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剑：新视野下的中国大战略》 第1页 [史学研究] 《论剑：新视野下的中国大战略》作者：贾立政【完结】 美国缘何成了“不倒翁”(1) 美国缘何成了“不倒翁”(2) 德国崛起的“秘密武器” 揭秘日本军国主义“武力崛起”(1) 揭秘日本军国主义“武力崛起”(2) 官僚特权阶层：苏联解体的致命根源(1) 官僚特权阶层：苏联解体的致命根源(2) “中国奇蹟”至少持续二十年(1) “中国奇蹟”至少持续二十年(2) “中国奇蹟”至少持续二十年(3) “中国奇蹟”至少持续二十年(4) 卖官鬻爵的歷史反思(1) 卖官鬻爵的歷史反思(2) 冷眼静观中国式“消费神话”(1) 冷眼静观中国式“消费神话”(2) 生态安全：幸福的生命线(1) 生态安全：幸福的生命线(2) 生态安全：幸福的生命线(3) 过上好生活不是某一群体的特权 破解住房难关键在哪(1) 破解住房难关键在哪(2) 潜规则下的熟人社会(1) 潜规则下的熟人社会(2) 不能让“关系”摆平了法律(1) 不能让“关系”摆平了法律(2) “潜规则”崇拜：摆平呈现新趋势(1) “潜规则”崇拜：摆平呈现新趋势(2) 垄断行业高薪的合理与不合理(1) 垄断行业高薪的合理与不合理(2) 正版vs盗版：一场“持久战”(1) 正版vs盗版：一场“持久战”(2) 正版vs盗版：一场“持久战”(3) 什么催生了娱乐化热潮(1) 什么催生了娱乐化热潮(2) 娱乐背后的利益博弈(1) 娱乐背后的利益博弈(2) 失意精英的“精英情结”解读(1) 失意精英的“精英情结”解读(2) 美国缘何成了“不倒翁”(1) 金灿荣 美国霸权因何而立？由弱到强的战略根基、持续不断的力量源泉、美式霸权的新型特徵以及“软”“硬”力量的良性平衡也许是最重要的几点。 在歷史上，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乏其例，但是只有美国自建国200年以来国家实力长盛不衰；更难能可贵的是，如果论全球性的和全方位的“世界霸权”，歷史上只有两例：英国和美国，而美对英的替代既没有引发两国之间的激烈对抗和战争，也没有因严重挑战原有体系而付出代价，美国的崛起在这一点上堪称“和平”。 美国霸权因何而立？由弱到强的战略根基、持续不断的力量源泉、美式霸权的新型特徵以及“软”“硬”力量的良性平衡也许是最重要的几点。当然还有客观因素，简单地说就是美国人的运气很好，具有一些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 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 19世纪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临终之前说了一句很有名的玩笑话：“上帝对傻瓜、醉汉和美国给予特别的保佑。”相对于俾斯麦的德国，美国首要一个优势肯定是地缘位置，美国长期享有世界各国之中最充分的战略自由。 实际上美国并不是生来就有这样的好环境。可以说，在美国建国的头30年，北美大陆很有可能发展为另一个欧洲，可是美国人的运气相当不错。拿破崙因为欧洲战事吃紧，突然把路易斯安娜卖给了美国，每英亩3美分。半个世纪后，俄国又由于同样的原因以更廉价的价格出让了阿拉斯加，退出了美国的地盘。在建国后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有点不可思议地迅速排除了所有陆地强邻，解除了地缘政治困境。这些富饶的国土也为其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强大的资源基础。 制度主义的学者还经常强调美国的另一种优势。美国的政治体制依据理想而构建，一开始就建立了相当彻底的现代民主制度；殖民地和西进运动的歷史，形成了美国高度成熟和发达的市民社会；清教传统既保证了政教分离，又赋予了社会主流文化的同质性和凝聚力。 二、“孤立主义”是美由弱到强的秘笈 美国刚建立时处在一个相当复杂的周边环境之中。美国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开始，就定下了一个基本的对外战略，并在后来的各种挑战中持续坚持和不断改进。这项战略后来被称作“孤立主义”。 “孤立主义”的核心精神不是要断绝美国的外部交往，而是一切对外关系要严格地为美国利益服务。简单地说就是两点，任何外交政策必须促进美国利益；绝不承担不相干的国际责任，而只进行有限制的国际干预。孤立主义是美国百年内由弱到强的成功之道。 在美国成长的最初阶段，“孤立主义”居功至伟。美国在政治上尽量逃避不相干的纠纷和争斗，却反而因此成为了各方争相拉拢的对象，捞取到了许多实际的政治好处。另一方面，美国在经济上不但没有孤立自己，反而大举对外追求经济利益，扩展贸易链条，促进经济发展。早在19世纪早期，美国的军队就为了打通商路多次到北非、南美作战。但总的来说，在那样一个帝国主义疯狂扩张的时代，美国的对外政策是相当节制和冷静的，几乎从不参与单纯政治意义上的“争霸”。 第2页 这种高明的政治理性最集中地体现在美国处理与当时的世界霸权——英国的关系上。在英国霸权的时代，美国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美国人的美洲”。“门罗主义”在实践中只集中于两点：在经济上加深地区合作、在道义上发挥地区影响。 纵观歷史，美国从未试图主动与英国全面争霸，反而逐渐跟英国结成了广泛的共同利益，得到英国的认同，融入了世界体系。美国1894年gdp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可直到50年以后的1945年才从倒下的英国手里顺理成章地接过了世界霸主的大旗。不那么确切地说，美国完成了歷史上延续时间最长也是最成功的一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三、制度创新是美经济增长的源泉 成功的战略为美国的崛起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可是美国的真正崛起还依赖于国内经济长时间、全方位的腾飞。造成美国经济增长奇蹟的因素很多，最具美国特色和至关重要的一点，应该是美国人强大的制度创新能力。 经济增长方式按其动力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资源投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最高层次的经济增长方式。良好的制度能够大大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技术创新的热情和技术成果的运用。美国经济最突出的优势，正在于其高人一筹的制度创新能力。在200多年来世界多次的大危机、大变局中，美国依靠其源源不断的制度创新活力，在危机中开创新路，迅速适应挑战，并以新制度不断激发技术革命的活力，保持科技领先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制度本身也成为了生产力，甚至可以赚取比技术优势更庞大的超额收益。美国麦当劳式的连锁制度、沃尔玛式的仓库零售制度和福特式的流水线制度，本身没有任何科技含量可言，却巨大地改变了现代经济的基本形态。所以，制度创新是美国经济保持独立性、增长性和稳定性的根本源泉。 四、制度“软手段”成就霸权新模式 美国的霸权能够拥有超越前人的强大生命力，还依靠另外两项重要的特徵。 美国缘何成了“不倒翁”(2) 首先是其制度霸权的性质。美国的霸权来自于制度创新。但称美国的霸权是“制度霸权”，更主要的是指美国领导世界的方式，十分注重制度、规则和普遍原则，善于利用规则来谋取特殊利益，比起前面的那些帝国和霸主来，较少使用强迫性的武力。比如，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在世界金融和贸易领域中建立起了合作收益的分配机制——参加合作的国家都会有收益，使得世界各国都自愿合作；而美国则获得其中最大的一份霸权收益。实际上，美国用制度的“软手段”打开了以前英国靠枪炮才打开的市场，得到了英国靠枪炮都没能得到的合作和接纳。这大大减缓了国际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增强了美国霸权体系的稳定性。这是世界霸权前所未有的崭新模式。 第二项特徵是美国软硬实力的平衡。制度霸权的统治方式就是一种典型的软实力。制度霸权的背后有一种深刻的精神内质，即美国社会的“气”。我们都知道美国的理想主义传统。我们学习美国的成功之处，也一定要注意它重视理想和道德的一面。一个有前途的民族，一定是一个维护价值、重视理想，同时又是社会主流精神高度团结和具有凝聚力的民族。 美国的崛起和霸权确实有其独到的经验和特点。如果说美国现在出了一些问题，也是因为它背离这些优良的传统原则，国内价值观也由此出现了一些分歧和危机。美国的成功经验能够给我们许多启发。 专家点评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江永：金灿荣教授对美国的崛起做了比较正面的评价，这是他基于自身观察的一些体会。他总结了美国崛起的经验。其结论是，“最具美国特色和至关重要的一点，应该是美国人强大的制度创新能力。”美国之所以能维持霸权，其生命力“首先是其制度霸权的性质；其次是美国软硬实力的平衡”。这个独特的视角的确有助于人们思考。目前，中国加入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中国要维护本国切身利益，不仅要学会遵守国际规则和制度，更要参与制定和改造相关规则。然而，这一切还是要以实力地位为基础的。 对世界各国来说，美国的长处和经验可以借鑑，而美国崛起的模式则不可效仿，谁效仿谁就会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 德国崛起的“秘密武器” 陈洪捷 普遍的观点认为德国的崛起一靠军队，二靠教育。其中，教育被视为德国强大的根本原因。 自中世纪以降，德意志长期四分五裂，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然而，至少从18、19世纪之交，德意志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一跃成为欧洲的头号强国。 普遍的观点认为德国的崛起一靠军队，二靠教育。其中，教育被视为德国强大的根本原因。 将德国的强大归因到教育，虽然不是很全面，但不无道理。早在18世纪末，普鲁士就立法推行义务教育，开创了教育史上的一个先例。19世纪初，在普鲁士进行的诸项改革中，教育改革可以说最为引人注目。威廉·洪堡从人文主义理念出发，力求为所有的公民提供全面的教育，他所创立的教育体制为德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此后，在各邦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教育体制不断完善。比如在普鲁士，小学的入学率在1816年就达到60%，到1864年更达到93%。到1871年时，德国的文盲率大致只有13%，而英国的文盲率为30%（1861年），法国是24%（1866年）。德国教育领先的情况略见一斑。 第3页 洪堡等人所推行的大学改革，更是成就显着。洪堡主持建立的柏林大学扭转了大学发展的方向，推行教学和研究结合的原则，创立了德国式的研究型大学，同时也开启了现代大学的先河。在洪堡大学精神的滋养下，德国大学很快进入一个辉煌的时期，培养的人才具有良好的学术修养和专精的知识，而且富有科学研究的精神。大学教授更是以学术研究为天职，投身于教学和研究，做出了数不胜数的学术成就。 德国的大学得到普遍的赞扬和肯定。英国歷史学家梅尔茨在20世纪20年代说：“在现代，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拥有那么多的思想学校和学术学校，也没有一个国家能自夸开创并进行了这么多巨大的事业，而他们需要大量训练有素人员的合作和集体努力。” 可以说，在近现代歷史上，德国的学者和专家为德国带来的荣誉和关注要远远超过其他群体。而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德国大学的成果，德国是欧洲国家中将大学与学术联繫最为密切的国家。大学也许是观察德国人最好的窗口。梅尔茨认为德国大学“比任何别的东西都表徵出德国的心智，德国心智在这种机构里得到最完美的表现”。 德国人重视教育，但不盲目重视。在19世纪中，德国建立起了一个庞大而多样的学校和培训体系。特别是在20世纪后期，“双元制”职业培训制度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蹟的“秘密武器”。所谓“双元制”，就是把手工业中徒工的训练与学校的理论学习结合起来，政府和企业共同培养合格技工。在培训期间，学员按规定到企业学徒一定的天数，同时也必须到职业学校接受教育。 清末李善兰曾对德国的教育有一个概括，说德国的教育体制的特点为“无地无学，无时非学，无人不学”，此说甚为精当。直到今天，这三条应当仍然有效。“无地无学”是说教育的普及程度，“无时非学”是说不同的行业和职业都有专门的教育和训练，“无人不学”则是说人人都有学习的机会，都有学习适合自己需要的学习机会。这种多轨、多类型的教育制度，虽然不一定符合民主的原则，但从效果和功能上看，这一体制为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行业领域培养了特殊的人才，这倒是体现了人尽其才的思想。 从反面看，当教育不受到重视或受到破坏的时候，国家的实力就会减弱，强国可以变弱。在纳粹统治时期，教育和科学事业受到极大的破坏，特别是大批犹太学人被迫离开大学、离开德国，德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因而受到空前的重创，从19世纪以来所积累的学术基础面临瓦解。经过这次浩劫，德国作为学术中心的时期也就一去不復返了。这段惨痛的歷史为教育强国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证。 纵观近代德国的发展过程，我们有理由把德国看作一个教育兴国或教育强国的范例。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蒙森曾把大学、军队和关税同时并列，认为这三者是德国崛起的核心因素。他能够把大学列在首位，想必不会反对教育强国、学术强国的说法。 揭秘日本军国主义“武力崛起”(1) 汤重南 “强兵富国”路线的推行，使日本与侵略战争捆在一起，陷入从战争走向更大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 日本是东北亚地区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岛国。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还只是一个弱小、落后的东方封建国家。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建成了当时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大日本帝国”。 “大日本帝国”，其兴速，其亡也速，存在不足百年。以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起点，日本骤然于19世纪末叶出现在东方，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大日本帝国”迅速崩溃败亡。 日本军国主义不仅危害了世界和亚洲，特别是对中国、朝鲜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也使日本国家败亡，遭致灭顶之灾，日本人民蒙受苦难，危害深重。 一、军国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 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发展是与日本崛起同步的。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孕育形成阶段，大体从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起至西南战争结束的1877年。在这10年中，日本确立和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建立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军国主义的武装和警察、监狱，并开始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标志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初步形成了。 第二阶段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完全确立阶段。大体从陆军卿（国防部长）山县有朋发布《军人训诫》和《参谋本部条例》的1878年至签订《日英新通商航海条约》，发动侵中、侵朝的甲午战争的1894年。其间，1881年建立宪兵制度并发布《军人敕谕》，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1893年军部的形成等均为其路标。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领域确立起军国主义体制。 第三阶段是发展与演变阶段。大致从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至法西斯军国主义确立的1936年或直到其败亡的1945年。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确立后就不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几乎是每五年就对外用兵一次，直至其彻底败亡。1936年“二·二六”政变标志法西斯上台，则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法西斯主义确立，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高形态。 第4页 二、缘何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就日本来说，军国主义的形成有其深远的歷史文化渊源。 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渊源于古代中世纪的日本武士、武家当政及武士道精神。日本武士产生于8、9世纪，并随着封建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变化，于11世纪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以1192年武士集团首领源赖朝被大权旁落的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鎌仓幕府（在鎌仓地区建立的大将军府）为标志，武士阶级掌握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国家各级政权。鎌仓幕府是日本第一个武家当政的政权，从此，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达676年。1336年足利尊氏建立的室町幕府为第二个武家政权，而德川家康于1603年建立的江户幕府则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武家政权。日本的武士阶级以作战杀伐为职业，成为古代中世纪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也自然是军国主义体制和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日本武士阶级还在长达近700年的幕府时代，逐渐发展和形成了武士道。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武士的人生观、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义务和职责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佛教、儒学的日本武士道，经歷了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的武士道三大阶段，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日本的对外侵略思想亦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日本古代，就已有关于神功皇后的神话传说，即传说她于公元210年征讨新罗（朝鲜南部古国），三次用兵大获全胜。后来统治者均大肆宣扬神功皇后开疆拓土之战功，推崇有加。 到16世纪末，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并于1592、1596年两次出兵侵朝。丰臣的扩张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集日本统治者之大成，达到空前程度。 丰臣之后，日本的统治者及许多思想家，不断鼓吹其计划、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侵略思想在300多年间延绵不绝且日益猖獗。从18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力倡“海防论”、“开国论”、“海外雄飞论”及“攘夷论”的日本经世学家及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们，如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会泽安、吉田松阴等代表性人物，都大肆鼓吹对外扩张思想。这些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 同时，日本军国主义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基础。 一是明治维新这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不彻底性。政治上掌握统治大权的多是封建武士出身者，武士道精神被继承和发展。旧武士等级不復存在，一批资产阶级化的“新武士”（士族）活跃在各领域且是主导力量。1871年时，中央9省（部）官吏87％是士族，至1880年时，中央及地方官吏的74％仍是士族。统治集团中的骨干多是武士出身者，最着名的“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以及垄断日本政权近50年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均为旧武士出身。到大正时代的首相原敬、加藤高明，昭和时代军部法西斯魁首东条英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等也都是士族出身。士族及士族出身者极自然地成为推动日本军国主义产生发展的主要社会力量。 揭秘日本军国主义“武力崛起”(2) 在经济原因方面，由于地税改革和士族授产等改革，使农村土地制度（寄生地主制）留有浓厚封建残余，农村成为“国内殖民地”，因而国内市场狭小。又使大批士族无法生存而对明治政权不满，统治阶级则以对外侵略扩张将心怀不满的农民、士族的不满情绪引向海外征战，使他们成为军国日本的基本社会力量。 二是日本资本主义起步晚，却迅速发展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日本实现民族独立，摆脱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是以对东北亚弱小邻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武装侵略为重要手段的。正是将自己迅速转化为压迫民族才迎来了日本的迅速崛起。 明治政府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富国强兵”是主体，是诸政策之首。“强兵富国”路线的推行，使日本工业化的实现即产业革命的完成均与侵略中、朝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紧密相连。待日本急速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更与侵略战争捆在一起，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点，使日本被纳入军事、战争轨道，进入从战争走向更大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 三是日本国内外均无制约和阻遏军国主义发展的形势和力量。日本国内曾有三次民主运动高潮，即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和护宪三派斗争、反法西斯斗争，但均遭失败；日本对外侵略时，屡屡冒险却均较轻易得手，更刺激其向军国主义道路迅跑。 官僚特权阶层：苏联解体的致命根源(1) 王正泉 带头搞垮苏共和苏联的，就是这些逐步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正是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社会精英联合行动的结果，是官僚特权阶层——社会精英的一次集体背叛。 1917年，列宁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二战”中，苏联战胜了德国法西斯，挽救了人类文明。随后，苏联成为可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共的垮台，苏联也突然解体，出现“亡党亡国”的惨剧。 第5页 一个迅速崛起的世界强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怎么会突然垮台呢？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应该说问题出在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内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苏共的路线方针和领导体制犯了错误，导致出现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他们脱离广大群众，利用权力图谋私利，最后与知识分子中的亲西方精英结合起来，抛弃社会主义方向，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干出了集体背叛的罪恶勾当。 一、特权导致贪污腐败盛行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是逐步形成的。在列宁时期，苏共的干部革命意志坚定，没有丝毫特权，能与群众同甘共苦。一个典型事例是，当1918年发生粮食危机时，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连自己都吃不饱，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饿得昏倒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一方面强调“稳定”干部，使干部委任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日趋完善，另一方面又不断提高干部特权的标准，使之进一步固定化和规范化，从而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有人估计，这个官僚特权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当然，这里所说的官僚特权阶层并不是指苏联的全体干部，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必然导致贪污腐败的盛行。官僚特权阶层的子女，凭藉父辈的特权地位，能够轻易地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干部特权还可以成为搞腐败的护身符。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全国性大案要案不断发生。1980年的“黑鱼子酱走私案”，涉及300多名干部，使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有些案件还直接涉及勃列日涅夫的亲属。例如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则贪污受贿65万卢布，构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 二、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的社会精英同流合污 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在苏共和国家的决策机制方面，惯于实行个人专断，压制不同意见；在任用干部方面，出现“近亲繁殖”、拉帮结派和任人唯亲现象；在经济领域，盛行贪污腐败，行贿受贿，营私舞弊；在党群关系方面，因干部特权严重而导致群众的不满。特别是，官僚特权阶层开始丧失革命意志，对理想信念麻木不仁。例如，据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国后写的回忆录说，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他告诉他的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尽管如此，当时的官僚特权阶层仍愿意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加强党的领导，只是始终墨守成规，不愿进行有效的改革。他们与亲西方社会精英也界限分明，相互对立。 到戈巴契夫时期，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发生了根本变化。戈巴契夫起初说要通过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后来却走上背弃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下，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照搬西方模式，在苏联实行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多党制和总统制等等，结果导致“亡党亡国”。 在这一过程中，除一小部分干部起来抵制和反对之外，多数干部却听之任之，随声附和，许多干部甚至起来充当“改革”的急先锋。例如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 叶尔钦更具典型性。叶原是苏共的一个州委书记，后来调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他以“反特权”起家，起先曾是戈巴契夫的得力干将，后来又同戈闹翻，成为反对派的领袖人物。不久，他夺取了俄联邦的政权，并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导致苏联解体。其实，叶尔钦同戈、雅、谢等人一样，都是官僚特权阶层发生质变的典型代表，目标是要摧毁社会主义制度。 戈巴契夫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已经不再排斥亲西方的社会精英，而与他们同流合污了。这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便公开化和合法化了。 三、集体背叛完全是为了私利 在戈巴契夫“改革”后期，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的社会精英已经目标相同，而且配合默契，合力把苏共推向“亡党亡国”。1990年1月，以叶尔钦为首的一批苏共党员宣布建立“民主纲领派”，决心制造苏共的组织分裂。2月，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同意修改宪法、取消苏共法定领导地位。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同时在苏联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随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城市以及许多加盟共和国的政权一个接一个地被反对派夺取，苏共在很多地方沦为在野党。 官僚特权阶层：苏联解体的致命根源(2) 1991年“8·19”事件后，俄联邦总统叶尔钦更下令禁止俄共活动，没收俄共财产。随后，作为苏联总统的戈巴契夫也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并下令没收苏共财产。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已不存在”。随后，11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议定书，决定创建独立国协，正式宣布苏联解体。总之，带头搞垮苏共和苏联的，就是这些原先的苏共高官。这个“亡党亡国”的悲剧，正是官僚特权阶层与亲西方社会精英联合行动的结果，是官僚特权阶层和社会精英的一次集体背叛。 第6页 官僚特权阶层之所以集体背叛，完全是为了他们的私利。与此同时，由于蜕化变质，苏共也失去了群众基础和执政能力。 在剧变后的俄罗斯，那些掌权的政治精英和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大都就是苏联时期的各级干部。据俄科学院社会学所1995年的调查，当时在俄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有74%～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则有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 专家点评 刘江永：王正泉教授的核心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致命根源是官僚特权阶层的腐败与“西化”。这提醒我们：一个曾经崛起的大国也会走向衰落，和平解体。居安思危，这对中国来说，也堪称是一个国际警钟。 当然，苏联解体的原因并不只如此，它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从本质上讲，苏联解体是其国家发展模式的失败和必然结果，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在内部和外部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西方势力的介入只是外因条件而非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 在理论上，前苏联曾经是混乱的，曾过高估计自身力量，导致国家元气大伤。在国际上，前苏联对华约组织成员国的控制和影响，也使得前东欧的国家形态害上了苏联病，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最终导致东欧剧变。 “中国奇蹟”至少持续二十年(1) 海 闻 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展望发展前景，其动力来自四个方面：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成本，潜在的市场规模产生的内需，中国深入改革产生的制度变迁和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 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一直保持着近10%的高速发展并不多见，因此，被称之为“中国的奇蹟”也并不为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成为国际上十分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否能够继续？能持续多久呢？ 他们的关注是有道理的。首先，从时间上看，战后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周期大多在30年左右。但日本奇蹟到上世纪90年代初就结束了，之后日本经济出现缓慢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10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也持续了30年左右。到了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导致一些国家在危机后都经歷了长达4年～5年的经济调整。 其次，从发展模式和经歷上讲，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也非常相似，都是靠外贸带动经济起飞，且在外贸增长到了一定程度以后，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如遭遇反倾销，还有日益增多的贸易纠纷。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本对美贸易出现大量顺差后，美国国内曾出现过对日货的抵制以及要求日元升值。中国现在也面临类似问题，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持续不降，美国也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会不会像当年日本一样，人民币开始持续升值，逐渐失去出口竞争力并最终导致经济出现衰退？ 再看中国经济内部的问题，也同样让人担心，如银行里的坏帐，社会分配问题，落后地区贫困问题等。这些情况又类似南美一些曾经高速发展国家的情况。考虑到这些因素，人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能否继续高速发展产生怀疑。 我国政府非常有信心。这在“十一五”规划等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表示。我认为中国还有继续增长的动力，至少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当然，这种高速是相对的，年增长率大概在6%～10%之间。动力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的人力资源、劳动力成本至少还有20年的竞争力 为什么韩国，包括台湾等“亚洲四小龙”到后来失去制造业的竞争力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劳动力的成本提高了。 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仍有较长一段时间的竞争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有13亿人口，基数大，人均收入要达到4000美元～5000美元，需要比日本、韩国、台湾更长的时间。他们大概需要30年的时间就能富起来，我们则起码需要50年的时间。二是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从硬体上已经可以和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人均收入也会很快达到5000美元，但中西部、东北地区还相当落后。三是由于户籍制度和其他方面的管制，我们的农村人口远远超出目前这个经济水平所应该有的比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实际上也是农业人口下降的过程。日本的农业人口在战后50年中，从50%下降到5%。韩国从63%降到11%。台湾地区从56%降到7.8%。而我们到2004年仍有70.8%的人口是以农业为主，有58%的人居住在农村。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想真正完成起飞，其农村人口一定要降到20%甚至以下。我们的经济增长有多长时间，取决于我们的农村人口的转移有多长时间。如果我们还需要20年的时间把我们的农村人口从60%降到20%，那么我们在这20年中还有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力。在未来20年中，除了发展高科技产业，我国的主要产业仍是制造业，而且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 二、国内市场规模产生的巨大内需将成为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现代经济尤其在工业生产中，市场规模对企业和对整个经济来讲都非常重要。以前，要保证生产规模，可以採取专利保护的办法。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知识更新此起彼伏的情况下，单靠专利来保护企业的规模是远远不够的。你可能仍然持有某项专利，但其他企业已经发明了更好的产品，使得你的生产还没有达到需要的规模就已经落后了，就没有市场了，企业就会亏损甚至破产。一个产品的生产如果达不到一定的规模，也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市场规模，其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提高国民的购买力。13亿人口的购买力提高了，我们的国内市场就自然形成了。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以用国内市场带动经济的增长。 第7页 和任何发达国家一样，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有两个支柱产业，一是汽车，一是房地产。中国的汽车人均拥有量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汽车工业的发展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中国的房地产业虽然近期有些过热，也有许多制度上的问题，但房地产本身到了一个该发展的阶段了。今后20年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是本国汽车和房地产这两个支柱产业带动其他行业的需求。我们可以乐观地想像一下，未来有多少人需要购买住房，有4亿左右的农民要离开农村到城市居住，这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市场。 讲了这么多，强调的还是中国潜在的市场规模。13亿人的购买力是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未来20年中，我们国内的市场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说外贸外资是推动我们经济起飞的第一节火箭的话，国内市场发展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将会成为我们未来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第二节火箭。 “中国奇蹟”至少持续二十年(2) 三、中国深入改革产生的制度变迁将进一步产生创造力和提高生产力 千万不要小看制度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农业生产以粮为纲，主要是种粮食，农业学大寨，土地边边角角都要利用上，还是不够吃。当时认为，我们人太多，土地不够。可现在人口增加了很多，耕地比以前也减少了，现在为什么就够吃呢？最主要就是体制的变化。体制变化可以提高人的积极性，积极性提高以后，资源不够也能想尽办法创造出资源，这就是改革创造生产力。 中国的改革虽然已经进行将近30年了，但市场经济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在加入wto时，还遗留了一个尾巴，即中国在15年之内还可被看成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在要求国际上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欧美主要国家仍不愿承认。为什么说我们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呢？从经济学的理论来讲，是不是市场经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和程度。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经济的主体不是政府，经济的决策是企业。政府只是起一个调节作用，干预的方式主要是间接的。另外，政府基本不控制价格，基本由市场供求决定，除了一些特定的行业以外。并不是说国家完全不干预，主要看怎么干预，在多大范围内干预，干预到什么程度。市场不是完美的，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需要出来干预。市场能做的决策，应该让市场去做。我们在改革前是计划经济，什么都由政府定，现在虽然好多了，但在许多方面政府仍然管制着商品的价格，对经济的干预仍然是行政的和直接的。 另外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我们的重要行业仍然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如石油、钢铁、交通、通讯、金融等。市场经济中，尤其在竞争行业里，国有企业不能成为主角。wto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其他条款都是围绕这两个原则制定的。不是不要国有企业，而是可以在那些不竞争的或市场失灵的行业里有国有企业。当初在加入wto谈判时，欧美国家认为，中国需要一段时间完成市场经济的改革，我们当然不希望有“非市场经济”这一条款。在这一点上双方不断争议和讨价还价，最后确定为15年。我们加入wto已经5年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还要进行10年。制度的改革和变迁可以继续提高生产率，可以使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比如能源问题，稀缺是一方面，但价格不合理造成的浪费也很严重。能源需求增长到一定程度，通过市场经济的调节，价格就应该上升，人们就会更有效地利用能源和节约能源。 四、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有助于更好地利用全球市场与资源 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发展的时期相比，我们现在面对的国际环境更加开放。一个重要的标志是1995年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以前每个国家都进行自我保护，国内利益集团的自我保护阻碍了自己的发展。现在通过wto的条款，使这些利益集团不再像以前那样要求保护。某些基础行业的保护实际上是阻碍本国经济发展的。比如，通讯业和金融业的保护往往造成本国企业的信息成本和融资成本比国外高，从而使得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现在要打破这种保护，使我们有更加开放的内外部环境。当年的日本和韩国其实并不很开放，他们是外向型经济，但不是开放型经济。韩国的汽车几乎是不进口的，也不让外商投资，都是自己生产。从经济学角度讲，这不是理性的做法。韩国后来遭遇经济危机，日本经济也有一段时间的停滞不前，这和他们经济不很开放有一定的关系。韩国后来也反省应该如何调整国内经济政策。大宇集团曾是韩国的骄傲，后来破产了，在国内引起一些争论，当时美国的公司要来兼併。民众出于民族情绪不同意，他们认为国内有钱，为什么让美国的公司来兼併，而当时的总统金大中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开放的理念和政策问题。韩国从1998年的经济危机中学会了开放，如果不开放，对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大宇集团最终被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兼併。 由于以上四方面的原因，可以说，我们比亚洲其他国家有更有利的条件，使得我们的经济能够继续高速增长。不过，有利的条件并不等于必然的现实。中国经济中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好，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的高增长也不一定能实现。 第8页 专家点评 马克：海闻教授的文章通过国际比较的视角，从人力资源、潜在的市场规模、制度变迁和国际环境四个方面，深入分析和阐述了中国经济具有的独特比较优势以及能够继续高速增长的动力支撑条件。不过作者也指出，有利的条件并不等于必然的现实。从作者的分析中，人们可以看到，15年“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挑战；也可以发现，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与潜在的市场规模之间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可能也存在一定变数。这些不是文章的重点，但具有深入思考的空间。 毛泽东扔枪的启示 路 杰 领导人要统揽全局，也就是要把自己分管的工作作为总体、全局来看待。 领导活动的显着特点是“统揽全局”，也就是要把自己分管的工作作为总体、全局来看待。县委书记的这个特点就更突出。 “中国奇蹟”至少持续二十年(3) 红军时期，林彪的部下缴获了一把白银做的女式袖珍手枪，非常精緻，不知是哪国造的，红军官兵自然非常喜欢、爱不释手，但不敢私藏，层层上交，把枪交给林彪。林彪也非常喜欢，又层层上交，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也不看，把枪扔在地上说，“到我用得着这把枪的时候，咱们红军就完蛋了（我要它干什么）！”尼克森到中国来谈判中美恢復外交关系。毛泽东说，那个事情你跟周恩来去谈，我不感兴趣，我也不懂，我要跟你谈谈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我要跟你谈谈哲学！延安整风运动时，周恩来做自我批评：我这个人，抓得太多、抓得太细、抓得太碎、抓得太小，抓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我以后一定要丢开这些小东小西，跟毛泽东学统揽全局。 上述事例说明，领导人要统揽全局，也就是要把对象作为总体、全局，揽在怀里。但从能力的角度看，一个人拿什么能力“统揽”全局呢？从能力的倾向和类型上来看，统揽全局需要有统“摄”全局的能力。开会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人，你要大致地估计一下今天出席会议的有多少人、多少男的多少女的、多少人注意听讲等等，你就要故意眯起眼来、故意忽略细节，把对象作为一个总体、全局摄入进眼帘、摄入注意力的范围。 统摄全局、统揽全局的能力，直觉的能力，并不是感觉的能力、业务技术细节能力自然的延伸、延长、延续，恰恰相反，它是感觉能力的中断、跳跃和升华。感觉关注的是今天，直觉关注的是明天，明天与今天，在同一个人身上，在同一件事上，在同一个时间，不可兼得。感觉关注的是细节枝节，直觉关注的是总体全局，在同一个人身上，在同一件事上，在同一个时间，细节枝节与总体全局，不可兼得。 更重要的是，跳出来，看到全局之后，再回头看细节枝节，细节枝节才看得更清楚；看到明天之后，再回头看今天，今天才看得更真切。我们经常说，领导人要用大局看小局、用明天看今天。这种“眼光”是怎么实现的呢？从能力倾向和类型看，有这样一个阶段性的转换：先是就小局看小局、就今天看今天；然后是跳出来，得到了全局和明天；然后是再回头看小局、看今天，这样才把小局和今天看得更清楚了！ 南通状元张謇说得好：“办一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的事，要有世界的眼光。”我们经常开玩笑地说，干过县委书记、县市长的人，甚至于可以直接干副总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经歷了能力倾向和类型的这个转换！ 资料连结 古代官员制度集锦 在古代封建的中国施行集权制，为强化集权政权採取所谓“铁腕”政策，其精华为歷代统治者所屡试不爽。 任期制：官员的正规任职期限为3年，期满后派往外省。也有例外，某些高级官员以应急为由一连数任，如李鸿章在直隶当了数十年的最高长官。 异地为官制：禁止官员在其故乡省份任职。禁止官员的亲戚在同一辖区内任职。这些制度给中央政权带来的好处是，使首席地方官员不能常居一处，形成与中央政权抗衡的势力。代价是：在任期内难有政绩作为，异地初任，语言不通，民情不解，只能依赖本地旧隶，导致实权旁落，对下属的工作无力修正及监督，官衔越高越力不从心，越低层的执行权力的官差越缺乏监督。 俸禄制：古代官员最初是以皇家粮仓中的实物俸禄为生，随着货币的兴起取代了实物俸禄。当官员的社会经济地位无法达到社会经济发展相应的水平线或因获一官半职要花费巨大代价，即这一官半职的取得成本（学费、买官费、礼品费用等等）过高时，往往使这些官员背上一身债，所以当官后就要在短暂的任职期内尽其所能地捞上一把。当官就能赚钱，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事，只有搜刮过甚才会遭到指责和处罚。 援疆“疯子局长”的心路歷程 郭清俊 我大学毕业后即分配到国家林业局，是典型的“三门”干部。2002年8月，我有幸成为第四批援疆干部，感到特别高兴，并非常珍惜这难得的锻鍊机会。 一到任，我便首先查处三十多万株劣质苗，顶住众多说情者的压力公开烧毁，震惊全疆。有人说：“北京来了个疯子局长”；整顿苗木市场时哄抬苗价的老闆一次次受挫后扬言要让我躺着离开新疆；强化造林验收，要求4万多亩不合格造林地补植，使得因重数量轻质量导致的“年年造林不见林”现象大为改观。在工作中，我不仅了解到更多基层的情况，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全力投入不仅没有引火烧身，反而赢得了组织和群众的信任。 第9页 2004年2月，我被破格提拔为林业局党组书记，这一任命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大家的意料。当时林业局内部情况也比较复杂，党组成员年龄都比我大，作为援疆干部，任期只有一年半，因此，好多干部不是想着这一届党组会怎么干，而在想我走了谁会接班，局里表面一团和气，实则山头林立。可是我没有退路，我必须做好，我不想让别人说挂职干部不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工作，再工作。 我一年去了60多趟濒临破产的园林场，办项目，搞改革，现已成了阿勒泰有名的旅游景点；离单位300多公里的河狸站经济困难，近十年的差旅费没有报销，站长上班只能偷儿子的压岁钱做路费，我为局里没有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向他们道歉，并想办法解决了站上的经济问题等。这样的事情不一而足。 “中国奇蹟”至少持续二十年(4) 在新疆，我确实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提高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特别是在复杂条件下驾驭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我也总告诫自己：必须要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争取多做事，做好事，做实事，出实效，必须严于律己、清正廉洁。 援疆几年，我常常感嘆：与其说是我在援疆，不如说是新疆在培养我。援疆的经歷令我终生受益。 卖官鬻爵的歷史反思(1) 李世愉 科举制度建立后，封建帝王以功名利禄来吸引、笼络读书人，做官几乎成了读书人的唯一出路。 时下为人所诟病的买官卖官现象，在歷史上被称为“卖官鬻爵”，它歷来为人们所不齿。 一、卖官鬻爵：秦汉开启恶劣先例 说到卖官鬻爵，不能不提到封建政府的国家行为。自秦汉以来，在遇到财政危机的时候，或由于战争而军费告绌，或因为灾荒而财政拮据，歷代政府都曾公开进行标价卖官，以换取足够的财政收入。这种做法发展到清代，形成了一种制度，时称“捐纳”，成为选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是政府行为，尽管许多王朝在施行一段时间后即告停止，但这种做法仍然受到有识之士的指责，认为有损政府形象，且使一些有资财而无才能之辈充斥官场。 东汉灵帝时，宦官张让、赵忠怂恿灵帝卖官鬻爵，时任九卿的崔烈以500万钱买了司徒之位。唐代的王播以巨资贿赂宦官王守澄而登上相位；宋代的刘逵、余深、薛昂等人贿赂蔡京而得到超拔。明英宗时的宦官王振权倾天下，凡是想当官者，一律“攫金进见”；清初，买官卖官之风十分猖獗，时人称：“督学之门，形同商贾。”雍正时，四川知府程如丝以银6.6万两、金900两贿赂四川巡抚蔡 ，得以擢升为四川按察使。 在这众多的骯脏交易中，明代的严嵩可谓典型，他既以买官得以升迁，又以卖官聚敛钱财。史载，严嵩曾以“千辆资财，用以遗贵近”，终于当上了内阁首辅。其卖官，“官无大小，皆有定价”，如文官州判300两，吏部官售价最高，郎中、主事开价3000两，后又勐增至1.3万两。严嵩败落后，抄其家所得净金、金器重3.4万余两，净银、银器重203.9670万两，其他珍宝、字画、房地产不计其数。 封建政府为解决燃眉之急而卖官鬻爵，或许出于无奈，但它毕竟开启了标价卖官的恶劣先例，成为吏治腐败之源。其示范作用影响深远，那就是上行下效。正如《明史·李俊传》所言：“此以财贸官，彼以官鬻财。” 二、古代卖官鬻爵猖獗的背后 首先，卖官鬻爵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做官是众多人的毕生追求。特别是科举制度建立后，封建帝王以功名利禄来吸引、笼络读书人，因此，追求功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做官几乎成了读书人的唯一出路。正如韩愈所言：“凡今之人，急名于官。”只有当了官，才能得到世人的重视，才能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一些人在歷经十年寒窗而又屡试不第的情况下，便会想方设法以其他途迳入仕当官，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跑官、买官，通过拉关系，走后门，进而贿赂当权者，以资财换取官位。在这种交易中，“贵者托以势，富者托以财，亲故托以情”，一旦门路打开，当官之路即成坦途。 其次，官僚体制给卖官者提供了营私舞弊的空间和可能。歷代对官员的选拔、考核、升迁都有明确的规定，由于官僚体制的问题，往往选官标准不一，选拔缺乏透明度，决策取决于长官意志，操作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监察机制又不能真正起作用，而某些权臣只要取悦于皇帝，便可恣意妄行，一手遮天。这样，自然造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使选官条例成为一纸空文，给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明清时，吏部官靠卖官发财，礼部官靠科举获利，已成为百官心照不宣之事。故时人总结这一现象，称为“因官致富”，可谓一语道破某些人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财富的本质。 最后，看重功名的社会风气也助长了卖官鬻爵的盛行。《水浒传》所说“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唐代王镣《感事》诗所称：“今日朱门者，曾恨朱门深。”尽管有人也曾憎恨朱门，而一旦有机会也要拼命跻身于朱门之列。特别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社会现实，更使买官者有了强烈的欲望和动力。 第10页 三、卖官鬻爵造成了吏治的腐败 卖官鬻爵的盛行造成了吏治的腐败。歷史证明，凡是买官卖官猖獗之时，就是朝政腐败、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大量买官者充斥官场，必然会产生一批贪官、赃官、庸官、煳涂官、酒肉官，以及一大批尸位素餐者。而且，买官者一旦履任，大都要搜刮百姓，巧取豪夺，搞得民不聊生。 卖官鬻爵的盛行带来了社会风气的败坏。严嵩以贿放官时，沈炼即指出：“贿赂彰，风俗坏。”古语云：“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买官卖官的盛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有钱买得鬼推磨，无钱却教人顶缸。”最为可悲的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众人对丑恶现象表现出的麻木，正如明末清初人计六奇所言：“举世尽醉梦于其中而不醒矣！” 卖官鬻爵自出现之日起，就一直受到有识之士的鄙视和批判。崔烈在得意于买到司徒之位时，却遭到儿子崔钧的抨击，认为他令“天下失望”，崔烈不解，崔钧明确告之：“论者嫌其铜臭！”《后汉书》记录了此言，成为对买官者的经典批判之语，一直为后世所引用。清代的陆陇其专门上疏批判卖官鬻爵之弊：一是使名节大坏，失国家养廉之意，买官之人，“不能发愤自励，则其志趋卑陋甘于污下”；二是买官之人越多，百姓受害愈深，故多一买官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严嵩倒台时，三法司定其罪状，第一项就是私下卖官，称：“爵赏，国家之名器，乃敢鬻之以敛货于己。”其实，买官卖官是犯罪行为，这在封建社会也是人人皆知的，它只能是私下的骯脏交易。 卖官鬻爵的歷史反思(2) 以史为鑑，我们应该严防“铜臭”在官场的蔓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买官卖官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从体制上加以限制、根除，切不可“举世尽醉梦于其中而不醒矣”！ 资料连结 歷史上七大“着名”贪官 ★梁冀（？~159年），东汉外戚，顺帝时任大将军，专断朝政近20年。聚敛财富，大肆搜刮，并向求官者收取贿赂。建私家林苑，方圆近千里。桓帝治其罪，被迫自杀。其家产没收变卖合30余万万，相当于东汉政府一年租税收入之半。 ★杨国忠（？~756年），唐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玄宗时任吏部尚书。因其妹杨贵妃有宠而权倾中外。结党营私，贿赂公行，选任官吏均于私第暗定。安禄山以“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随玄宗奔蜀时，被士兵杀死。 ★朱 （1075年~1126年），北宋苏州（今属江苏）人。因献媚蔡京、童贯而得官。投徽宗所好，以承办“花石纲”为名，捞取钱财，以至家藏甚富，置田30万亩。凡谄事之人即得官，不附己者则罢去，时称“东南小朝廷”。钦宗继位，被罢官处死。 ★王振（？~1449年），明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永乐时入官为宦官。英宗时因受宠而擅权，成为明代宦官专权之始。大兴土木，广收贿赂，操纵官吏选拔、升迁。土木之变，策动英宗亲征，于土木堡兵败，为乱军所杀。 ★严嵩（1480年~1565年），明江西分宜人，弘治年间进士，嘉靖时任内阁首辅。与其子严世蕃狼狈为奸，贪财纳贿，卖官鬻爵，结党营私，祸国殃民。后被弹劾罢官，抄其家所得金银、珍宝、字画，数以百万计。 ★噶礼（？~1714年），清满洲正红旗人，由荫生任吏部主事，后升任两江总督。搜刮民财，广收贿赂，在江南有贪婪之名。康熙五十一年，因江南科场案发，事涉受贿被革职。 ★和 （1750年~1799年），清满洲正红旗人，生员出身。因办事干练，深得干隆皇帝信赖，倚为腹心，任军机大臣20多年。专擅弄权，控制官员升迁，大肆贪污。嘉庆四年（1799年）定其20大罪状，赐死。查没金银、珍宝极多，时有“和 跌倒，嘉庆吃饱”之谚。 冷眼静观中国式“消费神话”(1) 吴 颖 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錶，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越来越多的奢侈品火速进入中国。据报导，随着许多国际顶级品牌登陆中国，中国品牌战略协会发现，目前内地奢侈品消费者已占总人口的13％。据预计，与日本不相上下，中国也会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奢侈品市场。但从财富积累的角度看，目前的奢侈品消费带有某种畸形心态。 拎着bally公文包、身着阿玛尼套装出入各种高档俱乐部，掏出万宝龙笔签字，不经意间露出腕间的伯爵镶钻手錶，这是在北京国贸写字楼里上班的孙小姐对金领阶层的业态素描。一份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有10％的人有能力消费奢侈品，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一、中国特色的“消费神话” 奢侈品在国际上被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在中国，花在奢侈品上的钱大约有90％是出自男性之手，其中主要是私营企业主在上演“消费神话”。那么具体到消费人群分析，究竟是谁在消费这些奢侈品？这些人群的身份我们不得而知，但通过顶级服装代理商了解到，这些人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特别有钱的一类人，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他们追求的是极度虚荣。第二类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有一定的知识、品位，追求品质和精緻，收入不菲，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奢侈品消费支出。第三类是收入中等的白领阶层，他们的月收入也许只够买一条gi的小丝巾，但是他们是奢侈品的崇拜者，甚至可以攒下几个月的工资去购买一件自己喜欢的商品。10％具有消费奢侈品能力的人口却产生出了占总人口13％的消费者，这就是中国式的奢侈品消费方式和理念。 第11页 一位宾利公司的员工对那些可以花888万买一辆宾利728加长版的“神秘买家”的解读是“肯定不是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就算他买得起他也不敢买。”能买而且敢买宾利的中国人是“在30岁～50岁之间的成功人士、社会名流，特别是一些演艺圈的名流”。另一豪华车品牌劳斯莱斯某公司总经理为自己的顾客勾勒出另一幅有趣的肖像：大多数是房地产业的老闆，都不是中国各种富豪排行榜上的人物。这些神秘富豪们虽然财产来源、规模、去向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但他们确实在奢侈品进入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购买力，尤其是他们不少人习惯于在外地或者国外消费奢侈品。 在中国，几年前，人们还反对任何夸耀性质的奢侈品。但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则喜欢以此炫耀他们的富有和社会地位。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克莱尔·肯特说，在西方，人们购买名牌十分谨慎，也只有那些“圈内的人”才能认出这是名牌，而在中国，人们对名牌趋之若鹜，到处炫耀，好像在说：“看，我是多么富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还有一类特殊的“两栖消费者”：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消费领域，运用了不同的消费预算策略，并用一方的收敛节俭来支持另一方的支出花费，从而顺利实现了局部消费水平的提高。某gg公司的王小姐就选择了这种较低消费频率和单次较高金额的消费，她挎了一只5700元ferragamo白色挎包，为了买这个包，她两个月没有买一件衣服，还经常吃盒饭，但是她觉得这只包买得划算：“相比套装来说，一个包可以天天带、背好多年都不会过时，而且挎上后整个人的气质就不一样了。” 二、北京消费高于纽约 在国内，对北京的消费水平之高路人皆知。但是，一般人所想不到的是，北京的消费水平居然比纽约还高。日前有消息称，一项针对全球城市消费水平排名的调查发现，在全球144个大型城市中，北京排名第十一，而纽约排名第十二。据了解，这项调查综合了200多项指标，包括住房、食品、服装、日常用品、运输和娱乐等。不管如何，北京消费高于纽约的事实，仍然使人们尤其是北京人感到诧异不已。在北京，奢侈品集中的地方是两家五星级饭店——王府和国贸。在王府饭店的几家奢侈品专营店里，随便一个路易·威登男包就标价9050元，一款路易·威登的女包7000多元，一双阿玛尼的男皮鞋3500元，同一个牌子的一件皮毛一体短款女装2万元，卡地亚的一条真丝方巾1200多元……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截至2004年1月至10月份，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高达1803.1亿元，同比增长15.1％，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实际增长15.9％。与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比，北京的增长比例排在5城市之首。通过对北京31家大商场的监测情况看，2004年前10个月，国际品牌化妆品销售出尽了“风头”，销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4.1％。其中，双安商场10个月累计销售化妆品突破了1个亿，仅“兰蔻”一个品牌已经连续4个月月销售额超过百万元。 2004年北京国际车展，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北京市民高涨的消费热情和消费水平。来自车展组委会的数字显示，超过五成的汽车未下展台就被订购，尤其是一些顶级豪华车悉数卖出。可以预见的是，宾利、迈巴赫、世爵等即使在发达国家的大街上也不多见的超级名车，如今却很容易现身在北京的街头。 三、中国已成为新的奢侈品消费国 冷眼静观中国式“消费神话”(2) 中国是否已成为世界上新的奢侈品消费国呢？全球领先的高档奢侈品集团——歷峰集团的财务数据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占歷峰集团全球总销售的20％，如果加上中国游客在全球各地的採购总额，中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量则占去其全球销量的四成。以做表着称的万宝龙推出万宝龙表后，带动的中国消费能力成为继美国、义大利后的第三大消费市场。目前，万宝龙已在中国41个城市开设了105家专卖店，几乎占其全球专卖店的一半。有报导称，化妆品的世界名牌“兰蔻”在杭州一年销售额高达1700多万元，位列全国“兰蔻”单柜销售业绩第一。世界香水顶级大牌“香奈儿”进驻杭州第一年，就获得了全国“香奈儿”销售第二的成绩。杭州奢侈品消费表现出越来越旺盛的状况，正在受到更多跨国公司的关注。全球顶级化妆品品牌迪奥“dior cosmotic”专柜被定位为迪奥最奢华的销售平台，此前只在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世界知名的购物商厦开设了两家，中国成为第三个拥有迪奥最高档品牌专柜的国家。 如今，结婚买钻戒已经成为年轻人结婚中的一道程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4/5的新娘结婚时都要买钻戒。到2003年我国钻石首饰实际消费量就达到12.35亿美元，成为亚洲最大的钻石消费国，在世界上也高居第五大消费国。dtc（戴比姆斯）钻石贸易公司全球传讯总监derak paimer预言：“20年中，中国将在世界钻石零售排行中排名首位。”此外，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铂金市场，第四大黄金市场和全球最大的翡翠消费市场。 四、奢侈品消费呈畸形心态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世界顶级品牌都在中国设有分店。高级钟錶、珠宝制造商卡地亚，在中国已有30余个销售点，计划两年内在中国再开7家专卖店。欧洲时装顶级品牌“阿玛尼”宣布，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要开30家店。对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前景，专家认为，中国奢侈品市场起点低，未来10年，中国的奢侈品市场规模将紧随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法国巴黎百富勤的报告则指出，中国已进入奢侈品消费初期。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的消费率还会不断上升，预计将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2020年的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行业专家预计，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最终将达到1亿人，与日本不相上下，也会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奢侈品市场。而来自中国品牌战略协会的研究发现，中国内地奢侈品消费人群已经达到总人口的13％，并且还在迅速增长。协会秘书长杨清山表示，月收入2万元到5万元之间的属较典型的奢侈品消费者，估计到2010年，这个消费群将增至2.5亿人。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快速成长反映了现在的中国人对未来的信心。但同时也有不少经济界人士认为：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多数在40岁以下，主要追求的是个人奢侈，而在发达国家，主导奢侈品市场的是4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主要追求的是家庭生活奢侈。这种状况恰恰证明中国还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因为从财富积累的角度看，中老年人有钱才表明一个社会真正富裕。因此，目前的奢侈品消费带有某种畸形心态。 第12页 生态安全：幸福的生命线(1) 生态安全：幸福的生命线——奢侈消费畸变启示录 廖晓义 中国正以歷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承受着最多的人口和最强的经济发展压力。当我们按照奢侈生活方式去消耗地球资源的时候，支撑我们生存的物种和生态链条就变得更加脆弱。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一样，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而这条生命线的尾端就在每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之中。 快节奏、高效率，脚步匆匆、忙忙碌碌，打拼、玩命，已经成了现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人们忙着追求什么呢？一些人在为满足基本需求奔波，但也有一些人在为获得奢侈品而奔忙：豪宅、靓车、高级香水、名牌装饰……人类正在进入一个由必需品向奢侈品过渡的消费时代。当贫穷仍然是世界的痼疾的时候，人类正急急忙忙地迎接着“奢侈文化”的到来。不要先忙着为这样一个时代欢唿，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因此而幸福了？谁都知道，幸福并不仅仅意味着财富，幸福指数还包括好几个方面：生态安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那么，就让我们真实地想一想，奢侈品的增加，是否使我们生存的其他基本要素——环境、心灵、身体改善了？我们是不是变得更快乐了？ 一、奢侈文化与生态灾难 奢侈品的后面是什么？当然是对自然资源的消耗。现在几乎谁都不能否认以汽车文化为特徵的美国文化正在渗入和统治我们的生活：美国式的私车与豪宅梦，美国式的空调病，美国式的商业gg，美国式的娱乐和奢华消费。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美国是一个人口只有中国1/6、人均资源6倍于中国的国家，是一个靠各种手段来获取世界有限资源的国家，是一个温室气体排放排名世界第一而又不愿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国家。如果说，美国式工业文明的一个误区就是假定地球资源是无限的，那么，我们的“哈美”情结就是忘记了我们自己的支撑能力。 美国生态学家布朗先生说：“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每个家庭都拥有一部汽车，或者有一些家庭拥有两部汽车，就像今天的美国那样，那么中国每一天将需要8000万桶石油，而目前世界每日石油的产量才为7400万桶。”有了车就要修路，根据布朗的测算，假定中国每个家庭都拥有汽车，那么为了提供所需要的道路和停车场，要占用大约1600万公顷的土地，相当于中国稻田面积的一半！修路不仅使大量的原生生态遭到破坏，而且造成了一个失地农民的群体。当看到耕地的消失和失地农民的种种窘境，谁能说自己的私车梦能与这些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毫无关系呢？在这个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养育着全部的生命体系，而地球资源是有限的，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却又常常被人遗忘的常识。当生态的种种警报唤醒这个常识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问：以有限的生态资源，满足13亿人的奢侈文化是可能的吗？以巨大的生态成本去交换美国式的“奢侈文化”值得吗？没有了自然的根基，别说“奢侈”，就连基本的生存，还会有持续下去的可能吗？更要命的是，这样的奢侈文化，幸福吗？ 二、奢侈文化与身心退化 奢侈品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追求奢侈品的人，大多是劳累的人，也就是说，奢侈品的获得者，他们用以交换的，正是自己最重要的财富——健康。以财富排名的成功人士中有多少“亚健康”者不得而知，但我在报上看过一个消息，说是中关村精英们的平均寿命竟然只有53岁！不知别人对这样的现实作何感想，我为此感到震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可以让人因“发展”而忽略生命！ 现代社会给了人们太多的诱惑，也给了人们太强的压力。诱惑与压力，让人们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人的心智驱使自己的身体，就像是驱使奴隶，直到奴隶不得不反抗，把心智连同身体送进病房，甚至，提前送进坟墓。“迁徙的鸟”有一段朴素的解说词，描绘了鸟儿迁徙，只是为了一个目标——生存。许多人的忙碌，恰恰忘记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目标。人是个聪明的物种，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就是对生命本身的忽视和对身外之物的迷恋。由此我认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说法有失公正，因为鸟儿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而人类所追求的财富，在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满足奢侈。画家袁熙坤曾对我讲述他年轻时在云南山中与一只老虎的遭遇：他与老虎对视了一阵，心想，自己必葬身虎腹无疑。可是老虎看他一阵之后，转身走了。到底是画家，惊恐之余还在观察，他发现这是一只“饱虎”。“老虎没有违反自然法则，吃饱了就不再伤人。如果老虎有冰箱，我一定变成一块冰冻肉了。”袁先生说。他由此想到地球上只有一个物种，是满足了需要却还要为满足贪婪而伤害自然，这个物种就是人。 人们在追求财富的时候，一方面毁坏了自然，一方面伤害了身体。有钱买不来的不只是生命，窗户关不住的，不仅是污染。就是在富裕人群里，有几个不为饭桌上的食品安全发愁？唿吸的空气不再清新，喝的水不再甘甜，吃的菜没菜味、肉没肉味，连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装修过的新家也因为各种建材的污染隐患而住得不放心。一位在外企医院工作的大夫对我说：我们辛苦地工作，就是为了过上好生活，可是现在，连吃的东西都不放心，这算是好生活吗？更不用说那些因各种污染致病的人群。每一个去过淮河污染区域的人，或者到过东乌旗那片被污染的草场的人，见过各种各样的因污染导致痛苦不堪的癌症患者的人，都不得不重新思考生态公平的原则。污染者的财富，以被污染者的健康作为代价；个别人的奢华，让弱势人群来分担环境的成本。这样的状态中，幸福何在？我们得到的是不安全的财富，我们失去的是什么？我们生存的地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我们的心灵正在荒芜，我们的身体正变得越来越脆弱……我们中的不少人，不仅失去了从积累精神财富中体会快乐的能力，而且正在丧失从增加的物质财富中找到幸福的能力！儿时的一个小小的礼物，曾让我们欣喜不已，而现在万贯家财，也不能让我们满意开心。我们在逐渐失去发现幸福、感知快乐的能力！两年前，一位发起“俭朴生活运动”的美国朋友来到地球村参加可持续消费论坛，她留下的这段话表明了简朴生活的心灵依据：“金钱是我们决定用生命能量去交换的东西。生命能量就是分给我们在世上的时间，是我们宝贵的生命光阴。它是有限的，而且一去不復返。我们决定如何利用，表达了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我们需要心灵的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復，想一想，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我们究竟有多少时间没有和亲友聊天了、有多少时间没有去关怀自然了、有多少时间没有关心自己的健康了；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时间，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太多地抵押给金钱；如果财富是以牺牲自然、心灵和健康生命为代价，财富又有什么意义？ 第13页 生态安全：幸福的生命线(2) 三、绿色生活与适度消费 人之为人，在基本需求满足之后，究竟什么能使我们幸福？作家冯骥才说过：“文化似乎不直接关系国计民生，但却直接关系民族的性格、精神、意识、思想、言语和气质。抽出文化这根神经，一个民族将成为植物人。”对一个民族来说，只有将它的文化资本、自然资本和国民健康与它的gdp看得同样神圣的时候，这个民族才是有生命力的。就像在一个人的生活价值中，只有将他的心灵、生命看得与物质财富同样重要时，这个人才不至于沦为一个只会挣钱的植物人。绿色生活是一种绿色时尚，其核心是适度消费，尽量缩小自己的生态脚印，减少环境代价，这种时尚可以用5r生活方式来概括： 节约资源、适度消费（reduce）：节约每一滴水、使用无磷洗衣粉、减少水污染；以公交车族和自行车族为荣、推动政府的公交发展战略，以最少的车运送最多的人，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少用空调，夏日空调不低于26度，使用节能灯，可以节省75％的能源消耗。 绿色选购、品质消费（reevaluate）：把手中的钞票变成绿色的选票，选购环保产品，支持环保产业的发展。 废物减量、復用消费（reuse）：尽量少用一次性制品，节约地球资源，同时减少垃圾的产生量。尤其是节假日，对中秋月饼、节日礼品等的过度包装说不。 垃圾分类、循环消费（recycle）：垃圾分类投放，把消费的终点变成下一次消费的起点。 保护自然、人文消费（rescue）：不吃野生动物、不用野生动物制品，植绿护绿，保护原生生态。 在21世纪，一个人的环境意识意味着这个人的文明与教养，就像环境质量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尊严与力量。 一方面，决策者、生产者、消费者都必须意识到绿色消费是消费者的权益和义务。健康的空气、清洁的水、可持续的能源，也是消费者权益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消费者权益去掉了这一块，将是一个很大的残缺。同时，选择绿色能源又是消费者的义务，除非你不在这个星球上生存，除非你不使用有自然资源构成的消费品。我多次在参加国际消费者可持续消费专家会议的时候，听到有些人特别强调尊重消费者的自由。而我认为人类的悲剧，所有的环境灾难，就是因为人类过分强调了消费者自由，而忽略了消费者同时肩负着的义务。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靠消费地球资源而生存的，你有选择有利于环境的生活方式的义务。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将成为把我们后代淹没在水里的罪魁！“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地球母亲把我们哺育。我们吸吮着母亲的乳汁，却常常把母亲遗忘。”这公平吗？不公平，也不合理。最后母亲的乳汁没有了，你不就死了吗。你不行使这份消费者的义务，你的后代到时候就无法生存，没准你这辈子都没法消费了，你的消费权益也没法保证了。绿色能源消费既是一种义务，又是一种权益，两方面相结合的时候，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这就必须让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变成大众的共识和行动。 另一方面，对市场机制的缺陷进行反省。全人类的市场经济体系有三个致命的缺陷有待解决，这是经济学家也在探讨的问题。第一，没有生态资源的核算。比方说，一棵树从云南省德宏县拉出来只值20元人民币，可是几个国家的生态学家算过，它涵养水源的价值，给鸟类提供栖息场所的价值，它净化空气的价值，它调节气候的价值，以及其他很多综合性的价值加在一起一共19.6万美元。可是我们人类的经济体系从来没有把生态价值算在里头。至于那些几十亿年生成的、有限的、不可再生能源，例如石油和煤，其生态价值是多少，其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代价是多少？人们并没有好好算过，这些能源的价格，只是反映人们在开採提炼和运输中的成本而已。第二，没有生态税制度。现在像挪威这样的国家正在逐渐发展生态税制度。高污染的产品，应付生态税。节能灯应该比普通灯泡要便宜，风力电能应比火力电力收费低。因后者污染了环境，你就应该付环境税。你消耗的是煤，我给你计算出你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你要为这个付出代价。第三，缺少对科学技术的环境评价体系。现在人类的市场经济是特别不完善的。因为它完全是从人本身的角度，而不去做环境评价。当然现在一些大工程有了环境评价，但是对科学技术的环境评价始终没有做上去。我在美国的时候问过一位很有名的科学家：为什么古往今来科学家总是坐在圣殿上，而那些破坏地球环境的技术不也是科学家发明出来的吗？所有与人类灾难有关的东西，不都是从科学技术那里出来的吗？为什么科技永远被认为是光芒万丈的？科技如果没有环境评价，它一定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也许给我们带来暂时的幸福，但是也许它给我们带来的是永久的厄运。所以说科技如果没有环境评价，其结果是要打个问号的。绿色市场的发育还有很多相关的问题，如绿色标志的认证与识别、监督评价机制的建立健全等需要解决，这样绿色消费才能在经济体系内部生根。 我们这一个世纪不同于上一个世纪。上一个世纪是只有几亿人在以消耗全球资源为前提，来满足他们的高消费、高污染、高消耗的生活方式。所有发达国家占世界不到20％的人口，他们消耗全球的资源，光美国一个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就占全球排放量的1/4。日本人自己不砍一棵树，靠全球进口的木材来支撑。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是靠高消耗、高污染，消耗全球资源来支撑的。而在这个世纪，全世界60亿人民都在发展。那么如果全世界人民都要像他们那样去生产和生活的话，有人说我们还需要20个地球。可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那另外19颗星球。因此只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第14页 生态安全：幸福的生命线(3) 四、绿色生活与和谐社会 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唿唤着“德先生”（democracy民主）与“赛先生”（science科学），依我看，还应同时唿唤“和先生”（harmony和谐）。这个和谐支撑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目前只有犹太民族、中华民族是几千年一脉相承没有断的民族。而“天人合一”、“敬天道，守人德”，这种种以和谐为特徵的道德传统，正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这种支撑了古老文明几千年的生活价值，我们没有理由抛弃。人类道德一方面与宗教精神相接，同时又是与现实生活相连。这是歷史上成本最低的一种生存模式。我们在拥抱现代化的时候不要丢掉和谐的传统，就有可能把这种传统变成一种新的生活时尚。珍惜资源、简约其行；修身养性、高尚其志；关爱生命、强健其身；天人合一、和谐其境，这些支撑了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我们不应当轻易放弃。少一份人为的畸变，多一份自然的清新，那是祖先的生存智慧，也是未来可持续的生存之道。甘地说过：自然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的贪婪。人类歷史多少年来，无论东方西方，欲望是一种受管束受节制的东西，只有在工业文明之中，才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和鼓励。技术迷信、资本崇拜、歷史虚无、gg霸权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现代病、摇头丸。当然，这个世界上也有不吃这类摇头丸的人，比如我的许多绿色同行和文化高人，他们也在追求幸福，只是对于幸福的理解不同。早就听说不丹的国王将自己国家的指标设定为幸福指标，原以为只是与他的宗教精神相关。看来有这种幸福指标的民族，还不止不丹一个国家。那么中国呢？我相信，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是不会让自己的子孙变成只认识gdp的植物人的，是不能容许资本变成自己的灵魂的。 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就彰显着绿色的希望。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节约型社会、一个循环型社会、一个人文型社会和一个生态型社会。而这个和谐社会的建立，除了以绿色gdp为特徵的政绩改革，还需要每个消费者的生活价值反思。 过上好生活不是某一群体的特权 ——访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 主任、教授、博导吴忠民 周晓燕 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目前的民生状况仍有待改进。 一、社会心态变迁凸显民生问题 周晓燕：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民生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请您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一下民生问题形成的根源？ 吴忠民：我想，民生问题形成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深入人心。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这一看法已被广泛认同。这里所说的“人”，是指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既然以人为本，就要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发展是最为主要的，要让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不是让少数人受益。 二是世俗化进程的推进。世俗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徵。世俗化的含义是指，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活态度越来越现实化和理性化，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看重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不希望把这种美好的生活放到一个遥远的未来，或者放在一个彼岸世界。希望在当下就能过上好的生活，这是现代生活一个很重要的特徵。每一代人都认为，在现阶段就应当都过上与这个时代生产水准相适应的一种比较好的生活。 三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人们的平等独立的意识在增强。人们普遍认为，过上好的生活不是哪一个特定群体的特权，每个人都有权利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比较好的生活。 四是中国特有的歷史根源。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提倡并实行的是一种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社会给人们普遍灌输的一种观点是：看重物质生活是一种低层次的、腐朽的、堕落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和表现。这样一来，我们国家出现一种状况，一方面，新中国成立30年，生产力的发展在高速推进，另一方面，人们生活的改善程度极为有限，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相比极其不成比例。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对以往贫困生活的一种强烈的反弹，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产生了一种比较强烈的情绪、一种比较强烈的心理渴望。 五是社会焦虑。人们现在普遍存在一种社会焦虑状态。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时期，社会的变化幅度特别大，社会的整体利益结构在迅速地大洗牌，这就形成了种种反差很大的示范效应。一夜暴富和一夜之间失业下岗现象同时存在，这就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急切的心理，唯恐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这样一来，对于未来生活的预期就更加强烈了。普遍的焦虑状态助长了人们对现实民生生活状态的一种渴望。 二、努力改善基本民生，确保社会公正的底线 周晓燕：党中央为何把民生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吴忠民：实事求是讲，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间内，国家过多地强调gdp的增长，对于民生问题强调得不够，这是一个事实。目前民生当中存在着不小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我们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影响内需拉动，影响我们国家的社会团结、社会安全、社会信任。所以现在把民生问题提到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是偶然的。 第15页 周晓燕：现阶段，政府应该如何更好地去解决民生问题？ 吴忠民：目前中国的社会民生问题很多，涉及到方方面面，但突出集中在许多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和基础性的基本权利方面。所以，重视并努力改善民生，便会大幅度地提高社会公正程度，至少可以确保社会公正的底线。 在中国现阶段，关注基本民生的一项重要内容就在于建立起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这个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当覆盖到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农村居民，而不只是覆盖城市居民。初级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意义在于，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状况提供一个基本的“兜底”，使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准不至于下滑到贫困线以下。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旦得以建立，那么，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就会减少，贫富差距也会得以缓解。 重视基本民生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增大必要的公共投入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解决民众起码的社会保障和医疗条件，解决民众的基本养老以及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形。这样，就能够使民众节省一笔不小的开支，从而减少沦为贫困人口的可能性，并缓解过大的贫富差距，还可以有效地拉动内需，一举多得。 充分就业应成为社会的优先目标。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地失去工作，就意味着他社会生活状况的边缘化，进入了片面、狭小、封闭的社会生活情境。于是，失业者同其他社会成员的交往便会出现障碍，形成不平等的、不对称的社会互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互动不仅会造成失业者与正常社会生活环境之间的隔阂，还会使失业者的尊严及独立的人格受到严重的伤害。长此以往，必将损害社会稳定。因此实现充分就业，是缓解贫富差距、大面积地消除贫困现象的有效途径，也是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增强社会活力的必要前提。 总之，重视并努力改善基本民生状况，对于保证中国经济社会的安全运行来说十分现实和迫切。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应当将民生问题放到一个事关社会经济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全局的高度、放到事关构建和谐社会基本战略的层面，予以足够的重视。 破解住房难关键在哪(1) 郑功成 重新确立住房政策目标，真正理顺公共房屋、商品房屋、单位房屋三大房屋供应体系及相关的政策措施，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才可能在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下持续得到改善。 住房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严重关切的民生问题。国家应当对现行住房政策进行全面反思并作出重大调整，以适应时代发展重建合理的住房制度，进一步改善不同层次社会群体的居住条件，尤其是切实保障低收入家庭的起码居住条件。 一、重新确立住房政策的目标，将追求城乡居民均拥有自主产权房屋的目标调整为追求城乡居民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均能够获得相应居住条件的目标 这一目标调整的差异，在于国家不再以产权归属作为实现居者有住其屋计划的标志，而是只要满足城乡居民有房可住并不断改善其居住条件，无论自有还是通过租赁方式取得均可。做这样一种调整，既是对发达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借鑑，也是基于让所有居者都拥有自主产权房屋的目标是一个相当长时期都绝对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伴随着住房政策目标的调整，政府便可以理性地调整相关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重新整合公共资源与市场资源，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在减轻城乡居民购买住房沉重压力的同时促使其居住条件持续得到改善。 二、构建层次分明、三位一体的住房体系，明确政府、市场、用人单位的责任分工，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促使居民居住条件的持续改善 所谓三位一体的住房体系是指政府主导的公共房屋、市场主导的商品房屋、用人单位职业福利中的房屋福利部分，它们构成了三个层次，分别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居住需求。其中：政府主导的公共房屋只租不售或者在条件成熟时租售结合，主要满足低收入家庭的居住需求，它需要政府的公共资源支撑，从而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住房体制的基石；市场主导的商品房屋包括通过市场购买房屋或者租赁房屋，它主要满足中高收入阶层持续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它应当尊重市场规律并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用人单位的房屋福利是员工职业福利的有机构成部分，它利用的是用人单位或者僱主的资源，改善的也是本单位员工的居住条件，它可以作为公共房屋、商品房屋的补充。政府的责任重在保障低收入家庭的起码居住条件，而居民要改善其居住条件时只能通过商品房屋市场和职业性的住房福利。 三、重新确立政府在公共房屋、商品房屋、单位住房福利三大体系中的职责，切实保障低收入困难家庭的起码居住条件 鑑于政府在当前住房体系中的职责混乱，有必要重新加以明晰。在政府职责方面，应当按照上述三位一体来分层考虑。其中：在公共房屋供应方面，政府应当运用公共土地资源、财政资源来建设相当数量的公共房屋，满足低收入家庭租赁，切实保障低收入家庭的起码居住条件；在商品房屋供应方面，政府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应当承担起规范房地产市场的职责，有计划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打破房地产行业的垄断，维护商品房市场的公平竞争，并对房屋销售价格与租赁价格保持有限但必要的干预；在用人单位职工房屋福利方面，政府需要改变禁止实物分房的规定，将其纳入补充保障体系统筹考虑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 第16页 四、取消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政策，代之以统一的公共房屋政策，扩大公共房屋的供应 经济适用房不仅直接扭曲了房产市场，而且直接影响了公共房屋的供应，已经完成了歷史使命；廉租房政策又限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缓解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因此，应当取消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政策，代之以统一的公共房屋政策，以便整合公共资源，更有效地保障公共房屋供应，免除居民住房后顾之忧。公共房屋制度的核心，是政府提供公共房屋供低收入家庭使用，居民享有使用权而不享有所有权，政府确保居民有起码的居住条件，并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使起码居住条件的标准得到提升。如果政府能够扩大公共房屋供应，并确保低收入家庭有起码的住房保障，则居民的购房行为将恢復理性，房地产市场的畸形价格将復归正常。 五、将公共房屋与现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分离，在公共房屋配给中坚守公平正义原则，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加入起码或最低住房保障补贴项目 应当改变目前将廉租房附加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上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使相当一部分低收入家庭无法申请公共房屋，而且制造了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与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而住房困难的低收入家庭之间的不公。因此，公共房屋应当单轨运行，并确立公平、正义原则，住房面积必须限制在基本保障，建筑相对统一，房租标准统一，实现享受资格法定、房屋公平供应、面积限制、租金自负。即公共房屋的目标只是满足居民的起码或者基本居住需求，而不应当保障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居者要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从商品房屋市场购买或者租赁。所有租赁公共房屋者都必须付出相同的经济代价；对无法承担的低收入家庭，可以通过最低生活保障或者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专项补贴，以确保其不因起码居住条件而陷入生存困境。 破解住房难关键在哪(2) 六、取消强制性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及对用人单位分配住房的限制，代之以政策支持下的自主选择型住房职业福利 一方面，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国有单位改革的遗产，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组织结构、就业结构日益复杂化以后，这一制度不仅加重了单位负担并限制了用人单位或者僱主自主支配职业福利资源的权力，而且制造着新的社会分配不公。因此，应当消除住房公积金的国家福利性质，恢復住房公积金的职业福利性质，取消强制规定，政府可以像对待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一样给予一定限额内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应当取消对单位住房实物分配的禁令，将是否实物分房或者建立公积金或者实行专门住房补贴的选择权交给用人单位或者僱主，国家只是制定统一的住房职业福利税收优惠政策，让用人单位或者僱主享有类似于其他职业福利机制一样的选择自主权。只有这样，才能理顺单位住房福利的关系，并使之真正成为公共房屋制度的有益补充。 七、统筹考虑城乡困难居民的住房保障，建立全国性的起码或最低住房保障制度 将农村困难居民排除在外的住房政策是不公平的，国家应当统筹考虑城乡困难家庭的起码条件保障，通过将城乡居民的起码居住条件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确立城乡居民的最低住房保障制度。在政策思路上，宜将住宅纳入城乡居民生活必需品范畴，制定城乡起码或者最低住房标准，将确保低收入家庭起码居住条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由政府充当直接责任主体，通过增加公共房屋的供给或者给专项补贴，迅速缓解并最终解决低收入群体的起码住房条件。 实行政府分级负责制，并接受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宜以地市级政府为直接责任主体，负责解决当地公共房屋供应与特困群体住房补助问题，困难地区可以由中央与省级政府提供专项补贴。鑑于房屋建设需要占有公共土地资源，居民住宅建设的用地及土地资源的使用必须有长远规划，并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直接监督，以避免政府短期行为及其造成的不良后遗症。 对公共房屋确立相应的限制条件与激励机制。政府的公共房屋不可能无限供应，从而必须有相应的资格限制与退出机制。政府在扩大公共房屋供应的前提下，应当根据公共房屋的供给能力制定相应的门槛，如将居民家庭的资产与收入合併统计并规定相应标准之下才能申请公共房屋，杜绝不具备资格条件者占用公共房屋资源；同时，确立合理的退出机制等。同时，还可以根据公共房屋供求的发展变化确立让公共房屋享有者优先购买公共房屋的政策。 开展房屋普查，建立详细的住房登记制度。开展房屋普查的作用有三：一是住房普查资料是国家宏观经济资料，是国家制定和推行房屋政策的科学而具体的依据；二是住房是家庭或个人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为包括住房补助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等提供依据，确保住房困难家庭真正得到政府的有效援助；三是通过房屋普查还能够有助于治理腐败，有助于採取分类税收制度来调控房地产市场。因此，在住房领域问题重重的现阶段，急切需要开展城乡居民房屋普查。 潜规则下的熟人社会(1) 第17页 虞崇胜 一、一个企业家关系网后的“潜规则”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问题，在这里不妨先讲一个故事。大约10年前，我回老家探亲，特意去看望了一位在家乡很有名望的老同学。早就听说，这位老同学办的企业红红火火，赚了几千万元资产。原以为，他一定很风光、很体面。没想到，见面后看到的却是一脸的疲惫和沧桑。我大惑不解。在后面的交谈中，我才逐渐明了其中的原委。据这位老同学介绍，他确实是地方上一位关系活络、人见人熟的企业家。他之所以广结朋友，完全是为了企业的发展。 他说：如果我不结交这些朋友，没有这么多熟人，我的企业就发展不起来。比如说，我不结交政府官员，我的营业执照就拿不到；我不结交工商干部，他们会三天两头来找我的麻烦；我不结交税务干部，我会有交不完的税；我不结交乡镇干部，我的企业会经常有人来骚扰。总之，我要不把方方面面握有权力的机关和人物（熟人）打点好，我的企业就别想平安地办下去。更为恼人的是，我还要不停地去打点这些有权机关和人物（熟人）。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去打点，这些“熟人”就会说，怎么了，把老朋友忘了？一旦他们有了这种感觉，我的企业就会遇到麻烦。我身不由己，要想保住企业，还得继续与这些“熟人”交往下去。这不，搞来搞去我就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结合这个故事，再加上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熟人好办事”的事实，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熟人社会大行其道呢？ 二、潜规则下的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之所以大行其道，首先是与民主法治的不健全联繫在一起的。民主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徵，也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保障。我们知道，民主法治的社会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为民主法治的社会是公平公正的社会，也是依法办事的社会，同时是协调有序的社会。因此，只要按民主法治办事，我们的社会就是真正文明的社会。然而，熟人社会是不需要民主和法治的。因为一旦按照民主的程序和法治的原则办事，熟人社会的熟人关系、潜规则等就会成为多余。 熟人社会之所以大行其道，还是与公权私用联繫在一起的。因为事情很清楚，只要公权不被私用，熟人关系就会与公共权力脱钩，成为一种纯粹个人情感的释放和交流。这种纯粹个人情感的释放和交流，可以形成人们通常所说的熟人关系，但不会形成以权谋私的熟人社会。反之，只要公共权力被用来解决私人利益问题，人们就会尽其所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关系，建立起随时可以利用的“熟人”网络，于是，熟人社会就成为了人们追求私人利益的必然产物。可以说，公权私用是熟人社会产生的原因，同时也是熟人社会造成的结果。只要有公权私用的现象，熟人社会就有存在的价值和可能。 熟人社会之所以大行其道，也是与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缺失联繫在一起的。从前述的故事中就可以看出，我那位同学就是一位权利意识缺失者。如果他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他就会意识到，只要自己是合法经营，政府各部门就应该为他的企业发展服务，而不是设立种种关卡，制约他的企业发展。如果政府和有权者故意设立关卡，他就会去抗争、去维护自己合法的权利，而不会将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途径仅仅寄托在熟人关系上。尽管我国目前公民权利救济的渠道还不很畅通，但维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保护企业家合法经营的基本法规早已制定，他完全可以根据这些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他却没有选择这条途径，而是选择了构建熟人关系网络的途径，虽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不能不说是权利意识淡漠的表现。 毋庸讳言，在我国政治发展的目前阶段，熟人社会现象似乎不可避免。但是，面对熟人社会的流行，并不是说我们就无能为力。实际上，熟人社会现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正好折射出我国社会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问题，从而为我们消除熟人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提供了前提。显然，在目前阶段，要完全消除熟人社会现象是不可能的。但是从推进政治文明发展的角度，我们应该採取积极措施，针对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徵，尽量减少熟人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让熟人社会寿终正寝 根据我国现阶段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除了进一步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外，可以考虑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在熟人社会里，人们之所以看重公共权力，是因为公共权力可以带来其他力量所不可能带来的利益和财富。于是，人们对于公共权力性质的认识就发生了偏离。这种偏离具体表现为两方面：首先，认为公共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以权谋私，致使行政行为商品化。此外，为那些觊觎通过权钱交易、权情交易达到个人牟利目的人提供机会，自己不断膨胀的私慾也从中得到满足。从歷年的官员腐败案的情况看，案件基本集中在经济活动中贪污受贿和执法过程中徇私舞弊两类。其共同的特点是将国家赋予的社会公共权力私有化或藉助公共权力牟取私人利益。主观上的原因是个人的贪慾在作祟，但熟人之间的请託，无疑起了牵线搭桥、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就是说，熟人社会与权力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使公共权力不能也不敢用于处理私人事务和谋取私利，从而在源头上割断熟人社会与公共权力的联繫，使熟人社会回归于民间，同时也使公共权力真正用之于处理公共事务。 第18页 潜规则下的熟人社会(2) 二是建立和完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现代政治文明的内容千头万绪，但基本的无非是民主、法治和人权三个层面。政治活动是群体性活动，而作为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前提是必须享有一定的资格，这就是权利。没有权利，你不能参加投票，不能发表意见，不能工作，不能学习，甚至不能吃饭、睡觉。总之，没有权利，你就不能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因此，只要能够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全体公民的合法权利，就会从根本上动摇“熟人社会”的根基。 三是肃清臣民社会意识的消极影响。中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农业大国，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制度，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制度哺育了中国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心理，这种心理集中表现为权力至上、权力崇拜，并进而引发权力追逐心理，外化的行为就是“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人们企盼圣人明主、清官好皇帝，把公平、正义寄托在开明君主和清官身上，没有权利本位观念和权利维护观念；社会重视伦理家族、亲情礼法，忽视程序规则，进而演化成至今仍然存在的关系社会、熟人社会；裙带之风盛行，人治大于法治，潜规则重于正式规则，重视编织人际关系网，轻视法制建设，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也可“变通执行”；义务本位而非权利本位，造成人们的消极归属心理，政治冷漠感强，政治参与率低，不是主动参与而是被动参与，迫不得已才扯旗造反，闹它个天翻地覆。上述臣民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必须用现代的公民文化取而代之。 四是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产物，也是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社会根基。它的基本单位是具有权利意识、自主意识、程序规则意识的现代公民。近代以来100多年的中国社会进步史表明，公民意识的缺失是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也是近代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文化凋零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来说，现代化的最终完成必然表现为人的现代化，政治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在于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公民社会里，个人的人格是独立的、健康的，在熟人社会里，个人的人格是依附的、扭曲的。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有限责任政府、政治文明等等的真正落实和完善，都离不开人的现代化的支撑。因此，唿唤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素质，越来越成为关系到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容忽视的课题，也是目前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迫切需要。 总之，要通过扎扎实实的政治文明建设工作，逐步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根本转变：一是从熟人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转变；二是从熟人关系到契约关系的转变；三是从熟人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从终极意义上讲，可能一个民主健全、法制完备、公平公正、自主自立、诚实守信、协调有序的公民社会真正建立起来的时候，也就是熟人社会寿终正寝的时候。 资料连结 什么是熟人社会 所谓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费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繫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费孝通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契约、制度和规则的逐步发育，法律就自然地成长起来。 不能让“关系”摆平了法律(1) 唐任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轨。在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彻底消失、商品经济社会尚未最终建立的二元结构并存过程中，传统的熟人社会得到了一定的发育和成长。近几年来中国兴起的高价mba、emba热，各种“高规格”的培训热，除了人们充实人生、追求知识的愿望外，一个重要的“热点”就在于“结交朋友”，建立人脉，营造“熟人”网络，从而达到扩展商脉的目的。 一、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构成的关系网络 中国长期以来作为典型的农业社会，以群体为本位，以家为中心，社会的稳定依靠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这种“五缘”网络来维持。“五缘”成为熟人社会的基础。“亲缘”是包括血亲和姻亲在内的宗族宗亲关系，有父族、母族和妻族，其组织是家庭、宗祠、宗亲会等。“地缘”是邻里乡党关系，以籍贯认同的小同乡和大同乡，其常见的组织形式便是各种同乡会馆。“神缘”是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奉之神祈为标帜进行结合的人群，其组织形式就是神社、教会等。“业缘”是以同业和同学而结合的人群，如各种商会、同业公会、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等等。“物缘”是以物为媒介而发生关系并集合起来的人群，以某种名优特产组成的行会、研究会之类的组织，如茶研究会、京剧学会、黄山研究会等。民营企业家聚集中央党校“进修”学习，就是结成“业缘”营造“熟人社会”的一种高级形态。 第19页 以“五缘”网络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精神，结成了相互联繫、互相依存、守望相助、互通音讯的“熟人同盟”，将“人情”的情感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谓“熟人好办事”、“三个图章顶不过一个老乡”，“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正是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熟人社会的网络由此衍生了三亲六故、同学、亲戚、朋友、战友、学友、车友、校友、牌友、舞伴，还有同学的同学，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战友的战友。这种关系，对于维繫社会的稳定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强化了小农经济的基础。 二、不能让“关系”摆平了法律 但是，当社会向以“契约”为纽带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时，如果以“关系”代替“契约”，以“人情”代替“竞争”，继续让“熟人社会”的各种形态得以发育和健全，其产生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弱化了“法制”的功能，“熟人”的“情感”代替了法律的威严，很容易使得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熟人的“情”中发生倾斜。其次，它淡化了“竞争”的激励，将管理家庭的亲情、交情、友情这种温情脉脉的手段移植到管理企业、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中来，导致经济管理中丧失了“利润”的冲动，社会管理丧失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激励，最终使得经济停滞、社会退步。最后，它引发社会的腐败、寻租行为的泛滥，导致整个社会风气败坏，小群体主义盛行。潜规则的暗流猖獗，使得和谐社会中很容易出现“自己人”、“外人”、“我群”、“你群”的区分，管理者选人、用人以家人、族亲、近亲、远亲、同宗、同乡、同学、同僚等各类“熟人”为标准，“任人唯熟”，使“任人唯贤”成为一句空话，最终导致吏治腐败，危及到党和国家的存亡。因此，熟人社会的过分发育，是对法治社会的腐蚀、市场经济的摧残、和谐社会的瓦解。 如何根治“熟人社会”的遗患，建设一个凸显公民责任和义务的法制社会、公民社会？笔者认为，第一，加快社会转型的步伐，尽快将“二元经济结构”转变成健康的市场经济。只有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治理缝隙，使社会的所有要素交易都呈现在阳光下，商品和服务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获得，中国原有的熟人社会才会因市场经济变迁而解体,变成一个以法制和契约为纽带联繫的“陌生人社会”、“公民社会”。第二，建立“公民社会”，健全法制和契约。市场经济社会是法制社会、契约社会。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公民社会”的时候，每位个体公民的权利与价值才能获得前所未有的尊重与保障，公民的价值与权利才能凸显，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倡导公民社会责任与参与意识的多元社会，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契约、制度和规则的逐步发育，法律才能自然地成长起来。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中，“熟人”、人情，血缘是没有意义的，“熟人”关系不能动摇法律。我国熟人社会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法律制度还不健全，法治基础还很薄弱，使得已有和正在建立的各种“熟人”关系大行其道，以“摆平”法律为能事。权力大于法律、人情大于法律的社会意识仍然瀰漫在社会各阶层，从而更加巩固了“熟人社会”排斥法律的基础。第三，转变政府职能，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瓦解熟人社会最重要的措施是转变政府职能，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让市场和民间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整个社会营造一种浓厚的“契约文化”，只有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才能为法律开闢越来越多的空间，突破熟人社会，走向以法律为基础的契约社会。 不能让“关系”摆平了法律(2) 资料连结 张二江的“下级学” 因“吹、卖（官）、嫖、赌、贪”而有“五毒书记”之称的原湖北省丹江口市市委书记张二江，在担任该市市长期间，与人合着了一本书《下级学》。张二江这样写道：“与上级领导关系如何，是下级晋升成功与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有些人单纯地认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而不屑顾及与上级关系如何，这是一种十分幼稚而不切实际的想法。”至于如何赢得上级的好感，张二江“总结”了许多技巧和方法。如他可以在上级领导下去检查工作时亲自下厨，交待师傅谁的口味重谁的口味轻。在一个私人的聚会中，有人问张二江：假如你看到有人饿倒在地，而与你同行的一位上级叫你不要管此事，你救不救此人？张二江略加思忖后说：“这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我反对上级，连为老百姓做事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不会做这件事。”这可视之为张二江的“下级学”精髓。 “潜规则”崇拜：摆平呈现新趋势(1) 第20页 江必新 由于“潜规则”奉行者相信通过“潜规则”可以“摆平”任何事情，“摆平”也就自然而然地无孔不入地进行着。 “潜规则”望文生义可理解为“没有书面规定,背离法律和道德却在实际生活中指导和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简而言之，“潜规则”就是地下的规则，或称之为非规则之规则。 当下“潜规则”过热特别是“潜规则”崇拜现象必须引起注意。这种反常现象实际上是“潜规则”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大行其道的折射。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便是“潜规则”奉行者对自己行为合理性的解释。“潜规则”有“官场潜规则”、“诉讼潜规则”、“学术潜规则”、“生意圈潜规则”及“演艺圈潜规则”，不一而足。 诸多“潜规则”中最可怕、危害最大的是与公权力相关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的运行或实施过程被概括为一个江湖味道十足的词彙——“摆平”。 一、到底谁在崇拜“潜规则” 在社会转轨时期，由于“显规则”的缺失或不完善，许多利益关系的调整处于“显规则”饥渴状态，“潜规则”乘机“填补空白”。于是，“摆平”之风应运而生。 “潜规则”是以血缘、姻缘、乡缘、学缘、业缘为基础的亲情和人情网络为依託的规范体系，其根本指向是权力和利益。 在缺少法治传统、以人际关系为纽带的人情社会里，维繫社会秩序的是“天理人情”。有的“天理人情”为统治者所认可，上升为法律或制度，成为了“显规则”；有的则由于意识形态或者其他原因沉淀下来，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变为习俗、习惯，社会大众在潜意识里总会受这种心理定势的支配。在这些“天理人情”中，背离法律和道德却在实际生活中指导和调整人们行为的思想意识或者被遵循的规矩便是“潜规则”。 在中国这样的熟人社会里，谁都会或多或少地受这个庞大网络的影响，谁都明白，打破“潜规则”是要付出代价的。于是乎“摆平”也就自然而然地在这个网络内无孔不入地进行着。 由于“潜规则”奉行者相信通过“潜规则”可以“摆平”任何事情，小到车辆违章的罚款，大到违法犯罪的开脱，故“摆平”的市场需要颇广，无法一一列举，但对其可以进行简单的分类： 一是为获取经济利益“摆平”。在法治化的社会里，利润是在遵守法律（“显规则”）的前提下通过充分市场竞争中取得的；而在非法化的社会形态中，“摆平”关系，促使资本和权力的结合被认为是获取法外超额利润，迅速暴富的捷径。 二是为获取政治利益“摆平”。在官本位文化浓厚的中国，权力场中的许多利益必须通过“摆平”实现，官场陋规从来没有退出过歷史舞台。当升迁或获得荣誉遇到障碍时，在某些人看来，正当的竞争不如打通关节奏效；为争取政绩，赢得评价者的好感远比勤奋务实的工作重要；当工作出现失误，需要承担政治责任时，为保住乌纱，“摆平”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三是为逃避法律责任“摆平”。当触犯法律要受到追究或打官司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时，有些人千方百计拉拢腐蚀纪检监察人员、执法或司法人员，动用各种关系对抗法律，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依法办事成为空谈。 能够“摆平”事情的无外乎几类人：有权者、有钱者、有情者。 有权者可以以大压小、以权压法，指使或命令下属部门和官员违法行事。下属部门和官员如若不从，穿小鞋、刁难、排挤、批评、训斥等等接踵而至，抵制者的提拔升迁更无指望。有权的人还可以进行权力交换：你今天帮我一个忙，我自会投桃报李；若被拒绝，下回有求于我时，立即还以颜色，公事公办，与其两败俱伤，不如互相买个面子，什么事都好说。至于利用手中的权力谋一己私利，更是顺理成章之事。什么法律规定、原则界限在奉行“潜规则”的有权者眼里都是写在纸上的东西。 有钱者如果信奉“潜规则”，自然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信徒。在任何社会中金钱对权力的购买慾望都没有降低，而收买成功率的高低取决于制度的好坏及被“摆平”者的品格。一旦有权者被收买，“摆平”也就不在话下了。 有情者相信关系万能，会利用血缘、姻缘、乡缘、学缘、业缘等等一切可以联繫的因素，用亲友之情、同乡之情、同学之情、同事之情、战友之情打动需要“摆平”的人，解决需要“摆平”的事。有情者的“摆平”虽不如前两者那么利害相关，但也不可小视。一则谁都有三亲两故，背上忘恩负义、薄情寡义的骂名，在熟人社会里的生存空间会逐渐缩小；再者由于有情者的“摆平”不一定直接体现为利益或权利的交易，更容易麻痹被“摆平”者，尤其是在有求较小、仅需举手之劳的时候。 第21页 二、“摆平”呈现出新趋势 随着法治的健全，“显规则”逐渐完善，监督机制进一步加强，“摆平”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潜规则”受到“显规则”的挤压，“摆平”者不再那么唿风唤雨、得心应手。但“摆平”者通过“潜规则”、“摆平”事情的慾念并没有降低，只是“摆平”的方式也在“与时俱进”，呈现出新的趋势： “潜规则”崇拜：摆平呈现新趋势(2) 一是“摆平”的目标指向“公有化”。过去的“摆平”，在今天的人看来简直就是小儿科，很有计划经济的味道，如购买一些紧俏物资等。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大量的公共资源需要分配、巨额的国有资产需要处置，国有企业改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企业上市、矿产资源开发、国家採购、重点工程等都蕴藏着无限商机，由于“显规则”落后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摆平”的空间增加，“摆平”的利润更加富有诱惑力。攫取国有资产和公共资源成了“摆平”的重点攻击目标。 二是“摆平”方式隐蔽化。随着法治的进步，监督的加强，明目张胆的“摆平”已不多见，而是体现为更加隐蔽的方式。比如由写条子转为面示或电话指令，表达的口吻由明令变为有强制和威胁意境的商榷；收买的方式由直接送金钱“进步”到送古董、字画、邮票、药材、宠物乃至“性贿赂”，无奇不有；即便是送钱也由即时交易变为“期权”交易，在位时不拿，等到退休后“行权”，还可以在帮助他人获得非法利益后辞职，受聘于收益人，拿一份“按（功）劳分配”的高薪。总之，通过一切可以规避法律追究而又让被“摆平”者不能、不愿拒绝的方式达到“摆平”的目的。 三是“摆平”对象立体化。过去的“摆平”对象一般是掌握公权力的人，现在则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当直接“摆平”遇到困难时，“摆平”监督主体是现在常用的手段。如“摆平”媒体，动辄以加强新闻监督为幌子，以向公众曝光相要挟，以达到“摆平”的目的；又如“摆平”权力机关及人民代表，利用其监督权，影响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和司法机关的正常办案秩序。凡是有助于“摆平”的人都成了“摆平”的对象。 四是“摆平”人员专业化。部分深谙“潜规则”运用之道的人，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建立长期固定的关系网络，以中介服务为名，行“摆平”之实，为“摆平”需求者提供一条龙服务，从中牟利。专业化服务，轻车熟路，效率很高，可以使三方获利，皆大欢喜。诉讼掮客、项目掮客等就是此类人也。 五是“摆平”理由泛政治化。比如一个国有企业因违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时，可能会以影响国企改革大局为由，到处告状，影响公正司法。总之，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阻碍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不稳定因素，迟滞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和谐社会建设，不讲政治、不顾大局等吓人帽子都会用于具体的“摆平”，使“显规则”的正常适用受到干扰。 “摆平”之风的盛行，是对法律制度的蔑视，危害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我们必须遏制根除。当务之急是要研究“潜规则”为何会取代“显规则”，调整社会关系，找出摒弃“潜规则”由“显规则”取而代之的路径，使“摆平”彻底失去市场，使中国走向更加完善的法制社会。 垄断行业高薪的合理与不合理(1) 文跃然 在国外，也存在一些行业收入过高的现象，例如，美国的会计、律师、医生、软体等行业。相比之下，国内的高收入行业，包括石油、电力、煤炭、菸草等，相当一部分都受益于政策性垄断。 垄断行业是指那些依靠国家特殊政策或专有技术垄断整个行业生产与经营的行业，如石油、菸草、电信、电力行业等。 政府的各项统计数据也在不断印证这种说法。2006年7月11日，由国资委统计评价局编制的一份统计年报显示，石油石化、通信、煤炭、交通运输、电力等12家企业员工工资达到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倍～4倍。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电力、电信、金融、菸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倍～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倍～10倍之间。北京市地税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2007年年收入12万元以上者共有25.5万人完成了自行纳税申报，这些人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 一、高收入的合理性 应该说，垄断行业高收入有一定合理的成分。首先，垄断带来的“天然”利润。从经济学角度看，任何企业只要处于垄断地位，都不可避免会享有一定的垄断利润。像菸草、电力、石油等行业的企业，其提供的产品是其他行业的企业无法提供的，市场空间很大，而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很少，这种垄断的客观现实本身不可避免地会给垄断行业的企业带来较高的利润。 第22页 其次，垄断行业的劳动付出。我国的垄断性行业通常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垄断行业中企业通常承担着关系到经济命脉甚至影响到国家安全的重大责任。为保证责任的落实，这些企业经常需要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恶劣的工作环境，需要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应对各种情形的危急情形。为保证员工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落实各项责任，积极应对各种问题和危急情形，需要支付给员工更高的薪酬，以作为对其工作责任、工作任务以及工作条件的有力补偿。 最后，垄断行业人才的吸纳。较高的薪酬有助于为行业吸纳和保留核心人才，提高企业人才的能力素质，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实现企业的持续的高速发展。 二、政策性垄断形成的原因 在国外，也存在一些行业收入过高的现象，例如，美国的会计、律师、医生、软体等行业，但是这些行业本身就是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相比之下，国内的高收入行业，包括石油、电力、煤炭、菸草等，相当一部分都受益于政策性垄断，这些高收入存在较多不合理之处，造成这些不合理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行政性垄断。行政性垄断是政府运用各种行政手段构筑进入壁垒，维护本系统、本行业、本地区企业的垄断地位，甚至制定某些法规将其合法化。行政性垄断的产生源自政府出于公共利益考虑的制度安排，我国的垄断行业如电力、石油、交通运输等大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性产业，它们的生产经营受国家政策保护，享有国家赋予的不同的垄断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行业自主权的扩大和行业利益的强化，某些垄断行业在经济发展对各类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凭藉其垄断地位，大幅涨价，恣意收费，攫取高额利润。更为严重的是，在经营成本降低或正常时，这些垄断行业鸦雀无声，而一旦经营成本稍有提升，或者经营不善出现亏损现象，他们马上凭藉垄断地位，强硬地把成本转嫁到公众身上，从而维护自己的高工资、高福利。 二是管理缺陷和分配秩序混乱。在国家对垄断行业工资分配管理办法中，没有根据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特点进行区别对待，在经济效益中没有剔除垄断性收益和政府优惠政策带来的收益部分，使大量本应归中央或地方政府所得的收益留在了垄断行业内部。以石油行业为例，我国的石油公司无偿获得了石油的开採权，使本来应当属于全民的资源收益变成了石油公司的营业收入。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本来应当属于全民或政府的投资收益，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垄断企业就不再向政府上缴利润，这些利润基本留在企业内而成为其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在国家对社会财富的积累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的情况下，国有垄断企业不可避免地会给员工发放各种各样的补助、奖金，从而带来国有垄断企业员工收入过高的现象。 三是行业内部的分配机制。在口诛笔伐垄断行业的“高工资”时，不能忽视垄断行业内的分配不公。前面提到过广东电力系统抄表工年薪15万元的例子，但是电力行业的从业人员有数百万之多，并不是人人都拿15万元的年薪，相反，还有几十万的基层农村电工，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尽力维护着农村电力设施的运转。马班邮路邮递员、央视2005年度感动人物获得者王顺友，作为垄断行业的从业者，他的月收入只有几百元。在垄断行业内部，有一部分人利用权位、职务、地区等区别，转移内部利润，使自己成为“先富一族”，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与其贡献和价值的严重背离，这种现象的大量存在才是引起公众不满的主要原因。垄断行业内部缺乏公平、公正的薪酬分配机制，带来了垄断行业内部分配的不公平性，从而导致了大量高收入群体的出现。 垄断行业高薪的合理与不合理(2) 三、高收入的负面影响 垄断行业高收入的不合理必然导致很多负面影响。首先，垄断行业企业由于行政垄断的限制很难进入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其运作模式被完全扭曲了，资源配置效率非常低下，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其次，由于垄断行业企业凭藉国家赋予的特权无偿占有了国家的资源，并把因此而获得的利润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并且当整个行业出现亏损局面时，他们的工资依然在上涨，这种现象必然引起社会的失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有可能引发社会的信任危机。最后，因为诱人的高收入，大量的人才不顾自身的优势都挤进垄断行业，这一方面造成了大量人才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全社会的行业歧视，使原本相对落后的农林牧渔业更加丧失人力资本。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工资已经扭曲了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这无疑为我们指明了垄断行业改革的方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在保证垄断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垄断行业薪酬过高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给全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第23页 正版vs盗版：一场“持久战”(1) 魏爱云 据报导，在推广使用正版软体方面，目前，全国已有36个省市级政府及其各个部门完成了正版软体採购和安装更换工作。全国330个地市级政府已经落实了正版软体採购的资金，正在逐步推进正版化工作，从2006年开始，大型企业正版化工作也已开始逐步进行。可以说，一场席捲全国的正版风暴正全面展开。围绕正版与盗版，智慧财产权保护不足与智慧财产权保护过度的争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盗版有理”为何“无理” 对盗版产品既爱且恨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心理。有调查显示，导致消费者对正版敬而远之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相对昂贵的价格和我们一般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之间有一定矛盾。而现在的盗版技术高超，使盗版的成本降低的同时，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二是盗版相对便捷的销售渠道，消费者购买盗版产品大有唾手可得的便利。 于是，对盗版、正版社会长期存在较为激烈的争论，维护盗版极端者大势叫嚷“盗版有理”，甚至有学者直言不讳地对之加以宣扬，支持此论调的也是大有人在。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盗版有理”论呢？ “关于‘盗版有理’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智慧财产权专家李顺德说，“如果我们纵容了盗版，对国家、对产业发展、对社会公众的长远利益都是非常不利的。如果真正‘盗版有理’，也就是盗版都是合法的，我们不加限制那么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将来没有人再去开发研究新的软体，也没有人去创作新的影视节目，因为开发软体、创作新的影视节目，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投入以后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讲‘盗版有理’，就打击了软体的开发者、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包括影视节目的制作者，使他们失去了创作的动力和积极性。” 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智慧财产权保护法律环境，盗版占的比重很小了，那么正版能够得到合理保护，其价格就自然回归到合理的程度。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智慧财产权保护究竟是保护谁的利益，这个问题是要首先搞清楚的。以加强计算机软体保护为例，我们是保护外国的软体公司，还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公司？ 李顺德介绍，外国软体公司如微软、ibm等其市场遍布世界各地，绝不仅仅是个中国市场。如果在中国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保护，那么顶多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不了多少利益，甚至造成一些亏损，但是不会影响到它的生存，也不至于破产。但是就国内的软体企业即所谓的民族软体企业而言，开发的软体大部分都是用于国内市场。如果在国内市场上我们不能给予它们足够的保护，使得盗版非常猖獗，国内软体公司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亏损的问题，甚至是破产的问题。而如果没有本国自己的软体，将意味着我国国防、经济命脉都将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隐忧。因为在很多要害部门，特别是国防部门，都是採用国内开发的软体。出于安全的考虑，各国都是如此。李顺德进一步指出，“当然，对跨国公司滥用智慧财产权问题，我们应该从法律上给予制约和规范。我们保护其智慧财产权，但不保护他们滥用智慧财产权。在这一点上，应该分清楚。现在我们有《反不正当竞争法》，还要加紧制定《反垄断法》”。 二、盗版为何常持不懈 北京中关村被称为“中国的硅谷”。自然码发明人周志农曾坦言，“上个世纪的中关村是一个培育的阶段：消费者、技术、资本先后被培育了出来。我们回首这个阶段的时候，不得不承认，最大的功臣是盗版。”今日，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打击地下生产线，加大智慧财产权保护，“盗版”遂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盗版究竟是一颗美人痣还是一枚毒瘤，也许任何非此即彼的极端看法都有失偏颇。1662年，英国出台了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登记图书许可证的印刷法令；1710年，世界上第一个解决盗版问题的版权法《安妮法令》生效。自17世纪开始，盗版与反盗版问题就紧随人类知识与技术创新的脚步，如影随形，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难题。 自2001年以来，全国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每年收缴的盗版音像制品基本上都在1亿张（盘）左右。国内盗版泛滥可见一斑。盗版现象的广泛存在，其癥结究竟何在？ 问题当然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李顺德认为，其一，盗版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其根源不一定都在国内，有些是国际上的盗版集团组织，有些是国际和国内盗版集团勾结在一起。比如有些美国大片，在中国还没有上演，但是盗版的光碟已经出来了。有些盗版问题是带有国际性质的，对于盗版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联手。其二，现在生产和贩卖盗版商品利润是相当丰厚的，使得一些犯罪分子铤而走险，从事违法活动。实际上，制作盗版的源头是我们查处的重点，但查处有相当的难度。其三，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起步的阶段，地区之间的发展也是相当不平衡的，有的地区经济发展快一些，有的地区经济发展得慢一些。生产这些盗版商品，对地方的利税可能还有所贡献。所以在有些地方，盗版集团成为利税大户，得到了一些地方的保护，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第24页 现在我国社会公民的整体智慧财产权保护意识不强，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此外，从执法的角度来看，对盗版的打击还是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和漏洞，还需要不断地加强。 正版vs盗版：一场“持久战”(2)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智慧财产权保护环境 20世纪60年代～80年代，韩国人专利的弱保护策略为其从容地构建本民族的工业技术基础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台湾，更是盗版商品泛滥之地，早期的台湾政府甚至公开鼓励盗版行为，专利的弱保护同样是台湾地区吸收外国技术时採取的策略。 “实际上，所有经济发展的成功故事，从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的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都是在很宽松的智慧财产权保护措施下，得以起飞。”《纽约时报》曾经撰文指出。 诸如此类的事实和论调成为声言我国目前“智慧财产权保护过头”论的理由，甚至也成为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明知盗版的消极作用，仍然为盗版等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地方保护主义的潜在託词。 智慧财产权保护当然不是越严越好，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局势,智慧财产权保护的边界在哪？ “首先来讲，一个国家的智慧财产权保护应该和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是毫无疑问的。”李顺德告诉我们，“我国现在的智慧财产权保护水平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国际公约所要求的水平，也就是符合trips协议和其他智慧财产权公约所要求的水平。这样一个保护水平应该说和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相适应的。当然有些方面可能超过了我们现有水平的要求，但这是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必须遵守的一些基本的底线。在立法方面，总体上是这样的。但在执法上存在的问题还比较多，智慧财产权侵权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特别是盗版和假冒现象。所以从总体上看，不是说智慧财产权保护过头，而是现在仍然保护不足。主流是保护不足，而不是保护过头。” 保护智慧财产权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智慧财产权保护的力度应该有利于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政治利益，有利于创新型国家的建立，有利于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与发展。最近，一系列保护智慧财产权的新措施不断出台：要求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所有电脑，必须预先安装正版作业系统。重奖举报地下盗版光碟生产线的个人，奖金最高可达3.7万美元。在中国50多个城市设立服务中心，处理有关智慧财产权方面的投诉。在小学课本中加入相关内容，从小培养孩子们的智慧财产权意识，等等。 这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打击盗版、保护智慧财产权的决心。加强智慧财产权保护，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但国际政治压力和科技竞争压力有相当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智慧财产权制度与其具体经济和社会状况相适应，将能够更好地为其国家利益服务。正如发达国家一样，发展中国家也应当有如此发展的自由。”英国智慧财产权委员会主席约翰·巴顿（john barton）的话不无道理。 中国的盗版与反盗版，註定是一场持久战！ 资料连结 《保护智慧财产权行动纲要（2006年~2007年）》就全国保护智慧财产权工作的目标、重点和措施等作出具体部署。 一是把保护智慧财产权工作列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完善保护智慧财产权督查制度，建立保护智慧财产权工作问责制，对问题严重的地区要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对在智慧财产权问题上搞地方保护，甚至包庇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要依法严肃处理。 二是建立健全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的保护智慧财产权工作机制。要加强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执法协调机制建设，形成一支精干高效的工作队伍，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建立数据统计和通报制度，加大案件督办力度。 各智慧财产权主管部门、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相互配合。公安、司法机关要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加强智慧财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发展改革、财政等有关部门要对保护智慧财产权工作给予必要的支持。宣传教育部门要积极配合重点工作，组织媒体开展广泛宣传和深度报导，并注重向国外介绍我国保护智慧财产权的工作和成效。 三是要密切关注当前国际智慧财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发展方向，把握国内外智慧财产权纠纷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要适应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和智慧财产权保护形势的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扩大中国在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领域的影响。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妥善化解涉外智慧财产权纠纷，推动建立完善多双边打击智慧财产权侵权行为的合作机制，遏制跨国跨境侵权行为。 四是要充实商标、文化、版权、专利、公安等部门及司法机关的基层力量，做到执法能力与承担任务相适应。同时，大力推进执法责任制，规范执法行为，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智慧财产权专家李顺德： * “盗版有理”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智慧财产权保护法律环境，正版的价格就自然回归到合理的程度。 第25页 * 对跨国公司滥用智慧财产权问题，我们应该从法律上给予制约和规范。我们保护其智慧财产权，但不保护他们滥用智慧财产权。 正版vs盗版：一场“持久战”(3) * 盗版问题存在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盗版集团得到一些地方的保护，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 我国现在的智慧财产权保护水平应该说和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相适应的。有些方面可能高了一些，但这是中国在入世以后，必须遵守的一些基本的底线。 观点争鸣 郑成思：智慧财产权保护远远不够 我们如果在今天坚持按照我们认为合理的水平保护智慧财产权、而不愿考虑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以及相应国际条约的要求，那么在一国的小范围内看，这种坚持可能是合理的；而在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看，其唯一的结果只可能是我们在竞争中“自我淘汰”出局。 方兴东：智慧财产权应讲合理保护 当下中国智慧财产权最大的冲突真的是保护不够的问题吗？不断加强保护能够解决当前问题吗？恰恰相反，当下滥用智慧财产权、智慧财产权法律极端化、片面化才是造成困境的根本原因。 智慧财产权当然要保护，但不是绝对的保护，必须把握度的分寸。如何合理保护智慧财产权才是关键！整个it业包括网际网路的发展，真正最活跃的创新不是靠产权保护而是靠共享的。应该合理评估智慧财产权作用，它是激励创新机制中的一种，而不是最根本的。 姜奇平：反对智慧财产权问题上的教条主义 当前我国在智慧财产权问题上，存在普遍而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表现为：第一，不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搞脱离我们社会发展阶段的“超世界水平”保护；第二，片面强调知识生产个体生产效率，而忽视知识生产的社会生产效率；第三，从本本到本本，为保护而保护，对弱势群体利益缺乏统筹，一些本位部门甚至发展到漠视民族企业现实利益和老百姓切身权益的事情。 什么催生了娱乐化热潮(1) 邹广文 社会时尚的转变、宣洩性文化消费、视觉文化的普及、现代媒体商业化运作模式等，促使了泛娱乐化现象的生长。 今天，经济、社会、体育、教育、歷史、文化等等，各个领域都在和娱乐握手言欢，打开电视，红楼选秀、超级女声、戏说歷史、超级教师选秀，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现象都从不同侧面给人们传递着这样的信息：感性主义文化消费时代来临了。 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讲过，“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对于社会生活的泛娱乐化，我们同样应该首先给予一种歷史主义态度去冷静思考。笔者认为在这一现象背后，有其复杂的社会歷史文化动因。 一、国人已经告别计划经济中整齐划一的文化消费时代，完成了从“唯恐与众不同”到“总想标新立异”的社会时尚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生活在一种刚性的社会规则之中，加之普遍的物质短缺的经济环境，使个体的本能和欲望被压抑在内心深处。另外，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是以理节情、文以载道、无欲则刚的价值观，使人们不敢尽情表露自己的思想情感。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更多着眼于物质生活的提升，那么进入21世纪人们更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体验与交流，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尤其是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和经济生活的实质性改善，人们的生活体验已明显由过去追求温饱的普及性消费转变为追求时尚的个性化消费，社会生活正在向着多样性多元化发展，与此同时各种流行时尚也悄然兴起。 追求时尚是人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构建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而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时尚信息更多是以视听形式传递的，即诉诸人们视听感官的新、奇、特，因此，娱悦与娱乐就成为现代时尚展示的主导追求。 二、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加剧了普遍的社会心理紧张，催生了人们的宣洩性文化消费 在现代生活中，工作节奏紧张而繁忙。而终日的繁忙和不断加剧的竞争在今日构成了大众生活的主旋律，随之而来的种种社会及生活的压力又使患有心理疾病的人与日俱增。 採取一种方式对消极情绪进行及时的宣洩，对保持心理健康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当大众拥有了日益增多的空闲与收入之后，宣洩性消费的比例在大众文化消费中便不断上升。人们宁愿选择那些信息含量可能并不是太高而气氛相对轻松活泼的文化消费形式，使人们释放紧张情绪、安抚痛楚、消除忧愁、平衡心态、缓和冲突、保持自我。各种娱乐产品为人们闲暇时间的消遣提供了广泛的文化手段，这是娱乐化大行其道的深刻心理动因。 三、信息一体化时代加强了视觉文化的社会普及，助长了文化的感性娱乐化 丹尼尔·贝尔在其着作《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曾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我们把业余大部分时间用来侍候电视时，当我们猫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与柯林顿、喜多郎、麦当娜等名人坦然会面时，当我们十多亿人在同一时刻共同收看同一个晚会节目时，我们没法不承认，视觉文化正朝我们走来。 第26页 视觉文化天生的叛逆性格使它一经产生就颠覆了文字文化霸权并迅速在文化领域独霸一方。视觉文化克服了文字文化的缺点，以图像或形象体现出其明显的直观性、生动的具体性的特点，它以感性砝码的不断增加逐渐消除了文化天平上理性的偏重，生动直观、色彩丰富、图像逼真的画面成为当代人视觉注意的中心。无论如何应当承认，视觉文化在轻松感官、愉悦感官、冲击我们的视觉方面是文字文化不可比拟的，这是视觉文化能够冲破文字文化主导局面的动力之源。 除此之外，视觉文化的兴旺还仰赖于文化工业的势力扩充。视觉文化是现代社会或消费社会的产物，通过工业的大生产和多种大众媒介，广泛地对社会产生影响。文化工业要扩大规模，占领更大市场，以图像、形象产品取代文字产品实属必然，而以电子技术为蓝本的现代电讯和视像设施的发展创新，则使得大规模的以影像产品的生产和复制为主的文化工业成为可能。电视、电影已得到普及，vcd或lcd、电子印刷物、仿真雕塑、gg以及其他种种形式的影像技术及制品已为大众普遍接受。视觉文化藉助高超的技术动力和大工业的经济动力以文化史上空前的规模和深度进行着形象的复制。 毫无疑问，复制的便捷性强化了现代人对于视觉文化的依赖，它同样主要传递的是娱乐效应——适应受众信息需求之外在其心理上引起的享受和满足，即表现为精神上的轻松和愉悦。随着文化的发展和与外界环境接触点的不断增多，大众对娱乐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大众传媒特别是广播、电影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飞速发展，反映并满足了这种娱乐需求。因此，泛娱乐化在所必然。 四、现代媒体商业化运作模式，对泛娱乐化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为了加快媒介的发展，我国在媒介产业政策上进行了灵活的调整，一些媒体以商业模式运作，把自己置于一个商业化的环境中来考量。在市场竞争中，一些媒体单位比以往更加强调经济效益，为了吸引受众、抢占市场，趋于运用娱乐化的手段来进行节目制作和包装。媒体的娱乐特性还体现在大众媒介必须以大数法则为生存依据。为了形成尽可能大的受众规模，以获取最大规模的gg投放，娱乐或者披着娱乐外衣的内容显然是老少咸宜的。特别应当看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范式的推行，使不少文化娱乐传播单位放弃应有的价值操守甚至伦理的底线，盲目追求“产业化”的结构和“商业化”的运作，一味追捧所谓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发行率、上座率。于是，不少节目以感官的刺激、眼球的惊悚、性感的暴露、隐私的曝光、炒作的渲染来吸引受众，玩的就是所谓心跳。在媒体的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媒体把受众视为大众传媒产物的“消费者”，强调媒体产品的消费性，开始寻找满足受众的途径。而挖掘生活事实背后的娱乐元素，可以满足一部分读者猎奇、消遣、寻求刺激的心理。随着媒体市场化的程度逐渐深入，进一步推动了文化泛娱乐化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泛娱乐化也是大众媒介竞争的必然结果。 什么催生了娱乐化热潮(2) 我们应当正视市场经济准则所导致的娱乐传媒价值缺失和迷惘。尤其是在肯定其社会生活的泛娱乐化歷史进步的合理性的同时，也要警惕这种泛娱乐化倾向对国民心理、社会风气、人格基因等带来的负面效应。 娱乐背后的利益博弈(1) 葛 岩 喜欢娱乐是人类的天性和人类拥有的权利，但娱乐背后是利益分配的过程。假如我们仍然相信严肃是一种必要的生活态度，开心之外还需要悲悯，我们就不该在利益的操纵下迷失了自我。 关于娱乐时代最经典的例子大概是里根对演员与政客、娱乐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当被追问原本是演员的他怎么能成功地当上美国总统，里根回答说：“这不是问题，不曾当过演员的人成了总统才是问题。”而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她喜欢美国大选，因为那就像一场游戏、一场足球比赛而已，带给人无限欢乐。 一、是天性让人们选择娱乐 我们的世界为什么会被娱乐化？因为喜欢娱乐是人的天性。无论是观察幼儿活动，访问简单社会中的人群，还是调查在我们后工业时代生活的同类，都不难发现，不管在什么样的文化中，不管在什么时代，人，至少是大多数人，都不可救药地喜欢娱乐。当然，娱乐也有成本，隐性的成本是时间，显性的成本是金钱。我们祖先的娱乐应该比我们少些、简单些。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比他们高了太多，有了无数能够满足娱乐天性的技术,因此有了挥霍人性的可能。 在我们的大脑渐失严肃思考能力的同时，我们也用空前发达的指头灵巧地按动大的或是小的按键，顷刻为我们带来了娱乐。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仿佛昨天我们还必须“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才能“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今天我们敲敲键盘，就能够和地球另一端的n个虚拟情人同时调侃。娱乐改变着今天，也颠覆着昨天。鲁迅和周杰伦可以并列文化英雄的排名榜。其中的道理，我没能看得出，除了两人都姓周之外。 既然人性如此喜欢娱乐，形形色色的机构、企业，拥有各式各样权力的人群当然会热心地“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营销讲求娱乐，让你和我都能心情愉快地花掉了本不该花的钱；新闻也讲娱乐，让你和我在读到犯罪的报导的时候，会像重温《福尔摩斯探案集》一样刺激和快活。报纸因此获得了市场份额，电视因此提高了收视率，gg主因此销售了产品，gdp也因此狂升不止。制造娱乐竟是如此赚钱的生意！甚至，教育也能娱乐。现代教育家不断告诉我们“愉快学习”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我还从报导中获知，在中国上一堂《疯狂英语》可以如出席了一场摇滚音乐会那样令人激动。原来，“头悬樑、锥刺股”式的学习方法证明的不外是祖先们的愚蠢，抑或整个就是一个神话。 第27页 我不反对娱乐，一点也不。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年代，当我在最关心到哪里为我养的蚕寻找桑叶的时候，却必须哭丧着脸聆听孔子如何虚伪，商鞅怎样伟大的深刻讨论，带着这样的记忆，我当然相信易中天讲“三国”是了不起的进步。没有人能强迫我，高兴的时候我可以跟着他的调侃大笑，不高兴的时候我可以反对乃至谩骂。娱乐大家，大家娱乐，这没有什么不好。不喜欢开心的人也许有，但毕竟是太小的概率。我常想，既然人性如此，就让我们尊重个人的选择，尊重人性的自由。娱乐是一种权利。这是大道理，可能也是硬道理。 二、娱乐背后是利益的分配过程 不过，“歷史的经验反覆证明”，每当我们拥有了一种权利，其后就会有一堆权力试图操纵这种权利，赋予它超出本身的意义。娱乐背后是利益的分配的过程。“超女”是娱乐。通过“超女”，蒙牛强化了品牌，草根们享受了参与的快感，湖南卫视赚走了大把的钞票，竞争电视台却收视率狂跌。网路游戏是娱乐。小的和不那么小的孩子游戏得天翻地覆，废寝忘食，网吧老闆因此赚了不少，更成就了一伙亿万富翁。我希望亚当·斯密英明伟大，永远正确，希望娱乐总能使大家各得所需。 比较遗憾，事实不总是如此，即便推动娱乐的力量基于我们的天性，是自由选择。比如喜欢吃是人的天性，我乐于相信，如果法律中没有强迫人们节食的相关规定，公民们就有选择大吃、进而选择肥胖的自由，尽管肥胖会危及健康。人类如此好吃，我猜想，是千万年进化的结果。进化是很伟大的力量，它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造就了人性，包括我们贪吃、好色、喜爱娱乐的天性。然而，进化不能预测。进化的结果只能说明某种行为适应了过去的环境，却吝于透露该行为是否适应未来的环境。于是，我们继续挥霍我们的天性，并理直气壮地捍卫自由选择的权利。 同样的道理，我们热爱娱乐的天性大约进化自缺少娱乐的远古。在这个娱乐泛滥的时代，天性也变得措手不及。自由使我们不再只有八个样板戏可看，也使我们除了韩剧什么也没时间看。我们忘记了“权利”意味着“同意”、“弃权”或“反对”，以为只有“同意”才张扬了权利。当孩子们沉湎于网游无力自拔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知道网游大亨的行为从来都是理智清醒的。当我们观看开发商载歌载舞推出高价新楼盘的时候，我们可能忘记了楼价已和教育、医疗费用一起成为轰然崛起的“三座大山”。当权利被歪曲，权力就得逞。个人选择如斯，社会变迁亦然。波兹曼把生前最后一本描述后工业化社会的书命名为《娱乐至死》，也许有些夸张，但并非没有道理。 假如我们仍然相信严肃是一种必要的生活态度，仍然相信刻苦努力是成功之母，仍然相信除了开心还需要悲悯，仍然相信调侃之外还有批判，我们就不该以天性为理由滥用自由的权利，就不会在选择的名义下放弃真正的利益，更不该在权力的操纵下迷失了自己。 娱乐背后的利益博弈(2) 三、不是每个人都渴望“娱乐至死” “乐而不淫”，孔子作如是说。 我有过一个黑人同学。当有一次我盛赞黑人孩子超常的体育素质、文艺天赋时，她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对我说：“美国主流文化总是这样说。打球、跳舞使我们的孩子快活，但几个人能成为nba球员、好莱坞明星？社会需要更多的是工程师、会计师，是教师和大夫，但这样的专业人才不是在球场和迪厅里玩出来的，靠的不是总要感到快活。我有时觉得，这是一个使我们永远贫困的阴谋，一个我们很难战胜的阴谋。”事隔十几年，她说话时悲哀样子依然歷歷在目。五六年前，我有过一个白人同事。一次我们路过纽约东哈莱姆的一个拉美穷人居住区，赶上那里几乎每月必有的街坊节。看到居民们兴高采烈地跳舞、饮酒，我惊嘆：“这些人活得真快活，似乎从不为贫穷担忧。”同事回答我：“是呵，他们整天傻乐，不好好念书和工作。不过，怎么说呢，这是他们的选择。再说，社会也需要有人这样，毕竟总需要有人在加油站做工。”他一脸的不屑，我至今还记得真切。 看来，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娱乐至死”，但确是有人“娱乐至死”。是谁？波兹曼没有说明。但他比较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他看来，“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剧。”我猜想，滑稽剧的导演和演员不会“至死”，“死去”的大多是信以为真的“粉丝”。 失意精英的“精英情结”解读(1) 夏学銮 精英失意产生于自身的精英情结。要抚平失意精英的失意心理，就必须解构并重构其精英情结。经过解构并重构的精英情结，不应再叫“精英情结”而应改称其为“精英精神”了。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一些落拓失意之人，当这些落拓失意之人又是一群文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在社会上闹出不大不小的动静，造成惊世骇俗的影响。人们在谈到这群人时往往用“失意精英”来标定他们。从古代中国的屈原到现代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具有浓厚“精英情结”的失意精英。前者从“执政者”落拓为“放逐者”，后者从“立法者”失意为“阐释者”。这就是古代中国有《离骚》问世、现代西方有后现代主义兴起的原因。不管怎样，精英心态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第28页 一、已经是精英了，还有失意吗？有，当然有。要不，郑板桥也不会书写“难得煳涂”的座右铭来自警醒世了 “失意”与“得意”相对，有“不遂心愿”和“志向难酬”的意思。凡有社会学上所说“失落感”、“挫折感”和“剥夺感”的人都是失意之人。当“失意”与“精英”连在一起使用的时候，人们不应过分诧异：他们都已经是精英了，还有失意吗？有，当然有。要不，郑板桥也不会书写“难得煳涂”的座右铭来自警醒世了。与一般人相比，精英失意的机会要多得多，并且失意的程度要大得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愈是精英，愈容易遭遇失意的打击。 如果我们把眼光向周遭搜寻，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失意郁闷之人：从天之骄子到普罗大众的大学生，从政府官员到普通老百姓的机构精简分流人员，从英雄模范到下岗职工的买断工龄人员……这些人都可以说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失意精英，他们是或因声望、或因权力、或因财产受损而失意的社会优秀分子。由于这些人的失意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有社会地位、权力、声望的实际损失，然后才使他们产生前后两重天的剥夺感和挫折感，所以，他们的失意是绝对失意。 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由于其精英情结，比一般人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相对失意感。知识精英的“纯粹”情结，把自己置于一个孤芳自赏、曲高和寡的危地。孤独的人最敏感，往往会把针鼻间的小事无限歪曲放大，以便取得耸人听闻的宣传效果。而且在麻烦制造方面，相对失意精英比绝对失意精英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精英情结主要由八种意识组成：即纯粹意识、唯美意识、忧患意识、愤青意识、独立特行意识、孤芳自赏意识、相对剥夺意识和悲观厌世意识 精英失意既有客观基础，又有主观条件。客观基础是精英的绝对剥夺或相对剥夺，主观条件是失意精英的精英情结。在失意精英的塑造上，前者是必要条件，后者为充分条件。毫无疑问，精英情结是导致失意精英最后完成的关键因素。那么，知识分子的精英情结到底包括那些心理特质呢？在笔者看来，精英情结主要由八种意识组成：即纯粹意识、唯美意识、忧患意识、贲青意识、独立特行意识、孤芳自赏意识、相对剥夺意识和悲观厌世意识。 一是纯粹意识。在定义上，精英就包含“纯粹”的含义。只有“纯”才能成“精”，只有“粹”才能成“英”。虽然这是自然界的常理，但却不可成为人类社会的法则，人类社会的组织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差异相处、和谐共存的。精英具有“纯粹”的品质自然是好的，但是具有“纯粹”的意识就不好了，因为它会对其他人群产生社会排斥作用。 二是唯美意识。精英的唯美意识与其纯粹意识紧密相关，正是精英的纯粹意识产生了它的唯美意识。虽然追求完美是人类之天性，但是不完美往往是事物之常规。精英之错不在于追求完美，而在于过度追求完美，以至于达到“唯美主义”的程度。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度和不及是恶性的特徵，只有中道才是美德的象徵。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说，“唯美”就是逾越了中道——“完美”——而变成过度的一种恶行。完美的另一极恶行——不及是“凑合”。精英不愿意凑合而追求完美是对的，但是，脱离实际条件而一味地追求完美就变成了“唯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三是忧患意识。知识精英大都有一种忧患意识，既有“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家国天下意识，又有“视天下之治若未治，视天下之安若未安”之圣人遗风。从古至今，忧患意识都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情操。但是，在表达方式上，现代精英缺乏古代先哲们的那种谦恭态度，不是“有才不刻，慈而不谬”，往往恃才傲物，一副救世主的姿态。这种不与当权者为伍的假清高，使其忧患意识大大打了折扣，有时径直变成了酸腐文人的无病呻吟。 四是愤青意识。“愤青”是一个现代词彙，不管其用法有多少流变，但“愤世嫉俗”是愤青意识的核心。因青年人大都具有此类心理特质，故自然就有“愤青”之联想。从词源上仔细考察，“愤青”一词可能与宋代学士曾丰“黄纸愤青松”的诗句有关。曾丰自己就是一个愤青，这可从宋朝翰林学士虞集对其“气刚而义严，辞直而理胜”的评价看出。愤青是失意精英的核心精英情结，精英到底是因愤青而失意，还是因失意而愤青，这二者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关系哲学，没有必要深究。有人企图把愤青和精英截然对立起来、严格区别开来，其源盖出于他既不懂得精英又不知晓愤青之缘故。实际情况是，愤青未必真精英，精英何尝不愤青。 失意精英的“精英情结”解读(2) 五是独立特行意识。失意精英往往具有“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独立特行意识，在这个“我独故我在”的感性—世俗—多元—存在主义时代，失意精英的独立特行意识得到了无限放大，远远超出“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传统境界，“与孤独同行”、“享受孤独”成为失意精英的一种现代时尚。 第29页 六是孤芳自赏意识。失意精英的孤芳自赏意识包含着某种自恋情结，自恋与草根人物为了吸引社会注意而进行的自残相互对立，两者都是自尊的变异，前者为过度，后者为不及，都是有失于中道的恶行特徵。 七是相对剥夺意识。失意精英的相对剥夺意识是精英失意的主观根源。不管事实如何，失意精英总是觉得自己所得少于他人所得。这种相对剥夺感往往是失意精英的宿命，其源盖出于过分聪明所致。 八是悲观厌世意识。在失意精英的精英情结里，还包含着某种或明或暗的悲观厌世意识。正像搞微生物的往往把整个世界都看成细菌一样，这些失意精英从天上的一片云往往会推导出整个世界将陷于黑暗之中的结论，颇有“杞人忧天”之韵味。 三、和谐心态是和谐社会的心理基础，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培育和谐的社会心态 精英失意产生于自身的精英情结。要抚平失意精英的失意心理，就必须解构并重构其精英情结。对精英情结的解构并非抛弃，而是一种扬弃；解构在这里只是一种手段，重构才是目的。经过解构并重构的精英情结，由于失去其原有特质而需要改变名称，不应再叫“精英情结”而应改称其为“精英精神”了。从“精英情结”到精英精神必须完成八个方面的态度和行为转变：第一，从洁身自好的纯粹转变为和光同尘的世俗；第二，从尽善尽美的唯美转变为入乡随俗的适应；第三，从无病呻吟的忧患转变为观感化物的教化；第四，从愤世嫉俗的愤青转变为移风易俗的行动；第五，从独立特行转变为同人于野；第六，从孤芳自赏转变为玫瑰共享；第七，从相对剥夺转变为相对满足；第八，从悲观厌世转变为勇敢面对。 完成这八个方面的态度和行为转变，需要引进中道机制、参考群体机制和生物多样性原理。中道机制要求人们把握事物的度，牢记过与不及都是恶性的特徵和真理再往前迈一步就变成谬误的道理。参考群体能够为人们的自我评价提供标准，唯其如此，参考群体的选择非常重要。作为比较的参考群体，是使人们从相对剥夺转向相对满足的关键；作为规范的参考群体，是使人们到底是面向光明还是面向黑暗的基础。生物多样性原理告诉人们差异共存、和谐相处的原则。现代社会是有机团结的社会，承认各方的合法存在价值和彼此的利益关切是有机团结的前提条件，也是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对于这些机制和原理，失意精英不是知的问题，而是行的问题。 和谐心态是和谐社会的心理基础，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培育和谐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分为大众心态和精英心态两种类型，大众心态如云如雾，飘忽不定，聚散随时，容易受精英心态的左右和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精英心态是大众心态围之旋转、聚结的中心，是某种社会思潮孕育、发展的源头。因此，培育和谐心态要从培育精英和谐心态入手。 资料连结 当代失意精英典型案例 知识精英：着名作家洪峰，与余华、格非、马原等人一起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中，被当做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曾经在渖阳街头当众乞讨，原因是他所在的渖阳市文化局因为其不坐班而扣发他的工资。据洪峰称，由于家人患重病，他现在已经举债不菲，因此这2000元的工资虽然不多，但对他却至关重要。 古代的“失意精英”们 屈原 少年得志的三闾大夫，在“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时代，凭藉“修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的主张，倚仗对楚王和国家的忠贞，以超人的才气，冥顽的直率，行走在不可能的时局之间。他蔑视着随波逐流、同流合污的勾当，蔑视着那些贪鄙的贵族，主张改革内政，企图抛弃贵族天生福荫子孙的高贵，实行“美政”的理想，实现楚国统一中华的大业。然而，众多奸佞群小的嫉妒和诋毁，致使屈原被两次放逐。最终，屈原心灰意冷，不忍见国家沦亡，怀石自沉汨罗江投水殉志殉国。 李白 他眼中的黄河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復回”；他眼中的长江是“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返”。李白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生性高傲、对当时官场上的腐朽风气很不满意，希望得朝廷任用施展自己的抱负。入宫后，原以为在此可施展自己的抱负，哪知在朝廷处处遭人排挤。在朝廷，事事不顺，最终明白自己不过是一御用文人而已。 唐玄宗曾对李白赐金放还，唐肃宗也曾对他长流夜郎。这一切对于李白而言都是沉重的打击。此时李白便毅然放逐自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从此离开官场，游歷山川。 陶渊明 一篇《桃花源记》展示着他生命的理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生命不变的追求。29岁出仕，41岁辞官，心的羁绊，理想的远去，让他终于作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而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来说，心中有着两个永远解不开的情结：或是出仕或是归隐。而他的伟大就在于能够脱身独去，毅然决然。他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后，或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回归到陶渊明，从他身上寻找新的人生价值，并藉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