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訢政海沉浮录》 第1页 [史学研究] 《恭亲王奕訢政海沉浮录》作者：汤黎/余祖【完结】 这是晚清重臣恭亲王奕訢的传记。奕訢经歷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对清末政治有深远影响，是太平天国的镇压者、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也是诸多屈辱条约的签订者，主持三朝外交，人称“鬼子六”，征途上三起三落，将中兴的誉与辱国的毁全都留在身后。他差一点当上皇帝，那样晚清歷史也许要重写。 本书力图从奕訢这个人物的活动来看当时社会的大背景，同时又将人物放在具体的歷史背景中去作客观的评判，内容丰富，图文并茂。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道光皇帝的聪惠宠儿(1) 天下大势，兴亡谁定？这是人们对歷史的永恆的追问。中国歷史的长流，浩浩荡荡，奔突而进，似乎瞬息之间，流走了上下几千年，淘尽了无数风流人物。时至清代，经歷了康熙、雍正、干隆这样一个中国古代歷史的最后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天下大势，急转而下，走向衰落，清王朝开始呈现出“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败气象。尤其是到了道光帝时期，秋叶飘零的暮色笼罩了颓败的大清王朝，于是龚自珍——这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愤怒了，他以极具穿透力和震撼力的声音向天疾唿：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深夜，整座紫禁城沉浸在梦境之中。子夜时分，静妃博尔济吉特氏的寝宫乐道堂里，一男婴哌哌坠地，啼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给死气沉沉的紫禁城增添了一些生机。爱新觉罗家族又一个皇子降生了，这就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皇子，在其以后几十年波澜起伏的政治生涯中，曾对大清王朝的内政外交、兴衰荣辱，甚至对整个中国近代的歷史进程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奕訢。 在此之前，道光皇帝已有五个皇子，但长子奕纬，已在去年因病而殁，卒年恰值风华正茂的24岁，这对道光帝是个沉重的打击。次子奕纲、第三子奕继都是静妃所生，可惜相继在一二岁时早夭。长子奕纬死时，皇二子、皇三子已夭折有年，皇四子奕詝等诸子尚未出生，帝业一度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危险局面。待全贵妃生下皇四子奕詝，才缓解了道光帝的无后之忧，奕詝也颇得道光皇帝喜爱。至于第五子奕誴，系贵人钮祜禄氏所生，生而状貌拙陋，不为道光所喜，后来过嗣给亡弟绵恺为后。 皇六子降生的喜报飞快奏到天廷，道光帝得知，龙心大悦。经歷了连殇三子之痛和帝业继承的无后之忧，年过半百而喜得皇子，叫他怎能不感到喜悦呢？他也很久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了。自从接过祖宗基业，为力挽颓势，他夙兴夜寐、殚精竭虑，然而，无论他怎样勤勤恳恳，形势却总让他心中充满了无可奈何。今日喜得皇六子，大清帝业后继有人，道光帝感到非常欣慰，于是当即赐名为“奕訢”，訢的意思，就是高兴。 奕訢自幼聪明伶俐，与皇四子奕詝一起，深受道光皇帝的宠爱。这一点，可以从奕訢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在宫内地位的升迁看出。虽然在奕訢出生之前，博尔济吉特氏在道光帝当时具有后妃名号的十二名妃子中，已经位居第五了，除皇后外，她位列全贵妃、和妃、祥妃之后；但是，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也就是奕訢将近两周岁的时候，她被晋封为贵妃，地位迅速攀升，超越了和妃、祥妃。而这时，原来的孝慎皇后已经去世，皇四子奕詝的生母接替晋升为皇后，这样，博尔济吉特氏身为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在等级森严的后宫里，母以子贵是常有的事，博尔济吉特氏在后宫中地位的迅速攀升，表明了道光帝对奕訢的宠爱非同一般。 照清代祖宗家法，皇子到六岁时就要入学，上学的地方叫上书房，教师由皇上指派，称“授读师傅”，均由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的大臣肩负其任。上书房不仅教授经史诗文，还有武艺高超的师傅（称为“谙达”）传授骑马、射箭等满族的传统武功。上书房的设立，其意在使皇子从幼年时即接受严格的教育，为以后的治国平天下奠定良好的基础。 皇四子奕詝、皇六子奕訢先后被送入上书房读书，道光帝为他们各选了品才兼优的饱学之士，尽心授读。为奕詝选的师傅是杜受田。杜受田，字芝农，山东滨州人，道光三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深受道光帝的信任。为奕訢所选的师傅是翁心存。翁心存，字二铭，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年进士，曾任国子监祭酒，补授大理少卿。不过，他只教了一年，便以母老乞养，回归故里，由贾桢接替。贾桢是山东黄县人，道光六年榜眼，比杜受田和翁心存的科考等第都高。道光帝为奕訢选择这样一位榜眼作师傅，再一次透露了他对奕訢的偏爱。 第一章 道光皇帝的聪惠宠儿(2) 贾桢自担任奕訢的师傅后，悉心教导，尽职尽责，严而得法，意欲将平生所学，全部传授给自己的爱徒。而道光帝对皇子的学习也非常重视，经常亲自过问。一次，贾桢远赴江南主持乡试，道光手书与之曰：“自汝出京，六阿哥在书房，又胡闹矣。”奕訢虽然生性活泼好动，甚至有点顽皮，但对自己的师傅却非常尊重，深服其管教，因此，师徒俩在上书房相处的日子里，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奕訢在以后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对贾桢始终心存感激之情，终生不忘。 第2页 在奕詝十岁的时候，其母全皇后暴亡，于是道光帝将他託付给奕訢的生母静贵妃抚养。静贵妃将奕詝接入自己宫中，视其如同亲生儿子一样，悉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奕詝、奕訢兄弟俩朝夕相处，情同手足。每天，兄弟俩早早起床，五鼓时分便到上书房，学习汉字诗词文章，儒家经典以及歷代政治史籍。午休之后，跟随满洲师傅学习满蒙语文。正课之余，兄弟俩就在谙达的指导下，学习射箭、角力、舞刀、使枪，直至薄暮方休。 道光帝很注重继承满族崇尚武功的传统，他自己曾在九岁时，随祖父干隆皇帝狩猎于热河，引弓获鹿，干隆大喜，特赐黄马褂、花翎。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里应外合，突袭皇宫，道光帝当时正在上书房读书，率亲兵反击，从容镇定，并以鸟枪击杀两名起义兵士，使起义军惊惧溃散，建立了所谓“定乱之勛”，嘉庆帝大为赞赏。这些都是他年轻时候的光辉歷史，现在，他一天天地老了，也累了，他把满腔的希望寄托在奕詝和奕訢兄弟俩身上，希望他们学习文韬武略，将来能够像他的列祖列宗那样，建立非常功业，重振大清雄风。因此，他即使再忙，也经常在日理万机之暇，前来观看兄弟俩的学习和训练，观看之余，常令皇子、王子练习射箭，中者则赐其帛或羚枝，以示奖励。 就这样春去冬来，几经寒暑，兄弟俩长成为翩翩少年。经过多年的武术训练，他们已经掌握了比较扎实的武术基本功，平时相互切磋、相互砥砺，进步很快。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秋天，两兄弟共同编创了枪法二十八势、刀法十八势。一天，兄弟俩将他们共同编创的这套枪法演练给父皇观看。两人身手敏捷，霎时，只见银枪翻飞，似蛟龙腾海，刀法凌厉，似勐虎下山；直看得道光帝眼花缭乱、动魄惊心。演练完毕，道光帝大悦，看着两位生龙活虎的皇子如此亲密、团结，于是当即赐枪法名为“棣华协力”，赐刀法名为“宝锷宣威”。棣是古书上说的一种植物，又叫棠棣，开的花都是一对一对的。《诗经》中名为《棠棣》的诗篇为颂扬兄弟情谊的名篇。道光帝用棣华形容两兄弟的亲密无间，寄寓了对他们将来能够精诚携手、重振大清雄威的殷切希望。 与诸位皇子、王子相比，奕訢更加聪慧过人，上书房每日讲授千余言，他“少读即成诵”，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道光帝和师傅贾桢对奕訢也非常严格，贾桢赴江南主持乡试时，道光帝特意手书谕旨给他，嘱咐他不要因此影响了奕訢的学业。经过严格的教育，奕訢不仅对传统的儒家经义有了系统深入的理解，而且诗文写得也颇为出色，从他流传下来的《乐道堂诗钞》和《萃锦吟》，不难窥出他的确文思敏捷，才华出众。此外，贾桢工于书法，在其教导下，奕訢的书法也有很深的功底。他的骑射和武功也在诸皇子当中最为突出。总而言之，奕訢不仅精通经史，擅长诗文，而且娴熟刀枪之技、骑射之术，文韬武略均在诸位皇子之上。正因如此，道光帝对他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希望他能凭其杰出的文韬武略，担当治国重任。 奕訢所处的时代，也正是一个迫切需要非常人才的非常时代。大清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环顾宇内，那么多的灾荒，那么多的策反和叛乱，那么多的贪官和污吏，尤其是那可恶的鸦片，蔓延全国，横被海内，藁人形骸，蛊人心志，夺人钱财，丧人性命，导致国人家破人亡，同时也严重侵蚀着国家肌体的每一个要害部位，实为千百年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勐兽。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西方列强有了轮船、枪炮和整日机器轰鸣的工厂。他们为了攫取最大的财富，竞相把魔爪伸向全球各地，伸向大清王朝的心脏。就在奕訢诞生的那一年，对中国觊觎已久的英国通过了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法案，同时决定派遣商务监督到中国，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代表的称唿），执行英国的侵华政策。七年之后，英国终于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践踏我山河，掠夺我财富，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拥有几千年辉煌文明的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对于一向爱好和平和安宁的中华民族来说，实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一章 道光皇帝的聪惠宠儿(3) 道光帝有感于“内则叛乱踵起，外则强邻逼迫，朝廷之威信渐替，军队之腐败日甚”，决心正本清源，躬行节俭，力图革除积习，改变社会风尚；此外，在关系国计民生的众多方面——诸如漕运、盐政、河工、捐纳制度等等，他都挖空心思地进行过大力的“改革”。道光帝一生真苦、真累，在他当政的日子里，他平均每天料理政事、批阅奏章的时间，可以说多于任何一个他的前任和他的后继者。然而，歷史发展的大势却显得那么残酷无情，无论他怎样辛苦地操劳，道光帝毕生的努力全部被验证为劳而无功。也许这还不算是他最为可悲可嘆的地方，道光帝最为可悲可嘆的地方，在于他“朝中无人”的困境：守着这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家园，统领着四亿之众的臣民，他感觉比银子还紧缺的偏偏就是人才——能当政用事，能消灾祛难的人才。在他周围的尽是只知“多磕头少说话”的曹振镛和结党营私、欺君误国的穆彰阿这样一些无能庸臣。 第3页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终于爆发了由科考落第书生洪秀全领导发动的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国内局势更加紧张。同时，国外西方列强的攻势更加咄咄逼人。 歷史註定奕訢这样一位杰出的皇子必将活跃在时代的峰顶浪尖。 第二章 与储位失之交臂(1)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奕訢虚岁近十八，足龄十六。道光帝开始为这位心爱的皇子张罗婚姻大事了，其实他早已考虑成熟了。新年刚过，道光帝宣召热河都统桂良进京，二月十四日，指其女为奕訢嫡福晋。 桂良（1785—1862年），满洲正红旗人，姓瓜尔佳氏。瓜尔佳氏，是满洲贵族八大姓之一。桂良的父亲，曾任闽浙总督。桂良是宦门子弟，自嘉庆十三年桂良由贡生捐纳为主事步入仕途后，就一帆风顺。至道光十四年二月（1834年），桂良即以江西布政使而护理巡抚之职，跻身于清政府大员之列。 在督抚大员中，桂良是比较有建树的。护理江西巡抚时，曾以有效的措施解决省城和南昌等县的缺粮问题，丰裕了老百姓的粮仓；任河南巡抚时，曾多次勘察黄河及支河堤堰，为国计民生，积极筹办河工；严办偷漏税，以利政府财政税收；查禁白莲教秘密活动。道光十九年六月（1839年）调为闽浙总督，旋改为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致力于剿苗，其间採取了种种措施，有效地改善了苗汉之间的关系。道光帝非常满意桂良外任督抚大员的政绩，道光二十五年四月（1845年）连日召见了进京觐见的桂良，并谕称：桂良年甫六十，精力大逊于前，难胜两省之任，着留京当差，旋即令署理镶黄旗蒙古都统，兵部尚书，又授正白旗汉军都统，十一月调热河都统。体现了对功臣的体恤，使其免边途奔波之苦。 道光帝这次将皇子与桂良之女结为连理，既是进一步酬答和信赖桂良这位功臣的表示，同时也是对皇六子奕訢的特别的偏重。因攀上了这门高亲，桂良以后的仕途是愈老弥坚，在大清王朝后来发生的几次重大事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参加咸丰八年（1858年）、十年（1860年）的两次议和，参与慈禧——奕訢的辛酉政变，帮助奕訢开创洋务运动的新局面等等。同样地，奕訢也因为这桩婚姻，而获得了一位他日后驰骋于政治舞台时的坚定的支持者和忠实的追随者。在关键性的问题上，桂良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阅歷为奕訢谋划，奕訢也非常地信赖他的岳父。 这一年道光帝还为皇四子奕詝成了婚，奕詝就没有奕訢那么幸运了。二十七年（1847年）订婚时，道光帝为他选择的是太常寺少卿富泰的女儿。富泰家族的地位远逊于桂良，他的现职更是无法与桂良的总督、都统之职相比。富泰的女儿嫁给奕詝两年后即死去，富泰本人也未对奕詝的政治生活产生过什么影响。清代名人传稿上因此也没有富泰的地位，不像桂良或因政绩突出，或因作为洋务运动在中央的重要代表而被永久地载入了史册。 种种的偏爱都给了奕訢，然而在接下来的皇位继承上，道光帝又偏爱了谁呢？ 皇位继承，向来是歷代王朝极为重视的大问题，因皇位继承而引起的宫廷之变，史不绝书。雍正在位时，深知储位不定，不足以维繫国本，而明立太子，又不免导致宫廷变乱。于是，汲取歷代王朝建储的经验教训，尤其是鑑于其父皇康熙立储而致的纷乱，以及他们兄弟之间争夺皇位的切身体会，创立秘密建储制度。 所谓秘密建储制度，即由在位的皇帝，秘密亲书预立太子的名字，密封在锦匣之中，藏于干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巨匾之后，等皇帝驾崩前（或驾崩后），由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共同开启出示，按御书所定，嗣皇帝继位。 道光帝一天天地老了，早该密定储位了，而他却迟迟没有确定。备尝守业艰难的道光帝满心要把皇位交给最优秀的、自己最放心的皇子，然而，道光帝寄予厚望的皇长子奕纬不幸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死去，死时年仅二十四岁，而且没有为道光帝留下皇孙，道光帝深为痛惜。二子奕纲、三子奕继早在一二岁的时候相继死去。而眼前的六个皇子当中，七子奕譞、八子奕詥、九子奕譓年龄尚幼，较年长的只有四子奕詝、五子奕誴、六子奕訢。五子奕誴系不为道光帝所宠爱的祥妃所生，生而状貌拙陋、性格粗率，毫无皇家风仪，不为道光帝所喜。道光帝遂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将其过嗣给嘉庆帝的第三子、自己的亡弟和硕惇恪亲王绵恺为嗣子，这就意味着他已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所以，道光帝将目光盯在了最喜爱的两个皇子——奕詝和奕訢身上。 第二章 与储位失之交臂(2) 奕訢文才武略，均为诸皇子之冠。奕詝年长，且有仁者风范，又为皇后所生，此其长处；然而，文才武功远不及奕訢。究竟立谁为储呢？道光帝久久难以决断。他深深地知道，这一决断将决定大清社稷未来的命运。 形势变得微妙起来，奕詝和奕訢，虽为和睦兄弟，但在关乎自己前途命运的储位问题上，彼此心照不宣，展开了隐蔽的争斗。两位皇子的师傅，为了帮助自己的学生入储，各自进行幕后策划，也施展着无声无息的较量。此时，奕訢的师傅已经换为卓秉恬。卓秉恬是四川人，嘉庆七年进士，少年得志，长期担任工、兵、吏等部尚书及大学士等职，为官作风严谨，喜经世致用之学。他见奕訢思维敏捷、接受能力强，便帮助奕訢进一步提高学识和应变能力，打算以真才实学博得道光帝的赏识。奕詝的老师还是杜受田。杜受田老谋深算，精通古代典章、文物、人情尤其是权谋，加上他追随道光帝多年，非常了解道光帝的性情与作风。他深知道光帝文武兼备，忠孝两全，因此他觉得自己的学生奕詝长处不在武功和辩才，而应该以忠厚孝悌的形象获取父皇的信任。 第4页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春天，道光帝在无奈地批准了西方列强强加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之后，带着毁损祖宗基业的愧疚之心，来到距京一百二十余公里的西陵，拜谒了泰陵、泰东陵、昌陵、慕陵，面对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道光帝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史无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完全可以触摸到他那颗沉重的愧疚、悔省之心。三月十五日，他带着两位宠爱的皇子奕詝和奕訢，在一队车马的簇拥下，来到南苑狩猎。南苑，对于崇尚武功的大清皇族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狩猎的场所，这里留下了大清王朝多少皇帝、皇子勇武的英姿，是他们挥洒豪情、展示大清武威的地方。这一天，南苑註定成为具有重要歷史意义的角斗场，较量的一方是皇四子奕詝和他的师傅杜受田，另一方是皇六子奕訢和他的师傅卓秉恬。 这天，道光帝命各位皇子校猎南苑，按照当时规矩，正在读书的皇子要奉命外出，临走时必须向师傅请假，以体现尊师重道。皇四子奕詝到上书房请假，当时左右无人，只有杜受田独坐斋中，奕詝行礼罢，杜受田问其将欲何往，奕詝告知将赴南苑校猎。杜受田于是对奕詝耳语道：“阿哥至围场中，但坐观他人驰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当约束从人不得捕一生物。復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时方春和，鸟兽孳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相争也。阿哥以此对，必能上契圣心，此一生荣枯关头，当切记勿忽也。”奕詝果然按师傅所嘱行事。南苑校猎之时，在众皇子中，数奕訢获禽兽最多，于是顾盼自喜。而奕詝则未发一矢，一无所获，道光询问其故，奕詝则以杜受田所授之言答之，道光帝听了，轻声说：“真有君子的风度。”无疑，皇六子奕訢临行前也要向师傅请假，师傅卓秉恬当然少不了对其面授机宜。卓秉恬嘱咐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不管他说了些什么，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斗智者上，斗勇者下。道光帝心中的天平开始向奕詝倾斜。但是，他还是下不了决断，他知道无论自己怎样决断，对他们其中一个来说，必将是残酷的，他们毕竟都是自己所宠爱的皇子啊。 道光二十八、九年，道光帝积劳成疾，久治不愈。一天，召皇四子和皇六子策问时政，以最终决定谁为大清国皇位继承人。两位皇子大概都已懂得父皇的用意，进见之前分别问计于自己的师傅。卓秉恬对奕訢满怀信心地说：“上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杜受田考虑到奕詝学识不及奕訢，皇上问起话来，侃侃而谈的必是奕訢，奕詝要取胜，只能再来一个出其不意。于是对奕詝道：“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泣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奕詝进见父皇时依计行事，道光帝听罢果然深为感动，说奕詝“仁孝”。这一回合，奕詝又胜了。朝廷内外捉摸不透的继承人问题，渐渐明朗了起来。 第二章 与储位失之交臂(3)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年近古稀的道光帝，本已积劳成疾，加上日夜操办皇太后的丧事，竟至一病不起。他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命皇四子奕詝代阅奏章。 道光帝料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带病于十三日在慎德堂召见跟随自己多年的亲信大臣：军机大臣、大学士祁寯藻、杜受田，尚书何汝霖，侍郎陈孚恩、季昌芝五人。道光帝召见他们干什么，君臣间说了些什么，各种史料没有详细记载，使这次召见笼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 第二日卯时，道光帝病危，又急召定郡王载铨，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和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文庆等十人。道光帝端坐于榻上，身着冠服，取出金匣授予诸大臣，命其打开金匣，遵匣内谕旨而立太子。然而，一时无人来接。 原来奕訢之母静妃就在一旁。奕詝之母孝全皇后暴崩后，静妃实为六宫之主，在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资歷。作为奕訢之母，当然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子能够继承皇位，所以在此之前，密使太监叮嘱诸大臣在道光帝临终前勿受金匣，只要不打开金匣，立储之事，尚有迴旋余地。所以就有了刚才面对道光帝所授金匣，诸臣逡巡不敢接的一幕。 道光帝连连以手拍榻，以示愤怒。诸臣这才接匣，公启金匣，明示皇上硃谕，硃谕在众人手中传看，众大臣见之无不露出惊讶的神情。原来硃谕上书三行文字，先是一行满文，后面两行汉文写道： “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 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 原来是一匣两谕！这是有清一代绝无仅有的事。 看来，这对道光帝来说，是一次多么艰难、痛苦的选择啊！他一定是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经过无数次冥思苦想，才作出的这个决定。 长达数年之久的储位之争，最终以奕訢的败北而落下了帷幕，奕詝成为这场悄无声息的最高权力争夺战的最后胜利者。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的奕訢，心底的不解与不平、酸楚和失落是不言而喻的。 将江山社稷交给了奕詝之后，道光帝终于闭上了他那昏花的老眼，带着满腔的遗恨驾崩了。随后，皇太子奕詝遵道光帝遗谕，封奕訢为恭亲王。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50年3月9日），奕詝在太和殿正式即位，次年改元咸丰，开始了清代咸丰朝的统治。未来的歷史表明，奕詝是个平庸之主，如果此次争夺的胜利者是奕訢，那么，中国的一大段歷史也许将会改写。 第5页 第三章 韬光养晦(1) 储位之争降下帷幕之后，咸丰对奕訢的猜疑与顾忌，奕訢心中的抑郁与不平，虽然彼此都没有显露出来，明眼人却是一目了然。 奕訢的心里，除了失败之后的不解与不平，还有一个更大的苦恼：按照大清祖制，亲王是不能干政的，这就意味着他一辈子将只是一个无所作为的、闲散的亲王。这对自幼有过人天赋、平素有雄心壮志的奕訢来说，又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命运安排! 咸丰帝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即帝位以后，随即封奕訢为恭亲王，其他诸弟都为郡王，比奕訢低一等。但是，咸丰帝在其亲王前加一“恭”字，可谓意味深长。咸丰帝深知这位奕訢的秉性：才华出众而谦逊不足，争强好胜而不喜礼让。通过这次储位之争，他知道，奕訢将是自己最强劲的政敌，而且，先帝又遗命封他为亲王，其母又总摄六宫，母子俩地位崇高，如果他们联手起来，后果将不堪设想，不得不防啊。这一“恭”字含蓄曲折地表达出咸丰对奕訢的顾忌和告诫之意，他希望奕訢不要自以为是，还要对做皇帝的兄长恭谨服从才好。封奕訢为亲王，这是先帝遗命，咸丰帝不得不遵从，但他心里很不情愿，故迟迟不举行册封仪式，拖了三年多，直至咸丰三年（1853年），他才举行册封奕訢为恭亲王的仪式。 咸丰帝同时非常清楚地知道，奕訢的亲王名号，乃是先皇所命，自己必须谨遵其旨，更何况他需要继续以一种“仁孝”的姿态，来笼络人心，巩固统治，而且，奕訢才智过人，如能为己所用，定能为国分忧解难；而奕訢心里也盘算着：自己痛失皇位，以后必须汲取教训，竭力表现出一种恭谨忠顺的态度，以求自保。因此，兄弟二人之间虽有嫌隙，却都竭力表现出一种缔造和睦兄弟关系的姿态。 奕訢利用一切机会对初登皇位的咸丰帝进行颂扬，同时一再贬抑自己，尽量显示出恭谨诚服的样子。 道光三十年仲秋初八，咸丰帝前往孔庙向至圣先师行瞻礼之后，作长律两章见示奕訢，奕訢“诚惶诚恐”，立即和诗两章。 九拜躬临礼素王，心传默契见羹墙。 旰宵勤政期无逸，竞业亲贤永弗忘。 祗若庶言陈黼座，几余万卷展书床。 三天讲习叨恩厚，爱惜分阴敢怠遑。 仰瞻圣德迈前王，奉命钦承凛负墙。 自揣疏庸惭莫报，常聆训示慎毋忘。 午风展卷依缃帙，晓日濡毫对笔床。 帝念笃亲情至渥，兢兢夙夜又何遑。 诗中极力赞美咸丰帝在“旰宵勤政”之余，瞻礼至圣孔子；称颂咸丰帝不忘亲贤，笃亲情渥；表示要继续“常聆训示”，不敢忘恩；承认自己的“疏庸”，今后要努力读书。他与咸丰帝的唱和之作，前后约50首，后来于同治元年编为《赓献集》。在这些言不由衷的诗作里，难以看出奕訢当时的真实心情。而在他的另外一些诗作里，却传达出他心中久久激盪、难以平息的抑郁和伤感。 咸丰元年正月，是道光皇帝冥驾的周年。18岁的恭亲王奕訢代皇兄咸丰帝前往慕陵致祭。慕陵距京一百二十余公里，位于今河北易县城西郊永宁山下。此时春寒料峭，陌头积雪犹存。一路上，经卢沟桥，过荆轲山，渡拒马河，看晓风残月，听马蹄声碎。这位刚刚在帝位斗争中失败的多才皇子，触景生情，不胜感慨，于是作诗一首： 曙色分林表，迷离隐远村。 泉流溪口合，鸟语陌头喧。 石勒碑何在，荆卿墓尚存。 当年曾扈跸，今日泪双痕。 过去，他曾是父皇的爱子，受尽宠荣。时光飞逝，转眼父皇撒手而去已经一年。当年他曾随同父皇来过此地，今天故地重游，倍感悽怆。 荆轲乃战国时期燕国的壮士，为抗强敌秦国，受燕国太子命赴秦，刺杀秦王。去国之时，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復还！”后来荆轲刺秦失败，死在秦国，此后，歷代英雄每念及此，无不唏嘘感嘆。而石勒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位英雄，当时天下南北分裂，列国争战，石勒北击匈奴至此，见河水滔滔奔流，战马无法过河，不由长嘆一声：此河拒吾马，不得杀敌耳。于是在此勒石记功，久立于河边，班师而还，建立后赵政权。奕訢借英雄人物的成败，抒发了一腔壮志难伸的悒郁哀怨。其诗情悲悽，令人感慨。 第三章 韬光养晦(2) 在这次祭陵途中，他还写下了《晓行感述二首》，再次透露了他当时的心境： 远村隐隐起晨炊， 展谒心殷觉马迟。 去岁今朝承色笑， 春风触目不胜悲。 转眼风光一岁更， 四周山色近相迎。 年来易水经行熟， 何似今年倍怆情。 满腔的失意、惆怅、悲哀、孤寂，都在诗中尽情吐露出来，也充满了对父皇的深切缅怀之情。 这一年，奕訢虽为闲散亲王，但是他无时不在关注着内外政局，他为王朝命运时刻在忧虑着、祈祷着，他在此间的一首诗中说道：“惟愿河流常顺轨，安澜普庆仰神庥。”尽管胸怀抑郁，但是他毕竟是父皇的爱子，当今天子的皇弟，爱新觉罗家族的子孙，他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只好祈求神灵保佑大清太平，天下“顺轨”。 第6页 咸丰元年九月九日，重阳佳节，咸丰帝登上延春阁作述怀诗一首，以之出示诸弟，以表念切手足之情。奕訢唱和道： 屈指高秋佳节届，追思廿载不胜悲。 万几挥翰承平日，重九登临茂对时。 庶政惟和隆郅治，群工无旷共驱驰。 会看桂岭尘氛净，乐育均沾雨露滋。 全诗表达了对皇朝安危的深切关注，希望全体臣子团结协作，驱驰效命，共同创造“隆和”盛世。 这一年来，咸丰帝和奕訢兄弟俩都努力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和顾忌，竭力创造一种和谐的兄弟关系和融洽的君臣关系。经过双方的努力，应该说效果是明显的。时隔一年，奕訢已经适应命运的安排，开始面对现实。何况，新任皇帝对他情意深厚，关怀备至，因此，奕訢处处表现出恭谨谦逊的姿态，而咸丰帝也对奕訢一年来的表现比较满意，因此，从咸丰帝的很多举动，可以看出他对奕訢的信任度在逐渐增强。 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咸丰帝彻底办完了道光帝的全部丧礼，随即把京城一处最为富丽、豪华的府宅赐给了奕訢。说起这座府宅，还颇有一段来歷，它本是干隆年间大学士和珅的府第。和珅在干隆朝官至户部尚书，又兼许多要职，权倾朝野，炙手可热。他贪图享受，生活豪奢，把自己的府第建得富丽堂皇，气势非凡，府中许多建筑是仿照皇宫的一些宫殿建造的，并有庭园点缀，园中假山叠石、曲廊亭榭、花木泉池，结构曲折变幻，风景秀美幽深，可与圆明园相媲美。此府当时就已名满京城。许多王公大臣对此垂涎三尺。据说，干隆帝十七子庆僖亲王永璘就非常喜欢这座府第。有一次，他与信臣饮酒，有人劝他多向皇上示才，以争夺储位，庆亲王笑道：“天下至重，何敢妄窥，惟冀他日将和珅邸第赐居，则愿足矣。”后来，嘉庆帝即位，查抄了和府，没收了此第，并把它赐给庆亲王，以示对他不愿争位之赏，只留下其中三间院落赐给干隆帝钟爱的十公主和额驸丰绅殷德居住。后来公主死后，整个王府归于庆王。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庆王后人因罪夺爵，此宅遂没于内务府，一直空闲，直到今天咸丰帝将其赐给奕訢。从此以后，这里一直被称为恭王府，奕訢及其后人在这里生活了八十五年。咸丰帝将此豪宅赐给奕訢，显示了奕訢在咸丰帝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但同时，咸丰帝深恐奕訢因此而春风得意，桀骜不驯，于是又送诗一首，以示告诫： 名园朗润近圆明， 赐额心同弟与兄。 孝弟立身先务本， 慰予厚望勖公平。 咸丰帝以“孝弟”的古训相勉，可见，咸丰帝胸中还是有一丝担忧、几分顾虑。但他和奕訢兄弟二人的关系，相比以前在逐渐好转，则是可以肯定的。 六月，咸丰帝遣使册封奕訢为恭亲王。奕詝即位之初就已遵先皇遗旨，封奕訢为恭亲王。迟至三年之后才正式颁册封定。这三年来，咸丰帝一直在观察和考验着奕訢：如果他态度恭顺，能与自己休戚与共，即可委以重任；如果恃才傲物，目无君长，恐怕他那个闲散亲王也做不成。这次正式册封，表明三年来考验基本合格，而奕訢也知道，面对新皇，自己只能以恭顺安服的态度、韬光养晦的举止，获得咸丰帝的初步谅解和信任。 第三章 韬光养晦(3) 七月，咸丰帝的师傅、协办大学士杜受田离京赈济水灾染病去世，咸丰帝深为悲痛，追授太师名号，晋大学士职衔，赐予文官最高谥号“文正”，赐金五千治丧，颁发诏书，称其“品断学粹，正色立朝，皇考深加倚重”。当杜受田灵柩运抵京城，咸丰帝亲自祭奠，抚棺而哭，非常悲伤。此外，咸丰帝又委託奕訢护送其灵柩归籍。对一个大臣之死，天子哭奠，亲王奠送，仪礼之重，在有清一代是罕见的。杜受田极尽死后哀荣，究其原因，除了他对咸丰帝有教授启蒙之恩，更主要的是，他有辅导咸丰帝夺得帝位之功。 痛失皇位，是奕訢心中永远的伤痛。此番奕訢奉命奠送杜受田灵柩，心中难免起伏不平，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得到他此时的心思：自己乃堂堂亲王，却要为一位大臣送灵，何况此人生前曾是自己夺取皇位的最大障碍，怨恨他还来不及，现在却要为他送灵……接着他又想起自己的师傅来，首任师傅翁心存仅授业一年，且自己年幼，对他没什么印象，贾桢可算是自己的恩师了，但他主试江南后，偏偏母亲去世，为了尽孝，离开了上书房；第三位师傅卓秉恬，也是个宿儒，可他在关键时候指导缺乏应变策略，一味催促自己抓住一切机会在先皇面前显露才华，结果痛失皇位……日后，奕訢经常怀念恩师贾桢，而对卓秉恬却讳莫如深，由此也可以看出，奕訢对痛失皇位一事，终其一生都是耿耿于怀。 奕訢奉命料理完毕杜受田的丧事，乔迁新居，住进了皇上新赏的豪宅。终日寄情于诗文经史，陶醉于园中清溪荷池、亭台楼阁、花草树木，涵情养性，显得怡然自得，轻松自在。 也许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兄弟二人之间的关系，咸丰帝特地选择良辰吉日，于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临幸恭王府，看望奕訢。并将花园御书易名为“朗润园”，御题园内池水为“月同明池”，御题各室为“明道斋”、“棣华轩”、“萃轩”，最后仍示以手足之情，亲赋《赠恭亲王》一首。奕訢对咸丰帝的此番题字赐名赠诗深感受宠若惊，当即和诗一首： 第7页 銮舆临莅日晴朗， 常棣恩周念弟兄。 更幸赐诗承渥泽， 勉输愚悃颂昇平。 面对皇上一次又一次的恩典和礼遇，奕訢没有忘乎所以，而是把自己一颗热衷政治与权力、渴望有所作为的火热焦灼的心藏得更深。他像一条沉潜在深渊中的蛟龙，等待着飞腾之日的到来。 第四章 初试锋芒乍浮沉(1) 咸丰帝封奕訢为恭亲王之后，只让他充任一些礼仪性的工作，如每年宣宗成皇帝（道光帝）的周年忌辰，都是遣恭亲王奕訢祭慕陵。慕陵行敷土礼，并行大飨之礼，也由恭亲王奕訢代理。咸丰三年三月，咸丰帝又命奕訢管中正殿、武英殿事，也属闲散职务。此时的奕訢，可以说是基本上还游离于清廷政治舞台之外。奕訢也清醒地知道，皇上对自己心存顾忌，因此处处谨言慎行，韬光养晦，藏才示拙。但是，随着大清政局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奕訢作为清王朝统治集团的一员，便逐渐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早在道光末年，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以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促使人民群众不断走上反抗的道路。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即位时，人民的这种反抗已遍布全国。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终于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咸丰帝刚刚即位，洪秀全即起事金田；这样，1851年既是咸丰元年，也就成了太平天国元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两个政权、两个年号。这对刚刚即位不久的咸丰来说，真是时运不济。当时有朝内大臣认为这是由于咸丰帝当年在基福宫出生，堂内悬有“洪范五福”的匾额，这“洪范五福”正是洪秀全起事犯乱的先兆。这自然是无稽之谈，徒增笑料而已。 就在洪秀全在金田振臂一唿之后，太平天国农民军长驱而进，势如破竹，克永安、破全州、占道州、夺郴州、取汉阳、陷武昌。至咸丰三年（1853年），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南京。攻陷南京之后，天王洪秀全进入南京城，以硝烟未散、血腥犹存的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宣布将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国都。此时，太平军总兵力已达六十多万。此后，林凤祥、李开芳率部继续北伐，直逼京城；胡以晃、赖汉英继续西征。 就在太平军节节胜利、步步紧逼的同时，天地会起义、福建小刀会起义、福建永春起义及捻军起义一时风起云涌，大清帝国成了点燃的火药桶。 为了扑灭这场来势兇勐、眼看就要焚毁江山社稷的大火，咸丰帝调兵遣将，先后起用林则徐、周天爵、李星沅、徐文缙等名臣；重用姚莹、严正基、丁守存、江忠源等干才；调用乌兰泰、向荣等勇将。然而，百般努力均无济于事，大火很快席捲了半壁江山，眼看就要烧到皇城脚下。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咸丰帝惊惶失措，问计于朝内文武大臣，满朝文武一筹莫展。气得咸丰帝“啪”的一拍御案，大声怒道：“成何体统！内外文武大臣，视国如家者固不乏人，然泄泄沓沓，因循不振，禄位之气重，置国事于不问者，亦不復少！”众人见皇上发怒，无人敢言，纷纷垂头。咸丰见众人个个萎靡不振，垂头丧气，更加气愤： “国家有大政事，特交会议诸王公大臣等，自应公同会集，虚衷商榷，讨论精详，方于政事有益。……近年以来，凡遇会议事件，或託故不到，或推诿不言，或藉端闲谈，置公事于不问。其首先发言之人，或目为擅专，或笑其浮躁。甚至遇有交议，并不会集，一任主稿衙门委之司员书吏，分送片稿，各衙门堂官，随同画诺，或明知未协而不肯言，或依违将就而退有后言。似此因循委卸，相习成风，又何以用会议为耶？嗣后诸王大臣等，如遇特旨会议事件，务须遵照旧章，共同面商，虚心筹酌，迅速定议具奏，毋得推诿耽延，仍蹈积习，有负朕集思广益之至意。此旨着各衙恭录悬，俾触目警心。” 王公大臣们对皇帝特旨交议的事件，尚且如此敷衍，其他可想而知。由此可见，庙堂上下已是一派“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可悲气象。 然而，就在满朝文武百官浑浑噩噩、一筹莫展之际，恭亲王奕訢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虑，于1853年3月17日，也就是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前，同惠亲王绵愉、惇郡王奕誴一起，上奏咸丰，慷慨陈词，就储备火药、安抚难民、筹裕仓库，以及京城严门禁、整器械、训练辽京驻防官兵等问题，向咸丰帝提出建议，以保卫京畿，防止农民起义的烈火蔓延。这一奏议当即得到咸丰帝的高度赞赏。 第四章 初试锋芒乍浮沉(2) 这年四月十日（5月17日），咸丰帝交给奕訢一项差事，让他验看内务府所存金钟。这是根据奕訢的岳父兵部尚书桂良三月二十四日奏议作出的安排，原奏说内务府广储司银库现存大金钟三口，应通融变折，以济军需；另外，歷年查抄获罪官僚家产亦应核实确数。经内务府回奏说，歷年查抄家产所得款项已经陆续用光，库内无存，只有金钟三口，约重33000余两，未经传用。于是，咸丰帝便令奕訢负责此项金钟熔铸化钱事宜。 在此之前，咸丰帝只是让奕訢充任一些礼仪性的事务，这次，则是第一次交给奕訢关乎军国大计的实际工作。对于咸丰帝的信任，奕訢十分感激，他向咸丰帝表示将“始终奋勉，勤慎奉公，以期无负圣主委任之至意。”奕訢没有食言，他在这次工作中，“博访旁咨”，“实力讲求”，严防欺隐作弊，第一次表现出他干练的作风，由此进一步获得了咸丰帝的信任，兄弟二人的关系也进一步亲密起来。 第8页 奕訢等待多时的机运就要到来。 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太平天国北伐部队逼近畿辅地区，形势危急。九月九日（10月11日），咸丰帝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贊大臣，率军出征，并分别授予两人锐捷宝刀和讷库尼素宝刀。次日，命令恭亲王奕訢署理领侍卫内大臣之职，办理京城巡防事务。领侍卫内大臣设于清初，是由皇帝亲自统领的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中选其子弟材武出众者为侍卫，并以勛戚大臣统领，名叫领侍卫内大臣，官阶为正一品。十三日，咸丰帝又颁谕旨，恩准奕訢佩戴“非特赏不能用”的金桃皮鞘白虹刀。 十月，咸丰帝又将他与奕訢在上书房读书时共同研制的枪法“棣华协力”和刀法“宝锷宣威”合编起来，亲自作序，又令奕訢为之作跋，此枪法、刀法之名乃是先皇生前所赐，藉此表达希望兄弟二人同心协力的殷切愿望，奕訢对此绝对没有淡忘。咸丰帝此次重拾旧物、重提旧事，真可谓用心良苦，他希望奕訢和他能像儿时那样、像父皇所期望的那样，同心协力，共赴国难，因此他深情地对奕訢说：“分虽君臣，情原一体，惟期交劝交儆，莫负深恩，今日之协力非昔日之协力也。” 很快，咸丰帝又于十月初七日（11月7日）发布上谕：“命恭亲王奕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从此，奕訢以亲王身份入值军机，成为清王朝最高领导集团的主要成员。这一年，他刚好二十岁。虽然年轻，可他为等到这一天，经歷了与他年龄远不相称的太多的委屈与忍耐、太多的磨鍊与煎熬。 奕訢贊襄军务之后，首先全力围剿北伐军。他针对北伐军“分居镇海、独流二处”意欲分开清军兵力的企图，强调“必须大兵云集，四面合攻，方可一鼓歼除”。为此，他极力调和胜保与僧格林沁两支大军的矛盾，令其合力攻剿。咸丰四年（1854年）初，胜保所统兵勇已达三万多人，又调杭州将军瑞昌、山东布政使崇恩各统所部千人北上，而北伐军人数此时不足万人。 北伐军据守镇海、独流一百天，在兵员伤亡、粮食已尽、援兵不至的艰难形势下，不得不于1854年2月5日突围南撤，经大成县至河间府东城镇。奕訢知道一旦北伐军逃过黄河，就难以对付了，于是奕訢奏请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率马队紧追，对北伐军继续实行合围。咸丰帝暗自惊佩其胸有全局，指挥若定。一月后，北伐军再撤至阜城，很快又被三万清军包围。北伐军孤军深入，劳师远征，早已人困马乏，几近强弩之末了。 天京得知北伐军失利待援，1854年2月由夏官右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崇扬、夏官副丞相陈仕保率军，从安庆出发，经河南，转江苏，在萧县西北一带过黄河，入山东，3月31日直逼距阜城二百余里的漕运咽喉要地临清城。 奕訢得知北伐援军渡过黄河，又请令胜保率万余清军赶往山东堵截。4月4日，当胜保的军队抵达临清外围时，北伐援军在勐烈攻打临清之后最终攻占了临清，可得到的仅是一座空城。北伐援军刚进城，就被清军围得水泄不通。阜城北伐军得知援军被围，于是自突围东去，攻占东光、连城，欲南下迎接援军，恰恰遇上僧格林沁率队赶到，困于连城。北伐军经协商决定派李开芳率马队突围而出，急行二日，偷袭高唐成功。距临清仅几十里之遥，只可惜援军据守临清数日，见城内无粮草，军心不稳，已于三日前南下弃城而去。这样，原本只有数千人的北伐军，一分为二，势力更弱。 第四章 初试锋芒乍浮沉(3) 随后，胜保率军将高唐团团围住。留守连城的北伐军，坚持到1855年3月，粮尽失守。林凤祥被俘，3月15日，在北京凌迟处死，僧格林沁因功晋封为博多勒克台亲王。胜保久攻高唐不下，先后受到拔去花翎和革职留任的处分。 连城北伐军被歼后，咸丰帝将胜保解京问罪，令僧格林沁移师进攻高唐。李开芳得知林凤祥部覆没，突围南下，入踞荏平县冯官屯。僧格林沁率队包围冯官屯，久攻不克后，引运河水淹冯官屯。5月13日，李开芳率八十余人突围被俘，被解送北京，6月11日英勇就义。 至此，太平军轰轰烈烈的北伐，在清政府动用全国力量的镇压下平息了。咸丰帝欣喜万分，对有功人员大加封赏。恭亲王奕訢被“着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奕訢自入军机以来，一年当中，已先后被授予宗人府右宗正、宗令、都统、阅兵大臣等职，现又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可谓年少得志，荣耀之极。 踌躇满志之际，奕訢有点忘乎所以了，他忘记了自己与皇上之间曾经有过的微妙关系，以为皇上已经彻底信任了自己，渐渐显露出个性之中的锋芒。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也就是北伐的太平军被消灭两个月后，奕訢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卧病不起。奕訢素有孝心，看见生母憔悴的面容，感慨万端：昔日皇额娘抚养自己和皇兄，悉心照料，无微不至，母子融洽，兄弟和睦。可如今风烛残年，兄弟俩身份和地位也判然两别，形同霄壤。皇额娘当年颇为先帝所宠，位列六宫之主，也曾有抚圣之功，如今恐将带着遗憾离开人世…… 原来，博尔济吉特氏，是刑部员外郎花良阿之女，嘉庆十七年生。初入宫时封为贵人，很受道光帝的宠爱，道光六年十二月封静嫔，翌年四月晋为静妃。咸丰帝登上皇位之后，封其为皇贵太妃，奕訢对此很不满意。奕詝幼时生母全皇后暴崩，博尔济吉特氏视其为亲生儿子，将他抚养长大。奕訢认为，皇兄应该封她为皇太后才是，并时常提出这个请求，但咸丰帝一直认为有违祖制，没有同意。 第9页 太妃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奕訢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沉重。一日，咸丰帝前往康寿宫探视太妃病情，恰与奕訢相遇，便询问起太妃病况，奕訢当即跪下泣言道：“已笃！”并说若不封她为皇太后，恐将死不瞑目。咸丰帝仓促之间，不可置否，只是随口“喔喔”敷衍两声，未作明确答覆。奕訢竟传矫旨，将生米煮成熟饭。最后，咸丰帝不得不在七月初一传旨，尊康慈皇贵妃为皇太后。此后，第八天，也就是七月初九日，康慈皇太后带着新封的封号死去。大清开国以来，只有尊嗣皇帝生母为皇太后的定例，从没有嗣皇帝尊先皇妃嫔为皇太后的先例。奕訢生母乃道光帝之妃，被尊为皇太后显然有违祖制。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奕訢乃先帝遗命亲王，其母又是六宫之主，咸丰一直担心他们母子联合起来，对自己不利，所以，奕訢强逼自己封其母为皇太后，显然刺中他心中最敏感的神经。 奕訢虽然为其生母争得荣耀，却在政治上大大失分。咸丰帝对此事耿耿于怀，七月十一日发布上谕，减杀太后丧仪。接着七月十二日，又颁谕旨，决定大行皇太后不升太庙，谨升祔奉先殿。 咸丰帝减杀太后丧仪的做法，不能不激起奕訢的强烈不满，使奕訢同咸丰帝发生冲突。七月二十一日，皇太后梓宫安奉绮春园迎晖殿，咸丰帝即迫不及待地发布上谕，借名奕訢“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解除了奕訢的全部职务。同时命吏部尚书翁心存恭理丧仪，剥夺了奕訢办理亲生母亲的丧礼的资格。十月二十五日，皇太后梓宫奉安山陵，二十七日，咸丰帝怒犹未尽，再次发谕：“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皇考宣宗成皇帝升遐，朕与顾命大臣敬启密缄，亲奉硃谕，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钦此。朕祗遵遗命，于十七日降旨，封奕訢为恭亲王，并于恭撰慕陵碑文内，敬谨叙述。惟是中外臣民，但旨奕訢之封亲王，系朕即位后推恩，未知系皇考遗命，不足以传信后世。着将此旨付史馆，于实录本纪内，将皇考硃谕封奕訢为亲王，纂入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遗命各条之此，以昭信史。” 第四章 初试锋芒乍浮沉(4) 这道上谕，实际上等于向中外臣民宣告：如果不是道光帝的遗命，咸丰帝根本就不会封奕訢为亲王。其恼恨之情，真是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昨日还是一国军机领袖，权倾朝野，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仅剩一虚空的“亲王”封号。真是祸福荣辱，旦夕之间！这对一位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亲王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心里在唿喊：我究竟做错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主宰着这世间的一切？难道这世间就没有了真情和信任？没有谁能够回答他。 顿时，他是那么地伤心、无助，冥冥之中，他似乎看到了皇阿玛那慈祥的笑脸，他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任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 自恭亲王奕訢遭到咸丰帝罢斥，退出军机处之后，朝中文武大臣，因循积习，萎靡不振。虽互有短长，而事上以谄，接下以吝，却是惊人地相似。稍有事故，尽如盲痴，一筹莫展。堪担重任者，实无其人。在宗室近支中，咸丰帝其他几个兄弟，或才力平庸，或年幼无知，均难当军国重任。而咸丰帝又对汉人很不信任，这样一来，作为宗室近支的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便受到信任和重用。但他们苦于汉文不甚通达，且自觉才短，于是合力向咸丰帝推荐肃顺。 肃顺，清太祖努尔哈赤侄子济尔哈朗的七世孙，郑亲王端华的异母兄弟。据载，此人生得“状貌魁梧，眉目耸拔”，为人豪放不羁，结交广泛，颇有游侠气概，而且机敏干练，又有惊人的记忆力，据说“接人一面，终生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步军统领称赏其才，将其举荐给咸丰帝，受到咸丰帝的召见，从此肃顺开始步步高升。咸丰四年，授御前侍卫，署正红旗满洲副统领，升工部左侍郎，旋调礼部左侍郎。 经载垣和端华鼎力举荐，咸丰帝也非常欣赏肃顺的干练果断的作风和超出当时诸人的见识，遂委之以重任。咸丰五年（1855年）五月，以筹办巡防，下部议叙。十一月，以恭勘慕陵（道光帝墓地）工程，并恭送孝静康慈皇太后梓宫暂安礼成，加一级。咸丰六年七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八月升理藩院尚书。八年二月，充查城大臣。九月，调礼部尚书，管理藩院事务，十二月调户部尚书。可见，肃顺真正发迹，是从咸丰五年开始，也就是奕訢罢退军机以后，仅仅四年时间，他由一个御前侍卫，升为户部尚书，真正可谓飞黄腾达。由于受到咸丰帝的赏识和重用，其权势渐渐凌驾于军机之上，军机大臣皆拱手听命而已。 从此载垣、端华、肃顺三人朋比为奸，权势日张，而肃顺更是恃宠而骄，飞扬跋扈。 第五章 临危受命(1) 自罢退军机处以来，奕訢一直是在上书房度过的。由一国军机之首到闲散亲王，这个落差太大了，无论是谁也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在上书房的日子里，与各位师友相互吟和酬答，表面上闲散宁静。然而，胸中的孤独、忧虑与不平时常如波浪翻滚，难以平息。其间，曾赋诗一首，表达了心中的抑郁与不平： 牢落天涯客，伤哉志未伸； 第10页 独醒空感世，直道不容身。 忠荩遗骚雅，高风问楚滨； 怀沙数行泪，饮恨汨罗津。 自比蒙冤被逐的忠臣屈原，大声诉说举世皆醉惟我独醒的哀怨。而这时大清的朝堂之上也确乏清醒之臣，剿灭太平军北伐部队的暂时胜利让满朝君臣都松了一口大气，并产生了陶醉感。面对大清的种种灾难，作为大清的皇子，奕訢的心灵一刻也没有宁静过，他时时关注着日益恶化的时局。 虽然由于太平军在咸丰六年八月（1856年9月）“天京变乱”的血腥内讧之后走向衰落，大清王朝内忧暂时缓和，但外患加剧，西方列强的侵凌日益紧迫，咸丰六年正月发生了“马神甫事件”，九月又发生了“亚罗号事件”。“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起因是一个名叫马赖的法国天主教神甫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活动，犯有种种劣行，被西林知县张鸣凤抓起来判了死刑。“亚罗号事件”则起因于中国水师检查走私，在中国船亚罗号上查获了海盗。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藉口亚罗号曾在香港领过英籍登记证（事实是早已过期），对中国水师船只检查横加干涉，引发外交摩擦。英法两国以此为藉口，联手发动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七年十一月十四日（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入侵大清帝国南大门，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美俄两国也趁火打劫，以图共同分赃。 咸丰八年四月初八（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突袭大沽炮台。炮台守军英勇反抗，奋不顾身，甚至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他们捨身杀敌的壮举，使敌人大为惊骇。就在炮台守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之时，直隶总督谭廷襄临阵脱逃，使炮台守军斗志一落千丈，又由于清军武器落后、防务简陋，关系京师安危的大沽炮台随即失陷，大沽口被英法联军占领。之后，英法联合舰队溯白河而上，畅通无阻，直扑天津，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廷无力抵抗，一心求和。四月十七（5月29日），慌乱之中的咸丰帝採纳钦差大臣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等人的主张，力主妥协，委派耆英为钦差大臣，主持对英法的和谈。然而，在此之前，英国军队攻陷广州时，英军在缴获的两广总督府文件中，发现了耆英主张对英要採取外和内硬两面对付手法的奏报，英方认为耆英不够坦诚，所以，英方对耆英主持谈判予以反对。五月，耆英到天津，要求会见英国代表额尔金，遭其拒绝，中英谈判由此濒于破裂。桂良通知英方，中国已经做出让步，准备允许外国公使驻扎天津。耆英再次正式告知英方，他是谈判的中方全权大臣，额尔金仍不出面，只委派副代表李泰国见耆英。耆英告诉李泰国，他和李泰国的父亲李乔治（英国驻广州首任领事）是好友，希望以此来打动李泰国。而李泰国非但不买耆英的帐，反而当着耆英的面公开宣读英方缴获的耆英“佯示友好，安抚夷人”的奏疏，当面羞辱耆英。 在这种情况下，桂良、花沙纳恐阻和议，于是上奏朝廷，请求召回耆英。咸丰帝接奏后，感到困惑，责问桂良等为何不让有经验的耆英参加谈判？但这一谕旨尚未送到天津的时候，耆英已经踏上返回京城之路。咸丰帝责其畏缩无能，办理不善，且借辞推卸责任，又未奉特旨，擅自回京，于是将其下狱议罪。奕訢等人奏拟将耆英定为“绞监候”，先禁牢中，等春、秋两季再正式下令处死。而肃顺却单独上书，说：“今尚有办理夷务之臣，若皆相率效尤，畏葸潜奔，成何事体？”咸丰帝遂赐耆英自尽。 议和期间，恭亲王奕訢曾上奏咸丰帝反对对英法侵略者委曲求全，指出“夷性无厌”，倘若“因其桀骜，勉强议准，以图暂了目前，则无厌之求，转瞬又生枝节，日甚一日，仍归于战而已。与其追悔于后日，不若坚持于此时”。并提出三条解围计策：一、训练天津乡勇；二、增强僧格林沁所部军力；三、命令广东乡兵攻击香港，“围魏救赵”。这一、二两策，在当年击败北伐的太平军时就被证实十分有效，第三条计谋更有创意，咸丰帝眼睛为之一亮，并命大臣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对策。但是，奕訢的计策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前往天津议和的桂良和花沙纳等人，就已在侵略者威逼下步步退缩，甚至将咸丰帝关于设法阻止英法两国公使的上谕抛置脑后，全盘接受英、法、俄、美四国要求，先后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同年西历11月，桂良等在上海又同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签订，进一步丧失了中国的主权，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第五章 临危受命(2) 天津妥协求和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官员群起反对。奕訢也向咸丰帝上奏，不顾岳父的情面，指名道姓批评桂良的妥协软弱，并严斥英法所提各项要求不合情理，尤其认为，江岸通商“万不能准”。他说，长江两岸“无论山川设险之所，城邑扼要之区，处处皆中原大局所关，断不宜令夷人实逼处此。”吏部尚书周祖培、御史尹耕云等数十人联名上书，列举公使驻北京之“八害”，主张以武力抵抗英法联军的侵略。咸丰帝也非常愤懑，曾令桂良等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宁愿以免除关税来换取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歷、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代表到北京换约。但是，英法方面不容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第11页 英法政府竟然还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多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咸丰九年）6月20日，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与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并于25日突然再次袭击大沽炮台。清军奋勇反击，重创侵略者。英法侵略者恼羞成怒，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18000人，法军约7000人，船舰200艘，来华扩大侵略战争。 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次北上，4月占领舟山，5、6月进踞金州、烟臺，入寇天津，咸丰帝慌了手脚，急忙命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北京通县），命大学士瑞麟带兵一万火速赴通州设防，又派侍郎文俊和武备院卿、前粤海关监督恆祺赴天津与英法求和。可是，英国公使额尔金嫌他们官职低，拒而不见，咸丰不得不改派大学士桂良赴天津与英法侵略者的谈判代表巴夏礼议和。在谈判中，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求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对英法赔款各白银八百万两，并要求先付现银二百万两，桂良到天津后表示全部接受。巴夏礼等进而提出赔款应立刻交付三四百万，至少一百万，公使进京须带军队四五百名，由巴夏礼率数十人先赴京察看。巴夏礼声称：“如有一款不准”，“即带兵北犯”。桂良知道，这些条件是苛刻的，但为了防止谈判破裂，无奈不得不“概为允许，以解危急”。可是，桂良此举，遭到朝臣们的坚决反对，咸丰帝也对此非常不满，传旨严厉斥责桂良“未免示之太弱”，表示英法联军提出的苛刻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谈判破裂。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开始由天津出发北上，直逼通州，形势十分危急，咸丰帝急命怡亲王载垣，会同大学士桂良、兵部尚书穆荫一起，再次向英、法求和。七月二十九日，英方派巴夏礼和威妥玛到达通州，载垣即前往东岳庙接晤，与之反覆辩论达八个多小时，直至午夜方散。载垣、穆荫全部接受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八月初二日，英法侵略者得寸进尺，派英法使臣又在东岳庙与载垣会晤。会谈期间巴夏礼的态度十分傲慢，大声叫嚷要求带兵入京，面见皇帝，亲递国书。载垣则认为事关国体，万难允许。初三日，巴夏礼又提出清军撤离张家湾的无理要求，情词桀骜，遭到载垣的拒绝，谈判破裂。 载垣知道抚局断难议成，当即命令僧格林沁截逮巴夏礼，押赴京城。咸丰帝在议和不成的情况下，只得硬着头皮抵抗，再次下令与英法联军决战。 咸丰十年八月初七（1860年9月21日），八里桥大战爆发。八里桥是由通州通向北京的要道，清廷认为此战关系到京城的安危、百姓的生死、天子的荣辱、国家的命运。这也是两个时代、两大阵营之间的歷史大决战，一方是拥有数千年传统、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的大清骑兵力量，一方是经过近代工业革命之后，以炮兵为核心的英法近代化军队。此时，清军已被逼得无退路可走，因此，全体将士视死如归，奋不顾身地沖向敌人。但是，血肉之躯怎能抵挡英法联军的枪林弹雨？这些大清的勇士们纷纷倒在了血泊之中，副都统胜保中弹，受伤落马，全军将士伤亡惨重，清军全线溃败，英法联军兵临城下。 第五章 临危受命(3) 这一战清楚地暴露出大清王朝的外强中干，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指挥等方面，清军比列强的军队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在这种力量悬殊的形势下，仅凭忠诚勇敢、白刃肉搏，妄图取得胜利，是多么的不切实际。歷史何其严酷，而战争又是何其悲壮！八里桥的勇士们伤痕累累、满身血迹与尘土和在浓烟中缓缓倒下的身影永远定格在歷史的画卷之中，定格在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心灵深处，让每一个中国人记住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 就在惊闻八里桥大败的那个晚上，咸丰帝召开宫廷秘密会议，决定逃离京城。此日，他发布上谕，将办理和局不善的钦差大臣载垣、穆荫撤职，授恭亲王奕訢为“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 奕訢临危受命，无限感慨，自咸丰五年七月罢退军机，到今天临危受命，其间五年的时光，近两千个日日夜夜，上书房成了他的栖身之地，吟诗、读书、习字成了他生活的全部，表面的闲散实际上包藏了怎样一颗焦灼的心。对于一个素有强国大志而又目睹山河破碎的大清皇子来说，这是一段何其漫长的煎熬。不到生死攸关、万不得已的时刻，不是手下确实再也没有能干的心腹大臣，咸丰帝不会再次委以奕訢大权。不过现在，危难之中，他终于重见天日了。内忧外患，对大清来说是大不幸，但对恭亲王奕訢来说却是大幸。拥有出类拔萃才华的奕訢，本应该才尽其用，可偏偏只有在国之将亡、众人无能为力的时候，人们才会想起他的存在。这是奕訢的悲哀，也是一个王朝的悲哀。 次日（9月22日）清晨，咸丰帝不顾“廷臣伏地力争”，在载垣、端华、肃顺等亲信王公大臣的扈从下，带着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和五岁的儿子载淳，从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将全部残局交给了奕訢。 这是清朝歷史上第一次皇帝出逃京城。这一日的车马队伍，没有了往日的威仪，有的只是狼狈。去热河的大道上尘土飞扬，车马寥寥，颠簸而行，咸丰帝深感愧对列祖列宗，一路落泪不止。他走得太匆忙了，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再多看几眼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的皇城，他也万万没有想到，此次离开，他再也没有能够回来。 第12页 第二部分 第六章 督办和局(1) 咸丰仓皇出逃之时，京城危急。城外，英法联军气势汹汹，虎视眈眈；城内，秩序混乱，人心惶惶，守城之兵无钱无粮，不足抗敌。奕訢在仓促之中接手，万事不备，形势十分严峻。 奕訢迅速理清思路，咸丰十年八月初七（1860年9月21日），就在他接到咸丰谕旨之后，即照会额尔金和葛罗，告知载垣、穆荫因“办理不善，已奉旨撤去钦差大臣”，准备派人“前往面议和局”，希望能“暂息干戈，以敦和好”。同时，他派人整顿城内秩序，安定民心，并挑灯疾书，草拟文书，严令各地勤王之师赴京守城。当他拟完最后一封文书，不由长长舒了一口气，向窗外望去，窗上已泛起一层光亮，天将亮了。 新的一天是随着一份圣谕一起来临的。 在昏黄的灯光下，奕訢打开圣谕，一行行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 和硕恭亲王奕及其留京诸臣：此次北巡，事出有因，行事仓促，朕未能与尔等细商守城之事宜，今特发明谕，着令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吏部尚书文庆为留京办事王大臣，着令军机大臣文祥署理步军统领，义道、文庆、文祥驻禁城，周祖培、陈孚恩、藩祖荫、宋晋为团防大臣，守外城。奕驻圆明园善绿庵，专办抚局，不必亲见夷使，也不必进住城中，以免不测。 看罢，一阵酸楚涌上心头。想自己为大清朝分忧解难，殚精竭虑，皇上还是对自己充满了猜疑与顾忌，既没有被授予节制守城文武大臣之权，又不允许进住城中，就是与夷人和议，也由恆祺等人去办理，自己与前几任钦差大臣并无区别，仅是一议和大臣而已。 奕訢很快收到额尔金和葛罗的復照，復照要求先放战俘，声称在被俘人员安全返回之前，决不能“停止干戈”，“再议和好”。25日，又发出最后通牒，宣布三天内若不将全部战俘释放，并同意于通州签订条约，就攻占北京。奕訢等人认为，外国侵略者“狡猾成性，动施伎俩，即使放回巴酋等，未必几能罢兵”。而且巴夏礼等既被拘执，怀恨必深，如果放其回去，必然怂恿英法联军攻城，决不能轻易释放。奕訢的这一主张深得咸丰帝的贊同，认为所办“甚是”，并说“以后情形，实难逆料，朕亦不便遥为指示，只有相机而行”。于是，奕訢在给英法联军的復照中坚持先撤军，后释放战俘。初出茅庐的奕訢想得太简单了；敌强我弱，对方会就此接受撤军的要求吗？果然，额尔金于9月30日宣布拒绝交涉，将此事移交联军司令部处理，和议毫无进展。 额尔金在巴夏礼等人被俘一事上大做文章，似乎这是问题的关键，其实不过是一种拖延战术。经张家湾、八里桥两次激战之后，英法联军的军火消耗殆尽，无力骤然攻城。但自从大沽沦陷后就倾向主和的僧格林沁，此时却成了惊弓之鸟。他见英法联军“数日不动”，便以为其“另有诡谋”，请求咸丰帝命奕訢对巴夏礼“加以恩礼，妥为看待”，并一再陈述所带马步官兵屡次战败，士气不振，人心涣散。因而建议赶紧议和。八月二十日（10月4日），他竟别出心裁地派出一批商人“备牛羊千头前往夷军犒师请和”，遭到英法联军的侮辱和拒绝。他们夺走食物，却声称：“此国中大事，非尔商人所得闻也，必欲以和议请，须恭王自来。”于是恆祺再请释放巴夏礼。奕訢在这关键时刻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第二日，英法联军进逼德胜门、安定门一带；次日凌晨，进犯圆明园。僧格林沁、瑞麟所带各队，望风而逃，不战而溃。奕訢等人从圆明园仓皇逃至万寿寺，后又连夜迁往卢沟桥。英法强盗闯入圆明园中大肆劫掠，一场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劫难开始了。 圆明园是清代皇家园林，也是皇帝处理政务的重要场所之一，素有“万园之园”的美称。它是在明代园林的基础上，歷经康熙、雍正、干隆、嘉庆、道光和咸丰等朝一百五十多年的不断增修扩建，形成了一座世界上罕见的宏伟壮观的宫苑。这座大型的皇家园林，融汇了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华，堪称中国园林建筑最光辉的杰作，在世界园林建筑史上也享有盛名。园内陈设极为丰富华丽，不仅收藏有国内外极为珍贵的艺术品，而且还保存了大量的歷代图书字画、鼎彝礼器和清代文书档案。它不仅是一处汇萃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而且还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博物馆。 第六章 督办和局(2) 关于这次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情形，《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在当年九月二十五日发出的通讯中说：“据估计，被劫掠和被毁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镑。在场的每一位军人，都掠夺了很多。在进入皇帝的宫殿后，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玉的时计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瑯瓶，因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破……” 在大肆劫掠之后，英法侵略者还不满足，为了给清政府留下“赫然严厉”的深刻印象，也为了消灭他们劫掠的罪证，竟然四处放火，顿时，火光沖天，仿佛一张幔子，笼罩着整个天空，烟雾随着大风蔓延到附近的万寿山、香山和玉泉山的一些建筑。黑云压城，日光淹没，看起来就像一个长期的日蚀。大火烧了两天两夜，一座经营了两百多年的、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和中外罕有的艺术宝库，竟然化为一片废墟。 第13页 残酷野蛮至此，天人为之共怒！咸丰帝得知圆明园被毁，悲愤交加，热泪不止。而奕訢，作为爱新觉罗的子孙，亲眼看见列祖列宗苦心经营的皇家园林被英法强盗付之一炬，心里也充满了无比的悲愤和痛恨；而作为留守北京的全权议和大臣，没有能力阻挡英法强盗的滔天罪行，他的心里也充满了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英法强盗劫掠和焚毁圆明园的消息传到法国，当时法国着名作家雨果在一封严厉谴责英法联军罪行的信上，沉痛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们欧洲人总是把自己看作文明人。对于我们说起来，中国人都是野蛮人。看！文明就是这样对待野蛮的。 在歷史的审判台面前，一个强盗叫做法国，另一个则叫做英国。 侵略者劫掠了圆明园之后，奕訢见事已如此，“万不能再议抚局”，奏请奔赴热河。咸丰帝却在答覆中要求奕訢于万难之中，设法极力挽回，以冀维持大局。 八月二十三日（10月7日），英法使臣约见恆祺，要求于二十四日释放巴夏礼等人，否则立即开炮攻城，同时在德胜门外放空炮示威。守城王大臣庆惠、恆祺、义道等人惊恐万分，按咸丰帝谕旨的权限，未与奕訢函商，便在二十四日（8日）擅自释放了巴夏礼等人。英法联军得寸进尺，于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来照，声称二十九日（13日）午时将派兵把守安定门，届时如“不照所议，更有阻挠，立将京城攻开”。对此，奕訢满腔愤怒：刚把人质放还，又要占据城门，欺人太甚，岂有此理？但此时兵临城下，只得妥协，他提议待双方议定开城章程后再开城门。但义道等人掌守城之权，憷于夷人恫吓，未经奕訢同意，于二十九日（13日）准时打开安定门，并主动将安定门、德胜门一带守军撤退。咸丰帝是否在安排留京大员时作了特殊的人员安排，让他们互相牵制，不能团结一致对敌，我们无从得知，但当咸丰帝得知义道准备开城时，也确实认为“开门揖盗，害不胜言”，立即传旨要求“激励人心，坚守以待”。然而这道迟到的谕旨传到北京的时候，英法联军早已入城，安定门布满了英法联军的大炮，黑乎乎的炮口对准了皇城坚厚的城墙和高大的城楼。奕訢对义道开门揖盗的行为，非常愤怒，斥责他们是“被夷人虚声恫吓，为一身之计，初非为大局起见”。但事已至此，只能无条件议和了。于是他颇为伤感地向咸丰帝奏道：“此时藩篱已破，设有决裂，既无以为却敌之方，若再有意外要挟，臣等更何以自处？臣奕訢义则君臣，情则骨肉，苟能以一死而安大局，亦復何所顾惜。惟抚议尚无就绪，而腥膻已满都城，睹园庭之被毁，修葺为难，念行在之苦寒，迎銮莫遂，此所以彷徨中夜，泣下沾襟……” 义道、僧格林沁等二十多人也一同奏请咸丰帝敦促奕訢入城，速定和议。咸丰无可奈何，料想若与英法侵略者僵持下去，势必荼毒生灵，遂命奕訢迅速入城，“与该夷将本年所议续约画押盖印，并将八年天津条约互换，令其退出京城，再商定驻京章程”。咸丰十年九月初三（10月17日），奕訢回驻广宁门外天宁寺，次日照会英法公使，表示同意京城换约，要求指定换约日期。九月初三（10月17日），英法公使分别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英使额尔金在照会中，索赔“恤金”三十万两，限于10月22日以前交清。23日交换旧约，签订新约。法使葛罗在照会中除索取“恤金”二十万两外，又要求清政府退还歷次没收的法国天主教堂的财产，同时规定上述要求限于23日答覆。两国照会在最后都一致威胁说，如不一一满足上述条件，将立即攻占皇宫，并断绝漕粮，截取关税，直至进攻全国。10月22日，英法公使收到奕訢的復照之后，又提出无理要求，英国又提出割让九龙司、准许华工出国；法国除要求准许华工出国外，又另加准军民信奉天主教一条。面对英法的无理要求，奕訢已无法据理驳斥，自英法军队入城来，清军毫无抵抗之力，致使夷人气焰嚣张，难保不又生事端，所以一概允准。 第六章 督办和局(3) 22日，奕訢入住城内法华寺。24日（九月十日），礼部大堂彩灯辉煌，陈设华美，下午二时，英国公使巴夏礼乘马车率兵百人至礼部大堂外，由恆祺带见恭亲王，去帽为礼，四时，额尔金乘十六抬金顶绿围肩舆，姗姗来迟，鼓乐前导，带马步兵约千人，均持器械，自东四牌楼至礼部，络绎不绝。恭亲王奕訢走向前去迎接，这位英国大使竟佯装没有看见，径直走到签约大厅，甚至连头也没回一下。接着又一句话也没有对这位亲王讲，就自顾自地坐到为他准备的位子上。额尔金的傲慢无理，严重刺伤了奕訢的自尊心，但他只能强忍怒火。双方签约之后，额尔金大喝一声，随即所有的洋人霍地站了起来，不解其意的奕訢和其他所有的中国官员吓了一跳，也忙站了起来。这时，堂下走出一位英国的摄影师，“咔嚓”一声，拍下了这一场景。不知照相机为何物的大清官员们，个个呆若木鸡。惟有奕訢阴沉着脸，两眼放出仇恨的光芒。这一次奇耻大辱，给年轻亲王的心灵以极大的刺伤，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印痕，也对他以后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奕訢多次发出“庚申之衅，创巨痛深”的慨嘆，大力倡导“自强”运动，大概也受此影响。 第14页 就在这种充满仇恨的气氛当中，双方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当时，北京城上空，英法强盗焚烧圆明园的浓浓黑烟仍然未绝……第二日，仍在礼部大堂设宴，以同样的方式与法国公使葛罗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第一，《天津条约》继续有效；第二，增开天津为商埠；第三，中国对“大沽事件”表示“谢罪”；第四，改赔款数额为800万两（《天津条约》规定为400万两）；第五，英国公使驻京；第六，中国割让九龙司半岛南部给英国。《中法北京条约》共十条，内容与《中英北京条约》大致相同，另外增加了“中国归还天主教产，准许法国天主教士在各省购买田地、建造房屋”一项。 《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地位进一步加深，无疑也使饱受外侮的中国人民的原本深重的苦难又雪上加霜。 条约签订后，恆祺等人经与巴夏礼“面商酌定”，代拟一道谕旨，称“所有英法两国条约，现经互换，均已允准，即着行知各该省查照办理”，由奕訢、文祥奏请确认。咸丰帝据此另行颁发一道上谕，令“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但却未提“允准”二字。此项上谕送达北京前，英法侵略者又进而另拟一道上谕，强调“无不允准”，“永远遵行”，要求清政府照发。奕訢恐再生枝节，根据英法侵略者的旨意，将咸丰帝从热河发来的上谕“前后字句，恭加润饰”，随即向英法侵略者宣布：“所有和约内所定各条，均着逐款允准，行诸久远，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即着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咸丰帝闻奏，亦无异议。至此，中国近代史上又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被清政府所承认。 第七章 弃旧图自强(1) 和约签订之后，奕訢的心里并不轻松，英、法联军退至天津，可并没有南撤，原来洋人要求的两点：亲递国书、公使驻京并没有彻底解决。这可是咸丰帝最怕的两款。当然，奕訢心情沉重还有更重要的原因，现在和议已成，皇上会不会收回自己的权力？这些年来，他已摸透了皇上的心思，只有国家危难之时，万不得已，他才会把自己推向前台，一旦险情结束，他又会马上翻脸。而且这次议和，国力大伤，朝廷颜面尽失，追究起来，自己处在一线，当然难辞其咎，自己这一次会落得怎样的下场呢？奕訢经歷过一次大起大落，此时变得谨小慎微起来。他思虑良久，最终决定给皇上写份奏摺，申明情况，自请处置： 臣等自受命以来，与夷酋周旋数日，谨遵圣谕，与夷议和，草签和约，虽暂退夷兵，然危情未解，种种错误，虽由顾全大局，而扪心自问，目前之所失既多，日后之贻害无已，实属办理未臻完善，臣请皇上议处。 言词恳切，态度之谦卑谨慎，溢于言表。也许由于危难未过，咸丰帝反覆权衡之后，在答覆中说：“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亦深谅苦衷。自请处分之处，着无庸议。”对奕訢的议和之勤勉和实绩给予了肯定。但是，言词当中也透露出心中的隐忧。条约签订，已成事实，此时的咸丰帝，心里最担心的是，英法侵略者能否撤兵南返？如果他们在天津过冬，而不南撤，那么他一旦回京，侵略者也许就会捲土重来，再次提出无理要求。另外，英法侵略者提出的公使驻京、亲递国书的要求，怎样解决？而这两项要求，咸丰帝心里实在很难接受。为此，咸丰帝谕令奕訢在他回京之前，务必将亲递国书、公使驻京及不得再有要求诸事“与之议定，以免再生枝节”。 对此，奕訢敏锐地察觉到，自己议和在外，声望日隆，皇上身边的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敌难免会从中挑拨。他与皇上分开的时间越长，皇上对自己的疑忌会越深，自己的处境就越为不利。于是，奕訢和诸位留京大臣上奏道：“皇上为天下臣民之主，而京师乃四方拱极之区，宫禁虚悬，国基不稳，銮舆早日还宫，人心方能大定，天下才可安宁，乞望圣上早作圣断，择佳期迴銮。”可咸丰的答覆说：夷人虽退至天津，但天津距京较近，夷人又反覆无常，难保不会来京挟制，又生事端，所以，不能答应奕訢等人的请求。 于是，奕訢等人又上奏，建议咸丰帝西巡，定都西安。认为西安地处关中，既有山河之险，又有四关可守，夷人绝对不能攻取。奕訢等人起初要求皇上早日回京，现在又建议西巡，难免不引起咸丰帝猜疑。肃顺等人更是从中诋毁：奕訢议和成功，留京诸臣对其多有倾慕，夷人也都支持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想取代皇上而自立。一年前，当英法强盗兵临城下，肃顺等人力主逃奔热河，而奕訢等人力主不可，两人就已经结下仇怨，也由此形成了分别以他们为首的两个政治集团。肃顺之所以竭力阻止咸丰帝回京，也是出于他的野心。肃顺明白，咸丰帝龙体已垮，时日恐怕不多，而他惟一的儿子载淳年仅五岁，显然难担大任，咸丰帝临终前必然要託孤于亲信大臣，他肃顺必大权在握。所以他利用咸丰帝和奕訢之间的微妙关系，一再从中挑拨离间。肃顺的谗言，使咸丰帝回忆起他们兄弟二人以前争夺皇位时明争暗斗的一幕幕情景，不管他是否相信奕訢会自立为帝，但至少这大大加深了咸丰帝对奕訢的猜忌，心中的天平倾向了肃顺一边。 第15页 在此之前，当肃顺、载垣、端华等人在怂恿咸丰帝逃往热河之时，离京之议就已经遭到绝大多数大臣的反对。现在，他们对咸丰帝的蛊惑阻挠，更加激起留京大臣的不满和反对。胜保在上疏时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欲皇上之留塞外者不过左右数人，而望皇上之归京者不啻以亿万计，我皇仁明英武，奈何曲徇数人自便之私，而不慰亿万未苏之望乎？”胜保此疏，因反映了当时的“民意”，被誉为“近年有数文字”。肃顺集团已经大失人心。 第七章 弃旧图自强(2) 就在奕訢和咸丰、肃顺等人就是否回京问题上陷入僵局时，英法两国公使分别照会奕訢，表示亲递国书一事，决不勉强，同时表示不能亲递国书，一睹大皇帝风彩，甚感遗憾。 至于公使驻京一事，咸丰帝的长期担心成了多余。因为，早在中英《北京条约》签字的当天，伦敦陆军大臣通知额尔金说，英国公众对于这个战争已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厌倦中国战争，不愿为它花钱。如果英军在中国过冬，为此英国将支付一百万镑的占领费，这是英国所不能承担的。 而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之前，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就“确信在中国京城设置外国常驻使团，对俄国决不会带来好处”，因为公使驻京，会使英国凭藉其金钱和武力对中国各种事务产生“决定性影响”，而俄国在中国所拥有的手段，与英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上述想法促使伊格那提耶夫“竭力阻挠在中国设立各国公使常驻代表机构”，他列举种种理由劝说额尔金，如果不能受到皇帝的隆重接见，那么常驻北京的代表机构也就失去了意义，而使节的尊严也将受到损害。因此，外国代表来北京只作短期居住才是比较有利的。额尔金最后对此表示同意。因此，中英《北京条约》对公使应否长驻北京，抑或随时往来，定为仍照《天津条约》第三款，“总候本国谕旨遵行”。而此时英国新任中国公使普鲁斯，得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明春才能来京，俄国公使又肯定不在北京过冬，于是决定驻在天津。英国政府和女王，也宁愿普鲁斯安全地驻在天津或上海，而“不愿他在北京遭受暴行和侮辱，那又需一场新的战争去报復，或以屈辱的心情去忍受”。用银子买面子，英国人已经厌倦了。于是他们藉口使馆房屋不适宜公使居住，故不得不延期驻京，这样也很好地挽回了自己的面子。11月9日和12日，法英军队分别撤离北京，年底，大部分侵略军又从天津陆续撤退，不久，又南撤广州。 英法等国侵略者的殖民要求暂时得到了满足，为了巩固和扩大这些侵略权益，他们调整了对华政策，收起虎狼的兇恶嘴脸，把自己装扮成关心双方友好往来、关心中国繁荣稳定的友好使者。与清朝官员交涉时，他们一反逼籤条约时的那种狂妄傲慢和盛气凌人的态度，竭力表现出一副诚挚友好的面孔。 10月底，奕訢搬进北京城内，在与英、法、俄三国公使几度会晤交谈，互赠礼品之后，也渐渐改变了对侵略者的看法，这在他给咸丰帝的歷次报告中显露无遗。 11月13日，奕訢与额尔金会晤，交涉亲递国书一事之后，向咸丰汇报说，侵略者之所以坚持此事，“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且该夷前曾有言，并非争城夺地而来，实为彼此无欺起见。”并说夷人不至于心存叵测，当其进入北京城之时，带兵甚众，把守安定门，所有城内仓库及各衙门，彼亦深知，倘有包藏祸心，势必据为己有。而他们仅仅要求增加五十万现银的赔款和续增一些条款，所以说，他们确实是甘心愿和，不欲挑起事端。可见，奕訢已经被英法侵略者伪善的面孔所欺骗，从而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在此之前，奕訢同咸丰帝一样，对外国侵略者，既充满了鄙视与排斥、又满怀恐惧与仇恨。他们最为担心的是，这些侵略者同中国古代那些问鼎犯边的“蛮狄”一样，志在夺取土地人口。而从封建立场看来，土地人口不仅是封建统治者的立国之本，又是其财富来源。夺取土地人口，即意味着推翻其统治。奕訢“督办和局”之后，眼见英法侵略者侵占北京，焚毁圆明园，甚至扬言攻占皇宫，加之俄使伊格那提耶夫又从中利诱，使得奕訢对英法联军究竟意欲何为，订约后究竟有无反覆，心中一直没有把握。而现在侵略者在增索赔款、续定条约之后，竟能撤军南返，并不夺取清政府的土地人口，渐渐打消了奕訢对外国侵略者的疑虑，感到这些夷人同中国古代“蛮夷”大不相同，如果待之以礼，示之以信，是可以“驯服”的。 第七章 弃旧图自强(3)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清王朝统治阶级中，对外认识发生变化的，并非仅仅奕訢、文祥等少数几人，而是大有人在。如署理户部尚书沈兆霖战前曾是积极主战派，条约签订后，言论为之一变，说：“（夷人）火器胜于中国，能及远而有准”，“夷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李慈铭也说：“窃谓夷以数万里浮海孤悬之军，长驱入都，据坚城以自便，中国溃丧不復能师，使意在土地，则燕蓟既在手中，当早有变易以新耳目，而往返请期，惟和是议。”所以，他们认为，“夷人不足虑”，“果能示以诚信，尚易羁縻”。冯桂芬等人也有类似的看法。 第16页 奕訢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作为这部分人的代表，把他们的新认识集中概括起来，于1861年初与文祥、桂良等人一起上了《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 奏摺通观全局，首先回顾了清代夷祸的经过，接着他们认为夷人志不在攻城掠地，与前代蛮狄并不相同，如果以信义加以笼络，可以“驯服”。进而，奕訢等人分析了农民革命、西方列强与清政府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之后，又提出了“综计天下之大局，是今日之御侮，譬如蜀之待吴”的策略思想，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同西方列强侵略者给清政府造成的危害作了比较：“发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从而提出了“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战略目标。 最后，奕訢等人提出了贯彻其外交方针的六条章程，提出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洋务；南、北通商口岸分设大臣；各省办理外交事件互相知照，以免歧误；以及令广东、上海选派四名懂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来京差委，各通商口岸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报纸按月咨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便了解夷情等具体措施。 咸丰帝阅览了奕訢等人的奏摺，硃批道：“惠亲王、总理行营王大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妥速议奏。”惠亲王绵愉等人遵旨详细阅读之后，认为奕訢等人所议各条“按切时势，均是实在情形”，建议“按照原议各条办理”。咸丰帝遂于1861年1月20日颁发上谕，正式予以批准施行。但是硃谕比奕訢原奏多了“通商”二字，说“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着即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着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派”，企图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权限制在通商事务范围之内。对此奕訢不愿接受，据理力争，强调通商事宜，上海、天津已有南北通商大臣驻扎专理，总理衙门在京不便遥控。更重要的是，洋人虽然惟利是图，“而外貌总以官体自居，不肯自认为通商，防我轻视。今既知设有总理衙门，则各国与中国交涉事件，该夷皆恃臣等为之总理，藉以通达其情。若见照会文移内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专办通商，不与理事，饶舌必多，必滋疑虑”，因此坚决要求去掉“通商”二字。奕訢等人态度坚定，言词恳切，最后咸丰帝终于批了“依议”二字。但还是力图限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权限。比如，在奕訢的奏请当中，本有“事宜机密者，即令各该大臣、将军、督抚、府尹一面具奏，一面径咨总理衙门”的要求。但咸丰帝批示道：“至各省机密事件，（自）应照例奏而不咨，如事关总理衙门者，即由军机处随时录送知照，亦甚便捷，着无庸由各口先行咨报总理衙门，以归划一。”目的是防止总理衙门与各省发生直接关系，而使皇权受到侵越。 尽管咸丰帝力图限制总理衙门的职权，但随着中外交涉的日益频繁，特别是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总理衙门的职权不断扩大，不仅办理外交、通商事务，而且凡与洋务相关的，如铁路、电报、学校、关税等等，都属其职权范围，因而有“洋务内阁”之称，与军机处之间，虽无明显的对等关系，却有实际上的分工，即军机处只管对内事务，总理衙门则主管对外事务。 第七章 弃旧图自强(4)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和外国之间向无经常的外交往来，因而，在清朝中央政府体制中，一直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仅由礼部、理藩院、鸿胪寺分管所谓“朝贡”事务。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清政府设置五口通商大臣。这是以钦差身份领职的兼差，名义上办理通商事务，实际上承担战后处理外交关系的重大任务。可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交涉广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的处理外事惯例显然不合时宜了，既非专官亦无专署的五口通商大臣也不能胜任外务。当时，奕訢就指出：“近来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迟缓，未能悉协办理。”西方列强，为保障既得利益并谋求日后的扩张，也十分不满清朝的外交处理办法，英国公使魏妥玛就曾说过：“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务地方，则数十年求之不得。” 总理衙门的成立，虽然只是清朝统治者消极适应纷纭复杂的外交局势的产物，但它的成立，也是对中国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传统的抛弃，表明清朝统治者在事实上承认了国家主权平等、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等具有近代性质的国际准则，这比“或剿或抚”是一大进步。 总之，总理衙门的成立开闢了清朝外交的一个崭新局面。奕訢在筹建总理衙门的过程中，表现出外交眼光和政治胆略；而当时，咸丰帝对奕訢时刻心存猜疑，生怕奕訢权力过大，而使皇权受到侵越；肃顺集团也对奕訢充满嫉恨，惟恐其势力过大，危及自身利益。奕訢不可能淡忘了自己的前车之鑑，也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微妙的处境。但是，他顶住压力，毅然上书，请求建立总理衙门，尤其是在总理衙门的权限问题上，他与咸丰帝据理力争，表现出相当大的胆量和勇气。 第17页 总理衙门的成立，也受到了西方列强的欢迎，当法使布尔布隆得知这一消息时，非常高兴，称赞这是“中外各国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 奕訢实施他的新的外交方针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仿效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联吴抗魏”，试探向西方列强“借师助剿”，消灭农民起义。1860年11月23日，奕訢等人上奏咸丰帝，向其陈述了这一想法：“如藉夷兵之力驱逐逆贼，则我之元气渐復，而彼胜则不免折损，败则亦足消其桀骜之气。”但是咸丰帝惟恐引狼入室，祸患无穷，没有答应。除了以江苏巡抚薛焕为代表的极少数官员拥护这一策略，以漕运总督袁甲三、两江总督曾国藩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持反对态度。而英国侵略者由于担心法、俄两国军队进入长江流域，影响英国在华利益，对清政府的“借师助剿”态度十分消极。当奕訢同魏妥玛私下试探这一问题时，魏妥玛明确告诉奕訢，“剿贼”本是中国国内之事，他国不应干涉，他国答应“借师助剿”，如果不是为了占据地方，那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不仅仅是法、俄会夺取城池，就是英国，也不敢说不会据为己有。英国占领印度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奕訢本人对“借师助剿”并非毫无疑虑，魏妥玛的这一番话，正好说中其心里的隐忧，于是暂时放弃了“借师助剿”的想法，主张“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剿，不可贪目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并于1861年1月24日向咸丰帝表示，“若该夷来京再论及此事，臣等即据理折服其心，以杜诡谋。” 大难方夷，如何“自图振兴”？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奕訢一直在苦苦思索的一个重大问题。战争中奕訢亲眼目睹了清朝武备废弛落后，不堪一击，亲自领教了洋枪洋炮的迅勐威力，深感中国武备，内不足以“剿贼”，外不足以御侮。因此，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提出：“中国于制造枪炮及炸炮、水雷、地雷、火药及演放，均未得法”，表示欲派俄国匠役来中国教导时，奕訢深为赞赏。在伊格那提耶夫动身回国之前，奕訢特意前往俄国使馆，对1858年拒绝俄国提供武器和教官一事表示遗憾，并说当时环境不允许清政府接受俄国政府的建议，而现在，当中国备尝和欧洲军队作战的痛苦教训后，清政府就会另眼看待这类建议，表示了在武器装备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愿望。 第七章 弃旧图自强(5) 因此，奕訢在给咸丰帝的《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中第一次提出了“自强”的口号：“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况发捻等尤宜迅图剿办，内患除则外侮自泯”。把自强、练兵、制器联繫在一起，标志着奕訢洋务思想的发端。咸丰帝採纳了奕訢的自强方略，并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薛焕酌办。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建起安庆军械所，生产子弹、火药、炸弹，规模虽小，却成为我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轫，洋务运动的序幕由此缓缓拉开。 奕訢的努力，使古老的国度吹进了一股新风，吹响了后来同（治）光（绪）新政的号角，使这个老大帝国缓慢而艰难地走上近代化的歷程。由此，奕訢以他敢于接受新事物的勇气和胆识，令充斥于大清王朝的那些狭隘、保守、迂腐、庸碌的大小官员相形见绌。 第八章 咸丰驾崩，山雨欲来风满楼(1) 就在奕訢为排解内忧外患而殚精竭虑之时，热河那边，肃顺等人对咸丰帝极尽逢迎谄媚，极力以射猎或娱情声色来迷惑咸丰帝，而咸丰帝也似乎早已忘记了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忘记了自己是清朝入主中原以来第一个被逐出京城的皇帝，忘记了昔日如丧家之犬仓皇北逃的惨痛经歷，终日纵情享乐，荒淫无度，每二三日即看戏一次，歌舞昇平，大有“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势。 在大清王朝的所有皇帝当中，咸丰帝当属首屈一指的好色之徒，他的宫内有名位的皇后、妃、嫔、贵人就有十九人，其他没有名位的妃嫔，不可胜数。而且，他似乎永远得不到满足，总是企图网罗天下绝色美女，供其享乐。 咸丰帝即位之初，尚想有所作为，力图振作，意欲做一个开明的中兴之主。那时，他不仅没有沉迷女色，相反，却在大选秀女一事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清宫大选秀女，是清朝极具特色的一项制度。每三年举行一次，由内务府主办。八旗女儿年满十三至十七岁，必须经过选秀女，然后才能婚配。届时，天下美女云集宫中，皇帝亲自挑选。秀女入选之后，或为皇帝妃嫔，或者配给亲王、郡王及皇子、皇孙等。剩下的作为宫女，年届二十五岁时方才放出，美好的青春年华只能伴随着泪水消磨在深宫内院之中。 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朝野震惊，人心惶惶，一片混乱。虽国事危急，但清廷三年一度的大选秀女却照常进行。候选的秀女等候在坤宁宫外，这些秀女多是娇弱之女，从未离开家门，这次远离亲人，来到皇宫，骤睹皇宫的森严，心里早已充满委屈，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现在加上等候多时，飢肠辘辘，不免交头接耳，翘首相望，有的甚至“相向饮泣”。 第18页 龙廷深苑重地，皇帝选美佳期，岂能容许哭泣，何况秀女哭泣，更加表明心中对被选的极不情愿，这还了得，于是一名太监近前呵斥道：“圣驾马上就到，你们怎么还哭？不怕鞭子抽啊！”正在悲戚的秀女们，听到如此呵斥，相顾失色，忽有一女子挺身而出，厉声直言道：“离室家，辞父母，以入宫禁，果当选，即终身幽闭，不復见双亲，生离死别，争此晷刻。人孰无情，安得不涕泣，吾死且不畏，何况鞭笞呢。”众人惊愕不已，太监也一时语塞。不料那位女子接着说：“君主不知求将帅之臣，以谋战守而保大业，徒知恋情女色，强攫良女，幽之宫禁之中，使其终身不復睹天日，以纵一己之欲，而弃宗社于不顾，所谓英主者难道是如此吗？”皇宫禁地，何时听见过这样石破天惊的斥责之声，太监非常恐惧，立即用手去捂住这个秀女的口，不让她再说下去。其实，咸丰帝恰好听到了一切，兴致勃勃的他被浇了一盆凉水，虽然很败兴，却被少女的诤诤之言所震慑、所警醒。太监把这个秀女双手缚住向咸丰帝请罪，咸丰帝不仅没有将其治罪，相反啧然称其为“奇女子”。当时，恰好一位王公丧偶，谋续弦，于是咸丰帝亲自作主，将其指配给这位王公，并中途取消了本次大选秀女的活动，这届候选秀女全部放还故里。 但是，随着内忧外患的纷至沓来、交织缠绕，国家时局空前艰难，才识平平的咸丰帝绞尽脑汁，却回天乏力，在心灰意冷之后，转而在女色和美酒中麻痹自己的神经，摧残自己的身体。 咸丰帝早在从圆明园仓皇北逃的途中，就已经重病咯血，现又由于整日沉迷享乐，纵慾无度，身体终于垮了。 咸丰帝病重，难以处理政事，肃顺等人更加大权在握，整个热河行在，几乎成了肃顺等人为所欲为的天下。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拒不回京，遭到留京王大臣的痛斥和反对。而肃顺等人则针锋相对，污衊留守京师的奕訢等人一再吁请回京，是挟制朝廷，甚至谣传奕訢将藉助洋人之力造反登基，这引起了咸丰帝对奕訢的更大猜疑，以至奕訢得知咸丰帝病重，奏请赶赴热河探望时，咸丰帝竟以“相见徒增伤悲”为由，不许奕訢进见，兄弟之间的感情再度疏远。 第八章 咸丰驾崩，山雨欲来风满楼(2)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危，自知命在旦夕，便召集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传谕立皇子载淳为皇太子。奄奄一息的咸丰帝心中充满无限凄凉：自己一生后妃无数，却只有两个儿子，还不幸夭折了一个，眼下只有载淳一根独苗。 载淳当时只有六岁，年幼无知，咸丰帝不得不着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贊襄一切政务。任命这么多大臣辅佐幼主，而不是一两个大臣，主要是汲取歷史教训，试图形成权力制衡，防止皇权旁落于多尔衮那样一手遮天的权臣手中。同时为了防止肃顺等人专权，联手欺侮孤儿寡母，咸丰帝又分别赏给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赐给载淳及其母叶赫那拉氏“同道堂”印章，并规定：凡辅政大臣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谕旨，必须同时加盖两枚御赏印章才能生效。同时为了防止皇太子的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权势过大，又密敕谕旨给钮祜禄氏，以此来牵制叶赫那拉氏。 正是咸丰帝的这一决定，造就了一个在晚清统治中国几达半个世纪的女人——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 叶赫那拉氏，满洲镶蓝旗人，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年11月29日），出身于家境衰落的官宦世家。曾祖父吉郎阿，曾任户部员外郎；祖父景瑞曾任刑部员外郎；但到她父亲惠征这一代，家道中衰。惠征只做过吏部文选司主事、山西归绥道道员、安徽太广道道员等低微的小官。尤其是惠征因病去世之后，家境更加拮据，作为长女的那拉氏，不得不承担起生活的重任。艰辛的生活磨砺了她的心志，使她柔弱的身体之下，暗藏着一颗坚强的心灵。 咸丰二年二月，那拉氏参加咸丰朝的大选秀女，并被选中。由于那拉氏出身满洲官僚世族家庭，入宫之初就得到贵人的封号，不到两年即于咸丰四年二月（1854年3月）晋封为懿嫔。 慈禧是一个工于心计和具有远大抱负的女人。当她意识到咸丰帝是一个不争气的风流皇帝，且连中宫皇后都无法劝止时，她就已开始谋划着名如何一步步去取得最高的统治权力。那拉氏入宫时就凭藉她艷丽的容貌、机敏的性格博得了咸丰帝的宠爱，大有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浪漫情调。咸丰四年（1854年），那拉氏晋封为懿嫔。她天分极高，爱读书，常临摹书法，因字体端腴，加之咸丰帝纵情声色，懒于国事，有些奏章，就由那拉氏代阅，她也因此愈益得咸丰帝的欢心。那拉氏也相机行事，参与政事。如任用曾国藩去剿灭太平军，她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她也很善观风色，一旦发现咸丰帝有不满之色时，就马上收敛蛰伏起来。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856年4月27日），生皇长子载淳，这是咸丰帝惟一的一位皇子，那拉氏的地位从此遽变，当年晋封为懿妃，次年又晋封为懿贵妃。她在宫中的地位，就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有了儿子，咸丰帝对那拉氏更是“三千宠爱于一身”。那拉氏就这样凭藉自身与生俱来的优越条件和为急盼得子的咸丰帝生下龙子的独特优势，一步步地跃居至后宫第二的位置。 第19页 咸丰帝也隐隐感觉到了隐藏在那拉氏心中的那种强烈的权力欲望，于是在留下了他自以为十分高明的连环计之后，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病逝于热河行宫，年仅三十岁。咸丰帝的一生应该说是十分悲苦的，后人也不由得为这位苦命的天子洒下同情的泪水。在他年仅十岁、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没了母亲，过早地失去了母爱。而当他贵为天子之后，偏又遇上了清朝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灾难，内忧外患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使他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他虽为天子，却也如普通人一样有他的痛苦和悲愁。普通人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心灵向亲人和朋友敞开，而他却只能将一切的苦衷伴着冷酒和热泪，全部吞到自己的肚子里去。他太孤独了，他虽然名义上拥有这个国家的一切，却又似乎一无所有，甚至连起码的亲情和友情都没有，不是吗？在他刚刚合上眼睛、尸骨未寒的时候，往日那些如众星拱月般围绕在他身边、对他唯命是从的臣子、妃子们就开始各自为自己的利益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如果他泉下有知，一定会再一次感到世事的可悲。 第八章 咸丰驾崩，山雨欲来风满楼(3) 咸丰帝一死，肃顺等八大臣就执掌大权，当日即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皇太子改称皇上，皇后钮祜禄氏晋封皇太后，后加徽号慈安。次日举行咸丰帝大殓奠礼，接着尊称小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为皇太后，后加徽号慈禧。因为钮祜禄氏住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东暖阁，故称东太后，叶赫那拉氏住西暖阁，故称西太后。接着，八大臣拟定载淳的年号为“祺祥”。 肃顺等八大臣根本没有把两个妇人放在眼里，肃顺时常顶撞皇太后，对小皇帝更是凶神恶煞，有一次，竟把他吓得尿了裤子。两宫太后对此，都非常不满。性格懦弱、才又短缺的慈安只能勉强忍受，而野心勃勃、善弄权术的慈禧却开始在心底酝酿一场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阴谋，她在静静地等待时机的到来。 咸丰帝驾崩的次日，奕訢等留京大臣接到咸丰帝驾崩的噩耗及遗诏。文武众臣陷入悲痛、惋惜、愤恨之中。 咸丰帝将大清国的最高统治权力，分散地交给多人，却单单没有给自己的亲弟弟——恭亲王奕訢。这不能不使留守京城的官员们大吃一惊，因为奕訢被封亲王，乃是宣宗道光皇帝的遗命，在所有的亲王之中，他是惟一获此殊荣的。况且，奕訢与咸丰亲如手足，虽然两人关系一度疏远，但奕訢两次临危受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功高盖世，具有崇高的声望。咸丰帝驾崩，恭亲王担当摄政重任，本是情理之中的事，可这辅政大臣当中，偏偏就没有恭亲王奕訢。留守京城的诸位大臣，惊讶之余，心中颇为不平。 奕訢心中更是交织着无限的悲痛、愤恨和失望。 奕訢和咸丰帝之间，虽然彼此一直心存芥蒂，而且在咸丰帝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对他疑忌颇深，但是，他们毕竟是自幼一起生活、同为一个母亲抚养长大的手足兄弟。童年，他们一起嬉戏玩耍，上书房，他们一起习文练武，朗润园里他们相互作诗赠答……他清楚地知道，咸丰三年，皇上破例命他进入军机处，是对他真正的信任和倚重。他也知道，上年八月在危难之际委任他督办和局也是对他真正的信任和倚重。但他没想道，自八月一别，竟成永诀。如果不是肃顺等人的谣言蛊惑、从中挑拨，他们兄弟二人之间的隔阂、君臣之间的猜疑，不会如此之深，不会连皇上的最后一面也见不着，因此，奕訢对肃顺等人充满了愤恨。悲痛和愤恨之余，他又失望了，这是他人生当中第二次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第一次是他本来深受先皇宠爱，却与皇位失之交臂；这一次，他督办和局，力挽狂澜，却没有得到皇上的信任，顾命大臣有八位之多，却没有他奕訢一人。而经歷过几度沉浮起落、备尝酸甜苦辣的奕訢，此时，变得更加成熟老辣了。他的心里虽然充满了失落和不满，但这次，他的眼睛不再饱含泪水，而是在心里默默思量如何应对这一对自己非常不利的局面。很明显，肃顺集团的辅政，意味着奕訢集团的必然失势与覆灭。肃顺等人恃宠而骄，飞扬跋扈，连兴大狱，排除异己，早已弄得京城怨声载道，人人自危。他们又百般阻挠咸丰帝回京，造谣诽谤留京大臣，京城留守大臣早就对肃顺集团心怀不满，现在又意识到肃顺集团辅政必然会危及到自身的利益和地位，于是纷纷聚拢在奕訢的周围，表示支持奕訢重掌枢要。 八月初一日（9月5日），奕訢以祭奠皇兄梓宫为由，驰抵热河行宫，恰好赶上奠礼，奕訢奔到咸丰帝梓宫前，伏地大哭，声彻殿陛，旁人闻之无不下泪。据一直守候行在的人说，自从七月十七日皇上驾崩以后，还没有谁悲痛到如此地步的！没有谁不相信奕訢的泪水是真诚的，但也许没有人知道奕訢的泪水又是复杂的，它包含了对皇兄英年早逝的悲恸，对皇兄不念手足之情的埋怨，对自己最终得不到信任的委屈，对大清王朝多灾多难的伤感…… 祭毕，两宫太后立即召见奕訢。叔嫂相见，两宫太后皆涕泣而诉说肃顺、载垣、端华三奸之跋扈和欺侮，于是密商剷除三奸之策。奕訢向他们表态，要下手，非还京不可，并且要速归，他对京城部署有绝对把握。但是，太后对回京后夷人会怎么对待他们心中没谱。奕訢当即表示：外国无异议，如有难，唯奴才我是问。于是打消了太后心中最后的疑虑。 第20页 第八章 咸丰驾崩，山雨欲来风满楼(4) 在这次会见后，奕訢在热河进行了一系列密谋活动，为了不露痕迹，以免打草惊蛇，奕訢不仅本人小心谨慎，对肃顺等人恭敬谦卑，而且一再叮嘱同党，不论时局多么险恶，都要忍耐，一切等回京再说。所有安排妥当之后，奕訢遂于八月初七离开热河，唯恐肃顺等人察觉而派人追杀，于是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十二日回到北京。 奕訢离开热河的第三天，周祖培的门生弟子、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便上疏，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奏摺主要内容有四点：一是建议皇太后垂帘听政，如不实行垂帘听政，圣上就会受到蒙蔽；二是提出另简亲王辅政，要求皇帝的近支亲王与旁支亲王载垣、端华一起辅政，实际上是要求恭亲王奕訢也进入辅政班子；三是请求为小皇帝挑选师傅；四是建议整顿吏治，尤其是整顿高级官吏队伍。奏摺锋芒直指八大臣，公然向八大臣顾命制度挑战，这正合两宫太后的心意。十一日，两宫太后抱着小皇帝，召见贊襄政务大臣，要他们就董元醇所奏拟写一道圣旨，要求交由文武大臣商议。结果引起了肃顺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勃然抗论，以为不可”，声称他们是贊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甚至说太后看折亦是多余之事。两宫太后当即据理力争，八大臣也毫不退让，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战，争论非常激烈，声音很大，竟把小皇帝惊吓得哭了起来，尿湿了裤裆。两宫太后气得浑身颤抖不已。 肃顺等人退朝之后，立即以小皇帝的名义草拟谕旨以大清朝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先例为由，痛驳董元醇的奏摺，并很快传抄呈递给两宫皇太后。两宫太后据不钤印，拖至次日，八大臣遂以不钤印就不办公相威胁。两宫太后无能为力，只得忍气吞声，将八大臣呈递的谕旨发下。贊襄政务大臣与两宫太后的这场冲突，以太后的妥协和贊襄政务大臣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政变前的舆论准备受挫，奕訢等人认为其失败在于时机尚未成熟，发之太早。 此后，八大臣自以为牢牢控制了朝政，开始得意忘形，更加不把孤儿寡母放在眼里。 然而，经过此番交手，两宫太后看透了八大臣的真实面目，也看清了自己面临的险恶处境。尤其是西太后，此时此刻不由想起去年从北京逃往热河途中遭肃顺冷眼羞辱之事。当时，道路崎岖，她不胜颠簸之苦，一把鼻涕一把泪，要求负责后勤的肃顺给他更换好一点的车马，当场遭到肃顺声色俱厉的训斥：“逃难之时有这等车马就是万幸了，你不看看皇后也坐着这等车马吗？难道你比皇后还高出一头吗？”这深深刺伤了向来自尊的那拉氏。后来，她飢饿难耐，要求肃顺给点饭吃，竟遭拒绝。更恶毒的是，肃顺竟在咸丰帝病重之时，曾引用汉武帝时期钩弋夫人的故事，建议咸丰帝处死那拉氏，防止母后专权。诸如此类，西太后一直耿耿于怀，加上现在一再受到欺侮，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更增添了她对肃顺的刻骨之恨。她毕竟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女人，她柔弱的身躯内藏着一颗刚强的心。她默默地舔着流血的伤口，暗中积蓄力量，等待着復仇之日的到来。 第九章 辛酉政变(1) 奕訢一回到北京，立即暗中紧锣密鼓地为政变作各种准备，尤其加紧做好军事布置。当时，清廷的嫡系武装共有两支，分别控制在僧格林沁和胜保手中，他们都与肃顺嫌隙甚深，咸丰帝死后都无条件地站在皇太后和奕訢的一边。咸丰帝一死，胜保即自行带兵回京，经与奕訢密商之后，赴热河祭奠咸丰帝，并乘机在京畿一带和北京、热河之间沿途布防。奕訢还以太后命令示步军统领、神机营都统和前锋、护军统领，以把这些京城武装控制起来，为己所用。在此之前，手握重兵的僧格林沁早已不顾当时的政治体制，一再坚持奏摺必书“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字样，公然与肃顺等人对抗，表示自己坚定拥护皇太后的立场。而此时，统领湘军——大清国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军队的曾国藩，面对风雨欲来的政治局势，显示出一种惊人的沉默，只是闪烁着他那双深邃的、他人永远也猜不透的眼睛，静观着时局的风云变幻。肃顺的亲信、时称“肃门七子”之一的王闿运多次企图拉拢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曾国藩都不为所动。至此，肃顺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有了胜保、僧格林沁的武力作强大的后盾，奕訢等人谋划的政变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而，此时肃顺等人却全然不知自己已成他人刀俎之上的鱼肉，依然得意忘形。自以为顾命制度既符合祖宗家法，又为大行皇帝遗诏所定，其合法性已不容置疑。奕訢则一再以软弱谦卑之态麻痹肃顺等人，肃顺等人果然上当，毫无察觉。同时奕訢通过心腹曹毓瑛的通风报信，对热河那边的风吹草动了如指掌。曹毓瑛本是肃顺的心腹，被肃顺任为军机处领班章京，参与机要。后因咸丰帝拟增一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按序理应曹毓瑛担任，但是肃顺却安排了焦佑瀛。曹毓瑛明表谦让，却心怀怨恨。后见肃顺等人与奕訢集团有矛盾，其权位难保长久，于是改换门庭，投靠奕訢，现在正是他立功和向奕訢表示忠心的时候。 正当慈禧和奕訢磨刀霍霍的时候，肃顺等人又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更进一步把自己推向了死亡之神。当时，端华系步军统领，统率在京八旗步军和在京绿营马步军三万人，掌京师九门管钥，身居要职，举足轻重。载垣兼銮仪卫掌卫事大臣、上虞备用处管理大臣之职，掌管皇帝的侍卫队与仪仗队，负有随侍皇帝渔猎、率领三旗侍入值之责，肃顺兼任响导处事务大臣，掌管着一支皇家侦察部队。这就是说，端华、载垣、肃顺统领着京城和皇帝的主要安全保卫力量。可是，他们三人见慈禧被迫退让，奕訢对贊襄制度也不敢提出异议，遂认为大局已定，无人能撼动他们的权位，于是，以“差务较繁”为由，一起辞去上述要职。他们也许是为了表明他们专心致力于摄政事务，不敢包揽一切，以取得太后的信任和支持而作出的一个姿态。但这正是皇太后尤其是慈禧求之不得的，遂以两宫太后的名义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慈禧非常精明，在委任奕訢同党瑞常等接任步军统领等职的同时，又特地委派端华暂署行在步军统领，以防肃顺等人起疑。这样，肃顺等人手中仅有的一点兵权也丢了，他们离死亡又靠近了一大步。 第21页 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是咸丰帝灵柩回京的日子。咸丰帝仓皇出逃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永远不会再回到他从小生长的、以前从未离开过的皇宫。现在，他安静地躺在那方豪华的灵柩之中，人们很快开始淡忘他。如果他在天有灵，想必也会感到可悲可嘆吧？ 不知是肃顺等人的确命该如此，还是着实蠢到了家，以至于一错再错，他们安排载垣等随同两太后和小皇帝在避暑山庄丽正门外跪送咸丰帝灵柩启程返京，然后从间道先行，提前赶回京师，这样，圣体不至过于劳累，便于灵驾到京后，皇上在东华门外跪迎。而肃顺、仁寿、奕譞、陈恩孚、宋晋等人，则护送咸丰帝笨重的灵柩，从大道缓缓而行。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是皇太后的人，他们暗中监视着肃顺派的一举一动。这一安排又正中慈禧下怀，她抓住这一至关重要的机会，选用快班轿夫、日夜兼程，提前四天赶到北京，为发动政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使政变更加稳操胜券。而八位贊襄大臣分散两处，载垣、端华等人不见肃顺，等于失去灵魂，遇事没有主张；肃顺一人在后慢行，遇事孤掌难鸣，也无能为力。肃顺等人也许还在尽情享受着驾驭最高权力的神气、满足、得意等快感，却浑然不觉慈禧和奕訢已经把刀架到他们的脖子上了。 第九章 辛酉政变(2) 据说，肃顺等人在返京途中也曾密谋过兵变，令载垣等人在途中将慈禧杀掉。但慈禧早有准备，命荣禄率兵迎驾，预防载垣暗下毒手，结果载垣没敢动手。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861年10月31日），两宫太后和小皇帝一行到达京郊，恭亲王奕訢出城迎接。当天，两宫太后在郊外宿次召见了奕訢，双方开始为政变做最后一项准备。那就是密商政变后的政治体制，也就是权力如何分配的问题。这时，肃顺等人的败局已定，垂帘听政势在必行，而奕訢呢，这位曾经与皇位擦肩而过的皇子，如今已是功高盖世，众望所归，手握实权。他早已盯上了这一次难得的争权机会，但不好直接提出。于是，他便策动其亲信、手握重兵的胜保上了《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亲王辅政折》。 胜保奏摺首先就贊襄政务王大臣的不合法性进行了抨击。他说，肃顺等人辅政，是以他们自己代写的圣谕为依据，而且当时，先皇已是弥留之际，近支亲王多不在侧，所以未能择贤而任之，这是先帝的未竟之志。而现在，嗣圣既未亲政，太后又不临朝，谕旨尽出于八大臣。他们已开矫窃之端，大失臣民之望，如果循此不改，一切发号施令，真伪不分，这样，不独天下人心日行解体，恐怕外国人闻之，也觉于理不顺，势必招致天下大乱。胜保的此番议论，等于将肃顺等人置于矫诏窃权的位置上，这对他们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接着，胜保在奏摺中又引经据典，论证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多有先例，而且合情合理。当务之急，应该因时制宜，不应拘泥细枝末节。 最后，胜保明确主张：“为今之计，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 从胜保奏摺的内容可以看出，胜保为政变成功后设计的政治体制，实质就是皇太后听政与近支亲王辅政相结合，太后听政其名，亲王辅政为实。至于肩负辅政重任的近支亲王，在胜保等人的眼中，自然非恭亲王奕訢莫属。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慈禧的目标是代行君权，个人专政，其内心深处并不想接受这种政治体制，但他不得不依靠掌握朝廷实权、具有崇高威望的奕訢和手握重兵的胜保，于是不得不暂且答应下来。 二十九日（11月1日），太后一行进城，留京文武官员身着缟素跪迎于道路两旁。銮驾回到大内皇宫，奕訢立即密陈在京政变部署情况，两宫太后听了颇为放心。 三十日（11月2日），两宫太后在宫中召见奕訢、文祥、桂良、贾桢、周祖培等人。慈禧面对众人，一把鼻涕一把泪，斥骂肃顺等八大臣大逆不道、飞扬跋扈、图谋不轨的种种罪行，众大臣愤慨无比。周祖培说：“何不重治其罪？” 慈禧顺水推舟：“彼为贊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 周祖培答道：“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 说到这里，慈禧确信留京大臣对诛杀肃顺等人毫无异议之后，随即抛出早在热河期间就由醇郡王奕譞拟好的谕旨，交给恭亲王奕訢，当众宣示。核心意思有两点：一是要求王公大臣等妥议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亲王辅政；二是宣示八位贊襄政务大臣的种种罪行，谕令解除他们的一切职务。 刚宣读完毕，恰逢载垣、端华进宫上朝，见奕訢等王大臣竟在殿内，非常诧异，大声质问：“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訢答道：“有诏。”载垣、端华就更摸不着头脑了，毫不客气地责备两宫太后不该召见奕訢等人。太后大怒，立即传下另外一道谕旨，奕訢当场宣示：“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载垣、端华听罢如坠云雾之中，厉声斥问：“我辈未入，诏从何来?”奕訢不与理会，一声令下，一群侍卫将其拿下，押到宗人府看管起来。 第22页 随后，两宫太后又以小皇帝的名义，火速发出密旨，命令正在回京路上监视肃顺的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相机擒拿肃顺，押解回京，交宗人府听候议罪。此时，护送灵柩的肃顺才行至密云县。监视他的仁寿、奕譞接到驰送而来的密旨，连夜率兵赶去，在卧室中将其拿获。肃顺这才如梦方醒，跳骂道：“悔不该早治此婢！”押至宗人府，碰见载垣、端华二人，肃顺怒道：“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无可奈何，答道：“事已至此，还说什么！” 第九章 辛酉政变(3) 这样，慈禧和奕訢集团经过紧密的配合和周密的部署，取得了政变的成功。 十月初六（11月8日），恭亲王奕訢等人公同会议八大臣八条罪状，而后，扔下两条白绢，令载垣、端华自尽。肃顺则被无帷小车押赴刑场处决，在通往刑场的大街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人群中有人高喊道：“肃顺，也有今天啦！”于是人们纷纷以瓦砾泥土掷之，肃顺白白胖胖的面目很快就模煳不可辨别了。此人是条硬汉，行刑之前一路破口大骂，刑场上不肯下跪，刽子手用刀柄敲断他的两条腿，方才跪下。随着刽子手的鬼头大刀在空中划过一道银亮弧线，肃顺人头落地。接着，奕訢等王大臣会议提出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五人革职，发配新疆效力。 此外，慈禧和奕訢进一步肃清余党，将陈孚恩、黄宗汉、刘昆、成琦、德克律太等人革职，将太监杜双奎、袁添喜、王庆喜等发往边远地区充官兵奴僕。 此外，慈禧和奕訢非常清醒地知道，肃顺、载垣、端华掌权多年，其党羽遍布六部九卿，至于依附逢迎、巴结讨好者，在京师内外文武百官中，更是大有人在，但如果一一追究，广为株连，势必弄得人人自危，风声鹤唳，不利于笼络人心，稳定政局。为此，慈禧、奕訢在处死载垣、端华、肃顺之后，连下三道上谕，宣布其既往不咎之意，但内含肃杀之气，意在告诫宗室王公、文武百官，不得抗拒垂帘，否则肃顺等人前车俱在，必将严惩不怠。 二十九日，军机处将所查抄的肃顺家产帐目及其来往书信，全部当众销毁。至此，人心大定。 辛酉政变，无疑具有重要的歷史转折意义。它在咸丰帝驾崩之后迅速爆发，是当时积蓄已久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咸丰时期，古老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年轻的咸丰帝力图振兴，迫切希望通过严刑峻法，大刀阔斧地改变统治阶级内部文恬武嬉、因循不振的衰败局面，而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迎合咸丰帝的旨意，惟严是尚，骄横跋扈，屡兴大狱，打击排斥一大批军机大臣和部院大臣，造成了官僚队伍的分裂，朝内人人自危，朝外民怨沸腾。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奕訢借议和之机迅速崛起，形成了以他为首，以文祥、桂良、宝鋆、胜保等人为核心的可以和肃顺集团相抗衡的政治集团。咸丰帝驾崩前夕，肃顺先是力阻迴銮，继而造谣蛊惑，挑拨离间，蒙蔽皇帝，造成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如箭在弦、一触即发。咸丰驾崩，政变旋即爆发，势所必然。 政变之所以不经周折而迅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取得了绝大多数大臣的拥护和支持。政变之后，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得到协调，有利于政权、政局和人心的稳定，因此新的政权得到京城内外官绅、各国外交人士的广泛拥护，如曾国藩、李鸿章嘆服政变为“自古帝王所仅见”之“英断”；吴云说政变后，“朝端肃清，政化一新”；英国公使普鲁斯更是欣喜地向本国报告：“大家认为其表现最有可能和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治家掌握政权了。”对大清帝国新的政权显然充满期待之情。 辛酉这年，奕訢正值而立之年，慈禧27岁，慈安26岁。这样几位正值盛年、精力充沛、头脑敏捷、思想新锐的年轻人夺取最高统治权，他们将开拓老大帝国新的发展方向。 十月初五日，内阁公布取消肃顺等所定“祺祥”年号，代之以“同治”年号，决定以明年为同治元年。 第十章 垂帘前的议政王专政(1) 政变刚刚结束，慈禧便对奕訢集团论功行赏。同时，加紧新政权的建设。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1月3日），一口气授给恭亲王奕訢三个要职：议政王、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清初努尔哈赤虽设过议政王，但授予多人，而非一人。皇太极继位，命总管旗务之八大臣与诸贝勒共同议政，议政王的权力大大削弱。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议政王权力进一步削弱，仅存其名，干隆时即被裁撤。根据清代祖制，亲王、皇子不得干预政事，现在奕訢不但得以重入军机，而且一人独受议政王之职，这在清代歷史上绝无仅有。初二日又被补授内务府总管大臣之职务。这样，奕訢身兼四职：议政王一职，众王之首；同时又是军机大臣之首；宗人府管着所有的满人贵族，内务府又掌着宫廷内部的所有事务。每一个职位都是显赫之极，奕訢集大权于一身，极尽荣宠，权倾天下。 不仅如此，军机处的人选也完全是奕訢挑定的。他们是户部左侍郎文祥、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另外他还命积极参与政变的曹毓瑛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整个军机处人员，全是奕訢的心腹。 第23页 其中桂良是奕訢的岳父，歷任湖广、云贵、直隶总督及吏部、兵部尚书等职，拜文华殿大学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奕訢奉命督办和局时，桂良作为其幕后智囊之一，参与了歷次对外谈判。 沈兆霖，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歷任翰林院编修、兵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署户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当年肃顺专权，飞扬跋扈，朝臣莫敢与之对抗，独沈兆霖敢于直言政事，数持异议，是一位正直之臣。 宝鋆，满洲镶白旗人，道光进士。他出身贫寒，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议和期间，他力主开库放银，稳定军民，办了不少实事，成为奕訢集团的重要人物。 曹毓瑛，道光十七年拔贡，授兵部七品小京官，后充军机章京，在慈禧、奕訢与八大臣的争斗中，他主动充任奕訢集团在热河的耳目。政变之后，受到慈禧和奕訢的赏识和重用。 文祥，军机旧臣，咸丰八年（1858年）即入军机处。咸丰帝出逃热河时，力持不可，与英、法交涉时，他署步军统领坐镇京师，统筹洋务全局。政变成功后，奕訢对其倍加信赖，视之为股肱心腹之臣。 十月初八日，两宫皇太后又以论功行赏为由，召见奕訢，宣示“着以亲王世袭罔替”，这可是至上的荣誉！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大清有国近二百年，仅有九人受此封赏。除雍正朝怡亲王允祥，因公而忘私、视国如家，死后被干隆命王爵世袭外，其他八位均因有开国之大功勋而受册封的，如顺治年间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素亲王豪格、成亲王岳托、武英郡王阿济格和安平贝勒杜度等八王。 此时的奕訢心里明白，即使受此封赏，也并不能永保子孙的安康与荣耀。多尔衮当初是何等地显赫，死后立即被追夺爵号；刚刚死去的肃顺、端华都是铁帽子王郑亲王的七世孙，载垣是允祥的五世孙，现在还不是身首异处。月满而亏，人满则损。云谲波诡的宫廷内部政治斗争，使他意识到即便自己位高权重，也当格外小心为是，于是情辞恳切地辞谢太后。 慈禧甚感纳闷，也不知恭亲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于是又以先帝遗言为名，希望奕訢能接受世袭罔替之封赏。一听乃先帝恩旨，奕訢顿时声泪俱下，想起自己与四哥儿时的手足情义，后来十年的恩恩怨怨，到如今两人已是阴阳两隔。若四哥生前真有此言也不枉兄弟手足一场。但此时不能简单相信，于是仍极力辞谢。慈禧无奈，只好作罢。 十月初十日，又发布上谕，奉两宫懿旨，对康慈皇太后崩后一直未升太庙一事，着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详议尊谥，后“升祔太庙，永极尊崇”。这可触及到奕訢心里的痛处。当初，母亲在时，为了给她老人家争个太后之位，他不惜与咸丰闹翻；后虽勉强封后，但死后又被故意减杀礼仪，不上谥号，不升太庙。母亲虽为皇后，却仍与妃嫔们葬在一起，做儿子的怎能不痛心！就因为这一点，自己刚干了一年多的军机大臣，立遭罢黜，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只留下一空虚的“亲王”封号，一闲就是数年。奕訢感激涕零，连连磕头拜谢，这是发自肺腑的——也总算可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了。母亲大半生的愿望，至此才得以完全实现。这一切来得太不容易了！也更加深了奕訢对慈禧的感激。 第十章 垂帘前的议政王专政(2) 慈禧对奕訢的封赏十分慷慨。但是，她在最高统治权力的掌握上，在与奕訢的权力分配方面，却毫不含煳。她虽然给了奕訢诸多要害部门的实权，但她一定要让他知道，大清廷的最高决策权还是在我太后手中，你奕訢仅仅是个政府的行政首脑，位处“辅政”地位，且是在太后的信任和同意下行使行政权。任何诏旨的颁发，都须有两宫的印章方能生效。为了确立自己实质上的这种至高的权力，慈禧在任命奕訢为议政王和军机行走后的短短几日之内，连续三次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宣告了自己和奕訢之间的君臣关系和权力界线。 十月初二日，一道五六百字的上谕郑重宣告： 朕即沖龄，茕茕在疚，仰蒙皇考付託之重，遗大投艰，不惶自恤，幸蒙两宫皇太后保护藐躬，亲理大政。昨经降谕，令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敬谨会议两宫垂帘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 ……乃自近年以来，事势艰危，一二奸邪乘间肆其蒙蔽，以至盈廷缄默，建议寥寥，言路久为闭塞，公论弗伸，事机愈益舛戾。朕以沖人，未堪多难，重赖两宫皇太后万机日理，王、大臣等黾勉翼为……特通谕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 这道上谕，以小皇帝之口，一再强调太后的“亲理大政”和“万机日理”，对恭亲王的权力和责任未置一辞，并要求中外臣工用人行政一切事宜均要向太后密奏。慈禧通过此谕获得了直接从密奏中控制用人行政的大权。 紧接着在载垣、肃顺、端华被诛的第二天，即十月初七日，内阁又发布一道上谕，对日常递交奏报的程序作了详细的规定：第一步，各省及各路军营折报均先呈两宫太后披览；第二步，交议政王、军机处等大臣详议；第三步，两宫太后裁夺；第四步，按照太后裁定意旨再由军机处拟旨；第五步，再呈请两宫太后审定正式颁发。 第24页 慈禧据此上谕获得了和皇帝一样掌握对日常行政事务处理的一切控制权，而奕訢对任何行政事务的处理，必须先徵得太后的批准和同意。这是载垣、肃顺等贊襄政务王大臣在热河时给慈禧的深刻教训。当时肃顺等人把持朝政，大权尽落其手，慈禧母子俩受尽欺侮。这一点慈禧是铭记在心的，以致在处死肃顺等人的第二天，慈禧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这样一道上谕，目的其实很明显：防止奕訢日后擅权。 奕訢又是何等聪明之人，他不会看不出慈禧这道圣谕的真意。圣谕颁布的第二天“声泪俱下”地辞谢世袭罔替，同时具折上陈，表明自己被委以重任，“当此中外多事之秋，深恐一时见识偶疏，致滋贻误”，于是再三思维，请饬中外大小臣工于用人行政各抒其见，意在使自己“得藉以多方歷练，庶不致有陨越之虞！”诚惶诚恐之心跃然纸上。慈禧仿佛也感觉到了自己警惕过甚，遂即发布上谕，温语安抚，称奕訢“贤亲众着，朝野咸知”，当此国家多事之秋，为宗室贵胄，当与诸臣尽心竭力，以安国家利社稷，方不负厚望。 但安抚归安抚，十月初九日，内阁又奉上谕称： 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惟缮拟谕旨仍应作为朕意宣示中外。自宜钦遵慈训，嗣后议政王军机大臣缮拟谕旨，着仍书朕字。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从此，两宫太后的懿旨，即可以至高无上的“朕”的旨意宣示中外，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在政变之后的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太后与奕訢之间的君臣关系，他们之间的权力界线，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攫取了清皇朝的最高统治权力。 十月初九日，小皇帝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之后，两宫太后命王公大臣六部九卿讨论制定垂帘听政的章程。众位大臣为了力求完全符合慈禧太后的意思，反覆地斟酌、磋商，前后花了十几天的时间，最后终于在十六日（18日）议定。至此，垂帘听政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第十章 垂帘前的议政王专政(3)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2月2日），是钦天监选定的黄道吉日，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仪式在养心殿隆重举行。殿内宽阔的御座上，坐着年仅六岁的新帝载淳，他就是同治帝。在他的身后，隔着八扇黄色纱屏，一左一右坐着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卯时一刻，随着礼亲王一声高喊，大殿外礼乐齐鸣，恭亲王奕訢率领内廷诸臣及王公大臣、六部、九卿鱼贯而入，伏在殿前行礼。至此，咸丰帝临终前所建立的顾命制度宣告结束，晚清慈禧垂帘、奕訢辅政的时代开始了。 实现了垂帘听政之后，慈禧深知自己势单力薄，只有依靠奕訢，方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在当前局势下，也只有依靠奕訢的声望和才干，笼络官僚阶级，取得西方列强的认可与合作，方能使危难之中的清政府度过难关。于是她继续给予奕訢及其子女各种优厚的待遇。 十二月初九日，晋封奕訢的长女为固伦公主。按清制，只有皇帝的正宫所生嫡女才可封固伦公主，其他妃嫔所生之女只能称为和硕公主。如果是宗室女儿经由正宫皇后抚养的，在出嫁时也只能享受和硕公主的待遇；亲王的女儿则只能封为郡主。奕訢本人并非皇帝，即使其女儿由两宫太后抚养，也只能封和硕公主。可见，为了笼络奕訢，慈禧可以说开有清一代空前绝后之先例。 紧接着，又于同治元年元旦发布上谕说，恭亲王以议政王在军机处办理一切政务，勤劳懋着，加恩特许其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以示优异；并赏其子载瀓戴三眼花翎。 至此，奕訢在朝廷中的权势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连其家庭成员，上至其母，下至子女都备受优待。 严格地来讲，垂帘听政实际上是反肃顺集团对于政权的一种瓜分形式。即一派是太后党，一派是恭王党。其中慈禧取得了实际的最高统治权力，而奕訢则获得了议政和施政权。辅政之后的奕訢，虽隐隐感觉到慈禧强烈的权力欲，但他认为垂帘听政制对他掌权来说是最为合适的。 早在策动政变之时，诸多留京大臣都希望奕訢能仿周朝时周公辅助年幼的成王，成就一番事业那样，而成为新时代的周公。但奕訢并不想做周公，在皇权高度集中的这个时代，做臣子的稍一不慎，就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多尔衮和康熙初年的辅政大臣鰲拜就是前车之鑑，他们都曾经是那么的权势显赫，却都不得善终，根本原因是他们侵犯了皇权。奕訢坚决不单独掌权，他只想在皇权的保护伞下，通过怂恿太后垂帘，希冀以垂帘之名，而“实权归己”，从而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这是奕訢的聪明之处。 而且，就双方力量对比来看，两派力量相差悬殊，慈禧羽翼未丰，势单力薄，而奕訢则控制了朝中各大要害部门的实权，其心腹党羽遍布朝廷内外。正是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奕訢很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两宫皇太后，达到自己在政治上掌控实权的真正意图。然而他低估了慈禧的野心和实力，他不知道，她决不会容忍任何人染指自己手中的最高权力。随着慈禧羽翼渐丰，两人之间的矛盾必然由隐蔽走向激化。 第25页 第十一章 平反冤狱 延揽人才(1) 收买人心，获得更加广泛的支持和拥护，是政变之后的当务之急。这一点，慈禧和奕訢彼此不谋而合。 奕訢深谙政权建立之初，平反前朝冤狱、整顿本朝吏治是一项行之已久且屡试不爽的统治方略。前朝肃顺专权时，“屡兴大狱，以示权威”，积压了很多冤案。但由于肃顺权大势大，当时没有人敢站出来申诉。新政权建立，人人急切地渴望有沉冤昭雪、释放冤囚、告慰冤魂的一天。 政变的第二天，少詹事许彭寿即上密折，请求将“五宇钞票案”尽早结案，并给无辜株连者昭雪。由于慈禧对该案了解不多，全权交予奕訢督促刑部办理。这个案子发生在咸丰九年，即1859年，是肃顺为排挤主管财政的大学士翁心存和户部尚书周祖培而兴的，它积压在奕訢的心头已经有数年了。 打击对象之一的周祖培虽然有借奕訢的力量扳倒肃顺出口恶气之嫌，但他积极参与政变，忙里忙外，确实为这次政变出了不少力，也该是给他点回报的时候了。另一打击对象翁心存，三代帝师，其门人、学生遍布朝野，可谓学界泰斗，士林的一面旗帜。三个儿子也深受瞩目，长子和次子为地方巡抚、布政，三子为咸丰六年（1846年）的状元。挽救了他，那可是收拢了天下士子的心。肃顺当时为了给奕訢一点颜色看看，也将奕訢的家人数百人牵涉进了这个案子，当时的小妾、现在的侧福晋桂儿的父兄，均受到牵连，这更不能说无关痛痒了。 “五宇钞票案”，也称“五宇官钱铺案”。咸丰年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朝廷不断地派兵前往镇压，耗费了大量的银两。为解决军费开支的困难，政府决定由户部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铸造劣质大钱，发行钞票。当时有“干”字编号的钱局共四处，“宇”字编号五处。肃顺奉旨查检财政时，发现“宇”字五号局欠款和官钱总局的帐面不符，追查出一个贪污总额高达数千两白银的巨额贪污集团。这可给了肃顺一个显示自己权威和打击政敌的绝好机会。肃顺大动干戈，抄查家产数十家，拘捕数百人，南北两监狱关满了因与此案有关联的犯人。至今已两年有余，未能结案，弄得朝野上下人心不安。 奕訢积极推动此案的顺利解决。许彭寿上密折后的十月十一日，刑部即收到上谕，着令迅速结案，省释法不当罪的人，以缓解民众内心的疾苦。并特别指出：查处惩办污吏固然重要，但肃顺、载垣等人排斥异己、罗织罪名、作威作福的办案思想和出发点是错误的。刑部按照慈禧和奕訢的意思，不出数日，便查清案情，凡株连之人，不能查实的，一律释放。十一月初三日，两宫太后又再次下诏指出，此案株连太甚，打击面太宽，令迅即发还被株连者的全部家产。 曾经闹动全国的大案，在奕訢的主持之下，迅速结案。奕訢藉此又赢得了朝野的欢唿和拥护。 大家看“五宇钞票案”很快就被平反了，以御史任兆坚为首纷纷有人上奏恳请为因戊午科场案被斩决的大学士柏葰洗刷罪名。 一日早朝，未等大家开口，幕帘后传来声音，西太后首先开口道： “众卿，今日屡屡有人呈奏，请求为戊午科场案被诛的柏葰昭雪，大家看该如何处置？” 柏葰，蒙古人，素与肃顺不和，被肃顺怀恨在心。咸丰八年（1858年），奉命任主考官，因家人参与舞弊失察而被肃顺抓住把柄。次年二月，柏葰被正法。同时被判死刑的还有房官翰林、兵部主事，及有关举人和副主考官之子等多人。另外副主考官程庭桂、朱凤标以下十几名考试大员也被革职流放。表面上看是为了严整考规考纪，实际上是公报私仇。尤其是两年后的科考，肃顺带头舞弊，人们开始对他打着正义的名号处理柏葰等人一案产生怀疑。 这个案子虽说已经很久远了，但影响很大。奕訢沉思了片刻，答道： “柏葰对家人舞弊失察，致使我朝廷取士不公，贻误人才，理应严惩；然而此案处理过严，弄得士人满狱，有失本意，朝野微辞颇多。臣恳请降旨，交礼部、刑部会同覆审。” 第十一章 平反冤狱 延揽人才(2) 奕訢的一番话正说到众人的心坎儿上了，听了这话，大家均点头称是，并恳请能迅速办理此案。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根据覆审结果发布上谕宣告，此案主犯柏葰确属听受家人嘱託，取中试卷，罪无可辞。但载垣等人拟定“斩立决”却为罚不当罪，实乃公报私仇。并决定法外施恩，将柏葰之子录为正式官员。 圣旨一下，朝野内外欢唿雀跃，均称颂当今朝廷，称赞奕訢为一代贤王。肃顺在他执政的两三年内，执法过勐，屡兴大狱，排斥异己，导致人怨沸腾，即使是支持者也得处处小心，时时提防，天下人人自危，无心治理国政。现如今，太后垂帘，亲王佐理，重用人才，平反冤案，人心思进，社会政治环境日益开明宽松，人人脸上都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刚过而立之年的奕訢，前额宽阔，眉目清秀。他没有肃顺那样咄咄逼人的气势，而是“举止安详，仪表清超”，给人以天潢贵胄所特有的超凡脱俗的精干印象。他言语甚少，似乎总在对大清朝的前途甚或是自己的前途作着冷静的思考。 第26页 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军机处偌大的房间里，他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万事开头难，面对这堆乱摊子，当务之急应从何处着手？万事皆由人为，治国必先治人，治人必先治吏，应该从人、人心这个环节入手。按照祖宗家法：治天下之道在亲亲。只有把自家人治理好了，大家劲往一处使，方能形成团结对外的力量。否则祸起萧墙，自顾不暇，更不用说政令的有效贯彻和执行了，这是古训。 在亲族之中，惠王已经老朽无用了，七弟醇郡王奕譞已长大成人，办事也还甚为成熟稳重，可委以重任。五兄惇亲王奕誴能力不强，也不谙外事，因生来相貌粗拙，举止粗略，一直不为父皇所喜；四哥在位时，自己晋升为亲王时，他一直都是个郡王。但怎么说都是亲兄弟，仍可委以要职。此外还有肃亲王、豫亲王及其他诸八旗子弟。 为此，奕訢奏请任命其七弟奕譞为御前大臣、后扈大臣、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并管理神机营事务。神机营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为整顿京城武备，训练京旗各营官兵而建立起来的，其官兵是由八旗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健锐营等营中挑选出来的，是旗营中最精锐的军队。 另外，奏请将其五兄奕誴晋为亲王，并任其为阅兵大臣、正黄旗满洲都统，管理武备院事；任肃亲王华丰为宗人府右宗正、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任豫亲王义道为阅兵大臣；同时对八旗都统、副都统都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上三旗领侍卫内大臣均由亲、郡王兼领。通过此番人事大调整，既团结了近支宗室，又加强了对京中八旗的控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奕訢在满族亲贵中的地位和威望。 接着，在平反冤狱的基础上，奕訢进一步着手起復那些被肃顺陷害和排挤的、在朝野素有影响的官员。新皇已有七岁，是该开馆启蒙的时候了，奕訢决定利用遴选帝师的机会来达到这个目的。他首先想到了前大学士祁嶲藻、翁心存和前太常寺卿李棠阶等人。 翁心存曾经做过奕訢的启蒙老师，也曾为惠亲王绵愉和钟郡王奕詥授读，德高望重。只因在户部尚书任内，反对鸦片以洋药名义徵税进口，与肃顺等人意见相违，遭到肃顺的仇恨和排挤。后因“五宇钞票案”，差点被肃顺置于死地，经咸丰帝力保，才得以获革职留任处分。现“五宇”案平反，冤情得以昭雪，翁心存及其门生弟子早已对奕訢感激不尽了。若能在平反冤狱的基础上，重新起用翁老，必将大大宽慰天下士子之心。 祁嶲藻，精通经学，曾位至军机首揆，不仅有学问，而且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因与载垣、端华等人意见不合而退休。李棠阶，道光二年进士，学养深厚，迁太常寺卿，官台谏时，曾多次上书言事，侃侃而谈，是一时名士。咸丰年间，肃顺专权时，认为其迂腐之至，不足为用，遂遭打击而被弃不用。 第十一章 平反冤狱 延揽人才(3) 这三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思想，也没有多大的经世本领。奕訢看重他们，主要是考虑到他们均是耆硕旧勛，很有影响，起用他们能够达到收揽人心的目的。当时名士李慈铭就赞扬此举说：“此三人者，皆人望也，新政以此举最为可观，雍容表率，众正盈朝，中兴之业在斯矣。” 此外，奕訢还进一步请旨要求各省各军荐举贤才、真才，要求内外臣工力荐擅长屠杀起义人民、愿意为清廷效命疆场的将才，且对荐举有功之臣实行表彰和奖赏。他对清朝吏治废弛、官场阿谀逢迎的现象非常痛心，于是又要求各地选拔人才时，要破除积习，不论身份，唯才是举。同治元年十二月，再次谕令各省选举“孝廉方正”，不论“绅士布衣”，有真才实学，即应予以荐举。奕訢深知，人才是政权实力的核心，于是打破积习，不拘一格，广招人才。同治初年，他多次举行这类恩拔、特科，以期增强政权的实力。 在奕訢的倡导下，各地要员纷纷荐举人才，如曾国藩和胡林翼保举罗泽南、李续宜、李续宾、刘长佑；骆秉璋推荐左宗棠、田兴恕；劳崇光保举张国樑等等。 通过任用亲贵，平反冤狱，选拔人才，奕訢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朝野内外的声望和地位，而且空前增强了大清王朝的凝聚力，为同治中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部分 第十二章 重用汉臣，剿灭太平天国起义(1) 政变成功之后，摆在奕訢和清廷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迅速消灭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稳定政变后的政局，从而加强对全国的有效控制。 1860年11月，江西、湖北一带起义军纷纷参加太平军，起义部队又得壮大。1861年春，陈玉成率军从安徽进入湖北，三月攻克黄州，逼近武汉，湖北巡抚胡林翼急得吐血。1861年10月间，李秀成、李世贤军队由江西入浙江，连连攻克金华、处州（今丽水）、临安、余杭等城，苏南和浙江告急。已为议政王和军机首座的奕訢，屡屡收到战危奏报，每一份奏报无不令他揪心。他发誓，爱新觉罗的天下决不能让这一群乌合之众给击垮，要让她在我的手中重新焕发出生机。 然而，昔日的八旗劲旅，早已失去了先辈们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雄风。60万人众的绿营军武备废弛、纪律涣散、闻战色变。整个清军主力无论八旗还是绿营均已不堪大用、形同虚设。文武将领以避贼为战略，士卒以逃死为方策，根本无法抵挡呈排山倒海之势的太平军。这支气贯如虹的农民大军，已经把清朝统治推向岌岌可危的境地。与此相反，一些汉族地主士绅，为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自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逐渐受到瞩目。其中曾国藩创建的湘军独树一帜，于屡次征战中异军突起，渐成劲旅。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该军一举攻克太平军重要据点武昌，曾国藩自此名声大噪。 第27页 咸丰帝时，湘军全军将士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却一直不能得到重用，而且经常受到满族亲贵的猜忌。曾国藩是一直顶个侍郎的职衔，其手下大将虽被保至二品、三品，名为副将、参将、总兵，却是有名无实。对此，曾国藩甚为不满，曾一度奏请咸丰帝给予督抚实职和察吏筹饷之权，然而却落得被开除兵部侍郎的职位，在籍守制。后曾国藩虽被授予两江总督之职，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但如时人所评，那是江浙危急关乎国命、满族亲贵所率嫡系部队气数已尽的情况下，咸丰帝不得已而接受了肃顺的推荐作出的权宜之计。曾国藩果然不负众望，于1861年9月，攻克太平军重要门户安庆，因此威望大增。咸丰死后，肃顺当政时，尤为推重湖南地主武装，视曾国藩湘军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主要依赖力量，曾国藩及其他汉臣逐渐受到重视。但就在曾国藩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浴血奋战之时，肃顺也同时设江南、江北大营作为牵制，与湘军分功。 奕訢环顾朝廷内外，认定为了挽救国内危急形势，只有继续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汉臣。于是政变十八天后，奕訢即奏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授以前敌指挥大权。同时还授予他督察官吏、保荐人才之权。可谓开清朝歷代倚重汉臣之先例。 在授命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后的次月（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传来杭州失守、巡抚王有龄自杀，太平军向上海进攻的消息，朝廷大臣顿时乱了方寸。养心殿东暖阁里，慈禧手拿一封六百里加急军报，要求立即召见军机大臣。奕訢见慈禧惊惶失措的样子，忙安慰说： “太后勿忧，奴才们正在谋划，定能力挽危局。” “王爷请快快讲来，有何良策？”慈禧躬身向前，甚为着急。 “回太后，朝廷自剿杀洪匪以来，调遣数支八旗、绿营军，但成效不大，呈败退之势。咸丰三年，谕令各地举办团练，汉臣曾国藩督练有方，所率湘勇军制严谨、兇勐剽悍，屡立战功。此番江南剿匪失利，责任主要不在曾国藩，而在我大清官员不能与之精诚合作，筹备粮饷，致使进攻士兵不能互相策应，贻误战机。”奕訢详细分析当前军情战况。 杭州失守，确实为王有龄拒绝筹饷在前，曾国藩怀恨在心、按兵不动在后。清政府授命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以来，曾国藩立即从1861年12月起，对辖区进行整顿。但浙江巡抚王有龄屡屡挖湘军的墙角，不予配合，曾国藩因此对王有龄很是不满。曾上奏弹劾王有龄，并趁势为左宗棠制造舆论，其后清政府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杭州危急之时，清政府曾令曾国藩催促左宗棠迅速赴浙，同时王有龄本人也向曾国藩发出求救咨文。但曾国藩一怕发兵过早，左宗棠救不下杭州遭责；又恐救下杭州是为他人作嫁，左宗棠反而无法安置。于是按兵不动，坐视杭州被攻破，王有龄自杀。曾国藩于是立即命左宗棠率湘军六千余人兵分两路迅速入浙，连下数镇，浙江逐渐纳入湘军势力范围。同时曾国藩又密折力保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奕訢对杭州战情的分析显然有为曾国藩开脱并倚重曾氏之意。 第十二章 重用汉臣，剿灭太平天国起义(2) 但经验尚不丰富的西太后还想不出奕訢到底在作何打算，甚为疑惑不解。 “那王爷的意思是？……”慈禧问道。 “奴才以为要扭转江南剿匪局面，当务之急是彻底撤换昏聩平庸的浙、苏、赣、皖四省督抚大员，分别以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彭玉麟代之，方可与湘军将帅士兵同心协力，共同完成剿匪大任。”奕訢提出了这个大胆的计划。“满汉分畛”一直是满清入主中原后实施的策略，奕訢知道起用汉族官僚必然会受到阻挠，他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果然，慈禧听后十分吃惊，一方面惊讶这四人没有一个是满族血统，另一方面惊讶这些人的来歷，自己以前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的确，这四人除了沈葆桢外，其他均为无名小卒，尤其是左宗棠和彭玉麟，原为布衣庶民，怎可一跃而为二品巡抚？如此诏告天下，必然引起天下哗动，笑我大清无人！ 文祥见太后半晌无语，于是像个管户籍的保长，将这四人的情况一一详细道来。大意如下： 这四人系汉人，多为湘军将领。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曾随曾国藩学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年）回家乡办团练，因功授道员，赏戴花翎。咸丰八年（1858年）入曾国藩幕府，帮助办理军务。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原为乡村塾师，太平天国起义后，一度在家乡办团练。曾国藩起兵后，倾全力支持曾国藩筹建湘军，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以多方资助。 彭玉麟，祖籍湖南衡阳，生于安徽安庆。幼年习武，道光十二年（1832年）随父回籍，后在湖南办团练，咸丰三年帮助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任湘军水师提督。 沈葆桢，福建侯官人，封疆大吏林则徐的女婿。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授以编修，升监察御史。咸丰五年出任江西九江知府，六年署广信知府。八年因保全广信，名闻天下，被擢升为广饶九南道道台。十年，授吉赣南道道台，沈葆桢以父母年老需要奉养而婉辞。 第28页 众人一听即知，奕訢所要委以清剿太平军重任的均是汉人，且都是曾国藩的嫡系。当即心生两重疑虑：一是担心汉族官僚势力壮大，二是害怕曾国藩手握重兵，重演三藩之乱。 想想在大清的歷史上，歷代对汉族官员都是限制任用的。虽为了稳固政权，也注重吸纳汉族地主和士人参政，但一些重要的职位，如内务府大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族贵族担任，从未授予汉人。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军机大臣，同样只能由满族贵族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多用满人。军事领域，更一直是清廷的禁忌。圣祖康熙征噶尔丹，世宗雍正时征噶尔丹策零，高宗干隆征廓尔喀、缅甸和大小金川等，都是任用爱新觉罗家族亲贵大臣统兵征伐。即使其间有特例，如康熙平定吴三桂时，也曾用了一批汉将；雍正时曾重用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参贊出征青海；干隆时任用张广泗为总指挥出战金川等。但受“满汉分畛”传统思维的影响，除极个别外，绝大多数或遭排斥，或被杀，结果都非常的悽惨。歷代清朝统治者对汉族掌握兵权都是非常戒备的，慈禧和当时的很多大臣也不例外。 就连一直站在那里未置一辞的军机大臣沈兆霖也忍不住发话： “启禀太后，奴才以为任用以上四人为江南四省巡抚不妥。曾国藩所统领湘军已有三十万余众，若再委任曾国藩部将为苏浙皖赣四省巡抚，恐出现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之势，昔日三藩前车之鑑万万不可忘呀！”此外，沈兆霖还以这几人出身低微、不能登大雅之堂为由坚决反对违背惯例，让这些布衣庶民荣任巡抚。 奕訢早已预见到大家心头必有疑虑，但没想到这个迂腐的沈兆霖，会抬出祖制惯例来反对自己的意见。他知道这个沈兆霖性情负气不为人下，经常与自己意见向左。 奕訢正有难色之时，曹毓瑛开口了： 第十二章 重用汉臣，剿灭太平天国起义(3) “太后，奴才以为沈大人的顾虑是善意的，也是必然的。但曾大人以一介书生位极人臣，成一品总督，断不敢向朝廷妄自荐举。所以，应该相信这四位是人才。至于沈大人担忧曾国藩因此会成难掉之势，可勿多虑。湘军起于湖南，现客居江东，上有湖广总督官文扼守武昌，下有老将冯子材镇守镇江，北有杭州将军都兴阿守扬州，淮上又有袁甲三、胜保，一旦湘军有变，武昌断其后路，四周又有大军围困，决不会重蹈吴三桂之覆辙。” 曹毓瑛的一席话似乎提醒了奕訢，他思绪豁然开朗，接着说道： “太后，这四人虽为曾国藩所极力推荐，但他们之间都曾产生过过节。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后，不久因在弹劾李元度问题上与曾国藩意见不合，愤然离去。直至湘军攻克安庆后，李鸿章主动修书祝贺，得到曾国藩的谅解，才重返曾国藩幕府。现曾国藩屡屡举荐他，足见曾国藩的胸襟，也可见李鸿章的才气。左宗棠性情高傲，喜出豪言壮语，在骆秉璋幕府时，即以揽权跋扈着称。此人一旦给予高位，必不服他人。我们正好可以适时利用这一点，让他们相互掣肘。” 经曹毓瑛和奕訢这么一分析，大家便不再顾虑，慈禧也点头表示应允，毕竟当前大局是要能剿灭洪水勐兽般的农民起义军。只是这场辩论给奕訢和沈兆霖心中都留下了不快。奕訢开始有些后悔当初让沈兆霖进了军机，沈兆霖也没想到恭王有如此城府，尤其是后面的一席话，坚定了他离开军机处的决心。同治元年正月，沈兆霖调离军机处，署陕甘总督，当年七月镇压回族农民起义，在回师西安途中，遇山洪爆发被沖没而死。这已是后话。 朝廷随即发布一批重要上谕：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郑元善为河南巡抚，张曜为河南布政使，李续宜为安徽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毛鸿宾为湖南巡抚，江忠义为贵州巡抚，骆秉璋为四川总督，刘蓉、李恆、蒋益沣、韩超为布政使等等。上谕发出，一时朝野喧譁，同时将这么多作战省区的行政大权交于汉族官僚手中，两宫皇太后和奕訢也太冒险了！这样，“西至四川，东至海”的长江中下游乃至西南内地的半壁江山全掌控于曾国藩之手，这太危险了！总之是一个“险”字。一时间，朝廷便屡屡收到上奏，多为满族亲贵，他们提醒奕訢、慈禧要注意防止曾国藩权势太重，难以控制，并建议裁其军，削其权。其实奕訢心中有数。不久，朝廷的另一份诏令又让刚刚沉浸在喜悦中的曾国藩心凉了半截： “大清素以广揽人才、礼贤下士为治国之本，昔日肃顺专权之时，飞扬跋扈，力排异己，诸多博学鸿儒因此纷纷弃官归隐。今新朝初立，匪祸横行，百废待兴，正当用人之际，望以往大学士及宿儒鸿学尽快归朝，报效国家。” 曾国藩开始犯嘀咕了：奕訢一面大量重用汉族官员，一面又起用这些满族迂儒，究竟是何意？曾国藩是个理学家，熟谙清朝歷代掌故，他知道爱新觉罗家族一直是限制使用汉族官僚的。以前从未有过汉官像自己这样兼管四省军务，他们可为巡抚，可为总督，但很少委以军事职务，何况还是中国最为富庶的江南四省的军务。权重足以招致灾祸，曾国藩是有过切肤之痛的。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率领湘军，一举攻克武汉时，曾受到咸丰帝的欣赏，但后来由于咸丰帝听信了祁嶲藻、翁心存、彭蕴章等人的劝告，自己多年一直带兵作战、客寄虚悬，未得信任和重用。今日这些老朽又得重用，会不会自己又蹈咸丰帝时的覆辙？ 第29页 不几日，一封请辞的奏摺便呈现在了奕訢的面前。曾国藩叙说，权位太重，惟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渐成外重内轻之势；累牍连篇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奕訢认为曾国藩的这种顾虑也可以理解。当下要做的是向曾国藩说明，让他清楚，政变后起用祁嶲藻、翁心存、彭蕴章等人，只是借重他们的声望，并未让他们回军机处，付之以实权；朝廷现在真正重用的还是他们这些汉臣和汉族地主武装。 第十二章 重用汉臣，剿灭太平天国起义(4) 奕訢旋即召来文祥，草拟一折，擢升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管理兵部，并特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给予慰勉，称：如此委重权于曾国藩，实乃其至诚真挚无私为国效力之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攻剿，以拯救生民于水火之中，不许再作推辞。之后又批准了他派李鸿章招募淮军的请示报告，贊成他的浙东用兵计划。曾国藩知奕訢、慈禧倚重之意后，便不再推委。此后，每当曾国藩奏报到时，奕訢和两宫皇太后都是详加披览，一切规画，辄深嘉许，言听计从。并要求各将帅能及时将有裨益于军务的一切老谋胜算奏报朝廷，以此来表示朝廷对前方战场的关注和对将帅们的信任。 至此，奕訢、慈禧坐镇北京，汉族官僚奋战江南，外国势力插手其中的剿匪队伍就这样构成了。不拘一格、重用汉臣是同治新政权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抉择，但果真这一着使整个局面全活了！ 1861年冬，曾国藩被授以前敌最高指挥权，他坐镇安庆，以安庆为指挥中心，全盘规划，对战争作了新的战略部署，以图一举歼灭太平军。他命曾国荃攻天京，左宗棠攻杭州，李鸿章攻苏州，彭玉麟攻长江下游。大江以北，多隆阿攻卢州，李续宜援颍州；大江以南，鲍超攻宁国，运兰防徽州。经过周密的部署之后，一场以进攻天京为中心的疯狂的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开始了。1864年夏，天京被攻克，太平天国运动以失败告终。 慈禧发布上谕： 曾国藩着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浙江巡抚曾国荃加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 不久，曾国藩又被派去剿杀捻军。他一改僧格林沁征讨多年无功而返的“追剿”战略，坚持“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的战略方针，同时又提出了筑长墙、开壕堑的战法，最终剿杀了捻军。 奕訢松了一口气，他在担任议政王时期，内有文祥、曹毓瑛、宝鋆为之出谋划策，外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冲锋陷阵，军政吏治，赏罚分明，终于削平大乱，为一代中兴局面的形成开了一个好头。奕訢本人也因此“声誉日隆”，权势显赫，确有“垂帘其名，实权归己”之势，在政治上达到了他一生之中的鼎盛时期。 第十三章 力排万难办洋务(1) 通过多次与西方列强在战场上的武力厮杀，在谈判桌上的唇枪舌战，在合作中的利益纠葛，奕訢深感学会怎样与洋人打交道的重要性，于是力排众议，在咸丰年间上书请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成立，架起了中西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樑。作为核心成员的奕訢费心经营总理衙门和总理衙门的事业。除掌握清廷外交外，总理衙门还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成为决策与管理一切涉及洋务的机构。在咸丰帝迴銮以前，总理衙门在北京已然形成了列强支持的以奕訢为首的另一个权力机构。总理衙门成员构成了奕訢的一个智囊团。军机处把持内政，总理衙门负责外交，太后垂帘初期，内政外交大权悉数落入恭亲王之手。 总理衙门在中央的成员多为一直与奕訢同唿吸、共患难的心腹。桂良、文祥与奕訢一起筹划国家自强和长治久安的策略，积极上折请办洋务和实施“自图振兴”的国策。在地方，一批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受奕訢重用而崛起的汉族官僚、有真知灼见的一些封疆大吏支持和欢迎图“自强”的洋务事业的开展，并很快成为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 他们最初准备从沙俄引进第一批武器，后来由于识破了沙俄垄断中国军事技术近代化的阴谋，及时拒绝了这批武器的购买，而将目光转向英、法、美等国，努力学习和引进他们的军事装备和技术，实施和推广了第一项近代化的练兵计划。他们还曾筹划购买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阿思本舰队。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西式舰船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奕訢、李鸿章、曾国藩等朝野上下官员惊嘆之余，于同治元年初，在批准上海“借师助剿”的同时，奕訢以总理衙门的名义，致函各参战省份的巡抚、将军和总督与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命其议定向英国购买轮船一事。此事成为后来阿思本舰队事的发端。议定之后，由赫德致信正在英国养病的前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办理此事。 李泰国觉得这是控制日后中国近代海军的绝好机会！在英国政府的默许下，立即答应代办购舰之事，并暗地里策划聘任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s.osborn）为指挥官，出任中国海军司令。同时私自按照英国海军的条规，制定章程，明文规定：该舰队在中国战场所获得的一切财物，三分之一归清廷，三分之二归该舰队队员。 第30页 奕訢等人表示坚决不能接受让外国人掌握中国的军权，与李泰国进行了多轮的谈判，最后决定主将仍由中国武官来担任，阿思本为“帮同总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原本抱了很大的希望可以指挥这支舰队的，谈判的结果无疑给他们泼了一瓢冷水。他们致函总理衙门，称不能让这支舰队参加南京的行动，认为此乃“李泰国心术险诈，目前不愿中国专权，即将来不准中国人接手”。阿思本也不同意谈判后的结果，坚决要求按照出发前的英国订立的合同由阿思本自己任舰队司令，并限总理衙门在两日内给予答覆，否则拒绝听命并将解散舰队。 奕訢深知军权的重要，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坚持“中国兵权不可假手予外人”，坚决拒绝批准李泰国——阿思本合同。但清政府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整个事件中，清政府支出白银173.2万两，收回106.8万两，损失66.4万两。这次事件中，奕訢外交手腕得到了展现，以致后来曾国藩在给奕訢的回信中称：“钦佩无似”。李鸿章和曾国藩曾参与整个事件，最初曾国藩还担心由他和李鸿章出面道出此次购买舰队的弊病，恐怕会招致奕訢的盛怒，因为购买外国舰队乃“恭邸数年苦心经营之事”。但奕訢在阿思本舰队风波过后的言词间充满胜利的喜悦并言及已採纳曾、李的高见的书信，打消了两人的疑虑。曾国藩后来在给其九弟的信中称：“朝廷已成定局，从谏如流，令人感极生愧。”同时奕訢还努力设法开办了第一所以教授语言为内容的近代学校“同文馆”，并由北京向上海、广州推广。 第一股“自强”风潮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等多处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兴起了，主要目标为“平内乱”的军事计划。后来李鸿章在给奕訢的一封牍函中丰富和发展了奕訢几年前提出的“自强”思想。李鸿章这样写道： 第十三章 力排万难办洋务(2) “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欲自强，莫若学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学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在这里其实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自强”和近代化的建议：发展国家的工业；设专科取士，搞近代化的教育和培养近代化的人才。奕訢大为赞许，并积极推动施行。 中国人最早的一次出洋考察是在同治五年（1866年）春，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总理衙门请六个月的长假，回国结婚。同时建议中国能派出一个考察团随同他一起到西方各国转转，了解一下各国的政情风俗，以为国内发展提供参考。奕訢非常支持，当即着手办理此事：选派出洋考察人员和向两宫太后禀报。 一听说要出国，时人多有畏惧之心，纵使是同文馆已经毕业的几名外交人员，也对漂洋过海远行视若畏途。无奈，中国近代第一次出洋考察的重任竟落在了一位63岁老人的肩上。这位老人名叫斌椿，因任职总理衙门时做了几年赫德的中文教师兼办文案，对西洋事物渐渐有了兴趣，久怀出国游歷开阔眼界之志。因无人愿往，奕訢正为出洋人选发愁时，斌椿“慨然愿往”可解了燃眉之急。斌椿带领的3位同文馆学生和负责照顾父亲的斌椿的儿子一行5人组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出洋考察团，他们肩负着“将所过之山川地势，风土人情，详细记载，绘图贴说，带回中国，以资印证”的重任。 110多天对10多个国家的访问可让这5位中国人开了眼界。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物质文明和古代文化尽现于中国政府官员的眼帘。火车、轮船、电报、电梯、活字印刷、铁路隧道、蒸汽机、起重机、传真照片及一般摄影、显微镜及幻灯，大纺纱厂和兵工厂的生产情况等，使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现代科技的伟大；埃及大金字塔和古太阳神庙，欧洲博览会、芭蕾舞剧，英国的白金汉宫、大英博物馆、国家议院、监狱、报社、高等学院、植物园，法国的凡尔赛宫、拿破崙大帝的凯旋门等等，让他们体会到了在中华儒家文化以外还有着璀璨丰富的西方文明。 回国后，他们按要求将出国考察见闻以文字形式记述下来。斌椿写成《乘槎笔记》和《诗集》，考察团员张德彝着成《航海述奇》。此外，在办理外事过程中，奕訢也深深体悟到的“外国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的道理，这些都成为推动奕訢克服重重阻力，规划实行自强大计的巨大动力。他感到，当西方工业化潮流带动各国纷纷进入现代文明生活的时候——火车奔驰、轮船畅通、电线高架、通讯便利等等，中国人却依然沉醉于田园诗般静谧的自然经济生活，落后了！ 英国人赫德和公使参贊威孚玛也在敦促中国迅速实行改革，他们提交的《局外旁观论》和《新议论略》无疑似两枚炸弹，直投向老大帝国衰朽问题的中心。 必须要改革，面对这股工业化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奕訢的自强计划进入到大搞近代工业化、增强实力以“御外侮”的第二阶段，然而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各地方洋务大员只接受部分近代工业化思想。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一方认为不必怀疑赫德和威孚玛等提出的“援助”是“挟诈怀私”、从中渔利，而应乘机利用、学习技术，建设近代工业；但大部分洋务官员认为洋人越是渴求中国变革，就越是要拒绝它，以免落入洋人所设的圈套之中，此种意见的持有者包括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等重要人物。 第31页 这无疑给奕訢高涨的工业化建设的热情泼了一瓢冷水，他的建设国家的宏图大志不被欣赏，他也不再那么显露锋芒，而将全方位的引进世界最先进的科技的改革方案最终紧缩为仅仅扶植最为急需和最易为接受的几个方案，但即使这样，也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对声浪。 第十三章 力排万难办洋务(3)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奕訢上折请求在同治元年专教外语的同文馆中添设天文算学一馆，聘请外籍教师，教授西方自然科学。招生范围，由原来仅限于八旗子弟而扩大到满汉举人和恩、拔、岁、副、优五贡生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官的年龄为20岁以上者。慈禧以同治帝名义批示：“依议，钦此。” 奕訢加紧办理这项他认为是当务之急的大事，对各种反对言论，据理力争，认为：“识时务者，莫不以学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他又连上两折，提出具体的设置规划，如招生对象、考试办法、奖惩措施、优待办法和毕业待遇等；并推荐官职为从三品的原太僕寺卿徐继畬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这无形中提高了同文馆的地位。中国最初培养的翻译人才和自然科学人才就在奕訢一手倡建的同文馆中诞生。慈禧同样照准了，并明发上谕，称徐继畬“老成望重，足为士林矜式”，指示他仍在总理衙门行走。 不几日，两宫太后发布懿旨，对以奕訢为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洋务派高级官员的成绩提出嘉奖，表示朝廷对大兴洋务的支持。洋务派人士士气高昂。 然而奏摺中提出的聘请外国教习和让翰林院的编修、检讨、庶吉士们也入馆演习，触动了当时顽固守旧势力的神经。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九日（3月5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的一封上疏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认为，科学是不值一提的“技巧”，让科举正途出身的士人去拜洋人为师、学西学，那是污辱“斯文”；朝廷要自强，只要政治贤明、注重练兵筹饷，加之臣民具有“气节”就可以了。 这一在奕訢等洋务大员看来是荒谬可笑的说法其实代表了大多数封建士大夫的心声。正二月间，京城迅速流传着各式攻击奕訢的联语、纸签，其中最着名的一条是： 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 奕訢“鬼子六”的绰号由此而来。 国内顶尖的理学大师、同治帝的老师兼内阁大学士的倭仁更是洋洋洒洒千言，从传统的治国思想出发，称“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并将科学等同于中国古代的神秘诡谲的“术数”，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拜洋人为师无异于一大耻辱，反对这种“变而从夷”之事。 张盛藻的话可被驳斥，但倭仁的话不能不引起两宫太后的重视。慈安、慈禧特旨召见了倭仁、徐桐和翁同龢，询问为何反对设馆，三人未能给个很好的解释。慈禧很是不悦。但京师前门又出现了贴纸： 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道出了顽固守旧势力对教育改革的恐惧心理。同文馆的设立，无疑是敲响了封建士人的丧钟。两宫太后将倭仁的奏摺交由总理衙门评议。 奕訢主持下的总理衙门毫不客气，痛驳倭仁等人不识时务的论调。称改革是大势所趋，若不改革，近些年尚可苟安，而数十年之后则中国几无御敌之能力。并援引洋务重臣的话：坚船利炮均由科学而来，中国要自强，必须本末兼学；而招收学员习西学，正是为了“读书明理”、“存心正大”，抵抗洋人。倭仁若真正讲“气节”、讲卧薪尝胆，就应该支持改革。奏摺最后，奕訢故意将倭仁一军，请旨饬令倭仁立即“酌保数员”，并“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办讲求”，与同文馆“互相砥砺”。否则“仅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橹等词”，而称“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奕訢他们知道，倭仁的保守思想和言论是得到守旧的满族贵族、官僚士绅和许多八股士子拥护的。但为了振兴国家，他们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上折阐明变法思想和变法的决心，字里行间充满了发愤图强的意志。果然，上谕发抄之后，卫道士们譁然，倭仁更是啼笑皆非，无言以对，只好向朝廷回奏，称自己“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恳求朝廷撤回以前的奏议，不再反对设馆和聘请外籍教师授课。 第十三章 力排万难办洋务(4) 奕訢并未就此罢休，他再给倭仁出个难题，希望他能换换脑筋。奕訢奏请太后准许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要他直接参与为其所深恶痛绝的“洋务”活动。这可急得倭仁食难下咽，夜不安枕，急忙找来徐桐、翁同龢商量对策，决意辞去这“不光彩”的职务，并想告假归里。倭仁屡疏恳辞，奕訢再三驳斥，致使倭仁无法申辩，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中途故坠马，遂以足疾请假”。 这场斗争，使顽固派的气焰有所收敛。然而一波刚平，又起一波。这年恰逢华北天气一直干旱不止，京师又突现疫情，顽固派乘机反扑，将此天灾人祸来比附洋务派的改革，大肆渲染是他们的改革触怒了天意。并由候选直隶知州杨廷熙呈递条陈，详述其事。这份奏摺是洋务派和顽固派思想分化的集中体现，是继倭仁之后顽固势力对改革的又一次明目张胆的阻挠。 第32页 慈禧看后非常生气。立即命军机处起草上谕，驳斥杨廷熙的上谕，并于同日发往内阁。措辞严厉，痛诋倭仁等人的守旧主张，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洋务派一边，表现了对洋务运动的完全的支持。这份上谕也是对数月来关于是否添设天文算学馆，学西学，办洋务的大辩论的一个总结。 对倭仁，慈禧又专拟一上谕： “倭仁奏病未痊癒，请开缺调理一折。倭仁不必给假，一俟气体可支，即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其余一切差使均着无庸管理。” 倭仁见此折后，大舒一口气，终于可以不到自己讨厌的总理衙门上班，不同洋鬼子打交道了。这个老夫子也终于告饶了。 奕訢和慈禧通力合作，配合默契，坚决抵制顽固守旧势力，保证了变法的顺利进行。与倭仁等相比，风华正茂的奕訢和慈禧表现出对新生事物的兴趣和干一番事业的决心是不足为奇的。在慈禧和地方大员的积极支持下，洋务运动终于得以较为顺利地开展。一些新生事物逐渐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1861年，在安庆，第一座军火厂安庆军械所成立。 1862年，在天津，编练第一支近代陆军；在北京，设立第一所翻译学校京师同文馆。 1865年，在上海，第一座大型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成立。 1866年，在福州，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成立；在福州马尾，第一座造船厂福州船政局成立；同年，第一个欧洲政府考察团出洋考察十余国。 1868年，第一个巡迴大使团出国。 1870年，开始筹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水师。 1876年，建成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不久又被拆毁）。 1877年，第一届赴欧海军留学生出洋；第一座煤矿台湾基隆煤矿成立，同时开平矿务局在天津成立。 1879年，第一座电报线北塘至天津40英里电报线架设成功。 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开工。 前期以“自强”为目的，洋务派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后期以“求富”为旗帜，为解决军事工业在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又创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包括工矿业和运输业等。这场运动是在与顽固守旧势力的斗争中进行的，虽说是一场地主阶级的自我改革运动，却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倾向，是衰朽王朝显露出的一线生机、活力和希望。这种变革图强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第十四章 整顿吏治的矛盾(1) 同治元年，正逢三年一度的京察，这是新政权产生之后的第一次京察。所谓京察，就是由吏部对京官的政绩进行考核，然后根据官员的考核结果决定官员的升降去留。奕訢认真领导了这次京察，并藉此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次吏治整顿。 其实，整顿吏治的工作早在政变成功之初就已经开始。那是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61年12月27日），夜色渐沉，忙碌了一天的奕訢从军机处回到恭王府。刚到家，传报兵部满侍郎庆英求见。庆英先是吞吞吐吐地说了些闲话，然后从怀中取出两大包金子，恳求奕訢收下。身为堂堂议政王的奕訢，大权在握，眼里只有天下，怎么可能把区区两包金钱放在眼里，于是坚持不受。庆英误以为奕訢之所以不收，是出于“无功不受禄”的意思，于是和盘托出来意。原来，他因在兵部挪用公款而被议罪，兵部拟给予降职二级处分，特请恭亲王在两太后前议政时“格外开恩”。 奕訢想，这个庆英，真是个官迷心窍。念其是为母亲治病而挪用公款，按律是应当革职的，官职降两级已属法外开恩了。一番劝导之后，无效，庆英依然长跪不起，恳求奕訢为他开脱。这下可惹恼了奕訢，他勐地站起身来，一只拳头重重地捶在了桌子上，声色俱厉道：“好你个庆英，如此处置，已经是格外开恩了，你不思图报，反而步步紧逼，要挟本王，真是太胆大妄为。快滚！” 庆英见王爷动怒，灰熘熘地逃离了恭王府。望着桌上的两包金子，奕訢陷入了沉思。嘉庆、道光以来，吏治日益腐败。当国的前有曹振镛、后有穆彰阿之流，只知招权纳贿，贪赃枉法，却不思为国分忧解难，致使外夷入侵，内匪作乱，大清江山满目疮痍。我大清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强盛之势，以致用了近十年之功还未将那帮匪民镇压下去。这固然有刁民犯上的因素在里面，根本原因又何尝不是这些贪官污吏搜刮盘剥所致？目前剿匪当然是第一要务，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策，治本之道当为整顿时下盛行的官吏拖沓溺职、投机钻营、贿赂成风、骄横不法的风气，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整个行政队伍的办事效率。想到此，一个构想在奕訢心中产生了。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自己制定的这个计划，砍掉了自己的股肱之臣，使自己与慈禧的矛盾浮出水面。 第二天，奕訢把庆英所为向两宫太后言明，同时把两包金钱呈上，并请求整顿吏治。慈禧应允了奕訢的提议，随即发布上谕，将庆英由降职两级改为革职，并交刑部严办。同时声称，新朝初立，积弊累累，朝野应当勤于政事，清廉为民。这年正逢三年一度的京察，也是新政权统治下的第一次京察，希望朝野百官密折上奏军机处，评判优劣。所有京察事宜，着议政王领军机处办理。 第33页 此谕一下，朝野震惊，大家心里明白，恭亲王可不是好惹的，此次京察怕是要动真的了。 不久，各地密折即如雪片般的飞向军机处。有人参劾直隶顺天府治蒋大镛收受贿赂，把持专权；大兴县知县白维贪劣不良，积案滥押；永清县知县王锡琦加征苛派，贪酷害民。奕訢派大学士周祖培前往查实，于是马上将这三位劣员一起革职，交刑部审讯。贵州田兴恕奏报：已经将官军内部侵吞军饷的副将廷胜、临阵脱逃的候补都司姚復钺、侵渔厘捐的候补府周钟秀军前正法。奕訢估计这种现象在军队是普遍存在的，随即通令各路军营，凡此等情弊，将着统兵大臣随时严查，按律惩办。从地方到军队，从汉族官吏到满族封疆大吏，一律毫不宽贷。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十九日，满族大员、云贵总督福济被革职。原因是在西南少数民族起义之时，企图以叩谒咸丰帝梓宫、当面陈述军情为由，临阵脱逃。接着，又有满洲镶红旗人乐斌被革职充边。此人大略识些字，公事案例，阅之不甚了了，因善于结交当道，结党营私，一再升职，至陕甘总督。平素以吃酒看戏为事，奸占僕妇，宠信幕丁，捏报军功，滥行保荐，为数十年中所未有玩法营私者。经人弹劾，奕訢立即派吏部尚书麟魁和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沈兆霖前往查实，即遭惩处。此外，陕西巡抚瑛棨、山西巡抚英桂也分别因剿捻不力而遭申斥和警告。 第十四章 整顿吏治的矛盾(2) 政变后不久开始的这些吏治整顿工作预示了这一次京察的严肃认真。 同治元年，京察自上而下进行。首先对包括议政王在内的全体军机大员和内阁大学士进行考评，然后是部院大臣。奖惩大权归于两宫皇太后。官声、成绩突出者，给以破格提升；安排年富力强者于重要岗位；对平庸衰朽者，勒令其退休。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满族官员被勒令休职和降级。素食尸位的京官减少了，官员年龄普遍年轻化了，办事效率也提高了。在考察京官的同时，对地方官吏的考察也同时在进行，同样是品评优劣，赏罚分明。 就在奕訢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进行吏治整顿的同时，一场在奕訢和西太后慈禧之间隐藏的斗争已经展开了。 垂帘之初，奕訢以议政王的身份，总揽朝中大权，部院大臣遇事必先与议政王奕訢相商，惟奕訢意见是从，这一切，慈禧看得一清二楚。而奕訢“希冀垂帘其名，而实权归己”的心思，慈禧也当然不会不知道。权力欲极强的慈禧是不会听任奕訢的权力日益扩张、重演肃顺擅权局面的。只是大乱当前、“发捻横行”之时，尚需利用奕訢主持内外事务，所以慈禧一直隐忍未发，但她时刻都在监视着奕訢的一举一动，默默地窥伺着时机的到来，以图巧妙地削弱奕訢的势力。就在奕訢集中精力在内政外交方面大展宏图，力挽危局的之时，慈禧趁其不备，给予奕訢沉重一击，连折奕訢的两位股肱大臣：何桂清和胜保。 何桂清，云南昆明人，道光进士。歷任翰林院编修、太僕寺少卿、太常寺卿、户部右侍郎、浙江巡抚、两江总督。1860年5月5日江南大营全军溃败，两江总督何桂清在常州主管饷事，拥兵自卫，坐视不救。陈玉成部进攻常州，何桂清见大事不妙，希图逃脱。先将其父亲和两妾秘密送至通州，然后张榜禁止常州市民迁徙，并封锁各城门。城内百姓见何桂清要逃跑，绅民耆宿数百人手执香烛赴辕门跪请何桂清留下共同抗敌。何桂清见出城受阻，遂令所率部队开洋枪扫射，民众死者十九人。何桂清逃亡苏州，苏州巡抚拒绝其进城并上疏奏劾，咸丰帝闻何桂清事后大怒，谕令革职严审。何声言借兵助剿，逃到上海，在继任江苏巡抚薛焕的庇护下，“高卧不行”。不久，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何桂清一案遂被搁置。 当此整顿吏治之机，给事中郭祥瑞、御史卞宝第等上疏，此案又被重提。并令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派员速押何桂清来京候审。曾国藩曾与何桂清因争夺江浙地盘事，积怨甚深。接到旨意后，他立即派李鸿章去办此事。同治元年（1862年）春五月，逮何桂清入刑部狱。 主持办理此案的刑部直隶司郎中余光焯是常州人。鑑于其家乡绅民恨何桂清入骨，同时也为了给被击杀的执香跪拜父老19人讨回个公道，定罪时拟斩立决。奏上之后，诏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讨论，均同意刑部的决定。 此时，一道上谕以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员为由，提出对其应该慎重用刑，如果存有疑义，当各陈己见，这给了何桂清一线生机。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何桂清曾同奕訢的岳父桂良一起在上海同英国谈判，受到桂良的赏识。另外，何桂清在办理洋务问题上常与奕訢相契合，杀何桂清，奕訢颇为惋惜，因而奕訢有意救他。此道圣谕一发，大学士吏部尚书祁嶲藻、工部尚书万青藜、通政司王拯、顺天府尹石贊清、府丞林寿图、九卿彭祖贤、给事中唐壬森、御史高廷祜、陈廷经、许其光、李培祜等，纷纷上疏为何桂清辩解翻案。 刑部审讯时，何桂清也为自己申辩，称自己之所以退至苏州，乃是受江苏司道所请，以保饷源重地，并指出有薛焕等四人的禀牍为证。清政府于是令曾国藩查实何的证词，曾国藩与何桂清素有矛盾，速查后回復道：苏常失守，卷宗已经荡然无存，且督抚权重，司道受其掣制，必会极力逢迎和隐饰，因此对禀牍有无，不必深究。明确表明贊成重罚何桂清。 第34页 第十四章 整顿吏治的矛盾(3) 慈禧认为剪除奕訢的这一羽翼的时机已经成熟，于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一日（1862年12月12日）发布谕旨，声称何桂清身犯二罪：一是弃城逃跑，二是避匿达二年之久。命刑部于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六日将何桂清处决。 如果说杀何桂清奕訢内心只是隐隐作痛的话，杀胜保则令他痛心疾首！ 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举人。曾是辛酉政变的重要支持者，是政变得以成功的武力后盾。因此，政变后慈禧委之以重任，他由三四品京堂候补降职身份升为正二品的兵部左侍郎，由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升入属上三旗的正黄旗满洲都统、正蓝旗护军统领，手握重兵。太平天国起义后，慈禧又命他主持山东、安徽间的“剿捻”军务。但突然之间，又传旨将其革职拿问，后又赐令其自尽。 从表面看来，胜保的种种行为确实给慈禧诛杀他提供了把柄，如命令将胜保革职拿问的上谕中所罗列的罪状，“荒淫贪纵”，“任性骄纵，滥耗军饷”，“携妓随营”，“设局抽厘，便于肥己”，“讳败为胜，捏报大捷”，“收纳逆首陈玉成妻为妾”，“优伶冒充亲军，按月提银三千两，以致各营兵勇，枵腹荷戈，叠经挫失”等。其实这些罪行好些官员也同样或多或少地犯有，并不足以要立即拿问并将其处死。 杀胜保的更加重要的原因是胜保与奕訢走得太近。 辛酉政变，奕訢以胜保为武力支持，实现了亲王辅政。胜保则以奕訢为后盾，恃宠而骄、恃功自傲。慈禧早就看不顺眼，但苦于时机不成熟。政变后，胜保继续剿捻，为了制造战绩，他对捻军苗沛霖和宋景诗部并不力战，而是设法招降。其实这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因为苗沛霖和宋景诗部都未受到重创，反向重来都未可知。因此两宫太后和军机处都很担心，曾多次指示胜保对这两部要严加戒备。军机处先是让胜保令苗沛霖灭张乐行一股势力以表明其效力朝廷之心，结果苗沛霖虽败了张乐行但并未取其首级；接着苗沛霖诱捕了太平军统帅之一陈玉成，胜保请求清廷奖赏苗沛霖，但由于两宫皇太后和奕訢对苗沛霖的投降诚心仍表怀疑，表示暂不赏苗沛霖之功，等扫灭颍、亳一带的捻匪后，再加倍赏赐。并趁陕西军情吃紧，调胜保率本部前往陕西堵剿太平军西北部队，令苗沛霖部留驻原地，目的是使胜保和苗沛霖脱钩。不管胜保怎么暴跳如雷、怒不可遏地表示不愿离安徽前往陕西，慈禧丝毫不为所动。同治元年七月，胜保只得遵旨赴陕督办军务，镇压回民起义。但八月华阴一战，军火车辆尽失，以后多次失利；加之胜保中途又擅自调苗沛霖部赴陕，经两宫太后和军机处急令和僧格林沁武力制止才作罢，苗沛霖见无法取信于朝廷，重新造反；而此时胜保所带宋景诗部又在往陕西途中譁变。凡此种种，都给慈禧惩治胜保制造了口实。 在潘祖荫、卞宝第、丁绍周、严树森等人的参劾下，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慈禧密诏多隆阿率部前往陕西，将胜保拿问。这时，奕訢也无法再袒护胜保了。胜保被押解回京入狱后，审讯工作是由奕訢主持的。念及胜保在政变中的大功及多年跟随自己的情面，奕訢也竭力为其开脱。无奈慈禧下手太快。下诏杀掉胜保时，慈禧故意由帘内传旨无事，使众臣纷纷散去。而奕訢刚刚离开，赐死胜保的诏令便立刻从天而降，等奕訢闻讯时，胜保早已命归黄泉。 慈禧连斩何桂清和胜保，无异于敲山震虎、杀鸡吓猴，给权势显赫、声誉日隆的奕訢一个严厉的警告，同时也有力地削弱了奕訢的势力。然而，这些又都是在整顿吏治、严肃官纪的名义下进行的，得到了时人的高度赞扬。时人称慈禧连斩何、胜“举国称快”，“赏罚分明”，“军政为之一肃”。慈禧在不露声色之中，既给了奕訢沉重一击，同时又收揽了人心，一箭双鵰，表明她的手腕和心计比奕訢明显高出一筹。奕訢未来的政治命运，已经被悄悄地笼上了一层阴影。 第十五章 趋利避害的守势外交(1) 政变之后，为了集中精力剿杀农民起义，奕訢推行一套“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方针，以图趋利避害，实现中外和好、相安无事的局面。 同治元年二月初，在湖南省出现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张贴的合省公檄，痛诋法国教堂的种种罪恶。檄文传入江西，被迅速翻印，贴遍大街小巷。很快，两省各地群众发动暴动，捕杀传教士，砸毁教堂、学堂、育婴堂及教民房屋。这就是湘赣豪绅们掀起的驱逐洋教运动。 早在1844年，美国通过《黄埔条约》获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教堂的权力，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其他西方国家也同样享有此特权。法国接着通过《黄埔条约》，进一步迫使清政府开始放弃对天主教的禁令。至1846年，法国获得了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权利，基督教随之也获得了同样的权利。外国传教士纷纷在中国建立教堂、学堂、办报纸，有的甚至进入中国的官僚阶层和参与军事指挥活动。在那以后，由于中西文化在碰撞过程中的冲突，以及确实有一些传教士借传教之名做一些扰民侵民的事情，传教士与中国本土居民的冲突时有发生。奕訢也屡有耳闻，只是这次湘赣豪绅们掀起的驱洋教运动闹得比以往都大，法国公使对此已经提出严重交涉，因此不得不想出一个有效的对策来。 第35页 从奕訢内心真实感情出发，打击一下这些“洋教士”的嚣张气焰又何尝不可，然而，当前朝廷内外交困，北有俄国虎视眈眈，内有“发捻”兴风作浪，贪得无厌的英法联军刚刚退去。理智告诉奕訢，当下局势，应以“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现在首要任务是剿灭洪水勐兽般的农民起义大军，目前他必须将绅民们的反洋教运动进行疏导，先致力于与西方国家修好，待平定各地之后再图抗外。这就是着名的“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的外交政策和路线。 歷史进入近代以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有着广袤的土地，令其他国家艷羡的财富，绵延数千年的文化。这些均让每一个首次踏入这片富庶土地的外国人震惊，当义大利人马可波罗依依不捨地离开之后，他向全世界传达了这样一个关于中国的信息：这是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国家！而这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们也一直以为，寰宇之中，惟我独尊，其他皆为向我臣服和“朝贡”的蛮夷之国。尤其是晚清以来，大清王朝闭关锁国、盲目排外，沉迷于自己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殊不知世界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被自己视为“蛮夷”的英、法、美等国早已跑到了世界的前列，并正策划着名如何併吞这个歷史上的大帝国！直到两次鸦片战争被打得遍体鳞伤，才有林则徐、魏源等胸怀强烈救国之志的开明人士开始“开眼看世界”，放下原有天朝大国至尊的观念，客观地去认识世界。 奕訢显然比他们更进一步，议和之后，自幼受到传统“天朝上国”思想影响的奕訢，迅速改变了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由以前的拒斥转而为合作。他当然没有忘记曾被侵略者凌辱的经歷，但是，已经集军政、内外大权于一身的他，为了国家大计，他不得不暂时忘却往日的国雠家恨、是非恩怨。 这次教案发生后没几天，一辆西洋轿车便停在了总理衙门前，从车上走下几名法国人。他们是法国驻京公使，受其政府指使前来质问中国当局教堂被毁、教民被斩和传教士被捕杀的处理一事的。奕訢很客气地将他们迎进总理衙门大厅内。法国公使一改往日的亲善风格，先是很不客气地批评指责清政府方面没有信守条约内容，保护法国教民和教堂，接着提出赔偿要求。 从大局考虑，奕訢虽然在骨子里不认同西方宗教，但还是答应了法方的要求。同时奏请皇上发布了一道上谕，指示地方当局： “各地方官仰体朝廷不得已之苦衷，妥为驾驭，弗令滋生事端。” 地方绅民能同仇敌忾，反对教会的侵扰行为，这何尝不是民族正气的宝贵体现呢？群众的这种排外心理，在抗击外来侵略的过程中是非常需要的。政府这时也应该加以保护，不能凉了他们的心呀！所以上谕中又有指示： 第十五章 趋利避害的守势外交(2) “妥筹办理，既不可使洋人有所藉口，亦不可稍失士民之心。务令中外相安，不生他变，方为妥善。” 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明了奕訢暗含的处理反洋教运动的方针：用疏导瓦解而非镇压的方法平息群众此时的激愤，落脚点仍为保护传教、维持当前中外关系。不几日，一份“调查报告”递到了总理衙门奕訢手中，查办结果，“莫能查出何人所撰（檄文）”。这样也就对反洋教事件的煽动者和参加者均不予追究，对法国教会方面赔偿一些财物了事。 就在湘赣教案发生前的这年元月（1862年1月），前方清军与太平军激战正酣之时，葡萄牙趁火打劫，来京与总理衙门谈判，要求取得英美法俄等国通过天津条约获得的同等权利。法国公使也搀和于其中，支持葡萄牙的权利要求。奕訢只得派总理衙门大臣恆祺为中方代表谈判，签订条约。结果令人惊愕，葡萄牙公使回国后，因他们的重大外交成果而大受政府嘉奖；中方因不懂国际法，匆匆签订条约，被套进了葡萄牙人设置的曲解澳门地位的陷阱之中，为后来有关澳门问题的纠纷即中国丧失对澳门的主权埋下了伏笔。 一切从“剿发捻”出发，为此，维持现有的“和局”，牺牲一点国家利益是不要紧的。这是处理反洋教事件和对葡条约谈判中表现出来的奕訢的内外策略。但“借师助剿”之策将“狼”引入室，结果狼的胃口越来越大。 英、法、美、葡等国几年内均从中国获得了令人惊异的权利和财富，欧洲其他二流国家以为中国好欺负，也跃跃欲试，想乘机从中国捞一把。 同治二年（1863年）春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普鲁士新任驻华公使李福斯满怀希望地来到北京，企图取得与英、法等国一样常驻北京的权利。奕訢不予理睬，态度很冷淡。李福斯只得于六月底悻悻离京。六年之后的丹麦和荷兰也曾因不满长期滞留天津不能驻京的现状，公然撞进北京。对他们，奕訢痛快地指责他国背约。直到英美公使从中斡旋，称丹麦公使是作为宾客应他们邀请而来京的，事情才得以收场。 这样，自同治元年（1862年）以慈禧——奕訢为首的统治集团决定“借师助剿”以来，清政府上下坚持走奕訢所推行的“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路线，利用列强所支持和援助的先进的军火武器、派遣前来训练部队的外国教官和冲锋陷阵的外国官兵，最终击败了太平军，了结了困扰清廷14年的心头大患。 第36页 击败太平军后，清政府立即要求葡萄牙公使前来总理衙门，商讨撤销给予葡萄牙的与四大国同等的外交特权。其实，直到这时，奕訢等人对国家、民族的利益还没有清楚的认识。 同治年间，清政府与西方各国订立了诸多条约。奕訢主持对外关系期间，第一个与清政府缔约的国家是普鲁士。1861初，普鲁士人来华，要求获得与英、法、美等在《天津条约》中大体相当的权益，谈判进行了几个月，奕訢等人仅将争执的焦点放在老问题“公使驻京”上，却失去了国家、民族利益中关系甚大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等项。普鲁士利用了中国官僚大臣对国际知识的懵懂，不费一兵一卒就取得了英法国家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才“收穫”的果实。 中国痛丧对澳门的主权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同治元年，乘中国内乱之机，葡萄牙特使、澳门总督来到中国，七月双方签订了中葡《和好贸易条约》。条约第二款规定： “从前大清国与大西洋国（指葡萄牙）来往交涉……一切旧章自应革除，永远不得别有异议。”——这就是说，以往清政府与葡萄牙所达成的一切协议，均已无效。其实，此前，除了澳门问题外，双方并没有签订什么实质性的协议，此项内容无非是要抹煞以前规定的清政府对澳门的主权。 “大清国大皇帝任凭仍设立官员驻扎澳门，管理通商贸易事务，并稽查遵守章程。但此等官员……其职任事权得以自由之处，均与法、英、美诸国领事等官，驻扎澳门、香港等处官员，办理自己公务，悬挂本国旗号无异。”——这句话实际上是承认了澳门属于葡萄牙，因为此项内容已将清政府驻扎澳门的官员，置于外国领事官的地位。 第十五章 趋利避害的守势外交(3) 葡方还在条约中文文本中添加有这么一句：“大西洋国大君主现即谕令澳门官员实心出力帮同防备该处……”，“帮同”一词，看似承认澳门的主权属于中国，但英、葡文本则没有。中文文本与葡、英文本不一致，必然导致双方关于澳门主权的争端。而条约又规定，争端发生后的“剖断”权交由其他与清朝缔约的列强。这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吃亏的必然是中国。 圈套就这样设定了。同治三年，问题被发现。发现这个问题的是当时头脑还算敏锐、对国际法相对有较多认识的前江苏巡抚、头品顶带通商大臣薛焕，此时已调任总理衙门大臣。于是总理衙门立即提出修改条约，尤其是其中关于清政府派驻的澳门官员被视为“领事官”的内容，葡萄牙拒绝接受。最终，条约因未批准和互换而不能产生效力。同治七年，奕訢根据总税务司赫德的建议，打算用100万两白银赎回葡萄牙在澳门的建设成果，因故也未能实现。光绪十三年（1887年），双方签订《和好通商条约》，中国最终丧失对澳门的主权。 中国人在整个澳门事件的交涉过程中，显得是那么地被动和懦弱！清朝官员无知盲目达到惊人的地步！与前人相比，奕訢等人虽然对国家知识、国际环境、国际法的认识是有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国际社会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在奕訢主持总理衙门期间，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大清王朝先后与英、法、俄、美、德、丹、荷、比、意及奥匈帝国等，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商务关系。并于同治五年（1866年）同治七年（1868年），两次派出大清出国考察团；又于光绪二年（1876年），派出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尽管奕訢在办理外交事务时，显得有些幼稚笨拙，有着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无论如何，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外交，并对中国近代外交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十六章 二遭严谴(1)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二十日，太平天国最后一个据点江宁光復！这一天，对大清朝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一时间，京城内外、朝野上下一片欢腾。三日后，两宫太后大奖功臣：奕訢以议政王主持枢廷居首功，赏加三级军功；曾国藩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曾国荃为威毅伯，各路统兵大员李鸿章、官文、左宗棠为伯爵。军机大臣、前敌将帅、各部、院、督抚，均有重赏。其中，奕訢更是获得时人的高度肯定，颂扬他为“豁达大度”、“定乱绥邦”的“贤王”，称他“削平僭伪，绥靖边陲”，使大清王朝实现了“同治中兴”，其丰功伟绩为史书记载以来所罕见。 奕訢似乎被胜利和荣誉沖昏了头脑，变得忘乎所以。 每次入宫议政，太监给太后和皇上献茶时，慈禧必命也给奕訢献茶。有一天，诏对颇久，慈禧忘了命太监给奕訢献茶，结果，奕訢一时忘形，迳自拿起案上之茶欲饮，但马上意识到此乃御茶，便仍放置原处。奕訢此举，在慈禧眼里，无疑是目无皇上、目无太后的放肆之举。 另外，奕訢在与太后议政时，有时佯装没有听到，请太后重述一遍。每与太后有不同意见时，则高声抗辩。还有，两宫太后召见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无论是谁，不经总管太监传旨，不得迳入。而奕訢往往不经太监传旨，就径直入内。 这些，慈禧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时机一到，她要好好给奕訢一点颜色看看。 第37页 这时，善于察颜观色的慈禧的宠监安德海屡进谗言、从中挑拨，使两人之间的矛盾愈益激化。安德海，为人狡黠多智，是慈禧最为宠信的御前太监。一次，他奉慈禧之命向总领内务府事的奕訢索要奢侈物品，奕訢不许，声称国家正值多难，宫中不宜过多求取。安德海不服，反问道：“你说我不宜求取的是什么？”奕訢一时不能应对，即说：“例如瓷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份，总计积存的已不少，干什么又要？”安德海说：“往后不要了。”第二天，安德海把奕訢的责言全部告诉慈禧，慈禧怒道：“这是约束到我每天的饮食用度了嘛！”更加对奕訢记恨和不满。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20日）恭亲王奕訢照常入值进见两宫太后。慈禧拿出一件奏摺严肃地对奕訢说：“有人参劾你！”奕訢一愣，忙问：“是谁上的奏摺？”慈禧非常不满意奕訢的傲慢态度，极不情愿地答道：“蔡寿祺！”奕訢脱口而出：“蔡寿祺不是好人！” 一听说是蔡寿祺，奕訢的气就不打一处出。这人曾在四川招摇撞骗，现正处于犯案审查之中，他的话居然也听信。于是奕訢平日不拘小节的个性特点又显露出来了，他大声辩说道：“蔡寿祺非好人！他旧案未消，是应该速速拿问的坏人。” 此时的奕訢哪里知道，这个新近以翰林院编修补上日讲起居官还不满一个月的蔡寿祺背后若没有大人物作后盾，怎会胆敢弹劾权倾一时的恭亲王奕訢呢？而这个大人物就是慈禧，正是她策划了今天的弹劾案。蔡寿祺是一个很会投机取巧、苟且钻营的人。最近他通过内廷太监安德海嗅到了西太后慈禧那边最近的意向，连上两份意欲扳倒恭亲王的摺子，正好藉机沽名钓誉。奕訢在大殿内的反应失态了。这也让两位太后非常地震怒，她们立即喝退了各军机大臣。 事后，两宫太后避开军机处，单独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慈禧哭哭涕涕地说：“议政王植党擅权，渐渐到我不能忍受的地步了，我要重治议政王的罪！”诸位大臣看见太后盛怒，不知何事，面面相觑，胆战心惊，不敢答话。 慈禧接着说：“诸位大臣应当以先帝为念，不要害怕议政王，议政王罪不可逃，应当从速议罪！”还是周祖培老谋深算，他叩头说道：“此惟两宫干断，非臣等所敢知。” 慈禧厉声反问：“如果什么都要我们太后说话，那还要你们这帮人干什么？等以后皇帝长成人，你们能逃过处罚吗？” 第十六章 二遭严谴(2) 周祖培略一沉吟，找到了一个缓兵之计，他答道：“此事需有实据，容臣等退下后纠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同审理这个案子。” 慈禧不好再作驳斥，遂准奏。 周祖培和倭仁不敢迟延，立即着手办理此事。他们就蔡寿祺在奏摺中所称奕訢贪墨、骄盈、揽权、舞弊四大罪状一一讯问证据。贪墨，即指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蔡寿祺只就此一项，指出薛焕、刘蓉二人，并且也还只是风闻，并无实据。其他几项更是含混其词，纯系诬告。这下他们犯了难，如据实回禀太后，那太后不也同有诬告之罪，况且她处理此事的底细是什么，也还没摸清。最终大家在復奏中用了甚为谨慎的语言叙述审讯的结果和处理建议： 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 次日，两宫皇太后又召集周祖培、倭仁等人。见了面，慈禧并不急着追问审查的结果，更不看大家递上的復奏，反而迳自拿出一份已事先拟好的懿旨，让诸位大臣传阅。 这是一封由慈禧亲自执笔书写的惩戒奕訢的谕旨，整个硃谕文字之尖刻激烈，让人感到畏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大家这时也全明白了慈禧的用心。 “诸位还有什么异议，若无异议，就这么着吧。”慈禧冷冷地说道。“倭仁、周祖培，你二人稍稍润色后，由内阁明发。今儿到此为止，散了吧。”说罢，摆摆手，示意大家离开。 慈禧不经奕訢主持的军机处，而直接指令内阁明发此诏，表明了她罢黜奕訢的决心。同时，她此次不凭证据而革除重臣职权的做法，也是太后、恭王联合政权一步步走向破裂的开端。 “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天下已定，我固当诛”！一连十几天静坐于王府之中，奕訢暗暗品尝着自己种下的垂帘听政的恶果。想当初，这对母子要用到自己稳定内外局势的时候，是多么地客气和给予优待！自己也原想通过垂帘这种形式使实权掌控于手中，直到皇帝亲政之时为止，没想到两宫太后，确切地说是西太后，有着这么强烈的权利慾望，以往是小瞧了她。 奕訢被罢黜的消息一时引起轩然大波。王公贵族和诸大臣纷纷上疏，发表不同意见。一向很少过问政事的惇亲王奕誴首先上一疏，表达了与慈禧不同的政见。惇亲王所言颇有道理，但并不一定见效；然而道光帝第五子惇亲王是现存的子弟中排行第一、地位最崇的一位皇子，他的话，慈禧不得不重视。 第38页 当日，两宫太后召见了孚郡王和军机大臣文祥，令其将惇亲王和蔡寿祺的摺子发至由各王公、大臣、翰、詹、科、道组成的内阁会议讨论。在这次召见中，两宫太后说了一些嘉奖奕訢的话，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奕訢心里稍稍轻松了些。 然而第二天，情势陡变。慈禧召见倭仁、周祖培、瑞常、吴廷栋等八大臣，又当面百般数落奕訢的种种不是，同时对惇亲王为奕訢说情也表示了不满，极尽嘲讽之能事。并怒称：“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復用”，铁定了心要惩办奕訢。慈禧内心想削去奕訢的一切权力、排挤奕訢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然而此时，她也还得顾忌证据不足和各位王公大臣的极力劝阻等因素。在国家用人之际，王公大臣们希望不要随意废黜像恭王这样才能具佳的重要宗臣。恭亲王自办理夷务以来，一向主和，颇称西方国家之心；若突然撤换执政，西方国家也会怀疑，乘机要挟，外务就又陷入难办的境地了。慈禧从懿旨发出去后中外的反应已知，现在时机并未成熟。她两次召见大臣，商议惩处奕訢，突出最后决定权在自己，然后静待时机成熟，顺梯子下台。 大学士倭仁等从两宫太后处退出后，迅速赶到内阁，与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一起开会。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争论双方都以自己听到的懿旨为准，认为对方所说不实。其中只有钟郡王一个人是参加了这两次召见的，他两次均以押班者的身份带领诸臣进见。于是双方都将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钟郡王身上，希望他能为自己作证。 第十六章 二遭严谴(3) 钟郡王也不隐不藏，据实说：“你们双方所听都是真的，那都是太后所说的话。”一下子在座的人都惊呆了。太后前后话语大相迳庭，这可怎么决断呢？ 一连几天，朝野一片寂静。平静的背后，大家都在积极酝酿、思考和行动。 等到十三日，从东陵工程处风尘僕僕赶回的奕譞，未休息片刻就立即书写奏疏一封为奕訢声援。他在奏疏中首先称赞了两宫太后的“知人善任，措置得当”；接着写奕訢自任职以来，事务繁重，责任重大，力图报效、不敢有半点疏忽之心，所有这些中外臣工都有目共睹；最后着重替奕訢检讨，称其不事小节，有失礼之处冒犯两宫太后的，请两宫太后原谅，同时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 两宫太后接着又收到通政使王拯和御史孙翼谋的上疏，也均希望太后能宽容奕訢所犯过错，酌赏录用，观其后效。其中，孙翼谋疏中从国内外形势分析，认为“今外难尚未尽平，民气尚未尽復”，国家尚未丰盈富裕，平息内外纷乱后的事情尚未处理妥当，因此处置奕訢的事情不能不慎重。 两宫太后随即将上述三疏一併交与十四日的内阁会议商议。会上大家提出了种种看法和建议，无非为以下种种：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叔嫂之争，外人不便插手；奕訢既然屡遭非议，必然有行为不够检点之处，看来是难当辅佐重任；没有确凿的证据，应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虽国家大危难已过，但也还处用人之际，如此天潢重臣，弃置可惜；太后懿旨已下，无可更改，遵旨执行；既然懿旨有不妥之处，就应收回成命，另行考虑。议论纷纷，无法达成一致。倭仁估摸着慈禧的意思仍为严惩奕訢，于是拿出自己事先拟好的疏稿，因在新政问题上向与奕訢不合，且一直跟太后的风跟得最紧，因而他主张打击奕訢。但大家均感不妥。 肃亲王华丰见时机成熟，才将自己拟就的奏疏拿出来。疏中大意为：醇郡王、王拯、孙翼谋上疏中的提法都可行可取，自己对恭亲王遭严谴事也甚为惊异，当前虽有惇亲王、醇郡王和诸臣工力保，但最终的决断权仍在太后那里，其他人岂能妄拟。实际上肃亲王这是间接地否定了倭仁的疏稿，他同时提议，将会议情况据实陈奏太后。 众人纷纷贊同肃亲王的提议。倭仁见情形已难再坚持己见，遂同意修改疏稿，经四次修改，一份与肃亲王奏疏意见一致的奏摺形成了： “臣等伏思黜陟为朝廷大权，恭亲王当皇上即位之初，维持大局，懋着勤劳，叠奉恩纶，酬庸锡爵，今因不自检束，革去一切差使，恭亲王从此儆惧，深自敛抑，未必不復蒙恩眷。以后如何施恩之处，圣心自有权衡，臣等不敢置议。” 军机大臣列名于倭仁奏摺之上，礼亲王世铎及王公、宗室、大臣等70余人列名肃亲王奏摺之上，均恳切地希望两宫太后对奕訢施恩，再行录用。其他人也纷纷上奏，一时“朝论大惊疑”，情辞恳切，论说有力。其中有督察院、宗人府的奏摺，内阁学士殷兆镛、潘祖荫等的单衔上疏，给事中谭钟麟、广成等的上奏，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的上疏等等，从中外情势、国家领导核心的稳定团结与全局的关系等角度，分析当前罢斥奕訢的不妥，请两宫太后三思。 慈禧见议到这种地步，宣示权威和理顺上下尊卑的目的已经达到，自己也该收手了。十六日即以同治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按照各王公大臣的意见，明白宣示，恭亲王奕訢“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但罢黜议政王和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内政方面的一切枢密大事不再听闻和参与，实际上将奕訢排挤出了最高领导层。 第39页 这是奕訢政途中又一次的跌落，对奕訢振兴皇朝的政治抱负和由他推动、倡行的新政是一个打击，对已经满目疮痍、急需救治的皇朝来说无疑也是重重的一击。皇朝需要奕訢，奕訢需要军机处的权力来实现皇朝振兴之志。上谕下达，奕訢一改最初被罢黜时的震怒，心情平静了下来，暗中想着对策。 第十六章 二遭严谴(4) 多年来，军机处已经形成了没有皇室成员行政命令决策就难以定夺和执行的情况。没有了奕訢的军机处，明显显露出运作不灵的迹象。肃亲王华丰、醇郡王奕譞、惇亲王奕誴、大学士周祖培以及军机处的文祥、宝鋆、曹毓瑛等人又开始思量如何恢復恭亲王奕訢在军机处的职位。 他们知道，奕訢将文祥和宝鋆安排在内务府的两个重要职位上，给慈禧的予取予求、任意享乐造成了障碍。慈禧一直想把内务府牢牢控制于自己手中，以便随时“需索”。顺着慈禧的意思，他们决定文祥和宝鋆主动提出辞去内务府大臣职位，并由奕訢呈递一份意在忏悔的请安折，表悔过之意和尽忠之心。 此策果然奏效。多日来一直对奕訢的召见请求不予理睬、态度冷淡的慈禧，于“悔过书”呈递上去的第二天，即上谕发布的20多天后召见了奕訢。召见时，奕訢失声痛哭，慈禧对奕訢的认错悔过态度也表示非常地满意，于召见奕訢的同日又发布一道上谕：恭亲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奕訢恢復了军机大臣职务，却永远地失去了“议政王”封号。 通过这次波澜，奕訢被好好上了一课，他真正认识到，自己再不可能像政变之初那样与这位嫂子以平等合作的方式相处了，如有关评论所称：双方的关系在“当亲王认识了他在国家中的地位的时候，才像主妇和管家一样”。他开始注重传统的礼制，凡事以“礼”和“臣道”为先，施政时也较之从前更为瞻前顾后了。 这种变化也影响着皇朝的政局。奕訢的追随派做事也不得不相机而动，而反对变革的人迅速结成反对派，并利用慈禧和奕訢之间的裂痕千方百计地牵制和阻挠奕訢派的改革举动。洋务运动进入了与守旧顽固派势力斗争更加困难的阶段。 第四部分 第十七章 反击诛杀安德海(1) 大凡王朝衰微之际，多有太监或外戚干政的情形出现。明朝情况尤为恶劣，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鑑于明朝太监祸国的惨重教训，清代顺治帝明令禁止太监干政，并定为祖制让世代遵循。 同治帝时，偏偏有一太监要触犯此条禁律。 安德海，又名安得海。出生于清代盛产太监的直隶省南皮县。年少时他就羡慕那些因在宫中当太监而发迹的乡人，于是自残入宫当了太监之后，为人“艺术精巧，知书能文”，能读《论语》、《孟子》，且很善于察言观色、阿谀逢迎，“以柔媚得太后欢”。凭藉种种伎俩赢得慈禧太后的器重，当上了总管太监。从此，他的意见，慈禧无不採纳，无论是诛杀肃顺还是削夺奕訢“议政王”的封号，都有他参与其中。朝廷官员、士人也纷纷贿赂他，安德海门前一时来往人员络绎不绝，安德海本人更是肆无忌惮地笼络朝士，纳贿招权。 奕訢早就想除掉这个奴才。遭慈禧惩戒之后，得知其中有安德海屡加挑拨的因素。在此之前，有一年春节前夕，奕訢向慈禧进献了二十多株含苞未放的腊梅以供赏玩，慈禧十分高兴，下令安德海将这二十多盆梅花摆放于宫中欣赏。可安德海不知作了什么手脚，二十株腊梅一夜之间全都凋谢枯萎。本期望在春节期间这些腊梅花齐绽放以讨个吉利的慈禧心里犯嘀咕了，安德海又在一旁瞎附会、进谗言，使她认为这是“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的徵兆，并将祸端归之于奕訢，对奕訢备加怀疑和警惕。 奕訢一向认为太监只是皇朝的奴隶，按祖制，太监干政是万万不可的，所以他不像其他王公大臣那样去谄事太监，拉拢安德海。有一次，奕訢请见慈禧，慈禧正和安德海讲话，对奕訢竟视而不见。奕訢深感受了侮辱，认为安德海明显触犯了禁令，严重地干扰了管理朝政的大臣及时地奏报军机大事。也许就在那时，奕訢定下了除掉安德海的决心。他在寻找机会。 奕訢知道，在同治帝年少时，安德海就与这位小皇帝结下了怨仇。安德海骄横跋扈、挑拨是非，众人皆知。一天，同治帝训斥安德海，安德海心怀不满，立即到慈禧太后那里告状，慈禧因此责骂了同治帝。十几岁的孩子已都能明了一些事情，他判断这肯定是安德海搬弄是非、造谣中伤的结果。此后年少的同治帝时常做一小泥人，用刀边砍泥人的脑袋边喊“杀小安子”，宫中太监宫女都知道，这事也传到了慈安太后和奕訢的耳朵里。 安德海以慈禧为靠山，不把慈安太后放在眼里。他培植党羽，势焰熏天。慈禧自垂帘听政以来，干政擅权之举日甚，慈安心里清楚，嘴上不说，她也正想借杀安德海挫一挫慈禧的专权气焰。 这样，从同治帝、慈安太后到诸多王公大臣都有除掉安德海的动意，奕訢有了支持者，只在等待时机。 同治八年七月（1869年8月），在京城玩腻了的安德海，徵得慈禧的同意，去广东为同治帝置办大婚时需用的龙衣。当慈禧将这件事告诉同治帝时，同治帝欣然答应。 第40页 按制度，太监是不能擅自离京的，所以安德海出京赴广州一事没让奕訢和慈安知道，其实奕訢早已通过宫中的内线得知此事。并派人通知山东巡抚丁宝桢。 丁宝桢，字稚璜，贵州平远人。咸丰三年进士，同治二年（1863年）升为山东按察使。此人为官清正刚严，胆大心细。当时僧格林沁亲王率兵在山东一带剿杀捻军时，见司道官时从不给他们坐座位，态度十分傲慢。丁宝桢不吃这一套，称“给座位就见，不给座位就免谈”，僧格林沁很佩服他的胆量，接见丁宝桢时，对其礼遇有加。山东前任巡抚十分推崇丁宝桢的才能，主动请求退休，并保举丁宝桢继任其位，这样丁宝桢就由按察使升任山东巡抚。丁宝桢曾经奕訢的介绍进京觐见过同治帝。同治帝同慈安太后也认为丁宝桢是有肝胆之人，可以信赖。于是，“帝遣人与之密谋诛安德海”。 安德海携带20多辆大车和前站官、标兵、苏拉、僧人、妻妾、女乐等数十人，自称钦差，乘两条大船，船上挂有一面日形三足鸟旗，船旁插龙凤旗帜，浩浩荡荡地顺大运河南下。所到之处，观者如潮，地方小官员也纷纷前来拜谒。安德海算是过足了瘾，还捞了不少油水。 第十七章 反击诛杀安德海(2) 此时，丁宝桢在接到奕訢的通知和同治帝的密谕之后，正加紧部署。他首先秘密嘱咐德州知州赵新：“总管太监安德海将要路过山东，若发现其有不法行为，可一面捕拿，一面禀闻。”赵新深知官场的险恶，搞不好会要了自己全家老小的性命。若不通报，得罪丁宝桢；若通报而杀安德海不成，自己反倒遭殃。他找来幕僚商议，幕僚们提议，以夹单形式秘密禀报安德海的行踪，即使杀安德海失败，由于通报形式是夹单，并非例行公事，不会存卷，安德海也不会知晓。丁宝桢得到消息后，若参奏，祸福自由丁宝桢个人担待。 就这样，丁宝桢得到了赵新用夹单送来的密报，掌握安德海不法行为后，一面派泰安府知府紧急追赶，一面具折参奏安德海。 奏摺不几天就到了京城。适逢慈禧太后正生病，由慈安太后单独召见诸位大臣，商讨拟定谕旨，为防夜长梦多，允许丁宝桢速即就地正法，不必解京审讯。奕訢、军机大臣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均参与了意见的表决和谕旨的拟定，并表示支持杀安德海，最后由宝鋆拟写了令丁宝桢就地正法安德海的谕旨。为防止安德海途中逃脱，密旨同时发往山东、河南、江苏三省巡抚和直隶省总督，无论安德海逃往何处，一旦抓获，立即予以正法。 慈安太后在奕訢的坚持之下，依然惧怕慈禧怪罪。盖印之时，还称：“西太后必杀我。”果然，慈禧知情后，大为惶骇，立即前往质问慈安，为什么没有与她商量就做决定。慈安一向惧怕慈禧，将所有的责任推到奕訢身上，慈禧大发雷霆。但由于王公大臣均异口同声地坚持“安德海违背祖制，死无赦，当就地正法”，慈禧的妹夫奕譞也据理力争，认为安德海应该斩杀。慈禧也只好勉强签署了这份上谕，慈安等拟定的上谕就这样被留中了两日。 泰安府知府程绳武那边，紧紧跟踪了安德海三天，未敢下手。丁宝桢只得又令总兵王正起率兵追赶，到泰安将安德海一行抓获。安德海被抓时还口出狂言，“我奉皇太后命，谁敢犯我，那是自己找死罢了！”在场的官员一听此言，均不敢动。泰安知县何毓福见有动刀的架势，更是吓得长跪不起，力谏丁宝桢杀安德海事非同小可，当就此罢手。丁宝桢不为所动，就在安德海被押往济南后的当天晚上，丁宝桢处死了安德海和其随从20余人。 就这样，在上谕到达的前五天，安德海就已被正法，之后又暴尸三天。他随身所带的贵重物品一律收缴，其中有骏马30余匹，黄金1150两，元宝17个，珍珠鼻烟壶1个，极大珠5颗，翡翠朝珠1挂，碧霞朝珠1挂，碧霞犀数十块，其余珍宝众多，都陆续送往内务府。贪贿罪证俱在，朝野上下一片唿声，支持斩杀安德海。 吸取明亡的教训，清朝的祖制家法对太监的管束是相当严格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时均未设太监。顺治帝进京后始仿明制设立太监，但却对太监的言行举止做了严格的规定，立一铁牌于交泰殿，云：“（太监）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託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良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牌，世世遵守。”干隆帝对太监的管束尤其严厉，稍有不法行为，便棍棒相加。干隆帝认为明代太监擅权，是因为颇通些文墨便于交结营求之故，所以他下令太监只能略知字体，不能多识文化，太监官职不能高于四品；且命令内务府兼代管理太监。曾有太监因稍泄机密，就被处以磔刑。 慈安、同治帝、奕訢和诸位大臣正是利用祖宗成法，堵住了慈禧太后的嘴，事已至此，慈禧只好顺水推舟，她连颁两道上谕，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在上谕中她反覆强调：“我朝家法相乘，整饬宦寺，有犯必惩，纲纪至严。每遇有在外招摇生事者，无不立治其罪。乃该太监安德海，竟敢如此胆大妄为，种种不法，实属罪有应得。经此次惩办后，各太监自当益加儆惧。” 安德海伏诛后，人心大快。在整个事件中，丁宝桢所显露出的勇勐刚毅的个性，受到了朝臣的赞扬。李鸿章读了邸报之后，拍手叫好，连忙给幕客传阅，并称赞：“丁稚璜成名了！”曾国藩也评说道：“我眼睛染疾已数月，听闻安德海被诛一事，积翳为之一开，丁稚璜是真豪杰！”奕訢居于整个事件的幕后，积极策划，虽然发言不多，但一言一行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促成了安德海伏诛而慈禧无法保护的局面，显示了谋事的周密和除奸的勇气。 第41页 第十七章 反击诛杀安德海(3) 在与慈禧的政治角逐中，奕訢和慈安太后、同治帝合谋，诛杀了安德海，敲山震虎，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然而，这次事件无疑加深了慈禧对奕訢的仇恨。宠监被诛，慈禧痛心疾首，同时她也感受到与慈安、奕訢的权利之争非一朝一夕之功，他们还有众多的支持者和强大的势力，现在仍要隐忍，等待时机，切不可心急。她要稳扎稳打，一步步除掉通向权利巅峰道路上的这两个绊脚石。 第十八章 谏阻修园添嫌怨(1) 在紫禁城的黄瓦红墙内住久了，人难免生腻烦之感，于是清代自雍正时便开始修皇家园林圆明园，集各地山水名胜、文物珍奇于一园。雍正帝以后，移居圆明园几乎成为宫廷风尚。每年正月皇室郊祭礼毕，直至冬至大祀前夕，一年之中皇室人员有一半的时间就住在圆明园内。咸丰帝更是流连此地，常年居住，移园为宫。西太后慈禧自听政以后，也一直念念不忘圆明园，只因内乱未平，国事繁重，加之园子又刚被英法联军劫掠焚毁，慈禧也只好强忍着居于宫中。内乱平定之初，慈禧已开始悄悄地着手修园一事了。 1865年，修圆明园北路春两轩、紫碧山房值房； 1866年，修圆明园围墙和绮春园值房； 1867年，修圆明园闸口、围墙、值房和黑龙潭等处。 慈禧修园的心思，被善迎奉之人摸透了。待全国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满朝上下欢庆之机，在慈禧宠监安德海的授意下，1868年满洲御史德泰根据内务府库守贵祥按户亩鳞次纳捐的建议，首次上奏请修圆明园。 奕訢等人听之此事，上折表示强烈的反对，认为加派捐饷，必致民怨沸腾，摇动国本，前明因此加速了亡国的进程，今天不能不引以为鑑！在众人的极力反对下，慈禧只得下令不再谈修园一事，并将德泰革职查办，贵祥发往黑龙江为奴，以儆效尤。 话虽这么说，但慈禧修园享乐之心并未休止。内务府官员也积极策划，投慈禧之所好，更重要的是他们可藉机赚取私利。 内务府相当于宫廷的帐房，过帐一般都有折扣，有花帐，内务府更是倚仗“亲而要”的地位，处处借端要挟，营私舞弊，收受贿赂，从中渔利。就拿宫廷的兴修大役来讲，凡此类工程，都是由内务府会同工部承担，工部营缮司负责施工，内务府营造司负责监修，检查用材和施工。由于这种牵制关系，工部营缮司必须打通内务府关节，否则即使材良工巧，内务府营造司也会投否定票。对内务府借修缮兴造之机大肆勒索、侵吞、受贿的行为，工部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声张。所以，内务府当然希望宫中大兴土木！当他们摸清了慈禧修復圆明园的意图之后，就积极怂恿，促成此事。 1872年，同治帝载淳已经17岁，慈安和慈禧两宫太后正酝酿着给他完婚，之后撤掉垂帘、完成归政。在选择后妃的问题上，慈禧和载淳母子俩发生了重大分歧，同治帝载淳选了翰林院侍讲崇绮的女儿，举止端雅、能诗善画、聪敏多艺的阿鲁特氏，西太后慈禧却看中了员外郎凤秀的女儿，资性聪慧、容仪婉丽的姑娘富察氏。最终慈禧虽然还是依了儿子的选择，但心中却留下了不快。 这年的九月十五日（10月16日），同治帝大婚告成。婚后，同治帝和皇后感情甚笃，恩恩爱爱，幸福和睦。慈禧见了很不是滋味，对儿子的婚姻生活多加干涉，以种种理由阻止同治帝与皇后亲近，从而造成了同治帝一生的不幸福。 次年，同治帝18岁，该举行亲政大典了。选定的日子是这一年的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这一天，同治帝率王以下大学士、六部、九卿诣慈宁宫门行庆贺礼。然后同治帝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行朝贺礼，同治帝发布亲政上谕，表达对两宫太后的感激之情，同时表示不辜负两宫厚望的决心。 内务府无孔不入，他们早就瞅准了“不喜读书，狭近宦臣”的同治帝，希望能以同治帝明发上谕的形式復修圆明园。于是同治帝一亲政，内务府堂郎中贵宝、文锡和侍读学士王庆祺等，便不断地向皇帝灌输修园的思想。同治帝果然心动，忘了亲政诏书中“勤求吏治，乂安民生”的誓言，关心起復修圆明园的事来。 如同治帝自己所言，“自御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于心实有未安”，为感戴慈恩，略尽孝心，决心修园。他对两宫太后的感激之情真诚恳切，溢于言表。他修园还有另一层深意，那就是摆脱慈禧，独揽皇权。亲政以来，虽然名义上两宫已经归政于同治帝，慈安太后是乐得颐养天年、消遥自在了，但权欲极强的慈禧仍处处干涉朝政，有时甚至调折来看。同治帝想借修园之机，给慈禧找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转移她的注意力，使她少过问政治。 第十八章 谏阻修园添嫌怨(2) 当时掌管内务府的户部侍郎桂清得知復修圆明园之事后，力言不可。同治帝龙颜大怒，严厉责问桂清，还撤了他的职。之后，同治帝便以颐养太后为名，发布硃谕，言及修园一事。此前，他已派内务府司员到四代承办园工的工程设计师雷思起家索取三园全图，并谕称要官员自认捐款“择要兴修”。 御史沈淮立即上疏请求缓修圆明园，同治帝以大孝养志之义当面斥责了他。并于次日再颁修园上谕，重申值此物力艰难时机，一切可以从俭，但圆明园为两宫太后息歇养老居住之地，可以不必华靡奢侈，但一定要加以修葺，勿需再言。 第42页 两道上谕刚一颁布，内务府司员便督雇民工，迅速拆除安佑宫、天地一家春、清夏堂、正大光明殿等两千余间殿宇的断壁残垣，清理工程正式开始。同时通令湘、鄂、粤、川、浙、闽等省各採办大件木材三千件，限于同治十三年三月（1874年4月）内报明数字，迅速运往京城。慈禧更是对修园表现出特别的热情，积极赶制图纸。修园的阵势越拉越大。 五年前的第一次修园计划曾被奕訢等人阻拦了回去，五年后再次提起时，奕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开始，奕訢表示反对。19世纪60年代的大清朝，暂时平息了内外纷争，国际国内危机、隐患却依然存在。国际上，倭逼于东、俄伺于西、法国侵犯西南的局面让朝臣们甚感担忧；国内，新疆阿古柏叛乱又起，左宗棠率兵西征，用兵关外，需要大量军饷；洋务运动的开展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大兴土木，对财政本就紧张的清政府来讲，无异于雪上又加霜。但后来眼见李鸿藻以帝师身份苦谏无用，其他诸臣也纷纷因提议缓修而遭革职，奕訢感到此次圆明园復修来势汹涌，于是首先捐款工银二万两表明报效心迹，这无异于对慈禧表示屈服。 但是真修园又谈何容易！说的是择要兴修，其实不然。当时重修的部分包括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三大部分共计六大工程的3000多间房屋。此外还有圆明园和万春园之间的道路、桥樑、船只、河道、码头、围墙、门楼等附属工程。算下来，不花上一两千万银子是办不下来的。清政府的财政难以支付这笔巨款，只得想法让内外大臣捐修。奕訢率先捐资后，内务府贵宝紧跟其后，捐了一万五千两。起而效尤者汉族官员寥寥无几，满族官员即使捐献，数量也甚微。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二日，捐款总数不到三十万；至停工时，连带其他方面的捐献折合起来总共不过四十五万五千余两。以此修园，是杯水车薪，更何况还有很多人想藉机从中渔利。之后发生的李光昭诈骗案便使反对修园的唿声占了上风，直到同治帝等最终放弃修园计划。 李光昭，广东嘉应州人，后寄居湖北汉阳县，原以贩卖茶叶、木材为生，此人素行无赖，同治元年在临淮军捐了一个没有部照的知府衔，同治十二年进京贩卖木材，与内务府大臣诚明、堂郎中贵宝、笔贴式成麟等人搭上了干系。他得知清政府因修圆明园急需木材的信息后，认为有利可图，于是谎称自己在湖北、四川等地购得楠、柏、梓树巨木，价值10余万金存于当地，愿意报效朝廷。内务府奏请之后，随即派成麟前往，与李光昭一起办理此事。 其实哪里有什么现存十数万的木材，到了四川、湖北之后，李光昭凭藉候补知府衔，私刻“奉旨採办圆明园木值李”的衔章，打着“奉旨採办”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四川总督吴棠觉得事有蹊跷，任职数年来，并未听说有李光昭採购木材和李姓客商存留木材于川地一事，后经查实，乃为一大骗局。李光昭在四川骗取木材未成，遂改向湖北，但闻知进山伐木至少要用三年时间才可出山，成本太高。又南走香港欲购洋木以矇混过关。他以“圆明园李监督代大清皇帝”的名义与洋商签订合同，洋商木材到时，李光昭又拿不出银子付给对方，反以种种藉口赖帐。洋商气愤不已，一纸状书告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那里。李鸿章查实，此事确实为李光昭之诈骗行为，罪责有三：其一在虚报木价，欺罔朝廷；其二在李光昭与洋商签署合同时仅付定洋，到后来既无力买木，又无力认赔，致使法国领事出面干预，并与法商极力谴责津海关道的渎职；其三在于擅自以“圆明园监督李代大清皇帝”的身份与洋商签订合同，以致本案成为洋商与大清政府之间的纠纷，扩展为中外交涉事件。 第十八章 谏阻修园添嫌怨(3) 李鸿章根据审讯结果，以“诈称内使近臣”和“诈传诏旨”的律例，判处李光昭斩监候，秋后问斩，其他参与这起诈骗案的内务府官员一併遭到沉重的打击。以此案为导火索，朝野掀起了要求立即停止修復圆明园的强烈唿声。 在修园的过程中，各大臣也曾屡次进谏，言修园之危害。但这些奏疏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同治帝依然时时关注工程之进展。李鸿章的摺子七月六日到京，七月十六日奕訢、奕譞等即联衔递上《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列举开国以来清朝歷代皇帝创业之不易，对两宫太后垂帘听政11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首肯，认为这是“内外协力，共济时艰”的结果。接着指出同治帝亲政以来的诸多弊病：经一载有余，渐有松弛情形；推其原故，乃是因为视朝太晏，工作太烦，即指圆明园工程乃扰民之举；同时此项工程使朝中耿直之人垂头丧气，庸懦之人尸位保荣，颓废之风日甚一日。鑑于此，诸大臣提出六条建议：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纳谏章、勤学问、重库款；在“重库款”一项中指出，近年来内廷工程络绎不休，用款浩繁，内务府常向户部借款支发，这样有限的钱粮怎么能够供得上无休止的索求呢？言辞恳切，表现了诸臣对修园的厌恶之情和真挚的忧国忧民之心。 在奕訢这个奏摺上署名的，包括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10余人。奕訢等人怕同治帝将此奏摺搁置不予阅览，一再请求召见。载淳不答应，经奕訢等再三请求，他才在接到奏摺三天后予以召见，如奕訢等人所料，同治帝果然没有阅读奏摺，当场拆阅后，看了数行，便不耐烦地说：“我停工怎么样，你们还有什么饶舌？” 第43页 奕訢答道：“臣筹所奏还多，不止停工一事，容臣宣诵。”接着将奏摺中陈述的六条一一讲来，反覆强调。 同治帝越听越气恼，雷霆大发，怒吼道：“我这个位子让给你怎么样？” 众臣听到此言，都惊愕不已，军机大臣文祥更是伏地痛哭，喘息几近气绝，最后由人扶了下去。 奕訢被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弄得不便再言语。醇亲王奕譞则边哭边谏，当讲到请皇上戒微行一事时，同治帝料想皇叔无凭无据，拿自己也没办法，所以矢口否认。事实上同治帝借大修园庭之机，经常以视察工程为名出宫游戏于酒肆、茶楼和娼寮之地，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对此荒诞之举，奕訢早有耳闻，只是这事与其子载瀓有关，不便直言，但他一直在努力鼓动他人上疏旁敲侧击，然而，同治帝置若罔闻，并怀疑到是奕訢在幕后唆使。这次面见十余位重臣重又提起微行事，就想赖掉这码子事，便问奕譞： “这是何人妄言，你们这样说，有何证据？” 奕譞将时间、地点，一一据实陈述，同治帝一时语塞，十分尴尬。只得岔开话题，做退步说： “诸臣所言各条朕愿接纳，惟园工一事不能马上停止。此乃为讨太后欢心而修，故不能擅自做主，得容朕转奏太后之后再行决定。” 事情说到这个份上，众臣也不好强逼，且同治帝所说属实，正因有慈禧做坚强的后盾，同治帝才敢如此不顾众议，无所忌惮，强令修葺。在还没有最后决定停工前，同治帝依然去视察了工程情况。 现在问题关键是让慈禧降懿旨，停止园工。但谁敢犯颜直谏呢？李鸿藻再次挺身而出，约在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间上折两宫太后，在详述其事之后写道：“修园一事积聚众怨，只会伤及国体，诸事将越来越难办，不如及早停工，以安天下民心。”这是关于停止修园一事两宫太后收到的惟一的一份奏摺。 七月二十七日，同治帝召见七叔兼姨丈奕譞，适逢奕譞去南苑验炮未回。遂召见军机，议及处置李光昭和帮同欺骗蒙蔽的官员一事。之后，同治帝单独召见了奕訢，询问微行一事到底是谁说的，奕訢以“臣子载瀓”做答，因为载瀓的确曾经陪同治帝出去游玩。同治帝听了很不高兴。 第十八章 谏阻修园添嫌怨(4) 七月二十九日，同治帝召见王大臣及翁同龢等人，将停止修园的责任推到他们身上，反问诸臣为什么不早奏，责问翁同龢为什么根本不上奏。奕譞、奕訢反覆解释，同治帝发怒，甚至指责他们有离间母子把持朝政之嫌，奕訢、奕譞赶紧叩头申辩。朝堂辩论之间，同治帝看出停止修园已是大势所趋，遂言语道： “待十年或二十年后，四海平定，库项充裕，园工可以再开始吗？” 重臣们连忙答道：“如天之福，那时必当兴修。” 但作为交换条件，圆明园工程暂停，北、中、南三海要修。双方互做让步议定结果之后，方才退出大殿，去吃中午饭，军机大臣们则回到军机处拟旨。然而谕稿呈上之后，同治帝并未马上批答，而是发给大家一道写好的硃谕：尽革恭亲王所兼军机大臣及一切差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交宗人府严议。报復的心理已经让他失去了理智。不入八分辅国公在清代宗室爵位中居第十等，将奕訢一下子由第一等和硕亲王降至了第十等，可见同治帝对奕訢的仇恨之重。 文祥等人见了，拒不接旨，并请求得到召见，以求事情有迴转的余地，同治帝一概拒绝。但第二天，同治帝又发下经更改的硃谕，称自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王时，语言之间，诸多失仪。着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瀓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接着，他又以“朋比为奸，谋为不轨”的罪名拟了一道圣谕，革去恭王、惇王、醇王、伯王、景寿、奕劻、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等十位重臣的职务。 同治帝越闹越不像话了。两宫太后知道后，赶紧驾御弘德殿见同治帝和十位重臣。同治长跪于下，两宫太后流着眼泪抚慰恭亲王，说： “十年以来，没有恭王何以有今日，皇帝少未更事，昨谕着即撤销。” 有太后这句话，众臣也就放心了。同治帝惩处恭亲王的上谕被慈禧扣下，留中不发。次日两宫太后又颁发懿旨，赏还恭亲王及其子载瀓爵位；这一日，也发下了停止园工、整修三海的上谕。至此，一场修园风波才得以平息。 这场斗争，看似奕訢等人与同治帝的较量，实乃与慈禧太后的较量，在这场斗争中，奕訢从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出发，力阻修园一事，赢得了众臣的支持和拥戴。慈禧开始站在幕后，当遭到抵制、修园的计划无法真正实现时，慈禧又站到了前台，充当了正面角色，充分显示了她的老谋深算和政治策略的精明；奕訢虽然成功地阻止了修园，但加深了与慈禧和同治帝的矛盾，地位也日渐削弱。当同治帝驾崩、慈禧再度垂帘时，权力的重心开始向慈禧倾斜，奕訢权力的巅峰时刻已然过去。 第十九章 再佐新皇(1) 经圆明园一事，同治帝心中窝着一股气。看来皇帝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仍然处处要受到限制。他不知道，一国之君应以国事为重，以江山社稷为要。 第44页 修园一事被阻止之后，同治帝是相当繁忙地忙着玩，忙着要宣洩心头的这股愤懑之气。停止修园的当月二十七日，他从大内的皇宫出发到南苑去玩，并驻跸南苑；二十八日，阅御前大臣、干清门侍卫等马射，即传统的弓马之技，重温八旗古风；二十九日，行围打猎；九月初一日，到晾鹰台宣布撤围；初二日，又到晾鹰台检阅神机营操练，观看近代枪炮射击；初三日，检阅御前五大臣和干清门侍卫的射击技艺；初四、初五日，颁赏行围和校阅有功人员。初六日，同治经正阳门回到大内，心情相当舒畅。 同治帝出游前后，奕訢一直担当着治理大清王朝的重任，处理一些重要国事：其一为多次寄谕指示盛京将军派兵剿办威胁皇朝勃兴之地兴京安全的奉天省马贼；其二为处理台湾事件，在与日谈判的同时，加紧建设台湾和沿海地区，使之早日走上近代化的轨道；其三是负责西征相关事宜，为左宗棠筹集粮饷和布置作战方略。奕訢也相当地忙碌，忙着处理多项政务。 在皇宫时，同治像其他皇帝一样，每天召见军机，“亲理”政事；每早到钟粹宫问慈安太后安，到长春宫问慈禧太后安；午饭时间侍奉两宫太后进午膳；此外，还一直忙于筹备慈禧太后万寿圣典的一系列活动，尽一个儿子应尽的“孝”道。慈禧对同治帝的一言一行都相当关注，然而她还是百密一疏，对同治帝的私生活没有高度重视。 慈禧本来就不喜欢同治帝所挑选的皇后阿鲁特氏，加之皇后又不善迎奉，慈禧就更加不喜欢她，皇帝与这位雍容端雅、美而有德的皇后原本幸福的婚姻生活因而时时遭到慈禧的干涉。慈禧让同治帝亲近她所中意的凤秀的女儿慧妃，同治帝又不乐意，所以经常独宿干清宫。日子一长，百无聊赖之时，便在小太监的引领下，偷偷去宫外寻欢作乐。北京外城本有高级妓寮，而同治帝又怕被臣下发现不敢去，于是专寻内城的私娼取乐。同治帝还与翰林侍读王庆祺有暧昧关系。王庆祺是个“美丰仪”的男人，工度曲，擅长谄媚之术。初直南书房，帝爱之，授以五品官加二品衔，毓庆宫行走，宠冠同侪，无与伦比，竟与王庆祺同卧起。《李鸿藻年谱》称：“因之宵小乘机诱惑引导，遂至日惟嬉戏游宴，耽溺男宠，日渐羸瘠”，世间遂传闻同治帝也有同性恋的癖好。 放浪的生活最终致使同治帝一病不起。十月二十日之后，同治帝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十月三十日，病情加重；至十一月二十日仅一个月的时间，即出现腰间肿痛作痈流脓，项脖臂膝皆有溃烂；二十三日，脉息皆弱而无力，腰间肿处两孔皆流脓、流腥水，而根盘甚大，内溃则不可言。二十七日，按云脉滑缓无力，惟肾愈流注，脓汁虽稍见稠，而每日流至一茶盅有余。此后，同治帝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御医李得立、庄守和知已无力回天，后来也都用些调和之药。 就在同治帝病重的这一个多月时间里，清王朝的最高权力出现了真空，一场关于权力争夺的战争在悄悄地进行着。十月三十日，也就是同治帝生病后的第十天，上谕第一次宣布皇帝龙体欠安，但强调仍治事如常。实际上这时的同治帝已经不能握笔，批答奏章均由其老师、军机大臣李鸿藻代笔，同治帝完全信任自己的老师，李鸿藻也并不擅自越权，每次仅仅在奏摺上披上“知道了”、“交该部议”等字样，实际政事的处理全在奕訢。十一月初五日，惇亲王领衔各位王大臣会奏，请求汉文批件由李鸿藻代笔，而满文折件请交奕訢代笔。此后几天内，奕訢做了一些重要的批示：指示李鸿章等继续购买铁甲舰和建炮台，增强海防；批准下拨和借款作为西征军费等。 慈禧岂能容许权力旁落于奕訢之手？十一月初八日，奕訢刚阅折不过三天，两宫太后就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慈禧让众臣看视了同治帝的病情后，就在正室的宝座上面南而坐，训示了众臣一番耐人寻味的话： 第十九章 再佐新皇(2) “众卿，数日以来，皇上龙体欠安，不能躬身披览奏摺、裁决事务，哀家甚为焦虑。尔等当思办法，当有公论。”话语中只字未提同治帝已令李鸿藻和奕訢代笔的事，慈禧意图，无非是让众臣再次吁请太后垂帘听政。当场即有一些宗室王公提出：“请两宫皇太后权时训谕。”之后拟折，交于两宫太后。慈禧拿着奏摺，觉得由大臣们直接向自己奏请未免表现得太过直白，遂叫大臣们“先奏明皇帝，不必径请”。 次日，慈禧便会同慈安在同治帝榻前再度召见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与昨天的情形不同，今天的同治帝已能坐立，声音宏亮有力，气色甚好，他当面谕令奕訢，说： “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一切折件，俟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办事。”同时特别告诫奕訢说：“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语气相当生冷和严厉。奕訢不便申辩，叩拜接旨，众臣也未敢再多言。这时慈禧发话了： “昨儿在西暖阁召见，代阅折报乃出臣工所请，本恐烦皇帝心虑，今当诸大臣即告皇帝勿烦急。” 次日，明发上谕宣告依惇亲王等的请求，今后阅折和裁决事由太后代行。所谓惇亲王的请求，实际上是奕訢在同治帝和慈禧暗示他放弃阅折权力后，不得已联合诸大臣，由惇亲王领衔所上移交权力与慈禧的摺子。至此，奕訢总共行使了不过5天的代为阅折和裁决权。 第45页 在这之后，为同治帝治病成了天下瞩目的大事，经荣禄推荐，皇宫曾请过一位年近89岁治疗外症的民间名医祁仲来诊治，祁仲诊断皇上的痘痈之疾发处并非肾俞穴，而在肾俞下，应用十全大补汤。但后来慈禧并未採用祁仲的药方，可见慈禧对同治帝所患何疾是相当清楚的。在西暖阁召见军机和御前大臣示意移交权力时，她也曾明确提过： “上体向安，必寻娱乐，若何以丝竹陶写？诸臣谅无论议。”明确地将同治帝染疾与寻欢作乐的行为联繫起来。然而当诸位大臣言及皇帝的宫闱琐事乃是皇上致病之由时，慈禧还是生气了。其中惇亲王说得过于直白，慈禧更是多加诘责，最终大伙只得叩头请饶，不敢再言此事。为尊者讳，对外只称皇帝是逢“天花之喜”；开药时，也只好按天花下药，结果药不对症，疾病越来越严重。对此，奕訢也无能为力。他对慈禧“沖喜”的迷信活动非常不满，但又不能直言，只得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示太医院要将同治帝的病治好，由于种种原因，朝廷没有聘请西医。后来，一位美国公使给清政府的报告中说： “同治帝若以西医及科学方法诊治，决无不可医之理，决非不治之症。” 这样，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2日），同治帝在生病45天后死去。 同治帝的死，再次打破了奕訢与慈禧之间权力的均势，接下来是重要的权力继承问题，这时的慈禧已经可以抛开所有的顾忌，而独自一手策划第二次垂帘听政了。 按照清代的祖制家法，皇位的继承应该从皇族近支中选一位晚辈来继任。同治帝是“载”字辈，他的下一辈为“溥”字辈。“溥”字辈中，大家一致认为溥伦最为合适。因为溥伦是道光帝长子奕纬的长孙，虽然他的父亲是从别支过继过来给奕纬的，但名分上，溥伦还是道光帝长子的长孙，符合祖宗家法，名正言顺。但慈禧为了独揽皇权，坚决要立“载”字辈来继承皇位。因为如果让“溥”字辈当了皇帝，那她将会因孙为帝而被晋尊为太皇太后，那样也就再无机会垂帘听政、干预政事了。 慈禧不同意立“溥”字辈为帝，大家也无计可施。但同治帝死前，曾召师傅李鸿藻于病榻前，命其代草遗诏千言，有意将帝位传给载字辈中年龄最大的载澍。慈禧看诏后，愤怒地掷于地上。她心目中未来皇位的继承者，是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载湉其时年仅四岁，方便慈禧揽权；而载湉之母为慈禧之妹，将来即使皇帝长大成人，也会对慈禧恭顺，听她的话。 第十九章 再佐新皇(3) 所以，当同治帝死后，慈禧立即在养心殿西暖阁召集群臣，表明自己的心迹。她迫不及待地问众臣：“此后垂帘如何？” 枢臣中有人做答：“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 慈禧太后马上接下话茬，斩钉截铁地宣布：“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年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指与慈安太后）同此一心，汝等敬听，则即宣曰醇亲王之子载湉。” 听到这出人意料的结果，奕譞碰头痛哭，昏迷伏地。 以上是《翁同龢日记》中关于这次选嗣立帝的记述。其中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经过十多年的垂帘听政，慈禧已确立了在最高统治集团中的稳固地位，所以她才敢说一不二；二是经过多次的打击、罢黜，奕訢的势力逐渐遭削弱，已经不是慈禧的对手，所以在选储立嗣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奕訢只能表示缄默，防止遭致其父子觊觎皇位之嫌。文武大臣见名望最高的恭王如此，也不敢多言。 次日，慈禧再次玩弄辛酉政变时的伎俩，命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垂帘章程，同时宣布，次年改元光绪。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载湉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接受百官朝贺，慈禧二度垂帘的局面正式形成。 奕訢则开始了不居辅政地位的第二次辅政。在当时列强环伺、险象丛生的局势下，他极力主张避免战争，以争取更多的自身建设的时间；他积极筹划海防，维护主权、收復失地；他设计近代化的总体蓝图，积极拓宽近代大机器生产的领域，加强信息手段和铁路交通建设等等。其间的阻力也可想而知，随着年龄的渐长和世事的变迁，他的锐气也渐渐在消磨，锐意改革的热情也渐渐冷却。 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初四日，在军机处当值19年可谓三朝元老的资深重臣文祥病故。文祥为人忠诚、开明而又善于照顾传统，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受欢迎的人物。他的死，对奕訢是很大的打击。奕訢于文祥逝世的次日亦即端午节时亲临哭祭，心情沉痛地赋诗一首以示悼念： 大旱甘霖望未成，霾氛光掩辅星明。 志安中外臣工瘁，功在旂常帝念萦。 正直一生惟谨慎，匡襄廿载矢忠诚。 从今别有盈怀泪，不向湘江哭屈平。 感念之情，跃然纸上。文祥是奕訢的左膀右臂。奕訢很贤明，也很有能力。但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他非常依靠文祥、宝鋆等人出主意。他们共同努力，度过了许多的难关。文祥的死，无疑使奕訢失去了一个忠实的助手和高级参谋。从此，宝鋆只在重大问题上发表意见和看法，军机处大主笔的任务就落到了沈桂芬的身上。 第46页 沈桂芬是同治六年由奕訢引进军机处的。他以“洋务长才”着名，积极追随奕訢，推行洋务，在军机处与以传统“正学”自居的李鸿藻常意见相牴触。李鸿藻以“反对派”的形象存在于军机处中，常常反对并阻挠某些改革措施的实行，与沈桂芬有矛盾，不肯附和。 李鸿藻因是帝师，同时又深得两宫太后的好感，地位甚为显赫，且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政治保守的翰林、言官，形成一个有政治倾向的“清议派”（或称“清流党”）。沈桂芬感到势单力薄，于是召门人王文韶入军机处作为自己的支柱。光绪六年，沈桂芬死去，王文韶在两年后也被李鸿藻排挤出军机处。 奕訢在整饬官场、纠弹时弊、抵制宫廷违制行为等方面利用李鸿藻“清议”的势力，但在推行改革方面又提防着他们。由于日益感到自身孤立无援，他力图在主张改革的“洋务派”和主张保持传统的“清议派”之间寻求平衡，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这样，改革的步伐就逐渐放慢了，奕訢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刀阔斧，许多近代化的设想也因碍于守旧舆论而被搁置。 第二十章 慈安之死(1)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下旬，李鸿章不顾军机处令各地督抚原地维持地方不必吁请叩谒梓宫的寄谕，从保定的总督驻地赶赴北京奔同治帝大丧，他此行的实际目的是进京陈述其近代化的总体设想。他首先晤见了奕訢，双方意见一致，认为值此紧要关头，必须打破陈规，努力改革，实现近代化，这才是中国自强图存的惟一方法。李鸿章请奕訢向两宫太后陈述这种构想。 奕訢何尝不知道李鸿章所提建议的重要，数年前他也提过，曾有过宏图壮志，想要改变大清腐朽面貌，建立近代化新国家，但多处碰壁之后，很多计划都被搁置。如今，奕訢已不如当年那般有勇气和魄力了。此时的他不愿如教育大辩论时那样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愿像同治年间那样为太后一一剖断。多年的在朝经验告诉他，两宫太后也不能定此大计，但他还是设法让李鸿章三次觐见太后。李鸿章藉机将其关于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全方位近代化改革的设想系统地向太后作了讲解。如奕訢所言，知识和经歷均有限的太后也无法确定改革的正确与否。尤其对是否停止西征，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建设近代海军巩固海防的提议不置可否。 当时京内外大员关于停止西征、建设海军的观点形成两种对立的看法，即近代史上的“海防”和塞防之争。前者如李鸿章，主张停止西征，巩固海防；后者则主张应以塞防为主。双方争执不下。奕訢和他的智囊人员向来是重视海防的，但对这种各执一端的争论，奕訢认为，这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而是将有限的财力先用于何处的争议。如果能够开源和节流并举，是可以做到海防和塞防兼顾的。奕訢的观点遂成为大家一致贊同的观点。 军事上的近代化，离不开信息手段的近代化。同治十三年（1874年）台事钦差大臣沈葆桢在处理日本侵台事件时奏称：“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奕訢是早就想採用电报这项快捷方便的信息传播技术了。他详细向两宫太后讲解电报的功能，并说明信息手段近代化的重要性。两宫太后接受了奕訢和沈葆桢的意见，谕令沈葆桢等迅速办理闽台电报。英、美、德、法知道中国要铺设电报的消息后，抢先一步，诱使福州通商局草签了合同并开始施工，想藉此攫取电报线铺设权。奕訢认为中国的电报一定要中国自办。他反覆强调，并指示沈葆桢会同闽浙总督李鹤年“不在价值多寡”，宜及早买回、妥筹办理。但这时又出现了传统观念的阻碍。福建守旧士绅进言：“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架设铜线，如此不顾祖宗之丘墓之举，又怎能希望他们尊崇君亲上呢？面对以忠孝为护符的迷信论调，奕訢也无办法，闽浙设电报事因此久拖不办。与此同时，发生了另一件更令奕訢棘手的事情。 英国早就觊觎中国西南，并着手组织探险队先行探测西南的地理资源。同治十三年（1874年），当英国第二次组织探险队进入云南边境时，与边民发生冲突。英国翻译马嘉里和随行5名中国人被杀，这就是“马嘉里事件”。事件发生之后，英国公使立即向总理衙门递送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交涉条件。奕訢与来京祭奠同治帝的李鸿章会商，认为需要通过处理马嘉里案调整中外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的策略。他认为处理中外关系，已经不能再按传统的观念行事，西方的国际关系准则不是不可接受的。在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他认为当时只有总理衙门比较熟悉国际形势，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其他各部衙门及地方则与总理衙门严重脱节，地方官吏大多厌恶与外国人打交道，甚至无视中央外交政策，抵制既成条约，给外国侵略制造了口实。局部冲突足以影响大局。奕訢于是作出努力，并在赫德的斡旋下，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76年9月11日），李鸿章赴烟臺与英人谈判，签署《烟臺条约》，满足了英人的一些要求，但坚决拒绝了英方关于惩办云南官吏的要求。至此，马嘉里案才告一段落。 第二十章 慈安之死(2) 第47页 《烟臺条约》签订不久，左宗棠呈上的关于西征军攻克新疆乌鲁木齐的奏报让奕訢兴奋了好些天。在报捷折中，左宗棠还特别提及军机处和户部筹措军饷是胜利的主要原因，特别向奕訢表示了真诚的感激之情。西征军的节节胜利，使盘踞新疆南八城和吐鲁番的阿古柏政权惶恐不安，英国方面想以代阿古柏政权乞降为名，阻止中国收復新疆，从而以新疆阿古柏政权为屏障，防止印度落入俄人之手。左宗棠的復函中透彻地分析了英人意图的本质，并充满必胜信心地称：“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奕訢见到前敌将帅有如此的见识和信心，就放手让左宗棠全力收復新疆。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四日（1877年12月18日），沦陷12年之久的喀什噶尔重回祖国怀抱，之后，南疆诸城全部收復。 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奕訢还积极扩展机器大生产的领域，发展本国工业。就在改革事业初见成效之时，光绪二年，南方五省发生大水灾并相伴随着社会风气的恶化，反对变革的清议派藉此机会，以“灾异说”攻击朝政，称当时朝政为以恭亲王为首的枢臣所把持，腐朽拖沓至极，无法对当前灾害採取有效措施；进而又以“华夏优越论”反对中国的近代化，以“道德”和“清议”压制改革。改革再次遇到了重大的阻力。奕訢明哲保身，极力保持超然事外的态度。改革派人数虽多，唿声却很小。清议派因有慈禧做后盾，声势浩大，压过了改革派。改革派人士很是失望。 光绪五年三月（1879年3月），日本悍然吞併琉球，并立为沖绳县。光绪六年，中俄战争乌云密布。之后筹建海军，建设铁路，越南、朝鲜问题等，都需要奕訢和总理衙门去交涉，一项项地去处理。 正当奕訢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戌时（晚7时至9时），慈安太后钮祜禄氏突然死去。对慈安太后究竟是怎么死的，大家有种种的疑问，一时间传说纷纭。 慈安在咸丰二年立为皇后，慈禧当时不过为贵妃，位在慈安之下。咸丰帝死后，慈禧的儿子载淳继承皇位，母以子贵，慈禧也被封为皇太后。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慈安的正宫皇后身份，与慈禧在名分上的差别，对慈禧的掌权形成一种威胁，使慈禧永远不可能凌驾于慈安之上。慈禧与慈安之间的矛盾，就由此而产生了。 在咸丰灵前的“礼节细故”之争，两宫太后都落得不高兴；此后，这种争端频频发生。光绪六年在致祭东陵的时候，又在礼仪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种争执实际为地位之争和权力之争。多年来，两人之间的矛盾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 咸丰帝死后，肃顺等八大臣辅政，不太把两位太后放在眼里。这时的两宫太后为了能除掉这个共同政敌，过从甚密，虽说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化解。政变成功后，慈禧因惧怕祖制的嫡庶之分，小心谨慎不敢失礼，遇事均与慈安太后商量，以示对东宫的尊重。加之恭亲王奕訢在中间调和，有话就直说，两宫太后之间看上去是一团和气。然而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加深了两者的矛盾，增加了慈禧对慈安的仇恨。 开始是同治八年，慈安、奕訢和同治帝联合起来按祖制处死了安德海，一时中外无不称颂，而慈禧的心中却留下了积怨。同治十一年关于给载淳立后一事，双方又再起争执，意见相左。慈安所争的阿鲁特氏后来被立为后，而慈禧所争的凤秀的女儿只屈居慧妃之位，慈安获胜，慈禧记恨，双方矛盾加深。同治帝死后，慈禧费尽心机立醇亲王之子4岁的载湉为帝，本想趁皇帝年幼，一手遮天，把持朝政，谁料光绪帝入宫后，因慈安太后性情温和，不像慈禧那样严厉，所以小皇帝喜欢亲近慈安太后，对慈禧却相当地疏远。这使慈禧感到恐惧。要是小皇帝被慈安唆使来反对自己，威胁自己的地位，该怎么办？慈禧的恐惧心理，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长，与日俱增，对慈安的防范心理也日渐急切。双方矛盾渐如水火，因此便有种种关于慈安是慈禧害死的推测和传说。 第二十章 慈安之死(3) 据载，咸丰帝临死前，曾交给慈安太后一道密谕，要她好好约束叶赫那拉氏。慈禧听说后，行为便不太敢张狂。光绪朝时候，慈禧再度垂帘，慈安对政治有倦怠意，不多过问政事，有时甚至不出来垂帘摄政，慈禧更加纵恣无度。她一人召见廷臣，有事竟不復禀慈安，慈安太后内心多有不平。光绪七年发生的一件事让慈安太后瞠目，这一年慈禧骤患重病，遍征中外名医医治均告无效，惟有薛福成的哥哥薛福辰给慈禧太后诊脉后，得其病因，开药慈禧太后服用后，病得痊癒。后得知薛福辰所开药剂均为产后滋补之药，慈安知慈禧失德，决定好好劝劝慈禧，让她保全皇家体面。一日，摆酒宫中，庆贺慈禧大病痊癒，忆及协力清除肃顺及同治十余年的垂帘听政事，慈禧悲不自胜，话语很讨慈安的欢心。慈安听后，也对慈禧坦诚相见道：“你我都是年过半百之人，不知何时均要去见先帝了，幸得20余年来你我能同一条心。既然这样，我也不瞒你，先帝升天之前，曾交给我一物，是关于妹妹的，现在看来是没什么用的了。此事不要声张出去，以防外人怀疑我姐妹二人表面上和好而暗地里互相嫉妒。”说完从袖中取出文宗遗诏，给慈禧看。慈禧看后，面色顿变，惭愧不已。慈安见慈禧有真心悔过之心，索要过函文，随即于灯烛上烧了。慈禧又是羞惭又是愤怒，表面上仍做感激涕零状，内心窃喜。以后时日里，慈禧对慈安甚为恭敬，慈安以为是自己的规劝起了作用，孰知慈禧已有歹意。 第48页 又据说，慈禧欲害慈安的念头始于慈安亲见了慈禧的不轨行为。立载湉为帝，并非慈安之意，后垂帘听政制度建立，慈安则多持斋念佛，长居宫中，朝中事实际由慈禧把持，慈禧从此为所欲为。当时都门有位唱戏的武生叫杨月楼，得到慈禧的专宠，随意出入宫禁，每次进宫即恆久不出。一日，慈安有事欲告知慈禧，突然前往慈禧居所，适逢慈禧不在，却见杨月楼袒卧于慈禧的床上，慈安惊惧，叫来宫中婢奴，授意此事不得张扬。后慈禧处死杨月楼，慈安虽久惊怒，实际并未追究，慈禧更加疑惧。遣宫婢多次进献慈安食盒，慈安不疑，受而食之，不久即死去。 又有一说，称是因李莲英起事。李莲英因得慈禧太后宠幸，仗势胡为。一日慈安太后乘辇车过某殿，李莲英与小太监角力，对慈安置若罔闻，慈安怒以杖责之，併到慈禧住处教训了慈禧一顿。慈禧不服，两人闹翻。不几日，即传慈安暴崩一事。 当时民间流传的说法有多种，但多数经不住仔细分析。张尔田指出：慈安的病况，可详见翁同龢日记，哪里有食盒外进之猜疑？二十年来，排满思想，深入人心，时人不痛诋清代则不快，即使是光绪帝的日讲起居注官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也断不可信。学者金梁也在《清帝外纪·清后列传》中，对慈安焚烧遗诏和慈禧进献毒盒事，提出质疑：“手敕既然焚毁，敕语内容又从何而知？食盒外进，又有谁见到了呢？” 这么说，慈安的死就与慈禧无关了吗？也不尽然。当时的翁同龢、张之洞等人根据种种迹象，也心存疑惑。 翁同龢的日记中留下了诸多疑点。皇帝皇后生病，按清祖制，应先由军机、御前大臣详细了解情况后传御医，然后御医诊断、开药方，药方应交军机、御前大臣传视，以显示慎重。而慈安九日患病，当日并未见医方发下，这是为什么呢？慈安因偶感风寒，却不到一天就骤然崩逝，死后第二天公布的五个药方，均未说明致病原因，这又是为何？死后第三天，似乎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所发药方才写上“伤感过甚，诸症骤发”的含混言语，且药方上也没有御医庄守和的名字。凡此种种，不能不让人生疑。 张之洞觉得事情蹊跷，曾致信李鸿藻：“此事实出非常，殓奠一事，翰林院一向是派人轮班前往的，但至今未见知会一声，也没听说到底是派了谁去？”并请教李鸿藻，“现在是应静候呢？还是应径直前往呢？即使翰林院没有被派，应当没有大碍吧？敬请指示，不甚感激。”张之洞对慈安逝世后的殓奠的反常迹象也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写信求教李鸿藻。事过多年，荣禄才透露了殓奠的秘密。当时荣禄任内务府大臣，慈禧避开了那些好“遇事生风”的翰林院，派荣禄亲自前往殓含，并谕示荣禄：“尔等详细视殓，勿令人有疑辞。”荣禄听慈禧这么一说，反倒胆战心惊，殓奠时，未敢多看一眼，赶紧殓毕退下了。慈禧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更显示了背后藏有不可告人的隐密。 第二十章 慈安之死(4) 慈安丧葬事，慈禧令减杀礼仪。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慈安的梓宫是用的楠木，但却是由厚度不过一寸七、八分的多块木头拼成，这与慈安正宫的地位是不相符的。慈禧修园、自我享乐那么捨得花银子，对已作别人世的慈安却如此地苛刻，不知居心何在。在谥号问题上，慈禧又一反歷代皇后所上谥法的规则，欲以“钦”字居首，以否定慈安的正宫地位。后翁同龢等人极力抗争，说：“贞者，正也。此乃先帝所命也”，且穆宗同治帝尊崇慈安二字，天下人对此也熟闻，谥号中必须用“贞”、“安”二字。最终，在坚持下，慈安才得谥号“孝贞慈安裕庆和敬仪天祚圣显皇后”。 至慈安崩逝，慈禧也不放过与她在地位上的争夺，慈禧对慈安的仇视之心可见一斑。虽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慈安就是慈禧所杀，但多方面事实反映，慈禧难脱干系。 慈安之死，对慈禧、奕訢均有影响。对慈禧来讲，慈安的死为其专权扫清了道路。尽管慈安生前清心寡欲，极少参与政治，不像慈禧那样有谋略和魄力，然而慈安的存在本身，对慈禧的专权就是一股巨大的威慑力量。有慈安在，慈禧就不敢那么明目张胆、恣意妄为。慈安一死，政权尽归西宫，慈禧可以惟己独尊、专执国政而无所忌惮。从此两宫垂帘局面变为一宫独尊，光绪帝还未成人，慈禧大权独揽，人们尊称她为“老佛爷”，慈禧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奕訢的势力也就更加削弱了。 慈安的死，无疑使奕訢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少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力量。多年来，慈安和奕訢与慈禧之间均有矛盾，奕訢多以“嫡庶之分”为由，通过支持慈安压制慈禧的嚣张气焰，慈安也多倚重和信任奕訢，无形之中，奕訢和慈安形成一种联合力量，来共同对付慈禧。如咸丰陵前的席次之争，诛杀安德海等等。慈禧感到势单力薄，也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如在内务府、军机处相继安排进自己的人或者是牵制奕訢势力的人。慈安在时，尽管奕訢曾屡受打击，但因慈安的倚重，他依然能保住军机处的位子、执掌军机处大权；慈安一死，形势大变，慈禧不再受约束，同时由于自己的党羽势力大增，她对奕訢也就不再顾忌了。 第49页 慈安的死，使慈禧位及最尊，慈禧培植的势力也随之抬头，奕訢派势力则相应遭到压制。清议派攻击他的改革，七弟奕譞也攻击他崇洋媚外，这两种力量的抬头，使奕訢日益陷入孤立的境地。 七弟醇亲王奕譞早就想夺取奕訢手中的大权，这可以追溯到同治年间。当时两兄弟就因政见不同而不合，奕譞思想保守固执，对奕訢重用汉人、提倡向西方学习，表示不贊成。他曾向慈禧上折，“请摈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对奕訢“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政策，奕譞尤其表示反对，在1870年天津教案的处理上与奕訢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严厉指责和全盘否定奕訢的对外政策。1870年和1873年，奕譞曾两次密奏慈禧和亲政后的同治帝，两折的意思分别为请求剥夺奕訢掌管的外交大权和表示对奕訢掌管军机处中枢大权不满。奕訢上奏抗辩，此事作罢，但恭亲王和醇亲王两人因此隔阂日深。同治帝死后，光绪帝继位，醇亲王以太上之尊，依靠慈禧支持任用私人，结党结派，势力逐渐盖过了奕訢。 慈安死后的一段时间，鑑于恭亲王的谙练老成，长于外交，慈禧并没有马上逐他出军机处。至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慈禧才算找到了一个恰当的藉口，以奕訢为替罪羊，与奕譞合力，罢免了奕訢的一切职务，取得了双方多年来矛盾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从此，奕譞取代奕訢，活跃于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当然那已是后话了。 第二十一章 甲申朝变，再遭罢黜(1) 光绪八年，长期的劳累奔波，日积月累，奕訢的身体健康状况迅速下降，经常感觉倦怠。进入八、九月份，身体更是不支，有时甚至几天不能入直。十月，军机大臣王文韶因云南报销案受牵连，被开缺。奕訢得知后，心情更坏，病情加重，经常便血，无法入直，只得请长假在家养病。十二月初一日（1882年1月9日），鑑于奕訢病情无法在短期内恢復，总理衙门许多事亟待处理，慈禧太后正式谕令李鸿章代理该衙门有关外交大事。 次年二月（1883年3月），奕訢病癒，但仍精神不振。慈禧召见，见其依然难堪繁巨事务，于是又赏假一个月，安心调理。直至该年六月（7月），奕訢才重入军机。在奕訢生病的大半年内，李鸿藻受慈禧之命主持机要。经常与李鸿藻意见相左的翁同龢也进入军机处。这时朝野内外，开始共同注目来自西方国家法国的侵略。 法国侵略的策略是先侵占越南，进而以越南为跳板，打通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通道。早在1787年，法国传教士百多禄就曾上书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建议占领越南并开闢一条通往中国内地的商路。 道光末年，法国不断派传教士和远征军作为先头部队侵略越南。 咸丰八年（1858年），法国伙同英国组成英法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后，又单独以武力攻占越南南方三省，并于同治元年（1862年），迫使越南与之签订《西贡条约》，割占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及崑崙岛。 同治六年（1867年），法军又攻占永隆、昭笃、河仙三省，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此前一年，法国的一个调查团在对中国云南和越南北方进行勘察后，露骨地说：“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出现在中国腹地的人。” 同治十二年（1873年）末，安邺指挥法军相继攻陷河内、海阳、宁平、南定等地。越南政府邀请刘永福及其率领的黑旗军协助越南抗击法军。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安邺，迫使法军退出红河，困守海防。越南国王授刘永福以三宣副提督之职。 光绪七年（1881年），法国议会通过了240万法郎远征北圻的军费案。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指挥法军再次进攻北圻，占领河内。次年3月侵占南定。在越南政府的邀请下，刘永福再次率黑旗军开赴前线，于该年5月19日在河内城西的纸桥附近设伏，痛歼法军，击毙李威利。越南国王授刘永福以三宣正提督之职。 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法国不甘心在越南的失败，法议会再次通过增加远征越南军费550万法郎和增派1800名侵略军的议案。法国总理茹费理继续鼓吹“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8月，法军兵分两路，攻入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越南与之签订了《顺化条约》，变越南为其殖民地。从此以后，法国便将侵略的主要矛头指向了中国，并提出种种侵略条件，中法关系日趋紧张。 面对法军大举进攻越南，危及中国西南边疆的形势，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种意见。 主战者为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派、奕譞及湘系官僚，如左宗棠、刘坤一等。他们强调援越抗法是一场正义的和必要的战争，就道义责任而言，中越存在着歷史上的宗藩关系，越南受到侵略，中国“本应保护”。就利害关系而论，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法国侵越，“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所以中国断无坐视之理。 主和者主要是淮系官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其代表。早在战争之初，慈禧太后命令李鸿章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时，李鸿章因反对对法开战，坚决请辞。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一封公函，从士气、战术、装备、训练等方面分析法军优越于我军的状况，要奕訢或者避战求和，或者下令前线避开阵地战，展开丛林战和游击战，方能取胜。这封公函表达了长久以来李鸿章一直主和的缘由。 第50页 第二十一章 甲申朝变，再遭罢黜(2) 奕訢或许由于久病体弱，无力顾及，或者由于几遭罢黜已无稜角之故，对战事一直持消极的态度，他对言战颇感犹豫，对言和又颇多顾忌。遭受多次打击和大病初癒的奕訢此时尽量保持少言说的态度，看太后的眼色行事。 光绪九年九月（1883年10月）底，在国内外主战的强烈唿声下，慈禧态度变得强硬起来。有一次在召见军机时，她竟然明确表示清朝不能再退让了，语意坚决。她一面命李鸿章、曾纪泽两人对来津谈判的法国特使提出的“划界撤兵，共剿土匪”的要求，坚持定见，一概不予允许；一面又令西南前线将领，督饬防营，严密布置，不能因法国言议和，就有丝毫懈怠。 十月初（11月），又发布上谕，派广西巡抚徐延旭饬令刘永福整军进扎，相机攻取河内省城，不可稍有退阻。并特别布置了山西和北宁的防守工作。上谕称“北宁为我军驻扎之地，如果法人前来攻逼，应令督饬官员极力捍御，毋稍松劲”，同时令云南军队固守山西，以与北宁成犄角之势；惩处不愿遵旨的云南巡抚唐炯，摘取顶带；奖赏英勇抗法的刘永福黑旗军十万两白银，按每月五千两的数目支给刘永福充做军饷。 见慈禧太后已明确主战，奕訢也随之附和“言战”，朝廷内外一片主战声。这年底，双方军队集结于山西和北宁地区。在山西的唐景嵩所带滇军慑于法军炮火的威力，首先溃退，黑旗军势单力孤，山西失守。 次年正月（1884年2月），中国又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与法军决战于越南北宁。中国方面包括黑旗军、政府军和越南爱国军人共计3万人与法国方面1.5万官兵拉开了战斗的阵势。二月十八日（3月15日），北京收到北宁失守的电报。 山西、北宁相继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大为震惊。李鸿藻和态度模煳的翁同龢此时也深感“海防不足为恃”，时局艰难，从此以后可能更加棘手！清流派这一群“不习戎事”的书生再也不敢言战。御史们开始纷纷追究战争责任，按律最先逃跑的前敌将领应处死，统兵大员当拿问，于是清廷下令将唐炯、徐延旭革职拿问，任命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层层追问，保荐统兵大员的荐主也应受处罚。谁来承担失败的主要罪责呢？这时的慈禧想到了奕訢。三月初八（4月3日）召见军机大臣，慈禧为罢免军机大臣改组军机处制造舆论。分析战争责任时，她大谈“边方不安定，封疆大臣因循守旧，国用空虚，海防粉饰，这何以对祖宗呀！”言辞严厉。 恰在当天，祭酒盛昱上了《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处交部严议》的奏摺。特请慈禧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交部议处，责令戴罪立功，认真改过。 慈禧先将摺子留中不发。第二日，即三月初九日（4月4日），是清明节，慈禧派奕訢去东陵祭祀，主持慈安皇太后三周年祭典，支开了奕訢。也是在这一天，慈禧让光绪帝到景寿山皇殿行礼，使其避开他的生父奕譞。之后，慈禧自己则以祭典九公主的名义前往九公主府并留下用膳。九公主也称寿庄公主，奕譞的同母妹，排行第九，一个月前逝世，当时慈禧已经赐祭过一次。这次前来，目的是为专门单独召见奕譞。 用过午膳之后，慈禧取出盛昱弹劾军机的奏摺，两人进行了秘密的商讨。次日（初十日）在宫中，慈禧匆匆召见军机后，再次召见奕譞，两人又密谈了三刻钟。十二日时，慈禧依旧匆匆召见了军机，然后相继密召了孙毓汶和奕譞。 十三日，奕訢办理完祭典相关事宜后回来，本应召见，但这一日，慈禧只召见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军机大臣一概未得召见。有的军机大臣也兼任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尚书等职，但也未能参加召见。 就在奕訢和诸位军机大臣耐心等待召见的时候，领班军机章京传出的太后懿旨，着实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了一惊。这是一份革除奕訢及全体军机大臣的上谕，上谕加给奕訢等人的罪状是： 第二十一章 甲申朝变，再遭罢黜(3) “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是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等等。 上谕最后宣布将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全班撤换。奕訢被革去一切职务，并撤去恩加双俸，令家居养疾，处罚最重。跟随奕訢二十多年的宝鋆也被开去一切差使，仍以原品休职；李鸿藻和景廉降两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用，退出军机，仍在毓庆宫行走，继续为光绪帝授读，处罚最轻。 同日还宣布：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4月9日），又有上谕宣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谕旨”。 这样，清明节前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慈禧完成了军机处的变动。 改组后的军机处全然为“醇党”人物所掌控。盛昱和御史丁振铎等于事后上折，称“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人能及”，因此请慈禧令恭亲王等仍当差效职，奏疏上达后，慈禧留中不报，不予理睬。 第51页 慈禧紧接着又对部院大臣作了调整。原礼部尚书徐桐接李鸿藻任吏部尚书，礼部尚书由原左都御使毕道远接任，理藩院尚书乌拉喜崇阿接任景廉兵部尚书一职，理藩院尚书则由原左都御使延煦接任，都察院左都御使分别由原吏部左侍郎崑冈、祁世长接任。贝勒奕劻管理总理衙门事务，内阁学士周德润、军机大臣阎敬铭、许庚身后来也在总理衙门行走。八旗都统也相继作了变动。 光绪十年（1884年）为农历的甲申年，这年的三月（4月），“当之无愧”的清王朝的女主人最终为其独揽大权扫清了道路。她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彻头彻尾地撤换了奕訢和以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又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使王朝的官僚层实现了一次大换血，建立了完全听命于她的官僚阶层。这次重大的人事变动，歷史上称“光绪甲申朝局之变”。 这次奕訢遭罢黜，与十九年前的那次弹劾风波引起的反响完全不同。当时列名于倭仁奏摺和肃亲王奏摺的王公、宗室、大臣共计70余人，加上都察院、宗人府的大臣，内阁学士、给事中、御史等等纷纷上折，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迫使慈禧最终收回成命，恭王仅仅只被削掉一个封号。而这一次罢免却唿声甚微，仅寥寥数人上疏。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辛酉政变之初，奕訢重用汉臣，对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有求必应，不加遥控；对外实行“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路线，力求中外和好以借师助剿，最终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熊熊烈火，使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得以稳定，奕訢因而获得“中兴贤王”的誉称。此后，为防止汉族地主势力的发展，从稳固王朝统治的角度考虑，奕訢大力剪除和限制湘淮地方势力。李鸿章等都曾为此批评奕訢听信浮言，抱怨总理衙门庸鄙无远见。面对西方工业化的浪潮，奕訢为清王朝的长治久安计，倡导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开展洋务运动，这又为满族亲贵和封建顽固派所不容，认为是“以夷变夏”。此外，奕訢的“羁縻”外交并未使中外和好的局面长期维持，帝国主义也早看出这种外交政策的实质是在和平的背后排斥外国，远不如李鸿章和奕譞顺从于外国势力。慈禧绕过奕訢，通过李鸿章和洋人拉关系，李鸿章集团权势地位上升，渐呈取代奕訢集团的趋势。 慈禧则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实力渐长，熟谙宫廷斗争的艺术，政治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慈安死后，慈禧大权独揽，常对臣下行不测之威。此次罢黜奕訢，不像十九年前指使蔡寿祺上无凭无据的弹劾摺子那样，慈禧作了精心的准备。她抓住山西、北宁失守，徐延旭和唐炯遭逮问后，人们纷纷要求追究最终责任人的时机，将责任推究到奕訢和宝鋆的因循失职。与十九年前发下诏书让廷臣讨论相比，这次诏书的发布更显果断和威严。慈禧单独召见了领班军机章京，以“御前拟旨以上，朱书授之以出”的方式发下谕旨，表明这是宸断，不容妄议。 第二十一章 甲申朝变，再遭罢黜(4) 慈禧积聚了二十多年的力量就在这一刻完成夙愿，清除了最后一名潜在政敌。从此她真正实现了“位至极尊”。 奕訢此次反倒相当地平静。没有被八大臣排挤时的激愤，也没有被削除封号时的愤懑，更没有被同治帝暂时免去差使和撤去亲王爵号时的坚强不屈。他累了。多年的公务缠身，刻无暇晷，他完全抛却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以致“几不知世间有吟咏事”。他也知道，慈禧早已对自己厌恶透了。为国家计，他屡次触犯慈禧，反对她的专权和不顾国力而穷尽享乐之欲，这次的前敌战败不过是她罢黜的一个藉口罢了。 想到此，奕訢心里好受多了，望着工作了多年的军机处和曾经共事多年的同僚，他坦然地离开了。 后 记 晚清歷史风云变幻，爆发于19世纪中叶前后的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从内外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有忧患意识的统治阶层开始思索如何自强以抵御外侮，于是自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他们发起并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强”、“求富”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的相继爆发使洋务官员寄予办洋务以自强御侮的梦破灭，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出的新生资产阶级力量则开始思索一条新的社会发展的道路——鼓动光绪帝进行改良变法。 作为道光帝的第六子、咸丰帝的六弟、同治和光绪帝的六叔，奕訢歷经四朝，是晚清皇朝中颇有作为的一位皇室成员。他亲身经歷了王朝的一系列变幻，在晚清的政治史、外交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活动是晚清宫廷权力斗争、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的一个缩影。鑑于此，本书力图从奕訢这个人物的活动来看当时社会的大背景，同时又将人物放在具体的歷史背景中去作客观的评判。奕訢天资聪颖，加之受到良好的皇室教育，能力优于其他皇室成员，因而自小道光帝就对他寄予厚望。然而在争夺宫廷最高权力斗争中，他却是个失败者，一生几起几落，这是时代、制度本身的局限。他毕生都在尽全力维护王朝的稳定和发展，然而终究挽救不了大清的命运，这又是歷史发展的必然。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一生的坎坷和悲剧性。 第52页 从个性上讲，他既先进又保守，既高傲又谦卑，既平易也孤独；他聪敏多智，勤于思考，在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善于与洋人打交道，人称“鬼子六”。如何立体地展现这样一位个性丰富、政治思想复杂的人物，是我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在仔细思索的一个问题，我尽力做到客观、真实，将人物描写丰满。但限于个人能力，难免有粗疏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感谢罗福惠教授对此书撰写的组织以及湖北人民出版社李尔钢先生的辛勤工作和所提出的许多宝贵建议。 着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