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 第1页 [战争纪实] 《南京大屠杀》作者：洞富雄【完结】 $章节结构： ** ** ** 南京大屠杀是确凿的歷史事实 第一编　南京暴行真相 第一节　随军记者报导的俘虏数与军部公布的大相迳庭 第二节　南京陷落时发生在城内外的惨剧 第三节　大杀俘虏、“便衣兵”和难民 第四节　对无辜南京市民的残暴行为 第五节　在“欢庆南京胜利”期间 第六节　关于死亡人数的估计 第七节　南京暴行事件的责任 第二编　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 第一节　“砍杀百人比赛”果真是虚假报导吗？ 第二节　铃木明之异乎寻常的採访活动 第三节　山本七平的“史料批判” ** ** ** 后记 译后记 ** ** ** $南京大屠杀是确凿的歷史事实 -------------------------------------------------------------------------------- ——代译序 距今四十余年前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首都被侵华日军攻陷，疯狂的日军犯下了烧、杀、淫、掠等惨绝人寰的暴行，南京被俘军民惨遭屠杀者达三十万人以上，其中被集体杀戮者约十九万人，被分散残杀者约十五万人；日军大肆姦淫妇女，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发生了两万起左右的强姦事件，许多妇女在被强姦后又被杀害；日军向老百姓抢劫他们所想要的任何东西，无数住宅、商店、库房、机关都遭侵入和抢劫，他们并且经常在抢劫后把房子烧掉，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毁。南京人民蒙受了空前的浩劫。 日军的暴行，在当时就遭到国际人士的谴责。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审判，认定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是“严密意义上的战争犯罪”，对这一事件负有罪贵的元兇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事情至此原已告一段落，但从七十年代起，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连串的翻案文章, 竭力否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其中主要的有：一九七二年铃木明在《诸君》月刊上发表的题为《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等文章，第二年三月汇集成《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一书出版，其中三篇採访报导获得了《文艺春秋》的大宅壮一报导文学奖，评选人赞不绝口，说：“这是令人钦佩的作品”（草柳大藏），具有“很大的勇气”（开高健），引起了很大反响。以后该书每年重版，被“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者奉为圭臬。接着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月，山本七平把他于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四年在《诸君》上发表的长篇连载文章彙编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我方的日本军》，比铃木更进一步，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一九八四年六月，原松井石根的随从兼秘书、自称是拓殖大学讲师的田中正明写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不仅否认日军的暴行，而且为发动侵略战争推卸责任，诬衊性地诿过于中国。 日本的许多正义之士，纷纷起来指责这般翻案逆流。最有名的是前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洞富雄，一九七三年七月他在《歷史评论》上发表了《南京事件和史料批判》一文，并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出版专着《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日本现代史出版会），批判铃木和山本的错误论点。一九七三年九月，《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编写了《笔桿子的阴谋》（潮出版社）一书，同样批判铃木等人的论点，书中也收录了洞富雄的文章。 洞富雄是日本着名的学者，着有《日本母权制社会的形成》、《枪炮的传入及其影响》等着作多种。特别是对南京大屠杀这一歷史惨案，他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有关史料为中心，结合当时报纸的有关报导及战后出版的有关记录、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进行对照、鑑别，一九六七年写成《近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后半部分为《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出版单行本《南京事件》（新人物往来社），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出版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河出书房新社），成果纍纍，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一九八二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歷史、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他又立即于同年十二月出版了定本《南京大屠杀》，对“虚妄”说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这个定本《南京大屠杀》内容分为两编，第一编《南京暴行真相》，以确凿的歷史事实说明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洞富雄指出：南京城区被杀害者不下二十万人，加上周围地区，全部被杀害者近三十万人，其中一半是普通老百姓，包括男女老幼；并通过对各种战斗记录的考证，证明中国军队大部分不是死于战斗，而是被俘后根据日本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惨遭残害的。第二编《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有力地批判了铃木、山本等人的“虚妄”说。铃木等人的主要论据是说什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的资料太少，认为在三铃书房出版的多卷本现代史资料中，一行也没有关于南京事件的资料，并举出编辑部的看法：“关于南京事件的文献全部加起来虽然那么多，数量很大，但是由于大部分是东京审判记录和以后出的东西，几乎没有可以认为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未能收编进去。”他强调：“连那样的组织和权威还没有能找到‘真正的’资料”，于是引出了他的所谓“虚妄”说。对此，洞富雄驳斥说：尽管在日本战败后不久，外务省和陆海军当局销毁了所有有关南京屠杀事件的资料，但参与南京攻陷战的部队官兵们的手记之类以及部队的记录等资料已有几种公开发表，而且似乎还可有待于新的发现[1] 。他列举了当时一些外侨和日军指挥官、士兵、随军作家的大量有关记述，以及日本军官的日记和亲笔记录，包括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的谈话和训词，指出：所有这些，虽然只反映了南京大屠杀的部分情况，但却充分说明了所谓“几乎没有可以认为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第2页 -------- [1] 洞富雄教授的着作发表以后，日本又公开出版了几种有关的日记和记录，其中，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歷史与人物》增刊号发表了会攻南京的日侵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该日记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那天这样写道：“大体上我们没有留置俘虏的打算，当逐一予以收拾。”“仅佐佐木部队即解决了俘虏约一万五千名，守备太平门的第一中队长解决了约一千三百名，还有七、八千名结集在仙鹤门附近，陆续前来投降。”“要处理这七、八千人，必须有相当大的壕沟，实在难寻觅。另一个方法是打算把这些人分成一百两百，引诱至适当的地方下手。”这些日记和记录进一步证明了当时日军屠杀的血腥暴行。 当前，日本国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颇为激烈，不久前，大家就“南京大屠杀的核心问题”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据说激烈地辩论了六个小时。在辩论会上，洞富雄教授正义敢言，驳斥铃木、田中的论点，而铃木却闪烁其词，田中则蛮横、狡狯，反映了他们对侵华战争的各种看法。 洞富雄的定本《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真相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着。它通过综合、分析，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影响极大。这部着作的翻译出版，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看法，也为史学界和广大读者进一步研究、了解这一事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高兴祖 一九八五年一月于南京大学歷史系 ------------------ $第一编　南京暴行真相 第一节　随军记者报导的俘虏数与军部公布的大相迳庭 --------------------------------------------------------------------------------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在北京郊区芦沟桥燃起来的战火，很快就波及华东地区上海，八月十三日傍晚，终于爆发了第二次上海事变。[1] -------- [1] 即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上海的“八·一三”事变——译者 日本为了增援正在同强大的中国军队进行苦战中的海军陆战队，同月二十三日，向上海派遣陆军两个师团（第三师团〔名古屋〕、第十一师团〔善通寺〕），接着在九月底，向上海派遣军增援了三个师团（第九师团〔舍泽〕、第十三师团〔仙台〕、第一○一师团〔东京〕）和一个旅团。但是，对方是精锐的中央嫡系军，其抵抗出乎意外地顽强，致使战线呈现胶着状态。为了打开局面，日本又于十一月五日派遣由三个师团（第六师团〔熊本〕、第十八师团〔久留米〕、第一一四师团〔宇都宫〕）与一支队合编而成的第十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 十三日派一个师团 （第十六师团〔京都〕）作为上海派遣军的一部分，在扬子江上游的白茆口登陆，以与正面的上海派遣军相策应，实施包围上海地区的作战。当时，为了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二军团，日本设置“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2] 大将就任司令官。当时，松井曾暂时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十二月七日，朝香宫鸿彦王[3]接任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一职。 -------- [2] 松井石根（1378－1948），日本甲级战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 任上海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后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使进行南京屠杀.1948年12月被远东国标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译者 [3] 朝香鸠彦（1887－），日本旧皇族，故久迩宫朝彦亲王第八子，裕仁天皇的叔父。1906年封为朝香宫。歷任第一步兵旅团旅团长、近卫师团师团长、军事参事官等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1937年12月到任），后晋升为陆军大将——译者 至此，中国军队唯恐被截断退路，自十一月十一日转向总退却。处于优势地位的日本军急起追击败退的中国军队，十二月十三日，终于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城。 会津若松联队抓到俘虏一万五千 在攻打南京的战斗中，城内外的大批中国军队被俘，潜伏在城内的残兵败卒，即所谓“便衣兵”多数被搜查出来，成了俘虏。根据随军记者的报导，大致可推测出当时这些俘虏的人数。 首先是城外的俘虏，如根据十三日《东京朝日新闻》的号外——它就这些俘虏情况作了首次报导，记述了下列情况： 据同盟社南京中山东路十三日电 城外的残兵败卒为了不让皇军发现， 隐藏在附近的山里，可是很快就被发现，约有三千人被俘；在城墙外最后 一战中失败的中央军精锐部队，避开了皇军的视线，潜入紫金山后山里， 但我军採取火攻手段，向残兵败卒四周放火，我士兵仅五十人等待着从烟 熏中逃出来的约五百名中国兵，终于俘虏了他们（照录原文。下同）。 这样多的俘虏，是由两角业作大佐率领的会津若松的第六十五联队从镇江出发，沿扬子江岸而上的追击中所取得的“赫赫战果”，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记忆犹新。这个属于第十三师团的两角部队，曾于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占领了紫金山东北部的乌龙山炮台，接着于翌日十四日上午十一时占领了南京北侧的幕府山炮台。当时，第十八师、第三十四师、第八十八师以及军官学校的教导队等中国军队土崩瓦解，从南京城内败退下来，而两角部队才得以轻而易举地俘虏了这支丧失了斗志的部队。俘虏达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东京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横田曾于十六日发来电报就这批俘虏的情况，报导如下： 第3页 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里，两角部队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 七十七名从南京城溃退下来的敌兵。总之，那是前所未闻的大批俘虏，因 而抓获的部队似有点吃惊发愣，以至于我方由于人数少得无法相比，应付 不过来。先是叫他们丢掉枪枝，然后把他们押进营房。虽说是一个师以上 的军队，就是挤得紧紧的，也塞满了二十二栋大营房，情况空前……最感 到困难的是伙食，连部队也要在当地想办法，再来这么多俘虏，仅为他们 解决吃饭问题也实在够戗。第一，根本不可能弄到一万五千只饭碗，因而 头一天晚上也就不可能给他们吃到饭。部队只得尽快集中全部驮马，四出 搜罗吃的东西。 也有人倾向于这样一种主张：当时，在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俘虏”中，有相当数量的非战斗人员，并已释放了他们，因此实际收容的约八千名。这个说法是否正确，我将在第二编第2节中进行论述，希予参照。 据说俘虏总数达四万余名 除此之外，不消说在城外还有许多俘虏，后来参加第六十五联队的随军作家秦贤助，他在二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样一段传闻：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开进南京城的各部队，都带着大批俘虏（《沾满了俘虏血迹的白虎部队》，载《日本周报》，第三九八号）。也有一些评论者不同意这一点，他们认为不可能有带着这些俘虏入城的情况。但我认为，秦的传闻是确凿无疑的。我的意见还是请他们看看上述报导。 其次，在南京城内无疑也有许多俘虏。中国军队死守南京城，抵抗到底，最后无法逃脱而不得已潜伏在城内，这些中国兵也有相当数量。对此，东京朝日新闻社特派记者平松和藤本在十五日拍电报导说：“残兵败卒换上了便衣后，潜伏在市内的估计有二万五千人，我军努力进行清除，审问残兵败卒一类的可疑分子，而对老少妇女加以保护。” 人们认为死守首都、驻扎在南京的中国兵大约有十万人。在南京陷落时，也有士兵从北门和西门逃出来，企图脱离日本军的战线，打开一条退路，然其大半被俘，或遭到被歼的悲惨命运，或当了俘虏。在十万防守南京的军队中，除在上述退却时被打死、被俘乃至顺利逃出者外，估计还有二万五千多名残兵败卒潜伏在市内。日本军彻底驱逐了这些残兵败卒。 仅从上述介绍的资料来看，也可以知道，在南京陷落前后，在南京城内外被俘的中国兵，其数量是很大的。对此，《东京朝日新闻》和其他各报也都刊登了如下报导： 据同盟社上海十五日电 我军攻占南京后，在城内外，仅从大野、野 田、助川、片桐等由右翼北面进攻的各部队来看，被俘或被歼的中国军队 也不下一万名，总人数估计至少有六、七万名，另外，还缴获了无数战利 品。 这里说是“攻占南京后”，所推测的是在十三日至十四日这段时间。报导说，企图逃脱日本军的捕捉而被扫射致死的士兵，加上已被俘的士兵，可达六、七万名。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准备在南京城死守到底而坚持不走的防守部队，有五万名。如果这一说法正确的话，那末上述报导所说的六、七万名这个数字估计过多了，但认为死守南京的军队大约五方名，这实际上是估计过少了。我们从已掩埋的遗弃在南京城内外的尸体数字来看，似乎也可以这样说。这些情况，将在下一节作详细叙述。可以认为，把战死者和俘虏加在一起，似乎不止六、七万名。 在攻打南京的战役的最后阶段，对于俘虏的总数有多少，近来可以看到值得注意的证词，那就是前几年重版的、有一定评价的《野战邮政旗》（原版于昭和十六年由私人出版）着者佐佐木元胜提出来的，他在这次新版中，按原稿恢復了这样一段话：“当时，我听说南京城内外的俘虏大约有四万二千名”（上册，第二一六页）。佐佐木列举的数字，有二千名这个零数，由此可推测他所说的四万二千名这个数字是军队当局俘虏的实际数字。 综合战果则发表说“俘虏数千” 这样，在攻打南京的战役中，俘虏当达四万名以上；但究竟情况如何呢？十七日那天举行入城式，第二天，即十八日就攻占南京的战果发表消息如下： 当攻打南京时，敌军遗弃的尸体不少于八、九万，俘虏达数千。缴获 武器参军需物资甚多，包括二十四英寸口径的榴弹炮等等，并有步枪、弹 药及其他。 报上的这些报导，是由上海军发布的，但此“上海军”并非上海派遣军，不消说，是指挥系统比它更高的“华中方面军”，因而它所发表的战果是攻打南京的战役的综合战果。这里说，俘虏的中国兵仅数千。这也许只是一部分，我们通过新闻报导所获知的俘虏数，与上海军发表的数字出入很大。据报导，仅上海派遣军所属会津若松第六十五联队就俘虏了中国兵近一万五千名。 暂且不提遗弃的尸体有多少，但俘虏的实际数字，上海军理应大体上掌握。可是，它为何含煳其辞地发表说“达数千”呢。我不寒而慄地感觉到，当时可能已对俘虏进行了大屠杀。 第4页 关于当时的俘虏人数及其处置问题，当时有关人员在提交远东国际军 事审判的宣誓供词中提到如下：“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作证说，听 说俘虏大约有五千名，但没有屠杀，据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报告，说是已 将这些俘虏释放到扬子江对岸（辨证一三四五。《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速记 记录》 〔以下简称《远速》 〕 二一四号，载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 《南京事件》 1，第二○四页）。上海派遣军参谋榊原主计说，进入南京 城后，大约收容了四千名俘虏，但把其中一半送住上海，一半留在南京供 一般劳务使用，如无事可做，就予以释放（辩证二二三七。《远速》三一 ○号， 载前引资料1，第二五八页）。上海军十二月十八日发表说“俘虏 达数千”，正好与上述证词中的数字相符，但俘虏的实际数字不全少到这 种程度，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如此，俘虏没有全都被斩尽杀绝，可能有 五千名左右倖免于死。 可见，关于屠杀俘虏事件，当时已大体有个眉目，然而我们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是在日本战败后，在东京进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检察官方面对此接连提出论证的时候。 其实，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当时早已为世人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并歌颂圣战的，那只有日本人了。从战场上回国的士兵也受到言论控制令的严厉约束，几乎没有人泄漏此事。 ------------------ $第二节　南京陷落时发生在城内外的惨剧 -------------------------------------------------------------------------------- 佐佐木支队的“战斗行动” 在攻打南京战役的最后阶段，日本军攻势十分勐烈，并在那里展开了残酷的“战斗行动”，惨不忍睹。 关于占领南京时如何处置俘虏和残兵败卒问题，第十六师团（京都，中岛今朝吾中将）的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赤裸裸地记录下来的《进攻南京纪实》一书早在十多年前就出版了。书中记述得极为详细，也许反而有某些夸张之处。总之，它无疑是当事人就南京事件所写的珍贵的记录。佐佐木旅团长的手记，估计以部队战斗情况的详细报导为基础，并由他自己的笔记和回忆整理而成。就这个意义而言，它可以说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记录。 在第三十旅团的属下，有第三十八联队（奈良，助川静二大佐）和第三十三联队（津，野田谦吾大佐）。第十六师团是准备从紫金山南面进攻中山门的部队，但决定由一支队在紫金山北面进行迂迴战， 冲进南京城的北面。在这一支队中，调配了第三十八联队，由佐佐木旅团长亲自率领。在进击途中，还配备了第三十三联队第一大队、轻装甲车第八中队、十加二中队、十五加一中队。 佐佐木到一少将亲自把作战记录（昭和十四年四月写成）定名为《华中作战篇》，但是在出版（《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新版〔昭和四十三年七月〕）时改名为《进攻南京纪实》（第二三五页至三三五页）。现将该书部分内容摘录如下。在引文中，凡〔〕内的文字系笔者所作的补充。 〔十二月·十三日〕拂晓前，我先头部队插入敌人阵地，接着紧追敌 人，轻装甲车中队在上午十时左右向下关挺进，聚集于江岸，或扫射在江 面上逃跑的残兵败卒，大约打完了一万五千发子弹。在此期间，步兵第三 十八联队占领了靠城北的五个城门，截断了敌人的退路，联队长和第三十 三联队的大队一起赶上装甲车，然后进入西面挹江门附近，间或同逃跑的 敌人进行了战斗（中略）。稍后，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从南面〔对南京 城西侧的中国兵进行了扫荡〕来到江岸；海军第十一战队溯江而上，对顺 江而下的敌船进行扫射，下午二时抵达下关；〔前一天，在芜湖渡过扬子 江的第五师团的〕国崎支队于下午四时来到对岸浦口。其他靠近城墙的部 队正在向城内扫荡。实际上是就理想地进行包围的歼灭战进行了演习。 那天，在我支队的作战地区内遗弃敌人的尸体达一万几千具，此外， 还有在江面上被装甲车击毙的士兵和各部队的俘虏，如合在一起计算，仅 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二万以上。 下午二时左右，扫荡大致结束，接着安全无事，于是一边整顿部队， 一边前进，到达了和平门。 然后，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 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十 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都干掉！” 已经一粒白米也没有了，也许城内有，但我军已无现存的粮食给俘虏 吃了（下略）。 上面所谈是占领南京那天的战斗情况，第二天，即十四日那天所写的作战记录，也可以看出城内外的扫荡情况，因此引录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城内外的扫荡，全由两个联队的部下拿握。潜伏在各 处的残兵败卒都被拉了出来。但他们的武器都已被丢弃或隐藏起来。五百 第5页 名、一千名，大批俘虏接连而来。他们比较大模大样，毫不胆怯，但看起 来个个都疲惫不堪。恐怕是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吃的东西了（中略）。 虽说是残兵败卒，但他们有的潜伏在村庄和山区里，继续进行狙击。 因此，进行抵抗的人和不愿顺从的人，当即被无情地杀戮。整天可以听到 各地传来的枪声。死尸填满了太平门外很宽的护城河（中略）。 下关的繁华街道几乎全被烧毁。数百辆汽车被扔在江边马路上，数百 具死尸从岸边漂流出去。 在十三、十四日的手记中所描写的情景，实在惨不忍睹。佐佐木支队的骨干、曾任第三十八联队的联队长助川静二元大佐对铃木明说：“师团长吩咐，不要保存俘虏”（《“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或译《“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下同——译者，第二四九页）。因而全遭杀害。 另外，佐佐木支队在进行扫荡战中也杀了许多普通市民，以此血祭，壮军威。一九六五年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代表团访问南京时，当地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向代表团详细谈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其中就下关地区难民的被害情况，他这样说： 到十四日（十四日系十三日之误。——洞富雄注）那天，北城门已被 打开（当时，国民党退却时从北门朝扬子江方向撤走，但守备队退却完毕 后，为了阻挡日本军的追击，已在外侧对北门上了锁），日本军向扬子江 方面挺进。岸边的中山码头、下关站原有两艘渡船，因此一伙难民涌到这 里。然而，两艘渡船早被国民党军官占据，难民们一个也不能渡江，他们 挤在码头上，已处于快要冻死的状态。人数达二万至三万。日本军向这些 难民开炮，将其全部屠杀了（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 区》，第八至九页）。 关于十三日大量屠杀下关的普通市民问题，日本方面也有人作证。第六师团所属辎重第六联队的小队长高城守一，他由城南的中华门入城，十四日，曾赴下关补给粮草，因而目睹了佐佐木支队在前一天“战斗行动”所留下的悽惨情景。最近，他就当时目击情况这样说： 在汀线，尸体像漂流的木头被浪沖了过来；在岸边，重叠地堆积着的 尸体一望无际。这些尸体差不多像是来自南京的难民，可能有几千、几万， 数目大得很。 死尸的情况活生生地说明，从南京逃出来的老百姓，无论是成人或儿 童，他们一律遭到机枪、步枪的扫射，遭到杀戮。一路上枕藉着的尸体， 连他们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士兵、是男是女也无法辨认，因为这些死尸遭到 射击后倒在地上重叠在一起，并被浇上重油，点火焚烧。在焚烧过的尸体 中，无疑也有许多想来是儿童的尸体，总之，几乎都是老百姓。我从未见 过如此悲惨的情景。大量屠杀的痕迹展现在眼前，我觉得日本军犯下了严 重罪行（创作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 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第九十五页）。 佐佐木少将说：“仅我支队就已解决了敌人二万名以上。”他所说的这个“解决”了的“敌人”，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难民。 高城还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时在下关兵站仓库里作为苦力进行劳动的俘虏中，相继有人倒下，倒下后一直起不来的人，无情地就地遭到枪杀，被投入了扬子江。他说：“我在下关虽时间不长，但在这段时间里已目击了有十名左右的苦力被枪杀了。”（前引书，第九十六页） 再看看佐佐木少将的手记，仅就十二月十五日以后的所记部分，逐日抄摘部分内容介绍如下： 十二月十五日：“战斗后，为防止败坏军纪和有伤风化，如果指挥官 不好好地干，令人忧虑的事故就会频频发生。”十六日：“奉命扫荡紫金 山一带地区。虽说收穫不大，但两个联队把几百名残兵败卒拉出去处置了。” 十七日：“不言而喻，江南的田地与河浜染上了七万人的鲜血。”〔昭和〕 十三年一月五日：“在攻打南京的战役中，敌人伤亡估计为七万人，直到 南京陷落那天为止，敌人负责守备的兵力估计约有十万。” 有一个隶属佐佐木支队的卫生队担架兵，他有一本当时所写的随军日记，最近在福知山的家里被人们发现，《每日新闻》（大坂总社版）在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一日那天作了详细介绍。这是外贺关次生前所记的日记，记事十分详细，共有七册。他自昭和十二年八月接到应徵令起到将要返回内地前的十四年七月为止，整整写了两年，一天也不缺。笔者也曾看过外贺日记，其中也记述了在攻打南京的战役中到处所看到的悲惨情景。他在记述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调离南京的情况时，“实有难以描写之令人不快的事情”云云，要想记述目击大量屠杀的现场，估计不可能，即使这样，这个士兵的日记——证实屠杀事实的记事随处可见——是不可多得的。因此，从外贺日记中抄摘有关记事如下，作一介绍： 第6页 〔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三十三联队的一个大队转入进攻，一边逼 近手举白旗的敌人，一边继续进行射击……途中，遇到二、三十名残兵败 卒，便枪杀或刺杀了他们。在通往南京的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等， 为数甚多……在南京南门车站，工兵队的胆大妄为者刺杀或绑成十字地刺 杀了中国兵七十名左右。城外，尚有许多人躺在敌人的尸体堆里，发出痛 苦的呻吟声，最后通过我们的手，送他们上西天者，不知其数。 〔十二月十五日〕 途中，在市内过不去，就绕道城外，通过和平门 岔道，来到太平门入城。在太平门城门口，堆有中国军人的尸体五百具左 右，好像全是被杀害的。尸体的附近，许多敌人使用过的武器等东西零乱 地丢着，惨不忍睹。由于敌军杀了我们许多友军，杀死他们虽理所当然， 但竟杀死这么多人，我不胜惊讶！ 〔十二月十七日〕 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离宿营地五 百米左右，因此就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十三年一月十二日〕 来到太平门，前几天用担架把患者抬到野战 医院去时所见到的五、六百具中国兵的尸体，全都不见了，他们已被苦力 埋入土中（旁註原文如此——译者），附近散发出尸体腐烂特有的臭味。 〔一月二十四日〕 下关确实是个美丽的港口。一走出南京城，就发 现有数千中国人死在马路两边。微风吹来，臭气扑鼻，给行军带来很大困 难。 如上所述，外贺曾说过“实有难以描写之令人不快的事情”，因此关于南京城内外出现的惨状，他所提到的只是极小部分而已。还有一篇随军日记，同样也是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的一个士兵所记。那是出于第三十三联队（津、野田谦吾大佐）西田某（长住三重县）的手记。 在南京陷落半个月后，十二月三十七日傍晚，杉山平助到达朝日新闻 社南京分社。他逗留到三十一日，然后退回上海。他也在当时所写的见闻 和感想《南京》一文（载《改造》，一九三八年三月号）中说：“要详细 记述当时的所见所闻，对我来说，现在是办不到的，”但他还是作了如下 记述： “〔分社〕 外面一片漆黑。 周围住满了难民。到处都躺着死尸。” “弘法大师曾在此修行的清凉山，就在南京城外郊区附近……那里，还躺 着中国人的死尸。”“我刚刚听了老婆子——她抱起了自己儿子的遗体， 在雨中连续哭了两天——说的话，据说在莫愁湖畔也有难民的死尸。”目 睹这些悲惨景象的杉山也替军方辩解：“一到夜里，年轻的记者不知不觉 地在灯光下就战争与人道问题专心致志地议论起来。他们议论得十分起劲。 我说，虽然战争已经开始，为取得胜利，并为确保战果，怎么干都行，这 时，一切道德规范都无能为力。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等等，严格说来无 法区别。” 铃木明在他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中，介绍了十一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的情况（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页）。但是他为什么不介绍十二月十三日以后发生的重要情况？据说在西田某的手记中多次出现了“街上情景悲惨之极”等词句。 ※　　　　　　　 ※　　　　　　　　 ※ 由于第十六师团佐佐木支队的“战斗行动”，大量残兵败卒、俘虏和难民遭到了屠杀，在这个师团的主力部队，情况无疑也是相同的。当然，大量屠杀不仅仅是这个师团的所作所为。对此，该师团第三十三联队的部队史也这样写着：“开进城内的日本军，都有敌军前来集体投降，一时难以处置，但这些前来投降的士兵后来下落不明，因而它作为战后南京的屠杀事件，引起世界各国传说纷纭，毁坏了我军具有传统的名誉，实为遗憾。”（大江志乃夫：《昭和的歷史·3·天皇的军队》，第二六五至二六六页，小学馆版） 顺便提一下，据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的宣誓供词，第十六师团 指定进行扫荡的地区划定为“大平山（系太平门之误——洞富雄注）、上 元门、下关和中山路”（《运速》，第三○九号，见洞富雄编前引资料1， 第二四四页）。就是说，在城内，以中山东路、中山北路（通挹江门）为 界的东北部；在城外，决定从太平门以西，到扬子江岸边的上元门和下关 为止。 第十六师团一中队队长岛田胜己曾经说过：“战斗与屠杀，从其现象上看来大概相差无几。在进行殊死的攻防战过程中，其残酷的死亡情况与屠杀毫无二致。就其动机来说，如果错走一步，战斗也会变成屠杀……在这种战斗行动中，有时到处都发生不正当的杀戮行为，这从特别容易激昂的战场气氛来看，也可能是不得已的”（《进攻南京的战斗与屠杀事件》，载《人物往来专辑》，一九五六年六月号〔日本战史的自白〕）。诚然，在激烈的战斗中也可能出现难以区别战斗与屠杀的情况。然而，关于日本军屠杀俘虏和残兵败卒的情况，岛田则闭口不谈。 第7页 不管怎么说，第十六师团的“战斗行动”似乎是极端残酷的。当时陆军省人事局助理课员额田坦在其《回忆陆军省人事局长》 一书中， 据说有这样一段叙述：“十三年元旦，笔者曾随从阿南人事局长在南京告知松井军司令官；据局长指责说，‘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战斗指导是违背人道的’，慨嘆武士道精神堕落了。”（前引《昭和的歷史》3，第二六六页） 扬子江上的惨剧 据说，在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那天，不仅在扬子江岸边，而且在扬子江面上也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军民被日本军杀害了。这些情况，在上述佐佐木旅团长的手记中也有记述。十二月十三日，无数南京市民和中国兵准备离开即将沦陷的南京城，渡江逃到北岸， 却遭到日本军的扫射， 全都死亡。石川达三对当时的悲惨情景在《活着的士兵》中这样描写说：“挹江门直至最后未遭日本军的攻击。城内的残兵败卒土崩瓦解，通过这个唯一的城门逃到下关码头。前面就是江水，没有—艘可以渡江的船，陆地上也没有一条可逃的路。他们抓住了桌子、圆木和木板等一切可以漂浮的东西，企图横渡宽广的长江，逃向对岸——浦口。其人数大约有五万，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向江对面游击，简直看不到江水。抵达对岸一看，日本军已抢先等在那里。机枪声响起来了，好像点点雨水打在江面上。人们要想返回已不可能，日本军己在下关码头布下了机枪阵地。对由上漂流而下的残兵败卒，则由驱逐舰给予最后一击。”《活着的士兵》固然是一部小说，但作者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社的特派记者，曾在南京沦陷后不久进入南京城，因而肯定听到了当时日击者真实的亲身感受，并如实地作了记述。 尽管如此，“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兵企图渡过扬子江而出现在江面上，这个数字颇难令人相信。我认为，被害的也不只是中国兵，南京市民也为数不少。 关于出现在扬子江上的这幕惨剧，应徵入伍参加第六师团第十三联队的二等兵赤星义雄在翌日——十四日因公去下关时，曾在那里看到过实际情景，他着书叙述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我们穿过南京城，向扬子江岸边进发。正好是到中华 门的对侧、重炮阵地狮子山。 中国人在山中挖了岩盘，开出了一条路，可以让一辆车子通过，大约 每隔五十米的地方，置有大炮。据说，那是为了阻止日本海军的袭击。当 然，敌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从那炮台上，俯视眼睛底下流动的扬子江，远远望见许多像是木棍似 的东西在漂流。 我们下了狮子山，向扬子江岸边走去。一路上我们看到躺在地上的中 国兵的尸体，有的没有头，有的只有上半身，说明了攻击相当勐烈。 扬子江岸边的码头与普通码头一样，是船只启航和停靠的地方。站在 码头上观看扬子江的流水，这时，一幅无论如何也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展 现在眼前。 两千米，不，也许还要更宽一些，在这宽阔的江面上，漂流着数不清 的尸体。一望无际，满眼皆是尸体。江边如此，江中心也是如此。那不是 士兵，而是老百姓的尸体，其个有成人，也有儿童，男男女女全都漂浮在 江面上。尸体像“木排”那样，缓缓地漂流着。朝上游看去，尸“山”接 连不断。似乎可以想见，那接连不断的“山”是看不到边的。 看来至少有五万人以上。而且几乎都是老百姓，扬子江的确成了“死 尸之江”。 对此，我听说是这样的： 前一天，撤出南京城的几万中国军队和难民从下关码头——距那里八 公里左右的上游——出发，企图挤上一艘仅可乘五十人左右的渡船，逃向 对岸。 在进攻南京城的战斗最为激烈的情况下，日本海军军舰装载大炮和机 枪溯扬子江而上，伏击撤退的军队和难民。在他们的渡船驶抵对岸前，海 军就放炮开枪，一齐射击。勐烈的枪炮扫射，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巨响。渡 船直接中弹，被打得稀巴烂，全被击沉。 我听到这些话，当时心中就想：“为什么连对毫不相关的人也……” 后来，我觉得这不正是“南京大屠杀”的实际情况吗？（前引《扬子江在 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第二十八至三十页） 这一记述，看起来好像有些混乱。那是指：当时赤星站在扬子江岸边，属下头码头地区，但说中国军民遭受日本海军舰艇扫射的地方，却在距那里八公里左右的上游——“下关码头”。从《活着的士兵》一书引文中可以了解到，前一天在扬子江发生惨剧的地方，是在下关前面，然而据赤星所说，是在距下关八公里左右的上游，也有许多准备渡向对岸的南京市民遭到舰艇的扫射，落得了被害的悲惨命运。可想而知，十四日在下关前面的江西上看到的几万市民的尸体是从那边漂流过来的。据说，扬子江尸骨成堆，都埋在江边，怎么也不可能漂流到下游去。 第8页 前面提到的、与赤星同属第六师团的高城守一，也于—个四日为补给粮草去下关粮仓。当时，他曾在下关江面上和岸边目击了当时的惨状，说是“非笔墨和言词所能形容”、“远远超出了自己的理解程度”（前引《扬子江在哭泣》，第九十五页）。 十二日，在渡江时已有很多人死亡。那时，下关还未受到日本军的攻击。直到十五日还留在南京的《纽约时报》 记者蒂尔曼·德丁（f. tillman durdin，一译都亭——译者）就十二日那天情况记载说：“数千名中国兵好容易走到下关，他们无疑想从江边马路旁用帆船渡过扬子江， 但大多数人惊恐万状， 溺死于江中。”（洞宫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2，第二九一页） 第六师团的“战斗行动” 前面提到的南京的汪良，曾就城东中山门外紫金山山麓和城南中华门外雨花台的屠杀行为这样说：“此外，包围城墙的部队在紫金山山麓活埋了两千人，在雨花台杀害了两万人”（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九至十页）。所谓日本军在雨花台杀害了两万人，也许，毋宁应该看作是战死的。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提出的《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检证一七○六），就这件事记述如下：“在南京即将陷落时，我方在雨花合地区的军民两、三万人，在撤退时遭到了敌军扫射，哀声遍野，尸山高筑，血流过胫，一片惨状。”（《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三页） 攻击雨花台的是第六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的左翼部队。另一方面，第六师团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绕道南京城西侧，扫荡了扬子江地区。该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在其旧着《机密日俄战史》出版后所发表的《军情报告》（昭和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就当时的“军事行动”这样说：“到处可遇到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我们予以重创，江岸全为尸体所覆盖。”对此军事行动，在参谋本部所编《支那事变陆战史概要》中说：“十日，第六师团命部分联队从扬子江岸出发，向前进军，同退却的敌纵队相遇，予以击溃，十四日到达下关（南京北侧的码头）”（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 《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四二九页）。这里所说的“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和“退却的敌纵队”中，无疑混杂了一般市民，他们是从南京城西侧诸城门和城北的挹江门外下关方面逃出来的。中国兵，既有扯起了白旗的，也有一起朝扬子江岸边溃逃的，但他们连带一般市民，都在机枪扫射下葬送了生命。日本军方面认为这种军事行动是正当的战斗行为，但中国方面，认为它同在雨花台扫射一样，是集体屠杀。 汪良曾就这些地带的市民被大量屠杀的问题，又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山冈繁告诉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发生在下关上游的上新河地区的惨剧。他说： 这里集中了约一万五千个人，他们准备渡江，逃往扬子江上游。渡江 后，船未曾再度返回。日本军包围了失去避难场所的难民，从三方面一齐 进行射击，并用汽油点火进行烧杀。许多人无法逃跑，只得跳入江中，被 江水吞没（前引《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五页）。 另一件事发生在附近江东河的木桥上。据说： 逃得晕头转向的难民，为了过桥，互相挤在这座桥上，致使木桥倒坍， 桥上的人全都落入河中。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向前涌来，也一个个落水， 顷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日本军追到这里，一齐用机枪扫射，击毙了三千 人左右。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城内逃出来的南京市民（前引书，第十四页）。 城内扫荡的惨状 正如大家通过前面的叙述所了解的那样，在进攻南京的最后阶段，日本军在城外的“战斗行动”，带有极端的残酷性。不久，中国兵放弃了对城门的守卫，从城墙上消失了。此后，沖入城内的日本军在扫荡战中更为残酷。那才是坚决实施了名副其实的屠杀。“扫荡”是“军事行动”，目的在于歼灭丧失斗志的残兵败卒。在城内，士兵与难民毫无区别。这种残酷而悽惨的“军事行动”，据说一直持续到十四日早晨。关于日本军开进南京城时的军事行动，汪良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访华代表团这样说： 十二月十三日，……攻入城内的一部分日本军，立即占领国民党机关 和银行，其他部队冲进了中山路（即南北向横贯于南京城中心的从中山南 路到中山北路的一段马路，约有五公里长）和中央路（通过中央门三公里 的一条马路）。当时，在城内马路上，挤满了难民以及国民党退下来的士 兵和伤病员。那是因为，家家都把门关得紧紧的，拥进来的难民没有安身 之处，只得呆在马路上。日本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这些人群开枪，这两条 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在这两条马路上，数万人被杀……尤其是十二月十 四日早晨，坦克部队、炮兵部队侵入城内，冲进了这两条马路。十三日和 第9页 十四日两天屠杀的结果，马路变成了血的马路、血的洞窟（前引《访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七至八页）。 听了汪良所说的关于南京事件的大概情况后，第二天，团员之一的山冈繁在汪良的陪同下访问了屠杀的现场，关于上面提到的“两条血路”，也听到了这样一种传闻：“当时，从城外拥进来的十多万群众都挤在马路上。日本军沖入中华门后，看到有人走动就开枪，同时从中山南路一直北上。马路为尸体所掩没。第二天，坦克部队也开到马路上来。履带压过了横在马路上的尸体……马路上血流成河，形成了两条血路。据说，在这两条马路上，被杀害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得难以计数。”（前引书，第十五至十六页） 据汪良的说法，似乎坦克入城是在十四日，其实，从中山门开入城内的坦克，早在十三日夜就参与了扫荡战。第十六师团所属第三十五联队第一大队副渡边年应财务中尉在其十三日那天所记的日记中这样写着：“晚上八时，走进宿舍。为扫荡残敌，外面枪声、坦克声震耳欲聋。”（高崎隆治：《建立在沙滩上的幕后活动》，载本多胜一编：《笔桿子的阴谋》，第一四八页） “血路”，不像汪良所说的那样只有两条。《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曾在（日本军）入城后第三天——十五日离开南京，他也亲眼看到从偏东的南门——光华门——到中山东路朝北的马路上所发生的悲惨情景，并描述如下： 通向光华门的马路两侧都是长长的壕沟，里面填满了烧得焦烂不堪的 尸体，铺在马路上的许多木头下面，也有尸体，手脚飞出在外，活像一幅 今世的地狱图。 我看到坦克发出履带的转动声，无情地压在上面飞驰而过。尸体的臭 气和硝烟瀰漫的臭气一起散发出来，犹如置身于焦热的地狱、血池的地狱， 以至于有了一种错觉，好像已经站到“狱卒”的立场上了（《我目击了那 次南京的悲剧》，载《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 对铃木二郎这番目击者的谈话，山本七平持有异论，而笔者对山本论点的批判则在第二编第3节，希读者阅读。 汪良的证词说，死在中山路（南路和北路）和中央路上的中国军民达数万人，也许有人认为这有些夸张。但是，从日本方面的资料看来，未必如此。 例如，第九师团的一部分联队是于十三日从城东的中山门入城的，在《第九师团作战经过概况》（昭和十三年一月，该师团参谋部编写）中，就其在城内的扫荡情况叙述如下：“尔后，师团以右翼联队为主力，在城内进行扫荡，歼灭了残兵败卒七千多”（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二三三页）。仅一个师团就获得了这样的“战果”。更何况，在上述七千人中也可能包括不少非战斗人员。 ※　　　　　　　 ※　　　　　　　　 ※ 再介绍一个人的谈话，他在日本军入城时进行扫荡战后，曾亲眼目睹了惊人的悲惨情景。 前面提到的《野战邮政旗》的作者佐佐木元胜是在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即第二天举行入城式前到达南京的。南京陷落三天后，在南京马路上仍可看到当时的悲惨情景。佐佐木对这种情景是这样叙述的：“在这条马路上，从军政部到海军部的数町（日本旧时的长度单位， 一町约合109米——译者）之间，有迹象表明当时有人发出过可怕的求救的惨叫声。尸体很少，大概已被收拾，但步枪、钢盔、衣服等乱七八糟地丢在地上，可以想见，当时有一、两万中国兵在这里被枪杀。其中好像也有脱去军装而换上了便衣的中国兵。”（上册，第二一六页） 当时，担任慈善团体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的许传音，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掩埋工作。他曾到庭出席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也就南京陷落后第三天驱车视察南京市区的情况提供了如下证词： 第三天，我得到日本陆军军官的同意，在带领日本兵的条件下，曾穿 过市内。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大致统计在路上或在家中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 的人数。我看到到处都躺着尸体，其中有的已经血肉模煳，我所看到的这 些躺着的被害者的尸体仍保持着当时被杀害时的模样。有的身子蜷曲，有 的却伸开两腿。这些都是听任日本兵摆布的，我目击了当时日本兵的所作 所为。我曾在一条主要马路上点过尸体的数目，当在马路两边点到五百具 左右尸体时，感到实在无法再点下去，就作罢了……我在南京市的南部— —南市和北部、东部、西部都曾看到了全然相同的情况……当时，在南京 市内没有中国军队，我所看到的尸体男女老少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 没有一个穿军装的（《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二十五页）。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dr. m. s. bates） 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就上述悲惨情景提供了如下证词： 日本军入城后，几天内，在我家附近的路边，到处都是被枪杀的老百 第10页 姓的尸体。这种残暴行为所涉及的范围甚广，没有人能讲得出它的全部情 况。我们尽可能地在安全地带及其附近地方作了调查。斯迈思教授和我作 了各种调查、观察，结果得出了结论是：在我们确切所知的范围内，城内 有一万二千个男女包括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 除此之外，在市区内还有许多人被杀，但我们无法统计这些被杀害者 的人数。在市区外，也有相当多的人被杀。以上所说的，全然不包括遭屠 杀的几万名中国士兵或曾经是中国士兵的男子（《远速》，三十六号，前 引书1，第四十九页）。 贝茨、 斯迈思（dr. lewis、s. c. smythe）两教授得出结论说，仅就他们所知的范围内，城内有一万二千个包括男女、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遭到杀害。不言而喻，他们是无辜惨遭杀害的，其中还有一些市民由于有便衣兵的嫌疑而遭到杀害。然而，南京市民或在搜捕便衣兵中受到牵连而遭到集体屠杀，或被一个个日本兵用来血祭，其数目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一万二千这个小数目。关于被日本军杀害的残兵败卒和一般市民的数目，将在第6节还要谈到。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为採访消息，到十五日为止一直留在南京。他就南京市区所发生的惨状这样说道：“在南京的马路上，尸体累累。有时还得先移开尸体，汽车才能通行……许多未能从市内南部和西南部逃出来的中国普通市民都被杀害。其总数恐怕与中国战斗人员的死亡总数大致相同。日本军占领南京后，记者曾前往南京市的南部採访，那里在日本军的炮击下，各处几乎破坏殆尽，到处横着中国普通市民的尸体。”（前引书2，第二八三、二九四页） 记者德丁说，在南京市的南部和西南部有许多非战斗人员和数目大致相等的战 斗人员被杀，可以认为，这是由中华门入城的第六师团和第十一师团进行扫荡战所造成的悲惨结果。 第六师团的行动区域是通过中华门的南北向马路，西面至城墙，北面至安全区。但谷师团长却在南京的国防部军事法庭上辩护说：“由于中华门附近已成为激战地区，在被告的部队入城时，居民已逃到别处避难。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我师团就在空房子里住宿。所以没有一个居民遭受我官兵的迫害”（五岛广作编：《南京作战真相》，第二二六页）。其证词是说，在他所负责的地区内几乎看不到受迫害的对象——居民。就是说，在那里的市民生活中，没有混入“便衣兵”，因而自然不会搜捕残兵败卒了。 然而，在松平鹰史编写第六师团所属大分第四十七联队的战史——《乡土部队奋战史》中却这样写道：“该部队在占领南京时，以四眼井高地为中心，用主力部队彻底扫荡了穿便衣的残兵败卒”（第四○一页）。在熊木日日新闻社出版的《熊本兵团战史》（支那事变编）中也这样说，从十二日到十三日，在南京城墙上的战斗中，据说同四千名中国兵作战，对方死伤了一千五百名。这次战斗，包括了城内的“扫荡战”（第一二五页）。 ------------------ $第三　大杀俘虏、“便衣兵”和难民 -------------------------------------------------------------------------------- 在中国首都南京所屠杀的中国人，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当了俘虏的官兵。十二月十七日举行入城式，日本军为此而对放下武器、换上便衣而混入在城内市民中间的残兵败卒（便衣兵）进行了彻底的扫荡。凡有士兵嫌疑的人，一个不留地都被抓了起来。他们与当了俘虏的中国兵一样，在城外遭列了残酷的集休屠杀。 不仅如此，几万普通市民在日本军占领后不久，与俘虏一起同时遭到集体屠杀。在日本军持续不断地搜捕残兵败卒时，又有许多市民受到牵连而遭到屠杀。更有甚者，疯狂的日本兵处于毫无管束的状态之下，他们一个个地杀害市民，强姦妇女，破坏和烧毁房屋，并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掠夺，摆开了庆祝胜利的宴会。日本军对这些无奈的普通市民所施加的残暴行为，在下一节中详加叙述。 第六十五联队屠杀俘虏一万五千 前面已作过介绍，同于第十三师团的会津若松第六十五联队曾在幕府山下俘虏了中国兵约一万五千人，不久，这些俘虏全被残酷杀害。 要给一万五千名俘虏提供伙食，不消说，那是十分困难的。据前面提到的十六日南京发布的消息记载，横田记者告诉一个俘虏、教导队总参谋沈博施说：“听说今晚能供应伙食。”当时沈参谋回答：“深表感谢。只要能给我配备汽车和警卫员，我陪你们去富贵山炮台的地下室储藏几百袋大米的地方。如果搞来大米，不消说这里所有的人当然都能解决问题，而且还能提供给日本军。”但是，储藏在南京城内这座富贵山炮台内的几百袋大米，最后连一粒也没有装进沈参谋以及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俘虏的肚子里。可悲的是，日本军还藉口无法提供给养，把俘虏全部枪杀了。当时，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日华事变画报》第十一辑就刊载了一幅两角部队抓获俘虏（部分）的照片，他们集中在一起，都被收容在幕府山下、扬子江岸边的村庄——上元门的兵营里。这幅照片恐帕就是在屠杀他们的前一天拍摄下来的。 第11页 屠杀这一大批俘虏的，也是第六十五联队。后来，这个联队的随军记者秦贤助听到当时情况后，曾在前面提到的回忆录中这样说： 屠杀事件从十五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顶点。这一天，有一 长队俘虏穿过南京市区，向太平门走去。其教量多达二万人。……这就是 白虎部队在南京入城时当作礼物带来的大量俘虏。俘虏队伍长得看不到头， 而前面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死亡。 甚至连被称为“精锐的白虎队”也屠杀其俘虏，这难道是白虎部队的 过错吗？是所谓富有人情味的部队长两角大佐的意图吗？抑或是师团长即 萩洲部队长萩洲立兵中将所选择的处理方法吗？ 军司令部曾向中央（参谋本部、陆军省）请示了几次，最初发来的训 电是：“好好谋划！”这一命令很不明确，也没有关于处理俘虏的方法。 一再请示后，发来的训电也是“研究后处理！”如何研究好呢？军司令部 觉得为难，于是第三次请示，得到的命令是“由军司令部负责处理！”军 司令部认为中央的态度暖昧。为迎接朝香宫中将而举行的入城式迫在眉睫， 军司令部十分焦急。“杀掉吧”，军司令部就轻易地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城内，日本军已经屠杀了俘虏，并扫荡残敌，直至看不到一个中国士兵。 而且，日本军认为在缺乏粮食的情况下，只有杀掉二万俘虏。 不过，据说两角大佐毕竟表示了反对。他原来想，为我方抓来的俘虏， 解除其武装后予以释放，让他们回乡。他这一内心想法是正常的，但其主 张未能实现。他虽说是部队长，但只是一个联队长而已。再说，无论哪一 个部队在大陆战线上连战连胜后，都是骄傲非凡，得意忘形的。结果，什 么都干了（《沾满了俘虏血迹的白虎部队》，载《日本周报》，第三九八 号）。 秦贤助认为，两角部队屠杀俘虏是在十五日晚上，这个时间也许有二、三天出入。这是因为，前面提列的横田记者于十六日拍电报发出的消息，假定是在前一天所写的，可以想见，两角部队抓到的大批俘虏在幕府山附近至少呆到十五日。我在过去写的《南京事件》一书中，估计一万五千名中国兵是在十六日晚上被杀害的，现在看来，事情发生在举行入城式的十七日那天，或者发生在第二天即十八日晚上。 当时，俘虏穿过城内，出太平门，朝扬子江岸边走去，由此看来，屠杀俘虏的地方估计是在草鞋峡——靠近下关东北方向，与长长的江岸相连。 在秦贤助的回忆录中，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关于对二万俘虏的处置问题。 据说军司令部曾再三请示参谋本部和陆军省， 而中央态度暖昧，每次都命令“处理”。然而，我认为军司令部就处置俘虏问题请示中央的说法可能是一种误传。可以认为，军部就处置俘虏问题早己下达了命令，说是要全部“处置掉”（杀掉）。下级无视上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无论干什么事情，军司令部似乎本来就无意尊重中央的指令。更何况第十三师团所属上海派遣军有像长勇那样的参谋，他曾放肆地说过，屠杀三十万俘虏是他独断下令干的。这些情况，我想在后面逐步加以叙述。 关于第六十五联队屠杀俘虏的事件，铃木明採访尚活着的有关人员，写了长篇报导，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疑点。关于铃木明的论点，本书将在第二编里作详细的批判，这里只是简单提一笔。关于发生上述事件的时间，也将在那里谈到。 扬子江边每晚大屠杀 在扬子江岸边的草鞋峡和下关，日本军的屠杀行为好像每天晚上都有发生，同十七日或十八日屠杀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俘虏的情况相似。关于这些屠杀行为，我们听到了许多证词。其中，内容有重复的，死亡的人数似乎也有夸张之处，但还是对有关资料作一概略介绍。 在扬子江岸边对俘虏进行大屠杀，看来是从十五日晚上开始的。在这天晚上，有几千名中国人排成不见其尾的长长的队伍，路过《东京朝日新闻》设在大方巷的分社前面的马路，被押赴屠杀场所。该报社随军记者尾随着队伍来到下关，目睹了在那里所发生的大修剧。今井就黎明时在扬子江畔看到的悽惨情景叙述如下： 码头上到处都是尸体，一片黑黝黝的，堆积如山。约有五十个乃至一 百个人影在尸体中间蠕动，他们转来转去地拖着尸体，把尸体丢入江中。 尚未断气的人在呻吟着，鲜血在滴沥，手脚抽搐着，像哑剧那样，一片寂 静。这个惨象在对岸隐约可见。码头上到处都是血水，道路化为泥泞。血 水在月光下映出一片微弱的光亮。 过不多久，“苦力们”完成了工作，在岸边排成一行。哒！哒！哒！ 一阵机枪声。只见他们仰面朝天，翻身扑地，腾空跃起，都一起跌入江中， 就此了结。 当时在场的军官曾点过死亡的人数，说是“约有二万名左右”（《南京城内的大屠杀》，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发行的《文艺春秋特辑》）。 第12页 关于十五日那天在下关大量屠杀俘虏的情况，我不了解中国方面的有关资料。说不定今井把目击事件的时间记错了一天。就是说，事件的发生是在十六日。这一点姑且存疑。 关于今井正刚所写的手记，铃木明已对它的可靠程度作了辛辣的批评。对于铃木明的这一论点， 我将在本书第二编第2节（第三六四页以下）提出详尽的反驳意见，希阅读。 以熊本第六师团的随军记者身份而进入南京城的《东京日日新闻》特 派记者五岛广作（随军时在熊本分社工作），对《东京朝日新闻》随军特 派记者今井正刚撰写的正文所引记录，以《六师团的“南京惨杀事件真相” 毫无事实根据》（载《熊本广播》，一九六六年八、九、十一号）这一论 稿形式，作了这样的批判：“今井君的南京大屠杀一文是根据‘似乎发生 过’或‘无疑发生过’的传闻，用推理小说的手法虚构事实，凭兴趣出发 写出来的。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和日本各大学开设新闻讲座，今井的文章 在大众传播原理和编辑论这些学科的教材中已成为造谣惑众的典型事例。 与有名的‘伊藤律访问记’一样，同是巧妙地进行虚构报导的典型。关于 报导南京入城式的着名文章，像事先考虑的原稿那样，其胡说八道也不亚 于‘伊藤律访问记’，对此，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研究室也感到惊讶。” 五岛也把今井指责为“急于在特殊报导上立功的蛊惑人心的记者”。 诚然，五岛在文中所说的关于报导南京入城式的那篇事先考虑的原稿，是 今井根据时间安排，在前一天写好后拍电报给总社的“虚构报导”。此事， 今井本人也打过招唿，总社理应知道是“虚构报导”。新闻记者在万不得 已的情况下，写些像是真有其事的事先考虑的报导和预作推测的消息，这 对五岛来说自然也是十分了解的。发表关于南京入城式的虚构报导，这一 点，《东京日日新闻》南京分社无疑也负有同样的责任。因此，东京大学 新闻研究所如果把今井的报送视为虚构报导的典型事例，那是考虑到对南 京入城式的报导方式问题。关于屠杀事件的报导，是二十年后写的回忆录， 不是新闻消息， 因而说它是“虚构报导” 有些可笑。如果一定要说它是 “虚构文章”，那末，既然它所写的是总社所公认的“虚构报导”，是否 可以认为用回忆录方式所写的报导也是“虚构文章”？新闻研究所的教授 们也并不会像五岛所说的那样，断定今井关于屠杀事件的报导是“虚构文 章”吧！ 下面，就十二月十六日在扬子江岸边所发生的各起事件，列举一些有关资料。 首先是中国人鲁甦（发生事件时在警察署工作）的证词，他的证词收于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报告（检证一七○二）中。 敌军入城后，将准备退却的国军和男女老少难民共五万七千四百十八 人关在幕府山附近的四、五个村庄里，断水断粮。冻死饿死者颇多。到一 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夜间，日本军用铅丝将倖存者两个两个捆在一起， 排列成四行，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然后用机枪对这些人进行扫射，又用刺 刀乱戳，最后在尸体上浇上煤油焚化。烧后，把尸骸一个个都扔入扬子江 中（《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四一页）。 据说，鲁甦在巷战时因中炮弹受伤，躲在幕府山附近的上元门大茅洞里，他在“咫尺之远”看到当时悽惨的情景，因而可以说是“目睹这一惨剧的见证人”。根据他的证词，除了在幕府山下当了俘虏的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个退却的士兵外，还有多达四倍于此的军民被关在幕府山附近的几个村庄里。十六日夜间，他们被机枪扫射，全都死去。但是，将总数定为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有什么资料根据呢？我也觉得有些可疑。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检证一七○六）也认为，当时关在幕府山附近几个村庄里的男女老少有五、六万人（《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第一四三页）。 十六日这一发生事件的时间，有的记录则说是十八日。南京国防部战犯审判法庭在对“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中将进行判决时这样说：“同月十八日夜间，復将我被囚幕府山之军民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以铅丝扎捆，驱集至下关草鞋峡， 亦用机枪射杀，其倒卧血泊中尚能挣扎者，均遭乱刀戮毙，并将全部尸骸，浇以煤油焚化。”军民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在下关草鞋峡被屠杀的时间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郭岐：《南京大屠杀》，第二二一页）。可以推测，判决这起事件的根据，很明显是基于上述鲁姓的证词，但把据查于十二月十六日发生的事件，在判决中改成十八日，这也许有什么根据，暂且注意时间上的差异。 根据梁廷芳大尉（一九四六年）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四三），十六日下午五时左右，当他改穿便衣后躲藏在国际安全区的难民收容所时，日本军命令他们去下关，同时强行拉走五千个人左右，组成了长达四分之三英里的队伍，他险些被杀。到十一时左古，枪杀已持续了四个小时，他避开日本兵的视线，和朋友一起跳入扬子江，隐藏在崖下，后来才得救。梁大尉对当时的枪杀情况作证说：“我们到达那里时，在江（扬子江。——洞富雄注）边附近排成一行，两边和前面都有日本兵和机枪，机枪口对准了一排人。还有两辆卡车，车上装有粗绳，大家五个人一组，倒背着手被绳子捆绑起来。我还亲眼看到，在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先被日本人的步枪射中，后被扔入江中。在那里，包括乘轿车的军官和其他军官在内，约有八百个日本人。”从下午七时开始进行枪杀，据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二时（《远速》，四十三号，前引书1，第七十二至七十三页）。 第13页 梁廷芳的宣誓口述，没有讲明日本军从安全区的哪一个收容所里带走五千名中国军民，也未明确说屠杀的地方只是在下关。然而，根据南京战犯军事法庭对谷中将的判决，指出该收容所是华侨招待所，屠杀的地方是在下关中山码头，并知道，同梁廷芳一起逃跑的友人是白增荣。 在梁廷芳的宣誓口述里，既未讲清楚五千个人全部是难民，也未讲清楚他们同在一个收容所里，但在判决书中，把他们都说成是华侨招待所——收容所里的难民。可是，根据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南京安全区难民收容所一览表》里的记载，在华侨招待所里收容了二千五百个家属（前引书2， 第一三一页）。所说的五千个人，不啻是华侨招待所的难民。收容所的人，也许是从安全区内几个收容所里强行拉上的残兵败卒及其嫌疑分子，再加上从别处强行拉来的俘虏等的总数。梁廷芳和白增荣可能是偶尔躲到其中一个难民收容所即华侨招待所的难民收容所里的残兵败卒。 当时有个日本人亲眼看到许多人，估计是残兵败卒的队伍被押往屠杀的地方。这一点，后面将作详细介绍。他听说，那些残兵败卒是“一网打尽的，说有三批”。所谓三批，大概是意味着从三个收容所里抓来的。 ※　　　　　　　 ※　　　　　　　　 ※ 南京杂货零售商人尚德义，也作为检察方面的证人出庭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在下关集体屠杀中，他是倖存者。据他陈述，他住在安全区的上海路华新巷一号。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左右，他和哥哥、堂兄以及姓名不详的邻居五人都被属于小岛部队的日本兵逮捕，押往下关，那时他们看到那里已有一千名以上普通男子，大约队下午四时起，日本兵开始对他们进行集体屠杀（《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书1，第四十一页）。 ※　　　　　　　 ※　　　　　　　　 ※ 关于在下关的集体屠杀，虽时间不清楚，但中国方面提供了几个人的证词。 当时，孙永成是南京的粮商，曾被驻在下关车站附进的日本军营房里的伙夫抓去劳动。他说，他在此期间亲眼看到在营房附近的堤坝上约有一万名中国人被枪杀，然后被抛入江中（检证一七一八。《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三○页）。 在下关和草鞋峡交界处有一家英国人开设的和记洋行——大型肉类禽蛋加工厂。一九六五年访问南京的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的团员们曾听汪良说，当时有数千名中国人在该工厂避难，被日本军发觉后，全遭杀害（山冈繁：《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页）。这些难民或许被当作便衣兵或公务员而遭杀害的吧。关于屠杀避难于和记洋行的军民一事，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准备的证据——《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中国居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以及南京红卍字会掩埋尸体的实际情况以检证一七二八。此书面证据未向法庭提出）——中是这样记述的：“在和记洋行工厂里有数千名、在宝塔桥有数百名当地居民和已解除武装的士兵当了俘虏。他们被关入煤炭港的仓库里，门锁得紧紧的。日本兵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并把煤油浇在尸体上，点火焚烧。他们对在下关老虎山被解除武装后的数千名中国兵也採取了同样手段。”（前引资料集1，第三八五至三八六页） 对于在下关北边煤炭港（其北边是宝塔桥，靠宝塔桥的江边是和记洋行）里发生的大屠杀情况，曾于一九七一年夏为调查南京事件而访问该地的《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也直接从险遭枪杀的陈德贵（五十三岁）那里听到过。据本多说，在煤炭港被屠杀的难民，是收容在和记洋行的市民，他们原以为那一带是英租界，可能日本军不会进入，因而才去那里避难。但收容在那里的数千个居民中，有二千名青壮年男子被抓走，并在附近的煤炭港遭杀害。那天晚上，也有许多留在难民区的年轻妇女被强行拉走（《中国之旅》，岩波文库版，第二四三至二五一页）。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中国方面关于收容在宝塔桥难民区的人数和被害者的人数， 似乎说法不一。 马吉牧师 （一译马骥、 梅奇——译者） （rev. johngillespie magee） （？）在信中就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的情况说：在扬子江岸边有二万难民， 他们要求前往城内的安全区（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一页。参照本书第一○三页）。 ※　　　　　　　 ※　　　　　　　　 ※ 最后，介绍一下亲自下令屠杀集中在下关的数千名中国兵的当事人的手记。十二月二十一日，当时担任南京地区西部（包括城内）警备司令官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其《进攻南京纪实》一文中，就昭和十三年一月五日的情况记述如下：“依次逮捕在城外近郊继续不听命令的残兵败卒。在下关予以处决者达数千人”（《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三三五页）。这难道不是一次就枪杀了数千名散兵吗？这一记录特别引人注目。 日本人对十六日大屠杀的证词 上面所述是中国方面就发生在扬子江畔下关和草鞋峡的大量屠杀事件所提供的证词。应当认为，这些证词中也可能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所讲的死亡人数。颇有夸大之处。 第14页 关于十六h晚在扬子江岸边发生的严重惨剧， 日本方面也有两、三个证词。一个是前面提到的《野战邮政旗》着者佐佐木元胜，他是在十六日下午进入南京的。他在这一天所记日记的最后部分写道（〔〕内所记内容，系新版时恢復的）： 回到中山门附近的邮局后，天已漆黑。山森事务官和梅森书记向不愿 意开车的司机兵塞了一些钱，要他朝下关的邮局驶去〔夜已很深，这辆卡 车的司机兵忽地回来了， 说是下关情况严重〕 。那天晚上，在下关邮局 〔停车场附近。——洞富雄注〕附近的江边，响起了激烈的扫射残兵败卒 的机枪声。航行在江上的驱逐舰点着了凄凉的灯，用机枪扫射企图在浊流 中逃跑的人（上册，第二一七页）。 佐佐木从下关的中国邮局回中山门附近野战邮局，大概途经中山北路附近时，看到有大批残兵败卒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其悲惨的情景，他描绘如下； “大批苦力连续不断地走在黑暗的马路上，他们在荷枪实弹，并装上了刺刀的士兵带领下，排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他们就是俘虏。我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探出头来问那带队的士兵，据他说这些俘虏都是换上了便衣的士兵，已被一网打尽，共有三批。很多人佩有日本臂章。有的背负捲起的灰色毯子，腰挂饭碗。有的为了不使自己掉队，正急匆匆地赶路，他们三人一排，手挽着手，吵吵闹闹，犹如野游般地走着。有谁稍许走慢一点，便会不分青红皂白地遭到士兵的毒打。其中有十五、六个人，看起来像是勤杂工。皎洁的月亮当空升起，今夜如此一大群的俘虏可谓是空前的了。啊，亡国的悲惨！”（上册，第二一七页） 佐佐木全然没有说明他们去何处，这些俘虏恐怕是被带到下关——屠杀的地方——去的吧。 这天，佐佐木也在南京市东部麒麟门附近看到了大批俘虏，他写道； “在麒麟门稍许前面一点，靠右手的工路试验所（原文如此——译者）广 场上，蹲着许多穿青灰色衣服的、看上去像是苦力模样的人。那是解除了 武装的四千名中国兵。在路旁也有很多中国兵。他们瞪着眼睛，流露出可 怕的目光。在储集弹药的马群镇，日本军对两百名残兵败卒进行了扫荡” （上册，第二一五页）。第二天，十七日，佐佐木在紫金山参拜中山陵后， 在归途中又看到了大批俘虏的队伍，对此，他只是简单地写道：“在中山 门前又遇到了大批解除武装的中国兵。这是〔七千二百名左右〕大批乞食 者的行列，没有一个人可怜。”（〔〕内所记内容，系新版时恢復的。第 二二○页） 佐佐木一个人仅就十六、十七日两天所见的情况，认为被押赴遭屠杀 的俘虏，似乎也有一万五千名以上（十六日在城内所见的散兵，少则也有 四千名），对俘虏的屠杀是惊人的。 佐佐木关于屠杀中国兵问题所提供的证词，是根据传闻。另一个是目击十六日发生惨剧后的现场的随军记者（同盟通讯社）的证词。这个证词，如说它是传闻也可以。松本重治在其《上海时代》一书中记述了不久前从三位原来的同事那里听到的情况。他的同事曾以随军记者身份，在南京攻陷后即为採访消息而在南京呆了几天。他说： 三个人都说，自十二月十六日到十七日所直接看到的，首先是从下关 到草鞋峡，一路上沿江边一带都是焚烧过的尸体，约有两、三千具。大概 是经机枪扫射后浇上汽油烧死的……三个人都是相当老练的记者，他们说 似乎不存在几十万人的“大屠杀事件”，又说，死于非战斗的情况下的， 大概是一、两万人（下卷，第二五一至二五二页）。 上述同盟通汛社的三个记者之一前田雄二，最近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在战争的浪潮中——从华中到法属印度支那》。他就十六日那天的屠杀情况，这样说： 这一夜（举行入城式的十七日那天晚上。——洞富雄注），我们在野 战分局再次举行庆祝宴会。席间，深泽干藏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深泽 曾在傍晚独自一人去下关看看，得知就在下关长江下游有许多尸体，堆积 如山。他走去一看，那堆积如山的尸体绵延很长距离。据说，警备兵如发 现其中有人尚未死去而在动的话就立即把他们杀死。 第二天早晨，我和两、三个朋友驱车外出。途经挹江门，看到所有尸 体都已被清除掉，因此没有穿过地狱之门的恐惧感觉。驶过下关，的确像 深泽所说的那样，在扬子江岸边的马路上，大批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如山， 绵延很长距离。这些尸体像是被浇上了汽油，用火焚烧过的。“好像是用 机枪干的，”被川说，“而且好多啊！” 尸体超过了一千，也许有二千具，是一支部队士兵的尸体。我们目瞪 口呆了。无论说尸体堵塞了挹江门，还是说在该扬子江岸边死亡的部队士 兵怎么会有这种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第15页 回到城内，我们试着向警备队的参谋打听。他的说明是；为数不多的 日本部队在护送大批投降的部队时，途中反遭袭击，因而歼灭了他们（第 一二○至一二一页）。 深泽记者说，他在十七日傍晚看到尸体堆积如山，其中有的还在动，这也像松本重治所说的那样，可以认为是前一天晚上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第二天即十八日，前田记者等人外出后所目击的堆积如山的尸体，也许与深泽记者所见到的情况有出入。自十三日起，日本军在扬子江岸边几乎每天都进行大屠杀，可以认为日本军在十七日晚上同样也进行了大屠杀。从下关到草鞋峡，在漫长的扬子江岸边，肯定到处都是尸体，堆积如山。总之，我认为深泽和前田只是看到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的一部分而已。 如果十八日那天在扬子江岸边堆积如山的被屠杀者的尸体，果真仅如前田所看到的那样，那末，我在前面介绍的几个证词所说的情况可能多半是虚构的。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想像的。 另外，同盟通讯社的记者们说：“在非战斗的情况下死亡的，大概是一、两万人。”对这种说法，将在后面进行批判。 扬子江畔的悲惨情景 在下关草鞋峡，有许多遭集体屠杀的中国军民的尸体被残忍地丢入了扬子江。到底有几千几万具尸体难以统计。但是在现场，还有大批尸体丢弃在那里。 扬子江岸边尸体成堆，发生惨剧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简直像今世的人间地狱。佐佐木元胜接收了下关中国邮局后，就把野战邮局迁到那里来。他对当时附近满是尸体的情况，描绘如下： 在江岸，残兵败卒遭机枪扫射后，尸骸成堆，在马路上、江堤下和江 水边，尸体重叠着。任何悲惨的情景也无法与之相比。除此以外，还有多 少具尸体被吞没在长江的浊流中，随波沖走，不得而知。我曾于关东发生 大地震时，看到了在本所（本所，日本东京市区内的一个地名，低洼地— —译者）的绿町河岸堆积着许多死尸，但与此相比也是微不足道了。那些 夺去了人的生命的枪弹和刺刀，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尸体呈半裸状态。有 的〔浇上了煤油后被焚烧〕烧得焦黑。包有草蓆的酒桶被卸在旁边，堆积 如山，像庆祝胜利似地。军队站在上面放哨。这个场面是战胜国与亡国的 强烈对比（前引书，上册，第二二二页）。 大屠杀看来大多是通过机枪扫射来进行的，但似乎有时甚至也使用了毒气。从镇江出发沿着扬子江南岸向前进攻的山田支队（第十三师团属下）有个辎重兵，他说，“在南京城内还发生过更为严重的几件事”，“非常出名，但由于我未曾亲眼见到”，所以“不想说”。然而，当部队离开南京而要开赴安徽省时，曾集结在下关（南京码头地区），由于要渡江到对岸浦口，他们便在那里等候轮流渡江。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日本士兵在那里看到了悲惨的情景，他说： 更有甚者，我曾目睹了堆积在一个地方的数千名中国军正规部队士兵 的尸体。在此之前以及以后，我从未看到这么多正规部队的战死者的尸体。 他们死得十分奇特。看上去，他们没有外伤，其次倒下的位置像是正好爬 到下关的土堤下，待精疲力竭后才断了气的。也就是说，他们想朝长江方 向逃去，然而这种逃离的方向是不符合常情的。因此，只能这样推测，他 们不是为了逃跑才爬到江里去，而是要到江里饮水。 “那不是瓦斯中毒吗？”我们互相议论着。 “是啊，是这样的。”大伙几乎都同意这种看法（藤原审尔编：《众 所周知——中国妇女在百万中国派遣军手下蒙难》，第三十一至三十二页）。 如上所述，在扬子江岸边惨遭屠杀后的尸体成堆，但除此以外，还不知有多少尸骸当场被丢入扬子江里。日本军之所以要选择扬子江岸边作为进行集体屠杀的地方，目的之一，可能是为了把尸体葬入于扬子江中。 ※　　　　　　　 ※　　　　　　　　 ※ 记者、作家、评论家、画家、电影导演等多达一百十多个与新闻界有关的人们，或在攻打南京时随军入城，或在稍晚一些时候到达中国首都。当时，在这许多舞文弄墨的人所写的从军记中，没有一篇触及日本军在南京市内所干的大屠杀事件。我正当这样认为的时候，却在前年，看到第一个研究战争文学的高崎隆治发表在未来社机关杂志《未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号）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杀》。从这篇文章中，我了解到诗人西条八十所写的见闻里有关于其目击到日本军进行令人厌恶的大屠杀后遗留下来的现场。西条受读卖新闻社派遣专事参观十二月十七日举行的“南京入城式”。他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出版的《谈话》临时增刊——《支那事变一年史》中，发表了一篇题为《盛大的南京入城式》一文，其中有一节叙述如下： 我们乘的驱逐舰“h——” 驶抵南京下关码头时，已是深夜了。至翌 第16页 晨九时，我们才获准上岸。很早起床的人都说是听到对岸激烈的枪声，遥 见火焰沖天。看来，在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前，为了清除马路上的尸体和扫 盪残敌，士兵们好像忙了一个通宵。 我们乘小艇先来到傍靠在栈桥边的军舰“a——”（中略）。 我边想着边举杯喝茶，一面透过船窗望着早晨的长江。宽阔的江面， 江水像隅田川（隅田川，经东京都市街地东部而流入东京湾的一条河流— —译者）那样混浊，但没有看到浮尸。不过，一片油腻的东西漂浮在江面 上，闪闪发光。从未见过的黑色水鸟在军舰附近江面上，时而浮起，时而 沉下水。 我顺着舷梯下了军舰，上岸（中略）。 我出去一看，见码头斜对面有一座高高的板墙。墙内中国兵的尸体堆 积如山。我心想：“已渐渐开始啦。” 我一直往前跑去，来到宽阔的中山北路。那是白杨树覆盖的林荫道， 参加阅兵式的军队在不断地行进着。他们首先要穿过阴暗的挹江门。那里， 在厚得令人吃惊的铁门背后，堆起丁敌人的沙袋，像扬子江岸边装来的草 包那样，沙袋集中在一起。从这一带开始，一路上，看到横躺着很多穿着 当地居民衣服的中国兵尸体以及死去的军马。 对于文中所说“已渐渐开始啦”这句话，高崎解释说，西条八十看到“尸体堆积如山”后慨然地说“已渐渐开始啦”，这无疑意味着屠杀俘虏。这只能认为是西条八十根据自己的判断预料到将会发生这种事情，或是西条八十从谁那里听说到即将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屠杀决非偶然发生的事件，所谓“不幸”的事件，似乎只能说是出自于日本军队本质的有计划、有意识的残忍的屠杀。 在上述见闻中，还谈到了在举行入城式的当天，即在十七日凌晨，下关地区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西条八十把这一射击的情况说是“扫荡残敌”，其实，那是集体屠杀俘虏。 在南京城内集体处决中国军民 集体处决中国军民的地方，不仅仅是在扬子江岸边的下关和草鞋峡。它遍于南京城内外各地，如果看一看后面列表介绍的关于遗弃尸体的掩哩情况，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红卍字会和崇善堂两个掩埋队所处理的遗弃尸体，合起来，城内有九千三百四十一具，城外有十四万六千零四十八具。就城内的情况来说，可以肯定，除上述数字外，还有不少尸体已为军队自己或市民所掩埋。自然，在这些被掩埋的尸体中，包括许多阵亡者。 下面就城内外（扬子江畔除外）被集体屠杀的情况，列举几个例子。 新岛淳良从南京涉外人员中听到这样一个事实：从城南光华门逃出来后为红卍字会和崇善堂两个慈善团体所收容的一万七千名难民，在那里被就地枪杀（《夺去三十万生命的“南京事件”》，载《东风新闻》，一九七五年七月三日号）。如上所述，在扬子江岸边也有难民集结所，说是那里收容了二万人（参照本书第一○三页），那或许就是新岛听说的收容所，但我现在已无法查明。 ※　　　　　　　 ※　　　　　　　　 ※ 在城西，集体屠杀的情况有如下几个例子。南京粮商伍长德曾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他在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一一九）中，概括地作证如下：“我当时担任警官，南京陷落后，我和三百名警官一起，把全部武器交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然后走进当时作为难民收容所的司法部房子里，那里也有许多普通老百姓。十二月十五日，日本兵来到司法部，要把收容在这里的全部难民带到西大门去。我们一到门口，日本兵就将我们推出门外，每批一百多个人，共分十六批，依次进行枪杀。我想逃跑，便在机枪即将扫射前趴在地上。正当此时，我背后吃了一刺刀，但由于不是致命伤，我假装死去，才得以倖存。”（《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书1，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页） 此外，证人伍长德在南京地方法院也对此作证，他的证词收入在先前提到的该法院检察官的报告（检证一七○二）中，他在证词中的陈述是：在汉中门现场，惨遭杀害的人达二千多名（在法庭上宣读时，由于此处省略未读，因而未在速记的记录中记下来，现根据誉写的原资料补上）。所谓西大门，恐怕就是石城门的俗称。石城门，也叫汉西门（今汉中门——译者）。汉中门是在民国二十年新辟汉中路时设置的，在汉西门的北部，相距很近。所以，叫西大门（汉西门）外也好，叫汉中门外也好，这一带就在莫愁湖畔，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 可见，伍长德的证词似乎有某些错误。事件不是发生在十五日，而是发生在第二天，即十六日。被强行拉走的警官，在数字上也有出入。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十八日向日本大使馆提交的文件，说是早在十四日已从司法部这个收容所里强行拉走了两、三百个残兵败卒，然而至十六日，强行拉走了五十名穿制服的警官和四十五名志愿警官（并非三百名警官），并从这最高法院的收容所里也强行拉走了四十名穿制服的军官。当时，同时从上述两个收容所里强行拉走后被处决的，好像还有全部难民。附在上述文件中的、关于十七日那天的难民收容所一览表，其中所记这些收容所的难民数都是零（前引书2， 第一三一至一三二页）。估计是该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在给其住在上海的妻子的一封密信中，对此情况记述如下： 第17页 午饭时，住宅委员助理里格斯（插rles h. riggs，一译李格斯、林 查理——译者）悲痛欲绝地过来了。日本军把法学院和最高法院里的难民 全都强行拉走。他们的命运是可以想像的。我们的民警也被拉走了五十名。 里格斯虽提出抗议，但遭到了士兵们的粗暴对待，还被军官们打了两布。 难民都经过全身检查，看看有没有带钱，凡是藏在身边的东西，不论什么， 有时甚至连剩下的一条被褥之类的东西也被抢走。下午四时，职员们正在 开会时，听到附近传来行刑班的枪声。这一天的恐怖情景，对可怜的难民 或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无法形容的（前引书2，第三十三页）。 马吉牧师（？）又在信中写道，十五日晚，日本军从安全区内的一个收存所里强行拉走一千三百名难民， 不知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处决了。 对此，将在后面（第一二四页以后）连同有关资料一併介绍。 关于在汉西门外或汉中门外进行大量处决的情况， 前面提到的汪良曾说过；“在汉两门外的沙地上，每天有数百人，多的时候有数千人被集体枪杀，他们都是被日本军从城内带出来的。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他就是现在还活着的见证人殷有余先生”（前引《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页）。新岛淳良也听说：“数万人分几次被埋入土中后窒息而死。当时倖存下来的伍长德先生，后来在东京审判时站在证人席上”（前引稿）。这里也出现了伍长德这个名字，只要是他的证词，也许得相信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中所说的情况，但又与汪良说的话有出入，因而关于数万人被害这个数字，从现在南京涉外人员所告知的情况来看，似乎可以认为稍许有点夸大。尽管这样，在西门外的屠杀是相当残酷的，这从贝茨博士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所写的手记里看到这样的文字而得知。贝茨博士写道：“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负责人请求我们去汉中门外，视察一下在那里的许多尸体……汉中门现在封锁着。掩埋队报告说，在那里有遗弃尸体三千具。那些尸体经大批处决后原封未动，或是成排地倒下，或是重叠着丢弃在那里。”（前引书2，第四十六至四十七页） 关于西门外的大屠杀情况，日本人也提供了一个证词。日本广播协会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八时题为《映像的证词“战斗的军队”》的广播中，提到过井之胁定二这个牧师。他曾参加了南京攻陷战。他说，当时，在南京西门外，有三十米左右宽的防坦克壕沟，全为尸体所埋没，马拉的辎重车在尸体上碾过。 ※　　　　　　　 ※　　　　　　　　 ※ 新岛又报告了这样一个传闻：“现在建立五台山体育场的地方，当时系一片荒地，在那里有一万名市民被枪杀了。”五台山位于安全区范围内。在难民收容所里听得见枪声的地方，抓来的便衣兵变成了牺牲品，许多普通老百姓被枪杀。这些情况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中也可见到许多，但这次被枪杀的人有一万名，这个数字似乎也是夸大的。 ※　　　　　　　 ※　　　　　　　　 ※ 关于南京的集体屠杀问题，我大约在十年前得知了惊人的事实。那是通过守山义雄的记录了解到的。守山义雄和今井正刚一样，当时以《东京朝日新闻》的随军记者身份，在发生事件时在场。德国哲学研究工作者樤原正瑛曾听到过守山义雄的谈话，他在发表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号《日中文化交流》上的一篇文章里，作了如下叙述： 在战争期间，我以留学生身份逗留在德国，当时，守山义雄（已故） 任朝日新闻社柏林分社社长，我曾从他那里听到日本军开进南京后发生大 屠杀事件的真相。守山是以《朝日新闻》记者的身份亲眼看到那些事实的。 据说，日本军占领南京后，曾一次把三万数千名中国人——其中大部分是 老人、妇女和儿童——赶入市区的城墙内，从城墙上投下手榴弹和用机枪 勐烈扫射，将他们全部枪杀。当时，在南京城墙内的确尸山高筑，长靴几 乎没没在血海之中。据悉，对此惨无人道的行为，甚至还必须以“皇军”、 “圣战”之类的谎言来进行报导。守山对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感到绝望，并 苦恼了好几天，想折断笔返回日本（《西方有纳粹主义，东方有军国主义》， 载《日中文化交流》，一五七号）。 根据上述传闻，这以老人和妇女、儿童为主的三万数千名中国人是从城内逃向郊区避难的市民呢，还是郊区村庄的居民，情况都不清楚。但他们被赶入城墙内后全被枪杀。这起事件实在是令人可怕。如果正像樤原所听到的那样，这种大屠杀在城内一处发生的话，其屠杀的地方估计是在太平门——位于空旷且向东南突出之地——或中山门附近。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认为，这些被害者是住在紫金山后面和幕府山前面的居民，或者是在该地区避难的南京市民，他们是从太平门被赶入城内的。然而，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对这一带三万多名中国民众被集体屠杀事件没有提出证据。为什么就这起事件提供情况的人，除提供间接证词的守山外，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没有留下其他任何人呢？人们觉得奇怪。守山的谈话是关键的，但他已离开人世，因而现在无法质疑，令人遗憾。 第18页 虽不能确切池说明，而中国方面也没有这起事件的有关资料，这或许是已为大家所熟知的事件的一种误传。在此，我们想起了前面提到的一个事实：在幕府山附近收容的五万七千余军民在扬子江岸边遭到枪杀。所以可以这样认为，事件是发生在离太平门外不远的地方，但似乎被误传为发生在太平门内了。 然而，即使没有旁证，还是应该认为，它像修原所听到的那样，事件的发生也许实有其事。那是因为，尽管这是三十年后作的笔记，但却是在直接听了参与屠杀的人谈实际体会后写出来的。尽管如此，应当认为三万数千名被害者并非全是无辜居民，其中包括很多俘虏，而且三万数千名被害者这个数字也有问题。 ※　　　　　　　 ※　　　　　　　　 ※ 从传闻中可以认为，事件是发生在太平门、中山门之间城墙里面的空地上。对可怕的大屠杀的事实已经作了介绍的还有一个人，即《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他亲眼见到：十二月十三月，日本军在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曾对俘虏进行了集体屠杀。铃木是在南京陷落时入城的，他在城内呆了四天，目击了日本军的许多残酷屠杀的行为。对于上述发生的惨剧，他说； 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悲惨的大屠杀。俘虏在二十五米 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一个个被刺刀刺落到城外。 在城墙上，许多日本兵举起刺刀，使劲地吆喝着，在向俘虏的胸膛和 腰间刺去，只见鲜血飞溅，阴森森的气氛使人毛骨悚然。 在那里，我又看到了日本士兵〔前一天，在中山路励志社（今迎宾馆） 把我错当成是中国人〕 企图刺杀我的一副兇相，我目睹那种惨剧，不久就 茫然若失，当场就呆住了。 可是，就在这一残酷屠杀的情景中，出现了不可理解的现象，使我无 法忘怀。那就是被刺后跌落下去的俘虏们的态度，他们的表情。 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期待着“死 亡的到来”（《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丸》，一九七一年十 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专辑）。 对于铃木这份手记，山本七平提出了恶意的批评。对此，我代铃木作详细回答。 关于在中山门附近屠杀俘虏的问题，有一个士兵在他写的信中也提到了这起事件的目击情况，这封信被收录在数年前岐阜县郡上郡白鸟町教育委员会出版的《白鸟町阵亡者的信》中。我认为，这封信与前面介绍的担架兵外贺关次的日记一样，应作为同时代的资料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封信估计是在第十六师团当辎重兵的已故仲（左火右田）靖七写给他的弟弟的，发信时间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信中这样写道： 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城门四道，有一尺左右厚的铁门，堆积了数千袋 土包，六八（原信如此）要搬走它后进入城内，那是要付出很大力气的。 在门外，有五十、一百个中国兵倒在那里，似乎是一百五十余名俘虏兵头 并头池排在一起，被日本军用机枪扫射死的。其中好像混入了中国高级官 员。这好像是九师团干的（第二○八页）。 随着攻打南京面发生的对俘虏和残兵败卒的屠杀，至十二月中旬大体上结束。但是，这些俘虏属于什么性质，情况并不清楚，不过在翌年四、五月间，南京还在处决这些俘虏，有人目击了这些情况（森山康平编：《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六十二页）。 ※　　　　　　　 ※　　　　　　　　 ※ 这里，根据高崎隆治所编近作《非战之歌》，介绍两首诗，诗中歌颂了在南京攻陷战中死亡的中国军民。 眼前尸体堆积如山，二万生命遭难，毛骨悚然。 这首诗的作者是三田零人，该诗载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号的《短歌研究》上（第七十八页）。他目击了枕藉在那里的二万余具尸体，他们是在日本装甲部队——曾痛击丢下武器后溃逃的大兵团——的机枪扫射下被歼灭的呢，还是日本军对毫无抵抗的俘虏和残兵败卒进行大屠杀？高崎认为是后一种情况。即使是死于前一种情况，这在中国方面来说，也理解为是“屠杀”。不管死于什么情况，它可以看作为大屠杀的一个例子。 另一首诗，是当时的南京宪兵队崛川静夫所写： 弃尸八万，令人惊嘆，有口难言。 这首诗收于昭和十五年出版的《南京》这部诗集里（第七十九页）。高崎就这首诗说：“认为只要未在南京投掷原子弹，就不可能有‘八万’死者等，这是对屠杀的否定，他们说这位宪兵大尉与大宅壮一一样，也是‘撒谎’。如果说他是‘撒谎’的话，那只是他把实际的数字估计得过低而已。” 长勇夸口说他下令屠杀俘虏三十万 前面介绍了集体屠杀俘虏和残兵败卒的各方面资料，现在必须谈一谈曾夸口说他下令屠杀三十万名俘虏的一个人物。他就是长勇中佐（翌年升任大佐），他在占领南京时，是上海派遣军的情报主任参谋，兼任华中方面军参谋。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田中隆吉大佐（在事件发生时任关东军参谋，中佐）曾听长勇这样说过。田中在他战后写的《被割断的歷史（战败秘话）》一文中，谈到了这些情况。文章稍许长了一点，却是个重要的证词，因此将有关部分全部引录如下： 第19页 昭和十三年四月初，当时我担任朝鲜罗南的山炮二十五联队长。一天， 由于三月发生人事调动，在成兴的步兵七十四联队长长勇大佐来看我。他 来罗南，是为列席师团司令部例行召开的团队长会议。 长勇是我的同事，曾在参谋本部的一个课里和我一起工作过，相互熟 悉。他实际上是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的中心人物，他是个赫赫有名的无比 蛮横的人。他的性格却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豪放，对世间的毁誉褒贬极为 敏感，颇有强烈的功名心。他最大的缺点是不管正确与否，总自以为是， 什么样的恶毒手段都施得出来，毫不反省自己，是个行动家。长勇对我总 要让一步，主要是他在年轻时曾迷恋于女色，我曾帮了他一把。还有，我 的腕力也远比他强。用此，他不大敢在我面前信口雌黄。 团队长会议连续召开了三天。在会议期间，长勇住在我的官员住宅里， 我和他生活在一起。我在这段时间，从他口里听到了令人吃惊的事实，那 就是震撼世界的、在南京附近大量屠杀中国人的真相。有一天，他对我说： “在攻打南京时，我在朝香官指挥的兵团里任情报主任参谋。我军在 上海附近的战斗中经艰苦奋战后逐渐取得胜利，转向进攻，向镇江附近挺 进。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 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军投降。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 最大的问题。在事变开始时，我很高兴，认为对在通州杀害日本人事件进 行报復的时机到来了。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 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 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然而，其中也有逃亡的人， 不能说全都被杀掉。我相信，我不仅由此对通州的屠杀进行了报復，而且 得以告慰已牺牲的无辜在天之灵。” 我怀疑自己的耳朵，并认为长勇所说的话是长勇在胡言乱语，对此并 不相信。 停战后，我从各方面了解到日本军在南京附近进行屠杀的全部情况。 而且试对如何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屠杀的问题作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 不得不肯定长勇在朝鲜罗南说的话是真实的。原因是，如此大量的屠杀， 如果不是在军队的统一指挥下採取集体行动的话，那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 而且这种集体行动只有遵照上司的命令才能进行。此外，友军柳川平助的 兵团并没有任何屠杀行为，这就证实了长勇谈话的真实性。 长勇是昭和六年三月事件的中心人物，第二年夏天，他来上海看我。 我当时任公使馆武官。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谈起了屠杀事件的情况，同时” 他以法国大革命中马拉[1]和丹东[2]自诩。我认为，长勇是个极端爱耍花 招的人，另一方面又十分残暴，在性格上，同马拉、丹东等人是一脉相承 的，这是事实。 -------- [1] 马拉（jean paul marat， 1743～1793）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着名活动家、 政治家、学者。1793年5月参与领导和鼓动人民起义，推翻吉论特派统治，建立了雅各宾派专政，同年7月被暗杀——译者 [2] 丹东（george jacque danton，1759～1794），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活动家，公开反对雅鲁宾派政府的革命恐怖政策，1794年被捕，不久被处死——译者 对镇江附近的俘虏所进行的善后处置，即使人数是大量的，如果冷静 对待，也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没收他们的武器，释放回乡。因为战场是 中国的领土，这样做非常容易。可是，长男十分残酷，他藉口要对通州事 件进行报復，以致进行大量屠杀。尝过一次血味的人，只把杀人当作家常 便饭，往往与勐兽没有两样。这些官兵在镇江附近吮吸了大量鲜血，他们 在进入南京的同时，其残暴性有增无减。总之，当时震惊世界的南京屠杀 事件，是长勇一个人独断独行引起的悲剧（第四十四至四十八页） 就是这样，田中隆吉大约在事件发生后四个月，从长勇大佐那里亲耳听到屠杀三十万俘虏之事。诚然，长勇大佐这个人的性格大概是异乎寻常的，可以认为，这些事，他是做得出来的。然而，尽管他多么反常，能相信一个微不足道的参谋可以不通过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随便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向所属师团长下令全部枪杀俘虏吗？他胆敢这样说，也许是企图把屠杀俘虏的责任由自己一人承担下来吧。不管怎样，以军司令官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屠杀俘虏的命令，我想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田中隆吉听长勇讲，长勇自己独断独行地发布军令，要属下大量屠杀在镇江附近被俘虏的中国兵。田中隆吉说，当时他把这看作为是长勇惯常所说的大话，并不在意，但在战后通过各方面了解到日本军在南京附近进行屠杀的全部情况后，不得不肯定长勇的话是真实的。而且，他断定，在镇江附近吮吸了大量鲜血的那些官兵，在进入南京的同时，其残暴性有增无减，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屠杀事件。这样看来，田中似乎在战后才知道许多中国兵早在南京陷落前当了俘虏并被屠杀的事实。尽管如此，我认为屠杀三十万俘虏是过分夸大了。而且大量俘虏出现在镇江附近，似乎也不符合事实。这恐怕是团中听错的。在南京陷落前的大量俘虏被杀情况，主要在下面介绍，一般认为屠杀发生在乌龙山以西、南京城内各处、扬子江沿岸各地。 第20页 关于长勇大佐的谈话和田中大佐之“柳川兵团” 云云，希参照第7节（第二二六至二二七页）的记述。 在东京审判时未曾提出的大屠杀事件 那时，在作为一个行政区的南京市内，离南京城很远的地方，也曾发生了几次大屠杀事件，具体时间不清楚。中国方面未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过此事。我对真相不明，但对这些事件的传闻情况，为方便起见，介绍如下。 在南京市的东北部有座乌龙山。该山坐落扬子江江畔，山下设有炮台。炮台于十二月十三日为第十三师团的山田支队所占领。山田支队以前面提到的会津若松第六十五联队和山炮兵一大队为基干，是由第一○三旅团长山田丹二少将指挥的一支部队。据说，可能是在占领炮台后不久，在面对扬子江的乌龙山麓，曾发生了屠杀事件。 该事件在日本方面有所传闻，却未从中国方面听到与此有关的资料。日本方面的资料， 是由“负责清理数万具被杀于乌龙山麓的尸体” 的山田支队一个辎重兵（三十三岁）提供的，他就事件所说的详细谈话，收录在藤原审尔编辑的《众所周知——中国妇女在百万中国派遣军手下蒙难》（一九五七年四月，春阳堂出版）一书中，题目是《众所周知》。这是一篇匿名文章，似乎多少经过藤原加工。这里，有关对尸体处理问题感到棘手而擅自停止处理工作的长篇记述一概从略，仅就记述屠杀情况部分，引录如下： 去什么地方？目的是什么？一概不得而知，就这样走了两里路左右， 突然被带到乌龙山进行屠杀的现场。到达的时间可能是十时左右。 那里的地势，一边是乌龙山麓的高地，从沿山的公路下来到坡地，直 至扬子江江边，是缓缓起伏的一大片沙滩。在整个沙滩上，到处展现了活 生生的地狱图——前半夜发生的惨剧。对于死人，我们照理已司空见惯， 满不在乎了。然而，我们都吃惊地呆住了，以至于一动也不动。 有的说这里烧死了二万人，也有人说烧死了四万人。他们不是南京城 内的市民，而是全无战斗力的难民——为避战祸从市区外围聚集于城内， 日本部队迫使他们集结在沙滩地带，有一个多星期切断粮食供应，一次也 没有供应粮食和水）在我们清理尸体的前一天晚上，两个小队——机枪队 奉命出动，从公路上向下面沙滩的难民扫射。发出上述命令的高级军官认 为，对手们毫无防备，他们已一星期没有进食，因而体力已经消耗，只消 用两个小队的机枪就足够了。但是，他们无视人们在垂死挣扎时发出来的 一股异常大的力量，这是一种估计错误。滴水未进的二万人群，对日本军 发出愤怒的力量是多么厉害啊！这一点，对于刚取得胜利而得意忘形的军 官们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机枪在黑夜中发出吼鸣声，积郁在难民们心中的怒火突然爆发出来。 他们瞬间意识到机枪喷出火来意味着什么，便高声吶喊，像雪崩似地沖向 机枪小队。总之，涌过来的是一大批人群，足以挤满皇宫前的整个广场。 人们满腔怒火地沖了过来，因而两个小队——机枪队转眼间全被挤垮了。 汽车队从稍高的公路上看到了这种情况，不得不随机应变採取措施。 他们丢下了装在车上的汽油桶，把汽油倒在坡地上，点起火柴并向那里扔 去。 汽车队的任务原是为了掩盖罪迹，在应由机枪队独力干完的堆积如山 的尸体上普遍浇上汽油，使尸体彻底焚毁，但事实并非如此。可是，这种 以瞬间的果断蜂拥而来的人群，很快被燃烧起来的勐烈的火篱笆压了下去， 逃也逃不出，结果全都被杀害了。另一方面，据说友军的两个小队也成了 他们的伙伴。这些话，是当天从一个士兵那里听来的，那天晚上，他就在 这个汽车队里（第二十六至二十八页）。 关于上面所说二万或四万被害人数，似乎有点问题，但最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所写的时间有种种可疑点。山田支队奉命参加南京攻陷战，十二月十二日田镇江附近出发；十三日先遣部队占领乌龙山炮台；十四日占领离南京城不太远的幕府山炮台，在幕府山下俘虏了一万五千名；十七日举行入城式，那天晚上将上述俘虏全部杀害；二十日从下关渡江到对岸浦口。这就是当时山田支队的行动。从这个行动的时间表看，似乎难以想像山田支队为迫使非战斗人员集中到乌龙山麓的沙滩上，在一星期时间里不供应粮食，并对他们进行监视。而且，战斗人员自不待言，就是难民等，可以认为山田支队也对他们无暇顾及。 然而，也不能断定长达三千字的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述，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可能也有某些事实根据。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有中国方面的旁证材料。但是，我们还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材料。如果第六十五联队也留下了一份详细的战斗报告，那末，有无事实的问题是可以弄清的，但是否存在这份报告，还不知道。关于该部队的详细的战斗报告，将在本书第二编第2节叙述，希参照。 第21页 下面所谈，是发生在大致位于乌龙山与南京城之间的扬于江畔的名胜之地——燕子矶及其附近观音门一带地方的屠杀事件。就我所知，这方面的资料只有一个，那就是前面提到的汪良在一九六五年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访华代表团所说的情况。他所说的被害人数及其真伪程度也存有疑问，但这点姑且不谈，先听听他所讲的： 燕子矶是扬子江岸边有名的名胜之地，这里，曾汇集了约十万难民。 日本军从三方面追赶而来，用十挺机枪将他们包围，几乎把他们全部枪杀 了。据仅有的、倖免于难的人说，当时扬子江的江水变得血红，留在江岸 的尸体，一直放到翌年春天，臭气熏天，散发到几公里之外。附近一带都 可闻到这种气味。 从南京城往北二十公里，有个地方叫观音门。国民党的士兵和难民约 三万人在日本军的驱赶下，逃到了中央大学后面的树林中。这是死亡的集 中营。由于日本军对他们断绝粮食，所有的人几乎都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 死去。后来，日本军一把火点燃了树林，焚毁了尸体（前引《访问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九页）。 这是根据谈话记录下来的，由于不熟悉地理惰况，他把燕子矶和观音门完全写成两个地方，其实两处相隔只有半公里左右，自然也可以视为一个地点。还有，观音门是建于明代洪武中的十六个外围门之一，它与南京城的距离，从和平门算起有七公里左右，从太平门算起也不到十公里，说从观音门到南京城有二十公里，那是错误的。 由于事件是发生在离南京城墙西里内外的地方，应该把它看作南京屠杀事件的一部分较为妥当。而且据说在江岸的燕子矶被枪杀了十万人，在其附近观音门外的观音山上饿死了三万人，因而如果这些数字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话，自然可以说是一起被害人数最多的事件。在被害者中，饿死的另当别论，可以推断，被枪杀的人多半是俘虏。因为要杀害如此众多的民众，那是无法想像的。 这一大屠杀事件，为什么未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这使人觉得十分奇怪。但不能认为这是编造出来的谎言或误传。不过，说什么十万人或三万人，在数字上可能有些问题。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要确认这一事件，需要旁证。 那末，要是发生过这种大屠杀事件，应是哪个部队干的呢？如果是在南京陷落前后，当然就是前面提到的山田支队干的了。可是，如在叙述乌龙山事件时所谈到的那样，山田支队自然没有时间去干这种事。不，也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小部队不是也可以这样干的吗？但如汪良所说的那样，用十挺机枪有效地扫射数万人的庞大集团，那是不可能的。要是这样的话，这一事件会发生在南京陷落以后。那时，必须提到引人注目的第十六师团。可是，现在对此还没有任何证据材料。 总之，我认为在燕子矶和观音门也曾发生过大量屠杀事件，这是无法否定的。然而再说一遍，说是被害的人有十余万，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就燕子矶所发生的大屠杀事件，铃木明批判说不可能有这种事实。对铃木的这种说法，我试在本书第二编第2节（第三三五页以下）进行反批判。 ※　　　　　　　 ※　　　　　　　　 ※ 根据中国方面的记录，可以知道，在离南京城以外的地区，还发生了两起大屠杀事件。一起发生在燕子矶和乌龙山之间的巴斗山附近，另～起发生在靠近南京城的幕府山背后的沙州。据《首都志》记载，巴斗山位于燕子矶之东，但其间的距离不清楚。现在台湾的郭岐将军当时曾目击该地发生惨剧后的情况。郭岐是南京守军的军官，他在十二月十三日首都陷落后，曾在南京隐蔽下来，翌年，即昭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乘渔船逃离南京，前往上海。在航行途中，离南京城二、三十里（华里）左右，船驶过巴斗山后面，他立即上岸，这时目睹惨状，郭说；“遍地都是尸体……臭气四溢，令人作呕。这些死尸都是军人。”这一记述。见于《危城脱险记》，收在一九七九年在台北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台北市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在该书的主要部分《陷都血泪录》（旧着翻印）中还这样记述，这些死尸“多达二万余具”，尤其是“从下关到镇江的扬子江沿岸这一带偏僻地方，全是这些死尸”（第五十一、二○六页）。 关于发生在幕府山背后扬子江岸边的惨剧情况，南京守军军官钮先铭也有叙述。在他写的《还俗记》（一九七三年，台北市中外图书出版社出版）中，就当时在上元门永清寺（后改名为鸡鸣寺）当和尚进行避难的情况，作了详细叙述。我们可以从这本书中，了解到新的事实，那就是在大湾下的沙州（幕府山背后）——从永清寺起至扬子江支流过去一、两公里——曾有二万俘虏被屠杀。 ------------------ $第四节　对无辜南京市民的残暴行为 -------------------------------------------------------------------------------- 资 料 日本军对残兵败卒的逮捕是冷酷无情的，进行得相当彻底。有时，全体占领军像是发疯一样。于是，对无辜的普通老百姓进行屠杀、强姦、掠夺、放火等残暴行为扩大到了全市，胜利者的宴会一而再地举行，令人可怕。 第22页 有一本书，汇集了有关日本军占领南京时所犯下的残暴行为，特别是一般市民严重遭殃的记录，向世界舆论提出了控诉。那就是《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一译廷珀利——译者）编着的《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china; adocumentary record, london, 1938, 228p.），该书除出伦敦版外，也出了纽约版，书名为《日军在华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new york, 1938,280 p.），还出了加尔各答版。在中国出版的，书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杨明译，一九三八年七月出版，三一八页），那是在原着公开出版前，根据原稿副本翻译的。根据这一中译本进行转译的有两种日文版本，一为《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译者不详，二五五页），一为《所谓战争？日军暴行录》（译者不详，二一五页）。当时在汉口的鹿地亘、青山和夫为该书作了序，因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该书是在汉口或重庆出版的。 在战争期间出版的转译本，龙溪书会的翻印版是现在普遍知道的文献， 而在中国出版的转译本则十分珍贵。这是最近承蒙今井清一的好意才了解 的，认为在日本恐怕只有一本，收藏在横滨市立大学教授山极晃手里。鹿 地、青山为此书作了序，我曾看过鹿地写的《在华十年》、《像火一样》 和青山写的《谋略熟练工》，但都没有谈到这个译本的事。无论怎么说， 他们所作的序总是揭示“皇军”真面目的重要资料。可以认为，这个译本 的出版，是专供收容在常德、西安的日本俘虏收容所里的日本士兵和朝鲜 义勇队士兵们阅读的。但是在鹿地写的《和平村记》等等的文章中，则看 不到这种情况。 田伯烈编写的书，不仅仅限于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披露，而且还把日华战争初期阶段日本军在华北、华东各城市所犯暴行和日本空军狂轰滥炸所造成的灾害情况，集中彙编在一起，那都是一些侨居在各地的外侨各自记下来的目击记。 有关事件的基本资料， 有燕京大学徐淑希教授编着的 《南京安全区档案》（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 limited, 1939, 171p. ）。南京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 （the lnternationalmittee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到翌年即昭和十三年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就日本军人所犯暴行提出报告，并为保证难民的安全问题发出了公开信，此书收录了关于上述情况的记录。这些记录，多半也收于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 在占领南京之初， 《纽约时报》 的德丁、 《芝加哥每日新闻》 的斯蒂尔（archibald t. steele）、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c. yates mcdaniel）以及路透社的史密斯 （l. c. smith） 四位新闻记者， 还有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门肯（arthur mencken），他们都留在南京。在发生南京事件时，这些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和其他有关新闻工作人员，纷纷向国外发布消息，上面提到的田伯烈和徐淑希教授编着的书也很快问世。但是欧美人士大都知道这一事件，一般认为是通过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诺（edgar. p. snow） 的《为亚洲而战》 （the battlefor asia, 1941. ）一书了解的。在发生事件时，斯诺并非在南京，所以，他所记述的，似乎也有多少谬误之处，但出于熟练的记者之笔，无怪乎具有扣人心弦的强大感染力。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后身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the　　　 nankinginternational reliefmittee）在南京陷落后第二年，对南京市区及其附近农村地区在战争中的受害情税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已公开发表，题为。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1938, shanghai. 1938. 70 p.）。这是一份出色的调查，但其推算方法有些问题。特别难以同意的是对于死亡的人数作了过少的推算。由于存在这个弱点，即使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辩护方面也没有把它作为证据提出来，这一点务必考虑进去。 不管怎么说，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收罗了有关南京事件的资料。这些记录十分庞大、复杂，但要简单了解其全貌，可以看一下检察方面最后提出判刑要求中关于松井石根的部分（《远速》 ，三八○号，见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 1，第三一九至三四三页）。在该书里，每份资料都标明了编号和英文速记记录的连续页码，因此，可以据此作为原始资料。另外，前面提到的检察方面的证据一九○六，内容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出的。南京现状及这份报告为主，而这份报告的笔录者是驻南京的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james espy）。这份材料也综合而详尽地记述了南京在日本军占领后一个半月时间内的现状，可以说是重要的文献（《远速》，五十八、五十九号，见前引书1，第一四九至一六三页）。 大约在日华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四、五月间，在武汉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也出版了《敌寇暴行实录》（关于编印这一文献的情况，郭沫若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录》（即《洪波曲》——译者）中有详细说明）。我虽没有见过这本书，但仍然认为，其所收资料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 第23页 上述各种资料，除斯诺写的那本着作和《敌寇暴行录》外，包括记者德丁的两次报导，都收集住笔者编辑的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中。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作了重新翻译的尝试。 中国人和日本人就南京事件所写的书，这里不作介绍，但只想推举一个文献。那就是《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採访报告《中国之旅》，此书取材于日本军在中国各地所犯下的屠杀事件的后果——一九七一年在中国的特别关怀下调查所得。不言而喻，书中关于“南京事件”占了很大篇幅。对此出色的报告文学，务希大家一看。 在日本，企图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当作“无稽之谈”的，有已出版的铃木明、山本七平、前田雄二等人的着作，它们引起了反响。我在本书第二编，将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批判，希参阅。 概 况 如前所述，斯诺的记述是第二手资料，因而可能有错误，但要概括了解日本军对南京市民所採取的残暴行为，那是比较合适的材料。先抄录了部分如下： 现在世界上到处可以听到关于南京屠杀的血腥事件。根据南京国际救 济委员会委员告诉我的计算数字，日本军在南京至少屠杀了四万二千人。 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又说，在从上海向南京的进击中，估计有 三十万人被日本军杀害，这个数字差不多与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相等。 卑鄙的是，只要是女的，从十岁到七十岁的人都遭到日本军的强姦。 难民常常死于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的刺刀之下（中略）。 一万二千户商店和房屋在储藏的东西和家具被掠夺一空后，即被付之 一炬。市民丧失了所有动产。无论是日本军的士兵还是士官，都用汽车和 人力车抢走了一切可以搬得动的东西，并企图把东西运到上海（中略）。 国际“难民区”是住满了多达二十五万名（实为十三、四万名。—— 洞富雄注）萎靡不振的流浪者。实际上，这对非战斗人又来说成了危险地 带，而对善意地建立这些“难民区”的人来说，成了多管闲事，自找烦恼。 他们单纯地认为，日本军也将考虑外国的舆论而尊重这个天堂。可是日本 军司令官决不会承认这个神圣的私自设置的地区（中略）。 日本军每天到这个地段来，抓走妇女，以便安慰好色的英雄们（中略）。 数千名男子从这个区里被带走，表面上说是要他们去劳动。他们被迫 排成一行，一齐遭到机枪的扫射。有时日本军把好几批人当作练习拼刺刀 的靶子。当他们厌倦后，就把活生生的人缚起来，浇上汽油，把他们活活 烧死。还有人把他们关在空着的战壕里，命令他们装做中国兵的样子。日 本士官下令突击，要他们的士兵去占领这个“敌方阵地”，刺杀了手无寸 铁的防御军队（中略）。 因军事行动而造成的损失，与长时间在南京“欢庆胜利”的结果而造 成的损失相比，实在是饶有兴味的。据国际救济委员会估计，在价值二亿 四千六百万元（中国币）的建筑物及其内部的所有财产，因军事行动而造 成的损失不到百分之一，其余主要是由于掠夺和放火而损失的。另外，美 国价值一亿零四千三百美元以上的动产（自然，被没收的政府财产除外） 被抢走（《现代史大系》，第四十五至四十七页）。 如上所见，斯诺说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了四万二千名市民，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又在从上海向南京的进击中屠杀了三十万中国人民。不过，仅就屠杀妇女和儿童的情况来说，这个数字似乎有夸大。在南京被屠杀的一般市民到底有多少，这将在别的章节里另作详细叙述，希参照有关章节。关于上面提到的屠杀三十万人这个推算出来的数字是否上确，也在这些有关章节里加以论述。 日本军在中国首都南京入城后，市区内出现了什么样令人可怕的战斗场面呢？在下面引述的、一个留下来的外侨在占领后第三天即十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信中，有几段内容反映了这些情景。该信收在田伯烈编写的《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写信人在南京外侨中是最受尊敬的，很有声望，他以持公正态度而闻名。据推测，这位外侨就是贝茨博士，他系金陵大学歷史系教授，该校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也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在信中说： 在南京，日本军已经声誉扫地，甚至得不到中国市民的尊敬和外侨的 好评（中略）。 入城两天来，由于日本军连续不断地杀人，大规模而有计划地掠夺， 肆意妨害居民家庭生活（包括侮辱妇女）等等，南京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 了。外侨巡视市区后报告说，这时在马路上堆满了许多市民的尸体。昨天， 在南京市中心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具尸体。死去的市民中，大部分人是在 十三日下午和晚上死的，就是说是在日本军入侵时或被机枪枪杀，或被刺 刀戳死的。如果谁因恐惧与兴奋而奔跑，谁在黄昏后被巡警抓去，几乎都 第24页 被就地枪决。其残酷的程度是难以置信的。南京安全区也和其他地方一样， 都是如此，外侨和有地位的中国人曾清楚地目睹了这许多暴行。有些人被 刺刀砍得惨不忍睹。 有几批男子被带走，日本军把他们看作是当过中国兵的，因而他们都 被捆绑在一起，一一被枪杀。这些士兵已放弃了武器，脱去了军装。因此 可以说，实际上，除了为搬运掠夺来的东西和装备物资，需要从什么地方 找暂时充当苦力的人外，被抓获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枪杀的，当然， 连俘虏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军强迫当地中国警察众难民区内的一幢房 子里拉出了四百个人，每五十人排成一行捆绑起来，带着步枪和机枪的日 本士兵插在他们中间，把他们押走。不管目击者作什么样的说明，他们的 命运是不言而喻的。 在繁华的大街上，中国兵曾从食品商店和无人看管的橱窗里掠夺了零 星什物，而现在日本军却取而代之，他们在单官的指示下，挨家挨店地掠 夺，进行了有组织的破坏。日本兵拿不动大件的东西，就需要强拉苦力为 他们扛重物。日本军首先要食物，后来也要其他日用品和贵重的东西。市 区内的无数私人住宅，不论大小，不论中国人的或外侨的，经日本人的多 次抢劫，都被掠夺一空。 关于强姦和侮辱妇女的事情，我们已听到了很多反映，但我们尚无时 间去进行仔细调查。不过，下面几个例子已足够说明事态的严重性。我们 有一位外国朋友，昨天看到附近一家人家有四个姑娘被日本兵抢去。还有 几位外侨看到，在一个新到任的军官寓所里有八个年轻姑娘，而该寓所实 际上是市内一般居民放弃的无人居住的房屋。 在这种情况下，恐怖的程度是笔墨难以形容的。日本的军官们大言不 惭地说什么“战争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同中国政府作战，拯救中国人民”， 简直令人作呕。 诚然，出现在南京的这种使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并不足以反映日本帝 国的最佳成就，与此相反，日本也一定会有富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军人和 一般人民。他们将会为本国利益着想，立即起来纠正这几天出现的危及日 本在中国地位的不法行为。有少数士兵和军官作为职业军人是与日本帝国 相称的，有绅士风度。但日本军的整个行动则是残酷无情的（洞富雄编前 引资料集2，第二十四至二十五页）。 十七日那天，松井司令官到达南京后，举行了日本军的入城式。第二天，在进行祭奠时，松井对军纪之败坏表示愤慨，并声泪俱下地训斥了官兵。可是，在南京发生的令人悲痛的状况却毫无改善。安全区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写的一封长信（致其在上海的妻子， 参照《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八十八页）同样收在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马吉牧师对当时情况是这样叙述的：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掠夺、屠杀和姦淫的情况不断发生，有增无 减。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大致算来也有一千个妇女被姦污。一个可怜 的女人竟被强姦了三十七次。另一个妇女，她那五个月的婴孩被日本兵活 活闷死。那是因为这个兽兵在强姦时，为了不许婴孩发出哭声来。如果妇 女进行反抗，就会遭到刺刀杀害。一会儿时间，医院里挤满了日本军的残 暴和野蛮行为的牺牲者。鲍勃·威尔逊（bob wilson，金陵大学附属鼓楼 医院医生。——洞富雄注）是我们这里唯一的外科医生，他忙得不可开交， 只得干到深夜（中略）。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六。早餐时，住在安全区内与我们仅一墙之隔而 一起用膳的里格斯（在金陵大学任职。——洞富雄注）报告说，住在他家 里的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青年会某秘书的表妹）被强姦。当时，他正在 这里吃午饭。据威尔逊说，有个五岁的男孩被送到医院里来，他被刺刀戳 了五刀，一刀戳穿了腹部。有个男子，身上被刺刀戳伤了十八处；有个妇 女，脸部有十七处被截伤，腿部也给戳了好几刀。下午，有四、五百个妇 女惊恐万状地拥到我们这里来，在露天过了一夜。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日。今天一整天日本军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士 兵们放火，有几起发生了严重的火灾，看样子以后仍会发生。许多地方美 国旗均被扯了下来（中略）。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一。野蛮行为和暴力行为接连不断地发生。整个 城市被日本军有组织地放火焚毁了。下午五时，史迈思（金陵大学社会学 教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洞富雄注）和我乘车外出。在市区内 最繁华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看到火焰沖天。我们的车子在燃烧后的场地 上驶过，飞散的火星像雨一样从头上落下来。向南行，我们可以看见士兵 们进入店内放火；再向南行，我们看见士兵们正在把掠夺来的东西装上军 第25页 用卡车。接着我们来到青年会，那里也已经起火，显然已经烧了一、两个 小时。火势尚未波及周围的房屋。我不忍心见此情景，就匆匆走过。那天 晚上，我从窗口望出去，数了一下，发现有十四处火舌向上飞腾，波及范 围甚广（前引书2，第三十四至三十六页）。 马吉牧师（？）还在同一封信中就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情况这样说： 昨天和前天晚上，七个士兵来到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强姦了妇女。我 们的邻居有个十二岁的女孩和十三岁的小姑娘，被三个士兵强姦了。我们 正想去救，但为时已晚。被日本兵用刺刀戳伤的人仍然很多。据威尔逊报 告，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在送医院（属南京红十字委员会管理的鼓楼医院。 ——洞富雄注）求治的二百四十名患者中，有四分之三是由于日本军的暴 行所致。 这里再介绍一个情况。那还是一位外侨所作的调查报告。他当时留在南京，并较长时间地亲眼看到了南京的活地狱。那份报告就是《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他调查的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至翌年一月十三日这段时间发生在南京的一些事件， 它已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文件（四○三九）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在《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中是这样说的：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晚一些时候，报告者在市区首次看到了日本军。起 初，日本军很遵守纪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行动也较谨慎。国际委员会 立即与日本军取得联络，为使安全区问题取得他们的承认而再次进行了努 力。 日本军拒绝承认安全区， 这是事实。但现己深入“波兹达马”广场 （据查南京无此广场，疑为当时德国人的代用词——译者）的日本军队尚 持中立态度（中略）。 至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军完全改变了态度。他们不准委员会再为在外 交部医院里的中国伤员进行治疗，并不准他们进入医院。 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军由于紧急进入南京城，在物资上未获得充分供 应。他们在市内解散，採取了对于正规军完全是无法形容的行动。 日本军从难民那里夺去了所有可以夺取的东西，诸如储备的粮食、毛 巾、衣服、钟錶等等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反抗自不消说了，如果 在交出物品时磨磨蹭蹭，那就立即会挨刺刀。许多人只因语言不懂，就成 了这样的牺牲品……一个日本兵要四个小工为他搬运抢来的东西，这种情 况不是绝无仅有的。 十四日，日本军的这种有组织的盗窃和掠夺行为继续在进行，直到今 天，人们仍受到某集团的威胁。他们找藉口出去勒索。在中国军队撤退期 间，日本军闯入了有些食品商店，并发生几起火灾，但大部分市区街道， 在占颔时几乎未受损害。 在日本军的统治下，市区街道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连日来，天天都有 新的纵火事件出现。现在，街道只剩下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今 长江路——译者）、龙江路。市南全部地区以及夫子庙全遭掠夺、烧毁。 打个百分比来说，被烧毁的街道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日本军发现了许多丢弃的军装，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论据：有 许多中国兵留在避难区。 他们虽然几次三番彻底搜查了避难所，但实际上没有花力气去搜查士 兵。相反，他们先是信手带走青年，后来又藉口什么理由将引起他们注意 的人全部带走。在市区内，中国人没有对日本军开过一枪，而日本军至少 枪杀了五千名中国人。为了省去掩埋尸体的工夫，日本军大抵都把尸体丢 入江河中、在被枪杀的人中，有市政府工作人员和从事水电工作的无辜工 人（中略）。 其他关于悲剧的话题，牵涉到对许多少女和妇女进行虐待和施加暴行。 他们连幼小的孩子也不放过，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中略）。 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一月一日临时自治政府成立，并正式发表 声明。在古老的太鼓塔上挂起了五色旗，同时苏联大使馆（旁註原文如此. ——译者）被火烧，自治政府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勉强成立的，直到今 天它还毫无统治能力。中国人完全缺乏自信心，日本人有一方同意给予援 助，而另一方则予以拒绝。有教养的中国人依然表示沉默。红十字会申明， 自治政府只为发展中日某种共同事业而进行合作（《远速》，五十九号， 载前引书1，第一六九至一七○页） 这一普通报告所记述的关于日本军对南京市民进行屠杀、强姦、放火、掠夺等所犯下的罪行，与埃德加·斯诺所写的不同，那是留在南京的外侨亲眼目睹和直接听到的事实，它记述了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内的情况，是秘密记录。我认为，记述的内容虽不那么详细，但总可以说是有关南京事件的重要资料。而且据推测，笔者德国人正是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设置“安全区” 的“国际委员会” 主席拉贝（john h. d. rabe，西门子洋行职员）。 第26页 ※　　　　　　　 ※　　　　　　　　 ※ 国际委员会主要就日本军对安全区市民所犯下的暴行提出报告，它已由徐淑希教授编辑出版，题为《南京安全区档案》。其中一部分内容也被收录在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这已在前面介绍过了。这些报告列举了从十二月十日以后到次年（昭和十三年）二月七日期间连续发生的事件，曾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提出过二十余次。内中报告了四百四十四件日本军人的犯罪事实。另外，国际委员会委员之一、金陵大学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贝茨博士根据拉贝主席的建议，在日本军人城后，除以国际委员会的名义外，又单独用打字稿几乎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一份报告，内容是反映日本军在安全区内最大收容所——金陵大学里的犯罪事实。贝茨教授把这些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抄录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二四七）中，它是为检察方面向法庭提出作准备的（贝茨以证人的身份站在法庭面前，由于他是知识分子，因而不提出口述书，而是应检察官的直接讯问，予以口述）。教授除向日本方面提出这些报告外，又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向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出了综合报告，内容是关于在美国国旗下保护难民的金陵大学遭日本军破坏的情况，其概要情况已在上述宣誓口述书中谈到了，这里介绍如下： 在这些报告（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报告。——洞富雄注）中反映 说：一般武装士兵非法进入金陵大学一千七百二十次，为进行强制劳动而 强行拉走六百四十七人，凌辱妇女二百九十人，杀伤事件超过六十起，还 犯下了其他暴行以及撕毁美国国旗七次。在此报告中未包括这些情况：有 记录在册的四百名以上男女工人被转移和强制劳动，据说因他（她）们过 去曾在中国军队呆过，而现在避难于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洞富雄注） 内。毫无疑问，日本军的凌辱和暴行的实际件数要比报告中提到的多得多。 很明显， 那是由于沉默，或担心报復而不愿多提出来（前引书1，第五十 七页）。 可以这样说，参加攻打南京战斗的日本军官兵中，过去根本没有人对身临其境的屠杀事件讲过话。然而，在昭和四十六年，我开始能够看到了两、三份这种证词和坦白材料。这里介绍两份值得注意的材料，都是作为士兵参加南京攻陷战的人们说的。 生于东京的冈本健三这样说： 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我目击了屠杀的现场。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由于区别不出良民与游击队，因而就发良民证。我们 的部队也每天干起像是查问之类的事情来。虽然要中国人填写出生的年、 月、日、职业、性别，但中国人很少有人会写字。我们对不会写字的人作 了说明，但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活。于是，回答清楚的人就没事，如有人讲 得慢腾腾的，前言不搭后语，就被视为行迹可疑的人而另行处置。 我想日本军是在南京机场焚烧了被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行迹可疑的 中国人由各部队集中后带到机场。他们在杂草丛生的草地上，被绳子团团 捆住，他们无法逃跑。他们感到莫名其妙而喧嚣起来，喋喋不休。架在飞 机库顶上的机枪对准那里哒哒地射击。我认为这种射击是在接到“射击” 的命令后进行的，是不知不觉地勾动了扳机。由于我们没有杀人的精神准 备，因此毫无表情。如果在战斗中，命令我们杀人，若不把对方杀掉，则 自己有被对方杀掉的危险。可是在那种场合，有点人性的话就不会射击。 射击的任务由机枪队执行。我们的部队则驻扎在四周进行监视。 射击开始，有人抢先夺路而逃。即使逃跑，但因为到处都架有机枪， 结果也必然被枪杀。当时估计被杀害的有四、五百人。事情结束后，日本 军把路轨堆起来，上面放着尸体，下面塞进木柴，浇上汽油后统统焚毁。 虽说是烧起来了，但内脏之类的东西很不容易燃烧，总是于冒烟。日本军 用棒拨动一下，这些尸体就落到下百的洞里。后来，日本军将路轨挪开， 把骨灰等掩埋得干干净净。如果有谁知道是用机枪扫射的，那就情况不妙 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在焚毁尸体后再加以掩埋。屠杀大体上是 在夜间进行的。在傍晚屠杀后，清理尸体的工作一直要干到第二天早晨。 这些事情并不是仅仅在一天内完成的。有时我们的部队也被拉出来，我也 干过焚烧尸体的工作，一直要于到第二天，干到很晚。被害的人不只是男 的，也有妇女和儿童，甚至有不到十岁的儿童。这是不折不扣的屠杀啊！ 被杀的人是不是游击队，也不清楚。在区别他们是否是良民时，并非什么 都是有根据的。由于语言不通，情况不会弄得很清楚。虽说在地狱里与极 乐世界相差无几，实际上，这是胡言乱语。 强姦事件也不是谣传，而是实有其事。占领南京后不久，情况糟得很。 第27页 自杭州湾登陆后，军队里就没有女人了。士兵们都是青年……上级说，如 果干了那种事就当场把女人杀死。不许用刺刀戳，也不许开枪射击，应该 把她们打死。我想，这样做是为了不使人们知道那是谁干的。那是因为强 奸和盗窃是要交军法会议处置的。话虽这么说，但在一线部队，有时是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放松。无一人为了儆戒而遭到枪决……不，也没有 受到惩罚。干坏事的，不仅仅是士兵。有时军官先干在前头。厉害的中队 长、大队长什么的，他们在去南京前，即使是在战斗中，有的也带着女人。 这些女人反正都是随便抓来的，恐怕没有傻瓜会出钱去买。据说他们天天 晚上同女人睡觉，而士兵们则不允许这样子，上级却干了这种事。我们的 心情都…… 当然，日本的安慰妇（即随军营妓——译者）在日本军占领南京的同 时也来到了。有的安慰妇张皇失措，比部队到达得早。在南京时，我们的 部队进城那天，商店已经营业了。九州一带的女子很多。待军队逐渐安顿 下来以后，似乎大坂的、东京的女子也来了（《参加杭州湾敌前登陆》， 载《中国》，一九七一年八月号）。 现在要提一下水户市人田所耕作的谈话，太平洋战争研究会曾利用他的谈话，从中取材，编写了报告文学，即作为《太平洋战争的纪实材料：最前线情况异常》之一部分（载德间书店出版的《朝日周刊艺能》，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号）。笔者曾在旧着《南京事件》中大致介绍了他的谈话，但由于是擅自利用他的谈话，主编提出了异议。也有这种原委，认为谈话内容太残忍，所以这次再要引用则有顾虑。顺便提一下，在这《最前线情况异常》中，关于日华战争方面所写的报导，后来通过拙着的编者片桐军三整理，由新人物往来社于一九七五年作为《证词记录：三光作战》一书出版，因此，对关心田所证词的人，希研究该书内容。 ※　　　　　　　 ※　　　　　　　　 ※ 再想介绍一份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遗憾的是这份资料是后来所写的见闻，不能说是同时代的资料。笔者是泷川政次郎。大学者泷川博士是个体制派的人物，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也担任过辩护律师，连他也这样说： 我当时住在北京，由于盛传南京屠杀之事，昭和十三年夏，我通过津 浦线去南京旅行。南京市区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被焚烧，我以为那是日本 军轰炸引起的，对他们的空袭威力感到惊讶。可是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 些居民住宅都是在南京陷落后，日本兵放火焚烧的。当时，南京市民对日 本人所产生的恐怖心理半年后仍未消除。我曾温和地向南京妇女搭话，她 们也不作回答，个个躲避起来。据给我拉车子的车夫对我说，当时在南京 市区内的姑娘，没有一个不遭到日本军糟蹋的（《新版：评东京审判》， 下册，第九十六页）。 泷川博士关于日本军放火所引起的损害和强姦的实际情况，在说法上似乎有某些夸大。但不管怎么说，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军队方面的证人全都坚持认为不知道，不了解南京屠杀事件。对比之下，泷川作为原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的日本方面的辩护律师，在战后赤裸裸地写出这些情况作证，是有勇气的，希能予以高度评价。 南京安全区 谈到南京暴行事件，在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叫作安全区的国际难民区。 首都南京陷落时，有四十名左右的外侨留在这里求走，他们不顾其本国的外交代表的劝告，把生命危险置之度外。留下来的外侨人数，正如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所引的材料——估计是外侨马吉牧师秘密緻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信里，谈到十二月十一日那天情况时说：“我们现在外侨二十七名，其中美国人十八名，德国人五名， 英国人一名，奥地利人一名，苏联人两名”（前引书2，第二十八页）。在十二月十七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也认为在南京有二十七名外侨（《南京安全区档案》第九号文件，田伯烈编写的书，第六号文件，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一二七至一六八页）。但是这二十七名外侨，并非留在南京的全部外侨人数，他们不包括宣传报导工作人员、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女侨民等等，似乎仅指除此以外的男侨民而已。实际留下来的好像有四十名左右。在这四十名左右外侨中，有十五名侨民参与组织国际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的设置，目的是为了保护、救济当时留在日本军占领下的南京三十万左右市民。前面提到的南京安全区就是难民区。 根据十二月十四日那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当局的公函中所附名 单（收于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该委员会由十五名侨民组成，计：德 国人三名，美国人七名，英国人四名，丹麦人一名。而另行组织的国际红 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方面， 则由十五名外侨和两名中国人组成（前引书1， 第一六七页；2，第一二一至一二二、一六七页）。 第28页 在后一组织的十五名外侨委员中，有七名与前一组织重复。属于这两 个委员会的外侨共达二十三名。但在红十字委员会的委员中有两名是女的， 如把她们除去不算，则男侨为二十一名。 可是，在该书收录的各种资料中，除上述二十三名外，还可见到十二 名男侨和五名女侨的名字，他们都是官在南京的外侨。合起来，外侨人数 为男三十三名，女七名，共四十名。在不属上述两个委员会的外侨中，除 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john allison）和巴赫（j. lossing bach） 教授外，人们知道还有《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等五名宣传报导工作者，如 从三十三名男侨中除去这七名，就成为二十六名。这与马吉牧师（？）的 报告和十二月十七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公函中所说的二十七名相比，仅 少一名。在两个委员会的成员中有男侨二十一名，其他男侨除知道名字的 十二名外，恐怕还有一人，定居的男侨人数还是二十七名，这可能是正确 的。 接着要指出的是，马吉牧师（？）所说的二十七名不同国籍的外侨， 在人数上稍有出入。这与前面提到的十二月十四日发出的安全区国际委员 会的公函中所附名单一比较就清楚了。另外，在《确京安全区档案》中， 不完整地记载着二十二名外侨名单，其中德国人五名，奥地利人一名，苏 联人两名， 美国人十四名（前引书2，第一七三至一七四页）。这里，少 了四名英国人和一名丹麦人（计二十七名）。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侨居南京的外侨时常聚集在一起，他们为了对付日本军的空袭，为安全起见，就设置中国人和外侨可以避难的安全区问题进行了商议，认为“当此日本军来临之际，情况紧急，希望在事后得到中国和日本两国承认的情况下，设置专事建立安全区的委员会”，不久，这个委员会的核心——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了（田伯烈编写的书， 载前引书2，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页）。德国人、实业家约翰·拉贝就任主席，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斯迈思博士担任秘书。 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把安全区的行政权交给国际委员会，是在十二月一日。这些权利包括涉及警察、重要公共事业、消防、住宅、食品以及卫生等各种职权。为了执行警察行政任务，还移交了四百五十名警察。市长还保证向安全区供应三万担米、一万担面粉和盐，并拨给十万美元予以资助。事实上，该委员会很快得到了二万零九袋米的发货单和现款八万美元（前引书1，第一五九至一六○页；2，第二十七至二十八页、一二五、一二七、一三一、一三八、一四八至一五○页）。 这一安全区的范围规定为：南至汉中路，东至中山北路（今人民北路），北至山西路（实际上从山西路更向北延伸），西至西康路。面积为两平方英里，约占城内总面积的八分之一而巳。据说该区建筑物仅占城内总数的百分之四。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 其办事处设在宁海路前外交部部长张群的公馆内（前引书2，第二十九、五十、五十二、二一九页）。 据推测，留在南京的市民约二十五到三十万人（日本军所登记的市民达十六万人，但其中不包括十岁以下的儿童，有些老妇也不计在内〔前引书2，第一四三页〕），其中有十五万人聚集在小小的安全区内（前引书2， 第五十三页）。在难民中，也有些人是好不容易刚从上海、苏州、无锡、镇江等地逃难来南京的。 日本兵的残暴行为使市民产生了恐惧心理。居民，特别是害怕他们暴行的妇女陆续来到安全区的收容所避难。在这安全区里，丢下武器、穿上便衣的中国兵，即日本方面叫做便农兵的也混了进来，这是不言而喻的。国际委员会即使知道了这一点，也认为，他们既然已经放弃武器，同样把他们当作一般难民收容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安全区里，利用公共机关的房子设置了十八个难民收容所。在这些房子里，到十二月十七日为止，约收容了五万名（当初，预计收容三万五千名）难民（前引书2， 第一三一至一三二页），从十二月下旬到翌年一月间，最多的时候竟收容了六万八千名乃至七万名。 此外， 据说未进收容所而居住在安全区内的人，也有六万八千名（前引书2，第一三六、二二○页）。 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各收容所及其收容的人数如下： 旧交通部：一万名〔家属〕。五台山小学：一千六百四十名〔家属〕。 汉口路小学：一千名〔家属〕。陆军大学：三千五百名〔家属〕。小桃源 南京语学校（原文如此——译者）：二百名〔男子〕。军用化工厂：四千 名。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六千至八千名〔家属〕。圣经师资训练学校：三 千名〔家属〕。华侨招待所：二千五百名〔家属〕。南京神学院：二千五 百名〔家属〕 。 司法部：空。最高法院：空。金陵大学蚕桑系：四千名 〔家属〕 。金陵大学图书馆：二千五百名〔家属〕 。德国人俱乐部：五 百名〔家属〕 。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千名〔妇女〕。法学院：五百名 第29页 〔家属〕。农村师资训练学校：一千五百名〔家属〕。山西路小学：一千 名〔家属〕。金陵大学宿舍：一千名〔妇女〕。总数共四万九千三百四十 至五万一千三百四十名。 在这些收容所中，收容最多的要算美国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今南京师范学院）所属各单位。最多的时候校内各处好像有三万难民（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由于越来越多的难民从安全区外拥进来， 自此比较大的私人住宅也都改作收容所了。这样，收容所总共有二十五处，但要把所有难民全都收容在这些单位里，那是不可能的。在安全区内，居民住宅都住满了人，要让几万难民住在现有房子里是住不下的，倒不如在空地上、单位内部和居民住宅的院子里搭起临时小屋，暂时住下来。当然，安全区一片都是临时小屋（前引书2，第三十三、五十二至五十三页）。对居住在这种临时小屋的难民来说，天气—直晴朗是幸运的，但到年底，他们终于遭受大雪的袭击。在外侨马吉牧师（？）的信中这样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我们所担心的恶劣气候到来了。先是雪子下个不停，接着又下起鹅毛大雪。可怜的难民们虽说是住在临时小屋里，其实这种小屋与狗窝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处于悲惨的境地。因为这种临时小屋多数不能防雨，路面又很泥泞。前些日子连续放晴，对我们来说确实感到幸运。”（前引书2，第四十一页） 扬子江岸边也是集结难民的地方，那里约有两万市民。在日本军入城前由国际委员会配给他们的粮食几乎已经吃光，他们吃尽了苦难后，要求转到安全区来。然而，安全区里的难民已人满为患，事实上，日本军也不容许他们进入安全区。在马吉牧师（？）的信中，谈到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情况时，对此有所记述（前引书2，第四十一页），这个难民区大概就是中国方面所说的“宝塔桥难民区”。据本多胜一在南京採访后所写的报导说：“宝塔桥难民区”地处英租界，所以“许多居民在那里避难，他们抱着这样一种希望：也许日本军不能随便侵入这个地区”（《中国之旅》，若波文库版，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页）。据说，在这个难民区里收容了数千名难民，其中二千名青壮年男子在附近的煤炭港码头被屠杀，对此，前面已有叙述（参照本书第四十四至四十七页）。 安全区虽已设置，但日本军不承认它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是具有治外法权的区域。本来，安全区的性质是：它的设置是为了在发生战斗期间保护那些在战斗中受害的一般市民，因此在占领后，日本军理应接收。所以日本军当局不承认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有其特殊的法律地位。 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在一月十四日致函（检证四○三九）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就这个安全区和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问题，叙述如下： 如同当时贵电之照会所报告的那样，我在当地设置的难民区国际委员 会担任主席。 上述地区成了二十万中国非战斗人员之最后的避难场所。在该地区设 置这个委员会不太容易。那是因为尤其日本方面根本不承认上述地区。其 原因在于，（中国方面）高级武官和他们的幕僚一起，在最后的时刻，即 在他们逃离南京前，一直居住在这个地区（中略）。 我委员会管理着全部约有七万难民的二十五个避难所，在七万名中约 有五万名难民毫无粮食来源， 要由我们供给（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 一六六至一六七页）。 如果能保证南京市民的正常生活得以全面恢復的话，国际委员会也答应日本军接收安全区。该委员会事实上是这样希望的，它在十二月十七日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提出：“本委员会虽说受旧南京市政府委託，其职权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半行政性的，但无意继续行使该职权。我们迫切希望尽可能将这些职权及早移交给贵方。如此，本委员会则可成为单纯的救济机关。”（前引书2，第一二七页） 可是，日本军在开进南京的同时，掠夺、强姦、屠杀，为所欲为，军纪很坏，出现了军事当局亦感到束手无策的恐慌局面。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连在占领前还留在一般市区的市民也要求保护，陆陆续续不断地逃到安全区。为此，日本军事当局未能要求接管安全区，而国际委员会虽无能为力，却也不得己而负责保护难民。不久，军事当局对安全区的存在，在口头上表示了不负责任的承认，即採取了默认的方式（前引书2，第二十二、一二六、一五四页）。 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军对逃入安全区的许多“便衣兵”进行了彻底的搜捕，并加以集体屠杀。许多普通男性市民受到这种残酷无情的搜捕便衣兵的连累，也遭受了与便衣兵同样的命运。对此，后面还将详细叙述。这种有组织地进行的屠杀另当别论。在安全区外，南京陷落伊始，日本兵就对市民开始犯下了可怕的暴行，而这种暴行不久就可能波及到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担心日本兵的暴行影响到安全区，早在十二月十四日使致函日本军事当局，要求在安全区的各入口处分别派驻一名卫兵。十五日，日本军的特务机关长口头保证实施所提出的上述要求。可是，日本军事当局却始终没有派驻卫兵。正如委员会所担心的那样，日本兵三五成群地很快潜入安全区内的东西两边，开始实施暴行。十六日，他们强行拉去驻屯在司法部内的五十名穿制服的警官，另外又带走了四十五名“义务警官”。第二天，由于驻在高等法院的四十名穿制服的警官被带走，其他警官见此情景吓得发抖，不敢在街头露面，安全区内只能任凭日本兵横行不法。国际委员会从十六日到二十日连日来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建议，要求他们在安全区内派宪兵日夜巡逻， 并在收容所的入口处设置卫兵（前引书2，第一二○、一二三、一二四、一二六、一二七、一二九、一三一、一三三、一七一页）。 第30页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星期，即二十一、二十二日左右，安全区内好不容易配备了宪兵。于是，宪兵似乎在安全区内巡逻起来，但未能因此而确保安全区内的秩序。如根据国际委员会就日本军的暴行所提出的报告，看来这种事件仍在不断发生（前引书2，第一一○至一一一页）： 第一五一件 十二月二十二日，两个日本兵在金陵大学蚕桑系强姦了 十三岁少女难民。她的母亲前去阻止而负了伤。另外，日本兵还强姦了一 名二十八岁的妇女。二十三日凌晨四时，一个日本兵强行拉走两个姑娘， 在路上遇见宪兵后，这个日本兵就逃之夭夭〔警察局副局长h·k·吴提供〕 第一四六件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两个日本兵来到汉口路小学 收容所，搜寻了值钱的东西后，强姦了职员黄（译音）小姐。此情况被紧 急报告了日本军特务宪兵队后，他们为了逮捕日本兵，派来了宪兵，但日 本兵已逃走，于是，宪兵带走了黄小姐以作为证人。当天晚上，又来了另 一个日本兵，强姦了王夫人的女儿。下午七时左右，又有三个日本兵进来， 强姦了两名妇女，其中一个还只有十三岁〔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所长岑 达臻（译音）提供〕。 第一四八件 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七个日本兵来到圣经师资训练学校 难民收容所，整整呆了一个晚上。白天，上午九时来了四个日本兵，下午 二时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搜寻了衣服和现金后，强姦了两名妇女。在被 强姦的妇女中，一个年仅十二岁〔圣经师资训练学校提供〕。 第一六七件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五个日本兵和一个勤务员来 到汉口路小学，企图带走两个姑娘。正当她们要被带出去时，幸亏来了几 个巡逻的宪兵。宪兵看到这种情景后，就逮捕了三个日本兵和一个勤务员 〔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所长岑达臻（译音）提供〕。 即使有宪兵巡逻，也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那是因为发生的事件实在太多了。当时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新六郎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中说：起初，在南京，除宪兵队队长外，只有一支由十四人组成的宪兵队，但几天内，理应再增加四十个宪兵，那是在十二月十七日听说的（《远速》，二一○号，载前引书1， 第一八二页）。可是，宪兵队的力量好像没有迅速增强。马吉牧师（？）在上述信件中，在谈到十二月十九日那天的情况时这样写着；“我们听说，最近来了十七个宪兵，他们可能是为了前来协助恢復秩序的。与五万多军队相比，宪兵只有十七个！”他又在谈到二十二日那天的情况时说：“今晨五时，射击队立即在附近进行活动，射出的枪弹竟达一百发以上。夜间，他们两度闯进大学，站在门口的警察被他们的刺刀戳伤，门也被破坏了。先前刚部署的日本宪兵队已经睡着了。新上任的日本宪兵队的代表们来访， 保证在一月一日前恢復秩序。”（前引书2，第三十七页） 贝茨博士也在其宣誓口述中，引用了十二月二十一日写的那封信中所谈的一节话：“国际委员会的两名委员乘汽车走了四、五英里路，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宪兵”（前引书1，第五十五页）。在一月十日写的那封信中，所谈情况如下： 五万多名日本兵在南京横行不法时，真正的宪兵只有屈指可数的十七 个，因而我们一连几天未曾见到一个宪兵。结果是有几个日本兵戴上了特 制的臂章，充当宪兵，这样，他们自己所作的坏事当然被隐瞒起来，而仅 仅阻止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事件的发生（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这封信说，派到安全区来的乔装的“宪兵”是些非常令人担忧的士兵，同样，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证人出庭的马吉牧师就当时在南京的宪兵人数问题，对辩护律师的盘问，作证答覆如下： 起初，我们几乎看不到宪兵。但我们想同日本人交涉一下或许多少会 派一些宪兵来，于是就前往日本大使馆。后来日本大使馆好像不断地带来 了许多人。那是经过了一番努力的。于是，大家继续努力，要求把他们派 到安全区附近去站岗。为此，起光大家壮了胆，可是后来渐渐闹出笑话来 了， 其情况是， 这些哨兵也干起了像前面所说的士兵所干的不法行为了 （《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二至一○三页）。 这里所叙述的，是从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所看到的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以及与此不相适应的宪兵不足的问题。原系第十军所属的宪兵、不久后担任杭州宪兵队队长的上砂胜七中佐这样说： 如上所述，随着军队的前进，各种各样的事件也多起来了，要阻止这 些事件的发生很不容易，煞费苦心，无奈分配来到几个师团二十万大军的 宪兵仅不到一百人，实在毫无办法。即使提出派辅助宪兵来，如果部队是 在驻扎期间，似乎还能接受这一要求，但如果部队在进攻中，各部队都希 望多一个兵，所以我们的要求就得不到满足。我们仅仅只能逮捕不能容忍 第31页 的现行犯，而且假如是在进攻中发生事情，也没有设置军法会议未加以处 理，于是，把一部分人引渡给所属部队，由这些所属部队去进行监督；把 另一部分人由宪兵队带走，前往南京。 这种情况传到了东京的中央部门以后，当时的参谋总长困院宫殿下于 是发出了《关于整饬军纪的训示》（中略）。 虽被称为皇军，但这使皇军听后感到讨厌。由于出现这种情况，所以 宪兵每占领一个地方，都要在那个城市、村落的人口处和重要地方向日本 兵贴出告示，但其语调婉转，避免用露骨的文字和反而为敌人利用的写法， 并写了几个大字：防火，防盗，爱护居民（《宪兵三十一年》，第一七六 至一七七页）。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马吉牧师（？）在信中谈到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的情况。从他的那封信中可以知道，日本宪兵说自元旦起已恢復秩序。事实上，一月份以后，安全区的情况稍有缓和。那似乎与十二月底发出命令，禁止在安全区内出入有关。可是，事态的缓和只持续了很短时间。过不了多久，站在入口处的卫兵并不听从关于严格执行纪律的命令，五、六个不戴臂章的士兵又开始在区内徘徊，随之而来的是暴行事件续有发生（洞富华编前引资料集已第一七七页）。 对一月份情况开始有所缓和问题，也有另外一种看法，贝获博士在一月十日写的一封信中说：“元旦以来，在难民挤得满满的安全区内，事态没有发展，相当缓和。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出发了。根本见不到‘军纪恢復’的情况，就连宪兵也进行强姦和掠夺，玩忽职守。新的军队到来，或在作战上有变动，很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日本方面没有明确的政策。允许外国的外交官回到市里（本周）之事颇费周折， 看起来，这也反映了要求安定的一种愿望。”（前引书2，第四十八页） 宪兵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说，一月份以后事态将会缓和，他们所以这样说，也许是因为上海派遣军的主力撤离南京估计是在二十三日，那些宪兵预料，如果上海派遣军的主力撤退后，日本兵的暴行也可能减少，这将在《在“欢庆南京胜利”期间》一节中谈到。这样的话，南京的情况稍有改善，即使是暂时的，也还是如同贝茨博士在一月十日所写那封信里说的那样，它与日本军的主力撤离南京有关。 二十三日以后，仅第十六师团留在南京，负责南京的警备任务，但事态有所缓和，时间很短。虽说是警备部队，但这个师团也决不能说是模范部队，这就是所以出现军队再度开始横行不法的原因。因为他们和过去的占领军一样，其中有很多劣质的军官和士兵。单以警备队司令官、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为例，据说他就是残暴的色情狂，是个性格反常的人。松井司令官将重大任务交给这位将军，其措施也有问题。关于中岛中将的问题，希参看第5节中《令人可怕的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有关叙述。 正如马吉牧师（？）在信中所提到的那样，宪兵依然是无能为力的，但外国使馆工作人员回到南京，这对难民来说是个好消息。由于得到日本方面的许可，一月六日和八日，美国代表和英国、德国代表各三人分别到达南京（前引书，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页）。 抓“残兵败卒”和市民遇难 前面已经说过，在城外被集体屠杀的人们中间，不仅有被俘的军官、士兵和难民，而且还包括许多占领后在城内被抓去的残兵败卒和被误认为是残兵败卒的一般市民。 在南京陷落前的十二月十二日那天，城内的中国军队崩溃，残兵败卒变成了日本方面所说的“便衣兵”。南京被占领后，在南京逗留了三天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曾目睹中国兵的情况完全变了样，对此，有如下描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报导，只是作了简单的记述： 记者在星期日（十二日）傍晚驱车在市区内兜了一圈，当时看到一个 部队的全体人员脱下了军装，这种光景滑稽极了。许多士兵是在去下关的 途中脱下军装的。有人走进小路里换上便衣。也有些士兵光着身子，然后 穿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前引书2，第二九○至二九一页）。 翌年一月九日出版的报纸，有则更为详细的消息，内容是这样的： 星期日傍晚，整个安全区都有中国军人，多数人开始脱下了军装。他 们有的从过路人那里捡来了普通老百姓的便衣，有的请求把衣服让给他们。 尽管如此，在没有一个“普通老百姓”时，士兵们就脱下了军装，只穿一 件衬衣。 武器也和军装一起被丢弃了，马路上堆满了手枪、手榴弹、刺刀、背 包、军装、军靴和钢盔。在下关门附近，丢弃的军用品数量很多。从交通 部门前到两条马路之间，像是丢弃垃圾的地方，堆积着卡车、炮、公共汽 车、指挥官的专用车、运货马车、机枪和小型火器。在市区内，价值二百 万美元的最好的建筑物深更半夜被焚烧，储藏在里面的弹药连续爆炸了很 长时间，这种情景真令人可怕。 第32页 建筑物外面的垃圾山也着了火，一直烧到第二天很晚的时候。拉炮车 的军马也被包围在火焰之中，军马的悲鸣声更使现场的情景悽惨万状。大 火灾封锁了通向下关的主要马路——中山路，小巷拥挤到了极点。 中国的军队好容易走到下关，他们无疑想乘上几艘帆船，从沿江马路 出发， 渡过扬子江。但多数人由于恐慌而溺死在江里（前引书2，第二九 ○至二九一页）。 日本军似乎认为，到占领南京后第三天，这些残兵败卒还有二万五千人。对此情况，东京朝日新闻社特派记者曾于十五日发出的电讯中报导过（见本书第七页），十五日前留在南京的记者德丁也报导说：“日本军自己公布，在扫荡南京的最初三天内逮捕了中国兵一万五千名。当时，日本军认为，在市区内还潜有二万五千名士兵。”（前引书2，第二九一至二九二页） 这种所谓“便衣兵”，照字面看来就是游击队。由于游击队不适用于陆战法，所以也可以把他们交付审判后予以处决。然而，南京陷落后的所谓“便衣兵”，即便有他们的军籍，也已不能说他们是兵了。因为他们已经丧失斗志，丢掉武器，一面隐瞒自己的身份，一面混入国际委员会所管理的安全区内，要求保护。他们既无当游击队的思想，也无这种能力。所以，称他们为便衣兵并不确切。尽管如此，日本军把他们当作敌军逮捕起来，这在战争法规上是容许的。但他们即使被检举，也是俘虏，对俘虏是不能杀害的。可是，日本军不加审判，就把大半“便衣兵”视同一般俘虏进行屠杀。即使在陷落后的南京城内出现若干游击队活动的情况，那也不能把残兵败卒统统杀光。 在城内，游击队的活动相当厉害，也有一种倾向认为，这是所以发生 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例如，松平鹰史在其所着《乡土部队奋战史》中叙述说：“城内各处 还潜藏着残兵败卒，治安极度混乱，日本军受到狙击……中国散兵换上了 老百姓的衣服，扮成一般民众，偷袭日本兵。也可以说，这是引起大屠杀 的潜在原因之一。日本军觉得随时随地都会飞来手榴弹和手枪子弹，因此 感到极度紧张，于是一面随即进行着彻底的扫荡。在这扫荡中发生了屠杀， 所以也可以说，这是具有战争杀伤力的宿命的悲剧。”（第四○○至四○ 一页） 另外，曾参加南京攻陷战的日本兵冈本健山作证说：“游击队的活动 在南京也很厉害。我们绝对不能单独行动。当时有掉队什么的，士兵们接 连不断地遭到了杀害。他们不是被手枪打死的，而是被刺杀死的。暗杀好 像天天发生。”（前引《参加杭州湾敌前登陆》中一士兵谈日华战争） 《乡土部队奋战史》所反映的情况，似乎稍微有些过分。冈本所说的 日本兵遭到等害，似乎是在“单独行动”时，那也许是在他们胆敢进行某 些不法村为时，中国人所採取的正当防卫，或者是出于报復的结果。他所 说的情况，似乎显然全都不是在屠杀事件发生时的情况。 也有这样的资料，认为在南京城陷落后，几乎看不到有散兵进行抵抗 的情况。前面提到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他所写《进攻南京纪实》一书中记 述说；“虽说是残兵败卒，有的还潜伏在村庄里和山中继续进行狙击。” 他一点也没有谈到城内的游击队活动。 前面介绍过的、认为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所写的秘密文 件（检证四○三九）中也说：“在市区内，中国人对日本军从未进行过枪 击。”（参照本书第九十页） 该委员会委员、金陵大学贝茨博士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作证 说i“中国市民感到十分失望， 留在市区内的少数外侨也感到非常惊讶， 在市区内竟全然没有进行抵抗。我们（贝茨和斯迈思）对日本的这种残暴 行为，曾同日本官员进行过种种协商。在协商时，日本官员从未说过受到 市区内的抵抗，以此来为他们的暴行辩解。只发生过一起事件，即关于日 本军入城后的一个水兵事件〔即监听员林某，在入城后十天发生的〕。” （《远速》，三十六号，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四十八页） 日本军主要是为了搜捕混入安全区内的散兵，但许多南京市民因受牵连而遭害。为介绍与此有关的具体例子，引用一下关于搜捕散兵的事实及其被害人数的资料，那是美国驻南京剧领事埃斯皮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报告（检证一九○六）的一部分。 在十二月十三日晚上和十四日早晨之前，暴行发生。先是日本军的分 遣队奉命扫荡残留在城墙内的中国军人，把他们一网打尽。日本军对市区 内的马路和建筑物进行了仔细搜索。所有当过兵的人及可疑分子，一个个 均遭到枪杀。详细的记录虽未到手，但估计遭受这种杀害的人达二万以上。 日本军几乎不管他们过去是否当过兵，是否确实在中国军队里干过事，只 第33页 要是稍有一点军人嫌疑的人，都一律带走枪杀了。日本军扫荡中国政府军 队的所有散兵之决心，好像是坚定不移的（《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 书1，第一五二页）。 埃斯皮说，在搜捕残兵败卒的情况下牺牲的“便衣兵”和普通老百姓，总数达二万人以上，但金陵大学教授贝茨认为，其牺牲的人数达四万，增加了一倍。在处理遗弃尸体时证实，在南京城内外近四万非武装人员遭受杀害，其中百分之七十左右是“便衣兵” （前引书2，第四十七页）。贝茨教授提出四万人这个数字是否恰当，将在第6节（第一八四页以后）加以研究。 ※　　　　　　　 ※　　　　　　　　 ※ 这种搜捕便衣兵并进行杀害的情况， 乔治·菲奇（georse a. fitch）——以纽约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书记身份驻于南京——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证词（检证一九四七）中说：“日本人从我们宿营的地方抓人时，不遵守任何规定。他们把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当作曾经当过兵的充分证据，认为务必判以死刑。在我们宿营的地方，几乎都受到军队的侵入，他们想要枪杀谁，就把谁拉出去。”（《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一五页） 不仅手上有老茧和剃光头的人被当作“便衣兵”，而且有谁在晒得黑黑的脸上露出白的额角，也会被视为戴过军帽的证据。因而许多无辜的工人和苦力被判断为“便衣兵”，不幸遭到了集体屠杀。许多“便衣兵”像是混入在安全区内，贝茨博士在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证说：“由于日本军的军官估计，在市区内也有许多士兵，因而安全地带的问题也严重了。由于在市区内未能发现这些士兵，那些军官就认为这些士兵隐藏在安全地带，而我们应负隐藏他们的责任。在这种假定之下，三天内，日本军的军官以及下士官天天侵入安全地带，企图在中国难民中发现这些士兵，并把他们强行带走。这些军官通常总是在安全地带内的某地区或某一难民收容所中，要身强力壮的男子全都排列在一起，一个个地进行检查，凡发现手中有持枪的老茧或头上留着戴过帽子的一圈印子者，均强行将他们带走。”（《远速》，三十六号，前引书1，第四十九至五十页） 为了彻底搜查出这种“便衣兵”，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日本军对全南京的市民进行了登记。据十二月二十二日南京宪兵司令贴出的布告说，进行市民登记是“向所有难民和市民发给通行证，这完全是为了居住和工作上的方便”（前引书及第一三七页）。其实，这也是搜捕散兵的一种手段。当时负责南京城内警备工作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其手记——《进攻南京纪实》——中这样写着：“十二月二十二日，命令城内肃清委员会主席立即召开会议。十二月二十三日，开会。十二月二十四日继续开会，查问工作开始”（《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三三四页）。市民登记时是经过“查问”的。通过查问，一般无辜市民受牵连的危险性很大，因此，他们对日本军的这一手段感到极度不安。 大概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他在信中这样说：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幸而今天的天气比昨天好。登记工作继续 进行，效率极低。人们一点也不却道去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出面才好。而 且有许多难晨被当作散兵强行带走。妇女和老人前来向我们跪拜哭泣，恳 求我们帮助找回他们的丈夫和儿子。交涉了两三次，情况较好，但军方对 我们的干预表示愤慨（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一页）。 金陵大学——收容三万余难民——的贝茨博士，曾就当时按内进行市民登记时採用阴谋手段使“便衣兵”自首并对他们予以屠杀的情况，报告如下： 十二月二十日（贝茨博士的手记收录在国伯烈编写的那本书和《南京 安全区档案》中，但后者未写明是十二月二十日。由于登记是从十二月二 十四日开始的，所以这个日期有误），登记从主要收容妇女的收容所里开 始进行。军部当局又对这里少数男子中居住在图书馆新馆里的两千名以上 男子进行了登记。 大约有三千名男子集中在史威斯堂（swazey hall）下 面的网球场上，其中有两、三百人（马吉牧师（？）说是有二百四十人〕 响应了三十分钟的演说，走上前去。这种演说的目的是要“以前当过兵的 或接受强制劳动的人，一律站到后面去、如果你们自首，就可以保生生命， 可以获得工作。否则，一经觉察就枪决”。在日本军官的指挥下，通过中 国人所作的短短的演说，这几句话反覆了好几遍。这些中国人尽量想把许 多被认为原来当过兵或不幸被误认为是原来当过兵的同胞从处决的命运中 拯救出来。 大学里的许多中国职员、h·l·桑纳、查尔斯·h·里格斯和 我自己把这些演说都听得清清楚楚。一些中国人认为，去自首的人中，有 的是受了恐怖的影响，或是误解了强制劳动这几个字。确实，他们中间有 第34页 许多人从未当过兵……在中午前，军官们又说要把军队储藏的粮食发给大 家，我们要求对两、三百个“自首者”每人准备两顿饭的粮食。当时，连 负责警备任务的一般士兵也表现得很亲切，根本谈不上拔出拳头，而是亲 切地递香菸。下午，男子们一一报告了他们的姓名和职业，均被记录下来 ……下午五时左右，出来自首的两、三百人被分成两组，被宪兵强行带走。 这里说的虽是其中一个人的回忆，但他对警备兵亲切的反常的殷勤态度开 始表示怀疑。 贝茨教授就从冒险逃回来的中国人那里听到情况，继续写道，被强行带走的这两、三百个中国人，或被当作练习拼刺刀的活靶子，或被机枪扫射，或以五人、十人为一组，被用铁丝捆起来后投入火烧得正旺的院子里，等等。日本军用残酷的方法对他们进行屠杀。这一记录是根据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资料和一月三日的笔记，写于一月二十五日，在其长篇记述的结尾中说：“近几个星期内发生的种种暴行，使我还是不忍通过那个网球场。几万难民被送到校内来，听候登记。为了他们的安全，接连好几天，我们对在此惨剧中处于各种重要地位的日本军官和士兵必须笑脸相迎和谦恭有礼，这对于我们简直是一种苦刑。我们好像谁都成了屠杀那两百人的帮凶，觉得应该向那些不幸的家属负责，要是那些家属处于极度悲惨状态之中的话。日本军官和士兵怎么样呢？他们中间有的人与我们接触的暴徒相比，还有些人性，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谁无妻子呢？ 他们也一定爱着自己的妻子。”（前引书2，第四十四至四十五页，第四十七至四十八页） 下面所谈的，是同一件事情，见之于《黄俊乡署名的证词》——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的书面证据（一七三三。但未向法庭提出）。 在南京大学（东爪市）的校院里召开大会，大约有一万名难民参加。 当时，有个叛徒詹用光起来发表一场演说，要求这些国民军举手投降，如 果这样，就能保证所有难民的生命安全。约有七百个人信以为真，举起手 来。 结果，他们被带到上新河监狱，在那里遭到杀害（前引书1，第三八 四页）。 这一记录所说的地方是在东爪市的南京大学。自然，南京大学即指金陵大学，东爪市恐怕就在天津路百步坡附近。座落在东爪市的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贝茨博士把当着许多人的面发表演说的中国人理解为“想拯救同胞的中国人”，但黄俊乡却骂他是“叛徒”。这个中国人的真实情况如何，我不了解。 ※　　　　　　　 ※　　　　　　　　 ※ 日本军就是这样施计搜捕散兵，而抓到“便衣兵”后就枪决的命令到了下面，解释就扩大化了。有时公务员也受到了迫害，不仅仅是连累了一般市民，日本军好像是在进行杀人比赛。 国际委员会从南京市市长那里接管了四百五十名正规管官。该委员会觉得仅仅这些警官还警备力量不足，于是在十二月十三日组织了志愿警官。志愿警官不穿制服，只戴委员会肩章，也不带枪枝。不如说，他们好像是西方的童子军。十二月十五日，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与日本军的特务机关长会面时，就安全区内保留警察问题取得了口头谅解。但如前所述，安全区的警察，不知为什么实际上经常受到干涉。十六日，驻屯在司法部内的五十名警官被捕，志愿警官也有四十五、六名被捕。随后， 在最高法院内的四十名警官也被捕（前引书2，第二十七、一二○、一二三、一二六、一三一页）。 军队撤退后，南京自然剩下了四百五十名正规警官和若干名志愿警官，由他们负责市内的警备任务。但这些警官也和散兵一样，似乎全遭日本占领军的屠杀。如前所述（第五十六至五十八页），根据前警官伍长德的证词，收容在司法部的三百名警官（此数似有出入）在西大门外被枪杀。另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同样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而提出的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的报告（检证一七二八。但未向法庭提出）中，列举这样的事实说：“有两百名以上的警官在南京城外被捆绑起来，围在地坑的四周。然后在坑内倒入火油，点上了火。警官们都一边挣扎，一边受火刑。”（前引书1，第三八六页）。 其中也有胡作非为的军官。尽管修復电灯是迫于紧急的需要，可是他们把发电厂的职工当作公务人员，全部枪杀。对此，马吉牧师（？）在他的一封长信中，就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那天情况说： 下关发电厂有个姓吴（译音）的工程师向我讲起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 他说，该厂五十四名工人在南京陷落前一直坚守工作岗位，都是那样的勇 敢，可是终于落到个去扬子江岸边英商国际出口公司避难的地步。日本军 藉口该厂系政府官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便把其中四十三人强行带走 枪决。日本方面的官宪每天到我的办事处来，说是要一个个地找这些工人 去开动发电机，恢復供电。我对他们说，他们的军队已经屠杀了该厂的一 大半工人。这样，我至少感到舒服一些（前引书2，第三十七至三十八页）。 第35页 这是根据田伯烈编着的《战争是什么》英文版中所叙述的，而中文译 本把“国际出口公司”译为“和记洋行”（肉类禽蛋加工厂）。在远东国 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j·麦卡勒姆 （rev. james allum）的日记（检证二四六六）中，谈到的翌年一月八日那天 的情况，与此相似。——“通过拉贝，最后商定让工人们恢復工作，但是 就在这前一天，以下士官为首的一队陆军前往英国出口公司。而且要求发 电厂所属四十三名工人排好队，旋即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这个发电厂 是私商办的。这些士兵未经调查，却认为被枪杀的是政府工作人员。在一 般情况下， 要想在一个月后制止发生这些事情几乎是难以办到的。 ”（ 《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二五页） 在日本军搜捕残兵败卒中，无辜的普通百姓被当作“便衣兵”，与残兵败卒们一起遭到了悲惨的命运。下面介绍两、三份资料，都反映了当时在安全区搜捕残兵败卒的情况。 红卍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在其宣誓口述（检证一三七四）中说，有一天，他亲眼看到日本军闯进安全区内一所收容着约一千五百个难民的建筑物里，把难民捆绑起来，以十人或十五人为一组，集中起来后带走，后来得到消息说，这些难民在第二天早晨全被机枪打死，尸体被投入池中（前引书1，第二十六页）。 前面提到的菲奇在供词中说：“十二月十五日，我看到约有一千三百名穿便服的人刚从我们总部附近的一个宿营地被日军带出来。他们在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的 日本士兵的押送下，分别各约有一百名列队排在一起，被绳子串连缚着。尽管我向队长提出了抗议，可是他们仍把这些人带去枪决了。”（《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一四至一一五页） 马吉牧师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作证，意思是说：“是十四日晚上，还是第二天早晨，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我看到了多达一千人或两千人的市民被带走，他们都被捆绑着手，排成两列纵队。其中有负伤的人逃回去后报告说，这些人全被刺刀戳死，而他自己佯装死去，才倖免于难。”另外，他又说，十六日，有十四个（内有十五岁少年）教徒从安全区内他所十分熟悉的教区里被强行带走。据四天后逃回来的一个少年报告，他们和一千个市民一起，在扬子江岸边被枪杀于机枪的交叉的火力之下（《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八十八至八十九页）。 马吉牧师在法庭上作证说，在十日或十五日，有一千名或两千名难民从安全区里被带走。但是在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说，估计还是马吉牧师这个外侨，他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信中说，十五日，从国际委员会办事处附近的收容所里被强行带走的难民有一千三百名。这个数字同菲奇所说的相符。这封信对当时的情景叙述如下： 那天晚上，在职员开会时通知说，在我们总部附近的一个收容所里， 士兵们带走了全部难民一千三百名准备枪杀。我们知道，其中有许多人过 去当过兵，当天下午，我们还对拉贝（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 ——洞富雄注）说，要他从某军官那里就他们的生命安全问题取得保证。 他们将怎么样呢？现在已经明明白白。男人们在带着刺刀的士兵们的押送 下，排好了队，每一百个人集中起来，系在一起。戴着帽子的人，被粗暴 地脱去了帽子，扔在地上。然后，我们通过车头灯的照明，看到他们走向 刑场。我们没有从这些群众中听到啜泣声。我们自己也觉得心里憋得慌。 他们从南边一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来，其中不是也有四个广东青年曾于昨 天无可奈何地向我交出了武器吗？有个身体强壮的高个子北方人，他那作 出生死攸关的决定时所流露出来的幻灭的目光，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令人担忧。我对他们说，要日本军保证难民的生命安全，这是多么愚蠢啊！ 我们深信，日本军至少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其所作的保证，在他们到 达的同时，也许会建立秩序。但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暴行恐怕是残忍 透顶了。因为后来更险恶的日子来临了（前引书2，第三十二页）。 我认为，菲奇和马吉牧师作证所说的日本率从安全区带走了一千三百名左右难民并加以屠杀的这起事件，是日本军在安全区搜捕便衣兵的最初屠杀人数。当时，黄俊乡曾被日本军逮捕，但倖免于难。他在为提交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而作的宣誓口述中（检证一七三三。实际未向法庭提出），叙述如下：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阴历）九日，日本军在光华门附 近破坏城墙，侵入城内，迫近难民地区。两天后，日本军开始搜查住宅。 他们见到地上到处是丢弃的武器，断定有许多军人潜伏在难民区内。于是， 他们就无视国际道义而开始进行杀戮。凡是十八岁到四十岁的人，一概被 第36页 看作为国民军而逮捕起来。最初几天逮捕的人超过两千名。我也是其中之 一。被逮捕的人排成四列纵队，从难民区出发，走向沿扬子江堤岸的各处 （宝塔桥、 四所村、 老江口、草鞋峡、燕子矶一带），队伍长达一日里 （约二英里） 。入夜后。日本军几乎把他们全都斩尽杀绝（前引书1，第 三八三至三八四页）。 集体屠杀的方法好像是极其残酷的。估计是马吉牧师，这个外侨在信中谈到十二月二十三日那天的情况时是这样写的：“中午，一个男子被送到总部里来，他头部焦黑，既无眼睛也无耳朵，鼻子也残缺，样子很悽惨。我叫他乘上我的车子，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但两、三小时后他就死去了。据说他是和几百个同伴一起，被日本军捆绑起来后，浇上了汽油点火焚烧的。但他碰巧在外侧，汽油未浇到他的头上。后来，有一个类似的患者被抬进医院里来，其烧伤的程度更为严重。这个人也死去了。起初，他们恐怕是遭到机枪的扫射，没有全部死去。第一个人全然没有外伤，但第二个人却有外伤。后来我又在去家——在鼓楼对侧——途中，途经马路的拐角处，看到一个男子躺在地上，他的头上和手上同样被烧得焦黑。一看便知道他是挣扎着爬出来， 到了这里后才死去的。真是难以置信的暴行！”（前引书2，第三十八页）火刑的方法是残酷的：以五至十人为一组，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然后把这些人投入在熊熊燃烧中的院子里。这是日本军对十二月二十五日从金陵大学收容所里带出来的一部分中国便衣兵的处置方法，是前面已介绍的该大学教授贝茨博士的报告中所谈到的。 关于这种火刑以及其他暴行，新岛淳良也于一九六七年在南京曾听说过，他记录如下： 屠杀的方法是各种各样的。在西边的汉中门附近，出现了活埋的情况。 把几万人分几次埋于土中，使他们窒息而死。当时倖存的伍长德，后来站 在东京审判的证人席上。在市中心繁华的马路上，约有一千个人排成一行， 被点火焚烧。对逃走的人，就地枪决。在市中心，即现在的人民广场一带 （鼓楼下面），许多青年被吊在电线桿上，火从下面烧上来，把他们活活 烧死。还有许多青年被剥得精光，给浇上硝酸、硫酸后死去（《夺走三十 万人生命的“南京事件”》，载《东风新闻》，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关 于在汉中门附近的活埋情况，参照本书第五十九至六十页）。 一九七一年夏，访问南京的《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也听到过下列可怕的事实：“在‘永利亚化工厂’，反对日本军强行带走人的工人，当场被剖开肚子，挖去心肝。据说，后来日本兵把心肝煮熟后吃掉了。”（《中国之旅》，岩波文库版，第二三一、二三四页） 这是日本军对俘虏施加暴行的方法，俘虏当中，有的似乎也被用来作人体实验的。提交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对此情况介绍说：“敌多摩部队将我被俘的人带到医药试验室，把各种有毒细菌注入他们体内，对其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实验。该部队在极保密的机场内进行这种试验，因而不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牺牲犬猫来进行药物实验，这对于富有同情心的人来说已是于心不忍，何况把我俘虏同胞供实验用，这种做法实是视俘虏连犬猫都不如。真是可悲之极” （《远速》，五十八号，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1，第一四四页）。对于这种情况，是有人作证的，新岛淳良根据当时曾在日本军的俘虏收容所里被役使的谢金龙这个人提供的证词，他介绍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俘虏收容所所长森田中尉的指挥下，有一百个俘虏死于细菌试验。”（前引《夺走三十万人生命的“南京事件”》） 正当校对本书时，出版了《同细菌战部採取自决行动的两位医学工作 者》（常石敬一、朝野富三合着，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新潮社）这本关于 “多摩部队”的书。此书认为，“多摩部队”是个通称，陆军给它起了个 隐秘的称唿，叫“荣一六四四部队”。该部队成立于昭和十四年四月十八 日，创始人也是臭名远扬的“七三一部队”的石井四郎（第一七九页）。 前面已经说过，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进行查问工作，但查问会议于翌年一月五日停开，佐佐木就这将近半个月时间所取得的“成果”说：“到今天为止，从城内清除了残兵败卒两千名左右，收容在旧外交部里。”接着，他还说：“在外面，把牧师手里的中国伤兵当作俘虏收容起来，还陆续逮捕了在城外近郊继续进行不法行为的散兵。在下关处置了数千人。”（《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三三四至三三五页） 在下关处决的是数千名游击队员（？），虽说有两千名“便衣兵”收容在旧外交部里，但这些“便衣兵”的实际命运又如何呢？ 如前所述，佐佐木少将在一月五日停开了查问会，但好像隔了两天，七日又恢復开会。在贝茨博士的手记中这样写着：“他准备接受登记。我认为，一月七日正在大学内恢復进行公开登记时，宪兵从走在宪兵们前面的许多男子中强行拉走了一百个人左右，其中就有他。可见，在这个星期内，实际进行工作的军官们，奉命每天强行拉走许多男子。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似乎认为是未能满足上级的要求（先前提出要当过兵的人去自首的做法，实际已经停止，那是不言而喻的，登记的做法也与最初时大为不同）。”（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七页） 第37页 ※　　　　　　　 ※　　　　　　　　 ※ 对散兵的搜捕是进行得很彻底的。但尽管如此，不少中国军队的官兵好容易才倖免于难，成为控告日本军暴行的活着的证人。写了《南京大屠杀》一书（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在台湾的郭岐将军也是其中的一个。 疯狂屠杀 前面叙述的是日本军通过搜捕散兵对中国军民进行集体屠杀的事实，但他们除这种奉上级的命令犯下的暴行外，还主要在占领南京后不久；在整个南京市区胆敢对普通老百姓进行疯狂屠杀，美国大使馆的埃斯皮领事在报告中就这一事实说： 除由日本军负责驱逐前中国军人和对他们执行死刑外，日本兵以两、 三人或两、三人以上为一小组，在全市自由巡逻。这些兵杀人、强姦或掠 夺，引起了城市里莫大的恐慌。这些兵为所欲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 响是否得到了空白委任状，抑或日本军在南京入城后，完全不受管制？对 此毫无充分说明。我们听说，最高指挥官至少发出了两项命令，这就是： 命令对官兵加以管制，又严格命令军队在入城前切勿烧毁财产。 但就实际情况说来，几千几万个日本兵聚集于全市，犯下了荒谬绝伦 的掠夺和残暴行为。据外侨目击者说，士兵们像一群野人，放任自流，糟 蹋了城市。全市无数男女和儿童被杀。据说，日本军枪杀或用刺刀杀戮一 般老百姓，却丝毫没有明确的理由，这种情况很多（《远速》，五十九号， 载前引书1，第一五三页） 由一个日本兵或几个日本兵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种种例子，人们记忆犹新，试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关于日本军暴行事件的报告来说，它曾对日本军在安全区自入城后到二十日为止的一周时间内所发生的屠杀事件作了调查。杀伤等事件的总数达一百三十四起（报告中列举的事件，编号为一百零五起，但其中很多在一起内包括两起事件），内杀伤十八起，掠夺五十一起，强姦（很多情况是一起强姦数人， 或进行轮姦）五十一起，强行拉走十四起（前引书2，第一○三至一一○页，第一六七至一七三页）。杀伤十八起，这个数字不大，但这类事件竟然会发生在治安情况还比较好的安全区内，安全区外的情况与这里相差就更远了。 总数一百三十四起是个很大的数字，但在整个安全区，最初一周内所 发生的日本兵暴行事件，自然不止这一些。在该报告中也说，另外还有接 到通知和目睹的情况，但没有时间去查实，没有工夫记录下来（前引书2， 第一六七至一六八页）。 另外，安全区范围相当大，仅外侨委员和中国职员决不可能了解暴行 事件的全部情况，这一点十分重要。也像见茨博士所说的那样，被害者担 心报復，或出于耻辱感，他们不少人把事件隐瞒起来。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十五日前留在南京，他对日本兵屠杀人民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报导：“一般市民，不问男女老少都被日本军枪杀。消防人员和警官都成了日本军的牺牲品。日本兵一走近，如出之于恐惧心理而逃跑的，就有被枪杀的危险。在日本军加强市内管制时期，凡外侨巡视市内所到之处，连日来看到了一般市民死亡的情况。时常见到有老人趴在马路上，很明显，他们个个都是被日本兵凭一时高兴而从背后开枪击毙的。”（前引书2，第二九二页） ※　　　　　　　 ※　　　　　　　　 ※ 这里，作为这种疯狂屠杀的一个例子，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中摘录介绍第一起事件如下： 十二月十五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区有六名清道夫，在他们鼓楼 的家中被日本兵杀害，一名被刺刀戳伤。他们都是无缘无故遭到杀害的。 他们是我们的雇员。日本兵侵入了他们的家里（前引书2，第一○四页）。 本多胜一也在他的《中国之旅》中，记述了几起这类事件，希能一看（岩波文库版，第二三八至二四一页，第二五二至二六○页）。 被杀伤的男子，他们大都是试图保护妇女和他们的家属。下面举一个例子。 对妇女的暴行 国际委员会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多半是关于强姦事件的具体事例。其中一部分提到了发生在“南京安全区的情况”，在此作一介绍。另外在《后记》中也揭露了“安全区的接收情况”以及其他事例，这里仅举两、三起。对妇女的暴行事件，希参看本节的《概况》中所援引的贝茨博士以及其他人的证词。 马吉牧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对日本军在占领南京后对妇女和儿童所犯下的残暴行为，就提出的讯问，作证答覆说： 那与刚才所说的情况一样，即情况极为可怕，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到 处发生强姦事件，许多妇女和儿童被杀。如果妇女拒绝受辱进行反抗，那 就会立即遭到杀害。我拍下了这种情况的照片和影片。从中看到，妇女的 头被斩或全身被刺……如果妇女的丈夫想要搭救他什1的妻子， 她们的丈 第38页 夫亦会被杀害……我们外侨感到最困难的问题，是无法阻止日本兵带走男 子，可是阻止了日本兵到处强姦妇女的材为（《远速》，四十八号，载洞 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九十一至九十三页）。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贝茨博士又就当时情况作证如下： 在这安全地带的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以及自己的调查中写着，在南京大 学里的三万名难民中，发生了数百起强姦事件。其正确而详细的情况，已 作为整个报告交给了日本军官。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国际委员会主 席“拉贝”向“德国官员”提出报告说，相信至少有两万人被强姦。前不 久，我曾保守地估计，仅根据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强姦事件估计达八 千起。日本兵成群结队，几乎每天每晚到处在马路上游荡，特别是在安全 地带内转来转去。当时，大多数市民住在安全起带内，约有十五至二十个 士兵结为一伙，他们为了寻找妇女进行强姦，到处乱窜。日本兵还侵入了 老百姓的家中。我清楚地记得发生过两起事件，我几乎险些为此丧生。日 本军官也参与了这些发生在大学里的强姦事件。这种事情有时在夜里发生， 而多数又是在白天发生，不少是在路旁进行的。在南京神学院内，我的朋 友看到十七个日本兵轮姦了一位中国妇女。这里，不特别去谈论与这类强 奸有关的发疯似的或残暴的事件，但要附带一提的是，就是在大学内，连 九岁的女孩和七十六岁的老婆婆也被强姦（《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 书1，第五十至五十一页）。 贝茨博士谈到的关于拉贝主席提出的报告，是前面已作了介绍的、一月十四日给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信，信中就强姦妇女和屠杀普通老百姓的情况写道：“日本军当局对其所属部队发出的命令，似乎明显不起作用。部队在占领南京后数周时间内，在市区进行掠夺，强姦了约两万名妇女，用残酷的手段杀害了数千名无辜市民……被枪杀后的尸体尚躺在市区马路上，不许掩埋（其原因不明）。”（《远速》，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六页） 在这封信中，谈到了关于不许掩埋尸体一事，这意思可能是指禁止一 般市民去掩埋尸体。实际上，红卍字会和崇善堂两慈善团体从十二月中旬 开始，着手进行了大量的尸体掩埋工作。 日本军入城后一星期，鼓楼医院的麦卡勒姆牧师在十二月十九日的日记（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检证二四六九〕）中这样记着： 一星期已经过去，那是今世的地狱，讲起来令人胆寒。——我不知道 从何讲起，从何结束。迄今为止，我一次也没有听到过和看到过如此残忍 的事件。强姦——强姦——又强姦——一个晚上多达一千起，白天发生这 类事件也很多。假如有人表示抵抗或稍不同意，日本兵就对她们或用刺刀 戳杀，或开枪打死。这种情况，我们一天可以写上数百件。民众得了歇斯 底里插（《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七页）。 慈善团体红卍字会副会长、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许传音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就日本兵对玩弄妇女所採取的行为作证说：“这在文明的世界上，是连做梦也未能想到的，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书1，第二十七页） 日本兵对妇女所犯下的暴行，有时似乎是恶魔般地残暴。对此，《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一七○六），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被提出，其中这样说： 从一般青年妇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妈妈，受害者甚多。日本军所採取 的手段有强姦、轮姦，凡拒绝被强姦者即遭到杀善；有的或迫使父亲姦污 他的女儿，或迫使哥哥姦污他的妹妹，或迫使公公姦污他的媳妇，从中取 乐；也有的割去妇女的乳房，戳破她们的心脏，打坏她们的下巴，拔掉她 们的牙齿， 其状惨不忍睹（《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四 页）。 关于上述日本军对妇女所犯下的暴行，在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速记记录》中，可以见到许多具体例子。特别是马吉牧师和许传音博士的证词，提到了许多可怕的事实，不堪入目。 在许传音博士列举的有关强姦的事例中，有这样一起严重的集体进行强姦的事件：“在一个‘宿营’地，日本兵开来了三辆‘卡车’，把所有妇女带到走廊上，并在那里对她们全部进行了强姦。我想去阻止这些日本兵，但结果无济于事。被带走的妇女年龄在二十二、三岁至四、五十岁之间。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前引书1，第二十七页） 强姦妇女常常还会引起了对被害者家属的杀伤事件。日本兵在强姦了妇女后，竟然还对她们残酷地加以杀害。后面叙述的情况，希望参照本节《概况》中所介绍的冈本的证词，这里作为上述情况的例子，还是从许传音博士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三四）中引证一起听起来令人感到可怕的事件。 第39页 不知道有几千名妇女受到日本兵凌辱后被杀，连尸体也被污辱。士兵 们在市中心及其外围地区反覆进行这些行为，以南门“新开路七号”为例， 这一家有十一个人被杀。 当军队来到房门口时，年老的祖父出来接待。他当场被杀。七十多岁 的祖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跑出来看，她在离自己丈夫几步路的地方也 被枪杀。他们的女儿抱着婴儿过来，日本兵把她和婴儿两人全都杀害。家 中有十七岁和十四岁两个未婚少女，都受到士兵的凌辱后被杀。一个少女 倒在桌子上的血泊中，有短棒插入她的阴道内；另一个在阴道内被插入了 香水瓶，倒在血“床”上。其他还有五个女人在家中被杀。日本兵把在这 一家看到的人全都杀害了。有个少女住在附近，在他（她）们被杀后，躲 了一天一夜， 才倖免于难（《远速》，二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二十九 页） 许博士还在法庭上作证说，那天这一惨剧发生后，他是同马吉牧师一起去的，他对现场的情景作了这样的叙述：“这个年轻姑娘在桌子上被强姦，而且我看到她还在桌子上流血；后来我们看到了她们的尸体。这些尸体被丢在离那个家几‘米’远的地方。马吉牧师和我都对这些尸体拍了照片。原因是，这些尸首赤身露体，显然是受了致命伤而死的。”（前引书1，第二十九页） 根据许博士所说，他们看到现场似乎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但马吉牧师的证词说，他们两人前往新开路七号现场是在事件发生大约已有六个星期之后了。马吉牧师对事件的记载比较详细，所谈的情况与许博士谈的稍有出入。马吉牧师认为，事件发生在一九三八年，他说：“〔前略〕那些尸体从家中被拖到外面，我们到达那里时，正好是发生事件后的六个星期左右，但到处都是血迹。如果我带有彩色电影放映机（旁註原文如此——译者）的话，想必能把当时的血迹颜色清楚地拍摄下来。——在其中一个少女被强姦的桌子上，以及另一个被杀害的少女的床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那位老婆婆又陪我到广场附近，然后在那里拨开了覆盖在尸体上面的竹蓆子，要我看看尸体。这些尸体，一个是年约十四岁的少女，另一个是十六岁的少女，还有一个是那位老婆婆的女儿，她与一岁的婴儿同死在那里。”（《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九十六页） 人们说马吉牧师在这里拍摄了上述悲惨情景的镜头。马吉牧师拍摄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影片，是尽人皆知的（尽管如此，我和几乎所有日本人都 没有看到过）。他可能对这些场面拍下了几个片断。关于马吉牧师拍摄影 片的内容， 戴维·贝尔加米尼在他所着 《日本天皇的阴谋》 （david bergamini,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1971）一书中说：“约翰· 马吉牧师——战争诗人伊·马吉的父亲，战后为耶鲁大学教会的牧师—— 通过摄影机记录了当时见到的情景。他拍下的这部黑白影片（后来他提出 异议，说是该影片没有适当反映“黑色帐篷和红色帐篷的真实情况”）被 偷偷带回美国。他认为在影片中所显示的那些被屠杀的尸体、溅满血迹的 房屋、一排排死于刺刀下的婴儿，让超过限定范围的少数人看到这种情景， 刺激实在太强烈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美国第一”委员会广为放映这 部影片，旨在证明介入外国是愚蠢的行为（前编，第五十页）。 另外有不少妇女在遭受日本兵的暴行时，作了坚决抵抗，因而也受到了残暴的报復。 当时，本多胜一曾听说，一个住在南京的年约三十岁的妇女，在遭受日本兵的袭击时，为了自卫，进行抵抗，因而得罪了他们，结果全身受伤三十七处。据说这个妇女现在住在浙江省汉云县（《中国之旅》，岩波文库版，第二三五至二三八页）。前面提到的鼓楼医院的麦卡勒姆牧师也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同日本兵进行抵抗的一个怀孕六个月（旁註原文如此——译者）的妇女来到我们这里，她的脸上和身上被戳了二十六刀，腹部受伤二十一处。”（《远速》，五十八号，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一八页） 掠夺、纵火 关于日本兵掠夺、纵火的情况，在前面介绍的《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一书中作了令人吃惊的描述（参照本书第八十八至九十页）。对此，贝茨博士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作证说： “开始占领南京时，约有五万个日本兵从难民那里拿走了许多被褥、 厨房用具和副食品。在占领后六个星期内，他们几乎侵入了市内的所有建 筑物。有时，他们的掠夺行为是非常有组织地进行的，他们动用了许多军 用“卡车”，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银行的保险箱，特别是“德国人”保 管的私人保险箱等也被他们用“乙炔”割开了。有时我看到，长达三分之 二英里的辎重队拿走了老百姓的红木家具。两、三个月后，外侨为要回从 第40页 他们家里拿走的“钢琴”，有个专门机构曾前往一个仓库去了解情况，看 到在那里保管着两百架“钢琴”。包括“德国”大使馆在内，各国大使馆、 公使馆也遭到了侵犯和掠夺，连“德国”大使个人也不能倖免。使馆内所 有贵重物品差不多都被拿走了……除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放过一、两次火 外，日本军入城后五、六天来，未发生过火灾。从十二月十九日或二十日 左右开始，在六个星期内，建筑物经常被火烧掉。日本兵有时也在掠夺了 一批商店的东西后，即付之一炬。除此以外，其余的焚烧现象并不能认为 是有计划地进行的。虽然没有造成大火灾，但每天照例烧掉了一批建筑物 ……另一个大问题是，据说日本兵是为来到南京的日本侨民而去拿个人的 私有财产的。除有些建筑物因军队使用而被强占外，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 三九年的某些时候，来到南京的日本商人都通过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关， 分别从中国老百姓手里取得了一丬商店和一幢私人住宅。我曾多次看到， 仅十二个小时的领先通知，许多中国人即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坐在路旁。 其中有几十个朋友，是我几年前认识的（《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 1，第五十一至五十二页）。 贝茨博士说，日本军的宪兵和特务机关从中国人那里残忍地没收了店铺和住宅，把它们无偿地送给了来到南京准备赚一笔钱的日本商人。他又说，尽管日本人并不提供任何资金，但如果中国人不和他们联合经营，就得不到营业权，这里“又一个难题是，他们施加极大压力，要中国人把日本人请到商行里来，作为其商业合作者。这种情况多数是日本宪兵队或特务机关直接下达命令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商人不让日本人到商行里来，就领不到许可证，也不能自由经商，这是一种威胁。在我的朋友中，有许多这样的商人，即他们为了领到许可证，把日本人请到商行里来，而这些日本人毫不提供资金，唯在赚钱时从中获利，又掌握着营业权”（《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八页）。 掠夺并非仅仅是军队所干的行当。一部分随军记者好像也在模仿。那是发生在日本军正在进去南京时的事情， 《东京日日新闻》 随军记者浅海一男曾经提到：“在战场上，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官兵。这种变化的发展趋向稍有不同，但它也可以从少数随军记者身上看到。”他后来就两个记者（一个以报社临时嘱託的资格从军，后来成了记者；一个是与他同去採访消息的当地记者）的行动这样说：“他们早晨出去，似乎去採访消息。但夜里回到帐篷里来时，两人双手捧着各种各样中国传统的美术品，我们十分吃惊，感到愤慨。”（本多胜一编：《笔桿子的阴谋》，第三四六页） ※　　　　　　　 ※　　　　　　　　 ※ 在《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一书中，就市区焚毁建筑物的损失情况记述如下。市区的整个南部全被烧光，现在只剩下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九江路，焚毁的面积占市区的百分之三、四十。但前面提到美国驻南京副领事埃斯皮对当时造成的损失，比较具体地叙述如下： 下关地区在火灾中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当时看到的情景以及从长江所 能看到的江边马路上的情景，可以说是江边建筑物的修罗场[1] ……在城 墙内，作为南京市的一部分，损害最为严重的是南京的商业区。要恢復市 区内的王常活动，这些地区几乎全部需要重新建设。在新而宽阔的马路， 即太平路、中山路、中华路以及其他主要马路，在各个区中，除沿马路的 大楼外，有十一、二幢或不到这个数字的大楼全被烧掉。仅中山路一带， 商店和洋行几乎都被焚毁。在国民政府的官厅房屋中，邮政部的房子被破 坏，那是在日本军占领南京前被焚毁的。其他没有发生异常情况，现仍为 日本军所使用。在南京的其他地区，住宅和大楼，甚至连贫民阶层的房屋 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隔一幢就有被焚烧的。在北部的住宅区，蒙受火烧 的损失最少（这部分情况在法庭上宣读时，被省略。——洞富雄编前引资 料集1，第一五七页）。 -------- [1] 修罗为阿修罗的略称，意译“不端正”、“非天”等。原为古印度神话中的一种恶神。因常与天神战斗，后世亦称战场为“修罗场”。佛教沿用其说——译者 南京城内外建筑物受损情况（按原因分类） ┏━━━━━┳━━━━━┯━━━━━━━━━━━━━━━━━━━━━┓ ┃　地　区　┃ 建筑物数 │　　　　　　受损原因　（％）　　　　　　　┃ ┃　　　　　┃　　　　　├────┬────┬────┬──────┨ ┃　　　　　┃　　　　　│军事行动│　放火　│　掠夺　│各种原因合计┃ ┣━━━━━╋━━━━━┿━━━━┿━━━━┿━━━━┿━━━━━━┫ 第41页 ┃　城　内　┃ 30,516　 │　1.8　 │　13.0　│　73.2　│　　88.0　　┃ ┃（安全区）┃（1,493） │ （－） │ （0.6）│ （9.0）│　 （9.6）　┃ ┃　城　外　┃　8,684　 │　1.1　 │　61.6　│　27.5　│　　90.2　　┃ ┠─────╂─────┼────┼────┼────┼──────┨ ┃ 整个地区 ┃ 39,200　 │　　　　│　23.8　│　63.0　│　　88.5　　┃ ┗━━━━━┻━━━━━┷━━━━┷━━━━┷━━━━┷━━━━━━┛ 南京城市主要商业区建筑物受损情况（按原因分类） ┏━━━━┳━━━━┯━━━━━━━━━━━━━━━━━━━┓ ┃ 路 名 ┃建筑物数│　　　　　　受损原因（％）　　　　　　┃ ┃　　　　┃　　　　├────┬───┬───┬──────┨ ┃　　　　┃　　　　│军事行动│ 放火 │ 掠夺 │各种原因合计┃ ┣━━━━╋━━━━┿━━━━┿━━━┿━━━┿━━━━━━┫ ┃ 太平路 ┃ 233 │ 1.7 │ 68.3 │ 26.6 │　　96.6　　┃ ┃ 中华路 ┃ 319 │ 3.1 │ 51.4 │ 43.9 │　　98.4　　┃ ┃ 建康路 ┃ 585 │ 0.5 │ 47.5 │ 49.6 │　　97.6　　┃ ┃ 白下路 ┃ 411 │ 3.1 │ 34.3 │ 61.1 │　　98.5　　┃ ┃ 昇州路 ┃ 320 │ － │ 25.0 │ 53.1 │　　78.1　　┃ ┃ 中山路 ┃ 498 │ 5.0 │ 15.5 │ 53.6 │　　74.1　　┃ ┃ 朱雀路 ┃ 122 │ － │ 7.4 │ 76.2 │　　83.6　　┃ ┃ 中正路 ┃ 340 │ 5.9 │ 3.8 │ 75.9 │　　85.6　　┃ ┠────╂────┼────┼───┼───┼──────┨ ┃ 合 计 ┃ 2828 │ 2.7 │ 32.6 │ 54.1 │　　89.4　　┃ ┗━━━━┻━━━━┷━━━━┷━━━┷━━━┷━━━━━━┛ 资料来源：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编：《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中正路即今中山南路——译者 看看前面介绍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前身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编印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建筑物的受损情况，如上表所示（前引书2，第二五八、二六二页）。 两表所示，引人注目的是；建筑物遭受破坏或损失的原因，很多是由放火引起的，特别是在繁华的地方，其比率甚大。在南京陷落后半年时间，去过南京的泷川政次郎也见到了这种繁华大街的荒凉情景，他说：“市区的居民住宅大多被烧。”（参照本书第九十六页） 其中，最多的还是因掠夺而遭受的损失。据调查者说：“城内被烧毁的大半建筑物，里面的东西几乎都在焚烧前被彻底地、有组织地一抢而空。而且，在倖存的百分之十一的建筑物中， 日本兵也毫无例外地闯进去进行掠夺。”（前引书2，第二三○页） 建筑物是由于日本兵放火而焚烧的，这在上述证词中都提供了同样的说法。 ※　　　　　　　 ※　　　　　　　　 ※ 日本军队在南京所犯下的这种残暴行为，通过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传遍了国内外，使我们过去一无所知的人感到非常吃惊，也觉得悲痛。另一方面，在决心坚持死守南京的中国兵中，有的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最后时刻，也许也犯下了若干不法行为。他们也杀害自己的同胞，并对自己的同胞进行了掠夺。可是，以同盟通讯社记者身份从军、在与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的同时入城的前田雄三，最近就陷落前的南京情况叙述如下：“在城内，从十一日起已陷入了极大混乱。政府工作人员和富裕阶层，还有军队，开始逃跑。大批逃跑的人从扬子江岸边的城门排起了一行长蛇形的队伍。他们利用一切船只渡向对江，其中有的船沉没，有的人溺死。这样一来，城内的治安无法维持。无人居住的空屋和商店、机关等，成为留下来的居民和中国兵等掠夺的目标。 日本军是在城市已遭到了破坏之后入城的。 ”（《目击者证词：“南京大屠杀”真相》，载《星期一评论》，一九八二年八月九日号） 上面所记述的关于南京陷落前的情景，完全像自己亲眼目睹似的。前半部分所记确是事实，但结尾说，市区遭到了中国兵的破坏，这种说法与事实有出入。当时留在南京、眼看中国军崩溃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该报上发表了消易，对此，他这样写道： 住在市内的外侨担心，随着中国军队的溃败，成了袋中之鼠的散兵是 否会採取各种手段，干不法行为？但除了有断断续续的放火现象外，其他 什么也没有发生。 中国军队老实得可悲（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 ○页）。 前田记者与德丁记者所说的情况，事实上完全相反。但我相信德丁记者的报导，因为他当时目击了中国军队的溃败情况。在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他又留在南京三天，曾精力充沛地进行了採访。 当然，由于是在那个时候，在中国兵中无疑多少会发生一些违反军纪的情况。对此，在美国副领事埃斯皮的报告中也这样说：“这里不得不一提的是，在日本军入城前中国军队并非全然没有掠夺行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进行了掠夺。无疑，他们在最后几天犯下了杀人和掠夺财产的暴行。”（这部分内容也在法庭上略而未谈。前引书1，第一五一页） 第42页 如此看来，中国兵的纵火和掠夺事件极为少量，这则是事实。尽管如此，如与日本军的暴行事件相比较，那是微不足道的。 接收国际安全区 占领南京后第十天，即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方面要南京市民成立自治委员会筹备会，翌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南京自治委员会（会址在旧首都警察厅。一月十日，设置警察厅。到四月二十四日，自治委员会解散，其工作由督办南京市政公署接管〔南京特务机关编：《南京市政概况》，第二十二至二十四页〕）。日本军当局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存在，并不感到高兴。一月六日，它通过大使馆向该委员会提出，一切有关事情的责任，今后希由自治委员会负责，因而要求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拥有的钱款和物品均移交给自治委员会。翌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函大使馆说，把半行政性质的机关职权移交给自治委员会，对此毫无异议，但不同意移交钱款和物品。一月八日，日本军当局准备用暴力封锁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米店。该委员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同自治委员会商量。十日，米店自动停止营业。到底在什么时候行政权全被接收，情况虽不清楚，但过后不久，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为单纯的难民救济机关，其名称也于二月十八日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三十九、一四○、一四三、一五四至一五七页。据贝茨博士的宣誓口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一直存在到一九四一年〔前引书1，第四十八页〕）。 我认为，取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职权，是日本军当局把收容所里的难民强行迁至以前居住的家里后所採取的一项措施。下令关闭收容所的命令是在一月二十八日发出的。那天下午，日本军的特务机关长协同自治委员会通知各难民收容所的主任，要他们订出种种计划，把难民分散到各处，诸如保证安全、提供房屋等。另一方面，却又下令说，务必在二月四日前让所有难民回到他们以前居住的家里。否则，日本军将把难民赶出收容所， 还要把所有商人强行赶出安全区（前引书2，第一五二至一五三页）。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反对强行关闭难民收容所，首先是由于房屋问题。汉中路以南、到南城墙为止，东面以中正路、中华路为界，该地区被烧的房屋较少（前引书2， 第一四一页），但由于大规模放火焚烧的结果，逃入安全区的市民大都已无家可归。即使难民想回到以前居住的家里，但他们仍担心是否完全确保自己生命的安全。可是，那时在安全区以外果真已经恢復秩序了吗？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中，记录了下列几起事件，作为这段时期的情况提了出来。 第二二二件 一月三十日，住在金陵大学蚕桑系收容所的一家难民接 到离开收容所的命令，要他们回到二条巷三十号二十五室自己的家里。当 天晚上，三个日本兵从后面破墙而入，敲了大门。难民不让日本兵进来， 于是，日本兵就破门而入，点了灯，命令家里的人起床。日本兵还自称是 “巡逻队”。一个持刀，一个带着手枪，一个人手里没武器。他们详细地 说：不必有在何惊慌，不想伤害你们，再去上床睡下！家里的人就听从了 他们。他们在这户人家里东搜西查，看有没有钱，然后一个持刀的士兵强 奸了十二岁的少女，其他两人强姦了一个老妇。士兵们直至半夜才回去。 因此，这一家人遂于三十一日重返收容所〔里格斯〕 。 第二二三件 二月一日。今晨六时半，贝茨博士离开大学时，又有一 群妇女集中到他那里来，向他哭诉。她们对博士说，她们无法回家。在其 他几起暴行事件中，发生这样一起事件，即昨天有个妇女，她想，如果收 容所被关闭后，将会失去被褥等物，于是就在昨天带着两个女儿回到西华 门自己的家里。晚上三日本兵来到她家，要强姦这些少女。这两个少女拒 绝，便被士兵们用刺刀戳杀。那个妇女表示，回家后也没有办法。与其返 家后被杀，还不如在把她们赶出收容所时被士兵所杀〔贝茨〕。 第三八二件 二月一日，当吴长生（译音）回到光华门外自己的家里 时，七个日本兵带来一个老太婆，强迫两人性交。日本兵在旁取笑（前引 书2，第一一七至一一八页）。 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录，其他还有不少。要难民回到自己的家里去，这是眼睁睁地把他们当做野兽的诱饵，对此，委员会是不堪忍受的。二月二日，该委员会主席拉贝同日本大使馆的日高参事官进行面谈，要求他们保证不强行赶走难民（前引书2， 第一五四页）。与日高参事官、日本军当局交涉的结果不了解，但就暂缓执行当初发出的命令问题取得了成功，即日高参事官表示延长强行关闭收容所的期限，或允许一部分收容所继续存在。不过收容所里的难民似乎已逐渐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斯迈思教授在二月八日的记录中写道，居住者的三分之一，即两万人左右离开了收容所。在后天，即十日的记录中写道，住在收容所里的一部分难民已迁移出去，但必须把数千名无法离开的居民包下来；又说，根据日本军记录的数字，还有十六万居民住在安全区内（前引书2， 第二○五、二○九页）。 第43页 斯迈思教授认为，在安全区内，接受市民居住登记者似有十六万人， 但于一月十四日国际委员会在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说；“你们登记的市 民有十六万人，但其中不包括十岁以下的儿童，在有几个地区里，也不包 括年老妇女。因此，我认为本市的总人口大概为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前 引书2， 第一四二页）。这个十六万人的数字，似乎可以理解为，那是全 市市民的登记数。 这样，进收容所的难民，似乎多半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但市民生活的安全问题，在安全区外当然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就是在安全区内，除收容所外也是无保障的。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上述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中，又记录了这样一起事件： 第四二八件 二月七日，一个十二岁的少女在深夜被强姦。她的父母 亲和她自己刚在前一天回到大方巷自己的家里。父亲把女儿送回收容所。 她痛苦万分，至今还不能行走，据她的父亲说，她的阴部肿得厉害（前引 书2，第一一九页）。 随着南京治安状况的好转，关于促使难民离开安全区回到自己家里去的问题，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曾于二月十八日致电国务卿，美国驻汉口、北京大使馆，美国驻上海领事。他在电报（检证一九○六二法证三二八中的一部分。未在法庭上宣读）中报告如下： 据报告，近两、三天来南京情况有显着好转，我感到高兴。大部分中 国人从所谓“安全地带”回到了市内各区他们以前居住的家里。还有，反 映日本军人秩序混乱和不法行为的报告，实际上有所减少，日本官宪保证， 将努力改善原来居民的生活状况。 日方对外侨所採取的行动限制逐渐放宽，美国的一个设施——一南京 大学（金陵大学）医院，无论如何一定要恢復。 最近，已同意美籍医生返回南京。 （前引书1，第一六三页） 关闭收容所和安全地区的正常化问题，就这样一天天有了进展，但另一方面，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安全区所拥有的行政职权，事实上也于二月七、八日左右，似已移交自治委员会。前面提到斯迈思教授在二月十日所写的记录，早已使用了“旧安全区内”（the former zone boundaries）这个词（前引书2，第二○八页。原着，第一六三页）。如前所述，二月十八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改名为国际救济委员会。报告这一情况的拉贝主席在公函中就会名的更改问题，说是改为“与现在职 务相称的‘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个会名是在其职权移交完毕后更改的（前引书2，第一五七页）。关于二月份后有所改善的南京情况，希参照下面的记述。 关于市民生活的新闻报导全是谎言 占领南京后不久发生的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持续了两个月以上，对此，未能从日本的新闻报导中了解一鳞半爪。在占领地区出版的英文报纸也同样如此，因为当时报导受到了严格管制。总之可以说，几乎看不到关于南京市民情况的报导。有时难得发表的消息，也是与事实大相迳庭。 估计是马吉牧师——那个留在南京的外侨，在信中对一月十一日那天的情况这样说：“我们看了两、三份上海的日文报纸和两份《东京日日新闻》。据这些报纸报导，自十二月二十八日以来，商店正在迅速开门营业，业务正在恢復正常，日本军同我们合作，向可怜的难民供应粮食。‘中国匪贼’已从南京一扫而光，现在所控制的是和平和秩序！如果事情果真这样，就不会出现悲剧性的结局，这真使人忍不住要发出苦笑。”（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三页） 在上述同一封信中，在谈到十二月三十日那天的情况时，他说：这一天，在日本大使馆里集中了收容所干部等约六十个中国人，分别制作了五色旗和太阳旗各一千面。元旦那天，在有一千名以上的难民的收容所里推出代表二十名，在难民较少的收容所里推出代表十名，他们被唤去鼓楼集合。据说当天的计划预定是：日本军在难民们于鼓楼前高举五色旗的同时，发表演说，奏乐，还对这些挥舞旗帜前来欢迎新体制的幸福的人们拍摄新闻纪录影片（前引书2， 第四十二页）。因而我们也能够通过报纸照片和电影看到那种煞有介事的情景。可是这封信在写了上述事实后说；“然而有报告说，在市区内日本军继续採取火攻办法，强姦和诱拐十二岁、十三岁少女的事件发生了三起。 斯珀林（edward sperling）忙于把士兵赶出总部附近的屋子，日本士兵抓人时，曾在蚕桑系（金陵大学的一部分，美国人的资产）附近设有步哨线。” 马吉牧师（？）在信中所说的“新体制”，那是指年底成立的“治安 维持会”，该会于一月一日举行了成立仪式。 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 （辩证二六六七）中，对那天的“盛况”是这样供述的： “翌年一月一日，在举行治安维持会成立仪式时，有数万中国民众集 第44页 合在举行仪式的地方——鼓楼宫前的广场上大声欢唿”（《远速》，三○ 九号， 载前引书1，第二四五页）。据说，当时准备的旗帜仅两千面，但 集合起来的民众却达“数万”。好大的动员力。其他证人也一样，他们对 与己不利的，一概採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明哲保身，但唯有对 这一“盛况”，却想夸张其词地把它写出来。 另外，上海发行的《新申报》这份中文报纸，在一月八日出版的那天刊登了下列消息，看起来好像实有其事。《新申报》是由日本人主办的，它所刊登的关于南京的消息，当然是对中国人进行宣传。 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 南京充满和睦气氛 南京街道极为平静。深情厚谊的太阳之光尤为和煦地照射在西北部的 难民区。九死一生地逃出来的难民们，受到了日本军的亲切抚慰。他们喜 气洋洋，十分感激，恭恭敬敬地跪在路边。在日本军入城前，他们苦于受 到怀有反日情绪的中国军的压制。事实上，他们手中没有一粒米，病人得 不到治疗，飢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善良的市民痛苦万分，处于无比悲惨的 境地。 幸亏皇军在南京入城后收兵，伸出了深表同情之手，对病人进行诊疗， 对善良的市民来说，他们来得正及时。在日本大使馆的西侧地区，多数难 民放弃他们过去所採取的愚蠢的反日态度，为获得生活的保证而感到欣喜， 跪拜在地。男女老少彬彬有礼地向是军致意。这表示了中国人的特别礼仪， 如果他们没有诚意，那是不可能看到这种情况的。在难民区内，他们（日 本兵）不问性别、年龄，给难民分送面包干、点心、香菸等，大家感到非 常高兴，表示感谢。（日本兵）在井边和他们的兵营附近向穷人和难民赠 送物品。 卫生班也开始进行医疗工作。因患严重眼疾而失明的人，也全被日本 医生医治好了。母亲带来了患百日咳的孩子们，得到了医生的治疗；患有 足疾而肿得厉害的老妇们，同样得到了医治。大批难民尝到了药品的特有 滋味，尝到了美味的食品，他们露出了笑脸，频频致谢。诊疗结束后，不 计其数的群众高唿“万岁”，聚集在太阳旗和红十字的旗帜下，围着士兵 们表示谢意。在马路对面，宪兵笑着同忙于准备开始营业的商人谈话。在 日本大使馆附近的鼓楼，有块高地，可以瞭望到周围情况。在大使馆附近， 挂有美国国旗；在西北面挂有英国国旗；在南面挂有法国国旗；在东面挂 有苏联的红色国旗，都倒映在荷花池翡翠色的水面上。在这些国旗当中， 日本大使馆的铁塔高高耸起，太阳旗在微风中迎风招展。往下看，在南京 的儿童游乐园里，日本兵和中国的孩子们好像愉快地在滑梯上玩耍。现在， 南京是引起各国注意的最好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谁都能唿吸到和平生活 和愉快工作的空气。 如上所述，一月八日那天《新申报》的报导，似乎说南京已恢復秩序，和平的寂光（佛教用语，意为柔和的光——译者）普照于市民生活。但是，南京市民的生活这一天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呢？我想介绍一下反映当时实际情况的两、三份材料。 安全区是比较安全的地区，而且日本军的主力也已调防到别处，所以自新年以来，区内情况有时也稍有缓和。但就连这样的安全区，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日本大使馆就日本军暴行所提出的报告中，对七、八日两天所发生的暴行事件记录如下： 第一八○件 一月八日，五、六个日本兵在沈举人巷二十二号强姦妇 女后，开枪射击居民，有个姓李（音译）的妇女负伤。 第一八一件 一月八日，四个日本兵在昨晚闯进了高家酒楼附近四十 九号袁（译音）氏家里，企图强姦三名妇女（二十一岁、二十五岁、二十 九岁）。由于她们行动迟缓，没有听任日本兵摆布，日本兵便向她们开枪 射击。 第一八三件 一月八日下午六时，三个日本空军飞行员强姦了华侨路 四号姓高（译音）的姑娘（十八岁），事后任意开枪射击。 第一八四件 一月九日，一位老人离开安全区回到大沽巷（译音）， 想看看自己家里的情况，以便决定是否能够住下来。他一到家，三个日本 兵站在门前，一言不发，其中一个开枪，打穿了他的两条腿。现在，老人 正在鼓楼医院治疗〔威尔逊〕 （前引书2，第一一四页）。 新的岁月到来了，但同过去一样，女难民好像仍然感到惶惶不安。后来，日本军的暴行不断发生，从未停止。仅就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可以知道，到一个月后的二月七日为止， 共发生暴行事件二百六十起以上（前引书2，第一一四至一一九、一八二至一八三、一八七至一九四、一九六至二○七页）。 当时，安全区也还处于这种状态，整个南京（包括安全区）的市民生活陷入了混乱局面，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改善的迹象。下面介绍的是国际委员会于一月七日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意见书，它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45页 i 急需恢復在安全区外市内各地区的秩序 （1） 目前在安全区外发生的这种危险状态，已毫无安全可言，许多 难民不敢回家。 （2） 像目前这种混乱状态，商店不敢开门，没有商店，居民何以买 到米和生活必需品呢？ （3） 安全区内的经济生活，几乎完全可以说是依赖于储备物资（就 生产活动来说，连农业生产也不能进行）。如这种状态长此继续下去，本 委员会所收容的难民可能更会感到物资缺乏。必须让难民安心，多少使他 们恢復正常生活。 ii 如何恢復市内各地区的必要秩序 （1） 有人建议，一个区一个区地让居民回到其他地区（例如：先让 居民迁回汉中路以南，到南城墙为止，东边可以考虑以中正路和中华路为 界这一带地区。所以这样考虑，是由于许多居民来自这些地区，而这些地 区的房屋烧毁也较少）。 （2） 为使居民回家、工作，在他们迁回预定开放地区以前，必须采 取下列各项措施： a 在新的开放地区，一个日本兵也不得进入。 b 在整个该地区，大力组织宪兵队，注意不让普通士兵进入。宪兵队 值班的地方要让大家知道，居民若遇士兵骚扰时，总要让他们能够安心地 随时报告宪兵。 c 从该地区开放的那天早晨起，要让主要米店作好开始营业的准备。 d 要接通该地区以及各地段的自来水，能为居民所利用。 e 组织并向该地区派出大量警察。 iii 恢復经济生活 （1） 当地居民同日本军之间的经济活动，一切通过商业方式进行， 不应像现在那样基于强迫命令。 a 为促进这一工作的开展，希在自治委员会中开始雇用员工，设置职 业安置所。 （2） 在迅速恢復秩序的同时，恢復城内外的交通，以便保障经济生 活。 a 各城门得自由出入。 b 要绝对确保载客装货的马车、卡车和船只通行，无被劫掠和没收的 危险。 c 要让人力车和马车在马路上安全通行。 d 在二月一日前，南京近郊的农村也要恢復秩序，能绝对安全地开始 春耕（目前，避居城内的农民不敢回家去种田）。 iv 必须停止纵火行为 （1） 目前纵火烧毁的不仅限于商店——许多人住在这里。当居民回 到市内这些地区时，连居民居住的房屋也遭到了破坏。 （2） 由于纵火，开展或维持经济活动日益困难。市民社会的重要资 源因纵火而受破坏。 （3）电线和自来水管因纵火而受破坏。 （4） 市民在心理上愈感不安。他们担心，即使回到自己家里，说不 定在明后天， 其房屋被付之一炬，无家可归。（前引书2，第一四一至一 四二页） 上述意见书中所反映出来的铁一般的事实，与《新申报》的报导截然相反。 ※　　　　　　　 ※　　　　　　　　 ※ 虽然出现了这种军纪败坏的情况，而且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后来自治委员会都屡次“要求出布告，制止这类情况的发生”，可是，“日本军和日本官宪的上层部门根本未出布告或在街头到处贴出告示，以禁止这种残暴行为”（《远速》，三十五号， 载前引书1，第三十九页）。虽在攻打南京的途中（指第十军），“人们称皇军、皇军，听得皇军厌烦起来，因而他们每占领一地，宪兵就在城市和村落的入口处和要道，写上防火、防盗、爱护居民等几个大字，委婉地告示日本兵”（上砂胜七：《宪兵三十一年》，第一七六页），但占领南京的日本军似乎从未出过这样的告示。 部队军官看到他们部下的暴行，也不在部队里对他们进行处分，哪里还会把他们提交给宪兵加以处置呢？对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贝茨博士和马吉牧师都谈过有关情况。 贝获博士的宣誓口述（未向法庭提出）：“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 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 上有人实际受到处分了。我有一位外国朋友曾向日本军官作证反映，说是 日本军人掠夺了他的财产并伤害了他，使他蒙受了损失，可是那些军官们 只是要士兵打个招唿罢了，连名字也没有记下来，而且仍让他回去做自己 的工作。”“为了惩办，说是要採取什么相应措施，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二 月初才提出来的。 ”（《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四至五 十七页） 贝茨博士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的信（见田伯烈编写的书）：“我 们曾看到，军官们对在强姦中抓到的日本兵，只是训斥一顿了事，未加处 分就释放了。还看到过，日本兵对进行掠夺中的军官，有向他敬礼的情况。” （前引书2，第五十一页） 马吉牧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证词：“一天，我们安全地带委员 会主席拉贝先生和日本军官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拉贝在家中建造了个 第46页 屋，在那里，躲藏了约有两、三百名中国妇女。但当拉贝先生和日本军官 一起回到家时，眼见一个日本兵正在小屋里强姦住在那里的中国妇女。日 本军官见此情景，说了声干什么后，只是给了他一记耳光。”（《远速》， 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九十四页） “皇军”也在上海和南京之间进行破坏活动 对于日本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也有一种看法认为：“将军们感到，自从进入上海以来，军队已几经艰苦奋战，因而乘向敌国首都入城之机，牺牲敌国人民，干一下， 轻松轻松，这是毫不踌躇的”（五味川纯平：《战争与人· 10·劫火的猎人》第二部，第一九三页），也许有这样一种情况。然而，这种可怕的屠杀、掠夺和破坏，并非从日本军攻入南京时才开始的。从上海到南京，日本军在急起追击中，一路上有许多城市和村庄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战争祸害。受害者不仅仅是日本军路过之处或驻屯地。其“方圆达十公里至四十公里，所有农民房屋被火烧，他们的财产被掠夺，有的人被拉去当壮丁”（日井胜美：《日中战争》〔中央公论社新书〕，第五十二页）。 南京屠杀事件的消息传到周围城市后，连各地的守备队也染上了这种 讲风气。在已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里，他们又大肆进行暴虐行为。这种消 息早已在佐佐木元胜的《野战邮政旗》关于十二月十八日那天的情况中有 所记述，并流传开来； “晚上，大家在局里闭着炉火，谈起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由于谈得洋 洋得意，因而说走了嘴。南京陷落后的大动盪波及了无锡和常州等地，而 在这些化为废墟的街道上又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军用卡车司机含蓄地 对同僚们说：‘别说那些怪事啦！’”（上册，第二二一页） 司机说的，可能是他从上海回来时在沿途的所见所闻。 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 （china weekly revies）附录中，刊登了题为《中国之毁灭》一文，这是在中国侨居三十五年的一位美国人所写的报导，它把上海和南京之间遭受严重破坏的情景描述如下： 如果有人相信，日本军在这个国家里正在改善中国人的生活，要他们 过幸福的生活，就叫他前往上海和南京一带走一趟，在那约两百英里的地 方，可以让他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废和遭受破坏的情景。这些地区，在 六个月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也是中国最繁荣的地区。 如今，要说旅行者所见到的，只是被轰炸蹂躏的城市，化为灰烬的乡 村和小镇，农田荒芜了，只有很少的老翁和老妇凄凉地耕种着“福地”。 牲口有的被杀掉了，有的被抢去了。凡是有现代化装备的野蛮军队所能进 行的各种破坏活动，日本军队是样样都做到了。 但是，被赶出家门的这些农民，现在在哪里呢？ 无数人被杀。也有人成了终身残废。可是，寄身于难民收容所或躲在 山洞里的人，他们不敢回到荒芜的田地和被抢劫一空的店铺、遭受破坏的 工作单位。即使他们想回去，疯狂发动战争的日本军也是不会允许的。 事实如此，但日本军恬不知耻，他们控制通讯网，向全世界宣传说， 让中国人返回故乡， 过着充满和平的生活（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六 十五页）。 林语堂在他用英语写的小说《暴风雨中的树叶》（aleaf in the storm, 1931）中，也就攻打南京的战役而产生的难民问题这样说：“南京已于十二月十三日陷落，居民中已逃出了七十五万人以上。此外，还有数百万人离弃了他们在沿海地方和农村的家，乘坐轮船、帆船、汽车，或徒步行走，前往长江上游……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民的流动。数百万人离弃了他们的家和城市，越山过河，从难以理解的敌人在难以理解的侵略中所干的大量屠杀中逃脱出来，从沿海地方流入内地。” 关于在上海和南京之间遭受战争祸害的情况，埃德加·斯诺曾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委派进行了调查，结果情况叙述如下： 调查只在南京附近四个半县进行，全部人口一百零八万。但遭受破坏 的建筑物、家畜、大型农具、储藏的粮食和农作物，全部损失近四千一百 万美元……据救济人员按户调查集中起来的资料，虽不完全，但清楚地说 明日本军杀害农民的数字，男的为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人，女的为四千三百 八十人。而且在被杀害的农妇中，百分之八十三在四十五岁以上……顺便 提一下，上面引用的调查资料不过是在这四个半县花了一百天时问调查所 得的情况（《为亚洲而战》）。 斯诺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委派进行调查的结果，反映在前已列举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中（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三三至二三五、二三九页）。总之，斯诺所列举的数字，大概包括战斗破坏的情况，这是不言而喻的。即使这样，必须引起注意的是，一般居民死亡甚多，其损失也很大。它明确告诉我们，日本军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其屠杀和暴行也是肆无忌惮的。斯诺还说：“在上海和南京之间的进击中，估计有三十万人为日本军所杀害”（这个数字似乎根据田伯烈编写的书所反映的材料〔前引书2， 第二一页〕）。如果在南京附近四个半县的一百零八万居民中，有二万六千八百七十人死于战争，那末，在上海至南京一带的居民牺牲达三十万人这个估计数字，也不能认为是不得当的。其中也有不少人可能在两军对战中受连累而死去，但令人可怕的事实是，认为被屠杀的民众很多，那是意想不到的。 第47页 一九七一年间，发现了两、三份新的证词，那是过去从未见到过的。提供证词的人是日本方面的有关人员，他们在当时日本军从上海或杭州湾进攻南京、急起追击中国军队时目睹了屠杀事件。那就是曾在杭州湾登陆的第十军所属某师团当随军摄影记者的河野公辉和居住在水产市的田所耕三所发表的谈话，他们接受了太平洋战争研究会——在《朝日艺能》周刊中连载过《太平洋战争纪实》——编辑的採访。谈话的内容可能多少有些夸大，但毫无顾虑地道出了日本军队的残忍和冷酷无情的所作所为。关心此事件的人希能看一看森山康平编写的《证词记录：三光作战》一书（一九七五年出版）。在阅读此书时希能注意一点，即河野说他所参加的部队是登陆杭州湾的第十军。直截了当地说，是参与攻入崑山的部队，故那是第六师团。但第六师团又由崑山转向进攻，因而并未攻向苏州。所以苏州的“实验谈”，实际上是从在徐州战役时开始从军的第十三师团（在进攻南京时属上海派遣军领导）的士兵那里听来的。 这样，日本军从上海攻防战转向进攻南京的追击战这个阶段开始，早已对中国人民施加惨绝人寰的暴行。其实，在进攻南京前五个月，自爆发了所谓“华北事变”以来，日本军已在华北各地犯下了严重暴行。 那年八月底，积极主张天皇至上的杉本五郎中佐在战争中写完了遗着《大义》第十七章乃至第二十章后，不久即在山西省战死。《大义》一书于昭和十三年五月由平凡社出版，并曾再版，但翻开该书一看，令人吃惊的是在第十七章——《战争》一章中到处都是缺字、空白（约在一千一百六十个字中缺字四百四十个左右）。在战争期间，出征的学生把此书作为《圣经》来恭读，但竟发觉书中缺了这么多字，令人怀疑，如果把缺字补上，可以看出杉本中佐在《战争》一章的部分地方，叙述了下列惊人的情况； 发动大义分明的战争，若上下级不明大义，各自将为保存自己而拼命 努力。【上级为竞相立功而不惜损害他人，下级为竭力保存自己而抱怨上 级。一旦占领敌占区，以敌国民族为由加以杀伤而毫无止境，进行掠夺而 不知罢休。可悲，】万般一切，更有损皇军体面。皇军空华[2] ，施布系 国里之禅，现皇军于皇化第一线之【使徒相去甚远甚远，正是白云万里】 ……在此进行万物生长之至业。皇军之真实形象栩栩如生。〖然而请看， 每当会战结束，上下秩序愈益混乱，下级增上慢[3] ，若非指挥自己的军 官，一概下克上；上级缺乏领导之远见卓识，迷恋于功名，一时煳涂，乃 皇军崩溃之间接原因，皇国之安危犹如意外之事。皇军于初战已如是。〗 请仔细研究世界兴亡之足迹！其所以灭亡之最大原因，大都为贪得无厌的 利己之心，一味地保存自己。【于是乎这次战争系帝国主义之战斗，人云 之为亡国之初战，而谁能作何辩护】（【】中者，系刊本中的缺字）？ -------- [2] 空华，佛教名词，即空中之华，虚空原无华，比喻妄心所计之诸相而无实体——译者 [3] 增上慢，佛教名词，意指尚未修行证得果应而自以为证得，即傲慢自负——译者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战争开始后还只经过了五十天时间。这就是日本侵略军最初出现的形象。 引自《大义》中的那些叙述，所根据的是家永三郎（家永三郎（1913 ～），日本歷史学家——译者）收藏的版本。他在自己使用前，先作为资 料提供给笔者，同意发表出来，对此厚意深表感谢。据说，原版系昭和十 八年一月在岩手县紫波郡野见前村的神民塾里用钢版誉写后印出来的。 笔者在十年前写的《南京事件》中，根据某出版物而“看到城山三郎 （城山三郎（1927～），日本作家——译者）在《大义之尽头》中有缺字”， 就引用了这样一段话：“现在，在大陆的皇军是侵略军，并非皇军。暴行、 掠夺、强姦等为所欲为的军队，决不是皇军……军队啊，丢掉面子吧！… …立即从大陆撤军。”这次与家永的藏本进行核对，结果才弄清楚，杉本 中佐未曾写过这些话。自然，在《大义之尽头》中也未引用这段文字。我 生吞活剥地看待人家的记述，是个极大的错误。笔者由于疏忽而给城山添 了麻烦，深表歉意。 〔附记〕写好上述说明二几天后，看看十月十二日出版的《赤旗报》， 登有一篇居住在爱和县的田中邦雄执笔撰写的文章，题目是《皇军的畅销 书》。文章写的是关于《大义》中《战争》（田中把“战争”写成了“战 场”）一章的情况，它根据该书的一个誊写本（或复写纸复写本），弄清 了一部分缺字。这是曾任神风特攻队后续部队总司令的退役少佐常冈泷雄 在快要战败时送给他的。它与家永收藏的版本相比，其缺字部分所补词句 出入不多。 第48页 ------------------ $第五节　在“欢庆南京胜利”期间 -------------------------------------------------------------------------------- 违抗松井总司令官的命令而全军入城 十二月一日，松井司令官接到大本营下达的关于进攻南京的命令，于是向所属部队发出追击令，同时训令说： 敌军中如有丧失抗战意志者，对他们採取最宽容慈悲的态度，而对一 般官民，要经常努力宣扰和爱护他们，皇军一过，要使所有官民景仰皇军 的威德，愉快地归顺于我（《南京屠杀事件与松井石根日记》，载《日本 周报》，第三九八号）。 日本军还根据松井大将的意见，组成了参谋部。松井的意见是：“南京是中国的首都。进攻南京是世界性的事件，因此要慎重研究，进一步提高日本的声望，增强中国民众的信赖。”十二月八日，在向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传达的命令中有这样两条内容： （三）中国军队投降时，只由从各师团选拔出来的两、三个大队和宪 兵队开进城内警备地图上所标明的负责警备的地区。 （四）中国不接受投降劝告时，从十二月十日下午开始进攻。在此情 况下，开进城内的部队，其行动按前面所述同样安排，要特别严肃军纪、 风纪，迅速恢復城内治安。 同时传达的《关于进攻南京和入城的注意事项》中，还训示（《远速》，二一四号。载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1，第二○二页）说： （一）皇军在外国首都入城，是有史以来的大事，鑑于这是值得永垂 青史的事迹和引起世界各国注目的重大事件，应堂堂正正地、以可成将来 之楷模的意图进城，绝对不容许各部队随便闯入城内、与友军相冲突和发 生不法行为。 （二）应特别严肃部队的军纪和风纪，使中国军民景仰和归顺在皇军 的威风之下，绝对不能发生诸如毁坏声誉的行为。 （四）入城的部队应由师团长特别选拔，使他们预先了解注意事项， 特别是彻底掌握城内属外国权益的地区，绝对不犯错误，必要时应放步哨。 （五）凡有掠夺行为或因不慎而失火者，应严加处罚。 应让许多宪兵和辅助宪兵与军队同时入城，防止发生不法行为。 （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宣誓口述〔辩证一三四五〕，部分从略） 接着，松井大将于十二月十日劝告守备南京的唐生智将军，要他不战而退，说：“日本军对进行抵抗的人是残酷无情的，但对非战斗人员和对日本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是亲切而宽大的。”日本军接近南京时，又从飞机上散发传单，宣布“日本军极力保护善良的市民，努力使他们能够愉快地工作，和平地生活”。 在占领南京时，松井大将命令只许各师团选拔两、三个模范部队的大队和宪兵队入城，由他们对城内负责警备的池区进行警备，其余部队留在城外。然而可以想像，部队在补给不良的情况下，经过连续不断地艰苦战斗，当他们要大举入城时，自然会出现混乱状态，发生不幸事件。可是，他们反对松井的命令，几乎全军入城，结果终于在南京城内引起了大规模的掠夺和残虐事件（华中方面军副参谋武藤章讯问记录〔辩证二六七九〕 ，载《远速》，四十四、三一三号，前引书1，第八十二页）。 十七日举行入城式后，松井大将听到了许多日本军所犯的残虐事件，于是立即向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司令官发出命令，要他们除保留警备南京所需的兵力外，其余迅速撤出城外，并严肃处理破坏军纪、风纪的行为。 当时，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说，十二月十九日只要第十六师团留下来警备南京，其他均后撤至扬子江北岸和上海方面（前引宣誓口述，载《远速》，二一四号， 前引书1，第二○三页）。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也说：“同一天，除第十六师团外，要他们全部远远撤至东部地区”；宣誓口述〔辩证二六二六〕，载《远速》，三○九号， 前引书1，第二五二页）。诚然，十二月十九日那天，第十军为了撤至杭州湾作战，返回到芜湖方面。但上海派遣军的主力从南京城内撤出来，时间上好像稍迟一些，因为也存在宿舍和饮水问题（前引武藤章的宣誓口述）。 十二月二十一日，全军的部署作了调整，让各师团撤出南京。日本军并在这一天任命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为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南京地区的警备分为东西两部，西部地区的警备司令官由中岛中将所属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担任。据佐佐木自己说，西部的警备区范围包括城内。关于城内的警备问题，由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直接管辖（《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三三四页）。这样，第十六师团长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奉命担任南京地区的警备司令官。就新的部署而言，该师团实际上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后负责南京城内外警备的（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宣誓口述〔辩证二六六七〕 ，载《远速》，三○九号，前引书1，第二四四页）。也可以认为，除第十六师团外，上海派遣军的部队是在此前后这段时间撤出南京城内的。 第49页 令人可怕的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 就任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不但没有缓和过去的方针，似乎反而更加严厉地执行过去的方针。他说，要一个不漏地找出隐藏在城内的散兵，并加以处置。他对士兵们在普通老百姓中所犯下的暴行，好像不太关心。 昭和十三年元旦，松井总司令官会见了来自东京的陆军省人事局局长阿南，当时阿南指责说：“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战斗中的指导是违背人道的。”这一点，前面已有介绍（第二十一至二十二页）。阿南局长也曾会见了中岛师团长，当时，对中岛中将的信口开河有种种流传，说什么“‘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神气十足”啦，“日本兵放火烧中国人的房子，‘是为了取暖’，态度沉着，使对方吃惊”啦，等等。据说，中岛中将对松井大将的提醒，也泰然处之，说：“强姦在战争中是不得已的”（参照本书第二三二页）。这是说，他对杀人、强姦、放火行为毫不在意。南京市民把“南京警备司令官”当作瘟神来迎接。 中岛中将是个知识分子，出身于陆军大学，曾留学法国，但似乎具有 不少虐待狂的倾向，性格反常。据说，中岛中将在胜屯于南京期间，曾住 在蒋介石的旧官邸，那时，他偷盗了蒋介石的财产带往内地，后来在就任 满洲的第四军司令官时被发觉，于是他被编入了预备役。 最近，从有关中岛今朝吾的那则出乎意料的报导（载《朝日新闻》一 九七一年十二月六日号）中获知这一事实，即他在开战后第二年六月就曾 向大本营提出意见书，主张与中国讲和。当时，中国军队企图阻止日本军 进击，曾在郑州附近的黄河决堤，中岛中将用毛笔在日本纸（一般习字用 纸，长二十四厘米，宽三十四厘米——译者）上写了十三张意见书，开头 这样说： “中国转引黄河之水，形成一种新的自然困境。把华东分让给日本。 此固以人为，然其原因，实可视为在于天意也。此际我国立即收兵，朝向 建设皇道之国家奋勇迈进”（从照片上辨认）。遗憾的是无法继续看下去， 诚然，这是一种和平论调，但似乎不是撤兵论，而是分割中国论。中国方 面也无意接受这种观点，大本营对此意见可能也只是搁置了事。 秦郁彦对记者说：“占领南京后，难以自拔的战争仍然在扩大，所以 要那些人物考虑在昭和十三年六月这个时候停止战争，即表明整个日本陆 军对妥善处理战争的问题如何为难的情况。” 如前所述，中岛中将是整个南京地区的警备司令官，而奉命担任包括南京城内的西部地区的警备司令官一职的，则是中岛中将的属下佐佐木到一少将，凡有关城内的警备事宜，佐佐木少将直属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领导。不过，即使在形式上直属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领导，但实际指挥佐佐木少将在南京负责城内警备任务的，则是他的上司中岛中将。 对散兵和南京市民来说，这个佐佐木少将也是个令人可怕的瘟神，不亚于中岛中将。佐佐木原先是个对国民党寄予深切同情的亲华派军人，但不久，面对中国革命的迅速高涨，就转变为反对国民党的强硬派。这段期间的经过情况，他在其《进攻南京纪实》中说：“站在南京城头上，我为能确认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动。那是因为昭和四年夏天的情景歷歷在目。实际上，我在二十岁即自明治四十四年以来，我梦寐以求的目标是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一直暗暗向国民党表示友好，但由于他们採取容共政策，尤其是蒋介石所执行的亲英美的政策，与日本断绝关系，从此，这个梦想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觉得皇军的前途渺茫，于是就愤然离开这里。（现在看来）这决不是出于私愤。背信弃义的人，必受天罚。后来，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二五五至二五六页）。如果佐佐木对新生的中国抱有这种看法，那末他在占领南京时，身为警备司令官，其态度之严厉是可想而知的。 佐佐木少将说过，从十二月二十一日到翌年一月二十二日，他身为南京西部地区警备司令官，在此期间，十二月二十二日被任命为城内清洗委员会委员长；二十六日又被任命为宣抚工作委员会委员长；二十四日开始进行查问工作，到翌年一月五日停止这一查问工作为止，在十三天时间里查出了散兵两千人左右，收容在旧外交部里；其余在安全地区牧师那里的伤兵，也被当作俘虏收容起来；日本军并对继续在南京近郊有“不法行为”的数千名散兵陆续进行逮捕，在下关作了处置（前引书，第二五九至二六○页）。他还说：“城内的清洗工作在于查出混在当地居民中的散兵，粉碎危险分子的阴谋，与此同时，整饬我军的军纪和风纪，安定民心，迅速恢復秩序和安宁。【我通过严厉的管制和监察、警卫，在二十天内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内为笔者所加着重号。前引书，第二六○页） 这样，佐佐木少将自夸，他通过“严厉的管制和监察、警卫”，在奉命担任警备司令官后的二十天时间内，成功地查出了散兵，并整饬了军纪和风纪。的确，也许在最初两星期内结束了扫荡“便衣兵”的任务。可是，在整饬日本军的军纪和风纪方面，却未能取得什么效果。为了整饬，我们不知道佐佐木少将作过什么样的努力，但在占领南京后不久的十天中，接着在他就任警备司令官的所有三十天左右肘间内，合起来共约四十天时间，日本军沉浸在“欢庆南京胜利的宴会”之中。一月二十二日，警备司令官这个职务由第十一师团的天谷少将接替，其实不能不认为，这是在追究佐佐木的责任。 第50页 至关重要的南京警备司令官所统率的部队，其军纪何等松懈，可以从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的宣誓口述（辩证二六二六）中略知一二。他说： 尔后，军纪要求严格已极，诸如第十六师团已对法务部的处置提出了 抗议（《远速》，三○九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二五二页）。 从反面来解释上述说法，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前参谋长说是“军纪要求严格已极”，那末前面所详细叙述的那种军纪败坏情况，为什么始终制止不了呢？另外，理应负责整饬军纪的前上海派遣军法务官冢本浩次，他作为辩护方面的证人站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针对检察官的反问作证说，从占领南京的十二月至翌年一月（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就任南京警备司令官期间，是十二月二十一日至翌年一月二十二日）这段时期，负责处理的事件仅十起左右。而且在其宣誓口述中说： “在记忆中，未曾处置过纵火犯”（《远速》，二一一号，载前引书1，第一九二页）。所谓很少通过军事审判加以处置，意味着宪兵未能对他们顺利进行管束。即使对于如此的管束和处罚情况，第十六师团也向法务部提出了不满的“抗议”。 顺便说一下，所谓“自由放任的掠夺和姦淫”，在第十军的官兵中已成默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中央公论新书版，下册，第二四二页），宪兵队的活动也只能“仅仅逮捕那些实在不能容忍的现行犯”，对此，据说某部队长还曾提出诘问：“这次带来的宪兵是日本军的宪兵，还是中国军队的宪兵？管束得太严格了！”（上砂胜七：《宪兵三十一年》，第四四七页）对于这种抗议，宪兵则说得更妙：“如果缺少点皇军的样子，那便是日本宪兵，否则，倒成了中国宪兵了。”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疯狂到了极点的六个星期 于是，松井大将在入城后不久，奉命整饬军纪，不久又改变了军队的部署，决定以第十六师团为警备部队留驻南京。然而军纪败坏的情况未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整饬。也许已经看不到在入城式以前发生的那种规模的暴行，但依然不断发生屠杀、姦淫、掠夺、放火等事件，这在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检察方面的证人的证词和他们在那里提出的许多宣誓口述中，说法都是一样的。另外，国际委员会的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作为直接的证据，则列举了清楚的事实。 松井大将入城后，南京城内的事态发展几乎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对此，在第4节《概况》 中已引用了马吉牧师（？）的信（本书第八十六至八十八页），驻南京的纽约基督青年国际委员会主席菲奇在宣誓供词（检证一九四七）中也作了如下叙述： 十二月十九日这一天，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军队纵火好几处，火焰 沖天，后来，还发生了多起火灾。许多地方美国国旗被撕破。军队当局未 能管制军队。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野蛮行为和暴行得不到制止，继续发 生。市中心、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完全处于火灾的包围之中（《远速》， 五十八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一五页）。 上面的叙述，根据他当时记下的日记，资料是可靠的，如果说是十九日，那末，当时松井大将还在南京。金陵大学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贝茨博士也在法庭上作证说，日本兵放火，从十九日或二十日开始，持续了六个星期（《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 第五十一页）。南京占领军好像由于无视下令整饬军纪的松井司令官的存在，他们的暴行疯狂到了极点。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会监陈瑞芳在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三六）中，主要谈了有关该学院收容妇女和儿童的情况，但这位老妇人就当时连续发生对妇女的暴行事件说：“最严重的行为是发生在起初四、五个星期里……沃特林女士曾几次前往日本领事那里，报告军队的所作所为，要求保护妇女。使这种情况有所收敛，花了四、五个星期，而到消除危险，则花了几个月时间”（《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 第一一六页）。美国监理会派的牧师马吉也在法庭上说：“十二月二十一日，据田中副领事对我说，当时来的军团是非常坏的军团，也有好的军团要来，因此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左右，可能事态会有明显好转。但即使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及在以后的日子里，决无迹象表明情况有所改善”（《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九十一页），尤其是关于日本军对普通老百姓继续施加暴行期间的情况，他作证说：“六个星期后，这些情况逐渐有所减少. 但一些个别人犯的暴行层出不穷。”（《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九十九页） 关于这段时间的情况，当时留在南京负责难民救济工作的贝茨博士也在法庭上说：“在此令人战慄的期间持续了两个星期半到三个星期，后来又发展为六个星期到七个星期，情况更为严重”，“从二月六、七日左右开始，情况有明显好转，从此以后到夏天来临前，虽发生过重大事件，但规模没有过去那么大了”（《远速》，三十六号， 载前引书1，第五十六至五十七页）。他又在其口述（检证二二四一）中说：“据说，为了惩处这些行为，开始採取了什么相应措施，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初的事。”关于贝茨博士的这一证词，连印度的帕尔博士（radhabinod pal）——他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坚持了全体被告无罪的少数人意见——也认为，“总而言之，正如本审判员所考察的那样，即使如数考虑了证据中可能有叙述不对的情况，但日本兵在南京的行动是凶暴的，而且，正如贝茨博士所证实的那样，暴行极为残酷，几乎长达三周，合计持续了六周，其严重程度是毫无疑问的。”他毫不怀疑贝茨博士证词的可靠性（《共同研究·帕尔判决书》，第六七八页）。 第51页 南京红卍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博士在他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三四。作为法庭证据而被拒绝）中，就发生事态的最严重期间的情况这样说，南京陷落以后，日本兵举行的“罪恶的宴会”持续了三个月之久，然后逐渐停下来。然而，正如陈瑞芳女士、马吉牧师、贝茨博士等人所说的那样，欢庆南京胜利的宴会疯狂到了极点时，那是在占领后六、七个星期，这似乎是事实。 如上所述，贝茨博士认为，从二月六、七日左右开始，情况有所好转，可是，在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秘书艾利森于二月十八日给当时在汉口的美国大使和国务卿拍电报（检证一九○六，未在法庭上宣读）时说： 据报告说，这两、三天南京情况有显着好转，感到高兴。大部分中国 人从中国人所谓的“安全区”返回市区各地区他们以前居住的地方。关于 反映日本军人秩序混乱和不法行为的报告，在数量上有实质性的减少。日 本官宪保证，将努力改善居民的目前生活状况。 对外侨在行动上的限制逐渐放宽，美国的一所设施——南京大学医院 需要归还。 最近同意美籍医生返回南京（《远速》 五十九号，载前引资料集1， 第一六三页）。 整饬军纪、风纪 在占领后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里，徒有其名的警备兵像野兽一样，在南京城内为所欲为。警备司令官自不待言，华中方面军和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无意也无力去取缔军队的犯罪行为。中央对这种情况看不下去，到一月底，参谋总长发出“关于整饬军纪的训示” （《军事警察勤务教程》，载续现代史资料4《军事警察》，第四二八页），与此同时，特别派遣高级军官，着手整饬南京占领军的军纪、风纪。 关于这段时间的情况，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据了解，二月五日或六日左右。来了日本军的高级军官，把驻屯在南京的部队军官，主要是尉级军官和下士官集中起来，向他们宣布，为了日本军的土气和名誉，必须立即停止这种状态的发展。但当时未曾听到採取过什么有效措施，也未曾听到对犯有强姦和其他暴行的士兵进行过处罚。 ”（《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五十六页） 如上述贝茨博士在证词中所说的那样，从二月六、七日左右开始，情况有所好转，如果这是事实，那可以认为，这还是当时东京向南京派遣高级军官去整顿下级军官和下士官这一事实所取得的直接效果。如果是确实产生这种效果的话. 那末，中央为什么不及早採取措施呢？对此，至今甚为遗憾。 大本营派遣陆军高级武官前往南京，慎重宣布要整饬军纪，这似乎是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同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交涉的结果，因为广田看到了来自外务省派驻南京机构的报告，也接到了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就日本军侵犯美国财产而提出的抗议。 根据检察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证据（检证一九○六），格鲁在一月三十一日给美国驻南京、北平（北京）、汉口大使馆拍发的电报中说：“今天，大使馆陆军武官在陆军省得到秘密通知，本间大将（旁註原文如此——译者）作为大本营的代表前往中国，为防止侵犯外国权益的情况发生，已向松井大将下达大本营的训令。”格鲁又在二月四日向国务院拍发的电报中报告说：“今晨九时，向外务大臣递交了正式通知……大臣作了答覆。最重大的训令由大本营发出，理应告知在华的各司令官。其主要内容是必须停止这些掠夺行为，并派遣本间少将前往南京进行调查，确保命令的执行。”（在检证一九○六中，这些电报未在法庭上宣读。仅一月三十一日的电报收录在前引书1， 第一六三页中，二月四日的电报是一九○六一六，第五十六至六十一页） 贝茨博士认为，日本军的高级军官来到南京是在二月五、六日左右，但根据美国驻日大使馆的电报，本间少将离开日本似乎是在一月三十一日。松井大将在接受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对向他提出的反问所作陈述是，本间陆军少将受参谋本部的派遣，于一月下旬前往他在上海的司令部，说是东京当局看到了关于在华日本兵暴行的有关报告， 非常担忧（《远速》，三二○号，载前引书1，第二八五页）。当时就任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也在上述审判时的宣誓供词中说：“记得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底左右，陆军中央特别派人前往当地的军队。后来知道派来的是本间少将。从此以后，南京大屠杀才停止下来”（《远速》，二八五号，载前引书1，第二二○页）。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本间雅睛少将到达南京时，恐怕是在二月一日。 参谋本部以总长的名义发出了关于整饬军纪的训令，又派遣本间少将前往当地。其结果，日本兵的暴行终算停下来了，而南京市民消除了不安情绪看来是在二月中旬。 还有一个问题，即关于强姦事件。证人许传音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也有这种情况：“这种野蛮行为逐渐减少，那是由于日华双方都为不再发生类似问题而进行努力的结果。要说作了哪些努力，那首先是设立供日本兵游乐的场所，即安慰所， 以使让妓女在那里卖淫。”（《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书1，第三十五页） 第52页 ------------------ $第六节　关于死亡人数的估计 -------------------------------------------------------------------------------- 掩埋普通老百姓尸体四万数千具 埃德加·斯诺根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的估计，认为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了四万二千名中国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这已在第4节（第八十三页）中作了介绍。这个数字也许是他从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贝获博士那里听来的。 可是，贝茨博士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记下的记录中这样说； 据掩埋的证据材料告诉我们，近四万名非武装人员在南京城内或城门 附近被杀， 其中有百分之三十未曾当过兵（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9 《南京事件》2，第四十七页）。 上面所说的四万名中有百分之三十，即一万二千名是普通老百姓，其余百分之七十，即二万八千名是散兵（便农兵入关于这一万二千名的普通老百姓问题，贝茨博士另外就安全区及其附近所作的调查结果，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在我们确实了解的范围内，结论是城内有一万二千名男女和儿童被杀。”他还作了补充说明：“在市内其他地区（安全区以外的城内地区。——洞富雄注）有许多人被杀，但我们无法调查被杀人数。另外市外（城外。—一洞富雄注）被杀的人数也很多。 前面所说的， 全然不包括被屠杀的几万中国兵或曾当过中国兵的人。”（《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四十九页） 贝茨博士的记录，人们认为是在一月二十五日记下的（田伯烈编写的 书和《南京安全区档案》都这样说），他认为“据掩埋的证据材料告诉我 们”，被掩埋的尸体有四万具，这个根据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当时几个掩 埋队所处理的遗弃尸体还不到一万具。所以把他信中所记的日子认为是一 月二十五日，可能有什么错误。 斯诺认为是四万二千人，贝茨认为是四万人，差二千人。这些数字的若干出入，不妨可以这样认为，斯诺的估计是根据贝茨博士的记录。然而，在被屠杀的四万二千人中，不仅是普通老百姓，也包括“便衣兵”，但其区别并不明显。 这样，斯诺所写的，认为屠杀了市民四万二千人，这个数字与从事收容尸体的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救援队掩埋班所埋葬的数字是有联繫的，这一点似乎也不是没有考虑到。 这是红卍字会这个慈善团体所掩埋的遗弃尸体数，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以检察方面的证据（检证一七○四）提出来的法庭证据所依据的是“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救援队掩埋班埋葬尸体数统计表”，认为是四万三千零七十一具，在一九 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之间得到了处理（前引书1， 第三七八至三八○页）。关于这个尸体掩埋数，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曾作为检察方面的证人出庭陈述：“我们立即掩埋了这些尸体。这些尸体实际上有四万三千具，但这是过低的估计。我们无法明确说出实际数字到底有多少。因为当时不容许发表正确数字。起初，我们未敢提出这个数字并写在公开的文件中。于是我们将此记在私自的文件中。这个数字是我们掩埋的尸体数。这些尸体都是普通中国老百姓， 其中没有一个中国兵。 我们与军人毫无关系。”（《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书1，第三十页） 许博士说，掩埋的遗体是四万三千具，都是普通老百姓。这与斯诺所说的大致相同。但说是“没有一个中国兵”，也必须理解为：这中间当然包括已成为老百姓的散兵，即“便衣兵”。四万三千零七十一具尸体，是红卍字会掩埋的被遗弃的非武装人员的尸体。关于整个死亡人数，许传音博士在宣誓口述（未在法庭上提出）中说：“据我最恰当的估计，在南京市内外沦陷，中国人停止一切抵抗后，被日本兵屠杀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总数有二十万人左右。”（前引书1，第三十一页） 关于上述四万死亡人数，打算在后面再进行研究。 红卍字会、崇善堂两掩埋队收容遗弃尸体十五万五千具 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许传音以检察方面的证人身份出庭，就该会掩埋遗弃尸体的情况作证说：“红卍字会一般掩埋了人们无力进行自费掩埋的尸体，但当时尸体太多了，难以处理。日本军当局却来人说：你们是掩埋尸体的，请帮助我们清除尸体。因为得到日本军的同意，我们获得了可以前往市中心的许可证或通行证。 于是， 为了进行这项工作，我们雇用了两百名工人。”（《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三十页） 上述证词说明，红卍字会受日本军的委託，进行了掩埋遗弃尸体的工作，但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的，据许传音博士在宣誓口述中说：“南京陷落后第三天，我进入市内。那是因为日本兵为商谈掩埋尸体事宜，来到了红四字协会。我出去看看， 想了解情况究竟如何”（前引书1，第二十五页）。因此，可以认为是在十二月十六日签订合同后立即着手掩埋尸体的工作。根据以前所记的掩埋情况表，最初是在安全区内的清凉山后山掩埋了一百二十九具尸体。 第53页 在红卍字会的报告——《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中国老百姓和解除武装的 军人以及红卍字会掩埋尸体的实际情况》（检证一七二八）——中可以看 到：“屠杀后，在南京及其近郊尸体堆积如山。红卍字会方面说，为掩埋 这些尸体而要组织掩埋队。日本方面不同意，拖了大约有一个月时间。因 而在实际开始工作时，尸体几乎已经腐烂，变形，无法辨认”（前引书1， 第三八六页）。这可能是误传。 金陵大学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大批中国兵在城外不远的地方投降，被解除武装，七十二小时后，死于机枪的扫射下。事情发生在扬子江边。国际委员会为了掩埋三万士兵的尸骸，雇用了工人。这是我们的劳动救济措施。投葬于扬子江中的尸体和用其他方法掩埋的尸体， 数字无法统计”（《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四十九页）。这许多尸体并非由委员会自己掩埋的，恐怕是向红卍字会提供经费，由红卍字会来从事这项工作的。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似乎反映了这一点：“星期二早晨，红卍字会（根据该委员会指示进行工作的团体）出动卡车，准备收容遗体时，卡车被夺走，出现了种种窘相，昨天被带走十四个进行掩埋工作的工人。”（前引书2，第一二六页） 负责处理遗弃尸体的，不只是红卍字会，另外还有慈善团体——崇善堂也组织了崇字掩埋队，该队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共掩埋遗弃尸体实际达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具。这个数字也列在详细的“崇善堂掩埋队掩埋尸体数统计表”中，它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检证一七○三），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被提了出来，为法庭作为证据採用（前引书1，第三七六至三七八页）。 ┏━━━━┳━━━━┯━━━┯━━┯━━━━┓ ┃　　　　┃ 男 │ 女 │儿童│ 合 计 ┃ ┣━━━━╋━━━━┿━━━┿━━┿━━━━┫ ┃崇 善 堂┃109,362 │2,091 │ 813│112,266 ┃ ┃红卍字会┃ 42,942 │ 83 │ 46│ 43,071 ┃ ┠────╂────┼───┼──┼────┨ ┃ 合 计 ┃152,304 │2,174 │ 859│155,337 ┃ ┗━━━━┻━━━━┷━━━┷━━┷━━━━┛ 红卍字会和崇善堂两个掩埋队所收容的遗弃尸体，总数达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七具，其男女性别和儿童的分别统计，如上表所示。 红卍字会和崇善堂的埋葬尸体记录，据说一部分被日本军发现后没收了。因此，两个掩埋队的报告，作为检察方面的书面证据，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其中所列处理尸体的数字，只是根据保存的记录（山冈繁：《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战争受害地区》，第十一页）。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两个掩埋队所处理的遗弃尸体，其总数自然还要多得多。 红卍字会和崇善堂列表所示尸体掩埋数的可靠性 红卍字会掩埋队和崇字掩埋队的尸体掩埋统计资料，就其提出的情况而言，它的可靠性不是无可怀疑的。因此，辩护方面最终提出如下论点： 前面提出的证据，是在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实际上是在十年后的一九 四六年调查所得的资料，不知道这种调查以什么样的资料为基础，尤其是， 要在十年后确定尸体的数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列举的数字，只能 说是完全想像出来的（中略）。 下面就这些证据所提供的数字，举例说明它是特意伪造的，是不可信 的。 据法庭证第三二四号的证词说：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 八日崇字掩埋队共掩埋了四百零四具尸体，平均一天掩埋一百三十具。然 而，从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至十八日，在兵工厂、南花台等广大地区掩埋 了二万六千六百十二具尸体，平均一天掩埋二千六百具。如果将前后掩埋 尸体的情况比较一下，很明显，有其夸大和杜撰之处，难以令人置信。当 时，在日本军清理过的地区——雨花台一带，已是战斗后五个月了，自然 不存在这种尸体。在其他地方，如水西门一土坷、中山门－群马、通济门 －方山等等，也可以指出其类似的矛盾。 对红十字会的掩埋数来说，也可以指出如前所述的矛盾。例如，有说 一天处理六百七十二具尸体的，又有说一天处理九百九十六具尸体的，而 且突然说有处理四千六百八十五具（二月九日那天）的，有处理五千八百 零五具（二月二十一日那天）的。即使进行掩埋工作的工人人数有增减， 也不会出现那么大的差别，可以认为，那只是追求数字而已。 另外，在崇字掩埋队所列掩埋尸体的数字中，对所有被害男女和儿童 的人数都有适当减少的；尽管如此，在红卍字会所列的数字中，都没有妇 女和儿童。当时，非战斗人员几乎已经逃走，没有人留在战场上，要是说 第54页 妇女和儿童介入了战场，那在常识上几乎也是不可信的。违反这种实际情 况的证据，只能理解为他们为日后便于伪造作准备。 再观察本表——它反映了有计划进行的尸体掩埋情况：红十字会从二 月十九日至二月二十二日，于下关鱼雷军营码头连续掩埋尸体，其间，于 二月二十一日掩埋了二百二十六具，但于十九日却掩埋了五百二十四具， 二十日只掩埋了一百九十七具，这是违反一般常识的，因为作为有计划进 行的掩埋工作，理应在头几天掩埋尸体多，以后逐渐减少。从煤炭港、兵 站处等其他地方的掩埋工作中也可以看出类似的矛盾（《远速》，四十二 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三七一至三七二页）。 尽管辩护方面是这样认为的，但这种看法究竟能否成为说明上述资料缺乏证据的论证，那还是一个问题。疑问是并非绝对的。事实上是日本军命令这两个掩埋队负责处理遗弃尸体，因而日本军队方面理当也保存着掩埋队所报告的资料。中国方面虽大致推测日本军当局在战败时可能毁掉了这些资料，但肯定没有把握认为一定销毁了。所以，中国方面不和能要危险的把戏，即向军事审判法庭提出可疑的证据。 ※　　　　　　　 ※　　　　　　　　 ※ 如果说以上只是消极性的反驳，那也可以。但从中可以看出有力的证据，它足以彻底推翻辩护方面的批判。而且有趣的是，那些资料来自日本方面。 所谓那些资料，就是林田特派记者所写的一段消息，刊登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大坂朝日新闻》的“华北版”上，标题是《南京通讯 第五章卫生之卷》。在这段消息中还有一个标题，即《工作是整理尸体、控制瘟疫蔓延，防疫委员会也四出活动》。这也是以前几乎未曾知道的重要资料，故将其有关部分如实介绍如下： 经战斗后，南京首先必须整理的是遗弃的敌人尸体。不知有几万具尸 体埋在壕沟里和小河中。尸体堆积如山，如让其遗弃在那里，就卫生和安 定人心而言，都有严重危害性。 于是，红卍字会、自治委员会和日本山妙法寺所属的僧侣们携手合作， 着手进行处理。他们把腐烂的尸体装上卡车，同时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 将尸体掩埋在一定的地方，但花费了相当多的物力和人力。他们忍受着令 人厌恶的臭气，日復一日地持续进行收尸掩埋工作，到最近为止，已在城 内处理了一千七百九十三具，在城外处理了三万零三百十一具。约花费用 一万一千元，出动了苦力五、六万人（旁註原文如此——译者）。但在城 外，山后还留着很多尸体，而且支出八千元左右，准备在盛夏来到前结束 尸体的处理工作（辩证二六九○〔未在法庭上提出〕 。全文见前引书1， 第三九三页）。 根据上述记录，红卍字会、自治委员会和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侣们估计是在昭和十三年三月底前处理尸体，城内有尸体一千七百九十三具，城外有三万零三百十一具，合计达三万二千一百零四具。这里，看不到崇善堂掩埋队——据中国方面的资料说，它曾掩埋遗弃尸体三分之二以上——的名字，是值得怀疑的。那是在开列掩埋队队名时偶尔漏掉了崇善堂吗？还是在上述三万二千一百零四具中未包括崇善堂掩埋队所处理的尸体？这都很难立即判断。为了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要从红卍字会和崇善堂两掩埋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明细表中，统计出这两个慈善团体在昭和十三年四月初所掩埋的遗弃尸体数。 红十字会的掩埋队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为止，一在城内掩埋尸体一千七百九十三具（另外从十二月二十二日至翌年三月二十五日为止，运往城外掩埋的尸体有一千九百八十六具），从十二月二十二日至翌年三月二十七日为止，在城外掩埋尸体三万六千九百八十五只（其中一千九百八十六具是从城内运往城外掩埋的），合计三万八千七百七十八具（另外，从六月三十日至十月三十日为止，城内有四百零五具尸体被掩埋在城外；从四月十四已至五月三十一日为止，城外有三千九百四十具尸体被掩埋在城外，合计四千三百四十五具。与四月份以前掩埋的尸体合在一起，共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三具）。 崇善堂的掩埋队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十三年四月八日为止，在城内掩埋尸体七千五百四十八具（另外，从四月九日至五月一日为止，有十万零四千七百十八具尸体掩埋在城外。城内和城外合在一起，共掩埋了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县）。 在南京城内外，遗弃尸体的掩埋数归纳如下： ┏━━━━┳━━━━━━━┯━━━━━━━┯━━━━━━┓ ┃　　　　┃ 红卍字会 │　　崇善堂　　│ 合 计 ┃ ┣━━━━╋━━━━━━━┿━━━━━━━┿━━━━━━┫ ┃三月份以┃ 城内 1,793 │ 城内7,548 │　　 9,341 ┃ ┃前 掩 埋┃ 城外 36,985 │　　　　　　　│　　36,985 ┃ 第55页 ┃　　　　┃ （计 38,778）│ （计7,548） │（计46,326）┃ ┠────╂───────┼───────┼──────┨ ┃四月份以┃ 城外 4,345 │城外 104,718 │ 109,063 ┃ ┃后 掩 埋┃　　　　　　　│　　　　　　　│　　　　　　┃ ┠────╂───────┼───────┼──────┨ ┃ 合 计 ┃　　　43,123 │　　 112,266 │ 155, 389 ┃ ┗━━━━┻━━━━━━━┷━━━━━━━┷━━━━━━┛ ※崇善堂的数字，系四月八日以前的掩埋数。 我为了将它与刊登在《大坂朝日新闻》“华北版”上有关掩埋数作一比较，这次首先整理了检察方面的书面证据——红卍字会关于掩埋尸体的报告，其中城内一千七百九十三具的掩埋数同前者的数字完全吻合，使人感到惊讶。而且，在城外的遗弃尸体掩埋数，前者说是三万零三百十一具，后者说是三万六千九百八十五具，两者的数字出入也不是很大。其中所相差的六千六首七十四具，可以看作是由南京自治委员会和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侣们掩埋的。 总之，日中两国的资料所反映的遗弃尸体掩埋数，竟如此奇妙地相一致，由此不妨认为，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关于这一事件的书面证据，其可靠性得到了确认。不管怎么说，辩护方面试图对红卍字会掩埋尸体的情况进行常识性的批判，显然是不恰当的。尤其是所谓“在红卍字会所列的数字中，都没有妇女和儿童”云云，是不是看错掩埋表了？还是弄虚作假？实在可笑。 尽管如此，崇善堂掩埋队从四月九日至五月～日仅二十三天时间里，在南京城的南部和东部近郊掩埋了遗弃尸体十万零四千七百十八具，对此谁都有怀疑（该掩埋队从十二月二十八日至翌年四月八日为止，在城内掩埋了七千五百四十八具尸体，这有详细记录，可以说是证据确凿）。但数字也许稍有夸大，可决不能断定它是虚构的资料。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大坂朝日新闻》的“华北版”报导说，在三月底以前，已总计雇用苦力五、六万人，花去费用一万一千元左右，掩埋了尸体三万二千一百零四具（在此期间，另由崇善堂的掩埋队处理了尸体七千五百四十八具。自然还有其他掩埋队掩埋的尸体），但还有许多尸体有待于掩埋。于是据说又拨款八千元，“准备要结束处理尸体的工作”。如果说是八千元，它可以用来处理约二万四千具被遗弃的尸体。凡是掩埋完了的尸体，合起来约有五万六千具。然而，说是二万四千具，那也是个估计数，实际掩埋的尸体数，据说在十万具以上，这个数字也许是令人吃惊的。 还有其他几个掩埋队 除红卍字会和崇善堂的掩埋队外，还有其他几个掩埋队。根据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法庭证据《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检证一七○六）和《南京慈善团体鲁甦关于敌人大屠杀的报告》（检证一七○二），当时除上述两个掩埋队外，另有下列三个掩埋队： 新河地区 掩埋二万八千七百三十具（掩埋者盛世征，昌开运证词） 兵工厂及南门外花神庙一带 掩埋七千余具（掩埋者芮芳缘、张鸿儒证词） 如山、马鞍、灵谷寺 掩埋三千余具（南京市长高冠晋之无主孤魂碑铭） （《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四五、三七五页） 这三个掩埋队共掩埋尸体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三具。如前所述，这一书面证据未把那些掩埋数统计在红卍字会和崇善堂的掩埋数内。其实，在这三处掩埋的情况中，除了由南京市长所说掩埋一例以外，估计其他两处的情况都包括在红卍字会和崇善堂的掩埋队所处理的数字中。 检证一七○二就芮芳缘掩埋尸体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记述：“从沙州圩 出发前往避难逢中，他看到许多尸体，就亲自协助进行尸体掩埋工作。当 时，红卍字会给他一面该会的旗帜，委派为第一区公所的救济队。芮集中 了三十余名居民，组成一个义务团体，奋不顾身地进行尸体掩埋工作。从 阴历十一月六日开始工作，一直工作了四十天以上。” 此外，人们知道还有两个队进行尸体掩埋工作。一个前面已经提到，即国际委员会雇用工人掩埋了三万余具尸体；另一个可从黄俊乡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三三，未在法庭上提出。 此人的住址、 年龄和职业等情况不明）中了解到：“由陶锡三（他兼任地方维持会会长）任会长的南京赤十字会曾组织掩埋队，掩埋的尸体超过六万具” （前引书1，第三八四页）。这些情况在前面南京地方法院的调查报告中所列举的掩埋者分别掩埋的数目中，未见反映。贝茨博士所说国际委员会的掩埋数，估计已包括在红卍字会的掩埋数中，前面已有叙述（见第一八八、一八九页）。黄俊乡所说南京赤十字会的掩埋数，实在太多，这可以理解为，它可能包括了崇善堂的掩埋数。还有，赤十字会与红卍字会名称相似，因此它与后者搞错，夸大了掩埋数，这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无论如何，必须注意的是，中国的检察方面虽然准备了这一宣誓口述，但未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向法庭提出。 第56页 对死亡者（包括战死者）总数的估计 如果把前面所列举的遗弃尸体的掩埋情况合计一下，可达二十六万具。其中，仅就南京地方法院的调查所得而列举的情况来看，合计掩埋了十六万七千二百十多具尸体。除去其中可能认为是重复计算的部分，具体情况如下： 红卍字会　　　　掩埋四万三千零七十一具 崇善堂　　　　　掩埋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县 南京市长高冠吾 掩埋三千具 合计　　　　　　掩埋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七具 这就所以出现被掩埋的尸体达十六、七万具这个数字，但掩埋者自然不只是这一些。当然，也有一些尸体是为亲友、熟人和日本军所掩埋的。日本军掩埋尸体的情况， 可见第4节《概况》中介绍的冈本健三的证词。红卍字会和崇善堂的掩埋队府处理的尸体，妇女和儿童少，这也许是因为日本军和市民掩埋的尸体多系妇女和儿童。 虽说掩埋了十六、七万具尸体，但似乎并不等于说所有被遗弃的尸体全都已经处理完毕。逃离上海，去四川省峨眉山的从军僧释神仙和尚途经南京时，据说是在昭和十四年夏天，即大屠杀后一年半时间。当时，那里屠杀后的痕迹还歷歷在目，小河被尸骨埋没了（太平洋战争研究会：《太平洋战争记录：最前线情况异常·29·对日本军的暴行深感悲嘆而逃离出走的从军僧》，载《朝日艺能》，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号）。 被投入在小河和池塘里的尸骸其善后处理进展很不顺利。对此，当时 在驻南京大使馆工作的下田武三曾以他自己的切身体验写了随笔刊登在 《每日新闻》上，他说：“我曾去池边钓鱼，因断线而未能钓成，于是就 回到使馆。这时，在使馆里工作的一个少年得知情况后就告诉我说，在南 京，池底里都是被日本军杀害的无数妇女、老人和儿童的尸体，现在都已 化为尸骨，堆叠在池底，如果钓钩与这些尸骨缠在一起，可能钓竿上的线 会被拉断。”下田觉得可怕，从此以后就不再去池边钓鱼了（羽仁五郎： 《南京事件的本质》，载《日中战争史资料》，附录二，第四页）。 然而，应该说，并不是所有被害者的尸体都被掩埋了。因此，要计算死者的总数，还必须加上几万名。在被害人中，有的被枪杀后投入了扬子江，有的虽然逃出北门和南门，但是他们在准备乘船和筏渡过扬子江时，却被机枪扫射而死。 以上合计，因日本军占领南京而牺牲的中国军民，不下于二十万人。 可是这还不能作为一个行政区的整个南京市内死亡者的总数。 正如第3节（第七十页以下）所介绍的那样，从下关指着扬子江往下走，在幕府山后的大湾子（离南京城墙四公里）、燕子矶即观音门（离南京城墙七公里）、乌龙山后（离南京城墙五公里）、巴斗山附近（燕子矾与乌龙山之间）等地区，也有大量被害者，到底各有几千或几万，确切的数目不清楚，但那是事实。关于这些事件的证据，既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来，也无迹象表明已准备了书面证据，但这些情况不容忽视。我认为，这是今后日中两国的研究工作者必须合作起来再进行调查的问题。 中华民国首都地方法院于一九四六年一月编制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掩埋地点”照相册，准备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检察方面的书面证据 （一七○一） 提出来（但未向法庭提出） 。下面所列情况，是从其说明 （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 第三八六至三八九页）中整理出来的。尸体的 掩埋数根据红卍字会和崇善堂的掩埋情况表。掩埋的地点据说是全部掩埋 地点的四分之一。 （墓地）　　　 （掩埋遗体） （掩埋者） 1 阴阳营 北秀村 三百三十七具 红卍字会 2 阴阳营 南秀村 六百六十二具 红卍字会 3 古林寺山后　　 二百九十三具 红卍字会 4 阴阳营南秀村金陵大学农场 一百二十五具 红卍字会 5 上新河二道杆子 八百四十三具 红卍字会 6 韩家巷西仓山 一百五十九具 红卍字会 7 汉中门外二道杆子 一千一百二十三具 红卍字会 8 上新河凤凰街附近 二百四十四具 红卍字会 9 上新河二埂 八百五十具 红卍字会 10 南京鱼雷军兵营附近 二万余具 红卍字会 11 上新河棉花堤 一千八百六十余具 红卍字会 12 上新北河口空地 三百八十具 红卍字会 13 从下关主塔桥下永清寺边到草鞋峡石榴园治山根一带 五百余具 红卍字会 14 中华门外望江矶一带 五百五十余具 崇善堂 15 中华门外普德寺附近 六千四百六十八具 崇善堂 16 中华门外望江矶高辇柏村 六百二十七具 红卍字会 17－20 中华门外普德寺附近 二万六千六百十二具 崇善堂 21 莫愁湖广州公墓墓地附近 近二百七十二具 红卍字会 另外，从崇善堂的掩埋情况来看，不少掩埋地点选在城墙下。 中国方面关于死亡人数的种种见解和在东京审判时判决书中所列数字 第57页 在南京大屠杀中，南京城内外（并非作为行政区的南京市整个城市）的被害人数，据推算，不下于二十万人，这中间，当然包括相当数量的战死者。这些被害者的详细情况，将在后面进行考察，现在先介绍一下中国方面对惨遭屠杀的人数有什么看法，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又是怎么说的，并试对这些数字作一番研究。在日本方面，也有一种倾向，说什么被害者是数万人，或一、两万人，但毫无根据，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话，这里不值一提。 首先，对中国方面的见解列举两、三个例子。 南京战犯军事法庭对前中将谷寿夫判决说（郭歧：《南京大屠杀》，一九七九年出版，第二二一页）： 在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地，被集体枪 杀的军民十九万余人 遭零星屠杀，其尸体由慈善团体掩埋者十五万余人 受害者总数三十万人以上 在《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检证一七○六。《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四三至一四六页）中说： 一、确定为受害者三十万人 情况未得到确证者二十万人 二、被集体屠杀者二十万余人 三、受害者的确切数字三十四万人 被强姦和拒绝被强姦后惨遭杀害者二、三十人 被捕后生死情况下落不明者一百八十四人 四、被屠杀者二十七万九千五百八十六人 上海发行的日文报纸《改造日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根据岛田胜己：《进攻南京与屠杀事件》〔人物往来特辑〕，一九五六年六月号）说： 被第六师团屠杀者 二十三万人 被第十六师团屠杀者 十四万人 被第九师团屠杀者 六万人 合计 四十三万人 上面这些数字，根据不足，因而虽很遗憾，但应当说其缺乏可靠性。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于一九六五年访问南京时，据说当地对外文化协会汪良作了这样的说明：“当时在南京被屠杀的人数，据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统计，约二十万人。国民党发表的数字约三十万人。但据后来国民党提出的犯罪调查报告中发表的数字有三十九万人，也有五十万人。于是，人们议论纷纷，认为被屠杀的人数太多了。但从统计数字看来，屠杀三十万人是具体报告中的数字，有犯罪调查统计的正确资料根据。 所谓三十九万人、 五十万人的说法，没有根据，是估计数字”（山冈繁：《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争受害地区》，第七页）。汪良说；根据犯罪调查统计的正确资料，被屠杀的人总数为三十万人。汪良还向访问团的人谈到了中国军民在燕子矶遭受大屠杀的情况，因而可以认为，他所说的三十万人似乎包括这部分被屠杀的人数。在南京整个城市，被害者的总数说是三十万人，或南京地方法院所列举的数字——三十四万人，似乎可以说接近实际的数字。 ※　　　　　　　 ※　　　　　　　　 ※ 那末，在东京进行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是如何看待在南京事件中被害的总人数的？在判决书中所写的要点如下： 南京被占领后，在最初两、三天中至少有一万二千名中国非战斗人员 ——男女和儿童惨遭杀害，在占领后一个月中，在市内大约发生了两万起 强姦事件。日本军还说要扫荡已成为一般老百姓的中国兵，有二万名已到 服兵役年龄的中国男子遭到集体杀害，而且日本军还屠杀了三万多名俘虏。 另外，从南京逃难出来的市民中，有五万七千多名被日本军追上后，收容 起来，他们备受飢饿和刑讯，大部分终于死亡，而活下来的多被机枪和刺 刀杀害。 这样，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判决说南京事件的被害者总数约为十二万人，但该判决书还接着这样说： 据后来估计，日本军在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在南京 及其附近被杀害的普通老百姓和俘虏，总数在二十万名以上。这些估计并 不夸大，那可以从掩埋队以及其他慈善团体所掩埋的尸骸达十五万五千具 这一事实得到证明—…·这些数字没有把被日本军焚烧后丢弃的、投入扬 子江的以及用其他方法处置的许多人计算在内（《远速》 ，载前引书1， 第三九六页）。 关于屠杀的人数问题，判决书的前半段说：被杀害的包括男女和儿童非战斗人员有一万二千名、抓便衣兵时遭害的有二万名、俘虏被杀三万多名，合计六方名以上。尤其是来到近郊避难的市民有五万七千名，他们有的饿死，有的被屠杀。 在占领南京后的两、三天时间中，至少有一万二千名非战斗人员——男女和儿童惨遭杀害，这可以从前面介绍的金陵大学教授贝茨博士的证词，以及在后面介绍的南京同际救济委员会在《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中所作注释推测（参照本书第一八五页）。可是博士说的，不像判决书所指出的那样，在时间上局限于最初的两、三天中。贝茨博士还作证说：被杀害的非战斗员一万二千名这个数字，是在安全地区及其附近调查结果所获知的，日本兵还在市内外杀害了许多人，但无法调查这些情况，而在前面提到的被害人数中，自然不包括俘虏，也不包括虽系一般老百姓却被错当作穿上便衣的散兵的人。 第58页 日本兵抓便衣兵时杀害的两万名这个数字，似乎也可以认为是根据美国驻南京副领事埃斯皮的报告（参照本书第一一六页），从占领南京时估计的便衣兵的数字以及日本军残酷处置便衣兵的方针看来，说被害者达两万名这个数字，似乎决不夸大。 三万名以上俘虏被杀，这恐怕是根据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的证词，他说曾雇用工人掩埋了中国军队的士兵遗体三万具，由于那掩埋工作本身是由红四字会负责的（参照本书第一八八、一九八页），可以推测，这三万具不仅仅是士兵的尸体。不过，即使认为被屠杀的俘虏总数在三万名以上，也未必能说是言过其实。 不过，在该判决中说逃到郊区避难而惨遭杀害的市民为五万七千人，这一点是有问题的。很明显，那是基于前面列举的中国人鲁甦的证词——见向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据。据他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合计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被封锁在幕府山附近四、五个村庄里，许多人冻死饿死，其余都在草鞋峡被枪杀。但这一证词中所说的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的被害人数存有疑问。因在大屠杀时，鲁甦脱离危险地区而目击了现场，他是从什么地方获知如此大量被屠杀的情况的？这点全然不清楚（参照本书第四十二页）。 下面是在判决书的后半段中所说的关于南京事件的被害人数。 如前所述，在判决书中所指出的收葬遗弃尸体十五万五千具，这是红卍字会和崇善堂两个掩埋队所掩埋的数字（除此之外，也有几个掩埋队记录了有关尸体掩埋情况，这些掩埋队也掩埋了十万零三千具尸体。但可以认为，其所掩埋的数字多半已包括在上述两个掩埋队的掩埋数中）。如果认为这十五万五平具尸体掩埋数确实可信，再加上其他被掩埋的尸体、屠杀后被投入扬子江的尸体、被投入池塘里和小河中的未掩埋的尸体、在扬子江渡江撤退时遭日本军扫射而全部死亡的等等，那就达二十万人，可见在判决书中所说的“日本军在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在南京及其附近被杀害的普通老百姓和俘虏，总数在二十万名以上”这个数字，未必夸大。在明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也说是屠杀二十余万人。 所谓“大宅考察组”也于一九六六年九月访问南京时，据该市对外文 化协会秘书长夏理亚说，从日本军入城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起至到 年二月为止，三十万名中国人惨遭屠杀（《大宅考察组访华报告》〔《每 日星期周刊》，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临时增刊〕，第七十八页）。 死亡人数中之军民比例 据估计，死于南京城内外的中国军民不下于二十万人，但这二十几万名死亡者并非都是被屠杀的。他们自然包括许多战死者。前面已经谈了这样几种情况：在城南雨花台激战后，撤退时有两、三万（？）中国兵在第六师团等的扫射下倒了下去；从城西莫愁湖到扬子江岸边一段地带，许多中国兵也被第六师团的装甲部队歼灭了（当时连累了许多普通老百姓）；还有多达数万（？）名的中国兵在扬子江渡江撤退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参照本书第二十六至二十八页）。 死于这种情况的中国兵，日本方面把他们看作为正当的战斗行动所引起的的，但中国方面却认为是大屠杀。由于两方面解释不同，故在战死者与被屠杀者的数字对比上有出入。这点姑且不谈，现对死亡者的类别作一研究。详细 情况如下： 一、因为是俘虏乃至散兵（所谓便衣兵）而遭集体屠杀者，以及被追 得走投无路而停止抵抗但仍遭扫射以致被全部歼灭者； 二、普通老百姓在南京陷落时成为日本军扫荡战的受害者，抓“便衣 兵”时受牵连而被强行拉走处置者，以及成为日本士兵疯狂屠杀的受害者； 三、在南京保卫战中战死者，以及一起撤出阵地或渡江撤退时受到扫 射而落得了被歼灭的悲惨命运者。 尽管可以分为上述三类情况，但其实际的死亡人数分别到底有多少？不消说情况不确切，就是三者之间的比例也很难计算出来。 ※　　　　　　　 ※　　　　　　　　 ※ 要是提起南京普通老百姓在暴行事件中被屠杀的人数问题，可以考虑与此有关的三个数字。其中之一是南京占领后第十一天，即从十二月二十四日至翌年一月五日为止在全市人民中进行查问时，有十六万中国人进行登记这个事实（参照本书第一○一、一五一页）。其中未包括十岁以下的儿童和老妇，如果加上他们的数字，可以推测，清除散兵后的南京住有市民近二十万人。当日本军开始攻击南京时，据说留在城内的市民是二十五万人乃至三十万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所相差的十万人乃至五万人，就是被屠杀的。不过，留下来多少人，实际数字不清楚，因而这种倒轧帐的算法也许不太正确。 再有一个数字是日本军发表的关于中国军队的遗弃尸体数。举行南京入城式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八日，日本军发表说：“敌人的遗弃尸体不下于八、九万具，俘虏达数千人”（参照本书第九页）。十二月二十七日又发表说，十万中国车队约有八万伤亡。其中遗弃尸体五万三千八百七十四具（南京日本会议所编：《南京》〔昭和十六年出版〕，第六二六至六二七页。华中派遣军报导部编: 《南京战迹指南》，第五至六页）；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说，遗弃尸体八万四千具。还有一个数字是前面已作介绍的，即南京宪兵分队队长、栎派短歌[1] 作家崛川静夫大尉所吟咏的：“弃尸八万，令人惊嘆，有口难言。”（参照本书第六十五页） 第59页 -------- [1] 短歌，日本传统的诗歌形式之一，栎派短歌指日本近代短歌杂志《栎》所形成的一个流派，具有现实主义风格——译者 十二月二十九日所发表的，是说保卫南京的中国军队总数为十万人，其中约有八万人伤亡，即出现了战死、受伤和被俘等情况，遗弃尸体约有五万四千具。从全部军队十万人中扣除八万人左右的伤亡数，剩下两万人是否就是脱逃者？伤亡八万人左右与遗弃尸体五万四千具左右，相差二万六千，这个数字是否就是受伤者和俘 虏？当时据说有四万二千人被俘，但实际活下来的不但没有二万六千人，而且包括受伤者在内，不过只有数千人而已（参照本书第九至十页）。 有人曾作过这样计算，但遗弃尸体五万三千八百七十四具，其零数是摆摆样子的，仍还存在疑问。前后发表的八、九万具或八万四千具遗弃尸体的数字，可能亦有类似情况。我看，日本军发表的数字等等可以认为是不太正确的。如果把普通老百姓的死亡人数加在一起，遗弃尸体数与尸体掩埋数约十六万具便就一致了。 第三个数字，是上述日本军发表的保卫南京的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据说防卫南京的军队总数为十万人，其中伤亡八万人。假定说十万军队全部被歼，那末估计得保守些，死亡总数二十万人地还相差十万人，而这十万人数字，可看作是普通老百姓遭受屠杀的数字。然而，日本军发表说保卫南京的军队总数为十万人，这毕竟还是一种估计，实际数字也许要多得多。如果这样，市民的被害人数当然要相对减少。中国方面认为，保卫南京的军队是由十三、四个师组成的。 据中华民国国防研究院编写的《抗日战史》（一九六六年出版）说， 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所属的南京守备部队由第二军（第四十师、第四十八 师）、第六十六军（第一五九师、第一六○师）、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 师）、第七十二军（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第五十八 师）、第七十八军（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三军（第一五四师、第一五六 师）、教导总队、第一○三师、第—一二师等组成（第五十四页）。 自然，通过倒轧帐的算法，未必能够确切知道普通老百姓遭受屠杀的人数。但从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推测，把被屠杀的普通老百姓与士兵死亡人数相比，如战死的、退却时被机枪扫射致死的、俘虏和在潜伏时被逮捕的散兵（便衣兵）遭到集体屠杀的，其数字大致各占一半。两方面分别不下于十万人。在南京，军民的死亡情况远远超过当时留在南京的外侨们的推断。把普通老百姓的死亡人数推算为十万人，或许有点估计过头，应该视为七至八万人。即使这样，相差的两、三万人，应该加在士兵的死亡人数中。 关于普通老百姓的死亡情况，秦郁彦有一个数字估计，这里想介绍一下。秦的推算虽没有提出依据材料，但说是一万二千人至四万二千人，这个数字是有幅度的（《日中战争史》，第二八五页）。 关于屠杀普通老百姓六千人问题的记录 对此问题有一份记录，这就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后身——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area， december，1937 to march, 1938.urban and rual survey, by dr.lewisstrong casey, smythe and assistants, on behalf of the nankinginternational reliefmitte,pleted une, 1938. shanghai, themercury press, 1938.table 4.）。根据该调查报告，日本军占领南京时，市民死亡、被强行拉走（据推测，大半被杀）和受伤者的人数估计如下（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五四页）： 因士兵的暴行而致死者二千四百人，被强行拉走后杀害者四千二百人，合起来共为六千六百人。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死亡中的市民人数之多是出乎意料的。可是，基于实地调查的救济委员会的推算，在调查方法上是有问题的。 ┏━━━━━━━━━┳━━━━━━━━━━━━━━━┓ ┃　　时 间　　　 ┃　　　　　 死亡原因　　　　　 ┃ ┃（1937～1938）　　┠────┬─────┬────┨ ┃　　　　　　　　　┃军事行动│士兵的暴行│情况不明┃ ┣━━━━━━━━━╋━━━━┿━━━━━┿━━━━┫ ┃12月12日以前　　　┃ 600 │　　／　　│ ／ ┃ ┃12月12、13日　　　┃ 50 │　　250 │ ／ ┃ ┃12月14日～1月13日 ┃ ／ │ 2,000 │ 150 ┃ ┃1月14日～3月15日 ┃ ／ │　　／　　│ ／ ┃ ┃时间不明者　　　　┃ 200 │　　150 │ ／ ┃ ┠─────────╂────┼─────┼────┨ ┃合计　　　　　　　┃ 850 │ 2,400 │ 150 ┃ ┠─────────╂────┼─────┼────┨ ┃12月13日以后发生 ┃　　　　│　　89　　│　　　　┃ ┃暴行件数比率（％）┃　　　　│　　　　　│　　　　┃ ┗━━━━━━━━━┻━━━━┷━━━━━┷━━━━┛ 註：“军事行动”指轰炸炮击和战场上的枪杀。 第60页 ┏━━━━━━━━━┳━━━━━━━━━┯━━━┯━━━┯━━━━━┓ ┃　　　　　　　　　┃受伤原因　　　　　│被强行│伤亡者│因士兵的暴┃ ┃　　 时 间　　　 ┠──┬───┬──┤拉走者│总 计│行而伤亡者┃ ┃ （1937～1938） ┃军事│士兵的│情况│ 1 │　　　│比率（％）┃ ┃　　　　　　　　　┃行动│ 暴行 │不明│　　　│　　　│　　　　　┃ ┣━━━━━━━━━╋━━┿━━━┿━━┿━━━┿━━━┿━━━━━┫ ┃12月12日以前　　　┃ 50 │ ／ │ ／ │ ／ │ 650 │　　／　　┃ ┃12月12、13日　　　┃ ／ │ 250 │ ／ │ 200 │ 550 │　　91　　┃ ┃12月14日～1月13日 ┃ ／ │2,200 │200 │3,700 │4,550 │　　92　　┃ ┃1月14日一3月15日 ┃ ／ │ ／ │ ／ │ 250 │ ／ │　　／　　┃ ┃时间不明者　　　　┃ ／ │ 600 │ 50 │ 50 │1,000 │　　75　　┃ ┠─────────╂──┼───┼──┼───┼───┼─────┨ ┃合计　　　　　　　┃ 50 │3,050 │250 │4,200 │3,750 │　　81　　┃ ┠─────────╂──┼───┼──┼───┼───┼─────┨ ┃12月13日以后发生 ┃　　│ 90 │　　│　　　│　　　│　　　　　┃ ┃暴行件数比率（％）┃　　│　　　│　　│　　　│　　　│　　　　　┃ ┗━━━━━━━━━┻━━┷━━━┷━━┷━━━┷━━━┷━━━━━┛ 注1：这些被强行拉走者，大半全然下落不明。 这种调查方法是对一九三八年三月住在南京的市民，在每五十户房子中挑选一户进行调查，然后对此调查结果所得的数字以十倍计算，就得出上述这个数字。这里有个说明，即所指的房子“有时是在一个门牌号里住有几户的公寓和房屋，但决定以‘房子的一个门牌号’为一户计算。三月间，许多出入口被封锁，要了解哪一家有人居住，稍微有些困难，结果也许漏掉了若干家”（前引书，第二一七页）。关于房屋的计算方法，据说是这样的：“街区的门牌号合计是三万九千二百个，其中三万零五百个在城内，八千七百个在城外”（前引书，第二二八页）。这一街区的门牌号可能不就是房子的门牌号之误吗？然而，这种调查方法果能得出接近事实的推算吗？。 我认为这样调查太粗略了。加之，在南京城陷落时，由于扫荡，在城内外有的全家老少死于非命，也有一个地区的人成群结队地外逃，聚集在比较远一点的山地和江岸，结果遭到集体屠杀，这些情况当然未算在上述统计调查内。因此，在上表所示十二月十三日以前的伤亡者一千二百人，只不过是当时一般死亡的市民人数之几十分之一而已。 国际救济委员会本身也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根据他们推算出来的市民的死亡数大大少于实际情况。因此在其调查报告中加了一个註：“仔细统计掩埋在市内和城墙附近一带的尸体，有一万二千名普通老百姓死于暴行。其中不包括手无寸铁或被解除武装的数万名中国兵。”（前引书2，第二二三页） 但在此一万二千名这个数字中也是有疑问的。当时，救济委员会成员、金陵大学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证，也提出一万二千名这个数宇，但正如已经介绍的那样， 这只是在安全区及其附近调查结果所获知的情况， 并在附言中说；“其他，在市内还有许多人被杀，但我们无法调查被杀的人数。另外在市外也有很多人被杀。”（参照本书第一八五页） 贝茨博士除提出上述数字外，还说：从掩埋尸体的情况来看，在南京城内外被屠杀的非武装人员不少于四万人，其中百分之三十左右系普通老百姓，其他为士兵（“便衣兵”）。 贝茨博士所说四万名中的百分之三十，与前面提出的一万二千名这个数字相一致。其余二万八千名，自然相当于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报告中加注所说的数万名这个数字，但前者只是便衣兵，后者的人数是便衣兵和俘虏合在一起。总之，把一万二千名看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死亡者，这点，双方是一致的。但如前所述，贝茨博士并不认为这是被害市民的全部人数。贝茨博士还认为，得出这个数字是“斯迈思教授和我”经过种种调查、观察后所下的“结论”。而且贝茨博士和斯迈思教授都说，那是根据掩埋尸体的情况推算出来的，另一方面又说：全部数字“无法调查”。 再重复一遍。斯迈思教授和贝茨博士推算，死亡的普通老百姓为一万二千名，“便衣兵”为二万八千名（或便衣兵和俘虏合计为数万名）。自然，非武装人员的被遗弃尸体共为四万具。然而，他们都没有就至关重要的遗弃尸体的掩埋情况作详细的叙述。如前所述，根据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确凿证据材料，共掩埋了尸体二十多万具，但他们未触及到这一点。他们基于掩埋的情况，如何“仔细推算”而得出这个数字，即非武装人员尸体四万民，其中普通老百姓的尸体一万二千具？这还是个问号。我们未曾听说在掩埋的尸体数中有非武装人员和武装人员之分类统计。 第61页 很明显，我认为上面所说的关于死亡人数的推算，基于国际救济委员会所作的对当时南京市民之特殊统计调查也好，还是根据领导该调查工作的斯迈思教授在调查报告中加注所说的情况也好，都不很正确。还可以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该调查报告推算，女尸只不过六百五十具，可是仅就两个大掩埋队所处理的十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七具尸体的情况看来，其中女尸就有二千一百七十四具，另外性别不明的儿童尸体有八百五十九具。 就是在进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也未把此调查报告作为证据材料提出来。这可能是由于不承认它的资料价值。再说，从被告看来，该调查报告倒是于他们有利的证据，不过辩护方面未曾把它作为书面证据提出来。因为连辩护方面也认为，该资料所反映的数字，其可靠性是有疑问的。 日本战败后不久，中国发表了关于在日华战争中初期损失的调查报告。 韩启桐编着的 《中国对日战争损失之估计（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三年） 》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第二十四种，一九四六年一月出版） 就是这样一类调查报告。他说，在南京市及其附近五个县的死伤居民达三 万七千八百二十八。这个数字是在《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中之第四表 和第二十五表所示南京市及其附近四、五个县的死亡人数的合计，即南京 市三千四百人，被强行拉走四千二百人，受伤三千三百五十人，共一万零 九百五十人；附近四、五个县二万六千八百七十人。附带提一下，中国方 面对“随便”发表上述数字——作为官方公布的数字——感到为难。 ------------------ $第七节　南京暴行事件的责任 -------------------------------------------------------------------------------- 日本军在中国首都南京犯下的严重暴行事件， 分为集体屠杀俘虏、 散兵——“便衣兵”和对普通老百姓进行屠杀、强姦、掠夺和放火，有必要追究其责任。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进入南京城，是在大半俘虏和“便衣兵”已被处置以后，但进城后，抓散兵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那末，是谁下令干下那种暴行的？ 军部关于不按国际法处理俘虏问题的决定 不言而喻，杀害俘虏是国际法所不允许的。然而，日本军部在日华战争开始时就作出决定，无视这样的国际法精神。 根据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对前中将武藤章所进行的讯问调查记录，武藤回答说，由于日华战争是不宣而战的“事变”，所以“决定对被捕的中国人不作俘虏处理” （《远速》，四十四号，第十九页，载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 1，有缺漏）。这可以解释为对待俘虏问题不受国际法的约束，这是个残酷的决定。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具体表现吧！ 在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侵占苏州前，参谋部根据松井总司令官的命令作出如下决定，那就是四项“关于进攻南京城的要领”和五项“关于进攻南京城以及入城的注意事项”，并于十二月八日向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司令部作了传达。在决定这些命令和训示时，曾就国际法和国际惯例问题听取了斋藤良卫博士的意见，但都丝毫没有谈到对待俘虏的问题（前华中方面军情报参谋中山宁人宣誓供词〔辩证一三四五〕，《远速》，二一四号，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二○一至二○二页）。 就这样，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从未就对待俘虏问题发出过任何指示。检察方面在向证人中山提出反问时，并未特别抓住这一点，但他提起前面谈到的武藤章的证词，并谨慎地表示同意武藤的说法。对此，证人中山认为武藤大佐所说的情况涉及国际法问题，并回答说：“日华事变是非常不幸的战争，其性质也极为复杂。所以我认为，在对待俘虏问题上自然也未能按照国际法正式执行，但在当地，俘虏的待遇事实上是基于国际法精神处理的。 ”（《远速》，二一五号，载前引书1，第二五一页） 前华中方面军参谋只能作这种含意暧昧的回答。证人中山在宣誓供词中就俘虏问题这样写着说：“听说在南京约有五千俘虏，这些俘虏未被屠杀，根据两军报告，已适当把他们释放到扬子江对岸。”收容五千名左右的俘虏这可能是事实，但说是另有人在扬子江对岸被释放，这毕竟是不可信的。事实证明，数万俘虏和散兵遭到了集体屠杀。 军部中央和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不按照国际法精神对待俘虏，不知道是不是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不想让俘虏享受与原来当军人时所处地位相应的待遇。但如果说不遵循国际法，自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下级的解释是不承认有俘虏存在，就是说，即使屠杀俘虏也无妨，不，毋宁是要把他们斩尽杀绝。事实上，各军採取了屠杀俘虏和散兵的方针。即使在未曾指明如何对待俘虏问题的华中方面军司令部里，许多参谋的观点也可能是一致的。 然而，人们认为松井总司令官的想法没有那么残酷。在反问中，当问起枪杀散兵（所谓便衣兵）不正是华中方面军的方针时，证人中山回答说：“绝对没有这回事。”然后，他又说：“不仅没有这回事……在南京入城时，松井司令官如何朝着这一方向（应同中国民众和平提携的信念。——洞富雄注）进行了努力，现在想来也深为感动。”可以推测，这是在暗示在南京陷落后第四天入城的松井大将获知数万俘虏和散兵遭到屠杀的事实后大吃一惊，想方设法予以制止。 第62页 屠杀俘虏和散兵是根据军部命令或师团长命令执行的，这一事实容后再谈。下面要简单叙述的是当时军部中央的状况： 它越发傲慢， 竟然在并非“事变”而是“战争”之际没有明文规定要遵守国际法，虽然这有点离开了现在所要叙述的问题。 没有提及遵守国际法的宣战诏书 在日清战争（指中日甲午战争——译者）的宣战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若只要不违反国际法，希与各权限相应地竭尽全力，决无遗憾。”另外，日俄战争的宣战诏书说：“希于国际条规内竭尽全力，决无遗憾。”这些都把日本军队和国民的战争行为限于国际法的许可范围内。然而，这次“大东亚战争”（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译者）的诏书却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 对此，竹内好[1] 说：“也可以认为，它早已无须顾虑强国监视之目光，因而自然遗漏了。另一方面，不必要地强调‘目存自卫’，与此相关，要‘冲破一切障碍’，其‘障碍’可以理解为包括现有法律秩序在内”（《日本和亚洲》，第一七八页）。井上清[2] 也解释说，践踏国际法，准备在宣战以前进行偷袭（偷袭珍珠港），所以不可能把遵守国际法的内容写入诏书（《天皇的战争责任》，第一五二页）。 -------- [1] 竹内好（1910－1977），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1944年曾应徵入伍，随侵华日军来到中国。1946年復员后继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长期从事《鲁迅全集》和《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等编译工作。——译者 [2] 井上清（1913－），日本着名歷史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长期致力于研究日本近现代史，对日本军国主义天皇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着年甚多，主要有《日本歷史》、《天皇制》、《日本军国主义》等。——译者 宣战诏书所以没有提到遵守国际法问题，认为是“自然遗漏”，这也是一种看法。其实并非如此，有确凿的证据说明，这种遗漏是有意识的。这方面的事实根据是：东条英机在诏书的草案中曾用铅笔写上了关于旨在遵守国际法的内容，该草案现收藏在防卫厅的战史室里。这是来自可靠方面的说法，确凿无疑。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提到国际法不能说是自然遗漏，而是无视东条的修正草案。 如果确有上述东条的修正案一事，井上所认为最合理的解释似乎也存在问题了。根据竹内好的说法，应该认为，军部中央显然抱有一种可怕的想法：要冲破国际法这一现有法律秩序。这不仅是军部中央的想法，而且也可以看作为天皇的想法。我认为，天皇可能是在充分研究了“迄今为止的诏书”的基础上（木户幸一[3]语），不加修改地、原封不动地同意了这个原来的草案。 -------- [3] 木户幸一（1889－1977），1937年后歷任日本文相（后兼厚生相）、内相、内大臣等职，曾与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一唱一和，推荐东条英机出任首相。日本投降后，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3年因病获释出狱。——译者 无疑中央在开始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时就有这种想法。如果这样，那就理所当然地会导致当地军队的军纪败坏。于是，对诸如发生南京事件那样的事件，并且世界各国纷纷指责当地军队，中央自然不会严厉处置应负责任的指挥官，而是採取补救办法了事。 军部是否发出过关于全部杀光的命令 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司令官、各师团的司令官在集体屠杀俘虏、散兵中有何牵连？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日本军指挥官在南京事件中的责任问题，在《周刊文卷》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号上有一则报导，从中可以了解新鲜的事实。报导是根据大宅壮一和当时众议院议员、自民党的一个单枪匹马的人——宇都宫德马所进行的一次座谈。据说，这个众议院议员之父、陆军大将宇都宫太郎和松井石根、本庄繁[4] 两大将等人一起，在中国革命时支持了新兴势力，是军部内的“南方派”的一个人物。大宅和宇都宫两人曾谈到了关于处决战犯松井大将的问题，他们的对话如下： -------- [4] 本庄繁（1876－1945），日本旧军人，陆军大将。曾参加日俄战争，民国初年任张作霖军事顾问；1922年任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1936年任关东军司令官，阴谋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投降后自杀。——译者 大宅：松井大将真可悲！竟被绞死……。南方派少了一个人，实在可 惜。 宇都宫：我同松井家有交往。后来在电车上碰到过他的夫人。“我想 参加共产党……”夫人发起火来说道。松井君是南京屠杀的负责人，但在 事件发生的时候，据说他曾表示悲嘆。日本军的军纪如此混乱，那还是第 一次……。那是柳川平助中将…… 大宅：据说他在登陆时发表演说，“山川草木都是敌人”，并採取了 残酷的非常手段。我们曾在进入南京时见到他那兵团。 宇都宫：在日本陆军中也出现了投机取巧的思想。我曾在战争期间会 第63页 见了荒木贞夫大将。他说了声：“唉！日本已经不行了。”据说，到了横 滨，可以看到正在搬运的装有俘虏的棺材。那是一些木箱子，毫无遮盖。 “如果是过去的陆军，也得盖上黑布，献上一束花”…… 由此可见，实际上与等于未掌握指挥权的松井司令官不同，第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似乎对南京事件实质上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可是在日华战争刚开始并任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在战败后着书说：“与〔上海派遣军〕相邻的柳川兵团未曾施加任何暴行”（《受到审判的歷史（战败密谈）》，第四十六页）。应该相信大宅和宇都宫的证词呢？还是应该听信田中的说法？使人稍感迷惑，但十分清楚，军纪败坏的情况同样反映在第十军和上海派遣军双方，这是事实的真相。姑且不去说那些日本军队中一般军纪败坏的情况，事实上，在进攻南京时，军部是否发出过诸如促使军纪败坏的命令，这是个问题。 关于荒木贞夫大将就处理俘虏问题的谈话，宇都官在《亚洲》杂志一 九七一年五月号上也发表了题为《回忆我的父亲、陆军大将宇都富太郎》 一文，谈了同样的情况。荒木大将曾看到正在搬运毫无遮盖的装有俘虏尸 体的棺材的情景，他悲嘆地说：“唉！日本已经不行了。”在后期，日本 军队连对死去的敌兵也已如此残酷无情。后面在叙述松井大将举行慰灵祭 的情况时，还将谈到这一点。 第十军所属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说，他应太平洋战争研究会的要求进行採访， 看到在该师团的司令部里有一份传达命令的文件， 内容是：“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 （《太平洋战争文献；最前线情况异常》2《对杀戮现场作证的随军摄影记者》，载《朝日艺能》，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四日号。在森山康平编的《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四十六页〕中，这条内容被删）。这一命令事实上也许出自平松鹰史所着《乡土部队奋斗史》一书。根据该书记述，在向崑山进军中的第六师团的司令部接到命令说：“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当时，该师团的高级副官平冈力中佐说了一句：“会有这种愚蠢的命令？”他跳了起来，因而这一命令就“不了了之”。这一命令是从什么地方下达的呢？据平冈中佐说：“柳川兵团自然不会发出如此愚蠢的命令。虽然未能确认命令来自何方，但恐怕是军司令部在上海苦战期间所发出的发疯的命令”（第四○六页）。第六师团属第十军领导，它于十一月五日在杭州湾登陆，在松江西南独断专行，并企图紧急向崑山进击，为此于十二日划归上海派遣军领导，十五日占领崑山后不久，又重归第十军领导（《熊本兵团史》支那事变编，第九十五页）。如平冈中佐所说的那样，第六师团司令部所接到的关于一概都杀的命令，也许是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发出的。正如后面要介绍的，在上海派遣军司令部里，说不定会有平冈中佐所推测的那些事实，因为那里也有像长勇中佐那样的参谋，他性格反常，本知是真是假，他夸口说曾以自己独自的命令屠杀了三十万名俘虏。但如前所述，第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在杭州湾登陆时发表演说，说是“山川草木都是敌人”，因此不得不认为，存在问题的命令也是在登陆当初从第十军司令部发出来的。无论如何，说“未能确认”命令来自何方，则令人可笑。 找认为，上海派遣军或第十军，或双方都发出了如此残酷的命令，那是千真万确的。但下达命令，是否取得军司令官的同意，这一点似乎还是个问题。进攻南京的军队，其指挥系统混乱，岂止松井总司令官发出的要下级严格执行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据说在他指挥下的两军团的司令官对其幕僚和所属师团长发出的关于严格执行的命令也是不起作用的，当时情况不正是这样吗？据河边虎四郎少将在他写的回忆录里说，柳川平助中将同松井石根大将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不好。这里，可能是在统帅问题上有些意见分歧。据说，当时上海派遣军参谋西原曾对河边少将（当时为大佐）说过：“师团司令部里的人对军司令部有意见是不行的。过去毫无怨言、默默地表示服从的第九师团现在逐渐发起牢骚来了，那便是军司令部软弱无力的证据。 ”（《河边虎四郎少将回忆对答录》，现代史资料12《日中战争》4，第四三五至四三六页） 这样，在不敢落后的军官们中间，的确，任性的下克上的风气到处泛滥，因而关于大量处决俘虏问题，也应该认为是在这种风气下所出现的各级指挥系统的独断专行。 进攻新加坡的勐将山下[5] 大将在会见敌将领泼西勃尔时，他的那种 傲慢不逊的劝降态度在前往进行採访的摄影师和记者面前暴露无遗。三十 五年前，据说进攻旅顺的乃木大将在水师营会见欧将斯特塞尔时，拒绝国 内外记者参加和摄影，经记者再三请求，终于同意在“会见结束后，让斯 特塞尔将军及其下属佩着剑，以朋友的身份排在一起，拍摄一张照片”。 第64页 可是，对属下参谋们的态度，连这位山下大将也在他的日记中表示不满地 说：“他们大多是不够细心的参谋。总之，近来的参谋大多专业不精，缺 乏礼节，实为遗憾。”（佐佐木二郎：《战斗与士气》，载《传统与现代》， 一九六九年九月号） -------- [5] 指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旧军人。1938年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率兵入侵新加坡，迫使英国远东军司令官泼西勃尔无条件投降，有“马来之虎”之称。1945年9月向美英联军投降，1946年2月23日被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处绞刑。——译者 在幕府山附近，会津若松的第六十五联队捕获的一万五千名左右俘虏被屠杀，肯定是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执行的。山田旅团长在当时发生事件时所写记录中说，师团长命令我们“处决俘虏”（参照本书第三一七页），师团长可能也是请示军司令部后发出命令的。然而，虽说是军司令部的命令，但在这种场合，说不定或系一部分参谋之独断专行。实际上，当时身为上海派遣军的情报主任参谋长勇中佐曾夸口说， 后来，我对谁都擅自下令，一举屠杀了三十万俘虏。对此，已在第3节（第六十六至七十页）中作了叙述，如在那里所说的那样，说是屠杀三十万俘虏是极其夸大其词的，即使枪杀部分俘虏的命令来自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也不能认为那是长勇中佐一个人的独断专行。 总之，处决幕府山的俘虏问题等等，除特殊情况外，我不认为军司令部会发出一个不留地杀害所有俘虏和散兵这种一般命令的。屠杀俘虏也好，处决散兵也好，那可能主要是师团长及其部下联队长，在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失去正常判断能力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地进行的。但后来得到了军司令部的默认，继续逮捕散兵。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中将的部下助川联队长曾同铃木明谈起： “师团长说不要有俘虏。 ”（《“南京大屠杀”之无稽之谈》，第二四九页）凡此种种，可能是师团长之独断专行的结果。 松井大将挥泪提出警告也被当作耳边风 松井大将在南京事件中被追究责任，当他接到关于死刑的判决后不久，巢鸭拘留所的教诲师、东京大学教授花山信胜曾见过大将一面，听他这样说： 南京事件，可耻之极。在南京入城后，举行慰灵祭时，我提出也要一 起祭祀死去的中国人，可是参谋长以下部属怎么也不理解，说是会影响日 本军的士气。【以师团长为首都是那么认为的。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 尉身份参战，那时的师团长无疑要比现在的师团长好多了。】在日俄战争 期间，别说对中国人，就是对俄国人，日军在俘虏处置问题以及其他方面 都处理得很好，而这次却做不到这一点。自然，那可能是因为政府当局没 有这样考虑，【在武士道或人道这些方面，今日与当时全然不同了。】在 举行慰灵祭后不久，我把大家召集拢来，以军司令官的身份板着脸发起火 来。当时朝香宫也在场，柳川中将也是个方面军司令官，我说，【好不容 易树立起来的皇威，一下子由于那些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可是，此后 大家却都笑了起来。尤为甚者，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仅我个人落到这样的结局，虽一个人，但能给当时军人们以更多、 更深刻的反省，就此意义而言，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好歹已是这样了， 就让我这样死去吧！（《和平的发现》，第二二六页。【】内着重号系笔 者所加。） 这可能是他对军纪败坏的情况所发出的一种悲嘆。由于师团长缺乏人道主义而发出独断专行的命令，日本军集体屠杀了俘虏和散兵，并由此导致每个士兵犯下暴行，师团长们对此却毫不在意。松井大将就师团长们的责任问题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讯问调查记录（检证一○一○四）中说：“朝香宫是在南京入城前来到部队的，鑑于他在本部队的时间较短，我认为责任不在朝香宫。我想说，当事人的责任在于师团长” （《远速》，四十四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七十七页）。然而，他所说的责任问题，也许是就当时所处的地位而言。 松井大将曾说，要对战死的中国人一起进行慰灵祭，但说是会关系到日本军的土气，遭到了参谋长们的反对，结果未能这样做。然而，前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辩证一三四五）中说：原想在进行慰灵祭时祭扫战死的中国人， 后因祭文和其他准备工作来不及， 因而决定推迟时间（《远速》 ，二一四号，载前引书1，第二○五页）。这种供词等于零，事实怎么会歪曲到这种地步！ 住在山梨县市都留郡的释神仙和尚，曾以预备役少将（一说少尉——译者）身份应徵入伍，但他在村公所的官员面前，当众撕掉了应徵入伍的命令，因而竟在宪兵队的拘留所里被整整监禁了一年时间，备受严刑拷打，结果当了从军僧，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前往中国，三天后很快就逃往重庆。和尚说：“提醒我的是，即使错了，也应把敌兵当作佛像来对待。”这似乎是从军僧在离开日本前的观点（森山康平编：《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五十八页），他是在占领南京后一年半左右时间说这些话的。从占领南京以后，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态度一般都是这样。顺便介绍一下，据说和尚还说过：“要说有什么像样的军纪，是在迫近南京以前。” 第65页 ※　　　　　　　 ※　　　　　　　　 ※ 松井大将同花山信胜谈起的慰灵祭，是在举行入城式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八日）把军官们集中起来后进行的。当时，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也列席参加，他对当时情况叙述如下： 我想，到此总该可以结束了吧。就在这时，最高指挥官松井忽地站了 起来，面对以朝香宫为首的全体参加祭祀的人们，开始进行说教式的演说。 〔报导部长］深掘中佐和我都纳闷地听着他说，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但 听到的却是一番申斥：“你们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皇成，一下子由于那些 部分士兵的暴行失去了光彩。”而且老将军的申斥是严肃的，他流着泪， 十分痛心。“你们干了些什么？这不是与皇军不相称吗？从今以后，你们 要始终严格执行军规，绝对不许虐待无辜人民。否则，那又将用供品祭祀 战死者了”云云，他的训戒是很痛切的。我在心里想：“松井君，做得好 啊！”我回头看了看深崛中佐，拜託他说：“现在，世界上都已知道日本 军的残暴行为。我想，要想个办法，将松井大将的训戒用消息发到世界各 国。务必希望得到报导部长的同意。”深崛中佐说：“松本君，我非常贊 成。但现在要马上取得方面军参谋的同意，情稍等一会儿。”（《上海时 代》，中央公论新书版，下册，第二四八页） 那时，华中方面军的参谋没有同意报导部长深崛提出的要求，但报导部长自己承担责任，同意松本发布消息、拍电报。于是，关于松井大特的训词用英文发布了消息。这个消息可能传到了世界各国，但在重要的日本，却未见报，那是不言而喻的。 松井大将对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表示愤慨，这件事很快地传到了中 国，作家林语堂在他当时写的《暴风雨中的树叶》中说：“战胜者日本军 与战败者中国军的崩溃相比，更暴露出了它那不光彩的样子。日本军热中 于暴淫， 不可能继续前进， 以致使日本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也这样说： ‘日本军是世界上风纪最坏的军队。’” 松井石根大将得知他那占领南京的所属部队之暴虐行为后，震动很大。对此，当时在近卫内阁通讯省担任参与官的犬养健在其“零星记录”中说：“大肆进行掠夺和暴行的谣传，似乎确有其事。松井大将听后，悲嘆得几乎昏了过去。”（《扬子江仍在奔流》，第三十七页） 松井大将之悲痛万分的训戒，一般官兵也把它当作耳边风。屠杀、强姦、掠夺、放火行为依然如故，反覆出现。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被任命担任南京地区警备司令官，他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在到年一月初，他对来自中央的人事局长阿南说：“中国人什么的，有多少杀多少。”师团长们哈哈大笑，嘲笑松井大将的训戒，直到翌年二月初为止，欢庆南京胜利的宴会搞得乌烟瘴气。 对掠夺、强姦表示默认 接着是日本兵对普通老百姓所犯下的毫无控制的暴行问题。军司令官、师团长或司令部的参谋们，他们自然不会去奖励强姦和掠夺行为。但可以认为，他们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了这种恶劣行径。 前面提到的前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根据他的同僚、第十军随军记者所谈，在书中记述道：“柳川兵团之进击所以迅速，甚至可以这样说，那是由于在官兵中间有一种‘可以随意进行掠夺和强姦的默契’”（《上海时代》，中央公论新书版，下册，第二四二页）。小川平吉也在他于翌年——昭和十三年四月十八日记下的日记中说，他同香港回来的佐藤安之助谈起，首先提到了日本军的军纪败坏问题，认为“军纪败坏的情况出乎意料。有这样一件事情：在南京，日本军入城后，把避难于教会学校里的妇女强行拉到兵营，施加暴行。牧师和领事偕同妇女前往兵营了解情况，副领事遭到了殴打”。并说：“当中岛师团长（即上海派遣军所属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南京警备司令官。——洞富雄注）向北挺进时，针对松井（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洞富雄注）提出的警告，若无其事地说什么强姦在战争中是不得已的，由此可见军纪败坏的程度。”师团长对士兵们姦污中国妇女的行为无动于衷，令人吃惊（《小川平吉有关文件》1，第三七八页）。如前所述，松井大将在南京人城式后第二天举行了慰灵祭，并说过“你们不是与星军不相称吗？”当他痛切地申斥官兵时，“大家笑了起来，某师团长甚至说那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把官兵的暴行说成是理所当然的那位师团长，大概是中岛中将吧！岂止是中岛，这里说的是“大家都笑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再从小川平吉的日记中引用一下有关资料。他在同年二月九日那天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从上海回来的松井七夫（石根之弟）那里，听到了新的情况：战地荒凉、掠夺和强姦、一冲国要人在建立新政权问题上困难重重等，许多情况是一般人所不了解的。” 第66页 问题不在于劣等兵的百分比 日本军对南京市民犯下的暴行，其残酷的程度是无法辩解的。但也并非军队全都兽性化了。 当时， 日本方面在上海出版的一本小册子 （in speaking on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shanghai, 1937－38. 10－moutains out of mole hills）对此辩解说：“即使承认日本军有若干屠杀行为，承认日本军与外侨之间曾发生过某些事件，但是干这些事件的人与整个在华日本军比较起来，仅占百分之零点一，或百分之零点五，至多百分之一。即使承认百分之一的最高比率，这在拥有数十万人的日本军中，难道算得上是‘大量’的‘坏分子’吗？公正的人是会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的。” 对小册子的这种强词夺理，田伯烈批判说：“其立论的方法，使人们想起女人以‘孩子还小’为理由听凭孩子淘气的做法，为自己掩饰。如果有人认为报告中列举的事件根据十足，那末很清楚，施暴的士兵在在华日本军中所占比例远远超过百分之一，即有四千至五千人。如果有五千个士兵施加暴行，我英军当局感到极为不安。而且，如果知道许多暴行事件是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的，这种不安心理必将更甚。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九十九至一○○页） 田伯烈也认为，不能认为开进南京城的日本兵全都像野兽一样。以检察方面的证人身份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的马吉牧师作证说：“我遇到过少数作风正派的日本兵， 但大部分只是些劣等兵而已”（《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二页）。这种判断稍微有点感情用事，在憎恨日本兵的外侨眼里，日本兵无疑只是些劣等兵而已。胆敢施加暴行的人，恐怕是日本兵的几分之一。尽管如此，非常遗憾的是无法彻底否定马吉牧师的证词。 并非没有外侨对温柔的日本人作过特别描写。在金陵大学附属医院——鼓楼医院帮助工作的麦卡勒姆牧师也是其中之一。但他说，这样的日本人为数甚少。麦卡勒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口述（检证二四六六），其内容以当时的日记为根据，这里，从中引录一下有关内容：“我遇到某些彬彬有礼而且尊敬我们的令人愉快的日本人，而其他人都非常残忍，威胁并殴打我们，打我的耳光，等等。里格斯（金陵大学）曾挨到一记厉害的耳光。我常常亲眼见到一个日本兵帮助几个中国人，又把中国婴儿抱起来玩耍。不止一个日本兵同我们谈起，他们厌恶战争，想回国。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是亲切的，打算把我们救出来，但他们无能为力。有良心的日本兵极少，微乎其微”（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日记）。“今天，医院里有一半职工成功地登了记。我必须报告日本兵的良好行为。最近，有七、八名很好的日本兵来医院看望。我们对他们说，给病人吃的食品十分缺乏。今天，他们带来了一百斤大豆，并有若干数量的牛肉。我们在医院里已有一个月没有吃到牛肉什么的，因而对他们送来这些东西甚表欢迎。他们问我们需要什么东西。”（一月三日那天日记。在法庭上宣读时，这部分省略。同前引书1，弟一一八、一二三页） 五味川纯平[6] 谈过与此有关的情况，他说：“所有兵团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都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态度傲慢。但不是所有的官兵都这样。即使傲慢的、毫无人性的官兵为数不多，但在行动中则占了统治地位。”（《战争与人·10·热火的猎人》，第二部，第一八八至一八九页） -------- [6] 五味川纯平（1916－），日本作家. 生于中国大连，1943年应徵入伍，曾参加侵华战争，到过“苏满边境”。主要作品有《人的条件》、《战争与人》等。——译者 在进攻南京的军队中，许多日本兵很恶劣，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他们在整个军队中所占的百分比。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这一点：即使是一部分人，但的确存在着胆敢无法无天地施加暴行的、毫无良心责备的军官和士兵，而军部当局对他们违反军纪的现象又无意採取任何有效的抑制措施。 外侨视为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的恐怖政策 南京大屠杀在世界上耸人听闻，各国纷纷对日本提出指责。陆军中央部对此虽感到十分狼狈，但只于翌年二月把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和第十军参谋长桥本欣五郎为首的约八十名参谋军官召回国内，对他们提出警告，就此了事。 陆军中央部对在南京出现的恐怖状态，什么措施也没有採取，长时间来一直放任不管，而对上层领导几乎未作出像样的处罚。因此，当时在外侨中有一种强烈的意见，认为从南京事件等所见到的日本兵的残暴行为，是日本军最高当局所採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编着者田伯烈提出的见解具有代表性，他的意见在该书结尾时是这样论述的： 日本军在中国所犯种种暴行，难道只是士兵们在胜利的高潮中之越轨 行动的结果吗？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军当局所来取的有计划的恐 怖政策？也许有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事实告诉我们，结论是后者。军队 第67页 的暴行更发生在占领城市后不久，尤其是在这种占领使疲惫不堪的军队的 军事行动将要结束之后，即使没有分辨的余地，也是能够了解其情况的。 可是以南京为例——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日本军的暴行在占领市区后持 续了三个月时间，直到笔者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离开中国时尚未停止。 因此，笔者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或是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兵处身于 无人管束的状态之下，或是日本军当局企图以恐怖威慑中国人，以此迫使 中国人投降（前引书2，第一○○至一○一页）。 不言而喻，陆军中央部企图对中国民众採取恐怖政策，可以说是疑心生暗鬼。然而当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祖国的繁荣而发动战争时，我认为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事实：他们只是丧失了人性。因为他们要牺牲“大东亚共荣圈”之一员，中国的民众——即使这是他们自己空喊和倡导的，而毫无痛苦之感。 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发生在马尼拉的暴行事件，也是在陆 军中央部的命令下进行的，他们的见解是：“基于审讯俘虏、个人见闻和 没收文件所得的确凿证据，说明了如下令人吃惊时事实，那就是对马尼拉 市的掠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许多令人发抖的事件，并不是在该市处于困兽 犹斗的日本守备部队失去理性而发作的行动，而是日本军统帅部在事先冷 静地一手制订计划所产生的结果。把马尼拉全市置于死地的那项致命的命 令， 直接发自东京” （盟军总司令部谍报科编： 《马尼拉的悲剧》 japanese atrocities inman）。 军纪败坏的直接原因 松井大将对南京占领军的军纪败坏情况及其处置问题这样说：“我认为原因在于：一、到上海以来，艰苦的作战使我官兵的同仇敌忾心理更加强烈；二、由于追击战之激烈而迅速，我军的给养和其他补给不够充分”（《南京大屠杀事件与松井石根日记》，载《日本周刊》，第三九八号）。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日本大使馆在南京举行的茶话会上，新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天谷少将就士兵们军纪败坏的原因，向各国外交代表提出了与松井大将类似的看法。第二天，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致电（检证一九○六）本国国务院，传达了天谷少将说明的要点，内容如下； 少将认为，对日本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问题感到十分遗憾，各国收到 的报告特别强调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所以发生掠夺和暴行，是由于长 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迅速进军造成了 粮食供应不足，军队的疲惫导致了训练不够（《远速》，五十九号，载前 引书1，第一六二页）。 在日本军内出现目无军纪状态的一般原因，诚然，可以列举松井大将和天谷少将所说的那几点。我认为还必须指出与此有关的问题，那就是作战毫无正义，或各部队长为最先攻入南京而急于抢头功，强制部下的官兵进行艰苦的战斗，使士兵的心理状态发生错乱。 在“华中方面军”内部，上海派遣军也由于上海事变以后的连续激战而感到疲惫不堪。加之，需要补充人员，补给弹药和器材，因而当中国军队想从上海突围时，方面军的参谋认为不能进行紧急追击，于是曾考虑停止向苏州、嘉兴一线进击。可是，当中国军队开始总崩溃而退却时，日本军就放弃原来的方针，立即转向南京追击。方面军的作战计划是要在过年后，正月中旬开始进攻南京城，预定足足需要一个月时间，而实际上快一个半月，成功地占领了南京。由此看来，不难想像，士兵们所强行展开的追击战和进攻南京的战斗是多么残酷！ 激烈的战斗行为丧失人性 除了上述直接外因，似乎还有种种更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导致军纪败坏。 首先，这次战争系不宣而战，帅出无名。这是一个很大原因，它无疑导致了官兵的军纪败坏，使他们犹如一支进行掠夺的军队。 其次，是激烈的战斗行为使之丧失人性，这不仅限于日本的军队。前面提到的石川达三所写《活着的士兵》这部小说，就以这样的战场为背景：为打开上海战线处于胶着状态的局面，作为增援兵力的一翼，从华北调来了第十六师团所属的一支小部队，在扬子江下游的白茆港敌前登陆，然后一鼓作气几经激战，终于攻占紫金山，以至于进入南京城。石川所入伍的部队，是跟着攻打南京的特种部队，自然未与士兵们一起经受过艰难困苦。然而，他在这部小说里，如实地描写了在反覆进行的激烈战斗中，官兵们中间有人意识到了这种毫无反省的残酷性。 史沫特莱（agnes sinedley）女士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中，举了一个士兵——出身于东京都大森地区——的例子，说此人在反覆进行的战斗行为中逐渐养成了残忍性。她说：“这个新四军的机关里，摆满了各种战利品，也有许多军旗，其中有两面当作窗帘使用。在战利品中，还有两个邮包，里面分别装满了待寄往日本的信件、来自日本的信件、堆积如山的日本兵所记下的日记等等。我请我的秘书和林世福协助把其中一则日记泽成英文。那是一份署名为中村伍长的长篇记录，对人如何逐渐变为畜生这一过程有较深的研究。……他们抓来了五个住在一起的居民，经过严刑拷打后，全都把他们杀了。应徵入伍的日本新兵们，看到了这些情景感到十分恐惧。中村伍长对这些新兵的情况叙述如下：‘新兵总是这样的，但这些傢伙不久也会这样干的。’” 第68页 好像曾在第十军某部队入伍、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佐藤信助（笔名）说：“战争改变了人，成了只考虑自己利害得失的人。在血腥的战场上的日日夜夜中，所谓自制心或教养一下子全部丧失殆尽。谁都变得眼神可怕，开始出言粗暴，行动疯狂。以若无其事的表情屠杀中国人民的一个中队长说自己是神主之子。现在，他也许以崇敬的神情在神社的正殿供上了祝词。在缺乏教养的一伙人们中间，怕在战败后追究他们为战犯，多少也有人化名后逃了回来。”（《纳粹党恬不知耻的野蛮行为》，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虽然罗唆一些。山田支队曾沿着杨子江南岸向南京进击，该支队的一个辎重兵看到了一个年轻军医也有野蛮行为。该士兵说，他在不断进行手术过程中逐渐养成了残忍性，竟然能泰然自若地进行人体实验，最后色情狂地、若无其事地剖开中国妇女的腹部，割碎了她内部的生殖器组织。他说道；“五个月前，有个扮成男孩模样的女孩，由于受到迫击炮的袭击，伤口痛得厉害，眼看她就要成为一个残废的女人，可是军医还半开玩笑地把她的身体剖了开来，而我也完全成了同犯。我虽然在中途离场，但那并不是因为我对军医们表示厌恶、痛恨和抗议，而只是由于看不惯，感到毛骨悚然。我拼命用泥土覆盖女尸——她被扔在院子里的一个洞内，习以为常的我也不知不觉地害怕起来，想起了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那时的情景。我再也不想回到老婆和孩子那里去了。”（藤原审尔编：《众所周知》，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页） 日本军在马尼拉犯下的暴行，是在山下奉文大将的司令部撤退后，为了破坏美军登陆时的各种设施，留在那里的海军部队主要在被美军攻破的最后几天内犯下的（前引《马尼拉的悲剧》，第一九一至三一九页）。南京事件与此相反，它发生在日本军取得巨大战果后不久。无论如何，那是官兵们在反常心理状态下所干的事件，使人深深感到战争的恐怖性。 诚然，也许战争离不开残酷行为。如果是第三者，也可以冷静地持这种观点。在当事人看来，如果是被侵略的一方，或可以这样进行辩解。“然而，发动战争的人不能抵赖说：战争离不开残酷行为”（森水哲郎：《日中问题的基点》，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日本军事上、政治上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应该对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负责，他们决不能作这样的辩解。 关于日本军队道德败坏的问题，还有必要把它与军国主义教育、军队教育联繫起来进行考虑。这里，就这个问题进行叙述。 郭沫若、林语堂、斯诺控告日本人 在具有国家性质的行动中丧失了人性，这是违反道德的现象，其责任也许不仅在于一个军部。与军部相结合，仅在表面上建立近代国家的明治时期的政治家也必须承担部分责任，毫无批判地予以配合的教育家和其他知识分子阶层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关于这一点，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已故的郭沫若所表明的见解。那就是他关于在近代化日本成长的背后培植了日本国家、日本人的残酷性这一引人注目的解释。这就是他为田伯烈编着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译本所写的序。现将他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夜”所作的序，全文介绍如下： 人类的正义在未能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前，民族与民族或国家与国家 之间，为利害冲突而诉诸战争，原是难免的事。然而，这战事，至少要求 其为堂皇的决赛，要求其破坏的惨祸仅限于战斗的成员与战斗的设备，于 此等人员与设备之外不能任意波及。这是文明民族间所有的义务。然而， 把一切世界公约蹂躏尽了的日本军部，根本上便说不到这一步。自从“九 一八”以后，他们始终是以海盗的姿态出现，擅自造成酸祸的口实，因而 继之以不宣而战的大规模的侵略。毒气毒品，横施滥用，对于不设防城市 与无抵抗的老弱平民，任意施行轰炸，这已经是惨无人道，为世界各国所 一致谴责的行为，而残酷的暴行还要继续到每一次作战过程告了一个段落 之后。大规模的屠杀、姦淫、虏掠、破坏等等的惨剧，在每一个被占领了 的城市中都要表演出来，而且要继续到一月、二月、三月之久，不使成为 灭绝人烟的废墟不止。说到屠杀与姦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髮指者。 已经解除了武装的士兵，被诳骗了去集体地加以扫射或焚烧。十一、二岁 的女孩，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妪，均难免于淫慾者的魔手。有的在姦淫之 后还要继之以残杀，继之以死后的不可名状的侮辱。这罪孽，在人类史上， 实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迹的。 本来日本民族离开原始的区域并不甚远。在我隋朝时代，日本的俗习 还不冠不履，甚且是无盘无俎，以手进食的。隋朝以来输入了我国的文明 始逐渐开化，然而这德泽仅及于沐猴而冠者的上层，并未能浸润于一般的 民众。直至明治初年，日本的一般平民才开始有了姓氏，这原始的程度是 第69页 可以想见的。本来还是半开化的民族，侥倖地又受着了欧西文明的恩惠， 而统制者不能运用理智的力量以事统御，故成为文明利器的逆用，犯出了 人类空前的罪行。这罪行要斥之为野蛮，事实上单纯素朴的野蛮人并没有 这样的酷烈，这样的残忍。这儿，充分地表现出于人类社会的危机。文明 而无理智的统御，文明的利器而遭了逆用，这所招致的结果无疑地是人类 的毁灭。人是有自杀本能的动物，人类不也在开始自杀了吗？ 我们中华民族十二万分地不幸是有了这样的一位“芳邻”，而遭受着 空前的浩劫。我们无数的同胞，无数的文化业绩，都在这浩劫中毁灭了， 并且还在继续毁灭着。我们是成为了文明逆用者的牺牲。然而这牺牲，在 我们不过是首当其冲而已。我们的牺牲，对于全世界全人类，绝不是毫无 意义的。由我们的牺牲警悟了爱好和平的民族，他们便知道了文明的逆用 是怎样危险的行为。由我们的牺牲控御了文明逆用者的越野蛮人——日本 的狂暴军部，使他们的兽行不至于像洪水一样立即泛滥于全世界。我们的 牺牲不仅在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同时，也在为全 世界的人类，全世界的文化筑着血肉的长城，我们是这样相信，这样坚决 地相信着。 《孟却斯德导报》 （manchester guardian，今译《曼彻斯特卫报》 ——译者）的驻华记者田伯烈氏所编纂的这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正是我们所筑着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的写照了。这样公平的客观的写照在 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深赖明达的编者与本书中对于编者提供出宝贵资 料的国际的友人们，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替我们做出了。这儿不仅横 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涨着正义的唿声。编者在高唿着：“中国已经 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对于全世界的人士，不管是集体安全主义者或 孤立主义者，都有切肤的关系……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决定是非曲直的 权利，除非人类甘愿冒绝大的危险，使中国目前所遭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 苦难再演于将来，那末，全世界人士对于英勇抗战的中国，就不应该袖手 旁观，漠不关心呵。”是的，但我们相信，人类是决不“放弃决定是非曲 直的权利”，全世界人士对于我们也并不会“袖手旁观，漠不关心”的， 本书的编者和无数友邦人士正是无上的证明，本书的出世备受了全世界热 烈的欢迎，也正明白地表示着，我们的友人是布满于全世界的。 现在本书的译文又呈现在我们自己的眼前来了。我们对着这片血肉长 城的写照，我们相信，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必然会感受着无限的悲愤而 愈加勉力。我们要为死难及受害的同胞们致哀，要向同情于我们的国际友 人们致敬，而同时要倍加觉悟着自己的责任，要把保卫祖国、保卫人类、 保卫文化的使命，彻底地完成。我们相信，我们正是在执行着“决定是非 曲直的权利”的。抗战快满一周年，敌人已经在作最后的挣扎了。我们始 终相信者，人类的正义终必有树立其绝对的权威之一日。 要理解郭沫若的文章，必须考虑他在执笔时对逮捕他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流露的强烈的敌意和厌恶感。但这且不说，我认为郭沫若是中国最着名的日本通，也是优秀的学者和作家，应该虚心听取他对近代化日本文明所作的批评性的解释。 明治的领导人以和魂洋才为座右铭。所谓和魂，实际上以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为基调，他们甚至企图以此来改变本来就是异质性的民族精神。这里出现了沟通统治者与民众的“国民思想”。 可以说，是明治文化给这种封建的和魂戴上洋才即以物质文明为主的欧美文明的假面具。由于是前近代与近代的结合，所以未能充分协调，自然就产生畸形的东西，由此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产生出郭沫若所说的那种比野蛮人更残酷的文明野蛮人的回家。 郭沫若所作的那篇序，未见收录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录》里，也没 有收录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十一卷中的《羽书集》（五十 九篇）里。我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最近出版了上海图书馆 编纂的《郭沫若着译书目》，从该书目看来，一九四一年香港出版的《羽 书集》（七十四篇）和一九四五年重庆出版的《羽书集》（五十八篇）都 未收录这篇序文，由此可以想见，并不只是在战后出版的《沫若文集》里 没有收进这篇序文。另外，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广东出版的《文艺与宣传》 和丁三编的《抗战中的郭沫若》 （战时小丛刊， 出版时间不明）第四编 《最近言论》等，也未收录这篇序文。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出版后不久，正当武汉陷落之际，因 第70页 而它失去了在国内广为流传的机会，连郭沫若自己手头也没有这本书，也 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未能把这篇序文收录在他的那本《羽书集》里。 现在，在中国已很少能见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在上述书目 中“会集和选集”（包括部分郭沫若的着译）这个栏目里未编入这个书目， 由此也可以估计到这一点。 在郭沫若的文集里，未收录他的那篇序文问题，还有下列看法，也不 是不可以考虑的。 一种看法认为是别人随便利用郭沫若的名义。然而，难道有这样的人 吗？他利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名义，为在其身边汉口 发行的那本书作序？ 另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篇憎恨日本人的文章，感情色彩较强烈，因 而郭沫若作为日本通，他不想把这篇序文当作自己的东西留下来。这似乎 也有可能。 另外，郭沫若还写过论文，题为《日寇的残酷心理之解剖》（一九三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它也没有被收录在上述《文艺与宣传》、《抗战中的郭沫若》 和《羽书集》中。 介绍了郭沫若的评语以后，接着想听听中国作家林语堂的意见。他也就日本军的残酷性，向日本人提出了控告。一九四一年他用英文写的小说—一《暴风雨中的树叶》，篇幅更长了一点，亦试引几段如下： 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人类在今天才看到：士兵们轻蔑地一笑，把 婴儿抛到空中，然后让他巧妙地落在锋利的刺刀尖上，称它为体育运动。 今天又把俘虏——他们被蒙住眼睛而站在壕沟旁边——当作练习拼刺刀即 有组织地训练杀人的标靶。有两个士兵（事实上是两个少尉。——洞富雄 注）追踪着从苏州败退到南京的中国兵，他们互相打赌，看谁先砍杀一百 个人。两人的杀人记录每天引起了他们的同伙的热切关注。通过高尚的武 士的规范，大概可以向其封建社会的国民说明他们的行为。但是，这种说 明对其他各国的民众是行不通的。这种事情对正常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发生 的。甚至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里也不可能有。在非洲未开化的人们中 间也不可能有。在人类与大猩猩——在未开垦的原始森林中跳来跳去—— 之间的亲缘关系的交往中也不可能有。从大猩猩本身来说，也是这样。大 猩猩只是为了自己的雌猩猩而进行搏斗和厮杀。甚至在文明的最初阶段， 在人类学上也没有那种为喜欢杀人而杀人的记录。 不，那种恐怖行为是人的行为，是一个种族的人对另一个种族的人所 採取的行为。大猩猩不会把囚禁的大猩猩集中起来，把它们关在草蓆棚里， 并浇上汽油，点起了儿而且笑个不停。大猩猩虽在白天肆无忌惮地进行交 配，但不会去看别的雄猩猩进行交配而从中取乐，也不会等在隐蔽的地方 轮到自己去交配。而且它也不会在完事后用刺刀戳入雌猩猩的生殖器内。 大猩猩的喜悦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在进行强姦和污辱之际，强迫它的同 伙站在一旁。 这些事件，本来不应通过创作来反映。因为那很可能被认为是得了精 神分裂症的、想像力丰富的作家所设计的。不，这些事件只能应由中国战 争和日本帝国军队的相当可靠的考证史才能反映出来。它只有成为歷史性 记录和国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才可信。创作是不可信的。我们对这些事件 只能谈这一些，因为我们不是搞歷史的，而是搞创作的。可是，我们对一 种现象发生了兴趣，而这种现象，深深地隐藏在日本人的人种心理学研究 和以全人类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中难以理解的诸领域内……这些事实清楚 地反映了他们患有性暴露症。然而，具有武士传统的日本帝国军队在世界 人民面前竟不知羞耻地一起脱下裤子，进行自渎行为，同时让自已只想在 南京这个遥远的亚洲城市暴露自己，那如何来说明这一事实才好呢？如何 说明日本帝国军队才好呢？——如何说明其精神，如何说明其意识形态， 如何说明其战术的粗暴性，而又如何说明消化不良的西欧军国主义与同样 消化不良的中国儒教——在中世纪的结构上不彻底地移植于日本自身的封 建神道——相结合呢？日本的军官们对此是怎么考虑的？日本的士兵们对 他们自己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日本的军官们要继续这样干？他们能够制 止这样干吗？或者他们愚蠢地想起恐怖战术，甚至奖励或强制士兵这样干？ 如果这样，问题也许非常复杂了。所谓缺乏强制性的纪律，不能确切地说 明那种轻率的、不合情理的、而且是一概掠夺、缺德和兽性行为。 林语堂对日本军的暴虐，在理解上，悲愤之余可能也多少有些夸大。然而，该小说的日译者竹内好对此说：“我一面翻译这部小说，一面由于手不时发抖而握不住笔。真是残酷到了极点。当然，即使有些夸大或歪曲，但当我想到中国民众所经受的悲惨遭遇，就没有勇气提出意见去纠正它。我在翻译这部小说时，实在觉得难受，很想转移一下视线，但终于抑制了这种心情。”（日译本，第三二六页） 第71页 在日华战争开始后就在中国充分看到日本军的所作所为的埃德加·斯诺，也就日本军的野蛮性问题叙述如下： 任何人种，在战争时往往很容易出现野蛮性。但即使承认这一点，在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也不会有人像日本军队那样将人格堕落的形象深 刻、彻底而有组织地暴露出来，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为亚洲而战》）。 还有，如前所述，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马尼拉的暴行事件是在陆军中央部的命令下发牛的，但对胆敢犯下这种暴行的日本人的心理状态，指出如下： 虽说有上级命令，但能够干下这种令人可怕的罪恶行为，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的人？他们出生在日本国内各县、各城市，而且是在那里成长起来 的。他们的双亲和教师们现在仍生活在日本。他们的兄弟姊妹现在仍同我 们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同我们每天在街上看到的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值得惊嘆的事实，是研究日本人心理的人们所要经常感到苦恼的课题 （永芳隆：《长崎之钟》，附录，第一九五页）。 这些发言都严厉拒绝这样的观点，即以战争中的普遍残酷性抹去日本军在南京和马尼拉的暴行。 集体犯罪果真是日本人的原罪吗？ 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作田启一和高桥三郎的看法，它反映在载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号《展望》杂志上题为《我们内心的战争犯罪者》那篇文章里。这篇稿子报导了这样一件事：在太平洋战争末期，驻屯在沖绳石垣岛上的日本海军警备队曾屠杀三名美军飞行员。作者在详细介绍这一事件经过后，并就日本人的集体犯罪问题断定如下：“我们日本人，作为单个的人，决不愚蠢，也不残酷。但如果一旦捲入了某种集团，我们就会像狂人一样行动。同集团採取一致行动，有时成为我们的长处，然而由此也会产生难以救药的愚蠢。……集体犯罪是日本人的原罪。据我们推测，日本人对集体犯罪根本没有免疫力。”（作田启一：《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第一○六至一○七页） 即使纳粹德国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不值一谈，但它也有程度上的差别，无论什么地方的军队，都有集体犯罪行为。要是说原罪，自然，那也可以说是人类的原罪。不过，关于日本军队在后期的道德性问题，有必要从社会学的、歷史的、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进行综合分析。当时中野好夫已在论坛时事评述中指出了这一点（《每日新闻》，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号文化栏）。中野好夫说：“笔者们怀疑这也许是日本人的原罪。也许是这样的。不过，我总觉得，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日本人的原罪，就像社会上人们经常议论渎职的议员那样，斩首、刺杀等行为已成为军队的一种习惯，而战争末期的日本军队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对此，笔者们也承认石垣岛事件是“日本军队制度上的结构与一时的群众心理相互补充和强化而出现的惨状”。对于日本军队的末期症状，似乎尤其需要作“军队社会病理学”的诊断。 诚然，日本的现代军队——中野称之为“末期的日本军队”，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残酷的程度，后来越来越厉害了。 作田提到的是，在沖绳发生的日本军对美国兵所採取的暴行事件，沖 绳，日本军在中国大陆所犯下的暴行在那里投下了阴影，以至于日本军在 沖绳决战时集体自杀。据说当时该岛有几个守备队长要求岛民集体自杀。 但从庆良间群岛的渡嘉敷岛事件看来，事实真相是命令岛民玉碎的与其说 是驻屯部队毋宁说是岛上的警察和村长要岛民自发地集结到玉碎场。对此， 有个岛民作证说： “村长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 安里警察是本岛 （沖绳本岛）的中城村人，也是在中国参加野战后回来的。日本军在中国 施加了暴行，如果一旦失败，情况将会怎么样？那是一清二楚的啊！”对 此，谷川健一说：“在支那事变时，安里警察和古波藏村长都是现役军从 而且是同一时期的。他们亲眼看到日本军抓走了中国居民，杀死男的，奸 污女的。从日本军对中国居民的犯罪行为看来，他们对美军也採取了同样 的举动，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沖绳的日本兵》，载《展望》，一 九七一年八月号） 渐趋堕落的日本现代军队 在明治维新的变革中诞生的日本现代军队，似乎从某个时候起就已渐趋堕落。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七日，畑俊六大将接替松井石根大将担任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他说： “说起来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在日俄战争中也没有听说发生过掠夺和 暴行之类的事件，而在这次战争中却发生了若干暴行事件。……我这样认 为， 这难道不是日本的道德观念的基础比日俄战争的时候差了吗？ ”（ 《南京屠杀确有其事吗？》，载《丸》，一○六号：《大陆军战史》） 畑大将认为，日本兵对待战场上的民众和散兵，其态度，在日俄战争与日华战争相比时有天壤之别。 对此， 在“华中方面军”担区副参谋长职务的武藤章中将（当时为大佐）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检事审问书中说：日本军队胆敢施加暴行，那是从一九一五年出兵西伯利亚时开始的，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时，“这种暴行在日本陆军中没有先例” （《远速》，一五九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七三页）。 第72页 可以这样理解；畑和武藤两人所说的日本军队之道德败坏，一般是从日俄战争以后开始的，其显着表现是在出兵西伯利亚时。这一事实，自然同日俄战争以后出现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直接相关，两人的发言是引人注目的证词。 这种道德败坏，不只限于士兵。似乎在师团长以下的全体军官中也都能看到这种情况。松井石根大将在同花山信胜谈话时，对师团长一级道德败坏问题激烈地指出。“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那时的师团长无疑要比现在的师团长好多了。”（参照本书第二二七至二二八页） 如前所述，畑和武藤两人就日本军队的军纪败坏倾向所提出的证词内容，考虑到与日俄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有关，但是否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好像还是个问题。 我对畑和武藤两人所说的话，一开始就产生若干怀疑。因为在中学生时代，通过军事教练的教师、退伍老军官所谈的亲身经歷，曾听到过当年暴行的事实。我又通过家永三郎所着《太平洋战争》一书，看到了当年在台湾发生的有关暴行的照片， 那是他从他父亲家永宜太郎——一八九五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后委以陆军步兵少尉而前往台湾赴任——少将的遗物中发现的。 其实，在《亚洲》杂志一九七一年八月号所载《南京大屠杀》一文中提出的所谓在“日俄战争以后”云云等观点，立即受到了鹈野晋太郎——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上和藤田茂中将等七人一起被判了罪的当事人——的批判，他的批判文章发表在该杂志同年九月号，题为《〈南京大屠杀〉读后》，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事实上，日本军在日清战争时，攻入旅顺后不久，进行了如同在南京发生的那样的大屠杀，杀害两万人，这段歷史应如何看待？……从明治政府建立侵略性的天皇制军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宣传活动，说要进行‘征伐台湾’的大屠杀，直到‘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为止，其残酷性始终不变，这一点是令人难忘的。” 虽然已有上述批判，但我重视畑和武藤的证词，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南京事件》中，详细地介绍了鹈野的批判文章，并对他们两人的证词表示有若干疑问，即使这样，我仍固执己见，不想修正自己的观点。原因之一，那是因为献身中国人长达四十年之久的传教医师克里斯蒂——一八八三年来到奉天（渖阳）——在其所着《奉天三十年》 （dygald christie; thirty years in mukden, 1883-1913,london, 1914. ）一书中，说是在日清战争时，日本军的军纪严正，出乎意料（上册），根本没有提及在旅顺所发生的屠杀事件。 克里斯蒂牧师在战争开始后即去牛庄（营口）避难。如果发生了鹈野所说的多达两万市民被杀之大屠杀事件，这一传闻当然会传到在牛庄避难的牧师耳边，他理应把它写入自己的那本书中，但该书却看不到这方面的叙述。该书的日译本是由矢内原忠雄翻译的，在战争期间出版。人们认为，可能由于书要被检查，因此他对某些情况略而未译，但看了原着后，才知道它还是一个全译本。那末，克里斯蒂为什么不去特别写旅顺大屠杀事件呢？实在令人费解。但在该书中也可看到关于日本军暴行的若干叙述，兹介绍如下： 日本军不断进军，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地占领了旅顺、开州、海州等。 几个城镇和村庄遭到破坏，许多无辜市民被杀，几百个人在严寒的冬天流 离失所。 克里斯蒂所说遭到破坏后许多居民被杀的“几个城镇”，其中当然包括旅顺，但那里平时人口只有五千左右，即使附近有多少人为战火所迫而逃入该市，或有许多散兵换上便衣后混入到市中心，但我不信会有多达两万的中国人被屠杀。 在陆奥宗光的《蹇蹇录》（第九章）、有贺长雄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和中冢明的《日清战争研究》中，都提到了旅顺屠杀事件，虽然我过去不知道这些情况，但也决没有想到会发生那么严重的大事件。 然而，作为歷史家来说，这是天大的无知，其可耻的失策已经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旅顺大屠杀事实上是存在的。 我是通过藤岛守内的《屠杀之地‘满洲’之行归来》其一、二（载《潮》，一九七二年九、十月号）才确认这一事实的。据说，藤岛从渖阳辽宁大学的教师们那里获知旅顺大屠杀的有关资料，那就是事件的目击者英籍船员詹姆斯·艾伦所写的《旅顺落难记》（中译本）。藤岛回国后，在国会图书馆里找到了艾伦用亲身经歷写的原着（under the dragon g, 1898.），并对其内容大要作了介绍。书中说，一受害者达六万人。 不久，我又看了一九七三年十月上源淳道写的《“东方史”和“亚洲史”》一文（收录在《近代日本歷史学的发展》，下册，青木书店出版），了解到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 的记述及其所引英籍国际法学者霍兰德着书（thomas e. hnd;studies in internationalw, 1898. ）研究的情况，不要说是受害人数达六万人，就是说两万人也言过其实。尽管如此，我觉得居住在旅顺或在那里避难的中国人多半被残酷杀害，这是必须确认的事实。与此有关，还可看到两、三幅随军画家所画屠杀的场面，那是公开出版的。 第73页 在已经获知这一事实的今天，摆在我面前的新的任务，是要对日本军的残暴性弄个清楚。 ※　　　　　　　 ※　　　　　　　　 ※ 诚然，日本军队残暴成性，由来已久。但事实上, 这个军队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发残暴。对于在日本军队中所反映出来的这种素质变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年轻军官“勇勐”无比 在检查官审问武藤中将的记录中，还能发现如下问题。检查官问：“你知道在中国和菲律宾许多无辜妇女和儿童被杀害，有的被强姦，不感到良心上的责备吗？”武藤中将答：“在南京和马尼拉发生暴行后，自己觉得身为与这两起事件有关的参谋官员， 感到在日本多队的教育中缺少点什么。 ”检查官认为好极了，就插话：“你认为在军事教育中缺少些什么？”武藤避开话题说：“在南京和马尼拉施加暴行的军队是紧急动员来的，未受过正规的军队教育。”他还就日本军队的暴行以南京事件为契机在高级军官中有所反映的倾向发表议论说：“这证明日本人的素质和人格逐渐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善家庭和学校教育。”这是非正式的议论，它归罪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像武藤中将所认为的那样，南京占领军之素质所以差，那是因为日本军的大部分是未经教育的补充兵和未接受再教育而被迫赶赴战场的预备役士兵，也许可以这样说。对此，崛场一雄大佐也在他那《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七五九页）中说“这些问题应当仅指责军队吗？军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应徵入伍的，毋宁说国民的反省很有必要，何况是未经教育且年纪较大，而应徵入伍的人素质较差且问题较多，则是经常性的。” 但据我的曾当过南京占领军通讯兵的义弟说，满不在乎地施加暴行的，主要是年轻军官和士官候补生。所谓“年轻军官和上官候补生”云云，在旧着《日本近代战史之谜》中有所记述，但根据以平冈正明为中心的五人採访小组的调查、採访、研究和执笔的《日本人的三光作战》一文中，引用了这些情况，说：“这可能像洞富雄所说的那样。我在这次调查范围内，也从旧军人的回忆中，听说日本军的顽强性和残暴性，主要在于下士官和年轻军官。他们亲自参与屠杀，并作示范，也叫新兵这样干，进行了杀人教育”（《日本人的三光作战》，载《日本之秋》季刊2）。当时参与南京事件的年轻军官， 现在自然都已上了年纪。 在《日本记录》中所收《花冈事件》一文的笔者野添宪治也说：“现在，在我周围上了年纪的旧军人中，很多人在酒醉后傲慢地说，他们在大陆的行为是野蛮的”（《强行带走的结果》，载《潮》，一九七一年七月号）。年轻军官是典型的日本军人，是单纯地培养其军人精神的，由此可以说，它很明显地反映了军队教育与对敌对国家人民犯下暴行之间的联繫。 关于这些年轻军官的残暴性，我们曾经听到过下列证词。鹈野晋太郎自己承认：“在担任见习士官、少尉和中尉期间，大约直接杀了四十五个人，命令部下虐待俘虏而间接杀害了二百二十五人以上。”他说：“曾入侵中国大陆多达数百万的日本军官兵，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尉级军官，是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最狂暴的重要人物，我们所作所为，说是兇恶的化身也不过分。”（前引《〈南京大屠杀〉读后》。鹈野也在《世界》杂志一九七一年十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手记，题为《以被控告的立场进行控诉》） 由此联想到，当进攻南京的追击战开始时，有一个传闻，说是片桐部队的两个少尉相互进行在“占领南京前谁先杀死一百个人”的比赛（《东京日日新闻》，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六日、十三日报导）。所谓谁先杀死一百个人的比赛，事实上是从无锡出发，到攻打紫金山时结束。这两个少尉，一个杀了一百零六人，一个杀了一百零五人。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竟能分别杀死一百多名中国兵，这是正当战斗行为的结果吗？还是屠杀？铃木二郎——当时作为《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曾向报社发了关于这一杀人比赛的消息——在他前几年写的报告文学中提到：两个军官说过，“两人一起逃跑的就不杀”（《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丸》，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然而，据当时报导，说m少尉（指向井敏明少尉， 一九四七年引渡来华。经审讯后作为战犯被判死刑——译者）在横林镇战斗中杀死了五十五人，他果真能在一次夜战中杀死这么多进行抵抗的对手吗？可以断定，他杀的多半是俘虏来的不抵抗的士兵。当时两个军官所说的， 是一种隐瞒事实的抵赖。志志目彰曾听当年进行欢杀百人比赛的n少尉（指野田毅少尉，一九四七年引渡来华，经审讯后作为战犯被判死刑——译者）谈起过攻打南京的情况，那是他来到母校——鹿儿岛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向小学生说的。当时，他听到该少尉这样说： 报上说是乡土出身的勇士，或进行砍杀百人比赛的勇士，那是指我干 的事…… 实际上，我在突击过程中遇到白刃战时，只杀了四、五个人…… 第74页 我向已经占领的敌人壕沟那边叫喊：“你——来来！（用中国话叫喊， 原文如此——译者）”于是中国兵一个个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要他们排 在一边，逐个杀死。…… 说是砍杀百人，实际上真正杀的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我们两人进行了比赛，后来常有人问我，你没什么事？我说，我没什 么事……（《砍杀百人比赛》，载《中国》杂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号） “砍杀百人比赛” ，也是一种屠杀。n少尉屠杀了一百多个中国兵，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没什么事，”这就是年轻军官肆无忌惮的精神状态。 大约在十年前，伊赛亚·本·达桑、山本七平、铃木明三人曾提出执 拗的主张，认为发表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导， 纯属虚构。 我的那篇对此虚假说进行详细批判的论文，收录在《驳南京大屠杀是 “无稽之谈”论》第一部（第十四至一三八页，现代史出版会出版）里。 另外，五味川纯平认为“砍杀百人”的行为。并非像报导所说的那样威武 勇敢，实际上是屠杀俘虏，他在《战争与人》10一书中说：“在彼此进行 白刃战时，他们自己杀了多少人是记不清的，谁也不会确认其所杀的人数。 要确定，必须有在场的目击者作证。当时的情况并非是白刃战，他们所杀 的，无非是被他们抓来的人，是丧失斗志、如同难民或俘虏那样的一些人， 是在进军途中抓到的散兵。这已不是什么威武勇敢，而应该说是残忍。” （第一八九至一九○页） 关于年轻军官的这种残暴性，也有人——亲身经歷过战争的人——同我的理解抱不同看法。据作田启一所着《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据说，当他在《展望》杂志上发表上述考证性的论文时，前参谋崛江芳孝曾向他发表如下意见：“在中国时，我觉得上了年纪的士官、下士官和士兵中，有许多人强烈要求让他们去处决俘虏，为了拒绝他们的要求，负责人需要有很强的信念和统率力。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下面的要求所左右，对他们处决俘虏表示默认。可是，在出身于农村和学徒的士兵中，相反有不少人想保全俘虏的性命（第一○七页）。不错，这样的士兵肯定是有的。但怎么能说明这是普遍倾向呢？何况，似乎从中可以看出，那是职业军人瞧不起少尉和下士官——他们是由预备役应徵入伍一年后提升为志愿兵的。 军国主义教育、军队教育和官兵的道德观念 在南京占领军中所以出现军纪败坏的情况，其原因，如前所述，可以举出很多，但最重要的是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队教育，导致官兵的道德败坏，这是个最大的问题，必须研究。 畑大将和武藤中将企图从日本人道德观念普遍薄弱中，找出日本军士兵的军纪、风纪败坏的根源，但我决不能同意在日本军队教育中处于负责地位的、那种第三者的发言。如果即使有这种倾向，但土兵的道德败坏难道不是由于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队教育所引起的吗？对此，畑大将内心里丝毫没有反省，我感到很遗憾。特别是日本军官鼓吹对中国及其民众的根深蒂固的蔑视，鼓吹无视对方民族感情的同仇敌忾之心，使日本士兵的心情受到了可怖的影响。对这种影响，可以认为不只是畑大将一个人没有感觉到，恐怕陆军首脑部里的人都没有感觉到。 这里介绍一个着名军官的例子，他曾肆无忌惮地说过瞧不起中国人。 据说，昭和十一年五月，当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在新京（当 时伪满首都，即今长春——译者）同关东军负责谋略工作的参谋田中隆吉 中佐举行会谈时，田中参谋竟敢说： “坦率地讲，对中国人的看法，你和我根本不同。你似乎把中国人当 作人看待，我认为中国人是猪猡。对他们怎么干都行。” 松本听后，曾在文章中写过； “不论他说得多么坦率，但我从日本军人那里听到如此荒谬的看法和 如此粗鲁的语言，这还是第一次。想不到让这样的小子操纵着关东军的谋 略工作，我不仅感到可嘆，而且替日本觉得可悲。”（《上海时代》，中 册，第二○九页） 正如松本所说，听到这种粗暴的语言是“第一次”，但蔑视中国人， 可以说是军官，从而是士兵的共同看法，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当 时陆军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杀的情报后，曾派人事局长阿南前往当地了解情 况，南京警备司令官中岛今朝吾中将竟敢对他说：“中国人不论多少，统 统杀掉。”他如果不极端蔑视中国人，说话就自然不会用这种口气。 再举一个士兵的例子。一九三九年在和歌山参加第二十八联队的大前 嘉就他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说： “那时，中国人是蝼蚁之辈。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杀死蝼蚁之 第75页 辈，还会受到什么良心责备吗？”（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 《致不懂战争的一代·42·和歌山编〔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兵〕》，第一四 九页） 在这一编中收录了二十多篇手记，全都毫不掩饰地揭露了屠杀、拷打、 强姦、掠夺等各自所犯下的疯狂罪行。其中有一篇题为《在野性的那边… …》，结尾时这样说： “我未能杀过蝼蚁之辈。但我不得不承认，在自己身上兽性的一面， 潜伏着难以捉摸的魔鬼般的生命力——以杀人为游戏而从中取乐。所谓战 场，意味着在这块土地上予那妖魔以生存的观利。” 我觉得这时使用这种语言，稍感踌躇。但其实是最出色的。 中国派遣军的情报员、下士官山冈繁，在日本战败后曾作为战犯在苏联和中国关押了十年，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并在日本军队的“军人精神”薰陶下，产生了令人可怕的精神状态。对此，他这样说： 当时，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而对其他民族采 取蔑视态度。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杀人当作英雄行为，并从崇 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对强者、掌握权力的人 绝对服从，对弱者、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这些思想是从少年时代就 开始接受教育，在军队里通过军人精神的薰陶而形成的。正由于有这些思 想， 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 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 《我的体验：控告侵略战争》，载《新评》，一九七一年九月号） 徐平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担任助理检察官，中国解放后，即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对日本战犯——包括山冈繁——进行审判时，他担任第五十九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和其他两师团长的辩护律师。他有机会去详细查明三个被告当作战犯处理的原因，因而明确说：“他们为什么如此野蛮残酷？为什么公然侵犯国际法规？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敌视中国人民的？我曾详细问清了这些问题。他们的回答大体一致。他们在小时候也和其他国家的儿童们一样天真烂漫，一旦进入小学，学习教科书，他们中间就开始滋长军国主义思想。‘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思想在青少年时代已逐渐形成。后来，他们入陆军学校，从事军务。从此，东条、广田等人鼓吹侵略战争的言论就成了他们的主导思想，以至最后狂热地执行军国主义政策，屠杀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人民如何反对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行为》，载《人民中国》，一九八二年十月号记者採访记） “在这次战争中，当军部处于败北之时，一亿玉碎的思想在他们中间 高涨起来。于是，在沖绳本岛陷落时，十六万以上居民与守军共命运，被 置于死地，甚至在几个所属的岛屿上，还发生了强制居民集体自杀的事件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结果部队长却活下来当了俘虏）。不仅如此，当 迎击美军进行本土决战时，甚至有像大本营某参谋那样的人向坦克部队发 出指示：开过去，对挤在路上正要逃向内地避难的民众们，毫不客气地压 死他们，前进！”（司马辽太郎和鹤见俊辅对谈：《歷史中的狂与死》， 载《朝日杂志》，一九七一年一月号）军人们不许本国民众投降，以至于 要他们一起干，直至战斗到死，并为进行有效的战斗，竟然用咱己的双手， 通过残酷的手段，把他们当作牺牲品而毫不介意。 军人们的精神状态自然，可能是其在战争本期所反映出来的一种疯狂 性，而其本质必然归之于通过军队教育所灌输的“军人精神即法西斯主义 者的精神结构”。 像山冈所说的那样，日本人所以若无其事地对中国人施加暴行，也可以说是由于对中国人採取了强烈的蔑视态度。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胆敢做出蔑视中国人的行为，还是从日俄战争后不久开始的。 那是发生在东北地方（旧满洲）的事情，前面提到的克里斯蒂牧师这样说： 日本军在以前的战争（日清战争）中的正义和仁慈得到赞扬，而一切 放荡行为却被忘记得一干二净。今天是战胜者应同满洲农民结为永久友谊 的大好机会。屡次苦于战乱的这些农民们，把日本人当作兄弟和救星表示 热烈欢迎。于是就很容易地开拓了长期占有这块国土之途径。而且许多人 是这样希望的。可是不管日本当局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目的何在，普通士 兵和来到满洲的一般人民是没有能力认识他们这种地位的。他们的看法是： 打败了一个大国的人民，日本是最优秀的，应该无视中国。由于他们头脑 中存在这种思想，因而不是作为救星而是作为胜利者来到中国，把中国人 看成为被征服者，予以轻蔑对待。 一旦取得和平，日本国内最低下、最恶劣的一部分群众进入中国。中 第76页 国人像以前那样继续受苦，失望的情绪越发使他们怒不可遏。今天战争已 经结束，留下来不走的许多低下的普通人民继续进行剥削和不法行为，因 此中国人很不理解。正如有人所说：“俄国人有时也没收我们的财产，但 许多人则付出了四倍于价值的钱。日本人尽管说要付钱，而实际上却连价 值的四分之一的钱也没有付给我们。于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幸的是对 日本人表示厌恶，对他们的动机存有猜疑，不愿同他们合作共事，这种倾 向有增无减。要彻底消除这种感情是困难的。”（《奉天三十年》”，下 册，第二六三至二六四页） 克里斯蒂牧师把日俄战争后来到东北的日本人说成为“日本国民中最低下、最恶劣的一部分群众”。诚然，在他们中间可能有许多低下、下流的人。尽管如此，是否能说他们是日本人中间最差的呢？如果他们坏，是否可以说，那是反映了日本人普遍坏，或变得坏起来了呢？ ※　　　　　　　 ※　　　　　　　　 ※ 前面谈到的是预备役兵和补充兵的暴行问题，现在想消微研究一下出身于农村的士兵的“残暴性”问题，这是个与上述问题有关的经常遇到的问题。 崛田善卫以南京事件为背景写了一篇小说，题目为《时间》（发表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号《世界》上）。作者通过主人公中国人陈某的口提到岛田这个农村出身的朴素的勤务兵，说：“朴素——但我知道，与城市工人相比，他们更加残忍。” 在胆敢进行残酷行为的士兵中，较多的人出身于农村，这或许是真的。但即使有这种事实，那也不能说明农民本来是残酷的或野蛮的。因此，我很难同意这样的看法：“我深深感到，日本军的残暴性是潜伏在日本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残暴性在这种场合的反映。当时，我即想到了日本士兵和日本农村的落后性。”（《朝日新闻》专栏，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 我认为，日本农民本来是善良和朴素的。正如前面所述，他们在维新变革后，有一种封建的、恐怕带有残暴性的武士社会的思想和习惯，作为“国民道德”强加在他们头上，而且还得到了神国思想和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于是，朴素的农民一直接受这种思想的灌输，他们成了法西斯军队的兇勐的战士。我们必须这样理解。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认为：“日本人强加于人道的令人可怕的罪过，是日本五十年来宣扬‘皇道’和‘大和魂’之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前引《马尼拉的悲剧》，第一九六页）。中国作家夏衍也这样认为：“在过去一段时期里，军阀、浪人和背叛革命的人统治了整个日本，他们把自己本阶级的性格强加在日本人民头上。完全推盖了‘人民的特性’。”（玉岛信义译编：《中国之日本观》，第一四九页） 他们不仅成了政治思想上十分残忍而兇勐的战士。谁都知道，旧日本军队的非人的训练时常是残酷的， 因而把他们培养成为“兇勐的战斗力”（野间宏 [7] ：《真空地带》）。家永三郎认为，这种作为兇勐的战斗力培养起来的士兵，不仅成为战争时的劲旅，而且从中“不可避免地派生出热衷于对俘虏和当地非战斗人员施加暴行的后果”。并又认为：“应该说，平素受到压抑的心理，在无视人类理性的破坏行动中使其爆发出不满情绪；自己的人权全被人们无视的人，他们採取行动，无视置于自己实力之下的弱者的人权，那是必然的”（《太平洋战争》，第七十三、二八六页）。五味川纯平也说：“在军队生活中，得不到当人看待的士兵，极少有可能把被自己打败的外国人当人看待。”（《战争与人》10，第一九三页） -------- [7] 野间宏（1915－） ， 日本作家。1941年曾应徵入伍，到过菲律宾等地，1943年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不久被开除军籍。战后从事写作。1952年发表的小说《真空地带》，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队生活，获每日出版文学奖——译者 世界语工作者长谷川照子[8] （一九三七年四月，即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她跟随中国丈夫到了上海了不久前往内地参加抗日战争，一九四七年在东北地方——旧满洲因病逝世） 于一九四五年在重庆出版了《在战斗的中国》 一书，她在其中《在上海》一文中这样说；“一位墨西哥作家曾在什么时候写道，日本人是魔鬼的魔鬼。有的人说日本兵像野兽，还有人坚持说，他们的野蛮程度远远超过野兽。我，作为他们的同胞，绝不对此提出抗议。但我觉得，这种比拟有些枉然。他们是法西斯侵略军。难道这还不够吗？难道从他们身上我们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好处吗？” -------- [8] 长谷川照子（1912－1947），又名绿川英子，国际主义者。在抗日斗争的艰苦的年代里，她曾毅然决然地离开自己的故土——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与中国人民一起用世界语写文章，对日本进行日语广播，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她自己的一生——译者 渡部升一曾有这样一句惊人的说法，说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切传闻和文献的起因”，只是在一个“美国牧师马吉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中“提及”，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军队带有极度的残酷性。于是，企图把“从日华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所出现的突出的非常残酷的例子”，归因于“当时的日本军队已为一种政治思想所支配”（《读史方法》，第一三三至一三四、一三六页）。他虽没有提到“一种政治思想”的根源是什么，但可以认为，恐怕指的是极端的天皇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 第77页 天皇形象在毫无畏惧、敢于残酷进行“战斗行动”的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中，对此，竹内实[9] 有另外一种理解，他主张：“在实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天皇的存在使平凡、胆怯的日本有了勇气和信念，有可能说服自己去进行侵略和杀戮，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天皇本人是否喜欢这样做，这个问题这里避而不谈。在日本人一般的精神状态中，天皇的存在就是如此”（《观察中国的出发点》（中央公论丛书，一九七五年），第一七七页）。对此，五味川纯平也是这样解释的：“要我去刺杀，我就怀着愉快的心情去刺杀，这种心理状态似乎在日本兵中特别多。南京事件不能与索姆米事件[10]相比，但那种奉命行事、恬不知耻的思想意识，在确立天皇制的过程中深入到日本人的意识结构里。”（座谈会笔记：《“五十年战争”的意义——小说、电影（战争与人）漫谈》，载《歷史评论》，一九七二年一月号） -------- [9] 竹内实（1923－），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译者 [10] 索姆米译音；索姆米事件指1963年3月美军在侵越战争中发生在索姆米村的屠杀事件——译者 ※　　　　　　　 ※　　　　　　　　 ※ 在后期的日本军队中，充满了下克上的风气，因此军纪紊乱，这是不言而喻的。泷川政次郎博士特别提到“南京事件”，认为发生这起事件的最大原因就在于“军队丧失统率力，军纪紊乱”，并说：“在培植私人武装力量的军队里，必然会出现下克上的风气。军队的实权很快转到了佐官级、尉官级，到头来转到了下士官级手中。 在不听从军官命令的f主官的统率下，士兵们的暴行和掠夺是不可避免的。”（《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页） 关于这种下克上的风气与暴行事件之间的联繫问题，早在西雅图发行的日文报纸《稍息》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第四号上，以《在法西斯统治威胁下的日本》为题，作了这样的论述：“关于如此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暴行，其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对桥本大佐以下的军官们之下克上的擅自行动，未予惩处，这种情况对一般士兵带来很坏影响，军规完全混乱。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发动这次战争是不正义的，所以思想松懈。”（《出版警察报》，第一一一号） 渡边和泷川博士也许认为，日本军队是在昭和时期以后开始变坏的。日本军队性格残暴的严重发展，无疑是在这个时期。但应该看到的是，其根源却在很久以前就早已存在了。 这是早就应该介绍的，一九七一年，新岛淳良在日中友好协会（正统） 永福支部编辑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提出父母子女 一同自杀的看法，作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一个原因。对此，引起了人们的 批判，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新岛似乎为了对此批判作出回答，他在东京大 学教养学部就“南京大屠杀”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 全文刊于同年出版的八月号《情况》中，题目为《我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 而且归纳了几个要点，同样刊于八月号的《新评》中，题目为《立体结构 ——南京大屠杀》。新岛还在以前访问过南京，调查了事件的情况，并以 调查报告的形式发表了两篇文章：《所谓三十万人生命被夺的“南京事件”》 （载《东风新闻》，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号）和《在雨花台“听取南京大 屠杀情况”》（《文化大革命下的中国纪行》3，载《大安》，第十三卷， 九号）。 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的惨痛感受 最后，在结束本书第一编的叙述时，介绍一下已故南满洲铁道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所写《悲剧的证人》中的一篇文章……（删去三句未译——译者）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军全部占领南京，十 七日，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为首举行了入城式。在这五天内，穿上了 军服的日本民族成了一大群恶鬼罗剎和妖魔鬼怪，穷凶极恶，惨无人道， 凶暴到了极点。其残酷的发疯程度，在歷史上是空前的。不要说是掠夺和 强姦，就连收容在城外下关的数万名俘虏也被机枪扫射，遭到了屠杀。下 关的街道被浇上了汽油，烧得精光，唿救声响彻大地，一片垂死挣扎的哭 叫声，火舌把天空染红，汽油燃烧冒出阵阵黑烟，机枪在咆哮，死尸散发 出恶臭，着名的南京古城墙到处血流成河，扬子江的混浊江水也染得血红。 这幅巨大的地狱画卷在现实中出现，成为一种愤怒，笼罩着江南的旷 野，中国四亿民众的精神的旋风震撼着大地……（删去四句未译——译者） 然而，在当时军人中是否有人看了这些文章而无动于衷，毫无痛心之感？ 我提出这个问题。但对离不了军国主义的“大和魂”和思想顽固的人来说，我的提问也许是毫无意义的。 战争罪犯感觉迟钝，不只是军人。承认自己在“使国民走上错误道路”这个问题上应承担政治责任的风见章[11]（第一次近卫内阁的内阁书记官长、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司法大臣），他在中国归来者联络会彙编的犯下暴行的日本战犯的白白书——《三光》（昭和三十二年出版，后改名为《侵略》）一书中作序说：“我认为，过去那些强制这些人去施加暴行、使这些人如此丧失人性的政治，以及应对此负责的人才是罪有应得的。”然而，在当时日本的领导人中，有过这一点点自我反省的，除风见外，还有几个呢？ 第78页 -------- [11] 风见章（1886－1961） ，日本政治家。记者出身，曾任通讯社主笔、报社社长，併到过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进行过考察。1943年退出政界。战后重返政界，1953年10月曾随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访华。1957年被推选为恢復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理事长——译者 ------------------ $第二编　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 $第一节　“砍杀百人比赛”果真是虚假报导吗？ -------------------------------------------------------------------------------- 本·达桑、铃木明和山本七平三人对新闻报导提出的批评 本书第二编正文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成的，即从旧着《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中剔除第一编《“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导吗》，并对第二编《“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吗》作了若干补充和修改。 旧着第一编对本·达桑、铃木明和山本七平三人的“砍杀百人比赛虚假说”逐一进行了批判。 这次略去了该编正文，而採用了旧着《序言》以及第一编之第2、3小节中多少有关的报导，对它加以整理，遂成本书第二编之第1小节。 所谓“砍杀百人比赛”是“勇武之谈”，说的是上海派遣军所属第十六师团m、n两少尉在攻陷南京战斗的途中， 从无锡开始砍杀百人比赛，一直砍杀到南京郊外紫金山，两人都达到了目标，不分胜负。这次比赛过程，已由《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分四次作了报导。本·达桑一伙人认为这次“砍杀百人比赛”的报导是虚假的。 我认为，这次“砍杀百人比赛”，无论是就其所进行的时间而论，还是就其所发生的地方来说，在叙述“南京大屠杀”时则是大可不必引起注意的事件。然而，对虚假报导论者在其主张中秘而不宣的政治用心，我不能保持缄默，所以对他们三人的虚假报导论作了详尽的批判。前面所说第一编《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是对当时刊登在《歷史评论》上的论稿（载该刊第二六九、二七七、二七八号）作了补充和修正，由此彙编而成的。现在这本书，其中有关事实确凿的部分业已省略，倘若哪位先生有兴趣，则请参阅旧着。不过，该书已经绝版，恐怕难以到手。在这种情况下，如是有关铃木明的论点的，请参阅上述刊登在《歷史评论》上的论稿；如是有关山本七平的论点的，请看本多胜一编的《笔桿子的阴谋》（一九七七年九月，潮出版社出版）中录自我旧着的拙文。 伊赛亚·本·达桑自称是犹太人，虽说是国籍不明，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本通。他在《诸君》杂志上撰文批评了本多胜一在《朝日新闻》连载的《中国之旅》，竟道出真正有识之士不多见的、 悖理的话来， 说什么在《中国之旅》中所介绍的“砍杀百人比赛”是由中国人臆造出来的传说，后来遭到本多胜一的抨击，被驳得体无完肽。正如部分人士所认为的那样，本·达桑道出如此悖理的话来，看来仍还是一个真正的“冒牌”日本人。之所以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他虽是一个精明的日本通，却像容易健忘的日本人一样，不知道外国人本应知道的、臭名昭着的“砍杀百人比赛”一事。 本·达桑甚至说过，如果说“砍杀百人比赛”是“传说”的说法是错的话，那“我就收回自己所写的文章”。然而，他似乎已将此话忘得了干二净，抛到九霄云外了，今天又旧话量提，开始强词夺理，说刊登在《东京日日新闻》上的报导本身就是随军记者的虚假报导，而它则成了中国方面流传的“砍杀百人比赛”的根据。争论的当事人即本多胜一说：“‘知识的卫道士’们、边作‘学习发表会’式的游戏，一边信口雌黄，这些人包括本·达桑先生在内，今后恕我不再奉陪了。我想将我生命中有限的时间用在我原先认为最为‘重要’的工作上。”本多胜一已对“砍杀百人比赛” 虚假报导论不予理会了。 在此以后，本·达桑在《诸君》上连载的《关于日本教》这一专题内连篇累牍地展开空洞无物的议论，却也未能掩饰他的败局。 此时，铃木明作为代理人粉墨登场了。本多胜一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号《诸君》杂志上撰文驳倒了本·达桑的“砍杀百人比赛传说论”后，便宣布退出论争。然而，在同期《诸君》上业已刊登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文。至于该篇论文在《诸君》上刊登的前后过程，那就留待以后再作叙述。以此为契机，铃木明受他人怂恿，为声援本·达桑而参加了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论争。铃木明对有关人员的採访报导异常活跃，两篇是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报导，继而两篇是有关南京事件本身的报导，都相继刊登在《诸君》杂志上。这一系列追本溯源的採访报导与第一篇论文不久就彙编成册，以《“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为题，于一九七三年三月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本·达桑在《诸君》上连载的《关于日本教》一文，至一九七二年第十号连载完毕。当时，在该期《诸君》杂志上已在刊登山本七平的连载文章：《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第三回，题目是《“战场上的牛皮和无稽之谈”的产生》。文章是山本七平以自己的名字撰写的，他原先自称是本·达桑的“译者”。这次，山本七平从他这篇文章开始取代本·达桑对“砍杀百人比赛的报导”进行了批评。这场批评实在是纠缠不休，在每回连载《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里都夹带一些，持续三年之久。 第79页 山本的《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一文至一九七四年四月才连载结束，是一篇多达二十一回的长篇大论。但是，最后两回才从正面提到“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表现出一副比铃木明更甚的、 咄咄逼人的武断姿态。 他蛮横无理地断定：不是“‘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而是“‘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在稍后一些时间，即一九七五年十一、十二月，《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改题为《我所认识的日本军》，由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 评论家、作家对虚假论的评价 如前所述，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的铃木明着《“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 收编了两篇有关两个少尉的“砍杀百人比赛” 的採访报导，以及三篇几乎说“南京大屠杀”本身就是“无稽之谈”的採访报导形式的考证文章（各篇在收入单行本时，都作了大量增补，如第三稿那样，彻底作了改写）。在上述五篇文章中，最初三篇（《“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和两篇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文章）在第三稿发表时，曾以《‘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为题，成为文艺春秋出版社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评选员是扇谷正造先生等人。这三篇文章，加上两篇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採访报导，后编成单行本，由文艺春秋出版社隆重出版，并同时获大宅奖，而且还作了大肆宣传，似乎单行本本身就是获奖作品。 在评选员当中，或许也有人因这种精心策划的阴谋而对出版社的安排感到难堪吧。 尽管如此，评选员们选择了以题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的文章作为获奖作品，却是事实。那末，评选员们又是如何评价该作品的呢？ 田井吉见评论说：“该文讲清楚了特讯就是娱乐，即企图通过特派记者的署名文章使后方人民的话题活跃起来的无稽之谈。”扇谷正造评论说：“所谓错误报导或‘虚假报导’，是怎样败坏当事人的名誉这一意义而言，或许会成为促使现代新闻界进行一次反省的基础。”此外，草柳大藏评价说：“这是一部令人敬佩的作品。”开高健甚至发言说：“这部作品恰好道出了新闻界幼稚、不负责任和谄媚的情况，我最欣赏铃木明的勇气。就我自己而言，我认为如从正面加以揭露则更好”（以上均摘自《文艺春秋》，一九七三年五月号）。总之，评选员都没有谈及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只是提到说“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导的两篇文章。 评选员们或许对铃木明的追本溯源的能力和文笔功力感到佩服，从而相信“砍杀百人比赛”是虚构的。不过，我以为，他们尚不至于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尽管如此，评选员们恐怕难免有轻率之嫌。 除评选员外，平野谦也谈到：“我对铃木明那种刻意求工的追本溯源的态度感嘆不已，如向井少尉，此人是作为对南京屠杀事件负有罪责的人而被处决的，作为一个读者，我认为对他的处决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每日新闻》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晚刊所载《昭和文学论》） 大宅壮一奖的评选员恐怕没有读过批判“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导论”的文章，但我读了评选员的评语，对採访报导的感人力量之大也感到无比惊愕。评选员们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了铃木明的看法，即说“砍杀百人比赛”是臆造出来的。 关于这次获奖，我想再说一句。我认为，传说在攻陷南京之前的进攻作战中所发生的砍杀百人比赛，实际上确有其事。评选员们即使相信“砍杀百人比赛”如铃木明等人所说是虚构的，却为何在评语中只提虚假报导论，而选择了题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篇文章作为获奖作品，这又是出于何种考虑呢？虽然採用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一含煳不清的表现手法，实际上却让读者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或者是“无稽之谈的‘南京大屠杀’”。在任何人眼里，铃木明及其幕后人的意图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虽然铃木明本人断言，他从未说过“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但这是支吾其词。当然，也有可能这一标题是编辑擅自加上去的，违背了笔者的意图。 《朝日新闻》一九七三年五月四日刊载《铅字的周围》一文，笔者“东洋佛”也在其《採访报导的危险陷阱》一文中谈到：“如果不存在‘砍杀百人’这起事件，读者甚至会联想到‘南京大屠杀’也是无稽之谈。这里存在着此类採访报导所能发挥的危险的作用。”而且，这位笔者为《“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单行本写了评语。他评论说：“当然，只要看不到歷史的主流，无论罗列多少事实，也发现不了真实。在这方面就存在着採访报导的陷阱。不过，捡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材料，而对肯定南京大屠杀的材料逐一表示怀疑，这种作法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成为歷史的失误。” 小田实也在与大宅壮一採访报导奖评选员开高健的对谈中批评了着者铃木明以及文艺春秋出版社。 这次谈话刊登在《群像》 一九七三年八月号上。小田实说：“有这么一本书吧，是由铃木明撰写、你推荐并获得大宅壮一奖的《‘南京大屠杀’ 第80页 的无稽之谈》。那可是一本以部分事实歪曲整体的书哟！本多胜一撰写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导中提到‘砍杀百人’的军官。不过，那次所谓砍杀百人的事件本身事实上纯属子虚乌有。铃木明要证明那则报导是捏造出来的。证明到此就行了嘛！可是，我读了铃木明那本书所感受到的却是：他虽积累了极少部分资料，但把整体推到一个方向，其中尤为明显的是书名《‘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书名。起书名叫《砍杀百人的无稽之谈》也可以，却人不知鬼不觉地换了书名，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手法，企图把没有砍杀百人比赛一事改写成没有南京大屠杀。”菊地昌典对《读书人周刊》的编辑也说：“我认为，从《‘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种夸张地起书名的方式中，笔者和出版社的本意已暴露无遗”（《读书人周刊》，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号）。总之，他们一针见血地说出了铃木明等人的用心。令人遗憾的是，小田实也全然偏信铃木明所说“向井少尉为何被杀”的话，断言“那所谓砍杀百人的事件事实上纯属子虚乌有”。铃木明的採访报导真有那么大的说服力吗，竟使小田实也说出那种话来，我实在感到怀疑。 关于铃木明及其幕后人的意图，有一则刊登在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读书人周刊》上的饶有兴味的消息，从中可知个中的情况。据该消息说，当时《诸君》总编辑曾谈到：“当时，新闻界对《南京大屠杀》一书议论纷纷。去过南京的人们回来都说：‘事实并非像《南京大屠杀》所说的那样。’因此，我们便试图找出事件发生的原委，并作出了安排。”据说，在作出这种安排时，总编辑就指定仍然相识的铃木明为执笔人。 据上述刊登的消息说，前往中国访问后回来的人们就日本流传的南京事件都说“事实并非那样”，但我认为，恰恰相反，“事实并非如上述消息所说的那样”。最为主要的是去中国旅行的日本人不可能都想弄清此事。 然而，尽管“事实并非如上述消息所说的那样”，但《诸君》编辑部不知从何处听到“南京大屠杀实际上是‘无稽之谈’”的议论，便认为它会成为吸引人的报导，并作出安排，指定铃木明为调查该事件的执笔人。这就是《读书人周刊》刊登的消息内容。由此炮制出来的可能就是铃木明的第一稿《“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篇文章，就其作为铃木明的作品而言，还不能说是有说服力的作品，也不是报告文学作品。 如前所述，本·达桑在《诸君》刊登文章，对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进行了批评，一口断定“砍杀百人比赛”是由中国人臆造出来的，他的论点被本多胜一驳得体无完肤。不过，这同样也暴露了该杂志编辑非常轻率。于是，气急败坏的《诸君》编辑部企图挽回声誉，这次便怂恿铃木明出面，使之不遗余力地就“砍杀百人比赛”问题进行採访，企图证明已成为在中国传闻的“砍杀百人比赛”的根据，即《东京日日新闻》分四次刊登的报导，实际上是随军记者的虚假报导。我认为，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这点姑且不论。我认为，铃木明的长篇大论的採访报导抛了出来，但有关人的目的还未能达到。但不知何故，仅就“砍杀百人”这个问题，单纯地相信虚假报导论的作家和评论家却为数不少，甚至连《朝日新闻》的书评也对铃木明的有关人员不在的“调查”深信不疑，令人吃惊。 于是乎，好几位着名的作家和评论家都对铃木明的“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导论”信以为真。不过，其中也有人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他就是平野谦。他在为《每日新闻》晚刊撰写的《昭和文学论》（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表）中叙述如下： 说实在的，我是在与我同在一所学校工作的坂东宏先生提醒之下，才 看了《歷史评论》昭和四十七年十一月号、昭和四十八年六月号和七月号 上刊登的洞富雄的论文。因此，我想结合洞富雄的那篇论文，在此记下我 的说明。 我为铃木明的文章标题所吸引，并拟用该文作为石川达三所着《活着 的士兵》的一份参考文献，就不知不觉地一口气读完了它。我对铃木明的 追本溯源的能力感到钦佩，他认为所谓关于砍杀百人的新闻报导是根据传 闻写出来的，是不确切的报导。 我未读过《诸君》这本杂志，因而也全然不知道该杂志刊登本多胜一 与伊赛亚·本·达桑的争论文章的过程；也全然不知道铃木明为这场争论 所吸引，在同一期杂志上连载了查明砍杀百人事件真相的过程。我就是在 这种情况下，偶然看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并觉得该文章颇 有说服力。 我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并非由于铃木明的文章是第一流出版社出版的。 只是此番看了洞富雄的严谨的论文，再次切身体会到认识事实多么不易， 同时也不得不改变认识，觉得片面地对铃木明的文笔功力感到钦佩是何等 第81页 地轻率。 然而，我的这种预感以及危惧心理可以说在那时或多或少已经萌生， 即与其说我通过洞富雄的论文得到了教益，毋宁说对铃木明的文章感到钦 佩，而铃木明也着重说明不是否定南京屠杀事件本身，继而我又读了佐佐 木元胜的文章，并以它作为我判断的基础。总之，对于诸如南京事件这些 错综复杂的歷史事件，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应当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发 表意见，故在此补充加以说明。 平野说：“对于诸如南京事件这些错综复杂的歷史事件，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应当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发表意见。”可是，我们歷史学家期待着作家、评论家们毫无拘束地畅所欲言，一直希望大家共同弄清歷史真相。 ※　　　　　　　 ※　　　　　　　　 ※ 仅就“砍杀百人比赛” 而言， 山本七平所着《我所认识的日本军队》第七回《煽动报导与专家的义务》和第八回《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遗发”》两篇文章甚为唠叨，而我却认为并非是怎么有说服力的文章，这又是为什么呢？像泷泽克己这样的人，在其《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答伊赛亚·本·达桑》一书中是这样说的： 如果要对有争议的“砍杀百人比赛”事件本身说一句话，那就是说它 是虚构的， 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这一点，在山本七平有关这方面的文章 （载《诸君》二月号的《煽动报导与专家的义务》、（载同上杂志三月号 的《道出了一切的“白色遗发”》）已经问世的今天，恐怕已无反驳余地。 而且，如前面所说的，在这些报导偶尔也会铸成的“失误”之中，确实潜 伏着非常严重的、深不可测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们对伊赛亚·本·达 桑的警告无论引起多大的注意也不为过分（《日本人的精神结构——答伊 赛亚·本·达桑》，第二六四至二六五页）。 由此可以推断，泷泽也肯定了本·达桑的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导是虚假报导的论点。而且，对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泷泽则表明了他为本·达桑进行辩护的立场。他说：“我深为担忧，本多胜一的幽默貌似恭维而实为轻蔑。这种表达方式，似乎有点过分，最终只能在我们这些本应互相帮助，取长补短的值得重视的作家中间，进而在全体国民中间，虽能取得必要的成果，但更会招致愈加深刻的分裂和毫无结果的争执。”他还说：“这并不是说，那样提出‘砍杀百人比赛’，其间有着伊赛亚·本·达桑已意识到的阴谋。”他说：“总而言之，此类报导几乎绝对未曾在日本的报纸和杂志上刊登出来。这是极为奇怪的。此事本身不论对中国来说，抑或就日本自身而言，也肯定是极其危险的。”可是，他的这番表白总给人一种当面撒谎的感觉。 顺笔写来，虽有不恭之处，但我还想介绍一件事。那就是，在歷史学家中间最终也有人出来，对山本七平就“砍杀百人比赛”的报导所进行的批评，表示无条件投降，不，是无条件地责示贊同。我至今仍还对形势的“发展”之神速感到惊讶不已。那个歷史学家就是东京大学文学系国史科教授伊藤隆。他对《中央公论》一九七四年五月号上刊登的城山三郎所写《夕阳在燃烧》一文，撰写书评说： 《诸君》连载的山本七平就“砍杀百人比赛”问题所作的寻访报导， 分析精闢，如同教科书一样，表明了什么是现代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 从“最高学府”的先生处得到这样“精闢”的贊语，山本也该会格外高兴了吧。伊藤隆是一个道地的现代史研究家，而我在现代史研究方面还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歷史学家。此事倒也无关紧要，但作为歷史学者，伊藤隆对山本的论证说是“分析精闢”，给了他最美好的贊语。因此，我这个歷史学家中的无名小卒，期望伊藤隆或许也能给我对山本七平所作的批判给予某种评语。 以上，我一字未改地採用了旧版本的文章，但是，现将我批判山本论点的时间与伊藤隆赞赏山本论点的时间作一番比较，感到滑稽，我竟会期望得到压根儿都不敢希冀的“评语”。我想，伊藤隆大概是在一九七四年三、四月份写下了上述那些评语的。实际上，我对山本的论点所写的批判文章一部分早在十个月前就已刊登在《歷史评论》上了。我知道，虽然本人文章发表时间已晚，但伊藤隆是在看了拙文之后才对山本的论点表示赞赏的。也就是说，我的“史料批判”已被伊藤隆评定为“不及格”了。不过，我现在还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及格的学生。我说明一下，我斗胆将第3节的标题定为《山本七平的“史料批判” 》，便含有批判伊藤隆对山本的论点所作的评语之意。 然而，我却从另一位东京大学教授公文俊平那里得到了对拙文所作的出乎意料的评价，而我原以为他会对我们的论点採取批判态度呢。 一九七七年九月，潮出版社出版了本多胜一编的《笔桿子的阴谋》。该书收编了谴责山本七平的论点的十五篇论文，批判山本七平砍杀百人比赛虚假说，《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的拙文也收在里面。公文教授在《产经新闻》的“直言”一栏里曾提到了此书。他在那里对拙文评论说：“洞富雄的大作锐利，我仿佛看到了歷史学家精心工作的情景，表示钦佩。”（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晚刊） 第82页 对批判未予答覆的铃木明和山本两人 我在七年前为旧着写的“前言”中这样说： 山本七平的批评大多是根据他丰富的军人生活经歷而作出的。因此， 我很遗憾，没有他那样的经歷，不能充分理解他的立论。尽管如此，我还 是逐期看了山本的论文，对其论点一一作了批判。文稿积累起来，便达到 了可观的数量。我认为，等到山本的《我所认识的日本军》单行本出版， 看了他对刊登在杂志上的论文加工后的新稿子，我再据此修改自己的稿子 予以发表，或许这才是正确的步骤。因此，拙文一直未能成书。另一方面， 着名的哲学家和歷史学家都出来，高度评价了山本关于“砍杀百人比赛” 是虚假的论点。目睹这种情况的发展，我再也不能坐视了，所以才决定将 这篇拙文与刚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批判伊赛亚·本·达桑和铃木两人论点 的文章合在一起，公开发表，请大家批判。 看了铃木明最近出版的《证词：中国、台湾、沖绳》一书的“后记”， 据他说，在昭和四十八年三月出版他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 书时，“同情与反驳同时以迅勐之势出现”。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该书所收的几篇採访报导当初在《诸君》杂志上刊登时，我就对它的内容 遂一进行了批判，因而我写的“反驳”自然是长篇大论的了。然而，时间 已逾两年，尚未得到铃木“再反驳”。据上述“后记”所说，铃木的想法 似乎是“对于反驳我的人们，我根本无意‘再反驳’。所谓作品，所要写 的尽在其中，自己不必加上註解或予以辩护”。因此，我对“再反驳”的 期待自然要落空了。别人进行了批判，但对随之而来的论争末予应战。要 是论战了，就不能进行以后的更重要的工作，因而拒绝论战——这种想法， 似乎是对自己的工作和能力感到自负的人所共有的。 不过，我相信，铃木明的着作是需要讨论的史书，其内容是不错的， 是政治性发言。尽管铃木明将他的採访报导说成是‘作品”，私下里想让 它保持原貌，但我作为鞭策衰躯挑起论争的当事人，总觉得自己闲得无聊， 无处容身。因此，我在编纂单行本之际，无奈只好对旧着稍作若干加工， 批判的对象仍还是两、三年前的。虽说如此，我还是深感遗憾。 虽说鞭策衰躯，若是将此拙文公开发表，与铃木明和山本七平那些年 轻有为的作家争一日之长短，这当然又是承担了难以胜任的工作。每想到 要开始进行棘手的工作，从内心感到诚惶诚恐。不过，我曾经写过有关南 京事件的专着（《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来社出版），甚 至编纂了关于这起事件的史料集（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书房出版），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专 家”，而且还感到有几分使命感。我已意识到这是一条不可迴避的、必须 勇往直前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所写的《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一书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出版了。然而，晚三个月，即同年十一、十二月，山本七平所写《我所认识的日本军》单行本姗姗来迟地公开出版了。批判山本论点的拙文收录在本多胜一编、一九七七年九月出版的《笔桿子的阴谋》一书中，当时我在为该书写序言时，就山本的新着谈到： 其内容与杂志上刊登的雷同，根本未作修改。我所指出的事实错误也 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因此，尽管有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错误，但它依然是谴 责并攻击别人的材料。这又是为何呢？ 山本的书或许是在我的那本书出版时已经排版了，不能更改，一因而 就原封不动地出版了。尽管如此，我认为至少也应当在后记之类里写上片 言只语。这样做，难道不是作者在受到批判后所应尽的责任吗？他竟然无 视这种责任，无视别人的批判，若无其事地将内容有明显错误的着作公诸 于世，这是何等的傲慢啊！ 鑑于这些情况，我认为，对基本上是收编在自己着作中的文章多少作 些加工，作为本书的一部分，以此向山本再次提出问题，这是我应有的权 利，而且这样做也是我的义务。 此书写成后，已有五年多了。但是，《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一书似乎还是照初版的样子一再重版，而我的批判当然是一直未被重视。因此，我认为，在这本拙着里将旧着中批判山本的论点加以修改和补充，再次收缩进去，依然是我的“权利”，也是“义务”。 ※　　　　　　　 ※　　　　　　　　 ※ 另一方面，铃木明十年来对“砍杀百人比赛”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一直保持沉默。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也以初版的纸型一再重版。 第83页 可是，铃木明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号《文艺春秋》上刊登了《敬告〈人民日报〉总编阁下》一文，打破了多年来的沉默。这是因为日本文部省的教科书调查官提到了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和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对笔者就“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被害人数的说法挑挑剔剔，而《人民日报》的记者此时点了他俩着作的名，谴责“两书是为军国主义涂脂抹粉”。铃木明的文章就是对此所 作的回答。可是，他这篇文章仅就“南京大屠杀”而言，别无新意，只是企图矇骗不甚了解事实真相的群众而且。在这篇文章里，他如获至宝似地提到了在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中所看到的受害市民统计数，而这些统计数是不能照搬照抄地使用的。 对于铃木明、山本七平两人的说法，高崎隆治在《将南京事件化为虚无的逻辑结构》 和《空中楼阁的幕后》 两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些问题，批判其“欺骗性”。《将南京事件化为虚无的逻辑结构》 刊登在《现代的眼光》 一九七三年十月号，《空中楼阁的幕后》则收编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出版的本多胜一编的《笔桿子的阴谋》里。因此，务希读者看看这两篇文章以及本书。 另外，在《笔桿子的阴谋》里收有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导，即前《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浅海一男所着《新式进军号不怎么响亮》以及前《东京日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所着《我作为当时的随军记者》，在说什么虚假报导云云时，这两篇文章是必读的。 ------------------ $第二节　铃木明之异乎寻常的採访活动 -------------------------------------------------------------------------------- 中国和美国真的未把南京事件看作重大事件吗？ 铃木明在《诸君》 一九七二年八月号和十月号上刊登文章， 再现了其就论证“砍杀百人比赛”所进行的马不停蹄的採访情况，继此之后他又在十二月号和翌年一月号上连载了《南京；昭和十二年十一月》这篇文章，他对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的採访以及对随军记者和摄影记者的寻访都十分活跃，实在令人瞠目而视。从中也可得知在《诸君》编辑部的干劲里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他们诚如当事人尤其是编辑部负责人那样，不想道出真实情况。不，对绝不会道出真实情况这一点体会最深的恐怕还是铃木明本人吧。 我看了曾参加南京攻陷战的高级军官们以证人身份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供的证词后，已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从铃木明的採访报导中得知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的谈话，则加深了这种感受。 採访当事人，道出事实情况，这种採访报导诚然是～种歷史的叙述。可是，我们的歷史学家往往只是把这种採访报导当作史料来处理。因此，我认为与已有的记录史料一样，对採访报导当然也需要进行史料批判，尤为难得的是进行採访报导的作者本人批判性地听取当事人的谈话。在开始採访时就抱有使之成功的想法去採访，那怎么能期望他会有批判性的态度呢？如果预先说出结论性的话，那本採访的结果自然也一样了。 ※　　　　　　　 ※　　　　　　　　 ※ 作为反映南京事件的有关歷史着作，我写过《近代战史之谜》（一九七六年人物来往社出版）。而且，我之所以将该书的后半部分的增订版《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新人物往来社出版）公开出版，夸张地说则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其中之一就是出于自己必须捷足先登的好胜心理，因为当时有关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资料，除了我与之有联繫的大学图书馆有收藏外，尚未公开。因此，看到铃木明对南京事件的批判性文章后，我自然不能保持缄默，视而不见，结果便成了不伦不类的“专家”。 那时铃木明已在《诸君》一九七二年四月号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文章，但该文还不是採访报导。对此，我在拙着《南京事件》书后的追记中叙述了如下感想： 据说，铃木明曾经将田伯烈编着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远 东国际军事审判速记记录》逐字逐句地反覆阅读数遍。在此基础上，他提 出质问；“这里面所写的有多少是真实情况？”而且，他说，姑且不说中 国人和外国人的证词，即便是日本人的“坦白”（尽管几乎没有什么坦白）， 其内容也根本不存在能使研究者得到认可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迄今为 止一直信以为真的“大屠杀”是一种“无稽之谈”。 正因为是一起非常重大的事件，自然会出现传说。然而，如果不对我 们现今能利用的全部资料进行批判地研究，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区别真实 与无稽之谈。就此意义而言，这次《南京事件》重新出版，自然为此起到 了提供资料的作用。不过，笔者另外还在为南京事件等手进行资料集的编 辑出版准备工作。 此外，据铃木明说，防卫厅资料室（或是战史室）指出，自昭和九年 起迅急增加的日本军队“素质下降”是在南京发生屠杀事件的原因。这种 第84页 看法是：因兵员的激增，训练忙不过来，结果难以维护军队纪律。颇为有 名的日本的军队教育果真是那样差吗？而且，这种看法似乎把军队看成是 把劣质的“平民百姓”训练成坚如不屈的战士的练武场所。但是，我们的 看法却与此截然相反。正如本文所叙述的那样，军队正是这样的场所，即： 通过训练与教育，将单纯的青年培养成无动于衷地干出残酷行为的那种凶 勐的士兵。恰如美国青年在海军陆战队的军队生活中通过彻底的杀人合理 化教育，成了职业杀人者（参见麦克林着、铃木主税译《人性的崩溃：在 越南的美国士兵的证词》）。 关于《诸君》一九七二年四月号所载文章，我不想再作叙述了。我阅读了收编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里的文章，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是后来补充进去的，其中也包括若干有问题的记述。此外，有的记述尽管是很重要的，却被删除了。同此，我想就这些问题谈几句。 在单行本中删除的，是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文章，它虽是与本文无直接关系的问题，但我还是先将它提出来。铃木明在原来的文章中是这样叙述的： 我看过刊登在《中国》杂志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号上的报导，内容是说 “我亲耳听到n少尉说过关于砍杀百人的话”，其中有“n少尉作为战犯在 南京被枪决”这么一句。可是，关于此事已无从查证。 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里，这段报导干脆给删掉了，却不知是什么原因。当事人n少尉在母校的小学生面前恬不知耻地说，当时，“砍杀百人”就是砍杀俘虏，这一事实曾刊登在《中国》杂志上，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清楚。可是，铃木明不惜耗费财力，不辞辛劳地进行了採访，却为何偏偏不去採访此人，不写此人的採访报导呢？铃木明不仅没有这样做，甚至连前面已经引用过的报导也删除不用。 当然，n少尉的实情话对“砍杀百人比赛虚假报导论”的确是不利的反证资料。所以，他连那种用词模稜两可的报导也不想照原样保留下来。 ※　　　　　　　 ※　　　　　　　　 ※ 其次提一提增补的部分。我们可以从《“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那就是：“《生活》杂志反映了当时美国的社会舆论，一直保持着极端‘反日’的格调，从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三八年在关于‘东洋发生的事’的报导中，五、六月间大量出现关于谴责日本空军空袭的报导，但关于‘在南京发生的事件’的报导，却一行也没有。”（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三十七页） 铃木明如此叙述，并断言，由此可见“当时在南京发生的事件并没有被看作像‘对武汉空袭’的事件那样重大”。 不过，铃木明果真能够浏览当时全部《生活》杂志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这里有证据。我所说的证据，就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号《生活》上，有一个标题，即《海外摄影——征服者日本军在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地狱般的一周”》，刊登了惨不忍睹的照片，并加了说明。这一期《生活》杂志在日本国内是禁止发行的（我是从《出版警察报》获知这一事实的），幸好在国际基督教大学图书馆里收藏了一套《生活》 杂志。 所以，我复印了一份，得以用作旧着《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的插图（见本书原着第一九四至一九五页）。所谓“在《生活》杂志上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报导一行也没有”，那是谎言。 ※　　　　　　　 ※　　　　　　　　 ※ 铃木明还推测说，郭沫若在其《抗日战争回忆录》中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之所以一行也没有提及，乃是没有把它看作是重大事件（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三十六至三十七页）。然而，说是“一行也没有提及”却也令人莫名其妙。郭沫若乘船从武汉撤离时，在甲板上目睹着沦陷前夕的武汉三镇，感慨万千。他在叙述当时情景时，明确地写道：“忽然一片淋漓的血景展开在我眼前，使我不得不睁大眼睛凝视。那是南京大屠杀的血景！明天谁又能保定：不就在这武汉三镇再一次展开呢？……”（见《洪波曲》第十三章第六节——译者） 不仅如此，正如铃木明也知道的那样，郭沫若不是为田伯烈编着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译本写了长篇序言，慷慨激昂地揭露过日本人吗？（参见本书第二四三页以后） 实际上，铃木明这种“什么也没有”的说法在杂志上刊登的原来的文稿中已有若干叙述，因而我想在此作些叙述。 铃木明提到了史沫特莱在她那《八路军从军记》中的记述。他说，我读了此书，发觉“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至一月九日，每天都有日记记述”，但“不知为什么，关于‘南京屠杀’的记述一行也没有”（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三十页）。不言而喻，他是说中国方面并没有把南京发生的事件当作重大事件。据铃木明说， 史沫特莱在她的着作中写道： “来自汉口的报纸要晚一个星期”，“电台广播传来重大事件”。但是，史沫特莱之所以什么也没有写，那只能看作是当时有关南京暴行的详细情况尚未传到八路军那里。南京沦陷后三天，《纽约时报》的记者德丁仍在该地採访，写下了关于十二月十八日（接着是翌年一月九日）那天南京悲惨情景的详细报导。难道还有人读了这篇报导后仍然不承认南京暴行是重大事件吗？ 第85页 再有就是这样一段记叙：在三铃书房出版的《现代史资料》中有关南京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一篇也没有收编进去，由此似可得出“不存在南京事件”的假设（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十三页），依然是“什么也没有”. 关于这一点，且放在其他章节再作探讨。 ※　　　　　　　 ※　　　　　　　　 ※ 在此，最后介绍一下铃木明随心所欲地搬弄资料的例子。他列举了如下两篇报导： 第一篇报导是：《东京朝日新闻》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七日作为“来自 纽约”消息，从《纽约时报》的报导中转载了这样一段内容：在南京的美 籍飞行员佩特森说：‘由于国军放火焚毁了南京郊区十英里内的村庄，现 在南京因那些难民以及溃败的士兵等蜂拥而至，极度混乱。全市人口达两 万的镇江成了一片火海。这是国军自己焚烧的，我认为全是毫无意义的破 坏，也只能说全是令人可怖的破坏。” 第二篇报导是；埃德加·斯诺所着名《为亚洲而战》一文说：“逃回 南京的国军纪律严明，没有作出抢掠等非法行为。所有的掠夺都是因胜利 而耀武扬威的日本军队干出来的。”（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 谈》，第四十九至五十页） 铃木明把这两篇报导当作“同一情况”的报导，说；‘这两篇同是美国人写的截然相反的报导，该相信哪一篇呢？我不敢置喙。”这就令人奇怪了。一篇报导的是关于中国军队战术性地破坏南京城周围地区的情况，而另几篇则叙述了被围困在南京城内的中国军队纪律之严明。前一篇报导内容与军队纪律无关，因而两篇报导不是“截然相反的报导”。我认为，这两篇报导都叙述了真实情况。至于中国军队纪律之严明，那是留在南京城内的外侨一致公认的，而斯诺只是如实转告而已。 有关南京事件的第一手史料未必缺乏 在三铃书房出版的多卷本现代史资料中，有关南京事件的资料一行字都没有，因而我为此询问了这套丛书的编辑部，得到的答覆说，关于南京事件，几乎没有可认为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未能收编进去——铃木明这样说道（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十三页）。 日本战败后不久，外务省烧毁了所有有关日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资料。陆海军当然也对机密文件作了同样处理。由此看来，不妨认为有关南京事件的机密文件均已销毁。 在中央，有关南京屠杀事件的资料已被销毁，但参加南京攻陷战的部队官兵们的手记之类以及部队的记录等资料已有几种公开发表，而且似乎还可有待于新的发现。 事实上，在现代史资料中也收编了《第九师团作战经过概要》一文，里面记述了在南京城内进行扫荡时“歼灭七千余名散兵”（另有中国军队四千五百名战死）的情况。 此外，应对南京事件负责、已在南京城外雨花台处以极刑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就南京攻陷战所写的“军情报告”，作为其旧着《机密日俄战史》战后版的附录，已公开发表。该报告也记述了惨无人道的歼灭战的情况。有一份中国方面的资料，作为南京审判战犯谷寿夫中将的有关记录，办法务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部收藏（《战争审判记录有关资料目录》，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页），包括给检察官的陈述书、给检察官的辩明陈述书、起诉书、对起诉书的申辩书、辩论、最终发言、判决书、申辩书（上诉书）、不服申辩书（补充上诉书）等。其中一部分收录在五岛广作编的《南京作战真相》以及郭歧所着《南京大屠杀》等书中。而且，据五岛广作说，谷寿夭中将的《阵日记》现存放在防卫厅战史室，尚有八万八千字的《血泪南京狱中记》之类的手记保存在他的遗族那里。 现在，我们可以翻阅一下两篇长短不一的手记，它们都是参加南京攻陷战的旅团长的亲笔记录。 其中一篇是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写的手记，他对攻陷南京时处置俘虏和残兵败卒的情况也作了忠实记录，收编在《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新版）中。另一篇则是第十三师团第一○三旅团长山田丹二少将的笔记，其中有关于在南京郊区草鞋峡大量屠杀俘虏的情况。对此，在铃木明所着《“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 一书中已有抄录和介绍（单行本《 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九一至一九五页）。 在山田少将指挥下实际执行大量枪杀俘虏任务的是第六十五联队长两角大住。最近，在旧书展出目录中写着：“中国派遣军两角部队阵中日志，昭和十三、四年，四卷”，现归高崎隆治所有。既然有了这四卷日志，那么有关南京事件的可称为至关重要的记录——昭和十二年两角部队阵中日志也就可能被藏在什么地方了。 此外，我们还知道，在参加南京攻陷战的士兵日记中对南京事件也有某种程度的记述。例如，佐佐木旅团长率领的支队所属西田的手记，以及已故外贺关次（卫生队担架兵）的详细日记便是（参见本书第十八至二十一页）。这些材料尚未公开发表。 第86页 再者，佐佐木元胜更不是战斗人员，却以野战邮政局长身份从军。他在战前所着《野战邮政旗》里缀文描述了不知押往何处的俘虏和散兵的队伍、在下关发生的大批枪杀以及扬子江岸边的悽惨情景。此书内容竟能获准出版，令人不可思议。当然，有的地方也被删掉几个字，但它已于去年以新版的形式由现代史出版会出版了。 我认为，仅从上述介绍中就充分说明，所谓“几乎没有可认为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第十三师团两角部队对俘虏斩尽杀绝的“回忆录” 我的旧着《南京事件》以及本书关于南京暴行的记述，都是从介绍《东京朝日新闻》的报导开始的。《东京朝日新闻》报导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两角部队即第十三师团所属合律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在南京近郊的幕府山炮台附近俘虏了从南京城内溃逃而来的数达一万五千名中国士兵，包括士官学校大部分学生。而且，该报援引了该部队随军作家秦贤助的“回忆录”（载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号《日本周报》）说，这批俘虏数日后在扬子江岸边草鞋峡全被枪杀（枪杀地点为草鞋峡，是根据中国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词）。 不过，铃木明曾经对福岛、仙台方面的第十三师团有关人员进行过採访，他指责我们所说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并认为秦贤助所写的文章不可信（载《诸君》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 至为重要的“回忆录”作者秦贤助已经故世。于是，铃木明访问了坂本，打听秦贤助的情况。坂本在日华战争爆发同时，以《福岛民友》特派记者身份从军，参加华中战线的乡土部队（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于昭和十二年九月编成，十月出征）。据坂本说，秦贤助第一次前往中国时是昭和十四年。如果此是事实，那么秦贤助的文章便不是“回忆录”，充其量也只能是传闻记录而已。我曾根据秦贤助文章后面署有“原白虎部队随军作家”这一点，马上断定他的文章是“回忆录”，看来这是我的误断。由此来看，秦贤助的文章里的确没有片言只字说他是描述了在现场所目击的事实，这种传闻缺乏有力的证据。 我也看过秦贤助写的文章，有一点感到怀疑，即：两角部队既然已将为数一万多名的大批俘虏押进南京城内，却为何又从太平门押出城外，再把他们全部杀光。秦贤助说，两角部队将大群俘虏押进南京城内，当是入城之际，而且从四面八方陆续不断地进入市京城的部队都带着人数众多的俘虏。对于带着这些俘虏进城之事，铃木明说：“虽说‘从四面八方进入南京城的部队都带着大批俘虏’，但就连孩子也知道，带着俘虏的战斗部队是不能攻打南京的。我试向前面提到的许多记者查明此事，毋庸赘述，不可能有‘带着俘虏的部队’。”（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八七页） 我也知道，带着俘虏的部队从四面八方进入南京城，这件情况不合常情，但也未必不可能。“带着俘虏的战斗部队”并不是“进攻南京”，事实上却是在一部分部队在南京城的扫射大体结束后，众多部队无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命令，蜂拥而进入南京城。因此，这些部队将在城外“抓到”的若干俘虏押进城内，这种情况是可以想像到的。不过，仅就两角部队来考虑，这种情况的设想看来是不能成立的。 而且，铃木明说：“即便将幕府山的两万名俘虏押过城内行走，穿过太平门，再带到从草鞋峡至下关一带予以杀害，但是两万名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大批啊！让如此众多的俘虏在来回三十多公里的地方行走，从常识上来看也是不可想像的。相信此事的人也觉得奇怪”（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八七页）。但是，估计要大批俘虏行走的路程有三十多公里，却有点夸大其词了。从幕府山经和平门入城（约三公里），沿中央路向前走，到中山北路路口向东拐弯到太平门，出太平门外，通过城外玄武湖东岸出和平门外，再到草鞋峡，如果沿着这条路线走，其间路程约有二十公里（即使从金川门入城，沿着中山北路走，也只是多一公里而己）。即便绕点远道，沿中山东路走，也只二十二、三公里之多。要走这些路程，未必不可能。然而，强迫几天没有吃饱饭的俘虏走二十几公里的路程，未免太残酷了。 在秦贤助的文章里写有这种可能与事实不相符的情况。而且，一般记事体文章本身便是传闻记事。然而，能否因此断言秦贤助的文章所写情况都是虚构的呢？大可怀疑。因为秦贤助后来随军，参加了两角部队，那时或许就该部队在南京的行动获知了许多情况。因此，我认为，秦贤助所写的关于两角部队在幕府山下“抓到”的大批俘虏的结局情况，是不能这样一概加以否定的。 铃木明所抓住的“事实” 铃木明否定了秦贤助在其传闻记事文章中所说的屠杀全部俘虏的事实。那末，他在寻访报导中又是如何抓住“事实”的呢？ 铃木明来到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所属第十三师团编组所在地仙台，访问了两角联队长的上级指挥官山田旅团长，接着会见了被称为“第六十五联队的活字典”平林以及“现仍在郊区从事农业生产的铃木”等人，从他们那里听到许多有关南京事件的情况。这三人所谈的一个“事实”内容如下。 第87页 根据以山田旅团长为首的几个有关人员的证词说，山田旅团长决意违抗军司令部关于“处理”俘虏的命令，毅然而然地将一万几千名俘虏带到扬子江对岸予以释放，在举行入城式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晚，要俘虏在扬子江岸边集中。关于这天晚上在集中俘虏的地方所发生的事件，铃木明叙述如下： 总而言之，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俘虏们才抵达扬子江岸边，此时已是 漆黑一片了。俘虏们跟从着来到江岸，是相信了日本军所作的“送到北岸” 的许诺呢，还是一直忍耐着等待时机呢，现在就不得而知了。事实上，他 们不知道船只来了没有，也不知道日本军作了何种程度的准备。此时，在 俘虏中突然发生暴动。深夜，俘虏们在一片漆黑之中一齐逃跑。步枪和机 枪向俘虏扫射，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日本军方面也由于遭到了突然袭击， 显得一片混乱。后来情况怎样，那就不得而知了。第二天早晨天大亮时， 已有八具日本兵和一具日本军官的尸体，夹杂在一千多具（也有说几千具） 的俘虏尸体中间。这名日本军官战死在那里的情况，充分说明这起事件不 是纯属“单方面屠杀俘虏”（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 一九六至一九七页）。 看来，铃木明毋庸讳言地全盘相信了有关人员所谈的情况。可是，我却觉得铃木明所採访的谈话内容里有不少疑点。 首先，我觉得可疑之处是，从收容所到扬子江岸边近在咫尺，却费了几个小时时间押送俘虏。平林说：“出发时还是白天，仅几公里（一公里左右？）路，却走了几小时。总之，到岸边集中时已是夜里。”山田说话的内容似乎相同，铃木明写道；“费了相当长的时间，俘虏们才抵达扬子江岸边，此时已是漆黑一片了。”为什么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在一片漆黑的夜里要俘虏集中在岸边呢？ 我们姑且先来研究一下花费时间押送俘虏这个问题吧。我在前面说过，秦贤助说到在扬子江岸边屠杀全部俘虏前先让俘虏在南京城内走过，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残酷。不过，我注意到从收容所押送俘虏到扬子江岸边所需时间，大体上相当于从收容所到南京城内来回走二十公里路需要的时间，不由怀疑前面所作的推断是否妥当？ 其次，问题是为什么到夜里才要一万多名俘虏集中在扬于江岸边。铃木明曾问山田，当时是用什么办法将俘虏押送到对岸的。关于渡船问题，铃木明问：“船有多大，有几艘？”山田回答说：“大概有几艘吧，我看到一艘，能乘数十人，因而是相当大的船罗。 在长江里是没有小船的。 ”据铃木明说：“他说话声音微弱”（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九五页）。难以想像，要动用数艘这种能乘几十人的船只，将这么一大批俘虏渡过那么宽阔的长江，送到对岸，那是何等困难。而且，夜间进行此事，显然要发生很大混乱。部队长官果然有这种信心吗？只有一千人左右的部队要顺利完成这项繁重任务，这实在是莫大的冒险！即使日本军方面有意释放俘虏，但在夜间将俘虏全部集中，而且又没有充分准备好渡船，俘虏自当心怀疑虑，担心可能会遭到屠杀，因而企图一齐逃跑。即使发生这种事态，也是必然的。这种危险，开始就应当充分预料到。如果发生这种事态，结果就会出现日本军方面对大批俘虏进行机枪扫射、斩尽杀绝的情况，箇中的道理岂不是一开始就昭然若揭了吗？ 我觉得，要释放大批俘虏到扬子江对岸，还有一个重大障碍。山田旅团长似乎漫不经心地说过：“本应有一部分日本军渡江到北岸，但当时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且不说“一部分”有多少，在南京对岸浦口，已经由从芜湖附近出发渡江到对岸的第五师团的国崎支队占领。而且，与山田支队同属第十三师团的另一支队已由镇江渡江，进攻北岸，切断了津浦线。这就是说，听凭可称之为赤手空拳的一万五千多名敌军在那里附近一带活动。也就是说，自己周围一带虽有几万友军防守着，但山田旅团也对大批俘虏束手无策，只好将他们送到扬子江对岸地区，由少量友军去处置。谁能容忍这种令人担忧的作法？所谓“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是不负责任的遁词。如此，我想说的是山田旅团根本没有打算释放俘虏，把他们送到对岸。 如果这种看法没有错，那就可断定要大批俘虏在晚间到江岸集中，是从—开始就预料到会发现若干混乱而加以枪杀的一种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俘虏或许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迹象，便在扫射命令下达之前发起了铃木明所说的“暴动”。因此，我认为山田旅团有关人员关于在俘虏中出现“暴动”的证词，仅就这一点而言，并不是虚构的。 有关这次“暴动”，铃木明说：“这名日本军官战死在那里的情况，充分说明这起事件不是纯属‘单方面屠杀俘虏’。”铃木明似乎想说，在下关枪杀俘虏不是“单方面的屠杀”，而是在释放俘虏过程中由于偶然发生的“暴动”所引起的事故。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暴动”就是在扫射前也有可能发生，何况在开始扫射之际，当然会发生很大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推测，加害于人的一方也会有人丧亡。一名军官的死亡，未必能断言归之于在释放俘虏过程中发生“暴动”所引起的。 第88页 至于“释放俘虏”问题，还有许多地方需要研究。山田似乎对铃木明说过，打算让俘虏逃到对岸。然而，据平林说，“俘虏由船渡过扬子江，送回到镇江的师团”。根据平林的说法，不是“释放俘虏”，而是“将俘虏押送到后方”。这就相差很远了，究竟谁对，谁错？尽管他们都否认“处死俘虏”，但同是有关人员的谈话，却大相迳庭。 据说， 山田旅团长让来自军司令部进行巡视的宪兵军官看了大批俘虏， 说：“你看，这些俘虏能杀吗？”而且，听说俘虏了一万五千名残兵败卒的两角联队长素以有人情味的部队长而闻名（现已去世）。他们这样一些旅团的首脑人物，不知为什么，却为释放俘虏而苦思焦虑。然而，作为旅团长，果真能这样擅自採取行动吗？“处理掉俘虏”，这是军司令部的命令。要违抗这项军司令部的命令，当然需有必要的思想准备。即使这项命令出于那个担任上海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长中佐的异常自信的独断决定，总之也是以军司令官朝香宫的名义发出的命令。旅团长对这项军司令部和师团的命令置之不理，以自己的擅自决定来释放一万多名俘虏，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想像的。 结果枪杀了俘虏，而本来是预定要释放俘虏并把他们送到对岸的——山田部队的部分军官这样对铃木明说。他们难道不是十分内疚地强忍着而不愿说出其真相吗？在审判时，应对事件负责任的人，如果其证词没有附上客观的证据，反而会显得缺乏说服力，这是常识。因此，关于这起事件，当时肯定是很需要有士兵这样的有关人的证词。我想，在两角部队的士兵中，尽管有不少人对俘虏是“处理掉”还是释放问题一无所知，但对押送俘虏走一、两公里路却费了几个小时，这一点可能是会记忆犹新的。如果能了解个中的情况，那就更能清楚地判断秦贤助所记述的文章之证据资料的价值，而他的文章说两角部队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屠杀了一万五千名俘虏。 此外，这已是三十五年前的事，谁也难免会记得不那么确切。例如铃木明说，尽管坂本明确地说秦贤助是在一九三九年从军的，但他本人在攻陷南京时从军参加两角部队，却对该部队抓了大批俘虏而无法处置一事也“全然不得要领”。铃木明说：“从其面部表情来看，我不能说他在撒谎，看来多半是真的不知道。”与其说不知道，不如说可能已从记忆中消失了，或坂本也不想讲出这起事件的真相来？ 铃木明在採访中，也採访了曾攻占幕府山炮台的角田中队长，听到的内容，与平林和铃木（现居仙台）的谈话大同小异。不过，在此前一天，铃木明事先没有联繫就去访问角田。据说角田醉醺醺的，说话颠三倒四，但那时角田目不转睛地盯着铃木明说：“是我！我就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兇犯，你从谁那里听到这件事的？”而且，他还对其妻子说：“怎么样？我和你，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一起到中国去道歉”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1○○至二○一页）。据铃木明说，喝得酩酊大醉的角田说话时“颠三倒四”。但是，他在三十五年前的处境非常困难，作为当时“内疚于心而活着的”与事件有关的人员的证词，是头脑清醒时斟字酌句地谈话，还是醉后随口而言，吐露了事件的真相？我们至今也很难作出判断。 ※　　　　　　　 ※　　　　　　　　 ※ 就提出证据的方式，本·达桑批评了《中国之旅》的着者本多胜一的态度，说：“为了使人在证据面前表示沉默，提出的证据都是说明同一情况的，而省略、剔除了不说明同一情况的证据”（《诸君》，一九七二年六月号，第二五一页）。但是（本多胜一在《诸君》同年四月号上提出四个有关“砍杀百人”比赛的证据，所谓“省略、剔除”那“不说明同一情况的”证据，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且不要说本多胜一，就是本·达桑本人也肯定不知道有那种证据的），就这一点而言，铃木明的採访报导的确是真实的，就连“不说明同一情况的证据”，也于採访后予以介绍，诚可谓是难得的资料。在採访报导里看不到随心所欲的剪裁，即：对与事件有关人员说出“事实”的谈话加以选择、取捨，只把与他所相信的事件情节相符之处适当 保存下来。即使前后有矛盾，也把听到的全都记下来。因此，我自然也能从他的文章中得出与他不同的看法。 铃木明对拙着和其他文章进行了批评，说：“看了这些文章，我感到惊异的是，这些人几乎都对对方所作的‘坦白’和文章之类的东西不加怀疑，都作为‘事实’来构成事件。例如，社会上认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是中岛师团（我看未必如此。——洞富雄注）。如果确是中岛师团，为何不去找一下中岛师团，听听该师团的人的说法呢？秦贤助和今井‘目睹’了‘事件’，因而理应还有许多其他当时在南京看到现场的人”（我虽也打算致力于尽可能进行资料批判，但就是没有亲自走访和听取意见，寻找资料，对于这一点，我甘愿接受批评）。铃木明从这一批评出发，努力“集‘目击’者的谈话之大成”，以期获知更具体的“事实”（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四八页）。暂且不论铃木明作了多少努力，但其此番四出採访的行程，我认为恐怕也是到了採访的极限了。这一点，如果我推测有出入，希能获得谅解。 第89页 山田旅团长的笔记 对以山田旅团长为首及其麾下几名军官对铃木明所作的谈话，我是这样认为的，而且铃木的文章还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故请允许我能转抄其中的一部分，试对其内容作一探讨。这部分资料便是山田旅团长在占领南京时所写的笔记。这份笔记才可说是第一手史料。 十三日 穿越阵地纵横的区域，寻找宿营地，但只见一片焦土，毫无 办法。前进中，获悉先遣田山大队占领了乌龙山炮台。南京城内已处于各 师团的扫射中。向前行进了一段距商，就宿于邵家塘。 十四日 要是被其他师团攻下幕府山炮台，有失面子。凌晨四时半出 发，向幕府山挺进，至炮台附近，前来投降的士兵甚多，感到难以处理。 附近的住宅、村庄皆被敌人焚毁。 十五日 为处置俘虏一事，正要委派本间少尉前往师团之际，接到的 命令是“处理掉”。各部队已无军粮，陷入困境。从被俘军官中获悉在幕 府山有粮食，遂去搬运。要给俘虏吃饭颇成问题。 十六日 派相田中佐前往军司令部，商量处理俘虏问题。监视俘虏， 实是田山大队长的重大任务。 十七日 举行入城式，参观中山陵、军官学校。军官学校比〔日本〕 陆军士官学校堂皇得多。下午五时返回。 十八日 为俘虏之事殚精竭虑。视察江岸。 十九日 为俘虏之事延期出发，上午全体出动加以处置。从军司令部 得到补给，吃日本米。 二十日 从下关前往浦口。途中尸体累累。十时至浦口，见到了国东 支队长（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九一至一九五页）。 看了这些笔记，没有一处写有其企图违背军司令部的命令释放俘虏，以及这一企图失败后结果发生屠杀俘虏的情况。相反，我们却看到这样意味深长的记述：十五日那天，“为处置俘虏一事，正要委派本间少尉前往师团之际（师团总部设在后方镇江。——洞富雄注），接到的命令是‘处理掉’”；十九日那天，“为俘虏之事延期出发，上午全体出动处置俘虏”。 假设山田旅团长所写的和所说的，除这部分记录外没有其他的了，那么我们将这部分记录与《东京朝日新闻》记者横田的报导联繫起来看，即报导说山田旅团长所属两角大佐率领第六十五联队在幕府山一举俘虏了中国军队官兵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就立即可以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山田旅团长遵照由第十三师团长下达的军司令部的命令，于十九日上午下令两角联队长‘处理掉’俘虏，也就是说，在扬子江岸边枪杀了全部一万五千名俘虔”。而且，我认为把这两份资料联繫起来而得出的推断，并不怎么有逻辑性的跳跃。 然而，根据山田旅团长的笔记而作出上述那种联想，并非没有问题。首先，是发生事件的日期和时间。根据山田旅团长的笔记，可以估计那是在十九日上午。但是，先前所介绍的住在仙台的铃木却说：“时间是在举行入城式的那天夜里。我记得，我待入城式结束后回来，便听说回来得正好，现在就去押送”（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页）。入城式是在十七日举行的。而且，据说事件是发生在夜间。如前所述，平林所说的时间也一样。因此，我认为可以断定事件是发生在夜间，而日期是十七日还是十九日，抑或是两天之间的十八日？这就不甚清楚了。在拙着《南京事件》里推测为事件发生在十六日夜间，这当然是搞错了。 住在仙台的铃木说，屠杀的日期和时间是十七日夜间，实际上这一点不是没有旁证材料。当时，南京金陵大学的战时见证人贝茨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检察方面的证人出席了法庭。贝茨博士当时作证说：“中国军队大部分就在城外不远处投降，并被解除了武装，七十二小时后被机枪扫射而死。地点就在扬子江岸边。”此外，顺便介绍一下，贝茨博士继上述证词后，又说：“国际委员会雇用了工人，旨在掩埋三万名士兵的尸骸。这是按我们的工作方针而进行的。葬身在扬子江里的尸体以及用其他办法掩埋的尸体不计其数”（《远速》，第三十六号，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1，第四十九页）。贝茨博士所说的可能是十四日在幕府山附近被俘的大批中国军队官兵。他说这批俘虏遭到屠杀是在十四日以后七十二小时，即整整三天之后。因此，那是十七日发生的事件。然而，虽说是七十二小时以后发生的事件，但它果真是正确的日期和时间吗？这一点尚有问题吗？ 关于十七日的情况，还有一份资料。《野战邮政旗》的着者佐佐木元胜曾在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时半左右入城式结束后，乘卡车前往紫金山参拜中山陵。傍晚，他回到中山门时，在那里看到了一批被俘的中国军队。对此，他写道：“乘卡车回城，在中山门前又遇到大批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是〔大约七千二百名〕许多乞丐似的长长的行列。没有一个人值得可怜”（新版《野战邮政旗》上卷，第二二○页，一九七三年，现代史出版会出版）。方括号内所记的“大约七千二百名”这几个字在初版时是没有的，但在新版时又恢復了。从这个数字来看，这大约是两角部队在幕府山下抓获俘虏的半数。而且，那时这些俘虏似乎是在被屠杀的那天，在城内示众后出太平门的。因此，佐佐木于十七日在中山门外看到的七千二百名俘虏，与前面所说的不同，应当看作为是在当天或其他日子遭到集体屠杀的俘虏。 第90页 如此一来，日期与时间也有种种可疑之处，因而试图重新看一下山田旅团长的笔记。结果便可以这样认为，十九日那天所记的“上午全体出动加以处置”，是出动旅团的所有兵力，把前夜用机枪扫射而“处理掉”的俘虏尸体抛到扬子江里，这天上午的“处理” 也就是“善后处理” 了。如果是这样，那末十八日那天所记的“为俘虏之事殚精竭虑，视察江岸”的“殚精竭虑”意味着什么，使一清二楚了。看来，事件似乎还是在十八日夜间发生的。自以为似乎不会有错的铃木（住在仙台）所说十七日夜里这一记忆难道就不会记错吗？再者，关于这一点，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的判决也说，十二月十八日夜间估计包括上述一万五千名俘虏在内的幕府山下被俘军民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在下关草鞋峡遭到了屠杀（郭岐：《南京大屠杀》，第二二一页，一九七三年台北出版）。可以推测，有关这起事件的判决，其依据显然是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检察方面的书证一七○二，即《根据南京慈善团体以及平民鲁甦所报告的敌人大屠杀》中“鲁甦向南京地方法院提出的上述证词” （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1，第一四一页）。我想，将原来证据中关于十二月十六日的事件，在判决中改写为十八日，是另有根据的。 十八日“处理掉”的俘虏尸体，其最后的清除工作（大概是抛进扬子 江）似乎十九日还没有结束。据铃木明说，“山田族团长委託驻军‘清除’ （指清除尸体）后开拔”（二十日前往扬子过对岸浦口。——洞窗雄注；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五三页）。铃木明在先前说 过：“十七日至二十日的笔记只记了这一些”（单行本《“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 ， 第一九五页）。从其笔记的写法上来看，应当认为所谓 “清除”云云，似乎是根据笔记的记述。 俘虏的实际人数果真是八千吗？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会津若松联队所抓获的“俘虏”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人并非都是战斗人员。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对这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人的处置问题是这样叙述的：“释放了非战斗人员，收容了约八千余人。当夜，有半数潜逃。由于戒备的兵力和补给不足等原因，旅团长为处置俘虏一事颇伤脑筋，便于十七日夜间准备将俘虏释放到扬子江对岸。正要向扬子江岸边押送时，俘虏发动了暴动，并袭击了戒备的士兵，遇到危险的日本兵向俘虏开枪射击，因而约有一千名俘虏被枪杀，其余逃跑，日本军也有军官等七人死亡。”（《支那事变陆军作战》，第四三七页） 在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战史里，仅对上述记述没有标明依据，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不过，这些叙述无疑是根据铃木明所写《“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因为除此之外，别无有关这起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之类的东西了。但是，铃木明果真撰写了与此相同的事情吗？ 据铃木明的採访报导，山田旅团长说，他和两角部队长两人曾“逐一辨认当时的‘俘虏’是否果真是军人”，并将战斗人员收容在用竹篱笆围起来的一所学校里。这大概是说非战斗人员被释放了，但就实际收容的人数问题，铃木明写道：“听两角部队长说，大概是八千人左右。”铃木明还曾访问了前少佐（战败时）平林，就死者人数问题提问道： “嗯……该不是一干人吧， 是不是三千人？”（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九二、一九九页） 铃木明仅提出这个数字，但战史室的有关人员操纵了这些数字，最后竟然在堪称正史的战史上进行了不负责任的编造， 说是收容的战斗人员约八千， 半数潜逃（这是编造） ， 在扫射中牺牲的俘虏约一千人，其余（大概是说三千人吧）逃跑（这也是编造）。 另外，前面所说的数字，是山田部队有关人员对付本明说的，难道他们就不会在记忆上有出入吗？ 本书第一编第1节开头所介绍的朝日新闻社记者横田的报导註明是十六日，其中全然没有提及这样的内容：一半是非战斗人员，已予释放，收容的战斗人员也在十四日夜里逃跑一半啦，等等。而且，收容的地方也并非是山田旅团长所说的那种围有竹篱笆的学校，而是“二十二栋大营房”。我们认为，就资料所具有的可靠性这一点而言，与其相信三十多年后写的回忆录，还不如相信当时在现场的记者对耳闻目睹所写的报导。 铃木明怀疑，认为俘虏有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略嫌太多了，也许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左右。我介绍一下，参谋本部在战时编纂的《支那事变陆战概说》也明确记述了抓获俘虏一万四千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第四二八页）。 第十六师团有关官兵所说的“真相” 铃木明所採访的第十六师团有关军官和士兵达十人之多，在此我不能一一论及，故列举该师团前参谋长中泽三夫少将的谈话要点，研究一下中泽三夫是否说出了真相。 第91页 据说，中泽三夫先强调说：“所谓南京屠杀之谈，战后我在东京审判时才首次听到，为之一愣。”继而他又断言：“我们负责城内警备，因而无疑是知道的，比如，在难民区必设岗哨，不让士兵等入内。据悉，宪兵人手不够，但辅助宪兵则相当多，宪兵过于严厉，以致遭到其他部队的抗议。所谓来自难民区的表示不满的报告，从未听说过。在东京审判时引人注意的则是侵犯外国权益问题。然而，这却是由于中国人打着外国的旗帜企图矇骗而引起的纠纷。揭发难民区内的便衣兵，这是日本军义不容辞的行动，绝无随意带走平民百姓而加以杀害之类的事情，而带走的士兵则以俘虏对待。当时，我恰在南京。如果因南京城外以南有无数墓地，而以尸骨之数说日本人杀害了多少人，那是大错特错了。”（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三四页） 中泽三夫虽然这样说，但他作为中岛师团长的部下，又是参谋长，果真对南京暴行一无所知吗？ 中岛师团长在南京攻陷战中， 曾受到松井军司令官的指责，说“中岛今朝吾第十六师团长的战斗指挥违反人道”。可是，中岛不久便当上了南京警备司令官，使中国人觉得可怕。对此，据说同属第十六师团的第三十八联队的助川联队长也对铃木明说；“我记得，虽前往南京，但我对南京所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听说自己也许要在东京审判时成为犯人（助川未被起诉）大吃一惊。对我来说，说是事件，真可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九页）。助川是佐佐木到一旅团长麾下的部队长官，而佐佐尔到一则是着有《一个军人的自传》的性格刚毅的将军，他掌握着“南京事件”的关键。这个助川还能说什么事实一无所知吗？而且，东京审判是审判甲级战犯的法庭，像助川这样的联队长担心成为被告，也令人可笑。因此，不言而喻，铃木明所注“助川未被起诉”并非是事实。 据说，当铃木明就田伯烈和埃德加·斯诺的着作提出问题时，中泽三夫简单地下结论说：“我们没有干过，仅此而已。”对此，铃木明说；“明快而又坦率，是无可反驳的发言。”铃木明并不否定南京事件的存在，却又为何对中泽三夫的全盘否定，写出“无可反驳的发言”这篇可理解为全面支持中泽三夫的文章呢？这篇文章是在欺骗读者。 这一点暂且不说，但我认为，在中泽三夫的谈话中否定暴行的每一句话，都是伪证，对此，只要看一下本书第一编和本节后面所述，便一清二楚。 最后，我想对前面所引的前少将中泽三夫的谈话置一言。他在谈话结束时说：“中国方面从南京附近收集尸骨，说尸体有多少具。然而，南京城外以南有无数墓地，以尸骨之数说日本人杀害了多少人，却是大错特错了。”说这话的人难道真是当时在场的负责人吗？连上海派遣军所发表的关于占领南京的战果，也说遗弃尸体有八、九万具（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或说有八万四千具（昭和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人说，中国方面特地抛开坟墓，挖出尸骨，并把它计算在南京沦陷时的遗弃尸体中，等等。我们不妨想一想，中国人听到这种编造出来的谎言，将会多么愤慨！ ※　　　　　　　 ※　　　　　　　　 ※ 铃木明在寻访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的旅行中，必定已发现了该师团第三十三联队的一位名叫西田的士兵（住于三重县久居）每天写的随军日记。 对于西田所记之事，铃木明说：“他说得生动，较之军官说的更为出色”（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三页）。我们与其尊重三十五年后写的回忆录，还不如尊重当时在场者的每天所记内容。介绍山田旅团长的笔记是铃木明在《诸君》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号上刊登的採访报导的压卷之作。今后如能在杂志上原封不动地全文介绍这份稀有的宝贵资料，将不胜感激。《“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从西田手记中摘取了十一月份中的六天笔记作了介绍（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页）。但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在占领南京时所记的日记却被人隐藏了，这样就无从知道事件的详细情况。 前军事有关人员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证词 第十六师团前参谋长中泽三夫少将接受了铃木明的採访，就南京事件发责了谈话。他在战后不久开庭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亦曾作为辩护方面的证人出庭作证。如此叙说，虽然偏离了对铃木明观点的批判，但我想在此让读者看一看日本军中有关事件的负责人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採取了什么态度。 毋庸赘述，松井司令官不是下令屠杀俘虏、残兵败卒和对普通老百姓施加暴行的人。他力图阻止这种行为，那也是事实。然而，他的部下官兵却无视他的有关严肃军纪的训令，妄自採取了残暴行动。松井大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被追究其作为最高司令官应对部下的这种行为负责，判处了绞刑。我认为，这虽实属不幸，却也出于无奈。山下大将在马尼拉进行军事审判时自然也处于同样的境地。 日本军在南京所犯大规模暴行是无可抵赖的确凿的事实。不言而喻，松井大将也在前面所引的手记和谈话中承认了这一事实（参照本书第二二八、二三七页）。尽管如此，松井大将为什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没有如实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呢？事实上，他可能离开南京后就卧病在床，因而不了解事件的整个情况。不过他非但没有一问三不知，而且对检察官就屠杀事件所作的审问，一口断定：“这绝对弄错了，决没有理由存在这种罪状。我能以名誉起誓担保，并陈述如上”（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审问调查书〔检证一○一○四〕 ，《远速》，四十四号，载前引资料1，第七十七页）。此外，松井大将在宣誓供词（辩证二七三八）中也说：我相信，绝对没有进行过像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所主张的那种有计划的集体屠杀这一事实（《远速》 ，三二○号，载前引书1，二七六页）。他坚持这一主张，可能丝毫没有考虑要减轻部下和他本人的罪责。那末，他为什么不肯如实承认事实，向中国人民赔罪呢？ 第92页 ※　　　　　　　 ※　　　　　　　　 ※ 对于日本军的暴行，不仅松井大将，就是站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的华中方面军有关人员都异口同声地加以否定。举例如下： 当时华中方面军参谋中山宁人少佐的宣誓供词（辩证一三四五）说： “我在南京举行入城式前后赴南京时，巡视了市内，所看到的中国人尸体 只有在下关附近一百具左右以及亚洲公园附近三十具左右，这可能是战死 的中国军人的尸体。除此之外，我没有看到平民的尸体和被屠杀的尸体。 听说，在南京俘虏约有五千名，而这些俘虏不仅没有被屠杀，而且据两军 的报告，已妥善地释放到扬子江对岸。”（《远速》，二一四号，载前引 书1，第二○四页） 当时在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武藤章大佐的审问调查书（检证第一○一○ 五）中说：“我在南京正式入城时，随松井大将前往。而且，当时已发生 了十至二十起事件……我决不相信，也难以想像会有几千起事件发生。” （《远速》，八十四号，载前引书1，第八十四页） 当时在第十六师团参谋长中泽三夫少将的宣誓供词（辩证二六六七） 中说：“在南京根本不存在日本军有计划地进行强姦的事实。我知道，虽 有少数触犯风纪的人，但这些人均已绳之以法.”（《运速》，三○九号， 载前引书1，第二四五页） 当时在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的宣誓供词（辩证二六六七）中 说：“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二十日、年底三次巡视了南京城内， 从未在城内看到尸体，只是在下关附近看到几十具战死的尸体，做梦也没 有想到会有几万具被屠杀的尸体。”（《远速》，三○九号，载前引书1， 第二五二页） 当时在第九师团山炮兵第九联队第七中队代理队长大内义秀少尉的宣 誓供词（辩证二六六八）中说：“中国兵的尸体，我只是在扬子江岸边看 到少许，未曾看到被屠杀的尸体等等。”（《远速》，三○九号，载前引 书1，第二三九页） 当时在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长胁坂次郎大佐的宣誓供词（辩证二六 三七）中说：“我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前一直留在南京，但我的部下没 有一个人犯罪……攻下南京后，未在南京城内外听到枪声。如果有机枪等 扫射情况，理当听得见，但从未听到过这种枪声。”（《远速》，三○九 号，载前引书1，第二三九页） 当时在上海派遣军参谋榊原主计的宣誓供词（辩证二二三七）中说： “所谓南京发生火灾，那也是日本军占领南京之前的事，占领后就没有发 生大规模的火灾。据我所知，只有极小部分地方失火，大部分市街并没有 烧到。”（《远速》，三一○，载前引书1，第二五八页） 当时在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的宣誓供词（辩证二七○八）中说： “我于十二月十四日中午左右进入南京，下午巡视了第十军的部分警备地 区（南京城内南部）。当时仅看到六、七具战死的中国兵尸体，没有看到 其他尸体。”（《远速》，三一○号，载前引书1，第二五六页） 所举例子似乎有点过于繁冗，我觉得这些证词竟然说他们都是清白无辜的。可是，武藤章中将在上述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的审问（检证一○一○五）后，于四月二十二日进行的审问（检证二二七三）中不得不承认发生过暴行事件，回答说：“在南京，原决定由两个或三个大队进入市内，可是结果全军都入了城，终于在南京发生了掠夺暴行事件。”（《远速》，一五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七二页） ※　　　　　　　 ※　　　　　　　　 ※ 关于前面所引小川关治郎法务官的证词，最近公开发表了他亲笔写的资料，颇为有趣地暴露了那完全是伪证。《军事警察（宪兵和军法会议）》第六卷作为《现代史资料续编》出版，第一次分发给订购者，书中收录了《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这份日志是不值一提的记录，但在附录“月报”中刊有小川的部分随军笔记却是引人注目的资料。值得庆幸的是，通过随军笔记可以检验小川宣誓供词记述内容的可靠性。 如前所述，前法务官小川在其宣誓供词中说，他在巡视第十军的部分警备地区（南京城内南部）时“仅看到六、七具战死的中国兵尸体，没有看到其他尸体”。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在这份随军笔记里记下了如下事实。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乘汽车外出，与兽医部长同车出发。 据说，到南京有十八里路程……驶近城墙南门（中华门。——《第十军法 务部阵中日志》注）。为货车、载客汽车、车辆等所阻，不能前进，停车 约一个多小时……路上看到中国正规军士兵的尸体重重叠叠，并着了火在 焚烧。日本兵看到足下横卧着的尸骸，也几乎都不以为然。由于路上全是 第93页 尸体，有的士兵在行走时跨过正在焚烧的尸体，犹如对人类的尸体之类已 无感知。渐至南门前（下午三时三十分。——《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 注）……进入南门后，看到路边两侧中国兵的尸体成堆。 〔翌日十五日〕下午，外出视察市内情况。所有十字路口均设置了铁 丝网，而在铁丝网旁边又有几个中国正规军的士兵倒毙在地，日本兵并在 其衣服上点火焚烧。目睹此状，我别无异样感受。日本兵也几乎毫无感受， 视之犹如路边之物，这种情景不是身在战场上所能看得到的，各处依然是 熊熊烈火，黑烟沖天。 对两种记述作一番比较，便可看出供词的伪造情况，甚至令人感到滑稽可笑。如果说不愿涉及与己不利的事实，尚情有可原，但在这里竟篡改事实，敢于作伪证。从这一例子中可以窥知，他们所说的和所写的，如在法庭上宣誓后所提供的证言、宣誓供词等，大都令人难以置信。 且说小川这篇随军笔记，它是在现场每天记下来的，还是后来整理后加以誉写的，不看到原件则不可断言。可是，该随军笔记收藏在什么地方？我们却一无所知。 这点姑且不说，但可以推测，这份随军笔记是反映南京事件真相的重要资料。不知何故，至关重要的十二月十六日至十九日的日记却没有介绍出来，令人不胜遗憾。 ※　　　　　　　 ※　　　　　　　　 ※ 关于就日本军所犯违法事件的处置问题，两位负责人即两个军团的法务官在其宣誓供词中提供了如下证词。第十军于十二月十三日进入南京城，同月十九日调防。该军的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说：“在驻留南京期间，我未曾听到关于日本兵有违法行为的传闻，而且也没有人对违法事件进行起诉。因为日本军处于作战状态之中，军纪颇为严格”（前引宣誓供词）。上海派遣军法务官兼检察官冢本浩次说：“对破坏军纪、风纪者则予以严肃处置。十二月和第二年一月中所调查的事件仅十起左右。在处分者中，军官有四、五人，其余大都是士兵所犯下的零星事件，从未处理过集体屠杀案犯。”（宣誓供词〔辩证一○七四〕，《远速》，第二—一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九二页） 松井大将也在他那前面介绍过的手记中说，受到军法会议处置的，包括军官在内有数十人。因此，我认为这两个法务官所说的情况基本上是事实。 且看小川法务官所说的情况。诚然，看了前面所说的《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可知在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前，触犯风纪者，如对中国人进行杀人、强姦、猥亵、放火、掠夺等情况，收到宪兵队提交的报告有二十二份（此外，关于伤害军马、威胁上司、临阵脱逃者各一份），但在十四日至十九日第十军驻留南京期间却没有受理过一份搜查报告。也就是说，仅就军法会议而言，宣誓供词所说的并无虚假。 不过，不应该由于起诉的件数少，就说触犯风纪者也少；也不能由于在南京无一份搜查报告，因而说没有违法事件发生。法务部没有对罪犯进行搜查的权利，只有直属军司令部的宪兵押来嫌疑犯时才能起诉。因此，虽有违法事件，但宪兵不拟搜查，或者违法事件频繁发生，无法处理，这时审判等于零。最重要的是，当初在占领南京之际，甚至连非常重要的宪兵也寥寥无几，捉襟见时，这在前面已有详细叙述（参照本书第一○七页以后）。 日本军对俘虏和便衣兵进行集体屠杀，无疑是根据命令执行的，因而，这些执行者当然不能成为惩罚的对象。对普通老百姓的残暴行为，出于维护军纪的需要，理应根据从严惩处的方针加以处置。然而，如前所述，南京由于日本军的占领，已成为地狱。在那里，暴行屡屡发生，不计其数，陷入无法处理的状态之中，因而事实上不可能对犯罪行为进行惩处。于是，就发生的事件，提出不足几百分之一的例子，判处轻罪，敷衍了事。 ※　　　　　　　 ※　　　　　　　　 ※ 以中泽三夫少将为首的许多参加南京攻陷战的高级军官，以辩护方面的证人身份出庭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他们都否认曾进行过大屠杀这一事实。这不只是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的证人的态度，而且也是当事人一致表现出来的态度。唯独一个有关人员肯定了这一事件的存在，他便是在南京的特别军事法庭上以大屠杀事件的负责人身份被判处死刑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以b·c级战犯而成为这起事件的被告人仅谷寿夫师团长一人，其他军司令官、部队长官以及参谋长等人均免予起诉。然而，谷寿夫中将虽认为自己无罪，却也承认有大屠杀之事实，并要求惩处大屠杀的负责人。谷寿夫中将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一日被宣判死刑的第二天提出上诉，说：“应当先向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许多部队长查明事实的全部情况，然后确定真正的犯人。”（五岛广作编：《南京作战的真相》，第二三六页） 还有一份冈村宁次大将所作的有关记录，当时，他是派遣军首脑人物，他作了承认南京事件的发言。冈村宁次中将曾经于—九三八年八月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他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在上海登陆后一、两天内，从先遣部队宫崎参谋、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一九三七年七月任驻华使馆武官。——洞富雄注）、杭州特务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那里听取了情况，总的情况如下：一、攻陷南京时，事实上确实发生了对数万市民大肆进行掠夺、强姦等暴行；二、第一线部队有以补给为名杀害俘虏之弊端。”（《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册，第二九一页） 第94页 对遗弃尸体掩埋表之怀疑以及市民受害之“实际数字” 关于遗弃尸体的掩埋数字，铃木明对中国方面的主张也是持极端批判态度的。负责掩埋南京城内外遗弃尸体的，生要是慈善团体即红卍字会和崇善堂。据它们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据，认为处理的尸体数目惊人：红卍字会处理了四万三千零七十一具；崇善堂处理了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具。 铃木明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辩护团体一样，认为这个数字缺乏可靠性，他说：“即使充分理解红卍字会和崇善堂的善意，南京有关人员也一眼即可看出这个数字是夸大的”（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页）。不仅是铃木明，可能谁都会对这一过于庞大的数目，表示怀疑，都想说，在未看到原始资料前不能妄加评论。然而，日本方面理当预料得到，掩埋队提交的报告尚在，所以，可想而知不必担心中国方面也会向法庭提出虚构材料作证的。现在，我认为前面所说的数目是完全可信的（关于遗弃尸体的数目问题， 另参照本书第一编第6节以及以后的第三三四至三三六页、第四○七至四○八页） 总而言之，遗弃尸体的数目相当大。处理尸体花了近一年时间也丝毫不足为奇。因此，所谓“在业已清除过的中山门附近等地，五个月后不可能还有那么多尸体”的反驳是不能成立的。据说，五个月、十个月后，甚至一年半后，在部分小河里还填满了白骨（参照本书第一九八页）。 ※　　　　　　　 ※　　　　　　　　 ※ 铃木明也批评了中国方面关于在特定地点遭受屠杀的说法。为此，我对此作一叙述。 据悉，在南京市当局编印的某本《南京大屠杀摄影集》里开头刊登的“大屠杀地图”上，在雨花台处附有“万余人被杀”的说明。对此，铃木明说，那里附近民房全部焚毁，绝无居民，即使后来有人被带到这里来遭受杀害，也不能认为是大量的。他还介绍了雨花台永宁寺住持的证词，说“决没有在这一带杀过人”，以为这是事实（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六二页），那是铃木明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前后从前独立大队炮兵联队石松那里听来的。 诚然，南京攻陷战结束后，没有在雨花台进行大量屠杀的事实，我认为这一点是可信的。不过，当时这一带几个月来遍地都是大量遗弃尸体，那也是事实。据崇善堂掩埋队留下的资料，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至十八日，在城外的兵工厂、雨花台地区掩埋了二万六千六百十二具尸体。 这样多的遗弃尸体，可以说不是由于屠杀造成的，而是通过歼灭战这一正当的战斗行动导致的伤亡的结果。然而，中国方面看来，这却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据说，在雨花台，有两、三万中国兵在撤退时遭到日本军的扫射，哭声连天、尸骨成堆、血流过胫，一片惨状（参照本书第二十六页）。 由此看来，在“大屠杀地图”上的雨花台处附有“万余人被杀”的说明，也就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了。顺便介绍一下，从正面进攻雨花台的第六师团，分出其一部分部队迂迴到南京城西侧，在该地区也取得了骇人听闻的“战果”（参照本书第二十六至二十七页）。 此外，据说在“大屠杀地图”上这样写着：在离南京城东北八公里左右的扬子江岸边燕子矶有数万普通平民百姓遭到屠杀，在其附近的观音门有三万普通老百姓遭到屠杀。对此，铃木明表示怀疑：数万普通老百姓逃进这一地势险要的山地，是“绝难想像”的。他还特地说，南京附近的人们若要躲避战火，是不可能向日本军进攻过来的东南方向或正东方向逃跑的。不过，日本军的进攻出乎意料地迅速，南京附近的居民如有人不能渡江到对岸，不能前往平地开阔的南面或西南面，那就要么进入南京城内，要么即使与日本军的进攻路线相遇，也宁可逃进东北面的“形势险要”的山地，认为那是“安全之地”。我认为这不足为奇。当然，正如我在旧着《南京事件》中所指出的那样（参照本书第七十二至七十三页），发生在燕子矾和观音门的这起大屠杀是怎么回事，由于检察方面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来，所以对牺牲的人数尚存有疑问。然而，不管怎样，总不能认为中国方面捏造了这种谣传。 ※　　　　　　　 ※　　　　　　　　 ※ 关于金陵大学教授史迈思博士负责进行的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的调查结果（lewis s. c. smythe, war damage in na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march, 1938, shanghai，1938.），前面已作了介绍，并进行了批判（参照本书第二一二页以后）。铃木明也提到了这个调查，他认为在每五十户房子中挑选一户进行调查是极为精确的实况调查（顺便说一句，人们经常谈论的视听率调查比例是在一万七千余人中挑选一个人。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五九页）。根据这次调查，可以推算出南京城内居民的受害情况，即因日本军的暴行而致死者二千四百五十人，受伤者三千零五十人，被强行拉走者四千二百人。被强行拉走者后来由于下落不明，这个数字与死亡的人数相加，估计有六千六百名市民遭到了屠杀。 第95页 如前所述，铃木明认为这次调查是“极为精确”的调查，但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些数字在调查方法及其他方面有多大的正确性，现在无法断定”。但是，铃木不相信掩埋队处理尸体的数目，却断言：“仅就这起‘南京事件’而言，这是唯一重要的数字。” 是不是“唯一重要的数字”暂且不论，就连那史迈思教授也意识到由此推算而得出的市民牺牲的人数太少了。于是，史边思教授在报告中註明，根据城内外掩埋的情况谨慎推算，结果表明有一万二千名市民遭到屠杀。关于一万二千名这一数目，同是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史迈思教授和我经过种种调查和观察，结果得出一致结论，即：在我们确切所知范围内，城内包括男女和儿童在内的非战斗人员有一万二千人遭到杀害。”不过，这一万二千人仅限于在“安全地带及其附近地区”调查所得的数字。贝茨博士进一步作证说：“市内其他地区还有许多人遭到杀害，而我们无法调查这些人数。而且，在市区外被杀害的人也相当多。我前面所说的，不包括屠杀中国兵，也不包括屠杀曾经当过兵的几万中国人。”（《远速》，第三十六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四十九页） 可想而知，这次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的调查，在南京事件构成起诉原因而进行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毋宁说是有利于被告的证据。但是，辩护方面最终没有将这份报告作为书面证据提出来。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连辩护方面也对这份资料所示数字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在《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中所统计的有关死者的数字，不能照用， 这在本书第一编第6节《关于牺牲人数的估计》中已有详尽的叙述，故在此不再重复。然而，一段时间来没有提到南京事件的铃木明，却又打破了沉默，在一九八二年十月号的《文艺春秋》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敬告〈人民日报〉总编阁下》。他在文章中重又提出了在史迈思的调查报告中所见到的受害市民人数的统计。当然，他一句也没有提及我对该调查报告所作的批判。对于他，只能将他定为是一个“企图矇骗不太明了事实的读者” 的人物（参照本书第二编第1节中的《对批判未予答覆的铃木明和山本两人》）。 马吉牧师的批判当否？ 田伯烈所着《日军在华暴行》（中译本题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在书后附有“难民委员会对日本提出的抗议书”，列举了四百二十八起（正确地说应是四百四十四起。——洞富雄注）日本军的暴行事件。铃木明说，根据这些报告来看，在占领南京后的六十天左右时间内，他们所能知道的强姦事件约有八十起（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页）。不过，田伯烈在其书后附录的，自然不是国际委员会所列举的日本军暴行的全部事件，实际上只不过是四百四十四起中的一百三十起左右而已。因此，可以把八十起强姦事件视为这一百三十起左右中的一部分。 此外，铃木明还说：“马吉牧师的证词抽象而夸张地解释了这份记录（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关于日本军暴行的报告），不具体。马吉牧师在信中说：‘十六日有一千名妇女被强姦。’但在《难民委员会记录》中关于十六日那天的报告写的是受害人数充其量总共只有十二名”（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八页）。铃木明所说的马吉牧师的信，就是田伯烈在书中所引用的、马吉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日记体的信。铃木明所依据的是从该书中译本翻译过来的转译本，其中说：“昨天（十六日。——洞富雄注）白天和夜里遭到强姦的妇女至少在千人以上。”但是在马吉牧师的信中，此处应正确译为“自昨晚到今天（十七日。——洞富雄注）白天，有一千名妇女被强姦”（前引资料集2，第三十四页）。 铃木明把十六日的受害人数充其量定为十二人，这自然是根据《南京安全区档案》定出来的。不过，正确地应当说这是一起由八个以上军官和士兵所强姦的超过七名妇女的案件。因此，应把“充其量总共只有十二名”改为“至少也有十二名”。此外，我还想提请注意该委员会所报告的一个事实：在广东路某处，从十三日至十七日，有三十多名妇女被强姦。根据南京安全区档案，，第二天即十七日还有三十四名（十七起）妇女被强姦。除此而外，大学对面和第二条马路，各处都有人被强姦，而且在五台山小学也有许多人被强姦。 然而，这只是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记录中所看到的，不能认为是在安全区发生的强姦事件的全部。马吉牧师在其上述信中，又就十六日那天的强姦事件写道： “从那天早晨起似乎就有人来报告强姦事件。即使在我们熟悉的人们当中，亦有一百多名妇女被日本兵强行带走，其中十七人是大学图书馆的职员。但在自己家里被强姦的人肯定要多几倍” （前引书2，第三十三页）。而且，前面所说的贝茨博士是当时管理金陵大学的负责人，该校收容了三万名难民。他和安全区委员会分别每天向日本人使馆报告在其管辖范围内所发生的日本军的暴行事件。他后来还作为证人出席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当时曾就十六、十七日所发生的强姦事件作证说：“我曾报告，十二月十六日，日本军从南京大学带走了许多妇女，而且又于第二天报告说，前一天晚上日本军强姦了三十名妇女。在十二月十七日向日本官宪报告说：‘你所见之处以及你的邻居所见之处，正在继续发生令人可怕的残酷行为。’我于十二月十八日的信中又报告了前一天晚上发生在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洞富雄注）校园内六座建筑物里持续进行的强姦事件。”（前引书2，第五十三页） 第96页 铃木明难道也能断定这些证词是虚假的吗？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把十六日夜里至十七日白天被强姦的妇女定为一千人，这也是大致推测，但仅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列举的，说实际受害人是十二人啦、四十人啦、一百人啦等等，都是令人可笑的。在留在南京市内的二十五万乃至三十万市民中，有十五万以上的市民在安全区内避难。管理这一包括十个难民收容所在内的安全区委员有十五人，即使加上中国的委员助理，其人数也是屈指可数的。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们不可能听到发生在安全区内的所有事件。而且，可以想像，即使收到了报告，也不可能如数报告日本大使馆，而且关于强姦等情况，受害人及其家属大都隐情不报（参照本书第八十六至八十七页）。再有，就安全区的委员们而言，在安全区以外的市区内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就不得而知了。 马吉牧师估计，从十六日至十七日，在南京被强姦的妇女有一千名，这是根据日本兵横行不法。使全市处于恐怖状态之中和兽性大发作的传闻而作出的大致推测。当然， 这可以说“不具体” 。但马吉牧帅所说的一千名妇女被强姦”，铃木明说“是抽象而夸张地解释了这份记录”（即表示受害人有十二人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记录。——洞富雄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四八页）。对铃木明的这种简单的解释，我不能同意。 前面提到的金陵大学博士贝茨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证人作证说，仅根据“安全地带的国际委员会报告”，在南京占领后不到一个月，“估计发生强姦事件八千起” （《远速》，第三十六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五十页）。另一方面，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在一月十四日致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的信中写道：“强姦了约两万名妇女” （《远速》，第五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一六六页）。拉贝所说的两万人大概是对全市被害人数的估计数。说八千起事件也好，两万人也好，我也不是不觉得有些夸张，但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也是辩护人的博学之士泷川政次郎博士，曾于南京沦陷后半年访问那里时记下了这样一段话；“据我所乘的人力车车夫对我说，现在南京市内，没有一个姑娘不遭到日本兵的暴行。”（《新版：评东京审判》，下册，第九十六页） 对马吉牧师的手记表示怀疑的铃木明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说： 试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十二月二十八日那天手记里马吉写有这样一 段话：“星期二。天气恶劣，先下微雨，继降大雪，这是我们一向所恐惧 的。难民区的几乎所有草棚都漏雨，简直等于狗窝，遍地泥泞，难以插足。” 二十八日是星期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查阅了当时记录，二十八日 却是晴天。第二天，即二十九日，早晨稍微降了一点小雪，但很快就停了， 转为阴天。除二十九日外，几乎都是“晴天”（这段记录，在《诸君》一 九七三年一月号里没有刊登，在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 一一三至一一四页里有补充记述）。 铃木明根据“当时的记录”指出，十二月二十九日早晨稍微降了一点小雪，随后便转阴，但在此前后，每天都是“晴天”，而马吉牧师却把十二月二十八日那天写成下大雪。如后面所述，若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前每天的气候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但后来的情况就不甚清楚了。如果有记有占领南京当初的每天气候情况的“当时记录”，我很想查阅一下。 或许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二十八日是个晴天。据铃木明说，马吉牧师把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气候情况写成先下微雨，继降大雪。不过，这种说法却略有舛误。铃木明所依据的是中译本《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我查阅了英文原文，在书中是这样写的：“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我们所担忧的是天气恶劣。先是下起濛濛细雨，随即下起雪来。虽说是草棚，但大多简直就象狗窝，住在里面的可怜的难民，其境遇更为悲惨。因为这些草棚大多数不能避雨，而且遍地泥泞”（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四十一页）。乍降即露的小雪与“大雪”，情况殊不相同。要批评别人所写的文章，严谨地弄清其所写内容，则是个前提。在这方面，理所当然，不应该根据有出入的译文，而是必须根据原文进行研究。 这点暂且不说，也许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二十九日那天下雪，而在那前一天则是晴天。尽管马吉牧师误写为二十八日下小雪，恐怕也不能据此怀疑那位牧师的手记的可靠性。即使是日记体的手记，也有不少是在隔天记写的情况，因此，在执笔时由于记忆错误，将发生事件或事实的时间前后错写一天，遗误于后世的研究工作者，这种例子可以举出不少。但我想再次请教铃木明，希能告知记有十二月二十八日是晴天，翌日二十九日是小雪的那份“记录”的名称。 铃水明说：“田伯烈所写的主要是以难民区为中心的南京城内发生的事件。而且， 至于有关南京的事件， 则主要是美国牧师——估计是马吉的手记”（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一页）。对此，正确地说，田伯烈编着的那本书是由正文十章（包括序和结论在内）和附录资料七篇组成，正文的前三章内容是有关南京的，在这部分里，马吉牧师的手记占百分之五十五，贝茨博士的手记占百分之三十五。不过，在田伯烈所编着的那本书中收录的有关南京事件的记录，不仅仅是这一些。作为附录，该书还大量收录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关于日本军的暴行报告和公函。尽管如此，仅就田伯烈编着的那本书的正文而言，可以说“至于有关南京的事件，则主要是马吉牧师的手记”。马吉牧师也出庭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他和贝茨博士、许传音博士一起就南京暴行事件作了长时间的陈述，并各都准备了长篇大论的宣誓口述。 第97页 如此，马吉牧师是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重要证人，这是事实。虽然铃木明试图指出这位马吉牧师的证词有矛盾和悖谬之处，但如前面所看到的，其批评没有作用。然而，一部分人对铃木明的着作——包括他对马吉牧师的批评在内的评价依然很高，如渡部升一，他作为导演活跃于社会，博学而声誉颇高。他挥笔疾书，竟然这样说：“‘南京大屠杀’使我们羞对世界尤其是羞对中国，这是所谓日本军在南京杀害三、四十万士兵和男女平民百姓的事件。但是，此事也通过铃木明的详尽的调查报告即《“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而真相大白，这种事件无论如何想像都不可能存在。它证明，这次大屠杀的所有传说以及文件的来源都集中到一处。南京大清杀是美国牧师马吉造的谣，而且查到底，这些谣言无一能找出像样的事实根据。总之，日本人由于一个不负责任的外国人的造谣，而被打上了集体屠杀几十万中国人的烙印。”（《歷史的阅读方法》，第一三五至一三七页） 这实在是粗暴的议论，尤其是针对马吉牧师的议论，应当说是无视事实的造谣生事。即使铃木明本人也决没有说过这种活。看来，渡部升一大概没有仔细看过铃木明的那本着作。 所谓“经常是同一个目击者” 南京的姜福根曾接受了本多胜一为写《中国之旅》而进行的採访，后来又同访问南京的三留理男见了面（《中国报导》，载《每日周刊》，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姜福根还亲自投稿《控诉南京大屠杀》一文，刊登在《人民中国》一九七二年七月号上。南京的外事工作人员曾多次向日本人介绍了姜福根在少年时代的痛苦遭遇，这种心情，我想是十分容易理解的。不过，铃木明却由此产生了一个残忍的提问，说：“能介绍南京大屠杀的，难道只有当时年仅七岁的姜福根一个人吗？”（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九页。）每当想起看到此文的南京人的愤恨和中国人民的满腔怒火，我的心情便十分沉痛。 南京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法庭（后改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仅审判了应对南京事件负责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并处以死刑。据谷寿夫中将的遗书《血录南京狱中记》说，这次审判仅让受害市民七十五名男子、二十五名女子作为证人出庭（五岛广作着：《第六师团无事实根据》，一九六六年在《熊本广播》连载）。当然，这并非说受害人只有这些，而是考虑到审判的进行，仅选出了一百个受害者。在这些人当中，尚有几十个人健在，何不找他们採访一下呢？倘若此事不成，即使去台湾，自然也能从与蒋介石一起逃到那里的中国人中间找到南京暴行的受害者。我也间接地知道一个人，此人是身负三处刀伤而活在世上的南京事件的受害者。 在南京开设的战犯军事法庭上对谷寿夫中将的审判，如本书正文所述， 似有一百名证人出庭作证。据在这次审判中“对起诉的申辩书”所说，谷 寿夫中将被追究的罪责是杀害九百多人，强姦四十多人。而且，据“不服 判决补充呈报书”所说，自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第六师团在中华门 一带所犯事件共达三百七十八起（五岛广作编：《南京作战的真相》，第 二二八、二三六页）。 顺便说一句，在南京的战犯军事法庭受审的与南京事件有关人员，除 谷寿夫中将外，还有第十六师团的两个少尉（有砍杀百人比赛的嫌疑）、 一个大尉（有砍杀三百人的嫌疑？），共计四人，都被判处死刑（法务大 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部编：《战争犯罪裁判史概要》〔一九七三年八月〕， 第三五○至三五一页。同调查部：《战争审判记录有关资料目录》〔一九 三三年七月〕，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页）。除谷寿夫中将外，其余三人可以 说是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前参与屠杀的人，因而应该认为与南京事件无 直接关系。 德丁记者的报导 铃木明说，要揭示事件的真相，第三国人的资料是最为可信的。他找到了《纽约时报》 南京特派记者德丁寄往报社的报导与电报， 并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六六至一六七页）。这位记者在南京被占领时的三、四天内，详细目睹了日本军的行径。 铃木明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说：“过期的《纽约时报》沉睡在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地下仓库的深处，散发着一种独特而又浓烈的书蠹霉味。事实上，我万万没有想到能如此轻而易举地看到《纽约时报》的原件，不禁哑然。在洞富雄编撰的书籍里有一篇文章说：‘德丁的报导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根据检察方面为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而提出的德丁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九二，未提交〕，不过记错了时间，参照后面的记述。——洞富雄注）。洞富雄之所以没有发现它，我想是因为要找到过期的《纽约时报》相当困难。”铃木明还谈了他那煞费苦心地寻找该报的经过：我们俩花了两天时间，逐页翻阅了十二月份和一月份每天多达六十页的《纽约时报》，寻找德丁这个署名，结果缺少了引人注目的十二月二十四日那天的报纸，后来总算在一月九日出版的那天报纸上发现有十二月二十二日由上海航空邮寄的长篇大论的报导。据他说，那是在“盛夏，在没有空调机的阅览室里”进行的艰苦劳动。其实，我早在此几个月之前就想到把这些资料收进南京事件资料集里，充作《日本战争史资料》中的两册。我怀着希望或许能找到德丁的报导的侥倖心理，查阅了东京大学以及其他各处所收藏的《纽约时报》原件。 第98页 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我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过引人注目的那一天的《纽约时报》。我想，这些刊有德丁记者撰写报导的报纸当然被检查后没收了。战后制成的该报缩微胶捲，因日本各地都没有日华战争爆发前后出版的那些报纸，所以没有努力去查找。不过，我自我检查，觉得这样编撰资料集是太疏忽大意了。于是，我明知也许劳而无功，还是想去东京市内各处收藏《纽约时报》的地方大体上把它创览一遍。就这样，我决定先去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查阅了该报的索引。幸好，在该所阅览室里也偶然备有一套刊有引人注目的那些报导的前后几年《纽约时报》的索引。最近，似乎有一整套影印版的索引上架收藏。我记得，那时，即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的。纽约时报》索引肯定是日本银行的旧藏本。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幸运了。 查找的结果表明，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和翌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曾刊登了署名德丁写的有关南京事件的报导，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题为《美国传教士笔下的南京恐怖统治》（americanmissionaries describe nanking region of terror）的报导。于是，我决定查阅国立国会图书馆、 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 庆应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纽约时报》，看看有无前面所说的两个月份的《纽约时报》。结果，我知道前面所说的三天《纽约时报》在上述四处共十二份中，看来保存下来的只有两份：一份在早稻田大学，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的；一份在东京大学，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 在十二份中， 有十份因捡查而被没收，唯独这两份免遭厄运（东京大学所收藏的那一份并非像铃木明所说的那样，仅缺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的那一份，也缺少刊登德丁记者第一篇报导的同月十八日出版的那一份。因此，德丁记者刊登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的报导，自然并非“世界上最先发表的有关‘南京事件’的报导”）。现在，虽然无人自报姓名，但在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师生中理应有人看过《纽约时报》 ， 了解南京事件（藏在早稻田大学的那一份报纸个别地方有破损，已用薄纸修补）。但我虽是与早稻田大学有关的人员，当时也没有看过这则报导，也未从谁那里了解到这一事实。不要说是当时，就是近十年来潜心研究南京事件、并撰写了有关专着的作者——我，竟然如此不知身边就有报纸刊登着德丁记者所写的报导，深感惭愧。 铃木明似乎也翻译了刊登在一月九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上的那篇报导，那是小号字体占满了整整一个版面的长篇文章，连同上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报导（这篇文章约占三分之一版面）合在一起，其译文均收录在《日中战争史资料》里。 此外，在日本军占领南京时尚留在那里的，除德丁记者外，还有《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路透社的史密斯三位记者，以及第一流电影摄影师门肯。他们和德丁记者一样，于十五日或十六日前往上海。这些记者当然也给他们的通讯社和报社寄去了关于南京事件的重要新闻。 伦敦的《泰晤士报》也肯定刊登了有关南京暴行的报导。这也和《纽约时报》的情况一样，可以说，这些报纸报导的原件在日本几乎不可能看到，最近，该报从创刊号起的缩微胶捲在日本各处都已上架收藏，因而也尽可查阅了。这些情况是通过《出版警察报》才知道的。该报特派记者麦克唐纳（日本军占领前一直留在南京，后乘美国炮舰“帕奈号”逃出。该舰在南京扬子江上游二十八英里的和县附近被日本海军飞机击沉）在乘坐返回上海的美国救护舰“奥阿胡号”途经南京时，从留在那里的外侨那里听到了目击者的谈话，并于十二月十七日由上海发出电讯，报导了这些情况。 关于前面提到的门肯摄影师的情况，拙着《南京事件》对他作了叙述：“门肯摄影师既然是在美国国旗下进行工作的，虽会受到占领军的严重干涉，也必然摄下了悽惨事件的某些片断，并带出南京”（该书第一一四页）。铃木明也提及此事说：“上述洞富雄的着作（指旧着《近代战史之谜》 。 ——洞富雄注）虽也写道，他‘理应拍电将详细消息送回去’，‘必雄摄下了事件的情况，并带出南京’。但是，洞富华却没有写出消息刊登在何处，拍摄的影片在何处上映。”（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十四页） 我大致认为门肯把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所目击的惨状亲自拍下了胶捲，并带出南京，但这种推测看来很难成立，因为日本军是不允许让这种新闻电影的底片带出去的。这样，即使门肯本人虽然未能把胶捲带出去，但似乎已由马吉牧师偷偷带回美国，广泛上映。此胶捲是马吉牧师继门肯摄下后又加以补充拍摄的呢，还是整卷胶捲都是马吉牧师拍摄的，其经过情况就不甚清楚。关于这卷胶捲，贝尔加米尼在他引人瞩目的着作《日本天皇的阴谋》中叙述如下： 约翰·马吉牧师——一战后他是耶鲁大学的牧师，是战争诗人伊安· 马吉的父亲——用摄影机记录了他所见到的情景。这部黑白影片—一他后 第99页 来郑重声明，该影片没有适当地反映出“黑色帐篷和红色帐篷的真实情况” 被偷偷地带回美国。人们感到影片中显示的那残缺不全的尸体、溅满血迹 的房屋和挑在刺刀上的婴儿实在惨不忍睹，不堪公演，因而仅有少数人观 看了影片。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影片的某些片断被“‘美国第一’委员会” 这个组织拿去广为上演，旨在说明捲入外国事务是无益的。 据贝尔加米尼说，他为收集资料和撰写《日本天皇的阴谋》一书而来到日本，逗留了三年左右时间，当他即将启程回国，其行李放在神户的一个栈桥上待运时，“两本笔记本和一卷摄有‘南京屠杀’的胶捲从他的六只书箱里失踪了”。贝尔加米尼是从什么地方把这卷“南京屠杀”的胶捲搞到手的呢？在纪念“七七”的广播电视屏幕上，有时会出现有关“南京屠杀”的片断面面，我也觉得奇怪，但在日本毕竟也有这卷胶捲。贝尔加米尼这个人搜集资料真是非同寻常。这位美国人不知採取什么手段把铃木明、我以至几乎所有日本人都不知道的这种胶捲的复印件搞到手的。 ※　　　　　　　 ※　　　　　　　　 ※ 《每日新闻》前坂俊之撰写的《受到检查的南京大屠杀》一文刊登在最新一期（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现代之眼》上，我在它即将定稿前，曾拜读过。这篇文章根据《出版警察报》对受到查禁的有关南京事件的外国新闻报导作了介绍，并调查了遭查禁处分的数量。 双方不宜对残暴的照片过于认真 铃木明提出了两张众所周知的惨不忍睹的照片问题（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六二至二六六页），而这两张照片曾刊登在本多胜一所着《中国之旅》、《在中国的日本军》以及三留理男所着。抗日战争记录》中。 一张照片是日本兵举起军刀，正欲砍杀一位已万念俱灰的中国青年，而站在后面的日本兵面露笑容地观看此情景。另一张照片是一个日本海军士兵一手提着一把出鞘的军刀，一手提着一个中国人的人头，得意忘形。我想，这两张照片都陈列在似乎是位于南京紫金山麓丛林中的南京事件资料馆里。 本多胜一说，刊登在他那本着作里揭露残暴行为场面的照片是从南京 大屠杀影集里翻拍过来的。从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奇大这一点，可以推测 影集里的照片是根据展览用的镜框里的照片翻拍下来的。这种镜框大概就 是前面所说的资料馆里专供展览用的。迄今为止，中国的这个陈列馆是不 向日本人公开的，据我所知，仅给已故的高野实一人参观过。此事，我是 直接从他那儿听来的。 且说前面提到的照片问题，铃木明怀疑说：“这张照片真是‘日本人在南京砍杀中国人’时拍摄的照片吗？”他说：“具体说来，没有一个说明这种情况的证据。”诚然，这样的怀疑是存在的。我也知道在南京陈列的照片中就有两张是一九三○年间岛事件的照片。看来，当时似乎有不少日本兵在身上藏有色情、变态的照片和惨不忍睹的照片。为此，我认为研究工作者不宜把出处不明、反覆多次翻印的照片当作资料看待。当然，这并不是说这张引人注目的照片不是占领南京时拍摄的照片，因而我认为铃木明也大可不必对这张照片过于认真。 至于另一张照片，铃木明举出证据说，它拍的不是全景，而是剪去下半部摄有似是身体的部分，修剪成日本兵提着刚砍下的人头的模样。这张全景照片并不怎么稀奇，以前我也觉得奇怪，认为这张照片或许正如铃木明所说的那样。可是，我在后来看到了一张印得较好的照片，对那个站着的手提人头的日本水兵的脚下边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照片上只照出中国人的人头，没有照出身体。因此，南京的这张照片显然不是故意修剪而成，使人看上去如同提着一个刚砍下的人头似的。 这点暂且不谈，铃木明说：“查阅了所有关于‘南京暴行’的记录，全然未能找到日本海军登陆的事实。”对铃木明的这种说法，我不能同意。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为了乘上十二月十五日开往上海的轮船而前往下关码头时，曾亲眼目睹了如下事件。 本记者在乘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前，在江边看到两百个人被处决。这次 残杀前后花了十分钟时间，两百个人在墙边排成一行，然后遭到了枪杀。 随后，许多佩带手枪的日本兵在横七竖八地躺着的中国人尸体旁边，满不 在乎地走动着，还踩在尸体上面，一旦发现还有人未断气，手脚在抽动， 便再补上一枪。 陆军士兵一边干着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一边从停泊在江面上的军 舰里叫来海军士兵，让他们观看这种情景。围观此景的许多军人似乎大感 兴趣（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八一页）。 我认为，既然有德丁记者所看到的那种事实，在下关登陆的部分海军中自然会有人干出照片上所拍出来的那种事。总之，这张照片也与前面提到的照片一样，不能认为是伪造的照片。我相信，它无疑是日本兵特意干出来的残暴行为的确凿证据。然而，即使是陈列在南京的陈列馆里的，也不能立即把它看作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照片，实际上也有与间岛事件有关的照片。当然，所陈列的照片镜框里的说明文字，也没有下结论说那是南京事件的照片。 第100页 重复说一遍，我认为，对这类照片不宜过于认真。如果判明这些照片是伪造的照片时，就必然会有一批人说要着看这些照片，从而断定南京屠杀事件是“无稽之谈”。我想起了一九八○年上映香港电影《旭日》时的情况。当时，电影进口公司曾企图以影片中有关南京屠杀事件的几个场面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问题，挑起一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争”，用它来进行宣传。这种论争十分危险。 驻南京大使馆有关人员与暴行事件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几乎全部收录了《诸君》杂志上连载的文章，并作了相当篇幅的增补，同样有的地方也删掉了大段文字。这已在前面作了叙述。在一处增补的地方，就有从日高信六郎那里听来的记录。日高在日本军占领南京时曾以外务省参事官身份进入南京。这篇记录是令人感兴趣的资料，它说，日高信六郎先就田伯烈编写《日军在华暴行》一书的内容谈到：“由于在南京的外侨更为强烈地申诉他们自己的困境，其内容当然不可能不掺进许多夸张的成分。然而，琐碎的小事可以姑且不说，但就其所写的基本情况来说，我也认为有很多地方不能同意。我本人认为田伯烈绝对不会是个反日的人，毋宁说他是个天真的反战主义者……”（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二五页）。接着，他对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的第四天，即十二月十六日进入南京时的情况叙述如下： 我进入南京的十六日那天，没有一位外国记者。那里的情况是，街上 空无一人，连一只猫跑出来也会吓人一跳。在下关那里，还留有尸体。我 一到那里，就获知在占领时日本军与当地市民之间发生了许多磨擦。于是， 我便逐个拜访了日本军方面的有关人员，要求妥善处理。日本军方面也对 这类问题大伤脑筋，于是我连夜拜访了宪兵队长等人，他们紧急召集全体 宪兵，加强巡视。尽管如此，在众多事件中，可能发生了田伯烈在他书中 所写的那类事件（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二七至一 二八页）。 日高信六郎也曾对作家城山三郎谈到他进入南京时所目击的情况。不过，他对城山三郎所谈的与对铃木明所谈的却有不少微妙的出入。据城山三郎所着《南京事件与广田弘毅》（上册）（载《潮》一九七二年十月号）说，日高信六郎的谈话是这样的： 可厉害了，那一带死了许多人。走在路上，只听到一阵阵砰砰的枪声， 是开枪打人的声音。我想，这样下去可要不得，便朝宪兵队长大尉那里走 去。 我对他说：“到街上去看看！要是有一个士兵手里没有拿着什么，我 就向你敬礼。” 宪兵队长说，宪兵只有十四个，而且正在为明天（即十七日）的入城 式作准备，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可是，由于我再三劝说，他虽刚洗好 澡，还是穿上军服，带领部下，坐上卡车出去了。而且，据说还抽打了正 在进行掠夺的士兵和正在强姦妇女的士兵，连军刀也打弯了。 继此之后，城山三郎根据高回信六郎的谈话，作了如下的叙述。 暴行事件连日来不断发生，夜里日本军进行掠夺后，还放火焚烧，到 处是烈火熊熊。 日高信六郎拜访了上海方面（旁註原文如此——作者）派遣军司令官 朝香宫，告诉他说：“在南京的行动已引起世界上极大的关注。”他对第 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也提出了警告。 最有问题的是第十六师团。该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曾任宪兵司令官。 又是拿破崙的崇拜者。他在攻城战中曾负过伤，大有纵虎归山之感。 日高信六郎的往访，是作好了思想准备的，准备在与中岛今朝鲁中将 交涉时挨打。可是，中将不在，见到了和蔼的参谋长（即中泽三夫。—— 洞富雄注），并转致了对他的警告。 城山三郎转述的关于日高信六郎的谈话是相当具体的。 毋庸赘述，铃木明和城山三郎两人所转述的谈话，都是从日高信六郎那里听来并记录的原话。不过，同一个人在几乎同一个时间所讲的有关同一事实的谈话，也会由于听者所採取的态度不同而不同，这很有趣。 再说，城山三郎也作了这样的记述。在日高信六郎参事官于一九三七年正月访问松井大将时，松井说；“看来，我的部下确实干出了悖理的事。”为此，日高信六郎问；“是不是命令没有到达下面？”松井大将说；“不，上面也有干坏事的傢伙。”关于师团长们在南京事件中应负的责任，松井大将在其死刑判决书下达后不久，也对教诲师花山信胜谈过，这在本书的第一编（第二二七页）中已作了介绍，这里从路。 ※　　　　　　　 ※　　　　　　　　 ※ 趁提出日高信六郎的谈话之便，我想就日本驻南京大使馆面对严重暴行事件所採取的态度，略写几句。 如前所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天向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提出了有关日本军暴行的报告。关于提出这些报告的事实，日本军有关人员却坚持说当时不知道这些情况（检察官对中山宁人、冢本浩次、饭沼守等人的反审问，载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一九五、二一一、二五四页）。 第101页 可是，从常识上来看，他们的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事实上，以巡迴总领事身份从上海前来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冈崎胜男，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准备提出的宣誓供词（检证二一七一，未提交法庭）中说：“我在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曾收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当时便将该报告的大概内容致电东京，并将报告也邮寄东京外务省。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半月，每天，几乎每天收到这类报告。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每当收到这类报告后，就提请松井大将及其所属军官注意。我在南京期间，松井大将也来到过那里。关于在南京不断发生的事件，后来与松井大将谈话时， 松井大将说：‘无言可以辩解’。”（前引书1，第三八三页） 当然，关于这一点，贝茨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作证说：“我每天携带有关前一天的报告前往大使馆。我会晤的官员是福井，他身居领事之职。还有副领事田中和福田笃泰，他现在是吉田总理大臣的秘书官。这些日本官员虽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尽可能地努力作一些事，但他们对军部怀有强烈的恐惧心理。而且，他们所能办得到的，只是将这些报告通过上海转达东京。”这就是说，外交官们害怕军部，没有将贝茨博士以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转告军部（《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第五十二页）。 除此之外，还有英国驻上海使馆一月十五日电（检证一九○六）也转达了日本驻南京使馆馆员的苦衷。电报说：“据将这些报告带给本馆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博因顿牧师（rev. boynton，又译鲍引登、包引登——译者）说，日本大使馆馆员在日本军进入南京后不久抵达南京，他们看到日本兵公然在难民区内外酩酊大醉地饮酒作乐、杀戮、强姦和掠夺等行为后，也会不寒而慄。虽然他们提醒军司令官注意，却毫无效果。结果，他们观察认为，由于其司令官之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到南京后故意放松採取惩罚的措施。而且，他们虽曾想拍电与东京联络，但因军队控制而不能拍电报。为此，大使馆馆员甚至对牧师说，是否由牧师们试向日本国内公开这些事实，使日本政府通过舆论来抑制军队。”（《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四九页）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末是否就像冈崎所说的那样，果真每次都与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取得联繫，转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内容，这点姑且存疑。 不过，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员们似乎不会像贝茨博士如上所说的那样毫无自尊心。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据城山三郎往访日高信六郎时所听到的谈话说，日高信六郎在前去向大有“纵虎归山”之感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进行交涉时，作好了思想准备，准备挨打。 而且，福井淳领事说，因为要制止土兵的暴行，也曾感到了自身危险。当时，在外务省任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在其所着《外交官的一生》中有如下叙述： 南京在十二月十三日陷落，随我军返回南京的福井领事拍来了电报， 接着上海总领事寄来了书面报告，使我等不胜慨嘆。这些报告都反映了日 本军在南京入城后对中国人的掠夺、强姦、纵火、屠杀的情况。宪兵虽有， 但人数寥寥无几，不起监督作用。甚至报告说，福并领事因为进行了制止， 而感到自己有生命危险。我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那天的日记中说：“上 海来信详尽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野蛮行为。掠夺、强姦，惨不忍睹。呜唿， 这难道是皇军？或许是日本国民民心在颓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 略）。” 这就叫做圣战，叫做皇军的形象。当时，我就习惯地称这起事件为南 京暴行。因为它有比“暴虐”这一汉语更为确切的语感（一九七二年新版， 第二六七至二六八页）。 此外，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到，除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给日本驻南京使馆的有关日本军暴行事件的报告送回日本外务省外，还有福井淳领事等人的相当于亲笔记录的情况非常详尽的报告也寄回了日本外务省（〔据外务省说〕这些文献以及有关日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记录均在战败时“烧毁”）。 还有一件事。想顺便介绍一下。那就是田伯烈在其编着的《战争是什 么——日军在华暴行》的序言中不指名地赞扬了三位日本人高尚的人品。 关于这三位日本人的实际情况，我获知如下。 在这三位日本人中，有一个就是前面所说城山三郎已提到其为人的日 高信六郎。我暂先引用田伯烈的叙述： “本书的目的决非挑起对日本人民的仇视。我有许多日本朋友，我非 常尊敬他们，我在这里不想指出他们的姓名。尤其是其中有一位身居要职； 还有一位，其才智之高超，情操之高尚，不易多见，在上海任职属于半官 方性质。不仅在人道主义的事业上，而且在各个方面，我和他们彼此双方 能够进行接触，这是我引以为荣的。他们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仍然给我 第102页 以同情的合作与友谊，我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同时，我还要向日本某军官 表示敬意。去年九月上旬，在松江附近发生轰诈载有难民的列车事件，大 批中国市民无辜遭到屠杀。他对此以私人名义表示遗憾。这些人士——像 这样的人士无疑还有许多——值得赞扬和尊敬，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个时 代：万一他们的真情实意向本国人泄露了，就会遭到生命危险，併名誉扫 地。”（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十页） 日高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同检察官莫 罗（colonel morrow）上校会谈过（或受过他的审问）。根据当时的记录 ——没想到最近才看到—一说，在田伯烈编着的那本书的序言中出现的日 本人，最先提到的是日高，后两人是松本重治和宇都宫少佐。松本当时是 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着有回忆录《上海时代》。第三位宇都宫少佐， 现查明，他是担任华中方面军参谋的宇都官都贤（战败时任少将）。据悉， 宇都宫都贤曾直接从田伯烈那里得到他所编着的《战争是什么——日军在 华暴行》两册，但已在战火中遗失。能够查明外国人证实日本人的良心的 三位日本人姓名，可庆可贺。 松本重治本人在其《上海时代》 （中央公论社新书） 中这样写道； “第二年四月，曾与我一起在某难民区工作过的田伯烈来到总社办事处， 告知说他编着出版了《日军在华暴行》 一书。 而且，他推心置腹地说： ‘诚然，这对善良的日本人来说有所不恭，但我想让世界各国广泛知道战 争改变了人这一可悲又可憎的事。然而，尤其是对日高先生和松本先生， 我在建立〔上海〕南市的难民区时取得了你们两人的合作，但事实上我却 编着了反日的书籍，这是一种恩将仇报，自己也惴惴不安。为此，出于时 局考虑，我不直接指名，但我在序言中对你们两人衷心表示敬意。务必请 你们将此书始终作为反战的书籍来接受。’”（《上海时代》，下册，第 二四九至二五○页） 随军记者、摄影师所谈的“真相” 铃木明就南京暴行事件採访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有关人员，要他们提供证词，另外还採访了这样一些人：在随军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中，有《东京朝日新闻》的今井正刚、平松、近藤和角野等四人，《东京日日新闻》的佐藤振寿，《读卖新闻》的真柄和波冈两人，《报知新闻》的二村；在电影界里有白井、藤井两人；作家有中村正常等人。 他的採访报导刊于《南京：昭和十二年十二月》的正编和续编。在正编中，仅介绍了《东京日日新闻》的摄影师佐藤振寿的谈话（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一四八至一五○页）。据悉，佐藤说，他从南京陷落后的十二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这段时间逗留在那里，其间，他实际看到集体屠杀的仅一次，即在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司令部营房内，约有一百名俘虏被枪杀。除佐藤振寿外，对其他人的谈话，铃木明则断言：“问题的焦点是关于‘南京事件’，几乎未能听到比佐藤的亲身经歷谈话更多的东西。” 看了这段文字，我觉得，尽管铃木明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仅介绍佐藤振寿一个人的谈话，则过于简略，因而想请告知採访这些人的所有内容。尤其是想知道写有《南京城内的大屠杀》一文（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版的《文艺春秋特辑》）的《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今井正刚重又谈了些什么。另外，我还想听一听《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的意见，他曾发表过《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一文（载《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日中战争的全貌》）。而且，铃木明没有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个记者的手记提出批评，这样，他的採访报导使缺乏说服力，因而我也朝望铃木明在这方面作出努力。 不过，看了续篇后，发现他在文中重又介绍了上述随军记者、摄影师的谈话，并对今井正刚和铃木二郎两人的回忆录进行了批评。 首先是对新闻界人士的採访。诚如铃木明所说，听了这些新闻界人士的谈话，除今井正刚谈话外，都没有“比佐藤的亲身经歷谈话有更多的了”。在他们中间，有的是漫不经心的摄影师，竟“全然没有注意到难民营的存在”；有的是令人莫名其妙的作家，竟遇见了鹿地亘的幽灵，看见他在南京陷落后还在上海“大摇大摆地逛街”，而其实此人已于十一月间脱离险境逃往香港了（鹿地亘用双氧水染红了头髮，装扮成西洋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儿，他的妻幸子则装扮成南洋的华侨。见《在上海战役中》）；有的则是缺乏毅力的纪录电影的制片人，他们尽管是可以“自由出入于难民区”的新闻界人士，却“因拍电影而想找一些姑娘”，最后“没有找到姑娘”只好作罢——虽然在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也收容了四千多名女难民。仅从铃木明的叙述中就可以知道，这些新闻界人士实在不可信，因而这次採访看来也不太可靠。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哪一个记者、摄影师，当他们受到陌生人的突然来访（铃木明说，这是报告文学作家所进行的有效的方法），被问及重大问题时，果真会推心置腹地讲出真实情况来吗？关于这一点，铃木二郎在上述手记中说：“现在，作为现场记者总算有勇气写出一些证词来。”对此，希望铃木明能很好地想一想。 第103页 ※　　　　　　　 ※　　　　　　　　 ※ 其次是铃木明对今井正刚、铃木二郎两位特派记者的回忆录（参照本书第三十八至四十一页、第六十二至六十四页）所进行的批评。他严厉批判说：“这两个人的手记，其文字和结构都非常高明，乍一看，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们似乎亲眼目睹了‘大屠杀’的现场。实际上，对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绘出来。”他甚至下结论说：“就其内容本身的资料价值而言，我并不认为有多大价值。”（单行本《“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五、二一七页） 我也同意，铃木二郎记者所看到的屠杀俘虏情况“与‘大屠杀’的情景稍有不同”。但是，对于今井正刚的手记，铃木明说他没有看到现场，因而“对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绘出来”，进而怀疑说“既无电灯，又无煤油灯，在一片漆黑中，又能看清到什么程度？”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是关于一片漆黑问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相当于阴历十一月十三日，今井正刚尾随在长长的俘虏行列的后面，直至下关。或许是天色阴暗的缘故吧，但说成是黑夜，却也令人奇怪了。要是晴天，那天晚上必是月明之夜。此事发生在第二天，即十六日，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梁廷芳上尉在其陈述书中说：“下午七时左右到达江岸，捆绑俘虏，枪击俘虏，持续了两个小时。当时，月色明亮，那里的情形清晰可见，而且手錶也戴在手上。”（《远速》，四十三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七十三页）。 今井正刚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跟在队伍后面，沿着漆黑一片的街道，一个劲地向前赶路。”据说，他对前来访问自己——当时住在彦根——的铃木明说：“总之，一片漆黑。”谁都会记忆错误，若有闲工夫去拘泥于这一点，那就应当翻看一下日历，弄清楚那天晚上是漆黑一片还是有月亮。即使是阴天，也不一定就是漆黑一片呀。承蒙一位朋友的善意，我看到了第九师团卫生队绷带所的业务报告。根据该报告，我了解到在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这十天内，只有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三天是阴天，其余几天，包括引人注意的十五日在内，全都是晴天。个井正刚记者跟在大批俘虏后面前往下关的那天，正是将近望月的银辉皎皎的夜晚。 其次是关于有没有看到扫射现场的问题。由于现场是不可能让新闻记者靠近的，今并正刚即使跟在俘虏行列的后面来到江岸附近，也不可能看到现场。因此，他不能把当时唿救惨叫的场面描绘出来。但对黎明后清楚地看到的下关码头的惨状，都与得清清楚楚。令人困惑不解的是，铃木明把我的名字也提了出来，说：“洞富雄的着作等介绍了今井正刚的手记，说他‘看到了下关两万人的大屠杀’。”他甚至说；“细细地读来，今井正刚所说的真实情况就是‘夜里，向发出枪声的下关走去，发现似乎在枪杀俘虏。于是，我就向身边的人打听枪杀了多少人，回答说是两万人’。”这是不是“巧妙的文章”，暂且不论，但用五十多个字来概括用两千四百余字写成的一篇好文章，却令人难以接受。何况，这样概括故意歪曲了今井正刚所写的文章，它使没有着过原文的读者理解为“真实情况什么也没有描述出来”。还有，“身边的人”也不是处身于现场之外的“人”，而是前一天晚上指挥枪杀俘虏、黎明时站在成堆尸体面前的“军官”之一。 铃木明在批评铃木二郎的回忆录时，说什么南京守军不可能有红枪会那样非正规的部队，又宛如亲眼目睹似地认为重型坦克在光华门附近狭窄的马路上转来转去，那是不可想像的，几乎是说铃木二郎记述的是根本没有的情况。铃木明的批评总给人一种有点文不对题的感觉（关于这一点，参照本书第三七八、三八四、三九一至三九七页）。 同盟通讯社随军记者的眼睛 留在南京当地的人们对在那里发生的事件，或对那里的情况，出乎意料地无知。这些事例已在前面有所叙述。前不久刚出版了前田雄二所写的《在战争的浪潮中》一书，在书中也似乎可以看到类似情况，因而我想在批判铃木明的论点之后，略作批判性的叙述。这是因为我在前田雄二的着作中看到了有可能误解南京事件的真相的记述。 前田雄二作为同盟通讯社的随军记者，与日本军占领南京的同时入城，此后在 南京逗留了约一个星期。他这样说：“占领南京后，外电流传说在难民区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我们得悉此事后，觉得莫名其妙……同盟社小组也于十八日（后面介绍的另一记述说是十七日）迁移到在难民区内的原分社。这是在难民区内的治安得到了恢復之后。就在此后不久，从上海传出了日本兵在难民区内‘胡作非为’的说法……我们都面面相觑了。新井、掘川、中村农夫（分社长。——洞富雄注），还有在市区内不辞辛劳地到处走动的摄影记者、拍电影的人，谁都不知道恢復治安以后发生暴行一事。扫荡残敌以及检举揭发逃入难民区内并潜伏下来的中国兵，这些工作也在十四日就已告结束。要是有上述不法行为，不只是一个同盟社，还有各报社组成的百人报导阵容，他们不可能都不知道。即使在警备司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没有正面提出的气氛，照例是‘诸多辛苦’。如果说在难民区内发生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是确有其事，那末我们这些新闻记者便是睁眼瞎了。”（《在战争的浪潮中》，第一二五页） 第104页 前田雄二在《在战争的浪潮中》一书出版后不久，又将《目击者的证词：“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一文寄给桶谷繁雄主办的《星期一评论》，他在文中也这样说道： 日本军自占领南京后的第二天，即十四日起，指定市民的居住地区为 “难民区”，禁止日本官兵入内，在各处要地有宪兵站岗放哨，维持秩序。 由于同盟通讯社的原分社在难民区内，自十七日起难民区内的分社恢復工 作后，我们以此为活动基地。在难民区内，商店、饮食店、钱庄等已经开 门营业，人们恢復了日常生活。中国人多次经歷过战乱，我们对他们的顽 强的生活能力瞠目结舌。于是，在恢復和平的居民区里，日本军不可能胡 作非为，即使有胡作非为之事，也逃不出开始生活在该区内的我们的情报 网。 前田这样记述道：“十四日，在难民区内搜捕便衣兵的工作也已结束，治安得到了恢復。记者们谁都不知道后来日本军在难民区内发生过暴行之类的事。”然而，这果真是事实吗？ ※　　　　　　　 ※　　　　　　　　 ※ 在研究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谈几句话，因为后来在前田所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他在前一部分的记述里有自相矛盾之处。 “难民区”，正确地说是“安全区”，而这种安全区并不是等于“市民居住区”。当时，留在南京城内有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市民，其中划入安全区的，即使在高峰时期也只是十三万人左右。所谓日本军在十四日指定了安全区，是什么意思，不得而知。然而，日本军绝对不会承认国际委员会管理的这种安全区是治外法权区。 其次是在各处要地都有宪兵站岗放哨这一点。最初，在南京只有十四、五名宪兵，不久似乎增加了十七名。仅这些宪兵，如何监督得了在南京城内横行不法的五万多名日本兵呢。而且，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再三要求日本军当局派卫兵前往安全区的各入口处和收容所，要求宪兵在安全区内巡逻。但是，给安全区配备宪兵则是前田离开南京的那天，即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后。 再有，那就是安全区内搜捕散兵的问题。前田说，搜捕散兵的工作在十四日就已结束了。不过，这一记忆也有错误。实际上，似乎是前田所说的第二天即十五日以后才开始在安全区内搜捕散兵的（参照本书第一二三页以后）。 在安全区内，没有一兵一卒的宪兵和卫兵在维持治安，日本军惨无人道地搜捕散兵，并将其强行押走，连普通的市民也被牵连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生活怎么能安定下来，自不必问了。 ※　　　　　　　 ※　　　　　　　　 ※ 我也不认为在安全区内会发生“大规模的掠夺、暴行和纵火事件”。但是，不能说“在恢復和平的居民区内，日本军不可能胡作非为”等等。虽说“恢復和平”，“恢復治安”，但在安全区内，南京陷落时本来就没有进行过扫荡。所谓在安全区十四日已恢復治安的说法，是莫名其妙的。如前所述，搜捕散兵也是从十五日才开始的。 持续不断的纵火，使整个南京城的房屋焚毁了百分之十三，主要商业区有百分之六十五的房屋被焚毁（参照本书第一编第一四三至一四四页上的表格），但在安全区内却几乎没有纵火。可是，就是在前田雄二所说的“恢復治安”之后，三五成群在安全区内到处游进的日本兵强姦、掠夺和伤害市民之事住胜枚举。因搜捕散兵而发生的大批人被强行带走和屠杀的事件也层出不穷。 关于这方面情况， 在前一章第4节已有详细例证。因此，似乎已无必要再作说明。在此，我想仅就前田在南京的这段时间，对安全区内居民的悲惨情景尽可能避免重复地作一些叙述。 贝茨博士既是金陵大学的负责人，又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他在为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审判而准备的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二四七）中，根据有关在该大学校园内难民收容所（安全区内最大的）里发生的日本兵暴行事件而每天提出的报告（给日本大使馆），作了如下叙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写信报告了在前一天和前两天内发生的 掠夺、破坏门窗、撕破美国国旗和美国大使馆的布告及抢夺妇女等情况， 也报告了十二月十五日晚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污辱妇女——包括在大学的 一幢建筑物内污辱三十名妇女——等问题。 十二月十七日，我写道：“从阁下的建筑物附近的建筑物里可以清楚 地看到，恐怖和暴行每天不断地发生。”（中略） 十二月十八日，我这样报告说：“不幸的是，由于士兵的强姦、暴行 和盗窃，到处都使人感到恐怖。”就在前一天晚上，大学附中里有八名妇 女遭到凌辱，在惊恐万状的情况下发出叫喊声的儿童被刺刀戳死，其余的 儿童都负了伤。美国的国旗在一片嘲笑声中被士兵撕破。我详尽地叙述了 在大学的其他五幢建筑物内所发生的凌辱妇女事件。我说：“士兵不分昼 夜地数次登上墙头。 许多人在这三天内不敢睡觉， （为此）产生了一种 第105页 ‘歇斯底里’的恐怖心理。如果这种恐怖和绝望发展到反抗士兵们袭击妇 女的话，那就会发生应由阁下等官宪负责的残酷的杀伤事件。”官宪虽答 应派卫兵来守卫大学的建筑物，但没有卫兵前来。我要大使馆的官员跟我 来，并对他们说：“大街小巷都有人在流着泪悽惨地说，只要有日本兵在 场，不论哪个人和哪个家庭都得不到安全。”我还说；“就离阁下这幢建 筑物最近的地方，仍有几处尚处于这种恐怖和苦恼之中。”（洞富雄编前 引资料集1，第五十五页） 马吉牧师（？）和贝茨博士一样，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他在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信里也详尽地叙述了那段时间安全区内的治安情况。这已作了介绍，所以在此只列举那封信所写的主要内容。 十二月十五日，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附近的一所收容所里，全部 难民一千三百人被强行带走，带到了屠杀的地方。 十六日，早晨开始就接到了关于强姦事件的报告，在熟知的人们中起 码也有一百多名妇女被士兵们拉走。在自己家里遭到强姦的，无疑是此数 的几倍。白天，日本军将收容在司令部和最高法院里的难民全都强行拉走。 十七日，掠夺、杀人、强姦事件毫无收敛之迹象，还在继续发生，即 使粗略地计算一下，从昨夜至今天白天，也有一千名妇女被强姦。 十九日，全然是毫无秩序的一天。由士兵纵火而引起的重大火灾屡有 发生。 二十日，野蛮行为和暴力未见停止，继续发生。整个南京城已被有组 织地焚毁（前引书2，第三十二至三十三页。抄录）。 十二月十六日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除安全区内的华侨招待所外，还有两个难民收容所里的五千名（当然，确切数目不详）散兵被带走，在下关中山码头被枪杀。这起事件在外侨的资料中未见反映，但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有确凿的证据，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参照本书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页）。 由于发生事件的时间不详，所以这起事件未能成为批判前田雄二的论点的直接资料。许传音博士同样也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仅有一名中国人），并是慈善团体“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上就如下严重的集体轮姦事例作证说：一伙日本兵分乘三辆卡车来到安全区内的一个难民收容所，带走了所有归女，并在走廊里进行强姦。许传音博士想去制止这种暴行，但无济于事（前引书1，第二十七页）。 举例太多，似嫌罗嗦，但最后介绍一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交日本大使馆的关于日本军暴行事件的记录（该记录未包括在金陵大学校园内的难民收容所里发生的暴行事件）内容。根据初期阶段的记录记载，调查了十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发生的事件，总数达一百三十四起（报告数是一百零五起，但在一起中大多涉及两起事件）。细目如下：杀伤十八起，掠夺五十一起，强姦（有很多情况是一起中有数人轮姦）五十一起，强行带走十四起。时间分别是：十四日九起，十五日十九起，十六日二十二起，十七日三十五起，十八日十一起，十九日十六起，二十日二十二起（前引书2， 第一○三至一一○页，第一六七至一七三页）。一百三十四起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但在整个安全区内所发生的日本兵的暴行事件，肯定不止这些。该记录还说，此外不断有人报告发生亲眼目睹却没有时间捡查，也没有时间记录的事件（前引书1， 第一六七至一六八页）。而且，最主要是安全区相当大，仅几个外侨委员和中国职员肯定是不能了解暴行事件的全部情况的。而且，也正如贝茨博士所说的那样， 被害人怕报復，大多隐情不报（前引书1，第五十七页）。理当能够禁止日本兵进入的安全区，竟然也每天发生这样多的暴行事件。 ※　　　　　　　 ※　　　　　　　　 ※ 前田雄二说，安全区已在十五日恢復了治安，在此以后就根本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有关日本兵在安全区内的不法行为。然而，上述引证的各种记录，可说是一种反证的资料，望能加以研究和探讨。 尽管这样说，但我并不就此认为以前田为首的许多随军记者是“睁眼睛”，是伪证者。主要是特定的人看问题的角度相当狭窄。我认为，在现实中所看到的的确是事实，而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过，我要说的是，只要这些随军记者出来作证，说出事态的全部情况，那就有危险性。 我所作的批判稍许详尽了一点，但那是担心前田的记述影响很大。事实上，渡部升一在《诸君》十月号上撰写了题为《万犬虚吠的教科书问题》一文，很快就提到前田的着作，他在阐述南京事件时，认为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书应当作为共同研究讨论的基本资料。 ※　　　　　　　 ※　　　　　　　　 ※ 再者，前田雄二企图不承认所谓的“南京大屠杀”。在发生事件的当时，松本重治是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他在自己所写的《上海时代》中介绍了据说是随军参与南京攻陷战的前田雄二、新井正义、深泽干藏等前同盟通讯社记者所说的、对被屠杀的人数所作的估计。松本重治说：“三人都是相当老练的记者。他们说，似乎没有发生过几十万人的大屠杀事件，并说在非战斗中被屠杀的人数最初可能是一、两万人”（中央公论社新书版，下册，第二五二页）。前田是松个重治提到的三名记者中的一个。但是，他本人在其《在战争的浪潮中》只字未提关于一、两万人的估计，在叙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屠杀情况后，只写道；“难道不正是以这些事实为核心，让谣言广为传播，以致战争受害者的人数也不断增多，膨胀到一个巨大的数目”（《在战争的浪潮中》，第一二四页）。不过，他在上述《星期一评论》上刊登的文章中写道：“受害人数合起来无论如何也不到万位数，总数可能是三千人左右。” 第106页 同盟通讯社的各位记者所说“一、两万人”，是根据什么资料推算出来的呢？尤其是前田所说的“三千人左右”，难道说是由“老练的记者”推算出来的吗？仅被屠杀的俘虏和“便衣兵”人数就是此数的几倍、几十倍。如此重大的事件，仅根据自己看到的进行估计，这是相当危险的。我希望前田能在充分研究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再作负责的发言。 ------------------ $第三节　山本七平的“史料批判” -------------------------------------------------------------------------------- 山本七平在《诸君》杂志上连载的《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一文，一直执拗地夹叙夹议地谈论“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导”，在其最后两回《“出于时代的逻辑”而杀人》（一九七四年三月号）和《最后的“话”》（同年四月号）中首次提及所谓“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问题（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六八至三二三页）。 山本七平所提及的是，取道“砍杀百人比赛”的前《每日新闻》记者浅海一男的同事——铃木三郎记者所写的悽惨的经歷谈：《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潮》，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号），以及上海派遣军所发表的关于遗弃在南京城内外的尸体数。 前记者铃木二郎所写的“亲眼目睹的经歷谈”，内容都是虚构的（载于四月号的文章），说是根本没有屠杀中国军队的官兵，其阵亡人数也不过四、五千人（载三月号文章八——山本七平这样解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这种发言实在令人吃惊，也令人可怕。 随军参加南京攻陷战，目击了南京的悲剧的记者、评论家和作家达一百余人。其中，以亲身体会在战后发表关于南京暴行的谈话的，只有两人，即前《每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和前《朝日新闻》记者今井正刚。对今井的亲眼目睹的经歷谈，铃木明提到了它，臆断为是骗人的谈话。这次则是山本七平对铃木二郎的亲眼目睹经歷谈发起了挑战。山本七平的挑战是否奏效，“南京大屠杀”的“传说”是否能被揭穿？我们就先从这些问题开始探讨。 n、y两人证词的可靠性。 铃木二郎记者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登上了为炮火击毁的中山门，进入南京城。“第二天即十三日，一行数十人包括后来接踵而来的中川纪元画家、已故大宅壮一等人在内的《大坂每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摄影师，就以马路边一座砖瓦结构、空无人影的旅馆为前线总部开展活动”，而铃木又重返中山门。他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令人可怖的悲惨的大屠杀”。当时的情景是“在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的俘虏，一个个被刺落到城外”。据他说，这些俘虏“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前《每日新闻》记者铃木二郎这样说。但是，山本七平对此亲眼目睹的经歷谈却作了批判，说是在时间上首先不对头。山本批判的根据是第九师团（金泽）富士井部队（第三十五联队）第一大队本部军曹n写给铃木明的信。据n说，第三十联队于十二月十一日开始进攻中山门，十二日下午六时攻至中山门以东四百米一线，但在城门和城墙上的敌人不甚强劲，“那天半夜，敌人的枪声突然稀少，第二中队因此断定敌人有撤退的迹象，便派出侦察军官前往中山门，那里已无敌人抵抗，于是就占领了该地。而且，第二中队于十三日黎明时完全占领了中山门及其附近一带”（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三页）。 由于南京城的城门已被攻破，中山门的守军担心退路被切断，便在十二日半夜放弃了中山门。山本把南京攻陷战说成是“无流血、无战斗的入城”，但仅就攻占中山门而言，近似“无流血、无战斗的入城”，或许是事实。 这点暂且不谈。 据n军曹说，攻占中山门的是富士井部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的侦察军官。不过，据《东京日日新闻》报导，前往攻占中山门的是第九师团所属富士井、伊佐、大野各部队，中山门于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由大野部队全盘占领，其中最先登上城门的则是侦察军官藤作、金谷两个少尉和其他九人（其全部人员的姓名已作了介绍）。《东京日日新闻》还报导说，十三日凌晨三时二十分，“大野部队的一部” 攻占了中山门。关于n军曹所在部队——富士井部队和伊佐部队的情况，报导说：十三日拂晓，它们在工兵队的支援下，用铁驳船渡过一百米宽的护城河，从“中山门旁边两个”炸毁处一起攻入城内。。 一九八○年八月上映的香港影片《旭日》（原名《rising sun》，日 译《惨痛的战争》——译者）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在中山门的城墙 上写有“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几个大 字。这一场面的照片，《朝日画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号）也 曾登载过。 从这些报导中， 可知n军曹所说最先登上中山门的富士井部队的侦察军官，则是严重的记忆错误。山本对n军曹的话深信不疑，但从n军曹上述活来看，他们其他谈话的可靠性也令人怀疑。 第107页 再说，《东京日日新闻》报导说是凌晨二时三十分，而《东京朝日新闻》则报导说是凌晨三时二十分，两者时间相差近一个小时。但是，认为第九师团的一部于十三日凌晨三时左右占领了中山门，则是肯定的。由此看来，铃木二郎说从中山门进入城内是在十二月十二日，正如山本所指出的那样，显然与事实不符。那应该是第二天，即十三日，铃木二郎将时间搞错了一天。 n军曹进一步说： “我与大队总部一起于（十二月十三日。——洞富雄补记）上午八时左右从中山门进入城内（中略）。在铃木二郎（即铃木特派记者）的报导中似乎有这样一段话：‘十三日在中山门的城墙上有排成一行的俘虏……’可是，即使想抓俘虏也没有敌兵可抓。 ”山本七平听信了n军曹这番记述，也攻击铃木二郎，说：“铃木二郎所说的十三日，是几点钟，那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是在十二时前，那正是各中队依次入城的时候；如果是在十二时以后，那时联队本部刚刚抵达中山门，而且大概正是部队以联队本部为核心向前作扇形散开完毕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支部队尚在中山门这里成战斗队形散开，不可能出现铃木特派记者所看到的那种情景。 而且那种情景，如果不是从城墙外面看，则是不可能看到的。这样，n军曹所说的‘当时，我没有看到一个敌兵、俘虏或居民’是真实情况，而铃木二郎特派记者的报导是虚假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五至二九六页，第二九九至三○○页） 然而，这似乎有点寻衅找碴。山本也在同一本书的别的地方谈到：“人的记忆中最先容易模煳的实际上是‘时间’”（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七页）。铃木二郎记者把十三日进入南京误以为十二日进入南京，因而他所说的于第二天看到在中山门的城墙上集体屠杀俘虏的情景，实际上是指十四日，这并无什么牵强附会之处。据说，在扬子江岸边和城门外屠杀俘虏，从十四日开始的几天内，相当残酷。因此，即使在十四日目击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的惨状，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当然，俘虏并不是在被俘的地方当即遭到屠杀的。 铃木二郎记者在入南京城的时间与目击“城墙上的屠杀”的时间问题上的质疑，于此总可以解决了。再说，即使记忆错误，把日期搞错一天，那也不能成为把铃木二郎的“亲眼目睹经歷谈”当作荒诞之说的根据。 再者，山本七平介绍了这样的“证词”说：从引人注目的中山门外到紫金山脚下没有发现一具尸体。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对“南京大屠杀无稽之谈论”来说，便成为有力的证据。因此，在进入正式讨论之前，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山本七平提出的证据，是与“砍杀百人”的m少尉同一部队的t这个人的信件。据山本七平说， t在他的信中说，在举行入城式的前一天（即十二月十六日）奉命扫清南京城外的马路，向中山门外清扫了约五公里，但“没有看见一具中国兵的尸体，只是闲逛了一下”（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页）。可是，情况果真如此吗？ t所说的话，我不能全部相信。我因此想试举一、两个例子，与t的证词作一对照。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证词，其中有一份资料，即有关从中山门外往东路上掩埋遗弃尸体的资料《崇善堂掩埋队掩埋尸体数统计表》（检证一七○三，法证三二五）： 年 月 日　　“自昭和十三年四月七日至昭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发现尸体的地点“从中山门外至马群” 男“三万三千六百零一具” 女“一百九十一具、 儿童“三十六具” 合计 “三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具” （洞富雄编：《日中战争史资料》1，第三七七至三七八页） 这里所说的马群，地处紫金山南麓东端，从公路上走，离中山门外不到六公里路。 t说“向中山门外清扫了约五公里……闲逛了一下” ，因而可以认为他还是到过马群的。如果根据上述书面证词，从中山门外到紫金山南麓，则掩埋了遗弃尸体达三万具以上。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尸体全都横在t所闲逛的马路上，或走在马路上所见之处都横陈着尸体，而再，说遗弃尸体达到三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具，这个数字也许有问题。尽管如此，走了近六公里路，没有看到一具遗弃尸体，却也令人奇怪。我想，仅是阵亡的中国兵的尸体，应当也有相当数量没有埋葬。 同是在十二月十六日那天，野战邮政局的佐佐木元胜乘坐汽车从相反方向沿着t所走过的马路进入南京城。 他在《野战邮政旗》上写道：“自麒麟门前，在右首的工路试验所的广场上，有许多身着青灰色服装、像是苦力模样的人蹲在那里，那是四千名被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马路边上也有许多中国兵。他们睁大着眼睛四处张望，眼神令人可怖。马群镇原先是集积弹药的地方。在那里对二百名散兵进行了扫荡”（《野战邮政旗》复印本，上册，第二一五页）。麒麟门位于马群三至五公里之处，这里在行政区划上仍属南京市内。可以推测，佐佐木在那里所见到的四千名俘虏的命运是死亡。而且，毋庸赘述，“对二百名散兵的扫荡”则是斩尽杀绝。 第108页 从前面所说的中山门到马群一带的公路中段，再由此往紫金山方向走不到三公里处有一个很大的寺庙，叫灵谷寺。一九三九年一月，南京市伪市长高冠吾在这寺庙里建立了“南京无缘遭难者碑”（碑文收载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词。根据南京慈善团体及人民鲁甦的报告所反映的敌人大屠杀情况。〔验证一七○二，法证三二四〕中）。其中也记述道：“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据报告说布山、马鞍、灵谷寺等地有许多尸体，请求掩埋。余命令公共卫生局派出人夫，收集尸体的残骸遗骨。 其数逾三千，厚葬于灵谷寺东边”（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三七五页）。山本难道也把这个证词说成是捏造的证据吗？ 此外.关于在南京城内的遗弃尸体，山本说：“n在信中写道，在市内没有看到一具遗弃尸体” （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页）。n在信里果真写有这句话吗？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便想对该信的整个内容的可靠性打上一个极大的问号。 这，只要看一下本书第一编第2节《城内扫荡的惨状》，便可知道。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城内扫荡后的悲惨情景，惨不忍睹。由此看来，山本大概是把n的信里所写的关于从中山门入城时的情况， 即把“城门附近没有看到一具敌我双方的尸体”（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五页）这句话看错了，把“城门附近”当作“市内”了。对于如此重要的情况，希能正确地引证。 “今世地狱图” 铃木二郎记者看到了从南郭的光华门进城一路上的惨状，并对其地狱般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描述： 在通往光华门的马路两边，可以看到弯弯曲曲的战壕。里面填满了无 数烧焦并已腐烂的尸体；铺放在马路上的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胳 膊和腿露在外面；其情景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 山本七平对这种“地狱图”也抓住不放，企图证明它是凭空想像出来的虚假的图景。 山本说，铃木二郎记者大概是从上述引文中所说的光华门进入南京城内的。虽然报导也有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铃木二郎记者是从中山门入城的，但从时间上看来，事实不可能这样。山本七平认为，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铃木二郎记者写的是在“阴天的十二日晌午”已经入城，而此时此刻，日本军尚未攻破中山门。然而，说铃木二郎记者是从光华门入城的，而不是从中山门进城的，那应该说是山本七平的错误判断。 诚然，铃木二郎记者说他是在十二日进入南京城的，但正如前面所述，这却是铃木二郎记者的记忆错误。铃木二郎记者是在十三日早晨中山门被攻破之后，才从那里入城的。山本说：“令人非常奇怪的是，铃木二郎特派记者没有明确地记述自己是从哪个城门入城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一页）。不过，这却是山本看漏了，铃木二郎记者显然“明确地记述”了从中山门入城一事，他说：“在我们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登上了已被炮弹击毁的中山门而进入南京城以前……” 所以要拘泥于铃木二郎记者入城的城门和入城的时间，那是因为山本七平说过一些话。 山本说，如果铃木二郎记者在光华门路上看到那悲惨的情景，那应当是十二日从光华门入城的时候；如果确是如此，那末报导中所谓坦克云云就“令人费解”了。山本认为，因为“即使在那时（十二日。——洞富雄注），而且恐怕即使在十三日、十四日也没有坦克”，所以铃木二郎记者描绘了一幅虚假的地狱图（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一至三○二页）。 诚如山本所说，“城门的入口处都已用土袋加固，车辆自然不可能迅即畅通”。当时，尚留在南京城内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也报导说：“城门内侧由堆积得二十英尺厚的砂袋支撑着， 而且还用钢筋水泥来加固。”《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第二九一页） 此外，在南京降落后十八天入城的作家林芙美子在其随军日记中也写道：“听说，光华门是胁坂部队最先攻入的地方。可是，我一边穿过堆满土袋的城门，一边为攻破这个城门而深为感嘆。”这个城门“以惊人的土木建筑的才能，把基础筑得如此坚固，安如磐石”（《我的昆虫记》，第十一、四十五页）。 不过，日本军既然占领了南京城，就必然会立即清除那堆积在各城门内侧的障碍物，以便让部队、车辆和坦克通过。林芙美子也不会看到南京守军用土袋构筑的防御工事全无破坏，原样保存在那里的吧。因此，“即使在十三、十四日也没有坦克”——山本七平的这一判断就令人费解了。再说，即使光华门和其他一些城门仍然如封锁时的那样原封不动，恐怕也不能因此说光华门通往中山东路的马路上日本军不需要坦克！ 事实上，也无必要提起这些令人感到麻烦的事情。高崎隆治不愧是研究战争文学的第一个人，他所写的《空中楼阁的幕后》一文收录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本多胜一所编《笔桿子的阴谋》里。他在文章中明确地写着，在中山门堆积如山的土袋已被清除，“城门洞开，坦克于四时入城（十三日。—一洞富雄注）”（摘自大宅壮一日记《外地的迷惑》）。而且，当天夜晚“为扫荡残敌，坦克声隆隆，枪声激烈”（摘自偶然与高崎隆治同属第三十五联队的第一大队副渡边年应经理中尉的日记），从根本上推翻了山本所谓”十三、十四日没有坦克的说法”（第一四六、一四九页）。 第109页 铃木二郎记者大概是于十三日或十四日在光华门路上看到惨状的吧。 ※　　　　　　　 ※　　　　　　　　 ※ 山本又说：“所谓马路两边的散兵，战壕里都是尸体的说法其实莫名其妙，这样的巷战准备，我有点不可想像。首先，无论看哪个人的记述，都未认为南京城内已作好了巷战准备。而且，也绝无记述发生过巷战的情况”（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二页）。关于这一点，拟引用上述德丁记者的部分报导，聊以解答山本提出的问题。所谓“马路两边的战壕”是指什么呢？我也不得而知。但是，在南京城内，为准备巷战，挖掘了战壕，也确有其事。德丁记者说： 躲藏在战壕内横洞里的一小群士兵被抓获，他们在防空壕的入口处， 不是被枪杀，就是被戳杀。然后，他们的尸体被扔进并填埋在战壕内横洞 里。也有用坦克的炮口对准被捆绑起来的士兵们进行轰击的。当然，一般 处死的方法是用手枪射击的（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一页）。 关于有无发生巷战的问题，这一点，我想指出的是德丁记者曾这样写道：“星期一（十三日）一整天，一部分中国军队在市内东部以及西北部继续与日本军进行战斗……星期二深夜，日本军经零星战斗之后占领了市内的南部、东南部和西部池区。星期二（即十四日）中午以前，日本军全部肃清了仍然拿着武器进行抵抗的中国兵， 完全控制了南京市”（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九一页）。关于发生过巷战的记述并非“完全没有”。山本若无其事地说什么“查阅了所有记录”，“都没有记述”。我是歷史学家，即使进行了慎重的调查，也绝对不敢这样说。 铃木二郎记者记述说：“铺放在马路上的许多原木下面，也躺着尸体。”对此，山本也说：“我无法理解坦克会在铺在尸体上面的原木上开过。铺放原木，经得起坦克的重压这件事本身，就是比清除尸体要繁重得多。而且，躺在原木下面的尸体软绵绵的，坦克的两条履带若不是同时成直角地压在原木两端，就会使原木蹦跳起来。我自己就曾驾驶过自行炮车，像前面听说的那种蠢事是不会有人干的，即使下令干，也不会有人去干。”（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三页） 诚如山本所假想的那样，如果地上躺着尸体，就没有必要干出特地在尸体上铺放原木让坦克开过去的那种蠢事。因为只要简单地清除尸体后坦克就可以通行。可是，在南京的部分城门附近所看到的被遗弃的中国人的尸体，可不是那么轻易清除得掉的，以致日本军竟在数天内不打算清除尸体，不，是尸体多到怎么也清除不了的程度。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军用卡车曾无情地压碾在那些累累尸骸——或堆积如山的尸体上开过去的。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他说： 由于日本军占领了下关门（挹江门。——洞富雄注），便对守军进行 了大屠杀。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在砂袋之间，有六英尺高。星期三（十五日） 深夜，日本军也没有清除尸体，而且在整整两天内，重型军用卡车无情地 压碾在人、狗和马的残骸上面摇摇晃晃地开过去（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二八三页）。 而且，《时报》特派记者麦克唐纳也对留在南京的外侨就目睹的惨状所谈情况进行了报导，其中（《时报》十二月十七日上海讯，十八日出版）谈到：“在通往江岸的下关门，人和马的尸体恐怕堆得有四英尺高，两轮马车和载货卡车在尸体上面开过，出入于城门。” 关于通往下关的出口处——挹江门附近的惨状，有个外侨，估计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吉牧师，在私下寄往上海的日记体书信中也这样写道： 那天（十二月十五日。——洞富雄注）下午，我抢在那个粗鲁的少佐 之前抄近路来到了下关。在城门处遭到了盘问，但因与路透社的史密斯和 斯蒂尔（《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记者。——洞富雄注）在一起，总算放 行。他们俩乘坐原先那艘驱逐舰走了。关于城门的情况，如前所述。我们 不得不驱车越过死人之山。那种情景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我决不会忘 记乘坐这辆车外出时所看到的情景（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 第三十一至 三十二页）。 关于德丁记者和马吉牧师等外侨在挹江门附近所看到的情景，藤井慎一也说：“挹江门附近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堆，以致在尸骸上铺放木板，汽车在上面通行”（《“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二八页）。藤井曾接受了山本的同伙铃木明的现场採访，并在影片《南京》中负责录音工作。 这是日本兵在西门外看到的亲身经歷之谈：参加攻陷南京城的牧师井之胁定——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八时日本广播协会播放的《映像的证词》中露过面——说，在西门外挖掘了三十米宽的防坦克的壕沟，而这种壕沟已被尸体所填没，马拉辎重车在上面通过。 第110页 再举一例。一九六五年，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访问了南京，当地的汪良对代表团成员就屠杀事件谈了许多情况。其中谈到，在南京沦陷后的十二月十三日的扫荡战，使路上堆满了尸体，第二天坦克车队的履带在那些尸体上压碾而过（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六页）。 山本难道也说这些外侨和日本人就亲眼目睹的事实所提供的证词也都是谎言吗？ 正因为是这种情况，所以如铃本二郎记者在光华门附近所看到的那样，即使是坦克，也只能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面铺放原木或厚木板才能通行。“怎么会有如此残酷的事？”——这是现实，在日本军当初占领南京时存在过这种情况，而铃水二郎正是亲眼看到了此种情景，才说“真是一幅今世地狱图”。 如前所述，铃木二郎在《丸》杂志上发表了重要证词，但据山本七平说，那全都是伪证。铃木二郎打破了长达三十五年来的沉默，说道：“现在，我作为现场记者，总算有勇气写出这些‘证词’。”山本对铃木二郎的这种真情企图残酷地否定。铃木二郎并非是一个处于这样困境的人，即：不作伪证，自己就会被问罪。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敢作可能被误解为侮辱民族的发言呢？我希望人们认真地考虑这一点。 “城墙上的屠杀” 又说引起争议的“城墙上的屠杀”问题。诚然，红枪会的战士们是具有大无畏精神的中国兵，也是铃木二郎记者在中山门附近城墙上所看到的那些人，他们的勇勐精神已为日本军所熟知。山本七平称这个红枪会为红枪会匪（红枪匪），把它的性质解释成“当时中国为数众多的封建的私人武装力量中狂热而又盲目的、可以说是‘敢死队’性质的集团……他们对企图推行‘西欧化’的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他们的宗旨是一直‘为战斗而死’，因而也绝对不会成为日本军的俘虏。他们虽有个别人在不省人事的情况下当了俘虏，但他们手持红缨枪出现在机关枪面前的行动，与集体投降却是不相容的”（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八页）。山本七平就是这样看待日华战争爆发时的红枪会的，因而认为他们参加蒋介石政府的首都保卫战或集体成为俘虏，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红枪会果真是山本七平所说的那种集团吗？红枪会成立于民国五、六年（即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以后，中心在河南，从山东、河北（直隶）、山西、陕西扩大到安徽、江苏、湖北的北部地区，发展成为一股拥有数百万会员的巨大势力。它是农村的一个具有宗教秘密组织性质的武装自卫团，在遭到军阀或土匪骚扰时就起来与之进行斗争。除红论会外，中国北方各省各地区还兴起了同样与秘密结社组织有联繫的农村自卫团体，如黄枪会、黑枪会、大刀会、天门会等，总而言之，它们可称之为枪会运动。 前一个时期， 有关枪会运动的出色研究文章相继问世。 那就是山本秀夫所着《农民解放斗争的新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农民战争》（收录于《现代中国讲座》2《中国革命》 ，一九六九年）、三谷孝所着《国民革命时期的北方农民暴动——以河南红枪会为中心》（收录于野泽丰所编《中国国民革命史的研究》，一九七四年），以及马场毅所着《红枪会运动序说》（收录于青年中国研究者会议所编《中国民众反叛的世界》，一九七四年）。根据这些研究文章，我对枪会运动略作一些叙述。 据悉，枪会在国民革命时期展开了高涨的同军阀的斗争，但在一九二八年北伐战争结束，继而在一九三○年爆发的阎冯联军与蒋介石军队的。中原大战”，也以蒋介石获胜而告结束，于是各省的枪会运动便失去了活力，开始瓦解。 然而，在一九三○年前后枪会运动低落时期，暂时出现了类似山本七平所说的“他们对企图推行‘西欧化’的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的状态，这看来是事实。那就是在江苏、安徽、山东西南部的各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暴动，对国民政府加强政治上的统治进行了反抗，而国民政府试图“改革风俗”，即禁止“迷信邪术”（秘密结社）。 关于三十年代日华战争爆发前的枪会运动，好像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后来也没有迹象表明发生过这类暴动。即使政府也放宽了“改革风俗”的政策，可想而知，对以隐蔽的形式秘密组织的集团的存在视而不见。因此，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日华战争爆发时，无法想像在农民中间会有“对蒋介石进行了彻底反抗”的那种强有力的抵抗。假使在枪会农民中间出现了若干对政府的反抗，我也不能因此同意这样的判断，那就是他们即使在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仍还对往事耿耿于怀，不屑于参加首都保卫战。 沉寂一时的枪会的武装斗争，随着日华战争的爆发，再次蓬勃发展起来，其锋芒直指侵略军，这在当时日本军是最清楚的了。载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出版的《情报》三号上的《红枪会的背景及其现状》一文作者谢尔曼·霍维尔说道：“红枪会、黄枪会、天门会、黄沙会、老金会及其不胜枚举的众多的农民秘密组织参加了津浦铁路沿线、淮河沿岸的战斗以及其他许多重要地区的战斗，”“现在的时势是处于如此极端苛政的压迫之下，因而红枪会的壮大程度是以往无法比拟的，关于红枪会的勇敢精神，世上已有定论，来自中国前线的报导一再表明他们无疑组成了战线上的‘敢死队’的主体。” 第111页 南京攻防战是发生在日本军侵略中国后第五个月。当时，红枪会的兵团已被编入南京守军，也是不足为奇的。据悉，北方兴起的红枪会很快就发展到江苏省扬子江边（长野朗：《中国兵、土匪、红枪会》，大正十三年出版，第三四四页）。因此，也许这方面的红枪会赶来参加南京的防守。枪会，不仅在扬子江以北有，看来江南也有它的组织。所以，不妨也把它们看作是阻挡日本军进攻南京的障碍。 在此之前， 大刀会作为江南的枪会，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际，高举“奉天命大刀会”、“奉天命共产党”的旗帜，攻占了溧阳县城（位于江苏省南部），这一事实令人注目（三谷孝所着前引论文）。我最近从战争文学研究家高崎隆治那里得到启发，获知太湖周围早在日华战争爆发前就出现了红枪会的活动。在攻占南京整整一年后，庄司宪李正在从事太湖的鱼类调查工作。其《太湖勘察记》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述：“湖州曾有红枪会，反对国民政府，屡遭讨伐。然而，他们归顺于日本军，配合南京攻陷战，充当了日本军的尖兵”（《太湖勘察记》，第一三六页）。庄司宪季说：“吴某是公认的太湖红枪会首领，也一起归顺了。他不仅充当皇军的嚮导，而且率先接受皇军的训练，当了皇军在太湖方面的尖兵，在扫荡游击队共匪中立下了战功”（《太湖勘察记》，第十八页）。其中所说的大概与红枪会是同一个集团。这里所看到的红枪会是毫无民族尊严的武装集团。但是从这本书中另外也可以看到被视为红枪会余党的勇敢的集团的形象，它对日本军进行了抵抗。勘察班前往位于太湖中的西洞庭岛时，虽避免相互冲突，但庄司在那里看到了两百五十人左右的红枪会集团，并对他们退出西洞庭岛时的情况这样写道：“他们手持红缨短枪，搭乘两艘船，气势可怕。古井少尉目光炯炯地盯视着他们。”（《太湖勘察记》，第一二四页） 另外，我最近翻阅了《大坂朝日新闻》地方版彙编，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北九州版”中了解到这样一种事实：占领南京后不久，勇敢的红枪会在杭州附近对日本军进行了抵抗。从杭州湾登陆参加南京攻陷战的第十军，在占领南京后转而进攻杭州。 此时， “竹内狤少尉的一队人马在杭州的激战中歼灭了自诩为强敌的‘红枪会’”——这个消息已由该报二月十三日晚刊作了报导，又在同年四月由讲谈社出版的《支那事变大事绘画故事》中，以《竹内部队的奋战》为题进行了介绍。 红枪会在抗日战争期间再次復兴，成为地方人民的自卫组织，蓬勃开展武装活动。所以，日本军称之为红枪会匪或红枪匪，但它并不是进行所谓土匪活动的集团。要是以传说中所说的红枪匪的印象来看日华战争初期的红枪会，那是不行的。 而且，山本七平把红枪会称之为“‘敢死队’式的集团”，或者说它的“宗旨是‘为战斗而死”’。这又令人莫名其妙了。他们只是深信“刀枪不入”、“枪弹不入”，即绝不会死于敌人的武器下，因此说他们的目的是为战斗而死，那就本末倒置了。另外就是山本七平所主张的他们“决不当俘虏”这一点，我请教了专家，似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们集体当俘虏不乏其例。 不是俘虏，但归顺于日本军，与日本军合作，这种红枪会并不少见。前面，我介绍了江南太湖附近的红枪会情况。儿玉机关的儿玉誉士夫于昭和十九年四月左右，曾在南京和徐州之间设立了总部，他也说到为使“神出鬼没、威胁我方”的红枪会归顺，在徐州举行了近两万人的很大的集体归顺仪式（《暴政、枪声、乱世》，第二十二至二十九页）。然而，对于儿玉的这种自吹自擂的吹牛大话，竹谷有一郎说：“把兄弟徐铁珊是红论会的头目，因而非常了解情况。”他说“红枪会的思想是江湖思想。因此，非江湖上的人，就不是红枪会匪……而在徐州附近平原的却是大刀会。这种说法对洞悉中国情况的人来说，实在令人可笑”（高山清行：《什么都不知道的日本人》，第六十五页）。因此，事情真实与否，看来还是个问题。然而，所谓江湖思想云云，却没有另外听到过。顺便说一句，据说徐铁珊于一九三七年前后，因土匪散伙而流窜到上海（前引书，第六十九页）。 又说，他们的武器只有红缨枪之类，现代武器一概没有，这却与事实相反。本来是以短枪为武器的，所以称为红枪会、黄枪会或黑枪会。如果与土匪等为敌，尚可以，但在与军阀和国民党军队处于对抗的高潮时期，枪会运动不要说是步枪，甚至连大炮也装备起来了。对此，古贺骑兵联队长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在锦西城外遭到了力量雄厚的“土匪”的攻击，中弹两发而死（关东军参谋部编：《满洲事变战志》 ， 第一○八页）。这次古贺联队长之死，实际上是与红枪会对战而战死的（庄司宪季；《太湖勘察记》，第一一五页）。 关于“红枪会匪”的知识，山本七平说：“我听到的情况与铃木二郎的报导不一样，与林芙美子的随军报导大致相同……”林芙美子在日华战争中两次从军，一次是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攻陷战，另一次是第二年的汉口攻陷战。作为随军记者，有关于南京攻陷战的 《南京行》 等五篇文章（收录于一九三八年七月改造社出版的《我的昆虫记》中），还有关于汉口攻陷战的《战线》（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朝日新闻社出版）以及《北岸部队》（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央公论社出版），我们都可以看到。在这三本书中，仅《北岸部队》写到了红枪会战士。林芙美子从广济出发，来到西河站前的河岸，此时在那里看到了“红枪队队员”的尸体。她叙述如下： 第112页 据说，今晨八时左右，军队来到西河站后，就有四、五百名中国人手 持红缨枪，从河堤上隔河反击过来。听说连步枪也没有，只是拿着红缨枪， 哇哇地冲过来，但不堪一击地被打发掉了，迟逃一步的红枪队队员，三个、 五个倒在河堤下和战壕里死去。他们中有僧侣，身穿蓝或黑色衣服，头髮 一律剃光。每具尸体的胸前都贴着绿色四方角的纸片，在每张纸片上写有 很大的“佛”字。一个队长模样的尸体还扎着白色腰带。太阳刚刚升起， 河堤上的草木郁郁葱葱，而红枪队队员的尸体却流淌着鲜血，怪煞风景的， 但总觉得所见景色如同古式的版画一样（《北岸部队》，第一二二至一二 三页）。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山本七平说：“我所听到的情况与林芙美子的随军报导大致相同。”然而，只要看一下这里所引用的林芙美子所写的报导，就知道她本人似乎还不知道她所说的“红枪队”就是“红枪会”的战士（《北岸部队随军记》便是抄录了《北岸部队》并进行若干加工后收录在陆军省报导部编、陆军画报社出版的《大陆战史》（一九四一年出版）中的。这里，把“四、五百名中国人”改为“四、五日名中国僧侣”，而且还有“僧侣们”云云。日华战争爆发三年后，林芙美子看来还未了解红枪会的实质。这点暂且不说，关于“红枪会匪”的情况，山本七平所写内容与林芙美子的记述毫无关系。 再者，铃木二郎记者描述了俘虏们站在十三米高、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等待着“死亡的到来”的大无畏精神。对于这一点，山本七平冷嘲热讽地说，如果是从城内看到此种情景，铃木二郎想必是具有“超人的远视力”的人，“社会上也有一些奇妙的新闻记者”（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九页）。不过，这又是过甚的强词夺理。 山本七平一口断定铃木记者是从城内看到城墙上的现场情景的。当时，也许允许新闻记者登上城墙看屠杀情况。就假定并非如此，而是从城墙下往上看到的吧。这时，如果也从城外往上看，自然也能看到等待死亡到来的红枪会士兵的情景。而且，从城内远离城墙内百米之外遥望城墙上靠城外一边的俘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以望远镜这一有效工具取代“超人的远视力”，不就可以看清他们的情况了吗？ 此外，铃木二郎记者在屠杀俘虏的报导最后写道：“据说，他们这些手持红缨枪的人，具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认为即使中弹也不会死。此事是我后来从刺杀俘虏的日本兵那里听来的。”因此，关于俘虏的精神气概，或许也是从刺杀俘虏的日本兵那里听来并记录下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应当说“此事……”的提法写错了，应该写为“这些事……”。 山本七平又作了相当武断的发言， 说： “查阅了所有记录，但尚未看到关于（红枪会）在南京城内的记录”（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九八页）。铃木明也说：“我的解释是，日本军称已为‘红枪匪’的红枪会经常在华北神出鬼没地活动，而关于他们出现在南京攻陷战中的说法，我则从未听到过，保卫南京的都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二一六页）。我虽然尚未看到这方面的记录，但也不准备因此而说南京城内没有出现过红枪会这个集团。 铃木二郎记者在上述报导中， 还这样说：“我多次听到，在这个战场上（指南京追击战。——洞富雄注）手持红缨枪（类似日本长矛之类的武器，但在矛头扎有红缨）的上群人，毫不怕死，一个接一个地冲锋，展开了使日本军感到头痛的肉搏战。”但在山本七平看来，这也全然是虚构的了？ 山本七平一口断定，认为铃木二郎记者的报导中说在南京守军里有红枪会的战士集团，那都是虚构的，但他竟说出了如此大相迳庭的话来，这才真正令人“不可思议“。 所谓“南京大屠杀”“全是谣言”的根本“理由” 铃木明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这本书，但还未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可是，山本七平却说：“我认为虽无重复的必要，但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既不是说侵略是正义的，也不是说在中国和菲律宾都未发生过暴行事件。它确实存在。就我所知，最重要的是在世界上无论何处都找不到‘恩威并施的皇军’这样的军队”（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一八页）。这似乎是说，在南京虽有小规模的屠杀，但绝不是“大屠杀”。 山本说出了与事实大不相符的话，他对铃木二郎记者的亲身经歷之谈所作的批评暂且不说，其所以如此主张似乎只有两个理由。首先介绍一下他自己所说的“理由”吧，那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同京都大学教授会田雄次的谈话中提到的。基本内容在《诸君》一九七四年三月号上已有发表。谈话条理清楚，故引用如下： 会田问道：“关于支那事变中的南京大屠杀问题，看来基本上已调查了吧，那可是今人不可思议的传说啊！”对此，山本七平回答如下： 第113页 是啊，在此之前，我就着手调查了，但越调查越发莫名其妙，结果是 【我认为那全是谎言】。 【理由很简单】。……如果由此推算，幕僚作出十七日举行入城式的 决定，大概是在十四日。因为十二日日本军攻入南京城内，十三日已经基 本上排除了地雷和尚未爆炸的炸弹，十四日之所以能作出决定，是因为已 没有巷战。要是还有巷战，怎么也不可能在十四日作出决定的（在《诸君》 一九七四年三月号第二一八页〔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 二八二页〕中这样写道：“最近在十五日夜里，只要有关入城式的命令不 下达，十七日就不可能举行入城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十四日夜里要 召开参谋会议，司令官作出决定，第二天制定万无一失的计划，如阅兵部 队的组成、城内警备用的兵力配备计划以及为防止对城外的偷袭而进行必 要的部署等等，必须在黄昏或夜里转知各部队‘接到命令后集合’。而且， 应当在十五日那天配备和部署完毕，十六日进行准备。要使之成为可能， 就必须在十三日综合所有情报，作出大致可行的估计”）。 即使像马尼拉那样很少有障碍物的城市，拥有绝对优势火力的美国军 队从攻进该城的一角到扫荡战结束，尚且花了三个星期时间。由此来看， 南京攻陷战实质上等于兵不血刃地入城。我进一步作了调查，但【无论从 哪一方面来看都没有充裕时间发生暴行事件】。因为如若杀了人，那末仅 搬运尸体，加以清理，也很困难。我越调查越发感到莫名其妙。 【以前的“定论”则认为大屠杀是入城后不久就发生的。在治安稳定 后就没有进行大屠杀的必然性。因此如果真像定论所说的那样，出问题的， 那只有十二日中午至十三日中午整整一天时间。我认为，十二日攻进城内， 而十三日乃是排除某种程度的局部抵抗，控制了全市。在这种战斗高潮中， 没有什么充裕时间去进行《朝日新闻》所报导的“杀人比赛”之类人为的 屠杀。】因为仅战斗及其紧张状态就够忙的了（《季刊：歷史与文学》， 一九七四年春季号，第八十四页，【】内着重号系洞富雄所加）。 如前所述，《纽约时报》南京特派记者德丁报导了十四日中午前南京城内进行战斗的情况（参照本书第三八七页）。我认为，这类战斗并不是怎么顽强的抵抗。于是，我估计在占领南京的十三日当天夜里，市内的治安已经全面稳定，部分地区的战斗旋即停止。因此，可以认为如山本七平所说的那样，已在为十七日举行入城式进行准备工作。 然而，对山本七平后来所说的话，就不能表示同意了。山本说：“以前的‘定论’则认为大屠杀是入城后不久就发生的。”他断定，如果真像定论所说的那样，当在十二日攻入城内后到“十三日中午整整一天时间”内进行大屠杀，那末“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没有充裕时间发生暴行事件”。他又说，“排除局部抵抗”，在控制了全市的战斗高潮中，“没有什么充裕时间去进行……‘杀人比赛’（即“砍杀百人比赛” 。 ——洞富雄注）之类人为的屠杀”。入城后“不久”，不要说是“人为的屠杀”，就是将大批俘虏和“便衣兵”带出城外进行屠杀的“充裕时间”等等也是不可能有的。 虽然山本七平是这样说的，但问题在于入城后“不久”。我不知道什么“定论”不定论的，但所说占领南京时的大屠杀是发生在“入城后不久”，却是事实。然而，认为入城后“不久”是指十二日攻入城内到十三日中午确保治安稳定后的整整一天的人，除山本外，恐怕别无他人了吧。他认为，“确保在治安稳定后就没有进行大屠杀的必然性”，要是有屠杀，那必须在确保治安稳定的过程之中进行，而在此期间却根本没有充裕时间进行屠杀。不过，对俘虏和“便衣兵”进行大屠杀未必是以稳定当时的治安为目的而进行的。一般说来，占领不久后的屠杀是针对俘虏和“便衣兵”的，而这据说是发生在十三日夜晚至十六日夜晚。但是，就是在十七日进行入城式后，仍还对俘虏进行了大屠杀。 令人费解的伤亡统计 山本七平主张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后面要介绍的关于南京守军的伤亡统计，即使社会上也对这个伤亡统计感到不可思议。 山本就日本军发表的关于南京城内外的遗弃尸体数，提出了他个人的见解（见《诸君》，一九七四年三月号）。即使根据铃木明的记述，他也表明上海派遣军于十二月十八日发表的“敌人遗弃尸体不下于八、九万具”，以及仅从其于翌年一月发表（实际上于上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遗弃尸体看来也多达八万四千具”。对此，山本七平先是说：“人们如何解释，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我对这种过于荒唐的说法只有表示嘆息：“竟然如此地一直矇骗了国民？’”（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八七页） 第114页 上海派遣军发表的数字是不是像山本七平所说的那样，是夸张性的荒唐说法，这个问题暂且不谈。但继上述发育之后的中国军队伤亡统计诚然是奇特得很，是否是矇骗不明真相的人呢？这可不能搞错，故决定如实照抄地引用山本七平的记述： 通常，会出现三倍于阵亡者的负伤人数，即便将负伤的人定为两倍， 那么阵亡者、负伤者（即丧失战斗力者）的总数，便是二十五万二千人。 军队一般损失一半就是丧失战斗力。这，当然称之为歼灭战了。这样，说 是在“南京之战”中歼灭中国军队五十万，这种说法何等愚蠢。在南京的 中国军队，最大限度地估计也不过是五万，而其伤亡人数即使多估计一点， 也在三千到五千（恐怕还不到这个数字）。这一点，中国方面是清楚的。 那末，上海派遣军发表的“遗弃尸体八万四千具”，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如果说是“事实”，那也只能说其中只有四千具是战斗人员，而其余 八万具则是被屠杀的非战斗人员的尸体。不言而喻，这个数字是大本营虚 报的，证明就略而不谈了。然而，这种说法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 不起作用（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八七页）。 像山本这样通晓军队情况的人物，把这种奇特的统计强加于我们，真令人不胜惊讶。 对于中国军队来说，保卫南京纯粹是背水一战地困守孤城。估计有五万至十万守军，除极少数倖存的俘虏（如后面所述，山本估计这些俘虏有三千六百名左右）外，几乎全都遭到了这样的命运：阵亡，或当了俘虏后被屠杀，或在日本军搜捕便衣兵时被杀害。在日本军占领南京时，《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尚在那里，目睹了中国首都南京的最后时刻。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从上海发出的特讯中报导说：“南京被占领，是中国军队所蒙受的惨重失败，也是在现代战争史上最惨痛的军事崩溃。中国军队企图保卫南京而自己陷入了包围之中，以致遭到了有组织的屠杀。”（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二八一页） 山本之流根本无视南京攻陷战的实际状况，根据他们“军事算术”的粗略统计而得出的答案是，中国军队伤亡“三千到五千（恐怕还不到此数）”。顺便说一下，我觉得，这“三千到五千”中国军队的“伤亡”，说的是阵亡者的人数。根据山本的统计来计算，五万军队被歼灭，其伤亡者必是两万五千人，其中按阵亡者占四分之一、负伤者占四分之三的比例来计算，那末阵亡者就是六千二百五十名。这个六千二百五十名的人数，被换成“二千到五千”，肯定是巧妙地借用了德丁记者所报导的关于中国方面伤亡“三千到五千”这一推断。 诚然，德丁记者说过：‘中国方面的伤亡人数是三千到五千，不，可能超过此数” （洞富雄编前引书2，第二九四页），山本只是将德丁记者在这里所说的“超过此数”改成‘不到此数’，其他都是照搬照抄。不过，德丁记者所说明的是因战斗而伤亡的人数，只是阵亡者的遗弃尸体的一部分而已。山本在文体上对此把“三千到五千”改写成为中国兵遗弃尸体的总数。德丁记者就南京守军的整个伤亡情况，明确地记述道；“至少有三万五干人的兵力遭到了歼灭，这相当于南京守军的三分之二， 其中有两万人被处以死刑”（洞富雄编前引书2，第二八四页）。当遗弃尸体的数目引起人们注意时，不提这一整个伤亡人数，而只说因战斗而伤亡的估计人数，这是一种欺骗手段。 而且，我想提请注意，德丁记者关于阵亡人数的估计是相当保守的。虽然有在战斗情况下难以区别战斗伤亡与屠杀之类这种“战果”之例，但我可以介绍一、两个比较确切的资料，能够推测战斗伤亡不是三千或五千，而是达到了一个莫大的数目。 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亲自在其“军情报告”中写道，第六师团第四十五联队于十二日至十三日在南京城墙两侧的江岸地区，“于各处遭遇了由南京逃脱出来的一万多名敌人，予以重创，出现了江岸遍地都是尸体的状况”（引自谷寿夫：《机密日俄战争史·序言》，第八页。在《熊本兵团战史》〔支那事变编，第一二五页〕中谈到交战兵力为两万，伤亡一万一千人）。而且，至于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在城北江岸下关地区的战果，佐佐木到一旅团长亲笔记述道：“这天（十三日），在我支队作战地区遗弃的敌人尸体达一万几千具，此外，如果将装甲车在江面上击灭的和各部队所俘虏的合计起来，那末仅我支队就解决了两万多敌人。”再有，这也是屠杀俘虏的例子，即沿着扬子江进军的第十三师团第六十五联队把于十四日在南京近郊幕府山附近俘虏来的、从城内溃逃出来的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中国兵，几天后在扬子江岸边全遭枪杀了。这起事件是发生在德丁记者离开南京以后。 从这些例子中可看到的阵亡和被屠杀人数之多。即使从其一个个的例子来看，也是山本所谓总数为三千到五千的说法所无可比拟的。但是，即使将这些阵亡和被屠杀人数全部加起来，也只是包括无辜的普通老百姓在内的、南京事件的全部被害人数的几分之一。上海派遣军发表说遗弃尸体为八万四千具，这还是低估的数字，有人推测说，遗弃尸体实际为这个数字的一倍。 第115页 不要说是我所推测的十几万具尸体，只要看了上海派遣军发表的八万四千具尸体这个数字， 山本就大为吃惊， 认为是“胡说八道”。关于这一点，高崎隆治在《现代之眼》一九七三年一月号中介绍了当时担任南京宪兵分队队长的栎派短歌作家崛川静夫大尉的诗歌：“弃尸八万，令人惊嘆，有口难言”（收录于歌集《南京》〔一九四○年出版〕）。因此，我希望读者重读一下这首歌集后再作一番思考。 正如高崎隆治所说的那样，“一般认为宪兵大尉所记录的数字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这大概是常识”，因而可见上海派遣军发表的八、九万这个数字，未必就是大本营所夸耀的战果。 这些资料，都只是对遗弃尸体数的大概估计。不过，在中国和日本都有关于掩埋这些遗弃尸体时的统计记录，根据日本军的命令，主要从事遗弃尸体掩埋工作的是红用字会和崇善堂这两个慈善团体。据中国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书面证据（检证一七○三、一七○四）说，前者掩埋了四万三千一百二十三具，后者 掩埋了十一万二千二百六一十六具，共计掩埋了十五万五千三百八十九具尸体。 关于上述情况，本书第一编第2、3、6节和第二编第1节都有详尽的叙述，希参照阅读。 可以推测，在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后约一个星期时间，市京城内外有尸体十几万具。对此，山本则认为，仅就中国兵而言，遗弃尸体不足五千具。只有这样认为的人，才对“太胡说八道”而感到哑然。诚然，可能也会由此而断言此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这的确比《“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作者铃木明有过之而不及了。 京都大学教授会田雄次比这个山本更进了一步。他在前面业已介绍过的与山本的谈话中，恬不知耻地断定：“即使在南京有一两百个死人，也不会有那种胡作非为”的事发生（《季刊：歷史与文学》，一九七四年春季号。第八十五页）。这才是自暴自弃的“胡说八道”，真不知何以对之，也不知打算堕落到何种地步！一个令人恐怖的时代已经到来。 看错了记录 在山本七平与会田雄次的谈话中，他又谈起了一个趣闻，是与掩埋遗弃尸体有关的，放在此作一介绍。 事实上，在南京曾出现过大量人骨，看来这似乎增加了南京大屠杀的 可靠性。 不过， 在就“砍杀百人”问题进行审判时，中国辩护律师说： “这是过去墓地上的人骨，与此无关。这里原先就有墓地，出现人骨的现 象是正常的，不能当作任何证据。”这位名叫隆文元的中国辩护律师是公 正的。 虽说这个谈话是如何美其名曰“别具一格的谈话”，但这又是何等荒唐的发言？首先， 这个名叫隆文元的人物就令人奇怪。 山本原先称之为“催文元”（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上册，第二八六页），不久又改称为“隆文元”（单行本《一个异乎寻常的亲身经歷者的偏见》，第八十五页。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四六页）。然而，这都错了，正确的应是崔培均（参与砍杀百人比赛的n少尉的辩护人）。而且，“公正的中国辩护人”不是这个崔塔均，而是m少尉的辩护人薛某（参照n少尉的狱中通信——《偕行》，载一九七○年六月号第三十二页，九月号第三十四页）。纰缪百出。 再说，“中国辩护律师”的发言，大概是指两个少尉被判死刑后所提出的“上诉申辩书”草案中的记述。其中只有“贵判决书虽说以出现为数众多的白骨丛葬地点为证据，但在被告等未到之处亦出现儿千具白骨，以此不足以成为断定被告的行为之某些证据”（铃木明：《“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第八十四页）。所谓“原先就有墓地，出现人骨的现象是正常的，不能当作任何证据”等等，什么地方也没有写呀。铃木明从曾任第十六师团参谋长的中泽三夫少将那里听到的谈话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方面从南京附近收集尸骨，说是有多少多少具尸体。但是，在南京城外南面有无数墓地，因而以尸骨之数说日本人杀害了多少人等等，这是完全错误的”（前引书，第二三四页）。山本肯定是将中泽三夫少将的话改换成中国辩护人的谈话。他这样剪裁资料，实在令人费解。 此外，山本在与会田教授的谈话中还谈到了另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会田说；“即使胡作非为，能杀一万个人吗？这无论如何是不可想像的。”山本回答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员帕尔也说这是绝对不可信的。同一个人于同一时刻在各处目击屠杀情况，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杀人，大概是为了要在十二日至十七日间强行稳定局面。”（《季刊：歷史与文学》，一九七四年春季号，第八十五页） 应当认为，这里所谓印度代表、审判员帕尔的“话”，是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少数意见而在该审判员的判决书中叙述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该判决书里怎么也找不到所谓“同一个人于同一时刻”云云的记述。如果要寻找类似内容的记述，或许可以列举如下。 第116页 审判员说：“其证词需要慎重研究的，显然有若干过于热心的证人。”他列举了证人陈福宝的例子，说： 在此提及一下自称为陈福宝的证人。这个证人的陈述系法庭证第二○ 八号。在陈述中，他特地提到，在十二月十四日亲眼目睹了三十九个平民 被强行从难民营地区带走，押到小池边，并在机枪的扫射下死去。据证人 说，这是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十六日，他再次亲眼目 睹了被日本军抓获的许多身强力壮的青年被刺刀戳死。同一天下午，他被 带到太平路，看到三名日本兵放火烧了两间房子。他还讲出了这三名日本 兵的姓名。 这个证人在本审判员眼里看来，是个略有点奇怪的证人。似乎日本人 对他特别有好感，把他带到各处，让他看到日本人的种种胡作非为，却也 不伤害他，并把他放走了（东京审判研究会编：《共同研究·帕尔判决书》， 第六七八页）。 山本七平大概恍惚地记得他曾看过这份记述，所以才说了上述之类的话。但凭着令人可疑的记忆作了如此引证，想必帕尔审判员也会感到困惑。 顺便提一下，帕尔审判员在上述引文的后面叙述道：“这个证人在本审判员眼里，是个略有点奇怪的证人。似乎日本人对他特别有好感，把他带到各处，让他看到日本人的种种胡作非为，却也不伤害他，并把他放走了。”但是，我对他的理解不能同意。据南京市民陈福宝证人的宣誓口述，他在十四日日本军搜捕“便衣兵”时受到牵连，曾被强行带走，但后来被释放了，十六日又遭逮捕（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1， 第四十三至四十四页）。可想而知，他第二次被捕，是为了强制劳动而被押走的。这可以从当时所看到的屠杀情况中看出，被带到太平路，不妨认为是替日本军服劳役。再说，陈福宝证人于十四日和十五日目睹了强姦事件，即他在个别地方分别看到了两次屠杀和强姦事件。当然，日本兵并不是为了让他看到这种场面而特意把他带来的。 至于有关大批屠杀的证据和证词，如前所述，山本七平说：“审判员帕尔也说这是绝对不可信的。”但是，审判员帕尔并没有说“绝对”之类的词句。诚然，审判员帕尔说：“以上便是检察方面提出的有关南京暴行事件的详情。正如本审判员所指出的那样，要全部同意这种说法，略有困难。因为其中有某种程度的夸张，恐怕还有某种程度的歪曲。”但他随后又明确地说：“总而言之，正如本审判员所考察的那样，即使如数考虑了证据中可能有叙述不对的情况（对马吉牧师、许传音博士、陈福宝的证词所作的批评。——洞富雄），但日本兵在南京的行动是残暴的，而且正如贝茨博士所证实的那样，暴行是极端残酷的，几乎长达三周时间，合计持续了六周时间，其严重程度是毫无疑问的。好歹挨过了二月六日或七日，事态才有了明显的缓和。”这一段话，希望不要遗忘了。 ※　　　　　　　 ※　　　　　　　　 ※ 最后，我想附加说二、两个问题。山本七平预先声明：“下面是我所听到的话，事实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他说：“据悉，南京城内的俘虏是三千六百名，先是由梁鸿志的华中维新政府，继而是由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即日本的傀儡政府组成了政府军”（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三○三至三○四页）。山本说南京城内的俘虏是三千六百名，但是，在南京陷落后第四天入城的野战邮政局局长的从军记中写有这择一段事实：“我听说南京城内外的俘虏大约有四万二千名。（佐佐木元胜：《野战邮政旗》，重版本，上册，第二一六页）。对此，山本难道不知道吗？从大约四万二千名中除去三千六百名，余下三万八千四百名左右的俘虏的命运， 山本是如何考虑的？ 顺便说一句，上海派遣军公布过俘虏的数目，说是“俘虏达数千”（十二月十六日上午九时发表）和“俘虏一万零五百”（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时发表）。 ※　　　　　　　 ※　　　　　　　　 ※ 此外，据山本七平说，本多胜一写过“用十挺机枪屠杀了十万人”之类的“不可能有的事情”（单行本《我所认识的日本军》，下册，第二六九页）。诚然，在《中国之旅》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更有甚者，在南京城北七公里的燕子矶，将多达十万的居民赶到江边沙滩上，用机枪扫射，全被杀害”（单行本《中国之旅》，第二五九页）。可是，并没有说用“十挺机枪”屠杀了十万人。看来，他把我与本多胜一搞错了。我在昭和四十七年出版的《南京事件》一书中，介绍了昭和四十年访问南京的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的成员在当地从汪良那里听到的关于南京近郊燕子矶的惨状。那是这样一段话，即：“燕子矶是扬子江岸边有名的名胜之地。这里集中了大约十万名难民。追击而来的日本军从三面用十挺机枪包围了他们，几乎将他们全部扫射致死。”山本所说的定是这段话。不过，我在介绍了这段话之后，明白无误地有这样一段附记；“这起严重的暴行事件为什么没有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来，令人费解。然而，不能认为这是编造出来的，或系误传。十万人或三万人（说是在其附近观音门被屠杀的士兵和难民数）这个数字恐怕有问题。我认为要确认这起事件需要有旁证”（《南京事件》，第九十七页至九十八页。参照本书第七十三至七十四页）。我的记述给本多胜一添了麻烦，非常抱歉，为此我将上述情况交代清楚。 第117页 撰稿人与南京大屠杀 山本七平说，要辩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导是臆造出来的，南京事件是“无稽之谈”，需要有很大勇气。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毋宁说恰恰相反。关于这一点，不妨比较一下铃木明所着《“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公开出版时与本多胜一所着《中国之旅》公开出版时的情况。 本多胜一是《朝日新闻》的记者，他的《中国之旅》曾在该报连载。因此，这篇採访报导的单行本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局出版发行。可是，如果把出自别的笔者之手而题材相同的採访报导送到该社，又将会如何呢？假定该採访报导写得相当出色，不亚于本多胜一的，出版局果真能决心出版发行吗？那恐怕会被搁在一边。不只是朝日新闻社，我想，不妨说只要是“第一流”出版社，都不会对这类原稿看上一眼的。 大出版社是如此，对于现有靠写作生活的撰稿人来说，坚持加害者的观点来谈论日本军暴行事件这样的主题，则是最为忌讳的。对此，试举南京暴行一例，不就显而易见了？在占领南京后不久，除随军记者之外，作家、评论家等特派记者共有一百数十名撰稿人进入南京城。就以东京日日新闻社为例，大宅壮一、林芙美子和其他记者一起组成的四十名记者阵容进入了南京城。这些人或多或少地理应对发生在南京的今世活地狱有所耳闻目睹。这些撰稿人既有写作能力，又有发表的场所。可是，在什么都可以说的战后，他们中间究竟有几个人将他们所亲眼目睹的、亲身经歷过的感受用笔写出来呢？就我所知，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前朝日新闻社记者今井正刚，另一个是前每日新闻社记者铃木二郎。就连那个喋喋不休的大宅壮一，最终也没有讲出其亲眼目睹的关于南京暴行的真相，而与世长辞了。不过，一九六六年成立了十分失礼的“大宅考察组”，访问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那时，大宅壮一在当地召开的座谈会上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认为，在入城前后，或到入城为止，曾有过大规模的屠杀，这是事实。杀害了三十万人啦，烧毁了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啦，虽然这些数字有点不可信。但是，我作为一个目击者，也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大宅考察组访问中共的报告》，载《每日周刊》临时增刊）。稍后进入南京城的杂志社派遣的某着名作家，据说于战败后不久，曾在某报纸上登载了一大版有关报导。但是，现在那位作家似乎也“无‘执笔的’记忆”了。写南京事件依然是撰稿人所忌讳的主题。 对此，铃木明怎么样呢？他所写的《“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却由第一流出版社出版发行，更有甚者，竟获得了由那个出版社提供奖金的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 山本七平感慨地说，在《朝日新闻》报导“杀人比赛”时的那种集体的歇斯底里的情况下，铃木明却独自一人毅然决然地评论说“砍杀百人比赛”的报导是臆造出来的，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一个异乎寻常的亲身经歷者的偏见》，第八十六页）。“勇士”不仅仅是铃木明一个人，“伊赛亚·本·达桑”这个来歷不明的人业已自报家门了。不久，山本七平自己也成了一位“勇士”。 当然，铃木明或山本七平也许从各地收到了几封恐吓信。不过，左翼的恐吓等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与本多胜一在连载《中国之旅》时所受到的威胁相比，这几封恐吓信更是小巫见大巫了。敢于面对撰稿人所忌讳的主题，以日本人来揭露日本人，要知道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不妨看一下前记者铃木二郎在撰写《我目睹了那次“南京的悲剧”》时的感想吧。 ------------------ $后记 -------------------------------------------------------------------------------- 应日中友好协会的要求，我曾给该会机关报《日本与中国》周刊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那一期写了文章寄去，题为《人人展〈南京大屠杀图〉观后》。这幅《南京大屠杀图》是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子夫妇于去年三月绘制完成的，这幅画高四米，宽八米，是件巨幅作品。他们曾完成了组画《原子弹灾害图》十四幅。这幅《南京大屠杀图》从埼玉县东松山市的丸木美术馆运来上野之森，首次在东京市民面前展出。 拙稿一经刊登，立即有一位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青年朋友寄来明信片。在明信片中，他向我指出了一、两处在我的文章中需要订正的地方，并说该报刊登此文，非同寻常，因为过去报纸有一种倾向，很少报导这类问题，因而感到新鲜。经他这样一说，我才注意到，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虽出版过几本着作和论文集，但除《日中》杂志外，在日中友好方面以及研究中国的团体的机关报、杂志上一次也未曾介绍过此类书籍和发表过书评。 我不会由于自己的着作为朋友们所忽视乃至敬而远之而斤斤计较，但我总觉得这与中国方面的态度有关。丸水位里曾对前去丸木美术馆访问的曾根正哉就《南京大屠杀图》一画这样说：“这是日本人画的东西……曾经制造悲剧、到处破坏的我们……我们日本方面的我们……中国人决不会欢迎，也不会高兴。我想，这一点你也是知道的。“（载《日本与中国》，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号） 第118页 迄今为止，以“中日友好”为重的中国人，在接待日本人访华时，绝口不提蒙受日本侵略军的屈辱和痛苦的回忆，也未在感情上流露出来。 对于中国人的宽宏大量、深切体谅，我们非常感激。然而，不论中国人是否保持缄默，作为日本人，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对自己所犯下的深重罪孽无动于衷。正因为如此，丸木夫妇才致力于需要非凡勇气的艰巨工作，用绘画形式，向日本群众诉说在中国首都南京呈现的、由日本军犯下的大屠杀事件的可怕情景，并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他们逆流勇进，高举了反战的旗帜。 我之所以在十五年前就着手有关南京暴行的着述，也出于与丸木大妇同样的思想。还有一种不甘落后的心理，认为要像丸木夫妇作为画家而描绘出《南京大屠杀图》那样，身为歷史学家而写下有关南京暴行的史书，则是我的责任。 现在，要由我们自己来揭露日本人过去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这项工作似有些别扭。然而，在今日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公开復活。这里，澄清一下军阀对国民的错误领导所引起的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相，以资对战争的罪恶性作出反省，同时希望再次向中国人民表示道歉。这是笔者的一点心愿，它使我有勇气来改编自己的旧着。 ※　　　※　　　※　　　※　　　※ 中国人从“中日友好”的原则出发，对日本人绝口不提难以忘怀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所遗留下来的惨重灾难。中国有史以来的、那些不堪忍受的悲惨回忆不是没有从中国人的头脑中消失吗？中国政府也一直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復活，并通过电视、戏剧、电影或展览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过去的罪恶，从不放松对人民的教育。 毋庸赘述，中国人对访华的日本人所採取的那种体谅态度是中国政府的“中日友好”这一对日政策的体现。不过，我感到从去年起，或者从前几年开始，似乎有迹象表明中国的对日政策有所修正。例如，香港进步电影工作者摄制的影片《未代皇帝溥仪》，一九八二年初在香港上映，获得了圆满成功。映片中所看到的有关日本军暴行的原版片镜头，就是北京政府提供的日本军拍摄的照片。从这一事实可见中国方面的变化。 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急剧发展已经不能保持沉默了。为了“中日友好”而沉默也是有限度的。今年七月，以审定教科书问题为契机，中国发动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在宣传活动中，对“南京大屠杀”的声讨尤为激烈。 歷时两个月，使日中两国外交关系发生动摇的教科书问题，日本方面保证：因审定教科书问题而引起的歪曲侵华史实，“由政府负责纠正”。于是，这一问题大体上得到了解决。然而，中国当然不会就此收兵，他们对日本政府如何履行其提出的保证，正拭目以待。 教科书问题，犹如一把铁锤落在日本人头上。因为日本人似乎对中国人的宽宏大量忘乎所以，对中国人犯了罪的思想、曾加害于中国人的思想极其淡薄起来。但是，我不认为思想转变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不仅如此，在一部分民间电视台中有两、三个节目主持入至今仍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每当考虑到电视的巨大影响时，不由产生一种令人吃惊之感。 在这种时候贸然出版给人以迎合时尚印象的书籍，我也不是没有羞愧之心，我经反覆考虑之后，认为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于是我在人们的建议下，决定出版新着。 迄今为止，我就南京暴行问题写过两部着作和一部（两册）资料集。两部着作是《南京事件》（一九七二年四月，新人物往来社出版）和《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论》（一九七五年八月，现代史出版会出版）；资料集是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河出书房新社出版）。其中《南京事件》是对旧着《近代战史之谜》（一九六七年，人物往来社出版）的有关部分加以增订而成的。 在《南京事件》一书中，除收录《南京暴行》（第八十三至二四六页）一篇外，还收录了《芦沟桥事件的爆发》、《第二次上海事变的爆发》两篇文章。《驳南京大屠杀是所谓“无稽之谈”论》一书，由《“砍杀百人比赛”是虚假报导吗》（第十二至一三八页）和《“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吗》（列第一三九至二三四页）两部分组成。 在资料集《南京事件》1（第四一一页）中收录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方面的有关资料；在资料《南京事件》2中，收译了四篇英文资料（第三四六页）。 我在编着本书时，从前面所述的《南京事件》一书中採用了《南京暴行》的资料，从前面所述的《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一书中採用了《“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吗》的资料，并重新加以整理，从根本上作了增订。 也许是因为发生了审定教科书问题吧，人们对所谓的“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关心有所增强，我分别从原出版单位接到重版旧着的要求，但我作为笔者，未同意不作修改就重版十年或七年之前的着作。幸好出版《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的现代史出版会同意了我重新编着的方针。在短时间内，我倾注全力撰写此书，今天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关于南京暴行，我很早就希望能够留下一部舛误较少的基本文献，虽说这是一种奢望。现代史出版会的桥本进给了我实现这一愿望的机会，对此我深表谢意。“ 第119页 编着本书，是在已出版了几部关于南京事件的着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希望能留下一部实证性的、舛误尽可能少的着作，这也是事实。可是，如果有人问我真能实现这一愿望吗？那我只能回答说，很遗憾，自己虽然渴尽了绵薄之力，却还没有这样的自信心。所以，我预先声明：本书题为定本《南京大屠杀》，决非出笔者之意。再要说明的是，现在一般通称的“南京大屠杀”，我通常称之为“南京大屠杀事件”。 洞富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