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泊罗霄》 第1页 [战争纪实] 《血泊罗霄》作者：饶道良/李春祥【完结】 目 录 第一章　旗转罗霄... 1 毛泽东谢绝了瞿秋白要他去上海的邀请，毅然选择钻山沟... 1 毛泽东屈身水塘... 2 是进？是退？向西？向南？毛泽东和余洒度第一次交锋... 4 总指挥卢德铭倒在了井冈山脚下... 6 毛泽东与余洒度再次交锋的结果是他顺利地握住了枪桿子... 7 第二章　兵到井冈... 8 “三湾来了毛司令”. 9 开小差的师长和团长... 12 书生模样的袁文才是地道的“山大王”. 12 裁缝出身的王佐是真正的“座山虎”. 14 “藏龙卧匪”的井冈山——终点还是超点... 16 第三章　巨人的握手（上）... 17 毛泽东说：“在井冈山，我还当过民主人士呢”. 17 毛泽东当师长... 19 “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20 血染的三月... 22 三河坝——又一个转折点... 23 陈毅“卖狗皮膏药”. 24 林彪劝陈毅：“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25 朱张会师... 26 “王楷”其人... 28 多亏了范石生... 29 第四章　巨人的握手（下）... 32 蒋介石棒打“鸳鸯”. 32 澡塘子里听来的喜讯... 33 土豪的年关... 36 破了许克祥的长蛇阵... 38 “白带子反水”. 40 井冈山下来了支“特殊部队”. 43 毛泽东与肖克之会... 45 陈毅与袁文才、王佐相会... 46 不愿上井冈山的人... 47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 48 共产党的“硬本钱”. 49 第五章“打败江西两只羊”. 51 “会剿”——新名词... 51 神奇的红缨子梭镖... 53 朱德批评了二十八团... 54 端了谭延闿的老家... 55 杨如轩从此一蹶不振... 56 打出来的十六字诀... 58 朱德屹立望月亭... 60 林彪的冲锋集群... 62 七溪岭的勇士... 63 第六章　黑色的八月... 64 湖南省委的指示，给毛泽东出了一道道难题... 65 围绕着湖南省委的指示信，根据地的“高干”们在永新商会楼开了整整四天会... 67 杜修经和杨开明唱了一出“双簧”. 71 血洒归乡路... 72 又一道“绝对正确”的指示... 73 毛泽东请求省委给杜修经处分... 75 在思顺圩，井冈山又一位大将倒下了... 76 八月没有挂花香... 77 第七章　黄洋界上炮声隆... 78 去湘东？进湘南？还是守井冈山？毛泽东决策：三取其二... 78 黄洋界上炮声隆：炮弹知多少... 79 炮声过后，红军在黄洋界唱起了《空山计》... 82 第八章 共和国的雏形... 84 史达林反对在中国搞苏维埃的时候，毛泽东却坚持“枪桿子里面出政权”. 84 变奏：“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林彪也参加了这个合唱... 90 毛泽东惊唿：“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疗万难”. 95 井冈山，五大哨口五道关... 97 用杉本、树皮盖起来的红军医院... 99 毛泽东上山坐上席... 101 史达林的特使费德林在井冈山说：“这里，是共和国的雏形”. 106 第九章　跃上井冈旗帜新... 108 童养媳的故事... 108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110 赌徒与双枪兵... 114 毛泽东说：“人家是梳妆打扮送上门来的”. 116 浴血罗霄的彭大将军... 119 滕代远——未来的铁道部长... 122 朱德说：“无产阶级的台是永远垮不了的”. 124 第十章　血山之祭... 127 何键当上了“会剿”总指挥... 127 柏路会议：定下了“围魏救赵”的战略方针... 128 朱毛带着三千六百人离开了井冈山... 129 李文彬和刘土毅咬住了红四军的尾巴... 130 大柏地，红军打了个翻身仗... 131 血战桐本岭... 133 在一个无业游民的带领下.湘军从小路摸上了黄洋界... 135 彭德怀带领红五军“跳出了五井” 136 死村·尸村·火村·绝村... 137 五月的鲜花... 139 第十一章　战火中的恋歌... 140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 140 朱德与伍若兰在井冈山度过了不满一年的共同生活... 145 古井遗恨——陈毅与肖菊英的故事... 151 毛泽覃与贺怡的爱情乐章... 156 陈正人与彭儒在井冈山双栖双飞... 162 蔡协民和曾志把他们唯一的儿子留给了井冈山... 166 “山大王”的婚事... 170 第十二章　永远的杜鹃花... 172 “总指挥还能当下去” 172 第2页 王佐差点改造了何长工... 173 梦圆旗锣坳... 176 相当于“国防部长”的人... 177 莫斯科来的秘密文件... 178 土客籍矛盾让毛泽东伤透了脑筋... 179 袁文才走了不该走的一步... 181 袁文才和王佐想办兵工厂... 182 进退两难的命令... 183 愤怒的东关潭... 184 彭德怀说：“我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 186 肖克望“洋”兴嘆... 187 歷史冤案在1950年得到了定论... 188 后记... 189 第一章　旗转罗霄 毛泽东谢绝了瞿秋白要他去上海的邀请，毅然选择钻山沟 1927年武汉的夏天，如往年一样的闷热，所不同的是，在大街小巷随意乘凉的人们比往年骤减。带着浓烈血腥味的热风在这个九省通行的城市上空游荡，长江上各种外国轮船不时发出“呜”的汽笛声，更使这座城市增添了几许恐怖。 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国共两党组建的国民政府的都城和北伐的大本营，而现在，所有工人纠察队的校缥，童子军的木棒都早已一捆捆、一车车地收缴完毕，代之的是曾自称共产党人忠实朋友的国民党右派的口号“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共产党员”在街头巷尾此起彼伏。 曾经非常激动和兴奋的共产党人有许多已成了刀下之鬼，剩下的也已全部转入地下。后来，一些作家描述到这段歷史往往会用到一句这样的话：“黑云压城城欲摧。” 8月7日，曾经对国民党抱有种种期望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彻底清醒过来，躲在汉口一幢屋子里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成为中共早期歷史的一次转机。 会议由租秋白主持，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李维汉、张太雷、陈乔年、罗亦农、顾顺章、蔡和森、毛泽东等出席了会议。当时毛泽东的身份是中央候补委员，虽然他的职务不是很高，但他跑遍湘赣而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他成为当时着名的人物。 对大革命失败负有主要责任的陈独秀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人们在会上可以看到他的儿子陈乔年——一位着名的职业革命家——的身影。 会上，除了主要声讨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外，还通过了许多决议案，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看准时机在会上发了言，推出了马克思主义暴力学说在中国的新的注释：“须知政权是由枪桿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再鸣而惊人，与会者再次对他刮目相看。 会议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当选为常委，毛泽东由中央候补委员上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瞿秋白显然对毛泽东大为欣赏。他想请毛泽东去上海协助他工作，因为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即将迁往上海。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谢绝了瞿秋白的好意。他知道他的立足点不在上海的洋楼上，他想去找他的农民朋友。 毛泽东踌躇满志。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人们会发现，他对那些古代绿林有一种由衷的赞赏，一部《水浒传》就成为他一生多次阅读的案头必备之书。宋江受了招安，离开了梁山泊，毛泽东还忍不住嘲讽他几句：“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 解放后，在许多次高级会议上，每当毛泽东发现有人企图与他不一致时，他便以“我要上山去”来威胁他们。 其实，早在1927年2月，毛泽东到衡阳去搞农村调查时，就针对当时中央有人反对农民运动，反对搞武装斗争提出了他的见解。那是在衡阳区委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如果中央向右倒的话，要把群众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压下去，取消武装，交给国民党，我是坚决反对的。我已经想好了办法，我带安源工人到江西打游击去！”“去山上和绿林交朋友去！” 而这时，那个在毛泽东心头亲绕了许久的想法又使他兴奋起来，他愉快地接受了中央要他在湘东赣西发动秋收暴动的命令，与同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彭公达一道赶回了湖南。 毛泽东屈身水塘 早在八七会议之前的8月3日，中共中央就已经制定了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暴动的详尽计划，只是在派谁去领导的问题上悬而未决，直到毛泽东在汉口侃侃而谈，中央才发现人才就在身边。 领衔受命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似乎对改组湖南省委没有太大的兴趣。8月12日一回到长沙，他就扎到长沙郊区的清水塘和板仓继续他的农村调查，草拟出一份《土地纲领》。这种调查研究后来一直成为毛泽东开展工作的重要法宝之一。 8月18日，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举行会议，毛泽东带着一身的泥腥味匆匆赶来参与制定秋收起义计划，讨论土地、政权等问题。在会上，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他的与众不同，他竭力否认大多数同志“坚决地夺取整个湖南”、“全面开花”的暴动计划，主张湖南的秋收暴动以长沙为中心，其他地方只要虚张一下声势就可以了。 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确有他的过人之处。会议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会议结束时，大家一致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8月19日至30日这二十多天里，湖南省委在朱家花园、沈家大屋等地频频开会。毛泽东已抽不出时间再去农村搞调查了，他有了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任务，领导起义的权力机关——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落到了他的肩上。此后，前委一直是指挥军事行动和地方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而值得人深思的是：“前委”似乎与毛泽东与生俱来。每当毛泽东不担任前委书记时，一定出了某种乱子。往后我们会看到，井冈山“三月失败”时，正是毛泽东被迫退出前委，改任师长之际；“八月失败”时，又是毛泽东虽被重新任命为前委书记，却又没有到任的时候；1929年，在闽西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被卸去前委书记一职，但仅仅过了几个月，担任前委书记的陈毅就不得不再次邀请毛泽东出山…… 第3页 1927年9月初，毛泽东手持一把当时流行的桐油纸伞，匆匆赶到安源，就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在张家湾，毛泽东成功地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对秋收暴动作出了详细的军事部署，努力实现他“枪桿子里面出政权”的信条，在他的麾下，已有一个师三个团的兵力。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团。这个团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包容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赤色人物，这些人绝大多数是黄埔出身。 本来警卫团的任务是去参加南昌起义。8月初的一个黄昏，警卫团在卢德铭的带领下在武昌上船，沿江顺流而下，虽然大战将临，他们仍然行色从容，一路饱览长江两岸秀美旖旎的风光。那样子不像是去打仗，如果不是军服加身，倒颇像一个游览长江风光的旅游团。 然而，军至江西奉新，形势骤变。前方传来南昌起义失利，部队已离开南昌的消息。卢德铭急忙命一营营长余洒度率部转向修水，在这里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整休和练兵，并且，和铜鼓的苏先使部（编为第三团）、萍乡的王新亚部（编为第二团）组成了一个师，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 安源安排就绪，毛泽东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急忙赶往铜鼓。 就在去铜鼓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可以作为毛泽东是福将的佐证。虽然最后毛泽东安然无恙，但当时确实兇险至极，足可以让他铭记终生。十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昏暗的油灯下，用不紧不慢的湘音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了这段经歷： “当时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僱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捉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仅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说到这段经歷，毛泽东的口气悠闲得如掸掉一截菸灰。然而，如果当时民团知道他们抓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们一定不会如此掉以轻心；而如果前面的如果成立，中国的歷史也不一定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那几个民团团丁抱着“当兵吃粮”的宗旨，在毛泽东逃跑后，他们只是装模作样地在附近搜索了一下就了事，再加上得了毛泽东几块钱的“小费”，也可能有意要放他一马。于是，天黑以后，他们就熘之大吉了。而毛泽东心中大喜，虽然形容狼狈，赤着双脚，却仍强撑着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何长工和杨立三等人设计制作了秋收起义的军旗 毛泽东是当代中国一位杰出的豪放诗人，他的诗词和他的政治才能一样出名。 正如许多诗人一样，每当心里兴奋或愁苦，毛泽东总是想到首先用诗词表达出来。“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在毛泽东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无论战争多么残酷，政务多么繁忙，毛泽东写诗作词的笔始终不停。 1927年的秋天，看到精兵良将整肃于前，一种搏斗前特有的刺激、兴奋与紧张使毛泽东再次诗兴大发，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毛泽东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纵观毛泽东的诗词，其实就是一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史诗。同样，从这首《西江月》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起义的部队叫工农革命军，并且在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自边上大书“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何长工、杨立三，还有一位陈树华，是这第一面军旗的设计者和制作者。 当时，他们三人躲在修水县商会的一幢楼上，光着汗津津的膀子，用硬纸、剪刀、铁尺和红、白、黄、黑四色布，干了一个通宵，用一架缝纫机做出了这面军旗。旗的底色是流行的革命色红色，正中金黄色的五角星内是黑色的镰刀斧头，旗杆旁边镶着的白布条上写有“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第二天，这面当时看来非常别致的军旗醒目地飘扬在修水的上空。 在修水整训以后，余洒度当上了师长，他又收编了一股土匪残部邱国轩部，编为第四团。后来，正是这个邱国轩，让革命军大吃其苦头。 第4页 当时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 师部、第一团、第四团驻修水； 第二团驻安源； 毛泽东带着苏先俊的第三团驻铜鼓。 起义时间定为9月9日。 中央对这次起义给予了密切关注，起义这天，中央特派员林育南到了长沙，卢德铭向中央汇报情况后，也迅即赶回部队，担任了起义总指挥。 9月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在修水起义向湖南平江进发。 9月10日，暴动农民迫使武长路火车全线停驶， 9月11日零时，第二团在安源起义，进攻萍乡，夺取老关。 9月11日，毛泽东率第三团挺进浏阳，拿下沙河镇。 9月11日，暴动农民迫使长沙至株洲的火车停驶。 9月12日，第二团攻克醴陵县城。 起义大有不可阻挡之势，诸路兵马齐指长沙。 是进？是退？向西？向南？毛泽东和余洒度第一次交锋 正当起义军准备一鼓作气按原定计划进攻长沙时，冷不防，一支暗箭从侧面疾速射来。 这支箭是邱国轩放的。 邱国轩原是黔军王天培的残部。王天培溃散后，邱国轩率一团人在修水一带为非作歹。工农革命军到修水后，赶跑邱国轩，又杀了他一个营长，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后来余洒度突发奇想，欲收编邱部，未曾想到邱国轩欣然应允，于是，一股臭名昭着的土匪摇身变成了工农革命军。 9月11日，红日西斜，残阳如血，余洒度端坐马上，率师部和第一、四团向长寿街进发。 忽有士兵来报：“不得了，前面打仗，邱团长带着马弁大声喊杀！杀！” 余洒度一笑置之：“打仗不喊杀喊什么？” 稍顷，又一士兵捂着肚子来报：“第一团打散了！” 余洒度这才滚鞍下马。然而，邱国轩部已从两翼包抄上来，将所有军需物资席捲而去。 第一团惨败，余洒度仿佛挨了一问棍，傻了眼。 以师参谋长身份指挥部队的钟文漳号啕痛哭一番，不告而别。 紧接着，像有传染病似的，各路大军纷纷失利—— 9月14日，三团在东门市遭敌袭击，损兵折将。 9月17日，二团在浏阳被优势敌人包围，仅存一营人马。 作为秋收起义的参加者，何长工后来回忆到这段歷史时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 “现在看来，进攻长沙是相当冒险的，是当时急于报復的进攻战略。 “这次也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些改编的部队非混编不可，非有我们的骨干不可！否则，也不会有四团的叛变，结果吃了四团的亏，等于把国民党的一支别动队弄到我们后方来了。 “再有一点教训，就是没有一个目的地，没有一个落脚点，没想到家安在哪里，何处是归宿。” 各路兵马怀着沉痛的心情，陆续到了浏阳的文家市。 9月19日晚，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温度骤然升高。整个通宵，教室里争吵不休。自从前敌委员会成立以来，前委会议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 师长余洒度首先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位黄埔军校三期的毕业生对农民出身的毛泽东颇有点瞧不起，他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取浏阳，攻长沙”。 应该说，余洒度与当时中央的观点还是一致的，就在这次会后的第四天，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新任特派员任粥时到了长沙，同时带来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要苏、余继续向长沙进攻，长沙立时举行暴动。 孙中山曾经分析人有三种，一种人是先知先觉，一种人是后知后觉，还有一种人是不知不觉。 毛泽东当属第一种人。当中央还在固执地留恋苏俄革命成功的道路时，毛泽东早已发现了中国革命的另一条道路。他将目光转向了广袤的农村。 所以，当余洒度说了一大通理论来证明他的观点时，毛泽东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不知从哪儿找来的皱巴巴的地图，指着罗霄山脉的位置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方。” 会议开始以来一直没有说话的卢德铭也站了起来：“毛委员说得对。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我们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毛泽东心头一宽：有了总指挥的支持，前委作出的决定就能付诸现实了。 第二天清晨，集合起一千五百余人的队伍，毛泽东向部队宣布前委作出的把部队开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的决定。 9月20日，这支队伍跟着毛泽东离开文家市，经萍乡向湘南转移。 文家市，成为中国革命转折点上的转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3-3 13:53:28编辑过] 总指挥卢德铭倒在了井冈山脚下 9月20日清晨，一千五百余人的队伍打点起精神，按原定计划向南开去。指挥部队的是前委书记毛泽东、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 余洒度一肚子怨气，按照他在黄埔军校所受的正规教育，他这个师长应该率部队攻城略地。可是，现在冒出个前委书记，外加个总指挥，他这个师长形同虚设，只有跟着他们往山沟里跑的份。 第5页 曾任师部参谋处长的陈树华回忆说： “22日，我们从芦溪往南行，走了约十里路，便听见后面响起了枪声。这时余洒度叫我写书面命令，要卢指挥官率第二营占领前面那个山头，掩护后卫的到来。我举笔不定，余夺过笔说，我来写，便写了条子叫人送走了。” 显然，余洒度不甘心失去他师长的指挥棒，又以师长的身份对起义的总指挥卢德铭发号施令。 这时，革命军的队形是一团在前，三团在后，师部居中。 然而枪响之后，缺少临战经验的三团却往莲花方向逃去。陈树华与三团团长苏先俊冲上前去收集队伍，惊慌失措的士兵却从苏先俊的腋下穿行而过。 可笑的是，当第三团士兵演散以后，苏先俊却把与卢德铭指挥的增援部队对阵的一伙敌人误认为是三团的士兵，他哭丧着脸对余洒度说： “师长，打死的都是自己人，是我三团的呀！都打死了呀！” 苏先使一面哭叫，一面顿脚。 那时的起义部队虽称为工农革命军，却没有统一的军服，大部分穿的还是国民革命军的军装。余洒度见苏先俊一闹，信以为真，下令停止进攻。可是对方不但不领情，反而吹起冲锋号，蜂拥而来。冲到近前，工农革命军才发现，这伙人的军帽顶上有油布，而自己人无此装束。然而，已经迟了，敌人直冲师指挥部而来。这时，苏先俊发现大事不妙，熘之大吉。 这股敌人正是江西国民党军朱培德部朱士桂营。 见形势严峻，卢德铭率两个连冲上一个山头，掩护部队向莲花方向转移，一颗流弹袭来，卢德铭身子一软，躺倒在血泊中。 据有的老人回忆，卢德铭是经孙中山先生亲自面试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卢德铭在拥有“铁军”称号的叶挺独立团担任过连长，北伐战争中带领士兵冲锋陷阵，毫髮未损，这时，却倒在了芦溪小镇旁一座不知名的低矮山岗上。 对于这位起义的总指挥、起义主力部队警卫团的前任团长，老人们在回忆到秋收起义时，总会深情而沉痛地怀念他。 1996年7月26月，时年八十九岁的江华重访井冈山。由于年事已高，对许多事老人已不是记得很清楚。在参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时，讲解员向他介绍秋收暴动，并问他是否能回忆起秋收暴动的有关人和事，老人摇头，说：“我没有参加，我不大清楚。”老人是1928年5月从礼陵上井冈山的，没有参加过秋收起义，可是介绍到卢德铭时，江华老人马上说：“卢德铭是秋收起义的总指挥，是在芦溪牺牲的。” 卢德铭虽然倒在了井冈山脚下，可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每一个人心中都装着卢德铭。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 毛泽东与余洒度再次交锋的结果是他顺利地握住了枪桿子 在文家市刚刚鼓起一点士气的起义部队在芦溪栽了一个跟斗后，又回復到了原来低沉的状态，同时，部队严重减员，不足千人。 9月25日，毛泽东和余洒度带领工农革命军在毛毛细雨中进入莲花。 从暴动开始到现在，毛泽东一直很忧虑。他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桿子里面出政权”，可是，作为前委书记的他，手中并没有枪桿子。文家市会议上，如果没有卢德铭关键的一票，部队很难讲。不会跟他走。而现在，卢德铭牺牲，部队会不会又沿着旧军队的老路子走下去？ 毛泽东更加忧虑。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前敌委员会是指挥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毛泽东决定行使前委书记的权力。 莲花是江西与湖南交界的一个山区县，以产煤而闻名。起义军进入莲花后，军心稍稍稳定下来，余洒度便绕过毛泽东，以师长的身份提议召开军事会议。 召开军事会议竟不通过前委书记？毛泽东决心煞一煞余洒度的威风，让他知道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 恰在这时，毛泽东又听到一个消息：余洒度把国民党莲花县党部的书记长交给辎重队当挑夫，使其逃跑了。 会尚未开始，毛泽东便问余洒度：“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长现在何处？” 余洒度被毛泽东当面质问，面子上下不来，支支吾吾地说：“交给辎重队了。” 毛泽东提高声音说：“现在还开什么会，这许多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余洒度跳了起来：“如果你怕死，今晚我派兵保护你在山上住，我可以担保无事。如果你死了，我给你抵命。” 毛泽东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又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秋收起义，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望，许多中高层军官看到余洒度大耍军阀作风，公然和毛泽东顶撞，对他大不以为然。 人心的砝码悄悄地向毛泽东一边倾斜。 第二天，部队晓行夜宿，一路无话，到了黄昏，余洒度安排部队宿营，在部队后卫的毛泽东见宿营地带兇险，恐有不测，传令给余洒度，要部队再前进十里。 余洒度没有违令，将部队又开进十里。 不过，有人听到余洒度私下里操着粗话骂了一句：“妈的x，我当什么师长？十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关键时刻，宋任穷送来关键的信，毛泽东又吃了颗定心丸 第6页 浏阳是浏阳河边一座美丽的小城，知道浏阳的人可能很大程度上源于（浏阳河）这首优美的歌曲。其实，浏阳还有她更值得骄傲的地方，着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王震、杨勇、李志民等就诞生于此。 宋任穷也是浏阳人。作为浏阳工农义勇队的一员，宋任穷参加了秋收起义，在江西铜鼓被编入第三团。但起义爆发后，队伍中却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原来，还在起义爆发之前，宋任穷就奉浏阳县委同时也是三团党委之命，从铜鼓出发，前往南昌找江西省委请示部队下一步行动去了。十八岁的宋任穷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大城市，外面的世界在他眼里又陌生又新奇。但他无暇细看，随江西省委交通员在南昌城一个小巷子里找到了省委书记江泽楷和刘士奇。 几年以后，江泽楷追随陈独秀，被开除党籍；而刘士奇后来担任赣西特委书记，由于中央“左”倾路线所致而被免职到了上海，后又到了鄂豫皖根据地，最终被张国焘杀害。 当时，江泽楷给了宋任穷一封用药水密写的信，没有告诉宋任穷内容，只对他说：“你们在莲花厅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枝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 宋任穷把信藏在一大堆废纸里，赶回铜鼓县城时，起义队伍已不知去向。宋任穷按照原先的约定，在莲花县境内的陈家坊找到了部队。 宋任穷在此之前没有见过毛泽东，当他离开铜鼓前往南昌时，毛泽东正在从安源去铜鼓的路上躲避民团的搜查。一到莲花，宋任穷便将信直接交到了部队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手中。 信的内容一直是一个谜。汪泽楷没有说，宋任穷也不便多问，而唯一收信人毛泽东看完信后也没有传达。但我们可以推断出，信中内容一定包括汪泽楷对宋任穷所讲的话的内容，而且，毛泽东也从这封信中得到了某种支持。所以，接到宋任穷送的信后，毛泽东便马上带着部队向着更偏僻的山沟沟里开去。 1988年5月，宋任穷上将再次登上井冈山，我们怀着即将揭穿谜底的兴奋访问了他并询问那封信的内容。老将军的回答让我们既遗憾又满意。他说： “当时我只负责把信送到毛泽东同志手中，虽然当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党的纪律我还是知道的。省委负责同志没有跟我说信的内容，我当然不便多问。由于我当时职务较低，也无从知道信的内容。但我从此之后就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干革命，这是我最大的欣慰。” 第二章　兵到井冈 “三湾来了毛司令” 在井冈山区流传的许多歌谣中，有一首这样唱道： 三湾降了北斗星， 满山遍野通通明。 一九二七那一年， 三湾来了毛司令。 三湾来了毛司令， 带来工农子弟兵。 红旗飘飘进三湾， 九陇山沟闹革命。 三湾，是江西永新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毛泽东接到宋任穷送来的信后，他信心百倍地带着部队进入了这宁静而偏僻的小山村，对部队进行了他思考已久的整编，军史上称为三湾改编。 自从起义以来，毛泽东看到很多，也想了很多。部队屡战屡败，特别经过芦溪一战，卢德铭如大树倒地。用后来某些人回忆的说法，部队已成“惊弓之鸟”。一些人悄悄扔下枪，不辞而别，而队伍前前后后此起彼伏不断传来伤病员痛苦的呻吟，其中夹杂着军官鞭打士兵的刺耳的皮鞭声。 毛泽东眉头紧蹙到9月29日的三湾，终于放开手脚，施展了一系列大动作。 首先，只剩七八百人的队伍干脆改成团的建制，军旗上的字样改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陈浩担任团长，在文家市会议上助了毛泽东一臂之力的宛希先担任政治部主任。团以下只设两个营和特务连、卫生队、辎重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别的军队从来没有过的编制——军官队。 毛泽东是有他的长远打算的。一方面，军官队在以后的扩红运动中为迅速建立一支强大的红军部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一些带有军阀作风的！日式军官可以很好地在这里洗洗脑。 余洒度终于在毛泽东面前彻底败下阵来。他的师长被“改”掉了，成了军官队中普通的一员，不过，他仍然担任前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有一篇回忆文章，讲到三湾改编的情景，其观点不为我们所取，但其中的一段描绘，仍不失其逼真并且幽默。 毛泽东先生望望四面围紧的高山，想想地上生不出多少东西，因此决议再行改编，遣散伤、病官兵，师长、副师长以及团长的，通通作了前敌委员会的委员。部队编为一团，以陈浩为团长。新选的前敌委员们，尤其是今天以前的余师长站在旁边，面红耳赤地圆睁着眼，望着地下。 部队在芦溪时，前委跟着师长跑，因此才会有总指挥的牺牲，部队的减员。三湾改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便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在此之前，党的组织在团一级，改编以后，支部建在连上，营以上设党委，班设党小组，并在连以上派党代表，全军归前委统一领导，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此以后，人民军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有一句着名的话，道破天机：“红军之所以艰难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7页 在三湾，水塘遇险的那一幕再一次清晰地浮现在毛泽东的眼前。他分析，他死里逃生的根本原因就是那些民团是只为吃粮而当兵的僱佣兵，所以会那样敷衍了事。 而眼下的这支队伍呢？ 毛泽东吸着劣质的菸草，陷入沉思中。 要改变僱佣的现状，必须要使士兵不挨打，要有主人的感觉。 毛泽东扔掉菸头，对部队进行第三项改革——建立士兵委员会，规定士兵委员会对军队官长的工作可进行监督。人民军队官兵平等正是始于井冈山，井冈山根据地是“官最不像官”的时期，这时候，井冈山看不到官打兵的现象了，不过，人们偶尔会发现，士兵们有时在打连排长的屁股。 毛泽东出手大方，初次见面使给了袁文才一百柱崭新的钢枪 到三湾改编为止，对此行的目的地，毛泽东仍然没有确定。 井冈山，像一位裹着神秘面纱的仙女，在他的面前忽隐忽现。 毛泽东早就听说过井冈山，省委也和宋任穷说过那里有农民武装。但他没有直奔井冈山，没有调查研究就贸然行事，这不是他的作风。 毛泽东领着七八百人的队伍在井冈山的脚下绕了一大圈，在行军图上看起来，就像一位雕塑家在踱步揣摩着一尊巨大的雕像。 但我们可以推断，毛泽东这时开始有了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的想法。 在三湾，毛泽东会见了一位当时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在广州农讲所的学生，现在是袁文才重要幕僚的陈慕平。 其实，毛泽东在秋收起义时就知道了井冈山地区有两支农民武装，一支是袁文才，一支是王佐，这个宝贵的情报来自于当时的二团团长王新亚。 1927年的7月，王新亚率领安福农军会同袁文才、王佐的农民武装攻打水新县城，解救出被敌人关押的永新共产党领导人，曾并肩作战过，而且，后来成立赣西农民自卫军时，王新亚任总指挥，袁、王二人都为副。 后来，从省委的来信中，毛泽东进一步证实了袁文才和王佐之事。 这时见到陈慕平，毛泽东欣喜异常。看来，解工农革命军目前之困的出路就在此人身上。毛泽东与陈慕平长谈一宿，知道了袁文才的底细，而且，他从陈慕平的谈话中又注意到了一个细节：袁文才和王佐还是拜把子的老庚，他们在井冈山上下互为依託，同进同退。 毛泽东不禁击掌叫好。 他写了一封长信，托陈慕平面交袁文才。既然同是农民兄弟武装，何必客气？毛泽东又在信中向袁文才详细叙述了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处境，并提出要在他的地盘上安置伤病员，建立留守处。 也许是毛泽东信中表示的诚恳，也许是出于对陈慕平的信任，行事一惯小心谨慎的袁文才这次没有狐疑不决，他很快派出代表请毛泽东到宁冈大仓相会。 之后，毛泽东六人五骑，手无寸铁，准时来到大仓村。 再一次见到袁文才派来的代表，并得到袁文才肯定的答覆，毛泽东心上的石头落了地。他干脆带着全部人马开到了宁冈古城，那时古城这个地方还叫升乡。 显然，毛泽东在古城的心情较之以前大为轻松。“三湾改编”大大改变了部队的面貌，袁文才的诚意又使工农革命军有了暂时歇脚的地方。但是，毛泽东没有歇脚，他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解决理论上一些问题，布置面临的工作。除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外，毛泽东还对秋收起义作了回顾，使大家对成功与失败有了理性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在古城召开的这个会上，确定了在茅坪建立红军医院和留守处，并对袁文才和王佐实行团结改造。 要说袁文才一点狐疑都没有，也是不真实的。作为一位常年在绿林中摸爬滚打的人物，他亲自面见毛泽东之前，仍然保持了应有的警惕，因此在毛泽东等人进村之前，袁文才还是在一个祠堂里伏下了一伙精壮汉子。这就是袁文才的天性。 君子坦荡荡，毛泽东心无挂碍走进了袁文才指定的地点，一个叫林风和的农民家里。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许多方面，有他的过人之处，与袁文才一见面，毛泽东就从他的眼中看出了一丝怀疑和一线微弱的杀机。他微微一笑，轻描淡写然而却是郑重地对袁文才说，工农革命军决定送一批枪枝给他的农民自卫军。 送枪？袁文才以为听错了，马上补问了一句：“多少校？” 毛泽东竖起一根手指头：“一百枝！” 袁文才心中大喜，吩咐部下杀猪宰鸡，盛情款待毛泽东，又派人驱散了早先伏下的那伙精壮汉子。 袁文才觉得还不够，又筹了七百块大洋送给工农革命军作为给养。并且，当毛泽东将在古城会议决定的几件事向袁文才提出时，袁文才一概点头。 三天之后，袁文才在宁冈砻市见到了毛泽东送给他的枪，是崭新的钢枪，那种耀眼的蓝颜色让他眼花缭乱，不是一百枝而是一百零四枝，并且每校枪配备了三发子弹。 10月7日，毛泽东带着部队到茅坪，设立了留守处和后方医院。 茅坪是着名的黄洋界脚下的一个小山村。这里离井冈山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毛泽东没有上山。 他在想什么呢？ 第8页 后有追兵，前有阻截，湘商也去不得了，毛泽东逼上井冈山 这时，毛泽东的目标还是湘南。 在茅坪安置好伤病员，放下一批沉重的辎重之后，工农革命军一身轻松再向湘南。 毛泽东一路上都在想方设法使三湾改编提出的设想付诸现实。当他们走到酃县水口村时，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六名战士的入党宣誓仪式。 后来担任过南京军区副政委，当时是一营二连战士的赖毅将军有幸成为这六分之一，有许多人回忆到这次不寻常的入党宣誓。 赖毅说： “部队到水口时，一个晚上，我和五班长李恆同志跟何成旬到了一个词堂楼上。毛委员早来了。房间里放着几条长板凳，靠北墙一个四方桌上有两张红纸，一张纸上写着三个弯弯曲曲的外国字，一张上写着入党誓词。毛委员把那三个从没见过的外国字作了解释，原来这几个字念‘西西皮’p），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思。接着，毛委员举起握着拳头的右手带领我们宣誓：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现在，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展厅，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件珍贵的文物。誓词内容有许多错别字，但正是从这些错别字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时人们对党的朴素的感情。 做完这件事，毛泽东得到了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利和湘敌准备偷袭宁冈的消息。于是，工农革命军分成了两路。 一营的党代表宛希先率二、三两个连继续向茶陵，毛泽东率三营和一营的一连、特务连折返江西的井冈山方向。 看来，只有上井冈山这一条路好走了。 秋收起义时的五千余人到这时为止，就只有这两个营的全部家当了。但是，毛泽东仍然信心十足。 同时，毛泽东派出文成斌——在井冈山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人物——先上井冈山与王佐接头。 开小差的师长和团长 就在赖毅等六名战士新党员举起拳头怀着庄重而激动的心情跟着毛泽东念“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的时候，革命军内部出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 我们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但并不是说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完美无缺的，歷史的长河往往泥沙俱下，就在大浪淘沙之中，它让我们认清了哪些是龙，哪些是虫。 本来应该是龙的两个人物，慢慢变成了虫。 10月中旬一个夜晚，在离赖毅等人宣誓的词堂三四华里远的一个亭院，谭希林和一名战士正在执勤，他们负责酃县县城方向的警戒任务。忽然两个人向他们走来，谭希林认出是余洒度和苏先俊。虽然他们已没有担任师长和三团团长，而在军官队了，但谭希林对他们仍保持了应有的尊重。 余洒度和苏先俊跟谭希林微微点点头就要越过岗哨，谭希林疑云顿起，拉住二人说：“请问……” 余洒度说：“我们是去向省委报告我们的行动，请求省委指示。” 谭希林鼓起勇气说：“没有证明不能过。” 截住二人，谭希林火速赶去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摆摆手说：“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 余洒度脱离革命军后，很快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混了一官半职，但余虽系黄埔军校出身，究竟品行不端，后因为倒卖枪枝，被蒋介石枪毙了。 苏先俊后来也当了叛徒。 余洒度、苏先俊走后，毛泽东更坚定了与袁文才、王佐做朋友的决心。 书生模样的袁文才是地道的“山大王” 工农革命军没有来之前，茅坪一带唯袁文才马首是瞻，井冈山大小五井一带唯王佐马首是瞻。 袁文才并不是生来就摸枪桿子的人，落草之前，在当地人的眼中，他是一位知书识礼的秀才，是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的一小撮人把袁文才逼上井冈山。 1898年，袁文才出生在宁冈茅坪的马源村，是地道的客籍人，七岁就进了私塾，后又到永新中学读书，他也曾有过做绅士的美梦，但正是那些乡里士绅击碎了他的梦想。 二十岁那年，袁文才美貌的前妻被谢殿一霸占，自己反遭谢殿一的奚落和凌辱。 士可杀，而不可辱。袁文才到底是有文化的人，如何受得这样的侮辱？但谢殿一家是当地一霸，袁文才咬碎牙齿肚里吞。他渐渐丢掉了做绅士的幻想，想借当地着名的土匪井冈山马刀队报復，与马刀队的头目胡亚春结为生死之交，暗地里随同马刀队干些“吊羊”的勾当。 袁文才公开走上井冈山源于一次偶然的突发事件。 袁文才虽然暗地里与马刀队来往，但终究还是有透风的墙，驻扎在茅坪的一个官兵连长宋士清带着一伙人闯进了马源坑袁文才的家，翻箱倒柜，将袁文才家洗劫一空，并在袁家杀鸡宰猪，摆起了宴席。袁文才一家躲在后山虽看得一清二楚，却也只有把牙齿咬得格格响的份。 饕餐之后，宋士清涨红着脸吹起口哨，领着一伙醉得东倒西歪的士兵扬长而去。 一个正在酣吃酣饮的士兵听到哨音，稀里煳涂，抄起门背后的一根木槓子就走，回到茅坪，宋士清发现少了一根枪，多了一根本权，哭笑不得，痛打那个士兵一顿，又带着士兵卷回了茅坪。 第9页 正在这时，袁文才的母亲见官兵散去，便回到家里看个究竟，与重新回来的官兵相遇，官兵不问三七二十一，当场打死了袁母。 袁文才大哭一场，掩埋了母亲，带着正在怀孕的妻子谢梅香和那个不满七岁的女儿正式投靠到胡亚春门下，担任了二头领，成了胡亚春的师爷。 歷史往往会有它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把袁文才比作西汉时的大将韩信，那么，龙超清就是当之无愧的“萧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歷史悲剧在20世纪20～30年代，在偏僻的井冈山再一次隆重上演，正是龙超清把袁文才引上革命道路，而后来袁文才惨死永新城，又与龙超清有着微妙的关系。不过，问题的癥结所在，源于毛泽东所说的那种边界特殊的矛盾——土客籍矛盾。 那个年代，有许多的富家子弟投身到革命阵营中，龙超清也是其中之一，并且，据说，他还是赵醒依的学生，他在南昌求学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回到宁冈后，龙超清没有公开他的身份，他与同学刘辉霄组织了一个“文明社”，由于他的出身，他在宁冈是一个很“吃得开”的人物。 正当宁冈县县长沈清源为井冈山的土匪大伤脑筋的时候，龙超清看准时机，与他的另一个好友，时任七连连长的王文德自告奋勇去井冈山劝降。 那个时候，为了表示诚意，人们往往赤膊上阵。作为读书人的龙超清虽然没有这样做，但军人出身的王文德在1922年7月22日这天，确实是打着赤膊与龙超清去与胡亚春、袁文才等人商谈条件，并且几个人结为生死之交。 杀富济贫的绿林往往善恶不分，但他们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讲义气，而为了保证双方讲义气，喝血酒，结为生死之交，是最为有效的办法。所以，龙超清也採取了这个办法。 一身书卷气的袁文才受过的愚弄和灾难实在太多了，所以，在与县长沈清源谈判时，他提出了条件：马刀队受编但不缴枪，并且由政府发给粮饷。 沈清源犹豫不决，龙超清却全部答应。 但袁文才还不放心，他要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他出主意叫胡亚春带一伙人携七枝枪留在了井冈山上。 1924年袁文才当上了宁冈县保卫团长，带着三十余人住进了宁冈砻市。 当沈清源为境内土匪招安，太平无事而弹冠相庆时，他没有想到，后院起火了。 1925年，龙超清与袁文才秘密策划了起义，将沈清源赶出了宁冈县境，成立了人民委员会，龙超清为主席，袁文才是负责军事的常务委员之一。 1927年，全国血雨腥风之时，袁文才和王新亚、王佐等率领各自的农民自卫军攻进永新县城，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为副总指挥，带着本部人马和从永新救出的几个共产党人——王怀。刘真、贺子珍等人回到了宁冈。 接下来，袁文才一直蛰伏在宁冈。 裁缝出身的王佐是真正的“座山虎” 说到袁文才就不能不说到王佐，袁文才和王位就如同一个人的左臂和右臂，缺了任何一边，这个人便成了残疾。 在井冈山，袁文才和王佐往往以“袁王”并列出现。 笔者第一次接触到井冈山这段歷史时，听到“袁王”往往会误以为“阎王”。而实际上，袁王也确实有点像井冈山上下的阎王爷。在他们的地盘之内，他们基本掌握着生杀大权。 像袁文才一样，王佐也是当地客籍人的代表人物，他的出身虽不能说是苦大仇深，可也算得上是遭遇坎坷。 王佐幼年丧父，上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兄弟姐妹六人从小寄人篱下，看尽世人的白眼。他曾经与弟弟王斗娇随母亲范辰妹流落到井冈山下的一个小镇——下七，范辰妹虽嫁给了一位当地人，但在涉及到王佐兄弟的归宿时，当地人坚决不同意将王佐兄弟的名字写进他们的祖谱之中，认为他们是外来的野种。范辰妹无奈，将兄弟二人带回，寄放到井冈山罗浮一个小山村小龙坑她的哥哥家中。这一次，是王光妹、王南斗（王佐乳名）、王斗娇三人相依为命。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三人感情特别深，王佐待姐姐王光妹如同待自己的母亲，而对王斗娇，则完全承担起了一个兄长应尽的一切责任。王佐出道不久，王斗娇在随他与另一股绿林武装的火併中不幸送命，王佐用尽一切办法，终于吞併仇人的武装并使仇人身首异处，最后用仇人的头祭奠了弟弟。而这个仇人正是王佐的妻子罗夏英的亲哥哥罗冬生，王佐对弟弟感情之深，可见一斑。 十六岁那年，王佐走上拜师学裁缝的道路——这也是听从姐姐王光妹的建议。王佐是个聪明的人，几年之后便成为当地闻名的裁缝。一把剪刀、一把戒尺伴随他走遍了湘赣边界一带的山山水水。 井冈山独特的地形使它成为远近散兵游勇和土匪嚮往的藏身之地。其中井冈山村的朱孔阳（又称朱聋子，毛泽东从他的作战经验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是当时最大的一支队伍，一个偶然的机会，朱孔阳看中王佐手艺人浪迹天涯的特点，邀请他当水客（即侦探），为他搜集附近土豪的有关情况，王佐欣然从命。 也许是从小生长在土匪常年出没的井冈山的缘故，也许是从小受尽欺侮、太想出人头地的缘故，但是，不管什么原因，反正王佐内心深处确实很羡慕绿林那种杀富济贫、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把分钱的既豪爽又快活的日子。 第10页 王佐独特的个性决定了他不甘久居人下，同时，他也有点看不惯朱孔阳及其部下滥杀无辜，在杀富的同时又打贫的作风，因为王佐本人也是穷人出身。不久，王佐决心另起炉灶。 王佐用做裁缝积攒下来的钱买了一枝破损的毛瑟九响枪，叫一个他要好的铁匠刁辉林（此人是王佐起事的第一个追随者，刁辉林对王佐忠心耿耿，直至两人同赴黄泉）修好枪后，独树一帜，拉起了杀富济贫的队伍。 在当时的井冈山，只要有胆量，又有枪，想起事当绿林是件很容易的事。不用害怕追兵，因为这里山高林密路远，又有天然的屏障，那些本就无心“进剿”的官兵到这里往往毫无所获，有的甚至损兵折将面回——毛泽东看中这块风水宝地也与此有很大关系。 经过王佐的苦心经营，几年之后，王佐左冲右突，吞併了许多股土匪，成为井冈山最大的一支绿林武装。同时，他又与井冈山山下茅坪的袁文才结为老庚（袁文才与王佐同年生），两人上下唿应，令官兵闻之胆寒。 受大革命的影响，王佐和他的老庚一样思想倾向进步，1927年攻打永新之后，也担任了赣西农民自卫军的副总指挥。 革命军又遭伏击，团长陈浩等人撇下了毛泽东 毛泽东打定主意上井冈山去与袁王交朋友，没想到半路上却遭遇了他最为头疼的一个敌人肖家壁。 在与蒋介石的周旋当中，毛泽东尚显游刃有余，但与这个近似无赖的毛贼肖家壁的交锋中，毛泽东却曾几度大伤脑筋。据有些老人回忆，毛泽东曾在日记中写道：土霸子肖家壁好厉害，红军吃了他几次亏，他会藏在山地，暗地偷打，打几下又跑了。 1927年10月23日拂晓，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途经遂川大汾镇，突然遭到遂川靖卫团总肖家壁的袭击，只有几百人的队伍再次被截为两段。 张子清、伍中豪带着三营越走越远，终于走出江西到了湖南桂东。后来他们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取得了联繫，又在工农革命军茶陵受困之时及时赶到，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而毛泽东带着团部和剩下的一营没有因第一次尝到肖家壁的厉害而退缩。他们继续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逶迤向井冈山上走去。 如果说毛泽东在大汾遭到肖家壁的暗算而心意难平的话，那么，他亲自任命的团长陈浩等人的做法却叫他感到失望，进而愤慨。就在枪响之后，陈浩带着团部和一部分队伍仓皇逃出几十里，撇下了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追究这件事，他仍然让陈浩担任团长，直到两个月后在茶陵，陈浩又一次做了一件让毛泽东失望并且是彻底失望的事之后，毛泽东方新旧总帐一起结算。 “藏龙卧匪”的井冈山——终点还是超点 工农革命军踏上井冈山之前，这里确实称得上是“藏龙卧匪”，并且这片弹丸之地上土匪之多，可用“馨竹难书”来形容。如果要将井冈山所有土匪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恐怕又是另外一部三十万字的书了。 井冈山歷来“盛产”土匪，到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南方战事此起彼伏不断，井冈山的土匪多达数十股，名称也让人眼花缭乱，诸如“马刀队”、“长枪队”、“驳壳队”，甚至还有一伙“抢妻队”。他们在井冈山打家劫舍，互相火併，井冈山一时狼烟四起，百姓怨声载道。 王佐的出道，与他眼里揉进了太多这样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他一方面嚮往他们的快活生活，一方面又对他们滥杀无辜大不以为然。 到王佐出道时，井冈山的土匪已渐渐僵旗息鼓，加上王佐势力的膨大，井冈山渐渐成了王佐的天下。 王佐有一个信条：兔子不吃窝边草，即使是当地的富户，他也从不去动。他的目光越过了莽莽群山，落在遂川、泰和、桂东等地。 毛泽东有一句话概述了井冈山的小，他说大小五井之内“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 毛泽东在井冈山曾写过许多的调查，可惜大多不存。现在，我们只能从他的内兄、曾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去一窥早期井冈山的端倪。 杨克敏写道： 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米一元钱可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普通一个人生活，有一元钱就可度过一个月。 看到这里，相信大多数读者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惊异，但是，在一个自给自足的、闭塞的小山沟，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见到些什么呢？ 我们还是继续看杨克敏所作的调查吧，因为到目前为止，这是最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我们感谢他。 笼统地说，边界的经济比其他地方都要落后些，人民多务农，商人及读书的占极少数，所以土豪劣绅在农村占极重要的地位。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川、酃县、茶陵、莲花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遂川、茶陵、酃县、莲花等县土地比较集中，农民的被剥削较严重，苛捐杂税也较他处为甚，所以农民的生活较苦。阶级斗争的情绪也要浓厚些儿。所以莲花三九都、茶陵、酃县、遂川，在国民党的农协时代，都曾有过斗争。然而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仍操在地主手里，农村中大多数的群众，对于土地革命，仍然是为他们所要求所拥护的，所以在整个的土地革命过程中，经济较落后的地域，同样的也可以实行土地革命。 第11页 如同中国许多的职业革命家一样，杨克敏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他受过传统的中国古典教育，心中不时泛起对“採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境界的嚮往。杨克敏在这篇调查中对边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居乐业的现象就不自觉地流露出微微的赞嘆，但革命家的敏锐使他又及时地发现了这里的浓厚的阶级斗争情绪。 在这里战斗过的许多人都会发现湘赣边界有一个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特殊的现象。这种特殊的情况直接影响着后来井冈山的斗争，并且演出了一幕幕的悲欢离合，导致了我党我军早期的一大冤案，那就是袁文才和王佐的被错杀（后文有交代）。 我们还是来看看这特殊现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 元末明初，由于战乱，一批移民从遥远的北方迁徙而来，在山清水秀的湘赣边界扎根繁衍，几代之后，他们成了这里的主人，掌管着这里最好的田地和山场，人们称之为土籍人。 明末清初，又一批移民迁来，他们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达几百万之众，应该说他们是庞大的一群，但是，由于这里已有了主人，他们只得沿山而居，望着山下裊裊升起的炊烟，再看看自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狼狈相。在土籍人的压迫下，他们只得离群索居，他们叫客籍人。 由于利益的冲突，土、客籍人不时为争山场和田地发生冲突，引发出边界特有的土客籍矛盾。 毛泽东上山不久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解决这个矛盾也列入他的议事日程，矛盾一度有所缓和。但一年以后，毛泽东走了，矛盾又空前激化——此是后话。 现在，毛泽东真真正正地站在井冈山上了，而且，一只脚踩在湖南，一只脚踏在江西。 走了几千里路的工农革命军可以歇歇脚了，走了两个月的毛泽东可以歇歇脚了，也该歇歇脚了。但毛泽东在歇脚的时候，他的脑子里的那根弦却一刻也没有歇，他的目光正穿过茫茫的罗霄山脉，在探寻着什么，正如他后来挑粮时，在黄洋界给战士们讲述革命道理所说的那样，站在井冈山，不但可以看到江西、湖南，还可以看到全中国全世界。 走到井冈山的毛泽东，把井冈山作为了一个起点。 第三章　巨人的握手（上） 毛泽东说：“在井冈山，我还当过民主人士呢” 正当毛泽东在井冈山埋头苦干的时候，湘南特委派来的一名代表到了井冈山，让毛泽东苦恼了一阵子。 这位代表叫周鲁。 周鲁，湖南叙浦人，曾在长沙豆泽中学读过书，后来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到黄埔军校学习。北伐时担任过指导员，北伐军打到长沙时，周鲁回到衡阳任青年团书记，后来又成了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 1927年冬天，中共中央开始追究秋收起义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未按中央的意图攻打长沙，而是“躲到”偏僻的井冈山，自然难逃责难。 11月9日，翟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对毛泽东进行处分。决议写得明白，秋收起义的失败，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当了三个月的“毛委员”就这样被橹掉了。 对毛泽东的处分决定到1928年3月才传到湘南，湘南特委立即召开会议传达。 周鲁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周鲁埋头做着笔记，当会议宣布“撤消井冈山前委”、“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也许是手忙脚乱，也许是笔误，也许是根本没有听清，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周鲁在笔记本上记的是“开除毛泽东党籍”。 早在1927年的12月31日，中央给湖南省委发出了一封指示信，信的最后一部分点了毛泽东的名： 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革命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的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及最近种种策略上的决定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去任党代表，依中央的意思该部应在湘赣边境或湘南创造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海陆丰第二，这才算是尽了该部的革命的职任。 看最后一句的意思，中央似乎愿意给毛泽东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责任层层落实，湘南特委便选定周鲁上井冈山“宣判”。 3月上旬，周鲁在宁冈砻市见到了毛泽东。 此时，站在毛泽东面前的周鲁无异于一位“钦差大臣”。“钦差大臣”一到，便宣布了三道“圣旨”：一是取消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改组为师委；二是开除毛泽东的党籍；三是何挺颖任师委书记，毛泽东任师长。 “圣旨”一颁布，举座皆惊。 但毛泽东没有争辩。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第二次预备会上，为了说服没能进中央委员的高级领导干部，现身说法，讲了他在井冈山当民主人士的往事：“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第12页 毛泽东这次当民主人士当了近两个月，直到4月底与朱德会面才得知了中央的真正精神。 紧接着，毛泽东又受到了“钦差大臣”更严厉的批评。 进入井冈山以来，周鲁所到之处见到的房屋虽然破！日，但都井然，不如他在湘南所见，处处狼烟。心中有了怒气，他责问毛泽东： “我们的政策是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可是你们呢，一幢房子都没有烧，行动太右了。” 毛泽东有点光火，又有点疑惑：“房子烧光了，我们住哪里？群众住哪里？” “你这是布尔乔亚！”周鲁说，“我们烧房子的目的就是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 毛泽东向来看不惯夸夸其谈，不搞调查研究，瞎指挥的人，可是，现在他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跟湘南特委派来的代表去理论呢？ 最后，周鲁又给毛泽东下了一道“圣旨”：将工农革命军悉数调往湘南。 毛泽东当师长 毛泽东没有过多地与周鲁争吵，他知道，吵是没有用的。 既然当师长，就得有当师长的样子，从未拿过枪的毛泽东，腰上挎了一枝短枪，虽然样子不如拿笔桿子协调，但毛泽东极认真。 何长工当时担任第二团党代表，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3月上旬，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来到砻市，我在龙江书院见到他，周鲁传达了湘南特委命令，取消前委，改组师委，要毛泽东当师长，何挺颖当书记，并调部队到湘南去支援湘南暴动部队，我们留下少数人守山。部队经酃县十都.在水口中村集合，在水口正式成立师司令部，宣布毛泽东当师长。毛泽东讲了话，他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动笔桿子，不能动刀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可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奥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要靠大家。” 虽然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可是，在这支由共产党所领导的队伍里，毛泽东以其诚恳和秋收起义以来的崇高威望，仍然是这支队伍事实上的领袖。 毛泽东以师长的身份带领部队前往湘南，可是，他所做的一切，仍然是一位党务工作者所应该做的。 3月19日，工农革命军到了酃县中村，在这里休息了一个星期。 说休息，只是没有连续行军，没有打仗而已。 利用这个空隙，毛泽东给部队上了一个星期的政治课。他把全部人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讲三天，每天有半天时间听讲，半天时间讨论。 早春三月，山间的稻田还是光秃秃一片，于是政治课的课堂，便选在了中村前面的干稻田里。 工农革命军排成整齐的队伍，个个身上挂着子弹，掮着枪，席地坐在干枯的禾蔸上，毛泽东则因陋就简，面前横放一张从老百姓家借来的小桌子，围绕着他所熟悉的中国革命的形势、任务和特点，侃侃而谈，讲干了嘴，呷一口面前藤花土碗里的凉水。 毛泽东深知，只有让士兵知道为什么而战，才能使士兵知道枪往哪里打。 他做到了。 迄今为止所知，这是井冈山斗争中时间最长，也是最早、最集中的一次政治教育。 后来的赫赫名将罗荣桓、谭政、陈士渠、陈伯钧、谭希林、韩伟等都是这次政治课虚心的小学生。 毛泽东即使当师长，也是一位政治师长。 毛泽东读过很多古书，“得人心者，得天下”，他最谙熟不过了。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一提出“均田亩”，那么那些靠土地为生却无寸土的农民便首先云集响应。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群众基础。 3月下旬，毛泽东带领部队继续南下，到桂东沙田，为了夯实群众基础，他又进行了建立根据地的另一个实践活动——也是最得人心的活动——打土豪分田地。 在井冈山，毛泽东走到哪里，土豪打到哪里，田地分到哪里。 郭名成老人说： “1928年3月份，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沙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在晒布堆召开了土地革命动员大会，随即掀起了插牌分田。按人头每人分七担谷田，以原耕为基础，有多的要退出来。插牌时，上插一块下插一块，两块牌中间的田就是分给这一户的。当时上豪也分一份田。” 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团结大多数，所以，在分田的问题上，他能够给土豪也分一份田，让土豪也吃上饭。 这就是统一战线。 真要如周鲁所说，土豪不要说吃上饭，恐怕连吃饭的傢伙也保不住了。 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做法。 所以他能够走自己的路。 “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有的人能指挥百万大军攻城略地，却当不好一个连长；有的人是个好上尉，却终究成为不了将军。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指挥几百万军队在广袤的土地上，同蒋介石展开殊死决斗，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令人嘆为观止，但他在井冈山只任一个小小的师长，率两团之众，不上千人，照样干得红红火火，颇为出色。 第13页 因为毛泽东能看到战争以外的许多东西，而他所看的和所做的这些似乎是战争以外的东西，却为他赢得最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支能赢得最后胜利的军队，不仅仅只会攻城略地。 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向工农革命军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这是些很简单又好懂的短句，相信文盲听了也知道是什么意思。 三项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这些简单的条例帮助毛泽东使他的部队能立于不败之地，对于这些条例的产生经过，相信毛泽东至死也不会忘记。 1965年的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住在茶陵招待所。那天晚上，陪同他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他是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酃县县委书记），陪毛泽东散步，毛泽东看到茶陵县城，感慨地说： “当年，我们连茶陵也守不住，什么原因呢？因为部队没有纪律。我们不能像国民党光是向老百姓要东西，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老百姓搞生产，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征粮。” 张平化紧接着追问了一句：“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在什么地方颁布的？” 毛泽东脱口而出：“是在沙田稻田里土岗子上讲的。” 毛泽东确实记得很牢。 他不能不记得牢啊！ 没有纪律作保证的部队，连一个小小的茶陵县城都守不住，日后何以能掌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龙开富少将在井冈山一直跟随毛泽东左右，帮毛泽东挑书籍。文件，建国后担任过渖阳军区后勤部政委。他曾跟部下开玩笑说：“毛主席的着作不光是主席写出来的，还是我挑出来的。”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我记得沙田圩背后有个沙滩湾，那湾湾里有些田，位于沙田圩街道不太远的东北方向，我们在那里集合开了会，主席讲了话，说没有纪律不成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打胜仗，然后宣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我们开会的地方是在干田里，那后面还有山，有些树林，主席是站在田埂上讲话。 “在沙田宣布纪律是在退出茶陵之后，那时有三个营，茶陵打开后，纪律很坏。茶陵打开时，缴的东西很多，公家没有要，抢的抢掉了，丢的丢掉了，影响很不好，后来毛主席便在沙田讲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其实，初上井冈山，毛泽东便向部队提出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但是到了桂东沙田才正式地、系统地向全体将士作了颁布，严令执行。 在上井冈山途中，毛泽东亲眼目睹了部队无纪律的情形。秋天，正是山里红薯成熟的季节，行军路上，战士们又飢又渴，看见路边诱人的红薯，毫不犹豫，连苗拔出，用袖子胡乱揩去泥巴，便塞到了嘴里。 毛泽东当时并未说什么，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时，一路上苦思冥想。一直到要和王佐会面的1927年10月24日早晨，也就是上井冈山的前三天，毛泽东站在井冈山的荆竹山雷打石上首次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 当时，工农革命军可算是一支疲惫之师了。自从秋收起义失利以来，整整两个月了，部队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如今听说到井冈山能歇歇脚，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抓住大家的这个心理，说：“我们就要上井冈山了，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 在这块被写进了军史的普通石头上，毛泽东扳着手指，讲了最早的三条： “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农民一个红薯。” 自从宣布这三条后，拿红薯的现象没有了。然而，1928年初，当工农革命军攻进遂川县城时，又出现了新的情况：部队将小商人小贩的货物统统没收，甚至连药铺里卖药的激科也拿走了。 接着，在遂川县的草林圩，又有当地的老百姓向毛泽东提意见： “工农革命军好是好，可是，他们借了我们的门板去睡觉，还回来的不是原来的那一块，我家的门板是斗榫的，斗不上号，害得我找门板找了几天。还有啊，战士们睡觉用过的稻草遍地都是，成了牛栏了。” 1928年1月24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毛泽东向部队提出了六个要注意的问题： “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要和气；四、买卖要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毛泽东又特别说了一段类似绕口令的话来解释： “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虽说打破了旧缸赔新缸，新缸不如旧缸光，但是赔了总比不赔好。” 三项纪律、六项注意颁布的结果是：看到工农革命军来了，老百姓不再跑到山上去躲起来了。 几年以后，当红军到了中央苏区开闢出一块更大的根据地时，在六项注意中又加了两条，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有老人回忆说，那后面两条是林彪加的。 第14页 1969年8月底，林彪带叶群、林立果、吴法宪等人上了井冈山。8月31日下午，叶群、吴法宪等人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当时叫“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参观，在看到陈列品中有一块红军写有三项纪律六项注意的背包布时，吴法宪说：“毛主席开始只提出了六项注意，后来徵求其他人的意见，都说不出什么来，只有林副主席又提出了两项，就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主席听了，同意补上去，这样就成了八项注意了。” 叶群听了，立即走到吴法宪面前，亲热地握着他的手说：“吴副总长，你真是个很好的宣传员，我代表林副主席谢谢你。” 他们没有放过这个你吹我捧的极好机会。 血染的三月 从周鲁一上山，似乎就意味着边界要遭受一次浩劫。本来，周鲁要毛泽东放这一把火的，但毛泽东没放，毛泽东走后，曾经被毛泽东赶走的土豪回来放了。 损失最惨重的，莫过于最早建立县工农兵政府的茶陵、遂川和宁冈，三个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被敌人占领后，接受了一次血的洗礼。 敌人闯进宁冈茅坪，放火烧毁了三十多幢房屋后，茅坪乡工农兵政府主席谢甲开又成了敌人的姐上之肉。 如同后来许多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敌人要谢甲开说出茅坪乡党政干部的去向，遭到了谢甲开的严辞拒绝，敌人一再威逼，谢甲开则以高唿“共产党万岁”作答。‘最后敌人一不做二不休，将谢甲开开膛剖肚，挖出心肝，又将谢的尸体切成四五段，抛入河中。 与此同时，宁冈的上寨、蒋家田、西源等地也尽为灰烬。 遂川的肖家壁、永新的尹豪民也纷纷组织还乡团，杀向井冈山。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当初走时并未完全按照周鲁所示，将部队悉数调往湘南，他不动声色地在茨坪留下了一个特务排，所以，茨坪大小五井一带在覆巢之下，尚有完卵。 对于这次边界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在1928年5月19日给江西省委的信中“告了”周鲁一状： 因同志们努力，党的组织活动都在天天发展中，但以三月间周鲁同志（湘南特委代表）来宁冈取消前委后，顿失中心，各自为政，起了不良之现象。 接着在1928年冬天给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又参了周鲁一本： 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 但是，如果说毛泽东率部往湘南纯粹是因为听命于周鲁，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泽东将秋收起义所剩不多的部队拉上井冈山，苦心经营了近五个月，岂能因周鲁的一句话就轻易放弃井冈山？ 毛泽东在组织上是服从湘南特委的指示，其实心中另有“小九九”。 早在1927年冬，毛泽东就派何长工前往湘粤一带与朱德取得了联繫。朱德部派出的代表、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也早就到了井冈山。毛泽东深知一根筷子和十根筷子的道理。3月，正是朱德湘南暴动后遭敌围攻之机，因此，确切地说，应该是毛泽东顺水推舟下湘南。 正如毛泽东所料，这时，朱德、陈毅正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部队近万人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艰难地向井冈山方向逶迤开来。 三河坝——又一个转折点 如果说，湖南浏阳的文家市是秋收起义部队的一个转折点的话，那么，广东大埔的三河坝则成了南昌起义部队的一个转折点。 9月中旬，南昌起义大军在三河坝第一次分兵，主力直下潮汕，只留下以第九军副军长朱德为首的两千余人，军长韦杵从未到职，朱德实际上成了这支部队总的指挥者。 10月的三河坝，与“三”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河坝，以位于梅江、汀江、韩江三条河流的会合口而得名，10月3日，一路“追剿”起义军的钱大钧部以三师之众与朱德的三团之众，在三河坝激战三天三夜，而钱大钧部的伤亡又恰是朱德部的三倍。 10月3日到10月5日，是三河坝血雨腥风的三天。 10月3日，钱大钧以十个团的兵力首先向起义军发起了进攻。起义军以顽强的火力，击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企图强行渡河的梦想，许多满载士兵的船只在河中央被击沉下去，而满载尸体的船只因无一活人掌舵而在河中央团团打转，如同空中断线的风筝。 并不愚蠢的敌人很快改变战术，以大炮和重机关枪向起义军阵地勐烈轰击，掩护渡河的士兵。 三天三夜的激战之后，起义军处于绝对优势的敌人三面包围之中。 起义军消灭敌人一千多人，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二十五师的参谋处长游步仁指挥七十三团作战时腹部受重伤牺牲； 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负重伤； 七十三团五连连长张子良牺牲； 七十三团团长王一平牺牲； 七十三团三营在营长蔡晴川的指挥下与敌人激战几天几夜，在子弹、手榴弹打完以后，与敌人展开肉搏，最后，蔡晴川与全营官兵壮烈捐躯； 弹丸之地的三河坝，每一丝空气都流淌着血水。 第15页 朱德率剩下的两千人退出三河坝往潮汕方向开去。 行至饶平，又一个沉痛消息传来：起义军主力在潮汕附近的乌石山全军覆没。 就像突然听到慈母辞世噩耗的孝子，队伍中发出抑制不住的抽泣声。 何去何从，南昌起义最后的星星之火？ 能脱离险境，保存力量就是最大的胜利。 一位憨厚的、典型的中国式农民将军朱德的雄才大略，在关键时刻，挽救了这支弱小的部队。 强忍着悲痛，收拢起从潮汕退下来的小部分人马，朱德率部在饶平稍事整顿，立刻出发，经平和、永定、上杭，一路急行军，向江西方向的山区开去。 此时，朱德的想法和一个月前刚刚吃了败仗而在浏阳文家市召集前委会议的毛泽东不谋而合。 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过三河坝这次歷史性的转折： “起义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有被完全打垮。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採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建根据地。” 当时，朱德和毛泽东想的都是要有一块能站稳脚跟，然后打出去的根据地。 冥冥之中，两颗心在一南一北中悄悄靠近。 1962年6月，也就是在朱德重上井冈山后的仅三个月，朱德在与陈奇涵、杨至成等人畅谈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这段歷史时又说：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全部南下，目的是想去广东汕头找外援，结果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受失败。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 陈毅“卖狗皮膏药” 陈毅在南昌起义中，不是个很重要的角色。本来，他与武汉军校学生从8月2日乘船从武昌出发已经迟了，在8月4日船到九江后，这些学生就被张发奎缴了械。 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已经是一名着名的“红色分子”，在武汉中央军校负党的责任，这时，他只有赶快下了船，与特务连连长肖劲一起，一夜走三四十里往南昌方向赶去。沿途因为兵变，到处关门闭户，陈毅等人只好在树林里稍事休息。 待6日晚上陈毅赶到南昌时，连共产党的影子都不见了，满街上都是张发奎的兵，到处叫骂共产党，杀共产党。 陈毅不敢多呆，好容易听说了叶贺起义军队已向临川、抚州方向开去，连夜拔脚出了南昌城，几经周折，终于在临川、宜黄一带追上了起义部队。 起义的前委书记周恩来亲自分配陈毅到号称铁团的主力部队七十三团当政治指导员，并笑着对他说： “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弃。” 陈毅报之干爽朗的笑声：“什么小不小呢，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于，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在当时四面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能有这样坚定的想法的人，确实不是很多。 三河坝之战后，连遭打击的起义部队似乎成了一只脱毛的凤凰，人见人欺，虽然摆脱了国民党正规军的主要追击，但是却连地方武装、反动民团，甚至山野土匪都可以来欺负一下。 10月的山区小道上，寒冷、飢饿、痢疾、疟疾与这支沉闷的队伍一起向北走去。 一路上，不停地有人从这支队伍中走出去，有开小差的，还有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公开开大差的。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任凭朱德有三头六臂，他一个人又如何能拢起这支不到两千人的军心涣散、毫无斗志的队伍？ 在不停地应付来自四方的射向这支弱小部队的各种明枪暗箭的同时，朱德迫切希望有人能出来协助他稳定军心。 这时，陈毅从队伍中站出来了。 陈毅是在人们不解、冷漠甚至是鄙夷的目光下站出来的。 在当时共产党处于地下，而政治思想工作在军队中又是最被人看不起的情况下，陈毅在部队中的地位可想而知，而他来到这支部队尚不到三个月，又只是一位团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出来协助一军之长的朱德，其压力更是可想而知。 但是，陈毅却是一直做政治工作的，他二十一岁时就开始在重庆编辑《新蜀报》，1926年，他二十五岁，协助北伐军做兵运工作，第二年调到武汉中央军校又做政治工作。做政治工作的酸甜苦辣，陈毅心里比谁都清楚。 但是，陈毅还是果断地从队伍中站出来了。 此时此刻，朱德的心中，只有感激二字。 10月下旬，在江西信丰城西约二十多里的一个山垇中，朱德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在这次会上朱德向大家正式宣布说： “今后由陈毅同志和我一起指挥部队。”他咽了口唾沫，又横下心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后来谈起这段走麦城的经歷，陈毅的语气不无调侃： 第16页 “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不久，8月半赶上起义部队，10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口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带、皮鞋、皮包、皮鞭、皮手套。当兵的对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这么说：‘在汉口、南昌是五皮主义，现在他又来吹狗皮膏药，不听他的。’失败后，到了大瘐，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 陈毅还讲过一段颇有哲理的话：“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不得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粟裕将军说：“陈毅同志是真的英雄。” 林彪劝陈毅：“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在陈毅劝说大家不要走，跟着朱德干革命时，有许多人却也在劝陈毅和他们一起开小差走。 林彪当时是七十三团七连连长，虽然他只是一位连长，却以其正宗的黄埔军校出身而对陈毅摆起了老资格，他对陈毅说： “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 陈毅当即回答：“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 末了，陈毅说了一句最能击中黄埔学生的话： “作为一名军人，拖枪逃跑最可耻。” 也许是这句话起了作用，也许是未看到合适的机会，林彪暂时打消了走的念头。 然而当部队经过大庆的纪律整顿，即将离开大庾进入湖南之际，动摇已久的林彪终于打起包袱走了。 在走了大量的逃兵之后，特别是大庾整编之后，开小差已渐渐成了这支部队的稀罕事，林彪一走，七连的官兵着了急，连忙四出寻找，但怎么也找不着。 一天之后，林彪又回到了部队。问了与林彪同去的几个人之后才知道，林彪等人走到梅关附近，见到地主挨户团在关口上把守严紧，不时盘问过路的行人，特别是他们躲在附近的小树林里，看到有行迹可疑的人走到梅关被挨户团抢走了财物，有的被抓走，有的甚至被捅了几刺刀。 林彪自忖走投无路，跟着共产党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长嘆一声，当天夜里又跑回了部队。 当晚，陈毅与林彪进行了一次长谈，其详细内容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得知，但据说林彪的认错态度非常好，陈毅甚至还对他说了许多鼓励的话。 此后，陈毅对此事一直未提，特别是林彪在此后的战斗中可以说是军功卓着，官阶也一路扶摇直上，陈毅也就更无旧事重提的必要了。 但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陈毅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林彪根本是个逃跑分子。” 与开小差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人是死也不愿离开这支部队。 粟裕是比较典型的一个。 就在起义部队撤出武平时，粟裕第一次负了伤，子弹从右耳上侧的头部打进，然后穿颞骨而出。当时粟裕只觉得受到勐烈一击，就倒在地下，动弹不得，但耳中听得清，心中雪亮明白。他听到他的排长说了一句：“粟裕，我不能管你啦。”便卸下粟裕的枪，丢下他走了，待粟裕缓过神来，身边已空无一人。 粟裕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追上队伍，他摇摇摆摆站起来，又摇摇晃晃倒下去，实在没有力气了，他便顺着山坡滚将下去，好不容易爬到路边上了，却又一头栽到了路边的水田里。 如果这时不是刚好有几位士兵经过的话，也许共和国的十位大将当中将不会出现粟裕的名字了。他们把粟裕拉出水田，帮他包扎好伤口，又挽着他上路了。 不久，他们追上了部队。 朱张会师 就在朱德、毛泽东各率一支部队向着同一个目标靠近的时候，朱德意外地在北上西行的途中与毛泽东部的一支——张子清营巧遇，从而拉开了朱毛大会师的序幕。 张子清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的一营是10月23日在江西遂川大汾因遭到地主武装肖家壁袭击而与毛泽东失去联繫的。 据老人回忆说，毛泽东发现张子清与伍中豪带领的一营没有跟上来后，也曾用纸片在经过的路上作了记号，可是，这些小纸片被当地不知情而又好奇的老表拿起左看右看再放回原处时，其意与原意已大相迳庭。待张子清他们赶到，按纸片方向一路赶去时，才发现早已走出了江西，到了湖南桂东县境内。 此时，毛泽东已带领部队到了井冈山，而张子清也和朱德越来越近了。 不知不觉中，张子清充当了朱毛之间的第一位使者。 说到朱德与张子清的会师，由于当时特殊环境的缘故，而使会师的前奏充满曲折和戏剧性。 在这场戏剧性的会面中，陈毅充当了主角。 不知什么缘故，陈毅一生中屡次被自己的同志误认作坏人，最惊险的一次莫过于三年游击战争之后，国共合作初期差点被谭余保毙于枪下，而他在与张子清部下的连长邵辉会面时，离被杀头也就一步之遥了。 第17页 一天，张子清营游击到了桂东的南部，这里离朱德部所在地——鹅形只有十五华里远了。在这里，邵辉等人碰到了陈毅。 陈毅穿着当地老百姓的长袷衣，在鹅形街上逢人便问：“这里有部队吗？” 老百姓说：有土匪，人数不多，在十几里路远的地方。 陈毅与另一位高个同伴径直朝鄢辉连驻地走来。哨兵“哗啦”一声一拉枪栓，喝问：“你们是搞什么的？” 陈毅反问：“你们是什么部队？” 哨兵吃不准，赶紧跑去向鄢辉报告：“连长，哨口上来了两个人，问我们是什么部队，我们没有回答他，看样子，两人都带了枪，红绸子都露出来了。” 鄢辉一听，不敢大意，连忙带着几个人，叫他们子弹上膛，并叮嘱看见他一举枪就开火。他赶到哨口，问陈毅：“你们是搞什么的？” 陈毅却仍不回答，反问鄢辉，“你们是什么部队，是不是毛润芝的部队？” 鄢辉一激灵，马上抽出手枪指住陈毅：“把手枪拿出来！” 陈毅两人老老实实将枪丢到地上，又按鄢辉的命令，“后退三步走，向后转，坐下。” 这时，陈毅开始自报家门，“我叫陈毅。”满以为鄢辉等人会如雷贯耳，却不料鄢辉不知陈毅为何人，陈毅只好说：“我们是南昌暴动朱德的部队。” 鄙辉不认识陈毅，却不能不知道南昌暴动和朱德，最起码，他知道南昌暴动是共产党发动的。 鄢辉赶紧带陈毅到张子清处。 张子清认得陈毅。四个月前在火炉般的武汉，他们有过一面之交，后来，陈毅随中央军校顺长江而下，追上了南昌起义的队伍，而张子清则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任三营营长，也是顺长江而下准备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得悉九江已被张发奎部封锁，便弃舟登陆，至武宁、修水待命，后来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张子清和陈毅都未曾料到武汉一别竟会在此时此地见面，双方都一愣，接着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那心情没法形容。 陈毅离开张子清后将情况向朱德一说，朱德闻知是毛泽东部队的一支到了，很是兴奋，按他的意思，马上就要会会张子清，无奈天色已晚。他可是一军之长啊，最后，他派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前往张子清部。 这一晚，毛泽覃与张子清抵足而眠，彻夜长谈。 正是有了这一夜的交心，所以，几天之后，毛泽覃便肩负着朱德的重託，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去了。 第二天，张子清与副营长伍中豪一起，率三营的全部人马赶到了上堡，开始了为期一月的与南昌起义部队共同战斗，共同训练的生活。 “王楷”其人 王楷这个名字是在大庾整编时朱德为自己取的。 军至大质，朱德的部队只剩下了区区七八百人，当时部队的状况与秋收起义部队行至永新三湾时几无二致，而世界上竟也有这样的巧事，朱德竟在大瘐也进行了一次类似于三湾改编的整编。此时的朱德，尚不知毛泽东早在9月29日在他一月之前便进行过了三湾改编。 大庾整编首先从整顿纪律开始。 南昌起义仅剩的这点部队能在这种悲壮的气氛中走到江西就已经很不错了，加上沿途着重对付敌人的围追，因此，纪律问题例显得次要了，但一俟摆脱了追兵，纪律问题便空前突出。 由于部队人数越来越少，原有的编制已失去了组织领导作用，有的军官甚至怕坏分子从背后打黑枪，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过问，这样，破坏纪律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到达信丰县城时，终于登峰造极。 信丰县城在当时是一个繁华的小镇，商店、酒楼、当铺、钱庄应有尽有，一路飢肠辘辘的部队到了这里，真是如鱼得水。有的人便一头扎进了酒楼饭馆大吃大喝一顿，完了，嘴一抹便走人。 这还算轻的，还有更严重的。 有几个兵油子竟然闯进当铺，把手榴弹往柜檯上一放，故意把导火索掏出来，“老闆，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零花钱。”老闆的膝盖哆嗦得把柜檯撞得直响。 事情终于传到了陈毅耳朵里，他马上下令：“号兵，发生敌情，吹紧急集合号，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出发。” 陈毅带着部队一口气跑出信丰县城约二十多里，在一个小山拗上就地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执行严肃的纪律。末了，三个破坏团结、煽动逃跑、抢劫勒索、严重损害军誉的傢伙被推上了断头台。 从此，军中再没人说陈毅是“卖狗皮膏药的”了。 接下来，在大瘐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整编。 首先，将部队中的五六十名党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支部，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有点像三湾的支部建在连上）。 其次，将部队编成七个步兵连，另加一个炮连、一个重机关枪连，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参谋长是南昌起义时任七十四团参谋长的王尔琢。 朱德从这时起对外用他的化名王楷。“王楷”由他的字“玉阶”变形而来。 多亏了范石生 第18页 部队可以整编，但还有更让朱德头疼的事。 隆冬已近，可是部队的服装、给养没有办法解决。士兵们穿的还是南昌起义时穿的单衣、短裤。就是这样的单衣、短裤，经过几个月来的奔波也已破烂不堪了。此外，薪饷弹药毫无着落，连损坏了的枪枝都得不到修理。 没有薪饷弹药，成什么军队？ 朱德四十一岁却显得苍老的脸上霎时平添了许多皱纹。 正当朱德为这支七八百人的部队的生计大费周折时，听说了他的老同学范石生在汝城。 应了“瞌睡碰上枕头”这句俗语。朱德还未向范石生伸手，范石生倒先派了他的副官韦伯萃到了朱德的驻地上堡，并直截了当地向朱德提出：范将军希望能与贵部合作。 朱德对范石生是再了解不过了。 两人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范石生出身书香门第，曾是清末秀才，当过普洱小学校长，后来到蔡愕部任文书职，不久考人讲武堂。在讲武堂时，朱德、范石生、杨秦、田钟觳四人最是要好，以至结为金兰之交，以示永好之谊。 1911年10月11日，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二天，讲武堂特别班毕业，朱德被分配到蔡锷的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任见习排长，范石生则分配到赵復祥的七十三标任见习排长。不久，两标同时参加了昆明的重九起义，后来朱德从少尉排长而至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范石生也一路顺风，升至上校团长。 1922年以后，朱德脱离滇军，由云南赴四川，转至上海，后来留学德国，又到苏联学习了一段时间，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经讲武堂同学、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朱培德介绍，到江西任警察厅厅长兼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后来与周恩来等在1927年8月1日举行了南昌起义。 范石生在1922年后，率团离滇，进入广西，前往广东，拥护孙中山参加北伐。沿途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改编成一个旅。不久，滇军成立总司令部，范石生升任第二军军长。因出师讨伐陈炯明，大败陈军，拥戴孙中山返粤，受到孙中山的垂青，被授予上将军衔。 此时的范石生平步青云，踌躇满志。1923年1月，在广州的范石生派人回云南老家迎接父母到广州同享荣华，不料其父行至云南开运，为路警分局局长施而村借过境护照之故，大肆刁难，范父当夜气死店中。范石生闻此噩耗，勃然大怒，但他误认为是唐继尧指使逼死其父，遂积极准备，终于1924年秋举大军一万五千余人，报经大元帅孙中山同意，以“定滇军”名义，出师讨唐。 范石生的出师讨唐，可视为其一生的转折点。讨唐不但不胜，反而落得个仅剩四千余人逃到广西，其至交杨秦也被部下兵变所杀。后幸得到桂系的支持，才获准被中央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在广西平马扩充了一部分军队，又得到广州发的粮饷物资，后于1927年7月奉命从平马出发，经梧州、三水、广州，北上韶关，转达湘、赣、粤三省交界的城口，11月，全军开至郴州。 然而，范石生再不济，也是背靠国民政府的大树，何以会来要求与朱德联合？其中大有来由。 早在南昌起义前，共产党就已与范石生的第十六军保持着密切联繫，不但十六军内部有共产党的组织，而且范石生也有同共产党联合进驻广东之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周恩来还特地给朱德写了一封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发生联繫时使用。 1926年，当范石生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后，需要成立政治部，周恩来叫王德三处置，王德三乃介绍了共产党人余少杰、王西平、韦济光、夏崇先、马季唐、饶继昌、李静安、赵庄传等八人到十六军报到，分任政治部秘书、科股长等职，併兼任各级部队的党代表。范石生明知，却放任自由，后来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下令各军清党，范石生的回答是：“我军并无一个共产党员，若有共产党人，则我军老早就整顿好了。” 范石生乃一介军阀耳，何以对共产党如此同情，乃至友好？ 其实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与蒋介石两次极深的过节。 第一次在1923年，范石生任滇军第一军军长时，指挥东征，讨伐陈炯明，当时蒋介石只是粤军许崇智部下一个无足轻重的参谋长。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不知轻重，要求即席发言，范石生以“会议主席”的身份傲慢地问：“你叫什么名字？”蒋介石老实作答，范石生又问：“你要讲什么呀？”蒋介石马上打点起十二分精神，畅谈自己对作战的意见，然而，范石生不等蒋介石谈完，就“嘘”了一声说：“算了吧，你说得倒轻巧，拾根灯草。”蒋介石真是无地自容。 这是范石生对蒋介石的一“骂”，另外，更有一“打”。 滇军克復广州后，立下大功，范石生部更是如日中天，声誉高涨，以致当时有“军中一范”之称，范石生也每每自比为范仲淹。而孙中山对范石生的倚重，竟到了“每有事垂询，必躬高就范”的地步。一次，范石生奉命追击陈炯明，战斗正酣，突然接到大元帅府的急电，要范部立即返回广州，范石生眼睁睁看着功败垂成，也只有带着人马撤退。回到广州，范石生仍气不过，趋车赶到元帅府，带着几分怒气，询问孙中山：“我军将擒陈逆而大元帅竟下令召回，是谁下的命令，是谁拟的电稿？”孙中山还未回答，一旁的上校参谋蒋介石趋前朗声答道：“此电乃部下所拟。”范石生一看又是蒋氏，气不打一处来：“你是什么东西，你一个上校参谋，竟有偌大的权力调我回防？”盛怒之下，抬起胳臂给了蒋氏一记响亮的耳光，口中兀自恨恨不已。 第19页 蒋氏何等样人？虽算不上豪杰，也可称得上旷世奸雄，岂可受此奇耻大辱？但蒋介石到底算是能伸能屈，事后，他竟能不避宿怨，下气前往范宅拜见，但每求见一次，总要在外等上数小时，及至得见，蒋氏又恭顺地侍奉范于烟榻之侧。 蒋氏是干大事的人，所以能受此羞辱。但我们可以想见，在他立于烟榻之侧，低声下气地向范石生求见时，内心里一定在翻江倒海。 机会终于来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蒋介石终于可将范石生玩弄于股掌之间了。而范石生会主动向朱德发出联合的信号也就不难理解了。 几乎没经过什么讨论，朱德、陈毅、王尔琢等高级将领就达成了与范石生部合作的共识，即使在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三大原则上也达成了一样的共识。 朱德很快修书一封，托韦伯萃面交范石生。 看来范石生欲与朱德合作的心情比较迫切，不久范石生的回书便到了。 不愧是清末的秀才，范石生一手漂亮的小楷，让朱德看得很舒服，但更让朱德心下大慰的可能还是信中的内容。玉阶兄台鉴： 春城一别，匆勿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立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多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论诸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程不可限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即枉驾汝城，到日唯处一晤，专此恭候。 当时，范石生手下有三个师长：张浩、曾曰唯、赵超，且都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 朱德一眼就从信中看穿了范石生的心事。范石生人在韶关，却要朱德去汝城和曾曰唯共商良策，不言而喻，曾曰唯对他这个老同学还信不过。 朱德决定亲自前往汝城，让曾曰唯口服心服。 就在去汝城的途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使朱德从此以伙伕头军长的“美誉”而蜚声中外。 1927年11月20日，朱德从教导团中选精兵五十人，径赴汝城。途经汝城县的濠头圩，天色已晚，朱德等人宿于一祠堂内。半夜时分，土匪何其朗部突然包围了朱德等人。混乱之中，朱德未及多想，冲进厨房，抓起一条围裙繫到了身上。这时，一伙匪兵冲进词堂，问朱德：“你是什么人？” 朱德装出睡眼惺松的样子，懒懒地答道： “我是伙伕头。” 土匪见朱德身穿破棉袄，脚上趿着草鞋，满脸鬍鬚，便不再生疑，转问：“朱德在哪儿？” 朱德指指后厅的楼上：“他住上头。” 土匪为抢头功，不再理会这个“伙伕头”，一窝蜂朝后厅涌去。 朱德一转身，三两步便跨到院子里，掏出哨子勐吹一气。闻听哨声，五十名战士全部赶到院子里集中。这时那几名土匪听到哨声也赶来集合，朱德见状，一声令下：“把他们枪下了。”战士们立即缴了土匪的枪，这几个土匪这才知道上了“伙伕头”的当了。 朱德赶到汝城与曾曰唯整整谈判了两天，终于达成了协议： 一、朱德部是共产党的部队，听从共产党的调动。 二、补充的物资完全由朱德支配。 三、来去自由。 协议一达成，范石生就从韶关赶到了汝城。朱德与范石生达成的最后协议使朱德不仅暂时喘了一口气，甚至还很是阔气了几天。 朱德的部队管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的番号，张子清、伍中豪所部用四十七师一四一团的番号，朱德仍用王楷化名，任一四○团团长。 范石生向老同学展示了一下他的大方，当场发给一四○、一四一两个团一个月的薪饷和一套冬装，连毯子、行军锅、背包带、绑腿、干粮袋、洋镐、十字锹、水桶，也统统补充齐全。并且每校步枪发给二百发子弹，机枪一千发子弹，坏的枪炮优先修理。 与几个月来的日子相比，不啻掉进了蜜缸里，而朱德也尽可放心地把部队拉到犁铺头操练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12月中旬，张子清率部离开了犁铺头，临走，他将从范石生那里获得的一批子弹带上了井冈山。 也许是觉得让昔日的“金兰至交”在自己的手下当一个团长太委屈了，范石生又给朱德挂了四十七师副师长和十六军总参议两个虚职。 这一段时间，朱德常以十六军总参议的名义到范石生的司令部去畅谈。两位讲武堂的好友今番重聚，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谈到当年曾给过蒋介石一耳光，两人不禁开怀大笑。 自从受制于蒋介石以来，这一段日子可能算是范石生最愉快的时光了。 第四章　巨人的握手（下） 蒋介石棒打“鸳鸯” 然而好景不长。 正当朱德与范石生谈笑风生时，蒋介石却嫌他们的笑声太刺耳了。 两个月之后的1928年1月，范石生接到蒋介石的一封密电：“为发觉在范军隐蔽着的王楷其人，即系共匪朱德的化名，伤范立即解除其武装，将朱德逮捕解系正法……” 此时，正是朱德主办的将校团即将毕业之际。 第20页 范石生尚不知蒋介石的情报来源正是他所信任的教导团团长丁煦。蒋介石岂会让范石生过舒坦日子？所以早早在范部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现在，这颗炸弹终于发挥作用了。 范石生接到密电，心头既对蒋介石的无孔不人惶恐不安，又为不得不与老同学分别而黯然神伤。 范石生终不忍加害朱德，他修书一封，派秘书杨钟寿和副官孙开科送至朱德，信写得言辞恳切，叮嘱朱德：“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最后胜利是你们的。” 范石生还觉得没有帮到老同学的忙，朱德临行之际，范石生又派人奉送上大洋几万，以资盘缠。 这一次休养生息，朱德又补充了粮饷弹药，又训练了部队，使人不禁想起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八年过后，如虎添翼。 经过这一次的盘桓，朱德的部队也可算是如虎添翼。 范石生与朱德之间的事情，足可写一部厚厚的书，所以，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朱范分手之后的情况。 放走朱德之后，蒋介石对范石生的厌恶又加深了一层，不久，范石生即赴广州养病。时值全国废军扩师，范石生的官越当越小，由军长变成了第八路第五师师长。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师长也只是虚名而已，因为原来的十六军缩为十三旅，许克祥的十四旅与王健绪十五旅名为归范统辖，实际上许王两部各在一方，范石生实在是鞭长莫及，只能守住他的十三旅而已。 范部缩编之后，随即调至广西梧州，抵梧不久，又奉蒋命开回郴州待命，返郴不久，再奉命开湖北荆州，走来走去半年之后，范部改编为第五十一师，范石生任师长兼襄樊警备司令。 1929年的冬天，范石生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居然重赴南京，面谒蒋介石。蒋介石显出大度的样子，对范石生慰藉有加，并说：“老同志需要什么，只需向我开口。” 想当年，范石生以一记耳光称雄时，断想不到有今日的干坤倒转。 但不管怎么说，蒋、范终究是“尿不到一个壶里”。1933年，范石生向中央政府提出辞呈，决心放弃军权，“悬壶问世”。 蒋介石非常爽快地“恩准”了“老同志”的请求，由白天民任五十一师师长，让范石生挂了一名军事参议院的参议，月领薄奉而已。 范石生悬壶问世之后，他的老部下不忍看到他残烛飘摇，相约出资在庐山的“庐林”风景区为其购置房屋一院，取名“五一公寓”，以示纪念五十一师之意，另置小部分土地作菜园。在陶园故里作些锄事，也算是相得益彰了。 范石生少时曾跟随伯父学医，中医的底子颇厚，加上久居军中，又有了为官兵治病的经验。传说，当年孙中山先生多次问医于范石生。及至范石生悬壶问世，一时间国内名人前来求医者趋之若骛，令范氏应接不暇。 1937年冬，日寇大举入侵，范石生决心回云南行医以维持生计，侍奉老母。 1939年3月17日，范石生在出诊途中突然被已故至交杨秦的长子杨维骞、次子杨维骧等人以“替父报仇”为名，刺杀范石生于西城脚，使范石生终未如颐养天年之愿。 是年，范石生仅五十二岁。 1957年，朱德到昆明，范石生之长女木兰随同其母拜见朱德。提及范氏被刺一事，朱德说：“事先杨秦之女来见我时，也提及此事，我曾对她说：‘这事你们做错了。’”这也算是朱德念及旧情了。此是后话，但不能不说。 澡塘子里听来的喜讯 和张子清部的会师，在朱德看来是意外之遇，他迫切希望能再次得到毛泽东和秋收起义部队的消息，因此，和张子清会师不久，他马上派出毛泽覃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 正当朱德在范石生的军营中焦灼不安地朝井冈山方向翘首企盼时，何长工来了。 在井冈山斗争的歷史中，何长工确实称得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井冈山发生的许多大事，何长工都是直接参与者，或者说是决策者。所以，在今天为纪念和颂扬当时根据地的领导人而建的井冈山雕塑园中，何长工可以作为十九分之一，当之无愧地屹立其中。 在井冈山，何长工是最受毛泽东器重与信赖的人之一，设计军旗的是他，改编袁王的是他，改造“双枪兵”的是他，坚守井冈山的是他，在坚持井冈山斗争中，何长工丢了一条腿。 1930年，何长工任红八军军长，率部攻打长沙。何键恼羞成怒，责令国民党华容县县长李寿眉将何长工妻子孟淑亚、五岁的儿子何光球、三岁的儿子何光兴全部杀害。 为中国革命，何长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27年10月，当毛泽东在酃县十都向何长工交代任务，要他去找湖南省委及湘南特委，并且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时，何长工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 毛泽东之所以千里挑一，挑上了何长工，正是看中了何长工有那么一股劲，同时，又能吃苦耐劳，不计较个人得失。秋收起义时，他从一个掌管几十万人口的县团防局团总变成了警卫团一个芝麻大的班长却能毫无怨言，就是一个明显的佐证。 行前，毛泽东对何长工说：“你这个人有不少社会关系，又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别人没有办法，你这个人搞点侦察还是可以的。” 第21页 这句话毛泽东说得太对了，何长工越是在危急关头，越是能妙计百出。 何长工接受任务后，便化装成一个逃兵，往长沙方向走去，刚走到酃县沔渡，便被酃县民团头子贾少棣的部下抓住了。 抓住之后，便插上标牌要杀头。 但是杀头之前，何长工忽然长嘆一声便缄口不言，贾少棣追问他：“你嘆什么气？” 何长工说：“你还杀我干什么？你们自己马上就要呜唿哀哉了。” 贾少棣问：“为什么？” 何长工说：“毛泽东的队伍马上就要到这里来，你们还有命啊？” 贾少棣问：“毛泽东现在在哪里？” “今天到酃县宿营，从你们这里过。” 贾少棣一听，也顾不上杀人了，把何长工押上就走，一口气赶到茶陵坑口。 这一天晚上，何长工与被抓来的二十多人关在一起，何长工便串通大家一起喊了一个通宵的“冤枉”。 第二天，贾少棣正要杀何长工时，一个士兵却担心地向贾少棣说：“这个人自称姓何，听口音，又是湖南人，会不会和何键有什么瓜葛？” 贾少棣想不到抓一个何长工抓来这么大的麻烦，便叫人把何长工连同其余抓来的人全部放走，其他的人走光了，何长工却赖在那儿不走了。 贾少棣更感到何长工不同寻常了，何长工却还说：“报告团长，你把我留下当一个马伕吧？” 贾少棣问：“你为什么不愿意离开？” 何长工说：“我是从毛泽东队伍里开小差出来的，找我哥哥去的，你们的地方关系多得很，我反正走不了，就不走了。” 贾少棣悔不该当初抓了何长工，事到如今，一心只想早点打发何长工走，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他想了一下说：“好吧，我给你开个路条，这一带的民团都和我有交情。” 正中下怀！何长工接过条子，头也不回地走了，一路果然顺当无比，直抵长沙。 向湖南省委汇报只是何长工此行的目的之一，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 何长工在省委拿了五十六块大洋的路费，按照省委的指示直下广州。11月底辗转到了广州，却正碰上广州起义，城里一片混乱。好不容易打听到朱德曾在三河坝一带活动，广州往韶关的火车又不通了。 之后，何长工躲在一个旅馆，苦等火车通车。这时，方鼎英的太太正好也住在这家旅馆。何长工为了躲避搜捕，不惜学会推牌九，大把输钱给方太太。 整整十天之后，何长工才搭上了广州开往韶关的火车。这时已经是12月20日，离开井冈山已经两个多月了。 一路旅途劳顿，风尘僕僕，当何长工赶到韶关时，觉得自己面目全非了，一下车就住进旅馆，接着，忙着去洗澡。 在这里，何长工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韶关驻扎的正是范石生的十六军，当时正好有几个军官与何长工在一起洗澡。水汽蒙蒙的，谁也看不清谁，所以，那几个军官也就不怕泄露军机，大声地扯着闲话。 一个说：“王楷的部队到犁铺头了，听说他真名叫朱德，是军座在云南的老同学，还是金兰至交哩。” 听到朱德就在犁铺头，何长工的唿吸都要止住了，想不到几个月来的辛苦，抵不上在这里洗一次澡。 另一个又说：“虽说是金兰至交，到底十几年没见过面了，我倒是听说那是一支共党集中的部队，我们对他有严密的戒备。” 还想再听，他们已经不说了。何长工三下两下洗完澡，看看钟，已经下半夜一点了，可是他又实在等不及到天亮，便马上离开韶关向西北方向的犁铺头走去。 在广东呆的时间长了，何长工发现了一个秘密：华侨在广东地位非常特殊，一般军队对这些人不敢过问和盘查，因为这些人身世各异，有的很有背景。于是，何长工也装扮成华侨的样子，身穿新款西服，外罩黄呢子大衣，脚蹬锃亮的黄皮鞋，如同小康子弟的模样。 这一招还真管用，何长工居然一路顺风，到了犁铺头。 但是，何长工没有想到，待找到朱德的司令部时，反被朱德的部下给绑起来了。 幸亏一进司令部的大门便遇见了蔡协民，蔡协民曾与何长工在洞庭湖一带做过秘密工作，而且担任过华容县县委书记，与何长工岂能不熟？所以，何长工一fg　　蔡协民细一端详，赶紧给何长工松了绑，惊讶地说：“老何，是你，你怎么来了，委屈你了，你不知道我们寄人篱下过日子，不得不防啊！” 何长工很快便见到了朱德和陈毅。何长工和陈毅是法国巴黎时的留法同学，而对朱德则是久闻大名，今日才得一见了。 也许是职业革命家的习惯，或者是看着何长工一身假洋鬼子的打扮有点不顺眼，朱德对何长工的欢迎不像何长工想像中的那么热烈，反而问起何长工，从武昌警卫团到井冈山，从井冈山各县党组织领导人到秋收起义部队领导人。幸亏何长工不是冒牌货，不然可真露馅了。 考察清楚，朱德才真诚地对何长工说：“我们跑来跑去就是想找一个像井冈山那样的落脚的地方，我们已经派毛泽覃同志去找毛润芝了，如果不发生意外，估计已经到了。” 第22页 如果说朱德与张子清会师是无意的巧遇的话，那何长工与朱德的会面该算是有意的巧合了。 正是有这一次澡塘子里的奇遇，才有后来井冈山上朱毛的会师，以及后来波澜壮阔的场面。 目的达到，任务完成，何长工第二天便辞别朱德、陈毅和蔡协民等人，回山復命。 而这时的井冈山，也正即将进入春天了。 土豪的年关 见过何长工，朱德的目的明确了，心里也有底了。 其实，朱德心里最清楚，依附于范石生，不过是权宜之计，也只能是权宜之计。 “道不同，不相与谋。”朱德早已陈仓暗渡了。 从1927年11月26日到28日，朱德与湘南粤北的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在汝城扎扎实实地开了三天的秘密会议，会议的最终决定12月中旬在湘南举行年关暴动。会议结束时，朱德还意味深长地送给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两枝驳壳枪。 所以，当范石生催他离开的密函一到，朱德马上绕道广东乐昌，沿着乐昌、乳源边境的大山区进入湘南，实施他酝酿已久的计划。 旧社会的贫苦农民最怕过年，称过年为“年关”，一到年关这天，土豪劣绅纷纷上门要债，一年的借贷，这天要算总帐，（白毛女）中杨白劳躲债的恐惧，中国观众是再熟悉不过了。 而1928年的年关，朱德要让湘南的土豪劣绅也尝尝过年关的滋味，他要让土豪劣绅欠贫苦百姓的帐，在这天统统结清。 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宜章年关暴动”。 进入湘南的莽山洞，朱德很快获悉宜章县城没有正规军防守，只有四五百人的民团，力量薄弱，而且没有无线电台，也没有接通广东的电话线。 天赐良机。 智者千虑，稳之又稳。朱德、陈毅、王尔琢商议后制定了如下的方案： 第一步：由胡少海以范石生第十六军一四○团副团长名义，先给宜章县长写封信，说是奉范军长之命回家乡抵抗从广东北上的共军； 第二步：由胡少海率两个加强连，扮成“国军”模样（不用担心扮不像，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国军”一四○团的）先期入城，并出面邀请以县长为首的全部反动头脑赴宴，关门打狗； 第三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主力进城。 胡少海，这张朱德捂了许久的王牌，在年关暴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致后来上井冈山后，胡少海成为知名人物而担任高级职务。 胡少海本名胡占鰲，他的家庭是宜章县城数一数二的大豪绅，宜章县有谁不知道赫赫有名的“五少爷”（胡少海在七兄弟中排行第五）？更让人羡慕和敬畏的是，五少爷参加北伐，勇敢善战，升任团长，他是宜章的骄傲，但宜章人知道的也仅此而已。 事实上，北伐失败后，胡少海就躲在乐昌、乳源一带打游击，朱德、陈毅一进入湘南，他便闻风而至，加入了革命军。 所以，当胡少海率领两个加强连大摇大摆地开进宜章县城时，人们很容易地就认为胡五少爷衣锦还乡了，以致路人羡慕地指点着：“这支部队是胡少海率领的。”“胡少海在国军里吃粮，当上团长啦厂 而宜城县的头面人物为今后有这样硬的靠山高兴，感激还来不及，谁又会去怀疑他的真实身份呢？ 1928年1月11日，也就是农历的1927年腊月十九日下午，胡少海进入宜章县城。 第二天下午，朱德、陈毅率主力入城。 当胡少海向县长杨孝斌发出宴会邀请时，县长大人为了攀上高枝，却坚持由他作东，为一四○团的长官接风洗尘。 朱德听了胡少海略显焦急的报告后，笑笑说：“那你就‘就汤下面，顺水推舟’嘛！” 当天晚上，杨孝斌在县议会二楼设席宴请一四○团长官。 宴会时刻一到，朱德、胡少海带着十四名干练的卫士，来到议会大楼。 正如后来许多类似的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酒过三巡，大家酒酣耳热之际，朱德突然起立，掷杯于地，一声脆响尚未音落，随来卫士如勐虎下山，在众人还在目瞪口呆之际，周围县府卫兵的枪枝已经易主，杨孝斌及一伙土豪已经绳索加身。 杨孝斌瞪着被酒灼红的眼睛，结结巴巴地问朱德：“你……你……你们是什么人？” 朱德一拳击在桌上：“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我就是朱德……” 下面朱德还说了些什么，杨孝斌已经听不见了。 这顿饭成了县长杨孝斌，前县长黄得珍，挨户团长刘秉钧，保管处长肖星若、队副陈茂金、副官彭亮、分队长谷寅宾等人最后的晚餐。第二天上午，他们鱼贯而上断头台。 在座的教育局督学是个唯一的例外，他叫曾日三，他被抓罚款后很快予以释放。接着，他又要求加入了朱德的队伍。后来，他上了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参谋、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九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长徵到达陕北后，1937年在甘肃作战牺牲。 占领宜章，胡少海功不可没，但从此，胡家父子反目成仇。 这也是预料中的事，因为父子分属于不同的阵营了嘛。 对于胡少海的离经叛道，胡泮藻至死也不会原谅他。1928年7月15日，胡少海已经是红四军二十九团的团长了，胡泮藻还咬牙切齿地在“湖南国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悬赏缉暴子”的启事：“孽子占鰲，客岁与共匪朱德等窜入宜城，屠士绅，焚民屋……转呈各处上峰通缉在案，如获占鰲一名，自愿出花小洋五百圆。” 第23页 五百元，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花巨资悬赏捉拿亲子，这恐怕是绝无仅有了。 宜章人没心思过年了，但他们心里比过年还高兴（当然不排除少数人的沮丧）。 大年三十这天，朱德在宜章斗争的中心碕石村说的一番话，更加调动起宜章人闹革命的热情劲，朱德说： “我们要干，手里没有枪，可以用梭镖。五枝梭镖可抵一枝枪，五枝梭镖可换一枝枪。当五枝梭镖围住一个背枪的敌人时，敌人朝我们每打一枪，都要退子弹上子弹，我们趁他退子弹的机会，一拥而上，就可以夺了他的枪……” 在这番话的鼓舞下，小小的碕石很快成立一个独立营，彭晒任营长，北伐时当过铁军连长和指导员的肖克任副营长。独立营几乎是清一色的彭家将：彭暌、彭琦、彭严、彭孚、彭成一、彭东明、彭谁桥、彭堃、彭娟、彭儒、彭概、彭霞、彭谦、吴统莲（彭家媳妇）。 当然，这个营除了三十枝枪外，其余全部是梭镖。 肖克为此在1928年4月写诗云：“农奴聚义起宜章，晃晃梭镖刺大天。” 虽然宜章的年关暴动兵不血刃，但湘南暴动的大幕已豁然而开了。 破了许克祥的长蛇阵 蒋介石还在向范石生追问朱德的下落时，宜章明晃晃的梭镖终于刺痛了他的眼睛。 可以想见，蒋介石向马日事变的功臣许克祥下令“即日进剿不得有误”时，脸上肯定带有几分的气急败坏。 而许克祥因在莽山已挨过朱德的当头棒喝，为了报一箭之仇，此时不待蒋介石的话落音，急不可待地将全部的家底六个团倾巢而出。 为了更加看清朱德，许克祥将指挥部从乐昌搬到了靠近宜章的坪石。 朱德採取的是“请君入瓮”，让出宜章县城给许克祥，率部隐在宜城县城西南八十华里的黄沙堡、笆篱堡、圣公坛一带山地。 许克祥率六个团重兵长驱直人，直到宜章县城，未遇一兵一卒的抵抗。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许克祥很自然地便以为朱德是被吓跑了。 被胜利沖昏了头脑的许克祥犹如猴子掰苞谷，一路走来，将六个团依次摆开。教导团和补充团驻坪石，亲领两个主力团间至岩泉，其余两个团则布置在坪石、长岗岭、武阳习、栗源一线，摆成一条长蛇阵。 当许克祥摆开一字长蛇阵，也就为他的失败绘好了示意图。 朱德隐蔽在范石生部时，得以有暇在犁铺头进行系统的练兵。他将自己在云南讲武堂和在德国、苏联学到的军事知识，以及辛亥革命后在滇越边境平息战乱和护国、靖国战争中所摸索出的实战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亲手编写出《步兵操练》和《阵中勤务》两种教材，自己亲自担任教官，在战术上，把旧式疏开队形改为递次配备的疏开队形，把旧式的一字散兵形改为人字队形。 许克祥把朱德抛弃的统统捡起来了。 许克祥市好阵后，农历正月初九日，朱德、陈毅率工农革命军向岩泉进发。 朱德先头部队到达离岩泉五里地的百岁亭时，一个土豪慌慌张张地跑去向许克祥报告：“朱德来了。” 许克祥大发雷霆：“你这是造谣惑众，扰乱军心！朱德早吓跑了，一定是几个梭镖队在捣乱，怕什么？就是朱德来了，老子两颗炮弹就把他轰跑啦。” 几句话气沖霄汉，掷地有声，土豪知趣地跑了。 早上七八点钟，许部军营吹哨吃饭。正当大家狼吞虎咽之际，朱德、陈毅率工农革命军犹如从天而降，胡少海率部侧面来击。许克样猝不及防又遭朱德一棒，撂下饭碗，收拾残部向栗源方向逃去。 栗源敌兵得知主帅有难，急驰救援，行至渡头河，又遭到工农革命军重击。 许克祥再度向广东方向逃窜，逃至长岗岭，企图居高临下，止住朱德前进的步子，然而，朱德早在长岗岭伏下刚刚收编的农民武装王光佑部。两部夹击，许克祥再度向坪石方向逃窜。 坪石才真正是许克祥的归宿。 坪石地处狭长谷地，许克祥逃到坪石就犹如钻进竹筒的老鼠，只能一股劲地顺着竹筒往前没命地跑了。 跑到武水渡头，许克祥顾不得体面，随便抓过一套便衣换上，划一条小船渡河而去。 追到乐昌河边，工农革命军拾得许克祥军服一套。 除了没抓到许克祥是个遗憾外，朱德对这次战斗相当满意。许克祥部下官兵一千余人成了他的俘虏，三华里长的坪石街道上到处摆满了缴获的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弹药等军事器材。其中步枪一干余枝，迫击炮、过山炮三十多门，马十三匹。 先得范石生资助，又有许克祥“惠赠”，朱德气粗多了。 坪石大捷后，“许送枪”的雅号不胫而走。其实蒋介石完全不用责怪许克祥，许克样只是开了个头而已。十多年后，在东北、平津和淮海战场上，蒋介石不是给共产党当了几年的“运输大队长”吗？ 而朱德，真正尝到了胜利果实的滋味，乐滋滋地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 赤遍南湘 如果说宜章的年关暴动点燃了湘南大暴动的导火索，那么，坪石大捷就是一阵恰到好处的东风，使这根导火索越燃越快。 第24页 坪石大捷后，朱德在皈塘特别会议上说：“我们的年关暴动现在完全可以在湘南全面开花了。” 湘南全面开花的标志是湘南大部分具都建立了红色政权，而各个县也都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这些武装无论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此后湘南的游击战争中，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其中，这些武装的领导人，人们在此后中国的战场上，不断看到他们熟悉的身影。 首先开花的理所当然是宜章。 年关暴动之后，宜章的l奇石、栗源、白沙相继暴动。2月6日，也就是正月的元宵节这天，宜章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毛科文。 毛科文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到的“一农民同志”。他在4月底随朱德部队上了井冈山，在大井后方留守处带着一群老弱病妇垦荒、种菜、养猪，为红军减少了不少后顾之忧。“八月失败”期间，毛科文重回湘南，郴州城下身负重伤，于是留在郴县黄茅一带养伤，并带领当地游击队坚持斗争，最后被捕，在家乡宜章牺牲——这也算是叶落归根吧。 2月7日成立的宜章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三师，师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后来成为井冈山红四军的四个主力团之———二十九团。 从宜章出来，朱德、陈毅、王尔琢带领部队进了郴州。 2月7日，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接着所属十一个区一百三十七个乡相继成立苏维埃政府。郴县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七师可能是当时人数最多的一支，它的领导人都是后来井冈山赫赫有名的人物，师长邓允庭，党代表夏明震（后为蔡协民），参谋长刘之至。当1929年担任红五军参谋长的刘之至在安福寅破桥之战牺牲时，彭德怀难以自抑，留下了悲伤的泪水。 永兴县是黄克诚大将的家乡。2月11日，永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随之成立的永兴赤色警卫团，由黄克诚任党代表兼参谋长。当朱德、陈毅率部向井冈山转移时，黄克诚率永兴农军八百多人一路追随，朱毛会师后，黄克诚担任以永兴独立团为主体的三十五团团长。然而，不到一个月，为了减轻井冈山的压力，前委动员湘南农军返回湘南打游击，黄克诚义无反顾地带领永兴独立团下山了。在当时湘南一片白色恐怖中，返回湘南的农军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战士，几乎全部地遭到了杀害。 黄克诚是一个例外。他在家乡被逼得东躲西藏，最后一咬牙，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终于在1929年1月，直接与中央军委接上了组织关系。 耒阳是经过了两次拉锯战才于2月19日成立县苏维埃政府的，刘泰任主席。（他后来成了朱德与伍若兰的大媒人。） 正是在来阳城外的鷔山庙伏击战，工农革命军大败敌十九军李宜煊，时任连长的林彪在这次战斗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由连长擢升为营长，并引起了朱德的注意。 据说，朱德与毛泽东初次会面时，特意向毛泽东介绍了林彪，林彪的名字从此在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毛泽东对林彪印象深刻的另一个原因恐怕与他是毛泽东的老战友林育英（张浩）的堂弟不无关系。 3月到4月间，资兴、安仁、桂东等县均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和相应的武装。 湘南全面开花的标志是，3月10日，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郴州成立，至此，遍及二十余个县，拥有百万人参与的湘南起义到达了全面的高潮。 1928年冬春之际的湘南，一扫往年的潮湿和阴冷，被一群泥腿子用梭缥和大刀搅得热热乎乎。 “白带子反水” 湘南烧起的熊熊大火震惊了国民党的高层人物，而在这场熊熊大火中突发的一场“白带子反水”事件则更深地震动了共产党。 作茧必自缚。“白带子反水”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湘南特委提出的“焦土战略”。 说到“焦土”，人们便会想到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在长沙实行的所谓“焦土政策”。那一次焦土没能把日本鬼子侵略的步伐挡住，反而让长沙城中几十万老百姓无家可归。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歷朝歷代的老百姓都是任人驱赶、围捕、宰杀的池中之鱼。 湘南暴动之后，湘粤桂军阀很快结束他们之间的混战，携起手来对付朱陈这股他们共同的敌人。 大敌当前，湘南特委想出了“焦土战略”的应急之策：焦土者，连土都要烧焦。他们认为，要让敌人进入湘南之后无法立足，不打自垮，不攻自溃。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烧毁从来阳到宜章的湘粤大道两侧五里以内的房屋，实行坚壁清野。 这已不仅仅是一种过火行为。 如果真要完全实施这种“焦土战略”，恐怕，湘南特委也将焚毁自己的立锥之地。 中国的农民是淳朴的，他们对共产党的感情则更加真挚。受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之后，他们最终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给予他们土地，他们把所有的信赖和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的最终胜利上。然而，当听说他们信赖的党要烧掉他们的房屋，他们的心里开始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1928年3月的某一天，湘南共青团特委书记席格思、特派员朱舍我等三人专程赶到郴州召集郴县县委扩大会议，传达特委的“焦土战略”。 第25页 整整三天过去，会议讨论毫无结果。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歷来有一条，下级服从上级。于是，特委强行下令，烧掉郴州城，郴县境内的大道两侧暂时横直烧五华里。党政机关搬至东塔岭上的东塔书院办公。所有干部群众一律搬出郴州城。 告示一出，整个郴州城，人心浮动，舆论譁然，而有人在暗暗高兴。 最高兴的莫过于崔廷彦和崔廷弼。 “二崔”是郴州大土豪，原有“三崔”，其中，“大崔”崔廷鄂在湘南起义后负隅顽抗，被苏维埃政府镇压。在强大的威力下，“二崔”改头换面，以开明绅士的面目出现，讨好群众，其中曾经考取拔贡，“温文尔雅”的崔廷彦还混进了郴县苏维埃政府工作。 蒋介石准备“会剿”湘南的消息传出后，“二崔”暗中纠集了大批的地痞流氓，组织了一个武装团伙，准备与“会剿”军里应外合。 而“焦土战略”的告示一出，对“二崔”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他们躲在暗处，屏声息气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寻找着机会。 机会很快就来了。 郴州城区的居民对湘南特委的“焦土战略”有一种普遍的牴触情绪，“鸟也要有个窝，人怎能没有屋呢？”在大家的一再唿吁下，郴州城区苏维埃政府委员长贺益生前往郴县县委，请求县委收回命令。 县委无权下令，怎能有权收令？ 郴县县委只好表示烧城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但可以向群众作进一步的宣传解释，让群众“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分土地，盖房子，将来胜利了再进城市”。为了让这个“道理”家喻户晓，县委决定于3月20日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 得知开大会的消息，“二崔”欣喜欲狂，这是个既可把水搅混，又可将县委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二崔”立即召集了二十余名骨干，在郴州城郊骆仙铺秘密开会，决定趁开大会之机，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惊世之暴”。 首先，“二崔”进行调兵遣将，接着，将湘南特委的决定“沿湘粤大道两侧烧五里”扩大为“烧五十里”，并散布说，“工人要杀农民，农民要起来自卫，”将工农分化成对立的两个阶层。 尽管“二崔”的行动十分缤密，但县委也曾得到“有坏人要暴乱”的消息，然而，在湘南红遍的思想意识下，他们认为少数人“动”不了。用他们的话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地主还敢么？”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当时大部分群众，已经处于中立，而且，一部分已被地主拉拢了，难道地主不敢么？ 而更严重的是，朱德已率主力北上来阳，陈毅已去永兴开会，农七师正攻打桂阳，县赤卫队也到农村帮助群众打土豪去了。 从武装力量的意义上说，郴州是一座空城。 3月20日上午，群众大会在城隍庙如期召开。 然而，郴县县委的人还未到会场，“二崔”已带其党羽暗藏武器，提早进入会场，在群众中先说开了“道理”…… ——谁房子就打倒谁。 ——烧房子的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最后，崔廷彦让群众“表决”：“贊成烧房子的站一边，不贊成烧房子的站一边。” “唿啦啦”一声，绝大多数的群众站到了不贊成烧房子的一边。 在郴县县委的人到达之前，“二崔”已提前把会开完了。 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曾志是这一事件中的目击者。当时她叫曾昭学，是特委秘书，她提前了一段时间来到会场，看到情况有变，立即转身向门外走去，但两个大门早有四个兇悍的汉子把守，只准进场不准出场。情急之下，曾志谎称她刚从乡下来，是到这里瞧热闹的，现在要出去办点急事，一会儿再来。这时一位认识曾志的乡苏维埃干部赶紧为她作证，这才获准离开。 出了会场，曾志没命地跑，抄近路到东塔书院向县委汇报情况，但是，县委负责人夏明震等人已走大道去参加大会了。 上午10时，夏明震等人进入会场。作为县委主要负责人，夏明震首先就烧房子的事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 讲话结束，夏明震没有听见以往那种潮水般热烈的掌声，他的话音落下几秒钟之后，台下一个声音喊道：“要烧房子就不行！” 这一声喊，宣布了夏明震刚才所讲的全是白搭。 接着，是女界联合会委员长何善玉讲话。 何善玉第三句话尚未讲完，台下忽然爆出一个“杀”字，顿时一伙人扯下臂上的红带子，挽上白带子，嘴里大声地嚷道：“反水啦！反水啦！” 与此同时，瑞丰丝绒铺的伙住钟天球一个箭步窜上主席台，将夏明震一刀砍死。 中国人，没几个不知道夏明翰的，“死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激励过多少共产党人为独立和自由前仆后继，而他的亲弟弟夏明震正是其中的一个。不过，与其说夏明震死在敌人刀下，毋宁说他死在“左”的政策下更为贴切，没有“焦土战略”的出台，就不会有刀下屈死的夏明震。 第26页 随着夏明震流出的第一滴血，何善玉、周碧翠（妇女宣传员）。黄光书（县总工会委员长）、焦玉才（总工会财会委员）、陈代长（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廖忠（少先队队员）也倒下了。 同时遇难的还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两名指挥员。 夏明震等人的血也很快唤醒了一部分群众，他们拿起大刀、梭镖锄头、扁担，与杀红了眼的暴徒混战在一起。 刚刚还只是暗潮涌动的会场霎时变成了真枪明仗的战场。 暴徒很快杀出了城隍庙，向着县总工会、共青团训练班、少先队等机关团体杀去。一路上，凡是系了红带子的无一生还，沿途的房子也一幢接一幢融进了火海。 湘南特委还来不及实施的“焦土战略”，已经由这伙暴徒完成了。 在苏维埃政府内部，“卧薪尝胆”了这么久的“二崔”的“抱负”并非只是烧毁几幢房子而已，他们要让整个湘南的共产党组织都化为焦土。 当天，“二崔”煽动起数千不明真相的农民围攻东塔岭的县党政机关。 郴州城内的烧杀整整进行了三天。 为平息这场暴乱，中共郴县良田区委组织了一千余人，三区区委组织了四五千人，邓允庭带来了两团农军，陈毅带来了工农革命军两个连，刘之至和曾志带来了教导队。各路援军三面围攻郴州，终于在14日平息了叛乱，崔廷彦狼狈逃窜，崔廷弼被当场击毙。 “反白事件”很快平息，然而事件给人们的教训是永恆的。“焦土战略”虽未实施，但郴县已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暴乱中，县区领导干部和基层骨干就伤达一千余人，郴州城内东、西街许多房屋被烧，整个城内的商店几乎被洗劫一空。 “反白事件”之后，陈毅兼任郴县县委书记，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使郴县恢復了正常的革命秩序。 后来在湘南农军上井冈山的大潮中，郴县有六千人，这是湘南地区上井冈山人数最多的一个县。 井冈山下来了支“特殊部队” 1927至1928年之交的共产党，力量实在不能算强大，而朱德、陈毅却能在湘南二十五个县市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动一场波及一百万人口的大暴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蹟。 其实，朱德他们是钻了一个空子。 湘南起义初期，正是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湖南军阀唐生智的部队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唐生智的地盘一寸寸地让给了李宗仁，他也就无暇顾及湘南的朱德了。 1928年1月，李宗仁如愿以偿打到了唐生智的老家，粤鄂军阀李济琛、杨森看到李宗仁胜券在握，做了个顺水人情，先后通电讨唐。唐生智憋了一口气，被迫下野，到日本当寓公去了。而后来对他忠心耿耿的老部下也纷纷对李宗仁俯首称臣。 李宗仁入主湖南，很快感受到朱德来自湘南的强大威胁，但他小看了朱德，只派了第十七军李宜煊师“进剿”湘南，其结果可想而知，鷔山庙一战败绩后，李宜煊又连败于耒阳。 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把湘粤军阀联合起来，重兵轰击湘南。 蒋介石似乎下了狠心，这一次出动了九个师，另加一个教导团。 北面有： 第七军第二十师（师长李朝芳）； 第十三军第二师（师长向成杰）； 第二十一军第一师（师长罗霖）； 第八军吴尚一个师； 前线指挥部设于衡阳，李朝芳任总司令。 南面： 范石生十六军第四十六师； 十六军新编第四师（师长彭俊初）； 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长曾曰唯）； 十六军军官教导团（团长丁腾）； 许克祥军独立第三师； 胡凤璋部第一路游击部； 南线的总指挥正是朱德的老同学范石生。 和蒋介石这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国军相比，被视为“匪”的工农革命军岂止是薄弱，简直是可怜。 湘南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军只有朱德、陈毅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而这个师也是个虚数，实际上只有一个团的正规部队，各县虽有农军数万，可那算是什么“军队”呢！纯粹是人数稍多而已，大部分是手持梭镖、大刀的农民。 说句不恭敬的话，他们在南国的水稻田里会是一位好把式，可在战场上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就很难说了。 3月30日，“国军”发起了总攻击。 夏明震的血并没能使湘南特委彻底清醒，他们还是那样“左”得可爱。面对强敌，他们热血沸腾、勇敢起来，要集中湘南所有的武装力量全部投入战斗，与敌硬拼。 这是一种真正愚蠢的“沸腾”和“勇敢”。 从南昌走到三河坝，又从三河坝走到湘南的朱德、陈毅、王尔琢等高级领导人和老对手的接触已非一朝一夕了，他们很清楚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 不说别的，就说范石生，朱德对他是最清楚了。 没有真正的优势，只能保证做到死拼，而不能保证做到必胜。 权衡利弊，朱德不顾湘南特委的反对和阻挠，毅然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湘南农军撤离湘南，向井冈山靠拢。 第27页 这是一次经得起歷史检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如果没有这次转移，恐怕就没有日后的朱毛，而井冈山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歷史又会是什么样子？ 今天的我们很容易认识到朱德、陈毅那次行动的伟大，但当时他们二人恐怕没有这种成就感，甚至还有点不堪其重。 因为他们带领的不仅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还有湘南农军；不仅有湘南农军，还有农军的家属。整个部队是一支兵不兵、民不民的“乌合之众”。 曾是这支特殊部队一员的曾志回忆说： “在这支队伍中，有尚在襁褓中的婴孩；也有拄着拐棍的白髮苍苍的老姐；有提篮子的、背孩子的、担孩子的；有的梭镖上挑包袱、挑尿布……队伍越走越长，头尾相距十几里。队伍越走越慢，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队伍越走越乱，白天还好一些，到了晚上，四处火光，沿途睡觉，喊声、哭声、叫声此起彼伏，乱成一团。” 彭儒当时是第三师的战士，她回忆说： “我们那支农军武器不多，多数是梭镖大刀，有农民，有水口山的工人，有学生，有男有女，有些农会干部把全家老老少少都带上山来了。不带不行呀！敌人来了要报復，要斩草除根，所以能走的都拖儿带女的带着走。” 建国后曾被授予少将军衔，担任过湖南省和山西省军区政委的郑效峰就是这支部队中的一名小孩，当时他只有十二岁，是来阳的儿童团员，和他的三姐夫一起在队伍里吹号。由于他年龄太小，有人说他是父亲背上井冈山的，他断然回答说：“其实我是走上井冈山的。” 当时队伍里如果没有吴仲廉这样一批人，恐怕这支特殊部队会走得更慢，慢的最后结果就是被消灭。 吴仲廉当时名叫吴统莲，是衡阳女三师的毕业生。有人称赞吴仲廉有三套本领：会用枪桿子消灭敌人；会用笔桿子搞宣传；会用嘴巴子揭露土豪劣绅的罪行。在上井冈山途中，吴仲廉正是利用她的能说会道，维持着家属部队的行进。经过她的动员，沿途安置了一些家属，回去了一部分。最后，她又组织起一个担架队，把那些疲惫不堪的老老少少，背着走，抬着走，经过二十多天的旅程，来到了井冈山。 毛泽东与肖克之会 确切得到朱德、陈毅分两路向井冈山靠拢的消息后，毛泽东加快了南行的脚步。 4月6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离开桂东沙田，向汝城（当时叫桂阳）进发。途经两县交界的寒岭界，和何其朗好好地干了一仗。 何其朗是汝城宣抚团的团长，在寒岭界构筑了坚固工事，号称于人，日夜防守。4月6日清晨，何部正吃早饭时，毛泽东兵分三路，同时发起攻击。敌人匆忙丢下饭碗，端起枪，但在寒岭界早晨的大雾中却不知对手在何处。这时，四面枪声炒豆般响起（实际上群众在炼油桶里放鞭炮，毛泽东还捨不得无的放矢，浪费子弹），敌军一触即溃。 寒岭界只是毛泽东给何其朗一个不大不小的警告。7日，毛泽东在汝城的银脚岭下，才真正使何司令变成了“光杆司令”。 8日，毛泽东攻占了汝城县城，又击溃了胡凤璋的两个排。 几仗下来，朱德已没有后顾之忧了。 9日，太阳刚出山，毛泽东掩护朱德的目的已达到，拍拍屁股撤出了战斗，转到资兴龙溪洞休整去了。 毛泽东一路南来，和朱德的部队配合得天衣无缝，但却未见朱德部一兵一卒，直到龙溪洞才遇见了第一股湘南部队，这支部队就是站在骑田岭上瞩目中原的肖克梭镖营。 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杀向耒阳郴州时，肖克率领梭镖营在宜章的西南山区里四处打土豪。两个多月后，“国军”南北夹击，这个只能在山里面伸胳膊动腿，只有八十枝枪、三百枝梭镖，男女老幼加在一起才六百人的梭镖营，处境就很尴尬了。 用肖克的话说：“当时我们和上级领导失去联繫，又远离家乡，就像没有娘的孩子一样，不知怎么办才好。” 当时肖克只能估计朱德是往东走，但他确切地知道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就在东边的鄙县一带。 几经商议，他们决定向东去。 也真亏了这个梭镖营，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层层封锁，详细情况我们已不得而知了，只知道他们从骑田岭出发，经廖家湾、黄家湾下山，深夜越过宜章至郴州的大道，翻过五盖山，经渡关、滁口、黄草坪，到达了资兴县境的龙溪十二洞。 春天的龙溪洞风景秀丽。 肖克的心境也渐渐明朗起来。肖克到达龙溪洞遇见的第一个人是陈毅安。当听陈毅安说他是“毛师长的队伍时”，肖克明白，他们是孤雁投群了。 毛泽东更没想到，他的目的是来接朱德，却在未见朱德之前，接到了一支要找朱德的部队。 不经意之中，肖克带领的这群离群孤雁成了与毛泽东部会合的第一支湘南部队。 陈毅与袁文才、王佐相会 何长工在井冈山是马不停蹄。 从犁铺头回井冈山后，他被派去做袁王部队的改编工作，改编袁王以后，他又带着袁王（第二团）跟着毛泽东南下湘南。 在何长工的带领下，袁王也离开经营多年的山寨，小心翼翼地走下井冈山来。 第28页 想着要和朱德、陈毅再次会面，何长工抑制不住心里的兴奋。上次在犁铺头，他是单枪匹马，而这次，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团，虽说只有六七百人，但他可是堂堂正正的团党代表。 他想像不出这次的会面会是什么情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朱德再不会对他详细盘问了。 3月28日，何长工、袁文才、王佐带领工农革命军第二团由酃县中村出发，日夜兼程，向资兴方向赶去，阻击北犯粤军，掩护陈毅率领的农军。 在资兴，何长工遇到了邓允庭、李奇中的第七师。同时，也在资兴滁口打了入湘以来的第一仗。对手是范石生。 这一仗打了两天两夜。 对范石生来说，这仗打不打都无所谓，打赢了，蒋介石对他不会增加好感，打输了，蒋介石对他也不敢怎么样。在众人面前，蒋介石怎么样也得尊他一声“老同志”。 所以，何长工的部队与范石生的部队对垒时颇有点谦谦君子的味道，范石生的部队甚至连工事也不做，而何长工看在他是朱德老朋友的份上，打了以后就走，抓到俘虏也不缴械。甚至，发起总攻时还一边吆喝：“你们快撤！不撤就消灭你们。”那样子，该是有点像赶小鸡的味道。 与何长工相比，陈毅的对手可就难缠多了。 首先，陈毅的队伍远不如何长工的精干，他的队伍由农民组成且不说，还有大批的家属，甚至还有整个的湘南特委机关，而且，尾追陈毅的是国民党第十三军以向成杰为师长的第二师。（就是这个师，在陈毅上井冈山后，还一直成为井冈山的主要敌人之一。） 陈毅且战且退，到了资兴城，不得不打一仗了。 战斗是那种可以想像得出的激烈。农军虽然拿出了毒日头下作田的枭雄劲头，但这毕竟是打仗，他们拿惯了锄把子的手，拿起刀枪来就是不如“国军”顺手。 翻开正统的史书，看到描写一场战斗“敌人伤亡惨重，我军损失也很大”，就可以知道，我军并不仅仅是“损失也很大”，而是损失至少是敌人的几倍，但不这样写不行，否则便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之嫌。 事实上任何一个智力健全的人都可以想像得出，只有梭缥、大刀，没有经过正规军事训练，且有大批老弱病残、妇幼拖累的农民武装在与装备精良的“国军”交战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能确切知道的是，农军仅在资兴城郊老虎山就牺牲了二百多人。南昌起义的老兵，跟着朱德、陈毅从湘粤赣山区走出来的蒙九龄，这位来自广西玉林、四十四岁的农军团长和他的妻子一起悲壮地倒在了资兴城外，没有能看到井冈山的红旗……。 正当陈毅感觉快要吃不消的时候，何长工、袁文才、王佐，还有邓允庭从斜刺里杀了出来。 血战之中相见，陈、何二人都无言，想像过无数会面的场面，就是没想到过这种场面。 不愿上井冈山的人 不管怎么说，何长工对于能和陈毅会师，还是感到非常高兴。但是，正当他们一起高高兴兴往酃县沔渡方面直追朱德时，从郴州城开始就一直跟着陈毅的湘南特委却突然提出不走了。 陈毅知道他们的心思。 从郴州城以来，陈毅和湘南特委可谓是“同床异梦”，陈毅是一门心思要上井冈山，而特委书记杨福涛，团特委书记席格恩却从来就没有上井冈山的打算。 今天的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们的言行是可笑，甚至可悲的，但他们自己却也许认为唯其那样才是正确的、坚定的、革命的。 没有办法，在资兴城外七八十里远的彭公庙，召开了有朱德部队、井冈山部队、湘南特委、各县县委负责人陈毅、何长工、袁文才、王佐、席格思、黄义藻等人参加的联席会议。 会议一开始，杨福涛就提出，他要带特委回衡阳去。这位工人出身，斗争顽强，个性也强的特委书记，一推眼镜，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是湘南特委，不是井冈山特委，我们不上你们的大小五井。” （幸亏毛泽东、朱德没有这种想法。） 知识分子出身的席格思是位秀气的高个子年轻人，他一手插在裤袋里，一手掠了掠那一丝不苟的西装头，犹如演讲一般慷慨激昂地说：“共产党员应该不避艰险，湘南特委躲到江西大小五井的小山沟里是可耻行为，我们坚决不去。” 何长工的小点子常常能够在关键时刻奏效，但这一次，他失算了。他想和陈毅唱一出“双簧”，他悄悄对陈毅说：“你给他们说硬的，因为你熟悉他们，我说软的，因为我是陌生人。我们来个软硬兼施。” 陈毅便苦口婆心地说：“杨福涛同志，你要冷静想一想，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有带小手枪的，有挑油印机的，这一路民团查得紧，怎么走得过去？不要作这种无谓的牺牲，上井冈山后，我们再设法陆续让你们走。” 何长工则敲着边鼓说：“同志啦，现在是赤白对立，各县都很警惕我们，南北两方面的敌人夹击郴州，你们现在要走衡阳，无疑是自投罗网。” 陈毅和何长工的“双簧”丝毫没能起到作用，杨福涛和席格思只有两句话：“守土有责，逃跑可耻。” 第29页 当时，何长工真想用枪桿子把他们押上井冈山。可是，这不反了吗？歷来只有党指挥枪，哪有枪指挥党的道理？最后何长工提议：“请示一下毛泽东再作决定罢。” 不提毛泽东还罢，一提毛泽东，他们走的决心更大了，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是个最大的逃跑分子，就是因为他不打长沙，逃跑到井冈山，才受到中央的处分。 当天下午，杨福涛、席格思收拾好行李，带着特委机关四十余人匆匆向衡阳方向走去。 大“左”的道路，註定走不了多远，当湘南特委走到来阳、安仁县境时，全部被当地的反动民团抓获杀害。 一个对湘南革命运动有过很大功劳的党的领导机关，一批为革命出生入死屡建功勋的革命同志，就这样被一根强劲的绳索，一直拉着“向左向左向左”，终于一头栽倒在地，全部湮没了。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 与陈毅相比，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要顺利得多。 朱德是3月29日从来阳出发的，经竹市、鷔山、观音阁、华王庙、雷南庙、灵官庙，一路东进。 也许是朱德在湘南闯下的名头太大了，所到之处，竟然不战自胜。沿途的挨户团、保安队之类的地方武装，闻风丧胆，连安仁县县长周一峰听到朱德驾到，也弃城夜逃。 在安仁县城消消停停地休息了四五天，朱德才在4月5日清明节这天离开安仁，经罗山、狐狸沖、神州河、樟桥，进入茶陵湖口圩，到达酃县沔渡。到了沔渡，也就意味着这次主力部队转移的胜利了。 其实，朱德之所以走得这么顺利，是因为他的前面都是些不足当车的螳臂，真正的敌人是跟在他后面的李朝芳的两个团。所以，离开安仁时，朱德早早安排唐天际（当时名叫唐时雍），在后担任警戒。 唐天际率领的安仁暴动队在侯古词与敌人打了一仗，敌人不明虚实，没有贸然追击，所以，唐天际得以带着安仁的武装三百余人赶到了沔渡。 朱德虽然早早到了沔渡，但他的心情却一点都不轻松：陈毅他们怎样了？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为掩护他东进，也还留在湘南。 等到4月中旬，朱德终于等到了陈毅，而让朱德感到意外、惊奇的是，何长工也来了。 故人相见，特别是经过了生死未卜与磨难的故人相见，更是分外的亲热。在沔渡小街上的一间民房里，陈毅、何长工、袁文才、王佐会见了朱德。袁王两位山大王初见朱德都有些愕然：原来名震湘赣的朱军长，不是他们想像中的那么威风八面，而是和他们的手下一个农民老表差不多。 大家都关心地问朱德：“这次没有损失吧？” 朱德呵呵笑着说：“很好，没有受损失，就是忙得没有时间理髮，鬍子也长得盛了。不过家当还是很大的，缴了武器，队伍也扩大了，干部也充实了。” 朱德的担心并非多余。他之所以能从安仁到酃县有这么轻松，毛泽东也在他后面出了不少的力。 朱德进入酃县，湖南吴尚的第八军也从需阝）县两边穷追过来，毛泽东发现这股敌军后，和团长张子清在酃县的接龙桥布置了一场阻击战。 这场阻击战把一路勐往前追的敌人打了个晕头转向，仓皇向茶陵方向逃去，伤亡不少！然而，就在夕阳西下，战斗结束时，一颗流弹飞来，击中了张子清的脚踝，张子清一阵摇晃，倒了下去。 张子清，这位毛泽东最为倚重的左臣右相般的人物，就在井冈山最需要人才的时候，却不幸一直为伤所累。后来他在井冈山辗转于多个山洞养伤，由于缺医少药，不得不截去一条腿。但即使截去一条腿，却也未能保住性命。1931年，张子清因伤势加重，病逝于永新的东华山。 接龙桥战斗结束，毛泽东明白他们南来湘南的使命也基本结束了，他对井冈山的思念急切起来，4月18日，他带着部队返回到了宁冈。 然而，毛泽东刚回到宁冈，就听到朱德、陈毅两部均已到达酃县沔渡的消息。他按捺不住想快些见到朱德、陈毅的心情，马上带着第一团三营一连又匆匆赶往沔渡。 经过一个月的奔波辗转，毛泽东、朱德两双农民的大手终于在酃县紧紧握在了一起。 一位是满身书卷气、风流惆傥的农民，一位是当兵吃粮，老实巴交的农民，中国现代歷史上的两位巨人就是在这样的山沟沟里走到了一起。 朱毛合二为一，相得益彰，配合默契，其威力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以至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人以为朱毛是一个人。 “文革”期间，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是朱毛友谊的最好佐证。 197i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调动。20日，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毛泽东指着身边坐着的朱德，充满感情地对这些将军们说道：“这是我们的好司令、红司令，不是黑司令。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是连在一起的。” 读了井冈山这段歷史，就知道，毛泽东说的是肺腑之言。 共产党的“硬本钱” 如果“朱毛”代表的仅仅是朱德和毛泽东两个名字，那么这个并不很特殊的聚合词很快就会被人们忘记。 第30页 实际上，朱毛会合是在中国的歷史上支起了一方新的舞台。 1928年5月4日，朱德、毛泽东两军会师庆祝大会在宁冈碧市隆重举行。 何长工当时是庆祝大会的司仪，他回忆说： “一清早，人们就川流不息地向会场走来，不到10点钟，二十里外的部队也赶到了，会场挤满了人，部队和湘南农军一万人，群众也不少！ “10点钟，由党、政、军、工、农各界组成的主席团走上了主席团台，我便宣布，大会开始，放鞭炮！从树顶挂到地面的鞭炮立刻响起来，经久不绝，排列在主席台前的成百个司号员一齐吹响军号，号音整齐嘹亮，队伍威武雄壮。 “军乐奏完，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同志讲话了，他还宣布了全体部队改编为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军下编三个师，九个团，并决定了军师团的干部名单。 “朱德同志接着讲话，接着毛泽东讲话。第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同志讲了一番军民关系后，毛科文、宋乔生、王佐农等各方面的代表都讲了话。” 有人说：之所以定名为第四军是缘于叶挺在北伐时为第四军创下铁军的威名，不到一个月后的5月25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依中共中央之意更名为中国红军第四军。 经过多方的取证调查，我们得到了一份较为详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序列表： 军长：朱德 党代表：毛泽东 参谋长：王尔琢 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 第十师师长：朱德（兼） 党代表：宛希先 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兼） 党代表：何长工 参谋长：王展程 第一营营长：林彪 党代表：熊寿棋 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后叛变） 党代表：杜松柏（后叛变） 第三营营长：肖劲 党代表：吴弼 第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 党代表：龚楚 第一营营长：朱舍我 党代表：（不详） 第二营营长：李光化 党代表：胡世俭 第三营营长：肖荣标 党代表：彭晒 第三十团团长：刘之至 党代表：（不详） 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因负伤由毛泽东兼代） 党代表：何挺颖 第三十一团团长：张子清（兼） 党代表：何挺颖（兼） 第一营营长：员一民、陈毅安（后） 党代表：毛泽覃 第三营营长：伍中豪 党代表：杨岳彬（后叛变） 第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 副团长：王佐 党代表：陈东日 第一营营长：袁文才（兼） 党代表：陈东日（兼） 第二营营长：王佐（兼） 副营长：刁辉林 党代表：康健 第三十三团团长：邓允庭 党代表：邝朱权 第十二师师长：陈毅（兼） 党代表：邓宗海 第三十四团团长：邓宗海（兼） 党代表：刘泰 第三十五团团长：黄克诚 党代表：李一鼎 第三十六团团长：李奇中 党代表：黄义藻 军直属单位： 教导大队队长：陈毅 党代表：（不详） 特务营营长：宋乔生 党代表：敬懋修 医院院长：曹（釒荣） 党代表：肖光球 还是在八七会议时，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须知政权是由枪桿子中取得的。” 而今他可以去建设政权了，因为，他的手中有了实实在在的枪桿子。 第五章“打败江西两只羊” “会剿”——新名词 1928年5月，当退据在井冈山穷乡僻壤的山沟沟里的朱毛为能拥有一支近万人的红四军而庆幸时，蒋介石已与冯、阎、桂等军阀携起手来，再度“北伐”。朱毛的会师，只不过是在他的后院放了一把并不很大的火，他相信，他很快就能将它扑灭。 几乎没有经过很多的考虑，蒋介石就给湘赣两省国军下了个“克日会剿”的手令。 此时的毛泽东、朱德在蒋介石眼里是不足为患的，他确信，1927年的春天他已大大地伤了共产党的元气，没有三五年时间，共产党是翻不了身了。他认为，他的真正敌人应该是北方强劲的张作霖，张作霖占的地盘实在太大了。 如果他知道，朱毛会在日后成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快，最终成为他致命的威胁，他肯定会在当时就拼命地扼杀他们。 不过，朱培德似乎看到了，他远比蒋介石着急得多，正是朱培德，创造了“会剿”这个新名词。 早在1928年的3月下旬，朱培德就对江西的“匪祸”深感忧虑，因而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呈请“会剿”。 3月23日，朱培德给南京去了一封不算短的电报： 南京国民政府钧鉴：枢密。属省歷年以来素无匪患。前因叶、贺溃军窜散，已分途次第剿清。嗣因粤、湘两省共匪披猖，横流溃决，适赣南师兵力单薄，防范不周，遂乘虚窜扰赣南、赣西多县。近由第五路军专调兵力两师，剋期清剿，已次第将莲花、永新、泰和。万安、遂川一带匪众击退。惟迭据该师长等报告：被击之匪多窜入湘境郴县、桂东、茶陵、攸县、安仁、永兴等处，有联合湘境共匪朱德所部再图暴动之语，现已追至郴县。惟因湘省军事尚未结束，未便深入，以滋误会。业经属省政府电请湘省军政当局派队会剿在案。现有北伐方股，共匪乘机思逞，后方治安极关重要。应请钧府电饬湘粤两省，克日派兵会剿，多于最短期间，协同肃清，以惟三省治安。而予后方，顾虑大局，幸甚。江西省政府朱培德叩。梗印。 第31页 以朱培德之力，并非对付不了区区一万之众的“共匪”，只不过，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边境，毛泽东一只脚踩在江西，另一只脚踏在湖南，一有动静，进退自如。 朱培德能一鼓作气追到湖南去吗？不能。当时的湖南，李宗仁正与唐生智正打得难分难解，朱培德若是贸然闯入湖南，岂不是给人以“渔翁得利”的口实？所以朱培德郑重其事地报告中央说“未便深入，以滋误会”。 接着程潜也向中央政府发出了类似的唿吁。 国民政府很能理解朱培德等人的苦衷。5月3日，也就是红四军成立前一天，南京有了肯定的答覆，并且是经蒋介石亲自过问的。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函参字第1303号 民国17年5月3日 迳復者：前准贵处第1125号公函，奉委座发下来主席培德电陈赣省歷受共祸并进剿情形。请转饬湘粤克日会剿等情，函送查照、等由；当经电广州[东]省政府及汉口程主席派兵会剿，并函復各在案。兹准广东省政府马代电开往，函请第八路总指挥部派兵会剿等语，相应函达，即希 查照为荷，此致。 国民政府秘书处 有了这柄尚方宝剑，朱培德与程潜也携起手来了。而且，他们大有一锤定音之势，两个省共派出了七个师的兵力。 江西方面以王均为总指挥。有第三军第九师（师长杨池生），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独立第七师（师长刘士毅）。 湖南方面以吴尚为总指挥，有第八军的第一师（熊震）、第二师（程泽润）、第三师（师长阎仲儒）、独立团（团长俞业裕）和许克祥的独立第三师。 一时间，金戈之声霍霍，乌黑的枪口，雪亮的刺刀，一齐指向井冈山。 神奇的红缨子梭镖 似乎从有了青铜器起，中国的老祖宗就使用了梭镖来作为武器。几千年以后，西方的列强就是在满中国飘着的鸦片味中，用坚船利炮攻破了用梭镖守卫着的满清政府的国门。 20世纪20年代末期，梭镖却又在中国农民的手中焕发出了生机，只不过，每一柄梭镖的颈脖子上新添了一抹醒目的红缨，成为当时中国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有人说，那红缨子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其实，确切地说，那缨子应该是用敌人的血漂红的，因为梭镖总不能往自己人身上捅吧。（但在“左”得头脑发热的情况下，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1928年的井冈山，那种颈脖上繫着红缎子的梭镖，在“国军”的眼中又发出了一种肃然可畏的威力。 得到“克日会剿”的命令后，江西方面的“国军”急匆匆地对井冈山展开了进攻的架势。杨如轩组织了第七十九团、第八十一团两个团从永新县城出动，呈剪刀状向井冈山狠狠地插来。七十九团为右路军，进驻永新的龙源口，八十一团为左路军，径直压向遂川。杨如轩则自带八十团坐镇永新，运筹帷幄。 杨如轩是靠着井冈山“出名”的，如果没有井冈山，也许中共党史上根本就不会出现杨如轩的名字。而杨如轩又是在井冈山断送了他的“锦绣前程”。 1888年，杨如轩出生在云南省的宾川县。1907年，也就是他十九岁那年，杨如轩在大理陆军七十六师当二等兵，说起来，杨如轩和朱德、范石生还都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而且官职的升迁也与朱德、范石生差不多。1927年杨如轩跟随朱培德从云南来到江西任二十七师师长兼赣军警备司令。 想不到，十多年前，同为云南讲武堂的同窗，今天却在江西的战场刀枪相见。只是，同门师兄弟，谁的武艺高强些呢？ 那要看各自的修行了。 也许，身穿整齐的军服（军服上可能还有几块军功章），脚蹬锃亮的皮靴，骑着高头大马的杨如轩，会对朱德这位昔日的同窗如今混到只能在穷乡僻壤的山沟里东躲西藏打游击而产生一丝怜悯，或者蔑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杨如轩在选择朱德对阵时，他也一步一步在人生的里程上增加失败的砝码。 得知敌军来到的消息，红四军的首脑们在宁冈砻市召开了营以上干部的军事会议，会议当然不是研究要不要迎战的问题，而是讨论如何迎战。 会议的结果是採取“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针。（1948年以前的共产党人，对付敌人一般都是採用集中的方针，有什么办法，一对一打不过人家呀。） 毛泽东、朱云卿、何挺颖率三十一团往七溪岭方向迎击右路敌军。 朱德、陈毅、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担任主力，迎战左路八十一团。二十九团为前锋。 二十九四是以宜章农民为主组建起来的一个团。在井冈山四个主力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当中，是武器装备最差的一个团。曾担任过二十九四连长的肖克算了一下，二十九团只有两门迫击炮，二百多枝枪，肖克所在的连有三十枝枪左右，这已算是多的了，有的连还有二十几枝，甚至十几枝，而全团的棱镖倒有八九百枝，二十九团走过来，远远看全都是梭镖，所以得了个“梭缥团”的雅号。二十九团唯一的优势是人多，且有冲劲。 而敌人一个营就有三百枝枪。 第32页 一直在前面的二十九四恰恰和有着三百枝枪的敌人八十一团先头营碰上了。 早晨5点钟，al十九团就从井冈山的行洲出发，越过硃砂沖，开往黄拗，走到黄拗，就与敌人接上火了。 八十一团不愧是堂堂的“国军”，一接火马上占领了黄拗街后面的两个山头，居高临下。二十九团一进街口就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 团长胡少海见状，也急忙占领了街北的两座山头，打了一阵，二十九团仗着有一千六七百人的优势就从田埂上沖了过去，结果两个钟头后竟把敌人冲垮了。更让他们欣喜的是，缴到了五六十枝汉阳造钢枪。 二十八团赶到黄坳时，二十九团已基本结束了战斗，正从水田里面捡枪，二十八团看到二十九团的农民兄弟竟能凭着梭缥从敌人手里夺来钢枪，不禁刮目相看了。 肖克将军认为，黄拗一战，虽不是什么恶战，但有它特殊的意义：“这一仗虽然只缴了五六十枝枪，但它是农民部队打的，说明农民部队是能打仗的，湘南暴动的宜章农民到这时候，不过三个多月，又从宜章走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打垮了敌人的正规军，意义是不小的。” 宜章竖起来的晃晃梭镖，终于在井冈山刺到了大天。 看来，繫上了红缨子的梭镖确有它的神奇之处。 朱德批评了二十八团 二十九团用梭镖缴了敌人的钢枪，大大刺激了二十八团。要知道，二十八团可是正牌军，是从南昌起义打过来的“种子”，且有良好的武器。 一时间，二十八团士气大盛。 正应得上兵法所说：“一鼓作气”，朱德将二十九团与二十八团调了个个，这回让军参谋长王尔琢率火气正旺的二十八团沖前，他和陈毅率军部及二十九团殿后，直扑五斗江。当天下午二十八团到达五斗江，静静地守候着从拿山方向过来的敌军八十一团主力。 从黄坳败退下去的敌人很快到了拿山，向团长周体仁报告：“共匪”全部是梭镖，一仗打下来，没听“共匪”放什么枪，尽听见他们喊“杀呀”、“沖呀”，如果不是他们人多，早把他们打趴下了。 周体仁一听，立即集合人马往五斗江方向开去了。 从拿山到五斗江，尽是沿坡而上的山路，加上沿途还要翻三座大山，周体仁带着部队走了一个晚上，到拂晓才抵达五斗江。 赶到五斗江，发现了“共匪”，连忙包围起来。 但是，交火后周体仁才发现不对劲了，原先手下人报告“没什么枪，尽是梭镖”，怎么现在统统成了“咯嘣”的钢枪声音，更可怕的是还有机枪和迫击炮的声音。 周体仁做梦也没想到，碰上了一个硬钉子。 然而，事已至此，没别的办法，打吧。 当时，红军二十八团有一千多技枪，十三个步兵连，还有一个迫击炮连和一个机枪连，都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精华，是红四军精锐的精锐，能攻善守。 范石生给朱德的补充，还有许克祥“送”给朱德的枪，让二十八团在八十一团面前大大地露了一回脸。 二十八团的三个营，第一营占领制高点，第二、三两个营担任正面出击，机枪连和迫击炮连相机行动。 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激战。 关键时刻，老天又帮了二十八团的忙，5月，正是井冈山多雨的季节，战斗正酣，突然狂风四起，暴雨倾盆而下，稍停，风停雨止，迷雾漫漫。二十八团利用大雾作掩护，发起了全面攻击。 战斗结束，二十八团缴到了几百枝枪，歼敌两百多人。 不得不承认，钢枪就是要比梭镖厉害。 但是，朱德却批评了大获全胜的二十八团。 朱德的理由是，敌人头天从拿山来，走了一个晚上的山路，又没有睡觉，被打垮后，如果二十八团能乘胜追击，敌人就有可能完全被缴械。 老师歷来都对拔尖的学生要求更严格。 第二天，朱德、陈毅、王尔琢带领部队马不停蹄向北追击敌人。一口气追了一百五十里，在永新城外七八里的石灰桥附近，追上了逃敌。 城里的八十团听见枪声，急忙赶来增援，厮杀两个钟头，手持梭镖的二十九团也赶到了。 天黑时分，士气早已大挫的敌军终于乱了阵脚，节节败退，往吉安逃窜。 红军乘胜占领了永新县城。 第一次反“会剿”中，红军有三占永新城的佳绩，这是第一次。 这时，领着残兵败将匆匆逃往吉安的杨如轩一定在心里对朱德作了一番重新估价，通过这一次交手，他能给这位昔日的同窗打多少分呢？ 不过，不久之后杨如轩就会发现，每交一次手，他给朱德打的分都会高一次。 端了谭延闿的老家 虽有五斗江之败，但杨如轩并不灰心，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服气。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岂可以一役而定成败，况且，五斗江之败，败在他以疲惫之师远道奔袭，此乃兵家之大忌啊！ 考虑已定，杨如轩又向朱培德请战。这次，他带了四个团，经吉安天河，直奔永新。 如果毛泽东、朱德也像湘南特委一样，抱着“守上有责”的信条，死不松手，那也许在这个时候，朱、毛已成了杨如轩的阶下囚了。 第33页 好在朱、毛没有这样，他们使用的是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主动地牵着敌人在井冈山打转转。 听说杨如轩带了四个团怒髮冲冠地来了，毛泽东、朱德避其锋芒，将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立即向西撤退，悄悄地向根据地的中心区域退却。 但是，为了不让杨如轩在永新城过得太舒服，同时，为了让杨如轩确信他是在和主力红军交战，二十九团留在永新城附近，天天朝永新城里的敌人打上几枪，边打边退。 抽出身来，毛泽东立即命令员一民带三十一团一营攻打茶陵的高陇圩。 高陇是江西、湖南两省的重要通道，在军事上有其重要的地位，为兵家必争之地。其时，湖南国军早派了重兵防守。 其实，毛泽东派兵攻打高陇并非仅仅因其军事地位，而更看重了它的政治地位。高陇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老家。谭延闿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1909年当过湖南省咨议局议长，在1912年国民党成立时，被推选为湖南支部的书记长。打下高陇，在全国造成的影响必不会小，那时，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将知道，井冈山还有一股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武装。另外，打一打高陇，也好让杨如轩知道，他毛泽东对杨如轩没有兴趣，他要打开高陇这条通道，向湖南进军。 员一民临行前，毛泽东又向他交代了一项特别任务——帮他找一套《三国演义》来。 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来到井冈山后，想不到这里穷得连一套《三国演义》都找不到。他曾经在一个小村子搞调查研究时，问一位当地农民：“土豪家里能不能找到《三国演义》之类的书？”那位农民说：“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早都共了产了。” 毛泽东唯有苦笑。 因此，毛泽东特地吩咐员一民从谭延闿的家里带出一部《三国演义》来。谭延闿是清朝的举人，后来又中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是当时最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书香门第，找一套《三国演义》是小菜一碟。 后来，一营的战士不但为毛泽东捎回一套《三国演义》，还背回了许多《申报》、《国民日报》，让毛泽东高兴了好一阵子，同时，也为毛泽东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5月16日，员一民与党代表毛泽覃、副营长陈毅安带领三十一团一营奔袭高陇。 正如毛泽东所料，高陇之战是一场硬仗，双方激战几个时辰，仍未分出胜负。 关键时刻，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二十八团从宁冈赶来增援。由于二十八团的加盟，战局立时发生了明显变化，敌人的枪声渐渐稀落下去。两个小时后，红军占领了高陇，缴枪数百。 国民政府主席的家乡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这对国民政府来说，无异于被人抽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而且，脸上还留有鲜红的指印，时时提醒刚被别人打过。 同时，一营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员一民中弹牺牲，伤亡几十人。 员一民牺牲后，陈毅安代理营长。 杨如轩从此一蹶不振 除了折损员一民是一个重大遗憾外，可以说，奔袭高陇达到全部的预期目标。 高陇的枪炮声一响，永新城内的杨如轩高兴得手舞足蹈：红军主力西征湖南，井冈山内部必然空虚，此时不占井冈山，更待何时？ 杨如轩将两个团作为主力，从永新城出发，经龙源口向井冈山腹地进发。另外，他又怕红军主力逃到湘南，于是，派出七十九团，从永新往西，把去湖南的红四军主力牵回来。按照杨如轩的想法，他既能占领井冈山，又能全歼红四军的主力，到时，头功非他莫属，也不枉了朱培德主席对他的栽培之恩。 安排停当，杨如轩留下一个团在永新城，自己则打开了留声机，躺在舒服的太师躺椅上，两只手不自禁地在扶手上敲起了拍子。 要让毛泽东实弹射击，也许十发子弹在靶子上还找不到六发，可是，他对战事的预测竟到了如有神助的境地。 杨如轩分散了兵力后，在宁冈的毛泽东心中大喜，立即修书一封，粘上鸡毛，令通讯员火速送交朱德、陈毅，要他们奔袭永新。 5月18日，天刚蒙蒙亮，天空中撒着浙浙沥沥的小雨。朱德。陈毅率二十八团与三十一团一营离开高陇，直奔永新。 这天，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了一百三十多里的红军主力到了永新的西部重镇理田，在这里，红军不费吹灰之力，全歼了一个靖卫团。第二天，继续向永新进发。 据说，有一个地主急急忙忙跑到永新城里告诉杨如轩，浬田来了数百人的红军。杨如轩听了，不耐烦地说：“慌什么，共匪一定是在湖南吃了吴军长的枪子了，逃到永新来。我正要派七十九团去吃他们呢！” 中午时分，红四军主力到了草市拗，这时，从永新出发来追赶红四军主力的七十九团也到了草市场附近。 一时间，草市坳成了隔开红军与国军的一道天然屏障。 朱德登上高处，仔细察看了一下地形。 草市坳位于永新县城与浬田镇之间的中点位置上。西去浬田，东至县城，不多不少，刚好各十五华里。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只有一座大桥通行。朱德有底了，他把陈毅、王尔琢、二十八团参谋长王展程等召集过来，作了迎战部署：一、二营担任主攻，正面出击；三营和三十一团一营为助攻，侧面协击，永新的赤卫队在周围埋伏。 第34页 吃过午饭，七十九团过了草市坳的大桥。一心认为红军是从湖南败下阵来的散兵游勇的七十九团，一过大桥便遭到了突如其来的勐烈射击，一时被打慌。外号“刘鬍子”的团长刘安华，急忙率部退却。红四军急迫不放，七十九团退过桥来，桥东又杀来一股人马，事到如今，只有眼睁睁地缴械。 红四军的四个营对付刘安华的一个团，战斗只持续了一个小时就全歼敌军，刘安华当场毙命。 接受五斗江战斗的经验教训，朱德带着部队乘胜追击，进了永新城。永新城一时大乱，行李辎重扔得东一摊、西一堆。 士兵听到激烈的枪声进了城内，急忙向杨如轩报告。 正陶醉在留声机动人的音乐声中的杨如轩，毫不在意地说：“没有事的，我已派七十九团到前面去了。” 再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来报。被打断了雅兴的杨如轩气不打一处来，对来人狠狠地臭骂了一顿。 枪声又近了一步。 但是，却没有人敢再走近杨如轩一步了。 直到一颗流弹击碎了杨如轩头顶的瓦片，他才从留声机那悦耳的音乐声外听出了一声刺耳的声音。 留声机似乎是杨如轩的命根子，虽然情况紧急，他还是先关掉留声机才走到门口去张望，这一望不打紧，街上人群东奔西窜，早已成了一锅粥。 杨如轩抓起手枪就朝街上跑，身边几个人紧紧地跟着他。然而，街口早已被行李辎重堵得寸步难行，杨如轩就近从石阶爬上城墙，看也不看就从城墙上一纵而下，正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正中杨如轩的左手。杨如轩一个跟斗栽下去。 杨如轩虽然捡回了一条性命，但他在戎马生涯上，却是再也爬不起来了。 虽然他在6月23日又联合杨池生捲土重来，但除了又赔进去三个团外，他什么也没有捞到。 1929年，心灰意冷的杨如轩改任南京政府参议院中将参议，挂了个有名无实的虚职。后来，干脆回到云南老家，调往云南陆军步兵司令部任中将司令和云南省防空司令。 最后一仗，杨如轩还是栽在了共产党的手里。1951年，杨如轩被判处无期徒刑。二十三年后的1974年12月，特赦一批战犯，杨如轩也被宽大释放，安排在云南省文史馆工作，直到1979年5月病逝。 在文史馆工作，说穿了是在文史馆反省“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满怀愧疚的杨如轩写了一首七言诗，算是对几十年前在井冈山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作了个总结： 三十年前一梦空，无端附逆乱交锋。 哪堪旗鼓未成列，忽报弹花满市中。 红军不但二占永新，还得到了四百枝步枪、一挺机关机枪、七门迫击炮、两门山炮、二十余担大洋的补充。 打出来的十六字诀 在20世纪的20年代，井冈山是土匪绿林相当集中的地方。井冈山茫茫五百里林海最适于滋生土匪绿林，平时下山“吊羊”，官军来了往林子里一钻，任凭多少官军也找不到。 土匪绿林最盛时期，弹丸之地的井冈山，多达三十余股。 土匪绿林的名称也繁多，有“马刀队”、“鸟铣队”、“长枪队”。“驳壳队”，甚至还有叫“抢妻队”的。 朱聋子的绿林队伍没有名称，但他是井冈山最早也是势力最强大的一支，连王佐未出道时都曾是他手下一名不见经传的小卒子。 朱聋子之所以能拥有这么大的势力，是他有一种法宝，这就是他在对付官军进剿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战术原则。他把它精炼为两句话：“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 朱聋子一语道破天机，在井冈山，他只要打一个圈，官军就得累个半死。 但是，朱聋子这句话还是有缺陷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最后落得个孤家寡人，只身逃回他的老家广东。 后来工农革命军来了，研究了半天，毛泽东把这两句话的前面各改动了一个字，变成了“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 两字之差，意境大变。打圈是消极，而如果在打圈的过程中避实击虚，歼灭敌人，就上升了一个层次了，所以毛泽东说“又要会打仗”。 1927年12月，毛泽东在茶陵与战士们笑谈战术，说了一段极精彩的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按照这个战术，毛泽东在井冈山很少做蚀本的买卖。 随着战斗的频繁增多，毛泽东对游击战术也逐渐开始了从实战到理论的升华。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回顾上井冈山以来两个多月的战斗歷程，毛泽东在五华书院召开的前委和遂川、万安两县委的联席会议上，对万安的同志面授机宜： “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出来的“十二字秘诀”。 然而，这以前，虽然也有几次战斗，但毕竟只是小打小闹，毛泽东一直没有机会很好地让他的理论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和朱德会师以后，机会终于来了。 湘赣两省的国军以七个师来对付井冈山的区区万人，正是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大放异彩的机会。再加上有一个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朱德来辅助，毛泽东正是如虎添翼。 第35页 黄坳五斗江、高陇、草市坳……十六字诀唿之欲出。 据有的老红军回忆：草市坳战斗后，红军再占永新，几天后，毛泽东在永新城召开干部会议。结合红军的战法，毛泽东旁徵博引，大讲古今中外的战例（看来毛泽东那么急欲得到一部《三国演义》，可以在这里得到解释）。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推出了十六字诀，他说：“白军强大，红军弱小，我们以弱斗强，只能採用游击战术。什么叫游击战术？简单扼要地说，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目前，我们所能从文字上得到确认的完整十六字诀，是在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起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中，这时候，毛泽东已经离开了井冈山。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此战术。 这是井冈山自1927年到1929年三年游击战术的一次大汇总。 确切地说，每个字都凝聚着红军战士的鲜血。 当然，也有“国军”的。 毛泽东对从井冈山创造出来的十六字诀珍爱至极。1930年的冬天，蒋介石调集十万“国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在三万主力红军的反“围剿”誓师大会上，毛泽东亲自拟就一副楹联，同时，不忘在楹联中嵌入“十六字诀”：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中操胜券。 当然，不能绝对地将十六字诀归功某一个人，它应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以及许许多多的红军指战员都是十六字诀的创造者与应用者。光凭一个人，恐怕，十六字诀不会是现在这样子。 后来，1936年的12月，经过长征洗礼的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就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诸问题写了一本小册子，这就是着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本书中，毛泽东站在理论的高度上给予了十六字诀高度评价。纯粹的湘音，在厚重的黄土高原上响起来，别有风味。下面这一段话，相信中国的许多读者印象都不会浅： 从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又一次次地检验了十六字诀，并且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 朱德屹立望月亭 杨如轩虽然从永新城头栽了下去，但是，他还是有点不甘心，草草包扎好伤口后，虽然挂在脖子下的左手隐隐作痛，他还是强打精神，带着剩下的两个团再次来到了他的伤心之地永新。 来到永新，杨如轩不免心有余悸，但看看杨池生，他还是鼓起了不少的勇气。不过杨池生看到杨如轩那副样子，是免不了在私下里暗笑他的。 杨池生的第九师来了五个团，湘军吴尚也派了两个团，加起来达到了七个团。 他们也有一套战术，叫“分进合击”。吴尚从湖南打过来，两杨从江西打过来，到了井冈山，再一起往上攻。其实，这就是“会剿”。 虽然有了多次退敌的经验，但红军的高层领导人对七个团之众的对手倒也不敢稍存小觑之心，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吧。 了解到湘赣敌军的军事意图，毛泽东、朱德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让大家各抒己见分析敌情，共商良策。经过讨论，与会者基本上达成了“对赣敌取攻势，对湘敌取守势”的作战方针。 曾以士兵代表的身份进入边界最高领导机关前委，在井冈山曾担任过二十八团一营党代表面和林彪是一对老搭档的熊寿棋，在这次战斗中从开会讨论，到参加战斗上前线，他都参加了。在回忆到当时为什么要採用“对赣敌取攻势，对湘敌取守势”时，他说红军领导人有五点考虑： “第一，江西敌人不是本省军队，当时驻江西的是朱培德的云南军队，他们军官和江西土豪劣绅的痛痒，不如湖南军队中那些湖南军官与湖南土豪劣绅的痛痒那样较为密切相关；第二，湖南军队比江西军队会打仗，江西军队易被我军歼灭，而湖南吴尚部队每次人宁冈而皆仓皇撤退，不易捕捉，好几次我们在湖南边境和他一接触，稍有不利，便迅速撤退了。而江西敌军，我们一打就垮，并能大批俘获，如囊中取物一般；第三，江西各县县长都是云南人，他们和江西广大群众中小资产阶级乃至土豪劣绅的矛盾都比湖南的为大；第四，江西土劣的武装组织靖卫团，不如湖南土劣的武装组织挨户团强；第五，我军进入井冈山后，在江西境内执行的政策较好，群众工作也较深入细緻。最后一点是主要的。” 第36页 熊寿棋到底不愧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有条有理，思路清晰。 “国军”从两个方向打进来，红军就得两个方向反击，不过根据一强一弱的特点，红军有所侧重，採取“声东击西”对付“分进合击”。 井冈山的红军本来就不多，再加上会师时成立的三个师中，此时，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已奉命回湘南去了，所以，红军如何调整也就只有四个团。根据各个团的特点，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等三个团仍然是进攻的首选阵容，留下善于防守的三十二团由袁文才、王位领着留守井冈山。 会议结束，毛泽东首先带领三十一团从茅坪出发，经大陇、碧市、睦村进入酃县，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二十八、二十九团从另一个方面进入酃县。 红军的意图很明显，要把敌人引进来打。 果然，得到红军主力西征的消息，吃一堑没有长一智的杨如轩再次作出错误的判断，把井冈山看成他唾手可得的囊中之物，带着二十七师的两个团和杨池生的一个团，从永新和宁冈的交界处新。老七溪岭方面朝井冈山杀来。而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杨池生则领两个团坐镇水新，遥相唿应。 听到杨如轩即将起程，朱、毛相视对笑，火速返回到宁冈。6月20日在宁冈古城再次召开了会议，集思广益，制定了详细的歼敌方案： 朱德、陈毅、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及三十一团一营前往新、老七溪岭阻击杨如轩，毛泽东率三营在永新乡下扰乱杨池生，袁文才、王佐率三十二团往宁冈、酃县边境牵制吴尚的第八军。 6月22日，杨如轩带两个团，由白日向老七溪岭前进，杨池生部李文彬带一个团由龙源日向新七溪岭前进。 据肖克、何长工等老红军说，李文彬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生。 看来，师生相遇七溪岭，定有好戏。 战事紧急，会也就格外的多。 就在杨如轩与李文彬分抵白口与龙源口的那天下午，军委书记陈毅主持在宁冈新城召开军委会议，营以上干部全部参加。会议决定：朱德、陈毅、胡少海率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在新七溪岭迎战李文彬，王尔琢、何长工率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迎战杨如轩。 七溪岭，当地人又叫梁公岭，位于永新与宁冈两县之交，是永新通往宁冈的主要通道。山高路险，树高林密，怪石嶙峋。山中有一深谷，名为“吊谷上仓”，可以想见其深峡雄峻。也许正因其险而难越，行人多为其所累，所以七溪岭上凉亭奇多，几乎每隔二三里即有一个。从龙源口大桥沿山而上，步行二里，便有一凉亭名登山亭，又行二里，有太山亭，再行二三里至山顶，有望月亭（可以望月，可见其高）。过瞭望月亭，有下马铺，骑马者须步行才能通过，故名。再往前，有慈庆亭，下到半山腰有龙凤亭，到了山脚下还有一个松涛亭。 6月23日，刚好是农历的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的节日端午节。不过，这天恐怕红军与“国军”都没有吃粽子的心思了。 一大早，胡少海便带着二十九团，抢先占据了新七溪岭的制高点，等着李文彬的到来。 幸亏胡少海早走一步。没等二十九团的官兵喘匀气，李文彬已经赶着他的二十七团往新七溪岭冲来。 二十九团不多的钢枪加上大量的梭缥与装备精良的二十七团相比，顿然相形见细。打阻击战，梭镖的威力便发挥不出来了，不一会儿，二十七团就靠着充足的弹药占据了上峰。 关键时刻，三十一团一营赶到，抵挡了一阵子，但还是没能完全挡住二十七团死命往上沖。 心急如焚的朱德和陈毅一急之下，将指挥所搬到瞭望月亭。在望月亭，朱德手提花机关枪（一种冲锋鎗）向敌人扫射。 朱德在望月亭上的这一形象深深地印在了官兵们的脑海，曾经经歷过这一场残酷战斗的老红军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来，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朱德。 刘型：“龙源口战斗时，朱德同志亲自在新七溪岭的望月亭指挥。” 赖毅：“七溪岭战斗中，朱老总提着花机关枪亲自打，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的几个传令兵都背着花机关枪。” 何长工：“新七溪岭打得很激烈。朱总司令带一个警卫排也投人了战斗，总司令的帽子一边打了一个窟窿眼。” 在这次战斗中右脚负伤的肖克说：“朱德同志身边有四枝手提机关枪和一枝花机关冲锋鎗。他叫其他的战士和部队站到山后边，派了这几技机关枪，守在那个路口上。敌人冲上来，我们的手提机关枪一阵射击，把敌人打下去。敌人又冲上来，又把他们打下去。虽然只几枝机枪，但我们目标小，好隐蔽，而火力集中，这样敌人怎么也沖不上来。” 林彪的冲锋集群 朱德、陈毅率二十九团在新七溪岭阻击敌人的攻击，而王尔琢、何长工带着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则是攻击敌人的阻击，而且，面对的是两个团。 二十八团虽然能攻善守，但在与杨如轩争夺者七溪岭的制高点上，还是先输了一着。当二十八团赶到老七溪岭时，迎接他们的是二十七师疯狂的机枪扫射。 王尔琢组织了几次强行突击，除死伤几个战士外，没有任何结果。 第37页 没有办法，只好让大家都来想办法。 开个会！王尔琢、何长工召集全团连以上干部献计献策。会上，几种意见争论不休，谁也见不出谁的高低了。 一直低头不语的一营营长林彪突然站起来出了一招：从全团干部中，挑选骨干组成几个冲锋集群，每个冲锋集群由二十四人组成，配备三挺冲锋鎗、五枝梭镖、七枚步枪、九枚驳壳枪，轮番向敌人勐冲勐打。 王尔琢仔细想了一想，决定一试。 午后，按照上述方法组织起来的冲锋集群开始向敌军发起勐攻，经过几次轮番冲击，红军勐烈的火力、快速的动作，敌军抵挡不住，败下阵去。 老七溪岭一松，产生了连锁效应，新七溪岭的李文彬也无心恋战，向龙源口方向逃去。 朱德、陈毅追至龙源口，全歼二十七团。 而这时，早已在老七溪岭的右侧武功坛等候多时的三十二团迅速向白口敌前线指挥部发起攻击，杨如轩打马就逃，右臂又中一弹，逃回永新城。 七溪岭战斗的胜利，有林彪一份战绩。 但在林彪成为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时，井冈山所有的功劳，却除了毛泽东外几乎都算到了林彪的头上，就连朱毛会师也变成了毛泽东与林彪会师，朱德的扁担也变成了林彪的扁担。 在“文革”期间参观过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人相信会有这么个印象：在陈列的版面上，红军第四军司令部1929年1月的一份布告中，最后落款“党代表毛泽东”，“军长”两个字下面则好像是被人不经意地用菸头烧了个洞。 有些人实在是太不愿意看到朱德的名字。在把朱德的功劳都算到林彪的头上之后，红四军军长实在没有办法给林彪了，因此来了个这样的“技术处理”。 据说，1969年9月林彪重上井冈山，在纪念馆参观时，看到这张经过精心处理的布告，点头而笑。 歷史毕竟是歷史。林彪一伙想改变歷史，也只能是徒劳。 他们能烧毁一些纸片，可是能烧毁歷史吗？ 不过，凭心而论，林彪在军事上确有他的过人之处，否则，1928年他凭什么能够在一年之内从连长、营长到团长连升三职？ 如果林彪是一个不学无术之徒，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会重用他吗？ 1928年2月，在耒阳的鷔山府战斗中，林彪担任二连连长，他设计在骛山庙诱敌来偷袭工农革命军，然后突然出击，一战而歼五百余敌人。 3月份，攻打耒阳县城，林彪二连担任主攻，再立新功。 来阳两次战斗后，朱德提升林彪为第一营营长。 朱毛会师时，陈毅特意向毛泽东介绍了林彪并告诉毛泽东：“这就是指挥部队在整山庙、耒阳城打了胜仗的林彪营长。” 据说，毛泽东紧紧握着林彪的手，很是夸奖了几句，说得林彪受宠若惊。特别是当毛泽东得知林彪是共产党早期着名领导人林育南和着名工运领袖林育英的堂弟时，又不自禁地对林彪多打量了几眼。 可是林彪实在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在军事上表现出色的同时，他的思想上却常常在摇摆不定：当过逃兵，怀疑过“红旗到底打得多久”，骄傲自满…… 林彪的一生都是矛盾。 七溪岭的勇士 如果仅仅把七溪岭战斗归功于林彪提出的冲锋集群，那是极不科学，也是极不严肃的。 有众多的红军指战员长眠在了七溪岭这个地方。 七溪岭勇士，首推肖劲。 肖劲是二十八团三营营长，湖南石门人，黄埔军校毕业生，跟着朱德从南昌打到了井冈山。组织冲锋集群时，几次冲锋肖劲都是沖在最前面的一个。激战当中，一颗子弹击中肖劲腹部，肠子流了出来。肖劲使劲捂住伤口，将肠子塞回腹腔内，撕下一条袖子裹住腹部，继续带着集群冲锋。肖劲走过的路上，一片血肉模煳。战斗结束时，肖劲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疲惫的眼睛。 当黄继光用身子在朝鲜堵住敌人的枪眼时，二十九团的班长马义夫同样的行为比他早了二十多年。当朱德在望月亭用冲锋鎗向敌人射击却被敌人的机枪压得抬不起头来时，是马义夫冲出去将手榴弹丢进敌人的掩体中。手榴弹用完了，大腿被子弹击断了，马义夫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敌人发烫的机枪口。也许，我们更应该说，黄继光是马义夫式的英雄。 还有三十一团一营二连连长资秉谦； 一连党代表肖光钺； 二连党代表向大復； 而牺牲在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的战士，已无法统计了。 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从新七溪岭，二十八团从老七溪岭，像赶鸭子一般，把敌军三个团赶到龙源口，团团包围起来，痛痛快快地结束了战斗。 随后，红四军直奔永新，第三次占领永新县城。 这一仗，缴枪七八百枝，歼灭敌军一个团，击溃敌军三个团，击死击伤敌军数百人。 龚楚说：“敌军伤亡枕籍，山上那条隘路，遍地尸骸，战斗时都踏着尸骸前进。” 在井冈山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中，这一战是最辉煌的一次，而红军也几乎出动了全部的力量。井冈山打出去的红军，如果没有参加过七溪岭和龙源口战斗，都会觉得是个遗憾。 第38页 这时候，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割据地域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的全部，吉安、安福各一部分，还有遂川县北部，鄙县东南部，面积达七千二百平方公里，人口五十余万。此役之后，一首歌谣在井冈山不腥而走： 不费红军三分力， 打败江西“两只羊”， 真好！真好！ 快畅！快畅！ 两“羊”之一的杨如轩晚年悽惨，而杨池生则比杨如轩更不如。 杨池生也是云南人，比杨如轩小了三岁。与范石生、朱德、朱培德、金汉鼎、王均都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北伐战争后，被江西驻军朱培德收留，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龙源日战斗后，身负重伤的杨池生逃至吉安，后来便一直没什么建树了。 1933年，杨池生被调到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中将参事。1936年，黯然回到云南，改任云南省政府顾问。 解放后，杨池生被人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满释放后于1962年在云南昆明病故。 后来，七溪岭和龙源口都被写进了歷史。在中国人民银行50年代发行的一套货币中，叄元纸币的票面图案，就是七溪岭和龙源口，一座古式的石拱桥后面是一座险峻的大山。 第六章　黑色的八月 湖南省委的指示，给毛泽东出了一道道难题 “打败江西两只羊”的结果是，井冈山的红军把他们的地盘又大大地向四周扩大了一步。1928年6月底，井冈山根据地包括了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郧县东甫部，总面积达七干二百平方公里。 井冈山，进入了鼎盛时期。 自由地走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毛泽东和朱德的信心也和根据地几千名红军战士一样，得到大大的增强，唿吸也显得格外的通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湖南省委的一纸公函，再一次让井冈山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瞎指挥害死人。”毛泽东多次吃过这样的苦头了，湖南省委一封不切实际的指示信，又让井冈山大吃其苦。 不过，也不能全怪湖南省委。省委是听了杜修经几次到井冈山的巡视汇报后，才作出这个决定的。 杜修经是个文化人。1907年，杜修经出生在湖南省慈利县，比毛泽东整整小了十四岁。说起来，在毛泽东的面前，杜修经是位晚辈了，但是，杜修经几次上井冈山，代表的都是湖南省委，所以，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杜修经曾有四次上井冈山的经歷，不过真正来到井冈山的只有两次，此前的两次都只到莲花县境便半途而返了。 1928年4月，杜修经首次受湖南省委的委派上井冈山，同行的还有中央派去的一位懂爆破技术的专业人才，另外一位则是湘潭籍的同志。他们化装成走江湖的医生和做生意的，从湖南省委所在地安源出发，往莲花方向走去。走到南坑，遇上一群国民党的团防队，盘问了一下，得知他们要去做生意，蛮狠地说：“前面没有什么生意做了。” 听了这话，三个人不敢再往前走，折回了安源。 回到安源不久，杜修经担任了中共安源市委秘书。5月，他受湖南省委的派遣，又踏上了去井冈山之路。这次，杜修经总结了一下教训，不敢走大路了，翻过一座山，到了莲花，在与萍乡交界的一个学校里住下来，天天由交通员送饭给他吃。后来，莲花来了一位交通员，把杜修经接到了莲花。 然而不巧的是，杜修经正准备继续向井冈山前进，却遇见了一支国民党军清乡队。他与交通员失去了联繫，没有了交通员，杜修经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无奈之中，又只好折回安源。然而，回安源也不轻松，在返程途中，杜修经又遇见了前面的清乡队。他们觉得杜修经有点来歷不明，杜修经便说，他是安源的工人。清乡队要他拿出符号，杜修经叫苦说：“我只是个临时工而已，有什么符号？”清乡队说：“那好吧，我们到安源去对证。”快到南坑时，清乡队打死了老百姓的鸡，与老姓争执不下，混乱之中，杜修经偷偷地熘走了，总算化险为夷，不过井冈山还是没去成。 杜修经也确实是和井冈山有不解之缘。5月下旬，中央驻湖南省委代表贺昌，要带一封信到井冈山。这是省委给毛泽东和朱德以及红四军同志的信，这样，杜修经第三次踏上了去井冈山的崎岖小路。他从安源出发，沿着第二次走过的羊肠小道，到了莲花。 身负重任，杜修经不敢有丝毫大意。他昼伏夜行，白天在交通员家里睡觉，晚上由交通员带着赶路，终于比较顺利地到达了井冈山下的茅坪，见到了毛泽东。 一见到毛泽东，杜修经马上把信交给了他。这封信是贺昌亲自起草，用药水密写在草纸上的。一路上，杜修经就把它当作手纸装在口袋里。信的前一段介绍了国内和湖南的形势，后一段是要求红军应有个休息、训练的地方，要有个根据地，而且要把这个根据地巩固好。毛泽东用药水显出字来，一边看一边会意地点头：“应该这样，应该这样。”毛泽东看完信又高兴地对杜修经说：“明天你到军委去传达一下吧。”当晚两人联床夜话。 5月30日，红四军在茅坪召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杜修经见到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头头脑脑：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蔡协民等等。会上，杜修经以省委代表的身份作了政治形势报告，同时宣读了湖南省委来信的全文。开完会，毛泽东还站在楼梯口，热情地说：“我们希望修经同志就留在我们这儿工作，不要回省委去了。我们要在这里办一个红军大学，就请你来当校长。” 第39页 杜修经忙说：“我这次是来了解情况的，回省委后争取再来吧！”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陈毅亲自骑着马陪同杜修经到井冈山上的大井看望伤病员，又到了上井造币厂看望铸币工人。在回茅坪的途中，还到了桃寮红军被服厂，向水口山的工人们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精神。 如果杜修经应了毛泽东的邀请，留在井冈山当了红军大学的校长，那他的歷史将会是很令人鼓舞的，可是杜修经走了。 十天之后，杜修经回到安源，稍事休息，于6月15日给湖南省委写了《关于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的报告》。 杜修经在报告中将井冈山的情况分红军的情形、湘赣边界特委的情形、湘南情形三个部分向湖南省委作了汇报。老实说，杜修经在井冈山的十天，最多只能算是走马观花罢了，对于井冈山的建党、建政、土地革命等情况，他并没了解多少，所以，他也就单纯地就井冈山上的部队情况、敌人兵力情况，作了汇报。 杜修经撰写报告期间，湖南省委于6月19日作出了《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就发展红军，开拓地盘，以及红军的编制、策略、土地分配等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 应该说，这个指示还是比较中立的，特别是其中有一条“巩固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让毛泽东看了很是高兴。省委在信中写道：“以罗霄山脉为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而且前委信亦如此指示：“兄处应根据上列各项的指示，积极的发展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暴动，造成以工农主力的割据局面；同时须根据省委前次的指导积极向湘南发展，并向萍乡推进，以与湘东相联繫。” 不过，看到最后一句，毛泽东的眉头还是皱了皱。 这封信是由湖南省委派另一位代表袁德生送上井冈山的。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6月26日，湖南省委得知湖南敌军大举进攻井冈山，同时联繫到杜修经报告中的情况，误以为井冈山红军生存有困难，于是，又下了一道指示。这道指示完全改变了6月19日的正确主张，指示边界留两百枝枪给地方武装守卫边界，红四军杀出一条血路，到湘南去，并决定由杜修经和派往边界任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一同前往井冈山。 围绕着湖南省委的指示信，根据地的“高干”们在永新商会楼开了整整四天会 龙源口大捷不久，杜修经第四次上井冈山，同来的还有受湖南省委派遣前来取代毛泽东担任特委书记的杨开明。 刚进入莲花，杜修经便听说了红军打了胜仗的消息，接着，又在莲花县城见到了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杜修经从喜形于色的战士口中，亲耳听到了“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 6月30日，杜修经与杨开明分手，杨开明去了宁冈，他则与胡少海、龚楚直奔永新县城。 到永新时已是晚上了，交通员把杜修经带到楼上，环视四周，根据地的“高干”们——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宛希先、何挺颖、谭震林、朱云卿，以及永新县委书记刘真，还有袁德生等都在这里，显然是正在开会。 一见杜修经，毛泽东迎上前来，热情地说：“你来了，好，我们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看到杜修经脸上尴尬的表情，毛泽东已经觉得有些不妙了。 果然，杜修经宣读了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信。虽然，宣读之前杜修经一再解释没有想到边界形势发展得那么快。那么好，省委的指示有些不适宜，但信的内容还是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与会者的胸口上。 省委的信分成两封，前一封是给特委的：湘赣边界特委： 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在同志中即纠正对红军的依赖观点。应积极提高群众的自信力与创造力。至要！至要！ 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其余的仍旧。 详见省委通告。并由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及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 此致 敬礼 湖南省委 6月26日 杜修经宣读完给特委的信，又接着宣读给军委的信：四军军委： 关于四军问题省委有下列的具体指示，希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 你们攻酃县的结果如何？念念！如酃县胜利后，应快速的转茶陵出高陇，进攻永新之敌。如酃县未得胜利，乘湘南“会剿”部队尚未集中前，先解决永新之敌军，然后再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发展。 宣读完毕，会议一时冷场。 杜修经冷眼看看毛泽东，毛泽东一门心思在抽他的劣质菸捲。墙上的老式挂钟一如既往地踱着步，给他们计时。这时，它的脚步声音显得分外刺耳。 杜修经终于受不了这种寂静，首先表了态： “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这是省委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方针，希望你们要毫不犹豫地执行。” 第40页 未及杜修经说完，毛泽东忍不住打断了他：“我倒觉得四军应该留在边界，只有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才可向湘南推进，才可不被消灭。” 毛泽东一言既出，立即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贊同。 是啊，这些人都是经过艰难险阻才来到井冈山，又经过千难万险才建起这块根据地，他们太知道一块根据地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了。 几乎没有经过什么争论，意见便都趋向于不执行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而是留在井冈山大力经营根据地。但是，在如何向省委回復的问题上倒是大费了一番周折。 7月4日，一份给湖南省委的报告终于出台，有的老同志回忆说，这份报告是毛泽东亲自拟定的。湖南省委： 袁、杜二同志于6月30日同时抵永新，所携省委通告及中央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均悉。在省委两信中所指示的前后颇不同，前者要我们继续建设罗霄山脉中段各县政权以为军事根据地，不更变一个月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后者要我们于攻永新后，沖往湘南以避敌人“会剿”及解决经济上之困难。此间6月23日击溃杨池生后，筹款并发起暴动。即于6月30日夜上由特委、军委、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来信，袁、杜二同志皆参加，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其理由分述如下： （一）在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极不喜住定一处艰苦的做群众斗争工作，充满红军冒险的遗毒。近一月来经多方洗刷，同时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他们才渐渐死了心，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张建设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四军重新走入转徙游动的道路，四军之改造必更困难。前次省委来信指出四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正在遵照执行，不宜轻率变动。 （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计尚能作战者仅王均之第七师，一师与一团驻萍乡，二团分驻九江、南昌，料其难于抽调，抽调来攻，亦用适当武略战而胜之。湘敌则不然，与我交手在五六次以上，仅能将其小部击退，而敌毫无所损，顽强如故。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现在湘南敌军计有桂系两师，二十一军，向成杰一军（三千枪），许克祥一师，吴尚一军，敌力大于赣西七八倍。我军纵可以胜向、许，决无法胜吴、桂。我军一去，马上在吴、桂、向、许的包围中，有立（刻）被消灭之虞，此点省委似未曾虑及。 （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四）此种主张绝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能有一天工（功）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的把握。 （五）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2月抵来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六）伤兵增至五百，欲沖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根据以上六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以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自可出茶、攸、醴、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至此时与湘南通讯息，当竭力设法做到，以期彼此唿应，互相犄角。 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关于军队与地方详细报告，容后奉呈。 特委军委 7月4日于永新 回信由袁德生带回省委，毛泽东轻轻吁了一口气。 朱毛导演了一出“剿”而难“会”的喜剧，唱主角的是吴尚和王均 第一次“会剿”井冈山，损失最大的应该是江西国民党军队，眼看师长受伤，团长“成仁”，第三军军长王均不等“两羊”回师，早已一面电告南京政府，一面派参谋雷光藩到湖南商定第二次“会剿”事宜。 王均总觉得，第一次“会剿”弄得他损兵折将，不在于红军的强大而在于湖南第八军吴尚隔岸观火。 经过磋商，吴尚派出以熊震为师长的第一师，以程泽润为师长的第二师，从茶陵、酃县进攻宁冈；王均则派独七师、独九师、二十七师从遂川、永新进攻茨坪，双方约定6月25日开始行动。 第41页 7月5日，鲁涤平、何键双双电告李宗仁，向他报告第二次“会剿”业已发动的“喜讯”。 湘军果然不负所望，7月上旬，第一师、第二师推进到宁冈县的砻市、新城，熊震为此得到了李宗仁的通电嘉奖。 与此同时，王均的部队也由吉安向永新节节推进。 井冈山，慢慢地陷入了一条人为的夹缝之中。 湘赣敌军大举来攻的消息很快传至红四军军委，各路红军迅速由莲花、吉安、安福等地撤回，集结在永新。 7月9日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再一次在永新县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根据湘赣敌军的企图，会议针锋相对地决定：红四军主力立即开赴宁冈，迎击湘敌，阻止湘赣敌军的“会剿”，让他们“剿”而难“会”。 湘敌虽然进入宁冈，但却也陷入尴尬之境。在当地党组织和政府的组织下，宁冈处处坚壁清野，湘敌在宁冈人地两生，军粮断供，孤立无援，袁文才、王佐率领的三十二团更是处处刁难。 宁冈，成了湘敌手中的一根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吴尚得知消息，令部下撤出宁冈，退往永新，在永新与王均部会合。 就在湘敌由宁冈人永新之际，7月10日，毛泽东、朱德根据9日晚永新军委扩大会议的决议，率红四军主力，离开永新向宁冈进发。 当天，红四军主力抵达宁冈县的新源嘴，计划次日拂晓向侵占宁冈的湘敌攻击。 也许是命运之神与井冈山开了一个玩笑，让井冈山躲不过这一难。毛泽东、朱德在新源嘴度过一个难眠之夜，竟然没发觉湘敌就在距新源嘴十五华里的一个小村庄上。 第二天，红四军主力依原计划开进宁冈的新源嘴，这时毛泽东才得知，湘敌昨晚与他近在飓尺，擦肩而过，开往永新去了。 错过了这一次难得的歼敌良机，毛泽东不禁扼腕嘆息。 幸亏毛泽东没有过多地沉面在后悔之中，他很快摸清了湘赣敌军欲在永新会合的意图，遂与宛希先、朱云卿率三十一团返回永新，切断湘赣两敌的联繫。朱德则与陈毅、王尔琢率二十八、二十九团袭击湘敌的后方营地酃县和茶陵，迫使湘敌返回老巢，不敢久留永新。 袁文才、王佐率领三十二团，仍然负起留守茨坪和大小五井的重任。 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在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的带领下，一路西行，颇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境。 一帆风顺地连获数次胜利后。12日，又击败守城之敌，一举攻占酃县县城。 刚刚进入水新的湘敌，尚未喘匀气，就听到了老巢被占的消息。14日，湘敌由永新经高陇退回茶陵。 湘敌刚走，赣敌便进入了永新城。由于朱毛的成功导演，湘赣敌军如一对急欲一晤的恋人，却终未能见上一面。 而进入永新城的赣敌由于受到三十一团的不断袭扰，碰到了湘敌在宁冈的遭遇，同样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二十九团士兵吵着要回湘南，杜修经和龚楚趁势点了一把火 朱毛虽然成功地导演了一出让敌人“剿”而难“会”的喜剧，但是，由于湖南省委的那封错误的指示信，早已燃起了二十九团士兵的回乡情绪，他们终未能挽回背后隐藏着的巨大悲剧。 湖南省委要红四军“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发展”的指示信到达井冈山，在二十九团士兵中引起了一阵欢唿。他们本来都是一些握锄头把子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是战争让他们离开了心爱的土地，他们抛妻别子，离开父母，告别家乡，已有半年了。家乡的亲人还在不在？稻子收上来没有？这都是他们非常关心的，应该说，这是一种正常的人之常情。 但是，在战争年代，这又是一种不理智的感情。 悲剧，往往发生在感情战胜理智的时候。 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军大部队攻下湖南酃县后，本来计划再攻茶陵，但这时，湘敌已被迫由江西宁冈、永新返回湖南茶陵，红军大队去酃县的目的已基本达到，而赣敌以十一个团之众侵入永新，对井冈山构成巨大的威胁。根据情况的新变化，朱、陈果断决定放弃进攻茶陵的计划，折返宁冈，驰援永新。 他们原以为这次进入湖南，可以回老家看看了，却不料又要返回井冈山。关键时刻，头脑中的小农意识使他们迈出了错误的一步。 7月12日晚，二十九团士兵以湖南省委有指示向湘南发展为藉口，在酃县县城秘密召开士兵代表会议，擅自决定次日由酃县去湘南，并确定了具体的出发时间，找好了嚮导。 虽然二十九团是秘密开会，但朱德、陈毅还是很快得知了开会的内容。朱、陈考虑到事关重大，马上写信给在永新的毛泽东，报告部队中出现的问题，并立即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对二十九团欲擅自返乡的行动多方予以劝阻。接着朱德又特地召开二十九团士兵会，在会上反覆向大家说明去湘南的弊害。这样，二十九团总算暂时停止了返乡活动，答应随二十八团返回宁冈，投入在永新阻击赣敌的战斗。 毛泽东接到朱德、陈毅告知二十九团欲回湘南的信后，心急如焚，他立即写了一封回信，强调指出：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我们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现在形势的发展，对我们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时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 第42页 信写好后，毛泽东派当时担任茶陵县委书记的江华，火速送达朱德、陈毅。 四十多年后，江华仍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送这封信的情形： “我为送信从永新县城跑到宁冈县城又跑到酃县城，一天一夜跑了一百二十多里，找到朱德、陈毅他们。他们正在庙里开会，我带了主席的信，要他们回来，他们讨论了。主席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劝他们回来，不要打湘南，要打茶陵。打了茶陵回来。我当时是茶陵县委书记，所以派我去，我去时是带了主席的信，不是口头说的。” 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往回走到酃县、宁冈交界处的沔渡时，二十九团再次暗潮涌动，队伍中不时传出“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的喊叫声。 队伍停了下来，陈毅主持在一个庙里开会。 这时，江华带着毛泽东的信赶到了。 但是，朱、陈虽然有毛泽东撑腰，但二十九四士兵的背后却也显然加重了砝码。这时，两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站出来支持了二十九团的行动。 因为，他们的背后，站着高大的湖南省委。 杜修经和杨开明唱了一出“双簧” 7月15日，围绕着毛泽东信中的意见，朱德、陈毅再次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做二十九团的说服动员工作。 会上，王尔琢与杜修经就去不去湘南的问题激烈争论起来。 最后，杜修经指着王尔琢严厉地说：“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 王尔琢一时陷入沉默。 陈毅沉默了。 朱德沉默了。 杜修经见杀手铜奏了效，心中一喜，但他毕竟还憷毛泽东几分，权衡再三，他决定去宁冈茅坪的特委驻地找毛泽东。 杜修经俨然已成了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的总指挥，他下命令部队推迟一天行动，等他去特委找毛泽东商议后再行动。 临近散会时，龚楚口气强硬地对杜修经说：“巡视员，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就走了。” 看来，龚楚的心情更为迫切。 第二天，杜修经到了茅坪，却没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已于上午赶到永新去了，迎接他的是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 杜修经向杨开明细说了一遍当时的情况，杨开明听完，不假思索地说：“决定了就走吧！反正省委早有指示，老毛那里，我跟他说。” 得了这句话，杜修经立即打道回府。 在来的路上，杜修经心里还没有底，不知毛泽东会有什么意见，这时，没有见着毛泽东，他心里不知是喜还是忧。不过，在回酃县的路上，他的心情已比来时轻松了许多。 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宛希先等人在永新联席会议上所作的一切努力，就这样被彻底化解了。 血洒归乡路 杜修经如期追上了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的红军大队，当他用力说出一个“走”字时，二十九团上上下下再次爆发出一片欢唿声。 再劝阻无异于“倒行逆施”，军委屈服了二十九团的要求，并决定二十八团随二十九团前往，以防二十九四孤军深入，遭敌击溃。 7月17日，红军大队由酃县水口出发，开始了向湘南的冒进行动。 二十九团可谓是归心似箭，当他们被要求返回边界时，一路上松松垮垮，了无生气，一天走不到四十里，可是，行进在归乡途中，他们箭步如飞，把歷来以急行军出名的二十八团抛在了身后。 二十八团和军部特务营不敢大意，紧紧跟在二十九团的屁股后面。 24日，红军大队兵临郴州城下。 二十九团首先与在城东的敌范石生部两个团相遇，久攻不下，待二十八团赶到，一个勐冲终于把敌人压了下去。中午时分，红军大队冲进郴州城，打垮了驻守城内的一个补充师。 然而，不久，敌人两个团风驰电掣般地赶来增援，红军大队仓促应战，未能克敌，终于在傍晚时分被迫撤出战斗。 更令人痛心的是，二十九团仍然我行我素，自由行动，擅自向宜章方向开进，结果一部在广东乐昌被土匪胡凤章部消灭，一部散失在郴州宜章等地，不知下落，二十九团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自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杜修经是冒进湘南的始作俑者，我们从他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和80年代的“访问杜修经先生记录”中可以了解到一点郴州之战的较为详细的情节。杜修经写道： 7月24日，我们兵临郴州，攻击令已下，从城里出来的老百姓那里得知驻郴州之敌是范石生，朱德同志就犹豫了。因为朱德离粤来湘起义时，是从韶关范石生军中出来的。范曾对朱德同志说过：“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这时候，我根本没有具备对敌的战略思想，就说：“已打响了，就打吧。”部队遂于上午9时攻入郴州，敌人仓皇撤至北部山下。 这一仗是王尔琢同志指挥的。我们进城时，有些士兵便不顾打仗，就忙着去理髮，吃东西，命令报告都不能及时传到军中。下午4时许，我与朱德同志在二十八团前线视察时，见到王尔琢，他说，敌人没有溃乱，比较紧张。这时朱德同志准备採取攻势，调二十九团和二十八团一起上去，把敌人摧毁。那时陈毅同志有病，在城里找医生给他看病，还没来得及检药，敌人就反扑了。这时则是集中在去资兴的桥头抵敌，二十八团撤退时比较混乱，因为他们从未打过败仗。朱德同志传令说：“不要乱打枪，到资兴县集中待命。”搞了一个晚上，直到次日早晨，部队集合时，二十八团无损失，二十九团各营已各自行动，分别向南去宜章，仅剩下团部党代表龚楚、团长胡少海等百余人。 第43页 当时曾是二十九团战士的彭儒回忆说： “红军大队于7月17日由酃县出发，经资兴向郴州前进。二十九团走在前面，二十八团就在后面走。走到郴州城东十来里路的地方，就碰上敌军范石生的部队，范石生在这里摆着两个团。我们二十九团打了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前面传下了命令，要二十八团赶快上去。二十八团上去后，很快把正面的敌人打垮了。部队直奔郴州城。黄昏时，敌人反攻，我还在房子里洗澡，忽然听到外面枪声响，房外的同志在喊，敌人打来了，快走。我赶快出来，东门外就是来水河，有一座桥，我们跟着部队正在过桥，枪声打得很密，队伍也很乱，二十八团、军部和特务营都过来了，我和彭娟手拉着手地跟着二十九团少数部队过了桥。因桥上的人群太挤，把我和彭娟冲散了二十九团插断了。我当时非常难过，一是我们二十九团一部分没有过桥，即自由行动沿着来水西岸跑回宜章家乡，结果这部分部队被胡凤章打垮了。一部分跑散了，牺牲很大。二是我和胞兄彭琦，堂兄彭晒、彭暌、彭严，堂姐彭堃、彭娟、彭谦，嫂嫂吴统莲等冲散了。集合时，我们二十九四只剩下一百多人。” 又一道“绝对正确”的指示 当红军大队西去湘南时，毛泽东还在永新静心等待红军大队的归来，他在期待他的那封信在红军大队中产生奇蹟。 然而，毛泽东未盼到红军大队的归来，却迎来了赣敌十一个团对永新的进攻。 身边只有一个三十一团了，毛泽东不敢大意，立即在永新西乡召集干部会议，决定把三十一团分成东、北、中三路，每路成立一个行动委员会，负责军事行动，同时，发动群众，用游击战术对付敌人的“进剿”。这时，毛泽东表现出了农民的细心，把三十一团为数不多的兵力作了精打细算。 东路行动委员会，以毛泽军为书记，三十一团一营营长陈毅安为指挥，率一营二、三两个连在永新东乡一带活动。 北路行动委员会，以特委常委宛希先为书记，三十一团三营营长伍中豪为指挥，率三营七、八两个连及一营一连在永新北乡一带活动。 中路行动委员会，以团党代表何挺颖为书记，团长朱云卿为指挥，率团部特务连和三营九连在永新城郊外活动。 此外，毛泽东充分运用了红军与当地农民结下的良好关系，组织起二十三个农民团共三万多人的地方武装，参加了红军各路行动委员会的军事活动。 可以想见，王均虽有十一个团，但在毛泽东的这种战术下，十一个团也只能呆在永新城内，在整整二十五天时间里，十一个团的活动范围只有永新县城周围三十里内。 后来，中共军史将这次成功的行动称为“永新困敌”。 然而，每次毛泽东总是不能酣畅淋漓地发挥他的才能。7月20日，湖南省委对湘赣边界发出了新的指示信。 遗憾的是，当时的湖南省委无论对全国局势的分析，还是对本省政治形势的分析，都不符合实际。一方面夸大了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又过分轻视了反革命的力量。他们分析，湖南军阀政治已经到了“异常混乱状态，统治力量是非常薄弱的”。 在这种估计下，湖南省委发出了这样的指示： 红军向湘东发展的战略在目前形势下是绝对的正确。红军四军应很迅速的毫不犹豫的取得萍安，武装安源工人，建立赣边、湘东平江各区暴动的联繫，与湘南暴动相唿应。 8月中旬，袁德生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带着湖南省委的指示信到了永新。 看了湖南省委的这封信，毛泽东只觉得火往上冒。三个月后，毛泽东针对湖南省委的这些“绝对正确”的指示，向中央参了一本： 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贊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亦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不过，虽然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的做法意见不小，但是在当时，当巡视员驾到，他还是不敢怠慢。袁德生到达永新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便在永新小西江区的九破村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来信。 会上，袁德生首先传达了湖南省委的指示精神，再次强调红四军应毫不犹豫地去湘东，造成湘东的割据局面。 毛泽东不动声色，他只是反问袁德生： “湖南省委数次要我们去湘东，请问巡视员，省委对本省的情况了解多少？湖南的工人运动怎么样，现在有无罢工？学生运动如何，现在有无罢课？白军工作开展得怎么样，现在有无譁变？商人现在有无罢市？农民现在有无起义？游击战争发展到什么规模，现在有多少游击部队，开展了哪些斗争？……” 面对毛泽东这一连串问题，袁德生无言以对。 这时，替红军大队挑伙食担子的一位本地农民从湘南返回，带来了红军主力在湘南失利的不幸消息。会议的主题急转直变，传达省委指示的会变成了声讨湖南省委错误指挥的会。 第44页 然而，毛泽东已无暇去考虑省委的事，他敏感地想到二十八团的安危。一个团在强大的敌人内部孤军奋战，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二十八团再有闪失，那么，井冈山势必朝不保夕。 毛泽东很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宛希先率三十一团第三营前往湘南迎接二十八团返山，朱云卿、何挺颖率三十一团一营会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直奔湘南。 湘南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毛泽东心里也没底。 毛泽东请求省委给杜修经处分 8月23日，分别一月有余的朱毛终于在湖南桂东再度会师，一个月来笼罩在二十八团头上的失败情绪也稍有涤清。 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却没有太轻松，见面不久，他们便酝酿召开前委会议。 会议刚开始，一直尾追着二十八团的吴尚第八军阎仲儒部两个团便撵到了桂东。无心恋战的红四军且战且退，将会场移到了桂东的寨前村。 寨前会议，是杜修经最难过的时期。 会议的规模不大，只有毛泽东、朱德、陈毅、杜修经、龚楚五人参加。 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提议：鑑于杜修经这次的严重失误，请求省委给杜修经处分。 杜修经没有争辩，也无须争辩，并且主动地表示，对这次的失败承担责任。 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率主力红军返回井冈山，杜修经、龚楚负责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及赤卫队，以此为基础，开展湘南工作。 也许这个决议正合社、龚二人的意，当初不正是他们二人力主来湘南吗？这下他们可以长期留在湘南了。 不知杜修经是考虑自己的错误没听清决议还是别的原因，他当时追问了一句： “是不是陈毅同志也留在湘南？” 陈毅没有吭气，朱德则气恼地插了一句： “你硬是要把我们拉垮么？” 这样，杜修经作为特委书记，龚楚作为特委委员，同时留在湘南特委工作。后来，杜修经在1929年冬天与党组织失去联繫而脱党，解放后曾担任过湖南慈利县副县长、常德师专副校长，1985年8月重新加入共产党，后来还担任过湖南省政协常委。和平年代的杜修经又几次重上井冈山，他每一次来到这块他熟悉的土地上，都对当年犯下的错误追悔不已。 龚楚则在1935年走上了一条与当时的共产党人背道而驰的道路，后来到了香港，写下了《我与红军》这本着名的书。后来的龚楚究竟是怎么样的人？他自己在《我与红军》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在思顺圩，井冈山又一位大将倒下了 8月25日，红四军分两路离开寨前村，返回井冈山。 正应了屋漏偏遭连阴雨这句老话，当部队行至江西崇义县新地圩时，发生了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伙同二营党代表杜松柏。副营长曹振飞等企图胁迫二营的四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一个迫击炮连公开投靠赣敌刘士毅部的突发事件。 如果袁崇全叛变成功，那么，二十八团等于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包括全部重型武器。 所幸在行军途中，有几个连的连长发觉行军的方向不对，得知袁崇全要叛变，与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带着连队迅速逃离了他们。先后有三个步兵连和机枪连返回了大部队，并向军部作了汇报。 这时，袁崇全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也到了军部，信的末尾署有袁崇全、杜松柏、曹振飞等七人的姓名。信中咒骂了一通共产党和红军，最后扬言要枪毙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等人。朱德看了信，脸色铁青： “无论如何要把这七个败类抓回来，把受蒙蔽的部队引导回来。只要我们想办法点破袁崇全的阴谋，士兵们会觉悟的，一定会反戈一击。” 25日晚上，红四军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上，当王尔琢得知袁崇全等人到了崇义思顺圩，便主动请缨说：“我与袁崇全是湖南石门的老乡，又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平时与他来往较多，我去把他和带走的部队争取回来。” 事已至此，别无良策，军委同意了王尔琢的请求。 这时，二十八团一营已提前包围了思顺圩。 王尔琢带领一个警卫排匆匆赶到思顺圩，为了保证被胁迫的士兵安全归队，王尔琢再三告诫一营的官兵，不要轻易开枪。 交代完毕，王尔琢只身向袁崇全住的寿昌杂货店走去。 王尔琢走进思顺圩，边走边喊：“同志们，我是王尔琢，是来接你们回去的。袁崇全同志，有什么意见就讲嘛！” 听见王尔琢的声音，正在搓麻将的袁崇全离开牌桌，拿起两枝驳壳枪，冲到门口，双枪齐发…… 时年二十五岁的王尔琢当场倒在思顺圩大街上殷红的血泊之中…… 王尔琢，字蕴璞，1903年1月22日生在湖南省石门县官桥村的一个小康家庭，早年在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过书，1924年2月，以优异的成绩投考黄埔军校成功，成为第一期毕业生，并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王尔琢参加了北伐，1927年又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随后他跟随朱德、陈毅带着南昌起义余部转战粤湘赣边界，最后发动湘南起义，上了井冈山。 第45页 这位曾立下誓言“革命不成功，一不刮鬍子，二不剃头”的青年战将，没有战死沙场，却倒在了一个叛徒的枪口之下。 井冈山，在经歷了二十九团覆没的打击之后又一棵大树倒地。 闻听噩耗的朱德、陈毅，火速赶到思顺圩。迎接他们的，是面朝青天的王尔琢烈士遗体旁一排排掩面而泣的将士。 朱德禁不住流下了悲愤的泪水。 朱德在井冈山流过两次眼泪，一次是王尔琢牺牲时，一次是他的爱妻伍若兰牺牲时。 王尔琢的血教育了被胁迫的士兵，就在袁崇全的枪打响之后，被胁迫的步兵连和迫击炮连终于回到了红四军的怀抱。 也许，王尔琢的在天之灵可以稍稍瞑目了。 第二天，王尔琢烈士的遗体安葬在思顺圩旁的虎形岭上。 9月13日，红四军重返井冈山途中，在遂川城外与刘士毅的独立第七师激战。独七师虽然在数量上远胜红军，但这是一支拼凑起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却远逊身经百战的二十八团，终于抵挡不住红军的勇勐追杀，经过一个上午的激战，死伤惨重，余部逃向赣州。 战斗结束后，红四军打扫战场，缴获枪枝二百五十枝，俘敌营长一名、连长一名、排长多人、士兵二百余名，敌军死者甚众。 令战士们高兴的是，在死尸堆里，意外地发现了杀害王尔琢的兇手袁崇全。 做了二十天“国军”梦的袁崇全终于未能逃出红军的手心，做了乱枪之鬼。 红军大队回到井冈山，征尘未洗，便在宁冈砻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王尔琢烈士的大会。朱德致悼词，毛泽东亲自书写了一幅輓联： 一哭尔琢，再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值得一提的是王尔琢的结髮妻子覃凤翠。 1923年农历的八月二十八日，王尔琢在老家与同村姑娘覃凤翠拜堂成亲。然而他们仅仅一起共同生活了五个月，王尔琢便离家别妻到了黄埔军校。从此之后，王尔琢与覃凤翠天各一方，终未谋面。1924年，王尔琢的女儿出生了，覃凤翠按照王尔琢临行前的交代，给女儿取名为桂芳。不幸的是桂芳十八岁那年，上学途中，因河里涨大水，涉水受凉，因而一病不起，早年夭折。 1926年，王尔琢随北伐军占领武汉，曾致函覃凤翠，要她携女儿到武汉一晤。但不久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北伐军中任东路先遣军政治部主任的王尔琢被列上了黑名单。王尔琢得知情报，无暇再在武汉等待妻女，秘密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和周恩来。一个月后，覃凤翠带着桂芳抵达武汉，在惊恐不安中百般打听王尔琢的消息，终无结果，失望地回到了湖南老家。 由于战争年代的环境所致，覃凤翠对王尔琢烈士的死讯一直茫然无知，直到解放后，她才知道，自己苦苦守望的丈夫早在二十多年前的1928年便离开了人世。 覃风翠终未再嫁，为王尔琢守寡六十多年。让人欣慰的是覃风翠老人的身体一直很好，八十多岁仍然耳不聋、眼不花、头脑清楚。 八月没有挂花香 农历的八月，是井冈山桂花飘香的季节，然而，1928年秋天的井冈山，桂花的香气却总也飘不出来。钻进人们鼻孔的，是一股股血腥的气息。 由于湖南省委不从实际出发而制定的错误方针，使井冈山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二十九四败绩湘南，井冈山内部空虚，白白错过了几次可以致敌于死地的机会。 8月上旬，江西国民党军得悉红军主力远走湘南，于是，肆无忌惮地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三十一团退至永新山区坚持斗争，敌人步步紧逼，相继占领了永新、莲花、宁冈。 曾经号称面积七千二百平方公里，人口五十余万的井冈山根据地，这时只剩下了巴掌大的地方。除了宁冈的西区、北区，永新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西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莲花的上西区，酃县的青石同区和大院区以及茨坪和大小五井一带的山区，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尽为江西敌军所据。 被占区的人民群众遭到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永新县的新浪乡，原有一千三百多人口，一百四十多幢房屋，只剩下六百多人，七十多幢房屋。 与此同时，党组织和政权组织遭到敌人的大破坏，用毛泽东的话说：“大部塌台。” 更为恶劣的是，一些富农分子和钻进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他们挂起白带子，站到了豪绅阶级一边，甚至充当打手，带领敌人到处烧杀。豪绅地主则乘机夺回农民手中的土地，反攻例算，对农民逼债收租，很多地方出现了“农民分田，地主割禾”的现象。 刚刚鼓舞起来的革命热情被浇上了噼头的凉水，农民的心逐渐地冷下去。 井冈山还能站起来吗？ 许多人在拭目以待！ 第七章　黄洋界上炮声隆 去湘东？进湘南？还是守井冈山？毛泽东决策：三取其二 “八月失败”，使井冈山的斗争从巅峰落入了一个低谷。为了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以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毛泽东立即命令在永新的红三十一团和在井冈山上的红三十二团迅速组织各地地方武装转入山区坚持斗争。 第46页 8月中旬，毛泽东率三十一团退守在永新西乡的小西江山区。这时，湖南省委派代表袁德生携带着省委7月20日给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的指示信件来根据地巡视工作。湖南省委在这次信中突然改变了6月份要红军去湘南的指示精神，而认为，“湖南军阀政治已经到了异常混乱状况”，统治阶级已经“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了。强调红四军去湘东是“绝对正确”，因而指示红四军要“坚决地向湘东发展”，命令边界党组织“很坚决的执行”省委这一决定。 其实，红军的主力已改变永新联席会议决定，奉湖南省委之命，在酃县已变计开赴湘南去了，此时，连边界的正常工作在大兵压境之下都无法顾及，省委又再指示红军主力向湘东发展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了。 在省委代表袁德生的催促之下，毛泽东、杨开明在永新小西江区的九破村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湖南省委关于去湘东的指示信。红三十一团连以上的干部和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共二十余人参加了会议。袁德生首先在会上传达了湖南省委的指示精神，并代表省委再次强调红四军应毫不犹豫地向湘东发展，造成湘东的割据局面。会议开到深夜尚未结束。 这天夜里，一个为红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挑伙食担子的当地农民刚好从湘南赶了回来，他带来了红军主力在郴州严重失利的不幸消息。与会者闻讯后，无不气愤，怨恨上级的错误指挥，同时也都在为所剩的红军主力二十八团的安危担忧。毛泽东得到湘南失利的消息后，一直在沉思着。他知道，目前摆在他面前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太复杂了，要么放弃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的基础，也不顾及红军主力二十八团的安危，遵照省委的指示率红三十一团去湘东，但这是他极不愿意做的；要么不遵守省委去湘东的指示，既要挽救湘南部队的失败，又要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以求扩大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这当然是他的主张，但由于强敌的进攻和革命力量的损失，面对眼前的形势，眼下凭他身边一个只有两个营编制的第三十一团的兵力，实在是太艰难了。 然而，在九陇村会议上，毛泽东陈述了坚持井冈山斗争，保存革命实力的重要意义的意见，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贊同。在艰难而关键的时刻，去湘东，进湘南，还是守井冈山？毛泽东又一次作出了一个大胆而关键的决策：三取其二，既要守山，又去湘南。毛泽东和宛希先率三十一团第三营离开根据地直奔湘南去寻找红二十八团回山，命团长朱云卿、团党代表何挺颖率三十一团第一营会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边界，坚持斗争，保卫山区。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和宛希先便立即率三十一团第三营经永新的三湾，宁冈的古城、茅坪，井冈山的黄洋界、荆竹山，进入湖南的酃县，而后走大院、黄挪潭等地直奔湘南而去，8月23日进驻桂东县城，终于和朱德、陈毅等率领的红二十八团会合了。红二十八团的指战员们听到毛泽东亲自率第三营跋山涉水，歷尽艰辛来湘南寻找他们，都异常地兴奋和激动，一扫受挫后的低落情绪和各种担忧…… 毛泽东率部去了湘南后，朱云卿、何挺颖带领第一营在永新赤卫队的配合下，在永新的西南乡山区巧妙地同敌人周旋，坚持游击战，有力地保卫着小块山区的红色区域。 黄洋界上炮声隆：炮弹知多少 正当毛泽东去湘南的时候，湘赣敌军发现井冈山根据地内力量空虚，企图调集力量，乘虚而入，攻占红军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于是，湘敌调集了四个团，赣军集合了三个团，分别从湖南的酃县，江西的永新、遂川方向向井冈山压来，妄图用分进合击的办法，最后全部摧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8月下旬，湘赣两省敌军率先组织了四个团的兵力来会攻黄洋界和大小五井。其中有湘敌吴尚第八军的三个团，由酃县进入宁冈往黄洋界脚下的大陇推进，赣敌工均第三军的一个团由永新朝宁冈茅坪村开来，然后，两股敌军合击黄洋界，企图攻破红军哨口，进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腹地大小五井和茨坪。 这时，在永新随团部特务连先期回到井冈山上的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团党代表何挺颖，从大井暴动队队长邹文楷等人在湖南大院侦察得来的军事情报中得知：湘赣两省敌军将在近期内“会剿”井冈山！就在守山兵力不足而又面临强敌压境的紧急情况下，朱云卿、何挺颖立即同边界特委负责人在大井召集了红军机关及医院负责人会议，讨论粉碎敌人进攻的对策。 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撤退；一种主张坚守。主张撤退的同志认为：这次敌人兵多、装备好、来势兇勐，而我们主力不在、人少粮缺、武器差，敌我力量过分悬殊，要坚守下来困难很大，不如把伤员转入深山，大家分散到大山里去打游击，等主力从湘南回来以后再打回来；而主张坚守的同志认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一块重要阵地，如果把它丢了，影响很大，而且伤员难以隐蔽，士气必受影响。虽然留在山上的主力不多，但我们有群众的支持，又占据有利的地势，只要发动群众坚决和敌人作斗争，守住井冈山不成问题。会上，坚持守的同志占绝大多数，这个意见得到三十一团团部领导和特委负责人的肯定。团党代表何挺颖同志说：“目前是全国革命的低潮时期，许多地方的起义都遭到失败，我们必须以生死与共的决心来坚守井冈山，保卫这块根据地。只要井冈山这块根据地还保存着，井冈山这面红旗不倒，就一定能逐步扩大我们的胜利，为全国人民带来更大的希望。” 第47页 何挺颖的讲话，统一了守山的思想。会议决定：根据敌情，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坚守五大哨口，保卫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将守山主力放在黄洋界哨口。当即，团长朱云卿下达命令：驻守在永新西南山区的三十一团一营营长陈毅安留下第二连在永新牵制敌人，率其余部队火速赶回井冈山待命，对付已逼近我军事根据地北面的湘赣敌军；由王佐率三十二团第二营，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守卫其他四个哨口；袁文才率三十二团第一营在山下骚扰敌军；特委机关则在山上发动各区、乡群众准备作战物资，削竹钉，送水送饭，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在永新的一营营长陈毅安接到团长的命令后，遵照团长指示，留下二连连长张宗逊率全连指战员留守永新，以牵制敌人。陈毅安亲率一、三两个连队，背着三天的粮食，日夜兼程，终于于8月29日下午赶回了井冈山。一营一到，朱云卿、何挺颖便立即在大并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团领导分析了敌我形势，讲明了守山的意义，坚定了一营干部守山必胜的信心，然后，朱云卿团长部署了守山作战的任务： 营长陈毅安率三十一团一营一、三连和大小五井的暴动队、赤卫队、儿童团等地方武装守卫黄洋界哨口。整体的兵力部署是：哨口西侧主要工事上由一个连守卫，阻击从大陇方向来犯的湖南敌军；哨口北侧工事放一个排守卫，防御从茅坪方向进犯的江西敌军；后山顶的瞭望哨上，布置了两个排，作为预备队，监视山下敌军，掩护前面两个工事；大小五井的赤卫队、暴动队、妇女会、儿童团等隐蔽在附近山头，协助红军作战；由袁文才率三十二团一营和宁冈部分地方武装在黄洋界下牵制、袭击敌人，骚扰敌后方；由王佐率三十二团二营一部和三十一团特务连防守桐木岭、硃砂沖两个哨口，阻击从遂川方向和罗浮、永新方向的敌军；三十二团一营另一部会同酃县赤卫大队守双马石、八面山两个哨口。 散会后，根据大井会上的部署，各部迅速展开紧张的准备工作。陈毅安立即召开一营指战员动员大会，明确这次战斗的任务和意义，坚定了大家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决心。随后，红军指战员和赤卫队、暴动队员们一起连夜赶赴黄洋界哨口，迅速进入各自的阵地，做好加固工事的准备；根据地内的妇女们组织了支前队，负责送水送饭，看护伤员；农民们组织了担架队、运输队，向各个哨口运送各种作战物资；儿童团也担负起了站岗放哨的任务。红四军宣传队队长伍若兰还带领宣传员曾志、彭儒、段子英、伍道清等一起上了黄洋界，准备在火线上向敌军喊话。大小五井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人超额完成了削制二百枚竹钉的任务，并全部运到黄洋界哨口上。经过一夜的战前准备，每个工事前沿防线都进一步得到了加固，全体军民众志成城，严阵以待，准备痛击敌军。 8月30日清晨，黄洋界上浓雾缭绕，几米之外便不见任何东西，山下的敌军也不敢贸然进攻。时至8时左右，云雾散去，这时湘敌吴尚部的三个团首先由大陇方向向黄洋界哨口发起攻击。守山军民们同仇敌汽，隐蔽在各个山头上，正密切注视着山下敌人的动向。 敌人开到山脚下后，就疯狂地向哨口西侧工事一阵射击，接着便攻上山来。当敌人进入红军哨口第一道竹钉防线时，营长陈毅安一声令下，红军战士立即朝敌军一齐射击。这一阵勐射，打得敌军乱作一团，你拥我挤，慌不识途，山路狭窄，赶忙朝小路两旁逃命，却正好踩上那一排排被杂草盖着的竹钉，有的刺上了脚跟，有的刺穿了脚板，疼痛难忍，狼嚎鬼叫，一派狼狈相。这时，红军战士又一排子弹射出，隐蔽在各个山头上的赤卫队、暴动队也同时用单响枪、鸟枪、土制手榴弹向敌人还击。敌人无力再向前推进，只好败下山去。就这样，敌人的第一次攻击被井冈山军民打退了。接着，又连续打退敌军的第二、第三次冲锋。激烈的战斗，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下午。 战斗空隙，红军指挥员已命红军战士从茨坪红军军械处抬来了刚修好的一门迫击炮架在里瞭望哨上，不过，仅有三发炮弹。下午4时许，敌军在勐烈的炮火掩护下，又一次向黄洋界哨口发起勐攻。这次出动的兵力比红军多了十几倍。当敌军进入红军有效射程内，红军战士一阵射击过后。朱云卿团长在哨口工事上指挥群众将石头、木头一齐向山下砸去，第四道防线上的滚术擂石也如山崩地裂般向敌人飞去；群众在爆油桶里点燃了鞭炮，“哒、哒、哒”如同一挺挺机关枪怒射的声响；隐蔽在各个山头上的妇女会、儿童团、暴动队等众多群众，有的摇旗，有的吹号，“杀呀！”“沖啊！”巨大的吼声在山谷中久久迴荡，黄洋界上出现了一幅气吞山河、雄伟壮观的人民游击战的宏图。敌军不知红军虚实，一时间，不知所措，胆战心惊，退下山去，就在这时，朱云卿命令在瞭望哨上掌管放炮的谭希林、刘显宜等人，立即朝敌军营地放炮。炮手们将炮口对准敌军设在源头村腰子坑指挥所的方位，连放两发炮弹。但因炮弹已受潮失效，都没有炸响。再放第三发时，这发不仅发出了，而且正好落在腰子坑，在敌军指挥所里“轰隆”一声爆炸了！顿时，敌军失去了指挥中心，更是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只见山上，机枪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既有那许许多多的红旗，更有那满山遍野怒吼的人群，炮声也响了，误以为毛泽东、朱德已率红军主力回到井冈山，便不敢再贸然进攻了，急忙命令向后撤退，沿途又遭到宁冈地方武装的袭击，于是，湘敌连夜逃回湖南酃县去了。 第48页 赣敌工均部一个团的兵力，正准备经宁冈茅坪进攻黄洋界。走到半路，突然听到湘军三个团已从源头败退的消息，也不敢再向前进，立即掉转头，退回永新去了。 就这样，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凭藉黄洋界的天险，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终于粉碎了湘赣两省敌军第二次“会剿”井冈山的企图，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这次战斗的胜利，毛泽东当时就给予肯定。他兴奋地说：“这一仗保存了我们最后根据地，且使敌胆为之而寒，不敢轻视共军，为边界名战之一。”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如同响雷，振奋了井冈山根据地军民的精神，扫除了八月失败以来的沉闷空气，坚定了军民们巩固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决心和意志。 炮声过后，红军在黄洋界唱起了《空山计》 在井冈山军民的顽强阻击下，湘赣敌军“会剿”井冈山的计划彻底破产了。8月30日夜，湘赣两省敌军连夜逃窜之后，战斗在黄洋界上的军民们，欣喜若狂，彻夜未眠，欢唿胜利。杨至成等几位京剧爱好者，当即就在黄洋界上模仿京剧诸葛亮（空城计）的唱段，编了一段《空山计》。大家有的敲着竹板，有的击着脸盆，兴高采烈地你一句、我一段地唱了起来，歌颂井冈山军民团结御敌的胜利，嘲讽反动军队的失败：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 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 举目抬头来观看， 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 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验； 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 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倖， 为何又要侵占我的五井？ 你莫左思右想心不定， 你既来就该把山进， 为何山下扎大营？ 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 你来，来，来！ 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 犒赏你的众三军。 你来，来，来！ 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 这首歌，在黄洋界上，在罗霄山峰迴盪。这时，正值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军主力从湖南回师井冈山途中。当毛泽东到达遂川大汾时，得知赣敌刘士毅还盘踞在遂川县城，当即决定去打遂川。在井冈山刚刚指挥黄洋界战斗的团长朱云卿又得到了毛泽东的命令，要他率部去参加攻打遂川的战斗。于是朱云卿又率领井冈山军民从山上赶到遂川的大汾镇。9月5日在大汾见到毛泽东后，当即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喜讯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欣喜不已，深有感触。他回顾井冈山斗争经歷“三月失败’、“八月失败”的艰难岁月和为创立这块根据地，井冈山军民们所付出的艰辛，便欣然命笔，挥毫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这首不朽的诗篇。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导敌军宵遁。 解放后，黄洋界上几次炮声隆隆 不知是歷史跟人类开的玩笑，还是人类跟歷史开的玩笑，反正，歷史总会在某些时候弯上几道弯。 只是不知道受嘲弄的是歷史还是人类自己？ “炮声隆”后的黄洋界，走过的七十年道路，同样有着几道插曲。 1958年，沉寂了三十年的黄洋界再一次炮响，不过，这次不是迫击炮和山炮了，而是一吨吨的炸药。不久，井冈山人高兴地看到，毛泽东、朱德和红军战士当年挑粮走过的五里横排变成了宽阔的公路，当年给人们以无数荫凉的大树终于也以歷史老人的面孔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向人们提示着当年的歷史和硝烟。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站在为纪念当年那一声炮响而树立的木质纪念碑前，伫立沉思。简陋的碑上就写着他当年写下的诗篇。 毛泽东重登黄洋界，有诗无语，许久，只有一句话：“这就是黄洋界。” 黄洋界，再一次牵动了毛泽东的情怀，第二天，他在茨坪写下了《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阁亭台。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史上叫人眼花缭乱的岁月。1969年，为了宣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黄洋界又一次炮声隆隆。在刺耳的炮声中，1965年秋改建的钢筋水泥纪念碑化为一片废墟，不久，一座巨大的火炬亭出现在黄洋界哨口上。（这时候，林彪反党集团成员程世清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将井冈山上的大部分建筑都变成了火炬的造型。） 1969年9月2日，林彪来到黄洋界，登上了坐落在小山上的火炬亭。当他看到这个造形别致的建筑物，一贯皱紧的眉头不禁舒展开来，连称“好，好”！ 林彪走进火炬亭的休息室，时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的程世清忙趋身上前，躬请林彪：“请林副主席为黄洋界题字。” 第49页 林彪颔首而笑，走到早已铺好宣纸的桌前，提笔写下了“黄洋界”三个字。 这时，叶群在亭子外照完相，走了进来。她看了林彪的题字，不住地吹捧。程世清见状，不失时机地说：“林副主席题了字，请叶主任题个词。” 叶群一听，眉开眼笑，吩咐工作人员拿来一本红塑面的《毛泽东诗词》翻了翻，想了想，抄了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半阙词：“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导敌军宵遁。” 不过，林彪走后，有人议论说：“林彪在井冈山博物馆偷了朱德的扁担后，又偷了黄洋界。” 1977年，歷史走过歪歪扭扭的十年，黄洋界再一次炮声震耳，不过，在人们听来，这炮声只是震耳，却不觉刺耳。不久，在原火炬亭的地方，恢復了黄洋界上原来的钢筋水泥纪念碑，竖碑上刻着朱德的手书“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和毛泽东的手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增建的大理石横碑上，正面有朱德手书“黄洋界”三个金色大字，背面有毛泽东手书的《西江月·井冈山》全文。 歷史永远是歷史，林彪在井冈山企图篡改歷史只不过是歷史长河中一支不和谐的小小的插曲。 第八章 共和国的雏形 史达林反对在中国搞苏维埃的时候，毛泽东却坚持“枪桿子里面出政权” 公元1927年的春夏之交，中国上空，风云突变。 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国民党右派举起了屠刀，杀气腾腾地朝共产党和人民的头上砍来，顿时，神州大地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血流成河。 这场血的洗礼之后，国民党右派分子，终于在他们的功劳簿上第一次记下了他们全面的收穫： 全国的工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工人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所有工人纠察队的枪枝——包括武汉街头童子军的木棍已被全部收缴！工人纠察队员暴尸街头，血溅大地！ 全国的农民协会全部塌台，农民运动僵旗息鼓，农协会员四处逃散！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几乎被打垮，在“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掉一个共产党员”的口号下，共产党员们被一个个送上了断头台，一批批肝脑涂地！ 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被践踏了； 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了； 中国的大革命运动彻底失败！ 是沉默，还是反抗？！ 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这是马克思的遗训。 于是，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中国共产党，记住了祖宗的这一警世之言，他们只有奋起反抗，去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权力机关，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了。 因为，“老祖宗”都是这样告诫他们的：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政权问题是不能迴避、不能撇开不管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 然而，无产阶级革命是全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因为列宁还这样说过： 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的顽强的斗争以争取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每一个国家的无产者都需要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权威。 这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威”就是共产国际！当然，这个“权威”也来自“老大哥”史达林！ 正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共产国际执委会于7月作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决议》指示中国共产党“只能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但要“不退出国民党”，只坚持“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而不去彻底揭露国民党的反革命罪行。这无疑是给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条戒律。 在苏联的史达林听到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人提出要“立刻成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时候，再也忍耐不下去了。1927年8月1日，他在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上的演说中，大发雷霆，批评中国共产党人“这是冒险主义，是冒险主义的突进，因为立刻成立苏维埃，在当时是表示跳过左派国民党的发展阶段”（史达林《论中国》）。 既然，最高“权威”有话在先，中国共产党只有听命了，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折不扣地执行： 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党的紧急会议上，虽然清算了总书记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也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却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对于这一点，出席会议并由大会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却另有一番想法。他在会上就公然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桿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这个“枪桿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此后便一直成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武装斗争实践的准绳。 第50页 8月18日，毛泽东受党中央派遣，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长沙，参加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他在会上一再坚持： “现在应扩大的宣传苏维埃政权”； “在我们暴动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即刻建设苏维埃式的政府”； “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万岁”！ 最后，毛泽东在会上还大声疾唿： “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而去夺取，这是自欺欺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桿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简直是同“老大哥”史达林对着干了。 而恰在这时，又传来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 “某同志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 毛泽东得此消息，如获至宝。 他在8月20日起草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是这般信心十足地写道： 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中国）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望中央无疑地接受国际训令……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们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工农兵苏维埃的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可是，几天之后，毛泽东却收到了党中央8月zi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决议案》明文规定： 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下……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本党现在提出下列口号——乡村之中是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之中是革命的民选政权万岁！ 这就是说，当时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政权的政策及任务是： 一、不放弃联合左派国民党的旗帜； 二、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 三、建立有左派国民党参加的革命委员会为临时革命政权。 一句话，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几乎在同一时间，毛泽东在长沙又接到中央8月23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再次批评毛泽东提出的“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的主张“这是不对的”，是大错特错的”。信中指令湖南省委和毛泽东：“中央从各方面来证明政治决议案是正确的，你们务须依此决议执行。”中央怕省委和毛泽东说这个《决议案》缺乏“权威性”，为此，在指示信中特别申明： “国际电令也是如此的。” 直到9月5日，也就是说再过四天就要举行秋收暴动了，党中央还再一次提醒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关于政权、国民党和没收土地诸问题，中央认为你们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在这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 这样，中央的决议和信件，又给主张搞工农兵苏维埃的毛泽东头上浇了一盆冷水。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歷来主张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如果毛泽东只是一味地盲从，只是照着本本行事，没有他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个性，他也就不是毛泽东了。 9月初，身负秋收起义前委书记重任的毛泽东离开长沙，日夜兼程，赶到安源的张家湾。 在这里，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组建了起义的武装力量； 在这里，他把这支起义的武装定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辖四个团； 在这里，他决定秋收起义的旗帜打的应是共产党自己的旗帜，并对旗帜的形状、颜色作了统一的规定； 几天后，警卫团里的何长工和师参谋长兼一团团长钟文璋、新兵训练处处长陈明义等人一起，遵照毛泽东的意见，设计制作出第一面画有镰刀斧头的红旗——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面鲜艷的军旗。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面红旗第一次打出来了。在这面鲜艷的旗帜下，汇集了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奋起战斗，向长沙进攻，向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进攻…… 毛泽东，终于实践了他的诺言： “我们应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毛泽东“闭门造车”.中国的第一个工农兵政府诞生了，谭震林当主席 四个团五千余人的工农革命军，分成三路大军，以分进合击的势态，按照预定的计划向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发动攻击。湘东赣西的秋收起义爆发了，给了全中国的人们一个极大的震动，国民党右派立即聚集大量的兵力来对付起义的部队。终于，这次起义，有胜有败，先胜后败。 当起义的队伍打到只剩两千余人的时候，当攻击长沙的计划已无法实现的时候，冷静的毛泽东知道如果再强行执行原有的计划将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革命，中国的前途，这时候，应该说他是越来越清晰了。 毛泽东并不想拿着鸡蛋去碰石头。 终于，他在9月19日夜里的文家市会议上力排众议，在沿途征程又力克阻力，他以超人的智慧和勇气，率领这支败军之旅，几经艰难，艰苦辗转，经过一个多月叫人难以想像的困苦，在1927年10月27日，带着他身边仅有的三百多人，登上了井冈山上的茨坪。 第51页 就这样，共产党人第一次上山了，第一次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 秋收起义攻长沙失败，使毛泽东更冷静、更有心计了。他领着这支队伍，一会儿湖南，一会儿江西，再入湖南，又进江西，行进在湖南、江西省的边陲地带，走进了湘赣两省的夹缝之中。 具有非凡智慧的毛泽东，一路上，他一边走，走在中国革命歷史的夹缝中；一边看，他观察着两省的群众基础，察看着一路上的地形地貌；一边比较，比较着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比较着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比较着敌我力量的差别…… 他终于下决心了，他决心要为这支弱小的队伍找个落脚点，要为中国革命安个“家”。 毛泽东上山“安家”的经过，当时的亲歷者的回忆和敌方的报导中都有详尽的记载。 三湾改编时的前委委员、建国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的熊寿模向我们介绍当时他们进军井冈山时的情景时说：“我们从三湾开入宁冈，进驻古城，毛委员宣布我们以后就在井冈山周围活动，不再去广东找叶挺、贺龙了……这一项就大得人心。大家感觉到有了家似的，安定下来了。” 有一名叫“铁心”的人，他本来也是共产党的工农革命军中的一分子，快到井冈山时，他吃不得苦了，动摇了，后来跑到敌人那儿去了。他要向新的主子介绍毛泽东上井冈山的经过，于是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落草井冈山》的文章，其中是这么说的： 三天以后，工农革命军到了宁冈的升乡（即古城）……我们的毛仁兄却召集所有的党员，同那些代表开了一次联席会议。毛泽东说：“袁文才是非常革命的，他经营此间，已有多年的歷史和经验，我们决心和袁同志在一起。”到这时，毛泽东才落草井冈山。 1930年，宁冈县的土豪们向江西省政府写了一个报告，名曰（宁冈歷年赤祸之真相），其间也这样说： 十月间，毛泽东自萍乡败来，始占县中心古城街，期逾一周。……毛之部下人马枪桿不过千余，至观井冈之险，固足以守，由是伏机始定。 毛泽东登上井冈山后，就决定不走了，要把“家”安在井冈山上。 这时，他得知湖南的茶陵县城是一座空城，敌军的兵力已全部调往前线同李宗仁火併了。毛泽东抓住了这一战机，下了他上井冈山后第一道军事命令： 乘敌空虚，攻下茶陵！ 在这次打茶陵战斗中立了功，尔后毛泽东将他由排长升为连长的谭希林将军，他的回忆特别风趣，他说： “这次打茶陵是11月中旬，也是宛希先带队，一营和团部在砻市集合出发。出发前，毛委员给我们讲了话，他说：‘这次打茶陵我们要扩大政治影响，要宣传、组织、武装群众。’他还风趣地说：‘我这个人是要革命的，可我这只脚不太革命。’确实，他的脚烂得厉害……脚上穿着一双草鞋，脚被草鞋打破，肉已溃烂，走路很困难……上井冈山以后，不久就去打茶陵。当时他在井冈山正忙着做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工作，又要指挥全面，又要处理大事，所以他没有亲自带领部队去打茶陵。” 毛泽东所以让宛希先、陈浩替他指挥去攻打茶陵，是事出有因的：一是他脚烂得实在已难以行走了，他确实需要喘口气、治治这双脚了；二是他要开始营造井冈山这个“家”，要尽快把管理“家门”的袁文才、王佐这两个绿林兄弟教育改造过来。出于这两个原因，毛泽东就坐镇在井冈山来指挥了。 几天之后，传来捷报：茶陵城攻下了。 山上山下，一片喜悦。 又过了几天，毛泽东在茨坪接到了党代表宛希先从茶陵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向他汇报： 攻下茶陵后，陈浩主张成立一个“茶陵县署”，命谭梓生去当县长，县府里的人基本还是原县政府的原班人马，处理各种纠纷案件，用坐堂审案的办法。部队的给养全靠向商会摊派……整个茶陵依然冷冷静静，人民群众对这个县署也漠不关心，而陈浩等人成天花天酒地，寻花问柳…… 毛泽东看罢信后，连连说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人民群众照样没有权力！” 那么，该建立什么性质的政府呢？ 这个政府该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呢？ 毛泽东自然地想起秋收起义之前，他与中央围绕着建立不建立苏维埃政府的那场争论。 可终究还是胳膊拗不过大腿呀，中央并没有同意他和湖南省委建立苏维埃的主张！ 毛泽东思来想去，如果在政权的性质上搞换汤不换药，就等于是欺骗，等于復辟，就失去革命的真实意义。但建立苏维埃，中央又一直在反对，怎么办？他想，那苏维埃无非也只是个洋名，用不用也无碍大局，他便来个“闭门造车”，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习惯，用“工农兵”来给自己的政府取名字。 主意已定，毛泽东立即去信，指示宛希先、陈浩等人，立即撤销那个“茶陵县署”，马上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还强调指出，新政府成立后，要为人民群众办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要保护商店，保护邮局，保护学校，保护医阮…… 第52页 1927年11月28日，宛希先等人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茶陵召开了第一次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当年的这位第一个红色县政府主席，以后成为共和国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谭震林，回首往事，心情格外激动： “第二次打下茶陵后，刚开始时，部队派谭梓生当了县长。这 个县政府还是按国民党的那一套办事，款子靠商会摊派，不去做群 众工作。宛希先写信，将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给宛希先回了 信，指示说：派县长是不对的，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办，要成立工 农兵政府，要保护商店，保护邮局，保护学校，保护医院。根据毛 主席的指示，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谁当主席呢？我在县工会， 就要我当工人代表，士兵代表是陈士榘，还有个农民代表是茶陵县 委的李炳荣。……选举结果，我担任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政 府设在老街门靠近东门。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作为一个红色县政权来 说，是全国第一个。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后，组织了宣传队、士兵分头下乡，县委几个人也下乡去做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组织了农会、工会。妇女会，县城周围各个乡都建立了这些革命组织。” 这第一个红色政权中的三个常委之一，以后成为共和国上将。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榘将军回忆说： “刚打下茶陵不久，在茶陵城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有八九十人参加。会议实行投票选举，选出了三个常委，有谭震林同志，我是士兵代表，还有一名农民代表姓李，是茶陵人。我们三个常委实行集体领导，主要是做部队的后勤工作，筹粮筹款。……县政府成立后还出过布告，是石印印的，政府的印鑑是长方形的。 “政府提出过土地问题，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田地和少田地的农民，但因时间太短，没有实施。 “县政府门坊上横幅是：茶陵县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最后称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这是湘赣边第一个工农兵政府。” 作为这第一个红色政权的三常委之一的农民代表李炳荣，我们查阅了大量的史料，终于也找到了有关他的一些蛛丝马迹： 李炳荣，1903年生于湖南省茶陵县下东乡小东村的农家；1925年就读于湖南省长郡中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驱赵（恆惕）运动，思想进步；1926年6月成为茶陵县的第一批中共党员，积极推动茶陵县农民运动的迅勐发展。马日事变后，他不幸被捕入狱，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第一次攻克茶陵时他获救出狱；同年11月，革命军再克茶陵时，他给工农革命军带路，在茶陵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县工农兵政府代表时，他当选为三常委中的农民代表；同年12月底，工农革命军撤出茶陵后，他带农军在茶陵与安仁边境坚持武装斗争。1928年7月8日，不幸被敌逮捕，在茶陵城东门洲上英勇就义。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诞生，就是标志，就是方向，千年的劳苦大众真正开始坐天下了。 此后，在攻克茶陵的基础上，毛泽东又挥师南进，先后于1928年的三月和2月，占领江西的遂川县城和宁冈县城。这时，他从报纸上看到了广州暴动并建立人民委员会的消息，他便照着这样的说法，先后又成立了遂川县人民委员会和宁冈县人民委员会。 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一会儿叫“工农兵政府”，一会儿又称“人民委员会”，这时的毛泽东到底为的哪一桩？！ 毛泽东自已解释说，这时的他，是在井冈山上“闭门造车”哩！ 事情是这样的： 1927年8月间，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关于建立苏维埃的主张虽未被中央採纳，但这种主张最终还是影响了党中央的决策，尤其当秋收起义失利之后，中央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19日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中是这样提出的： 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及反革命的象徵，白色恐怖的象徵，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徵。……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就明确地向全党宣布抛弃国民党的旗帜，丢掉对国民党的幻想，公开提出建立自己的苏维埃的口号。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已开始走向成熟了，它敢于面对现实，也敢于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了！当然，实践也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对的。 就在中央作出纠正错误的这个决议时，毛泽东已挥师在罗霄山上。到达井冈山后，因频繁的军事行动和严重的白色恐怖，交通阻塞，信息中断，远离省委和中央的毛泽东，早已同上级失去了一切联络，中央重新主张建立苏维埃的这个决议，他一无所知！ 他在1928年11月25日在井冈山上向中央写报告时，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这个时期，土地革命并没有深入，政权机关是“工农兵代表会”及“人民委员会”两种名字，简单称为工农兵政府，没有苏维埃的称唿。……这些简单的做法，一部分是闭门造车自己做的，一部分是报纸传来广东12月11日暴动的消息，照着这一gg做的（如人民委员会），因为从11月底起，即与省委断绝交通，党的一切主张政策全不知道。 第53页 歷史已经证明： 毛泽东在井冈山“闭门造车”，造得好，造得及时。 变奏：“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林彪也参加了这个合唱 无产阶级的革命，从城市走向农村，从平原进军山区，古今中外都没人干过，马、恩、列、斯他们也都没有说过。 中国共产党人从1927年开始这样干起来了。 当各路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时，遭到敌军的围追堵截；当革命在井冈山发展起来时，又遭到敌人频繁的军事进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 自然，军民们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这时，党内外，军民中，左的、右的思想出来了。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种右倾悲观思潮，也有走州过府的“左”倾盲动主义。这种种的错误思潮，一次次地冲击着党，冲击着军队，动摇着刚刚诞生的红色政权，涣散着根据地军民的斗志。 歷史是这样记载的： 第一次，1927年冬。 毛泽东在关键时候，把秋收起义失利后剩下来的队伍带上井冈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人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也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次歷史性的飞跃。由于这种转变来得太突然，太出人意料，致使革命队伍中的不少人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加上，失败的情绪笼罩着这支队伍；原本他们是热衷城市斗争的，突然转到这农村，尤其来到了这艰苦的井冈山区，就觉得很不习惯，很不自在。于是他们悲观了，没信心了，他们在问：“这红旗能打下去吗？” 早在进军井冈山的途中，就有人开始打着自己的算盘了： 边走，边躲； 边走，边逃； 边走，边熘。 这躲的、逃的、熘的，不仅有普通的士兵，还有那些高级指挥官： 在永新的三湾，有些连、排干部不辞而别，去向不明了； 在宁冈的砻市，新兵训练处处长陈明义等人离开了队伍； 在湖南酃县，三团团长苏先俊也去向不明； 在酃县的水口村，前委委员、师长余洒度也悄然出走了……后来这些人，大多当了叛徒！ 1927年12月，从三湾开始新任工农革命军团长的黄埔生陈浩、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昌剑、一营营长黄子吉等一伙人，当他们领队攻下茶陵城后，就不愿再回艰苦的井冈山了，企图带着这支工农革命军去投敌叛变，幸亏毛泽东、宛希先等及时识破他们这种反革命阴谋，将其处决，才定军心。 第二次，1928年3月。 “左”倾盲动主义者不贊成在井冈山搞根据地，他们排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正确领导，撤消了他在党内的领导职务（甚至误传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并同时命毛泽东将井冈山的武装开赴湘南去参加年关暴动。由于错误的路线导致错误的军事行动，井冈山成了空山，结果湘南的年关暴动和井冈山根据地同时遭到失败。这期间，在井冈山上，那些豪绅、地主和反革命纷纷捲土重来，向人民群众反攻例算。……这时，党内、军内一些人又悲观起来了，对革命又缺乏信心了，他们说：“红旗虽然插上了井冈山，可这红旗能打多久呢？” 第三次，1928年8月。 因为湖南省委的错误指导，加上政治动摇、不愿在井冈山做艰苦细緻工作的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红军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利用二十九团湘籍军士思乡心切的情绪，极力在军中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红军二十八、二十九两个主力团冒进湘南，结果在湘南遭到惨痛失败，二十九团几乎全部被打散，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倒在叛徒的枪口之下，团参谋长王展程也身负重伤。敌人又乘机进攻井冈山，造成井冈山的八月失败。这时，各县的县城和平地全部被敌人占领，白色恐怖再次布满城乡，井冈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不计其数，井冈山根据地又处在十分危急之中。 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一些政治动摇者，一些投机分子，有的叛变，有的逃跑，有的甚至带着敌人来捉拿自己的同志。这时候，党内、军内又有一部分人重提“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了。他们认为，井冈山遭此劫难，元气大损，红旗难以再树起来了！ 第四次，1928年冬。 当红四军主力从湘南回师井冈山后，占遂川，克宁冈，攻永新，取得了三战三捷的军事胜利，收復了失地，湘赣敌军不甘失败，调集各县反动民团，对井冈山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这样，井冈山上粮食艰难，现金奇缺，食盐、布匹、药材已经断绝来源，军民们日食红米、南瓜、野菜充飢，夜宿词堂、庙宇过夜，身盖茅草、稻草御寒。就在这种极度困苦的日子里，一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成天牢骚满腹，叫着：“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一些人又再提“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这种悲观的论调，又一次干扰着井冈山的斗争。 第五次，1929年春。 1928年冬，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力量。这时，湘赣两省敌军也纠集了十八个团的兵力，按五路分进合击，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三次联合“会剿”。山上的红军总共只有四个团六千余人。面对强敌压境，红军和党内的少数人对形势又作出了悲观的估计，他们在敌人面前吓破了胆，有的主张弃山而逃，有的主张将主力化整为零，分散各自去打游击。实际上就是取消革命，取消武装斗争。 第54页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是一种典型的悲观情绪，虽然当时在根据地内不是主流，但它却成为发展根据地的一个极大的障碍。它的直接危害是：动摇军心，瓦解斗志，制造混乱，腐蚀红军指战员的革命意志，模煳人民对革命必胜的认识，在革命队伍中起着极大的离心作用。 正因如此，毛泽东、朱德等人，他们在井冈山上先后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分析形势，精闢地回答了这个“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从而坚定了大家的革命信心和决心。 应该说，“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是整个伟大的井冈山斗争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是一个变奏的插曲。这个插曲，自然也引起了党内、军内一些人的共鸣，似乎形成了一支同毛泽东、朱德等人唱对台戏的合唱队。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大人物林彪，他在井冈山就参加了这个合唱队。他既是“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鼓譟者之一，又是怀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典型人物之一。 林彪，是一个在国内外很熟悉、很敏感、很富刺激的名字，这个名字既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名字，又是一个变幻莫测、让人难以捉摸的名字。 林彪是随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湘南年关暴动部队于1928年4月底来到井冈山的。1929年1月14日，他随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的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出击，他在井冈山的时间，前后加起来一共十个月。 林彪，原名林育容，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广东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与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的营长伍中豪是同校同期的毕业生。林彪参加过第二期北伐攻打河南吴佩孚的直系军阀的战斗。开始时，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即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排长职，1927年8月，随团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在三河坝失败后，他在朱德指挥下，转战粤赣湘三省边界。当这支部队来到江西的大庾时，朱德主持了部队的整编。在整编中，林彪升任为七十三团二营七连连长。 1928年初，林彪在朱德的指挥下，参加了湘南暴动，3月底湘南暴动失败后，朱德、陈毅率起义军开始向井冈山转移。4月底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的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中国红军第四军，林彪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同年8月，红军主力冒进湘南失利，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被叛徒枪杀，团参谋长王展程身负重伤后，由朱德亲自兼任二十八团团长，林彪代任团参谋长。同年冬，红四军在井冈山开展政治、军事的冬季整训，在整训期间，林彪提升为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团长。1929年初下山后到3月份，红四军改团为纵队，林彪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到1930年6月成立红一军团时，朱德任军团总指挥，林彪任红四军军长。 也就是说，在军事职务上，林彪从1927年的连长，尔后则是营长、团参谋长、团长、纵队司令、师长、军长，四年之内连升六职，仅1928年的一年内就连升三职，可见林彪当时的军事指挥才能，已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赏识了。 在井冈山上，林彪的军事指挥才能已经是初露锋芒了。 他在井冈山参加过许多战斗：1928年3月，当湘南起义失败，朱德率部向井冈山转移时，林彪率七连在来阳县的敖山庙打了一个漂亮的阻击战，他这个连成功地阻击了敌军两个连的进攻。 1928年在井冈山上着名的三打水新，林彪都参加了，而且战绩不错。 但当湘赣敌军调集十八个团的兵力，第三次“会剿”井冈山时，林彪却主张放弃井冈山，到外面去打游击。他说：“现在井冈山很困难，天天吃红米南瓜，只有红米南瓜是不行的，必须打出去，不然就没法维持了。”他在大兵压境中悲观失望了。 当时在井冈山，在党内军内，一开始出现这种右倾悲观的思潮的时候，立即就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在会上或会后，通过演讲，作报告，找人谈话等多种形式，用井冈山根据地日益发展的大好形势，来回答“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的努力，终于帮助许多同志克服了以前的那种模煳认识，很快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坚定了在井冈山建设红色政权的信心和决心。 然而，毛泽东的这片苦心，对林彪，却似乎作用不大。 自从上了井冈山以后，林彪的个人主义和不重视政治工作的作风越来越突出。1928年7月，红军大队冒进湘南攻打郴州失利后，身为营长的林彪，公开违反“打土豪要归公”的红军纪律，把缴获的大洋和金戒指私藏起来，不交公。他的这种行为，早在1927年10月下旬就开始暴露了，那时，正是朱德率部在湘粤赣边界辗转，部队离开江西大庾县城的当天，林彪就伙同几个动摇分子私自脱离部队，往广东梅关方向逃跑。跑了一段之后，发现地主挨户团等反动武装在关口把守十分严密，加之他身上还藏着私自带走的好些金条，一路上林彪想来想去，万一身上的金条被挨户查出，金条没了连生命也给搭上就更不合算了，于是，当晚他又返回部队，然后跟着上了井冈山。 第55页 在井冈山上，林彪只是片面强调军事长官的职权，对政治工作和政治干部不予重视。他多次说：“营长就是管四个连长，连长就是管三个排长。”他从不接近士兵和下级干部，从来不和下级交谈，肖克将军回忆说：“林彪这个人，为人阴沉，过分自尊。” 1929年初，在江西赣南的大质战斗中，林彪战前不察看地形，战斗中又不顾军部的安全，他带着部队就跑，致使他的二十八团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因何挺颖是一个出色的军事、政治都很强的干部，他的才华不亚于林彪，林彪早有忌妒之心，在转移时，他对何挺颖既不派担架，也不派人照顾，造成何从马背上摔下来后被马踩死的悲剧。此后，在寻邬战斗中，他为了保存自身的实力，提前撤掉警戒部队，造成红四军军部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毛泽军身负重伤，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俘，毛泽东、朱德等军部领导险遭不测，部队遭到很大的损失。 1929年春，红四军下山后，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越发严重了。5月18日晚，红四军在瑞金城召开干部会议，林彪在会上公然提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去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厂“而应该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实质上，他是反对建立红色政权，反对搞根据地建设，只主张东突西窜。走州过府式的流寇主义。到1929年冬，林彪再次上书给毛泽东，重提他的这些右倾悲观论调…… 为了使全党全军同志明确革命的方向，认清斗争的前途，坚定革命的信念，同时，也为了及时教育、挽救林彪，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新年刚过之际，在福建长汀的古田镇，给不在他身边的林彪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长信。信中，他开门见山地批评了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 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感觉你对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你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你相信xxx式的流动游击政策。……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 毛泽东在列举林彪那种种的右倾观点之后，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在信中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首次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理论，并详尽地阐明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论断。毛泽东的这封信，是一篇精闢的马列主义的哲学着作，是组成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鑑于此，1947年12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续编）收入了这封信。 这封信的重要内容都是针对林彪当时的右倾悲观论点而展开的，实际上这封信也是对林彪的一种批评。当然，毛泽东的出发点，也是在于帮助、教育林彪。 林彪为此于1948年2月特地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写了一封信，希望公开这封信的时候，不要公布他的名字，以免在党外和国际上引起误解。毛泽东接受了他的要求，在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而收入这封信时，另拟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中删去了原信中点名批评林彪的地方，文字上也作了些技术处理，将信中的第二人称的“你”改为第三人称的“他们”了。 天地转，光阴迫，时间一晃过去四十年。 1969年8月30日，春风得意的林彪，带着他的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一家人和他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一干人，前唿后拥地登上了井冈山。 林彪在井冈山参观、视察以后，出版的各种书籍中相继出现了怪现象： “朱毛两军会师”变成了“林毛会师”； “朱德挑粮”变成了“林彪挑粮”； 原来，林彪上山的目的之一，就是篡改井冈山的革命歷史！ 林彪下山回到北京，立即找人写了《西江月·重上井冈山》词二首，还秘密地为这二首词配曲、录音。 繁茂三湾竹材，苍茫五哨云烟。 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 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毛泽东惊唿：“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疗万难”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睡，歷来为两省省府不管之地，真所谓是“山高皇帝远”了。 因此地道路艰难，信息闭塞，生产落后，山民们20世纪初依然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工具还处在原始时代。农民们用磨笼碾谷，使杵日打米；集市贸易只是四乡山民定期汇集一处，日中而市、三日一次的“逢圩”办法，而且多以以物易物为主。 这种全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上山前的状况。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首次登上井冈山上的大井时，所面临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将士们的吃饭问题。 第56页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起码，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日三餐不吃饭的人。 可是，在井冈山上仅有的大小五井等十几个贫穷落后且又十分分散的自然村里，一下子聚集了那么多的队伍，那么多人的饭，该到哪里去找呀？！ 然而，自古道：天无绝人之路，车到山前必有路。此话不假。 聪明的毛泽东，他一路调查了解，早已有了主意。上山伊始，他便利用井冈山上的山大王、绿林首领王佐讲义气、重感情、爱枪如命的性格，一到大井，便立即送七十条好枪给王佐作见面礼。 常言道，有来无往非礼也。王佐得到这七十条好枪，比他六十枝破枪的老本还多，怎不高兴！他真是喜出望外，打心眼里得意。当他晓得工农革命军上山来碰到吃饭这个难题后，立即命他的弟兄，从藏在山洞的粮食中挑来了五百担谷子送给了毛泽东。王佐这一慷慨的解囊相助，及时地帮助毛泽东，帮助工农革命军暂时度过了上山来的第一道难关。 当时身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辎重队队长、肩负着这上千人吃饭重任的范树德老人，1985年5月，在广西桂林这样深有感触地向人们回忆说： “几个月来，我们这支部队几经转战，是相当疲劳的。部队除需要休整，还要解决吃饭问题。当时，我们连人带马一千多一下子来到井冈山，吃饭就成了很大的问题。虽然那时正好是秋收季节以后，每个地方也有些稻米，可是我们手里没有这么多钱，不能去买。就井冈山本地而言，五大哨口之内，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到万担，要常年供应部队的粮食，是负担不了的。毛主席当时把这个问题向袁文才、王佐提出来了。……王佐在山上的存粮对外人是保密的，他怕地主武装知道了会来搞破坏。王佐在接受了我们送的七十杖枪后，对我们说：‘我这里还有些存粮，共有五百担稻谷，你们在没有筹到粮以前，就放心在这里吃吧！’由于王佐给了我们稻谷，我们笑着对他说：‘王团长，那么我们就不客气地住在这里，吃你的，用你的罗！’王佐也心甘情愿地表示：‘在短时期内，你们的粮食仍没有着落的话，就在这找我好了。’我们就用这五百担稻谷对付了一段时期。那时我们每个人一天吃老秤（老秤一斤是十六两）二十四两米，合一斤半。这样一个人每月就需要四十五斤米。当时我们这支上千人的队伍每月销粮四万五千斤左右，一担稻谷按七十斤来计算，王佐的五百担谷解决了我们一个月的给养，帮了我们的大忙。” 得到王佐这次重要帮助后，毛泽东和他的工农革命军，终于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开始了如火如茶的斗争。 时至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队伍和湘南农军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井冈山上的革命武装骤然由原来的千把人勐增到一万八千人了！ 两军胜利会师，使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红色区域一天天扩大，红色政权一天天推广，引起了两省敌军的极大恐慌。自朱毛两军会师以后，湘赣两省敌军向井冈山先后发动多次反革命军事“进剿”和联合“会剿”。 在井冈山军民的英勇抗击下，实践证明，敌人的军事进攻是消灭不了红军也摧毁不了根据地的。于是，狡猾的敌人想出了一条更加毒辣的计策：对井冈山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来个里三层、外三层的重重包围，严禁一切物资运上井冈山。 本来就已经十分贫困落后的山区，本来现有的物资条件就难以支撑的这支万人以上的队伍，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真是雪上加霜，简直要把他们推向绝路了。 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两月没有一文零用钱。 红军中的薪饷早就废除了，只有饭吃，有钱的时候发一两块的零用钱，最近几个月来，不光零用钱不发，草鞋费也没有发，伙食费也减少了。最近两个月来，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三分，四分油、四分盐、米一斤四两。三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买得一斤南瓜，洗衣。剃头、穿草鞋、吃烟的零用钱没有法发了。 作为在井冈山总揽全局、身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不得不向上级申报，仅1928年5月，他就在一个月内连续两次向湖南、江西两省省委和党中央惊唿：我们在井冈山上“吃饭太难”，“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疗万难！” 甚至，为了尽快解救井冈山上这些伤兵们那种难以入目的痛苦，毛泽东向上级已到了乞求的程度，他说：“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可是，在四面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地下交通极度困难，毛泽东和他的红军将士们，尽管迫切盼望得到上级的支持和援助，他们实际上得到的答覆只是毛泽东自己的两句话： “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 “吉安县委一点帮助都不给。” 党中央在遥遥数千里之外的上海，对毛泽东的祈求、唿吁，也只能是望山兴嘆、爱莫能助了。 也许，这时候，是毛泽东最痛苦的时候，他不得不发自内心地唿喊：“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除了“寂寞”之外，井冈山的将士们，从军长到伙伕，他们为着生存、为着发展，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各种艰难困苦： 第57页 在飢饿中，他们日食红米、南瓜、野菜、竹笋充飢度日； 冰天雪地、北风唿啸中，他们穿单衣单裤御寒； 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时，他们垫稻草盖稻草过夜； 因营养不足，他们中打摆子的、拉痢疾的、闹浮肿病的越来越多了； 将士们的头髮越来越长了，身上的虱子越来越多了，衣裤越来越破了，最后长裤剪成短裤…… 伤兵们的伤口越来越痛了，只好用盐水、石灰水代替消炎药来洗伤口，甚至用剃头刀、菜刀、梭缥代替手术刀在自己身上取出那一块块弹片…… 人们，这群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召唤下的人们，在这块红色土壤浴血奋战的人们，就这样承受着这一切！ 眼前的现状如何改变？艰难的岁月如何度过？！ 毛泽东说，井冈山这块根据地，“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赣鄂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当努力的。” 毛泽东一声令下，井冈山军民们立即响应，在这块红土地上，开展了一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生产自救的全民运动。 井冈山，五大哨口五道关 毛泽东早在领着秋收起义队伍进军井冈山的途中，就一直在寻觅一块既安全、可靠，又有民众基础的山地来做他这支疲劳之师的军事基地。 其实，早在秋收起义之前，毛泽东就已有这样的思想准备：革命一旦失败，就应上山！当初，为了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他曾大声疾唿： 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上山，可以去结交绿林朋友； 上山，可发动农民兄弟搞土地革命； 上山，可实现枪桿子里面出政权！ 1928年4月底，朱毛两军会师之后，毛泽东、朱德都已感到，再也不能带着这支弱小的红军东奔西跑了，应该有红军自己的一个“家”了，应该下力气营造井冈山这块红军天然的军事堡垒。 具有远见卓识的毛泽东、朱德，他们围绕着山上的大小五井村，走村串寨，登山越岭，一条一条山沟、一座一座山巅，都遍布了他俩的足迹。经过他俩精心的勘察，发现只有五条崎岖的羊肠小道通往山外，他们立即决定：在这五条小道的要隘处，构筑五个哨口工事，成为进出大小五井村的五扇山大门。 而第一扇最要紧的山门就是北面的黄洋界。 黄洋界，位于江西省的宁冈、遂川和湖南酃县三县边界的结合部，坐落在井冈山大小五井村的西北面，海拔一千三百四十三米，是井冈山通往宁冈县直至湖南省的要隘。 黄洋界上山峰似剑，绝壁悬崖，一边是千仞高山，一面是万丈深渊，四周群峰连绵，地势极为险峻。山头上常有浓雾缭绕，迷漫山间，大风吹来，云海腾波，捲起一阵一阵云涛云浪，犹如一片汪洋大海；远眺前方，迷漫于云海之中的一座座峰尖，既像一个个海岛，又似一艘艘乘风破浪的航船……所以，歷史上又有人将黄洋界称之为“汪洋界”、“望洋冈”。 黄洋界上有三条狭小崎岖、盘山而上的山间小道在此连结：一条北经宁冈县茅坪村，与江西省的永新县相连；一条西连宁冈县的大陇村，可抵湖南省的酃县；另一条则南接井冈山上的大小五井村，直达主力红军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中心——茨坪。 井冈山的军民们，按照毛泽东、朱德的意图，从1928年4月间开始，就利用这一天然地势，在黄洋界三条小路的连结点上，建造了三个防御工事：右边一个工事用以控制通往茅坪的小路，阻击从江西永新方向来进犯井冈山的敌军；左边一个工事可控制通往宁冈大陇的小路，阻击从湖南酃县方向来犯的敌人；在这两个工事的后山顶上设立一个瞭望哨所，用以监视山下敌军的动静，以掩护前面两个工事。三个工事互为犄角之势，作战时可以互相唿应，组成井冈山红军的五大哨口之——黄洋界哨口。 这，就是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北大门！ 随着井冈山斗争的不断发展，革命的不断深入，湘赣两省敌军也频繁地向井冈山发起了军事进攻。为有效地阻击敌军的进犯，自1928年夏季开始，军民们在黄洋界哨口左、右两个工事的前沿，各筑有五道防线： 第一道，是竹钉阵。左、右两个工事前沿小路两旁的草丛中，各插了三四华里的竹钉。这竹钉，是山上军民们用竹子制作成的两端尖利的武器，竹钉削好后均在锅里炒干，再放在尿里浸泡过，既坚硬又有毒，运上工事后将它的一端插在泥土里，一端外露在地上。因为它体积小，上面盖上一些茅草，就不易被人发现了。敌人进攻时，一脚踩上，既会穿破鞋底，又会刺破脚板，不仅流血不止，疼痛难忍，而且伤口化脓溃烂，不易治癒； 第二道，是壕沟。军民们在工事前沿的半山腰中拦山挖断，筑成深五尺、宽四尺左右的壕沟，以延缓敌军进攻的时间； 第三道，是竹篱笆。军民们就地取材，将竹子锯成五尺左右一节后破开，竹片的两端削尖，一端插在壕沟上首的地上，编织成篱笆，并用木桩牢牢地固定，让进攻的敌人难以逾越； 第58页 第四道，是滚木擂石。山民们仿造古人的战法，将大树锯成五至八尺长一段，堆放在工事前沿的悬崖处，两端用棕绳拴住，树段上再垒上大堆石头。敌人进攻时，将两端的棕绳割断，木头、石头立即一齐朝山下翻滚下去，轰隆隆一阵阵巨响，势不可挡，山民们称其为“仙女散花”； 第五道，是射击掩体。这种掩体用木头、石头和泥土垒筑而成，既有单个地堡式的，也有几个掩体连接在一起的串通式，这是红军哨口上的最后一道防线。 与此同时，井冈山军民们全体动员，男女上阵，按照黄洋界哨口工事的构筑方法，又先后在茨坪西面的八面山、西南面的双马石、南面的硃砂沖、东面的桐木岭，建造了四个同样坚固的哨口工事。 这样，黄洋界哨口和八面山哨口、双马石哨口、硃砂沖哨口、桐木岭哨口一起，组成了井冈山着名的五大哨口。这五大哨口，又似井冈山上的五扇山门、五道关卡，构成了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防御体系，使井冈山成为红军初期的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堡垒，成为保卫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内党、政、军高级指挥机关的一座天然屏障。 井冈道路真艰难，五个哨口五座关； 敌兵胆敢来进山，有命来时无命还。 这是军民们对五大哨口的赞颂。 1928年8月30日，就在黄洋界哨口上发生过一次着名的战斗。湘赣敌军乘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远在湘南欲归未归之际，调集四个团之众，从黄洋界方向攻击井冈山，妄图一举摧毁井冈山军事根据地。这时，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凭藉黄洋界这一天险，英勇奋战，充分发挥工事上五道防线的作用，顽强抵抗，终于打退敌军四个团的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成功地保卫了井冈山这块革命根据地。 用杉本、树皮盖起来的红军医院 工农革命军上山之初，在宁冈茅坪的攀龙书院，办起了工农革命军自己的第一所医院。 这虽叫“医院”，但简陋得叫人难以置信。 缺医少药，器具简单。 年过八旬，当年是这所医院中医的赖辛达老人，蹒跚地来到这医院的遗址上，向人们介绍当年的情景： “毛主席1927年10月割禾后来到宁冈，三湾改编时成立的卫生队就设在这里，共有四十人左右。这个卫生队在茅坪的攀龙书院建立了一个医院，有中医赖于华、陈金，西医吴鹏飞共三个医生，11月又增加我和黄少古、谢贻阶三个中医。现在旧址这边的一个小膳厅是当时中医的医疗室。轻伤员、担架队住楼上，床铺摊在楼板上。起初伤病员只有四五十人，伤员用的中药，是靠大陇、滩头两个小药店供给……后来不久药就用完了，我们就上山去挖了七十多种草药，有金银花、土茯苓、木通、麦冬、厚朴、茵香、金英子、库前草、五加皮等。 “1928年农历四月，毛主席发动打永新，搞到不少药放在茶头源，这时药材丰富了，部队和群众都来这里看病、买药。” 根据地扩大以后，疗伤和救护的任务就越来越重了，当时担任过护士的肖明将军回忆说： “朱军长和毛委员的两支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时，当时茅坪医院里有一个莫队长和叶党代表，下面只有几个中医生和西医生，设有一个医务室，还有看护排、担架排、事务排，每排有十多个人。这医院内只能容纳四五十个病人，但来来往往的病人比较多。这时，医院里的药材已开始缺乏，虽然各地党组织想方设法冲破重重困难，把治枪伤用的红汞、碘片等西药也送到根据地来，但是不够用。因此，医院就组织医务人员和附近的群众上山采草药。……因为没有西药，就用中草药来治枪伤，没有碘片了，就用盐水洗伤口，部队打仗时，医院的医生、担架排就随部队上前线救护伤员，国民党的俘虏兵受了伤的，我们也给他治疗。” 毛泽东就是从主张给敌军的伤兵疗伤开始制定出“优待俘虏”的政策。 那是1928年的2月，工农革命军攻克宁冈的新城之后，抓来了敌军四百多个俘虏，同志们对国民党右派怀着极大的仇恨，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深恶痛绝。这回头一次抓来那么多俘虏，就把这仇恨发泄到这些俘虏兵身上了：有的不给饭吃，有打有骂的，有伤不给药吃，甚至有的战士用石头去砸俘虏的脑袋的。这些事不久让毛泽东知道了，他教育这些红军战士说：“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那些俘虏，也是被抓来当兵抵炮灰的，要瓦解敌军，我们不仅不虐待俘虏，还应当优待俘虏。”就这样，毛泽东在井冈山第一次提出了以“医治白军伤病兵”和“释放俘虏”的俘虏政策。 茅坪的这所医院，虽说简单、原始，但它却挺管用，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了上山之初许多实际问题。人民解放军上将、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将军说：“我在茅坪医院住过两次，第一次是打茶陵后，第二次是黄洋界战斗后。……医生每天用竹片捅到伤口里，把旧纱布拿出来，换上新的，换药时痛得难忍，总不见效。后来请来本地的一些草药医生，也不知用的是什么草药，有草根、青草、树皮，混在一起，砸成煳煳，然后敷在伤口上，把脓血都弄出来，再贴上一张膏药，一个星期就好了。……我记得那时在茅坪不叫医院，只是伤病员在里面住着治病。在山上叫红军医院，就是在小井，是1928年冬天建立起来的。” 第59页 红军不断扩大，战斗日益频繁，伤兵也日渐增多，这时，在井冈山上又建立了一个医务所来缓解矛盾。但有时伤兵突然增至数百人，茅坪和大井的医疗条件都已不适用了。1928年6月间，毛泽东和朱德决定在井冈山上的大小五井成立红军的第一所正式医院。 军委决定，由红四军后方留守处处长邓允庭负责领导筹建医院的规划工程；由防务委员会主任王佐负责筹集建院的资金。正当筹划小井红军医院建筑的当儿，龙源口战斗打响了，这时，八百多伤兵源源不断地抬上了井冈山。为了应急，医院决定先在大小五井成立四个管理所，一、二所设在大井，三所设在中井，四所放在小井，所有伤兵全部住在当地群众的家里。 伤兵越来越多，建医院的任务越来越紧迫。红四军军委决定，为克眼建院的资金困难，号召军民自觉募集资金。很快，有捐三角的，有捐四角的，也有捐一块的，每人都尽其所有了。 你一点，我一点，合计起来，已有一千块大洋，木工、蔑工、铁匠等人的工钱可以解决了。 至于建院的建筑材料，军民们就地取材，上山砍杉木做栋樑，锯板子做墙，取杉树皮当瓦，男女老幼齐动手，盖起了第一栋医院的房子。 这所医院，原来计划建三栋房屋，但第一栋才建好不久，1929年1月29日，窜进根据地的敌军放一把火，将它烧得精光。一百三十多名重伤员全部被敌杀害，医院内所有的病歷、病员名单和医院管理人员的资料，随着这把火也化为灰烬。解放后，我们几经艰难，从南到北，採访所有从这医院走出去而尚健在的老将军们，才得到以下这样一个粗略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名单： 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 建院时间：1928年秋末 建院主持：邓允庭、王佐 医院设计：朱启正 建院施工：朱启正、朱兴仁、朱天梁、肖仁寿、刘xx等 院长：曹（釒荣）　党代表：肖光球 党总支书记：曾志医务主任：段执中 看护（护士）班长：王云霖 看护（护士）：肖明、伍道清等 事务长：董青云 西医医师：资彬、徐鸽等 中医医师：谢秋月、李保山等 草医医师：吴海泉、吴文奎等 机构设置： 总院院部：设中井村大树窝群众家 四个医务所：第一、二所设在大井村 第三所设在中井村 第四所设在小井村 小井红军医院住院部下设有：医务室、换药房、中药房、草药房、担架排（三十余人）、看护排（三十余人）、事务排（十余人）。 这所在湘赣敌军重重包围中，在罗霄山峰中诞生的中国红军的第一所正式医院，建院伊始，医务人员和伤病员们就遇到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 当年从红军医院走出来的歷史见证人，是这样说的。 看护班长王云霖回忆： “小井红军医院各方面都是很苦的。拿用药来说，由于敌人搞封锁，非常缺乏。……比如治疗用的凡士林，没有，就用猪油代替。医疗器械方面也是这样，用许多上办法来代替。消毒用的盒子是自制的，把大的竹子截成段，然后剖成两半，去掉中间的节疤，就变成消毒盒了；把竹子削成薄片，放在火里烤一下，把它一弯，就成了个镊子。一块普通的纱布，一条普通的绷带，都是洗了又洗，用了又用，从来捨不得轻易丢掉，直至最后完全不能用为止。” 王跃南将军曾在小井住过院，他说： “为了解决医药上的困难，当时想了好多办法。没有医疗器械，就用打碎的碗片，把竹子刮平，做成镊子；没有酒精消毒，就用石灰水来煮医疗器械，土法消毒；没有纱布，就用土布代替纱布；没有药品，就发动老百姓上山采草药。……医治感冒也是用土办法，就是用一个小碗放上酒，再放一节葱，用火烧，然后把衣服脱得光光的，两手蘸着酒往身上勐擦。擦的时候又烫又痛，擦了以后再用被子盖起来，睡一睡，让他发汗。一出汗，感冒就治好了。” 当年在这里做过外科手术的吴树隆将军，回忆当时的情景，还心惊肉跳，他说： “当时做外科手术时，没有骨锯，就用木匠的小锯子，是那种细齿的小锯子来做断骨手术；用杀猪刀来开刀。尽管条件这样差，可是伤病员来了一批又一批。” 这，就是中国红军的第一所医院！ 毛泽东上山坐上席 那是1927年的秋末，井冈山上的老表们纷纷传扬一件事，说是从湖南方向突然开进山来一队大兵，虽然这些兵穿着破破烂烂，但个个还挺精神。山上的座山虎王佐得来这个消息后，忙派人四出打听。他派出去的贴身卫士朱持柳派人来报：原来这支大兵正是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队伍，几经艰难，登上荆竹山，现正从那里往井冈山上的大井村开来。 毛泽东一路上经过多方调查了解，知道井冈山上有股杀富济贫的队伍，首领就叫王佐。这王佐，英勇豪侠，仗义疏财，与豪绅地主结下不解之仇。他在这山上占山为王，是个地地道道的山大王。座山虎；他武功出众，十分了得。此人讲义气、重感情，这周围几十里以内的小民百姓都听他的。在大革命失败期间，王佐的这支绿林武装，遭到反动民团的追剿，虽然损失不小，王佐却还是牢牢保存了一支拥有六十条枪的武装。王佐是个爱枪如命的人，常对部下这样说：“枪这玩意是个好东西，至少有三个大好处：一可报仇，二可筹款，三可寻吃。有枪便是草头王，为了枪，人可以去死，但枪不能丢。再好的朋友，也不能把枪送给他。” 第60页 但是，由于长期的绿林生涯，王佐养成了一种疑心重、不轻易相信别人的习惯。 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冲破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重重困难，才上得井冈山来，但军需物资、粮饷供给已是十分紧张。 一路上，毛泽东边走边想，他反覆揣度，到井冈山要尽快取得王佐的支持，尽早为这支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队伍找个立足的地方，以渡过眼前的难关。 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率部直奔井冈山上大小五井中的大井村而来。山上的王佐，来个顺水推舟，他带领自己那八十个弟兄在村口的学堂迎接毛泽东进村，毛泽东上山的第一站——大井，终于到了。 大小五井是井冈山山顶上人口集中的五个村名，即：大井、小井、中井、上井、下井。因这五个村庄均在群山环绕之中，道路相通，坐落有序，地形宛如一口口的井，故此得名。 大井是五井中最大的一个村子，王佐早年聚集他的绿林弟兄就驻扎在大井村。几番遭敌追剿之后，他手下还有八十个弟兄、六十条枪，驻扎在这大井村的新屋下的白屋中，凭这六十条枪日夜操练，准备东山再起，与豪绅地主决一死战。 上山以后，如何与王佐交往，毛泽东已胸有成竹、运筹妥当。这天，当工农革命军一到大井，毛泽东便立即命团部辎重队队长范树德将七十枝好枪赠送给王佐，以此作为他上山给王佐的见面礼。 一惯机枪如命的王佐，这回突然不费吹灰之力，便从毛泽东的手里得到七十校好枪，真是喜从天降，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他激动得涨红着脸，拉着毛泽东的手说：“毛委员，我的这些家当（枪枝）都是凭着我九死一生，拼着老命搞来的，为了保存这六十条枪，又差一点丢掉了生命。没想到，你一上山，就这样看得起我，送那么多枪给我，比我的老本还多哩！” 毛泽东拍了拍王佐的肩膀，真诚地笑道：“我们是朋友嘛，哪有朋友不帮朋友之理。你搞杀富济贫，我们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为着帮穷人闹翻身嘛。我送给你枪，是希望你把你们队伍再扩大一倍，我们共同来和豪绅地主斗到底！” 王佐也不含煳，立即回赠五百担谷给毛泽东的队伍作暂时的给养，以渡吃饭的难关。 当下，王佐和毛泽东，就像两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似地交谈起来。 自然，毛泽东及时地就共产党的宗旨、纲领，工农革命军的性质、任务以及革命的前途和目的，详细地向王佐作了介绍，并希望他一道参加革命。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长年钻山沟沟的王佐茅塞顿开。 是夜，毛泽东和王佐第一次合作，两人亲自率领所部连夜向东开去，次日一早，攻占永新县东二区保卫团团部所在地——石门，缴来的十六条枪，毛泽东一条也不留，又全给了王佐。 王佐的心情更不平静了，他反反覆覆地想：这支军队果然与歷代官军不同，是支真正的秋毫无犯之师；毛委员能体察民情，不仅精通世事，还了解他王佐的心思，真是个非凡的人物，是位信得过、靠得住的朋友。王佐暗自下决心，他应对毛泽东坦诚相待。 从石门回到大井的当夜，王佐就主动上门去找毛泽东，说这大井村子太小，请他的部队驻扎到他王佐“司令部”所在地茨坪去。 茨坪，是井冈山上最大的一个村庄，有几十栋干打垒盖着杉皮的泥土屋，世代居住着六百多山民，开着十几傢伙铺。因这茨坪是跨江西、湖南两省的边界，四周群峰环抱，崇山峻岭，歷来是南方数省过往商贾的歇脚之所，又是兵家袜马厉兵、藏龙卧虎之处。王佐在井冈山多年经营他的绿林队伍，几经同豪绅地主和官府的军队以及其他土匪武装反覆较量之后，终于在这茫茫的井冈山区，独树一帜，立寨为王，把个井冈山控制得严严实实。在茨坪，有他的家小，有他自称的“司令部”，还有一些被王佐称之为“摇钱树”而关押的土豪。这些，都是他王佐的秘密，他是从来不会对外人讲的。 这回来了毛泽东，既慷慨地送枪给他，又给他讲述革命道理，还帮助他消灭了他的宿敌，叫他一下子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成天乐呵呵的。他打心眼里信服毛泽东，崇拜毛泽东，把他的秘密第一次向毛泽东公开了。 1927年10月27日一大早，毛泽东欣然率全部人马，随王佐进驻了茨坪，从此，革命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 王佐率其所部，忙着安顿工农革命军将士在茨坪住下。毛泽东被安排住在茨坪李利昌的家中。 这天，恰好是王佐在茨坪的部下名叫李先开的办结婚酒席，李先开这时特地来请王佐去他家喝结婚喜酒。 王佐心里一乐，忙问：“喜酒我当然要去喝的，我问你，这酒席的上席（第一贵宾席）是哪个坐？” 李先开听后，不假思索地答道：“这你知道呀，天上的雷公，地下的舅公，按老规矩当然是请我娘舅坐呀！” 王佐却摇了摇头，说：“今天这个规矩要改一改，这上席要给我的朋友毛委员来坐。” 李先开一听，倒疑惑不解了。他知道，王佐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从不把什么人放在眼里，今天他怎么突然对这个“毛委员”这么尊重，还要请他来坐上席，忙问：“毛委员是什么人，多大的官呀？” 第61页 这一问，倒把王佐问住了。其实他王佐自己也不知道这“毛委员”到底是多大的官。他摸着脑袋想了好一阵子，也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回答，性子一急，便说：“以前不是有皇帝么，皇帝身边不是有左臣右相么，而今不叫皇帝叫党中央，毛委员就是党中央的委员，就像是皇帝左臣右相那么大的官哩！你说，这样大的官到我们井冈山来了，不请他坐上席，叫我王佐的面子往哪里放呀！” 从不出山门的李先开，听王佐这么一说，又惊又喜，看他脸色，倒真的诚惶诚恐起来了，忙说：“这个上席，那非请毛委员坐不可，这是我先开三生世的福份呢！” 王佐立刻来到店上村的李利昌家，恭请毛泽东去李家赴宴。 毛泽东本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儿子，他知道到农家坐上席那身份的分量，更清楚王佐请他坐上席，说明他现在已在王佐心目中的位置，毛泽东心中自然大喜。他细细想来，这结婚酒席，一定会有山里山外许许多多宾朋来客，这是他第一天上山，就有这么一个见见山民的绝好机会，他可在酒席宴上因势利导，向井冈山的老百姓介绍工农革命军，讲讲革命的道理。 毛泽东高兴地接受了王佐的邀请。 王佐领着毛泽东来到李家，李先开十分虔诚，恭请毛泽东坐了这场酒宴的首席。 这时的王佐，兴奋不已，按捺不住。他亮开嗓门，向所有宾客大声介绍说：“各位亲友，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位贵客，这就是共产党中央毛委员，这位毛委员就像皇帝左臣右相那么大的官哩！他这次带兵上山，是来领导我们穷苦百姓闹翻身的，这是我们井冈山老表们的福份呀！” 顿时，席间人头攒动，惊喜交加，整个场面更添一份喜气。 毛泽东深知民间的乡情风俗，他站起身来，频频拱手，向宾客致意，向新郎新娘恭喜道贺。然后，以他那极具感化力的演讲，向这些来自井冈山村村寨寨的山民们讲述着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工农革命军的任务，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建政权、当主人。 毛泽东的这些话，像甘露滋润着山民们的心田。 自此，“毛委员”在井冈山上家喻户晓；“毛委员”成为井冈山人心目中的第一贵宾。 此后，毛泽东屯兵井冈山，率领着工农革命军攻城略地，平南镇北，井冈山上革命活动红红火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井冈山贫苦农民第一次获得了人生的解放。 井冈山上，罗浮、草坪、行洲、茨坪和大小五井村庄的人们，个个欢腾雀跃，人人喜笑颜开…… 自那场由毛泽东坐上席的酒宴过后，井冈山上，很快就在山里山外传颂着这样一首民谣： 行洲府，茨坪县； 大小五井，金銮殿。 1928年5月下旬，为了统一湘赣边界各县红色政权的领导，为了形成井冈山根据地内最高权力机关，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的茶陵、遂川、宁冈、永新、酃县、莲花六个县的工农兵群众的代表大会，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这个政府刚刚成立时，尽管时间仓促，加上经验不足，机构尚不完备。但它毕竟是一个湘赣边界最高的红色政权机关，到1928年6月底，边界政府已辖有六个县的工农兵政府了。 在中华大地上，一个崭新的高级红色政权，在罗霄山巅诞生了。 这个红色政权的组织系列如下：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议 执行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 主席　　　　　　　　　　　　 副主席 土　军　财　政　工　青　妇　　新　茶　遂　宁　酃　永　莲 地　事　政　法　农　年　女　　遂　陵　川　冈　县　新　花 部　部　部　部　运　运　运　　边　县　县　县　工　县　县 动　动　员　　陲　工　工　工　农　工　工 委　委　委　　特　农　农　农　兵　农　农 员　员　员　　别　兵　兵　兵　苏　兵　兵 会　会　会　　区　苏　苏　苏　维　维　苏 工　维　维　维　埃　埃　维 农　埃　埃　埃　政　政　埃 兵　政　政　政　府　府　政 政　府　府　府　　　　　府 府 各县工农兵政府以下， 设若干区、乡两级工农 兵苏维埃政府 边界政府以下，各县、区、乡，同样由同级分别召开代表大会，形成县、区、乡各级的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由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为该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执行机关；各级执行委员会中均设常务委员会，并推选出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 县、区两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会，一般都设立有财政委员会、文化委员会、裁判兼肃反委员会、土地委员会、赤卫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等工作部门；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除正、副主席外，还有秘书和土地、财务、文化、裁判兼肃反等专职委员以及暴动队长，分别负责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各项工作。 第62页 在建立红色政权的同时，井冈山根据地内各县、区、乡都普遍组织了各种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组织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革命群众团体，如共青团、工会、妇女会等，主要由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及其下属的各级组织负责领导；另一类是革命群众武装组织，如赤卫队、暴动队、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由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负责指挥。 为了统一领导各县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充分发挥各工作部门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各革命群众团体和各革命群众武装组织在巩固、发展红色政权中的的作用，当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最高政府成立时，就委任了各部、委主要领导人： 土地部部长　谭震林 军事部部长　张子清 财政部部长　余贲民 政法部部长　邓允庭 防务委员会主任　王佐 工农运动委员会主任　宋乔生　副主任　毛科文 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　肖子南　副主任　刘珍 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　吴仲莲　副主任　彭儒 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袁文才 人们终于可以发现，共产党从1927年的八七会议到1928年5月湘赣边界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毛泽东从他提出“枪桿子里面出政权”到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诞生，从井冈山的山民们唱出“金銮殿”的民谣到毛泽东实实在在当上湘赣边界最高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人民共和国的形象已开始展示出来了。 史达林的特使费德林在井冈山说：“这里，是共和国的雏形”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隆重典礼。 毛泽东也终于可以以一个国家元首的身份出国了。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和史达林在莫斯科会面了。 两双巨人的手，终于紧紧地握在一起。 史达林久久地望着他既陌生又似熟悉的毛泽东，赞嘆说：“伟大，真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真诚地祝你健康！” 而这时的毛泽东，却意味深长地说： “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喔，有话无处说……” “不，不，不——”，史达林没等翻译把话说完，捏着菸斗的手习惯地摇了摇，说： “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谁也不能去谴责一位胜利者！” 毛泽东听了这话，深沉地笑了。 这笑的代价，只有毛泽东和他的同胞才知道得一清二楚。 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期间，史达林建议中国共产党应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并主动提出从苏联派几位理论家、翻译家来华协助完成这项工作。 不久，苏联着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外交家，史达林的首席华语翻译费德林，以史达林特使的身份，来到了中国。 在北京，这位专家在仔细翻阅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简歷时，惊奇地发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林彪、罗荣桓、粟裕。黄克诚、谭政……这些开国的功臣们，从1927年秋至1928年，党和军队的初创时期，他们几乎都是同时战斗和生活在同一个山区，这个山区他以前在一些共产国际的文件中也时断时续地见到过它的名字，那就是江西、湖南两省交界的井冈山。 细心的费德林还发现，在毛泽东早期的一些着作中，有几篇关键性的文章就是在井冈山写成的。此后，从中央苏区到陕北延安，在毛泽东的许多着作中，都反反覆覆地提到过这座山。 作为一个中国通的费德林，他已敏锐地意识到：井冈山，在毛泽东个人的经歷上，在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发展史上，在中国民主革命的整个进展之中，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不可缺少！ “啊，井冈山，神秘而伟大的井冈山！我要尽快去考察、去访问、去揭开这块革命圣地之谜。”费德林用汉字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并转告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欣然同意并亲自指派他的首席俄文翻译、他身边的主要工作秘书师暂，全程陪同这位史达林的特使上井冈山。 当他们来到江西井冈山下的吉安时，吉安地委书记、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红军战士李立，决定亲自陪同毛主席的客人上山。 建国伊始，井冈山四周依然是悬崖峭壁、羊肠小道，修马路、坐汽车还只能是以后的事。 费德林一行上山的路线是：从吉安坐汽车到山下的遂川县，尔后从遂川县城开始，骑马经草林、堆子前、黄坳，然后下马过硃砂沖，翻山越岭，爬山过拗，于1950年底的一天，登上了当年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人运筹帷幄的井冈山茨坪，而且，还住在当年毛泽东的房东李利昌的家中。这时，这栋干打垒的泥土屋已经成了“井冈山特区政府”的区公所了。 来自异国的这位毛泽东的客人，在井冈山感觉到的一切都是那么神奇，那么新鲜！ 他来到小井村，站在那块稻田边上，面对被敌人屠杀的一百三十多位红军烈士的三堆坟冢，默默地低头沉思； 他在大井村，在那栋曾被山民称之为“金銮殿”的毛泽东等人的旧居前，在他眼前，能见到的只是用杉木皮盖着保护起来的一堵弹痕累累的残墙； 第63页 他登上八面山，在那几个已塌陷的工事上，他从老暴动队长邹文楷那儿得知：彭德怀属下的红五军第二大队大队长彭包才、党代表李克如带领红军官兵在这里同敌人激战七天七夜，最后弹尽粮绝，一百多名红军战士战死在这里； 他又登上黄洋界，才知道，毛泽东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导敌军宵遁”。原来红军在这里只凭不足一个营的兵力，打败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最后保卫了井冈山这块红色根据地。 在茨坪，他还看见了红军的被服厂、军械处、军官教导队、红四军军部、党的特委、前委、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那一个个的遗址。 还有，这农舍，这清泉，那青山，那翠竹，无不吸引着这位异国他乡的客人。 费德林是个中国通，但他却并不怎么通中国的农村，更没有弄通中国的井冈山。 于是，他请求李立同志，就在茨坪，在毛泽东当年写下《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的地方，召开一个有井冈山人民群众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座谈会。 这会，开得那么自然，那么实在，那么热烈。“ 会上，费德林似一个小学生，又似一个学者，似一个革命的理论家，又似一个刚刚参加战斗的红军战士。他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按照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那篇名着，向这些山民们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印证书中写出的一个又一个的战例…… 让这位外国客人难以置信的是，参加座谈会的这些山民们，给他的每句回话，每一个问题的解答，竟像是毛泽东书中的翻版。 这位史达林的特使，他信服地向师暂、李立竖起了大拇指，用他那流利的中国话说：“中国红军了不起呀，毛泽东真伟大！” 在他的笔记本上，记下了一页页他在井冈山的所见所闻和他感受到的一切。 费德林兴奋不已。就在座谈会结束的时候，他向着李立、师哲，向着井冈山的山民们自问自答地说： “井冈山可以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吗？！我想，将来的歷史学家们一定会论证我这个观点的。” 费德林带着激动而愉快的心情，离开了井冈山，回到北京。 这次来中国的井冈山之行，对这位苏联外交家来说，是终身难忘的。后来，他回到苏联，特意写了一部反映井冈山斗争的书，并把这次井冈之行的见闻都写上了。他满怀激情，赞扬中国共产党，赞扬中国红军，赞扬毛泽东。他的结论就是： 井冈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 第九章　跃上井冈旗帜新 童养媳的故事 她，不仅仅是一位元帅的夫人，她还是全国妇联的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她一生的经歷让世人惊讶。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那篇文章中讲的：“万安县委一月间曾和我们在遂川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隔断，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才又接一次头。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她，就是那“八十个革命农民”中的一个，也就是童养媳出身而传奇般的女英雄——康克清。 康克清，1912年出生于江西万安县罗塘湾的一户农家，由于家庭生活拮据，清贫如洗，生下仅一个月，父母就将她送给一户没有儿女的农民罗奇圭抚养，做了人家的童养媳。罗奇圭夫妇终年劳累，将康克清慢慢养大。她刚长到十岁，便开始上山砍柴，看牛，打猪草了，以后田里的功夫她也慢慢开始学着会做了。 1926年，康克清才十四岁的时候，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次伟大的事件，这就是大革命运动，掀起了北伐战争。北伐军从南往北，声势浩大。当北伐军经过万安的罗塘时，有一位共产党的干部在万安、罗塘宣传革命的道理。很快，全县各区、乡、镇的工会、农会就像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了。年仅十四岁的康克清，也参加了罗塘乡妇女协会。由于没有文化，不会写字，就全靠口头宣传革命道理。她还参加县农会组织的巡视团，到全县各地去演讲，动员全县妇女踊跃参加反歧视、反虐待、反封建、反剥削、反包办婚姻的“五反”斗争。 第二年，康克清加入共青团，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共青团员了，她以更自觉的热情投入革命。不久，团组织又要她担任少年先锋队的队长。就在她干得正活跃、正起劲的时候，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大革命运动遭到了失败，国民党右派又在全国搞清洗共产党的运动，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一时间，狂风四起，乌云遮天，中国大地上一片白色恐怖。 为了反抗国民党右派的屠杀政策，1927年冬至1928年初，在共产党人曾天宇、张世熙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万安暴动。康克清，这位年轻而又十分勇敢的姑娘，和农友、工友们一起，占县城，惩豪绅，斗地主，分浮财，干得热火朝天。万安暴动，震惊了国民党右派，他们立即从其他地方集结正规军队来万安扑灭革命的烈火。到1928年初，由于敌军的反扑，暴动失败了，还乡团到处抓人，关的关，杀的杀，万安的上空，又出现乌云一片！ 康克清在家里已无法呆下去了，为躲避敌人的搜查，她被迫离家出走，逃到六十多里以外的外婆家去躲藏起来。她的养父罗奇圭，是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同时还是乡里的农会主席，也离家出走了。这时，敌人挨户团团长，成天手里拿着一份通缉人员的名单（当然，这名单自然少不了有康克清和她养父的名字），在乡村中摇旗吶喊：“这些人如不赶快回来，全村的房子都要烧成灰烬，回来了，如果有人担保他们不是共匪，就不抓不杀了，他们可以得到宽恕。” 第64页 这样，为了不连累全村人，许多人回来了，但一回来，有的就遭到敌人的杀害。当时村里好心的父母也捎口信给康克清，要她回家，并表示愿意担保她的安全。康克清心想，如果不回去，村里的父老乡亲将会遭到敌人更严厉的摧残，于是她从外婆家回来了。一回来，村民们都来出面保护他们非常喜爱的这位姑娘，甚至还联名签名画押，康克清才平安无事。可是，有一次，在由乡联保主任召开的民众大会上，有人想出卖康克清，要康克清当众自首悔过，她坚决拒绝了这无理的要求，有人就提出要将康克清往县里送。这时，乡亲们又站出来替康克清说话：“人家才一个十六岁的小女孩，能干多少事，你要再说，我们就把你家小女孩也送县里。”这样，康克清又被保护下来了。 建国后，康克清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她说： “那一次好险呀，当时我毕竟只有十六岁哩，心里头也是怦怦地跳，但没有哭。那些叔叔伯伯们都催我离开会场，赶快回家。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当时那些挨户团捉到共产党员就杀，在我们罗塘湾就杀害了一百多人。打那以后，敌人的大屠杀，更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念。虽然区、乡的党组织被破坏了，但我当时就坚信，革命的那一天总是会到来的。我日盼，夜盼，希望盼到重见光明的一天。” 就在革命事业受到摧残的时候，康克清这时又经歷了一次人生的艰难旅程。1928年夏，十六岁的她，由于当时农村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她的家人听信别人的话，决定将她许配给一个比她大得多而且又素不相识的店员，甚至还一直瞒着她，就要成亲的时候，她才知道。康克清理所当然地反对这门婚事，但她无法拗过这千年来的封建礼教。就在危急时刻，村里传来了消息，说共产党的红军开到万安来了，而且康克清的叔叔也要去参加红军，于是，康克清义无反顾，离家出走，和她的叔叔一起参加红军了。 原来，在1928年9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从湘南回师井冈山途中，攻克遂川县城后，分兵到遂川和与遂川相邻的万安县去发动群众。由陈毅率领的红二十八团一个营来到了万安的罗塘乡，罗塘的群众终于盼来了自己的亲人。他们奔走相告，热烈欢迎和拥护红军的到来。康克清喜出望外，就在这时，她和她的叔叔一同投奔了红军。她立即组织本村的女友们给红军筹集粮食、蔬菜，带领红军去打土豪，她还组织妇女们把地主家的大肥猪也捉来杀了，慰劳所有的红军战士。 在陈毅和红军战士们的帮助下，万安赤卫队很快就成立了，康克清成了万安赤卫队的一名女战士。这时，红军要离开万安，返回井冈山了，于是，康克清和另外七个与她一样年龄的农家女子，随赤卫队的八十多人一起，连夜跟随陈毅率领的红军，离开了万安，开赴井冈山。她们经过遂川县城，尔后经草林、堆子前、黄坳、硃砂冲上了井冈山。 上井冈山后，根据红四军军部的决定，康克清和万安赤卫大队的战友们一起驻扎在小井村。 万安赤卫大队上井冈山时，正值毛泽东发出“修筑完备的工事，建设较好的医院，筹备充足的粮食”以巩固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号召，康克清和万安赤卫队便开始在井冈山为从宁冈挑运粮食，修筑黄洋界哨口，修建小井红军医院而整整忙了四个多月，为建设和巩固红军的大后方，作出了他们的贡献。 从1928年冬开始，湘赣两省敌军准备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反革命的联合“会剿”。1929年初，红四军为了调动敌人，採取围魏救赵的战略方针，以打破敌人的这次“会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作为红四军主力南下的嚮导队的万安赤卫队，也随军下山了。 康克清，这位十七岁的农村姑娘，头一回踏上远征的旅途。她身穿打满补丁的衣裳，脚穿破旧的草鞋，在行军路上，她扛着一枝枪筒粗、枪桿长的九响枪，背着挎包、米袋和子弹袋，攀沿着崎岖的山道，可她从不掉队。到了宿营地，康克清像在万安、在井冈山一样，拿着话筒，提着一捆捆的宣传标语，走村串户，东奔西跑地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从不叫苦叫累。那时，正值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隆冬季节，这位出身穷苦、心地朴实的农家女子，却浑身热气腾腾，一点也不感觉到有什么后悔。因为她心里明白，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才是她唯一的出路啊！ 1929年2月2日，红四军军部驻扎在赣南寻乌县的圳下村，遭到赣敌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在这次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而被捕。在敌人的利诱和酷刑面前，她坚贞不屈，2月12日在赣州城英勇就义。 3月间，红军攻下福建的重镇河州市，击毙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歼灭和俘虏敌军三千余人，缴获了两千多挺崭新的步枪和机枪。这是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中的一次鼓舞士气的战斗，全军上下，士气大振，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江州，自古以来，就是闽、赣、粤三省交通的枢纽，歷来工商业繁荣，各种生活物品应有尽有。就在这个时候，得胜的红军，脱下了那些从井冈山穿下来的五颜六色的破旧的衣衫，个个都穿上那灰蓝色的军装，戴上了红艷艷五角星的军帽，整个军容军貌也焕然一新了。 第65页 后来，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直随军转战的康克清与军长朱德结成了终身的伴侣。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提到毕占云，人们对这个人的名字，或许有些陌生。这位身经百战、功勋卓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将，早在1955年就已被授予中将军衔。他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叫他终生难忘的是在井冈山斗争期间，受共产党和朱德、毛泽东的影响，他毅然率其国民党的部队在湖南桂东弃暗投明，起义上山投奔红军。在井冈山那艰苦的斗争中，他和他的部下、他的战友，经歷了战争的严峻考验和血与火的洗礼，尔后又跟随朱德、毛泽东，南征北战，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他毕生的贡献。 在井冈山时，毕占云投诚起义参加井冈山红军的这段经歷，可谓曲折神奇、鲜为人知。 当他还在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省军区司令员的时候，特意向我们井冈山的同志讲述了这段往事： “我是阎仲儒部下八团的一个营长，下有三个连，其中有两个连长是武汉政治学校毕业的共产党员。这两个连长在士兵中教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队歌，后被上司发现了，进行追究，我就要他们离开部队，并给了他们点路费。这件事发生后，我营被改编为连，部队开往礼陵、茶陵、安仁一带。1928年8月，朱德部与我部在距桂东六十里路的地方相遇，两军只距一百多米，进行交锋，我连没有下决心打，结果朱德部安全走了。以后又在桂东和酃县交界处，与红军打仗。这时，我就召开会议，决定投奔红军，参加革命，在火线上派出人员与红军部队联繫。结果，在遂川大汾附近，陈毅同志来找我们部队，后来派党代表陈毅安到我部进行政治工作。10月，我们到达宁冈，后又被编为红四军特务营，直属于红四军军部领导。毛泽东同志常来特务营了解情况，关心干部和战士，进行政治教育，给我们很大鼓舞。” 毕占云将军，于1903年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早年投身绿林，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帜。由于他略通军事，所带领的这支绿林队伍颇有些战斗力。大革命时期，川军对毕占云实行招抚，将毕部收编为阎仲儒师王湘鲁团的一个营，毕占云任营长。 1926年以后，毕占云目睹了北伐战争和大革命运动的风云变幻，他的心情非常沉重。1928年5月，毕占云所部在血雨腥风中开进了湖南的平江城。因他不满蒋介石的统治，便以推牌九、摸麻将来消遣时光。毕部一营人马分三个连建制，其中有两个连长是中共党员。毕占云为稳住部队，加上他一直对共产党也怀着好感，便将国共两党人员均纳为部下，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尽管上司再三催他要在部属中实行“清党”，可他依然我行我素，对上司的命令不予理睬。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毕部藏有共产党员的事，在1928年6月的一天，终于被上司发现了，团部命令毕占云立即处决这两个连长。 这位心地善良的营长，受命之后，思绪万千，一时间，心中泛起一种不可名状的苦恼。经过反覆思考之后，他选择了既不冒犯上司，又不滥杀无辜的办法，他亲自暗中给两个连长通了信息，要他们火速逃去。 就这样，毕占云顺利地放走了两个共产党员。 毕占云放走了共产党员，上司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不久，毕部受命调防，他随向成杰部从平江开赴礼陵、安仁一带来阻击朱毛红军。正值此时，蒋介石为了排斥异己，集中财力，扩充自己的实力，下达了缩编部队的命令，向成杰部也不例外，毕占云本来就有“放虎归山”的嫌疑，自然就在缩编之中，他的一个营被缩编为一个连，毕占云也就由营长降为连长了。 阎仲儒部刚刚缩编完毕，又受命开赴湘南的桂东，以加快“会剿”朱毛红军步伐的名义，要他们充当“剿共”的马前卒。就在这个当儿，毕占云受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影响，毅然决定：起义上井冈山！ 跟随毕占云起义上井冈山，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几十年南征北战，建国后先后担任过志愿军师政委、解放军军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黄连秋将军，在1977年毕占云将军离开人世后，他竟成了毕占云起义的唯一见证人了。 这位老将军，1981年在北京向我们深情地回忆了那段走向新生的歷程： “毕占云原在国民党湖南唐生智的吴尚新八军阎仲儒三师王湘鲁八团二营当营长。毕占云部起义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毕占云部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收编过来的。1928年，国民党军队进行整编，毕占云那一个营被整编为一个连三个排，将营长降为连长，所有的连长降为排长。职务的降低，意思是不相信他们了，因而他和他的部下都对国民党不满；第二是，部队中四川人不少，班长以上都是四川人，加上多数当兵的都是从各地抓来的穷苦老百姓，我们平江虹桥的二十多个同乡，被一起抓来后五花大绑，像卖牲口一样送进了问罐车厢里，从长沙运到桂东，关在一个小房子里，饭吃不饱，睡觉只能背靠背地坐着打盹，在一个月内就死了三个，病倒几个，有好几个逃跑了，只剩下我与李春生两人编入华占云部。我们这些穷苦的百姓，都对国民党的统治很不满。这年的秋天，毕占云带着我们这个连在桂东沙田一带、进剿，红军，他就带着我们起义了。” 第66页 黄将军的经歷，正是国民党整个下级兵士的一个缩影！ 起义，使毕占云等人从此获得了新生； 起义，黄连秋和他的战友们获得了人生的解放。 毕占云率部起义，并非偶然的事件，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共产党初期兵运工作的一次成功尝试。 毕占云原系川军向成杰部，国民党反动派为阻挡红军进攻湘东南，便将毕占云临时调归湖南军阀唐生智部阎仲儒旅指挥，先后驻平江、礼陵、安仁、桂东等地。 毕占云因深受大革命运动的影响，来到湖南又受湘军的歧视，他对湘军早已心怀不满，对红军有一定的认识；尤其是井冈山上的朱德、陈毅都是四川人，他们早在川军中就很有声望，井冈山上的“朱毛红军”又叫他们望而生畏。毕占云在这种矛盾中，总想找出路，内心里也把一定的希望寄托在朱德、陈毅这两位老乡身上。 1927年的7月份，朱德、陈毅率主力开赴湘南时，沿途大力宣传红军的宗旨、任务，写标语，散传单，出布告，大讲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因此，“国军”同红军打起仗来，只是消极应付。在一次战斗中，红军俘虏了毕占云的一些下级官兵，当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释放俘虏、瓦解敌军的政策，红军对他们不仅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杀害，也不搜腰包，还特地用好酒好肉款待他们，给他们讲红军的纪律，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三天后就把他们放回去了。 这些俘虏兵回去以后，不仅揭穿了湘军对红军的诬衊和欺骗宣传，而且还当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在军中大讲红军的好话。有的俘虏兵还这样说：“到底老乡就是老乡，朱德、陈毅对我们四川老乡格外好哩！”毕占云的一些亲信甚至还跑到毕占云那里去，当面劝他反水，干脆投奔红军。 然而，毕占云身为官长，他虽饱尝军阀们那种大鱼吃小鱼的痛苦，也深感寄人篱下的艰难，但他毕竟风雨几十年，经歷了世间种种沧桑，要他立即下决心把队伍拉到红军中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瞻前顾后，顾虑重重。 就在毕占云受下级兵士的影响，在选择人生道路上举棋不定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1928年9月初，毛泽东、朱德、陈毅正率红军主力从湘南回师井冈山的途中，红军二十八团行至遂川左安一带，将在那里胡作非为、抢劫民财的敌军一个班全部俘获。经过审讯了解，这小股敌军原来就是毕占云的部下，他们驻扎在桂东的沙田一带待命进攻红军，因给养不足，便四处抢财夺物以维持生计。这时，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长工出面，亲自向这些俘虏兵了解毕占云的布防情况，还从敌班长口中知道，毕占云这时已由营长降为连长，连以下的官长也同样均降一级，毕占云已有投诚之意等等。为了抓住有利时机，尽早争取毕占云部起义，何长工立即将这些情况向军部领导作了汇报，毛泽东、朱德、陈毅一致认为，为争取毕占云，应当将这个班连枪带人全部放回。释放这批人的时候，朱德、陈毅两人还联名，以四川同乡的身份给毕占云写了一封信，叫那班长带去。朱、陈二位在信中说：在湖南，你们是客军，湘军容不得你们；在国民党军，你们又是杂牌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一向受蒋介石的歧视。蒋介石歷来的手段就是排斥异己，培植亲信，结党营私，他把你们送到前线来，本意就是要通过红军之手来削弱你们，最后把你们消灭，而他则可以从中得利。红军和共产党与你们无冤无仇，你何必如此与之为敌，更何必刀戈相见呢？红军是为劳苦大众、为民族解放的新型军队，得到所有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我们主张革命不分先后，希望你尽快弃暗投明，早定大计，上井冈山来和我们一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尽一份匹夫之责！…… 毕占云得信后，心情格外激动，他内心非常感激他在井冈山的老乡。他知道，老乡给他毕占云指出了两条出路：一条是继续为蒋介石卖命，与红军为敌，与人民为敌，他已开始认识到，这条路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一条是尽快弃暗投明，改旗易帜，投奔共产党，上井冈山参加红军。 毕占云这一夜，成了不眠之夜。他反覆揣度，再三思考，他知道这是他人生中的重大选择。他通过比较、选择之后，认定只有投奔红军，才是唯一的出路。 毕占云最后下了决心：上井冈山！ 第二天，毕占云派他的四川籍贴身副官蔡大金专程到江西省的遂川县，与驻扎在那里的红军联络。恰巧，接待这位毕占云特使的就是陈毅。两人长谈一个多小时，详细商定了毕占云部起义的各项事宜。随后，蔡大金立即返回桂东，将确定的起义计划向毕占云如实作了汇报。 毕占云与井冈山红军秘密往来的事，不慎被阎仲儒发现了，阎立即派出小股部队对他们进行监视。为了保证起义成功，毕占云果断决定：立即起义！ 1928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毕占云突然集合队伍，每人发三块大洋后，命令出发。毕占云亲自宣布：“行军时不要说话，不要抽菸，不要打手电，发现情况不要乱打枪……” 这支渴望新生的队伍，在毕占云的带领下，从桂东出发，趁着淡淡的月色，攀沿着崎岖艰难的山路，急行军一昼夜，终于脱离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控制区，从湖南奔向井冈山，从黑暗投向了光明。当他们来到江西遂川县汤湖镇时，很快就见到了专程前来迎接他们的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陈毅以及黄洋界保卫战的前线指挥陈毅安营长。 第67页 陈毅紧紧地握住毕占云的手： “欢迎你呀，毕占云同志。” 毕占云满眼泪花，内疚地说： “对不起了，与你们对阵一年多了。” 陈毅安立即将早已准备好的红带子交给毕占云，毕占云会意，召集部队，正式向部队宣布起义，个个把国民党军的领章、帽徽撕掉，然后挂上红带子，上井冈山去见朱德、毛泽东！ 队列里顿时沸腾起来，弟兄们个个扬眉吐气。 一会儿，一百二十六人的队伍，挂着一百二十六条红带子，当天晚上就从汤湖出发，跟着陈毅朝井冈山开去。 第二天，毕占云、陈毅带着队伍登上了井冈山上的茨坪。这时，在红四军军官教导队的大门口，聚集了一千多红四军的官兵，他们是参加欢迎毕占云起义的红四军将士大会的。当毕占云把这一百二十六人的队伍带进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 欢迎会的主持人陈毅宣布大会开始后，会场鸦雀无声。这时，一位大高个、满脸鬍鬚、形似伙伕头的人，和蔼地笑着，用浓厚而宏亮的四川乡音说： “同志们，我们红军，我们共产党欢迎你们参加革命，欢迎你们上井冈山和我们并肩战斗哩。国民党不是天天喊打倒朱毛吗？今天我们就先认识一下吧，我就是朱德，他就是毛泽东！” 朱德边说边用手指了指身旁的那位双目十分精神的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向大家招招手，示意欢迎。 这时，朱德代表中国红军第四军正式宣布：毕占云部改编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特务营，为红四军的直属营，毕占云为营长，陈毅安为党代表，陶云清为副营长。 这一百二十六个人，一百二十六颗心都剧烈地跳动着，他们拼命地鼓掌，眼泪夺眶而出。 这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赌徒与双枪兵 这一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赣西袁州城西门外一间酒店内，正在饮酒猜拳，热闹非常。店老闆年纪不大，是个三十未出头的青年人，很是在行地张罗着一切，他叫谢振国。 谢振国不是此地人，他是中共莲花县委成员之一，又是莲花县红色独立团的一名指挥员，看上去，在这酒店帮工的还有好几位“伙计”，其实也都是莲花县委派来的地下党员。 人们不禁要问：莲花县委的人怎么跑到这袁州开起酒店来了？ 事出有因。 1928年8月，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干扰，井冈山根据地内红四军主力冒进湘南，结果导致根据地的八月失败，革命力量遭受严重的损失，根据地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全部被敌人占领。国民党湘军罗定部叶文科团，又纠集已逃往外地的土豪劣绅朱成荫，组织了还乡团，回到莲花县。他们为了发泄对共产党对人民的仇恨，大肆烧杀抢掠，整个莲花县一片白色恐怖，到处都是血雨腥风。 为了避敌锋芒，保存实力，积蓄力量，莲花县委决定撤离县城，并派遣一部分人员到外地取得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支持。谢振国他们就这样受党组织的指派，几经辗转，从安福县境过武功山，来到袁州城里。为隐蔽起见，他们在这里以开酒店为名，实为共产党的一个联络站，既联络同志，沟通上级的关系，又秘密侦察敌情，掌握莲花北面敌人运动的情况，以便及时将情报送上井冈山。 自这个酒店开张以来，谢振国接待着一个常客，几乎每天他都会到这酒店内玩牌赌钱，然后大吃大喝一顿扬长而去。日子长了，人也熟了。谢振国了解到：原来此人是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部下的一个营长，名叫张威。他是云南滇军，随朱培德迁来江西，但终因不是朱培德的嫡系，来到江西人地两不熟，他到江西后唯一的任务就是进“剿”红军。此人曾受命几次开赴井冈山和红军交手，但又总是无功而返，有时还损兵折将。这段时期以来，他又奉命前往井冈山去“进剿”红军。他已尝够了红军的厉害，率部来到这袁州地区，进又害怕，退又不敢，真是进退维谷！他权衡利害，干脆就将部属驻扎在这袁州城内，既不进，也不退，有时向上级谎报几个军情，上司按规定给他发来军饷，倒也觉得自在。他赌钱的习惯在军中已是出了名的，说他是个赌徒，还轻视了他，简直是一个地道的赌棍！他的部下，大多也学着他，投其所好，赌钱的人也越来越多。不过，更多的是成天抽鸦片、进妓院。时间长了，袁州的人都说：张营长的兵一手拿钢枪，一手握烟枪，都是些名副其实的“双枪兵”！ 不过，细心的谢振国发现，近几天以来，这个张营长虽然每天照常到酒店来，可是已见不到平日他那满面春风的得意劲了，只见他脸无血色，精神不振，闷闷不乐，心事重重，进店后，既不摸牌，也不作声，只是独个儿酗酒解闷。 面对眼前这位已经变态了的敌营长，谢振国自然没有忘记他肩负的特殊使命。 这一天，张威又来了，谢振国和往常一样招唿他。不过，这天他格外地大方，炒了几盘下酒菜，斟上几杯上等好酒，主动和这位张营长对饮起来，苦闷中的张威也不在意，倒觉得此时的谢老闆更善解人意了。 酒过三巡，谢振国慢慢话入正题，问：“好像张营长这几天牌兴不佳，怎不见你摸牌了！” 第68页 这一问不打紧，哪知道这张威乘着酒兴，把问在心头的话，像竹筒倒豆子似地全倒了出来： 他喜欢打牌，驻进这袁州城后，官兵都无所事事，便用打牌来消磨时光。可他张威的赌技并不怎么高明，总是输多赢少，哪知道，他更是赌红了眼，一连几天总是输，他口袋早已空空如也，于是就想到了兵士的军饷。为下更大的赌注，他将军饷拿下应急，谁知越赌越大，他输得也越来越多，几天工夫，把一个营的军饷输个精光。平日里，队伍要消费，一日三餐少不得花钱，加上那些进妓院的、赌钱的、抽鸦片的天天像催命鬼似地也向他伸手要钱。就在他急不可耐的时候，祸不单行，此事终于败露，给上头长官知道了。团长立即找他上门，将他臭骂一顿后，命他七天之内退回全部军晌，否则不仅要撤职查办，还要绳之以军法。其实，那些军饷早已空空，七天之内哪能找得回来！他想来想去，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因此，他整天苦闷不堪，预感到自己前途渺茫，下场可悲，只好成天借酒消愁，暂度时光。 谢振国听罢，觉得这张威的处境正中他的下怀，便提示着说：“张营长，自古道，车到山前必有路嘛，想一个法子不就解决了，何必自己苦了自己呢。” 张威尚不解其意，只是频频摇头，说：“路，哪来的路，我张某现在已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束手待毙，死路一条了。”看样子，他已十分悲观。 谢振国认定机会到了，他必须抓住这机会，因势利导，将他争取过来，便道：“我倒觉得既有路，也有门，就看你张营长敢不敢进！” 这句话，立即引起了张威的注意，在他看来，如同在茫茫的大沙漠中找到了一块绿洲，忙问：“谢老闆，你有什么办法，拉兄弟一把吧。” 到这时，已是水到渠成了，谢振国靠近张威身边，坚定地说：“大丈夫，不寄人篱下，依我看，你带着弟兄们上井冈山，当红军去。那里定会欢迎你们弃暗投明的。” 这话一出口，只见张威心头一振，面部表情由紧张变得和缓，倒迫切希望谢振国多给他讲讲井冈山，说说红军的情况。 于是，谢振国从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到红军的宗旨、作风，从红军的兵运工作到对待敌军的俘虏政策……—一给张威道来，张威越听信心越足，越听越在沉思着什么。 其实，张威早年在云南入伍，参加过北伐战争。国共两党合作期间，他对共产党已有了解，对共产党人也从未有过恶意，只是调防来到江西，才奉上司之命，三番五次地进攻红军，可屡战屡败，深感共产党、红军的厉害。当谢振国提示他投奔共产党，上井冈山当红军时，他倒觉得这确实是他的一条生路，是一条脱离目前危险处境的唯一办法。他，这位在人生旅途中处在十字路口上的张威，立即认定谢振国这位酒店老闆并非一般的人，一种救命之恩的感觉也油然而生，进而对他格外尊敬和热情，话也越来越多了。看得出，他是多么想对井冈山，对红军有更多的了解。自然，谢振国尽他所知，都讲给他听了。经过和谢振国的一番密谈之后，张威决定次日再来。 这一夜，成了张威的不眠之夜，也是他人生的新生之夜。 第二天，张威精神焕发，满脸喜色，来到酒店告诉谢振国：他决定立即率部起义，上井冈山去投奔红军。谢振国当即代表莲花县委，代表莲花红色独立团向他表示欢迎，两人立即开始策划起义事项及上山的路线。 1928年9月间，张威经过深思熟虑并同谢振国一起精心策划之后，在袁州城宣布改旗易帜，弃暗投明，起义上山！旋即他率领全营官兵火速离开袁州城，星夜兼程，向井冈山区的莲花方向靠拢。第二天，敌团部发觉张威拖枪起义，奔向井冈山了，立即派出部队追击，一直追到安福县境的武功山下。双方激战一场，张威终于摆脱了官兵，尔后，几经周折，在莲花县内和莲花县红色独立团团长陈竟进取得了联繫，两部胜利会合了。莲花县委和红色独立团为表示欢迎张威起义归来，当天杀猪热情招待张威的全营官兵。 经莲花县委决定，张威部编入红色独立团，张威仍任营长，并留驻在莲花境内，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群众工作。 张威部毕竟是一支尚未经过改造的！日军阀的队伍，队伍中赌博成风，菸鬼特多，纪律松散，战斗力也不强。为了把这支武装改造成真正的红军，不久，莲花县委和红色独立团接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命令，命张威部立即开赴井冈山，参加红四军的冬季整训。 1928年11月间，张威率其所部离开莲花，开赴井冈山，接受共产党的改造，后编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独立营。从此，他们踏上了胜利的征途。 毛泽东说：“人家是梳妆打扮送上门来的” 毕占云、张威两人先后率部投奔井冈山，分别编为红四军的特务营和独立营。对于这两支投诚起义、来自国民党的队伍，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要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红军，成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还得有个过程，尤其要使那些国民党的兵油子来个脱胎换骨的转变，并非一件易事。 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一合计，决定对这两支起义武装进行一次改造。 第69页 说到“改造”，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何长工。刚上井冈山时，毛泽东就是派他从遂川只身进山，去改造王佐和他那支“杀富济贫”的队伍。毛泽东知人善任，他知道何长工这个人漂洋过海，很会交际，能说会道，王佐这个人终于被改造过来，当了红军，入了党，还经常在他毛泽东面前讲何长工的好话。这回要改造这两支起义的队伍，何长工是完全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 毛泽东提议军委开个会，商议一下。 会议同意毛泽东的建议，派何长工会改造这两支起义部队。考虑到红四军正集中在井冈山宁冈一带开展冬季整训，为确保这次冬季整训顺利进行，又考虑到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在实战中来展开，便决定成立北路行委，由何长工以行委书记的身份带领这两支队伍到北面莲花一带开展群众工作，让这两支部队在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中得到提高。 毛泽东和陈毅找来了何长工。 毛泽东说：“长工同志，过去你在洞庭湖区搞农民自卫军时，改造过武装；上井冈山后，你又改造过王佐的绿林武装，可以说是我们党的一位改造旧军队的行家能手了。” 何长工见毛泽东这么一说，有点大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这位毛党代表今天又提起这些事呢？没等他开口问，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说道： “毕占云、张威两支部队刚起义过来，需要改造呀，这个改造的任务还得由你来完成喽。” 何长工听说又要他去改造旧军队，心里着实有些发愁。他沉思片刻，两手一摊，说： “不好办，王佐部队和毕占云、张威起义部队不同。王佐同志的队伍是逼上梁山的绿林好汉，底子素，较简单，好改造。而这两支部队的成员就麻烦多了……” 没等何长工讲完，毛泽东便问： “怎么个麻烦，难道他们个个都是老虎？” 何长工坚持说他的理由： “这些人虽然大多数出身劳动人民家庭，被生活驱使当了僱佣军，但旧军队是个大染缸，他们都沾了不少恶习，嫖赌逍遥，五毒俱全。特别是他们吸鸦片成瘾，赌博成风，走到哪就赌到哪，这些人不仅是一群赌徒，还是地道的‘双枪兵’。要将这群人由旧变新，由白变红，真正成为红军，实在太难，我也没有把握。这都是些兵油子，留下来也没用，不值得要！” 何长工想把困难说多点，问题讲大点，叫毛泽东打消让他担当此任的念头。哪知道，毛泽东听他这么一说，反倒更有信心了： “怎么不要呢？人家是梳妆打扮送上门来的，起义是义举嘛，不要就不好了。不要是消极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对他们的积极态度，就是去改造他们，你何长工开始去改造王佐不是也没什么信心吗，结果还是改造过来了嘛！” 这话讲得何长工有点儿受不住了，无言以对。毛泽东接着说下去： “马克思曾经讲过，改造社会的同时还要改造人，这是与我们所进行的伟大事业相一致的。当然改造工作是艰巨的，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但我们一定要走出一条改造旧军队，改造起义部队的路子来。” 坐在一旁的陈毅也接过毛泽东的话茬： “毛委员说的对。中国军阀割据，地方部队多得很，对这部分人的工作做好可以影响一大片哩，你改造这支部队的经验，将来可都有用嘞！” 听了毛、陈二位一席话，何长工思想上也开朗多了，胆子也大了，他想了想，把将着手改造的初步打算讲出来，以徵得二位的指点。 “那我第一步棋就来个缴枪，即缴掉他们的烟枪，然后来个武装看管，关他们二十天！” 毛泽东听罢，摇了摇头，说：“用强行的方法，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不是最好的办法。是说服还是压服，我看两种办法，两个前途。” 陈毅是一位政治工作的巨匠，他听毛泽东这么一说，立即明白他的意思，便对何长工说：“我看，何长工同志还是当个戒菸所长，对这支部队就从戒菸人手，讲清抽鸦片烟的利害关系！启发他们自觉戒菸，自觉革命。” “对的，陈毅同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应该向他们讲清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红军和白军的本质区别。从根本上提高觉悟，转变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毛泽东补充说。 何长工回想他上井冈山之初，受命改造王佐的经过和体会，觉得毛泽东、陈毅的话句句在理。 思想通了，道理明了，积极性和主动性就有了。何长工当即接受了改造这两支武装的任务。 何长工首先拿出他的看家本领，召集毕占云和张威两支队伍开大会。听何长工那深入浅出、无可非议的演讲，那循循的诱发。教育，每一个人都感动得了不得： 有的说：痛改前非，不把大烟戒掉誓不为人； 有的誓言旦旦：一定脱胎换骨，戒掉一切恶习，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誓言是誓言，现实是现实。没过两天，有人菸瘾来了，眼泪、鼻涕一大把，哭声连天，喊叫不已，捶桌子、打板凳的，骂人的，千奇百怪，丑态百出…… 有的菸瘾实在熬不住了，跑到何长工的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了，哭丧着脸，苦苦地向他哀求： 第70页 “要死了，就让我抽上一大口吧，死了也不冤枉。” 任凭他们怎么求，怎么叫，何长工心肠一硬，就是不给，还对他们说： “男子汉大丈夫，为几口鸦片去死值得么？死要死得光荣；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不能带着菸鬼的臭名死掉。你们现在觉得苦，等以后成为一名红军战士，为人民冲锋陷阵在战场上立功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甜了。” 何长工一面坚持正面引导、教育，一面也採取一些“偷梁换柱”的办法，买了许多旱菸叶子，一旦有人无法熬下去时，就给一点菸叶子让他缓口气；又在部队开展一些文体活动，并注意改善他们的伙食。 不久后，何长工又亲自把这两支部队拉到莲花县去，参加实际斗争，下乡去搞农村调查，去向农民做宣传鼓动工作，帮助农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何长工在农村的实际工作中还发现，农村工作做得越紧张，干部、战士肩上的任务越重，他们的菸瘾就越来越淡了，叫喊也没有了。当这支部队经过永新的三湾时，何长工请来了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农，讲述他有一年，为了救活全家人的生命，他不得不将自己才三岁的孩子卖给地主做崽，总共才换五斗谷子救全家命的这种悲惨遭遇来启发、教育战士，勉励他们要克服各种困难来保卫红色根据地。人民群众这语重心长的话语，滋润着每个战士的心田。毕占云和张威这两个领头人，听了后，深有感触地对部下说：“我们是起义过来的队伍，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恶习，我们也一定要和曾经在这里进行过‘三湾改编’的红四军的大哥们一样，在这里来个彻底的改造，把我们每个人都改造成真正的红军战士。”战士们也纷纷表示一定要做合格的红军战士，不再拍鸦片了。 何长工这个“戒菸所长”的成绩已初见成效，叫苦连天的人慢慢少了，求饶的人几乎没有了，有几个菸瘾特大的也好几天不叫要命了。 正在这时，莲花县委书记朱亦岳找到何长工，报告一件军事情报：经侦察发现，在莲花县的潞口镇麇集着永新、莲花两县的保卫团残部，共有三百余人一百多技枪，正在那里胡作非为，欺压老百姓。何长工得此情报，正中下怀，他要把这支正在改造中的队伍拉出去参加实战，让他们在生与死的战场上去经受一番考验。 经过与莲花县委共同部署，加上莲花县的赤卫大队，革命武装力量有八百余人，对付三百余人的敌军，以多胜少，有绝对把握。 毕占云、张威部的官兵，接受了这个战斗任务后，纷纷表示：一定要打好这一仗，用军事的实际行动来检验这次戒菸的结果，用战斗的胜利，来回报毛泽东、朱德对他们的关心和信任。 经过一番周密的部署和指挥，潞口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出乎何长工意料的是毕占云和张威二位亲临前线指挥战斗非常成功。不到一个时辰，便将这三百余敌人全部消灭，大获全胜。 不久，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上井冈山了。何长工接到命令，要他迅速率领队伍回井冈山参加红四军与红五军的胜利会师大会。 何长工同毕占云、张威带领着这支经过改造获得新生的队伍日夜兼程，于12月上旬回到了宁冈的新城。就在红四、五军会师大会召开的前夕，毛泽东特地赶来见见何长工，见面便问： “长工同志，怎么样，这些梳妆打扮来的新娘不错吧，看来你这个家公当得很好哩！” 何长工兴奋地笑了。 他笑得那么自然，那么自信…… 浴血罗霄的彭大将军 1928年的7月22日，彭德怀义无反顾，毅然率部在平江起义，组建了中国红军第五军。 起义后的彭德怀，嚮往井冈山，仰慕毛泽东，迫切希望在井冈山上见到毛泽东和朱德。 就在这时，彭德怀接到湖南省委指示，要他率领红五军迅速奔赴井冈山，向朱德、毛泽东学习，向井冈山根据地学习，学习井冈山建党、建军、建政、土地革命的经验，为巩固和扩大湘鄂赣根据地创造条件。 省委的指示同彭德怀的愿望不谋而合。 8月底，他和红五军军委书记、军党代表滕代远毫不犹豫地执行了省委的指示，留下三个纵队在原地打游击，率军部和两个纵队八百余人五百余枝枪，开始了向井冈山的进发。 然而，彭德怀进军井冈山的行动，却一波三折！ 第一次，军至江西万载的大桥时，遭到敌军的重兵袭击，伤亡惨重，不得已折返平、修、钢三县交界处休整。 第二次，他採用欲东先北的战略，先向北面突进，然后突然南下再折返往东，准备第二次上山。这时，当部队由湖北回到江西白沙岭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当天晚上，部队召开会议，研究行动方向，正好由彭德怀讲话时，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雷振辉，突然掏出手枪对准彭德怀，要他撤消上山的计划。在这关键时刻，彭德怀险遭不测，幸被他身边一个干部发现，立即夺下了雷振辉的手枪，当场逮捕了这个反革命分子。为整理内部，这次上井冈山的计划又暂停下来。 但，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已经是彭德怀的既定目标，不见到毛泽东他是决不罢休的。 第三次，他从台庄出发，又一次开始了上井冈山的行动。这次，他率部克服了敌军前阻后追的重重困难，歷尽千难万险，终于，在1928年12月10日，登上了井冈山，与他嚮往已久的红四军，与他朝思暮想、渴望见到的毛泽东、朱德胜利会师了。 第71页 会师以后，正值湘赣两省反动派加紧准备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面对极端严峻的革命局势，前委于1929年亚月4日在柏路召开了前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边界特委、各县县委及红四军各团、红五军大队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实施围魏救赵的战略方针，由红四军主力辗转外线伺机攻打敌人后部，由彭德怀率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防守井冈山。 初来乍到的红五军，仅有八百多人。近五个月来的连续转战，又使他们的武器弹药无法补充，加上红四军三十二团的官兵和留守人员，总共才两千多人。这支弱小的合成队伍，要对付三万多武器精良的敌寇，的确困难重重。 红五军军委内，不少委员对联席会议的决定想不通。他们认为自己在平江发动起义，本身就拖延了三省敌人“会剿”井冈山的时间，如今部队已经同红四军直接取得了联繫，就应该北返湘鄂赣边发展革命根据地，不应该承担固守井冈山的任务……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身为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审时度势，反覆考虑委员们的思想情绪。他高瞻远瞩，从革命的整体出发，力排众议，帮助大家从井冈山的实际着想，承担守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任务。他说，如果红四军主力不向外发展革命地盘，就难以克服物质上的困难，也难以粉碎敌人的“会剿”阴谋；假若红四军全部撤出井冈山，辎重、后勤机关和伤病员又势必增加大部队行动上的困难；红四军主力走了，红五军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坚守井冈山，确实危中加险。但是，红五军不能只顾自己的损失而不顾红四军的发展，更不能为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而不管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彭德怀率部接过了五大哨口驻防任务，全力以赴做反“会剿”的准备工作。他带领基层的指挥员，脚穿草鞋，翻山越岭，勘察地形，向前委提出了一系列守山的计划。他和战士们一起，挖壕堑，背木头，扛石头，筑工事，到六十里以外的宁冈挑米上山，储备军粮，并督促地方工农兵政府组织群众积极支前，勇敢参战。每挖一道壕堑，每筑成一座工事，他都亲自去检查，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命令推倒重来。他告诫大家说：现在多流汗，反“会剿”时就可以少流血，就可以更多地保存革命力量。在他的激励下，官兵们把每道壕堑和每座工事都修得固若金汤，还在五大哨口周围布上了一条十多里长的竹钉防线。 为了尽最大的努力来武装部队，他下令军械处多制马刀、梭镖、单响枪，亲临军械处和工人一起拉风箱，添木炭，挥锤掌钳，加钢淬火，使工人们对制造武器视为奔赴战场，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当时，井冈山的群众看到红四军主力要转赴外地，对反“会剿”忐忑不安。彭德怀串村走寨，上门去做思想教育工作，用一些深入浅出的比方，解开大家心上的疙瘩，鼓舞了斗志，振奋了精神，使军民齐心投入反“会剿”的战斗。 进剿的敌人开始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齐头并进，五百里崇山峻岭的上空，时而响起哒哒的机枪声，时而迴荡隆隆的大炮声，时而敌机在空中撒下反动传单……临战气氛十分紧张，仿佛一把火就能把苍穹的空气全部点燃。 一身浩气、满脸威严的彭德怀，运筹帷幄，镇定自若，冒着敌人的炮火，在阵地前沿观察敌情。他採纳了三十二团副团长兼二营营长王佐的建议，将二营一个连分散在山下，负责侦察敌人的行踪，然后让自己的得力助手、纵队长李灿率第一大队和徐彦刚带领的莲花游击队镇守雄关险隘黄洋界哨口；将有勇有谋的纵队长贺国中派往峦嶂嵯峨的桐木岭哨口，指挥第八、九两个大队；把迎难而进的彭包才大队长派上耸入云端的八面山哨口，带领第十大队拒敌；下庄是王佐老家，则由王佐的三十二团二营扼守。他还让红军医院党支部把轻伤病员组织起来，准备在必要时投入战斗。 就在彭德怀调兵遣将的同时，湘敌、赣敌分别在何键、金汉鼎的驱使下来到了北面的黄洋界脚、八面山旁和东面的桐木岭下。两省敌军对井冈山的总攻击开始了！ 守山军民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斗争。官兵们据险而守，十分沉着，人人都有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共存亡的决心。 三十二团二营在下庄、行洲英勇抗击赣敌一个团。 从永新方向攻打桐木岭哨口的敌人，一到桐木岭下，其机关枪就像煮稀饭似的嘟嘟地响个不断。子弹削断了树枝，擦掉了树皮，直往哨口上守军的阵地上灌。阵地一度陷落了！ 这时，白银湖、梨坪、锡坪的群众，在阵阵锣声中挥动锄头、铁铲、斧头赶来参战。贺国中趁机率部反击，把敌人赶下了桐木岭。 黄洋界哨口的战斗十分激烈，进攻的敌人不是被土地雷炸得血肉横飞，就是被擂木滚石砸得尸体狼藉，每次冲锋都落得个损兵折将。 八面山的厮杀更是令湘敌胆颤心惊。敌人来一批死一批，恼羞成怒之下，他们架起山炮，密密麻麻地轰炸工事，把阵地炸得七零八落。他们轰塌一次，战士们又重修一次。 1月，井冈山上天寒地冻，树上的冰凌茶碗般粗，山间的小路镜子般滑。战士们的生活极端艰苦：饭菜从十五里路以外送来，冰凉于冷。最难熬的是夜间，雨雪交加，工事里泥泞如浆，坐不能坐，卧不能卧，疲乏的战士一躺下，胸上积雪，背下透泥……尽管如此，官兵们仍然坚持了三天三夜。 第72页 这些日子，一直同战士们同甘共苦的彭德怀，更加用心紧贴着大家。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日夜来往于茨坪、下庄、行洲、大小五井和五大哨口之间。一忽儿听取侦察员报告敌情，一忽儿站在阵地前眺望敌阵，一忽儿布置作战方案，一忽儿催促后勤给养……他身上的干粮袋被荆棘划破，仅有的几把米早已漏光了。然而，他毫不顾及自己，一心考虑战局，几天未吃到一口饭，三夜没合过一下眼。在他的运筹和指挥下，敌人始终难以向井冈山上挪动一步。 正当战局朝着胜利步步迈进之时，湘敌收买宁冈一个游民带路，绕过黄洋界哨口的防御工事，窜进小井，屠杀红军医院的重伤病员，切断了哨口与军部的联繫。守山军民陷入被敌围击的漩涡。 面对强敌的逼进，彭德怀身临困境而不惧。他亲自带领军都的勤杂人员、教导队和轻伤病员，反击奔向黄洋界哨口的敌人。在离黄洋界哨口七八里远的山头上，彭德怀和李灿各率部队夹击敌人，战斗持续整整的一天。然而终因弹尽粮绝，又缺援兵，致使被夹击之敌有得以窜上黄洋界哨口的机会。 就在这时，八面山哨口又遭敌人的重炮轰击，彭包才和一百多位战士们一起，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弹尽粮绝，孤立无援，各个哨口相继告急……若不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红五军将有垒卵之危。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彭德怀遵照湘赣边界特委、红五军军委事先在下庄王佐家召开过的联席会议作出的应急决议，收拢守山的部队，然后找到特委负责人简单汇报战况。特委负责人指示彭德怀率红五军迅速突围，留下红四军三十二团二营就地隐蔽，寻机再打击敌人。彭德怀在下庄率领收拢起来的一千多名指战员，护卫着伤、残、病、弱人员，经河西壠向遂川大汾方向开拔。 窜进井冈山来的敌人，已经把座座山岭、条条谷壑，包围得严严实实。突围部队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攀悬崖，翻峭壁，穿行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他们用马刀噼荆斩棘，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 饿了，拨开冰雪拔把草根。 渴了，抓把雪团放进嘴里。 彭德怀对大家说：“我们要下决心突围出去，只要大家坚强、勇敢地冲过这个难关，本军长自有办法！”路上，他把自己的鞋脱下来送给伤员，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他用自己的心温暖着官兵的胸怀。经过两天一夜，红五军终于翻越了六背坳，经上烟、长坪、樟坑、石门岭来到大汾附近的长冈坪。 然而，这里是敌人布下的第四道封锁线！饥寒交迫的红五军指战员，已经筋疲力尽。彭德怀指着路旁一棵傲雪而立的苍松对大家说：“我们革命的队伍，人人要像这棵松树一样，不怕日晒雨淋，不畏雪压冰冻。现在，前面就是敌人的第四道防线，我们要打垮它，摧毁它，胜利地冲过去！”在他的鼓动下，经过一场恶战，红五军终于冲破了敌围。可是，彭德怀却一只脚穿草鞋，一只脚打赤脚。官兵们见状，感动得眼泪盈眶地说：我们的军长啊，赤心忠胆为革命，火海刀山不迴避！ 彭德怀率领大家，经过四十天艰苦的行军和战斗，虽然全军仅剩下三百余人，但依旧豪情似火，斗志如钢，与敌奋战。4月初，部队在彭德怀率领下在瑞金与红四军会合了。休整几天以后，彭德怀又遵照前委的指示，率领红五军重返井冈山收復失地。 由彭德怀擎起的革命红旗，又在罗霄山峰上空高高飘扬！ 滕代远——未来的铁道部长 1974年12月1日，沉闷的北京城依然云雹低垂，年逾古稀的滕代远终于走完了他光辉而坎坷的人生之旅。然而，歷史却永远镌刻着他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那辉煌的一页。 1928年7月22日，东方世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又一声惊雷霹雳：“平江起义成功了！”随之诞生的中国红军第五军，她的军委书记兼军党代表就是滕代远。 正像许多起义部队一样，红五军自她诞生的那天起，就一直处在被围追堵截之中。航船要找灯塔，义师必觅旗帜。遵照党指示，滕代远与彭德怀军长领导着这支疲惫不堪而确是英勇无比之师。向着茫茫的井冈山，巧妙而艰难地跋涉。 12月，这支歷尽千难万险，穿过枪林弹雨，拥有第四、五两个纵队八百余人五百余枝枪的红五军主力部队，终于到达了他们心中早已嚮往的圣地——井冈山。 为这里种种新鲜向上的气氛所鼓舞的滕代远，代表红军在红四军、红五军两军会师的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井冈山是我们的旗帜，毛泽东是我们的榜样。现在激流归海，雄师荟萃，大家甩开膀子大干吧！” 之后，他就与彭德怀率军进驻井冈山腹地——大小五井，开始另一种艰难曲折的战斗生活。 当滕代远与红五军还沉浸在与红四军会合的胜利的喜悦中，湘赣两省敌军已急不可耐地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 山下，白军调兵遣将；山上，军民紧急动员。修筑哨口，挑运粮食，建设医院……滕代远同普通的战士一样，身体力行。 1929年1月4日，中共井冈山前委召集红四、五军军委，边界党团特委，边界各县县委、军队团以上干部在宁冈柏路村召开联席会议。 第73页 经过几天的讨论，会议作出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的决定，并实行红四、五军混合编制。红五军被编为红四军的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 霎时，滕代远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 会后，滕代远与彭德怀马不停蹄地赶回红五军军部所在地上井村，在邹家祠召开了红五军军委会议。 会上，有人沉默了，有人提出返回湘赣鄂边的意见，整个会场显得异常的沉闷。是走还是留？需要尽快决断。一种劣质菸叶的烟雾笼罩在人们的头上。 滕代远苦口婆心地对大家说：“革命事业是整体事业，我们应该服从前委的决定，坚守井冈山，解除红四军主力的后顾之忧，向敌后作更大的发展，来个内线同外线作战相配合，打破敌人的‘会剿’。如果我们不顾大局，在关键时刻离开井冈山，那么红四军主力出山后，湘赣边界的红色政权势必遭到敌人的破坏。我们不能让红四军辛辛苦苦创立起来的家业毁在我们手里……” 不愧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党代表，这一席话，使许多人转变了看法，守山的决心很快一致了。 滕代远与彭德怀等领导人为牢固守住这块根据地，开始了大量而艰苦的工作。他们走遍五大哨口，检查、加固所有的工事，同干部战士一道研究守山的战略战术，同军民一起削竹钉…… 红五军来到井冈山后，党组织进行了改组，滕代远成了新军委的主要领导人，担子更重了，工作也更繁忙。在繁忙的军务之余，滕代远以五军军委的名义，在上井的邹家祠夜以继日地起草报告，向党中央和湖南省委汇报了平江起义的始末和红五军上井冈山的经过。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踏着积雪告别了井冈山的父老乡亲和战友，开往新的战场。留守在井冈山上的红军，大都用长矛大刀作武器，力量只有“会剿”敌军的二十五分之一。在重兵围困之下，他们真正的优势就是高涨的士气和井冈山的天然险峻地势。 而仅仅凭这些，能稳操胜券吗？ 滕代远看得很远，想得很深。他立即在下庄主持召开了军委与特委的联席会议，部署坚守井冈山的计划。会上决定：“在军事方面，五井如被敌人攻破，红五军应冲出五井，取道敌人薄弱的地方，往赣南与红四军取得联络……”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个明智的决定，而且幸亏早有此决定。 1月26日，敌人对井冈山的五大哨口展开了全面进攻，井冈山上狼烟顿起。 敌人狂叫： “井冈山上，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 黄洋界告急！八面山告急！桐木岭告急！井冈山危急！ 滕代远、彭德怀、王佐坐镇茨坪，心急如焚地指挥着各大哨口工事的防御反击。在最危急之际，滕代远亲自奔赴桐木岭哨口，直接指挥白银湖的军民，与敌人短兵相接。 29日，黄洋界哨口被敌人突破。滕代远与彭德怀立即组织后勤人员前往增援，为夺回阵地尽最大的努力。 由于敌我力量极端悬殊，军民们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五大哨口只剩下王佐守卫的硃砂沖！形势异常严峻，各路敌军步步逼进，所到之处顷刻一片火海。此刻，雪白血红的井冈山，已无固守的条件和必要了……唯一的选择，只有以退为守，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再杀回马枪。 滕代远与彭德怀果断下令——突围！ 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滕代远与彭德怀率领一千余人从下庄田菜坪出发，进入河西壠深谷，在苍山莽岭，悬崖峭壁之中一边踏荆开路，一边前进，开始艰苦的突围战斗。 终于，他们冲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走崇义，过南雄……滕代远与彭德怀带着这支从死神的网络里挣脱出来仅剩下了三百余人的队伍，前突后掩，艰难转战，到了江西南端的于都。 红五军一举攻占于都城，缴获了一大批枪枝弹药和两万块银元。就在全军官兵斗志大振之时，滕代远却身负重伤。他本来就虚弱的身体更加虚弱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脱离心爱的部队，就地治疗。滕代远想到自己一离开，全军重担完全落到彭德怀一个人的肩上，便执意不肯留下。 在彭德怀苦口婆心地劝说下，滕代远只好皱着眉头，无可奈何地留在于都的小密。 在小密，滕代远尽管伤痛缠身，并没有躺下。他竭尽全力，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当他伤愈归队时，当地的群众在夹道欢迎红五军重返小密的同时，又护送他走了几十里小路。小密的一批刚穿上灰军装、戴上八角帽的壮汉子，跟着滕代远远离自己的家乡，去为劳苦工农奋力开新宇。 1929年4月，红五军受前委的重託，在滕代远、彭德怀率领下，重新登上了井冈山，和井冈山的父老乡亲会合了。 滕代远、彭德怀代表前委慰问坚守在井冈山的军民，并送给大家食盐、医药、银元…… 红五军回来了！亲人们回来了！山峰扬臂，流水欢腾。井冈山从巨大的创痛中重振着雄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作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勛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一齐站上了天安门。 第74页 朱德说：“无产阶级的台是永远垮不了的” 1928年7月22日，湖南平江起义爆发了。 直接领导、指挥这次起义和这次起义后组建起来的中国红军第五军的是军长彭德怀、军党代表兼军委书记滕代远。 平江起义胜利的消息，震撼了大地，传遍了四方，鼓舞了革命的人民，也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立即纠集十多倍于红五军的兵力，向平江城扑来，企图把起义的部队一举消灭。 就在这危急时刻，湖南省委向红五军军委发出指令，要他们尽快向井冈山上的红四军靠拢，并和红四军取得联络，以共图革命大业。 红五军军委接到省委指示后，立即作出了退出平江城，向井冈山方向转移的决定。 8月底，彭德怀、滕代远率刚刚组建起来的红五军，从黄金洞出发，开始了向井冈山的进军。而反动派是不会轻易放走这支革命武装的，他们调集各路兵马，对红五军实行了前增后追。这支新生的红军，几乎每天要和敌军奋战好几次，有时一天打八仗。红五军将士们，一路艰苦奋战，边走边战，有的同志中弹负伤，有的同志倒在血泊中，英勇牺牲了……部队行至江西万载大桥时，又遭到反动军队朱跃华旅的突然袭击。红五军的人数越来越少，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了，沿途继续遭到敌人的重兵阻击，这支仅剩五百人的队伍，已无法再向前登井冈山了，不得已只好退回到平江、修水和铜鼓三县交界的山区进行休整，将五百人的队伍暂编为五个大队。红五军第一次上井冈山的计划失败了。 部队经过整编，虽然只剩下五百人，但队伍的质量却有了显着的提高，官兵们的精神面貌得到改观，就像生铁回炉，百鍊成钢，人人都成了意志坚强的革命战士，这支武装变成了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精锐之师。 反动派是不会放下屠刀的。他们知道这支义举之师本来是要“革”他们的“命”的，所以他们要以十倍的疯狂，来消灭这支革命的武装。 9月上旬，湘赣两省敌军联合数万之众又开始向着这支仅有五百余人的军队发动进攻。这时，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欲东先北，来个突然向北进军，攻击湖北的崇阳、通山一带，还在渣津镇消灭了江西省的宪兵营和当地的地方武装。红五军沿途组织宣传队、工作队，发动农民群众参军参战，这时，五百人的队伍，很快又发展到两千多人了。当他们从湖北又突然南下江西，准备第二次上井冈山时，部队开到江西白沙岭驻扎，不料，四大队队长雷振辉突然叛变，彭德怀险遭不测。这次又只好放弃上山的意图，红五军第二次上井冈山也未能成功。 彭德怀挥师离开白沙，回到台庄，这时，红五军军委与湘鄂赣边界特委在台庄召开联席会议，会议从当时形势和斗争实际出发，将地方武装编人红五军主力，统编为五个纵队。 会议决定：由吴溉之领导第一、三纵队在平江、铜鼓、修水一带发动群众，扩大红色区域；由黄公略率领第二纵队在浏阳、万载～带开闢新的革命区域；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五军军部和主力第四、五两个纵队第三次再上井冈山和红四军取得联繫。 这次，红五军吸取了前两次上山的经验教训，从台庄出发，直接奔袭江西的万载县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军事行动，突然占领了万载县城。敌人毫无戒备，只得全部缴械。占领县城后，红五军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广泛宣传共产党的宗旨、红军的任务，得到万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稍事休整数日后，便离开万载，又开始向井冈山挺进。 在进军井冈山的路上，又多次遇到了敌军的追击。为了冲破敌人的封锁，摆脱敌人的追击，这些日子，红五军的将士们，受尽千辛万苦，一天打数仗，每日行军一百多里。战士们用土办法疗伤；自己打草鞋、穿草鞋行军；天冷了，没有棉衣，就将缴获地主豪绅的棉花、布匹自己动手缝制……他们取道株潭、西村、宣风镇等地，马不停蹄地朝既定目标——井冈山急行军，一路上，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这支不知疲倦之师，于1928年12月上旬，终于到达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莲花县。 在莲花，彭德怀、滕代远受到了红四军军委和毛泽东、朱德亲自派来迎接他们的何长工的欢迎。莲花县的人民群众，像欢迎亲人一样，热情地为红五军将士们烧茶、煮饭、送菜、让房子……五军的将士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成群结队的老百姓欢迎他们，五军的同志们，越走越加有劲，越走情绪越高，他们真正感到：这里和国民党的统治区确有天壤之别，到了根据地就像到了自己的家，同志们一路上的疲劳顿时消除，晚上睡觉也睡得特别的香特别的甜了。 几天以后，彭德怀率领的八百余人五百多枝枪的红五军主力又开始向井冈山出发。 1928年12月10日，井冈山上，晴空万里。 在井冈山下的宁冈县新城，两股革命的洪流——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五军胜利会师了！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滕代远，四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这天，在宁冈新城外的一个偌大的广场上，举行了红四军、红五军的两军会师大会。 大会执行主席陈毅，挥毫为主席台书写对联一副： 第75页 在新城，演新戏，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 趁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帜，创造红世界。 四、五两军的指战员们，按照统一的安排，在主席台前列队就位，等待着会议的开始。 这时，会场上突然迸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原来中共井冈山前委书记毛泽东、红四军军长朱德和彭德怀、陈毅、滕代远等高层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他们身穿灰军装，头戴红五星军帽，脚穿草鞋，含笑向台下频频招手致意，他们那亲切、慈祥和充满胜利信心的笑容，像一股热流，立即流入每个革命战士的心田。 因这个台子搭得比较简单，当走上主席台的领导同志越来越多时，突然，‘扑通”一声，台子被压垮了。 几十年后，彭德怀元帅回忆这件事时他说：“搭起的台子，搭的不稳固，人一上去讲话，就垮下来了。有人觉得不吉利，朱德军长说：‘不要紧，垮了台，搭起来再干吧！’又把台搭起来开会。” 当年跟随彭德怀一起上井冈山，并参加这个会师庆祝大会的李寿轩将军，对塌台子这件事记忆犹新，他说： “开会时，领导同志一起走上台去，没想到台子搭得比较简陋，走上去的人多了一些，一下子把台子压垮了，我们就立即动手，把台子重新搭好。这时，人群中有人小声地议论开了，说什么：‘哎呀！这可不吉利呀！今天刚会师台子就垮了。’这话大概被朱德同志听到了，他笑嘻嘻地跑上台去，朝大家说：‘同志们，不要紧，刚才台子垮了，但是，我们立刻又把它搭好了，无产阶级的台是永远垮不了的。’这时，人群中立即响起了一片欢唿声。” 毛泽东信心十足地接过朱德的话茬说下去： “同志们，今天我们红四军和红五军胜利会师了，我们革命的武装力量更加强大了，革命的事业就是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地向前发展。今天我们有红四军、红五军，将来我们一定会有几十个军、几百个军，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军事进攻，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会场一片欢腾，掌声雷鸣。 四、五两军会师后，毛泽东立即从红四军中派出大批党代表到红五军各个大队协助开展政治工作，帮助建立和巩固各级党代表制度，传播红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红五军也派士兵代表到红四军来学习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从此，红五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红四军一样，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 红五军的将士们在向井冈山的艰苦转战中，足迹遍布了湘鄂赣三省边界，翻越了数以百计的崇山峻岭；途经了平江、修水、万载、萍乡、莲花等六七个县，行程数千里，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围追堵截，终于在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了！ 红五军的将士们，他们浴血奋战在井冈山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了保卫井冈山，誓与根据地共存亡的殊死战斗，并为坚持井冈山的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歷史贡献。 红五军上井冈山，又一面鲜艷的革命红旗飘扬在罗霄山上！ 第十章　血山之祭 何键当上了“会剿”总指挥 井冈山，犹如一根锋利的鱼刺，卡在蒋介石的喉头，这鱼刺一天不拔去，他就一天不得安生。而更让他头痛的是，试着拔了两次，不但没有拔出来，反而扎得更深了。 一开始，蒋介石也曾经以为，朱毛只不过是趁他打盹的间隙纠集了一帮乌合之众在山沟沟里寻个安身之处，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也不足为患；湘赣两省把朱毛说得神乎其神，无非是想向他多要点剿匪经费而已。 然而，经过前两次的较量，他已不敢稍存小视之心了。 1928年的冬天，蒋介石一边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周旋，一边又腾出一只手，关注着在井冈山闹得热火朝天的朱毛。 权衡再三，蒋介石决定长痛不如短痛，调遣了大量兵力，把一排排长枪短炮，齐齐对准了弹丸之地的井冈山。 1929年1月1日，由何键任代总指挥的“会剿”总部在江西萍乡成立。 对于第三次联合“会剿”井冈山的兵力部署、“会剿”计划、“会剿”日期安排，歷来以消息灵通着称的上海《申报》详述殆尽。 早在1928年11月10日，《申报》就发了一则篇幅不算短的消息： 长沙通信：在湘赣边境扰害经年之朱德、毛泽东、袁文才等，经两省军队先后会剿两次，均无效果。盖因两省会剿部队指挥，未能统一，以致进行不能一致。最近鲁涤平、何键又致电朱培德，磋商第三次会剿计划，朱氏已派雷屏周为代表，于月前来湘谒鲁，将一切会剿办法，详切规定，携回南昌，取得朱培德同意。并由朱氏领衔，呈请中央特派何键为湘赣会剿临时指挥官，所有两省会剿部队，统归指挥。会剿经费，两省各自担任。此次会剿计划，对于信号、旗帜、路线、动作规定甚详，大致如下： （甲）会剿部队：赣省为四旅，湘省为六团。赣省部队：已经朱培德派定第五师十四旅周泽源［浑元］、第十五旅刘士毅、第七师二十一旅杨池生、第十二师三十五旅韦杆；湘省部队：经鲁涤平派定何键部二团、吴尚部三团、第二军一团。总共湘赣两省会剿兵力，为四旅六团，人数在三万以上。 第76页 （乙）会剿计划：刘士毅、杨池生两旅，由遂川向大小五井进剿；韦杵、周泽源［浑元］二旅，由宁冈向井冈山进剿；何键部两团，由桂东向江西大小五井进剿；吴尚部三团，由茶、攸向江西井冈山进剿；第二军之一团，则由醴陵向攸县推进，为吴尚旅预备队。 （丙）会剿日期：由何键临时规定。惟各会剿部队，统限11月10日前集中完竣，听候定期同时动员。何键早在衡州，现为布置会剿计划，本月3日特亲往桂东前线，视察一切。同时并电致吴尚，请即销假赴茶、攸指挥（吴尚现在长沙）；鲁涤平亦以此次会剿，湘军方面系以吴为主干，故昨早亲往吴宅，敦促赴茶，指挥一切。且吴部两次会剿，均深入井冈，情形较熟，拟即以吴部担任前锋。吴尚初本欲请副旅长熊震前往，兹以鲁、何一再敦促，已允即赴茶攸督剿。至于湘省会剿经费，已由鲁氏请驻常经理分处，于三日内筹齐伙食费洋六万元，又令财厅筹发临时费四万元。湘方军队，吴部早已集中茶、攸，何键部正在桂东开拔，10号以前全部当可集中就绪也。（11月4日） 这个报导的数字显得有点保守。其实，两省“会剿”的兵力远不止四旅六团三万余人，而是达十个旅二十八个团之众。 柏路会议：定下了“围魏救赵”的战略方针 何键就任“剿总”的第四天，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 会议是在宁冈县柏路村兼营旅店和杂货的横店召开的。来自前委，红四、五军军委，边界党团特委，宁冈、永新、遂川、酃县、莲花县委和茶陵特别区委以及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五军五大队的代表共六十余人出席了这次井冈山最后一次大型会议。 会议首先学习了前两天才收到的中共六大决议案。对于这个姗姗来迟的决议案，前委秘书处使尽浑身解数，才赶在会前油印了数份。 接下来，会议进入主题，详细讨论了应付湘赣两省敌人第三次“会剿”的策略。 经过三天半的讨论研究，会议通过了以围魏救赵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的战略方针。 红四军主力向外突围，一方面打出去，向外发展，解决红军的经济给养，另一方面牵制进攻根据地的敌军，减少对井冈山的压力；红五军与红四军三十二团（袁王部队）留守边界，一方面对付敌人的“会剿”，另一方面配合红四军主力的突围行动。 会议还决定，红四、五军混编，以求指挥的统一与训练的方便。红五军编入红四军内，番号是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三十团党代表。 毛泽东肯定想到了彭德怀初来乍到，守山的困难不少，所以，1月上旬，前委和红五军军委接连在茨坪和下庄召开会议，对今后的行动作了进一步的部署。 毛泽东採用的是“掺砂子”的办法。 红四军的一批骨干，宛希先、何长工、陈毅安、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邓干元等留在井冈山。有的在地方上担任领导职务，大部分充实到红五军，同时，整个边界和军队的干部都作了相应调整。 从朱毛会师以来一直缠绵病榻的张子清，因其在井冈山的崇高威望，被留在井冈山，一边养伤，一边指导工作。 原特委书记谭震林调前委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 邓干元接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 朱云卿由三十一团团长改任红四军参谋长； 何挺颖由三十一团党代表调任二十八团党代表； 蔡协民接任三十一团党代表； 何长工由二十八团党代表改任宁冈县委书记； 伍中豪由三十一团副团长升任团长； 袁文才由三十二团调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红四军主力下山。 …… 朱毛带着三千六百人离开了井冈山 三月10日，红四军二十八四、三十一团、特务营、独立营，纷纷从宁冈、永新等地撤回，集结在井冈山上的茨坪。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带领三千六百余人的红四军主力部队从井冈山茨坪、行洲等地出发，分两路踏上了进军赣南的征途。 虽然红四军不打算惊动当地的老债，但他们离开井冈山的那天早晨，还是有许多人冒着凛冽的山风来为红军送行。 后来，有一首叫做《十送红军》的民歌，非常形象地描写了当时红军离开井冈山时，军民两依依的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雨绵绵秋风寒。树树梧桐叶落尽，愁绪万千压在心间。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三送红军到拿山，山上苞谷金灿灿，苞谷种子红军种，苞谷棒棒咱们穷人掰。紧紧拉着红军手，红军啊！撒下的种子红了天。 五送红军过了坡，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够捎书信，鸿雁飞到天涯海角，嘱咐咱红军红军啊！捎信多把革命说。 七送红军五斗江，江上船儿穿梭忙，千军万马江边站，十万百姓泪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早回乡。 九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红军的手，心像黄连脸在笑。血肉之情怎能忘，红军啊！盼望早日传捷报。 十送红军望月亭，望月亭上搭高台。台高十丈百玉柱，雕龙画风放光彩。朝也盼晚也想，红军啊！这台名叫望红台。 第77页 虽然红军要将他们下山的消息瞒住当地的老表，但他们下山的阵势却是大张旗鼓的，那是有意要让敌人知道红军已经离开井冈山了。 下山途中，凡是红军走过的地方，人们都可以看到一张张落款为“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的四言体布告。 张际春、刘型、宋裕和等人在后来的回忆中都几次提到这张布告。 张际春：“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行动，是在1929年1月中旬开始的。记得在行动以前，毛主席已经在于部中初步传达过党的第六次大会的方针，他还亲自起草了红四军宣言和有名的四言体布告。宣言和布告中通俗地解说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当前任务、政策，号召工人、农民、士兵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地主、官僚买办的统治，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而奋斗。” 刘型：“四言体布告是主席亲手写的，下山以前就写好，并用石印机印好，在进军途中张贴。进军时，都很紧张，每地差不多都只住宿一晚，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印材料，只能利用下山前的时间印四言体布告。” 八月失败后从广东上井冈山的宋裕和最早是在红四军军官教导队学习，下山前夕，调到职工运动委员会，担任宣传农民运动组的组长。1970年6月21日，宋裕和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时重又看到了这份他曾亲手张贴过的布告，他说：“当时石印机在县城里有，下山前《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已印好，下山一路就贴。” 李文彬和刘土毅咬住了红四军的尾巴 不能不承认，有时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拥有先进武器和技术的一方。 所以，1929年1月，当武器装备简陋、通讯极其落后的朱毛红军一离开井冈山，他们的一举一动便被湘赣“会剿”“国军”了如指掌。 红四军下山的第三天，且月16日，湘赣“剿总”何键就将朱毛红军的行踪电告到了南京。 国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行政院长谭、军政部长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钧鉴：晶密。迭据金副总指挥及遂川李司令、永新张司令电告，据确报：久困井冈之共匪朱、毛、彭、黄，此次因我军大举进剿，异常惊惧，已于删日由井冈老巢窜出，有枪匪徒约四千，徒手者约五百，妇女约百人，牛马牲畜百余头，狼狈向大汾逃窜，该处靖卫队已被逼退等情。该匪乘我军集中期间，先行逃窜，似已证实，殊堪痛恨，拟即严令第一路军李司令迅率所部勐力侧击，跟踪痛剿。第五路军刘司令率所部取捷径推进至桥头圩，相机进驻大汾或浒坑，勐力堵剿，毋使南窜；并令第二、三、四各路司令按照计划肃清匪巢，跟踪追剿。倘便该匪急窜赣南，则原定计划又须夺更，剿匪区域.势须扩大，肃清更不容易，善后尤感困难。敬乞迅示机宜，俾资遵守为祷。职何键呈。铣申印。 湘赣“国军”的主要任务是“会剿”井冈山，但他们看到朱毛下了山，不可能会让他们白白熘走，何键抽出了部分兵力尾追朱毛。因此，在朱毛向赣南开进的途中，“国军”李文彬二十一旅、刘士毅十五旅一直与朱毛同行。 从三月14日开始，李文彬、刘士毅便开始眼睛一眨不眨地跟定了朱毛，并将朱毛的行踪随时随地电告何键和金汉鼎。在何键和金汉鼎向上峰的汇报中，不时可以看到他们引述李、刘二人的电报。 何键1月16日电： 晶密。职于删日西抵萍，接李司令文彬、刘旅长士毅寒删两日电报称：前盘踞宁冈古城等处之朱毛匪部，均撤回井冈黄坳一带并有一部出没于上、下七及石门岭等处。又据金副总指挥删午电转李司令电话报称：删晨有匪四五千人在大汾开会，闻尚有续来者。刘旅长士毅铣子电称：朱毛共匪五六千人则晨已到大汾，决经黄坑盲窜赣州各等语。 “国军”的来势之勐，恐怕也是红四军始料未及的。本以为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能解井冈山之围，但实际上，井冈山之围仍如铁桶，而红四军主力也被李文彬、刘士毅紧紧咬住了尾巴。 三千六百余人的队伍经大汾、左安、崇义、铅厂，一路紧跑勐赶，20日到达大庾。 追的追累了，跑的跑乏了。从14日以来，一直“结伴”而行的国共两军终于在大瘐展开了正面交锋。 据许多老红军回忆，在井冈山一年三迁的二十八团团长林彪一开始却带着二十八团不战而退，改任二十八团党代表不到一个月的何挺颖因此身负重伤。 接着二营营长李天柱负伤，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 下山以来首战败绩的红四军集合起人马按预定计划向东转移。 走到三南（江西的龙南、全南、定南三县）一带，由于团长林彪的失误，负重伤的何挺颖在马背上颠簸了几天后，终于落马身亡，英年二十四岁。 何挺颖的牺牲，是红四军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成功地指挥了黄洋界保卫战的高级将领，是红四军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之一。何挺颖是来自陕西的上海大学的毕业生，出生于书香门第。1927年，他听从了革命的召唤，与即将结婚的上海女友诀别，参加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担任唯一的团党代表。毛泽东被“开除”党籍时，正是何挺颖担任当时边界党的最高领导人——师委书记。 第78页 经过几天的急行军，红四军摆脱了粤军的追击，但李文彬和刘士毅一直跟在屁股后面。 2月2日，红四军主力转战至寻邬县的圳下。然而，气未喘匀，第二天清晨，刘士毅的先头部队已经赶到了。一阵短兵相接，刘士毅的大部队也全部到了。这时的林彪再一次失误，早早地收了警戒，前委机关和军部被来势兇勐的敌人沖得七零八落。 接着，毛泽覃负重伤，朱德的夫人伍若兰被俘，押往赣州。 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危险，免遭袭击，以相唿应，红四军部队分成三路纵队前进，毛泽东、朱德、陈毅各率一路。 几次接踵而来的失败给了红四军不小的打击，损兵折将后，全军将士迫切希望打一次翻身仗。 所幸，机会不久就来了。 大柏地，红军打了个翻身仗 为了打一个胜仗，毛泽东费尽了心机。他甚至不惜派出一个营深入到瑞金城去搜集报纸，以了解外界的动向。 搜集到了报纸，又恰好抓到几名俘虏，一直不知道在和谁作战的红军这才知道，近一个月来把自己追得无处藏身的正是老对手刘士毅。 摸清这些情况，前委立即召开会议。开会的代表达成了一个共识：自从红军在圳下遭刘士毅的袭击后，刘士毅认为红军软弱可欺，所以才会肆无忌惮把红军退到大柏地来。现在红军如再向北前进，则前有琴江、梅江所阻，后有追兵紧逼，渡江不利。现在已知对手是红军手下的多次败将刘士毅，且是孤军深入，只要在大柏地利用有利地形，给敌人一个伏击，定有取胜把握。 最后，前委决定：选取大柏地通往黄柏的山隘伏击刘士毅，拦腰截击敌先头团，以一部分兵力利用山地在正面迎击，一部分兵力阻截敌人的退路和阻击援敌，给敌以歼灭性打击。 这是背水之战。从下井冈山以来一直憋着气的红军战士把心中的怒火全部集中到了大柏地。 按照前委的部署，部队依次进入了阵地，二十八团二营为前哨营，在前村占据有利地形，掩护主力安全展开；二十八团一营从右翼向敌侧后迂迴，断敌后路；二十八团三营在牛路坑高地正面阻击；三十一团及军部特务营向敌左侧攻击。 一切准备停当，只等刘士毅驾到。 上次得了清晨之利的刘士毅再次于2月10日清晨，带着部队向大柏地摸来。进入伏击地段，红四军以最快的动作向敌人发起了勐攻。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交战，红军两个团对“国军”两个团。 战至中午，刘士毅的一个团终于抵挡不住，败下阵来，被全部歼灭。另外一个团急忙向赣州方向败退。 这天正是1929年的大年初一，红四军迎来了一个开门红。 统计战果：俘虏敌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获步枪二百余枝，水旱机关枪六挺。遗憾的是，敌军三十一团团长肖致平、副团长钟桓化装成士兵混在俘虏营中，红军战士没能认出他俩来，后来又把这两个不愿当红军而“愿意回家种田”的俘虏释放了。 虽然放跑了两个重要的俘虏，但是，大柏地战斗还是以其辉煌的战果成为红四军下山后的一个转折。 1933年的夏天，毛泽东重过大柏地，回忆起四年前的这次战斗，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这首后来传颂很广的词： 菩萨蛮·大柏地 （一九三三年夏）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復斜阳，关山阵 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大柏地战斗后，因为蒋桂战争的爆发，李文彬的二十一旅也调离了江西。 其实，红军在前面跑得苦，“国军”在后面追得也苦。当时，即使李文彬不调防，他可能也没力气再追了，因为隆冬季节，李文彬的部队也和红军一样，身穿单衣，脚穿草鞋，而精神士气上与红军相比则更是相去甚远了。 解放后，朱德在北京见到金汉鼎，说起二十年前的这一场你追我赶，朱德问他：“李文彬还在不在？” 金汉鼎说：“还在。不过，跑到美国去了。” 朱德笑说：“还是他能跑。要是当年他再追上几个小时，我们就没命了。” 假如蒋桂战争不发生，可能歷史就此要改写了。 不知金汉鼎又作何感想？ 摆脱了追兵，朱德和毛泽东的下一个想法是尽快重返井冈山，于是，带着红四军，沿宁都、兴国，到了吉安的东固，并与江西红军李文林的部队会合了。 这时，红四军站在了井冈山的脚下，井冈山又可望了。 然而，这时，井冈山失守的消息也传到了朱毛的耳朵里。 想当年，朱毛以及红四军将士望着战斗了一年多的井冈山，一定是心潮难平。 1929年后的井冈山，一直成为朱毛心中一个遥远的梦，直到1962年朱德重返井冈山，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这个梦才成为现实，而且更圆。 血战桐本岭 朱毛率红四军一下山，彭德怀顿感肩上重似千斤。他与党代表滕代远一道，主持召开了五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的联席会议。 会议就红五军的防守作了如下部署： 第五纵队纵队长李灿、党代表刘宗义带领一大队在徐彦刚率领的莲花赤卫队配合下守卫黄洋界哨口； 第79页 第十大队在彭包才、李克如的率领下坚守八面山和双马石； 黄龙率十二大队守卫金狮面； 王佐率三十二团守卫硃砂沖、行洲、下庄。 守卫桐木岭、白银湖、梨坪一线的，是彭德怀的爱将贺国中。 贺国中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后来，调入彭德怀部所在团任湘军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教育长。1928年7月22日协助彭德怀、滕代远发动了平江起义后，又随彭德怀、滕代远上了井冈山。彭德怀曾称贺国中是“虎将”，1929年的夏天，红五军攻打安福县城时，贺国中不幸阵亡，彭德怀止不住地流下了泪水。 这年，井冈山下起了百年未遇的大雪，连续四十天纷纷扬扬的大雪把井冈山埋入茫茫的白色之中。 1929年1月26日，步步进逼的湘赣“国军”推进到了以茨坪为中心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五大哨口的外围，向所有的红军工事发起了勐烈进攻。 五大哨口，每个哨口都修有四五道防线。第一道是竹钉阵，那种竹钉不是一般的竹钉，据老人回忆，竹钉用谷壳炒过，用马尿浸过，又用桐油浇过，既坚硬又锋利，凡踩上者，其肉必烂。第二道是五尺宽、五尺深的壕沟。第三道是竹、木编成的篱笆，上面削尖，埋在土里。第四道是运动壕，运动壕前留有炮眼，上面堆有四五尺厚的土。有的哨口还加一道滚木垒石。 大战前夕，红五军将工事又加高了一些，这时，天寒地冻，已取不到土了，战士们便将水泼到工事上，一会儿，水便结成了坚硬的冰块，然后，再泼上一层…… 后来成为共和国中将的姚喆将军，当时是八大队的四班班长，他在桐木岭下的白银湖坚守了七天七夜。他回忆说： “我守卫的地点是桐木岭哨口最紧要的地方。每天上午出操。做工事，下午背粮食，晚上还要削十个做障碍的竹钉。纵队长贺国中都同我们一起筑工事，他是黄埔军校高级班的学生，懂得筑城学，一面做工事，一面对我们讲筑城常识。那时，我们构筑阵地都是就地取材，没有铁丝网、地雷，就砍些有刺的树枝堆在阵地前沿，再钉上几排尖尖的短竹钉，构成阵地前沿的障碍。南方军阀队伍都是穿草鞋，踩到树刺和竹钉上就要大吃苦头。山上很冷，我们没有棉衣棉被，身穿单衣，脚穿草鞋，晚上睡觉，中间烧一堆火，身上盖些稻草。有的同志用夹被装上稻草，就要算是最漂亮的被子了。” 井冈山雪大雾也大。在桐木岭、白银湖一带，五十米以外就看不见任何东西了。大雾、大雪在给红军的防守带来困难的同时，也给敌人的进攻造成困难。但是，敌人有优良的武器，人没上去，就用迫击炮、山炮、重机枪往上砸，往上扫。 李聚奎上将回忆说： “敌人攻得最勐烈的是黄洋界、八面山、白银湖。我们第九大队守在梨坪，只有一个营的敌人来试探了一下。打了一两天，敌人也没什么勐攻，就撤退了。打得最厉害的是白银湖，整整打了四夭四夜，我们在梨坪的山上，听到白银湖那边的机关枪‘（口扑）噜（口扑）噜……’地打，就像煮稀饭一样，一直不停。” 姚喆中将说： “这几天生活非常艰苦。饭菜是十五里以外的后方送上来的，送到时早就冰冷了。整整三天三夜没有送过开水，渴了，我们自己用缸子装上雪，在战壕里烧开喝。最难过的是夜晚，那时是隆冬天气，每天雨雪交加，工事里泥泞四五寸深，坐不能坐，睡不能睡，夜晚又特别冷，大家弄些草铺在泥水上睡，可是睡不到一会儿，上面盖的给雨雪打湿了，下面垫的给泥水浸透了，上下冰冷，实在难受，许多同志恼火，恨不得冲下去和敌人拼一场。 “实际上，我们到桐木岭的时候，敌人也就快要来了。黄洋界和八面山都被敌人打开以后，我们这里还没有敌人。后来，我们派了一个排去侦察，碰到敌人就打了起来，一打起来，这个排就赶快撤回来，敌人也紧跟着追过来了，占领了我们阵地前面的一个小山包。我们一齐向小山包上的敌人开火，敌人被压住，下不来了。那时桐木岭的雾很大，能见度差，敌人上来了也看不清楚，只能听到他们在那边挖工事的声音和活动的声音，但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黄洋界和八面山失守以后，红军桐木岭的守军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八面山是井冈山五大哨口中最高的一个，海拔一千四百八十四米，比黄洋界还高出一百多米，这里地处江西与湖南两省的交界线上，控制着湖南酃县通往井冈山的唯一一条小路。站在八面山上，极目远眺，脚下连绵起伏的山峰尽收眼底。 1月26日，湖南“国军”吴尚派三个团同时进攻黄洋界和八面山。 守卫在八面山哨口上的是彭包才和李克如率领的不到二百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敌人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火力优势，迫击炮和山炮轮番往山头上轰炸，工事被一次次炸毁。最后，红军战士只好用睡觉用的稻草、被褥铺在工事上，并浇上水，使其冻成冰墙，继续坚守在哨口上。 当年守卫在八面山哨口上的红军指战员大部分都牺牲了。对于当年战斗的详细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能从少数倖存者的讲述中去感受当年残酷的血战。 第80页 李克如回忆： “在黄洋界失守的第二天，酃县十都方面的敌人用炮架在山头上打，把八面山的工事打塌了。彭德怀同志命令我们用棕皮绷在工事上继续守，敌人兵力虽多，因受地形限制，不可能同时上来。大部队不行时，敌人就採取每天来一个营的办法，轮换着打。我们在这里坚守了一个多星期，后来敌人攻占了八面山阵地，并直接到了大井。我们向茨坪集中的去路被敌人截断了，通向茨坪的那几个口子的吊桥没有搭起来，只好从荆竹山方向出去，向赣南转移。” 1929年1月的最后一天，八面山终于没有挡住白狗子疯狂的进攻…… 在一个无业游民的带领下.湘军从小路摸上了黄洋界 自古至今，黄洋界一直是井冈山一个最富有象徵意义和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毛泽东的一句“黄洋界上炮声隆”使它名声大振；三十八年过后，“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又使世人对它刮目相看。 当年的黄洋界正是以其极其险要的地势，一直成为红军与白军争夺的制高点。 平时，红军在黄洋界的常住兵力有一个连，但是，1929年1月，即使敌人大兵压境，只有八百人的红五军也没法再抽出兵力去补充黄洋界了。 和其他的四个哨口一样，李灿和徐彦刚同样是在冰天雪地里带领战士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所不同的是，黄洋界的雪更大，冰更厚。 守在黄洋界的红军将士在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时，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会被人从背后悄悄地捅上一刀。 三天的激战过后，且月29日傍晚，吴尚的部队用二百块银洋在宁冈的斜源村买通了一个叫陈开恩的无业游民带路，沿着黄洋界后面的一条小溪，攀过悬崖峭壁，突然杀向红军的背后…… 田长江是红五军的号兵，当时也守在黄洋界，他回忆说： “敌人进攻井冈山的那天，大概是在阴历十二月份，已经下雪了。敌人从正面攻不上来，他们就从宁冈找到一个反动富农带路，从黄洋界后面完全没有路的山沟里爬上来。我们在黄洋界守了六天，最后敌人摸上了黄洋界挑水的道路，占领了黄洋界后面。敌人是黄昏摸上来的。天亮后，我从前哨回到黄洋界，到后面洗脸吃饭，刚刚端起碗吃了一碗饭，就听到挑水方向响了一枪，我马上背上号，拿起枪跑到后面山上去，一看敌人从那边过来了，我忙打了几枪，通知前面的部队。这时，敌人一下子就沖了上来，我再也回不去了。” 第三次反“会剿”时，冯瑞田是红五军五纵队二大队三中队八班的战士。他当时也在黄洋界，对黄洋界的失守，同样记忆犹新： “1928年旧历腊月，国民党开始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敌人是从茅坪方向来的。我们大队当时是守黄洋界哨口。从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开始打，整整打了一个星期。前两天天晴，第三天天气突然变了，雾很大，什么也看不见。二十三日晚上，我们放了军事哨。我当时担任上士，大队的採买。我背着一枝枪，从黄洋界哨口到散兵壕去看看，走到半路，突然听到三声枪响，我赶紧对放哨的说，你们派一个人去黄洋界哨口报告。随后，我便打枪抵抗。这时我听到下面有好多脚步声，像踩在冰上喀嚓喀嚓直响。后来才发现有好多敌人来了，是由一个反水农民带队从后面爬岭上来的。他们爬的爬，挖路的挖路，边走边砍，爬了三天三夜。上来的敌人太多，我们打不赢，便从源头下到三堡会打游击了。” 接到黄洋界告急的报告，彭德怀心里一惊，急忙组织起在茨坪的红军学校的学员，又到小井医院召集了几十名轻伤员，于30日清晨向黄洋界赶去。 彭德怀和李灿、徐彦刚採用两面夹击的办法，决心收復哨口，然而，敌人的兵力越聚越多，而红五军的伤亡却不断增加。就在红五军夺回一个山头，正准备向另一个山头进攻时，有战士来报：“八面山和桐木岭失守了！” 彭德怀长嘆一声，急忙从黄洋界赶回茨坪，组织人马全力以赴地抵挡着疯狂的敌人。 可是，与不断增加的敌人相比，红五军的力量实在太小、太小了…… 最后，倖存的红五军指战员被迫步步后退，集中到了茨坪。 彭德怀带领红五军“跳出了五井” 黄洋界对井冈山太重要了，黄洋界一失守，八面山、桐木岭、双马石三个哨口也相继失守，最后，只剩下了王佐带领的三十二团和遂川县赤卫队坚守着的硃砂沖哨口。 一道难题，摆到了彭德怀和滕代远的面前：是带着全军将士与敌人死拼到底。拼到没有一个人，还是带着剩下的人马撤退出去？ 很显然，如果死拼，即使全军将士阵亡也不可能守住井冈山了。 其实，性格刚直的彭德怀头脑一直是清醒的。战斗打响之前在认真地分析过敌我力量的对比后，彭德怀已料到了现在的结局。 早在接受前委下达的守山任务时，在进行过守山的动员，研究过守山的计划后，1月上旬，红五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还召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在这次会上，大家的头脑是冷静的，大家都认识到，经过全体军民的努力，有可能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保住井冈山根据地。然而，由于客观的形势和主观的力量所决定，反“会剿”中也会出现种种困难，甚至有可能遭到失利。 第81页 应该说，这是一次对井冈山实事求是的分析。会议最后决定：在军事方面，五井如被敌人攻破，五军冲出五井，取道敌人薄弱的地方往赣南与四军取得联繫，各县地方武装则应尽可能埋藏于各县；政治方面，党不能离开群众，特委、各县委均须留边界指挥工作。 这是大家最不愿看到的最后一幕，但残酷的现实还是把井冈山逼到了这最后一步。 面对强敌几路夹击的现实，彭德怀果断地决定执行五军军委与边界特委原定的战略方案，跳出敌人密集的包围圈，向赣南转移。 然而，经过这场生死之战，红五军能收集起来的也只有八大队、九大队、特务大队和十大队的余部。 后来得知，李灿和徐彦刚带领的一大队及莲花赤卫队虽与彭德怀隔山相望，但终被强大的敌人隔断，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李灿、徐彦刚带着倖存的战士用绑腿布和衣服撕成的布条结成长绳，从黄洋界的悬崖上吊下去，转移到宁冈一带打游击，后来与何长工部会合。 而守在金狮面的十二大队最终下落不明…… 2月初的一天，彭德怀、滕代远带着剩余的不多人马，踏着茫茫积雪，沿着荆竹山、大汾，向赣南方向突围。 李了林在当时还是一名少年先锋队员，但他同样参加了第三次反“会剿”的残酷战斗。对跟随红五军突围的情景，他尤其终生难忘： “农历腊月十九日这天，宁冈方面的敌人找人带路摸进了黄洋界哨口，结果口子被打开了，八面山也打进来了。彭军长组织部队去救援，但力量不多，也来不及了。彭军长和王佐在茨坪就集中了各哨口的红军和医院的伤病员，然后指挥部队于十九日从茨坪撤到下庄，准备从硃砂沖那边冲出去。但前面的路被敌人堵住了，彭军长在下庄把部队停下来。这天下午，天开始下起大雪了。彭军长和王佐就在田菜坪这个村召开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了红军之外，还有遂川县委、县政府的人员，有赤卫大队、区赤卫中队、酃县赤卫大队和我们少年先锋队以及红军的伤病员等近二千人。整个村子都坐满了人，人和枪密密麻麻的一片。彭军长骑在一匹大黑马上讲话。他说：原来决定我们留守后方，但敌人现在打进来了。现在要守哨口是困难的，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下决心杀开一条路冲出去，以后找机会我们再回来。这个会开的时间不长，会后，决定王佐带领红四军三十二团分散在井冈山上打游击，彭军长带部队向遂川大汾方向突围。突围之前，为了保守行动秘密，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在下庄的新屋田里用梭镖捅死了。接着开始突围，遂川县政府赤卫大队第三中队在前面带路，我们少年先锋队走在红五军伤病员、县委、县政府机关的后面，遂川县赤卫大队二中队和酃县赤卫大队断后。突围的路线是：由下庄田菜坪到河口，再通河西陇，攀上了老井冈山村，然后到荆竹山的火烧冈，在那里过了夜。二十日清晨我们又继续往前走，翻过大坳背到达上烟、长坪村，经过樟坑，从石门岭的山脚下来到竹坑就天黑了，我们在竹坑又住了一晚。两天一晚的急行军，有时走的是羊肠小道，有时要攀登悬崖峭壁，有时要翻越高山峻岭，真是荆棘载途，道路艰难。我们许多人的衣服撕破了，皮肤划破了，鲜血直流。特别是从突围那天开始，就没吃一点东西，又饿又累，走累了真想坐下来歇一下，但一想到冲破敌人的包围保存革命的力量，我们又一股劲地往前走。竹坑住了一晚后，第二天早上又开始向凉山方向前进。” 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背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其中，井冈山的失守，成为彭老总的罪状之一。1969年的国庆节后，《人民日报》一篇通讯员文章更使彭老总发指。 对于井冈山的失守，彭德怀有自己辩证的观点： 守井冈山有正确的，有错误的，然后又是正确的。经过这样的过程：开始以红五军五个大队守井冈山既设阵地，吸引敌人攻坚，疲劳消耗敌人，是为了使我转入外线的红四军能机动打击敌军，配合红五军打退敌人围攻，这是正确的。后因敌情变化，红四军受到李文彬旅的袭击，他们放弃配合保卫井冈山，经赣南出问西。他们当时只有这样做才能摆脱困难，保存自己。这时，红五军就成了孤军固守井冈山，敌军优我三四十倍，那它总会把井冈山打下的。在这种情况下，坚守井冈山就成了错误。我们当时不明了红四军的情况，如能及时了解情况，早一两天突出包围，那就要比较安全些。井冈山有五条要路，三条路被敌人攻破了，五军决定突出重围，保全红军，避免被消灭，然后再图恢復边区和井冈山，这是正确的，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样的事，在当时并不是那样容易决断的。如果预先没有一点准备，就很难设想。 可是，事过四十年的1969年国庆节后，《人民日报》的通讯员，说这是不要根据地，违反毛主席指示！照他的意思是不要突围，而要同敌人把自己拼光，那才是要根据地，那才是执行毛主席指示？他自己违反毛泽东思想，却自封为毛泽东思想，他是投机分子，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 死村·尸村·火村·绝村 敌人闯进井冈山的那一刻，也就是他们实行大屠杀的开始。 第82页 “会剿”敌军攻入五大哨口后进入的第一个村庄是小井。很快，他们便在小井掀起了大屠杀的第一个高潮。 湖南敌军偷袭黄洋界成功后，从金狮面方向直扑小井。小井红军医院的工作人员和伤病员一百三十多人猝不及防，来不及转移，全部落到了敌人的手中。 敌人一把火烧毁了建成不到一个月的红军医院后，又将一百三十多人全部赶到医院旁边的一块稻田里。 这时候的井冈山，早就坚壁清野了。敌人闯进小井，没有发现一粒粮食，一根枪枝，便把全部的怒火发泄到这些手无寸铁的医务人员和伤病人员身上。但是，几番拳打脚踢和严刑拷打，敌人还是一无所获。他们终于使出了最后一招，架起了三挺机关枪。 一阵疯狂的扫射，一百三十多名医务人员和伤病员像风干的稻草一般成排地倒下，尸体堆成了一座小山…… 由于年代的久远，当事人又无一生还，现在我们已无法全部知道他们的姓名，经过多方的查询，我们只查到了十八个人的名字，他们是： 医生：资彬、徐鹄、谢秋月、吴海泉、吴文奎； 湖南宋阳籍伤员：李新华、徐新、李玉发、邓颖发； 湖南安仁籍伤员：汤新民； 湖南湘西籍伤员：彭振辉； 湖南浏阳籍伤员：王起荣、李世新； 江西永新籍伤员：朱娥龙； 江西宁冈籍伤员：吴鸿录； 湖北籍伤员：王梅朵； 北方籍伤员：吴凤阁。 歷史将永远记住这些留下姓名的和没有留下姓名的死难者。 给我们提供这份珍贵名单的，是当时小井红军医院的管理员董青云。他1928年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一开始在二十八团当战士，在一次战斗中左脚负伤，送到红军医院治疗，脚治好后便留在了医院，开始负责管理第四组红军伤病员的工作。 董青云也许是小井大屠杀的唯一倖存的目击者，他说： “敌人袭击红军医院时，轻伤员和工作人员都往山上突围了，只有一百多名重伤病员没有办法突围。这一百多名重伤员，当天被国民党反动派全部拖到小河边一块田里用机枪扫射。我躲在对面山上杂草树林里看得很清楚，先是一个个被拳打脚踢，痛得躺在田里，然后开枪。我流下了眼泪。” 小井的屠杀，只是“会剿”敌军闯进五大哨口后的第一幕。接着，他们又在大井、中井、上井、下井、茨坪、荆竹山、白银湖、下庄、行洲等地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屠杀。 屠杀的方式，也有多种类型。仅我们现在所知，就有打地雷公、踩槓子、钉四肢、香火烧、艾烟燻、抽脚筋、锁颈骨、挖眼、挖心、剖腹、剥皮、点天灯……等等。光听这些名目就已使人毛骨惊然。 据说，点天灯和刀割是最残忍的方法。点天灯是将抓来的人毒打一顿，然后浇上煤油，用绳索吊在高处，点上火活活烧死；刀割是从被害人身上割下一块块鲜血淋漓的肉，强迫被害人自己吃下，这样一刀刀将人割死…… 正规“国军”屠杀过后，当地的四大屠夫，遂川的肖家壁、酃县的贾少棣、永新的尹豪民、宁冈的肖根光又开始粉墨登场，开始了新一轮的屠杀…… 还是枯燥的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1926年，宁冈县有九万余人，屠杀过后，锐减至三万五千人；永新县原有三十万人，屠杀过后，只剩下二十万零三百七十人；原有二百多人的茨坪，被残杀六十四人；大井村被害人多达一百三十六人，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二…… 在屠杀百姓的同时，百姓辛辛苦苦盖起的民房也被付之一炬。永新的小江地区，被焚烧了七昼夜后，烧毁三分之二的房屋，共计两千五百七十栋；宁冈的茅坪、大陇、乔林等乡，被烧房屋均在半数以上；黄洋界下的源头村，五十多栋房屋全部被烧；坝上村有房屋二十栋，被烧十三栋；成村、周山两村原有房屋三十三栋，被烧二十三栋…… 在根据地的中心，许多村庄被反覆烧杀，大井村被反覆烧杀九次，下井村被反覆烧杀十三次。五大哨口之内，本来房屋就不满四百栋，烧毁的就达二百多栋。从下庄至荆竹山的五十余里内，所有的民房尽为灰烬…… 1929年2月的井冈山，“万户萧疏鬼唱歌。” 五月的鲜花 井冈山在铁蹄下呻吟，但是，生活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的人们却一刻也未停止过对苦难的抗争。 掩护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突围之后，王佐把红五军中失散的官兵收拢起来，与三十二团官兵合在一起，又组织起大小五井一带的老表，撤到了深山老林里。 走出绿林两年的王佐重又回到了熟悉的山林。尽管敌我力量悬殊、环境非常恶劣，但王佐率领的队伍还是给“会剿”的敌军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与此同时，茶陵、永新、宁冈、莲花等县的地方武装也在各地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 按照五军军委和特委联席会议精神，特委没有离开边界。1929年2月，原特委常委宛希先首先出面，在永新九龙山区召集党的联席会议，产生了以朱昌偕、宛希先、刘珍等人为领导成员的临时特委，指挥边界的一切，并负责清理和收容工作。 第83页 3月11日，和彭儒在井冈山躲了两个多月的特委副书记陈正人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也到了永新。终于，在3月14日，召开了边界党特委的扩大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特委，边界党的工作慢慢步入正轨。 蒋桂战争让朱毛率领的红四军主力摆脱了追兵，也让井冈山大大松了一口气。井冈山的正规“国军”部队陆续撤走，最后只剩下永新的一个正规团。 边界特委没有放过这个有利时机，迅速从宁冈、永新、莲花、茶陵等地抽调人员、武装，加上王佐部队和红五军一部，组成了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由王佐任团长，李灿任副团长，下辖两个营，王佐率一营活动在大小五井、茨坪一带，李灿率领的二营活动在宁冈、永新一带。 4月，独立一团全歼驻守茨坪的二百多名反动民团，接着又收復了宁冈、莲花等地。井冈山根据地在艰难而逐渐地得到恢復。 此外，王佐做的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是在小井除掉了为二百块银洋而出卖黄洋界的陈开恩。 4月初，彭德怀带领突围出去的红五军终于在瑞金与红四军主力会师。 4月8日，前委会议在赣南的于都县城召开，会议决定：红四军留在赣南开闢新的根据地，红五军重返井冈山，恢復井冈山根据地。 与突围相比，红五军这次重返井冈山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二十多天后，红五军回到了茨坪。 彭德怀又看到了熟悉的井冈山，不过，除了这山这水没变外，他几乎认不出井冈山来了。两个多月没见，他眼下的井冈山已是满目疮痍，面目全非了。 按照前委的指示，彭德怀代表前委在茨坪的北桥向大小五井一带的百姓每人发了一块银元，让大家重建家园。 这时，湘赣边界红军独立一团编入红五军，为五、六纵队，李灿为五纵司令，王佐为六纵司令，何长工仍任王佐部的党代表。 1929年5月，火红的杜鹃又鲜艷地开遍了井冈山的山山岭岭。 第十一章　战火中的恋歌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 1927年，深秋。宁冈茅坪。 茅坪村通往古城的路上，来了一行五个人。看不出是什么身份，有穿国民革命军军服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长袍马褂的，但都没有带枪。引人注目的是，每个人的脖颈上都繫着一条一寸多宽的红领带。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身材高大，留着长长的分头，神色有点疲倦，然而两只眸子却炯炯有神，英气逼人。 他们进了村，径直朝仓边山上走去。 刚到半山腰，从山上迎出来几个人，他们快步朝山下这群人走来。 为首的一个书生模样的人，老远就扬着手喊道： “毛委员，好早哇！” “袁总指挥，你早！” 上山的，是毛泽东带领的工农革命军代表，从山上迎下来的，是袁文才、李筱甫等人。 走近前来，毛泽东和山上的同志—一握手寒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队伍的最末，竟然有一位姑娘，眉清目秀，剪着齐耳的短髮。最显眼的，是那白嫩白嫩的皮肤，仿佛一掐就出水的小葱。他想不到山沟沟里竟会有这么灵秀的妹子。 看见毛泽东忽然不言语，眼睛里疑云重重的样子，袁文才忙介绍说： “毛委员，这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泽东自我解嘲地哈哈一笑： “哦，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妹子，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 说罢，毛泽东伸出手去。仿佛为了显示自己不是弱者，贺子珍也伸出纤巧的小手，使劲握了握毛泽东的大手，顿时，毛泽东感到一股倔强的力量自那边传了过来。 毛泽东一上山来，立即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的中心，仿佛他身上有一股天生的凝聚力。 走进山间一栋土屋内，分宾主坐下，袁文才、李彼甫、贺子珍等都瞪大眼睛，听着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呷了一口热气腾腾的井冈绿茶，环视了大家一眼，说道： “我从王新亚那儿了解到了一些你们这里的情况……” 听到“王新亚”三个字，贺子珍和李彼甫、袁文才相互对视了一眼。王新亚是安福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永新暴动时，曾与袁文才和井冈山上的王佐率领的农民自卫军会攻永新，救出了大革命失败时被国民党右派关押的贺敏学等共产党人。 “毛委员怎么会认识他呢？”贺子珍心里估摸着。 “王新亚带着他的安福农民自卫军和安源矿工组成了一个团，参加了秋收暴动。他给我谈过井冈山的地理、经济状况，还谈到有你们的农民武装……” 袁文才和贺子珍相视一笑。 山上乍暖乍寒的气候很容易使人患病，贺子珍得了疟疾，感觉到阵寒阵热，冷起来，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发抖；热起来，恨不得把整个身子泡到冷水里去。她不能跟随部队一起行动，便住到了茅坪，刚好与袁文才家对面。 贺子珍与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很要好，袁文才不在家时，她常常愿意和谢梅香挤在一个大床上睡觉。天晴时，她就会搬个小板凳，坐到门口的太阳底下，手上拿一本书读，或者，帮谢梅香做点针线活。 不久，毛泽东也住进了袁文才家旁边的八角楼。他看见贺子珍经常坐在门口晒太阳，于是，工作之余，也过来搭搭话，了解一点情况。 第84页 他看到贺子珍有时冷得瑟瑟发抖，有时热得满脸通红，心里不禁替她难受。他关心地说： “贺同志，最近发作得不像先前那么厉害了吧？唉，要是有几片奎宁就好了，可惜，我们弄不到西药哟。” “谢谢毛委员关心。”贺子珍说。 这一天，他们谈了很多。 井冈山红军力量的壮大，极大地震惊了敌人。1928年5月，湘赣敌军联合“会剿”井冈山。 井冈山上一派紧张气氛，如此强大的敌人来进攻，这在井冈山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找到贺子珍，开门见山地说： “贺子珍同志，给你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经过一个冬天又一个春天的时间，贺子珍的疟疾已经完全好了，站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个英姿勃勃的红军女战士。 “据我们目前得到的可靠情报，江西方面敌人杨如轩的二十七师四个团从永新方向进攻井冈山。考虑到你是永新人，情况比较熟悉，口音也不会出问题，军委决定派你带领十名战士秘密潜永新，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繫，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并组织永新的农民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贺子珍下意识地摸了摸腰上那校王佐赠给她的小手枪，一字一句地说： “请毛委员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毛泽东的目光在贺子珍脸上停了有几秒钟的时间，待贺子珍回视一眼，他又急忙地移开了视线。他来回地踱着步子，一手抱在胸前，一手按着宽宽的下巴。他还有点不放心： “你们这次去永新，千万要小心。永新的敌人力量比较强，深入虎穴，要胆大心细，特别要依靠当地群众和党组织，这样你们就有了后盾了。” 毛泽东和贺子珍重重地握了握手，眼睛里流露出爱恋的神情：“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贺子珍没有再说什么，她向毛泽东行了个军礼，便转身带人去了。当天夜里，她与十名战士一起，化装潜回到了永新。 贺子珍去永新后，毛泽东一直悬着一颗心，直到她安然归来，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由得喜出望外，拍了一下她的肩膀，说： “贺子珍同志，你工作得很出色，很有进步。过去的一个学生娃娃，一个小姐，学会怎样干革命，怎样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了，你成了工农分子，不再是小姐了。” 听了毛泽东这发自内心的赞誉之词，贺子珍羞涩地低下头。但一想到惨死在烈火中的两位战友，她的心情又沉重起来，神情黯然地说： “我没完成好任务，牺牲了两位战友，这是我工作的失职，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 “战争年代，流血牺牲是难免的，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向敌人讨还这笔血债。”说着，毛泽东的脸色也显得凝重起来。 此时，一桩桩往事，一串串的思念，已像潮水般涌入他的脑际…… 屈指数来，那是九个月以前的事了，去年他从武汉参加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之后，受党中央之命，于8月12日由汉口到达长沙，与当时代理湖南省委书记的易礼容会面并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后，次日就到爱妻杨开慧家的所在地板仓去调查农民群众对土地问题的意见了。在板仓的日子里，他同杨开慧朝夕相处，一起去走家串户，一同开农民代表的调查会，其间，他从调查材料中，整理出中国革命的“土地纲领”。在板仓工作十余天后，他夫妇俩于8月18日又返回到长沙。接着，他便参加省委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其间的一天，开慧的表弟向均和陈新宪一起来到杨开慧的住所，向均托杨开慧带点东西回老家送给家人。因这些天正值长沙的反动巡捕搜查厉害，正好这一天他和毛福轩为躲敌人耳目，两人化装成国民党的军官走进屋来，向均脱口喊了一句“表姐夫”！这时，他已知道中央和省委将要採取重大的军事行动，特地向开慧、向均交待说：“我们又要分开了，开慧在这里没住几天，又要回去啦！你也该回去看看啊，我这次去板仓才几天，马上又要赴前线，没有时间呆下去了。” 到了8月3o日，省委常委再次开会，最后决定发动湘东赣西秋收暴动，并决定毛泽东担任秋收暴动前敌委员会书记兼农军师长，立即着手组织起义。决定易礼容担任地方党部的行动委员会书记，负责组织、发动地方农民配合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就这样，他和爱妻杨开慧在长沙城匆匆而别了！他离开长沙时，还特别约定，要易礼容随时将开慧母子的情况转到前线告诉他。 可是，9月9日他在江西铜鼓首先发动起义后，几个团分路向长沙进攻时，战斗先后失利。他审时度势，毅然改变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引兵上了井冈山。在进山途中和到达井冈山后，他一直惦记着开慧，先后派何长工等人去长沙，在向省委汇报军情，请示工作的同时，并打听开慧的下落。可是，到1928年1月何长工返回井冈山时，却没带回有关杨开慧的丝毫音信，得到的消息是：长沙城内城外已四处戒严，连省委机关几经周折才好不容易找到。这时的毛泽东，心情特别沉重，也特别思念着开慧…… 直到1928年2月，他在宁冈的茅坪突然接到了易礼容从萍乡送来的一封信，这可叫他喜出望外了！没想到他离开长沙，离开开慧整整六个月之后，在他和中央、省委失去一切联繫的情况下，第一个给他来信的竟真的就是易礼容，这真是空谷足音啊！他巴不得立刻知道爱妻杨开慧的下落。当他拆信一看，易礼容告诉他的是反动派如何在湖南全境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长沙城里城外已是一片白色恐怖，到处都是血雨腥风了，连省委机关也险遭破坏，不得已迁出长沙，已搬到萍乡来办公了。至于杨开慧的情况，易礼容在信中却只字未提，他越看信，越是心碎，想必她已是凶多吉少了。 第85页 此后，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上山；4月，湖南省委地下交通员邓贞谦来到井冈山；5月，省委代表杜修经也到了井冈山……毛泽东从他们的口中得到的消息是：有说杨开慧去向不明的，有说她已被捕入狱的，还有说她已蒙难壮烈牺牲的……尽管说法不一，离开她九个月来，却没有一丁点儿关于她平安无事的音信。在那险恶的环境中，杨开慧落人魔掌是极有可能的事。他是最了解战友、爱妻开慧的，像开慧这位对党赤胆忠心、对革命矢志不渝、对敌人疾恶如仇的共产党人，一旦落入魔爪，几乎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他，这位胸怀大志的毛泽东，只有将对爱妻、对战友的无限思念、无限崇敬深深地藏在心中了……　　草市坳战斗胜利，红军第二次占领永新县城。打下永新后，贺子珍带着一支工作队进驻到永新西乡的塘边村搞调查研究，住进了周香姬老太太家里。 过了几天，同组的刘莲从老表家里回来，一进屋就高兴地对贺子珍说：“子珍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毛委员也要到塘边来了……” “真的？什么时候来？” “午后就到！” “哦，那他住什么地方呢？” “也住这里呀，这里不是还有间空房吗？” 贺子珍觉得自己的心突地跳得好快好快，她自己也弄不清这是为什么。她拉起刘莲的手，说：“那我们去把毛委员住的房子先打扫收拾一下吧！” 日落西山时分，毛泽东果然到了，他的挑伕龙开富挑着一对皮箩，很沉的样子，他自己则挽着一个铺盖捲儿。 贺子珍与刘莲远远地看他来了，便迎了出去，把他领到他的房内去。毛泽东走进房里，见有刚打扫过的痕迹，日常用具也摆得整齐有序，微感诧异地说： “呵，谁做的好事，帮我把房间收拾得这样干净？” “是子珍姐领着我们干的！”刘莲抢先回答。 贺子珍有点不自在，掩饰地找话说： “有毛委员来，我们的工作就更好开展了。” “哦，那不见得哟！”毛泽东爽朗地笑道。 毛泽东来到塘边后，贺子珍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照顾他的职责，两个人都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当。白天，贺子珍帮毛泽东洗洗衣服或是收拾房间，或是帮他抄一点东西；晚上，毛泽东习惯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到东方既白，这时，贺子珍往往就会出现在他的身旁，给他送来一碗水煮鸡蛋或一碗煎泥鳅之类的夜宵。 农历的五月，端午一过，天气就渐渐作懊了，俗话说：“吃了端午粽，就把棉衣送。”山区的夜晚虽说凉爽，但永新与井冈山上又不同，还是要热那么一点。 这一天晚上，在豆大的油灯的照耀下，毛泽东奋笔疾书。他住的房子很幽静，但靠近水田，引来不少的蚊虫，他一边翻看着书报一边抄写着，一边还要“啪啪”地驱赶着蚊子。 写到半夜，毛泽东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看看外面，夜凉如水，月亮给大地撒上了一层朦朦胧胧的银霜，好一个恬静的乡居月夜！他不由诗兴大发，生出了去外面走一走的念头。 一转身，毛泽东微微吃了一惊：贺子珍不知什么时候已进来了。只见她倚门而立，双手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什么东西，正痴痴地看着他。 面对这样一双晶亮而含情脉脉的眼睛，毛泽东觉得自己的心像被针刺了一下，他仿佛看到了另外一双也是这样晶亮和这样含情脉脉的眼睛。他曾为那双摄人心魄、沁人心脾的眼睛怎样地倾倒，怎样地动情，还为她写下过《贺新郎》那首情意缠绵的词，这恐怕是他作词生涯中最儿女情长的一阕： 挥手从兹去。更哪堪悽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 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 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 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崑崙崩绝壁，又恰像颱风扫寰宇。重 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收回心思，低下头，上前接过贺子珍手中的碗。他迟疑了一下，把碗放到桌子上，对贺子珍说： “我们出去走走吧。” “不，等你吃完我们再去，好吗？”贺子珍的眼光变得执拗起来，又夹着一丝令人难以抗拒的温柔。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作出一个微笑的表情，端起了碗，努力放松着自己的情绪。他用筷子在碗里搅了一下，忽然惊喜地说： “哇，是石蛙！怎么搞来的？这东西营养价值高、肉味又很鲜美，不过很难抓到的唻！” 贺子珍笑而不答。 这筷子一搅，香味直冲毛泽东的鼻子，令他更加胃口大开，忍不住夹起一块石蛙塞进嘴里。咂着嘴，他又问贺子珍： “你也尝尝吧？” “我已经吃过了，”贺子珍摇摇头，“这是专为你留的。” 不用问下去，毛泽东也知道贺子珍说的不是真话，但如果硬要她吃，也是徒劳。他不再推让，三下五除二解决了这碗清蒸石蛙，拍拍肚子对贺子珍说：“味道真好，令人回味无穷。怎样，出去消消食吧？” 第86页 贺子珍转过身去，先迈过了门槛。 一出门，一种迥然不同的气氛紧紧裹着他们俩。 毛泽东没有开口，贺子珍也保持着沉默。 这样默默地走了一段，毛泽东幽幽地嘆了一口气，望着刚过中天的月亮，自言自语地说： “今天是初十，再过几天又是月圆的日子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 贺子珍心里一动，觉得身边的毛泽东似乎换了一个人，平常的毛泽东显得有勇有略，想不到他也会有这样幽柔的情怀。 “杨大姐有消息吗？”贺子珍问。 “你也知道杨开慧？”提到杨开慧，毛泽东神情凄楚，“自长沙一别，我们再没有见过面了，去年几封信去，也杳无回音，今年2月，易礼容从安源来信，也说不知道她的下落！” 毛泽东仰望夜空，接着说下去：“前段时间，听从湘南来的人传话说，她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了监狱，如果是这样，现在，只怕已不在人世了……”毛泽东声音越来越低，最后一句，几乎听不见了，“她是一个好妻子，也是一个好母亲。” 听着毛泽东黯然神伤的话语，贺子珍觉得心被揪得紧紧的。她从见到毛泽东开始，就深深为他卓尔不群的气质所吸引，对他充满仰慕之情，但也一直只是把他当作心中的一个偶像来崇拜，没有往其他方面去想。时间一长，她知道了他的身世，觉得他为革命牺牲得太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由得动了母性和爱心。加上毛泽东平时对她又极尽关心，像一位师长，更像一位大哥哥，便想：如果能一辈子留在他身边多好啊！ 有时，她又觉得这真是异想天开，他是如此的出众，如此的优秀，脑子里装着深邃的思想，胸藏万种韬略……然而，通过仔细的观察，她也发现，毛泽东也在时时的注意她的一言一行。 这时，贺子珍听到毛泽东提到杨开慧的境况，不由得怦怦心跳，情急之下，慌不择词，脱口说道： “那……如果你愿意……让我来照顾你好吗？” 毛泽东心头一震，想不到平时文文静静的姑娘这时会那么大胆地剖露自己的心事，何况这又是自己所钟情而无法表露心迹的姑娘！他握住贺子珍的手，感激地说： “子珍，你真是位善良的好姑娘，我很喜欢你。只是，”他突然松开手，别过头去，“太让你受委屈了。” 贺子珍不明白毛泽东的心事，不知他是还挂念着杨开慧呢，还是也为世俗所羁绊？她干脆鼓起勇气，把自己的心事全部坦露出来： “不，我不会感到委屈，我倒是觉得我配不上你。但是，杨大姐不在了，你工作很忙，又不会照顾自己，也没有时间照顾自己，只要你不嫌弃，我……” “子珍，别说了。”毛泽东再一次握紧贺子珍的双手，把她拉近身边，“我怎么会嫌弃你呢？你聪明，善良，漂亮，又会体贴照顾人，很早就成了一位革命者，你正是我理想中的伴侣啊！你什么也别说了，如果你认为可以，我们就在塘边马上结婚，好吗？” 贺子珍只感到一阵幸福的眩晕，从头至脚涌遍全身。她泪眼朦胧地看着天上将圆的月亮，使劲点了点头。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朱德与伍若兰在井冈山度过了不满一年的共同生活 1928年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倖存下来的一支队伍，脱离险境，几经艰苦，驻犁市，进乐昌，攻坪石，取宜章，然后挥师北上，连克郴州、耒阳数城。 中共耒阳县县委书记邓宗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泰站在欢迎人群的前列，将朱德等人迎进县苏维埃机关所在地邓家调。 人们刚走进词堂大院，大门框上的“驱逐县团丁，喜迎革命军——赤遍来阳”那副醒目对联，立即映入朱德的眼帘，他马上止步，仔细欣赏，赞不绝口：“这联子写得蛮好哩，书法妙笔生辉，内容恰到好处，是啥子书生写的？” 刘泰上前介绍说：“这是我们县苏维埃妇女部长伍若兰同志写的。” “呵，还是出自一位妹仔之手呀，不简单，不简单！”朱德顿时感到惊奇。他再次把目光盯住那刚劲有力、潇洒自如的笔迹，那仿佛铿锵作响的内容，爱不移目。这位驰骋沙场的将军，对书法特别感兴趣，不曾想到，在这南国城里，竟有这等女子的一手好笔墨，并大大方方地贴在这祠堂门口，真是肝胆照人，见书如见人啊。他赞赏这位女子的胆识，便问：“这妹仔多大年纪，读过好多书吗？” 刘泰见朱德兴趣正浓，便将伍若兰的情况向他作了简单的介绍： 伍若兰1903年出生于耒阳城南的金南村一个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八岁开始入学，十二岁考入本县女子职业学校，她品学兼优，智慧过人，1924年又考入当时湖南妇女运动的策源地——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革命运动的薰陶下，她结识毛泽建、夏明震、何宝珍、李浩等大批革命志土，她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憎恨旧社会，反对封建礼教，嚮往妇女解放，在学校就和女友谷芝英、段子英、伍德能、李翠云等一批进步青年，冲破反动势力的禁锢，走出校门，同衡阳各界的进步青年学生一道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五卅运动中，她斗争勇敢，工作积极，被党组织发展为中共正式党员。 第87页 1926年冬，伍若兰受党的派遣，离开学校回到来阳从事农民运动，先后担任县青年团的宣传部长和县女子联合会主席。她和女友们敢作敢为，发动群众，宣传革命真理，号召民众起来争民主争自由，大力提倡妇女解放。她深人到女子职业学校进行串联，鼓动女生们闹学潮，最后迫使反动校长伍资琼不得不辞去校长的职务；她还经常带领女友到农村发动农民“吃大户”，领着贫苦农民冲进夏家塘大土豪梁成江的家，杀猪挑谷，开仓济贫，搞得全县的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她日夜奔走在夏塘、上架、鰲山、小水铺等地，动员妇女剪髮、放脚、入农会、上夜校，她自编教材，教唱革命歌曲，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北伐战争时，她积极带领来阳民众和妇女们给北伐将士做军鞋、筹给养，欢迎北伐军入湘。 “太好了，真难得呀，革命就需要这种人才。”朱德听了介绍，心情格外激动，又说：“啥子时间，让她来见一见！”他，渴望能很快见到这位文武双全的南国“女秀才”。 耒阳城像过年似的，欢天喜地。到处传颂着革命军的战绩，展望着美好的未来。这天，伍若兰特别忙，她与女友谷芝英、梁世珍。段子英、毛泽建正在城东援军物资接收站，各区、各乡的妇女会送来了一批批的草鞋、冬酒、鸡蛋、小菜。伍若兰精神抖擞、汗流满面，紧张地在搬运着那堆积如山的物资。 这时，县委书记邓宗海突然来到她的跟前。 “若兰，朱军长请你去一趟！” 她一听，喜不自胜地问： “真的呀？” 伍若兰随邓宗海匆匆离开接收站，快步朝革命军司令部走去。 革命军司令部设在来阳河对岸的界仙岭。 伍若兰来到司令部门口，相距几十步之外，她就看见一位身材魁梧、方脸、浓眉、鬍鬚很长，戴着灰军帽，穿一件带补丁的灰布军棉袄，打着绑腿，着一双布鞋的军人，正站在门口比划着名手势，向另一个同样打扮的军人交代着什么。 邓宗海说：“那说话的就是朱军长。” “他就是朱军长？！”伍若兰惊奇地脱口而出。 她简直不敢相信，大名鼎鼎的朱军长竟是这等模样，如此的装束，与她刚才想像中的竟完全是两个人。若不把那军装加在他的身上，同普普通通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看他的这身打扮，简直像个伙伕头！ 她一边走，一边揣度，朱军长怎么会是这般模样呢……惊讶。纳闷、不解，这下可把她原来的想像全打乱了。 来到朱德身旁，邓宗海说： “朱军长，这位就是伍若兰同志。” 朱德听说伍若兰来了，立即停止了他们的交谈，马上转过身子，热情地和她握手。与此同时，举目看见的这位他渴望见到的伍若兰也出乎他的意料，高个头，剪短髮，着一件大面裙衣衫，腰系一条罗汉纱，面色微黑中透出红润，脸庞上有几颗明显的水痘麻点。初看，并不十分标緻，可体格非常健壮，明亮的大眼，目光炯炯有神，是一位标緻的湖南农家女子。 他咧嘴“呵呵”大笑，像老熟人见面似的，用力晃了两下她的手，神情惊喜地说： “你就是在湖南出了大名的‘女秀才’伍若兰啊！请进，请进。” 伍若兰立即感到，这手，刚劲、有力、亲切。原先，她虽急切想见到这位军长，但心中难免泛起一阵紧张。可现在，眼前这位军长，如此的平易、大方、亲近，她并不觉得有一点点的拘束和害怕。于是，洒脱大方地走进了朱德的办公室。 “你那手字写得真不错啊！” 朱德坐下的第一句话，叫伍若兰一时不解其意，只能微微一笑，转身望着邓宗海发愣。邓宗海忙向她解释说，朱军长已看过她写的那副对联。 “写得不好，请军长指点。”没想到这位军长对她写的字大加赞赏，她有些不好意思了。 笑声中，朱德沉思片刻，然后以徵询意见的口吻说：“现在，我们的队伍正在扩大，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十分重要，司令部要加强宣传力量，你们是否可选拔一些能说会写、搞宣传鼓动工作有经验的女同志到司令部宣传队来工作？” “这好办，朱军长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尽量提供。”邓宗海立即答应。 “我们耒阳搞宣传的人才多的是，单从衡阳女三师出来的就有几十个，由你选任你挑好了！”伍若兰也干脆、利落地回答。 “好啊，要我选，首先就选中你！” 战争年代，说干就干，办事决不拖泥带水。 当天，根据县委、县苏维埃的推荐，伍若兰等十多个女子从县苏维埃和县妇女会调到革命军司令部工作。 伍若兰与朱德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也越来越了解他的为人。 在一个月夜，朱德约她到耒阳河畔散步。他们走走停停，有时并肩而行，有时坐在河边的石墩子上，交谈、叙述和表白，十分自然。 月亮刚从田野那边升起，又圆又亮，青蛙正在合奏；对岸的山岗上，传来了清脆、动听的夜莺歌声。 她向朱德谈了几天来在司令部工作的感受，也说了下步宣传鼓动工作的想法，朱德十分满意。 第88页 “你个人有啥子打算吗？”朱德问。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坚持到革命最后取得胜利。”她这样回答。 “不考虑自己的婚姻吗？” “在考虑，但目前还不明朗。”她很坦率。 “若兰，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都需要你这样的友伴！”无情未必真豪杰，朱德钟情伍若兰这种坚与柔相结合的女性，赤诚的痴情、爱恋促使他正式开口向她求爱：“我们可以结合在一块吗？” 她没有回答，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她缓缓地垂下了头。 是啊，完全可以理解她此时的心态。朱德望着静静流淌的河水。自进入耒阳以来，通过邓宗海、刘泰等人的介绍，以及与伍若兰的接触中，他感到她确实是位难觅的女中豪杰，对于他来说，无论从感情还是工作上都需要她。几天中，和她在一起，似乎一下子就解除了他多年来感情世界的孤独，他打心眼里爱她。但是，他了解她，也理解她，可她却还不了解自己呀！尽管她在政治上已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共产党人，但在儿女情感上她毕竟还是一个黄花姑娘，而且他的年岁比她大了许多，对他的婚姻史也还不知，怎能不叫她为难、担心和伤感？她怎能不为今后的日子着想？她不回答，也无法回答，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为了让伍若兰更多地了解自己的过去，以便她作出真正的选择，朱德凝望着那皎洁的月亮，话音变得深沉，但并不十分伤感。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一个富有情感的男子，在这位他所酷爱的姑娘面前，真诚坦白，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婚姻经过。 他已结过两次婚。 第一次是他参加辛亥革命的第三年秋天，他在云南讲武堂学习，学员们分成三个连，他担任连长，那时二十六岁，正是结婚的年龄。他部下的一个同学介绍自己的妹妹肖菊芳与朱德结婚，她是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十八岁，出生在一个参加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家庭，是她哥哥积极为他们筹办婚事。这只是当时中国男女婚配的一件常事而已，谈不上什么爱情。婚后两人很少在一起，原因是一个在师范，一个在讲武堂，一星期才见一次面。不久，朱德从讲武堂编人蔡锷将军的第一师，奉命率部离开家门，别妻而去，到那山峦起伏、气候酷热的云南边境驻防，担任阻击法国军队藉口驱逐土匪而入侵中国的任务。这期间，蔡锷将军提升他为少校团长，1915年底他又被提升为讨伐袁世凯的云南护国军少将旅长，直到1916年，他才把妻子肖菊芳接到他的驻地沪州。可是，在沪州她刚生下一个孩子不久，便得赤痢而逝。他为此十分悲痛，而使他更为难堪的是留下一个孤苦伶什的孩子无人照看。在繁杂的军务中，他的同事又建议他为孩子再找个妈妈，以解脱家庭的拖累，直到五四运动前夕，他才决定第二次结婚，妻子是沪州西面南溪镇人，名叫陈玉贞。她是朱德部下一个军官的妹妹，结婚时她二十一岁。陈玉贞并不很漂亮，但也不难看，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风度。她读过很多书，也爱好音乐，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和他一样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斗争。他们结婚后布置了一个简朴、新颖的小家庭，她也爱护他前妻的孩子，就像亲生的一样。 可是，在那动乱年代，不可能让朱德过上安宁、恬静的小家庭生活。1922年，他不得不把妻子送回她南溪娘家，又投身到军旅生活。打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陈玉贞了。后来，他以远大的抱负，辞去了护国军的职务，于1922年9月，几经周折，从上海搭上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开始了他的异国生涯，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四年后，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却面临着新、老军阀的一片混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下，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个家庭家破人亡，他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也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一样，处在极度的困惑之中。同样，他的家庭、妻子、孩儿天各一方，是存是亡，是聚是散杏无音信。 然而，他作为同样是凡人的将军，虽然有过两次婚姻，却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幸福和甜蜜。相反，多少年来，在感情世界上，陪伴他的却是孤独、寂寞和痛苦…… 他在伍若兰面前，既不迴避自己的婚姻歷史，也不掩饰对亡妻的怀念以及对亲人流离失所、生死不明的痛楚。 这位戎马倥偬的将军那博大、浩瀚的胸怀，坦白、真诚的品格，光明磊落的气度，已深深打动了伍若兰的心！ “玉阶，”她第一次这样称唿他。然后抬起头，目光深情地注视着他，声音有些颤抖：“不要说下去了，一切都明白了，请相信，我完全理解。” 是的，她完全理解他，他的生命、他的一切已经属于共产党，属于革命了。他的职业、他的目标和他所处的环境，是不可能让他再回老家去寻觅亲人了。 春夜的寒气被驱散了，两颗灼热的心，沉浸在幸福之中…… 几天后，朱德和伍若兰结婚了。 1928年春天，毛泽东和朱德第一次见面了，第一次握手了！喜悦、真诚、庆贺、展望……交融在一起。 从此，“朱毛红军”席捲着神州，给中华民族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伍若兰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带着段子英等女伴，蹦跳着，跑去见毛泽东。 第89页 “毛委员，你真是神机妙算啊，掩护我们安全转移！” 毛泽东见她们来，高兴地说：“呵呵，来了这么多妹仔呀，欢迎欢迎！”边说边和她们亲切地一一握手。 朱德向毛泽东分别介绍了她们的姓名，然后说：“这是我的妻子，叫伍若兰，她原是耒阳县女子联合会的主席、县委宣传部长，我们婚才十多天哩！” 站在丈夫身旁的伍若兰，羞涩地笑了，她一阵腼腆，用手扯一下朱德的衣角，低声笑道：“怎么把老公老婆的事也说出来了。” 朱德望了望妻子，又一阵呵呵大笑：“今天见到毛委员，我太高兴了，人逢喜事精神爽，这有啥子关系嘛！” 毛泽东再次紧紧地握住朱德的手，喜悦异常：“玉阶兄，湘南暴动你是双丰收啊，一得万余人的湘南农军，二得巾帼英雄伍若兰，这真是双喜临门，恭喜，恭喜！” 为了建设巩固的大方后，防止敌人的再次进攻，中共井冈山前委和红四军军委，号召井冈山军民抓紧时机，搞好井冈山军事根据地的建设。朱德与伍若兰，白天他们和战友们一起奔波在山山寨寨，往返于山上山下，挑运粮食，修筑哨口，建立医院；晚间，他主持各种会议，布置工作，而她，为丈夫浆洗衣物，缝补衣裤，极尽内助之责。 1929年初春，湘赣两省敌军调集了十八个团的兵力，企图分五路向井冈山实行第三次反革命“会剿”。毛泽东和朱德立即在宁冈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以围魏救赵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的这次“会剿”计划。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陈毅亲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把围攻井冈山的敌人调到外围去歼灭；留彭德怀、王佐率一部主力留在井冈山上，在内线坚守，以配合外线作战。前委还决定成立以谭震林为主任的职工运动委员会随主力出发，以便沿途大造声势，扩大影响，发动群众。伍若兰也从军部调到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科担任科长。 2月2日，红军大队行进到江西寻乌的吉潭，同尾追而来的敌军经过一番激战，然后转移到项山驻扎，朱德夫妇随军部在圳下村宿营。 由于林彪率领的警戒部队麻痹轻敌，提前撤除了哨岗。2月4日拂晓，国民党刘士毅部的两个团，突然包围了圳下，十几个荷枪实弹的敌兵朝军部门口问来，情况十分危急。朱德与伍若兰从正门冲出去已不可能了，这时，朱德立即拨出手枪，准备迎击敌人，伍若兰灵机一动，迅速上前夺过朱德手中的枪，快速走到门口，故意把冲来的敌军当成红军，厉声斥道：“前边战斗那么激烈，你们不快去参战，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是军长太太，命令你们离开这里！”她回头向朱德眨一眼，努一下嘴，示意他快走，然后大声说：“老伙伕，快去伙房给朱军长打洗脸水！” 朱德会意，恭恭敬敬地“唔”了一声，朝侧门走去。 伍若兰的厉声训斥和自我表白，一时间把敌人搞懵了。看看离去的那个人，衣衫破烂，鬍鬚满腮，不像个当官的，倒确像一个伙伕老头，就不十分在意；而眼前的这个女人，自称是朱德军长的太太，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于是十几枝枪口对准了她。 “朱德在哪里？快说！”敌人凶神恶煞。 “军长昨晚着凉了，在后边房里还没起床呢！”伍若兰十分冷静。 敌军留下一人看住伍若兰，其余的人一窝蜂冲进后屋。此时，伍若兰乘机飞起一脚，朝那敌兵小腹踢去，只听“哎哟”一声，应声倒地，她扭身跑出门外，朝村口奔去。 那群敌军在后屋扑了个空，又听见那敌兵尖叫着：“军长太太跑了！”便又一起赶到门口，当伍若兰快要跑出村口时，后面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一颗子弹射穿了她的脚踝，伍若兰一头栽到地上。 军部机关突围了，朱德脱险了，而伍若兰被捕了。 抓住了朱德的妻子，敌旅长刘士毅如获至宝，欢喜若狂。当天，就把她押到赣州城连夜审讯。 踩槓子、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施尽了各种刑法，把伍若兰弄得死去活来，敌人却毫无所获。 无奈，敌人又用雪水把她再次浇醒，由刘士毅亲自来审问她。 “你一个女人家，死心眼地跟着共产党，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怕死我就不会参加革命，告诉你吧，共产党员为了打倒你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还是现实一点吧，你现在已落在我们手上，只要你能自首，或公开声明一下同朱德脱离夫妻关系，我就可保你不死，还可给你官做。” 听到“朱德”二字，此时此刻，一股热流涌进了她的心房。是的，朱德是她的良师益友，是她心爱的丈夫，也是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从敌人的问话中，她终于知道，丈夫已安然无恙，她感到无限的欣慰和自豪…… “你说话呀！”刘士毅在怒号着。 对于刘士毅的引诱，她只嗤之以鼻，回头怒目看着这个兇残的敌人：“要我和朱德脱离关系，梦想！除非日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 “不为你自己着想，总得为你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嘛！” 伍若兰放声大笑：“告诉你吧，我们的孩子同样是你们这帮傢伙的掘墓人！” 第90页 费尽心机，毫无所获。恼怒的刘士毅命令对伍若兰处以极刑。 2月12日，刽子手们剖开了伍若兰的腹部，取出胎中的婴儿剁成碎片、肉酱，血浆和着泥浆，惨不忍睹…… 刽子手们砍下她的首级，将身子噼成四块，浇上汽油焚烧，还把她的首级悬挂在赣州城门上“示众”…… 赣州城，笼罩在悲切、阴森、恐怖之中。 噩耗传来，地动山摇。朱德仰天长嘆，泣涕如雨，悲痛至极。他深切地哀悼着她：“若兰，我的爱妻，为了我，为了革命，你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安息吧，你的遗愿，必将在我们的手上实现！” 古井遗恨——陈毅与肖菊英的故事 1930年7月，江西信丰县城，中国红军第二十二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 原来，陈毅随毛泽东、朱德转战于井冈山、东固和赣南等地，不断发展壮大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1930年6月，赣南红军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等独立纵队合编为主力红军第二十二军，陈毅任军长，邱达之任政委，辖五个纵队，有枪两千余枚，军部即驻信丰县城。为了迅速培养一批红军政治、军事人才，7月初，在信丰黄泥排周坪黄家祠主办红军干部学校，从信丰、南康等县挑选二百多名青年骨干到校培训，陈毅任校长，毛泽覃、张扬等人任教员。 开学典礼上，陈毅作为校长，首先在典礼上讲话，接着是学员代表致辞。 只见一个女生代表登上讲台，她微笑着向台下大大方方地鞠了一躬，然后展开手中的稿子，静了一下心。可是，她并没有按稿子念，她抬头扫视了一下会场，说：“刚才，同学们都作了很好的发言，我很受鼓舞，特别是陈校长的报告，尤其使我深受启发和教育。搞革命，没有文化知识不行，学习是会有困难的，但我们不能向困难低头。我们也应像陈校长所说的那样，刻苦奋发，锲而不捨，十分珍惜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明确大道理，练出真本领，将来为革命出大力，才对得起党的关怀，苏维埃的期望和人民的重託！” 陈毅仔细听着她的发言，这位高个细腰、斯文恬静的姑娘，引起了他格外注意。她脸上有一对小酒窝，大眼睛，高鼻樑，清秀的脸庞，白里透红，加上她神态自若，讲话又干练清晰，落落大方，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转过身，问坐在旁边的教务主任钱益民： “这妹崽功底不错，叫啥子名字？” 钱益民负责招收新生，对每个学员都有所了解，他将有关她的情况娓娓道来。 她叫肖菊英，是信丰县城关嘉定镇人，今年十九岁。祖父原是卖苦力的，后攒了点钱开了个小布店。她父亲膝下有四男一女，她排行第三。由于只她一个女孩，家里人都视她为掌上明珠，加上她从小就聪明漂亮，更惹人喜爱了。 旧社会男尊女卑，可她却幸运地读完小学又进天主堂读书。在天主堂里，她活泼可爱的性格突然受到了压抑，教士那刻板的面孔，教堂内严厉的教规，无聊的礼拜，使她感到要窒息一般。就在她打算逃学的当儿，大革命运动的浪潮波及到了信丰，教会停办了，学生散伙了，在进步师生的帮助下，她参与做宣传，建工会，办夜校，积极投身革命。1926年夏，她被推选当上了信丰县妇女解放协会主席，不久，又加入共青团。她不仅革命热情高，而且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都能来上两手。红二十二军一开办红军干部学校，她第一个报名要求入校学习，经党组织和苏维埃选拔，她成了第一批女学员。 陈毅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好啊！这个妹崽不错，是个难得的人才，红军正需要这样多才多艺的人！” 肖菊英，给他的印象很深、很深。 开学伊始，为使学校早日走上正轨，陈毅从军部搬进了学校，和教员们住在一起。他亲自参加编教材，整理环境，还兼任政治教员，同时，他还教唱革命歌曲，同学员们一起下棋，做游戏，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活跃学校气氛。 学校的环境，正适合肖菊英开朗的性格，无论政治、军事，她都觉得新鲜有趣，特别是娱乐课，更是她展露才华的好时机。她在这方面的天赋，使她很快成了学校文娱活动的中心人物。 可是，肖菊英却觉得，陈校长这样的人才真正值得佩服。他文武双全，诗文兼备，却又平易近人，谦逊豁达，她对他是打心眼里敬重和钦佩。凡有疑难问题，她总是主动向他请教，得到的也是热情的鼓励和真诚的支持。自然，他们很快就熟悉了。这位热情活泼的南国妹子觉得叱咤风云的陈毅的脾味和她很是相投。慢慢地，她感到陈校长是一个可靠的依託，在她的生活中，似乎每天都不能少了他。 不久，学校开展了一次宿舍检查，陈毅带着师生代表逐个宿舍去看看。当来到整洁的女宿舍时，墙上两幅别开生面的宣传漫画吸引住了陈毅。一幅是土豪劣绅骑在破衣烂衫的农民头上，还一手挥着血淋淋的皮鞭；另一幅是工农团结起来，手持镰刀斧头，斗地主，砸锁链。陈毅一边叫好，一边站起来问旁边的彭家伦： “这是谁的杰作？如此生动形象？” “是肖菊英画的，一开学，她就把画贴上了。”彭家伦介绍说。 第91页 陈毅对肖菊英笑道：“哟，肖妹崽你还有这一手呀！难得，真难得！把土豪劣绅的罪恶和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你可成了我们学校的画家！” 陈毅的赞扬，使肖菊英感到耳根发烫，她羞涩地笑道：“画得不好，请陈校长批评！” “怎么，害羞了？这有啥子关系？艺术作品就是要大众化嘛！让老百姓一看就懂，这才是硬功夫呢。” 陈毅打开了话匣子，便有些剎不住。 “1921年10月，我从法国被押送回国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回到四川老家。这时，家业衰败了，全家寄居在陈氏宗祠两间破屋里，过年的时候，我老子要我写副春联，我就写了：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事无成，事无成，事事无成事事成。横批是春待来年。当时附近老少皆知，都觉得有道理。有时我也会胡诌几句歪诗，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嘛！心里有什么感受，就把它抒发出来。” 听了陈毅这段自白，肖菊英觉得对他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她暗自庆幸结识了这位良师益友，不过，也仅此而已，她不愿也不敢想得再远了。 然而，岁月再艰难，环境再恶劣，战争再残酷，在最关键、最危急的时刻，蕴藏在心底的爱，总要进发出来。 开学不久，突然发生了一次事件。 7月中旬，敌人终于探得红二十二军军长兼红军学校校长陈毅住在黄泥排的黄家祠。一天深夜，一支全副武装的敌军包围了黄家词。 那时，红军武器少，学校的学员都不发枪，教员配备的枪枝，既是防卫武器，又是课堂上的教具。当敌人突然袭击时，陈毅、毛泽覃等人立即组织学员们突围。教员们迅速抢占了一个高地，阻击敌人，掩护学员先撤退。这时，陈毅突然发觉肖菊英还站在自己身边，他心里一阵焦急，沖她大声说： “啥子时候，你还不快撤？” 黑暗中，山下枪声更加激烈起来。 “你上课时不是说，临阵不下火线吗？你不走我也不走！”肖菊英理由充分，嘴巴也硬。 “太危险了，你赶快离开，跟上队伍！”陈毅急了。 肖菊英更急：“正因为危险，我才更不愿离开你，我愿和你共赴危险！” 一句话脱口而出，泄露了真情，陈毅一时无言以对，只是深情而感激地望着她。 肖菊英立时满脸通红，她急转话题，跺着脚说：“你是军长又是校长，责任重大，更要注意安全，我们学员不能只让你和老师去抵挡危险！” 气势汹汹的敌人叫嚷着已分几路包抄过来了，陈毅抬头一看，立即命令：“泽覃、益民，你们带其他同志赶快撤退。”然后一转身，板起面孔，严肃地对肖菊英说： “我命令你随他们立即转移！” “那你呢？”肖菊英无奈，欲走却又问了一句。 “不要管我，我有办法对付他们！”说完，陈毅端起一挺机关枪，跃向壕边一个小土堆后面，朝山下射出一梭子弹。 毛泽覃立即带领大家消失在后山的丛林中。 身后的小山包上又传来一阵剧烈的枪声，肖菊英一阵心碎，强忍着眼泪，紧跟上队伍。 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冲上了山头，一看，既不见一个红军战士，也找不见陈毅的影子，四处搜寻，折腾半夜，依然一无所获。恼怒的敌人又急忙赶回黄家祠去了。 敌人冲进校舍，里面空无一人，只见一个早起的伙伕，头包白布，身着烂衫，腰系草绳，正漫不经心地往灶膛里添柴火，身边斜靠着一把自制的破胡琴。 “快说，陈毅到哪去了？”敌人厉声喝问。 伙夫趔趄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走到窗前，伸手神秘地朝远方的小松林指了指。敌人见他神态憨厚，衣着破烂，认定他是个在学校烧饭的当地老表，立即丢下他蜂拥而出，直奔小松林而去。 其实，这“伙伕’正是陈毅。 不一会儿，松林那边传来密集的枪声。敌人在那里迎头碰上了红二十二军从城里来的大部队，被打得落荒而逃。 敌人逃了，天也亮了，肖菊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随毛泽覃等人返回学校，这时，陈毅已熬好一锅稀饭，正站在门口拍打着白毛巾笑迎他们归来。 见陈毅安然无恙，肖菊英心里像放下一块大石头。当她听完陈毅讲述退兵之计，向他跨前一步，想说什么却马上垂下了头。过了一会，还是抬头说道：“你呀，想不到还有‘诸葛亮抚琴退司马’的本事呢！”说完，转身快步朝宿舍方向走去。 学校遭到敌人突袭之后，为确保师生安全，搬到了县城天主堂。师生们有了一个安全的环境。 7月28日，以彭德怀为军团长的红三军团攻进了长沙城，30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进驻南昌万寿宫。 为了配合红二十军尽快攻下吉安城，奉上级指示，为加强红军各级干部队伍，信丰红军干部学校的学员提前毕业。 8月上旬，全体毕业生进行了笔试和口试，肖菊英成绩名列榜首，被分配到红二十二军军部宣传科，任宣传鼓动干事。 学校为庆祝学员顺利毕业，专门为他们举办了隆重的毕业酒会。那天晚上，钱益民、彭加伦乘着酒兴，来到陈毅住处。在黄泥排的那个晚上突围时，他们发现肖菊英对陈毅感情非同一般，平时，陈毅对她也特别赞赏，说她是个难得的好妹崽。于是，他们想乘这个时候探探他对肖菊英的印象，以便搭桥牵线。 第92页 陈毅对他们的好意自然十分感激，此时也不隐瞒自己的想法。 “自国外归来，去上海、回四川、进武汉、赴南昌，为革命转战各地，后来又上井冈山，一直没有环境和时间来考虑个人问题。我今年二十九岁了，男大当婚嘛，肖菊英给我的印象不错，才貌双全，文武相兼，是一位理想的女子。我没有直接向她挑明，一是想让她专心学完功课后再说，二是现在婚姻自主，她对我的感情我已察觉到了，但她并不很了解我，要成为夫妻，只有志趣相投，心心相印才行。我想，有机会我直接和她谈谈。” 确实，肖菊英是爱陈毅的，而且爱得很深，所以，那晚情急之时才会真情泄露，但事后她又很感后悔和不安，觉得自己太轻率、太冒失。打那以后，她尽量迴避陈毅，一门心思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同时，也有种种考虑：一是陈毅身为军长兼校长，身经百战，知识渊博，会看中自己吗？二是相识以来，他们虽然常常促膝长谈，却很少涉及个人经歷，陈毅并不完全了解她，他不会像自己那样轻易表露感情；三是她对陈毅也了解不太多，他快三十岁了，曾经漂洋过海，难道就没遇到中意的人吗？越想她越觉得自己太幼稚，太自作多情了。 本来，每个学员都可在家休息五天再去报到，但第二天，军部就来了一个通讯员通知她：“肖菊英同志，军长叫你到军部去一下。”肖菊英一听，顿时心里又高兴又胆怯。 肖菊英随通讯员来到军部，陈毅正在门口迎候，一见面，便说：“来来来，里面坐！” 陈毅给她倒了一杯茶，笑着说：“把你分到军部来工作，担子蛮重哦。你的考试成绩不错，你父母能让你从小读书，真不容易。” 肖菊英双手接过茶杯，腼腆地说：“谢谢陈军长关心。” 陈毅在她对面坐下，接着说：“封建社会，提倡三从四德，妇女受尽了压迫，而你父母却不理会这一套，把你当做真正的人看待，还花钱供你读书，实在难能可贵，叫我可敬可佩。” 陈毅这几句话，让肖菊英心情平静下来，她没想到陈军长不但了解自己的家庭，对妇女也很能理解和同情，她笑着问：“陈军长也贊成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吗？” 陈毅沉思片刻，说：“是的，我从小就对封建礼教很反感。那时兴缠小脚，我对此深感痛恨，我家的几个妹崽和堂妹，就是我说眼大人给放脚的。我从法国回来后，添了个小妹，家里却一直不给取名，我问母亲原因，她说，不就是个女孩吗？有没有名字无所谓，反正以后也是人家的人。我说，您不也是女人吗，怎么能自己看轻自己？母亲被说服了，让我取名，我便给小妹取名‘重坤’。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地的意思，母亲也完全同意了。” 肖菊英听着，微微地笑了。陈毅的大度、亲切，使她轻松不少。“陈军长，那天晚上，我……请你原谅……” 肖菊英双颊泛红，垂着头，说不下去，右手指在桌面上划来划去。 “不，不，你没有错，我正是为这事找你来呢。”一向坦荡的陈毅，以真诚的态度向她表白：“你不仅没有错，而且我真心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和厚爱。本来我早就想向你表达这份感情，但是，短短的学期，我不能让你受到影响，而作为校长，我更不能这样做。你在危急关头，把对我的感情首先表达出来，使我内心感到欣慰和幸福。当然，择偶是终身大事，必须双方思想感情相融，性格相投，这就叫志同道合吧。对于你的为人和才华，我都心仪已久，如果愿意，我现在正式向你求婚。” 这恳切而感人肺腑的心声，使肖菊英立即抬起了绯红的脸。她第一次感到了爱情的甜蜜，但她这回没有冲动，只是报以无限信任的眼光，微笑着注视着对方。 陈毅伸出双手，将她的手轻轻握住，并轻轻放在自己身边。她的心怦怦地跳着，脸上火辣辣的发烫，觉得周身的血都在沸腾，热泪却充盈了眼眶。 陈毅又柔声说道：“也许你对我还并不很了解。我没结过婚，在异国他乡，在归国之后，并不是没有过女友的追求，但都没有打动我的心，一则我没有碰到让我心动的姑娘，二来我也没有太多的精力。而现在柔情似水的你走进了我的生活中，我会十分珍惜我们的爱情。” 肖菊英再没有什么顾虑了，热泪也随之夺眶而出。 8月中旬，陈毅接到上级命令，要他率红二十二军立即开赴前线，配合兄弟部队攻打吉安。 即将到来的战斗，使这对热恋的青年迅速决定了他们的终身大事。当部队行至大余县境，陈毅与肖菊英结婚了。 8月27日攻打吉安，这是红一军团组织的第八次攻击行动，由于红二十二军来不及赶到，未能奏效。陈毅率红二十二军在与吉安邻近的泰和县集结待命，发动群众，对吉安城形成包围。 肖菊英也投入到火热的战斗生活中。就在这短短的战斗间隙，他们度完了蜜月。 9月29日，红军总部发出了攻击吉安的命令。10月4日，肖菊英随红军从西路突破，进入了吉安城。 1931年1月17日，成立了中共赣西南特区委，陈毅任特区委书记，不久，赣西南特委转移到了瑞金，特区委办公机关设在兴国城，肖菊英也调至特区委妇女部工作。肖菊英始终以饱满的热情，认真细緻的工作，从不给陈毅出难题，她的工作经常得到特区委其他领导的赞扬。有这样一位贤能、通达而能干的妻子，陈毅十分满意，内心比任何时候都更感充实。 第93页 1931年4月，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又纠集二十万兵力开始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进至赣南，红军总前委先后在宁都青塘、兴国古龙岗等地召开扩大会，决定了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方针。 回到兴国后，陈毅将反“围剿”的严重形势告诉妻子，要她随时作好配合主力出击的准备。不几天，陈毅又接到总部继续参加会议的通知。 这时，敌人已派出大批飞机向根据地腹地开始了轮番狂轰滥炸，战争迫在眉睫。 一大早，陈毅安排好区委工作，准备去参加会议。行前，他来到正在为他准备行装的妻子面前，双手搭在她肩上，依依不捨地注视着她： “菊英，我们主力部队已开始集结，后方比较空虚，你们机关人员要随时准备採取应急措施，一要防破坏，二要防空袭，关键时候要保护好重要文件，组织好群众转移。” 肖菊英完全理解丈夫的心情，她以特有的自信、坚毅、果敢向他表示：“你放心吧，集中精力开会，机关的事我知道该怎么做。”停了停，她又笑着说：“我会像你当‘伙伕头’那样去应付各种情况。” 陈毅也笑了。 肖菊英将装有笔记本、自来水笔、毛巾等物品的挎包挂在丈夫的肩上，然后整了整他的军衣，目送他离去。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分别，竟是这对恩爱夫妻的永别。 就在陈毅离开的当天下午，数架敌机开始了对区委所在地坪山镇的突然轰炸。房屋倒塌了，草垛起火了，牛嘶马叫，鸡飞狗吠。肖菊英冒着滚滚浓烟，迅速将机要文件送到野外埋藏起来。敌机依然在空中盘旋，时而俯冲扫射，时而扔下炸弹。爆炸声、扫射声、哭喊声交织在一起。 肖菊英不顾一切，紧张而有秩序地和同志们一起组织群众转移。就在她将最后一批群众送出村口时，一架敌机带着刺耳的怪叫俯冲下来，子弹像雨点般在她身边开花。肖菊英迅速闪身朝低洼处隐蔽，刚奔出不远，突然一脚踏空，掉进了一口深深的古井中。 就这样，肖菊英匆匆离开了人世。 前委总部的会议结束了，陈毅迅速返回区委，想尽早见到爱妻。可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当他回到兴国城时，迎接他的，却是这样一个让他痛不欲生的噩耗。 肝肠寸断，天昏地暗，陈毅勐扑到妻子的灵堂前，泪流满面。 1932年2月，陈毅担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到了中央苏区中心瑞金城，可他却怎么也不能忘怀肖菊英。 6月下旬，陈毅指挥水口战斗途经信丰，他特意携亡妻遗物，专程进城看望岳父岳母，并将遗物转交二老保存。这位戎马生涯、叱咤风云的将军，在亲人面前却无法控制住内心深处的悲戚和痛苦，终于嚎啕大哭。岳父岳母也泪流满面，情不能自禁。家人原准备请陈毅吃顿饭，但陈毅一直陷入对妻子难以忘怀的追思之中，伤心欲绝，如何能吃得下这顿饭？最后也只得作罢。 全国解放时，出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依然没有忘记肖菊英，他给当时任赣南区党委书记的杨尚奎同志发出电报：肖菊英应定为革命烈士。 毛泽覃与贺怡的爱情乐章 1929年春，吉安东团。 “贺怡，上来一下，有点事找你！” 贺怡正在河边洗衣服，听见有人叫自己，忙甩甩手上的水珠，走上河堤。 “什么事？” “准备派你去照顾一个病人……”找她的是赣西的特委书记江健民。 “毛泽覃。他原来是红四军三十一团三营的党代表，跟毛委员、朱德军长从井冈山下来后，在赣南大度负了伤，准备在这里治疗一段时间。现在担任特委委员兼东固区委书记。” “哦，原来是他呀！”贺怡说。 “嗯，怎么，你认识？” “听我姐姐说起过，他就是我姐夫毛泽东的弟弟。” “那就更好了，我们现在就去吧！” 毛泽覃住在一个老表家里。 在去的路上，江健民有点犹豫不决地说：“贺怡，刚才没来得及和你说清楚。组织上考虑到东固是个游击根据地，不大稳固，敌人随时会来搜查，而毛泽覃同志伤势较重，不宜经常迁徙，因此，我们特委研究，打算让他隐蔽治疗，由你和他假扮夫妻，以随时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 “没问题，只要革命需要，我就假扮这一次。”贺怡冷落落大方，毫无忸怩之态。 江健民放心了，可他又问：“你会讲吉安话吗？” “会，我还在吉安念过几年书呢。” “这样就更好了！” 走进一幢黑乎乎的小土屋，只见毛泽覃斜斜地靠在一张破旧的木床上，就着昏暗的光线，聚精会神地看一张皱巴巴的报纸。 听见脚步声，毛泽覃抬起头，见江健民和一个姑娘走进来，忙欠了一下身子，想坐却没有坐起来。 江健民见状，走近一步按住毛泽覃：“别起来，你就躺着吧。”又指着贺抬说：“这是派来照顾你的贺怡同志。” 毛泽覃向她伸出宽大的右手，笑道：“你好，贺怡同志，常听你姐姐讲起你。” 第94页 “是吗？”贺怡与他握过手，开始细细地打量他起来。她听贺子珍讲过，在心里揣摩过他的形象，现在看来，果然分毫不爽，宽宽的额头，方方的下巴，嘴唇线条分明，浓眉大眼，眉际很宽，很像他的哥哥毛泽东。 毛泽覃被她看得有点不好意思，对她做了个手势：“贺怡同志，你请坐！” 灶间飘来一股油烟味，一位老太太正在灶上忙碌着。 江健民对毛泽覃说：“这位老太太孤身一人，唯一的儿子当红军时牺牲了。贺怡会讲当地话，就假扮她的女儿，你扮作外地来上门的女婿，当地话叫‘招郎’。” 江健民又交代了几句，抽身欲走，刚好老太太端了饭上来，要留他吃饭，他推辞有事就走了。 贺怡帮老太太摆好饭菜，用小碗装了一碗稀饭，端到毛泽覃床前，准备餵他，毛泽覃见此，急忙说：“我自己来。”说着动了一下身子，这一动，触着了伤处，他忍不住蹙紧了眉头。 贺怡说：“讲什么客气嘛，组织上不就是为了照顾你的生活才派我的吗？既然你自己可以照顾自己，还要我来干什么？” 毛泽覃暗暗感到她的泼辣难以抵挡，不禁笑道：“好，好，听你的。” 贺怡笑了，拿起汤匙，舀起一匙稀饭，靠近唇边轻轻吹了一下，细心地送进他嘴里。 毛泽覃在女孩子面前，一贯显得腼腆，如今，竟有一位热情活泼而又美丽大方的年轻姑娘餵自己吃饭，他更感觉到耳热心跳，手心冒汗。 毛泽覃不时偷偷地看贺怡一眼，见她相貌跟贺子珍有几分相像，只是脸更圆，睛睛更大，亮晶晶的，皮肤略不如她姐姐白皙。他暗想，贺怡真是跟她姐姐一样，名不虚传，难怪有人要称其姊妹是“永新双姝”了。 在贺怡的悉心护理和照顾下，毛泽覃的伤势开始了明显好转，已能下床活动了。 为使毛泽覃早日恢復健康，贺怡经常扶着他在乡下曲折的田埂上漫步、谈话。 望着身边年轻美丽的姑娘，毛泽覃总觉得让她来照顾自己，真不好意思，他嗫嚅着说：“贺怡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这有什么，我从小就做惯了家务，这点事情还能难倒我吗？”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清清白白的一个姑娘家……我……” “哟，看不出你还那么封建。”看着毛泽覃窘迫的样子，贺怡立即明白了他是讲假扮夫妻一事，不禁乐了，“这是斗争的需要嘛！” 说实在的，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贺怡觉得，自己对毛泽覃的那种感觉，和刚开始时有点不同了，那时，纯粹是为了上级的安排，革命的需要，而现在呢？她越来越觉得毛泽覃亦非等闲之辈。对目前的形势，他常有精闢独到的见解，而且谈到大事，他一出口就能使人感觉到他思想相当敏锐，谈吐不俗。有时想到自己的亲姐姐和他的亲哥哥，她也会做做姑娘们爱做的梦。 毛泽覃呢，他一开始就对这位姑娘颇有好感，特别是她对自己尽心尽力、体贴入微的照顾，更令他感动，简直像一位非常称职的妻子。想到“妻子”这个字眼，毛泽覃不禁暗骂自己，人家一个年轻女孩子不顾世俗偏见来照顾自己，自己怎么还能动这非分之想？ 毛泽覃很快康復了，接踵而至的是“夫妻”俩的分离。 贺怡坐在门前的小凳子上，望着初春的田野，托腮凝想。她有点奇怪，他的伤怎么好得那么快呢？否则的话，她就可以再服侍他一段时间了，想到这里，她又为自己的荒唐想法感到可笑。 屋里，毛泽覃在打点行装，贺抬门声不响地走过去给他帮忙触到贺怡润滑而微凉的手指，毛泽覃心里一动，但很快又把自己的手滑开了。他故作轻松地对她笑道： “贺怡同志，太感谢你了，你真是我的大恩人，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对我的照顾。” 贺怡心一沉，心想，他怎么还讲这种客气话？看来是自己在自作多情了。 她强作笑颜，说：“没什么，大家都是革命队伍中的兄弟姐妹嘛，这么一点小事还讲什么客气。” 听见这话，毛泽覃暗自庆幸自己刚才没去握她的手。“都是自己自作多情，要是刚才贸然行事，可真下不来台了。” “贺怡同志，以后我们还在一个特委领导下工作，希望你多帮助。” “哪里，这可不敢当，我该向你多请教。” 两人对话竟是越来越客套了，而心中的那一束依依之情，有谁能知？ 毛泽覃和贺怡握了握手，便掮起简陋的行囊，转身走了。西下的夕阳，照在他的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他没有回头。 贺怡呆呆地站着，泪水漫漫溢出了眼眶。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毛泽覃回到东固区委已有几个月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土地革命之中，只是，每每在月朗星稀的夜晚，他会想起和贺怡一起度过的那段时光。 一天，毛泽覃刚从田里劳动回到区里，到特委送文件的通讯员小郭也回来了。他一进办公室，便将一把糖塞到毛泽覃手里。 “毛书记，吃喜糖。” 第95页 “喜糖？是不是我们的小郭找到媳妇啦？”毛泽覃捏捏他的鼻子，笑着问他。 “唔，这是特委秘书长刘士奇同志的结婚喜糖。” “哦，是刘秘书长结婚，新娘子是哪个？漂亮吗？”毛泽覃随手剥了一粒糖放进嘴里。 “新娘子是贺部长，好漂亮呢，两只眼睛大大的，像会说话似的。” “贺部长？哪个贺部长？”毛泽覃心里“格登”一跳。 “贺怡同志。”小郭说着递过一份文件，“她刚调到特委来当妇女部长。这是我刚拿回来的文件。” 毛泽覃只感到脑子“嗡”的一声，思维立即变得混乱不堪，而心里，像被谁打了一闷根，脸色煞白。他无力地坐下来，勉强拿起文件，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毛泽覃只觉得心潮起伏，难以自抑，今早上还想着要通过嫂子贺子珍去探听一下贺怡的口气呢，现在，一切都不用想了…… 可是，他又怎么知道，贺怡也是迫不得已才走出这一步的呢？ 贺怡离开东固后，回到了吉安。一天，她母亲杜秀向她提起了婚嫁之事。 “你年龄也不算小了，该找个婆家了吧？” “妈，我才十八岁呢。况且，那也总得有个合适的人再说吧！”贺怡立刻想到了毛泽覃。 “提亲的可不少呢，前几天有个人来给你爸爸说了一个人，我们觉得还过得去。” “谁嘛？”贺怡心‘怦怦”跳，她真希望母亲嘴里蹦出“毛泽覃”三个字。 “刘士奇。” “他呀！”贺怡立即觉得兴味索然，向妈妈撇撇嘴。 晚上，在特委当文书的父亲贺焕文回来，他表情严肃地对贺怡说： “你妈给你说了吧。我觉得刘秘书长挺不错的，就是脾气凶点，你考虑考虑吧。” 杜秀接口说：“当男人的，哪个脾气不凶点？” 贺怡噘起嘴，不情愿地说：“我和他一点都不熟悉，一点感情也没有。” “什么感情不感情，我和你爸爸结婚时，连你爸爸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呢。现在不也过得挺好？” “现在时代不同了嘛，妇女要有自主权，我不同意就是不同意。”贺怡把脸转过去。 杜秀看看无法，她泪眼婆娑地走到贺怡面前，颤声说：“难道要妈跪下来求你吗？” 贺怡大惊失色：“我怎么敢叫妈跪在我面前？” 贺怡弄不清父母是否还有什么更加难言的苦衷，她搀住母亲，眼里含着泪花说：“妈，你让我考虑一下。” 怎么办呢！贺怡一向大胆泼辣，可是，碰上这种事，她却无法拿定主意。 最后，贺怡还是违心地作了刘士奇的新娘。脾气不合，这无异雪上加霜，本来就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更难维繫了。 贺怡深悔自己关键时候太软弱，然而，事已至此，她只有把辛酸的泪水往肚里吞。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尽量不去想这些。 1930年2月7日，赣西、赣南、湘赣边三特委联合成立了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特委书记，贺怡任特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 8月，赣西南特委召开第二次会议，中央还专门派了一个特派员来参加会议。 特派员在会上自始至终没露过一丝笑容，他宣读了上级的指示： “鑑于刘士奇同志自任赣西南特委书记以来的一系列右倾举动，刘士奇同志已不宜再任书记一职。必要时可到上海等地学习一段时期……” 贺怡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刘士奇和她在婚姻上貌合神离，但他对工作却是尽职尽力的，怎么会右倾？她感到难以理解，再看刘士奇，他正襟危坐，面无表情，专心听着特派员的发言，还做着笔记。 隔了几天，刘士奇将一纸离婚书递到贺怡手中。 “小贺，我知道你跟我结婚是不情愿的，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我这次去上海，不知上级会有什么处理，我们还是分手吧，免得连累你。” 贺怡接过离婚书，心里像一团乱麻，理不出个头绪。 “等把问题弄清楚再说吧，也许搞错了……” “不必了！”刘士奇打断她的话：“短期内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他终于走了。 贺怡有一种解脱了的感觉。虽然她对刘士奇深表同情，但毕竟只是同情，她不愿一辈子就这样凑合着过，她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然而，令贺怡吃惊的是，上级忽然对她宣布：暂时停止贺怡同志特委候补委员和妇女部长职务…… 贺怡像一头扎进了苦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士奇跟我有什么关系？ 她不知道该做什么，整天在苦闷中徘徊。 终于有一天，新任特委书记李文彬来找她了： “贺怡同志，特委全面地审查了你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你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希望你再接再厉。” “查清了？我没事了？” “没事了，你仍然担任特委候补委员和妇女部长职务。” 贺怡眼里迸出泪花，紧紧地握住李文彬的手，说不出话来。 第96页 时间又快过去一年了。中央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6月，成立了永（新）吉（安）泰（和）特委，上级任命毛泽覃为书记，贺怡为特委委员兼保卫局局长。 “毛泽覃要来当书记了。”贺怡的心像被什么勐撞了一下，敏感地剧跳起来。 两年多没见面了，他还和以前一样吗？贺抬想像不出来。但东固山区的那段日子又在她脑海中鲜明地浮现出来。 任命文件下来的第二天，毛泽覃就到了，两个见面，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贺怡站在毛泽覃面前，眼睑低垂。她依然短髮圆脸，皮肤白嫩，只是瘦了。闪烁的大眼睛，依然明亮照人，但，失却了往日的天真单纯，变得深不可测，长长的睫毛后面，有一种常人体会不到的沉重和痛楚。 毛泽覃伸过手去，热情地说：“贺怡同志，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以后请多帮助。” 贺怡握住他的大手，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淡淡地说了句：“欢迎你来领导我们的工作。” 晚上，毛泽覃躺在床上，心潮难平。他知道贺怡结了婚，可是，他们在东固度过的那段日子却怎么也忘不了。他甚至有些后悔，要是自己当时大胆点就好了，不管结果怎样，总可以试探一下呀！ 毛泽覃难以入睡，披衣起床，走出户外。 今晚是上弦月，月色清朗，淡淡地照着大地，给人一种静谧的感觉，毛泽覃顿觉心胸开朗不少，信步朝河边走去。 忽然，他看见前边有个人影，看那背影，蜂腰、削肩、短髮，那不是贺怡吗？他想避开，但想了一下，还是走近去，唤了一声：“贺怡同志！” 贺怡吃了一惊，勐地回头，见是毛泽覃，脸一阵发热，说：“出来散步啊。” “嗯，我看今晚的月光难得的好，便出来走一走。” 接下来，两个人都默然无语。 还是毛泽覃先打破沉默。 “这两年来过得好吧。” “凑合着过罢了。” 毛泽覃心里一紧，听她的话音，竟是那么无奈。 “听说老刘到上海去了，问题落实了没有？” “我和他结婚后，一直合不来，去年离婚，再没得到过他的消息。”贺怡顿了一下，又试探地问道：“怎么，这次没有偕夫人前来吗？” 毛泽覃苦涩地一笑，又幽幽地嘆了口气，说：“还没考虑到这些。” 贺抬心里动了一下，是还怀念着过去吗？那为什么又不早提呢？现在一切都太晚太晚了啊！ 这一夜，两个人都觉得对方虽然成熟了不少，但那颗心还是那样忽远忽近，飘忽不定。 担任特委书记后的毛泽覃，工作更忙了，吃饭也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累得人都瘦了。贺怡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怎么办呢？要帮帮他也总得师出有名啊。 毛泽覃的衣服经常换下来没时间洗，有一天，毛泽覃发现，头天换下来的衣服被洗得干干净净叠放在床上。一开始，他并没有在意，这种事以前也偶有发生，他的房间，从不上锁，有的女同志看他那么忙，也会帮他洗一下。但越往后，这成了一件经常的事。 毛泽覃决定探个究竟。一天，他故意放下一堆脏衣服，出去了，中途再折回来，不料，迎面碰上的竟是捧着脏衣服出来的贺怡。这一下，两个人都闹了个大红脸。 毛泽覃不好意思地说：“贺怡同志，怎么好意思经常麻烦你？” “没什么，你工作忙，帮你干点小事也算是为革命多干点工作嘛。” 贺怡再看了毛泽覃一眼，又加上一句：“干脆这事以后就交给我吧，本来这就是女同志干的活。” 毛泽覃感激地看着她，不知道说什么好。 两颗一度疏远的心，又慢慢地靠近了。 毛泽覃感觉到，贺怡仍未忘情于自己。他想干脆向她挑明，又有顾虑：“她刚离婚，我……” 贺怡顾虑更多。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不短了，但那种封建的贞操观念在她脑子里还是留下了一块不小的阴影。她想自己是结过婚的人了，跟他结合，太委屈他，以前那么好的机会都错过了，现在又何必旧事重提？ 但毛泽覃已顾不了这许多了，他错过了一次机会，不愿再放弃第二次机会了，说不定以后变动一下工作，就更没有机会表白自己的心事了。 一个黄昏，毛泽覃约了贺怡出来。 “贺怡，”他省去了“同志”二字。贺怡听了亲切了不少，“我想和你说件事”。 “什么事？你说吧。”贺怡极力装得不冷不热。 “我想……能不能……”毛泽覃吞吞吐吐。 贺怡预感到了什么，静静地等他下文。 毛泽覃语气急促地说： “最近有人给我做了个媒，你给我参谋一下好吗？” 贺怡心里勐地一跳，脸色转白。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了一下，但声音仍有点发抖： “是吗，那好呀，这位姑娘是谁？” “你认识的，而且还相当熟悉。”毛泽覃像故意卖关子，又住了口。 贺怡步履沉重，她把跟自己较熟的姑娘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弄不清是哪位。 第97页 两人走上一座小桥，毛泽覃又说： “我这里有她的照片。” “在哪，可以给我看看吗？”贺怡迫切地问。 “可以，你看。”毛泽覃走到桥中间，用手朝河心一指，平静的河水映出毛泽覃和贺怡的身影。 霎时，贺怡全都明白了。 她只觉得血往上涌，泪水往外冒，心里好激动又好感动。 大突然了。贺怡一点准备都没有，她努力控制住自己，声音还是有点颤抖，但却温柔了许多。 “泽覃，你还是仔细考虑考虑吧。” “怡妹”，毛泽覃勐地唿出这两个字，急切地说：“怡妹，我什么都考虑过了，你嫁给我吧！” “那让我再考虑考虑吧。”贺怡无力地说，觉得自己的心在慢慢地溶化。 “你也不用考虑了，我知道你也很喜欢我，在东固就很喜欢我了，对吗？”毛泽章拿起她的手用力握着，说：“怡妹，何必要自己欺骗自己呢？” “可是，泽覃，你来得太晚了啊，你为什么不早说呢？”贺怡的泪水哗哗地往下淌着，那神情，像一只受伤的小鹿，看得毛泽军心里直发痛。 “不，我不管，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清清白白的怡妹子。” 毛泽覃热血沸腾，一把抱住贺怡，盯着她的眼睛：“我要你说，你喜欢我吗？要是你不喜欢我，我立即死了这份心。” 贺怡感到好不容易筑起的心堤在一寸一寸崩溃，终于，她紧紧地抱住毛泽覃，声音哽咽地说：“泽覃，我本来就是好喜欢你的呀！” 毛泽覃爱怜地抚摸着她的一头短头，柔声说：“怡妹，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暮色渐起，心中轻松而又无比幸福的毛泽覃挽着贺怡的手，路轻言细语，慢慢往回走去…… 陈正人与彭儒在井冈山双栖双飞 1928年秋，遂川县城，阴雨夹着阵阵寒气。彭儒和周礼、刘琛急匆匆地赶到县委去报到。来到县委的所在地，走进办公室，里边却看不到一个人。 三人正商量着怎么办，外面走进来一位年轻小伙子，赤着一双脚，裤腿卷到了膝盖的上面。彭儒站起身来，沖他问道： “喂，同志，你知道县委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吗？” “哦，我就是县委的，叫陈正人，现在负责县委的工作，刚下乡回来，让你们久等了，真对不起。有事吗？” 彭儒掏出介绍信递了过去，陈正人接过看了一下，热情地说：“欢迎你们到遂川来支持我们的工作。”边说边和他们握手。 彭儒心里暗自诧异：“想不到陈书记就是这位年轻的小伙子，看他样子，简直像个中学生。” “你们先去休息一下吧，工作的事情，明天再安排。”陈正人沉思了一下，接着说：“这样吧，周礼同志就先和我在一起挤一挤，你们两位女同志跟我到这边来。” 把她们二位带到一间空房安顿好之后，陈正人便走了。 待陈正人一走，彭儒便对刘琛说： “刘姐，真想不到一个县委书记会这么年轻，这么朴素，要在路上碰到，我一定会以为他是一个农民小后生。哎呀呀，真是年轻有为……” 16岁的彭儒天真烂漫，心直口快说个不停： “这么冷的天了，他怎么连双鞋都不穿呢？” “肯定是没有鞋呗，你就给他做一双嘛！”刘琛打趣地说。 “做就做，怕什么！” “按我们老家的规矩，可是只有没过门的媳妇才会给她未来的男人做鞋的哟……” “我叫你胡说！”彭儒扑过去，刘琛嘻嘻笑着躲开了。 外面的雨依然渐渐沥沥下个不停，屋子里两位姑娘的欢声笑语，却仿佛把季节又带回到了温暖宜人的春天。 第三天一早，彭儒和刘琛找到陈正人。彭儒毫不客气地问： “陈书记，来这儿三天了，也不安排我们工作。” “我是想让你们先休息休息，再谈工作，可巧你们就来了。”陈正人的目光在彭德清秀的脸庞上飞快地扫视了一下，继续说：“你们二位原先也是搞宣传出身的，本县的宣传重任就交给你们了。我们县群众基础不错，革命的传统也很悠久了，宣传工作搞起来不会太棘手，再加上你们搞这一行早已是驾轻就熟了，我就不再赘言了，具体的事宜你们再商量一下。” 彭儒朗声说道：“好，那我们就去开展我们的工作了，有不正确的地方，还请陈书记多指导。”彭儒说完，向刘琛使了个眼色。刘琛会意，从随身背的挂包里掏出一双布鞋，放到陈正人的桌子上，笑说：“陈书记，请笑纳。” “哎哟，这怎么敢当。”陈正人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脚上的烂草鞋，不好意思地并了并双脚。 彭儒见此情景，忍不住“噗哧”一笑。刘琛又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小见面礼。不过，这都是彭儒的功劳，她熬了一个通宵才赶做出来，要不收下，可就太对不起人家了。” 陈正人双手接过布鞋，在脚上比划了一下，竟然正好合适，忙说：“雪中送炭，雪中送炭，太感谢二位了。”说完，深深地看了彭儒一眼，彭儒心里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感觉。 第98页 不久，湘赣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反革命“会剿”被粉碎，彭儒也随红军大队回到了井冈山，分配到湘赣边界特委，搞妇女工作。 10月14日，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谭震林当选为特委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不久，特委机关也从宁冈茅坪的步云山迁到了茨坪。 在茨坪，彭儒又一次见到了陈正人，她高兴地说：“陈书记，我们又见面了。” “怎么，你没有跟部队走？”看见彭儒，陈正人眼睛一亮。 “我现在被调到特委来搞妇女工作，以后又是你的部下了，请多帮助噢。” “太好了，我们以后互相学习吧。” 有一次到黄坳检查工作，陈正人与彭儒刚好在一组，回来的路上，陈正人说： “彭儒同志，听说你的小名叫良凤，是吧？” “是呀，你怎么知道的？” “嘿嘿，我常听见有人这么叫你，以后……我也这么称唿你，可以吗？” “行，这有什么不可以？” “良凤，你很能干呢，听说你十四岁就入了青年团，第二年参加了湘南暴动，我还听说，宜章年关暴动时，你买了很多红纸来写标语迎接工农革命军，店老闆问你买这么多红纸干什么，你说是给左右邻居写年对骗过了他，对吧？” “咦，这些事你怎么知道的，我可从来没对人讲过呀。” “这个，这个，我是听你们宜章人讲的。” 陈正人与彭儒边走边谈，身后留下两串脚印，心里掀起阵阵涟漪。 一天，彭儒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谁来的呢？一看信封上那秀丽飘逸的字，彭儒仿佛看见一张定额头、方下巴、鼻樑挺直的脸庞，顿时怦然心动。 信是陈正人写来的。 彭儒拆开信，抽出一张粉红色的礼札纸，上面是工整秀丽的蝇头小楷。信是用文言文写的，她还有点看不懂，可是，信中表达的求爱之意，她再明白不过了。信尚未看完，脸上早已是彩霞满天，心里却又羞又喜。 毕竟是人生的第一次，彭儒手足无措，她想了想，把信放到军装口袋里，匆匆地去找好友贺子珍和嫂子吴统莲商量。 看到彭儒满脸通红，步履匆匆的样子，贺子珍打趣道： “良凤，今天碰上什么喜事啦？是不是收到求爱信了？” 贺子珍是歪打正着。彭儒红着睑把信递到了贺子珍和吴统莲的面前： “贺大姐、嫂子，帮我拿个主意。” 贺子珍接过信，看着看着，嘴角绽出一丝微笑，对彭儒说：“哎呀，良凤，你还有什么犹豫的？陈正人年轻有为，作风朴实，是个人才咧！” “如果你心里觉着愿意，就回他一封信吧。”嫂子吴统莲劝她。 “这种信怎么写呀？”彭儒不好意思地说。 “我这个当大姐的今天帮你一回，统莲，你来执笔，我和良凤来说。” 第二天，一封出自三人手笔的情意真挚的信就到了陈正人的手里。陈正人拿着这封梦寐以求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 晚上，陈正人喜滋滋地找到彭儒，两个人漫步在茨坪清清的小溪边。 “良凤，你的信写得真好，到底不愧是女三师的学生。” “这写的不……”彭儒差点要说出事情经过米，说到还儿却多了个心眼，舌头拐了个弯，“这与的不好，你过奖了，你的文学才真是好。” 深秋的夜晚，凉气袭人。陈正人取下披在自己身上的大褂加到了彭儒身上，动情地握着彭儒的手，说：“良凤，我们结婚吧。” 彭儒将头轻轻地靠进陈正人怀里，羞涩地应了声“嗯”。 遂川县委的同志得知陈正人和彭儒结了婚，七拼八凑，给他们的老书记送来了一条印花布的薄被子。 陈毅在回师茨坪的路上听说陈正人和彭儒成了伉俪，一到茨坪，便直奔陈正人和彭儒的“家”，进门就嚷：“喝喜酒的来罗！” 彭儒赶紧迎出来：“是陈主任啊，快请坐。” 陈毅一坐下便说：“听说你跟我们的本家结了秦晋之好，怎么也不通报我老陈一声啊？不行，得罚你们请客。”说完得意地笑了。 当晚，陈正人和彭儒把两个人的伙食节余和零花钱凑了凑，托县委的同志买了一只大母鸡和几斤猪肉、几斤酒，搞了一桌喜宴。陈毅、宋任穷、杨至成、彭琦（彭儒的哥哥）、吴统莲等人前来赴宴贺喜。 陈正人和彭儒结婚没多久，湘、粤、赣三省敌军便开始发动了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 1929年1月，井冈山前委决定主力红军进军赣南，红五军、工住所部三十二团和湘赣边界特委留守井冈山。其中武装力量不足一千人。 元月下旬，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内的五大哨口，被敌人攻破了其中的桐木岭、八面山、黄洋界三个，井冈山失去了屏障，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在一个雨雪霏霏的下午，彭德怀、滕代远等率红五军和地方赤卫队按原定计划从荆竹山向外突围。 在山脚下的一个小村里，彭儒碰到了陈正人。自从这次反“会剿”一开始，他们就没见过面。这时的陈正人，挺立在凛冽的寒风中，正紧张地指挥群众坚壁清野和撤退。他的破棉袄绽出一团团棉花，在寒风中飘动，原本白净的脸，这时已被硝烟燻燎得乌黑。彭儒三步并作两步冲到陈正人面前，什么也顾不上说，只深情地对视了一眼，便一起继续组织群众和部队疏散转移。 第99页 井冈山失守了。特委机关只剩下陈正人、王佐农和彭儒三人还在山上。陈正人与特委委员王佐农商量说：“我们要迅速去找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收容部队坚持斗争，井冈山的红旗决不能倒。” 王佐农深深地点点头：“对，老陈。”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想是不是我回到遂川选去找地方党组织，把遂川的工作也重新搞起来，这样影响就更大。” 陈正人考虑了一下，回答说： “也好，老王，不管斗争多么残酷，环境多么恶劣，记住，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 王佐农走后，陈正人夫妇找到一位年轻人带路去荆竹山。陈正人一行三人，经过种种磨难艰险，终于找到了荆竹山的乡党支部书记刘苗。刘苗高兴地拉着陈正人的手，哽咽着：“陈书记，真没想到你们还在山上！这可好了，我们还可以和敌人斗下去。” 刘苗把陈正人等领到一个老太太家中，老太太把自己积存下来的一缸豆子炒给他们吃，又找出珍藏着的一点点食盐，泡成盐开水让他们喝。彭儒端起这碗盐开水半天喝不下去。她既难过又激动：井冈山的人民正处在不堪忍受的严寒飢饿之中，可是，他们总是竭尽全力，支持我们…… 此后，他们收容被打散的部队，恢復了游击队。可是，食物缺乏成了最严重的问题，他们常常几天吃不上一点东西。与此同时，彭儒还经常呕吐，陈正人以为她病了，又找不到医生，一筹莫展。彭儒却惊喜地对陈正人说：“正人，不用急，是我有喜了。”陈正人高兴地将彭儒紧紧地搂进怀里。 然而彭儒又有点犯愁了：“这个小东西，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么个艰难的时候跑来了。” 能够餬口的东西越来越难寻了，能够找到野菜、竹笋，就已经是很不错了，而这种没油没盐的“野味”，常常吃得他们腿肚子发软，心里发慌。身怀六甲的彭儒，更感虚弱。 有一次，陈正人路过一片废墟，竟然发现在一堆被烧成焦炭的稻谷中，还残存着一小把熏得黑煳煳的谷子。他高兴得像发现了宝藏，小心翼翼地拾回来，用手搓出米心，和着野菜熬了些汤。他把汤端到彭儒面前，说：“良凤，你把它喝了吧。”“不，还是你喝……”彭儒说。“你身体弱，又怀着孩子，我身体棒得很呢，瞧——”为了证实自己的话，陈正人站起来蹦了几下，突然一阵眩晕，他赶紧坐下来。“你看你，逞什么强。你担负着领导游击队和敌人斗争的重任，如果你垮了，游击队就又要解散了，孩子毕竟是我们两个人的……”彭儒说着直掉眼泪。 担任宁冈县委书记兼游击队长的何长工听说陈正人等在山上坚持斗争，忙派人把他们接到山下。 何长工激动地握着陈正人的手：“你们还活着，那么多敌人都没能找到你们？”陈正人也激动地说：“老何，你的队伍还不少嘛，还称得起司令哩！” 不久，特委工作恢復起来，红五军重返井冈山，边界各项工作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永新县大湾村老党员秋古子家里，彭儒分娩了，是个男孩，陈正人和彭儒给儿子起名永生。 永生满月的那天，陈正人试探地问彭儒：“良凤，以后我们的工作会更艰巨，带个孩子在身边，可能会有些不方便呢。” “这个我早想好了，先把他寄养在老表家里，等革命胜利了，再来接他。”彭儒立即说。 “好好，我就担心你捨不得。” 彭儒一下子反应过来，轻轻朝他肩上捣了一拳，说：“好啊，原来你是不相信我！” 第二天，陈正人和彭儒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又向地方上的同志借了一点，凑成两块大洋，送给孩子的养父母。收养孩子的老表没有生育，平空得了个儿子，高兴得光咧着嘴笑。他给孩子办了一桌满月酒，请陈正人和彭儒吃饭。可他们俩哪能吃得下去？ 分别的时刻终于到了，彭儒紧紧抱着儿子，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 彭儒把孩子交给养母，和陈正人一步一回头地朝村外走去。走到村头一棵柏树下，看不见孩子了，她再也控制不住母子分离的痛楚，倚着柏树，痛哭失声。 陈正人红着眼睛拉起彭儒说：“良凤，坚强些，我们迟早会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和孩子一起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了……” 从此，陈正人夫妇再也没有见过孩子了。解放后，他们多方打听，得知永生在六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因没钱求医，夭折了。 蔡协民和曾志把他们唯一的儿子留给了井冈山 被人称作芙蓉女的曾志，出生在湖南宜章县的一户农家，自幼恬静聪慧。1924年，她考入衡阳女三师，从此，投身革命。 1928年2月，朱德、陈毅发动湘南起义，攻占了湘南重镇——郴州。接着成立了中共郴州特委，曾志任特委常委兼秘书长。 就在革命军主力离开郴州后的几天，反动派又捲土重来，利用特委召开群众大会之际，策动部分不明真相的农民反水，使郴州重陷白色恐怖之中。曾志急中生智，女扮男装，与教导队长刘之至赶到永兴，向革命军告急。 第100页 革命军得知消息后，立即派陈毅、蔡协民率两个加强连返回郴州，平定暴乱，并决定陈毅担任郴县县委书记，蔡协民任第七师党代表。 当曾志他们赶到永兴时，蔡协民正以师党代表身份，对战士作战前动员。 “同志们，我们这次回郴州，行动要迅速，态度要坚决，但是，对于那些受胁迫的农民群众，不能与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一视同仁。” 蔡协民的话刚劲有力。 曾志听得入神，问刘之至：“这人是谁？” “这是七师党代表蔡协民同志。” 第一次见到蔡协民，那英武的身材，果敢的动作，豪迈的语言，给曾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会议结束，曾志与刘之至跑到蔡协民面前：“党代表，我们是刚从郴州赶来的。” “好哇，我们正想知道那里的详细情况。”蔡协民急忙说。 曾志神色焦急：“那里情况相当危急，许多人被杀，房子被烧，整个郴州乌烟瘴气，你们不去，很难控制局势……” “好，我们准备马上出发！”蔡协民说。他望着眼前这位口齿伶俐的赤卫军战士，有点疑惑，看装束，头扎灰布头巾，腰系布带，身着大衫，分明是个男的，听他说话却分明是个女孩子。正在奇怪，曾志已察觉到了，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她把头巾一抽，满头青丝直泻下来，又俏皮地向蔡协民眨了下眼睛，笑道： “怎么，连你党代表都分不清男女了？” “呵哟，果真是位巾帼，你这‘祝英台’的功夫连我都给骗过了。” “啥子祝英台哟，你是不是想当梁山伯啦？” 三人闻声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原来陈毅正从后面走过来，听见蔡协民的话，打趣地加了一句。 陈毅走近一看曾志这身打扮，惊讶说： “哟，这里果真有个‘祝英台’！” 刘之至忙向他们介绍：“这位是郴州特委常委兼秘书长曾志同志，在暴徒的包围中，她女扮男装，和我们一起突围出来的！” 陈毅听了，忙同她握手：“哟，你真勇敢！” 蔡协民也忙问：“当时情况很危急，你不害怕？” “有一点。”曾志答道。 当天，陈毅、蔡协民立即率部开赴郴州，邓允庭率第七师两个团火速返回郴州，一场反革命暴乱终于被平息了。 根据善后工作的需要，曾志调到第七师政治部工作。 在频繁的工作接触中，不知什么原因，曾志总觉得和蔡协民在一起，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快乐，工作多忙多累也不觉得疲倦，好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她喜欢和蔡协民谈话，天南海北，无所不谈。蔡协民常夸她机智、勇敢，还说就喜欢她这种外柔内刚的个性，而她，更赞赏他那种果断、热情、豪迈的气质。 曾志心里泛起一个念头，想问，却不好启齿。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一切都顺理成章。 邓允庭师长近五十岁了，他对蔡协民这位年轻有为的党代表十分喜爱，他的妻子陈香梅和儿子晓平也都和蔡协民说得来。 一天晚饭后，陈香梅带晓平和曾志一起到师部来，蔡协民逗着晓平，玩得十分开心。陈香梅看看曾志，心有所动，便问：“党代表，按你的年纪，孩子也有好几岁了吧？” 坐在一边的曾志听到这话，心里敲起了小鼓。 蔡协民却一下子黯然了。“我在老家有过妻子，也有过孩子，他们在一年前，都被反动派杀害了。”蔡协民一阵伤感，妻子温柔的目光和一双儿女活泼的身影浮现在他的面前……他的眼睛湿润了。 邓允庭安慰他说：“人死不能復生，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陈香梅说：“党代表，难道你就不想再组一个家庭？” 蔡协民没有吭声。 曾志心跳得更厉害。 陈香梅看看他们俩的情形，大胆地说：“我看，你和曾志倒是蛮好的一对！”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水到渠成。几天后，蔡协民与曾志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一对心心相印的恋人，终成眷属。 朱毛会师后，成立了红四军，袁文才、王佐两股绿林武装新编成三十二团。为加强这支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加速团结改造，蔡协民以军委委员兼任三十二团党代表，曾志也调来协助工作。 8月中旬，朱德、陈毅率红军大队远征湘南，蔡协民率三十二团驻在宁冈一带休整。不久，传来红军大队湘南失利的消息。毛泽东闻讯，决定亲率一个营兵力前往迎接。这天，他路过宁冈，来到三十二团团部。 一进门，毛泽东便看见了面有菜色的曾志。 “哟，有喜啦？几个月了？”毛泽东惊奇地问。 自会师以来，曾志一直在基层工作，她几个月没见到毛泽东了，这回却挺着个大肚子见到他，不由得面颊一阵羞红。她瞥了蔡协民一眼，难为情地说： “快五个月了。” “好事嘛，有什么不好意思？这是革命后代！”毛泽东很正经地说。 蔡协民在一旁“嘿嘿”憨笑着。 毛泽东换过话题，脸色严峻地说：“现在敌人又来进攻了，可惜主力在南边受了损失，守后方的任务更重了。三十一团留下一个营和三十二团一起守山，力量是单薄了点，但把群众组织好，还是可以守住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 第101页 毛泽东以坚定、信任的目光注视着蔡协民，向他交代了守山任务，然后又关切地对曾志说：“小曾，你就不要到乡下去了。怀了孩子理应照顾嘛。” 曾志说：“不要紧，我体质好，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毛泽东摆摆手：“不，挺着肚子去乡下有诸多不便，你应该回后方留守处去，在那里生产比较方便，再说那边也有事情给你做嘛！” 曾志拗不过了。 毛泽东望着曾志沉思了片刻，放松语气说：“我看，你背着这个包袱去爬黄洋界也够呛了。这样吧，你骑我的马上山。协民，你就护送一趟，要亲手交与邓允庭。” “不不，毛委员，您去湘南山高路远，没有马怎么行？”曾志急忙谢绝。 蔡协民也坚持说：“毛委员，马还是您骑，她上山，我去想法子。” “哎哟，讲么子客气话罗。莫慌，我的这双脚会为我争气。”毛泽东二话不说，将马留在团部，挥师南去。 革命的情谊，人微的体贴，使这对年轻的红军夫妇终身难忘。骑着毛委员的马，他们顺利上山来到了大井，当天，蔡协民又匆匆赶回了宁冈。 在后方留守处，曾志以顽强的意志，支撑着笨重的身子，和战友们一起投入了黄洋界保卫战。之后，她又参加了修建小井红军医院，直到11月初，邓允庭、王佐发现她行动已经十分不便，才又一次把她送到了大井。 几天后，她便开始阵痛了…… 毛大嫂和赖凤娥是两位淳朴、贤慧的女人，尽了一切办法帮助曾志。产后大出血，死里逃生的曾志，身体开始慢慢好转了。 然而，经过这一番挣扎，曾志的奶水却渐渐干涸了。好在赖凤娥是过来人，知道一点，她把红米粉做成煳煳，一日数次，精心餵养着婴儿。说来也怪，这个小傢伙一到她手上，倒显得更壮了。 “你若喜欢这孩子，就送给你带吧？”曾志试探着问。 “那倒好，我正想抱个崽呢。不过，把孩子交给我，你放心吗？”赖凤娥既高兴又疑惑。 “都是革命人，哪有不放心的。再说，现在战争年代，我能背着孩子去打仗吗？” “那倒也是。” “其实，我早有准备，孩子一生下来就託付给别人，现在送给你，我就更放心了。”曾志把心里的想法如实地告诉她。 “这真是我的好福气！不过这事还是等党代表回来再定吧。” “不用了，他也一定同意的，今天你就可以把孩子抱回家去。” “当真？”赖凤娥惊喜万分。 “当真！”曾志目光中充满了信任和肯定。 “那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带好，就是讨饭，我也要把他抚养成人，以后让你们母子重逢！”赖凤娥人朴实话也朴实，曾志不禁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几年后，井冈山失守，赖凤娥流落他乡，沦为乞丐，四处讨饭抚养这位红军的后代，此是后话。 当下曾志只是一味说：“真难为你了！” 赖凤娥把小孩送到曾志手上，说：“我是个土老表，没有文化，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曾志将孩子紧紧搂在怀里，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跟着共产党，跟着毛委员，跟着朱军长走南闯北，图什么呢，就是图革命胜利，让全中国的子孙后代永永远远不再受苦难。”她拿定主意，望着赖凤娥，以徵询的口吻说： “我看，就叫‘来发’吧，你说行吗？” “行行行，这个名字好啊，革命胜利了，我家公家婆他们指望他来发财呢！”赖凤娥连连叫好。 曾志再一次吻着儿子的脸蛋，然后把他交给赖凤娥，眼泪无声地滚落下来…… 1987年10月27日，正是井冈山人民隆重庆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六十周年的日子。一辆普普通通的小汽车驰上井冈山，开进一个小山村，在一栋两层砖木结构，前后红花绿树环绕的民房前停下，车里出来一位白髮满头的老太太。 顿时，小小的山村沸腾了，人们欢声笑语，亲切问候，“妈妈回来了！”“奶奶回来了！”“老奶回来了！”“老大姐回来了！”男女老少将老人团团围住。 是的，回来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青山依旧，绿水依然，而当年红颜青丝的南国芙蓉女曾志，如今已是白髮苍苍。当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许许多多人抛头颅洒热血，蔡协民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六十多年来，她从未停止过对井冈山父老乡亲的思念，对丈夫的追怀，对儿子的牵挂，而今，多年的梦想成真，她又站在这块坚实的红土地上。 “来发，我们又见面了！” 喊出这句话，她不禁热泪盈眶。 “山大王”的婚事 “阿舅，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在朦胧的月光下，只见一人一边喊叫着，一边跌跌撞撞奔向山寨大门。 “出了嘛咯事？这样鬼叫狼嚎的！”正在山寨厅堂与头领们议事的王佐听见喊叫声，边骂边回头朝山门外望去。只见传令兵石春发直闯进来，衣衫不整，脸上划出几道血痕，一双赤脚，裤管上满是泥巴，他张开大嘴唿哧唿哧地直喘粗气。 第102页 王佐吃了一惊，忙问：“春发仔，出了嘛咯事？” 石春发用衣袖抹了一把脸上的黄泥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阿舅，井冈山村那股土匪……今天……把亲家母和鹃花妹子……用棕绳捆走了！” “嘛咯！谁被捆走了！”王佐瞪大眼睛，不相信似地追问。 站在他旁边的哥哥王云隆，这时已面如土色，声音发颤说： “他说我的丈母娘和鹃花妹子被井冈山村的唐光耀捆走了！南斗牯，这该怎么办？” 这回王佐听得真切。他双手叉腰，在厅堂内踱来踱去，心情稍为平静，又问：“春发仔，鹃花女被捆走的事，是你亲眼所见，还是听人家传的？” “是我亲眼看到的！”石春发忙答。 “那些贼牯来了好多人吗？”王佐又问。 此时，石春发喘匀了气，便把今天发生的事原原本本述说出来： “前几天，我按你的吩咐，下山去探听敌情。今天我一进坳背村，便遇到唐光耀带着几十人荷枪实弹闯进村，将罗家团团围住了。几个土匪先冲进屋内，不见罗冬生，翻箱倒柜也没找到什么东西，就把亲家母和鹃花妹推出门外，七手八脚把她们捆了。唐光耀还故意大声说：“罗冬生如三天之内不来赎人，我就把这个贼婆杀了，把这个妹崽带回去做个压寨夫人，快活享用！” 王云龙焦急地望着王佐，可又不知如何是好。众人知道王佐心里更难受，但一时也拿不出主意，只是望着王佐，看他怎么办。 王佐心急如焚，但碍于众人面前，不好随便表露，便强压怒火，问声说道：“今天不议事了，各位都去考虑着如何救人。”说罢，转身进了他的独身卧棚。 鹃花女是王云龙的妻妹，也是王佐日思夜想的恋人，要不是碍于乡间世俗和他阿娘的劝阻，他们恐怕早已是夫妻了。 王佐得知鹃花女母女被掳的消息后，独自在卧棚沉思良久，如火燎心，决心即使粉身碎骨，也要把罗家母女救出来。他勐地站起来，快步走出棚子，传令各个头领到议事堂来议事。 各头领来到议事堂，都群情激奋，然而各抒己见，众口莫一。王佐的师爷认为：这次救人非同一般，弄不好玉石俱焚，反倒搭上罗家母女性命。万全之策还是先礼后兵，无非多交几个钱了事。 王佐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因此决定派水客队长朱持柳、李开昌速去与唐光耀交涉，他准备亲自出马与唐光耀谈判。 且说鹃花女和罗母被掳到茨坪，关在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里，门口有匪兵把守。那些匪徒见鹃花女长得如花似玉，早已垂涎三尺，有的满嘴淫词艷语，有的干脆跑进来动手动脚。鹃花女豁出一条性命，不顾一切地乱抓乱踢乱骂，就是不让他们近身。罗母也拼出一条老命死死护住女儿。匪徒们见无便宜可占，扫兴地在那门上加了一把锁，守在门外。 一天的厮打喊叫，累得母女俩筋疲力尽。罗母年事已高，有些支撑不住，慢慢睡着了。鹃花女却怎么也睡不着，心里像团乱麻：阿哥罗冬生知道这事吗？就算知道了，会不会交枪出钱来赎人？她清楚阿哥罗冬生的为人，不但爱枪，而且爱钱…… 在痛苦的思索中，鹃花女突然想到了王佐。她多么希望这时能向他倾诉苦衷啊！南斗哥对自己一片痴情，要是知道了我们母女的处境，一定会来解救的。可她又想，王佐现在带着队伍驻在南岭嶂，怎么会知道我们的事呢？ 第二天中午时分，鹃花女与母亲正伤心落泪，忽听外边看守的人说：“听说有个叫王佐的倒要出面来和我们唐老大和谈……” 母女俩一听，半信半疑，焦急不安中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王佐同唐光耀如约在土岭会面。 一见面，唐光耀朝王佐拱手道：“王老弟，此番劳动大驾，亲自为罗家母女说情。人命关天嘛，哪能见死不救呢？！再说，那个妹子倒是长得蛮标緻呢！” 王佐也拱手回礼说：“不瞒唐兄，罗家母女是我的亲戚。” “哦，是你的亲戚？”唐光耀装作煳涂。 “那老人是我阿哥的丈母娘。” “噢，她是你亲戚啊，难怪难怪！” 唐光耀暗想：王佐是个地道的山大王、地头蛇，手下一班人个个武艺高强，眼下他的枪枝虽还不如我多，但老表都站在他一边，我要在此地稳住脚，还不能过分得罪他。于是接着说：“不瞒老弟，我实不知罗家乃你亲戚。罗冬生也是，不交枪也就罢了，送上千把块大洋给兄弟们打打牙祭，不就了事嘛，至今也不见他的人影。” 王佐见他开出价来，便来个快刀斩乱麻：“罗冬生没来，这笔钱我代他出。” 唐光耀顿时眉开眼笑：“仗义仗义！王老弟一言九鼎，名不虚传。我这就传令，马上放人！” 王佐唤来随从，当即数了一千块大洋，带了罗家母女去了。 虎口求生，恋人重会，鹃花女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可是，罗母却仍愁云重重，她在为女儿与王佐的婚事作难。 第二天，罗母办了一桌酒席，请罗家几个长辈来家里吃酒。酒席上，罗母反覆说，多亏了南斗兄弟帮忙，才有她们母女的今天，就是不敢开口说要把女儿许给王佐。鹃花女在房内，急得直跺脚。 第103页 临近散席，罗母硬着头皮，用低沉而近似恳求的声音说：“各位大伯大叔，冬生长年不在家，丢下我们母女两个不管。夏英已经成人了，南斗牯喜欢她，想娶她，夏英自己也愿意，我一个妇道人家不敢作主，请你们来拿个主意。” 众长辈顿时愕然。半晌，那辈份最长的才开口： “南斗牯不是讨了老婆吗？夏英嫁给他，不是做小吗？” 其他几位长辈也随声附和： “做不得做不得，去做小老婆，作贱我们罗家的人呢！” “好女不嫁二婚男嘛！” “自古以来，羞为人妾！” 罗母一听，没了主意，只是垂头为难。 鹃花女在房内把这些话听得一清二楚，她心如火燎，再也按捺不住，从房里快步走出来，站到八仙桌旁，大声说道： “嘛咯做大做小，南斗哥只不过是个名义上讨过老婆的后生，他喜欢我，我喜欢他，两个人都合得来，做嘛咯我就不能嫁给他？” 一位长者又婉转地劝她：“夏英妹子，南斗牯毕竟是讨过老婆的人嘛，而你还是个姑娘呀！” 鹃花女望了望坐在一边发愁的母亲，说：“我阿爸早年不也是讨过老婆的人嘛？前头的老婆死了，才讨了阿娘，阿娘照样在罗家生崽生女过日子。阿爸的老婆死了，南斗哥的老婆走了，这有多大的不一样？” 这番话说得诸位长辈无话可回。 鹃花女见状越发壮了胆子：“讨老婆嫁老公，两人相亲相爱才能过好一生一世嘛，除了南斗哥，我谁也不嫁！”说完，掉头进了房里。 众长辈见鹃花女铁了心，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再说王佐有刀有枪，还真得罪不起。因此，有人出来打回场说：“我们是怕南斗牯以后会欺负鹃花妹子呀！” 罗母赶忙说：“南斗牯这后生对夏英倒是蛮好的，他还亲口对我说，一定不会作贱她，还说他的心肝都会交给她呢。” 那辈份长的接着说：“那就好了，女儿是你生的，就由你作主吧，我们族里人不反对就是了。” 王佐的母亲得知罗母同意这桩婚事，倒也是格外欢喜，再三叮嘱儿子：“难为罗家把两个花朵一般的妹子嫁给你们兄弟俩，更难得鹃花妹子对你一片真情，你和她一定要白头到老，终身相随，才对得起人家呀！” 在1924年腊月，王佐与鹃花女终成眷属，从此两人格外恩爱。 第十二章　永远的杜鹃花 “总指挥还能当下去” 1927年10月，袁文才和毛泽东在宁冈大仓村的会见，使袁文才心上放下一块石头，同时更加喜出望外，因为毛泽东不但没有吃掉他的队伍，反而送给他一百枝崭新的枪。 袁文才是一个聪明人，他看到毛泽东的队伍，想了很多。 初到宁冈时，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难中之人，可是，正应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句话，这支刚在芦溪镇吃过败仗的工农革命军，它的底子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响噹噹的正规军。它那种纯正的军威，让一直在“马刀队”中厮混的袁文才既仰慕又心痒，还有毛泽东那卓尔不群的气质和风度，让他自惭形秽。 他认定毛泽东是个人物。 从袁文才给他部下训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的敬服。他说：“毛委员讲的话中央都听，只要好好保护毛委员，将来革命还是有前途的。” 而从袁文才给他的心腹勤务兵李根勤的私语中，我们还可以窥见他心中的小九九。他说：“毛泽东这个人是个人才，要好好招待他，这样我这个赣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还能当下去。”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便不难解释了。 1927年的冬天，毛泽东带领他的部队在井冈山上下奔波。为了医治烦人的脚疾，他住到了茅坪。袁文才得知消息，派人把毛泽东接到坝上，每天大鱼大肉款待。众所周知，“红米饭南瓜汤”是井冈山的主食，但在1927年的冬天，毛泽东的到来尚未引起蒋介石的足够重视，特别是袁文才尚处于半匪半红的时候，这点吃食，袁文才还是拿得出来，否则，毛泽东第一次与他会面，他何以便能慷慨地甩出一千块大洋来？ 而同时，毛泽东也正在紧张地思索一个问题：袁文才的部队是当地的地头蛇，如果能将这些地头蛇训练成革命军的指战员，让他们都“听党的话”，那他毛泽东便如虎添翼了。 毛泽东刚一试探性地和袁文才谈及帮他训练队伍的事情，袁文才便迫不及待地答应了。袁文才太想使他的部队成为革命军那样的正规军了。这样，革命军中的一批干部：游雪程、徐彦刚、金蒙秀、陈伯钧等人便以教官的身份走进了袁文才的绿林之中。 步云山是宁冈的一处名胜，佛教史上称其为相山，山上有一寺庙，名相山寺。佛教文化辞典是这样描绘相山寺的：“相山寺，佛教名寺。位于江西宁冈茅坪相山（又名步云山）。创于明代，为净土宗寺宇，又名步云山寺。寺内佛殿大小八十余间，民国年间成为祠堂、学校、佛庙会的场所。” 步云山上有座大庙，位于半山腰上，可以住下一个营，庙门前有一块大坪，可作练兵的操场。大坪的下面就是阶梯式的水田。一旁是山，山上松杉成林，茅草丛生，不易攀登，庙后直通山上。这里确实是个安营扎寨，便于警戒的好地方。从山下来的人，山上的人离很远就可以发现，若想接近庙宇，必须在大坪前面绕很大的弯，才能上来。如果发现敌人，山上的人既可以居高临下打击敌人，又可以掩护主力从庙后登山。 第104页 袁文才选定步云山可谓是慧眼独识。 步云山练兵主要有两项内容：一练政治、二练军事，这就是毛泽东想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最终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 毛泽东帮袁文才训练了一个连，而这个连后来在袁文才的部队中起到了教导连的骨干作用，当袁文才想扩大部队时，这个连的战士理所当然地成了干部。 王佐差点改造了何长工 应该说，对袁文才部队的改造是成功而且顺利的。因为袁文才毕竟是1926年的党员，而且在此之前，龙超清已做了相当的工作。但在对待王佐的问题上，毛泽东感到棘手了。正因其棘手，所以，改造王佐的过程就变得极富传奇色彩了。不管怎样，毛泽东还是觉得宜早不宜迟。 苦思冥想一番，毛泽东想到了何长工。 时间已到了1928年的1月。这时的何长工，刚从粤北与朱德的南昌起义部队取得联繫回来，风尘未洗。 然而，毛泽东等不及了。 毛泽东找到何长工，开门见山地说：“长工，决定派你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怎么样？” 何长工素知王佐部队绿林习气很浓，流寇思想严重，又是一位武艺高强的人，知道这支部队不大好对付，便问：“去多少人？” 毛泽东微微一笑，竖起一根指头。 何长工猜：“一个连？” 毛泽东摇头。 何长工又猜：“一个排？” 毛泽东又摇头。 何长工再猜：“一个班？” 毛泽东再摇头。 何长工有点慌神了：“我一个人？” 毛泽东大笑：“又不是上山打老虎，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一人足矣。”毛泽东正色道：“你先去做‘长工’。人还是要派去的，只是现在不是时候，你的工作，就是要他们请我们的人上山。” 何长工释然。但想到王佐的部队不讲政策，乱打乱杀，捉到人要拿钱来，不拿钱来赎便把人杀了，便有了顾虑。 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何长工也是个干脆人，听完这句话，当天便打好包袱，直上井冈山的茨坪。 站在何长工面前的王佐，是一位精干汉子，身材不高，微胖，浓眉似剑，身穿直贡缎的黑色短装，斜挎一枝新式驳壳枪。何长工马上将眼前的王位与人们描绘的对上了号。他曾听人说，有一次对头十余人将王佐包围，他凭一条板凳，杀出重围，又靠一根竹竿，蹿上房顶逃脱。而他的枪法更是奇准，能在飞奔的马背上打野鸡。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不认识字，却会改文章，他的师爷写出来的文章念给他听，他能说出哪里要加字，哪里要减字。 当下，王佐得知眼前来人是毛泽东所派，便用了绿林中常用的拱手礼来欢迎他，嘴里说道： “好，好！失敬，失敬。” 当晚，王佐依照绿林规矩，大碗酒、大块肉为何长工接风洗尘，席间，王佐对何长工的家世经歷，盘根问底。 何长工到底有过在洞庭湖收服水上绿林的经验，因此，对答如流。王佐听得满意，酒酣耳热之际，也向何长工交了一点他的底。他给土豪放过牛，打过短工，磨过豆腐，当过裁缝也种过田，只因实在没法才揭竿而起。 第二天，王佐还集合起他的队伍给大家介绍：“弟兄们，这是毛委员给我们派来的党代表，今后大家要尊重党代表，同心同德，发展我们的事业。” 然而，王佐很快将这番话忘在脑后。多年的绿林生涯，使他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人，他当年就是在尔虞我诈的绿林纷争中绞尽脑汁才挣得这一份家业的。 他逐渐给何长工设置障碍。 王佐首先把何长工安置到离他的司令部有一里路之遥的一间小屋里，接着，为了“照料”他，给他派了一个带枪的人高马大的“勤务兵”，还对他说：“党代表初来山上，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要随便行动，免生意外。” 何长工是个留过法的洋学生，对于这番话，他把它“翻译”成“不许私下活动，不准与士兵接近。” 何长工没有对着干，既然这样，他只有另闢蹊径。 既然不能与士兵接近，到家里坐坐总可以吧，何长工便与王佐的家人接近。在王佐看来，何长工这是讲交情，倒也并不阻拦。很快，何长工找到了突破口。他发现，王佐虽是个脾气暴躁的山大王，但却是个大孝子，也许是从小跟母亲流浪惯了的缘故，王佐对母亲范辰妹异常地孝顺，可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同时也很重手足之情，对他的哥哥王云隆很是尊重。何长工慢慢地接近王佐的家人，特别是他的母亲，以此来影响和改变王佐的思想。 不久之后发生一件事情，让何长工更有了信心。 有一天，王佐部下抓到一个给土豪挑东西的穷人，要把他杀掉，何长工闻讯，赶到了事发地点。看到眼下的情况，何长工已有了对策，何长工先问王佐： “王营长，这是个什么人？” 王佐说：“他是土豪的狗腿子。” 何长工问：“他帮土豪干什么？” “他帮土豪挑东酉。” 何长工笑笑说：“帮土豪挑东西就是土豪的狗腿子，那么，王营长当年帮土豪放牛、磨豆腐、烧石灰、做裁缝……”何长工不往下说了。 第105页 王佐有些僵了。 王佐母亲范辰妹叫着他的小名说：“南斗牯，是呀，他可是被逼无奈，要吃饭才帮土豪做事呀，当年我不也带着你们姐弟三人到处给人做帮工吗？” 何长工因势利导说：“杀错了人就会失去老表对我们的支持，失去老表的支持，我们怎么在这里站住脚？我们原来同他一样，都是给土豪帮工的人，那连我们也成了狗腿子了吗？” 王佐挥挥手，令人放走了那个挑东西的人，并给了他几块钱路费。之后，他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通过这件事，何长工的工作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王佐开始把何长工当朋友看了。 但是，接着又有一件事情，让何长工进退维谷。 随着王佐与何长工关系的好转，有一天，王佐的把兄弟刁辉林突然提出要何长工和他们喝鸡血酒结拜把兄弟。何长工心中为难：不喝，怕伤了和气，喝了，共产党员又不兴这一套。何长工久久考虑，终于还是以种种藉口推辞了。 后来，何长工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王佐是怕何长工会拆他的台，让他在井冈山站不住脚，因此，千方百计要把何长工拉进他的小圈子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佐见何长工并无不善之举，加上范辰妹等人经常念叨何长工的好处，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1928年4月，王佐带领部队随何长工到湖南并在资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何长工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成了党员的王佐，向何长工说了一番知心话。 王佐说：“何党代表，你刚上井冈山的时候我想改造你噢。” 何长工一愣：“你怎么改造啊？” 王佐说：“我们开了会，有几个办法：第一，你不抽菸、不喝酒我们就要你抽菸，要你喝酒；第二，你不要老婆，我们就搞几个美人缠住你；第三，你不入会门、道门，我们要你喝血酒，同你拜兄弟，慢慢地把你改造过来。以后一看你这个人了不起，你是金不换，铁打不动的。” 二人抚掌大笑之余，何长工微感后怕。 梦圆旗锣坳 何长工开始的种种工作只换得王佐初步的好感，直到1928年的农历春节后，何长工略施小计，帮王佐除去一块久已成疾的心病，王佐才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块心病就是王佐的死对头，反动民团的总指挥尹道一。 其实，王佐在绿林中成长的歷史也就是与尹道一斗争的歷史。 王佐出道，摆平井冈山其他几股绿林，对他是小菜一碟。而碰上尹道一，他就感到头痛，以致两人结下了血海深仇。而且，让我们再把目光往后看去，直到王佐与尹道一都成了亡人，他们两人的后代都依然仇深似海。 王佐憷尹道一，是因为尹道一的后台太硬。 尹道一本是井冈山下的永新县拿山地区一带的一名土豪，又名尹在中，字子柱，青年时曾混迹广州、南昌、九江一带，后来返回乡里，拉起一支拥枪百余杆的地方武装，当上了永新县关背东二区保卫团团总。进而在土豪劣绅的拥戴下，又爬上了遂川、莲花、泰和、永新、宁冈五县联防总指挥的宝座。 既然当了总指挥，就得办点实事。尹道一曾几次组织人马对井冈山的绿林进行清剿，后来又花言巧语，将王佐的部队进行招安，给了王佐一个保卫团团总的空头衔，让王佐为“团总”的同时，尹道一却不停止他对王佐的清剿。碰上这样的对头，王佐自嘆倒霉。后来尹道一又干脆反目追杀王佐，使王佐几次差点成了断头鬼。特别是王佐在1927年的春天将他的部队改编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就更成了尹道一的眼中钉。 随着王佐与何长工交往的日益加深，王佐说出了他的心病。 听完王佐的倾诉，何长工已经觉察到了胜利的天平再次向他倾斜，他马上将此事汇报给毛泽东，并提出了帝王佐除去宿敌尹道一，让他完全相信工农革命军的计划。 几天之后，毛泽东同意了何长工的计划，并派去一个排的工农革命军战士助战。 这种打打地主武装的战斗，在工农革命军的眼里只能算是小打小闹。但因此次打尹道一的意义重大，它关系到王佐部队的归属问题，所以，何长工倒也不敢小觑。战前，他召集王佐、刁辉林、王云隆等人在茨坪召开秘密会议，详细确定了消灭尹道一的作战方案。 第二天，各路部队依计而行，行前，何长工又特别交代王佐：“只要能把尹道一引到旗锣坳，我就有办法把他的脑袋拿下来，你自己不用去打。” 王佐亲自带领一支人马赶到了尹道一团部的所在地石门。拂晓枪响，天一亮王佐便带人马佯装败退，且战且逃，直向井冈山奔来。 尹道一不知王佐背后有高参助战，见是王佐来捣乱，想也未想便打马追来。 战斗渐入佳境。 其时，何长工埋伏的人马已在拿山通往井冈山的唯一通道旗锣坳等候多时。这旗锣坳，一边是群峰峭壁，一边是峡谷深涧，地形十分险要。 尹道一追至旗锣拗，已是日上三竿时分，不由人疲马乏。他令大部队继续追击，自己带一个班的人马停下来小憩一番。 埋伏的部队一看此情此景，知道机会来了，一声令下，一齐向尹道一开了火，尹道一身边的人纷纷倒下。 第106页 王佐部的旗手罗和生看见尹道一，便纵身扑了过去，大叫：“尹道一在这里！”说毕，紧紧地箍住了尹道一。 紧随其后的王佐部班长李珍珠闻声，也扑了过去，拿起一把两面刀直向尹道一的胸口捅去。尹道一当场毙命。 消息传到茨坪，王佐犹不相信多年的夙愿一朝成真，直至看到尹道一的首级，他才不禁仰天长笑，接着朝着尹道一的首级狠狠抽了两记耳光。第二天，王佐命部下抬着尹道一的首级在茨坪和大小五井一带游乡示众。 枭首尹道一，给王佐最大的震动是，革命军中能人多。他郑重地向何长工提出请毛委员给他派一些干部来帮他训练部队。 这正是何长工所要达到的目的。就在王佐提出要求的第二天，革命军中的一批精英人物，康健、李源流、段辉唐、何理文、朱子和、肖万侠等二十多人走进了王佐神秘的绿林山寨中，帮助王佐降服那一群没有套上笼头的“野马”。 经过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王佐部下的一帮人竟然被调教得像模像样。一帮懒散的无组织、纪律性可言的乌合之众开始向工农革命军看齐，王佐为此高兴得合不拢嘴。 1928年2月下旬，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完成了他们向正规革命军转变的关键性一步。在宁冈大陇的朱家祠前宽大的草坪上，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宣布袁文才、王佐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 相当于“国防部长”的人 毫无疑问，毛泽东及工农革命军能够在井冈山站稳脚跟，有块能够让他们稍稍喘息一下的根据地，离不开袁文才和王佐最初的帮助；中国的革命能够从井冈山开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路，也与袁文才、王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繫。 而撇开这些客观的东西，毛泽东发现王佐是个很有特点的人。首先，他是条血性的汉子，性格耿直。其次，他一旦认准了谁是他的朋友，那他就会对他忠心耿耿。 王佐认定毛泽东是一位真正可信赖的朋友，因此，王佐对毛泽东是既忠心又佩服，曾经一度，王佐在井冈山只服毛泽东，除了毛泽东，别人的话他很少能听得进去。 但是，王佐对毛泽东的敬佩走了极端，在他眼里，只有毛泽东，而少有组织，对其他的同志便不大瞧得起，别的意见也不大听得进，这一点，也酿成了他日后的悲剧。 毛泽东还发现，王佐勇敢善战，对井冈山又有着极深厚的感情，而根据地有人出去打仗就得有人守家，王佐是守卫井冈山的极佳人选。毛泽东毫不犹豫，把坚守根据地的重担全盘压到了王佐的肩上，而王佐也欣然接受，乐此不疲。 1928年7月以后，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根据地的党、政、军各种首脑机关，逐渐迁到茨坪。为了进行根据地的对外防务，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下设防务委员会，由王佐担任防务委员会主任，负责整个根据地的防务。 如果把井冈山根据地比作为在四周白色恐怖中的一个小小的红色国度的话，那么，王佐该是这个红色国度的国防部长了。 不过，王佐这个防务委员会主任不但负责根据地的防务，整个根据地军民的吃喝拉撒睡他都得管。有什么办法，谁叫他是井冈山的“山大王”呢。 这样，王佐还要负责在上井的造币厂，在茨坪的军械处、被服厂，分布在茨坪和各个乡的公卖处，地方武装赤卫队、暴动队也听他的，最后，没有盐吃了，也都向他伸手。 莫斯科来的秘密文件 袁文才和王佐的能干、苦干，不仅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且，也得到了根据地军民广泛的认同和赞许。他们所起的作用对于根据地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出来。 随着井冈山的斗争向纵深发展，袁文才和王佐两人的兼职也越来越多。红四军成立后，袁、王所部编为三十二团。袁文才、王佐分别担任了正副团长，接着两人同时当选为红四军军委委员，进入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于1928年5月下旬在宁冈茅坪的苍边村成立，袁文才出任政府主席，8月份又兼任了宁冈县委书记。在5月和10月分别召开的两次中共湘赣边界党的代表大会上，袁、王又两次双双被推举为特委委员。可以说，这时期，是袁、王一生的巅峰时期，他们的事业如日中天。 也许正应了那句古话，“福兮祸兮”，正当袁、王在为井冈山的事业弹精竭虑之时，一朵他们看不见的乌云，正从遥远的北方向他们慢慢罩来。 1928年的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这个会上，同时打出了反右和反左的旗帜，但令人痛心的是，其实这个会还在向“左”转。大会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把所有非无产阶级和非农民都推向了反革命的阵营，一些本来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自己的同志也在这个指导思想下被当成了敌人，由此引发了一幕幕的悲剧。 1929年1月，中共六大的决议案，经过辗转，在歷经七个月的长途旅行之后，到达了井冈山这个山旮旯里，而这个时候，井冈山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虽然决议案已迟到了半年多，但毛泽东对此仍很重视，首先，他仔细地阅读了决议案的全文，里面的一些内容让他想不通。待看到中央对于土匪的处置问题，他心中一跳，马上想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看来这个问题还得区别对待，他想。 第107页 毛泽东知道，应该在根据地的高层领导中，统一一下这个问题的认识。由于怕产生误会，开一个小型会议避开了袁文才和王佐，只叫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参加。学习党的六大精神，毛泽东着重宣读了《苏维埃政府问题决议案》。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直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復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如一声轻雷滚过，会场中议论鹊起。 本来，作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的袁文才和王佐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有的与会者有些犯嘀咕，现在听了这个决议案，才知道二人没有参加的原因。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袁文才和王佐正是中央所说的“这类首领。” 念完，毛泽东先未发表任何意见，他燃起一支烟，眼光扫过会场。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不言而喻，矛头直指袁文才和王佐。 最富戏剧性的是，袁文才和王佐1927年率部攻打永新城，救出了被反动派关押在永新城内的王怀等永新县党组织的负责人。 龙超清曾是袁文才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而最后将袁文才和王佐送上断头台，不能不说龙超清和王怀也有着推脱不尽的责任，其中原因种种不一而足，后文会有交代。 关于他们思恩怨怨的最后一幕在1932年定格：1931年底，龙超清在赣南的广昌县被错杀；1932年5月，王怀被错杀…… 这时，听见龙、王二人有此言论，曾因上级一纸所谓“指示”而在湘南大吃苦头的朱德和陈毅等人立即反对：“看来具体问题还是要多具体分析。依我看来，袁文才和王佐不能算是土匪的首领，他们在绿林时支援过革命，也曾改编成农民自卫军，现在二人又都是军委委员、特委委员，不但是党员，而且是党在根据地的领导人员，红军中出色的指挥员。难道我们忍心拿起屠刀，杀害我们自己的同志？” 一语既出，陈正人、谭震林等人纷纷贊同。 双方有些争执不下。 作为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前委书记毛泽东将自己置于浓厚的烟雾包围之中，似乎对眼前的争论置若罔闻。 争论市尽，大家的眼睛都望向毛泽东。 最后，毛泽东将手中的菸蒂一扔，一锤定音： “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兢兢业业，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味，这样的同志如果被杀，我们将无立锥之地，革命事业将遭到重大损失……” 事情似乎有了结论，开完会后，毛泽东轻松地认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但是，毛泽东没有料到，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这道由中国那些脱离实际的共产党人在远离祖国的莫斯科所制定的“圣旨”，如一个幽灵，久久地在井冈山，在中国的上空徘徊，许多正直的人因此而含冤死去，只不过袁文才和王佐应该是蒙冤较早又影响较大而又深远的两位。 大幕已经徐徐拉开，一场悲剧，即将上演。 而作为本剧的两位主人公的袁文才和王佐，还懵然无知。 土客籍矛盾让毛泽东伤透了脑筋 “金、木、水、火、土”，中国人以土为本，土籍即本籍，土籍人也就是本地人，而客籍人显而易见是后到者。 客籍人正名应该是客家人。客家是中国悠悠几千年文明之中孕育的汉民族中特殊的一支。客家先民本是中原汉人，由于战乱、饥荒和政治等原因背井离乡辗转南迁，然后扩展到江酉、福建、广东、广西、四川、湖南以及台湾等省。 明末清初，大批客家人从福建、广东等地迁到江西、湖南等地的边界地区。毛泽东所作的调查是：“他们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达几百万之众。” 但是，客之所以为客，表明了他们一无所有的境地。客家人坚毅、勤劳、开拓的优秀品格使他们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建筑自己的家园。在田地全为土籍人所占有的情况下，他们沿山而居，而对土籍人来说，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无时无处不对他们产生着潜在的威胁。这样，双方的矛盾便不可避免。 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袁文才、王佐势力膨胀，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当地客家人利益的代表。 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这种现象看得真切，因而也就倍感痛心。翻开《井冈山的斗争》，在《党的组织问题》一节中，毛泽东用了不少的笔墨来向当时的党中央解释土客籍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引用毛泽东的原话，以使这个问题更显清楚： 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最为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上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 第108页 毛泽东当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同志为这种恶劣的封建陋习而互相忌恨甚至仇杀。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度，边界上客籍同志之间，出现了少有的空前团结。 然而，这种土客籍之间的“蜜月”并未维持很久。 1929年1月，毛泽东与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出击赣南闽西，前委随之而去。以土籍人为主要领导的湘赣边界特委成了井冈山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一些矛盾也慢慢随之加剧，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更是迅速成为了多种矛盾的焦点。 红四军下山，井冈山失守之后，特委亦被冲散，但很快便得到恢復。 然而，曾担任边界特委委员的袁文才和王佐无缘再进入特委。 在1929年5月重新选举的特委里，邓干元、朱昌偕先后担任书记。刘天干任副书记，邓干元、刘天干、刘真、陈正人、谭思聪为常委，执行委员中还有宛希先、朱亦岳、龙超清、王佐农、周里、苏瑞兰。袁、王二人再次无缘。 曾为客籍所受的欺凌而打抱不平的袁文才和王佐，已被枪口悄悄瞄准。 而在这个时候，有些有身份的人，还在推波助澜。 曾任湘赣特委书记的杨开明还向中央告了一状： “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 “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之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才能，枪桿子万能而已，对我们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 “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 以上是杨开明在1929年2月25日所说的话。 1929年8月，即将离任的特委书记邓干元，则是说得更为离奇，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 邓干元还向中共中央建议了解决袁王的详细办法： “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中策行之最久，上策亦行之，而土匪不再上当，下策则须依现时之情形，而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想办法？” 他们採用了下策。 袁文才走了不该走的一步 平心而论，美玉尚有暇疵，袁文才、王佐，凡人耳，岂能是十全十美之人？他们也有缺点。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前夕，为了调整守山的力量，毛泽东主张留下三十二团协助红五军，同时，为了加强红五军的力量，又从红四军抽调一部分干部充实到了红五军，而袁文才则担任红四军副参谋长，跟随红四军大部队行动。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部队走到东固，袁文才竟一人私自跑回了井冈山。 袁文才欣欣然下山，为什么半途折返？据一些当年曾是袁文才与王佐部下的老人讲，袁文才在进东团的路上，意外地得知了六大文件《苏维埃政府问题决议案》的内容，心中惊慌，此致不告而别；再加上他地方观念太强，害怕此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得来，于是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 不过，袁文才终究是一位党员，在王佐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时任宁冈县委书记的何长工，勇敢地承认了错误。宁冈县委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并让他继续担任宁冈县委常委。 事情平息了，但袁文才走了这不该走的一步，实为下策。 同时，袁文才这次不光彩的逃兵经歷，也为他日后的杀身之祸埋下了祸根。 毋庸讳言，早年的绿林生涯也导致了袁文才和王佐一些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唯我独尊，目中无人。绿林时期，袁、王二人在井冈山上下相互唿应，控制着这一带的生杀大权。 曾有老人回忆说，工农革命军来井冈山之前，五大哨口之内，大小五井一带，任何可疑之人均逃不过王佐的眼睛。某个外地人在井冈山买了一只鸡蛋，王佐都能详细弄清来人的身份和来龙去脉，正是这样，以致后来积重难返。 但是后来，及至毛泽东来到井冈山，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 毛泽东初来乍到时，袁文才和王佐对毛泽东心怀戒意，但看到毛泽东毫无敌意反而给他送枪，帮助训练部队，猜疑之心渐去，转而信任。再后来，被毛泽东的诚恳所感动，被他卓越的才华所折服，他们对毛泽东简直到了推崇备至，近乎膜拜。 个人崇拜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痼疾，而作为绿林出身的袁、王，似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相信的是某个人。 久而久之，在井冈山除了毛泽东和朱德，袁王渐渐不大瞧得起别人，他们眼里也只有朱毛。 也正因如此，朱毛下山后，袁王开始不大相信特委的领导人，而特委的领导人因与袁王在上客籍问题上积怨已深，看到袁王不听特委的话更是忿忿不平。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特委一些人的政治“能力”和理论“水平”。随着与袁王矛盾的加剧，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中共六大文件，这是他们的尚方宝剑。歷史朝着我们极不情愿看到的方向然而却是沿着预定轨迹向前缓缓推进。 第109页 一张大网，已经撒开，只待信号一响，便要收紧。 袁文才和王佐想办兵工厂 袁文才和王佐想创办红军的兵工厂的想法及其行动，对特委一些人来说，就是一声刺耳的信号。 时间推进到了1929年的下半年。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逐渐远离了井冈山，向外游击，他们目的是要建立湘鄂赣根据地。 袁王部队虽然属红五军编制，但他们主要还是在井冈山一带活动，这时袁文才和王佐分住于茅坪和茨坪，成为留守在湘赣边界的主要军事力量。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袁王的部队仍归属湘赣边界特委领导，虽然袁王与特委貌合神离，但一俟情况有变，袁王还是会听从特委的召唤，联合行动。 转眼到了1930年的春节，袁文才和王佐开始实施他们酝酿已久的办兵工厂计划。 他们将目光瞄准了罗克绍。 罗克绍，是湖南茶陵县江口人，湘赣边界五县反动民团的头目，专以红军为敌，为此，他还在茶陵开办了一个能生产枪枝弹药等军需品的小型兵工厂。这个兵工厂七天能造一条步枪，在湘赣边界一带，罗克绍有“军火土豪”之称。 罗克绍，对袁王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刚过完春节，茶陵县游击队队长吴光涛报告袁文才和王佐，他已探得罗克绍的行踪，正月里，罗克绍就住在离茶陵江口二里之遥的蕉坪他的姘头家里。 袁王一听，磨拳擦掌，2月11日，一个晴朗的早晨，袁王带领部队从宁冈新城出发，向茶陵江口开去。 原袁文才部战士郑善致回忆说：“江口是个有百户人家的小圩镇，只有一条小街，蕉坪离江口大约两里样子，站在山口能看清整个蕉坪，一条小河流向江口，和沔渡流来的大河在这里会合，小河的两边都有房子，是个二三十户人家的村庄。罗克绍的姘妇住在河对面的一栋青砖大屋里，也是比较富裕的人家。天一亮，大概5点钟左右，就听见江口响起了枪声，我们就下水过河，冲到他家。罗克绍刚刚爬起来，他是个高大粗壮的人，他披着一件中山装，还没有扣上，里面穿着葡萄呢的马褂，头戴土产白色染成的黄大盖帽，一只手拿短枪，一只手拿着皮带还没有繫上，对大门直出。这时王金标和刘升两个人冲上去，罗克绍拿起枪向他们开了枪，但没打响，马上就跑。大约走了百步远，门口一个河坝，刘升把步枪一扔，扑上去双手卡住他的脖子，王金标脚上解下绑带把他的手反绑起来了。这时我们一起冲进了屋，捉到了他一个勤务兵，搜到了两技兵工厂造的新枪，楼上楼下搜了一遍，里面有很多腊肉腊鹅。搜完后，我们在沙洲集合。这时，袁文才、王佐带领部队把兵工厂的东西挑来了，枪工抓到了十七八个，也押来了。” 袁文才和王佐对枪工非常客气，他们知道要办兵工厂，得靠这些“专业技术人才”。因此从茶陵返回时，这些枪工空着手，而那些战士每个人肩上都挑了沉甸甸的一担。 回到宁冈新城，袁文才亲自给罗克绍松绑，并备了丰盛的酒菜为他压惊，吃喝罢了，又拉罗克绍打麻将。 而罗克绍惊魂未定，从头至尾，犹如一具行尸走向，任由袁王二人摆布。 这时宁冈县的赤卫队队长谢希安看到袁王对罗克绍待如上宾，礼敬有加，便跑到袁王面前坚决要求杀掉罗克绍。 袁文才只白他一眼说了声：“你懂什么？” 郑春致也不懂，他问中队长，中队长是个聪明人，他莞尔一笑：“杀了他，怎么到长沙去搞钢铁、洋硝。” 郑善致恍然大悟，但谢希安，最终也没有悟，他气唿唿地将此事告诉了担任宁冈县委书记的龙超清和湘赣边界特委。 不过，谢希安说的是袁文才、王佐勾结茶陵大土豪罗克绍。 进退两难的命令 “袁文才、王佐勾结土豪。” 这件事传到特委，不啻扔了一颗炸弹，特委个别人在这件事上做足了文章。 不过，决定要杀袁王的毕竟是特委个别人，有些特委领导人并不愿看到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他们为调和双方的矛盾尽着自己的努力。 为此，特委在永新的九陇山召开了一次特委会议，旨在调和袁王与特委的矛盾。 然而，这次会议非但没有调和矛盾，反而使矛盾进一步恶化，这次会议也是最终以双方的激烈争吵而告结束。 事已至此，袁王和特委已发展成对立的两个派别，几到水火不容之境。 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关键的人物——彭清泉出现了。 这时的彭清泉是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出现的。 纵观井冈山的歷史，我们会发现，上级的特派员或巡视员一出现，井冈山往往就会遭到损失。 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井冈山指导工作，边界出现了三月失败； 1928年6月，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派任边界的特委书记杨开明到井冈山，边界有八月失败。 如今，彭清泉作为歷次最高级别的巡视员来了。 其实，只要仔细想一想，我们就会明白。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条件，要指导井冈山斗争，只有亲身参加了井冈山斗争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个别人高高在上，只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凭一时的兴趣、一时的冲动，就乱发号施令，瞎指挥，其后果必然是一场浩劫。 第110页 中国，经歷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彭清泉来了，他带着上级指示而来。 显然，在看了杨克敏、邓干元等人的报告后，上级要有所动作了。 1930年1月18日，在袁王大难临头的前一个星期，衔命而来的彭清泉在遂川县的于田圩主持召开中共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和红五军军委的联席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对袁王的处理，包括详细的解决办法。 会议最后决定，袁王问题的解决，由彭清泉督促执行。 紧接着，特委下令，整编地方武装，准备配合主力红军攻打吉安，请袁文才、王佐速率所部赶到永新城集结。 一道进退两难的命令。 袁王在紧张地思索。 特委在这个时刻下这个命令，让人觉得前方是一个巨大阴森的黑洞，特别是带着所有的部队，离开熟悉的井冈山，开进土籍人群集的永新城。 而退一步呢？ 袁文才、王佐同样考虑到了。他们与特委之间本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任何小小的差错都会给对方以口实，给对方留下把柄，这种厉害，他们领教过多次了。也许，他们等的，就是这一招？ 前思后想，愁肠百结…… 愤怒的东关潭 最后，袁文才、王佐终于带领部队，在特委规定的时间内赶到了永新县城。 大幕彻底拉开，一场导演了许久的大戏，正紧锣密鼓地上演。时间是1930年2月22日。 袁文才和王佐进到永新城内，受到了特委热烈而热情的接待，那种同志加兄弟的氛围，让人感到“宾至如归”。 但是，袁文才和王位很不安。 当天晚上，特委会议在永新城一家民房里召开。 彭清泉直奔主题：“有人背着特委，勾结茶陵土豪罗克绍，破坏苏维埃政府，破坏分田，受编不受调……” 罪名之大，足以蛊惑人心。 袁王二人头皮阵阵发麻。 袁文才虽是绿林出身，但到底读过几年书，见过世面。他忍住气，站起身，将他们这段时间的行为—一向特委作了汇报，最后，又把抓罗克绍的动机和经过—一详陈。 会场出现了短时沉寂。 而耿直的王佐早已按捺不住：“你们这帮人，整天无中生有，老子为建兵工厂，辛辛苦苦，却遭到你们的污衊……” 朱昌偕说：“你们干什么事都背着特委，根本就不把特委放在眼里……” 接着，王怀、龙超清等人群起而攻之，久积的忿怨，化作了种种罪名，纷纷落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头上。 同情的天平，迅速偏斜，倾向特委一方。 袁文才、王佐据理力争、力陈己见，就种种强加于自己的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的罪名，作着努力的解释。然而，这时，双方的争吵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会议的形势，变得已无法控制了。 恼羞成怒的彭清泉，拔出手枪，“唿”的一声拍到桌子上，双眼似要喷出火来，“你这个土匪，眼里还有没有上级领导？” 如同晴天霹雳，喧闹的会场霎时死一般寂静。 “土匪”，这在当时是一个敏感的字眼，早已知道中共六大文件内容的袁王最担心听到的就是这个字眼。 然而，这两个字已经从代表中央的人的嘴里嘣出来了。 仅仅沉默了几秒钟，不甘示弱的王佐也“啪”的一声将自己佩带的白朗宁手枪放在桌子上：“你敢骂我们是土匪？老子的枪也不是吃素的！老子今天就做个土匪的样子给你看看！” 朱昌偕急忙出来回场：“大家息怒息怒，暂时休会。” 会议暂时结束了，但是，双方堵在心中的怒火却越烧越旺。 休会之后，彭清泉叫住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人，又连夜开会，决定由朱昌偕、王怀火速赶往安福的洲湖，请驻扎在那里的红五军出面，帮助解决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一切办妥，朱、王二人又先期赶回了永新。 第二天，特委对前事只字不提，杀猪宰羊招待袁王及其他县里来的地方武装。晚上，又请来一个戏班子，在城里唱起了採茶戏，一派歌舞昇平、太平无事的模样。 这天晚上，朱昌偕按照预定计划，将袁文才安置在尹家巷22号院里，王佐则安排在尹家祠堂内，与刁辉林、李神龙住在一起。 24日拂晓以前，红五军第四纵队臂缠白布带，在郭炳生、刘宗义的带领下，按照特委的交代，如期赶到了永新城。 彭清泉下令：“事不宜迟，立即行动。” 清晨4时许，一声尖厉的枪响划破永新城宁静的夜空，霎时，永新城内枪声大作。 朱昌偕一马当先，手提驳壳枪，冲进了尹家巷22号。睡梦中被惊醒的袁文才翻身而起，急忙从枕头底下掏出手枪。 然而，已经迟了，朱昌偕手起枪响，袁文才裹着蚊帐，沉重地滚下床来。 住在尹家祠堂内的王佐听见第一声枪响，便已惊醒过来，他知道大事不好，马上跃起，与刁辉林、李神龙等人冲出祠堂，跃上战马，驰向城外，沿着向井冈山的路径，飞奔而去。 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在通向井冈山的必经之路东关潭上的浮桥早被悄悄抽去。 第111页 王佐等人还茫然无知，后边的枪声越发急了。朦胧之中，看看快到东关潭边，王佐又快马加上一鞭。 随着“扑通通”几声沉闷的响声，王佐等人未及勒马，一头栽进了东关潭，平静的东关潭顿时掀起阵阵涟漪…… 三天之后，在东关潭下游，浮起了王佐苍白肿胀的尸体，脸朝青天，国眦尽裂…… 一代豪杰，英魂飘散…… 这年，袁文才三十二岁。 王佐，三十二岁。 这一对生死老庚，真正做到了同年所生，同年而死。 据老人们说，那一夜，永新城激烈的枪声，让人听了心碎。 湖南醴陵人翁徐文在这场突发的事变中是一位目击者。1930年2月，他作为莲花赤卫大队的一员，随部赶到永新，听命特委整编，然而晚上突然接到命令，说袁王已经反水，要他们去缴袁王的枪。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当晚还规定了两个口令，先说‘普通’，再说‘特别’，如果答不上来就可以开枪，事后每人发一条白带子捆在左臂上，目的是与袁王部队区别开来，发现没有白带子的就开枪。凌晨四五点钟全城开始行动，枪声四起，听说袁文才是被特委的一个人用手枪打死在床上。我还在窗口外看了，有几个尸体，很多血。袁王部队大部分都在城内解决了，结束后就天亮了，听说王佐带了一个连逃跑了。我们后来才知道王佐淹死在河里。” 郑善致当时也跟着袁文才到了永新。他说： “半夜过后，大概2点钟左右，我们听见了枪声。我爬起来连鞋都没穿，走出门去一看，茶陵游击队住地门口打死了一个卫兵，五军的人冲进茶陵游击队的驻地，茶陵的同志说他们是茶陵游击队，五军的人退了出来，冲到了我们驻地。他们问我们是哪里的，卫兵说，我们是宁冈的，一下子冲进好多人，我们一看，红袖套上还扎了白带子。他们冲进来说；‘缴枪、缴枪’，枪都是挂在墙上，他们把枪取下来又说，‘上刺刀，’这时我一听不好了，就在混乱的时候钻了出来，走到对面一个磨豆腐卖的店里，想从后墙爬出去。我还没爬上墙，忽然几根枪顶住我的背上，‘你走，就把你打死！’我被俘押回二中队驻地，二班人看守我们。一、三中队听我们这边叫缴枪，马上关了门。他们从楼上们缝里与红五军打起来了，一直打到天亮，有四个人打断窗子杆，跳了出去，一个个打死了。 “天亮了，停止了枪声，我们被关在南门一个大祠堂里，派了部队看守着。听说袁文才被打死了，王佐逃走了，还派了两个会水的人去东关潭摸，看是不是淹死了。” 当年曾是红五军战士的田长江说：“关于王佐、袁文才被杀的问题，那是1930年发生的事。当时我们住在离永新城几十里路的地方，李灿给我们讲了话，说接到特委报告，袁、王要反水，要我们去解决他们。部队傍晚出发，拂晓前赶到永新城。我参加了这次战斗，我们左手臂上扎了白毛巾，以白毛巾为记号，还规定了两个口令。袁文才是打死在床铺上，床铺是用门板架的，袁文才还没有起床，就被枪打中了。王佐冲出去了，但在过永新河时淹死了。他们的部队也被打散了。” 另一位目击者，当年的红五军战士，建国后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的李寿轩中将说：“这次行动的时间是一个晚上，部队将永新县城包围了，参加的部队除我们这个大队外，还有其他大队。人不多，只有二三百人，郭炳生、张纯清等都去了，当时说袁文才、王佐是反革命。袁文才是朱昌偕开枪打死的，袁文才和朱昌偕睡在一起，一到行动时间，朱昌偕便将袁文才被打死了。王佐大概听到枪声，马上冲出去了，永新县城他熟得很，我当时执行的任务是守在城墙门口的城墙上头，袁文才被打死了以后，我们看见王佐往浮桥上跑，部队也让王佐跑，浮桥是用船撑的，中间的船没有了，结果王佐落水被淹死了。” 仅仅过了三天，长沙《大公报》发了一则消息：“彭德怀枪毙袁。王两匪：原因疑袁、王有反动行为，捉获守望队长不杀。” 彭德怀说：“我犯了轻听轻信的错误” 袁王事件过去二十九年以后，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以及在此之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跳出来向彭德怀开炮，指责彭德怀当年为吞併袁王部队，不惜杀害袁王。 彭德怀有口说不清。 让我们再回到1930年2月22日的深夜。 特委书记朱昌偕与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赶到安福县洲湖红五军驻扎地，直接找到了彭德怀。 朱昌偕和王怀说：“袁文才和王佐要叛变了，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他们强迫特委决定把边界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王佐讲话时，把驳壳枪砸在桌上威胁我们。现在永新城内驻的全是袁文才、王佐部队，如果我们不答应他的条件，所有参加会议的边界县以上同志有被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到了万分危险的地步，请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彭德怀感到疑惑：“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乌县桂东、城口、南雄时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致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样快呢？” 第112页 朱昌偕急得直跺脚：“哎呀，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四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说来话长，现在来不及细说了，还是请五军的同志快去解围吧。” 彭德怀感到棘手，他见事情突然，时间紧迫，便立即主持召集了军委临时会议。 会议决定，由郭炳生、刘宗义（即张纯清）带领四纵队，立即赶赴永新县城，协助特委平息这场突发的反水事件。 23日晚，红五军第四纵队赶至永新县城，臂缠白布巾，与驻扎在城内的地方武装一道，向袁文才、王佐部队发起了全面进攻。 一桩轰动一时的惨剧，由此酿成。 作为红五军的主要负责人，彭德怀和滕代远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一念之决。 滕代远说： “解决袁文才、王佐部队是1930年初。一天，特委书记朱昌偕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来到军部，说：湘赣边界特委在永新开会，袁文才、王佐把枪摆在桌子上，要特委把地方武装交给他们指挥。特委没有办法，要求五军支援，把他们解决。我们错误地听一面之词，彭德怀同志当即下了决心，派郭炳生这个纵队到永新去把袁文才、王佐部队解决了。解决袁文才、王佐部队不是预谋的，没有印象。” 彭德怀说： “朱昌偕同志说，如果红五军不立即去解围，边区党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我们接受了特委书记这一要求，便採取了行动。即令第四纵队随朱昌偕同志进抵永新城，袁文才首先冲出来被击毙，王佐在永新过浮桥时，跌在桥下淹死；王佐的特务队数十（大约三十人）人逃往井冈山，其余二百人交给边区特委整编了。假设这些合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1931年，当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如果朱昌偕同志反映的事实不符，那么，我犯了轻听轻信的严重错误。” 肖克望“洋”兴嘆 在袁王被诛杀的当天，他们的部下，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除少部分逃回井冈山外，其余的或被击毙，或被遣散，或被改编。 然而，特委仍不放心，事后，又令红五军第三纵队派出部队上井冈山搜寻袁王的余部。第四大队长李聚奎接受这任务，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 李聚奎是1928年冬随红五军上井冈山的，初到井冈山，他们受到了井冈山人的热烈欢迎，井冈山失守后，他随部队到了赣南，次年5月随彭德怀重返井冈山，受到了同样的热烈欢迎。 可是，1930年2月，这番上山来，李聚奎感觉到井冈山骤然对他冷淡了许多，部队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冷漠甚至敌意的目光。 特别有一次，让李聚奎震动更大，他们已侦察到袁王余部在一个村子里落脚，但他们赶到时，却连一个人影都不见了。他们问村里的群众有没有看见王佐的反水部队，群众回答： “我们不知道，我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 这句话也许有些过激，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特委的失误下，红五军做了一件错事。 王佐坠入东关潭几天之后，面目全非的肿胀尸体，被王佐的部下给运回井冈山大井。王佐的哥哥王云隆从王佐的手腕上捋下那只跟随王佐多年的玉镯套到自己的手上，面对群山，双膝跪下，恨恨不已，然后将罗克绍放回湖南茶陵，罗克绍代王云隆和袁文才都的副营长谢角铭在衡阳的报纸上通电反共。王佐的余部在王云隆的带领下集体反水，投到了遂川民团肖家壁的旗下。 后来，红军几次派部队攻打井冈山，均半途而返。有一次，肖克率领红十七师甚至攻到了黄洋界的山脚下，然而肖克也只能望着熟悉的黄洋界，望“洋”兴嘆。 歷史冤案在1950年得到了定论 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攻打吉安时，原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陈正人向毛泽东汇报了袁文才和王佐的被杀经过，毛泽东闻之，顿足长嘆：“这两个人杀错了。” 毛泽东已经知道，短期内红军想重返井冈山是不可能了。而事情也正如他所料。 1937年，在陕北高原的古城延安，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昏暗的油灯下促膝长谈，毛泽东再一次充满感情地忆起了当年井冈山的战友：“王佐这个人，我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同一年，同一个地方，当年井冈山的军长，后来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满怀依恋地对另一位美国记者说：“王佐是个好同志，他是当地农民的领袖。” 1949年，沉沦多年的井冈山终于重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50年，陈正人出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任书记，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江西的工作情况时，再次提到了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则重复了当年的那一句话：“杀袁王杀错了。” 也就在这一年，1950年，当井冈山的映山红又像火一般燃遍山山岭岭时，多年的歷史冤案，终于有了应有的定论：江西省人民政府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 1965年5月，又是一年杜鹃花红，毛泽东踏上了通往井冈山的路途，重访三十八年前的故地。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特地接见了王佐和袁文才的妻子。一见面，毛泽东便紧紧地握住两位老人的手，亲切地称唿她们“王嫂子”、“袁嫂子”，一如当年。 第113页 毛泽东还专门与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合影留念，并安慰她们说：“你们的亲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有功劳的，他们为中国的革命是作出了贡献的。” 鲜艷的杜鹃还似当年的火红，平静的东关潭依然平静。九泉之下屈死的英魂，可以瞑目了。 后记 当又一个不眠之夜过去，我们轻轻地搁下了笔。但井冈山斗争的硝烟却好像仍在我们的眼前盘旋、盘旋……挥之不去。 笔者都是土生土长的井冈山人，在这块浸染了先烈鲜血的红土地上长大，成人。孩童时期，父辈、祖辈就以故事的形式将有关井冈山的歷史片言碎语地灌入我们的脑海，那些并不系统的歷史给我们的印象和影响太深太深，这也许是我们撰写本书的最早冲动吧。 后来，从事了这段歷史的研究工作，井冈山在我们的心中渐渐丰满、高大起来，特别是一些歷史教科书以外的东西，让我们感慨、激动、惊奇，有时，还有些许的悲愤。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我们走访了大批当年井冈山斗争的当事人，其中包括老将军、老红军、老赤卫队员，以及当年叱咤一时，后来却默默无闻，甚至反遭诽谤和迫害的人。他们的回忆成了这本书最原始的素材。 就在本书行将付梓之际，我们再一次来到井冈山大井毛泽东旧居，当年毛泽东的房东和邻居跟我们聊了很久。有一位老人说：“井冈山失守时，我被迫流亡外地，后来回来重建家园，在屋后的菜园里翻土时，在不到半亩的菜地上，就挖出了十三具骸骨。这个地方，正是当年红军医务所的遗址。”老人唏嘘着说：“那个年代，孩子是吓大的，老人是饿老的。” 另一位老人说：当年白狗子窜进大井，焚烧了大井的房屋，毛主席的旧居被烧得只剩了一堵弹痕累累的残墙。白狗子走后，当地的老乡用蓑衣、斗笠将这堵断墙小心翼翼地遮起来，他们说，毛委员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听着老人的话，笔者记录的笔已颤抖得写不下去了。 歷史的长河不停地滚滚向前，当前来“圣地”旅游参观的人们潮水般地走进那些陈设简单的旧居、旧址，又潮水般地匆匆离去时，他们脑海中的井冈山会是那样丰满吗？ 我们的种种努力正是为了弥补这种缺憾。 在我们的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许多人的帮助，特别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花蕾同志自始至终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和热心的指导，在此，我们一併表示诚挚的感谢！ 作者 1998年元月于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