期就关心它，自始至终吉尔夫对飞行员情感的投入都非常明显。他特别注重质量，这种品质对创造出这本值得一读的史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读者不能识别出吉尔夫对这本书所做的许多重要贡献，但是我能，而且我也永远把这些贡献铭记在心。 我在日本生活和工作过，和许多日本人有深厚的友情。书中我所写的一切都丝毫不能减少我对日本和日本人民深深的敬意。 我对飞行员的敬仰是无限的。正像罗迪·道尔所告诉我的那样，“如果我们让恐惧控制了我们，我们就不会打赢那场战争，那里，我们责无旁贷。我们的国家依靠我们，我们随时准备好了为我们的国家牺牲。那里有一项任务要完成，我们就去完成了。” 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认为，“对人类来说，自然的正常状态不是和平而是战争。”我想，如果人们能够经歷和了解彼此的文化，这种状态就可以改变。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本书的收益将为美国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他们前往日本和中国的高中和大学读书。如果你对这项事业感兴趣或者你知道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请访问我的网站： http://.jamesbradley/schrships.cfm.我现在正在写一本有关1944年在云南省进行的怒江战役的书，这是中国军队进行的一场重要战役，这场战役将日本驱逐除出该地区，然后这支军队又修建了滇缅公路。我对腾冲战役尤感兴趣，因为美国的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打赢了这场战役。如果中国的民间人士或者退伍军人对这场战役有记忆，并且愿意和我分享这记忆，请与我取得联繫，我的电子邮箱是：[emailprotected] 詹姆斯·布拉德利 2004年5月11日 拉伊，纽约 译者后记 翻译家阿尔弗雷德（849-899）曾说过：“世上有一些书籍，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读的，我们应该翻译这样的书。”詹姆斯·布拉德利的《飞行员》就是这一类的书，因此我们就将它翻译成了中文。《飞行员》一书揭示了许多人世间的根本问题：生与死，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强大与弱小，生存与毁灭。 翻译这本书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与中国密切相关。这本书讲述了美国八名飞行员的故事，讲述了飞行员的血肉被做成人肉宴的悲惨遭遇，讲述了乔治·布希如何虎口脱险，死里逃生，日后成为总统的故事。但是不止这些，它还记叙了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遭受强邻入侵，敌人在中国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入木三分的讲述了日本士兵为什么杀死大批大批的中国人就像踩死蚂蚁、打死苍蝇那样容易；什么样的力量以及什么样的思想驱使日本从闭关锁国的状态变成了向海外四处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强国。 翻译《飞行员》的另一原因就是令我们深思的日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日本的教育发人深省。当年，日本一名元帅曾着文写道：“一棵树必须有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大不列颠有这样的根：它的势力延伸到非洲，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这给了它力量，财富和权力。美国也有这样的根—在自己辽阔的土地上以及在中美和南美洲肥沃的土地里滋养着。除非允许日本把自己的根也延伸到亚洲大陆，从而摆脱‘罐装植物’式的存在方式，日本就会枯萎死亡。”日本是一个小小的岛国，正是这个事实和他们的忧患意识，促使他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又正是这个事实和忧患意识促使它在二战之后又一次从破壁残垣中一跃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战后，日本人坚持实事求是地教育儿童要有扰患意识。 第132页 我记得，我从小学时接受的教育就是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我仍然清楚地记着当时心里那种自豪劲儿。那时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力量比得上中国。等到我再长大一点，又听说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我就充满了疑惑，心头有一种怅然若失的难言滋味。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引起教育者的反思，尤其是启蒙教育者的反思。 此外，《飞行员》也是一部非常宝贵的史书。它真实的再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作者说因为这部书，他在美国受到了一些攻击，因为此书也无情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但是帝国主义却说那是文明，于是作者故意把第二章的章名——文明的英文拼错。意在说明书中所说的文明其实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幌子。假造“文明”却掩盖不了孽债，更隐藏不了骯脏。 这是一部有关战争的书，但是它的真实目的却是反对战争，渴望和平和努力促进和平的书。作者把这本书的收入用在他设立的和平基金会上，把美国的高中学生送到中国和日本读书，促进相互了解。作者认为一个人很难和自己了解的人发生冲突。我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强大，强大才能给对手以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中国必须强大，强大的中国才能更好的维繫世界和平。该书的翻译收入将捐献给希望工程，让仍然贫困的儿童也能受到教育，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强盛。 本人才疏学浅，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提出宝贵建议，以便再版时得以改进。 段维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