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 第1页 [战争纪实] 《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作者：陈恭澍【完结】 自序 这本书不是人物传记，也不是纪实文学。 这本书是我的工作记录。我早就想写、早就该写了，但由于环境及个人的懒散，一直到民国六十六年（1977）才开始动笔。前后拖拖拉拉地写了好几年，写了又改，改了再写，自己也不记得校勘了多少遍，而且，还多方请教斧正过。于今虽已完稿，仍然觉得不满意，自知笔拙，不善修辞，内容平铺直叙，更无写作技巧之可言，好在本书只求记事信实，至于文字的工拙，也就无须自我苛求了。 完稿前后，我曾就教于几位权威编者，有的认为内容不够紧凑，影响到情节发展，我承认有些部分的确如此，但并非全般皆然。有的认为写得太真实了，反而显得特工人员过于平凡，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本事。这可难为了我，如果歪曲事实，夸大其词，或是添枝加叶、无中生有，把我们的工作同志都描绘成“007”型的神奇人物，漫说我笔下不能生花，纵然勉力而为，也有违我写这部书的本意了。也有人提议：不如请教高明，将原文改写成小说，在报纸上连载，或许更能吸引读者。主意倒是不错，可是谁肯这么做？我想还是等到出版之后再说吧。 此外，另有一种见解，是顾虑到在本书中的五件行动案，全都瀰漫着杀伐之声，血腥气味太重，似有宣扬“暴力”之嫌。这可要说明白：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暴力者”，早在几十年前就懂得崇尚法治了。代表政府执行法律，这与党同伐异，使用暴力，乃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泾渭分明，切不可混为一谈。 再说这本书的性质。近些年，在台湾出版了很多有关戴雨农先生的大着，珠玉之论，各有春秋。那都是属于高阶层的、全面性的评述。倒不是自谦，拙着只能触及“二级作为”，仅仅写出戴先生领导下的地区工作实况而已。所以在内容方面并不一样。 还有一层，也要交代明白：有关当局现存的档案，应列为“公文书”类，自有其法定的地位，数据之引证，当然以此为据。不过，据我了解，其中也间有遗漏与缺失之处。因为戴先生亲自处理过的很多工作，除了他本人和少数有关同志外，根本就没有记录。其次是在抗战之前，军统局尚未完全制度化，所以也有许多事件登记得不完整，再加年代久远，多次迁移，以及旧有档案按期销毁等，乃至造成此一事实。因此之故，其根据档案资料所编撰的文集，和我亲身经歷所写的这本书，必然不尽相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本书共分六章，虽各成单元，但仍不失其脉络的连贯和个中的因果关系。各节中，除记述全部案情之外，还兼容了情报搜集、情报处理、情报运用等各种作业，如果再加以充实编整，或将成为一部“情报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毛坯。 为了调剂行文，也是我的一项喜爱，文中还穿插了一些民间习俗和地方掌故，别看都是些鸡零狗碎，但如今不是早已面目全非，即已绝迹绝响，自有价值。 友人曾经提醒我：出版这本书时，不要忘记向“案中人”的家族及其后裔打一声招唿。对！我就此敬请有关者予以谅解为祷。其实，这也是公事公办，实话实说，其中绝无私人恩怨之存在。我想当不致因此而结仇。 再就是书中所提到的和涉及的人也不少，未能一一趋前徵询，统此敬祈原恕是幸！ 最后，我谨以万分的真诚，感谢刘原深先生。我们是多年的同志、同事，私底下更是莫逆。为了这部书，他所付出的精力、智力与劳力，绝不逊于我。原深先生所给予我的助力，不只是文字上的修删润色和意见上的沟通，最可贵的还在于无间地砥砺与不断地鼓励 “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 基于时代的需要，受“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件两大冲击，民国二十一年（1932）三月间，以黄埔军校同学为骨干的“三民主义力行社”，遂应运而生。 “力行社”所属的重要部门之一，就是由戴笠（雨农）先生负责主持的“特务处”。 “特务处”开办了一个培植工作干部的训练班，是为国民政府最早期略具雏形的特务训练机构。 同年九月，国府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局”，任命戴笠为“第二处”处长。 论其性质，“力行社”之下的“特务处”，应是政治性的秘密组织；“军统局”所属的“第二处”，则是正式的政府机关。表面上虽是各有隶属关系的两个单位，但在实际上却系领导特务工作的一体两面。 我本人是“力行社”领导之下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会员，同时也是“特务处”和“第二处”派驻北平的负责人。 北平的工作单位，称为“北平站”，于二十一年（1932）底开始，是由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披荆斩棘建立起来的。 本节，除简单的记述“军统局”创立的概略外，尚有许多秘闻，虽然欲言又止，却也弥足珍贵。 学友小聚初识戴雨农 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民国二十年（1931）春天，校长蒋公在南京香林寺官邸，分批召见我们一百多名从各地归来的军校同学，做个别谈话。 第2页 自入伍军校毕业分发以来，除了集体训话或列队点名之外，校长在他办公室内，单独和我面对面地说话，这是第一次。当时，是由第一期同学曾扩情引见的。 校长着中山装，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桌上摆着一份用十行纸缮写的名册，他手上拿着一枝粗大的红蓝两色铅笔。待我齐步走到办公桌前立定，鞠躬行礼抬头注目时，印象最深的是，校长双目炯炯有光，威仪凛凛，令人不敢逼视。 校长首先询及省籍县份、父母存殁、弟兄几人等家庭状况，边问边听，一面核对名册，随后又问到工作兴趣。我大胆也是由衷地回答说：“部队中的军事工作已经生疏了，其他性质的工作都愿意学习。”我以为这句话会惹他生气，但见校长在名册上做了一个记号，并没有什么不愉之色。 这次召见，前后大约有三分钟，也只问过三几句话，因过程简单，当时并没有特殊感觉。过后猜想，校长或许是在看仪表、听谈吐，在观察中做一次遴选，至于标准如何，那只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了。 过了三四天，接获通知，在一百多人中，圈定了十四个人，开班受训。我在名单中是排名最后的一个。 这个小型的训练单位，定名为“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由军校政治部主任鄷悌兼主任，沈遵晦任秘书。当时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似乎并不过问这件事。 这个训练班冠以“特别”二字，而实质上也的确与一般的训练机构不同：第一，它没有班址，因陋就简地在军校政治部一间办公室中，摆了几张单抽屉的长条桌，两个人合坐一条木板凳，就这么凑合了；第二，不规定制服，着中山装、西装都可以，只要不着长衫短褂就行了，因为不穿制服，所以也不作军事管理；此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也不必按时上下班，迟到或早退，并不会受到干涉。可以说当局给予了高度的自治。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也颇知自爱。至于课程方面，除特约讲授之外，平时并没有教官来上课。 我们所研读的课程，是校长亲自指定的几部书，如《陆象山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戚继光治兵语录》、《三民主义的理论之体系》等，自行阅读后，必须将研读心得写成札记，汇齐后，每周一次，呈送校长核阅，阅后发还，多有眉批。对于这些博大精深的儒学书籍，我们十四个人中，真能读得“通”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我就是读不通的一个。 在受训期间，倒是有一件事做了硬性规定，那就是除星期例假外，中午一定要到军校的“工字食堂”集体会餐。“工字食堂”在当时是新式建筑，可容纳数百人，布置整齐，收拾干净，一排排的餐桌，横看是一条线，竖看也是一条线，位置井然有序。桌子上铺着白布，所用的餐具也一律是白色瓷器，如要苛求的话，也许只是缺了一瓶色彩缤纷的鲜花。因为它的建筑格式有如“工”字，所以称为“工字食堂”。 蒋校长在中午十二点零五分左右莅临，先由校值星官喊口令，全体起立、坐下，一声“开动”，然后一齐用餐。虽然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发出声音，可是仍然免不了偶有餐具碰触的声响。 进食时间，约十分钟，大家陆续放下碗筷，摆放整齐。原位坐正，挺起胸膛，恭聆校长讲话。 在校长面前，有一张列有姓名的座位表，每当校长讲话完毕后，偶尔也会点名指定某人回答问题。能够侃侃而言、对答如流的则并不多见。大家都担着一份心，惟恐点到自己当场出丑，可也有跃跃欲试的人。 开班后的第二个月，由先期老大哥们发起，我们十四个人具名写了一份报告，呈请校长准予恢復党籍及学籍。因为那时候我们十四人都以个别不同的原因，被註销了党籍及学籍。校长以毛笔批示：“准予恢復党籍及学籍”，签署“中正”。日期大约在民国二十年（1931）六月间。原件先是由第一期同学韩浚（仲锦）保管。不久，中央军校特别党部发下“军余”字党证一张；另外，负责“军校毕业生调查课”的田载龙老大哥通知我们，将分别在各期同学录上分别予以“註记”。 这一件校长的批示，我们十四个人都保存了一张照相的副本。我持有的那一张，几十年来，天南地北，东奔西跑，不知道究竟弄到哪里去了。仔细想想，可能因为要保密的关系，自动毁掉的成分居多。 我们十四个人，以我的年纪最小，期别也最低。其中共有七位第一期的老大哥，他们是韩浚、陈烈、黄雍、俞墉、吴乃宪、徐会之和刘季文，第二期的两位是张炎元、曹勖，第三期的没有，第四期的只有一位郑嗣康，第五期的共有四人，是韩继文、夏大康、谢厥成和我本人。 十四个人每月所领的生活津贴并不一样，是按期别高低发给的：第一期八十元，第二期七十元，递减至第五期只有四十元。其实，那个时候的四十元，单是光棍一个人不携家带小的话，应该是很够用了。 他们有家眷的，全住在外面，我们几个单身汉，则住在军校职员宿舍里，两个人分配到一间房，我和谢厥成住在一起。谢同学能歌善诵，文艺气质特别浓厚，指定的书他不读，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新诗，高兴起来，还要高声朗诵几句，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 第3页 受训到第四个月，有两位同学突然不见了，起初还以为请了事假，过几天就会回来的，殊不料一直过了两个月，我们都结业离校了，却再也没有见到他们。这两位同学都是广东人，一位是吴乃宪一期老大哥，一位是受训期间和我同坐一张桌子的五期同学韩继文，又名尚英。 当时，并没有特别留意这件事，同学们也未加谈论。若干年后，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完成了一件机密大事。既称“机密”，虽已年代久远，事过境迁，但仍以“保守”为宜。不过，可说的是，这件事关系重大，在政党活动史中，亦占有一页，只可惜知道最多的几个人都已去世了。 再说我们这十二个人的际遇。 六个月训练期满，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校长蒋公手谕，分发我们十二个人向中央党部报到。报到后，等待了许久，却不见下文，也没有一个人被分派工作。究竟为了何故，迄今不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就此分手，各奔前程了。 我并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正在进退无据的时候，多蒙黄雍（剑秋）、张炎元（炳华）两位老大哥关爱，叫我搬去同住。他们都没有带家眷，在花牌楼忠义巷一家楼上，分租到一间房子，原来就有家具。当时，两位老大哥睡一张挂着蚊帐的大铁床，我一个人，晚上搭地铺，早晨再把铺盖收拾起来。 我们三个人很少在一起吃顿饭，有时候，也去买点鱼肉回来，打气炉上一烧，三人据案大嚼，倒也香甜。日后我们见面提到这段日子，依然觉得津津有味。 有一天下午，有客到访。来客首先和剑秋、炳华握手寒暄，接着又面带笑容地向我伸出友谊的手。剑秋兄连忙为我们双方介绍说：“这位小老弟是五期同学陈恭澍，这位老大哥是六期同学戴笠，戴雨农。”五期的称“小老弟”，六期的称“老大哥”，这句介绍辞有点奇怪。 看上去，他的年龄是比我大得多，浓眉大眼，隆准高颧，身材虽不高，显得很厚重、很结实，称得上相貌脱俗，气宇非凡了。这第一印象，相当深刻，至于他对我的观感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同学们聚在一起，也就不拘形迹地谈论开来。四个人所操的虽然都是普通官话，但黄剑秋兄是湖南平江人，张炳华兄是广东梅县人，来客戴雨农是浙江江山人，乡音都嫌太重，话却十分投机，如果不是光线暗下来，还不觉得已经是日落西山。 剑秋兄提议，一同到外面去吃点东西，出了忠义巷不远，有一家本地小馆子，字号是盈丰酒楼，格局不大，只有一楼一底。点了几样菜，叫了一壶酒，吃下来不到两块钱，大家都认为还不错。 自此之后，戴雨农时常到我们这里坐坐，偶尔也同去看一场电影。有一天我们正和房东太太打麻将，戴雨农又来了，他看是我输，大有拔刀相助一显身手的气势，叫我站起来，替我打了几副，但看他吃张摸牌的手法，并不像是善于此道的熟手。 我曾经问过剑秋兄和炳华兄，这位戴同学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告诉我，只知道他在校长官邸，并不明了所司何职。我又不解地追问，他既然在官邸任职，为什么这次校长下野回奉化，他不跟了去？这两位老大哥并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含含煳煳地嗯了一声就算了。 后来，我们相处得更熟，彼此间的认识也增进了不少。有一次，戴雨农突如其来地问我：“恭澍兄，你认识曹霄青这个人？”我回答说：“岂止认识而已，我们俩同连入伍，同排又同班，而且是双架床铺的一上一下。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我只不过念到中学，可是我们两个人居然交成了好朋友，入伍的时候，他连绑腿都打不好，我还取笑过他呢。” 我顿了一下又补充说：“自从他四期升学进入本校政治科，我因病落后编入第五期步科后，分手到现在，始终没有再见到过。” 戴雨农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曹霄青目前就在南京呢？” 我说：“那我就马上去看他。” 接着我又反问一句：“他真的是到了南京？” 戴雨农摇了摇头说：“我只是希望他能到南京来而已。” 戴雨农之有此一问，我的确有点莫名其妙。到后来，他才告诉我，曹霄青当时正在上海傍着胡汉民搞“新国民党”，从事反政府的分裂活动。 再往后，我才悟出来，戴雨农突然对我提到曹霄青，多少带点试探或考验性质。 没过多久，校长回京重任艰巨，戴雨农和我们见面的次数减少了，每次来，停留的时间也缩短了。 剑秋兄和我景况如恆，张炳华却显得忙碌异常，有时候甚至于整夜都不回来，回来休息的时间也不充分，转一下就又走了。我猜，炳华兄很可能参与了一项重要而又秘密的工作。 此刻，正值日寇侵入上海，我军奋勇抗战的“一二八”。 近一向，每逢戴雨农和我们相遇的时候，他都会提到：“有报告呈给校长，可以交给我转上去，比较方便。”我每次都回答说：“没有什么请求，也没有什么条陈，不敢麻烦校长。”我这样说，自己觉得非常得体。其实，我太木头了，他所指的“报告”，并不如我想像的那么狭义，可惜我当时体会不到。 第4页 “一二八”事件末了，国民政府迁往洛阳，校长蒋公驻节徐州，戴雨农留在南京。 这一天，戴雨农来找我，他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大信封，背面还打着火漆。说是“託付”我克日专程送到徐州，要当面交给侍从参谋戴颂仪。 我听说校长正驻节徐州，他既然要我到徐州去，又嘱咐我面交戴参谋，其重要可想而知。我未加考虑就答应了。他给我两张乘车证，以及少许路费，行前，他又告诉我：“有一列专车停在徐州火车站，车站附近有武装警卫，也有便衣警卫，我想你一定看得出来，无论问谁，都可以找到这位戴参谋，信件送到，请他签收就可以了。” 我当天夜里就到了徐州，没走出月台就找到戴颂仪参谋，我把那个火漆信封当面交给他，他翻来覆去看了看，拿了一张名片写上几个字算是签收了，口头上也没有交代什么，就叫我回来了。 看名片，我才知道他的阶级是中校，云南人，后来一打听，原来也是军校同学。 回到南京后，我第一次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公馆。这是一所不大整齐的平房，进门后，弯弯曲曲地转了好几转才是客厅。考究的人家，地上铺的是地毯，他这里铺的是草蓆。因为地上反潮，没办法，只好穷对付。 我把那张等于签收的名片交给戴雨农，算是完成了他的“付託”。我看他忙，正待辞出时，他突然问我：“有没有相知的福建省籍同学？”我思索了一下，想到四期同学也是好朋友的连谋又名连良顺。我回说有这么一个人，无论是才具、仪表，都可以列入第一流，但不知找福建人做什么？戴雨农不作正面答覆，只希望火速介绍一见。 我介绍他们见了面。 戴雨农派连谋到福州建立工作站去了，这事当时我并不知情，良顺兄行前也没有向我告别。 从以上两件事判断，戴雨农任务何在？当可思过半矣。 三月间，我从忠义巷搬到了明瓦廊，只身住在小旅馆里。炳华兄已经派去广东，又一说是到了香港，和他同行的还有吴劲夫（乃宪）。当我们惜别时，虽然没有说明去做什么，可是彼此间已经是心照了。 剑秋兄也把嫂夫人接来了，另外租了房子。他对我表示过，不准备参加戴雨农所领导的工作，宁愿居于协助地位。此后果然如此。 明瓦廊离着三道高井很近，军校同学会就在三道高井这条街上。以此为轴心，附近一带的小旅馆里，住了不少军校同学，有的在等工作，有的在办登记，一时搅和得非常热闹。我之所以搬到明瓦廊，既非找工作，也不是办登记，完全是戴雨农的意思，他希望我能够多留意同学们的动态，尤其是超乎常轨的非分活动。看的单纯些，这是他委託我办的一点小事情，换个角度说，也等于是交付我任务。我当时也不太了了--这就是所谓的“情报工作”？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他未曾给付任何待遇。也就是说，我尚在客串阶段。 据一般记载，在民国二十年（1931）二月底，戴雨农已被圈定为“特务处”处长。这个“特务处”，并非政府机构，乃隶属于新成立的秘密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之下。经过筹备，至四月一日始正式成立于南京，所以尔后的“军统”订“四一”为成立纪念日。 戴雨农于三十五年（1946）三月十七日空难殉职，特将“四一纪念”改在“三一七”合併举行，简称为“三一七纪念大会”。之后，“三一七大会”年年举行，迁台后仍继续不断，先总统在日，每年均莅临讲话。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回想起来，在我们初识的那段时间里，戴雨农原已负有“联络”任务了。 那个时候，是否有一个称为“联络组”的单位？不得而知。唯在“戴雨农先生年谱”中看到的记载是：“民国二十年十二月，蒋公为促成团结，共赴国难，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离京返乡。行前令先生（戴笠）主持联络组，主要任务为团结以黄埔学生为中心之革命力量，侦察敌情，镇压反动。于是，在京、沪、杭、平、津、汉、港、穗、赣等地建立组织，积极活动。” 于此可见，戴雨农此刻负有“联络”任务，自是无疑。不过，所谓的“联络组”，可能不是正式编组，而是一个暂用的名称，用以代表此项活动而已。 至于说：于二十年（1931）十二月，就在“京、沪、杭、平、津、汉、港、穗、赣等地建立组织，积极活动”一节，也不尽然，别的地区不敢说，我就是北平工作的建立者，可是我在二十一（1932）年十一月才派往北平的。 这是一个证明，编写歷史性的文字，实在是大不易呵。 戴雨农之任“特务处”，也有许多传说，因为他在“力行社”高级干部中的期别、地位，都比不上别人，此一重任，怎么会交付给他呢？根据戴雨农自己所说：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时，在南京中山陵园，我接受领袖成立特务处的命令，领袖支持我，固然绝对负责；但次日上午有一位同志，现已出国，名字我不便说了，要来打倒我。他说“关于特务处的人事经费，校长叫他负责”。次日，我就报告领袖，请求辞职，结果没有准，及至一年以后，领袖告诉我，仍有人来攻击我…… 第5页 从这一段话，可知他之出任“特务处”，完全是校长蒋公的支持与赏识。这是因为他早就有过一段成绩卓着的工作经歷了。 除了在《戴雨农先生全集》、《戴雨农先生年谱》、《戴笠传》以及其他着述中，所提到的一些事迹，不再重复外，我听一位不许我提他姓名、比我年长十多岁的老者对我说过许多有关戴雨农先生的行谊，因为这是耳闻，姑且一记，算是戴先生的逸史轶事好了，或者对戴先生前期的工作经歷有所参证。 早在民国十七年（1928）至十九年（1930）之间，戴雨农、田载龙、王天木、胡抱一诸位先生，就曾在河南开封组织一个“三民主义大侠团”，一方面联络、吸收爱国志士，一方面也能作为情报触角。 又如某年，包藏祸心的冯玉祥，用金钱僱佣了一批亡命自称叙利亚籍的中东人，潜入南京，意图行刺，戴雨农于事前获得消息，因而破案。 又如在上海，有一伙帮会中人，意在藉故寻衅，向当局提出条件，大讲“斤头”，否则就要如何如何，也是戴雨农他们出面化解的。 戴雨农先生从来都不炫耀他自己，像以上所举的这一类的事，想必还多。从来都没有听他提起过。我知道或者说我了解，戴雨农的斗争性特强，他要战胜一切横逆，但并不执拗，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他有一套适应任何环境的超人本领。至于他的知人善用，已经是识者皆知，尤其为常人所不及者，多少名噪一时的铁金刚，到了他手下，也会成为绕指柔。 吸收入“军会”与徵召受“特训” 我正在明瓦廊小旅馆里，闷着头一个人写稿子，来了一位素不相识自称姓潘的人找我谈话，这是一件多么突兀的事。他也不徵求我的同意，就扯开话题，从家庭状况询问到思想教育，再就国家处境谈论到国际情势，他所说的反而比我回答的多，我反覆寻思，实在摸不清楚他的用意何在。 当这位不速之客临走的时候，留话给我，说是过几天还会有人和我再谈一次。 此人走后，我越想越不是味道，既然不明白他的来头，为什么竟会毫不勉强地回答他的问题？是否已慑于那股不可抗拒的来势？还是早已意会到他是奉命而来的自己人？ 过了两天，果然又有人找我谈话，这次却是同期的易同学，我们会过面，只是很少来往罢了。他不再兜圈子，直截了当地说：“现在，一个充满新生命的政治组织诞生了，可以说是大时代中的产物，竭诚拥护我们的校长为领袖，以军校同学为基干，力行三民主义，重振革命精神，復兴中华文化，牺牲个人利益，用钢铁的意志，有严明的纪律，服从组织决议，在校长英明领导之下，共同开创新局。” 他问我：“像这样的组织，愿不愿意参加？”我心里的话：“我本就想纠合同志，搞这么一个组织，可是我人微言轻，根本不够条件，何况我也不敢公开倡议。”我正想到这里，他又逼问一句：“是否还有什么考虑？”于是，我这才提出反问：“前几天和我谈话的那位潘同志，是否就是这个组织派来的？”易同学告诉我说：“是的，这是组织上吸收同志的一项手续，也可以解释为必经的过程。不过，像这样突如其来的访问，很容易使对方莫名其妙，甚至招致不必要的误会，似乎应该加以改善。” 谈到最后，我天真地问他：“为什么会遴选到我？”他笑着回答说：“想是有人推介吧！”我又问：“能告诉我是谁吗？”他却笑而不答，在他临去之前，曾暗示我，这一关又通过了。 是否填写过许多种表格，以及办过些什么手续，或是他们和我谈话的记录就代替了这些手续，都已记不清楚了。过了没有几天，我接获通知，知道确已被“吸收”为“革命军人同志会”的同志了。在当时的感受上，觉得能够成为一个秘密革命组织的一员，自然免不了有一份心理上的骄傲，因为我已经是革命阵营中的中坚分子。 其时乃至稍后，我绝不知道在“革命军人同志会”之上，还有一个核心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只了解到除了简称为“军会”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之外，还有一个与“军会”平行的姊妹组织，简称为“青会”的“革命青年同志会”而已。换言之，我被“吸收”进入第二层，仍然是核心的“外围”。 入会后不久，大概也只有三五天光景，就被戴雨农“徵召”接受特工训练去了，所以并没有参加过“军会”的组织活动--类如小组会议等。 最令人不解的，受特工训练长达六个月之久，而“军会”方面，一次都不曾和我接触过。我不懂，难道这个“训练班”和那个“革命团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照说，虽然性质不同，可是总应该有个联繫才对。谁料得到此中还大有奥妙，这一点以后将在事实经过中作交代。 1979年，在杂志上看到这样一段记载： 力行社主办的各种训练机构中，有“情报人员训练班”，戴笠为主任，成立于二十一年（1932）三月底，学员皆考选自军校各期毕业生，及其他具有情报性能之各界人士。针对力行社需要，综合採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队职官，施以严格秘密短期情报业务训练。 第6页 此文，系“力行社”高级干部所撰述，可证明一点，那就是“力行社”暨其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与“特务工作训练机构”之间，有一定的隶属关系或主从关系。或者说，这个“训练班”是“力行社”办的。 惟该文中提到情报训练班的各点内容，与我亲身所经歷的实际情形，仍有很大的出入。这也难说，因为一线之隔，也会产生很大的差距。其不同之处，以下也将一一说明。 在二十一年（1932）那个时候，我虽系“军会”同志，但我所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了。此外，半是传言，半属猜想，那都不能算数。其最大的意外，是绝想不到戴雨农在这个组织中，会有这么高的地位。 下面这一大段，写应徵召、受训练的详细经过： 二十一年（1932）五月间，戴雨农找我，他事先并未徵求我的同意，似乎早已肯定我非答应他的要求不可了。他不作说明，也不加解释，要求我在第四、五、六、七期军校同学中，物色三十名同学，接受为期不算太长的特别训练。此外，他提示给我的备註事项是：最好能在一周之内，提供一份附有简单人事数据的名单，给他备用。 只有三天，我就在三道高井、明瓦廊环绕着“军校毕业生调查课”这一带的小旅馆里，徵求到三十位同学的同意。其中有穷根究底的，有不求甚解的，也有半信半疑的，因为他们估不透我会有这种关系，或者说不完全相信真有这回事。不过，大多数都觉得这倒是很新鲜。 戴雨农先生未加考虑地就照单全收了。总数是三十名，连我也包括在内。 训练班的地址，就在三道高井军校毕业生调查课的后进，出入必经三道高井的大门。该一班址，面积不大，有一些不成格局的旧式建筑。一片高低不平的院落，闢为操场之用。在朝南的一堵边墙上，新开了一个小窄门。说它是个门，实在像个洞，仅容得矮小者一人低头通过而已。窄门以外，是一条只有数尺宽的小巷子，连人力车都不能走。 小巷子那一边，相对又是一堵高墙，墙里面才是“洪公祠”。后来，军统局记录中的“洪公祠训练班”，即源出于此。 训练班的正式名称，全衔是“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班主任由当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申听禅兼任，副主任由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盘兼任。显然的，正副主任全是挂名差事，实际上他们也很少露面。开课、结业或是蒋公莅临时，他们到一到，应卯罢了。 班本部之下，分组或分课，各言其是，我记得是分为三组。郑介民主管教务，戴雨农以“事务”名义主持班务，李士珍主管训育兼任队长。 这就是特务训练的初级形态，因事在草创，只略具雏形而已。不过，全班上下，里里外外，却充满了神秘气氛。 实在弄不懂，这个训练班既然是由戴雨农先生负实际责任，那又为什么挂一个办事务的名义？是为了资望不够？军校的期别太低？抑或惟恐暴露身份？想必其中一定有个道理。 还有不可理解的事，那就是“特务警员训练班”既然由“力行社”所主办，可是从开训到结业的半年中，校长都莅临多次，却不见“力行社”的高级干部中有一人到来。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实在是耐人寻味。这些人事问题太复杂了，我还不到加以分析的高度。 再说到训练班的设备，光用“简陋”两个字形容，似乎还不够，若再加上“寒碜”，那就差不多了。我这么说，绝无奚落之意，而在说明开创的艰难，真箇是筚路蓝缕。 班本部的办公室，设在两间矮房中几张高低不等的办公桌上，都铺着一块蓝布。蓝布倒是新的，可遮盖了斑驳的桌子面，却掩饰不掉破旧的桌子腿。桌子上摆着几样文具，此外还有一个响丁当的叫人铃。 房间的门都没有了，门口挂上一幅白门帘，风一吹，不住地摆动。 办公室斜对面的一排房子，就是学员宿舍。暗暗的，却又有门无窗。屋里的空气，也不甚流通，再加上黄霉天反潮，好一股沖鼻子的浊气。床分上下铺，薄木板拼成，睡上去就吱呀作响，翻个身都会吵得四邻不安。被褥、床单是自备的，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皆有，如果严格的要求内务整洁，那就难了。 上课的教室就是大礼堂，所有的集会也都在此举行。讲台是木板搭成的，离地有一尺多高。上面有一张油黑髮亮的桌子，算是最惹人注目的新物件了。后面架着一块旧黑板，说它是“黑”板，实际是深灰色的，往后，它的颜面还会淡下去。讲台面积不大，顶多也只能站十多个人，如果摆上椅子坐下来，容得六七把而已。讲台左右各有一间木板搭的小耳房，作为储备书籍、讲义以及实验物品之用。同时也是备供教官们略事休息之所。 教室里，整整齐齐摆了十五张长条桌子，排列成三行，两个人共坐一条长板凳，恰好容纳三十人。教室、礼堂和集会，多种用途的大厅，光秃秃的什么点缀都没有，只有开学的那几天，在周围的墙壁上贴了些个花花绿绿的标语。标语内容，也没有突出的词句，至于后来戴雨农先生亲撰的“领袖耳目”、“兄弟手足”那一联，此时还没有。 第7页 饭厅与教室只有一墙之隔，七八张方桌，四边摆着长条凳。每日三餐，照例早上馒头、稀饭，中午和晚上吃饭，规定六个人一桌，供给四菜一汤。教职员一齐用膳，伙食完全一样。说到伙食的好坏，果腹而已，可是从来都没人计较过。 盥洗沐浴，设在饭厅旁边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露天，一无遮盖，前后几扇木板，聊作掩体。搪瓷脸盆大木桶，可任意取水沖洗。水沟排水声潺潺，又何尝不是一景？ 最不好受的日子，是夏日里溽热难熬，盼到下场雨吧，可是屋子又漏了。 队长李士珍，施行严格的军事管理。他不仅负责，而且尽心尽力，全天二十四小时，几乎不眠不休地都投入了他的职守。 训练期间，所有的星期例假，一概取消，不但不许外出，就连打一个电话出去都不行。换句话说，是隔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关系。所以，在这半年中，除非因课程实习，大家列队出入外，我们根本就没有单独一个人走出过那扇像洞似的窄门。 早晚两次集合，都由李士珍队长亲自点名，六个月如一日，一点都不马虎。尤其是晚上点名后那一顿训话，既冗又长，实在令人好不耐烦。 我们上课，李队长差不多每一堂都陪着一齐进教室，一直等到教官开讲后，他才离开，可是转眼之间，发现他又站在那里了。同学们除有点嫌他啰嗦，大体上都还对他尊敬，而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个好队长。 李士珍也是我的军校同学，在日本学过“高等警察”，在班上，他也兼了一门课，就叫“高等警察”，看上去是属于天赋不怎么样而力争上游的那种典型。 我和李士珍于此别后，后来的四十多年再也没有遇见过。都说李先生在警察方面颇有建树，又传闻在某一时期，还和戴雨农先生互争过警察领导权，不知可有其事。我想，就是有，那个时代也早已成为过去了。 开学的日期，据《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的记载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六月，照我个人的记忆是五月，也许是我记错了。 开学典礼，有简单庄重的仪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校校长蒋公亲临监誓。陪侍蒋公步入礼堂的，不是班主任申听禅，也不是副主任王固盘，更不见“三民主义力行社”的书记或常干，却是训练班中的事务组主任戴笠。 进入礼堂的只有蒋公和戴笠，其他的人着军服便装的都有，皆止步于门外，这倒是比较少见的场面。 预先，每一学员都有一张油印的誓词，蒋公举左手引导宣读，戴笠和学员们再随声宣读一遍，读毕，戴笠即刻把全部誓词收集起来，当场就引火焚化了。全场肃穆无声。 蒋公训话，激励我们能牺牲小我，保卫国家，做一个无名英雄。 宣誓过后，正式上课。谈到课程，主管教务的郑介民先生，的确是煞费苦心，其最大的难处，就是师资难求。像这种训练，事在首创，并无前例，究竟要排哪些课目？需要哪些教材？到哪里去敦聘教官？谁堪胜任？一时都难以得到满意的答案，除了摸索着进行外，谁也拿不出好办法来。 至于一份杂志上所说的“综合採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施以情报业务训练”那些话，美其言而已。 事实上，无论在那个时代，乃至今日的世界，像这一类的教材，大多都是本国自行编制的。试想，哪一个国家肯把这一套老老实实地教给外国人，岂不是真成了授人以柄？也只能说：我们翻译过来的外国货，充其量也只能列为“参考数据”而已。 且看我们所接受的教程： 最基本的还是政治课程，其中包括党义、政治理论、国际问题等。照我个人的想法，这门课程，应由“力行社”的高干们主持才对，可是他们也不来。何以致之，令人费解。 速记--选用“张才速记法”，由张才的传人担任，教得好，最难学。 速绘--来上课的是梁氏兄弟。记得梁鼎铭先生还带我们到他“香谷寺画室”去参观他的大幅油画。未完成的画面好像是“棉湖之役”。 摄影--包括照相机的使用，及暗房显影等，教的人也是名家，想不起是哪一位了。 驾驶--分汽车驾驶、机车驾驶，都实习过，受时间限制，除少数几个人外，大都没有学会。教官是第一期老大哥周启邦。 爆破--我们都有点基础，此番等于复习，花样也多了，大家最有兴趣的，是自制爆破罐。崩一声，好开心，也很好玩。 射击--包括各式枪枝的分解与装配。实弹射击则不如在学校里打靶那么认真，似乎都存着好玩的心理，谁也料不到将来有一天真会用得上。 讯鸽--我们把这门课叫作“养鸽子”，由黄教官讲述，并表演通信传递等项目。据说这位黄教官也是专家。 生化--主要的是在讲解药性，类如麻醉、兴奋、窒息等。也用兔子作过试验，谁晓得这只兔子命大，一针打下去，跳了半天，竟而不死，弄得教官好窘。 属于学术性的课目和教官大致如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先生主讲，后来出版的一本名着，就是这部“军事情报学”。 侦察法--由第二厅的主管任教，其内容多是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开发表过的事例所编辑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相当陈旧了。 第8页 通信法--其中包括电讯、密码、密写、密语等。作了几次实习，点到就是。因为多属于专门技术，短期训练，也只好如此。 情报搜集--这是一门非常实用的课，也有实习，从得到消息至提出报告的全部作业，都要通晓。不过，早期的作业如与现在比，都是三脚猫、四不像而已。 行动破坏--偏重理论。教这门课的教官也不见得有实际经验。 武装斗争与群众暴动--这门课的着眼点，在于对匪斗争的攻防两面，由叶道信先生自编讲义，再细加剖解。讲得太好了，曾受到全班同学一致的称赞。 秘密结社--讲解三点会、哥老会、青帮、红（洪）帮的源流。其实，帮会活动已渐式微，有点了解就够了。 切卡的工作--有这么一本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小册子，说苏俄的特务工作。那个时候听来还算新鲜。 高等警察--我们的队长李士珍先生主讲，条理分明，很下过一番苦功。如果真能够把他所阐述的那套章法，运用到治安工作上去，想必会大有成效。 以上是记得起来的，想必遗漏的也不少，大大不该的，是很多教官的尊姓大名，都说不上来了。 印象深刻的，是每一位教官都有高度的热忱，迟到缺课的情形绝无仅有，解答问题也不厌其详，这是在训练机构中相当难得的现象。因而，一般同学们，不愿意听的也要听，学不会的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只可惜许多课程太专业，不要说以六个月的时间学那么多花样，就是单学一两样，也未必能登堂入室得到个“通”字。好在每一个受训的同学，都能建立一个“特务工作”的概念，这也就算达到开训的目的了。 总之，一般同学的心理，并不在于学本领，大家都盼望着早日一试身手。 宣誓过后，正式上课。谈到课程，主管教务的郑介民先生，的确是煞费苦心，其最大的难处，就是师资难求。像这种训练，事在首创，并无前例，究竟要排哪些课目？需要哪些教材？到哪里去敦聘教官？谁堪胜任？一时都难以得到满意的答案，除了摸索着进行外，谁也拿不出好办法来。 至于一份杂志上所说的“综合採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施以情报业务训练”那些话，美其言而已。 事实上，无论在那个时代，乃至今日的世界，像这一类的教材，大多都是本国自行编制的。试想，哪一个国家肯把这一套老老实实地教给外国人，岂不是真成了授人以柄？也只能说：我们翻译过来的外国货，充其量也只能列为“参考数据”而已。 且看我们所接受的教程： 最基本的还是政治课程，其中包括党义、政治理论、国际问题等。照我个人的想法，这门课程，应由“力行社”的高干们主持才对，可是他们也不来。何以致之，令人费解。 速记--选用“张才速记法”，由张才的传人担任，教得好，最难学。 速绘--来上课的是梁氏兄弟。记得梁鼎铭先生还带我们到他“香谷寺画室”去参观他的大幅油画。未完成的画面好像是“棉湖之役”。 摄影--包括照相机的使用，及暗房显影等，教的人也是名家，想不起是哪一位了。 驾驶--分汽车驾驶、机车驾驶，都实习过，受时间限制，除少数几个人外，大都没有学会。教官是第一期老大哥周启邦。 爆破--我们都有点基础，此番等于复习，花样也多了，大家最有兴趣的，是自制爆破罐。崩一声，好开心，也很好玩。 射击--包括各式枪枝的分解与装配。实弹射击则不如在学校里打靶那么认真，似乎都存着好玩的心理，谁也料不到将来有一天真会用得上。 讯鸽--我们把这门课叫作“养鸽子”，由黄教官讲述，并表演通信传递等项目。据说这位黄教官也是专家。 生化--主要的是在讲解药性，类如麻醉、兴奋、窒息等。也用兔子作过试验，谁晓得这只兔子命大，一针打下去，跳了半天，竟而不死，弄得教官好窘。 属于学术性的课目和教官大致如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先生主讲，后来出版的一本名着，就是这部“军事情报学”。 侦察法--由第二厅的主管任教，其内容多是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开发表过的事例所编辑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相当陈旧了。 通信法--其中包括电讯、密码、密写、密语等。作了几次实习，点到就是。因为多属于专门技术，短期训练，也只好如此。 情报搜集--这是一门非常实用的课，也有实习，从得到消息至提出报告的全部作业，都要通晓。不过，早期的作业如与现在比，都是三脚猫、四不像而已。 行动破坏--偏重理论。教这门课的教官也不见得有实际经验。 武装斗争与群众暴动--这门课的着眼点，在于对匪斗争的攻防两面，由叶道信先生自编讲义，再细加剖解。讲得太好了，曾受到全班同学一致的称赞。 秘密结社--讲解三点会、哥老会、青帮、红（洪）帮的源流。其实，帮会活动已渐式微，有点了解就够了。 切卡的工作--有这么一本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小册子，说苏俄的特务工作。那个时候听来还算新鲜。 第9页 高等警察--我们的队长李士珍先生主讲，条理分明，很下过一番苦功。如果真能够把他所阐述的那套章法，运用到治安工作上去，想必会大有成效。 以上是记得起来的，想必遗漏的也不少，大大不该的，是很多教官的尊姓大名，都说不上来了。 印象深刻的，是每一位教官都有高度的热忱，迟到缺课的情形绝无仅有，解答问题也不厌其详，这是在训练机构中相当难得的现象。因而，一般同学们，不愿意听的也要听，学不会的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只可惜许多课程太专业，不要说以六个月的时间学那么多花样，就是单学一两样，也未必能登堂入室得到个“通”字。好在每一个受训的同学，都能建立一个“特务工作”的概念，这也就算达到开训的目的了。 总之，一般同学的心理，并不在于学本领，大家都盼望着早日一试身手。 宣誓过后，正式上课。谈到课程，主管教务的郑介民先生，的确是煞费苦心，其最大的难处，就是师资难求。像这种训练，事在首创，并无前例，究竟要排哪些课目？需要哪些教材？到哪里去敦聘教官？谁堪胜任？一时都难以得到满意的答案，除了摸索着进行外，谁也拿不出好办法来。 至于一份杂志上所说的“综合採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施以情报业务训练”那些话，美其言而已。 事实上，无论在那个时代，乃至今日的世界，像这一类的教材，大多都是本国自行编制的。试想，哪一个国家肯把这一套老老实实地教给外国人，岂不是真成了授人以柄？也只能说：我们翻译过来的外国货，充其量也只能列为“参考数据”而已。 且看我们所接受的教程： 最基本的还是政治课程，其中包括党义、政治理论、国际问题等。照我个人的想法，这门课程，应由“力行社”的高干们主持才对，可是他们也不来。何以致之，令人费解。 速记--选用“张才速记法”，由张才的传人担任，教得好，最难学。 速绘--来上课的是梁氏兄弟。记得梁鼎铭先生还带我们到他“香谷寺画室”去参观他的大幅油画。未完成的画面好像是“棉湖之役”。 摄影--包括照相机的使用，及暗房显影等，教的人也是名家，想不起是哪一位了。 驾驶--分汽车驾驶、机车驾驶，都实习过，受时间限制，除少数几个人外，大都没有学会。教官是第一期老大哥周启邦。 爆破--我们都有点基础，此番等于复习，花样也多了，大家最有兴趣的，是自制爆破罐。崩一声，好开心，也很好玩。 射击--包括各式枪枝的分解与装配。实弹射击则不如在学校里打靶那么认真，似乎都存着好玩的心理，谁也料不到将来有一天真会用得上。 讯鸽--我们把这门课叫作“养鸽子”，由黄教官讲述，并表演通信传递等项目。据说这位黄教官也是专家。 生化--主要的是在讲解药性，类如麻醉、兴奋、窒息等。也用兔子作过试验，谁晓得这只兔子命大，一针打下去，跳了半天，竟而不死，弄得教官好窘。 属于学术性的课目和教官大致如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先生主讲，后来出版的一本名着，就是这部“军事情报学”。 侦察法--由第二厅的主管任教，其内容多是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公开发表过的事例所编辑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觉得相当陈旧了。 通信法--其中包括电讯、密码、密写、密语等。作了几次实习，点到就是。因为多属于专门技术，短期训练，也只好如此。 情报搜集--这是一门非常实用的课，也有实习，从得到消息至提出报告的全部作业，都要通晓。不过，早期的作业如与现在比，都是三脚猫、四不像而已。 行动破坏--偏重理论。教这门课的教官也不见得有实际经验。 武装斗争与群众暴动--这门课的着眼点，在于对匪斗争的攻防两面，由叶道信先生自编讲义，再细加剖解。讲得太好了，曾受到全班同学一致的称赞。 秘密结社--讲解三点会、哥老会、青帮、红（洪）帮的源流。其实，帮会活动已渐式微，有点了解就够了。 切卡的工作--有这么一本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小册子，说苏俄的特务工作。那个时候听来还算新鲜。 高等警察--我们的队长李士珍先生主讲，条理分明，很下过一番苦功。如果真能够把他所阐述的那套章法，运用到治安工作上去，想必会大有成效。 以上是记得起来的，想必遗漏的也不少，大大不该的，是很多教官的尊姓大名，都说不上来了。 印象深刻的，是每一位教官都有高度的热忱，迟到缺课的情形绝无仅有，解答问题也不厌其详，这是在训练机构中相当难得的现象。因而，一般同学们，不愿意听的也要听，学不会的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只可惜许多课程太专业，不要说以六个月的时间学那么多花样，就是单学一两样，也未必能登堂入室得到个“通”字。好在每一个受训的同学，都能建立一个“特务工作”的概念，这也就算达到开训的目的了。 负有秘密任务的领班人 第10页 应徵召参加训练，受委託物色同学，因是之故，我就成为当然的“领班”了。领班的意思，并不是全班领袖，除了带领全班同学进入教室，或列队站在排头之外，也和别的学校一样，我还是全体同学公推的班长。早晚两次点名，向队长报告人数的是我；每逢上课，教官来去喊口令起立坐下的也是我。我坐的位置是最接近讲台的一张桌子，也是一进教室第一眼就看到的地方，想偷懒都不成。 这仅是表面的，在暗底下，我还另有任务。临开训的前几天，戴雨农先生嘱咐我，必须切切实实地做到一件事：那就是在受训期间的头三个月，必须把每一个同学的思想、言论和一切该当注意的有关事项，写成记录，秘密地提供给他参考，而且不能被其他同学知道。当时约定，他会指派和我相识的副官贾金南，每星期一、三、五前来收取一次。 戴雨农先生又补充说：“万一班上发生紧要事故，可以到教务组联络郑介民或岑家焯两同志，立刻打电话给我。”戴先生所指的“紧要事故”不明白是哪一类的事故？我很奇怪，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此类情况，报告郑介民先生转告给他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通过郑先生的关系，也就是得到郑先生的许可，准我向外打电话，再直接报告他呢？这些，我都不甚了了，或许，戴先生自有用意，因为他一向不愿意人家多问他。就是问他，有时他也会用沉默作为回答。 开训后，我照他的意思写调查报告。可是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因为班里发给我们的笔记簿，原就不够用，每一本上扯下一两页，还显不出来，扯多几张万一被发觉了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除了取材于笔记簿之外，可真不容易找到足以应用的空白纸张。后来还是报告了戴先生，由来人贾金南带进两本航空信纸才算解决。这虽是小事一端，可见无论什么事设想不周总是不成。 我们的生活作息，原就排得紧紧的，其间很少有空隙。我又是班长，每天还要填写很多例报的表格，想再抽出点时间写东西，实在大非易事。不知动了多少脑筋，也只能偷偷摸摸、零零碎碎的写一点算一点了。 试想，除我之外，全班二十九人，依照戴先生提示的项目，就是简明扼要地写，每一个人少则三两百字，多则六七百字，平均计算全部加起来，总在一万五千字上下，何况这又不是做文章，可以任意发挥一番，就能交卷的。对于写这种报告，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敢稍存半点私心。因为我深切地理解到：一字褒贬，就足以影响到某人的远大前程，所以应当落笔谨慎，冀求能以一秉公正。 做一个学员，平日的功课已经相当吃重，当上班长，又比一般同学多了不少负担，再要写这份调查报告，那更是疲于奔命了。可是为了对在训同学有个充分的了解，势必还要和每一个同学多接近，求得好感，而且不露痕迹，这实在是太不简单了。就这样，三个月下来，把我折腾得半死，如果不是年轻气盛，求好心切，恐怕真顶不住。 写调查报告的事情进行得并不完全合乎理想，其中还有一段插曲：因为我常常一个人，在应该休息的时候，不回到寝室去休息，反而留在教室里埋头写东西，可是又不像是整理笔记或做功课，所以引起了李队长的注意，他虽然没有正面质询过我，可是一直盯着我不放松。这么一来，我可没有办法了。后来还是写了一张小纸条，据实报告了戴先生，这才解除了对我的监视。像这种情况，用情报工作的观点来说，就算是暴露了身份。 再说，受训期间与同学们相处，大致说来，堪称一团和气，其主要的因素，是大家没有利害冲突，再加上毫无空余的时间，就是有点个人间的小别扭，格于环境，也摩擦不起来。还有一层，也无妨自我标榜一番：我既然是公推的班长，不说表率群伦，装模作样也得端正自己。幸而平日考绩列为甲等，一般的实习测验又很少出洋相，因而同学们对我都还不错，所以在有形无形之间，也产生了一点调和作用。 最重要的也是最现实的，我除了在接受训练这方面和其他同学机会均等外，在生活待遇方面，也和同学们完全一样。虽然我是领班，又和主持训练的戴雨农先生有私人关系，可是并没有任何的特权。不管人家的想法如何，以及背后的批评又如何，我心里坦然得很，也是我觉得最硬气的地方。 六个月，很快就要消逝了。结业前，每个同学照规定填了一张工作志愿书，其中有一栏是工作地点，也就是将来希望派到什么地点去工作。我填到此处，毫不犹豫地写出了“杭州”二字，这不是临时决定，老早就一心嚮往了。 戴先生为了这一点，曾特地询问过我，他重视的是我在杭州有没有特殊的工作路线，或是有什么预期的构想。当时，窘得我一时回答不出来。其真正的原因，是属于潜意识的，因为我祖籍杭州，一个人，尤其是思想半新不旧的人，总免不了存有传统的宗法观念，其次，多少受了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吸引，其实，这都与工作无关。 结业那天，举行简单仪式，蒋公三度莅临训话，语多勉励。除了正副班主任以下教职员全部到齐外，又比前两次多了几位全副武装、佩戴整齐的高阶人物，我不认识他们都是谁。据说，这些高级军官与军事委员会与同年九月间新设立的“调查统计局”有职务上的关系。 第11页 这里所提到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军统”。可是实际上的“军统”，可以把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此刻的“军统”，应是“早期的军统”，因为当时在军统局之下分为三处，戴雨农先生负责的只是其中的一处，也就是“第二处”。到了抗战后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调查统计局”改组，由贺耀组挂名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全局工作，这才是正式的“军统”。以此为基础，几经更名演变，虽然“系统”已不存在，但它的工作精神却延续下来。也就是后来的“国防部情报局”。 当天晚上，全体聚餐，正副班主任均未参加，由戴雨农先生代表主持一切。聚餐已毕，在班本部办公室内作个别谈话，则由戴雨农先生、郑介民先生分别召谈。最后一名才轮到我和戴先生谈话，他特别嘉勉了几句，并约我第二天上午到鸡鹅巷五十三号一叙。 此刻，我和戴雨农相识，恰好一年。从此之后，我们是工作上的伙伴，在僚属关系上，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部下。 工作分发，戴先生并未考虑我想去杭州的志愿，戴先生已决定派我到北平去建立工作。提到北平，是我的第二故乡，生于斯，长于斯，应该比杭州更亲切，心里当然很乐意。同行的，也就是一齐派遣的，还有我们在一起受训的杨英和戚南谱二人。虽然指定由我负责，但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明确的编制，所以并没有明确规定我就是三人行中的“组长”。 记得很清楚，任何书面的东西都没有，派什么工作，负什么使命，单凭戴先生的一句话而定。他如果另外写一张条子的话，也只是交给管理人事的部门作为登记之用，当事者也未必看得见那张条子上写的是什么。我就是这样“无凭无据”地参加了“特务工作”。 憋在心里的一句话，有一次我终于开口问过戴先生，我说：“我已经加入了革命军人同志会，戴先生你早已知道了吧？”戴先生正面回答说：“是黄剑秋兄提名介绍的，他已经告诉过我了。”我这才明了原来是剑秋兄介绍的，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对我提到过这件事。 我又问戴先生：“我们的工作，与军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一件事？还是两回事？”他沉默了半天也不说什么，再过了一会儿，才说了“将来你总会了解的”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在当时我心里非常不痛快，我认为有问有答，他应该向我解释明白才合乎情理。到后来才谅解到，因为其中有“力行社”这一层关系，而我仅是“力行社”之下的一名“会员”，在组织上应对我保密，所以他无法和我说明。 出发之前，戴先生又为我个人举行了一次饯别聚会，主要的还在介绍几位主管内勤的同志认识，在座的有徐为彬、林桓、张衮甫诸兄。宴罢，戴先生赠送一枝勃郎宁手枪给我。那枝枪又短又粗，大口径，识别不出是什么厂牌，有的说是义大利制造。他把手枪拿给我的时候，又强调一句说，这是私人赠与作为纪念的，希望能长远保存。谁料得到这枝枪真箇是“一鸣惊人”、“不同凡响”，在初试啼声中，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查考年代和确切时间，受训完毕、派遣出发，应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一月至十二月间。 写到这里，无妨重复前文谈一谈有关“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过去，一般传说很多，不但外界弄不明白，就连一些参与组织的人，也未必分辨得清清楚楚，以下先作一个概括性的解释，详细的内情，后文再作实况的反映。 二十一年（1932）三月“力行社”成立于南京。同年四月一日组成由戴笠主持之“特务处”。有一段时间也称为“第六处”，其后，在文书数据就看不到“第六处”这个名称了。 二十一年（1932）三月，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同年九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此一机构，并不公开，所以外间很少知道，戴笠被任为该局“第二处”处长。 表面上看，“力行社”所属的“特务处”和“军统局”所属的“第二处”虽隶属不同，但在实际上却是一体的两面。比如说，两处只有一个办公场所，“特务处”之下的“情报科”也就是“第二处”之下的“情报科”等。 由二十一年（1932）起始至戴雨农先生于三十五年（1946）逝世，乃至戴先生去世若干年后，由他领导、创始的“特务工作”，无可讳言的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系统”。此一系统，在中国政坛上曾经超越了工作本位，而产生过某种程度的政治作用。这要写成专辑才能交代透彻，此处略为一提，将来再详为论列。 再往下说：二十一年（1932）九月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前期的非建制单位，究竟谁是该局的局长，迄今数十年，从来都没有人提到过，当然也有些传说，大都无凭无据，到了现在更没有人为此而查证了。据我所知，该局除了由戴笠任处长的“第二处”之外，当然还有“第一处”，听说“第一处”是由中央党部方面派人出任，也可能就是后来的“中统”。还不只一、二两处，尚且另有“第三处”，处长是曾任首都警察厅长的陈焯。确否如此，不敢保证，敬待知情者予以指点。 第12页 到二十七年（1938），改制后的“调查统计局”，已正式纳入编制，仍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由贺耀组出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为什么要贺耀组挂个虚名，其中必有道理，我们不知道而已，如果用猜，那可能是戴雨农的资歷不够。 至于“特务处”这个名称，可能是在二十七年（1938），于“力行社”暨“復兴社”蜕化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同时取消的，也许在时间上更早一些。也就是说，到了二十七年（1938），由戴先生所主持的特务工作，已经不是一体两面的那种局面。可是基于需要，在“军统局”之外，又陆续成立了许多新的机构，也全都由戴先生负责。 惟恐越扯越长，离题越远，关于“军统局”与“力行社”相互间的关系这一点，也就写到此处为止。 接续前情，再说与洪公祠特务警员训练班有关的事。 洪公祠特警班第一期，开训时共有学员三十名。中途，有一曾姓同学因故辍学，其后，又有两位因病退学，到了结业分发时，只有二十七人。 二十七位同学都分发到哪里去了，始终不完全了解。而且，我们这种工作，也不便多问。不过，彼此交情深厚，私下互通消息的也不是没有。例如我和杭州的廖宗泽就时常作友谊上的通信。我知道的，除了和我同时到北平的杨英、戚南谱之外，后来又加派翁一揆、庄骏烈、王一士、唐焕文四同学，加入“北平站”工作。 两年后，也就是二十三年（1934），在南京、庐山两地开会和被召见外，曾遇见过在南京的刘乙光、在杭州的廖宗泽、在四川的田动云、在郑州的郑兴周诸同学。至于他们在当地做什么工作，都不甚了了。 几经动乱与变迁，1949年以后来台者，共有八人，其余留在大陆的，笼统地说都已不在人世了。有消息的，戚南谱在安徽全椒县他的故乡，早在与共产党军队的战斗中死去；翁一揆是在老河口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中阵亡的，可是时间都不详。其他的人，现在情报局可能有记录，知道一些，没有去打听，但愿还有好好活着的。 前几年，翁光辉同学，因中风受尽折磨已在台去世了。 迄至1981年5月底，活在台湾的尚有七人： 喻耀离，江西人，军校五期，国大代表，健康情况不佳，曾患肺气肿动过手术。 陈致敬，河南人，军校五期。曾任台北市议员，患关节炎。 刘乙光，湖南人，军校四期。几十年都在陪伴着张学良，由少校步步晋升到少将。现已退役，年近八十，走动也不方便了。 邱尧勛，福建人，军校六期。至今身体健朗，年过七十犹如五十许人，不过，仍在为生计忙。 杨英，湖南人，军校六期。曾任步兵学校教育长，早已退役，如今临帖莳花，含饴弄孙，最享福的人。 庄骏烈，福建人，军校五期。已中风卧床多年，仍在与生命挣扎中。 陈恭澍，河北人，军校五期。一生荒唐，不才就是我。天照应，该死不死留下这条命。 以上七个人，每个人的境遇都不相同，如果能够写出来，都是一部富于传奇性的好故事。 “国际大间谍”范行 通常，大家同班受训一场，到了毕业分发之际，总该留个通信处，或是集体照张相片留作纪念，我们不来这一套，谁也不告诉谁今将何往，连“后会有期”这句话都不说。莫非这就是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吗？管理人员晓谕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特性。” 上级决定派杨英、戚南谱和我三人前往北平建立工作。为了置办服装，又多耽搁了几天。这时天气已凉，原想穿得能以配合身份，可是服装费实在少得可怜，顾了头，顾不了脚，真所谓捉襟见肘，反而弄成一副不伦不类的样子。 旅费也只能搭三等客车，普通客货车一路上走了三天三夜，吃不好，睡不稳，弄得个个蓬头垢面，狼狈不堪。 到天津后，杨英和戚南谱转车径赴北平去了，我要停下来联络一个人，接洽两件事。 我以前在天津住过一家开设在河北大街的利源栈，别的地方又不熟，这一次仍旧找到这一家。如果到租界里住大旅馆，就是钱够用，恐怕还不敢进去呢。 我要联络的是天津地区的负责人，上级告诉我，他的名字是郑士松，想必是个化名。地址在英租界僻静的住宅区，离着河北大街有好远的一段路，换了两三次车才找到。 是他本人亲自出来应门，不待我开口，似乎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我自报姓名，他也不多问，就很亲切地让我到里面坐。我们就这样很自然地联络上了，实际上并没有打暗语、比手势那一套。 客厅里布置得相当华丽，连那些装饰用的小摆设，也都是经过一番精选巧思的，不过，看上去多少带点东洋味。 这位郑士松先生，一表人才，体裁适中，五官端正，混身上下一点特徵都找不出来。一双大眼，很有神采，只是目光不定，可能颇是胸有成府的人。他穿的是最时新的窄裤腿的西装，方头皮鞋，呢子鞋罩，高领白衬衫，丝质花领带，好讲究的绅士派。我们俩一比，我这身打扮，虽不至于自惭形秽，但也透着寒酸。 我们一交谈，不待三言两语，就露出我是多么幼稚了。他比我年长十六岁，我不过才初出茅庐，他却已饱经世故的了。 第13页 郑士松先生，真姓王，原名仁锵，加入工作后，改名王天木。他的所学经歷，有保定军官、日本士官，在西北军里当过参议，也在河南一带收编过土匪，一度自领为司令等等。论才识，真有一肚子学问，就是写几笔字，也足以上匾，实在了不起。 他是戴雨农先生的老朋友，他们有很深的交情，后来又几乎成为儿女亲家。在戴先生尚未出任“特务处”之前，早已合作多时。他派到天津建立工作，比我们去北平早半年。此际，天津的工作已经是颇具规模了。 我在天津停下来请他协助的，是到了北平之后，如何发电报这件事。那个时候，戴先生领导下的工作，无论是“特务处”或“第二处”，都没有专用的电讯设备，外勤单位和南京通电报，必须借重中央党部调查科代发。天津如此，北平也是一样。因为天津方面和他们有联络，所以请郑士松先生搭个桥。 在通常情况下，外勤单位原不许发生横的关系，这一次，反而是上级要我们平津两单位密切联繫的。这也是我要办的第二件事。 我表明来意后，这两件事很容易得到结论而顺利解决。郑士松先生很诚恳地请我到外面去吃饭，我不好推辞，终于去了。因为去的地方太堂皇，一顿饭吃下来，根本尝不出什么滋味，只担心千万不要出洋相就好了。饭后，郑士松先生用他的自用汽车送我回客栈。这是我们首次接触，我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也颇有好感。 北平，是我的出生地，在我的心目中，只要是属于北平的，什么都好，无一不好，好得甚至于近乎溺爱。 我和杨英、戚南谱二同志聚齐后，就照我们一路上商量定的，立即迈开我们的第一步--找个落脚的、安身的、办事的，也是创业的好地方。 不出一两天，寻遍四城也难得碰上的房子，居然被我们找到了，最理想的莫过于能适合我们的条件：租金非常便宜，只要先付后住，连押金都不要；这所房子，位于四通八达的大街上，出入非常方便；可用的屋子虽只有两间半，好在独门独院，关上大门，谁也看不见我们在里面搞什么鬼。 出乎意外的，房东装好了电话，不打算迁走，只需把电话押金还给他，就可以供我们使用了。 天下当然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这所房子没有浴室，而且茅坑也嫌太脏。 杨英和我都不讲迷信，管他什么黄道黑道，先搬进去再说。戚南谱愿意担任外勤，他另在外面自行安顿。 我们都没有掩护职业，自作聪明地在大门口挂了一个“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的木头牌子，满以为可以充一充作个幌子，万一有人查问起来，也能应对得出，殊不料到后来竟惹上了大麻烦。 派出所的警察也来查过户口，你怎么说，他就在户口簿上怎么填，很容易对付。如果他走进屋子里看看的话，恐怕不露马脚也会引起猜疑。提到北平的警察派出所，很有意思，也实在值得多说几句。 多少年来，北平本地人都把警察派出所叫作“阁子”，为什么叫“阁子”，没有请教过高明，不敢胡说。不过，我看见过的“阁子”，多半都是在空地上用木板搭成的小屋，外面涂上猪肝色的油漆，里面摆上两张小桌子，户口簿拴上绳子一排一排地挂在墙上，警察先生们凳子上一坐，不分严冬酷暑，就这样办起公来。 要讲为民服务，北平的派出所称得上全国第一，找名问姓去“阁子”，打架斗殴上“阁子”，出生死亡报“阁子”，婆媳不和、妯娌们拌嘴也麻烦“阁子”，只要你自己解决不了的，无一不可找“阁子”。就是他管不着，也会和颜悦色、不厌其烦地回答你，绝不会颐指气使拒人于千里之外。 正因为北平的警察接近居民，所以对管区内家家户户的情况，都能够了解个八九。如果一定找个弱点，那就是缺乏政治意识。 我们有了固定的工作地址之后，除报告上级备查外，同时也知会了天津的郑士松，以便取得相互间的联繫。 我们开始学习着使用由南京带来的密电本，并发出第一通电报。杨英权充译电员，我自己兼任“交通”，把这份电稿送到东城苏州胡同，交给了“张旆”张先生。“张旆”想是代名，也就是中央党部调查科在北平的电台。拜託他们代发电报的时间，非常短暂，到了二十二年（1933）初，上级就派遣电讯专才程俊同志来到北平，建立了我们自己专用的电台。 在我们积极展开工作的初期，人手不足，经费短缺，再加上毫无工作经验，用“乏善可陈”四个字形容，非常恰当。 到了二十二年（1933）二月间，稍微加强了一点工作阵容，这才逐渐地向前推进了一小步。 人事方面，加入内动工作的，有戚南谱介绍的军校七期同学白世维，和局本部老同志王兆槐推荐的王云孙。他们两位参加工作都没有履行什么仪式或手续，因为都是自己同志介绍来的，一开始就当作基本同志看待。 就地吸收的情报关系（我们对内称为“运用人员”）有侯子川、张伯武、范行三人。 张伯武是天津郑士松（即王天木。编者注）先生推介的，侯子川又是张伯武所援引的。他们二人原来都是青年党，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侯子川慢慢地坦白了，张伯武却始终不肯承认。张、侯所供给的都是地方性的情报，运用价值有限，间或也有些关于东北军的动态数据，亦无足取。 第14页 范行，字纪曼，四川人，他自称是中央军校六期，此刻，又在北平读“艺专”、学绘画。这位仁兄，可真称得上是传奇性的人物了。 我们的相遇也非常偶然，有一天，我去看一个同连入伍的同学江田（立生），他刚从家乡冀东玉田县到北平来，暂时住在他叔伯大姐江韵清的家里。江韵清的父亲名江灏，是和李大钊、陈独秀等齐名的老牌共产党员，早年死在海参崴。江韵清还有两个妹妹，二妹宜清，三妹汰清，都有点思想“左”倾。范行就是三妹江汰清的男朋友。 江家房子不大，我们都挤在一块聊天。范行不仅能言善道，而且说来无不是头头是道，我们都被他的声容吸引住了。我想，这倒是一把好手，无论如何也要把他拉进来。此念一生，来往了几次，就这样成了我们的情报员。 一开头不怎么样，往后，越来越有进境，他所提供的情报也越来越重要，类如：日本在华的军事部署以及日本军方的政治阴谋，国际间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交换了解等高级情报。来源据范所报，是某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处的一名译员，可是我们始终没有见过这个人。当时我个人还不具备分析此类情报的能力，所以都是来件照转，而上级的反应，也认为是“颇具参考价值”。 这是我们搜集重要情报的开端，也可以说是情报活动中的一次奇遇，不过，事态的发展并不如此单纯，其中还有许多不能突破的疑点。 此外，上级交联（只负责联繫，无权指挥）的还有廖化平、郁某（名字遗忘）二人。 廖化平先生在军校时，当过我们的政治教官，还记得他教的是“社会进化史”，怎么也想不到我们竟会在这种情况下又遇见了。廖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很老。民国十六年（1927）清党，廖化平自广州逃亡，潜至北平活动，被北平宪兵司令部所逮捕。因悔悟前非，愿为我工作，所以才交给戴先生派驻北平的单位联络。廖先生后来担任过“保密局”督察室主任等职，1952年在台湾去世。 郁某的来歷和廖化平先生差不多，资歷也相当深。到了二十四年（1935）至二十五年（1936）间，这个姓郁的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任职时，因窃取机密文件被发觉，再度被捕而处决了。 二十二年（1933）三月，上级令我们编预算，其中有生活费、活动费、事务费以及特别费等项目。核准的数目，大约是三千余元。我个人的“生活活动费”合共三百余元，没有分开计算，另有“特别费”一百元，加起来有四百余元，实在不少了。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的上等洋白面，每袋只卖两块八毛，如以在台湾的行情折算，二十二年（1933）的四百多元，约等于1981年的五万余元，就是有出入，相差也不会太远。 “北平站”这个名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命定的。不过，既没有委，也没有派，更不见明令通告，但却当真。 “北平站”的工作任务，并无具体规定，在当时，除了搜集情报之外，也做不出什么别的来。 时局的不安，政情的变动，对我们也会发生影响。二十二年（1933）三月十一日，北平的顶尖人物张学良通电下野。十二日，何应钦将军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华北局势受日本逼迫，更趋紧张。 郑介民先生也在这个时候，奉派抵达北平。 郑先生此来，负有重大使命，也具有多重身份。在特务工作这方面，他是我们“北平站”的顶头上司，因为他是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派驻华北地区的“特派员”，管辖的区域包括察绥东北在内，同时也是“力行社”所属“特务处”的助理，地位仅次于戴雨农先生。 除此双重身份之外，郑先生在参谋本部第三厅还另有职务，那才是穿武装制服，佩戴军阶的正式军职。 据了解，在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方面，郑先生也是驻在华北的最高负责人。用的是什么名义，我可说不上来，不过我和“力行社北平分社”书记贾毅同学有私人来往，郑先生的地位必然驾乎分社书记之上，就此推断，也可能是“特派员”或“华北分社”书记。在郑介民先生主持之下，有两位助理书记，一位是王任远，一位是齐庆斌。齐庆斌在这部书中将多次出现，最后，他也成为我们的“无名英雄”。 我虽是“力行社”领导下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的会员，可是一直都没有参加过组织活动。我并不知道“革命军人同志会”已经撤销改组而併入“革命青年同志会”，我也没有接到把“军会”的会籍转移到“青会”的通知。 郑介民先生分在两个地方办公，一处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这就是军统局第二处“特派员办事处”，与我们的工作有直接关系，协助郑先生处理日常事务的，还有一位邢山（森洲）同志。另一处是“力行社”组织上的，我也去过。 自从郑先生来了之后，“北平站”与南京局本部之间的联络，显着地减少了，除了人事经费之外，有关工作指导以及情报处理等事项，都直接听命于郑先生，也就是说，在工作系统上，“北平站”的上面又多加了一个层次。 第15页 对于“北平站”工作地位被抑低一节，我们认为是工作部署上的需要，并没有其他的感觉，上级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遵行，何况对于郑先生的开明领导，个个都服服帖帖。 郑先生为人宽厚，待部属如子弟，相处久了，更会领略到那份真挚的情谊。他是广东文昌人，黄埔军校二期，留学俄国，现代军事学素养很高，其后，尤其熟悉国际事务。在当时也是惟一对“特务工作”理论体系有研究的人。 郑先生对经由范行搜集来的情报资料，特别感兴趣，曾召见范行多次，为该一情报来源交换意见，惟迄未获得满意的答案。郑先生为这件事，单独地指示我：“范行的情报质量虽高，但其可靠性则有参差，如果不能彻底了解来源的真相，将来在情报运用上还是有顾虑的。” 郑光生又指出：“按照过去范行所提供的情报，很少可能会在同一来源中获得。” 郑先生的意思也就是说，范行递送的情报虽然质量不差，可是如果不晓得究竟是怎么弄来的，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因为我们有疑虑，所以不敢贸然予以实际上的运用。这是我的责任，必须遵照郑先生的指示，对范行应再作多方面的了解。 范行单身一个人住在北平“艺专”附近。一间小屋，一几一床而已。这种房子是专为租给学生们用的，每月租钱大概只有三四块钱。有一天我专程拜访他，是想和他多聊聊，增进一些了解，不意屋里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说是孩子，其实也有二十多岁了。范行介绍是他的同学彭雅萝，也是四川同乡，看情景，两个人都有点忸怩，似乎不止于同学、同乡而已。我心想，如果这位彭雅萝也是范行女友的话，那么，在江家不是还有一个江汰清吗？ 这只不过是一个疑点，并不能解答什么问题，至于和我所要知道的是否有什么关联，还不一定。 又过了些天，我一个人去逛东安市场，信步走到丹桂商场的书摊上，东翻翻、西看看地也想买几本书。说到丹桂商场，也是昔日北平的一古：丹桂商场是东安市场的一部分，靠近王府井大街这一面，全长数百尺，就好像一条街一样。场内有上盖，不在乎风吹雨打，两边全都是书店和文具店，街道当中也长长短短摆满了书摊，只留下靠左靠右两条窄窄的通路供人行走。摊子上、铺子里，各种性质的书刊，一应俱全，其中有专售线装书的，也有只卖新文艺作品的，一个摊位上兼售几种政治立场不同的书刊，也不稀奇。如果有人要买极“左”的禁书，他也会从摆书的夹缝中，或木柜里掏出来应市。还有几家更不正经，连黄色书画也照样卖，他们好像很长于鉴貌辨色，一眼就分得出谁是真正的买主，谁是“找茬儿”的警探。 在书摊上选不到想买的书，正在东捡西挑的当口，一抬头，却看到“北平站”直属通信员范行，刚从斜对面一家书店里走出来，他手里拿着一小卷东西，我看不清楚那是什么，等他也看到我的时候，赶忙就把那捲东西塞到短大衣的口袋里，一面朝我走过来，又不住地回头去张望，他嘴里搭讪着伸出手来和我拉手，可是脸上的神色，却泛红泛白的，显得很不自然。我觉得：“这个傢伙一定有鬼。” 我很想一把从他口袋里将那捲东西掏出来看个究竟，可是这么一来，岂不是弄僵了，第二步又将如之何？倒不如假装没瞧见，放他个长线再作道理。 范行也许心里有数，从此之后，他所表现的像似比以前更积极、更适应工作需要了。照情理分析，这种现象并不正常。 “北平站”为了他的事，也曾下过不少功夫，正面的、侧面的以及暗中的都有，所得到的结果，仍然是可以肯定的少，保留置疑的多，很难加以论断。 我们对他所了解到的是：他通晓好几国的文字，英文和俄文，能写又能说。平时谈吐，嘴上挂着的都是些有关文艺的词彙，桌子上、床头边，摆着的也全是这一类的书籍，可就是从来都不谈政治。 他说他在“艺专”学绘画，却从未见到他的作品，到“艺专”去打听，不错，有这么一个人，注过册，时常进入，但很少上课。 他常到北京饭店、德国饭店这些带洋味的地方去，似乎是找人的时候多，坐下来吃东西的时候少，更没有发现他和别人有过接触，总觉得非常奇怪。 他所报来的情报，一口咬定说是从使馆区某国“武官处”弄来的，可又不曾见到他进出“东交民巷”。 那么所谓某国“武官处”的东西，又是如何传递到手的呢？是否由他自己“编造”出来，而再装上一个假託的来源？那也不会，因为由他报来的情报，有一部分是事后得到证实了的。 我们几次三番地要求和这个供给情报、自称“黄润生”的人见一次面，范行总是说这个人不肯，又要求范行把这个人随便带到哪里指给我们看看，并保证绝不和他交谈，范行口头上虽答应想办法安排，可是总拿“没有机会”这句话搪塞，而且一再拖延。 范行的两个女友--江汰清和彭雅萝都不单纯，他们是在那里真的谈情说爱，还是另有作用，此刻尚不能遽下断语，不过，和我们的工作似乎还牵连不上。 第16页 范行他到底为了点什么，难道就为了那区区几百块钱吗？如果真实的目的在于金钱，我们认为这笔交易很划算，恐怕不会如此简单。 我把以上这些资料，都提出来和郑介民先生研讨过，他认为这件事不难处理，同时提示了几项处理的原则： 如果为的是钱，我们可以相对的满足他，该用的，不吝惜； 假设他有什么政治背景或国际关系的话，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工作线索，无妨将计就计，进行一场考验性的“情报战”与“政治斗争”； 若干可疑之点，不急于马上求得解答，因为我们迄今并无任何损失。从现在起，应该冷静地观察，切不可在言语举措中刺激他，最好能和他建立私人间的感情，这会产生稳定作用； 对他转来的情报，今后要慎重处理，保留原件，以便集中检讨，前后比对。 这件事就遵照郑先生的提示做了，且待以后的发展。 我和范行的关系，由此开始，在“友好”中断断续续地维持了二十一年之久。一直到1949年春天，我将要离开上海之前，才算打开了这个闷葫芦。可是，并未了结，还有下文，那又是1953年在香港的事了。这些奇妙无比的情节，将分别在下文中一一道出。 可不要小看了他，他是一个颇有“来头”的人。猜猜看，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以上所述，显得有点琐碎，而事实上在建立工作之初，也的确是杂乱无章。 情报活动中的政治运用 民国二十二年（1933）四月初，戴雨农先生偕机要秘书毛万里，及译电员一行数人，来北平视察工作。实际上，他另有高阶层的活动。 戴先生抵达北平后，先是单独住在北京饭店，其他随员住在西城花园饭店。没有多久，另在东城栖凤楼那条胡同里，租到一所两层楼带院子的住宅，又请了一名烧饭的大师傅，就此安顿下来，想是有较长时间的停留。 戴先生对于“北平站”的工作实况，用不着我向他作简报，已经是了如指掌，他并没有责难之意，而所寄望于我们的，是如何积极地推展工作，以争取表现。 说实在的，我们几个人限于社会关系的不够开阔，以及社会地位的过于低微，事实上，有很多上层的路线，根本攀附不上，虽然很想往好里做，可是又谈何容易，这是强求不到的。 戴先生是多么明达，当然能体会到这一点，他之所以在北平预作长期停留，也大有亲自出马一显身手的意思。 此际，因华北局势吃紧，没落中的故都北平，顿又成为军政重心，一时冠盖云集，热闹非常。至于军政首要们会商的是什么，我们这微不足道的小单位可感应不到。 当戴先生抵达北平之次日，“天津站”的负责人郑士松（王天木）即奉召而来。据闻，他与戴先生原是老朋友，在“特务处”和“第二处”尚未成立之前，戴先生工作于侍从室的时候，已经是特务工作的搭档了。其时间可回溯到民国十七年（1928）。此刻，既然有了固定的工作岗位，那更要通力合作，干上一番了。 戴先生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可以伸展到社会各阶层。至于内容如何，除了有我参与的事情之外，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我们有一项不成文法的原则是：不需要知道的，不必多闻多问。可是，人终归是人，除不去求知慾与好奇心，还是在有形无形、有意无意中免不了侧耳一听、瞩目一望。 其中饶有趣味的一段故事，是戴雨农先生和“四公子”之一的吴泰勛“建交”经过： 吴泰勛，字幼权，人称“五爷”而不名，是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兴权）的儿子。吴俊升就是“皇姑屯阴谋炸车案”中，被日本野心军人“谋杀”、与张作霖同时遇难的主角之一。这位“吴五爷”，没有正经读过几天书，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惟独在为人处世这方面，却称得上“慷慨好义”这四个大字，他虽然继承了他们老太爷留下的偌大家财，可绝不是为富不仁的那种人。 传说，他家里到底有多少财产，连他自己都数不上来。由于戴先生和他交往日久，我和吴幼权也混熟了。有一天，喝了两杯酒，乘兴开玩笑似的问过他，我说：“你们家里有那么多的钱，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他懂得我话中的含意，他不以为忤地告诉我说：“我爸爸没有刮地皮！从前，黑龙江乡下人都把吃不完的黄豆当柴火烧，并不觉得糟蹋得可惜，后来经人指点，才晓得可以卖给外国人换大钱。我们从乡下人手里收购多余黄豆，再转手卖出去，钱就是这么积攒下来的。”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真实性，不敢妄断，只好听之。也许这位贵公子天真，在他的心目中就以为真是这样的。 吴幼权始终没有参加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内部的人事记录中，也没有正式列入他的名字。据我所知，他对于戴先生领导下的工作，着实提供了多方面的协助，除了人力之外，还包括资助在内。从民国二十一年（1932）四月起，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后，无论是在北平、天津、上海、香港各地，他都和戴先生经常保持密切的往还。 戴先生对于这位贵公子，相当礼遇，很有意提携他创炼创炼，以期干一番事业。所以在抗战期间，曾计划派遣吴幼权和我们的工作同志李果谌、吴安之诸兄，追随李杜将军绕道入东北，联组义勇军，共图大事。但均因故受阻而未能成行。 第17页 不幸的是三十五年（1946）戴先生撞机殉职，军统方面即不再与吴幼权保持密切联繫。虽然郑介民先生、毛人凤先生都和吴幼权偶有接触，可是已不像戴先生在世时的那种亲密景况了。 在吴幼权个人来说，更不幸的事又发生了，三十七年（1948），吴幼权的太太朱九小姐（名媛，朱五小姐的九妹，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朱启铃之女），于搭机飞赴香港途中，又以撞山失事殒命。她所携带的许多贵重珠宝都烧焦了，若干存摺单据、有价证券也焚毁了，这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关于钱财的事，一向都由朱九小姐掌管，吴幼权本人则不甚了了，一旦出了意外，再谋补救可就难了。据吴幼权说，事后追查回来的存款，为数也非常有限。从此家道中落，乃至一蹶不振。 吴幼权潦倒香港多时，至1957年，罹肝癌去世，享年仅四十多岁。临危之际，受尽折磨，穷得连每月一百块港币的互助会钱，都付不出。言念及此，一大辛酸。堪以告慰于地下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各有成就了。 秉正而言，吴幼权对“军统局”的确是有过不少帮助，只可惜没有记在“军统局”的帐上罢了。现在，由我作证，向他致敬。 当然，戴先生在北平的活动，并不一定全是通过吴幼权的关系才建立起来的，不过，循着吴幼权这条路线，也的确接触到许多位东北籍的耆彦才俊。我知道的，其中有黎天才、关吉玉、王卓然等。另外还有现职或退职的少壮军官如王以哲、苑崇谷、冯庸等。 这些人到后来有的发生了工作上的联繫，有的只不过仅止于初步晤谈或建立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而已。记得戴先生指定由我联络的，有黎天才和关吉玉二人。这里所谓的“联络”，是替他们转递信件，约定一个会见的时间，至于他们具体进行的是些什么事，我并不知情。 经过一段时期，我才渐渐体会到，戴先生的作为，并不限于情报活动，尚且含有较高形式的政治运用。在那一时期，类如安抚东北军在职将领，笼络东北籍卓越之士等，皆可归属于政治运用的范围之内。这如果没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不具备有力的政治背景，自然无法做到好处。 写到这里，又引出以后的一桩掌故。也可以说是前面政治运用的后果。接着就便在此一提。 二十三年（1934），张学良先生自欧洲考察回国，任职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驻节汉口时，也许是在欧洲受了某种政治风气的感染，思想上好像起了点变化，所以他建议兼总司令蒋委员长，将其前此在东北、北平原已存在的秘密政治组织--“护东学会”予以解散，并请蒋总司令指派干部与其解散后原系“护东学会”的干部，再另行合併共组一个新的政治团体。 张学良先生的意思，是要组成一个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组织，蒋委员长只应允指派干部组成一个维护中国传统--明礼、尚义、崇廉、知耻的团体，并定名为“四维学会”。这样，显然的就把原来的“法西斯”意味以及可见的独裁倾向矫正过来了。 被指定参加“四维学会”的，在中央方面，全部都是“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干部，其中有刘健群、邓文仪、戴笠、郑介民、干国勛、丁炳权、赵龙文、邱开基、韩文焕等。除刘健群一人外，全是军校同学。在东北方面，军政干部皆有，其中有王卓然、黎天才、关吉玉、阎宝航、高崇民、王一哲、何柱国、刘多荃等。至于是否已将“力行社”的组织对“四维学会”公开了，则不得而知，据判断，很可能是保守秘密的。 戴先生在“四维学会”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也可以说“四维学会”之组成，是他政治运用上的一项成果。 “四维学会”会址，设于汉口，戴先生另有许多任务，无法兼顾，所以又指定特务处的汉口负责人邱开基经常参与其事。 前文提到过的黎天才、关吉玉等，原与戴雨农先生有旧，而且在情报工作上又有过交往，所以戴先生与黎天才、关吉玉的关系也相当微妙。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也许更倾向于戴雨农。 因为“四维学会”是个“合成性”的政治组织，无论是在信仰上及思想上，都缺乏“一心一德”的精神，所以在组成后的不久就停止活动了。或者说，因“四维学会”中原属于张学良干部中的少数分子，太不老实，且有怂恿张学良这样那样的企图，故而被解散了。不知是耶非耶。至于“四维学会”的解体和而后的“西安事变”是否有所关联，那就很难说了，此处亦不拟妄加推断。 再说戴先生留（北）平期间，接触面很广阔，前后也罗致了不少优秀人才，这些人不一定都参加了本位的情报工作，在他的高瞻远瞩中，是以储才备用者居多。此后的十多年，戴先生领导的工作，得能超越特工范围作多方面的发展，当然与他知人善用这一特长大有关系。 他比较空闲的时候，也不休息，很喜欢约集王天木、吴幼权、毛万里、王云孙（“北平站”书记，人称北平万事通）和我几个人，出去走走，最常去的地方是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有时候也在北海的五龙亭或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坐下来喝壶茶，偶尔也去吃个各具独特风味的小馆子。这可不是消闲，在他来说，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要观察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从细枝末节中才能看得更真实。 第18页 与戴先生同来的毛万里兄，其职责与一般的机要秘书差不多，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的名义。当戴先生另有其他活动的时候，也常和我一起盘桓，我们有许多脾胃相投之处，更因为不拘形迹，就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要好的朋友。我们的结交，非常纯洁，也可以说是自然的形成，连一点“便利工作”的意念都没有。从此相交五十年，至今依然还是好朋友。人家说我们是酒肉朋友，我认为交朋友“酒肉”又有何妨，但也得肝胆相照。 毛万里兄和我的交情，莫逆到超越了我们的工作守则，在未来的惊险生涯中，将有多次的记述。 戴先生即将离平返京，在临行之前，由郑介民先生陪同晋见何代委员长（即何应钦。编者注），并分别到驻军前线去拜会第二师师长黄杰，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我想这不仅是酬应式的拜会或辞行而已。内情如何，不便乱猜。 离平前一天，戴先生召集平津同志，在他栖凤楼居所举行谈话会，实际上是听他讲话。 指定的时间，在上午十时，到场的有郑介民、邢山、毛万里、王天木、杨英、戚南谱、白世维、王云孙及我等人。 戴先生在他住所二楼的客厅里略加布置，刚好可以容纳十个人。当时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在尚未谈话之前，戴先生对在座的郑介民先生特别客气了几句，随后开始讲话。说的很多，归纳起来可分为四点： 首先，他分析了当前的内外情势，并强调华北局势的严重性。 其次，指示“北平站”、“天津站”要加强工作部署，也就是多方开闢情报路线。 再次，提示上级主管的情报需求：不仅要搜集有关日本军事行动及其支持汉奸破坏活动等各种具体情报，还应特别注意共产党的行动。 最后，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自励自修，充实自己，增强工作能力，庶可肩负艰巨。 戴先生讲完之后，又很尊敬地请“介民先生”发表一点意见。郑先生不便推辞，就照戴先生说过的话引申了几句。 戴先生也问过王天木和我，天木兄没有说什么，我更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讲话完毕，大家默默无言，彼此间也没有交换一下意见。这也是我们的与众不同之处。随后，就在戴先生那里吃便饭，也等于是一次临别的聚餐。 戴先生是搭火车走的，那个时候从北平到南京，并没有飞机，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就是津浦铁路特别快的“蓝钢车”。所谓的“蓝钢车”，在外形上把车身漆成蓝色，在质量上比较坚固，行车速度快、准时、平稳而已。我们到火车站送行时，我特地和毛万里兄道过珍重，真是临别执手，不胜依依。戴先生也知道我们的感情不错，他说：“希望你们在工作上多多合作。” 火车开动前片刻，戴先生忽然想起一件事，交代我去办。我原以为什么特别要紧的事，还提高注意力听他吩咐，他说：“我替人家买的那部车，请你暂时保管，不久就要运走。你千万不要开着玩，弄坏了就麻烦了。”原来如此，我听了实在不是滋味。 这是一部1931年的“别克”，八汽缸，敞篷，买来就是二手货，保养得不错，还有八成新，如果用来兜风，当然很帅。这是小事一端，不值得在此提上一笔，可是天下就有那么巧的事，想不到在不久的将来，这部车在我们的工作上竟建立了头功。 北平六国饭店刺杀张敬尧 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月四日，“军统局北平特派员”郑介民先生，连夜传达北平最高军政当局所下的紧急制裁令，并限期一周復命。 三日后，即同年五月七日，由“军统局”所属的“北平站”、“天津站”通力合作，将利慾薰心，泯没民族意识，甘为日寇爪牙的前湖南督军、过气军阀余孽张敬尧，诛杀于我政府不具治外法权的特殊地区--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中。 这有力的一击，不仅镇压住丧心病狂者制造暴乱的企图，而且也粉碎了代表日本军方坂垣征四郎所拟订的阴谋计划。 事后得知，本案的重要性，远超过一般的想像。因张敬尧在北平的叛国活动，已非一日，并在我最高军政机关以及作战部队中，使用煽动、蛊惑、利诱、矇骗各种手段，拉拢到不少的高级官员，甚至还有握有兵权的军事将领在内，正准备发动一次“兵变”或“政变”！如果不是适时予以剪除，消弭一场祸事于无形，其后果难以设想。 当时，平津工作单位，在人力单薄，设备简陋，事出仓促而限期復命的情况下，能以不负使命，我们自诩是一件完美无缺的得意佳构。而完成本案的第一功臣，就是白世维先生。 一道突如其来的紧急制裁令 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月，日本关东军不顾全世界舆论责难，悍然进占我国热河省，并以小部队分别于长城外各隘口，进行扰乱性的攻击。 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则驻在天津，执行其自行拟定且受到日本军方全面支持的机密谋略。 坂垣的手法，是用大量金钱收买我方残余军阀、失意政客以及地痞流氓等，在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到处制造事端，意图先行破坏社会秩序，然后再扶植一个听命于日本的傀儡政权。 第19页 照坂垣所打的如意算盘，即使皆无所获，亦可坐视中国人自相残杀，酿成内乱，而收渐次削弱中国国力之效。 此项阴谋是相当狠毒的。 以上的情况，是我们在许多情报数据的互相参证中，再復按一般显着现象，分析出来的一项结论。 我们的工作指标，就是针对此一结论而拟订的。 不过，“北平站”规模不大，能够做的，就影响大局而言，在比例上非常有限，除了列为基本任务的“情报搜集”之外，又增列了一项“打入拉出”的工作。所谓“打入”是找门路、想办法，进入图谋不轨的叛乱组织；“拉出”是策动那些从事叛乱活动的人，改邪归正，迷途知返。 此一任务，由“北平站”交付戚南谱负责进行。戚南谱的工作报告中提到，他是先从加入帮会着手。 当时，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曾下达命令给辖区内所有的军、警、宪机关，实行严防宵小滋事、取缔集会游行等警戒措施。我们了解的虽不够多，于此，也足以反映出时局的杌陧不安了。 此际，“天津站”的负责人，化名郑士松的王天木，因为便于他女儿念书，全家搬到北平来住，因而我们接触的机会比以前多了。大家一熟，我们就改口称他为“王大哥”。 他在北平的时候，常常抽空教导我们。他说过：“从事特务工作的人，不一定是专才，但必须是通才。因为在工作活动的过程中，往往要置身于各种不同的环境之内，接触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也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事故。所以必须要见闻广博，常识丰富，方能随机应变，应付裕如。” 他又引据具体的事例，讲解各地的风土人情，乃至社会各阶层的众生相。他认为连饮食男女，狎邪冶游之事，都有认识了解的必要。比如：陪着我们去做西装，带着我们去吃大菜，还领着我们去逛窑子等等。 我们常在电影、戏剧中看到的“小凤仙”，其中部分情节，就是描述民国初年，蔡锷将军在北京城逛窑子的故事。不过，我在影剧中所见到的一些镜头或场面，都不太真，也许是因为相隔十多年，有了改变或为迁就戏剧形式故意美化了的缘故。 北平颇有名气的“八大胡同”，就是所谓的风化区，有些地方也叫平康里。不过，在北平可不用这种称唿。 “八大胡同”在前门外，是几条横竖交错的小胡同，也就是小巷子，差不多都毗连在一起。每逢华灯初上，三两好友，穿大街、走小巷，安步当车，东张张、西望望，是谓之“逛”。大门口亮堂堂，悬挂招牌字号，写着“清吟小班”四个小字的，那就是头等窑子。 想逛窑子的，尽管进去好了。 走进大门，多半都有影壁，左一弯、右一拐，再往里走，自会有人撩起门帘朝屋里让，他们习惯地必先问一句：“您有熟人，还是见客？”有熟人，就指名是谁，如果没有，他就拉开嗓门长长的喊一声：“见--客”。为什么要长声喊叫？为的是楼上楼下前院后院都能听得到。 姑娘们见客，各具不同的姿态，虽意在撩人，但还是全凭客人们的喜爱。姑娘来到门前之际，伙计站在一旁唱名，来一个唱一个，一直到见完为止，若是这家有十个姑娘，而只见了八个，伙计亦必放下门帘低声下气地说：“一个出条子没回来，一个有病跟您请假。”交代完了之后，这才问你：“您看--”他把看字拉得很长，意在等你的回话。你有意就直截了当告诉是哪一个，一个都不中意，摇摇头往外走，也无须表示什么歉意，因为这是常事。万一真的没看清楚，还可以来一个“二次再见”。不过，这可要看是“诚心”花钱，还是“故意”找麻烦了。 挑好了姑娘之后，先让客人到姑娘“本家”房间里坐。待坐定了，娘姨们才端上一盘瓜子，打开一听香菸，斟茶敬客，请教贵姓，开始找两句谈谈聊聊，接下去自然是：客人仔细欣赏姑娘的姿色，姑娘慢慢算计客人的荷包了。这就叫做“上盘子”或“开盘子”，北平独有的名称也叫“打茶围”。 二十二年（1933）时候的行情，头等班子打茶围，不拘人数，是一块大洋。如果打开一听英国名牌香菸“茄立克”，再上一碟水果，通常都给两块钱。偶尔遇上“老赶”（方言，指没见过世面的人。编者注）不在行，仍旧给一块钱的话，他们也绝不会争多论少。王大哥领我们去开眼界，他出手五块，并不是摆阔，而在使我们见见世面。 北平的头等班子，分为南国佳丽和北地胭脂两个班部，风格不同，情趣各异。南方班子，不分无锡、常州，都说自己是苏州人，可是绝不会有长江以北的；北方班子，差不多全是北平土着。至于近畿外县的，大都沦入二三等去了。这与姿色好媸并无太大的关系，是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制办衣装的本钱所致。 南方班子的姑娘，总是哄自己的客人，有朋友在场，反而碍眼。北方班子则不同，她们对待自己的客人，有如家里的老公，虽然亲昵却相敬如宾，招待客人的朋友，则百般奉承，惟不可及于乱。这虽然都是招徕之术，但在客人的感受上，却自有千秋。 第20页 南方班子要客人花钱，名堂奇多，今天“开市”，明天“宣卷”，捧场就得破钞，一旦开了口，焉能不点头？否则以后就没面子再进这个门。北方班子有分寸，不到火候绝不开口，除非遇上冤大头。他们也会假门假市地替你出主意，怎么办才能省钱。结果钱是花了，可是弄得你心里好舒服。 这只是北平花事入门，无妨当作故都掌故看。 有一天晚上，王大哥又领我和白世维兄，三个人一起去逛韩家潭。韩家潭是条小巷子，北平“八大胡同”之一。这一带差不多都是苏州的清吟小班。所谓“清吟”也者，就是卖唱不卖身的意思，自高身价罢了。韩家潭有一家“莳花馆”，王大哥认得个熟人，花名含春。此姝年过标梅，风韵正佳，谈吐气质都不错，可是总免不了有点矜持之态。这不一定就是缺点，有的人却认为这就是端庄。风闻，张宗昌曾有意接她出去，她是执意不肯，领家的妈惑于金钱，劝她应允，她也宁死不从。 王大哥怂恿我也叫了一个，这个人的名字起得好怪，几十年下来，我还记得她叫“飞龙”。胖嘟嘟的长得没有什么模样，不过，一口吴侬软语，尤其是苏州人说北平话，糯糯的、甜甜的很受听。我们又促世维兄随缘随份也叫一个，他一个都看不上，推辞着换一家再说。 我们坐在含春的客厅里聊天，王大哥谈起他在民国十七年（1928）结识戴雨农先生以及后来参加工作的经过。飞龙却三番两次地请我们到她屋里坐，我们以为随便在谁屋里不都是一样，其实不然，原来第一次的生客不到本人屋里，就不算正式上盘子，也就不好要钱，这又是他们的规矩了。 我们几个人正嬉笑得云山雾罩之际，像似王大哥的司机在外面问伙计找人，王大哥一看，果然是老萧，招手叫他近前来，老萧回说郑介民先生到处找我们，已经找了好半天了，还是郑先生的司机在胡同口，看见王大哥的车子，问过他之后，才知道我们全在这儿。现在，郑先生正在胡同口外车子上等我们。 王大哥和我也来不及掏钱开盘子，请世维兄留下来等一会儿，连忙拿起帽子往外赶，我们刚刚走出大门没多远，就看见郑先生一个人，正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 我们见到郑先生，都觉得不大好意思，可是郑先生却让王大哥陪着他往回走，于是我们仍旧回到了含春的客厅。 世维兄站起来，原想站起来礼貌一番，又踌躇下来了，我猜，大概是鞠躬不是，握手也不是。还是郑先生先开口，让大家坐下来好说话。 含春、飞龙和娘姨、小大姐们都上来招唿，郑先生问：“天木兄，这里有没有方便说话的地方？”王大哥转问含春，含春点头，引导着往里面让。 这是一间小套间，布置得相当雅致，是专供客人们捧场打牌用的。我们恰好四个人，他们也许会错意了，正待拉架势开局，王大哥一看情形不对，随即悄悄地和含春嘀咕了两句，含春倒也大方，斟好了茶，又端上两碟水果，带上房门，他们就都退出去了。 世维兄又小心地前后看了看。 郑先生收敛了笑容，放低了声音，持重地传达了他的指示。他说： “下午五点多钟，北平最高军政当局召我前去，当面交付一项任务，其重要性，关系到整个华北地区的安危，我代表我们的组织，承担下来了。这是一件行动工作，制裁的对象是前湖南督军张敬尧，限期是从今日起计一个星期，也就是七天。提示给我们的线索，是张敬尧现已潜入北平东交民巷，正从事叛乱活动。再进一步的细节，需要我们自己侦察。” 稍微停顿了一下，郑介民先生又殷切地鼓励我们说：“这是一个为国家除祸害、为团体争光荣的大好机会，成功了可以稳定华北的局势，想见其作用之大，我们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全力以赴。这一件工作，我决定交由天津、北平两单位集中力量合作执行，其任务分配，请天木、恭澍二兄自行斟酌，本人立即将此事电告戴先生报备。明天上午十时整，我们在府右街集合会报，有关事项，届时再详加讨论。” 郑先生的话宣示完毕，看时间还不到午夜。他表示要先回去发电报，希望我们立刻交换意见，着手进行。 这是一道突如其来的紧急制裁令，事前毫无心理准备的行动任务，乍听之下，顿时茫然若失，大有手足无措之感。因为这个时期，我们的工作组织还在初创阶段，一切都在摸索，试着起步。而且平津单位成立不久，规模尚小，时正全力从事于情报路线的部署与开拓，对于行动制裁，不但没有人手，应有的器材设备亦付阙如，更重要的是根本缺乏行动工作的经验。现在一声令下，事出仓促。不觉千头万绪，纷至沓来，真像打鸭子上架的一般。可是功令所在，义无反顾，只能竭尽所能，勇往直前了。 我们送走了郑先生，大家沉默了一会，那些班子里的人又都进来了。王大哥很有意把含春带出去，咬了半天耳朵，含春似乎是不肯，一时弄得僵住了。飞龙依然请我们到她屋里去，我们也就趁机会站起来，转换一下环境，免得大家难堪。 王大哥临出来的时候，抽出两张十块钱的钞票，放在桌子上，含春叫娘姨们谢了，也跟着我们一块来到飞龙的房间。 第21页 飞龙这里的气派，较着含春那里，可差得多了。 我一肚子心事，巴不得立刻就走，连坐下来喝口茶都不耐烦了。可是王大哥却胸有成竹，他拉着我让我坐下来说：“我有办法，你沉住气好了。” 王大哥又转头对飞龙说：“我们想请你出去吃点东西，吃完了就送你回来，你看怎么样？”别看飞龙说话软绵绵的，应对起来倒非常爽脆，她用北平话说：“好，上哪儿都跟您去，那又有什么，请各位稍微等我一会儿，跟我妈说一声，披一件斗篷立刻就来。”王大哥当着含春又怕她不好意思，只好敷衍说这都是为了撮合我们，改日一定来捧场。 这时候已经深夜十二点了，胡同外面街上还有一两家专做宵夜的江浙小馆子，仍然灯火明亮的开着门没打烊。我们几个人随便叫了点东西，也猜不透王大哥打的是什么好主意。 好容易大家都吃完了，王大哥这才开口，他说：“东交民巷只有两处最有可能，一处是日本使馆，一处是六国饭店，另外一家公寓式的旅馆，我想他不会去。” 又对我说：“我想现在就去一趟，万一能够开到房间的话，住一宿也许会发现一些迹象，你看如何？” 我怎还会有意见，如果叫我去开房间，连怎么样走进六国饭店的门，我都不知道，更谈不到去探索什么了。 接着，王大哥进一步说明他的具体做法，他说：“不是大哥我没有出息，你也千万别在意，顶好是这位飞龙小姐委屈一下，能够大大方方地陪我一块去，你们想，这个时候一个单身男人不带行李去开房间，总会惹人起疑，若是一男一女，那就好得太多了。” 说到这里，王大哥又冲着飞龙说：“刚才，含春不答应出来，我也没办法；现在，请你帮一次忙，以后你会知道是件多么有阴功的事！” 说着又指着我对飞龙说：“他是我老弟，你就是弟妹，你这个大哥绝不会做出对不起朋友的事，只要你跟我走一趟就行了。至于你们有什么规矩，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做。” 飞龙看了看我，犹豫了一会，脸红红地问我：“你说呢？” “我说你就听我们大哥的，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飞龙表示答应了，不过她要和她妈招唿一声。 王大哥和她说：“我们先去东交民巷看看，如果开得到房间，再打电话也不迟，反正是总要送你回去的。” 时间已晚，不能再多耽搁，于是王大哥带着飞龙上车先走了。 我和世维兄雇了辆洋车，回到北长街十八号。 我和世维半晌都没有话说。我在盘算着如何才能用得上力气，又准备明天一清早先把戚南谱兄找来，商量一下，为未来的许多必要事项，作一安排。 世维兄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勐抽香菸，既不睡觉，也不发言。当他打定了主意之后，蓦然站起来问我说：“恭澍兄，你看，我去干好不好？” 我也正为这件事在发愁。因为“北平站”还没有行动工作的编组，也一共只有杨英、老戚和我三个人，新加入工作的王云孙，主办文书，这类事他自然干不来，世维兄是处理情报数据的，一向都没有考虑到让他做行动工作，我们的接近，是因为彼此相处得不错，又谈得来，所以时常同出同入，并没有别的用意。如果由我主动要求他，在情在理都说不过去，假如有一点点勉强，那就更为难了。如今，世维兄既然是自告奋勇，我当然求之不得。 我说：“好，好极了。”很想再找两句适当的话，表达出我的心意，可是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白世维，字子廉，山东人，已在北平落户有年。军校七期毕业，曾在河北省抚宁县从事党务工作。父母健在，已婚，生有二女。老父长兄均经商，家境并不十分宽裕。戚南谱和白世维是同期同学，北平相逢，就劝他不要再回抚宁，因而留下来参加了我们的工作。 世维兄参与工作之际，正遇上我们搜集到一批东北军及关外义勇军的资料，就请他暂时先帮着整理，等以后再调配其他适当的工作。 此刻，突然有此机会，我自然希望我们“北平站”有所表现，又何况是件关系大局的事。世维兄不畏艰险，敢于奋勇当先，无论成败，都是我们的光彩。 心情复杂，兼以兴奋过度，我和世维竟夜未曾安眠。 第二天早晨不到七点，打电话请南谱兄过来。晤面后，我把昨天晚上郑先生交办的事，扼要地转告他，同时也要求他对张敬尧的行踪，尽速作切实的侦察。 我知道在东交民巷西首，也就是从户部街进入东交民巷西口左转，有一排三层楼的房子，其中有一家公寓式的旅馆，论等级，只能列入第二流，经判断后，张某很少可能会住进这种地方。不过为免事后遗憾，也应该去看个究竟。我把这番意思和南谱兄说了。 另外一件也是要紧的事，是请南谱兄将戴先生雇用的汽车司机找到，把车子从修理厂开出来，先试试车，也许会用得着。 我又把昨天夜里，也就是五六个小时之前，世维兄对我明白表示的那番话，再向南谱兄讲了一遍。南谱兄自然喜出望外，高兴非常。 上午十点钟，我要到郑介民先生那边去参加会报，我徵询世维兄的意见，要不要和我一同去，世维兄认为还是留在这里，听候我们的决定比较合适。 第22页 我临走之前，忽然想到有一支戴先生送给我做纪念的手枪，我连忙找出来，连同仅有的六颗子弹，一併交给了世维。 天木兄和我相差两三分钟前后到达府右街，郑先生早已在他那间小办公室中等我们了。 首先，郑先生告诉我们，已将此事之要点，电陈戴先生。现在，要听取我们报告，然后，去中南海回復何（应钦）部长。 天木兄报告侦察经过及其结果：昨夜，我们分手之后，他是以日本大仓株式会社的名义，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开到一个位于二楼的房间，现在还保留那里没有退。在他与楼下柜檯上，以及二楼的茶房头（领班。编者注）的接触中，尚无任何发现。 天木兄补充说明的是：因为深夜到早晨这段时间，一般的活动，都比较稀疏沉寐，所以难于有所发现，准备回去继续侦察。 天木兄认为最麻烦的，是张敬尧会不会隐藏在日本使馆内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谁也无法立即下判断。 我提出报告的第一件，就是白世维同志请缨，自愿担任“执行”的工作，在“北平站”还没有专责的行动人员之前，解决了最大的难题。至于能否胜任之事，大可不必顾虑，因为他一切条件齐备，志愿而乐意。 第二件，有关工作部署事项，分为两个步骤，即事前所必要的，也就是现在应该着手做的，及发现目标后特定的，“北平站”都可以负全责。 当然，缺乏经验的我们随时就教于天津的王大哥。 我们的会谈，到此告一段落。 郑先生告诉我们，他就要去晋见北平最高主管，除报告我们的准备工作及侦察活动外，其次，也希望能多知道一点后续的消息。 郑先生透露他的了解对我们说：“情报来源很可能是来自参与张敬尧叛乱活动的内线。” 竭尽所能展开侦察部署 “北平站”建立之初，真是筚路蓝缕，不仅人手有限，应有的设备也多付阙如，就拿交通工具来说吧，只有一辆脚踏车而已。 此中并无特别原因，我们早期的工作，从南京的局本部到各省市单位，上上下下，都因为经费支绌而闹穷。 虽然如此，戴先生还是不喜欢他的部属对人家要求什么。如果我们现在向主管当局提出任何请求的话，虽说理所当然，可是总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太适当。我个人是这么想，郑介民先生也颇以为然，所以我们决定自己的困难自己解决。这也就是尽其在我的意思。 当天上午十点多钟，我们和郑先生作了初步会商之后，郑先生准备去晋见何部长（军分会代委员长）我和王大哥同车到北长街与世维兄会齐。 我们三个人根据适才所谈的原则，又交换了一番意见，商量好大家分头进行：世维兄随王大哥同去六国饭店观察动静，我约南谱兄再作必要的准备。需要做的都得做，我约到南谱兄，我们先去“巡视”一回北平的特殊地界“东交民巷”。 “东交民巷”在北平，可以列为“化外”之地，是辛丑条约留下的屈辱烙痕，通常称为“使馆区”。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虽然有许多外国使馆已迁至南京，可是这块地方仍旧保持特殊状态，我国政府不能行使法律上所赋予的一切权力。 因此，包藏祸心，图谋不轨者流，就利用这块弹丸之地，託庇于外力翼护之下，从事非法活动。 “东交民巷”范围不大，全部面积大约只有二平方公里。位于北平市正阳门（前门）与崇文门（哈德门）之间。 其方位四至是：东边出入口，在崇文门大街；西边出入口，在户部街；北临东长安街，在东长安街与出入口之间，有一片大操场，常有外国人在此踢球。我小时候常常骑自行车抄近路由此穿过，迄今记忆犹存。南面有一堵旧城墙，在接近六国饭店附近，开了一个缺口，没有正式名称，一般都叫“水关”。其实，城墙上开个洞固然可以称为关，但这一带连个小河沟都没有，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水。 出了“水关”，就是东火车站的站台，再往前，有铁轨，但无平交道设备，所以车辆无法通行。东站，是北宁线的起点，也是平津直达车的迄始站。外国人下了火车，大多经由“水关”进入东交民巷，有些各式各样的神秘人物，亦可通此幽径。 “东交民巷”内，除了各国使馆留驻的单位，及其附设机构如“参事处”、“武官处”等等之外，还有少数部队驻扎。一般都称为“兵营”，而实际上是使馆的“警卫队”。到二十二年（1933），还有美国兵营和日本兵营两处，此外是否还有其他如英、法等国的，我一时说不上来。 区内也有警察，为数不多，很少在街上看到一两个。至于穿什么服装，已经是印象模煳了，不过，记得他们佩戴的只有警棍，并无枪械。好像在六国饭店门口就有一个晃来晃去，有时候又不见了。 “东交民巷”里，全部都是柏油铺的马路，最令人难忘的，是那条东西向的干道。我想，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的道路，总是越平坦越好，惟独这一条，却故意加工弄得高低不平，差不多每隔一百公尺左右，就有一条横亘路面的凸出部分，好好一条路，整成波浪状，实在是一绝。试加推敲，可能是为了有效地防止车辆超速，同时，也反映出警力的不足。到了民国二十七年（1938），我再去北平走过“东交民巷”时，这条怪怪的路，已经修平了。 第23页 行驶在“东交民巷”的车辆，常见的有三种，分别是汽车、人力车和脚踏车。这些来来往往的车辆，并不一定全属于区内，也有假道穿越的，像这种情形则任由通过，没有人管。在“东交民巷”里面，很难叫到出租汽车，打电话到市区，需要特约，随叫随到的事情，也得碰巧。“东交民巷”以内的人力车，自发牌照，有好些个不相同处。类如：车身一律漆成木头的本色，全部都是镶蓝边的白垫子，看上去，显得很洁净。车夫虽不穿制服，也都衣着整洁。有固定的停车处，绝不乱兜乘客。在六国饭店门口，就经常停有三五辆车子候客。我也坐过，车资比界外贵得多。这里的车夫似乎也有媚外心理，一有外国人坐上去，就显得格外卖力的样子，若是拉一趟中国人，就好像受了委屈。那个时候机器脚踏车还不多，偶尔看见一辆，十有八九都是军用的。自行车可不少，多半是区内住户的佣工或上学的孩子们用的。 北平市区与“东交民巷”两交界，都有木栅栏，却无人看守。有一阵子，一到午夜十二点整，就把北向东长安街的栅门关上了，只留下东西向的通行，可是有的时候，却彻夜开放通行无阻。 我和南谱兄坐在那辆尚未运走的汽车上，由戴先生的司机老张开着，在“东交民巷”里仅有的几条马路上，兜了好几个圈子，我们不但熟悉了路况，同时也有了心理准备。 我顾虑到一旦有了动静，比如枪声什么的，到时候，几处出入口的木栅，会不会突然关闭而阻住去路？又一想，这又何足为虑，像这种只具形式的木栅，以我们这辆车子，一踩油门就可以把它撞个稀烂，哪里挡得住。 我们沿着“水关”城墙走，忽然发现还有一条可以通行的路。从六国饭店出来，向南三五十步，就是“水关”，再向右一转，已经来到这条新发现的路上，朝西直驶，左边是高耸的城墙，右边多是前面那条大街的后门。经过之处，其中有一道门岗，是“日本兵营”的后门，再前进一二百尺，又有美国兵的岗位，是“美国兵营”的后门。走至尽头，只能右转，再前进，左转弯，已到出口。出去后的这条大马路，就是户部街，已不在“东交民巷”范围之内了。 这是一次试车！也是地形地物的初步勘察。 我们回到北长街，远远的就看见郑先生的车子停在大树底下。原来，郑先生已经在等我们了，想必一定有要紧的事。 郑先生告诉我们，根据消息指出：“张敬尧的确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里。”指示我们立即转告天木兄，并希望我们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 此刻，是下午四点多钟，打电话给王大哥，不大妥当；我到六国饭店去找他，当面传达，又恐引人注意。我们本来约定下午六点钟见面，好在只有一个多小时，不如等他的好。 我和南谱兄就利用这点时间，两个人又作了一番计议：论限期，还有六天，目前既已确定张某的所在，总算掌握到大方向，看上去，时间并不紧迫；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把张某住的房间侦查出来，而且越快越好，以免夜长梦多；在没有行动之前，切不可打草惊蛇；一旦发现了张某的踪迹，其他有关的问题，均可逐步解决。我们说了半天，终结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及早发现“目标”。 五点五十分，世维兄来电话，说他和王大哥在东安市场五芳斋等我一块儿吃饭，我答应和南谱兄一同来。 王大哥和世维兄的神色凝重，连说话都不起劲，不用问，没有进展。 我把郑介民先生刚才到北长街通知的那番话，一字不易地复述了一遍。 随后，我又加重语气表达我个人意见说：“我认为郑先生传达的消息，一定可靠，我们要的那个老小子，必在六国饭店无疑。” 南谱兄接着又把适才我们俩所计议的那些理所当然的话，也慢条斯理地说了一回。王大哥和世维兄，不待我们说，也会想得到。 一顿饭，草草用罢，该说的话，也说得差不多了，再看王大哥和世维兄的脸色，已经转为开朗了。 我们重又分配了各自所承担的任务，重点还在王大哥他们回到饭店后的侦察活动。 我们约定，仍以北长街十八号作为联络中心，我将以全部时间留候，期待佳音。 南谱兄在六国饭店以外的侦察布置，决定全部撤销。备用的汽车，责由南谱兄控制，并随时与我保持密切联络。 我们分手之后，我打了一个电话，简略地报告了郑先生。 限期中的第一天，整整折腾了二十四小时，毫无结果。第二天，明知道张敬尧一定住在规模不大的六国饭店里，可是依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看似容易的一件事，做起来才会体验到其中的不简单，若不然就是我们太笨。 我一个人在担心，万一限期届满，连个人影子都摸不着，那才丢人现眼呢。 郑先生则颇为镇定，他连催促的口气都没有，交代给我们办的事，也只说一遍。至于他的心境是否如此，那可就很难臆测了。 戴先生復电给郑先生，并没有直接打电报给我们，这当然是为了维护指挥系统的完整。 到了第三天中午，我和王大哥他们碰头时，依然面面相觑，仍难进入佳境。 第24页 王大哥开导我们说：“这种事只好心里急，可不能带出相来，如果待下去仍不能弄出点眉目，我也想冒着打草惊蛇的风险，到柜檯上再查问查问，不过，也许弄巧成拙，反而不妙。” 说到这里，王大哥忽然想起，昨天上楼的时候，一度看到一个人的背影，这个人很像当过张敬尧参谋长的赵庭贵，可是一眨眼他就上去了，并没有看清楚，所以还不能肯定是不是他。 我心里琢磨，王大哥的房间既然开在二楼，所谓看见那个人“上去”，那么不是三楼，便是四楼。如果真是张某的参谋长，那么张敬尧不住三楼，定在四楼了。 这不是一个有价值的发现吗？ 世维兄也告诉我，他是以王大哥“随从”，也就是“跟班”的身份，陪着王大哥出出进进，像这种情形，大饭店里司空见惯，是常有的事，茶房们根本不以为意。当王大哥一个人闷在屋里打主意的时候，他就藉机会找茶房瞎扯，可是也没有扯出个所以然来。 世维兄又说：“王大哥嘱咐我要特别留意那个像似参谋长赵某的人，我也一直盯着楼梯，瞩目上下，可是就没有看到一个像王大哥所描绘的那个人。” 我认为这都是收穫，虽说尚未发现目标，但不能视为毫无进境。 王大哥要回家去一趟，打算换换衣裳，刮刮鬍子。他请世维兄也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等他回来再一同到六国饭店去。又叮嘱我们好好地再多研究研究。 王大哥回家去了，世维兄原想打个盹养养精神，可不要说睡不着，连眼睛都瞌不上，索性坐起来聊天，于是我们又说到了“六国饭店”。 “六国饭店”在北平的名气可不小，但规模却不大，只不过是一幢四层楼的旧式建筑而已。论设备，远不及“北京饭店”，讲实惠，也不如“中央饭店”或“长安春饭店”，就是因为在“东交民巷”独此一家，所以才显得稀罕，尤其是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中国人。 “六国饭店”坐东朝西，大门临街，进出要上下十几级石阶。予人印象较深的，还是那道团团转的旋转门。 一进门，就是宽敞的大厅，地上铺着猩红的毛地毯，这么一衬托，骤然予人以高贵感，这就是舶来的洋噱头。 长长的大柜檯，有管车的帐房先生，穿中国式的长袍嵌肩，戴红疙瘩黑缎子瓜皮小帽，这是“帝国主义者”奴视中国人的丑扮，惹人反感。 楼底下这一层，还有些什么布置，已经记不清楚，大概是没有客房。 “六国饭店”并无电梯，也许因为只有四层的缘故。可是楼梯宽阔，容得下四个人并排上下。二楼通道的宽度，也和楼梯差不多，都铺着地毯，如果不跳跳蹦蹦，听不见走路的声音。 二楼的形状，有如兀字，也就是只有三面有房间，接近楼梯口的这一边，只是一条通道。通道上，有一张小型柜檯，是茶房当值、听候客人唿唤的中心点。 茶房们的打扮，都一样，真是少见得很：穿长袍，可又短了一截，仅仅遮到膝盖，叫做半大褂子，腰间扎一条长绦带，着老式裤子扎裤脚腿，白布袜，配一双长鼻樑黑色直贡呢的皮底便鞋，也戴瓜皮小帽。你看，这像什么模样，简直是糟蹋人。 若是再看到他们侍候外国人的那副卑躬屈膝的形象，实在替中国人丢脸。可是他们也是为了赚钱养家活口啊！ 王大哥开的房间在二楼一角，离楼梯有五六十步之远，位于右首那条甬道的尽头。再往里走，有一排横的房间，转过去就是左边的那条甬道了，所以说成兀字形。 这间房不大，床可不小，铺在床上的垫子被单，薄的厚的倒有好几层，世维兄告诉我说：“那支手枪，不方便出来进去都带在身上，有时候就塞在枕头底下，王大哥也知道，万一有什么临时的机会，两个人都可以拿来就用。” 世维兄是有心人，他听茶房说：“后面还有一道防火用的太平梯，已经多年不用，现在都塞满了破旧东西。”如此说来，可能作为出路的太平梯已经失效，可不必列入考虑了。 三楼的格局，和二楼相仿佛。四楼可就不一样了，据说，四楼这一层能够供客租用的房间，只有二、三楼的半数，那一半是供长期客人居住的，设备、开间以及租金等，都有分别。世维好几次想上去看看，可是一直找不出个自圆其说而不引人起疑的藉口。 我们说到这里，王大哥回来了，他和世维兄再去六国饭店，总得寻出些蛛丝马迹。 时间消逝得很快，眼看着限期越来越近，除了心里着急之外，又好像失落了什么一样。不期到了第四天头上，峰迴路转，曙光乍现。 事情是这样的： 中午，王大哥和世维兄正下楼，预备去吃饭，刚待推门之际，门里转出一个熟人来，他胳膊底下夹着一个蓝布小包袱，原来是西服店的应掌柜，想不到会在这儿碰见他。 王大哥问应掌柜：“干吗到这儿来？”应掌柜不经意地用手在下巴颏右面，一上一下地比划着名说：“他做了两套衣服，叫我今天来试样子，这个时候大概起来了吧？”应掌柜的举动和言词，王大哥已经完全会意，所以也没有多问就示意世维兄推门往外走，同时浅浅地和应掌柜打了个招唿。 第25页 他们不去吃饭了，急忙赶到北长街，把刚才的情形说给我听。 王大哥解释说：“下巴颏上有一撮毛的就是张敬尧，刚才在饭店里，不便多问，现在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吃完了，应掌柜也该回去了，我们再去找他，仔细问个究竟。” 我们三个人又和往常一样的来到东四牌楼南大街，应掌柜开的“应元泰西服店”就在此处。这西服店，只有一间门面，土里土气的没有什么装潢，如果不是熟人，没有一点吸引顾客的地方。但是它的剪裁功夫，却是很高。 我们本来打算以做衣服为藉口，找机会和他多聊聊，没想到还未开口，应掌柜的就说：“这两天我得赶工，你们几位如果想添衣服，恐怕要等些日子了。我要先把张督办的这两套赶出来，然后还有其他几个客户的。我看，现在先挑几块料子吧，等我一空下来就给你们裁。” 王大哥顺口问应掌柜的说：“张督办等着穿？”应掌柜说：“是呀，他叫我后天中午一定做好送到，说是也许就在这两天要回天津去。” 我们三个人又环绕着这件事和应掌柜扯了一阵子，从应掌柜透露出来的最要紧的几句话是：“张督办住在三楼，一连三间，号头是二三一到二三五，除了张督办本人之外，还有他的参谋长和副官。我去试样子，是在当中的那一间。” “得来全不费功夫”，其实，是巧合也是幸遇。 目前，张敬尧的下落虽然有了，可是紧接着还有许多难题在后头，我们所没有想到的，是张某并非单独一个人。 张某开了三个房间，他住一间，参谋长住一间，另外一间是副官。所谓的副官，可能就是卫士。应掌柜没说是几个副官，说不定不止一个，加起来算，最少是三个，多则五六个，世维兄“单枪匹马”，对付得了吗？即使王大哥也加入战斗行列，仍然不成比例。 他们的房间，三间连在一起，先不管张敬尧究竟住在那一间，一有动静，必然立刻惊动左右，照我们现有的实力，顶多只能出动两个人、一桿枪，假如对方稍有抵抗或牵制，则脱离现场就成了问题，也就是说，在以少制多的情况下，只适合奇袭，一旦形成对峙，势必不利。 还有，他们在三楼，我们在二楼，从登上三楼计算起，先要走过一条数十步长的甬道，假定毫无阻碍，尚待赚开或打开房门，寻找目标，即使推门撞见，立即开枪射击，枪声响后，就算无人敢接近，也要从三楼的甬道直奔楼梯，再经二楼下来。最乐观的估计，仍嫌暴露的时间过长。因而，能否安全地走出大门，还需要更细密的策划。 那个旋转门，是唯一的出路，一旦发生事故，会不会自动关闭？相信应该是有这种装置，这是更值得特别注意的。 最令人焦急的是，张敬尧就要走了，非要赶快动手不可，所以时间上不容许我们从长计议或从容部署，这种事也不可能摆得那么四平八稳，顾虑太多了，反而碍手碍脚，为了争取时效，我们最需要的，应该是一鼓作气。 我们三人一同，把这半晌经过的情形报告了郑先生，郑先生高兴非凡，又鼓励了我们一番。 王大哥也表示了他的决心。 世维兄依然是士气昂扬，摩拳擦掌，只待惊人一鸣了。 我最大的忧虑，是惟恐世维兄势孤力单，必须谋一补助之道。 我们辞出后，在车上，王大哥一再安慰我们，表示他有的是办法，劝我们千万不能操之过急。他压低声音说：“我可以从那个赵参谋长身上动脑筋，前天看到的一个背影果然是他，那么就有文章好做了，等我回去仔细地勾画一下，说不定这是一条最好走的路。” 王大哥很沉着，大有成竹在胸的模样。 我也时刻地在想主意，可是我提不出什么具体的好办法，因为这种事情又不能“试试看”，而何况我实在是一无经验。 在我们分手之前，先就料得到的，作了几项必要的约定。 王大哥和世维兄仍回六国饭店。 我决定先去寻戚南谱兄。我想问问他能不能立即找一两个人，作为世维兄的帮手，同时也希望他能想办法到哪儿弄一支枪，无论是借也好、买也好。 待我见到南谱兄说明来意后，他说的也有道理。他说：“过去，我们压根就没有做行动工作的计划，上级也不曾有过半点提示，说做就做，说要就有，霎时之间，到那里去找可用之人，这又不能去拉一个、雇一个。现在，既然为了助世维一臂之力，于公于私，我都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所以，我愿意加入现场，至于担任哪一项工作，请你分配就是了。” 我听他这么表示，心里非常欣喜，这才是及时雨、生力军。 我又提到借枪的事，他说：“借，到那里去借，买一把刀子，不是一样的管用？” 我和南谱兄约妥，从现在起，我们随时保持联繫，至于如何分配工作，等我和王大哥商议之后，作成决定，再行通知。 由南谱兄负责控制的那部汽车，仍继续待命，同时对那位张司机也要好好地待承。 我一个人回到北长街，勐然想到，已经是四天过去了。期待着在六国饭店伺机而动的世维兄能有好消息传来，可是，整个漫长的夜晚，连一个打错了的电话都没有。 第26页 果然应验了天网恢恢那句老话（1） 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 “军统暗杀之王”揭秘暗杀行动全过程 收藏本书 字号 -+ 中午过后，十二点三刻光景，电话声响，拿起听筒一听，是世维打来的，声音与往常稍有不同，粗壮而又短促，他说：“事情办完了，我和老戚在清华园楼上。”我说：“好、好，马上就来。” 我手里的电话听筒一时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才好，心也跳动得很厉害。我告诉杨英说：“我们计划的事，可能已经完成了，请你暂时留在此地，我去听消息，弄明白了，再通知你。” 我预备即刻报告郑先生，可是一想，不对，应该了解清楚了再说，现在仅仅报告一句“事情办完了”，那也不像话。何况在没有见到王大哥之前，我一个人先报告郑先生，也不合适。既然做了，迟一点报告，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住的北长街离他们洗澡的八面槽清华园虽不算太远，坐洋车也要十五分钟以上，心里越急，好像拉得越慢，好容易才算到了。 清华园在北平，是数一数二的澡堂子，在那个时代，算得上设备新颖了。我走过一条穿堂，直登二楼，伙计一看见有客人上来，连忙就往雅座礼让，我问他：“有位白三爷，刚来了一会儿，你给我问问看。”伙计随即用那习惯了的腔调高喊：“白三爷，朋友找。” 世维在房间里应声，伙计掀开门帘，我看见他们正围着大毛巾，躺在床上休息。世维在抽香菸，老戚在捏脚。 我跨进一步，先朝他们左右作了一个罗圈揖，作为恭贺，他们也都含笑答礼。我们虽然还没有说什么，已经可以确定是怎么回事了。至此，心情大定。 世维说：“王大哥是先下去的，大概已经到家了。”我急于想知道事情的经过，可是此地又不能畅所欲言，不如先打个电话给王大哥，等我们四个人聚齐了，一同到府右街见了郑先生再说，岂不是免去很多转折。 电话摇了半天才摇通，我请问王大哥说：“我们在清华园门口等，就在八面槽街上，如果您的车子在家，顶好来接我们一同到府右街去。您看好不好？” 王大哥答应来接我们，十分钟左右可到。 在王大哥的车子上，王大哥问的也是我想问的。还是王大哥先开的口，他问世维：“躺下啦？”世维接口说：“干了他三下子，我看八成完蛋了。”南谱笑眯眯地没说什么，我要听的，也就是这两句。 郑介民先生见我们四人一齐都来了，虽不感意外，但他绝不会想到我们已经达成了任务。 待天木兄代表我们先报告了大概的经过后，郑先生真是喜出望外，握住世维的手，抖了好多下。他又把天木兄拉到他身边坐下，再和我、和南谱握过手，这才郑重表示：先代表上级对我们予以慰勉，并致祝贺之忱。在听取较为详细的报告后，除电告南京戴先生外，将立即晋见北平当局復命。 事态的发展及变幻，并不在我们原订计划之中，也可以说大大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顺利，惟独不可抹杀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先前的计划，也就不会产生后来的机运。全部经过的实况是这样的： 我们在北长街计议已定，决即通力合作登楼一击。 王大哥偕同世维回到家里，当即把我们斟酌过的意思，嘱咐王大嫂，请她千万要赶下午四点多钟由天津开出的火车回来。 交代完了之后，王大哥和世维又回到六国饭店。 这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 为了安顿可能会来的侯君，也为了便于接近目标，更为了多建立一个据点，决定再开一个房间，最理想的当然是在三楼。 王大哥把茶房叫来，告诉他：“有个日本同事从天津来，下午可到，要替他预定一个房间，他很好静，顶好是三、四楼。” 茶房答应先到下面柜檯上去问问。过了一会，茶房回来用他练惯了的语气说：“回您的话，柜上查过了，眼目前三楼四楼都没有空着的，明儿也许会腾出一间来，我看二楼倒有一现成的，不如先订下来，等明儿三楼出空了再调换，反正不耽搁您用，您看好不好？” 不好也得好，王大哥就把二楼现有的一间订下来了。趁着这个机会，赏了茶房五块钱，买个好感，诸多方便。 王大哥一个心血来潮，忽然想到要去看看那间新房，他也没有说什么，拉着世维就走。 新订的这间房，在横档上，是在左右两条甬道的交会点，离着王大哥住的一间不远，大约只有二十来步，再往前走，向左一转，就是对面的那条甬道了。 当王大哥和世维兄看过订下的房间之后，总嫌离着楼梯太远，对我们来说，实在太不方便，可是一时也没有再好的办法。 看完了房间之后，茶房把房门的钥匙交给了王大哥，连声称谢地先走了。王大哥像似身不由己般，跟在茶房后头也往前走，世维莫名所以，不得不随着王大哥的脚步，也朝前走。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在对面这条甬道上了。 走了十几步，在甬道左首一排房间之中，有一间敞着半扇窗子，看见一个人，侧身坐在床沿上，仰着头，对着窗子，手里正在摆弄一个看不清楚的小东西。这个人，长方脸，鼻端高翘，两腮瘦削，留着两撇小鬍子，下巴颏底下还有一撮长毛。王大哥眼睛一亮，好像是打了一个闪：咦！那不就是张敬尧吗！ 第27页 王大哥又恐看走了眼，停下脚步，扭转身子再一瞄，恰好和那个人打了一个照面，一点也不错，就是他！ 世维兄看见王大哥停了一下，也循王大哥的视线扭头朝左边望去，只看见有个人坐在那里。再扭转头看王大哥，只见王大哥正用手往房里指，连连地点头，嘴里小声说：“就是他。”接着，快步向楼梯口那边走去。 世维先已会意，继又听得明白，站稳了脚步，撩起夹袍，抽出枪来，对准房里那个刚刚站起半个身子的胸部，砰、砰、砰，一连开了三枪。 霎时间，眼角下刮到的一丝景象，那个人正倾倒下去。 世维手里提着枪，大步奔向楼梯。刚到楼梯口，正待迈步下楼，恰巧碰到茶房从楼底下窜上来。世维用枪一比，茶房哪里还敢阻拦，赶快躲在一旁，眼看着世维一步一步走下楼梯。 世维到了楼下大厅，转身抬头朝上一看，那个茶房不见了，也没有人追下来。再环视大厅，三三两两，却有好多只眼睛，在盯着他。 世维也不去理睬，昂首阔步，端正地走向大门。 再说王大哥。他下楼刚走了五六级，已经听到上面的响声，于是加快了脚步，来到大厅，只见有人朝上看，也有人在交谈，顾不了这些，连忙推门往外走。 出了门，眼睛一扫，看到南谱前来接应的车子停在马路对面，还有几辆洋车停在门口两侧候客，往常在门外荡来荡去的那个巡捕，不知道哪里去了。马路上，平静如常，发自楼上的枪声，似乎并没有惊动外面的人。 王大哥走下石阶，招手雇洋车，跳上去就走了。 南谱察觉到王大哥是有意地不和他打招唿，一想情形不对，关照司机几句，三步两步就窜上台阶，先用手推推那扇门，还在转，再留心注视里面的动静。 就在这个当口，世维正好推门走出来。一手拉住南谱的胳膊，一句话也没说，直奔路边。他们两个一左一右，分别打开车门，未及坐稳，司机一踩油门，一瞬间已离开原地朝“水关”那个方向驶去，紧接着一个急转弯，摆正了车头，顺着城墙根，向西疾驰。 这条路上，一辆车子都没有，除了我们这一辆，对面开来的没有，后面跟踪的也没有。 当这辆车子经过“日本兵营”的后门时，最担心的，是惟恐他们出面拦截，世维存了一点小心，他把枪搁在腿上，又用夹袍的底襟遮着，以防不测。可是持枪站岗的日本兵，一动也不动，毫无反应。 前进数百步，再经“美国兵营”后门时，用不着担心了，那个穿戴齐整的美国兵，权作交通警，打手势指挥通过。 循路右转，再一个左转，是一座牌楼，这就是界限。进入户部街，已经到了我们有主权的土地上了。 从发现目标起，到此刻为止，全部过程前后不到五分钟。 南谱兄告知张司机先开到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他和世维兄下了车，嘱咐张司机仍旧把车子驶回修理厂保养，请他先休息一天，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临下车的时候，世维兄拍了张司机两下，以示谢意，不过，这位张司机或许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南谱和世维在熙来攘往的人丛中，步行到八面槽的清华园。 我在北长街接到的那个电话，就是他们在清华园打来的。 王大哥从六国饭店出来后，先到东单牌楼平安电影院门口下车，然后又换了一辆洋车回家。他刚刚擦了一把脸，正打算休息片刻，就接到我约他出来大家聚齐的电话。 这一幕，速度进行得飞快，有韵律、有节奏，丝丝入扣，无懈可击。虽然全部都是事实，倒无妨当作卡通欣赏。 至此，还留下一项亟待了解的悬疑，那就是张敬尧怎么样了？ 此外，当然还有许多需要交代明白的后事。 郑介民先生听完了大家的报告后，立即草拟电稿，拍给南京的戴雨农先生，一面整装，马上去中南海晋见何代委员长面陈一是。他起身的时候，约我们晚上一聚。 王大哥连日睡眠不足，打算回家睡一觉，准备傍晚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王大嫂，还有那位侯先生。 世维兄，要出城，回家给两位老人家请安。南谱兄再去探听与六国饭店事件有关的消息。 我要先打个电话给等在北长街的杨英，也有意写个详细的书面报告给戴先生。等到下午，当天的晚报上没有这件事的新闻报导。 傍晚，戚南谱报告：“六国饭店门前有救护车开来，旋即驶去。”晚上，郑介民先生得到北平军分会的确实消息：“张敬尧已于下午三时伤重毙命于德国医院。” 全部歷程只是限期一周的第五天。 自诩是一件完美无缺的佳构 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月八日的日报上，刊登出来的新闻大意是：“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内，遇刺殒命，兇手逃逸无踪。”也有刊出“常世五”这个名字的，惟独不见“张敬尧”三字。 “常石谷”和“常世五”是两个音近似而字不同的化名，很可能是六国饭店登记用的外文译音。 隐约记得，在当时的新闻特写中，张某的家人还在掩饰这件事，散布空气，说是意外触电而死亡的。 事实上，张某中了两弹，都在胸腹部肋隔膜上下，当时未死，饭店召来救护车，就近送到德国医院急救，因伤势已重，再加失血过多，延至下午三点钟毙命。 第28页 我们知道报上刊登的“常石谷”，就是前湖南督军张敬尧，绝不会错。 张的同伙，也就是住在三楼的赵参谋长和副官们，还有和张某有来往的同谋者，也一定知道“常石谷”就是张敬尧。 当时新闻纸类之所以不提张敬尧，是因为根本不明了真相，并非有所避讳。又过了一段日子，才渐次有所透露。 其间，华北最高当局以及北平军分会的处境，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不能公布这件事，甚至于也不能承认这件事。尤其是顾虑日本方面的无理取闹或藉故滋事。 嗾使张敬尧发动暴乱的日本军方，是“哑巴吃黄连”，一句话都哼不出来，因为说什么都会暴露他们的阴谋，等于是不打自招。 所以这一件奇案，不久就沉寂无闻了。 并未查考是经过了多少年，忽然又见有人在报章杂志上谈论这件案子，自此以后，就有不断的发现，一迄于今。这就是影响深远之处。 根据后续的情报证实，张敬尧的确在三楼开了三个房间，除了赵参谋长之外，还有副官及马弁各一人，连张某本人合併计算在内，一共是四个人。他们住进六国饭店，已有半个多月，与外界颇有接触，虽不进出频繁，来来去去的也不少次数。可见我们的侦查工作还差得远。至于张的左右是否携有武器，留下了一个不需要再求解答的谜。 张敬尧有鸦片菸瘾，而且瘾头不小，喜欢小古董，如玉器雕刻和鼻烟壶之类，还有一样毛病就是懒：晚上懒得睡，早晨懒得起，甚至于有了客人也懒得见。他之所以另外又在二楼开了一个小房间，用现在的话语来说，是要占有一个完全属于自我的小天地，此外，很难找出其他的理由。 不能说张敬尧本人没有戒心，因为他做的都是亏负良心的事，不过，他做梦也想不到大限已届，人生的尽头就在眼前了。俗云：“要知道溺坑，一夜都不睡觉。” 说真的，不仅张敬尧那一面没有料到，就是诛之而甘心的我们这一面，也同样的没有料到。若不是有那么多的巧合，结果如何，还在未定之天。 另据综合性情报资料得悉：意图制造叛乱和张敬尧同谋的，还有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其时也在六国饭店。 孙传芳，字馨远，在台上的时节，人称馨帅。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孙牵制苏浙皖等五省，自封“五省联军总司令”。北伐成功，孙遁迹天津，虽诵经拜佛，谶悔前非，但却未放下屠刀。 据称：孙传芳住在六国饭店四楼，偕有随从人员，孙、张之间不但时有往还，而且常在一起“密议”。 当我们根据情报内容进行复查时，孙已逸去。只听说，在张敬尧出事的当天晚上，孙即迁出六国饭店不知去向，当然以逃回天津的成分居多。 另有不同的说法，是孙传芳拒绝了日本方面的邀约，不肯与张敬尧同流。迨至张敬尧死后，又传日本人再度向孙传芳游说，但为孙某婉拒。 如以正确处理情报的态度而言，以上两种说辞，都不能予以认定。不过，日本方面与孙传芳打过交道这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 迨至二十三年（1934），孙传芳在天津某一“居士林”做佛事时，终为施剑翘所刺杀。事缘施剑翘女士之父施从滨，曾任孙部师长，被孙传芳枪毙于安徽蚌埠，因而结成了“杀父之仇”，其中或无政治因素。 有一本书上说，施剑翘是“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奉命行事。我当时正在平津工作，对此事并无所知，迨至最近遍询诸老友，亦无所悉，此外，也没有具体的数据加以确证。不过，施女士如能忠孝双全，那自然更好了。 再说张敬尧一案的情报来源问题：前文已经明白交代过，张敬尧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策动暴乱、图谋不轨的情报，是从北平军分会方面交下来的。我个人猜测，向军分会何代委员长提供情报的人，想必是与张敬尧有过接触的，很可能就是张敬尧所要收揽的，甚至于也是对张某有所承诺的人。否则他不会了解内情，洞如观火。情报工作的术语，这种情报来源，就称为“内线”。 几十年过来，我们始终不知道其人为谁，如果再猜上一猜的话，那么这个谜底是：与张有旧、地位不低，或有兵权、深明大义之士。 在日本《产经新闻》连载，由中央日报译印的《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九册，九十四页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原文是： 坂垣首先意图把段祺瑞或孙传芳拉拢出来，但结果失败，接着则找到早年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乃至石友三等旧军阀接头。 张敬尧自吹自擂说和宋哲元有深厚关系，向坂垣卖弄，坂垣深信不疑，曾经给予三十万银元的工作费。 四月十八日（民国二十二年）坂垣密电关东军报告：“张敬尧预定四月二十一日发动政变，宋哲元同时响应。”并且要求关东军为援护张敬尧的行动，加紧南下进攻；可是，关东军则于十九日奉到撤退命令，以致此一策谋未见实现。 我们引用这段文字，意在便于读者参考。 我们对这段文字的可靠性，并未深入地加以分析。 照该书“编辑要旨”所言，从官方文书引用之资料，用“……”，据此，坂垣密电关东军报告的“张敬尧预定四月二十一日发动政变，宋哲元同时响应”这段话，是从官方文书中引用而来，也就是说可以证实坂垣确有此电。至于后来未见实现的原因，究竟是张敬尧吹牛，抑或内中人变了卦，那就很难讲了。 第29页 是否暗示向北平军分会提供情报的就是宋哲元？不能，因为单凭以上的一段记载，尚不足以遽然加以论断。 事过之后，究竟是谁提供的情报，已经无关紧要；可是张敬尧究竟拉拢到一些什么人，在当时又是何等的重要，岂能不加追究。 据悉，先不查核张敬尧是如何向坂垣征四郎吹牛，宁肯相信他是在“华北政委会”及“北平军分会”两大军政机关的内部“获有内应”。好在张敬尧一死，这般人顿失凭藉，也就不再发生作用。而军政当局既已剪除了祸首，消弭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大变，为适应处境之维艰，自以不加深究为上。 这是属于高阶层“政治运用”方面的事，应不再深入论列。 且看日本军方，他们在此一阶段的基本方针，是以军事威胁配合所谓的谋略运用，真实目的是企图在华北制造一个“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并逐步实现他们的侵略野心。所以日本军方，全面的支持此一计策。这里所指的“全面”也者，包括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天津特务机关、北平特务机关，以及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武官室等单位。可警惕的是：邪恶的“人算”，敌不过正义的“天算”，却以张敬尧的授首，爪牙丧胆、宵小匿迹，而粉碎了整个阴谋。因之缓和了华北的紧张局势。 以上评估，可视为对成败得失的一项自我检讨，或许因角度之不同，尚有其他的看法。 张敬尧一案，我们受到北平最高军政当局、南京特务处（第二处）戴雨农先生的双重奖励。 我所喜悦而觉得非常畅快的，尚不只此一端，因为我一直把“六国饭店”看成帝国主义的象徵，在“六国饭店”内制裁汉奸，我认为是一举两得--既打烂了“那个”，又除掉了“这个”。有这种想法未免透着几分稚气，那就允许我自得其乐吧。 世维兄虽在事后描述现场情景时，显得相当兴奋，但在其后，就很少再谈起这件事了，甚至于不愿意再触及此类问题。我明白，这是属于心理上的一种死结，没有干过行动工作的人，没有亲自动手杀过人的人，很难体会到其中的况味。 如果有人说，某某人有种、敢干，某某人擅长于行动工作，以后就让他多做这类工作吧！那就错了。相信一个心理正常的人，绝对不会视杀人如吃菜。所以我要郑重地强调一句，千万不能忽视“政治信仰”或“工作信念”这项因素，因为这才是动力。 王天木大哥更豁达了，当时，在他身上，似乎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在他八十五岁的那一年，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四十多年前六国饭店那件事，他却津津乐道，而且歷歷如绘。 郑介民先生特别重视这件事，除多方对我等奖掖外，在谈话、演讲、上课、训示中，也时常举以为例，以励来兹。总之，在他的心目中，我们几个人都是好的。尤其对待我，更是呵护备至，关爱有加。若干年后，有一次，在我走向“酆都城”的半途中，他一手从死亡的队伍里，把我拉了回来。这是真事，将在第二部中再写。 张案做后不久，接到正式通知，我已由“革命青年同志会”的“会员”，提升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的社员。同时，王天木、白世维均准直接加入“力行社”为社员。当然，这是由于郑介民先生的“保举”。 我和白世维编入同一小组，自从参加“革命军人同志会”，并经过“军会”、“青会”合而为一以来，这才开始参加小组活动。 记得，我们同属于一个小组的，有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宪兵第四团长吉章简、宪兵营长韩文焕、宪兵第三团团附丁昌等，小组长是吉章简老大哥。我们这些人之所以编入同一小组，大概是“同行”的关系吧？ 印象较深的，每次小组开会，都是郑重其事，绝不流于形式。 写到这里，有一句憋在肚子里几十年的话，我想还是说出来的好。就在张敬尧案成功后不久，戴先生又来北平，我们谈起“力行社”的事，他曾经指示我说：“重要的还是北平站的工作，希望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参与组织活动。” 对于这句话的意思，我不能深问，我自行推敲的结果，得到八个字的解释，那就是：“本位至上、合作分工”。 这是当时的情形。此后若干年，我也听到些个“闲话”，据说，在“力行社”内部高级干部之间，也免不了“争强”与“斗胜”。其实，这种现象，在任何一个团体中，都会发生，的确算不了什么。 就在戴先生此次北来，他决定将“北平站”的编组予以扩大，成立了专事行动工作的“行动组”，由白世维同志任组长，并加强社会活动，由戚南谱同志主其事。随后，又增派基本干部多人来平，以加强实力。 张敬尧一案，至此告一段落，在“军统局”的工作中，已列入首页。 剩下的，还有一点余绪，颇饶人情味，不得不记。 有一天，王大哥陪着我和世维兄，去拜望应元泰西服店的掌柜应元勛。 起先，他绝口不提六国饭店张敬尧这桩事，不是他不明白，很可能是老于世故，不愿意惹麻烦罢了。后来，还是王大哥委婉地表达了我们的歉意和谢意。 第30页 应元勛什么都没说，他低着头闷声不响地走到后面，提了两套做好了的新西服出来，轻轻地往柜檯上一摊，这才说：“请你们看看，这两套衣服，叫我送到什么地方去？向谁收钱？”他说完了，竟哈哈大笑，一定要拉着我们去吃饭，说是由他做东，为我们摆一席“慰劳宴”。 不错，因为张敬尧做衣服、试样子，才暴露了行藏。应元泰西服店掌柜的，在无意中给予我们莫大的协助，才得成功。这真是一次“巧合”，也无妨说是“天意”。 一个生意人，能如此豪迈、豁达，实在难得。 二十七年（1938），北平沦陷，我有任务再到北平，虽在他门口经过，可是不敢进去，惟恐连累了他。 三十七年（1948），我又在风雨飘摇中，率部驻扎于北平，在他柜上做了一套中山装和一套军服。记得那年春节，应掌柜的邀我们几个人吃了一顿颇有名气的“谭家菜”。在座的有白世维兄，当时，世维兄正是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他的职守是维护地方治安。此际，“东交民巷”依然还是“使馆区”。 转瞬又是三十多年，不知道应元勛老先生可安泰否？但愿他多福多寿，得吃得喝。 此外，还有一件许愿还愿的事，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 就是接到紧急命令的那天夜里，王大哥要到六国饭店开房间，为了便于掩护，造个藉口，费了不少唇舌，才拖了“莳花馆”的姑娘--飞龙小姐做幌子，前去矇事。果然顺利地开到房间，一点也没有引起疑端。 且说那天晚上，王大哥偕飞龙小姐到六国饭店，到了二楼之后，稍作停留，就打发司机送飞龙回去了。临行之际，王大哥哄她说：“过一半天，我们一定来捧场。” 现在，既然发生了人命案子，飞龙应该是知情的，万一张扬出去，总是不妙，而何况她多少也算出了一点力，所以我们非去一趟才得心安。 于是就选了一个业务清淡的日子，华灯初上时分，仍是我们三个人结伴来到“莳花馆”。当飞龙看到我们三个人的时候，没开口就一个劲地抿着嘴笑，仿佛在说：“你们干得好事。” 王大哥把她拉到旁边，想是要叮嘱她几句，还不曾开口，她却先抢着说道：“请诸位二爷放心好了，我虽然没有念过多少书，可绝不会那么不懂事。” 她果然聪明，我们当天晚上，大大方方地给她做了一次“花头”，也譬如给她发了一笔小额的奖金。 自此之后，我和她颇有来往。在我搬到辟才胡同和世维兄赁屋同住的时候，此女也常来盘桓，我们也曾论及嫁娶，只因她妈索取一笔养老费无以为应而告吹，说来这也是缘分。 原来此女福星高照，如果她真的嫁给我，她会担惊害怕受一辈子罪。一年后，有人为她脱籍，据说是一位官长，男欢女爱，生儿育女，就此从良，成为“人家人”。 本案至此，只留下一点点遗憾，那就是王天木大嫂去天津搬兵，侯君却因抱病而不能来。 当然，在成功的因素中，免不了总有几分侥倖，或者说，也是半出“天”意半由人！ 回顾全局，本案的顺利完成，既没有牺牲，也没有挂误，不曾连累人，也不曾辜负人。真是一件至善至美，全须全尾的佳构。 此后十年中，在我指挥下的两百多件次的行动破坏工作中，像这样完美无瑕的，可就再也没有了。 补？正 我写这篇东西，事先并没有拿给白世维兄看过，因为他在台南，我在台北，平时也很少见面，所以也不曾当面交换过意见。等到“传记文学”发表了之后，世维兄从台南打电话给我，说是有很多地方是我记错了，又有若干情节被我遗漏了。 我和世维兄是老朋友兼好朋友，我们保持了几十年的交往，就是我有什么不对之处，他也会原谅我的。好在我有个“心安”之处，那就是在全文中，并没有标榜我自己。 以下用重叠对照方式，写出其中不同之点： 一、世维兄记得所有事先的侦察部署各项活动，他都没有参加。我想：到了随同王天木先生到六国饭店去侦察张敬尧的踪迹，世维兄是参与了的。 二、是我派交通员陈国治从北平西城旃檀寺街世维兄家里，请他到北长街十八号“北平站”当面交付制裁张敬尧的任务给他的，并不是世维兄“自告奋勇”。这一点说来话长，容将来再加解释。 三、世维兄所用的手枪，是一枝德国造毛瑟，是郑介民先生从身上解下来当场给他的。与我所写的不同。 四、世维兄执行工作的过程，前后只有几个小时，他根本不知道有限期。的确如此。 五、世维兄在六国饭店内的行动，乃至离开东交民巷使馆区的经过情形，与我所记忆的大略相同。惟细节也有些差异。 六、世维兄乘车先到西城卧佛寺街戚南谱兄的岳父徐梦石家，更衣藏械后，再至临近的按院胡同“北平站”书记王云孙家。与我记忆中的先到清华池澡堂而后同去府右街，有所不同。 七、郑先生亲临按院胡同，当面嘉勉世维兄等。不是在府右街。 此外，当然还有些地方，不都一样。经再与八十八高龄的王天木先生相印证，他已经印象模煳了，请他再多想想，可是他说出来的和我们两个又不一样。我自负记忆力不算是太差，实在年代久远了。敬请读者诸君予以原宥为幸。除此，其中并无任何其他利害关系的存在。 第31页 以下再说遗漏部分： 一、戴先生来电嘉奖，并通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公即将定期召见。 二、白世维兄由“革命青年同志会”会员提升一级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社员。同时派常务干事萧贊育先生代表“力行社”由南京来北平慰问嘉勉。 三、戴先生电令：“北平站”建立“行动组”，任白世维为“行动组”组长。 四、上级颁发之奖金，白世维兄个人不受，经批准，购置交通工具以增强平津两站之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