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 第1页 [军事小说] 《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作者：李文【完结】 引子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她咆哮着从远古走来，带着曾是世界文明发祥地的骄傲，也带着古代四大发明的辉煌。 自从1840年开始，她遭到世界上多个列强的百般欺凌，自己的血脉中多了一份屈辱，咆哮声中也掺进了一丝丝哀怨。 但在歷史的长河中，这仅仅是短暂的一瞬。不久，我们的母亲河觉醒了。黄河发出了盪气迴肠的涛声：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正是这座血肉长城的中坚。 第一章　转折 在中华民族的歷史上，1937年可谓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进入了全面的抗战时期，开始了为期八年的抗日战争。 1937年，中国结束了10年内战，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1937年，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名正言顺地踏上了抗日的战场。 1937年，中华民族歷史上的转折点。 蒋介石“剿匪梦”的破灭 在中国近代歷史上，蒋介石是一个重要人物。 他曾率领国民革命军把一个军阀混战的中国统一起来。 虽说在抗日战争的8年中，蒋介石没有像共产党那样积极抗战，但他也没有如汪精卫之流那样投降日本，并曾作为中国军队的统帅，领导了数百万国民党军队，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他也被说成是“人民的公敌”。共产党说他是人民的公敌，一点也不过分。共产党吃够了蒋介石的苦头，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后又一次把中国四万万人推入内战的深渊。 蒋介石最初的反共思想可以追溯到1923年。当时他率国民党的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在苏联期间，他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具体的调查研究。然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 这可能是蒋介石最早的反共倾向。他的这一思想至死也未能改变。 从苏联回国之后，他又向孙中山建议要反对俄国，反对容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人，把其反共信念付诸具体的行动。 为了生存下去，共产党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且这支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蒋介石最大的心腹之患。 蒋介石认为，一天不把共产党剿灭，他就一天不会得到安宁。 在蒋介石与共产党较量的同时，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也逐步升级。蒋介石对日军一再妥协，却不放松对共产党武装的“围剿”。问其中的原因，蒋介石称之为：“攘外必先安内。”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3月18日，蒋介石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就任之后，蒋介石首先着手的计划，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红军进行讨伐。 在蒋介石看来，外来的侵略只是皮肤上的疮毒，是不会危及国家的生死存亡的。而只有国家内部持不同政见的集团才是对国民党的真正威胁。 面对着虎视眈眈的日军，蒋介石还是腾出手来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的红军发动进攻。他是非要把红军置于死地不可。 蒋介石开始“剿匪”，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人。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进行了5次“剿匪”行动，头4次都遭到了重大损失，却没有完成使命。第五次他成功地迫使共产党武装离开了经营多年的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撤出了自己的根据地后，蒋介石还是不放过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对共产党人进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血腥屠杀的同时，仍不惜血本对处境十分艰难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师，从而结束了为期一年的长征，并宣告蒋介石把红军消灭在北上途中的计划破产。但是红军也确实遭到了重大损失，中央红军由刚开始长征的10万人减少到约7千人，加上其他方面军和徐海东的红25军、陕北刘志丹的红15军团，陕北红军总共只有约3.5万人。 蒋介石没有彻底消灭红军，但他仍对自己所取得的战果沾沾自喜。红军兵力的大幅度缩小让他感到亢奋。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似乎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这时，他认为自己成功在握，从而对共产党发出的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的愿望置之不理。自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间，蒋介石先后对陕甘宁红军进行了3次围攻，企图一举消灭红军。 可是就在第三次围攻红军的过程中，发生了“西安事变”。一下搅醒了蒋介石“彻底消灭共党”的美梦。1937年1月，蒋介石下令停止“剿共”。国共两党开始就有关合作和红军改编问题进行谈判。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局势，并改变了国共两党以后的命运。 第2页 毛泽东与蒋介石第二次握手 在中国近代歷史上，有两位重要人物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这两位人物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但两人的道路却不相同。1924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曾担任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代理过宣传部长，地位比蒋介石还高。但他们在广州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各种材料上也没有什么记载。据蒋介石回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并不深，只说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不多，好谈农民问题。似乎当时两人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支持北伐，消灭北方的军阀。但要从更深的内心中去了解当时两人的想法，却是不一样的。 蒋介石留过洋，学过日本人的作战理论。毛泽东没有出国学过外国的作战理论，却对中国的《孙子兵法》以及《水浒》和《三国演义》等中国的兵书和反映中国古代战争的小说研究得很透。自1930年12月以后，蒋介石的“洋”军事学说和毛泽东的“土”军事学说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是越积越深。蒋介石曾出大价钱要过毛泽东的人头。 长征中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接过红军的指挥权，开始在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省份的丛山峻岭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军事天才。 可当时共产党的实力太弱小了，要不是毛泽东的英明，红军可能早就垮了。 日本人的威胁，要求中国国内有一个团结一致的环境，共产党也需要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于是，遵义会议以后，共产党向国民党频频发出团结抗战的信息，表示红军可以接受改编。 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团结抗战信息均不予理睬。 蒋介石没有给共产党面子。 共产党更恨蒋介石，毛泽东更觉得与蒋介石不共戴天。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囚于西安。 “西安事变”后第三天，史达林就致电中共中央，希望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蒋获释。 蒋介石没有被杀掉，仍回到了南京。 在中国命运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死对头又变成了合作者。 此乃中国之大幸。 “七七事变”为国共合作推波助澜 1937年1月，蒋介石下令停止“剿共”，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进入运作阶段。从那时开始，国共两党开始谈判有关合作事项和红军的改编问题。1月31日，蒋介石指示拨给红军每月军费20到30万元，红军番号不变。 2月8日，蒋介石又指出，如要统一军队，中共不能再宣传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表示如国民党政府坚持原谈判条件，则中共停止武装暴动，改苏维埃为中华民国特区。 这是共产党在中国歷史上第一次提出“特区”这一概念，这比提出香港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早了整整47年，这也可以算是一国两制的最初形式。现在邓小平着作中提到的“陕甘宁特区”就是指这一件事。 中国共产党还提出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政府领导，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但蒋介石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反对共产党。2月15日，南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其重点内容为，根绝赤化宣传；根绝阶级斗争。同时认为红军要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投诚，而不是统一改编。 从根本上讲，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仍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策略上作了调整。他在2月5日的日记中就说：“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 蒋介石之所以调整“剿共”的策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确实感到了日本人的威胁，二是中国共产党也答应放弃武装斗争的政策。 3月6日，蒋介石又对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说： “我国对共产党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明之。” 看来，蒋介石虽然在口头上答应与共产党合作，但其内心是极不情愿的。他的想法是，合作可以，但共产党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协议已经有了，但国共两党能否成功地进行合作还是一个未知数。 可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 自1933年以后，因为国民党当局的一再妥协，使得北平、天津成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自山海关到丰臺，铁路沿线均有日军驻扎。通县已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纯系日本人的傀儡。北平北面则驻有日伪重兵，西北面是李守信、王英伪军。只有卢沟桥仍为中国军队宋哲元部把守。如果把卢沟桥再划到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内，那么北平就尽入日本人手里。因此，日军又制造事端，进攻卢沟桥，从而挑起了“七七事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事变的第二天，他才接到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得纯的报告。接到这个报告后，蒋介石对是否立即进行全面抗日仍未下定决心。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 第3页 随后又写道：“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当时，天皇裕仁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蒋介石还未搞清楚，他根本未下定抗日的决心，难怪他在日记中自问自疑。 但蒋介石也感到应准备在日方扩大事态时，与之抗争，不可麻痹大意。所以他在7月8日接到日军进攻卢沟桥报告后，当天就指示宋哲元： “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经过一夜的考虑和思想斗争后，蒋介石于7月9日定下了准备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并立即召何应钦自四川返回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同时又电令宋哲元严阵以待： “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蒋介石也吃够了日本人狡猾的苦头。 在当天，蒋介石还派孙连仲第26路军北上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 10日，蒋介石又採取了三项紧急措施： 一是编组作战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并要求于7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是将供6个月用的弹药围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是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和6个月的军粮。 老蒋这次是真的要干了，并且态度还十分坚决。 当被中国一直视为抗日英雄的宋哲元也被迫向日军妥协时，蒋介石也没有改变他要抗击日本人侵略的立场。 7月10日，宋哲元派出代表张自忠，与日方代表松井太郎进行谈判，并于11日下午达成屈辱协议： 同意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宛平城和龙王庄不驻中国军队；彻底取缔抗日团体等。 但是这一协议未经蒋介石批准，它只是宋哲元对日的妥协，因此蒋介石对此屈辱和约不予批准，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的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 “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13日，蒋介石又向宋哲元发出电报，表示其抗战的决心，指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蒋介石不但已定下了抗战的决心，并且也意识到，只有抗战，才能维护国家的尊严。 宋哲元仍抱着局部解决的幻想。当时日本代表香月清司于14日派参谋向宋哲元提出七项苛刻的、完全控制华北的条件，最主要的是撤退中国军队，撤走中央机关，取缔“排日”活动。而宋哲元居然派张自忠于19日签署了该协定及其7项条款，并报请中央批准。 蒋介石对宋哲元擅自签署的协议不予批准。在此之前，蒋介石就多次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其中18日的电文中说： “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8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 看来，这时蒋介石是真的看透了日本人的野心和一贯使用的花招，日本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吞併整个中国，或者是让中国臣服于它。蒋介石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再说，蒋介石也不想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不想任别人摆布，他想一直当中国的老大，不想有其他人来管他。 17日，蒋介石在庐山再次表达了他的决心。他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完全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渖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为昔日的渖阳；今日的冀察（河北和察哈尔省）将变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渖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最后他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些是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维护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根本大计。 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能如此迅速地坚定起来，其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者要灭亡整个中国。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如果再不抗战，就要亡国；北平就要成为渖阳第二，南京就要成为北平第二；国民党政府就要倒台或充当日本的傀儡，对此，蒋介石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民族观念考虑，均无法接受。就蒋本人来说，他从来都不愿受人管束，况且他现在已为一国之尊，要他对日本人称臣纳贡，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虽然蒋介石到日本留过学，但他对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却非常崇拜。在蒋介石看来，泱泱文化古国，怎么能受制于倭寇。他曾对斯诺说： 第4页 “我国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歷史上的责任。” 蒋介石之所以能坚定其抗战的决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已与共产党达成谅解，统一战线不久也将建立起来，对共产党会坚决抗日这一点，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也有可能，蒋介石觉得共产党当时已对他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建立统一战线后共产党也会受他的左右。 当然，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八路军的力量已经能与国民党军队分庭抗礼。 共产党与国民党虽然已经达成了妥协，但开始时，蒋介石还是准备在谈判中同共产党讨价还价，从而进一步削弱共产党的实力，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但是，由于日本人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使得蒋介石没有更多的精力来顾及与共产党的斗争。此时，蒋介石政策的重点已不是“安内”，而是把“攘外”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蒋介石重点考虑与日本人作战，在与共产党的谈判中多付出一点代价已算不了什么。“七七事变”的爆发，无疑加快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最后协议的速度。 可以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催化剂。 国共两党达成了协议。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确立。虽然国共两党内心的想法是不大相同的，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又走到一起来了。 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终于成为现实。 第二章　八路军第一师 八路军第115师，不但是八路军编制上的第一师，而且也是八路军中最先从陕北出发，渡过黄河，并第一个与日军进行交战的师。它是名副其实的八路军第一师。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于1937年7月15日在庐山交给蒋介石。在这个宣言中，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摒弃前嫌，已与国民党取得谅解。为此，中国共产党重申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为之奋斗；取消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等四项保证。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个师1.5万人。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9月11日后，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11日后，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 改编后的红军就要开赴抗日前线了。抗日虽然是每一名红军指战员梦寐以求的事情，可现在要与国民党一起，并要在国民党的指挥下进行抗日，有些人便想不通。因为他们参加红军后的一切仇恨、奋争都是与国民党连在一起的。试想一下，要与曾经夺去了战士们亲人和无数红军战士生命的“白狗子”共同作战，他们心里能很舒服吗？在红军改编的时候，很多人的身上还有不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留下的伤疤，甚至还有国民党给留下的弹片和子弹。有些人之所以要参加红军，其主要原因就是不堪忍受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或是为了给自己的亲人报仇。有的人离开根据地后，他们的亲人都被国民党军队处死，有的几乎整村整村的人被杀害。可如今却要与国民党军队共同作战，原来的死对头变成了“亲兄弟”，并且国民党还成了大哥哥。改编就改编吧，特别是还要把头上戴的象徵革命的八角帽摘下来，头顶“青天白日”徽，并且在作战中打国民党的“狗牙旗”，指战员们的感情实在接受不了。他们的目光一齐冲着新发下来的帽徽，那“青天白日”像疯狗的牙齿一样，阴森森的，狰狞可恶。在红军的眼里，它就是残酷和毒辣，就是凶暴和卑鄙。以前这个帽徽多是在战场上从敌人的头上或俘虏的头上看到的，而今却要戴在自己头上。有些人气得把它扔到地上。这么些年来，多少血，多少泪，多少辛酸，多少悲痛，哪一件不和这个标记连在一起？战士们的牢骚可就多了。 罗荣桓正在深入红4师第10团了解部队的情况。这支部队是红一方面军的老部队，从中央革命根据地一直打到陕北，在长征路上打了许许多多的胜仗、恶仗和苦仗。这支部队很多人都牺牲在长征路上，不少指战员的亲人都死在国民党军队的屠刀下。有一部分战士，特别是经过长征的老战士们心里的怨气就不少。罗荣桓一来，他们可就打开了话匣子： “国民党是咱们的死对头，为什么要和他搞合作？” “蒋介石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他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连草鞋上的牛皮鼻子也吃了，这仇怎么能忘记！” 第5页 “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要戴青天白日徽了，我们自己也成了国民党军，这叫我们还有什么脸去见父老乡亲？” “……” 在红军中，罗荣桓一直以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和善于做思想工作而闻名。他耐心地听完大家发牢骚，然后像拉家常一样说：“共产党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暂把阶级的仇恨吞在心里，与国民党一起共同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了。”“换个帽子算不了什么，那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丢，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不会动摇！帽徽虽然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永远是红的！” 是的，红军虽然成了“国军”，但中共中央发布的命令中还有一点，即“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军装换了，帽徽变了，但是红军的政治信念却没有变。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于“八一”建军节给每个老红军战士发了一枚纪念章。罗荣桓当时也把这枚纪念章带在胸前，他对战士们说，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了，但是一定要保持和发扬红军10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歷史使命而奋斗。 一席话使在场的红军战士明白了很多道理，他们也许还有一些疑虑，但心里却比以前敞亮多了。 三原秋点兵 在接到整编命令时，红一军团正驻扎在陕北的宁县、正宁和旬邑附近地区；15军团驻扎在镇原（孟坝）和西峰镇附近地区。8月22日，部队接到命令，在陕西三原云阳镇集结，举行改编誓师大会。 一大早，阳光像金沙一般铺在宽敞的土坪上，天空湛蓝湛蓝，一点风丝儿都没有。指战员们都换上了新的国民党军军服，各部队整整齐齐地排成方阵，静待检阅。 当时正值秋雨连绵，像这样的大晴天真是不多见。有的人心里就想，这是否预示着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一帆风顺呢？ 从前位于每一支部队前方的红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今后就要举着它去和日本鬼子干了。有的人看着别扭，这旗灵吗？他们的心里在犯嘀咕。 “立正”的号音过后，从队伍的一端走来几位领导，他们是八路军第115师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等，其中还包括来自总部的叶剑英。由于新任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已去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以就由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宣读改编命令，并带领全师指战员进行庄严的宣誓：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要坚决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6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要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的子弟，不侵犯群众的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和同志的指责……” 宣誓声像黄河壶口瀑布的涛声，响彻云霄，震撼着清晨的旷野，激盪着红军指战员的心。它正像那滔滔东去的黄河，向世人宣告：“中华民族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誓师大会结束后，罗荣桓立即率领作为八路军抗日先遣队的第343旅先于其他部队出发了。 一支铁军 115师主要是由第一方面军组成。第一方面军包括红1军团和第15军团。红1军团战斗力最强，它曾被称为铁军。红1军团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原中央红军，即从前的红军一方面军，它随毛泽东转战中央苏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5次反“围剿”作战，就是在原红一方面军与国民党之间进行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授予的10位共和国元帅中，就可以看出红一军团在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因为这10位元帅中有8位来自红一军团，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和林彪都在红一军团工作过，由此可见红一军团在红军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中央红军在长征开始时有一、三、五、八、九共5个军团，但到长徵结束，到达陕北时，就只剩一军团了，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只有红一军团从头至尾走过长征二万五千里。而其他到达陕北的红军，如红15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等部队，虽然都参加了长征，但他们开始长征的时间都晚于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程也都不足二万五千里。 红一军团的前身是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由毛泽东、朱德带领上了井冈山。后来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逐步发展壮大。在1931年11月之前，一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分别由朱德和毛泽东兼任。1932年3月，林彪被任命为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 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中共中央的大多数领导人都随中央红军行动。但到四渡赤水作战时，中央红军的5个军团就只有一军团还保留着师的编制，其他军团已取消了师的编制，由军团直接指挥。飞夺泸定桥也是由这个军团干的。由于毛泽东在中央红军中呆的时间最长，所以他对这个军团有着特别深的感情，军团中的大多数干部他都很熟悉，并且是在他一手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林彪刚认识毛泽东的时候，才是一个营长，115师参谋长周昆在井冈山的时候还是一个战士。毛泽东不但了解这支部队，而且也给予红一军团以最大的信任。虽然在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周围的很多人，特别是与他有矛盾的人却经常就此事对毛泽东进行指责。这可以从聂荣臻的回忆录中看出。 第6页 在红军即将开始长征时，聂荣臻见到了毛泽东，想知道红军要去什么地方。但毛泽东为了避嫌，没有主动告诉他。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同志，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图书馆。” “毛泽东同志歷来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诬衊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一直到1976年他写的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面，仍然充满了这类无耻谰言。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也始终未离开红一方面军，特别是在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时候，毛泽东也未离开过当时被编在右路军的红一军团。 从毛泽东上井冈山开始，到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就基本上没有离开过红一军团。在这期间，他把林彪任命为红一军团的军团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任命林彪为115师长。115师的大部分领导都是红一军团的指挥员，师长是原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副师长（实际上就是政委）是原来一军团的政治委员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相当于政治部主任）是原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是一军团2师政委肖华，参谋长周昆也是原一军团的。115师的领导班子都在一军团任过职。可见毛泽东对原红一军团的重视。 林彪和聂荣臻 中共中央决定了115师指挥员的人选后，林彪便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回到了自己原来的老部队——红一军团。 这样，林彪和聂荣臻又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二次合作。 在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的众多将领中，林彪与聂荣臻之间的共识可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在黄埔军校时，聂荣臻是教师，林彪是学生。在红军时期，林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聂荣臻是政委，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林是师长，聂是副师长。在建国后1955年授衔时，他俩都被授予元帅军衔。 林彪与聂荣臻先后共事三次，第一次是在红军时期的1932年初到1936年初，这次时间比较长，约4年；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时间只有约两个月；第三次是在平津战役期间，时间也只有两个月左右。 聂荣臻与林彪初次相识是在黄埔军校，当时林彪是黄浦第四期学生，聂荣臻是黄埔的教官。聂荣臻认为林彪在学习上很一般，“政治上也不活跃”。聂荣臻说当时他同林彪没有多少接触，印象也不深。虽然聂荣臻说林彪“政治上不活跃”，但并不表明当时林彪在政治上不进步，因为林彪入黄浦军校之前就在林育英（张浩）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聂荣臻是林彪的上级，林彪从黄埔毕业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就是经聂荣臻之手办理的。 林彪与聂荣臻共事最长的时期，也就是在红军时期的4年。在这一段时间内，红一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在几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由此看来，他们当时的合作还是比较成功的。否则，如果当时两个人合不来，红一军团的战斗能力就不会那么强，毛泽东也不会让他们在一起共事那么长的时间，并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又把他俩放在一起。在聂荣臻的回忆录中回忆了他当时在处理他与林彪之间的关系时所採取的态度： “在我当时看来，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我对他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能让步。” 从聂帅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在很多事情上是让着林彪的。这一点是非常可信的，因为林彪在军事上向来是喜欢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但林彪对自己的老师又是怎样评价的呢？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情况中可以推测到，林彪对聂荣臻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平津战役时，他曾经向中央提出要求让聂荣臻代替罗荣桓出任第四野战军政委。 尽管如此，但据聂荣臻回忆，他们之间还是发生过几次争吵。 两人的第一次争吵是在1932年4月底前后，当时红军打下了漳州，部队在漳浦地区进行筹粮筹款，“有的部队在林彪的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甚至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去拷打。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作法，我和林彪之间，发生了我们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 第二次争吵是在长征途中。当时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三道封锁线时，林彪不执行军委的命令，聂荣臻为此与林彪争吵起来。聂荣臻回忆说，“我坚决主张按军委命令行事，当时我们争吵得很激烈”。争吵的结果是林彪让了步，因为通过调查证明聂荣臻是正确的。 两人之间的第三次争吵也是聂荣臻回忆录中提供的。据说是红军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一些胜仗，但也打了一些败仗，因此当时在红军的领导层中“开始流传说毛泽东的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当时红军为了甩掉敌人，走的路比较多，有时还跑了很多的冤枉路。林彪就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后来，林彪又给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写信，说是要求朱德和毛泽东下台，并要聂荣臻在信上签字。聂荣臻坚决反对。林彪就自己签字送了上去。在这之后不久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批评了林彪，并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第7页 林彪与聂荣臻之间的第四次争吵，是争论张国焘是否正确的问题。当时红军已到达甘肃，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不按中央的决定行事。据聂荣臻回忆，张国焘准备“吃掉”中央红军。他制定了一个方案，准备把中央红军的人调开，让聂荣臻到11军去当政委，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任军长。聂荣臻获悉了这一情况，就提醒林彪注意。但林彪却说聂荣臻是宗派主义。接着两人便发生了争吵，并且气氛还非常紧张，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虽然聂荣臻与林彪之间曾发生过多次争吵，但总的来看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任何一支部队的政治主官和军事主官之间都很难不发生矛盾，发生争吵是在所难免的。但两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在红军长征途中的那种艰苦的岁月里，能够带领红一军团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保护党中央到达陕北，应该说，他们之间的合作还是不错的。聂荣臻也承认，“我一方面看到他打仗还行，有时候有股子勐劲，有时候对战术问题也肯动脑筋”。 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命令宣布之前，林彪和聂荣臻就赶到陕北的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115师召开誓师大会的时候，他们两人还没有赶回部队。 在洛川会议期间，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1位成员之一。会议结束后，115师已经出发，林彪和聂荣臻就匆匆往西安赶，准备从西安乘火车追赶自己的部队。林彪接到参加洛川会议通知的时候，他还在延安的抗大工作，这次他也没有再回延安。 当时，正是秋季，林彪与聂荣臻骑着马，顺着洛川通往西安的公路往前赶，按理说，两人已好长时间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了，中国共产党又刚刚经歷了一次重大的事件，老相识在一起会有很多话要说，也有很多话题可讲，可是林彪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好自己一个人想事，只要不是他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一般不会提起他谈话的兴致，所以在路上，他们两人交谈的时间并不多，偶尔几次也都是关于工作的。 那个季节爱下雨，一下起来就是几天。林彪和聂荣臻也赶上了雨，这可让115师的两位首长吃够了苦头，并且使不爱讲话的林彪说的话更少。他们一路走，雨一路下，每个人的身上都淋得透湿。加上又是简易公路，到处泛着黄泥浆。等他们到西安的时候，满身都是泥水，幸亏随身带着干净衣服，换了换，这才进了西安城，见到先期到达西安的周恩来等人。 根据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前往山西前线的领导人分两批走，林彪随第一批出发，到达太原住进阎锡山的招待所。因为周恩来也要去太原，他要求聂荣臻与他同行。因此，聂荣臻比林彪晚3天出发。 三个元帅一台戏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0名元帅中，八路军115师占了3名。这三位元帅都在红一方面军工作过，但罗荣桓与林彪共事的时间要早于聂荣臻。 1930年下半年，罗荣桓就调任当时林彪任军长的红一方面军第4军政委。罗荣桓之所以调到红4军，主要是因为在此之前的几位政委都与林彪合不来，林彪经常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不爱听取别人的意见。为了能找到一位合适的政委，毛泽东冥思苦想，最后选中了罗荣桓。罗荣桓刚一到任，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毛泽东开始也不怎么放心。但罗荣桓到红4军后，一心扑在部队的建设上，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把红4军的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抓得井井有条，与林彪合作得不错。林彪除了负责作战指挥外，对部队的日常工作索性不怎么过问了。毛泽东放了心，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罗荣桓在红4军，不是跟林彪合作得很好吗？”后来，红一方面军扩大编制，林彪任红一军团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这是3位未来的元帅第一次在一个单位共事。最为有趣的是，3位元帅曾在同一次演出中扮演了角色。 在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前，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编写了一个名为《庐山雪》的剧本。该剧描写的内容是红军打进了南昌，即将杀上庐山去，活捉蒋介石。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像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鼓动下，红4军政委罗瑞卿把军团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每人都按实际的职务担任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自告奋勇地演蒋介石，年纪小、个子也小的童小鹏扮演宋美龄。 当戏演到最后一幕，红军已打下了南昌，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台上是军团司令部，林彪正在接电话。电话里有人报告： “现在已经缴获了许多战利品，报告军团长怎么处理？” “用船装！”林彪当即给予答覆。 接着军团长林彪和军团政委聂荣臻召集会议。聂荣臻提出，要请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研究一下，把这一捷报通报给军团所有部队。这时根据剧情发展，该罗荣桓出场了。大家等了半天，仍不见罗荣桓上台。怎么回事，罗荣桓不上台，这戏就演不下去了，就等于冷了场。 关键时刻，我们的罗主任怎么了，大家都在猜测着。 其实，当时罗荣桓就在后台火盆边烤火。因为他正闹疟疾，全身发冷。早在“五卅”运动期间，他就在青岛大学组织过戏剧演出，可他自己却从来没有上过台，可能这次是由于怯场，也许是由于身体不舒服，所以没有按事先协商好的时间上台，只是低头坐在那里笑。林彪在台上喊了几声： 第8页 “罗主任呢？”没有回音。 好在林彪急中生智，接着就给通信员下命令： “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来！” 于是几个战士跑到后台，不由分说，便把罗荣桓“请”上了台。台下的干部、战士笑得前仰后合，当时的气氛非常热烈。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歷史上，3位元帅同在一个军团工作的只有这一次，而3位元帅同在一齣戏中扮演角色也只有这一次。 3个元帅在一台戏中担任角色，其乐融融，如不是林彪成为一个阴谋家，一个野心家，那么，即使到现在，这件事也会一直传为佳话的。 115师成立后，这3位元帅在师里所担任的职务与在红一军团时一样，一个军事主官，一个政治主官，一个是政治部的主任，但他们却没有机会再凑到一块演戏了。在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不久，聂荣臻就到了晋察冀，而林彪则因负伤回了延安。 第三章　一战扬名 当八路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陆续奔赴山西前线的时候，日军第5师团已侵占山西阳泉、蔚县和广灵，并向浑源、灵丘发动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和茹越口要隘，协同沿同蒲铁路南进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击溃国民党军第2战区主力，实现右翼迂迴，配合华北方面军，歼灭平汉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第1战区主力。为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15师作为八路军抗日先遣队最先到达抗日战场，并于1937年9月25日在平型关打了一个漂亮仗，从此扬名天下。 第一次乘火车 在八路军3个师挺进山西的同时，日军已开始对山西发动进攻。 9月16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以其第21联队主力由广灵西进，占领浑源县城。 同日，第5师团的第9旅团主力由蔚县南下，占领涞源。20日，第21旅团以两个大队兵力南下，占领灵丘县城，向平型关逼近。与此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也以两个旅团的兵力，由大同、怀仁南下，协同第5师团向国民党军的内长城防线进攻。 在日军向平型关、茹越口的内长城防线进攻的同时，国民党的第2战区调整了兵力部署：以第6集团军（辖第15、第17和第33军）和第7集团军（辖第34、第35、第19和第61军）分别部署于平型关、茹越口和雁门关一线，企图凭藉长城一线山地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阻止敌之进攻，保卫山西腹地。同时，国民党要求八路军先头部队迅速挺进至晋东北协同其坚守长城防线。 8月31日，罗荣桓率领343旅从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部队刚到侯马，就接到了北上平型关的命令。侯马在山西西南，平型关在山西东北。也就是说，从侯马到平型关几乎要穿越整个山西南北。 不过这次部队行动，阎锡山派出了接兵火车，准备沿同蒲路北上，把115师的官兵运到平型关。在乘火车北上途中的所见所闻，使广大指战员非常感动。在列车经过洪洞、临汾、霍县等车站时，成千上万的群众，携带着慰问品，在风雨中迎送115师的出征将士。车站两旁贴有很多标语，人们喊着很响亮的口号： “热烈欢迎抗日的八路军将士上前线！”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用鲜血保卫我们的每一寸土地！” “中华民族万岁！” “抗战胜利万岁！” 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指战员们。民族的需要，人民的希望，自己的重任，一切的一切都摆在了眼前。那些在列车开动时一闪而过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了战士们的记忆中。有的战士开玩笑说：“谁说洪洞县里没好人？胡扯，好人多得很嘛！” 115师的将士们在沿途见的好人确实不少，但他们也见了一些不怎么样的人，或者说从根本上讲就是坏人——那就是大批溃逃的国民党官员。他们置老百姓的生死于不顾，带着搜刮来的财物，你拥我挤，仓皇地爬上南去的列车。老百姓骂他们是民族的败类。有的战士气愤地说：“要不是已经联合了，老子非毙了他们不可！”但也有的说：“他们往南跑去逃命，总比向北去投降日本人、当汉奸打中国人要强一点吧。” 在部队到达太原之前，路上还算比较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到了太原，就经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当部队进入原平车站时，接到通知，说前面的铁路已经被炸毁。这时离平型关还有100多公里，为了抢时间，根据阎锡山的安排，部队改乘汽车前进。 杨得志奇遇 在乘汽车前进时，第685团团长杨得志遇到一件有趣的事。 他刚刚到任不久。“七七事变”时，他还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因为全面抗战爆发，为了抗日，杨得志就提前结业了。随后，他被聂荣臻要到115师任685团团长。杨得志的老单位是红1团，这个团当时被改编成师的独立团。就在准备上任的时候，却碰上老部队的几位战友，他们听说他要去685团当团长，都有些恋恋不捨，就动员他回独立团工作，这些战友说：“这是老红1团嘛，你为什么不回来？” 当时杨得志还非常年轻，转身就去找聂荣臻副师长，说：“我还是去独立团当副团长，685团的团长让别人去干吧。” 第9页 “为什么？”聂荣臻听完后，非常严肃地说，“你去685团是命令。命令下达了就要执行。形势这样紧张，部队在等着你，你马上去685团！”杨得志一想也是这么回事，也就再没有说别的。 因为685团早已出发。杨得志按师首长的指示，日夜兼程地赶往芝川镇。到了芝川镇，部队已渡过了黄河，一直赶到山西的侯马，才见到了自己的部队，并一同乘火车赶往平型关。 到了太原后，因日军轰炸，部队又改乘汽车。当时吉普车很少，团长也得乘卡车。当杨得志正要上车时，司机走到他的面前说：“首长，这一带全是山路，颠得厉害，你到驾驶室里坐吧。” 听他叫“首长”，杨得志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国民党士兵对上级从来是称职务或“长官”，这个司机却非常自然地用了红军中的上下级之间的称唿，这让杨得志感到迷惑不解。随后他找了一个理由，说：“你们的驾驶室里还有副手哩，我坐后边可以。” “不，不。”那司机急忙解释说，“副手已经到另一辆车上去了。您来坐吧，不会出事的。”司机误会了杨得志的意思，还以为杨得志对他怀有戒心呢。 盛情难却，杨得志只好坐到驾驶室里。 开车以后，杨得志就同司机拉起了家常。原来，这个司机是河南人，已经开了13年的车，刚调到山西来不久。杨得志问他是不是到过很多地方。“怎么说呢？”他点上一支烟，勐吸了两口，没头没尾地说，“你们到过的地方，我也到过一些。”他见杨得志不解，就惨然一笑，“最后一次‘围剿’你们，我就开车到了山西。后来你们长征——我们的长官说叫‘西窜’——我又开车跟过你们。我开车，没打过仗，可见过你们。我曾想跑到你们那里去，可又一想，共产党没有汽车，我又不会打仗，去送死呀？你想，我被抓来当兵，家里上有爹娘，下有老婆孩子。我死了他们咋活？现在，我虽然活着。但也不知道他们还喘不喘气哩！这回好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不打仗了，大家一块打日本鬼子，打完日本鬼子我就可以回家了。我不是当着您的面说好听的，要正儿八经打鬼子，还得靠你们呀！要是我跟着你们，让鬼子打死了，那也不屈。中国人嘛，还能让小东洋欺负着！” 听了司机朴素而真诚的语言，杨得志很感动：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国民党兵，对国民党的本质认识不清是难免的，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论他所处的位置如何，从事什么职业。只要国难当头，就有可能马上唤起他们的那颗爱国之心。同样，卢沟桥的炮声，唤起很多国民党官兵那颗未泯灭的良心，这位司机就是其中一个。 在这以前，杨得志曾接触过东北军、西北军的许多普通官兵，他还接触过庆阳县的县长和镇长们，特别是从侯马到太原这一路上见到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都共同表现出拳拳爱国之心。是啊！偌大的一个中国，拥有四亿五千万同胞，只要真正团结起来，日本侵略军还够打的吗？同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政策和策略，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 在向晋西北挺进的过程中，115师的指战员发现，越往北走，遇到国民党败退下来的士兵就越多。这些残兵败将有的是在战场上一触即溃，有的根本就没见着日本鬼子。一听说日军来了，他们就闻风而逃。但在他们向南溃逃的路上，也不忘抢老百姓的东西。有的甚至竟跑到115师的驻地来了。 一次，杨得志在685团的驻地见一个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军老兵，就问道： “你们为什么不在前方打日本？” 那个老兵魂不附体地说：“日本人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你们打上了没有？”杨得志又问。 “没有。”那老兵摇晃着脑袋，“连鬼子的影儿还没见着，上头就命令我们撤了。” 不但343旅遇到的情况如此，随后出发的344旅沿同蒲路北上时，沿途所见所闻与343旅基本相同。对于这一点，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原平所见，使人触目惊心。国民党军队垮得一塌煳涂，真是兵败如山倒！一批又一批的溃兵，用步枪挑着子弹、手榴弹和抢来的包裹、母鸡等东西，像潮水般地涌下来。他们看到我们要往前线去，感到非常奇怪，向我们的战士散布失败情绪，说日军如何如何厉害。” “我们的战士与他们争辩，有的溃兵说：‘你们别吹牛皮，上去试试吧！’战士们问：‘你们为什么退下来？’他们说：‘日本人有飞机坦克，炮弹比我们的子弹还多，不退下来怎么办！’战士们问：‘你们究竟打死了多少敌人？’回答说：‘我们还没见日本鬼子的面呢！’又问：‘为什么不和敌人拼拼？’ 他们回答：‘找不到长官，没人指挥，打不了哇！’” 八路军的官兵们对国民党军队太了解了。这些溃兵没有跑过去当汉汗，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日本侵略者碰上了软骨头的国民党军队，算是他们幸运。现在，八路军来了。因为他们的到来，平型关将闻名于世，八路军115师的将士们也将彪炳史册！ 第10页 115师上寨妙算 为了协调八路军与友军的作战行动，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多次与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卫立煌会谈，对保卫山西的作战计划、部署、兵力使用和八路军的任务，以及发动与组织群众，成立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等问题提出了重要建议。并强调指出：八路军只宜在敌人的侧翼和后方进行游击战，担负袭击敌后方交通线和兵站据点的任务，不宜担负正面的阵地防御任务。为了积极配合第2战区友军防守平型关至茹越口和雁门关的内长城一线，八路军总部即令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待机，准备迎击进犯平型关之敌。 9月14日，林彪率115师先头部队343旅进抵大营镇，并派出侦察分队查明平型关地区的有关情况。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窄谷道。其间，关沟至东河南镇13公里的地段，沟深路狭。 平型关位于恆山、太行山两大山脉的交接处。两山夹谷中纵贯一条通道——蔚代（蔚县至代县）公路。公路从灵丘城伸出，沿唐河河谷西行20公里经东河南镇，在蔡家峪村脱开河谷，转向西南平型关山区；再前行2公里，从小寨村入狭沟，至老爷庙出口，全长4公里，沟深10至30米，宽10至20米。沟左侧（西北面）是高山，势如峭壁；沟右侧（东南面）状如刀削，上沿与沟底平行。沟的出口处，左侧山势平缓，老爷庙傍山面沟，距出口处约40米，右侧是一片不大的开阔地。行进方向200米处是交太沟谷。此沟车辆不能通行；公路则沿西沟而上，前行1公里至辛庄攀山，再前行3公里至跑池村而达山顶，这里是平型关北侧隘口。总的来说，从灵丘到平型关的30公里地段，分为三种地形：灵丘城至蔡家峪村（20公里）是河谷川道；自蔡家峪村开始地形转为复杂（2公里），小寨至老爷庙（4公里）是险要地段；老爷庙至平型关（4公里）地形復转开阔。在这三种地形中，小寨至老爷庙的4公里地段非常适合于打伏击，因为这一带地形狭长，进入的部队和火器均无法展开，不能守也不能攻，如钻入风箱里的老鼠。林彪一下看中了这地方。 随后，林彪又带人察看了这一段地形。发现关沟至东河南镇13公里的地段，沟深路窄，地形非常险要，两侧高地便于我军隐蔽部署兵力、发扬火力和展开突击，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根据当时所掌握的情况，林彪决心抓住敌军骄横狂妄、疏于戒备的弱点，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出其不意，以伏击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配合友军作战。为此，他令第343旅由大营镇前出至平型关东南的上寨地区隐蔽集结，并进行战前准备；同时命令正在沿同蒲路北上的344旅迅速向平型关地区靠拢。 在344旅还没有到达平型关之前，林彪就带人仔细地察看了平型关的地形，做到了心里有数。孙子曰：“知天知地，胜可乃全”。作为一支部队的指挥者，不能不掌握作战地区的地形情况。 22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并占领东跑池地区。 23日，八路军总部命令115师向平型关、灵丘间机动，侧击该敌。 同日，聂荣臻带领344旅赶到了上寨。他告诉林彪说，部队都已经上来了，并向林彪询问当时的敌情和作战准备情况。林彪告诉他说，日军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随后，林彪摊开地图，与几位参谋一起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情况和初步的作战设想介绍给聂荣臻，然后问聂荣臻有什么看法。因为聂荣臻刚刚到达作战地区，对详细情况也不大了解，所以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只是表示可以在这里打一仗。他当时认为，居高临下伏击敌人是很便宜的事情。这样，平型关作战的初步方案就大致确定下来。 当作战方案定下来以后，115师并没有向上级报告，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这样的作战计划。前线指挥员有权根据情况决定。好打就打，只要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事实上，八路军到山西以后距离中央军委已经很远，军委和总部对各部队的情况也不十分清楚。 115师的方案本来也没有必要向阎锡山通报，因为当时八路军虽然归阎锡山的第2战区控制，但国共双方有言在先，八路军的行动是“独立自主”，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行动用不着直接与阎锡山打招唿，如阎锡山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与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联繫，或由八路军总部转达。可能是由于第一次国共军队在一起打仗，出于礼貌，林彪还是派人把自己的作战计划通报给阎锡山的部下、第33军军长孙楚。 林彪和聂荣臻于23日在上寨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林彪在会上讲了115师的初步决心，命令师独立团和骑兵营在灵丘和涞源方向活动，扰乱敌人的后方，牵制和打击增援之敌；以343旅的两个团为主攻，344旅一个团到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一个团作师的预备队。攻击部队全部在平型关东侧山地设伏，准备给敌以勐烈的打击。 会议结束后，师部率主力于当日夜进至平型关以东之冉庄和东长城村地域。 第11页 24日，国民党第2战区第6集团军给115师送来“平型关出击计划”，拟定以第71师加上新编第2师及独立第8旅一部，配合115师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 同日，115师的主要指挥员在师长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的带领下，对平型关地区又进行了现场勘察，并确定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镇道路两侧高地，利用居高临下便于隐蔽和突击的有利地形，採取一翼伏击的战术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敌。在勘察过程中更加详细地确定了兵力部署，明确了各部队的具体任务： 第343旅第686团占领小寨村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灭沿公路开进之敌，尔后向东跑池方向发展进攻； 第685团占领老爷庙南至关沟地域，并阻击东跑池之敌回援，尔后协同防守平型关的国民党军，夹击东跑池之敌；第344旅第687团占领西村、蔡家峪和东河南镇以南高地，断敌退路，并阻击由灵丘、浑源方向来援之敌； 第688团为师预备队。 打伏击是林彪的拿手好戏。他在红军长征途中多次组织过伏击战，当时国民党军队在这方面没少吃红一军团的苦头。 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就曾这样评价林彪： “我平时总认为林彪不是不能打仗之人。有时他也能打。 他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 林彪“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这里的地形又适合于伏击，“地利”加上“人和”。这下林彪当然又要玩他的拿手好戏，上演“绝活”了。 当时之所以要採用这样的兵力部署，目的是要拦截敌之先头，切断敌之退路，实施中间突击，分割歼敌。这样做既可保证在伏击敌人时兵力上的优势，又保证有足够阻击援敌的兵力。为隐蔽行动企图，发挥作战的突然性，115师首长决定各部队当晚利用夜间天暗进入伏击阵地，命令343旅24日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344旅随后开进。并要求各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完成各项作战准备。 雨夜出击 24日夜，部队开始向作战地域运动。为了隐蔽，大多数部队都选择了最难走的羊肠小道。当天夜里，天空中布满了乌云，而且越来越浓，天也就越来越黑，黑得像是罩了口锅。不一会儿，瓢泼大雨终于下了起来。战士们都没有防雨工具，身上的灰布单军装被浇得湿淋淋的。 由于大雨如注，狂风不止，加上天黑路滑，部队行动十分困难。所有参战人员的衣服都淋透了不说，几乎每个人都成了“泥人”。最糟糕的是山洪暴发，而有些部队却要越过一些河谷，在平时，这些河谷是没有水的，但一旦下起大雨来，河谷里很快就会浪涛咆哮。当天晚上的雨很大，时间不长，河水已近齐胸深。为了完成任务，有些人就奋不顾身地跳进河水里，但由于洪水太急，一些战士就被捲走了。这些战士中有些是从中央苏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的老战士，能够亲自同日本鬼子作战是他们多年的宿愿，可就在见到真正的日本人之前，他们却被洪水夺去了生命。 任何军队作战，非战斗减员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战士却是即将参加战斗前的几个小时死于非命，真是令人惋惜。 当时师里也有工兵营，按道理可以架桥。但是水势兇勐，大雨滂沱，短期内难以完成架桥任务。没有别的办法，战士们就把枪和子弹吊在脖子上，手拉着手结成一条人链渡河。这个办法在洪水相对较小的时候还可以。可是，最后出发的344旅的部分部队就被河水给拦住了。聂荣臻看到有许多性急的战士被洪水沖走了，就与林彪商量，并提出建议，要344旅过河的一部分作预备队，没有过来的就不再强渡。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林彪同意了聂荣臻的意见。 天亮前，由杨得志和陈正湘率领的685团、李天佑和杨勇率领的686团，按计划占领了预定的伏击阵地，并迅速完成了伏击准备。 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已于23日分别向平型关东北和以东开进。24日。独立团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与日军遭遇，毙敌300余名，为平型关歼敌开了一个好头。 平型关上的硝烟 25日，天刚蒙蒙亮，敌第5师团第21旅团的后卫部队乘坐100余辆汽车，携带200多辆大车的辎重，共计约2000多人，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一字前行。 115师的战士们，在伏击阵地上警惕地注视着公路。经过近一夜的冒雨行军，虽然相当劳累，但谁也没有困意。大战之前，大家既紧张，又兴奋。他们先是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马达声，接着就隐隐约约地看到敌人汽车的影子。汽车越来越近，这才发现汽车后面还有马车一大熘。只见头一辆汽车上插着一面“膏药旗”，坐着几十个日本兵，头戴闪光的钢盔，身着黄呢大衣，带刺刀的步枪抱在怀里。这些傢伙装备精良，侵华以来还未遇到过有力的抵抗。他们所得到的都是东京给他们的贺电，上级给他们的嘉奖。他们在车上指手划脚，叽哩哇啦的不知讲些什么。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土上，他们旁若无人似的，当时只能用“不可一世”一词来形容他们。日军第5师团的师团长是坂垣征四郎。这个人早在1929年就在关东军任参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组织伪“满洲国”，就是由他代表关东军同溥仪谈判的。由于组织傀儡政府有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已经升任中将师团长了。此人非常崇尚武士道精神，在日军中很有些名气。他当时之所以选择平型关作为他的迂迴路线，因为他知道这里是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地方，是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自从中国全面抗战以来，坂垣在华北遇到的都是些不战自退的国民党军队，因此他的气焰非常骄横。据聂荣臻事后推测，坂垣可能没有考虑到八路军已经到达平型关，这就加深了他的疏忽大意。其实，即使坂垣知道八路军已经到达这一地区，他也不会把八路军放在眼里。因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八路军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支地方武装。 第12页 战士们瞪大了双眼看着进入伏击地域的日本鬼子。对于八路军战士来说，“北上抗日”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但这时却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日本人，几乎每个人都瞪大眼睛，想把日本人看个清楚。以前在心里总是想：“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下他们看清了，原来日本人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三头六臂，只是他们穿得比我们好一点，装备比我们精一些。那么国民党兵为什么要那样怕他们呢，我们的战士们倒是有些奇怪了。本来，我们的战士还可以多想一些，但现在是大敌当前，更多的是临战时的兴奋和紧张。这时每一颗心脏的跳动都非常有力，仿佛已经带动整个伏击地域一起在跳动。战士们上好刺刀，在枪膛里压满了子弹，机枪射手们已经瞄准好了，只等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7时许，敌人全部进入115师的伏击地域。由于道路狭窄，雨后道路泥泞。敌人的车辆、人马拥挤不堪，行动十分缓慢。115师抓住有利战机，全线突然开火，给敌以大量杀伤，并乘敌混乱之际发起冲击。日军最前面的汽车已被打坏，并着了火，后边的汽车、大车和骡马等互相拥挤在一起，走不动了。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伏击打晕，纷纷跳下车四处散开。也许他们作梦也没有想到，会在白天遇上这样勇勐的打击。 “大日本皇军”的精锐，第21旅团惊慌失措了。 日本军队大多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指挥官和士兵的素质比较高。坂垣的21旅团更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们从最初的懵懂中清醒过来。其骄横、兇狠、毒辣和残忍的本性就开始发作，指挥官举着军刀拼命地嚎叫着，开始时躲到汽车下面的士兵爬出来拼命往山上爬。 担负伏击主要行动的是第343旅的两个团。 执行拦头和侧击任务的是第685团。该团原是红军的主力部队，下辖的三个营都有着光荣的歷史。一营是朱老总从南昌起义带出来的；二营是跟着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三营是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的底子。许多战士都是经过长征的老同志。三位营长都是红军干部。都做过团一级的领导工作，一营营长刘正，二营营长曾国华、三营营长梁兴初。 战前，685团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在平型关战斗结束后的10月12日，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陈正湘给上级的详细报告中写道： “当日晚（即24日晚）旅长根据当时： 敌情：敌在东西跑池及老爷庙一带沟里汽车路一线至少有三个旅团的兵力，由于在南口以后均未碰到钉子及友军的节节退让，无人制止该敌骄傲自大，根本没有土工作业，对警戒更为疏忽，因此我团： 任务：在拂晓前赶至蔡家沟白崖一带集结待命。 团受领任务后，遂于25日3时许出动，到达蔡家沟已系拂晓五时三十分左右，部队即在蔡家沟白崖台一带集结，配合友军消灭由灵邱县进攻平型关之敌。 决心：以一个营占领关沟以北之高地，箝制东跑池与新庄，突击，以消灭新庄之敌进攻，另以一个营沿马路两旁向新庄突击，以消灭新庄之敌为目的，以便求得战局的开展。 处置：即令二营全部占领关沟以北之高地，由东南向西北攻击前进，并令第一营及第三营之一部，由马路两旁向新庄勐烈突击以便达成上述目的。” 当敌人进入伏击地域后，第685团给予迎头截击，首先打乱了敌军的队形。敌人清醒过来，拼命地想占领制高点。团长杨得志立即派通信员向各营传达命令：“附近的制高点一个也不准鬼子占领！”这时，刘正已指挥一营把公路上的敌人切成了几段。他接到团长的命令后，马上指挥该营的第1和第3连向公路边上的两个山头冲去。山沟里的日本人也在往山上爬，可是不等他们爬上去，迅速登上山头的第1营的两个连队反冲下去，一顿勐砸勐打，把这群日军的大部给报销了。这个营的第4连行动稍慢一步，被日军抢先占了山头。连长在向山头冲锋时负了伤，1排长就主动代替指挥。他用两面夹击的办法，很快把山头夺了回来，将日军重新逼回沟底。 正当685团同敌人反覆争夺制高点时，两架敌机顺着公路来回盘旋。但双方交织在一起，敌机无法扫射和投弹，只好飞走。 最激烈的白刃战斗在685团2营和3营的阵地上展开。2营5连连长曾贤生，外号叫“勐子”。战斗打响前，他就鼓动部队说，“靠我们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也不能死囫囵了。”他自己在作战中也真是够“勐”的，发起冲锋后，他率先向敌人突击。20分钟内，全连用手榴弹炸毁了20多辆汽车。在白刃格斗中，他一个人刺死了10多个敌人。他身上到处是伤是血，一群日军向他逼近，他就拉响了仅剩下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个连的指导员身负重伤，依然指挥部队；排长牺牲了，班长顶替；班长牺牲了，老战士接上指挥战斗。就这样，前仆后继。打到最后，全连只剩30多人，却仍然顽强地与敌人战斗。3营的9连和10连，冲上公路后伤亡已经很大，但他们依然勇敢地与敌人拼杀，以一当十，没有子弹了就用刺刀，刺刀弯了，就用枪托，枪托断了就和敌人抱在一团扭打，或者是用石块将日本兵的脑壳砸碎。 第13页 第686团的团长是李天佑，副团长是杨勇。这个团是侧击的主力。据李天佑战后回忆，他们团也几乎与685团同时展开了攻击。战斗一开始，他们就把拥塞在公路上的敌人打得人仰马翻。正在战斗进行最为激烈的时候，一个参谋大声招唿李天佑： “团长！团长！师指挥所通知，要你去一趟！” “师首长要我去？好。” 当时115师有两个指挥所，林彪负责一个，聂荣臻负责一个。李天佑去的是林彪的指挥所。这个指挥所就在686团右后侧的山坡上，距离有一里路的样子。李天佑不知有什么事情，就一路跑步过去。到师指挥所一看，林彪等人都在，气氛也不是很紧张，李天佑就放心一些。林彪对李天佑说：沉着些。敌人比较多，比较强，战斗不会马上就结束的。然后又指着硝烟滚滚的战场，说：看到了吗？敌人很顽强。 顺着林彪的手指方向望去，公路上的敌人正在利用汽车顽抗，并组织兵力抢占有利地形。随后，林彪接着说：你们一定要冲下公路，把敌人切成几段，并以一个营抢占老爷庙。拿下这个制高点，我们就可以居高临下，把敌人消灭在沟里。 “看！有几个鬼子正往老爷庙爬呢！”李天佑是有些着急了。 “是啊！你们的动作要快，慢了是不行的！” “明白了！” “好，去吧，要狠狠地打！” 李天佑回到团里，战斗更加激烈了，他向其他同志传达了师长的指示。随后，为了加强指挥，保证战斗的胜利。除团长李天佑外，团里的其他几位领导都下到营里去。李天佑又命令右侧山上的3营向老爷庙冲击。 山谷中，杀声震天。八路军指战员勇勐地向公路冲击。但敌人终究是兇狠的，而且枪法也很准。敌人不顾伤亡，利用汽车和沟坎顽抗，机枪打得嘎嘎地响。李天佑在望远镜中看到，八路军的火力压不住敌人的火力，冲上去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但686团的战士们还是前仆后继地进行攻击。可日军确实很顽强，过了一会儿，一部分敌人已经占领了老爷庙，形势对686团十分不利。 对敌人的攻击继续进行，战士们接二连三地倒下。但无论何时，军人都意味着牺牲，特别是在这种紧急关头，就不能害怕牺牲。李天佑咬咬牙，再一次命令3营： “3营长，不要怕伤亡！勐冲，一定要拿下老爷庙！” “是！保证完成任务！”3营长周海宾坚定地回答。 “老李，指挥所里的事交给你，我跟3营一起上去。”刚刚回到团部的686团副团长杨勇对李天佑说，随后便与3营一起向老爷庙的方向冲去。 随后，李天佑又组织侧翼连队加紧攻击，吸引敌人的火力，以支援3营的冲锋。 山沟里硝烟瀰漫，响声震耳欲聋。3营的指战员们钻进烟雾里，往前跑，往前爬，往前滚，终于，冲上公路，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只见枪托上下飞舞，大刀闪着寒光。战士们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奋勇拼杀。 在3营向老爷庙敌人发动进攻的同时，李天佑又命令12连副连长王培根，带领一个排抢占东面公路拐弯处的小土地庙，控制有利位置，打击后面跟进的日军大车队。 王培根带着12连3排冲过去，占领了那个小土地庙，截住了老爷庙至兴庄的80多辆大车。 686团的战斗在继续进行，有人告诉李天佑，3营的伤亡很大，冲上公路后，9连的干部差不多打光了，全连只剩下10多个人。李天佑当即打电话问3营长： “你们怎么样？还能打吗？” “保证完成任务！”3营长还是那句话。 在战斗中，没有一个干部在报告时强调伤亡。那年月，部队的干部、战士最怕的就是没有仗可打。 日本人作战虽然非常顽强，但他们似乎不大懂山地作战的特点，除了用一小股兵力抢占老爷庙外，其他大部分敌人始终挤在公路上被动挨打。686团的部分兵力就冲过公路，直奔公路西侧的老爷庙。这样，在2营的积极支援下，3营终于占领了老爷庙这个制高点。 可是就在这时，杨勇突然感到一股巨大力量向他袭来，把他冲倒在地。他想爬起来，可左臂怎么也不听使唤了。身后的通信员惊叫道：“政委，你挂花了！”“别喊了，这点小伤算什么。”杨勇对通信员说道。然后卫生员过来给杨勇简单地包扎一下，他又站在指挥位置上。这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第三次受伤。 占领了老爷庙后，686团从公路两侧居高临下对敌人进行打击，打得敌人无处躲藏。这时，敌人的指挥官才勐醒过来，发现了自己战术上的失误，马上挥刀喊叫，指挥部队争夺老爷庙制高点。但是，由于双方处于近战胶着状态，敌人的大炮、快速骑兵全都失去了作用，火力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他们只有穿着皮鞋的步兵成群地往上爬。八路军居高临下，对日军进行打击。 敌人冲上来，马上就垮下去。再冲上来，又垮下去。 敌人一次又一次进行冲击，在老爷庙下面集结的日军越来越多，足有五六百人，这时敌人的飞机也来凑热闹，低空盘旋着，寻找机会。但交战双方靠得很近，敌机不敢轻易投弹。 第14页 战斗进行到下午1时，687团从后面攻上来，敌人的后尾顿时乱了。原来，第687团将敌后尾部队分割包围于蔡家峪和西沟村地区，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被分割的敌人企图向北逃窜，但被687团歼灭于蔡家峪东北。随后，687团转而南下配合343旅进行战斗。林彪意识到进行全面攻击的时机到了，于是命令各部队立即发起攻击。占据公路两侧的部队迅速发起了冲击，很快就把老爷庙与兴庄之间的敌人消灭在山沟里。 在歼灭老爷庙和小寨村之敌的过程中，为解救被围的同伙，先期进占东跑池之敌一部回援，又被我第685团所阻。敌师团长坂垣急令其在蔚县、涞源的部队向平型关增援，但被115师独立团、骑兵营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并在灵丘以东的腰站毙伤其300余人。被围于小寨村至老爷庙之敌，在6架飞机掩护下，再次勐攻老爷庙及附近高地，也未能得逞。第686团遂集中全力，在两翼友邻部队协同下，将被围之敌歼灭。至当日13时，战斗胜利结束。 黄昏，115师师部命令第343旅向东跑池的日军展开攻击。在东跑池约有2000多名敌人，控制着东跑池高地，这股敌人原是国民党晋绥军出击的目标。但是，国民党军却没有按预定的协同计划配合八路军作战，致使日军敢于集中力量向八路军侧翼攻击，企图为老爷庙和小寨村的敌人解围。在八路军消灭了上述被围之敌、开始攻击东跑池之敌时，国民党晋绥军却又放弃团城口阵地，使敌人夺路而逃，丧失了取得更大战果的机会。 在这次作战中，八路军115师歼灭了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共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多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取得了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打破了“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企图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日军一个迎头痛击。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增强了八路军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平型关战役之后，蒋介石也给八路军发来贺电。 说长道短话日军 从北伐到长征的10年中，打了数不清的仗。但在平型关，林彪是第一次与日本人作战。这一仗虽然只歼敌1000多人，同林彪过去的战绩相比，这根本就是小打小闹。但林彪的歷史却紧紧地与平型关连在一起，好多人一提起林彪，就马上想到平型关，一提起平型关战役，马上就想到了林彪指挥的115师。平型关也因为115师在这里打了一仗而名扬天下。长城上的关隘很多，除山海关和居庸关以外，可能就数平型关的知名度最高了。 平型关战斗只能算是一个小仗。它与后来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之战和杜聿明指挥的崑崙关之战相比，都不属于一个级别。但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却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平型关之战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日军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平型关战斗的意义，在于它取得了中国全面抗战以来的“零的突破”。 林彪在平型关战斗结束后，于10月17日之前撰写了《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一文。写这一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向其他八路军部队提供值得借鑑的经验和需要吸取的教训。在总结中，林彪指出了日军作战的缺点和长处。他写道： “敌人实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作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之作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原件如此）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兵往往很多。在‘抗大’的军事教育中，特别要教育干部了解正规战斗中的战斗队形之运用。” 在平型关战斗中所遇到的情况，与林彪所讲的差不多。当时，战斗开始后，日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晕了，纷纷藏到汽车底下。八路军的战士们还不懂得烧毁敌人的汽车，让敌人失去掩蔽物，还以为日军和国民党军队一样，打狠了就会缴枪。他们就停止了射击，向躲在汽车底下的敌人喊话： “老乡，缴枪！” “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然而，眼前的敌人不仅不懂中国话，而且还是一群经过法西斯军国主义训练的，并长期受“武士道”精神薰陶的人。结果，敌人不但没有缴枪，反而对前去喊话的八路军战士进行射击，许多战士因为缺乏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经验，反被垂死的敌人给杀伤了。 当时686团1营的一名电话员，正沿着公路查线，发现汽车旁躺着一个半死的日本兵，他跑上去对那个敌兵说：“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还没等他说完，那傢伙扬起手就是一刺刀，刺进了电话员的胸部。还有的战士想把负伤的敌人背回来，结果自己的耳朵却被负伤的敌人咬掉了。有的战士去给哼哼呀呀的敌人裹伤，反被打伤了。 第15页 685团和686团都同样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很多战士被负伤的敌人打死打伤。据战后统计，在115师的伤亡中，这一项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敌人不肯投降，其结果是，115师虽然打了胜仗，但却没有抓到一个俘虏。 日军之所以死不投降，拼死顽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坂垣的第五师团长期驻在中国，从骨头里就没有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对国民党政府军尚且如此，更何况被他们称作为“匪”的八路军。坂垣征四郎极为崇尚武士道，他的部下大多数也都愿意作武士道精神的牺牲品。他们不想让连自己都瞧不起的军队抓住，否则他们会认为是贞节不保，是自己的奇耻大辱。这样，“不成功则成仁”就成了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选择。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林彪在他的总结中还指出了另外一点： “日兵之死不肯缴枪，一来因日本武士道的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復。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不正确，採用野蛮的活埋、火烧、剖肚等办法。故我们今后须加紧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治宣传与优待俘虏。” 在此次战斗中，日军的伤兵不但用武器继续顽抗，而且还经常徒手与八路军战士作战，他们用牙咬，用石头砸，用身体撞……不但不把自己的性命留给八路军，而且最为可惜的是，他们也不想把自己的武器和其他装备留给八路军。他们很多人都把自己手中的武器毁掉，或砸碎，或炸毁。从115师所取得的战果来看，成绩是不小的。但在平型关所遇到的敌人，包括一部分日军辎重队，掌握的各种装备和物资是不少的。如果不是日军毁掉了一部分，那么115师的战果还要大得多。 在对待俘虏的政策上，共产党歷来都比国民党高明得多。在八路军改编之初，中央军委就颁布了“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包括：1.实行抗日救国纲领；2.服从上级指挥；3.不拿人民一点东西。 八项注意包括：1.进出宣传；2.打扫清洁；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物送还；6.损物赔偿；7.不乱疴屎；8.不杀敌（俘）兵。 八路军的纪律中清楚地写明了“不杀敌（俘）兵”这一条。如果国民党军队也都执行不杀俘虏的政策，那么中国军队的仗可能就好打一点。后来因为八路军一直执行自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在战场也经常能抓到一些日军俘虏，并且有很多日本人转而为八路军服务。 林彪在指出日军战斗力强的同时，也指出了日军在作战中的弱点。他在其总结中说： “一到山地，敌人的战斗力与特长均要大大降低，甚至于没有。步兵穿着皮鞋爬山简直不行。虽然他们已爬到半山，我们还在山脚，但结果我们还是要先抢上去，给他们一顿勐烈的手榴弹。他们只好像滚萝蔔一样滚下去了。至于炮兵则难于运动与找阵地。坦克呢？有些地方真使它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飞机的作用也不大。 “敌人轻视中国军队，成了习惯，便由骄矜而疏忽，不注意侦察警戒，不爱做工事。打起仗来，先让飞机和大炮显神通。来到勐攻时，他们步兵连阵地也不爱占领，只隐蔽在沟里休息。这样的敌人，当然便利我们袭击。所以我们这次，一切都布置得妥妥噹噹了，向他们开枪了，冲锋了。他们才知道。 “敌人不仅是弹药要靠后方输送，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他们的后方线已扯长有几千里。在这样情形下，把他们后方线一切断，他们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可以弄得他们进退维谷。所以发展游击战在敌后方线上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此次平型关战斗，我们正是派了一部分人在敌后路上阻滞其增援部队及粮食供给……” 根据战斗的实际情况看，林彪所讲的是真实的。从表面上看，在平型关，日军的失败是由于八路军打得好，其实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在日军自己那里，115师只不过是利用日军的弱点而已。 当然，聪明的军队指挥者，往往能充分利用其对手的弱点。 “友军的配合实在太差” 平型关战斗，是建立统一战线以来国共双方军队的第一次配合。但仅仅是这一次，就使林彪更加瞧不起国民党军队。 当时的作战背景是，9月20日，坂垣征四郎下达了进攻平型关的作战命令，即令第21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指挥在灵丘的三个步兵大队（第21旅团所属第42联队的2大队、21联队的3大队及第9旅团所属的11联队之第2大队）实施正面进攻；令第21联队长粟饭原秀大佐率领广灵、浑源方面的两个步兵大队（第21旅团所属21联队的第1、2大队）偷袭平型关右侧。 21日，粟饭原秀率部出动。 22日，三浦敏事也向平型关方向机动。 从浑源南下的粟饭原秀部队翻过大尖山后，于22日进至中庄铺地区，与高桂滋军警戒部队接触。日军并不恋战，绕过高桂滋的部队，沿王庄堡西侧的山涧小路，继续向南穿插。23日，进至西河口及其以南地区。至此，粟饭部已绕到平型关左侧后。这时，阎锡山的部队在大营地区的预备队距敌只有六七公里，但却按兵不动。23日夜，日军向北进攻，袭击高桂滋的背后。高桂滋发现自己的侧后受敌，就放弃团城口一线阵地，向西退却到大营以北地区。24日，日军占领了团城口至东西跑池一线的长城。 第16页 就在这一连串事情发生的同时，担任平型关正面防御的国民党军第33军的一线部队第73师，却早在21日就退到平型关东南部的小西沟——马跑泉一带地区。 至此，在山西境内的长城以北，已没有阎锡山的一兵一卒。 坂垣征四郎的预期目的实现了。他迅速驱逐了灵丘地区的国民党守军，一头堵住了平型关北侧地区，一头占据灵丘城，两头掐断，控制着中间的30公里通路。在日军看来，这里自然是一个安全地带。 但是，这30公里的间隙，却是战场上的一个大“裂缝”。两军相争，双方指挥人员都在极力寻找对方部署的间隙，也就是要“乘敌之隙”。但国民党军队却不敢钻这个“裂缝”，这一点坂垣好像已经预见到了。然而，他却没有估计到八路军115师突然出现在平型关。林彪不仅看见了这个“裂缝”，而且还充分地利用了它。 23日，115师派代表到大营向阎锡山部队的平型关前线指挥所报告115师的作战计划，希望友军给予协同。国民党第33军军长孙楚和阎锡山接到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后，只是虚以委蛇，并未作认真的考虑。 24日黄昏，孙楚和阎锡山派专人给115师送来了“25日平型关出击计划”，决定由阎锡山的第2预备军（军长郭宗汾）、第61军（军长陈长捷）派出8个团，三路出击团城口地区，并要求八路军以两路分别向蔡家峪、东河南出击。接到此通知后，林彪决定在总的作战方案上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但对阎锡山要求115师分两路行动的计划却不屑一顾，决定不分兵行动，仍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平型关之战打响以后，国民党军队的前卫部队即郭宗汾的第2预备军，却在日军前沿阵地前按兵不动，没有按原计划向团城口的日军发动进攻。等陈长捷第61军赶到，郭宗汾军却又调头南撤。拂晓出击的计划弄到中午还没打响，致使当面之敌粟饭部队的两个大队安然退走。 就在115师一个师与日军孤军作战的同时，国民党第2战区集中在平型关方面的部队多达5个军10个师。如此庞大的兵力却不敢与日军的两个营交战。阎锡山和孙楚亲自制定的作战计划，又经过他们自己的手将它破坏。 国民党军队如此胆小怕事，林彪能瞧得起他们吗？八路军能瞧得起他们吗？ 林彪在他的《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中写道： “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他们自订的出击计划，他们自己却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观。他们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或向敌人打，而又不坚决打。他们的部队本来既不充实，在一个出击中，却以区区的八个团兵力分成三大路，还留了总预备队，而每路又相隔十多里或二十多里，这样不仅缺乏出击力，而且连我们打败了而退下的敌人，他们碰着了，竟不但不能消灭之，反而被这些突围的敌人沖坍了。他们的指挥真笨极了，特别不能真正了解与运用在战役上于决战的地点与时机集中绝对优于敌人的步兵、炮兵、飞机以勐攻敌人。” 一句“友军的配合实在太差”，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林彪打了胜仗后的心态，那就是从心底里瞧不起国民党军队。当然除了瞧不起国民党军队之外，似乎还有弦外之音：怎么样，你国民党人一败再败，可我115师一上去就打了一个大胜仗。 平型关本来可以取得更大的战果，但却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恐日心理和指挥无能给断送了。作为一个军人，林彪瞧不起国民党军队的官兵；作为一名军队的领导者，林彪又瞧不起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在林彪看来，国民党军队的有些决策简直无法理解。集中兵力几乎是每一支军队所要遵循的作战原则，但国民党军队“却以区区八团兵力分为三大路”，犯了兵家之大忌。国民党军队的这个毛病似乎到最后也没有改好，在辽渖战役中，当林彪一次又一次以几倍或十倍的兵力对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时，国民党的将军们却认为这不合常理，并觉得这不十分公平。 对国民党军队的胆小怕事，林彪似乎不应感到吃惊，因为在中央红军的五次反“围剿”和红军的长征途中，这样的事他应该见得多了。 当然，话说回来，115师的胜利也应该有国民党军队的一份“功劳”，要不是国民党在抗日战场上的无能，战术上的呆板，日军也不会孤军深入，给115师造成一个打伏击的机会。在平型关战斗之前，国民党军队的所作所为已经给日本人一个印象，即中国军队不会打伏击，战斗力也不强。要不然他们的胆怎么会那么大呢！ 林彪在其总结中，还留出一个部分为国民党军队指点迷津。 “中央军队如果还是守着挨打战术，便是糟糕透了。他们对主要点应坚持固守，而不应到处守，应行决战防御与运动战，应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大炮于决战点。至于他们军官的调动，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问题。” 一名只指挥区区15000人的八路军师长，却对总数约20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指手划脚，可谓是心高气傲。但他确实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国民党200万军队不能做到的事情，八路军的一个师却做到了。 第17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身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却给一年前他还信誓旦旦地要剿灭的共产党军队发出了嘉奖令，不知他作何感想。 歷史又在开蒋介石的玩笑。 迷途知返的林彪 早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与会人员讨论了八路军出征以后的作战方针问题。当时曾出现过不同意见。有人主张打运动战，有人主张以游击战为主。据聂荣臻回忆说，林彪在会议上是不贊同打游击战的。 “林彪是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 平型关战斗后，林彪在其总结中却对游击战极为推崇。他说： “敌人不仅是弹药要靠后方输送，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他们的后方线已扯长有千多里。在这样的情形下，把他们后方线一切断，他们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可以弄得他们进退维谷。所以发展游击战在敌后方线上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方击其后路为主。击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在敌后方击其后路，”是典型的游击战战法。 看来，战争的实践让林彪认识到游击战在抗日战争初期的重要地位，并认识到“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林彪的弯转得也够快的。 与此同时，林彪也总结出一些其他的作战经验。 “利用敌人攻击友军阵地时，袭击敌人侧后方，这是最好的战法，比其在行动中和刚到阵地而未站住脚时去袭击还要好些。这次就是利用敌以全副兵力注意对付友军时，突然在他们的后方大打起来。” “为了避免他们的炮兵和飞机，战斗开始后要迅速接近敌人，投入肉搏，连续冲锋，使敌人的炮不好放，要放就连他们自己的队伍也遭了殃。” 对于装备处于劣势的军队来说，近战是制胜的诀窍。 “夜袭是战胜日寇的重要作战手段，敌怕夜袭，他们的技术威力一到夜间竟至全无作用。我们要努力，非常努力地去学习夜战，以此为特长以战胜日寇。” 林彪在平型关战斗中的体会是非常重要的。直到今天，近战和夜战仍是我军制胜的重要战法。这些战法在解放战争和韩战中都收到良好的作战效果。 林彪也发现了八路军存在的不足。 “我军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今后当努力此方教育。” 既看到优点，也认识到了缺点；既分析敌人，也剖析自己。这时的林彪在认识问题时，较好地把握了“一分为二”的辩证法。 国民党也有一个平型关之战 在国民党军队的战史中，也有平型关之战。但其内容却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所谈及的大不一样。 在1966年台湾出版的《抗日战史》中，对平型关之战是这样描述的： 同年（1937年）9月10日，敌第五师团由怀来攻占蔚县，川原旅团附伪军由怀安南据阳泉。此时我大同战局正在吃紧之时，旋即放弃大同，傅总司令作义率所部到雁门关布置阵线。本战斗参加部队为第21师、73师、84师及独立第3旅，先在广灵、炭堡、乱石关之线占领阵地（平型关之外），由汤恩伯将军统一指挥之。同月（9月）13日敌川原旅团攻占我火烧岭84师之前进阵地，蔚县敌第五师团亦同时向我21师、73师阵地发动攻击，激战终日，翌日（14日）拂晓勐攻广灵城垣，十时广灵陷落。15日陷广灵之敌，续向我73师阵地松林山阵地侧击，刘师长奉滨亲自督战，激烈异常，刘师长身负四创，官兵伤亡过半，我军乃沿平型关左右之线转移阵地。是时汤将军恩伯奉命赴河北南部整理所部，第6集团军孙副总司令楚接替本作战之指挥。阎长官锡山并重新划定第2战区作战地界如下：以杨爱源为右地区总司令，孙楚为副总司令，辖33军，17军，15军，傅作义为左地区总司令，辖61军，34军，35军，19军。以71、72两师为预备队。 “9月22日，敌步炮联合5000人由灵邱南进，薄暮向我73师平型关阵地攻击。翌日（23日）大举来犯，孙楚副司令当令84师出击，战况激烈，敌我相持不下。阎长官特令傅总司令作义率预备队加入右地区，并与杨爱源联合指挥本区作战，将左地区交第19军王靖国代行，更令第18集团军之115师攻击平型关敌之左侧背。本月（9月）24日平型关正面之敌，增援数千人，勐烈来攻，我军奋勇抵抗，并由傅总司令亲率生力军参加作战，双方伤亡虽重，敌未得逞，时为同月（9月）27日。 “同时（9月27日）我左翼军有203旅正面茹越口敌军大增，步炮联合四、五千人，来攻甚勐烈，该旅227团坚强抵抗，损失惨重。翌日（28日）敌继续攻击茹越口，梁旅长鉴堂奋不顾身，亲来督战，不幸阵亡，茹越口陷落，该旅残部退守繁峙以北之铁角岭阵地。敌由平绥路以汽车输来援军，向我铁角岭继续再攻，我34军虽奋勇阻击，终以众寡不敌，铁角岭亦于29日陷落，敌急向繁峙南进。此时，阎长官决心缩短战线，令各部队向五台山之神堂堡、雁门关、阳方口转移阵地，我军遂自动放弃平型关，本战斗乃告结束。 第18页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的平型关之战，要比现在我们所讲的平型关之战的规模大得多。为阻止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在平型关附近地区投入了7个军另两个师，这还不算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的115师。战场的范围也比较大。而115师的平型关之战只有一个师参加，作战的范围则比较小。 115师的平型关之战，是国民党平型关之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但这却是国民党所组织的平型关之战中的最为精彩的一部分。在国民党的抗战史中，极力掩饰其指挥官战术上的失误，指挥上的无能，士气的低落，而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日军兵力多，自己伤亡大。在这次作战中，国民党军队的伤亡大是确实的，但他们却没有指出国民党军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伤亡。同样是与日军作战，八路军的115师为什么会伤亡很少。说日军兵力多是不确实的，其实在整个平型关之战中，日军参战兵力也只有3万余人，而国民党却有七八个军的兵力，这怎么能说是兵力上不占优势呢？ 国民党所说的平型关之战，以失败告终，并且失败得非常惨，而八路军115师平型关之战则胜利了，并且胜得非常漂亮。这一好一坏的两个平型关之战，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第四章　国共合作的初期 第四章　国共合作的初期 以平型关之战为标志，国共双方的军事合作，已经从纸上协议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在忻口战役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确实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在包括武器、弹药、军饷、给养等作战物资方面，给予八路军一定的支援。当然，八路军也是不遗余力地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39年下半年，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合作得很好。虽然在这一段时间内，阎锡山的第2战区没有阻止住日军在山西发动的进攻，但还是在八路军的协助下取得了忻口战役的部分胜利，并阻止了日军渡过黄河、侵占陕西的企图。 “山西王”与国共合作 讲到八路军的抗战，就不能不提到“山西王”阎锡山。在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很多活动都是与阎锡山联繫在一起的。 提到阎锡山，现在很多的青年人，更包括很多中年人，都知道他。但这个人到底干了一些什么事情，恐怕人们了解得最多的是，“阎锡山匪徒”用铡刀把山西年仅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给杀害了。阎锡山的名字已经与英雄刘胡兰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只不过阎锡山是一位为人们所痛恨的反面人物。其实，他做的坏事远远不只这一件。但是他也曾为推动国共合作做过一些事情，并先于蒋介石与共产党进行联合抗战。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清朝光绪九年农历九月初八（公历1883年10月8日）生于五台县（今属定襄县）的河边村。其祖上都是些“地无一壠”的穷人。直到阎锡山的曾祖父阎兴泰，家庭状况才有转机。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自己在五台县城里开了一家钱铺，字号是“积庆长”，除经营少数杂货外，主要是放高利贷，出钱帖子。同时他以主要精力从事金融投机，利用五台、定襄一带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涨落不定的条件，进行买空卖空，投机牟利。这种勾当俗称“打虎”。1900年，阎书堂“打虎”失利，被迫卖光铺内的杂货还债，尚欠两千吊。当时持有该号钱帖子的人纷纷到阎家催帐，阎书堂便带上阎锡山一走了之。 阎锡山是阎书堂的独生子。在其父子双双出逃躲债期间，阎锡山考取了山西的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里，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改以前贪玩的毛病，学习相当努力，对出操、训练等军事科目，也十分用心。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还当了学生班长。在武备学堂学习两年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选派各省学堂里的优秀生赴日本留学，阎锡山也在其中。 1904年，阎锡山入东京振武学校。在此间结识孙中山，受到革命思想影响。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后加入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1910年回国后任山西新军标统，秘密参加同盟会反清活动。辛亥武昌起义后，任山西都督。1912年国民党成立，任参议。后投靠袁世凯，并遵照袁世凯的指令，三日内将山西的国民党党部一律解散，声明脱离国民党。袁世凯称帝后封阎锡山为一等侯。袁世凯死后他又投靠段祺瑞，任山西督军兼省长。在北洋军阀混战中，不断扩充实力。至1926年，他已将地盘由山西扩大到绥远（今内蒙古中部）。1926年，北伐战争时，自称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通电拥护三民主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从1928年起，歷任国民党政府委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和北平分会主席、平津卫戍总司令、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长、西北边防长官等职。连续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0年发动讨蒋的中原大战，战败后下野，逃居大连。1932年在汪精卫等支持下，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与蒋介石重新和好，再度统治晋绥两省，并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 第19页 阎锡山重新出山不久，红军就到达陕北。他马上就感到了共产党对山西的威胁，因此拼命阻止红军进入山西。1936年2月下旬，红军开始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开始了共产党与阎锡山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阎部连连失败，被迫向蒋介石求援，不久红军撤回陕西。但蒋介石派来的援军却赖在山西不走，从而又使阎锡山感到了蒋介石对他的威胁。 这时，阎锡山认为他所面临的威胁有三个，即共产党、蒋介石和日本。一是共产党东征掀起的人民抗日高潮，勐烈地震撼着阎锡山的专制统治；二是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面临着被蒋介石吃掉的危险；三是日本人在华北步步紧逼，亡国灭种的危险即在眼前。阎锡山在三种不同矛盾的冲突之中，决定採取“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策略。 这种策略的核心是，准备抗日，又不公开与日本决裂；拥护蒋介石，又保持自己的独立；准备联共抗日，又不公开实行合作。企图在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维持一种力量的平衡，找到一条能够容许他存在的“夹缝”。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 阎锡山认为，採取这一策略，既可利用一些进步人士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同时也可以顶住蒋介石想一口吞掉他的企图，而且只要他答应抗日，共产党便不会对他採取军事行动。 从此，阎锡山就开始在三种力量之间展示他的处世圆滑的本事。他与各方面的力量都进行接触。在山西，日本人的代表有之，地方实力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代表有之，共产党的代表有之。当时，在阎锡山处工作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说：“阎的会客室里挂着很多像，接见那方面的人就挂出那方面的像，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从1936年6、7月间开始，阎锡山开始採取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政策，即由亲日反共、压制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一变而为扶植抗日力量，并企图充当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者。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唿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这份唿吁书的内容打动了阎锡山的心，并“由阎处翻印数千份散发”。 1936年10月，阎锡山把山西籍共产党员薄一波请回来，参与山西的抗日工作。 从1936年10月中旬开始，阎锡山便通过张学良向共产党表示与红军建立联繫的愿望。另外，对是否联合红军抗日的问题上，阎锡山还于11月7日对他最亲近的谋士们进行“民意测验”： “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如果成为事实，我们守中立呢？还是帮助日本反共呢？或者联合红军抗日呢？” 阎锡山让他的谋士们好好考虑，限期作出答覆。几天后对此进行表决，结果到会38人，以31对7票形成决议，贊成联合红军抗日。 阎锡山的联共抗日的意愿正是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能达到抗日的目的，与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一开始就把陕西周围的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作为统一战线的突破对象。由于阎锡山已同意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在“西安事变”中，阎锡山与共产党也进行了一些合作，相互间协调一部分行动。在处理“西安事变”期间，阎锡山曾说：“国人必须抛弃主观的成见，……以远大的国家民族利害为前提，避开个别的异点，趋向共同的同点，缩小异点，以致于无，扩大同点，以致于无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又说：“此后，只有希望我民族全体站在一条线上，努力奋斗，挽救希望，復兴民族。” “我们今天不应当分两条战线，应当都走到一条战线才对。” 可以说，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阎锡山在考虑其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在联共抗日上先于蒋介石迈出一步，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迫使蒋介石放弃“剿共”而联合红军进行抗日方面，阎锡山也都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在抗日战争的前期，阎锡山与共产党在其所辖的第二战区内也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果的合作，并在共产党的敦促和协助下，阎锡山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抗战，他所领导的第二战区在抗战初期一度被誉为“模范战区”。 阎锡山的“帮手” 八路军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并未动摇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的野心。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1937年9月27日和28日，先后突破国民党军茹越口、下社村内长城防线，直逼繁峙，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同年10月1日，日本政府的外务省发表声明，拒绝国际联盟对中日战争的调解。同日，日军中央统帅部命令华北方面军攻占太原。 10月上旬，身为国民党第2战区长官的阎锡山为保卫太原，决心在五台山至宁武一线依託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组织忻口防御作战。兵力配置情况是： 以郝梦龄第9军、王靖国第19军以及第72师、第85师、第21师、第94师、第17师等部组成中央兵团，守备忻口山岭及其左侧川道； 第20页 以李默庵第14军、第71师、独立第8旅组成左翼兵团，控制云中山； 以刘茂恩第15军的第64师、第65师为右翼兵团，控制五台山； 以朱德、彭德怀的第18集团军，于两翼侧击。 10月6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在敌之侧翼和后方积极打击与钳制敌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和太原的作战。 当时，在作战中，不但八路军的一些部队经常归国民党军队指挥，而且有一些国民党军队也偶尔交由八路军指挥。为了不引起双方的矛盾，毛泽东还为此发了一个指示。其内容是： “朱彭任并告林聂罗，贺萧关，刘徐张： 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採取爱护协助的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毛泽东 十月四日” 1937年10月初，国民党第二战区为准备忻口会战，将作战地域划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为统一指挥参战部队，阎锡山与周恩来商定，右翼各军，包括国民党军第63师、独立第3旅等10个团归八路军指挥。从这一件事中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对八路军还是比较信任的，要不然是不会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八路军的。 但毛泽东还是处事谨慎，一再嘱咐八路军的领导人要爱护配属给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不让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抱有极大的信心和诚意，为了使双方的合作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毛泽东当然对此事看得非常重。 八路军交给国民党军队指挥的并不多，其中的原因是，在阎锡山组织忻口防御作战时，因为八路军在兵力数量和装备水平上还不大具备进行长时间正规作战的能力，所以在这以前八路军便将这方面的意思向阎作了说明。因此，在进行太原、忻口保卫战的过程中，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协助阎锡山的部队作战，115师当然也不例外。 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不是用正规战，而是游击战。为此，毛泽东于10月16日专门发给林彪一个电报。电报中说： “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即蒋介石和何应钦）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动摇此方针。” 虽然八路军是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但八路军在战场上仍十分活跃，胜仗是一个接一个。 115师首先以独立团由晋东北向察哈尔省南部地区出击。10月10日，独立团在团长杨成武带领下，攻占涞源县城。15日拂晓前，独立团以主力进至广灵、灵丘之间的冯家沟设伏。当天上午，日军的运输大队100余辆马车和担任掩护的步骑50余人进入伏击区。115师独立团突然开火，并乘敌混乱之际发起冲击，经1小时左右的激战，毙伤敌100余人，缴获大车100余辆和大量弹药给养，然后乘胜于16日收復广灵县城。 19日至20日，蔚县之敌1000余人在坦克的支援下勐攻广灵县城。115师独立团在给敌以严重的杀伤后主动撤离，转移至广灵东南山地，待机歼敌。占领广灵的日军于23日，以1000余人在2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及5架飞机的掩护下，沿公路南下向灵丘进犯。独立团依託冯家沟、南阁崖一线山地顽强抗击，打退敌人连续两天的勐攻。25日，115师决定以344旅一部增援独立团，向进犯之敌侧后实施机动，给敌人造成威胁，于是南犯之敌不得不向广灵撤退。独立团再次乘胜追击，于当日黄昏收復广灵县城，并歼敌一部，其余的敌人向蔚县逃窜。26日，独立团又相继攻克紫荆关及灵丘、蔚县二城。 在独立团频频出击的同时，115师的骑兵营等部队由山西东北进入河北西部。 18日夜里2时，骑兵营奔袭曲阳县城，歼灭大部守敌，残敌向定县、新乐逃窜。骑兵营收復曲阳县后，缴获大量给养，并于当日打退定县之敌的反扑。至10月29日，骑兵营等又连克平山、唐县、完县等县城，并伏击平汉铁路沿线的清风店车站，严重地威胁敌平汉铁路北段的交通。 第344旅也是连续出击。该旅奉命打击晋东北平型关、繁峙一线的日军。10月14日，该旅主力于平型关东北小寨村附近，截击由灵丘驶来的日军汽车运输队（有130余辆汽车），并打退该敌一个大队的连续反扑，激战到傍晚，共毙敌100余人，毁敌汽车数十辆，迫敌退回灵丘县城。随后，该旅连续收復平型关、团城口、沙河镇及繁峙、浑源县城。 在344旅、师独立旅等部队，于晋东北附近地区同日军作战的同时，115师师部及343旅正在南线打击沿正太路西犯之敌。 由于国民党军队未能在事先加强娘子关和九龙一线的防御，直到敌军逼近，才令第26、第27路军、第3军等部队进至娘子关一线组织仓卒防御，未能有效地阻止敌军的进攻。26日，放弃娘子关，向西南撤退。在晋东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于10月28日，率115师师部及第343旅，由五台山地区南下进至寿阳以南地区，并指挥第129师和115师的主力，积极打击沿正太铁路及其南侧西犯之敌，以配合友军的作战。 第21页 10月30日，八路军115师主力进至昔阳以西的地区，待机歼灭由平定、昔阳西犯之敌。11月2日，敌第20师团第40旅团先头之第79联队主力逼近马道岭。第343旅以686团2营在马道岭一带节节抗击，并迟滞与疲惫敌人，以掩护主力完成伏击部署。敌在2营的不断抗击和袭扰下，前进缓慢，日行程仅7公里。第343旅的其他部队抓紧时机，迅速占领了广阳及其以东道路南侧的有利地形，完成了伏击的作战部署： 第686团占领广阳镇南之瑶村、前小寒以北的高地，担负主要攻击任务； 第685团3营由狼窝沟北山出击，协同第686团歼灭进入伏击地域之敌。 4日13时，敌先头两个联队通过广阳进至松塔镇，而其辎重队处于115师的伏击地域之内。115师决定採取避强击弱的原则，放过其先头主力，对其辎重队发起突然攻击，将其分割成数段，经过4小时激战，将敌人全部歼灭。在这次作战中，115师共歼敌1000余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以及大批军需物资。115师伤亡200余人。这是115师继平型关战役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敌人遭此严重打击后，不敢冒险前进，已进至松塔镇的敌两个联队也于6日返回广阳。 八路军在正太铁路南侧地区的连续作战，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第20、第109师团，迟滞敌军行动达一周之久，从而掩护了防守娘子关地区的国民党军撤退。 经一个月的作战，115师先后收復县城10座，并广泛袭击敌后兵站和据点，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的敌后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友军太原、忻口保卫战，深得第2战区国民党军官兵，特别是阎锡山的称赞。 大和魂破午城井沟 在太原失陷前，毛泽东就指出：对以吕梁山脉为依託的晋西南，八路军应作适当部署，115师师部和第343旅，应立即向该区转移。据此，八路军总部于1937年11月9日令115师由正太铁路南进，适时转向吕梁山区，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由于阎锡山的无理阻挠，115师于12月进抵赵城、洪洞地区后，即停止向吕梁山开进。 1938年2月中旬，侵华日军第1军司令官香月清司集中第20、109、108、14师团各一部向晋西南进犯，以配合沿津浦、平汉路南犯日军向黄河以北和以东广大地区的进攻。日军第20师团由祁县向晋西南发起进攻，先后侵占介休、孝义等地。国民党军纷纷退向晋南和黄河西岸，吕梁部分地区成为敌后。 在同一时期，林彪率115师师部和343旅进至灵石、孝义以西地区，打击南犯的日军。2月19日，第343旅分别袭击孝义以西的兑九峪、辛庄，并于兑九峪附近侧击由孝义西进的日军汽车40辆，歼敌一部，随即于20日收復大麦郊。21日至22日，该旅主力在川口附近与由双池镇西犯的日军1600余人遭遇，343旅毙伤敌200余人，阻止了日军的西进行动。同时，派出地方工作队赴石楼、永和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创抗日根据地。 2月26日，日军第20师团一部南下占领隰县。27日，日军第20师团占领临汾，第109师团西犯占领军渡、碛口。 28日，毛泽东电示115师：“敌从军渡、碛口两点勐击河西，准备渡河，绥德危急”，“应迅速以一部控制大麦郊、水头、川口、石口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战略枢纽”，并“派出足够的工作员大力发动石楼、永和两县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渡河点”，“主力应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寻机作战，相机消灭该敌”。 3月1日，日军占领蒲县，尔后主力继续沿同蒲路南进，另以4000人由蒲县西进，企图占领大宁和马斗关渡口，窥视陕甘宁边区。 为了阻止日军南犯，国民党军队展开，呈现反攻太原的态势，并派部队进入中条山地区，准备北上。 为了支援晋南国民党军队作战，粉碎日军西犯企图，巩固刚刚开始创立的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0师和129师分别截断同蒲路和正太路；115师343旅则在隰县的午城和大宁县一带活动，寻机打击日军。 为了能随时配合友军作战，防止日军西渡黄河，115师便选定山西省永和县至陕西省延川县之间的永和关、清水关和延水关为预备渡河点，待机行动。当时115师的方针是：日军西渡黄河，我也西渡，日军不渡，我也不渡，并随时准备打击敌人。 此时，退到临汾的晋军，又从临汾转移到吕梁山的隰县、大宁、吉县等地。当时，阎锡山数次向国民党中央政府请求，蒋介石才允许第2战区指挥部过黄河移至宜川县秋林地区，但不准其部队到黄河以西，只能在山西坚守作战。阎锡山此时也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在毫无退路的情况下，阎锡山命令他的第19军组织了一次代号为“川口战役”的行动。该军新任军长王靖国将两个师部署于隰县东北的川口和大麦一线，想阻击日军前进，但失败了。日军乘机占领隰县和大宁，并企图从马斗关渡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 在阎锡山的军队抗击日军的进攻时，115师第343旅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在师长林彪、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旅长陈光、旅政委肖华率领下，北上汾阳、孝义地区，以支援友军作战，粉碎日军西犯黄河的企图。在这次行军中，林彪被友军误伤。3月10日，代旅长李天佑又因病被送到汾阳天主教堂医院治疗，343旅旅部只剩下萧华政委和陈士榘参谋长带部队驻扎在汾西县。 第22页 3月14日，343旅旅部正在同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第2纵队及当地友军和人民群众一起联欢，686团的火线剧社也搭台演出。近黄昏时，343旅参谋长陈士榘接到代师长陈光的命令，内容是：13日由临汾增援到蒲县的日军，先头五六百人已向午城开进，中午12时和师直属队遭遇，师警卫连迅速占领午城镇东北的高地抗击敌人，激战两小时，毙敌100余人，后因敌后续部队赶到，且兵力为我10倍，该连才撤至午城西北侧高地与敌对峙，以便掩护我主力部队及友军进入机动位置。14时许，日军占领了午城。师部令686团迅速赶回义泉镇地区，准备打击西进之敌，粉碎敌人进犯陕甘宁之企图。在这个命令中还讲到，685团已与师部隔断，正宿营于正村、黄头村一带。 看完命令后，陈士榘立即同萧华商量应变计划。根据命令，686团必须立即出发。经过短暂的动员，686团离开了驻扎地区。 正在兴高彩烈的会场，突然变得异常紧张。火线剧社的一位小演员从幕后走到前台，慷慨激昂地说：“敌人又向西进攻了，战争迫使我们今天准备的演出不能满足诸位的愿望，让我们打了胜仗再来开祝捷同乐会吧！” 343旅经过短暂的动员，很快就行动。15日清晨，686团到达了上儿岭、上下庄一线。他们在这里只休息了一下，便继续行军。于当天下午3时左右到达下桑峨一带宿营。 就在686团行动的同时，日军继续西进大宁。根据日军的行动情况，师部立刻又作出新的决定。3月16日晨4时，陈光给343旅发了电报： “大宁毛咀山均有19军阻敌西进北上，我军目前应尾击侧击，配合友军消灭该敌，并打击敌增援后续队，滞阻其先头。” 根据师部的作战意图，343旅又决定旅部、686团到公路以北的上下龙花一带集结，寻找隐蔽位置，准备在那里打一仗。685团转至大宁至午城之间相机截敌。各部队接到命令后，迅速向指定地点出发。 在343旅和686团进入到隐蔽位置时，日军的飞机由蒲县向午城方向进行低空侦察。由于部队已有平型关和广阳等作战的经验，指战员们都隐蔽得很好，日军的飞机一无所获。 先前提到的曾被师部警备连拦阻在午城的日军第20师团一部，又开始向西前进了，一到罗曲镇，便遭到埋伏在这里的685团的勐烈侧击，日军被击毙200余人，100多匹骡马全部被八路军缴获。 3月17日，日军从蒲县城出动60多辆汽车，由一辆卡车载着步兵，向大宁方向运送物资；大宁之敌则派500多人，带着两门炮接应。当大宁之敌进到罗曲镇附近的上下乌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685团立即开火，将这股日军打了回去。敌军从蒲县城出来的车队不无惧意地向前开进，慢慢地进入了115师设下的伏击圈。隐蔽在那里的686团突然开火，在杨勇的指挥下，该团截获敌人汽车六辆，并消灭200多名敌人，其余的日军开着车没命地逃回午城，与那里的500多名日军会合在一起。根据当时的情况，343旅旅部便命令两个团东西夹击，将午城包围，准备彻底消灭这股日军。 午城镇位于吕梁山脉中南部山区腹地，北通隰县，东达蒲县，西连大宁，是三条汽车通道的交叉点，在当地也算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为了配合友军消灭西进的敌人，切断敌后方联络，使大宁之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343旅决定于当夜由685团的两个连及686团的三营为主攻部队，向午城镇敌人实施攻击，并夺取午城镇。决心下定以后，就立即报告师部，同时向部队发出动员令。 在进行战斗动员的时候，有的老战士还用代旅长李天佑的一段小故事来作“文章”。说343旅有天佑（即天主保佑的意思），一定能打胜仗。这年2月，115师进驻汾阳、孝义、兑九峪，李天佑因病被送到汾阳一家天主教会办的医院就医。医院一听说是八路军，对李天佑特别友好，很快李天佑也就与医生、护士们熟悉了。一天，有个护士在护理他时随便问：“你信天主教吗？”李天佑很认真地回答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信马克思主义，不信天主教。”那位护士便说：“你不信天主，那你怎么取名叫天佑呢？这不是要天主保佑你吗？” 从此这段故事就在部队中传开了。 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更不存在什么“天主”，八路军打胜仗靠的是自己的实力。这实力包括部队的军政素质，指挥的战术意识，领导机关的战略指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援，等等。 部队提前吃了饭，每个人都在左臂上缠上一条白布，作为夜间识别的标志。很快，师部同意了343旅的作战方案。随后，旅的主攻部队出发，并按时赶到午城东南的预定集结地域。 当343旅的685团的两个连乘夜从东北向午城进攻时，固守在北山的日军虽进行了一番抵抗，但毕竟是惊弓之鸟，很快就支持不住了。与此同时，686团3营从西北向东进攻，很快占领了敌人的工事，并消灭了敌人。日军的汽车队见势不妙，就想逃跑。八路军冲上去就扔手榴弹，打得日军的驾驶员连车灯也不敢开，只有摸黑驾车，于是许多车在沟里乱沖乱撞。有些车虽然上了路，却正好跑到八路军的伏击地带。送上门来的肥肉，怎么能不吃？343旅就向这些汽车开火，把日军的60多辆汽车全部报销了。 第23页 午城的日军被消灭了，但343旅指挥员判断，日军一定还会组织力量进行报復。于是，又命令686团连夜出发，争取在拂晓前赶到佛连里集结，准备以一部分兵力埋伏在井沟、张庄以北的各条小沟里，并派人通知公路南边孙家庄的游击支队在南面山上设伏。 18日拂晓前，343旅的各部队全部进入指定地域。约6时，临汾的日军第108师团步兵约600人、骑兵约200人和一个炮兵中队，奉命西进驰援大宁，由蒲县经薛关镇向午城前进。旅部侦察员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旅首长，随后旅部立即通知各部队注意隐蔽，准备打击敌人。 由于日军在以前的作战中吃了不少八路军的亏，所以在这次行动中特别小心。他们用火力侦察着缓慢地前进。10时左右，敌人的先头部队到达井沟、张庄，这时随着指挥官一声吆喝，日军的一路纵队马上变成了三路纵队，一个个日军都十分警惕地注视着路的两侧。为了试探情况，还向东南面的山上打几炮。当时，八路军的埋伏部队距日军只有200米远，对敌人火力侦察那一套把戏根本就不理会。过了一阵子，日军见没有任何动静，指挥官又督促部队继续前进。 日军放松了警惕，攻击的好机会来了！ 343旅马上发起了攻击，手榴弹一齐投向敌人，各种枪也喷着怒火，井沟至张庄的2公里多长的公路上顿时硝烟瀰漫，日军全部处在八路军的火力网下，一片混乱。 但是，这种混乱局面没有持续多久，日军就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其先头部队立即组织行动，占领井沟、张庄的石崖和井沟、张庄以南的龙王庙进行顽抗，4门大炮也勐烈地向八路军阵地轰击，战斗呈现胶着状态。被围困的日军很怕被八路军一口一口地吃掉，遂立即向他们的指挥所求救。大约在下午1点多钟时，敌人便派了6架轰炸机从东侧飞来，朝八路军的阵地一连丢下100多枚炸弹。同时，敌人的大炮也兇勐地射击，被围的日军乘机突围，并与343旅展开肉搏战。战斗异常激烈，686团的两个营长负了重伤，其他大多数营连干部都挂了彩，有的壮烈牺牲了。下午5时左右，战斗进入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日军曾两次派出飞机对八路军的阵地进行轰炸，但也无济于事。343旅在公路南的部队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配合北面的主力部队向日军出击。战至黄昏时，龙王庙、井沟一带的日军全部被解决，500多个日本鬼子命丧黄泉，343旅缴获一门山炮。此外，还缴获步枪100余支、机枪10挺。当夜，八路军一面打扫战场，一面以小分队逐个歼灭隐藏于窑洞的日军，肃清残敌。直到3月19日早晨，日军除100余人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 在14日至19日的五昼夜作战中，115师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俘敌10余人，焚毁汽车79辆，缴获步枪200余支，山炮2门，缴获骡马20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115师伤亡500余人。午城、井沟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切断了日军从蒲县至大宁的交通，迫使大宁的日军东撤，从而粉碎了日军西犯黄河的企图。同时，还丰富了八路军对日作战的经验，对开闢以吕梁山区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黄河河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午城、井沟战斗是在师长林彪不在的情况下打的一仗，这表明了代师长陈光卓越的指挥才能。 卫立煌说：“八路军真能干” 午城、井沟战斗之后，日军为报一箭之仇，于一个星期之后组织了千余人的兵力进行反扑。这时，国民党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率领他的指挥机关渡过黄河到山西。可是，刚到大宁，就与这股日军相遇，双方发生激战。卫立煌不敌日军的攻势，退了下来。说来也怪，卫立煌走到哪里，日军就跟到哪里，仗是一个接着一个，打得非常艰苦，最后这个旅终于被打散了，形势非常严峻。 卫立煌怀疑自己的部队里有奸细，便与其参谋长郭寄峤等人来到115师，要求八路军给予支援，其实主要是寻求保护。因为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还十分密切，特别是八路军与第2战区的关系，从“七七事变”以来一直不错，所以115师就愉快地答应了卫立煌的请求。代师长陈光以大局为重，命令686团代团长杨勇阻击日军，掩护卫立煌部东进。 第二天，疯狂的日军将卫立煌所率人马冲散。为了掩护卫立煌，686团3营11连指战员，在白儿岭顶住了800多名日军的轮番进攻。这时，已脱离危险的卫立煌用望远镜遥望着白儿岭，只见那里在日军的飞机和火炮的轰击之下，整个阵地已成一片火海。 此时，前方拼杀的场面惊心动魄，密集的枪炮声和飞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枪弹炸断了山上的树木，战斗非常激烈，谁也分不清部队在什么位置。卫立煌手持望远镜看了一会儿，对杨勇说： “战斗打得很激烈，请问杨团长，那里有几个团？” “只有一个连。” “一个连？不，杨团长不要讲笑话！一个连怎么能挡住这么多敌人的连续攻击？” “这是真的！如果你不信，一会儿他们撤下来的时候，你查查人数就清楚了。” 第24页 听杨勇说得这么肯定，卫立煌似乎相信了。他带着惋惜的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个连完啦！” 不久这个连却胜利归来。卫立煌看到他们确实不足200人，而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全连仅伤亡20余人，并且还缴获了日军的战马，不禁钦佩地说：“八路军真能干！” 接着他又对杨勇说：“杨团长，这次多亏了你们的鼎力相助，才使我卫某转危为安。” “抗日一家，不必称谢。” 确实，当时115师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内的部队，而卫立煌是第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115师为卫立煌的安全而战，也是份内的事。所以卫立煌对杨勇称谢也许是客气，但他对八路军的佩服则是由衷的。 事后卫立煌对他的部下说：“你们看看，人家八路军，还扛着梭镖，那么能打，唱起歌来也有精神。可你们垂头丧气的样子，像什么！” 为了表达对八路军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卫立煌特地派人送给八路军100挺轻机枪、10万发子弹。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卫立煌一直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抱着友好的态度。 344旅也够“火”的 1938年1月，115师的344旅随129师行动，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并从此再也没有整建制地回到115师。与343旅一样，这个旅在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中，同样打得十分出色。该旅先是配合129师粉碎了日军发动的“九路围攻”，后来又在町店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伏击战。 1938年初，侵入晋东南的日军遭到连续打击后，为驱逐八路军等部队，以保障其后方安全，决定于4月初对晋东南地区进行围攻。4月4日，敌华北方面军集中兵力3万余人，从同蒲、正太、平汉铁路线及长治、屯留等地出击，分9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企图分进合击歼灭八路军总部，并摧毁抗日根据地。 当日军开始行动时，八路军总部命令129师主力和115师第344旅的689团，由辽县以南转移至日军合击圈外的涉县以北地区，隐蔽待机。 4月10日，日军分9路南犯，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协同作战，阻止了其中6路日军，只有日军第108师团的3个联队，分3路侵入晋东南根据地腹地。但该敌连续作战，已相当疲惫，并且突出冒进，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总部抓住有利时机，即令转入外线的129师主力和115师的689团迅速由涉县以北隐蔽地返回武乡以北地区，伺机歼灭侵入武乡的疲惫孤立之敌。 4月15日，侵占武乡县城的日军第108师团第117联队的3000余人，北犯榆社扑空后，仓惶撤回武乡，并于当天黄昏放弃武乡，连夜沿浊漳河东撤。第129师返回内线作战的4个团（其中包括115师的689团），迅速发起追击，在运动中歼灭日军第117联队。第689团和772团担任左纵队，第771团为右纵队，两个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实施平行追击；以769团沿武乡至襄垣大道尾追日军。16日晨，沿浊漳河两岸实施追击的部队超越日军，并将日军行动纵队分割为数段。随后，各部队向日军发起勇勐冲击，与其展开激烈搏斗。这时已过长乐村的日军1000余人为解救其被围部队，向772团的左翼阵地发动勐攻。防守该地的抗日部队与敌激战4小时，打退日军多次冲击，其中一个排全部壮烈牺牲，阵地被日军攻占。12时，115师第689团赶到该地，向日军展开勐烈反击，将阵地夺回。14时，由辽县来援的日军第105联队1000余人，向689、772团阵地勐攻，但被阻止。后来，发现辽县的日军又以1000余人来援，129师决定撤出战斗。长乐村的战斗对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起了关键作用，第344旅为整个战斗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4月下旬，344旅来到了长治一带进行整训和扩兵。仅两个多月，344旅就扩充兵员3000余人，壮大了实力。同时，部队还进行了以投弹、刺杀和射击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 就在此时，国民党卫立煌部决定反攻侯马的日军。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6月30日，129师师长刘伯承命令344旅到町店附近设伏，打击由晋城开往侯马的援敌。接受任务后，344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亲自率领687团（团长田守尧）、688团（团长韦杰）和新兵营组成的一个加强支队，从长治出发，经高平县向町店开进。 这一天太阳当头，骄阳似火，热得人们透不过气来。不一会儿，又乌云遮天，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下了起来。但是战士们依然斗志昂扬，顶风冒雨，踏着泥泞，直奔町店。经一昼夜的行军，行程100余华里，于7月1日夜里到达了阳城以北的町店北山。当夜旅部驻扎在苏家岭、善后岭等村，688团驻扎在坑堆、孔家沟等村，687团驻在张山等地。 经过实地勘察，344旅旅长徐海东和旅政委黄克诚发现这一带是打伏击的好地方。町店南北是山，一条不算宽的公路在两山之间经过町店向东西延伸。日军要通过这里，344旅无论占领南北哪一个山头都能居高临下，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 第25页 部队宿营后，344旅接到129师指挥所的通报：日军第108师团的一个联队将从晋城出发，路过町店去侯马，预计最近几天便会到达，要求344旅迅速做好伏击准备。徐海东当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他强调说，日军自恃装备优良，必然骄横麻痹。344旅要利用这一点，把工事构筑在距大路200米甚至100米处，隐蔽在日军的鼻子底下，打它个措手不及。接着，他作了具体的部署：688团1营，沿土地庙、西冯庄、薛家岭到王家庄、沁河渡口一带伏击，以切断日军西进道路；2营在义城柏山、柳沟一带修筑工事，准备正面伏击；新兵营的1连驻守窑堂，2连驻守龙王、后岭，3连驻守石旺沟、富家坪、山庄一带，待战斗打响后，迅速到五权沟西山集结，准备增援688团2营；687团为预备队，任务是待命增援。7月6日，344旅的指战员们都进入了预定的伏击地域。这天仍然闷热得很。这次作战中最激烈的场面出现在688团2营的伏击地域。大约到了上午10点钟左右，负责正面观察的人突然压低嗓门对688团2营营长冯志湘说：“营长，你看，来了。”冯志湘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去，日军果然“大驾光临”了：50辆汽车载着步兵，还有一部分骑兵，气势汹汹地从晋城方向扑来。看他们的架式，根本没有料到八路军会在这里打埋伏。 日军还是气太盛了。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已经多次吃过中国军队、特别是八路军伏击的苦头，但却没有吸取这方面的教训，竟然把在中国土地上的行动，看成是在其国内或驻地内的训练一样。 当日军骑兵过后，汽车进入了688团2营的正面伏击路段时，这些傢伙竟午休起来，有的钻到汽车底下睡大觉，有的坐在树荫下打盹，更有甚者，脱光了衣服跳到路边的河里洗起澡来。 日军放松了警惕，攻其不备是最好的时机。冯志湘把手枪一挥，令全营利用地形地物作掩护，迅速向日军靠近。500米、300米、200米、100米，距离日军越来越近了。几乎就在同时，在旅长徐海东的指挥下，688团2营向日军的队形后部开火了，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688团2营全体指战员一跃而起，如勐虎下山一般沖入敌群。日军被这突入其来的阵势吓得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有的东瞧瞧，西看看，如像是在等他们的头儿给他们下达命令。 “杀啊！”344旅的战士们边喊边奋勇冲杀，稍远一点的用枪打，距离近的用刺刀捅，用梭镖扎。顿时，日军一个个倒了下去。688团有个外号叫“傻大个”的战士，平时不大说话，打起仗来也不吱声，但心里却有数。他紧闭着嘴，瞪着眼，一梭镖捅死一个日本兵，这时又有一个日本兵从汽车底下钻出来，拼命爬到汽车上面去拿枪，“傻大个”赶上去，照他后背就是一梭镖。这傢伙“啊”的一声，倒在地上就再也不动弹了。可怜这傢伙，一枪未放就命丧黄泉了。最过瘾的要数收拾那些在河里洗澡的日本鬼子了。他们见八路军冲上来，一个个赤身裸体地往岸上爬。不过他们的动作太慢了，前头的刚上岸，就被刺刀捅死；后面的见事不妙，就调过头来往回游，但是他们哪能赛得过子弹的速度！一阵枪声过后，大都去见了阎王。 岸上的日军开始拼命进行反扑。如果再打下去，会对八路军不利。于是，344旅边打边撤，很快就撤到町店北边的松树岭上。 从出击到撤出，只用了半个小时，仅688团2营就打死、打伤日军100多人，缴获大量的步枪、几挺机枪和一些子弹。当344旅撤到松树岭后不久，日军组织残兵败将对344旅的松树岭阵地进行反击。顿时阵地上沙石横飞，硝烟瀰漫。因为日军的火力很勐，所以344旅就利用沖沟和田埂作掩护来回击日军。688团6连连长郭本银素有“神枪手”之称，100米之内枪响靶落。此时，他隐蔽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不慌不忙，一下一下地扣动着扳机，随着10声枪响，五双日本兵应声倒下。日军急红了眼，只见一个军官举着指挥刀，呀呀地驱赶着士兵继续往上沖。“好啊，不怕死的就来吧！”郭连长换上弹夹后又是一枪，那个日本军官挺了几下肚子，也倒了下去。日本士兵见自己的头儿被打死了，便一窝蜂地退下去。就这样，日军冲上来，被八路军打下去，再冲上来，又被打下去，一直到下午7时左右，日军先后向688团发动的6次冲锋都被击退了。 就在这时，一队人马从688团2营的后侧飞奔而来。原来是687团2营的战士。走在最前面的是营长蔡家永。只见他肩扛一支崭新的三八式大盖枪，腰里还挂着一束无柄手榴弹，很显然，那是他的战利品。 “怎么样，老蔡，你那里打得不错吧！”坐定后，冯志湘问蔡家永。 “不错，挺过瘾。”蔡营长抹了一把满是尘土和菸灰的脸，讲起了他们的战斗情况。 原来，日军行军队形的后部在687团2营的打击下，损失惨重，不得不向其队形的中部靠拢。这样，两支部队的作战目标就集中到一块，两个2营也就要进行合作了。 冯志湘一拍大腿：“老蔡，咱就来个合作，共同收拾这些傢伙。”最后决定：蔡营长带他的营向右运动；688团5连向左运动；冯志湘带领一部分人员仍然负责正面反击。两个营长部署完毕，就等日军再来送死。 第26页 傍晚时分，战士们一边啃着硬硬的馒头，一边注视着日军的动静。 突然，“唿——咣——”，一发炮弹在阵地不远处落下，紧接着，又是一发，日军开始进行火力准备了。过了一会儿，日军的炮火开始延伸，他们的步兵又蜂拥而来。这次，688团2营考虑到左右两侧都有部署好的部队，所以故意把日军放得近一些再打。当日军进到距2营阵地不足30米时，2营开始对敌实施打击，一束束手榴弹，雨点般地飞入敌群。与此同时，两侧的部队也向日军开火了。顿时，机枪声、步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日军被打得血肉横飞，官兵们像无头的苍蝇四处乱窜。就在冯志湘下达命令发起反冲锋时，一发炮弹唿啸而来，在他的掩体内爆炸，特派员何传洲当场牺牲，冯志湘也负了伤。 这时，344旅旅长徐海东，也就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来到了688团2营。他见冯志湘负了伤，就派人把冯送下去。随后，在徐海东的指挥下，终于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屡战屡败的日军一见大势已去，便狼狈而退。 这次町店战斗，344旅共歼灭日军500余人，俘虏4人，缴获重机枪8挺、轻机枪30挺、步枪900余支、掷弹筒100余具、八二炮15门、六○炮18门、战马130余匹，焚毁汽车20余辆，并缴获其他军用物资一大批。这次战斗直接迟滞了日军向侯马方向的增援行动，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卫立煌部的侯马之战。 町店战斗结束后，344旅继续随129师行动，先是配合该师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39年初进入冀南，1940年4月，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挺进冀鲁豫边区，与冀鲁豫支队合编，称为八路军第2纵队，7月，与新四军第6支队主力合编为八路军4纵队。实际上，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八年中，115师第344旅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归115师指挥。后来，人们提到的115师通常是指115师师部和第343旅。 日军给115师送来挑战书 1938年，在日军华中方面军大举向武汉、广州进逼的同时，华北方面的日军也遣兵调将，企图由山西风陵渡南下直取西安，实现其侵占中国大西北的计划。 午城、井沟战斗后，八路军115师主力继续活动于晋西南地区。1938年7月8日，毛泽东指示115师：目前第343旅“仍以对同蒲、太军（太原至军渡的公路）两路大肆破坏，妨碍敌渡黄河为主要任务，协助地方发展游击队为协助任务”。115师根据这一指示，以343旅于汾离公路及其以南，以及介休至灵石铁路沿线，破袭日军的交通线。 9月上旬，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武汉作战和围攻晋察冀边区，以第108师团一部沿汾离公路西进，先后占领了离石、柳林，进逼军渡、碛口，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为粉碎日军的进攻，115师决定，以师部率343旅迅速向汾离公路开进，并命令686团在吴城镇东南的薛公岭附近设伏。该路段是日军来往的必经之路，公路弯曲，两侧山高林密，不便于日军实施观察，却便利八路军隐蔽。但是，日军已经吃过八路军不少苦头，表现得特别小心和狡猾，行动前就在公路两侧到处设据点、筑碉堡。在运输时，通常都向前派出尖兵，并在后尾留有掩护分队，以保障主力的安全。所以，686团在选择伏击地点时，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当时，杨勇正在686团任团长。在伏击之前，他带领各营的干部登上了薛公岭，隐蔽在半人高的蒿丛中向公路瞭望。只见薛公岭四周峰峦重叠，沟壑纵横，汾离公路顺着山势，由东蜿蜒而来。公路在薛公岭下爬过一段陡坡之后，便进入凹地。凹地一带平列着四条山沟，每条沟里都长满齐腰深的茅草和杂乱的灌木。 大家正查看得起劲，侦察员送来了师部的紧急命令：日军20辆满载弹药和渡河器材的汽车，将在两天后从汾阳起运，要686团相机截击。大家听后都在议论，有人指着那段凹地说：“团长，这儿就是个好战场，就在这儿干吧！”大家都说得起劲，只有一个人在一旁不搭腔。他就是686团的侦察队队长——刘善福，一个多星期前他就到了薛公岭。 这里的情况他最熟，为什么他不说话呢？ “刘善福，你看怎么样？”杨勇问道。 “好是好，就是那个碉堡讨厌！” 刘善福指着对面一个山包上的碉堡给杨勇看。 原来敌人对这段凹地也十分注意，在对面的制高点上专门修了一座高大的碉堡。每当敌人运输车队到来时，总是先派巡逻队搜索一下山沟，然后控制碉堡，掩护汽车通过。 那如何办好呢？杨团长和其下属围绕这个问题又议论起来。有人说干脆提前拔掉碉堡，但那会“打草惊蛇”。又有人提议，在沟里埋伏部队，也在碉堡后边的山凹里埋伏一个排，打碉堡和打汽车一齐动手，让日军两头招架，不能相互支援。这样做一般是有把握的，只是地形对686团不利，打起仗来伤亡恐怕很大。另外，碉堡后面的山凹太小，一个排隐蔽起来很容易暴露。结果这一方案也被否决了。就在这时，迫击炮连连长吴嘉德说话了：“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保证三炮消灭碉堡”。原来，在这之前，他已经作了观察和计算。 第27页 大家都说这个方案不错，杨勇也拍了板，把决心定了下来。 9月14日清晨，浓雾刚刚散去，686团团长杨勇和团政治处主任曾思玉一同站在薛公岭南山上一棵高大的核桃树下，用望远镜进行观察。通过望远镜，他俩只能看见公路和公路两傍的蒿草。他们俩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时，全团的战士们已经隐蔽在公路两侧的待机位置上了，通过刚才的观察，他们没有发现什么破绽。曾思玉笑着说：“战士们隐蔽得很好，这才叫磨道里（磨豆浆的房子）等驴——没跑！” 约两个小时后，日军的汽车队到达了薛公岭前不远的王家池，在那里给汽车加了水，添了油，停了半个小时才上路。同时，据守王家池的日军派出了一队巡逻兵在前边开道，掩护汽车通过薛公岭。看来真是一朝遭蛇咬，十年怕草绳，日军变得越来越狡猾了。当他们行至东山脚下时，汽车又都停止前进，先让巡逻队向前搜索。 日军士兵持枪哈着腰，成战斗队形沿公路缓缓前进。待进至那四条山沟附近时，一面虚张声势地咋唿着，一边用机枪、步枪四处盲目射击。但是，也许是他们近一段时间内一直未在此地发现过什么情况的缘故吧，他们并未真正仔细搜索。当搜索行动结束之后，便稀稀拉拉地朝碉堡走去，一边走，一边还“哇啦哇啦”地扯起嗓子唱歌。 突然，“叭！叭！”两发信号弹升上天空，八路军战士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心里在问：这是什么信号？就在大家愣神的功夫，一部分人明白过来了。原来这是日军向隔山等候的汽车队宣布：已经没问题了，可以继续前进了。 他们哪里知道，此时此刻阎王爷却正在生死簿上核对他们的姓名。 日军的汽车队开始前进了，轰轰隆隆的马达声由远而近，转眼间满载着日军士兵和军用物资的20多辆汽车，便一辆接一辆地开过来，进入了686团的伏击圈。 正在这时，杨勇向炮兵连长吴嘉德发出了开炮的命令。命令一出口，只听“轰”的一声，第一发炮弹已经飞出。不偏不斜，恰好落在那个碉堡前。曾思玉禁不住说：“好！打得好！”紧接着又是两炮，全都命中，大碉堡里的日军也差不多都给报销了。 随着第一发炮弹的爆炸声，八路军战士如神兵天降，端着枪从山沟里沖了出来。没等押车的日军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成排的手榴弹就甩上他们的汽车，战斗一开始就是近距离格斗。 狭窄的路面上，着了火的汽车“呜……呜……”地挣扎着，相互拥挤，无法前进。 车上的日军步兵，有的跳下车同八路军进行肉搏，有的趴在车厢里进行射击。他们还企图顽抗，但这已无济于事。这次战斗干净利落，不到一小时，200多名日军除3名投降外，其余全部被消灭。 在薛公岭方向上的战斗结束了，但位于王家池据点的日军虽然近在咫尺，却对薛公岭的情况知之甚少，摸不清是怎么回事。他们打电话向汾阳报告，电话线早已被截断了；想出兵向薛公岭增援，又恐自身难保，只好架起钢炮向薛公岭方向盲目射击，一直打到半夜。 直到9月15日，驻汾阳的日军才出来一个联队，加上近千名伪军，到薛公岭拉走了五大车日军尸体。 薛公岭伏击战结束后，好些日子，不见日军一辆汽车的影子。远在黄河边上的日军，因为得不到后方支援，给养和弹药都发生了严重困难。出来抢粮，又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最后，日军山口少将只好命令部下杀马吃肉，固守待援。 但吃马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过了一段时间，日军又开始沿汾离公路进行运输了。 不过这次日军变得更刁猾了。他们先以百多人分乘几辆汽车，押送一车粮食试探前运。115师决定先给他们一点甜头，把这一车粮食作“人情”。 第二天，日军的胆子就大起来了，又出动了18辆汽车，满载通讯和渡河器材从汾阳西运。当天正下着大雨，100多名押车的日军个个浇得像落汤鸡。汽车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整整颠簸了一天，好容易通过了王家池，也爬过薛公岭，眼看走过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不料却在油房坪一带较为平坦的地方遭到了115师343旅补充团的伏击。补充团冒着滂沱大雨，把日军挡在公路的拐弯处，经过激烈的战斗，全部歼灭了这股敌人，缴获了许多通讯和渡河器材。 日军连续被歼300余名，108旅团原有的50辆运输汽车被八路军敲掉了五分之三，渡河器材的大部也被八路军破坏或缴获，这个打击动摇了日军西渡黄河的决心。就在这时，115师判明了日军的企图，并给所属部队下达了命令：日军有撤退的迹象，要不顾疲劳，迅速准备再战。 这次的主要任务是由686团来完成。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日军，师部把685团2营和师部特务连临时配属给了686团。 日军这时已是惊弓之鸟，如果再用老办法去对付他们，恐怕是难以奏效了。最后686团决定：钻到王家池据点里去干。 王家池一带山大路窄，过去八路军曾在那里多次设伏，这也是日军为什么在那里安一个据点的原因。如果到日军的眼皮底下去设伏，困难是相当多的，但686团认为，越是这种冒险行为，就越会出敌不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到日军据点前设伏的作战方案被确定下来。 第28页 9月20日深夜，各作战部队分路悄悄地摸到了王家池附近，迅速进入指定位置，隐蔽起来。 21日上午9时许，日军垂头丧气地由离石出发向汾阳撤退。沿途遭到八路军各种武装的不断袭扰，但在山口少将“不得恋战，飞速前进”的命令下，只顾招架，并不还手，仓皇地沿公路撤退。 686团的设伏部队在王家池整整地“恭候”山口部队半天的时间。当快到中午的时候，日军的骑兵在公路上出现了。紧接着，辎重、炮车、步兵也前拥后挤，吵吵嚷嚷地来到了王家池山谷。 日军在村里没有停留。他们刚走出王家池，686团的2营便首先发起了战斗。随后，其他部队也紧跟着发起了冲锋。霎时，冲锋号声、吶喊声震盪着山谷，八路军从各个山沟、各个角落或从敌人碉堡旁，也有的从王家池的村子里，一齐杀了出来，像洪水一般涌向日军，拦腰插进日军的行动队形，把日军的指挥机关给沖乱了。大洋马惊恐地乱蹦乱跑，等战士们把这些马截获时，有的马身上还拖着日军的尸体。 师部特务连和686团第1营和第2营也抓住日军混乱的时机，勐烈冲杀。特务连是全师战斗力最强的连队，全部是日式装备。日军的后卫部队在该连的打击下，伤亡不下300人。 日军被切成几段，其指挥机关也被八路军死死围住。头尾两段的日军拼命反扑，想给他们的指挥机关解围。在这紧要关头，686团2营从中间出击，师补充团断敌退路，很快便把日军一段一段地吃掉了。王家池战斗胜利结束。 在薛公岭、油房坪和王家池所实施的三次战斗中，115师三战三捷，共歼日军1200余人（俘虏19人），毁、缴汽车30余辆，战马100余匹，各种枪枝560余支。 115师的这一胜利，极大地震动了太原和汾阳的日军。汾阳城四门紧闭，城内烟雾瀰漫，臭气冲天，接连几天日军都在焚烧尸体，最后还开了个“慰悼”大会，很多日本军人兔死狐悲地在灵前痛哭流涕。 差不多在日军开“慰悼”会的同时，115师在吕梁山区召开了一个盛大的祝捷大会。就在开会的那一天，忽然收到了日军驻汾阳司令官给八路军115师写的一份挑战书。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日军不知从什么地方捡到一份签有686团团长杨勇名字的文件，于是，就起草了一封要杨勇转给115师的挑战书。挑战书是汾阳日军在“慰悼”会上由全体到会军官通过，而且扣押了送信人的全家，逼他专程送来的。 挑战书上说八路军打埋伏的战法太不光明正大，并约115师“在兑九峪决一雌雄”。 听起来真是笑话，八路军不光明正大，那么日军强占我东北还不算，又疯狂侵略我华北、华中和华南，难道光明正大吗？日军在我们的国土上，大肆烧杀掠抢，我们打他一下伏击，还说我们不光明正大，是他们幼稚，还是为自己找台阶下呢？不管怎么说，日军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真是感到头痛了。打仗嘛，就是要“以己之长，攻敌之短”，115师根本没把这份挑战书当一回事。 可是，没过几天，日军当真调集很多部队进驻兑九峪，等着与115师“决一雌雄”，还用火炮向吕梁山区勐轰一阵，像是在115师驻地前叫阵一样。日军哪里知道，115师早已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第五章　晋察冀与115师 第五章　晋察冀与115师 在八路军配合友军进行山西保卫战的同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已经意识到，如果要发扬八路军的优势，壮大自己的力量，就必须积极地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随后，八路军抽出一部分力量分散到各地乡村，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115师也因此一分为二。 创建根据地势在必行 到1937年11月上旬，在整个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以失败告终。忻口和太原保卫战失利后不久，沿同蒲路南下之敌，已进至太谷、平遥，而沿平绥路（北京至唿和浩特）西犯之敌，早在10月中旬即占领归绥和包头。至此，国民党军已退出冀（河北）、察（察哈尔）全境和晋、绥大部及山东北部地区。这时，日本侵略者于11月17日成立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同时，设立了大本营与政府首脑的联络会议。11月24日，大本营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听取和批准了参谋本部对华作战计划，确定在华北首先对残存于占领地区的中国军队实行“扫荡”，力求安定这些地区。日军的决心是以其第1军主力在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协同下，对活动于晋察冀边区、晋西北和晋东南的八路军进行大规模围攻，企图消灭或驱逐八路军，以确保其后方，特别是平汉、同蒲、平绥、正太等主要铁路交通线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11月9日给八路军的指示中指出，在华北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游击战将成为主要作战形式。同时，毛泽东还作出判断，日军不久将以主力向八路军所在的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南各要点进攻。为此，他命令八路军在上述四地区活动的部队，应控制一部，执行袭击日军的任务，大部分散于各要点，组织群众武装，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争取给养自给，打击汉奸，发展抗日力量，以充分对付日军对八路军发动的进攻。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得不能持久。”因此，争取实现全面抗战是“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13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负责人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八路军的当前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 第29页 这样，创建根据地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主要工作之一。 开闢和扩大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关键。无论什么力量，如果失去了活动的基础，就如无源之水，是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之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变得十分强大，就是开闢了中央苏区，有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样，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八路军的游击战得以进行下去，也必须开闢抗日根据地，赢得群众的支持。 开闢抗日根据地，不但可以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扩大八路军和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使共产党的政策深入人心。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总部确定了八路军的中心任务，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并决定115师除以一部创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外，师部率343旅创建以吕梁山脉为依託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分　家” 在八路军总部下达创建抗日根据地指示之前，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完全成了敌后。早在1937年9月20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的指示中就指出：“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战争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据此，八路军总部在平型关战斗之后，即令115师以一部兵力开展群众工作，着手创建抗日根据地。115师政治委员聂荣臻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率师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两个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大部和第3营营部带两个连，第685团1个连，第343旅和第359旅各1个工作团，及一部分干部，共3000余人，开始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分为4个地区进行：一是杨成武和邓华率领独立团，在以涞源为中心的北部活动；二是赵尔陆率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团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在以五台、定襄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活动；三是王平率骑兵营和教导队的一部分干部，在以阜平为中心的东部地区活动；四是刘道生率一个连、一个干部队和一部分太原来的知识分子共250人，在以平山、盂县为中心的南部地区活动。各部队和工作团在上述地区，一方面打击敌人，消灭日本侵略军；另一方面，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瓦解敌伪组织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抗日团体和人民武装，扩大共产党组织和八路军。不久就新建了几十支游击队，出现了武装抗日的新局面。 1937年11月上旬，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决定，林彪率115师主力由五台山地区南下，留下独立团、骑兵营和两个连，共约2000人，由聂荣臻领导，在晋察冀3省交界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11月8日，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这样八路军115师就一分为二，成为两个部分。 要成立新的军区，就要把115师的家当分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家产，最主要的是人员。关于作战部队的划分，中央军委在指示中已经明确了，剩下的工作主要是对机关人员的划分。机关人员的划分工作，主要由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负责（八路军的政训处已在10月22日恢復为政治部）。聂荣臻的回忆录中在写到这次“分家”时是这样说的：“我对他（罗荣桓）说，你来分好，你公平。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几个部门由你决定。哪些人留下，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一个人。罗荣桓同志对我非常支持。他亲自挑选了一些人，留下的同志虽然人数不多，但很得力。” 晋察冀军区属八路军建制，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11月13日，晋察冀军区以在北部、西部、南部和东部的部队和工作团为基础，分别组建第1军分区、第2军分区、第3军分区和第4军分区，各军分区主力部队均整编为支队，每个支队辖3个大队（相当于团），每个大队辖3～4个中队（相当于营）。 第1军分区兼第1支队，辖第1、第2、第3大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邓华。该军分区以原115师独立团为骨干组建。活动范围包括涞源、广灵、蔚县、易县、繁峙、灵邱等27个县，称为冀西北区。 第2军分区兼第2支队，辖第4、第5、第6大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赵尔陆。该军分区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为骨干组建。活动范围包括五台、代县、崞县、定襄、忻县、盂县等9个县，称为晋东北区。 第3军分区兼第3支队，辖第10、第11、第12大队，司令员陈漫远，政治委员王平。该军分区以115师骑兵营为骨干组建，活动范围包括阜平、唐县、完县、曲阳、新乐、定县、望都等7个县，称为冀西中部地区。 第4军分区兼第4支队，辖第7、第8、第9大队，司令员周建屏，政治委员刘道生。该军分区以115师第685团2营第6连为骨干组建。活动范围分为晋东北、雁北、直西、和冀察边等地区。 11月18日，聂荣臻带领分出来的人员和所成立的机关，转到河北省阜平县城。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会议决定统一边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民运工作等各项方针政策，并以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边区的政权机关——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由聂荣臻等9人组成。军区和为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胜利建成。115师的家当分了，人手就显得不够，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需求就更为迫切。为此，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就到处去搜罗人才。有一次，他在同当时的北方局代表栗再温和平山特委书记李德仲谈话时，就直截了当地说： 第30页 “我们115师的人也不多，特别是缺乏知识分子。你们这里地下党的基础很好，文化素质也比较高，能不能帮助我们增加一些知识分子？” “需要多少？”栗再温和李德仲问。 “百十来个吧，当然，多多益善。” 过了半个月后，115师果然得到了130多名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罗荣桓同志非常高兴，说这帮他解决了很大困难。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了115师的骨干。 对根据地的第一次考验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和游击战争的蓬勃展开，对其四周日军所占领的铁路线和北平、石家庄、太原等中心城市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日军为消除后顾之忧，遂于1937年11月下旬，以其第5、第14、第109师团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万余人，从平绥、平汉、正太和同蒲铁路沿线，分8路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企图消灭这一地区的八路军，摧毁共产党刚刚建立不久的抗日根据地，以确保其后方和交通线的安全。 晋察冀根据地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但实力弱小，经验不足，而它面对的敌人却十分强大。这样，晋察冀根据地面临着第一次严峻的考验。 早在10月中旬，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即根据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着手进行反围攻的作战准备。首先对根据地军民普遍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增强军民反围攻作战的胜利信心；并在政治动员的基础上，组织与武装群众，加速抗日自卫军、游击队的组建与训练，加强各军分区主力部队的建设和反围攻作战的各项准备。 聂荣臻等军区领导人根据从各方面得来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明日军围攻晋察冀的目的在于驱逐八路军，确保其交通线的安全。但日本侵略军也有其弱点，即作战范围大，而兵力则显得不足。据此，晋察冀军区确定了自己的反围攻作战部署：以部分老部队为骨干，带领新组建的游击队，在人民群众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不断袭扰、消耗进入根据地的日军；以部分游击队日夜不停地袭击敌后方据点和交通线；以第1军分区主力于广（灵）、灵（丘）、涞（源）之间，第2军分区主力于五台地区，第4军分区主力于上社镇、洪子店地区，第3军分区主力于阜平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11月23日，聂荣臻发出了反围攻作战指示，要求各军分区加强侦察，迅速完成作战部署和各项准备，发动与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和封锁消息。 从11月24日开始，日军分8路向晋察冀根据地进犯。一路3000余人，于11月24日从保定和易县出动，在飞机掩护下向涞源进犯。其中由易县西犯之敌于12月2日进占大龙华。该敌由于沿途遭八路军游击队袭扰，已十分疲惫，疏于戒备。据此情况，晋察冀军区第1支队，以一部于当日夜间袭击大龙华，一举突入镇内，与敌展开巷战，激战一夜，歼敌200余人，残敌100余人逃回易县。而由保定西犯之敌，则被原115师骑兵营（当时尚未整编）阻止于满城附近。与此同时，由定县、新乐向曲阳、行唐进犯的1000余名日军，于高门屯和豆家庄遭八路军第4支队的有力阻击。于是企图进占曲阳之敌退回保定。由新乐出动之敌在进占行唐后，也停滞不前。至此，由平汉铁路西犯之敌遂停止向晋察冀边区腹地进犯。 由同蒲铁路东犯的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1400余人，由应县出动，在占领浑源后继续向广灵进犯。为打击该路进犯之敌。11月27日，晋察冀军区第1支队以主力于浑源、广灵间的乱岭关的道路两侧高地设伏。当敌进入伏击区，第1支队突然发起勐攻，经数小时激战，歼敌200余人，随即主动撤出战斗。日军占领了广灵县城，但未敢继续前进。由平绥路南犯的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以3400余人由怀来、天镇分两路南犯，并于12月4日占领蔚县后，分别向广灵、涞源进犯。5日，八路军第1支队主力一部占领蔚县南部的北口村，截击由蔚县南犯的日军。当敌人进入该地谷口时，八路军居高临下，以勐烈火力袭击敌人，并乘敌混乱之际发起冲击，经半天激战，迫敌退守蔚县。 在反围攻作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于12月5日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晋察冀边区反围攻作战应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人的后尾部队；在敌人的远近后方活动，使敌处于八路军的包围之中；在确实有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歼灭和有力的打击；同时要求其他八路军部队给予晋察冀军区以有力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遵照上述指示，积极在日军远近后方活动，抓住有利战机打击敌人。 12月14日，晋察冀军区第2支队乘代县、原平、忻口的日军第109师团一部1000余人进占繁峙、后方空虚之际，夜袭原来镇，一举攻克该镇，歼敌100余人，残敌分别向代县、忻口逃窜。此时进占繁峙之敌迅速回援，第2支队随即转移。 虽然从行政序列上讲，115师与晋察冀军区已经属于两个单位，但由于刚刚分开，115师的部分部队仍与晋察冀军区的部队一起战斗，共同打击进犯晋察冀根据地的日军。12月中旬，沿正太铁路进攻的日军第5、第109师团各一部共4000余人，分别向平山、盂县进犯，在晋察冀第3支队与群众武装连续打击之下，日军十分疲惫。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有利战机，令115师344旅由五台西南的东冶镇进至平山以西的洪子店地区，协同第3支队伺机打击进犯平山之敌。15日，敌第109师团一部1500余人，由寿阳、平定出动合击盂县。第3支队集中主力于盂县东南地区隐蔽待机，当由平定出动之敌进至清城镇时，该支队乘其立足未稳，突然发起攻击，激战至黄昏，歼敌200余人，尔后主动撤出战斗。同日，115师344旅第687团一部于小寨地区设伏，击退由井陉北犯之敌，歼敌100余人。21日。敌第5师团的第21联队1000余人由平山出动，继续向温塘地区进犯，第344旅主力与第3支队一部，于温塘地区占领有利地形伏击该敌，当敌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地域时，即以优势兵力对敌突然展开勐攻，敌顿时陷于混乱，经数小时激战，歼敌400余人，残敌逃回平山，未敢復出。 第31页 到12月21日，分8路围攻晋察冀根据地的日军，除以一部兵力占据蔚县、广灵、浑源、定襄、盂县、平山和行唐等县城外，其余大部都退回铁路沿线。至此，晋察冀军区经受住一次严峻的考验，反围攻作战胜利结束。在这次作战中，晋察冀地区军民及其他友邻部队共歼敌2000余人，缴获部分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 事实证明，新生的根据地仍保持了主力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其中，原115师的老部队在这次作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六章　走马换将 第六章　走马换将 平型关之战后，115师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在配合国民党军队组织的忻口战役和太原保卫战中，115师也是收穫颇丰，受得友军的刮目相看。正当115师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林彪却出事了。 千客庄林彪遇险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随后，日军大举南进，逼进黄河，窥伺陕甘宁边区。1938 年年初，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八路军总部命令115师向隰县、大宁一带开进。 2月28日，毛泽东又给林彪发了电报。电报的内容包括要林彪率343旅“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寻机作战，相机消灭该敌（指准备进犯陕西的日军）”。 事不宜迟，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林彪率领师部及陈光旅迅速向隰县进发。 3月2日，115师直属队路过隰县以北的千客庄。当时，正处于冬末，晋西南的天气还比较冷，加上部队的给养情况也不太好，所以115师的很多人都穿着缴获来的日军服装。林彪也不例外，不但穿着日军的黄呢子大衣，骑着日军的马，还在腰间挎了一把日本人的指挥刀。 当时，隰县由阎锡山的第19军驻守。林彪骑在马上，走在队伍的前头，边走边想着心事，并不时地从布袋里掏出一两粒黄豆送入自己的口中。林彪有个吃黄豆的习惯，在延安的时候就一直如此。 林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黄埔军校，1926年10月毕业，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1927年，参加武汉革命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任第4军第25师73团（叶挺独立团改称）连长，在河南境内同奉系军阀作战。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1月，参加湘南暴动，后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8团1营2连连长，因在耒阳一战中立了战功，被提升为第1营营长。1928年4月，随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林彪任第4军第28团第1营营长。8月，任第28团团长。1930年6月，红1军团成立，林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在这一段时间，林彪的职务升得很快，主要原因是他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所指挥的第四军（即红4军）是中央红军的王牌部队。1932年3月，只有24岁的林彪升任红一军团总指挥。他曾率领部队参加过5次反“围剿”，并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林彪和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突破敌人的第一、二、三、四道封锁线。12月抢占黎平，强渡乌江。1935年1月，智取遵义。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率红一军团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红军到达陕北后，由原红一、三军团组建为第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1936年6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成立，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政委），1937年1月，担任校长兼政委。 从南昌起义开始，林彪凭自己军事才干一举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中一颗最耀眼的明星。他也曾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产生过怀疑，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但毛泽东爱他是一个将才，对他进行挽救，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也就是后来把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林彪也一直在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中任职。确实，林彪在这一段时间中，也没有辜负毛泽东对他的期望，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战果。 林彪当时想什么，无人知道。但他肯定没有想到，由于忘了把这次行动事先通告给阎锡山的军队，结果，差点使他一命归天。 115师的直属队离千客庄越来越近，阎锡山的一个哨兵发现了这一队不速之客。这个哨兵也见过日本人，在他的印象中，穿黄呢子大衣的差不多就是日本人。他一见眼前这支队伍中有穿这种大衣的，领头的是一个当官的，腰间还挂着一把日本战刀。这个哨兵一想，不好！日本人！他不是一个胆小鬼，没有忘记军人的天职，马上把枪举起来，对准队伍前头腰中挎着指挥刀的林彪扣动了扳机，“叭”的一声，林彪应声落马。 林彪以前在作战中负过2次伤，没想到第3次却挨了友军一枪，并且是最重的一次负伤。这一枪击中了肺部，血立刻就迸了出来。整个115师机关都吃惊不小，赶快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延安的领导人也不大清楚林彪的伤势，根据115师报告的情况，认为林彪十有八九是没救了。你想，在那种恶劣的战争条件下，又被击中了肺部，还活得了吗？ 可是，林彪大难不死，他竟奇蹟般地闯过了阎王爷的十指关。 但林彪的伤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小伤，不久他就回到了延安，年底又去了苏联治病。据说发现嵴髓神经受伤，结了个疤，造成植物神经紊乱。这种病人喜静，怕光，失眠，忧郁，并且病情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重。根治的方法是手术，把疤取掉。但这种手术非常危险，据说是九死一生。可能是医生不敢做，或许是林彪不想做，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手术没有做成。这样林彪就留下植物神经紊乱的病。 第32页 林彪没有死，对115师，对整个八路军，对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件好事，后来林彪确实在解放战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因为负伤，林彪不得不离开115师，这对115师多少是个损失。在抗日战场上，林彪就像刚刚升起的一颗明星，但也只是在天空一闪，便又隐到了山后。等这颗明星再出现在天空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投降，共产党的对手又变成了国民党军队。这时，林彪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更好地发挥了他那神出鬼没的指挥艺术。国民党只是穷于应付，无法招架。 谁来接替林彪 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一得知林彪负伤的消息，就迅速研究由谁来接替林彪担任115师军事领导人的问题。军中不可一日无帅，这是大事。因为当时聂荣臻已经到了晋察冀，115师没有政委。那么林彪的继任者只能从115师司令部、政治部和各旅领导人中来挑选。344旅当时也没有随师部行动，这样一算，代师长的候选人只有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343旅旅长陈光。 由于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不在一起，情况紧急又来不及协商，所以关于由谁来接替林彪的问题，还下了两个不同的命令。当天夜24时，军委主席毛泽东与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联名致电罗荣桓：“林之职务暂时由你兼代。”但在这一天的17时，八路军总部已经决定，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这是因为，当时，115师的344旅已暂时划归18集团军总部直接指挥，115师主要战斗部队只有陈光任旅长的343旅。就在同一个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中，任命李天佑为343旅代理旅长，杨勇为686团的代理团长，同时兼任政委。 为什么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在考虑谁来接替林彪的问题时没有达成一致呢？现在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资料。但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两个决定的详细程度是不一样的。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比较细，不但把代师长的人选定下来了，而且还把343旅代旅长及686团代理团长的人选也都一併定了下来。而中央军委毛泽东的电令则比较简单，只是明确了林彪的代理人。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八路军总部的决定考虑得相对来讲比较长远，而中央军委毛泽东考虑的或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不是毛泽东主席想以后再认真考虑115师代理师长人选，我们现在已无法搞明白了。 罗荣桓与陈光也属老相识，早在红一军团的时候，陈光就在罗荣桓和林彪的手下工作，后来罗荣桓到了红八军团后，两人才暂时分开。到了延安后，两人都到抗大学习，他们都分在一科。当时陈光任一科科长，罗荣桓任一科政委。这是他们两人第一次以单位行政主管和政治主管的身份在一起合作。 从两人的工作经歷上看，陈光与罗荣桓是不大相同的。从参加红军开始，罗荣桓一直从事政治工作，没有当过军事主官，而陈光刚正好相反，他一直搞军事工作，并且还代理过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如果从作战指挥的角度上看，让陈光来接替林彪似乎更合适一些。但陈光只是343旅的领导人，不是115师的师级领导人，罗荣桓是政治部主任，由他来负责115师的全面工作也算是顺理成章。 115师最后没有执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决定，但罗荣桓也没有什么意见。从陈光走马上任开始，罗荣桓就与陈光开始了密切的合作。 陈光和罗荣桓派人把林彪送回延安，随后就率主力部队迅速进至蒲县至大宁公路一线，开展游击战争。 勐将陈光 在解放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里对陈光这个人提到的不多，现在很多中国人根本对陈光不太了解。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歷史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讲到陈光的。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光于1906年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栗源堡一个农民家庭里，曾入村小学读了3年书，后因家境贫困，被迫辍学。少年时的陈光耿直刚强，好打抱不平，性格十分倔强。从1926年开始，他就参加由共产党组织的活动，1927年12月，在其家乡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后来随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陈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29团1营3连连长。1928年8月，红4军主力进军湘南。当时主要由宜章农军组成的29团官兵，因乡土观念严重，发生政治动摇，大部失散，跑回家乡，但陈光却坚决跟随部队到达井冈山。 1929年初，陈光转到林彪任团长的28团1营任排长，不久，他就因作战勇敢而被提升为副大队长（相当于副连长），当年9月，又升为大队长。1930年2月，陈光参加了水南、值夏战斗。在这次战斗中，1纵队长林彪的指挥所曾被突围的敌军包围，情况十分危急。陈光不顾危险，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勇勐冲杀，终于打退了敌人，使林彪转危为安，而陈光却再次负伤。战后，陈光受到嘉奖，并升任1支队副支队长（即副营长）。 1930年6月，中央红军进行扩编，组成红一军团。8月20日，红一军团主力奔袭文家市。在作战中，陈光非常勇敢，并第3次负伤，而且伤得很重，子弹从右膝盖下穿进去卡在骨缝里，鲜血直流，不能行走。战斗结束后，他被送到后方治疗，但卡在骨缝里的子弹却是10月初在吉安城由当地的西医诊所的医生取出来的。在陈光治病期间，他被任命为红4军10师30团长。1931年底，陈光任红10师师长。从1931年5月开始，陈光陆续参加了第2、第3、第4次反“围剿”，取得了赫赫战功。1933年9月，陈光改任“少共国际师”师长。11月，他又到红2师任师长（当时的师政委是刘亚楼）。该师是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老部队，即以28团和31团为基础组建起来的。让他担任红2师的师长，可见毛泽东对陈光的重视。 第33页 1934年10月14日，陈光率领部队开始随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人把它称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在这块丰碑上，镌刻着陈光的名字。1935年1月，陈光率部队强渡乌江，后来又智取遵义，攻占娄山关。5月29日，红2师飞夺泸定桥成功。1935年6月12日，红2师越过夹金山，首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9月17日，红2师作为主力参加了攻占天险腊子口的战斗，又立新功。 1936年10月19日，红军到达陕北的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歷时一年零两天的长征。1944年5月，当陈光调延安学习时，党小组在《对陈光同志的歷史总结》中特别提到：“在长征中腊子口攻坚，陈光对中央红军北上，渡出险境，贡献极巨。” 1936年6月，红军大学成立。陈光调入红军大学学习，并任一科科长，当时罗荣桓任一科政委。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陈光从红大调回一军团任代理军团长，军团政委是聂荣臻同志。 陈光从1928年参加红军，在近10年的战争生涯中，由一个农民成长为一名红军的高级指挥员，这在红一方面军中是不多见的。在当时，八路军总部决定由陈光来担任115师的代师长，就是看中了陈光的将才，陈光当然也有资格担任这一工作。 “老实人”罗荣桓 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位将军的经歷，都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罗荣桓当然也不例外。罗荣桓少年时期的志向是当一名工程师，但后来却投笔从戎，并且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1902年11月26日，罗荣桓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今衡东县）南湾村。先在本村读私塾和小学，后到长沙读中学。罗荣桓从小就酷爱读书，一个炎热夏天的中午，人们都午睡了，而他却爬上池塘边的一棵树，聚精会神地看起书来，由于精力过分集中，不小心竟然跌进池塘里，弄得浑身透湿。从此，人们就叫他“书呆子”。他不但白天看书，而且晚上也不放弃这一爱好。每天读书都读得很晚，但那时只有油灯，灯光很暗，久而久之，罗荣桓就成了近视眼，到了中学时，他不得不戴上眼镜。这一戴就是44年，直到他去世，再也没有摘掉过近视眼镜。 1923年夏天，罗荣桓来到北京，住在湖南会馆里，复习功课，准备考学。1924年6月，补习学校的功课结束，他考上了山东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当年7月，离开了北京到青岛入学。在青岛期间，他作为学生会的领导人，多次组织学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并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极大的爱国主义热忱。 1926年6月，罗荣桓在青岛大学工科结业后，与其他几个同学到了广州。8月，参加中山大学的入学考试，因第二外语德文没有考好，未被录取。这一次考试失败改变了罗荣桓的命运。因为当时广州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大本营，当地的报纸不断传来北伐胜利的消息，这促使他决心投入时代变革的伟大潮流中去。他在广州看了大量宣传马列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的书，这使罗荣桓耳目一新，眼界大开。当年秋天，他回到家乡参加当地的农民运动。 1927年4月，罗荣桓到了武汉，在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读书，并参加当地的学生运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他在武汉的时间并不长，汪精卫叛变革命不久，他被中共湖北省委派到通城县从事农民运动，并组织了通城农民自卫军。在这一时期，罗荣桓差一点儿被敌人抓住。有一次为了躲避国民党13军的进攻，罗荣桓与通城农民自卫军向修水转移，罗荣桓主管部队的财务，手里提着装有部队活动经费的箱子。一天傍晚，队伍来到通城最东面的村镇麦市。战士们走得燥热难耐，刚宣布休息，大家就都跑到镇南头的黄龙河边喝水。水喝足了，又纷纷脱去衣服，扑通扑通地跳进河里洗起澡来，洗完澡后，穿上衣服，一屁股坐到地上，谁也不想动了。罗荣桓也十分疲劳，他与一些战士住在一个祠堂里，头一枕箱子就睡着了。第二天拂晓，忽然枪声大作，原来敌人已从三面包围了麦市。罗荣桓提着箱子跑，招唿战士们突围。天亮后，集合队伍一看，人员只剩一小部分。罗荣桓这位参加暴动没几天的大学生，在他第一次参加的战斗中便受到挫折，一开始未免有点发懵，他还是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并率领剩下的部队继续前进。1927年9月19日，罗荣桓在浏阳文家市第一次见到毛泽东。2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进行了改编，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1928年4月底，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原工农革命军第1团编为红4军第31团，由南昌起义部队为主组成28团。这两个团是红4军的主力部队。罗荣桓当时任31团3营的党代表。 1930年6月，罗荣桓调任红4军代理政治委员，当时的军长是林彪。这是罗荣桓首次与林彪合作。两人的最初合作相当不错，林彪主要抓军事，罗荣桓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上，部队工作井井有条。红4军是红一军团的绝对主力。随后红4军参加了中央红军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但在第三次反“围剿”的良村战斗中，红4军曾抓了一些俘虏，缴获了敌人的大批枪枝，在部队转移时，敌人追了上来，把一些俘虏、枪枝又重新夺了回去，红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这件事受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罗荣桓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作了深刻的检讨。随后，他被免去了红4军军委书记的职务，这可能是罗荣桓军旅生涯中唯一一次受处分。 第34页 1932年3月，中央红军组成红一军团新的指挥机构，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这也就是前面说过的中国3位元帅的第一次合作。1934年9月，罗荣桓又被调到红八军团任政治部主任。12月，红八军团被撤编，他曾短时间到红3军团任代理政治部主任，随即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了加强部队工作，罗荣桓又被调回红一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长徵结束后，罗荣桓先在红军大学学习，后又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又回到了他的老部队，到115师任政训处主任。 在红军中，罗荣桓是有名的老实人。他不但老实，在其刚参加革命时，还有点单纯。还是那次麦市突围后，他一人提着装有二三百块银元的大箱子，感到非常吃力。在翻越一座大山时，有两个农军士兵跑到罗荣桓面前，指着他手里提的箱子说：“先生，我们来帮你扛吧。”罗荣桓摇摇头说：“不用，我自己可以提。”他的意思是不想麻烦别人。这时一个农军抢上两步，一面从罗荣桓手里夺过箱子，一面说：“你先生是识文断字的，哪里能提得动，还是我们来帮你扛吧。”罗荣桓看到这两个人很面熟，知道是自己队伍里的弟兄，也挡不住他们连说带抢，箱子便被他们拿过去了，自己也没有多想。傍晚，罗荣桓再去找这两个士兵，不见他们的踪影。这一件事给罗荣桓的教训太深刻了。到1935年5月，他还对其夫人林月琴说：“那个时候，思想单纯得很，以为大家都是来革命的，都是一样的同志嘛！其实，并不都是来革命的，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不经过一番磨练是不行的。” 在延安，有一次，毛泽东见到林月琴说：“老实是罗荣桓一个很大的特点。”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就讲了罗荣桓丢钱的事。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又对林月琴说：“你看，他非常老实，可又很善于总结经验，他从这件事就悟出了一个真理。因此他对是非、对正确和错误，鑑别得特别分明。” 罗荣桓的确很老实，按现在人的说法，是很厚道。他也确实能够团结人。在红军时期，难以与林彪合作是出了名的，但罗荣桓却能与林彪合得来，并且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他们两人又合作了5年多的时间，这又使人们看到了罗荣桓宽广的胸怀。在林彪负伤后，毛泽东为什么要让罗荣桓来接替林彪，是不是看中了他的为人忠厚呢，现在人们不得而知。 第七章　先斩后奏到山东 第七章　先斩后奏到山东 山东省东临黄海、渤海，西靠中原腹地，南接江淮地区，北依平津一线，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可是，在1937年的12月，自称山东老百姓“父母官”的韩復榘却在日军的进攻面前望风而逃，致使山东15.3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轻易沦于敌手。 早在山东沦陷之前，以黎玉为首的中共山东省委，曾在济南秘密制定了在山东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从1937年11月起，在各地秘密活动和刚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共产党员，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的“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与从延安来的一批红军干部结合在一起，先后在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鲁东、徂徕山、泰（山）西、鲁东南、鲁南、（微山）湖西等地，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抗日武装力量。由于侵占山东的日军兵力单薄，只占领了一些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广大农村成为真空地带，各地抗日武装在这一有利形势下迅速得到发展，到1938年6、7月间，抗日武装总人数已达4万人。 在共产党发动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的同时，山东各地国民党势力、地主豪绅、土匪兵痞也乘机拉起队伍，抢占地盘，出现了司令多如牛毛的局面。1938年1月出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的沈鸿烈，成为这些游击司令之首，影响或控制了大股小股武装达15万人，在数量和装备上都超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共产党要在山东独立自主地担负起抗战的责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显然需要有一支主力部队作为骨干。 115师就适时地作为主力部队来到了山东。 毛泽东说：“看来还要多去一些” 早在1938年初，毛泽东就考虑派部队去山东。2月25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朱德和林彪等人的电报中说： “当敌集力攻陇海路时，河北全境及山东内乃至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同时晋察绥三省之敌尚无力南进。在此估计下，请你们考虑下述问题并电復。 甲、用115师全部向东出动，徐旅（即344旅）由阜平出至天津、沧州、北平、石家庄间，师部率陈旅（即343旅）由现地经邯郸、磁县地域出至沧州、齐河（济南北岸）、石家庄、彰德间活动一时期为第一步。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实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则至不能立足时及他方紧急时，向安徽、河南出动，或向西撤回。 第35页 乙、假定第一步有利，又能过河，又能得到国民党同意，则实行第二步。两旅并列，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然后实行第三步。 …………” 当时毛泽东准备派部队去山东的目的，并不是因为山东缺少主力部队，而是要“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中国的抗日事业真是耿耿忠心，不遗余力。 1938年4月，黎玉赴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向毛泽东提出，要求派一个主力团去山东。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认为，一个团是不够的，说：“看来还要多去一些。” 既然决心已定，八路军就把决心付诸实施。 1938年6、7月间，以115师343旅685团第2营为基础组成的永兴支队（支队长曾国华）和129师工兵连与抗大分校的48位干部组成的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奉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挺进山东省北部德州附近的冀鲁边地区。他们是最早进入山东的八路军主力部队。7月上旬，这两个支队到达乐陵、宁津县，协同当地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庆云县西北黑牛王庄、宁津城歼灭伪军2000余人，打开了抗战的局面。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又决定调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兼343旅政委萧华率一批干部去黄鲁边区，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随后，萧华率领旅部机关干部100余人由晋西南进抵山东省乐陵县。9月27日，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并将该地区部队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萧华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克明任参谋长，符竹庭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5支队、津浦支队和第6支队（由冀鲁边地方武装编成）。第5支队长曾国华，政治委员王叙坤，参谋长刘正，政治部主任刘贤权，下辖第4团（团长褚连三，政治委员朱廷宪）、第5团（团长龙书金，政治委员曾庆洪）、第6团（团长张策平，政治委员赖国清）。第6支队长邢仁甫，政治委员周贯五，副支队长冯鼎平，参谋长程政杰，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下辖第7团（团长李子英，政治委员崔月楠）、第8团（团长杨柳新，政治委员陈德）、第9团（团长杨铮侯）、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政治委员潘寿才）。 部队整编后，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并成立了几个游击支队。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时说：“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 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指示115师所採取的上述行动，就属于“先斩后奏”的性质。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加紧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而把主要兵力对付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与此相唿应，国民党顽固派也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紧给共产党和八路军制造麻烦。而山东起义后组织起来的武装既缺经验，又缺干部，派主力部队去山东已是刻不容缓。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115师343旅685团去山东微山湖以西地区，进行抗日斗争。 11月25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指出“陈、罗率部及陈光旅的主力（两个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陈罗东进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路）东西、胶济（路）南北在内。尚昆、小平认为可行。” 12月间，朱德，彭德怀向陈光和罗荣桓下达了命令，要求已到达晋东南附近的685团以苏鲁支队名义先行入鲁。先是首战韩庄、崔庄，歼灭伪军王显臣部800余人。不久，苏鲁支队到达湖西与湖西人民武装起义力量组成的山东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进行合併，并改称苏鲁豫支队（支队的活动范围还包括河南的夏邑县）。当时，彭明治任支队长，吴文玉（吴法宪）任政治委员，支队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 随后，按照军委部署，115师师部和686团在陈光和罗荣桓的带领下，也于12月20日晚从山西西部的灵石县双池镇出发东进。部队冒着纷纷大雪，越过日军封锁的汾河和同蒲路，翻越了白雪皑皑的绵山，到达了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驻地屯留附近。陈光和罗荣桓与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等在敌后相会，感到分外亲切。朱德还特地到115师驻地看望指战员，给干部们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还应罗荣桓的请求，为115师的《战士报》题写了报头。罗荣桓等去总部汇报工作时，朱总司令留他们吃饭，并亲自下伙房，给罗荣桓等人炒了一盘辣椒猪肚，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 就在这时，国民党为了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决定在敌后成立苏鲁和冀察两个司令部，并无理要求115师归还第2战区建制，并要求八路军在山东的地方部队统一由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同时兼任第51军军长）指挥。 第36页 如果执行国民党的命令，八路军将很难保持自己作战的灵活性，也不便于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对蒋介石的命令只有置之不理。但是，当时国共正进行合作，为避免国民党找到反共的藉口，115师去山东的事最好还要有理由。恰好就在此时彭德怀要去冀南找国民党的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就国民党顽固派袭击八路军一个支队并强令取消抗日政权（冀南行署）的事件进行谈判，115师便以东进支队的名义护送彭德怀。然后，名正言顺地翻过太行山，穿过平汉路，直接进入山东。 就在部队出发前，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已经临产，罗荣桓前往医院探望。2月14日，林月琴生了一个男孩。即将出发的罗荣桓看到母子平安，放下了心。林月琴一想到自己的丈夫即将出发，心里当然是恋恋不捨，正好孩子的名字还没有取，就让罗荣桓给孩子取个名字。罗荣桓略一考虑，想到115师当时的任务，便说：“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 说完，便告别了正在坐月子的妻子，踏上了东进的征程。 罗荣桓给儿子起这个名字，切实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东面，就是日军的后方。东进，就是到敌人的后方去。后来，罗荣桓给儿子取名字的故事在部队中传得很广，并在以后的作战中，115师的许多部队都用这个名字作为部队的代号。“东进”几乎成了115师胜利的象徵。 从晋西到山东有约3000余华里，途中要穿越日军的几道封锁线。在行军过程中，部队遇到了很多困难，因此，有的人就把这次东进称作“小长征”。在这次小的长征途中，115师还配合129师粉碎了日军对山西辽县的进攻。 1939年3月1日，115师东进支队经过河北、河南交界地区，到达了黄河。可是，大家发现河里没有水。原来，由于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在1938年6月下令炸开了花园口的黄河大堤，致使黄河改道南行，这里的河水便枯竭了。通过这一事实，115师的指战员们了解了蒋介石不考虑老百姓利益的反动本性。 3月2日，八路军115师在代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的率领之下到达鲁西地区，东进成功了。 “罗荣桓陈光领兵马，杨勇将军是先行” 鲁西平原一带虽然有中国共产党郓城中心县委在活动，但还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较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根据地。在当地，日、伪、顽、匪，各霸一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八路军115师的到来，给这一带的人民带来了希望。 115师刚到郓城县的张楼宿营不久，八路军到达鲁西的消息就传到了郓城中心县委。县委书记梁仞千立即率领20多人到张楼迎接从平型关下来的老八路（当地群众对八路军主力部队的称唿）。 这些人当中，有驻张楼的国民党郓城县保安司令祝壁臣等当地的开明人士。祝壁臣原为国民党军第88师师长，曾带部队去中央苏区“围剿”过红军，但大敌当前，他已转为拥护八路军的抗日政策。 陈光代师长和罗荣桓政委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在谈话中，得知在郓城城里的汉奸头子叫刘本功，在当地为虎作伥，鱼肉百姓。他的本家刘玉胜带了一个保安团驻扎在郓城西北的樊坝。陈光和罗荣桓决定打下樊坝，消灭刘玉胜的伪保安团，作为对山东父老的见面礼。他们把这个战斗任务交给了686团。 说干就干。3月3日晚上，686团团长兼政委杨勇率领部队冒雨向樊坝开进。全团指战员的棉衣被雨水浸湿了，但个个斗志昂扬。经过激烈的战斗，686团勇勐地冲进了敌人据守的围寨，刘玉胜被生擒。在战斗过程中，郓城守军曾派100余人前来增援，但被115师击退。此次战斗，全歼伪军刘玉胜的保安团共800余人。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八路军在鲁西也随之声威大振。 战斗结束后，杨勇赶回张楼，向陈光和罗荣桓汇报作战的具体情况，并请示如何处置刘玉胜。师首长没有急于答覆，让杨勇先把刘玉胜带到张楼，待审问后再作处理。 刘玉胜就是郓城人，以前曾在宋哲元的部队中当过排长，在喜峰口参加过对日作战。后来在韩復榘部队中当官的刘本功把他拉回来，让他当连长。山东被日军占领后，刘本功当了汉奸保安司令，刘玉胜也跟着当了伪军团长。 审问刘玉胜的工作主要由罗荣桓来做。他与刘玉胜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与陈光和杨勇商量，看如何处置刘玉胜好。 杨勇说：“在这次战斗中他老丈人肺部中弹，我们的医务人员认真给他治了，刘玉胜很感动，看样子，有些悔罪的表现。” 原来刘玉胜的岳父属于当地的名门望族，有一定的势力。刘玉胜之所以能在郓城县吃得开，在某种程度上赖其岳父的帮助。刘玉胜的岳父不但帮助他，而且社会经验丰富，办事要比刘玉胜老练得多。因此，刘玉胜对他的岳父是十分佩服、尊重，两人之间的感情也非常好。这次686团攻打刘玉胜时，他的岳父被枪声惊醒，慌忙爬起来，蹲在床上，通过窗子向外看，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想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来，正中其腹部。听说岳父负伤了，刘玉胜也顾不上指挥部队，先回来看一下。这时，他的岳父正躺在床上哼哼呀呀地叫着，他的老婆在旁边哭哭啼啼，刘马上吩咐人给包扎伤口。就在这时，686团已攻到窗前，刘玉胜和他的老婆及岳父都成了俘虏。战士们刚刚抓到刘玉胜，杨勇团长就赶到了。他让通信员把医生叫来，给刘玉胜的岳父治伤，很快就包扎好了伤口，并採取措施减轻了老头的疼痛程度，所以当了俘虏的刘玉胜非常感动，当时就说了一些感激的话。 第37页 当时，在另外一个村庄里还有枪声，杨勇就问刘玉胜： “那边小庄里是谁的部队？” “是我一个营。”刘玉胜回答说。 杨勇说：“那好，你马上写封信，让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 刘玉胜见大势已去，也觉得八路军不错，随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 不大一会儿，这个营的官兵就左肩扛着枪，右手举着枪栓，走了过来。对于敌人的投降，八路军是有经验的，他们把准备好的箩筐放在路边，伪军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把枪栓扔到筐里，然后站队集合。这样，在八路军的强大压力和刘玉胜的配合下，樊坝战斗得以胜利结束。 罗荣桓听完杨勇的话，沉吟了一会说：“我看刘玉胜这样的人是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要比杀掉好。他在当地有一定影响，争取他一个，可以影响一大批人。” 按照罗荣桓的意见，杨勇向刘玉胜申明大义，晓以利害，让他在当地继续组织抗日武装，并派秘书吕鸿到刘玉胜那里去协助他。刘玉胜非常感激，在吕鸿的帮助下，写了一份告当地同胞书： “玉胜不才，身为中华民国之军人，乃受敌伪之迷诱，沦为卖国求荣之汉奸，……樊坝之役，幸被生俘，得蒙不死，倍享优待，并晓以救国救民之大义，教诲良深……玉胜扪心自问，愧悔交集，今获开释，恩同再生。……誓当重整旗鼓，投效抗战，将功折罪，以雪吾耻，以报国人……” 115师在樊坝取得了重大胜利，为老百姓除了一害，一下子在当地树立起了八路军的威信。刘玉胜的告同胞书，在郓城四乡广为张贴，影响也非常大。老百姓为感激八路军，燃放鞭炮，敲锣打鼓，进行慰问。有的人还自动购买棺木隆重安葬烈士，焚香化纸祭奠英灵。这一切曾使115师的干部战士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久，刘玉胜又拉起200多人的队伍，来找杨勇，投奔八路军，参加抗战。 樊坝一仗，打开了鲁西的局面，当地老百姓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为了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陈光和罗荣桓决定，从686团中抽出第3营和教导队，再加上师直两个连，由杨勇和何德全、张国华、欧阳文等人领导，留在运河以西地区，称为东进支队第1团（后来改为独立旅）。张仁初、刘西元接任第686团团长和政委，率余下的两个营随师部继续东进。鲁西地区的开闢，使115师在山东又取得了一个立足点。 当时，在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正月里来正月正， 东进支队到山东。 罗荣桓陈光领兵马， 杨勇将军是先行。 二月里来杏花红， 奔袭樊坝是杨勇。 活捉伪军五百七， 义释团长刘玉胜。 3月7日，八路军115师686团向东渡过运河，进入泰（山）西地区。师部派出骑兵连，向汶上县城方向侦察敌情。 在这里上演了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草桥阅兵”。 战士们穿上日军大衣，骑着缴获的日军大洋马，伪装成日军，来到距汶上城西北五里的伪军据点草桥。伪军的哨兵见有“日本人”来了，慌忙敬礼。化装成日本军官的骑兵教练员，讲了一通谁也听不懂的“日语”，由侦察员扮成的“翻译”把“日本军官”的命令“翻译”给伪军： “联队长来阅兵，快把队伍集合起来！” 伪军大队长毕恭毕敬地出来迎接。在伪军集合好队伍后，骑兵连指战员突然将其包围，伪军全部缴械。八路军没费一枪一弹，就生俘伪军大队长以下800余人。 3月10日，115师到达东平县东北部的夏谢作短期休整。3月14日，陈光和罗荣桓率115师师部，与中共泰西地委和由泰西人民抗日武装编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在东平县常庄会合。随后，驻在鲁西北的区党委也赶到常庄，与115师一起活动。于是，115师在山东又顺利地开闢了泰西这一立足点。 这些事实说明，115师不但顺利地进入了山东，而且还开了一个好头。 中了国民党的圈套 在115师进入山东之前，山东党组织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在党组织内部有一些人认为，国共已经合作了，八路军也编入了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就应该更多地听从国民党政府的指挥。尤其是王明，他多次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散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言论，对八路军中的一些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基层组织的影响更大。 当时，石友三的国民党第10集团军，正驻扎在沂蒙山区，但石友三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之间有很大矛盾。山东的一些共产党武装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配合石友三抗战。而石友三表面上应付八路军，实际上却与蒋介石联合反共。1939年3月4日，蒋介石致信石友三，信中大意是：华北平原不能让共产党八路军作根据地，贻患未来；石总司令必须与鹿主席协力，将八路军消灭或撵到北边去。 接到蒋介石的信后，石友三立即召开军官秘密会议，制定进攻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并将计划付诸实施。3月9日，石友三在蒋介石委任他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主席之后，根据蒋在信中要他与鹿钟麟共同对付八路军的指示，遂指挥其所属特务旅、第181师、暂编第3师共万余人，同鹿钟麟部相配合，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其中，石友三把八路军青年纵队的一营人残杀。直到这时，八路军中的很多人才看清石友三的真实面目。 第38页 对于沈鸿烈和石友三为代表的顽固派所进行的政治迫害与军事进攻，山东党组织和八路军中的一部分人开始退让过多，反击不力。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形势还不能作出正确判断，对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的面目一时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共产党也强调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并同友军进行合作抗日，有些人怕提防国民党，会破坏国共合作。 沈鸿烈是清末秀才，日本海军学校毕业，曾任张作霖的东北海防舰队司令，后当过青岛市长，为人老奸巨猾，诡计多端，尤其善于辞令。115师在山东近6年中，除与日伪军进行斗争外，还把相当多的精力花在应付沈鸿烈的反共行动上。 对于这傢伙的反动面目，萧华是最清楚不过了。 萧华刚到山东时，为了团结抗日力量，就找上门去做沈鸿烈的工作。那时，萧华才20多岁，在沈鸿烈面前像个小毛孩子，所以沈鸿烈根本就不把萧华放在眼里。刚一见面，沈就拐弯抹角地提出“乐陵是鄙人治下，还望肖司令（当时萧华任115师东进纵队司令）不要染指乐陵政务，使省府为难。”并说：“贵军防区在山西、河北一线，贵军军饷很难筹措，还须请往河北征粮派款……” 沈鸿烈认为自己说得很在理，因为当时八路军归阎锡山的第2战区管辖，而第2战区的作战地区在山西、河北周围。言外之意，八路军超出自己的作战范围，没有按蒋介石的作战指示办。 沈鸿烈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萧华顶回去，没想到萧华却用蒋介石的话来反击：“沈主席，蒋委员长曾经在庐山号令全国：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山东沦陷，我军赶来抗战，沈主席理应协助。难道事隔一年，沈主席就把蒋委员长的话给忘了吗？”结果问得沈鸿烈张口结舌。虽然舌战是赢了，可萧华还是没有要到军饷，因为沈鸿烈不给你，你也不能去找蒋介石评理。萧华却通过这一件事，认清了沈鸿烈死心塌地反共的真面目。 在八路军115师主力到达山东不久，沈鸿烈就指使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于3月30日制造了“太河惨案”。 秦启荣，是蒋介石军统特务在山东的头子。韩復榘逃跑以后，他在山东惠民打出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的番号，自称中将司令，沈鸿烈又委任他为12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秦启荣指使他手下的第5指挥部指挥王尚志率部南下，越过胶济路，于3月间抢占原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驻守的太河镇。 这时，活动在胶济路以北小清河流域的山东纵队第3支队的政治部主任鲍辉，率领赴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的人员及护送部队共200余人，从清河区南下，过胶济路后，准备经太河镇赴沂水。 秦启荣密令王尚志设置圈套，准备将鲍辉一行一网打尽。而鲍辉等却毫无防备，对国民党顽固派心存幻想，反而在事先将他们一行的枪枝和人员总数通知了王尚志，说明是从太河镇路过，请他们不要误会。3月30日上午，鲍辉率部队到达距太河镇约8里的同古时，护送部队的吕乙亭营长发觉王尚志的部队荷枪实弹，气氛反常，便命令部队停下，但鲍辉却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便命令继续前进。当时，王尚志给鲍一行指定了位于太河西边的一条只有三四尺宽的通道，路东是坚固的石砌寨墙，路西是淄河。太河镇寨门紧闭，在村头、围墙和山顶上都部署了士兵。吕乙亭感到情况不妙，命令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他自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部队走到西门外的围墙时，突然一声枪响，吕乙亭应声倒下，接着王尚志部下的机枪、步枪和手榴弹便一同响了起来。 就在这时，鲍辉还抱有侥倖心理，仍命令部队不要开枪，要大家齐声高唿“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真是太幼稚了，遇到生命危险应该反抗，这是连兔子都会採取的措施。 但是，八路军的战士还是听从鲍辉的命令。敌人仍然疯狂射击。随后，太河镇镇门大开，敌人从镇内和西、北、南三面包抄过来。八路军受地形限制，不能展开。最后，除60多人分散突围外，其余近200余人被俘。 被俘后的鲍辉终于认清了王尚志的真实面目，知道自己中了国民党的圈套。他与团长潘建军、宣传科长邓甫晨等10多位干部，痛斥秦启荣和王尚志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最后惨遭杀害。 太河惨案的发生，完全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本来面目，擦亮了八路军将士和共产党人的眼睛。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山东和全国爱国人士的谴责。共产党和八路军迅速作出反应。共产党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先后召开了会议。115师也派罗荣桓到鲁西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在会议上，罗荣桓在讲到这次惨案发生的原因时，指出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有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在罗荣桓参与下，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作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一系列决定。 太河惨案发生后，秦启荣放出了“太河事件是一场误会”的谎言。为了彻底揭露顽固派的罪行，山东纵队张经武总指挥和黎玉政委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太河事件的真相，并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惩办罪魁祸首秦启荣。为了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山东纵队在王庄召开了追悼死难烈士大会，115师政委罗荣桓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太河惨案是精心策划、蓄意制造的。这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铁证。大会一致要求国民党山东军政当局严惩惨案的主谋，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承认一切抗日民众团体的合法活动，抚恤慰问死难烈士家属。 第39页 4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接到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太河惨案的报告后，迅速给中共山东分局回电，指出：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未能在国民党省政府和县长们西逃时普遍指定自己的县长；有些已指定的併到任的，随后又按沈鸿烈的命令撤销，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共产党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中央给山东分局下达了指示：“对于一切顽固分子之无理攻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对汉奸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在115师的参与下，研究了反击秦启荣的作战计划，决定集中山东纵队第3、4支队等，讨伐王尚志，夺回太河镇。 考虑到太河惨案的直接受害者是山东纵队，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照顾国共统一战线的大局，八路军115师没有直接参与。在讨论这一作战方案的可行性时，虽然人们都认为，报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从山东纵队当时的力量看，能否完成这一任务还是一个问号。因为沈鸿烈掌握的吴化文旅和进驻山东的于学忠军，可能出兵支援秦启荣。为消除山东纵队的担心，陈光和罗荣桓当即表示，在鲁西的115师部队可向津浦路靠拢，如果沈鸿烈和于学忠出兵，115师就开过来参战。115师的保证，提高了山东纵队的信心。 陈光和罗荣桓回到115师师部后，立即命令部队向津浦路方向移动，准备配合山东纵队对秦启荣和王尚志进行反击。 4月20日，山东纵队第3支队、第4支队等部队，在总指挥张经武和政委黎玉以及第3支队司令员杨国夫、第4支队司令员廖容标的指挥下，向太河镇的国民党顽固派发起进攻。当天下午收復了太河镇，并乘胜直扑王尚志的司令部，将其警卫大队全部消灭。随后，王尚志派部队袭击山东纵队的指挥部驻地沂水县悦庄。山东纵队早有防备，又歼其一部。有了太河惨案的经验教训，115师在行动时特别小心，以防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随后，115师在陈光和罗荣桓的领导下，与山东纵队等共产党抗日武装一起，广泛地开展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给山东各地的顽固派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 115师险象环生 115师按照“依山伴湖向外发展”的方针，向东平、汶上、宁阳地区发展。师部指挥686团并与山东纵队第6支队相配合，先后扫除了日军沿汶河设立的全部据点，歼灭伪军1000余人，控制了泰西大片地区。 深入泰西的八路军，好似在日军的腹部插入一把尖刀，严重地威胁着济南、泰安和津浦铁路中段的敌军，这就更引起了日军的重视。特别是日军在山东的最高指挥官、第12军司令官尾高龟藏，更是如芒刺背，如鲠在喉。他很清楚，如果泰西根据地与运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不仅直接威胁其占据的战略要地济南，而且还严重地危及津浦路的安全。为了消灭八路军，除去他的心病，尾高龟藏遂于1939年5月初，亲自指挥从济南、泰安、肥城、东平、汶上和宁阳等17个城镇调集的日伪军8000余人，坦克100余辆，火炮100余门，摆成铁壁合围之势，分9路围攻泰西根据地，妄图一举消灭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八路军和共产党党政机关。 日军首先在外围地区进行“扫荡”。5月2日至8日，日伪军先后“扫荡”了东平、汶上一带。5月9日开始向肥城以南、汶上以北推进，步步紧缩合围圈。10日，115师师部、第686团、津浦支队、山东纵队的第6支队及鲁西学委机关等，共3000余人，陷入包围圈内。此时，罗荣桓不在师机关，已去东汶宁支队检查工作。在这以前，当发现日军紧缩包围圈时，师长陈光曾与熟悉泰西地形的第6支队段君毅等人商量，打算以山东纵队第6支队为前导，向西南方向突围，过汶河去东平、汶上一带。但是，当师部和686团走到半路时，汶河南岸又发现敌情，于是陈光感到西南是平原，不那么放心，还是去山区保险，又决定北去，向大峰山区转移。 结果，陈光的这一决定给115师带来了危险。10日晚，山东纵队第6支队因为是前导，处于包围圈的外沿，而没有执行陈光的决定，所以顺利突出日军包围圈。而向大峰山区转移的部队，却遭到日军的重兵堵击，不得不退到陆房地区。这一地区，四面皆山，地形像一个脸盆，纵横不过10余里，周围山区不大，无法隐蔽大部队，形势十分严峻。 115师主力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10日夜，115师领导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都认为情况危急。但有的人提出，日军不善于山地作战，要摆脱当前面临的危机，就必须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在这次会上，师长陈光作了动员和部署，并要求所属各部队于第二天拂晓前做好战斗准备。 当时115师的部署是这样的：686团1营教导员王六生带领第3连和第4连抢占陆房西边的肥猪山；1营副营长徐敬元带2连抢占蚜山；2营抢占鸠山、横山、凤凰山；师特务营和津浦支队抢占陆房以北、以东的制高点。师指挥所设于肥猪山东南面的小安家林内。686团的指挥所从陆房移至肥猪山坳的簸箕掌。各部队按所领任务，抢占了有利地形，并迅速作好了战斗准备。 第40页 11日晨，天刚蒙蒙亮，山区到处都瀰漫着晨雾。突然，日军在晨雾中打出了三发信号弹，接着展开了勐烈的炮击。686团团长张仁初通过电话命令部队：“注意避开敌人的炮火，搞好疏散隐蔽，待炮停了再出来。”刚打完电话，几发炮弹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爆炸，震得电话机一蹦老高。十几分钟后，炮声嘎然而止，日军的炮火准备结束了。随后，黑压压的日军就向肥猪山蜂拥而来。 686团1营2连连长龚玉烈是个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他机智地隐蔽在悬崖边上的岩石旁，怒目圆睁地盯着步步逼近的日军。日军越来越近，龚连长大喊一声：“打”，同时他的二拇指扣动了扳机，“叭”的一声，一名日军军官从山坡上滚下，战刀甩出去好几米远。日军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山头上便爆发出一片喊杀声。战士们从岩石旁、树后和峭壁中一跃而出，将一束束手榴弹和一梭梭子弹打向敌群。顿时，日军被打得像从山顶上倒了筐土豆一样，纷纷滚下山去。 “好！打得好！”686团政委刘西元在团指挥所看到了2连的作战情况，高兴地对张仁初团长说，“龚连长真行！其他连队应该像他们那样，近打勐打，不到跟前不开枪。” 日军向岈山冲锋多次未能奏效，便分兵数路，在勐烈的炮火掩护下，从山脚疯狂地向肥猪山包抄上来。一时间，炮声隆隆，枪声阵阵，肥猪山上硝烟瀰漫，木石横飞。由于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有很多干部、战士认为，115师此次是凶多吉少，便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勇敢地与日伪军进行战斗，但却忽视了运用谋略和战术，因而造成一定的伤亡。 这时，陈光给686团打来电话：“我们有的部队过于密集，被敌人的炮火杀伤。有的同志存有一锤子买卖的思想，只知道豁出命来拼，缺乏全局观念。”根据这一指示，686团团长张仁初当即通知各营，要组织小部队反击，以攻为守，以巧打代拼命，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战斗中的主动。 张团长的话没有说完，不料电话线被敌炮弹炸断了。“政委，我到1营去，你在指挥所掌握全盘！”说完，张团长将两支匣子枪往腰里一插，纵身跳下石坎，越过陡崖，冒着枪林弹雨，向1营的阵地上跑去。张仁初也是一员虎将，打起仗来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从1927年在大别山当游击队长到这次陆房战斗，他负了11次伤。这回他在去一营的路上，又险些被日军的炮弹炸起的泥土给全部埋上。他一到前沿阵地，就召集干部研究反击问题，要求大家避敌锐气，以小组为单位分散隐蔽，近距离开火。各连按他的要求打，十分见效。 日军攻了一上午，没有一点进展。但是，日军发现自己的战术出了毛病，中午，便改变战法，由轮番攻击改为集团冲锋。日军集中所有的火炮，在山脚下向山上急速发射，炮弹从四面八方飞上山头，直打得岩石开花，树木横飞。不一会儿，山顶就被“剃”了光头。日军满以为八路军被其炮火打得差不多了，就以石桥为主要突破点，成群结队地拥向石桥。但日军没有想到，686团的一个战斗小组，早在桥东暗放了一束手榴弹。日军一踏上桥头，这束手榴弹就被拉响了，结果日军被炸死了10多个。日军并不就此罢休，轮番沖向桥头。最后坚守在那里的战斗小组只剩下一名战士，团政委刘西元正要命令1营派人去增援，却见那个战士把帽子放在一边吸引日军火力，自己光着头绕到对方的侧后，连续甩出好几颗手榴弹，打乱了日军的冲锋队形。 与此同时，其他阵地上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2营打得十分英勇顽强。7连指导员头部负伤，仍以惊人的毅力，一连刺死3个日军。他的刺刀还没从敌腹中拔出来，另一个日本兵的刺刀迎面刺来。7连指导员急中生智，迅速将身子一闪，让日本兵扑了个空。他纵身扑过去，把对方掀翻在地，拳击，牙咬，双方扭打在一起。翻滚到悬崖边时，指导员没劲了，那个日本兵一时占了上风。在这危急时刻，指导员使出全身力气，抱住对方滚下悬崖，与敌同归于尽。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师部通信员给686团1营教导员王六生送去了陈光的亲笔信，信中说：“命令你部，不惜一切，坚守阵地”。王六生看后，对通信员说：“回报师首长，请他们放心，人在阵地在，我们营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随后，他在电话中向团长张仁初汇报了陈光代师长的手令和战斗情况，张仁初指示他要尽可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从早晨到中午，115师的战士们滴水未进。但因所处态势十分险恶，人们都顾不上这么多了，大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打退日军的进攻。 下午，日军兵分两路。一路向岈山西边起伏地带隐蔽跃进，企图占领进入陆房的门户岈山；一路从正面朝卧牛石方向进攻。岈山西面的日军没前进多远，就被徐敬元副营长率领的2连给咬住了。这时，事先从4连调上来的转盘机枪班与2连一起，把日军给打下去了。溃退下去的日军在其指挥官战刀的威逼下，与进攻卧牛石的日军会合在一起，又嚎叫着向3连的阵地扑来。 面对数量上占多倍优势的日军，3连的勇士们毫无惧色。他们奋起反击，愈战愈勇。魁梧健壮的加强班班长王铁柱，忽啦一下扒掉上衣，裸露着钢铁般的胸膛，站在一块岩石上，抓起5个一捆的手榴弹投向敌群。“手榴弹！”他边投边喊。战友们递上来的手榴弹，不管是几个，他眼一瞪，牙一咬，臂一挥，手榴弹像长了眼睛似地飞向敌人，炸得日军血肉横飞。正当王铁柱投得起劲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膛，顿时，血流如注。只见他身子一晃，左手捂着前胸，右手紧攥着拉了弦的一束手榴弹，声音微弱地喊着：“来吧，小兔崽子！”用尽最后力气，把手榴弹投向敌人。随后，这位英雄班长就倒了下去。 第41页 在686团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候，坚守在陆房以北和以东的师特务营和津浦支队，也打垮了日军的多次进攻。师骑兵连主动出击，奇袭了陆房东北安临站的日伪军，给敌人以大量杀伤。 在这一天的战斗中，曾有200多名日军一度突破了686团与津浦支队的接合部，逼近了陆房村边。这两支部队的突击队密切配合，发起勇勐反击，打退了突入之敌。 神出鬼没出敌重围 在下属各部队英勇奋战的同时，陈光代师长以紧张和矛盾的心情度过了这一天。形势紧张的时候，他就集中精力指挥作战，情况稍有缓和，他就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唉！悔不当初，要是同第6支队一起去西南平原就好了。确实，部队当前所面临的形势足以使陈光自责。115师是八路军的主力，如果只是因为陈光的错误决定，就使这支部队葬送的话，那么陈光就会成为千古罪人。陈光感到懊悔，他身上背着整个115师的前途和命运。压力越大，往往动力也就越大，压力促使陈光努力想办法摆脱当前的危机。 在硝烟中时隐时现的太阳终于落入西山，黄昏来到了。虽然人们热爱太阳，渴求光明，但此时此刻，却只有黑夜才能给115师带来希望。陈光和其他领导商量后决定：当夜突围。 夜幕降临了。狡猾的日军派重兵把守陆房各个制高点，并燃起堆堆大火。火光闪外，戴着钢盔、端着刺刀的哨兵来回巡逻。日军企图不让八路军下山，明天再继续进攻。 在686团的指挥所里，张仁初团长和刘西元政委正在仔细地观察分析敌情，选择突围方向。 “老刘，你看，那边没有火堆。”张仁初指着东南方向的暗处说。 东南面有条大路，为何没有设防？是敌人的疏忽吗？不！尾高龟藏比狐狸还狡猾。刘西元想到这里，说道：“圈套！准是圈套！” “对！”张仁初接着说，“敌人企图让我们从这条路走，中他们的埋伏。” 正说着，侦察员领着一位老人来到686团的指挥所。原来这位老人是当地的一名抗日积极分子。他的大儿子一家三口全让日本人给杀了，他把自己的另外两个儿子送到了山东纵队，参加了八路军，他自己也经常为八路军和共产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昨天，他发现过来一路八路军，随后大批日本鬼子也跟了过来。今天早晨枪炮声一响，老人心里一沉，不好，他知道八路军刚到这里，肯定是人生地不熟。所以，从早晨开始，他就想跑到八路军这一边来，但是，日军封锁得很紧，直到晚上，他才摸了上来。 张仁初和刘西元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对老人说：“您来得正是时候，我们正想找一个嚮导呢！” 老人说：“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随后他用手一指：“那边有一条小路，可以爬上山顶。”老人停了一下接着说：“就是西南面火大，老鹰嘴的路难走，又离敌人太近。” “不要紧。”张仁初拉着老人的手说，“只要你能给我们带路就行。我们估计，西南面虽然火大，但敌人的防守可能空虚，敌人决不会想到我们会从他的火堆跟前钻。” 随后，张仁初又把这一情况报告师部。不一会，师参谋处长王秉璋来了。他给686团下达了命令：“立即轻装，肃静突围！” 接到命令时，686团已经撤出阵地。张仁初和刘西元在簸箕掌的山沟里对部队作了简短动员，要求非战斗人员抬着伤员在中间走，遇上情况，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接着，大家展开了紧张的突围准备。炊事员用绳子和草团捆垫炊具，骑兵用棉布包裹马蹄，干部们逐个检查战士的装束和武器，团里还派出了迷惑日军的小分队。 当晚22时许，被围的115师和地方党政机关开始分路突围。师部和686团向西南方向突围；津浦支队向东突围；冀鲁边第7团向南突围。突围开始前，师部提出了“坚决救人救枪”的口号。对于军人来说，武器是第二生命，如果没有了武器，也就失去了军人的价值。另外，还要求各部队在突围过程中，如遭到日军的阻击，要死打硬拼，坚决冲出去。对于115师来说，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到了天明，就会凶多吉少。 在师部和686团这一路，团政委刘西元率1营在前面开路，师部走在中间，张仁初带2营和师特务营殿后。在那位老人的带领下，大队人马摸着黑出发了。 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不时有人摔倒，但没有人吭一声。后面的人紧盯着前面人胳膊上的白毛巾，默默地加快步伐。人们几乎不是用脚板，而是用脚尖走路。走着走着，忽然山影遮天，危崖欲坠，一片黑古隆冬，谁也分不清哪是道路，哪是悬崖。侦察员在找路，其他人在摸路。不知啥时这路又弯弯曲曲折到悬崖边上，大概就是老人说的老鹰嘴吧！ 好不容易绕到一条沟边，却发现地上躺着几个人，原来是日军的尸体。日军忙于围攻八路军，连自己同伴的尸体都没顾得上收。大家绕过日军的尸体，沿着山坡悄悄地爬上去，快到山崖口时，忽听到日军士兵说：“答累嘎（哪一个）！”没什么反应，接着又是一声：“答累嘎！”原来这傢伙听见有声音，但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就先喊了两声，见没有回音，那哨兵就“叭叭”地开了两枪。此刻，队伍前面有个新战士以为日军发现了突围的队伍，再加上紧张，就把早已攥出汗的手榴弹甩了出去，只听“轰”的一声，日军这下清醒过来了。霎时，山上传来了哇啦哇啦的喊声，急促的哨声，同时还夹杂着军犬的叫声…… 第42页 不管日军如何折腾，686团仍然继续向前。由于天黑，师直属队的一部分人员掉队了，前面的部队只得先停下来等候，大家侧耳听山上的动静。过了不多时，沟里影影绰绰上来一支队伍。大家连忙上好刺刀朝前摸，到近前一问口令，却是掉队的人跟上来了。原来，在过悬崖时，他们听见前面枪响，灵机一动，把几根绑带吊在树桩上，然后一个个滑到沟底，向沟外摸来。掉队的人上来了，大家就又放心地前进了。 不一会儿，师部这一路就过了岈山，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可就在这时，后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原来，刚才日军发现有人走动，找了一段时间，却没有一个人影，于是就派骑兵追来。大家就地隐蔽，屏住唿吸，一动不动地握着打开保险的手榴弹，等待日军靠近。正好当时麦子已长得很高，麦浪成为八路军的保护伞，日本骑兵哗哗地过去了。 12日拂晓，686团和师部平安到达了东平以东的无盐村和南陶城，津浦支队、中共鲁西区委和泰西地委也安全转移到汶河南岸，突围成功了！ 天刚亮，日军按计划向包围圈内的“八路军”发动总攻。炮火准备之后，日军小心翼翼地进入陆房，兜了一个圈子，没有发现八路军的一个人影。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八路军飞出了包围圈。 尾高龟藏不信，亲自赶到陆房察看，抓来一批老乡，严刑拷打，气急败坏地吼道：“快说，八路军哪边去了？”是呀，八路军哪里去了呢？老乡们还真是不知道，昨天这里还有很多八路军，今天哪里去了呢？ 这次战斗，日军自己承认伤亡1200人，包括50多名军官在内，其中有大佐1人。日军在报纸上吹嘘说，他们取得了“消灭”1万多八路军的“赫赫战果”。其实，八路军被围人员加上地方干部，总共才3000人，实际伤亡才360人。如果只从反包围作战的角度讲，这确实是一次十分漂亮的战斗。 陆房战斗的消息传出后，115师浴血奋战的精神震动了全国，蒋介石也打电报给朱德和彭德怀，表示“殊堪嘉慰”。115师进山东，本属“先斩后奏”。但他们以陆房战斗中的英勇战绩，终于使国民党在事实上承认了115师在山东的合法地位。这一意外“收穫”，是115师代师长陈光和其他人所始料未及的。 “师长情绪不太高” 陆房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可是，这毕竟是一次没有准备打的被动仗。部队虽然突围出来了，但是辎重和骡马的损失却很大。那时，八路军的装备水平还很落后，骡马体现着装备水平，特别是那些从日本人手中缴获来的大洋马，特别受八路军战士的爱护。在陆房作战中，115师损失了很多骡马，有些战士和干部就像失去了心爱的伙伴和战友，心里特别难受。因此，在作战结束后，115师的指战员们对代师长陈光议论纷纷，给陈光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陈光的情绪受到影响。 陈光早在1927年便参加湘南暴动，次年随朱德领导的起义军上了井冈山。他作战十分勇敢，10年中负伤10次，曾带1个连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救出林彪。他只念过3年书，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打仗却很机敏，由一个普通农民锻鍊成为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115师进入山东后，复杂的形势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他性情急躁，听不得别人意见的缺点日益暴露。有时便显得与飞速发展的形势不大适应。在抗战期间，与陈光多年共事的老战友罗荣桓，一方面尊重陈光，并支持他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常常以周密的思考、冷静的判断和全面的分析来弥补他的不足。 陆房战斗结束后，罗荣桓与陈光促膝谈心，两人一起总结经验教训，罗荣桓鼓励陈光振作精神。在一些场合，罗荣桓还给一些中层干部做思想工作：“师长情绪不太高，你们应当鼓励他。在敌后复杂的环境中，打个把被动仗，是很难免的事，况且陆房战斗还是胜利的战斗嘛！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嘛！” 在一次师的领导干部会议上，罗荣桓强调，战后的主要问题是正确地总结经验，进一步鼓舞士气，而不应埋怨指责。在无盐村召开的祝捷大会上，罗荣桓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列举了双方伤亡的数字后说，115师在敌人重重包围下，顽强战斗，成功突围，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有的同志埋怨损失了骡马驮子，这没什么，115师刚刚从山区来到平原，辎重太多也是个累赘。这次战斗使115师丢掉了包袱，能够更加轻便灵活地在平原地区作战。至于丢掉了一些家当，将来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还可以重新建设起来。听了他的讲话，大家心中的气消了好多，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从这以后，陈光的情绪明显好转。 陆房战斗后不久，陈光和罗荣桓把杨勇和泰西的各部队负责人，以及鲁西区党委成员召集起来，研究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敌人发动九路围攻之前，宁阳没有这么多日军吧？”罗荣桓事先已派人进行了侦察，为了印证一下，他问在宁阳附近活动的津浦支队队长孙继先。得到肯定回答后，罗荣桓接着说：“这就说明，敌人从各地集合起来的队伍并没有解散，随时可能捲土重来。” 第43页 “你看应该怎么办？”罗荣桓又问杨勇。 “我们的部队不能挤在一起。”杨勇回答。 “对！这就是陆房战斗给我们的一个教训。目前在平原地区不宜于大部队集中行动，需要分散。要像渔夫一样，把网撒开。”罗荣桓与陈光商量了一下，然后对孙继先交代：“你们津浦支队要浩浩荡荡地往东走，把敌人引到铁路边上去！” 按照罗荣桓的安排，津浦支队白天在公路上行军，如遇到敌人就边打边撤，把一部分日军牵到铁路边上，然后迅速摆脱了日军，转到了铁路以东。 在此之前，为了继续东进，115师师部已将整训的第7团和军政干校、后方医院及供给部部分人员，调到津浦路东。 津浦支队出发后，留在晋东南的师后方留守处及师教导大队也到了泰西。师部又命令参谋处长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率领师机关和直属队，包括刚从晋东南过来的的大部分人员，仍以东进支队名义到津浦路东，统一指挥115师已到路东的各个单位。 5月4日，北方局通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要组织八路军第1纵队，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和江苏境内的八路军各部队，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不久成立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由朱瑞、徐向前、郭洪涛、陈光、罗荣桓、张经武和黎玉组成，朱瑞为书记。 由于686团在陆房战斗中伤亡较大，在师部机关东进后，罗荣桓和陈光商量，让686团到东平湖一带进行休整补充。于是，陈光和罗荣桓所率领的师部，就只剩下百把人的机关和3个连队（即686团2连、4连和骑兵连）的警卫部队。当时，115师部队除萧华纵队在冀鲁边以外，绝大部分仍在路西；运西区有杨勇的独立团，泰西区有686团和已归115师指挥的山东纵队第6支队，湖西有第685团。运西、湖西和泰西，这3个地区在津浦路以西，按“品”字形摆开。然而，这3块根据地还没有联成一片，还有待于进一步巩固，并向陇海路南、津浦路东发展，陈光和罗荣桓仍然留在鲁西筹划和经营这几块根据地。 5月下旬，115师接到中央的指示，苏鲁豫支队（即第685团）应继续分兵到徐州东南。为此，要跨越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任务十分艰巨。6月初，八路军总部来电，明确指示：“685团应归还第115师建制，直属陈、罗指挥。”陈光同罗荣桓商量后，决定亲自到湖西去，指挥苏鲁豫支队向徐州东南展开。 陈光带一个警卫排走后，罗荣桓身边的人就更少了。杨勇建议他转移到运西去。但罗荣桓认为，当时小麦未收，有些地方的青纱帐已起，到处都可以隐蔽，只要随时提高警惕，安全是不成问题的。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罗荣桓就是带着这支只有二三百人的队伍，活动于泰西的广大农村中。后来，因为日军的围追堵截，罗荣桓才带着这支队伍转到运西地区。 天皇的亲戚命丧水泊梁山 1939年7月，原来留在鲁西开闢抗日根据地的杨勇所率部队，即樊坝战斗后组建的115师独立团，在梁山西北的黑虎庙正式组建为115师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委。 7月下旬，罗荣桓到达梁山宋江寨以北的前集。这时，陈光从湖西检查工作后，带着从苏鲁豫支队调来的一个连队，也到达这里，与罗荣桓会合。 梁山，位于运河以西、黄河南岸，古时曾多次被溃决的黄河水所包围，一度汪洋数百里，故称水泊梁山。金代以后，黄河改道，梁山的水也逐渐退去，到近代就成了干涸的平地。由于施耐庵所着的《水浒》里描写了一百单八将在梁山泊聚义的故事，梁山因此而闻名于世。如今虽然断金亭、聚义厅、黑风口、宋江马道等景点，不过是平地上隆起的几个100多米高的小山包而已，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到抗日战争时期，115师在这里导演出一场有声有色的战争活剧。1939年8月1日，前集呈现出一派节日景象。指战员们早就安排了文艺节目，正搭台子、栽杆子，拉起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横幅标语，准备召开庆祝大会。这时，师部突然接到地方情报站派人送来的情报：有一股敌人从汶上出动，带了4门大炮，有向梁山开来的迹象。陈光和罗荣桓一面命令继续严密侦察，监视敌人，一面通知各部队，庆祝大会停开，做好战斗准备。看来，115师只好以作战来纪念建军节了。事情是这样的，115师挺进山东以后，使驻济南的日军大为恐慌。特别是继日军9路围攻115师，并在陆房遭到彻底失败后，日军32师团一个大队，由济南出发，经泰安、汶上等地，气势汹汹地向郓城方向扑来。领头的是大队长长田敏江少佐。此人官虽不大，但很有来头。他是天皇的亲戚，来华之前曾受过天皇的召见。这次他护送炮兵野尻小队连同两门义大利野炮到另一支部队，执行攻击八路军的任务。这两门大炮再加上两辆拉弹药的炮车，煞是威风，因此被八路军的地下侦察员误认为是4门大炮。 听到这送上门来的买卖，陈光激动地对罗荣桓说：“吃掉它，不能让它跑掉！” 据侦察，这股日军是孤立的，没有后续部队，也没有其他敌人策应。梁山周围没有日军的据点，稍远一点的东平、济宁、郓城、阳谷等地，敌人也没有增兵。现在115师在梁山附近的兵力只有师部的4个连，因当时正是夏季，青纱帐便于八路军隐蔽活动。梁山南面杨勇的独立旅，远不过30里，随时可以增援。这是一个不可多遇的战机，罗荣桓同意了陈光的意见。 第44页 随后，陈光与罗荣桓一起到孟林勘察地形。这孟林是梁山南坡的一片松林。陈、罗二人登上半山腰，向东南望去，只见茫茫一片高粱和玉米地，像是波涛起伏的绿色大海，一直伸展到天边。近处可以看到从汶上过来的大路，稍远一点，路便消失在高粱玉米丛中。日军过来时，路两旁的青纱帐是伏击敌人的绝好地方。他们把目光转向西南，只见一里开外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山包，像一头卧地的黄牛，这个山包叫独山，山的周围有些民房，叫独山庄。独山脚下有几座石灰窑，南面紧靠大路有个车马店。 这时，侦察员又来报告，日军继续向这一方向开来，没发现有后续部队，这就证明了这股日军是孤军深入之敌。因此，陈光和罗荣桓当即定下决心，并迅速进行兵力部署。同时，还通知附近群众进行疏散。 陈光命令独立旅1团3营（原686团3营，缺9连，该连当时调团部担任警卫任务）火速赶到独山庄以南地区，准备投入战斗，相机打击日军，争取歼灭这股敌人的一部或全部。该团的其他部队则加强对汶上方向的警戒，防止敌人增援。除此之外，师部还调独立旅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到师负责战场勤务等工作。欧阳文立即骑马赶到后集天帝庙师部。在这里，罗荣桓政委向他谈了交战双方的态势以及整个作战意图，并详细交代任务。然后，笑吟吟地指着桌上的一本《水浒传》，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慢条斯理地对欧阳文说：“在水泊梁山跟前，一面指挥打仗，一面看《水浒传》，倒是蛮有意思哩！”欧阳文也恍然大悟，感到这歷史的巧合真是有意思。不过，在赵宋年间，梁山的好汉打击的是官军，而八路军今天要消灭的却是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 瞬时，欧阳文突然想起苏东坡的词：“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如今，罗荣桓虽然手持的只是一把普通的蒲扇，穿的也只是一件普通的白布衬衫，然而，他在大战前镇定从容的气度，仍然给欧阳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中午，青纱帐里扬起一阵烟尘，敌人过来了。伪军打头，接着是日军，步兵、骑兵、炮兵，队列整齐，神气十足。在一般人看来，这才是正规军的样子，但等待他们的却是全军覆没的命运。本来陈光命令2连埋伏在大路两旁的青纱帐里，准备打一个伏击，可日军走了另一条道路，直闯前集。埋伏在庄里庄外的4连和10连突然开火，2连听到枪声，立即赶到敌人屁股后面攻击。这样前后一夹击，敌人的步兵堵住了炮兵，骑兵又冲散了步兵，马上乱作一团，一下子伤亡40多人，而伪军则被全部打散。 长田敏江不愧为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人。当遭到攻击时，他挥舞着指挥刀，迅速整理好自己的队伍，然后下令向梁山开炮。轰了半个多小时，却不见动静。长田敏江以为碰到了游击队，因为根据日军的判断，梁山一带是没有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所以又命令日军继续前进。到了梁山西南角，独立旅第3营又给日军以迎头痛击。于是敌人便退守独山庄，到这时，天就快黑了。 在整个下午，陈光和罗荣桓一直站在后集的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战场。当最后证实敌人只有这么一股力量时，他们便下令当晚用3个连和独立旅3营从3个方向对独山庄的日军发起攻击。 独山庄在梁山西南面，村里有骡马店和小作坊，还有几座石灰窑。庄北面有座小山，不太高，也不太陡，是这一带的制高点。四周的青纱帐十分有利于部队隐蔽接近。日军进占独山庄后，派出伪军一个排，约20人，另有日军三五人，占领了庄后的小高地，但未修筑工事。绝大部分日军在庄南面的一座大院外的树林下露宿。日军的3门炮（除两门义大利野炮外，还有一门九二步兵炮）放在院外。庄西边的小山脚下有一座独立的土墙院，时有伪军进出，像是伪军的宿营地。日伪军在炎热的气候下，经过连续作战，已经是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他们胡乱地向梁山和庄外四周的青纱帐打了一阵枪炮，进行火力侦察后，便洗澡的洗澡，睡觉的睡觉，做饭的做饭，完全处于松懈状态。 独立旅的3营，原是红军3军团的主力之一，班以上干部和相当数量的战士，都经歷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底，该营随686团赴鲁时，曾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检阅，当时，因为这个营出了很多干部，所以被朱总司令誉为“干部团”。 3营接到作战命令后，立即确定了战斗部署：以10连为主攻，从南面向独山庄以及露宿树林下的日军实施突击，全歼这些日军，把大炮夺到手；11连（配备重机枪两挺）在迅速攻占庄北的小高地后，除以一部分兵力巩固占领的阵地外，主力由东向西配合10连向敌人实施攻击；12连在攻占庄西边的独立土墙院后，继续沿山脚配合10连向敌纵深发展；3营的指挥所随10连前进；重机枪连为营的预备队，随营指挥所行动，同时要求各连于当晚8时进入攻击阵地。 根据陈光和罗荣桓的意图，由来光祖（师机关的参谋）指挥师特务营的2连，配合独立旅1团3营歼灭独山庄之敌；骑兵连和4连担负警戒和预备队的任务。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115师的各作战部队利用青纱帐及其他有利的地形地物，向指定的攻击位置运动。为了出敌不意，各部队都尽可能地接近预定的作战目标。在独立旅3营这个方向上，有的战士甚至听到了敌人的说话声和睡觉的鼾声。 第45页 到晚上8时之前，各部队都已进入预定的攻击位置。随后3发信号弹腾空而起，发起攻击的时间到了。战士们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勐虎似地扑向敌人。日伪军在遭到突然打击之下，一时懵头转向，不知所措。有的日军光着嵴背，有的穿着短裤，你挤我拥，纷纷向庄南的那座院子逃窜。3营立即乘胜追击，把大院团团围住。与此同时，攻打庄西独立土墙院的3营12连和庄北小高地的11连也是旗开得胜，完成了预定的作战任务，并正在向10连的方向攻击前进。 长田敏江迅速调整部队，并立即分成十几个战斗组，在密集的火力支援下。向外突围，妄想用四面开花的方法杀出重围。战斗进入白热化，双方部队都有较大的伤亡。战斗进行了五六个小时，敌人已被115师消灭了大部分。但是剩下的日伪军都退守到车马店，以密集的火力优势进行顽抗，八路军久攻不下。有的人担心如果日军的援军赶到，115师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这时，师部派政治部秘书苏孝顺（现名苏静）到下边了解情况。苏孝顺和来光祖在电话中向师领导汇报了部队战斗的情况。罗荣桓听完汇报后说：“敌人是孤军深入，现在企图固守待援。但是，郓城、汶上的敌人兵力空虚，如果临时抽调，最快要明天中午才能到达。我们已派部队向汶上方向警戒。你们放心打，要集中力量，一鼓作气，争取明天上午10点以前全歼残敌。”随后，罗荣桓又在电话中鼓励部队：“有一句俗话，两军相逢勇者胜，一定要把敌人消灭掉！” 各攻击部队迅速调整了部署。独立旅3营集中所有的轻、重机枪，以勐烈的火力作掩护，由排长李炳祥率领突击队，闪电般地冲进大院，登上房顶，抡锹挥镐，在房顶上挖开几个窟窿，将手能弹丢进屋里，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没被炸死的破门而出，突出包围，向青纱帐逃窜。师特务营的骑兵连飞马扬刀，冲上去奋力拼杀，犹如砍瓜切菜一样。独山庄的老百姓也纷纷出来，活捉四散逃跑的敌人。 上午9时，战斗胜利结束。此战共歼灭日伪军300余人，俘虏日军13人，缴获野战炮2门、九二步兵炮1门、掷弹筒3具、轻重机枪17挺、步枪200余支，以及其它军用物资。在打扫战场时，在一个洼地里发现了长田敏江的尸体。他这个皇亲国戚也没有逃脱应得的下场。 梁山战斗不同于消灭伪军的樊坝战斗，也不同于被动反击的陆房突围。这是一次在平原地区进行的、以日军为主要作战对象的成功的伏击战。双方兵力相当，日军火力处于优势，八路军取得了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果。梁山战斗提高了115师坚持平原游击战的信心和勇气。就在当月，当时负责日俘管理的独立旅秘书阎学增曾作了一首名为《梁山战斗》的诗。诗是这样写的： 七月鲁西唱大风，梁山好汉请长缨。 冲锋彻夜英雄胆，歼灭整营鬼子兵。 少佐长田非命死，十三战俘得新生。 东平湖卷千重浪，万里青纱正向荣。 这首诗充分体现了115师在梁山战斗后的那种自豪和充满自信的心情。 梁山战斗的胜利，也极大地鼓舞了鲁西人民的抗日热情，提高了八路军在当地群众中的威望。战斗结束后，周围的老百姓纷纷拉来西瓜、猪肉、鸡蛋慰问八路军。仅仅半个月的时间，梁山和东平湖之间，就有3000多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 梁山战斗的捷报也迅速地传遍了全国。不久，中央军委给115师发来了贺电。 梁山战斗的结果惊动了日本天皇。因为天皇的亲戚把小命丢在中国的山东，天皇追究侵华日军总部的责任，侵华日军总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再向下查问，到了尾高龟藏这一级，就只有背黑锅的份儿了。为此，尾高龟藏气急败坏，迅速纠集了5000余人，调动了100余辆汽车、40多辆装甲车，开进梁山地区，轮番进行“扫荡”，寻找机会与八路军主力决战。 为了避开日军的锋芒，115师化整为零，利用青纱帐与日军周旋。缴获的两门野炮被拆开埋了起来（可惜，后来这两门被115师当作宝贝的野炮，还是被日军掳走了）。陈光和罗荣桓经常带少数人员白天进高粱地，晚上就找个村子过夜。有一天，敌人突然包围了罗荣桓正在宿营的村子，罗荣桓带领随行人员，安然从村东头脱险。 后来，为了应付日军的“扫荡”，罗荣桓和陈光等住进东平湖里的一个小岛。这里相对平静一点，但作为领导要时刻掌握敌人的动向，因此，他们就通过各种途径密切注视着日军的行动。师部把保卫部的侦察员撒到泰安、滋阳、济宁和肥城一带，直接监视日军。鲁西的情报站不断送情报来，当地的老百姓也常常向八路军报告日军的情况，虽然两位师领导不出小岛，但对岛外的情况摸得很透。有一天，侦察员刘先其回来报告说，日军到了某一个村，罗荣桓马上说：“你讲的可能不对，快回去重新侦察。”刘又回去侦察，果然那个村没有日军。侦察员们都很惊奇，罗政委是怎么知道的呢？罗荣桓解释说：“敌人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是有来龙去脉的。一股敌人有好几百，他一出来就要拉夫，找嚮导，骚扰百姓，这样就暴露了他们的行动路线，刘先其说的那个村，远离敌人的行动路线，不会有敌人。但是，也可能有例外，所以需要再次去侦察。” 第46页 在梁山战斗中，八路军曾俘虏了24名日伪军，其中有6名日军士兵也随115师下了湖，由保卫部看管。一天早晨，这6名日本兵乘看管人员不注意而逃跑，被捉回来3人，淹死1人，失踪2人。失踪者一旦跑进日军的据点，日军必将下湖进行“扫荡”，于是，115师的两位领导决定，马上撤离东平湖。 最后，尾高龟藏的这次报復性“扫荡”，没有任何战果。9月17日，罗荣桓在致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电报中指出：“鲁西从2月到现在，敌每天以汽车、坦克、步骑兵共约2000余人，轮流向我进击。梁山水泊及郓（城）、巨野、菏泽、鄄城地区始终为（八路军）控制。”115师这次反“扫荡”的胜利，为八路军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第八章　祸起萧墙 第八章　祸起萧墙 1938年秋，115师在经营鲁西的同时，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北、沂河以西、蒙山以南地区。它北靠沂蒙山区，南接徐（州）海（州）平原，是华中通向延安的交通要道，也是在徐海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依託。控制它可以威胁津浦、陇海两条成十字交叉的铁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无穴来风 1938年，日本侵略军已控制铁路，侵占了鲁南的所有县城，对鲁南山区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在层峦叠嶂的山区中，日伪军、国民党部队和封建地主武装等犬牙交错，各霸一方。 在鲁南也有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叫“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是郭子化、张光中和何一萍等人创建起来的。 郭子化是中共苏鲁边区特委书记。1937年他赴延安参加党的苏区和白区会议回来后便酝酿建立抗日武装，翌年春发动武装起义。5月间，将沛县、滕县和峄县的武装调至峄县集结，从李宗仁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第5战区取得“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的番号，由中共苏鲁边区特委委员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委。总队曾多次破袭临（城）枣（庄）铁路，袭击日军小分队和辎重队。后来被秦启荣、申宪武等顽军包围，于是就派人到泰莱山区向中共山东省委求援。7月间，省委率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由1938年1月1日徂徕山起义的部队组成，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4支队）两个团到鲁南，计划建立鲁南根据地，因受地主武装包围不能立足而撤回到鲁中。9月间，孤单弱小的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队，只好接受当时对共产党态度较好的临沂专员张里元部直辖4团的番号，困驻于枣庄东北的抱犊崮附近的车辋、大炉一带，其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1939年4月，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第51军、第57军约2万人，受蒋介石之命，由皖北进入鲁中、鲁南，驻扎于沂（山）、鲁（山）、莒（县）、日（照）、临（沂）、费（县）等重要山区。沈鸿烈为拉拢于学忠，作出了一个“防区划分”的决定。把山东纵队的防区划在泰山、徂徕山以南，津浦路以东，滕县以北，石莱（新泰县西南角）以西的狭小山地，并规定：山东纵队“除胶东、鲁西各支队仍在现地……以外，其鲁南及胶济路北各支队应向前定地区集结，限5月15日前到达。”显然，沈鸿烈搞这个决定，是企图依靠于学忠的力量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并且藉以挑拨八路军和于学忠部之间的关系。于是，八路军在鲁南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1939年6月，日军2万人“扫荡”鲁中、鲁南。在这次“扫荡”中，秦启荣的部队和于学忠的部队都遭到重大损失，这样就为115师进入这一地区提供了机会。远在陕西的毛泽东瞧准了这一机会。6月21日，毛泽东及时致电集总，指出：在日军“扫荡”后，鲁南（这里指大鲁南，包括鲁中地区）局面混乱，省府秦部及东北军损失很大，我应趁此机会将115师师部及686团（和）萧华（纵队）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并应大放（即任命）县长、区长，及在可能条件下放专员，以争取政权。但是，7月间，中共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建议，第115师指挥位置仍在鲁西地区。8月1日，第1纵队又致电115师，要求将686团调往鲁南，于是686团立即由鲁西出发，过南阳湖，进入邹县与滕县边界，9月初进入抱犊崮山区。 8月上旬，115师机关从费县南下，于9月1日到达大炉。陈光和罗荣桓率领少数参谋人员和两个连仍留在泰西。从这时候开始，津浦路以东也有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这次行动使得该师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对山东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沈鸿烈排挤山东纵队的企图也就随之而化为泡影。 9月4日，八路军集总致电115师，指出山东肥城周围山区的活动范围太小，不便于部队的行动和进一步扩展力量，主力应转移到泗（水）费（县）临（沂）地区。此时，第686团和师部已到达鲁南，实际上需要转移的只有陈光和罗荣桓及他们的随行人员了。 接到集总的通知后，罗荣桓和陈光就着手准备向鲁南转移，可是，就在这时他们接到杨得志（当时他正率领冀鲁豫支队，这个支队由115师的344旅一部组成，直属八路军总部指挥）和苏鲁豫支队彭明治发来的电报，说（微山）湖西地区正在搞“肃托”，杀了许多人。 第47页 平静的微山湖突然掀起了大浪。 八路军内部出了“托匪” 罗荣桓接到这两个电报，心里想，不好！共产党中的一些人的毛病又犯了。早在红军时期，反“ab团”扩大化，就不知冤枉了多少红军优秀干部、战士，造成了重大损失。当年，很多国民党出很高奖赏都没有抓到的共产党员，最后却惨死在自己战友的枪口之下。这些事记忆犹新，今天有的人又搞起了这套把戏。 “决不能让歷史悲剧重演！”罗荣桓暗暗下了决心。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派别。30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作托派而遭到杀害。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的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抛出《剷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1938年8月，康生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涉及全党，很多共产党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里受到影响，把“托派”当成汉奸，或者如同10年内战时期的“ab团”、“改组派”那样来理解。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1939年8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为“托匪”。他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招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分子名单。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和干部已达数百人。因为“托派”从性质上讲同汉奸是一样的，既然是汉奸，那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当时的情况怎么能让人民公敌留在世界上呢？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有约300人被无辜杀害。 湖西地区处于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4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日战争一开始，湖西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于1938年五六月间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军第2总队（当时总队长是李贞干，政委是王文彬，后为郭影秋），后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为开创湖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8年12月，由115师第685团改编的苏鲁支队到达湖西，和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4000多日伪军对湖西的第一次“扫荡”，受到了湖西群众的热情欢迎。与抗日义勇军第2总队合编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共有第1、2、3、4大队和游击7大队及独立大队等下属单位，曾发展到8000余人。 1939年5月间，遵照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领支队部和第2、3大队及独立大队，支队政委吴法宪率领第1大队和第7大队一部，分别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以东地区活动。第4大队由副支队长兼大队长梁兴初和支队政治部主任兼政委王凤鸣率领，留在湖西地区活动。苏鲁豫支队的这3支队伍，分别处在津浦路和陇海路十字交叉点徐州的西北、西南和东南角（第686团则进入徐州的东北角），南联彭雪枫纵队，西接冀鲁豫支队，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队伍的活动范围是越来越广了，按这样的情况看，这里的抗日形势是一派大好。然而，到1939年8月间，湖西地区突然掀起了“肃托” 的狂风恶浪。 王须仁搞“肃托”，得到当时兼任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依据这些不确实的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是越肃越多。 “肃托”像瘟疫一样，很快蔓延到湖西区党委，许多领导干部被关押。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大批优秀干部被杀害。二王草菅人命，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115师报告，而且还嫌当地“托派”的人数不够，“肃”起来不过瘾，于是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发报，说在冀鲁豫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得志将该地区的“托派”抓起来，送到湖西地区处理。杨得志一面向上级反映，一面回电严词拒绝。不久，杨得志率领部队路过湖西，听说他们仍在杀人，又当面对王凤鸣和大队长梁兴初说：“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王凤鸣对此置若罔闻。而梁兴初当时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肃托”的情况。他听了杨得志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向王凤鸣提出意见。王不但不听，反而说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的敌人有密切联繫，也是“托匪”，突然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此例一开，4大队的“托匪”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很多营连干部被投进监狱，这些人大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 第48页 梁兴初差点被枪毙 听说梁兴初被关起来后，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他对王凤鸣搞的“肃托”表示反对，不同意逮捕梁兴初。王凤鸣不仅不听，反而又想抓彭明治。彭明治无力扭转王凤鸣造成的险恶局面，只得发报向罗荣桓和陈光反映。 罗荣桓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湖西发报制止，同时说明将亲自到湖西了解情况。见到罗荣桓的电报后，王凤鸣慌了手脚。他一面不得不派侦察科长到湖东侦察敌情，准备迎接罗荣桓的到来；一面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制造的既成事实。 被关押的干部很快认识到这是一起大冤案。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副支队长李发原，是红25军干部，内战时期见识过“肃反”扩大化。他不愿坐以待毙，设法逃出了虎口，并向山东分局作了报告。区党委巡视团主任张子敬也跑掉了，但又被抓回来。一些逃脱不掉的干部也千方百计地向上级报告情况。被关押的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等，在一个纸菸盒子的背面，给山东分局和115师首长写了一封信，报告湖西“肃托”的情况，然后把这封信交给同监的一个小贩，托他释放后交给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再转到分局和师部。罗荣桓赶到湖西时，收到了这封信。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把共产党监狱内犯人的信交给共产党的机关，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恐怕是极为少见的。 “肃托”在继续蔓延。那位去湖东的侦察科长回来后也被投进了牢房。牢房设在一座地主宅院内，几间阴暗潮湿的房内，关了许多重要人员。除了上述人员以外，还有湖西人民抗日武装最早的领导人李贞干、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他们的许多战友已经惨遭杀害，而他们自己的生命已是朝不保夕。可这位侦察科长却带来了好消息，他告诉大家： “罗荣桓政委要来了！” 阴暗的牢房里立刻活跃起来。“有救了，有救了！”人们交换着欣喜的目光。白天，大家都把目光转向窗户，盼望看到罗荣桓的身影；夜晚，大家都在侧耳倾听，想听出有没有罗荣桓到来的马蹄声。人们都在默默念着罗荣桓的名字，心里想着：“罗政委，你快来吧！” 罗荣桓比他们更急。在被关押的人盼望他到湖西的时候，罗荣桓一行正马不停蹄地向湖西赶来。对于罗荣桓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多争取一点时间，就等于多为革命挽回一些损失。罗荣桓亲自听取侦察员的报告，了解敌情，决定具体的行军路线。在行军途中，他们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措施，提高行军速度。 罗荣桓骑在马上，脑子中闪过一个个画面：抓“ab团”，“肃反”扩大化……有多少共产党的优秀干部被惨遭杀害，革命遭到了多么重大的损失！人们已饱尝了因过火的政治斗争而造成的巨大痛苦，为什么现在还有人重蹈覆辙呢？ 为了路上的安全，应付意外事件，罗荣桓带了一部分部队同行。他们首先在滕县与薛城之间迅速穿过了津浦铁路，到达微山湖东岸。第4大队的第2营营长江燮元，率领部队过湖来迎接罗荣桓。他们见面后，罗荣桓就问江燮元： “你怎么不是托派呀？” “我怎么会是托派呢？”江燮元不解地问。 罗荣桓接着说：“许多人都不是托派，不都被打成托派抓起来了吗？” 罗荣桓一句话揭穿了湖西事件的真相，解开了江燮元心中的疑团。江燮元向罗荣桓汇报了湖西“肃托”后的严重局势。罗荣桓考虑到湖西的情况，就叮嘱说：“你们暂留在湖东吧，不要回去了。王凤鸣也会把你们抓起来的，我们去处理这件事。” 江燮元及其所率部队就留在了湖东。罗荣桓一行渡过微山湖便直奔单县，到达第4大队驻地附近后，为了避免发生不测事件，他们先住进了一个小村子里，随即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两人来汇报，并把所带的干部分为两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调查事件的真相。 在罗荣桓及其随行人员住的村子里，到处都贴着题为《为肃托的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的油印传单。罗荣桓看了王凤鸣编造的谎言，愤愤地说：“把党组织搞垮了，大批的党员干部被杀掉了，弄得人心惶惶，干部战士人人自危，还说什么‘初步胜利’，如果‘彻底胜利’，那要搞成什么样子！” 按照事先安排，郭洪涛与区党委书记谈，罗荣桓和王凤鸣谈。 王凤鸣一跨进门槛，就看到罗荣桓政委紧皱双眉，狠狠地盯着他。他知道事情不好，赶紧低下了脑袋。他手里拿着一叠事先赶出来的材料，但假的就是假的，汇报漏洞百出。平时非常耐心，总是让人把话说完的罗荣桓，这次实在没有耐心听下去了，便打断王凤鸣的话，单刀直入地问：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王凤鸣举起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出来的？”罗荣桓更加严肃起来，他根本不理那些材料，不等王凤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 第49页 “你打人了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 这一连串的提问，好像连珠炮，王凤鸣终于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用了刑罚。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根据！如果别人的歷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次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厉声责问道：“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了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的。” 在罗荣桓义正辞严的斥责声中，在湖西地区专横跋扈的王凤鸣，此刻像泄了气的皮球，软在椅子上。 原先对王凤鸣唯命是从的区党委书记，经过郭洪涛的谈话，悔恨交加，意识到自己铸成了大错。罗荣桓同他谈话时说：“你们应当分析一下嘛！区党委的同志，像王文彬同志，我听六支队的段君毅同志说，他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曾经当过北平学联的宣传部长，他和张如等同志在湖西拉起那么多武装，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们是托派，能这样干吗？” 在牢房里似飢若渴的“犯人”们，从窗户看到外面有一些过去从未见过的干部，都估计：可能是罗政委的人已经到了。大家为很快就要被解救而感到欢欣鼓舞。然而，住在单人牢房的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并不知道罗荣桓的到来。前几天审讯者拿着一张纸在郭面前摇晃，说这是山东分局来的电报，电报里说，郭子化（当时是山东分局的统战部长，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已经交代自己是托派了，而且供出郭影秋是托派。郭影秋只好说：“我是由郭子化介绍入党的。既然他是托派，那我也只好承认我也是。”郭影秋被押回来后，越想越不对头，又翻了供，于是被关进了单人牢房。就在罗荣桓到达的这一天上午，王须仁再次提审郭影秋，因取不到口供，当着郭的面把另一名“犯人”民运干事陈景文打死，并气急败坏地威胁郭影秋说： “如果再不承认，就将和陈景文同样下场！” 当时，郭影秋并不知道，这是王须仁的垂死挣扎，更不知道这正是罗荣桓即将来解救他们之时。 在陈景文死后不到几小时，郭影秋被带到一个四合院的西屋内。他抬头一看，对面桌后坐着几个他不认识的人。 中间坐着的那个人招唿郭影秋坐下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郭影秋。” “你认为肃托怎么样？” “我认为肃托是正确的，可我是被冤枉了。”他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只能这样回答。 “是谁冤枉了你？” “是郭子化。” “郭子化怎么会冤枉你呢？” “郭子化在山东分局自首，承认自己是托匪，而且还供出我也是托匪。可是，我不是……” “郭子化自首，还供出了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审讯我的人说是分局来了电报。” “岂有此理！”坐在中间那人气愤地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说：“郭影秋同志，我不是来审讯你的。分局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电报，郭子化同志也从来没有自首过，这完全是捏造！”他走到郭影秋面前自我介绍说： “我是罗荣桓。”他又指指身旁的两位干部说：“这位是张经武同志，这位是郭洪涛同志。郭子化同志也来了，你等一会就会见到他。” 罗荣桓命令立即释放郭影秋。 郭影秋一听，泪落如雨，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的，如果罗荣桓再晚来一会儿，他就有可能会不明不白地死去，临死之前，他还会认为是郭子化害了他。现在真相大白，自己的上级，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居然会拿假电报来诱使他承认是“托匪”，真是人心难测啊！ 后来郭影秋回忆道：“罗荣桓同志再晚来4小时，我和李贞干、郝中士、梁兴初几位同志，也就被拉出去枪毙了。罗荣桓同志到了湖西之后，所谓的‘肃托’斗争才被制止。” 经过与郭影秋这次谈话，罗荣桓和郭洪涛、张经武一致认为，已经没有必要逐一进行甄别了。罗荣桓决定快刀斩乱麻，无条件释放一切被关押的同志，让他们返回原岗位，恢復工作。 接着，罗荣桓等又去看望了被囚禁的梁兴初和李贞干。 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梁兴初，看到罗政委走进牢房，立即扑上前去，紧紧抓住罗荣桓的手，泣不成声地说： “罗政委啊，您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您了！” 罗荣桓搀扶他坐下，仔细察看他的刑伤，极为愤慨地说： “这简直是犯罪！” 罗荣桓又向梁兴初问了一些情况，勉励他打起精神，好好工作。 罗荣桓等人又去看望了李贞干。他是受刑最重的一个，受刑后一直卧在地铺上。罗荣桓进去时，他挣扎着要坐起来，罗荣桓赶紧迎上前去，随行人员介绍说：“这就是罗政委！”李贞干没有见过罗荣桓，目光中还有一丝疑虑。罗荣桓立即安慰他说：“李贞干同志，你受委屈了！你是一位好同志。为了开闢湖西根据地，你和区党委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党是知道的。” 第50页 李贞干听到这暖人肺腑的话，热泪夺眶而出。罗荣桓随即派人将李贞干转送到卫生队，并再三嘱咐，要细心护理，精心治疗。 罗荣桓的到来，使得湖西的几百名“囚犯”一下子获得了自由，这就好像春潮冲破冰封，仿佛黑夜突见光明，长时间笼罩在湖西上空的乌云被驱散了，人们很难掩饰内心的激动。 随后，罗荣桓和郭洪涛召集被释放的同志开会。面对着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罗荣桓亲切地说：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中共山东分局和115师向你们表示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此时此刻，人们听到这些话，就再也控制不住各自的感情，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激动的哭声。这哭声是发自对党的感激，是失去亲人后的悲痛，是对刽子手的愤恨。 罗荣桓的眼睛也湿润了。这时他更感觉到对不起这些受害的同志。他在想，由于自己队伍中某些人的行为，给这么多人带来了痛苦，给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死去的人已不可能再復生了，但这一事件给生者心灵上带来的创伤不知需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弥补。罗荣桓有一种负疚感，他恨自己对这件事了解得太晚了，恨在自己责任能够涉及到的范围内竟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低下头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讲： “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是我们党的严重过失！”他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与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严重损失。他要求受冤枉的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积极帮助党组织把问题搞清楚。 罗荣桓的心情依然沉重 “肃托”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救，可是身为领导的罗荣桓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有一天，他散步时，遇到了在第4大队一营当组织干事的陈忠梅。陈是1929年后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曾在罗荣桓领导的第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过。如果是在别的场合，罗荣桓见到他一定会亲热地谈一会。可是此时此刻，罗荣桓的心情很沉重，他一见到陈忠梅就表情严肃地说：“小鬼呀，你还记得打‘ab团’的教训吧？湖西事件又重犯了那种错误呀！” 这一事件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教训是什么？我们党内为什么总是有人制造于革命不利的事件？罗荣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苦苦地思索着。 在这一段时间内，罗荣桓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红军时期肃“ab团”的运动。红军总前委对敌情估计错误，在红军中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斗争，结果造成了乱捕乱杀现象。罗荣桓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任红4军政委，一位年仅十几岁的小战士也被打成了“ab团”，原因是他给被打成“ab团”的人买了酒和花生米，最后是罗荣桓救了这个小战士。当时有人说12师师长萧克也有“ab团”的嫌疑，准备抓起来，是罗荣桓保护了他。另外，还有一个罗荣桓“刀下留人”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红4军政治部通知说12师的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是“ab团”，于是，师里立即将这两个人逮捕。提审时，这两个人不承认，一用刑，承认了，又供出十几个人。再抓，再打，再审，这十几个人又供出几十人，不到两个月，这个师抓了100多人。当时规定，捕人由各团决定，杀人由各师党委决定，不须向军党委和总前委请示报告。 12师准备杀几十人。 就在准备动手的那一天早晨，12师领导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萧克便骑马到军部向罗荣桓政委请示。罗荣桓和红四军军委秘书长黄益善接待了他，听了他的汇报。罗荣桓当即明确答覆：“不能杀那么多人。”听了罗荣桓的意见，萧克心中有了底。他立即往回赶，救下了30多人。从此，“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红军许多部队中流传开来。 过去的事就不要去想了，先把“肃托”的事处理好吧。罗荣桓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罗荣桓一到湖西，就开始注意到王须仁这个人。他整天弓着腰，显出一副谦卑的样子，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满是络腮鬍子的脸上，加上一副眼镜挡在前面，很难看清他那诡秘的眼神。罗荣桓来了以后，王须仁很少抛头露面，话也不多，似乎并无多大本事。可是郭影秋、郝中士等都揭露了王须仁的大量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罗荣桓初步了解情况后，便很尖锐地向区党委书记指出：“现在可能是这种情况：好人牺牲了，坏人却在逍遥法外。” 罗荣桓指示保卫部进行调查：原来王须仁是一个来歷不明的人物。据说在抗战前，他在北平读书时入过党，以后被捕自首。抗战后，他与北平流亡学生一起到了山东，先在韩復榘的部队和第5战区第2游击司令部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加入了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2总队。起初，2总队政委王文彬感到这个人来歷不明，就没有让他带兵，叫他在政治部当军法官。后任政委郭影秋见他搞刑讯逼供，便不让他管审讯，分配他到湖边地委当组织部长。 第51页 随后，罗荣桓决定解除王须仁的职务，并交保卫部进一步审查。不久，王须仁感到自己的罪孽太重，就畏罪自杀了。 至于王凤鸣，由于他很年轻，又经过长征，罗荣桓当时认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罗荣桓在对他进行严肃批评后，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686团当团长。后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罗荣桓认为这样处理太轻了，就与陈光商量，准备撤销王凤鸣的职务。于是，在1940年10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115师干部配备问题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王凤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 1941年2月，中央根据王凤鸣所犯下的罪行，决定判处他徒刑。这一决定转到山东时，已是夏天。罗荣桓即以他和陈光的名义（据当时在115师师部任秘书的武清录回忆，此时陈光去养病，不在师部）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时将王凤鸣叫回师部，向他宣布了开除党籍、调到师部机关做行政管理工作的决定。罗荣桓之所以没有立即宣布要判处王凤鸣的徒刑，主要意图是先稳住他，打算随后把他送到延安，再宣布对他执行徒刑。不知是走露了风声，还是王凤鸣自知所犯罪行太多，他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奸。 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立即以陈光和他自己的名义报告中央，“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王逃走的第2天，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议上讲话，又就此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罗荣桓的自我批评也确实符合实际。他一贯是与人为善的，总是把干部往好的方面估计，尊重干部的自觉性。但在对湖西“肃托”事件的处理上，则表现为对王凤鸣这样的人过于相信。 但是，王凤鸣作为一名军人，也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他之所以能成为共产党军队中的一名中级干部，说明他也曾为革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后来做出那些有害于党有害于八路军的事情来，是阶级报復，是私慾膨胀，还是由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人们没有完全搞明白。对于王凤鸣这样集战功和罪孽于一身的人，处理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这就难怪罗荣桓会产生失误。 王凤鸣所在的4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吴法宪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行动迟缓。罗荣桓严肃地责问道： “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 “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吴法宪说。 其实，吴法宪是怕王凤鸣把他也给抓起来。 对于吴的胆小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由支队政委改任支队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区党委和湖西各县县委陆续恢復了工作，湖西抗战形势逐步好转。在湖西被罗荣桓营救的干部，后来许多人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罗荣桓处理湖西事件的歷史功绩，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湖西事件以后，罗荣桓经常以此为鑑，教育干部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在115师机关和部队中，从此再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1940年，鲁南的第3地委曾开了一个70多名“托匪”嫌疑分子名单，并在费县抓了2人。当时驻在鲁南地区的罗荣桓发现后，立即对地委负责人说：“这个名单有没有根据呀？这是很严肃的事，不能盲目地搞。”根据罗荣桓的意见，鲁南的“肃托”运动很快就被制止了。 1941年，115师师部进驻滨海区。一天，罗荣桓听说山东纵队第2旅奉命在搞“肃托”，抓了几十个人。他立即对旅长邓继先、政委江华说：“此事应当慎重。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要赶快把被捕的人放掉。”孙继先和江华按罗荣桓的指示，立即将被捕的72人全部释放。 山东的“肃托”，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来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被制止。 第九章　纵横捭阖 第九章　纵横捭阖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存在着多种势力，有日军、伪军、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地方武装。而国民党军队又分为抗日派和有严重反共倾向的顽固派。115师到山东后，置身于当地的各种势力之中，要生存下去，面临着很多困难。其他的势力在山东已有一定的生存基础，而115师则是新来乍到，虽有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相配合，但势力太弱小了，不能同其他各种力量相抗衡。这是山东党组织请求中央派主力到山东的主要原因之一。115师在山东争取生存权时，充分利用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既联合，又打击，纵横捭阖，逐步赢得了主动。 “强龙”能压“地头蛇” 115师到山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是进行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前提条件。在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115师首先遇到了来自当地地方武装的阻力。同不太正规的地方武装相比，115师无疑是强大的。但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115师要站住脚，费了一番周折。 第52页 1939年12月间，罗荣桓从湖西返回位于鲁南的大炉，陈光也由鲁西来到大炉。 大炉在抱犊崮山区。所谓“崮”，指的是四周陡峭而顶部平坦的山头。在胶济路以南的大片山区，据说有72崮，抱犊崮为其中之一。和许多崮一样，它的顶部很平，可以种庄稼，然而，要想爬上去却很困难。人们可以沿着凿出来的石窝攀登而上，可耕牛却赶不上去。相传古时候有个王老汉想出一个办法，他把一头小牛犊抱到崮的顶部，餵大后用以耕地，抱犊崮因此而得名。 1932年，土匪孙美瑶在临城车站抢劫火车，绑架了几十名外国人，便押送到抱犊崮山麓的巢云观，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孙美瑶所以将抱犊崮作为其窝藏人质的场所，就是看中了这地方的地势非常险要。有了大名鼎鼎的抱犊崮，峄县、临沂、费县、滕县之间的鲁南山区，就常常被人们统称为抱犊崮山区。 当115师进入抱犊崮山区时，绝大部分村寨都控制在地主武装手中。他们的人数少则三十、五十，多则成百上千，队伍规模不论大小，领头的都被称作司令。没有人统计过这里的地主武装有多少，但传说这一带的司令同崮的数目一样，也有72个之多。这些地主武装都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有的还明里暗里同日伪相互勾结。对于八路军115师的到来，除少数开明地主之外，其他的人或是因不了解八路军而心存疑虑，或是因其立场反动而採取敌视态度。他们关门闭寨，不让八路军进村，不让老百姓同八路军来往。 115师面临着“地头蛇”的挑战。 为了在鲁南打开局面，在抱犊崮山区站稳脚跟，在罗荣桓赴湖西期间，陈光就决定给当地的地主武装来个“下马威”，对这些“地头蛇”还以颜色，随后115师就实施了两个作战行动。 第一个行动是派部队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向大炉东南的郯（城）码（头）平原进军，支援当地抗日武装，打通与华中地区的联繫。郯码平原是苏鲁边界上的富庶地区，它控制着沂、沐两条河流的中段，直逼陇海铁路。南下郯码对巩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山区根据地，发展平原游击战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39年11月18日，东进支队由115师参谋处长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带领，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占了码头镇，给了“地头蛇”当头一棒。 码头镇是鲁南的一个商业和文化中心，当时比郯城县城还要繁华。八路军打开码头镇后，不仅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而且补充了大量军需物资，还筹款20万元。这时，已是小雪季节，指战员们在码头镇高高兴兴地穿上了棉衣。 这一仗115师既震慑了对八路军怀有敌意的地方武装，又获得了给养，还建立了根据地，夺取了政权，可谓是一箭三雕。 1940年1月1日，在码头镇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郯城县人民政府，实现了毛泽东的“放县长”的目标。随后，罗荣桓把从湖西调出的由梁兴初率领的原苏鲁豫支队第4大队进驻于此，并改称东进支队第2大队。他们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展了郯码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巩固了抱犊崮山区东南的外围阵地。 就在115师东进支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时候，罗荣桓又喜得一“千金”。师里的很多干部都来给罗荣桓道贺，说这预示着115师又有好运气。由于此时正值东进支队南下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时期，罗荣桓就把女儿的名字取为“南下”，希望这位小天使的到来，也会同儿子“东进”的出生一样，给115师带来好运气。 115师实施的第二个作战行动是打孔庄，由大炉成立的后方司令部承担的。 孔庄位于大炉南面十来里的地方。大地主杜若堂是当地的土皇帝，掌握着装备有机枪在内的武装，歷代官府也奈何他不得。115师进驻大炉后，曾争取他抗日，他不仅置若罔闻，还从枣庄引来100多名日军袭击八路军。孔庄成了抱犊崮山区的一颗钉子。12月初，八路军攻克孔庄，击毙了在土围子里顽抗的杜若堂。 攻克孔庄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大炉周围的反动地主武装。他们知道115师不是好惹的，因此有的向八路军靠拢，有的转向中立，这样115师在鲁南的影响扩大了。 实践证明，“强龙”还是能压住“地头蛇”的。但这要靠实力，如果“强龙”不强，那么“地头蛇”也会骑在“龙”的头上。 罗荣桓的六字经 115师採取行动，打击了对八路军充满敌意的地主武装，但在抱犊崮山区内，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于学忠部和八路军犬牙交错的状况基本上并未发生变化。在这一形势下，如何打开局面，是115师领导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之前，八路军曾考虑过与国民党建立共同根据地，并为此做出过努力。首先是在1938年6月，国民党第10军团石友三部进入山东时，中共山东党组织曾同他讨论过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随后石友三部北调，实行反共政策。 在鲁南，中共山东党组织也曾有过与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共同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同样也没有成功。多次失败，打破了共产党人在山东与国民党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幻想。 第53页 如何打开鲁南的局面呢？罗荣桓和陈光苦苦地思索着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果是发动群众，建立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第一步是把抱犊崮山区全部拿下来，然后採取插、争、挤、打、统、反的六字方针，发展自己。 插，就是插入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空隙地带，隐蔽地由边缘伸入到腹地； 争，就是广泛发动群众，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势力。 打，就是打击日军和汉奸武装。 统，就是同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驻在鲁南的东北军疏通关系，加强团结，保持统一战线。 反，就是反“扫荡”、反摩擦。 显然，罗荣桓在桃峪会议上提出的这六字方针，同毛泽东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是一致的。这是罗荣桓把毛泽东提出的斗争策略同鲁南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并经过认真考虑而得出的结论。随后，在1940年，115师在罗荣桓和陈光的领导下，灵活自如地运用这六字方针，终于在日、伪、顽、友、我各种矛盾盘根错节的情况下，开创了鲁南抱犊崮山区的新局面。 “仁义之师” 共产党要在山东站住脚，必须树立好自己的形象。如果八路军不能在当地群众中建立起威信，即使暂时夺取一些地盘，也不能长久保住。115师坚持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赢得了根据地群众和有识之士的信赖。 在鲁南地区，有很多股势力同时存在。有亲日的，有亲国民党的，当然也有愿意同八路军保持友好关系的，但所占的比例较小。在抱犊崮地区，只有大炉的万春圃和滕县的孔昭同主张与共产党、八路军联合抗日。 万春圃是大炉地区的开明士绅。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民不聊生。为了保境安民，当地组织了民团，万春圃是负责人之一。他性情豪爽，非常讲义气，人称“万三爷”。“九·一八”事变后，他的长子万国华、管家杨春茂、管武装的刘清如先后加入共产党，因此他与共产党有很深的关系。但他只是对共产党怀有好感，了解并不多。自从115师到达以后，万春圃与共产党和八路军有了更多的接触。 1937年9月，临沂第3区专员张里元要万春圃恢復临沂、费县、峄县、滕县四县边区的联庄会。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派郭致远以地方名流的身分，同万春圃一道去见张里元。经过协商，决定由万春圃恢復联庄会的抗日武装。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万春圃便建起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 陈光和罗荣桓一行到大炉后，万春圃盛情款待。万夫人做了鲁南风味的全羊席，外加羊肉馅的锅贴。席间，万春圃热情邀请陈光和罗荣桓住在他家里。 陈光和罗荣桓刚刚住进万春圃家，万家的人都小心翼翼，小声地说话，轻轻地走路，生怕惊动了这些“大官”。罗荣桓主动地接近他们，和他们一起拉家常，问长问短，很快就成了一家人。 万春圃每天总要到罗荣桓的房间里来坐坐，罗荣桓常常给他讲国内外形势和八路军的歷史和传统。他感到茅塞顿开，深受教益。 住的时间长了，万春圃常常看到罗荣桓教勤务员认字、写字。他还听说，罗荣桓对马夫、炊事员亲如兄弟。马病了，有时罗荣桓会亲自动手与马夫一起给马灌药。这些是特别平常的事情，但对万春圃来说，却是非常新鲜的。 万春圃看到罗荣桓和陈光与战士们穿的是几乎褪成白色的军衣，盖的是打了补钉的被子，吃的是高粱煎饼和咸菜，官兵们同甘共苦，心里非常感动。 115师的“大官”们如此清苦，万春圃觉得过意不去，便吩咐夫人做一些好吃的给罗荣桓送去。万夫人知道罗政委爱吃辣椒，就杀了一只鸡，炒成辣子鸡丁，让勤务员王立志端过去。小王不敢，万夫人便说：“这是万三爷的一点心意，你尽管送去。罗政委说你，由我‘兜着’。”小王只好给罗荣桓送去。罗荣桓一开始认为是伙房改善生活，动了两筷子，便问小王：鸡是从哪里来的？小王说明了原委。罗荣桓立即让林月琴拿出钱来叫小王送去，并叮嘱小王给万家讲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规矩，不要让他们产生什么误会。这件事使万春圃感慨万分，说：“俺活了50多岁，还没见过这样的官长，这样的军队。真是仁义之师，王者之师啊！有了八路军，国家就有了希望。” 万春圃在与罗荣桓的交往中，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与共产党的感情更加亲近了。国民党顽固派曾扣押他的小儿子和女儿作人质，要拉他到国民党一边去，而他却说：“我的儿子和闺女可以不要，也要跟着共产党走！”他一再向罗荣桓表示，决心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抗战到底。他把自己惨澹经营了多年的几百条枪全交给八路军指挥。1940年3月22日，万春圃的四县边联武装和苍山游击大队正式合编为八路军临（沂）郯（城）费（县）峄（县）四县边联支队，万春圃被任命为支队长。 孔昭同至死不悔 与万春圃部几乎同时加入八路军的，还有孔昭同率领的部队。 第54页 孔昭同是滕县人，是孔子的后裔，曾在北洋军中当过中将师长和福建泉（州）兴（化）永（定）镇守使。北伐战争后，他解甲回乡，开药店，办学堂，济世育人。 1938年切，日军占领济南后继续南下，占领泰安、兖州，滕县告急。滕县城中土豪劣绅怂恿他出面组织亲日的维持会，他却说：“咱扛把子（指刀枪剑戟）上街卖拳、要饭去，也不能当汉奸！” 当年1月底，孔昭同与曾经当过阎锡山军长的杨士元组织了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杨任司令，孔任副司令。 3月，日军进攻滕县，孔昭同的儿子孔宪尧和孔宪纲遭日军飞机轰炸而遇难。不久，抗日自卫军也遭到日军的袭击而溃散。失败反而更加坚定了孔昭同的抗日决心，他变卖家产，重组军队，身披写着“上尽国忠，下报家仇”的黄缎带，在滕县山区为组织武装而奔走唿号，队伍又稍稍恢復。1938年夏，国民党第10集团军司令石友三驻扎在山东，孔昭同是石友三的结拜兄弟，便接受了石部的暂编第6师的番号，活动于抱犊崮西北的滕县、邹县、泗水和费县之间。 1938年底，石友三部调往河北。孔昭同拒绝北上，坚持在家乡抗战。1939年3月22日，孔部在滕县龙岭山下同100余日军遭遇。孔昭同当时已年近花甲，但老而益坚，脱掉皮袍，光着膀子，面对日军，奋臂高唿：“尧纲两儿，魂若有灵，助父杀敌，雪耻报仇！”随即带领部下沖向敌人，日军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窜。 孔昭同部中最早与115师建立联繫的是第2旅。这个旅原是共产党领导的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的一部分，旅长董尧卿是共产党员。1938年8月作战失利，与党失去联繫后编入孔部，成为该部主力。115师进驻鲁南后，董尧卿即派人联络，恢復了党的关系，115师给他派去了参谋长。孔昭同闻讯后，便请山东教育界知名人士彭畏三（曾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帮他与115师建立联繫。 彭畏三到大炉后，罗荣桓按照当地的习惯，摆了“十大碗”宴席盛情款待。席间，罗荣桓向彭畏三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当时，于学忠和张里元都在拉拢孔昭同。孔昭同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很反感，对共产党坚决抗日很钦佩。但是，他多少还有一点后顾之忧。为了解除孔昭同的顾虑，罗荣桓请彭畏三转告，八路军与孔部合作抗日，孔部可保持原来的番号，继续在原地活动，双方要加强联繫，增进了解。彭畏三提出，孔昭同希望八路军派一位政工干部去作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当即将在座作陪的特务营教导员黄玉昆介绍给他。 第二天一早，黄玉昆就与彭畏三一起离开了115师。行前，罗荣桓握着彭畏三的手说：“以后希望随时通报敌情，加强联繫，孔师长在供给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 黄玉昆到孔昭同的部队以后，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帮助孔昭同整顿部队，克服旧军队的恶习，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为后来共产党改造这支部队打下了基础。1939年12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滕县活动的国民党顽固派申宪武（即申从周）蠢蠢欲动，企图进攻孔昭同部。孔昭同部的第1旅旅长刘昭汉，也与国民党进行勾结，脱离了孔昭同的控制。为了帮助孔昭同，罗荣桓和陈光决定，打击申宪武，杀一杀顽固派的嚣张气焰。经过几次作战，申宪武狼狈逃命，他的两个团被消灭。战后，董尧卿旅即归还八路军建制，编入115师第686团。后来，686团改称鲁南支队，686团团长张仁初任支队长，董尧卿任副支队长。接着，孔昭同也毅然决定，与国民党割断联繫，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一天晚上，他选派了10名身强力壮的保镖，护送黄玉昆连夜回到115师，向罗荣桓和陈光报告了他的这一决心。 随即，115师与上级取得了联繫，经上级批准后，115师正式任命孔昭同为八路军115师曲、泗、邹、费五县游击司令。孔昭同亲率人马，到115师驻地接受改编。115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宴请孔昭同和他的部属。罗荣桓在欢迎会上讲话，热情称赞孔昭同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精神。罗荣桓和陈光检阅了孔昭同的部队，给指战员颁发了八路军臂章，还给孔昭同的部队补充了弹药和衣服。 1940年秋，孔昭同得了重病，在弥留之际，他对自己的儿子孔宪绍说：“共产党、八路军不歧视我们，不撤换我们，也不编散我们的部队。共产党一定会胜利，你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 1940年11月，孔昭同因病逝世。罗荣桓、陈光和萧华联名送了輓联，颂扬孔昭同热爱真理，为民族、为国家英勇奋斗的高尚品德。 115师在鲁南还团结了许多在当地有一定声望的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占区贸易，瓦解日伪军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罗荣桓和陈光所领导的115师，在团结进步力量的同时，还利用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加强统战工作，打击顽固的反共势力。 在鲁南，共产党、八路军的主要统战对象是当地各种地方势力和东北军。在国民党的各种势力中，实力最强的是山东省第3区督察专员兼第3区保安司令张里元。他曾在韩復榘手下先后当过县长和专员。韩復榘南逃时他没有跟着跑，并在临沂、费县一带建立了武装。沈鸿烈当了山东省主席以后，与原韩復榘系统的张里元存在矛盾。1937年冬，共产党与张里元建立了统战关系，先后派童陆生、刘其人等去张部工作。1938年秋，张曾掩护过鲁南抗日义勇队。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1939年下半年，张政治态度开始右转，共产党派去的工作人员被迫撤出。但因张里元对共产党还保持中立态度，罗荣桓和陈光决定与他继续保持统战关系，曾几次派人去张里元的部队联络。张里元统辖的鲁南各县地方武装，对共产党所採取的态度也不大一样，互相之间的矛盾也很多。为此，115师对他们採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第55页 统战于学忠部 在山东各种势力中，东北军是最好的统战对象，也是最重要的统战对象。从“西安事变”前后开始，东北军就一直是共产党的可靠同盟。115师一进入山东，罗荣桓和陈光就对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39年4月26日，罗荣桓在泰西时，就在师直属队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于学忠到鲁南，统一战线的形势可能会好一些。我们应很好地巩固与东北军之团结。” 于学忠是山东人，曾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当过师长，后转入东北军。1936年任国民党的甘肃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时，他在西安参加了张学良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同意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以后，东北军即由于学忠率领。抗战开始，蒋介石把于学忠部调到山东，既想让东北军在同日伪的交战中受到削弱，又想利用东北军限制人民力量的发展。于学忠一方面不得不受蒋介石的节制，另一方面又时时提防蒋介石把他这个“非嫡系”吃掉。因此，他有一个很形象的口号：“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 于学忠部辖有第51军和第57军。当时，于的苏鲁战区司令部和第51军驻扎在沂鲁山区，第57军的第111师驻扎在日（照）莒（县）山区，第112师驻扎在鲁南，与八路军的驻地呈犬牙交错状态，师部驻在石河和官庄，距大炉只有12里路。 从1938年春天开始，共产党在于学忠的第112师就设有秘密的工作委员会。1939年，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工委已停止发展组织而专做统战工作。罗荣桓到大炉后，便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託，负责直接领导这个工委。工委负责人谷牧秘密来到大炉向罗荣桓汇报了第112师的情况。该师师长叫霍守义，“西安事变”前他在陕北，防地与红军接壤，曾奉张学良之命掩护过大批进步人士进入苏区，其中包括美国记者斯诺。因此，他对共产党还是友好的。这个师的两个旅都有共产党掌握的战地服务团，每个团都有共产党领导的宣传队。第112师334旅667团团长叫万毅，在“西安事变”中是少壮派，事变后被蒋介石扣押，抗战爆发后才释放，1938年3月由张文海、谷牧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掩护下，共产党在667团的工作十分活跃，几乎每个连队都有共产党员，抗日气氛十分浓厚。 罗荣桓在听完谷牧的汇报后感到十分满意，随后他指出：对东北军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团结争取广大官兵一道抗日，另一方面对在部队中进行阴谋活动的国民党特务，要进行尖锐的斗争，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以防止东北军向坏的方向转化。 罗荣桓初步了解了于学忠的第112师的情况后，便与陈光商量决定，派参谋处长王秉璋去做联络霍守义的工作。王秉璋原来在孙连仲的第26路军，1931年底在宁都暴动时参加红军。由于他对旧军队的官兵思想动态、生活习惯、语言礼节等等情况比较熟悉，因此王秉璋第一次去拜访霍守义时，霍守义就与他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王秉璋给霍守义带去了一些宣传材料，其中有一份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霍守义看后非常赞赏。王秉璋告辞后，霍拿着歌对他的书记（相当于秘书）李欣说：“我看这首歌很好，咱们也能唱。你就用我的名义起草一个训令发到全师，要大家都唱这支歌。” 霍的这个决心真是令李欣大吃一惊，但也感到十分高兴。这位霍守义的书记李欣也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共产党的本事，连后来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亲属都成了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当有人向霍守义告发时，霍守义根本就不相信李欣是共产党员，并且说：“只要他抗日，管他是不是共产党。” 在王秉璋返回115师后的一个夜晚，李欣在秘密交通员带领下，顺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匆匆赶到115师师部去见罗荣桓。由于李欣要在拂晓前赶回霍守义部，所以他顾不上寒暄，一坐下来就汇报。罗荣桓凝神听完他的汇报，几乎没有什么插话。在李欣汇报的过程中，林月琴端来炒得热烘烘的花生，款待这位从事危险秘密工作的同志。 李欣从1938年起便在霍守义身边工作，对东北军第112师的情况，对霍守义的政治态度和脾气爱好，以及霍同王秉璋见面后的反应都十分清楚。李欣详细汇报后，便向罗荣桓建议，共产党在第112师的工作基础很好，在国民党加剧反共的形势下，是否可仿照山西新军的办法把队伍拉过来。 罗荣桓听后立即指出：你们的情况同山西新军不同。山西新军是共产党组织起来的部队，而第112师是东北军。你们还是要做好团结上层进步势力和下层广大群众的工作，争取霍守义向更好的方向转化，不要搞“起义”。 罗荣桓认为这样做很有分寸，如果一搞起义，东北军马上会认为是共产党在挖“墙角”，对共产党所採取的统战活动存有戒心，所以他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罗荣桓与李欣围炉长谈，并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已近拂晓，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李欣便起身告辞。 在115师师部还有另一位人物，也可以在霍守义处登堂入室，同谷牧、李欣等人进行联络，又不致引起霍守义的怀疑，他就是115师的联络科长勒怀刚。 第56页 勒怀刚的父亲斯云鹗，曾当过吴佩孚的副司令和河南省省长，同于学忠有袍泽之谊。他的伯父靳云鹏，在北洋军阀政府里曾两度出任国务总理，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 靳怀刚在北平读书时，参加了着名的“一二·九”运动。抗战爆发后回故乡山东邹县组织游击队，不成，赴延安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奉调到鲁南做联络工作。他与地委书记宋子成等都住在万春圃家后院，罗荣桓同他们结邻而居。罗荣桓平时不苟言笑，可在同靳怀刚熟悉后，却常常同靳开个玩笑，把靳称为“靳少爷”。 在共产党和八路军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最后投身于革命的人不少，但像靳怀刚这样出身于显赫家庭的人却不多。一天，罗荣桓问靳怀刚：“你家的生活条件那样好，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勒讲了他家大多数成员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后说：“在那个家庭里，人和人的关系除了金钱没有别的。 我实在不愿意同流合污，我怄不了那个气。” 罗荣桓点点头说：“你参加革命完全可以理解。中国有许多出身于官宦之家的知识分子能够参加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 霍守义是张作霖的老部下，早就认识靳怀刚，称唿靳为“老弟”。由于有这层关系，罗荣桓便让靳怀刚继续联络东北军。根据统战工作的需要，罗荣桓感到靳怀刚的职务太低，于是就任命靳怀刚为115师的后方政治部主任。 八路军115师在与东北军搞统一战线时，决不一味追求合作，放弃自己的原则。他注意採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每次派王秉璋和靳怀刚去112师之前，都要找地委书记宋子成、群工部长刘兴元、峄县县长潘振武等研究谈判预案，设想霍守义可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及应如何答覆。 罗荣桓还向王秉璋、靳怀刚交代，要反覆讲八路军和东北军是老朋友，对霍守义在抗日中的功绩充分肯定，但在原则问题上又要寸步不让。 靳怀刚同霍守义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霍守义争论不过时，便说：“哎呀，老弟，先吃饭，吃了饭再谈。”由于靳怀刚按照罗荣桓的指示，既坚持原则，又注意把握必要的灵活性，同时也由于靳怀刚同霍守义的歷史渊源，使得双方没有因争论的激烈而闹翻。 由于採取了正确的策略，又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才，所以115师的统战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为其在山东站稳脚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挤走费县县长李长胜 在对霍守义的统战工作中，共产党、八路军获益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处理官里庄事件，从而挤走了顽固派县长李长胜。 李长胜是沈鸿烈委任的费县县长。沈鸿烈虽是东北军出身，可政治态度与于学忠及霍守义不一样，他已死心塌地投靠蒋介石，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的摩擦专家。而李长胜又是57军军长缪澄流的外甥。缪同沈在政治上沆瀣一气，是东北军中反动势力的代表。李长胜便依仗沈鸿烈和缪澄流作后台，处处同八路军和进步群众作对。 1939年12月28日，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农民自卫团，在费县官里庄开会，邀请李长胜参加。李长胜带了一些保安队闯到会场后，就以县长身份提出要检阅自卫团，强令自卫团架起枪枝，排队集合，然后指使部下开枪，当场打死自卫团干部和团员6人，打伤20余人。这就是震惊鲁南的“官里庄惨案”。 消息传出后，鲁南地委和四县边联的领导人立即开会研究对策，并请示罗荣桓。罗荣桓说：“要抓住这个事件，首先组织群众到霍守义的驻地示威游行，要求霍守义严惩杀人兇手。”有的干部感到，向霍守义请愿不管用。罗荣桓说：“李长胜行兇是在霍守义管辖的地盘里。霍守义还是抗日的，虽然他不想得罪他的上司缪澄流，可也不会支持李长胜，我们向他请愿，造成声势，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 第二天，数百名农救会会员、自卫团团员，护卫着几十名死难者家属，涌向112师师部，在门外高唿口号，强烈要求严惩兇手，为死难者报仇伸冤。 事情果不出罗荣桓所料。霍守义也感到李长胜办的这件事的性质比较恶劣，于是派人接见群众，表示：“李长胜制造事端，开枪打人是不对的，我们要做调查。”并表示要向死难者家属发放抚恤费和丧葬费。但是，当示威群众要求“严惩兇手”时，他却不予答覆。 罗荣桓听取了四县边联负责人的汇报后，对地委和边联的负责人说：“现在请愿已达到了目的。顽固派输了理，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群众要求报仇雪恨的劲头也鼓动起来了。下面的文章，就要转入武装斗争了，攻打李长胜的驻地崮口村，讨伐顽固派！” 于是，地委召开了紧急会议，成立了前敌委员会，调集了24个农民自卫团，兵分5路，把李长胜盘踞的崮口包围得水泄不通。 李长胜据坚固守，自卫团久攻不下。有的干部担心时间久了，霍守义会来增援。罗荣桓好像猜透了大家的心思，及时写了一封信送到前线。他在信上说：经过前一阶段的揭露和斗争，李长胜破坏抗日、破坏团结的罪行有目共睹，已成为众矢之的。霍守义未答应群众严惩兇手的要求，也算可以向其上司交差了。霍守义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也希望有人来教训教训李长胜。其实霍守义是不会进一步公开支持李长胜的，要不是受其身份的限制，甚至可能还要去帮一把呢。罗荣桓还说，有八路军做你们的后盾，霍守义即使想援助李长胜也不行。最后罗荣桓要农民自卫队坚定信心，持久围困，不要急躁，不要硬打硬拼，李长胜总有一天会挺不下去的。 第57页 这封信传达下去后，包围崮口的各路指战员和自卫团员的战斗情绪更加高涨。与此同时，罗荣桓继续派靳怀刚等到霍守义那里做疏通工作。果然不出罗荣桓所料，霍守义一直按兵不动。李长胜也终于支撑不住了，在一个夜晚狼狈逃跑。八路军收復崮口，挤走了李长胜，建立了费县民主政府，这样八路军在费县又“放”了一位县长。 1940年1月27日，115师将挤走李长胜的经验通报所属部队，电报说：“我们对于（顽固派的）武装冲突，事先应争取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造成一般社会舆论对我们的支持和声援……” 罗荣桓还考虑，反摩擦斗争政策性很强，因此要求各部队遇到类似情况，应“及时电告师部转各方，以便应付上层关系”，同时要求各部队注意：“不能把所有杂色部队都看成反共反八路军的力量而採取同样的手段来对待”。 1940年2月7日，罗荣桓和陈光致电中央军委，汇报了官里庄惨案和对顽固派反击的情况。2月1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给115师的復电：“陈、罗七日电今看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復电还说：“沈鸿烈属于顽固派，对我百端摩擦，故须在自卫原则下坚决消灭之……于学忠与沈鸿烈不同，他是尚有希望的，除对其反共政训人员应加以坚决打击外，对东北军应极力争取，至少使之取中立态度。”中共中央同时将这一份重要电报，发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和朱瑞。 由于115师政策正确，奉行将于学忠和沈鸿烈区别对待的方针，团结了东北军，于学忠和霍守义在山东基本上保持中立态度。1940年底，霍守义所率部队开往苏北后，115师还同他们有电报来往。随后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又派人与霍守义疏通关系，继续与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对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反对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打“祝家庄” 1940年1月初，八路军115师在挤走李长胜的同时，罗荣桓与陈光又制定了新的行动方案，其要点是：创立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并于近期进攻白彦，经营天宝山，争取与泰西山区和沂蒙山区打通联络，留主力一部坚持冀鲁边的斗争；在鲁西的萧华部与杨勇部应沿黄河而打成一片，巩固鲁西和泰西的抗日根据地；苏鲁豫支队彭明治等率3大队开闢湖西金县、单县等地区，2大队调鲁南，与陇海路南之1大队相配合，沿陇海路两侧向东推进。 此前，1939年9月下旬，萧华已奉八路军前进指挥部的命令，率挺进纵队机关和主力一部，由冀鲁边转移到鲁西北。10月间，按师部的决定，与杨勇部合编为343旅，兼鲁西军区，由杨勇任旅长兼司令员，萧华任政委，统一领导鲁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这一行动方案的关键是应首先拿下白彦。 白彦，位于抱犊崮与天宝山区的中间，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是鲁南通往沂蒙山区的必经之地。大地主孙鹤龄为当地一霸。他的儿子孙益庚是白彦的乡长。在这一地区，孙家可谓是有钱有势，加上孙鹤龄有自己的武装，在其庄园的周围建有炮楼，因此当地人把白彦称为“祝家庄”，孙鹤龄被称为“庄主”。 在此之前，115师本着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原则，曾派人与孙鹤龄联络，想争取他一道抗日，但孙氏父子不仅拒绝了115师的倡议，而且还与日伪勾结，强迫周围几十个村庄组织反动民团，断绝交通，成为八路军向天宝山区发展、打通沂蒙山区联繫的巨大障碍。于是，罗荣桓和陈光决定拔掉这颗钉子，拿下“祝家庄”。 1940年春节前的一天，115师第686团团长张仁初接到通知，飞马赶到师部。陈光和罗荣桓把他带到作战室，陈光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小黑点说：“张仁初，有任务了，师部决定让你们团去拔个钉子。”张仁初趋前一看，正是他早已料到的白彦。他就像打了一针兴奋剂，高兴极了。 张仁初是湖北黄安人，长征时是四方面军33军的一个营长。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到一方面军。他文化水平不高，可身经百战，打起仗来，眼珠子一瞪便不顾一切，不把敌人消灭绝不罢休，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张疯子”。 张仁初能打下白彦，罗荣桓和陈光都不怀疑。然而，这个地方对八路军和日伪军来说都是太重要了。敌人丢掉之后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可能要反覆争夺，对此有必要早打招唿。于是，给张仁初讲完任务后，罗荣桓又叮嘱道：“这可是个咽喉之地，敌人绝不会轻易放弃。我们拔掉了，敌人还可能再钉上，要准备与敌人反覆争夺。” 张仁初点点头，表示完全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 “打下白彦后，”罗荣桓右手来回一划，接着说：“要立即把敌人留下的工事毁掉，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发动群众，是我们在白彦立足的关键。” “明白。”张仁初知道，坚固工事对于八路军来说并无多大好处，而让敌人占据了倒会造成麻烦。八路军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工事。 第58页 为了解除张仁初的后顾之忧，陈光又向张仁初介绍了其他方面的部署，“我们已经命令梁兴初部在郯城、码头镇一带牵制南面的敌人。另外，苏鲁豫支队的胡（炳云）田（维扬）大队，也从陇海路南开过来了，再加上特务团，都要配合你们作战，还要通知孔昭同部在北面策应。我们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你尽管放心地打。” “是！” 接着，罗荣桓笑着问：“还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坚决完成任务。”张仁初向两位首长敬了礼，便回去进行作战的准备工作去了。 2月13日，农历正月初六，天下着鹅毛大雪，大炉西面的抱犊崮戴上了一顶白帽子。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罗荣桓和陈光带领师部出发了。师部是白天走的，686团走得早，是夜间行动。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下雪天，尤其是雪夜，往往是发动奇袭的好时机。陈光和罗荣桓率领部队过完春节就对白彦实施进攻，这是敌人作梦也没有想到的。 正月初九，686团第一次攻下白彦。可是人们却没有发现孙氏父子的行踪。原来，就在八路军攻打白彦的前几天，原东北军霍守义师因白彦恶霸孙鹤龄父子充当汉奸，勾结红枪会打死他们的伤员，于2月7日发动突然袭击，将孙氏父子活捉，随后将他们处决了。 根据罗荣桓和陈光的指示，在攻下白彦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原来伪区公所门前，挂起了“白彦区抗日民主政府”的牌子。115师还打开了孙鹤龄的粮仓，把粮食分给群众。那些把附近的树皮都剥光当粮食的贫苦百姓，手捧刚分到的口粮，眼睛里闪烁着感激的泪花。很快，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都组织起来了，地头场院响起了抗日的歌声，街头巷尾贴满了抗日的标语。 115师一面进行训练，一面按事先的安排，拆毁了孙鹤龄经营了几十年的碉堡寨墙。 3月4日，罗荣桓来到白彦检阅部队的训练成果，给大家讲了话。他说：“我们占了白彦，就像掐住了敌人的脖子，敌人是不会甘心的，现在他们肯定正在拼凑兵力，要夺回白彦。我们不能在这里和敌人死拼，要撤出去打。经过反覆争夺之后，白彦终归会回到我们手里的。” 确实，白彦不仅是八路军的交通枢纽，同样也是日伪军的交通枢纽。日军不但意识到白彦对自己的重要性，同时也想到八路军因得到白彦而获取的巨大利益。丢失了白彦，不仅仅是只丢了个村庄，同时也把周围几十个小村庄丢了。正像罗荣桓所预料到的那样，3月7日，驻邹县的日军100多人就向白彦扑来。看来这只是试探性的，115师特务团打了它一个伏击，这股敌人就退了回去。 3月12日，日伪军又从北面的平邑、西北面的城后、东南面的梁丘调集了700余人，向白彦合击。八路军主动撤离白彦，在白彦两侧的山地里，与来犯之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伪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进白彦。然而，这里已成为寂静的空镇，要修工事，抓不到民夫；要吃饭，找不到粮食；要喝水，井也被封了起来。 当晚，第686团一部又攻入白彦。敌人无险可守，只得狼狈而逃。 3月19日，敌人又拼凑2000余人，分为两路，东西对进，在白彦外围与八路军激战两天，占领白彦。当晚，115师又藉助夜色的掩护攻进白彦，并与敌人展开了白刃肉搏战。日军支持不住，施放了一阵毒气后，便逃之夭夭了。 在这里值得一提是日军施放毒气，并未影响八路军的作战，因为战前115师就进行了防化训练。当时，这支由“泥腿子”武装起来的八路军，就掌握了防化技能，不能不说是十分先进的。1939年抗大第五期特科防化队部分毕业学员被分配到115师后，就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各旅团均设置了防化勤务主任，普遍进行了防化训练。这是八路军防化干部中比较早的一批。没想到115师刚刚进行完防化训练不久，就派上了用场。参加白彦战斗的指战员，都尝到了进行防化训练的甜头。 在连续14昼夜的三次白彦争夺战中，115师共歼敌800余人，缴长短枪300余支。日军在白彦遭到三次失败之后，从此就再也没动过进攻白彦的念头。“祝家庄”终于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白彦的天变蓝了，老百姓的心也敞亮起来。 白彦战斗的胜利，给鲁南山区军民以极大的鼓舞。战斗一结束，周围的老百姓就赶来慰问。有位开明士绅说：“开始我见到你们拆毁工事，还认为你们不敢与日军打，现在才知道，这是好计谋啊！” 打仗当然要靠计谋，对于武器装备大大落后于对手的八路军来说，要想战胜敌人，就必须在运用谋略上胜人一筹。 白彦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震慑了鲁南地方反动势力，鼓舞了与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友军，增强了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在攻打白彦时，孔昭同还未编入八路军，他应115师邀请，率部在白彦以北策应。他亲眼看到八路军指战员英勇善战，部队纪律严明，政治工作坚强管用，因此从中受到很大鼓舞。在这次战斗结束后不久，孔昭同率部要求参加八路军，115师答应了他的请求，改编了孔昭同的部队。 第59页 在115师进入鲁南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鲁南各地的地方武装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先后组建了运河支队、沂河支队、峄县支队和铁道游击队。 “应以武装力量帮助地方党” 罗荣桓到鲁南后，在创建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动员报告中就提出：“主力部队不仅有掩护地方党的任务，而且应以武装力量从各方面帮助地方党的工作……，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政权。”遵照这一原则，115师作了大量的工作。罗荣桓首先把115师政治部民运部长潘振武，派到峄县担任工委书记。潘振武率领工作队，建立了峄县抗日群众动员委员会。随后，召开峄县抗日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鲁南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峄县县政府，潘振武当选为第一任县长。接着，又成立了全县6个区乡的民主政权。罗荣桓帮助地方党，将峄县建立政权的经验推广到鲁南其它各县，到1940年5月，郯城、费县、临沂、临沐等县的抗日政府相继建立。 在此基础上，115师又帮助鲁南区党委团结当地各种进步力量，建立鲁南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按照中共山东分局的部署，1940年6月11日，鲁南抗日人民代表大会在费县召开。罗荣桓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主政府性质和任务的报告。会议期间，罗荣桓天天忙着接见各地来的代表，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他还以115师政委的名义，邀请各界代表吃了一次饭。虽然那时没有高级宾馆，吃的也不是山珍海味，甚至连白面馒头也没有，但是，115师诚挚热情的欢迎，使各界代表心里都觉得热乎乎的。由于115师及地方党委工作做得好，使得八路军和共产党赢得了当地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鲁南抗日救国联合总会和鲁南参议会，选举彭畏三任参议长；成立了鲁南行政督察公署，由于化琪任专员。于是，在鲁南从上到下建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 在鲁南建立政权的过程中，115师时刻注意防止左、右两种倾向的干扰。罗荣桓很注意团结坚持抗战的上层人士。他不但对万春圃、彭畏三和郯城县着名的教育界人士高贊非等知名人士委以重任，而且常常与他们交流思想，并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讨，很快就成为他们的知心朋友。 与此同时，罗荣桓也反对只注意上层统战工作，而忽视发动基本群众的右的倾向。他在《关于创造鲁南根据地初步的检讨》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不能以迎合地主阶级利益而抹煞和忽视了下层群众工作与广大农民的发动，但要尊重地主阶级一般的利益，去推动他们进步，以求得在目前阶段上不致使封建地主与广大农民发生尖锐的阶级对立，并争取实现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以便更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宏伟的抗日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共产党统战的对象，不论他们有多少土地，有多少工厂，但他们中大多数人还是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即使他们没想到这一点，他们还是知道，日本人一来，他们就要成为二等公民。一般说来，地主和资本家都掌握着当地的经济，并在当地老百姓中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同这些人加强团结，可以得到他们在物质上的支持，并可以使共产党、八路军能够在当地比较顺利地开展工作。还有一点，地主和资本家站在抗日力量一边，其结果不知要比他们被日本争取过去要好多少倍。因此，要建立自己的政权，扩大自己的武装，同当地上层人士加强团结，这是必不可少的。 另一方面，当时山东的特点是，封建地主势力十分强大，广大农村被地主武装割据，非常闭塞和落后，群众运动受到压制，而鲁南地区的党组织，是在军事力量推动与统战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群众基础比较薄弱，这就要求115师在群众中树立起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发动基本群众的工作也变得尤为迫切。 为了发动群众，建立自己的政权，115师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基层做群众工作。潘振武当峄县县长以后，罗荣桓又调师教导大队政委刘兴元任民运部副部长。刘兴元原籍是山东莒县。罗荣桓对他说：“你这个山东老乡，下去做做老乡的工作吧！” 当时115师的民运部设有民运工作队，有四五十个干部，绝大部分都长期分散在各个县、区，组织自卫团、农会和各种群众团体，开展减租减息，建立党的组织和区乡政权。 身为115师的政委，罗荣桓还经常进行农村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1940年8月，罗荣桓与鲁南区党委书记赵一博一起，到郯码地区检查工作。这正是收高粱的季节，县政府为了保护青纱帐，便于反“扫荡”，就下了一道命令，要老百姓只割高粱穗，不要砍高粱秆。谁砍了高粱秆就抓到县政府来审问，有的人还挨了打。当时的老百姓主要是以庄稼秸秆为做饭的烧柴，到了每年8月份，好多老百姓已经没有了柴禾烧，另外，有的老百姓还要把高粱秆砍掉，再种上其它庄稼，因此有的人就不顾县政府的命令，把自己地里的高粱秆给砍了，结果一部分人被抓被打。这样做，当然是很不得人心。罗荣桓知道此事后，耐心地对县政府的人员说，对群众不要强迫命令，可以动员群众晚砍些日子，但是群众要烧火，要种地，高粱秆迟早是要砍的，不能动不动就抓人，更不准打人。 第60页 在强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同时，115师抓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发展和巩固抗日武装。要想建立政权，在当地站稳脚跟，不但要做群众的工作，争取上层人士的支持，而且还要发展和扩大自己的武装。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使群众感到放心，才感到有了依靠。上层人士也才觉得你能够为抗日做出一定的贡献，并且，他们看到你比较强大，也不敢轻易得罪你。 115师进入鲁南后，很快打开了局面，但是，主力部队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减员较多，而补充却很困难。 1940年初，山东分局派社会部长刘居英赴湖西处理“肃托”事件的善后事宜，由第686团3营护送。刘居英看到他们总共不足200人，大部分战士扛着机枪，步枪已经没有多少人扛了。刘居英回来向115师的领导作了汇报，问为什么不赶快补充。罗荣桓只是笑一笑，未作回答。有一天，地委政府工作部长于化琪也为此事来找罗荣桓汇报，谈到地方对解决主力部队兵源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当前困难很大，很难满足主力部队的要求，地委书记宋子成为这事急得生了病。罗荣桓很关心地安慰说： “不要着急嘛，告诉宋子成同志，不要感到有压力。” “这是个大问题，想想看，用什么办法解决，我看办法总是有的。” 过了两天，罗荣桓召集地方和军队的40多位干部一起开会，研究如何解决兵源问题。罗荣桓说：“主力部队入鲁以后，经过多次战斗，减员比较多，兵员确实需要补充。但解决兵源问题要有条件，现在鲁南各地党的组织还没有普遍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地方上也有困难，硬要是不成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罗荣桓接着说，“首先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群众觉悟提高了，兵源问题自然就好办了。”罗荣桓用亲切的目光望着部队的干部说：“我看现在不是要地方支援部队，而是部队先要支援地方。要从部队中抽调一批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帮助地方，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 听到这里，军队和地方干部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大家都轻松地笑了起来。接着，罗荣桓宣布，从主力抽调100多人组成工作团，由师政治部的科长彭亮带队，分赴4县边联一带农村，深入群众，帮助地方党开展工作。工作团下去以后，很快建立了50多个群众工作点，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基层政权和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激发了群众的抗战热情。1940年春天，临郯苍平原出现了一次参军热潮，仅费南山区就有近千名青壮年报名参军。 在当时，扩大武装的另一个办法是改编地方武装，为此有一些人就不顾条件地强制改编。为了使地方部队也能得到发展，罗荣桓强调，地方武装的升级，不能用“拔萝蔔”的办法，连根拔掉，要留下根，保留好基础，向主力输送一批，地方可以接着再发展一批。 由于注意了调整关系，主力部队、地方部队都有所发展。到1940年9月，115师进入山东的686团和685团，在鲁南、鲁西、冀鲁边、苏鲁豫地区同山东纵队一些部队合编后，发展到19个团，共约4.2万人，地方部队也发展到2万人。人多枪多，力量壮大了，后劲也就足了，在鲁南站稳脚跟是不成问题的。 甲子山风云 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同时面临着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为了使自己处于有利位置，团结国民党左派和其他进步力量，成了八路军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山东，能够成为八路军天然盟友的只有原东北军。从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红军和东北军就开始合作，这种合作最终促成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115师到山东后，仍继续同东北军保持联繫，开始时双方关系也相当不错。但是随着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山东的东北军内部发生了明显的分化，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1940年9月，东北军第57军军长缪澄流与日军第21师团订立了反共投降密约，该军爱国将领第111师师长常恩多与第333旅旅长万毅（共产党员）率部发动了“九·二”锄奸运动，控制了57军军部（缪澄流逃脱），发表了抗日锄奸通电。但是东北军中的顽固势力，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不仅保护了缪澄流，而且加紧打击进步力量，指挥部队同八路军搞摩擦。1941年2月17日，第111师331旅旅长、坚持反共立场并同日伪军有联繫的孙彩焕等，乘师长常恩多患肺结核病重之机，扣押了万毅。留在该师的其他共产党员，有的被迫撤离，有的被关押，有的竟被杀害。在孙彩焕等人的控制下，第111师不断与八路军滨海地区的部队发生摩擦。3月间，蒋介石给于学忠发来密电，要秘密处决万毅。但于学忠捨不得这员虎将，因此迟迟未予执行。7月间，蒋介石派特务到57军监斩万毅。在这危急时刻，常恩多决心不让第111师落入反动分子手中，就与于学忠总部的少将主任秘书郭维城紧急磋商，委託他率第111师的大部于8月3日摆脱国民党的控制。起事之前，郭维城秘密通知了在狱中的万毅，万毅逃出併到达山东分局的驻地。 第61页 8月4日，山东分局闻讯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付“八·三”事变的政策。罗荣桓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就这一事件的意义和应该採取的对策发表了意见。他指出，当前共产党的方针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待国民党军队决不是要去进行分化和瓦解，但111师的事件是蒋介石分裂倒退政策逼出来的。事变的性质是正义的、进步的，是与全国人民的抗战、团结、进步的要求一致的。八路军必须予以支援。但这个师仍是一支旧军队，缺乏群众基础，加上整个东北军中反动势力很大，必然要镇压和分化这支部队。因此，在该部队可能出现混乱时，共产党应该从各方面支持他们。罗荣桓提议，派万毅和以前从这支部队撤出的地下党员王维平立即到111师去，与事变领导人一起稳定队伍。 虽然与会的大多数人支持罗荣桓的意见，可是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如此处理存有疑虑。他们的理由是，从大局上看，共产党的主要方针是要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并且与东北军合作又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点。一旦八路军在这一事件中陷得太深，就会与原东北军发生矛盾，使八路军在山东树敌太多，并给国民党反动派提供口实。 这些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山东，共产党太需要同盟者了。如果八路军再失去东北军，那么自己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但是，事情的发展正如罗荣桓预料的那样。由于仓促行动，东北军的反动势力刚一甦醒过来，就立即对郭维城所率进步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扑。孙焕彩纠集一些部队抢占了位于日（照）莒（县）边界、日莒公路以南的甲子山。参加事变的原东北军111师大部被迫转至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休整，师长常恩多在转移途中病逝。 甲子山所处的地理位置，就像一个楔子伸入当时已是八路军根据地滨海地区的中部，孙焕彩的行动，也严重地威胁着滨海根据地的安全。 面对这一形势，罗荣桓与朱瑞、黎玉、陈光等人共同研究，决定调部队协助第111师进步力量，在8月中旬发起了讨伐叛军孙焕彩的战斗，收復了甲子山。第111师仍然使用原番号，经官兵代表民主选举，万毅担任了师长，郭维城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王维平任副主任。同时，从115师和抗大一分校抽调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和模范战士支援111师，充实连队，加强机关。罗荣桓还亲自到这个部队向广大官兵作时事报告，讲解国际反法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使大家眼界大开，精神振奋，稳定了情绪，提高了抗日觉悟。 虽然111师的番号没有改，但实际上，这支部队已成为接近于八路军政治立场的力量。 1942年10月，逃到日莒公路以北的孙焕彩又举兵侵占了甲子山区。山东军区曾帮助第111师进行第二次甲子山讨叛战役，后因日伪军进行冬季“扫荡”而停止。孙焕彩控制着甲子山以南的部分地区，对八路军大搞摩擦，成为滨海根据地的心腹之患。在罗荣桓的建议下，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12月中旬支援第111师，发起第三次甲子山讨叛战役。参战部队主要有刚从苏北调回的教导5旅、教导2旅第6团、山东军区第2旅第5团和第6团、滨海分区独立团等单位。 在此之前，根据中央的指示，为支援在“皖南事变”遭到重大挫折的新四军，山东的八路军曾调一部分力量去支援新四军，后来根据情况的变化，一部分已划归新四军指挥的部队又回到山东八路军的建制。上述从苏北调回的部队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战役发起之前，罗荣桓到教导5旅，看望了刚归还建制的指战员，并向大家作了战斗动员。他说：夺回甲子山，对支援第111师，巩固和扩大滨海根据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用手指着甲子山方向说：“你们要把孙焕彩这个钉子拔掉，在那里安家！” 12月17日，陈光到前线亲自指挥这次作战。处理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是陈光的弱项，但指挥打仗则是他的强项。经过察看地形和侦察，陈光决定採用中心开花的战术。具体部署是：以教导5旅从东面绕过朱芦和刘家东山去攻占孙焕彩的驻地石场；以教导2旅第6团、山东军区第2旅第5团和第6团从西面攻占祉坊；以第115师迂迴占领甲子山制高点。乘夜各路隐蔽进入攻击阵地，待第111师占领甲子山后打信号弹，各路一齐出击，占领石场，然后乘乱歼灭孙焕彩部。18日晚，部队按部署展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第111师打了信号弹后，西线部队占领了祉坊，但东线部队出了岔子，被嚮导带错了路，结果是南辕北辙，不是北上石场而是南下到了朱芦。待发现这一错误时，天已经大亮了，再返回去攻石场，必须经过孙焕彩的刘家东山阵地。在此情况下，陈光决定强攻刘家东山。 攻击开始后，敌人凭藉用石条修筑的坚固碉堡，用密集的火力进行顽抗。教导5旅伤亡很大，进攻未能奏效。看来，打仗不能光靠死打硬拼，还需要打巧仗。 正在师部参加生产节约大会的罗荣桓，听说战斗打得不顺利，就马上带上一个骑兵排，赶到前线，一直来到距敌只有500米的指挥所，主持指挥员们开会，研究打法。朱瑞和陈光都参加了会议。大家分析了敌情，研究了初战不利的教训，决定改变打法。然后，山东纵队第2旅用炸药包摧毁了敌人的坚固工事，战斗发生了转机。在八路军强大攻势压迫下，孙焕彩支持不住了，很快就率残部仓皇逃跑，甲子山区终于被八路军收復。 第62页 第十章　巧用“翻边战术” 第十章　巧用“翻边战术” 在日本人疯狂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过程中，日伪军不断对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蚕食和“扫荡”。在日军强大，八路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八路军只能进行敌后游击战，採用“翻边战术”，即不把主力部队部署在根据的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并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的后方去，打乱敌人部署，粉碎敌人的“扫荡”。这一战术符合当时敌后抗日斗争的实际。因为，日军是异族侵略者，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即使在敌占区也是十分孤立的。加之其兵力少，后方空虚，八路军在敌占区仍可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而取得行动的自由权。 在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中，组织小部队和民兵渗入到敌占区，袭击日军后方，打击敌伪政权，牵制日军对根据地的蚕食，也是“翻边战术”的组成部分。 虽然“翻边战术”从1940年就已开始运用，但只是到了1942年，罗荣桓才正式把这一名词提出来。 大洋马 1940年4月中旬，日伪集中了近8000人的兵力，分别从邹县、滕县、枣庄、峄县、临沂、费县等据点出动，向抱犊崮山区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春季“扫荡”，企图乘青纱帐未起之前，一举歼灭八路军。各路敌人互相策应，步步为营，首先在边沿区“扫荡”了一个星期，从21日起，开始向大炉中心区合围，主要目标是115师的指挥中心。 敌人“扫荡”的消息传来时，115师正在召开全师政治工作会议。随后，陈光与罗荣桓决定，除师机关率特务团两个营配合鲁南军区四县边联支队坚持在内线与敌周旋外，其他主力部队均置于外线，从背后拖住敌人的后腿。 在完成部署之后，为了缩小目标，便于机动，留在内线的师司令部、政治部和鲁南区党委（1940年4月，鲁南地委改为鲁南区党委）都分散活动。罗荣桓率领师政治部机关，只带一个连，单独行动。 一次，峄县支队的负责人王六生听说罗荣桓身边只有第3连，就在附近活动。他们感到太不安全，立即派人送信给罗荣桓，说明他们带了两个连，愿意担负保卫师首长和领导机关的任务。罗荣桓回信说，他不需要警卫部队，要他们按原定计划，转移到外线去打击敌人。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115师的领导和机关经常是以小单位分散活动，这样做是为了适应游击战的特点，但也确实很危险。 机关的特点是知识分子比较多，而参加过实战的人相对较少，为了能够适应这种分散活动的环境，机关的非战斗人员也必须学会作战的基本技能。同时很多部门还要同时兼做多项工作，罗荣桓便让政治部的人兼做司令部的工作，组织部兼作战科工作，敌工部、保卫部兼侦察科工作，宣传部负责训练群众进行游击战。他又把机关干部、战士剧社的演员和机关勤杂人员，分别组成游击小组，有的担任警戒，有的外出侦察敌情。有一次，罗荣桓派组织干事周之同和一个油印员换了便衣出去侦察。他们没有侦察的经验，罗荣桓就教给他们如何分辨敌人的马蹄印、炮车印，如何监视敌人和如何及时报告。就是这样，罗荣桓虽然只带了1个连，但却准确地掌握着敌情，有时在几路敌人的结合部穿插而过，有时尾随一路敌人，不即不离，与敌人“捉迷藏”。 但是，也有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天拂晓，人们还没有起床，哨兵突然发现北面有敌情。这时，3连已离开政治部执行其他任务了。保卫罗荣桓和政治部机关的只剩下1个警卫排加1个班。罗荣桓命令1个班掩护政治部机关向南转移，他带另外3个班爬上村旁的山头，监视敌人的行动。这时，在东北角和西北角两面都发现了敌人，正面被山挡着看不清楚。 突然间，罗荣桓发现山下有几匹无人看守的大洋马，便对警卫班长罗贵明说：“你们派几个人下去看看，把洋马牵来。” 那时候马匹可是宝贝。八路军没有机械化部队，也没有装甲部队，骑兵就是主要的突击力量，马匹的多少已是衡量一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并且马也是八路军和大多数日军指挥员的坐骑。现在部队指挥官有越野汽车，那时候连日军都没有，就别说八路军了。八路军行军打仗，干部们主要是骑马。日军的马个头大、体壮，要比中国产的马威风得多，因此是很多八路军指战员理想的坐骑。罗荣桓也不例外。在那种恶劣的情况下，他还是对山下的几匹大洋马眼热起来。 警卫班的三个战士悄悄地绕到山下，摸到大洋马附近侦察情况。这一看不要紧，几个战士惊出一身冷汗来。原来敌人的大队人马都隐蔽在山沟里，就在离那几匹马不远的地方。 他们急忙赶回山上，向罗荣桓报告所发现的情况。 罗荣桓毕竟身经百战，他听了以后，不慌不忙地说：“不要着急，山下的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再等一等。” 第63页 事情果然不出罗荣桓所料。正面山下的敌人近在咫尺，却没有发现八路军。两翼的敌人虽然距他们的直线距离很近，但“看山跑死马”，山路崎岖，一时还过不来。罗荣桓举起望远镜，沉着地观察着，敌人越来越近了：500米、400米、300米……当罗荣桓预计政治部已转移到安全地带，敌人相距已不到200米时，他才转移。罗荣桓面临强敌如此镇定沉着，泰然自若，给部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治部的干事们都说：跟着罗政委最安全，用不着担心。在反“扫荡”中，机关几乎天天转移，随时都有与敌人遭遇的可能，但大家按照罗荣桓的要求，“该开会的开会，该出报的出报”，机关日常工作一直没有停顿过。 115师机关在内线与敌人周旋的同时，第686团、苏鲁支队、教导大队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在外线狠狠打击日军，有力地牵制了在中心区进行“扫荡”的敌人。日军遭到的损失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把正在进行“扫荡”的一部分部队撤了回去。 在这次反“扫荡”结束时，罗荣桓总结了经验。5月14日，他在葫芦套召开的干部会上说，要普遍组织游击小组，“凡属我们的部队及机关都要这样做……我们自己先做出一个榜样来，我们要大力宣传，大力鼓吹。”他认为，机关人员“除了固定职务工作外，还要接受军事锻鍊……将来可以出现大批的有作为的指导员干部。” 罗荣桓还指出，敌人“利用青黄不接、部队与群众粮食困难之际来扫荡山区，我们是有办法克服的。如果把主力运动到敌人的后方去活动，很容易解决粮食问题。再过一个月青纱帐又起，我们还可以到平原上去活动。”他的这一思想，是后来提出的“翻边战术”的萌芽。 无声的战斗 1941年3、4月间，日军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首先在敌占区内强化伪组织，然后再对各根据地进行“扫荡”。7月至9月，搞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又对鲁南、鲁中、清河等地进行大“扫荡”。秋天，敌人将“扫荡”的重点放在沂蒙山区。 在这种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解决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于1941年8月，决定合併山东纵队和115师军政委员会，山东纵队也由115师指挥。10月2日，罗荣桓和陈光率师部到达临沂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研究了115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对秋季反“扫荡”也进行了部署。会后，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和115师分别发出粉碎日军“扫荡”的指示。 115师指示的大意是：在敌人大“扫荡”时，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小部队要树立独立自主的作战意识，不要在遭受敌人的第一次合击后陷于被动，应当适时跳出合击圈。在情况未查明前，先以敌为轴心转动，不宜跳得过远，免遭新的合击。要切实掩护群众，不使敌人杀害群众和抓走壮丁。连排干部要熟悉地形，做到60里以内行动不请嚮导。指示下达后，罗荣桓又亲自组织参谋人员到各地察看地形、道路，布置情报通信网，组织精干的游击小组，为彻底粉碎日军的大“扫荡”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11月初，侵华日军推行以“经济战”为主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在这期间，日军第12军司令官土桥一次调动3个师团、4个旅团的主力和一部分伪军共5万余人，向沂蒙山区突然发动多路、多梯队的“铁壁合围”。尔后採取分区“清剿”和“辗转抉剔”的战法，企图消灭共产党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彻底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这次行动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罗荣桓分工主持山东军事工作后，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 11月5日清晨，敌人分为11路，在坦克的配合下，从四面八方向留田合围。此时，115师师部、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动委员会机关（简称“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共2000余人，就住在青驼寺东北的留田一带。而战斗部队只有115师一个特务营和山东分局的一个特务连。 上午，日伪军已将留田团团围住。敌人离留田最近的只有七八里路，远的也不过十余里。115师的指挥机关、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动委员会机关的处境十分危险。 下午，在留田东南面的一个叫牛家沟的小村庄里，有一间草房，里面挤满了人。其中罗荣桓、朱瑞、陈光、萧华和陈士榘，还有司令部、政治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特务营的营长、教导员，在罗荣桓主持下讨论行动方案（陈光此时从滨海区养病刚刚回来，尚未进入情况）。炕上摊放着军用地图，罗荣桓、陈光等人都围着地图在沉思，研究突围的方向。讨论已经有个把钟头了，需要赶快作出决定，因为敌人正在逼近。然而，又不能匆忙做出决定，怕万一撞到敌人的手里，后果将不堪设想。有的人主张向东，想想又不合适，转而又主张向西，但仍然是没有把握。作为军事主官的罗荣桓一直没有说话。 第64页 提出的方案有3个：一是向东，过沂河、沐河，进入滨海根据地；二是向北，同山东纵队会合；三是向西，进入蒙山。但是，没有一个人主张向南，因为南面是临沂，那是敌人的大本营。据报告，此次日军“扫荡”的总指挥就坐镇在那里。 山东纵队归115师指挥后，罗荣桓第一次担任军事主官，就遇到了如此严峻的考验。 以前罗荣桓也曾多次指挥过部队作战，但每一次都没有这次责任重大。115师机关、山东分局和山东战时工作推动委员会机关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里。罗荣桓感到肩上的压力太大了。这时只有他最有权力决定部队如何行动。下达命令也许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要定下决心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好在十几年的军旅生涯练就了他的文韬武略，在困难中作出抉择，已不是什么新的课题。 当大家纷纷发表意见的时候，罗荣桓静静地倾听，从中发现有益的东西，同时他又冥思苦想，努力找出一个万全之策。 既然我们自己认为向南突围是不合适的，那么日军也一定会认为八路军不会向南突围。“对！就向南突围”。罗荣桓作出这个出人意料之外的决定。 战争的歷史告诉人们：往往是最危险的行动，也极有可能是最安全的；往往是最容易失败的事，结果却获得了成功。战争需要冒险，胜利之神也常常将胜利的天平倒向冒险者一边。 为什么要向临沂方向突围呢？罗荣桓分析了敌情： 东面，沂河、沐河被敌人严密封锁，日军预料到八路军可能要到滨海，如果八路军东去，很可能钻进日军布下的口袋。 北面，日军正疯狂南压，而沂蒙区北部控制在东北军第51军手中。8月间蒋介石将沈鸿烈调走而任命国民党第51军军长牟中珩为山东省主席后，于学忠与蒋介石的矛盾有所缓和，东北军同八路军的关系便逐渐恶化。此时，第51军正在北沂蒙一带与山东纵队搞摩擦。如果八路军北上，很可能遭到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 西面，临沂至蒙阴公路已成为日军合击的主要目标。 南面呢？虽然是敌人的大本营，但是敌人估计到八路军不敢向其大本营前进，而其兵力又都向北集中到沂蒙山区，后方必定空虚。向南突围，首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尔后转而向西，进入蒙山和鲁南的结合部。 听完罗荣桓的决定和分析，大家感到豁然开朗。 随后，确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罗荣桓给各部队明确了任务。 罗荣桓交代完任务后，又给营的干部作了具体分工：由师特务营营长陈士法和教导员带第1、2连作前卫；副教导员带第4连居中，护卫机关；副营长带第3连担任后卫，负责收容。他要求指战员的步枪一律压满子弹，上好刺刀，随时准备战斗。他还宣布行军纪律，即在行动时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任何响声。 太阳落山，河滩上飘荡着一层薄雾，夜幕悄悄地垂下。守卫在留田周围的山头上的八路军指战员们，可以看到日伪军点起的一堆堆篝火。人喊马叫，此起彼伏。 日军看起来颇为得意。他们已经知道，被围的是八路军的三大主力之一，是曾使大日本皇军精锐大丢面子的115师的首脑机关。现在八路军已经成了他们的盘中餐，网中鱼，只要明天一发起进攻，“铁壁合围”就可大功告成，那就会使日军报平型关的一箭之仇。 各种突围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但罗荣桓还是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他尽可能去发现突围准备活动中的每一个漏洞。 司令部机关人员在留田东面的河滩上集合完毕，前卫1连就要出发了，这时罗荣桓大步走来，问道： “你们连哪个班担任尖兵班？” “还是1班。”宋连长回答。 “哪位是1班长？”罗荣桓走到一班跟前。 “报告首长，我是一班长回景和。”一班长出列报告。 “你们班担任尖兵任务多，有经验。” 战士们听到师政委的表扬，心里都美滋滋的。 “不过，今晚的任务特别艰巨。这么多机关干部能不能安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就要看你们了。” 事实上也是这样。虽然罗荣桓做出这样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那毕竟只是判断，并不一定代表真实情况。即使是判断正确，那也不是向南就一点危险也没有，115师机关的这次突围，能不能成功，确实还是一个问号。为了能增加突围成功的把握性，罗荣桓这次竟然亲自过问尖兵班的情况。 然后，罗荣桓开始检查尖兵班的准备情况。当他知道战士小贾正在发烧时，便让警卫员小郭把他的军用水壶拿来递给回景和，同时说： “你们班里有病号，把它灌上水，路上好用。” 部队出发后，罗荣桓和陈光带着作战科和侦察科的几位干部一同前进。侦察科副科长周云带着侦察员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不时派人回来向罗荣桓报告前面的敌情。走到政治部驻地张庄，守候在路边的政治部的队伍也参加进来。敌人的封锁线到了。两股敌人之间距离只有一公里半。罗荣桓吩咐往后面传令：成三路纵队快速前进。队伍在日军的缝隙中宛如一条游龙，闪展腾挪，迂迴穿插，一连越过3条大路，几次听到敌军的车马喧嚣，然而都悄悄地避开了。 第65页 过了一段时间，到了敌人的后方高里，不出罗荣桓所料，日军守备果然空虚。部队折而向西，在护山庄宿营。此地紧靠临沂至蒙阴公路，距临沂城只有25公里。 这时，天已大亮。在村边不用望远镜也能看到，日军的后续部队、辎重队正源源北上。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罗荣桓命令派出警戒，就地宿营。 当大家和衣躺在草铺上时，远方传来了隆隆炮声，这对于劳累了一昼夜的八路军指战员来说，无疑是绝妙的催眠曲。 这次行动，八路军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便安全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在这次突围队伍中，有一个外国人，名字叫希伯，是德国的进步记者。他到过陕北、皖南和苏北，访问过毛泽东、朱德、叶挺、陈毅等人。1941年9月，由苏北过陇海路来到山东根据地，罗荣桓热情地接待了他。115师为他举行了欢迎会。留田突围前，罗荣桓打算让他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可希伯不同意，说：“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向全世界报导山东战场的情况。” 度过了留田突围这一夜，希伯高兴得像个孩子，兴奋地对负责接待他的山东分局秘书长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最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我一定要把这奇妙的经歷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人民。” 说写就写，他的文章登在115师的《战士报》上，题目叫：无声的战斗。 谋 “扫荡”与反“扫荡”情况极为复杂。从力量对比上看，八路军明显处于劣势，日军则处于攻势行动的有利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要想在日军的“扫荡”中减少损失，就必须实行符合实际的战术。按罗荣桓的话来说，就是“要用谋略”。 留田突围之后，115师又获悉山东纵队在沂水县以西的马牧池遭到日军的袭击，但情况不明而又联繫不上。罗荣桓和陈光都十分着急。他们与朱瑞等人研究后认为，如果115师离开沂蒙山区，转移到外线去，虽然自身比较安全，但根据地内无主力部队坚持反“扫荡”斗争，根据地势必会遭到日军的严重破坏。因此，决定回师沂蒙山区，坚持反“扫荡”斗争。 7日，罗荣桓和陈光率师部和特务营北上。为了减轻敌人对中心根据地的压力。8日，他们二人决定让师特务营副营长黄国忠带领3连去袭击敌人。罗荣桓对黄国忠说：“敌人在留田扑空后，正在摸我们的去向。我们就将计就计，暴露一下自己，把敌人从中心根据地调出来。”接着，他又具体交代：“敌人在垛庄（位于蒙山北麓）一带抢劫了很多牲口、物资，要运到费县，必经石岚。你带上两个连在石岚附近打他的埋伏。要打得狠，声势要大，动作要快，打了就撤。敌人正想寻我主力决战，其侧后受到威胁，他们的兵力一定会从我中心区调出来。” 9日清晨，黄国忠带着部队到了石岚附近。罗荣桓选的这个伏击地点非常有利。东西两侧高山耸立，中间一条大道伴着一条沙河，自北向南，纵贯而过。指战员们占领了两侧的高地，把住南北山口。为了增加声势，黄国忠又把全营的司号员全都调了过来。一切准备就绪后，单等日军来钻这个口袋。 黄昏，雨停了。大家等得正心焦，忽然从北面山口传来了嗒嗒的马蹄声，敌人果然来了。 毫无戒备的日军，带着抢掠来的牲口、物资，队形零零散散，断断续续地向着3连埋伏的地点走来。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一发信号弹划破傍晚阴沉沉的天空，随后八路军的轻重机枪一同开火，军号声震天动地。遭到突然袭击的敌人，顿时人仰马翻，乱作一团。3连的战士们从山上直扑下来，不过半个小时的工夫，便结束了战斗。指战员们简单地打扫一下战场，迅速转移。 当夜，从3连枪口下得以生还的日军，把他们遭到八路军伏击的情况报告了上司。第二天，沂蒙中心区的日军果然纷纷外调。于是，罗荣桓和陈光又率部并调驻在滨海区的山东纵队第2旅一个营挺进沂蒙山。当他们回到根据地时，看到的是被日军“三光”政策搞得满目疮痍的村庄。据粗略统计，在日军的“扫荡”中，共有3000余老百姓惨遭杀害，被抓壮丁1万余人，妇女被凌辱者难以数计。根据地房屋被烧毁者达四分之一，八路军常驻村庄几乎被夷为平地。老百姓的牲口、家禽、粮食被掳掠殆尽，生活用品被破坏无遗。部队的炊事班找不到锅，只好用提水的瓦罐做饭。敌人在这片废墟上安炮楼、修公路，又四处派出宣抚班，把老百姓赶到一处，在枪口下开大会，组织伪政权。如果八路军主力部队不返回沂蒙山区，这一地区就会沦陷，胶济路以南的各抗日根据地将难以坚持下去。 针对上述情况，115师决定打掉日军的宣抚班，制止伪化活动，鼓舞群众情绪。于是，将机关和抗大一分校的人员分为若干工作组，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打击汉奸。 罗荣桓和陈光率部在沂蒙区由西而东，由南而北，同日军兜圈子，于21日经过岸堤，26日经过马牧池，到达安保庄。途中在李家峪和西北村，又胜利突破日军的两次合围。沂蒙区的群众看到八路军主力部队打回来，和他们一起斗争，受到了很大鼓舞。 第66页 罗荣桓虽然一直从事政治工作，直到中央军委决定他主持山东的军事工作之前，他还没有正式担任过军事领导职务。但是，自从115师进入山东以来，身为115师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却在许多重大军事决策上给陈光帮了很大的忙，在有些问题的处理上，已显示出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山东的反“扫荡”中表现得更为充分。 罗荣桓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遇事沉着，机智果断。有一天，师部驻地突然发现敌情，罗荣桓亲自指挥特务营抗击敌人，掩护机关转移。途中有一条河挡住了去路，河上只有一座只容一人通过的独木桥，队伍也只能改为一路纵队，行军速度大大减慢。如按这个速度前进，不等部队过完，敌人就会追上来。罗荣桓望着滔滔河水，把作战参谋侯向之叫到身边，对他说：“这样过不行，要动一动脑筋。你沿着桥从河里蹚过去，看看水有多深。”这时已经过了立冬，侯向之从冰冷的河水中一步步蹚过去。罗荣桓看着侯向之到了河的那一边，马上下达命令，整个部队全部徒涉。部队很快就过了河。然后罗荣桓命令用树枝把河两岸的脚印统统扫掉，消除徒涉的痕迹，但保留了那座独木桥，让敌人慢慢去走吧。 罗荣桓从不轻敌，也不靠侥倖取胜，总是把敌情侦察清楚以后才下决心。他常常率师部紧跟着敌人的一路，把这一路敌人的一举一动摸得清清楚楚，与敌“不即不离”。有时敌人刚从村东头出去，罗荣桓就率部从村西头进庄，敌人烧的开水还是热的。 115师在反“扫荡”过程中，也产生过失误，如在留田遭到敌人的合围，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29日，师特务营与山东纵队2旅那个营，攻击绿云山的日军，师部、分局和战工会等机关人员，决定向临沂蒙阴公路西侧的大青山转移。然而，敌人正在那里布置一个准备合击八路军的包围圈，在那一带活动的抗大一分校尚未发觉，他们给115师和山东分局的报告是“未发现敌情”。于是，在30日拂晓，各个机关的大队人马开了进去，结果误入日军的合围圈，受到日军的合击。国际友人希伯和省战工会秘书长陈明、115师敌工部长王立人等殉难。得知这一消息后，罗荣桓、陈光和朱瑞等立即率特务营赶到预定的集合地点，并派人去收容和寻找突围失散的人员。幸好，分散突围的绝大部分人员都安全地回到了集合地点。 12月初，“扫荡”暂告一段落，日伪军陆续撤回据点。在陈光和萧华率师部转入滨海区的同时，朱瑞和罗荣桓带了一个骑兵排，到南墙峪一带与已从外线返回沂蒙山区的山东纵队政委黎玉会合，共同研究山东的全盘军事部署。会后，罗荣桓准备东渡沂河、沐河，到滨海区去与师部会合。这时，他们又遇到了危险。 在罗荣桓一行东去滨海的路上，负责护送和警卫的山东纵队第2旅的一个营，与罗荣桓他们失去了联繫。当时，在罗荣桓身边只有参谋李燧英、警卫员和骑兵排的二三十个战士。他们在一个小山村住了一夜，第二天拂晓，突然在他们住的村庄附近发现了敌人，情况十分紧急。罗荣桓果断地命令：“向西转移！”西面，虽是敌人据点密布的地方，但罗荣桓他们却是朝着向东去的敌人相反的方向行进，这样倒比较安全。这时，骑兵排的战士都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直插沂河与沐河之间的敌占区，一路上经过好几个敌人的据点，据点里的敌人误认他们是自己人，有的还摇着太阳旗打招唿，罗荣桓也让参谋向敌人招手示意。就这样，他们在敌占区内跑了一天，转了一个大圈，又从西面绕到东面，在太阳落山以后，安全到达滨海地区。 战　海　陵 从1940年开始，115师就多次运用“翻边战术”，在反“扫荡”中成功地避开了敌人的锋芒。但“翻边战术”一词的提出，并赋予它准确的含义，则是在1942年，并在随后的多次作战行动中一再採用。 1942年9月，秋收尚未结束，115师的情报部门就得到了一份日军作战计划。其内容是，日伪军将集中强大兵力“扫荡”滨海根据地。当时，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都驻在滨海地区，显然这是日军非常重视的目标。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当即发出准备反“扫荡”的紧急指示。 日军将要“扫荡”滨海的风声越来越紧，老百姓在忙着坚壁清野，准备疏散，有些干部建议，党政军机关应迅速从滨海地区转移。 但是，作为当时山东八路军军事负责人的罗荣桓，却不贊成在没有搞清楚日军动向的情况下就仓促转移。他眼盯着地图，反覆思考着从各地送来的情报。如果日军决定合围滨海，那么四面的敌情必定要发生变化。可是在滨海区北面的潍坊和南面的连云港，并未发现敌人的异常动向。罗荣桓怀疑，所谓日军将要“扫荡”滨海，可能是敌人施放的烟幕弹。 他主张先不要急于转移，看清日军的动向后再行动。 在当时，罗荣桓虽然是共产党在山东主持军事工作的负责人，但除115师外，对其他单位的行动没有太多的决定权，所以只有115师按照他的主张留在滨海。 10月底，山东军区（1942年，山东纵队改编为山东军区，归115师领导）、省战工会及抗大分校等单位，却匆忙从滨海地区向鲁中地区转移。果不出罗荣桓所料，日军的那个“扫荡”滨海地区的作战计划，是通过特务机关抛出来的假情报。此时，敌人的重兵正云集鲁中地区，等待着滨海区的八路军往他们设下的圈套里钻。 第67页 当日军得悉山东军区等机关已到鲁中后，就纠集临沂、蒙阴、沂水等地兵力约1万余人，以沂蒙地区北部为中心，分12路进行“扫荡”，企图合围山东军区等机关部队。10月27日，日军合围南墙峪，未逞。11月2日拂晓前，又在沂水以北的对崮峪对八路军进行合围，八路军指战员与日军激战竟日，毙伤敌人600余人，八路军也伤亡300余人，省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等英勇牺牲，山东军区政委黎玉在突围时负伤。 115师领导对鲁中地区八路军的损失十分痛心。罗荣桓和陈光反覆考虑，这样被动应付不是办法，必须找出日军的弱点，搅乱敌人的后方，迫使“扫荡”的日伪军撤出根据地，八路军就可掌握反“扫荡”的主动权。115师决定派主力南下，用“翻边战术”打开滨海南部的局面，并且配合山东其他地区的反“扫荡”斗争。 海陵位于滨海根据地的东南端，在赣榆、海州、郯城三县之间的新县，那里有一座马陵山，故取名“海陵”。该区南临陇海路，东接赣榆，是山东与华中根据地联繫的要冲。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伪军头子，就是在湖西“肃托”中血债纍纍以后叛变投敌的王凤鸣。他这时已改名杨步仁，当了伪军的别动队队长，驻在连云港一带。他所带领的伪军，不但在军事上蚕食根据地，而且还施展毒辣的政治阴谋瓦解八路军。由于他对八路军，特别是对115师的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给革命造成的损失相当大。他利用其在115师工作时建立的关系，到处拉拢115师的人。其中在115师政治部当过协理员的罗保成等少数败类，就被他拉了过去。 在日伪军组织的这次“扫荡”中，王凤鸣配合日军，极力蚕食滨海根据地的东南部地区，一直到了大兴镇和欢墩埠，距115师师部长期驻扎过的蛟龙湾、朱范，只有一二十里路，对滨海根据地的南部构成了严重威胁。 115师对王凤鸣早已恨之入骨，特别是罗荣桓政委，一直对自己未能严肃处理王凤鸣而感到深深的自责和内疚。他念念不忘有一天要除掉王凤鸣这个心腹之患，以弥补其在处理“肃托”事件中出现的过失。 当敌人合围滨海区的风声正紧，滨海根据地军民加紧准备反“扫荡”的时候，罗荣桓亲自布置了海陵反蚕食战役。他要求教导2旅向南直插到陇海铁路，然后一一拔除铁路以北、郯城赣榆之间的伪军据点。他特别强调，部队动作不要平推，要从敌人中间突破，像一把尖刀一样，直插敌人的心脏。 罗荣桓要求参加反“扫荡”的部队，在战前要作好动员，保证每个指战员都明白什么是“翻边战术”，以及海陵战役对根据地的意义，以提高全体参战人员的自觉性。他当然不会忘记王凤鸣，因此特意安排了“打狗”运动，要求所属部队要狠狠打击王凤鸣、罗保成这一类“癞皮狗”。 按照罗荣桓和陈光研究的部署，115师教导2旅在旅长曾国华和政委符竹庭的组织下，战前对“翻边战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随后于1942年11月3日到8日，连克敌伪据点16处，把王凤鸣1200余人的别动队打得七零八落，只剩下200多人，可惜没有抓到王凤鸣这个叛徒。但是，这时已当了伪别动队大队长的叛徒罗保成和伪大队长尹玉琢、李振东却被115师生擒。 海陵战役结束后，八路军召开了祝捷和公审大会，宣布判处罗保成死刑。在枪毙罗保成之前，罗荣桓、陈光和115师的一些干部，都与罗保成见了面。罗保成看到他面前的一些老领导和同事，心里别有一番滋味。他也是贫苦人出身，但参加共产党之前，也许只是为了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刚一开始，他还比较单纯，并且在作战和工作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随着其在共产党队伍中呆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就耐不住八路军的清贫，觉得八路军没有什么前途，也没有什么“油水”，并且认为，将来是日本人的天下，在王凤鸣的教唆下叛党投敌，干起了反共产党、反八路军的勾当。可山不转水转，他今天又落到了八路军手里，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在罗荣桓和陈光面前，痛哭流涕，乞求115师给他留一条命，但这只是妄想。 海陵战役取得了很大战果。战役发起前，海陵的6个区已被日伪军蚕食得只剩下二个半区，战役结后，又恢復到三个半区。 “1943年伟大胜利之第一击” 经过这一连串的打击，山东的日伪军吃够了八路军“翻边战术”的苦头。为了挽回面子，日军又在枣庄策划对八路军滨海地区再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声称要打通临沂经郯城至陇海路新安镇、临沂至青口两条公路，企图切断八路军滨海与鲁南和华中的联繫，“蚕食”沐河以西地区，扩大临郯公路两侧的日伪据点，进一步与沙河、新浦的日伪军相配合，夹击滨海根据地南部的八路军，逐步把共产党武装挤出滨海地区。 日军经过充分的准备，于1943年1月中旬，首先侵占了沐河西岸的醋大庄和禹屋村，并构筑碉堡，抢运军用物资，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新的“蚕食”。 1月15日，陈光来到教导2旅，并连夜召集旅领导开会。在会上，他传达了罗荣桓政委的指示：即，敌进我进，深入敌后，运用“翻边战术”，远距离奔袭郯城。 第68页 郯城地处陇海路以北的日军心腹地区，是日军的后方补给基地。115师趁日伪军倾巢出犯，后方空虚之机，出敌不意，突然攻打郯城，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不但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而且教导2旅的大多数领导也没有想到。 郯城墙高壕深，并筑有炮楼，是座完全堡垒化的城镇。当时，郯城有日军一个分队，伪军4个中队据险而守。八路军在尚无重武器的情况下，要想拿下郯城，并无绝对的把握。另外，攻打郯城，是115师进入山东后第一次进攻城镇，过去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正是由于郯城攻坚战的艰巨性和重要性，罗荣桓才让陈光到教导2旅亲自指挥这次作战。 陈光与曾国华、符竹庭等人经过反覆研究，决定把攻城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以战斗作风勇勐顽强、善于打硬仗的教导2旅的4团和6团，并明确区分了任务：6团3营作为主攻部队从城南进攻；4团3营作为助攻部队从城北攻城。同时，命令4团团长贺健带领4团2连和临沐县独立营包围醋大庄及其附近地区的敌人；6团政委刘西元带领该团1营和海陵独立旅负责监视赣榆、新浦方向的敌人，以保障攻城部队侧翼的安全。 1月19日深夜，月明星稀，寒气逼人。教导2旅的两支部队经过40公里的急行军，突破了日伪军的封锁线，直逼郯城。6团动作神速，先抢占南关，勐扑到南关城门下。但是，由于敌人用沙包将城门堵塞，原来的攻城方案行不通。这时，陈光和曾国华等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重新调整部署。 随后6团和4团都重新选择了攻击方向。晚上10时左右，部队开始实施攻城。 攻城的战斗是十分激烈的，八路军在突破郯城城墙的时候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日伪军居高临下，多次阻止了教导2旅的进攻。敌人用手榴弹炸，用点燃的煤油棉团增强守城的效果。但是，由于八路军人多势众，作风顽强，又加上是在夜间作战，没过多久，就有一些部队陆续攻上城墙。城内的敌人受到多路攻击，惊恐万状，不断向周围的据点发出求援信号。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离郯城约9公里的驻马头镇的日军1个中队和伪军400余人向郯城扑来，企图为面临灭亡的城内敌人解围。但当他们进到白马河与西关之间时，便遭到4团政委吴岱率领的部队的迎头痛击。 就在同时，在郯城内，攻城部队的战斗已接近尾声。4团9连用炸药炸开伪县政府的后墙，并冲进大院。战斗力不强的伪军纷纷放下武器，只有龟缩在大碉堡内的日军顾问、指导官和1个小分队仍在负隅顽抗。攻城部队将这股敌人团团围住，并向碉堡内送上两包炸药。第一包炸药把碉堡炸了一个大洞，顽敌仍不投降。第二次又送上一大包炸药，随着震天动地的巨响，碉堡被炸塌了，8名日军被炸死，剩下的日军顾问腾元、指导官多田等7人，从残垣断壁中爬出来举手投降。 战斗结束后，曾国华和符竹庭等为查看日军炮楼的结构和自己部队炸药的威力，便向炸塌的炮楼走去。这时突然从瓦砾堆中钻出一个蓬头垢面的日军。这个傢伙跑到符竹庭面前，指指符竹庭胸前的望远镜，一面哇哩哇啦地说，一面竖起大拇指。看来他从符竹庭胸前的望远镜已看出他是一个当官的，于是用语言加手势表示了自己对八路军战斗能力的钦佩。符竹庭见此情景感慨地说：“看来鬼子现在知道了‘翻边战术’的厉害了。” 郯城，这一日军苦心经营的重镇，成了埋葬敌人的坟墓，同时也宣告115师入鲁以来的第一次攻坚战胜利结束。 八路军攻占郯城的消息，犹如在日军头顶上响了一个炸雷。驻山东日军立即放弃他们对滨海地区的“扫荡”计划，急调主力和郯城周围据点的敌人分两路向八路军反扑。但这早就在115师的预料之中，教导2旅给予反扑之敌以迎头痛击。 随后，教导2旅又乘胜打下郯城周围的马头镇等18处日伪军据点。当时，随日军到处进行经济掠夺的日本商人，看到自己仓库的货物都成为八路军的战利品，不禁惊唿：“在山东，再也没有保险的地方了。”郯城战斗结束后，敌人被迫全部撤退，日军企图修筑两条堡垒封锁线的计划宣告破产。 郯城攻坚战的胜利，给了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并极大地鼓舞了山东人民，特别是滨海地区广大抗日军民的斗志。八路军攻克郯城后，山东《大众日报》报导了这一胜利消息，并以《庆祝我军新年大捷》为题发表了社论。延安新华社也为此发了消息，对此次作战的胜利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我115师驻滨海、沂蒙各部连日袭击日寇，并一举攻克郯城，予敌‘蚕食’以重大打击，实为1943年伟大胜利之第一击。” 海陵、郯城战役的胜利，打乱了日伪军在1942年冬季继续进行大“扫荡”的计划。随后，“翻边战术”陆续推广到山东各个根据地。在胶东，从1942年11月12起，日军採用拉网战术，动用2万多人进行大“扫荡”。开始，有的干部想安几个“钉子”，来撕破日军的网。所谓“钉子”，就是在根据地内选择几处有利地形，进行坚固设防。罗荣桓及时指出，在八路军现有的装备条件下，这样做会给敌人以集中攻击的目标，使八路军失去机动灵活的主动性，从而会陷于单纯防御的被动地位。后来，胶东军民拆掉了修筑的工事，运用“翻边战术”，机动灵活地挫败了日军的拉网合围。日军独立步兵第20大队队长田副正信大佐，在叙述对胶东的拉网合围时承认： 第69页 “在山岳地带内张网前进极为困难。由于包围网薄，容易被突破，特别是在夜间，曾有几次敌人突围出去，我军很难接触和捕捉共军。感到中共势力正在扩大，其根据地建设正在不断发展。” 随着“翻边战术”不断在山东抗日战场上取得良好的效果，八路军广泛地採用这一战术，逐步争取了主动，使抗日斗争一步一步地推进到了日军的心脏地区。 第十一章　民力无穷 第十一章　民力无穷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如果能够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 为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山东党组织和八路军在主力部队运用“翻边战术”打击日伪军的同时，派遣大批武装工作队分散到各个根据地，并挺进敌占区，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大力加强民兵建设，进一步开展群众性游击战，採用交通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战法，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广大人民群众也以各种形式支援主力部队的作战，根据地成了八路军进行游击战的可靠后方。 敌后武工队屡建奇功 1942年初，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山东的八路军决心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士气低落、伪军恐慌动摇的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军事上实行“敌进我进”，普遍组建敌后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群众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打击并分化瓦解日伪军，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扫荡”，打破日伪军的“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 1943年是敌后武工队最活跃的一年。年初，山东军区和115师就派出600余人，组建了43个敌后武装工作队。敌后武工队是在根据地、敌占区或边沿地区进行隐蔽斗争的有效形式。它立足于边沿游击区（即敌占区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地区），并逐步深入到敌占区，是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精悍的武装斗争组织。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斗争，罗荣桓提出，要尽量挑选当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担任武工队的领导。武工队员要经过特别的军事政治训练，做到既能打仗，又能与汉奸、特务作隐蔽斗争，既能宣传、组织群众，也能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武工队插入敌后的方法是，首先建立关系户，取得立足点，造成小部队进行活动的便利条件；然后逐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发展。工作上则採取隐蔽斗争的方式，依靠基本群众，广泛团结开明士绅和爱国人士，进而以合法形式与名义，组织秘密的群众抗日斗争。 “看坡队”和“打更队”是武工队在敌后组织的秘密抗日武装。“看坡队”的主要任务是防止日伪军抢老百姓的粮食。当时敌占区的大多数人都要交双份粮税，一份交给“皇军”，一份当作“国税”交给伪军和汉奸。同时伪政权的工作人员又趁火打劫，从中盘剥，害得穷苦百姓腹空肠断。武工队深入这些地区后，迅速在群众中进行串联，搞“不资敌公约”，即借用群众习惯的传统形式搞起来的一个反“征粮”合同。由于当时群众受够了日伪军抢粮的苦头，一旦有八路军武工队给他们撑腰，他们就纷纷参与，建立反“征粮”合同的活动。这个活动在大多数地区都开展得很顺利。到了收穫粮食的季节，武工队即帮助群众抢收粮食，当日伪军到乡下抢粮、催粮的时候，他们就以袭击的方式打击敌人，抢回粮食。有些武工队还利用敌人夜间不敢外出的特点，在夜间组织群众收穫粮食，由武工队担任警戒。一过半夜，就打一阵枪，然后把伪装成粮车的大马车赶到日伪军的据点附近，故意让敌人发现，但敌人却不敢走出据点。到第二天，武工队便放出消息，说八路军把粮食抢走了。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压力。 武工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击伪军和汉奸。他们经常化装进城或进敌人的据点，对罪大恶极的卖国分子就地正法，杀一儆百，以打击汉奸的嚣张气焰。北海区的九区川里乡有个伪乡长，名叫蒋仁斋，是一个罪行累累的汉奸，当地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虽然武工队多次教育，但他仍然我行我素，继续作恶。北海武工队就决定除掉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武工队潜入蒋宅，活捉他，予以枪决。第二天武工队以县政府的名义，把蒋仁斋的罪行写成布告，张贴于大街小巷。武工队的这一行动，极大地震动了当地的其他敌伪人员。这些傢伙坐卧不安，生怕武工队找上门来算帐。有的还找到武工队，请求给他们改过的机会。对于一些可以利用的分子，武工队则尽量争取他们，为八路军和群众办事。武工队根据具体情况，对敌伪人员区别对待，除一些罪大恶极的人外，对其他的人则实行以教育为主、打击为辅的方针，通过各种关系，积极进行争取，使不少敌占区的伪乡长、伪村长转而倾向抗日力量一边。他们表面上给日伪军办事，实际上却为抗日民主政府办事。 武工队还广泛地开展政治攻势，以点“黑红点”、记“善恶录”的办法争取伪军。伪军中谁做了坏事，就给他记个黑点，并把这些事登记起来。记红点可以赎罪，记黑点要受到惩罚。在对伪军进行喊话时，先将这种方法通知伪军，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不接受警告的，则坚决给予打击、镇压。临沂南王家镇马石河紧靠伪军的据点，有个汉奸叫刘清臣，残害百姓，无恶不作，几次警告他仍不改。当地武工队将他捉住处决，并把“汉奸刘清臣作恶多端，八路军代表人民处决”的字条贴在其尸体上。这种行动对其他汉奸和伪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70页 武工队还利用伪军家属，争取和瓦解伪军。召集伪军家属开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伪军内部的情况，讲解八路军的政策，宣传抗战形势，要求他们劝说伪军改邪归正。这就是当时的“唤子索夫”和“一封信”运动。武工队还对伪军进行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宣传，要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在这一基础上，在伪军伪组织内部物色策反对象，与其交朋友，不要求他们轻易反正，以便在敌人内部积蓄力量。或让他们的组织成为表面上应付敌人，而实际上却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服务的两面政权。对于一般伪军人员，武工队组建的民主政权颁发了宽待回家伪军的条例，订出了奖励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成立了接待回家伪军的招待所，颁发了伪军“归来通行证”。经过以上工作，仅在1943年，山东的八路军就瓦解伪军7000余名，在伪军内部建立了1000多个秘密关系。 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后，还按照罗荣桓等领导人的指示，以民兵、妇救会、儿童团以及看坡队、打更队等形式，将群众组织起来，实行联防。联防的方式是，当发现敌情，即以预定的各种信号，通知附近地区，村村作好战斗准备，一处打响，八方支援。在漫长的边沿区构筑了一条严密的警戒线，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 铁道线上“飞虎队” 一提到铁道游击队，人们马上想起《铁道游击队》中的那些英雄人物刘洪、李正等等，人们无不为他们高超的本领而啧啧称奇。其实《铁道游击队》的原型就是鲁南铁道游击队。 鲁南铁道游击队于1940年2月成立于山东煤城枣庄，队长洪振海，是小说和电影中刘洪的原型，政委是教书出身的杜季伟，副队长是王志胜，队员主要是爱国矿工和铁路工人。开始时称为鲁南铁道队，亦称鲁南铁道大队，隶属于鲁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部（后改为苏鲁支队）领导，不久归鲁南军区建制。在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时，铁道游击队成了铁路沿线敌后武工队的组成形式。而鲁南铁道游击队则是众多铁道游击队中的佼佼者。 鲁南铁道游击队以微山湖为依託，活跃在津浦、临枣（临城—枣庄）、台枣（台儿庄—枣庄）3条铁路线上，打票车、劫货车、扒铁路、炸桥樑，神出鬼没，飘然而至，隐忽而逝，有力打击了日军的战略运输。平常，他们以微山湖中的微山岛为生活基地，与当地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枣庄以北就是115师主力所在地。当敌人出动大部队“围剿”时，游击队就暂时隐蔽到山区去；敌人一退，他们又立即上岛，继续寻找机会在铁路线上与敌人作斗争。 在整个抗战时期，铁道游击队进行了几次着名的行动。其中有打票车（运钱的火车）、二次血染洋行、奇袭阎团和临城、沙沟截布等。 1940年7月，铁道队接到鲁南军区的通知，要他们弄一部分资金，以解决部队的困难。铁道队的几位领导商量后决定搞一次日军的票车。于是他们通过关系找到了跑连云港的伪车队长，了解了日军票车的行动规律。每星期六，铁路沿途各站都通过这辆车向济南交钱。于是，他们派人化装侦察，摸清了日伪军押车的有关情况。按照打票车的行动计划，铁道游击队选择了12名作战勇敢的队员作为先遣队，先潜入列车上侦察情况，选择目标，稳住敌人；副队长王志胜带20名精干短枪队员事先在预定地点设伏；队长洪振海和曹得清则负责干掉司机，掌握火车头。到了星期六，铁道游击队按计划开始行动。先期上车的队员都盯上了自己的目标，列车过了枣庄站，洪振海、曹得清就跃上火车头，打死了一名司机，另一名司机则被捆绑起来。随后，驾驶着火车向前行进。列车一到预定伏击地点，勐一剎闸，车速放慢，王志胜带领队员爬上了火车，与车上的侦察员们互相配合，全部杀死了押车的20余名日本兵。随后他们来到最后一节车厢，将装钱的袋子一一抛下。这次行动共得款8万余元，并缴获短枪8支、长枪12支、手炮1门和机枪1挺。而铁道游击队则无一伤亡。 打完票车后，铁道游击队还觉得不过瘾，决心再打一次枣庄国际公司，来个二次血染洋行。时间定在8月，当时的洋行戒备非常严，但王志胜在洋行的三掌柜金山（日本人）的带领下，对洋行进行了侦察。王志胜回到队里后，介绍了洋行的情况，大家决定当天就行动。晚上约10点钟，王志胜带领32名队员到了洋行附近。因为墙上有电网，他们只得从墙上钻洞进去，直到凌晨4点，墙才钻透。进去的人分为4个小组，按照预先的作战方案，各奔自己的目标，将4个房间的敌人全部干掉。这次行动共杀死13名敌人和1名翻译，缴长、短枪6支、手錶和怀表100多块。 1941年6月，铁道游击队又进行了一次奇袭阎团、临城行动，并取得了胜利。阎团即由阎成田任团长的一个伪军团。当时，该团由太安调至临城一带驻防，其中一个营驻在微山岛上。这个团与日本人一起在周围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并直接威胁到在湖区活动的抗日武装。因此，铁道游击队与其他兄弟部队决定歼灭敌驻岛的那个营。在一天夜里，铁道游击队与其他部队一同登上了微山岛，铁道游击队直捣敌营部，击毙敌营长，俘虏敌副团长，全歼该营，缴获轻重武器200余件。后来，铁道游击队又化装成阎成田团的伪军，袭击了临城车站，并成功地把此事嫁祸于阎成田。日军把阎成田团的300余人押解到东北煤矿做苦工，阎成田及其主要副手，则被绑在电线桿上用刺刀捅死。 第71页 1941年11月，鲁南军区被服厂遭日军破坏，部队穿衣成了问题。铁道游击队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从日军手中搞一批布。他们在沙沟车站找到内线，并了解到不久将有一批布南运。内线在火车停在沙沟的时候，将沙子放进了火车的油壶里，迫使列车在临城站修理，拖延列车开出的时间。到了晚上，列车终于开动了，但内线又准时拔掉风管和销子，使两节运布的车厢停在了沙沟南面的塘湖附近。两三个小时后，布大部被卸下，没卸下来的被放火点燃。就在这时，又从对面开来一辆满载日本兵的军列，还没等军列靠近，铁道游击队就对敌进行射击。军列不但没停，反而加速，结果与燃烧的运布车厢相撞，日本兵死30余人，重伤不计其数。这次行动共缴获布1.8万多匹，日军军服800余套，还有部分毛毯、药品等。 铁道游击队还时常担负安全护送高级干部过铁路的重大任务。由于铁道游击队十分活跃，敌人加强了对铁道两侧的保护，沿线碉堡林立，探照灯彻夜不灭，并且还在铁道两侧挖了与铁道平行的深沟或筑起封锁线，以限制铁道游击队的活动。因此，护送干部过铁路是一项很困难的任务。但铁道游击队依靠自己的忠诚、勇敢和高超技术，多次把从华中新四军根据地到延安或从延安来华中的干部安全护送过铁路线。仅1943年，便护送了300余名干部，均未遭受损失。1943年5月陈毅由苏北去延安，就是由铁道游击队护送越过津浦铁路的。 此外，铁道游击队还参与和单独实施了多次其他作战行动，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根据地内到处传颂着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故事，而且在日本人当中也有了相当的“知名度”。1945年10月，新四军第19旅要求鲁南津浦铁路沿线及临（城）枣（庄）支线上部署的一个日军铁路联队投降，但遭日军拒绝。日军的大队长声称只向“飞虎队”交武器，“飞虎队”就是铁道游击队的别称。 民兵巧设地雷阵 根据山东党组织的指示，根据地和边沿地区的民兵在敌后武工队的指导下，广泛开展了以“地雷战”、“麻雀战”、“车轮战”、“推磨战”和“蜂窝战”等形式的游击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 地雷战始于胶东，并逐渐普及到其他根据地。其中以大泽山区的地雷战最为着名。从1938年开始，这里就开始建立民兵组织进行游击战。起初，民兵只使用上级发下来的地雷打击敌人，后来他们又自己动手制造地雷，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日军变得狡猾了，在每次行动时，总是让伪军打头阵，并使用探雷器探雷，民兵埋设的很多地雷被敌人起了出来，铁地雷不太发挥作用了。到1942年，敌人在军事上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封锁，上级很少能把地雷发下来。想自己铸造，又缺生铁。没办法，民兵们想到了大泽山区满山遍野的石头。他们就开始制造并使用石雷。 石雷的制作很简单。先找一块圆石头，在上面凿好一个口小底大的窝儿，装好炸药，然后安上拉火管。埋设时，绊线的一端繫着拉火管，另一端固定起来就行了。开始时石雷的绊线多使用麻绳之类的粗线，容易被敌人发现。后来，民兵採用马尾或头髮作绊线，进而又发展到利用“卡子”或胶皮的弹力把地雷拉响。 民兵创造了石雷，日军的探雷器不管用了。民兵经常在敌人必经之路上埋设绊雷，敌人被石雷炸怕了，不敢再走大路，民兵们就在敌人可能走的小路上埋石雷。有一天民兵在高家村西大路边的河滩上布下了石雷阵。拂晓，侦察员报告说敌人进山了，民兵赶紧挂好雷弦，便上了四周山头，打冷枪，引敌人上钩。敌人好像听民兵们的调遣，没走大路，专沿河滩往前走。这样一来，正好陷入民兵布下的石雷阵，日伪军一下死伤50余人。 小路上也有地雷，敌人便专走地堰、田野，有时甚至从河水里走。根据敌人行动的变化，民兵便把石雷设在地堰和田野里，还把拉火管用蜡封起来，把石雷布在河里。 有一天傍晚，驻高家村的西海军分区司令部突然收到了情报员由小庙据点传来的情况，说第二天有一部分日军路过高家村北面的杏山，到夏邱堡据点去。西海军分区决定由民兵配合主力部队打伏击。第二天清晨，民兵很早到了杏山，在山脚下布好了连环雷。这种雷的特点是只要踏响一颗，一连串的地雷都爆炸。同时，还在附近的长岭顶上备好了滚雷。时间不长，约有200多名敌人进入了伏击圈，主力部队首先从两侧打击敌人。慌乱中，敌人踩响了好几颗雷，往回逃窜，民兵马上放滚雷。顿时，几十颗滚雷沿着早已整修好的长岭斜坡，飞速翻滚而下，在敌群中爆炸，结果八路军和民兵大获全胜。 在游击战的实践中，民兵逐步创造出石雷的多种用法。从拉雷、绊雷开始，逐步发展到连环雷、子母雷、前踏后响雷、水雷、胶皮雷、竹筲雷和滚雷等40余种。 地雷的埋设也有很多花样。门上设门雷，锅里设锅灶雷，鸡窝里设鸡窝雷，甚至桌子的抽屉里也布下地雷。敌人进村后，推门门炸，捉鸡鸡窝炸，翻箱倒柜也都有被炸的危险，整个大泽山区成了石雷的世界。在对敌作战时，民兵把石雷由防御武器变为进攻武器，带着地雷袭击敌人，进行飞行爆炸。有时还把地雷埋到敌人的据点里，送到敌人的操场上、饭堂里，搞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 第72页 有一次，民兵得知华卜据点的敌人搞了一批机器，便决定来一个飞行爆炸，夜袭华卜据点。当夜，民兵挑选了18名精干的小伙子，靠近了敌人的据点，有的摸岗哨，有的扛机械，有的布设地雷，一气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把机器全部扛了出来。当敌人发现后，民兵们早已转移，而敌人在慌乱中又踩响了据点周围的地雷。 1943年夏秋之交，敌人在7天之内连续对大泽山区进行了3次“扫荡”。前两次均被八路军主力部队击退。敌人为了进行报復，在第七天又从大泽山区周围近20个据点，纠集了日伪军3000余人，进行拉网合围。得到这一情况后，西海地区武装委员会便召集十几个村的民兵进行战斗部署。连夜作好了反“扫荡”的一切准备，在公路、田野、山坡、树丛、葡萄架下及河里，大摆地雷阵。第二天，鬼子分五路向大泽山进犯。民兵以麻雀战引诱敌人进入雷区。结果地雷接二连三地响起。这一天，敌人走了不到10里路，却留下了250多具尸体。太阳偏西，敌人只好往回逃窜，但在回驻地的路上，又陷入了民兵设下的地雷阵。 就是这样，在整个大泽山区，民兵以麻雀战配合地雷战。只要敌人一进入根据地，便“时时枪声响，处处地雷炸”。有的伪军说：“不长铁脑袋，别再想到大泽山里去！” 在山东的其他地区，也广泛地开展了地雷战，同样取得了重大成绩。海阳民兵也以地雷战闻名于整个山东。他们根据斗争的需要，创造了10多种地雷和36多种埋雷、设雷方法，从简单的铁雷、石雷、拉雷、绊雷，发展到复杂多变的飞行雷、马尾雷、防潮雷、子母连环雷、慢性自燃雷等等；从单一的沿路埋雷，发展到村村设下“地雷宴”，门上挂雷，草堆藏雷，家家有雷，人人会布雷。在抗日战争期间，仅海阳一地，就涌现出“模范爆炸村”3个，民兵“爆炸英雄”、“爆炸大王”11名。莱芜县李念林爆炸队，在章丘至雪野的公路上埋设了8个钉子雷，一次炸死炸伤敌人30多名。沂南县在1945年5月的反“扫荡”中，共打死打伤敌人231人，其中被地雷杀伤的有97名。在平度东北杏庙村，只有百来户人家，同大田的日伪军据点仅隔一条河，该村的民兵以500个地雷摆开地雷阵，与大田之敌隔河对峙，敌人始终不敢进犯。 地雷战给日伪军造成巨大的伤亡和心理震撼。伪《新民报》因此惊唿：“踏进匪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八路军的游击战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包括人力和物力等各个方面的支援。由于游击战流动性强，部队分散，对伤员的救治和护理成了八路军的一大难题。根据地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西墙峪村位于沂蒙山腹地，地处鲁中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全村只有十几户人家，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却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的一个坚强堡垒。1939年，八路军的野战医院驻在这个村。为了掩护伤员，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秘密挖掘山洞，山洞挖好后，再用石头等物进行伪装，不知情的人很难发现。1940年后，日军经常进行“扫荡”，在每一次“扫荡”前，医疗所将伤员疏散到村里，每家都分有几名，然后八路军作战部队和医疗所的医护人员撤离该地，以避开敌人。平时，伤病员分散在各家养伤，一发现敌情，全村立即行动起来，将他们安置到挖好的洞子里。晚上，抽开洞口的石块，给他们送水送饭。 当时村里的伤员，大多数是上级党组织有计划安排的，也有的是村民们自己找到的，或是伤病员们自己找来的。1940年的一天，村里的游击小组在村外发现一位躺在血泊里的八路军战士。敌人的子弹从他的后腰打进去，从前腹穿出来，已经奄奄一息。游击小组立即将他背回村里，藏在一个山洞里。为了给伤员止血消毒，张恆乐的母亲满山遍野寻来败毒草和艾蒿熏伤口，又用干牛粪烧成灰敷在伤口上。村妇救会长拿出自己仅有的半床褥子给他披上，换下他身上的血衣。 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村党组织和群众掩护伤员的办法越来越多，越来越巧。有一次，村妇女主任张梁氏家掩护了3位体弱的八路军女同志。平日，张梁氏精心护理她们，待她们像亲闺女一样。一天，日军突然袭击村庄，张梁氏不慌不忙地抓起一把灶底灰，往3位女同志的脸上一抹，嘴里安慰她们：“闺女，不要怕，大模大样地到灶屋里做饭去。”不长时间，日军进了家门，哇里哇啦地往里闯。张梁氏迎上去说：“皇军，别进去了，俺三个闺女都生了病，还没好呢，您可别吓着她们。”日军伸头一看，见屋里烟雾笼罩，3个灰头土脸的农村姑娘正在忙忙碌碌地烧水做饭，也就悻悻地走了。在掩护伤员的过程中，村民们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1941年秋天，5名八路军伤员在张效治家养伤，遇上日军偷袭。张效治赶紧背起重伤员，扶着轻伤员，让妻子背着铺草，提着洞里用的东西往山上跑，等把伤员们安排好，再回去背他年迈的父亲时，正好碰到一位女护士在日军的追击下跑进他家，情况十分危急，他迅速拉起女护士冲出家门，刚钻进屋前的树林，日军就冲进他家，兇恶的敌人竟活活地砸死了他的父亲。1942年，鲁中军区参谋处长胡奇才的爱人王志远在村里生小孩，正值敌人进行“扫荡”。张道增一家六口陪王志远住进了山洞。一次，敌人在山洞附近搜山，洞里的人都不敢出声。可就在这时，张道增的小孩突然喊着要小便。张道增的妻子赶紧小声阻止，可孩子仍叫个不停，道增的妻子勐地拿起一块毛巾堵住了孩子的嘴。小孩被憋得又蹬腿又晃头，可道增的妻子就是不放手。结果，到敌人离开时，小孩已被憋得全身发紫，差点没命。 第73页 掩护伤员相对来讲还算好办，最让村民发愁的是医疗所里有一头奶牛。它是苏联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赠送的。当时医疗所缺医少药，更没有什么营养品，医护人员都指望这头牛的奶给重伤员补养身体。一次，医疗所转移前把这头牛交给了村党组织。这下人们可犯了难，牛能动能叫，却不听话。藏到地窖里吧，不能及时餵它，再说，它也不老实，要是凑巧在敌人来时它叫上几声，目标就全暴露了。牵到山里吧，目标又太大，身上黑一块，白一块，老远就能看见。人们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山里的一个大石棚。从外表看上去，是一堆乱石，可从石头洞里钻进去，就是半间房子那么大的空地方，地形又十分隐蔽，真是藏牛的好地方！几十天过后，敌人的“扫荡”结束了，村里的10多头耕牛和所有的羊都被敌人抢走了，但这头花奶牛却安然无恙。医疗所的负责人感动地说：“西墙峪村群众为抗战立了一大功。” 在抗战期间，西墙村还掩护了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的爱人牛玉清和罗舜初的爱人胡静等人。 群众拼死掩护伤员、精心护理伤员的事，在根据地内并不鲜见。1941年，在《大众日报》社工作的白铁华被“扫荡”的敌人逮捕。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并且用菸头和烧红的刺刀烙他的前胸、后背和四肢，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乘敌人疏忽，一位老大爷救了他。随后，他被送到王大娘家养伤。王大娘是当地有名的抗日积极分子，1938年入党，担任过村妇救会长和艾山乡副乡长。因为白铁华的伤势较重，王大娘就主动承担了护理他的任务。 白铁华伤口溃烂，身上又脏又臭。王大娘每天给他更换衣服，擦洗伤口。有时大娘忙不过来，就让女儿淑琴侍候他。虽然大娘精心护理，但因为白铁华的伤太重了，伤口不停地淌脓流血。大娘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四下打听，也不知跑了多少个村子，终于打听到一个偏方，说獾油拌发灰能治烙伤。她又找到一家猎户，托他打了一只獾，把自己的头髮剪下来烧成灰掺上獾油，每天给白铁华搽敷。过了十几天，伤口果然慢慢好起来。王大娘还是不放心，后来又打听到一种称为老鼠油治烧伤的偏方，就是把刚生下来的小肉鼠浸在香油里制成药。据说这是一种专治烧伤、烫伤和烙伤的特效药。可时值冬天，到哪里去搞小肉鼠呢？王大娘就走东家，串西家，这里问、那里找，终于搞到“老鼠油”。白铁华的伤口很快结痂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伤口上的疮疤慢慢脱落下来，长出了红红的新肉。 由于根据地的群众帮助部队解决了伤员的问题，游击战得以顺利实施。 第十二章　理不清的“家务事” 第十二章　理不清的“家务事” 山东的八路军就像一个大家庭。从115师进入山东时开始，这个大家庭的力量不断壮大。从总的方面讲，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对敌。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矛盾，并且也经受过挫折。 “家庭矛盾” 115师进入山东后，师的领导干部长期没有配齐。1938年春天，当时的师参谋长周昆携巨款逃跑，师参谋长的位置就一直空缺。入鲁之初，罗荣桓仍然兼任师政治部主任，政治部的工作主要由副主任黄励主持。 1940年1月间，黄励因为个人问题没有处理好而突然自杀，这样一来，领导师政治部的担子又全部落在罗荣桓的肩上。6月，军委任命鲁西军区政治委员萧华任师政治部主任。萧华于9月间到任后，罗荣桓便不再兼政治部主任，而以全力领导全师的工作。1939年底，原来留在晋西南的115师独立支队，对挑衅的阎锡山进行反击后转移到晋西北，翌年5月在支队长陈士榘的率领下进入山东，10月间，到达鲁南，陈士榘这时被任命为115师的参谋长。因此陈光的工作量也大大减轻。到1940年10月，115师的领导班子虽已配齐，但在山东进行抗日斗争的八路军（包括115师和山东纵队）却仍未形成统一的领导。 自从115师入鲁以来，在山东就存在着115师和山东纵队两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他们是当时平行的兄弟部队，这种情况不利于发挥共产党在山东的抗日力量的整体作用。1939年4月24日，北方局向中央建议，派徐向前到山东工作，并成立八路军第1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115师和山东纵队。6月，徐向前和朱瑞到达鲁中地区，8月1日，发表通电，宣布就任第1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职务，并正式宣布成立八路军第1纵队。1940年6月，第1纵队司令员徐向前离开山东返回延安（从1941年起，山东第1纵队的番号就不再使用）。因为徐向前的离开，山东又缺乏统一的领导。 1940年7月1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建议：山东暂由陈光和罗荣桓实施统一指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于1941年8月8日又作出决定，加强山东八路军作战指挥的统一。指示的内容是： “（甲）分局、115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 第74页 （乙）山东纵队归115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丙）将山纵及115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 山东分局随即开会研究贯彻中央这一决定，决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10月2日，罗荣桓和陈光率师部到达临沂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研究了115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对秋季反“扫荡”也进行了部署。 10月28日，中央又给山东发电报，重申上述指示，并明确指出：山东今后应“巩固与扩大115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必要时，准备发展方向……”中央要求山东纵队和115师商量决定具体的集合地点。 在115师刚刚到达山东时，中共中央曾有让该部以山东作为跳板，然后继续南下的设想。这也是中央迟迟未统一山东抗日力量的一个原因。通过上述指示可以看出，中央已决定把山东作为115师的基本根据地。这样一来，115师的基本任务和预设战场就已经很明确，但山东八路军的统一和指挥仍存在问题。 山东纵队虽然“归115师首长指挥”，但只是“配合作战”。既然是配合，那就是说山东纵队还不属于115师。 统一指挥问题有所突破，但还不是干净利落，对某些问题并未明确。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 对于同山东纵队并肩作战，115师的领导陈光和罗荣桓一直都比较重视。特别是罗荣桓，他身为政委，更为关心。他强调要维护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他经常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主力和地方关系搞不好，要由主力负责。这一点，中央要求也很严格。为了增进了解，交流经验，在115师和山东纵队之间进行了干部交流，并互相派人到对方部队观摩学习。 因此，115师与山东纵队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比较融洽。 为了打通抱犊崮山区与山东纵队机关驻地沂水蒙阴地区的联繫，必须控制费县东部的天宝山区。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交通闭塞，相传从光绪以来，就没有向官府交纳过钱粮，真可谓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三打白彦之后，陈光和罗荣桓即争取当地的廉德山地方武装，并于7月间进驻这一地区，开闢了天宝山根据地，随后将师部北移到天宝山区的桃峪，缩短了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驻地之间的距离。 在中央提出由山东纵队和115师商量决定如何靠拢后，两个部队之间的矛盾就随之产生。因为由115师领导整个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那么从形式上讲，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就有被115师“兼併”的可能，这样就造成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中一些人心理上的不平衡，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于是，山东分局的个别领导就向中央打起了“小报告”，对115师司政后机关提出多项指责，同时还向中央建议：“统一山东党政军民领导之具体事项，待会后再定。”这里所说的会，就是1940年秋季召开的115师高级干部会议。 桃峪不平 1940年9月，115师高级干部会议在桃峪召开。这地方有很多桃树，一到春天，漫山遍野都是桃花，非常迷人，因此当地的一些文人就将桃峪与陶渊明的桃花源相比。但当时的百姓并未过上幸福生活，桃峪并不是真正的桃花源。115师的桃峪会议也偶起风波。 陈光和罗荣桓主持了这次会议，出席者有各支队和师直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鲁南区党委的负责人，山东分局的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罗荣桓在大会上作了关于115师在山东的总结报告，他说，115师进入冀鲁边、苏鲁豫、鲁西、鲁南等地区后，开闢了根据地，给这些地区输送了300多名党政干部，帮助建立了一批县级政权，扩大了八路军的力量，建立了2个军区，6个军分区。在统一战线中，执行了党的政策，增进了与友军的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各个击破顽固势力，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还用“争、插、挤、打、统、反”6个字生动地概括了已经在各根据地採用的工作方法。 同时，罗荣桓也指出了115师存在的缺点。 一是军事发展与党的群众工作配合不好。由于不善于团结地方干部，求得地方党的配合，造成主力的极不充实，同时地方武装工作薄弱，还没有建立起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作为基点。 二是由于部队分散，没有进行必要的整顿，因而纪律松懈，破坏党的政策、损害党的传统的现象已很严重。由当时的形势所决定，八路军只能进行相对分散，并进行游击战，这样一来，上级就无法对下级进行十分有效的控制，有些部队自以为是，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沾染上国民党部队的一些习气。 这种违反纪律和政策的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就发生在桃峪会议召开前不久。8月间，已编入八路军的天宝山大队长廉德山叛变投敌，将八路军的一个侦察班和师政治部的几位民运干部扣押在山寨内。9月2日，八路军向叛匪发起攻击。廉德山的部队裹胁了一些群众固守天宝山险峰南大顶，使进攻南大顶的八路军遭到很大伤亡，这激起了攻击部队指战员的极大愤慨。罗荣桓担心部队攻占山顶以后会违犯政策，立即派政治部的两位科长到前线去。然而，直工科长刘四喜又被叛军打死。而另一位同去的科长急红了眼，在攻下南大顶以后，不但没有制止违犯政策的现象，而且自己也枪杀了俘虏。罗荣桓得知后，立即将他撤职，同时批评了有关人员，并派组织部长梁必业去处理。随后，罗荣桓又向上级报告了此事，并作了自我批评。在桃峪会议上，罗荣桓主要是通过这一件事，并联繫以前发生的一些问题，再一次强调执行政策、严格纪律的重要性，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这次会议上，罗荣桓还提出了“治军要严”的口号。 第75页 与会者对115师进入山东以来的工作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也反映出一些不同的认识，主要是集中在对山东形势的估计，以及如何贯彻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等问题上。有的领导认为，共产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已能同日伪军相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初步取得了优势。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已占全山东省的60％，人口也占50％。基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他们便倾向于强调建设正规化的主力兵团，认为打游击战已经不过瘾，要打大仗，打运动战（或称运动游击战），而对于坚持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却不够重视，也缺乏更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罗荣桓和一些人不贊成这种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他们从山东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八路军对敌伪军还是劣势，在当时组建正规兵团、打运动战的条件尚不成熟，应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 会议期间，八路军总部来电，对桃峪高干会议作出指示，批评了115师军队纪律和干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115师已经作了严肃的处理，罗荣桓也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是，尽管如此，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还是以南大顶事件作为把柄，对115师进行严厉的指责。 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对115师的不断指责，有些是针对罗荣桓个人的，罗荣桓觉得山东的工作很难作。他认为，如果自己不在这一位置上可能会好些。于是，10月4日，罗荣桓以个人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中央，表示完全接受八路军总部对115师工作的批评，并请求将他调离山东去学习。10月17日，毛泽东起草并签发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义的復电，在肯定八路军总部批评的同时，指出： “115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接到这一电报后，罗荣桓就放弃了个人的要求，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在桃峪会议上暴露出的各种分歧，在会议期间没有得出统一认识。 桃峪会议结束后，为了便于实行山东军事上的统一指挥，115师决定按照山东分局的意见，将师部转移到沂蒙山区。但考虑到鲁南地区是通向华中的枢纽，又是沂蒙山区的屏障，这个地方也不能放弃，于是，又把教导2旅一部，转移到沂水县青驼寺以西的聂家庄。 解决“家庭困难” 115师师部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靠拢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多粮少，部队和机关的日子都非常艰苦。 115师驻地抱犊崮山区和天宝山区田少石头多，是山东有名的穷地方。由于山东八路军和共产党机关都挤在这一地区，吃饭成了问题。部队日常吃的都是煎饼，是用高粱面或其他面煳煳在平底锅上摊成的。高粱煎饼又黑又硬，咬起来十分费劲。一些煎饼中的糠很多，吃下去容易便秘。为了便于下咽，在天宝山区烙煎饼时，还在面煳煳里掺一些山梨或柿子。当地蔬菜十分罕见，战士们时常将柳树叶子腌一腌，卷在煎饼里吃。如果是北方人，习惯于吃面食，不管面的质量如何。可是，师部有一些知识分子是南方人，习惯于吃米饭，又不会卷煎饼，双手拿着煎饼吃很像看报。于是，开饭吃煎饼时，他们便开玩笑说：“读报了，读报了。” 115师的领导也同大家一样。当时罗荣桓虽有很厉害的痔疮，但也是每天“读报”不已。 穿的是羊毛棉袄。这乍一听，穿羊毛棉袄，还以为满不错，然而，却是名实不符。 1939年，115师从晋西出发时带了6万元，到鲁南后不久便花光了。于是南下郯城码头，才筹款解决了当年的棉衣问题。桃峪会议以后，又到深秋，因搞不到棉花，棉衣仍无着落。后来发现，当地养的羊不少，便决定就地取材，搜集老乡未经漂洗的羊毛，指战员每人发几斤，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用羊毛做絮，缝制棉衣。 正在大家忙于洗晒羊毛，制作棉衣的时候，陈士榘到任了。一天，罗荣桓同陈士榘沿着河边散步，见到许多战士在岸边石头上用柳条抽打羊毛。陈士榘就问罗荣桓： “这羊毛能不能像弹棉花那样弹呢？” 罗荣桓摇摇头说：“如果有一台破毛机就解决问题了。”停了一会，他又说：“这只有等到胜利以后，现在只能是望梅止渴。” 这一年冬天，115师的领导与其他人一样，也是穿着这种羊毛棉衣。穿这种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钻，弄得到处是羊毛，而且一它一它地向下坠，往往是棉衣的下部厚厚的，而上部却成了单衣。就是这样的衣服，帮助115师的指战员度过了鲁南的严冬。 在那种十分艰苦的战争年代，部队有困难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115师到山东后，本想就地获取一些给养。但山东的国民党政府却百般阻挠，说115师的防区不在山东。从根据地里搞吧，当地的老百姓本身也苦得很。没办法，一开始八路军主要是靠打仗来维持生计，但打仗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不但要有好的作战目标，而且也应有足够的实力。 后来，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山东境内的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动全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第76页 先是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和收藏。但是，不久很多地方又出现军民争荒地的矛盾。罗荣桓得知此事后，就找山东军区司令部管理科长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议到海边去开盐田，罗荣桓当即表示同意，并亲自参加了盐场的规划、建设和后来的晒盐劳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军区直属队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把自己生产的食盐运到边沿区去卖，来回100多里路，每一头牲口驮的盐可以赚30余元。 后来，罗荣桓又指示机关开展多种经营，这样，机关又成立了生产大队，下设3个生产队、2个油坊、1个酱园，还开办了供销店。当时的买卖做得还不算小，他们把山东根据地出产的花生油、豆油，有时远销到上海等地，换回根据地军民需要的药品、纱布、火柴、布匹等生活物资，甚至还可以换回军需用品。 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山东八路军甚至把当时在抗大华中分校工作的着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留在山东帮助工作。1942年，返回延安的薛暮桥经过山东，在山东停留了3个月，后来中共中央来电催他回延安。罗荣桓就一面復电中央，要求将薛暮桥留下，一面徵求薛的意见。后来，薛暮桥认识到山东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就留了下来。 另外，八路军还开了金矿，在根据地内发行自己的货币（即抗币，山东称为北海币），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自力更生，到1944年，山东八路军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当年，罗荣桓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 “部队在生产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5钱油盐，1斤多菜，每月1斤多肉。并能补助牙刷、牙粉、黄烟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于生产盈余，每人解决衬衣1套，体力亦渐增强。” 八路军自己动手，战胜生活困难，不但顺利地渡过了难关，而且也减轻了根据地群众的负担，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你还我干部” 从根本上讲，部队的战斗力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二是武器。其中人是最重要的，而那些经过多次作战锻鍊的人则更为重要。他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有较好的心理素质，还有那种在作战中能随机应变的本领。这些人是部队的宝贵财富。长徵结束时，红军只剩3万多人，但后来却不断壮大，战斗力仍没有减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八路军保留了相当一批红军骨干。在抗日战争那种艰苦环境中，这些骨干却是越来越少，少也是正常的，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但有些却是可以避免的，这关键是一个战术问题。 抗战以来，115师有一些指挥员习惯于10年内战中那种勐冲勐打的战术。在与优良装备的日军作战时，有时伤亡过大。 1941年2月7日，教导2旅副旅长，人称“张疯子”的张仁初带着一个团，在郯马地区奉命出击时，在重坊附近与从新安镇（今新沂县城）出来“扫荡”的数百名日伪军相遇。敌人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向八路军实施进攻。张仁初跨上战马，举起枪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战士们跟着他勇勐地拼刺刀，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很严重，特别是许多长征过来的老战士和干部都牺牲了。战后，罗荣桓看到牺牲名单时，十分惋惜而又沉痛地说：“都是多么好的战士啊！” 就在这时，张仁初来了。他一脸兴奋的神情，老远就喊“政委！”罗荣桓这次既未让坐，也没有给他倒茶，而是狠狠地盯着张仁初，噼头就问： “张仁初，你是来请功的吧？你是来领赏的吧？” 张仁初懵了，愣愣地站在那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罗荣桓厉声说：“告诉你，我这里没有功给你，没有赏给你。你真是个疯子！你还我干部，你还我战士！” 一向稳重的罗荣桓政委，此时怒容满面，透过黑边眼镜，可以看到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你违反了游击战的原则，拼掉了我们的红军老干部。你赔我的干部来！” 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战争岁月里，作战经验就是本钱，就是财富，有时可以说就是胜利。在作战中损失了那些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老战士、老干部，对八路军来讲，就意味着遭到了比较大的损失。特别是那些红军干部，他们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不但具有十分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还经受了意志上的磨练。他们很多都曾与罗荣桓一同战斗过，罗荣桓非常深刻地了解他们。一旦失去他们，无论于公于私，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感情上讲，都是难以接受的。 张仁初一声不吭，低着头站在那里。抛开作战的胜利，去想一下所遭受的损失，他的那种兴奋感陡然消失。想到那些永远也不会再见到的战友和部下，他的眼圈也红了。 罗荣桓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语重心长地说：“干革命不能单凭一股冲劲，打仗也不能只靠勇敢。现在我们是开展游击战，不是打阵地战。只管打得过瘾，动不动就硬拼，革命的本钱被拼光，我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 张仁初低着头，十分沉痛地说：“政委，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处分你有什么用？好好地记住这血的教训吧！” 是啊，打仗不能光靠勇敢，要有勇有谋。既讲勇气，也要讲战术，讲谋略。 第77页 张仁初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件事。每逢提起，他总是十分后悔地说：“唉，罗政委说得对，我真是个疯子。” 针对重坊战斗这一类情况，罗荣桓和陈光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认为有必要提醒下属各部队。4月24日，罗荣桓在司令部研究整军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具体条件不同了。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的经验，不是全部都可以适用于今天的。” 7月间，陈光和罗荣桓在发给各单位并报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中指出：“部队对军事学习和战术素养的提高未引起重视，以致虽在实践中表现英勇顽强，但在战术上非常不够灵活、机动、巧妙，致使每次战斗都有较大伤亡。 仅1941年1月至7月，即伤亡5525人。” “部队自转入敌后，由于战斗的频繁，部队军事教育不认真、不精细、不深入、不严格、怕麻烦，存在游击主义的习气与工作方式，使许多优良传统、好的作风逐渐荒疏。干部不注意军事学习，不看军事书籍，在这次干部军事测验中，部队干部105人测验，仅38人及格。机关各部128人测验，仅34人及格。总平均分数是52.6分，相当惊人。” 这份电报列举了军事指挥脱离敌后游击战争实际的问题。比如，小部队作战指挥，多取正面进攻，队形过于密集，不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採取灵活的队形与姿势。 针对上述问题，陈光和罗荣桓提出要加强军事教育的组织领导，对教育要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造成干部学习军事、提高战术素养的热潮，培养大批灵敏勇敢有高度战术素养的指挥员。对上级的一切指示、命令、通报等文件，一定要认真研究，结合实际严格执行；战斗之后，各级都要总结经验教训，作为训练的教材；教育要严格、认真，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讲求实效，不白费精力；加强战士的军事技术教育，如射击刺杀、投弹、近迫作业和防空、防毒，对付敌人坦克、装甲车、炮兵，以及夜战、伏击、袭击的训练；干部要熟悉部下，密切指战员的关系，各级干部定期向部下进行行政管理教育，讲部队倾向与克服方法；加强各种徒手、器械体操及障碍竞走的训练。 1941年8月1日，115师为检验部队的学习和训练效果，在蛟龙汪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军政检阅大会，进行了射击、投弹等军事项目的比赛和政治测验。 1941年到1942年，115师的军事训练取得了很大成绩。指挥员明确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战斗员提高了军事技术水平，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歼敌数量不断增加，而伤亡明显减少。1941年1月至7月，平均每月伤亡790余人，到1942年，每月平均伤亡下降到290余人。这是115师认真贯彻执行积蓄力量、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的总方针所取得的一项丰硕成果。 刘少奇到了山东 1941年，日军在山东进行“扫荡”时，虽然山东的八路军给了日伪军以重大的打击，但那毕竟是一种缺乏主动权的作战行动。在整个反“扫荡”过程中，八路军只是根据日军行动而採取一些相应的应付措施。虽然八路军坚持了沂蒙山区的抗日根据地，但也蒙受了重大损失。造成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以及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但实事求是地讲，当时山东的八路军在工作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失误。 115师的两位领导罗荣桓和陈光通过总结沂蒙山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指出了这些失误，并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反映了存在的这些失误。 罗荣桓和陈光认为，这次反“扫荡”，反映了领导人过去对敌后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在上半年比较和平的环境中，产生了麻痹的情绪，未能接受其他地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对反“扫荡”缺乏充分的动员和准备。同时，对于山东的三角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在当时的情况下，日伪军、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三方谁都没有能力一下子消灭任何一方，因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方面，却忽略了对日军的武装出击。 他们指出：在此次沂蒙山区反“扫荡”中，完全证实了中央军委指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已进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阶段，我们的斗争方针应该是长期的分散游击战争，採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周旋，节省保存自己的实力，加强民兵及全部武装地方化，准备迎接配合战略反攻，是万分正确的。同时证实，不採取灵活的游击战争，而守村守寨单纯防御挨打的办法，和一切依靠主力打天下，想先将敌顽一齐消灭，打开局面后再进行工作等，都是不正确的。 他们还认为，在这次反“扫荡”中暴露出机关庞大、周转不灵以及不切实际、工作不深入、铺张、形式主义作风等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八大剧团的会演上，也表现在习惯于开大会、做大报告上。对于这些完全不适合敌后环境的机关作风，罗荣桓从1941年4月起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没有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 罗荣桓看到了问题，但却没有权力解决这些问题。桃峪会议不但没有消除山东纵队与115师之间原来就已存在的矛盾，反而矛盾越来越多。问题和失误是明摆着的，而自己又没有办法处理，罗荣桓只好请求中央来解决。 第78页 1942年1月30日和2月2日，罗荣桓又致电山东分局并报北方局和中共中央，再一次提出了对分局领导的意见，指出：这决不是由于困难来抱怨，而是为了认真总结沂蒙山区反“扫荡”的严重教训。罗荣桓还表示，自己在分局中也有责任。他建议分局召开一次扩大会议，请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前来参加，总结山东工作，开展自我批评，明确山东今后的工作方针，加强党内团结，以利于今后的斗争。 刘少奇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1941年5月前称中原局）和新四军政委。1941年1月至4月，山东曾受中原局领导，刘少奇对山东的情况有所了解，因此，罗荣桓等建议由他到山东来检查工作。这时，恰好刘少奇要返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1年2月4日，毛泽东致电在苏北的刘少奇，指出：山东“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过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同时，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对山东领导干部的配备提出了初步设想。 3月3日，中央书记处又就解决山东领导问题分别给刘少奇、山东分局、115师和山东纵队发出电报。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系统地介绍了山东情况和意见分歧的来龙去脉。在给山东分局、115师和山东纵队的电报中，中央分别要求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得团结和统一。 3月18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及随从人员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教导5旅13团团长周长胜率部护送他们穿越日伪军的数道封锁线，115师派教导2旅旅长曾国华率部队到陇海路以南迎接。 4月10日，刘少奇一行到达山东分局和115师驻地临沐县朱樊村。由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期已经临近，所以，刘少奇一落脚就找朱瑞等山东党政军负责人，了解各方面的情况，115师的两位领导罗荣桓和陈光与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汇报了山东地区的敌我友三角斗争形势，陈述了对山东工作的意见。 刘少奇不但与许多干部深入地交谈，而且查阅了大量材料，并从当地其他干部和群众中直接了解了很多情况。在掌握了全面情况以后，他先召集山东分局委员（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以及肖华、陈士榘，开了一次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刘少奇首先肯定了抗战以来山东工作的主要成绩：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武装，给日伪以重大打击，建立了根据地与游击区，发展了大批党员，训练了一批干部，初步组织了基本群众，并派兵增援了新四军，由此使共产党在山东站稳了脚跟，造成了长期坚持山东抗战的条件。同时，他也指出共产党山东领导层在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主要是未能完成中央1939年11月提出的“应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的任务。而事实上，在山东的各种力量的座次排列中，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只是位居第三，1940年反“扫荡”斗争的结果就说明了这一点。刘少奇分析了山东的三角斗争的形势，认为：“力量对比为敌占优势，顽军次之，而我则处于第三……山东敌友我是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三角斗争的局面中，谁也不能很快解决问题。” 刘少奇认为，山东八路军之所以未能取得优势，除客观原因之外，在山东工作中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他指出：开始由于缺乏明确、坚定、独立自主地发动组织群众争取山东抗战领导地位的战略思想，失去了一些建立根据地、争取战略要点的有利时机。而115师进入山东又比较晚，故未能迅速取得优势。而有些同志“对山东形势的估计常是陷于过分乐观，以为自己已有优势，已有领导权，对形势可能的恶化及困难则估计不足”。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缺乏坚定的方针与切实的部署，在执行统战政策上，过于信任中间力量，让他们在我们根据地内组织“抗敌自卫军”，而我们自己的地方武装，却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 刘少奇还指出，在党的干部中，阶级观念、群众观念薄弱，减租减息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群众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他认为这是广大群众未能真正充分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根本原因。 此外，刘少奇还指出山东在锄奸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这主要是指前一段时间的“肃托”，党内存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及党八股作风等。 刘少奇提出，今后“总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的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游击区，在三角斗争中求得有利于我之若干转变，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以便迎接国际国内的伟大事变。” 刘少奇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得到了在场的全体人员的贊成。 座谈会后，召开了一次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山东工作的战略方针、部署问题。不久，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又召开了分局委员会议，分局各位负责人彼此思想见了面，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朱瑞代表分局按照刘少奇讲话的精神作了《抗战四年来山东党工作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分局就此报告作出了决议，随即在中国共产党山东各级党组织中进行了普遍和深入的传达。 刘少奇来到山东，指导分局形成这一决议，对山东军民胜利渡过抗战的艰苦阶段，推动山东工作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从困难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79页 “抗协”的改组 在115师向山东分局靠拢之前，就存在一个“抗敌自卫军”这个山东特有的问题。115师转移后，罗荣桓就此事进行了调查。 事情是这样的：1939年夏，山东文化教育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受沈鸿烈排斥，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们中间有老同盟会会员、大学教授，也有参加过国民党的进步分子，有的早年就与共产党有过友好关系。他们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9年7月，在山东分局的支持下，他们发起成立了“国民抗敌协会”（简称抗协），主要负责人有李澄之、梁竹航、彭畏三、杨希文、路雨亭、耿光波等。其中李澄之是在山东颇有影响的人士。他曾在沈鸿烈包办的山东抗日动员委员会内工作，因为思想进步，受沈鸿烈的排斥，便脱离国民党省政府，在地方上成立购粮委员会，帮助抗日的部队购买军粮。沈鸿烈又出来干涉，李澄之愤怒地说：“反正我们是要抗日的，国民党不让我们抗日，我们去找共产党。”从此，他和耿光波等人便来到共产党的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 一开始，“抗协”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在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山东分局有的领导人忽视了发展进步力量这一工作，产生了把“抗协”组成一个中间性质的国民党的念头，硬性将“国民抗敌协会”改成“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实际上违背了“国民抗敌协会”多数成员的初衷。1940年7月，山东分局又帮助“抗协”建立了“抗敌自卫军”，并且供给他们武器和经费，还派进去许多干部。这样一来，“抗协”是既有“党”，也有“军”，而且从上到下形成了一套组织，实际上成为在根据地内与共产党、八路军平行的组织。虽然领导人都是热心抗战的进步分子，但是他们多是知识分子，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且出现了与共产党争权争位、争人争枪等错误倾向。 115师的领导人，特别是罗荣桓对建立和发展抗敌自卫军有不同看法。1940年11月19日，罗荣桓与陈光在给115师各单位的指示中提到，对于“抗协”组织，务使其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进步分子与对我同情者手里，对于“抗协”武装，须帮助掌握，防止“造成与我对立现象”，发现有不可靠或别具野心者时，另行处理。在无法改造的情况下，则由八路军接收整理。但这些指示，并未根本解决“抗协”的问题。 不久，刘少奇来到山东，帮助山东分局解决了这一让人头痛的问题。 刘少奇提出了这样的原则： “任何抗日政党和政治团体，到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来参加抗日，必须服从我们党的领导和遵守党的各项政策。根本的问题在于有利于壮大抗战力量，而不是分散抗战力量。” 遵照上述原则，刘少奇与朱瑞邀请“抗协”负责干部10余人开座谈会，研究对“抗协”及“抗敌自卫军”的处理办法。 经过耐心的工作，“抗协”的负责人表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愿意将“抗协”所属“抗敌自卫军”交八路军统一整编。 6月18日，抗敌自卫军编入八路军。 7月13日，“抗协”山东省总部通知各级组织，将“抗协”的半政党性质改变为统战组织性质，同时做好解散的准备。 当年下半年，“抗协”的各级干部逐步安排到政府的文教、经济等部门任职，“抗协”的活动逐渐停止。 “抗协”的主要干部和很多会员，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43年8月，耿光波、杨希文等还被选为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的委员，李澄之等被选为参议员，稍后，许多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治军有方 如果说部队是一个大家庭的话，那么这个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素质高不高，部队的战斗力强不强，关键就要看这支部队的领导是否治军有方。在这方面，115师的两位主要领导，特别是政委罗荣桓，有自己的主意。 1940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同时受到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为了经受住这场严峻的考验，罗荣桓认为要提高部队官兵的素质，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不能只片面地强调人数的增加。素质的提高包括3个方面，一是军事素质，一是政治素质，还有文化素质。 一般来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是每个军人都明白的道理，所以对于军事训练，大家的思想都比较统一。但对于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很多人就不那么重视。115师领导在抓军事训练的同时，也注意抓部队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 1942年“八一”军政大检阅以后，从8月22日开始，115师在蛟龙又召开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政治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抗战4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罗荣桓在会上讲了话。 会议由萧华作报告，报告稿是按照罗荣桓的意图起草，并经他修改审定的。 萧华的报告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战争、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胜利。”“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是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保证以及整个政治工作的保证。” 第80页 在政治工作方面，罗荣桓一贯强调政治和军事要紧密结合，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他在1941年4月24日的司令部部务会议上说：“党对各部门工作的领导，是以党的政治工作去保证，但另外一方面，不可缺少的一方面，要以行政工作的决定与实施，去完全适合党的总方针，并以行政系统指导工作，把党的政治工作与全部行政组织工作结合起来。……政治工作落于空洞，不实际，甚至与行政工作失去协调，这就必然妨碍党的总方针在某些部门中的具体实现。” 罗荣桓认为，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表现在它用不同于军事工作的方法，达到共同的目标，而不是要和军事工作争权。他在教导2旅工作总结会上说：在军事管理方面，是有些带强制性的，以弥补政治自觉之不够，巩固高度的集中行动，保证战斗任务之完成……而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就要有所不同，必须更艰苦耐心地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之民主，来稳定战士的情绪，达到同一的目标——完成战斗和工作任务。这种不同的方式，不能解释为连长权力大，政治指导员权小，更不能由此引起关系的隔阂。相反地应法发扬互助精神，求得工作步调一致。如在队前执行纪律时，这是军事指挥员的职责，政治工作便不能随便去代替。……要努力工作去保证军事纪律的执行，并提高指挥员的威信，任何对立与推诿责任的现象都是不许可的。 罗荣桓认为，要做好政治工作，必须首先发挥政治干部的表率作用。他强调，政治干部的威信，要靠自己的模范行动、模范的工作去取得。他常常说，红军时期党代表的威信很高，党代表与士兵的关系很密切。行军的时候军事指挥员经常骑着马在队伍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士兵背枪，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士兵们对党代表很拥护。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怀疑，这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是士兵自愿地尊重党代表。 罗荣桓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来为政治干部作出表率。他在听取别人意见时，从不打断别人的讲话，对讲错了的给予正确的引导，耐心启发，从不扣帽子，使别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抗战初期，有位团政委调到机关当组织干事，不安心机关工作。罗荣桓从侧面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有一天，就与这位干事拉家常，先问他是哪里人，哪一年参的军。然后说：“在组织干事中，你的资格是最老的吧？” “是的。改编八路军时，给我评的是少校干事。” 罗荣桓又问：“论部队实际工作经验，你比其他同志大概多一些吧？” 那位同志笑了一笑，感到是对自己的鼓励。接着，罗荣桓便谈到机关工作与部队工作同样重要，机关干部不能光用年轻的知识分子，还需要有一些资格老一点的、有部队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作骨干。他好像是与那位干事一起研究工作，没有丝毫批评和指责，那位干事本想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但是听了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话，认识到机关工作的重要，感到领导的信任，便不再提个人的要求了。 为了提高115师政治工作的效率，并且能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罗荣桓强调政治干部不仅要懂政治，而且要懂军事、懂业务，了解战争，熟悉部队。他每天都到司令部作战室去阅读和研究军事情况的报告，还时常督促师政治部的部长们，到司令部看军事文电，及时掌握各部队的作战情况。他常常派政治机关的干部下部队任职，到前线锻鍊，同时又从部队抽调干部到政治机关工作。 与此同时，罗荣桓要求军事、供给、卫生等部门的党员干部，增强党的观念，尊重党的工作机关。在他的倡导下，115师规定，旅长、团长调动工作，除条件不允许者外，都要到政治部组织部来谈话和办手续。所有党员对政治机关提出的政治学习、支部工作等各项要求，都要积极响应，认真完成。所有党员都要参加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思想状况。党员交纳党费、转组织关系，都要自己去办，不允许由秘书或通信员代替。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115师在抓政治工作的同时，特别重视干部的教育问题。特别是罗荣桓对此事抓得非常紧。早在1940年3月24日，罗荣桓在《关于巩固、严密及审查部队党组织的指示》中便指出：“提高文化水准须认为是提高政治水准的重要手段，不能识字要识字，不能阅读要阅读，不能书写要书写，不能作文要作文。因此，提高文化水准不仅限于在一般党员中……还应包括上级干部，须按个人现有程度提高。” 罗荣桓经常对干部说：“虽然现在是战争环境，但是我们必须从紧迫的时间里再挤出些时间来，多读点书，多学点东西，以适应未来革命的发展。”在他的倡导下，115师和山东纵队规定，只要情况许可，干部每天都要挤出两小时进行学习。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罗荣桓还给师直属队的同志系统地宣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要求广大干部战士都要懂得，除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外，革命还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则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 第81页 罗荣桓在签发《关于巩固、严密及审查部队党组织的指示》文件之前，专门对师直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准作了调查。当他得知教导大队长李梓斌在文件上签名将“斌”写错了时，便派人将他请到师部，和蔼地问道：“你读过书没有？” “我是平江山沟里的放牛娃出身，小时候听说附近庙里有个教书先生，可学堂的门朝哪开我还不晓得呢。”李梓斌回答。 罗荣桓被他逗得笑了起来：“啊呀，我还不晓得呢，你后来是怎么识字的？” “我当连长开始学的。以前当班长、排长的时候，连钟錶也不认识，搞不清几点钟。夜里换岗都是点根香，以香为准，一颳风，那岗就换得快了。当连长后，上级来了通知，我连‘通知’这两个字也不认识，就让文书给我念，念完后，通信员叫我在通知上画个‘知’字。我不会画，文书就教给我。因此，我头一个会认的字就是这个‘知’字，以后再一个一个地学。” 罗荣桓颇有兴致地听他讲完，然后问道： “听说你签名有时还要文书代笔，是吗？” “是的。”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怎么行呢？”罗荣桓皱起了眉头。 李梓斌辩解道：“现在我有图章了，到时候盖个章就行了，不用签名。” “唉，”罗荣桓摇了摇头，“老粗太粗了也不行啊！你识多少字啊？” “我不晓得。不过一般文件都能看下来，可字潦草了不行。陈光代师长的签名一笔一划写得认真，我能认得。不过，有的字笔划多，就秀才认半边，念白字是常有的事。” 罗荣桓语重心长地说：“偶尔念个把白字，也在所难免，但多了就不好了。教导大队好比是一所学校，你这个大队长就好比是校长，你都当了校长了，不提高文化水准不行，字不但要会念，还要会讲、会写、会用。” 李梓斌问道：“那我该怎么学呢？” “用到什么，你就可以学什么，慢慢地积少成多。比如唱歌，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你不仅要会唱，而且要会讲，会写、会用。” 说到这里，罗荣桓招唿李梓斌坐到自己跟前，拿起一支铅笔边写边说： “比如这个‘游’就是游来游去，活动的意思……” 罗荣桓在逐字讲解了歌词后，问道：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啦？” 李梓斌激动地表示：“我回去一定好好学习。” 李梓斌回去以后，买了纸、墨、笔、砚，装进自己缝制的布袋，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有时反“扫荡”上了山，就用大石头当桌子，坚持练习。几个月后，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的作业在“八一”军政大检阅时被展览出来，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扬。 115师抓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的活动，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1941年7月，中央军委政治部印发的第三号《宣教通报》介绍了115师干部教育的成果。通报中说：“115师半年来干部教育，在政策教育和文化教育方面收到了比较明显之成绩。主要表现在一般干部都知道对根据地的工作应作长期打算，表现在违反政策以及各种不良倾向的减少，有个别干部受训前常犯错误，受训后则（判）若两人。文化教育的收穫表现在工农干部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几个旅团级干部过去识字很少，现在能自己起草电稿和写信……有几个团能做到全体干部作日记。有几个连队由于干部文化学习的推动与影响，战士们学习情绪提高，有（的连）全连94个战士能记日记。” 要想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运用报纸和刊物是重要的手段。罗荣桓很重视运用报纸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开始《战士报》是油印的，每期两版，只能登2000余字。可有的编辑写文章，语句啰嗦，拖得很长，一期报纸登不了几篇稿子。有一天，罗荣桓亲自参加《战士报》社的座谈会，他针对报纸存在的问题，要求写短文章。句子要短，少用形容词，简单明了，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战士能一目了然。为此，他要求编辑、记者深入部队，深入实际，熟悉连队，熟悉战士。罗荣桓还经常亲自审改《战士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有时自己动手写社论。 为了加大报纸的容量，提高报纸的印刷质量，罗荣桓积极主张将油印改为铅印。他听说在湖西活动的教导4旅有印刷机，便吩咐去教导4旅检查工作的组织部长梁必业，把印刷机带回来。梁必业带了装运印刷机的船队过微山湖东来，罗荣桓派教导2旅第5团干部带了几百名战士去接。印刷机运到后，《战士报》即改为铅印。这时、罗荣桓又教育印刷厂的干部和工人，在物质条件有了改善的情况下，仍然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由于当时的经费比较紧张，有时报社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罗荣桓总是想一切办法解决。印报的纸张没有了，供给部不拨给报社买纸经费，印刷厂的负责人向罗荣桓汇报，罗荣桓说：“走，你跟我去找供给部。”他对供给部长说：“为什么不给报社经费呀？你们不要轻视报纸工作嘛，有时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 第82页 为了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115师组建了战士剧社。因为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进行工作，宣传队员们组织了战斗班，扛起大枪，经常跟着战斗部队一同反“扫荡”，一面行军打仗，一面搞宣传工作。 关于战士剧社的建设，罗荣桓同样给予重视。他鼓励战士剧社编演战斗性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节目。当时战士剧社的王汝俊编了一个关于发动妇女参加抗日的小戏，叫《老太婆的觉悟》。剧社社长朱明男扮女装演老太婆，非常逼真。 罗荣桓一共去看了3次，给作者和演员以热情的鼓励。在1941年“八一”举行的军政检阅时，这个小戏被评为文艺一等奖，并发给5元钱的奖金。 虽然是战争年代，但是在115师，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不但不受歧视，反而在某些方面还受到优待。有一次，罗荣桓得知宣传队员们有时烟不够抽时，就嘱咐管理科长说：“剧社的教员都是文艺工作者，写作、演出常常熬夜，还要同大家一样行军打仗。凡是会抽菸的，今后每人每月发给一斤黄烟。” 打进根据地的日本人 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明显感到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为了更多地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支持其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就改变其策略，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加紧对中国抗日军民的政治进攻，企图借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动摇群众的自信心，挑起中国各抗日力量之间的矛盾。 在山东的八路军，密切注意日军作战思想上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作为主要领导人的罗荣桓，仔细地研究了敌人的阴谋，指出日军的政治进攻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军事进攻，告诫所属部队，认真加以对待。在加紧政治进攻的同时，日军在济南建立了各种名为“公馆”的特务机关，专门对八路军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对此，八路军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还是有空子可钻，一个日本人就在此时打进了八路军的根据地。 此人叫水野清，来到鲁中的边沿区活动。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想与八路军建立联繫。一次他送来了敌人将要“扫荡”的消息，随后又提供了另外一些情报。事后证实，这些情报都是真的。在敌人“扫荡”时，此人还掩护过八路军的个别失散人员，营救了几个被俘人员。他学着说中国话，嘴上常常挂着一些进步名词，甚至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极为称赞。从这些表现看，水野清不像是个坏人。因此，他渐渐赢得八路军和根据地一部分人的信任。水野清和边沿区的许多老百姓，甚至还有一些干部，都混得比较熟了，就常常给老百姓看病，送点药给群众，不少人都认为他是进步人士。 后来，水野清说日本宪兵因他通共要逮捕他，就跑到根据地来了。因他是“进步人士”，因此大家对他常住根据地也不太在意。但他的一些言行却与他的“进步人士”身份越来越不相符。他认为共产党、八路军对日军的做法“太硬”了，群众也很难接受。他还向八路军建议，在边沿地区设立一个“实验区”，他可以向日方交涉，实验区里不驻日伪军，也要求八路军不要去，完全用“中国人办中国事”，开医院，办学校，以做到中日人民“合作一体”，“共存共荣”。据他说，这种方法如果推广到全华北和全中国，中国的问题便解决了。 罗荣桓很早就注意到水野清这个奇特人物。他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在敌工部干部陪同下，亲自与水野清谈了一次话。罗荣桓察颜观色，详细地询问了水野清的身世和来歷，从谈话中发现了许多疑点。谈话结束后，罗荣桓指示敌工部，要一面给水野清做工作，一面仔细观察，从多方面了解此人。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济南的日伪报纸，痛骂水野清“叛国”。后来，活动在边沿区的武工队，又得到一封日文写的密信，是济南日本军部写给水野清的。信中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军工作，说他的薪水照发，家属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长期的敌后工作经验，使罗荣桓能够作出准确判断。 不久，罗荣桓又了解到，水野清要办的那种“实验区”，在各地均有发现。这是在北平的一批日本政治谋略人员策划的一种政治阴谋。他们笼络了一些中国青年，搞了个“中国革新同志会”，鼓吹用“和平”、“革新”道路，“打开中国事变的僵局”，“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这个组织得到日本军方的津贴，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在军事进攻受挫之后发动的一种政治进攻。当得到这一情况后，罗荣桓迅速指示有关部门，向延安和各地发出电报和信件，并通过党在济南的地下工作者，了解水野清的面目，最后终于证实水野清是日本特务机关的间谍。 在此之前，水野清曾打友邻国家共产党的招牌，进行过破坏活动，使用过许多假名字，水野清只不过是他的最后一个化名。当水野清的真实身份被确认之后，罗荣桓对其进行了审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这个狡猾的特务不得不认罪伏法。 就这样，罗荣桓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粉碎了这个日本人破坏八路军抗战的企图。 第83页 第十三章　统一领导 第十三章　统一领导 1941年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山东八路军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问题採取了一些措施，使山东共产党武装在作战指挥上存在的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刘少奇在山东检查工作时做了一些工作，但也是治标不治本。问题的关键是，山东还没有形成统一领导。山东纵队和115师两个军政委员会合併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确定罗荣桓为书记，但在这个委员会中，每人各管一摊，工作上没有形成合力，在领导上也没有真正形成核心。 谁更合适 1942年冬季，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在苦苦地思考着一个问题。 同一时间，在太行山脉的一个小村庄里，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也在苦苦地思考着同样一个问题。 事出有因，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领导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山东的八路军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山东纵队和115师。主要领导只能有一位，是用山东纵队的人呢？还是用115师的人呢？弄不好，会加深两支部队之间的矛盾。 不管是用115师的人，还是用山东纵队的人，其实候选人也就是那么几位。 陈光，是一员虎将，办事干练，作战勇敢，在红军的10年中，他从一位连长一直成长为红一方面军的代理军团长，这也足以说明了他的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他群众工作经验不足，有时听不进他人的意见…… 朱瑞，是军事指挥人员出身，曾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科长，后来改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员。从此就一直从事政治工作，有较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其军事指挥才能未能得到真正的检验…… 罗荣桓，办事稳妥，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和关系，团结他人，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现正在负责山东的军事指挥工作，抗战以来的作战经歷锻鍊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主管山东军事工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黎玉？…… 毛泽东思前想后，最后把候选人集中到两个人身上，即罗荣桓和陈光。这两人都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领导，都一直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都具备丰富的作战经验，是八路军中少数有才干的指挥人员中的两位，但两人中只能以一位为主。早在1937年3月林彪负伤时，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就115师代师长的问题产生过分歧，只是由于当时时间紧迫，总部又先于中央军委作出了决定，陈光便成为115师的代师长。1942年夏季，刘少奇从山东返回延安后，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山东的情况。毛泽东等人感到解决山东班子问题的紧迫性，定下了尽快调整山东领导班子的决心。 在定下决心之前，毛泽东曾就此事徵求了在延安的杨勇等人的意见，并与彭德怀进行了反覆磋商。也许还徵求了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林彪的意见，最后决定把罗荣桓作为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人。 罗荣桓不想当一把手 罗荣桓得知这一任命时，不但没有激动，反而觉得自己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 原来，罗荣桓在组织甲子山战斗时，因操劳过度，身患重病。在此之前，罗荣桓就患有很重的痔疮，经常便血，有时甚至大量出血，身体渐感虚弱。医生一再劝他注意休息，但身为重要领导人，哪里能闲得住。他从师部赶到甲子山前线的那天，快马加鞭跑了大半天，路上没顾得上吃饭、喝水，到前线又夜以继日地指挥战斗。打下甲子山后回到师部，接着开会总结，一连十几天，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这时，罗荣桓就感到腰酸腿痛，但他认为是疲劳的缘故，一开始没有在意。 有一天晚上，罗荣桓出来解手，林月琴替他打着手电筒。那天大雪刚过，林月琴突然发现雪地上一片红色，她吃惊不小，赶忙去请医生。医生拿来瓶子，让罗荣桓留了一些尿，尿的颜色仍然是红的，还可以看到血块。卫生部的领导人谷广善闻讯赶来，劝罗荣桓卧床休息，停止吃辣椒，并服用一种名叫“大健凰”的消炎药片。当时，在缺医少药的敌后，这就是最好的药了。 服药、停吃辣椒，罗荣桓都做到了，只是卧床休息却难以照办。他的工作太多了，要出席甲子山战斗的总结会。他安慰大家说：“我的病不要紧，只是腰有些疼，过两三天就会好的。”可是，两三天过去了，罗荣桓仍然天天尿血，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人那能经得住这样折腾，没过多长时间，罗荣桓的眼窝就凹陷下去了，脸色焦黄、身体也消瘦了许多。但罗荣桓每天照样批阅文电，凡是需要他参加的会议，他总是坚持参加。在行军转移时，罗荣桓体力不支，不得不听从人们的劝告，上了担架。 共产党领导人生病后的专用运输工具，罗荣桓也用上了。 有一天，他与抬担架的战士们拉起家常，抬担架的是从“老六团”（即686团）来的，有的还当过红军战士，他马上挣扎着起来，非要从担架上下来不可。他对大家说：“你们都是部队的骨干，可以以一当十，你们几个人就等于一个连的战斗力，你们赶快回去参加战斗，我还是骑马。”于是，他强撑着骑上马，坚持到达了目的地。 第84页 罗荣桓的病情越来越重，在那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想到最坏结果。1943年1月间，他抱病写成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一文。文章开头就写道： “接近胜利的难关，拂晓前的黑暗，是要我们用最大努力才能渡过和克服的。” 这段话，既是对广大抗日干部和八路军指战员的激励，也是他的自勉。他打算忍受病痛，尽力坚持下去。 根据罗荣桓的身体状况，朱瑞、陈光和肖华等人商量后，决定向中央报告。 就在这时，中央有关罗荣桓的任命也下来了。 罗荣桓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于是就在3月11日致电中央，要求准许他休养半年。 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并考虑到如再调整，对工作不利。12日，毛泽东和朱德迅速復电： “你的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 从復电可以看出中央和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罗荣桓不但要干，而且还要干好。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决定》精神，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委兼代师长。这一任命，使罗荣桓成为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领导核心。 罗荣桓集山东八路军军政于一身，权威有了，责任也更重了。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敌后斗争的主要内容就是军事斗争。中央调整山东军事领导的主要用意，就是要改变山东共产党军事斗争的局面。 实践是检验一个人的试金石。罗荣桓在山东4年多来的工作，充分证明了他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也充分表现了他的理论联繫实际、密切联繫群众和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罗荣桓的工作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特别是毛泽东的肯定，也得到了八路军总部彭德怀的认可。正因为如此，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几经考虑后，才决定在山东的军事指挥上，委罗荣桓以统一领导的重任。 对于罗荣桓的为人，他的老搭档陈光最有发言权。山东军事领导班子调整后，陈光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临行前，他诚恳、坦率地对身边工作的战友们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罗荣桓同志是正确的，希望你们今后在他的领导下，搞好团结，好好工作。” 中央的决定已不可能再更改了，罗荣桓自然也就不再提休养的事。他忍受着病痛，挑起了领导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重任。 陈光走了 山东的统一领导问题解决后，为了便于罗荣桓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山东分局部分人员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决定调陈光和朱瑞到延安党校学习。 1943年3月，遵照党中央的决定，陈光调离115师，到延安学习并参加党的七大。这样陈光就离开了他工作了15个年头的老部队，离开了与他共事多年的老战友。 在115师，与陈光共事最长的人当然是罗荣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他们已经在一起工作了5年。罗荣桓对这位并肩战斗的老战友，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很了解陈光，认为陈光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治军严格，性格直爽。陈光也有自己的缺点，比如也有骄傲、急躁、固执等毛病。在工作中，罗荣桓很尊重陈光，特别是在作战指挥上，总是支持陈光的正确决定。对陈光的缺点，他也常作诚恳的交谈，善意地提出批评。陈光要调走，罗荣桓依依不捨。他们二人虽然也有过分歧，但更多的是多年结下的友谊。 由于当时处在极为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陈光调延安学习和参加党的七大的事还是严格保密的，因此，不能组织欢送活动。但对陈光回延安的各种保护性措施，罗荣桓还是进行了精心安排。他选派了11名精干人员，护送陈光及其夫人史瑞楚和儿子东海回延安。他还给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交待，要他保证陈光安全通过铁路封锁线。115师政治部主任梁必业到驻地同随行人员开会，把他们组成临时党支部，指定史瑞楚为支部书记，规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陈光路上的安全。 临出发前，陈光和史瑞楚将衣物、文件等都作了清理，全部换上便衣。史瑞楚打扮成农村妇女模样，把头髮挽成髻，骑一头毛驴。挑夫一头挑着衣物，一头挑着放在筐里刚满两周岁的陈东海。 陈光心情非常沉重，他太捨不得离开115师这个老部队了。从1928年初湘南暴动后参加红军起，除1936年到红军大学学习半年外，他从未离开过这支英雄的部队。他在这支部队中经歷了大小百余次战斗，10次负伤。他在这支部队中，从一个普通的农民，锻鍊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在这支部队里，还有他多年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 陈光一行于4月中旬从莒县的鬍子村出发，一路向西北行进。他们经过湖西、冀鲁豫、冀南军区，越过津浦、平汉铁路封锁线，于8月到达位于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在那里休息了半个多月，遂同党的七大代表罗瑞卿、刘志坚、薄一波于10中旬到达延安。 1944年5月，陈光所在的中央党校一部党小组，通过了《对陈光同志的歷史总结》。在这个总结中，对陈光过去的工作进行了公正的评价： 第85页 “陈光同志自农民出身，领导济南战争始到现在，已成为我党有数的军事人才之一，亦看出他一贯忠心耿耿，为党为阶级事业虚心学习、联繫群众的优良品质。在指挥作战中，机智英勇，曾创造出不少有名的战斗范例……” 陈光走了，离开了他魂系梦绕的115师。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也到此为止。 陈光是115师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在全国有影响的共产党着名抗日将领之一。陈光离开山东后，直到他去世，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1945年大反攻的时候，本来他要同林彪一起回到山东的，但因后来中央决定调山东八路军的主要力量去东北，林彪改道从河南直接去了满洲。陈光与罗荣桓再见面的时候，已是1945年10月底，地点是渖阳。 第一把“火” 山东八路军统一领导问题解决后，罗荣桓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新官上任三把火，当时的工作千头万绪，第一把火该“烧”什么呢？ 罗荣桓认为，搞好精兵简政是当务之急。 还是在1942年，山东八路军各部队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两次进行精兵简政。然而由于存在两个指挥系统，精简併不彻底。因此，在实行了一元化领导之后，又进行了第三次比较彻底的精简整编。精简整编工作的中心，主要是解决主力部队地方化为重点的统一军事领导问题。 1943年3月8日，召开了山东军区机关干部大会，进行了关于精简机构和统一领导的动员。随后，原山东军区（即山东纵队）与115师的各直属机关即实行合併，改为新的山东军区。以当时的分局机关为基础，成立了分局委员会办公厅，同司令部合併为一个行政管理单位。罗荣桓、朱瑞、黎玉等领导人均在一起办公。 主力部队全部地方化后，新的山东军区管辖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6个军区。各军区共辖16个军分区。13个兵员充实、领导坚强的主力团，分属各军区（滨海：4团、6团、13团；鲁中：1团、2团、4团；胶东：13团、14团、16团；鲁南：3团、5团；清河：直属团；山东军区直辖特务团）。其余部队分别编为军分区、县、区地方武装。 按照新老干部相结合的原则，经过慎重考虑，罗荣桓提出了各区主要领导干部配备方案。3月11日，经中央书记处復电批准，以后又在4至9月作了调整。 山东军区各区的主要领导干部是：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林浩；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王卓如；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景晓村；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罗舜初；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王麓水；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符竹庭。 精简整编时，罗荣桓特别注意处理好两支部队的关系。在领导班子的配备上，尽可能做到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在干部的使用上，搞五湖四海，坚持任人唯贤。罗荣桓认为，特别是任人唯贤这一点，在战争时期更为重要。如果只是根据关系的亲疏，或是为了照顾一些人的面子，把一些能力低下的人推上某一领导岗位，最后将会付出血的代价。他经常讲，干革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一次会议上，他很透彻地谈到： “如果因为个人的熟悉不熟悉，决定使用与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纳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把熟人也来一个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他还谈到，如果以合乎个人口味为标准，那么能够使用的干部就少得可怜了，甚至可能用些庸俗的吹牛拍马的角色。 在精简整编中，罗荣桓十分注意使新老干部、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干部互相交流、加强团结。他认为，红军干部经过长期锻鍊，十分可贵，但数量很少。而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与当地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繫，熟悉本地斗争的歷史状况，所以在整编中，安排了大批本地干部做领导工作。如林浩、景晓村、张光中等都是各区的领导人。在红军干部中，罗荣桓对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也一视同仁，各军区负责人中，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有。 在整编中，旅都缩编为团，一部分团缩编为营，一部分营缩编为连。这样，就有许多干部编余。对于这批干部，除将老弱病残交地方妥善安置外，对骨干均予保留。有很多干部被降级使用，去充实基层，有的班长排长去当战士，使基层干部的军政素质和部队的战斗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罗荣桓说：“这样做，干部可能有点思想问题，总认为没有犯错误，为什么降级使用？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他亲自找梁兴初、罗华生、曾国华几位由旅级降为团级的干部谈话，勉励他们从当时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部队的长远发展看问题。他们出于对罗荣桓的信任和尊敬，都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 日本投降以后，以保留下来的骨干为基本力量，在山东一下子就拉起了八个师。这时，有些干部回过头来才认识到，罗荣桓在精简整编中保留骨干的深远意义。罗荣桓一开始未必想到要拉起八个师，但他心里明白，骨干是革命的财富，财富就不能随便丢掉。 第86页 在整编中，新的山东军区还把抗大第一分校和115师教导大队合编为教导团，由袁仲贤（后为曾国华）任团长，梁必业任政委。在胶东的抗大支校改编为教导第二团。 教导团共办三期，第三期下设三个大队。原训练连排干部的大队编为第一大队；将原分校中知识分子分配到部队，把部队中有实战经验而文化水平较低的老战士、班长调进教导团，编为第二大队，亦称文化大队，着重进行文化训练；招收初中毕业以上的学生入伍，编为第三大队，亦称特科大队，准备培养工兵、炮兵等特种兵。这个大队的学员后来到东北，成为各军兵种的骨干。解放军空军部队的林虎、徐登昆、张积慧等英雄人物，均出自这个大队。 实现主力部队地方化，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了部队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团结，减少了领导层次，精简了机关，提高了部队的指挥效率和战斗力，为转变山东斗争形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陈毅邀请罗荣桓 部队的精简工作完成后，罗荣桓似乎松了一口气。第一把火烧得不错。但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3个多月过去了，罗荣桓的病情依旧。最急的当然是林月琴，她看到丈夫日渐消瘦的脸，忧心如焚。罗荣桓的同事和医生们也很着急，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还不能确诊究竟是得了什么病。 除山东有人着急外，在江苏也有一个人着急，他就是新四军军长陈毅。当陈毅得知罗荣桓的病情后，拍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让罗荣桓去新四军所在地治病。他说，新四军里有位奥地利的泌尿科专家，名叫罗生特，医术很高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八路军总部同意了这一提议，批准了罗荣桓到华中新四军驻地去治病。罗荣桓也意识到了自己病情的严重性，这次也没有推辞，决定到苏北去治病。115师的很多人认为，罗荣桓的病这次有了希望。 4月间，罗荣桓在原115师卫生部部长谷广善和夫人林月琴等陪同下，从滨海驻地出发，越过陇海路，经过苏北的沿海区、盐阜区到淮北区，然后渡过洪泽湖，于5月28日到达驻在淮南区盱眙县东南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 陈毅立即风尘尘僕僕地从前线赶回来，迎接他的“客人”。 当时，115师与新四军是近邻，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作战地域逐步向北转移，最北端已接近鲁南地区。 陈毅非常热情地招待他的客人。 当天晚上，他请罗荣桓和林月琴吃了一顿小笼汤包。5月31日，新四军军部开了欢迎会，晚间演了戏。由于军务缠身，陈毅把罗荣桓治病的事安排好后，又返回前线。 这次罗荣桓到新四军，一路上还见到黄克诚、彭雪枫、赖传珠、张爱萍、钟伟、王东保等老战友。罗荣桓与他们在一起回忆往事，缅怀已牺牲的战友，有时谈得兴高采烈，倒也减轻不少病痛。 罗荣桓到达后，罗生特医生便很快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弄清楚是膀胱还是肾脏出血，需要作一次膀胱镜检查，可当时没有麻醉剂，做这样的检查又是十分痛苦的，罗生特面有难色。 罗荣桓像是猜透了罗生特的心思，对站在一边的翻译说：“请转告罗生特大夫，我是专程来请他治病的，他要怎么检查，怎么治疗，就放心大胆地进行吧。”当翻译转告罗生特后，罗生特立即高兴地点了点头，然后用膀胱镜给罗荣桓进行了检查。 膀胱镜是金属制作的，检查时尿道内壁不可避免地会被擦伤，当用稀释的硝酸银溶液沖洗膀胱时，刺激擦破的伤口，便钻心地疼痛。 罗荣桓的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整个身体都处于轻微的痉挛之中。 林月琴看不下去了，含着眼泪跑出门外。 随行人员也看不下去，把目光移向别的地方。 罗荣桓也是人，他也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疼痛。但他毕竟是罗荣桓，能以顽强的意志与疼痛抗争。此时此刻，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所承担的义务，他想到毛泽东给他的电报，想到了山东军区9万人的抗日武装，他也想到了林月琴“东进”和“南下”一对儿女…… 在场的人无不为他捏了一把汗。罗生特细心地操作，尽量减轻罗荣桓的痛苦，用不大熟练的汉语叨咕：“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检查结果证明，膀胱本身并无病变。于是，罗生特又给罗荣桓作了靛胭紫的静脉注射，以检查肾功能。结果查明罗荣桓左右两侧的肾脏都有病变。这究竟是肾肿瘤还是多囊肾，由于没有x光机，无法再作进一步的检查，罗生特只好决定暂时进行保守治疗。 为了让罗荣桓能够安静地休养，新四军领导特意把他安排在一个环境幽静的地方。住的是几间桑竹掩映的新茅屋，在这里听不到枪炮声。可罗荣桓却一心挂着山东战局，想着自己的工作，无心静养，便不顾陈毅等人的一再挽留，于6月20日踏上了返回山东的归程。 在回山东的路上，罗荣桓似乎已感到疾病对自己生命所构成的威胁，对守在担架旁的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5年计划，争取再活5年，打败了日寇，死也瞑目了。” 林月琴对罗荣桓的病心中没有底，她抑制着焦虑的心情，安慰他说： 第87页 “你的计划一定能够实现，将来革命胜利了，就有条件把病治好了。” “是吗？”罗荣桓笑了一下，没有再说什么。 当年秋后，陈毅又专门派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专家黄农（后改为王雨田），陪同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治病。 这两人的到来，给治好罗荣桓的病又带来了希望，罗生特也有机会了解罗荣桓的为人。 罗生特身材高大，性格开朗活泼。在新四军时，常同性格同样十分豪爽的陈毅、彭雪枫拊掌而谈，有时还拍拍肩膀，开几句玩笑。但他认识罗荣桓后，发现罗荣桓的性格与陈毅、彭雪枫完全不同。罗荣桓沉静含蓄，但又十分平易近人。罗生特同他交谈时，他往往是听得多，说得少，而每次说话又都是言简意赅。 罗生特还喜欢了解一些中国革命将领的经歷，到山东后，他对罗荣桓进行“採访”，然而不管他怎样动员，罗荣桓还是很少谈自己的过去。 有一次，罗生特听梁兴初说，罗荣桓曾在“湖西事件”中救过他的命。罗生特颇感兴趣，去问罗荣桓，可罗荣桓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这都是应该做的”便完事。 罗荣桓夫妇经常留罗生特在家吃饭，相处如同一家人。他同罗荣桓的孩子东进混得很熟，东进称他为“大鼻子叔叔”。 罗生特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因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被捕，在狱中被法西斯暴徒打断了两根肋骨。来山东后，罗荣桓对他非常关心。前线缴获的炼乳、咖啡等罐头，罗荣桓都吩咐送给他吃。然而，限于条件，有时罗生特也得啃煎饼。常常寄养在老乡家中的罗东进吃惯了高粱煎饼，称之为“嘎崩”，啃起煎饼来，也是津津有味。罗生特学着东进的话说： “这个嘎崩很香。” 罗荣桓回到山东不久，就在8月间，朱瑞奉命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罗荣桓被任命为山东分局书记。这样，罗荣桓的工作又加了一码。 自罗荣桓主持分局和军区的领导工作后，山东根据地完全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军队和地方的一切工作，均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统一领导下行动。这时的山东分局，由罗荣桓、黎玉和萧华组成。到1944年下半年，又增加了舒同为委员，担任分局的秘书长。他们四人组成的山东分局形成了统一领导山东斗争的核心。黎玉在领导山东人民武装起义、建立山东纵队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时，他除了兼任山东军区副政委以外，主要是分管地方党政方面的工作。他积极支持罗荣桓，做了大量的工作。 罗荣桓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又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凡遇重大问题，别人有不同意见时，他从不独断专横，总是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决定。他常常把与自己共事的几位领导干部，形容为他的“三头六臂”。他自己也经常对人讲： “我自己能有多大本事？还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 1943年以后，山东共产党的领导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大家的心情也比以前愉快多了。说来也奇怪，罗荣桓的病也再没有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内部出了叛徒 就在山东八路军忙于应付李仙洲进入山东的紧张时刻，从冀鲁边区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被刺。 黄骅被刺不是国民党干的，也不是日本人干的，而是八路军内部自己人干的。这对罗荣桓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115师在这一地区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山东6个大战略区中，1942年和1943年处境最困难的就数冀鲁边区了。1938年8月，萧华率343旅机关部分人员和小量部队进入这一地区，与当地的抗日武装汇合，组成了拥有2万人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闢了拥有14个县政权的根据地。由于这一地区直接威胁天津、德州、沧州、济南等战略要地，可以说处于日军的肘腋之间，因此日军对华北“扫荡”，这里就首当其冲。加之1939年灾荒严重，大部队难以在此活动，1939年9月下旬，萧华奉命率部队转移到了鲁西，只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冀鲁边区的斗争。以后，由于日军加强对津浦路的封锁，冀鲁边和鲁西的联繫基本上被切断。 萧华调任115师政治部主任后，出席了115师的桃峪会议，报告了冀鲁边区的工作。随后，罗荣桓、朱瑞、陈光和萧华等人深入研究了那里的形势，作出了打通冀鲁边区与清河区联繫的决策。此前，由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地处小清河一带的清河区同老黄河以北的冀鲁边区长期被割断联繫。清河区地处小清河两岸平原，拥有寿光、广饶、青城、邹平等十几个县，人口达400余万，因受胶济路沿线日军的进攻和封锁，小清河以南地区逐渐被分割。他们便向黄河入海处的利津、霑化一带地区发展。这里虽然人烟稀少，但地区辽阔，远离城镇，很便于生存。如果冀鲁边区与清河打成一片，可以互相支援，互相策应，扩大机动余地。从1941年春天开始，115师冀鲁边区部队连续进行了几次东进作战，开闢了黄河北岸濒临渤海的鲁北游击区，山东纵队的清河部队也在反击顽固派以后，控制了利津、霑化一带垦区。两区部队终于粉碎了顽固派对八路军的长期封锁，打通了冀鲁边与其他地区的联繫。 第88页 为了加强冀鲁边区的工作，罗荣桓从115师抽调了几批干部到那里。萧华调走后，任命周贯五为冀鲁边军区副政委（政委是王卓如）。1941年夏天，又派黄骅去冀鲁边区，任教导6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为了加强冀鲁边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团结，发挥本地干部的作用，1942年春，山东分局与115师决定把1939年从冀鲁边区调出的邢仁甫调回，任教导6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与此同时，罗荣桓又抽调卢成道、王文模、黄荣海等一批干部到冀鲁边区担任领导工作。 然而，由于日伪军多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这一地区形势越来越严重。到1942年下半年，区内的日伪据点林立，90％的老百姓被迫向日伪军缴纳租税，多数的地方政权是表面上应付八路军，而实际上是服从日伪军，八路军和共产党在当地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沿津浦路以东，以德州为中心的南北各县，基本上为日伪所控制，八路军不能入境，迴旋余地越来越小，根据地已完全变为游击区。加上敌人实行残暴的掠夺政策，边区人力、物力损失严重，粮食困难。部队不得不换穿便衣，长期分散活动，得不到休整，伤病员也得不到安置，处境非常困难。就在这时，山东军区的一项决定成了黄骅被刺的导火索。 1943年3月11日，在实现山东军事领导一元化时，山东军区任命黄骅为冀鲁边军区司令员，调邢仁甫去延安学习。邢仁甫却认为是山东分局故意拿主力部队的干部压地方干部，心里就憋了一股怨气。 邢仁甫是旧军人出身，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领导本地抗日武装起义，1940年调离边区，担任过115师政治部的军区工作部部长。因为他在该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到1942年春，山东军区就又把他派回了冀鲁边区。边区有很多人是他的老部下，由于他平时喜欢拉拉扯扯，经常给一些人小恩小惠，这些人受了他的笼络，就跟着他屁股后面跑。为此，当时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黄骅经常帮助他，他却非常反感，反而视黄骅为“眼中钉”。当他接到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后，便认为是黄骅把他挤出了边区，夺了他的权。他离开机关，带着电台和一部分部队住在小岛上，在暗地里设计自己的阴谋。1943年6月30日晚，黄骅和卢成道等人正在新海县赵家村学堂召开边区侦察工作会议。突然，军区手枪队长冯冠魁带了四五个人闯到室内，向黄骅等与会人员开枪射击，黄骅和卢成道等5人当场牺牲。 冯冠魁系土匪出身，当过伪军，后来被争取过来，仍匪性不改。这次刺杀黄骅，就是由邢仁甫策划，由冯冠魁实施的。 刺杀黄骅的事件发生后，邢仁甫频频地向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发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根本不承认此事与他有关。同时，还挑拨拉拢一些人，要把部队拉出来，跟他“开创一个局面”。 当时，由于山东军区尚未掌握邢仁甫刺杀黄骅的确实罪证，所以罗荣桓等人决定继续对他採取挽救的方针，但也没有重用他。 到了1943年年底，邢仁甫觉得这样呆下去迟早要暴露的，所以就投降了国民党，由天津到了洛阳。他拿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给他的“挺进第一纵队司令”委任状，从洛阳赶回原来盘踞的小岛时，跟着他的那部分人早已回到了军区的怀抱。最后，他又在天津投降了日本人，被委任为“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直到1949年天津解放时，邢仁甫才被捕归案，押到盐山县就地正法。 黄骅被刺后，以罗荣桓为首的山东军区和山东分局下决心整顿冀鲁边区，决定将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併为渤海军区，由杨国夫任军区司令员，景晓村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王卓如任区党委副书记。为了纪念黄骅，决定将他被害的新海县改为黄骅县。 第十四章　复杂局面 第十四章　复杂局面 当时在山东的各种势力中，虽然各自的企图和目的是多种多样，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即日伪军、国民党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这三种主要力量中，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是可能结成联盟的，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按道理讲，日伪军是八路军和国民党军共同的敌人，但有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同伪军或日军暗地里进行勾结，对付八路军。如果说，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但在国民党军队频频发动反共高潮后，八路军的主要任务就变为两个，一个是继续与日军作战，打击侵略者；另一个就是在争取与国民党军队建立联盟时，还要应付自己的老对手——国民党军队中的顽固派对共产党发动的进攻。这样，山东的斗争形势更加复杂。 新的考验 1942年底和1943年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变化。德、意、日为代表的轴心国已开始走下坡路。 1942年11月下旬，苏联红军在史达林格勒发动了围歼德军集团的战役。战役于1943年2月2日结束，苏联红军共歼灭德军约30万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从此，德国军队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第89页 在非洲，德国人的运气也不好。1942年10月下旬，英军在北非实施了阿拉曼战役，英军共歼灭德军和义大利军队5.9万人，虽然未能全歼“沙漠之狐”隆美尔指挥的军队，但这次战役却使北非战局发生了有利于盟军的转化。 1943年2月，日军在重新夺取主动权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遭到惨败。 另外，苏、美、英三国正在商讨开闢第二战场的问题。 在中国战区，情况也不错。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已草拟完毕，不久就要洗刷被日本人逐出缅甸的屈辱。 这些对蒋介石来说，都是好消息。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朗，德、意、日三国的前途不太妙。蒋介石庆幸自己没有站错队，要是当初听了有些人的话，真的投降日本，到头来不但总统的位置保不住，并且还要成为千古罪人。 蒋介石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等盟军打败德军和义大利军队以后，就会挥师东进，他就可以不费气力地赢得抗战的胜利。 蒋介石打算的未来如梦一般美好，可他听到的并不全是好消息。 在敌后，共产党的抗日武装进一步壮大，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蒋介石似乎看出了苗头，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等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的力量将相差无几。每当想到这些，他就感到如坐针毡，如鲠在喉，浑身上下都不自在。 蒋介石不允许共产党到处“游击”。他不想看到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范围越来越大。有盟军帮忙，还用得着共产党吗？他比以前“清醒”了许多。既然抗战胜利是迟早的事，那么“安内”当然要比“攘外”更有油水。于是，蒋介石悄悄地做起了“手脚”。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毫不掩饰地攻击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公然把“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罪名加在共产党的头上，把共产党说成是“奸党”，把八路军和新四军说成是“奸军”和“新式军阀”，把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污衊为“新式割据”。在这本书中还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当年年初，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包围共产党根据地的一线部队，对共产党进行严密封锁，以阻止共产党武装向外发展，并要求各“清剿”部队认真包围进剿，彻底消灭共产党军队。如不可能时，即对日伪军后方实施压迫，从而达到封锁共产党、八路军的目的。 山东的八路军与其他各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力量一样，要同时对付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威胁，经受住各种考验。 友谊之手 罗荣桓到苏北治病，之所以匆匆赶回山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李仙洲部到了山东，引起山东日伪、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成为115师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 李仙洲，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山东长清县人，是蒋介石嫡系中着名的山东籍将领。卢沟桥事变后，他曾率第21师到居庸关、八达岭一带对日军作战，后在忻县参加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一部的战斗中负了重伤。1938年1月，他任第92军军长。1939年秋，蒋介石密令他准备进入山东。他率部从湖北通城进到安徽阜阳一线。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同新四军搞摩擦，又命令李仙洲暂停入鲁。1943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命令李仙洲部即行入鲁，以增强山东的反共力量。 李仙洲入鲁之时，正是甲子山战斗刚结束后不久，八路军与于学忠部之间仍有芥蒂。如果作为八路军盟友的东北军滑向国民党顽固派一边的话，那对共产党来说就不大妙了。 当时的情况可能朝两个方向发生变化： 一是如果于学忠和李仙洲同流合污，国民党顽固派的实力将会大大增强，八路军则会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 二是李仙洲进入山东，不但让共产党感受到了威胁，也会让于学忠感到威胁。因为东北军一直认为，蒋介石没有把他们当自己人看，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东北军的看法就更差了，于学忠又是“西安事变”的参与者，他不能不对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存有戒心。蒋介石与八路军之争属于党派之争，而他与东北军之争则属于派别之争。在蒋介石看来，八路军和东北军应该是有区别的，在各种待遇上，东北军还是比八路军强一些。但在东北军看来，无论如何，自己是“后娘养的”。如果情况朝这个方向发展，应该说对八路军是有利的。因为这样一来，日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于学忠与李仙洲之间，国民党军队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也将会急剧发展。 山东八路军不敢大意，积极制定对策。1943年1月间，罗荣桓等致电北方局，具体分析了这一复杂的形势，认为必须利用有利时机，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以争取山东局面有一个新的转变。他们特别强调要紧紧掌握对敌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强调对国民党军队加强疏通和团结，推动和争取李仙洲入鲁抗战，共同对敌，开创山东抗战的新局面。1943年1月，李仙洲开始行动，准备进入山东。他首先命令其暂编第30师师长路可贞率一个团北越陇海线，在砀山以北至微山湖之间建立立足点。路可贞没有辱其使命，在山东站稳了脚跟。李仙洲有了桥头堡，于是在3、4月间亲率主力过陇海路，进入山东西部。 第90页 李仙洲入鲁，引起了日本人的警觉。为了加强对山东的控制，尤其是为了平息因李仙洲部入鲁在伪军中引起的不安，因此，就没有买李仙洲的帐，没有给李仙洲面子，还顺手打了他“一拳”。当李仙洲的部队到达单县后，日军纠集了1000余人的兵力，配合汽车、坦克，向李部发起进攻，激战至黄昏，李部伤亡惨重，连夜转移至微山湖西侧。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的部队从侧翼袭扰日军，配合他们作战，为其负伤的官兵换药，并用担架送回原部队。《鲁西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向与日军激战的92军表示慰问。 八路军的好意，却没有得到好报，李仙洲同样没有给八路军面子。他认为八路军的行动，是企图动摇他的军心。或许是他骨子里就是要反共，或许是他以为八路军在看他的笑话，反正没有给八路军什么好脸色。不久，他就命令第142师师长刘春霖、副师长牛乐亭率三个团越过微山湖和津浦路，与土匪刘桂堂部勾结，共同对付八路军。 这下八路军的处境可就不大妙了！ 刘桂堂，放羊出身，从小结识了一些土匪，十几岁便开始拦路抢劫，逐渐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由于他面如锅底，在土匪中又排行第七，便得了个“刘黑七”的绰号。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傢伙，抗战前洗劫鲁南寺彦村，一次便杀人700多人。当时鲁南老乡家里，孩子如果哭闹，一说刘黑七来了，孩子顿时就不哭了。人们赌咒发誓时常说：“如果我说瞎话，今天就碰上刘黑七。”抗战前，他祸害山东，流窜于华北各地，他的队伍多次被消灭了，又多次拉起来。抗战初期，他投降日本人，跟随日军进攻胶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又宣布“反正”，蒋介石给了他一个36师的番号。李仙洲进攻山东，他得到国民党嫡系部队的直接支持，更加猖狂起来。 刘春霖部进入鲁南后，打着“驱逐逆流，收復失地”的旗号，以当地投降派申从周部为先导，进攻并强占滕（县）峄（县）边地区和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中心的山亭、白彦、大炉等地。每到一地，便摧毁民主政权，抢劫物资，烧毁房屋，还活埋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扬言：要把八路军撵到老黄河以北去。 在李仙洲的进犯面前，八路军只有起而自卫。罗荣桓日夜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经常与分局和军区的其他领导人商议，决定先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与准备工作。山东分局、军区、省战工会、省参议会分别召开了由工农商学兵各界参加的以反内战为主题的各种会议，号召全体军民，反击蒋介石挑起的反共内战阴谋。在军事上採取自卫原则、坚持自己的阵地、坚决打击为虎作伥的刘桂堂、申从周进攻的同时，在政治上坚持与李仙洲部进行联络、疏通，以推动其抗日，从而减轻其对八路军根据地的压力。 在抗击李仙洲进攻根据地的同时，罗荣桓也注视着北面于学忠部的动向。八路军需要于学忠有所动作。不出所料，随着李仙洲进入山东，蒋介石同于学忠的矛盾便直接表现为李仙洲同于学忠的矛盾。李仙洲尚未入鲁时，便大挖于学忠的墙角，派人联络属于于学忠管辖的山东各地方实力派，加委封官。于学忠怀疑李仙洲要吃掉他，因此从心里恨李仙洲。这时，李仙洲率部进入山东，这就使于学忠更加心存疑惧。为保持自己在山东的地位，于学忠即以省政府主席牟中珩的名义，将山东所有小股地方武装，统编为县和专署的保安队，使李仙洲无隙可乘，同时对向李仙洲频送秋波的保安第二师张步云部，以不听指挥为名，实行军事讨伐。 于学忠的防地在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沂山位于沂水县北，鲁山位于莱芜县东，两山峰峦连绵，山崮耸立，形势险要，西连泰山，南连蒙山，北抵胶济铁路，东达诸城、莒县、安邱，纵横数百里，构成山东中部最大山区，是山东的屋嵴。诸日莒山区，是滨海区北部的重要地区，北与沂山山区相衔接，南与甲子山区相连，是沟通滨海区与胶东区联繫的重要依託。 这些山区本来是八路军的地盘。抗战开始时，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首先开闢了这些地区作为根据地。可是，1939年春季以后，先后为沈鸿烈、于学忠等部所占据。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和鲁苏战区总部，都集中到这些地区。这些地区在国民党苛捐杂税的压榨下，民不聊生，有些地方已变成了无人区。 于学忠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国民党内部，他得不到重视；在统一战线内，他本可以与八路军站在一起，但又心存疑虑；在外部，他又受日伪军的不断打击。抗战以来，于学忠部已遭到重大损失，部队减员，地盘缩小，士气低落，处境十分困难。而沈鸿烈系统的吴化文部，于1943年1月间公开投敌，吴化文当了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在日军的支持下向于学忠发动进攻，已划归李仙洲管辖的张步云部，也进逼日莒山区，使于学忠部处境更加险恶。 在这种情况下，于学忠太需要同盟者了！ 从1939年于学忠部进入山东以来，共产党与他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于学忠遭到蒋介石、沈鸿烈排挤时，共产党向他表示同情，并从各方面支持他们抵抗顽固派的压力，掩护他们与大后方联繫的交通线，乃至供给他们给养，配合他们反击日军的“扫荡”等等。但是到“八三”事变及甲子山战斗以后，双方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第91页 1943年2月间，双方关系开始缓和，八路军主动伸出了友谊之手。当时于学忠部遭到日军“扫荡”，八路军主动给予配合，允许于学忠的部队退入八路军的防地，于学忠因此对八路军的态度转好。罗荣桓因势利导，派人与于学忠疏通关系，3月间，双方互派代表联繫，4月间，约定恢復电台联络。 当然，于学忠同八路军关系拉近的真正原因，主要还是他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时在山东，如果想对付李仙洲，除了八路军以外，于学忠已没有第二支可以建立同盟的力量。靠他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有效对付李仙洲的，要使自己的队伍能够生存下去，就必须与八路军建立同盟。 其实，八路军伸出友谊之手，也在情理之中，两方都希望在山东增加帮手而不是对手。 礼送于学忠离开山东 1943年4月下旬，李仙洲部刘春霖师由鲁南继续向天宝山区进犯，妄图迅速东进，与于学忠会合，抢占沂蒙山。6月间，李部的第二梯队到达湖西，并向冀鲁豫八路军展开进攻。 由于于学忠与八路军已心存一种默契，所以他没有在行动上给予配合。相反他们两派之间的矛盾却越来越大。 6月间，蒋介石看到于学忠和李仙洲的矛盾越来越大，积怨越来越深，不但不能很好地合作下去，而且还有可能自家人打起来，于是便以调整全国抗战态势为名，将苏鲁战区同苏鲁皖战区合併为第十战区，调于学忠出鲁整训，实际上也就是罢了于学忠“苏鲁战区总司令”一职。同时，蒋介石要李仙洲入鲁接替于学忠，升任李仙洲为第28集团军总司令，兼苏豫皖第一路挺进总指挥，又把于学忠原在山东所辖的地方武装新36师（刘桂堂部，驻鲁南）、暂12师（赵保原部，驻胶东）、保安2师（张步云部，驻滨海北部）都拨给李仙洲，以扩大李仙洲的势力。 于学忠十分清楚蒋介石的伎俩，但蒋这次耍了滑头，于学忠没有理由不按蒋的意见办，只有认了。 罗荣桓得知于学忠部即将西去的消息，便将原在东北军工作过的一些干部请来共同分析形势，研究对策。罗荣桓说： “国民党不信任东北军，所以要于、李换防。按常理，于应当等李来了再走，但是于学忠如果搞得漂亮一点，最好不等李来拍拍屁股就走，这对我们可就有利了。” 这当然是一个好主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于学忠先出去，而李仙洲后进来，国民党在山东就会形成一段时间的力量真空，这对八路军是非常有利的。 大家完全同意罗荣桓的估计，并且认为：如果我军能把李仙洲顶住，再给于学忠提供便利条件，于学忠可能先期出鲁。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罗荣桓于是高兴地说： “好！如果于学忠真是这样走，我们就礼送出境。至于对李仙洲，则坚决顶住，决不能让他进来。” 于是，一个“顶李送于”的对策迅速形成。 7月4日，朱瑞、罗荣桓、黎玉、萧华把当时山东八路军所面临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并提出建议： “对于（学忠）部西开不加钳制，并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便利。对李部东进、北上尽量迟滞其时间，并在自卫原则下，乘其伸入根据地立脚未稳之际，予以歼灭一部之打击……对于部防区附近之地方部队，争取可能争取者，歼灭某些最坚决反共部分，为求控制鲁中山区及莒日诸间山区，并互相联络，以便继续向外围发展。” 7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復电山东分局并告北方局： “一、同意你们对于学忠、李仙洲的方针。 二、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但一切摩擦仗均需将顽方压我的情形电告中央，以便通知国民党中央，杜绝其藉口及诬衊。” 看来，中共中央的考虑还是要比山东分局考虑得周全一些。毛泽东等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是站在全国这个大局上来看山东的形势，是把山东国共两党的关系放在整个国共两党关系的大框架中来进行处理。当时国民党中的一些人不断散布共产党“游而不击”的言论，并把国民党军队所挑起的事端说成是共产党挑起的。为了不给国民党以口实，还要尽可能把事情做得周全些。国民党的顽固派要打，我们的反击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让国民党吃了亏也没话可说。 这正是共产党的高明之处。 几天后，当李仙洲还在鲁南徘徊时，于学忠果然不等李仙洲接防便开始撤离山东。事前，于学忠与八路军已达到协议： 当于学忠部撤离驻地时，以烟火为号，八路军即去接防。于学忠可在鲁中根据地之坦埠（位于沂水与蒙阴边界处）和旧寨（坦埠以西）两地，通过八路军的防区。 于学忠也想开了，你李仙洲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你不给面子，我也不给你面子，你进来也不会好过。况且同八路军做交易，来换取自己顺利撤离山东，这何乐而不为呢？ 可李仙洲还蒙在鼓里，于学忠把他给“卖”了还不知道。 八路军的目的达到了，对于学忠撤离山东热情欢送。当于学忠的部队通过八路军防区时，还给他们筹备了部分粮草，以示谢意。 第92页 可天有不测风云，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差点断送了八路军与于学忠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 当于学忠的部队经过坦埠、旧寨附近时，有些士兵不愿离开山东。八路军有个连队看到他们的装备好，弹药多，全是一色的“捷克式”步枪，就把这些不愿意离开山东的士兵给留下来了。 武器是士兵的第二生命，谁见了好武器、新装备不眼馋啊。他们不愿意走，我们又想要，双方都愿意的事，八路军的连长想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罗荣桓很快得知了这件事。他立即告诉鲁中军区，要严厉批评这个连队，并立即将人枪全部送还。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政治观念和纪律观念，不要因小失大。为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罗荣桓发电报给各军区，指出： “东北军是中间势力，与我有西安事变前后之友好歷史。我对于学忠部应取团结态度，决不能轻启衅端，即使顽固分子从中挑拨，我们也应加以忍让为妥。” 是啊，在山东，八路军只有东北军这一支同盟力量，如果失去他们的支持，那么山东八路军只能孤军奋战了。后来，由于各部队认真贯彻了罗荣桓提出的这些要求，就再也没有发生类似事件，使于学忠部顺利撤离了山东。 李仙洲吃了大亏 于学忠离开了山东，从而为其他势力腾出了一定范围。这个真空就成了各种力量争夺的焦点。 当时盘踞在于学忠防地周围的伪军和顽固派，包括驻在鲁山以南的山东最大的一股伪军吴化文部，盘踞在诸城一带已经公开投敌的伪军张步云部，安邱一带的伪军厉文礼部，以及在厉保护之下的摩擦专家秦启荣残部，还有原驻鲁南，后转至日（照）莒（县）公路以北的张里元部，都对于学忠部原驻防地垂涎三尺，企图填补空白。 八路军与于学忠有协议在先，所以行动也比较快。7月4日和12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命令鲁中区和滨海区部队分别向沂鲁山区和诸日莒山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进军。从7月中旬到8月上旬，八路军与在日军支持下的张步云部、吴化文部和厉文礼部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后基本上控制了日莒公路以北的诸日莒山区和青（州）沂（水）路以东，安（邱）莒（县）边区以及青沂路以西的北沂蒙地区等原东北军驻地。另外，在八路军进攻厉文礼的据点时，还击毙了窝藏在那里的国民党山东别动队司令、太河惨案的罪魁祸首秦启荣。至此，八路军又开闢根据地2000多平方公里，并且在山东境内已无国民党主力部队。各地方顽固派群魔无首，乱成一团。山东八路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大改善了对敌斗争的态势。 在控制了诸日莒山区和北沂蒙地区后，罗荣桓又把重点转向南面。 早在7月下旬，罗荣桓和黎玉就作出了在天宝山区或蒙山山区乃至鲁中区的腹地击退或歼灭李仙洲北犯部队的部署，要求慎重初战，并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寻找歼灭李部的机会。 8月13日至18日，鲁南军队司令员张光中、政委王麓水，按照罗荣桓的指示，集中主力第3团和5团以及地方武装一部，在天宝山地区刘春霖部的侧翼实施打击。顽军虽然受到损失，但仍越过滋（阳）临（沂）路窜至费县北，接着又遭到鲁中第2团的打击，只好退回滋临路南，盘踞在平邑以南的流峪、常庄一带。 与此同时，津浦路西的冀鲁豫军区，也开始反击李仙洲的主力部队。9月，在曹县阻击进犯鲁西南根据地的李仙洲部，毙伤顽军2000余人，俘虏6000余人。 李仙洲在八路军这里没有占到便宜，日本人又狠狠地“扫荡”了他一下，损失了不少部队，真是雪上加霜。他刚进入山东时有2万余人，到此时就只剩不到8000人了。 李仙洲看到大势已去，北进无望，只得灰熘熘地撤回安徽北部。其先头部队刘春霖部，也于9月5日在邹县北过津浦路，向西而去。 这下，在山东各种力量的角逐中，八路军大获全胜。当时罗荣桓兴奋地说：“这就了却了我们多年来的心事。”良好的机遇，再加上正确的战略，那胜利就是十拿九稳了。 第十五章　鬼子的末日来到了 第十五章　鬼子的末日来到了 1943年，是世界法西斯集团迅速走向衰落的一年。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已迫使德军转入全线防御。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国军队打垮了日军的外防御圈，日军被迫退守以菲律宾为支点的内防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把它的全部国防力量都投进战场。陆军的大量兵力当时已深深地陷入中国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拔不出脚；海空军的主要力量，也都分散在广阔的太平洋海域上，越来越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抗战初期，日军的进攻处处得手，占领区的范围越来越大，战线也是不断延长，在华兵力已感不足，太平洋战争又需要从中国占领区内抽调部分兵力，这无疑加重了在华日军的负担。到1944年初，日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 在山东，日军的兵力抽调到太平洋战场上的更多。到1944年春，在山东的日军只有第59师团和独立第5混成旅及临时编成的独立第1旅团大部，一共只有2.5万人左右，是抗战以来日军在山东兵力最少的时期。虽然伪军增加到20余万人，但总体上讲，日伪军的力量是下降了。 第93页 日军曾经在东南亚有恃无恐，但这时已走向没落。这正像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中唱到的一样：“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了。” 1944年春季，八路军在其所控制的解放区战场上陆续发起了反攻。反攻共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局部反攻，时间约为一年；二是全线反攻。在局部反攻的一年时间内，全国八路军就从日军手中夺取了375个县，在全线反攻中又夺取县城144个，这充分显示了八路军的强大战斗力。山东军区的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也在其所控制的解放区内，迅速实施局部反攻，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日军不断走向衰败的同时，山东八路军的力量却在不断壮大。当时山东八路军的总兵力已达到9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却只有7万人。在山东三大力量的较量中，共产党的力量大大增强了。 “雷公打豆腐” 八路军在山东的地位明显地提高了，罗荣桓等领导人的心里都十分高兴。李仙洲入鲁失败后，国民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仅剩下7万人左右，大小共21股（其中千人以上的12股）。这些国民党军队，有的与日军保持秘密联繫，配合日伪军“扫荡”八路军；有的既接受伪军番号，也挂着国民党军的牌子，实际上同伪军已无多大区别。他们已失去统一的指挥中心，有如树倒猢狲散，内部矛盾重重，甚至互相火併。这与山东八路军的团结一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有些干部产生了自满情绪。 一次，山东军区的《战士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把打击日军形容为“雷公打豆腐”，并以此作为醒目的标题。这反映了当时山东八路军中的很多人对形势的基本估计过于乐观，有轻敌麻痹思想。 罗荣桓认为，这种轻敌思想和情绪对今后的作战十分有害，如果不除掉，山东的大好形势就可能被葬送。于是，他在报社举行的庆祝《战士报》发刊第100期的纪念会上，对这种提法提出了批评。他风趣地说：“既然鬼子都成了豆腐，还用雷公干什么？” 1944年6月15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第30期上发表了《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巩固成绩，反对自满》一文，指出： “我们绝不能因胜利而有丝毫自满，困难并没有过去，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未改变，我们的成绩还不够大，还不巩固，我们还需要埋头苦干，咬牙坚持，更正确地掌握对敌斗争，紧紧掌握依靠群众，生息自己的力量，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 在这篇文章中，罗荣桓两次提到为战后作准备，这反映了他不只是考虑到眼前的斗争形势，而且还考虑到将来日本人投降后山东的斗争形势，他已开始着手为今后国共两党在山东的斗争做准备了。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他们不是只顾眼前，更重要的是看到长远。敌人只看一步、两步，而共产党人则要看到第三步、第四步。 其实，这些问题罗荣桓已考虑很长时间了。1939年，他就提议把鲁南建成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根据地。实现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之后，他想的就是要把山东建成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根据地，以便为战后做好准备。在精兵简政中保留骨干，训练骨干，充实基层，并千方百计地阻止其他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入山东，还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军，着手培训特种兵，争取大股伪军起义，等等，这一切都是为反攻乃至战后做准备，也就是为防止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的进攻，准备一块完整的根据地，并积聚强大的武装力量。 长期的武装斗争，已经把罗荣桓锻鍊成为一名合格的战略家。 但抗日战争毕竟还没有结束，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也曾于当年4月5日给山东下达指示：目前应争取国内平静，拉蒋抗日。因此，罗荣桓在文章中又指出：要紧紧掌握对敌斗争的原则。他说：“对友顽军还是以争取为主，打击只是为了向其反动行为作警告或正当自卫。”“……只要我们掌握了民族矛盾，集中力量在对敌斗争上取得更多的自主，我们就必然能成为团结抗战的中心，必然有政治优势，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对于日军，罗荣桓指出，不能因为它收缩防线，採取重点防御而低估他们的力量。他说：“肯定地说，今天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强很大的，既然有力量进攻正面（即同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也就有力量‘扫荡’我们敌后山东……虽然今天敌人撤了一些据点，但其战略据点和战略联繫线加强了，机动兵力集中了，对我突然‘扫荡’和奔袭的可能性也就增多了。我们如果对敌人存在丝毫疏忽和麻痹，都必将付出血的处罚。” 此后，山东的日军对八路军虽然未採取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但罗荣桓对那些有盲目乐观情绪的人的警告，为八路军的局部反攻和最后反攻扫除了思想障碍。 从“游击”到“运动”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第94页 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强调：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就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根据地游击战争应採取各种妥善办法向城市四周与要道逼近，在那里建立隐蔽的游击区，以利城市与要道工作的进行。 7月1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全军目前47万人，欲以此在反攻前坚持与发展根据地是够用的，但欲以此在反攻中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国民党方面来的可能的国内突然事变，则是不够的。要担负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 城市是各个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中心，要想彻底打败日军，就必须攻占日军控制的重点——城市。八路军把作战的重点由乡村转向城市，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共产党不但在为最后反攻做准备，而且也开始为应付战后的不测事件做准备。可是，就在此之前的6月5日，国民党在《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中谈到，共产党的第18集团军及其在各地的一切部队，只能合编为4个军，计10个师，总兵力15万人左右。国民党限制八路军在15万人左右，共产党觉得自己47万还不够，双方矛盾在不断加深。 共产党、八路军不但在政策方针和兵力部署上为反攻做准备，而且在作战方法上也在进行准备，这就是从“游击战”发展为有条件的“运动战”。 在接到中央要求为反攻做准备的指示之前，山东的八路军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制定了总的战略部署，其内容是：完全控制沂鲁山区，扩大诸日莒山区根据地，夺取深入解放区的孤立的日伪军据点，扩大解放区，使胶济路南的三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向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发展，以打通和加强胶济路老山前线各战略区的联繫；在胶济路北，彻底改变渤海区被敌封锁分割的局面，变游击区为根据地；进一步肃清胶东心腹地区的日伪势力，创造更有利的局面。 同时，罗荣桓在谈到作战原则时，也提到了运动战。敌人兵力的收缩，使得八路军的迴旋余地增大，在运动中歼灭小股敌人的机会增加了，因而可以适当地集中兵力进行运动战。 罗荣桓所说的运动战，是发挥自己的特长，避免自己弱点的运动战。战术上要隐蔽突然，速战速决，作战地点最好选在八路军占局部优势的地区。兵力的分散与集中，又不能影响根据地的建设。如鲁中、胶东和滨海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各集中四五个团的兵力，渤海和鲁南可以集中二三个团的兵力，这样便达到了集中全区二分之一以上的兵力，从而使自己在战役或战斗上能以优势兵力对付敌人。 罗荣桓还指出了攻势作战的时机选择，一般是：乘敌收缩兵力、调整防务、立足未稳、部署混乱之机发起攻势；敌“扫荡”某一地区时，我可在其他地区迅速发起攻势；敌“扫荡”结束分路回窜时，兵力分散，情绪恐慌，可选择其弱点、尾敌发起攻势。为了迷惑敌人，不宜过早地暴露企图，也不在一个方向上连续作战，而是在各个不同方向，以此起彼伏的方法实施战斗。 根据上述原则，山东军区从1944年初开始，连续实施了系列攻势行动。首先于1月21日，在日（照）莒（县）公路的石沟崖歼灭了汉奸朱信斋部。接着，鲁南、胶东、渤海三个军区的部队，先后袭占和逼撤了一批日伪军据点，并歼灭日伪军一部。 1944年初，罗荣桓关注的重点是鲁中军区第三次讨伐吴化文部。 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以前虽然两次遭到八路军的打击，但到1944年仍有1万余人。这股伪军盘踞的地区，北靠淄（川）博（山），西通泰（安）莱（芜），连接着胶济、津浦两条铁路，包围着泰山地区，威胁沂蒙区。他们是山东八路军发起反攻的障碍。为了争取有利的反攻阵地，罗荣桓决定发动这次讨吴战役。他曾多次召集山东军区领导人，反覆研究了吴化文部的情况。 1944年1月间，罗荣桓派参谋处长李作鹏专程去鲁中，同鲁中军区领导人一起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李作鹏和鲁中军区的领导人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决定投入6个团，加上滨海军区的第6团和各县的地方武装与民兵，组织多路梯队发动攻势，进行第三次讨吴战役。 3月25日，正值日军调防、伪军整编，敌伪部署较为混乱的有利时机，八路军开始对吴化文部发起进攻。 吴化文遭到攻击后，就把其第6、第7两军残部集中于以鲁村、悦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为挽救吴部，日军除每日派遣飞机轮番助战以外，还以其第54旅团、独立混成第5旅团各一个大队，于3月29日分别从莱芜、临朐出动，对吴部进行支援。 山东军区得此消息后，立即指示鲁中军区：“吴部集中鲁村、悦庄，死守待援，因此在运动中歼敌已无机会，强攻恐难奏效，应迅速结束战役，并防敌人向我出击报復。”鲁中军区接到指示后，除留一部分与敌周旋外，主力当即转移于机动位置，待机歼敌。至此，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第95页 4月初，日军从西南两面共2300余人的增援部队会合于悦庄，掩护吴部重新布防。山东军区决定抓住机会，不断以小部队向敌弱点进攻，使日军捉摸不定。来援的日军始终未能发现八路军主力所在，其歼灭八路军主力的企图落空，不得不于4月8日逐渐回撤。 罗荣桓当即抓住日军回防、吴部调整防务、部署尚未就绪这一良机，命令鲁中军区，对吴化文进行再次攻击。4月15日，鲁中主力围攻驻悦庄附近的吴部第49师一部，全歼吴部一个团又四个连，并以政治攻势招降了吴部独立第4旅的600余人（不久后逃散），迫使吴化文不得不亲率四个团由其总部所在地莱芜郑家王庄东援。八路军乘其后方空虚之际，于4月18日夜间集中兵力奔袭郑家王庄。19日夜，歼吴之总部，打乱了吴部的后方。20日，吴化文被迫率其增援部队及第49师残部撤至鲁村一带，悦庄地区为八路军所控制，整个战役到此结束。 在这次作战中，八路军共毙伤伪军1300余人，俘敌少将以下军官323人、士兵4800余人，连击溃在内共歼灭吴部7000余人，占其总兵力的60％以上。更为重要的是，山东战略要地鲁山山区的大部被八路军所控制。不久，延安的《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题为《鲁中讨吴战役的胜利》，对这次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社论中指出：“这次战役不但对于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很重要，而且是敌后战场上我八路军、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行动的一部分。” 在讨伐吴化文战役结束后，为进一步扩大胜利成果，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保卫夏收，罗荣桓又指挥各军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到1944年8月，山东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更大变化，对八路军更为有利。 罗荣桓神算救机关 山东八路军发动春季和夏季攻势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日伪军于8月开始，频繁调动部队，准备进行报復。罗荣桓不断接到各地情报站的报告，说敌人正在集中，其中有日军一个大队、伪军吴化文残部及荣子恆部等共1万余人，集结于莒县、临沂、青口、海州等地。日照有敌600余人已经北进。敌人扬言，要向日照以北地区“扫荡”。 罗荣桓获悉上述情况后，进行了冷静的判断：一股敌人北上，只是佯动，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合击驻在莒县南部的山东军区和滨海军区的领导机关。 这时，罗荣桓在山东已呆了五六年，对日军的脾气和惯用战法已摸得八九不离十。当时我军住得比较分散，情报站遍布各地，每天都接到大量情报，其中有些情报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不对总的情况进行认真的分析，就会产生错误的认识。事实上，这次他又判断得十分准确。 当“扫荡”的敌人进入根据地后，遇上了倾盆大雨，道路泥泞，又怕踩上八路军埋设的地雷，因此前进的速度不快。加上敌人每路人马均在千人左右，而粮食都是由济南、兖州等地抓来的民夫挑运的。因此，罗荣桓估计敌人“扫荡”时间不会太长，便准备沉着应战。他命令胶东和渤海军区，当敌人集中兵力“扫荡”滨海之际，寻机打击守备薄弱之敌，以策应滨海区的反“扫荡”。 罗荣桓作了上述部署以后，于8月21日晚10时率领当时正在出席军区召开的军事会议的干部和军区机关，从莒县西南的洼子埠迅速南下。他知道两省的敌人建制不同，山东属华北日伪军辖区，而江苏则为华中日伪军辖区，两区之敌难以密切协同，其间肯定有机可乘，于是他按照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原则，迴旋穿插于江苏、山东两省的边缘地带，在莒县南部、赣榆、郯城以北地区跳来跳去，同敌人“捉迷藏”。 一次，罗荣桓及其随从人员在沐河东岸一个村子里宿营。参谋肖剑飞正在同各个情报站通电话，了解各地敌情。突然，有人插话进来，在电话中大讲“大东亚共荣圈”的好处，还对八路军进行谩骂。肖剑飞马上意识到这是敌人。他便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大好形势，痛斥日军和伪军的罪行，做起了敌人的“思想工作”。由于当时电话的质量不高，肖剑飞的声音很大，吵醒了睡在隔壁的罗荣桓。 罗荣桓命令肖剑飞立即停止与敌人通话，然后命令机关马上转移。以往八路军的转移大都是在黄昏以后，而这次却定在上午，机关的很多参谋都感到这样做容易暴露目标。罗荣桓认为，上午转移存在危险，如果等到黄昏再转移，危险就更大。因为敌人可能已经测出与其通话的一方是领导机关，并大体了解具体方位和相互之间的距离，如不及时转移，十有八九要遭敌人合击。于是，连做好的早饭都没有吃，罗荣桓便带着机关，同特务团兵分两路，进行转移。罗荣桓带着机关钻进一片杂树林。有些参谋问他：“万一碰到敌人怎么办？”罗荣桓说：“那就进行战斗。但今天这种情况必须转移。” 走出20多公里，罗荣桓看到已摆脱了敌人，才命令部队休息，埋锅造饭。饭还没有做好，侦察员就来报告说，早晨住的那个村子已遭敌人合击。罗荣桓听后微微一笑说：“等敌人明白了追过来，我们可又转移了。” 就是这样，罗荣桓靠其对情况的准确判断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挽救了机关，并赢得了广大参谋人员和手下干部的尊敬。山东八路军逐渐摆脱了困境，从被动到主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第96页 毛泽东看人看得很准，罗荣桓确实没有辜负毛泽东对他的期望。 1944年8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山东捷报》的社论，对山东军民的胜利进行了评述。社论指出：这一连串的胜利，说明我军已由反“扫荡”为重点的防御作战，转为主动进攻作战，不仅能攻破敌人设防坚固的据点，而且开始攻入和收復敌占县城。 是啊！日本鬼子已经“扫荡”了我们7年，这下颠倒了位置，八路军开始“扫荡”日伪军了。 攻心为上 1944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和八路军前总参谋长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电报说：“半年来，（我军）胜利最大且最突出者是山东，而山东距日本最近，海岸线很长，必为敌人所重视。现局势既已打开，应採取……以巩固为主的方针，埋头巩固新开闢地区工作。” 其实，这段话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山东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是指山东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将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对于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表扬和关注，罗荣桓非常重视。他决定採取行动发展自己，保存最有利的反攻阵地，争取迅速打通铁路线以内的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繫，使之联成一片。这次行动的方针就是：以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配合，软硬兼施，攻心为上，既要歼灭敌人，又要争取伪军的起义。 在山东的各种力量中，伪军的人数众多。虽然他们的实力最强，但也是最受气的。他们经常遭到八路军的打击，也经常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打击，还要受日本人的气。这些人成份复杂，既有原来的土匪，有日军招降的国民党军队，也有日军占领山东后新组建的部队。这些部队的头，多数都是些见风使舵的人，谁的势力大，就跟谁走。在他们感到走投无路时，是很容易做通工作，举行起义的。 早在1944年7月，八路军的政治攻势就取得了成功。当时，渤海军区为了缩短与鲁中区的联繫，便以12个连加上一些地方武装出击。这时，伪军建国军暂编第1师王道部驻扎在寿光县西北的丰城。此前，王道部倍受日本人的气，在渤海八路军的强大政治攻势下，准备弃暗投明。罗荣桓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派山东军区参议室主任牟宜之去做王道的工作。牟宜之，日照人，是王道的同乡和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他原是沈鸿烈所委任的乐陵县县长，当萧华1938年抵达冀鲁边时，他将政权和武装全部交出，接受八路军的领导。他曾去过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做过统战工作，还到过延安谒见过毛泽东，后又回到山东。牟宜之到达王道的驻地后，便与王促膝长谈，对王讲形势，讲共产党的政策，讲消灭刘桂棠和讨伐吴化文的战斗……经过半年的工作，王道决心脱离敌伪，当渤海军区部队出击时，他率领1600余人宣布起义，以后该部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1旅，王道任旅长。 罗荣桓决定对伪军採取强大的政治攻势，也是从王道起义这一事件中得到启发的。 1944年11月，八路军的政治攻势又取得了成效，争取了伪保安大队长莫正民起义，攻克了莒县县城。莒县是山东的大县，处于滨海区中心，当时就有91万人。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日军歷次对鲁中、滨海两区进行“扫荡”的重要基地，城防工事经营了5年多。莒县伪保安大队莫正民部共30个中队，其中16个中队驻城内，14个中队分布在外围据点及莒县枳沟一带，城内另驻有日军一个中队百余人。 莫正民是莒县人，贫苦人家出身，抗战初期曾与共产党员王东年共拉队伍，并参加过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后来所部被国民党高树勛部编为一个独立旅，莫正民任旅长。他脱离高树勛部队后，在日军的压迫下当了伪军。1942年7月，该部配合日军由莒县向南蚕食时，曾遭到滨海八路军的严重打击。莫正民为缓和局面，派人与八路军联繫。于是，八路军在该部建立了联络站，开始争取工作。起初，由于缺乏经验，拉得多，打得少，斗争不够，工作没有多大进展。1944年3月，八路军计划消灭莒县南部夏庄一带的日军，本已同莫正民联繫好，让他们放弃莒县南部，驻守北部。然而，当八路军向日军发动进攻时，莫正民部的第2大队反而坚守待援，于是八路军在消灭日军一个小队后，捎带着将他的第2大队击溃，俘获大队长刘振亚，然后给莫正民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信，指出他们言而无信，咎由自取。随后，山东军区又派牟宜之与莫正民会晤，劝莫要改邪归正，戴罪立功。 为了促使莫正民反正，罗荣桓决定对莫部反动分子王介千所率的第3大队进行打击。莫正民亲自带领三个中队增援，半路上遭到八路军阻击，伤亡惨重。事后，莫正民又主动派人与八路军联繫，表示要重新搞好关系，并同意八路军加派联络人员，在他的一些据点里设立了秘密联络站。从此，莫正民态度好转，与八路军的关系也渐渐密切起来。后来，八路军放回了在夏庄战斗中俘虏的刘振亚，莫正民更是深受感动。不久，他又听说7月间率部投奔八路军的王道被杀了，他又开始怀疑动摇。于是八路军乘他的副官长来联络的机会，让王道同其会面。副官长回去后，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莫正民。莫这才算放了心，立即表示：“我姓莫的抗日走在王道的后面，但一定要办得比他漂亮。” 第97页 1944年11月，山东八路军决定集中滨海军区第4、6、13团，鲁中军区第1团及山东军区特务团两个营、独立第1旅约一万人，攻打莒县县城，并要求莫正民起义作内应。 14日下午，攻城与起义同时开始。八路军工兵穿上莫部的军服混进城，炸掉了日军的炮楼。以此为信号，八路军开始发起进攻，城内莫部发动起义。八路军在起义部队的协助下，解放了莒县县城，活捉了伪县长、日军教官和军事顾问等。 莒县解放后，罗荣桓、黎玉和萧华嘉奖了参战部队。莫部进入根据地后，被授予山东军区独立第2旅的番号，并由莫正民任旅长。 在王道和莫正民起义后，滨海军区争取了伪诸城保安大队长张希贤部1300余人反正；鲁中军区又争取了伪鲁东和平建国军独立第10团团长韩寿臣部1800余人反正。这四大股反正的伪军共8300余人，先后编为山东军区四个独立旅。此外，还有千人以下规模的反正伪军150多股，共7000余人。其中包括胶东收復荣成县城时反正的伪军滕品三部六个中队；杀死日军17人宣布反正的威海刘公岛伪海军一部，与荣成龙鬚岛反正的一股伪军共600余人。这三支部队反正后被编成了胶东军区海防支队。 这些伪军的起义，不仅有力地破坏了日军奉行的“重点主义”的防御体系，而且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军投降后，山东伪军大多数立即与国民党军队合流，投入了内战的战场。而1944年山东军区争取大量伪军起义，实际上对蒋介石战后利用伪军反共的阴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显然，这也是罗荣桓为战后作准备的一步好棋。 “必须以我们为主”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全国的抗日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抗日力量已逐渐从被动转为主动。在很多战场上，抗日力量，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已开始实施反攻，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规模已由1944年的47万增至90万，几乎扩大了一倍。所有这些都表明，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罗荣桓被选为中央委员，黎玉和万毅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因为工作的需要，罗荣桓没有去参加这次会议。当会议的有关情况传达到山东后，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干部们纷纷向罗荣桓表示祝贺。 为了贯彻党的七大精神，并结合山东军区的具体情况开展工作，罗荣桓于5月8日发表了《学习〈论联合政府〉是实现党的任务的首要任务》一文，文章指出：中国解放区人民早已选定了人民的路线，新民主主义路线。但是，在我们队伍中还有少数人担心这样做会引起同国民党的分裂，害怕国民党制造内战。他们只看到装备就是准备反攻的一切，其余的看不到，因而认为依靠国民党才可能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只能起配合作用。 当时，在党内有上述错误倾向的人占一定比例。抗战8年来，国民党先后掀起了3次反共高潮，但有些人还是没有认清国民党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对国民党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他们把搞好两党之间的关系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没有勇气去做可能会使国民党感到不快的事情。还有的人觉得，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抗日战争的反攻必须依靠国民党。他们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对中国抗日力量格局产生的巨大影响。 罗荣桓在文章中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提出要独立自主地准备反攻。这一问题，罗荣桓早在1944年军事工作会议时就已提出。他在那次会议的总结中说：“……准备和进行反攻，必须以我们为主，不能依靠盟国，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他还指出，国民党反动集团可能制造国内突然事变，因此我们的部队要有更加巩固的战斗力。 罗荣桓发表这篇文章的第二天，即5月9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了，瀰漫在欧洲战场上空的战争硝烟开始慢慢散去。在亚洲，虽然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仍在日寇铁蹄下呻吟，但他们却已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德军投降的消息传到山东，干部战士非常高兴，增强了争取胜利的信心。但也有少数战士产生了新的思想问题，想“打败日本好回家”，战斗意志有所松懈。 《打败日本好回家》是抗日战争初期的一首歌，开始唱还感觉不到什么，到了1945年，便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了。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多数战士都是从本地入伍的，参军的最初目的就是要消灭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家乡，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是受“打败日本好回家”的影响才参军的。本地的日军被消灭后，还要不要去其他地方打击敌人，侵入中国的日军被打败了，如果国民党发动进攻，八路军该怎么办呢？ 罗荣桓及时地提出：哪里有敌人，就打到哪里去！以它来代替“打败日本好回家”的口号，这正是一个政治家和高级军事指挥员所必须具有的长远战略意识。他看得很清楚，国共两党的根本利益是不同的，两党要和平共处，国民党必须作出让步，这是不可能的。最后的结局是国共两党冲突在所难免！ 第98页 “以我为主，不依靠国民党”，这是具有远见的战略观点。只有以我为主，才能扩大抗日根据地，才能更好地锻鍊自己的队伍；只有不依赖国民党，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进而争取在将来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最后的事实证明了罗荣桓的正确性。 “拟派林彪同志来鲁” 山东军区在罗荣桓主持下，制定了《五、六、七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主要意图是要把山东的5个战略区联成一片。可是，就在这时，日本突然增兵山东，并用3万人的兵力进行以鲁中、滨海为重点的全区性“扫荡”。 罗荣桓立即决定暂停执行《三个月的作战计划》，并命令各军区立即转入反“扫荡”。罗荣桓同过去一样，除了指挥部署各军区部队作战外，还亲自率领军区机关与敌周旋。1945年6月9日，他突然接到毛泽东给他的电报。电报中说：“病未好甚繫念。拟派林彪同志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告。你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示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罗荣桓自从得病以后，始终没有查清病因，治疗手段也跟不上，好在有罗生特大夫在，病情没有再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但仍是不断地尿血。如果是其他人，可能早就离职休养了，罗荣桓有惊人的毅力，自己肩负重任，一直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毛泽东担心罗荣桓的病情，决定让林彪来山东接替他的工作，以减轻其压力，为他养病创造条件。 为了治好罗荣桓的病，山东军区曾想过不少办法，早在1944年初，罗生特建议他秘密赴上海治疗。山东分局研究了这一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毛泽东却为罗荣桓的安全担心，于1944年2月8日给罗荣桓发来电报，电报中说：“你的病况，中央同志大家关心，因来电所述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復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 毛泽东电报的实质是不大同意罗荣桓去上海治病。山东分局收到电报时，罗荣桓已在去上海的途中。2月27日，当罗荣桓一行辗转到达新四军三师的驻地时，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经过仔细的考虑，大家都觉得毛泽东说得有道理。事实上，罗荣桓的腹部有伤，如果去上海治病，很容易被人发现，因此冒险性是很大的。罗荣桓当即决定不去上海，立即返回山东。 这样一来，上海没去成，罗荣桓的病也就一拖再拖。当罗荣桓已不把这事放在心上的时候，毛泽东又想起了这事。在当时，肾病是很难治癒的，是不是有生命危险，谁也不敢打保票。所以毛泽东考虑让林彪去山东接替罗荣桓是非常有道理的。林彪去山东，可以减轻罗荣桓的工作负担。 毛泽东只是在徵求山东军区和罗荣桓的意见，林彪来不来山东还没有定下来，即使定下来了，从延安到山东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罗荣桓还得坚守岗位，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在粉碎敌人的“扫荡”以后，胶济路两侧和鲁南地区的伪军大部分被扫掉了，几个战略区连成一片，山东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以我为主、准备反攻的局面在山东已经基本形成，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罗荣桓的病仍未减轻，但胜利的喜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 大　扩　军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与此同时，美国也于6日和9日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扔下了两颗原子弹。小日本招架不住，鬼子的末日真的到来了。 这些消息都让罗荣桓感到高兴，可高兴的事却不只这一件。8月10日深夜，在莒南县大店村的一所普通民房里，罗荣桓正在灯下研读毛泽东于前一天刚刚发表的文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机要科送来了一份加急电报，罗荣桓很快看完了这份内容不长的电文，高兴地对正在收拾床铺的林月琴说： “好消息！” 林月琴放下手中笤帚，转过身来看着自己的丈夫。罗荣桓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他很少把一些事情告诉自己的妻子。可今天他却是这样地高兴，在高兴中还带有激动的感情。林月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没有说话。罗荣桓尽力克制自己的激动，又补充了一句： “日本政府发出照会，要求投降了！” “小日本被打败了！”林月琴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亿万中国人民，也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抗日武装广大指战员日夜盼望的事情。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有的人竟不敢相信会来得这样快。 罗荣桓又说：“现在看起来，我还可以再订一个五年计划，参加建设新中国。”林月琴高兴地说：“抗战胜利了，医疗条件好了，你的病会治好的，一定还可以订好多个五年计划。”胜利的消息使他们再也不能入睡，你一言，我一语，回顾8年抗战的歷程，怀念过去，展望未来。清晨，整个驻地沸腾起来，山东分局、省行政委员会和军区的负责人，纷纷相互祝贺。人们喜气洋洋，都忘记了吃早饭的时间。 第99页 这天上午，罗荣桓又收到中共中央10日发出的电报：“山东军区有占领德州、济南、徐州、青岛、连云港及其他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之任务……”在同一封电报中，中央要求：“迅速进攻与招降伪军，争取群众，扩大部队”，“将山东行政委员会宣布为正式省政府。” 中央的指示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即实施进攻，以扩大八路军的控制区；迅速扩大部队的规模，以增强自己的实力。接到中央的指示后，罗荣桓召开了山东分局、省行政委员会和军区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贯彻党中央的指示，讨论全面反攻和扩大部队规模等问题。 就在前一天，蒋介石已经给八路军下达了命令，要八路军所属部队在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的部队，应该接受各战区司令官的指挥，不能随意行动。同时命令各地伪军在驻地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让其他部队收编伪军。 共产党不会甘心听蒋介石的摆布。同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山东的共产党也迅速行动起来。在11日这一天，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就发出了一系列命令、紧急指示和布告，其中包括山东分局的《关于调集干部确保城市及交通要道之占领的紧急指示》，山东军区的《紧急动员全体军民保证抗战最后胜利》的布告，山东军区《对日本驻军的通牒》以及山东军区的《对伪军伪警及一切伪组织的紧急通告》。在这一系列指示、布告和命令中，罗荣桓、黎玉和萧华等领导人发出号召：“在此紧急关头，尤须我党政军民以战斗姿态，紧急动员，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保证民族战争之最后胜利。” 当晚，在罗荣桓的主持下召开了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和山东行政委员会高级干部（包括党外人士）会议，讨论大反攻和扩大部队的任务。罗荣桓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占领徐州、济南等大中城市、准备接受敌伪投降的指示，以及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的七道进军命令。他在会议上指出，要迅速整编部队，向铁路和大城市进军，迫使敌人向我军缴械投降。他特别提醒大家：“敌人乞降了，还不等于缴械。蒋介石一定会利用日伪军来对付八路军，同我们争夺山东。因此，不要认为日本乞降，我们就可以顺利受降，就没有事了。我们决不能麻痹大意，要全力以赴，准备长期斗争。” 就在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军队编制的决定，指出：为适应今后的作战，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备战略区应就现有兵力迅速抽出二分之一至五分之二的兵力，编为野战兵团，并向各战略区下达了关于充实野战部队的指示。 山东军区在罗荣桓的领导下，迅速进行了部队的整编。他们把山东第一线部队编成8个师、12个警备旅、1个滨海支队及1个海军支队。每个师辖3个甲种团（每团充实到2500人以上），主要担任机动作战、夺取大城市的任务。每个警备旅辖两个团，担任次要方向上的作战任务。 整编后，滨海军区部队编为山东第1师、第2师、山东警备第10旅、第11旅，其中1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2师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鲁中军区部队编为山东第3师、第4师、山东警备第1旅、第2旅、第3旅（后来又编了个第4旅），3师师长王建安，政委周赤萍；4师师长廖容标，政委王一平。胶东军区部队编为山东第5师、第6师、山东警备第4旅、第5旅，5师师长吴克华，政委彭嘉庆；6师师长聂凤智，政委李丙令。海军支队也隶属于胶东军区。渤海军区部队编为山东第7师、山东警备第6旅、第7旅，7师师长杨国夫，政委周贯五。鲁南军区部队编为山东第8师，山东警备第8旅、第9旅，8师师长兼政委王麓水。 另外，滨海支队，即由万毅率领的部队准备按朱德的命令进军东北。 为扩大自己的力量，山东各军区广泛开展了参军运动，以组织八路军的第二梯队，县区武装升级后，又立即补充起来。 不久，山东八路军的总数就达到了27万余人。 “不投降，就消灭它” 就在山东军区接受日伪军投降、扩大解放区的同时，蒋介石也迅速在山东採取行动。他任命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在日伪军的保护下进入济南。何思源一进城，就要日军“就地驻防，加强防务”，同时将山东所有的伪军都收编为国民党军队。于是那些在日军统治时期为非作歹的汉奸，转眼之间都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蒋、日、伪完全同流合污了。 由于有国民党在背后撑腰，山东的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 “不投降，就消灭它！”罗荣桓说。 8月13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发出《决心彻底消灭日伪军》和《夺取大城市的部署》，15日又发出《部队作战方向的规定》，对部队的行动作了部署，决定兵分五路，首先扫清孤立于解放区内的中小城市，再向山东铁路沿线地区和大中城市进军。罗荣桓将这一部署上报中共中央，同时建议将部队名称改为“人民解放军”，中央中央復电錶示同意。这是在我军歷史上首次使用“人民解放军”这一名称。 第100页 山东八路军在罗荣桓等人的领导下，夜以继日地奋战，所属部队边动员、边行军、边扩大、边编组，冒着酷暑，昼夜兼程，很快就席捲了解放区内的敌占中小城市，并开始向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疾进。 鲁中部队为第一路，在前线指挥王建安、政委罗舜初的率领下，连克临朐、博山、益都、莱芜、淄川、章邱、周村和新泰，切断胶济路西段，并从东南方向进逼济南。 滨海部队为第二路，在前线指挥陈士榘、政委唐亮率领下，攻克胶县，切断胶济路东段；南占莒县、日照、赣榆、青口，切断陇海路东段，逼近海州和连云港。 胶东部队为第三路，在前线指挥许世友、政委林浩率领下，解放威海卫、牟平、烟臺、福山、篷莱、黄县、龙口、招远、莱阳、石岛、即墨，并突破了敌人之崂山防线，攻占了流亭机场，逼近青岛。 渤海部队为第四路，在前线指挥杨国夫、政委景晓村率领下，解放了昌邑、寿光、临淄、广饶、博兴、高苑、桓台、长山、阳信、临邑、邹平、宁津、吴桥、辛店，切断了胶济路中段，与第一路大军会合，从东北方向逼近济南。 鲁南部队为第五路，由前线指挥张光中、政委王麓水率领，切断了津浦路，解放了泗水、曲阜、台儿庄及官庄火车站，兵临兖州和徐州。 在以上这些攻势中，唯有临沂战役打得时间最长，也最为激烈，罗荣桓为这次作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东京电台播放了裕仁天皇的“停战诏书”。第二天，驻守在临沂的日军就逃往枣庄，临沂只剩下伪保安大队长许兰生的部队，伪费县保安大队邵子厚部也集中到临沂城里。他们又与盘踞在临沂以北、汪沟西南坚固筑垒地区的王洪九部互相策应。这三股伪军加起来共4000余人，企图依靠坚固的工事和日军逃走时留下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固守顽抗。 山东军区决定组织滨海第4团、山东军区特务团、鲁中第11团和临沭独立团攻城。由于各团属于不同的部队，罗荣桓就派军区参谋处长李作鹏去临沂前线指挥。 8月20日和22日，八路军发动了多次攻击，皆因准备不足、配合不好和敌人的工事坚固而未能成功，攻城部队的伤亡不小。当时罗荣桓率军区机关正在大店，对进攻临沂的情况不了解，几次想去前线，由于身体不好，加上别的人一再阻拦，没有去成。 8月26日，李作鹏从临沂回到大店，汇报了前线的情况。罗荣桓听完汇报后强调，临沂是滨海、鲁中、鲁南三区的联结点，必须拔掉这颗钉子。然后，他批评了李作鹏的轻敌思想。 接着，李作鹏报告了下一步作战方案，即一面在阵地前沿对敌展开政治攻势，一面在城西北角实行秘密的坑道作业，准备把坑道挖到城墙下进行爆破。罗荣桓同意了这一方案，并派作战科副科长王德、参谋尹健一起去临沂。 李作鹏返回临沂前线后，于8月28日召开了作战会议，总结了前几次攻城失败的教训，确定了作战部署。经过充分的准备，终于在9月10日炸开了城墙，9月11日上午占领临沂全城，歼灭伪军2000多，活捉汉奸许兰生和邵子厚。尔后转移兵力围攻城北的王洪九部。不久，王率残部逃走。 9月20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指挥机关进驻临沂。刚到不久，罗荣桓就提出要出去走走。他当时的身体非常不好，在林月琴和卫生员的陪同下沿着城墙边慢慢地走。他仔细地察看着城墙和攻城部队挖的坑道和架设的云梯。这时，大家才明白，罗荣桓不是为了散步，而是察看地形，总结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 在进行临沂战役的同时，山东军区的其他部队仍在不停地反攻，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到9月中旬，山东八路军共克县城46座，占领了烟臺、威海等6个港口，占领火车站35处，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6万余人。山东的5个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并与华中解放区和冀鲁豫解放区取得了直接联繫。 山东八路军的胜利还直接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1945年9月15日，周恩来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谈判时指出：“山东解放区迄今收復80余县（包括津浦路以西地区及过去已解放的县城），均已实行民选县长，治理民政，只等中央承认加委……” 由于山东省的绝大部分地区已由共产党控制，9月19日，周恩来又向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山东应作为由中共方面任命省长的四省之一。 115师和山东军区的出色成绩，为中国共产党夺取了一大片战略基地，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战后的地位，增加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筹码。 罗荣桓与妻子吵了起来 罗荣桓与林月琴自1937年在延安结婚以后，两人感情一直很好。在那十分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特别是罗荣桓有病后，林月琴更是关心倍至，这也是罗荣桓的病情没有很快向坏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抗日战争快要结束、八路军已经大反攻的时候，两人却吵了起来。 当临沂战役时，罗荣桓的病情已日趋严重。他听到攻城失利后，非常着急，就喊警卫员：“快去备马，到临沂去！”警卫员出去转了几圈就回来了，吞吞吐吐地说：“报告首长，找不到马夫。”“找不到马夫？你把牲口牵来！”罗荣桓有点生气了。警卫员怯生生地说：“牲口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罗荣桓真的生气了：“乱弹琴！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呀？ 第101页 快去把牲口找来！” 什么名堂，林月琴最清楚不过了。原来，刚才警卫员到林月琴处讲了罗荣桓要他备马去临沂的事。林月琴知道罗荣桓病情严重，根本就不能骑马，她急得没法，只得让马夫把马牵走。此时，他看到罗荣桓真的发火了，自己不出面不行了，就走到罗荣桓面前，说：“不关警卫员的事，是我叫马夫把牲口牵走的。” 林月琴说后，罗荣桓压了压火，但脸色很难看，警卫员一看事情不大好办，就出去了。这时，罗荣桓严厉地责问林月琴：“你为什么这样自作主张？”林月琴平静地回答：“这是医生的嘱咐。罗生特大夫说你近来病情很重，要你绝对卧床休息。” 罗荣桓火更大了：“休息、休息，临沂打不开，叫我怎么能安心休息？” 林月琴也急了起来：“你的病这么严重，还要骑马到临沂去，你不要命了！” “临沂打不开，就要增加滨海、鲁中、鲁南反攻的后顾之忧，这是一件小事吗？”“这么重要的时刻，你不让我到前方去，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不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呀？”说到这里，林月琴眼里闪着泪花。自从结婚以来，她还没有听丈夫说过这么重的话，对自己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她感到又委屈，又难过。 林月琴是安徽金寨县南溪街人，比罗荣桓小12岁。她1929年入团，1930年参加红四方面军。1932年，张国焘推行“左”的土地政策，她因家庭成份被错划为地主，受株连被送到劳改队。当四方面军向河南、陕西转移时，林月琴及其他几位女同志被遣散，可她们仍然紧跟红军队伍。后来她们又成了部队的骨干，林月琴曾担任过妇女工兵营营长，长期的军旅生活养成了林月琴吃苦耐劳的作风。在延安，何长工把林月琴介绍给罗荣桓，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两人相爱了。1937年5月16日，两人结婚。结婚后，林月琴一直照顾罗荣桓的生活，没有再参加工作。 林月琴是一个顾大局识大体的人，她深知丈夫工作的重要性，怎么会在关键时刻阻拦他去前方指挥作战呢？只因她知道罗荣桓的病情十分严重，经不起这样的劳累了。她感到自己很委屈，但仔细一想，在这种时候，她一人是劝不动罗荣桓的，只好出去“搬兵”。 正在院子中玩耍的东进，头一回听到爸爸妈妈吵架，趴在窗户上偷看，见妈妈出来，脸上还挂着泪珠，吓得“哇”的一声哭了。林月琴也顾不上他了，径直走到黎玉的住处，把罗荣桓想骑马到前方去的事对黎玉讲了。黎玉赶紧去劝罗荣桓，这才打消了罗荣桓去临沂的念头。 据说这是罗荣桓和林月琴在抗日战争期间仅有的一次吵架。 第十六章　渡海闯关东 第十六章　渡海闯关东 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共产党人用十分敏锐的眼光看到了一着妙棋，那就是要争取占领东北。1945年4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结论和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中，反覆说明了争取东北的战略意义：“东北四省（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和热河）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其实，1942年初，毛泽东在给当时担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的电报中就提到八路军和新四军到东北去的问题。在那份电报中，毛泽东指出：“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 由此看来，在1942年，毛泽东还认为国民党不怎么看重东北，共产党要去东北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国民党蒋介石的谅解。其本意是：我们共产党到东北去，离你国民党的心脏地带远远的，你还会不高兴吗？ 到了1945年，毛泽东已明显改变了对东北的看法。在共产党人眼中，东三省已经升值。东北的价值如何，毛泽东说得最明白不过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其他的都丢了也没有关系。 可是，就在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认识到东北重要价值的时候，共产党在东北却没有多少武装。那时，共产党人只是看到了东北的重要性，还没有开始行动，确实也没有行动的实力，日本的关东军还牢牢地占领着东北，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想到，在4个月后，关东军会被苏联红军收拾掉。只有当苏联8月9日开始对日军实施进攻后，中国共产党马上觉察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占领东北的机会来了。 万毅先行一步 在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第三天，也就是8月11日的上午8时，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进军东北的命令： “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的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第102页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延安挑选进军东北的部队，多数都是原东北军，这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很多干部和战士，特别是战士，都是在本地入伍的，只有起义的东北军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官兵是东北籍的。让这些部队到东北去，是不用做太多工作的。他们去东北，就等于回到老家，而打回东北老家，是他们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夙愿。 虽然朱德的命令是让以上四支部队到东北去，但实际上中央的意思并非这四支部队全都马上去，原因是八路军各部队的任务都很重，但李运昌和万毅部除外。在朱德发布上述命令的当天，中共中央又发了一个内部指示： “晋绥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 本日延安广播总部命令第二号系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队外，并非要吕、张、万等部马上开往东北四省，而应依中央灰夜指示，动员全军执行当前任务，勿懈。唯山东万毅部，应准备待命出发。” 这个指示清楚地说明，李运昌所部必须马上去东北，而万毅部则要时刻准备着去东北。 接到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命令，山东军区即着手万毅所率部队进军东北的准备。8月29日，罗荣桓又收到中央《关于迅速派兵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由于中苏条约已明文规定，所有中国人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活动，只要它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採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 这一指示分析国民党马上派军队去东北还有困难，而苏联红军将于3个月内撤退的状况，认为存在着争取东三省和热河、察哈尔的极好机会，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山东的万毅部队“如能由海路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 当时，罗荣桓正集中精力指挥部队打临沂，一接到中央催调万毅部渡海北上的命令，立即发电报将正在胶县前线的滨海支队负责人万毅和王振干请到大店，与他们进行谈话。 罗荣桓说：“这次你们去东北，要你们把一部分武器留在山东，这是中央定的。这样做，一是为了便于轻装迅速前进，二是为了支持在山东坚持战斗的部队。日本人在东北丢下大量军火，你们到那里可以设法补充，一定要打通干部的思想。” 说到这里，罗荣桓沉思一会儿，接着说：“你们滨海支队原来就是东北军，比较熟悉东北的民情风俗，你们到东北扎根比较方便。但是许多年过去了，现在部队里绝大部分是山东人了，东北人只有百把人了吧？”万毅和王振干点点头。 对万毅部去东北的问题，罗荣桓考虑得很周到。他告诉万毅，已经请供给部准备了一些黄金，给他们作经费。接着，他们又研究了部队行动可能遇到的问题，如部队在哪里上船，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在海上遇到苏军的巡逻艇应该怎么办，遇到美国和蒋介石的舰艇又该怎样对付，在何处登陆，如何与苏军联繫，等等，都一一作了详尽的讨论。据万毅回忆，当时谈话的气氛就像妈妈送女儿出嫁。 9月2日，由万毅率领的部队以“东北挺进纵队”的名义，分别从胶县、诸城、博山等地出发，20多天后到达上船地点。 “东北挺进纵队”有两个支队，1支队即万毅任支队长的滨海支队；2支队是临出发前由鲁中、滨海、胶东三个军区各抽出一个营组建的。全纵队3500人，其中东北人不到30人，全是营以上干部。 9月24日上午，挺进纵队首批一个连由万毅率领，在山东黄县栾家口码头登船，一路乘汽艇搜索前进，第二天上午到达兴城钓鱼台。上岸时，首先遇到了正在当地防守的冀东部队。冀东部队没想到自己人来得这样快，双方发生误会，还打了几枪，真是不打不相识。到9月底，全纵队陆续到达东北。 再去4个师 送走万毅没有几天，罗荣桓又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人到3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 东北的地位如此重要，时机又如此有利，中国共产党已决定集中相当规模的部队占领东北。 虽然当时山东也非常需要部队，但罗荣桓清楚地知道，东北比山东更需要部队，“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他不敢有丝毫懈怠，马上给正在济南前线的萧华发电报，要他火速赶回军区接受任务。 萧华日夜兼程赶到军区，立即到罗荣桓的住处。当时，罗荣桓正因病卧床休息。 “你一路辛苦了，我正在盼你，你就到了。”罗荣桓立即起身下床，简短地询问了前线的情况，然后说：“中央指派你立即去东北，你先仔细看一看这几份电报。” 萧华接过电报，其中有中共中央8月29日和9月11日的电报，还有刚收到的9月15日关于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 第103页 原来，9月14日已到达渖阳的八路军冀热辽第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乘苏军飞机经内蒙飞到延安汇报。当时，毛泽东已去重庆，曾克林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东北的情况，刘少奇主持政治局连夜开会，研究了全国军事部署，决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彭真为书记。会议还决定，彭真、陈云、伍修权等与曾克林一起，立即坐飞机去渖阳，并令原派往中南和华东的部队和干部立即折向东北前进。 看完电报，萧华深感事关全局，自己的责任重大。“我什么时候出发？” “立刻。分局决定你带上司、政、供、卫机关一部分干部，立即出发去胶东，从海路去东北。调东北的四个师，由我来安排。”罗荣桓回答。 萧华即将离开老首长，激动地说：“就要分别了，关于到东北后的工作，请您作些指示。” “谈点个人意见吧。”罗荣桓一边思索一边说。随后他对东北情况进行了分析，叮嘱萧华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最后，他关切地说：“过海要注意防备美国军舰干涉，要改穿便衣，晚上偷渡，沿途的岛子要控制起来，设立兵站。这件事已经请许世友同志抓了。如果美国军舰没有发现你们，就不要惊动它。机密文件都不要带。另外，为了便于你们同中央和山东联络，要带一部电台，就由王新兰同志去当台长。” 提到妻子王新兰，萧华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女儿萧雨。孩子刚满周岁，还离不开母亲，如带上孩子去东北，又是个累赘，该怎么办呢？ 这事早让罗荣桓给安排好了。 “至于那个萧雨嘛，我和月琴已经商量好了，就暂且留给我们吧。”罗荣桓望着萧华说。 萧华十分感激老首长为他解除了后顾之忧。有老首长和林大姐亲自照料、抚育他们的小女儿，还有什么不放心呢？可是林月琴自己也有一双儿女，也需要照看。她已经够累的了，现在又加上一个小雨，负担太重了，萧华心里很不安。 罗荣桓好像看透了萧华的心思，笑着说：“下决心把他留给我们吧，不要多想了……你在工作上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吗？” 萧华的眼睛湿润了。自从1930年开始，就与罗荣桓一同共事。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们一直没有分开，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们之间结下深厚的友谊。如今他又要去执行新的任务，老首长精心为他安排好了一切，内心十分激动。 萧华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罗荣桓和林月琴特地为他们夫妇饯行。罗荣桓风趣地说：“你们下一步可要过艰苦生活了，今天特地为你们炖一只鸡，好好吃一顿！” 罗荣桓是萧华和王新兰的红娘。当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时，21岁的萧华爱上了王新兰，但又不好意思对王新兰说，这时王新兰要调到延安去，萧华意识到这一走便是天南地北，也许再没见面的机会了，无奈，便去向罗荣桓求援。罗荣桓答应帮这个忙，派人把王新兰叫了去，先问她是哪里人，多大年纪，会不会写字，然后便开门见山她问道：“我们这里有个萧华，他喜欢你，你喜欢他吗？”王新兰比较得体地点点头。 罗荣桓高兴地说：“好，这件事就算定了。”然后将总务处长找来说：“我这里来了个小客人，中午炒个辣子鸡。”1940年王新兰随萧华调到115师后，他们便同罗荣桓夫妇朝夕相处，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饯别时罗荣桓看到王新兰眼泪汪汪的，就说：“你是不是捨不得小雨呀？你放心好了，我们走到哪里就把她带到哪里，保证把她带好。” 此时此刻，王新兰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哭出声来。山东军区赴东北的第二批人员约1000人，在萧华的率领下，从海路到辽东半岛，于10月到达安东（今丹东）。 “要以山东的全部力量来完成” 1945年9月19日，罗荣桓接到中共中央发出的《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这一指示提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还决定“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电报同时提出，成立冀热辽中央局，由李富春任书记，扩大冀热辽军区，由林彪任司令员。 20日，刘少奇又致电山东分局，指出：“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的任务，除开各地派去的部队和干部外，中央完全依靠你们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要以山东的全部力量来完成，必须全力执行，越快越好。” 中央的意图是山东军区的部队都要转到东北去，让山东军区的部队充当东北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力，而把山东解放区的控制权交给新四军。在全国各解放区中，中央明显地把东北放在了最为重要的地位上。 此时，陈毅正在从太行区赴山东的途中，山东大反攻正在进行，山东的工作非常需要罗荣桓，他还不能马上去东北。 林彪接到到山东任职的命令后，从延安先乘飞机到太行山，然后是骑马、步行，刚赶到河南的濮阳，又接到中央“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林彪、萧劲光、陈光、江华、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原去山东的人，立即转道奔赴东北。目的地是东北，现在却在河南濮阳，真正的“南辕北辙”。没办法，林彪只能边行军边指挥。他与山东军区没有电台联络，只有通过军委转达情况。9月22日，他发出了“军委并请转罗黎”的电报。电报中指出： 第104页 “……我们为坚决执行军委这一意图和任务，拟由此间经冀中，直到冀东，布置冀热辽一带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并准备和训练部队，建设炮兵，以及进行布置战场等工作。因此我及萧劲光等，为争取时间起见，拟不去山东，并建议关于山东出征部队的转移，留守部队的组织，干部的配备问题，请罗黎萧迅速决定办理。” 从林彪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去山东的主要原因，是要节省时间。 24日，林彪又发出了一封电报，给山东军区的部队下达了指示：“中央皓电及贺电，望你们迅速布置与行动，我们将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完成中央所给之重大任务。关于山东部队与干部，可先后陆续地走，尤其是干部须迅速北去，以便展开广大的地方群众工作及进行扩军。” 按照中央军委和林彪的指示，山东军区的部队开始作进军东北的准备工作。罗荣桓自己也被调往东北，便对部队的去留进行了慎重的考虑。他根据山东的需要，决定把许世友、林浩、陈士渠、唐亮、王建安、张光中、景晓村、周贯五等领导干部和一部分战斗力很强的部队留在山东，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10月上旬，陈毅到达山东的临沂。这是上次罗荣桓到苏北治病后两位老战友再次见面。为了使陈毅尽快地熟悉情况，罗荣桓详尽地介绍了山东的形势和周围的敌情，介绍了山东各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介绍了干部配备情况，某些指挥员的脾气秉性等等。他们还共同讨论了山东分局改为华东中央局，以及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合併后的干部配备、党政军工作的重点，讨论了阻击国民党军队北上的作战方案。 10月11日，中共中央命令已到山东的华中野战军部队和山东军区留守部队组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在济南、徐州之间，阻击沿津浦路北上的国民党军队。陈毅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在他动身的时候，罗荣桓把自己的一床虎皮褥子送给了陈毅，这使陈毅非常感动，因为罗荣桓不但有病在身，而且东北比山东更冷，实际上罗荣桓更需要这样的褥子。在罗荣桓的一再坚持下，陈毅收下了这床褥子，并笑着说：“人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这回，我可要睡在老虎身上啦！” 罗荣桓为进军东北的准备工作尽心尽力，但他刚接到去东北任职的命令时，他并不想去。其中的原因主要是自己的身体有病。原来中央让林彪到山东，主要是让林彪接替罗荣桓的工作，好让罗荣桓休息一下，治疗疾病。这下两人的工作地点转到东北，如果没有罗荣桓的话，不会影响东北的工作，因为东北有了主要领导人。于是，他向中央建议，能否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如果一定要他去东北，最好不要让他当部队的主要领导人。同时，山东分局的领导人黎玉和舒同也致电中央，建议让罗荣桓休息，他们二人太了解罗荣桓的病情了。中央復电，东北还是要去，到东北后治疗条件可能要好一些。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罗荣桓也不好再讲什么。 踏上黑土地 为了使部队顺利渡海到东北去，山东军区做了大量工作。罗荣桓指定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负责部队的渡海工作。许世友指挥部队消灭、驱逐了烟臺附近崆峒岛和蓬莱以北内长山各岛屿上的伪军，又乘胜占领了濒临辽东半岛的外长山各岛，控制了渤海海峡，并在各岛上设立兵站，屯积给养，形成了山东向东北进军的跳板，保证了海运安全和供应。安全的登陆点有了，中转站也有了，但要渡海还必须有运输工具。罗荣桓又命令组织海运指挥部，由许世友亲自担任总指挥。他动员了30多只汽船、140只帆船，分别在蓬莱县的栾家口、黄县的龙口两个港口组织部队登船。 龙口和栾家口，自古以来就是山东人从海路闯关东的集结地和出发地。老百姓闯关东是为了生存，山东军区部队闯关东的目的，却不仅仅为了生存，而是先占领东北，将来进一步解放全中国。 从1945年10月底开始，山东军区的部队陆续出发，除个别部队是走陆路外，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分三批乘船到东北的。 山东军区开创了我军歷史上最大规模的渡海行动。10月24日，罗荣桓接到中央的电报，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 当天，罗荣桓便告别了原山东分局的领导，包括黎玉和舒同等人，踏上了新的征途。 罗荣桓是从临沂出发的，先是乘汽车，沿着台（儿庄）潍（县）公路向东北方向前进。抗战8年，特别是日军投降后，因为缴获了大量的日军装备，八路军的装备水平已有大幅度的改善。这次行军，罗荣桓也享受到首长的待遇，他与林月琴、罗生特大夫和一名卫生员合乘一辆小汽车。其他很多人都是乘卡车，还有部分骑兵乘马在后面跟进。 行军的第一天，部队在莒县宿营，第二天到达诸城。因为国民党勾结日伪残余重新占领了胶县城，从诸城到胶县的公路破坏了，汽车不能继续前进，只好在诸城过夜。这一天，由于旅途劳累，罗荣桓的病情加剧。第三天，部队无法乘汽车前进，只能步行，罗荣桓也不能骑马，只好又躺在担架上。 过胶济路的那天夜晚，正在急行军，罗荣桓的担架突然断了，队伍不得不停下来，警卫部队派出警戒。管理处长何敬之派人随嚮导到附近村子里找门板，由于护送部队人很少，停留的地方离铁路又近，大家都为罗荣桓的安全担心。 第105页 找门板的人走后不久，就听到村子里的狗叫了起来。那时，为了便于八路军夜间活动，根据地和游击区的狗都打光了，可这一带以前是敌占区，村子里还有狗。俗话说，一犬吠形，十犬吠声。顷刻间，远近都有狗吠声。有的干部怕惊动敌人，罗荣桓却胸有成竹地说：“现在不是从前了。现在，狗一叫，敌人会吓得更不敢出来。”不错，等找门板的人回来，也没有出什么事。 罗荣桓一行在胶县以西穿过胶济铁路，胶东南海军分区司令员贾若瑜派来汽车接罗荣桓进入莱阳城。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正在海上组织渡海行动，政委林浩和其他领导干部都赶来看望罗荣桓。 在莱阳，罗荣桓接到了中共中央10月31日发出的关于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命令，任命林彪为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为副总司令员，萧劲光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程子华为副政治委员。 11月5日，罗荣桓一行到达龙口。因为这次行动是保密的，所以他们都化了装，罗荣桓化装成一位教授，身穿深色长衫，头戴礼帽，林月琴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作为教授的夫人。参谋处长李作鹏、保卫部长苏静和供给处长何敬之都扮成商人。保密的原因是中央要求去东北的部队，“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被苏联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 一到码头，只见岸边是一队队等待上船的部队。海湾内外，满眼是船，嘈杂的人声和喧嚣的涛声汇合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出，胶东军区为渡海行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11月3日，胶东军区接到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一份电报： “胶东区党委： 近日部队渡海情况如何，千万要多要快，不得片刻迟误，将此当作第一位工作，派大批干部准备渡海，其他工作均属次等。” 临上船前，罗荣桓问许世友：“你留在山东有何打算？” “准备打仗！”许世友豪迈地说。 分别时，罗荣桓把陪伴他多年的战马送给了许世友。作为回赠，许世友把自己佩带的手枪送给了罗荣桓。 罗荣桓一行乘坐六艘汽船驶出龙口，按照预定计划，作战科长尹健和司令部直属政治处主任谷广善率机关人员及一个营所乘的五艘汽船向东北方向驶去，准备在庄河县登陆，然后去渖阳与罗荣桓会合，罗荣桓所乘的船径直驶向大连，准备登陆后去渖阳。 船出发时，海面上风平浪静，可当海岸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时，海上就起风了。罗荣桓他们所乘的汽船在海上就像一片树叶，在海浪里忽上忽下。不一会儿，开始有人呕吐，人们咬着事先准备好的咸菜，但是不管用，这就像传染病，一个人吐了，其他人也跟着吐起来。整个指挥船上，就只有罗荣桓、罗生特和保姆三个人没有晕船。本来罗荣桓是人们照顾的对象，可这时他还得照顾别人。他一会儿端起盛满污物的痰盂到船舷边倒进海里，一会儿又打扫船舱，忙里忙外，根本不能休息。 11月份，是西伯利亚冷空气频繁侵袭华北的季节，渤海海面上颳大风是常事，再加上很多人从前没有乘过船，晕船就成了闯关东的部队所遇到的共同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海上被折腾得不像个样子。 除了晕船以外，人们最怕的事情就是遭遇上国民党的军舰。当时八路军的运兵船虽说都有一些轻武器，但与军舰的火力比就差多了。好在遇到国民党军舰的事并不多，即使遇上了，撒个慌，也就过去了。但遇到苏军军舰的机会倒是不少，罗荣桓他们就碰上一艘。 11月6日黄昏，他们所在船的船长发现一艘军舰正向他们驶来。罗荣桓当即告诉大家：“有艘军舰正向我们开来，还不能辨明国籍。如果是苏军的好办，万一是美国军舰，大家一定要沉住气，不要慌张。现在大家按预定方案分头做好准备。” 大家忙碌起来，警卫员都上了甲板。供给处长何敬之把携带的黄金分散藏在船舱里面。机要人员准备好随时销毁密码、文件。 等军舰到跟前一看，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靠舷后，一位苏军军官向他们问话。 “苏军艇长问我们是什么船。”同行的俄语翻译说。 “告诉他们，我们是运输船。”罗荣桓说。 “船上载的什么人？”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你们上来一个人。”苏军还有点不大相信他们的话。 罗荣桓派苏静带翻译上艇交涉。 不一会儿，苏军舰长请罗荣桓过去。罗荣桓带一名警卫员，与苏静一起登上苏军军舰。苏军舰长带他进入舱里灯光明亮的小客厅，双方落坐后，就通过翻译交谈起来。 “你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司令员吗？”舰长打量着没有穿军装的罗荣桓，脸上露出疑惑的眼神。 “正是。”罗荣桓点点头。 可苏军似乎还是不相信。这时，一张随身带着的照片解了罗荣桓的围。照片是红军刚到延安时照的，上面有毛泽东、罗荣桓和许多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干部。苏军舰长先认出毛泽东，也认出了穿军装的罗荣桓，他立刻站了起来，向罗荣桓敬了个军礼，说： 第106页 “司令员同志，实在对不起，打扰您了，请务必原谅。我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职责。” 气氛融洽了，罗荣桓还喝了一杯咖啡。交谈中，苏军舰长向罗荣桓透露了苏军行动的原则，即在外交上承认国民党政府，但根据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并不阻止八路军的行动。船队可以在除旅顺、大连以外的任何一个港口登陆。 罗荣桓下艇后，苏军巡逻艇掉头向北驶去。 罗荣桓一行也根据苏军舰长提供的情况，修改了原来的行动方案，向东北方向前进，最后在辽东半岛东部、濒临黄海的貔子窝（今新金县皮口）登陆。至此，罗荣桓离开了他魂系七载的山东，踏上了浸透着中华民族屈辱的东北黑土地。 在罗荣桓一行到达东北的前后，除万毅和萧华所率领的干部、战士外，还有许多山东军区的部队到达东北，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中坚力量。 10月24日，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吴克华率领8000余人，从海路到达营口地区。 11月上旬，山东军区第2师罗华生部约7500人，越海经辽东半岛到达渖阳以西地区。 11月中旬，山东军区第1师梁兴初部约7500人，沿陆路到达锦州以西地区。在同一时间，山东军区海军支队约1000人沿海路经辽东半岛到达牡丹江地区。 山东军区直属机关警卫部队几个独立营，约4000人，沿海路分别于10月和11月到达安东及渖阳地区。 鲁中军区司令罗舜初率领第3师及鲁中警备第3旅共9000余人，从海路到达辽东半岛，于12月上旬到达辽阳、鞍山地区。 以上部队共6万人。除正规部队以外，山东军区还派往东北20个基干团，约3万人。这样，山东军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东北共输送了9万人的干部、战士。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