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 第1页 [国际政治] 《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作者：[美]克里斯·华莱士【完结】 本书记述的是美国16位总统面对内忧外患时的反应和行动。应该说，这个切入点并不很新鲜。但引起人们的阅读欲望的，是这本书与美国总统引发的联想和探求的冲动。 有关美国的事件，总是可以引起人们这样那样的关注。看到美国的缺点和坏处是相对容易的，正如我们也很容易地就能发现它的许多长处。问题是，我们是否理解，美国的这些长短与这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内在的联繫，以及，对照我们自己，我们是否也可以发觉，我们的长处和短处，与我们自身的肌体有何必然的脉络。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第一部分 内乱 引言 我说不准是什么时候才认识到，我原先对于当总统是怎么一回事的想法全错了。 20世纪80年代，我作为nbc(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驻白宫首席记者，负责有关里根总统的报导。日復一日，我对总统的原有看法一条又一条被撕碎了。这使我想起信用卡电视gg上的话—— 情报：几乎毫不相干。 掌握政策：有帮助。 判断和目标坚定：无价之宝。 我是在甘迺迪总统时代成长起来的，还记得有关那位年轻英俊的总统及其一班顾问的一些故事。那些人被称做“最佳最杰出之士”，他们自己也不想拒绝这一绰号。 1962年，甘迺迪在白宫设宴招待西半球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学者们。他在祝酒辞中说：“我想这是白宫从未有过的人类智慧和知识的最不寻常的聚会——也许当托马斯·杰斐逊一人在此进餐时，是一个例外。”在那个晚上没有明说但却让人隐约感受到的意思，是甘迺迪也许可以跟杰斐逊相提并论。 从来没有人会将罗纳德·里根的智力跟甘迺迪或杰斐逊相提并论。当里根来到华盛顿时，长期参与民主党核心事务的克拉克·克利福德把里根叫做“可爱的笨蛋”，这成了名言。其实这话用到克利福德自己身上也许更合适，但即使是对里根最忠诚的人也经常担心他会说错话，觉得他们需要保护他，防备新闻记者刁难，也防备他自己说漏嘴。 我记得那是在1982年，里根向苏联提出了一套复杂的新军备控制建议。那天恰好是我当班在椭圆形办公室採访。在全国电视实况转播的情况下，我请总统说明这一建议将会怎样起作用。如今回想起来，我当时提这个问题，除了存心要他为难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任何目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总统手下的那些人站在摄影机视角之外，正在嘀咕我怎么会如此冒失地提问。可是总统回答得十分周全，令那些人和我这个记者都惊讶不已。 我要说明的是，我在里根岁月里明白了一个道理：总统能不能说清自己计划的细枝末节，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里根知道他相信的是什么，从战略上清晰地意识到怎样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从不动摇。 人们现今也许会轻易忘记，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的“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曾遇到多么激烈的反对。在不少国家的首都以及美国的一些城市，成百万的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里根在西欧部署中程飞弹的计划。这也成为1984年总统竞选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指责白宫拿不出任何建设性的办法来对付苏联人。在那年秋季白宫玫瑰园一次仪式上，一位记者冲着里根叫喊：“蒙代尔的指责怎么样呢?”（这里“指责”的原文是插rges，它又有“费用”的意思。——译註）里根毫不犹豫地回敬了一句：“该他自己付帐。” 在本书下文中有关里根的一章，我还会再回顾那一非常时期，叙述这位总统是如何坚定地力排众多非难，包括白宫内部一些人的疑虑，而出色完成那改变了世界的外交壮举。 在白宫记者室，你对白宫还只能有最肤浅的感觉，但除非你身在白宫，你都不可能理解总统在面临任何一项有争议的决策时所承受的那异常之大的压力。这里面有政党政治的压力，有真正的政策意见分歧的压力，还有大舞台上万一失足怎么办的担心，总统的决策是很容易被压歪的。观察了里根之后，我才明白，总统之为总统，还不在于智力和意识形态如何，而是在于意志力和决断力的考验。 当我着手写作本书时，我回顾了这样一些往事：总统只要相信他应该做一件事，即使此事一时不得人心，他也坚持把它做到底。我要从一个记者的角度讲述这些歷史事件：尽量抓住当时的戏剧性情景，以显示出我们一些最熟悉的以及一些最不熟悉的总统的性格。 本书讲述的故事是引人注目的，例如总统怎样整治了一家腐败的全国性银行；怎样收拾了一场使芝加哥城着火的罢工；怎样对无情的敌人实施危险的“斩首”空袭，等等。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美国歷史上的分水岭事件是怎样展现出这些总统的力量和勇气。 在这些故事中，总统都是行动坚定，未听一些顾问的意见，未按常规办事，未考虑政治权宜之计，往往还违反一般民众的意愿。每一位总统这样做，都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责任、有使命使美国和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第2页 有意思的是，回顾这些歷史事件时，基本上都看不出什么党派之见。在国家面临巨大危险时，共和党人总统和民主党人总统都忠心报国，而不是追求自己政党的利益。克利夫兰总统是民主党人，一辈子维护工人权利，却镇压了一场罢工。尼克森总统是共和党人，坚决反共，却打开了共产党中国的大门。这些故事里的主人翁不是为自己的政党牟利，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 引言(2) 我们每四年选一次总统，并不知道这总统会遇到什么挑战。在2000年秋季，谁会想到布希总统要处置的主要问题——也是西方价值观经受的主要考验——会是与伊斯兰极端派和恐怖势力的冲突?从这一意义来说，每次选举都是对一个人打赌。谁有坚韧的性格，能昂然应对想像不到的压力和利益集团的激烈竞争，而做出艰难的抉择?谁是我们真能依靠的人?本书谈到了16个这样的人，国家曾不得不在艰苦的关头依靠他们，这时他们的睿智和决心也就显露出来了。为了进一步突出这一点，我在每一章的末尾都收录了这些总统本人有关当时危机的讲话或文件。 本书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内乱》，谈三位总统如何处置十分紧迫的国内问题。第二部分《纷争》，讲三位总统如何跟首都衙门里的人较量，超脱出华盛顿市中心内的政治纷争。第三部分《和平》，着重说明五位总统决心採取外交行动以确保国际上的安宁和秩序。最后一部分《外敌》，谈五位总统在敌我冲突渐趋激烈之际怎样领导美国前进。 温斯顿·邱吉尔曾说：“勇敢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人的首要品质，因为它是其他品质的保证。”对于本书谈到的这些总统的决策，大家可以贊成，也可以不贊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决策都体现了勇气。美国人选出了这么多的足够勇敢的总统来迎接他们遇到的挑战，这真是我们的歷史有幸，也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成功的证明。 一 乔治-华盛顿与威士忌暴乱(1) 乔治·华盛顿与威士忌暴乱 1753年秋天，英属维吉尼亚殖民地总督罗伯特·丁威迪遇到了一个麻烦问题。英国当局获悉宾夕法尼亚西部出现了一些法国匪徒。英王乔治二世命令丁威迪派使者去警告那些法国人立刻离开该地。这一差事很危险：那一带很少有欧洲人居住，而印第安人却不少，而冬季又即将来临。丁威迪手下那些职位较高的官员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这一任务。 一天下午，终于有一个淡红色头髮、蓝灰色眼珠的年轻人来到丁威迪办公室，自告奋勇前往该地。他身高1.9米，这在当时就是巨人了，比矮胖的总督高一头。从体格上看，他显然适合于这次远程荒野之行。他虽然只有21岁，但当过测量员，去过边疆。诚然，他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也毫无外交工作经验，可是，作为一位濒海地区农场主的第三个儿子，他显然渴望有所建树，何况丁威迪大概再也找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了。就这样，乔治·华盛顿离开丁威迪办公室时，已肩负起他的头一项官差。 华盛顿到达那个陌生地区时，一位比他年岁大得多也更有经验的法国军官挺客气地接见了他，但却坚决拒绝了英国方面的最后通牒。华盛顿急忙赶回来向丁威迪做了汇报。第二年，英国殖民政府指派尚无军事经验的华盛顿率领一支匆匆组建起来的小分队，重返宾夕法尼亚西部驻防，抗击法国人可能的入侵。华盛顿几乎立刻暴露了他缺乏经验的弱点。 华盛顿的小分队碰见了一批围着篝火休息的法国人。当时英法两国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可是华盛顿却命令他的人向法国人发起冲击。短兵相接，他们很快就打死了十名法国人，俘虏了其余的人。但被俘的法国人声明他们只是执行一项和平外交使命，跟华盛顿头一年秋季执行的任务差不多。法国人将这一事件报告了巴黎。就这样，年轻的华盛顿惹起了北美的英国人对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战争。 华盛顿对战斗并不在乎：“我听到子弹飞鸣的声音，说真的，那声音还挺迷人的。”可是他的大大咧咧很快让他和他手下的人吃了苦头。他指挥他的兵修建了一座碉堡以抗击法国人的反击，可是碉堡太小了，连他自己的兵都装不下。一名印第安人观察了这碉堡后，向他的法军盟友们报告说：“那只是草地上的一个小东西。”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很快围上来，比华盛顿的人多得多。华盛顿不识时务，命令坚持战斗。在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并看到其余的人为了减轻被剥头皮的痛苦而喝得不醒人事之后，华盛顿才放弃了碉堡。 在这次边疆战争中，华盛顿又战斗了五年之久，总的说来战功不算突出。然而他练出了一身本领，善于鼓舞士兵斗志，而且表现出自己英勇果敢。一次交战中，他的队伍分成了两路纵队，由于误会而彼此开火打起来了。这时他跃马冲上去，左右驰骋，用马刀拨开士兵的枪，喝令他们住手。但是他常常埋怨，就因为他是殖民地的本地人，而受到英国军官的歧视。他常常脱离自己指挥的部队而单独行动。他还爱对他并不理解的军政问题高谈阔论，有几位英国将军曾粗暴地命令他安分守己一些，丁威迪还谴责他不知恩。华盛顿在26岁时退役了，对于这五年的经歷，他说：“我不得不竭力忘却许多的事情。” 第3页 33年以后，1791年秋季这时美国独立战争已于1783年结束，华盛顿于1789年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译註，罗伯特·詹森骑马走过宾夕法尼亚西部的“鸽子小径”，当年华盛顿曾经在这里跟法国人打过仗。但许多事都已经变了，宾夕法尼亚如今已是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13州之一。华盛顿领导大陆起义军战胜了英军，已成为全国的第一位总统。 可是宾夕法尼亚西部这时仍很荒凉，而詹森这次出差到这里的任务，是徵收联邦政府新规定的威士忌酒销售税。他明白这是有危险的。宾州西部的许多定居者是以销售威士忌为生，他们全都反对政府徵收这种税。几天前，这里相邻各县的代表刚开过会，宣布这一“可恶的税”是新国会“养出来的卑鄙杂种”。 詹森还知道，这里的人抗税，有时并不仅限于言辞。几年前，宾州政府规定要徵收一种威士忌税。当该州的税收员到西部收税时，当地一伙人强迫他使劲脚踩税单，而且咒骂他自己。那伙人觉得还不解恨，又剃掉他半边头髮，在他帽子上剪开一个洞，把剩下的头髮从那帽洞揪出来。他们押着那税收员在几个县游街，每过一家威士忌店铺就给他灌一杯酒。事后，没有一个人受到惩罚，倒是宾州政府把那一种税给取消了。 因此，当16名男子身着女士装束突然出现在詹森马前时，詹森知道这伙人不只是开玩笑而已。他们的女士帽下面，都显出愤怒严肃的面孔。这伙“女士”叫詹森把徵税的事给忘掉，然后给他面孔涂上油污，头上插上羽毛，牵走了他的马，叫他自己在树林中寻路回家去。 一 乔治-华盛顿与威士忌暴乱(2) 但是詹森没有罢休，他说服了法官给那伙人发出拘捕令。负责递送拘捕令的法官助手自然害怕，就让一个不识字的放牛娃替他送文书。倒霉的放牛娃挨了鞭打，也被涂抹油污和插上羽毛，还被捆在一棵树上。宾州西部的人就是不肯缴纳威士忌销售税。 詹森受侮辱的消息几天后就传到了合众国临时首都费城。人们纷纷传说财政部长亚歷山大·汉密尔顿主张派兵去宾州西部强行徵税。威士忌销售税的主意就是出自汉密尔顿，他又一向认为国家的政府必须坚强有力。他问华盛顿总统：倘若一个政府放弃执法，这政府还有何权威可言? 华盛顿如今已经上了年纪，比从前老练得多，而汉密尔顿——这位给他当过副官的中年人——依然咄咄逼人。但总统不为之所动。当时尚是建国伊始，总统一向认为全国13州的团结是国家头等大事。对于华盛顿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政府能不能徵收威士忌销售税，而是年轻的国家能不能生存。宪法仅仅在三年前经过一番激烈的政治斗争才得以通过。将13个州联结成一国的纽带还异常脆弱。外国观察家认为合众国的共和制实验必败无疑。汉密尔顿尽可以主张强硬措施，可是华盛顿明白他不能不走一条狭窄的中间道路，既树立政府的权威，又尽可能避免将某些地方对中央政府的抵制情绪煽成大火。 对宪法持反对立场的人最担心的，就是军事力量不是用于捍卫国家，而是用于镇压国内的不同意见。如果因为一位税收员被涂上油污和插上羽毛，总统就徵兵前往镇压，那么，华盛顿说：“立刻就会有人大喊大叫：‘不是真相大白了吗，召集一支军队是干什么的啊!’” 此外，且不说财政部长豪言壮语如何，现实状况是，羽毛未丰的国家政府根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到整个边疆地区强行徵税。南起乔治亚，北至新英格兰西部，都有人反对威士忌销售税，抗税现象很普遍。在许多地方，财政当局甚至连一个税收员都找不到。总统同意汉密尔顿的意见，也认为宾州西部的局势是“很讨厌和不能容忍的”，可是，尽管抗税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总统一直拒绝派兵去强行徵税，一拖就是三年。 30多年前，年轻的华盛顿就对那一地区的人产生过不良的印象。他曾经写道那一边疆上的定居者是“一伙野蛮人……缺乏教养”。30年后，东部的人大多还会同意他这种看法。做房地产生意的人把西部描绘成“《圣经》中的伊甸园”，可是边疆的生活是很苦的，即使按照18世纪的标准来说也是如此。那个地区与东部之间隔着一道阿巴拉契亚山脉。到了严冬大雪封山，山路往往变得无法通行，宾州境内尤其如此。森林里常有狼、豹出没。印第安人有时出来杀人，然后就消失在原野之中。就在罗伯特·詹森遭歹徒袭击之前六个月，匹兹堡附近一家定居者曾客客气气招待七名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吃完了饭，就把主人一家——四名男子，一名老太太和六个孩子——全给杀了，还剥了头皮。发生这类事件后，定居者们往往进行报復，屠杀印第安人的和平部落。 边疆生活危险，而且许多人穷得一无所有。尽管宣传材料说得天花乱坠，而且土地确实很多，但大片大片土地都被东部投机商霸占了，许多定居者得不到一点田产。有点田产的人，则不得不用两千年前的原始方法从事耕作，收点粮食够自己吃，就算是不错了。到边疆去过的东部人都对那边的贫穷感到惊讶，说那边的人活得像“圈里的猪”。 第4页 生活很难，让人无法心慈手软。一个东部人有次吃惊地看见，一个人正在阻止两只狗打架，另一个人就快马加鞭冲过来，开枪把这个人打死了。男人们礼拜天不是上教堂做礼拜，而是聚在一起比试谁更有男子气概。那里“独眼龙”到处可见，因为许多人在殴斗中被打瞎了一只眼。 这种生活使人们独立性特别强。在18世纪后期，边疆的人仍不肯承认山东边的政府有任何权利来统治他们。在18世纪70年代，西部的一些人曾串连想要另立一国。宾夕法尼亚西部的人曾想成立一个名叫“西夕法尼亚”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当汉密尔顿经济计划的支持者在国会提出要徵收威士忌销售税时，边疆地区选出的代表几乎是一致表示激烈反对。许多定居者还反对其他商品的销售税。大量定居者是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他们的祖先在那里就曾反对销售税达数百年之久。 即使他们想通了该交销售税，西部的人仍然会反对威士忌销售税，因为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在西部，威士忌零售价格比东部低一半，可是政府徵收销售税是按售出的加仑数量计税，因此西部人每加仑威士忌销售税的实际税率高达25%，比东部实际税率高出一倍。此外，在东部生产威士忌的主要是大酿酒厂，而在西部酿造威士忌的主要是小农户，他们靠销售自酿的酒维持生计。农户生产出的谷物运输成本也高，在储运过程中还常常发生霉烂，而大酿酒厂出产的威士忌运输成本低，又不会坏。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西部人现金短缺，贸易大多是以货易货。多数人根本没有足够的现金来交纳税款。 一 乔治-华盛顿与威士忌暴乱(3) 西部人还认为政府的税收不会用来为他们办多少实事。在18世纪90年代，西部边疆定居者感到最迫切的两大问题，一是如何防止印第安人的袭扰，一是如何打通当时还处于西班牙控制之下的密西西比河航运。政府既未能阻止印第安人的袭击，又未能迫使西班牙开放密西西比河。既然如此，西部人问道，他们干嘛还要白白交税呢? 最后，汉密尔顿决定只对威士忌徵收销售税，表现出对西部边民的文化欠考虑。在西部，威士忌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那里人们时常感受到失望和恐惧，几乎人人喝酒，老黑麦威士忌往往是惟一的选择。教堂牧师为教友效劳，教友是用威士忌给牧师酬劳。地主若是没有威士忌供应农场工人，就留不住工人给他干活。许多人的威士忌都是自产自销。如此重要的一种产品要交税，西部人都怒恨难消。 然而，东部人控制了国会，威士忌销售税的提案在1791年3月就顺利通过了。六个月后发生了罗伯特·约翰顿遭歹徒羞辱的事件，此后两年，宾州西部人抗税情绪有增无减。一些人焚烧了一个税收员模拟像。一群人冲进一名税务局官员家里，威胁说如果他不交出他的委任状，就马上将他处死。最重要的是，没有人交税。国会几次修改法律以减轻西部酿酒者的负担，但联邦政府的权威依然遭到蔑视。 东部人虽然瞧不起西部边疆的定居者，但在投资于西部土地以图赢利这一点上，却毫不犹豫。华盛顿本人就热心于西部不动产。他说过，“人们到荒无人烟的野地去探索，不就是为了土地生财的前景吗?”到他担任总统时，他已经拥有几万英亩的边疆土地，仅在宾州西部的土地就有将近5000英亩。但常常有人想要侵占这些地，他不得不经常跟占地者做斗争。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有一次他访问华盛顿县(自然是以他的姓氏而命名的一个县)，那里有一些人对他的一片土地所有权有争议。在会见这些人时，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些人硬不同意。这时他发火了，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提着一块红绸手绢，厉声宣布：“先生们，我坚持握有这块地，就像握有这块手绢一样。”但是那些人仍不让步，华盛顿显然是骂人了，而占地者当中的一个恰巧是当地的法官，他当场宣布华盛顿将军恶言伤人，处以罚款。 再回头说威士忌税，局势继续不宁。华盛顿总统私下里似乎也很灰心，觉得边疆的人永远不会向中央政府低头。他给宾州西部的友人写信说，他在那边的土地给他带来的东西“更多的是麻烦而不是利润”，所以他打算卖掉它。放弃个人的投资是一回事，可是，作为总统，他也会不再坚持国家的声望吗? 1794年7月，宾夕法尼亚西部的紧张局势终于爆发了。汉密尔顿也许是存心挑起事端，派了美国执法官戴维·伦诺克斯到宾州西部给60家酿酒商发传票，要他们到法庭候审。陪伴伦诺克斯的是当地富豪之一约翰·内维尔。内维尔在独立战争时曾是一位将军，这时当了联邦税收官，自然是受人憎恨的人物。 一个炎热的中午，伦诺克斯和内维尔来到农场主威廉·米勒的家。米勒气得要死，拒绝接受传票。伦诺克斯跟米勒争吵，这时内维尔看见三四十个人朝米勒家走过来。他们原先在附近田野干活，听说两个联邦官员要抓米勒，就扛着干草叉和火枪过来了，边走边喝威士忌。当他们得知这两个官员并不是来逮捕米勒以后，倒是平静下来了。但是，在伦诺克斯和内维尔骑马离去时，有人在他们背后开了一枪。这一枪是朝天放的，还是朝人放的，谁也说不清。 第5页 汉密尔顿后来说的是朝人开枪。 伦诺克斯此行的使命，很快在当地传开了。当地为了跟印第安人打仗而自发组织起来的民兵，这时集合起来，决定向内维尔的府第进发，他们以为伦诺克斯是在那里(其实不是)，想把他抓起来。第二天上午，40来名民兵包围了内维尔的房屋。内维尔从屋里开枪，打死一人。那伙人朝里屋里开火，内维尔的奴隶则朝外射击，双方交火。不久，那伙人撤退了，但内维尔知道他们还会来的。 次日下午，大约500名民兵向内维尔的楼房围上来。内维尔这位老将军则是从附近一座碉堡请来了10名士兵保护他。这些士兵赶紧把内维尔悄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他们继续扼守楼房，拒绝向民兵投降。双方激战了一个钟头才停火，有两名民兵被打死了。士兵们投降，民兵们把内维尔的府第烧个精光。歷史上的“威士忌暴乱”就这样开始了。 华盛顿本来很可能会避开这一危机。1792年，他曾力辞第二个总统任期。当时他已经60岁了，经过独立前的边疆战事和独立战争的劳累，他本来健壮的体魄已开始恶化。医生从他大腿切除了一块肿瘤(自然没有麻醉——他听见外科医生说“割掉……再深一点……瞧他忍耐力多强!”)接着，他又患了一次严重的肺炎。他熬过来了，但总统的许多朋友都认为他再也恢復不到原先那样健康了。他感到容易疲倦，记忆力也减退了。 一 乔治-华盛顿与威士忌暴乱(4) 他也觉得第二个任期难熬。他开始意识到国内以及他自己政府班子内的分裂趋势难以弥合。内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即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和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成了新成立的两个彼此激烈对立的政党的领袖。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重商经济。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人则主张小农经济，认为政府对人们生活的干预越少越好。在华盛顿第一个总统任期内，这两派之间的敌意已不断加深。双方都利用报纸鼓吹自己的观点和攻击对方。共和党人指责联邦党人是君主主义者，联邦党人则指责共和党的主张是无政府主义。华盛顿知道他没有什么办法来制止其中的任何一方。 除了政治分歧以外，还有地区之间的矛盾。南方与北方之间不和。总统甚至在任命外交官时也得小心翼翼在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求平衡。 然而，华盛顿面临的更严重威胁是西部有可能脱离联邦。英国观察家认为美国西部与东部的联繫“非常靠不住”，西部可能会分离出去。正如总统所知，英国人和西班牙人都在寻找一切机会来加剧美国国内的紧张局势，扩大他们自己对美国边疆的影响。 华盛顿十分认真对待西部闹分裂的威胁。他认为保住西部边疆才能维持全国的团结，使北方和南方联结成一体。可是他控制不了西部边疆。杰斐逊就说过，如果西部决定脱离联邦，“我们会毫无办法留住他们。” 华盛顿很可能想退休轻松一下，可是只有他一个人能超脱党派和地域的纷争，把全国维繫在一起。两年前，当总统差一点死于肺炎时，杰斐逊曾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你无法想像这一次公众情绪有多么紧张。它证明多少事都有赖于华盛顿的生命。”在总统考虑去留时，杰斐逊对他说：“如果北方和南方都见到你在，它们才会继续联在一起。”在公众集会和报纸上，大家都恳求他连任。 不论华盛顿是否真的想要回家，他最终还是同意把他所说的“这个极其令人苦恼的差事”继续干下去。如同四年前一样，选举团全体一致选举他连任总统。 第二个任期果然像他担心的那样困难重重。杰斐逊认为华盛顿越来越偏向汉密尔顿，感到失望，于1793年底离开了内阁。共和党报纸开始公开批评总统。全国各地，包括宾州西部，都成立了名叫“民主社会”的政治俱乐部，支持共和党人的主张。华盛顿一向反对政党活动，认为政党是“破坏公众安宁的纵火犯”，是想要“毒害人们的思想，挑起不满”。 西部又出了新的麻烦。有两次，“衣冠楚楚”的美国人找过英国大使，商谈了边疆地区与英国结盟的问题。宾州西部的人也找过西班牙大使。美国政府发现了这几次晤谈的情形。还有一份可信的报告交到了费城，说肯塔基人打算进攻纽奥良人和退出联邦。 当内阁于1794年8月2日开会讨论宾州西部的暴乱时，上述种种事态都盘旋于与会者的脑海之中。汉密尔顿自然坚持要派兵去抓那些牵头袭击联邦官员的人。他知道华盛顿不喜欢“民主社会”，所以特别提到有些人组织“正式公众集会”，鼓动抗税。与会的宾州官员则坚持说该州的司法系统有能力去查处暴乱分子。最后，总统指派一个三人委员会去西部，要求闹事的人遵守法律。 然而，不论是在内阁会议之前或是会后，华盛顿都肯定汉密尔顿的意见是对的。情况变了。内维尔的家遭袭击，对此，政府应做出强有力的反应。前些年，总统一直不同意用武力强行徵收威士忌税，可是当地人的反抗已变成了公开的暴乱。 华盛顿为了创建独立的合众国而歷尽艰辛，长期战斗。在战胜了英国以后，新的国家有可能陷于无政府状态，这时华盛顿又是坚决主张制定新宪法的领导人之一。他全心全意致力于创建和巩固一个团结的新国家。可是如今的政党活动、地区矛盾和敌国阴谋使他的全部心血都有可能付诸东流。是时候了，该发出信息，表明政府将认真执法，国家将保卫自己的领土，由宪法提出并由13个州批准的共和实验将要坚持，决不能一遇挑战就放弃。华盛顿决 第6页 心用联邦军队镇压宾州西部的动乱。 这一决策是有巨大风险的。政府并没有常备军可派，所以华盛顿将不得不要求几个州召募兵员。这些州将不得不徵兵。大部分被征入伍者将是穷人，而且可能不愿意讨伐同胞。许多新兵将毫无军事经验，让这样的军队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一个陌生的、高低起伏的地方，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切还必须迅速完成，倘若这支军队不能在严冬来临之前进到山那边，那就得等到翌年春季，而那时也许就太晚了。 此外，费城这临时首都里的人还不了解敌人有多厉害。日復一日，不时有令人沮丧的消息传来。在内维尔住宅事件以后，当地一些较体面的人也变得激进起来，鼓吹对抗联邦政府。8月初，在当时只有1000人口的匹兹堡，居然有7000人聚众闹事。他们还扬言要捣毁这个“罪恶之城”，城内居民招待他们白喝了大量威士忌，他们才算罢休。华盛顿对那些边疆人的野蛮是很了解的，他知道，倘若那些人组织起来对抗联邦军队，那也会是危险的敌人。 一 乔治-华盛顿与威士忌暴乱(5) 总统派去的三人委员会提出了和平解决方案，却遭到暴乱分子拒绝。更糟的是，暴力事件还从宾夕法尼亚向另外四个州蔓延。英国人正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声称合众国这个年轻的国家已陷入最严重的危机。华盛顿怀着“最深沉的遗憾心情”，为了维护“联邦的切身利益”，正式要求各州提供12000名兵员来镇压威士忌暴乱分子。 可是谁来统帅这支军队呢?要问谁曾经领导这年轻的国家度过最严重的考验，那答案只能有一个。在8月底9月初，总统决定亲自挂帅。在职总统亲自统领军队出征，这是头一回，也是惟一的一回。华盛顿自己为什么决定这样做，旁人不得而知。但他亲自掌握军队，起码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总统希望对军队的行动起一种节制的作用。倘若军队对待宾州西部的公民严厉得过分，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就会很快减弱。一位观察家指出过，华盛顿带兵时一向是“不知疲倦”地教育官兵“小心尊重同胞公民的权利”。第二，他亲自出马，会比任何其他的举措都更有效地证明政府要维护法律尊严的决心。 10月初，这支联邦军队集结于宾州的卡莱尔。华盛顿离开费城去卡莱尔时，一定回想起他率军征战的日子。他最初统帅大陆军队与英军交战，已是将近20年前了。而此时他要指挥的这支军队，却是要对付自己的同胞，同胞中的许多人准会觉得他和他领导的政府是像英国国王一样压迫老百姓。暴乱分子当中很可能还有些人当年曾经跟随他一起闹革命，如今却成了对立面。这决非他所愿看到的局面。 华盛顿如今已是62岁的老人，身体状况跟当年南征北战时无法相比了。两个月前，他骑马时闪了腰，疼得在马背上直不起身子——这是他在身体上头一回出现严重伤痛。 但是，这位总司令10月4日重新穿上革命战争时的戎装，骑上大马检阅他的军队时，没有显露出丝毫衰老的迹象。在场的老兵们一定都为自己这位如今上了年纪的统帅感到骄傲。一位军人后来用夸张笔法写道：“这位人民的英雄，像赫克托耳一样威风凛凛，又像帕里斯一样风度翩翩，徐徐策马走在随行军官之前，他那锐利的目光片刻也不曾离开他的钢铁将士的闪闪光辉。”（赫克托耳和帕里斯都是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子，前者是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后者则以英俊着称。——译註）全国各地的报纸都详细报导了这一场面。欧洲各国驻美公使也都给自己国家发回了报告。阿巴拉契亚山脉西边的人们也都奔走相告。 结果证明，联邦政府是过高估计了暴乱分子的抵抗决心。宾州西部的动乱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8—9月间，西部各县代表开会时，只有很少的人主张脱离联邦或抗击联邦军队。当西部人们得知华盛顿亲自统率联邦军队向西边进发时，暴乱的头头们有的屈服了，有的躲进了荒野之中。总统跟军队行动两个星期以后，就感到局势已趋向平稳，他放心地返回了费城。 军队继续西进，但抵达闹事的那些地方后，发现已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经过两个月的调查，有20名嫌疑人被送到费城受审。其中只有两人被判刑，总统随即赦免了他们。杰斐逊就此嘲讽说：“一场叛乱被宣布和公告于世，被派兵讨伐，却始终未被找到。” 然而华盛顿以坚决行动消除威胁，就证明了联邦政府是维护法律的。许多人仍然担心政府会摧毁他们所珍惜的自由。但正如华盛顿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所指出的，一个强有力的而不是软弱的政府正是“你们在家时的宁静、你们在外时的和平、你们的安全、你们的繁荣以及你们如此高度珍视的自由的主要支柱”。 至于威士忌销售税，政府在边疆的徵税始终并不顺利。杰斐逊在1801年就任总统后，就和国会一起迅速将该税取消了。 而华盛顿个人在受到国人感谢的同时，也有所获利。宾州西部恢復平静，加上边疆一带几次打败了印第安人，那边的地产大大走俏。在暴乱平息之后的几年间，华盛顿在西部的地产增值了50%。 附录 华盛顿总统1794年9月25日公告 第7页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公告 兹鑑于本人曾希望宾夕法尼亚西部若干县内的反对合众国宪法和法律的活动会逐渐减退，最初曾认为只需採取徵召民兵的措施而不必立即组建队伍，但如今形势表明，仅仅要求人们服从法律此外别无其他任何条件的宽厚建议只获得一部分人接受；与政府身份并非相悖的种种调解均告无效；当地的良民已无法以其影响和榜样敦促恶人改邪归正，而被迫联手自卫；已表示的宽厚姿态被曲解为担心公民不愿採取行动；审视叛逆性反对态度之严重后果的机会已被利用于鼓吹无政府主义；有人企图通过使者促使支持秩序的友人不再支持秩序，甚至邀集敌人採取类似的暴乱行动；事实已证明每一次的执法努力都始终遭到暴力反抗；因此，政府遭到藐视，问题已发展到是否可以让合众国的一小部分给整个联邦发号施令，不顾人们的和平愿望而恣意胡作非为。 一 乔治-华盛顿与威士忌暴乱(6) 有鑑于此，本人，乔治·华盛顿，合众国总统，遵照宪法赋予本人的“注意使法律得到切实实施”这一崇高的和不可推卸的职责，痛心于若干公民反对自己政府的暴行玷污了美国的名声，念及如今已不可再生错觉，而只能决心真诚依靠一向善待我国的仁慈的上帝，迫使顽固抗法者服从法律，兹郑重宣布，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的民兵已欣然应徵服役，以高昂爱国热忱，担负起当今虽然痛苦但却必须执行的任务；按照一切合理的预期已足以完成当前紧急任务的兵力，业已开赴动乱之地区；凡信赖政府保护者皆会得到合众国军力之充分救助；凡曾经违反法律但从今以后不再有违法行动者将可受到宽大处理。相关指示业已下达。 本人还要告诫一切个人、官员和团体皆以憎恶之心对待那些直接或间接导致如今不得不以军力予以镇压之罪行的举动；在各自领域内制止那些受误导者或存心不良者颠倒黑白和煽动不满的言行，并且认识到自己作为合众国人民，蒙上天恩惠，得以在完全的自由之中，经郑重考虑，在开明的时代里选举出自己的政府，所以须坚定维护宪法和法律以充分表达对这一天赐恩惠的感激之心。 最后，本人再次警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教唆、帮助或支持上述暴乱分子，否则将自负其咎；本人还要求所有官员及其他公民各尽其责，尽己所能，将一切犯罪分子缉拿归案。 兹证明本人已令此件加盖美利坚合众国印章并经本人亲笔签名。特此公告，1794年，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第19年，9月25日，于费城。 乔治·华盛顿 二 林肯与《解放宣言》(1) 林肯的内阁班子就职还不满一个月，内战就爆发了，所以国家大事基本上就是当时的战事。 亚伯拉罕·林肯与《解放宣言》 1862年9月21日，星期日，临近午夜时分，八名黑奴逃出了他们的主人在威尔明顿的种植园，藏匿于北卡罗来纳的夜幕之中。他们呆了一个钟头之久，等末班巡夜人走过以后，才一个个地往外熘。他们当中有一个24岁的小伙子名叫威廉·班杰明·古尔德，矮个子，说话细声细气。他熘出篱笆，爬向河边。一阵夏末凉雨之中，八个人在开普菲尔河边会合，解开一条小船的缆绳，顺流而下向大西洋漂去。 他们知道这一趟夜航危险重重。在天亮以前，他们必须走完28海里的水路才能入海，可是他们不敢扬起风帆。从威尔明顿到河流入海，这一路上都有南方邦联的岗哨。那些大兵随时可能获悉有奴隶逃亡而出来搜捕。这八个人一路上只敢轻声划桨。 威尔明顿是南方邦联最繁忙的港口城市之一，布防严密。开普菲尔河的入海口更有一个重兵把守的堡垒，叫卡斯维尔。海口已被北方联邦的舰艇封锁，卡斯维尔的守军则严防北军登陆入境。古尔德和他的同伴们明白，他们只有躲过卡斯维尔守军的眼睛，划进大海，才有自由。 古尔德是个聪明人，读过很多书，他懂得逃亡要选对时机。逃亡的奴隶一旦被抓住，是必死无疑的，大多被奴隶主处以绞刑，“以儆效尤”。内战爆发了，古尔德久盼的时机终于来临。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内战刚一开始，他就决定出逃，因为只要一投奔到自由旗帜之下，就会得到保护。 内战爆发于1861年4月。一些在奴隶主家里干活的女黑奴听见奴隶主们说，北方联邦把逃亡的奴隶徵集入伍，投入战争。人们纷纷传言，逃出去的奴隶一被北军抓住，就被当做敌人的财产加以没收。然而，奴隶们仍成批地逃亡，奔向北军兵营，自报为“走私品”。被没收的“走私品”并没有自由，可是不会再交还给奴隶主。对于古尔德和其他逃亡者而言，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古尔德和他的同伴们刚好在天亮之前，从卡斯维尔堡垒守军的鼻子底下熘进了大海。大西洋面阵阵晨风之中，正好有两艘北军舰船在巡弋。八名奴隶看见军舰上有联邦的旗帜飘扬，就高高挂起风帆，向一艘军舰靠拢。舰上的水兵把他们拉上了甲板，尽管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卡斯维尔堡垒守军的目光注视之下，但是八名奴隶已经安全了，兴奋地报告自己是“走私品”。水兵们高声回答：“欢迎来到美国军舰坎布里奇号上来，伙计们!”另一艘军舰在当天，即1862年9月22日，星期一，航海日志上记载：“11时20分，坎布里奇号报告从卡斯维尔堡垒口外一条小木船上起获八件走私品。”威廉·古尔德的目的达到了。他还不是自由的人，但已不再是奴隶了。 第8页 同一天，在“坎布里奇号”军舰“起获八件走私品”之后半个多小时，林肯总统与他的内阁成员们走进了会议室。这本来是星期一的例会，林肯通常都是在会上与他最亲近的顾问们讨论联邦政府最紧要的问题，听取他们的建议。林肯的内阁班子就职还不满一个月，内战就爆发了，所以国家大事基本上就是当时的战事。9月22日这次会议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可是与会者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次会议将会在美国歷史上大书一笔，它将记载林肯总统政治上最大胆和最雄心勃勃的一项行动。 那一天凌晨，林肯跟平时一样早早起床，太阳刚升起，还没吃早餐，他就顺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到陆军部大楼。那里原先用做阅览室的一间小房如今是电报中心，虽然到处都是成堆的纸张，但却跳动着生命的脉搏。电报员们在电报机和文档柜之间不停地来回穿梭。林肯天天一早来这里，有时电报房里还没有人，但几十台电报机仍在嘀嘀嗒嗒响个不停，收报发报。 林肯总统经常是在这个拥挤的房间里开始他一天的工作，仔细阅览前线发来的战报和消息，从而如他所说，能以“最新的面孔”思考战略问题。电报房一位雇员回忆说，“林肯一天从白宫来好几次。”为了避免人们来找他，他在这里没有专用的办公桌或固定的座位，而是常常坐在陆军部电报管理员的桌旁。在这里，他可以集中精力思考问题，不会像在白宫那样老甩不开事务的纠缠。他曾对一位电报员说：“我来这里能躲开那些纠缠者。” 林肯说的“纠缠者”，包括受他欢迎来到白宫的成批民众。这位出生于伊利诺州一个农民家庭的总统，坚持白宫要对百姓开放。一位记者在《萨克拉门托联合报》上写过他在林肯会客室的见闻：“没有任何人把守大门，成群的人，衣着整洁和不整洁的都有，都是自由进进出出。”据这位记者说，有些人还是“猎取纪念品的破坏分子”，在白宫扯下小片的窗帘片或地毯，拿回家当文物收藏。 二 林肯与《解放宣言》(2) 然而，多数人是来恳求林肯给予宽恕的。有一次一名联邦士兵被判死刑，就得到了林肯的赦免。据另一位记者报导，“林肯比世上任何人都憎恨杀人，只要有可能，他总是想尽办法宽恕别人。将领们要枪毙一个人，往往都得抓紧，趁消息传到总统那里之前就行刑。” 阵亡官兵的遗孀或母亲总能得到林肯的关照。有一次，一名贫苦的阵亡者遗孀向林肯哭诉了她的困境，林肯设法让她在华盛顿一个邮政局当了职员。还有一位老妇已有一个儿子阵亡了，另一个儿子因为当逃兵而将会被军队枪毙，她给林肯写信请求赦免他。林肯回信了：“倘若这个人有两条命，枪毙一次也应该。可是他死一次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你这个儿子会得到赦免。” 林肯尽管珍惜人命，但宽厚也是有限度的，他会区别什么人是被不幸的环境逼上了歧路，什么人是咎由自取。有一次，一位从麻萨诸塞州选出的众议员请求林肯赦免一个犯了罪的奴隶贩子，把那个人从监狱放出来。林肯对这位众议员说：“你知道我的弱点，容易发善心。倘若这个人是误杀了一个人，也许我会原谅他。可是这个人是到非洲，从非州的母亲们那里夺走她们的孩子，这比最残忍的杀人犯更可恶。不!让他烂死在监狱里，我也不会给他自由。” 除了公务的沉重压力以外，林肯在家里还要受他妻子玛丽的折磨。玛丽是个难以相处的人，而且心理上有毛病。她花钱大手大脚，在华盛顿几家豪华商店用她丈夫的名义立帐赊购。林肯到了白宫才几个月，就不得不借钱替玛丽还债。林肯的一位老朋友写道：“林肯处处都很节约，可是他妻子却背地里奢侈享受。” 更糟的是，在林肯当选总统后不久，他们12岁的儿子威利因患伤寒而死了，林肯十分悲痛，玛丽则简直是毁了。她这时最喜欢的消遣就是花大钱请所谓“神视者”帮她见见她的威利。她对亲戚说：“威利还活着呢，他天天夜里来到我的床边，还是像往常一样甜蜜地向我微笑哩!”她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所以林肯曾经说，如果老是这样子，就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去。(她一直未能康復，在林肯遇刺后十年，他们的大儿子罗伯特终于把她送进了伊利诺伊的一座疗养院。) 林肯在家里要照顾躁狂的妻子，而在公务上往往不得不在争吵不休的内阁成员之间充当裁判的角色。彼此争斗最凶的是国务卿威廉·西沃德和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西沃德尤其让林肯伤脑筋。他当过十几年参议员，1860年曾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仅以微弱之差败给了林肯。直言不讳而又傲慢的西沃德以一种屈尊的姿态接受了国务卿这一职务，对林肯总统仍採取批判的态度。他头一次到白宫见林肯时，看见总统正在擦皮鞋。他教训总统说：“在华盛顿，我们是不擦自己的皮鞋的。”林肯以诙谐的口吻回答：“是，国务卿先生，那么你擦谁的皮鞋呢?”可是，西沃德还不是内阁中最叫林肯头痛的人。 萨蒙·蔡斯，财政部长，一进入内阁就马上宣布他要在下一次选举中跟林肯竞争共和党候选人提名。他不断对总统的决策挑刺儿，企图在党内制造不和。林肯将蔡斯比做“牛背上的虻蝇，促使牛好好干活”。他还说过：“蔡斯先生是一位好部长，我要请他继续干下去”。 第9页 林肯可以嘲讽西沃德的傲慢和不计较蔡斯的唠叨，但是他片刻也不敢马虎的是战争。维吉尼亚州在1861年4月脱离联邦以后，首都华盛顿与南方邦联之间就只隔着一条波托马克河。好几个月期间，华盛顿都暴露于叛军火炮的射程以内。 华盛顿北面的马里兰州则是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继续允许蓄奴，还窝藏了许多支持南方邦联的人。林肯在1861年4月号召人们志愿参军时，马里兰境内的叛乱分子烧毁桥樑，破坏铁路，阻止新兵开赴华盛顿。战争开始时，首都的防御工事只有15英里之外的华盛顿堡，那是1812年战争时修建的一座堡垒，用做海岸ne022望哨，而现在没有兵员可派，堡垒几乎是空的。 陆军的状况也不妙。林肯手下的陆军总司令乔治·麦克莱伦在战前本已退役而去经营铁路，林肯怀着很高的希望请他再度出山指挥全军，报界称他为“小拿破崙”。可是麦克莱伦战绩平平，名不副实。林肯抱怨说：“试想一个人的专业是军事，谈过完成一项任务需要多长时间，需要什么东西。他要求的东西都得到了，他说的时间也到了，却什么也没做。”麦克莱伦的大军曾一度逼近南方邦联的首都里奇蒙，但却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止步不前。林肯说：“他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但他的特殊天才似乎是在于固定发动机。”这时，林肯还没有发现他后来赖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尤利塞斯·格兰特的指挥才能，所以麦克莱伦似乎是他惟一的选择。 二 林肯与《解放宣言》(3) 作为最高统帅，林肯的地位是脆弱的。他只在伊利诺伊民兵中有过三个月的军事经验，如今却是平生头一回要策划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他的对手，南方邦联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却是西点军校毕业生，还在皮尔斯总统手下当过四年陆军部长。 此外，林肯还一直遇到一种威胁，即四个中立的边界州——马里兰、德拉瓦、肯塔基和密苏里——都有可能脱离联邦而加入邦联，因为这四个州都允许蓄奴。如果马里兰转入邦联，华盛顿就会陷入敌人南北夹击之中。军事上的压力还不只是来自邦联。英国，这个当时的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威胁要对林肯开战，因为联邦海军封锁了南方沿海，阻碍了英国从北美运输棉花，伤害了英国最赚钱的纺织业。 林肯没有完全可信赖的顾问，军队领导不力，又承受着种种个人压力，在这时实在是举步维艰。在竞选总统时，他曾经写道：“我要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我相信黑人也该有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这话是出自他的切身体会。他出身贫寒，靠自学成才，当上一名成功的律师，又成为一位雄辩的总统。可是上任以后，这总统的表现却像是另一个人。当联邦的约翰·弗里蒙特将军命令解放密苏里州的全部奴隶时，林肯不顾他自己的信念和竞选纲领，写信撤销了这道命令并解除了弗里蒙特的兵权。北方的黑人群体感到愤怒，纷纷要求做出解释。黑人记者罗伯特·汉密尔顿写道：“林肯这一封信把弗里蒙特将军刚刚宣布解放的密苏里成千上万的奴隶重新投入了奴隶制的地狱。”而且，“它使联邦的事业失去了它最得人心的号召力，而让叛军得到了他们从世上任何别的来源都得不到的最大帮助和支持。” 尽管批评之声不断，林肯还是不敢冒险疏远边界上的几个州，因为联邦这时在军事上行动跌跌撞撞。本来北方兵员多，工业资源也多，应当是不难取胜，可是，到1862年6月时，形势却显得林肯似乎将会输掉这场战争。在人们所说的“七天会战”中，麦克莱伦将军让北军兵力最强的一支部队被南军的罗伯特·李将军打得惨败，使北方的斗志受到沉重打击。纽约一位日记作者写道：“这里人们情绪十分沮丧。”另一位日记作者写道：“事态看来是灾难性的。”在梅森-迪克森一线（当时北方各州与南方邦联各州之间的分界线。——译註）以南，南军的这一胜利让人们觉得战争已临近结束了。里奇蒙一位文职人员写道：“北方的军队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李将军已扭转了潮流。” 在北方，人们对林肯的领导感到气愤。发行量很大的《纽约论坛报》的主编霍瑞斯·格里利发表了一篇社论，批评林肯指挥不力，决心不强。格里利还要求林肯兑现他的解放奴隶的许诺。林肯给格里利回信说：“我在这场斗争中的首要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保存或摧毁奴隶制。如果我可以不解放奴隶而拯救联邦，我就会那样做；如果我可以通过解放所有奴隶而拯救联邦，我就会那样做……我这里说的目标是根据我的公职责任来说的；我并不想修改我经常表达的个人的愿望，即所有地方的人们都能是自由的。” 林肯总统就职以来体重已下降了30磅。他迫切需要有所休憩。他对戏剧的爱好让他能放松一下自己。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说林肯是“最杰出的莎士比亚评论家之一”。林肯常常从莎士比亚的诗句中得到慰藉。他特别喜欢的是《哈姆雷特》，爱看埃德温·布思——当时最有名的演员之一，后来刺杀林肯的兇手约翰·布思的哥哥——主演的这个戏。林肯还喜欢在陆军部电报房的安静环境中自己表演莎士比亚的剧作。一位电报员写道：“有一次，他向我朗诵了好几段台词，我是当时惟一的观众，但他兴致盎然，似乎满屋子都是观众似的。” 第10页 “七天会战”之后，林肯更加有效地利用他在电报房里的时间了。这里成了他的堡垒，不受干扰。他不得不将麦克莱伦撇在一边，按自己的意图指挥战争。他自己草拟了一个作战计划，只徵求过电报员托马斯·埃克特一个人的意见。埃克特还写道：“1862年7月一天清早，那是在“七天会战”后不久，他一来就向我要了几张纸，因为他要写什么东西……他要走时，要求我把他写的东西保管好，不要让任何人看到它。”他在这个密室里，一连好几天每天工作几个小时，慢慢地用心地写作。“他每次写一点，然后查阅资料，思索好了，再写一两段，然后又静坐在那里。” 林肯在7月中旬完成了写作。几天后，他和西沃德及韦尔斯两位部长同乘一辆马车时，忽然问他们，如果他解放奴隶，他们会怎么想。两位部长都惊呆了。自然，西沃德会发表他的评论；在镇静下来以后，他说，“七天会战”刚刚吃了败仗，这么快就採取这一行动，会被人看做是绝望之举。他还说英国早就希望这场战争快点结束，它也许会因此认为联邦快要败了，这是它参战的最好时机。他说完后，过了好几分钟，韦尔斯似乎还没有想好说什么。林肯也就不谈此事了。 二 林肯与《解放宣言》(4) 九天以后，在内阁会议上，总统又提出他计划要解放奴隶，但这次他不是徵求意见，而是宣布他要最终实现这一点。内阁成员们都跟西沃德和韦尔斯上次一样震惊。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头一个发言，表示应该马上解放奴隶，以振作士气。其他内阁成员有的表示贊成，有的表示反对。林肯把这个议题搁下了，但方针已定。跟北卡罗来纳那个决心出逃的奴隶威廉·古尔德一样，林肯只是等待行动时机。 直到这一年秋天，林肯才等到了这一时机。9月17日，联邦军队在安提塔姆战役中重创了邦联军队。这是内战中双方伤亡最惨重的战役，但结果是李将军转入退却，联邦军队则在“七天会战”败绩之后取得了第一次重大胜利。林肯立即打算到安提塔姆视察他的将士，知道这会是一个特殊的时机。联邦报纸肯定会大量报导安提塔姆大捷，但林肯还要趁此机会让南军士气受到更大打击。保持自己军队高昂斗志是打赢战争的关键，所以林肯要在动身去前线视察之前，让叛军受到另一次更加摧毁性的震盪。 9月22日，林肯拿着一大捲纸走进内阁会议室。内阁成员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猜想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他们静静地等待着。这时，总统用一种未受过教育、文化水平低的人的地方方言，开始高声朗读起来：“一八五路年丘吉，我在纽约州-阁代程市尤塔基表演我的结目。人们爷情截呆了我。报只上尽是一扁贊羊几声。” 部长们都听得发呆了，莫名其妙。可是总统继续他的表演……（以下还有几段，都是引自美国讽刺作家阿蒂默斯·沃德的一篇滑稽短文，充满方言和错别字，难以完美译出，故略。——译註） 内阁成员们傻傻地听着听着，不时地彼此瞅瞅，然后用疑惑的目光瞪着总统…… 总统念完了故事，哈哈大笑起来。他面前的人们却笑不起来。原来林肯念的是他喜爱的幽默作家阿蒂默斯·沃德的滑稽文章《尤塔基的高压愤怒》。陆军部长斯坦顿表示不满，说现今该讨论的是军国大事，怎么有闲心情听这些可笑的故事。 林肯说：“先生们，这么多的烦心事日日夜夜压着我，要是我不笑笑，我就会死的。你们也跟我一样，不妨试试这一疗法。”停顿片刻。“先生们，如诸位所知，我已经反覆思考了这场战争与奴隶制的关系。”擅长于表演的林肯又停顿了好一会儿，再说：“如诸位所知，我已经反覆思考了这场战争与奴隶制的关系。” 就这样，林肯正式宣布了他的《解放宣言》。这一文件到翌年1月1日才正式签字发表，但从林肯宣读时起，它立即鼓舞了联邦的民心士气。它宣布凡是合众国任何一州之内被执为奴隶的人，均应从此永远获得自由。一年前还批评过林肯的黑人报刊，这时欣喜若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写道：“我们欢唿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一正义法令。啊，放开嗓门，高兴和感恩吧，因为与奴隶的自由一起来临的，将是我们国家的和平与安全。” 虽然内战还需再经歷两年苦战，才能平息叛乱，但林肯公布《解放宣言》就扭转了潮流，使之朝着有利于联邦的方向发展。联邦曾被视为一个压迫性政权，要剥夺南方各州的主权，但《解放宣言》使联邦一夜之间变成了正义之军，其目标是解放受压迫的人。它还确保了英国及其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政府不会参战而支持南方邦联。林肯使得形势决定性地走向北方的胜利，并保全了合众国。 通过解放南方各州的奴隶，林肯才使得反对奴隶制的正义主张不致仅仅成为商品推销术式的空谈。从此，每一名奴隶投奔到联邦一边，就使联邦增加一分兵力，使邦联损失一分力量。林肯虽然没有谈到平等和公民权利，但却使他的解放奴隶的目标得以牢靠附加于他要结束战争、挽救联邦人民性命和拯救联邦本身这一更大、更紧迫的目标之上。他这一步本来有着潜在的危险，有可能使北方分化，但结果却成了一个完美的理由，让联邦团结起来支援前方，打击非人道的、蓄奴的邦联。 第11页 林肯曾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做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做我所能做的最好的。如果结果表明我做对了，那么反对我的话就都等于没有说过。如果结果是我做错了，那么十位天使肯定我做对了也依然毫无用处。”他也许该引用他所喜爱的《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话：“对你自己要诚实”。最后的结果确实证明了林肯是对的。还有许多人也是对的。 本章开头说到的威廉·古尔德，恰巧是在林肯宣读《解放宣言》的那天上午登上了“坎布里奇号”军舰。当时，古尔德认为自己从此不再是奴隶而是“走私品”了，也许还得再当几年“走私品”。他哪里会知道，到当天下午，他就已经自由了。 二 林肯与《解放宣言》(5) 附录 林肯总统1863年1月1日《解放宣言》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宣言 兹宣布，合众国总统于公元1862年9月22日发布了宣言，内容如下： 自公元1863年1月1日起，凡在届时尚处于反叛合众国之状态的任何一州或一州部分地区内被执为奴隶的人，皆应从此永远获得自由；合众国政府，包括其陆军和海军，将承认和保持这些人的自由，不会採取任何行动压制这些人或其中任何一人为自己的实际自由而做出的任何努力。 本总统将于上述之1月1日通过公告指出届时尚处于反叛合众国之状态的州及州的部分地区；同时宣布，任何一州或该州人民届时诚心诚意通过本州大多数合格选民参加的选举选出在合众国国会代表该州之代表，若无确凿相反证据，即被肯定视为该州及该州人民届时不处于反叛合众国之状态。 因此，本人，亚伯拉罕·林肯，合众国总统，依据国内发生反对合众国权威及政府之实际武装叛乱时期授予我作为合众国陆海军最高统帅的权力，作为镇压上述叛乱之适当与必要措施，并根据我自上述第一个日期起已公开宣布达整100天之目的，兹于公元1863年1月1日指出本日尚处于反叛合众国之状态的州和州之部分地区如下： 阿肯色州，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纳州(不含以下教区：圣伯纳德，普拉奎迈因斯，杰斐逊，圣约翰，圣查尔斯，圣詹姆斯，阿森西恩，阿桑普西恩，特雷博恩，拉富谢，圣玛丽，圣马丁，以及奥尔良，包括纽奥良市)，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以及维吉尼亚州(不含西维吉尼亚的48个县，以及伯克利县，阿科马克县，北安普敦县，伊莉莎白市，约克县，安公主县，以及诺福克县，包括诺福克市和朴次茅斯市)，上述的不含地区目前暂不受本公告影响。 本人依据上述之权力和目的，兹宣布上述各州及一些州部分地区内所有被执为奴隶的人自即日起均应获得自由，合众国政府，包括合众国陆军和海军，将承认和保持其自由。 本人兹责令上述宣布获得自由的人除必要的自卫以外勿使用暴力，并建议他们在条件许可时诚实劳动以获取合理的报酬。 本人还宣布这些人若条件适合将被接纳入合众国军队，以驻守堡垒、阵地、战场及其他地方，以及在舰艇上服役。 本人深信此行动乃正义之举，符合宪法，适应军事上的需要，为此而祈求人类予以同情判断，并祈求全能上帝保佑。 本人兹于此签名并盖上合众国之印。 公元1863年，美利坚合众国独立第87年，1月1日，于华盛顿市。 签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威廉·西沃德，国务卿 三 克利夫兰与普尔曼罢工(1) 罢工进一步升级可能会促使政府出面干预。罢工一旦打断了邮政运输，政府就会有理由採取行动。 格罗弗·克利夫兰与普尔曼罢工 格罗弗·克利夫兰真杀过人。实际上还是杀了两个人。当然，那是已被判处死刑的两个人。克利夫兰当时是纽约州伊利县的治安官。为了给政府节省开支，该县没有雇刽子手，所以克利夫兰自己动手把那两个人绞死了。 20年后，在1894年7月的折磨人的一周，他却挽救了比这多得多的人的生命。今天的美国人大都想像不到，在那一年的7月4日至7月8日，芝加哥竟然成了一个战区。成群的愤怒的人破坏财产，炸毁桥樑，掀翻列车，还放火烧芝加哥的世界博览会会馆。《华盛顿邮报》写道：事情已关系到“文明的存亡”。 当时有些人将这场暴乱归咎于席捲全球的金融恐慌。美国正陷于萧条。许多人因失业而愤怒，想找个理由闹事。那一年到芝加哥参观世界博览会的人达1200万之多，所以满街都是潜在的异议分子。但真正的导火线却是比这寻常得多。它并不在于千百万失望的失业者，而是在于离芝加哥闹市区15英里的一个小镇上工资不菲的几千名工人。那小镇名叫普尔曼，由于那里是制造火车车厢的工厂而得名。 在19世纪时，还没有豪华小轿车和头等舱飞机，普尔曼卧车车厢就是人们能享受到的最奢侈的旅行工具。普尔曼车厢决不是普普通通的车厢：樱桃木的坐椅，铺着漂亮的红绒布，夜里一拉开就是舒适的卧铺。每个车厢都有侍者为客人铺床叠被，搬行李，擦皮鞋，熨衣服，照顾儿童。冬天，有管道把车头的热蒸气送进来，暑天则有最原始的空调器为车厢降温。照明用煤气，既有顶棚枝形吊灯，又有丝绸罩着的座灯。有一节车厢专供乘客休息消遣和看书读报，餐车中供应美食佳肴，进餐用的瓷器和酒杯都是只有在国内最昂贵的餐馆里才能见到的餐具。当时铁路沿线的居民都是用马口铁澡盆洗澡，普尔曼车厢里的乘客却能够在大理石檯面上的宽敞浴室洗热水淋浴。火车以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奔驰，但车上的人们安安稳稳。 第12页 当年为林肯总统送葬，用的是普尔曼车厢。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在内战结束后，是乘坐普尔曼车厢荣归故里。每节普尔曼卧车车厢的造价按现今币值计算高达15万美元，专供美国一些最富的人享用。 普尔曼车厢是为最有钱的人造的，而在伊利诺州普尔曼小镇制造这种车厢的，却是美国最苦的穷人。车厢厂的老闆乔治·普尔曼是芝加哥的一个企业家，利用芝加哥铺设新下水道系统的机会为人搬迁而发了财，就在郊区买下4000英亩土地建设一座工厂城。他想要改变工人居住区拥挤骯脏的局面，使之变成整洁、安全和“富有文化气息”的环境，以便让工人们提高生产效率和忠于厂主。他说要让工人们通常沾染的那些恶劣习气“在这里都无法蔓延”。他希望工厂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给世界引进一整套新的企业运营模式。 普尔曼镇里的工人们住在路面平整的街道两旁整齐划一的砖房内，有精心修整的草坪，屋内有水和煤气管道及下水道等设施。普尔曼把他这个镇子当做一个高效节约的典型。为了不浪费，污水都加以处理，用做附近农田的肥料，田里长出来的粮食蔬菜又运回镇里卖给居民。废弃木料木屑用做锅炉燃料。径流水灌入当地一个小湖。从全国各地来参观普尔曼模范社区的人们，都下榻于弗洛伦斯旅馆，那旅馆是以普尔曼的女儿的名字命名的。 但是，普尔曼镇上的生活并不是像它表面上那样富有田园诗意。乔治·普尔曼下大力气控制居民的生活：他亲自决定镇上能开什么店铺，图书馆能收藏什么图书，剧院能安排什么演出。镇上只有一家教堂，一种礼拜样式，讲道内容只能是非教派性的清教伦理，而且基本上实行禁酒(惟一例外是弗洛伦斯旅馆，但那里的酒只供旅客享用，不售给居民)。他雇了一些“秘密监视员”，在镇上巡视，发现和举报居民中“行为不端”的人。此外，为了赚钱，他抬高镇上的物价和各种设施的收费。尽管如此，到1893年，普尔曼镇的居民，包括工人及其家属，已达12000人。许多人并不是完全自愿的——一遇工厂裁员时，首先裁掉的就是不住在镇上的人。 1893年，困难时期来临。全国各地失业者大量增多，失业率达到15%，有些地方更高。到1896年，失业率在宾夕法尼亚达25%，在纽约达33%，在密西根达43%，在西部各州，银行取消了农场主回赎抵押品的权利。仅在堪萨斯一州，就有11000家农场破产。铁路业受打击尤其沉重。经济萧条，货运量少了，铁路业损失达几十亿美元。 普尔曼豪华车厢的需求直线下落，因为有钱享受它的人越来越少。乔治·普尔曼忍痛做赔本生意，希望商机好转。但不见好转，于是工厂开始裁员和降工资。 三 克利夫兰与普尔曼罢工(2) 但是住在普尔曼镇上而且尚未失业的人们发现，普尔曼作为公司老闆降低了他们的工资，而同一个普尔曼作为房东却并没有相应降低他们的房租。公司是从工资中扣除房租后才发工资，所以工人们发现他们实际领到的钱越来越少了。更令人生气的是，工人的工资降了，经理人员的薪金却仍然按原数照发，还继续按股份分红。 詹妮·柯蒂斯在厂里当缝纫工已有5年，她每小时工资由17美分降到11美分，下降35%，所以她反而倒欠公司的房租15美元。另一名工人说发给他的工资支票上扣除房租后只剩两美分，这张支票他宁愿不去兑现，而留做纪念品。还有一名工人说：“我们生活在普尔曼的房子里，吃的是普尔曼商店卖的食品，念书是在普尔曼的学校里，听讲道是在普尔曼的教堂里，死了还得进普尔曼的地狱。” 一批愤怒的雇员直接去找普尔曼本人，要求他降低工资的同时也降低房租。普尔曼请他们有意见尽管说，保证不会打击报復。可是谈完了，依然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有些发了牢骚的人还发现自己遭到了解僱。没解僱的人担心下一批裁员就会轮到自己，于是到新成立的美国铁路工会，请该工会主席尤金·德布兹帮助他们。德布兹曾是印第安纳州议会的议员，他相信工会有力量为改变不公正的劳动状况而斗争。 1894年5月11日，普尔曼豪华车厢公司的4000名雇员——全公司员工的90%——举行了罢工，希望这一罢工会引起白宫里那个当权者的注意。以往的事实证明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是劳工的朋友，工人们相信他现今也会是他们的救星。 格罗弗·克利夫兰懂得干活谋生的艰辛。他是在纽约州伊利运河边上一个农业小镇法耶特维尔长大的，他父亲是一位长老会牧师，靠微弱的薪金抚养了9个孩子。这个家庭勉强维持生计，让年幼的格罗弗懂得了节俭的重要。他父亲为人刚直不阿，让他懂得了人格的意义。 格罗弗·克利夫兰是从法律界步入政界。他先在布法罗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助手，由于他没有上过大学，他靠刻苦自学而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成为一名律师。转入政界后，他步步高升，先担任本地的民主党分区视导员，然后担任伊利县选区代理人助理，1870年当上该县治安官。3年任期届满后，他就再也不想搞政治了，自己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可是到了1881年，布法罗市的民主党领导人急切希望找一个在当地有些好名声的人出任市长候选人，就找到了克利夫兰。他胜利当选为市长，以往清正廉洁的名声继续升高，例如公共工程承包合同只发放给投标报价最低的人，而不给最有权势的承包商。民主党领导人看上了他，在他担任市长刚刚半年之后，就又找上了他，这次是竞选纽约州的州长。 第13页 纽约州党派争斗激烈，但克利夫兰能为各派所接受，所以成为一名“折中的候选人”而成功当选。他说他是“诚实得叫人害怕”，曾对他一个朋友说，“我只做一种事，就是只做正确的事，这容易办到。”他一上任就马上大干，削减了他认为并非必要的项目，清除了腐败。布法罗的“否决市长”很快成了纽约州的“否决州长”，按原则办事，不考虑政治上的利害得失。 例如，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把纽约市一条铁路公交线的票价由10美分降到5美分。这本来是皆大欢喜的事，人人获益，只有那条铁路的老闆吃亏。但克利夫兰仔细研究了纽约市与那家客运公司签订的合同，发现公司有权收取10美分，于是他否决了这项法案。这一举措本来会是不得人心的，但后来大家却称赞他按原则办事。 在州长任期中，他一次又一次只讲实效而不考虑党派利益。例如，在好几件事情上，他这位民主党州长都是跟一位名叫西奥多·罗斯福的年轻共和党议员西奥多·罗斯福合作。当州长时损害了该州民主党势力的影响而招来忌恨，但在1884年总统选举中，他仍然被推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口号是“公职即公众信任”，这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 在全国大选期间，他在两件事情上被迫护卫自己的人品。一件事是有人揭发他有一个私生子。他毫不隐讳地承认他是那孩子的父亲，而且强调他一向恪守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时又有人揭发他在内战期间曾经雇了一个人替他服兵役。他解释这是他兄弟三人当时商量的结果，有两人同意去服兵役，让他一人留下来照顾他们的寡母。 尽管有这些丑闻干扰，克利夫兰还是取得了艰难胜利。他1885年上任到白宫，似乎是无可奈何当了总统。他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我把今后的四年看做是为国效劳而自讨苦吃。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高兴或欣慰，只希望我能为国民做点事情。” 三 克利夫兰与普尔曼罢工(3) 作为内战以来的第一位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为和解与改革採取了一些步骤。他任命了原南方邦联的一个领导人为内政部长，后来又任命他为最高法院法官。他任人惟贤，而不是看他们属于哪一政党。他当州长时就曾经把一些企图巴结他的人打发走，用一种茫然的目光，对那种人说“我恐怕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在普尔曼的工人们看来，最重要的是，克利夫兰是第一个严肃对待劳工问题的总统：他敦促国会建立了联邦劳资纠纷仲裁制度；他在1886年的国情咨文中明确反对虐待劳工；他签署了使工会合法化的法令。他说过：“资本家能保卫自己，而挣工资的人却处于实际上无保护的状态。” 1888年克利夫兰竞选连任时，败给了班杰明·哈里森，但却在离开白宫之前两年赢得一位女士做他的妻子。她是弗朗西丝·福尔瑟姆，是他一位已去世的朋友的女儿，他从她襁褓时期就认识她了。结婚那年，他49岁，她21岁，刚上过大学，深受报界喜爱。这是第一次在白宫举行的婚礼，为他们端上结婚戒指的是海军军乐队指挥约翰·菲利普·苏泽苏泽。这一对新婚夫妇在蜜月里也不得清静，到处都有新闻记者跟在后面。 克利夫兰总统任期届满离开白宫时，弗朗西丝拜託管家管好他们的家具，说他们四年后还会回来的。 弗朗西丝的预言实现了。班杰明·哈里森在白宫四年，把克利夫兰在任时为政府攒下的钱都糟蹋光了，公众让他走开，让克利夫兰重返白宫。像这样间隔四年又再担任总统的，迄今为止还只有克利夫兰一人。可是1893年他再任总统时，金融恐慌袭来，美国走向经济危机。幸好克利夫兰奉行进步政策，有先见之明地採取了支持工会的方针，这就保护了无数的工人，挽救了大量生命。 克利夫兰在他第一个任期内成功地通过立法使工会取得合法地位。这时已有几万铁路工人联合起来成立了美国铁路工会。这一工会领导工人在反对大北方铁路公司的罢工中赢得了胜利，名声大振，会员剧增。在普尔曼地产上有20英里长的铁路线，所以普尔曼的工人有资格参加美国铁路工会，成为它的会员。普尔曼罢工时，他们首先向该工会及其主席尤金·德布兹求援。 普尔曼的工人们向工会会议诉说了他们的苦境。德布兹说：“像普尔曼这样的有钱的掠夺者比穷的贼更可恨。”美国铁路工会马上捐出2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款项)作为罢工经费，还批准各地举行同情罢工，计划在各地铁路上拒绝往列车上挂接普尔曼车厢，并发誓不让挂有普尔曼车厢的列车运行。普尔曼4000名员工的不满形成了向全国爆发之势。 乔治·普尔曼对罢工的对策则是关闭车间，不许工人进厂。工人们住在普尔曼的镇子里，还能到什么别的地方找工作呢?他估计罢工者会很快后悔的。当一些公民团体和一些城市的市长及市政会要求普尔曼接受仲裁时，他坚决拒绝了。他得到了全国铁路经理联合会的支持。该联合会宣布，谁拒不接挂普尔曼车厢，就把谁解僱。 这时，一系列事件迅速蔓延到东海岸和西海岸。一名扳道工拒绝给普尔曼车厢转轨，经理要解僱他，他的同组工人就一起罢工支援他。参加同情罢工的人数头一天是5000，第二天增加到40000，第三天达到了100000。罢工快要失去控制。劳工骑士团表示要发动芝加哥总罢工以声援铁路工会。德布兹感谢他们的支援，但认为目前还不需要总罢工。乔治·普尔曼却显得满不在乎，到泽西海岸度假去了。 第14页 德布兹拒绝劳动骑士团的总罢工建议，是出于对全国经济气候的考虑。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人们自顾不暇，对罢工的同情有限。此外，德布兹担心劳资顶牛状态可能会引起暴力，他不希望事态失控。他知道罢工进一步升级可能会促使政府出面干预。罢工一旦打断了邮政运输，政府就会有理由採取行动。德布兹认为，只要邮政运输不出问题，罢工不引起暴力事件，那么坚持罢工就可能迫使普尔曼投降。 但德布兹担心的事很快开始发生了。不满情绪高涨，导致芝加哥附近爆发一场小规模骚乱。伊利诺州长约翰·阿尔特格尔德派来州的民兵，恢復了秩序——暂时如此。阿尔特格尔德决定不请联邦政府帮忙，因为他知道一旦联邦政府出面，罢工就会遭到镇压。阿尔特格尔德不希望如此。他的同情是在工人一边。 回头看看华盛顿，总统克利夫兰和司法部长理察·奥尔尼对局势感到不安。他们担心的事情之一，是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吸引来1200万人，其中许多人是失业者，无处可去。克利夫兰担心他们会群起闹事。 克利夫兰上次大选中是因为关税立法问题而输给了哈里森，所以他这一次全神贯注于关税立法，对法案一个字都不敢马虎，而将处理罢工的权力大体上交给了奥尔尼。克利夫兰非常关心关税问题，希望尽可能让人民多拿回一些钱，在经济困难时期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奥尔尼充当了帮助克利夫兰处理罢工问题的情报过滤者和出头人。然而，奥尔尼还有他自己的日程。 三 克利夫兰与普尔曼罢工(4) 在担任司法部长以前，奥尔尼通过给铁路当律师，尤其是通过办理铁路企业兼併和收购，发了一小笔财。他对铁路工人是不怎么同情的。事实上，奥尔尼只是在得到他可以继续与他的律师事务所和几家铁路公司保持联繫的保证以后，他才同意出任司法部长的。上任后，他还继续领取几家铁路公司的聘金。铁路劳资纠纷恶化，普尔曼在全国铁路经理联合会的朋友要求奥尔尼指派曾给铁路当过法律顾问的埃德温·沃克担任处置罢工事宜的联邦特派员。奥尔尼知道沃克是同情谁的，所以不到两个小时就任命了沃克担任该职。 克利夫兰本人以往的表现说明他是同情工人的。他憎恨普尔曼之流的强盗富豪。但他这时担心罢工队伍里暴徒越来越多，也许会闹出可怕的事态。内战刚刚过去30年，国家很有可能再次一分为二，只是这次分裂是在阶级之间。即使比这小的事件也引起过革命。克利夫兰不能冒险让形势进一步恶化下去，需要採取措施加以制止。他虽然支持工人，但他知道最重要的是赶早不赶晚地阻止暴力事件，要想办法结束冲突，既合乎法律又尽可能避免死伤。 像德布兹一样，克利夫兰也认为政府是否干预，关键在于美国邮政运输是否受到干扰。他说：“即便是要用国库一美元和美国陆军一个兵在芝加哥运送一张明信片，那也得保证把它送到。” 到1894年7月1日，堤坝开始坍塌了。2000人聚集在芝加哥近郊的蓝岛车站，在铁轨上架路障，挡住了几趟列车。当地的执行官发电报给奥尔尼，请求支援。这时奥尔尼还无法马上派兵，但他立即筹划这一行动。他让联邦特派员沃克起草了一项通令，指出若再有暴力阻碍邮政之事发生，将立刻派兵。他希望用这一办法威胁一下闹事者，就可以制止混乱。 几个小时之内，通令就发出去了。7月2日傍晚，执法官的一名副手在现场高声宣读了通令。那里的两三千人却更加愤怒了，把一列邮政列车推过来推过去，直到它脱轨翻到一条沟里。这伙人又在这列车的车厢上放火，捣毁调车场。沃克给奥尔尼发电报：“大家一致认为，除非派正规军来，否则无法恢復秩序。” 局势失控，克利夫兰总统这时亲自注视这一险情。他反覆思索现场执法官发来的几封电报，阅读了报纸上关于邮政列车着火和人群闹事的报导。克利夫兰要下决心的重大问题就是派兵不派兵。需要派兵，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按照宪法，若无一州州长的请求或同意，总统是无权向该州派兵的。而眼下的情况是，阿尔特格尔德州长显然不想要联邦政府插手。为了更加明确地显示他的立场，他还给总统发电报说：“伊利诺州不但能够管好自己，而且还随时准备向联邦政府提供它在别处所需要的援助。” 下午3点钟，克利夫兰收到沃克直接发来的电报：“除非派来合众国正规军，否则无法让邮政列车通行和恢復调车场秩序。”克利夫兰坚信这已关系到国家的命运，立即授权陆军部派兵。阿尔特格尔德州长和宪法都去它的吧! 这是内战结束以来，联邦政府头一次派兵对本国公民採取行动。在克利夫兰看来，维护秩序是当务之急。顾不上法律上的衍生后果了。作为治安官的克利夫兰胜过了作为律师的克利夫兰。 尤金·德布兹听到联邦政府派兵来的消息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正规军向人群打响第一枪，就是发出了内战的信号。我对此坚信不移，就如同我坚信我们事业最后一定成功一样。流血斗争会随之而来，美国90%的人将起来反对那10%的人。在这场斗争中，我决不会站到反对劳动人民的人的一边，如果在斗争结束时我已不存在于劳工队伍之中，亦在所不惜。” 第15页 克利夫兰是担心发生最坏的情况，才做出了相应处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部队正巧是在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这一天到达芝加哥来平息骚乱。这一天，爱国的公民在各地燃放焰火，而在芝加哥，人们却放火烧列车烧房屋，糟蹋这城市。愤怒的人群在调车场推倒了更多的列车，烧了一些车厢。那天夜里，一场大火烧毁了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会场。芝加哥变成了无法无天一片混乱的地方。 这种状态持续了4天。7月6日，一名铁路官员向两个人开枪，引起了最严重的暴乱，仅在这一天，共约有6000名铁路工人捣毁了价值34万美元的铁路财产，烧了700多节车厢。次日，一群人袭击州民兵，士兵开枪还击，打死4人，打伤20人。当局急忙从周围各州增调援军，一座美国城市在和平时期竟陷入这般无政府状态，这是从未有过的。 7月10日，德布兹因扰乱邮政运输而被逮捕。没有德布兹掌舵来协调罢工者的活动和鼓舞斗志，局势就稳定下来了。工人们担心自己也会被捕，暴力活动减退。到7月20日，铁路恢復正常运营，克利夫兰总统召回了联邦军队。 三 克利夫兰与普尔曼罢工(5) 但是到暴乱结束时，全国铁路交通都已受到干扰，影响远远波及芝加哥这一震中之外。在印第安纳州，工会会员以及一些并未参加工会的人袭击了拒绝罢工的工人，把一些列车弄得脱轨，还割断了电报线。在俄克拉何马，有些桥樑被炸毁。在犹他，有人向铁路调车场开枪。全国共出动了联邦军队16000人镇压暴乱。到暴乱完全平息，在7个州共死亡40人，其中至少包括芝加哥11人。 克利夫兰虽然内心里仍然同情劳工，但却相信他为国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只是他恨自己所做的事，满以为自己会遭到国人唾骂。可是出乎他的意料，绝大多数公众支持他採取的行动。他欣慰地读到各家报纸纷纷转载的一首诗：铁路罢工真捣蛋；国土上燃烧起火焰格罗弗克利夫兰之名。——译註能否下令派兵来制止罢工者的动乱? 阿尔特格尔德扬言“这种事我不让你干；你还派不出枪桿儿”可是格罗弗硬是这样办。 若干年后人们会再来谈论这段令人揪心的事情，以及什么是必要的行动来平息公然的罪行。 那时他们都会认识到(事实是掩盖不了的)格罗弗所採取的行动正是当时所能採取的最佳方针。 后来，德布兹被判处监禁六个月，美国铁路工会另几名领导人被判三个月监禁。德布兹提出了上诉，而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原判，认为克利夫兰的行动是为了保护邮政，是合法的。 普尔曼罢工事件以后，德布兹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激进。他曾五次作为美国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几年之后，他曾说普尔曼罢工事件“使我在冲突的唿啸声中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洗礼。” 克利夫兰做出的派兵的决策虽然有悖于宪法，却也得到了法院的认可，这使阿尔特格尔德州长大失所望。(阿尔特格尔德反对政府行动的立场，使他在政治权势集团中失去朋友，1896年竞选州长连任时落败。)罢工完结后，普尔曼的工人多数获准返回原先的工厂，条件是他们今后永远不再参加工会活动。乔治·普尔曼成为一个遭到公众痛骂的人。他死于三年之后，即1897年。他提心弔胆害怕死后遭人鞭尸，在遗嘱中详细吩咐要在他的坟上铺架几层枕轨、钢筋混凝土和沥青，来保护他的遗体。 1898年，伊利诺州最高法院责令普尔曼豪华车厢公司出售其非工业生产用地，也就是几乎整个普尔曼镇。芝加哥市兼併了该镇，接管了那里的公园、街道和学校。街道平坦、砖房整齐划一的普尔曼如今是芝加哥的一个街区。 克利夫兰的派兵之举虽然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但他仍感到自己是背叛了劳工。他还要赔罪，在1894年下半年规定了一年一度的劳工节（美国劳工节为9月第一个星期一。——译註）。 1896年，他已厌倦于争斗，退休到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不时地向公众发表讲演，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噹噹顾问，作为一位政界元老而备受尊敬。 克利夫兰1908年去世，国内外报纸都赞扬了他的人格。《伦敦晨邮报》写道：“克利夫兰是当代伟人之一……作为总统，他不曾为民主党谋利，而只是效劳于合众国。他是继华盛顿之后，在白宫住过的最坚强的人。”报界还报导了他的临终遗言：“我为了做得对而付出了如此艰辛的努力。” 附录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所着《1894年芝加哥罢工时的政府》一书摘录当公职的责任迫使负责人不得不派遣受过训练的士兵去面对那种反对政府、公然无视法律与秩序的暴乱局面时，就出现了一种令人痛苦的紧急事态。这一方针一经实行，即再无退路；事后再评估其后果，不能不让那些对此方针负责的人感到忧伤，心情压抑。尽管如此，十分清楚的是，局势肯定要求採取这样的预防和准备措施，以便一旦最终不得不派出军队时，能保证随时即可出动…… 我希望我迄今为止成功地做到了揭示当时动乱局势的广泛性及其危险趋势，仔细安排了政府立即出面干预的举措，同时表明联邦政府始终愿意避免极端措施，精心地将自己的干预限制在明确符合宪法规定的职责目标的范围以内，使自己这种保守的但严峻的行动收到了令人满意的和重要的结果。 第16页 我在这里还不能不提到，作为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的歷史的一部分，伊利诺州长对于这一事件的令人烦恼的程度所起的作用。这位官员不但拒不承认他的州境之内的暴乱已足以促使联邦政府根据宪法的授权来保护治安“防止国内的暴力”，他实际上还反对联邦政府主动向该州派出联邦军队以保护该州、行使很明确的合法的职能。 第二部分 战争 四 击败银行(1) “那银行想要整死我，可是我要整死它。我要向他们证明我决不畏缩。” 安德鲁·杰克逊与第二国民银行 1806年5月30日，星期五，在肯塔基州哈里森米尔斯的红河岸边一片林中空地，当阳光刚越过林梢时，有两个人面对面相距24英尺，端着手枪准备决斗。他们从田纳西州旅行了一天一夜来到这里，因为决斗在田纳西州是非法的。其中一个人叫查尔斯·迪金森，27岁，已在决斗中打死过26个人。在纳什维尔，他是着名神枪手，到处吹嘘自己头一枪就能把对手撂倒。这一次，站在他对面的男子又高又瘦，决斗有经验，但算不上神枪手。有一次，他朝一个向他冲过来的印第安人连开数枪都没有把对方打倒，最后只好用枪狠敲那人的头，才结束了拼斗。 主持决斗的人一声令下，迪金森先举起枪，瞄准对方心脏部位的大衣铜钮扣开枪。他看见对方大衣扬起灰尘，那人胸部剧烈扭动。可是那人依然站立着。“天哪，难道我打偏了?”迪金森吃惊地叫出这句话。对手慢慢举起枪，扣压扳机，但没有响。枪停在半击发位置。按照决斗规则，这次不算数。那人再次举起枪，格外小心地瞄准。枪响了，迪金森上半身中弹，应声倒地。 迪金森的医生尽力抢救，但他到那天夜里还是死了。他的对手离开决斗场地时，左脚靴子里已尽是血，他大衣上那颗大铜钮扣早被击碎了。迪金森那一枪并未打偏，子弹打断了对方的两根肋骨，离心脏仅仅差两三英寸。那人的大衣宽松，救了他的命。也许真是当时传说的那样，那人在头天晚上改变了大衣钮扣的位置，把它们往下挪了三英寸，所以本来瞄准了上部大铜钮扣的子弹没有命中心脏。 那人的医生给他疗伤时惊异地说：“你伤得不轻，真不明白你怎么还站着不倒呢?” 这位决斗的胜利者回答说：“即使他把子弹射进了我的大脑，我也要坚持站着直到把他打死为止。” 这个人就是安德鲁·杰克逊，20多年后，1829年，他就任总统进了白宫，胸部还留着迪金森的那粒子弹以及另几粒子弹。这些子弹让他腹痛了一辈子。担任总统之前，他一共进行过103次决斗。但被他打死的对手只有迪金森一人，尽管多数人都曾预料那一天该死的应是他杰克逊。而他的决斗对手们始终没有打倒他这棵“老核桃木”。 在早期的美国，人们往往用决斗这种方便的办法解决政治纠纷和搞掉讨厌的对手(1804年阿龙·伯尔通过决斗打死亚歷山大·汉密尔顿，即是一例)。迪金森和杰克逊的决斗也是出于这一目的。迪金森是当时美国最出名的决斗能手，杰克逊的对手们让迪金森故意当着杰克逊的面侮辱杰克逊的妻子，迫使杰克逊要求决斗。他们相信迪金森一定会得胜，那样一来，杰克逊这位前参议员和未来的总统就会轻易地被干掉了。 杰克逊跟迪金森决斗，如同他的其他多数决斗一样，是为了捍卫他妻子雷切尔的荣誉。雷切尔早先有过一次不愉快的婚姻，其丈夫离她而去，让她办离婚。杰克逊与雷切尔在纳什维尔一旅舍相识，陷入热恋，很快结了婚。两年后，雷切尔的头一个丈夫——尚未正式离婚的丈夫——又回来了，发现雷切尔“生活于罪孽之中”。雷切尔最后办理了离婚，再与杰克逊结婚，但她从此以后一直摆不脱“淫妇”的罪名。为了随时决斗以捍卫妻子的荣誉，杰克逊经常准备着37枝经过校准的手枪。 杰克逊1828年竞选总统时，就估计到有人会拿雷切尔的往事做文章。果然，这时出现了四处流传的小册子渲染雷切尔“淫乱”和“重婚”之罪，雷切尔气得精神失常。杰克逊当选后不久和就职之前，雷切尔患心力衰竭而去世，令杰克逊悲痛不已。他在雷切尔生前给她写的信中就说过：“我惟一的抱负和最终的愿望就是跟你一起共享退休后的晚年。”他为了捍卫雷切尔的名誉一向拼死决斗，如今雷切尔死了，他又以这股劲头来捍卫自己国家的荣誉。 在总统职位上，杰克逊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另外一种决斗。这时的对手从着装到武器都与迪金森大不一样，对于杰克逊来说，要更加危险得多。他名叫尼古拉斯·比德尔，是一位富豪，美国第二国民银行的总裁，掌握着从金融上操纵国计民生的大权，可以让人发财，也可以让人破产。要打倒迪金森，有一把手枪和一只刚强的手就够了；要打倒比德尔的银行，杰克逊却需要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武器和本领。 在今天，我们很难想像在杰克逊时代那家银行的权力究竟有多大。 美国未设立国有的中央银行。建国初期有过一家全国性私营银行，后倒闭。这第二国民银行成为当时惟一的全国性银行，其余银行则是在各州。——译註它是一个庞然大物，操纵着1300万美元的钞票(纸币)——占当时全国货币流通量的20%——它的资本(现金加上外放的贷款)达3500万美元，比当时美国政府的年度总支出多一倍以上。相比之下，今天没有任何一家银行的财力能抵上它1/5。 第17页 四 击败银行(2) 这家银行操纵着国家如此大量的货币，但它却是私营的，与政府达成了甜蜜的交易。银行的富翁股东们享受的丰厚利率通常高达8%至10%，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风险。他们的分红是来自于美国老百姓的存款。更令人不安的是，该银行的股东当中，有许多人还不是美国人。银行股本(700多万美元)中，1/4以上是属于383个关系很不一般的外国人(其余股本则是属于不足千名的美国富人)。这些外国人实际上有力量来控制美国的货币供应。一旦发生战争，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敌人有潜力来影响美国的钱币和通货，使美国经济陷于瘫痪。包括杰克逊总统在内的千百万美国人都不拥有该银行股金，在他们看来，让外国人拥有此种权力至少是不祥的，甚至是危险的。该银行是私有的，政府实际上是将货币供应的操纵权拱手让给一小批富豪，其中还有那么多的人甚至不是美国公民。 该银行的首脑大概是这批富豪之中最富的人：尼古拉斯·比德尔出身于一富贵家族，其地位相当于近代的洛克菲勒家族。比德尔青少年时是一名神童，10岁即考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后转学到普林斯顿大学，15岁获学士学位。 比德尔的经歷，是美国富贵人家子弟的一个典型。20岁以前，他大部分时间是週游欧洲，成为研究希腊文化的权威，在巴黎钻研了国际金融，在伦敦时给美国驻英公使詹姆斯·门罗(即后来1817—1825年的门罗总统)当过秘书。比德尔回国后，杰斐逊总统曾请他考虑可否将探险家刘易斯和克拉克的日记编辑出版，比德尔居然敢对总统说“不”。拒绝接受这项任务，因为他已当选为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 比德尔为国效劳，需要有个居住之所，遂于德拉瓦河畔仅存的几片森林之中，用天文数字的价钱选购了100英亩的一片地，修建了豪宅，其中包括一座富丽堂皇的马厩，圈有美国最名贵良种的跑马。比德尔还雇建筑师用名贵石料建造了一座大暖房，里面种植了全国最优秀品种的食用葡萄。这些葡萄销路极佳，直到19世纪70年代，比德尔的后裔还从中赚了钱。 比德尔的州议员任期届满，第二银行由20人组成的董事会特聘他为该银行总裁，期望他扭转前任总裁经营不善的局面。比德尔确实治行有术。在1819年的金融恐慌之后，他帮助国家摆脱金融混乱局面。随后几年，他努力创建了美国空前稳定的纸币。持有该银行钞票(银行券)的人可以随时兑现，因此该行最先成为特许银行。第二银行规模庞大，显然有可能滋生腐败，但许多人对此视而不见，因为该行能让他们在需要现金时立即兑现，而当时在美国钞票兑现是让人们最头痛的问题。 在今天我们很难想像，倘若没有一种标准的纸币，日子该怎么过。你拿着一家银行的钞票去买东西，商店却可能拒绝接受它；商店收到顾客付的钞票，却可能无法再用它购进第二天需要上架的货物。美国建国之初，经济是建立于金银货币基础之上。到19世纪初，工业化迈开步伐，经济蓬勃发展，金银供应量满足不了通货需求，自然就用上了纸币。但最初没有全国统一的纸币，任何人都可以印发钞票。大银行也好，小银行也好，甚至是随便哪个人，只要别人相信他印发的纸币能兑现成金银货币，就行。问题呢?即便是银行之间，也很难知道哪一家真正可信。比方说，1828年在密西西比有17家银行发行钞票，其票面价值达600万美元，而它们的金银货币只有30.3万美元。这些银行只是希望等到人们拿钞票来兑现时，它们又会收到新的存款而足以应付周转。如果兑现不了，那么手持钞票的人就会发现它们不过是纸片而已，此外一钱不值。 当时全国有几百家银行印发钞票(有时还有银行之外的人也发钞票)，钞票有几千种之多。这时出现了厚厚的钞票指南图书，详细告诉人们怎样识别真伪。但制造假钞的人又会想出新的花招。例如，有人用化学药水抹掉已倒闭的银行发行的纸币上的银行名称，再印上仍有偿付能力的银行的名称。有人把伪钞造得足以乱真。还有人从合法银行偷出钞票印版，自己印起来。 即便是一家银行印发的真钞票，也可能难以兑现，因为你也许找不到那家银行。有的银行印发了钞票就躲到人们发现不了的地方，西部地广人稀，更易躲藏。这就是所谓的“野猫银行”，因为它们像树林中的野猫一样，不易捕猎。 负责视察银行金库的官员有时看到那里堆着一桶一桶的“金银货币”，其实桶里装的是碎玻璃或破钉子，仅在表面上铺一层钱币。这些“钱桶”有时秘密地在银行之间运过来运过去，蒙蔽视察者的眼睛。由于欺骗行为猖獗，许多银行只敢相信它们确实熟悉的别的银行，其余银行印发的纸币则一概拒收。这就进一步增添了货币供应中的困难和混乱，使人们没有信心，忧惧不安。原先只有金币银币流通时，人们不需要提心弔胆，而代用纸币后，公众确实有理由担心受骗，觉得这种银行业务是煳弄人的。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恢復到“硬币”时代，认为让银行用没有真正价值的纸片印钞票，结果就是让公众上当。 四 击败银行(3) 尽管纸币遇到了种种困难，但现实依然是金银供不应求。是冒风险用纸币，还是无货币可用呢?多数人选择了前者。 第18页 安德鲁·杰克逊并不属于这多数人。他的身世与富翁比德尔截然不同。他不是出生于大庄园，而是头一个出生于原木小屋的总统。他13岁就离开了学校，随南卡罗来纳民兵投入独立战争。在他的一生，许多人都认为他头脑简单。从某些方面来看，此话有理。“这是一个简单得要命的脑瓜子，想事老是一根筋”，这是他质朴的一面。然而，在当选总统之前，杰克逊担任过律师，将军，美国众议员，美国参议员，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法官，以及佛罗里达州州长。“头脑简单的外行”这一标籤也许还有助于他赢得总统选举的胜利。但他在政治上的履歷是很了不起的。 直到1797年他30岁为止，他曾是信任钱币和银行的(当时还是华盛顿总统任职期间)。那一年，他在田纳西买了一块地，希望转卖了赚点钱。他找到一个买主，那人付给他的是期票，可是后来那个人破产了。杰克逊本来是相信期票和其他钞票的，结果落得一屁股的债，花了10年工夫才还清，还差一点进了监狱。吃了这场大亏，他想到别的人也可能遭到一样的厄运，从此打心眼里就再也不相信纸币和银行。杰克逊认为人们应勤劳体面地致富，而银行的勾当却恰好相反。银行的人靠贷款利息发财，是依靠他人的辛劳坐收其利。杰克逊还认为，银行让人贷款方便，就诱使普通人追求并非必要的奢侈和享受，最后变得一身债还不清。 杰克逊有一次跟尼古拉斯·比德尔谈到第二银行时说：“我对你的银行的厌恶并未超过我对所有的银行的厌恶。”他在致詹姆斯·波尔克的信中写道：“我恨那些玩弄纸票子的银行和口袋空空”；“凡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一向反对美国银行，反对所有的银行。” 在1819年金融恐慌之后，杰克逊更加坚信银行干的事弊大于利。那一年，大量银行垮了，调查发现了腐败成风。银行停止了凭纸票兑现金，取消了普通债户财产赎回权，但对它们自己的人却大不一样。尽管存款户倒赔钱，银行却依然给股东分红，给那些欠了银行钱的政界盟友贴息。银行老闆更是按折扣价购进自己的纸币，大发横财。有钱有权的人安然无恙，其余的人则只有不值钱的纸票子。 因此不难理解，杰克逊总统就职后，对第二银行及其不受制约的操纵美国经济的权力，感到怀疑。表面看来，这家银行的目的是没有问题的——要结束滥发纸币的混乱局面，使美国银行系统多少有点稳定性和监督。它採取的做法是要确保各州的银行有足够的金银来支持它们的钞票，同时它还要充当最后的贷款人。问题是，它本身是一个私营机构，却充当了公款的保管库。它控制着政府的钱，政府却控制不了它这家银行。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使得银行自己任命的董事会不向任何人负责，而且格外容易滋生腐败。一些评论家发出了警告，杰克逊注意听了。 比德尔领导下的第二银行也许做了一些好事，但腐败是确凿无疑的。它贿赂政界公职候选人和在职者；它还收买了一些报纸为那些与它结盟的人造声势搞竞选。担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的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有一次给比德尔写信，说他的年度“聘金”没有“照常续付和更新”，他说，“若贵行愿与本人继续保持关系，宜速付之。”该银行的无帐开支达百万美元以上，还给一些国会议员、报纸主编和其他一些政界人士发放了巨额贷款，高达3000万美元(约合现今的6亿美元)，大多无担保手续。 杰克逊就职时，他整治第二银行的行动余地是有限的。政治上障碍重重，他的一些富有的政界同事(其中许多人还是腐败的)出于明显的缘故而喜爱第二银行，新总统要削弱该银行的权力，是不会受到这班人支持的。此外，杰克逊还有一些实际问题要考虑。第二银行的营业特许证还有八年才期满，同时，它控制着全国那么多的钱，即使总统能整垮它，那些钱又往哪里去呢? 杰克逊慢慢开始行动。他派人调查了第二银行的一家分行干预竞选活动的问题。查明它在上一轮选举周期是根据参选者的党派关系而决定是否给予贷款。杰克逊要求比德尔给该分行指派一个新的能为两党共同接受的董事会。比德尔拒绝了。杰克逊又调查了另一分行的类似活动，比德尔仍毫不认错。总统无奈，只好发出了警告性的一枪。 在国会讲演时，杰克逊谴责了第二银行，希望发动议员们起来反腐败。这一枪完全无效。比德尔在国会山的朋友们成立一个委员会，发表了一项报告，大肆颂扬第二银行。这时，比德尔决心转入攻势，他将该项报告翻印了好几百份，分发给全国各地有影响的人士，而且还提出要求，不但要杰克逊停止调查，还要求提前更新该银行特许证。现有的特许证到1836年才满期，但比德尔担心杰克逊若在1832年赢得连任，到1836年会不给该银行更新特许征。提前更新了，杰克逊就没戏了。 四 击败银行(4) 比德尔的行动进一步惹恼了杰克逊，使他更加厌恶第二银行。但支持给银行更新特许证的人越来越多，令杰克逊心烦。如果比德尔使该银行成为1832年竞选中的一个话题，杰克逊也许无法赢得连任。他的对策是告诉比德尔，只要他比德尔不将此事闹成一个大选话题，可以让他申请更新特许征，只由国会审批。杰克逊希望等到国会就此事进行表决时，能揭发出该银行更多的腐败勾当，从而让它得不到国会多数票。但比德尔担心杰克逊赢得连任后会食言而重新打击他的银行，因为杰克逊到那时会在政治上无所顾忌。 第19页 比德尔想出的高招是跟当时正在崛起的1832年将与杰克逊竞选的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结盟，给杰克逊设下陷阱而确保第二银行的生存。他们积极推动国会在1832年大选之前就表决第二银行更新特许证一案，因为他们这法案在当时的国会是容易通过的。等到法案一通过，杰克逊就只有二者择其一：要么屈服于政治压力而让法案正式成立(这样就能确保该银行的生存而不论大选结果如何)；要么否决法案而使这成为一个大选中争议的问题，从而败在克莱手下，而克莱一上任就给该银行发新的特许证。杰克逊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大选就会成为银行问题上的全民公决。比德尔和克莱认为这一招会把杰克逊套住。 对于杰克逊来说，这时就得掂量掂量，人格荣誉和政治现实孰重孰轻。如果他坚持做他相信是正确的事，那就很可能牺牲掉自己赢得连任的机会，而且最后第二银行还是倒不了。这是对他的人格和智慧的极端考验。这时他对他的一位顾问马丁·范伯伦说：“那银行想要整死我，可是我要整死它。我要向他们证明我决不畏缩。” 斗争的决定性时刻到了。银行法案在众参两院均顺利通过。怎么办，杰克逊必须下决心。他自己党内的领导人纷纷劝他不要否决该法案。劝说无效后，他们又恳求杰克逊在否决中不要把话说绝，要留条后路，让人觉得大选之后还有再议的可能。他们担心的不只是杰克逊是否能够连任，而且还有他们自己的政治前程。 杰克逊决定，即使他将会输掉这场最后的决斗，他也要坚持他为人一世的原则立场。他着手起草了一位在职总统用词最尖锐的否决咨文。他要用他全部的武器来战斗，直接向人民讲明他的立场。1832年7月10日，他向参议院宣读了否决咨文。他指出：“令人遗憾的是，有钱有势的人太经常地迫使政府屈从于他们的私利目的……我们的许多富人不满足于平等的保护和平等的照顾，他们还要我们通过国会的立法使他们变得更富……我们坚决反对我们的政府为少数人谋取私利而损害众多人利益的那种卖淫式的行为。”他这些话让在场的亨利·克莱听了以后感到震惊。 他高声明确宣布，他捍卫的是人民，而不是权势者，他不会允许富人践踏普通人的权利。这是典型的平民主义言论，比后来的平民党运动早了50年。这是头一次一位总统把否决权用做政治工具，直接向美国公民们发出唿吁。 对这一否决的反应——主要是来自那些接受第二银行资助的报纸——不是表示愤怒，就是表示蔑视。一些报纸的社论谴责总统的咨文是在鼓吹阶级战争。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参议院说这一否决咨文是在“没有任何事情危及公众自由的情况下，却对这一自由拉响警报，制造恐慌”。而关于他自己的利益冲突，他却只字不提。 三天后，参议院就总统的否决进行表决。需要有2/3的多数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而结果却是差了3票。这倒是符合比德尔和克莱的心愿，因为过快地推翻否决反而显得没劲。他们就是要把这件事闹到大选中去，看看美国公众是怎样让杰克逊蒙羞，不光彩地下台。比德尔高兴看到杰克逊走到无路可退的境地。他说：“至于这否决咨文，我为它高兴……这真的就像马拉和罗伯斯比尔的做法一样，是一篇无政府状态的宣言……我的希望是，它将会促使我们国家摆脱这些可悲的人的统治。” 比德尔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他花了银行的10万多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00多万美元)大量印刷杰克逊的否决咨文，散发到全国各地。比德尔相信，人们看到杰克逊要搞垮银行的这一咨文，就会反对他而支持克莱。结果，他却是大错特错了。 1832年选举的结果是杰克逊以压倒优势获胜。同样让比德尔深受打击的是，在这次选举中新选出的240名众议员当中，支持杰克逊的人占了将近60%，这样，由新国会推翻总统否决的希望也落空了。杰克逊写道：“这次否决成功了。垮掉的不是他们所估计的我，而将是那银行。” 在美国人民给杰克逊戴上胜利者的花冠以后，杰克逊又採取措施，他认为这该是最后一枪。他逐渐从第二银行撤出政府的存款，转存到几个州的银行。不靠第二银行，政府的日子反而过得更好，好到连杰克逊也从来没有想到的程度：在年轻的美国的歷史上，联邦政府头一回还清了所有的债，开始有了盈余。 四 击败银行(5) 但是比德尔仍不甘罢休，使出了他最后的武器。尽管杰克逊调出了政府的存款，第二银行仍然控制着大量的钱，比德尔操纵这些钱，足以震撼国民经济，制造一场金融恐慌。为了让公众相信他的银行是为保持经济稳定所必不可少的，比德尔孤注一掷，开始採取焦土政策式的“紧缩”方针，以搅乱国家的经济繁荣。突然之间，他要求回收贷款，要求结清尚未偿付的帐目，想一下子摧垮美国的经济。其他的银行被拖得直喘气，有一家银行业刊物报导说：“我们从未见过或感受过像现今这样沉重的压力，而且情况还在一天比一天更加恶化。”终于，比德尔走得过了头，“失去了把握现实的能力”，众议院挺身而出制止了比德尔想把美国推入经济萧条的行径。本来还支持他的银行界人们也觉得他的做法太过分而疏远了他，他的 第20页 做法还充分证实了杰克逊最初的担心：让银行享有太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 第二银行声誉扫地，勉强苟延残喘到1836年特许证满期。比德尔试图把它改建成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小银行，但没过几年，那小银行也资不抵债，彻底垮了。杰克逊为美国人民赢得了毫不含煳的胜利。他粉碎了比德尔的银行。 杰克逊在致国民的告别演说中说：“每一个被置于权力职位上的人最终都得向你们大家负责。”他严肃对待国民的授权，坚决捍卫他相信是正确的做法，而置政治压力于不顾。尼古拉斯·比德尔最终也领会到决斗高手查尔斯·迪金森早就发现的：这棵“老核桃木”是打不倒的。 附录 杰克逊总统 1832年7月10日 关于合众国银行的否决咨文(摘录) 致参议院： 贵院关于“修改和延续”《向合众国银行吸纳认购者的法令》的法案，已于本月4日递交本人。经郑重考虑，遵照宪法原则(选择这一天递交该法案，显然让本人重视宪法)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即国庆节。——译註，本人已得出结论，认为该法案不应成为法律，兹将原件退回贵院，并陈述本人意见如下。 有一家合众国的银行，对政府而言有诸多方便，对人民亦有益处。本人基于这一认识，同时又鑑于现有这家银行所拥有的某些权力和特权并非宪法所授予，有损于各州之权利，对人民之自由权有危险性，而深感忧虑，是故于本人任职之早期即认为自己有责任提请国会注意，是否能组建一机构，使之既具有种种优点而又消除上述之种种弊病。本人深感遗憾的是，在现今让我审阅的这一法案中，全然看不出本人认为有必要对该银行特许证做出的修改，即让它符合公正、健全方针和符合我国宪法。 至此法案预定生效时间，该法人团体，即有权任命自己的总裁和董事的合众国银行公司，将已存在20年之久。它独享联邦政府授权之下的银行业务特权，独享联邦政府的照顾和支持，其必然后果是几乎垄断了外汇和国内汇兑。该银行通过原特许证而享有的权力、特权和照顾，使该银行的股本的价值远远超过其票面价值，等于是为其股东馈赠千百万股之厚礼。 也许可以认为，关于设立该公司之原法令未能防止这一结果，是因为在当初通过该法令时尚未能确切预见此种后果，情有可原。而现在让我审阅之法案建议为同一股本之持有人，其中许多人仍是原先那些人，再馈赠至少七百万股之巨礼。此种馈赠已不能以同样理由予以辩解。从各方面均可见，此法案之通过将确保每年20万美元年金之支付，从而一举使该银行股本票面价值升高1/4，这就会让该股票之市场价格至少升高30%左右。接受我国政府此种馈赠者并非全为我国公民。该银行股本中有800余万股是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此法案一旦付诸实施，美利坚共和国就会给这些外国人赠送数百万之多的美元…… 凡种种垄断权及特权之授予，其代价均系公众承担，故公众应得到等价之回报…… 但此法案并未允许公众参与购买此垄断股本之竞争。它错误地认为只有现有的股东才能有权既享受政府的照顾又享受政府的馈赠。掌握股本的人约1/4为外国人，其余的股东只是很少的几百名美国公民，主要是最富阶级的美国人。此法案只照顾他们的利益而将全体美国人民排除于竞争之外…… 有人主张给现有这家银行再颁发特许证，其理由是，该银行收回其贷款，会造成巨大的金融困难。但此事有充裕的时间，只要管理得当，压力不会很大，只有管理不当时才会产生沉重压力。因此，若造成巨大困难，那将是该银行自己的过错，只会进一步证明迄今已明显滥用的权力不应再予延续…… 一家银行从其性质上说不受约束，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将它约束于我们国家，这对我们的自由与独立没有危险吗?该银行的总裁已告诉我们，大多数州的银行都是靠它延展债务偿还期才得以生存。一旦它的影响力集中于它自选的董事会——在现今这一法案之下，这是有可能的——而该董事会的利益又认同于它的外国股东们的利益，那时难道没有理由为我国和平时期之选举的纯结性以及我国战时的独立而忧虑颤抖吗?他们的权力巨大，他们决定动用这一权力时，会有强大威力。如果他们这一垄断地位每15年或20年就按照他们自己提出的条件得到更新，他们在和平时期也许会很少动用他们的力量来影响选举或控制国家事务。但是，如果有哪个公民或公职人员插手要限制该银行的权力或阻止其特权的更新，那么他毫无疑问就会感受到该银行的影响力。 四 击败银行(6) 一旦该银行的股本大部分转入某一外国的国民之手，而我们又不幸地捲入与那个国家的战争，我们将会沦于何种境地?若该银行几乎完全被一外国的国民所拥有，其经理人员即便不是在感情上也至少是在利益上倾向该国，那么它的方针指向何方自然也是毫无疑问的。它在我国国内的全部运作都将会是援助那境外的敌国陆海军。它控制着我们的货币，接收着我们的公款，操纵着我们成千成万公民的生计，这样，它将会是比敌国的陆海军更加可怕，更加危险。 第21页 如果说我们必须有一家私人股份的银行，那么从合理政策和美国感情的任何一个角度来考虑，它都应该是纯美国的。它的股东应全部是我国自己的公民，他们至少应对我们的政府友好，并且愿意在困难和危险时期支持我们的政府。现在国内的资金很充足，近年来一些地方银行的股份被人们争相认购，以至于有的地方几乎因此而发生闹事。只要银行股东全是美国人，又拥有本法案所赋予的权力和特权，它的两亿美元股本是不难筹措的。现在政府还得将款项存入这家银行，在紧急状态下还得依靠它取得信贷，这银行更不应让股本流向国外，而应禁止向外国人出售股份，否则即予以没收，以示惩罚…… 现在这一法案却授权和鼓励合众国银行将股份转移给外国人，而且还免除他们向州和联邦纳税。这绝非“必要和适当”，远远不能使该银行成为政府财政运作的可靠、有效代理人，相反，这是存心让合众国银行变成一家外国银行，在和平时期使我们的人民贫穷，让外国势力散布到我们共和国的方方面面，在战争时期危及我国的独立…… 原先的合众国银行资金仅1100万美元，就完全足以迅速而又安全地发挥政府要求它承担的所有的功能。现在这家合众国银行拥有资金3500万美元，这就比经验业已证明银行为履行其公共功能所必需的资金至少多出2400万美元。老银行存在期间的以及新银行成立时的公债均已接近还清，我们的税收即将降低。因此，银行资金的这一增加并不是为了公益，而是为了私利…… 令人遗憾的是，有钱有势的人太经常地迫使政府屈从于他们的私利目的。在每一公正政体之下，社会都存在贫富差别。用人为的办法是不能造成才能的平等、教育水平的平等或财富的平等的。人们可以充分享受天赋的才华以及优越的产业、经济和美德的果实，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如果法律还要在这些自然的和公正的优势之外再增加人为的差别，提供头衔、馈赠和特权，使富者更富，使有势者更有势，那么，社会的平凡成员——那些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手段为自己谋取类似好处的农人、工匠和劳工——就有权利指责政府不公平。政府不一定有罪过，罪过只在于为政不公。如果为政只限于平等的保护，恰似苍天降雨露滋润大地，对高者低者、富者穷者一视同仁，则是不分条件的造福。现在让我审阅的法案似乎跟这种公正原则有大相迳庭而又不必要的偏离…… 经验应当让我们学得明智一些。我们政府现在遇到的大部分的困难，以及我们联邦现在面临的大部分的危险，都是来自于我们政府在全国性的立法中放弃了我们应有的目标，而採纳了像现在这一法案中所体现的一些原则。我们的许多富人不满足于平等的保护和平等的照顾，他们还要我们通过国会的立法使他们变得更富。结果，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我们通过立法造成一种可怕的混乱局面，使部门与部门对立，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对立，人与人对立，从而有可能动摇我们的联邦的基础。现在我们该停一停回顾一下我们的原则，若有可能还应重新振作起我们的革命先哲和开国前辈的那种爱国热情和求同精神。如果说我们还不能一下子就纠正以往立法不慎而造成的利益不均，那么我们至少能够坚定反对再赋予新的垄断地位和特权，我们坚决反对我们的政府为少数人谋取私利而损害众多人利益的那种卖淫式的行为，争取在我们的法典中和政治经济体系中求得和解和逐步的改革。 现在，本人已尽到自己对国家的职责。若能得到同胞们支持，我将感激不已和高兴；若不能，我将从促使我如此行动的动机中看到有充分的理由而感到满足和宁静。尽管我们面临种种困难，我们的体制遇到种种危险，但没有理由感到气馁或惊慌。让我们坚定地依靠仁慈的上帝以求得救助和解脱，我确信仁慈的上帝在密切注视我们共和国的命运；我们还要依靠我国同胞们的聪颖和智慧。通过上帝的慈悲和同胞的爱国之心，我们的自由和联邦会得到保全。 五 詹森胆子大起来了(1) 他在积极操纵一些人从政治上搞垮总统的活动，是内阁中的叛徒。詹森理所当然地开始考虑怎样把他清除掉。 安德鲁·詹森及其陆军部长 1864年林肯总统竞选连任时，他那位以言辞粗俗而闻名的副总统候选人安德鲁·詹森四处奔走，巡迴演说。在林肯得到压倒性胜利以后，詹森立刻返回田纳西州去结束他的该州军事长官职务，这个州在内战期间曾参加南方邦联，詹森则致力于使它重新回到联邦的队伍中来。可是，当总统就职典礼的日期临近时，詹森对于是否去华盛顿，却犹豫起来。 詹森给林肯发电报，问他是否可以不去出席就职典礼，因为他在田纳西还有一些未了事宜。这是出于自信还是出于自我怀疑，谁知道呢?对此感到诧异的林肯回电指示这位当选副总统必须到国会山，因为副总统也有就职仪式，非出席不可。 詹森还是不想去，写信给他的朋友约翰·福尼，请福尼帮忙劝劝总统。福尼更是感到惊骇，叫詹森立即赴华盛顿。 詹森无奈，只好同意。但他推说有病，一直拖到就职典礼前夕才到了首都。 第22页 第二天清晨詹森醒来时，正阴雨绵绵，又宿醉头晕。头天晚上他和福尼共进晚餐庆祝胜利，喝了太多的威士忌。起床后已没有时间再磨蹭了，赶紧梳妆打扮一番。他当过裁缝，衣着一向是合体的。匆忙准备就绪，就出发了。 在去中午的就职典礼的路上，他在国会山上的副总统办公室停了一会儿。他的前任汉尼巴尔·哈姆林和哈姆林的儿子查尔斯在那里恭候他。詹森摆不掉头天晚间饮酒过量的影响，要求再喝点威士忌。哈姆林父子马上把酒和酒杯送了上来。他们亲切交谈，一高兴，詹森又喝了一杯。倘若在头年共和党代表大会上詹森对哈姆林客气一些，哈姆林也许这时会劝劝詹森别再多喝。但离任的副总统没有劝这位马上就要上任的副总统。到他们起身去参议院时，詹森又赶紧喝下了满满的第三杯。 这时，林肯总统及其夫人、内阁成员们、参议员、众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外国贵宾、陆海军将领以及成群的记者和观众均已在场，詹森摇摇晃晃地挽着哈姆林的胳膊走了进来。酒精已经在起作用。离任的副总统向大家介绍了他的接任人。而这位接任人在他的第一次正式亮相中，竟醉态醺醺，大放厥词。 詹森口齿不清地向在场的尊贵听众大讲他自己由穷到富的自我奋斗事迹：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全靠自己刻苦学习，当过裁缝学徒，在北卡罗来纳的地位跟奴隶差不多。他身贫如洗，背着一只背包，步行走到了田纳西，在那里成了一名生意人，发了财，拥有了财产，然后当上了市政委员，市长，州议员，国会众议员，州长，参议员，一步一步升上来。 他接着大讲他怎样感谢“人民”的养育之恩，说他之能有今天，全仗了“人民”的扶持。这时他不顾礼节，在大庭广众之下开始给内阁成员们训话：“我要跟你说，你，国务卿西沃德先生，还有你，陆军部长斯坦顿先生，还有你，海军部长……” 人们都目瞪口呆，瞅着詹森靠在福尼肩膀上嘟嘟囔囔：“呃……海军部长是叫啥?” “韦尔斯先生。”福尼痛苦地提醒他。 “对，还有你，海军部长韦尔斯先生，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权力都是人民给的。”詹森大概还想没完没了地讲下去，但哈姆林用胳膊肘子捅他，才让他打住了。 除了在场的目击者以外，别的人也都从报纸上读到副总统出洋相的情形。《纽约世界报》嘲笑詹森说：“连卡利古拉的马也比他懂事一些。” 事后，詹森羞愧难当，逃离首都，到一个朋友的农庄躲了两个星期。许多人以为他是藏起来继续酗酒，其实不然。只有林肯为他辩护：“我了解安迪已有多年。他那天是偶尔失态，但大家不必担心。安迪不是酒鬼。”事实上，那次就职典礼上，詹森是头一次露醉态，也是最后的一次。不幸的是，这仅有的一次酒后失控的时机可谓糟糕得没法更糟了。当他最后悄悄返回华盛顿时，总统有意避而不见。 当林肯1864年开始竞选连任时，他提名詹森做他的搭档，应该说是高明的一招。内战时，来自南方的参议员们都纷纷站到南方邦联一边，主张脱离联邦，这时只有詹森这一位来自南方的参议员坚决反对分裂合众国，疾言厉色谴责那些人威胁联邦的行径，他的言论经常上了报纸头版，他也就成为北方人心目中的英雄和政治明星。此后，詹森作为田纳西州军事长官，亲自指挥了该州首府纳什维尔的英勇保卫战，击退了叛军，严惩了俘获的邦联分子。 有几个人向林肯表示过反对意见。脾气暴躁的众议院领导人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对林肯说：“难道你就找不出一个副总统候选人，为什么偏要从那些该死的造反省分挑出这么一个人?”但党内多数领导人贊成挑选詹森，当然只是作为配角，而不是作为当家人。詹森在就职典礼上的出洋相，让他们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五 詹森胆子大起来了(2) 仅仅六个星期之后，到了1865年4月14日，林肯总统在福特剧院被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刺杀。这时，人们对于副总统的嘀嘀咕咕一下子爆发成一片惊慌。詹森一向不爱看戏，认为那是“无聊”，所以出事的那天晚上正在旅馆睡觉。跟他住在一起的前威斯康星州长伦纳尔·法韦尔在剧场目击了那一惨剧，跑回来叫醒了詹森，让副总统惊悉了这一消息。 当人们获悉国务卿西沃德也被捅了一刀的消息时，就更加惊慌了。保安当局立即派来卫队保护副总统，因为当时不清楚阴谋的暗杀对象有多广。他们还不知道布思的一名同谋犯乔治·阿泽罗德特那天上午已经住进詹森所在的旅馆房间的楼上一间房内，打算晚上对詹森下毒手。晚上，他还找旅馆侍者细细盘问过副总统的动静，可是到了他们约定的下手时间，即晚上10点15分，正像他的律师后来所说的那样，“阿泽罗德特喝得酒醉如泥了”。 正当詹森刚刚惊醒过来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的私人秘书布朗宁告诉他在门口信箱里发现过一个字条： 不想打搅了。你在家吗? 约·威·布思 第23页 据旅馆侍者说，布思是那天下午来，打听副总统及其秘书在不在，然后留下了这一字条。布朗宁曾错误地以为布思这字条是留给他的，因为他在纳什维尔时就见过布思这名演员，如今才知道此人是刺客。这字条藏有恶毒用心，让人以为布思与詹森是相识的，但它也进一步证明了副总统是差一点儿被人下毒手。这时奄奄一息的林肯已被人抬到剧院对面的彼得森大厦，詹森赶紧去那里看望了垂死的总统。詹森小心谨慎，没在那里停留太久，也丝毫没有显出幸灾乐祸的样子。 翌日上午7时22分，林肯去世了。内阁立即通知了詹森。几小时后，詹森在他下榻的旅馆于肃穆气氛中宣誓继任总统。他的讲话非常简短又非常谦逊，说“刚刚发生的悲惨事件令我深感震惊而几乎难以自持”。他接着说：“如此重大的责任出人意外地压到我身上，使我感到力不胜任。”他的话缺乏令人鼓舞的力量，但这位新的首席行政长官表示决心竭尽全力承担总统职责，这也让观察家们稍感欣慰。 詹森很得体地嘱咐林肯夫人用充裕的时间迁出白宫。当天中午，他把林肯的内阁成员们召集到财政部开会。这批人各有各的神通，既有共和党人又有民主党人，只是因为都坚持对南方邦联的战争而聚在了一起。在林肯手下，他们就常闹意见。如今，曾经醉态之下训斥过他们的人成了新的总统，要来管他们了。国务卿西沃德倒是与詹森政见相投，但他正在疗伤。詹森最难对付的，就是为人傲慢而又言词尖刻的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他甚至骂过他很敬重的林肯，把林肯叫做“原始的大猩猩”，还说过林肯是“该死的笨蛋”。 詹森表示他一定要继续奉行已故总统的政策，请内阁成员们全部留任原职，指定一名临时代理国务卿。那个下午就有一些麻烦事要处理。要抓捕兇手。许多人埋怨斯坦顿不该不派人到剧院保护林肯，这时斯坦顿要求詹森让他负责此案的调查。詹森马上同意了。很快，斯坦顿就抓获了全部案犯，仅一人漏网。布思因拒捕而被击毙。 按照斯坦顿的建议，詹森下令将案犯交付军事法庭严加审讯。总的看来，头一天的事还算顺利。 刺杀危机处理了，詹森着手日常政务。他任命了维吉尼亚州的临时州长，宣布了对原邦联人员的大赦。但他只字未提一个棘手问题，即已获解放的奴隶是否该授以选举权。内阁成员在这一问题上意见分裂成两派，无法统一。詹森听取了双方的意见，未徵求国会的意见，就自己拿主意，决定此事交各州自行处置。 詹森并不是伟人。他没能摆脱自己青少年时期受到的种族主义影响，又认为南方走上邪路只能责怪少数贵族式的庄园主。他体会不到南北之间怨恨之深，无法铸就一个新时代。正如林肯所说，詹森是一个好心人，但有局限。他生性固执，一心只想尽快让南方得到恢復，而听不进批评意见。 在初步行使行政权以后，詹森胆子大起来了。他迅速对南方各州发号施令，大手大脚动用他的赦免权。报纸不断报导成群的干过坏事的原邦联分子涌向白宫争取得到赦免。据报导，有一个名声不大好但很会做生意的寡妇为这些人充当经纪人，得到了詹森的合作。还有人说詹森对南方人宽大无边，甚至打算赦免当时在押的原南方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 日復一日，詹森战时的英雄气概和反对国家分裂的勇气渐渐消失。原南方邦联分子曾视他为敌人，如今却视他为救星。而他的北方朋友们前两年迅速把他抬举上来，如今则同样迅速地对他疏远而去。 五 詹森胆子大起来了(3) 国会当时正处于暑期休会期。国会议员中的激进派一向主张严惩南方叛逆分子，这时见到詹森的举措，感到惊恐不安。早就对林肯提名詹森为副总统候选人感到不满的史蒂文斯这时向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抱怨说：“难道就没有办法阻止华盛顿的那位总统的胡作非为吗?”他断言詹森会在国会復会之前“加冕称王”。萨姆纳到白宫要求赋予已解放的奴隶以全部公民权。但詹森拒绝做任何让步，坚持说选举权问题向来是由各个州自行处置。更糟的是，这位总统还误以为萨姆纳的帽子是痰盂。激进派议员们感到詹森是不可理喻的了。国会秋季復会后，反詹森的一派争取让国会通过他们自己提出的南方重建计划，想以此挫败詹森的计划。 詹森决不愿意把处理南方重建问题的权力拱手让给国会。他先是否决了国会通过的要扩大已解放奴隶事务管理局的权限的法案，接着又否决了国会通过的要赋予南方黑人公民权的法案。在第一次，他的否决站住了，但在第二次较量中，两党绝大多数议员联合起来，推翻了总统的否决。只有四名共和党议员站在他一边。詹森惨败了。 这时，以斯坦顿为首的几名内阁成员开始公开表示不同意总统的主张。斯坦顿不执行总统的指示，试图另搞他自己的一套南方重建计划。他跟他在国会中的盟友秘密讨论如何遏制总统的权力。他的背叛行为还不止于此。1866年7月，在讨论路易斯安那州赋予黑人以公民权的纽奥良代表大会的前夕，有一封紧急电报警告说当地復仇心切的邦联分子有暴乱的危险，斯坦顿竟然把这封电报扣留下来，不让总统知道。结果，詹森没有採取任何防范措施，暴乱造成40人死亡，140多人受伤。更糟的是，詹森还表示过怀疑纽奥良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的合法性，曾指示路易斯安那州司法部长阻止一切非法集会，这就在无意之中给暴乱分子打了气，人们指责詹森应对这一惨案负责。 第24页 公众日益感到惊慌。詹森跟国民拉开了距离。许多人甚至相信是他策划了林肯遇刺一案。林肯的遗孀玛丽·托德·林肯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就愤怒地写道： 那个可悲的酒鬼詹森事先就得知我丈夫要死——要不然他信箱里怎么会有布思那个字条，他们一定早就认识——我有一个痛苦的想法，挥之不去，总觉得他了解那些阴谋分子，那些人也知道他们后台是谁……我确信詹森在这一切背后插了一手。 詹森总统错误估计了民众情绪，决定直接唿吁人民支持他。他拖着西沃德和韦尔斯做伴週游一系列城市，到处发表政治演说，痛斥那些反对他的人，颂扬他自己的政策。格兰特将军也被迫随行，但一路上总躲在火车厢里喝闷酒。人群见到这位内战英雄就欢唿，但对詹森不感兴趣，喝倒彩。詹森这趟宣传活动算是自讨没趣。 国会中期选举后，反对詹森的议员更多了。他持续不断地否决国会的议案，否决咨文又臭又长(这种否决居然有29次之多)，可是他阻挡不了国会的举动。正如《纽约世界报》所说，“总统可以在理由上驳倒国会，可是国会能有足够多的票数推翻他的否决。”他们往往在总统否决的当天就予以推翻，有时甚至不出半个钟头。 国会对总统的厌恶日甚一日。议员们开始议论是否要弹劾总统。按照宪法，总统若有叛国行为、受贿或其他罪行或不端行为，国会可以通过弹劾这最后一招把总统搞掉。这种极端的步骤以前还从未採取过。然而这是十分严肃的事情。1867年1月，一些热衷于搞垮詹森总统的议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麻萨诸塞州选出的众议员本·巴特勒为首，负责调查总统的行动。他们细查詹森的饮酒情况和银行存摺，重新审查了詹森与刺杀林肯的兇手布思有无关系以及詹森与原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有何联繫。 特工部门首脑拉斐特·贝克透露，在布思尸体上发现的日记中，有18面被撕掉了。巴特勒严厉追问：“是谁撕毁了这日记本?是谁扣下了这一证据?是谁因为口袋里有这本日记，里面至少载有本案主要阴谋分子的想法和目的，因而迫使一名无辜妇女上吊而死?”詹森对日记本缺掉这么多页也很关心，对此进行调查。斯坦顿报告说，失去的那些页从来未曾到过政府手里。 然而，形势还是令人害怕的。假如国会要总统停职到弹劾审理结束，怎么办?有些支持詹森的人建议调兵来进行武装抵抗。尽管总统并不打算採取这样的行动，但不少人仍纷纷传言他可能这样做，谣言传布甚广。 斯坦顿的国会朋友们不愿把宝仅仅押在弹劾一举之上，又担心詹森把斯坦顿撤职，就让国会通过了《任职法案》，其中规定，未经众议院同意，总统不得将任何内阁成员免职。但该法案对内阁成员的保护仅限于“任命他们担任现职的总统的任期之内，或其后一个月”。斯坦顿本是林肯任命的陆军部长，詹森是留用了他，所以许多人认为他不受此法案保护(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 五 詹森胆子大起来了(4) 詹森又得针锋相对进行一次否决。在内阁讨论此法案时，连斯坦顿也表示反对，正如后来别人指出的，他认为这会对行政部门的权力造成威胁。总统说他因风湿病胳膊难以写字，就请这位陆军部长代他起草否决咨文，但斯坦顿把这差事推给了国务卿西沃德。 当然，斯坦顿没有理由弄脏他的手，因为他知道国会会很快推翻这一否决。事实果然如此。事情的运转如此之快令人惊讶，所以一位观察家听到别人告诉他：“我们再也不会注意他詹森说些什么。” 由春至夏，国会一直推迟召开弹劾听证会，因为仍需搜寻过硬的证据来反对詹森。来自俄亥俄州的众议员詹姆斯·阿什利一再保证他能办到这一点。反对詹森的这些人处心积虑要指控詹森有罪，竟然落到如此地步，找到一个已定罪的作伪证者，说只要他出来作证，就答应赦免他。可是这个傢伙不傻，他知道从哪里最容易得到赦免。他径直跑到白宫，和盘托出了那桩骯脏故事。詹森将之公布于众，打赢了这一回合。 此时，詹森了解到斯坦顿在纽奥良暴乱之前扣压电报，很快又发现这位陆军部长还扣压了另外一些重要消息。斯坦顿不同意詹森的政策，早已不是秘密。如今又证明了他在积极操纵一些人从政治上搞垮总统的活动，是内阁中的叛徒。詹森理所当然地开始考虑怎样把他清除掉。 詹森趁有人收买作伪证者的新闻炒得正热的时机，开始行动。1867年8月5日，他正式要求陆军部长斯坦顿辞职。斯坦顿傲然拒绝。总统让他先悬了几天，然后让他停职，请格兰特将军暂时代理陆军部长之职。这些做法至少从字面上讲是符合那个新的《任职法》的。格兰特于国会休会期接替了期坦顿的职务。 事态和舆论看来变得有利于詹森了。阿什利迟至11月末才提出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弹劾报告，但它让人们感到几乎像是一个痴迷于阴谋故事的人的胡言乱语。虽然他断言他确信死于任职期间的总统，包括林肯在内，都是被他们的继任者毒害而死，但他又承认，他没有找到能让大多数人信服的具体证据。《哈泼斯周刊》嘲笑说：“我们不禁想到阿什利先生是兴奋得过了头。”弹劾的动议失败了。 第25页 可是这胜利并不实在，也为期不长。1868年1月13日，众议院命令格兰特将陆军部长一职交还给斯坦顿，格兰特欣然照办了。詹森气得破口大骂，恨透了格兰特。 这总统已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跟他的敌人对着干。他不再顾及那个《任职法》，而是直截了当，任命陆军副官长洛伦佐·托马斯为新的陆军部长。他想倒过来逼使国会上法庭跟他打官司，因为他确信《任职法》是违宪的。即使法庭裁定它并不违宪，他也是被逼得无奈而跟他的敌人斗，顾不上后果如何了。他毕竟是合法就任的合众国总统，该让内阁和国会都明白这一点了。 托马斯将军奉总统之命到陆军部，向斯坦顿递交了将其解职的公函。斯坦顿坐在沙发上咬牙切齿地说：“你是要我马上离开，还是允许我再呆些时候清清我的东西?”托马斯宽大为怀，同意过些时候再来。 这时斯坦顿在格兰特的帮助下，决心坚守陆军部，不许任何人再闯进来。消息传开了，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也急忙赶来支援斯坦顿。另一些人发来了声援信。最令人难忘的是查尔斯·萨姆纳的简短电报：“守住。” 国会得知詹森这一最新的“违法行为”后，群情激愤，反詹森情绪达到歇斯底里程度。史蒂文斯咆哮说：“我不是早就说过吗，如果你们不打死这头野兽，它就会咬死你们。”他们认为这一次是把詹森逮着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詹森显然是违反了法律。他们并不想让最高法院做裁决，弹劾的唿声又响遍了华盛顿。 那天晚上，托马斯参加一个舞会，扬言他将在第二天早上接管陆军部。可是第二天早上他还没有起床，斯坦顿就派警察来逮捕他。他报告了总统，总统激动地说：“很好，我正是希望他们闹到上法院。”他叫托马斯服从传票，到司法部长那里交了5000美元保释金。 托马斯这一折腾浪费了好几个小时。等到他再来到陆军部时，斯坦顿早已摆好架势，命令他走开。托马斯不走，双方僵持了一会儿。这时托马斯说：“下次你再要逮捕我，别让我空着肚子走。”斯坦顿搂着他的脖子，吩咐拿威士忌来。于是两人坐下来饮酒，静观局势下一步如何演变。 国会说服了斯坦顿，叫他不要再对付託马斯，同时以惊人的速度(三天多一点时间)赶写出一项弹劾动议，罗列了总统一系列罪名。决心趁自己咽气之前干掉“这头野兽”的撒迪厄斯·史蒂文斯认为这罪状还不够充实，在他建议之下，又补充了另外两条罪名。 五 詹森胆子大起来了(5) 总统却对此处之泰然。这位裁缝出身的总统照常衣冠楚楚主持白宫的宴会，甚至还邀请国会领导人来白宫参加一次招待会，免得他们以为自己吓得腿发抖。去过白宫的人看不出詹森有焦虑的表情。私下里，詹森咒骂他的敌人，还骄傲地宣称：“我做得对，我要坚持。我决不让美国政府沦为专制主义。” 弹劾总统的听证会来到了，人们争着要票来旁听这一世纪奇观。警察把成群的妇女和黑人拦在大门外面，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就在外面抗议。1868年3月30日，听证会首先由来自麻萨诸塞州的众议员本·巴特勒发言。他领导过第一次的弹劾委员会，以擅长于法庭上装腔作势而闻名。他宣读了一篇咬文嚼字的证词，谈了总统该受弹劾的罪行，接着又讲了一通法律上的道理，说明为什么不能让詹森有权利来考验新的法律是否违宪。这些文章让听众听得昏昏欲睡。最后，他才让听众听到了他们想要听的东西。 巴特勒怒喊道：“靠了最兇残的谋杀，他才得以登上总统职位，他是刺客选上去的，不是人民选上去的。”这就是那个老话，指责詹森是刺客布思的同谋。热心于反对詹森的人一直千方百计要搜索实在的证据，月復一月，费尽心机，然而仍然是什么东西也拿不出来。 政治情绪开始转向。对詹森的责难显得是拼凑出来的，国会的激进派显得是走过了头。随后的几位证人都没有对巴特勒的开场白做什么补充，只是发出了奇怪的语言，例如说什么 应该把詹森“放逐到南方天空的黑洞中去”。为总统辩护的人则以冷静的逻辑说明总统完全有权利不同意国会多数人的意见。 1868年5月16日，参议院最后就弹劾动议进行表决，结果是35票贊成，19票反对，比定罪所需要的2/3的多数仅仅差了一票。就这样，弹劾动议以一票之差失败了，詹森得以名正言顺地继续担任总统直至任期届满为止。大多数参议员都是遵照党派的立场投票。所有的激进派都认为詹森“有罪”，所有的保守派和民主党人都认为他“无罪”。有7名稳健派共和党人私下里得到了詹森将不会进一步阻挠国会的南方重建计划的保证以后，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给他定罪，而不同意弹劾。一名激进的记者悲嘆道：“认为总统无罪的参议员恰好够数，一个不多又一个不少，怎么会这么巧呢?”巴特勒也感到难以置信，曾对那7名投了“无罪”票的共和党参议员做过调查。 詹森赢得了胜利。他立即让陆军部长斯坦顿辞职。这一次斯坦顿害怕有人来抓他，赶紧撤离了办公室。詹森的胜利巩固了总统的地位。 第26页 然而，就在詹森击败了弹劾动议以后，他自己的民主党却没有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竞选连任，这使他感到愤怒和伤心。他没有认识到，从全国来看，国民的需要和意向已不同于那些把他推上政治舞台的田纳西州东部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当他的任期结束、格兰特就任新总统时，他记恨于格兰特对他的背叛，竟不顾惯例，拒绝出席新总统的就职仪式。相反，他发表了一篇向“人民”告别的演说。《纽约先驱报》讥讽说这篇演说“更适合于田纳西的某种政治集会”。 田纳西州的民众始终忠诚于詹森，最后还让他重返政治舞台。1875年，该州将詹森推选为美国参议员。当过总统之后再当参议员，他是仅此一人。他一返回参议院座席，就站起来反对参议院讨论格兰特总统的南方重建政策，说参议院无权这样做。这时，他的老对手斯坦顿、史蒂文斯和萨姆纳均已离开了人世。 詹森得到了最后发言的机会，对此感到慰藉。几个月之后，他平静地逝世了。 附录 安德鲁·詹森总统 1867年12月12日 对合众国参议院的讲话 (摘录) 斯坦顿先生笼统地提到宪法“合众国和法律”，说它们使他产生的公职责任感，迫使他拒绝承认总统有权让他停职。关于宪法让他产生的责任感，下面再说。关于“合众国法律”让他产生的责任感，他所指的肯定不是关于设立陆军部的那项法律，因为那项法律授予总统不受限制的权利来撤换陆军部的负责人。惟一与问题有关的另一项法律，就是国会1867年3月2日推翻总统的否决而通过的《任职法》，斯坦顿先生心甘情愿地维护这项法律。 这项法律之中，并没有一条规定说任职的官员非留在职位上不可。它只禁止撤职，但未禁止辞职。斯坦顿先生可以随时辞职，主动辞职或按照要求或命令辞职均可，他完全有自由。就看他选择或者喜欢哪一种。这里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法律义务…… 这并不是头一次请斯坦顿先生考虑这项法律的条款。像其他法案一样，它也曾提交总统审批。按照我一贯做法，我把它交给我的内阁徵求意见，看看我是否应该批准它。这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所以我自然要依靠司法部长的意见以及曾经担任过司法部长的斯坦顿先生的意见。 五 詹森胆子大起来了(6) 我的内阁的所有成员全都告诉我这一法案是违宪的。大家对于这一点均无怀疑和保留，而斯坦顿对这项法案的谴责最为详尽和有力。他谈到宪法的条款，谈到国会的辩论……谈到歷届政府对宪法的运用，指出这一切都说明撤职的权利是宪法赋予总统的。他又谈了他本人很有分量的见解，向我建议说，我有责任捍卫总统的权力使之不被篡夺，该否决此法案……他当时是本着宪法使他产生的公职责任感而发表了他的意见…… 在这一切之后，我真没有想到斯坦顿先生在8月12日怎么会採取另一种立场……我费了很大的劲试图改变我自己的看法，但这样的一种改变怎么也办不到…… 第六章 大炮与黄油(1) “而今我是总统。现在我有机会帮助每一个孩子受到教育……让每一个家庭有像样的住房,让病人得到医疗,让老人得到尊严。” 林登·詹森，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 林登·詹森6英尺3英寸的高大身躯仰卧在德克萨斯牧场一片空旷的草地上。他那对异常之大的耳朵听见嘈嘈杂杂的音响。他想要起身迎接那些说话的人们，可是他的手脚不听使唤，抬不起来。他抬起头，只见成千的人向他跑来，喊叫“懦夫!叛徒!软骨头!”他们手里还拿着石头。 詹森回忆说：“好像是罗伯特·甘迺迪跑在前头，向大伙儿说我背叛了约翰·甘迺迪对南越的承诺。说我让一个民主国家倒向共产党人的手中。说我是一个懦夫。说我是一个没有男子气概的男人。没有嵴梁骨的人。”石头向他飞来，他准备挨砸。这时他醒过来了。这是总统常做的噩梦。 1965年3月2日，100多架美国f-105、f-100和b-57飞机加速飞越南北越之间的非军事区。120秒钟之间，400多吨炸弹飞向了目标——北越的一个弹药堆积地。按照林登·詹森总统的命令。“滚雷”行动开始了。美国开始了对北越的战争。 詹森总统对如此大规模展示美国空军实力的行动并不怎么欣赏。他说：“我根本不觉得它令人激动。”他认为“大炮和炸弹、火箭和军舰都是人的失败的象徵”。他真正感到激动的，是他的“伟大社会”计划——让少数种族的人得到选举权，提高联邦政府对学校的资助，让穷人和老人得到免费的医疗照顾；而惟一阻碍他实现这一计划的，就是“那个该死讨厌的国家”越南。 越南阻碍詹森实现他的国内计划，以前已经有过一次。那是约翰·甘迺迪命令他出差去越南，他无权拒绝。毕竟，196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胜利者是约翰·甘迺迪，而不是他詹森。 对于竞争性强的詹森来说，给甘迺迪当副手是挺痛苦的。他有时情绪低落，起床都困难，还得靠别人扶他起来活动活动胳膊。但是当甘迺迪总统提出他的“新边疆”施政方针时，作为副总统的詹森觉得有理由早起了。 第27页 甘迺迪在种族主义和贫困这两个问题上，跟国会斗，这让詹森来劲了。经歷过艰难生活的詹森早就盼望扫除美国的这些祸害，这两方面的问题，他在贫穷的德克萨斯都见过了许多。他确信甘迺迪会需要他的支持。他们两人都知道，要让“新边疆”在国会得到通过，詹森能帮上大忙。 可是甘迺迪并不在乎詹森曾是参议院的老手。他在乎的倒是他的副总统在他身边像一只阴沉沉的秃鹰翱翔。甘迺迪曾抱怨说：“我受不了詹森那拉长的脸。内阁开会，他一进来就坐在那里，脸绷得紧紧的。”这总统总是想方设法把他的副总统打发得远远的。派他到东南亚走一趟，不失其为上策。 在飞往南越的途中，詹森一直生闷气。他知道他本来可以在国会做更好的事情。副总统不顺心，动不动就对人发火，甚至曾命令他的一名忠诚助手滚出飞机去。“咱们可是在大洋上空哪，”那助手声明了这么一句。詹森吼道，“我可不管他妈的这一套!” 当车队驶出西贡新机场时，詹森还是闷闷不乐。可是他见到一路上都有人向他表示欢迎，心情也好转了。他还在半路上多次下车，伸出手来跟当地的人们握手，还把美国参议院的通行证交给一些孩子，对他们说：“让你们的爸爸妈妈带你们去美国国会，看看政府是怎样工作的吧!” 车队走走停停驶向西贡时，詹森还给人群分送打火机和铅笔，铅笔上印有一行字：“你们的参议员林登·詹森向你们致以问候，祝万事如意。”詹森希望他自己国内万事如意吧。 甘迺迪当然是想要把詹森打发走，但他也确实给副总统布置了任务。当时在南越已有692名美国军事“顾问”，他们是艾森豪派去的，因为艾森豪担心南越落到北越共产党人手中。甘迺迪给南越“总统”庭艷写了一封信，许诺要派去更多的美国军事人员。他让詹森把此信面交吴庭艷。 到吴庭艷于1963年11月遇刺身亡时，甘迺迪已向南越派去15000名军事“顾问”。吴庭艷死后三个星期，1963年11月22日，甘迺迪也遇刺身亡，詹森继位为总统。这位詹森总统最心烦的事就是那两位死者在越南留下来的军事乱摊子。 詹森把东南亚放到一边，立刻转向国会。他如今可以放开手脚施展他的立法本领，克服了南方参议员们的阻挠，让国会通过并由他签发了一项民权法律，比甘迺迪所能办到的水平高得多。在把甘迺迪“新边疆”目标达到了以后，詹森开始策划和协调他自己要向国会提出的立法日程。 第六章 大炮与黄油(2) 这计划是纯詹森的，既宏伟又大胆。它是美国立法史上最大的改革计划。目标就是坚决要纯洁城市，美化乡村，让国民摆脱种族主义和贫困。 他的计划包括一百多项法案，他细心策划如何让它们一项一项地通过国会。如此宏伟的计划工作，只有富兰克林·罗斯福能与之相比。但即便是罗斯福也不如詹森在国会有那么大的本事。詹森在国会干了30来年，他给许多议员都帮过忙，这些人都等着还他这份人情。他打算把放出去的人情债收回来，用于他的“伟大社会”。 可是在1965年初，正当他打算开始向国会放出他的立法洪流时，越南这个祸害又闹起来，大有将他的洪水吸干之势。从就职以来，詹森就一直希望南越人“伸出他们的头脚，打进那些丛林，把该死的共产党人赶出去”。 可是南越人连一个鬼也没有赶出去。越共日益得势。每一位负责美国国家安全的顾问都坚持说，如果总统继续不关注这场冲突，南越就会陷落到共产党人之手。 当这些顾问建议实施“滚雷行动”，即对北越逐步实施大规模地毯式轰炸的计划时，詹森勉强地同意了。可是，当他的顾问麦克乔治·邦迪告诉总统，这一决策应当“让足够多的人知晓以便能使之有序执行”(就是不受国会干扰)时，詹森马上一口拒绝了。 全球冲突是邦迪玩的球赛，而詹森的球场却在国会。“滚雷行动”在越南会打出什么样的局面，詹森并无把握，但这位国会高手预见到此事一闹到国会，就会造出一个残局，那就是他的“伟大社会”计划会毁在鹰派人士之手。 当时冷战仍处于高潮，国会里的鹰派仍然可以煽起反共偏执狂。只要他们发现美国已在越南开始一场战争，他们的叫嚣就能把“伟大社会”淹没掉。詹森相信这些人会说，“我们必须首先打败那些不信上帝的共产党人，然后才能操心无家可归的美国人。” 这些鹰急于把他们的爪指向詹森。詹森已经在民权法案上打败他们，又在1964年总统选举中斗败了鹰派中的一位人物。鹰派觉得整垮詹森的宝贝婴儿——“伟大社会”——将会是一次痛快的復仇。詹森不想冒此风险。他觉得只有一个办法避开这些鹰，那就是假装战争并未开始。“滚雷行动”要保密。 可是一天之后，《纽约时报》就报导说，美国“已经决定在越南发动一场不宣而战和不加说明的战争”。詹森气得要死。他天天都教训手下的人“绝对保密。绝对不许走漏风声”，可是情报还是泄露了，令他怒不可遏。 第28页 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向总统说：“我简直不明白怎么会捅出去，糟透了。” “鲍勃，该查出来予以撤职，”总统向麦克纳马拉指示，“我们要严办。” 尽管消息泄露，轰炸已在进行之中，鹰派瞅着“伟大社会”蠢蠢欲动，但詹森仍然抵挡了他们，办法是撒谎。他对国会领导人说冲突根本没有升级。总统这么说了，鹰派想发难也得三思而后行：詹森这头“参院老公牛”仍然有权有势，能砸烂他们在国会的前程。在国会山，人们对越战升级议论纷纷，可是詹森仍然控制了局势。“伟大社会”的几十项法案出台了，包括：控制空气、水和噪音污染的几项法津；食品券和住房法案；照顾弱势群体的贊助性行动；土地保护措施；新内阁职位；较公正的移民法；设立国家艺术捐款、甘迺迪表演艺术中心和公共广播公司。 随着詹森“伟大社会”梦想一步步接近实现，他的越南噩梦也一天天加剧。詹森本来希望空战能把对手挡过去——“最初顽强抵抗，然后势头走弱，然后胡志明急于住手”。但是，“滚雷”毁的地方越多，越共的战斗也越是放肆。 这时詹森发现他有必要戴上他的另一顶帽子——最高统帅。如果他要用他的“伟大社会”改变整个美国，他肯定也能防止共产党人统治整个越南。 在国会山忙碌了一天，筋疲力尽的詹森对一个朋友说：“我现在真想来点威士忌和饮料。可是不行。我今晚还得指挥飞机出击。”他进入白宫情报室，要把一切都弄个明明白白。在这地下室没有窗子的掩蔽部中，他用手在墙上的越南地图上指指点点。 他指着岘港北面一座桥问道：“炸毁这个要用多少吨炸弹?”又问：“它对北越人有多大重要性?”如此等等，问个没完。连轰炸一处户外厕所也得经他批准。 总统对指挥轰炸入了迷。他天天凌晨3点半起床，检查他的“孩子们”在越南的战绩。但是他的“孩子们”依然在输，不论总统费多大的劲，战争仍然在步步滑脱控制。需要有点别的事使他坚持下去，詹森就紧紧抓住他的“伟大社会”。 第六章 大炮与黄油(3) “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一百天!”詹森欢唿他的“伟大社会”计划在第89届国会头一百天取得的胜利。计划虽然尚未完成，但已硕果纍纍。众议院已通过他提出的让老人和穷人享受“现代医学奇蹟”的法案，这法案已送交参议院审议。他提出的选举权法案已通过了委员会审议阶段，詹森相信不久后非洲裔美国人就会有权走进投票站。 为庆祝这些成果，他荣归故里，飞回他的德克萨斯牧场。从他的私人飞机——他把它叫做“空军一号半”——往窗外看，他知道下面的公路两旁都种上了花，这是他的《公路美化法》给家乡带来的礼物。但最令他兴奋的，还是等待着他的一次重逢。 36年前，当时才20岁的林登·詹森来到德克萨斯州科图拉这个又穷又破的小镇当小学教师。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选择别的职业。华氏110度的高温让衣衫湿透，木棚房子则被烘得干干的。校园的操场尽是尘土，没有任何设施供学生们锻鍊和娱乐。由于种族隔离，这一座墨西哥裔儿童的学校成了国家不关心的邋遢地方。 但是詹森这位新来的负责五、六、七三个年级的教师决心要让他的学生们受到更好一些的教育。这些移民的工人子弟处境是苦的。他们早上来学校时还吃不上任何早餐，而他们脸上的表情，据詹森回忆，是一种疑惑：“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我?为什么就因为我的皮肤是褐色的，他们就讨厌我?” 每天早上他都巡视一周，问学生们完成了家庭作业没有?如果女孩子说没有，他会训斥她们，让她们下课后留校写作业。对没有完成家庭作业的男孩子，他会揪他们的耳朵。据一个学生回忆说，“痛得要死哩。”他严格要求孩子们说英语。倘若哪个学生用西班牙语向他说“早安”，他会让这孩子弓着身，用棕榈树枝打屁股。 然而孩子们都敬爱这位来自詹森城的詹森先生。他创办了一个辩论社团，组织了拼读单词比赛，开始教学生打棒球和参加田径赛，还给学生篮球队当教练，给学生乐队当指挥。他甚至给学校工友辅导英语。一个学生回忆说：“我们许多人都觉得他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希望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这真像是老天赐福。” 飞机着陆了，与詹森重逢的，是他以前的学生们。詹森说：“在1928年，我从来没有想过，到1965年，我又会站在这里。”当着学生们的面，他签署了“伟大社会”的第一项重大法律，使联邦政府给各级学校的经费增加一倍。詹森相信他的学生们的子女将会从中受益。 詹森夫人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可以用金黄色圆圈圈起来的一周。让我们记住它吧，因为此后会有许多周要用黑圈圈的。”此后许多周，詹森的确很苦，白天为“伟大社会”奋斗，夜里又得跟越共打仗。美国已不再注意詹森在内政方面的胜利，这对他来说是不幸的。 第29页 专栏作家们在报纸上勐烈指责詹森在进行一场隐蔽战争。各地大学校园里尽是集会，抗议詹森在越南战争中的做法。华盛顿纪念碑周围老有游行示威。着名歌手琼·贝兹高唱要和平，集会上演讲的人唿吁“立即停止轰炸”。詹森在1964年大选中是以美国歷史上最大的多数票当选总统，而一年之后，民众对他的支持已变成了一片坚决反对之声。 詹森原先担心的是国会中的鹰派，而如今鸽派也对他不客气。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公开批评了总统的秘密空战以后，詹森向富布赖特谈心说，“你不该出来反对我。”要对付罗伯特·甘迺迪也不那么容易。这位前总统的弟弟很倔强，詹森尽管善于说服人，却说不服他。他在参议院警告说，詹森把“几十万美国军人”投入越南冲突，“很容易导致核战争”。 国会山很快就可能爆发一场战争问题的辩论，詹森真是忧心如焚。他知道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国会山的人就会迫使他专打海外那场战争，为此而放弃他对国内贫困的战争。他的“伟大社会”之梦就会半途而废。 詹森预言：“啊，我能想见会是如此。军号声吹散了最佳改革者的希望和梦想，这样的事例在歷史上多的是。”当他才5岁的时候，他的祖父曾抱着他讲故事，告诉他19世纪末的美国西班牙战争如何摧垮了平民党的改革。到他十来岁时，威尔逊总统的“新自由”改革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让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列车脱了轨，那时詹森已是美国众议员。如今，他的“伟大社会”看来又会毁于越南战争。 詹森与那些前辈的惟一不同之处在于他会撒谎。他一辈子玩政治，撒谎本领之高是任何人所不及的。罗伯特·甘迺迪抱怨过，“每次我跟他谈话时，他总说谎，甚至没有必要时也说谎。” 第六章 大炮与黄油(4) 詹森明白他对越共的轰炸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到这个时候，投到北越的炸弹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到欧洲的炸弹的总和。再拒不承认“滚雷行动”的真相，只会使总统丢脸。 詹森说：“白天处处费劲挽救脸面，到夜间会连屁股也丢了。” 然而谎言在国会还是起作用。国会里谁也不会天真到完全相信詹森对战争的否认。但是总统贬低越南问题，国会就没有什么理由辩论他在东南亚的做法。逼总统端出越南问题，就等于把他叫做撒谎者。无论是鹰派还是鸽派几乎都还不想把事情弄到那步田地。 到1965年夏季，詹森的“伟大社会”计划已进入最后策划阶段。形势似乎不错。詹森比任何其他政治领导人都更想改善更多人的生活，他的梦想似乎有望实现。他相信“伟大社会”能挽救他的声望。他说：“我打从心眼里知道美国人民是爱我的。我为他们做了那么多，给予了那么多，他们怎能不爱我呢?” 詹森甚至认为北越人有朝一日也会像他的墨西哥裔学生一样地爱他。他设想过给北越送去高质量的医疗和教育计划。他贊成投资10亿美元开发湄公河，建设水坝，给贫穷的村民送去水、电和粮食。他预言过：“我们要让湄公河变成又一个田纳西河流域。” 虽然詹森认为北越也可以变成一个“伟大社会”，但胡志明却另有计划。在夏天雨季开始时，越共发起严厉的攻势。由于雨大，执行“滚雷”任务的飞机无法瞄准目标进行轰炸。南越军队崩溃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总统报告说：“我们的处境一团糟。” 麦克纳马拉建议总统到国会，要求徵召后备役兵员235000人，将正规部队扩编375000人。麦克纳马拉认为，若总统採纳这一方针，那么就“还很有希望在一段合理时间之内在越南实现一种可以接受的结局”。 詹森知道他不能不派出更多的美军部队。他不可能撤出越南。美国还从来没有打输过一场战争。詹森不想成为第一个打败仗的总统。但战争这一次升级，要想再欺骗国会就更难了。而且这一切都得要钱。 麦克纳马拉建议詹森向国会要求一大笔拨款来弥补这一升级的费用。打仗是要花钱的，而美国从纳税人那里收来的钱最终都得经过国会同意才能拨用。詹森知道国会会同意为越南战争拨款 ，但会削减他的“伟大社会”的经费。 这就是要在“大炮”和“黄油”之间做出选择。联邦政府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钱既在海外进行一场军事战争又在国内进行一场社会战争。这时，医疗保健法案还卡在参议院，即使它最终由国会通过了，它需要的经费也会没有着落。“伟大社会”其他的大部分计划都会得不到起跳的经费。 眼看着自己的梦想即将告终，詹森情绪低沉。“他成了一个痛苦的人，”他的副官比尔·莫耶斯回忆说，“他往往陷入沉思，怅然若失。”他又退缩到自己的床上，莫耶斯发现他老用毯子蒙着头。詹森对莫耶斯说，他觉得自己似乎掉在路易斯安那的沼泽地里并往下沉。 有一天清早5点半钟，詹森在床上摔打自己硕大的身躯，喊叫“我不得不徵召60万小伙子，让他们离开家离开亲人哪!”可怕的叫喊惊醒了他的夫人。她在日记中写道：“他那样高声喊叫，仿佛不只是叫给我一个人听。” 第30页 总统夫人知道她丈夫是因为他很快要宣布的这件事而苦恼。她在日记中写道：“他对这件事一点胃口都没有。这不是他想要的战争。他想要的，是向贫穷、愚昧和疾病宣战，那才值得为之献身。” 1965年7月28日，詹森总统走上白宫东厅讲台，那里正举行记者招待会，但詹森知道他的讲话更适用于国会的一次两院联席会议。“我并不认为将我们的青春花朵，我们的优秀青年，送上战场，是轻松的事。”他告诉记者们。对于战争的代价，他有亲身体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第一位离开众议院的舒适环境而奔赴前线的国会议员，投入了南太平洋的战斗。“我想我也知道，他们的母亲会怎样哭泣，他们的亲人会多么悲伤。” 当他讲到数字时，他有意压低。他告诉记者们，他只增派兵员5万人。他坚持说这是例常的部署，并不是现行政策的改变。他撒谎。 “再说说别的事，”詹森接着讲，“现在我有机会帮助每一个孩子受到教育，帮助每一个黑人和每一个美国公民得到平等的机会，让每一个家庭有像样的住房，让病人得到医疗，让老人得到尊严 。这是我为之奋斗的事，是我从童年时代起毕生所希望的东西，我不希望看到这些梦想……淹没到残酷战争的浪费性破坏之中。我要尽我力所能及，不让它发生。”那天下午，医疗保健法案在参议院以70票对24票获得通过。此时国会将要进行他所要进行的战争。詹森既选择了大炮又选择了黄油。詹森说：“毕竟，我们的开国先辈就是一手拿枪打敌人，一手拿斧头建设家园，让全家温饱。” 第六章 大炮与黄油(5) 但是大炮和黄油是要詹森付出异常代价的。不可避免的是，越南战争的帐单是非付不可的，国会不得不开出支票。一俟国会发现自己既为“伟大社会”战争付帐又为越南战争付帐，詹森就被戴上了枷锁。詹森自己说，假如当他还是国会多数党领袖时发现一个总统企图这样做，“我林登·詹森就会揪掉他的睪丸。” 1965年8月27日，林登·詹森庆祝他的57岁生日。按照詹森夫人的要求，白宫的厨师们做了一块以“伟大社会”的象徵加以装饰的漂亮蛋糕。但在蛋糕顶上点缀了一句具有讽刺意味的话，故意与常用谚语“你不可能既有蛋糕又吃掉蛋糕”相反的话：“你可以既有蛋糕又吃掉蛋糕”。当詹森吹蜡烛的时候，他心里大概也是许了这么一个愿。 这年9月，在第89届国会闭会之前几个星期，歷史学家威廉·卢赫滕贝格对詹森进行採访时说：“总统先生，这是一届很不错的国会。” 詹森瞅着对方的眼睛，聚精会神。 採访者接着说：“甚至可以争议说，这是不是最杰出的一届国会。” “不，这是无可争议的。”詹森急忙插了进来。“你看看记录，就知道这是无可争议的。我国政府三权分立的部门之间合作的效率是空前的。在高质量立法方面，美国制度运转的效率之高，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尽管我们的制度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攻击，事实却是它很有效率。”到第89届国会闭会时，“伟大社会”的115项立法，已有90项获得通过。 但总统夫人回忆说：“在白宫的头一二年尽是葡萄酒和玫瑰花。可是到了最后，它是纯粹的地狱。”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日趋激烈，人们到处叫喊：“喂，喂，詹森，今天你又害死了多少美国青年?”全国都是一片辩论。詹森到了他总统任期末尾已成为在国会受蔑视的贱民，再也没有本事让他的立法之梦完全实现了。不过，到那个时候，他为“伟大社会”付出的最大努力已经争取到足够的经费，让它的一些举措得以维持下去。 詹森1968年决定不竞选连任以后，退居到他的德克萨斯牧场，那生活比较适合他的超高大牛仔性格。他常常开着他的白色林肯牌汽车在田野里逛，一逛就是几个小时，给他的四名牧场工人发号施令，就像早先给他的顾问们下达命令一般。他对牧场实行微观管理，如同他早先对国会的做法一样。连他的那些母鸡下多少个鸡蛋，他都要过问。在这里，詹森过着隐士般的生活。这与世隔绝的天地至少是他所能控制的。 尽管越南战争还在打，詹森却极少对此发表意见。美国人死了5万多，不堪回首。偶尔，他会关注一下“伟大社会”的进展。有一次，他表示他的这个“婴儿”会成长为一位美丽的女士。“我曾猜想她会既修长又漂亮，美国人民会情不自禁地爱上她。”这是他在自己牧场说的话。 但这时的尼克森总统已蓄意砍削“伟大社会”的各项预算。詹森悲嘆说：“她如今日益消瘦，日益难看了。美国人民会不想再瞧见她，会把她藏在密室里，她会死在那里的。什么时候她死了，我也会死去。” 1973年1月21日，尼克森总统在第二个任期就职典礼后一天宣布了越南停火。同一天晚些时候，他宣布了他要拆掉“伟大社会”的计划。 第二天，林登·詹森死了。 附录 林登·詹森总统 1965年7月28日 第31页 在有关越南问题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节译） 我的美国同胞们： 不久前，我收到了中西部一位妇女的来信。他写道： “亲爱的总统： 我不揣冒昧给你写信，问问越南危机。我有一个儿子，他如今在越南。我丈夫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役。那时我们的国家是处于战争时期。但现今，这一次，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为什么?” 喏，我已经努力回答这个问题，有好几十次了。实际上在每次国情咨文中都谈过。今年4月在巴尔的摩，5月在华盛顿，6月在旧金山，都详细谈过。现在，让我在这里，在白宫的东厅，再来谈谈。 为什么生长在充满希望、充满光辉前程的土地上的美国青年，要到这样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受苦受累，有时还会死去? 回答这个问题，如同理解这战争一样，并不是容易的，但是它显然发出半个世纪以来痛苦教训的迴响。在我有生以来已有三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朝鲜，美国人都去到远方为自由而战斗。可怕的和严酷的代价让我们懂得，退却带不来安全，软弱带不来和平。 正是这一教训把我们带到越南。这是一种不同种类的战争。没有阔步行进的大军，没有庄严的宣言。某些南越的公民有时也由于可以理解的苦恼而参加了对他们自己政府的攻击。 第六章 大炮与黄油(6) 但我们一定不要让这一点掩盖主要的事实，即这的确是战争。它的目标是要征服南越，击败美国的力量，扩大共产党在亚洲的控制范围。 这是关系重大的。 亚洲大部分非共产党国家是无法靠它们自己的力量单独抵抗亚洲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实力和日益膨胀的野心的。 因此，我们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盾牌。假若我们被赶出越南的田野，那么，再也不会有哪个国家对美国的承诺或美国的保护持有同样的信心。 那样一来，每一国的独立力量就会大大削弱，而亚洲如此受到共产党统治的威胁，肯定会危及美国自身的安全。 我们并不是存心要当守门的卫士，但再没有别的人了。在越南投降也不会带来和平，因为我们从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表现看到，侵略得逞只会让侵略者的胃口变得更大。战斗将会重新发生在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也许会带来更大更残酷的冲突，我们从歷史的教训中已明白这一道理。 此外，我们是在越南履行美国最庄重的承诺之一。11年来已有3位总统——艾森豪总统，甘迺迪总统和你们现在的总统——答应过要帮助保卫这个勇敢的小国。 在这一承诺的有力支持下，南越人民已经战斗了多年。成千成万的人战死，伤残的人更多。我们现在决不能食言，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承诺 ，决不能将那些相信我们、信任我们的人置之于不顾，听任他们遭受随后而来的恐怖、镇压和杀戮。 我的美国同胞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越南的原因。 我们在这个备受战乱之苦的国家的目标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要让共产党人信服我们是不会被武力或优势力量打败的。要他们信服并不容易。近几个月来，他们已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兵力和他们的袭击，以及交火的次数。 我已经问过司令官威斯特摩兰将军，他还需要一些什么来应付这一加剧的侵略。他已经告诉我了。我们将满足他的需要。 我今天已命令空中机动师和另一些部队开赴越南。这将使我们的战斗力几乎立即由75000人增加到125000人。今后还会需要更多的兵力，它们将会按要求陆续派去。 这样我们就会有必要扩充我们的现役兵员，为此将在一段时间内将徵兵人数由每月17000人增加到每月35000人，同时还加强对志愿兵员的招募。 经过一周来的考虑，我得出结论，认为现在还没有必要命令后备队转入现役。如果今后有这种必要，我会对此加以最仔细的考虑，而且会在採取这一行动之前，留出充裕的时间，告诉全国，告诉大家，但行动之前一定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们近来还与南越政府讨论过，要採取一些什么步骤来大大增加他们自己的努力，包括在战场上，以及在乡村改革和进步这两个方面。洛奇大使现在正制订一个新的计划，将在他返回南越时予以检验。 我已指示国务卿腊斯克和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立即与国会各相应委员会审议我们在这些方面打算採取的措施。我已要求他们回答任何一位国会议员提出的问题…… 我们不想让斗争不断扩大到后果无法想像的地步，我们也不想夸耀或吹嘘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决不会投降和退却。 因为我相信，我们美国的承诺得到了整个美国的决心和资源的支持。 第二，一旦共产党人也像我们一样，知道不可能用暴力解决问题，那时必然会有一个和平的解决。 我们一如既往，随时准备从战场走向谈判桌。我已经多次反覆公开表明，美国愿意与任何政府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开始举行无条件的讨论。我们已在世界各地40个国家的帮助下为开始这样的讨论做出了努力，但迄今没有任何答覆…… 我在越南多次谈过我们的目标。南越政府也这样做过。河内提出了它自己的建议。我们准备讨论他们的建议和我们的建议以及可能受到影响的任何国家的政府的建议，因为我们不怕会议室，如同我们不怕战场一样。 第32页 在这一努力中，我们欢迎而且希望任何一国和所有各国给予关切和援助。如果联合国及其官员或者它的114个成员国之中任何一国的官员能通过行动或语言、通过私下的或公开的活动，使我们接近于体面的和平，那么他们都会得到我们美国的支持和感谢。 我已指示我国驻联合国大使戈德堡今天返回纽约，立即向秘书长吴丹递交我写的信，请求动用联合国的所有人力物力和巨大威望，来寻找办法在越南制止侵略和实现和平。 几个星期前，我在旧金山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因为我们并不谋求摧毁任何一个政府，也不要别人一寸领土。但我们坚持而且永远坚持让南越人民有选择的权利，通过在南越或整个越南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同时他们的政府不应是用武力或恐怖强加于他们的，只要我们能阻止，就决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第六章 大炮与黄油(7) 我再补充谈一点个人意见。我并不认为将我们的青春花朵，我们的优秀青年，送上战场，是轻松的事……我想我也知道他们的母亲会怎样哭泣，他们的亲人会多么悲伤。 这正是你们的总统最痛苦、最揪心的职责。再说说别的事。当我年轻时，贫穷还十分普遍，屡见不鲜。教育是你要奋斗才能得到的东西，水恰如生命一样珍贵。我投身于公共生活已35年，30多年了，每一年我都见过一些好人，一些明智的领导人，努力争取把我国的幸福带给我们所有的人。 如今我是总统。现在我有机会帮助每一个孩子受到教育，帮助每一个黑人和每一个美国公民得到平等的机会，让每一个家庭有像样的住房，让病人得到医疗，让老人得到尊严。 正像我以前就说过的，这是我为之奋斗的事，是我自从童年时代起毕生所希望的东西，我不希望看到这些梦想以及这么多的人这么多年来的希望如今淹没到残酷战争的浪费性破坏之中。我要尽我力所能及，不让它发生。 但是作为一名现实的公僕，我也知道，只要有一些心怀仇恨进行破坏的人，我们就必须有勇气进行抵抗，否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所建设的一切，我们所希望建设的一切，我们自由梦想的一切——这一切的一切都会被投掷到征服的洪流之中。 所以不能让它发生。我们将站立在越南…… 第三部分 和平 第七章 将军绕开战争(1) 格兰特在古巴危机时做出的决定，使美国避免了捲入又一场血腥的战争。 尤利塞斯·格兰特与古巴 1869年4月末，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一艘纵帆船，“格雷普肖特号”，驶离纽约港。船上有两位乘客，一位是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查尔斯·斯皮克曼，一位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艾伯特·韦思。两人都是要去牙买加做宁静的短期逗留。韦思才20岁，他希望加勒比海的热带空气会有助于他增强体质。两人都以为这将是一次平安无事的南下航行。 可是，“格雷普肖特号”离港几小时以后，在纽约湾开阔的海面上，接起了另一艘小船上的人。斯皮克曼和韦思看见上船来的是一大批武装人员，他们上船显然是经过“格雷普肖特号”船员同意的。这两个美国人紧张起来了。这些武装人员为什么不在港内登船?斯皮克曼要求送他上岸。他说他有妻子和孩子，希望再见到他们。船员劝他放心，说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船继续朝南航行。 这两个美国人为了探听一下这批新上船者的来歷，注意听了他们的谈话。两人猜想的，是同一件事。纽约报纸大量报导了古巴发生反对西班牙统治者的起义的消息。逃亡到美国的古巴有钱人正在组织远征队，给起义者输送武器和战士。这些做法违背了美国的法律，所以，登上“格雷普肖特号”的武装人员才在船已离港之后再上来。 多数美国人都支持古巴起义者，但只是隔海相望发发议论而已。在自己安全的起居室里高谈阔论那些高尚的自由战士如何在棕榈成荫的海滩上和热带的月光之下跟可恨的西班牙人拼斗，那是容易的。可是斯皮克曼和韦思已远离自己的起居室，而且大概已经在读报中了解到不少情形。这时对他们来说，古巴已是梦魇。 当时，古巴岛甘蔗种植园里大约有50万非洲人当奴隶，许多起义者正是刚逃脱奴役的奴隶，砍刀是他们惟一的武器。有些来自刚果的人还有刀尖浇上毒汁的匕首。他们当然敌不过西班牙人的枪炮，只有隐蔽在林木茂密的内陆，不时钻出来放火焚烧房舍和庄稼，给那些忠于西班牙统治的人制造恐怖。据说他们抓到西班牙士兵，就将其活活吊死在慢火堆上。 西班牙人则是十分残酷地对待造反的人。他们抓到起义者就是“通常的背后四枪”，或是施以“铁环绞刑”，把铁环套在脖子上不断拧紧，直到受刑者咽气。他们宣布凡是无正当理由离开种植园的男人一律枪毙，凡是不悬挂白旗的房屋一律焚毁。有一次哈瓦那一剧院演出中唱起一首造反的歌，西班牙人就屠杀了剧院内所有的观众。 “格雷普肖特号”继续南航时，斯皮克曼和韦思看清了无可置疑的事实：那帮人若是到牙买加度假，绝对不会携带4000枝枪和两门火炮。 第33页 不幸的是，这两个美国人的忧虑被完全证实了。“格雷普肖特号”于6月下半月驶入加勒比海后，那批全是古巴人的武装人员夺取了该船的控制权，把船开到关塔那摩附近一个地方靠岸。他们强迫斯皮克曼和韦思与他们同行。这两个美国人在半路上利用机会逃脱，向西班牙当局投降，希望能安全返回美国。但西班牙当局很快就把他们两个人枪毙了。行刑前，美国领事馆曾提出强烈抗议，西班牙当局却置若罔闻。这一做法违背了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项条约。斯皮克曼之死留下了孤苦零丁的妻子和孩子。 这两个美国人之死的消息传到了白宫，尤利塞斯·格兰特总统很是愤慨。西班牙人的行径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他们已经厚颜无耻地在公海上扣留美国的船只，在古巴毫无理由地逮捕了一些美国公民。如今他们竟然肆无忌惮地不经审讯就枪杀无辜的美国人，对此，美国不能不做出反应。 格兰特总统自从四个月前就职以来，一直处于美国公众要求援助古巴起义者的压力之下。美国公众这一态度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他们本能地反对欧洲列强插手新大陆的事务。 四年前才结束的美国内战让美国人明白了奴隶制的非正义性，而奴隶制正是古巴起义者所反对的制度。最后，古巴起义者的宪法草案主张古巴併入美利坚合众国，这迎合了美国人的“天定命运论”，这也就是格兰特内阁的陆军部长约翰·罗林斯所说的“让我们的力量展遍这一片大陆”。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纽约论坛报》唿吁“必须对古巴有所作为”，这也代表了报界大多数人的心声。在格兰特总统就职之初，美国人所说的“有所作为”就是正式承认古巴起义者为交战一方。承认与否，属于外交问题，但一旦承认了，会随之产生重大后果，美国就可以允许人们支援古巴起义者，这会大大影响古巴战局。美国政府倒是毫无损失。 第七章 将军绕开战争(2) 国会附和公众意见，也要求总统採取这一步骤。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支持古巴起义者“争取独立的爱国行动”，并主张总统“承认起义者的独立与主权”。两党的极大多数议员都投了贊成票。 但是格兰特就职后头几个月一直无所作为。为什么?谁也不很明白。总统个人无疑是同情起义的。这位在内战中担任过北军统帅的总统没有忘记，西班牙在美国内战初期就承认了南方邦联政府，所以现在美国承认古巴起义者也算是一报还一报。格兰特曾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萨姆纳探讨过如何採取相应措施。这些措施完全是在总统职权范围之内。那么为什么他迟迟未採取行动呢? 到1869年夏季，当斯皮克曼和韦思遭到杀害时，格兰特承受的压力已十分巨大。古巴流亡者在纽约等地举行集会，与会的美国人也数以万计。一些女士出售了自己的首饰，捐款支援古巴起义者。罗林斯和格兰特内阁的另一些成员要求“加速採取行动”。报纸上尽是唿吁总统承认起义者的社论。原先，格兰特还可以辩解说他是继续执行上一届政府的政策，但公众压力日增，西班牙人又再三挑衅，这就迫使格兰特不得不直接面对这一问题。 尽管公众情绪高涨，总统个人也同情起义者，但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仍要求总统不要承认起义者。内阁中很快出现两派力量的较量，一派的代表是菲什，他被格兰特认为是内阁中最能干的成员；另一派的代表则是罗林斯，他是格兰特的老朋友和内战时的老战友。在斯皮克曼和韦思遭枪杀的消息传来之后，菲什更加倍努力劝说总统不要干预。 菲什认为，承认起义者将会是导致美国参战的第一步。西班牙肯定会将这一步视为敌对行动，会毫不退缩地面对可能到来的西美冲突——哈瓦那报纸上已有一些漫画，画着西班牙雄狮撕裂美国之鹰。承认起义者这一步骤会促使西班牙对美国公民和美国利益犯下更加恶劣的罪行，那样一来，美国公众要求对西班牙开战的强烈唿声将会是不可抗拒的。 西班牙早已越过了它称霸世界的巅峰，所以它如今更加死命要保住古巴这块地盘。它兵员众多，还有装备优良的海军把守着古巴各个港口。而美国的军队在内战结束后大量復员，如今只剩下一些架子部队。此外，美国的南方重建过程中还冲突不断，西部也常有白人定居者与土着居民的冲突，这也拖住了美国陆军的后腿。更何况内战结束才四年多一点时间，难道总统想让自己的国家马上又投入另一场战争——一场并不是非打不可的战争? 此外，律师出身的菲什认为按照国际法，古巴起义者还不具备承认的条件。一国起义者只有控制了一定领土、能行使政府职能时，才会得到外国承认。可是古巴起义者还毫无领土可言，与其说是一个已联合成为一体的运动，不如说更像是出没无常的零散匪群。尽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但还不到值得承认的水平。 菲什还考虑到另一件事。他仍在向英国索赔：英国在美国内战时承认了南方邦联，南方邦联在英国造船厂建造的舰艇给联邦的航运造成了重大损失。索赔的理由就是英国不该承认南方邦联。倘若美国总统现在承认古巴起义者，那就没有道理再责难英国了。更何况古巴起义者比当年的南方邦联更加不具备得到承认的条件。 第34页 最后，菲什国务卿指出，承认起义者的步骤还完全是不必要的。西班牙已表示愿意通过谈判结束古巴冲突。为此目的，菲什已于7月1日派特使赴马德里会谈。杀害斯皮克曼和韦思一事是令人气愤的，但一旦美国承认古巴起义者，西班牙人就会离开谈判桌。格兰特也认为谈判的机会不应放过。不过他不能永远等待，尤其是假如西班牙人试图利用谈判来掩盖更多劣迹的话。 菲什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不过他也知道跟西班牙人达成协议的前景是渺茫的。西班牙人觉得古巴太可贵了。菲什只是需要时间稳住格兰特，让总统相信美国不应该捲入战争。 菲什实行他的计划时，从来不曾透露过总统本人看法如何。别的人也未透露过。内战期间，格兰特承担了统帅联邦军队最终打败南军的重任。他手下有一批很能干的参谋，为他出谋划策。可是到了要下重大决心的关键时刻，格兰特不再开会听意见，而是带上地图和雪茄(每天早上他都往口袋里塞上24支雪茄)，一个人钻进他的帐篷。有的参谋好奇，想瞅瞅格兰特将军在干什么，可是除了浓浓的烟雾和冒火光的雪茄头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将军就这样彻夜不眠地踱步沉思。 从浓浓烟雾中想出的计划总是冒有风险的。许多军官认为这些计划鲁莽甚至轻率冒失。内战初期，格兰特的上级往往觉得格兰特爱冒险，而想方设法找别的人替换他。在战争后期当格兰特又提出一个大胆的作战方案时，陆军参谋长亨利·哈勒克说：“我担心格兰特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不过哈勒克当时应该已经知道，格兰特出奇兵的谋略通常都奏效了。 第七章 将军绕开战争(3) 在低估了格兰特这一点上，哈勒克决非独自一人。多数人也都是如此。格兰特很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一个人曾形容格兰特“普普通通，其貌不扬，衣冠褴褛，仿佛是一个拿半薪的退职者”。另有一个人曾说他“简单得像一只旧鞋子”。此外，他还有沉默的习惯，而且像一位歷史学家说的那样，格兰特“有一种奇怪的特点：他一到任何人群之中，就再也看不见他了”。 然而在格兰特指挥下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格兰特憔悴外表下掩盖着“一些不平凡的天然素质”。其中的重要素质之一是自信自立。格兰特这一素质立即受到他的最高统帅林肯总统的欣赏。当时联邦军队一系列将领都缺乏决断力和负责勇气，令林肯感到失望。林肯曾对人说：“你知道那些别的人是怎样的。每次我让一个人指挥军队，他就会向我提出一个作战计划，对我说他不知道这计划行不行，但如果我认为可行，他就努力去做，这就是说成败要让我负责……格兰特却不是这样。他并不向我解释他的计划如何如何……我高兴的是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能够不依靠我而自己前进。” 现在再说国务卿菲什，他一定同情那些窥视格兰特帐篷的军官。他也看不透格兰特总统的想法如何，但他不像林肯，他是很希望知道的。他决心尽力做好他所能做到的惟一的事，就是尽力让总统能够容易地做出选择。 在随后两个月，这位国务卿玩命似地争取与西班牙人谈成协议。尽管马德里与华盛顿之间电报来来往往，却依然没有谈成。古巴局势进一步恶化了。忠于西班牙统治的人天天都在屠杀起义者和他们眼中的可疑分子。 而总统此时似乎日益倾向于承认起义者。他加强了部署在加勒比海的海军。8月，他似乎完全失去了耐心。有一次在外地旅行时，他指示菲什起草一项声明，意思是如果美国最新的建议仍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覆，就要承认起义者。菲什担心总统是受了罗林斯的影响。他又一次说服了总统再等一等。然而，除非形势好转，否则总统似乎迟早会下达承认起义者的命令。 整个夏末，国会、报界和公众在古巴问题上都显示出激愤之情。8月30日，《纽约太阳报》说政府有责任“立即干预古巴局势……然而现今政府的行政部门如此缺乏高瞻远瞩，如此懦弱无能，我们无法指望它来履行这一职责”。 格兰特从外地回到华盛顿。第二天要召开内阁会议，古巴是首要议题。国务卿菲什和陆军部长罗林斯就要摊牌了。 菲什对这场摊牌忧心忡忡，原因有二。 一是总统的想法根本无法预测。格兰特在内战期间的表现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英国诗人马修·阿诺德1877年见到了退休后访问英国的格兰特，曾撰文论述格兰特其人其事，其中谈到许多人对他内战期间指挥才能的看法。阿诺德说格兰特：“像一个商人，拥有无限的人力财力，并且毫不怜惜地使用它们，所以才能把南方拖垮，我想格兰特就是这么一个人。”然而，格兰特手下的士兵的伤亡率低于南军。阿诺德也没有看到格兰特的一个过人之处，那就是他有决心迫使敌人战斗，为此不惜在必要时冒巨大风险。林肯对不少将领感到失望，却非常欣赏格兰特的敢做敢为，曾指出要知道格兰特在哪里，“就看哪里在打仗。他在哪里，哪里就有动静。” 虽然承认古巴起义者有可能使国家走上战争之路，但菲什知道格兰特是不可预测和不畏风险的。内战期间的维克斯堡之役即是一例。 第35页 维克斯堡在密西西比河东岸，是南军重兵把守的要镇，北军能否攻占它，是西线战局胜负的关键。1862—1863年，格兰特的部队被阻挡在维克斯堡以北。该镇北面坚固设防，仅南面防线薄弱，但北军很难进到该镇以南。南方邦联军队沿密西西比河14英里长的峡谷部署了炮兵，防止北军沿河南下。格兰特的司令部当时设在“马格诺利亚号”船上。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小舱房内，不停地抽雪茄，冥思苦想。参谋们只好在外面焦急等待。 格兰特想出的主意大概是内战中最大胆的一个作战计划。他决心让北军两万多人的部队乘船，趁夜幕掩护沿密西西比河西岸南下，尽量避开南军炮火，减少损失。一俟驶过维克斯堡，再登上东岸北进，进攻该镇。这支部队深入维克斯堡以南后，将不得不孤军奋战，失去与北军后勤基地的联繫，而且在兵力上与南军相比居于劣势。 内战时期北军的名将特库姆塞·谢尔曼当时是格兰特的部下，他一听格兰特这一计划，惊骇不已，公开表示反对。格兰特后来回忆说：“谢尔曼对我宣布的计划感到惊讶，因为我将是孤军深入敌境，一条大河阻断了我与后方的联繫。而敌军又是坚固设防，如此险境，正是敌人长期以来求之不得的，我岂不是自投罗网。” 第七章 将军绕开战争(4) 但格兰特决心已下，开始行动。最初，他似乎真的犯了错误。当运兵船队趁夜幕南下时，南军在密西西比河两岸燃起了巨大火堆，为他们的炮火照亮目标。格兰特站在“马格诺利亚号”的甲板上，冒着敌人的炮火，焦虑地观察了90多分钟，才通过了这一危险河段。 幸好北军损失轻微，真是奇蹟。他们在东岸登陆，在没有后勤补给线的情况下向北推进，进展顺利。这支奇兵奋战，十周后，维克斯堡守军即被迫投降。第二年，谢尔曼接任西线司令，也曾经率领四万大军，在没有后勤补给线的情况下，横扫乔治亚州之敌。这时，格兰特已升任总司令，在东线与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厮斗。林肯说：“格兰特是我的人，在用兵遣将方面，我是他的人。” 除了格兰特的心计不可预测以外，菲什担心的第二点是总统与陆军部长罗林斯的关系之亲密，非同一般。菲什出身于纽约豪门，比格兰特年长12岁，跟出身于俄亥俄鞋匠家庭的总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而比总统小几岁的罗林斯却是格兰特多年的知交。不论罗林斯说什么，总统肯定都会细听，非常信任他。 要理解罗林斯与格兰特的交情，就不能不说到格兰特的酗酒问题。格兰特年轻时从西点军校毕业，成了一名职业军官。1853年，他被派到太平洋岸旧金山以北250英里的洪堡要塞。远离妻子和孩子的格兰特经常借酒浇愁。一天，他妻子忽然收到他一封信，说他已辞职退伍，但没有解释是为什么。后来据多数人说，那是因为他的上司发现他值班时酗酒，而要求他辞职。他东返故乡，身无分文，也不知道自己此后如何养家餬口。 格兰特发现自己不适于平民生活。在妻子的协助下，他经营密苏里一处农场，没有赢利反而亏本。有一年圣诞节，他不得不典当自己的怀表让全家人勉强过节。此后为了度日，他又曾在圣路易街头贩卖柴火。 三十好几的格兰特走投无路，只好咽下自尊心，到他父亲在伊利诺伊的鞋店当伙计。正是在那里，他与身材修长、眼睛深暗而品行端正的罗林斯成了好友。当南方各州脱离联邦时，他们两人志愿参军捍卫联邦。格兰特因酗酒名声不好，最初曾当不上军官。但1861年6月，他终于被授予上校军衔，从此步步高升。内战时，罗林斯有很长一段时间给格兰特当副官。 尽管酒给格兰特带来过厄运，但内战期间他依然喝得很兇。罗林斯经常管着他，不让他饮酒过度，劝不住时就骂他吼他，还曾经以辞职相要挟。多亏了这位好友的监督，格兰特虽然仍常常喝酒，但从来不曾因醉而贻误戎机。一位记者曾写道，“这完全应归功于罗林斯的规劝，而格兰特也明白这一切规劝是为了他好。” 林肯倒是不在乎格兰特酗酒。流传的一个真实故事说，有一次，一群国会议员到白宫，指责格兰特酗酒，要求将他撤职。林肯就请他们调查一下，格兰特喝的是什么酒，是什么牌子的。林肯说：“既然这种酒能造就格兰特这样的战将，我倒想弄些来推销一下哩。” 格兰特当选总统后，曾想任命罗林斯为亚利桑那州军事长官，希望那里的沙漠干燥空气有利于患肺结核的罗林斯的康復。可是罗林斯要当陆军部长。格兰特尽管有顾虑(华盛顿的潮湿气候对罗林斯身体很不利)，还是不能不满足好友的要求。 这位新的陆军部长坚决支持古巴起义者，报界说他成了“内阁中的积极进取精神”。但是在格兰特就任总统才几个月的时候，即1869年8月，罗林斯出现了肺出血症状，将不久于人世了。 8月31日中午，总统和所有内阁成员在白宫开会。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罗林斯走进会议室时，在座的人都嘘了一口气。总统见到他的朋友如此病重，十分难过。这位陆军部长用颤颤悠悠的声音发表了充满感情的长篇发言，主张支援古巴起义者。他谈了西班牙人的暴政，谈了他们对起义者的残酷镇压，谈了他们对美国主权的侵犯，以及他们对斯皮克曼、韦思等等美国公民所犯下的罪行。 第36页 然后，罗林斯愤怒地攻击菲什阻挠总统採取行动。最后，已筋疲力尽的罗林斯转向格兰特：“我一直是你的副官，我想你会原谅我的坦诚直言。”总统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对罗林斯说：“当然。你仍然是我的副官。” 轮到菲什发言了，他平静地叙述了为什么总统不应该承认古巴起义者。这时格兰特总统已开始写一个字条，表明他的决心。他是在会议前已下定决心，还是斟酌大家的发言后才下定决心，这一点是永远也无人知晓的。他写完后将字条交给菲什，请他宣读： 美国愿意在西班牙和古巴之间进行调解，条件如下：立即停火。古巴赔偿西班牙公有财产等损失。西班牙人若愿留住该岛，其人身和财产均应得到保护；他们亦可按照自己意愿离开该岛……这些条件应于9月25日(或10月1日)前予以接受，否则即当认为美国已撤销其全部调解建议。 第七章 将军绕开战争(5) 就这样，尽管承受着公众和国会的压力，尽管自己也同情古巴人，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尊重和关爱自己垂死的朋友，格兰特实际上仍是选择了不干预古巴局势。 格兰特这一决定的动机如何，一直是一个谜。菲什在1869年一直强调从法律上说没有承认古巴起义者的正当理由，但总统很可能还有别的考虑。四年多一点以前，格兰特刚刚走过了尸横遍野的战场。他比那天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深刻地领会到内战的教训，他说过，“这种可怕的教训应该让我们懂得在今后避免战争的必要性。”他拒绝承认古巴起义者，证明他至少是记住了这一教训。 这次关键性的内阁会议之后6天，罗林斯去世了。在他最后的时刻，他对另一位内阁成员约翰·克雷斯韦尔说：“一定要支持古巴人。古巴一定要自由。一定要打败它的残暴敌人……我们共和国有责任帮它得到自由。”格兰特缩短了他的纽约之行赶回来，想最后陪陪罗林斯，可惜晚了一个钟头。 格兰特后来惊讶地得知，有一批古巴流亡者给一生清贫的罗林斯赠送了28000美元的古巴债券。它们毫无价值，但一旦古巴起义成功了，是可以兑现的。罗林斯无疑也为自己死后老婆孩子的生计担心。格兰特也并不怀疑罗林斯对古巴起义正义性的真诚信念。但债券的事毕竟让格兰特想到更深一层。 古巴问题没有随罗林斯逝世而逝去。起义在继续，西班牙人的暴行和美国公众的抗议都在继续。到1870年初，国会再次激烈讨论西班牙人暴行的问题。众议员约翰·谢尔曼——内战将领谢尔曼的弟弟——提出了承认古巴起义者的法案。这法案是违宪的，因为承认权仅赋予总统，然而，若是法案获得通过，在政治上将是对格兰特的严重打击。《纽约论坛报》欢唿说：“终于说话了!说出来吧，我们恳求人民的代表们马上说出来吧!” 这一次格兰特有点摇摆。他公开表示担心，反对国会，会危及他的其他对外政策。整个春季，报界一直攻击菲什的立场是“毫无作为”，格兰特想与之拉开一点距离。菲什一度扬言除非他得到总统更大支持，否则他就辞职。 6月10日，星期五，有两位众议员拜访菲什。告诉他众议院即将就承认问题进行表决，双方票数将会是很接近。菲什决不希望国会迫使行政部门改变政策。他认为惟一的办法是由总统向国会发一项特别咨文。 菲什赶紧在周末起草了咨文。它指出承认是一个法律问题，它“不取决于对任何一方的同情或反感”。古巴起义还没有一个有理由予以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星期一早餐时，菲什把这一稿件送到了总统面前，请他审定。 总统看了咨文稿，把它交给内阁讨论。总统自己提了几点意见，说咨文应当谴责西班牙人的残暴。但最后多数内阁成员都站到了菲什一边。总统同意向国会提交咨文。 当天，即6月13日，下午4点钟，刚刚在众议院开始辩论约翰·谢尔曼提出的法案之前，信使送来了总统咨文。咨文宣读后，支持古巴起义者的议员们发出了一片愤怒的喊叫。有人喊“这是从未有过的最无耻的咨文!”还有人说起草这咨文的人一定受到了西班牙收买。辩论吵吵嚷嚷。支持承认起义者的人一发言，就受到挤满走廊的人群欢唿。衣帽间里差一点爆发了一场斗殴。第二天的《纽约太阳报》宣称：“在菲什的缺德教导下，格兰特变成了另一个人——几乎根本不像人了。” 但是，格兰特总统坚定表明立场的决策毕竟扭转了潮流。6月16日众议院表决，以100票对70票驳倒了法案。美国不会承认古巴起义者了。司法部长罗克伍德·霍尔说这一表决结果是“行政部门所得到的最大胜利”。总统本人仍是言词简明，只对这一表决结果说“很喜欢”。 在格兰特两届总统任期，古巴局势一直未平静下来。西班牙最终打败了这次起义，这场冲突中被打死的人共达25万之多。 格兰特表明了他不怕承担责任。马修·阿诺德也持这一看法。他最初对格兰特这位将军和总统的评价很低，但后来修正了他的判断。他以赞许的口吻写道：“舆论似乎是主张採取一种强硬的不讲理的方针，一些权威人士对格兰特施压，逼他遵从这一方针。他顶住了，坚定而又有尊严。” 第37页 当格兰特接受他的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他讲话的结尾是“让我们有和平吧。”多数歷史学家认为格兰特作为总统的表现是失败的，糟得很。可是人们评价一个总统，往往是看他如何应对灾难，而不是看他是否避免了灾难。格兰特在古巴危机时做出的决定，使美国避免了捲入又一场血腥战争。作为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保住了他如此珍爱的和平。 附录 第七章 将军绕开战争(6) 尤利塞斯·格兰特总统 1870年6月13日 就古巴问题致国会信 本届国会本次会议开始后不久，政府正式了解到的古巴情况即均已向贵会通报，此后，西班牙与我国之间有关古巴局势的来往函电也已数次提供贵会知悉。在会议之前，本人遵照前任之先例，对西班牙事务严守中立，与该国政府保持和平。在会议期间，本人从未不徵求贵会意见即採取可能有严重后果的步骤。 自古巴冲突开始以来，悬挂美国国旗的美国船只已三次于公海被扣而入西班牙港口。其中仅有一次得到赔偿，而另两次关于所受指责的证据，虽经我方多次要求且对方多次允诺，但拖延至今仍未提供给我方。鑑于这些事实，鑑于西班牙动用其陆海军，却至今未能平定已持续近两年的暴乱，鑑于西班牙未能保护美国公民，或不给他们时间证明他们无辜而未参与反对西班牙当局之密谋，例如两名美国公民被捕后已声明他们能证明自己无辜却遭枪决，并鑑于战乱之地邻近我国海岸，故此，我们还能坐视这一争端多久，以及我们对不幸的交战者、对人类以及对我们自己应承担何种义务，已成为一个问题。 本人认为现在该由我国对古巴境内战乱之延续，以及一抓到人不经审讯即剥夺其生命之行径，提出坚决抗议。 此严重问题谨提交国会议处。 第八章 和平斗士(1) 罗斯福知道，不论谈判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失败，罪责都会落到他一个人身上。 西奥多·罗斯福与日俄战争 1885年9月3日，德莫雷侯爵，法国王室的一个远亲，坐在美国达科他地区的一间牢房里，琢磨他下一步的行动。这位侯爵才20多岁，英俊，富有，两年前到美国西部来，想靠冷冻牛肉生意发财，再收买法国陆军，恢復法国帝制。这个“疯狂的法国人”买下了大片土地，与周围三个边区定居者发生了土地边界纠纷。其中有一个人扬言要打死他“像打死一条狗一样”，这个侯爵就雇打手搞了一场伏击，把三人之中的一人打死了。因此，德莫雷以谋杀罪入狱，正等候审判。 但今天是另一件事让他烦恼。一年前，他跟一个名叫西奥多·罗斯福的年轻纽约人交了朋友，那人到西部来猎野牛和办牧场。两人一起到蒙大拿走了一趟。他们在生意上有过意见分歧，但德莫雷相信那个人还是尊重他的。可是他现在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报导，说两人吵翻了。在眼下这关键时刻，这篇报导不利于他改善自己的公开形象。这篇报导是怎么搞出来的?这个法国人拿起笔来匆匆写信： 亲爱的罗斯福，我的原则一向是正面对待艰险……报纸上出现了很愚蠢的报导，说什么我们吵翻了……这是你让登的吗?我原以为你是我的朋友。如果你是我的敌人，就对我明说。你知道我是随时恭候，在绅士之间，这种事是容易直接解决的。 当时也才20多岁的西奥多·罗斯福从侯爵来信中看出了侯爵对他的挑战。但他早已忘记害怕的滋味。他出生在纽约市富贵人家，但小时体弱多病，他父亲曾对他说：“你脑子灵，可是身体不行。”小西奥多咬紧牙关对父亲说：“我会强壮的。”他克服了体弱的毛病，也从中练出了坚毅气质。此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能让自己的这一气质得到证明。这一特性使他积极进取，甚至有点鲁莽。 现在，这个年轻的穿着鹿皮装的牧场主透过他的眼镜，看到德莫雷的信，他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接受挑战。“我还会怕这个法国佬不成……用步枪怎么样?” 但进一步思索后，他觉得还是慎重一点好。他知道德莫雷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神枪手，至少已在以前的决斗中打死过两个人。而他自己枪法并不是很高明。最重要的，他对那侯爵并无怨恨。他细心地写了回信，信中说： 谨强调指出，我不是你的敌人；倘若我是，你本会知道的，因为我会是一个公开的敌人……但应指出我说这话并不是出于害怕。如你所知，我也是随时恭候，而且愿为我的一切言行负责。 德莫雷见信后退却了。罗斯福的覆信让两个都保持了荣誉，而又避免了决斗。 16年后，西奥多·罗斯福作为最年轻的总统，进了白宫。而此时国际关系正风云变幻，充满危机。英国、法国、德国、俄国以及后来者美国这些强国正为瓜分地球上尚余地区而彼此竞争。可取的土地越来越少，冲突自然不可避免。德国人在北非向法国人进逼。美国把西班牙人赶出了古巴。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盛行，爱国者容不得别人对他们民族荣誉的一点侮辱。 军备竞赛已延续多年。国与国之间结盟再结盟，以保持微妙均势。欧洲避免大战已达30年之久，但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沉重地压在人们心间。 第38页 情况更加复杂化的一个因素，是东亚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国，日本。它在1850年还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中古时代的幕府之国，但仅仅50年间就转变成一个当代工业强国。西奥多·罗斯福很佩服日本人的决心和勤奋，毕竟他自己也是由弱变强的。他觉得日本是世界的“伟大新力量”。 但这位新总统却看不起沙皇俄国。它从疆域和人口来看都比日本大得多，但却固步自封，似乎仍停留在上一个世纪。在列强之中，只有它依然是君主绝对专制。它的统治者竭力压制不同的意见，但外界的人都认为俄国的革命只是早晚的问题。罗斯福说他不相信任何一个处于高压专制统治之下的民族会有前途。 尽管国内麻烦不断，俄国熊却继续在国际上参与帝国游戏。在西奥多·罗斯福任总统的头几年，俄国向满洲和朝鲜扩展势力，导致与日本的直接冲突，因为日本也对这些地方怀有野心。日俄双方谈判谈了好几个月，但俄国不肯退缩。1904年2月，日本断绝了与俄国的外交关系，旋即对俄国在中国东海岸的海军基地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爆发，许多人担心它会引爆火药桶。 从许多方面来看，日俄战争都可能直接引起其他列强也捲入其中的大战。例如，俄国遭到削弱以后，就没有实力再抗衡那个咄咄逼人的威廉二世领导之下的德国。一旦沙皇的陆军被摧毁了，德国就会觉得它能在世界上胡作非为。日俄战争中得胜的任何一方还可能想要独占中国，这也会引起其余列强的反击，因为它们都想从中国这个巨大而又动乱不休的国家分得一片势力范围。 第八章 和平斗士(2) 罗斯福总统十分关注日俄两国的东亚之争，在白宫挂了一幅大地图，用小旗在图上标明交战双方的态势。他对战争怀有个人的兴趣，看到新兴的日本攻打落后的俄国，他估计“日本人会把俄国人打得落花流水”。 战事的发展证明他的估计正确。日军作战勇勐，不怕伤亡，一仗又一仗击败指挥拙劣的俄军。但双方均伤亡惨重。1904年9月一仗中共死亡4万余人，1905年2月一仗又死了9万余人。 当时，美国多数人都不大注意日俄战争。美国东西两边都与欧亚大陆远隔重洋，所以人们一向对别国无所畏惧。但罗斯福总统知道美国不能高枕无忧。美国已有了海外领土，例如菲律宾和夏威夷，罗斯福担心，日本人一旦得意忘形，就会把这些地方当做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需要国际形势的稳定。当时，美国生产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棉花、玉米和石油以及1/3以上的钢铁。这些商品离不开外国的市场。不论那些和平主义者胡说八道一些什么，罗斯福都知道，一旦大战爆发，美国很可能也会卷进去。 罗斯福认为，为了美国和世界的利益着想，最好是让日俄双方都不要大获全胜，而是让它们战后仍彼此对峙钳制对方。这就意味着别等俄国崩溃，也别等日本用劲过度而自取其败，就让战争停止。然而至少有两大难题。 一是日俄双方都不想罢手。日本人节节胜利，正在势头上。沙皇不顾损失惨重，仍要坚持打下去。罗斯福认为这个沙皇尼古拉是“小笨蛋”，但他受自己妻子亚歷山德拉的摆布。而亚歷山德拉倔强好斗，认为不把战争打赢就不会有和平。 第二，即便是说服了双方，让它们相信媾和对己有利，如何安排它们的谈判，仍然棘手万分。双方皆有民族自尊心，谁也不肯显出自己先做退让，谁也不肯为达成协议而比对方多走半步。因此，和谈需要由一个中立的第三方出面安排，而且要安排得双方都不丢面子。 但英国已是日本盟友，法国则在支持俄国。德国也不成，因为德皇威廉是沙皇尼古拉的表亲，而且到处大讲什么“黄祸”。大家都希望日俄停战，可是能让它们双方信赖的，却只有美国。因此，和平的希望就全靠美国的总统了。他能否办成此事，就全看他的外交手腕和策略如何，看他能否像过去化解德莫雷侯爵的挑战一样，巧妙地化解日俄之战。 凡是了解西奥多·罗斯福的人，恐怕都想不到他会是一个和平缔造者。他自幼好斗。在哈佛的“最后俱乐部”，他常与人争论，还动不动就用食物砸人，曾经把一整个南瓜砸到一个小伙子的脑袋上。大学毕业到西部以后，有一次酒吧内一名醉汉拿着枪吓唬他，他三拳就把那傢伙打翻在地了。 罗斯福的政治生涯中也是争斗不断，而且大多是他不畏权势首先发难。在纽约立法机构中，他抨击过有权势的坦慕尼俱乐部。他担任公务员时，揭发了美国邮政部门的大规模腐败行径。当总统后，他敢于对付大财阀jp摩根和一些垄断企业。这个摩根当时财力雄厚，假若他要捣乱的话，能搞垮全国经济。他到白宫，试探能不能让他“收拾”一家与他竞争的公司，可是西奥多·罗斯福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 这位总统在白宫晚上常常练习各种格斗。有时他在图书馆跟一个日本人练摔跤。有时他跟另一个人练“单棍”，戴上头盔和护胸后，两人就用木棍对打。常与他练“单棍”的一个伙伴是他在美西战争中建立的“莽骑兵”的一个老战士，他说总统练得起劲时往往忘记规则而乱打一气。马克·吐温曾说西奥多·罗斯福是“疯子”。 第39页 但罗斯福“对于战争及战士的崇高荣誉最疯狂”。甚至在美舰“缅因号”沉没于哈瓦那港之前，他就急于要跟西班牙一战。该舰被炸沉后，麦金利总统没有立即对西班牙宣战，这时身为政府官员的罗斯福指责“麦金利没有嵴梁骨，恰如一条巧克力泡夫饼”。 国会终于宣战后，罗斯福尽管已年近40，又无军事经验，仍坚持参战。他率领“莽骑兵”强攻凯特尔山，还亲手打死了一个西班牙人。有一名军人给罗斯福的妻子写信说：“西奥多简直是疯狂地沉迷于胜利血战。” 如今，设法制止日俄战争这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都是最残酷的战争的任务，竟然落到西奥多·罗斯福这个“疯子”的身上，无疑令许多人惊愕不已。1904年结束时，罗斯福仍在他的地图上移动那些小旗图钉，等候时机。他曾经向一名日本外交官许诺，若是日俄媾和，他就给日本天皇送一张熊皮。可是早在1904年8月，俄国沙皇尼古拉就拒绝了他提出的俄日谈判的建议。相反，沙皇命令他的波罗的海舰队启航，绕道非洲好望角，驶向东亚，想以此作为最后一锤子打垮日本的海军。 第八章 和平斗士(3) 当这支舰队最终于1905年5月驶入西太平洋时，日本人干净利落地把它击毁了。俄国的34艘军舰几乎全军覆没，而日本人只损失了三艘鱼雷艇。俄方阵亡者近5000人，日方阵亡者仅110人。 沙皇再也不能不承认俄国战败的事实了。罗斯福派美国驻俄大使到沙皇的乡间别墅去会见沙皇，传达了美国总统的坦率直言，指出俄国处境已“绝对毫无希望”，并奉劝沙皇赶紧避免“必然的灾难”。尼古拉终于同意谈判了，但条件是日本人也愿意谈判，而且还不能让日本人知道是他沙皇首先做出退让。但这沙皇哪里知道，日本人早已请求美国总统出面调停，因为他们虽然节节胜利，却已筋疲力竭，难以为继，希望战争告停。 沙皇同意谈判后，罗斯福发出了公开邀请，请日俄双方会晤和谈判，寻求解决方案。双方都接受了邀请。第一步迈出去了，罗斯福已成功地让交战双方同意坐到谈判桌旁。英国一家报纸为美国总统的“外交本领”欢唿，称赞他“从容精緻，非同一般”。 罗斯福听到这样的恭维自然很得意，但是他也知道，让双方坐下来谈判是一回事，要谈成一项条约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在中国和朝鲜的势力范围，对于日本已攻占地区的控制权，俄国要付的战争赔款，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双方立场均相去甚远。 美国总统最初建议双方在满洲或欧洲某地举行会谈，大概是因为他希望避免在万一谈判失败时承担责任。然而经过几个星期的折腾，双方只同意在美国谈判。在会谈之前，双方都摆出了极端强硬姿态，扬言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没有谈判的余地。罗斯福尤其不信任俄国人，认为他们“腐败，无能，言而无信”，很容易把事情弄糟。 罗斯福知道，不论谈判是由于什么原因而失败，罪责都会落到他一个人身上。他请英国和法国帮忙，但均遭拒绝。他说过，“我完全明白，全世界都在看着我，而一旦会谈失败，对我的责备也将是全世界的。但只好如此了。” 当俄日双方代表团启程赴纽约时，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只有和谈成功，才能防止一场全球冲突。歷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在一封致友人信中写道：“我不敢想像这次和谈结局会是如何……我真是不寒而慄……现在一定会开始出现一场大灾难。” 1905年8月5日，在距纽约长岛罗斯福总统之家较近的奥伊斯特湾，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船舶。最引人注目的是总统的游轮“五月花号”，罗斯福要在这艘船上主持和谈的正式开幕式。(首都华盛顿此时酷热难当，不宜于开会。)总统莅临，受到21响礼炮欢迎。此后礼炮几乎响个不停，因为一些外国外交官以及美国内阁成员和文武官员陆续登船。总统派了两艘完全一样的快艇到纽约市迎接日俄两国的和谈代表团。和谈的开场非常关键，罗斯福将介绍日俄的代表头一次见面，并为和谈定下基调。此时万一出个差错，或是日俄任何一方感到受怠慢，都可能使和谈尚未开始即告流产。 日本人先到，他们乘坐的快艇顺着专门让开出来的航道驶近“五月花号”。日本代表团的团长是外相小村寿太郎。小村又瘦又矮，身高5英尺多一点，长相显得比他的48岁年龄更老一些。罗斯福倒是希望日本派来另一个人，因为他知道小村外相对和谈持苛刻条件。小村则担心万一他谈出来的和约对日本不利，他也许会丢脑袋。 俄国代表团随即到达，其团长登临“五月花号”时，在场的一些观察家不禁倒抽一口气，因为这位俄国代表跟日本代表形成的反差太大了。他留着鬍子，又高又大，差不多有6英尺半高，似乎体现出俄国的疆域广袤。他名叫谢尔盖·维特，并不受沙皇尼古拉宠信，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反对跟日本开战。尼古拉本来先后物色过另外两个人选，但那两个人都藉口有病而未受命，尼古拉才只好派出了维特。(维特则认为尼古拉比一个善心孩子强不了多少。) 维特对和谈不抱多大希望。沙皇给他规定了强硬方针。几天前，维特已对罗斯福说过，如果日本人不妥协，俄国就要“血战到底”。他还认为罗斯福没有足够的本领把这么重要的一场外交谈判引导到成功。当他乘坐的快艇驶向奥伊斯特湾时，他还嘀咕罗斯福“是个典型的美国人，没有外交经验，又不拘泥于礼节，会把整个事情弄糟……假若先给日本天皇祝酒再给我们沙皇祝酒，我是不会忍受的”。 第40页 俄国代表团登船，罗斯福总统介绍了俄日双方，接着请他们共进午餐。席位安排会惹出尊卑上下的麻烦，所以午餐採用了自助餐形式，坐椅是随便放在墙角，谁也说不出什么意见。 罗斯福习惯于高谈阔论，先声夺人，但他年轻时也在纽约市起居室里花了足够的时间潜心学习，学会了在必要时如何做到彬彬有礼。午餐在轻松随便的气氛中进行，他轻松地与双方代表闲聊，对俄国人讲法语，对日本人讲英语。大家进餐后，他才站起来致祝酒辞。维特竖起了耳朵，日本人也紧张地细听，都想听听他的祝酒将是谁先谁后? 第八章 和平斗士(4) 美国总统说： 举杯祝今天在这艘船上会见的两国代表所代表的两个伟大国家的君主及其人民康健富强。我最真诚的希望和祝愿是……为了整个文明人类的利益，在他们之间将会迅速达成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这样，双方又是无话可说。罗斯福让和谈有了一个成功的开幕式。一位俄国代表后来说美国总统对这头一次会晤的处理“完美得令人赞嘆”。 西奥多·罗斯福并不想积极参与谈判，事实上他似乎希望躲得越远越好。他自己留在长岛家里，而把两国代表团送到了新罕布夏州的朴次茅斯去进行实质性谈判。日俄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协议，但在两个重大问题上争执不下：一是俄国是否应向日本赔款；一是萨哈林岛(库页岛)的归属问题，那是西伯利亚以东的一个狭长岛屿，当双方代表团向美国进发时，日本人从俄国人手里夺占了该岛。 沙皇指示维特不得放弃俄国一寸领土，可是日本人坚持霸占萨哈林岛。至于赔款，在东亚，战败的一方照例要向赢家交赔款。日本人认为俄国至少应付10亿日元赔款，但俄国断然予以拒绝。当年拿破崙打败俄国，甚至占领了莫斯科，俄国也未付赔款，如今也不给日本赔款。这一点是在罗斯福意料之中，他在和谈之前就给日本人说过别想要钱。 但是俄国人的顽固和不守规矩，使美国总统日益感到失望。谈判以来，沙皇的态度不但毫无松动，而且变得更加固执。维特令日本人生气，因为他本来已经非正式地同意将谈判情况保密，不向报界谈什么，可是会谈开始后，他却老是向记者谈情况。总统曾对人说：“俄国人比日本人坏十倍，既愚蠢又不说真话。”他倒是希望让沙皇和他手下的人坐到海岸上，“沿着陡坡滑到海里去”。 谈判已延续了两个星期，双方仍陷于僵局。俄国人看来已无谈判诚意。罗斯福曾对小村说，如果会谈看来要破裂，他会在适当时机帮一把。如今似乎到时候了，小村外相向美国总统派去了信使。 假若有人以为罗斯福此前只是袖手旁观，听任和谈失败，那就是太不了解他的为人了。西奥多·罗斯福一向是迎着困难上的。年轻时，他就到西部闯生活，以证明他能够自立，不依赖自己家族在纽约的贵族般的优裕条件。有一次出外打猎时，到了天黑，他和他的嚮导迷失于一片草原旷野上。9个小时之久，他们无水可喝，只得咽几把泥浆。夜深天寒，草原上找不到柴禾生篝火。他们还害怕印第安盗马贼，要是那些人来了，不但要抢走他们的马，还会剥下他们的头皮。拂晓前下雨了。嚮导醒来时，发现他们已泡在4英寸深的冰凉的水里，可是罗斯福却乐呵呵地说：“天哪，真有趣!” 西奥多·罗斯福在纽约市担任一个警察分局局长时，决心杜绝警察偷懒不坚守岗位的现象。他常在夜间巡逻，既要抓罪犯，也要抓违纪的警察。有时他一连工作40个小时不睡觉。有的脱岗的警察被罗斯福碰到，都羞惭万分。这位警察分局长成为市内一家通宵营业的餐馆的常客，常常在凌晨3点钟光临用餐，有时还在那里举行即兴记者招待会。 1912年，即日俄签订朴次茅斯和约之后7年，西奥多·罗斯福又作为第三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在密尔沃基市，他走出旅馆要到群众集会发表演讲，突然有个人走过来，从6英尺远处向他胸口开枪。他的眼镜盒和摺叠起来放进口袋的讲稿减缓了弹丸的冲力，但弹丸仍然打进了他的右肺。医生要他马上进医院，他却拒绝了：“我要演讲，否则就死，非此即彼。”演讲时，他把背心解开了，让听众看到他鲜血渗透的衬衫。这时他怒吼道：“要打死一头公麋可没有那么容易!”（公麋(bull moose)是当时西奥多·罗斯福领导的进步党的党徽。——译註） 再回来说日俄谈判。日本信使向罗斯福报告说谈判即将破裂，罗斯福立刻行动起来。他给维特发电报，要他马上派人来奥伊斯特湾谈情况。维特当天午夜后读到电报，指示他的副手罗曼·罗申男爵来见美国总统。一名美国外交官于凌晨两点叫醒了罗申，罗申在5个小时后登上了从朴次茅斯开往纽约的火车。 罗申对他只充当传话人角色感到生气，脸色阴沉地来到奥伊斯特湾，却看见罗斯福正穿着一身法兰绒衣裤兴高采烈地打网球(据某些报导，他是一边继续打网球一边对罗申说话)。他告诉罗申，日本人毕竟已经占领萨哈林岛了，俄国就该把它让给日本。至于赔款问题，他建议把它提交一个仲裁机构，他说他相信仲裁机构将不会强迫俄国赔款。 第41页 罗申男爵向维特报告了罗斯福的意见，维特用电报呈报了沙皇，同时报告了维特自己想出的一个折中方案：俄国将萨哈林岛南半部分割让给日本，同时从日本人手里“买回”该岛北半部分。这笔“採购费”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战争赔款，但不叫做赔款，让日本拿到钱，俄国又保住面子。 第八章 和平斗士(5) 罗斯福大概是信不过罗申，又直接发电报给沙皇尼古拉，电报中坦率指出，俄国已无法用武力收復萨哈林岛，而战争继续打下去，还可能丢失东西伯利亚。为了俄国和“整个人类”的利益，罗斯福要求沙皇採纳维特提出的折中方案。 这时，沙皇尼古拉已经指示维特停止和谈：“日本人迫切需要钱，我们就是不给……这种议而不决的局面再继续下去已毫无益处。”维特则藉口美国总统已发电报，在沙皇考虑罗斯福的意见之前，不宜把事情做绝。 尼古拉终于让步了，但只是稍做让步。他会见美国驻俄大使时，表示同意放弃萨哈林岛南半部分，但赔款仍根本谈不上。这次谈话表明，沙皇含蓄地同意继续和谈。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试图对日本人施加压力。小村说，不包括战争赔款的妥协方案，日本决不接受。罗斯福警告说，如果日本只为了钱而坚持继续战争，那将会受到全世界谴责。他直率地告诉日本人：“我觉得从道义上说，日本在这次危机中对世界负有义务。文明世界期盼日本媾和。” 8月25日，总统热心参加了一种新军事技术试验，登上海军的新式潜艇“潜水手号”，一直沉到长岛湾海底。朴次茅斯的那两国外交官大概都希望那潜艇再也浮不上来。罗斯福的“干涉”把维特和小村都惹恼了，日本人“尤其不喜欢”罗斯福的生硬忠告。罗斯福自己也感到伤脑筋。他在给他儿子克米特的信中说到日俄外交官让他头髮变白了。 和谈在赔款问题上卡壳，濒于破裂，世界各国都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形。有一次，小村和维特隔桌相望，只抽雪茄而一言不发，大眼瞪小眼对峙了8分钟。据维特后来说，他在旅馆里曾彻夜未眠，“抽泣和祷告”。沙皇给俄国代表团指示：“无论如何，明日结束谈判。我宁愿继续打仗，也不愿再盼日本方面做出像样的让步。”日本代表团仍坚决要求俄国赔款，还在等待东京指示。可是俄国人已在旅馆结帐了。罗斯福已准备承认失败了。 在这最后关头，日本政府让步了。在大家认为已是最后的一次会晤中，小村要求与维特密谈。他告诉维特，日本将放弃赔款要求，只要得到萨哈林岛南半部分就行了。维特在这次会谈后出来宣布：“好啦，朋友们，和平。他们全都同意了。” 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局势恢復稳定了，尽管为时不长。美国驻俄大使认为，朴次茅斯和约挽救了二三十万人的生命。罗斯福总统受到报界和公众热烈赞扬。法国一家报纸把他说成是“这场巨人之战中的大赢家”。 西奥多·罗斯福知道，他得到这些赞誉，都只是因为和谈成功了，而促使和谈成功的因素大多是他个人所无法左右的。但他也承认，和平对俄国来说是件好事，对日本来说是很好的事，而“对我来说也是极大的好事!”1906年，他因此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总统实践自己的诺言，把他在科罗拉多猎获的最大一头熊的熊皮送给了日本天皇。“天皇陛下非常喜欢这件礼品，因为它具有象徵性的意义。”俄国人最终也很感激罗斯福。几年以后，原先因为被召到奥伊斯特湾当传话人而恼怒的罗申男爵，给他的孩子们读了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对这位美国总统下的结论是：“真没法不爱这个人。” 附录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1905年9月2日 给他女儿艾丽斯的信 亲爱的艾丽斯： 我希望你的中国之行愉快。盼悉你在菲律宾的见闻。 这个夏天，我可是不得清闲，忙忙碌碌，但无悔无怨，因为现在看来，我们已经让日本和俄国媾和了。我跟两国的使节和政府打交道，什么滋味都尝过，最后还一次又一次给两国政府写信，写得很客气，但意见也尖锐，像个苛求的荷兰大叔一样。有趣的是日本人总是保持沉默，而每次我给沙皇写信，俄国人就把它张扬出去，几乎总是加以歪曲，可是外界对于我给日本人的信却一无所知。在谈判过程中，俄国生我的气，以为我只给他们去信。但谈判结束了，俄国人算是认真赔礼了，沙皇还给我发来了贺电，我觉得他还算不错。 他的电报说：“你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和谈得以成功结束，为此，请接受我的祝贺和最热忱的感谢。敝国将以感激之情怀念你在朴次茅斯和谈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这个夏天真累，因为我没有国务卿，所有外交事务都得我自己办，塔夫脱又不在，巴拿马的事也得我自己处理。三个月来，我办理的主要事情包括朴次茅斯和谈，巴拿马，委内瑞拉，还有圣多明各，处理过程中我得不到任何建议或帮助。 人们，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别处也是一样，通常都是纯粹按照一个人做成了什么，来对他的工作给予评价，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假若我没有促成媾和，人们准会嘲笑我，谴责我。现在却又把我赞扬得过了分。说什么我脑袋长有远见，如此等等。其实，我最终採取立场，并非我情愿如此，而是形势使然；在那种形势下，我若是採取别的做法，我就会感到自己是逃避责任。去年冬天，我就曾几次建议俄国人别再打仗，可是他们不听。同样的话我也对日本人说过。无疑是因为日本人相信我会立场公正，所以在他们海军大捷之后主动请我促进和谈，但是别让对方知道是他们提出这一建议的——自然我不会说的。于是我着手工作，在我採取公开行动之前徵得了两国政府的同意。这时，双方对和谈地点又谈不拢，一方想要的地点，对方都不同意。我希望在海牙，日本人又不同意。结果只好在我们美国谈判，这就把我推上了抛头露面的地位，这是我本来不想要，想尽量避免的——不过现在看来，若不是在我们这里谈判，他们大概永远也讲不了和的。和谈了，又陷入僵局，我不得不再次出面干预，直接跟两国政府联繫。要是联繫无效就只好散伙，但似乎是谈成了。我说“似乎”，是因为要等和约正式签字了，我才能放心。日本谈判的人远不如日本政府明智，因为我相信日本不要赔款才是最有利的。俄国人是不会给的，而日本人把战争再打下去，只会再耗费亿万款项而分文无收，只是浪费，比浪费更坏。 第42页 第八章 和平斗士(6) …… 向你的同伴转达我的致意，尤其感谢格里斯科姆夫妇对你的招待。 爱你的父亲1905年9月2日于奥伊斯特湾 第九章 直接向民众说话(1) 他认为他的主张代表了民众意愿，若遇职业政客们阻挠，他就直接诉诸民众。 伍德罗·威尔逊与国联 伊迪丝·威尔逊轻轻地把一条毯子盖在她丈夫那瘫痪了的左臂上，而且将灯光调暗，让别人只能模模煳煳地看见她那卧床的丈夫。医生则让他反覆练习了几句很简单的笑话。然后，伊迪丝在他“好的一侧”摆了两把椅子，等候客人来访。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已有6个星期未露面，除了他的妻子和医生以外，别人都没有瞧见过他。 伊迪丝·威尔逊请两位客人进来，一位是共和党参议员，一位是民主党参议员。他们在主人精心安排的椅子上就座后，威尔逊讲了他事先练习过的几句话。 “我们在为你祈祷呢，威尔逊先生。”共和党参议员艾伯特·福尔说。 “祈祷我什么，参议员?”威尔逊问，“祈祷我什么呢?” 两位参议员笑了，大夫赶紧请他们结束谈话，领他们走了。 这次精心安排的花招居然奏效了。《纽约时报》就这次会晤报导说：“到处流传的而且往往是居心不良的谣言说总统业已残废，由此不攻自破了。”可是他们哪里晓得，这位国家元首和谈判大师已经病得只有一个空躯壳了。然而他还非撑着不可。他还得为他的理想奋斗，就是实现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他坚信这是上帝赋予的使命。威尔逊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出的和平盟约，在巴黎和会上已由欧洲列强领导人谈妥，但却在美国参议院纠缠不休。条约的核心是成立国际联盟(国联)，威尔逊为实现这一点不遗余力，甚至愿为此奋斗到死。 威尔逊提出和平盟约，起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主张使它成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从1914年到1918年，这场战争席捲了欧洲。到它结束时，死亡人数已史无先例地达到850万人之多。威尔逊曾经争取让美国尽可能不致捲入战争。1916年，他就是靠美国保持中立的竞选纲领而赢得了总统连任。可是大选后不久，人们就日益担心德国会把战火烧过大西洋，迫使美国参战。 1917年1月，德国迈出了针对美国的第一步，宣布在大西洋展开全面潜艇战。它派出了潜艇，要隐蔽地靠近美国舰船发射鱼雷。 接着，英国情报部门截获了德国发给墨西哥的一份电报，把它交给了威尔逊总统。这电报唆使墨西哥进攻美国，保证德国将予以全力支持，并许诺德国将把美国的德克萨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这三片土地交给墨西哥以作为奖赏。这一电报最初被以为是伪造的，但德意志帝国的外相竟出人意外地证实了确有其事。威尔逊向报界公布了这一电报，一时舆论大哗，反德激情迸发，美国再也无法中立了。 威尔逊决定，既然要参战，就不仅是要战争胜利，还需要有一条更高的原则。威尔逊年轻时，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就着书立说，阐释了政府作用、政治理论和进步理想。他曾多年思索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考虑过如何建立一个世界组织以维护和平，团结各国，并使之各自受到制约。他有一次对他的妻舅说：“我久久琢磨了拿破崙的一句话，即‘用武力从来是不会最后解决任何问题的’。”威尔逊要打仗了，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给世界带来和平，而且是永远和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胆的前提，也是极其天真的前提，是史无前例的外交方针。威尔逊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证明美国参战是有理的。 1917年4月2日，威尔逊通过向国会发表演说，而将自己的主张参战的理由告诉了美国人民。总统宣布，“对于民主而言，世界必须是安全的”，而现今这场战争是“反对所有国家的战争”，美国的动机“不是復仇……而是要维护人权，我们是人权的惟一倡导国”。这篇演说大受欢迎，《纽约时报》报导说，听众对威尔逊的欢唿热情之高是“威尔逊在国会山从来未曾遇见过的”。 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爱德华·道格拉斯·怀特当时坐在听众席最显着的位置。据《纽约时报》报导，他带头欢唿，随后的表情是他“紧闭双唇，似乎是为了防止眼泪夺眶而出……把两个手掌使劲捏在一起，似乎正在用力张开它们”。不论是在场的听众也好，还是第二天读到报纸的全国各地民众也好，他们的心弦都被威尔逊触动了。 一位当代的学者说威尔逊这篇讲话是“他一生中最杰出的一篇”，另一位学者说它是自从林肯第二次就职演说以来最伟大的一篇演讲。它团结了美国人民。威尔逊演讲后的次日上午，因创作《美国花花公子》和《替我问候百老汇》而最受欢迎的歌曲作家乔治·科汉就谱写了新歌《在那里》，它成了鼓舞美国人参战的非正式进军号。 然而，威尔逊此时的感受是悲喜交集。使他难受的，是他预见到战争会夺走大量美国人的生命，这沉重的责任会落到他的肩上。他对他的秘书说：“想想他们欢唿的是什么吧。我今天发出的信息是给我们的年轻人的死亡信息。为它欢唿，咄咄怪事。” 第43页 第九章 直接向民众说话(2) 这次参战，是美国登上全球舞台的第一次。威尔逊决心不浪费时机，既要决定战争的胜负，又要设计战后的世界。三百万美国人应徵入伍，而威尔逊几乎是立即着手考虑战后的和平。他请美国一些着名的政治科学家和歷史学家组成一个委员会，指示他们研究欧洲的情况，起草和平建议。到1918年新年来临之际，他利用该委员会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项“十四点和平计划”。这计划涉及公海自由，取消贸易壁垒，裁军，以及成立国际联盟以保证“大小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几天之内，威尔逊就自豪地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了他的“十四点计划”。《纽约论坛报》写道：“威尔逊先生现在意味深长地保证美国要为比利时人和波兰人以及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解放而战。对许多人而言，美国总统的许诺是要在他们经受比黑奴的遭遇更恶劣千倍的奴役之后，获取自由。” 国内反响热烈，国外的反应却是好坏兼有。欧洲人认为威尔逊的计划天真而不现实。自中世纪以来，欧洲几乎是战乱一直不停。美国自己的内战也才过去50年，美国凭什么来给欧洲指引和平之路呢?伦敦的《泰晤士报》写道：“我们对总统讲话的主要批评意见就是，它理想崇高，却似乎未顾及某些严峻现实。” 威尔逊未理会批评，而直接向民众说话。他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宣传运动，希望把“十四点计划”送到德国及其盟国的民众手中，从而扭转潮流。飞机到德国上空撒传单；炮兵把炮弹弹头里的炸药掏空，装上传单射向敌方。“十四点计划”译成十多种文字，散发到世界各地。 这一宣传运动收到了效果。美国的国旗头一次成为希望与復兴的象徵，展现在欧洲各地的窗台。世界人民要和平，要按照威尔逊计划实现的和平。他们也贊成设立国际联盟。 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使战争结束，这样说并不算过分。1918年5月28日，当美军还在继续与德军作战时，德国新首相致信威尔逊，说只要在“十四点”基础上订立和平协议，他愿意停战。 但是英法两国这时看到胜利在望，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们要收穫敌人无条件投降的胜利果实，而且要完全摧毁德国。威尔逊则坚持自己的立场，他知道一个严重不公正的和平计划只会在德国引起愤恨，在将来引起更多的问题。“十四点计划”所立足的原则是均势与平衡。英法两国不肯让步，但威尔逊手里有王牌。正是美国的参战给德国敲响了丧钟。若是没有美国支援，英国和法国并没有自己赢取战争胜利的把握。美国的优势实力是不可小看的。威尔逊威胁说他将会与德国人媾和，让英国人和法国人自己继续打下去。 正当着手谈判时，美国要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威尔逊希望美国人民给世界发出明确的信号，他在全国报纸上发表了致选民公开信，信中说：“如果你们贊成我的领导……我恳求你们明白无误地表态，让民主党在参众两院成为多数。”可是这种党派性质的唿吁起了反效果。美国人团结一致在威尔逊带领下参战，如今看到他在兜售和平时试图按政党之分让选民分裂，感到愤怒。选举结果是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占据了多数。和约需经参议院批准，因此新的参议院将有权挫败任何一个和平计划。 然而，不管选举结果如何，英法两国不敢冒美国撤军的重大危险，经过与美国数月谈判之后，终于退让。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纽约时报》写道：“如同暴风雨即将停止时的最后一阵电闪雷鸣一样，双方炮火响过一阵，恰好在11时零1分，突然寂静了……连绵起伏的丘陵地上充满了欢唿和叫喊声，敌我双方都是如此……德国人和美国人走到他们曾拼死厮斗过的狭长地段上相会，有些人还有些羞羞答答，不好意思，像小学生似的。” 美国获悉战争结束，国会山上爆发了庆祝之声，燃起了48处篝火，人群高唱爱国歌曲，吹响号角，敲响大钟。威尔逊参加了庆祝活动，他的秘书后来回忆说：“他兴高采烈……闪现出满意的光辉，意识到他为之奋斗的原则胜利了。”威尔逊感受到这是他自从童年以来所一直追求的命运。 伍德罗·威尔逊回忆说，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生活在梦想之中……全世界在我看来是一个英雄冒险之地。”他的父亲是一位长老会牧师，给幼小的伍德罗·威尔逊灌输了一个信念，即他一生肩负有一项使命，要让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威尔逊预感到有朝一日他会当政。 可是，他成了一名大学教师。三十几岁时，他被任命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歷史与政治学教授。(至今他仍是惟一的得到过博士学位的美国总统。)他在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接受邀请到各处演讲，很快成为普林斯顿最出名的教授。 第九章 直接向民众说话(3) 可是在39岁时，威尔逊患了一次中风，造成右臂无力，无法写字。幸好这是一次轻微发作，一年内得到了康復。这问题9年后又出现过一次，但又过去了。1906年，他50岁的时候，有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左眼失明了。医生告诉他，这是因为高血压严重而引起眼底血管出血。惟一治疗办法是休息。威尔逊到英国一处农村休息养病。他独自一人在荒野之中恢復了视力，得到一次顿悟。他相信是上帝赋予了他一项使命。 第44页 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立志要将该校从富人子弟玩乐之所改造成严谨治学的学府，要能为世界培养出未来的领导人才。他要取消该校富家子弟的“吃喝俱乐部”，遭到一些有钱的校友的反对，但威尔逊自信有使命在身，未做妥协。此后4年，他每走一步都受到那些人阻挠。他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利于大大改善高等教育，可是校董会老是抵制，妨碍他的计划的实现。到1910年，他需要改行了。 看来是命运使然，威尔逊立志改革的努力受到了当地一些进步的政界领导人的重视，他们请他出来竞选新泽西州长。他们认为威尔逊是一个理想的人选：既有学问，又办事认真，一贯致力于改革和正义。他一出马，就赢得了竞选胜利。 可是就职以后，威尔逊感受到很难说服州议会通过他提出的一系列进步法案，其中包括选举改革，新的反法人腐败规则，设立工人工伤赔偿制度等等。最初，他指望打动议员们的“无私良知”，但不见效果。威尔逊并不气馁，他直接面向民众，争取他们的支持。他週游全州各地，向民众发表演说，阐述他的政策主张，唿吁选民们向他们选出的代表施加压力，争取使这些政策得以实施。这种做法成功了。后来威尔逊当总统时又採用过这种政治策略。他认为他的主张代表了民众意愿，若遇职业政客们阻挠，他就直接诉诸民众。 担任新泽西州长才两年，就政绩斐然，因此1912年民主党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他许诺要改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很得民心，当选为总统。但他认为这一竞选胜利只是让他履行更大的使命。当时的民主党主席要求威尔逊让他进政府任职，作为他帮助威尔逊竞选成功的回报。威尔逊的回答是：让他入主白宫的，不是民主党，而是上帝，上帝要他做更多的事情。 趁着民众拥护他的浪潮，威尔逊立即说服了国会通过几项改革法案，包括建立收入税，禁止童工，为老百姓贷款提供方便。他的内政改革日程启动了。 但是这位新总统从来没有办过外交。他上任刚一个月，就发生了墨西哥总统遇刺身亡，墨西哥爆发了骚乱和暴力事件。威尔逊这位理想主义的美国总统决定派兵到墨西哥帮助那里恢復秩序，但这一举措却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引起了美国兵与墨西哥暴民之间的战斗，死亡100多人。墨西哥暴民认为美国派兵来干涉墨西哥内政，是对他们的侮辱，他们开始袭击美国的边境乡镇。威尔逊继续派兵，让美国兵到任何人都认为不是属于美国的地方去执行任务。他的意图高尚，实际做法却是一大失误。事后，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评论说，威尔逊“处理国际事务荒唐可笑……是我们遇到过的在总统职位上最糟糕的一个人”。但威尔逊的心愿是要拯救世界，而不顾国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终于有机会做这件事了。 威尔逊总统和欧洲国家领导人商定在巴黎举行和会。威尔逊急切希望亲自赴会。这将会是美国在位总统头一次访问欧洲。但要做的事很多，远非仅只访问。他要出席巴黎和会，将会使他脱离国内日常政务达半年之久，这也是空前绝后的。 总统的顾问们恳求他留在国内。他们说，总统去巴黎，只是谈判桌旁的一员而已，而留在国内，会有更大的权力影响谈判进程，假如谈判结果不符合他的要求，他还可予以否决。 从《纽约世界报》主编岗位辞职而给总统当顾问的弗兰克·科布，强烈反对总统赴欧。他认为，“总统在华盛顿可以做出冷静的判断，不受和会上那些人际关系琐事的纠缠……而亲自参加谈判，那将会是一根折断了的棍子。他应在自己阵地上战斗，而他自己的阵地是在华盛顿。对于他来说，玩弄外交的欧洲全是敌人的土地。”到巴黎去为和约争吵，有失美国总统的身份。 然而，威尔逊认定他不能冒袖手旁观的风险，听任他精心设计的国际联盟在谈判中被别人弄丢掉，或是削弱到无效的地步。他亲自去了巴黎，经过6个月的艰难谈判以后，他带回来的和约已在许多方面大大不同于他的“十四点计划”。但有一个方面没有多大变化：他的国际联盟保全下来了。 但是威尔逊的巴黎之行使得他在国内得到的支持削弱了。共和党人恨他没有让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共和党领导人参加他的代表团。威尔逊这样做，是因为他想要集中精力跟外国领导人谈判，不愿再让共和党人在他身边添麻烦。 第九章 直接向民众说话(4) 和会期间的紧张劳累还损害了威尔逊的健康。他染上了当时在欧洲泛滥的流感，发高烧，呕吐。卧病在床时，他还是坚持每天工作很长时间。曾在巴黎陪过威尔逊一段时间的赫伯特·胡佛——即后来的胡佛总统——注意到威尔逊的行为和思维过程都有变化：威尔逊原先爱听意见，而且很快就能抓住新思想而下定决心，可是疾病使他的思维变慢了，而且难于记忆和消化新的事实和情况。事后看来，他在这一期间很可能受到过几次轻微中风。 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巴黎和会还是谈出了国际联盟盟约草案，备受赞扬。国际联盟(国联)将会把世界各国聚在一起，共同排解纠纷，裁减军备，并避免再发生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它将依靠经济制裁，而不是依靠暴力，来迫使成员国保持和平。伦敦《泰晤士报》写道：“有些人原先以为国联不过是国际美好愿望的空中楼阁，读了今天公布的盟约以后，将会改变想法了……和平以及维持和平的设想，已经从云端落地了。”《义大利日报》则将它称为“人类团结的崇高之举”。1919年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威尔逊启航回国，满腔热情要将他的成就告诉美国人。可是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是不会给他热烈欢迎的。 第45页 在国会带头反对盟约的，是参议员亨利·卡博特·洛奇，他是握有实权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洛奇恨威尔逊——他有一次对朋友说，他从来没有恨一个人如此之深。这怨恨一部分来源于一桩小事：在威尔逊从政之前，洛奇享有政界“学者”之称，可是威尔逊既是博士又当过大学校长，他一迈入政界，就从洛奇手中夺走了“学者”美誉。洛奇还认为威尔逊是懦夫：1915年5月7日，德国人击沉了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使128名美国人丧生，洛奇认为威尔逊是出于“害怕”而不敢立即宣战。 最后，洛奇恨威尔逊，还因为谣传说威尔逊对自己妻子不忠(但这一说法从未得到证实)。洛奇特别仇恨乱搞男女关系的人。他的妻子曾与前国务卿海约翰有染，让他背过“戴绿帽子”的恶名。信奉清教的洛奇还吹毛求疵，指责威尔逊在第一个妻子死后刚7个月就娶了第二个妻子，是没良心。 洛奇无法取消威尔逊的婚姻，但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他可以对国际联盟盟约作梗。他和另一些共和党人反对成立国联，说这一机构会把美军拖进世界各地的冲突之中。一位参议员问道：“难道美国公民会自愿参军，去解决巴尔干的麻烦?” 威尔逊竭力解释说，只要国联执委会(美国是执委会5个常任成员国之一)有一国反对，国联就不会採取军事行动。美国和每一成员国都有否决权。 尽管如此，盟约的语言还是令洛奇和许多别的共和党人烦恼。盟约规定各国均有义务做到“尊重国联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政治独立，防止其遭受外来侵略”，这样一来，他们觉得美国就会失去自己的主权。他们说，这一规定可能阻碍国会履行其宪法规定的宣战权。 为了平息反对意见，威尔逊会见了一批有影响的参议员。但没有起作用。一位参议员抱怨说这次会晤就像是“跟爱丽丝漫游奇境以及跟水俣病患者一起喝茶”。威尔逊在欧洲跟世界各国领导人谈判几个月而取得成功以后，回国来反而谈判成功不了，这真显得荒诞可笑。他坚持亲自去巴黎，是因为他以为最大障碍是在大洋彼岸；可是他绝没有料到最大障碍却是洛奇以及共和党控制之下的国会。 洛奇利用参议院的巨大权力，玩弄诡计。他知道多数参议员总的说来是支持成立国联的，所以他要提出一些修正案，弄得威尔逊难以招架。他还要设法让支持盟约的参议员分裂成两个阵营，使其中任何一方都凑不够批准盟约所需要的2/3的多数。 但洛奇这些活动需要时间，所以他把那些最反对成立国联的共和党人拉进他的委员会，帮他拖延时间，要拖它几个月。参院外交委员会光是宣读盟约条文就拖了两个星期。然后，他们又开听证会，请全国各地的公民来谈意见，这样又拖了6个星期。 为了跟洛奇斗，并防止盟约在参议院受挫，威尔逊开始到全国各地向民众演讲。他在新泽西州以及在德国都体会到，民众只要掌握了正确的信息，就不会让他失望。他说，“战场已经摆开……我们不能后退，只能前进。”这将是威尔逊的最后一次十字军出征，事关重大，无妥协余地。上帝赋予他的使命，他的命运，他能留下的最后遗产，就是国联。如果没有国联，威尔逊说：“我可以绝对肯定地预言，不出一代人的时间就会又有一次世界大战。” 总统计划在27天内跑26个城市，从他的7节车厢的专列的尾车平台上向民众发表讲演，一天达十次之多。一开头似乎很顺利，但随专列採访的十几位记者很快注意到情况不妙。威尔逊在群众面前又笑又挥手，但一回到车厢内就脸色苍白。他的夫人要他休息一下，到大峡谷休息一星期，但是他一口拒绝了：“现在是办事的时候，不折不扣。” 第九章 直接向民众说话(5) 而此时在华盛顿，参议员洛奇处心积虑要摧毁国联，派了一批附和他的参议员到各地演讲，跟威尔逊唱反调。威尔逊到哪里，他们也跟到哪里，力图消除威尔逊辛辛苦苦做工作的效果。威尔逊每到一站，他的敌人也跟到一站。 在西雅图，一台摄像机的闪光灯突然一闪，使威尔逊吃了一惊而跌坐到椅子上。他又站起来演讲，在场的一位海军将领说：“总统似乎出了问题，讲话失去了他通常的力度和热情。”一位陆军老战士后来也回忆说“他显得苍老，真是苍老了”。 但在多数人看来，这位带领美国冲过暴风骤雨的总统仍是一位凯旋的英雄。报界以满腔热情报导了总统在每个城市受到的欢迎。一家报纸说“洛杉矶高声为总统喝彩”，另一家报纸说“民众的激情近乎狂热，叫好之声不断，一阵高过一阵”。 在盐湖城，威尔逊在摩门大会堂向15000人演说，建筑物内没有通风，闷热，已经有病的总统汗流浃背，衬衣一会儿就湿透了。一个晚上，他不得不多次换衣服。 三天内，他先到科罗拉多州的普韦布洛，再到堪萨斯州的威奇托。那天晚上11点半，威尔逊剧烈头痛，难以忍受，把他的妻子伊迪丝叫到了他的房间。 伊迪丝给丈夫垫上几个枕头，希望他有个适当的姿势能减轻头痛。折腾了5个钟头，威尔逊才睡着了，伊迪丝一直静悄悄地守候在他身边。天亮后，他醒了，坚持照常洗漱刮鬍子，要照原计划出去演说。伊迪丝只好去找医生。 第46页 伊迪丝带着医生返回时，威尔逊已穿得整整齐齐，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左嘴角就流出口水。医生坚决要他休息，但他不听：“我必须继续干。要是取消计划，洛奇那一伙人就会说我临阵脱逃，失败了。盟约就保不住了。”他想走，可是左半边身子突然麻木，左腿和左臂都动不了。脸的左侧凹了下去，口齿不清。医生告诉威尔逊：“我们必须考虑的，是你的性命。” 医生给白宫发了电报：“即返华盛顿。切勿惊慌。”他告诉记者们，总统因病取消下几站之行。专列疾驶返回首都。 第二天，报纸上说威尔逊“神经崩溃”。白宫发消息说总统需要休息。《纽约时报》三天后报导说威尔逊只是神经疲惫，已稍有好转。只有与总统亲密接触的几个人才知道问题比这严重得多。 医生们希望总统休息几天会好转。可是回白宫后一星期，威尔逊已瘫在床上了。这是一次严重中风，身体左侧完全瘫痪。 有6个星期，威尔逊说不了话。右眼只能半睁开，一次只能看几行字，无法正常理解事物，偏执，爱发脾气。威尔逊重病卧床，他的国联计划也瘫痪在参议院里了。 但是外面的人不了解威尔逊的病情。他的妻子和医生们决定对他的病情保密，因为担心病人会被解除总统职务。威尔逊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病重，他坚持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洛奇将威尔逊的国联计划提交参议院表决，对文字做了一些修改，但未影响到它的基本精神。假如威尔逊是身体健康的话，他会看到这一点，从而会让民主党参议员投贊成票，使盟约得以通过。可是威尔逊对民主党参议员说不许有任何修改。于是民主党参议员投了反对票，国联盟约也就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公众反应非常强烈，参议院迫于政治压力，再次就盟约进行表决。但威尔逊仍坚持不得有任何修改，他的支持者又只好投反对票。结果盟约仍未得到所需要的1/3多数，这一次只差7票。洛奇欢庆他对威尔逊的胜利，可是他不知道被他斗败的，是一个已难以理智思考问题的病人。 这时，1920年的总统竞选已启动。威尔逊不了解自己的病情，想要史无前例地竞选三连任。公众并不知道总统有病，倒是很有可能让他以压倒多数票重返白宫。但是他的妻子和顾问们大量做工作，不让他得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沃伦·哈定最后当选为总统，他为人和善，但对国联没有兴趣。尽管公众反覆唿吁重新考虑国联问题，但它始终未再付表决。 国联盟约未获通过，其后果恰如威尔逊所预见：一代人时间后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500万人丧生。当年倘若威尔逊身心健康，这场灾难也许会得以防止。 威尔逊逝世于1924年2月3日，直到最后，他仍然相信他主张的原则会最终实现，国际联盟总会建立。在威尔逊葬礼之前，他的妻子发现葬礼参加者名单上有亨利·卡博特·洛奇。她给洛奇去信：“你若在场，你会感到尴尬，我也不会欢迎。”洛奇遂未到场。 威尔逊因提出了和平计划和设计了国联，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他的和平计划没有实现，国联则未能担负起其使命。但他死后20年，他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美国倡议成立了联合国，并且在美国邀请之下，联合国将总部设在了纽约。 第九章 直接向民众说话(6) 附录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 1918年1月8日 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关于“十四点”和平纲领的讲话此讲话（节译） 同盟国发言人又一次表明他们愿意讨论战争的目的以及可能的全面和平的基础。俄国代表和同盟国代表已经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举行会谈，它吸引了所有交战国的注意…… …… 他们要求我们说明我们的愿望如何，我们的目标和精神与他们的目标和精神有何区别。我相信美国人民会希望我做出反应，极其简明率直的反应。不论俄国现今的领导人相信与否，我们的确衷心希望能找到某种方式，让我们能荣幸地帮助俄国人民实现其获得自由和有序和平的终极愿望。 我们的愿望和目标是，和谈过程一旦开始即应绝对公开，不得有任何秘密承诺。征服和扩大版图的时代已经过去；为特定国家政府谋利，并可能于未来某一未曾料到的时刻搅乱世界和平的缔结秘密条约的时代亦已过去。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实，凡是思想不再停滞于已一去不復返之时代的每一个从事公务的人，现今均已看到这一事实，因此，凡是自己目标与正义和世界和平相吻合的国家，都可以表明自己考虑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加入这场战争，是因为我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除非予以纠正并确保世界上永不再现此种行径，我国人民即无法正常生活。因此，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要求，决不仅限于我们自己。我们要使这一世界适于人们安全生活，尤其要使每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得到安全，像我们自己一样希望过自己的生活、决定自己的制度、受到世界其他各国人公正对待、不再遭受武力侵犯和自私侵略的每一个国家都得到安全。世界各国所有人民皆可由此同等获益，而且我们清楚看到，除非公正待人，否则我们自己也不会得到公正。所以，世界和平的纲领也就是我们的纲领，在我们看来，这惟一可能的纲领内容如下： 第47页 一，和约公开，公开达成，和约之外不得有任何私下国际承诺，一切外交活动皆应坦诚和公开。 二，公海航行绝对自由，无论平时或战时，除非为实施国际盟约而对某一水域全部或部分予以封闭，否则领水之外海洋皆应航行自由。 三，尽可能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凡致力于和平和维护和平的国家彼此之间均确立贸易条件的平等。 四，各国彼此充分保证将军备裁减到与国内安全相适应的最低水平。 五，自由、开放和绝对无偏见地调整所有殖民地的所有权，其基础是严格遵守以下原则：在决定所有这类主权问题时，所涉及的当地居民的利益必须与相关政府的合理主权要求得到同等的重视。 六，从俄国所有领土撤出外国军队并解决涉及俄国的种种问题，应确保其他各国进行最佳和最自由的合作，从而使俄国得到不受妨碍和不窘迫的机会，独立自主地决定其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并保证各国将真诚欢迎它在它自己选择的体制下加入自由国家社会，而且向它提供它可能需要和可能期盼的援助。各姊妹国在今后几个月内如何对待俄国，将是对它们善意如何的尖锐考验，并考验它们是否理解俄国的不同于它们本国利益的利益，以及是否有明智的和无私的同情。 七，全世界将一致同意外国军队必须撤出比利时，必须恢復其版图。比利时应享有与所有其他自由国家相同的主权，对此不得企图加以任何限制。这一行动将比任何其他行动更能恢復国与国之间对它们自己制定的、决定其政府彼此关系的法律的信心。若无这一疗伤行动，整个国际法结构和效力将永远受到伤害。 八，法国全部的领土都应得到自由，被侵占的部分应得到收復；1871年普鲁士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对法国造成的不公正局面干扰世界和平近50年之久，应予以纠正，以便再一次确保和平有利于大家。 九，应按照明显可辨认的民族界限，调整义大利的边界。 十，奥匈帝国的各族人民应得到最自由的自主发展机会，我们希望看到他们的国际地位得到保障。 十一，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黑山)境内的外国军队应当撤离；其被占领土应予以恢復；塞尔维亚应得到自由、安全的出海通道；巴尔干各国之间的关系应按照歷史上形成的效忠和民族界限，通过友好协商予以确定；若干巴尔干国家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及领土完整应得到国际保证。 十二，现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部分应享有可靠的主权，但现处于土耳其人统治之下的其他各民族均应确保其无疑的生活安全和绝对不受干扰的自主发展的机会，达达尼尔海峡则应成为国际保证之下的自由通道，永远对船舶和通商往来开放。 第九章 直接向民众说话(7) 十三，应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其领土应包括由无可争辩的波兰人居住的地区，应确保其自由、安全的出海通道，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及领土完整应由国际公约予以保证。 十四，必须按照特定的盟约成立一个总的国际联盟，以相互保证大小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 现在我们已经把话说得十分具体，不能再有任何怀疑或疑问。我所概述的这整个纲领中贯串着一条明显的原则。这原则就是公正对待所有各国人民和各个民族，他们不论强弱，均有权平等生活于自由和安全之中。 这一原则必须成为国际正义结构的基础，否则这一结构的任何部分都会站不住。美国人民正是为这一原则而行动，准备为实现这一原则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荣誉以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为争取人类自由而最后一战的道义高潮已经来临，美国人民准备奉献出自己的力量，让自己最崇高的宗旨、自己的真诚和忠心经受考验。 第十章 中国牌(1) 尼克森自己说过：“让人不可预测，是领导人的最大资产或武器”。 理察·尼克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2年2月20日，空军一号飞机在太平洋上空追逐夕阳，向西彻夜飞行，飞行高度是保密的。理察·尼克森坐在自己靠窗的座椅上独自沉思，要飞到关岛才能着陆睡一睡。1969年他就任总统后不久，就下令将空军一号这架豪华的波音707飞机内部重新装修。原先，林登·詹森总统在飞机上都是与客人、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共用一个宽敞的机舱。现今不一样了，机舱改装，中心是一个彼此隔开的三室套间，成为一套不受干扰的飞行密室。当年，尼克森在艾森豪两届总统任期内当副总统时就访问过56个国家，是一个出了名的环球旅行者，所以他如此改装空军一号，倒也是一种挺实在的安排。同时，尼克森又是一个保密成性的人，总爱独处一隅冥思他那变化不断的计谋，所以飞机上的这种布置对他是非常合适的。 这天夜间，他在沉思之中不时抬眼望望月光笼罩下的大洋，感觉到“就像从前那些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一样，自己这次哲学发现之行也是没有确凿把握，从某些方面来看也是冒着风险的”。他这次出行，是一场秘密的多国桥牌比赛中的最后一搏。 尼克森是一个桥牌高手。他当海军中尉的头两个月，就通过玩牌赢了6000美元(后来他还用玩牌赢的钱进行了他的头一次政治大赌博，成功当选为美国众议员)。可是，这一次的赌注更大得多：能否赢来全球的均势——附带的赌注则是他尼克森能否在这一年秋季赢得总统连任。 第48页 经过关岛之后，空军一号将在上海短暂停留，接一名红色中国的导航员。然后，总统及其家属和随行的一小批顾问将被领航到北京的一个军用机场。正是他尼克森，对外，使美国对共产党北越的战争逐步升级，在国内则早已给自己树立了强烈反共的名声，如今却要成为第一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 自从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过流血内战落入共产党人之手，没有哪一个美国国家元首敢去揭开那个“天国”的面纱。在共和党强硬派看来，以及在选举了尼克森总统和他的两位民主党前任的美国民众“沉默的多数”看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挥舞着核武器的无赖国家，它随时想要蹂躏自由世界。詹森总统曾认真考虑过是否要轰炸中国的核设施。甘迺迪总统曾宣布中国玩弄核武器是“我们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面临过的最危险局势”(此话是在他已遭遇过古巴飞弹危机之后讲的)。 毛主席的一次又一次“运动”日益泛滥，连原先支持他的苏联人也在20世纪50年代末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繫。如今苏联大军已部署于两国绵长的边界，紧张备战。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也是从未得到过美国公开承认，直到他尼克森着手策划这次访问之前几个月，他才成为承认这一国名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事实上，直到1964年，尼克森为帮助戈德华特竞选而四处奔走时，还公开标榜共和党一贯坚决反共的立场。可是，尼克森自己说过：“让人不可预测，是领导人的最大资产或武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麻烦不断，现在想要连任，就需要一场大赢。 尼克森在1968年成功的竞选中曾许诺要从越南撤军，可是到1972年2月，尼克森总统却使越南战争蔓延到另两个邻国。这时在可畏的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头也不回地退出了尼克森发起的限制军备谈判。在国内，尼克森提名的头两位最高法院法官均遭到国会拒绝，他提出的税制改革、无违约保险和学童公共汽车法案均于国会搁浅。为了打开新局面，使全球实力对比出现有利于美国的重组(同时又为他在国内竞选连任获得无比宝贵的红利)，尼克森精心策划和秘密安排他的中国之行，已有几年之久了。 怎样才能最清楚地解释尼克森总统的一些精明狡黠的表现，这是歷史学家们和记者们二三十年来一直用心推敲的一个问题。他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当年还处于农村状态的奥兰治县，父亲收入微薄，母亲是虔诚的贵格会教友，一直遵循从她祖辈起已有200年之久的贵格会祈祷仪式。尼克森童年时期有一两次病得差一点死去。他的两个弟弟均死于肺结核，这给年轻的尼克森心灵留下创伤。 当他的弟弟们在亚利桑那一个疗养院疗养时，小小的理察·尼克森就曾打工，给一个游艺场招徕顾客，后来上学时参加过辩论，演过戏，然后又当律师，慢慢学会了不屈不挠追求公众的赞许，以此填补自己心灵上的空虚。早在中学时代，据他的辩论导师回忆，他就表现出“一种能力，不正面顶撞，而是绕过争论的焦点”。到了上大学时，他甚至掌握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确保他自己和某些同学的成绩。他这个人自幼已失去得太多，所以任何策略都不忌讳，冒任何风险都在所不惜。 第十章 中国牌(2) 在水门事件和被迫下台以后，尼克森回顾自己的政治生涯时说过，“我是按照我发现的政治规则进行比赛。”他的政治生涯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政治赌注急剧增大，因为战时的盟国变成了和平时期的敌手。核“遏制”、边缘政策以及国内的共党密谋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焦虑，这种气氛帮助了尼克森步步高升。 他刚刚在加利福尼亚当选为美国众议员后不久，就成为麦卡锡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一员，精明地插足于冷战事务。他执着地追查国务院雇员(共党间谍)阿尔杰·希斯一案，从而出了名，并第二次当选为众议员。后来他在加利福尼亚竞选参议员，用他的话来说，那次竞选就是要选民“在自由与国家社会主义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结果，尼克森以将近70万张选票的优势当选了。 在尼克森这样的保守派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地图上出现的一个最大和最不祥的新斑点就是中国大陆。在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以后，中共强人毛泽东在苏联支持下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蒋介石被迫跑到台湾岛成立一个流亡政府。当杜鲁门派美军反击共产党北韩对南韩的入侵时，毛泽东实践了支援北韩的诺言，出兵抗击美军。 韩战结束后，在日内瓦一次中美和平谈判中，（原文如此，显然有误。此次会谈是1954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印度支那的多边会谈。——译註）艾森豪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故意拒绝与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握手。这一侮辱是周恩来永远忘不了的。这次会谈是中美两国政府此后十多年期间的最后一次正式会谈。在美国共和党人看来，是杜鲁门把中国放弃给了共产党人，因此，他们认为给困守在台湾的蒋介石提供不论多少军援、经援和言论支援，都不为过。 尼克森对于中国的战略转变究竟始于何时，是难下定论的，然而早在1968年总统竞选中，尼克森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不久起草的一份政策文件就提到“我们决不可让中国永远置身于国际家庭之外”。当选为总统后，尼克森在就职演说中又说到要开创一个“新的谈判时代”。 第49页 1969年3月，中国军队在有争议的中苏边界伏击了苏联边防军。这时，尼克森知道时机就要到了。当时，西方世界还在一边观看中苏漫长边界上断断续续的冲突，尼克森却已悄悄伸出触角，通过后门政治渠道，打开与中国的秘密对话。 尼克森意识到台湾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共和党人双方都感到“烫手”的问题，所以精明地在他的行政班子里面巧妙设置了后门。他任命他的老朋友和法律顾问威廉·罗杰斯为国务卿，可以信赖罗杰斯在外交政策方面遵循共和党的方针，但与此同时，他又另闢蹊径去执行他自己的日程。罗杰斯为人正直，一贯忠实维护台湾的利益，而且与台湾的驻美“大使”沈剑虹私交甚深，尼克森自然不能靠罗杰斯向中国做姿态。在这项任务上，他依靠的人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 基辛格出生于德国，是哈佛博士，教授，对外政策专家。他曾经批评过尼克森之流的政治家党派观念太深，按照过时的道义观点处理国际关系。在尼克森1960年那次未获成功的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基辛格甚至把尼克森说成是“所有竞选总统者当中最危险的一个”。基辛格是犹太人，出生于外国，讲求实用，又知识渊博，似乎与尼克森毫无共同之处。可是尼克森让基辛格看到他处理世界事务异常明智而且思想开放。基辛格博士则正是尼克森所需要的能避开雷达射线而秘密活动的谋士和外交官。 为了让国务卿罗杰斯忙于启动常规外交渠道的接触，尼克森命令美国驻波兰大使找中国大使会谈。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外交渠道早已堵塞多年，所以国务院的人甚至说不准中国驻波兰大使是哪一个人。美国驻波大使馆的几个人在一次华沙时装表演中悄悄向几个亚洲外交官打听，高兴地弄清楚了那几个发愣的外交官就是中国大使馆的人。这些中国外交官迟疑地同意了与美国代表进行正式会谈，而与此同时，基辛格开始了一系列绝密的活动，通过巴基斯坦来回捎话，与北京政府进行间接的接触。 但是尼克森总统在1970年5月把越南战争扩大到柬埔寨，使得中国人退出了华沙会谈，通过巴基斯坦的秘密渠道也堵死了。尼克森并不灰心，他展开了公关攻势，对《时代》周刊说：“如果说我死以前还想做什么事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私下里，他认为中国人尽管口头上说不怕中苏边界那一边部署的120万苏联军队，但其实还是害怕的。他还打赌说，中国坚决支援北越的立场其实是可以变的，就像美国对台湾的无限支持会变一样。 第十章 中国牌(3) 尼克森总统通过基辛格直接吁请巴基斯基总统叶海亚汗敦促周恩来同意举行美中高级密谈。叶海亚汗利用与周恩来共同进餐的机会转达了这一建议，周表示同意，但条件是只谈台湾问题。为了换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邀请，尼克森倒也情愿做此让步，但仍向中方表示需要谈更多的事。可是，这一秘密通信渠道又一次被打断了，这一次是因为1971年初美国支持了对寮国的入侵。 北京一直保持沉默，让尼克森有点泄气，可是周恩来终于做了个令媒体惊喜的动作。这位总理邀请当时在日本参加了锦标赛的美国桌球队访华。这批桌球运动员和教练及其配偶，还有获准随队访华的5名美国记者，成了自从杜鲁门时代美国外交官被打发出门以后的头一批访问这个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周恩来向尼克森“下了赌注”。 周对美国桌球运动员说他们“打开了美中两国人民关系的新篇章”，的确如此。随之而来的，是两国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又一系列秘密信息往来。这一次周同意了美国所要求的在高级别会谈中扩大议题的范围。他还更进一步，邀请美国派一名“部长级”特使到中国面谈细节。 基辛格和尼克森欣喜若狂。两人在白宫悄悄密谈了几小时以后，打开了一瓶白兰地，为周恩来这一提议干杯。用基辛格的话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尼克森对中国的建议做出了热情的肯定答覆，惟一要求是中国不要接待其他的美国政治家，尤其是不要接待民主党人。他提出这一点，自然又是着眼于争取连任的政治奖品。 基辛格善于充当尼克森的密使，早就学会了让自己的活动瞒过新闻记者和政敌的眼睛。这位国家安全顾问享有内阁成员级的地位。他常常乘坐空军一号飞机秘密出访，而这种飞行通常被说成是“检验导航设备的训练飞行”。他执行秘密国际出访时，往往故意张扬地在华盛顿的重大社交场合抛头露面。他是单身汉，在首都各种聚会中一向深受欢迎，所以他会在星期五出现于一场晚会，又露面于星期一的一次宴会，给人一种假象，似乎他是在首都度过了周末，而实际上他却是偷偷熘到了安德鲁斯空军机场，去执行总统赋予的高级绝密的访谈任务，往往飞到了半个地球之外又再飞回。 至于这一次到中国的侦察使命，基辛格手下的人对报界说，他要到亚洲一些地方做一次了解情况的访问。可是到了巴基斯坦出席叶海亚汗总统招待他的宴会时，基辛格突然出现了“德里痢疾”症状——这是预先精心排练过的表演——主人方面赶紧送他去疗养。在大胆策划的这次代号为“波罗”的行动中，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实际上是被悄悄塞进一架早已待命起飞的巴基斯坦喷气式飞机。在机舱里，基辛格和他的助手发现跟他们面对面的，是四名神色紧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直到在北京的谈判桌与周恩来面对面就坐时，基辛格才确信自己不是被绑架了。 第50页 周恩来谈判态度强硬。他坚决要求美国方面切实保证愿意彻底重新评估其台湾政策。基辛格机智地利用周恩来对苏军入侵威胁的忧虑。周恩来则抨击尼克森的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的行径。但两人都明白，基辛格所要的，只是派他来寻求的东西：对美国总统访华的邀请。经过48小时不间断谈判以后，双方终于推敲出一个彼此都认为满意的邀请书。基辛格给华盛顿发报，只用了一个预先约定的密码：“eureka”。 基辛格回美国后不久，尼克森就在全国电视上宣读了中国邀请书全文，说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让全国的人大吃一惊。 国内的反应来得既快又勐。工会领导人乔治·米尼建议尼克森不如拜访古巴的卡斯楚，说尼克森“既然想拜访世界上的吸血虫，为什么不把他们全都拜访到呢?”甚至尼克森自己的共和党内一些人也指责总统是在出卖冷战期间最珍贵的弃婴，即台湾。着名电影明星乔治·韦恩——他主演的《真正的勇敢》一片深受尼克森赞赏——给尼克森写信说，总统的访华决定“真是耸人听闻”。他还送给尼克森一本反共小册子，以便提醒尼克森别忘了美国仍在冷战之中。 国务卿罗杰斯气得脸色发青。他直到最后一刻才听到消息，而且还领到了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要他把尼克森访华的意图通知他的朋友、“台湾大使”沈剑虹。沈提出的强烈抗议，被尼克森置之不理。美国参议院对于他们事前被蒙在鼓里感到愤怒，以41票比27票的表决结果推翻了尼克森提出的外援法案，以示报復。参议员爱德华·甘迺迪说尼克森访华之举是在玩弄“他的党和国人所能见到的最恶劣的本能”。 这时，尼克森竭力安抚他原先故意迴避因而得罪了的人物和利益集团。他曾经为戈德华特的竞选卖过力，所以共和党保守派需要还这份人情，这时被说服而站出来维护他的访华决定。有两位未来的总统都被调动起来为尼克森效劳，从而在总统如何弥补损失方面上了一课，大开眼界。其中一位是这时当加利福尼亚州长的罗纳德·里根，他尽管私下里骂中共是“一群杀人犯”，但受尼克森总统委託，仍然跑了一趟台湾去安抚那里的蒋介石。 第十章 中国牌(4) 另一位则是这时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乔治·布希。尼克森总统的政策突变，让他不得不应付联合国方面的烂摊子，他曾说这是一个“可耻的时刻”。阿尔巴尼亚提出了接纳北京政府和驱逐台湾的议案，华沙条约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们像狼一样勐扑台湾代表。美国对这一议案投了反对票，但尼克森已向中国点头，实际上就已分裂了原先占多数的反华阵营。表决结果是76国贊成，35国反对，决议通过了，联合国大会的会场上响起了狂热掌声，台湾代表团只好神色黯然地退出会场。 但尼克森此时关注的是另一件事：他打出中国牌在莫斯科引起的反应。他宣布访华这一消息后不几天，苏联就请他恢復已中断了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一反应来得正是时候，表明世界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有利于美国的转变。尼克森的目的已达到了几乎一半，只待启程出访了。但中国人手里这时仍有几张牌可打。 尼克森想赢得连任，关键在于这次歷史性的访华之行需要得到充分的电视转播。要让美国公众看到这位尼克森主义新世界秩序的设计师是如何行动的。他以为中国当然会让众多记者随行，可是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十年的社会对此并无热情。虽然北京同意装一个通信卫星接受器转播尼克森到达北京的彩色电视画面，但他们大大压缩了想随总统出访的美国记者的名单。 更令人不安的，是从中国透露出来的一些消息和情报。中国共产党内有很多狂热“反帝”分子，他们认为毛泽东和周恩来走得过了头。中国公民接受仇美教育已有20多年，如今竟然要欢迎美国的领导人尼克森这样一个“屠夫”，中国许多高级强硬派人士认为无法接受。反对派中最突出的一个居然是长期被西方认为是毛泽东接班人的军方强人林彪。林彪在秘密向苏联飞行的一次神秘坠机事故中身亡，这一事件在克里姆林宫和白宫都产生了冲击波。 尼克森对于毛泽东打扫院落的动作疑虑重重，又急于检验一下中国传媒抵制的限度，就在总统出访之前的一个月派基辛格的副手亚歷山大·黑格将军作为先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一趟。黑格一身美国军装，又有运动员般的身躯，似乎恰好体现了中国强硬派所鄙视的美国军国主义。他在上海一个机场刚着陆(机场上有谴责“资本主义猪仔”的标语)，负责接待他的上海官员就表现出反美态度，不断地围绕着越南战争和美国在亚洲的图谋向他提问题。这批美国人到杭州，又遇到同样的对待。幸好这时有人向毛泽东报告说黑格的访问变成了政治火药桶，北京迅速採取措施，要求外省市官员对待黑格一行要有分寸，所以这批美国人最后受到的接待才比较友好一点。黑格回华盛顿后对尼克森说，若不是毛泽东做了干预，他本来是想提前回国的。他认为总统的国事访问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场赌博，在最坏的情况下则会是政治上自杀。 在1972年2月21日飞往北京的最后一段飞行中，上述的事情大概又掠过尼克森的脑海。接照中国导航员的要求，飞机飞得很低。尼克森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写到他从舷窗望见一些村镇，“就像是我从图片上见到过的中世纪村庄”。在北京着陆，总统的正式代表团15人一行受到中国人数不多的三军仪仗队欢迎。那是一个寒冷的上午，停机坪上空笼罩着冬季的阴云，尼克森走出空军一号专机，按照传统的礼节与周恩来握手。这位总统想到了杜勒斯18年前在日内瓦对周的冷落，所以大步上前紧紧握住周的手。尼克森后来回忆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第51页 此时此景通过实况转播传遍了世界，这正是尼克森所梦想的东西。那简易军用机场上悬挂着一些革命标语，尼克森的夫人帕特身穿一件鲜红色大衣，中国的军乐队奏起了美国的国歌，凡此种种，有朝一日都会赋予一部歌剧以灵感。为了让美国的观众和选民都能看到这一场面，全国三大电视网都在自己播放的节目当中插播这一最新消息，就像当年插播阿波罗号飞船在月球着陆一样。 尽管事先已经有了分分秒秒具体安排的日程表，中国人还是让美国客人吃了一惊。尼克森和基辛格还没有来得及打开行李，就被叫去谒见患病的毛主席。在毛泽东堆满了书的书房，加利福尼亚杂货铺主的儿子面对面会见了那位奇才出众的农民出身的领导者。毛泽东、尼克森、基辛格和周恩来在轻松随便的气氛中闲谈了一个小时，身旁只有毛的几名女助手。他们的外交周旋临近结束时，毛肯定地告诉尼克森“台湾是小问题，俄国是大问题”。这位主席甚至还称赞了尼克森的《六次危机》一书。 那天晚上，中国人在人民大会堂为美国人举行宴会，中国军乐队奏起了美国歌曲《牧场上的家》，两种文化奇怪地而又亲热地交融。这种超现实的情景又转播到全世界。尼克森总统对他的东道主说“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同时又旁敲侧击苏联，对中国人说“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第十章 中国牌(5) 随尼克森访华的新闻界人员有两架飞机的乘载量之多，总统很得体地操纵他们的採访活动，因此这一周当中其余几天上电视的镜头尽是观光游览和宴会。但是尼克森和基辛格却辛辛苦苦与中国人一起草拟一个公报，以证明尼克森此行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理的。这时最突出的障碍仍然是同行的国务卿罗杰斯，他简直无法理解尼克森总统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扭转美国已奉行了将近1/4个世纪之久的政策。周恩来总理临时安排，亲自到罗杰斯下榻的套间拜访了这位国务卿，才说服了他不再碍事。 最后于2月27日从上海发表的1800个英文词的中美联合公报，包括5个部分，记述了尼克森此次访问的活动，两国彼此合作的承诺，这次新谈成的规则和共同的问题。第4部分专谈台湾，说“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尼克森扔掉了他的台湾牌，换了一手新的更好的大陆牌。 总统这一次完成了引起地震波式反响的绝妙外交和政治表演。可是在上海最后一次宴会上，他一杯又一杯地喝茅台酒，让基辛格为他担忧。基辛格知道他这位总统“两杯酒下肚就话多，再加一杯就变得好斗，或是激动得口齿不清”，这时基辛格已做好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可是尼克森不仅是陶醉于酒，也是陶醉于胜利。他有点摇摇晃晃地向在场的人冒出了一句：“这是改变了世界的一周。”人们还真的无法从他这一推理中挑错。 第二天，周恩来与尼克森夫妇及其一行话别。登上空军一号后，尼克森已在计划他的下一次国事访问。这一次将是出访俄国。(几个月之后，当他的飞机从莫斯科机场跑道起飞时，他已经签订了美苏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对尼克森来说，他手里真是有玩得很转的一手好牌。)尼克森的中国之行是丝毫无可争议的成功。中国人现在是可以与之打交道了，而在这一过程之中，俄国人也变得愿意和解了。这年11月大选中，尼克森赢得了压倒性胜利。 尼克森善于玩弄保密和欺骗的拜占庭迷宫式高超手法，使他在中国获得了成功，但正是这一套手法最后却毁了他自己，这大概是并不令人奇怪的。两年之内，他为赢得连任而玩弄的隐蔽计谋被揭露出来，使他自毁前程，声誉扫地。人们还记得他这位总统，最主要的是因为水门事件丑闻。然而，这位玩牌高手巧妙打出的“中国牌”也确保他30年之后在治国高手名单上仍然占有一席之地。 附录 理察·尼克森总统 1972年2月21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国欢迎宴会上致周恩来总理的祝酒词 总理先生，今天晚上在座的诸位贵宾： 我谨代表你们的所有美国客人向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无可比拟的盛情款待。中国人民以这种盛情款待而闻名世界。我不仅要特别赞扬那些准备了这次盛大晚宴的人，而且还要赞扬那些给我们演奏这样美好的音乐的人。我在外国从来没有听到过演奏得这么好的美国音乐。 总理先生，我要感谢你的非常盛情和雄辩的讲话。就在这个时刻，通过电讯的奇蹟，看到和听到我们讲话的人比在整个世界歷史上任何其他这样的场合都要多。不过，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人们不会长久记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却能改变世界。 正如你在祝酒时讲的那样，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如果我们两国人民是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前途就的确是黑暗的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进行合作的共同点，那么实现世界和平的机会就无可估量地大大增加。 我希望我们这个星期的会谈将是坦率的。本着这种坦率的精神，让我们在一开始就认识到这样几点：过去的一些时期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的时候，我们哪一方都不会在我们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第52页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在一起迈步，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向同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和正义的世界结构，在这个世界结构中，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一起享有同等的尊严；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有权利决定它自己的政府形式，而不受外来的干涉或统治。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就个人来讲，我想到我的大女儿，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当我想到她的时候，我就想到全世界所有的儿童，亚洲、非洲、欧洲以及美洲的儿童，他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我们将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呢?他们的命运是要为那些使旧世界受苦受难的仇恨而死亡呢，还是他们的命运是由于我们有缔造一个新世界的远见而活下去呢? 第十章 中国牌(6)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统治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 本着这种精神，我请求诸位同我一起举杯，为毛主席，为周总理，为能够导致全世界所有人民的友谊与和平的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 （这一篇讲话的译文系採用新华社1972年2月21日播发的通稿。） 第十一章 零选择方案(1) 他不同于他的几位前任，他不想延长苏联帝国的生命，相反，他认为美国应该尽一切可能促使它崩溃。 罗纳德·里根与苏联 1983年秋天，苏军中校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在距离莫斯科仅55英里的一个绝密监视站掩蔽部内监视卫星活动，忽然听到警报响声。他放下茶杯，注视电脑屏幕。看来像是美国刚刚发射了一枚核飞弹。彼得罗夫坐在那里愣住了，两手发抖。这毫无道理。 但这也许有理。几个月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已开始更加起劲地谈论军备竞赛。他把苏联叫做“邪恶帝国”，令俄国领导人愤怒。里根削减国内的开支，却将资金灌注于军备。按照他提出的军费预算。到1985年五角大楼每个小时用于防务的开支将会高达3000万美元以上。最近，美国已开始将一批中远程核武器调进欧洲。苏联领导人担心这是为入侵提供掩护——俄国自己的核战争紧急行动计划就包括这种部署。 还有一件事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那就是3个星期以前苏联军方击落了一架韩国客机，使机上269名乘客丧生，其中包括61个美国人。 彼得罗夫应该採取行动。他知道苏联的方针是一旦美国发动核攻击，苏联就应当立即以自己的核武器进行反击。但这肯定会触发美国的大规模报復。几分钟之内，东西两半球就会有千千万万的人死亡。 彼得罗夫与地面雷达核对，雷达却没有显示飞弹来袭。但地面雷达是较老的设备，发现目标比电脑要慢几分钟，而彼得罗夫的电脑所监视的卫星系统是一年前刚启动的新式设备，很难说雷达比卫星更可靠。 3分钟过去了，仍无动静，那警报信号一定是失误。彼得罗夫想，美国人总不会只用一枚飞弹发动进攻。可是警报又响了，电脑屏幕出现闪光，像是第二枚飞弹升空。后来信号又出现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五次。这时彼得罗夫真害怕是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但是他知道只要他一报告，就会引起无法扭转的事件链。他的任务是将重要信息按照指挥系统上报，那信息会立即上报给苏共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无疑会发动反击。彼得罗夫没有上报，而是沉住气再看一看。 各个系统似乎都运转正常，但彼得罗夫总觉得是出了毛病。他向上级报告说出现了虚假警报。倘若他判断错了，那么15分钟左右俄国的主要城市就会一一毁于蘑菇云烟尘之下，而克里姆林宫未事先警觉的责任就全在他彼得罗夫身上了。他焦急万分地听着时钟秒针滴滴答答的声音。 4个小时过去了，毫无飞弹来袭的迹象。从莫斯科来了一个调查小组。彼得罗夫和他的几个同事被扣留了3天接受讯问。最后，调查小组终于发现那虚假警报的起因在于阳光在一个未曾预见到的角度被云层反射了过来——一个统计上的畸变造成了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假象。在冷战时代，和平是脆弱的，设备上的这么一个小失误就差一点引发了一场核浩劫。 3年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来到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一座小型政府宾馆霍弗迪宫，再过7分钟，他就要在这里会晤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巴契夫。 里根身穿一件所有的扣子都扣得紧紧的皮毛翻领大衣走了进来。观察家们注意到袖子太长——这是一件老式大衣，观察家们想，准是他从自己衣柜最底层翻出来的。一年前，在11月一个异常寒冷的上午，里根曾在日内瓦会见过新的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那一次他只穿了一套西装，那是有意做戏：当时已74岁的里根要表现他顶得过比他小20岁的戈巴契夫。当身穿大衣、围着围巾的戈巴契夫及其随行人员哆哆嗦嗦走进来时，精神抖擞而又充满自信的里根迎上前去，形象压倒了戈巴契夫。摄像机闪光了——俄国人知道了他们在第一次形象战中吃了大亏。这一次，里根穿上了大衣，大概是一种有礼貌的姿态吧。 第53页 戈巴契夫比预定的会见时间提前一分钟到达霍弗迪宫，仍是身着大衣，围着围巾，戴着他一贯戴的浅顶呢帽。里根走出大门迎接他，说了一下时间，戈巴契夫瞅瞅他的手錶，耸耸肩膀。 双方都有意不让人们对雷克雅未克最高级会晤抱过高期望。这是一次非正式会晤，里根说这是一次“私人会晤”。可是雷克雅未克的人们却把这当做一次歷史性事件。街道两边商店都在出售印有美苏两国领导人头像的毛衣，一头织有星条图案、另一头织有锤子镰刀图案的围巾，甚至还有纪念这一事件的金质菸灰盘。一座中学的体育馆被改装成一个可容纳两千名记者的新闻中心，里面有当地的一些美味食品，包括鲱鱼、熏羊肉和蜜香酸奶等等。对于雷克雅未克的人来说，这样的大事一辈子只会遇到一次。世界上两个彼此竞争的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将在这中立的地方谈判我们星球的未来。 第十一章 零选择方案(2)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就一直未曾有过真正的和平。约瑟夫·史达林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战时结成的联盟一到战后就分道扬镳了，美苏展开了世界范围的较量。从1948年的柏林危机开始，双方较量的场所包括了匈牙利、义大利、中国、希腊、越南、古巴、安哥拉、格瑞那达和阿富汗。两国争夺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优势，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力量。 核武器的存在加大了战后世界的安危筹码。双方都担心对方的第一次打击和反击的核能力，安排国防计划时考虑的死伤数字均以亿万计。双方都明白核战争一旦爆发，是不会有赢家的。 尽管如此，核武库仍在不断扩大，忧虑日益加深。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理察·尼克森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经过谈判，开创了缓和时期，争取缓和紧张局势，加强合作，希望扩大贸易，控制军备和降低彼此之间的敌意。尽管慢慢有些成果，但人们期望的“大突破”并未实现，根本的紧张局势似乎不可改变。 到罗纳德·里根1980年大选获胜时，美苏之间的缓和仍无大进展。武器并未大量削减，苏联还在阿富汗、非洲和中美洲积极扩大其势力。缓和期间达成的美苏贸易协议被美国一些顾问形容为“粮食大盗窃”，因为廉价提供给苏联的粮食被用于支撑俄国摇摇晃晃的经济。美苏之间的贸易让苏联人得以继续将大量的钱投入扩充核武器。 里根就任总统后，决心改弦更张。他不同于他的几位前任，他不想延长苏联帝国的生命，相反，他认为美国应当尽一切可能促使它崩溃。他说：“如果苏联无法一面继续生产它的武器一面又满足它的民众日常生活需要，那就会最清楚不过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要停止跟他们做生意。要让他们的制度垮台。” 这种强硬的言辞显然是脱离了美国已奉行多年的方针。过去几任总统都是设法通过核僵持来维持暂时的和平。里根却是想要把铁幕永远掀翻。他想要结束冷战，不是谋求暂时的和平，而是要按照他的条件谋求持久的和平。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他一贯反共已将近40年，尽管他以压倒性胜利入主白宫时，有人曾嘲笑他“不过是一个演员”。但有些人也说，最有资格致力于斗垮苏联的美国总统，就数他了。他反共，的确是起始于拍电影的场景。 1946年9月27日，罗纳德·里根还是一个英俊的35岁的乙级电影演员，到华纳兄弟制片厂参加拍摄一部新影片《夜復一夜》。在前往摄影棚的路上，他遇到上千人的罢工纠察线。制片厂工会头目、共产党人赫布·索雷尔发动了罢工，想让好莱坞变成为共党效劳。 华纳兄弟制片厂保安负责人建议演员们和工作人员通过下水道悄悄钻进摄影棚。但里根拒绝这种胆怯的行为，于是制片厂派了一辆大巴士车运送他们，要硬冲过罢工纠察线，但劝他们趴在车厢底板上，避免被石头和汽水瓶砸伤。日復一日，汽车都是早上冲进去晚上冲出来，大家都趴下，只有里根一个人坚持直直坐着，让外面的人瞅见他的头和肩膀。他无所畏惧。 罢工还在继续，一些共党分子开始威胁里根。在《夜復一夜》拍片现场，里根接到一个电话，说如果他继续反对罢工，就要往他脸上泼酸水，让他毁容。里根在这之前不大关心政治，他生长于一个自由派民主党家庭，全家人一向投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票。可是共党分子的做法燃起了他心中的怒火，他成了一名强烈反共分子。1947年，他当选为电影演员工会主席，并以此身份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好莱坞的共党活动情况。 此后，到1962年为止，里根有10年之久充当通用电气公司的每周电视连续剧节目主持人。他的一部分任务是充当通用电气公司“大使”週游全国各地，向工人们发表演说。他的演说带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气味，练出了一套反共辞令，用以打动听众的心弦。 在1964年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听过里根一次演讲，留下深刻印象。他请里根录制一个电视演讲节目，帮他用于全国各地的竞选。里根为此倾注了他强烈的反共激情。他在演讲中说：“你们和我面临着一个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要么将人类这个最后的美好希望留给我们的孩子，要么就会判定他们踏出最后一步而陷入千年的黑暗。” 第54页 里根的演讲轰动了美国。戈德华特的竞选运动募得了800多万美元。《时代》周刊说里根的演说是“这一失败的竞选运动中的惟一亮点”；《华盛顿邮报》说它是“自从1896年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发表其‘黄金十字架’演说威·詹·布赖恩(1860—1925)，美国政治家、演说家，因1896年发表反对货币金本位的演说，36岁即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译註以来全国政治舞台上最成功的一次初次亮相”。从此，里根就不再只是演员了。 第十一章 零选择方案(3) 加利福尼亚的共和党领导人说服了里根竞选该州公职，1966年，他以100万张选票的优势当选为加州州长。在又连任一届州长以后，他在1976年宣布要争取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因为他认为美国已在俄国人面前步步退却。 他告诉他的儿子麦可说，他想当总统的最大理由就是他要跟俄国人谈判。他说：“苏联人已经很久没有听见一位美国总统对他们说个‘不’字了。” 那次他没有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输给了在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而福特在大选中又败给了吉米·卡特。在卡特总统对苏联奉行和解政策4年以后，里根知道他该再试一次了。1980年，他轻松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接着又在大选中击败了卡特。在卡特任期内，美国的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急剧上升，美国一些人在伊朗被扣为人质，税率超过了歷史高峰。但里根总统的当务之急是要结束苏联的威胁。这个毕生反共的斗士进了白宫，事情终于有可能起变化了。 里根就任总统，提出了他的计划，就是“以实力求和平”。经济预测表明，苏联帝国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不可能再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竞赛而同时还让它的民众吃饱肚子。里根要利用俄国的经济弱势，办法是把军备竞赛加剧到极限，直到逼得苏联无法招架而只好让步。里根说：“资本主义的伟大活力，成功地使我们在反共战斗中有了一个强大的武器，这就是钱。俄国人决不可能赢得军备竞赛的胜利；我们可以在花钱方面永远超过他们。” 里根开始实施美国歷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军备扩充，希望以此迫使俄国人做出不愉快的选择：要么跟上来而让民众饿肚子，要么最终认输。这是大胆的战略，马上受到了批评。参议员爱德华·甘迺迪说：“我决不承认这种荒谬的理论，说什么只要我们今天造更多的核炸弹，明天就可以减少核炸弹。”甚至里根的一些顾问也认为这战略行不通。但里根总统坚信不疑。 按照他的计划，五角大楼的预算将要勐增，按照通货膨胀率加以调整后的美元币值计算，从1980年到1985年要升高51%，达到3300亿美元。这将是美国政策上一大改变，因为前几届政府都是消极看待苏联扩充军备而无抗议。里根后来曾请他的听众欣赏一幅漫画，画中的一位俄国将军说：“当只有我们在进行军备竞赛时，我更加喜欢这一竞赛了。” 在扩充军备的同时，里根又在世界各地大力传播自由福音，希望在东欧激起人们对苏联的反抗，并防止新的国家落入共党手中。美国资助了波兰和东欧其他各地以及中美洲的地下反抗运动。当过体育运动播音员的里根也重视广播。他把“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的节目扩大到覆盖全欧洲。 广播攻势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到里根总统第一个任期末，已有将近1/5的苏联成年人每周至少一次听美国的广播。同样的人在东欧更多：在波兰达68%，在罗马尼亚达64%，在匈牙利达58%。1983年5月调查600名波兰人认为谁是“波兰的最后希望”时，罗纳德·里根名列第三，仅次于教皇和圣母马利亚，而领先于团结工会的华勒沙。 里根又採取了一个引起争议的步骤。1983年，美国把中远程核飞弹部署到西欧，它们从西欧能打到苏联的腹地。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让俄国看到美国的威胁是当真的，但北约盟国对此举意见分歧，出现两级分化，同时欧洲各地都有大批人上街举行抗议游行。它也使里根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做是战争贩子。里根的女儿帕蒂也公开反对在西欧部署飞弹，因此而加入了反核运动。俄国领导人则感到忧心忡忡。 里根还强化了他的反共言论，把苏联说成是“现今世界的邪恶焦点”，说共产主义属于“歷史垃圾堆”。他根本拒绝与苏联人谈判，指望俄国人会首先承认失败。然而美苏之间日益缺乏沟通，这也开始产生很严重的后果。韩国客机被击落而导致269人丧生，此事也许引起了人们严重的不安，而本文开头谈到的彼得罗夫1983年秋季遇到的情况更是一度使美苏两国濒于核战争边缘。1983年9月28日，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说在里根离开白宫之前苏联将不再做出外交努力，使形势变得更严峻了。 里根总统心情矛盾。一方面，他的战略起作用了。中央情报局1983年秋季在一份备忘录中报告说，苏联正在走向它的“最后阶段”；要想扭转局面就需要进行激进民主的经济改革，而那样一来它的共产主义制度就不復存在了。但另一方面，里根及其顾问们担心韩国客机事件会是未来事态的一个预演；如果苏联垮台，它不会静悄悄地垮下去。里根担心求生存的斗争有可能最后导致孤注一掷而引起核灾难。 第55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人对美国也产生同样的想法。他们担心里根的言论日益强硬可能表明他真的在策划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如果结束共产主义的代价是世界毁灭，那就太不值得了。里根后来在回顾1983年秋季的形势时写道：“我开始认识到，许多苏联官员害怕我们，认为我们不仅仅是他们的对手，而且还是有可能先下手向他们扔核武器的潜在侵略者。”里根觉得苏联人对美国有这种想法，是叫人难以置信的，然而他拒绝会晤苏联领导人，叫苏联人很难不这么想。 第十一章 零选择方案(4) 由于考虑到这些因素，再加上选举年的民意测验表明很多美国人认为里根真想冒险发动战争(贊成他的对外政策的人占38%，而表示不贊成的人占49%)，里根觉得他扩充美国实力的做法也许是太勐了，该转而採取和平姿态。他急剧降低了他的调子，开始打开谈判的大门。他说：“核战争是决无胜利可言的，永远也不能打的。我们的梦想是希望看到有一天把核武器从地球上清除掉。”这与几个月之前的有关“邪恶帝国”的言论已大不一样了。 在降低调门和促进谈判方面，南希·里根也为她丈夫帮了大忙。1984年初，里根终于会见了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据南希·里根说：“葛罗米柯走到我面前说：‘你丈夫相信和平吗?’我说：‘当然ne021。’他说：‘那好，你愿意天天晚上都对他的耳朵悄悄说这个吗?’我说：‘是的，我愿意。我也愿意对你的耳朵说这个。’” 但里根的武库里还有一样武器，即“战略防御计划”(sdi)“战略防御计划”(sdi)在当时俗称“星球大战计划”。——译註，就是建立一道对飞弹防御屏障，防止来袭的飞弹。里根1979年访问过五角大楼的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在那里认识到一旦核飞弹来袭，就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消极忍受惨重损失，要么立即发动反击，最后结果几乎是自杀。他说：“这两种选择都很糟糕，还必须想别的办法。”从那时起，他一直在构想第三种选择，这就是后来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在太空部署雷射器，能发现敌方升空的弹道飞弹，精确瞄准，将它们击毁。有这样一道屏障，就可以防止核交锋。有些顾问认为这只是一种讨价还价的筹码，用来促使俄国人同意削减核武器，但里根是真的相信有此必要。 里根迫切希望完全消灭核飞弹，但他认为“战略防御计划”是安全网。一旦美国遭受到核战争威胁，那就只有依靠对飞弹防御系统来保护国家。而且里根表示只要苏联人相信他的意图，他愿意让大家分享这一技术以保护世界。在一次对全国国民发表的电视讲话中，里根提出了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同时也建议俄国分享这一技术，从而使双方能共享和平。他说，“我觉得确保同归于尽的战略不会让大家睡得安稳”，而战略防御计划则会“让我们找到办法使这些核武器变得无能和过时”。 俄国领导人对于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感到恐惧。他们不相信里根的意图，认为这是一种威胁：是要保证美国能安全地发动第一次核打击而自身又不至于毁灭。葛罗米柯说：“让我们不要拐弯抹角，直话直说。这一系统的用处就是要讹诈苏联。”俄国人担心美国是要在最新技术的基础上发动一场新的军备竞赛，而这种技术是经济正在陷于困境的苏联所玩不起的。里根过于简单化的有关分享这一技术的建议只是更加加重了俄国人的不信任。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反应是：“做这种事不但是不负责任，而且是疯狂……华盛顿的行动使全世界陷于险境。”僵局依旧，只是仇意更深。 到1985年3月，安德罗波夫已死，接替他的人安德烈·契尔年科也体弱多病，濒于死亡。里根说过，“如果俄国领导人老是死，我在我的任期内还拿他们怎么办呢?”但是，契尔年科的继任人米哈伊尔·戈巴契夫却显得是一种新型的俄国领导人。跟他的前任相比，他年轻20岁。属于新的一代，而且他是苏联的第一位承认自己国家需要改革的领导人。他在自己任期内实行了“公开性”政策和经济改革，释放了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和持不同政见者，而且曾试图解决食物和商品短缺的问题(这一问题当时已成为苏联经济失败的标志)。 戈巴契夫的前任们经歷过战争，敬畏核武器的威力；戈巴契夫却像里根一样，担心核武器可能造成的后果。史达林、赫鲁雪夫和勃列日涅夫都尽力学习与苏联核武库相关的知识；戈巴契夫却有意对核武器技术保持一定距离。在军队演习中，他甚至拒绝装模作样下达发射核飞弹的命令。他看到了过去的苏联领导人所未曾看到的事实：苏联经济已不可能既支撑核军备竞赛又满足苏联民众的衣食住行。因此，像里根一样，他决心消除军备竞赛。戈巴契夫说：“和平重于一切。在核技术和空间技术时代，世界大战将是绝对的罪恶。” 里根抓紧时机做出了重要决策。他派副总统乔治·布希去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并邀请戈巴契夫举行最高级会晤。里根写道：“你可以确信我个人的决心，要与你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举行认真的谈判。”就这样，一向狂热反共的里根向苏联新领导人伸出了橄榄枝，要求会谈。 第56页 里根与戈巴契夫商定于1985年11月在日内瓦会晤。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柴契尔——里根在欧洲的最坚强的盟友——此前已会见过戈巴契夫，说他是一个“我们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这就增添了美苏首脑会谈会取得进展的希望。 第十一章 零选择方案(5) 戈巴契夫到了日内瓦，迫切希望和平。他说：“我们将会被拖进我们力所不能及的军备竞赛，我们会输，因为我们已处于我们能力的极限。”里根的“以实力求和平”政策实际上已将苏联推到无法忍受的地步。里根准备做和平交易了。 几乎难以置信的是，里根与戈巴契夫一见面，就几乎马上联结到一起。里根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们头一次握手，我就不得不承认——正如玛格丽特·柴契尔和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所预言的那样——戈巴契夫是有让人喜欢之处。他的脸上和他的作风中流露出热情，而没有我此前遇见过的多数苏联高级官员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迹近仇恨的冷漠。” 他们俩沿着日内瓦的莱芒湖滨边走边谈，谈及里根的电影生涯，并试图找到双方的共同点。他们同意再举行两次首脑会谈。通过电视转播，世界各地的人看到了这两个人围着一座火炉谈心。即使不说别的，单是这一形象就让世人几十年来头一次感到和平是可能的。因此，里根回国时受到公众欢唿。他说：“我忘不了自从我遇到枪击里根就任总统后，曾于1981年3月遇刺受伤。——译註以来在这一次所受到的欢迎。” 第二次首脑会谈是一年以后在雷克雅未克。它被认为是外交史上最不寻常的会谈之一。 在雷克雅未克的霍弗迪宫，里根与戈巴契夫首先单独会谈，没有阁僚或顾问在场。戈巴契夫表示要做许多事情，凡是里根有可能想像到的事情，都包括在内了。他做出的让步之多，超过了苏联25年来表示过的让步的总和。里根没有跟他的国务卿和五角大楼军方领导人或美国的盟国商量，就做出反应，建议到1996年完全销毁核武器。两个人面对面谈了将近10个小时。 当顾问们参加了会谈时，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惊讶地发现戈巴契夫已经“把礼物摆到我们脚下”。戈巴契夫甚至主动提出要急剧裁减苏联的常规部队。里根后来写道：“这正是我们一贯认为的达成削减核武器协议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但我们从未想到会在冰岛得到它。乔治和我都无法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得到令人惊讶的协议。” 过去从来没有讨论过如此削减军备。核战争的威胁有可能在一挥手之间就予以告终了。最后，戈巴契夫宣布他所建议的一切取决于一个条件：美国要取消“战略防御计划”。 在这次首脑会谈之前，前总统尼克森曾经说“战略防御计划”是美国的最后一个讨价还价筹码，建议里根总统利用它来获取最有利的交易。但里根知道，正是“战略防御计划”促使戈巴契夫走到了谈判桌旁，这一计划是给世界带来有保障的和平的最佳希望。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为找到一种对付核飞弹的防御性武器而进行的研究，”里根说，他站起身，穿上大衣，对舒尔茨说，“这个会开完了。乔治，我们走吧。” 戈巴契夫试图劝里根留下。 里根说：“我想你并不想要一个协议。” 戈巴契夫回答：“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更多的事。” “你可以说‘是的’。”里根说。 报界批评里根总统不该退会。然而，尽管这次会谈破裂了，里根知道它的碎片仍在。双方至少在原则上同意了要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用里根的话来说，“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接近于达成能导致一个更安全的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协议。”而在这之前谁也不曾想像过冷战的结束。以往的总统做工作的出发点都是认为冷战只可能予以遏制。这一次都大不一样。连戈巴契夫也承认这次会谈的意义，他说：“雷克雅未克是一次突破。雷克雅未克将最终产生成果。” 玛格丽特·柴契尔后来指出，雷克雅未克美苏首脑会谈是冷战真正走向结束的起点。一年之后，即1987年，里根和戈巴契夫在白宫会晤，签署了一项有重大歷史分量的协议。戈巴契夫接受了里根的“零选择方案”，即双方都从欧洲撤出中远程核飞弹，这一次戈巴契夫没有再坚持要美国取消“战略防御计划”。他是无可选择。他需要这协议，而里根已证明他不会发慈悲。威胁消失了。冷战结束了。 1988年5月，戈巴契夫邀请里根访问莫斯科。里根在莫斯科对一群大学生讲话时告诉他们，民主正在来临：“你们这一代人正生活在苏联歷史上最令人兴奋、最有希望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第一股自由气息吹入了空气，心脏随加速的希望旋律而跳动，长期沉默积累起来的精神能量渴望得到奔放。我们希望改革的诺言将会实现。” 后来，里根游览红场时，一名记者问他：“总统先生，你仍然认为你是在一个邪恶帝国吗?” “不，”里根说，“我那是说的另一个时期，另一个时代。” 第57页 第十一章 零选择方案(6) 里根主动对戈巴契夫做出的姿态，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1989年，已有40年之久的柏林围墙倒了。（原文如此。按柏林围墙始建于1961年。——译註）一批共产党国家一夜之间成了民主国家。最后，在发生了一场企图推翻戈巴契夫的未遂政变以后，苏联也在1992年解体而变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本章开头说到的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现今孤独地住在距离莫斯科30英里的一个荒凉小镇上一个二层楼的公寓楼套间里。他当年保护的那些武器已不復存在，被销毁而只留下铀原料。苏联领导人对当年那件事感到难堪，从来没有公开承认他的功绩。那次事故后一年，已服役27年的彼得罗夫退役了，给他的惟一奖赏是一台电话，而一般情况下人们想要装一台电话需要挂号排队等上好几年。只可惜他现在穷得付不起电话费，只好把电话线撤了。 世界应该深深感谢彼得罗夫当年的正确判断。世界也应该感谢里根扭转了方向，从而改变了世界的形势。 附录 罗纳德·里根总统 1983年3月23日 关于国防和国家安全的电视讲话（节译） 我的美国同胞们，谢谢你们今晚花时间听我讲话。 我要谈的题目是和平与国家安全，这既是及时的，也是重要的。说它及时，是因为我已做出一项决定，它将在21世纪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新的希望，我将在下面告诉你们这是一个什么决定。说它重要，是因为你们必须为你们自己做出很重要的决定。这一题目涉及任何总统和任何国民所共有的最基本义务，即保卫和巩固和平。 …… 就这样，今晚我向大家谈了我对于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想法。我的歷届前任也向大家谈过苏联实力造成的威胁，提出了应对这一威胁的举措。但自从出现了核武器以来，这些举措日益侧重于威慑，就是宣布要对侵略实施报復，从而使对方不敢发动侵略。 这种以进攻相威胁而求稳定的做法收到了效果。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已成功防止核战争达30余年之久。这就是让我们的未来完全依赖于以进攻性的报復求安全，但是我的顾问们，尤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顾问们，已强调了摆脱这种局面的必要性。 在我和他们的讨论过程中，我已越来越深刻地相信，我们不能以威胁别国和别人的生存这样一种办法跟他们打交道，我们必须能够站得更高一些。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透澈地考察每一个机会，来减缓紧张局势，在双方战略力量对比中求得更大的稳定。 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贡献之一，自然就是降低整个军备水平，尤其是核军备水平。我们正在与苏联进行几方面的谈判，争取共同减少武器。一个星期以后，我将会向你们报告我在这一方面的想法。现在只说明，我在这方面是完全有决心的。 如果苏联愿意与我们一起努力实现重大的武器削减，我们就会求得核力量对比趋向稳定。然而，那时仍将是必须依靠核报復的幽灵，依靠相互威胁。这仍是对人类状况的一种悲惨的写照。若是不以杀人相报復，而是拯救人们生命，会不会是更好一些呢?我们能不能运用我们的全部能力和智慧来实现真正持久的稳定，以展现我们的和平意愿呢?我想我们是能够的，而且也必须是能够的。 在跟我的顾问们，包括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顾问们仔细商量以后，我认为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让我向大家展示一种能提供希望的未来前景，这就是我们着手执行一项计划，做到以防御性的措施来对付可畏的苏联飞弹威胁。让我们求助于技术的力量吧，正是我们的技术造就了我们伟大的工业基础，造就了我们今天享有的生活质量。 倘若自由的人们能够确信他们的安全并不是依赖于以美国的核报復威慑苏联的核袭击，确信在敌人的战略弹道飞弹飞临我们国土或盟国国土之前，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拦截和击毁，那会怎样呢? 我知道这是一项艰巨的技术任务，在本世纪末之前大概难以完成。然而，现代技术已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使我们有理由着手这一努力。这需要在许多战线上做出多年的，很可能是几十年的努力。会有一些失败和挫折，同样会有一些成功和突破。同时，当我们着手这一努力时，我们也必须始终保持我们的核威慑力量，保持可靠的灵活反应能力。但是，为了让世界摆脱核战争的威胁而做出一切必要的投资，是不是值得呢?我们知道是值得的。 在此期间，我们会继续争取真正削减核武器，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而只有使我们的战略力量不断现代化，这实力地位才会有保证。同时，我们也必须改进我们的非核能力，採取措施减少常规军事冲突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 第十一章 零选择方案(7) …… 当我们为实现防御性技术的目标而努力时，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盟国仍依靠我们的战略进攻力量来威慑对方对它们的袭击。它们的切身利益与我们的切身利益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安全也是我们的安全。技术上的任何变化都不能也不会改变这一现实。我们必须而且一定会继续履行我们承担的义务。 我清楚地认识到防御性系统有其局限性，会引起一些问题和模煳不清的情形。当它们与进攻性系统结合到一起时，人们可能会认为它们会促进一种侵略政策，谁也不希望出现这种政策。然而，在牢记这些因素的情况下，我号召我国的科学界，给我们创造了核武器的科学界，现在将他们的伟大才干转向人类和世界和平的事业，让我们找到办法使这些核武器变得无能和过时。 第58页 今晚，遵照我们的反弹道飞弹条约义务，并认识到与我们的盟国加强协商的需要，我将採取一个重要的第一步骤。我将指导全盘综合和紧张强劲的努力，以制定长期的研究与发展计划，开始争取实现我们要消除战略核武器所造成的威胁这一最终目标。这将会为消除这些武器本身的军备控制措施铺平道路。我们既不寻求军事优势也不谋求政治好处。我们的惟一目的——所有的人都贊成的目的——是寻求减少核战争危险的途径。 我的美国同胞们，今晚我们发起的努力有可能会改变人类歷史的进程。会有风险，出成果会要时间。但是我相信我们能成功。当我们跨过这道门槛时，我恳求你们的祈祷和你们的支持。 谢谢你们，晚安，愿上帝保佑大家。 第四部分 外敌 第十二章 总统决定后退一步(1) 总统只要相信他应该做一件事，即使此事一时不得人心，他也要坚持把它做到底。 托马斯·杰弗逊与禁运法令 1807年6月22日下午3点半，詹姆斯·巴伦海军准将指挥的“切萨皮克号”兵船刚刚出港行驶到维吉尼亚海岸以东10海里之处，水兵们大多还在甲板上晒太阳，忽然看到有一艘船从后面追上来。待它驶近，才看清它是英国的“美洲豹号”快帆兵舰。它发信号，说有要事相告。 巴伦船长只好同意接待使者。一名英国海军中尉登上“切萨皮克号”，递上一纸，写的是要求美国船长允许英国水兵登船来搜查英国逃兵。巴伦船长写了回函，说明据他所知，船上没有英国逃兵，按照美国政府指令，他不能允许外人登船。最后写道，“本人诚意保持和睦。愿贵舰对此答覆感到满意。” 这已经不是英国兵舰第一次要搜查美国船舶。英国人这样干已有几年了，而且往往还真的在美国船上抓到逃兵。当时欧洲各国正陷于拿破崙战争。英国水兵害怕被法国人抓住当俘虏，所以一到美国的港口，有的人就趁机熘号当逃兵。美国在欧洲的战争中保持中立，所以逃兵在美国船上当水手比较安全。这些逃兵搭乘美国载运出口货物的船舶返回欧洲，而在欧美之间巡逻的英国兵舰往往兵员短缺。 英国尤其恼火的是，他们的逃兵能从美国当局领取美国公民身份证件，既快又方便。因此，英国决定不承认他们更换的身份，要把逃兵抓回来。英国人经常拦截美国船舶进行搜查，抓到逃兵就强迫他们在英国兵舰上继续服役。战争多年不停，英舰缺员问题日益严重，抓逃兵的做法也就日益蛮横，有时甚至把原本不是英国公民的美国水手也当做逃兵抓走。更有甚者，英国还派了一批快帆兵舰专门在美国沿海巡逻，搜查来往美国船舶，不论它们是否有收容逃兵的嫌疑，都照搜不误，给美国航运带来更多的麻烦。 “美洲豹号”就是这批英国快帆兵舰之一。“切萨皮克号”从维吉尼亚的林恩哈芬湾一启航，“美洲豹号”就盯上它了。 英军中尉返回“美洲豹号”，向舰长报告美国人拒绝了他的要求。舰长马上命令靠近美国这艘船，他站在舰首甲板上向“切萨皮克号”高声喊叫，命令它接受搜查。 巴伦船长也站到自己船首甲板上，感到为难。这里是中立海域，他显然没有接受英国人搜查的义务。为了拖延时间，他向英国人喊道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同时，他命令自己的水兵各就各位，准备应付暴力事件。但水兵们还没有来得及从甲板下到舱内，“美洲豹号”就开了一炮，把“切萨皮克号”船首打穿了一个洞。袭击开始了。 15分钟之内，“美洲豹号”进行了三次舷炮齐射，打坏了“切萨皮克号”的桅杆、风帆和索具。3名水兵被打死，另有18人受伤。巴伦只得降旗投降，只有他的一名水兵最后开了一炮，以示尊严。他的船快要沉了，英国兵上船搜查，找出了四个原是英国公民的人，把他们抓走。其中有一个人是从“切萨皮克号”煤舱洞口拖出来的。另有一人在英国海军服役时就犯过罪，被英国人处以绞刑。 “切萨皮克号”千疮百孔，甲板上躺着伤员和死尸，勉强驶回维吉尼亚港口。这一事件的消息迅速传开。尽管船上搜出了逃兵，但英国人的横暴仍然激起了美国人的愤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这次出事的水域，36年前美法联军打败了英国海军，保证了最后一战约克敦之役的胜利，确保了美国的独立。可是这一独立如今很成问题了——美国人在自己港口都不再安全了。 1807年6月28日，4000多人为“切萨皮克号”一名因伤致死的水兵送葬。人们都在胳膊上戴黑纱，悼念这位水兵及其已死的同伴们。维吉尼亚州诺福克市政当局通过了一项决议：拒绝为进港的所有英国船舶提供维修和补给。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写道：“自从列克星顿之战列克星顿是麻萨诸塞州东部城镇，1775年4月19日当地民兵与英军发生战斗，由此拉开独立战争序幕。——译註以来，我国还从来不曾像现今这样群情激愤。”种种迹象表明可能要爆发战争。 其实，可能发生战争的迹象已有几年之久了。英法两国在欧洲争霸，从四年前就开始厮杀，一共打了十来年，死了50万到70万人。在这漫长的战争中，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瑞典和德意志一些小邦均曾先后卷了进去。法国想要打掉英国在公海称霸的地位，英国则要制止法国征服整个欧洲大陆。美国是一个新的国家，庆幸自己与欧洲隔着辽阔的大西洋，力图避免陷入旧大陆的冲突。可是美国权益屡遭侵犯，自由与安全受到了威胁，似乎难以避免被牵连进去。欧洲列强欺负美国的事件已屡屡发生，“切萨皮克号”事件不过是最新一例而已。 第59页 第十二章 总统决定后退一步(2) 据当时担任美国驻英公使的詹姆斯·门罗估计，在1807年之前，英国已扣留了528艘美国商船，被扣留的船舶和货物约价值3000万美元(约折合现今的46亿美元)，还无理囚禁了数千名美国水手。英国海军称雄于世界，横行霸道，早在“切萨皮克号”事件之前几个月，他们已基本上切断了美国与法国的贸易，而法国既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又与美国保持着实质上近于盟友的关系。不久前，英国又蛮横地宣布，凡是驶往欧洲的美国商船均须首先停泊于英国港口，而且向英国纳税，否则不准到欧洲海岸任何地方做生意。美国人对30年前的独立战争记忆犹新，那次战争的一重要起因就是英国的横徵暴敛激起了民众的抗税斗争。因此，英国现今的做法格外伤害美国人的自尊心，令人感到英国又想把美国当做它的殖民地。 不幸的是，拿破崙的法国对待美国也不客气。他宣布，凡是经过英国再驶至法国的船舶，不论是哪个国家的，法国均有权予以没收，包括船舶及其货物均一概没收。而这样的船舶往往就是美国的。就这样，美国的航海通商自由受到了挑战，既有英国的挑战，又有法国的挑战。美国显然有理由对它们宣战——对英国宣战，或对法国宣战，或同时对两国宣战。 美国民众强烈要求做出反应。毕竟，美国与英国之间的敌意一直很深，到这时就更充满仇恨了。杰斐逊总统需要採取行动。多数美国人认为既然是杰斐逊在白宫当家，这战争是一定会打起来的。这位64岁的总统是敢于行动的。4年前，他克服了是否违宪的顾虑，从拿破崙手里买下了路易斯安那这一大片土地。正是他策划和批准了刘易斯和克拉克横贯大陆直达太平洋岸的探险。他还不顾社会道德上的议论，跟一个比他小30岁的漂亮女黑奴保持了婚外恋关系。 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证明他不怕战争。当美国航运受到巴巴里海岸的海盗严重干扰时巴巴里海岸，亦译柏柏里海岸，为埃及以西的北非沿海地带，自17世纪初起，海盗活动猖獗，并受到当地一些统治者支持和利用。——译註，杰斐逊派出了一支海军中队到那里跟海盗战斗了4年，保护了美国的商船航行自由。而在这以前，自从美国立国起，那些海盗就劫持美国商船和海员，向美国政府索取赎金和贿赂。杰斐逊早在1785年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时就警告说，向海盗支付买路钱，只会导致更多的海盗袭击，但他的意见未得採纳。到1800年，美国支付给海盗的钱已数额巨大，占当时美国政府岁收的20%。 杰斐逊当选总统后，发誓要停止向海盗付钱。在他就职之日，海盗在北非一些领导人支持之下，向美国索要22.5万美元。杰斐逊拒绝了，而且派军舰远航到地中海。海军打击了海盗，派出陆战队成功解救了人质，还袭击了海盗巢穴德尔纳城(海军陆战队一首战歌中说的“沖向的黎波里海岸”即指此次战斗而言)，迫使海盗投降。美国军事力量证明了自己能应对海外的冲突。 此外，杰斐逊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一般人都是为生计忙碌，杰斐逊却在从政之余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发明家、科学家、小提琴演奏家、农艺家、建筑师和宗教学者。(他还把冰激凌引进到美国。)人们估计他会对英国开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所共知，他对英国怀有深深的敌意。正是他起草了《独立宣言》，倘若当年英国把美国革命镇压下去了，他必定会是英国人要头一批绞死的对象之一。 杰斐逊当政期间，一直要英国人记住美国是一个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大陆，有着不同的另一种人民。他还有意显示他瞧不起英国人那一套繁文缛节。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杰斐逊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邀请英国首任驻美公使安东尼·梅里到白宫参加为梅里举行的欢迎宴会。梅里衣装笔挺，服饰考究，还按照英国传统佩戴腰剑，在他的夫人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陪同之下来到白宫。可是杰斐逊总统不见了。 麦迪逊到处寻找总统，这时杰斐逊却慢悠悠地从自己书房走出来会见客人。他穿的是早上在家里穿的浴衣，披一件罩袍，脚上穿一双便鞋。这已让英国公使感到惊愕，但还有更糟的事：杰斐逊还邀请了法国临时代办路易·安德列·皮雄来参加宴会，而英法两国当时还在交战，这两国的驻美外交官彼此视若仇人。 宴会铃响了。按传统礼仪，杰斐逊应该陪伴梅里夫人入席，可是他却牵着麦迪逊夫人的手进餐厅，让别的人跟随于后。餐厅本该摆上方桌，让梅里就坐于贵宾席，可是杰斐逊却有意用一张圆桌。进餐当中，杰斐逊还抬脚把一只便鞋踢到空中，再用大脚趾把鞋接住。这些有意的小动作显然是要怠慢英国客人。梅里感到受辱，一俟进餐完毕，他就马上告辞了。 第十二章 总统决定后退一步(3) 杰斐逊却为这次宴会高兴。他不是不懂得英国那套“规矩”——他生于富贵人家，从小受过那套教育，后来又曾长期生活于欧洲——但他就是不肯遵从那套礼仪。他穿着浴衣陪英国公使就餐，这正是他为美国独立而奋斗的表现之一。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却鄙视贵族，立志与普通百姓为伍，与农民为伍。(因此，每年7月4日，他都让白宫向老百姓开放，让人们能够跟他这位开国元勛之一的总统共度国庆。)如果说有谁愿意对英国作战，那当然是杰斐逊。 第60页 他杰斐逊固然是鄙视英国，敢作敢为，而且了解民众求战的心情，但是，他也知道美国还无力战胜英国，而且他也不想让美国捲入欧洲的拿破崙战争。在1807年，美国还没有常备军，海军力量单薄得很。当时海岸防御仍是依靠各州的民兵，海军只充当配角。而英国皇家海军拥有500多艘兵舰，在世界各大海洋耀武扬威，美国海军肯定不是它的对手。 因此，尽管美国想要抵抗英国人对美国船舶和海员的袭击，但却无抵抗之力。虽然门罗与平克尼分别代表美国与英国谈判并签约，英国答应不再抓捕无辜的美国人，但这一保证毫无约束力，美国人在海上受欺负的事件仍层出不穷。英国知道美国没有军事力量进行反击。 杰斐逊的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指出，若要打仗，就得增发国债和增税，“所有各方面的进展均被打断”。可是杰斐逊不能无所作为。他决定后退一步，从战略上进一步考虑。美国无力打仗，但也许能防止暴力蔓延，同时又给英法双方造成一定损失。 杰斐逊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形势。他动用国会新近批准的防务拨款，下令加固纽约、纽奥良和查尔斯顿这三个最暴露的港口的防御工事，并要求各州召集10万民兵，以备必要时进行战争。最后，他发布公告，命令所有英国兵舰立即离开美国的水域。公告还禁止美国公民登临英国兵舰或者给它们提供补给。只有“遭遇不幸或受到追究”的英国兵舰才可以停留于美国水域。 杰斐逊的意图是好的，但这一公告实际上仍是软弱无力。美国的领海只有3海里宽，就连“切萨皮克号”事件也是发生在领海之外相当远的海域。此外，这一禁令也无力付诸实施。拥有世界最强大海军的英国对美国的禁令根本不放在眼里。英军指挥官们常常公然挑衅，不遵守这些规则。他们继续跟踪美国商船，强行登船搜捕逃兵。有一次，维吉尼亚州长命令民兵开赴海滨，可是民兵是在岸上，对海上的事只有干瞪眼。美国的海军和海岸警备队在英国人眼里仍微不足道，不屑一顾。 杰斐逊并不胆怯，他又考虑如何保护已经出海的美国海员。据政府估计，当时已出海的美国人约有4万人。一旦紧张局势升级，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就会成为英国人袭击的目标。杰斐逊担心英国人会把美国的船逐一扣留劫走，所以他要求已在地中海的所有美国商船返航，同时吁请各地的友邦给予同情和协助。 杰斐逊首先想到与英国关系良好的俄国人，希望能说服俄国领导人去劝说英国停止扣留美国商船和海员。但是，俄国人拒绝了。 杰斐逊又找到法国人，希望说服法国人跟美国配合，在共同的抗英斗争中给予支持。他用纯熟地道的法语与法国驻美公使蒂雷奥将军亲切交谈。他说：“如果英国人不给我们以满意答覆，我们就占领加拿大，加拿大本来就希望加入美利坚合众国。”可是在法国公使追问下，杰斐逊不得不承认美国军队实际上连军官都很缺。蒂雷奥向法国政府报告说：“杰斐逊并不想要战争。麦迪逊更怕战争。我相信这两个人一定会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这个政府从战争中将是一无所获。”像俄国人一样，蒂雷奥认识到若给杰斐逊帮忙，将是无利可图——美国在军事上出不了力。 事实上，杰斐逊是真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找到办法来摆脱冲突。即便是美国有可能战胜英国，杰斐逊也未必会对战争的前景感兴趣。说到底，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跟他的同时代的人——例如亚歷山大·汉密尔顿和艾伦·伯尔——不一样，他从来没有与人决斗，从来没有当过军人，从歷史记载来看，他也从来没有参与过害人性命。他在一封信中表达过他的和平愿望：“我相信我们的公正、友好的行为会换来别人的公正和友谊。在现今的争斗中，交战各方都会发现我们的友谊是对他们有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杰斐逊採取了一个异乎寻常又史无前例的步骤。他认为，如果说美国无法在军事上给英国造成损害，那么他可以利用一点，即英国对于美国的棉花和纺织品等出口物资的依赖。他考虑过战争方案并开始採取备战措施，但他仍反对诉诸武力。相反，他建议实行禁运，停止美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 第十二章 总统决定后退一步(4) 杰斐逊设想禁运能起两个作用，一是让美国海员不再出海，一是让英国经济陷于困境从而迫使它改变它的海军的行为。杰斐逊觉得禁运没有什么缺点——英国人会很快认识到他们离不开从美国进口的物资，因此会老老实实克制他们欺负美国人的行动。杰斐逊写道：“我们的商业对于他们(欧洲交战国)太宝贵了，而我们要求的代价只是公正对待我们，他们会乐意照付的。” 现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国会很快通过了禁运法令，它的目的是要保持美国民众的安全，可是恰恰是美国民众马上对这一举措是否明智产生了疑问。法令刚一通过，各港口城市的人就急急忙忙抢先把商船弄出海。凡是有点力气的人都被出口商雇来搬货装船。有的船来不及装货，就空船出海，指望到别的什么地方能找到货物，因为一等禁运实施，船舶就只有停在港内毫无用处。海员们感到恐慌，禁运会使他们失业，这比冒险出海更糟。商人们抢运货物，有什么运什么，他们估计外国人会认识到这是最后一批货了，可以抬高价格发意外财。禁运一实施，立即引起灾难性后果，不是英国人遇到灾难，而是让美国人遇到灾难。海港关闭，3万多海员失了业。新英格兰地区的经济几乎是完全依赖外贸，外贸一停，经济就陷于停顿。纽约的各个港口一向是忙忙碌碌，进口和出口的棉花、羊毛、粮食、茶叶、糖、酒等等堆积成山，如今却空空荡荡，变成了鬼城。禁运不但毁了航运公司，也毁了那些依赖外贸的各种经纪商和保险商。港口附近的零售商店再也没有顾客了。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消失了。为了让失业的人有点事做，一些大城市启动了各种公共工程。在费城，商会让水手们搓缆绳。 第61页 更糟的是，禁运促使商人们到处找空子钻。有些人把货物悄悄运到美国和加拿大边境上的尚普兰湖，从那里出境，迫使杰斐逊派兵去切断交通。又有人往南到佛罗里达打主意，杰斐逊只好又往南派兵。为了继续做生意，商人们挖空心思，纷纷走私，逼得杰斐逊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来实施新的法令。 美国人想要钻空子绕过禁运，杰斐逊不得不到处堵漏洞。最初，禁运只针对外贸，但允许商船沿东海岸航行，在各州之间运送货物。有些航运商就向海关申报虚假终点港，把船装满货物后，一出港就不知去向了。为此，杰斐逊下令禁止一切沿海航运，这样一来，却使得不少地方食品供不应求。在一些地方，人们急需面粉、肉和糖，却无处可买。在另一些地方，大量食品堆在码头上运不出去，直至霉烂。本来是食品丰富多产的美国，却弄得一些地方挨饿。 杰斐逊只好稍做让步，授权各州的州长给国内航运发放“特别许可证”，但只能发给州长完全信得过的船主。可是州长们很快就顶不过当地商界的巨大压力，让一些人骗取许可证，对违法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一些大港口出现了倒卖许可证的地下买卖。杰斐逊试图整治，但结果是他自己不得不亲自逐项审查这方面的申请，苦不堪言。 杰斐逊自己也有失误的时候：一个名叫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皮毛商从德意志到美国，想发财。他伪造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国贵族的信，说是那贵族要租用一艘船搬家回中国，请总统特批。杰斐逊想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就批准了。那艘船装满了一箱又一箱的“行李”启航了，到中国港口卸货，再装满了中国货返回美国。禁运使物价飞涨，阿斯特这么来回一倒腾，就发了大财，由一个小皮毛商变成了金融大亨，显赫了好几代人。 奸商们发现的漏洞越多，杰斐逊被迫撒下的网也就越广。后来，他把禁运扩大到了马车和雪橇等等一切能运送货物越境的运输工具。 禁运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是惊人的。一年之内，美国出口总值下降了将近80%(从103亿美元降到0.22亿美元)。进口总值下降了将近60%(从1.45亿美元降到0.58亿美元)，而走私货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600万美元。进出口税收从1600万美元降到了几十万美元。全国失业的海员共达5万人，其他失业者达10万人。仅纽约市一地，因欠债入狱者就有1300人，其中1150人的负债额仅仅是在25美元以下。南方有些州制定了法律限制债权人逼债，因为陷于破产的种植园太多了。 报界对禁运怨声载道。一位歷史学家写道：“如果说禁运让英国出血，或让法国出血，那么美国出血更多。”英国没有屈服，反而更硬气了，许多城镇都兴办起制造业。英国商人还在西班牙开闢了新的市场。 杰斐逊感到沮丧。在他1808年的国情咨文中，他唿吁人民克服困难，尽最大努力支持禁运。他承认外贸的暂停给美国公民带来“损失和牺牲”，值得关切，但仍恳求美国民众让禁运有一个成功的机会。 第十二章 总统决定后退一步(5) 到1808年末，人们几乎已普遍认为禁运失败了。到1809年3月，杰斐逊作为总统所採取的最后行动之一，就是在离开白宫之前几天签署了撤销禁运法令的文件，承认了禁运失败，但仍然认为若不是走私猖獗，禁运本会奏效。他后来还坚持说倘若禁运再坚持两个月，也许就不至于发生1812年的美英战争。 在停止禁运的当时，他担心禁运变成了一场灾难。当他离任后回到离华盛顿不远的维吉尼亚州蒙蒂塞洛山顶庄园时，他担心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的歷史遗产和声誉。禁运似乎没有使形势发生什么变化。禁运取消后，英国人继续在海上搜查美国船舶，还扣留美国海员。据估计，到1810年时，已有将近15万美国人被迫在英国舰船上服役。禁运刚取消时，英国曾许诺让美国船舶自由航行，但实际上他们依然横行霸道，肆无忌惮。 麦迪逊1809年就任总统后，曾竭力争取扭转这一状况，但英国欺人太甚，美国公众坚决要求一战。麦迪逊迫不得已，于1812年对英国宣战。1814年夏季，英军攻入华盛顿，放火烧了白宫。幸好这时来了一场暴雨，才没有全市焚毁。当时已71岁的杰斐逊从自己家中就见到了那场大火。但最后美军扭转了战局，迫使英军同意停战。能有这样的结局，也该归功于杰斐逊早先没有宣战而是实行禁运。这就让美国争取到几年时间加强军事力量，至少是最终挡住了英军的进攻。杰斐逊有勇气坚持他的行动方针，这也许拯救了美国的自由。 杰斐逊在那场战争结束后又活了10年。他一手创建了维吉尼亚大学，他认为那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后遗产。他的墓碑上刻着他自己拟定的铭文：“这里安葬着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起草人，维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拟稿人和维吉尼亚大学之父”。这里有意未提到他的一系列其他成就，包括他当过总统，更未提及禁运了。 1826年7月4日午夜，已生命垂危的杰斐逊问医生：“今天是4号吗?”医生说是的，杰斐逊哼了一声“啊”。他让僕人们进来，说了再见，就瞑目了。这时正是美国独立50周年。 附录 托马斯·杰斐逊总统 1808年11月8日 第62页 第八年度致国会咨文（节译） 致合众国参议院和众议院： 同胞们，倘若我们从欧洲得到的最后信息使我能够通知大家说，那些无视中立国权利因而给我们的商贸造成了如此重大损失的欧洲交战国，已经醒悟到它们有责任撤销它们那些错误的法令，那该令人何等欣慰。我们自当不遗余力以争取此种可喜结果，为此，我已及时通过立法规定了全部或部分地暂停实施若干禁运法的权限。我们驻伦敦和巴黎的公使已奉令各自向驻在国政府说明我们愿意行使这一权限，以便取消它们的侵略行为的藉口，重开各方均认为已经受阻的商务往来…… 这一坦诚而又开明的实验迄今为止未能取得成功，也没有别的事态可作为暂停禁运的根据，因此禁运必然需要照原样保持。然而令人满意的是，由于实施了已得到同胞们以爱国之情普遍予以支持的禁运措施，现已收到重要效果，即保护了我们的海员和巨额商货，并提供了时间来实行现时所需要的加强防务等措施…… 我们与我国驻伦敦和巴黎的公使来往信函文件已印发给诸位。 在国会上次会议期间所提交的文件已说明英国一艘兵舰袭击我“切萨皮克号”快船一事引起我国民义愤填膺的情形。种种见解均令人相信英国政府应立即採取措施纠正这一错误行径……但迄今未见它採取任何措施……我们已指示驻伦敦公使就此事进行交涉，必要时要求对方做出赔偿，相关信函请见所提交的文件。 自从上次国会会议以来，我们与欧洲其他各国的关系无重大变化。与西班牙的谈判时断时续，近来由于该国内政危机而陷于停顿。 我们与北非巴巴里沿岸诸邦继续保持和睦，惟一例外情况是阿尔及尔执政者对我驻当地领事有过无理行为，其性质和情况，请见所提交的文件，诸位可据此判断现时或今后是否需要採取超出行政权限范围以外的行动。 我们与印第安人邻居仍保持平静。个别不端行为则一如既往时有发生…… 国会上次会议为保障海港城镇和港湾安全而拨款以后，有一些地点已依照其所处情况、相对重要性以及拨款量所能允许的工程规模，构筑防御工事。除纽约和纽奥良工程浩大尚需时日以外，其余各地工程大多将于本次会议期间完成。上次拨款很大部分已用于原有地点的工程，但还将由国会审议另有哪些地方需要保证安全，防范海上袭击…… 关于去年12月国会批准建造的炮艇，现估计本年度只需要建造103艘。这一些，加上原有的，已足以用于港湾和暴露的水域。其余的少量炮艇一旦必要时即可于很短时间内造出来。 第十二章 总统决定后退一步(6) 根据国会上次会议制定的关于扩充军事力量的法令，业已任命了许多军官，以承担必要的募兵任务，同时按照该法令所提出的军队规模，已增大军官名额。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成就是令人满意的，不过我还没有收到他们的报告，所以还无法向你们提供具体的数字。 在上次会议期间，我还没有认为有必要徵召民兵或志愿兵服役。然而在本次会议期间将需要他们做好必要时服役的准备。在北部边界一些便于规避禁运的地方，有必要保持民兵小分队监管禁运法律的实施。但一俟新徵召的士兵组成的部队能承担这一任务，就会将民兵分队替换下来。在实行禁运之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准备不足，曾出现过某些人不遵守和违背禁运法律的现象，但在民兵分队和应徵服役的武装船舶的协助下，这些现象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取缔。 考虑到我们所处时代的特点，我们应始终不懈地将注意力集中于我们国家的安全。对于享有自由而且要保持自由的人民来说，组织严密的武装民兵是他们的安全的最好保障。因此，我们在每次会议上都有责任审视民兵的状况，问问我们自己，在一切有可能遭受外敌入侵的地方，民兵是否已做好准备，以击退强敌的侵犯。我们的一些州政府对此有足够的重视，但另一些州却有程度不等的疏忽。只有国会有权对民兵的战略水平规定统一的标准…… 在欧洲目前的形势下，我们从国外採购武器很困难，因此，根据3月11日和4月23日颁布的有关军备的法令，我们已全力争取武器由国内供应。为此，公有的兵工厂已经扩建，增添了机器设备，生产能力已提高一倍，只要能聘到或培养出足够的技术人员，其生产能力还能提高，以保证民兵队伍的逐年扩编。按照已制定的法律而拨出的年度经费，还用于私营兵工厂的扩建，已与各承包商签订合同，其总金额已接近于第一年的拨款总额。 交战国对待我国的不公正行径造成了我国外贸的中断，并随之给我国公民带来损失和牺牲，令人痛心。由此而造成的我国的处境，迫使我们将一部分产业和资金转用于国内制造和改进。这一转变的范围在逐日增大。由于材料和维持费用较低，劳工免除赋税，又有保护性关税和各项禁令，无疑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各行业集团…… 截至今年9月30日，上一年度的收入和支出帐目尚未统计完毕，待统计完以后，财政部即将提出准确的报告…… 这一次是我最后一次向国会两院提交年度咨文，我不能不藉此机会向诸位及诸位的前任表示真诚的感谢，感谢你们自从我应召主持行政以来已反覆证明了的对我的信任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宽宏。我还要同样感谢广大的同胞，他们的支持一直让我在种种困难时候受到了巨大鼓舞。在处理各种事务中，我不可避免地也有过错误，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是我可以诚实地说，我的错误是认识上的，而不是意图上的。维护和增进广大同胞的权利和利益，一向是我每一措施的始终不变的宗旨。基于这一些考虑，我希望能得到广大同胞的宽容。在展望我国同胞的未来命运时，我相信，依靠同胞们不怕困难的坚定性格，对自由的热爱，以及遵守法律和支持国家政府的精神，我们的共和国肯定能够长存。在我即将退出公务之际，我欣慰地确信，上天定会让我们可爱的国家长久繁荣和幸福。 第63页 第十三章 花园浇水管(1) “我们很明白，钻进被窝把头蒙上，是躲不开危险的……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租借法案 1940年9月15日，星期日，温斯顿·邱吉尔早上看看窗外，又是万里晴空。这位英国首相真盼望下雨，至少希望是多云，因为晴空对德国轰炸机太有利了。两个月来，纳粹飞机天天轰炸英国，有时一天出动上千架次。今天看来又不会例外。 阿道夫·希特勒已打败法国，称霸于欧洲大陆，此时正全力打击英国，要迫使英国屈服。邱吉尔知道，德国人的持续空袭只不过是威风凛凛的德国陆军入侵英国的“海狮行动”的前奏。 英国海岸与纳粹陆军之间只隔着一道海峡，最窄处仅仅有22海里的海面。正如美国的驻英武官所说，“英国抵抗敌军强攻的战略和筑垒水平比纽约的长岛强不了多少”。英国陆军本来就比德国陆军小，这年夏季被纳粹军队赶出了欧洲大陆，丢掉了大部分的火炮和坦克。英国人想过种种办法，要阻挡德军入侵的灾难，已试验过在海面纵火。邱吉尔还考虑过在海滩喷洒芥子气。 然而，迄今为止，皇家空军虽处于劣势，却英勇奋战，打乱了希特勒的计划。在这个星期日上午，首相决定视察伦敦郊外的一座空军指挥中心，并观察空军的一次行动。他到达该地，下到地下50英尺深的作战室，当地的司令官向他报告：“尚不知今天情况怎样。眼下平安无事。”邱吉尔就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了。 刚过了15分钟，雷达显示一波又一波的德军飞机向英国飞来。“40多架!”“60多架!”……作战室内20个人赶忙围着桌上的一张大地图，用小圆标尺显示敌机的位置。地图很快表明来袭的敌机超过了1000架。墙上亮着的一些灯泡显示皇家空军处于战备状态的战斗机中队，一个中队起飞了，就熄一个灯泡，很快所有的灯泡全熄了。邱吉尔着急地问：“还有预备力量吗?”他得到的答覆是“再也没有了”。所有能升空作战的飞机全部出动了。 德机飞临伦敦上空，皇家空军战斗机迎上前去，展开了激烈空战。不时有飞机着火，从天上掉下来，其中一部分还有跳伞的飞行员落下来。皇家空军中士雷伊·霍尔姆斯驾驶着一架“飓风式”战斗机向德军一架轰炸机直冲过去，他以为那德机会试图躲开，但那上面的飞行员已经跳伞逃命，“飓风式”撞上了那德机的尾巴。德机盘旋坠落，还撒出一些炸弹，其中有两枚落到白金汉宫院内。霍尔姆斯赶紧跳伞，降落到一幢居民楼顶。 这一天空战，德机被击落55架，英机损失25架。两天后，英国情报部门获悉希特勒决定推迟“海狮行动”。英国坚持住了。 但是邱吉尔知道，危险并未结束。陆上入侵只是推迟了，但并未取消。而且，希特勒即使不派兵强渡英吉利海峡，他也有可能迫使英国投降。纳粹飞机和潜艇一直在袭击英国的海上航运。倘若德国掌握了制海权，它就能让英国人慢慢饿得再也没有力气了。希特勒固然巴不得一拳将英国击倒，但若能慢慢把英国勒死，他也会乐意的。 邱吉尔面对的难题还不止于此。坚持长期战斗是需要钱的，而英国政府已经没有钱了。当入侵威胁迫在眉睫时，邱吉尔曾决定全力以赴对抗这一威胁，而将“财政问题交给老天爷去处理”。现在看来要打持久战了，首相知道钱的问题仍不得不在这尘世间想办法了。 此外，空袭仍在继续。就在他视察空军指挥中心后不久，邱吉尔有一天正与三军参谋长开会时，警报又响了。首相和他的将军们到楼外观看空袭情景。炸弹不断地爆炸，高射炮火布满天空，救护车喇叭响个不停。他们还见到公园另一侧的一座楼房起火烧毁了。 据一位在场人士回忆，邱吉尔从一片水泥防护墙下面走出来，“嘴里还叼着长雪茄，下巴颏儿鼓得老高，嘴里咕哝着‘总有一天要跟这些杂种算帐’。”可是首相知道英国只靠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想到西边，大西洋彼岸。只有一个国家——一个人——能救英国。 富兰克林·罗斯福早就明白，甚至比欧洲的许多人更早地明白，必须制止希特勒。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个德国独裁者是一个“狂人”，“自称有圣女贞德情结……自称是恺撒和基督的转世化身”。1938年，德国驻美大使就曾向柏林报告说这位美国总统是“希特勒的最危险的敌人”。 两年后，罗斯福警惕地观察到纳粹德国蹂躏法国和袭击英国。他相信纳粹分子不仅威胁了欧洲的民主制度，而且对美国也构成严重威胁。希特勒德国已与日本——美国在太平洋的对手——结盟。倘若德国打败了英国，尤其是倘若德国攫取了英国的海军舰艇，那么轴心国就会掌握海洋控制权。那时，它们若要孤立美国，切断美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繫，实力居于劣势的美国海军将会是无力阻挡的。 第十三章 花园浇水管(2) 更糟的是，纳粹德国势力已渗透到拉丁美洲。巴西已经有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政府，里面充满了纳粹同情者。德国还在阿根廷设立了一个军事使团。希特勒也许不至于疯狂到从南面进攻美国，但他很有可能攻占巴拿马运河。美国的陆军在1940年时比瑞士的陆军还小，显然不是德军对手。 第64页 但是，即使不存在这些危险，罗斯福也还是会设法救英国。他相信从长远来看，美国决不可能与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和平共处。他认为，倘若以为美国可以“在一个由武力哲学统治的世界上作为一个孤岛生存下去”，那纯属“幻想”。 不幸的是，他的多数美国同胞还沉溺于这种想法。这位总统要想打败国外的暴政，就不能不首先克服自己国内的孤立主义。 在美国，孤立主义一向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这里的许多人或他们的祖先当年就是为了躲避祖籍所在地的动乱，才跑来美国。美国东西两面都与欧亚大陆远隔重洋，似乎安全有保障，许多美国人就想不通有什么理由要派自己的年轻人到外国，为那些似乎与己无关的战争去卖命。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歷证实了这种看法。在伍德罗·威尔逊理想主义词藻的鼓动下，美国参战，牺牲了5万美国人的生命，最后却只能眼看着那些盟国口是心非，在凡尔赛争抢战利品。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国后来又赖帐，未偿还它们从美国得到的军火贷款。当罗斯福入主白宫时，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美国那次参战是犯了错误。1935年，欧内斯特·海明威将这些人的感觉归纳如下：“现在以及上次战争以来，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是我们的朋友。除了自己国家以外，没有哪个国家值得为之战斗。”当希特勒闹得欧洲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时，美国人的孤立主义情绪更盛了。 罗斯福曾指出，地理位置不再能提供充足的防御(他说过，如果敌国占领了百慕达，现代轰炸机用不了3个小时就会飞临我们海岸)。然而孤立主义政治势力太强大，总统对它是不敢小看的，往往还屈从了它的愿望。1932年罗斯福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就曾宣布他不再支持国际联盟。3年后，国会通过了《中立法案》，罗斯福情不由己给那个法案签了名。 罗斯福的一些主张国际主义的友人曾批评罗斯福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当他宣布与国际联盟脱离关系时，他的妻子埃莉诺气得好几天不跟他说话。罗斯福相信他只是做了他需要做的事。在一封致友人信中，他写道：“你是否曾经想过，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方法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后来，罗斯福希望避免又一次全球冲突，想要在对外政策上起比较强有力的作用，这时他每走一步都受到孤立主义者抵制。1937年，当他建议对日本实行制裁时，有两名国会议员说他应受到弹劾。1939年初，当希特勒向捷克斯洛伐克进军时，他要求国会废除中立法，遭到了国会拒绝。 后来，甚至当希特勒征服了法国并将矛头转向英国时，孤立主义者仍然反对向民主国家提供援助，他们认为那样一来必然会使美国捲入战争。但也有一些人认为美国应该採取行动。在1940年夏秋，这两派人辩论日益激烈，成为公共生活的主要话题。纽约一家餐馆怕人们吵架打架而张贴一条标语：“馆内勿谈战事。”多年后，经歷过越南战争和另几次全国性严重危机的歷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说：“1940—1941年大辩论使家庭和朋友之间出现分裂，其深重可谓空前绝后。” 虽然一些人主张向外提供援助，但几乎没有人主张美国自己参战。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说参战“比德国胜利更糟”。一次民意测验表明，认为美国应参战者还不到6%。普林斯顿大学一些学生成立了一个团体，叫“未来战争退伍军人”，要求政府先给每人发1000美元补助金，然后再让他们去打仗。另一座学校里打开了标语：“让上帝保佑英王吧。美国佬不会来的。” 当美国人如此争论时，英国处境更险恶了。德国人改变战术，主要是在天黑以后轰炸伦敦及其他城市。当时还没有好办法对付夜间空袭(夜袭德机损失率还不到1%)。仅1940年10月15日一夜，德机就向伦敦投下了将近400吨炸药。德国潜艇则继续用鱼雷打击英国船舶。 邱吉尔和罗斯福两人此前仅仅在20年前于伦敦见过一面。当时罗斯福曾认为邱吉尔太粗鲁(“盛气凌人……对我们趾高气扬”)。但到了1939年，他却开始跟当时尚未担任首相的邱吉尔秘密通信，这种通信一直持续到战争末期。这是很特殊的，从来不曾有过两国政府领导人彼此以这种方式保持这么久的个人通信。罗斯福总统(化名为“西尔维亚”)这样做是冒有风险的，孤立主义者若是察觉这种通信，会掀起轩然大波。 当英国处境恶化时，邱吉尔(化名为“前海军人员”)利用秘密通信渠道向罗斯福恳求美国的援助。他向美国总统通报了军事上的险境(“我们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也通报了财政上的窘迫(“我们将继续付钱，能付多久付多久，但我希望能确信，一俟我们再无钱可付时，你还会给我们支持”)。 第十三章 花园浇水管(3) 然而对于罗斯福来说，这危机来得最不是时候。1940年是大选年，如果他採取任何有可能将美国引向战争的步骤，孤立主义倾向严重的选民就会大批离他而去。这年夏末的民意测验显示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有可能在大选中击败罗斯福。倘若温德尔当选，英国人就绝无可能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因此，罗斯福知道，要提出有意义的援助计划以及在国会跟孤立主义者摊牌，还不能不再等一等，尽管他也对这一段时间内的局势演变感到担心。 第65页 富兰克林·罗斯福很懂得耐心的价值，在这一点上也许超过了任何一位别的总统。1920年，他曾似乎是一帆风顺。他的儿子詹姆斯回忆说罗斯福当时是“世界上最英俊、最强壮、最有魅力、活力充沛的父亲”。他在街上走路时，妇女们都会停步注视。那一年他才38岁，职务仅是海军部助理部长，却被民主党推选为副总统候选人。在该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急于上台演讲，就一下子跳过几排座椅跃上讲台，引起全场轰动。那一年大选，当选总统的是共和党的沃伦·哈丁，但罗斯福这位年富力强而又有吸引力的纽约人显然在政治生涯上仍是前程似锦。 可是在1921年夏季，他有一次带孩子们游泳后，感到很奇怪的疲倦。第二天早上他走向洗澡间时，左腿弯曲变形；再过一天，他已经站不起来了。过了两个星期，医生给他做出了令人心寒的诊断：他的病是嵴髓灰质炎。 本来在事业上光芒四射的罗斯福，这时不得不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医生以为他会一蹶不振，但却惊奇地发现他依然“乐观开朗……真是了不起的病人”。他用了7年功夫锻鍊自己，让肌肉恢復活力。他费力地利用拐杖以及沉重的腿支架练习走路，常常累得筋疲力尽。他常说：“我今天一定要走一段马路，走完这条马路。” 1924年，他重返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一篇演说。他坚持要走上讲台。一年前，他曾试图在纽约一家证券公司去办事，但在门口厅堂，他的拐杖滑倒了，人也跌倒在地板上，帽子滚到人群跟前。但他没有气馁，这一次仍然坚持朝讲台走去。他的儿子詹姆斯陪着他，后来回忆说，“他的手指使劲掐着我，像钳子似的……他的脸上尽是汗珠。”距讲台最后15英尺，罗斯福不要詹姆斯搀扶，独自走过去。在12000名代表目光注视下，他慢慢地蹒跚而行。据一位观察家说，在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的会场里人人都屏住了唿吸。罗斯福终于走到了讲台，转过头来，脸上充满了胜利的光彩。代表们欢唿鼓掌达3分钟之久。这时，恰好太阳冲破云层，透过会场天窗，把阳光洒向了罗斯福。 罗斯福的坚毅精神感动了民众，1928年，他当选为纽约州长，1932年又当选为总统。在此后多次危机中，他都从容镇静，令人吃惊。他常对人说：“要是你在床上躺了两年，只能费劲动一动脚趾头，经歷这番折磨以后，什么事情都会显得轻松了。” 在1940年夏季，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尽自己全部力量保持从容镇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面临着威尔基的强劲挑战，这种情况下，他知道只要稍微流露出一点想让美国参战的迹象，就会受到孤立主义者的抨击。可是欧洲形势危急，又不能置之于不顾。邱吉尔给他发电报，原先还总是措辞谨慎，彬彬有礼，但这时也着急得失去耐心了：“我真不明白，在当前形势下，你为什么不可以给我派来至少50到60艘你们最老的驱逐舰……总统先生，我怀着最尊敬的心情，必须告诉你，在世界漫长的歷史中，这正是现在该做的事情。” 罗斯福只好同意。他与英国人谈成一笔交易：以这批驱逐舰交换加勒比海的一批海军基地。他知道参议院的孤立主义者会反对这一协议，因此就径直根据现有的法律批准了协议。许多人对他这一举措是否合法提出了疑问，但罗斯福总统仍坚持执行。他说：“国会对此会大吵大闹，但哪怕再拖延一年，就可能意味着文明的终结。” 这笔交易有可能使他付出竞选失败的代价。《圣路易邮报》吼叫说：“罗斯福先生今天採取了一个战争行动。他也就成了美国的第一个独裁者。”威尔基个人也贊成援助英国，但却想利用这件事争夺孤立主义者的选票。他说罗斯福未经国会批准就把军舰交给英国，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专横、最独裁的行为”。 为了安抚选民，罗斯福总统只好反覆地说美国不会参战，“除非受到袭击”。但压力越来越大。过去支持他的一些报纸，包括《纽约时报》在内，这时都反对罗斯福谋取第三个总统任期。最后，到了大选投票前几天，罗斯福对选民讲话时说，“你们的子弟不会被投入任何外国的战争”，而不提“除非如何如何”了。 第十三章 花园浇水管(4) 有一位撰稿人指出这是一个疏忽，罗斯福马上回答：“如果有人袭击我们了，那就不是外国的战争了，是吧?”可是言辞上的这一变化马上起作用。威尔基从收音机里听到罗斯福讲话后，恨得骂了起来：“这个伪善的杂种!他会斗败我的。” 他说对了。1940年11月5日大选，罗斯福又一次赢得了连任。 在大西洋另一边，邱吉尔“焦急万分”等待美国大选的结果。他相信只有罗斯福能办成有效援助的方案。在美国竞选运动的后期，希特勒除了勐炸伦敦以外，还狠炸另一些城市。考文垂市中心被夷为平地，死了400人。一周后，伯明罕连遭3场轰炸，死的人比考文垂多1倍。同时，英国的国库已经几乎空虚了。11月23日，英国大使在纽约机场一下飞机，就对那里的一群记者说：“喂，伙计们，英国破产了。我们需要你们的钱哪。” 大选以前，罗斯福迫不得已，只能用零敲碎打的办法援助英国。大选之后，这种办法已不够了，需要加大援助规模，只好正面对付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分子。他搭乘海军巡洋舰“塔斯卢萨号”到海上休假，临行前请他的内阁成员“发挥想像力”，提出一个援英计划。 第66页 此后一周，内阁成员们为总统的建议而频繁开会，绞尽脑汁。有人主张採取赠送的方式援英，但这种白给的做法几乎肯定会遭到国会拒绝。可是贷款的方式也不行，因为美国人没有忘记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美国借的钱，至今仍未偿还。他们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最后发电报给总统，建议美国与英国合资建军工厂，英国有多少钱算多少钱，马上生产武器装备支援英国，其余问题等国会1942年1月復会时再说。 这一周当中，罗斯福在加勒比海上休假，着实放松休息了几天。但到12月9日，一架海上飞机送来了邱吉尔一封急信。这信长达10页，邱吉尔说这是他“一生中写过的最重要信函之一”。他在信中说明英国急需援助。 这位英国首相写道：“除非我们确实做到有能力给这岛上的人提供食品，进口我们需要的各种军火……而且有信心能坚持到大陆独裁者精神崩溃为止，否则我们就有可能中途倒下……”英国已临近的境地是，“再也没有钱支付航运和其他供应……你可以确信我们为了我们的事业已做好最大限度吃苦和牺牲的准备……其余的事则拜託你和你的人民。” 罗斯福总统中断了别的活动，有两天之久一直在思忖邱吉尔的来信。在收到信以后的第二天，他拒绝会见任何人。英国的确需要援助，而且是现在就得援助。他收到内阁提出的那权宜之计的建议时，并不满意(后来一位官员很有保留地说总统“有点不悦”)。他给内阁回电报说此事待他回来再议。这时在华盛顿的人们都等着看总统还有什么高招。 23年前，一个春季的晚上，一批着名的共和党人聚集在纽约大都会俱乐部一间密室共进晚餐。这批人当中有新泽西州长，一位前国务卿，一位前海军部长，还有赫赫有名的j.p.摩根。最出名的一位共和党人则是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这些人都是当时在位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敌人。 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德皇威廉二世想要扭转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逆境，宣布在大西洋进行不受限制的潜艇战。德军潜艇受领的命令是：凡是驶往协约国港口的船舶，一律予以击沉。这样一来，必不可免地会造成美国船只和人员的损失。但威尔逊总统希望美国不被捲入战争。在德皇宣布大西洋全面潜艇战后，威尔逊断绝了美德关系，但此后6周仍未採取进一步的行动，以免得罪德皇。在大都会俱乐部聚餐的这些共和党人讨论的正是当时这一形势。 在晚餐过程中，进来了一个高高身材、像运动员一般的年轻人。若是看他的身份，在座的人也许会皱眉头。他是一个民主党人，是当时的海军部助理部长，在威尔逊的行政班子里也算是一名重要人物了，然而，他，福兰克林·罗斯福，跟他的堂兄西奥多·罗斯福一样，也是主张美国向德国宣战。 在这次晚餐之前几个星期，这个富兰克林·罗斯福还向威尔逊总统提过一项建议。事情是这样的：威尔逊想给美国商船配备武器以防备德国潜挺的强行搜查，但威尔逊认为这一措施需经国会批准。律师出身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仔细查阅法律文献，找出了一项老的法律，他认为按照该项法律，总统有权将武器租借给船主，而不需要经过国会批准。他向威尔逊提出了这一建议，内阁有几个成员也贊成这样做。可是威尔逊不听，硬是要请国会批准。参议院一些反战的人採取阻挠议事的手段，扼杀了总统的措施。最后，在耽误了几个星期以后，威尔逊才后悔了，终于利用那项老法律赋予的权力，把武器租借给了商船。 第十三章 花园浇水管(5) 现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坐在舱内，邱吉尔的信放在他膝盖上。他注视着加勒比海沉思，大概又回想起上述的那段往事。现在的情况与当年威尔逊面临的情况有所不同。要提供大量外援，是需要国会批准的，而给英国白送钱物，或用贷款的方式，都容易遭受孤立主义者攻击。那么，为什么不用租借方式呢? 总统12月16日返回华盛顿，已拿定主意。第二天他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了他的想法： 假设我的邻居家着火了……这时他需要借用我的花园浇水管，装到他的水龙头上。我自然会帮这个忙，帮他灭火。我该怎样对待呢?我不至于在灭火之前先对邻居说，“伙计，我这浇水管值15美元，你得先付15美元，才给你用。”……我不会要那15美元——我只是等到灭了火以后，让他把软管还给我。 两周后，在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明了美国不能坐视英国陷落：“我们很明白，钻进被窝把头蒙上，是躲不开危险的……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他没有给美国应做的事规定任何限度。一位歷史学家说这篇讲话是美国总统曾经做出的极为大方的承诺。 罗斯福尽最大努力向孤立主义者提出直接的和无畏的挑战。他提交给国会的法案，跟他的公开讲话一样的坦率、大胆。这法案若是通过了，总统就有权力採用“租、借或其他方式”向他认为与美国安危“有关”的国家提供武器。法案中并没有明文的偿还条款。 孤立主义者知道决定性时刻来到了，向法案发起勐烈的攻击。他们的论点主要有二。一是，如一位孤立主义者所说，这一法案“将会实际上把国会给废了”。《芝加哥论坛报》说这是“独裁者法案”。二是这一法案会招来德国的袭击，从而使美国捲入战争。芝加哥大学校长说这是“让美国人民自杀”。一名孤立主义参议员说这法案会“葬送美国1/4的小伙子”。 第67页 罗斯福说最后这种说法是“我们这一代人公共生活中所听到的最卑怯、最无爱国之心的言论”。但这种说法仍受到一些人支持。有一个为动员公众援助英国而组织起来的着名团体的领导人居然也转过来反对总统，说租借法案会使美国陷入战争。 此后两个月，辩论十分激烈。国会就此法案举行听证会时，到会人数之多是空前的。查尔斯·林德伯格查尔斯·林德伯格(1902—1974)，美国着名飞行员，1927年曾单独完成横越大西洋的不着陆飞行。——译註相信德国一定会在欧洲获胜，在听证会上也表示反对租借法案。反对法案的人提出了一系列修正案，企图使法案名存实亡。 然而欧洲形势日紧，罗斯福总统又出色发挥他的睿智和演说本领向公众陈述他的见解，终于扭转了潮流。1941年3月8日，租借法案在国会通过了。邱吉尔兴高采烈，说这一法令是世界各国歷史上最高尚无私的行动……是新的大宪章。希特勒则认识到他又多了一个敌人。 罗斯福总统宣告了孤立主义的终结。国会通过租借法令后一天，他在白宫记者晚餐会上说：“这一决策标志了我国任何姑息企图的终结；想跟独裁者勉强凑合的主张的终结；跟压迫势力妥协的终结。” 美国的战争机器运转起来了，结束了大萧条以来的不景气，使工业迅速做好了迎接未来事态的准备。工业产量是惊人的。到战争结束时，美国为同盟国的军事行动提供了30万架飞机，10.7万辆坦克和2000万门火炮。 1941年8月，在纽芬兰海岸附近一艘美国轮船上，罗斯福和邱吉尔举行会晤，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二次见面。他们讨论了战争形势以后，邱吉尔邀请罗斯福翌日上午到英国“威尔斯亲王号”船上跟他一起做礼拜。罗斯福要表明他对此事的重视，决定凭自己的力量走上那艘英国船。 第二天上午，罗斯福总统乘坐快艇靠近“威尔斯亲王号”时，邱吉尔首相站在甲板上恭候，罗斯福则自己攀登舷梯。首相看到总统每举一步都经受着苦痛。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回忆说，人们注视着罗斯福，看见他“面容镇定，宛如雕刻而成，仿佛是那将恶龙踩在脚下的圣乔治的神情”。 罗斯福终于在船舱内的椅子上入坐，露出了他那有名的笑容。当两国代表团齐声高唱十字军东征战歌《前进，基督教的战士们》时，邱吉尔相信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声音“已完全融合在一起……每一个字都打动着人们的心”。 后来，当罗斯福总统的船驶去时，有一位官员感谢邱吉尔安排了这一活动。邱吉尔回答说：“这是我们大家的荣幸。你们今天都见到了一位伟人。” 附录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1940年12月29日 从白宫发表的广播讲话 第十三章 花园浇水管(6) 我的朋友们： 这不是谈战争的一次炉边谈话。这次谈的是国家安全，因为你们的总统的整个宗旨的核心，就是要让你们在现在，你们的孩子在将来，以及你们的孩子的孩子在更远的将来，都不至于要为保持美国的独立，要为保持美国的独立对于你、我和我们大家所意味的一切，而进行最后一拼死活的战争…… 然而，自从我们的先辈最早来到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海岸以来，美国的文明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处于危险之中。 1940年9月27日，根据在柏林签订的协议，有三个强国，两个在欧洲，一个在亚洲，联合起来威胁我们美国，扬言如果美国干预或阻碍它们以控制世界为目标的扩张计划的实现，它们就要对美国採取最后的行动。 德国的纳粹头目业已表明，他们不仅要统治他们自己国内所有人的生活和思想，而且还要奴役整个欧洲，然后利用欧洲的资源来统治世界其余的地方。 三个星期之前，他们的领导人刚刚说过，“现在有两个彼此敌对的世界。”接着他又以蔑视口吻驳斥那些反对他的人说：“有人说，我们不可能满足于这一个世界，他们算是说对了……我能打败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纳粹头目就是这么说的。 换句话说，轴心国不但承认，而且还公开宣称，在他们的施政哲学和我们的施政哲学之间，决不会有终极的和平。 鑑于这种明确无误的威胁，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在侵略国有朝一日表明它们将彻底放弃其统治或征服世界的想法以前，我们美国没有任何权利或理由鼓励和平的言论。 眼下，联合起来反对自由人民的那几个国家的势力还被阻挡于我们的海岸以外。在大西洋一边，阻挡德国人和义大利人的，是英国人，还有希腊人，以及从沦陷国逃亡出来的成千上万的陆海军将士。在亚洲，阻挡日本人的，是英勇抗战的中华民族。 在太平洋有我们的海军。 我们有些人喜欢说欧洲和亚洲的战争与我们无关。但是，与我们有最大切身利害关系的，就是不要让欧洲和亚洲那些制造战争的人控制我们这个半球两边的海洋。 117年以前，我国政府提出了门罗主义，它是作为一种防御措施，以防范欧洲大陆一个国家联盟对我们这个半球的威胁。从那以后，我们警惕防范于大西洋，有英国作为邻邦。当时并没有条约，也没有“不成文协议”。 第68页 可是有一种感受，已被歷史证明为正确的感受，就是我们和英国作为邻邦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任何争议。事实是，在这整个时期，西半球一直保持自由，没有受到来自欧洲或亚洲的侵略。 是不是有人认真想过，只要有一个自由的英国继续作为我们在大西洋的最强大邻邦，我们在美洲是否还要担心受袭击?另一方面，是不是有人认真想过，倘若轴心国成为我们的邻邦，我们是否还能轻松安稳? 一旦英国垮掉，轴心国就会控制欧洲、亚洲、非洲、澳洲以及公海，它们就能调动巨大的陆海军资源来对付我们这一个半球。那时，我们所有的美洲人都将是生活于枪口之下，枪里装有军事和经济的子弹这样说决不是言过其实。 那时，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新的恐怖的时代，包括我们半球在内的整个世界都会受到残暴势力的威胁。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想要生存，我们就会被迫把我们自己的国家永远变成一个建立在战争经济基础之上的军国主义国家。 我们当中有些人喜欢说，即使英国垮了，我们仍是安全的，因为两边有辽阔的大西洋和太平洋。 可是辽阔海洋的作用已经不同于帆船时代了。如今，在非洲与巴西之间的一个点，到华盛顿的距离，还不及从华盛顿到科罗拉多州丹佛的距离，因为最新式的轰炸机只需要飞5个小时。而在太平洋，美洲和亚洲北端几乎是相连的。 要知道，即便是在今天，从不列颠群岛到我们的新英格兰，乘飞机可以不加油飞一个来回。还得记住，现代轰炸机的航程正在不断地增长。 一周来，我国各地都有人要我今晚讲话。他们几乎全都表达了一个勇敢的愿望，要我如实说出形势的严重性。然而，也有一份电报表达了少数人的态度，就是不要看到也不要听到有任何邪恶，尽管他们内心里也知道邪恶是存在着的。这份电报要求我不要再说任何一个敌国一旦在西半球得到了基地，会多么容易地轰炸我们美国的城市。这电报主要一句话就是：“总统先生，请不要用讲事实来吓唬我们。” 坦率地和明白地说，会出现危险，这种危险，我们必须准备应对。但是我们很明白，钻进被窝把头蒙上，是躲不开危险的，躲不开对危险的恐惧的。 欧洲某些国家曾经与德国签订过庄严的互不侵犯条约。德国还向另一些国家保证说它们决不需要担心入侵。不论有没有互不侵犯条约，事实依然是这些国家业已被侵袭，被蹂躏，被投入现代奴隶境地。德国人只在下手前一个钟头才给它们下通知，甚至完全没有通知。这些国家中的一国逃亡领导人对我说过，“这种通知一文不值。他们给我的政府发通知之前两个小时，德国军队已经在一百个地方开进我的国家。” 第十三章 花园浇水管(7) 这些国家的遭遇让我们看出，生活在纳粹枪口之下，是意味着什么。纳粹分子用各种怪诞的谎言为他们的行动做辩解。谎言之一是说，他们占领一个国家，是为了“恢復铁序”。另一种谎言是说，他们占领或控制一个国家，是为了“保护它”防止别的什么人的侵略。 例如，德国说它占领比利时，是为了拯救比利时人防范英国人。那么，它岂不是也会毫不犹豫地对随便哪个南美洲国家说：“我们要占领贵国，以保护贵国不受美国的侵略?” 比利时今天正在被利用，作为入侵英国的基地，英国则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而任何一个南美洲国家一旦落入纳粹之手，都准会变成德国进攻本半球另一个共和国的跳板。 请大家分析一下，倘若纳粹分子胜利了，另两个更靠近德国的地方将会是怎样。爱尔兰还能撑下去吗?在一个不自由的世界，还能允许有一个奇怪的小小例外，让爱尔兰人保持自由吗?亚速尔群岛又会怎样，那飘扬了五个世纪之久的葡萄牙国旗还会继续飘扬吗?大家和我一样，都认为夏威夷是太平洋中的防御前哨。可是大西洋中的亚速尔群岛却比太平洋中的夏威夷群岛更靠近我们的海岸。 有人说，轴心国永远不会想要进攻西半球。这恰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正是这同样的想法毁了许多被征服民族的抵抗力量。简单明白的事实是，纳粹分子已再三公开宣称所有别国人民都是劣等种族，都该服从他们的命令。最重要的是，这美洲半球的广博资源和财富是这圆圆地球上最诱人的战利品。 让我们再也不要闭着眼睛不看那无可否认的事实，即那些已经捣毁和糟蹋了如此之多国家的邪恶势力，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门口，有些人已钻进门内。我们政府对他们已颇有所知，每天都在清查他们。 在我们自己国内和邻国，都有这些暗藏的特务在积极活动。他们企图挑起怀疑和不满，以煽动内乱。他们企图让劳资双方彼此相斗。他们企图重新挑动在我国早已沉寂的种族之间和宗教之间的敌对。他们活跃于一切鼓动人们互不容忍的集团之中。他们利用我们很自然的厌恶战争的情绪，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些麻烦制造者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分化我们的人民，使之分化成彼此敌对的群体，破坏我们的团结，动摇我们保卫自己的意志。 还有一些美国公民——其中许多还是很有地位的人，而且大多是无意识地——正在帮助和支持那些特务的活动。我不是说这些美国公民是外国特务。但我要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好是那些独裁者希望在美国发生的事。 第69页 这些人不仅仅是认为我们闭眼不看别国的遭遇就可以保全自己。有些人走得比这更远得多。他们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轴心国的朋友乃至同伙。有些人甚至说我们应该模仿独裁政权的方法。可是美国决不可能也决不会那样做。 过去两年的经验教训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纳粹分子是任何人都姑息不了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抚摸一只老虎让它变成一只猫。对残忍无情的势力是姑息不得的。对一枚燃烧弹是无理智可言的。我们现在知道，跟纳粹分子是没法讲和平的，除非付出投降的代价。 现在连义大利的人民也被迫充当纳粹分子的帮凶，只是此刻他们还不知道再过多久他们就会被他们的盟友送上死亡之路。 美国的主张姑息的人硬是不听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法国的遭遇所发出的警告。他们说什么轴心国不管怎样是会胜利的，说什么现今世界上的流血抗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说什么美国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影响力也投入到强制和平的天平之上，从中得到我们所能得到的最佳一份。 他们说这是什么“谈判而来的和平”。真是胡说!如果一帮匪徒包围你的村镇，扬言要烧光杀光，从而迫使你向他们屈膝求饶，苟且偷生，这能叫“谈判而来的和平”吗? 这种强制之下的和平根本不是什么和平。这只不过是又一次暂时休战，它会导致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和最残酷的贸易战。在这些较量中，能真正抵抗轴心国的，只有美洲。 尽管他们吹嘘他们的效率，尽管他们宣扬这场战争是要达到多么崇高的目的，可是在他们的背后，却是集中营以及戴着镣铐的上帝的僕人。 近年来的歷史证明，枪毙人，囚禁人，把人关进集中营，这些都并不是暂时的现象，它们正是现代独裁政权的祭坛。他们谈论什么世界“新秩序”，可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恰恰是要恢復最古老、最恶劣的暴政。在那里是没有自由，没有宗教，没有希望的。 他们所说的“新秩序”是与欧罗巴合众国或亚细亚合众国完全相反的概念。它不是建立在被治理者同意的基础之上。它不是能保护自己、保护自己自由与尊严、不受压迫的普通自尊的男女民众的联合。它是一个非神圣同盟，武力和财力的联盟，其目的是统治和奴役人类。 第十三章 花园浇水管(8) 英国人民及其盟友现今正在积极抗战，抵抗这一非神圣同盟。我们自己未来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一抗战的结果。我们能不能“避开战争”，要看这一结果如何。为今天和明天着想，我要直接向美国人民说明，如果美国想要不捲入战争，我们就必须尽力支援这些国家抵抗轴心国的自卫战斗；相反，如果我们默认它们失败，驯服地屈从于轴心国的胜利，坐等我们在下一次战争中成为攻击的目标，那么美国捲入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 如果我们对自己完全诚实，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不论我们採取哪一种行动方针，都会有风险。但是我深信，绝大多数美国人民都会认识到我主张的行动方针现在风险最小，将来则会给世界和平带来最大的希望。 正在欧洲进行自卫战争的人民并不是要求我们去替他们打仗。他们是要求我们支援他们作战的工具，即飞机、坦克、枪炮和船舶，以便使他们能够为他们的自由以及为我们的安全而战斗。必须强调指出，我们要向他们提供这些武器，足够快地提供足够多的武器，这样，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才会免受他们已遭受的战争苦难和创伤。 不要听那些失败主义者说什么已经为时过晚了。也绝不会为时过早。明天才晚于今天…… 我们国家正在做出巨大努力，要生产出这一紧急状态下所需要的种种东西，还要尽可能迅速。这一巨大努力要求付出巨大牺牲。 我并不要求任何人保卫一种到头来不能保障自己国人温饱的民主制度。我国的实力不会削弱到政府无法保障自己公民的福利。 如果说我们的生产能力受到机器的限制，那么应该记住，操纵机器，靠的是工人的技巧和耐力。政府决心保护工人的权利，所以国家也有权利期待这些操纵机器的人们完全尽责尽力来满足紧迫的防务需要。 工人像工程师或管理人员或厂主一样，享有同样的尊严，有权得到同样的职位保障。因为工人提供着生产驱逐舰、飞机和坦克所必需的人力。 国家期待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停顿地运转，不受罢工或停产的干扰。国家期待并坚持劳资双方通过自愿和合法的方式协调彼此之间的分歧，从而继续生产如此急需的各种供应品。 在我们巨大防务计划的经济方面，正如大家所知，我们正竭尽一切努力保持物价稳定，保持生活费用稳定。 9天前，我已宣布成立一个更有效的组织，来引导我们增加军工生产的庞大努力。为我们的军工生产拨出大量资金和成立协调一致的管理机构，这还是不够的。枪炮、飞机、舰船等等都得在美国各地生产出来，要由工人、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共同制造，而他们所需要使用的机器又得靠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工人来制造。 在这一庞大工作中，政府与劳资双方已有很好的合作，对此我非常感谢。 第70页 在解决生产问题方面，美国的产业智慧是举世无双的，现在已发动起来，发挥其潜力和才干。本来是生产钟錶、农用机械、现金出纳机、汽车、缝纫机、刈草机和火车头的人们，现在正在制造弹药引信、炸弹挂装机、望远镜、炮弹、手枪和坦克。 可是我们现有的努力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得到更多的舰船，更多的枪炮，更多的飞机，如此等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照常办事”的观念。仅仅在现有生产设施之上添加几条新的要求，是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的。 不要因担心将来生产能力过剩怎么办而缩手缩脚。现在更加需要担心的，倒是我们的军工生产不够，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等到现今的军工生产需求成为过去以后，国家会适当安排和平时期的需求，那时会用得上所有的新的生产能力，也许还需要得更多。 不要让人们对美国未来的任何消极看法妨碍现在急需的军工产业的立即扩充。我们需要它们。 我要明确指出，国家的目标是现在尽可能迅速地生产出每一台机器，建成我们所需要的每一座兵工厂及相关设施。我们有人——有钱——有技术——首先是有决心。 我相信，如果某些消费品和奢侈品生产部门需要使用我们军工生产急需的那些机器和原料，那么这些部门一定会向我们的首要紧迫任务让步，而且会是乐意地让步。 所以，我号召厂主们、经理们、工人们以及我们政府的职员们都把我们的每一份力量投入到军工生产中去，既迅速而又毫不吝惜。与此同时，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所有在政府担任负责职务的人都会同样全心全意致力于当前这一伟大任务。 随着飞机、舰船、枪炮和弹药的生产进展，我们政府及其防务专家将会决定怎样最好地把它们用于本半球的防御。多少要运到国外，多少应留在国内，必须根据我们总的军事需要，做出决定。 第十三章 花园浇水管(9) 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与战争本身一样严肃的紧急问题。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决心，同样的紧迫感，同样的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致力于这一任务，就像我们在打仗一样。 我们已经向英国人提供了巨大的物资支援，今后还将提供得更多。 在决心援助英国方面没有任何“瓶颈”。任何独裁者，任何独裁者的组合，不论他们怎样理解我们这一决心而进行威胁，都无法减弱我们这一决心。 英勇的希腊军队和各流亡政府的武装力量给英国人提供了宝贵的军事支援。他们的力量在增长。这是视自由重于生命的男女战士的力量。 我相信轴心国不会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我这一信念有最新和最佳情报作为根据。 我们没有任何失败主义的理由。我们有一切理由保持希望——希望和平，是的，希望捍卫我们的文明，而且在未来建立更加美好的文明。 我有深厚的信心，相信美国人民现在决心做出比迄今为止更加强有力的努力，来增加种种武器装备的生产，来反击我们民主信念所受到的威胁。 作为美国总统，我号召全国做出这样的努力。我以我们的国家——我们热爱和引以为自豪、而且荣幸和骄傲地为之服务的国家——的名义，发出这一号召。我向我国人民发出号召，绝对相信我们的共同事业一定会获得伟大的成功。 第十四章 总要做得对(1) 这位歷史上第一个批准使用原子弹的人说，一旦事态逼得非走这一步不可，他也许会再一次这样做。 哈里·杜鲁门与柏林空运 1948年3月5日，驻德美军司令卢修斯·克莱从柏林向华盛顿发回一绝密电报，说“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每个苏联人都表现出新的紧张神色”。他报告说战争也许会“很突然”地爆发。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赶紧了解把原子弹部署到靠近苏联的地方，需要多长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英、法、苏四国瓜分了柏林，柏林也像整个德国一样，被划分成四块，一国占领一块。然而柏林位于苏联占领区的深处，对于美、英、法盟军来说，他们在柏林，就像是在苏联海上的一个孤岛上一样。他们刚刚入驻这个满目疮痍的大都会不久，战时结成的四国同盟系统就开始解体了。 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苏联支持的政变以后，美、英、法这三个西方盟国公开宣布要把它们的德国占领区合併，成立一个独立的西德国家。俄国人的敌对情绪马上急剧升级。在克莱将军发出上述警告后不久，驻德苏军司令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恨恨地退出盟军管制委员会会议，宣称这一委员会已不起作用。接着，3月30日，苏联宣布，从西方占领区通到柏林的惟一铁路线上的所有军运货物要一律接受检查。 柏林居民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她是倖存下来的一个地下反纳粹运动的领导人，在得到苏军解放后又差一点遭到俄国兵强姦，曾经从垃圾堆中拣面包渣充飢——这时将占领军的双方争执比喻为“火山顶上跳舞”。她在日记中担心地写道：“我们的蔬菜、水果和马铃薯——几乎我们的全部食品——都得从周围省份运来柏林。那里的占领军一眨眼就能切断我们的生命线……一旦需要，西方盟军会给300万柏林人供应马铃薯吗?还有水果、蔬菜、煤和电?”她感到信心不足。 第71页 然而，克莱将军不想在苏联的恐吓面前退缩。他主张武力对抗苏联，但未获五角大楼批准，于是他派了一批双发动机的c-47式运输机在5000英尺的高度飞越苏占区，在这样的高度是很容易被苏军高射炮或战斗机击落的。经过苏占区上空的空中走廊经常有成群的苏军战斗机飞来飞去，这批美军运输机的被称做“克莱之鸽”的勇敢飞行员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苏军击落。幸好它们飞到了柏林着陆，没有出事，于是它们又返回法兰克福的莱因—美国空军基地，为柏林的美军部队装运补给品。 几天以后，铁路运输恢復正常了。但苏联人却随便逮捕盟国的官员，还企图封锁柏林英占区内的加托机场和美占区内的中央铁路管理局，直到盟军摆开阵势，才把他们逼走了。这时又发生了一个糟糕的事件，一架苏军雅克3式飞机在空中乱窜，与英国一架客机相撞，双方机组人员和10名平民乘客丧生。与此同时，柏林地区共产党人对柏林市民说，他们必须登记，抵制西方盟国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西德国家的计划，还警告市民们要出示登记卡片以证明自己是“真正站在人民一边”。 当柏林局势日趋紧张时，哈里·杜鲁门总统正乘坐他的装甲专用列车在美国各地开展竞选活动，为他的民主党募集竞选经费。在俄勒冈州尤金市，杜鲁门在演说中强调他决心抵制苏联的侵略，遏制共产党的扩张。为了证明他的决心，他宣布国会已刚刚通过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提出的以大量财力物力援助欧洲国家的计划。但是他在即席讲话中回忆他1945年7月在波茨坦会见苏联独裁者约瑟夫·史达林一事时，却说了一句：“我喜欢那个老约瑟夫!他是一个正派的人。” 回到专列后，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赶紧打电话给杜鲁门所信任的白宫助理克拉克·查利福德，通报了这一情况，克利福德则以适当语气建议杜鲁门决不要再说这种话。杜鲁门认错说：“呃，我想我是说走嘴了。” 在许多人看来，杜鲁门这一类的失言以及他坦率认错的谦逊态度，证明了他的确是“来自密苏里州的小人物”。他曾在密苏里一个小镇上开一家男子服饰店，经营不善，就转而办农场，然后当上了县法官，然后又得到堪萨斯城民主党魁首彭德格斯特赏识而被送到华盛顿当参议员。但他主持的参议院一个委员会调查军用物资供应合同情况，揭露出一系列贪污欺诈行为，于是这位“小人物”崭露头角，当罗斯福1944年竞选四连任时，他成了民主党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罗斯福1945年4月12日去世，杜鲁门接任总统。当时，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有一句名言：“杜鲁门看来根本没有条件去充填罗斯福留下的大鞋子。” 杜鲁门总统后来承认，当他在波茨坦会见史达林时，自己还仍然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他知道史达林杀人之多超过了希特勒，可是史达林衣装简朴，还佩戴着一枚红绶带金质五星勋章，其魅力给杜鲁门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十四章 总要做得对(2) 杜鲁门欣赏史达林注意听别人的话，又自己言谈直率，这恰恰又是杜鲁门的特点。此外，杜鲁门请了一位着名钢琴家到波茨坦在宴会上弹奏萧邦的华尔兹舞曲，并亲自为他翻乐谱，于是史达林也做了回报，请来了莫斯科的最佳音乐家在宴会上演奏，把杜鲁门感动得直叫好。 杜鲁门总统重视个人友谊，在这之前就给他带来过麻烦。他让自己一批老乡充当幕僚，有人就曾批评他把白宫弄得好像是“密苏里的狮子独立俱乐部的休息厅”。他对史达林产生的好感也差一点妨碍了他认识那位独裁者的残酷无情。 1948年6月18日，美、英、法三国提出了以新德意志马克作为西德货币的计划。柏林暂时不包括在内，等待四国管制委员会协商。 苏联在会上表示反对，并禁止新货币在东德和柏林流通，还计划发行他们自己的新通货。柏林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不得不使用两种货币，都愤怒了，成群冲击市政厅。在往门厅里挤时，许多人被踩死踩伤。示威成了暴力活动，示威者中有大批的人挨了揍。 6月23日晚11时，苏联的驻德通讯社宣布，进出柏林苏占区的交通一律停止。铁路和水路都关闭了，同时宣布不再向西柏林供煤供电。到翌日早晨，从柏林周围地区向西柏林运送牛奶和蔬菜的车辆全被挡住。位于东区的中央银行则把帐户冻结了。西柏林像一座中世纪堡垒似的，陷于重围之中。 这些举措的官方藉口是“技术上遇到困难”，但人们普遍看出史达林的意图，是以西柏林250万人挨饿相威胁，逼迫美、英、法三国放弃成立西德独立国家以及在柏林发行新马克的计划。史达林甚至还可能想把西方三盟国完全逼出柏林市。 美国向驻柏林部队通报了情况。一位连长忧虑地向他的士兵说：“先生们，你们该了解形势。如果俄国人决定打进来，我们就只会再活两个钟头。”西方三盟国在柏林的驻军一共只有大约6500人，而俄国兵约有18000人，另外在周围的东德地区还有30万人，配备有大量的坦克。 如果说杜鲁门一开始还没有相信史达林居然要让全城的人挨饿，驻柏林美军指挥官弗兰克·豪利上校却对此确信无疑。在四国柏林驻军指挥官会议上，他指出给居民配给的食品的热量只有1250卡路里，太低了，要增加一点。他对苏方代表说：“你总不能再踢一个已经倒下了的女人吧。” 第72页 他得到的回答是：“啊，亲爱的豪利上校，这正是踢她们的最佳时机。” “你是说食品也成为政治的了?” “当然。”那个苏方代表冷笑着说。 豪利上校没有向克莱将军或国务院请示，就向民众广播说美国人不会离开柏林。他承认现有的补给只够维持30天。“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向听众说，但他强调指出，“美国人民不会袖手旁观，不会让德国人民挨饿。”最后他说，“我要对俄国人说，除了黑面包之外，再给你们一点东西，让你们嚼一嚼。你们的军事意图，我们已听得不少。好吧，在这一点上我要告诉你们，倘若你们企图进入我们的地区，你们最好是做好充分准备。我们严阵以待。” 可是柏林西区供电不足，听收音机的人不会很多，所以他派出了几辆车，让人用大喇叭沿街播放他的讲话。西区的居民当时已划分成12个小区，按区轮流供电，每一小区每天供电两个小时。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所在的小区供电时间是半夜12点到凌晨两点。 还在封锁之前，豪利上校经克莱将军同意，就组织了一次临时安排的空运，向柏林运食品和煤。尽管形势已很紧张，他们都认为苏联人还不至于击落盟国的飞机。美国和英国飞机一次向柏林运送了80吨食品和医药物品。但豪利手下的专家们计算过，西柏林每天需要的食品和煤以及其他供应品，至少达4500吨。在航空史上能与如此规模相比拟的行动只有过一次，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印缅战区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行动，但即使那次行动高峰期的日运输量也还是比柏林的需要量低了几乎一半。 克莱下结论说，仅仅用飞机来保证柏林的供应将是“绝对不可能的”。后勤任务过于繁重：通向柏林的航线仅限于三条狭窄的空中走廊；西柏林只有两个机场，它们跟饱经轰炸的整个城市一样，真可谓千疮百孔；驻德美军只有战时已用旧了的100架c-47式运输机，当地英军只有6架同型飞机。 然而，尽管有这些困难，管制委员会的英国皇家空军专家雷金纳德·韦特准将经过他自己独立调研后，认为大规模空运是可行的。他说服了驻德英军司令布赖恩·罗伯逊爵士，后者给伦敦发了电报，请求增调一批飞机来实行空运。克莱对此有怀疑，但仍表示支持，并要求尽可能增调美国飞机。 第十四章 总要做得对(3) 除此以外，克莱还满腔热情地向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报告了他自己的计划：他已经调集了一支6000人的武装运输队，配备了装甲车、火炮和一个战斗工兵营，打算派他们沿公路硬行闯过苏占区。他报告说业已准备就绪，只待批准即可行动。 副国务卿洛维特对此感到惊骇，他告诉克莱，苏联人只要炸毁两三座桥樑，“就可以坐在山坡上看热闹”。陆军部长罗亚尔则告诫说，不值得为柏林的货币改革问题而开战。他要求克莱从柏林撤出美军眷属。 杜鲁门总统了解到柏林局势后，召集了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副国务卿洛维特和陆军部长罗亚尔到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开会。这几个人向总统汇报了情况，同时报告说他们查阅了有关文件，找不出美军自己开路进入柏林的合法依据。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总统已几次强调通路问题，但这一问题每次提到盟军管制委员会讨论时，都遭到苏联人否决。现在想再协商，也为时过晚了。 杜鲁门要求他的顾问们了解更多情况再来开会。同时，他下令将两个中队的b-29式重型轰炸机派到欧洲。正是这种飞机在1945年将原子弹投到了日本。这一次没有携带原子弹，但史达林是不会知道这一点的。杜鲁门是一个扑克牌高手，懂得虚张声势是会起作用的。 杜鲁门依然是像平常一样，走路跷脚根，在厚厚眼镜后面眨眼睛，让人看不出他有任何忧虑。这时报界大肆宣扬那位趾高气扬的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已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仿佛他已赢得大选胜利似的，对此，杜鲁门也显得无所谓。那个晚上，他特意和他的夫人一起在白宫南草坪进晚餐，怡然自得地欣赏景致。他说那是“一个可爱的傍晚”。 第二天下午，陆军参谋长布雷德利将军、空军参谋长诺斯塔德将军和海军作战部长沙利文将军，跟福雷斯特尔、洛维特和罗亚尔一起，在五角大楼讨论柏林问题及美国应採取的对策。他们的意见归纳为三种方案：一是美国可以退出柏林(多数人贊成这一方案)，一是试图留在那里和争取外交解决，一是准备跟苏联进行大规模战争。克莱提出的派武装运输队硬闯的方案被否定了。没有人提到空运方案。 在这会议期间，他们获悉英国人已宣布无论如何不从柏林撤退，这让将军们吃了一惊。在这之前，布雷德利刚刚派了艾伯特·魏德迈少将到伦敦去探讨从柏林撤军的方案。当洛维特在白宫开始向总统汇报他们提出的几个方案时，杜鲁门打断他的话，厉声指出：“谈不上撤退。我们留在柏林——句号。”他看来是跟英国人一样倔强，这又让将军们吃了一惊。杜鲁门真无愧于他的绰号“密苏里最犟的骡子”。 洛维特以尽可能尊敬的口吻问道：“总统先生，你考虑透了吗?”指出这一立场有可能引燃第三次世界大战。杜鲁门回答说：“我们将需要视情况的发展做出处置，但根本的立场是，我们在柏林，是有协议作根据的，俄国人没有任何权利叫我们走，直接施加压力或间接施加压力都不成。” 第73页 总统的顾问们知道这是一个困难的或者不得人心的行动方针，但争论也没有用。每逢有人跟杜鲁门争论，他就会指一指他挂在椭圆形办公室墙上的马克·吐温亲笔写的一句格言“总要做得对!”他说“这会叫一些人满意，叫另一些人惊奇”。 既然总统坚持留在柏林，大家就迅速转而讨论如何实行这一方针。总统否定了克莱的武装运输队方案，让在座的人松了一口气。他又否定了有人提出的向俄国船舶封闭港口和巴拿马运河的方案。在无人提醒的情况下，杜鲁门决定以空运为最佳办法。他指示要把空运扩大为一次全面的行动，直到取得外交解决为止。他的多数顾问像克莱一样，怀疑空运未必能满足250万人的供应，但杜鲁门根本没有问过他们的想法如何。他也没有许诺说空运方案一定会成功。 这次空运行动的代号为“供应行动”，它动用了从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和加勒比海等地所有能调来的飞机，其中包括39架能运载10吨货物的c-s4“空中霸王”式运输机。所有能飞的人——包括空军新闻官和业务专家，直至驻欧美国空军司令柯蒂斯·李梅将军——都承担飞行任务，轮流执勤，一天飞两趟。英国也集中了从大英国协各地调来的飞机执行空运，行动代号为“operation ne fare”。柏林人则把这两个行动统统称做“空中之桥”。战时他们听到飞机嗡嗡响，就知道要挨轰炸，而这时飞机嗡嗡响却意味着运来了粮、煤、罐头、脱水土豆和脱水蔬菜，意味着生存的希望。就这样，豪利上校和英国人6月24日临时安排的一次空运在几周之内变成一次特大规模的行动。 最初，飞机起降时刻的安排相当混乱。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坚持要照章办事，架次之间要间隔25分钟，但这速度太慢了，指挥“供应行动”的约瑟夫·史密斯准将只好强迫他们抛开章程，把飞机与飞机在柏林着陆的间隔时间缩短到5分钟。7月初下大雨，耽误了不少航班。螺旋桨、轮胎和发动机零件短缺，又使一些飞机暂时停飞。7月8日，美国的一架c-47运输机在威斯巴登以西撞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但是到了7月中旬，飞行已有条不紊，一架架飞机装货、飞行、卸载、返航、加油、再装货、飞行等等，持续不断。尽管苏联飞机不时地在空中走廊干扰，盟国飞机仍保持了每4分钟一架着陆。7月15日，24小时内共运送物资1450吨，创造了新纪录。 第十四章 总要做得对(4) 也是在7月15日，杜鲁门也赢得一次胜利，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在此期间，争取苏联停止封锁的外交努力却无进展。7月3日，克莱将军和英、法两国驻德司令一起拜会了苏军司令索科洛夫斯基元帅。那位元帅坚持说，在西方放弃成立西德政府的计划之前，“技术困难”将无法消除。人们普遍认为苏联人就是要拖下去，等着西方服输。伦敦一家报纸就说：“专家们都明白，飞机空运虽有巨大心理效果，但无法靠它满足柏林整个冬季的供应。” 史达林严重低估了杜鲁门的顽强毅力，他倒是应该先向杜鲁门的夫人贝丝打听打听。杜鲁门从儿童时代在主日学校受教育时开始，就热恋上贝丝，但他向贝丝母亲表达了对贝丝的爱心以后，又坚持等待了9年，才与贝丝终成眷属。 总统私下里也曾担心“俄国也许是存心利用柏林为战争找藉口”，但他公开宣布：“我们将留在柏林——不论发生什么事都坚持不变……我不会推卸责任，不会对我做出的决定有任何动摇。”为了坚持他的立场，他不得不既跟史达林斗，又跟他自己的军事顾问们斗。 有一次，陆军部长罗亚尔把克莱将军从德国召回华盛顿，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作证，总统对此十分恼火，骂他的陆军部长是“笨蛋”，“不必要地把克莱召回来说个你好”。 但美国将军们到这时都已对柏林空运有了信心。克莱作证时说，只要能得到更多的飞机和人力物力，柏林一定可以守住。 杜鲁门细心听取了克莱的想法，然后徵求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的意见。范登堡说，把太多的飞机集中于德国，会使美国在世界其余地方力量单薄；同时，太多飞机集中于一地，会让苏联人便于一举击破。 杜鲁门听到这里就打断了范登堡的话，问他是不是更喜欢向柏林派遣武装运输队。不等范登堡回答，总统就强调指出他认为空运是问题最少的办法。他命令为柏林空运增派一大批c-54重型运输机，而且声明他作为总统甘心为此承担风险。 范登堡也很顽强，又说他担心柏林没有足够的飞机着陆场。这时克莱挺身而出，说他在柏林的法占区已发现一片空地可以建机场。杜鲁门命令他一返回德国就赶紧施工。 此后不久，曾指挥过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空运的威廉·特纳少将到了柏林，使“供应行动”上升到新的水平。机场跑道配备了一批吉普车，由德国红十字会所能找到的最标緻的姑娘乘吉普车，给着陆的飞机的飞行员传达指令和递送快餐，飞行员就不需要下飞机了，两航班间隔时间缩短到3分钟。8月12日，美英飞行员提供的物资共达4724吨，头一次超过了柏林的最低日需量。 第74页 盖尔·哈沃森上尉率领的机组给在机场篱笆外观看飞机起降的儿童撒糖果。他们飞临机场上空时，向孩子们摆动飞机副翼，给他们投撒小袋糖果，每一袋都有手帕做的小降落伞，让糖果缓缓下落。几个星期后，哈沃森收到了大量寄给“摆翅叔叔”和“巧克力飞行员”的信件。他考虑过想最后加倍撒一次就不再撒了。但第二天他的上级叫他看一份《法兰克福汇报》，训斥他说：“瞧你干的好事，一袋糖差一点砸了记者的脑袋，他把这故事传遍欧洲了。”可是世界各地的人知道这事后，纷纷捐献糖果和手帕，糖果堆成了小山。飞行员们都给柏林撒糖果，甚至撒到了东柏林，惹起了苏联方面的抗议。 外交方面的努力却进展得不大顺利。夏季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三国的驻苏大使一直见不到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他们被告知说莫洛托夫到外地休假了。他7月末回莫斯科，但他的秘书告诉大使们说，既然情况毫无变化，西方大使们没有什么理由去见他。美国大使沃尔特·史密斯将军和英、法大使终于直接见到了史达林，史达林似乎愿意不再反对成立西德国家。大使们又去见莫洛托夫时，莫洛托夫却否认了这一点。到9月中旬，会谈完全破裂。大使们想再见见史达林，却被告诉说史达林去外地休假了。 柏林的居民心情一直紧张不安。正如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所说：“大家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摇摇摆摆。这种摇摆不定是叫人十分难受的，因为感到自己还不如抢骨头的狗，而是被狗争抢的骨头。” 柏林市内，游行示威、斗殴闹事和警察抓人的事件，愈演愈烈。警察分成东西两套人马，东区警察常常抓捕西区的警察。柏林市民冲击了市政厅。市政厅从苏占区迁到了美占区。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这时想到，“也许到了明天我们会有两个市政府，东西边界还会建起一道中国式的长城，竖立着城垛和ne022望台。”事态还真是朝这个方向发展。 9月9日，25万市民聚集在共和国广场，抗议暴民对市政厅的袭击，这一集会规模之大是空前的，过去纳粹当局强迫人们开会也不曾有过这么大的规模。有一些人想把布兰登堡门上的苏联国旗扯下来，东柏林警察向他们开枪，一个15岁的男孩挺身保护一名妇女时被打死了，另有22人受伤。 第十四章 总要做得对(5) 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们很接近于战争。但愿不是。”他的内阁成员逼他表态是否准备使用原子弹。他回答说，他祈祷永远不再被迫做出这样的决定。然而，一旦事态逼得非走这一步不可，那么，歷史上头一个曾批准使用原子弹的人说，他也许会再一次这样做。 尽管局势令人担忧，杜鲁门仍然在9月17日搭乘他的专用装甲列车，开始为期33天的竞选旅行。当时，《新闻周刊》调查过50位人士的意见，他们全都预言杜鲁门会败在共和党的杜威手下，但杜鲁门毫不泄气，他说：“我了解这50个人当中的每一个。他们谁也不懂得怎样敲打老鼠洞里的沙子。”他的专列每到一处，都有群众为他的吶喊助威，使他深受鼓舞。但是在进行艰苦的竞选战的同时，他还得跟那些反对留在柏林的人斗争。克莱将军给他发来电报，说“我们有点顶不住了”。专列到了达拉斯时，杜鲁门悄悄地让回国述职的史密斯大使上车与他相见。 史密斯报告说，他最近见过莫洛托夫，毫无进展。在英、法大使的要求下，他们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可是苏联人否认封锁的事实。杜鲁门与国务卿马歇尔商议，觉得再争取谈判已经没有意义。此事提到了联合国安理会，那里的苏联代表仍是一口咬定“没有封锁”。显然，得在柏林熬过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季。 当马歇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忙碌时，杜鲁门考虑过一个计划，想派他的密友、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去莫斯科会见史达林。杜鲁门想，即便是史达林把责任推到美国方面，只要局势能有所松动，也是有益的。但马歇尔反对这样做，只好作罢。 当杜鲁门在西部开展竞选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形势做了一次全面评估。他们认为空运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那样做就会使国家安全的其他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尖锐批评了留在柏林的决策，建议尽快撤出。他们下结论说，为了柏林而冒战争风险，“在军事上是不慎重的，在战略上是不值得的”。副国务卿洛维特说参谋长们准是得了“恐慌症”。 杜鲁门总统很生气，他决定一回到华盛顿就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把驻德美军司令克莱将军召回来参加会议。克莱在会上强调指出，由于美英双方的空运已合併为统一协调的行动，空运的效率又有了提高。但要成功，还需要更多的飞机。 总统问与会者意见如何。没有一个人支持克莱。会开完了，总统把克莱叫到他的办公室，对克莱说：“将军，我想你很不愉快吧。没事。你会得到这些飞机。”杜鲁门下命令立即往德国加派飞机。 竞选的形势起了变化，原先人们普遍认为处于劣势的一方赢得了胜利。投票日的翌日清晨4点钟，杜鲁门的侍从把他叫醒，通报说他以200万张选票的优势当选了。 第75页 可是柏林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定。11月中旬德国出现大片浓雾，空运人员英勇搏斗，但进度仍大大减缓。11月27日，空运一度完全停顿达15个小时之久。苏联支持的东区报纸天天冷嘲热讽。这时，虽然供应量很低，克莱仍决定给柏林每户居民分发50磅重的煤(有孩子的家庭发得更多一点)，帮助大家熬过这恶劣的气候。但大雾一直不散。11月30日整整24小时内，只有10架飞机在柏林着陆。浓雾持续到了12月，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在她的日记中写道：“难道老天爷也跟苏联人结盟了?” 尽管天气不好，东区警察又刁难恐吓，但柏林有选举权的选民当中，仍然有863%的人在12月5日走到投票站，选举自己的市长和市政委员会。1949年来到了，因空运而牺牲者达到了34人，天气恶劣，电力供应更加紧张。英国议会通过了决议，要把柏林空运长期坚持下去。天气终于晴朗，空运又恢復了势头。豪利对报界宣布：“即使是最顽固的共产党人也一定看出了，他们的策略已经失败。不论是易北河上的封锁还是冬季的冰雪都未能挡住空运。” 1949年1月20日，笑容满面的杜鲁门总统发表了就职演说，讲稿完全是他自己写的，强调要把和平和民主推广到全世界。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同连战友护送他的汽车阅兵，观众掌声不断，700架飞机飞过了天空。 此后不久，史达林含蓄地暗示他也许愿意谈判。他原先一向强调货币问题，但这次在书面回答一名西方记者关于结束封锁的条件问题时，却对货币问题只字未提。 遵照杜鲁门的吩咐，刚刚接替马歇尔担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指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以似乎闲谈的方式，向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探听史达林不提货币问题有没有什么意义。过了一个月终于有了回音，说货币问题固然重要，但可以在外长会议上讨论。就这样，史达林缓慢地而且是悄悄地退却了。美国大使又问，如果安排了外长会议，封锁是否即可取消。对方的答覆是他还要再打听。 第十四章 总要做得对(6) 在柏林指挥空运的特纳将军这时看到形势好转得太快，担心飞行员们松劲，就在復活节这天组织了运煤飞机大检阅，让飞机几乎是每一分钟着陆一个架次，24小时内运送到柏林的煤多达12941吨。如果说史达林对封锁的效果还抱有什么希望的话，看到这一惊人的数字，他的希望也一定破灭了。 5月，史达林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任何成果，就屈服了。5月12日午夜0时01分，西柏林的电灯全亮了，路障撤除了，铁路恢復了列车运行。就这样，哈里·杜鲁门及其坚持的空运，没有向柏林投掷炸弹，而是投掷糖果，就胜利了。 1953年1月15日，杜鲁门总统在离任时发表的告别演说中，对美国人民说，到一定时候，苏联政权就会自行瓦解。他承认，“谁也说不准这将发生于何时，或者将会如何发生”，但他肯定说“毫无疑问会发生变化”。柏林危机之后，朝鲜半岛爆发了一场热战。然后，恰如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所预见的那样，苏联人于1961年在柏林筑起一道墙，将东西柏林隔开。可是，正像杜鲁门预言的那样，柏林围墙于1989年被推倒，苏联和东德政府都最终瓦解了。1994年6月18日，美国的驻柏林警备部队举行最后一次阅兵时，天上飞过了一架曾承担空运任务的老式双引擎c-47运输机。 附录 哈里·杜鲁门总统 1948年10月27日 在波士顿力学大厅发表的演说 （节译） （这是西方国家歷史上最恶毒的反共政治演说之一，公然叫嚣“我恨共产主义”，要“拯救各地自由人民不受共产奴役”。其言论的荒谬性显而易见。因此，在保留其演讲主要观点以供参考的同时，对一些纯属恶毒攻击的言论做了适当的删除。——编者注） 谢谢你们，我的好友们和同胞们…… 昨天，世界各国自由的人们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黑色威胁。美国人民帮助拯救了他们。今天，世界各国自由的人们受到了共产红色威胁。 美国人民又正在帮助拯救他们。 …… 如果某个别国的人民自由选择了共产主义的治理形式，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在美利坚合众国不要任何共产主义的政府。 如果别国的人民不要共产主义，我们不愿看到有人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他们。 我们已在世界各地採取积极的和成功的行动，来阻止共产主义的威胁…… 我要求你们现在加入这一斗争。 …… 我们的目标是和平，世界上的持久和平。 我们深信，在这原子时代，和平是绝对的需要。但是，只有建立在人权和自由基础之上的和平才会是持久的和平。 我要尽我最大努力争取赢得持久的和平。 必须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美国人民，而且是为了世界各地的人民。 去年3月，我宣布了我国政府的旨在维护世界自由的一项基本决策。在陈述那一决策时，我说过，“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的人民抵抗武装的少数派或外部压力的征服企图。” 根据那项决策採取的第一个步骤，是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这两个受到共产党统治威胁的国家。 第76页 全世界都知道这一政策成功了。为此，共产党人是永远不会饶过我的…… 在德国，我们已採取直率而又坚定的立场，即决不让共产主义将它的触角伸进柏林西区。 我们决不会从这一立场退却。 我们将让柏林人民有饭吃，让德国人民有机会在一个民主政府领导之下，过像样的生活。 …… 共产主义靠贫穷而发达。受苦受难就会招致共产主义的威胁。在繁荣、正义和宽容的地方，这一威胁就会消逝。 在我国，共产主义的现实威胁在于再发生一次大萧条的危险。共产主义的现实威胁在于广泛的失业和正义不得伸张，就像1932年有过的那种情况。 我国的现实共产主义威胁会产生于第80届国会推行的那些共和党政策，因为那些政策有导致我国经济繁荣告终的危险。 我国的现实共产主义威胁会产生于共和党对大企业旨意的屈从，及其想要摧毁美国劳工好不容易才赢来的权利的决心。 你们在11月2日投民主党一票，就是与共产主义做斗争…… 我所能说的，就是我以自己作为一名民主党人而自豪。我们所从事的是一场伟大的斗争，为了自由、为了宽容、为了所有人的权利和福祉而进行的伟大斗争…… 这场斗争就是罗斯福的斗争。 现在它就是我的斗争。 不仅如此，这也是你们的斗争。 我能和你们一起为了我们信仰的事业而进行这场斗争，这使我感到自豪。 第十四章 总要做得对(7) 有你们的帮助，你们的勇敢，以及你们的热情，我们定会在11月2日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第十五章 失败者是一个孤儿(1) 甘迺迪不希望让人记住他是一个软弱的总统，竟然不能把艾森豪留下的计划贯彻实施。 约翰·甘迺迪与猪湾 1961年4月17日下午4点32分，佩佩·圣罗曼蜷伏在古巴一片海滩上，周围是炮火和硝烟，头顶上是嚎叫的战斗机。尽管处境险恶，他仍然尽量集中精力敲击莫尔斯电码发出以下电报：“正在销毁我的全部装备和通信器材。坦克向我们开来。我没有反击手段。正退向树林。无法等待你们。”这位28岁的“2506旅”旅长被优势敌军压迫到一片海滩上，再往后就是大海，还有一大片沼泽地。他环顾四周，只见到处都是自己的伤亡的战士。 佩佩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拨打无线电报话筒，终于打通了。他喊叫：“你们能听见炮声。我要下令撤退了!” 从话筒听到的声音是：“坚持住!我们就来，什么东西都会送来!” “要多久?”佩佩问。他感到绝望了。12个小时以来，那些人不断许诺要来增援，但每一次都叫人空等，一次比一次更落空。 “三四个钟头吧。”话筒传出的声音说。 已经等不了那么久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答应过在佩佩率领的古巴流亡者队伍的“上上下下和两边”都有人增援，但增援显然不会及时来到了。佩佩二话没说，就打手势命令他的人销毁通信器材。他们用枪托砸，用冲锋鎗射击，直到这些器材全变成碎铁片和烂电线。“2506旅”已孤立无援了。 佩佩想给他的人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但环顾四周，海边的村庄都已被夷为平地，棕榈树也都倒了，就像是刮过了一场飓风似的。在这海滩上，他的人成了卡斯楚的飞机看得清清楚楚的袭击目标。 佩佩只好指挥他的人进入沼泽地。这些人在沼泽中转悠了将近一个星期，口粮吃完了，一个个筋疲力竭，只好走出沼泽，束手就擒。有一个人在被擒时叫喊道：“枪毙我们吧，但是发发善心，先给我们一点水喝。” 卡斯楚的兵把这些俘虏装上卡车，塞得满满的。人太挤了，热得透不过气。几个小时后到达哈瓦那时，已有9个人窒息而死。此后20天，他们受到残酷折磨和盘问，有时卡斯楚还亲自进行审问。这些人被关进一座监狱，每100人共用地上挖的一个小坑作为厕所。过去了1个月、3个月，圣诞节又过去了，始终没有人来营救他们。这些古巴逃亡者只有呆在黑牢里，干等着。 3个月前，1961年1月，约翰·甘迺迪乘车前往白宫出席他的总统就职仪式。他的前任、传奇人物艾森豪跟他一起坐在车里。车队在白雪覆盖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缓缓行驶。甘迺迪想找点话题打破车内的沉默。 甘迺迪问艾森豪是否看过《最漫长的一天》，那本书讲的是1944年诺曼第登陆战的歷史。艾森豪回答说没有，还没看过。其实他何必看这本书呢?当年正是他这位盟军统帅亲自策划、监督和实施了歷史上这场最重要的登陆战役。他了解得很清楚，用不着看书。 艾森豪比甘迺迪年长25岁，在他眼里，甘迺迪不过是一个“傲慢的小伙子”。连甘迺迪的一些最密切的同事也觉得他还太年轻，难以挑起总统的重担。他的一位老朋友在他决定参加竞选时就对他说过：“你的时间还长着呢，为什么不等一等?” 然而甘迺迪知道时间不等人。他患上了艾迪生氏病，一种往往致命的肾上腺性疫病，天主教神父已有4次给他做过临终祈祷了。已与死神几次擦肩而过的甘迺迪感到自己必须抓紧机会採取行动。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愿让光阴虚度。 第77页 已经发起竞选运动后，甘迺迪说：“我瞅着这些参选的人，对自己说，好吧，既然他们能行，我为什么不行呢?”竞选最终结束，甘迺迪仅仅以10万张选票的优势击败了共和党的老牌政治家尼克森，而当选为总统。 在就职演说中，甘迺迪宣布火炬已传递到新一代美国人手中。这位43岁的总统说话算话，用了一批年轻人给他当顾问，这些人以前都没有在华盛顿担任过公职。他对他新任命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说：“我们一起学习吧。” 甘迺迪对这批人并不很了解，但是他相信他们的才智。他说：“你们的脑汁是用不完的。”副总统林登·詹森却是一位政坛老将，他觉得这批年轻人确实了不起，说他们是“最聪明能干的”。但有一次他对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说甘迺迪这批才子如何聪明时，饱经世故的雷伯恩却辛辣地说，他倒是希望这些人先噹噹县治安官。 甘迺迪自己也担心全靠新人恐怕难以治理国事，所以他的行政班子中有一半是留用了艾森豪时期的人，其中主要是情报和军事方面的人。这些人大多已在华盛顿工作了十来年，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冷战中，阅歷颇深。 第十五章 失败者是一个孤儿(2) 可是他们是老一代的人，对甘迺迪的年轻并不太感钦佩。老资格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几乎比甘迺迪年长25岁，他只习惯于从艾森豪那位退役五星上将、共和党总统那里接受指示，并不乐意向甘迺迪这一稚嫩新手请示受命。 然而，艾伦·杜勒斯急于让甘迺迪了解一件事情。甘迺迪刚刚就职，杜勒斯就和他的副手理察·比斯尔一起向新总统汇报了与古巴的菲德尔·卡斯楚有关的“情况”。1959年，卡斯楚依靠民众的支持，把巴蒂斯塔政权赶下了台。然而，如同俄国30年前的情况一样，古巴也是革命以后由共产党人掌了权。 杜勒斯和比斯尔都是60多岁的人，他们热心地向甘迺迪解释说，卡斯楚可能成为又一个史达林。 他们要总统明白，在距离美国海岸仅仅90海里的地方决不能容许一个共产党政权。他们说，事实上他们已经有一个搞掉卡斯楚的计划。 卡斯楚刚一当权，艾森豪总统就指示中央情报局制订入侵计划，但他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决不能让人看出是我们插手。”要迅速悄悄採取有效的隐蔽行动，免得艾森豪陷于宣战的政治纠葛之中。 艾森豪本来可以利用他在政治上享有的有利地位。但在1960年，苏联人击落了一架入侵苏联领空的u-2间谍飞机，接着，在联合国于巴黎召开的讨论核裁军问题的最高级会议上，苏联总理赫鲁雪夫愤怒地谴责“西方如此卑鄙的间谍行径”，要求艾森豪赔礼道歉，并且怒气沖沖地退出了第一天会议，使会议不欢而散。在这种形势下，艾森豪自然顾不上中央情报局的入侵古巴计划了。 尽管艾森豪无暇过问，杜勒斯和比斯尔仍继续制订和筹备这一行动计划。因此，甘迺迪就职时，不但继承了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而且也继承了这个已反覆推敲和筹备的要打垮卡斯楚的计划。在甘迺迪就职后的头一个星期，杜勒斯和他的副手反覆向总统汇报了对付古巴的战略，但未谈及具体事实。 甘迺迪手下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位成员后来回忆说，中央情报局关于古巴问题的汇报是“很奇特的”，他们“谈具体问题时总是脱离上下文”。例如，局长和副局长从来没有从头至尾向总统汇报实施计划的具体步骤。总统要求他们具体谈时，他们就罗列一堆细节，让总统依然晕头转向，这两个上了年纪的人似乎觉得总统最好是仍像艾森豪那样，别管得太多才好。 甘迺迪却不那样想，一次又一次开会要弄清如何入侵古巴这一绝密的计划。几个星期后，他终于大致摸清了一点眉目。原来，在艾森豪总统任期内，中央情报局就已经在瓜地马拉的一个秘密基地训练古巴的一批反卡斯楚的流亡分子，编成一个“旅”。中情局计划将这个“旅”送到古巴岛南部登陆，先在那里建立一个小据点，然后逐渐扩大地盘，几天后，再将已经挑选好的一批官员送到那里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新国家将要求美国提供军事保护，同时招募古巴农民参加反卡斯楚的队伍。在美国军事支援之下，这支逐渐壮大的队伍将赶走卡斯楚，掌握古巴全国。 甘迺迪同意中情局的基本想法，但觉得美国的参与过于明显。他问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样一次行动会不会需要美国出动飞机和舰艇进行支援和提供补给?能不能採取逐渐和悄悄登陆的做法……让人觉得是古巴自己境内的一支部队，而不是美国佬派来的入侵军?” 中情局又提出一个计划，但又被甘迺迪否定，原因依旧：“太显眼了。”甘迺迪说：“这简直像一次诺曼第登陆。你们必须降低这件事的嗓声。”他解释说他宁可在军事上冒更大的风险，也不要冒政治上的风险。他不希望自己背上战争的包袱。“只要让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登陆，我们就脱不了身了。”他要求杜勒斯和比斯尔提出一个尽可能周全的计划。他们为头一个计划花了一年功夫，但这一次甘迺迪只给他们4天时间。 第78页 甘迺迪对中情局要求得这么急，是很有道理的。正如一位助手所说，“这个绝密(计划)已是像圣诞节一样人人皆知了。”头年10月，古巴外交部长就公开谴责美国在瓜地马拉训练古巴流亡者准备进攻古巴。美国《民族》杂志在11月发表社论，标题就是《我们在训练古巴游击队吗?》。到了1961年1月，《纽约时报》在头版报导了瓜地马拉营地情况，标题是《美国在瓜地马拉秘密陆空基地帮助训练反卡斯楚部队》。同一个月，《时代》周刊也惊人准确地叙述了这一行动的筹备情形。甘迺迪对这些媒体泄密现象感到惊愕。“我简直不相信我是在读报……卡斯楚用不着特务情报，只要读我们的报刊就够了，一目了然。” 第十五章 失败者是一个孤儿(3) 遵照总统的指示，比斯尔于3月15日向甘迺迪汇报了中情局的第三个计划。这一行动的代号为“萨帕塔行动”，全部符合总统提出的保密要求。入侵地点在古巴岛西南部一处海湾，科奇诺斯湾，即猪湾。那里人烟比较稀少，僻静，海滩平缓，便于夜间顺利登陆。美国将给古巴流亡者提供老式的海军快艇，将他们从瓜地马拉运送到猪湾并供应弹药。卡斯楚有一支规模很小的空军，所以比斯尔计划在登陆前几天提供空中支援，压制卡斯楚的空军。为了不显出美国的参与，比斯尔建议使用老式的曾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b-26轰炸机，这种飞机是古巴流亡者能从公开市场上买到的东西。 比斯尔向甘迺迪说明了“萨帕塔行动”计划，似乎该考虑的事全都考虑到了。总统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安排在4个星期之内开始实施预先的空袭，但总统保留了提前24小时取消行动计划的权利。 计划定下来了，古巴流亡者在瓜地马拉加紧了训练。这支代号为“2506旅”的部队的骨干分子，包括“旅长”佩佩·圣罗曼，都曾在巴蒂斯塔手下干过，跟卡斯楚打过仗。也有一批新人，是中情局为了扩大队伍而从流亡者中间招募来的平民。大部分是古巴人，但还有很少的美国人，他们大都是20岁上下，对现实感到幻灭，想冒险捞外快。他们相信中情局的说法，即古巴民众很快会起义推翻卡斯楚，仗主要是古巴人自己去打，而卡斯楚的军队又“毫无进攻作战经验”，因此这些美国人对作战行动掉以轻心，只贪图享乐。其中一人给家人的信中说，他大部分时间是泡游泳池，喝啤酒，有意思的是，喝的是古巴啤酒。 在华盛顿，距离“萨帕塔行动”预定开始时间仅两周时，甘迺迪总统收到了着名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写的长达4000字的备忘录。这使得他重新思考自己批准“萨帕塔行动”是否妥当。富布赖特当时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他强烈反对由于政治原因而对古巴採取军事行动。他指出，美国的参与是无法掩盖的；倘若入侵遇到了抵抗，或者未能引起一场反对卡斯楚的民众起义，那时美国就会被迫公开使用武力支援入侵。他说，假如我们走到那一地步，即便是找到文字上的合法藉口，也仍然会毁掉我们30年来为稳定拉丁美洲局势所做的工作。富布赖特建议总统最好是寻求一种外交解决方案。 在中情局的行动计划和富布赖特主张的外交解决方案这二者之间，甘迺迪举棋不定，于是请富布赖特到白宫，当面向总统及其顾问们陈述他的意见。这时离预定的开始空袭的日期只有10天了。富布赖特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他为什么反对向古巴动武。他发言完毕坐下后，全场鸦雀无声。总统问大家：“你们意见如何?行还是不行?”没有人回答。除了甘迺迪焦急地用指头敲击桌面的声音以外，会场静悄悄的。最后，一位自从罗斯福时代起一直在对外政策班子里工作的人打破了沉寂，他说：“跟卡斯楚的对抗只是早晚的事，所以……我主张动手干吧!”有了这位长者带头，顾问们才纷纷表示贊成採取行动。 亚瑟·施莱辛格是甘迺迪的多年好友，这时担任甘迺迪的特别顾问，他在会上一言未发，会后急忙写了一个备忘录交给了总统，指出中情局的计划只有在集中对付古巴而不管别的地方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但考虑到整个西半球和其余地区时，反对这一决策的理由就开始显得有力了。”他指出美国的参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引起的反响将是严重的。世界各地对美国新政府的好感本来在上升，但一实施对古巴的入侵，好感就会消失。施莱辛格直率地指出：“这一行动是一个糟糕的主意。” 甘迺迪这时感到左右为难。距离“萨帕塔行动”的预定开始日期只有一个星期了，杜勒斯看到总统拿不定主意，就施加更大的压力。他告诉总统，若取消入侵计划，就还会有一个善后处理问题，需要把那些人从瓜地马拉接出来，转移到美国，他们就会到处乱逛，到处宣扬他们在瓜地马拉干了些什么。他还表示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气概，说不能让人看到美国胆小怕事。甘迺迪不希望让人记住他是一个软弱的总统，竟然不能把艾森豪留下的计划贯彻实施。因此，他决定採纳杜勒斯这位有经验的中情局长的意见，而把富布赖特、施莱辛格和国务院的意见撇到一边。他决心批准“萨帕塔行动”。 第79页 艾伦·杜勒斯认为向古巴进军从军事上来说“易于反掌”，在入侵开始前的周末他自己离开华盛顿，到波多黎各一家不向公众开放的俱乐部度假了。 “萨帕塔行动”于4月15日开始，一切按计划进行。一批老式的b-26轰炸机从尼加拉瓜起飞，袭击了卡斯楚的空军。华盛顿接到的报告说袭击成功，已摧毁卡斯楚空军80%的实力。中情局认为卡斯楚已经没有飞机可用，就取消了“2506旅”滩头登陆时的空中掩护。 第十五章 失败者是一个孤儿(4) 两天后，4月17日午夜刚过，中情局训练出来的“2506旅”乘船驶向古巴。但是，当他们驶近登陆地点时，发现那里并不是中情局所说的只有几座空的房舍，而是亮着灯，有人居住。该旅的领导立即决定一上岸就首先抓捕那里的人。但这时又出现了中情局另一情报失误：他们的船撞上了事先不知道的暗礁和珊瑚礁，有两艘船撞破了，一艘正在下沉，大家只好跳下水，又湿又累地奔到滩头。到了滩头，又发现卡斯楚的侦察兵刚刚来过这里，滩上有一台无线电报话机还是热的。显然，卡斯楚已经预先有所防备了。 卡斯楚于4月17日，星期一，凌晨3时15分，收到了来自猪湾的报警信号，这丝毫没有让他感到惊奇。正如甘迺迪所估计到的，卡斯楚利用美国报刊披露的信息，已经採取了反入侵的防备措施。几个月来，他反覆告诫古巴民众说“侵略”在即，在电视上播放预先录制的录像带，教导民众如何对付入侵。连古巴儿童玩的游戏也由“牛仔捉印第安人”变成了“古巴人捉美国佬入侵者”。更糟的是，猪湾并不是中情局所说的已无人居住的荒滩，相反，它是卡斯楚经常光临的钓鱼之地。卡斯楚早已开始对他的军队进行反入侵战的训练，对海滩地形都研究透了。 古巴代表在联合国指责是美国发起了无端的袭击，美国的大使史蒂文森则竭力为自己的国家辩护。与此同时，卡斯楚亲自出马指挥猪湾的防御战。与中情局的情报估计相反，预先的空袭仅仅炸毁了卡斯楚的很小一部分飞机，而大部分飞机这时都出动了。“2506旅”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又受到敌机轰炸扫射而无空中掩护。当地的古巴民众并未起义，而且站在了抗击入侵的一边。卡斯楚还事先採取了措施，把被怀疑有可能叛逆的几千人关进了监狱。 这时在华盛顿，甘迺迪和他手下的人对外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在白宫墙里面，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对这次行动处处出毛病感到痛心不已。显然，入侵正在失败。更加烦人的是消息也不畅通，中情局为了保密，只给“2506旅”配备了简陋的通信器材，从登陆滩头髮出的信息要通过几条渠道才能转到华盛顿，往往都成了几个钟头之前的旧闻。不管怎样，传来的都是坏消息。 但总统还得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照常保持对外的活动。那个晚上，总统夫妇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在白宫招待了400来位尊贵的男士和女士，甘迺迪显得跟平常一样心情愉快，风度翩翩。然而，午夜后，等最后一批客人一走，甘迺迪和他的重要顾问们顾不上更换衣服，就马上走进内阁，那里一直聚集着中情局、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些官员。 室内的气氛是阴沉的。谁也不明白这一入侵行动怎么会弄得这么糟。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人居然对付不了一个第三世界的小岛国。甘迺迪后来回忆这个晚上的感受时写道：“力量的限度和窘境，以及力量与人的命运的关系，从来不曾像这次一样表现得如此明显，如此刻骨铭心。”甘迺迪和他的一班人对当时的形势无能为力，只能等候那一桩桩迟到的坏消息传到他们这里。 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非常着急，想要挽救这次入侵和挽救“2506旅”。他在房间里踱步，嘴里不停地骂脏话。 “我能派航空兵进行空袭吗?”伯克问总统。 “不行。” “我们能派去几架飞机吗?” “不行。别人会认出是美国的。” “我们能发射点东西吗?” “不行。” “如果你让我派两艘驱逐舰去，就可以提供炮火支援，牢牢占领那滩头阵地。” “不行。” “一艘行吗?总统先生?” “不行。” 那天早些时候，甘迺迪收到了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的信，赫鲁雪夫威胁说，如果美国加剧对古巴的武装干涉，苏联将在军事上做出反应。他说：“我希望美国政府将考虑我们的观点，不要採取有可能导致军事灾难的步骤。”甘迺迪对这一威胁不能不认真对待。他已经在入侵一事上赌博，赌输了，如果再加大赌注而把苏联牵扯进来，那赌本就太高了。但是他总不能对陷在海滩上的那些人坐视不救。大家最后达成了妥协，甘迺迪批准给他们提供一个小时的空中支援。 中情局一个特工人员联繫上了佩佩·圣罗曼，佩佩这时刚刚看见卡斯楚的一辆坦克轧死了他的一个才16岁的战士。 佩佩在报话机上喊叫：“你们这些婊子养的，都猫在什么地方了?怎么抛弃我们了?” 第80页 中情局特工说：“你有你的难处，我也有我的难处啊。我们今天晚上会过来的。” “你昨天就这么说了，”佩佩喊道，“可是没有来啊。” 第十五章 失败者是一个孤儿(5) 甘迺迪批准出动的6架战斗机从尼加拉瓜起飞，可是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错误：居然谁也没有想起华盛顿与尼加拉瓜有一个小时的时差。等到这6架飞机飞到猪湾上空时，地面上的战事已经完结了。“2506旅”的人在沼泽里看到太阳升起时，甘迺迪在自己卧室里哭泣。他只好让这批人听天由命，或是死，或是当俘虏了。 甘迺迪对于这几百人的绝境深感内疚，又感受到苏联人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同时又发现他手下资歷最长的顾问竟然是既无能又工作马虎，他认识到，现在该由他自己做出决策了。 在那天晚些时候会见记者时，甘迺迪迴避了记者们追问谁应当对这次失败负责的问题。他对到会的大批记者说：“有一句谚语说得好：胜利有一百个父亲，失败是一个孤儿。重要的只有一个事实，即本人是这届政府的负责官员。”甘迺迪总统明白了，在白宫能做决策的只有他自己。从今往后，他决心承担起决策的责任。 艾伦·杜勒斯从休假地返回巴尔的摩时，中情局一个官员向他汇报了“萨帕塔行动”惨败的情形。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喝威士忌，直到第二天下午才给总统打电话。比斯尔则检讨说，这次在古巴失败都“怪我对准军事行动缺乏经验，让中情局陷得太深太急”。甘迺迪却不需要给自己找藉口，他也不再需要像这样的人。总统免除了杜勒斯和比斯尔两人的职务。 甘迺迪把他最信任的朋友和工作人员安排在对外政策的职位上。这是一个新政治时代的开始，甘迺迪打算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外交方面，而不是单边军事行动方面。为此，甘迺迪就需要他的顾问们有理智和有能力，而不是像中情局原领导人那样自以为什么都懂而趾高气扬。 一年后，甘迺迪自己的班子就遇到了他们的头一次重大考验。猪湾事件以后，卡斯楚出于对美国的恐惧而正式与苏联结盟。苏联人为保卫这个新盟友而将核飞弹运进了古巴。赫鲁雪夫公然向美国挑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摩拳擦掌，主张一战。 在13个紧张的日日夜夜，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古巴飞弹危机的发展。甘迺迪总统顶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赫鲁雪夫两方面的好战压力。他立即下令对古巴岛实施海军封锁，但随后将主要精力放在外交活动上，而不是放在军事行动上。他在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目标不是以武力取胜，而是要伸张正义；不是以损害自由为代价求和平，而是既要和平也要自由。”最后，他镇定而又自信地通过谈判处理了这一微妙局势，既保持了自由又保持了和平。 1986年，即猪湾事件25年后，经过爱德华·甘迺迪参议员(甘迺迪总统的弟弟)的斡旋，最后一名被囚禁在哈瓦那的“2506旅”成员拉蒙·孔特·埃尔南德斯获释了。此时他已57岁，身体衰弱，但依然立志要推翻卡斯楚。他说：“我不认为战斗已经结束。古巴仍不自由……我将继续作为一名战士为自由奋斗。”他在他82岁的母亲的陪同下，从古巴飞到了迈阿密。 1962年，甘迺迪总统通过中间人做工作，与古巴当局做了一笔交易：以价值5300万美元的食品和药品换取“2506旅”被俘人员的释放，但其中有9人当时未能回到美国。 埃尔南德斯是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他在迈阿密说：“我感谢美国人所做的一切。在这里以及在任何地方，我都依然是一名自由战士。” 附录 约翰·甘迺迪总统 1961年4月20日 在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讲话 卡特勒奇先生，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会员们，女士们和先生们： 我国这样一个伟大民主国家的总统，以及你们的报纸这样一些伟大报纸的主编们，都对人民负有一项共同的义务，这就是要说明事实，而且要採取坦诚的态度，说明事实的前因后果。正是记住了这一义务，我在过去24小时内决定趁此机会简明扼要地谈谈最近在古巴发生的事件。 在那个不幸的岛屿上，如同其他许多尚在为争取自由而奋斗的地方一样，情况不是好转而是恶化了。我原先已强调指出过，这是古巴爱国者反对古巴独裁者的斗争。我们没法不表示我们的同情，但我们已反覆声明我国的武装力量不会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 在我们或我们的盟国没有受到外来袭击的情况下，我们若是进行单边的干涉，那都会是违背我们的传统以及我们的国际义务。但是让记录表明我们的克制不是没有限度的。一旦美洲国家之间互不干涉的原则被用做无所作为的藉口——一旦本半球国家未能履行自己防范外来共产主义渗透的承诺——那么我就要让人们明确懂得，我们的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履行自己确保我国安全的首要义务! 第十五章 失败者是一个孤儿(6) 一旦出现那种情况，我们决不想让那些被布达佩斯流血的街道打上了烙印的人来给我们讲什么“干涉”!我们也绝不会接受与这次一小批英勇的古巴流亡者同样的结果。这些英勇的人尽管事先知道他们所冒的危险巨大，却依然奋不顾身，勇敢地试图夺回自己岛国的自由。 第81页 然而古巴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岛屿；我们的关心也不会止于表示一下不干涉或遗憾。在古代或近代歷史上，一小批自由战士与专制政权抗争，这也不是头一次。 共产党人的坦克碾压为自己祖国独立而奋战的英勇男女，这不是头一次。在地球上各个地方，包括古巴在内，这也绝不会是争取自由反抗暴政的永恆斗争的最后一幕。 卡斯楚先生说这些人是僱佣军。据报刊报导，从那古巴海滩传出的最后信息是，当问到起义者指挥员是否撤退时，他回答说：“我决不离开我的国家。”这绝不是僱佣军的回答。他现在已去山区与那里的无数游击战士会合，他们都充满着同样的决心，绝不会忘记那些已英勇捐躯的伙伴；绝不会听任古巴沦陷于共产党人之手。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 …… 曾经一度支持卡斯楚的人现在对他的压迫充满仇恨，卡斯楚企图将这一点归罪于我们美国，这是我们不会接受的。但是我们仍可以从这一发人深思的事件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有些教训现在也许还不明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信息。有些教训则现在已经明显。 第一，在古巴，或是在任何别的地方，对共产主义势力显然均不能低估。期盼每一个狂热暴君垮台的人们，都不应忽视警察国家的优势，即它是利用大规模恐怖和逮捕来防止自由言论的传播。如果自由人的自律比不过铁拳强加的纪律——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科学上以及其他种种斗争方面都如此——那么自由所遇到的危险就会继续增长。 第二，我们国家，还有本半球所有的自由国家，显然都必须更密切和更实际地注视外来共产党干涉的危险及其在古巴的统治。铁幕坦克和飞机出现在距离我们海岸不到90海里的地方，美国人民对此不会漠然视之。然而，古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对我国生存的威胁还在其次，它更主要的威胁是在于它构成一个用来对本半球其他自由国家进行颠覆活动的基地。现今处于更大危险之中的，主要还不是我们的利益或安全，而是它们的利益或安全。我们必须显示出我们的意志，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是为了它们。 证据是明显的——时间则是已经不早。我们和我们的拉美朋友们不能不正视一个事实，即我们再也不能把本半球自由的存亡这一现实问题推迟到以后再处置。与其他某些问题不同，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任何中间立场。我们必须共同建设一个让自由得以繁荣的半球；这里任何一个受到外来袭击的国家都可以确信，我们的全部资源都随时做好准备，对任何援助的要求都会作出反应。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的是，我们在全球每一个角落都面临着一场无情的斗争，它远远超出了军队的冲突乃至核武器的冲突。军队是有的，而且是庞大的。核武器也是有的。但军队和核武器都主要是充当屏障，用以掩护颠覆、渗透和其他的渐进策略，在不致引起我们军事干涉的情况下，从一个又一个薄弱地方下手。 …… 我们不能不看到这场新的和更深刻的斗争的阴险性质。我们不能不掌握新的理念、新的手段和新的紧迫感来对付它——在古巴或者在南越都是如此。我们还不能不认识到，这场斗争是天天都在进行之中，在全球各地。在乡村和市场，在教室之中，日日夜夜，它都在悄悄进行之中。 从古巴传出的信息，从寮国传出的信息，从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地传出的信息，都是相同的。那些怡然自得的、自我陶醉的和软弱无力的社会都将被扫进歷史的垃圾堆。只有坚强的、勤奋的、充满决心的和勇敢的社会，只有能看清当前斗争真实性质的社会，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这是我们国家和我们政府面临的最大任务。这是最需要我们为之付出一切努力的最大挑战。我们一直把眼睛盯着传统的军事需求，盯着那些打算越过边界发动进攻的军队，盯着那些摆好发射架势的飞弹，这样盯得太久了。现在该明白，再仅仅盯着这些已不够了，该明白，在没有一枚飞弹来袭或没有军队越界进攻的情况下，我们的安全也可能一点一点、一国一国地逐渐丧失。 我们要从这一教训中吸取教益。我们要重新审视和重新安排我们的各种力量——包括我们通过你们这一集体重新审视我们的策略和体制。我们要加强努力来进行当前这一种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比战争更加困难的斗争，尽管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会常常遇到失望的事情。 第十五章 失败者是一个孤儿(7) 我深信在我国以及在自由世界中，我们拥有必要的资源，拥有必要的技能，还有我们对人的自由的信念所更加增添的力量。我同样深信，歷史将会记录这样一个事实，即这场激烈斗争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达到其顶峰。因此请让我表明，不论要付出多大代价和经受多少危险，我作为美国总统都决心要维护我们制度的生存及其成功! 第十六章 蘑菇云(1) “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相信的是什么，我知道我要把国家领向何方。” 乔治·沃克·布希与伊拉克战争 1981年6月7日，以色列一个中队的f-16战斗轰炸机在一批f-15战斗机的掩护下，腾空而起。这些按照沙漠色调涂上迷彩的飞机掠过沙特阿伯拉北角上空，于黄昏时分进入伊拉克领空，向北飞临幼发拉克河谷。 第82页 它们飞临目标后，f-15战斗机在空中布成环形防线，掩护着专门为执行此次任务而改装过的f-16飞机逼近巴格达南边一座巨大的穹顶建筑物。这8架战斗轰炸机减速，按编队顺序逐一向那座建筑物俯冲，每一架飞机朝它投下两枚重2200磅的自由下落炸弹。16枚炸弹全部命中目标，那座庞大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物坍塌了。以色列的飞机加速唿啸而去。 这座巨大蛋壳屋顶的建筑是伊拉克花275亿美元请法国人建造的塔穆兹i型核反应堆，刚刚才运转了几个星期。在以色列这次空袭中，一名法国技术人员丧生。 这次袭击在阿拉伯世界、苏联、欧洲各地和联合国安理会受到了强烈谴责；在美国，白宫也表示了谴责。 以色列对国际谴责满不在乎。以色列总理贝京说这次空袭是“预防性自卫行动”。他指出法国已开始向伊拉克提供武器级的铀，萨达姆·海珊(当时还是一个刚刚掌权两年的独裁者，还没有什么名气)利用这些铀，可以“在最近的未来造出三个到五个广岛级的核炸弹”。伊拉克是一大产油国，肯定不需要用大型核反应堆来发电。 世界各国政府和领导人都谴责以色列，但他们内心里却都舒展了一口气。 差不多是22年以后，美国的两架f-117隐形战斗机在夜色中飞入伊拉克领空。它们以亚音速飞向巴格达以南的一个目标，叫“多拉农庄”，去执行一项特别任务。这是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伊拉克布置的“摇滚乐歌星”情报员罗肯所提供的情报，而下达的任务。 中央情报局在伊拉克境内有一批“摇滚乐歌星”密探。但有一些密探不久前被萨达姆的安全机关发现，遭受酷刑后被处死，连他们的家属也遭了殃。许多密探吓得不敢动了，但罗肯却无所畏惧。他通过卫星电话继续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 2003年3月19日，罗肯发来了一个最紧急的情报。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中情局长乔治·特纳特立刻赶到白宫，在椭圆形办公室旁边的餐厅里向乔治·沃克·布希总统汇报了情况。罗肯这一“实时情报”提供了萨达姆和他的两个儿子所在的地点。总统和他的这两位顾问正在讨论怎样实施一次“斩首”行动时，罗肯又发来情报，说他刚刚见到了萨达姆的两个儿子乌代和库赛在该地，估计萨达姆本人当晚会返回该地。 此时下令袭击萨达姆的多拉农庄住所，可以使伊拉克军队陷于混乱和防止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但这一行动肯定冒有风险，执行任务的飞行员要冒险，而且“斩首”目标可能落空，也许只是炸死了一些妇女和儿童。萨达姆也许会实行报復，向以色列发射飞弹，或者纵火焚烧油田。然而，乔治·沃克·布希总统毅然决定採取行动。 布希下此决心，令许多人感到意外，也许这位总统本人也感到意外。2002年9月，他曾对一批教会人士说：“此时此刻，我本来也许是在德克萨斯的一间酒吧，而不是在这椭圆形办公室。我找到了信仰，我找到了上帝。是祷告的力量使我到了这里。” 布希这位福音派基督教徒，是在40岁时摆脱酗酒问题而清醒过来，使自己生活变了样。 这位布希有一次说过，他原先的生活就是“饮酒、作乐和瞎逛”。他祖父当过参议员，他父亲当过总统，他本来也该是前程远大，但却总是不如人意。他父亲在耶鲁大学时就既有学问又是体育运动能手；可是他在大学里却是丙等生，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大学生联谊会员。他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海军里最年轻的飞行员，在太平洋上空与敌机交战而被击落，幸得救于潜艇；可是他参加航空国民警卫队后，却因屡屡旷课而被取消飞行权利。他父亲在德克萨斯石油生意中创建了可观的家业；他却四处钻孔，赔掉了几百万美元。他父亲在政府系统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他却像堂吉诃德似地竞选过国会议员而落败。这位年轻的乔治也做过种种努力，只是总不成功。他说过，“生活有它的周折，有它自己的要求，写它自己的故事，在这当中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并不是那写故事的作家。” 这两代的布希都名叫乔治，却很不相同。老乔治·布希是从康乃狄克州格林尼治培养出来的正统家长，小乔治·布希却是西部德克萨斯的典型野小子。据他们的一位亲戚说，这父亲总觉得这儿子说话粗鲁，缺乏涵养。甚至在老布希当总统期间，当英国女王伉俪来访时，这父亲也让这儿子坐在餐桌另一头，叫他别跟客人说话。女王问总统夫人芭芭拉为什么让这儿子成为家里的“黑羊”，芭芭拉解释说因为他说话有点太粗，而且穿着打扮也是随心所欲，例如爱穿牛仔靴子，靴子上还有“德克萨斯”或“上帝佑我美国”的字样。(女王后来问小乔治·布希当天晚上赴国宴时穿哪双靴子，他回答说要穿的一双将是写有“上帝佑我女王”。) 第十六章 蘑菇云(2) 可是情况变化了。到40岁上下，一般人已遇上中年危机而希望变得年轻一些，乔治·沃克·布希却是经歷了良知危机而突然变得成熟了。他将基督视为自己的救星，停止了酗酒，还坚持天天跑步，跑步保持需要费劲的速度，快到终点时还得加速。从前的浪荡公子变成了自律的模范。 第83页 1988年，他为他父亲的成功竞选出了大力，这一出色表现使人们对他刮目相看，他对自己的看法也不一样了。4年后，他父亲竞选连任失败，他曾十分愤怒。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促使他自己加倍努力。他首先通过成功的竞选担任了德克萨斯州长，又以压倒多数票赢得了连任，然后直奔白宫。(在这期间，他出售他在德克萨斯“巡警队员”棒球队的股份，赚了一笔钱。)看来，好像是他父亲的第一次真正的失败促使他走上了惊人的成功之路。 老布希确实也为他儿子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小布希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大选后的计票争议中，以及就职后的行政班子中，老布希当年的一些同事和顾问都为小布希出了大力，并担任了要职。尽管如此，小布希的为人处事和总统工作作风却表现出他的德克萨斯特点，更近似于罗纳德·里根，而不同于他的父亲。他搬进白宫后，没有因为工作的重担而改变自己的生活规律，仍充分利用时间锻鍊身体和睡眠。给他当过撰稿人的戴维·弗鲁姆描写说：“布希不是一个轻量级的人。相反，他是一种很特殊的重量级典型。他常常说话走嘴，有时也忘事，可是他的视野宽阔，目光锐利。只要他看到了新的机会，他就有勇气对之採取行动。” 当我在一次人数不多的记者午餐会上头一次见到乔治·沃克·布希时，我看到他的实际表现与一般人对他的看法大不相同。在讨论政策问题时，他游刃有余，既掌握了事实和政策的微妙之处，也掌握了会场的气氛。副总统迪克·切尼就坐在他的对面，他却不向切尼请教，切尼也没有说什么话。布希有一次对他的竞选顾问们说，“政治就是感知”，看来他决心不再重犯他父亲犯过的错误。 至于布希的为人，曾长时间与他相处的弗鲁姆对他做了一番也许是恰到好处的描述：“布希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人。他是一个好人，却不是软弱的人。他有许多缺点：缺乏耐心，容易发怒，有时说话随便，甚至较真；往往没有足够的好奇心，因而对一些事了解不多；思考比较接近于常人，也许不大像是一个领袖。然而比这些缺点重要得多的是他的优点：正派、诚实、端庄、勇敢和顽强。” 要下定在阿富汗开战的决心，这对于布希总统来说并不难。在“9·11”事件以后，美国人民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支持白宫下决心剷除恐怖主义。布希无愧于他的牛仔形象，发誓要捉拿奥斯马·本·拉丹，“死的活的都要”，要把本·拉丹的恐怖组织“用烟燻出山洞”。一些评论家批评布希总统在动武一事上粗鲁，其实他在开战之前是相当克制的。当时许多美国人要求立即动手，可是布希等了差不多一个月才下令向阿富汗投下第一批炸弹。他向世界宣布，“对于那些干下这些坏事的恐怖分子，以及那些窝藏恐怖分子的人，我们将同样处置”，这就是改写了国际关系的规则。 “9·11”事件使布希赢得人心和声望，更重要的，是使他对于自己作为总统有了明确的使命感。“我的任务就是保护美国，”他说，“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这位再生的基督教徒在每次内阁开会时都首先做祷告，他说反恐怖战争是“善与恶的一场重大斗争”。纽约参议员查尔斯·舒默说：“他好几次对我讲，他这总统当得怎样就全看这件事，成功不成功就看能不能实现扫除恐怖主义的目的。” 但是布希总统的“大发现”是美国军人从阿富汗传来了惊人的消息：本·拉丹的“基地”组织一直在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副总统切尼已长期关注这一问题，认为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就是恐怖分子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或核武器袭击美国的城市。从这方面来看，“9·11”事件只是令人惊醒的一个信号。 有鑑于此，布希和他的战时内阁制定了一项新的政策：美国要在遭受袭击之前就消除国家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布希在西点军校一次毕业典礼上说过，“我不会在危险日增时坐待事件发生。我不会在危险越来越近时袖手旁观。”美国要对敌人先发制人——不再白白挨敌人第一枪。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在一次接受记者採访时解释了这一新思想：“我们不要让冒烟的枪变成蘑菇云。” 既然“基地”组织想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人们自然会想什么人会给他们提供这类武器。如果说“父亲的孽债要子女来还”，那么老布希一项未完成的事业现在该由小布希来承续了。 第十六章 蘑菇云(3) 那是在1991年2月末，经过6个星期的轰炸和仅仅两天的地面作战以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部队已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但他们在逃出科威特市之前首先将该市洗劫一空——小汽车、成箱的衣服、成袋的面粉、儿童图书以至婚纱等等，能抢到什么就抢什么。他们的军车加上掠夺来的小汽车和塞得满满的货车，沿着6号公路北行的四条车道，在夜间混乱不堪地移动。 当这些车队驶近科威特边界时，美国空军的12架f-15飞机飞到了这目标密集地区的上空，将车队一头一尾炸瘫以后，中间成千辆的汽车在沙漠的夜色中乱作一团，任由美军飞机轰炸扫射。惊恐的伊拉克士兵纷纷逃命。 第84页 第二天一早媒体记者们赶到现场，拍摄了到处都是断肢残躯、血流成河的场面，再转播到世界各地。这就成了出名的“死亡公路”。一些人权组织纷纷谴责美军残害无助人众的暴行。 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向当时的总统老布希报告说，再继续打击伊拉克人“有失美国人骑士风度”。布希也对媒体转播的那些场面感到震惊，同意了鲍威尔的意见。他决定停火，同时相信伊拉克国内的各种力量会起来推翻萨达姆·海珊。他对前线司令官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说：“这些屠杀场面让我们开始背上某种不受欢迎的政治包袱……何不就此住手呢?”海湾战争该会是一场“干净的”胜利。在开战刚刚100个小时就停战，这对于最高统帅布希总统来说，是一个勇敢的决定，反映了他的顾问们、国会和媒体的意见，顺应了美国和世界人心。 只可惜这一决定错误地估计了伊拉克国内的形势，走错了一步，给随后许多年带来深刻的影响。“死亡公路”固然是惨不忍睹，但伊拉克军队多数人还是已经逃脱，其损失并不像原先估计的那样惨重。由于过早停战，伊拉克得以保全两个共和国卫队师、多达700辆的坦克以及一批武装直升飞机。海湾战争一停，萨达姆立刻利用这些坦克和直升飞机在南部的巴斯拉地区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什叶派穆斯林，在北方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库德人，重新控制了他的国家。 此后12年当中，萨达姆无视美国规定的停火条件和联合国的制裁，行为日益放肆。 老布希单方面地停止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小布希则在考虑怎样再发动这样一场战争。老布希曾认为向巴格达进军“欠妥”，小布希则想要直捣巴格达，打死或生擒萨达姆及其帮凶。他在一所小学说过这样的话：“假如你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就容易下决心。假如你也像一些人那样总是顾虑风朝哪个方向吹，下决心就可能挺困难。但是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相信的是什么，我知道我要把国家领向何方。”就这样，他要纠正他父亲的错误。 布希根据他得到的情报，相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与“基地”组织有联繫。总统的决心很明确了：要防止那看来已显得是不可避免的由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造成的惨祸。他请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托米·弗兰克斯将军策划对伊拉克採取行动。 布希还确信，不论萨达姆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都是一个恶棍，即使仅仅从人道主义考虑，也应该把他除掉。《纽约时报》报导：“萨达姆·海珊在他当权的23年当中，把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中世纪式的屠杀场所，还把某些恐怖手段出口到他的邻邦。”据“人权观察小组”报导，萨达姆通过战争和恐怖镇压，导致了100万伊拉克人死亡，其中受迫害而死的平民达29万人(仅1987—1988年就用神经毒剂和芥子气屠杀了5万至10万库德人)，其余的人则是死于他对伊朗和科威特的战争。目击者和受害者列举了秘密警察的种种暴行，包括为逼供而强姦受害人的妻子和女儿，挖眼睛，施加电刑，泡酸水浴以及暗杀等等。大量受害人遭受严刑拷打而成为残废。1999年，因监狱人满为患，可能有数以千计的在押者被成批枪毙。据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2003年指出，在此以前的5年中，由于伊拉克官员盗窃和截留国际社会提供的食品和药品，有40万儿童饿死或因得不到医治而病死。美国国会一项调查发现，萨达姆本人就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中窃取了110亿美元。布希对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说：“每次我发表讲话，都提醒人们记住那个政权的罪行。” 在总统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布希将伊拉克列入“威胁世界和平的邪恶轴心”。《华盛顿邮报》一位专栏作家说总统这一咨文“大胆得惊人，就差一点没有宣战”。布希把全国团结起来迎接艰巨的任务。他说：“美国人民希望马上大干一场，我不得不向他们说明这是需要分成好几个步骤来进行的战争。” 策划对伊拉克战争的会议频频进行，总统均亲自与会。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之间很快出现了意见分歧，国务卿鲍威尔认为五角大楼是在把总统推向战争。其实，总统一直是站在主战的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一边。有一次，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在她的办公室跟三位参议员讨论如何争取国际上支持对萨达姆採取强硬立场时，布希忽然推开门说：“操他萨达姆，我们得把他干掉。”那三位参议员只好尴尬地笑笑。尽管如此，鲍威尔还是说服了总统再向联合国提出一个议案，让武器核查小组重返伊拉克。 第十六章 蘑菇云(4) 这议案在联合国通过了。这时布希可以让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开足马力前进。 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组长汉斯·布利克斯声称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表明布利克斯在他的报告中扣押了信息——布希的许多最亲密的顾问认为布利克斯在撒谎。布希问中情局长特纳特，伊拉克到底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纳特说这是一个保准命中的“扣篮”：萨达姆在20世纪80年代用过这类武器，据知是在20世纪90年代把它们藏起来了。正像副总统切尼所问的那样，如果萨达姆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忍受这么多年的联合国制裁和放弃高达10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岂有此理嘛!”甚至埃及的总统穆巴拉克也证实，他自己的情报网发现过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验室。 第85页 鲍威尔加紧鼓吹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他认为中东充满了反美情绪，美国一发动进攻，只会使伊斯兰恐怖分子又一次得到招兵买马的机会。他认为如果美国决心开战，那么至少也要有一批盟友，就像老布希总统在海湾战争之前建立的同盟一样。此外，鲍威尔等人还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萨达姆有可能对美军使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他有可能纵火烧油口，在美国经济还在艰苦奋斗之际扰乱世界石油供应。他也许会把他的军队撤到巴格达，迫使美军进行巷战而蒙受重大伤亡。这个独裁者还可能把战争扩展到别的国家，向以色列或沙乌地阿拉伯发射“飞毛腿”飞弹。鲍威尔还认为这一战争所需要的兵力会大大超过五角大楼的预计。除了这些几乎是弗洛伊德式的臆想之外，曾给老布希总统当过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也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入侵伊拉克，将会使中东变成一个“火锅”。他所说的是不是老布希当年的想法? 2003年新年过后不久，布希总统把鲍威尔召到椭圆形办公室，对这位前将军说：“你该穿上你的军装了。” 当布希准备开战时，他依然保持了他严格自律的生活规律，每天早就寝，早起床，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跑步和做操。他的父亲曾告诉他说自己在海湾战争期间睡眠不足，后悔不已。布希绝不再犯这种错误。但有趣的是，尽管他面临的形势与海湾战争有些相似，他这时并不向他父亲徵求意见。他对人说：“你知道，在实力较量问题上向他请教是不行的。我向一位更高尚的father请教。”（“father”本意为“父亲”，此处为大写，指“上帝”。——译註） 当战争变得临近时，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走上街头游行和集会，抗议美国的对伊拉克政策。游行的人把布希叫做屠夫和杀人犯。美国的一些盟国公开反对入侵伊 拉克。只有英国首相布莱尔冒着下台的风险，支持布希。 可是布希坚信，对伊拉克开战固然有风险，但坐待萨达姆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是将这类武器提供给恐怖分子，会更加危险。他说：“如果我们坐待威胁完全变成现实，那就太晚了。”他还相信推翻萨达姆会有助于改造中东：“自由是上帝给世界上每个人的礼物。”布希的标志是先发制人和积极推进民主，在这两点上，他都不会手软。 2003年3月初，布希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见了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争取他们投票贊成一项授权对萨达姆使用武力的决议，但毫无所获。经过了几个月的外交活动，布希仍空前孤立。这时他说：“如果我们不得不单干，那么我们就单干，但我不会不干。”美国出兵，只有英国和西班牙出力相助。布希不能像他父亲那样建立一个有众多盟友的同盟。但布希不怕。 参议员查尔斯·舒默谈到布希总统时说：“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布希总是按照他的本能去走，这是他的强项之一。当总统周围的风四处乱吹时，他仍有他自己内心的陀螺仪，这总统就了不起了。” 2003年3月17日下午8点钟，布希给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他在48小时之内离开他的国家。3月19日，当限期将满时，总统在白宫召开他的战时内阁会议，驻中东的美军司令官们与会场保持电视线路联络。会场一片肃穆，一位与会者后来说：“连一根针掉下来也会听得见。”萨达姆始终毫无动静，布希总统就宣读命令：“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伊拉克人民的幸福和自由，我现在命令开始实施‘伊拉克自由’行动。”他接着站立起来，向美军司令官们敬礼，再走出会议室。此时他两眼都含着泪水，走了几步，做了祷告。 上文中谈到的那两架f-117隐形战斗机，在星光闪烁的沙漠之夜直奔多拉农庄。每架飞机携带了两枚egbu-27式能穿透钢筋混凝土掩体的炸弹。飞行员启动了雷射制导的瞄准系统，准确投弹。紧随在后的，是16枚从海上发射的“战斧式”巡航飞弹。 第十六章 蘑菇云(5) 此时在华盛顿，布希总统正在椭圆形办公室隔壁的一间书房观看电视实况转播，国家安全顾问的副手向他报告说f-117战斗机已投弹成功，此刻还在伊拉克上空。晚10时16分，布希向全国宣布对萨达姆·海珊的战争业已开始。他告诉国人：“这次作战不会半途而废。” 在多拉农庄，一位目击者报告说，萨达姆的两个儿子未被炸死，但萨达姆本人受伤，被拖出废墟，抬上了救护车。为这次空袭提供了重要情报的情报员罗肯却在自己岗位上被一枚巡航飞弹炸死了。 从军事上说，这次战争成功了。萨达姆并没有对美军使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因为他看来没有这类武器。油田没有燃烧。伊拉克军队没有后撤到巴格达拼死一战，而是瓦解了，开战后才3个星期，巴格达就被攻占了。到2003年12月，美军在萨达姆家乡一个郊外农庄的洞里俘获了萨达姆本人。 然而，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却比布希总统及其参谋班子原先的估计困难得多。全国各地局势动盪，接着不断出现暴力事件。在战后占领期间伤亡的美军人数大大超过了战争期间的死伤数字。迄今为止，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如此，布希总统仍坚持自己的方针毫不动摇——只是对入侵伊拉克的主要理由换了一个说法。他在2004年的国情咨文中说：“对于所有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人们来说，没有萨达姆·海珊政权的世界已更美好和更安全一些了。” 第86页 但是美国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如同对布希总统的许多举措的看法一样，褒贬不一。促成这一战争的许多情报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有些评论家认为，由于入侵伊拉克，布希使美国在两个方面遇到了危险：一是他忽略了在世界范围打击“基地”组织这一更重要的战争；一是他引起了阿拉伯民众反对美国的情绪，这有可能造成更多的恐怖活动。最起码的失误是，对战后伊拉克形势的估计是不足的和天真的。国务卿鲍威尔有句名言，他根据“陶瓷铺规则”对布希总统说过：“你打碎了它，就得负责收拾它。”现在，布希——以及他领导的国家——正不得不负责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争取建立一个稳定、安全和多元政治的社会。 这位总统却没有被这一艰巨任务所吓倒。他在政策方针上和战争筹划上坚决拒绝承认错误，在具体行动上也基本上不承认错误(一个明显的例外则是美军系统地虐待伊拉克俘虏的问题)。他的明确方针是保护美国，而为了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事，即使有当不成总统的风险，他也在所不惜。当2004年总统竞选活动已进入人们视线中心时，布希能否赢得连任，已日益明显地与他的对伊拉克政策直接相联繫。 在他之前，也有过一些总统甘愿冒着当不成总统的风险，而坚持做自己认为是利国利民的正确的事。杰斐逊为了不让国家陷入战争而坚持实施了令人感到压抑的禁运。林肯不畏来自南北双方人们的攻击，而发表了解放奴隶的宣言。杜鲁门不顾他的军事顾问们的意见，冒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而坚持柏林空运，使苏联头一个认输退让。还有罗纳德·里根，曾被那么多的人视为鲁莽的冷战斗士，却凭着他的眼力和意志力使世界急剧变成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总统之职的歷史，总统决策的重要性，以及国家领导人所必备的决心，乔治·沃克·布希是不会不记得的。更何况他面前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甘迺迪也曾用过的办公桌。 2003年5月21日，布希总统驾驶一架海军喷气式战机飞向太平洋，降落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宣布对伊拉克的“主要战斗行动”结束。他身上穿的是海军飞行员戎装。自从乔治·华盛顿200多年前为了挽救年轻的共和国而亲自率军镇压“威士忌暴乱”以来，这大概是头一回一位在职的总统身着戎装。布希总统勇敢应对他所认识到的严重危险，做了他之前的许多总统所做过的事。当这架海军战机在太平洋上空飞翔的时候，操纵着飞机的布希一定会想到，未来绝不是可以等待的——必须去迎接它。 附录 乔治·沃克·布希总统 2002年6月1日 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非常感谢你们，伦诺克斯将军，部长先生，帕塔基州长，美国国会议员们，贵院教职员们，尊贵的客人们，自豪的学员家属们，以及毕业学员们，感谢你们的欢迎。萝拉和我能在贵院200周年之际来这座伟大学府访问，感到特别荣幸。 在美国的每一个角落，“西点”二字都令人肃然起敬。哈德逊河拐弯处的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一个优美的学习场所。美国军事学院是美国价值观的卫士，这些价值观造就了美国的军人，这些军人又造就了世界的歷史。 第十六章 蘑菇云(6) 你们当中有些人像完美的西点毕业生罗伯特·李一样，在四年学习期间从来没有一次记过。你们当中有些人则是像那位并不完美的西点毕业生尤利塞斯·格兰特，他有过不少次记过，后来说他最快乐的一天就是“离开西点的那一天”。在我上大学期间，我猜你们会说我是格兰特式的人，是吧? 你们遵循着艾森豪和麦克阿瑟、巴顿和布雷德利这些拯救了伟大文明的统帅的传统。你们也遵循着那些为了同样的事业而战斗和牺牲在遥远战场上的少尉们的传统。 这座学府的毕业生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创造性和勇气。西点培养出的人才包括巴拿马运河的首席工程师，创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参加者，以及第一位在太空行走的美国人。据说这里还培养了棒球发明者，还有一批在多年期间使橄榄球运动臻于完善的年轻人。 你们知道这些，但是美国也有许多人并不知道——据说，毕业于维吉尼亚军事学院的乔治·马歇尔下达过这样一道命令：“我需要派一名军官去执行一项秘密的和危险的任务。我要一名西点橄榄球运动员。” 当你们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我知道这里有一件事是你们永远忘不了的，那就是当一年级新生的经歷。可是在西点，即便是一个一年级新生也要感到自己是世界上一个有地位的人。我听说当有人问这里的一年级新生，谁的级别是在他们之下时，他们该回答：“报告长官，这包括警长的狗，校长的猫，还有那该死的整个海军的全体将领。”这话我可是不会跟海军部长说的。 西点是按传统办事的，珍惜“部队的可爱的孩子们”。所以我要遵从你们最珍视的传统之一。作为最高统帅，本人兹宣布对所有因轻微过错而行动受限制的学员实行大赦。坐在最后几排的人，你们也许是欢唿得有点太早了。瞧，究竟什么过错算是“轻微”，我还得让伦诺克斯将军下定义哩。 第87页 西点的每一个年级的毕业生都授衔成为少尉军官而进入武装部队。西点有一些年级的毕业生还是一经授衔即进入歷史，响应了自己国家发出的新的伟大号召。在珍珠港事件之后6个月，马歇尔将军在这里向1942年毕业生说：“我们决心要在这场艰巨斗争日落之前，让我们的旗帜在全世界都被承认为自由的象徵，同时也是战无不胜的力量的象徵。” 那年毕业的学员们为完成这一使命做出了贡献，打败了日本和德国，接着再把它们改造成为盟国。20世纪40年代的西点毕业生又迎接了一场新的严重挑战，即对抗共产主义的扩张，从朝鲜到柏林，到越南，到冷战的全过程。在这场斗争日落时，西点出身的许多军官都亲眼见到世界发生了转变。 歷史也向你们这一代人发出了号召。在你们的最后一个学年，美国受到了残忍而又狡诈的敌人的袭击。你们是在战争之时从这一学院毕业，而加入强大、光荣的美国军队。我们的反恐怖战争刚刚开始，它在阿富汗开始得很不错。 我为那些执行我的命令而战斗的男女将士们感到骄傲。美国深深感激所有为自由事业服务的人以及所有为捍卫自由而献出了生命的人。国家尊敬和信任我们的军队，我们相信你们总会赢得胜利。 这场战争会出现我们无法预言的许多转折。然而我确信，不论我们在哪里进行这场战争，美国的旗帜都会是既代表力量，也代表自由。我们国家的事业向来都是大于我们自己的国防。我们现在也像以往一样，是为公正的和平而战，为维护人类自由的和平而战。我们要保卫和平，反对恐怖分子和暴君们的威胁。我们要维护和平，建立大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我们还要扩展和平，促进世界每一个大洲上的自由、开放的社会。 建立这样的公正的和平，是美国的机会，是美国的责任。从今天起，这也是你们要迎接的挑战，我们将一起迎接这一挑战。你们穿的是一个伟大而又独特的国家的军装。美国没有要扩张的帝国，也没有要建树的乌托邦。我们希望于别人的，正是我们希望于自己的，这就是不受暴力威胁的安全，享有自由，对更美好的生活怀有希望。 在保卫和平的时候，我们遇到一种史无前例的威胁。过去的敌人需要拥有庞大的军队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才能对美国和美国人民构成威胁。可是对我们发动“9·11”袭击的人却只需要动用几十万美元以及几十个邪恶的和受蒙蔽的人，就给我们造成了混乱和伤亡。他们所花的钱还远远不及一辆坦克的造价。这种危险尚未过去。我们政府和人民正保持警惕，做好准备，因为我们知道恐怖分子还有更多的钱、更多的人和更多的计划。 自由所面临的最严重危险，在于激进主义与技术的危险交叉路口。当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加上弹道飞弹的技术出现扩散时，即便是弱国和小集团也能得到对大国实施灾难性袭击的能力。我们的一些敌人已宣布了这种意图，已被发现正在寻求这些可怕的武器。他们想要用这种能力来讹诈我们，或伤害我们，或伤害我们的朋友。我们要用我们的全部力量来反对他们。 第十六章 蘑菇云(7) 在上个世纪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的防务曾依靠冷战的威慑理论和遏制理论。在某些方面，这些策略仍在运用之中。可是新的威胁也要求我们有新的思维。威慑是宣布假若某些国家对我们发动袭击，就要对它们实施大规模报復，可是这对于隐藏在暗处的恐怖组织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没有需要保卫的国家或公民。对于那些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理性的独裁者，也无法加以遏制，因为他们能用飞弹发射这些武器，或是将这些武器提供给他们的恐怖主义盟友。 我们不能靠美好的希望来保护美国和我们的友邦。我们不能相信暴君们的言语，他们可以庄严地签署不扩散条约，而又系统地违背这些条约。如果我们坐待威胁安全变成现实，那就太晚了。 国土防御和对飞弹防御是加强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它们是美国的当务之急。然而靠防御赢不了反恐怖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把战斗打向敌人，打乱敌人的计划，在最严重的威胁尚未出现之前就加以处置。在我们所进入的这一世界中，惟一的安全之路是行动之路。我们国家会採取行动。 我们的安全将要求有最好的情报，能揭露那隐藏于山洞之中和滋长于实验室之中的威胁。我们的安全将要求联邦调查局等国内机构实行现代化，从而能迅速针对危险採取行动。我们的安全将要求你们所要指挥的军队实现转变，随时做好准备，能一接到通知就在世界任何阴暗角落实施突击。我们的安全还将要求所有的美国人採取向前看和坚决的态度，准备好为捍卫我们的自由和捍卫我们的生命而採取必要的先发制人的行动。 要做的工作是艰难的。我们面临的选择是复杂的。我们必须动用种种财力、情报和执法力量，在60多个国家中找出那些隐蔽的恐怖组织。我们必须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国一起，反对扩散，并根据每一具体情况对那些支持恐怖活动的政权採取相应措施。有些国家需要训练军队以打击恐怖分子，我们将提供这种训练。另有一些国家反对恐怖主义，但却容忍那种导致恐怖活动的仇恨心态——这必须改变。哪里需要我们的外交官，我们就把外交官派到哪里。哪里需要你们——我们的军人，我们就把你们派到哪里。 第88页 所有要侵略别国和实行恐怖活动的国家都得付出代价。我们绝不会让美国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听任一些疯狂的恐怖分子和暴君的摆布。我们要让我国和世界摆脱这种黑暗的威胁。 反恐怖战争需要有决心和耐心，因此它也需要有坚定的道义目的。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斗争类似于冷战。我们现今的敌人跟过去的敌人一样，只崇尚权力而不顾人的尊严。他们都企图迫使人们默默俯首听命，控制每个人的生活和全部的生活。 美国曾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在外交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对抗向外扩张的共产主义。但明确的道义目的是我们的冷战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像约翰·甘迺迪和罗纳德·里根这样的一些领导人拒绝掩饰暴政的残忍而加以谴责，就让身陷囹圄的人、持异议的人和流亡的人有了希望，而且将自由的国家团结在一项伟大事业的周围。 有的人担心，使用这种善恶分明的语言有点缺乏外交风度和不礼貌。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不同的情况要求运用不同的方法，但不能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在每一文化、每一时期和每一地方，道德真理都是一样的。正义与残暴之间，清白与罪恶之间，是不可能有中间立场的。我们是处于善恶冲突之中，恶就是恶，美国要对它义正词严。我们对抗邪恶和不讲法律的政权，并不是制造问题，而只是揭露出问题。我们要带领世界反对它们。 我们捍卫和平，同时我们也有一个歷史性的机会来维护和平。自从17世纪出现民族国家以来，我们现在有一个最好的机会来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即各个大国是在和平中竞争，而不是准备战争。过去，尤其是上个世纪的歷史，却并非如此，而是充满了一系列的破坏性的大国彼此为敌，在全球各地留下了一处处战场和墓地。德国打法国，轴心国打同盟国，然后是在核浩劫的背景之下东方对西方的代理人战争和紧张对峙。 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我们的世界上，武装冲突却不是不可避免。各个文明国家越来越多地发现我们自己是站在同一边——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共同危险使我们联合在一起。美国拥有而且要继续保持不容挑战的军事实力，这就使得以往时代的那种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变得毫无意义，而且把竞争局限于贸易以及其他和平活动之中。 今天，各大国也日益由共同的价值观联合在一起，而不是让彼此冲突的意识形态分裂开来。美国、日本和我们的太平洋友邦，现在还有整个欧洲，大家都深深致力于人的自由，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一些强大的联盟就体现了这一点。自由的浪潮在别的许多国家也日益高涨。西点的好几代军官都曾经计划和演习对苏俄的战斗。我刚刚访问过新的俄罗斯，那个国家正在向民主前进，而且是我们在反恐怖战争中的伙伴。甚至在中国，那里的领导人正发现经济自由是国家财富的惟一持久源泉。他们终究也会发现社会上和政治上的自由是国家强大的惟一真正源泉。 第十六章 蘑菇云(8) 当各大国都有共同的价值观时，我们就能够在一起更好地应付严重的地区性冲突，更好地合作以防止暴力或经济混乱的蔓延。过去，彼此敌对的各大国在困难的地区性问题上也成为对立面，使分歧变得更深和更加复杂。现在，从中东到南亚，我们正在建立广泛的国际同盟，以增大和平的压力。我们必须在形势好的时候建立强有力的大国关系，在形势不好的时候帮助处理危机。美国需要有伙伴来共同维护和平，我们愿与贊成这一崇高目标的所有国家合作。 最后，美国的目标还不止是没有战争。我们现在有机会来扩展公正的和平，在世界各地用美好生活的希望来取代贫穷、压迫和怨恨。在歷史上，贫穷往往是持续存在的，无法避免，而且几乎是普遍的。最近几十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从智利到韩国的一些国家建起了现代经济和比较自由的社会，使成百成千万的人摆脱了绝望和匮乏。这一成就丝毫没有秘密之处。 20世纪结束时，已只有一个人类进步的模式，其基础在于不容讨价还价地要求保持人的尊严，遵从法治，限制国家权力，尊重妇女和私人财产，以及言论自由，司法平等和宗教信仰上的宽容。美国不能将这一模式强加于人，然而我们可以支持和奖励那些为自己的人民做出了正确选择的政府。在我们的开发援助中，在我们的外交活动中，在我们的国际广播中，以及在我们的教育援助中，美国将鼓励温和、宽容和人权。同时我们将捍卫使得进步得以实现的和平。 在保证男人和妇女的共同权利和需要这一点上，并不存在文明的冲突。自由的需要完全适用于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整个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国家的人民需要和应当享有跟所有国家的人民一样的自由权利和机会。它们的政府应该倾听它们的人民的希望。 一个真正强有力的国家会允许人们有表达异议的合法途径，让所有的群体都能不用暴力而追求自己的愿望。一个前进中的国家会推行经济改革，让自己的人民能发挥其巨大的创业活力。一个繁荣的国家会尊重妇女的权利，因为任何一个社会若不让自己一半公民享有机会就不可能繁荣起来。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以及在全世界，母亲、父亲和儿童都有同样的忧虑和同样的愿望。在贫穷中，他们要奋斗。在暴政中，他们会受苦难。而正如我们在阿富汗所看到的，得到了解放，他们会欢庆。 第89页 美国不只是要控制住威胁和抑制住怨恨，而且还有更宏大的目标。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不再需要进行反恐怖战争的公正的、和平的世界。 西点的跨世纪年级现在遇上了这一带戏剧性的形势。你们将与美国全体军人一起，站立在你们同胞和严重危险之间。你们将协助建立和平，从而让世界各地千百万人能生活于自由之中，在繁荣中成长。你们会面临平静时期，也会面临危机时期。每一次考验都会发现你们已做好了准备，因为你们是西点的儿女。你们离开这里时，是带着这座学府的性格，怀有我们国家最崇高的理想。 德怀特·艾森豪在他晚年回忆过他站在西点平原上的第一天的感受。他说：“我顿时感觉到，从今以后，‘美利坚合众国’对于我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意义。从这里开始，我要为之服务的就是这一国家，而不是我自己。” 今天，你们在西点的这最后一天，你们开始在与别人不同的生涯中过着为国服役的生活。你们已经响应号召去迎接困难和目标，迎接风险和荣誉。每过完一天，你们都会知道你们已忠诚地履行了你们的义务。愿你们履行这一义务时，永远都达到这座伟大美国学府的高标准。愿你们永远无愧于已有200年歷史的西点校服上的长灰条标志。 现在，我代表国家祝贺你们当中的每一位得到了你们应有的授衔，祝贺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带来的荣誉。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的人。 着者后记 首先，我要深深感谢已故的理察·诺伊施塔特教授给我的指教。诺伊施塔特曾任甘迺迪政府学院的首任院长，给几届总统当过顾问。他也是《总统权力》一书的作者，是世界上研究这一专题的权威之一。在他去世前9个月，他精闢地向我谈了怎样写一本书描述总统们的勇气。他充满激情地谈到一些总统怎样顶住惊人的压力而做出了在当时备受争议的决策。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和他的儿子一起上小学。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头一次到曼哈顿上西区他家里拜访他的情景，当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对本书主题的热情促使我努力来实现他的这一愿望。诺伊施塔特教授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我深深怀念他，永远要尊称他为教授。 一本书，也像一次新闻访谈节目一样，有许多人在幕后辛勤劳动。本书就有一组人承担了大部分的艰苦工作。正是他们的辛劳使本书得以面世，我对他们确实是感激不尽。他们是：布鲁斯·贝内特、杰勒米·布拉奇曼、托姆·福尔瑟姆、恩科莫·莫里斯、贾斯廷·舒梅克、彼得·沃尔弗冈、以及卡罗琳·扬。我十分赞赏他们的干劲、学识以及对于执行我的指示的耐心，尤其是他们决心要使本书涉及的故事都准确无误的敬业精神。 最后，我还要感谢为本书做出极其重要贡献的两个人。其中一位是比尔·艾德勒，正是他向我建议写一本书。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大咧咧对待此事，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而正是比尔帮助我把这些想法提炼成一个令人兴奋的理念。这就是他的一种特殊的鍊金术吧。 比尔还给我帮了一个大忙：帮我联繫上了 鲁吉兰出版公司及其杰出的编辑韦伯斯特·斯通。若非亲身体验，我们是想像不到一位第一流的编辑会对作者有多大帮助的：他或她会提出许多重要的建议，让作者将类似于本书这样的庞杂的内容安排得更加井然有序；让作者将这些浩翰的史实叙述得更加引人入胜和长人见识；让作者更好地处理一本书中必要的增删和润色加工。现在我知道了——这都是多亏了韦伯斯特。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