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之魂.星辰谱（全四部）》 第1页 [军事小说] 《中华之魂.星辰谱（全四部）》主编：翟明战【完结】 内容简介：《中华之魂:星辰谱(共4册)》是由69名老一代革命家和革命烈士子女共同撰写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共分四卷——“父辈的追寻”“母亲的求舍”“儿女的梦幻”和“人生的冷暖”。全书以160余万字、800余幅珍贵歷史图片，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先驱及其子女的斗争生活经歷，讲述了众多鲜为人知的红墙内外的真实故事。 作者简介：翟明战，济源市邵原人，原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处长，中国戏剧出版社副社长，《中华之魂》编委会主编，《民族之魂》编委会主编，济源市邵州文化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女娲神话和邵州文化的研究，参与《济源邵原神话群》的编辑工作并担任顾问。 目录 第一部 父辈的追寻 第一篇 父辈的追寻不能忘 引 言 第01章 共产主义理想 第02章 缔造工农武装 第03章 长征世纪丰碑 第04章 人民当家兴邦 第二篇 儿女眼中的父辈 引 言 第05章 李大钊的一家 第06章 陈独秀父子间 第07章 毛泽东的儿女们 第08章 刘少奇的舔犊之情 第09章 任弼时、陈琮英和他们的孩子 第10章 面对革命和儿子的刘伯坚 第11章 张浩一家人 第12章 董老父女间 第13章 革命妈妈——曾志 第14章 巾帼英雄——张琴秋 第15章 外交家夫人朱霖和子女 第三篇 阶级斗争捨生 引 言 第16章 “二七”死难烈士的光辉代表——林祥谦 第17章 《墓畔哀歌》祭——君宇 第18章 尽善尽美惟解放的——王烬美 第19章 燃烧自己照亮长夜的——萧楚女 第20章 革命何须怕断头的——杨超 第21章 好汉身躯为群裂的——周文雍 第22章 砍头不要紧的——夏明翰 第23章 立志创造新社会的——刘绍男 第24章 誓为人民灭虎狼的——贺锦斋 第25章 再世当为天下雄的——熊亨瀚 第26章 但愿工农万万岁的——彭湃 第27章 歷史的长子——殷夫 第28章 留得豪情作楚囚的——恽代英 第29章 不惜惟我身先死的——邓恩铭 第30章 工农红军的杰出将领——黄公略 第31章 勇勐的奋斗者——邓中夏 第32章 风雨登轮出国门的——何叔衡 第33章 孤身入虎穴的——钱壮飞 第34章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瞿秋白 第35章 以“两条半枪”起家的——方志敏 第36章 铁窗难锁钢铁心的——王若飞 第37章 在烈火中永生的——叶挺 第38章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的——陈然 第四篇 民族斗争取义 引 言 第39章 民族英魂永不灭的——杨靖宇将军 第40章 尽忠报国的——张自忠将军 第41章 千古美名留的——戴安澜将军 第42章 愿拼热血卫吾华的——左权将军 第五篇 路线斗争求真 引 言 第43章 在时代中求真和追寻的——朱德 第44章 愿把身躯易梦真的——续范亭 第45章 在不屈中求真和追寻的——彭德怀 第46章 在无悔中求真和追寻的——陈毅 第47章 在永恆中求真和追寻的——周恩来 第48章 终生追寻和不尽烦恼的——毛泽东 尾声 第二部 母亲的求舍 第一篇 信念.追求 引 言 第01章 “国之瑰宝”——宋庆龄 第02章 巾帼女杰——邓颖超 第03章 史册留英名——向警予 第04章 “双枪女将”——贺子珍 第05章 血染雨花台——何葆珍 第06章 骨硬志坚——陈少敏 第07章 钢铁战士——李伯钊 第08章 两闯鬼门关——李开芬 第09章 忘我为革命——萧月华 第10章 在烈火中永生―邱清玉 第11章 求“明清”何其难——徐明清 第12章 宁折不弯——王长德 第13章 报国何计女儿身——王根英 第14章 对死亡不屑一顾——黄励 第15章 丰碑铭刻女红军 第二篇 伴侣.战友 引 言 第16章 长空舞忠魂——杨开慧 第17章 中华英杰——伍若兰 第18章 风雨征程中——刘英 第19章 我的妈妈——陈琮英 第20章 掌握自己命运——林月琴 第21章 人生无怨无悔——谷羽 第22章 忘不掉那些年月——浦安修 第23章 耿耿的晨星——忆张茜的妈妈 第2页 第24章 含笑长辞——秋葵 第25章 一心为革命——周东屏 第26章 我的母亲——刘志兰 第27章 歷尽磨难——李秀文 第28章 在爱的苦海中游泳——吕璜 第29章 在期望中度日——梅志 第30章 史诗吟咏伉俪情 第三篇 儿女.未来 引 言 第31章 笑看旌旗红似火——赵一曼 第32章 功不可没——安娥 第33章 育苗甘为先——曹孟君 第34章 冒死救孤幼——罗叔章 第35章 口碑胜墓铭——蒋鉴 第36章 毕生为难童——杜彦桐 第37章 育建国人才——赵君陶 第38章 心中只有孩子——丑子冈 第39章 永远活在学子心里——王一知 第40章 博大质朴——康克清 第41章 天下至圣慈母爱 第三部 儿女的梦幻 序 言 特殊时代的平凡人 第一篇 “上帝宠儿”——与共产党同生存共命运的一代 引 言 第01章 生离死别的——毛岸英 第02章 在襁褓中离开父母的——刘允斌、刘爱琴 第03章 多灾多难的——朱敏 第04章 九死一生的——贺捷生 第05章 没有父母爱的——张代侠 第06章 在战火中成长的——黄义先 第07章 从荒坡上捡回来已断气的——任湘 第08章 蔡妮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日子 第09章 民众的女儿——项苏云 第10章 颠沛流离的——李特特 第11章 将来又是个大革命的——罗西北 第12章 寄人篱下的——王继飞 第13章 和母亲风雨同舟的——聂力 第14章 朱总司令的儿子——刘太行 第15章 珍惜父母爱的——瞿独伊 第16章 魔窟铁牢里的——囚童军 第二篇 “特权阶层”——与人民群众无法割裂的一代 第17章 几十位父母的——彭士禄 第18章 人民的女儿——杨月花 第19章 写了抱约的——刘熊生 第20章 林苏生与邓瑞生 第21章 陆范家定 第22章 寄养在工人家里的——聂力 第23章 石来发与蔡春华 第24章 罗家儿女 第25章 红军的女儿——方梅 第26章 吃百家奶的——刘克府 第27章 在异国他乡的——蔡妮 第28章 卐字旗下小囚徒——朱敏 第29章 流落街头的——毛家兄弟 第30章 沦落为放牛娃、童养媳的——刘氏兄妹 第31章 千里寻父母的——陶斯亮 第32章 组织部的女儿——刘朝兰 第33章 巧遇首长的——杜吉昌 第34章 忘不了那段情的——李铁映 第35章 胸中装着他人的——林汉雄 第36章 为了革命后代 第37章 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 第38章 黄土地洛杉矶 第39章 罕见的娃娃长征 第40章 四支儿童军的五条长征路线 第三篇 “红色贵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的一代 引 言 第41章 背井离乡苏联国际儿童院 第42章 圣地幼苗歷尽寒暑迎甘露 第43章 延安中学转战陕北变迁多 第44章 华东学子烽火摇篮五千里 第45章 边区联中一路坎坷一路歌 第46章 溪流归海公育儿童汇北平 第47章 老区教育改革除旧开新路 第48章 老区教育改革的五大突破 第49章 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十大特点 第四部 人生的冷暖 序 言 一代贤愚史册留 第01章 碧血染青史的——陈延年、陈乔年 第02章 子承父业的——李葆华、李星华 第03章 国际主义战士——毛岸英 第04章 丹心照汗青的——刘允斌 第05章 帅府平民女——朱敏 第06章 “光明在前”的——任远志 第07章 从自然科学之路步入仕途的——叶选平 第08章 平凡的有心人——苏河清 第09章 在父辈薰陶中的——邹家华、叶楚梅 第10章 新中国第一个俄语播音员——瞿独伊 第11章 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彭士禄 第12章 延安时代的青年楷模——谢绍明 第13章 水电专家——罗西北 第14章 国防科技线上的尖兵——叶正大 第15章 民革主席——李沛瑶 第16章 人民音乐家——施南光 第17章 劳动模范——刘虎生 第18章 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者——陈祖涛 第19章 自强不息的——伍绍祖 第20章 默默奉献的——李特特 第3页 第21章 水电将军——贺毅 第22章 誉满江河的陕北娃——崔军 第23章 为祖国得殊荣的——黄健 第24章 走出多灾多难岁月的——郭志成 第25章 民歌旗手——刘燕平 第26章 心中只有祖国的——赵施格 第27章 至死不屈的——孙维世 第28章 监狱之星——张燕林 第29章 稀有元素矿产勘探专家——任湘 第30章 工具机工艺革新能手——张代侠 第31章 不向病魔让分寸的——刘彤矢 第32章 群星在太空闪烁 第33章 人生旅途中的思考——对毛远新平步青云之我见 后记及《中华之魂》编委会名单 第一部 父辈的追寻 第一篇 父辈的追寻不能忘 引 言 太空星辰有明暗，大地儿女分愚贤； 自古将相本无种，人生血脉总相连。 歷史造就人才，鲜血凝成丰碑。古老而文明的中国，人杰地灵、英雄辈出。20世纪的华夏大地，又出现了一批超越前贤先哲的伟大人物：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张太雷、陈潭秋、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罗亦农、郭亮、赵世炎、朱德、刘伯坚、任弼时、邓小平……他们探寻改造社会的“本源”，研究宇宙万物之真理，领导工人斗争，发起农民运动，缔造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带领龙凤传人，歷尽千难万险，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江山。他们是领袖，是嚮导，是伟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是百姓，是平民，是凡人。他们获得过伟大的胜利，立过不朽的功勋，受到过无限的崇敬和颂扬；他们也遭受过挫折，犯过错误，受过处分。不管世人如何看待和评价，他们永远是高高悬挂在蓝天上的明星，在苍穹闪烁的星座里，他们拥有自己的光辉，普照着中华大地，也普照着自己的儿女。 人生的道路，不是凭父母铺设，而是靠自己走。伟人的子女并不是天生的将门虎子，他们中有成才者，也有凡夫俗子，这是客观事实。我们将这些真人真事展现在读者面前，不修饰、不美化、不拔高，实事求是，有啥说啥。这一个个平凡的形象，默默奉献的品格，对于那些追求权力和享受、计较个人功利和得失、完全忘掉为人民服务的人来说，是一面对照自己、认真反思的镜子，是一只召唤和震撼共产党员灵魂的号角。对那种“中国高干子女，是上帝宠儿，红色贵族，特权阶层”的说法，应该认真地剖析。据说一个孩子幼年时的印象和生活体验，都近乎于潜意识，在心灵深处，留下了终生不灭的印象。这种说法是否科学，我们不妄加评论。但任何成熟的精神意识，都必须以前人的精神成就为基础。后辈人理想、信念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先辈传给他们的精神为前提的。 敌人极端残暴、极端兇恶，对革命先驱者施行野蛮的镇压、逮捕、监禁、刑罚、屠杀……李大钊在敌人绞架面前，作了最后一次演讲，然后从容就义；蔡和森被摊开四肢，钉在壁上活活打死，没有喊叫一声；彭湃在临刑时态度自若，高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瞿秋白临刑时对国民党监刑官说：“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没有共产党人，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刘伯坚在临刑时向敌人要来纸笔，在写给兄嫂的遗书中说：“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 父辈们面对敌人冒烟的枪口、带血的刺刀，在倒下之前，胸中仍牵挂着革命，也牵挂着自己的儿女。但去的，是这样从容地去了；留下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楷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父辈们用这种为民族大业不惜血洒疆场，无私无畏，甘愿奉献的革命精神，谱写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歷史篇章，给子女们留下了终生不灭的影响。 歷史同现实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繫，现实是由歷史演进而来的。由于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在思想道德文化等精神领域，歷史积淀的重量和影响更加显着，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我们只能正视，而不能迴避。但这绝不是说“龙生龙凤生凤”，而是说歷史给了革命先驱的后代一个特定的环境，提供了成才的良好条件。究竟能不能成才，关键还在于他们自己后天的努力。本书中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足以证明家庭影响、早期教育和后来的人生道路是密切相关的。 陈延年、李葆华、毛岸英、刘允斌、叶选平、刘虎生、叶正大、罗西北、朱敏、彭士禄、任远志、聂力、苏河清、瞿独伊……这些先驱者的后代大都出生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降生人世后，又多数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当过放牛娃、童养媳；有的童年、少年时和母亲一起坐过监狱；有的出生在监狱里、战场上、长征路上、驴圈里……还有很多孩子丢失了、夭折了……所以，革命前辈们曾大声疾唿：“我们这代人的牺牲，原为了下一代的成长，我们断不许我们自己的孩子，再遭受敌人的损害！为了民族的命脉，我们应立即实行保护与培养中华民族的继起主人。” 第4页 为了“为革命培养后备力量，为民族造就人才”，共产国际在苏联，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在解放区，创办了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託儿所和学校。这在当时绝不是“特殊化”的表现，而是振兴民族、富强祖国的长远大计。 儿童，是革命的后代，民族的未来。没有后备力量的民族，从来都是没有明天、没有希望的民族。为此，党把一些烈士遗孤、干部子女，先后送往莫斯科、延安、北京生活、学习。他们穿的是统一的服装，住的是集体宿舍，吃的是食堂；实行养教结合、教导合一；组织学生参加实际活动和劳动；把教学、训导、保育三者结合在一起，使孩子们在学习、生活中能亲身体会到他们有幸到革命大家庭来，就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牢记自己的责任：国家的一切耻辱，将来要靠他们去洗雪。民族盛衰的重任，将来要由他们去承担。他们除了年龄不同外，都过着同样的生活、受着同样的教育。他们没有家的概念，很多孩子不知道父母是谁，更不知自己是所谓的“高干子女”。 “劳动光荣”“不劳动者不得食”“人人平等”的训导，使他们从小就自己动手开荒、种菜、纺线…… “追求理想、美好社会宏旨”的教育，营造出他们强烈的向善性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愫。 “求真务实，勤劳俭朴，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正道直行”的传统美德的发扬和“崇尚气节，道义至上，无私奉献”的民族精神的继承，使他们对特权阶层及其子弟始终怀有牴触心理和嘲讽批判的态度。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高干子女”大都回到了自己的家庭和父母身边。于是，自己又程度不同地分享了家庭的特权地位和待遇，和其他享受特权的子女一起受到来自百姓的批评和反感，甚至海内外还流传着什么“中共太子党”……但他们却丢不掉来自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和影响，于是形成了自己看不起享受特权的干部子女，又被别人把自己当作享受特权的干部子女而处于尴尬的境地。 古往今来，人自认为最了解自己。然而，无数事实证明，人是最难了解自己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认识你自己吧！”这些中外古今的名言，激励着他们去追寻人生的真谛。 人生，就是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人的生活都是在不断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自身的矛盾中度过的。“是人民把我养大的”， “我是人民的儿女”， “人人平等”的早期意识，仍然是他们头脑中最经得起风浪的、坚定不移的追求。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可以让人们去自由地发表意见、评头论足。 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经受了怎样的内心痛苦？刘伯坚临刑时，怀着何等复杂的感情？朱德得知女儿失踪后，又是如何的默默不语？……父辈们，也曾经受过强烈的感情撞击！ 彭士禄的父母被敌人杀害后，人民群众为了保护这个革命后代，先后有20多位素不相识的山村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做他的“爹妈”，有两位“妈妈”为他一起坐牢。农民妇女丘满菊为了抚养烈士遗孤刘伯坚的儿子，在两个婴儿中只能选择留下一个的时候，她毅然把亲生骨肉送了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发仔阿妈、满姑阿妈为了抚养林伯渠、邓子恢留下的儿子，忍飢挨俄、捨生忘死整整苦熬15年……人民，也曾付出了巨大牺牲！ 毛岸英为了祖国的安宁参加抗美援朝，壮烈地牺牲在异国他乡；刘允斌为了祖国的富强，割捨了爱妻和儿女毅然回到了祖国，献身于祖国的原子能享业；罗西北、崔军、贺毅为了祖国的水电事业，陈祖涛为了祖国的汽车制造事业，任湘为了开发祖国的矿藏……耗尽了他们终生的年华；彭士禄为了打破外国对我国高科技封锁，克服重重困难，领导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叶正大组织、领导科技人员，成功地研制、装备了我空军第一架歼击机；林苏生、邓瑞生为了报答养教他们的人民，大学毕业后双双回到了养教他们的土地……他们没有忘本，没有辜负前辈的期望。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承担着不同的担子，肩负着不同的责任，却以同样的爱心，同样的赤诚，换得了生养他们的人民的信赖。 人生在世，不在于活得长久，重要的是对人民有所作为，有所贡献。凡是对人民有所贡献的人，都是闪烁在太空中的星辰，虽然他们的光亮有所差别，但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歷史的进程，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在歷史中活动的人，也不再是个简单的符号。再不要人为地划分人的贵贱和宠辱了！歷史的教训是深刻的，尽管它有时会被时间的尘埃所蒙住。当我们重新唤回这一永久的记忆时，我们应当理智起来：不谋私利，不拘私情，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革命先驱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捨身忘家，做出了那么多牺牲，谁又以此为资本为自己的子女谋取了私利呢？毛泽东曾反覆说过：“我们共产党的章法，绝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人当了官，沽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这既是对儿女们血的昭示，也是对迷惘人中肯的提醒。 第5页 先驱的后代是不会忘记这一教导的。因为，他们是处在一个前人不曾经歷，后人不能看到的时代；一个充满追求希望、艰苦拼搏的时代；一个经受了血与火严峻考验的时代。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在他们人生的旅途上，他们大多数没有父辈的丰功伟绩，没有父辈的高官显位，没有父辈胸前那么多军功章、鲜花、掌声。但他们血管里涌流着父辈的血液，灵魂里蕴藏着父辈们造就的精神！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写下了他们自己的一页。他们，也像父辈一样，不管世人如何扬抑、褒贬，他们在自己的星座里，永远闪耀着自己的光辉。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淡漠了理想，连“共产主义”嘴上说得也少了，书刊、报纸上更是见得不多了。但是，她在我们父辈们那个时代，确实红火了一阵。那时候，“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不是一个词儿，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亿万人民的实际行动。我们的父辈——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通过“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开创了一条通向民族繁荣昌盛、祖国独立富强的革命之路。 不知从哪年始，人们忘却了追求：“只要祖国需要，我将挺身而出！”这是当年的革命后代，从懂事起就立志要用行动去实践的终生信念。革命导师列宁曾有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现代的年轻人，了解列宁其人的不多，知道这句名言者恐怕就更少了。面对父辈们如歌的业绩，我们深感羞愧与惶恐。那并不遥远的过去，更映照出今日的不肖。为了告慰父辈们未酬的壮志，为了召唤我辈流浪的心灵，为了民族灿烂的明天，我们应该重温这永远不该忘记的革命现代史。 第01章 共产主义理想 俄国的十月革命影响了全世界，也影响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进程。当十月革命的消息传人中国后不久，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从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已经得到初步传播。五四运动，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成长壮大和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发生的。 △李大钊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沱村，1913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1916年春，在神田酒家风雨楼聚会为一位即将返国的朋友饯别，席间写下了互勉的赠别诗：“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当时，国内袁世凯已窃国称帝，各地讨袁风起，李大钊借“风雨”一词，既勉励朋友风雨同舟，共赴国难；又预示封建復辟势力终将被革命的急风暴雨所摧垮，抒发了革命必胜的豪迈激情。 这年夏天，李大钊归国后，即担任北京《晨钟报》编辑，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才能够救中国。 △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 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1879年出生于安徽安庆。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我国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回国后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1916年第二卷第一号改名《新青年》，高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人物。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9年5月4日，从北京大学红楼中涌现出一批手持小纸旗、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的学生。他们与其他12所学校的学生会聚到天安门，又在街上游行示威。这一运动从规模看，只有3000余人自发参加，口号是反对北洋政府外交上的无能，却在中国歷史上开闢了一个新时代，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跨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无产阶级（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代表）成为新时期革命斗争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后来曾说过：“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唿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五四运动从广义上讲，应包括此前已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随后开展的工人、市民的声援运动。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打出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统治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与迷信宣战，从而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此基础上，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才能由民主主义进一步走向共产主义，随后又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发起者。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李大钊联络各界群起营救。陈独秀在狱中关了83天后表面上被获释，却被软禁在家。李大钊与志同道合者研究商量，决定送陈到上海发挥领导作用。因陈独秀不会北方话，又受警探监控，很难出城，为确保其安全，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 1920年2月旧历年关时，李大钊化装成车夫，用马车直送陈独秀到天津码头。在路上李大钊一面赶车，一面与陈独秀商议建立共产主义政党问题。两人取得共识，并决定在南北分头着手筹备。 第6页 陈独秀到上海后，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前身。陈独秀来信询问党的名称是否叫“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同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此时，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威金斯基与中国革命者联络，首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经过交谈，就建立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随后，李大钊介绍威金斯基去上海会见陈独秀，为正在筹划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了国际联繫。 “南陈北李”发起创建共产党组织，从一开始便是国内最先进思想和文化的代表。当时的青年曾经在两人的照片后面题写这样的诗句：“北李南陈 两大星辰 漫漫黑夜 吾辈仰承”。 △毛泽东 早在1918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的同事杨昌济教授，领着湖南长沙师范学校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字润之）来到北大红楼图书馆，想找份工作。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沖一农民之家，后曾身歷农、兵、学三界。毛泽东少年读私塾，16岁人新式的东山小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人湖南新军当兵半年，退伍人长沙师范学校。 李大钊听毛泽东言谈，感到此青年见识很不平凡，同意安排他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月薪8块大洋。毛泽东在此一面工作，一面旁听哲学和新闻课，并总想找名流请教。当时月薪200多块大洋的教授们，谁有心思和时间听一个月薪8块大洋的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起初，惟有李大钊、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态度例外。已是学界权威并已名满天下的“守常先生”接待了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歷的属员登门请教，经过几次畅谈，深感这个操浓重湖南乡音的图书馆助理员志向见解非同常人，并将他介绍给了胡适等名师。 毛泽东通过李大钊的介绍和提供的学习条件，开阔了视野，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掌握了对各种流派比较鑑别的方法。 △共产党小组 1920年5月在上海，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人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小组，由李达代理小组书记；同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罗章龙等建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人在湖南长沙创建了共产主义组织；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在湖北从事武汉地区的建党活动；王烬美与邓恩铭等在济南从事党的筹建工作；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在广州参与党的筹建工作。此外，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张申府、刘清扬、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等人在留法的勤工俭学学生中，也在从事建党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抵达上海，提出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上海发起组很快与北京的李大钊和已去广州的陈独秀相商，认为经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酝酿和准备，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确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小组随即通知各地小组各派代表两名出席会议。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汉俊的住宅里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全国各地和旅日共产党小组的代表，共12名，代表全国党员50余人。12名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烬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由陈独秀委派，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荷兰人）、尼可尔斯基（俄国人）也列席了大会。 在这12名中共“一大”代表中，有10名在30岁以下，惟有和毛泽东一起来自湖南的代表何叔衡已45岁，他年长武汉代表董必武10岁。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并交流了经验。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会议选出的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委员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张国熹利用这两天时间起草会议文件。 7月27日至29日，集中讨论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文件草案。7月30日晚，继续举行会议时被密探发现，即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当时因党员只有53名，各地组织尚未健全，因此只选了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领导机构。陈独秀为总书记。 “一大”时，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未到职）没有出席大会。陈独秀在缺席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总书记。 △何叔衡 何叔衡，是当年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中年龄最大的。他1876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从小一面务农，一面断断续续读了8年私塾。1902年考中秀才，县政府让他去管钱粮，他却愤于衙门黑暗腐朽，甘愿回家种田、教私塾。1909年受聘于云山高等小学堂，在教文史的同时，也开始阅读新书，接触到孙中山倡导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1913年进人长沙，虽已经37岁，却报考第四师范（翌年合併人第一师范）当新生。这位校内年纪最大的学生，一向积极参加青年人的活动，并与小自己17岁的毛泽东结为挚友。后来他到市内中学任教，又担任了省通俗教育馆馆长，利用这一职务传播新文化。1918年，他又是毛泽东等发起组织的青年团体“新民学会”中年龄最大的成员。因他处事老练，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第7页 1921年初，新民学会内部就“改造中国与世界”应用什么主义展开讨论，何叔衡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应信仰马克思主义。同年6月，湖南军阀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销其教育馆馆长之职，7月间，他与毛泽东在长沙同登一艘轮船赴上海，参加中共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湖南，是革命的发祥地。革命，是人们生活的必需。革命者是幸福的，无论在哪个时代，从亘古的大地到苍凉的宇宙间，总会有一种平凡的声音，盪气迴肠。有一些平凡人，奋斗不息；歷史记录了这些平凡的、从平凡中涌现出来的不平凡的人及他们所做的平凡的和不平凡的事。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中，除了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外，李达、林伯渠、邓中夏、蔡和森等也都是湖南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五大书记中，就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个湖南人。湖南籍的革命先驱还有：郭亮、罗亦农、李立三、徐特立、段德昌、何长工、李维汉、李富春、谭震林、陶铸、谢觉哉、毛泽民、蔡协民、左权、耿脱、黄公略、江华、李卓然、滕代远、伍中豪等；我军首次授衔的十大元帅中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三位是湖南人；十个大将中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许光达六位是湖南人；上将中有邓华、李涛、王震、萧克、甘泗淇、杨勇、李志民、唐亮、彭绍辉、杨得志、朱良才、宋任穷、苏振华等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向警予、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第一个女将军李贞也都是湖南人。彭德怀、罗亦农、彭绍辉等，还都是毛泽东的湘潭老乡。歷史给了这些平凡人机遇，时势将这些平凡人造就成了英雄。 △董必武 董必武，是党的“一大”代表中仅次于何叔衡的第二个年长者。他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城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8岁应试中秀才。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昌投奔军政府任秘书官和军政总务科长。1913年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东京，人日本大学读法律，并加人了孙中山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在日留学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1917年回国后在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并办学，成为湖北颇有些名气的教育家和律师。五四运动后，他的思想转向共产主义，翌年夏，通过李汉俊与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党小组接上关系，随即和陈潭秋等在武汉组织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在董老的家乡黄安，就出了两位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200多位军级干部；我军首次授衔就授了50多位将军，如陈锡联、韩先楚、郭天民、周纯全、王建安、谢富治、胡奇才、秦基伟、徐深吉、李天焕、吴先恩、刘昌毅等。这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过英雄们反过来也可以推进时势的前进。不管是湖南还是湖北的黄安，都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黄安，地处鄂豫皖三省要冲，近代为多战之地，民风勇悍。这些革命前辈从小就受到群众反洋教斗争的影响，既看到周围贫苦之状，又能到武汉等地上学接触到新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因此多萌发出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志向。 董老等出外求学有成后，马上为故乡兴办学堂，培养出家乡第一批共产党人，并在大革命的风暴中，促使了民众精神面貌的巨变。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曾将黄安称为“红安”，解放后又正式定名为红安县。 红安，是人民军队的几支主力― 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新四军五师的诞生地。只有这样的坚实基础，才能在一个县里造就出两位国家主席，上百名将军。在这些辉煌的数字下，奠基的是全县48万人口；在战火中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南下的刘邓解放大军；先后共有12万军民英勇牺牲。从1927年黄安、麻城暴动至1949年最后解放，大别山上战斗红旗长达22年不倒。 讲起艰难的中国革命，人民都不会忘记从湖南出来的毛泽东走上井冈山；同时人们也不能忘记董必武的家乡——以黄麻为起点的大别山！ △陈潭秋 与董必武同为武汉代表的陈潭秋，189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书香之家。他祖父中过举人，是当地名流，父亲家道中落，还有能力供他上新式学堂。他在中学、大学期间酷爱文学，精通英语，同时也是校内足球健将和长跑能手。在五四运动中他是游行的带头人，并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经董必武介绍，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后任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併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1920年秋协助董必武发起成立共产主义研究小组，随后又建立了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李达 上海代表李达，1890年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1913年、1917年两次赴日留学，并在那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回国后与陈独秀、陈望道等人发起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代理小组书记。他主编《共产党》理论月刊和《新时代》杂志。他是共产党的哲学家，也是党内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 △林伯渠 林伯渠，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临澧县。幼年读私塾，1902年人常德西路师范，因学习成绩优秀被送到日本公费留学，常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交往并加人同盟会。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继续追随孙中山革命。他二次赴日期间，结识了李大钊，并接受了马列主义。1920年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随后，他按照李大钊意见，安排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越飞，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会见，商讨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问题。 第8页 △王烬美 当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一代革命精英开天闢地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王烬美是其中一个出身比较特殊的人。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多数人家境较好，只有王烬美出身贫寒。他在农村为地主当过佃农，这样贫苦的青年，能走上求学道路，后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在当时社会里是极其罕见的现象。王烬美的出现，既是由于个人非常的勤奋，也是特定的歷史社会环境所促成的。他于1922年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受到列宁的接见。当时的苏俄正值战乱后的全国饥荒，他和代表团的同志们看到，列宁办公室的抽屉里留着半块掺着糠菜的低劣“黑列巴”（面包）。原来这位领袖也与人民吃同样的伙食，吃到一半遇事外出时还珍藏下另一半等回来再吃。王烬美由此深受感动，回到宾馆后看到餐桌上专供外宾的白面包和肉食，他号召身边的同志一起提出应与苏俄人民吃同样的伙食。对此，外宾接待部门坚决不同意，说这是上级的规定。王烬美等人却坚持拒绝享受这种待遇。负责招待的人便说这些食物不能退回，若实在不肯吃便请转送幼儿园或医院。于是，他们便一起商定将客饭转送幼儿园。此后，他们几个月一直吃粗食，不仅心里很愉快，还感到与人民同甘苦是共产党人应有的表现。 △周恩来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据说与鲁迅（周树人）是本家。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思想界空前活跃的这一时期，他开始思考社会革命问题，并阅读了幸德秋水等人所着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19年春，周恩来得知南开大学设大学部，便返回天津人南开大学文科。五四运动中，他是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8月（暑假），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率领天津觉悟社一行二十余人来到北京，他们访问了北京大学、少年中国学会及其他团体，倡议各方进步团体联合起来。採取共同行动改造旧中国。 早期共产主义者人数不多，但工作卓有成效，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他们又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奋斗目标以及组织原则等重大问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有组织地深人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积极培养党的后备力量。 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有一个革命的理论作为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紧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当时只有极少数赴日本的留学生接触过一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着作（还不是原着），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几乎是与党的建立同时进行的，理论准备非常不足。在这近乎于边干边学的歷史条件下，非常需要专门从事革命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大师。李达与相约建党的李大钊、陈独秀以及董必武等人相似，都曾留学日本，并最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些人建党后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党务和社会活动，只有李达专心于理论，并且成果斐然。“一大”后，李达分工任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主编《新时代》杂志，他是中共党内最早的理论家和宣传鼓动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规定了自己的第一个中心工作是从事工人运动。党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日文词，后译为工会联合会，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集中力量领导中国工人运动。其总负责人为邓中夏等。 △邓中夏 邓中夏，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其父中过举人，当过县长。1917年邓中夏随父人京，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在校内他最崇拜李大钊和陈独秀，并在两人影响下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他是北大学生上街游行的主要组织者，而且是冲进赵家楼点火和痛打卖国贼的十几名学生之一。随后前往长沙，联络已返湘的毛泽东，建立湖南学生联合会。1920年10月协助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党的创建者之一。建党后，他投身工人运动，在长辛店、上海和广东省港大罢工中威名远扬。 1922年，邓中夏参加了全国劳动大会，并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领导工人运动。自1922年1月起至1923年2月止，中国掀起了歷史上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罢工斗争达100次以上，参加的工人达30余万人。 毛泽东、何叔衡“一大”后回湘，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为掩护革命活动，二人又发起建立了湖南自修大学，招收有志青年业余前来学习，夏明瀚是该校第一个自修生。后毛泽东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并将党的重要骨干刘少奇、李立三、蒋先云、郭亮等，分派到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湖南常宁的水口山铅矿、粤汉铁路和长沙各重要产业和手工业中去开展工人运动。 △刘少奇 刘少奇，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一个略有些田产的农家。他刚人玉潭高小时，穿的是乡下的大襟衣衫，被大家喊作“乡里伢子”。因他文章写得好，考试又常得头名，哪个还敢小看他！因他书读得多，早在乡下就有“刘九书柜”的绰号。他起初的名字叫卫璜，上高小后又改为卫黄，意思是“卫我炎黄子孙”。在他的床头，刻着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篆字，是他“一日三省吾身”的座右铭。毕业那年，他被全县小学生公推为首领，在宁乡闹起了“反袁驱汤”运动。他对素有“汤屠夫”之称的湖南督军汤萝铭毫不畏惧，每次游行示威，总是走在最前列。1920年秋，他在长沙联合中学读书时，加人了刚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那年冬天，毛泽东和在湘的新民学会会员，团结湖南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运动。刘少奇决定和任弼时、萧劲光等一同赴莫斯科进人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1921年冬，刘少奇在苏俄由青年团转为中共党员。1922年他提前回国，被分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相识，随即被派往安源路矿与李立三会合，参加领导工人罢工。1923年春，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 第9页 △李立三 李立三，1899年出生于湖南酸陵县一个私塾教员之家。1915年在长沙求学时，在报上看到第一师范的“二十八画生”（毛泽东的名字按繁体字书写共28画）的徵文启事，马上前去相会，从此结识了毛泽东。后来，他跑到湘军当了兵。师长程潜因与其父亲同乡并是师兄弟，赠钱让他到北京读书。到京后他又报考了赴法勤工俭学班，于1920年初到法国，干上了别人不愿干的炉前翻砂工。1921年末回国后来到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随后到中共湘区委员会报到，书记正是当初寻友时结识的润之兄。毛泽东介绍他到安源煤矿从事工运，他到安源后即下矿井、走工棚，很快拉起一支工人队伍，成为安源工运最主要的领导人，并大力在工人中发展党的组织。 党在领导中国工人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也注意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在1921年5月间，共产主义者彭湃在他的故乡海丰组织农民，于1922年成立了农会，对地主进行了减租斗争。农民运动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旧式的农民起义的终止，由工人阶级及共产党领导的新的农民运动的崛起。“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彭湃 彭湃，1896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有名的大地主家庭。他在自述其家况时说：“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拥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他先在家乡读小学，又到海丰城和广州上中学，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科，在那里接触到马列着作，受到启发，因组织爱国学生活动一度被捕。1921年，他回国后即在广州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回到县里被任命为教育局长。他上任后就组织学生五一劳动节游行，使海丰官绅大感惊骇，县政府马上罢了他的职。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指派王烬美、邓恩铭、瞿秋白等参加。这次大会在列宁领导下，明确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问题，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就是要反对封建主义― 军阀制度和封建的土地制度。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 同年7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的寓所举行。李达、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等12名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代表全国党员123人。大会通过了许多重要文件，都是出自李达之手。大会还在宣言中明确了党的性质和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剷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在这次大会的12名代表中，蔡和森、向警予是一对夫妻。 △蔡和森 蔡和森，1895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一个破落的小官吏家庭。湖南学界名流、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十年的杨昌济教授认为：弟子满三湘，最好的要数毛泽东、蔡和森二人。他说过：“二子海内人才，前途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向警予 向警予是土家族，1895年生于湖南湘西淑浦县商会会长之家。因与蔡畅是周南女校校友，而结识了蔡和森与毛泽东。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为中国妇女界第一位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妇女部长。 △高君宇 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还有党的发起人之一高君宇。他1896年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1919年五四爱国游行时，他是组织和参加的骨干之一，和许德珩等十几个学生冲进赵家楼，痛打签订卖国条约的官员章宗祥，演出了五四运动壮丽的第一幕。随后，他代表北大学生参加了学联的领导工作。10月，他担任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的骨干和领导。1920年3月，他参加由李大钊指导、由19名学生秘密组成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李大钊在北京组建的共产主义小组首批成员，成为山西省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建党前一年，高君宇组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当选第一任书记。他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在莫斯科亲耳聆听过列宁的教诲。 中共“二大”后，李达与陈独秀的矛盾日益尖锐，李达辞去了中央局宣传主任。翌年，因在建党和发展党等问题上与陈独秀意见不一致，他脱离党组织，回湖南从事教育启蒙工作。此间，他仍和党内的旧友保持关系，并配合着做些革命的宣传工作。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成立总工会，为了反对军阀的高压政策而爆发了政治大罢工，造成了“二七”惨案。 “二七”运动的深刻教训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6月，在工人运动的低潮中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瞿秋白、张太雷、蔡和森、谭平山、陈独秀、张国焘等3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27人）代表党员432人。会议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的立场，肯定了孙中山是革命的民主派，应该与之密切合作。讨论中共党员加人孙中山的国民党，用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民主革命联盟，以扩大革命的统一战线问题。 第10页 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改组国民党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当时的党内地位曾一度仅次于陈独秀而居二把手。而瞿秋白在“三大”上也被选为党的领导人之一。 △瞿秋白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城一个破落的士绅之家。1916年底考人北京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语、英语、法语，研究文学、哲学、佛学，并去北京大学听陈独秀等人讲课。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担任北平学联评议部负责人，带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1920年3月，他参加了李大钊倡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翌年，他以特约记者身份到达莫斯科，撰写了许多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1921年经赴俄的张太雷介绍加人俄共（布）党组织，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在此期间，曾两次荣幸地与革命导师列宁见面。回国后起草了中共“三大”的纲领草案，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 △国共第一次合作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大大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进程。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1924年1月20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是每省由孙中山指定3人，每省又推举3人。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高君宇、林伯渠、瞿秋白等都参加并参与领导了这个有歷史意义的大会。 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议。大会还通过了新的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各项具体办法。 国共合作后，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中国革命武装，广东政府便着手筹建军官学校，1924年5月间在广州黄埔正式成立，通称“黄埔军校”。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他1924年9月回国到广州后，就组建了由共产党员掌握的第一支部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来发展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他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校长蒋介石）、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总指挥蒋介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长蒋介石），併兼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他根据法、俄革命经验，在国民革命军中创建了许多全新的制度，成为中国军队中革命政治工作的最早开拓者。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干部如挥代英、萧楚女、叶剑英等，都先后在黄埔军校里担任各种负责工作，学员中也有许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这一年，赵世炎由莫斯科回国，应李大钊的要求担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并主办北方区委的《政治生活》周刊。 △赵世炎 赵世炎，1901年生于四川酉阳一个有较多田产的工商业主家庭。他二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给少年赵世炎以很大影响。他随二哥到北京求学结识了李大钊，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春赴法勤工俭学，曾组织华工斗争并参加学生运动。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主持召开了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当选为书记。赵世炎回国后在李大钊身边工作，李大钊多次称赞说：“世炎脑子快，很多问题对我很有启发。” 在当时的国民党中，本来包含着许多自1911年以来就已经腐化了的反动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分子，这些成员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右派；以孙中山、廖仲恺为首的坚持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民主派，成为国民党左派；还有一些动摇于这两者之间的分子，则是国民党的中间派。 1924年，林伯渠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后，于同年11月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林伯渠一直跟随左右。张作霖和段棋瑞因为在“反直战争”中表示和孙中山联合，为了欺骗人民，这时也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企图笼络和软化孙中山。 孙中山由于和共产党合作，并接受了共产党关于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在“北上宣言”中说：要“推倒军阀”使“曹吴復灭之后，永无继起之人”，对外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主张“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而要“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 △张太雷 1925年1月，刚回国工作不久的张太雷主持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三大”。张太雷，1898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封建世家。1915年考人北京大学法科，后转人天津北洋大学法政科，边读书边搞翻译。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作为天津学联代表人京结识了李大钊等人，随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0年春，共产国际代表威金斯基来华找李大钊、陈独秀商议建党事宜，张太雷担任翻译。随后，他参加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并于1921年初奉派赴苏俄，担任国际远东局中国科的书记。1921年8月回国后，为刚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翻译。不久，张太雷陪同马林去会见孙中山，接着又去莫斯科，曾向列宁建议，在远东召开共产党人的大会应突出民族革命的性质，表现出了他的政治远见。翌年，他回国参加中共“二大”。1923年春，他受孙中山委派，与蒋介石等五人共同组团到苏联参观。在这次他主持的团的“三大”上，会议决定改团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第11页 △孙逸仙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族革命领袖孙中山逝世。他在临终前致书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他写道：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病，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之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歷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傅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绊。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须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 这封遗书，充满了对苏联的尊敬和对中、苏两大民族永远合作的愿望。他在遗嘱中还指出：求得中国的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1925年5月14日，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方无理开除工人而再度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竟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并杀伤工人十余名，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苏兆征 1925年5月30日上午，各校学生约2000余人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进行演讲，抗议工人被杀，并喊出“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100 多名学生，在南京路被拘捕。下午，各界群众上万人集结南京路，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巡捕开枪射击，顿时血肉横飞，当场死11人，伤数十人，被捕近百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在中国共产党人刘少奇、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等领导下，上海有组织的20余万工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在上海实行总罢工。 6月19日，在总工会领导下，香港10余万工人开始了大罢工。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也举行了罢工。6月29日，在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等领导下，香港罢工工人达25万，并有13万工人陆续回到广州，香港顿时变成了“死港”和“臭港”。 7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香港和广州两地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建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优秀共产党员苏兆征被选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邓中夏担任罢工委员会的顾问和党团书记。罢工一直坚持了16个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二十几万工人在严密的组织下行动。设在广州东园的罢工委员会，既指挥着地面武装——工人纠察队，又有水上舰队——工人缉私队，还有负责罢工工人吃饭的财政部，并且发行报纸《工人之路》，俨然一个政府的样子。中共领导的革命政权，恰恰从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省港罢工起建立了雏形。也是世界工人运动中坚持罢工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支柱。直到1926年10月，为了支援北伐战争，经过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郑重讨论后才决定结束罢工。 △叶挺 1925年秋，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中共广东区委，经过争取得到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同意，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起初番号为第三十四团），派刚回国的叶挺担任团长。 叶挺，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县一个农家。1912年考人广东陆军小学，五年间升到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军校。1917年回广东参加粤军，1922年任孙中山警卫团二营营长。翌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他率部苦战，保护孙中山和宋庆龄脱险。1924年孙中山派他去苏联学习，先人东方大学，受到李大钊等中共党员的影响。第二年又与聂荣臻等人进人军事院校，在学习期间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聂荣臻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1917年在江津中学接触到《新青年》等杂志，曾与同学相约“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1921年初赴法勤工俭学，结识了周恩来、蔡和森、陈毅、邓小平等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1922年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春加人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赴莫斯科人东方大学学习，后与叶挺等人被秘密送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培养的宝贵军事人才之一。1925年回国后，先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秘书兼政治教官，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负责传达党的指示和调配干部工作。 △北伐战争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共258人。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的革命势力支持下，通过决议，主张继续坚持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斥责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活动，并通过了由共产党人提出的联络各被压迫民族、抗议日本出兵、开展工农运动等革命决议案。在大会选举的36 名中央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挥代英等7人，候补执行委员24人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夏曦等7人。毛泽东当选为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汪精卫未到任）、林伯渠为农民部长、吴玉章是大会秘书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 第12页 同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 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北伐战争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战争。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由其一人“统一军令政令”。 北伐军总共8个军，约10万人，除后方留守部队外，均先后分三路向北进攻。北伐军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第四军独立团由共产党员叶挺率领，是北伐军中最精锐、最英勇的部队，两湖人民给以“铁军”的光荣称号，叶挺以团长职务被国民党政府破格提为少将。第二军中有以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第六军中有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林伯渠与一批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由于林伯渠既是国民党元老，深受孙中山信任，又是共产党元老李大钊的挚友，这种特殊身份在推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北伐不到半年就占据了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打垮了军阀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到了长江流域。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势力。 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26年10月到第二年3月，在上海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直接指挥下，以工人武装纠察队为先锋，广大群众为后援，按计划向各敌人据点攻击，最后占领上海北站。上海解放了，红旗招展，劳动者欢唿喧腾于街道上。此时，白崇禧率所部北伐军开进上海。 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起义队伍占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是世界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范例之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2日，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1日，蒋介石密令已克復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连夜调集大批军队，准备大规模的屠杀。12日晨1时，先指使青红帮流氓为先锋，冒充工人到各处袭击工人纠察队，然后责令军队藉口“工人内讧”收缴工人武装纠察队枪械。上海2700名工人武装就这样被解除了。当时工人纠察队牺牲120多人，受伤近20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被占领。 4月13日上午10时，总工会召开群众大会，向部队请愿：要求发还枪械、释放被捕工人、严惩罪魁祸首……部队用机关枪向工人群众扫射。当场死者百人以上，伤者无数。从12日至15日，工人被杀者300余人，被捕者500多人，逃亡失踪者500余人，失业者不计其数。工人爱戴的领导者、优秀共产党员陈延年、赵世炎、汪春华等，先后牺牲。 4月15日，蒋介石密令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山东的苏联顾问住宅，解除黄埔军校和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在广州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工人中的积极分子2100余人，杀害了优秀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使奉系军阀“欢欣鼓舞”。于是，张作霖在北方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第02章 缔造工农武装 蒋介石联合桂系军阀以“清党”为名，开始了反共大屠杀。此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也宣布“反共”。国共由合作转为破裂和内战，是当时社会阶级关系发展变化的必然结局。 在大革命失败、陈独秀离职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张太雷等五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导全党。李立三首先提出，要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设想。周恩来为准备起义，组织中共能掌握的两万军队，并担任前委书记；李立三任前委委员兼保卫处长。聂荣臻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成功地组织了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的第二十五师，为起义的核心力量。 由于武汉国民党政府加紧反共，陈潭秋因身份暴露被调离湖北，赴江西任省委书记，他抓紧一切机会和时间，秘密进行各项准备，积极配合南昌起义。 在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时刻，不少共产党员叛变脱党时，一位50岁的老人——徐特立，却在这时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徐特立 徐特立，187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愤于清政府卖国，竟在演讲时用莱刀砍断自己的手指，蘸着血写了抗议书，写完当场晕倒。这一“抽刀断指”的举动，顿时蜚声全省。他42岁时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任长沙第一女师校长，被公认为湖南的教育界名流。徐特立在湖南任教20年，爱学生如子。他任师范校长时，将自己月薪与校内主任、庶务等同样订为20元，还经常接济穷学生。田汉人学时买不起蚊帐，他便买了一顶相送。他到第一师范任课时，支持毛泽东等学生反对校长专横的活动。毛泽东说：“当时我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即他后来的岳父），一位是徐老。”徐老人党后即参加了南昌起义，并任师党代表。 在大革命失败形势十分危机之际，还有两位有志青年加人了共产党。一位是蒋介石看不上眼的黄埔一期生徐向前，另一位是我国惟一的政治元帅罗荣桓。 第13页 △徐向前 徐向前原名徐象谦，1901年11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他在省立国民师范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1924年初投考黄埔军校人第一期，蒋介石在与黄埔生例行单独面谈时，与徐向前有如下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 “徐象谦。” “你是什么地方人？” “山西。” “你在家干什么？” “小学教员。” 这种机械的问答，使气氛十分尴尬。在蒋介石眼里，此等呆头呆脑之人是难成大器的，于是挥挥手让他出去了。大革命失败后，他把名字由“象谦”改成“向前”，表明自己干革命永不回头。当然，蒋介石没有想到，这位曾被自己看不上眼的黄埔一期生，后来竟成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消灭了他校长直接领导下的十几万军队。 △罗荣桓 罗荣桓，1902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一个乡绅家庭。1926年秋，他从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回乡后组织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1927年4月，他又人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机关头他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鄂南搞农运，率农军参加秋收起义。 1927年，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举行了着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八一”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军队的开端。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约二万余人，在江西南昌武装起义。 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随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贺龙、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并发表宣言斥责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号召一切革命者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贺龙为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起义队伍中有30位女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最早的女兵。8月3日，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 △朱德 曾被誉为永远的红军之父的朱德，少年下田劳作兼读私塾，后人蔡愕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并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毕业后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千起，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 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过千的军界，外出学习。翌年，他到上海见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他又见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个旧军队的将军想入党，这使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大感惊讶，尽管鼓励了朱德的精神，却未同意。 1922年秋，朱德与孙炳文等结伴乘船赴欧，到德国学习战术，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在那里见到了周恩来。翌年，经周恩来介绍加人了共产党。1925年人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后利用川、滇军中的旧关系，动员北伐，并秘密进行党的工作。1927年率滇军教育团一部，以第九军副军长的身份参加了南昌起义。 △刘伯承 参加领导南昌起义的刘伯承，因他父亲是个务农兼教私塾的“泥腿文人”， 他从小就被督促读书练字，15岁务农还到镇上卖字。1912年到重庆考人军政府将校学堂，毕业后到川军当司务长、排长，此后因善于用兵在战火中职务不断提升。1916年护国战争中攻打丰都城，他身先士卒，不幸一颗子弹从他右太阳穴钻入，又从右眼飞出，当时即昏死过去。后经德国军医沃大夫实施眼科手术。由于伤势严重，沃大夫决定动两次手术。第一次清除眼内赘肉，理顺血管；第二次再安装假眼。由于诊所条件所限，只能做局部麻醉。可眼部神经丰富，动手术时会疼痛难忍。沃大夫怕他受不了，事先打了招唿。刘伯承让他放心实施手术。手术达3小时之久，麻药劲早已过了，刘伯承忍着钻心的疼痛一声不吭。手术共割74刀，他以当年关公刮骨之气概，得到德国军医的无限钦佩，连连称赞刘伯承是“军神”。 刘伯承身为川军名将，却痛感旧军队和官场的黑暗，经同乡共产党员吴玉章启发。他离川到北京等地同赵世炎等结交，接受了马列主义，于1926年4月加人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时，刘伯承任统辖全军的参谋团参谋长，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军史上第一位总参谋长。 △贺龙 贺龙，出生于湖南桑植县洪家关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随着中过武举人的祖父练武识字，颇具豪爽侠义之气。1916年，贺龙率21名青年手持菜刀夺占当地盐局，拉起一支农民武装，成为威震湘西的“一把菜刀起义”。他追随孙中山，由护国军到护法军，由营长、团长、旅长，直到1925年晋升为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和津洲镇守使。1926年参加北伐所部编人国民革命军序列。1927年夏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7月与周恩来会面，还未人党的贺龙毅然决定率所部参加南昌起义，并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在周恩来介绍下加人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一生的新起点。 △叶剑英 叶剑英，出生于广东梅县雁洋堡农村一个小商人之家。中学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员，依侨乡的习惯于19岁时到马来西亚谋事。因受歧视和遭资本家欺压，愤然于1917年回国考人云南讲武堂。两年半后以全校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人粤军当参谋、炮兵教官，1922年任孙中山大总统府海军陆战队营长，1923年陈炯明叛变时，亲自操炮向叛军开火，以掩护孙中山脱险。后任旅参谋长、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团长、副师长，北伐战争中因立功升为少将师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时曾拉拢过他，叶剑英却抛弃每月上万薪晌的地位，赶到武汉向中央提出人党申请，并得到周恩来批准。 第14页 △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前，中共中央把党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等部队 向南昌方向集中。路过九江时，汪精卫、张发奎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也驻防九江。汪精卫发现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有异动，想以开军事会议为名将叶挺、贺龙骗上庐山，予以扣留或加害。当此关头，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立即邀请叶挺、贺龙到甘棠湖“划船赏景”，把这一消息通知他们。 同年8月3日，起义军开始南下。劳师远征，兵家之忌，又值暑天，骄阳似火。部队马不停蹄地在烈日下南进，途中给养、饮水等操办得又差，疲惫疫病，造成严重减员，不仅把炮丢了，其他武器弹药也丢了不少。 8月30日在会昌战斗中，主要参战部队是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二十军也参加了。聂荣臻和周恩来、叶挺、刘伯承在一个山头上指挥。经过激烈战斗，虽然击溃了钱大钧的主力，我军却伤亡千余人，干部伤亡也很大，陈赓在这次战斗中负了重伤。 9月24日，起义军占领潮汕。可是，在向潮汕进军的时候，竟做出分兵的决定。由朱德指挥周士第的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钳制敌人。其实，后来看，为守三河坝而留下最强的主力师是完全不应该的。在潮汕，又进一步分兵，留下二十军的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守潮汕。这样分散兵力的结果，造成最后向揭阳进军的主力，只剩下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和二十军的一师、二师（这两个师不满员），不足6000人，进到汤坑，与敌薛岳的部队遭遇，战斗非常激烈，相持不下。当我军与敌人在这里激战的时候，黄绍兹率两个师并指挥钱大钧余部，攻我潮州和三河坝。其目的是：攻三河坝在于钳制我军，不使我军南下；夺取潮州则能威胁汕头，切断我各部之间的联络，以分割我们，有利于对我军各个击破。守潮州的第三师，是一个刚刚组建起来的部队，战斗力差，潮州遂为黄绍兹攻占，三河坝我军陷于孤立。以后，当汤坑我军失利时，三河坝也发生激战。朱德同志率二十五师南撤，打算靠近主力，但中途就听到主力受挫的消息，没有到汕头，就转道饶平，北撤福建武平地区。 汤坑战斗中，敌我隔着一个不大的山头，反覆拉锯，二十四师有个营长叫廖快虎，很勇敢，指挥部队和敌人反覆争夺阵地，最后部队拼光了，他坐在阵地上宁死不退，与阵地同归于尽。这样的激战，敌我双方都伤亡很大，最后筋疲力尽只好撤出战斗。敌人慑于我军的勇威，不敢追击也撤了。 撤下来之后怎么办？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没有下撤退命令，也没有指示向哪里走。出于无奈，只好改变主意向潮州撤退。可是，半路上，碰到贺龙的一个副官，他说，潮州丢失了，汕头也不能保，革命委员会向海陆丰转移了。聂荣臻和叶挺商量，叶挺思索后说：“向福建去，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我们又可以找到二十五师，带上他们一块走。”聂荣臻觉得叶挺的主张是对的，应该说是个好主意。但是，作为党代表，他不能不考虑得更远一些。最后聂表示：“这样不行，我们没有经上级同意，这样一走，不就成了没有命令的擅自行动？我们还是找到前委再说吧。” 随后，他们掉头向西，经过揭阳到达流沙，找到了革命委员会和周恩来同志。当时，恩来正在发高烧，处于昏迷状态。很多领导同志都在这里。聂、叶到达时，他们正在开会。于是，聂荣臻和叶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叶挺不主张去海陆丰。他说，海陆丰已经有敌人，同时，我们到那里后，受到从广州和汤坑两个方向来的敌人的夹击，而那里是不大的一块地方，又是背水作战，地形也不利。聂荣臻认为叶挺的意见对，似乎他们已经认识到二十五师被隔绝，二十四师伤亡大，汤坑战斗都没有取胜，再打下去就更困难了。 可是，他们又得到消息，贺龙的二十军已经向海陆丰前进了，大家议论纷纷。在这进退两难的境地，恩来仍在发烧，连稀粥都吃不下了，有时神志不清，还喊着沖啊，沖啊！ 在这危难时刻，又得到报告说，前边走的二十军的两个师已投降了。这件事，再一次给起义军的指挥员们一个深刻的教训：旧军队要改变成新的革命军队，非经过彻底改造不可。否则，一旦有个什么风浪，是经不起考验的。 接连得到这些不好的消息，大家的意见更统一不起来。正在紧张的时候，镇子外边又打响了。敌人袭来，部队很乱。二十四师撤下来的部队，与革委会的人混在一起，各单位插得稀烂，一个成建制的部队也找不到，想调挺机关枪也没有办法，真是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和叶挺始终跟着重病的周恩来同志。最后只剩下他们几个人了，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几个人总共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多亏彭湃同志在这里有工作基础，农民对他们很好，没有发生意外。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力量，向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开始。遗憾的是革命委员会并没有认识到武装起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重大意义，致使起义失败了。 南昌起义的失败，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新的歷史情况下，由于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占领了中心城市，敌强我弱，必须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才能保存革命的力量。 第15页 △“八七”会议 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国际代表指导下，同年8月7日于九江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党史上有名的“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蔡和森、罗亦农、毛泽东、邓中夏、苏兆征、任弼时等中央委员12名、候补中央委员3名、团中央委员5名、地方代表2名。会议未让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参加。会议决定以武装起义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继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并确定由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 △任弼时 在“八七”会议上，任弼时被选人政治局，成为中共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任弼时，1904年4月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贫苦教员之家。1920年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求学，联繫赴法勤工俭学未成，便加人了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并加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道路。1921年春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俄，人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2年初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到上海，因张太雷长期离职，由他代理共青团中央书记。 △邓小平 邓小平，是四川广安县人。1920年12月，16岁的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当过钳工和火车上的司炉，还到饭馆里打过工。1922年他先加入法国共产党，又参加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人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邓小平和蒋经国、傅钟、左权、任卓宣、涂君虎等曾在一个班学习过，因他和蒋经国都是小个子，站队时常肩并着肩。1927年春邓小平回到上海，曾派到冯玉祥部队里做政治工作，不久被“礼送出境”，转赴汉口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192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的指示中指出：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南方局。张国焘任书记，成员有：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等。同时在南方局组织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主管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的军务。 同日，中共中央在给山东省委和山西、满洲临时省委的信中指出：定成立以王荷波、蔡和森、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组成的中央北方局。 △红军一师军旗、秋收起义 邓小平列席了“八七”会议，在会上首次听了毛泽东的发言，非常钦佩。“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立即回到湖南，不顾在白色恐怖下的极端困难和危险，积极地发动和组织安源矿区的工人和平江、浏阳、醋陵地区的农民，准备武装起义。9月初，在安源张家湾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起义时要正式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为此，何长工、杨立三、李明义等人设计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11日在秋收起义时，正式打出了这面旗帜。 14日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第一师三团撤至上坪。他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果断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命令各路起义部队到文家市会合。起义部队来到三湾后，毛泽东将起义的革命军缩编为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实行了“党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的全新制度。在这次改编中，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罗荣桓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从此，他一直跟随毛泽东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10月，毛泽东率领队伍进人井冈山区，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南昌起义军一部1200余人，于10月上旬人海丰县，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师。在他们的配合下，海陆丰地区的农民再次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海丰、陆丰县全境。在彭湃主持下，海丰、陆丰相继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府。 △刘伯坚 1927年夏，冯玉祥受蒋介石拉拢，与共产党分手，刘伯坚也被“礼送”到武汉。刘伯坚以才华出众闻名于川北高原，府尹一度要他当秘书，并愿任命他为县长。刘伯坚却不愿就这个“肥缺”，毅然参加留法勤工俭学。他于1920年赴欧，先到比利时，后到巴黎，先后结识了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陈毅、李富春等。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并于1922年3月，在比利时建立了旅比中国少年共产党，并任支部书记。6月，他代表旅比支部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共18人，代表如余名“少共”党员。会议选举赵世炎为旅欧支部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8月，刘伯坚与熊味耕一起介绍聂荣臻加人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秋，根据国内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中共旅欧支部，“少共”党员凡符合中共党员条件的即转为中共党员，刘伯坚此时同战友一起被转为中共党员。 不久，刘伯坚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被中国学生推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达三年之久。1926年春，冯玉祥的西北军惨遭失败，他到苏联“考察”并求援，刘伯坚受中共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参加接待。冯玉祥表示要学习苏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经共产国际推荐和冯玉样的邀请，刘伯坚回国任冯玉祥国民联军的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到西北军后，同上层人物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还积极用革命思想改造这支从军阀阵营中分裂出来的部队。 第16页 △广州起义 1927年11月末，张太雷经香港秘密潜人广州，担任广州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指挥，叶挺为军事指挥部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同时组成了广州工人赤卫队，周文雍任总指挥。 12月11日凌晨起义开始，以叶剑英副总指挥所部驻广州的教导团为主力，联合工人纠察队攻占了市内反动派的党政机关，在攻占的公安局大楼上，竖起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大旗，这是中共在大城市内通过暴动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广州工农民主政权建立后，选出苏兆征为主席，叶挺任总司令，起义部队首次打出“红军”旗号，起义部队迅速扩大到五六万人。广东军阀在美、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武力支持下，合力围攻起义军。起义部队孤守广州，四面受敌围攻，第二天国民党近三个师的正规军又反扑过来，张太雷正在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听到附近枪声大作，便同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以及警卫、司机共四人，乘一辆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向枪声激烈处驶去。途中突遭伏击，张太雷身中三弹，当即倒在车内牺牲。 起义部队进行了英勇的肉搏战和巷战，经过3天3夜的血战，终于失败了，只有教导团的一部分起义军突出重围退到了东江。反革命军阀残酷地屠杀革命工人和青年，被杀害的达7000多人。 △陈毅 南昌起义部队在粤东北战败，主力第二十五师的师团干部除了搞政工的陈毅外，全都逃跑或离队，这支叶挺铁军的老部队面临散伙危险。 当时，部队陷人在一条山沟里，后面还有追兵，部队已快弹尽粮绝，在这千钧一髮之际，朱德率领几个警卫人员沿着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突然出现在把守隘口的民团身后，敌军在惊慌中搞不清有多少人包抄过来，吓得落荒而逃。当起义官兵神速通过溢口时，大家清楚地看到朱德手执一支驳壳枪，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指挥。当时任班长的粟裕，刻骨铭心地记下了这一幕。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来到湘南宜章县，在湘南特委、县委协助下智取宜章后，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他们又发动了湘南十余县的“年关起义”，部队扩大到八千余人。由于湘南特委执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湘粤两省敌军南北夹击下，起义武装失去了群众的支持，被迫向井冈山转移。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周逸群、贺龙为首的中共湘西北特委，于2月底从洪湖地区到达湘西的桑植地区。贺龙利用其声望，集中亲属和旧部所掌握的武装约三千人，组成工农革命军。 1928年4月上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一部两千余人，向井冈山根据地转移。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碧市与先期到达的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于5月4日在碧市召开庆祝大会，正式组成了中国最新型的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 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上树起的红旗不倒，如同长夜中亮起了启明星，给一切革命者和广大群众带来了希望。5月25日，中共中央颁发《军事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此后，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陆续改称为红军。 △张鼎丞 邓子恢 6月29日，中共永定县委决定武装起义，张鼎水为总指挥。率起义军和群众四千余人，包围了永定县城。起义军攻占县城后又撤到农村，成立一个红军营，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随后扩编为一个团，成为福建省的第一支红军。 1928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五师中秘密地建立了党的组织。4月，该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加人共产党。6月该师调到平江、浏阳地区进行“清乡”。7月，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与彭德怀取得联繫，传达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准备举行起义的指示。 △黄公略 这时，国民党湖南当局发现，该师第三团第三营营长黄公略是共产党员，并下令逮捕。上级决定第一团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立即于平江城举行起义；黄公略领导第三团第三营一部、贺国中领导的该师随营学校，也先后在嘉义和岳阳举行起义，并赶到平江会合。7月24日，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 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乘红军主力在湘南未归之际，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相继占领了永新、莲花、宁冈三县。8月30日，湘军三个团在赣军一部的策应下，勐攻黄洋界哨口。当时留守的红军只有第一营的两个连。在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的指挥下，红军依靠赤卫队和群众凭藉黄洋界天险，顽强抵抗。战斗中，红军用一门刚修復的迫击炮，向敌军集结的队伍勐轰，恰好丢中敌指挥所。湘军以为红军主力返回，惧怕被歼，连夜撤回。赣军见湘军逃跑，也退回县城。毛泽东曾写词《西江月.井冈山》，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第17页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导敌人宵遁。 △彭德怀 平江起义主要领导人彭德怀，是毛泽东的湘潭老乡。他“家贫如洗”，小时候只读过短期私塾。8岁丧母，祖母和父亲也卧病不起，他和两个弟弟讨过饭，因不愿受欺负经常不去乞讨而挨饿。为家人生计，13岁时下煤窑做童工，18岁参加湘军，24岁因杀了恶霸逃离部队人湘军讲武堂。1926年结识了共产党员段德昌，走上了革命道路。1928年秘密加人共产党，7月间他以团长身份奉命到湖南平江镇压农民，乘机率部发动起义，将起义部队改为红五军，并担任军长，而后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 12月，红五军继红四军之后，在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 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打破了以城市攀动夺取政权的苏俄模式，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在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28年，瞿秋白赴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会上，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批评两个知识分子都犯了错误——瞿秋白“左”，张国焘“右”。于是，此次会议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总书记，李立三当选为政治局常委，随后任中央宣传部长兼秘书长；邓中夏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在苏联期间写下了《中国职工运动史》 ；瞿秋白会后留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 △龙巖红四军党的“七大 1929年1月，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红四军进人赣南，开闢了赣南根据地。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与贺子珍结婚一年后，在战斗生活中，朱德与康克清在福建长汀结合。 6月下旬，中共红军第四军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巖召开，这次大会的错误，竟导致了毛泽东一度离开对红军的领导岗位，而且与朱德暂时分离。 在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有一个人特别活跃。他以留学莫斯科为牌子，为中央所派，又常常以中央代表自居到处指手画脚，到处探听红四军上下尤其是领导层内部的情况。终于，他闻到了一点“气味”，于是，手握一把尚方宝剑，上下挥舞。 他的名字叫刘安恭，在莫斯科喝过洋墨水后，由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的。1929年2月7日，党中央有一封给润之（即毛泽东）、玉阶（即朱德）的信，即人们常说的中央二月来信。这封信要红四军将“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要朱、毛“离开部队来中央”。对这个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决定，毛泽东首先表示不同意见，在他主持的前委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也不贊成中央的决定。并且于4月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写回信给中共中央：“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中央要我们把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刘安恭乘机抓住“中央来信”这件事大做文章，责难毛泽东：“对抗中央决定，搞书记专政，这是不允许的！”他俨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大发宏论，主张按照中央指示，立即分散红军。一时，红四军领导人视刘安恭为得力助手，并鼎力荐举刘安恭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要职，使他成为红四军举足轻重的第三号人物。 刘安恭被冠以红四军主要领导人的头衔后，表现得更加狂傲无忌。他耸人听闻地说：“红四军领导层存在着拥护中央和反对中央的两大派，我们只能站在中央这一边！” 但是，刘安恭肆意煽动和制造领导层分裂的做法，在红四军内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后来在人们的再三要求下，于上杭白沙召开的前委会议上，终于免去了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改任第二纵队司令。这时，他恼羞成怒，更加放肆地攻击毛泽东自立原则，对抗中央，并摆出势不两立的架势，在红四军党内演出了一场逼毛离队的闹剧，弄得毛泽东无法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在白沙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了问题（同时造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组织不起来”，因之他不得不“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红四军党的“七大”就是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虽然起到了停争论的作用，但主要问题并没有解决。由于红四军党的“七大”没有解决主要问题和毛泽东被迫离队，红四军党内外的极端民主化、流寇主义等倾向严重泛滥，在“由下而上的民主制”的口号下，搞成了一切问题包括行动计划、请调工作等都要经过群众大会讨论，党和红军组织涣散无力。 当时，陈毅去中央汇报，前委只剩朱德一人，工作被动应付，政策上屡屡出现失误，士兵逃跑逐日增多。尤其是刘安恭所在的第二纵队，不仅逃兵最多，而且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事故。在“七大”后的四个多月里，由于红四军一度放弃了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工作，给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朱德领导的前委因受错误主张的控制，率红四军主力向闽中出击，当部队进人建宁地区时，便连遭挫折，受到损失，最后不得不回师闽西，进行整顿。当时，正值蒋冯阎以及蒋唐（生智）、粤（广东）、桂（广西）各派军阀混战，恰是我军夺取胜利，发展根据地的大好时机。但由于党内打“内战”，军队不团结，失去了统一的正确指挥，也失去了发展苏区的好机会。 第18页 种种严重的后果并非朱德的本愿，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军事家，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所在。他那慈祥而严肃的脸上，此刻表情更显得严肃。事实一再说明，没有党的正确领导，不做创建根据地的工作，红军便不能发展，革命就没有希望。 令人庆幸的是，1929年8月底，陈毅同志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在听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内部情况的汇报后，和他做了多次谈话，并委託陈毅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9月28日，陈毅按照周恩来的谈话和军委会议的精神，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后，经周恩来审定。 这封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就“目前军阀的混战形势”、“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等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割据”的思想，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来信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正确主张，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并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九月来信”——周恩来的杰出见解，是中央第一次对两年来红四军建党建军重要经验的肯定。这对于统一红四军内的思想认识，开好古田会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1月26日，毛泽东由陈毅陪同由闽西蛟洋回到长汀，他接读了中央的“九月来信”，经沉思之后说：回前委可以，但必须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会议，要把问题讲清楚，做出会议决定来。28日，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在长汀举行，决定在近期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自此，毛泽东在第三纵队政治部驻地新泉、河田等地深人调查，昼夜为大会赶写报告。 △百色起义 中共中央派邓斌（即邓小平）到广西，负责领导广西的革命工作。12月11日，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民自卫军二千八百余人，在百色举行起义，占领了右江区域内的百色、田东、东兰、凤山等10多个县，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七军前委。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 △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会。大会由陈毅主持，毛泽东做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任永豪、谭震林、宗裕和、田桂群11人为前委正式委员，毛泽东为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 是我党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为红四军党和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整个党和军队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30年初，中共赣西特委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雩田圩召开联席会议，1月18日，决定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旅，共二千六百多人。 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红四军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决定将红四、十二、六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6月19日，第一路军在长汀组成后改为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和政委，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 湘鄂赣边地区活动的红军，组成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并组成前敌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 △方志敏 赣东北信江一带，在党和方志敏等领导下举行农民起义，1928年5月成立弋阳、横峰工农民主政府，1930年夏成立红十军，开闢了闽浙赣根据地。 1930年春，鄂东、皖西、豫南三个地区连成一片。同年秋成立红一军，随后改为红四军团，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 湖北南部长江北岸的洪湖地区，1929年冬成立洪湖区工农民主政府，1950年春成立红六军，约1万余人，由段德昌任军长，创立洪湖革命根据地。 贺龙自南昌起义失败后，根据党的指示返回湘西活动。1930年春建立了红二军，开闢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夏红二军与段德昌的红六军在公安会师，组成了红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关向应任政治委员。 文家市战斗后，红一红三军团胜利会师，两个军团前委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副司令彭德怀、副政委滕代远、参谋长朱云卿、政治部主任杨岳彬，成立了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全方面军总计约4万余人。 1930年2月，左江区域部分革命士兵响应右江举行起义，占领龙州等七八个县的地区，成立红八军和左江工农民主政府。后红七、红八军与中央红军会师。 第19页 从南昌起义开始到1930年末，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部队，已在13个省的300余个县内，建立了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已达13个军，红军总人数达62700 余人。红色区域已达几千万人口，并在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人民自己的红色政权。 1930年春，因周恩来去苏联，李立三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当时国内爆发了蒋介石同其他几派军阀的大混战。李立三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可以乘机夺取全国的胜利，于是从6月至9月间，要求大城市的地下党都组织暴动，调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这一盲动路线在实践中很快碰壁，红军和地下党组织都受到很大损失，李立三随后也被免职并被派往苏联学习。由瞿秋白回国主持工作并纠正其错误。 这一年，刘伯承、刘伯坚等从苏联学习回国。刘伯承组织叶剑英、左权等人一起翻译带回的苏军各种条令，同时为中国红军确定内部的称唿。 刘伯承在旧军队中任职多年，一向痛恨等级森严和对勤务人员的歧视。于是，他确定红军中的“司令”后面要加一个“员”，将旧称唿“护兵”、“勤务员”改成“警卫员”、“公务员”，将“伙夫”改成“炊事员”……这种称谓一直沿用到今天。 刘伯坚，先后任军委秘书长、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此时，蒋介石将中原大战中被他打败收编的西北军主力第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并由中央军在后面督战。这种“一石两鸟”的毒计，激起西北军官兵极大愤慨。中央军委马上派刘伯坚主持策反工作，终于使该部17000人在宁都暴动，并编为红五军团。刘伯坚随后担任该军团政治部主任，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中央红军的主力之一。 为加强全国苏维埃区域的领导和工作指导，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并决定以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曾山等9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市正式成立，由项英代理书记，并发布了第一号《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这一天，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成立，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2月17日，军委设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3月，成立军委总参谋部，朱云卿代理部长。6月20日，毛泽东改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项英任副主席，周以粟代理总政治部主任。 红七军在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领导下，从广西境内出发，歷经桂、湘、粤、赣4省，用10个月的时间，转战七千里，终于实现了“会合朱毛红军”的愿望。此后，编入红三军团序列。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于6月22日在上海叛变，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这时，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准备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按照中央原定计划，准备去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此情况下，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局。在王明的安排下，博古（秦邦宪）成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常委，主持中央工作。 11月1日，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在《政治决议案》 中说，“苏区党的最严重错误就是执行了立三路线”，在土地问题上“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并提出“反对狭隘的经验论”、“反对农民的落后意识”、“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等错误主张。会议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项英代理。从此，再次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张闻天 1931年初，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其支持的王明等人，批评瞿秋白採取“调和主义”，将他排挤出中央领导层，到上海去从事文艺工作。此时，张闻天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长，后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职。 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殷实的农户家庭。1919年积极投人五四运动，参加李大钊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随后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1920年去东京学习，1922年夏又自费赴美勤工俭学。1925年6月在上海加人中国共产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人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此后即用译音“洛夫”、“洛甫”为笔名。因他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学的其他人，故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大力拉他，而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贊同。 △王稼祥 1931年4月，王稼祥赴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于1925年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5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宜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机关报《红旗》、《实话》总编辑。 第03章 长征世纪丰碑 伟大出于平凡，时势造就英雄。中华民族的英才，此时都先后集中到江西瑞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 1931年11月7日，在赣南贫穷的小县城瑞金，举行了首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宣告第一个全国性的红色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到会代表600余人，一致推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64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朱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王稼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项英兼任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任财政人民委员；张鼎承任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周以粟任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任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任检察人民委员；邓发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第20页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发表了《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自己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否认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谈判与密约。 赣州战役失利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口召开会议，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样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红军虽然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同国民党军队相比较，仍处劣势。为此，只能进行运动战，不能冒险去进攻中心城市……然而，苏区中央局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的方针。中央军委于18日命令红三军团为西路，红一、红五军团为中路，沿赣江而下，夺取两岸城市。 1932年4月26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对日宣战通电，随即又发出“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红军各级政治部、各红色区域军事委员会、各地军区指挥部、各县赤卫队等，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蒋介石拒绝全国人民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敌”的要求，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口号，又向美帝国主义借了1200万美元小麦借款作军费，调集90个师50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任围剿总司令兼鄂豫皖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闽粤赣三省围剿军总司令；何成濬、王均、刘峙为前敌总指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会议，总结军事工作，确定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会议对毛泽东和他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诱敌深人”方针，被指责为“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去胜利信心，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气批评毛泽东等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主张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意见，是“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是对执行党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等。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回到后方主持中央工农政府工作。 △张国焘 红四方面军在取得潢光战役胜利后，进行了编制序列及部分领导人的调整。张国焘任鄂豫皖军委主席，曾中生、旷继勛任副主席；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吴焕先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45000人。6月，蒋介石组织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由于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的张国焘，积极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命令方面军向平汉路出击，继而又南下夺取麻城、黄破，以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红军虽在黄安城以西等地区作战中，共歼敌7000余人，仍未能扭转被动局面，只好向皖西转移。10月8日，红军再度抵达黄安城以西河口地区，与国民党军6个团遭遇，激战两天，歼敌3000人。这时，国民党军约五个师从东、南、北三面逼近。张国焘失去信心，于10日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广水、卫家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向西，实行战略转移。 △中共苏区反“围剿” 1933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制定即将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部署中，命令红一方面军要集中所有的主力首先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南丰城和南城。周恩来对此部署提出异议，并于1月27日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指出：如能“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 ；并指出：“一切战略决定都与敌情、地形、任务有关”，而不能执一不变。 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人川陕后，相继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和大清地区后，抽出数千名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深人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创建苏区的工作。2月7日，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川陕省委成立。中旬，又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5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移至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临时中央政府同时决定，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 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指导下，获得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据统计，从1931年到1933年，正规红军3年来击溃敌军75万人，消灭316000人，俘虏192000人。红军在战斗中得到了补充和发展，红一方面军扩大到近10万人，有赤卫队（民兵）20万人。全国红军增加到约30万人。 蒋介石于1933年5月始，陆续调集67个师又9个旅，共100万人，配备200架飞机，对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剿”。其中用50万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9月25日，国民党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28日占领黎川，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开始。 第21页 “左”倾冒险主义者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令红军攻打有国民党重兵把守的黎川以北硝石、资溪桥等屡战不克，被迫后撤。从10月23日起，彭德怀、滕代远在3天内连续3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要求改变反“围剿”战略方针。认为：在敌人大举集中，并利用堡垒掩护谨慎稳进的情况下，红军应充实和集中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地带，在战略上向东北之金溪、贵溪、东乡、景德镇一带挺进，建立东北作战区，进而威胁江苏、浙江、安徽等敌人心脏地区，调动敌主力部队北进而离开中央苏区。同时提出：要使群众了解战争的意义，广泛动员起来配合红军。但是，中革军委领导人认为彭、滕的意见肯定“目前是不能实行的”，拒绝採纳这些建议。 1934年1月15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通过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全会推选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康生、毛泽东12人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会议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做了完全错误的“左”的估计，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继续夸大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意义，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的打击政策，并对党中央的领导机构进行了宗派主义的改造。在军事上仍强调“进攻路线”，同时接受了李德“短促突击”的战术。 2月7日，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召开。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开幕词，并作《目前形势与政治工作任务》的报告，李卓然代表红一方面军，介绍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周恩来作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指出：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要为着前线的胜利。他说：“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你们是领导者，每一次战斗的胜利离不开你们，离不开政治工作。” 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在加紧围剿红军的同时，更加残酷地镇压抗日的群众运动。自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的一年中特务团逮捕和枪杀共产党员就达4500多人。北京学生因公葬革命先烈李大钊而先后被捕千余人，光在北平监狱内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就达500余人。 △吉鸿昌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仍大力推行抗日主张，组织了以共产党员吉鸿昌、抗日将军冯玉祥、方振武为首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很快由几千人扩大到十余万人，把日伪军完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正当同盟军进军多伦时，蒋介石令其部围攻同盟军，冯玉样被迫离职。同盟军在吉鸿昌的领导下，仍坚持抗日。此时，蒋介石反动集团竟和日寇商妥联合“围剿”抗日同盟军。日寇在北面，国民党军队在东、南、西三面进行包围，并有日本飞机轮流轰炸。这支抗日队伍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了。同盟军中抗日最坚决的民族英雄吉鸿昌，英勇牺牲在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屠刀下。 1934年7月，中共中央派方志敏、寻淮洲率部担任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经闽人浙向北进发。 △长征 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方针，致使中央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益严重。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000余人，开始长征。只留下陈毅、邓子恢、张鼎丞、粟裕等率16000余人坚持游击战争。 留在苏区的同志随即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及闽、浙、赣根据地的斗争。 △粟裕 粟裕，在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到叶挺的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当战士，同时转为共产党员。南昌起义时，他在警卫队当班长，跟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斗争中，先后在主力部队二十八团任连长、党代表，随后升任师长、军团参谋长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他率红十军团失败后剩余的几百人，在闽、浙、赣边区度过三年艰苦的游击生活。中央红军突围的最初3个月中，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处处被动挨打，使突围时的8万多人减少到3万人；红区的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央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使革命陷人极端危险的境地。 红二、红六军团于11月发起湘西攻势，先攻占永顺，随后取得十万坪大捷，并乘胜占领大庸、桑植在内的广大地区。12月中旬占领桃源，围攻常德，威胁岳阳和长沙。何健一面向蒋介石告急，一面急令远在湘南阻拦中央红军的十九、十六、六十二师兼程北调。与此同时，鄂军将其主力停留在鄂西施南地区和湘西的津、澄一带。蒋介石也急令远在江西的嫡系部队驰援常德，又调4个师转移到湘、黔边境布防。这样，红二、红六军团以7000之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调动和钳制了11个师又两个旅的兵力，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突围作战，并且创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第22页 中央红军突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后，准备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而此时，蒋介石已在红军去往湘西的路上布防重兵，如果红军坚持北上湘西，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湘西的通道县城。17日召开了领导人会议，讨论以后的作战方案。李德不顾当前的严重敌情，仍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主张应出其不意，向国民党军布防力量最弱的贵州突围前进，以甩开堵击的敌人，争取主动。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与会部分人的贊同。但李德、博古仍坚持己见不肯改变。 通道会议后，部队继续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进军方向问题。由于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正式放弃挺进湘西的计划，决定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但是红军的最高军事领导权仍由李德、博古掌握，红军的危局并没有解除，这期间毛泽东作《十六字令》词三首： 其一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柱其间。 三首词，以山为喻，情系红军。前两首用“快马加鞭”、“倒海翻江”，贊红军行军、激战“犹酣”之势。第三首用“锷未残”、“天欲堕”，则是对红军英勇不屈精神的肯定和深含着对红军极端危机处境的焦虑。这种焦虑，也是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焦虑。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12月底，前卫部队抵达乌江南岸的猴场。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重申了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任务。1月2日，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抢渡乌江。4日，红军全部突破乌江防线，分两路继续向遵义和绥阳进军。 因张闻天与博古、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工作，博古负总责，张闻天是三大常委之一。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曾对他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意思是要张闻天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张闻天通过实践，与他们的分歧日益加深。在长征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忧虑，一致认为应纠正李德、博古的错误。 △遵义会议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一直被担架抬着行军。走进广西时，他见部队由赣南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下3万多，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生病也坐担架，二人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他还去找同学张闻天，提出撤换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改由毛泽东领导。张王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等人商量，得到普遍贊同。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样在发言中，第一个在会上公开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大多数同志拥护之下，撤掉了“左”倾分子的领导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新的领导，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毛同时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者之一。 张闻天在会上发言中，也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会后，由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代替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次会议，实现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最有意义的大转折、大飞跃。毛泽东在回顾党的歷史时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没有他们的贊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娄山关 1月20日，红军一打娄山关至桐梓，计划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革命根据地。但土城一仗受挫。2月7日，毛泽东果断放弃北渡计划改向川滇边的札西集结。滇川之敌和中央军闻讯从三面迫近札西。毛泽东便指挥红军回攻遵义。25日凌晨向娄山关挺进。经过一天激战控制了山口，第二天又击溃敌军向娄山关的反扑，28日重占遵义。此役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约3000人。为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2月28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过娄山关，有感于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写下《忆秦娥.娄山关》词：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是一首吟咏具体战斗的绝作。上半阙用风霜、晨月、马蹄、喇叭和雁叫，勾勒出了一幅极具特色的逼真的进军图画。下半阙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概括战场的景观。这是毛泽东在战争中积多年的景物观察，将战争场景与大自然的壮丽景象的有机融合。红军被迫长征后，战斗一个接着一个的失败，使毛泽东的心情十分压抑。1958年毛泽东重读这首词时写下这样的批註：“万里长征，千迴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在长征中，刘伯承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巧渡金沙江，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献血为盟，保障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飞夺沪定桥，在红军中享有很高威望。 第23页 △陈云 陈云是个埋头工作不爱声响的人，作为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他在遵义会议上积极支持毛泽东。他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1931年9月为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之一，1932年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任白区工作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先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 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中央决定要派一位负责人到白区恢復工作。主持全党工作的张闻天同志，主动要求离职前往，毛泽东不同意而最后改派了陈云同志。 陈云同志到上海后难以开展工作，于1935年9月转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了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在莫斯科撰写了介绍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陈云在文章中，生动地描写了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穿越老山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艰苦卓绝的英勇事迹，揭穿了国民党说红军长征是“逃窜”的谎言。文章还暗示红军的战略转移是为了抗日。文章最后指出，如果国民党“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 “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復兴矣！”1936年春，这篇文章在法国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第一次向全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长征中，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当中共中央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右路军走过草地、到达潘州附近时，率左路军开进的张国焘不但违抗中央命令，不让左路军跟进北上，还阴谋分裂红军，加害中央。在紧急关头，叶剑英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避免了一次可能导致张国焘分裂党的企图。 △徐海东 1934年秋，徐海东奉中央命令，率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长征，翌年夏天到达陕北，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打开了局面。毛泽东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说起徐海东，家里一贫如洗，世代靠烧窑为生，有钱人称他们为“窑花子”。他从小在饥寒中生活，12岁就进了窑场，是徐家的第七代窑工。1925年到武昌打工，接受了革命道理，并秘密加人了共产党，为了学习军事，到湖北军阀部队里当兵。 北伐战争开始后，徐海东在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中当少尉排长，在汀泗桥战斗中他率一个排击溃敌军两个连。后因国民党反共，他愤而回家，被中共黄破县委任命为农民自卫军队长，参加鄂豫皖边区的黄（安）麻（城）暴动。先后任县赤卫队大队长、红军团长、师长。他在作战中以勇勐着称。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徐老虎”的威名。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敌人“围剿”下仓促突围，鄂豫皖苏区陷人“匪区壮丁全部处决”、“粮食全部搬走”、“房屋烧光”的危境。只率一个团留下的徐海东挺身而出，重新组织零散的部队和伤员，重建红二十五军，先后任副军长、军长。此后，他伤病交加。在“肃反”时，因大胆批评领导的错误而被人怀疑，但革命意志从不动摇。国民党南京政府把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最高的三个人，标定头颅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加强统一指挥，中革军委1935年7月21日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将第一、二、三、九军团，依次改编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第一、三、五、三十二军军长分别是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政委分别是聂荣臻、杨尚昆、李卓然、何长工。 △七律.长征 红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于云贵高原的乌蒙山中，四渡赤水，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亲自督战围追堵截的几十万部队甩在侧后。5月至6月红军先后胜利渡过金沙江，穿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实现了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会合后的红军，由于张国熹的右倾分裂主义，再次处于新的危机之中。为维护红军的统一和团结，毛泽东毅然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穿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9月18日翻越岷山。“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后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后来毛泽东在他的诗中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10月他以这样无比喜悦的心境，写下了《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江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对长征回顾的史诗，是一气呵成的，壮阔自然，一扫前两首词中带有的忧虑，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描述了红军远征以来所跋涉、激战过的万水千山。一句“只等闲”，将逶迤的五岭山脉视为不过翻腾的“细浪”，而磅礴的乌蒙山峦也只是滚动的“泥丸”。接着用一暖一寒两字来写强渡金沙江和大渡河，最后一个“喜”字过雪山，将红军不怕困难，蔑视困难，克服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24页 △清平乐.六盘山 翻过岷山，毛泽东到达哈达铺，得知陕北保存有红军的消息，兴奋异常。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将革命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北上，翻越六盘山。10月7日在六盘山前的青石嘴，歼敌骑兵两个连，缴获战马百余匹。当天下午一鼓作气越过六盘山主峰，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 毛泽东在这时作了《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捲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这是一幅胜利进军的壮丽图画。天高云淡，红旗漫捲，登上六盘山主峰，放眼云天，红军已长征二万里。但革命仍任重道远，在这里毛泽东发出豪壮誓言。“苍龙”是指蒋介石。长征以来，蒋介石为聚歼红军，先后跑到贵阳、昆明、重庆、成都督战。然而他的围追堵截无一奏效。毛泽东在这里自豪地宣告：有这支歷经二万里的红军，不怕你蒋介石消灭我，而是我要擒拿你，只不过是时间而已。 第04章 人民当家兴邦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同年3月和11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也分别离开原有根据地开始长征。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达，虽因意气用事一度脱党，埋头于书斋却使他对革命理论的研究具备了独有的超脱性。红军长徵到达陕北后，李达托人将新出版的哲学书送给老友润之，毛泽东得到后如获至宝，当成撰写自己哲学着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1936年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这是日本控制下的半傀儡式的政权，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日本帝国主义正向着吞併整个中国的目标急进着，中国处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 为了响应全国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委员会，特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于2月17日发布“东征宣言”。但是山西反动派阎锡山部竟阻拦红军去路。23日，蒋介石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国防要地重兵30万人，人山西堵截红军东征抗日，又下令东北军、西北军及陕、甘其他国民党部队进攻红军后方革命根据地。 1936年5月，毛泽东和朱德代表红军发表回师通电——“停战议和一致抗日”，说明红军的回师河西是“以此行动，向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 红军回师以后，看到日本在华北的进攻，已和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了严重冲突，英、美开始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为了逼蒋抗日，中共中央提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不要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不要用“抗日反蒋”的口号。 △西安事变 1936年冬，蒋介石调动260个团云集陕甘地区，准备发动对红军大围攻。由于张学良、杨虎城有联合抗日倾向，蒋介石于12月初到西安，督促张、杨继续“剿共”，并准备撤换张、杨。在此紧张情况下，适逢“一二. 九”周年纪念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万余学生群众向张、杨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群众冒死请愿，激发了张、杨的爱国热情和勇气，发生了“双十二事变”。 12月12日清晨，张、杨两将军在部下和人民支持下，逮捕了蒋介石及重要将领陈诚等10余人，要求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后，虽然蒋介石对抗日仍採取动摇犹豫态度，对人民抗日仍採取高压政策，但在各种压力下对红军的进攻终于停止了。10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 1937年初，陈云得知红军西路军在甘肃西部失败，他以中央代表身份回国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接回进疆的西路军余部。他从中挑选骨干，又从延安调来人员，组织他们利用苏联装备学习航空、车辆驾驶等，为党在后来建立机械化部队奠定了重要基础。 △卢沟桥事变 7月8日，即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日军以优势兵力向宛平县城大举进犯，我驻地部队英勇奋战。“国家多难，民族多难！吾辈受人民养育深恩之军人，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裹尸还？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 38岁的何基洋旅长如是说。 就在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国共两党在抵抗外侮上亲密合作。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请缨杀敌，为国效命。 △国共第二次合作 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就红军改编暨加强抗日教育问题发布命令。7月15日，中共中央将“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并约定由国民党通讯社发表。国民党虽未立即发表，但表示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 7月17日，周恩来等同蒋介石等就国共合作、红军改编、对日作战方钊问题谈判。7月28日，洛甫、毛泽东电告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提出红军改编原则。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谈判。 第25页 △红军改为八路军 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战斗序列，9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一一五师，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兼副师长；一二o 师，贺龙为师长，关向应为政治委员，萧克为副师长；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徐向前为副师长。 △叶挺任新四军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马上赶到延安。毛泽东主持为他召开欢迎大会，叶挺激动地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共产党的宣言，9月23日发表了蒋介石的谈话。10月间，留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境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受中共中央的委託，以非党员身份向国民党交涉，由其担任军长，项英为政治委员兼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支队，约1.5万人。 这样，由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正式形成了。此时，粟裕任二支队副司令员，率部挺进江南，发挥游击战的特长，一再痛击日寇。 △平型关大战 1937年9月，日寇在华北兵力由7个师团增加到20个半师团，约30万人。以寺内寿一为司令，分三路沿平汉、同蒲、正太线向我民族烧杀抢虏。为振奋人心，稳定战局，八路军决定给予进犯平型关之敌板垣师团以歼灭性打击。由一二o 师掩护雁门关一线，由国民党军在平型关作正面防御，由一一五师伏击敌主力。林彪召集全师连以上干部动员说：“中华民族正在经歷着巨大的考验！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能承担起救国救民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利用平型关的有利地形，打一个大胜仗。” 继而，林彪做了具体的战术布置。当敌人全部进人伏击圈后。林彪命号兵吹起冲击号。全线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迅勐向敌人冲击，在十余里的地段上，八路军如从天降，日军被截成数段，敌我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战。 平型关大战，歼敌3000余人，击毁敌汽车百余辆，大车200余辆……这是中国抗战开始后第一次威震中外的大胜利，粉碎了日军自我吹嘘的“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改变了国际视听，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1938年3月17日，晋西午城井沟战斗已经打响，当时陈士榘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正集中精力指挥战斗。突然，日军一发炮弹唿啸而至，他还没来得及卧倒，炮弹便在他的左侧爆炸，把他掀翻在一个壕沟里。他只觉得有一股巨大的气浪和震动，便什么事也不知道了。 醒来一看，从上到下，九处负伤，头上，胳膊上，腿上，整个左侧没有几处好的地方。左耳鼓膜被震破，骨折的左臂上还嵌着弹片…… 由于伤势较重，后来转到延安拐岁军队医院治疗，有幸得到印度医疗队爱德华大夫的医疗指导。拐峁医院在延安附近的一个山沟里，它是我军总医院的前身，现为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其中有个着名的医生叫汪石坚，当时就在拐峁医院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汪医生和其他一些外科医护人员对陈士集进行了精心地治疗和护理，他的伤势逐渐好转。 一天，一个骑马的女战士来到医院，说是来慰问陈士榘的。经介绍，她主动跟陈士榘握手，说：“毛主席让我来看望慰问你和王耀南同志。”说罢便将毛泽东写的一封慰问信和200元钱一併交给了陈，信封上的“陈士榘同志启”苍劲而潇洒的笔迹和那豪放而又令人难忘的毛泽东的签字，即刻跃人陈士榘的眼睑。因为那名女战士没有讲明自己的名字和身份，打开信一看，才知道她就是江青，是毛泽东专门派她来医院看望慰问的。江青骑的那匹马，陈士榘觉得有些眼熟，一打听，原来就是毛泽东的马。 毛泽东的信虽然文字不多，却言简情深。他对陈士榘的慰问充满了深情和期待。他要陈安心治疗，早日康復，以重返战场……陈士榘不禁心情激动、眼圈湿润，一腔热血沸腾起来，恨不得马上踏上征程，返回抗日前线，狠狠打击日本侵略军。一时间，满腹的心里话一句也没有说出来，只是请江青代他向毛主席感谢和问候。 △台儿庄战役 1938年3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歼灭向台儿庄进犯的日军，制定了保卫台儿庄的作战计划。命令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第三十一师、三十师、二十七师和四十四独立旅，沿运河布防，固守台儿庄。命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的一一o 师、独立骑兵团、第四师、八十九师、二师、二十五师，让开津浦正面，诱敌深人到台儿庄时，同孙部协力包围日军歼灭之。 23日，日军进到台儿庄北泥沟车站，24日开始勐烈炮轰中国军队防御工事。战斗激烈时，第二集团军阵地每日落炮弹7000发之多。炮轰之后，就用坦克为前导，向台儿庄勐冲，终于将台儿庄外围工事摧毁，步步向前推进。 第26页 中国军队没有平射炮和坦克进行反击，只能用血肉之躯与敌方炮火坦克搏斗，至死不退。敌军勐攻3昼夜，才沖人台儿庄城内，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和肉搏。第二集团军伤亡过半，渐渐不支，李宗仁严令死守待援。自27日始，中国守军与日军在台儿庄城内作拉锯战，战况异常惨烈。 此时，汤恩伯部避实就虚，迟迟不进攻日军侧背。29日李宗仁电令汤恩伯军团火速南下侧击濑谷支队，并训诫汤恩伯：“如再不听军令，当照韩復榘的前例严办。”汤部虽全军南下，却让开大路，放坂本支队入台儿庄以东地区，与濑谷支队会合。4月2日，全城三分之二已被日军占据。中国军队仍据守南关一隅，死拼不退。 4月4日，李宗仁再令汤部围歼进入台儿庄日军。4月5日，李宗仁指挥台儿庄一带国民党军全线出击。此时，蒋介石才电令汤部加紧对日军攻击，汤军团才以大部兵力攻敌侧背，曹福林军也向台儿庄方向移动。李仙洲第九十二军、周磊第七十五军也投入台儿庄以东战线，对日军形成包围，并于4月6日向敌发起总攻，残敌大部被歼。 台儿庄战役共歼敌20000余人，击毁敌坦克30余辆，缴获大炮70余门，战车40余辆，机枪数百挺，步枪万余支。 血战台儿庄，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斗志，向全世界各国显示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决心。 △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在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指挥下进行的，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大规模战役。参加这次战役的有一二九师部队、晋察冀军区部队，晋西北的一二o 师部队，以及山西新军等共105个团，约40万人的兵力。此外，还有广大民兵和群众参加。 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经歷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0年8月20日至9月10日）为交通总破袭战，破坏日寇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重点摧毁正太铁路；第二阶段（9月11日至10月5日）为歼灭交通线两侧之敌和摧毁深入我根据地内的敌军据点，主要进行了榆（社）辽（县）和沫（源）灵（丘）等战役；第三阶段（10月6日至12月5日）为反击敌人对我各根据地的疯狂报復“扫荡”。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各部在华北各地5000里战线上进行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10645人、伪军15100余人；俘虏日军281人，日军投降者47人；俘虏伪军18407人；拔除大量据点，一度收復县城50座，并使华北敌人交通一度瘫痪，正太铁路3个月之久未能修復。 百团大战，几十万大军步调一致，战果辉煌，是抗战以来最令人振奋的一役。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发电报给朱德、彭德怀说：“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日寇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励。”蒋介石来电说：“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这次战役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威望，更加坚定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率部转战于太行山区，创造了夜袭阳明堡、黄崖底、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香城固等许多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着名战例，参与指挥百团大战等战役，创建了晋冀豫（太行）、冀南、太岳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春天，毛泽东对准备前往晋察冀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说：“中国有一部着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里面写了个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毛泽东用风趣的语言赞扬了聂荣臻开创晋察冀根据地的丰功伟绩。 六届六中全会是在1938年抗战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会前，共产国际确认了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那时，王明以中共中央领袖自居，盛气凌人，推行“右”倾路线，一切迁就国民党，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这时，王稼祥刚刚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从莫斯科回国，担任六届六中全会秘书长，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会后，张闻天却“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交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由他过去的窑洞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让贤”之后的张闻天，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后来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左权 左权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以后又到苏联陆军大学学习。1930年学成回国，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担任过红军学校教官、红军军长、政治委员、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参加过长征。抗战开始后，一直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他年轻有为，处事果断，又待人诚恳，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 1939年11月，在聂荣臻的指挥下，八路军在河北沫源县城东南的黄土岭巧妙设伏，歼灭前来“扫荡”的日军800多人，其中指挥官阿部规秀中将也被八路军的迫击炮击毙。此人在日本军界被捧作为精通“山地战”的“名将”，没想到在黄土岭一命呜唿。在中国的抗战史上，在战斗前线当场击毙日军中将衔军官还是首次。一向污衊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蒋介石也不得不发来电报，称此战胜利“足见我官兵杀敌英勇，殊堪奖慰”。 第27页 在全民抗战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3次反共高潮。第一次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晋西北和晋东南。抗日军民坚持了坚决自卫的原则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粟裕和陈毅率部渡长江北进，在黄桥决战中，粟裕率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3个纵队7000余人，打败了国民党韩德勤纠集的苏鲁战区部队和税警团、保安队及其主力八十九军等部号称十万大军，被我军歼灭1.1万余人，从而开闢了苏中根据地。 △皖南事变 1941年1月5日，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等9000余人，按照蒋介石指定的路线开始北移。1月7日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8万多预先埋伏好的国民党军队的突然包围袭击。当时，虽经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激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害。蒋介石竟在1月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这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回击。1月20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四军改编为7个师，分别活动于苏中、淮南、苏北、淮北、湘鄂皖赣边、苏南、皖中等地区。22日，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发表谈话，严正斥责了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的反动命令，向全国人民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勾结日伪实行联合“剿共”的罪恶阴谋。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了。 1943年6月12日，在蒋介石指示下，国民党特务头子张涤非假冒“民众团体”名义，召开座谈会，打电报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6月18日，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调动几十万大军准备“闪击延安”， “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7月7日，国民党军炮击我陕甘关中分区，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长篇论文，第一次明确提出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 ；毛泽东思想是“在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王稼祥说，这只是凭着党性发表个人见解，做自己该做的事，如此而已。 我党在延安举行了3万人的群众大会，发出“唿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其他解放区也纷纷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反动分子；动员民众，积极备战；抽调部队，准备保卫延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集团不得不停止他的反共高潮。 1944年3月，粟裕亲自指挥了苏中的车桥一仗，击毙山泽大佐等465个日军；俘虏中尉山本一三等24个日军及伪军483人，拔掉了日寇在我根据地内的据点。 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上校到晋东南考察时，称赞“三八六旅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这个旅的旅长就是身经百战震惊世界的陈赓。 △陈赓 陈赓，出生于湖南湘乡县一个贫寒的行伍之家。祖父是湘军老兵，他高小未毕业就弃学从戎，四年后升为上士。他厌恶旧军队的黑暗，离队到铁路上当办事员，业余时间进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接受了革命理论，1922年加人共产党。1923年末受党组织派遣赴广东人讲武堂。翌年夏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年底毕业任连长。1925年参加东征，不仅战功卓着，还在枪林弹雨中把蒋介石从火线上背了下来。后赴苏联学习保卫工作和暴动经验，1927年初回国到武汉任特务营长并指挥工人纠察队。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担任保卫工作。后调中央特科主管情报工作。1931年在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的紧要关头，他协助周恩来迅速疏散中央机关，随后赴鄂豫皖根据地，出任红军团长、师长。 1932年，陈赓因腿部再度负伤回上海治疗，被叛徒出卖而被捕。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并当面许以高官，陈赓见当日校长时坐而不起，当面拒绝“不当你的狗官”。后逃出进入中央苏区。长征时任干部团团长和红一师师长。抗战期间任八路军三八六旅旅长，以灵活的游击战连挫日寇。日军愤怒万分，“扫荡”时在装甲车外面贴上“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1943年秋，他在指挥太岳区反“扫荡”中，曾一举歼灭日军“皇军观战团”，击毙服部直臣少将和六名大佐。 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举行，经中共努力争取，国民党政府被迫在中国代表团的五名成员中让出一个名额，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参加。起初，代表团中许多人认为共产党都是粗俗的农民造反者，一路上与董必武接触，才知道竟是这样有学识的人。到美国后，他向华侨、新闻界、友好人士和部分上层官员大力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扩大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时，董必武又用毛笔苍劲地在旧金山宣言上籤上自己的姓名。他是中国参与联合国创建者之一。 第28页 △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党员121万人。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毛泽东思想也写入了党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并列为中央五大书记。刘少奇名列中央五大书记第二位，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和养病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 “七大”时，代表们因不知陈潭秋牺牲噩耗，仍选他为中央委员。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选举李立三为中央委员。在异国他乡15年的李立三怎么也不会想到，苏共联络部突然祝贺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5月，苏联红军打败了德国法西斯，8月，苏联对日宣战。我各解放区军民举行了大反攻，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日关东军迅速被歼灭，并在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的胜利，本来是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奋斗的胜利。战争的胜利果实，本应属于人民。只有人民的军队，才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利来接收敌伪的投降和收缴敌伪军的武器。 但是，在战后，美帝国主义却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位置，和蒋介石国民党相互勾结起来，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 8月下旬，为了寻求国内和平，毛泽东亲临重庆进行了43天的谈判，与蒋介石当面谈了十几次。在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协议规定“坚决避免内战”， “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 “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双十协定》刚刚签订的第三天，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各部队发布了内战密令。这个密令同时被共产党缴获了。事实上，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即马上以受降为名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我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给国民党进犯的军队以沉重打击，加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内战运动的高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5年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包括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秦邦宪、陆定一、邓颖超等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由延安飞往重庆，参加“政协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宪章问题的协议，曾受到全国人民，特别是国统区人们的热烈欢迎。1946年1月，经美国调停，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国民党却拒绝在东北停战，并继续围攻中原解放区，形成“边打边谈”的局面。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了二中全会，这个会议公开破坏了政协决议。有人叫嚣说：“政协决议的通过，是国民党的失败。”事实上，国民党反动派在破坏政协决议的同时，即部署了反人民战争，而且是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到6月中旬，当国民党反动派在其发动内战的力量已经布置就绪时，向解放军提出大批领土要求，并威胁说：中共如不退出他们要求的地区，则国民政府不能考虑停战问题。 △国民党军大举围攻解放区 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围攻鄂东、豫南地区的中原解放军，企图“一举包围歼灭”。7月12日，国民党50万军队在来安至南通八百里战线上向皖南解放区大举进攻。至此，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全面内战爆发了。 此时，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伴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并协助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当时军委的指示电，基本都是毛、周二人的笔迹。 1946年，李立三回国后先在东北局工作，化名李敏然。当时，有不少单位请他讲党史，他自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当事人的责任。每次讲完都得到一片称赞声。有一次，有人递条子提问：“先生，你讲得太好了！只是有一事不明，你怎么知道犯错误的人的心理活动的？”回答更是令全场惊讶——“我就是李立三。”经过短暂的沉寂后，会场上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就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 少奇同志回延安前，曾代表中央视察苏鲁皖地区来到山东，住在滨海地区一一五师司令部，他作了关子反对日军蚕食、独立自主地建设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重要讲话。罗荣桓、肖华和陈士榘，以及山东的领导听后都受到很大鼓舞。当时陈士榘是一一五师参谋长，在向少奇汇报工作时，曾根据山东的地理环境和群众基础，向他提出了以山东为依託，集中一一五师、新四军、山东纵队和地方部队为一体，重点开闢和建设山东解放区的想法。少奇很贊成这个想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战略性的设想，并表示要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汇报。 过了不久，为了参加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少奇同志不得不返回延安，指战员们依依不捨地为他送别，并请他回延安后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问好，少奇不时地向指战员们点头。他凝视着师部驻地附近一大片如雪似玉的樱花树，深情地说：“这片樱花树植根沃土里，开得多美呀，只要我们深深地扎根在广大群众中，紧紧地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我们的斗争就会像这盛开的樱花一样，充满生机，绚丽多彩！” 第29页 1946年10月，陈士榘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后，在准备华野建立后的重大战役方案的讨论中，他和唐亮主任将集中兵力于山东（鲁南）的意见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果然得到採纳。毛泽东明确作了“集兵于鲁南”的批示，结果取得鲁南战役的全胜，并开创了华东野战军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于一役歼敌两个整编师、5个旅和一个快速纵队的先例，这是指战员们所期望但是没有料到的战果。当时，连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都不敢相信，他曾说：得到这个消息，开始我不相信，怀疑是否前线发布的新闻搞错了，接着听了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才确信无疑了。华野开创了歼敌先例，令人鼓舞。 从1942年初到1947年1月，华野向少奇提出建议时隔已近5年，不想仍然符合中央的意图，并被纳人毛泽东的战略设想中，结果取得鲁南大捷，开创了华东战场的新局面。后来仗越打越大，越打越好，陈毅司令员高兴地说：“真是一个空前接着一个空前！”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 1947年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这一转变，是以解放军渡过黄河向南进攻，把战争推向国统区为标志的。 10月份，我军相继进行了张家店、高山铺等一系列战役，完成了战略展开的任务。这时，大别山区已经是露寒霜重的深秋时节了。可是，我军十几万人仍然穿着单薄的衣服。野战军首长报请中央，就地筹集解决冬衣问题。中央很快同意了。部队经过宣传动员，广大群众热情支援，很快就筹集到大量布匹和棉花。同志们用竹鞭、树条和自制的弹弓弹棉花，用稻草灰染出灰布，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等野战军首长和全体指战员一样，亲自动手缝制。可是，由于战斗十分频繁，时间紧迫，缝制粗糙，时间一长，有的棉衣里面的棉花就聚堆了；有的衣面划破，棉絮脱落了出来。邓政委的棉衣，在部队出大别山的时候，就有许多地方棉絮脱落了。在首长身边工作的几个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瞒着邓政委让后勤部门给他做一身新棉衣，可是谁也不敢，因为邓政委在个人生活上一向律己很严，从来不允许给他搞特殊。 一天，陈赓同志来总部开会，看到邓政委穿的那套棉衣，把副官长叫去说：“现在天气这么冷，首长身上穿得那么单薄，你们没看见吗？”并说：“要是把政委冻坏了，看我不找你们算帐！”听到副官长“挨批”的事，大家都拍手叫好：“这回可找到了‘靠山’。”他们几个人立刻商定，由副官长马上去找后勤部门给政委做一套棉衣。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副官长抱着一套新棉衣走进了政委的小屋。他看到政委正伏在桌上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便轻手轻脚地走到身边，小声说：“首长，棉衣给你领来了。”政委放下笔，搓搓手，转过身来。看到副官长抱着一套新棉衣，一时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副官长说明情况后，政委站起身来严肃地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难道你们没看到大家都和我穿的差不多吗？”顿了一下又说：“你们的棉衣不比我的还破嘛，为什么偏偏要给我再做一身呢，再说，棉衣破了，可以补一补再穿嘛！”万全同志在旁想缓和一下，就说：“首长，棉衣既然已经做了，还是换一下吧。”政委摆了摆手，说：“那可不行！马上把棉衣退回去！”他看到他们那为难的样子，又慈祥地笑了：“这样吧，棉衣既然领来了，就别退了。给小万穿吧，他穿也合身。”万全赶忙说：“不行，不行，这可不行！这是给首长做的。”邓政委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然后用手指着门，命令似地说：“就这样了，去吧！去吧！”然后又坐下来继续工作了。 在1948年1月至7月间，国民党在战略上还能採取分区防御的方针。到1948年8月后，只能改为重点防御了。 这年秋天，毛泽东、周恩来曾几次邀请党的发起人之一李达去解放区，因他健康状况不好而未成行。 △辽渖战役 1948年9月12日，我东北解放军拉开了辽渖战役的序幕。10月15日攻克锦州，歼敌10万余人，东北敌军副总司令范汉杰被俘。10月19日我军收復长春，敌军另一副总司令兼长春守军司令郑洞国率部投降。 此时，蒋介石飞到北平，亲自指挥渖阳地区的敌军向辽西方面撤退，结果被我军完全消灭在打虎山、黑山地区，生俘敌兵团司令廖耀湘以下8.7万余人。11月2日，渖阳、营口宣告解放。经过52天的战斗，东北全境解放，总计消灭敌人47万余人。 △淮海战役 11月7日淮海战役打响，这次战役由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联合发动。首先在徐州以东地区全歼敌第七兵团黄伯韬部等17万余人，兵团司令长官黄伯韬被击毙。继而又在宿县西南地区围歼敌12兵团黄维部12万余人，兵团司令黄维被俘。我军在永城东北地区，又围歼了华东敌军副总司令杜幸明所辖余部。1949年1月10日战役结束，共歼敌555万余人。其中粟裕领导的华野（三野）消灭敌军44万人。 此时，毛泽东在百忙中又给老友李达写了一信：“吾兄为我公司发起人之一，现本公司生意兴隆，望吾兄速来加人经营。”李达看到此信，心情无比激动，当年的润之老友竟还在挂念着自己这个“发起人”。 第30页 △平津张战役 12月5日，第四野战军进关与华北两个兵团发起平津张战役。我军在塘沽至张家口的八百里战线上，将敌人分割并包围于天津、北平、张家口等孤立据点。12月23日至24日，攻克张家口，全歼守军5。4万余人。1949年1月14日，向天津守敌发起总攻，经过29个小时，即解放天津，全歼守敌13万余人。北平守敌第四、第九兵团，在傅作义率领下，接受我军的和平改编。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至此，平津战役全部结束，总计在56天中，被歼敌人及接受改编者共52万余人。 有一天，毛泽东主席来到城南庄，这里就成了政治中心，许多会议在这里召开，许多领导人都到这里来聚集。 第一个来的是邓颖超大姐。毛主席一见到她，就紧紧地握手，说：“你坚持在第一线工作，取得了成绩，又有了经验，很好啊！可你这个后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也没有，可苦了恩来啊。” 自从党中央在陕北枣林沟开会以后，邓大姐就随刘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带领的中央工委到了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她参加过全国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会议后，又参加了阜平县土地改革和整党的试点工作。陕北战争形势好转，中央前委到了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有些老大姐前往那里与首长们团聚，只有邓大姐没有去。当时，有些人还纳闷，为什么邓大姐不来呢？后来才知道，她正在基层搞土地改革试点工作。整党工作座谈会的。 这次，邓大姐笑着说：“恩来的身体很好，有主席的关心，有警卫员照顾，我不去吃也很放心呀。” “那可不行。我们都代替不了你这个后勤部长啊！”毛主席开起了玩笑。 周副主席笑着说：“通信联繫，也等于见面了。” 这一天下午，好几辆汽车开到了军区大院的门口。从车上下来的首长有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有朱总司令、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还有李先念和副政委张际春，以及军委作战部副部长李涛等。 朱总司令和毛主席一见面就久久握手，互相看着，两手不愿松开。“听说你的身体很好，现在看到，确实比以前好多了。”朱老总凝视着主席的脸说。 “总司令的身体也比以前好啊！”毛主席笑答。 周副主席对毛主席说：“大家听说你的情况都放心了，急着见你领受任务。” 陈毅司令员操着满口四川话说：“我们都研究好了，愿意接受中央交给的最艰巨的任务，对于打蒋介石，还是蛮有信心的哩！” 毛主席说：“很好！很好！" 阎长林同志是第一次见到粟裕，但知道苏皖地区的七战七捷是他指挥的，还听说他不仅在解放区里有很高的威望，在国民党统治区甚至国外也很有名，没想到他只有30多岁。毛主席握着粟裕的手说：“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呀，你们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李先念 李先念同志1946年率领部队从中原突围到达黄河以北整训时，曾和陈少敏大姐到延安枣园向毛主席汇报过工作。记得毛主席当时说，突围出来就是胜利；有机会了再打出去嘛。只隔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李先念同志率领的部队不仅打出去了，而且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次见面，两个人又谈得很亲热。 毛主席见李先念同志的脸上包了一块纱布，关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事，擦破了一块皮。” “没有事？好险噢！就是因为我和李涛几个大胖子把汽车给压翻了。还好，沟不深，翻了车，我们没有伤筋，也没有断骨，不误开会。如果沟再深一些，搞不好，我们就要见马克思去了。”陈毅同志说。 毛主席笑了，说：“打不倒蒋介石，完不成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谁也不能去见马克思。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会保佑我们的呀！” 这是一次书记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主要研究华东野战军的战略部署，以及大规模的部队行动计划问题。 会上，听取了粟裕同志的汇报，并採纳了他提出的意见，决定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暂不渡江南进，以陇海路以北的老根据地为依託，互相配合，集中兵力大量歼灭敌人。为了加强领导，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邓小平同志为第一书记，陈毅同志为第二书记，邓子恢同志为第三书记，中原局的委员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粟裕、陈康、张际春、刘子久等12人。同时成立中原军区，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和李先念为副司令员，邓子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经过辽渖、淮海、平津张三大战役，敌人所有精锐部队，丧失净尽；敌人在军事上并且也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均已面临绝境。中国革命战争将迅速取得全国的胜利。毛泽东后来总结说，战争主要是靠1.6亿人口的老解放区人民打赢的。 △李达重新入党 李达转道香港经天津到达北平，5月18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同在香山会见了李达。之后，毛泽东单独留他话旧，李达表示要重新加入到党的行列里来。毛泽东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以后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党是了解你的。”毛泽东当夜留李达在自己床上休息，本人坐在桌前批阅一夜文件。第二天，党中央郑重地为李达举行了入党仪式，毛泽东做他的歷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并且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 第31页 △开国大典 终于，在公元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中国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宣告，他们在华夏大地上建立起了人民当家做主的自己的政府，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的元首，就是韶山沖那个农民的儿子，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瑞金时就被人们亲切称唿的“毛主席”。就是这个人，他在青年时期曾对人说大丈夫就要敢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成为奇男子。这些话，看似青年人常有的戏言或狂语，但他的雄才大略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他的性格和气质充满了奇特，他以博大精深的智慧创造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并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惊嘆的奇蹟，使我们这个曾经受尽欺凌和屈辱的民族终于以独立富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人们怎么也不会忘记这位伟人，他彻底结束了一个漫长而又黑暗的社会形态，带领人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中国人民满怀激情地高唱：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 这支歌，是人民创作的，是一人民发自内心的唿声！在人民的心目中，心目中，他的一生确实是伟人加奇人的一生。他成就了许多被认为是奇蹟的事情，他的深刻、睿智、预见、幽默、恢弘、语言、文采……无不闪烁着他特有的光彩，无不令人感到惊奇！他既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又是杰出的学者、诗人、书法家。无论在中国歷史或世界歷史上，都很少有人能达到他那样的渊博，攀上他那样的高度。无怪乎他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的伟大，令人钦佩；他的奇特，令人赞嘆！ 第二篇 儿女眼中的父辈 引 言 一.儿女眼中的父辈 在父辈们确立自己终生追寻的目标的时候，在父辈们为他们的主义、理想无私奉献的时候，他们的儿女也相继出世了。这些孩子是和父母的追寻、信仰同生存的一代人，在这些孩子的眼里、耳里、心里，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是父辈们为劳苦大众无私奉献的行动，为他们追寻的主义英勇献身的精神，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去体现他们的人生价值。在当前的年轻人看来，这不可能是真的！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傻子？如果你自己都不存在了，你的追求和牺牲还有什么价值？这样，在人们面前又摆出了那个古老而争论不休的话题：人生，究竟怎样活着才有意义？ 二.父辈无愧于子女 1934年10月，毛泽东和刘伯坚的一段对话，道出了父辈们的心声。 主力红军要长征了，毛泽东去和刘伯坚告别。刘伯坚握住毛泽东的手，情绪十分激动，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伯坚，你怎么啦？你有什么话吗？” “主席，我有一肚子话要说！我现在三个孩子，丢的丢，失散的失散，到现在一个都没有了。主席，我是不是太脆弱了？你批评我吧！” 毛泽东听了这话，两眼望着远方朦胧的山顶，一句话也没说。 “主席，你说话呀！” “伯坚吶，瞧，你的三个儿子没有了，我毛泽东也是三个儿子，也没有了。开慧牺牲后，我的三个儿子颠沛流离，现在也找不到了，也许都死了，也许可能是在哪里拣垃圾、讨饭呢！” “主席，你说孩子们长大了，他们能不能理解我们？会不会原谅我们？” “不，他们不会原谅我们的！那么小的孩子，最需要父母照顾、抚养他们的时候，正需要父母爱护关心他们的时候，我们却抛开了他们。所以，他们不能够原谅我们。我毛泽东不是一个好父亲，你刘伯坚也不是，咱们都不是好父亲哪，都不是！” 毛泽东声音颤抖，两行热泪顺着面颊流了下来。刘伯坚也在用衣袖擦着自己的泪水。过了好一会儿，毛泽东又感慨地说：“但是有一点，你说对了，他们长大之后应该理解我们！伯坚哪，我们两个，还有许许多多的同志，我们干革命流血牺牲、被捕坐牢，甚至还受到排挤，遭受党内的打击，搞得抛妻别子。我们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天底下所有的父母，都不要再丢失自己的孩子。为了天底下所有的孩子，不要再失去他们的父母。这样，我毛泽东将无愧于天底下的父母和孩子，你刘伯坚也无愧于，我们共产党人都无愧于……” 是的，这些革命的父辈，无愧于自己的子女！他们将自己对子女的爱和对人民的爱融为一体，把家事、国事、天下事紧紧连在一起，由此而张扬了一种至高至大的真理，人民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第05章 李大钊的一家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也是一位普通的父亲。他一生共有6个自己喜爱的儿女：长子李葆华、长女李星华、次女李炎华、三女李钟华、次子李光华、三子李欣华。 1918年前，9岁的葆华和6岁的星华，还是有着幸福的童年的。他们随母亲赵纫兰住在河北省乐亭县的乡下老家。父亲在北京大学教书，每年放暑假时回家看望他们。1918年夏天，父亲将全家人接到北平居住。 第32页 △李大钊 李大钊的故乡乐亭县大黑沱村，是个很美的地方。孩子们爱称自己是“海边儿的人”。因为乐亭位于渤海海汉子里，大黑沱离海边只有八九里地。 大海，苍蓝苍蓝的，镶着银白耀眼的细沙滩，望无垠，令人神往。夏天的晚上，孩子们最爱坐在门口的古槐树下听老爷爷、老奶奶讲好听的故事。 20世纪初叶，中国的大地到处不太平，乐亭也不例外。军阀混战，盗匪猖撅，官府欺压，恶霸横行水灾肆虐，地主盘剥……家乡父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李大钊是京城里的大学教授，家里尚不愁吃喝。可是说起天灾人祸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家门口也经常有来讨饭的穷人。这在孩子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是革命先驱者中，最早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发出热烈欢唿的人。他在首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指出帝国主义强盗们不过是一丘之貉。“大战”的告终不是“双方那一边的胜利”，而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个胜利“不是威尔逊的功业”，而是“列宁跳功业，马克思的功业”。他说这是人类的“新纪元”；“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如果说李大钊在他的第一篇名文《青春》里所说的，“青春的中国”是一个模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那么现在他的心目中所要创建的一个属于新世界一部分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李大钊在1918年2月，被北京大学聘为该校的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北大的“红楼”从此便成了一个小小的革命策源地。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从苏联射过来的第一线曙光，在我国变成了燃起人们革命热情的熊熊火炬。 李大钊和其他共产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领导力量。《新青年》变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同一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向读者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在北京大学、女高师、师范大学、朝阳大学等几个学校讲授“唯物史观”、“社会学”、“歷史哲学”等课程。他在课堂上和各种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推进新文化运动，同时积极地领导和参加了青年学生们的爱国活动。 大钊的孩子们，自然不知道父亲在追求什么，做什么，但孩子们感到自豪的是，他们有这样一位人世间最好的父亲。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父亲总是那么慈祥、那样爱他们。 大钊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对孩子的教育，体现了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专制、尊重个性发展的新思想。他爱孩子，却又从不溺爱，更不训斥或打骂。他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可惜由于他太忙了，实在挤不出太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即便这样，在子女的成长中，都留下了父亲教育的印迹。 父亲对孩子们的教育，更偏重道德品质和人格养成方面。他总是从小事入手，一点一滴，在玩或讲故事当中告诉孩子一些最基本的做人道理。例如，孩子们吃饭时不小心掉了饭粒，父亲便要求他们从桌上捡起来吃了。并且说，粮食来之不易，是贫苦农民一滴汗摔八瓣种出来的，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啊！父亲听到女儿唱一首粉饰太平的歌，就说，这歌不好，不应当教孩子昧着良心说瞎话。他亲自教给孩子们两首歌颂劳动和自由的歌曲。 星华曾经这样写道：“父亲愿意把我们培养成遇山不愁，逢海不惧的人。他常说，要是经常叫孩子们到深山野林里跑跑，有机会或者坐上小船，像鲁滨逊那样不怕风险，在海心里漂流漫游，那也是很有兴趣的事。这样做，既能锻鍊孩子们的胆量，还能使孩子们胸襟开阔，培养孩子们丰富的想像力。”有一年回老家，他特意带孩子们坐船走了一次滦河，这次独特的旅行，给孩子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大钊先生还很注意子女的美育教育。他是一位很有文学修养的人，经常给孩子们讲解中国古诗词和西方文学名着，并且通过琴棋书画来培养孩子们多方面的情趣。 大钊先生经常给子女讲一些苏联国内的情况，相形之下，革命的大道理讲的倒是比较少。大概是当时孩子们还都太小的缘故吧。不过，李大钊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离家舍业，忘我工作，流血牺牲的一生，为孩子们树立了无声的榜样，自始至终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儿女们。 葆华十四五岁，星华十一二岁时，家境开始穷困起来，而且一年不如一年。母亲常常为生活发愁。有的时候家里几乎陷人无米下锅的窘地。全家人穿得都很俭朴，甚至可以说比较破旧。星华在孔德学校读书，同学大半是北大教授的子女。少女时代的她，相貌端庄、亭亭玉立，可穿得总是很破旧，不是下摆加贴边，就是袖口、裤脚加贴边。小姑娘们都爱美，在同学面前她多少有点难为情。但是她听母亲说，家里的钱父亲拿去干“大事”了。什么“大事”，母亲并没说。星华相信，既然父亲要这样做，就一定很大、很重要！她还看到，尽管家里穷，父亲仍一如既往地挤出钱来帮助一些穷困的青年。由于从小受父亲的薰陶，她坚信父亲所做的一切。因此，从不伸手向父母要东西。 第33页 过年了，小妹妹哭着闹着要母亲买新衣服，母亲心疼小女儿，咬牙做了一件。妹妹高兴地穿上了新衣服，星华多羡慕啊！可是她一声不吭。她知道自己是大姐，应该让着妹妹，更应该主动替父母分忧。 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年，李大钊就开始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了。他在北京各学校发展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作为建党的准备。1920年3月间，他和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协助建党的代表在“红楼”图书馆里讨论了建党的问题。夏天，经过和上海的共产主义者通信研究之后，到1920年9月间，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在上海、北京、汉口、长沙、广州、济南、杭州等大城市成立了。在成立党的前期组织期间，李大钊一方面组织领导学生的爱国活动；另一方面，他派人到铁路工人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长辛店首先组织了工人俱乐部，五一节，工人还举行了游行示威，而且第一次在北方组织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工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李大钊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他是北方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同时是全党坚强而优秀的领导人之一。从1922年起，他同时又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各省的工农运动和社会运动有很大进展。8月，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先生，代表中共提出加人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1923年，他成功领导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二七大罢工，同时他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4月下旬，他亲驾马车率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率团在莫斯科参观了五个多月，亲眼看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越发增强了他对中国革命胜利前途的无比信心。冬天，他化装成商人回到了北京，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 由于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仇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把李大钊看作眼中钉。“八一三惨案”以后，北洋军阀政府把领导请愿的人诬衊为“暴徒”，下令各处通缉李大钊。但是，李大钊并没有在敌人的捉拿下表示退却。他离开了学校的教书工作，隐蔽起来，在白色恐怖下完全献身于革命的秘密工作。 军阀张作霖从奉天进关以后，又首先下令逮捕李大钊。在环境越来越险恶的时候，李大钊如果愿意离开北京的话，他是完全可以安全离开的；可是，他不愿走。许多朋友去劝过他，他都婉言谢绝。虽然环境万分恶劣，他依然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态度始终是那样镇静和乐观。他和同志们作了应付意外事变的一切必要准备，烧毁了重要文件，练习打手枪；当工友出去买菜失踪后，他就和青年同志们一块动手做饭。那时候党组织没有经费，很困难，大钊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贴补革命事业。 自从大钊投身革命后，他的家庭生活就再也没安宁过。不断有流氓暗探跑到他家里来骚扰捣乱。大钊只得带着全家不断地搬来搬去，短短几年里竟然搬了四五回家，并且搬家的周期越来越短。 1924年到1926年，大钊非常忙。为了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他经常南下，奔走于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每次从外地回来，顾不上休息，就又日以继夜地投人了工作，不是伏案疾书，就是同一群青年男女在书房里秘密开会商量事情，甚至难得和孩子们说上几句话。 1924年春天，正是大钊为党的事业忙得废寝忘食的时候，他的可爱的小钟华患了肺炎。连续几天，大钊硬是挤不出时间过问一下女儿的病。眼看孩子病得越来越重，爱人急得团团转，一点办法也没有。等大钊腾出工夫时，孩子的病已经耽误了。3岁的小钟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全家都为钟华的死而难过。大钊先生更是悲痛欲绝，但是他甚至来不及追念爱女、慰藉家人，便又匆匆地离开了北京。 不久，家里接到大钊捎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附着一首悼念小女儿钟华的长诗。葆华、星华和母亲一道，在灯下含泪读完这封信。孩子们深深为父亲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所感动。父亲这次外出一去就是半年。直到父亲回来，家里才知道原来他此次秘密出京，是赴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去了。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棋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都负了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人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继续进行国共两党的革命活动。星华、炎华跟着母亲也搬来同住，葆华和弟弟留在朝阳里旧居，每天负责给父亲送信。葆华在父亲影响下，已于1925年加人了“cy ”（青年团）。 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人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书生出身，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 1927年4月6日早晨，反动政府终于发动了警察、侦探、奉天宪兵近500人，在日美帝国主义特务的配合下，被外国守军放人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疯狂地大搜捕，并突袭苏联大使馆。事情发生时，星华正好和父亲在一起，就和父亲一同被捕。母亲和妹妹炎华也在另一个地方被捕。这天，孔德学校的同学把他接到清华园，葆华和同学们到小汤山旅游，在回家的路上，告诉了他家中出事的消息，使他躲过了敌人的魔爪。直到4月28日李大钊牺牲这段时间，葆华一直躲在爸爸的朋友、北大教授周作人、沈尹默等家中。 第34页 敌人把大钊单独关押审讯。星华和母亲、妹妹被关在女监里，一直得不到父亲的消息。敌人很快弄清楚她们母女三人的真实身份后，狡猾地安排了一场法庭相会。 星华和妈妈、妹妹被带到法庭，一眼就看到了昼思夜想的父亲。星华真想跑过去扑到父亲的怀里。父亲瞅了瞅她们娘仁，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沉着，就像没有看见她们一样。 15岁的星华，一下子意识到这是在敌人的法庭上，一句话、一个动作不慎，就可能给自己或家人带来杀身之祸，她一下子变得理智起来，敌人使她顷刻间长大了。她理解眼前的父亲，被一种伟大的力量笼罩着，这个力量就是父亲常对她们讲的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星华问李大钊。 “是的，我是他最大的孩子。”星华也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怕父亲一不留神说出哥哥葆华来，就抢着做了回答。 “不准多嘴！”法官拍着惊堂木厉声吼道…… 李大钊立刻领会到了女儿的用意，接着说：“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我的孩子们年纪都小，都在上学，可以说她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她们没有关系。” 听说星华、炎华都在上学，狡猾的法官当场出了一道数学题让星华算，看她到底是不是学生。星华不慌不忙把那道题回答出来了。法官又出一道题，炎华也算对了。法官没了招，就命令警察把她们押下去了。 就这样，李大钊同爱人、女儿在敌人的法庭上见了一面，又匆匆分别了。全家人都没有想到，她们这次见面，竟是与亲人的最后诀别！ 李大钊被捕后，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贞不屈。他在敌人的法庭上公然承认自己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并声明他过去的行动，完全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 李大钊的被捕人狱，引起了社会舆论对他的广泛同情；他的声望、学问、道德，连反动报纸也不能不虚伪地表示敬佩。大学生、各界群众、教育界名流、学者，各方都在设法营救。尤其是北方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计划去劫狱，营救工人们爱戴的领袖李大钊。 大钊得知这个消息后，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监狱在敌人严密警戒下，劫狱是一种冒险行动，事实上是不会成功的，反而会带来更大的牺牲。他说：“我个人为革命牺牲，是光荣而应当的，但已经是党的损失，已经是我的罪过；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做这种冒险，耗费革命的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革命的力量，而不是去冒险和牺牲……”党组织同意了李大钊的意见。 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谴责和各界名流唿号营救，判处了李大钊和同案的其他19位同志的绞刑，其中有共产党人，也有革命的国民党人。 残杀革命党人的阴谋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反动统治者怕遭到社会上更大的非难，没有敢进行公开审判。4月28日上午，敌人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20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38岁。 临刑时，李大钊第一个走上刑台。他像平日一样，仍穿着他那件灰棉袍，态度镇静从容。他走上刑台以后，愤慨地做了最后一次演说，他态度坚定地声明：“共产主义在中国终将胜利！”他对着刽子手们冷笑道：“你们也太虚弱了，为什么连句话都不敢让我多说呢？”当他的脖子被套上绳圈后，他用最后的力气高唿：“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革命先驱李大钊，为了“把中国人民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为了在祖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他以忠贞不屈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第二天，报上登出李大钊等烈士遇难的消息。噩耗传来，全家人痛不欲生，李夫人当场晕倒在地。从此，李夫人一病不起。 病中的李夫人实在无法亲自去为丈夫收尸，只得让星华带着妹妹，在舅姥爷周玉春、同乡李凌斗的陪同下，到宣外下斜街长椿寺收敛遗体。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被杀害后的惨状，使在场的人都不忍目睹。星华和炎华在父亲遗体旁哭得死去活来。星华一边哭，一边亲手为自己最亲爱的父亲重新装殓遗体。她是代表母亲，也是代表哥哥，也是代表全家人来做这件事的。这幕惨景从此深深铭刻于心，令她终生难忘。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北京，竟难以找到一块净土来安葬李大钊。费了很大週摺，星华才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将父亲的灵柩暂厝于宣外妙光阁的浙寺里。 李大钊牺牲后，家里仍不得安生，门口侦缉队、暗探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家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警察局的严密监视之下。后来，警察分驻所索性公然下了驱逐令，要星华全家限期返回河北乐亭原籍。 1927年5月11日夜晚，星华照护着生病的母亲，带着弟妹，悄然离开生活了十年的古都，回到故乡大黑佗。葆华也在父亲朋友们的保护下逃亡到日本去念书。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凄凉地分散了。 全家回到乡下后，李夫人的精神被彻底摧垮，终年卧病在床。李葆华远在日本，信息全无。炎华9岁，光华4岁，欣华刚1岁。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15岁的星华一个人的肩上。首先是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连给母亲买药治病的钱都没着落。幸而住在外祖母家，还能给他们一点接济，全家以此维持生存。 第35页 为了渡过家庭难关，星华不得不中辍学业，整天在家里守护母亲、照料弟妹。她是个好强的姑娘，如今因家庭牵累不能读书，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痛苦。 母亲很明事理，不愿因为自己的病耽误孩子们的前程。但星华怎肯丢下生病的母亲，故而一拖就是4年。 直到1931年夏天，母亲的病稍有好转后，在母亲再三催促下，星华带着炎华和光华，重返北平求学。那一年星华刚满20岁，有多少困难等着她呀！为了解决姐弟3人的生活费，星华只好四处奔波求人。在父亲的老友帮助下，北大答应，每月发给他们少量父亲生前的欠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又托人卖了父亲一部分书，解决了基本生活费。第二年星华升人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又得到一份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的工作。白天上学，晚上工作，加班加点，半工半读，拼命挣一点钱，贴补弟妹的学费。 1933年4月23日，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带着孩子们参加了中共北方地下组织为李大钊举行的公葬，葬礼后不到两个月，赵纫兰就含恨病逝了。从此，大钊的子女都成了孤儿，他们相濡以沫，相依为命，苦苦挣扎在这“夜色如磐，鸡鸣不已”的古北平…… △长子李葆华 葆华流亡日本后，考入了东京高等师范。1930年冬，参加中华留学日本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1931年5月加人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后，为抗议日本侵略我东北，葆华和其他留日学生开展了归国运动。 葆华回到上海后，参加了“上海民众反日联合会”。1932年他又受党派遣，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平，任中共北平门头沟矿区支部书记。1934年4月，任中共京东特委书记，1936年5月，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李葆华戎马倥偬，转战山西、河北，直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 新中国成立后，李葆华竭尽全力，投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曾先后出任水利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党组书记…… “文革”开始后，葆华曾被“打翻在地”，经受了触及皮肉的批斗、抄家、住牛棚、做苦役、监督劳动，整整失去人身自由6年之久。 △长女李星华 1932年春天，星华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同年夏天，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 1935年，星华参加了伟大的“一二？九”反帝爱国学生运动。这时，哥哥葆华也回到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失去父母的兄弟姐妹，才得以团圆。 1940初夏，星华带着光华冲破重重困难，经过半年多的奔波，终于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后到延安中学任教。 全国解放后，星华又回到北京，曾先后在师大女附中和马列主义学院二分院任教。1956年起，从事民间文学工作。她搜集整理的《白族民间故事传说焦》出版后，受到了国内外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高度评价。 在十年“文革”中，星华的身体和心力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她在双目失明疾病缠身的极端困难情况下，仍以顽强的惊人毅力，在女儿的帮助下，口述回忆父亲的一生。 △次女李炎华 1931年，炎华入通县师范学习，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她和党组织及家人都失去了联繫，只好下到河北遵化县的山区农村学校，长期任教。直至解放后才只身带着两个女儿进京，找到失散的兄弟姐妹。后在北京市人事局做一般工作，“文革”中病逝。 △次子李光华 1936年，光华回到老家乐亭，在中共县政府当通讯员，时年他只有14岁，即走上了革命道路。1939年，他参加了震动全国的“冀东大暴动”。1940年跟随姐姐星华，歷尽艰辛去了延安，进人陕北公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在基层做革命工作，先后任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全国解放后，他又先后到唐山纺织厂、钢铁厂任书记、经理等职。1959年先后调中央调查部、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离休。 △三子李欣华 欣华是李大钊最小的儿子，父亲牺牲时他才几个月，母亲去世时他才6岁。1938年，他小小年纪就随哥哥光华参加了“冀东大暴动”。暴动受挫后，欣华与组织、哥哥都失去了联繫，只身飘流到大后方。1947年进华北联大学习，后参加教育系统的接收工作，继而在门头沟大峪中学任教，后任门头沟师范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但一直坚持上讲台授课。1990年病逝，身后无子女。 第06章 陈独秀父子间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连任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与结髮妻子高大众（高晓岚），生下3男3女。高大众长陈独秀3岁，目不识丁，陈独秀为办学想从家里拿钱，夫人坚决不肯，两人争吵乃至分居。后来，陈独秀爱上了“思想新颖”且有文化的高大众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随后结合，生1男1女。 陈独秀的儿女有：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三子陈松年、四子陈鹤年，长女陈玉莹、次女陈子美，其余两个女孩早殇。 第36页 1898年，陈独秀结婚的第二年，元配夫人高晓岚生下了陈延年。延年4岁时，即1902年，他母亲又生了一个皮肤白哲、脸蛋俊俏、眉清目秀的男孩儿，取名乔年。 从童年起，兄弟俩就生活、学习、工作在一起，直到他们留法、留俄归来才分开。兄弟俩虽是一母所生，但外貌和性格却有很大差别。兄长延年皮肤粗黑，身体壮实，性格内向，不苟言谈，像个“黑面武生”；弟弟乔年生来皮肤白哲，圆圆的脸蛋，生得俊俏，像个“白面书生”。乔年性格活泼开朗，喜欢嬉闹，逗人喜爱。亲友们上门，见到形影不离的兄弟俩，都说陈家风水好，生了一对“文武双全”的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1913年，延年15岁，乔年11岁，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在家乡安庆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协同都督柏文蔚举旗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安庆一片白色恐怖，柏文蔚、陈独秀东逃日本。 陈独秀虽远离家门，可袁世凯并没有放过他的家人，先将其家洗劫一空，继而扬言要捉拿陈独秀的儿子，来个斩草除根。敌人搜查时，幸好事先有人报信，延年、乔年机灵地互作人梯，越墙逃走。跑到乡下躲藏起来，才免此杀身之祸。 从此，兄弟俩结束了与祖父陈昔凡一起优越、安定的生活，走上了艰难的人生旅途。 1915年，陈独秀把延年、乔年接到上海读书。为了让他兄弟俩早日自创人生，陈独秀採取自己独特的教育方法：他不让延年、乔年兄弟俩在家里吃住，将他俩寄住在上海四马路亚东图书馆《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里。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是陈独秀同乡好友，他遵照陈独秀的嘱咐，每月给他们兄弟俩10元生活费。兄弟俩先是在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学法文，后又一起考入復旦大学，继续学习法文。因此，他俩每月10元生活费除交学费外，所剩无几，生活十分清苦。 然而，这两兄弟对清贫生活并不在意，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半工半读，谋生自给。白天在外做工，晚上以地板为床，吃大饼，喝自来水；夏天无蚊帐，冬天无棉衣，一件袷衣四季不离身…… 有一次，他们的祖母谢氏，带着家人到上海查看陈家在沪产业的经营情况，好不容易找到他兄弟俩。祖母见他俩衣着破旧，生活如此艰苦，不禁一阵心酸落泪。当即差家人给他们兄弟俩添置衣物，另租住处，并好言劝道：“延年、乔年，你们是陈家后代，在上海求学吃苦，令祖母心痛不安。家里拿钱供你们求学，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要说在上海，就是你们出洋留学，祖母也能供养得起。” 兄弟俩却谢绝了祖母的好意：“祖母大人，你老人家的好意我们领了。不过，我们远离家门，就是要自立，自创人生。古人云‘少年宜使苦，苦则志定’嘛！” 老祖母虽然心酸，但听了兄弟俩这番自创人生的话语，从内心感到高兴。这俩孩子在外求学确实懂事多了，不贪恋家中的钱财，长大了一定能成有用之才。 陈独秀不让延年、乔年在家里住，生活费用又扣得那么紧，令他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心中十分不安。她虽是延年、乔年的继母，可也是他们的亲姨妈，她视他们兄弟俩为己出。她认为：于情于理都应让他们兄弟俩吃住在家里。当时，李达、王会悟都住在陈家，张国熹来上海也住在陈家。陈望道负责编《新青年》，也住在陈家。外人都能住在家里，为什么陈独秀就是不让自己的亲骨肉吃住家中？为此，高君曼苦口婆心，总也说服不了丈夫，甚至常为此发生口角。陈独秀说：“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们自创前途。”就这样，延年、乔年兄弟俩在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一直也没有回家吃住过。 1919年底，这一黑一白俩兄弟，通过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的介绍，赴法勤工俭学，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到法国之初，陈氏兄弟一面做工，一面学习。他们以过人的聪慧和流利的法语，考人巴黎大学附设的阿里雍斯学校，打算毕业后考巴黎大学。 不久，控制华法教育学会的无政府主义领袖李石曾、吴稚晖以及中国驻法公使陈篆等，勾结法国反动当局肆意迫害勤工俭学学生，竟然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使得陈氏兄弟俩和大批勤工俭学学生得不到资助，过着几乎流浪的生活。 延年、乔年俩兄弟，被迫从巴黎到里昂一家工厂当翻砂工，他们虽拼命地干活，还是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先生，在法国看到中国名流的儿子如此吃苦耐劳，不由得大发感慨：“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勤工俭学过那么苦的生活，每餐拿面包蘸酱油吃，堪称勤工俭学的典范。” 陈延年、陈乔年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经歷了由信仰无政府主义到信仰共产主义的曲折过程。他俩原是通过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获得了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法国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也是无政府主义盛行的国家。但是，无政府主义不但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反而越来越成为阻碍无产阶级斗争的绊脚石。他们亲身经歷的大量事实，使他俩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反科学的空想。 因而，从1921年起，陈氏两兄弟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转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给他俩以很大的启发。 第37页 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未到职）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仍被推举为中央书记。“一大”闭幕后，陈独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 1921年间，贫困的处境使中国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难以忍受，纷纷起来进行斗争。由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发动了“二二八”求学运动。但中国官方不仅拒绝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正当要求，反而勾结法国当局派来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逮捕了100余名示威的中国学生，并于当年强行把他们全部遣送回国。耳闻目睹的事实，使陈氏兄弟彻底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及其反动性，他们毅然跳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泥坑，同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决裂。 在这场斗争中，陈延年兄弟俩先后结识了共产主义者蔡和森、周恩来、王若飞等，得到了他们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开始走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来。这是陈延年兄弟俩人生之途关键性的转折。 1922年6月，陈氏兄弟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陈延年被选为少共中央执委，担任少共宣传部长。1922年8月，陈延年、陈乔年经当时法共党员胡志明介绍，加人了法国共产党。 陈氏兄弟加入共产党的消息隔洋传到中国，传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耳朵里，引起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陈独秀思忖着，两个儿子在国内始终与他坐不到一条板凳上，所以不让他们在家里吃住。没想到两兄弟在法国两年勤工俭学，思想竟发生了如此巨变，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参加了法国共产党，这不能不使当父亲的在惊奇、怀疑中有几分欣慰。 为发展和壮大党在旅欧人员中的力量，经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认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参加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被选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 1923年春，旅欧支部得到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的通知，决定派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王若飞等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揭开序幕，革命形势高涨，火热的斗争迫切需要大批党的优秀干部。是年暑假，陈延年及另外几名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国，前往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广州工作。 这年11月，陈延年接替周恩来同志担任广州区委书记，负责两广、福建和香港的党务工作。同年10月，陈乔年也奉命离开莫斯科回到北京，担任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 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陈独秀，不幸在自己身上也烙印着旧遗风的影响。他在总书记任上常以家长自居，视其他同志为小辈，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 陈氏兄弟俩在上海求学时，就与父亲陈独秀存有芥蒂，他们不理睬父亲“父道尊严”那一套，相互交往，一直採取平等式的关系。1917年，陈独秀应蔡孑民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期间，陈延年从上海到北京来找父亲，不是直接去找，而是先递上纸片，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要拜见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还署上自己的名字。陈独秀见了片子，同意儿子陈延年进去，同接见其他来访者一样，公事公办。两人似乎没有父子之间那种特殊的血缘关系。 这件事在北大传出后，有人同陈独秀开玩笑：“陈独秀先生提倡民主，都提倡到自己家里来了，真是身体力行啊！”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在广州不幸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广州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陈延年火速赶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 陈延年到上海后，找不到党中央的住处。他费了许多周折，才来到闸北中央秘书处见父亲陈独秀。儿子一见父亲的面就用批评的口吻说：“独秀同志，党中央迁址，也应当给我们下面工作的同志秘密打个招唿，不能让儿子与母亲失去联繫。” 陈独秀抱歉地说：“是临时决定的，还没来得及告知有关同志，请延年同志原谅。”那口气，那情景，真让人看不出有一点父子关系。 陈延年在党内，一直称自己的父亲为“独秀同志”。对于他父亲的错误，他也以同志式的关系提出批评或建议。他曾直接批评陈独秀反对北伐：“独秀同志片面主观，反对北伐是错误的，缺乏对全国形势的正确分析。” 陈延年兄弟俩与父亲的关系表面非常平淡，其实他们内心对父亲还是很尊重和爱戴的。1926年下半年，党中央准备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延年被推选为南方区出席“五大”的代表，陈乔年被推选为北方区出席“五大”的代表。1927年4月，他们参加了党的“五大”，兄弟俩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延年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第38页 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党内同志群起反对其“右倾”错误，他便于7月中旬辞职隐居，就在这年7月，延年在上海被捕，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7月4日英勇就义。 陈独秀长女陈玉莹，在安庆家乡闻悉哥哥延年在上海被杀害，立即奔丧上海，由于过度悲伤劳累，暴死于上海医院。大革命失败前后，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等革命领导人相继牺牲。特别是胞兄延年被害，使陈乔年悲痛万分。他把悲痛深埋心底，全身心地投入到烈士未竟的事业中去。 1927年8月7日，在挽救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上，作为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乔年，不因陈独秀是自己的父亲而讲情面，与陈独秀执行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会上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使我哥哥陈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共产党人惨遭敌人的杀害，给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这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做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幻想。” 1928年2月16日，由于叛徒告密，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11人被捕，其中包括陈乔年同志。他们被押到英租界新闻捕房拘留所，次日即被引渡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不久被敌人杀害。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被中共撤销了党内职务，国民党还是不放过他，又悬赏3万大洋缉拿他，他不得不在上海过隐居生活。不料，1928年6月间，又传来二儿子乔年被国民党杀害的噩耗，而且与延年一样尸首难寻。 灾难接踵而至，悲痛、悲观、失望……一齐交织在这位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为人之父的陈独秀心上。悲痛中，他借酒浇愁，哭出声来：“延年、乔年，为父为你俩酹此一杯……”说着，老泪纵横，痛哭流涕。“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位看似无情的父亲，也是和天下的父母一样痛惜儿子啊！ 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与延年、乔年为同母所生。松年生于1910年，小于两个哥哥十来岁，长于同父异母的弟弟陈鹤年3岁。当他出生时，父亲已与姨妈高君曼生活在一起，此后父亲再没有回过安庆。松年出世后，直到父亲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国民党监狱中他去探视，父子才得以相见。 陈松年没有像哥哥、弟弟那样外出到北京、上海等地读过书，仅在安徽大学肄业，但因家学渊源之故，他的文化修养也很高。 松年3岁时，正值“二次革命”失败，安庆统领马连甲带兵查抄了陈家。延年、乔年从房上跳下逃走，松年太小，跌落在邻家澡盆里。陈家待人厚道，乐善好施，与邻居关系非常融洽。邻居的夫人就势给松年洗澡，如同给自己儿子洗澡一样，才算掩护过去。 松年17岁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安庆的国民党党徒、地痞、流氓涌进陈独秀的家，要霸占这所宅第，后经陈独秀嗣母谢氏电请国民党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出面说情才算了事。可是，大哥、二哥、大姐死难的噩耗又相继向他袭来。 松年28岁那年，日本侵略者即将攻占安庆，不得已由谢氏做主卖掉了“大洋房子”。松年又托乡下亲戚弄了九只小船把家中的财物运往乡下祠堂里，并封上了祠堂大门。日本人来后，还是撬开祠堂大门，两次洗劫，好东西都被抢光。抗日战争胜利后松年携妻儿回来时，仅用一只船装回几件家具。 松年经歷了一个大家庭从鼎盛到衰微，从衰微到贫穷的过程。这其中几多苦难，几多惊吓，几多愤慈和辛酸，他感受得最深。 生于1912年的陈子美，在她12岁时，父亲与生母高君曼协议分居。子美跟随母亲很少见到父亲。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时，高君曼已病逝。子美曾到南京监狱探望过父亲。 陈鹤年是陈独秀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为高君曼所生。父亲与母亲分居后，母亲带着他和姐姐陈子美到了南京。姐姐陈子美大他一岁，他们姐弟受的教育也是陈独秀所主张的教育方针之一，即“职业主义”。他们姐弟二人很早就半工半读，进了职业学校，子美学的是妇科，鹤年学的是电讯。 鹤年学完电讯后又到扬州上高中，到高中三年时转到北京，考入北大政法系，并加人了地下共产党。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被释放出狱。当时，国民党想拉他出来任职，得到的回答是：“蒋介石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陈独秀出狱后，曾想去延安，毛泽东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復党籍的两个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 陈独秀的回答是：“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 1942年，陈独秀病逝于江津。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 1938年底，鹤年一家去香港，他先后在《光明日报》《立报》做编辑、记者併兼收发报工作，以“哲民”之名发表许多文章，后又回国到桂林，也是编报、教书、收发报。抗日战争胜利后，遭到国民党通缉，全家又到香港，他进《星岛日报》工作，并定居香港。 第39页 解放后，子美仍在上海当妇产科医生。但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陈子美只得隐其父亲陈独秀之名，除了组织上之外，其他人并不知道她是陈独秀的女儿。她连自己的亲生子女，也从不告诉他们的外祖父是陈独秀，以免增加子女的政治压力。 1953年毛泽东乘军舰沿长江东下经过安庆时，专门向当地负责人询问起陈独秀在故乡的遗属，并指示要给予生活照顾。 1956年，子美全家迁居广州，虽然政治运动不断，但他们力做良民，未遇到什么政治冲击。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烈火，烧得他们无处躲身。子美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和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关进牛棚，批斗游街，身上被打了许多伤，遭受种种折磨。她实在无法过下去了，就把身上剩下的钱和首饰给了渔民，然后将自己绑在汽车底盘下，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香港，几经飘落，后又去加拿大，居住在华人区。先在华人开的医院里当妇科医生，后又与人合开了妇产科医院。她的医术高明，很受华人的欢迎。后来就和国内失去联繫，再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第07章 毛泽东的儿女们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毛泽东又是孩子的父亲，他像所有的父亲一样，对自己的子女也怀着挚爱深情。但在当时的恶劣环境里，他为了革命，无暇照顾自己的子女，只能忍痛让他们夭折、失落、牺牲。为此，他老人家曾动情地：“我们干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失自己的下一代。”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儿子。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杨开慧带着三个儿子在板仓艰苦度日。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不幸被捕，被敌人关进了协操坪监狱。8岁的岸英也同妈妈一起被关进了黑牢里。 岸英在监牢里，亲眼目睹了妈妈和敌人的斗争。他偎依在妈妈怀里，用颤抖的小手轻轻地抚摸着妈妈皮开肉绽的身子，妈妈的青布衣服上染满了鲜血。岸英擦掉了脸上的泪水，紧紧地捏着小拳头说：“妈妈，我长大了一定替你报仇。” 妈妈牺牲了，岸英沉浸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不吃不喝。眼睛哭肿了，泪水流干了，一个人孤零零躺在黑牢里，他想妈妈，更想爸爸，他不止一次地在心里唿唤着：“爸爸啊！你在哪里？快回来吧！回来替妈妈报仇！报仇！！ ”对于小岸英，敌人本想斩草除根，但又想利用他作为钓饵，来捕捉毛泽东或地下党组织，才把他释放了。 岸英被释放后，地下党的同志，偷偷地将岸英、岸青、岸龙三兄弟送到上海他们的叔父母毛泽民、钱希钧的身边。叔叔将他们送进了我地下党开办的同幼稚园里生活、学习。 这种平静的生活没有维持多久，上海地下党内出了叛徒，叔父母被迫离了上海，幼稚园遭破坏，岸英三兄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繫，只好流落街头，乞讨度日。 为了养活弟弟，岸英到一家烧饼铺当学徒。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挑水、和面、刷锅、洗碗、打扫卫生，还得为老闆娘洗衣服、刷马桶，服侍老闆的少爷、小姐，稍不如意，就挨打受骂。 那时，岸英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他不但要干比成人还重还累的活，而且要忍受欺压、挨打受骂。每当这时候，岸英心里积满了气愤和痛苦，不禁想起了妈妈临上刑场前对他的叮嘱：“你只要有机会，就要克服一切困难学好本领，长大了像爸爸那样替天下穷人报仇！”妈妈把着他的手，在监牢的泥土地上，教他写“井冈山”三个字。现在离开了妈妈，两个弟弟还小，再苦再累也要把他们拉扯大。岸英就是这样苦苦地生活着。 岸英拼尽了全力，也难以维持三口人的生活，偏偏岸龙又病了。这一天，岸英和岸青又卖报，又拾破烂，又帮助推黄包车，整整干了一天，连一顿饭都没吃，终于挣够了41个铜板，可以给岸龙买一瓶西药了。他俩将一天的累饿全都忘光了，拿着买的药飞也似地向他们的住地破庙奔去。 兄弟俩望见了破庙，老远就高喊着：“岸龙！岸龙！我们给你买药啦！”要是以前，岸龙听到喊声早跑出庙门了，可是今天没见到岸龙的影子。 当他俩跨进了庙门，哪里有弟弟的踪影啊！岸英惊惶失措，岸青已哭出了声，他们找啊找，再也没有找到弟弟，小岸龙就这样失踪了。 岸英又一次尝到了失去亲人的悲苦，他在心里深深地责备自己：“妈妈啊！爸爸啊！我没有尽到做哥哥的责任，我没有带好弟弟，我对不起小岸龙啊！”岸青由于脑袋挨打受过伤，再加上弟弟失踪的悲苦，也病倒了，这给岸英带来了更大的痛苦，如果再照顾不好岸青，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从此，岸英对岸青更尽职尽责了。 当岸英三兄弟在上海滩受苦受难时，遭到严重破坏的地下党组织并没有忘记他们。在那样严酷的环境里，在花花世界大上海，一时难以寻找到并把他们保护起来。直到1936年上海地下党再次派专人营救他们时，最后找到的就剩下岸英、岸青兄弟二人。 几经辗转，1937年初，党组织将岸英、岸青送到了苏联，进人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学习。 第40页 贺子珍与毛泽东同居10年，前后共生了6个孩子。1929年，在红军二打龙巖时，贺子珍第一次分娩，生下一个女孩。龙巖是福建省的一个中等县城，在龙川江的左岸，是闽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比较富裕，生意人也多。红军人城后，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政权，组织工农赤卫队，贺子珍就在县城住下休息。她自从跟随队伍，离开井冈山后，连续作战，居无定所，能够在这样好的条件下分娩，则出乎她的意料了。 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孩子，这是杨开慧生了三个男孩后第一次喜得千金，他笑着对贺子珍说：“她倒会挑日子，找了这么一个好地方出生！”当时贺子珍尚不满20岁，过早地做母亲并非她之所愿。但孩子生下后，看着那稚嫩的脸庞，天生的母爱之情也就油然而生。 孩子刚生下不久，国民党就“三省会剿”，红军被迫要撤出龙巖。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把孩子寄养出去吧，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 贺子珍隐忍着心中的巨大痛苦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她是个刚强的人，不愿意让毛泽东为这些事情多操心。 邓子恢找到了城北鞋匠翁清河，临别时，贺子珍含着泪掏出事先准备好的20块银元，对翁清河的妻子林大姑说：“孩子叫毛金花，麻烦把孩子抚养好，日后我会来接的。” 1932年4月，红军再次打回龙巖，毛泽东因军务在身无暇顾及孩子，贺子珍委託毛泽民去找寄养的女儿。毛泽民找到翁清河，并要求看看毛金花。翁清河说：“女婴养了四个月后，因伤风夭折。” 毛泽民把小金花夭折的消息告诉贺子珍后，她愣愣地坐在那里，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她这个仅仅做了20天的母亲就把孩子丢了，深感到实在对不起这个小生命！ 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劝慰她说；“不要太难过，为了革命，我们只能这样，还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贺子珍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儿女之情中。艰苦的环境，复杂的斗争，占去了她全部的精力，她无暇为女儿的事多伤感，很恢全身心地投人了工作。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因为是个男孩，毛泽东把他与杨开慧的孩子并列，取名毛岸红。当时贺子珍正患痢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餵奶，毛泽东便又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 奶妈是江西人，当地的江西人喜欢把孩子称为毛毛。入乡随俗，毛泽东和贺子珍也就跟着奶妈称岸红为小毛毛了。 小毛毛生得端端正正，眼睛挺大，很像他爸爸，实在惹人喜欢。毛泽东每次看到他，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毛抱过来，又是亲吻，又是抚摸。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到贺子珍的身边，自己坐在一旁，静静地凝视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毛已经两岁多了，牙牙学语，正是讨人喜欢的时候。毛泽东每次出门，到了傍晚，小毛毛都要站在门口倚门而待，等爸爸回来。有时候，他等饿了，爸爸还没有回来，他会学着妈妈的样子说：“我不饿，我不吃饭，我要等爸爸回来一道吃。” 长征即将开始，毛泽东夫妇商定，把孩子留给坚持游击活动的毛泽覃和贺怡。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点棉花，把自己一件灰布军装裁剪开来，就着灯光缝制了一件小棉袍…… 不久，瑞金和苏区落人敌人手中。毛泽覃怕走漏消息，小毛毛会遭毒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以后毛泽覃不幸牺牲，小毛毛从此下落不明。 1933年，贺子珍生下小毛毛后，又早产过一个男孩，是由傅连暲亲自接生的。由于当时环境艰苦，这个早产儿没有成活。 红军长征开始后，贺子珍第四次怀孕。一天下午，她所在的红军休养连来到贵州苗族的一个村庄，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怀着孕上路的贺子珍肚子阵阵作痛，她感到要分娩了。休养连的连长侯政马上让一些同志停下来，在路边找到一间屋子，把贺子珍扶了进去，连里的医生和护士都留下来为她接生。 休养连的队伍继续前进，后续的部队一支支地从他们的屋前经过，最后，殿后的部队也走过去了。他们留下了话：敌人正在后面追赶过来，你们必须在下午4点钟之前翻过这座白山。否则，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连里的领导紧张地守候在产屋外面，一面为贺子珍能否顺利分娩担心，一面计划着时间，考虑如何应付眼前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 产房是一间用单层砖砌成的破旧房子，里面空无一物，没有床，没有锅，也没有灶，连门也没有，只剩一个破门框。可能是因为靠近大路，被敌军多次洗劫，主人已经不知去向。贺子珍只能躺在单架上分娩。战友们张罗着想烧点热水，可是没有柴火，水井也不知在哪里，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从容地去寻找。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孩，担架员忙把她从屋里抬出赶路。贺子珍的担架上、衣裤上，都还残留着揩抹不掉的斑斑血迹。 前面的路程遥远而又艰苦。对这个婴儿的处置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 这是不需要作任何讨论的。毛泽民的夫人钱希钧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贺子珍用虚弱的手，从身上掏出仅有的4个银圆，交给钱希钧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担架员抬着贺子珍没走多远，钱希钧又抱着孩子追上来，对贺子珍说：“你赶快给小孩子起个名字，或者留个什么东西，日后也好相认。”贺子珍摇了摇头，刚毅地说：“如果不能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第41页 但是后来，贺子珍孑然一身度过那漫长的岁月时，她竟又牵肠挂肚地怀念起自己扔在长征路上的这个女儿来。她曾设法查访过，但没有一点下落。她曾多次哀伤地说：“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有看清她长得是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生她的具体地点，她究竟是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一点都不知道，更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了。” 那时候，当他们追上队伍后，毛泽东得知贺子珍分娩后把孩子立刻送人了，点点头贊同地说：“做得对，只能这样。” 红军长徵到达陕北后，身体一直未復原的贺子珍又一次怀孕了，这给她的身体和思想增添了很大负担。 1936年，东北军进攻瓦窑堡，中央所有机关都迁到保安。在保安安家没几天，贺子珍分娩了，她生了个女孩。一同长征过来的女战友们知道贺子珍快要生产了，都来看望。她们刚走到窑洞门口，见毛泽东笑眯眯地从窑洞出来，赶忙问生了没有？ “生了，生了！”毛泽东高兴地回答说。 战友们走进窑洞，见贺子珍身边放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婴儿。邓颖超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她轻轻地把婴儿抱起来，仔细地端详着，说：“真是个小娇娇。”于是大家都跟着叫这个女孩儿为娇娇，娇娇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后来主席又为他取了个大号叫李敏。 李敏是贺子珍与毛泽东所生的6个孩子之中惟一留在毛泽东身边的倖存者。贺子珍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怀孕时，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已发生裂痕，毅然单身前往苏联。不久，就生了一个男孩。不幸的是，孩子还只有10个月的时候，就夭折了。 从此，远在异国的贺子珍，没有了欢乐，也没有了温暖。因为她埋葬的不仅是她的最后一个孩子，也是埋葬了她自井冈山以来长达10年之久的婚姻，埋葬了她一生的希望和光明。 毛泽东得知贺子珍生下的最后一个孩子夭折后，他很能想像远在异国他乡的贺子珍的心情，即决定将娇娇送到苏联她可怜的妈妈身边。娇娇的到来，成了贺子珍坚强活下去的精神支柱。 毛泽东的10个孩子，倖存下来到毛泽东身边的本来是4个：长子毛岸英，抗美援朝中牺牲在朝鲜；现在还有杨开慧生的儿子毛岸青；贺子珍生的女儿李敏；江青生的女儿李讷。 第08章 刘少奇的舔犊之情 刘少奇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共和国，奉献给了人民。然而，他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他也疼爱、思念着自己的子女…… 刘少奇共有9个子女。何宝珍生育3个：刘允斌（男）、刘爱琴（女）、刘允若（男）；王前生育2个：刘涛（女）、刘允真（男）；王光美生育4个：刘平平（女）、刘源（男）、刘亭亭（女）、刘潇潇（女）。 1924年春，刘少奇和何宝珍的儿子出世了。刘少奇，这位出生人死的共产党人也当爸爸了他高兴地给儿子取名为刘允斌，并亲昵地唿他小斌斌。初次做母亲的何宝珍，更是疼爱自己的儿子。对小斌斌关怀备至，悉心餵养。没过几个月，小斌斌就长得白白胖胖，稚气活泼，十分讨这两位革命父母的喜爱。在那斗争十分残酷的年月里，有个温馨的家，有个牙牙学语的儿子，这是多大的乐趣啊！ 1924 年底，也就是小斌斌八九个月的时候，党组织突然调何宝珍到上海从事妇女工作，同时组织上决定刘少奇也调离安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刘少奇是这样说的，也一向是这样做的。他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做好了为革命捨得牺牲个人一切的思想准备。要离开这个刚刚营造起来的温暖的小家庭，对这恩爱夫妻俩来说并非难事，但儿子怎么办？何宝珍所去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控制的地区，在白区进行地下工作，带个孩子在身边是根本不可能的。小斌斌使刘少奇夫妻犯难了。 经过思考和商量，他们决定把儿子送给没有孩子的工人朱少连抚养。何宝珍虽然一万个捨不得，但她懂得斗争那样紧张，工作那样繁忙，她是无法照顾孩子的。再说万一大人出了事，孩子更难于安置了。 失少连没有孩子。他岳母早就盼望有个男孩，平时把小斌斌当心肝宝贝看待，将孩子托给这样的人家，她是放心的。但孩子毕竟是娘身上的肉，在她们母子分别那一天，妈妈将脸贴着儿子的小脸蛋，亲了又亲，热泪像一串串珍珠，滚落在孩子的脸上。刘少奇站在一边，不时说些安慰话。最后，他从妻子怀里抱过儿子，对着还听不懂大人话的斌斌说：“再见了，儿子！爸爸、妈妈要出远门了，今后你就是朱爸爸的亲儿子……”说着郑重地把儿子交给了朱少连夫妇。 斌斌在朱少连家住了一段时间，因安源斗争形势愈来愈残酷，为了保住革命者的后代，朱少连不得不把斌斌送回刘少奇湖南的老家，将斌斌交给他的伯伯抚养。 1927年，正当蒋介石向革命举起屠刀的时候，何宝珍又为少奇生了个女儿，取名叫刘爱琴。爱琴哌哌落地后，父母不得不忍痛将她寄养在汉口一个工人家里。 “瓜儿离不开秧，孩儿离不开娘”斌斌、爱琴像所有的孩子一样都企望父母的爱，然而，他们得不到，他们还在不懂事的时候都离开了生身父母。 第42页 1931年，何宝珍又生个男孩，取名叫允若。1933年，白色恐怖笼罩了所有大城市，党组织。决定少奇同志先撤离上海到江西瑞金中央根据地去，何宝珍留下来处理未完的工作。由于叛徒的出卖，何宝珍被捕。作为母亲，就在她被反动派抓住前的一剎那，匆忙将两岁的儿子允若塞给了邻居大婶。从此，允若失去了母亲，开始了苦难的童年生活。 斌斌、爱琴、允若离开父母时，他们都还不懂事。当斌斌懂事后，发现自己生活在冷眼之中，他很小就要去割草、放牛。有一次他在放牛时，突然扑来一只恶狗，在他的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伤口化脓生了蛆。在当时的情况下，伯伯家也不肯花钱给他治伤，还逼着他继续下地干活。斌斌在没有父母爱的人世间挣扎着，他看到小朋友都有父母，不知偷偷地流过多少泪。他常常在梦中哭醒，嘴里禁不住唿喊着：“爸爸、妈妈啊，你们在哪里？” 爱琴在记忆中，根本没有亲生父母的印象。留在她幼小心灵里的全部爱，就是养父、养母的爱。养母用自己的奶汁餵养爱琴，对爱琴像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而爱琴也自小开始，就认为他们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1934年，囚禁在南京监狱里的何宝珍就要走向刑场。何宝珍在告别战友时，步子是坚定的，但心里充满了遗憾与苦愁，她牵挂着革命，牵挂着丈夫，更牵挂着她的儿女斌斌、爱琴和小儿子允若。她不知道三个儿女的情况，但她思念着他们！她和丈夫出生人死为了无产阶级的后代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当然也包括她们自己的儿女，她为了他们，甘愿洒尽自己的一腔热血…… 妈妈为革命倒下了，再没有时间和机会拯救自己的亲生儿女了。 爱琴的养父母家，生活越来越困苦。失业的养父外出打零工，起早贪晚挣不了几个钱，根本无法维持全家生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把八九岁的爱琴卖给人家做童养媳。 爱琴到了婆婆家，就像掉进了无边的苦海里，小小年纪，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噼柴、洗衣服、做饭、打扫房间、替婆婆倒马桶……只有挨不完的打，听不完的骂。有一天，爱琴因劳累过度，在井边打水时头一晕，栽进了井里，幸亏被人发现及时救了上来。 何宝珍牺牲后，刘少奇思念宝珍，更思念她留下的三个儿女。为了纪念宝珍，少奇和党组织很想把斌斌从湖南接出来，并想方设法寻找爱琴和允若的下落。可是因为当时一片白色恐怖，一心忙于革命工作的少奇只是偶尔想想而已，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少奇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帮助，才找到了爱琴，接出了斌斌。 1938年夏天，爱琴和斌斌经过地方党组织的帮助，先后到了延安，来到了父亲刘少奇的身旁。刘少奇10多年的戎马倥偬，浪迹天涯，自儿子、女儿出生后不久的一别，就没有再见过面。当10多岁的儿女双双来到他面前时，他有多少感慨！舔犊之情，令人潸然。他看着眼前已经成长起来的儿女，想着宝珍，也想着小儿子允若，常思量，总难忘！眼睛不禁有些湿润了，他觉得对不起孩子们。 1939年暑假，少奇经过毛主席的批准，让允斌、爱琴跟着周恩来伯伯到苏联治病的飞机，将他们兄妹带到苏联，送进苏联国际儿童院上学。 小允若被邻居奶奶救下后，因无力抚养，只好送到一个贫苦农民家做养子。允若长到12岁时，就到上海当学徒，经常以卖报纸、捡破烂为生。1946年，当聂荣臻派人找到他时，允若的衣服破烂不堪，瘦得皮包骨头。 1938年，刘少奇和王前结婚，生有一女一子。女儿刘涛、儿子刘允真。后来，因种种原因，他们离婚了。 1945年2月，允斌考入了莫斯科钢铁学院，与此同时，他还光荣地入了党，成为那些从延安去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中的第一批布尔什维克。不久，允斌又转入苏联的第一流大学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 大学毕业后，他又顺利地考上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时，允斌在这批留苏学生中惟一获得了副博士学位。 1957年，刘允斌回国后，到了地处西北戈壁荒原的核实验基地，从事国防尖端科技研究，任副总工程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究者之一。就在刘允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显身手的时候，“文革”风暴席捲全国。允斌被诬为“白专”典型、“苏修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遭到残酷批斗。1967年12月，在一个寒风唿啸的雪夜，允斌永远倒在了冰冷的铁轨上，那无情的车轮，夺走了他那年仅42岁的生命。 1949年，允若随父亲进了北京城。允若是个天资聪明的孩子，平时爱好文学和新闻学。1954年，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人才，国家先后向苏联等国派出了留学生，允若是其中之一。 在苏联学习期间，刘允若和一位苏联姑娘相爱。正当这对异国情侣筹备结婚时，因中苏关系破裂，还未毕业的刘允若接到回国的通知。这时，爱情已把他折磨得难以自拔，但他还是听从了祖国的召唤。 回国后，刘允若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七机部的前身）从事科研工作，并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贡献。 “文革”爆发后，刘允若被推上了七机部“916”红卫兵组织头头的位置，但没过几天，江青就公开宣布：“刘允若里通外国，马上逮捕。”一关就是八年。在狱中，允若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得了嵴椎结核、肺病和植物神经紊乱等多种疾病。到1974年，允若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允若才被释放。但终因病情严重而又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出狱后两年就去世了。爱琴在苏联学习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师大女附中担任俄语教师。后来又进人中国人民大学深造。1958年在父亲的启发下，主动要求支援边疆，下放到内蒙古工作，一去就是20多年。 第43页 “文革”中刘爱琴被关进“牛棚”，屡遭批斗毒打，她丈夫也带着3个孩子离她而去。在那最困难的时刻，又相继传来了哥哥允斌、父亲刘少奇、弟弟允若去世的消息。真是雷噼电击，但爱琴没有倒下，她顶过来了。 刘涛和刘允真是刘少奇与王前所生的子女，相对于刘少奇和何宝珍生的子女，他们姐弟的童年物质生活，那是幸福百倍了。但他们在精神生活上并不比普通孩子愉快，一是他们父母的离婚，在孩子的心灵深处，总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二是“文化大革命”，他们不能不跟随毛主席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在思想深处，他们又无法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使他们处于一种进退两难、里外不是人的艰难境地。 刘涛从小就过着寄宿制的生活，她先后就读于北京育英小学、北京师大女附中，后来考人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作为当时的红色公主，她在上学时，自然被人高眼看待；但当父亲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时，她无论如何在当时都不会得到人们的信任和谅解。 刘允真小名丁丁，是个普通孩子。他读到初三时就考人了北京丰臺农业学校，一直过着平民生活。 刘少奇与王光美的孩子：平平、刘源、亭亭、潇潇（小小），作为共和国主席的儿女，他们的生活并不比常人平静、幸福。刘少奇对子女要求严格，有意从小就培养、锻鍊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在三年困难时期，年仅11岁的平平、9岁的刘源、8岁的亭亭都被送到寄宿制学校，和同学们一起住宿、吃饭、学习、劳动。有人觉得孩子们都还小，接回家来吃住条件会好些。少奇同志却说：“群众吃不饱饭，我们当干部的有责任啊！让我们的孩子也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等到他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将会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饿肚子！” 少奇对子女的管教是严厉的，但也充满了父爱，只要能抽出时间，就会和孩子们一道说笑，带他们下海游泳、散步、谈心，关注着每一个孩子的进步。平平15岁时，王光美在河北新城县高镇农村搞“四清”。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浑身尘土、满头大汗的小女孩找王光美。王光美和工作人员一见，不禁都大吃一惊！ “哎呀，你怎么来啦？” “谁送你来的？” 平平不以为然地说：“爸爸给我个地址，我就自己来了。” 原来，平平这次独自出门，是少奇的主意。15岁的平平放假了，少奇要锻拣她的独立生活能力，就要她一个人去找妈妈，并向秘书交代：“我写了封信，让平平给她妈妈送去，你们不要给她买车票，不要送她上车站，也不要通知光美同志或县里去车接她，一切都让她自己办。” 秘书们觉得孩子还小，这样做会出事，想劝少奇。但少奇说：“小孩子不能什么事总靠大人，要让她自己去闯闯，才能长真才实学。如果总靠大人帮忙，她就会有依赖性，遇事不动脑筋、想办法，将来还是不会做事情。” “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子女的命运和国家主席紧紧相连。在批判刘少奇的同时，批判“黑苗子”大会，也是一个接一个。 1968年3月28日，平平被关进卫戍区监狱；这年的12月，刘源被押送到山西雁北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18个月的牢狱生活，平平先后换了三次监狱。她从监狱出来后，被发配到山东垦利县大孤岛军马场。 粉碎“四人帮”后，刘少奇的子女随着父母问题解决，才被重新赋予了他们应有的歷史地位。 第09章 任弼时、陈琮英和他们的孩子 任弼时是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的五大书记之一。他和结髮夫人陈琮英共有过9个子女：在那艰苦的环境里，早夭3个；因为战争中寄养在江西老乡家里，失踪2个；剩下3女1子，即女儿任远志、任远征、任远芳，儿子任远远。而远远也已不幸英年病逝。 1926年，党组织决定将任弼时的童养媳陈琮英接到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3月她和任弼时正式在大上海结了婚。 陈琮英从长沙简陋的织袜车间，走进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这时，她已经22岁了，但因从小没有父母，营养缺乏，加上繁重的童工劳动，个头还跟6年前一样矮小，一点也没有长高。她一身女工的穿着，依在身穿西装的任弼时身边，走在上海大马路上，低着头，生怕看到那一双双笑话她的眼睛。 任弼时这位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中国共青团总书记，看到这情况，鼓励妻子琮英说：“昂起头来，别看你穿着土气，可思想先进啊！从现在起，你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了，战士哪能低头！” 1928年10月，党中央派任弼时到安徽芜湖、安庆巡视工作时，在安庆公园被捕了。在被押送途中，任弼时机警地把消息传给了在上海的妻子陈琮英。 当时，陈琮英带着刚满周岁的女儿苏民四处奔走，设法营救丈夫。因东奔西走，不能正常生活和吃饭，小苏民病了，发着高烧……但琮英为了完成党交给她的营救丈夫的任务，没有向组织上说半句困难的话，最后在党组织的配合下，终于把弼时营救出狱了。 第44页 可是，他们的爱女小苏民却夭折了。当时刚出狱的弼时为了给妻子解忧，强忍着对孩子的思念和在狱中刑讯未愈的伤痛，安慰琮英说：“我们的孩子也是为了革命事业，才贡献了自己小小的生命啊！”并给妻子讲歷史故事，唱革命歌曲，来缓解她的忧伤。 残酷的对敌斗争，使任弼时经常处在危险的境地。1929年11月，他出狱刚刚8个月，又在上海被捕了。经组织上多方营救出狱后，踪英见他背上两个被电刑烧的伤口，还在流着血和脓时，心疼地哭了起来。弼时忍着疼痛安慰她说：“战士流血不流泪，快去替我向组织报告，尽快分配我工作吧！” “组织上早已告诉我啦，让你好好休息一些时候，等身体稍恢復点再说。”琼英心痛地说。 “我在牢里已‘休息’了一个月，现在需要尽快工作，而不是休息。等我们胜利了，我再好好休息吧。”弼时轻松而风趣地说，想减轻妻子对他的担忧。“你不是说过，革命成功了，工作会更忙更艰巨吗？到那时候，更没有时间休息了。”陈琼英轻声地反驳说。 弼时被驳得无言对答，只是咧着嘴笑。仿佛胜利就在眼前，可中国大地当时正是一片黑暗，严酷的斗争正在等待着他们，沉重的担子正压在他们的肩上，在这小小的亭子间里，在这寒冷黑暗的冬夜，他们却憧憬着祖国春天的到来。 1931年，弼时27岁时，参加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春寒如冬，党中央决定调任弼时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 1931年3月5日，任弼时离开上海启程前往江西中央苏区时。因工作紧迫，旅途艰险，只好将即将临产的陈琮英只身留在上海，并叮嘱妻子：“不管生下的孩子是男是女，名字就叫远志吧，让我们的孩子长大后有远大的志向！” 一周后，一个女孩儿降生了，“任远志”这个名字自然而然就归属于她了。远志已是他们的第4个孩子了，由于工作紧张，环境艰险、恶劣，前面的三个孩子都夭亡了。 弼时去了江西，全靠琮英一人来照料这个小生命。真是福不同至，祸不单行，由于叛徒告密，琮英生下远志不到一百天，就被敌人抓进了监狱。不到百天的小远志，也只好和妈妈一起坐监牢，她当时算是狱中最小的囚徒了。 琮英被捕人狱后，沉着机警，她一直装成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的无知模样。敌人提审时，不是一问三不知，就是所答非所问，或者说些莫名其妙、啼笑皆非的话。 狱中的难友，都很同情琮英的遭遇，也十分敬佩她对敌人斗争的机智，大伙主动地帮助琮英照看小远志。即使这样，带着那么小的孩子在狱中生活，也是十分难熬的。 敌人反覆审讯琮英，使她的斗争手段也越来越巧妙，有时敌人提问使她难以回答时，她就暗中在小远志的屁股上或大腿上拧一把，孩子可不管什么场合，也不管面前是什么“大人物”，疼了就大哭大叫，又拉屎又撒尿，搞得敌人无法继续审下去。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退堂……” 经过党的竭力营救，敌人又抓不住任何破绽，经过一年的狱中生活折磨后，敌人只好将她母女释放出狱。 1932年，琮英和远志出狱不久，就接到党中央周恩来的电报，让琮英立即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琮英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使劲抱着远志亲着她的脸蛋说：“女儿、你就要见到爸爸了，我们要到人民当家做主的地方去生活啦，你高兴吗？” 可琮英冷静下来一想，觉得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路途艰难险阻，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就是到了苏区，也要过紧张的军事生活，怎么能带着孩子呢？思来想去，带着孩子是不可能的。在临行前，她毅然决定把远志送回湖南老家交婆母照管。 琮英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她知道弼时十分喜欢孩子。前面3个孩子都没有活下来，丈夫是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来安慰她的。远志出生后弼时还没见过，她多想让他看一看、抱一抱呀！可是在战争环境下，这点愿望也是无法实现的。 1932年3月8日，琼英独自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福建长汀。当夫妻见面时几乎认不出来了，弼时一身红军装束，精神抖擞，跟在上海时大不一样了。当琮英把出狱后小远志的照片拿给弼时看时，弼时认真地端详着说：“这个宝贝女儿像你还是像我呀？”琮英也认真地回答：“现在看不出来，等她长大些才好决定。”弼时兴奋地说：“不管她像谁，反正是咱俩的孩子，你这次把女儿送到湖南老家的事，我们都听说了，很好！你这种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做法，中央领导同志都夸你哩！”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生活、工作都是十分愉快的。有一天，琮英看到弼时抱着老乡的一个小孩，亲来亲去，那股亲热劲，一下子又勾起她对女儿的思念之情。弼时一回头，正好看见琮英站在那里出神，便走过去柔情地说：“我知道你又想咱们的孩子了！等反‘围剿’胜利了，我们设法把她接回来。”话虽是这么说，可战斗的日日夜夜，哪有个尽头啊，这不过是宽心话而已。 第45页 1933年，任弼时被派到湘赣边区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从此，战斗更加频繁，生活也越来越艰苦，动盪不定。陈琮英随军千里，坚持机要工作，别说接孩子到身边来，当时连个安定的家也没有了，紧接着就是史无前例的长征。 1936年，长徵到了西康省的阿霸，陈琮英又生了个女孩。虽然在长征路上，弼时还是高兴得不得了，给她取名叫远征。 琮英却十分发愁：长征路上环境艰苦，缺吃少穿，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吃，可当妈妈的一滴奶水都没有，用什么办法下奶呀？ 正在焦急时，朱德总司令亲自端来一盆鲜鱼汤，弼时惊奇地问：“老总，哪里来的鱼？”朱德笑着说：“有山就有水，有水还怕找不到鱼？我自己钓的。”弼时听后，高兴地喊道：“有办法了！”他立即找来缝衣服的针，用火烧红扳弯，做成鱼钩去钓鱼，没有多久，真的钓回来了，虽然鱼不大，但钓了七八条。 琮英感动地说：“弼时！你们这么忙，还为我费这份心。我喝鱼汤，你们把鱼肉吃了吧。” 任弼时风趣地说：“我们又不会下奶，吃了它管什么用！” 陈琮英不安地说：“你千万别忘了替我谢谢总司令！他真是……” 其实，总司令并没有走，还蹲在门外烧鱼汤呢，就应声答道：“谢啥子么！我钓的鱼比弼时钓的鱼大，我烧的鱼是四川味的，比弼时烧的可能好吃些。”这种真挚的革命情谊，感动得琮英忍不住流下泪来。 不久，队伍行军了。为了减轻陈琮英的负担，任弼时坚持要自己背着远征行军，他还宽慰琮英说：“这个机会难得，我要尽些做父亲的责任嘛！” 组织上给陈琮英配备了一名战士，专门来帮助照料远征。任弼时和陈琮英都不同意，在那样的艰苦环境里，怎么能够再增加组织和同志的负担呢！ 战士回去后，在行军时，红六军团的干部、战士，都抢着轮流背远征行军。小远征成了军团的女儿，这种革命深情，在长征路上传为佳话。 1938年，任弼时赴苏联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陈琼英又生了一个女孩儿，取名任远芳。1940年他们回国时，就把这个孩子留在了苏联。 远芳，是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里长大的，她的小朋友来自二三十个国家。无论同哪个国家的孩子在一起，远芳和他们的关系都相处得很好。他们总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有一次，远芳生病发高烧，班上一个西班牙的孩子对她照顾得特别好，给她送饭、餵药，如同亲姐妹一样。在那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她虽然得不到父母的爱抚，却总是能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远芳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里一直待到小学毕业。她除了学习正常的课程外，还经常从事各种各样有益身心健康的课余活动。例如：每天下午4点钟，女孩子们轮流到厨房帮厨，削土豆皮、洗菜，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的孩子学习缝纫技术、补衣服和绣花。男孩子们干木工活、种菜、种花。这样既可以帮助儿童院的叔叔、阿姨干活，减轻他们的负担，又培养了他们从小热爱劳动的观念，锻鍊了他们的劳动能力和体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远芳和一些中国孩子于1950年回到了祖国。当时她只有11岁，继续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 1940年，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书记处书记。陈琮英搞机要工作。他们在这一年又生了－个男孩儿，取名叫任远远。当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任弼时以身作则，并向三五九旅的王震要了一部纺车他在工作之余，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任弼时办事公道，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一次，江青买了些不该买的东西要求中央特会科报销，并耍泼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江青直闹得掀翻了桌子，最后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 陈琮英是位党性强、坚持原则的好同志。她做了一辈子党的机要工作，可从她嘴里从未泄露过一个字的机密。 还有一次，江青直接来找任弼时，要求给她批几匹布，她想在窑洞前做个凉棚，被任弼时当场拒绝了。 后来，江青又来找陈琮英，求她向弼时说说情，也被琼英拒绝了。任弼时对江青在生活上搞特殊化，曾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抵制和批评。毛泽东知道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贊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 1949年，任弼时的孩子们随党中央机关来到北京。当时大人和孩子们都是实行供给制，任弼时、陈琮英和小儿子任远远，按规定吃小灶，远志是中学生吃大灶，远征是小学生吃中灶。为了教育孩子处处养成节俭的良好习惯，任弼时在每个电灯开关处，都贴上“人走灯关”的字条。星期日陈琮英让孩子们把用过的信封收集在一块，翻过来重新煳好再用。让孩子们把学校发的已穿破的衣服找出来，用来作鞋底。任弼时还抽时间亲自把孩子们找出来的破衣服检查一遍，把破得不厉害的衣服捡出来，告诉孩子们说：“补补还可以再穿一阵子，国家刚建立，到处都需要钱，要处处注意节约……” 第46页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任弼时已经去世十多年了，江青却还记着那些老帐。她不仅把陈琮英诬为“寡妇集团”的成员，让人多次进行批斗，更对任远志和其爱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把他们俩口子都关进监狱长达八九年之久。 第10章 面对革命和儿子的刘伯坚 红军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者刘伯坚和夫人王叔振，共生过3个儿子：长子刘虎生、次子刘豹生、三子刘熊生。 刘伯坚从小目睹民众苦难，又在学校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产生了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以才华出众闻名于川北高原，府尹一度要他当参事，并愿任命他为县长。刘伯坚却一口回绝，选择了到法国去勤工俭学，1922年3月在比利时建立了旅比中国少年党，并任书记，同年秋天转为中共党员。 1923年，刘伯坚赴莫斯科人东方劳动者大学，并被中国留学生推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达三年之久。当时，这个支部不但管理中国党员学生的组织生活，还要负责工作分配和日常生活，被同志们称作“党内驻苏联大使馆”，刘伯坚成了全权“大使”。 1926年春，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在军阀混战中惨遭失败，被迫通电下野。为了寻找出路，求得援助，冯玉祥接受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的建议，亲自到苏联“考察”并求援。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刘伯坚要参加接待，争取这位爱国将军。冯玉祥表示要学习苏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经共产国际推荐，刘伯坚接受了党交给他的改造西北军的任务。 经冯玉样的邀请，刘伯坚陪冯玉祥回国，穿过外蒙古荒原，进人绥远（如今的内蒙古西部）。当地虽然有十几万西北军，内部却十分混乱。士兵们衣服破烂，面黄肌瘦，对政治一片茫然。 刘伯坚被任命为国民联军的政治部副部长，为了振奋涣散的军心，刘伯坚到各个军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并办各种训练班，每天工作都在18个小时以上。 这时，中共中央派遣刘志丹、安子文等二百多名干部到西北军中来，他们都在刘伯坚统一安排下，分配到各部队，担任政治工作干部。这期间，刘伯坚表现出的豪迈气概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不少高级军官感到钦佩。他同上层人物建立了十分良好的统战关系，杨虎城、吉鸿昌、邓宝珊、赵博生、董振堂等都与他交上了朋友。他还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思想改造这支从军阀阵营中分裂出来的部队。 1927年4月，刘伯坚与西安有名的才女、共产党员王叔振结婚，在西北军中一时传为佳话。 1927年6月，冯玉祥受蒋介石拉拢，与共产党分手，刘伯坚被迫离开当时已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西北军，被“礼送”到武汉。7月，刘伯坚和夫人王叔振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 “八七”会议后，刘伯坚奉命到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与邓中夏、王若飞、何叔衡、李富春五人组成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 刘伯坚和即将临产的妻子王叔振，在带着一箱子党的活动经费赴上海的途中，忍飢挨饿、风餐露宿，却捨不得动用公家一分钱。他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偏偏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孩子急不可待地要出世了。刘伯坚把王叔振背到了附近医院，因没钱交押金，已躺到产床上的王叔振又被轰了下来。刘伯坚在万般无耐中，这位共产党的省委书记，几次把手伸向装满经费的箱子，但都又缩了回来。那是党的活动经费，他个人无权借用一分钱。豆大的汗珠像雨水一样从叔振的脸上淌下来，为了忍痛不叫出声来，叔振的门牙深陷在下嘴唇里，鲜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伯坚伸出胳膊，在抽血室里抽出了自己400毫升的鲜血，顶了医药费，医院才又将叔振扶上产床。 刘伯坚坐在产房外的凳子上，脑子里突然想到了“虎啸之威，豹熊之胆。”对，叔振为我们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不管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都应该叫虎生…… 突然，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这沉闷而紧张的空气，一个男孩哌哌坠地了。刘伯坚在喜庆的同时，再次要求向医院又卖了200毫升鲜血，为叔振买了些营养补品。刘虎生，就是这样来到了这个不宁静的人世。 虎生出世不久，党在1928年春，又派刘伯坚赴苏联学习。10年前，刘伯坚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曾告别父母，离开家乡，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10年后的今天，他将与新婚年余的革命伴侣、爱妻王叔振以及他们的儿子虎生分别。当时环境险恶，他担心年轻的妻子带着虎生在经济无着的情况下生活困难。但革命工作和家庭之间不能两全时，前者永远是第一位的。于是，他鼓励妻子要有虎胆，要继续发扬当年参加学生运动时的革命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不怕艰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刘伯坚在苏联先后入托尔马乔夫军政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并参加了中共在莫斯科郊区的“五一”农场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王叔振带着虎生住在上海，她一面照顾孩子，一面从事工人运动。在白色恐怖下，党的活动经费短缺，所有地下工作者的生活都极度困难。在这种艰苦时刻，虎生的弟弟又出世了，取名为豹生。 王叔振为了抚养虎生和豹生，不得不靠向进步报刊撰文换取微薄稿费，勉强度日。为了避开敌人的跟踪，又不得不经常改变住处。 第47页 1930年夏，刘伯坚结束了在苏联的军事学习，回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保证安全，他们前后在上海滩工作的3年间，就搬了47次家，最后不得不搬到上海青浦县。 刘伯坚接受党的安排，与妻子王叔振一起赴江西革命根据地。为了工作和行动方便，经过商量，他们将两岁多的长子虎生交凤笙大嫂（王叔振的大嫂）带回西安抚养。1930年秋，虎生离开父母跟舅妈去西安后，不想就此一别，再也没有能见到自己的双亲。 刘伯坚到江西后，即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工作。他密切配合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接连粉碎了敌人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 1931年2月，王叔振生了第3个儿子取名熊生。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刘伯坚顾不了家，顾不了爱人和孩子。王叔振还要工作，实在无力带两个孩子，在熊生出世不满两个月时，即送给闽西芷溪黄荫胡家抚养。王叔振同收养人订下了“抱约”，她提笔在两张红纸上写下了同一内容的留言，一份自己带上，一份留给黄荫胡的妻子丘满菊。她在“抱约”中说： 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抚养成长，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续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特留数语，以作纪念。 母王叔振字 公历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 写于闽西芷溪 王叔振写的抱约 寥寥数语，真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刘伯坚等策划了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宁都起义”。 1931年夏，蒋介石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命令二十六路军到江西，进驻宁都。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分，参加过北伐战争，接受过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政治思想教育，因而广大官兵有一定的政治觉悟。 进人苏区后，二十六路军官兵亲眼目睹苏区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景象，深受启发和教育。二十六路军的官兵知道蒋介石对他们素有戒心，这次命令部队孤军深人“围剿”红军，显然有既消灭红军，又消灭二十六路军的阴险目的。 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早有为部队另谋出路的意向。为此，他们曾派人到上海寻找原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但未接上关系。上海党对二十六路军曾做过分析，认为这支部队有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可能。于是，派王超为特派员等人，打进二十六路军，与七十三旅上尉刘振亚（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组成特别支部，刘振亚任书记，先后秘密发展赵博生、李青云、罗亚平等20余人入党。 1931年11月底，有人叛变，供出了部分党员名单。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时刻，特支决定部队迅速举行起义。为取得党和红军的领导，特支派代表到瑞金与刘伯坚联繫。 刘伯坚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王叔振调新泉县（新开闢）任县委书记，无法带走豹儿，只好留下豹儿由刘伯坚照看。 刘伯坚得知二十六路军的情况后，当即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并携带电台等通讯设备到距宁都县城近百里的固村指挥。 刘伯坚在路上遇到大雨，豹儿因淋雨后发起高烧，伯坚没有时间和精力带儿子看病，只好拿出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托船家带豹儿去看病，并许诺第二天就来接孩子，并带银子重谢。 刘伯坚以中央军委的全权代表身份进人固村后，和二十六路军的代表研究了起义的时间、具体行动步骤，起义后部队的番号以及干部任命等问题。 12月14日晚，赵博生以参谋长的名义，在二十六路军指挥部宴请团以上军官，顺利地瓦解了反动势力，宣布起义。 第二天清晨，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集合在梅江沙滩，撕毁了军旗和国民党的帽徽，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向苏区进发。刘伯坚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军委，前往迎接这支队伍，并召开了欢迎大会。 刘伯坚代表红军在大会上宣布，起义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宁都起义成功后，刘伯坚前往毛泽东的住处汇报了详细情况。当毛泽东问起豹儿时，刘伯坚才想起他向船家的许诺，当他带着银两赶到那个河边时，滔滔的河水上没有一只船，他狂唿着豹儿的名字顺水而下，嗓子喊哑了，再也没有找到儿子的踪影…… 中央红军长征后，刘伯坚奉命留下继续坚持根据地的斗争。蒋介石调集十几万大军包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分局领导人，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仍採取集中兵力死打硬拼的方针，致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根据地迅速缩小。到1934年11月22日，宁都、瑞金、于都、会昌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先后失守，根据地所有县城都被敌人夺去。其间，刘伯坚曾提出疏散部队，保存实力，开展游击战争，但这些积极正确的主张和建议却遭到排斥。 1935年初，刘伯坚与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书记陈王显等，率独六团以及机关、剧社、报社的工作人员2000余人，开始向油山突围。3月4日，刘伯坚在塘村附近指挥部队突出重围。在激烈的战斗中，刘伯坚为了掩护战友，不幸左腿中弹，被敌人俘虏了。 第48页 因国民党政府曾对刘伯坚定了5万银元赏格，并将其照片发到各“围剿”部队，他马上被敌人认出。 粤军一些军官自称“爱惜人才”，劝刘伯坚暂时办个脱党手续，便可获得自由。刘伯坚却坚称自己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仰不可动摇，使这些人带着嘆息和钦佩之感而退。 刘伯坚自被捕的第一天起，就决心一死以殉主义。他在狱中先后写了三封遗书（其中一封丢失）给陕西的兄嫂。信中表达了他的心志：“弟在塘村被俘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刘伯坚在此生死关头，仍时时牵挂着革命，也牵挂着留在大嫂处的虎生、丢失的豹生、送人的熊生。他在给兄嫂的信中说：“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个儿子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并嘱咐：“诸儿受高小教育至18岁后即人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刘伯坚安排好了后事，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内心是坦荡的。但他思念红军、思念战友、思念亲人的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广东军阀为了炫耀所谓胜利，1935年3月11日，将刘伯坚由江西大庚（今大余）监狱移囚到“绥署”候审室，故意押着带镣的刘伯坚，在最繁华的青菜街（如今改成建国路）走过示众。刘伯坚识破敌人阴谋，即赋诗一首一路高声吟诵： 带镣长街行，蹒跚復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响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样。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3月21日，是刘伯坚最后的日子，他向敌人要来了笔墨，给妻子王叔振写了最后一封信。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承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皮 刘伯坚没有想到，妻子王叔振竟未能见到这一绝笔信。就在刘伯坚牺牲的前几天，在一个大风之夜，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中的“左”倾路线执行者，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参加革命后被派往国民联军（冯玉祥部队）总政治部任秘书，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机要科长，中共福建省新泉县县委书记等职的王叔振同志，带到闽西长汀县四都乡秘密杀害了。 刘伯坚写完最后一封信，被敌人押至大庾县金莲山上，壮烈牺牲，时年40岁。 第11章 张浩一家人 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张浩即林育英同志，是林彪的堂兄；他与林育南、林彪被称为“林氏三兄弟”。张浩共有子女5人。长子林肖侠、次子林汉南、三子林汉雄，长女早夭、次女林莉。 1925年12月6日，林育英在上海领导群众游行示威，军警突然向群众开枪，育英率领群众奋起抢夺敌人手中武器，搏斗中头顶被敌人刺刀挑开一个一寸多长的口子，血流如注，染红了上衣，他的胸背也连遭敌人枪托的重击。但他忍着剧痛，指挥群众冲出重围…… 1926年，林育英的次子林汉南在武汉出生后不久，因母亲革命工作繁忙，就把他送回湖北黄冈农村老家，跟随姑母过着艰苦的生活。直到1935年底他母亲被捕出狱后，为寻找组织回到湖北老家，他与弟弟汉雄才开始上学。 林汉雄生于1929年10月25日（阴历9月9日），所以小名叫重阳。当时他的父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日夜与敌人周旋，处境非常危险。 大革命失败后，林育英同志在武汉为了筹划年关暴动，原准备通过兵工厂秘密运出武器，但被敌人发现而失败了。面对重重困难，林育英同志提出：“自己造炸弹，坚决干到底！”这样，地下党的同志们又都在各自的家中忙碌起来。 一天深夜，同志们在林育英家试制雷管时，不慎引起爆炸，惊动了街上的巡逻兵。他们在敌人没有进到住室前，从后窗跳出撤退时，林育英的夫人涂俊明，勐然想到刚满月的女儿还睡在床上。此时涂俊明已被炸伤，眼睛睁不开，她在小床上摸了两把，但没有摸到孩子。为了不连累同志，她咬咬牙，毅然迅速离开了屋子。 待敌人赶到时，他们都已安全转移。敌人没有抓到他们，便利用孩子施展诡计。 第二天，敌人在林育英同志的家门口贴出布告，大意是说，昨夜这家失火，主人去向不明，屋中只有一个小女孩，有谁知道主人的下落，可速来报告，或将孩子认领走。 面对敌人的险恶用心，林育英夫妇强忍着巨大的悲痛，阻止了准备前去认领孩子的同志。林育英同志坚定地说：“革命总免不了牺牲，每个人都可能遭到不幸，但是，这没有什么。一个革命者，总要看到将来，这是最重要的。‘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将来哭鼻子的绝不是我们。” 第49页 敌人的诡计没有得逞，竟残忍地将刚过满月的无辜婴儿，丢进滚油锅里，活活地炸死了。 1931年2月9日，林莉出生在当时满洲省委所在地奉天（今渖阳）。她出生不久，就扮演了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重要角色。母亲带着她东奔西走，传递党的文件、信函和进步刊物，联络党的地下工作者，转达党分配给他们的任务…… 由于叛徒的出卖，林育英在抚顺煤矿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了，被判处5年徒刑。林莉出生时，她父亲林育英正被关在监狱里。党组织曾指示她母亲去做互济会工作，以便公开出面营救她父亲出狱。“九一八”事变后，伪满皇帝登基，在报上登出大赦令，对已判刑的，按刑期1年交100元钱取保释放。母亲抱着林莉找关系借了一笔钱，将林育英营救出来。 1932年初，林育英离开东北，去上海工作，林莉和母亲同往。11月，她父母所在的机关遭到破坏，在军警搜查的时候，她母亲沉着而坚定，按秘密工作的要求，在窗户上放上事先商量好的报警信号，让来接头的同志一看就知道机关已遭破坏。她母亲安放好警报信号后，已经来不及把林莉抱走，就被反动军警抓了起来。小林莉和母亲一起被关押进上海龙华监狱。 那时，林莉还不满一周岁，实在咽不下监狱里的饭菜，母亲只好把饭菜嚼过后再餵她吃。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使林莉得了软骨病。当时，她母亲装成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准备好一套口供对付敌人。 1933年春，林莉和母亲被保释出狱。出狱时，林莉的身体非常瘦弱，医生检查后说，严重缺乏营养，党组织给了5块钱，让给林莉买营养品吃。她母亲当即用这5块钱买了100个鸡蛋。但上海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林莉就跟母亲来到北京。 就在这一年，林育英化名李復之，赴苏联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在苏联3年，曾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参与了以中共名义发表的着名《八一宣言》的起草、定稿工作。1934年初，林莉的母亲接到中央通知，要她到哈尔滨去完成一项任务，然后到苏联去学习。当年夏天，她们母女来到莫斯科。母亲人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林莉被送进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开始过集体生活。 医生发现林莉心脏不很正常，上学以前一直不让她参加剧烈的体育活动。为了增强身体健康，儿童院逢年过节，除了文艺节目外，还有体育项目演出。林莉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也渐渐强壮起来。她也能和同学一起参加体育运动了。冬天滑冰、滑雪，夏天玩球、游泳，身体结实了，性格也坚强起来，精神愉快乐观。 林莉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了15年，这也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她从一年级上到了十年级，毕业时获得了金质奖章。获金质奖章的学生，可以保送上苏联任何一所大学。 15年的集体生活，使她没有家庭的概念，也缺乏社会生活的经验，总觉得老师和同学比什么人都亲。她从小养成了关心集体、团结同学的良好风尚。对她来说，加人少先队、共青团、直到后来人党，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那绝不是口号、形式，而是发自内心的要求、愿望和心声。 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电讯联络中断。林育英奉派回国，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并恢復与中共的电讯联繫。 林育英化名张浩，扮作商人，带着密码，牵着骆驼，穿越荒无人烟的蒙古大沙漠，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跋涉，于1935年11月初到达陕北定边。12月8日在张闻天的陪同下，到安塞见到了刚从直罗镇歼敌归来的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面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回来了，我们的队伍里又多了一员大将。” 张浩参加了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在莫斯科制定《八一宣言》的经过。会后，毛泽东与张浩作了一次长谈，商请他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张浩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1936年1月16日，张浩给张国焘发电，以共产国际委派代表的名义，邀他回来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分歧，并告之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他可与共产国际直接通电。 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张国焘分裂党、危害红军问题，为配合中央，张浩于1月24日又打电报给张国焘，做艰苦细緻的思想工作。经过张浩连续不断的打电报批评、帮助，张国焘不得不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后来又经过中央的耐心工作，同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才被迫北上，于10月在会宁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7年2月，为援救西路军，中央军委命令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 1937年底，张浩给爱人来信，让“把两个小儿子与大儿媳带到延安去”。此时，全家人这才知道，林肖砍也在做党的地下工作，也曾被捕。由于比母亲早出狱，已经先到延安学习去了。这样，1938年初，汉南才与弟弟汉雄、大嫂一同随母亲到了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浩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与刘伯承率部奔赴抗日前线。由于他的脑病时常发作，后来竟至多次晕倒。毛泽东与张闻天等商量，决定调张浩回延安，由邓小平接任一二九师政委一职。 第50页 汉南等与母亲到延安后，他先与汉雄一起在“保小”念书，1940年毕业后升人自然科学院预科学习。1941年延安大学成立，他转人“延大”中学部，1943年春天又回自然科学院补习班，1943年11月再次转回“延大”中学部，1945年升入自然科学院大学部学习。 在短短的时间里，汉南转了这么多学校，可每到一个班，都给那里的同学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个子瘦高，伶俐，幽默好学，成绩一直都很突出。他热心帮助同学，爱护同学是出了名的。不论男同学、女同学，大同学、小同学，都很喜欢他。人们亲切地称他“大哥哥”，唤他“小弟弟”！ 他读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后对同学们说：“我长大了要做保尔这样的英雄。”从此，“要做英雄，不做狗熊”就成了他的座右铭。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把这看成是锻鍊意志、陶冶情操所不可缺少的。 汉南总是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他从不放任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即使很小的缺点，他也认真对待，诚恳自我检查，并认真地改正。由于他处处起带头作用，表现一直很好，1944年10月，在延安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人们常说：“孩子是父母的影子。”这话道出了一个育人的警世哲理。一般地说，在少年儿童成长期，父母与孩子相处时间最长，关系最密切。父母的行为、举止是孩子认识世界、学习做人的第一本“教材”，这随时随地、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孩子品德的培养，智慧的开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汉南与父亲张浩相聚时间不多，但父母的榜样是鞭策他前进、克服困难的动力。 1940年4月30日，张浩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应邀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张浩在演讲时，突发脑溢血，被立即送往医院抢救。虽经抢救及时无生命危险，但落下了半身不遂，从此卧床不起。他在病床上，仍时刻关心着党的事业。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写信给毛泽东，分析当前形势，提出要继续坚持统一战线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延安整风后，他和一起住院的关向应多次研究、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为我党早期职工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烈士平反昭雪的建议，亦被党中央所接受。汉雄脑子灵，学习好，点子也多，但体质较差。他常患腮腺炎，本来生活条件不好，又加上害病，发育就更差了。体弱，也就多病。 1941年6月，林汉雄又患了伤寒。在那缺医少药的日子里，爸爸张浩只能把组织上分给自己作为补品的红枣鸡蛋等，全部给了病中的小儿子。可是，当把这些东西送到医院后，生病的汉雄却不肯自己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同一病房的同志。 汉雄这次生病脱险后不久，恰巧一位画家患伤寒住了医院。汉雄就把爸爸送来的东西又转送给了这位画家。更使人感动的是，汉雄在没有恢復健康的情况下，还为这位画家输了300毫升血。当时因为少药，医生建议，得过伤寒病而血型相同的人把血输给病人，藉以治病。于是年仅12岁的汉雄慷慨地把自己的血输给那位画家，使画家很快恢復了健康。 1942年2月下旬，张浩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3月5日，张浩已处弥留之际，他把秘书和妻子叫到身边说：“我不行了，革命二十年如一日，未能看到革命胜利，深以为憾。”接着，他深情地说：“我死后，请组织上将我葬在桃花岭上，我要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 3月6日凌晨1时45分，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 毛泽东获悉张浩逝世，心情十分沉痛，并深情地说：“我同意将张浩同志安葬在桃花岭，让他天天监督我们。”他对朱德、任弼时等说：“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亲自来抬。”大家都表示贊同。 接到张浩逝世的报告后，李富春、邓发、林彪、彭真等立即驱车前往作善后工作，由李富春、邓发、林彪等组成治丧委员会。 当日上午入殓，下午4时灵柩移往中央大礼堂停灵。灵堂内悬挂着毛泽东题写的“忠心为国虽死犹荣”的輓词，四壁悬挂着各机关、学校、部队送的輓联、花圈。 3月9日上午，张浩的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央党校门前广场上举行。任弼时担任主祭，李克农宣读祭文，谢觉哉代表边区政府人民致辞。在万人公祭张浩的大会上，林汉南在父亲的灵柩前，代表全家立下誓言：学习父亲的精神，继承父亲的遗志，在父亲未曾走完的革命道路上“干到底”！ 1945年，日本投降后，汉南始终牢记着在父亲灵枢前的誓言，经过他个人再三申请，被调到父亲生前战斗过的东北赤峰区，任区委书记。1946年，任东北工业部组织科长。1947年7月，为了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东北中央分局组织部责成任克同志负责带领林汉南、刘子毅等十几位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前往佳木斯、鹤岗，发动群众，检查工作。7月14日，当他们走到林口县时，遭遇到国民党收编匪徒的伏击。同志们英勇抵抗，在与敌人展开的血战中，南奋勇杀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第51页 第12章 董老父女间 董良翚是董必武惟一的女儿，董老55岁上才有了良翚，老来得女，自然应该备加疼爱。但董老当时正深人龙潭虎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争取和平民主而奔走，没有时间和机会照看爱女。即使这样，在董老的三个子女中，良翚比起他的哥哥、弟弟来，还是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多。因此，良翚谈起父亲，总是充满无限的崇敬和深深的怀念。 良翚说，爸爸一生中写了一千多首诗，一读而不能忘的，却是爸爸诗集中的一首小诗： 病中见窗外竹感赋 竹叶青青不肯黄， 枝条楚楚耐严霜； 昭苏万物春风里， 更有笋尖出土忙。 良翚解释说：“爸爸用他一生的行为，为我们绘制了童年的梦和成年的追求；用他一生执着的信念，铸造了我们终生的志向― 怀着平常心，做个平常人。”这样，无论是严冬还是初春，都会使她想起“昭苏万物春风里，更有笋尖出土忙”的诗句来；如果出差，或假日在公园见到丛丛绿竹，她便禁不住默诵起“竹叶青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霜；……” 竹子是平常物，生病是平常事，病中见景生情是平常心的流露。良翚在爸爸的诗中偏爱此首，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良翚乳名“楚青”，在这首诗的第一、二句中，就包含有她的名字。可见，这首诗还有其他更深的寓意！ 良翚说，从我记事起，我就叫楚青。名字不过是相互区别的符号，从来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含义。当我长大后，才知道我的名字里还有深意。这里寄託了爸爸对我说来，应称做母亲的两位女性的深深怀念。 董老早年在湖北老家时就结了婚。“楚青”这名字中的“楚”字，便是老家的那位良翚应称作母亲的名字中的一个字。那位母亲不识字，但非常支持董老闹革命。董老当时号召女人放脚，在那个封建社会的封建家庭中，她是头一个带头放脚的。 她和董老结婚后很久没有孩子，很受族中人的歧视。女人在旧社会不生孩子也“造孽”哟！后来她生下个儿子，族中一些人又妒忌她。董老离开家乡，孩子生病没人帮忙料理，加上旧社会农村医疗条件差，孩子夭折了。死了孩子的女人加上族人的排挤，使她的身心长期处在极度痛苦中…… 1935年中央红军撤离江西时，命令不准带家属，董老服从了决定。那个名字中有“青”字的母亲，就留在了江西苏区。董老这位夫人很漂亮，两人又十分恩爱。大部队撤退时，她送董老走了一程又一程，送走了黑夜又迎来了白天。董老多次劝阻也无效，直送了三天三夜。最后洒泪离别时，她把系在腰间的手电筒送给董老，强咽着泪水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路多留心啊！”…… 岁月虽日日流逝，但在董老的心中，始终忘不掉这两个支持他革命的女人。她们先后于革命胜利前去世了。为此，董老在给爱女良翚起名时，各取了她们名字中的一个字组成“楚青”，以示永久的纪念。 良翚不知道这两位母亲的全名，也不知道她们的模样，但良翚承认这两位母亲，尊敬这两位母亲，因为在她的名字楚青中，凝聚着父亲的平常心和对这两位平常人的怀念之情。所以，良翚喜欢“楚青”这个名字，也喜欢爸爸这首诗。 良翚是学中国文学史的，对于诗的解释曾问过董老。董老说：“诗嘛，本无定解。我写诗是出于我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并由此产生了我的想法，用相应适当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我的诗表达了我对特定事物、特定环境的感受和想法。我的诗的意思，不能强加于你，也不应当强加于你嘛。基于你的经歷、文学修养、思想水平，会有你自己的理解，也会有一些申发，这也是自然的。但你的，也不应当强加于我嘛。所以，我想诗不应该有定解才好。诗，不是算术嘛。”良翚觉得父亲说得对。诗，以一定格式，为人提供了一个驰骋思想、感情的天地。但父亲写这首诗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呢？她确实费过心思。 这首诗写于1952年春天，当时家住在小石桥。小石桥的院子很大，分成南北两部分，北院是正院，南院是一座后花园。南北院由东西走向的一组房子分开。这组房子东南角那间最敞亮的房子，是父亲的卧室。卧室南墙外有一丛翠竹，朝朝暮暮陪伴着父亲，真有说不尽的诗情画意。但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父亲恨不得把一天当两天用。正因为这样拼命，他累病了，连续高烧不退，被迫卧床养病。 人在病中，比常人更容易感到寂寞，而伴随董老时间最多的就是窗外这丛翠竹了。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透过明净的玻璃窗，看着翠竹在微风里摇曳，低声唱着催眠曲，送他进人宁静的梦乡；月光下，竹的清秀的枝条，从南墙拉到窗帘上；太阳升起来，也把竹刚劲的身影，从南墙推到西墙。竹影随时而异，姿态变化万端，引出了父亲的千般思绪。这首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情感中写就的。 “竹叶青青”和“枝条楚楚”的佳句，不知父亲是看到了“竹”见景生情，想起了自己那两位名字中有“楚”和“青”的战友，还是因怀念战友，借竹抒情，来安慰她们的在天之灵？这首诗从字面上看只是描摹了一幅翠竹越冬入春的景象，不过稍稍拟人化了，说“不肯黄”， 赋予竹思想、愿望和行动。实质上是父亲借竹来表达自己的平常心，抒发自己平常人的感情。 第52页 大约是1963年，董老曾向中央提出辞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也要到农村蹲点去。良翚说，当时她还在上大学，曾说董老：“你在前边走，后边还得跟着人照顾你。”董老认真地说：“农村也有老人，他们也要劳动嘛！我可以开始少干点。慢慢锻鍊嘛！”她忍不住笑着说：“你还能干什么呀？”董老郑重地说：“我可以拾粪嘛！”良翚嘿嘿地笑出了声：“拾粪，用粪叉当拐棍？”董老严肃地说：“开始免不了要拿粪叉噹噹拐棍，粪筐也不会装得太满。但经过一段时间的锻鍊，粪叉就不用当拐杖了。你说对不对？” 董老的话良翚是相信的，因为董老是个说到做到的人。红军长征时，董老不以自己在中央苏区做了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就可以不去做家属队长；现在他也不以自己做了国家的副主席，就不可以改做拾粪的工作。他认为这都是工作，是工作就需要人去做，不同的工作只是分工的不同，岗位的不同，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对于董老的这个观点，良翚经过长期的咀嚼和回味，才慢慢地理解了董老的内心世界：董老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持一颗平常心，滩证他永远做个平常人。良翚悟出了这个道理，就在日常生活学习中，严格要求自己做个平常人，磨砺平常心。为此，她常常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反思自己的言行。 1940年，一批干部需要从重庆撤回延安，由良翚的母亲带着回延安。1941年1月，良翚出生在回延安的路上——西安。在她出生3天后，国民党反动派抓了她母亲，扣了这一批干部。她母亲带着良翚蹲了监狱。在周恩来同志的抗议下，才放了出来，回到延安。 良翚的母亲曾带着良翚和良羽，参加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那是一场艰苦创业的伟举：“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垦荒没有撅头自己造，没有房子就打窝棚、挖窑洞，甚至野外露宿。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或打猎充飢。在对敌斗争中拼搏于沙场、抗争于魔窟，壮烈捐躯、光荣殉职……当时，董老在重庆国民党的魔窟里出生入死，默默无闻，一心奉献；良翚的妈妈在延安白天上山开荒种地，哥哥带着妹妹在山坡上玩。有一次哥哥为带妹妹从山坡上滚下来，把手和脸都划破了。晚上妈妈还要在窑洞里纺棉、养猪、养羊。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妈妈事事争先，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支前模范。 冬天窑里没炭烧，早晨屋子冷，良翚不愿起床，王姨（王定国）就把谢伯伯的炭火挟过来。两根快燃烧尽的木炭，实在增加不了窑洞内的温度，但良翚看见火心里就暖和了。鬍子爸爸（周恩来）和胖妈妈（邓颖超）回延安，也到这窑洞里来聚会。良翚刚刚懂事，就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母亲的一言一行对她影响很大。 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她母亲带她去看炮兵政委，她们是从鼓楼步行到黄寺的。门口哨兵盘问她们找谁，听说是找政委不但不通报，还要轰她们走，因为母女俩穿着打扮和乡下的老百姓一样。 1958年，良晕一家搬进中南海。有一次她妈妈从东南门进去，警卫不让进。妈妈实在没办法，只好说出自己是董老的夫人。警卫听了却笑着说：“老太太，你唬谁呀？”每当遇到这类事情，妈妈的心态却非常平和。妈妈曾说过，董老从重庆回延安述职，也被警卫拦住不让进。 警卫人员从外表上分辨不出老百姓和国家领导人家属的差别，至少说明这些家属还没有变。董老曾说：“职务高了，权力大了，直接监督他的人也就少了，利用他、为他抬轿子的人会多起来。如果自己不警惕，组织上教育、监督有空子，就容易出问题。”董老夫妇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从不放松用实际行动去教育子女。 进城后，客观环境变了，董老接触普通群众的机会少了，他认为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时间久了，群众观点就淡薄了，同普通百姓的感情就淡了。如果不警惕，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拿架子、讲排场、出门前唿后拥、警车开道，对群众的意见就会充耳不闻，对群众的疾苦就会视而不见……面临这种危险，董老是非常警惕的。董老要求家属尊重工作人员，从不准子女向工作人员提出任何个人的要求。 良翚上中学由住校改为走读，每天早晨上学前第一件事是吃早饭。母亲对厨房的大师傅说：“良翚上学，只把剩饭莱热热就行了。”可大师傅总要打个鸡蛋把剩饭菜炒一炒。刚开始时，良翚吃起来特别香。天天吃这样的饭菜久了，就有点腻了。看到同学早上有的吃火烧、有的吃油饼、有的吃红薯，真羡慕极了。尤其是每天沿街可以看到，大汽油桶改装的烤红薯的炉子，飘溢诱人的甜甜香气，更动心了。良翚向妈妈提出能否给几角钱，早上和同学一样在街上买点吃。开始她妈妈不同意，一则怕不卫生，二则认为是浪费，因家里有剩饭菜。可是良翚会磨，左说右说，缠得她妈妈不耐烦，就给了她两角钱，让她试试看。 良翚怀着好奇心和新鲜感，用一角九分钱买了红薯做早点。吃中午饭时，她兴奋地讲起了这第一次尝试。妈妈听了向身旁一位工作人员说：“她一定上当了。”那位工作人员干脆说：“这样作是浪费。”董老开始不很在意，听到这些议论就问：“你们说什么？”良翚见爸爸问，就把自己要到外面吃早饭的事重说了一遍。董老听后看了她一眼，淡淡地一笑。那笑容里流露出不满，使良翚有些紧张。董老放下筷子，目光移到桌上的菜盘汤碗上。嘆口气说：“吃鸡蛋炒饭都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年轻时，家里对我的特殊优待，就是吃一餐炒鸡蛋饭呢！” 第53页 良翚说，记得那天晚饭后散步时，父亲又提起那没有谈完的话：“吃蛋炒饭你倒腻了。我像你这么大时，家里很穷，又是一大家人，每天只能吃两顿稀饭。分稀饭是我的奶奶掌勺，每人就给一勺。我和爸爸在外教书，挣钱交给这个大家庭，所以全家只有我和爸爸二人受到优待，可以吃一餐稠稀饭。全家人都喝粥，包括我的妈妈。我和爸爸只有到过节时，才能吃上蛋炒饭。”良翚默默地听着爸爸的话，不记得当时有过什么强烈的思想斗争，或者什么激动的想法。但从此以后，她不再在意吃什么了，成了家里吃食最广的人。 董老在饮食方面从不讲究，但对家乡红安特有的泡酸斑豆、臭豆腐、臭皮子（也叫臭千张）十分喜好。董老看到饭桌上摆这些小菜就高兴，其实他吃得并不多，但津津有味，啧啧声不断。最后还要特地留下一点儿，说：“给良翚留着，她爱吃。”良翚每当看着那浓浓的白色臭皮汤，闻到那浓重的臭味，实在不大想吃；但又不想使爸爸失望，便只好装作爱吃的样子。这件事除董老之外，家里人都知道真相，这当然也是和那蛋炒饭“吃腻了”有关。 1968年在董老的要求下，董老一家人从中南海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所院子里。院中间有五间房子，董老夫妇的卧室在最东边的一间，西边紧挨着的是董老的办公室。房子虽然高大，但年久失修。这年夏天一个下大雨的晚上，房子多处漏雨，又赶上雷电，这一带的电线被雷击断了，家里一片漆黑。董老大声喊着，要良翚把外孙女儿送到他的办公室去。工作人员已在办公室点上了蜡烛。董老抱着小外孙女坐在那里，嘴里不断地哄着小傢伙儿；良翚的妈妈忙着找盆子接漏雨，连小孩儿用的澡盆、尿盆都拿来了，放在董老的办公室和书房里。 良翚就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渐渐理解了父亲的广阔胸怀。吃家乡小菜、住漏雨房、要辞去国家副主席回乡拾粪……他这一切，既不是做样子给人看，更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永远不脱离群众，不忘掉人民。这就是信念和追求。他追求的目标，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人民的共同富裕。人民的幸福不是部分的，暂时的；而是全体的，永久的；不单是物质的，而兼容精神的。因为他认定，坚定的信念是达到人生最高目标的惟一方法。所以要竭力去追寻它、实践它。要不脱离人民群众，就要永远生活在人民之中，怀着平常心、做个平常人。良翚在感慨中，又想起了爸爸的一首诗： 珠玑咳唾总成章， 质美还嫌藻饰伤； 记述不妨如实写， 中和平淡味弥长。 良翚说，自从她懂事以来，就没有感觉到自己是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里。她认为自己的父母和天底下所有的父母一样，是最平凡、最善良的。父母非常爱他们兄妹三人，但从未有过望子成龙、让其出人头地的教育。他们只要求儿女们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董老对子女的教育，大致分三个年龄段： 一是学龄前，他说这时候的孩子是没有穿鼻圈的小牛犊、没有带笼头的小马驹，可以自由蹦跳撒欢儿；不主张大人强加给孩子什么。 二是小学阶段，虽然已开始把孩子纳入教育轨道，但孩子的身心正在发育，智巧刚刚萌发，对很多事情似懂非懂，模仿性极强，要教他们做人诚实、爱劳动、艰苦朴素，做事要有毅力。 三是上中学以后，这是人生中身心最活跃的阶段，既要注重身教，更要注重言传。指导其学习、读书，用蕴含丰富哲理的语言去启发孩子独力思考、开拓思路、大胆创新，确立奋斗目标和人生观。 所以，良翚对父亲的教育和认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文化的提高而不断加深的。例如，良翚读董老的诗作，每读一次就加深一次认识和理解。做诗，不单是为了咏志而做诗；而是用诗的语言剖白内心的世界。例如，诗中所讲的“中和平淡味弥长”，这不仅是董老对文学、诗学的看法；而且是抒情言志，表达他丰富的内心生活的一个侧面；是他丰厚文化素养的结晶；是他一生做人的追求。 董老从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开始，歷经了各个革命阶段，直到1975年89岁高龄谢世，都是处在时代的旋涡中心。他用毕生的精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但他从不追名逐利，更不浮词虚夸。在他兢兢业业平凡的操劳中，显示出了他的伟大品格——“中和平淡”！ 回顾一个人的一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常常是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但正是从那些极其平凡令人不起眼儿的小事中，感受到了伟人的德操。事实上，人的崇高品德，正是浓缩在这些小事之中。比如破布，这是人们司空见惯从来不认为会派上大用场的东西，可董老居然用它来比喻自己。 良翚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那还是她刚刚上初中时，一天中午饭前，良翚去了董老的办公室。在这个时候和爸爸聊天有两个好处：一是爸爸工作了一上午，饭前可以松弛一下；二是这个时间不会长，讨论问题不能长篇大论，即使有长篇文章要做，一会儿就要吃饭也会被迫岔开，使爸爸不必动多少脑子。 良翚轻轻推开爸爸办公室的门，见他坐在躺椅上看东西。只要爸爸不坐在办公桌边，就是说他的时间是有弹性的。爸爸见良翚进来就合上了手头的文件，夹进了牛皮纸的卷宗中。然后靠在躺椅上闭上双目，听良翚东拉西扯地讲述自己的见闻和评论。良翚坐到那张摇椅上，用脚尖轻轻点地微微晃动着，谈起了“人生”这个大题目。她仰看着天花板说：如果她生在旧社会，也会闹革命，也会长征……爸爸轻声笑了笑，侧起身看着她，她感到那目光绝不是赞许，当然也不是嘲笑，而是一种理解。 第54页 良翚看到爸爸端起茶几上那把宜兴泥壶刚吸了一口，壶里便咕噜咕噜响起来，她忙跑出办公室提来暖水瓶，给小壶里续上水，没倒好洒了一滩水在茶几上。爸爸微一摇头赶紧挪动茶几上的文件、报纸。良翚忙转身送出暖瓶，拿来块抹布擦拭着。爸爸嚓了一眼抹布抬头盯着良翚：“我常说我是一块破布，你看！”董老稍扬下颊示意良翚注意自己手中的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 良翚看了看满头白髮的父亲，又不以为然地翻动了一下手中的抹布。爸爸看着她抿了下嘴，嘿然一笑：“你看它不起？你现在不是正用它抹桌子吗？抹布也是需要的哟！”良翚觉得这个比喻很不雅，也不妥帖，就沖爸爸笑起来。董老惊讶地瞅了良翚一眼，她还是笑着出去送了抹布回来后说：“破布还能做什么？当然只能做抹布！” 董老听后无声地笑着摇了摇头：“也不见得。破布还可以补衣服嘛。”说完就靠在躺椅上，头也枕下去轻轻地闭上了眼，右手摸着鬍子慢慢地持着：“破布，自然只能派上破布的用场了。”爸爸那郑重地自语，使良翚再也笑不出来了。 当时良翚想得不多，也没再问。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她逐步感到：一个人的理想是共产主义，那么个人的能力与理想比较而言，该是多么小的一点点力量啊！如果每个人的力量都融人事业，坚定地、无条件地服从组织上安排，那么就可以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才可以去逐步实现人类的理想社会。只有把个人、事业真正摆对了位置的人，才会拥有十分坦荡的胸怀。 良翚上大学后，在一个夏天的晚饭后和爸爸坐在前院乘凉。董老手里拿着一柄广东新会的葵扇，缓缓地摇着，似乎只是为了驱赶蚊子。办公室里的收音机正播放新闻，工作人员特地把音量放大些，使院里乘凉的人都能清楚地听到。父女俩边听收音机边聊天，董老仰头看着天上的星星：“你看，星宿都是不动的吧？”他微笑着考问良翚。但不等她回答又说：“其实它们都在运动。拿几百年前的星图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它们的相对位置不同了。这就是变化，整个天体都在变，这是宏观的。那么，微观呢？细胞形成、生长、成熟、死亡，不也是在变？”董老挥动了一下扇子，并不想让良翚回答：“一切物质都在变，都会变。那么人呢？人的工作岗位可不可以变？” 董老在聊天时，常常提出些问题自问自答。他的论据又常使人感到除了逻辑推理外，还有他深思后的结论，良翚注意倾听着下文。果然董老又说话了：“我现在老了嘛，做不了什么事了，跑跑龙套还是可以的。其实，我的一生都是在跑龙套。” 良翚深为不解地把双手拢在胸前，盯着爸爸的脸。董老以为她不懂什么叫跑龙套，就说：“你懂不懂什么叫跑龙套？演戏时元帅大将上场，前面有四个拿小旗的人，在后台就开始‘噢——’一直到上场。这四个打小旗的人就是在跑龙套，除了壮壮声势，起不了什么大作用。我一辈子就是做这个的，你懂不懂？” 良翚确实对爸爸的话不太理解，可能她的表情已经流露出来了。“虽说跑龙套的不重要，可也不能乱来。侯宝林的相声不是说：‘怎么，一边一个一边仁们这就不行了。唱戏有唱戏的规矩，生活中也是一样，不要小看跑龙套，跑龙套也要认真、也要努力咧！不然，也会搞成一边一个一边仁哟！” 良翚知道爸爸并不是要告诉她“跑龙套”也不容易，而是告诉她不要不屑于去做被认为是“小事情”的事情；大事和小事是相对的，小事寓于大事之中，小事做不好就可能坏了大事！大事和小事是相互转化的。 正巧，办公室收音机里扬出一阵紧锣密鼓声。“你听，这一套锣鼓多热闹哇！有锣、有钱、有鼓……你听。”董老侧耳听着，左手轻轻地在座椅扶手上打着板眼，并指点着让旁人听。良翚在错落有致的乐声中，听到一种短促的鼓声，就望着爸爸。“这是边鼓的声音。一齣戏中，只有一两样乐器是唱不好的，一台大戏中只有一两样乐器是根本不行的。中央的工作就像一支大乐队，有司鼓，有司锣，有司钱，有司弦……我呢；就是那个敲边鼓的。”董老说着满意地笑了，良翚也笑了。她觉得她有权利笑了，因为她理解爸爸了。 何长工同志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在红军长征时，董老任家属队队长。带家属队长征，谁都知道这是个吃力而不讨好的差事，大多数人都不愿做。董老却说：“组织上要我去做，我就去做。工作总是要有人去做的嘛！”那时一到宿营地，就要号房子，号到了房子分起来是个大难题。房子嘛总有好有坏，家属嘛觉悟有高有低，常有争好房子的事情发生，搞得派房子的同志没有办法分派，就跑来找董老。 董老能有什么办法，他又不能把房子都变成一个样的，就对分房子的同志说：“把最坏的没人愿意住的房子给我住。”就这样，难题解决了。 做家属队长遇到很多难办的事，董老却没有提起过。直到董老去世后，那位曾在家属队做过后勤的同志到家里来，聊起长征中那段生活，他感慨地说：“董老那么大年纪，自己要行军，还要照顾队里的工作，真是不容易啊！有一次，一个同志要生孩子，可大部队都走了，董老和我留下来，还有两个抬担架的民夫，在一间破房子里等着。嘿！那时候可真紧张，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了，孩子还没出生！我急得坐立不安。董老却稳稳地坐着，慢声慢气地说：‘别急，想想看，还有没有该归还老百姓的东西没归还？’这样一说，我就仔细地查看着东西，也不那么干着急了。就这样孩子顺利诞生了，董老一边安排担架抬走，一边叫我处理善后。真险呀！我和董老出村东头，敌人就从村西头进来了！” 第55页 这大概就是董老讲的“跑龙套”，或者说是“敲边鼓”，如果没有许许多多的人跑类似的龙套，敲这样的边鼓，也演不出长征这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良翚常说，父亲给予她的教育并不是特别多，因为他太忙了，偶尔有的交谈中的事给予良翚的却是她终生不会忘的。比如，良翚上大学二年级时，有个星期天她和爸爸去香山郊游。车子开往颐和园的沿途，熙熙攘攘的车辆和人群，不断掠过车窗。虽说已秋凉了，却看不出秋意。车驶过玉泉山，路上散落了厚器一层淡黄、微红的树叶，车子压过去发出沙沙声。良翚看到路旁掉了树叶的枯枝，在秋风中颤抖着，不禁一种悲凉袭上心头，不由得嘆了口气。董老问：“嘆什么气呀？”良翚摇摇头说：“秋天到了！”董老吃惊地注视着良翚：“秋天有什么不好？你看，你看！”董老用手指着远处的农田：“农民正在收穫！他们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现在收穫了，该是多么喜悦呀！” 良翚看见远远的山脚下，几辆满载金黄稻谷的大车，在赶车人的鞭声中前进着。良翚不禁有点失望，觉得富有诗意的秋色爸爸不理会，却去注视那没有色彩的农民和大马车，真有些不可理解。爸爸是诗人，在这样的秋色中为什么没有诗兴呢？为此，她想了很久很久。父亲看到“农民收穫”是那样喜悦，对她的嘆息明显地不满甚至有些温怒？她终于想通了，弄懂了，深为自己的浅薄而感到羞愧。那震撼人心的力量不是来自自然力，那最富有诗意的也不是自然力，而是战胜大自然、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 这些看起来平凡的小事，却蕴涵着伟大的真理：同样一件事，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思想感情的人，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人就是在这些日常生活小事中，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悟性和认识以及分析客观事物的能力。良翚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逐步认识到生活中许多小事远不是小事。有些事她要用很长的时间去领悟，才弄懂一些，也许还要更长的时间才会全懂。但也有些事她一下子就弄懂了。 红军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抢渡大渡河、四渡赤水，谁不赞颂毛泽东用兵真如神！谁不歌唱毛泽东的伟大英明！所以说，红军长征没有伟大统帅毛泽东是不行的。那么，没有家属队长董必武行不行？没有那些平凡的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的红军战士行不行？回答是——不行！没有人民，哪来的领袖，没有士兵，哪来的统帅！没有无数平凡人的流血牺牲，哪来的伟大长征的胜利！我们从董老的人生实践中，悟出了一个浅显而往往被人忽略的真理：平凡孕育伟大，只有在平凡中伟大才能成真！所以，为了党、国家、民族，默默地无私奉献的人，才是最伟大的，他们的牺牲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董必武——这个伟大的名字，是应该永远铭记在后人心中的！ 第13章 革命妈妈——曾志 曾志，这位良母、贤妻，早在井冈山时期，她就是红军中驰名的女英雄，也是红军中有名的美人。 在曾志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启蒙的初期阶段，夏明震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曾志入党的秘密宣誓会上，是夏明震代表地方党委致的辞，他说：“从今天起，你就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你有了一个比肉体更加重要的政治生命，要一生一世保持对党的忠贞不渝！” 夏明震出身书香门第，兄妹五人均投身革命，并先后为革命捐躯。“……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那不朽的诗句，就是夏明震的亲哥哥写的。曾志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从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任农民协会的妇女干事，又成为夏明震的部下。长期接触，他了解她，她敬重他，两人产生了爱情。 战争年代，生死莫测，17岁的曾志并未想到成家。夏明震对曾志却是一往情深，在他的眼中，曾志不仅单纯、美丽，而且对敌斗争机智、勇敢：“千里送密件出生人死，赤潮中的红姑娘威镇敌胆。”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这是夏明震择偶的重要条件。有了牢固的感情基础，他们终于结成了革命伴侣，成为风雨同舟的生死战友。 1928年元旦，郴州苏维埃政权正在筹备召开群众大会时，一度销声匿迹的反动势力藉机策动了一场反革命叛乱。当曾志得知情报赶去报信时，郴州特委书记夏明震和苏维埃政权的几位领导人已去了会场。大会刚刚开始，叛乱分子就冲进会场夺枪抓人。苏维埃主席当场被打死，夏明震也被梭镖刺成重伤拖下主席台，几千名叛乱分子和不明真相的农民，对革命者下了毒手。直到第二天曾志随湘南特委带领红军打回郴州，才平息了叛乱。 曾志打回郴州，只见大街两侧房屋被烧成残垣断壁，街上到处是横七竖八的敌人和赤卫队员的尸体。一名妇女委员被剖腹后，肠子和血水流了一地。几十个儿童团员也被杀害了。那情景惨不忍睹！郴州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被抛尸河边，乌云低垂，寒风凛冽，河水泛着血沫，年仅21岁的夏明震和8位战友，静静地躺在河滩上。 曾志强忍着泪水，俯身跪在她的老师、战友、爱人的身旁。掏出手绢，擦掉明震脸上的灰土。明震面朝苍天，紧握双拳，像是在做着愤怒而无声的抗议。他全身被扎了十几刺刀，胸部、腰部有七八个黑窟窿，浸着紫黑色的凝血。 第56页 曾志跪在他身旁，呆呆地凝视着他的尸体，她紧咬着双唇，一股鲜血从嘴角上淌了下来。她站了起来，拔出腰里的手枪，沖天扣动了扳机……明震和其他战友惨烈悲壮的牺牲，对她是个极大的震动和打击。悲和愤交织的烈火，在她的胸中燃烧、升腾，报仇！为亲人报仇！为所有死难的烈士们报仇！除此之外，她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送葬时，她克制住了巨大的悲痛，没有为亲人送这最后一程。她下定了决心，此仇不报，就再无颜面去见自己爱人的战友和乡亲。她要把这一切埋在心底，继承先烈的遗志，义无反顾地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湘南暴动后，成立了工农红军郴州第七师，邓先庭任师长，蔡协民任党代表。夏明震牺牲后，曾志由特委调入七师师部工作。 1928年春，国民党大举进犯湘南，朱德决意率部队转移。这时的曾志已和蔡协民结婚，并有了身孕。一天傍晚，经过几天行军已疲乏不堪的曾志，正靠着蔡协民的肩膀半醒半睡着，等候开晚饭。突然，听到门外有人高叫：“老蔡！”还没等蔡协民站起身走到门口，那人已独自跨门而入，“呵，金屋藏娇嘛！老蔡好福气哟！”那人一边开玩笑，一边毫不客气地拉过一条长凳坐下，笑嘻嘻地看着曾志和蔡协民。曾志的睡意一下子被赶跑了，她注视着来人，只见他身材高大，中分式的长黑髮，清瘦的面颊，智慧的双眸，举止潇洒而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直觉告诉她，来者绝非寻常之人！ 蔡协民赶忙迎上去，紧握着来人之手，激动地回身向曾志介绍说：“这位就是毛委员，毛润之！”“啊！”曾志差点喊出声来，真料想不到，眼前这位就是她摊慕已久的毛泽东！ 蔡协民和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认识了，此刻久别重逢，自然十分高兴。两人畅谈了近1个小时，同时也给曾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8年8月下旬，曾志带着7个月的身孕，参加了保卫黄洋界的战斗。当时敌我力量悬殊，但毛泽东指示：无论如何要守住井冈山！于是，留守处的同志，不分男女老少，统统组织起来投入了战斗。毛泽东后来有一首词《西江月？井冈山》，写的就是这场战斗。 1928年11月7日，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1周年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曾志生下了她和蔡协民的第一个孩子。即使在当时十分艰苦的环境里，革命者也是要延续后代的。 曾志生的是头一胎，又是难产，整整折腾了三天三夜，才产下了一个男孩。虚弱的曾志，又患了“奶疮”（乳腺炎），疼痛难忍，高烧不退。后来又患了“产褥热”，真是雪上加霜。在土郎中的土法治疗下，虽然烧是退了，但人已十分虚弱，冷汗淋漓，四肢像铅块样沉重。在同志们的关怀下，靠那年轻的生命力，她闯过了一道道鬼门关，终于又站起来了。 对于革命者来说，孩子是要生的，但是却无条件无能力抚养。在残酷的战斗环境里，怎么能带着孩子打仗？产后40天，曾志不得不将孩子寄养到老百姓家里，走上工作岗位。 1929年曾志随毛泽东来到闽西，首要的任务是健全闽西特委。任命邓子恢为特委书纪，蔡协民任组织部长，江华任秘书长，谭震林负责军事工作，张鼎承负责政治工作，曾志为团特委书记。毛泽东在闽西播下的火种，在熊熊的大火中诞生了一个新的苏维埃政权。 1930年6月，蔡协民、曾志被调去厦门，准备在厦门、福州等大城市发动暴动。曾志将闽西红区给福建省委做经费的几十两黄金（没收来的首饰）分别塞在雨伞把里、戴在手臂上，用布缠在腰间，去开展另外一种形式的革命工作。 曾志到达厦门后，他们在鼓浪屿厝内窝租了楼房作为省委的机关，蔡协民是省委秘书长，扮成房主；西药店老闆，省委书记罗明扮成他的堂兄；谢晓敏假扮成罗妻，负责刻蜡版工作；曾志这位女主人的任务是抄写密件，接送文件，对外联络……党的核心机关以一个和美家庭形式出现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厦门。 有一天，在省委书记罗明处，曾志见到一位陌生的年轻人，他个头不高，却很精干；上身穿一件咖啡色的广东衫，下身是西裤、皮鞋。此人虽谈不上魁梧英俊，却自有一股逼人的英气。 “他，就是陶铸同志。”罗明介绍说。 陶铸！对这个名字，曾志并不陌生，震惊中外的厦门劫狱，总指挥就是陶铸。 “她是曾志同志。”当陶铸听到罗明介绍时，却毫不掩饰地愣了一下。他当然也听说过她——闽西一员泼辣能干的女将。但陶铸对巾帼女强人有着颇带偏见的定式——凡能干的女人必丑！就像《水浒》里的母大虫顾大嫂和母夜叉孙二娘一样。而今日所见曾志，却与他想像中的粗壮黑丑女人大相迳庭，站在他面前的赫赫有名的女强人，却有一张白嫩的鹅蛋脸和一头垂肩的秀髮，身材苗条匀称，穿着素净可体，举止庄重文雅。 看到陶铸那副愣神的样子，曾志不由得暗自好笑，她想起在闽西的两件事：有次蔡协民从厦门回来，告诉她：有一天闲扯，陶铸大大咧咧地问：“你老婆什么样子？是不是像个母夜叉，又丑又凶！”还有一次，军委书记王海平来闽西，曾志拉着贺子珍去看他。当曾志做了自我介绍和介绍了贺子珍后，噢呵！王海平端着碗，竟呆呆地看着她俩，惊讶得好半天没说出话来。 第57页 厝内窝的机关被破坏，又牺牲了一批好同志，曾志他们只是由于搬了家，才躲过这场灾难。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太危险！正好中央取消了福建省委，改为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厦门由王海平负责，福州由蔡协民负责，于是曾志与蔡协民又一起共赴福州。 1931年11月，曾志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产前，她在家信里告诉母亲，她又将临盆，但无力抚养孩子，这个孩子依然准备送人。母亲回信嘱咐她千万不要再送人，带回宜章由她来抚养，并寄了40元现大洋做路费，这在当时可是一笔相当不小的款子！由于组织上经费困难，曾志主动拿出一半上交了组织。 职业革命者，生孩子都没工夫坐月子，产后第六天，曾志就下床工作了，还要带孩子，好在她年轻，能顶下来。 1932年元月，中央下通知，免除蔡协民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职务，派往厦门任巡视员，曾志不得不抱着才出生一个多月的孩子，跟蔡协民一块回厦门。好在这第二个男孩生得又黑又壮，就起了个名字叫铁牛。曾志本打算在厦门稍作停留后，就将小铁牛送回母亲处。 一到厦门，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和准备接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陶铸就来了。曾志要请两个月假回家送孩子，王海平则百般劝说：什么孩子小会在路上生病；一个年轻女人带一个小孩在路上不安全；坐船大人孩子都会头晕呕吐等！但这一切，都动摇不了曾志的决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王海平只好吐出真情：厦门中心市委经费急缺，在曾志还没来时，听说她刚生了个男孩子，就由组织决定，将这个孩子送给一个有钱的医生寄养，换了一百块现大洋。 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可想像的，而且当母亲的再苦、再穷也不会同意的。但在当时，共产党人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自己的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捨弃的。曾志坚强地承受了这一突然打击，没有一句抱怨，只好无可奈何地对王海平说：“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了，我虽然有想法，但能做到服从组织。” 这件事，对30多岁的蔡协民来说，在思想上更难接受，他只是暗暗地埋怨曾志答应得太快，断绝了商量的余地。 革命者的心也是肉长的，一位母亲，为了解决组织上的经费，又献出了一个儿子。曾志虽然参加革命多年，但她毕竟是个女人，是位母亲。她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送掉儿子，就如从娘身上割去一块肉，更何况铁牛又是如此可爱而能给父母带来无限欢乐的一个男孩！他一出生就出奇的乖，革命的妈妈生下他第6天就下床干活，他好像明白似的，不哭也不闹，总是躺在那儿自个跟自个儿玩，这个小不点儿还会定时拉屎，很少把屎尿弄到床上。两个多月后，旁人一逗就会“咯咯”的笑，把他放在膝盖上，他会藉助大人的力量蹦啊笑啊，像支小弹簧似的，好玩极了！ 如今，孩子要送人了，是组织上将他卖掉的，今生今世难说再能见到，能做到服从组织的曾志，心里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 孩子送走前，曾志和蔡协民抱着孩子，特意去中心公园玩了一次，他们将小铁牛放在草地上，两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孩子看。然后又抱他去照相馆，三个人合照了一张全家福，照完相，他们依依不捨的将孩子交给了组织派来的同志，将小铁牛抱走了。 孩子卖给了一位小儿科医生。这年恰逢麻疹和天花流行，病孩子非常多，这家开的是私人诊所，房子又不宽裕，小铁牛来后，难以和病孩子隔离，加上孩子突然断了奶，一个月后就染上了天花，可怜的小铁牛，不久就为了“革命”夭折了。 起初，谁也不忍心将此消息告诉曾志，但她凭着母亲的敏感，知道小铁牛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了，她压抑着心中难言的痛楚，一声不吭，拼命地工作着，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一个人躺在床上，才会任泪水纵横。 1932年4月，红军打下了漳州，为了开闢闽南新苏区，厦门中心市委准备迁移漳州。曾志是市委秘书长，理应去打前站。她在漳州找到了东路军总指挥部，见到了司令员林彪和政委聂荣臻。他们热情地款待了她，林彪又派人将她送到毛泽东处。 毛泽东一见到她，高兴地说：“曾志，你来得正巧，蔡协民在我这里！”毛泽东立即让出卧室给他们住。曾志说明来意，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说：“部队在漳州到底能待多久还很难说，市委迁移要慎重。”曾志又提出一个私人请求：她不想再搞白区工作，一心嚮往着回部队。毛泽东同意了。曾志好高兴，她又将扛枪当女兵了！后来，由于一些实际原因，毛泽东又亲自找曾志谈话，让她还是从工作考虑，跟蔡协民去创建新苏区。曾志也不好再说什么，终未能实现回红军的愿望。 蔡协民和曾志去闽南不久，红军主力就撤回了中央苏区，反动军队反扑回来，中央又下达了不能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指示，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革命的有生力量伤亡很大，他们在惨重的失败中认真地分析了失败原因，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制定的游击战术，重新去组织群众，发展革命，正在这时，厦门市委又免除了蔡协民和曾志的职务，召回厦门接受批判。 这年秋天，当时的中央又突然来一通知，说蔡协民是社会民主党，要求凡是蔡协民工作过的地方，均要开展批判，划清界限，肃清影响。 第58页 1933年元月，穷困潦倒的蔡协民回到福州，按照当时地下党的严格纪律，是任何人不能见他的。曾志再三要求要见蔡协民一面，市委考虑到他们的关系，勉强同意了，但明令曾志不能将中央的通知告诉蔡协民一个字，否则就以违反保密纪律论处！ 曾志在一家破旧脏乱的小旅馆里找到了蔡协民，本来年龄就比较大的蔡协民，此时几乎变成了一个衰弱的老人。他告诉曾志，他从厦门到上海后，与中央接过一次头，就再无人理睬。但他总是抱着幻想，一天又一天等下去。到后来无钱交房租，无钱吃饭，随身带的东西也典当光了，只好整天在马路上流浪……最后，他绝望了，他知道中央把他甩了，但是是什么原因呢，他百思而不得其解。这种痛苦比忍飢挨饿更加不堪忍受。蔡协民夜夜噩梦，冷汗淋漓，气起来脚踢拳砸，将被里撕扯得粉碎…… 看到如此落魄的丈夫，曾志怎能忘记夫妻深情，她又激动又酸楚，觉得应该将实情告诉他。 曾志由于违反了福州市委的告诫，将中央通知告诉了蔡协民，因而受到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她感到很坦然，感到问心无愧，因为在她看来，没有什么能比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更重要了，她愿为自己丈夫的政治清白而付出任何代价。 蔡协民回到厦门，深人到工人中去做工运工作，同时也去做苦工养活自己。后来他被特务发现而被捕。不久，他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用壮烈地死，为自己的赤诚抹上了最后一笔秀色！ 曾志受处分后，不能再住市委机关，就搬了出来。此时，她又即将生孩子，身上没有分文钱。正在她一筹莫展时，得到了急公好义善于体恤人的陶铸的热情帮助。他用自己惟一的一条毛巾当了3元钱，花两元请了位家庭接生婆，剩下的1元买了些奶粉、鸡蛋等补养品，总算解决了曾志的燃眉之急。曾志第三个孩子出生13天，就不得不送人。这第三胎还是个男孩儿，送给了一位做地下工作的警官的婶婶。这位婶婶50多岁，膝下无子，丈夫早亡，家境贫寒，她又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因孩子太小，婶婶照顾不了，又把他送到一个奶妈家去餵养。 春天，陶铸在闽东发动武装斗争，突然接到中央通知，命他立即去上海另行分配工作。此时的陶铸已和曾志有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分手的时候，陶铸不过25岁，而曾志仅仅22岁。 开始时，陶铸每周都给曾志写信，信虽很短，但充满着炽烈的感情。时间不久，就突然失去了信息。曾志盼啊，盼啊！吃不下，睡不着，预感到出了事。直到陈子枢来找曾志，告诉她中央已来通知，说陶铸被捕叛变……真是晴天霹雳！这怎么可能呢？…… 直到后来曾志才知道，陶铸到上海后，遭到与蔡协民相似的厄运。 1933年8月，曾志回福州汇报工作，顺便去看了昼思夜想的儿子。曾志不见孩子还好点，一旦真见到了亲生儿子，那母亲的一颗心全碎了。孩子已经半岁，看上去不过像两个多月时的铁牛大小，瘦得皮包骨，两只小手像小鸡爪。一脸的小皱纹，活像一只丑陋的小猴子。衣着更是寒酸破烂，骯脏不堪，头上的小帽子还是13天抱走时，曾志亲自给戴上的那顶。 孩子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原来那位奶妈自己还有个两岁的孩子，奶水不够，曾志的孩子不能给奶吃。曾志含着热泪将随身带的馒头掰了一块，用白开水泡泡，餵儿子吃，孩子居然吃得津津有味，吃了还要吃，看来是实在饿极了。曾志心里酸楚，泪水禁不住又涌了上来。曾志悄悄地环顾着四周，她不能让养母看穿她的真实身份，只好强把泪水吞咽下去。面对亲生儿子却不能相认，儿子又是如此的可怜、不幸、弱小无助，母亲怎能不痛苦、内疚，本能的母爱与革命者的志向纠缠在一起，使她徒生一股惆然；不是吗，她，一个年轻轻的女人，在短短的5年里，已经失去了两位相亲相爱的丈夫，而深爱着的第三个恋人陶铸又被捕入狱，至今生死不明；她在这几年生了3个儿子，为了信仰和追求，只好将儿子送人、卖人，从来没有体会过做母亲的幸福和满足感；而本人，也屡遭打击，一次又一次被误解、委屈和不被信任……但曾志，毕竟不是普通的妻子，一般的母亲，在她的心中，装的是闽东人民和全国老百姓的苦难…… 1934年春天，曾志意外地收到陶铸一封简讯，信寄自监狱。陶铸写道：我已判刑，没有再出去的可能了，请你能善待我的老母亲，替我尽份孝道。并说病重，若回信可寄南京军人监狱1271号。 一年的朝思暮想，总算得到了陶铸的消息，很显然，他被判了无期徒刑，但是活下来了。曾志当即给陶铸写了封信，凑了20元钱，可是无法寄出去。曾志当时是受通缉的“女共匪”，国民党悬赏30加元大洋捉拿她。可是一想到陶铸，想到他们之间已有的感情，想到陶铸目前的处境，她下决心去冒险！ 数年后，陶铸出狱后告诉她，那封信和钱居然都收到了。那时他肺病严重，咳血不止，他用曾志寄的钱买了几瓶鱼肝油，又买了些书，把牢房当作学堂，勤读了几年，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党中央才救他出狱。 1940年春天，陶铸作为鄂中选出的七大代表，也来到了延安，与曾志在延安团聚了。他们终于又有了个家。 第59页 1941年，曾志在延安中央医院生了一个女孩，30多岁的陶铸，才第一次当父亲，那高兴劲就别提了。但曾志却险些丧了命，她产后大出血，若不是注射了医院仅有的两支进口止血针，命就保不住了。 1945年6月，陶铸和曾志要南下开展敌后斗争，只好把4岁的女儿亮亮，托给他人照看。4岁的孩子已经开始懂事了，曾志有意地向她灌输“爸爸妈妈要出远门不再回来”的概念，以免一旦长离别，孩子幼小心灵受到刺激。他们把亮亮托给一位杨叔叔，并嘱咐老杨把亮亮当成自己的女儿，万一他们回不来，一定要把亮亮抚养成人。在他们南下启程那一天，老杨抱着亮亮到延河边为陶铸、曾志送行，当看到爸爸、妈妈跨上战马时，小亮亮立刻显出了惊慌，她撇着小嘴眼泪汪汪的。可妈妈早就说过，在送爸爸妈妈时，勇敢的小亮亮是不许哭的！她望着战马上的爸爸妈妈，又使劲忍住了就要流出来的泪水。曾志看到女儿的难受样子，也是心如刀割，扬鞭在马屁股上狠狠抽了一下，就率先上了路，当她跑出去好几里后，仍然今曾志泪如泉涌。她已经35岁了，是生过4个孩子的母亲。小铁牛已早逝了，其他两个孩子又在哪里呢？她怎么能不想呢！ 陶铸、曾志一行原本准备从中国的大西北，徒步穿行中国，到最最南端去开展游击战争。行至半途，日本投降，中央命令他们改去东北。他们日夜兼程，强行军抵达渖阳，陶铸任辽宁省委书记，曾志负责渖阳市铁西区委工作。 东北的共产党撤离大城市后，曾志先后任一地委组织部长，五地委副书记。陶铸任辽吉省委书记兼七纵政委。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他俩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加起来也不过相会过四五次。 经过28年浴血奋战，终于在1949年夺取了全国政权。曾志又从东北南下到武汉，担任中南工业部副部长。1952年调往广州，任电业局长和党委书记。此时，她有两个选择，一是守在丈夫陶铸身边，做一个既尊且贵的夫人，一洗几十年的征尘，享受人皆应有的家庭生活；第二是舒舒服服地在上面当官，享受权力所能赋予的一切好处。可是曾志偏不！她离开丈夫和女儿，置空官位，一沉到底地住到西村电厂里，并且把电业局党委也设在电厂。自己安家在工人宿舍里的一间房子里。 1957年后曾志总算搬回到陶铸那儿去住了，此时她已是分管工业的市委书记，照说是有专车的人，但她天天挤公共汽车去市委上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志，这位没有跟陶铸享过一天福的女人，却承受了陶铸妻子的难以言状的苦难！ 第14章 巾帼英雄——张琴秋 中国工农红军中最着名的巾帼英雄张琴秋，1904年出生于浙江桐乡县一个商贩之家。经父母亲节衣缩食，供她上了本县女子小学，又考人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校内她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参加学生游行并带头剪髮。1923年，她进入上海爱国女校文科班，因容貌秀美而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在爱国女校，张琴秋通过与自己同班的沈雁冰（即着名作家茅盾）的妻子，认识三了沈的弟弟沈泽民。1924年张琴秋考人上海大学，在沈泽民的帮助引导下，同年4月加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转人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张琴秋与杨之华（瞿秋白之妻）、王一知（张太雷之妻）、王会悟（李达之妻）一起，在向警予（蔡和森之妻）领导下办起平民女校。 1925年，张琴秋参加了五册运动。冬天与沈泽民等秘密搭上苏联一条运煤船，赴莫斯科进人东方大学。1926年与沈泽民结婚后，仍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共产国际创办的专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当时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他们的同学中还有蒋经国、冯洪国（冯玉祥之子）、于秀芝（于右任之女）等。 第二年，张琴秋生了一个女孩儿，取名张玛娅。为了不影响学习，1929年下半年，她将2岁的小玛娅，送进了苏联国际儿童院。但不幸的是，沈泽民由于劳累过度，身体越来越坏。1931年她和沈泽民奉命回国时，为了能全身心地投人工作，就把心爱的小女儿留在了苏联。 小玛娅2岁时进了儿童院，她跟随妈妈只会说简单的中国话，还听不懂俄语，但她聪明伶俐，很讨人喜欢。在儿童院的教育下，玛娅被薰陶成具有俄罗斯式的真诚坦率和男孩子一样的活泼性格。她爱好象棋，很少有人能赢她。她擅长游泳、滑冰，滑雪也很好。所以，大家叫她“假小子”。 玛娅热爱俄罗斯文学和艺术，她读的书很多，因而大大影响着她性格的形成。玛娅还热爱俄罗斯大自然和俄罗斯歌曲。小时候，她学了许多歌儿，还经常在晚会上演出。张玛娅在苏联生活得非常开心和幸福，但美中不足的是她十分想念妈妈和爸爸。 1931年5月，张琴秋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彭（湃）杨（殷）军政干校政治部主任。沈泽民和张琴秋化装刚潜人鄂豫皖根据地时，同志间传说沈泽民带来一位漂亮的夫人。对这个洋学生出身的美人能否当好军校政治部主任，不少人持怀疑态度。 不过，张琴秋第一次出场，就给出身工农的干部学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早操集合时，她身着灰军装打着裹腿，英姿飒爽地出现在彭杨军校的操场上，以非常标准的操场动作和响亮威严的口令，一下子把男学员们都镇住了，大家不能不暗暗在心中感到惊嘆。 第60页 在进行政治动员时，张琴秋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和雄辩的口才更令人信服。原来，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有带兵打仗的强烈愿望。她不仅在校内的队列训练中非常认真，还同男学员一样参加野战演习，从摸爬滚打、实弹射击一直到连、营、团的战术指挥。后来，她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1932年夏，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时，她担任了根据地第一位女县委书记。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突围西进，张琴秋随军主力向川陕边区转移途中，调任红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丈夫沈泽民作为鄂豫皖省委书记留下坚持游击斗争。 不久，张琴秋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底入川后，因与曾中生、旷继勛等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斗争而遭受打击，被调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 一次，川军一个团从小路包抄到总医院附近。当时，张琴秋身边只有地方武装妇女赤卫营500余人和医院保卫科的几十个男同志。她沉着地根据高山狭谷的地形安排了一个包围阵，待敌人进人山谷后突然卡住两头，然后她带人进行喊话宣传，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被逼无奈才起来革命的。敌军被围在谷底进退不得，平时受军阀欺压的士兵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宣传，都停止放枪倾听喊话。恼怒的团长以手提机枪扫射不肯前进和开枪的士兵，激起了士兵们的武力反抗。张琴秋乘敌内乱，率赤卫营冲下山去，将敌全团缴械。此事很快在全川传扬，《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都登载了“五百农妇缴一团”的奇闻。国民党的一些报纸，还把张琴秋说成“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诗文，两把枪百发百中的天下奇女子。张琴秋虽没有敌人说得那么神奇，但她除了指挥作战外，还主持了一些建设项目，如今天仍留在四川通江县的烈士陵园，其图案便是当年由她亲手设计的。 1933年，沈泽民积劳成疾，病逝于鄂豫皖苏区。丈夫去世后，张琴秋把悲痛埋在心底，于1934年，出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政委、团长。1935年初，红军在川东北建立了歷史上建制最大的妇女部队——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由她任师长。 张琴秋率领全师将士，策马扬鞭、征战不息，从鄂豫皖到川陕，从长江到河西走廊，到处传诵着她的英名。一时间，她成为闻名巴蜀的红军女将，曾一度成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之一。这样的职务在红军女将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1935年5月，张琴秋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1936年7月，她和陈昌浩结为夫妻，又组成了新的家庭。陈昌浩能文善武，英俊潇洒，留过苏，精通俄语，作战勇敢，且能身先士卒，25岁即成为红四方面军总政委，也称得上是红军中难得的将才。 陈昌浩比张琴秋小两岁，他们结婚时陈昌浩刚好30岁，二人结合，也算是门当户对。可惜的是，陈昌浩因追随张国焘分裂中央犯了错误，因而患得患失，为表白痛改前非，对中央给西路军的命令，只知机械执行，不敢根据客观实际应变，拒绝接受徐向前等提出的正确意见。 1936年10月，任红军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张琴秋，亲歷了战争年代最悲惨的一幕，那就是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惨剧。 皑皑白雪覆盖着森林，祁连山脉像条看不见首尾的巨龙，披着银光闪烁的鳞甲，横卧在茫茫的高原上。大地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中，变得像岩石般坚硬。滴水成冰的奇寒，使伤员不敢坐担架，只能拄着木棍艰难地跟着队伍行进。黎明前，停止行进的军号吹响了，指战员们从附近捡来干树枝，燃起了一堆堆簧火，围着取暖。张琴秋挺着大肚子，艰难地背靠大树坐下，耳边响起战士们燎亮的歌声： 我们是铁的红军， 钢的力量， 工农的儿女， 民族的希望。 不打通国际路线， 不是红四方面军！ 歌声带来了勇气，也带来了惆怅。整个局势的变化，使这位西路军的组织部长，红军着名的指挥员不能不前思后想。 英雄的西路军的儿女们，在与苦和寒、与敌人的搏斗中，送走了1936年，迎来了1937年。徐向前指挥西路军连克高台、临泽，使全军振奋。五军主力驻高台，总直机关及五军一部驻临泽，三十军和总指挥部驻倪家营子。三十军是当时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军，摆在东边负责掩护全军，阻击敌人，这些战略部署是很正确的，作为一个红军指挥员，张琴秋是非常钦佩徐向前总指挥的卓越才能的。她现在怀孕即将临盆，行动是不方便的，但她的脑子没有一刻不在思考与关心着全军的命运。她总有一种忧虑，究竟忧愁什么呢？ 蒋介石背信弃义，在南京扣押张学良，同时集结40多个师的兵力，进逼西安。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西路军暂勿西进，留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待机策应河东。 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总政委不了解河东的整体部署，对军委给西路军的任务提出了意见，张国焘即以个人名义发电给西路军领导人，批评西路军领导人怀疑中央路线…… 敌人这时却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红九军、三十军，而大部兵力绕道西进，插人红五军孤守的高台地区，并发起了勐烈地进攻。董振堂指挥五军与高台群众并肩作战，坚守城池。他们把木箱木柜等抬上城墙，装上土再浇水冻结，使城墙加宽加高，以利防守。由于该军原来只配有一部电台，置于临泽地区五军政委黄超处，故高台被围后，无法同外界电讯联繫取得兄弟部队的救援。为保住高台这个西路军的前进阵地，董振堂军长面对孤军奋战的危难局面，毫无惧色。他号召五军指战员：“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阵地在，誓与高台共存创”每当敌人攻城最激烈的时刻，他挥舞着大刀在城墙上指挥作战。经一周激战，因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突然打开城门，引敌入城。 第61页 敌人沿城西向南、向东推进。城墙、巷道、民宅、农舍到处都展开了白刃格斗。董振堂军长带部分机关人员从东门城楼向东南角冲去。当他们冲出大约400多米，敌人的一颗子弹将董军长击中，只见他身子一歪，倒了下去。警卫员看到他灰蓝色的衣胸前染满了鲜血，撕开衣服一看，子弹从左胸穿过，血流不止。警卫员将军长抱在怀里，拼命地喊着：“董军长！董军长！” 过了一会儿，董军长终于甦醒过来，他慢慢地睁开眼睛，看了看科长寇惠民、参谋孔建光和9名警卫战士，吃力地说：“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你们快冲出去，不然就来不……”警卫员林炳才扶着董军长的头勐摇，可是，他再也醒不过来了。战士们围着已牺牲的军长，怒视着向他们冲来的敌人。 高台之战，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二十师师长吴代朝、前来援救五军的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委秦贤道等3000多名将士，除少数倖存者外，全部光荣战死。将士们鲜红的血，滴洒在洁白的积雪上，滴洒在张琴秋的心里。死，无所畏惧！但这样的牺牲值得吗？这样的失败又该谁来负责呢？她的眼睛湿润了，她所优愁的不仅是已经发生了的事，而更重要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儿子在腹中的骚动，也使她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嘆息…… 高台失守后，马步芳、马步青下令把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本、刘培基4烈士的头颅砍下悬挂在高台城楼上示众；将红五军年轻的护士长活钉在街头的大树上，马匪们淫笑着与之并列合影…… 高台战斗的失利给西路军造成更大的困难，而部队的拼命主义、復仇主义情绪又像野火般地蔓延着。张琴秋面色阴沉，用异常坚定、严厉的口气通知所属部队要冷静，要沉住气，要掌握好部队，严格执行徐总指挥的命令，绝不能轻举妄动。 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先后击退敌人的大规模进攻达八九次之多。总计毙伤敌前线指挥马元海以下万余人，取得了惊人的战绩。但西路军自身伤亡亦很大，兵力已不足万人，伤病员占三分之一。军政委员会讨论了当时的处境和行动方针，除总政委陈昌浩外，一致支持徐向前的突围自救意见。张琴秋为此坐卧不安，茶饭难进。最后，陈昌浩才勉强作出了突围的决定。 张琴秋跟随的总部直属队在倪家营子突围中，被突然杀出的狙击之敌截成数段，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就在这生死枚关的紧急时刻，张琴秋多少天来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肚子一阵紧似一阵的剧痛，子宫一阵又一阵收缩，一切症状告诉她，要分娩了。 炮火隆隆，硝烟瀰漫，子弹尖叫，火光沖天，这一切险恶的场面，都无法阻止肚里的孩子在这个时候降临。她紧咬着牙，汗水从两颊上流了下来，她死劲抓住马僵，趴在马背上随着部队刚刚冲出包围圈，就从马背上滚了下来，孩子就降生了。 孩子呵，孩子！你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张琴秋躺在冰冷的戈壁滩上，血流不止。她只听见那孩子啼哭了两声，因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 寒风唿啸着，警卫员脱下自己的外衣，裹住了这个小生命。由于母亲行军、打仗、焦虑、飢饿，在极度困苦中孕育的小生命夭折了，也不知他有没有看到这个刀光剑影的世界。 看了一眼也罢，没有来得及看一眼也罢，反正他总算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卫生员脱下自己的衣服、把随身带的药棉花全用上了，也没有止住张琴秋的大出血。然而，不管怎么样，没有条件治疗，没有时间等待，必须拼尽全力，挣脱死亡的威胁…… 张琴秋从昏迷中一甦醒，立刻挣扎着站起来，便翻身想跨上马去。她失去了平时的敏捷，踏上马鞍蹬的一只脚颤抖着，警卫员用力推了一把，她才跨上马背，鲜血渗透了裤子，染红了马鞍。她拉紧了疆绳，战马长嘶一声向硝烟中冲去。 在这场战争中，张琴秋作为一个女人，她要比男人付出更大、更多的代价；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加惨烈。张琴秋鲜血淋漓地随着部队突围而去，戈壁滩上留下了成片的阵亡者，留下了她的血迹，也留下了她那个刚刚降生就夭折的婴儿。 夜幕低垂，北风唿啸。积雪覆盖着的祁连山麓，无声无息地蟋伏着。敌人的宿营地里，篝火熊熊，人影幢幢。黎明时分，西路军的大队进人梨园口。徐总指挥将九军的两个团部署在山口的两端，卡住大门，三十军的两个团部署在二线，顶在中间，总指挥部和其余部队住梨园堡，拟稍加休整后沿着狭谷转进深山老林，坚持斗争。 年仅25岁的九军政委陈海松，指挥队伍经过屡次血战，虽然还保持两个团的建制，但实际上一共不到1000人。他一会儿爬上这个山头，一会儿爬上那个山头，不断地观察地形，部署部队完成把守山口、掩护全军的光荣任务。一轮红日高高升起，远处的地平线上，突然捲起了滚滚烟尘。霎时间，敌人的骑兵，採取迁回包抄的战术，从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兜了过来，这里的山头既不高，又不陡，敌人的骑兵在山地运动，如履平地，一个冲锋就能直接窜到山顶上来。 九军的阵地，被敌骑兵沖得七零八落。经过几个小时的血战，陈海松政委和七八百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 第62页 徐向前总指挥带着西路军仅剩下的3000多人，边打边撤。在整个战斗中，徐向前一直指挥在战斗的第一线。经过这场血战，担任掩护任务的265团和267团又遭重大损失。部队被敌人冲散，已不成建制，纷纷越过他的指挥位置，向祁连山上败走。 张琴秋随干部支队一起行动，一块冲出来的只剩她的警卫员、卫生员和她3个人。在一个大山石下，张琴秋坐下再无力站起来了。她轻轻摇了一下手，她那只手已经变得很枯瘦，皮肤也很粗糙，呈黑黄色，她已疲劳得连抬手的气力几乎都没有了。警卫员心里一阵酸楚，眼泪差点掉下来。她非常熟悉她朝夕相伴的首长的这双手，那是一双握着双枪指挥战斗的手，那是一双紧勒马缰挥舞大刀冲锋陷阵的手，那是一双柔软的曾为她梳过头、补过衣灵巧温暖的手，现在这双干瘦的手伸了出来，抓住了她的手，抓得那么紧，仿佛她全身最后的力量，都集中在手上了。 警卫员实在忍不住了，她眼里滚动着泪水，她用她的泪眼，一动不动地盯住张琴秋的脸。她想从这张变得陌生的脸上，重见她昔日的美、威严和爱。她不过才33岁啊！这张脸曾在她们第一次相见时，使她初次懂得了什么叫“美好”。时到今日，才过了多少时光，然而这张脸却变得如此苍老：浮肿、灰黄、目光无神、头髮失去光泽…… “我的样子……是不是……很……难看？……”张琴秋用微弱的声音问，无神的目光，凝视着警卫员的脸。 “不，你别这么说，你……一会好起来的……”警卫员说完转过脸去，不忍再看她。 “会好起来的！我相信……我们会闯过……难关……因为……我们是红军……”她微笑了一下，像阳光在枯叶上的一抹闪耀。 卫生员拖来一捆枯树枝，吃力地爬行着。 “你……去帮帮她……”张琴秋关切地说。 警卫员起身，费力地向卫生员走去，当她们拉着枯枝向大石下走去时，突然听到一阵响动。卫生员慌忙走过来，见张琴秋倒在地上，一把白雪捏在她的手里。卫生员慌忙将张琴秋扶了起来，抱到一块平坦的石头上，警卫员也奔了过来，惊奇地瞅着她捏着积雪的手。 “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我……想用雪……擦擦脸……”张琴秋苍灰色的脸上，竟因羞愧出现了淡淡的红晕。一个女人的自尊心，无比强烈地震动了这两位年轻女红军的灵魂。啊！我们的首长啊！她两个不知说什么好，卫生员默默地弯下腰来，将张琴秋手中的雪慢慢地放到自己手里，用一小块纱布包起来，轻轻地在张琴秋的脸上摩擦着。她轻轻地抓住了卫生员的手，又轻轻地向警卫员点了点头，她们两人靠着她坐了下来，3个人靠得紧紧的。 “我……想告诉你们……我非常想……要这个孩子……但他来的不是时候……以后还会有的……”那声音里，有一种遗憾，但更多的是一种简直无法理解的信心和坚定。 “我们都应该有个家庭，我先前曾经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还有孩子，一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女孩儿，她被留在苏联。战争把一切都夺走了，可没有能夺走我的爱！我又和昌浩组成了一个家庭，我是母亲，我死了也知足了。你们两个也都成年了，是大人了，懂得爱了。正因为我们有爱，追求爱，才有了恨，才会投奔革命，才会出生人死。敌人要我们死，我们偏要活；敌人让我们妻离子散，我们偏要建立家庭；敌人要我们断子绝孙，我们偏要生儿育女。在这样的岁月里，一个女人，要怀孕、要生孩子，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多大的牺牲！我从怀孕的第一个月开始，就考虑要不要这个孩子。这孩子不是我和昌浩个人的私产，是红军的后代，是革命的希望所在。所以我暗暗发誓，只要我活着，就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张琴秋讲述到这里，缄口了。她凝眸望着天空，她的脸像雕塑，毫无表情，而她的话语，却讲得一句连一句，仿佛这些话语，她在心里已对自己讲了不下几百遍了。这个女人，用极低的声音说的这些话，充满了人世间最圣洁最真挚的情感！也许正是这种情感的作用，才能使她在极端虚弱疲倦的情况下，如此连贯地讲了这么多话！ 第15章 外交家夫人朱霖和子女 提起黄镇，他不仅是功勋卓着、中外闻名的赫赫战将，而且是名垂青史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然而，又有谁知道，在他的事业中，浸透了他夫人朱霖多少的心血和汗水！ 朱霖，家族姓文。曾祖母守寡，带着三个儿子搬到孝义县司马村，给张家五宅当女佣。朱霖于1920年2月出生，二爷爷给她起的名写在一张红纸条上：“长命富贵的文佩卿”，贴在她头顶的墙上。大家族只有她这么一个孩子，自然成了全家的宝贝。 文佩卿7岁上学，她既不聪明，也不勇敢，学习成绩不好，常被打手心，家人也不帮她。只有她二爷给她讲过：他们家是文潞公的后代，文彦博在宋朝出将入相，晚年告老还乡，回到介休文家庄，皇帝派人来看望，才下令将文家庄划到介休县城内，他们就是从那里搬来的。 第63页 1935年，文佩卿15岁，高小毕业，考入太谷铭贤中学，那是美国奥柏林大学基金会创建的，校长是孔祥熙，在山西颇有些名气。 1937年9月底，由于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思想的宣传，加之为求自身解放，文佩卿自动退学，到县抗日动员委员会报到。和她一块去报到的同学有50多人，其中女同学12人。动员会的领导多是地方党组织内的同志，很多是铭贤早期毕业的学生，其中有杜润生、侯维煌、吕东宾等。后来，秦基伟也来到了动员会。文佩卿参加游击队后，在老同志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思想进步很快。 1938年底，地委调文佩卿到太行区党委党校学习。她一进校就被告知。她、所在的高级班有在友军工作的党员，故要连姓带名一起改。她拿起笔想了想，愿意和朱德总司令同姓一个姓，就改姓朱，希望普降红色及时雨，于是就写了朱霖二字。在此期间，经石玉瑛同志介绍，她认识了黄镇同志。 1939年，朱霖从党校毕业，回到二地委，任地委党校教务主任。这年秋天，太行区召开党代会，朱霖是代表，去参加会议。黄镇是晋冀豫军区政委，也是太行区党委委员，他们碰到了一块儿，经组织批准，他们在区党代会期间结了婚。除参加会议的区党委领导外，北方局和总部的杨尚昆、李伯钊、康克清等同志也来祝贺。 1941年，朱霖调五地委党校任教务主任。日寇实施秋季大扫荡时，她已怀孕3个月。她背着背包跟同志们一块儿爬山、过河，进行大转移。朱霖好强，绝不愿在这种时候拖累同志们。在上下山时，她有意跳沟、蹦脚、奔跑。有时感到肚子难受、疼痛，就忍着加大活动量，可结果肚子里的孩子仍是一天天长大，这个包袱怎么也甩不掉。 1942年2月，又一次大扫荡，重点是太行三分区。为了保障机关的迅速行动，领导上决定将临产的刘伯承师长的爱人汪荣华和朱霖以及边区政府的另外两个孕妇，4个大肚子另作安排。她们由文化干事带路，产科医生保驾单独打起游击来。她的第一个孩子黄文就是在敌人的追击下，诞生在老乡的驴圈里的。 在抗日战争进入严酷阶段的同时，太行区的三年苦旱、两年蝗灾同时降临，那是百年不遇的大灾难。到1943年夏秋，己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太行山本来就是缺水的地方，吃的多是下雨接的窖水，除吃喝外，连洗脸、洗碗也不允许。这时，小河断流，窖水几乎干涸。庄稼又被蝗虫吞食……由于敌人封锁，部队的油盐和粮食也供应不足，每人每天还要拿出2两粮救济当地灾民，保证有驻军的地方不饿死人。 大儿子黑胖，生下来就是软骨，又得了百日咳，吐脓吐血，又害肠胃病，吃什么拉什么，小屁股只剩下一层皮……幸而得到钱信忠部长的治疗，才从死神手里夺回了命。好不容易日本投降了，蒋介石又打内战。在解放战争中，朱霖多次立功。在紧张的战斗中，还是耽搁不了生孩子。1948年11月底，她到医院去生孩子，没想到产后感染了产褥热，恶寒而后高烧41度，在她生命垂危时，傅钟夫妇把为女儿准备应急的两支盘尼西林拿出来给她用了，救了她一条命。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军人的妻子、将军的伴侣，看来该享享清福了。但是不行！她为了祖国，又要作出另一种牺牲，一种看不见枪林弹雨的奉献和牺牲。 朱霖躺在地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几天的生活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展现在眼前：她随丈夫黄镇，带着两个警卫员，两个包袱，两个书箱，5个孩子到外交部去报到。先住进解放饭店，后搬进新华饭店。这些饭店并不豪华，但电灯电话，楼上楼下使朱霖十分不习惯。抽水马桶，不如太行山的茅坑蹲着痛快。弹簧床上下乱颤，哪有门板稳当。她和黄镇商量，干脆睡到铺着地毯的地面上。 一群穿着毛料中山装的男人和穿着旗袍或连衣裙的女人，云集在北京饭店宽敞的餐厅里实习吃西餐。朱霖穿了件带点小花的连衣裙，出门前还着实收拾一番，照照镜子，觉得是从来没有过的漂亮。谁知老外交人员胡济邦检查她的着装时直摇头：“不行，背心不能露在胸前，这样人家会认为不礼貌”，又指着头髮数落着：“解放区的髮型不适合外交场合的要求，要烫髮；脸上要搽点儿粉，唇上要抹点儿口红；和人交谈时，不要用手指着人家，不能唾沫星子满天飞；坐着时两腿不要叉开，也不要摇晃；不要当着客人面用手挖鼻子，擦眼睛，要多准备几块小手绢……” 宴会快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吃半饱。服务员送来一盘水，朱霖赶紧倒了一杯，刚端起来要喝，被胡济邦制止：“这是吃完水果后的洗手水，可不能喝下去！”朱霖脸红了，哭笑不得：“这真是活受罪！”她咕哝着。 第二天一大早，黄镇一摸“地铺”上的朱霖，人不见了。黄镇不由得惊异而且焦躁起来。朱霖一夜没合眼，一大早悄悄约了韩念龙的夫人王珍，一块去找周总理。部领导接见了她们，表示一定把她们的意见向周总理报告。总理得到消息后，即派邓颖超来做工作。 邓颖超拉着朱霖的手，郑重地说：“总理派我来转达他的话，让告诉大家，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外交官的夫人都是外交战士，男女同工同酬，绝不是什么附属品。从事外交工作，在国外人手少，任务重，工作繁杂，我们绝不要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 第64页 朱霖点点头，看来她的情绪有所好转。当邓颖超端杯喝水的时候，她试探地问：“出国工作，能不能不叫我们夫人或者太太呀？仍叫同志多好！” 邓颖超笑了，她慢慢放下茶杯轻声说：“我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代表团工作时，也不习惯人家称我太太。有一次，人家来电话找周太太，我脑子转不过来，回答说我们这里没有周太太。放下电话后再想，他找谁呀？后来人家又来电话，我才醒悟过来，找的就是我自己。” 邓颖超抬头看着朱霖说：“这是工作呀，为了工作需要，人家叫太太就太太吧，不要忌讳。在外国，夫人地位很高，因为是夫人、太太，人家不给下边官员讲的话，却给你讲，因为他们觉得枕头边的话可以影响丈夫，这是个有利条件，做好这一工作对国家有利。” 邓颖超走了，朱霖用两手搓了搓脸，理了理两鬓的头髮，似乎想用这样的动作，把邓颖超的话铭记在心里。 1950年7月中旬，一列满载外交人员和货物的列车，开出北京向莫斯科进发。当时航路尚未开通，去匈牙利必须经莫斯科转车。 黄镇和他的6名外交官，一踏上匈牙利的国土，就被等候在车站的主人接送到首都布达佩斯一座豪华旅馆。第二天黄镇叫来会计一算帐，惊得目瞪口呆：“这一天就得花几千几万斤小米呀！”黄镇当即决定，马上要匈牙利政府尽快给我们找一处临时住房，并布置随时作好搬家的准备。 临时住房很快找到了，布置房间，黄镇是行家，购置家具的任务，落到朱霖头上。她当时已怀孕五个多月，还是东跑西颠，半高跟鞋把脚磨起了泡，痛得一回到屋里就脱鞋。烫髮又梳成了辫子，盘在头上。 黄镇把临产的妻子送进产房，自己和翻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着。这是匈牙利最大的现代化医院。 忽然，一阵痛楚的叫声从产房里飞出来，直灌进黄镇的耳鼓。他从长椅上站了起来，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但马上他又镇静下来，他相信这不是她的声音，她在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也不会发出这样的喊叫。 是的，黄镇判断得很对，朱霖很平静。她的5个孩子都是在非常艰苦的环境里出生的。1942年2月，日本鬼子大扫荡，她和刘伯承的爱人汪荣华等4个“大肚子”由文化干事带路、产科医生马芬晓随行，单独打起游击来。白天隐蔽，夜间行军，文化干事在前面探路，马医生怕她们肚子大下山不好看路，上山不好弯腰被石头绊倒，就不停地一边走，一边将路上的碎石往路旁踢，一夜走50多里路。 有一天夜里，下到半山，看到山下村庄火光沖天：敌人正在烧杀，只好转到另一个敌人刚刚退走的村庄。为了不打搅村民，马医生和朱霖只能住到驴圈里。她俩先清理驴粪，然后打了些干草铺到地上当床。第三天朱霖在驴圈里分娩了。她使劲咬着嘴唇，用手揪着自己的大腿，忍受着极度的痛苦，在马医生的指导下，大女儿哌哌坠地了。此时，驴圈外面响起了一片欢唿声，原来是师直机关的同志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后正好路经此地。有同志在门外大声开着玩笑：“马医生，只听到你在大声叫喊，知道的是你在接生，不知道的还认为你在生孩子呢！” 产后，朱霖发烧，直到好转后马医生才告诉她，在驴圈生孩子易得产褥热和脐带风，难怪她当时那么紧张…… 在那样的环境里她生第一个孩子就不叫喊，现在环境这样舒适，服务这样周到，再痛苦也绝不会叫喊的。匈牙利产科主任是位男大夫，他为朱霖接生。朱霖睁开眼，看到他大手里托着孩子高兴地叫着：“ fiu ！ ” “ fiu ！”原来他是在告诉朱霖，说夫人生了个男孩！ 匈牙利外交部、苏联大使夫人，都送来鲜花，夸她是母亲英雄。朱霖觉得生孩子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不明白外国人为什么要祝贺。 1952年回国开使节会议，她碰到了好开玩笑的陈赓。他一见到她就故作惊奇地说：“哟！朱霖，原来你是个英雄呀？” 朱霖一时反应不过来，迷惑不解地问：“什么英雄？” 他眨眨眼，神秘地说：“你当了英雄都不知道？你在匈牙利生孩子不哭不叫，匈牙利人称你是英雄，这消息传到国内，我们也光荣呀！我们太行山的女同志就是英雄！”说得周围的人哄堂大笑！ 英雄也有“英雄”不起来的时候，追到根上还是孩子。新中国成立初期驻外使馆工作人员是允许带孩子的。爱生病的老五被带去了匈牙利，再加上老六，家里家外，朱霖忙得不可开交。老五顽皮，满地乱跑，老六嗷嗷叫，闹着要吃奶，黄镇静不下心来就沖朱霖嚷：“你管管他们呀。”朱霖无可奈何地说：“我哪有精力呀！” “你呀，就像个家庭游击小组的组长，我跟着你，仍过着打游击的生活。” 朱霖没有再吭声，但心里很委屈。孩子给这个家增加了多少麻烦，但她从来没有影响过工作，为了在干部群众中留下好影响，她里里外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为了不分散丈夫的精力，很多为难的事他都不知道啊！ 孩子啊，世界上有什么非要牵挂一辈子的呢，大概只有孩子……那时，孩子们都还小，是无法理解父母的感情的。就连欧洲人也说：孩子永远不知父母的爱，除非父母已离人世，或者他们也有儿女以后。 第65页 国外带两个要操心，国内还留着4个，做妈妈的哪有一天忘记过。 1952年回国开会时，朱霖抽时间先到育英小学看望两个大孩子。老大是女孩，农民叫她二乖，上学后起名黄文；老二是男孩，农民叫他黑胖，上学后取名黄山。朱霖一进教室门，就和往外跑的黄文撞个满怀，但黄山却找不见，朱霖和老师找了半天也没见个影子。直到吃完晚饭回宿舍，才发现他躲在老师的床底下，连忙拉他去见妈妈。 朱霖一边掸黄山衣服上的土，一边亲热地问：“你怎么躲着不见妈妈呀？” 孩子圆嘟嘟的脸上，闪着一双机警而略带狡黯的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妈妈，审视了一会儿才说：“老师上课说啦，北京现在还有特务，骗子也不少。我想爸爸妈妈都在国外，怎么会有妈妈来看我呢？说不定是坏人装的，不能见她！” 朱霖听了，心里百感交集，把孩子一下子楼进了怀里。 接着，朱霖又到十一小学去看老三。老三也是个女孩，她睁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憨直地对母亲说：“妈妈，我在太行山妈妈家叫米囤，现在人家都笑话我的名字难听。” 妈妈给她梳了个硬撅撅的小辫子，告诉她：“米囤是表示家里粮食多，有吃的，在太行山是个好名字。” “老师替我改了名，叫黄浩。” 朱霖想了想：“黄浩也很好，就叫黄浩吧。” 最后，去军委保育院看老四。这是个男孩，名字叫黄河，4岁多了，是1947年8月24日，黄镇带领部队过黄河那天生的，警卫员看到捷报，给起的名字。小黄河忘了母亲的模样，也不愿跟母亲走。 朱霖哄了半天，后来比画着说：“坐汽车！”他才高兴地蹦跳起来。他再次抬头像小大人似地审视妈妈，歪着小脑袋瞪大眼睛问道：“你真是我妈妈？” “当然是真的。”妈妈认真地点着头。 “你是我的妈妈，你就要像其他小朋友的妈妈一样，每礼拜都来接我行吗？”孩子的眼神里含着祈求。 听到这话，妈妈的心像被刺了一下，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她抱起了孩子，脸腮贴着脸腮…… 朱霖没有机会照顾留在国内的孩子，但她像所有的妈妈一样，无时无刻不在为儿女们操心。她随黄镇从匈牙利到印度尼西亚，在来印尼前，刚把生病的母亲接到北京，想让她检查治疗一下，未及治疗，母亲脑溢血卧床不起。正巧黄镇的弟媳又带着孩子找来。弟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弟媳没有文化，解放后仍然生活无着落，只好带着孩子流浪来京。朱霖未讲一句话，就把弟媳一家的生活费用全部包下来，不让她按烈士家属要求补助而增加组织上的负担。同时，她又把重病的母亲送回老家，她是独生女，后来母亲因无人照顾而死在炕上。 1960年父亲又去世。她回国开会才看到已经压了三个月的父亲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我现在病得很重，不知你回来没有，希望你能给我寄二两红糖，一两茶叶，我觉得嘴里没有味，实在不想吃东西……” 看完信，朱霖哭了。她哭得很伤心，泪水滴湿了前襟。是的，她觉得她不是个好女儿，她对不起死去的父母。她觉得自己也不是个好母亲，因为她也没有照顾好孩子。不久前，放在军委十一学校的两个孩子，胳膊先后摔断。老四黄河是擦玻璃时从大梯子上跌下来的，当时就动了手术，胳膊接得还不错。老三黄浩是冬天在运动场摔倒的，断胳膊用石膏夹板固定起来，过了5个月，胳膊又断了，就成天拖着一条断胳膊，还哭着不让婶婶写信告诉爸爸妈妈。因为她知道印尼已开始排华…… 孩子们渐渐大了，开始懂得心疼父母，但并没有减轻妈妈的负担。“朱霖同志晕倒在楼梯口了！” 黄镇闻讯赶回宿舍，妻子已躺在床上。她一直在出冷汗，嘴唇发青，一动不动，黄镇一惊，赶紧抓起她的胳膊摸脉搏。脉搏又急又玄。 医生赶来了听心脏，量了量血压，说：“夫人心脏有毛病，还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 其实，朱霖得病的主要原因是劳累过度，当然还有工作的紧张和“文化大革命”的刺激。头几天，黄镇去外地，她忙用这个空隙拆洗了所有被褥，累得吃不下睡不着。这是一方面，而最主要的是思想上的烦恼与痛苦。她虽已离开中华国土，但国内的混乱使她放不下心，很多问题她无法理解。黄镇被迫一次次违心地做检讨，可还是过不了关。再说孩子们，相隔万里，作为母亲更是牵肠挂肚。 不久前，接到大女儿的来信说：“你们不在家，在这个年月，我只好到南京婆婆家结婚了。本来结婚是件喜事，但我想了很多、心里很难过、痛哭了一场……”女儿是穿着蓝布衣、解放鞋，空着手去婆婆家的。作为一个饱尝旧社会妇女之苦的母亲，真怕女儿这样结婚带来不幸，她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她是母亲，想大女儿，不能不想其他孩子：二女儿胳臂有残疾，学校却让她学兽医，又下放到山东劳动，以后怎么办呢？老五下放北大荒，每天吃不饱肚子，劳动强度又大，患了腰肌劳损；老六参军到东北，部队还在审查他的“联动”问题，弄得神经紧张，写血书要求到珍宝岛去打仗；老七只有小学六年文化程度，14岁就进工厂学徒，后来得了结核病……作为母亲，哪一个孩子不是连心肉？作为大使夫人，当然又是国家第一，革命第一。她为孩子担忧，为丈夫焦虑，为国家的命运发愁，百感交集又怎么能不得病呢！ 第66页 第三篇 阶级斗争捨生 引 言 回顾父辈们的革命歷史，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而又催人奋进的事！因为那是一部统治阶级出卖人民的歷史；同时也是父辈和人民不屈不挠进行反杭的歷史。即便是在歷史最为黑暗、最为艰难的时刻，革命的父辈们仍是义无反顾地去投奔光明，并以自己的身心和热血一併投入燃烧，发出他们应有的光和热。 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到陕甘苏区採访徐海东时，异常吃惊地听到“国民党一共杀了徐家66人”，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刚生下的婴儿都被杀了”。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悲壮而惨烈！蒋介石亲兼“剿共”总司令，在鄂豫皖边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由此大别山区成为坚持革命武装斗争最长的地区之一，杀掉一茬又生长出一茬。红四方面军撤走后，建立了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又建立了红二十八军；抗日战争中，这里又建立起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和五师。正是由于有了像徐海东一样的父辈，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党的史册上用鲜血和白骨铸就了父辈的光荣。 在这代革命父辈中，有不少人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在中国近代阶级剥削压迫深重的社会中，他们本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却在后来成为坚定的反抗剥削的先锋，直至为此殉难而不悔。这种行为，恰恰表现出了代表先进阶级的革命思想的巨大感染力，并且这种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在中国上千年的黑暗社会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封建文人对此也有不平者，然而阶级的局限不过使他们多少有点怜悯而已。彭湃、夏明翰等少年时代对家中轿夫、女佣产生的同情，开始也是出于此。但慈善与施捨不可能改变社会面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终于告诉了先进的国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条根本出路——“剥夺剥削者”。于是那些先知先觉者起来领导着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者，唿出了要“造反”、要“共产”的吶喊。当然，按照科学共产主义的最根本定义，“共产主义”是一个名词，根本意思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来解决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但是，在当时中国贫苦农民的口中，“共产”主要被理解为一个动词，就是要把土豪劣绅们的不义之财拿出来“共”， 以此解决生存（当时还谈不上温饱）这一最低层次要求。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这恰恰形成“红旗捲起农奴戟”的革命风暴。这些人的可贵，正在于他们成为掀起这一风暴的先驱，并以他们那“砍头不要紧”的气概谱写了最雄壮的战歌。 第16章 “二七”死难烈士的光辉代表——林祥谦 1922年，京汉铁路各站已组织了16个工会分会，代表3万多有组织的工人。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已成为最普遍、最迫切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半年筹备，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正式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 2月1日总工会的成立大会，遭到了敌人的破坏。工人们被迫决定于4日午时举行京汉铁路全线总罢工，并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为指挥罢工便利起见，总工会移至湖北江岸办公。 京汉路总罢工的号令下达后，在3小时内，全线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表现了工人阶级无比的威力。 罢工第二天（5日），军阀派出军队到处强迫工人復工，都遭失败。6日，武汉各界工会派代表数十人或数百人，共两千余人持旗赴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并举行盛大慰问大会。到会者万余人…… 京汉铁路工人全线大罢工，不仅在政治上严重打击了吴佩孚的统治威风而且在经济上的打击更加致命。因为维护吴佩孚统治的反动军队的经济来源，是京汉铁路的收人。京汉铁路的罢工，同时也妨碍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 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对工人实行大屠杀。7日，他们以“调解”为辞，约工人代表谈判。同时用两个营的兵力，秘密包围工会会所，并派兵搜查工人区，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被捕，敌军参谋长威逼林祥谦下令復工，林祥谦英勇不屈，严词拒绝说：“头可断，工是不上的！” 林祥谦是福建闽侯人，早年在马尾船厂做工，1912年到汉口江岸铁路工厂当工人。1922年1月，陈潭秋以记者身份经常深入工厂和京汉铁路，调查工人疾苦并办工人识字班。当时刚刚由包惠僧介绍入党的工人项德龙（后改名项英）向他汇报，说江岸机器厂有一个青年工人林样谦在同伴中好抱打不平，威信很高。于是，陈潭秋便约他见面。 出身贫苦的林祥谦，当时在社会上一直被人看不起，想不到一个大学毕业的记者能来见自己，还主动提出交朋友，心里很感动。陈潭秋便经常与他促膝谈心，从工人为什么受压迫谈起，直讲到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是最后解放之路。林祥谦有了阶级觉悟后，要求加人党组织，并和项德龙出面组织建立工人俱乐部，并担任了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 1923年2月1日，林祥谦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军阀吴佩孚阻挠、破坏，于此日返回江岸领导工人举行罢工。他被湖北督军肖耀南逮捕后，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最后壮烈牺牲。 第67页 第17章 《墓畔哀歌》祭——君宇 高君宇原名尚德，字锡三，号君宇。18％年生于山西省静乐县。1812年考人山西省第一中学，因才华出众，以“十八学生登壕洲”而享誉省城。少年高君宇对社会政治问题非常关心，订购《晨报》、《申报》、《康梁文钞 等进步书刊研读。 1915年，他参加了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捐款翻印“二十一条”全文广为散发，组织游行和街头演讲，声援蔡愕等人的护国反袁斗争。翌年考人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 在当时进步思想发源地北京，高君宇受到激进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18年5月，他参加了反对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活动，该活动成为近代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第一次公开的游行请愿活动。 1919年5月4日，学生爱国游行时，高君宇是组织和参加的骨干之一，和许德琦等十几个同学冲进赵家楼，痛打签订卖国条约的官员章宗祥，演出了五四运动壮丽的一幕。随后，他代表北大学生参加了学联的领导工作。 1919年10月，高君宇担任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演讲团领导，同邓中夏一起在城市、农村讲演，宣传进步思想。1920年3月，他参加了由李大钊指导、有19名学生秘密组成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与其他会员一起筹办了附属研究会的图书馆，命名为“亢慕尼斋”（共产主义的译音）。 高君宇对陶然亭情有独钟。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从清末到民初就是仁人志士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高君宇和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人曾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中国革命前途，同时也和石评梅经常在此漫步。 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建党，高君宇也是重要对象之一。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高君宇是首批成员之一，成为山西省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1920年秋，高君宇受组织委託组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为第一任书记。翌年5月，又到故乡山西，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底，高君宇等54人赴苏联参加远东共产党和各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接见，还被大会选为执行委员。回国后，又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制定了团的纲领，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 1922年7月在党的“二大”上，高君宇当选中央委员，担任党报《嚮导》的编辑，翌年在党的“三大”上担任了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 高君宇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又是一位感情丰富的青年人。他在全身心投人革命的同时，也有着平常人的男女之情。石评梅是高君宇生命中最挚爱的女性，她生于1902年，山西平定人，是五四时期着名的青年女作家，着有《涛语》、《祷告》、《偶然草》等书。君宇和她是在同乡会上相识的，共同的进步追求和兴趣使两人相互吸引。高君宇家中曾有过包办的不幸婚姻，在他心灵受过创伤后对石评梅有火一般的恋情。 1924年初，他又同李大钊、毛泽东等一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广州商团叛乱时，高君宇的指挥车曾被叛军子弹击穿，他裹伤再战，协助孙中山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 石评梅在内心深处，也爱着高君宇，却因初恋失败抱定独身而筑起“冰雪友谊”的藩篱。为此，高君宇内心十分痛苦，但仍然以尊重的态度写道：“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 为了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高君宇特意从广州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评梅作为生日留念，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石评梅戴上了这枚特殊意义的象牙戒指，“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在此期间，高君宇和周恩来互相吐露了心中的爱慕隐秘。27岁的周恩来当时虽为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但在恋爱问题上毕竟还有些腼腆，正暗恋着天津达仁女校的教师邓颖超，而一直未能向心爱的姑娘表白心迹。 1924年10月，高君宇随孙中山北上，到北京因肺病住进德国医院治疗，并抱病出席了1925年1月在上海开幕的中共“四大”和3月的国民会议。高君宇在百忙中欣然当起了鸿雁传书的使者，他在返京探望石评梅的途中，特意在天津看望了邓颖超，并把周恩来的求爱信给了她，促成了一对革命伴侣。 这年3月，高君宇因碎发急性阑尾炎不幸逝世，年仅29岁。 高君宇动手术后的第二天突然去世，对石评梅犹如晴天霹雳，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他的求爱。她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题写了他生前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并作《墓畔哀歌》表达刻骨的思念之情：“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第68页 1928年9月，年仅26岁的才女石评梅因悲伤过度，在泣血哀吟中走完她短短的一生，人们也把她葬于陶然亭内的高君宇墓旁，“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 第18章 尽善尽美惟解放的——王烬美 王烬美，原名王瑞俊，字灼斋，1898年生于山东省营县北杏村一个佃农家庭。他刚刚出生父亲便病故，靠祖母、母亲在贫寒中将他拉扯长大。寡母支撑的家庭本无钱供独子读书，正巧本村一个同姓地主家需要找一个孩子为自己的儿子陪读，便选中了聪明伶俐的王烬美。 后来，王烬美失学三年半，又上了本村私塾，因品学兼优被破例批准免交学费。17岁时，他小学才毕业，又因家贫失学，为地主当了三年佃农。此间，王烬美在艰苦的劳作中仍不断借书来读，因而未荒废文化知识，并于1918年去济南报考师范学校。 此时，20岁的王烬美已经娶妻，母亲也不放心独子在兵荒马乱的世道中到几百里外的省城。王烬美却求学心切，抱着改变穷人命运的抱负离家，终于考入免费读书并提供食宿、校服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入学第二年，王烬美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并被推为北园分校的学生代表。他在各种集会上慷慨演说，并组织学生抵制和盘查日货。经过一场场爱国斗争的洗礼，王烬美不仅成为济南城内颇有名气的学生运动带头人，思想也得到了升华。通过阅读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他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 王烬美虽然出身贫寒，却从小聪颖好学，入师范学校后不久便显示出多才多艺。他长于绘画，懂书法，擅长音乐，还是校内笛子吹奏演员。 1920年9月，王烬美联繫邓恩铭等人，在济南城内贡院墙根街的一个会所正式挂起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大牌子。当时的军阀政府因对马克思主义还不甚了解，一时未出面镇压。不久，这一学会的成员发展到五十多人，包括学生、职员、店员和手工业工人，经常集中到一起阅读新翻译和出版的介绍共产主义和苏俄情况的新书，并举行演讲和讨论会。由于一部分会员信奉无政府主义，会上经常发生激烈争论。王烬美作为学会的负责人，向大家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并与北京的李大钊等人建立了联繫。 1920年末至翌年初，山东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主要有王烬美等几个成员。1921年春，山东警察厅以“宣传过激思想”的罪名取缔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但共产主义小组仍在秘密活动。同年7月，王烬美与邓恩铭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潭秋说：“那时，山东代表王烬美、邓恩铭两人是非常活泼的青年。” 当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一代革命精英，开天闢地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王烬美是其中一个出身比较特殊的人。参加党的“一大”代表，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多数人家境较好，只有王烬美在农村为地主当过几年佃农。出身这样贫苦的青年，能考上省城的学校，在那个社会里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显示出他非凡的勤奋。 近代的山东，在国内又是一个新旧思想激烈碰撞之地。作为孔孟诞生及其思想发源地的齐鲁大地，曾是封建思想的顽固营垒。然而濒海半岛拱卫京师的特点，使山东又成为帝国主义军事和文化侵略的重点。内外不同思想的勐烈碰撞和反帝的前沿位置，使当地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发源地，五四运动的爆发恰恰也以山东权益问题为直接导火索。王烬美的家乡营县靠近青岛，他从小便受到一些新思想的影响，到济南求学时不仅看到社会上巨大的贫富差别，又目睹外国侵略者的横行和军阀统治的腐朽。此时，遇到五四运动的风暴，他自身受过残酷剥削的经歷与社会上传来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一经结合，便激起火山喷发般的革命激情。 “一大”后，王烬美回山东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并担任书记，党员有十余人。1922年，王烬美到苏俄参加会议并进行了近半年的参观学习。在莫斯科各国代表团的联欢会上，他用三弦演奏的《梅花三弄》博得各国代表团朋友们一致喝彩。回国后到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工作，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之一，他最受周围同志推崇的一点，还是他的讲演宣传才能。不久，又到山海关、唐山等地领导工人运动。 1923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那一天，他在济南以平民协会名义组织纪念会，自己画了一张一米高的马克思炭画像挂在主席台中央，然后生动地介绍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有四五百名听众聚集来听讲，许多人都被他讲的道理所打动，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 王烬美还善于编写歌谣，并针对不同对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宣传。如为工人写的歌谣强调“工人白劳动，厂主吸血虫”；为农民写的歌突出“人穷非穷命，世道太不公卜对军阀军队士兵则宣传“小兵死千万，大官立了功”。这些歌谣，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王烬美回山东任中共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后，为了掩护身份，他在济南的南关附近创办了育才小学并任教员，学生多是同志的子弟。他白天讲课，晚上进行党的活动，小学校实际就是党在山东的领导机关。 王烬美早就患有肺病，因长期日夜工作无暇治疗，1924年以后不断吐血。鑑于当时缺少特效药，党的经费也紧张，他于1925年6月回到故乡的农村养病。7月间，王烬美病危，家人变卖了可卖的东西把他送到青岛住院，8月间不幸逝世。 第69页 虽然王烬美不幸早逝，但在短短几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在山东乃至全国范围为党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如今矗立在济南英雄山上的这位革命先驱的墓碑，将始终与日月同辉。 第19章 燃烧自己照亮长夜的——萧楚女 1920年4月，《民国日报》副刊发表了新型小说《卖水饺的恩爱》，署名萧楚女。此后几年，许多知名刊物上又出现这一署名或以楚女署名的政论文。在那漫漫长夜难明的黑暗社会中，这些观点犀利、文笔漂亮的文章如同蜡烛，照亮了一代人的心灵。 佩服萧楚女文笔的青年中，有不少男性向报社寄来倾慕之信，想约这位想像中的“才女”一见。为避免误会，作者又以“丑侣”笔名发表了自我介绍的文章，说明本人系萧姓男子，楚乃所生之地，女则为伟大、纯洁之象徵。 以“萧楚女”驰名于20世纪20年代的这位宣传家，本名萧树烈，18％年出生于湖北汉阳。从外观看，他皮肤稍黑，脸上还微有麻点，确有点符合“丑侣”之称。论起身体，他患有二期肺结核、“缠腰风”、高度近视，腿因有残疾而走路微跋。这些，正是苦难童年和奋斗的青年时代恶劣的环境留在身上的印记。 毛泽东谈论教育时，曾将萧楚女作为自学成才的典型来称赞。这位生于“九省通衢”武汉的才子，少年丧父，只读过短期私塾。13岁起便流浪于鄂、赣、皖、苏，当过学徒、小贩、报童，在武昌茶馆做过跑堂，接触江湖的三教九流时深深了解了社会，却又不落俗套，抓住一切机会读书并向来饮茶的名人请教。辛亥革命炮声在武昌响起后，这位15岁的小伙计怀着改变黑暗社会的渴望投身新军，在实践中经受了身心洗礼。战后他以令人吃惊的优异成绩考上了新民实业学校，毕业后成为提倡新文化的《崇德报》编辑，并在五四运动的大潮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受聘赴四川，曾在重庆公学、第二女师等处任教，并主编《新蜀报》，该报以其思想和文采影响了成千上万巴蜀有识青年。 五卅运动掀起全国革命风暴后，萧楚女出川到上海，接任《中国青年》的编辑。在不长的时间里又写下了不少警世时文，并推出《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力作。1926年初，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并主编《政治周报》时，他奉派到广州协助编辑并与毛泽东同住一个寓所。这年5月，他参加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担任第六期所长的毛泽东主讲《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担任教育长的萧楚女负责主讲《帝国主义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仍带着怀念之情讲到自己这位助手说：“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 在“农讲所”时，萧楚女因肺结核经常咳血，仍写下了《扶病笔答学员问》，通俗地阐述了“唯物史观乃马克思研究世界各国歷史时，所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在课堂上，他丰富的社会知识和雄辩的口才深深打动了几百个学员。几十年后，学员中的倖存者仍怀念这位给他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良师益友，说“听他讲课，如身临其境”。大家最为感动的还是这位强撑病体上讲台的教师所说的一句话——“我把自己比作蜡烛，是给人照亮用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27年初，萧楚女应聘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他一上讲台，“左”派师生便一片欢唿，“右”派分子则如坐针毡。不久，他因咳血住进东山医院。4月15日，国民党新军阀发动政变，军校中“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手持棍棒闯进病房，从床上把萧楚女拖走。十天后，这位坚贞不屈的革命才子遭秘密杀害，尸体被装进麻袋投人珠江。 萧楚女牺牲时，留下一个19岁的女友。在那个激情燃烧的火热年代，情感奔放与思想解放同步，“革命加恋爱”成为时尚。为萧楚女的文章倾倒而写情书的巴蜀男性们落得尴尬万分，第二师范的一个重庆籍女学生却爱文及人，由他指引参加了革命，并成为谈定的未婚妻。这位彪炳中华女英烈榜的女子叫游曦，从留存下来的照片看她身材不高，剪着男孩式的短髮，虽不算漂亮却在眉宇间有着一股阳刚之气。北伐期间，游曦想当女兵，因只有黄埔军校武昌分校（属黄埔第六期）破例招收女生，萧楚女便鼓励她去武昌。广州“四一五”屠杀和萧楚女牺牲的消息传来，同志们只见游曦白天在操场埋头刻苦练枪，夜里却在铺上暗暗流泪。 同年秋，武昌中央军校剩余的学生编为教导团千里行军南下广州，团内的共青团支部委员游曦回到情人殉难之地，曾到黄花岗宣誓要为烈士报仇。12月13日，以教导团为主力发动的广州起义进人到第三天，游曦率一个女兵班仍坚守在天字码头。在子弹已尽外援无望时，因未能接到撤退命令，游曦让一个女兵回指挥部报告，表示为苏维埃政权将战斗到最后。接着，她在街垒升起红旗，并与剩下的几个女战士用羸弱的胳膊端起刺刀拼杀到最后一息。当时的广州人都知道这一惨景：天字码头旁十几个女兵的尸体被国民党兵剥衣后刀割棍戳进行侮辱，班长游曦的尸体又被肢解成数段，悬挂示众达两天之久，后来又被抛人珠江。 第70页 萧楚女和游曦这一对情侣的英骨，在同一年先后都随珠江而去。滚滚东逝之水，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物换星移，七十几载过去，如今生长于网络时代、追求数位化的青年一代，读起当年署名萧楚女的文章，会感到许多词句已很遥远和陌生，然而那种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的情怀及可贵的蜡烛精神，却仍能激励人们为强国雄图而努力进取！ 第20章 革命何须怕断头的——杨超 杨超是河南光山人，早年随家人迁居江西德安。1921年进南昌心远中学，曾参加改造社。1923年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时，加人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由党派回江西担任中共江西省地方委员会委员，后赴德安担任中共县委书记。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他曾经转往南昌、武昌、河南等地工作；10月，党任命他为特派员再回江西，组织地方武装坚持斗争，不幸于1927年12月24日在九江被特务逮捕。27日在南昌市德胜门外下沙窝被敌人杀害。他在刑场上面对敌人冒烟的枪口，高声吟诗一首： 满天风雪满天愁， 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气在， 三年归报楚王仇！ 他坚信革命必将胜利，烈士的鲜血绝不会白流，具有英雄气概的革命同志，一定会向敌人讨还血债的。 第21章 好汉身躯为群裂的——周文雍 周文雍烈士的名字，因“刑场上的婚礼”而传扬天下。他在牺牲前一瞬间宣布与妻子陈铁军一起，把生命和鲜血都献给壮丽的革命事业。 1904年，周文雍出生于广东开平县农村，从小跟着当私塾教师的父亲念了4年书。后因家贫就去一个高小伙房，边当杂工边读书，1922年，在亲友资助下考入广州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在这个人称“红色甲工”的学校里，他读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嚮导》和布哈林所写的《共产主义abc》以及《阶级斗争浅说》等，并于1923年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这年秋天，拥护孙中山的军队与反孙的陈炯明部队在距广州不远的石龙镇激战，周文雍组织团员慰劳队，去前线劳军时突遇机枪火力封锁，他带领大家低身前进冲过铁桥，还缴获了一挺轻机枪。他在火线上的表现轰动一时，自然地被广州青年拥为学生领袖。 1924年，周文雍任青年团粤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根据组织安排，他在课余时间负责“手车夫工会”的工作。他带领青年团员们多方奔走，筹集资金为车夫们在东堤二马路桥高街建了一批简易房。车夫们感激其领导的工会能为工人办实事，于是都积极参加工会活动。这支队伍在后来组织广州起义时成为工人赤卫队的主力。1925年夏，周文雍被反动校长开除，中共广东区委将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任区工委委员。领导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参加省港大罢工。1926年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兼青年委员，青年团广州地委书记。 1927年4月，广东当局进行反共屠杀后，时任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主席、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的周文雍转人地下活动。因单身革命者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组织上于同年8月间派陈铁军到他身边工作，并扮成假夫妻。 陈铁军年长周文雍一岁，出身广东佛山富户家庭，为逃婚愤然离家出走。 1926年在广东大学加入共产党。翌年“四一五”政变时，她从校内化装逃脱，随即又到医院把因难产无法单独行走的邓颖超送上去上海的船。后来邓颖超说，当时若无铁军相救，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家庭”生活中，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对富家出身的陈铁军来说，穷学生出身的“丈夫”忘我工作的精神，常常令她感动。11月间，周文雍在街头领导游行，被警察局逮捕，幸亏未暴露真实身份。陈铁军日夜悬心，以“妻子”身份探监时，偷偷送进许多红辣椒。周文雍吃后满脸通红，装作发高烧说胡话，经同监人的配合併事先买通了狱医，监狱就把他送入医院。地下党马上派人到医院避开看守的警察，将他救了出来。因刑伤未愈，陈铁军像真正的妻子一样关自体贴，日夜照顾，周文雍深深被同志间的真情所感动。 同年12月，周文雍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协助张太雷、叶挺组织作战。 起义后的第二天，长堤方向告急。警卫团的领导不会粤语，难以同工人协调，到指挥部要一名翻译。周文雍看看身边只有陈铁军可派，在枪炮声中两人面对可能的生离死别，只是深情地相互对视一眼就分手了。当晚起义失败，两人分别潜往香港。 当时，李立三代表中央到香港处理起义善后，他认为周文雍领导不力，由省委决定开除其委员，调做下层工作。其实，广州起义的失败并非周文雍的责任，但他对组织上的处理没有计较，抱着对革命的赤诚和对牺牲战友的怀念，20天后，同陈铁军再度扮做夫妻返回广州，主要任务是联络失散的同志。回到广州仅半个月，因叛徒告密，于1928年1月27日，同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周文雍被捕后，警察局长朱晖日亲自提审。他见周文雍软硬不吃，就下令用“放飞机”、“坐老虎凳”、“插指心”等酷刑逼供。周文雍几次昏厥被冷水喷醒后坚贞不屈，并用严词驳斥敌人的审问，常使反动派张口结舌。 第71页 陈铁军受审时面对各种酷刑毫无惧色，只是在心中时时挂念着文雍。在这生死关头，她一切都失去了，惟有对文雍纯真的爱在燃烧！敌人在恼怒之下，决定公开处决这对“共产夫妻”。 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广东军阀公开审判时，为掩盖他们对政治犯实施的酷刑，将他身上的血衣脱下换上旧西装。在走出牢房之前，周文雍在地上拾起一根木棍，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绝笔诗： 头可断，肢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志士头颅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他扔掉棍棒，去接受敌人最后一次审判。敌人在公开审判中，为了表示他们的“仁道”，在法庭上问周文雍还有什么要求时，周文雍毅然回答：要求和陈铁军同志一起照张相。 拍照完后，他俩被押解往红花岗刑场。在敌人行刑之前，面对大批围观的人民群众，陈铁军突然大声唿喊：“我和周文雍同志为了革命工作，假扮夫妻数月，志同道合，相互钦慕，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但由于专心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表达相互间的纯洁爱、高尚情。现在请天地作证、百姓为媒，我宣布我们的婚礼现在开始了。就让国民党刽子手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周文雍伸出伤痕累累的手臂，轻轻拦住铁军的腰，年仅23岁的文雍和24岁的铁军深情地对视了一下，态度从容地迈步上路了…… 第22章 砍头不要紧的——夏明翰 一首就义诗震撼天下，随着这不朽的诗句，夏明翰的名字也永留人间。1900年，夏明翰出生于父亲居官的湖北株归县。他祖籍湖南衡阳，祖父为前清进士，任过户部主事。父亲赴日本考察后主张维新，辛亥革命后又投身革命。可惜父亲英年早逝，夏明翰由祖父抚养，祖父在他身上寄予了光耀封建门庭的希望，让他闭门熟读《四书》、《五经》。思想开明的母亲，则主张儿子接受新式教育。祖父和父母两种思想的冲突，使幼年的夏明翰养成了喜欢思索和勇于探求真理的精神。加之家中男女都读书能诗，明翰尤聪颖，为祖父、父母所钟爱。 一次小明翰在外面见到一个面黄肌瘦的妇人带着婴儿要饭，便把身上的钱全给了她。后来，他就此事说：“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饿肚子的人。”他长大一点后曾帮助女佣挑水，却受到祖父的怒斥。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家中老轿夫因力衰而被祖父辞退，在外艰难谋生时跌死。夏明翰就此发出“人间不平，何也”的唿声，对封建家庭产生了憎恶。 1917年，夏明翰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在校内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开始读进步书籍，并参加游行和反军阀的活动。回家看到祖父与北洋军阀头目吴佩孚来往，在一气之下，把吴送来挂在墙上的条幅撕得粉碎。祖父恼怒万分，因此与祖父的矛盾日益尖锐。 明翰在衡阳第三师范读书时，曾任衡阳学生联合会总干事。1919年衡阳检查日货运动达到最高潮，牟利商人恨学生入骨，豪绅们登门告状，说夏明翰在外领导学生运动，祖父便命家人把这个叛逆孙子禁闭在一间房子里。 夏明翰就此下定决心与祖父决裂，他暗中要弟弟夏明震找来一把斧子，砍开窗户跳出屋子，又到院里将祖父视为官运亨通的宝树砍倒，从此闯出夏府再不復返。 夏明翰到长沙后，结识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1921年他到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他的革命工作实践，得到了理论的武装。明翰作风正派，性情和善，勇于斗争，原则性又强，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这年秋天，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位冲出封建家庭的“夏府少爷”，此后寄居在简陋的房舍里，学习和生活都非常艰苦。他曾在自修大学附设的实习学校任教务主任，为湖南培养出了一批党团骨干。同时，他还领导了长沙人力车工人的罢工和抵制日货的斗争。自修大学被封闭后，他转而开展农民运动。在他的影响下，弟弟夏明震、夏明弼和妹妹夏明衡也都离家到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并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领导骨干，后来都在湖南暴动时期牺牲。 1924年后，夏明翰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农民部长、长沙地委书记。曾积极主张建立农民武装。 1927年初，他去毛泽东主持的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了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併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夏天，国民党发动反共政变，夏明翰奉派任新改组的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他专门赴平江、浏阳，将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后留下的力量组织起来，他还亲自带领一批暴动队的小伙子，以偷袭方式智取浏阳北圣仓的团防局，夺取40多支步枪。在白色恐怖猖獗时，他和谢觉哉等同志，潜住在长沙北门外的沈家大屋，他化装成农民，草鞋草帽，朝出晚归。 1928年初，夏明翰告别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到武汉，参加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当时受“左倾”急躁情绪影响，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想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年关暴动”。夏明翰到武汉后，桂系军阀正在大肆搜捕革命者，许多被捕者根本不经审判便被处决。如党的“一大”代表李汉俊当时已脱党，被桂系军阀捉住后也马上被杀害。面对市面上一片萧条和恐慌，夏明翰全无惧色，他先与李维汉等商量，根据实际情况部署“停止年关暴动”的计划，又奔走各秘密接头点。他先送李维汉上船回上海，又匆匆来到谢觉哉的住所，悄悄告诉他“省委机关已被敌破坏，许多同志不知下落，我住在东方旅馆x号，有急事可到那里找我。”这一天正是2月7日。 第72页 谢觉哉不放心地问：“东方旅馆稳便吗？” 夏思索一会儿说：“有一茶房原是泰裕的，认识我。他告诉我住在那里不要紧。” 谢忙说：“危险！赶快搬出来！” “好吧，我也正在计划搬！”夏明翰同意谢觉哉的意见，但他顾不上多考虑自己，又忙问熊瑾玎和徐特立的住址。 2月8日，谢觉哉去熊瑾玎处等夏明翰，到时间不见他来，心知有变。9日又去等他，还不见踪影。又过了一天，听说又有同志遇难。他们赶紧买报来看，牺牲者的第一名就是夏明翰同志。 那天，夏明翰回到东方旅馆，叛徒宋若林已带敌军警在附近埋伏，他进房间收拾东西时被堵在屋里了。 夏明翰被捕后，连续受到审讯，他在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回到牢房后，他知道生命即将结束，便忍着疼痛用半截铅笔给母亲、妻子、大姐分别写了三封信。在给妻子郑家钧的信上，还留下一个带血迹的吻印。夏明翰同志就义时，兇手问他有无遗言？他高声喝道：“有，给我拿纸笔来！”明翰同志从容地把纸铺平，正气凛然地挥毫写下了四句就义诗：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 第23章 立志创造新社会的——刘绍男 刘绍南，1903年生于湖北沔县戴家场（今属洪湖）。1920年去武汉读书，先后就读于共进中学和中华大学，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6年党派他回乡从事工农运动，曾任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 大革命失败后，刘绍南参加领导戴家场暴动。1928年夏，红十六师挺进湘西，他奉命留守洪湖，7月在与豪绅土匪反动武装的战斗中，为掩护战友而不幸受伤被捕。他在受审时，英勇不屈对敌高歌： 大丈夫，要革命， 立志创造新社会； 为工农，谋幸福， 百折不挠气不馁。 你们杀了我一人， 好像明灯暂被狂风吹； 革命少了我一人， 好比大海丢了一滴水。 革命声势如浪涌， 一起一伏前后追； 浪打沙埋众贼子， 哪怕妖魔逞凶威。 白旗倒了红旗飘， 老子生死在这回； 走上前来不下跪， 贼子们，睁开眼睛看爷爷！ 敌人无可奈何，23日将他绑赴戴家场刑场，他在去刑场的路途中，忍着伤痛一路高歌： 壮，好汉！ 铡刀下，把话讲： 土豪劣绅，一群狗党， 万恶滔天，刮民血汗。 休要太猖狂！ 革命人，你杀不完。 有朝一日—— 血要用血还。 刀放头上不胆寒， 英勇就义—— 壮！壮！壮！ 烈，豪杰！ 铡刀下，不变节， 要杀就杀，要砍就砍， 要我说党，我决不说。 杀死我一人， 革命杀不绝。 直到流尽了—— 最后一滴血， 眼睛哪肯把敌瞥！ 宁死不屈—— 烈！烈！烈！ 第24章 誓为人民灭虎狼的——贺锦斋 贺锦斋，1896年出生于湖南桑植。早年加入贺龙的部队，曾任连、营、团、旅长等职。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1师师长。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随军南下海陆丰后，在转移中与贺龙失去联繫，乃乘船到上海找贺龙。见反革命在各地屠杀工农群众，令他十分悲愤；而美丽的大上海，当时亦呈现了一片恐怖和凄凉的景象，不胜感慨，即吟诗一首： 仰望蔚蓝天， 与水相连， 两岸花柳更鲜妍。 可惜一片好风景， 被敌摧残。 蒋匪太兇顽， 作恶多端， 屠杀工农血不干。 我辈应伸医国手， 重整河山。 11月，锦斋遵照贺龙指示，回洪湖、湘鄂西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在湖北藕池一带建立了游击队。闻毛泽东已在湘南组织农民起义，朱德亦收集散部由粤回湘，令他喜不能寐，赋诗以表情怀： 花好正含苞， 色胜鲜桃， 一遇春风即吐娇。 飞遍全球成硕果， 自信非遥。 反动命难逃， 挣扎徒劳， 革命巨浪比天高。 试看湘南与粤北， 滚滚波涛。 1928年2月，贺锦斋随周逸群、贺龙等回湘西开创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师师长。同年9月9日在湖南石首泥沙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自从锦斋随贺龙领导的红军离开桑植向石门北乡游击之后，反动军队到处搜寻共产党员和红军家属；并声言如有隐藏者，立即全家抄斩。白色恐怖顿时又笼罩了桑植北乡。 锦斋家老小十余口，难以在群众中隐蔽，只得躲到长瑞乡莫家台大山石洞中，等待形势的发展变化。可是时日长久，不仅吃饭发生困难，就连水也常喝不到。越艰难，家人怀念革命部队的心情就越迫切。他年老的父母时常祷告着，祝愿他们早日回来。他的弟弟贺锦章也常在夜间到山下去打探消息，但每次回来带给家人的都是失望和更多的忧愁。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们仍眼巴巴地盼着，坚信亲人们一定会回来的。 第73页 9月14日下午，终于盼到贺锦斋的卫士李贵卿回来了。锦章一见面喜出望外，认为他一定是来报好消息的。岂知卫士进洞后，脸色悽然，半晌没说话。全家人都紧张起来，连连催问。卫士长嘆一声说：“师长在泥沙战斗中牺牲了！”好似晴天霹雳，把全家人都震昏了。锦斋的父亲当即跌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一句话不能说出，以后成了疯症。锦斋母亲从此日夜啼哭，不久亦双目失明……李贵卿卫士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从里面拿出一封信，锦章拆开一看，认出是胞兄写的亲笔家信。这封信是殉难前两天写的，专派李贵卿送来。李贵卿走到马坪，得知师长殉难的消息，因沿途阻隔，所以在师长牺牲后第七天才把信送到。 吾弟手足： 我承党殷勤的培养，常哥多年的教育以至今日。我决心向培养者教育者贡献全部力量，虽赴汤蹈火而不辞，刀锯鼎镬而不惧。前途怎样，不能预知，总之死不足惜也。家中之事我不能兼顾，堂上双亲希吾弟好好孝养，以一身而兼二子之职，使父母安心以增加寿考，则兄感谢多矣。当此虎豹当途、荆棘遍地，吾弟当随时注意善加防患，苟一不慎，即遭灾难。切切，切切。言尽于此，余容后及。 兄绣1928年9月7日于泥沙 信后附诗二首： 云遮雾绕路漫漫， 一别庭纬欲见难。 吾将吾身交吾党， 难能菽水再承欢。 忠孝本来事两行， 孝亲事望弟承担。 眼前大敌狰狞甚， 誓为人民灭虎狼。 为了巩固红军根据地，并为死难烈士报仇，我红军指战员决心消灭敌人。1929年到1930年间，在贺龙的直接领导下，红军曾向罗效之部进行了八九次袭击，终于全歼敌人，为湘鄂边区人民除了一大害。1929年底在一次战斗中，终将贺锦斋忠骨夺回，并召开军民大会隆重安葬。贺锦章在胞兄灵堂前赋诗一首，作为祭文： 只知有党不知他， 博得荣誉后代夸。 为着人民拼死战， 一腔热血洒泥沙。 第25章 再世当为天下雄的——熊亨瀚 熊亨瀚，号骥才，1894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县桃江村。他父亲是一个穷秀才，靠教书餬口。亨瀚青年时代，正处辛亥革命前后，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 武昌起义后，亨瀚曾参加湖南学生援鄂敢死队。后从日本留学归国，曾担任过北京《真共和报》编辑、护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部秘书等职。 1922年后，曾在湖南的长郡、育才和湘江等中学当国文教员，在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下，参加了“驱张”（军阀张敬尧）、“六一”（抗日）、“五卅”（反帝）、“反昊”（军阀吴佩孚）等革命运动。1924年任湖南反帝大同盟执行委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湖南通讯教育馆馆长兼《湖南通俗日报》馆馆长，积极宣传和支持农民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亨瀚受党委派，到武汉、九江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上元节，又称元宵节，他心潮澎湃，夜不能寐，赋诗一首： 大地春如海， 男儿国是家。 龙灯花鼓夜， 长剑走天涯。 表达了亨瀚为国献身，坚持革命武装斗争的决心。全诗一句写景，一句咏志，情景对比，意味深长，反映出共产党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和坚信革命必胜的豪迈情怀。11月7日，他在武汉被捕，27日由武汉押回长沙，28日在长沙被枪杀。 在关押审问期间，亨瀚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据11月11日湖南《通讯日报》载：“熊被捕后，坚不吐实，拒绝供出同伙” ；他在被枪杀之前，还要来笔墨写了一幅自挽的对联，立誓“再世当为天下雄”。可见他的为人！ 第26章 但愿工农万万岁的——彭湃 1896年，彭湃出生于广东海丰。早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返海丰从事农民运动。 在党的早期农民运动史上，彭湃与称为“湖南农王”的毛泽东齐名，是着名的“广东农王”。彭湃本人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他却走出家庭寻找救民的革命真理，以此发动农民创建海陆丰根据地，直至英勇牺牲。其壮丽的一生，在近代革命史上写下了独特的篇章。 1923年1月，彭湃创建了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县农会——海丰县总农会，并亲任会长。1924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7月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第一届主任。同年8月底创立广东农民自卫军，任总指挥。1925年1月任广宁绥缉军事委员，参与领导广东革命政府铁甲车队和广宁农民自卫军反击地主武装的斗争。后任中共海陆丰地委书记。1926年冬任中共广东区委农民部部长，并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领导广东全省深入开展农民运动，成为着名的农民运动领袖，被公认为“广东农王”。 20世纪20年代的海陆丰乃至整个广东，“彭菩萨”这一贫苦农民的称唿如雷贯耳。其实，彭湃能与地主家庭决裂而自觉投身革命，是社会环境和新思想结合的产物。他的家乡海丰县，是近代广东社会矛盾尖锐之地。这里是军阀陈炯明的老家，因其任用私人，使海丰“县长多如狗，司令满街走”。官绅横行不法，鱼肉百姓。 第74页 自小生活在这里的彭湃，目睹了巨大的两极分化，带着对社会的不满和困惑，到东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日本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傲气沖天，一些日本车夫、中小学生都嘲骂中国人“支那马鹿”（发音为“西那叭嘎”) ，使彭湃受到极大刺激。他组织中国留学生抗议日本侵华曾被逮捕。后来他接触了马列主义，才找到了解决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钥匙。他认定，只有进行民族和民主这两重革命，才能解放中国的社会，而中国革命最雄厚的力量又在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彭湃被罢免教育局长后，便到乡下去向农民宣传革命。开始，他着一身讲究的衣服，乡下人以为他是来收租讨帐的，见后急忙鞠躬哈腰，诺诺连声而退。随后，他换上农家粗布衣服，戴着斗笠，赤着脚板。没想到出门后人们反而吓得四下逃避，还纷纷说：“彭家四少爷发疯了！” 彭湃对民间文学有着深厚的修养。他结合革命的需要，创作出一些红色民歌，利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接触农民、教育农民。他先从接触农家孩子入手，创作红色歌谣，亲自教农民的孩子们歌唱，如： 冬呀冬， 田仔骂田公（佃农骂地主）， 田公着厝（在家）食白米， 田仔耕田耕到死！ …… 你有做， 反无食； 不是命不好， 是你不去想清楚。 这些童谣，写出了世代以来农民的痛苦和深刻的阶级矛盾，并给他们指出了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才是出路。虽然是童谣，但很快流传开来，大人们也从中得到同样深刻的革命教育。 彭湃原来说的是福佬话（近似闽南话），不大懂得客家话。但为了很好地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更便于团结和组织农民，便学说客家话和唱客家山歌。一次，他到山区的农村去，路上遇到一群挑木炭的客家妇女。有个姑娘唱起山歌： 日头出来对面山， 打扮阿郎去过番（去南洋）； 十七十八阿郎返， 玉石手镯金耳环。 彭湃听了说：“要打扮阿郎过番，是不是想叫他脱离革命？还想得到玉镯和金耳环，是不是想做资本家？”那群妇女都笑了。彭湃便笑着教那姑娘改唱了一首革命山歌： 日头出来对面山 欢送阿郎去打战； 打了胜仗阿郎返， 倇（我）爱枪炮和炸弹。 就这么一首民歌，在当时就大大鼓舞和教育了青年妇女，使她们认识了当时的农民运动。 大革命前数年，当地土豪、劣绅、恶霸常制造黑旗乡和红旗乡农民之间的械斗，从中取利。彭湃便向农民指出械斗对农民的害处，并告诉他们，贫苦农民必须团结起来和阶级敌人斗争，才是根本的办法。一次，黑旗乡的约正（乡长）因祖坟给红旗乡人碰破坟头，又鼓动农民和对方大动干戈。彭湃领头说服乡民不参加，终于没打起来。约正闻知底细，大怒，便到警局带警察来抓彭湃；回来时，正见彭湃在教农民歌子： 约正无道理， 叫俺去送死； 俺去至大命（送老命）， 伊（他）倒扒毫子（银子）。 大家合起来， 先将约正拍死死！ 约正听了歌子，气得要命。黑旗乡农民听了这个歌，不再听约正的话了。 过去，海丰有个坏风俗：不管哪家死了人，亲友、邻居和村人都要到这一家来大吃大喝一顿。如果丧家草草埋葬，就要被人骂为不孝子孙。贫农备办不起，竟有人代丧家到地主家用高利借债来请客。事后，丧家受到高利剥削，就越来越苦。贫苦农民对这种“活人吃死人”的陋习，恨之入骨。彭湃针对此种情况创作了歌谣： 无道理，无道理， 死了一个人， 吃饱通乡里。 太不该，太不该， 地主来讨债， 孝子哭哀哀！ 真可恼，真可恼， 生做个穷人， 死不当只狗。 莫烦恼，莫烦恼， 大家合起来， 打倒地主佬！ 打倒地主分田地， 千家兴， 万家好。 彭湃用歌谣揭穿地主阶级的阴谋，教育农民认识到要过好生活，只有打垮地主阶级才有可能。 大革命失败后，彭湃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八七”会议中被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任东江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领导组织海陆丰农民武装起义，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同年12月广州起义时，被任命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土地委员。 1928年春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师和农民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扩大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后因国民党重兵围剿，斗争失利。7月被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递增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1月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 1929年8月24日，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同杨殷等五位同志在上海新阐路军委秘密机关开会时，突然被闯进来的警特逮捕。告密者是曾在海陆丰作战又藉故逃离的原红四师的团长白鑫，这个黄埔生因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加之贪图富贵，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后就向过去的校长蒋介石写密信，报告了军委碰头会的时间地点。正巧周恩来当天因事未到，才免于被捕。 第75页 彭湃被押到上海市公安局，他大义凛然地对审问者厉声说：“似你们这般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多少，你们现在不必再问，将我枪毙好了！”8月30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内枪杀彭湃和其他四人。临刑前，彭湃踢翻了狱警端来的“送终餐”。他正气凛然地高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苏维埃革命万岁！” 1930年后，为纪念彭湃、杨殷同志，各地红军成立的红军学校，多命名为彭（湃）杨（殷）军政学校。 第27章 歷史的长子——殷夫 1909年，殷夫出生于浙江象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加入太阳社。后参加青年反帝大同盟刊物《摩登青年》的编辑工作，并从事革命诗歌创作和其他革命活动，是无产阶级的优秀诗人，在进步刊物《奔流》、《列宁青年》上发表不少革命诗歌。 1929年4月12日，他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和他的反动家庭彻底决裂，他的《别了，哥哥》的诗，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诗中的哥哥，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名高级将领。《别了，哥哥》这首诗的副标题是“算作是向一个‘阶级’的告别词吧！” 全文如下：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 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 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 再独立地向前途路进。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 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 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 收回吧，作为噩梦一场。 你诚意的教导使我感激， 你牺牲的培植使我钦佩， 但这不能留住我不向你告别， 我不能不向别方转变。 在你的一方，哟，哥哥， 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 是统治者们荣赏的爵禄， 或是薄纸煳成的高帽。 只要我，答应一声说， “我进去听指示的圈套”， 我很容易能够获得一切， 从名号直至纸帽。 但你的弟弟现在饥渴， 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 不要荣誉，不要功业， 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 因此机械的悲鸣扰了他的美梦， 因此劳苦群众的唿号震动心灵， 因此他尽日尽夜地忧愁， 想做个普罗米修士偷给人间以光明。 真理和愤怒使他强硬， 他再不怕天帝的咆哮， 他要牺牲去他的生命， 更不要那纸煳的高帽。 这，就是你弟弟的前途， 这前途满粘着危崖荆棘， 又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 又有的是砭人肌筋的冰雹风雪。 但他决心要踏上前去， 真理的伟光在地平线下闪照， 死的恐怖都避易远退， 热的心火会把冰雪溶消。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1929年11月，他先后又发表了《血字》、《让死的死去吧！》两首用他的热血写成的诗，当时，在革命青年中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就是现在读来，也催人奋起！ 《血字》 血液写成的大字， 斜斜地躺在南京路， 这个难忘的日子—— 润饰着一年一度…… 血液写成的大字， 刻划着名千万声的高唿， 这个难忘的日子—— 几万个心灵暴怒…… 血液写成的大字， 记录着冲突的经过， 这个难忘的日子—— 狞笑着几多叛徒…… “五卅”哟！ 立起来，在南京路走！ 把你血的光芒射到天的尽头， 把你刚强的姿态投影到黄浦江口， 把你的洪钟般的预言震动宇宙！ 今日他们的天堂， 他日他们的地狱， 今日我们的血液写成字， 异日他们的泪水可入浴。 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 我也是歷史的长子， 我是海燕， 我是时代的尖刺。 “五”要成为报復的枷子， “卅”要成为囚禁仇敌的铁栅， “五”要分成镰刀和铁锤， “卅”要成为断铐和炮弹！…… 四年的血液润饰够了， 两个血字不该再放光辉， 千万的心音够坚决了， 这个日子应该即刻消毁！ 《让死的死去吧！》 让死的死去吧！ 他们的血并不白流， 他们含笑的躺在路上， 仿佛还诚恳地向我们点头。 他们的血画成地图， 染红了多少农村城头。 他们光荣的死去了， 我们不能向他们把泪流。 敌人在瞄准了， 不要举起我们的手！ 第76页 让死的死去吧！ 他们的血并不白流， 我们不要悲哀或嘆息， 漫漫的长途横在前头。 走去吧， 斗争中消息不要走漏， 他们尽了责任， 我们还要抖擞。 殷夫在从事革命工作中，曾经几次被捕，遭到反动派的毒打、刑讯、逼供。但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巧妙应付。敌人在抓不到证据无可奈何下，只好将他释放。他出狱后，仍继续为革命勤奋工作。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东方旅社开会时再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在真实身份暴露后，公开和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2月7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是全国着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 第28章 留得豪情作楚囚的——恽代英 恽代英，是我党最优秀的领导者之一，也是中国青年运动最杰出的一位领袖。他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江苏武进。在武昌中华大学文学系毕业，长于言辞。他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长江一带青年运动的先驱。1915年全国反日运动蜂起，正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的恽代英便经常借《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发表抗日与谋中华民族独立思想的文章，并组织团体，出版刊物，对当时中国青年思想进步起了巨大作用。 1917年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推进了恽代英同志的思想，他开始不断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并由宣传而进一步着手组织工作。五四运动时，他组织武汉学生举行了空前的救国示威运动，并响应和组织学生发动武汉三镇商人罢市，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出色的一页。 1920年2月，同林育南等创办“利群书社”，它不仅是长江青年运动的核心，也是长江新文化活动的中心。4月到北京结识李大钊、邓中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翻译恩格斯等的着作。 1921年夏，在黄冈林家庄举行受“利群社”影响的各地青年组织联合代表大会，毛泽东在长沙主持的“文化书社”亦派代表参加。大会决议组织“共存社”，社章中明确规定贊成无产阶级专政，拥护布尔什维克主义与苏俄。不久，中国共产党成立，恽代英同志立即加入。“共存社”的大多数社员以及长江上下的许多青年，都在恽代英的影响下，踊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恽代英先后任安徽宣城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四川沪县川南联合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校长等职，为在四川建党、团组织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 1923年夏，恽代英到上海大学执教，并担任建设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8月，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兼学生部主任，创办了《中国青年》。这个刊物是中国广大青年的精神食粮，它培养教育了无数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 恽代英既是《中国青年》的主编，又经常为其撰稿。而他的文章说理精闢，才华横溢，具有惊人的说服力。他的言辞深入人心，影响了一代青年投身革命。他的名字有着强大的号召力，成为当时青年最爱戴的领袖之一。 1924年，参加国共合作，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1925年1月，在共青团三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派到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兼中共党团书记。他在与当时国民党右派的思想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27年1月回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常务委员，主持全校工作，被选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工农运动。4月出席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5月任中央独立师党代表，率部粉碎夏斗寅部叛乱。 大革命失败后。同李立三等向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建议举行南昌起义，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宣传委员会主席，并代理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起义军南下受挫后赴香港，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广东省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任秘书长。起义失败后又到香港做党的秘密工作，主编《红旗》杂志。 1928年秋调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中央干部训练班主任。1930年春以中央代表身份，赴闽西革命根据地视察工作，热情支持、赞扬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不久，因反对“左”倾错误被调任中共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4月19日在组织工人总同盟罢工时，不幸被反动派逮捕。在被捕时，他机智地抓毁了自己的面容，以至在狱中隐蔽了一年多未被敌人认出。 国民党军官中有不少黄埔军校学生，他们根据口音和谈吐，已经识别出了他是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由于他们过去受过恽代英的教育，很尊重总政治教官的人品，竟互相密誓，绝不泄露。 恽代英在狱中虽饱受酷刑和非人的待遇，但他仍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工作。他还巧妙地避开看守的监视，组织狱中同志系统地学习中国革命问题和党的政策。他通过各种方式教育难友，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用宣传工作去影响某些看守，使他们同情政治犯和共产党员。恽代英还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暗中组织、领导狱友为适当的改善生活而进行的绝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第77页 敌人虽怀疑狱中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有能人在暗中指挥，但就是抓不住把柄。在他刑期即将满时，党组织已暗中设计了他的出狱计划，却被叛徒顾顺章告了秘。 敌人大惊失色，第二天就匆忙将他从监狱中提出，押到操场杀害了。临刑时，恽代英拒不下跪，挺着胸膛屹立在刑场上，双目直视行刑人员，高唱《国际歌》，他那大气凛然的英雄气概，一下子镇住了敌人。行刑官慌忙下令开枪，执刑者两手颤抖，许久扳不动枪机，刑行官不得不下令集体开枪。恽代英怒视着敌人，身中数弹后才倒了下去。 当时，狱中正在开饭，难友们尚未举筷，忽闻枪声，知他们爱戴的代英被害，很多人失声痛哭。难友们放下碗筷，全体就地肃立，进行默哀，并用绝食以示抗议。 恽代英牺牲后，他的遗物中本来有：他在狱中编写的工人课本一册，创作的革命歌曲一首，书写的七言、五言旧体诗各一首。除一首七言旧体诗被难友密藏外，其他都被狱卒抢去焚毁。被难友密藏的那首七言《狱中诗》，后来从狱中传出，留存至今： 浪迹江湖忆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代英身在敌人的监狱中，仍在思念着行踪漂泊不定的革命战友，那些献身革命的同志不管是事业还是人生都是不朽的，为了天底下的劳苦大众，他们已经除去个人的忧患，他也和战友们一样，即使被囚禁在敌人的牢狱中，还是保留着革命者的豪情壮志。 第29章 不惜惟我身先死的——邓恩铭 邓恩铭，云南水族人，1901年出生于贵州荔波县水堡寨。他的祖上两代行医摆药摊，也佃种部分土地。邓恩铭少年时与其他水家娃子一样赶场、卖水，家中并请先生启蒙读书。12岁时他随家搬人县城，进入六年制新式小学，在留学日本回国的老师启蒙下接触到一些民主思想，崇拜李自成、秋瑾等造反者。1917年，他因家境困难，跋涉万里赴山东投奔做低级官员的叔叔，翌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带着浓重贵州乡音的邓恩铭因带头讲演和组织抵制日货，被山东同学们推举为自治会负责人，并被选为市学生代表去北京、天津联络，就此结识了国内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传播者。此后，他与王烬美一起在济南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又赴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邓恩铭是一个20岁的中学生，以活泼好问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末，他又去苏俄参加远东国际会议并参观学习了半年，他是党内极少数受过列宁接见的人之一。他对那里留下的最难忘的印豪，是实行的面包分配标准：红军士兵2磅，工人1。5磅，机关人员1磅，共产党员3/4磅。就此，他明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出的表率作用，后来始终以此来要求自己。 1922年夏天，回国后又去上海参加了党的“二大”，会后受命回山东开展建境和工运工作。当安源煤矿和京汉铁路点燃早期工运烽火之时，邓恩铭也在山东淄博建立起工会，被称为“山东劳动界空前之举”，构成第一次中国职工运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他前往山东最大的工业城市青岛，创建了党组织并担任书记，以办补习学校等方式在十几万工人中展开工作。1925年，他领导了胶济铁路和青岛日本纱厂的大罢工，同年又接替重病的王烬美担任了山东区质书记并组织群众性的斗争，反对以“三不知”（不知兵、钱和老婆有多少）着称的“狗肉督军”张宗昌。同年末，他在济南被捕。在狱中，他患有严重的颈淋巴结核并不断溃烂流脓，生命危殆，经地下党和亲友花钱“活动”警方上下，才得以保释。他的叔叔以长辈的权威下命令要求他以后“不得参与政事，只可悉心养病”。邓恩铭刚能走动，就又到学校、工厂活动，不久返回青岛恢復党的组织。 1927年春，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了中共“五大”，并应毛泽东之邀请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介绍山东工农运动。会后，他回山东任省委书记。不久，因受一些宗派分子排挤而离职，回到自己最喜爱的青岛任市委书记。他曾长期在那里工作，相貌特徵早被警察、侦探掌握，但他仍不顾危险，奔走在工厂和附近矿山。翌年12月，邓恩铭去济南省委机关时，不幸被叛徒出卖而被捕。 在担任山东省委、青岛市委书记时，邓恩铭掌管过党的许多经费。自己一直生活清寒，每月组织发给的生活费，也多被他用于接济困难的同志。家中多次向他索款，他只是回信说明自己“生性与人不同，最僧恶的是名与利”， “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他长期对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春秋都穿那一件灰白大褂。到工厂活动时，他又总是着粗布裤褂，从外观看完全像是朴实地道的工人。当时山东省委的另一个负责人王復元却私慾膨胀，贪污党的经费，邓恩铭发现后予以严重警告，省委将此人开除出党。不过，邓恩铭对这个腐败分子的警惕性还不够高，未能有效防范他向当局告密。1928年末，王復元出卖了省委机关，邓恩铭因此时正在机关中而被捕。这个叛徒随后还当了捕共队长，总在道口巡查辨认地下党员。翌年8月，王復元被中共中央特科派出的除奸人员击毙于青岛中山路上。 第78页 邓恩铭出生在能歌善舞的水家山乡，从小就爱编山歌，人学后又长于诗词，性格乐观开朗。他从事党的活动10年，三次坐牢，在狱中度过了3年，屡次受酷刑折磨，又患有结核病，始终不屈服，还经常撑着病体组织难友唱歌读书。连关在同牢房的“土匪犯”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甘心听从这个病弱文人的指挥。邓恩铭最后一次被捕时，因济南政权处在更迭混乱之中而未被确定身份。1929年夏，邓恩铭得知接管监狱的国民党政府要清查共产党人，便和狱中党支部其他四人一起领导越狱。他根据难友身体强弱搭配编了三个小队，从探亲的家属那里秘密要来打开镣铐的锯条等工具，还让大家将厕所中用于清洁的石灰粉装成一个个小袋，作为行动时的“秘密武器”。 7月21日正值星期天，看守们多数下班，警戒松懈。利用这一时机，邓恩铭亲自指挥第一队，乘开门的看守不备，突然打倒他并迅速冲出。见狱卒慌忙拿枪，大家将准备好的石灰粉抛了过去，又用棍棒勐打，在看守们抱头捂眼乱窜时缴下了枪枝。三个小队如决堤之水冲到街上，患着重病的邓恩铭由一位身体强壮的难友背着跑出。济南当局马上调兵并联合警察追捕。邓恩铭和一些人因身体虚弱，且身穿囚服、头髮甚长，未跑出多远又被抓回来。后来，国民党省党部来人认出他的身份。邓恩铭便慷慨宣传革命主张，在山东军阀韩復榘集体“枪决红匪”时，唱着《国际歌》上了刑场。 第30章 工农红军的杰出将领——黄公略 1898年元月24日，黄公略出生于湖南湘乡一个塾师家庭，原名黄汉魂。生母是丫头出身的妾。少年时的黄汉魂，性情刚烈，不畏强暴，富有正义感。10岁时入新式小学，接触到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他在校内能诗会画，并通过所处的封建家庭看到家庭内部以及社会的压迫及黑暗，好打抱不平。他十三四岁时曾在石桥上遇税警欺负民女，便冲上去将那个傢伙推落水里。父亲怕这个小儿子性格太烈会惹是生非，要他学习兵法韬略；他有感于张良受书于圯上老人黄石公得以精通韬略，后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建功立业的歷史故事，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作黄公略，以此来激励自己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奋斗。 1915年投笔从戎，参加湘军，先后任排长、连长等职。1922年人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仍回湘军。1926年参加北伐，在攻克武昌的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受到嘉奖。同年底进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3月回湖南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开展兵运工作，任随营学校副校长、三团三营营长。7月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平江起义，正式宣布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第四团党代表，后任教导大队队长、第二大队大队长。1929年8月底黄公略与返回湘鄂赣边区的彭德怀会合，任红五军副军长。1930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成立，任军长。在他的率领下，红六军在赣西南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不断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使原来零星割据的赣西南地区发展成为有统一领导、连成一片的大块革命根据地。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六军同红四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军团（开始称“第一路军”) ，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红一军团的成立，使赣南、闽西战略区的红军进入集中组织、统一指挥的新阶段。整编后，红六军改编为红三军，黄公略仍任军长。从此，黄公略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率领军队，屡立战功。当时，黄公略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被人们并称为“朱毛彭黄”。 此时，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命令红一军团攻取南昌、九江、长沙等大城市，要求“取南昌、攻九江”，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毛泽东奉命率红一军团的主力红四军和红十二军由闽西出发，进入江西，黄公略则率领红三军留在赣江以西的赣西南红色苏区。看着赣西南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在从汀州向长沙的行军途中，挥笔写下了《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捲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词中把“赣水那边红一角”即控制湘赣边界南段的黄公略部作为“借重”的“偏师”，表达了毛泽东对黄公略革命功绩的高度评价。 1930年12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取得胜利后，出动10万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毛泽东制定了“放开两厢，诱敌深人，大量消灭敌人”的战略方针。由于“立三主义”的影响，有些人坚持打南昌，同时由于红一方面军内部对富田肃反问题有意见，当时有人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错误口号，来挑拨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与毛泽东的关系。在大敌当前、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黄公略立即识破了这一挑拨离间的阴谋，他和朱德、彭德怀于12月18日联名发表公开信，严正指出：“诱敌深入是整个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泽东同志个人意见，所谓反对泽东同志的右倾等于无的放矢。” 第79页 公开信郑重宣告：“目前决战在即，凡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对于同志之去就，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没有私人拥护与否之别。” 这封信旗帜鲜明地维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领导和红一方面军的团结，保证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后，黄公略率领红三军在着名的龙冈战役中担任正面攻击的任务，按照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部队很早就进入阵地。这天龙冈地区细雨浓雾，很适合设伏围击。但等了很久后，仍不见敌人来，战士们求战心切，黄公略却一直沉着冷静。上午9时张辉瓒率部进入龙冈，黄公略果断下令攻击，战斗一直激战到下午6时，由于红军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围，敌军突围未逞，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共9000多人被歼灭，师长张辉瓒被活捉。这次巨大胜利，使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渔家傲》：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沖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第一次“围剿”被粉碎后，蒋介石大怒。他一方面派何应钦率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共20万兵力，发起第二次“围剿”；另一方面他想方设法地破坏红军内部团结，妄图诱降黄公略。 蒋介石派人将黄公略的母亲和妻子押到长沙作为人质，然后在《湖南国民日报》上大造舆论，称：“黄公略既将母与妻子送来长沙，足见悔过情殷，投诚心切，现在三省大军已布置稳妥，水陆并进，准备一鼓肃清赤匪，你们也应当乘机赶快动作，协同消灭朱毛及其匪部，将功赎罪，以为你们彻底悔悟的证明。” 1931年5月，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堂叔黄汉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派黄公略同父异母的兄长黄牧庄为少将参议，带着蒋和黄汉湘给黄公略的亲笔信及1500元银洋潜入苏区，劝诱黄公略“归正”。信中说什么“学生误入歧途”是“本校长”之过，盼其尽快“率部归正”。 黄公略虽然也惦念妻、母，为革命却决心割爱。他又痛恨大哥甘心为敌充当说客，对自己和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进行策反，在军部徵询意见时表示“一刀两断，义无反顾”。红五军军长彭德怀把这一情况电告了毛泽东和朱德。此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毛泽东，对黄公略的革命坚定性深信不疑，他回电说，这个问题由黄公略同志自己处理。黄公略得知后，立即给毛泽东回电：“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蒋介石为了挽救他的失败，採取了分裂红军的可耻阴谋。我黄公略坚信革命必定成功，对蒋介石不抱任何幻想，我义无反顾，与黄牧庄一刀两断，并请求将黄牧庄处以死刑，将黄牧庄的口供印发各军，藉以教育部队提高革命警惕。” 根据黄公略的意见，黄牧庄被处以死刑。他处死大哥这一极端手段，今天的人看来可能难以理解，然而在那个残酷的阶级战争、到处悬挂革命者首级的年代，也是特定环境下的无奈之举。在中国千年的旧社会中，封建家庭恰恰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层细胞，投身社会革命的人往往都要先进行家庭革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正在于始终把坚持革命原则放在亲情之上。 事后，红三军全体指战员和当地数千名群众，在江西吉安青塘召开了军民动员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黄公略大义灭亲的革命坚定性，号召全军指战员向黄公略学习，为革命的胜利而奋斗。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黄公略率红三军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坚持就地诱敌深入。5月，红一方面军决定在东固山区消灭来犯的王金钰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为了争取初战胜利，毛泽东在15日当晚赶到了准备正面进击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在东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侧，还有一条小路。毛泽东立即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这一西进路线的改变，使红三军缩短了行程，争取了时间，对消灭公秉藩师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天拂晓毛泽东亲自登上了白云山指挥全线战斗。进到中洞南侧的红三军主力，待公秉藩部的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勐攻下来，仿佛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使公秉藩部顿时陷人混乱，激战到下午5时，将该师大部歼灭。红三军乘胜追击，当晚进占富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场战斗首战告捷，此后红军连续作战，又打了四次胜仗，从而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三军是三战三捷，立下赫赫战功。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三军奉命向瑞金、石城、于都、宁都地区转移。9月15日，当部队行军至东固六渡坳时，遭致敌机袭击，黄公略本来已经在路旁沟里躲好，因一个参谋跑来报告七师部队还在路上行进，黄公略便跳起来跑到路上指挥后面的指战员赶快隐蔽，结果被低空盘旋的敌机扫射击中腹部，因失血过多于当晚7时许牺牲。 第80页 噩耗传开，革命根据地军民无比哀痛。第二天下午4时，在江西兴国的莲塘村，毛泽东亲自主持追悼大会，向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指挥员黄公略告别。主席台上悬挂着两面鲜艷的红旗，正中间松柏树枝簇拥着黄公略的遗像，主席台两侧悬挂着毛泽东及其他同志题写的輓联，对黄公略短暂而伟大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和赞颂。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为纪念黄公略，在以吉安、吉水两县为主的红色区域，成立公略县；毛泽覃担任了公略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并将红军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1932年春，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东固渡坳和瑞金的叶坪修建了公略亭，以作永久纪念。 第31章 勇勐的奋斗者——邓中夏 1894年，邓中夏出生于湖南宜章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从小入私塾读古书，后入县办小学、衡阳中学，又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他很快就成了杨昌济老师欣赏的学生。到杨昌济老师家请教时，结识了第一师范的毛泽东，并常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1917年邓中夏随父入京，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在校内，他最崇拜李大钊、陈独秀，并在两人影响下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上街游行时，邓中夏是主要组织者和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而且还是冲进赵家楼点火和痛打卖国贼的十几名学生之一。随后他又前往长沙，联络已返湘的毛泽东，建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他还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9月协助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 1920年末，邓中夏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派遣，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曾参加领导开滦煤矿、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着名领袖。 在中共二大、三大、五大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长、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等职。1923年参与创办上海大学，任校务长。 1924年10月14日，他在上海写了一首《送李启汉同志赴口口》的诗： 去罢！战士呀！ 我们是为群众而入牢狱的。 我们从牢狱出来， 我们仍回群众中间去。 战士呀！去吧！ 其含义是：李启汉是他的湖南同乡，又是革命战友，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1年春在上海小沙渡办过“劳动半日学校”。1922年6月1日，因领导浦东纱厂和上海邮局工人罢工，被帝国主义的上海巡捕房逮捕；9月间，又被引渡给上海的军阀机关― 护军使署押人大牢中，直到1924年10月13日始被释放。邓中夏得知战友出狱，欣然命笔，他以革命家的伟大胸怀，用豪迈的战斗激情，来鼓励赴难荣归的战友。 1925年参加领导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同年4月赴广州，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为了让工人安心斗争，组织动员各界把20多万人的吃住都安排妥当，被人们称为“工人政府的总理”。 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央秘书长，参与决策和举行南昌起义。参加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全总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赤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1928年赴苏联出席中共“六大”， 当选为中央委员。 1930年秋回国后，任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同贺龙率部渡江南下作战和转战鄂西北。 1931年秋因受王明“左”倾错误打击，被撤销职务，几个月不安排工作，也不发生活费。邓中夏全靠妻子在纱厂当学徒一个月挣7块钱来维持生活。其间，妻子因劳累过度导致小产。党的开创者之一、曾任全国工运最高领导人的邓中夏对党毫无怨言。 1932年调回上海，任中国革命互济会中共党团书记。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在上海不幸被捕，被关在法租界巡捕房里。国民党反动当局得知后，中央党部特派大员到上海来，花了十几万现大洋买通法租界上下，将邓中夏引渡到南京，关进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国民党上层派中央委员轮流来看他，以企图规劝他投降。 有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竟无耻地进行挑拨离间，说什么：“你是中共的创建人之一，是共产党的老前辈，可现在还要受从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的欺压，连我们都为您鸣不平。中共现在已经不是政党了，已退化成打家劫舍的盗匪，愈来愈不像话，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像您这样受人尊敬的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还要为这样的组织牺牲呢……” 邓中夏很从容地打断了他的话，平静地对他说：“那我要问问你们，一个害了杨梅大疮到了晚期毫无可救的人，是否还有权去讥笑那些偶感风寒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与错误；我们有很强的自信心和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我们敢于揭发自身的缺点和错误，并有能力加以改正。我们懂得有错就改，我们的错误较之于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短期的。而你们呢，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变本加厉地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与错误，真是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第81页 还有一位国民党中央委员，自称自己是当世的理论家，要与邓中夏谈谈理论。他与邓中夏整整理论了三个小时，最后邓中夏问他：“你还有什么道理可说的，我仍然洗耳恭听！”那个所谓的理论家理屈词穷，可怜巴巴地强笑着说“钦佩得很！钦佩得很！” 邓中夏仍不紧不慢地说：“请你寄语你们的中央委员会，假如你们还认为你们有理，我邓中夏有罪，请你们在南京公开审判我，我可以与你们订个君子协定：你们全体中央委员都可出席，我嘛，辩护律师也不要，最后谁情亏理输便要自动向对方投降。” “这个，这个，我只能转达，转达！”那个中央委员早已没有了理论家的派头，连说话都结结巴巴起来。 邓中夏轻蔑地说：“量你们的蒋委员长第一个就不敢这样办！”敌人以为逮捕了邓中夏，就可以在政治上狠狠地打击中国共产党。可是，邓中夏却用他的言行，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与政治影响。 在敌宪兵司令部里，军法官们还要作一次形式上的审判。在敌人秘密的军事法庭上，邓中夏一针见血地说：“法官们，你们可以休息了！这样没有观众的戏演给谁看呢？反正你们会造谣，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就是了，何必做这些脱了裤子放屁的事呢？你们不需要白费苦心去做文章，就邓中夏三个字，按照你们的蒋总司令的法律，就够判几个死刑了。” 邓中夏在坐牢的日子里，从未闲着，他从不放弃每一个可以工作的机会。那时敌人常利用特务或叛徒，伪装成犯人在号子里侦察被难者的言行。当新的被难者进入号子时，邓中夏利用各种方法，很巧妙地而且是很快地就了解到了那个人的情况，知道他是党团员或赤色群众后，便对他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会问你。有法官还有穿着犯人外衣又为法官效力的他们（他暗指着特务和叛徒说）会问你。我嘛，是共产党。但你看我一点也不像国民党说的是青面撩牙的人。我看你是个年轻的朋友，你在这里要小心上当。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是苟且偷生的活，也可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大多数的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生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1933年10月一个令人心痛的日子，当雄鸡高唱之时，邓中夏被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从看守所里押了出来。法官告诉他：“这是你最后的悔过机会了，你要悔过还来得及！” “我一生中行得正、坐得直，从没有要悔过的事。我要对你们说的话都说了，不愿再费口舌对牛弹琴了。”邓中夏语气斩钉截铁。 当法官第二次问他还有没有话要说时，邓中夏没有理睬，一个宪兵抓着他的胳膊大声重复法官的话。邓中夏瞅了一眼面前的宪兵，开了口：“对你们当兵的人，我还有一句话要说：请你们睡到半夜三更时好好想一想，杀死了为工农兵谋福利的人，为人民谋翻身求解放的共产党人，对你们自己有什么好处？！ ” “死到临头，还要宣传赤化！”法官十分气恼，大声怒吼一声：“拉出去！” 邓中夏哈哈大笑着说：“怎么？你们发抖了！总有一天你们的士兵都要觉悟起来的。到那时候，你们的死亡便来到了。”接着他高唿着口号被押上囚车，他在囚车里一路上唱着《国际歌》。 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战士邓中夏，在雨花台上结束了他为人民解放事业战斗的一生。用他的鲜血灌溉着革命的花朵，染红了革命的旗帜。 第32章 风雨登轮出国门的——何叔衡 1876年，何叔衡出生于湖南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 1909年受聘于云山学堂，在教文史的同时，也开始阅读杂书，接触到孙中山倡导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率先剪去头上的辫子，又将家中的裹脚布和尖脚鞋全部搜出，当众砍烂。1918年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他作为年龄最大的成员加入且处事老练，毛泽东的评价是“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选为学生委员长。 1920年秋冬，他与毛泽东等发起湖南建党活动，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当时53名党员，大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青年。汇聚在上海的12名中共“一大”代表，有10人是30岁以下的青年，只有两名超过30岁的还都是秀才出身。一名是湖北代表董必武35岁，另一名就是与毛泽东一起来自湖南的代表何叔衡，长董必武10岁。 毛、何二人回湘后，于1922年春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何任组织委员，并担任自修大学补习学校校长（主事），招收有志青年业余前来学习。这所学校被军阀封闭后，他又建立湘江学校并任校长，一度名满三湘，并在校内引导不少人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毛泽东赞扬他说：“何鬍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参加国共合作，何叔衡被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他先后任湖南省法院陪审员、省图书馆馆长、水口山矿局监理、湖南民报馆馆长等职。 第82页 1927年马日事变后，何叔衡从湖南转移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印刷刊物工作。毛泽东说，何老这个人“不能谋而能断”。叔衡以不能谋自谦，故很能谦虚地接受人家的意见，但也以能断自负，每在危难当头、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反对，不要人家贊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面前。 临时中央有的领导人认为，何老带有旧式文人习气，于是派他到街头进行宣传鼓动，作为参加第一线斗争的锻鍊。当时街头警察密探到处抓人，何叔衡不会说上海话，也不熟悉当地情况，很快便在街头宣传中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捕。 被押到警察局审讯时，在敌人的心目中，当时的共产党几乎都是热血青年，因此审讯官反覆端详了何叔衡后，觉得此人不像个革命者，而是错抓来的“土学究”。于是便试探着问：“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吗？” 何叔衡一下子看透了敌人的心态，就摇头晃脑，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回答：“吾乃学者，岂能不知？共产党三民主义是也，国民党五权宪法是也！”接着，何叔衡又讲起孔夫子的《论语》，话还没说完，便听到大堂上惊堂木一拍而喝道：“快滚！” 何叔衡深深鞠了一躬，不紧不慢地走了出去。随后，审讯官通过拷问别人，才知道放走的人竟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其头颅上有上万元的赏格，再派人去追时，却再也找不到任何踪影。 大革命失败后，何叔衡被组织派往苏联人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途经哈尔滨即将走出国门时，想到蒋介石背叛革命，正在到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组织上派自己出国学习，心潮起伏，故吟诗一首： 身上征衣杂酒痕， 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生合是忘家客， 风雨登轮出国门。 此时，已年过半百的叔衡，深知自己的责任，他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仍学通了俄语，以此研修革命理论。徐特立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的阅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开头都说叔衡同志笨，不能做事。清党事起，大家还摸不清头绪的时候，叔衡同志就看到了，布置斗争，很敏捷，很周密，谁说他笨！” 1930年7月回国，在上海党中央任全国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坚持从事在白色恐怖条件下救济烈士家属的工作。 1931年秋到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11月被选为中华全国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临时法庭主席兼苏维埃政府干部训练班主任和教育委员会委员、代理中央内务部部长。主持制定和实行革命根据地各级政府的司法、检查、民政等法律条款及具体政策规定。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亲自审判重要案件。因他不贊成过“左”的肃反政策，尤其反对过多的判死刑，被诬为“右”倾受到“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批判后被撤销全部职务。 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未带中共建党时的元老何叔衡随队，而留在江西坚持斗争。在最后分别之日，谢觉哉专程来与他话别。何叔衡长谢觉哉8岁，但他们是同乡，又都中过秀才、都在云山学堂任教，朋友而赛过兄弟，后来又先后参加革命，同做共产党员。他们在一间破旧的瓦房里，摆着自养的猪肉、鸡肉和自己种的菜蔬。不知从哪里弄到了鱼——这是老友惜别的结束宴席。一个要随大军突围，一个要留在当地打游击，过惯了患难中分手、患难中相逢、又患难中分手的他们，不知道何时会面，都保持着严肃与沉默。 饭后，叔衡用马送觉哉到住处并赠他一把心爱的小钢刀。谢老说：“叔衡每有‘异闻’，必以见告。远道寄书报，写信，能见面必约时长谈。小廉曲谨，虽非所长，而重要环节、紧急关头，总能给人以启示，而且使你于不知不觉中服从其启示。如果说叔衡同志是模范的共产党员，那他不仅是给人以模范，而且善于使人学习他的模范，而且很热诚地希望人家赛过他的模范。” 红军长征后，年近六旬的何叔衡，仍每日扶一根拐棍口无怨言地默默工作。1935年初中央苏区陷落，中央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护送何叔衡和病弱的瞿秋白等向闽西突围，他们一行昼伏夜行，2月24日凌晨到达了上杭县水口镇附近。 不熟悉新环境的便衣队一时大意，拂晓时埋锅造饭的炊烟被敌人发现，敌人保安团一个营便包围上来。几十个便衣队员用驳壳枪且战且走，退到村南的大山上，匪兵仍紧追不捨。 何叔衡年老体弱气喘吁吁，已无力向前奔跑，但又不愿拖累同志，便向邓子恢请求说：“开枪打死我吧！”邓子恢让特务员（警卫员）架着他跑，到了一个悬崖边，何叔衡突然挣脱警卫，纵身跳了下去。邓子恢后来心痛地回忆，当时他们冲过了这座山，依託一条小河将追兵打退，何叔衡若能被架着再跑一段，也许可免于殉难。 后人根据当时目睹者的陈述，都认为何叔衡是坠崖而死。直到20世纪60年代福建当地公安机关审讯一个当时的反动团丁时，才知道在那次战斗后，团丁们搜索后山时，在山崖下发现了一个躺着的老人，头破血流，他们从他衣服里发现了银元和港币。两个团丁正在搜身时，老人突然甦醒，抱着一个团丁的腿欲进行搏斗，结果被另一团丁连击两枪打死。 第83页 诗人萧三后来写诗称誉何老是： 做事不辞牛负重， 感情一堆烈火燃。 铁骨铮铮壮烈死， 高风亮节万年型。 第33章 孤身入虎穴的——钱壮飞 情报侦察工作，自古以来就是充满了神秘色彩的隐蔽斗争。具有传奇经歷的钱壮飞，更是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上情报工作的楷模。他的成就和功绩，除了个人素质和献身精神外，还归功于党的政治影响力和以周恩来为首的隐蔽战线领导者的方针正确。 钱壮飞，1895年生于浙江湖州一个商人家庭。1915年，他考人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后留京行医，还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1925年经内弟介绍和夫人张振华在北京加人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因欠饷严重、家计无着又去上海。 翌年，他在报上看到无线电招考gg，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钱壮飞无意中进人的这个训练班，属于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钱壮飞考人训练班后很快显示出过人才华，又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徐表示要调他当机要秘书。他感到关系重大，马上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李克农，向党中央请示。 周恩来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服务，并决定让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直接归中央特科单线领导。随后经钱壮飞介绍，李克农、胡底也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受到徐恩曾重视，成为上海、天津方面的重要情报负责人，从而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打进了一个“铁三角”。周恩来同志曾赞誉他们是在白区对敌斗争中我党情报工作的“三杰”。 钱壮飞于1929年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以自己的精明能干及难得的廉洁得到上司器重。不过，特务头子徐恩曾虽然欣赏钱壮飞的才华，毕竟还有防范。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却随身携带，机要电报也一直由自己亲译。钱壮飞与李克农商议后设定一计。 一次陪徐恩曾到上海，乘这个色鬼进歌舞厅换衣服时，钱壮飞便把密码本拿出来，由守在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后，再送回徐恩曾的兜内。此后，钱壮飞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对估计有价值的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同时，这份密码也送到中央军委和红军那里。国民党几次大“围剿”的计划刚刚制定，尚未下发作战部队，其全部内容就已被破译，并被送到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及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面前。 在敌特机关内，钱壮飞智取核心密码，破译了蒋介石下达的指令及其内部往来电文，使党中央的安全和红军作战得到重要保障。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叛变，当地特务机关向南京连发六封电报。此时正值星期六晚间，徐恩曾已去上海花花世界，钱壮飞用密码本将其全部译出，提前向党中央发出警报。钱壮飞出走后，徐恩曾害怕被追究，经疏通上司陈立夫和有关同僚，向蒋介石隐瞒了自己的秘书是共产党以及密码已经泄露之事。这样，国民党当局长期未更改密码。直至红军长征时，对敌侦察仍主要依靠无线电侦听。红军长征万里一次也未中埋伏，并总能选择敌合围的薄弱部位跳出。一个小小的密码本，在中国歷史上起到的作用真是不容低估。 顾顺章于4月24日被捕后要求把他送到南京，保证三天内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他还嘱咐，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幸运的是，武汉特务机关星期六午后至夜间拍来的电报先被值班的钱壮飞译出。考虑到自己不便马上离开，他让女婿乘夜车赶去上海报警。星期天一早，李克农得到消息后，立刻通过陈赓找到周恩来。此后的两天两夜，中央几十个秘密机关和几百名工作人员紧急搬迁……星期一早晨上班后，钱壮飞平静地将封好的六封电报交给了徐恩曾，结束值班后便乘车离开南京赴上海。 钱壮飞离开南京时，考虑到带着女儿和年幼的儿子不便行动，只好忍痛将他们留下。出于爱子之情，他在办公桌内给徐恩曾留了一封信，说明两人政见不同，却不要殃及孩子，否则便要将掌握的徐恩曾贪污特务经费、暗算同僚和生活上的一些隐私都捅出来。事后，钱壮飞的女儿、女婿和幼儿都被抓捕，不过，徐恩曾毕竟担心短处被揭发，关押一段时间又将他们释放，钱壮飞却从此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儿女。 钱壮飞是位博学多才的红军艺术家。他学过美术，字写得很好，曾设计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大礼堂，瑞金叶坪的红军烈士纪念塔、博生塔、公略亭等。他的设计不仅内涵丰富，而且造型别致，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如红军烈士纪念塔设计成一个炮弹型，博生塔是堡垒型，公略塔是三角型，像个“公”字。他还经常为《红星报》和俱乐部的墙报画漫画。他的漫画思想新颖，针对性强，很有教育意义，深受同志们的喜爱。比如，红军当时生活相当困难，为了改善生活，领导号召大家养鸡。钱壮飞看到有的人只顾养个人的鸡，不关心公家的鸡，就画了一幅“只见小鸡笑，哪管大鸡哭”的漫画。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批评那些只顾养个人的小鸡，不管养公家大鸡的人。 第84页 1933年，钱壮飞任军委二局副局长时，积极带领和组织大家开展文娱活动，经常与李克农、胡底等同志编导和演出话剧、活报剧和双簧，以丰富的政治内容和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揭露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提高红军战士的政治觉悟。钱壮飞自编、自导、自演的剧目很多，中央苏区的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几乎都有他参加演出的剧目，并以善演蒋介石为人们称道。他与李克农、胡底根据自己经歷编写的四幕话剧《红色间谍》（又名《松鼠》），曾名噪一时。该剧在人物塑造和细节刻画上都很有特色，使一个很严肃的题材，以轻松活泼的喜剧形式表现出来，突出了“侦探灵活如松鼠”的主题。他与李伯钊、胡底等人参加演出的大型歷史剧《我——红军》，是当时苏区的保留节目之一。当时的《红色中华》发表评论：“大型话剧《我——红军》演出的成功，无疑开闢了苏区文化教育的新纪录，可以说，这是苏区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 钱壮飞还为红军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他被同志们誉为“红色戏剧”活动家。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后来多次说过，如果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党忘不了他深入龙潭虎穴，为保卫党中央安全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的功绩永远铭刻于史册。 1935年3月末，钱壮飞随军长徵到达贵州金沙县，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人沙土镇附近的丛林，随即失踪，被判定为牺牲。解放后，原反动民团头目受审时交代，当时他们捉住一个手拿雨伞自称文书的中年人，认为是红军干部便杀死投尸山洞，所说的外貌特徵与钱壮飞一样，烈士的最后结局才终于明了。 第34章 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瞿秋白 1923年6月，瞿秋白同毛泽东等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的瞿秋白刚刚告别赤色的苏维埃俄国回到国内，他是中国以记者身份前往俄国，并对革命的俄国作详细报导的第一人。 出身于没落封建大家庭的瞿秋白，伴随着生活上的困窘和精神的苦闷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打破了瞿秋白孤寂的生活，他奋不顾身地参加到这股洪流中，同时，面对“现在世界的新潮流已经一天一天涌起来了”的局势，思考着“中国人要怎样才能生存在现在世界上”这样一个大问题。 十月革命烈火燃起的同时，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也一起涌入，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放开，泥沙俱下。 瞿秋白同当时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一样，对社会主义的意义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模煳不清。1920年10月，应北京《晨报》馆的聘请，瞿秋白决定到“红艷艷，光灿灿”的莫斯科，去寻找“共产主义人间化”的真理。汽笛声声，将赤色的首都莫斯科带到瞿秋白的面前，他在内心高唿：“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 瞿秋白用他那深入浅出、分析精闢的政论，优美深情的诗歌和散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化为自己的切身体验介绍给渴求光明的中国人民。他多次见到过列宁，并当面聆听过这位伟人的演说。经过对“俄乡”的实际考察和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学习、钻研，瞿秋白被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深深地吸引住了。 1922年2月，经过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东方稚儿”终于在赤色的旗帜下，在赤色的国都，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2年12月，在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瞿秋白依依不捨地告别了使自己脱胎换骨的莫斯科，回到了祖国，开展革命斗争。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发展、壮大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 “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 6月的广州，天气已很炎热了。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也始终充满了激烈的争论。对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从而推动革命的发展，与会代表已达成共识，但对合作採取何种方式，却有不同的看法。 以张国焘为代表，反对全体共产党加人国民党，坚持“左”倾关门主义以陈独秀为代表，主张把共产党合併到国民党中去，坚持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毛泽东与瞿秋白对这两种错误倾向予以坚决的反对，主张既要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又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我党自立自主的立场和开展批评的自由他们的主张，受到与会大多数代表的贊同和拥护，使大会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略带书生气质的瞿秋白以其坦荡的正直品质、渊博的学识和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给即将迈入而立之年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后，他们回到上海共同在党中央工作。1924年1月，他们又一起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合作和革命斗争中，瞿秋白和毛泽东由相识逐渐到相知。 歷史发展到1927年时，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阴谋发动政变，夺取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却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对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一味採取压制政策。毛泽东、瞿秋白等人一方面坚持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反动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和批判，另一方面他们非常注意解决农民问题，并积极领导、支持工农运动。 第85页 1927年1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对农民运动进行了30多天的实际考察，写出了着名的革命檄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报告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上连载后，极大地鼓舞了农民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的积极性。而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却对毛泽东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方针、政策持反对态度。他们以“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为由，禁止中央机关刊物《嚮导》予以全文转载。 时任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的瞿秋白，在武汉看到该报告全文后非常高兴。同时对这个“为农民说话”的报告受到陈独秀等人的压制而深感气愤，为扩大宣传和影响，瞿秋白把该报告交给了党的出版机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名出版单行本。 4月11日，瞿秋白饱含激情，为《报告》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够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有‘人’说他们是过分了，但是这是不是人话呢？——至少都是反革命派的话……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受到了血雨的淋沥、腥风的吹熏。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会上，瞿秋白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秋白在会上坚定表示：“我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如果再不明白公开地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要。一切为革命的胜利！”这种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 正是由于“这种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和对中国革命的深刻认识，在汪精卫向人民举起屠刀、大革命完全失败的危急关头，28岁的瞿秋白勇敢地挑起领导全国人民继续战斗的重担。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决定，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会议发表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奋斗。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八七”会议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使革命重新走上大道。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方向。然而，在年轻的瞿秋白的领导下，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怀着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恨，在前进的道路上犯了革命急性病，形成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领导机关“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由于毛泽东等人的批评和抵制，以及实际工作中遭到许多损失，这样的“左”倾错误路线到1928年年初就停止了，到4月瞿秋白离开上海到苏联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了。 当瞿秋白再次踏上莫斯科的土地时，莫斯科已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首都了。红场依旧，但苏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迎着扑面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瞿秋白感到无比的激动和自豪，但一想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自己的领导下出现的失误和挫折，他又感到沉甸甸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一位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自己的错误毫不避讳。 在1928年6月召开的第六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作了自我批评，检查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为党的六大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起到重要作用。 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会后，他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在瞿秋白驻苏的两年时间里，中国革命有了极大的发展。但自1930年6月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党中央后，为贯彻其“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中国革命又遭受了损失。7月，瞿秋白接受共产国际的委託，回国负责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望着熟悉的街道和树木，瞿秋白与上次一样，满怀依依不捨之情告别了莫斯科，踏上经由德国柏林回国的征程。与上次不同的是，此次回国，瞿秋白的行李包中秘密地藏着《中国问题决议案》文件——他肩负着重新率领中国共产党走出挫折，走向胜利的重任。他深信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的，他同样深信他还会来莫斯科，再来看一看蔚蓝天空下的红场。然而，此次一别，竟是他与莫斯科的永别！ 第86页 1930年9月，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错误路线。然而在此4个月以后的1931年1月，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维护和执行国际路线”为旗号，以反对“立三路线”和瞿秋白所谓的“调和路线”为藉口，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开始了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瞿秋白遭到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被排斥离开了中央领导机关。 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机关的瞿秋白，凭藉其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卓越才华、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和其运用自如的俄文知识，立即参加并领导了当时上海文艺战线的斗争。 他与茅盾、鲁迅、夏衍等着名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曾赠他一副立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两人的杂文堪称“双璧”，瞿文似照妖镜，鲁文像解剖刀。在国民党当局搜捕下，瞿秋白有12篇杂文用非共产党人的鲁迅为笔名发表。《鲁迅杂感选集》也由瞿秋白编选并作序。有几次敌特搜捕时，瞿秋白和夫人还躲到鲁迅家过夜。 那时候的白色恐怖是非常严重的，但他却冷静、细緻地处理工作。他正在受着“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可是，在实际工作中，丝毫也没有让人感觉到他受了委屈。在日常谈话中，他仍是那样的乐观、潇洒、幽默；在工作上，他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仍很仇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是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的，而在秋白同志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骚、委屈的痕迹。 1934年1月，在上海文艺战线整整战斗了3年的瞿秋白，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悄悄地离开了上海，踏上了去苏区的征程——在那里有一个自由的大地等着他去驰骋，有一个更重要的领域等着他去开拓。2月，瞿秋白到达了中央苏区，到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在这里，他见到了阔别近7年的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正是这个红色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毛主席”的称谓正是从这里喊起来的。到苏区后，瞿秋白担任了临时中央政府的教育部长（当时称人民教育委员），积极开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 瞿秋白到达苏区的时候，中央苏区正开展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採取了错误的方针，中央红军被迫转移。10月，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8万多人，被迫撤出革命根据地，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出发，向西转移，开始长征。当时身患重病的瞿秋白提出随红军长征，毛泽东也向中央提出应该带瞿秋白一起走，但因当时有人反对而被迫留下。 这位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无产阶级战士，在主力部队长征后，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抱病工作，他主编的《红色中华》仍继续出版。1935年初，中央苏区陷落前夕，分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护送瞿秋白、何叔衡等不便打游击的人向闽西突围，想从那里再化装去上海。2月24日，在转移途中被保安团截击，瞿秋白因有严重肺病无力奔跑在福建长汀县灌田区水口乡小径村牛庄岭被俘。 在狱中，敌人用尽了一切手段，妄图使瞿秋白“归顺”，为他们的反共宣传增加一份有分量的“材料”。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劝降，瞿秋白始终保持坚贞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革命气节。他在一张狱中拍摄的照片上写道：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有深刻意义的话。 在汀州狱中，在瞿秋白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时，他写了一首《卜算子？无题》 词：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是香如故。 1935年6月18日上午8时，瞿秋白被押到长汀中山公园的中山亭。他高唱着《国际歌》，缓步走上刑场，在“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的高唿声中，敌人的枪响了，瞿秋白英勇就义，时年36岁。 毛泽东为失去瞿秋白这位既懂政治，又懂文学、艺术的战友和革命家而深感悲痛和惋惜。1945年4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歷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瞿秋白光荣、伟大的一生给予了正确评价：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第35章 以“两条半枪”起家的——方志敏 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出生于江西省弋阳县一个世代务农之家。他从小体弱却长得十分俊秀，在村里有“正宫娘娘”的绰号。8岁人私塾，17岁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曾组织九区青年社，以“抱不平、均贫富”为宗旨。1919年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人江西省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后因加入江西改造社，参加编辑《新江西》社刊等被校方开除。 第87页 1921年入九江南伟烈大学（即同文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读到了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积极参加“反基督大同盟”的活动，带领同学上街贴标语，宣传演讲，开展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不料这时他的肺病復发，常常吐血不止，他在病中写了两首诗，一是《哭声》： 仿佛有无量数人在我的周围哭泣呵！ 他们呜咽的、悲哀的而且时时震颤的声音， 越侧耳细心去听，越发凄楚动人了！ “我们血汗换来的稻麦， 十分之八被田主榨取去了， 剩的些微，那够供妻养子！…… “我们牛马一般的在煤烟风尘中做做输运，奔走， 每日所得不过小洋几角，疾病一来， 只好由死神摆布去了！ “跌倒在火坑里， 呵！这是如何痛苦呵！ 看呀，狂暴的恶少， 视我们为娱乐机械， 又来狎弄我们了！…… “唔！唔！唔！ 我们刚七八岁就给放牛，做工去吗？ 金儿福儿读书，不是，……很快乐吗？ “痛呀！枪弹入骨肉，真痛呀！ 青年人，可爱的青年人， 你不援救我们还希望谁？” 似乎他们联合起来，同声哭诉。 这时我的心碎了。 热泪涌出眼眶来了。 我坚决勇敢的道： “是的，我应该援救你们，我同着你们去……” 二是《呕血》： 呵，什么？ 鲜红的是什么？ 血吗！ 我为谁呕？ 我这般轻轻年纪，就应该呕血吗？ 呵！是的！ 我是个无产的青年！ 我为家庭虑， 我为求学虑， 我又为无产而可怜的兄弟们虑。 万虑丛集在这小小的心儿里， 哪能不把鲜红的血挤出来呢？ 呵！是的，无产的人都应该呕血的， 都会呕血的——何止我这个嬴弱的青年； 无产的人不呕血， 难道那面团团的还会呕血吗？ 这可令我不解！ 我为什么无产呢？ 我为什么呕血呢？ 方志敏虽然在病中，他仍然关怀着劳苦大众。在他的诗里，真切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他对旧社会的愤恨之情。 1922年，方志敏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组织江西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私立黎明中学和南昌文化书社，进行革命宣传组织活动。为躲避敌人的搜捕，他不得不逃往南京，在南京又无法找到工作，孤身住在一个小客栈里，写了一首诗《同情心》： 在无数的人心中摸索， 只摸到冰一般的冷的， 铁一般的硬的， 烂果一般烂的， 它，怎样也摸不着了—— 把快要饿死的孩子的口中的粮食挖出来， 餵自己的狗和马； 把雪天里立着的贫人底一件单衣剥下， 抛在地上践踏； 他人的生命当馒餐， 他人的血肉当羹汤， 啮着，喝着， 还觉得平平坦坦， 哦，假如还有它，何至于这样？ 爱的上帝呀！ 你既造了人，如何不给个它！ 已经成为职业革命者的方志敏，他在逃避着敌人的搜捕、在找不到工作难以立身的情况下，仍然用他的笔，他的精神和热血，来剖析、揭露旧社会的罪恶。诗中的“它”，是指同情心。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只有残酷的压榨，没有丝毫的同情心可言。这是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只有在劳动人民中间，才会有真正的阶级友爱。 1924年后，他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参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组建工作，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委员长，被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1925年，他到广东向毛泽东、彭湃学习农运经验，领导江西农民运动，建立农民自卫军。1927年夏国民党反共后，他潜回家乡，以“两条半枪”起家，在赣东北恢復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动员数万农民，于1928年1月举行暴动，他亲任中共五县党委书记兼武装起义总指挥，与邵式平、黄道等领导弋阳起义后，率工农革命军转移至磨盘山开展游击战争。 1929年，他领导成立江西红军独立一团，开闢信江革命根据地。10月任信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被选为中共信江特委常委。领导创建了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1930年春夏，蒋、阎、冯军阀发生大混战。方志敏利用这一时机率红军独立团占领景德镇市，迅速将千余人的队伍扩大到上万人，建立了有近百万人口的赣东北苏区。领导成立红十军并任政委。 1931年3月成立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任主席；成立中共赣东北省委，任常务委员，领导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反“围剿”斗争。11 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荣获临时中央政府颁发的红旗奖章。1932年12月赣东北省改称闽浙赣省，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闽浙赣省委常务委员。 第88页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受到大会表彰。毛泽东称赞赣东北苏维埃政府是模范。10月兼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11月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军团政委。 在家乡赣东北经过7年艰苦奋斗后，这年年末奉中央命令，率红十军团北上进人皖南，以掩护中央红军向西长征。面对这一危机形势，一些人不免有些悲观消沉，方志敏以身作则，鼓励大家振奋精神，树立必胜信心。他告别已怀孕的妻子缪敏和5个年幼的孩子毅然上路。红十军团1万余人孤军进人皖南后，连遭敌人围追堵截，有耗无补，损失极大。 1935年1月，部队折返皖赣边界，遇敌阻击被拦截沖成两段。当时，方志敏率领前卫800余人已冲出包围圈，见大部队未跟上便要返回。师长粟裕和其他同志要方志敏去赣东北苏区，他们回去接应。方志敏下令让他们先行，自己率十余人趁黑夜潜入包围圈，找到大部队组织突围。在皖南怀玉山区又遭到国民党匪军的重兵围攻，在激战中失败，方志敏因叛徒告密在怀玉山陇首村被俘。 敌团长得知抓住方志敏，甚觉喜从天降，忙出屋迎接，倒水让座，企图诱降。他还虚伪地奉承说对方志敏慕名已久，今日得见实在是三生有幸，并拿来笔墨，希望方志敏能写点文字。方志敏一眼就识破了敌人的鬼把戏，郑重地坐了下来，提起敌人准备好的笔，在铺好的纸上认真地写道： 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知识分子，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第一次大革命。1926-1927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志日益坚定。这次率领红军北上抗日，不幸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 敌人没有办法，就将他转移到南昌监狱。在南昌监狱里，敌人对方志敏劝降并未死心，将他单独关在一间小囚室里。敌军法处不仅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而且在表面上管理也比较放松。在他的囚室里备有笔墨纸砚，供他写反省材料。敌人的妄想不但没有实现，而且给方志敏提供了狱中斗争的方便条件。他用这些笔纸，写了许多鼓励狱中难友的秘信，在放风时偷偷分交到各个牢房难友手中。他利用这个机会，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歷史》、《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死》等文章。在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革命的无限热情和无比的坚定性，同时也流露出了他对祖国、对民族解放的真挚、强烈的情感。他那视死如归的乐观精神和凛然不屈的英雄气概，给难友们很大的鼓舞。他在传递给难友的一张纸条上写道： 在监狱中要学习列宁同志的榜样，为党工作，坚持斗争，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 他在一篇文稿中还写道： 我们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的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再为党工作。但是，我们绝不是偷生怕死的人。我们为革命而生，愿为革命而死！到现在无法得生，只有一死谢党的时候，我们就都下决心就义。 他在另一封信里，曾激动人心地表达了他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和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 ……如果我能生存，那我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唿喊一天。如果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或在我葬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可视为我精神寄託吧！在微风吹拂中，如果那朵花上下点头，那可视为我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致以革命的敬礼！如果那朵花左右摇摆，那就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 方志敏在狱中，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始终念念不忘的是党的事业。一天放风时，一位难友塞给他一张报纸，他回囚室一看，发现其中有一条关于中央红军在黔北大胜利的消息，顿时狂喜！急忙想办法把报纸传递到别的囚室去，他并在这条消息旁写道： 亲爱的全国红军同志们！我在狱中热诚的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希望你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坚决战斗，全部消灭白军，创造苏维埃新中国！ 方志敏看到红军的胜利，他思念党、思念战友，他多么想早点出狱，早点与战友们并肩战斗呵！但是敌人防范很严，一时又无外援接应，只身越狱真比登天还难！但他，没有死心，仍不放过丝毫的机会。他在遗书中写道：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虽在狱中，但我们的脑海中仍在不断的思念着同志们的奋斗精神，总祈祷着你们的胜利和成功！我直到现在，革命热忱仍和以前一样。我现在正准备着越狱活动，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则坚决牺牲！我想，我若能越狱出来，我将用我最高的努力去创造新苏区和新红军，以弥补这个损失。同志们！越狱可能性很小，但我经过努力，不成就慷慨死去！我不能完成的工作责任，只有加重到同志们的肩头上了。 方志敏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坚定不移，顽强不屈。他对革命的前途充满无限的信心，认定革命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在《可爱的中国》里，他曾留下振奋人心的预言： 第89页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嘆，笑脸将代替了哭容，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么光荣的一天，决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方志敏的文章和诗歌，犹如其人；读其诗如见其人。他在《狱中纪实》写道：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 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方志敏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经过个人的最后奋斗，于1935年8月6日，在南昌下沙窝从容就义。 第36章 铁窗难锁钢铁心的——王若飞 1896年10月11日，王若飞出生于贵州安顺。在其舅父——进步教育家黄齐生的影响下，少年的王若飞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后毕业于贵阳达德学校。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进步活动。1918年春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明治大学，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1919年5月7日因反对“二十一条”愤而回国，参加五四运动。同年10月，同舅父黄齐生等人由上海启程赴法国勤工俭学。临行前，他们拜访了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手书“奋斗”二字，赠给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们。 在法国，他经常和蔡和森、赵世炎等人在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逐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他曾在钢铁厂、胶鞋厂做工，并参加领导成立工学世界社，组织留法学生向中国公使馆请愿等活动。 1921年夏，他和周恩来、赵世炎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秋又和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 ，被选为执行委员。1922年10月加人法国共产党，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3月，他被党组织派往苏联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3月回国到上海，参加五卅运动阎先后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和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等职。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领导开展河南、陕西地区工人运动和国民运动，建立发展中共党、团组织，成立河南省总工会，组织农民协会，帮助国民二军建立政治工作，併到江苏的徐州、安徽的宿州等地领导工农运动。这年秋天，他同李培芝结婚。 1926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同年10月至1927年3月，参与领导上海工人第一次、第三次武装起义，直接指挥南市区战斗。后出席中共“五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中央农委负责人兼江苏省委农委书记。为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宜兴、无锡、江阴、常熟四县秋收暴动计划。同年11月组织领导宜兴、无锡东北乡农民暴动。 1928年4月，到南通部署发动如皋、泰兴等八县“五一”农民大暴动，建立了一批农民武装，为建立红十四军奠定了基础。 同年夏，赴苏联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上，王若飞批判了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自己担任中央秘书长时应负的责任不推卸，自我批评说，那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很幼稚，不能深刻认识陈的错误，盲目信仰执行，自己应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会后参加了共产国际“六大”，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留在了莫斯科。 1931年8月，他以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回国，到内蒙古包头开展工作。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他曾派乌兰夫等人，去深人发动包头西部农民。11月，因叛徒出卖不幸在包头被捕。 在被捕时，王若飞身上还有个地下党员名单，他在危机中忙将写着名单的纸塞入口中，敌人发现后，立即扼住他的脖子，他吞不下肚子里，就用力将其嚼碎。当敌人用铁器撬开他的嘴巴时，那张纸已被嚼碎与唾液、鲜血搅和在一起，什么也看不清了。就这样，他在生死关头，为革命保存下了一批优秀干部。 他被关入绥远第一监狱。当时，狱中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王若飞为了鼓舞难友英勇斗争，曾经写了一篇短文《生活在微笑》。他用锋利的笔调，指出生活里充满了斗争，描写了难友们斗争得胜的情景。“死里逃生惟斗争，铁窗难锁钢铁心！”他的这两句名言，就是该文的结尾。 王若飞在狱中坚贞不屈，坚决斗争，并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有一天，敌人为了在精神上打垮他的斗志，也为了恐吓群众，对王若飞搞了一次假枪毙。当他还未被押出监狱，包头的群众已在传说，要杀“大共产党员”了，大街的两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 王若飞被押出来时，前后左右有八个全副武装的军警，端着子弹上了膛的步枪，紧张地拥在五花大绑的犯人的前后。 王若飞以为自己的路走到了头，但他却镇静自如，好像在人群中闲庭信步。死，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并不可怕，遗憾的是党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去做。可现在没有时间了，就在这到法场去的路上，也不能浪费这最后的一点时间。他开口讲话了，这个被敌人称作“铁嘴”的共产党员，说出来的话就像一串串子弹，每一句都击中了敌人的要害…… 第90页 敌人本想利用这种形式，打打王若飞的不屈气焰、震吓一下老百姓。没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阴谋全落空了，而且得到的竟是完全相反的效果。 王若飞这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就连当时绥远国民党反动当局，也不得不暗中称赞。有人曾这样说：“军人上战场，脸也得白一白。这个共产党员在死亡面前却面不改色、从容演讲，实在让人钦佩！” 伪省长见武的不行，又施展文的。他把王若飞请到他的客厅里，作了一次长谈。王若飞认为这也是一次宣传我党主张的好机会，就详尽地谈了联合苏联共同抗日的意义和可能性，并且还草拟了一份数万言的抗日救国意见书。在狱中十分艰苦的环境里，王若飞还注释与批判了一本《易经》。伪省长看到这些情况后，不能不从心里产生敬仰之意，认为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国家难得的人才。他想不通的是这样的杰出人物，怎么都参加了共产党呢！ 1934年春，王若飞虽然被判了15年徒刑，但他的心胸依然是开朗豁达的。每次，他的舅父黄齐生去探监时，王若飞虽然戴着沉重的脚镣（他坐牢5年另7个月始终戴着脚镣，因此出狱后走起路来两腿成了弧形），但他的面部却始终是带着笑容，充满了自信地说：“由他去判十年二十年，但中国的情形是要变化的，三五年就会变、会大变。” 他有坚定的信心，常常领导难友进行斗争。他挨过打，也曾患过危险的伤寒病，但从未恢心过。他若有一点点东西，就会拿出来周济同监的难友。但不仅在物质上帮助，更多的是在政治上帮助。有一位难友后来说：“我所懂得的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是在监狱里奠定的，我的启蒙老师就是王若飞同志。” 王若飞就像一团火，使敌人十分害怕，经常将他关在单间里。这种与世隔绝的做法，非常残酷，无人说话，无人交流，久而久之，人的语言功能会减退，人的思维功能就会麻木……王若飞也是人，当他恢復自由后，一下子不能适应常人的生活。刚开始半天不说一两句话，问他一句，他只是“嗯”的一声。他是听到了别人的话，但已经不能立刻作出回答。因为他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接触不到群众，思维变得非常单一…… 然而，监禁、隔离是不可能打倒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的！王若飞不屈的精神，不但影响了难友，而且也影响了许多看守。有的看守在他的精神感召下，自愿偷偷地替他买纸、买笔。王若飞在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情况下，写出了两篇批判两本书的长稿。正因为这样，关他的那个监狱，在王若飞被囚的五年多时间里，曾经撤换了十几个看守。 1936年红军东渡，进人山西后，阎锡山把王若飞押到山西太原陆军监狱，想以他的生命为条件来与红军谈判。1936年底，又把他转入训导院。 1937年，王若飞经党营救出狱。9月到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中央军委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领导敌后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战争。 1941年1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秋任中共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1944年夏任中共中央代表，同林伯渠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谈判虽因国民党缺乏诚意而没有结果，但王若飞的才华得以展示。中共中央南方局改为中央重庆工作委员会后，王若飞任书记。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促进国内团结，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毛泽东决定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临行前，中央多次开会研究毛泽东是否亲自去及去的时机问题。 1945年8月25日，王若飞由重庆飞抵延安，连夜向毛泽东等七个政治局委员汇报了蒋介石的动态和重庆的情况。经过全面分析，在第二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 “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 1945年8月28日下午，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不计个人安危，带着争取和平民主的美好期望，在解放区人民关心、优虑的目光中登上了去重庆的飞机。 毛泽东亲自来渝，出乎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的预料，在社会上更是引起巨大反响，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欢迎。作为中共谈判代表，王若飞受到社会的广泛注意。在谈判桌上，他作为助手与周恩来配合默契，以巧妙的斗争艺术、高超的谈判技巧、犀利的语言，阐述了我党的立场、观点，常常使国民党代表无言以对。经过43天的艰苦努力，1945年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正式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为《双十协定》），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后，王若飞与周恩来继续留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946年1月，王若飞和周恩来等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于山西兴县黑茶山机毁遇难。 第37章 在烈火中永生的——叶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挺先后被软禁在江西上饶集中营李村、广西桂林、四川重庆；1942年12月，又从重庆转押至湖北恩施，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叶挺的长子叶正大，在父亲遭受磨难时，为了照顾母亲，留在家乡；次子叶正明和三子叶华明以及小女儿叶扬眉为了安慰父亲，一起陪父亲软禁了三年。 第91页 叶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十分关心着自己的儿女，儿女们懂事后也时时在关心着父母。叶正大虽然为了母亲留在家乡，但他没有忘记正在受难的父亲。叶正大说：“人的一生，10岁至20岁之间，是人生观的形成期。我的人生观的形成，受父亲的影响最大。1941年‘皖南事变’时，我已14岁。父亲被囚禁后，为了抒发自己对革命事业坚定信仰的忠贞感情，以及对反动派的满腔愤慨和对那些无耻叛徒的极端蔑视，在囚室中写下了那首题为《囚歌》的不朽诗篇，在华夏大地上广为流传：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这首诗由郭沫若公开发表并评价说：“这里燃烧着无限的激愤，但也辐射着明澈的光辉，这才是诗。”但叶挺在皖南事变被扣押后，已深知自己处境的艰难，即写了15页纸的个人回顾，总结一生：“七次失败，无怨无悔”。并用一首小诗，来概括自己的人生观： 不辞艰难那辞死， 生死原来相游戏。 只问此心无愧怍， 赤条条来光棍逝。 这首鲜为人知的绝命诗，道出了一条永恆的真理，不管是哪个阶级的人，官职有多高，本事有多大，谁也逃脱不了这“赤条条来光棍逝”的规律。叶挺这首看来不起眼的打油诗，实际上是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我们可以从他的诗里，看到他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节操。 叶正大懂事后，头脑里一直困扰一个问题，就是爸爸那脱党后流落海外的10年该做何评价。当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时，叶挺带领所属部队，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他本人并在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担任军事指挥，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遗憾的是，他于广州起义失败后不久，脱离党组织，在海外流亡了10年，对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评价，歷来存在不同的观点。作为他的长子，在叶正大的心灵深处，不能不画上问号，不能不留下痕迹。 叶挺为什么脱党？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开党组织流亡海外的？这是叶正大一直关注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识的提高，他渐渐弄清楚了他父亲脱党流亡海外的原因，那是由于两种压力造成的：一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在党内受到了清算，中共广东省委认为叶挺“消极”，要给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其实，广东省委的这个结论和处分是错误的。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叶挺预料到在反动势力强大的城市发动武装起义，难免遭到失败。但当党组织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要他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时，他坚决服从了组织决定，秘密从香港潜回广州。起义开始后，他沉着地指挥战斗，很快地攻占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方。后来，广州外围的反动军队源源不断包围市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叶挺以战略的眼光提出：“最好不要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与那里的农民结合。”这个意见是十分正确的，可惜没有被採纳。当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在起义中牺牲后，起义军在失去了主要领导人，且敌情越来越严重的危急情况下，叶挺与聂荣臻商量，当机立断组织起义军撤出广州，减少了损失，保存了部分革命力量。然而，党内李立三、王明等人却无视叶挺在广州起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把失败的责任全归到他的头上。二是叶挺到莫斯科后受到米夫、王明集团的严厉批评和无情打击，共产国际也没有人理他，还指责他“政治动摇”。叶挺忍受不了这种无理指责，心情十分沉重，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流亡德国。 歷史已经证明，当时对叶挺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周恩来后来说过：“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叶挺在回忆这段经歷时也曾说：“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我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叶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脱离党组织，流亡国外的。 早在1928年初，周恩来受党中央的委託，处理李立三对于广州起义问题的错误做法过程中，对叶挺在广州起义期间所表现的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是十分清楚的。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对广州起义的歷史意义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因此，周恩来对王明一伙仍然丑化广州起义的歷史意义，并对叶挺无理打击和诬衊的错误做法是不同意的；对叶挺被迫离开党到海外流亡十分同情，认为叶挺是无辜的，应该给他伸冤平反。周恩来一直坚持自己这一看法，后来曾一再表示：“广州起义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第92页 1928年11月间，周恩来从莫斯科经柏林回国途中，在柏林特意会见了叶挺，对叶挺当时的困难处境表示深深的理解和同情。他还针对叶挺当时存在的消极情绪，语重心长地开导说：“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干革命成功不必自我。”周恩来的劝导，对叶挺帮助很大，使他很快地振作起来，把注意力集中在学习方面。他认真学习和掌握新的军事科学知识，密切注意和考察外国军事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不断提高自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叶挺返回澳门居住，主动向党派来的人员张云逸、潘汉年等汇报自己的情况，表示自己返回祖国参加抗战的愿望。叶挺还断然拒绝了国民党方面对他的拉拢，坚持崇高的政治节操和革命品德，不为威逼利诱所动。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叶挺离开澳门前往上海等地，与正在上海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会面，向他倾诉了自己几年来的心情，表达了自己要求参加抗战的强烈愿望。 1937年10月下旬，叶挺赴延安，向党中央请示关于组建新四军等问题，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接待与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致辞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贊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也应邀讲话，他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叶挺参加了创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并率领新四军奋战大江南北，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威震中外。毛泽东曾赞誉叶挺“领导抗敌，卓着勋劳。”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蒋介石囚禁。1941年2月12日，叶挺在狱中写信给蒋介石，请求以自己判死刑来换取释放被俘的新四军干部。信中说：“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復其自由。”蒋介石对叶挺的请求不予理会。 一年后，即1942年5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叶挺。现将叶挺亲自追记的谈话记录摘抄如下： 卅一年五月十二日晚上八时半 甲（蒋）：步入客厅频点头。口哼哼不止。三人三角对座毕。 甲：身体还好？ 乙（叶挺）：还好。 甲：一年来休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很好让尔做点事。 乙：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甲：尔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尔完了还会杀了尔。去年（实为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尔回去，尔就回去。 乙：因为辞职没批准，只好回去，对xxx（新四军）案子我已尽了自己的能力……《孝经》上说：“小杖则受，大杖则逃。”我们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几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该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裁判。 甲（大声）：尔的部下就是xx（共产）党！他们破坏抗战，搅乱后方，尔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么？ 乙：如果这样说，xxx（新四军）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甲：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尔是不是xx（共产）党？ 乙：到现在止，我没有任何党籍。 甲：尔觉得xx（共产）党对，尔就到那里去；尔觉得国民党对，尔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 乙：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甲：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尔前途是光明的。 乙：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甲：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忏商量好了答覆我。 乙（起立鞠躬）：谢谢委员长。 回来后还同郭忏谈话一小时。最后结束语：“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蒋介石仍不死心，一再指示顾祝同等要继续对叶挺玩弄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手段，并要顾祝同向叶挺着重转达蒋是如何“重视”叶挺的，只要答应投降归顺过来，就可以得到“重用”，并以“要职”相委。顾祝同再找叶挺说了“委座”如何“关心”和“重视”他，还要委任他要职，务希叶挺能领会“委座”的厚望，等等。但叶挺丝毫不为所动。 不久，顾祝同又串同了黄百韬、茅迺功等人，把叶挺从李村监狱接出来，继续对叶挺进行诱骗，妄图迫使他就范。 顾祝同说：“希望你不要太固执，不要辜负‘委座’对你的‘关心’与‘厚望’。你只要发表一个声明，表示皖南事变不关政府的事，而是共产党挑起来的，便可以了；你不是共产党员，对此没有责任。这样，你便可以恢復自由，‘委座’就会委任你当我的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甚至想当司令长官都可以。你何乐而不为呢？” 第93页 在叶挺被囚禁的5年多时间里，国民党对叶挺的劝降屡遭拒绝后，蒋介石并不死心，费尽心机，不断派人劝说，想以高官厚禄诱使叶挺变节，结果都枉费心机。 当时，任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与叶挺是北伐时的老同事，原来两人私交较好。1943年春，陈诚奉命去看叶挺，想用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高位，劝诱叶挺就范，不但遭到叶挺严辞拒绝，并还义正辞严地要国民党依法惩办围攻新四军的策划者。叶挺一再质问陈诚：“为什么要袭击新四军？”“抗日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把我囚禁起来？”间得陈诚无话可说。 后来，在恩施陈诚的公馆里，陈诚再次提出要叶挺就任他的副司令长官。叶挺愤怒地说：“要我做什么副长官，除非你的蒋老闆下台，让共产党领导！” 并一把把桌子揭翻。 更可笑的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还去看叶挺。叶挺故意穿着短裤汗衫，盘腿坐在地板上，挥着葵扇纳凉，对戴笠爱理不理，弄得戴笠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好熘走。 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一再交涉，并提出要将邯郸战役中俘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马法五放回作为交换叶挺的条件，终于迫使蒋介石答应释放叶挺。 周恩来把这个喜讯带回延安，并考虑到叶挺很想念自己的孩子们，就安排小扬眉去重庆接父亲，正明、华明在延安等待迎接。 叶挺获释后，夫人也从广州赶到重庆。4月8日，叶挺与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叶挺的夫人和小女儿一同乘飞机回延安，不幸中途失事，机上17人全部遇难。听到噩耗，叶挺的孩子们真是悲痛欲绝，从此父母双亡、小妹夭折，他们活下来的兄弟都成了孤儿。 第38章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的——陈然 1923年，陈然出生于河北香河。1938年夏在宜昌参加抗战剧团。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到重庆，后因剧团解散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繫。曾创办进步刊物《仿徨》。1947年12月重新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重庆市委领导的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特支书记，负责出版印刷《挺进报》。 1947年秋天，重庆地下党发行了一份秘密的油印刊物——《挺进报》。这份小报是给地下党员、地下社团和进步人士看的。这张小报由中共重庆市委直接领导，下面有三个工作同志：一个负责收听、记录新华社广播，一个负责刻写蜡纸，一个负责油印。 负责油印工作的就是陈然。他当时在一家工厂任代理厂长，社会条件好，真实身份不容易暴露，因此党把这个工作交给了他。 陈然白天在工厂是厂长，晚上就成了一个油印工人。他从未油印过报纸，同时他又有着厂长身份，在那个时代是不便公开向人请教的，只好暗地偷偷学习这门技术。 第一次接受任务后，他想尽快把小报印好，让同志们早日看到《挺进报》，抽出蜡纸铺平了就开印，印了许多张后才发现，印的字全是反的。原来，他不懂，蜡纸正着铺上油印机，印出来的字才是正的。 一次不行，就再干嘛！他毫不灰心，刻苦钻研，认真、积极地执行着党的任务。开头，一张蜡纸只能印35份；几个月后，他经过不断地摸索和改进，一张蜡纸可印到两千几百份了。但他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满足，便又偷偷地学着刻写蜡版。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然经过刻苦练习，练出了一手仿宋体。有一天，他把一张用工整的仿宋体刻的蜡纸送到市委负责同志面前，提出了新的请求：要求市委允许他一个人完成两个人的任务——又刻蜡版又印刷。 市委同志考虑到，陈然同志担任的油印任务已经够累了，一周有两三个晚上通夜不能休息，白天又要上班当厂长，如果再加上刻写蜡版，人是难以吃得消的，就没有同意。 陈然急了，用手拍着胸脯说：“我才25岁，身体很结实，一定能干得了，”接着他又补充说，“这样做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节约一个人，这个同志可以为党做别的工作；第二，可以加快小报的出版时间，简化中间环节，也减少暴露危险。” 那时，正是敌人严密追捕、企图破获《挺进报》的时候。陈然正是根据这实际情况，才刻苦练习刻蜡版的。市委领导望着这个为了党的事业不知疲倦的年轻人，终于微笑着同意了。 《挺进报》的两位工作同志从未见过面，都是由市委单线联繫的。每一次，当陈然收到市委同志转来的新华社电稿时，读着那些激动人心的消息，看着文稿上端正秀丽的字体，他简直被那个同志的出色工作吸引住了。他想，他一定也有什么公开的职业，只是在晚上才冒着巨大的危险来收听的。一年365天，天天这样，从来没有休息过。而且工作一直是这样认真！看得出来，每次送来的文稿，都是在收听以后再认真抄写过一遍才送走的。他真想见见他，或者写封信也好，向他学习，向他致意。但这是违犯秘密工作原则的。 后来，市委知道了陈然的心事，允许他写一封不註明地址、不签名的信给那位同志，只允许写一次信，并且要写得简明扼要。陈然心里想要说的话太多了，不知道怎样写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想了很久，最后只写了一句话：“致以革命的敬礼！” 第94页 几天后，陈然得到了回信，也是简单的一句话：“紧紧地握你的手。”同样没有签名，没有地址。 一句话，一张字条，温暖了革命者的心，把革命同志的战斗友谊紧密地联繫起来了。可是，过了不久，他们被捕了——叛徒出卖了他们。 陈然是1948年4月被捕的。出事的前一天，党组织派人来到陈然家里，通知他说党内出了叛徒，《挺进报》应该尽快转移。临走时，组织上派来的人对他说：“明天晚上，你印好最后一期报纸，后天23日早上8点正，我来帮你运走报纸。这两天你要特别警惕，一有可疑的情况，你就先行离开。 22日黄昏，陈然忽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简讯：“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 这封信分明是警告陈然，要他快走。年轻的陈然捨不得刻好的蜡纸和明天早上就可以印出来的《挺进报》。他哪里知道，这封信是一位在敌人机构里秘密工作的同志，获得消息后，来不及报告市委，才冒险直接通知他的。陈然想到只要过一个晚上就可以离开危险了，他抑制不住工作的热情，走进储藏室，让母亲在外边小门上上了锁。 陈然走进这间秘密的小屋里，他就只想着一个问题，赶快印完《挺进报》！快！别耽误了出版时间，别叫同志们担心他的安全。陈然穿着一身白罩衣，戴着手套，匆忙地工作着。一切全是早想好了的，出了意外，他可以迅速脱下罩衣、手套，就可大步走出去，别人不可能从他身上发现一点油墨痕迹…… 早上5点钟，陈然印完《挺进报》，划着名火柴，把蜡纸烧掉。突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陈然立刻明白髮生了什么事，他轻轻地关上灯，拉开窗帘，推开窗户，随手拿起准备好的扫帚，小心地挂在窗台下面的钉子上。 门被踢开了，几支枪口同时对准了陈然。陈然被捕了。在陈然的房间里，几个狡猾的特务留了下来。危险在一步步威胁着市委！ 上午八点钟左右，市委的同志来取报纸了。四周没有发现可疑的迹象，他径直向陈然住的小楼走去。他习惯地向小楼的储藏室望去，忽然，发现了窗口外悬挂的扫帚——那是陈然留下的报警暗号！他立刻从容地扭转身，从后门走了出去。后来人们才知道，敌人偷偷地在那间储藏室里隐藏了许久，可是一个人也没有捕到。 敌人抓走了陈然，又找到了《挺进报》的油印机关，缴获了《挺进报》和油印机，简直欣喜若狂，满以为会从这个年轻人身上打开缺口，一举破获共产党的地下市委！ 陈然被捕的同时，和他合作的那位不相识的战友也被捕了。他们一个被关在白公馆集中营，一个被关在渣滓洞集中营。过了好些日子，陈然才从难友的口中打听到关在渣滓洞的那个战友名叫成善谋，是个电机工程师。 成善谋在狱中，也从难友的口中得知陈然这个名字。可是，一对生死与共的战友，竟长期无法见面。 陈然在狱中受尽各种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特务多次逼迫他写自白书，都被他严辞拒绝，后来他在激怒中，写了一首诗——《我的“自白”书》，口述给同牢的难友们：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1949年10月28日，也就是在重庆解放的前夕，敌人公开枪毙一批共产党员，大家集合站在院子里，等待伪法官念名字。突然陈然耳朵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成善谋！ 他立即抬头看，对面队列里从容地走出一个人来。沉重的脚镣虽然使他步履蹒跚，但他依然昂着头、挺着胸，两眼直视群魔…… 是的，就是他！陈然昼思夜想的战友，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 “你是成善谋？” “你是陈然？” 一对同生共死的战友，在敌人冒烟的枪口下、带血的刺刀前会面了！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那两双火热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跟上战友的队伍，手拉着手，肩并着肩，昂着头、挺着胸，高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 第四篇 民族斗争取义 引 言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驻守在北平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驻守北平的第二十九军被迫奋起还击。随着日军的不断增兵，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中国守军的阵地几乎被日军炮火摧毁，官兵伤亡惨重。 7月8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在延安联名给蒋介石通电，请缨杀敌，为国效命。同时致电第二十九军将领，愿为其后盾，与日寇决一死战，坚决支持他们抵抗日本的侵略。 7月28日，二十九军副军长、时年45岁的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年仅37岁的赵登禹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英勇牺牲。随之，北平陷落。 第95页 “七七”抗战虽然失败了，但二十九军将士奋勇杀敌、喋血沙场的壮举，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富有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的中华民族，绝不会让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用战争对抗战争，用革命的正义战争对抗野蛮的侵略战争。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抛弃了前嫌，携起手来，一致抗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张国焘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周昆等。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同国民党关系问题、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任务等问题的报告。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秦邦宪、彭德怀、朱德、林伯渠、张浩、林彪、凯丰、聂荣臻、张国焘等发了言。绝大多数同志贊同毛泽东的报告，也有同志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问题、对选择时机分批出兵和留一部分兵力守备陕甘边区等问题谈了一些不同意见。毛泽东在总结髮言时进一步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作战方针也作了一些变更。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徐向前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张浩、徐向前等11人组成。会议的成功，给歷史转折关头的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生和希望。在洛川会议期间，经周恩来、朱德等反覆努力，终于同南京政府达成了协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洛川会议结束的当天，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8月22日，第一一五师开赴晋东北地区；9月3日第一二o师开赴晋西北地区；9月6日，八路军总部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率领下从泾阳县云阳镇出发，15日渡过黄河，21日进抵太原；9月30日，第一二九师开赴晋东南地区。 1937年，在中国歷史上是个风云变幻的岁月。想像不到：由当年的同室操戈，血刃同胞到今日的联合抗日、协同作战！这就是歷史，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共根认同、向心力和凝聚力！ 红军在三个战场上改编，在三个战场上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每一个会场上都有1万多官兵，黑压压、静悄悄地排列着中华民族的精英。将士们悲壮而激昂，许多人流泪了。是啊，当了十多年的铁桿红军，跟国军血肉搏杀了十多个春秋，今天一下都要变成国军，谁能想得通、看得开？! 改编的消息一传开，就在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于这个陡然的转弯，许多同志一下子适应不了，出现相当强烈的牴触情绪。有的说：“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多少亲人，这个仇能这样就算了吗？”有的说：“我宁愿回家当农民，饿死也不穿国民党的军装，打死也不戴青天白日帽徽！”就连反正过来不久的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心里也憋着气，纷纷议论说：“我们戴红军帽，脑壳还没戴暖，现在又要摘下来，真不痛快！” 9月2日，一二o师在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朱德、任弼时来了。朱德在会上说：“同志们，你们思想不通，党中央知道，毛主席也知道。我是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託，来做你们的工作的。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消除各阶层的疑虑，我们可以穿统一的服装，戴青天白日帽徽。同志们思想不通，甚至有的高级干部思想也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不能变，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朱德的话引起了阵阵掌声。贺龙也高兴地放声大笑了。他在大会上说：“就我本人来说，国民革命军的军装，过去我穿过；那个青天白日帽徽，过去我也戴过；那面青天白日旗子，我也打过。有人说，我当将军皮靴不穿，愿穿草鞋跟红军去爬雪山、过草地；高楼不住，跟着红军钻芦苇；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当红军、穿草鞋、钻芦苇，是我的心愿。算起来，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已经又闯荡了十年，跟国民党斗了十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党发的衣服，带那个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和国军没有两样，但我们的心是红的，永远是红的！这是任何外在包装都无法改变的。” 老天爷也仿佛悟到了壮士们复杂的情感，勐烈地颳起阵阵强风，泼下倾盆大雨，噼头盖脑地浇了下来。 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神情严肃地站在阅兵台上。阅兵总指挥陈赓跑步上前报告：“报告师长：队伍集合完毕。……如此大雨，誓师大会是否顺延一天？” 刘师长坚定而严厉地说：“革命的人民军队，只能随时随地充分利用天候、地利去夺取胜利，不能让风雨阴晴左右军事行动的既定安排，何况我们今天是在民族危机、时不我待的紧急关头，大风大雨怎能阻拦我们！” 第96页 不管它狂风暴雨！不管它电闪雷鸣！嘹亮的军号声响压倒了一切。刘师长像铁塔一样站在风雨中，他洪钟般的声音压住了风雨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经过我党的艰苦努力，才建立起来的。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我们要把我们民族的利益看成最高的利益！现在外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力量，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救国，挽救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的分歧埋在心里，真心实意地和国民党合作抗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同志们：改变番号只是个形式，并不能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 说完，刘师长拿出一顶国军帽指着青天白日帽徽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共产党人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国，让我们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 说罢，他率先把那顶国军帽戴在头上，然后向全军发出命令：“现在换帽子！”于是，全场将士一齐戴上了黄军帽，把戴了多年的红军帽小心翼翼地摺叠好，放进怀里。 授旗仪式后，全军在军旗前由刘师长领着宣誓：“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姦污我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那气壮山河的声音，久久迴荡在旷野的上空，激动着每一个革命军人的心！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他们收起红军帽，把红五星换成了青天白日帽徽，穿上了一身国民党的军装，导演出了平型关大捷这场好戏。 八路军誓师出征，开赴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区作战。当时，国民党70万军队，挡不住30万日军的进攻，日军轻取平津以后，妄图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日军占领平津后，山西就处在华北抗战的前线。9月23日，聂荣臻率领一一五师司令部和三四四旅，插到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 平型关，是古长城的一处关隘。此关北为恆山余脉，南接五台山，附近峰峦岩奇，比肩联袂，溪谷深邃，阴森幽静，一条狭谷山路，东通冀北，西抵雁门，地势极为险要，歷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聂荣臻指着地图说：“这里居高临下，是打伏击的理想之地。”林彪说：“战场是没说的，就是不知哪一条‘鱼’来上钩？! ”聂荣臻说：“这是我们同日军的第一次较量，全国人民都在看着，不论大鱼小鱼，我们都必须打好这一仗。” 在全师干部会上，林彪说：“日军进展很快，但骄横而疏于戒备。我们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歼敌可大灭日军威风而长我志气……” 24日，前方传来断断续续的炮声，敌人渐渐临近了。中午，前沿部队向师部报告，日军可能会在翌日大举进攻。 傍晚，林彪、聂荣臻收到阎锡山第二战区第六集团军送来的“平型关出击计划”，拟定第七十一师附新编第二师及独立八旅一部，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向平型关以东的日军出击。林、聂围在一盏马灯前摊开地图又研究了一遍作战方案，深夜零点，林彪拿起电话，下达了三四三旅进入白崖台一线伏击阵地，三四四旅随后跟进的命令。 天，突然下起雨来。林、聂随同陈光的三四三旅向伏击阵地进发，官兵们没有雨衣又缺少御寒的衣物，指战员们冒雨在崎岖的山沟中前进着。在雷电的助威声中，山洪像发疯的野兽，嚎叫着滚了下来。指战员们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着手结成“缆索”，穿过湍急咆哮的山洪，向目的地爬去。 三四三旅征服了山洪，三四四旅只闯过来一个团，其他部队被越来越兇勐的山洪拦住了。林彪下达了后续部队停止强渡山洪的命令，把三四四旅过来的部队作为预备队，将作战任务交给杨得志、李天佑。 清晨，雨停了。指战员们经过一夜风雨侵袭，忍受着飢饿和寒冷，趴在泥泞的阵地上，等待着打击侵略者的号角。 山沟里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日军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的两个连队2千余人和大批辎重车辆，至平型关公路西进。前面是100余辆汽车，跟着是200多辆大车，车上坐满了戴着钢盔的日本兵，最后是骑兵。行军纵队虽然前后衔接，但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车辆、人员拥挤堵塞，行动缓慢。日本兵骄横惯了，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这里会遇到中国军队的抵抗。 7时整，日军全部进入我伏击圈。聂荣臻习惯地看了林彪一眼，林彪果断地下达了射击命令。枪声一响，日军立刻车撞车，人挤人，乱成了一团。聂荣臻对林彪说：“我们应该把沟里的敌人分成几段，让他们首尾不能相接，分段吃掉他们。”林彪点了点头。 第97页 杨得志和李天佑的两个团，向沟里敌人勐烈射击，手榴弹雨点般地落到汽车上，在敌群中爆炸。巨大的冲杀声响彻山谷，战士们勇勐地向敌人冲击。 受过军国主义训练的日本兵，虽然失去了统一指挥，已被我军分割成数段，却仍然顽强抵抗。冲击到沟底的八路军指战员，用打国民党的办法，边沖边喊，很想多抓一些俘虏。他们不了解日本兵骄横异常，不肯轻易投降，结果不少人遭到日军暗算。战士们怒火填胸，使伏击战发展成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肉搏战，子弹打光了，刺刀拼断了，双方徒手扭成一团，相互用脚踢，用拳砸，用牙咬，实在是罕见的惨烈…… 中午时分，枪声渐渐稀疏了。聂荣臻随同出击部队来到沟底的公路上。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1000多人被歼灭了。板垣征四郎，这个中将师团长，有名的“中国通”，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眼皮底下有一支严阵以待的中国军队——八路军。板垣师团的武士道精神在日军中是有名的。板垣选择平型关作为迂迴路线，是因为他认为山西和河北交界处是比较薄弱的环节。他率军队进攻华北以来，遇到的中国军队都是不战而退，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栽倒在“土八路”脚下。从此，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彻底打破了。 10月中旬，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为保卫太原，组织忻口防御战，从5个军中抽调13个步兵师、5个步兵旅，约13万人担任战役正面作战；八路军与两翼侧击，日军投入兵力5万余人，在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指挥下，激战20天，中国军队不顾重大伤亡，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使日军伤亡2万余人。 1938年7月6日，陕甘宁边区抗战周年纪念大会筹备处发出通知，命令全市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各部队，为挽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严格执行以下各项规定： 一、7月7日全城悬挂半旗志哀； 二、一律禁止娱乐活动； 三、吃素，不许杀生吃荤； 四、基督教及其他信奉宗教者，须奉行为保卫祖国祈祷； 五、大会鸣枪炮及钟楼鸣钟时，全体民众无论在室内室外，均须肃立脱帽，俯首静默五分钟…… 7日清晨，延安下起了小雨，浓浓的雨雾笼罩着黄土大地，淅淅沥沥的雨滴更引起人们无限的哀思。延安，这革命的圣地，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延安人民要在今天举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还要举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仪式。 上午10时，雨渐渐地停了，浮云开始在空中流动。延安人民胸前佩戴洁白的花朵，踏着雨水，踩着淤泥，从四面八方来到了设在南门外大操场上的纪念大会会场，会场布置得非常肃穆，在新筑成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及阵亡将士佟麟阁、赵登禹、李桂丹等烈士的遗像。遗像面前，放着许多美丽的花圈。主席台上及其两侧，悬挂着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及首长们所赠送的輓联輓词。 毛泽东主席的輓词是：“抗战到底，浩气长存！” 朱德总司令的輓词是：“抗日阵亡将士精神不死，把我们的血泪化成枪弹，把我们的悲哀化成坚持持久抗战的信念，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彭德怀副总司令的輓词是：“誓以我们的血肉和头颅，完成先烈未竟事业，为死难同胞復仇！”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的輓词是：“死于抗日战场，功在民族国家！” 上午10点多；筹备处负责人齐华宣布大会开始，到会群众1万余人全体起立齐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雄壮的歌声，响彻在延安的上空，表达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宁死不屈、顽强拼搏、誓把疯狂入侵的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决心。 大会推选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29位同志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由主席团代表洛甫致开会词。 洛甫致词毕，即进行公祭程序。在大会主席团成员、司仪柯仲平的指挥下，哀乐声中，鸣炮23响。会场上充满了悲壮、肃穆的气氛。每个同志都低下了头，对数十万把自身血肉献给我们民族的阵亡将士默默地致以最崇高的敬礼！未能到会的人们，听到鸣炮声后，都停下自己手中的工作，朝着鸣炮的地方，脱帽肃立，低头静默五分钟，哀悼阵亡的将士和死难的同胞。默哀完毕，主祭人在抗日阵亡将士灵位前，高举花圈，带领全体同志行三鞠躬。大会主席团成员胡守愚朗读祭文： 英勇的殉国的烈士们，你们的血已指示了全中国人民应走的道路；千百万群众正在踏着你们的血迹前进！ 今天，1938年7月7日，在延安的党政机关、各学校、各团体，以及全体军民人等，抱着无限沉痛和虔诚的心，向在杭战一年中英勇殉国的阵亡将士和遇难同胞，致民族革命的哀悼，并献上我们追悼先烈的祭词。 回想一年前今天，在卢沟桥，我们的民族先锋高举了反抗的火把，这火把立刻照耀了全国，燃烧到全国，爆发了空前伟大的神圣的民族的自卫战争，创造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歷史灿烂的一页，靠着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靠着前方将士的勇敢，尤其是靠着烈士们的流血栖牲，这个伟大的战争达到它的一周年了。 第98页 在这艰苦战争的一年中，你们牺牲了，在日本强盗飞机大炮坦克的野蛮无耻的疯狂进攻下，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家乡、保卫祖宗的坟墓和自己父母兄弟姊妹生命财产田园土地而牺牲了。 你们的牺牲是那么巨大，而又那么光荣。在南口在宝山，以及在各个战线上，你们完成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殉国的悲壮事迹。在平型关，在台儿庄，以及在许多的战役和战斗中，你们以叱咤风云的气概，扫荡了敌顽，建立了惊天动地的英勇战绩。你们在空战中，曾一次击落敌机20余架，曾飞越东海，直探敌人巢穴，这显示了中国空军战斗力之不可轻侮。在战区和敌人占领区域，无数民众组织了自卫的武装，以劣势武器，血肉之躯，和挟有最新式武器的强敌肉搏，宁死于敌人刀刃之下，而不愿做任人宰割的奴隶。 所有英勇殉国的烈士们，你们的血一滴也没有白流。你们的血好像凝固力最强的胶液，把全中国人民团结得更紧了，你们的血又好像汹涌澎湃的狂流一样，沖没了一切亡国论者妥协者民族悲观主义者的渣滓。你们的血不仅洗净了六十年来的耻辱，而且将淹死我们的敌人，你们的白骨不仅敲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丧钟，而且也敲响了中华民族的自由之钟。你们流血牺牲是有代价的，如果没有你们的流血牺牲，中华民族将求不得解放，恐怕现在的我们，也都已变成了亡国奴，做了敌人的牛马奴隶。你们伟大光荣中的牺牲者呵，单凭这一点，你们就可以愉快地安眠于九泉之下了！ 你们安息吧，不要担心你们卸下的重任无人担负，不要怕你们未竟的壮志无人继承。你们的血指示了全中国人民应走的道路，鼓舞了他们前仆后继奋起杀敌的精神。在这抗战周年纪念的7月7日，我们集合了这广大强壮的队伍向你们宣誓：我们一定要踏着你们的血迹前进！一直到把敌人消灭，一直到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在东方实现。我们已踏着你们的血迹前进，来作纪念先烈的最高的敬礼。让我们高唿：烈士精神不死！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祭文读毕，乌云又堆积在空中。雨，又开始下了，一滴，两滴……渐渐成倾盆大雨。大雨中，人们屹立不动，一致申言：“愿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进行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 为学习抗日将士的英勇献身精神，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1938年3月12日在延安召开的“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通过决议，决定修建一座“阵亡将士纪念碑”，纪念碑建立在边区政府的前面。它是由原来的一座八角凉亭改建而成的，坐南向北。四周环绕着用白布扎成的短栏和红色的柱石。庄严的纪念碑奠基典礼，就在倾盆大雨中进行，哀乐响起，和着勐烈的雨滴落地声，毛泽东、洛甫、刘少奇等人分别来到了纪念碑基座前，为死难者敬献了花圈。用不了多久，阵亡将士纪念碑——一座看上去并不巍峨、雄壮，却寄託着延安人民对死难将士无限敬意的纪念碑，将会树立起来。 雨仍然在下着。这座向世人昭示中华民族不朽精神的纪念碑，将会抵御住烈风和暴雨的吹打，永远地屹立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激励着人们前赴后继，为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第39章 民族英魂永不灭的——杨靖宇将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死后，日军在他周围和附近竟没有找到第二个抗日联军战士的踪影。敌人怎么也不会相信和数百名日军激战1小时的抗日联军，就是杨靖宇将军一个人。当敌人砍掉他的头颅，剖开他的腹部时，发现他胃里除了草根和棉絮外，竟没有一颗粮食。一向以武士道精神傲视一切的日本鬼子，也不禁惊得目瞪口呆！日军根据当时情况分析，认为他缺粮已在半个月以上，完全没有进食也在5天以上，能够在零下摄氏20度且没有房屋的山林中，坚持下来简直不可思议！不能不在内心里佩服他是支那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 日本关东军为庆祝他们所谓的“胜利”， 将杨靖宇将军的头送到伪满的新京（长春）保存，同时又在烈士殉难处破例举行了一个祭奠仪式和对无头躯体的葬礼，以杨靖宇将军的顽强意志为例，来训诫关东军。 杨靖宇，原姓马，名尚德，1905年出生于河南确山一个农民家庭。幼年丧父，7岁时靠叔父资助进人本村私塾，13岁考人县城第一高小。1923年秋考人开封工业学校，学习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于1926年夏加人了共青团，不久转人中国共产党。 1926年末，中共河南省委为配合北伐，派杨靖宇回确山任县农民协会会长。当时农民协会只有大刀长矛没有枪，杨靖宇巧设一计，引诱一个军阀士兵出来后，突然冲上去只身夺枪。那个士兵追赶时，杨靖宇便掏出准备好的银元丢在后面，说：“这是你的路费。”那个士兵得了钱便开了小差，确山县农协就此得到了第一支枪。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确山县委于10月末发动秋收暴动，杨靖宇担任新建的农民革命军的总指挥。不久，他在与“进剿”之敌作战中腿部负伤，被送到驻马店治疗。翌年春伤愈后从事地下工作。这年年底奉命去上海，进党中央办的秘密学习班学习。 第99页 1929年春，中共中央派杨靖宇赴满洲省委工作，当时刘少奇任省委书记，将他分配到抚顺煤矿搞工人运动，就在那年冬天，抚顺组织被破坏，他被叛徒出卖，矿上的日本特务认定他是“头目”，施以灌辣椒水、灌煤油、上大挂、坐老虎凳等酷刑，连续折磨了五六天。他虽奄奄一息，却始终不招供。后被引渡给东北军阀，入狱两年多。 残酷的监狱生活，丝毫没有折磨掉他坚定的革命意志，一出监狱就去找党组织，见面后就立刻要求工作。不幸的是，他这次出狱只有两三天，互济会的一位同志被捕，在他身上的笔记本内发现了杨靖宇出狱后的住址，他再次被捕人狱。 1932年初他再次出狱后，满洲省委已由渖阳迁至哈尔滨，党组织派他到哈尔滨工作，化名张冠一。最初，他担任全满“反日会”的党团书记，后来任道外区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代理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重点整合了以吉林磐石地区为中心的抗日游击队，使其成为共产党在南满掌握的最早的武装，并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 1933年初，杨靖宇亲自到达这支只有250人的部队当政委。为团结各阶层，他又把队伍的名称改为人民革命军。他吸取党在南方建立红军的经验，亲手制定了政治工作、参军和士兵优待、作战奖励等条例，使部队在打击日伪军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于1934年成为拥有4000余人的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他亲任军长。同年，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二次大会上，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935年，东北人民革命军联合其他抗日武装组成抗日联军，杨靖宇任第一军军长兼政委。 1936年6月，中共南满在吉林省金川河里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南满省委，杨靖宇为省委书记。同时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指挥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指挥，魏拯民任副指挥兼政治部主任。第一路军下设第一、二军，杨靖宇兼第一军军长和政委，王德泰兼第二军军长、魏拯民兼第二军政委。 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成立。周保中任总指挥兼政委，赵尚志为副总指挥，下辖第四、五、七、八、十军和救世军、义勇军。第二路军的活动范围西起哈（尔滨）长（春）线东侧，北达松花江右岸。 “七七”事变后，第一路军很快发展到1。5万人，还领导万余人的统战关系部队。杨靖宇任司令员。这时，抗联第一路军在西起辽渖，东至鸭绿江畔，北抵长（春）图（们）铁路的30余县的广阔地域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成为东北抗联中最大的一支主力军。 杨靖宇不但是一位抗日名将，还是一位擅长写作的革命诗人。他为了鼓舞部队斗志，活跃战士生活，亲自编写了《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 东北抗日联军“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高山密林生活，是与红军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并列为中共党史上最为艰苦的三次斗争。抗联奋战的条件艰难，不仅在于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相对薄弱，更在于敌寇将当地视为侵华攻苏的战略跳板，还有交通不发达、边远农村人烟稀少和冬季长达半年等特殊困难情况下，杨靖宇将军十分重视部队的精神生活。在部队休整时，他总是亲自教唱革命歌曲鼓舞指战员斗志。除了最喜欢教唱的《国际歌》和他编词被人谱上曲子在全军传唱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外，还有一首《西征胜利歌》，其歌词是： 铁骑纵横， 满洲境内， 已有十六军。 万众峰起， 勇敢杀敌， 祖国恢復矣…… 杨靖宇司令员在召开一、二军干部会议期间，还特地找独立旅政治部伊生任问：“现在部队都在唱些什么歌？” “还不都是那些老歌。”伊主任回答，继而又补充说，“新歌实在太少了”。“你是大学生出身，应编些新歌教给大家唱。” “晦，杨司令，我哪有那个天才。”伊主任摇着头说，“在学校读书时，又不爱好这行”。 “在学校读书时，你学过打仗吗？你爱好这行吗？现在不是一个挺好的指挥员！” 伊主任知道杨司令文学基础好，读的书又多，而且也喜欢写诗。他的诗有好几首都被人谱了曲子在全联军传唱。因此，伊主任就提议说：“杨司令，你抽空再写支歌吧！” 杨靖宇笑笑说：“我最近也想写，就像你说的一样，感到自己没有写歌的天才呀！”他思索了一下又说，“要不，我就再试试看吧”！ 紧张的军事会议，接连开了好几天，杨司令总是睡得很晚。会议结束那天，在伊主任临走时，杨司令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很诚恳地说：“这几天，我利用休息时间写了个歌词，你看看行吗？” 伊主任又惊又喜，实在敬佩司令员的工作态度和写作天才！他禁不住大声朗读起来： （一） 山河欲裂，万里隆隆，大炮的响声， 帝国主义宰割弱小民族的象徵。 国既不国，家何能存，根本没有和平。 黑暗、光明，生死线上斗争来决定。 崛起呀！中朝民族！ 第100页 万不要再酣梦。 既有血，又有铁， 只等着去冲锋。…… （二） 全世界上，最大的仇敌日帝属头等， 焚烧掠夺，姦淫侮辱，亡国且灭种； 并朝吞中，莫非田中奏摺的兽行？ 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决不让再久逞！ 团结呀！中朝民族！ 团则生，离则亡！ 谨防备离间计， 手携手打冲锋！ （三） 热血沸腾，杀声沖天，民族齐觉醒。 壮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年灯！ 旌旗所至，势如破竹，虏焰自熄影。 阵容强化，战线巩固，基础早奠定。 团结呀！中朝民族！ 互相问，本赤诚， 坚持那最后五分钟。 勇冲锋！ （四） 照耀全球，闪烁不灭，最惊人的火星！ 万恶日寇，自掘坟墓，非人能回生。 勇勐冲锋，吉凶祸福并非天来定。 事在人为，诚至金开，自有曙光逢。 前进呀！中朝民族！ 既有始，要有终！ 誓杀到敌人大本营。 勐冲锋！ 伊主任一口气读完四段歌词，激动地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拿回去找人配个曲，就让部队唱吧！” 杨靖宇笑着说：“我是请你拿去帮助修改的。” 没过多少天，一路军便有了一支新歌《中朝民族联合抗日歌》。在行军路上，在深山密林的野营营地里，到处响着：“山河欲裂，万里隆隆……” 这年冬天，日军调集南满16万人的日、伪军联合部队，向辑安、临江、通化等县进行“冬季大讨伐”，宣称“剿灭南满红匪”，并悬赏通缉杨靖宇将军。 杨靖宇为了使部队安全转移，自己率警卫排30余名战士，将敌人吸引到辑安县内。杨靖宇隐藏在黄柏甸子附近的深山中。敌军封锁、搜山，杨靖宇机智地利用一间伐木工的破木屋挖洞藏身。敌人几次搜查均未发现，但仍不甘心，封山盘查。洞内的粮食吃光了，又无法生火和觅食，严寒和飢饿威胁着30多人的生命，杨靖宇司令员带头克服人们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度过了15个日日夜夜。第16天，敌人终于颓丧地撤退了。 1938年，日寇为巩固战略后方，将关东军的兵力扩大了3倍以上，并以伪蒙军替换作战不积极的伪满军，加强对南满的“大讨伐”。 6月下旬，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兼第二路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叛变，第五军之妇女团东返时，在乌斯浑河岸边遭日伪军伏击，指导员冷云率7名女战士掩护大队突围，弹尽援绝，宁死不屈，最后集体跳入乌斯浑河激流中，这便是着名的“八女投江”。 1939年，杨靖宇的第一路军先后奇袭桦甸、攻克辉南县、安图县，并围城打援，伏击敌人。这一年毙伤日伪军数千人，缴获各种步枪3000余支，手枪百余支，轻重机枪30余挺。 第一路军第一师师长程斌在敌伪诱降下率部叛变，不仅供出第一路军的行动计划、部队实力、活动特点、游击区建设等重要机密，而且还派人到抗联内部搞策反，并为日伪军带路“讨伐”抗联。由杨靖宇将军亲自创办起来的粮仓和营地，全被叛徒引路捣毁了。为了继续坚持战斗，第一路军本想转移到黑龙江江掌子，但部队到达桦甸附近，就和敌人遭遇了，于是又转向抚松、蒙江进发。还未到抚松，又碰到敌人尖兵，不得已只好直奔桦甸。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抗联部队又陷人包围了。9月间的原始森林，雪没腰深，北风卷着雪花日夜在森林中唿啸着。没有粮食，只好吃树皮、草根、蘑菇，甚至棉絮……指战员们在雪地中与敌周旋5个多月。到1940年2月，部队只剩下300多人。为了缩小目标，部队分散活动。杨靖宇带领60余人活动于濛江县（今靖宇县）内。因有一个参谋叛变使他们的行踪暴露，经过激战后他身边只剩下两名警卫员，被日寇封锁在伐木场附近的山中。 2月18日，两个警卫员下山买粮时牺牲，他孤身1人挣扎在冰天雪地里，在没衣御寒没粮充飢的情况下，他坚持到2月23日，在三道威子山，大批敌人将他包围。杨靖宇隐藏在一棵大树后，只身与数百敌人激战1小时，最后壮烈牺牲，时年35岁。 长春解放后，泡在药液中的杨靖宇的头颅被找到，他脸上冻伤的痕迹还清晰可见。人们怀着崇高的敬意，将英雄的头颅和躯体，合葬于通化烈士陵园。党为了让民族后代永远继承并发扬光大英雄的精神，将他殉难的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第40章 尽忠报国的——张自忠将军 1940年8月15日下午，延安中央大礼堂内挽帷高悬，哀乐低奏，延安各界代表1000多人齐集这里，隆重追悼5月16日在湖北襄河东岸南瓜店壮烈殉国的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 张自忠将军是抗战以来，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而战死沙场的中国军队最高级别的将领之一。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下了“尽忠报国”才的輓词，对张自忠将军予以高度评价，寄以无限哀思。 张自忠，字荩忱，1891年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唐园村。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年代，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清王朝寿终正寝，而军阀混战继起，帝国主义亡我之心加剧。 第101页 放眼神州大地，满目疮痍，民不聊生。1914年，24岁的张自忠愤而弃笔从戎，立志用手中的枪为中国人民打出一片和平安宁的土地。 在冯玉祥将军部下，心怀大志的张自忠严格要求自己，奋发进取，他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成立国民联军、响应北伐时，张自忠升任第二十八师师长，成为冯玉祥所器重的一名年轻有为的高级将领。 1930年，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讨蒋失败后，冯玉祥的部下全部被张学良改编，张自忠任改编后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不久，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东三省。 1933年初，日本侵略势力向关内扩张，热河全省很快沦陷，接着日军大举进攻长城东段要塞，企图突破我长城防线，威逼平津。在危急关头，满怀报国热忱的张自忠被军长宋哲元委任为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在喜峰口阻击日军。 受命后，张自忠将军立即与37师师长冯治安率一o九旅赵登禹部、一一o旅王治邦部和一一三旅佟泽光部星夜兼程，奔赴前线。 3月9日，先头部队赵登禹旅，在喜峰口与日军遭遇，双方展开肉搏战，奋勇激战数小时，克復喜峰口。失去喜峰口的日军，用飞机、坦克、大炮向喜峰口及两侧高地发动勐攻，我军虽伤亡惨重，但仍浴血奋战，使日军不得前进半步。亲临前线指挥的张自忠仔细分析和研究了敌我双方的优劣和我军在武器装备比较差的情况下决定採取夜战、近战的战术，给武器精良的敌人以突然袭击。 11日夜，根据张自忠将军的部署，赵登禹和佟泽光分率两个团绕山间小道从左右包抄日军，王治邦旅正面出击。睡梦中的敌军毫无准备，被我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接着我军四面出击，从12日一直激战到16日，迫使日军逃离喜峰口。经过连续7昼夜的浴血奋战，我军终于赢得了喜峰口战斗的胜利。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北方战场取得的首次胜利，它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亲自指挥了这次大捷的张自忠将军，以灵活的战术、必胜的信心，成为闻名全国的抗日名将。 然而，前线将士用鲜血换来的胜利，却被国民党当局的妥协政策出卖得一干二净。5月，国民党当局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29军被迫撤离了长城各口。 1935年6月，国民党当局又分别同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通过这两个协定，日本侵略者实际上已控制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 这年11月，张自忠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代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2月，作为对日本“华北自治”要求的缓冲而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张自忠被任命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后调任天津市长。作为地方长官，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断挑衅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张自忠的处境非常艰难，对这种危难时局他内心更是十分痛苦。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七七”事变。7月28日，受宋哲元委託，张自忠暂代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职，留在北平与敌谈判。当时是“战”是“和”尚无定论，留在北平与日本进行谈判，有可能背“汉奸”的罪名。对此，张自忠坦然地说：“现在战与和都成了问题，看情形事情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我们二十九军能安全脱离险境，我愿担当这个重任，个人毁誉在所不计！” 第二天，北平沦陷。张自忠拒绝了日寇要他通电反蒋、反共等无理要求，随后他的行动受到了限制。在这种形势下，张自忠便称病隐蔽起来，并于9月3日潜离日寇虎口。 同年，在李宗仁、宋哲元的保举下，张自忠返回由三十八师扩编而成的五十九军任军长。从此，他在抗战的最前线，纵横驰骋，率军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1938年春，为与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有“铁军”之称的板垣师团大举进攻鲁南重镇临沂。奉命死守在这里的四十军军长庞炳勛部，频频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告急求援。为了确保临沂，李宗仁急调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前往增援。 张自忠与庞炳勛原来皆为冯玉样部下，1930年蒋冯中原大战时，庞炳勛率部投靠蒋介石，并倒戈反冯，突袭张自忠师部，张自忠险遭不测，二人遂结下怨恨。但值此民族危亡之关头，为保卫共同的家园，张自忠不计个人恩怨，抛弃前嫌，率军昼夜急行，于3月12日傍晚到达临沂城西部。 庞炳勛对张自忠深明大义、以德报怨前来增援十分感激，与先期到达的战区参谋长徐祖贻亲自出城迎接。对日作战颇有经验的张自忠提出：以五十九军在城外主动向敌侧背出击，以解临沂之危，并提出兵贵神速，要打破常规，不待增援部队充分休息，即提前行动。 3月14日凌晨4点，五十九军在张自忠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渡沂河，向攻城的日军发动勐烈反击，四十军也乘机举行反攻。两军左右夹击，互相配合，经过3昼夜的拉锯战和白刃肉搏，终于使板垣师团全线后退。临沂保卫战拉开了台儿庄大战的序幕，它的胜利将板垣、矶谷两个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予以彻底粉碎，创造了矶谷师团孤军深入台儿庄而被围歼的良机。 第102页 对张自忠的英勇表现，李宗仁予以高度评价：“若非张氏大义凛然，捐弃前嫌，及时赴援，则庞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必致全军覆灭。”胜利的消息传到国民党最高当局，蒋介石下令对张自忠和庞炳勛予以嘉奖。 不久，张自忠升任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仍兼任五十九军军长。随后，在张自忠的率领下，五十九军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在第五战区从徐州突围时，张自忠率部担任掩护，使大军得以胜利完成战略性转移；在武汉会战中，他在演川、大别山一带有力阻击了日军。这年10月，张自忠晋升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五十九军、七十七军和五十五军。 武汉失守后，为保障川陕的安全，国民党当局将李宗仁第5战区的主力部队调至大洪山、桐柏山一带驻防。为巩固对武汉及外围地区的占领，解除中国军队对平汉路的威胁，日军于1939年5月和1940年5月，先后发动了以占领随县、枣阳、宜昌、襄樊等重要据点，威逼四川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亦称“第二次随枣会战” ）。 根据第5战区的计划，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布置在钟样以北的襄河两岸。会战打响后，张自忠亲自到襄河东岸指挥一八o师、三十八师给进攻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共击毙伤日军三千多人，为赢得“随枣会战”的胜利立下了大功。第三十三集团军因此受到统帅部和战区长官部的嘉奖。 “随枣会战”后，中国军队于1939年冬在各战区对日军发动了“冬季攻势”。第三十三集团军在冬季攻势中再建大功，张自忠晋升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下辖第三十三集团军及第二十九、第二十六集团军，并获宝鼎勋章一枚。 1940年5月，在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指挥下，日军分别从信阳、随县、钟祥，向枣阳、宜昌发动了“枣宜会战”，驻守大洪山区、襄河两岸沿线的右翼兵团，在这次战役中首当其冲。5月1日，大战在即，张自忠给部属团以上的军官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他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崇高精神和将生死置之度外、舍死御敌的雄心壮志，以激励大家“打起精神，咬紧牙根”拼死一战。信中说：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歷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为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第二天，日军左路开始从钟祥北犯，向张自忠部发动进攻。敌军来势兇勐，右翼兵团不支纷纷后退，日军先后占领了长寿店、新野等地。 5月6日，李宗仁急令张自忠渡河截止敌人。接到命令的张自忠深知形势严峻，只有身先士卒，亲自过河指挥，才能了却与敌决一死战的心愿。 当晚，张将军召集集团军总部会议，提出：“我明天过河去督战。”大家认为总司令应该坐镇河西统一指挥，可他坚决不从。出发前，他亲笔留书并肩作战多年的副总司令冯治安：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人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百七十九师取得联络，即率该两师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一百七十九师、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前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小兄张自忠手启五月六日快活铺 5月7日，张自忠率总部、特务营及七十四师一个团，从总部驻地快活铺出发，由宜城东渡襄河，与北窜之敌展开激战。 10日，张自忠指挥三十八师、七十四师，在梅家大湾将南犯日军三十九师团拦腰截断，正好击中日军师团司令部。日军先头部队当即回头反击，后续部队也赶来，由梅家高庙向我反扑。我军出其不意，攻进梅家高庙内，将三十九师团击溃。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得知张自忠部的位置后，即令其第十三师团、第三十九师团和池田大队的大部分兵力，迅速急转南下，以消灭张自忠部的有生力量。重庆最高统帅部和第五战区长官部据此判断日军开始南撤，随令张自忠部“迅速向南追击”，结果陷入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 14日，进抵方家集，15日晚，张自忠率部经激战，到达南瓜店。16日凌晨，跟踪而至的日军五六千人向南瓜店包围过来，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张自忠部发起勐攻。在张自忠的沉着指挥下，我军士气旺盛，但因我军多日疲劳作战，又几近弹尽粮绝，在日军的强劲攻势下伤亡惨重，原防线均被日军突破。 在危亡时刻，张自忠令总部非战斗人员和苏联顾问撤离战场，并把身边仅有的手枪队也派出去参加战斗，他自己却始终坚持不离开阵地，往来督战。他右肩和左臂先后受伤，下午两点多，日军冲上阵地，张将军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张将军牺牲后，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将其遗体抬至南瓜店以北二十里处的陈家集，用酒精擦洗、白布裹好后，浅葬于陈家祠堂的后面，并插一木牌，上写“支那总司令张自忠”。 第103页 后张部三十八师将其遗体找到，护送到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快活铺。总部将其遗体重新入硷后，前方将士祭悼三天。5月23日，由宜昌专轮溯江而上运往战时首都重庆。 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的噩耗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巨大的震动。自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来，国民党内部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阴谋投降的活动日益加剧。张自忠将军不顾个人安危、英勇奋战、“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相周旋”、“以报国家民族”的崇高精神和赤胆忠心，与那班贪生怕死、妥协投降之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5月28日，灵船到达重庆朝天门外储奇门码头。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于右任、孙科等和数千名各界人士在此恭迎将军灵柩，隆重举行祭悼。 1940年7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的消息，并发通电、褒扬令，追晋张自忠将军为陆军上将。 8月15日，延安各界代表一千余人，举行追悼大会，宣读祭文：“将军之伟绩，一战肥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鞠躬尽瘁，卒以身殉，全国人民，同声悲悼！将军之英勇奋战，足以斥责那班贪生怕死之徒，将军之为国牺牲，足以打击那班投降妥协之辈。一杯之奠，岂止泪洒同情，万众之心，实欲驱除暴日。” 朱德总司令代表八路军指战员献了花圈并讲话，他号召全国将士都来学习张自忠将军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怕死，不谋私，希望全国的抗战军人，记住张将军的遗言：“要真抗战，不要假抗战，坚持团结，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英勇奋斗。” 1940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举行公葬，将张自忠将军安葬在重庆着名风景区——北碚梅花山麓。 1943年5月16日，为纪念张自忠将军殉国三周年，周恩来撰写了《追念张草忱上将》一文，文中指出： 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绝非他人可比。张上将的抗战，远起喜峰口，十年回溯，令人深佩他的卓识超群，迨主津政，忍辱待时，张上将殆又为人之所不能。抗战既起，张上将奋起当先，所向无敌，而临沂一役，更成为台儿庄大捷之序幕。他的英勇坚毅，足为全国军人楷模，而感人最深的，乃是他的殉国一役。每读张上将于渡河前亲致前线将领及冯治安将军的两封遗书，深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真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第41章 千古美名留的——戴安澜将军 1942年，戴安澜将军在远征缅甸作战中，不幸以身殉国，毛泽东亲撰輓诗，哀輓戴将军的为国牺牲。 毛泽东与戴安澜将军并不相识，从未谋面，但戴安澜将军在抗日战场上勇战敌寇的威名和赫赫战功，早已为毛泽东所熟知；尤其他率师入缅作战所表现的英勇与壮烈，更为毛泽东所称赞；对戴将军的牺牲，毛泽东哀痛不已。 戴安澜将军是安徽无为县仁泉乡风和村人，生于1904年11月21日（农历10月15日）。儿时，父亲为他取名衍功，7岁入塾馆读书，取学名炳阳。炳阳禀赋聪颖，又勤奋好学，当时塾师就认为“此子后必有成”。 戴安澜将军青少年时期就有远大抱负，立下了救国辅世的大志。1922年，他考入南京安徽公学高中读书。1924年，他应当时在广东粤军第四师任团长的叔祖父戴端甫的函召，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年底，参加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队学习术科。 这时，面对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国家主权丧失殆尽的景况，他忧心如焚，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安澜，号海鸥，以表示他救国救民、力挽狂澜于既倒、像海鸥那样勇于搏击风雨的雄心壮志。1925年，他随军参加了讨伐叛军的第一次东征作战。1926年1月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在国民革命军司令部任排长，以后歷任连长、营长、团长等职。 1933年春，日本关东军步步南下，占领热河，进逼长城。此时，戴安澜调任第十七军二十五师一四五团任团长，所部奉命由徐州一带北上，参加长城抗日作战。他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疯狂侵占我国领土，残杀我国同胞的累累罪行，内心痛恨至极，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歼灭狂虏，收復失地。 3月10日，日军以飞机，大炮掩护步兵，向我古北口阵地发动勐烈攻击。戴安澜率部与友团依託阵地顽强坚守，经三昼夜激战，给予敌人重创。一四五团也付出了重创，戴团长本人英勇负伤。全团官兵英勇顽强、浴血苦战、视死如归的精神，就连敌人也表示敬佩。战斗结束后，戴安澜被授予五等云麾勋章。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继而分路西进南下，向我国腹地大举进攻。这时，戴安澜已升任第十三军七十三旅旅长，率部在平汉线上与日寇作战，先后在保定槽河战役和漳河战役中重创日军。接着，他率部参加鲁南台儿庄会战，火攻陶墩，智取朱庄，激战郭里集，予日寇重大杀伤，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因功被授予华胄勋章（一说宝鼎勋章）。 1938年5月，戴安澜升任第八十八师副师长。8月，他奉命参加保卫武汉的外围战斗，抗击由九江向武昌进攻的日军主力第九师团。在瑞昌至阳新之间的山岳地带，戴安澜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所部利用有利地形，顽强抗击敌人。他率部与敌人死打硬拼，寸土必守，使敌人每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伤亡。日军第九师团由九江进到武昌附近，先后补充兵员达九次之多。这次作战后，戴安澜被记大功一次。 第104页 1939年1月，戴安澜接替杜幸明担任第五军第二00师师长。该师是一支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是国民党军委会掌握的战略预备队之一，当时集结在湖南湘潭整训待命。戴安澜担任该师之长，深感责任重大，决心“尽竭全力，练成劲旅，为国驰驱，歼彼倭寇”。 广州、武汉失陷后，粤汉铁路被切断，广州一带出海口被封堵，此时广西至越南的铁路线成为中国惟一畅通的国际交通线。日军为了切断这一交通要道，并威胁中国西南战略大后方，于1939年11月中旬，以第五师团及一个混成旅团在钦州湾实施登陆。24日，日军占领了南宁，并继续北进，企图抢占战略要地崑崙关。 崑崙关位于南宁东北50公里的崑崙山上，地当邕（南宁）宾（宾阳）公路要冲。这里地势险要，居高瞰制，是广西南路的重要屏障，为歷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国民党军委会紧急调用桂林以北的战略预备队实施反击。戴师作为战略预备队之精锐，奉命由全州疾驰南下，阻敌北犯崑崙关。 戴安澜率该师六00团先遣进至二塘、三塘附近时，与北进的日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12月4日，日军占领崑崙关。戴安澜决心效仿古人“上元三鼓夺崑崙”的故事，誓言“吾拟元旦夺取崑崙关”。 12月17日，戴师在第五军编内，担任正面主攻，沿公路向崑崙关之敌发起勐烈攻击。激战竟日，第二00师连续突破敌人的阵地，打垮了敌人的顽抗，战至深夜，从敌手中夺回了崑崙关。 19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实施勐烈反扑，重新夺占崑崙关。接着，第二00师再次对敌发起勐烈攻击。这样，敌我连日激战，反覆争夺，崑崙关阵地失而復得，几次易手。激战中，击毙敌前线指挥官第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 31日，第二00师第三次收復崑崙关，取得这次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激战中，戴安澜将军身先士卒，冒着敌人勐烈炮火的袭击，亲临前沿指挥。他在巡视阵地时，突遭敌炮袭击，身负重伤。 崑崙关大战之后，国内外报刊纷纷报导了大战的经过和激烈的战斗场景，盛赞戴安澜将军具有北宋名将狄青的风度，是“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为表彰他夺取并扼守崑崙关的功绩，国民党政府颁授他四等宝鼎勋章。 1941年12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迅速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继而又准备进攻缅甸，以进一步打击英军并切断中国滇缅公路这一国际通道。根据中英协议，国民党军委会决定组织远征军，入缅协助英军作战。 1942年3月初，戴安澜将军奉蒋介石之命，率部先期进入缅甸，占领东瓜，阻敌北进。戴师昼夜兼程，长驱直抵东瓜，而此时后续部队，却依然滞留在国境内。 戴师孤军深入异域，且无空军掩护，其任务的艰巨和危险是可想而知的，就连蒋介石也为此深感不安。但戴安澜将军却坚定地表示，这是“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其忠勇之心溢于言表。 3月19日，二00师一部在皮尤河附近与北进的日军一部展开前哨战，予敌以重创。21日，日军集中炮火向二00师阵地勐烈轰击，并出动大批飞机轮番轰炸东瓜城。23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火力支援下，以坦克战车作掩护，向二00师阵地发起勐烈攻击。二00师官兵同仇敌汽，誓与敌人血战到底。激战竟日，打退敌人6次大规模进攻，牢牢控制着阵地。 此后，敌人不断投入兵力，加紧进攻，并实施迂迴，切断了二00师的后方联络线，二00师遂撤入东瓜城内坚守。 此后，又经数日激战，全师伤亡不断增大，且援兵不至，补给中断，形势异常危急。戴安澜将军遂召集各级军官，命令各立遗嘱，他宣布：“如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他写信给夫人说：“现在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此后，尽管日军不断加紧围攻，并曾数度突入城内，但均遭二00师的坚决抗击，被迫退出城外。至29日，东瓜城仍牢牢控制在二00师手中。 戴安澜将军率部，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同4倍于己且有空军支援的日军第五十五师团苦战12天，歼敌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安全撤退，实现了战役的胜利。3月29日黄昏，戴师奉命撤退，转移至叶达西集结待命。 东瓜保卫战之惨烈为世界所知晓，第二00师的英勇顽强受到高度赞扬。敌酋东条英机在日本议会上也承认中国远征军的坚强，说东瓜一役为旅顺攻城以来未有之苦战。在4月7日举行的中英高级将领会议上，英军将领异口同声称赞戴安澜将军的军事胆略和指挥才能。西南太平洋盟军统帅英国魏菲尔上将等专乘飞机前来表示慰问和致谢，高度赞扬二00师官兵的英勇善战。 东瓜战后，第二00师奉令进攻棠吉之敌。4月25日，第二00师向棠吉日军发起攻击，激战至深夜，将日军全部歼灭。 此时，由于史迪威、罗卓英的指挥错误，使日军主力得以迅速北进，很快占领了战略要地腊戍，继而攻陷畹町，并以一部兵力迁回曼德勒，从而形成对我远征军的战略包围。 4月底，戴安澜将军奉令放弃棠吉，率部北撤归国。沿途山势崎岖，森林密布，河流纵横，没有道路，缺乏给养；日军又设置了道道封锁线，进行封锁和拦截。戴安澜将军率部顽强地跋涉北进。当进到郎科地区，在通过细包到摩谷的公路时，与敌人遭遇。在指挥部队突围时，戴安澜将军不幸身负重伤。由于连日大雨滂沱，在荒野山林中，饮食极端困难，又缺医少药，致使戴安澜将军身体日渐虚弱，伤口溃烂。在撤至缅北茅邦村第五九八团驻地时，戴安斓将军停止了最后一息，时年38岁。 第105页 戴安澜将军牺牲后，所部官兵抬棺继续突围，后因天气炎热，遗体难存，只得火化后以木匣盛殓遗骸携归。6月2日，全师突出重围，17日回到祖国的云南腾冲。 7月、8月，戴安澜将军的灵柩由云南经贵州到达广西全州。沿途所经各地，百姓夹道接迎，家家摆设香案，以素烛、鲜花、糖果、清茶路祭英灵。所经昆明、安顺、贵阳、桂林等地，各界都隆重举行了悼念戴安澜将军的公祭大会。 1943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广西全州隆重举行追悼戴安澜将军的大会。全国各地均派代表前往致祭。蒋介石派军委会西南（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代表致祭。林森、蒋介石、陈诚、何应钦、白崇禧、张治中、李济深、徐庭瑶、杜聿明等和英国大使馆武官、军事代表团团长孔士德赠送了花圈和輓联，蒋介石的輓联是： 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 马革裹尸醉壮志，惜大勛未集，虚予期望痈何如？ 毛泽东的輓诗是：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採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不违。 周恩来的輓词是： 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朱德、彭德怀联名的輓联是： 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 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为了褒奖戴安澜将军所建立的功勋，1942年10月6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命令，追晋他为陆军中将。同年10月29日，美国政府为了表彰戴安澜将军作为盟国友军一员，在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作战中作出的巨大贡献，罗斯福总统签署命令，颁授他懋绩勋章一枚；其后，杜鲁门总统和史汀生陆军部长签署了授予他勋章的荣誉状。 戴安澜将军的遗骨最初厝葬在广西全州，1944年7月迁葬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1948年1月最后移葬于他的家乡安徽芜湖小储山下。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9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戴安澜将军为革命烈士；同年10月3日，经毛泽东签署，向戴安澜将军的遗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并拨款整修了烈士陵墓，树立了墓碑。 第42章 愿拼热血卫吾华的——左权将军 左权将军，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殉国的八路军最高将领之一。周恩来称颂他是“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朱德总司令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左权短暂而光荣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人民军队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左权将军，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左纪传，号叔仁。他幼年丧父，深受母亲坚强和勤劳品质的影响，形成了刚毅倔强的性格。他自幼聪慧过人，7岁读私塾，10岁能写诗作对，14岁人“北联高小”学习，与宋时轮等是同学，成绩名列前茅。在醴陵中学经宋时轮介绍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受到五四运动影响，决心外出追求光明。 1924年，左权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堂，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并聆听孙中山、廖仲恺等的教诲，他的革命信念便由此起。11月间讲武学堂并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在陈赓的引见下，他结识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并经陈赓、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革命政府东征的几次战役中有突出表现，被称为“黄埔新星”。 1925年夏，左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傅钟、李卓然、朱瑞等同班学习；1927年冬又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在那里，他与刘伯承相识并共同探讨革命问题和军事理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翌年秋，他们两人都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同班学习的还有屈武等人。在留苏的四年间，左权博闻强记，掌握了丰富的军事理论，成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军事指挥员。 1930年6 回国后，左权先在上海与刘伯承一起翻译苏军条令，随后被派往闽西革命根据地担任红军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校长。此后任新十二军军长。 1931年12月，左权以中央军委代表的名义，与王稼祥、刘伯坚等赴宁都固厚村联络和接应宁都暴动。暴动胜利后组建红五军团。1932年1月，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治委员。4月，指挥红十五军参加福建之龙巖、南靖、天宝线决战，攻占漳州城，旋兼任红十五军军长。6月，因王明等人造谣中伤，被降职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事教官，在党内受到“留党察看8个月”的错误处分。在此期间，他翻译了《苏联国内战争之红军》、《苏联红军中党的工作规划》。 1933年12月，左权出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并参与指挥翌年的三岬嶂、干昌桥、凤翔峰战斗，长汀、清流一线的运动战和温坊战役。参加长征后，途中参与指挥了攻占遵义，四渡赤水河，抢占娄山关，二攻遵义城和飞夺沪定桥等战斗。到达陕北后，他代理红一军团长，率领这支中央红军的主力，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毛泽东称左权是“神枪手”， 朱德则称他是“模范军人”，是“钢铁般坚强、狮虎般勇勐”的优秀将领。 全面抗战爆发后，左权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此后，他长期战斗在太行山上，创建抗日根据地，参与指挥了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百团大战和黄崖洞保卫战等着名战役。他吸取国外的经验，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提出了治军、建军的许多建议，并总结出当时作战的八字方针即“秘密、迅速、干脆、坚决”。每一次战役或战斗结束，他都要写出书面总结报告。邓小平称他“善于从经验中抽取与总结出原则的理论，发现规律，来指导新实践。” 第106页 左权不仅是个优秀的指挥员，同时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这在战斗环境里是非常可贵的。左权夜以继日地工作，但同时仍记挂着妻子刘志兰和女儿小太北。百团大战前夕，他一直忙于战斗准备和部署工作，但仍挤时间去看望刘志兰母女。妻子抱怨他长时间不来看望，左权便自己拿起炕头上的脏尿布到河边洗干净、晾好，又主动端起碗给孩子餵米汤。待妻子气消后，他才耐心地解释目前的时局和前线情况。她为妻子安排好去延安的事宜后便立刻返回前线。此后，在百忙当中他仍挤时间给妻子写信，对自己未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职责，请求妻子原谅。在妻子女儿离开他的21个月里，他给妻子写了11封信，字里行间表达了他对她们娘俩的思念，真是令人感动，催人泪下！他在每一封信里，都详尽细问小太北的情况。夏天，他给小太北捎去热天穿的小衣服；冬天，他记挂着小傢伙很怕冷，是否冻坏了手脚；儿童节快到了，他想着小太北忙碌的准备，可能参加比赛，还可能获得奖品。听说小太北病了，他着急地在信中说；“急性痢疾是很危险的”， “有了病必须找医生”，还关切地询问病后康復情况如何。他盼着女儿快快长大、懂事，知道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战斗着……他希望女儿能够尽快理解爸爸在敌后十分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做最大努力去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左权对妻子的关心体贴，是那样地至深至微。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自北北在你的肚子里慢慢长大，出世，直到现在，我深感做妈妈的艰难，过去没有认识和经验，把这些看得太简单，现在懂了，母亲为自己的爱子爱女实在牺牲得太多了。”左权在牺牲前3天的最后一封信中，放心不下的还是妻子和女儿：“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地恢復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需人照顾的。”真是河深海深比不过父母亲的恩情深！左权这11封信，是留给女儿太北无价的精神财富。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左权认真学习文件后，曾拿着文件找彭老总促膝谈心，流着眼泪讲到了自己曾受过处分的问题。1932年肃反中，左权被诬陷在苏联期间参加过托派组织，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并被撤销了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的职务。直到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王明在延安见到彭老总还恶狠狠地责问：“左权是托派，你们为什么还让他当副总参谋长？”对于这个歷史的委曲，左权痛感是自己党内生活中最大的耻辱，实在不甘心。他曾说过：“有王明在中央，我就翻不了身……”彭总对这位长期并肩战斗、艰难与共的助手和战友是了解的，不论在中央苏区、长征途中，还是在抗战时期，左权同志始终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忘我工作。 1942年春天，彭总给毛泽东、张闻天同志写了一封信，专门谈左权同志的问题。他在信中说：“左权同志对党忠诚，富有才干，实为我党好同志，望中央解除对他的怀疑，给予完全的信任。” 然而，左权并不知道彭总写信的事。他始终以大局为重，努力工作。他是个心胸开阔的人，除了那次和彭总谈起自己的不白之冤外，再没有和人谈起过，就连爱妻刘志兰也一无所知。 1942年，日本鬼子第一军对我太行、太岳区发动称之为“第一、第二期驻晋军总进攻”的毁灭性大扫荡，因扫荡兵力之大、时间之长、烧杀之烈，均为前所罕见，使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出现了空前严重、激烈的局面。 在彭德怀、左权等的领导下，我八路军根据歷次反扫荡的经验，针对日寇这次大扫荡的特点，制定的反扫荡方针是：主力军与地方人民武装相结合，坚持腹地游击战争与外线出击相结合，把根据地内保卫群众利益的反清剿斗争与外线对敌补给线的破袭、对敌占区交通线和城镇的进攻密切配合起来，以争取反扫荡的胜利。晋冀豫区军民坚决贯彻了这一方针，粉碎了敌人毁灭性的夏季大扫荡。 当敌人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分股搜山清剿时，我军则根据战局变化适当集中，寻机歼灭分散的敌人。经过几次对敌人的袭击，到5月底，我军一部在辽县东南苏亭设伏歼敌。 苏亭战斗，是一次军民结合以极小代价换取较大胜利的模范战斗。此次战斗仅20分钟，我军以两个排的兵力结合民兵毙敌60余人，伤敌80余人，毙伤骡马90余匹，缴获一批军用物资。我军仅消耗步机枪子弹600发，手榴弹24个，地雷4枚，牺牲战士1人，负伤班长1人。这次伏击战的主要经验是掌握敌之行动规律，出敌不意地进行伏击，以主力军与民兵相配合，正规武器和土制武器相结合，发扬密集火力，大量杀伤敌人，速战速决，安全转移。 然而，整个太行山的战斗是非常残酷、激烈的。有一位随军记者曾报导说：“1942年5月，华北的月色是用火网织成的，整个太行山都在战斗，都在燃烧。”自5月15日开始，敌第三十六师团等部先后进犯沁河、浊漳河地区，我军机动转移。19日，平定、井陉、昔阳、元氏、贊皇之敌，先后合击平定以东之测鱼镇、贊皇之黄北坪。23日，和顺之敌南犯松烟镇，并向冀晋交界推进，企图扼制太行高峰，配合深入邯郸一长治公路及清漳河一带之敌，将我军压缩至偏城、辽县狭小地区消灭之。 第107页 在太北地区，敌自武安、长治、沁县、襄垣等地出动，多路向桐峪、麻田方向推进。5月24日，强敌从四面扑来，将八路军总部及直属机关部队包围于桐峪、尖庙、周家垴、南艾铺地区，并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席捲过来，情况十分危急。 5月25日拂晓，我军先后进到南艾铺、窑门口、偏城地区。这里是山西辽县与河北涉县的交界处，靠近太行山制高点峻极关的西南边，大山连绵，方圆不过十余里。一条大岭东西横架于呈南北走向的众山之上，状如十字，故名十字岭。 首先到达南艾铺的三八五旅七六九团郑国仲团长，率一营和团直及旅部山炮连，一面加强侦察、警戒，一面向彭总、左权参谋长汇报敌情和兵力部署。 总部决定上午隐蔽休整，于午后敌人合拢前穿插突围。然而2000多人马挤在十字岭下，若被敌人发现，施以轰炸，后果将不堪设想。左权听后十分焦急，他把各路负责人找来，指出这个严重情势：“几千人挤在一起，目标太大，后勤人马较多，单独一路，往东北羊角、黄泽关先行突围。” 上午10时，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党校、报社的大队人马，集结在南艾铺、高家坡一线的山沟里，四面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日军採取“张网捕鱼”、“纵横合击”的战术构成包围圈，并统一控制包围部队的前进速度，以防止八路军乘隙突围。各路分散部署的敌军指挥官为协同策应，都掌握着相当数量的机动部队，进行突然急袭。光冈明指挥的第二十九独立飞行队的红头飞机，在围着总部转移的高山深沟轮番俯冲侦察、投弹射击。日军已对窑门口、南艾铺、十字岭、挖拉铺东峪一线摆下了“铁壁合围”阵。 五六架敌机在总部机关部队隐蔽的山沟里投弹、扫射，供给部门的上千匹骡马惊跳起来，有的负伤倒下了，有的吼叫，有的挣断疆绳在沟坡上乱窜。熙攘无序的机关人员被骡马辎重堵在山沟里。左权副总参谋长见到这种情景，急忙跳上一匹黑骡子，兼前顾后地把混乱了的机关队伍迅速集合起来，加快了行军的速度。他虽然对现状很不满意，但没有批评责备任何人，只是命令队伍不准停留快速行进。 其实，左权副总参谋长在5月19日就指示后勤部门，将能坚壁的物资坚决坚壁起来，并规定了他们的转移路线。但后勤部门对军情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认为才经过二月反扫荡，按照以往的经验，即使敌人再次扫荡，也不会来得这么快，主要领导心存太平观念。 左权副总参谋长要他们提前转移的被服厂、制革厂、纺织厂等也没有按时转移，加上携带物资过多，没有战斗经验的工人听到枪炮声和飞机的轰炸声，就慌神了，上千匹骡马拥挤在大路上，一夜才行走20多里，影响了整个行动计划，所以才出现几千人挤在一起的被动局面。 左权疏导部队有秩序地快速行进后，他从敌机反覆投弹、扫射中判断，敌人不但发现了合围的目标，而且合围的决心越来越大。不但飞机一直轮番紧跟不舍，而且密集的枪炮声有增无减。左权从枪炮声中判断，知道日军正在作向心攻击，这是他们具有极大兵力优势的徵兆。炮弹开始在周围爆炸，烟柱、黄尘沖天而起，十字岭，这个坐落在群峰似海的太行山中的波峰浪谷间，今天由炮火把它摇撼起来了。 面对如此危机的局势，在离高家坡不远的一块洼地里，副总司令彭德怀，紧急召集左权、罗瑞卿、杨立三等开会。在左权的提议下，确定了分路突围、各自为战的行动方针。20分钟后，左权指挥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人员为一纵队，沿清漳河以东，由南向西北方突围；罗瑞卿率野战政治部直属队和党校、新华日报社为二纵队，由政卫连掩护，向东南方向突围转至武安方向；后勤部为第三纵队，由杨立三率队向东北角突围。左权在布置三路突围任务时，他将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分别派往各个突击纵队，组织庞大的非武装人员冲锋。 日军发现了八路军分路突围的意图，快速地紧缩包围圈，集中炮火向突围部队射击，情况万分紧急。左权回过头来，见彭总还没有走，立即奔过来，让作战科长王政柱和另外两个作战参谋立即跟彭总一块转移，并命令警卫连长唐万成带着一个排掩护。 这时，彭德怀见漫山遍野的突围人员尚未突围出去，后勤的骡马已被射杀了不少，被服厂的新工人，机要部门的女同志，被炮弹轰得四处奔跑。他十分理解左权指挥突围有多么困难，不愿将这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他一个人肩上……“你先带电台率领一纵队突围，我在这里指挥！”彭总坚决地说。 “彭老总，不要争了。你是部队的灵魂，你先冲出去，总部就跳到了圈外。你的安全事关全局，现在日军摆的是铁壁合围阵，再晚一点突围就更困难了！事关重大，你要对党负责啊！”他随即向唐万成吼道：“你应该知道你当前的任务是什么，快把彭总扶上马，拼命给我冲出去！” 彭总沉默剎那，翻身上马向西北冲去。左权目送彭总向西北方向冲去后，急忙奔向司令部直属队的队伍，一边走，一边招唿奔跑的人们跟上队伍。一副千斤重担压在他的肩上：彭总能否安全突围出去？他放心不下，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麻纸，飞速在上面写上：“总部在转移中，誓死保卫安全！左权。”递给警卫员说：“以最快速度送到唐万成连长手里！”他又对身旁的郑国仲团长反覆叮嘱：“赶快把那几门山炮埋掉，立即突围。当守则坚决守，太行山压顶也不动摇；当走则果断走，绝不死打硬拼牺牲有生力量。一定要机智勇敢，掩护彭总和北方局的负责同志，誓死保卫首长安全，保卫部队安全突围！” 第108页 十字岭周围已完全成了烟山火海，日军野兽般的吼叫声和掩护部队的喊杀声与枪炮声交织在一起，在山谷中迴荡着，硝烟像浓雾似的笼罩住了整个十字岭。左权登上一块高地，看到那支非武装的队伍大多数已经冲出包围圈，心里升起一丝宽慰。他用嘶哑的声音高喊着：“同志们不用再隐蔽，冲出山口就是胜利！”尚未冲出山口的人们，看到左权副总参谋长仍和他们在一起，将军以战士之勇，领少数人断后的精神，那是一股多么巨大的无形力量，在突围人员身上迸发出来，人们相互鼓励着、搀扶着、喊叫着向前冲去。 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敌人妄图抢占十字岭。十字岭如果失手，我军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将被卡断，敌人的合围阴谋将会得逞。守围十字岭正岭的一营三连，是七六九团的模范红军连，在营教导员王亚朴的亲自率领下，深知守住十字岭的全局意义，战士们备好了手榴弹和上好了刺刀，随时准备与敌人白刃肉搏。 左权赶到十字岭正岭，总部首长在这个时候出现，无疑对指战员是个巨大的鼓舞。王教导员忙走上前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掩护任务，请首长赶快离开这里！” 太阳偏西的时候，我军大部分人马已突过山口，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当左权副参谋长获悉彭总、罗瑞卿、杨立三等几路人马大都跳出日寇大兵合围的圈子后，心里一块石头才放下来。他检查了一下身边的人员，发现总部挑文件箱的同志没跟上来，当即命令警卫员郭树宝去找。小郭犹豫着，他是首长的贴身警卫员，担心离开后参谋长的安全没保障，想让新派来的警卫员去找。左权认为小郭对情况熟悉，找文件箱要紧，他去更能保证机密文件的安全运出，便说：“你快回去找文件，不要为我担忧。” 一架敌机飞来飞去不时搜索扫射，有几名女译电员向核桃树下跑去，那正是敌人扫射的目标。左权直起身来大声喊道：“小鬼，不要怕飞机，直接冲过山口去！”就在大家闻声的瞬间，从南艾铺方向射来一发炮弹在左权身旁爆炸，一块弹片击中他的头部，他倒在了血泊中。 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官兵们爱戴的左权将军，在十字岭指挥部队、机关突围时，他用自己的牺牲，换得了全军的安全，时间是1942年5月25日下午2时。 左权将军壮烈殉国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无不震惊、悲伤。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和留守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各位将领，都默然致哀。朱总司令让人把左权同志的夫人刘志兰同志找来，亲自将左权为国捐躯的不幸消息告诉她，并挥泪写下了吊左权同志的诗一首：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朱总司令亲手将这首诗赠给刘志兰同志，以致哀思并嘱她节哀。 左权将军是我军优秀的理论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军事遗产。他着有《论坚持华北抗战》、《埋伏战术》、《袭击战术》、《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军事论文，并与刘伯承合译《苏联红军新的步兵战斗条令》。其中《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深刻阐述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军事思想产生的条件、规律、现状及特点。他所阐述的军事思想，也构成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1988年10月，中央军委正式确认他为军事家，收人《中国大百科全书》。 第五篇 路线斗争求真 引 言 1949年4月23日，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被我人民解放军占领，这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诚恳邀请天下有识之士到北平共筹建国大计。 1949年9月21日，为组织中央人民政府、筹建新中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毛泽东致大会开幕辞，他自豪、庄严地宣告：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歷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坚定豪迈的语言，说出了老一辈战斗群体的心里话，也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参加大会的662名各届代表无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为了今天，无数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歷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在大会闭幕式上，全体政协代表一致通过了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纪念碑碑文。 开国伟人毛泽东为纪念碑的正面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代表了亿万华夏儿女的共同心声。 第109页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不朽的丰碑。它将永远耸立在华夏儿女的心中，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来书写中华民族更为灿烂辉煌的歷史伟篇！ 中国共产党在华夏大地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掌握了国家的政权。但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毛泽东论断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歷来如此。”他还说：“新的分裂是可能的，只要有党，就可能有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所以毛泽东把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分歧，看作是一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他认为：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虽然如此，但这一次又一次的在同志、战友飞兄弟之间的残酷斗争，始终动摇、阻止不了他们对共同理想的求真和追寻！ 第43章 在时代中求真和追寻的——朱德 时代在前进，观念在改变。当人们跨进新世纪的大门之后，炎黄子孙还要不要像父辈一样，忠贞地怀着坚定的信念，去执着地求真和追寻！先辈们用鲜血和白骨开创的路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朱老总用他一生的行动；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四川，自古便被称为“天府之国”，然而直到近代，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活得仍不轻松。19世纪初，四川省仪陇县的山腰上立起了一座高等小学。有一位年轻人怀着教育救国的梦想在这里讲习新学。他坚信知识可以拯救他苦难的乡亲，坚信启蒙能擦亮人们蒙尘的眼睛。可他不知道，无边的黑暗根本无视明亮的眼睛，期冀的目光也无法穿透浓黑的夜幕。不久，一纸封条封闭了那所简陋的小学，也封闭了他美好的梦想。 怀着无限的惋惜与感慨，那个年轻人告别了家乡，带着他的梦想出走云南。从此，云南“讲武堂”又多了一位勤奋的青年，怀揣着美好的梦想，等待着新的投人。他的名字在几十年后为中国人民所熟知。他就是我们崇敬的革命前辈——朱德。 宣统三年，古歷辛亥。孙中山先生高举同盟会旗发动了伟大的辛亥革命。25岁的朱德兴奋了，他积极地投身那场战斗，推翻那个曾封闭他梦想的政府。 他以为他焦灼等待的时刻到来了，那个圆梦的时刻到来了。他在黑暗中瞪大眼睛向前望去……然而，仍是黑暗，无边的黑暗。并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紧接着的官僚当政，列强盘剥，又将人民推向了更深的苦难当中。 1916年，袁世凯復辟。朱德参加护国起义，浴血奋斗，东拼西杀，换来的却只是军阀混战的不堪局面。 就在那个时候，刚过而立之年的朱德老了许多。离家十载，戎马倥偬，他终于明白“拔剑四顾心茫然”是一种怎样的滋味。不知有多少个夜晚，这个四川汉子手把酒盏，慨然浩嘆，为他受苦受难的亿万同胞，为那圆期无望的半个残梦。泱泱史海，十年一瞬，而人生苦短，又有几个十年！朱德布满青筋的大手颤抖了，泼洒的酒水如泪般滚过虎口，洇湿了脚下的土地。 当今的孩子们也许会忍不住而发问：“朱德爷爷，为何你总要求真而追寻？” 回答简单而明确：“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近代中国的歷史，其实就是一部统治阶级出卖人民的歷史，同时也是人民不屈不挠进行反抗的歷史。20世纪初期，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李达、陈潭秋、邓中夏等人便在大江南北为探求中国革命的出路不懈地思索、奋斗；而还是年轻后生的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邓小平、李立三、王若飞、刘伯坚、李富春等一大批人也远涉重洋去欧洲寻找真理的火炬；几乎与那同时，瞿秋白、张太雷、刘少奇、任弼时等为追求共同的信仰奔赴了十月革命的故乡……他们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为了民族的繁荣昌盛，都在不停地追寻真理和救国之路！ 后来，这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当朱德站在举行开天闢地盛典的天安门城楼上，注视着行进的百万雄师时，他庆幸自己在壮年时看到了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这本铅印的进步刊物，为他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1922年，朱德毅然抛弃高官厚禄离开中国，踏上他新的“寻梦”征程，前往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 很多年后，他回忆起柏林的那个冬天仍感到异常温暖。一盏橘红色的火炬照亮了他后一半的生命。一个比他小12岁的年轻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朱德从此找到了自己新的生命！ 当他再一次踏上故土，朱德觉得自己的脚步异常坚定。他非常明确地感到一种新的召唤、预感自己必将度过无比充实的一生。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朱德的事业，就是那个日后为中国人民无比自豪的事业——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0世纪40年代最后一个秋天，朱德终于看到了他成真的梦想，一个亿万人民流泪欢庆自己新生的场面。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当选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共和国副主席。 第110页 官当大了，离人民越来越远了。朱德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仍经常想到群众中去走走谈谈，然而，他对设置的重重警卫十分反感。他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一旦外出，就要有人前唿后拥，层层保卫，把自己同人民群众隔离开，使群众望而生畏，不敢接近。旧社会与人民为敌的军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新中国、共产党员也这样做，令人不可思议！” “文革”期间，首都卫生系统造反派跑到山西武乡县八路军总部旧址，想开所谓“批判朱德、钱信忠（原卫生部长）大会”。没等召集，便有数千人在当年老民兵、老抗属带领下，手举扁担、锄头愤然赶来，大家齐声高唿：“朱总司令和我们一个铁锅吃饭，怎么能打倒？我们这儿大人孩子的病都是钱部长看好的，怎么能打倒？”造反派见状，吓得抱头鼠窜。 寻着自己求真的理想和事业的追求，朱老总在党内多次路线斗争中默默地循着自己心中的航线前进，他坚定地循着自己的目标走完了自己全部生命的旅程。 第44章 愿把身躯易梦真的——续范亭 1935年12月26日，一位国民党老臣在南京中山陵前无声地哭泣。他就是被毛泽东称为“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的续范亭。 这位誓以一死震醒国人的将军，用锋利的雪刃对准了自己的胸膛。冬日的中山陵罕有人至、寒鸦唳厉。续公的眼睛里一片泪光，尘封往事都远去了，无数烦忧又涌上心头。一柄匕首捅进了自己苍凉的胸膛，血光映红了苍白的冬日。 当时的一代人是能够体会到，当时续先生心里是怎样的一种大悲枪与大无奈。这个早年的同盟会员，曾追随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起义，是国民党很有威望的元老。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却看到自己虔诚追随的政党一天天堕落成国人所耻的腐败势力。 那时，我国东北国土已沦陷四年之久，而蒋介石政府却“先安内后攘外”, 无视自己受苦的人民，使得这位不甘沦落的国民党党员感到无比的羞愧。随后，将军来到南京唿吁抗日，而看到的却是这个政党无药可救地腐化堕落。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在南京召开。为唿吁抗日救国，续范亭来到南京。然而，南京的情景，使对国民党五大抱有极大希望的续范亭大失所望。出席会议的代表，全然不顾民族危亡，人民的苦难，只顾拉选票争当中央委员。 住在国民饭店的续范亭也被误认为是大会代表，常有代表敲门求见，请帮忙投一票；有的则把写有“请投xx一票”的名片插在他的房门上。 “商女不知亡国恨”，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续范亭目睹国民党如此腐败，不禁气得破口大骂。在内心极为悲痛、苦闷之余，他终于无话可说了。 自杀，需要极大的勇气，而活着需要坚定的信念。既已失去了重振的希望，又没有苟安的麻木和无耻，只有决心剖腹明志，欲以死来震惊政府，唤醒国人。他怀着悲愤的心情，挥笔写下五首《绝命诗》，其中两首是： 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他还留下了《敦促抗日绝命书》，书中写道：“余北方之鄙人也。革命三十载，半生颇自爱，慨乎国已不国，我犹醉梦，愧无以对我同胞，更无颜见我总理。此次入都，两谒陵园，忧愤交并，拔剑穿胸。然犹冀领振臂，万众敌敌忾，为世界打不平，为人类振人格，和平之神，自当降临，有以救我民族于万一焉。余今已绝望，故捐此躯。愿同胞精诚团结，奋起杀敌，勿效余之怯馁。” 续范亭怀着绝望，在中山陵前剖腹自杀，实现了自己“愿将身躯易自由”的誓言。一直在门外等候的计程车司机，直至傍晚还不见续范亭出来，恐有不测，就赶忙回到饭店，喊来了续范亭的朋友。人们在中山陵前找到了面色苍白，腹部染满血迹、生命垂危的续范亭。尽管续范亭侥倖获救，但他对国民党的耿耿忠心却彻底死了。 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爱国进步人士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等纷纷派代表或电函，表示慰问。住院期间，张学良将军亲来看望，并共商救国大计。 在续范亭自杀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他曾一度皈依佛门，在无欲的冥想中自我慰藉。他常在心乱如麻的时候，静静地想像眉宇间一个微温的红点；那红点越来越涨大，如同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滋润着他疲惫的身心……然而一睁眼，眼前仍是山河破碎、外患内优。他曾在一次冥想之后，请教渡他入门的师傅：“日本人来了怎么办？”师傅沉吟半晌，双手合十，摇头嘆道：“大劫难免。”原来佛也无奈。 翌年年底，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续范亭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有了较多的接触，周恩来与他长达4个小时的谈话内容更使他如获至宝，并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高瞻远瞩，“逼蒋抗日”以解救民族危亡。续范亭那颗报国无门、抗日无道、正处于仿徨苦闷中的爱国之心，终于找到了归宿。自那时起，续范亭苦恋不渝，至死无悔。 第111页 1937年1月，续范亭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以西北军杨虎城代表的身份，前往山西，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动总会）于9月20日在太原成立，由续范亭任主任委员。这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一个战略区内成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在续范亭的领导下，战动总会支援忻口抗战，转战晋西北地区，积极配合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八路军一二o师，使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能够顺利进行。 1939年，抗日战争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内出现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逆流。3月，为反共降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续范亭在会议上对阎锡山的谬论，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阎锡山非常恼火，却又无可奈何。他私下对其亲信说：“续范亭是背上棺材抗战的。抗战一完，自己也就进棺材了。我们可不能背上棺材抗战。”会后，续范亭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报告了“秋林会议”和会见阎锡山的经过，这是续范亭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见。 同年6月，阎锡山强令撤销“战动总会”。面对这一打击，续范亭的抗日意志并没有消沉，在党的领导下，为粉碎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续范亭夜以继日，连续战斗。 1940年1月，山西新军总指挥部成立，续范亭任总指挥，同时他还任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其后兼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 续范亭的身体在早年战斗中曾受到严重损伤，1935年底南京中山陵剖腹后又留下残疾，所患的肺病、胃病一直也没有治好，并时常发作，他一直忍受着这些疾病的折磨，顽强地战斗和工作。 1941年3月下旬，因劳累过度，致使肺结核病復发，在大家的一再劝说下，续范亭满怀惜别之情，告别晋西北，被同志们用担架抬到了延安。当他的担架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特地前来迎接他。 在杨家岭稍事休息后，续范亭住进了距延安城东15里的柳家店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经检查，他的左肺已大部病溃，又有严重的肠胃病，需要长时间的治疗休养。 毛泽东对续范亭的病情非常关心，亲自过问续范亭的治疗和所需医药。续范亭刚到延安时，毛泽东听说他过去用过一种进口药治胃病有效，就把续范亭的秘书找来，让他写出这种药的英文原名.亲自发电报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设法购买。 4月20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他为续范亭购买药品：续范亭胃病甚重，似胃溃疡，来延医治，略有好转，请购药努食丁二十盒，航快寄来为盼。 5月14日，毛泽东又致电廖承志、周恩来，请他们在香港、重庆为续范亭购买努食丁注射剂五十盒，速寄延安。 7月2日，药买来后，毛泽东马上派人送去，并附信一封：重庆买的药已到两盒，送上应用，不知是你讲的那种无误否？闻尊体有进步，大家都欢喜。我有些不适，近日已略好，勿以为念。 1942年初，国际友人赠送毛泽东的新药品盘尼西林，毛泽东也马上派人分一部分送给续范亭。 经过治疗和休养，续范亭的病情有了很大好转，1941年10月，他搬到延安交际处休养。这年11月6日，续范亭应邀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一次会议。21日在大会闭幕式上，毛泽东作了《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毛泽东浓浓的湖南口音是那样的抑扬顿挫，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分析是那样的精闢，对人民的民主是那样的尊重。续范亭为能亲耳聆听毛泽东的演说而高兴，为他在经歷几十年的苦苦寻觅后终于找到中国共产党而庆幸。 大会主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请续范亭登台讲话。他激动地说：“我为中国革命奔走了几十年，始于今日目睹边区广大人民当家做主，真正看见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中国劳苦群众和先进人士的保障，中国革命一定能取得胜利。我们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对续范亭在政治上也非常关心和信任，每逢时局有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常及时地写信和他通气，而每次都会谈到他的病情。毛泽东杰出的领导才能、高尚的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续范亭。1942年3月，他在《赠毛主席》一诗中写道：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续范亭把这首诗寄给了毛泽东。5月14日，毛泽东覆信给他，表示赞赏这首诗，并将“不自高”三个字当作他的座右铭。 1943年，续范亭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不错，我诚然是失恋了。我热爱的国民党，当她十三岁的时候，交了共产党做朋友，替她打扮了打扮，也觉得相当漂亮，很有出息，但是她到了十六七岁就变了节了，被人引诱改嫁了，现在她已三十二岁，应该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然而因为她十余年的自残形体，已经不成人样子，我也早不爱她了。” 续老的这些话，是十分发人深省的。不管是人还是政党，如果不知自律自爱，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自然要失去人民的爱戴。 第112页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钢铁般的训示自古始然。恰恰因为中国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的信赖，才使得宋庆龄、何香凝、黄炎培、续范亭等这样的国民党元老也积极地与她合作，才使得那么多的爱国人士真诚地投奔了她。为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宋庆龄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曾深情地向共产党领袖表示：“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 第45章 在不屈中求真和追寻的——彭德怀 救民于水火，解民之倒悬，这苍生万有的期待，是彭德怀终生不懈的奋斗目标。 很多年前，曾经有一个老战士在弥留之际对他的亲人说，“我希望世界上最后一颗子弹打中我的胸膛”，然后就闭上双眼，溘然长逝了。许多人都为他的遗愿打动得热泪盈眶。能够甘愿为世界承担痛苦的人，理应为人们尊崇和爱戴，他们的高尚永远令全人类引以为豪。 在中国，鲁迅先生称这种人为“中国的嵴樑”，这种崇高也被叫做“为民请命”。 今天，我们庆幸父辈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坎坷的道路上，踏平了荆棘使后来者不再躇姗。然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脚下的坦途，也曾扑倒过无数先烈的身躯。 回望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国内战争尚未平息，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金日成给毛泽东发来急电，请求中国援助。 中朝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毛泽东彻夜难眠，反覆深思，决定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此重大问题作出决策。 彭德怀被专机接回北京，当他踏进颐年堂会议室时，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忙迎了上来说：“催你来是急了点，可这有什么办法，是美帝国主义‘请’你来的呀！” 彭总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都是如何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内容一无所知。他发现会议气氛很严肃，包括和他同舟共济，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的朱德总司令脸色都是那样凝重，他立刻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忙坐下侧耳静听。 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彭总才知道是对出兵支援朝鲜有不同意见。有主张出兵的，有主张不出兵的，有主张暂不出兵的，议论纷纷，讲的都有一定道理。多数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在听完与会者的讨论后，对是否出兵问题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因彭德怀是会议开了两个小时后才到场，所以他只听没有发言。 会后，毛泽东对彭总说：“德怀同志，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哟！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生命。打得好没说的，打不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丢了江山，那我毛泽东对歷史、对人民都无法交代哟！” 彭德怀极其认真地倾听了主席的一席话。当晚他无法入睡：美国出兵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进而威胁我上海、华东。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随时都可找到藉口。不敢同美帝见高低，我们要搞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把毛泽东这句话，反反覆覆在心中叨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他的思路渐渐清晰了……结论是应当出兵。 这位老兵经过一夜的反覆思考，他的决心已定，准备去接美帝国主义向中朝人民射过来的子弹…… 彭德怀，不论在党内和军内，他都是这样一个能够在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独特人物。他从小生活极艰难，没有多少条件读书却愿意研究思考；他戎马一生，虽身负军旅重任却总是在关心民间的疾苦。这是因为他正处在中国新旧思想和新旧社会交替的歷史变革时代，最切身地感受到乡村人民的疾苦，又长期目睹旧官场的腐败黑暗。巨大的反差和小时候就形成的倔强性格，使他在战场上能捨身冲杀，面对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平事能拍案而起。彭德怀的杰出之处，还在于他始终在探索真理。 上井冈山后，彭德怀视毛泽东为兄长、老师，从此系统学习了革命理论。但是他虚心而不盲从，在党内领导中他是最晚由叫“老毛”而改称“主席”的人。在由前辈呵护大的一代儿女中，无不对这位长辈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仰。在子女辈的眼里看来，彭老总在抗美援朝问题上的挺身而出，是为党和毛泽东主席分忧，这和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与党的最高领导者的分歧是一样的目的，仍是替党和毛泽东主席分忧。 第二天下午，彭总在会上发言：“抗美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我们不出兵，敌人打到鸭绿江边，其后果就不堪设想啊！”彭总的话，说得是那样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毛泽东显然心中有数了，他向会场环视一周后，用手敲打着桌面说：“我们国内当前的确存在着不少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仗的，犹豫退缩、担惊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已前往苏联养病，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领志愿军入朝。” 第113页 毛泽东讲到这里，会场上严肃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把尊敬的目光投向彭德怀，一致同意由彭总挂帅率军人朝。对此，彭德怀没有强调任何困难，立即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10月5日下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留下彭德怀、高岗、周恩来共进晚餐。饭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朝鲜情况已十分危急，我们必须马上出兵，否则将贻误战机。给你10天时间作准备。” 彭德怀虽然感到时间太紧张，但仍表示：“主席，你放心！那我就1天按10天甚至20天的工作量来干。” 毛泽东站起身来，感激地紧紧握住了老乡、老战友彭德怀的双手…… 千斤重担，紧张的工作，使彭德怀废寝忘食地忙碌着。他乘飞机去渖阳，当天下午紧急召集十三兵团及东北军区负责人邓华、韩先楚、洪学智、解方、杜平及李富春、贺晋年、张秀山等，商定于次日召开参战部队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部署出国前的准备工作。 在军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彭总微笑着向大家招手、问好后，继而谈了出兵的意义和必要性。他郑重地说：“我们面对的是美帝国主义可不是宋襄公。它不会愚蠢到等我们摆好阵势才来打我们！他们是机械化，前进速度很快！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就必须和敌人抢时间。中央让我牵这个头，也是三天前才决定的。我彭德怀没多大本事，确实是廖化当先锋啰！我的决心是：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光荣之至！” 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在我志愿军的全体官兵中，只有一个将军和一个士兵荣获了韩战中的最高奖赏——特级英雄的光荣称号。那位士兵是用肉体勇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那位将军是挺身而出去接纳最后一颗子弹的彭德怀。 20世纪50年代末，在飢饿的人群前挺立着一个心怀赤子情的老兵。面对受灾的土地，他敞开了炽热的胸膛。请后人再次记住这个名字，我们敬仰的前辈——彭老总。 无论后人如何书写新中国的歷史，1958年都不可能被轻松带过。由于“大跃进”的错误，使新兴的中国工业和本来前景看好的农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1959年的庐山会议的。在自己的家乡，他看到乡亲们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婴儿在母亲怀里焦急地寻找，而老人在弥留的时刻无言也无泪。 平江，一位老红军用颤巍巍的手交给彭总一张纸条，上面记录着一首近乎民谣的小诗： 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的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捏着这张轻薄的纸片，彭德怀非常真切地感觉到凄楚和沉重。多日来，农民的申诉、告状，一些地区强迫命令、浮夸风气盛行，给党的威信和农民生产积极性带来的严重影响，使他感慨万千。为了尽早纠正存在的问题，为了维护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巩固经济的发展，使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少受损失，彭德怀决心为人民“一鼓咙胡”。 这位战功卓着、无可匹敌的元帅，虽有老友提醒他“功高震主”、“言多必失”，但以他无所奢求的坦荡心怀，以共产党人求实的正直作风在小组会上七次发言：“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他不掩饰，不迂迴，一开口便直指要害。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浓重的湖南口音震动了吼虎岭…… 随后，行伍出身的彭德怀，为了诉说自己和会议上许多同志没能倾心置腹的发言内容，而给党中央主席写了一封谈个人看法的信。后来信被公开，称为《意见书》。这封数千言的信尖锐指出：“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 “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并且，信中毫不隐讳地表明自己对1958年错误根源的认识。 这封信，使彭德怀日后遭受了一场灾难。 本是为了纠正错误，总结教训的庐山会议，在经歷了一个不甚和谐的抑扬顿挫之后，主旋律一下子变成了反“右”倾。 夜不能寐的彭德怀反覆思索着：怎样才是对党、对人民有利呢？只要使党能更坚强地团结一致，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困难，更迅速地建设社会主义，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宁可毁灭自己。 因此，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成为我党、我国歷史上着名的重大事件，载入了史册，影响极其深远。 其实，彭德怀于6月底才收到庐山开会的通知。在此以前，他在上海会议上受过毛泽东主席的批评，心中不快。当“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在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 黄克诚则是从一开始就持保守态度，他对“大跃进”有怀疑、有保留。 后来彭德怀出国访问，回国后非常认真地看了内部参考消息，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出来，送给主席看，数量颇多。 彭德怀在会前去了一趟湖南，和周小舟、周惠谈了不少话，他们的看法基本相同。黄克诚也和他谈过一些国内情况，可能加重了他的忧虑情绪。 第114页 彭德怀收到庐山会议的通知后，他不想去，想让黄克诚替他去。黄克诚说：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黄又问他：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说：也不是不服气，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后来，彭德怀还是去开会了。在会议中他对就事论事不满，对没有尖锐的意见不满，认为纠“左”的措施不力，因而写出了那份有名的“意见书”。 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黄克诚还在北京守摊子。彭真和林彪也未去庐山，似乎都没想到会出什么大问题。黄克诚还是把这个会当成一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当前工作问题的会议。还在北京准备了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打算送给中央考虑。 此时，国内经济情况已有些乱了。河北、山东都有饥馑发生，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向缅甸的人相当多。黄克诚感到问题严重，心里非常不安。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后，中央才通知黄克诚去开会，他有点意识到会议上分歧严重。 彭德怀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意见书”已列印出来，看来可能要受批评。但黄克诚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德怀的看法基本相同，很希望有机会向党中央提出。彭真打电话给黄克诚，约他一起走。 他们7月17日到达庐山。上山后刚住进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黄克诚看；黄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贊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黄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当天晚上或第二天早晨，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到黄克诚住处看望。谈起来，他们意见一致，都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而且感到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黄因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随后黄又和李先念谈了谈，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黄克诚又和谭震林谈，他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而且他还问黄：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黄说：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黄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因而和谭震林吵起来。黄和谭一向关系很好，知道他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谭震林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也生气地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这“反兵”二字，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自己的意见和他的意见相反。后来却被人引为黄克诚“蓄意反党”的证明。 18日到19日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的那封信时，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黄克诚在19日发了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 当时，组里除了罗瑞卿、谭震林两人外，其他同志似乎都对黄克诚的发言表示有同感。谭、罗发言批评黄克诚，黄克诚又反驳谭、罗，相互争论了一通。 黄克诚的那篇发言，本应有详细记录在简报上印发。但因黄克诚乡音太重、说得又快，记录的同志记不下来，整理时感到很为难，就要求黄克诚自己整一个书面发言稿给他们。但形势变化很快，几天就形成了斗争局面；黄克诚已无时间和精力来整理这个材料。所以简报中就只有黄克诚一个简单的发言记录。致使有些同志后来感到诧异，怎么庐山会议被斗争的主要角色之一的黄克诚，连个较全面的发言记录稿都没有呢？ 当时，黄克诚最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几亿人民缺粮吃可不得了。会议上把粮食产量调整为7000亿斤，说是：6亿人口，人均产量超过千斤，粮食过了关。黄克诚说：不对，这个数字不符合实际情况。有人质问：这话是谁说的？黄克诚回答：是我说的，而且你也说过。黄的态度还是很强硬。 7月23日，毛主席召开大会讲话，这个讲话造成极大的震动，扭转了会议的方向。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主要是：一、现在党内外都在颳风。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煳涂。好呵！越搞得一塌煳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因为有多数人的支持，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就是要硬起来。二、说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有两条罪状：一是大炼钢铁，1070万吨是我下的决心；一条是搞人民公社，我无发明权，但有推广权。1070万吨钢，9000万人上阵，乱子大了，自己负责。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各人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第一个责任者是我。出了些差错，付了代价，大家受了教育。对群众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热情，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能泼冷水。对“刮共产风”, “一平二调三提款”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干部。但我们说服了他们，坚决纠正。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三、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做工作总会有错误，几十万个生产队的错误，都拿来说，都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国家必定垮台，帝国主义不来，我们也要被打倒。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要坚定，别动摇。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第115页 主席的讲话，支持了“左派”，劝告了“中间派”，警告了“右派”，表明主席已经把会上意见的争论，作为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 主席的讲话对彭、黄等人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彭德怀会后还曾向主席说，他的信是供主席参考，不应印发。但事已至此，彭的解释还能有什么用！黄克诚对主席的讲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他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他们想不通，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覆思索，不得其解。 当晚，周小舟打电话给黄克诚说：他们想和他谈谈。黄觉得这时应谨慎一些，不同意他们来，但小舟很坚持，黄也就让步了，来就来吧。来的三人中，小舟最激动，李锐也已意识到在这个时间来黄处不好，可是未能阻住小舟。谁想得到，这次谈话竟成了“反党集团”活动的罪证呢？ 周小舟、周惠、李锐来到黄的住处后，表现非常激动，说：我们快成了“右派”了。黄克诚劝他们说：别着急。主席支持“左”的，不会不要“右”的。 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又问：主席有没有史达林晚年的危险？ 黄克诚说：我认为不会。又说：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小舟这才平静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 他们正准备走时，彭德怀拿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小舟又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李锐催着小舟走，说太晚了。实际上，他大概是觉得，这些人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妙。周惠一向比较谨慎，没说什么话。 他们刚出门，正巧碰见罗瑞卿，罗持反“右”的观点，自然就注意了这件事。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他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 23日毛泽东讲话后，各小组下午就开始讨论主席讲话，那时发言都还较缓和，对彭信的批判虽轻重不同，均未离开信的内容，有人说得厉害些，有人则还做些自我检讨。 26日，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该成了合议的另一个转折点。批评的火力大大增加，而且目标集中在人了。除了对彭总外，所谓“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 “左”派柯庆施等人气势很兇，温和派也被迫提高了调子。彭、黄等人就只有做检讨的份了。黄克诚在26日做了检讨，谈到19日的发言是嗅觉不灵，谈到自己思想方法上有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也谈到自己只认为彭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等等。这当然也有违心之论，但还不算太过。 30日，主席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个人去谈话。谈话时主席显得火气不大，所以他们也较敢说话。这次谈话，主席给黄克诚戴了几顶帽子，说他：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黄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的三军团的歷史问题，说不了解黄的歷史情况等。 黄克诚答辩说：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主席说：理性和感情是一致的东西，我自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 黄又说：我当彭的参谋长，是你主席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 谈话还涉及当年东北战场“保卫四平”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马祖的问题，黄克诚都表示过反对的意见。主席说“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黄说：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主席笑笑，说，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 周小舟、周惠、李锐都说：会议上空气太紧张，叫人不能说话，一些问题不能辩论清楚。 主席说，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周小舟等又说：“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以澄清。主席说：可能是有点误会。又说：我和你们湖南几个人，好像还不通心，尤其和周小舟有隔阂。 第116页 主席又把话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主席要小舟“不远而復”。主席谈遵义会议，分明是要他们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希望他们“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他们的思想问题没解决，又都不会作伪，所以他们的表现很可能使主席失望。 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他们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他们说话没感到压力；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四个被谈话的人心情比较好。黄克诚甚至还有点轻松感：到底有个机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说了。 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主席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就是吃包子充飢。参加的人员有少奇、恩来、朱总、彭总、林彪、贺帅、彭真等同志，又通知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 主席主持会议，讲话最多，从歷史到理论，长篇大套，无法详述。讲理论，主要是说彭不是马列主义者，思想中有不少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个经验主义者。其中也提到：彭是劳动人民出身，对革命有感情；要革命还是好的，寄以希望。讲歷史则是批彭德怀在几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说彭和他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说是一半对一半。主席仍说是三七开。 谈到彭的“意见书”时，主席说信上说，“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得”的前面，反映了彭的灵魂深处。又说：我们没有经验，没有“失”如何能“得”，胜败兵家常事，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不能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要反右倾。又说彭，你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锋芒是向着中央领导，你是反中央、攻击中央。你的信是准备发表的，目的是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你要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以前歷史上许多重要问题，你都没写信，这次写那么长。对你那些挑拨的话要顶回去。 彭说，我过去在江西也给中央写过长信提意见，这次信是供你考虑，并没想发表。 主席又说，你过去挨了批评，心里怀恨。我们同在北京，连电话都难得打，打几次，没打通，就“老子跟你不往来”。在香山你找我，因我睡觉习惯特殊，警卫员说未起床，你就拂袖而去，不谈了。高、饶事件你陷得很深，你以后会怎样，也难说。 彭说，我过去追随王明、博古路线，1934年一二月间就转过来了，曾和黄克诚谈过，还得请主席来领导，我今年61岁，以后还能有什么呢？ 朱总司令发言温和，主席说是“隔靴搔痒”。 林彪发言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说彭自己有一套纲领、路线，独断专行，攻击主席，用心很深等。这个发言很厉害，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 其他同志多是举个例子，说明彭德怀有问题，表示同意主席意见。 毛主席还说到，整人就是要整得他睡不着觉，要触及灵魂深处。你老彭，组织性、纪律性很差，你有个说法“只要有利于革命，专之可也”。打朱怀冰等，时机紧迫，还可说“专之可也”；打百团大战，为何也不先报告请示一下？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歷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于团结你。 主席最重要的话是说：你们这回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地进攻，其目的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毛主席甚至还提到解放军跟不跟他走的问题。 黄克诚襟怀坦白，在这种场合，他不能不表态：“我和彭总相处久了，许多事情看不清楚。中央苏区后期，他说还是要请主席来领导，我认为他不是不能辨别正确和错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有感觉，今天的会使我认识全面。希望彭总能冷静地听取批评，常委领导同志讲的话，都是好意帮助……” 会后，主席把黄克诚等四个列席的人留下，又谈了一阵，要他们别再受彭的影响。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这一串的会议给他们的感觉是：主席要教育和争取他们回头。虽然黄克诚被认为是彭的亲信，绝对脱不了身，但那时还没有要定为“反党集团”的迹象。 8月2日开中央全会。 主席讲话着重谈路线问题，谈党内有分裂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谈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一看二帮，批评、改正、团结等。 接着就是各组开批斗会，批“军事俱乐部”进入高潮。康生是批斗中最积极的人，又是发言，又是插话，又是整理材料送主席，拼命地表现他自己。林彪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8月4日由少奇同志主持一个会，向新上山的中央委员通气，林彪的一个发言，长篇大论地指责彭，占了一大半时间。 原来小组会是按地区分组，后来就扩大了。黄克诚原在西北张德生负责的那个组，以后薄一波、罗瑞卿、谭震林、乌兰夫、蒋南翔、田家英等十几个人都参加了这个组。到中央全会时期，又合编两个大区的人为一个组，人数很多，林伯渠、吴玉章等也都到这个组来了。黄克诚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他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他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第117页 开始，黄克诚的态度还很强硬，有人说他是彭德怀的走狗，他气得要命，说，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对不合理的批评，就和批评者辩论。慢慢地，他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用，就尽可能多听少说，多沉默，少争论。但他的检讨，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黄克诚谈话，谈了两次。领导以帮助他摆脱困境的善意，劝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黄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绝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但人们总认为黄克诚知道彭德怀的许多秘密，不满足于他只给自己戴帽子，逼着他交代彭的问题。黄克诚实在没办法，只好找彭的秘书来帮助回忆，还是搞不出什么东西。彭还是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黄别那么紧张。黄说，“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黄确实是很紧张。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什么别的想头。他又劝黄别悲观，似乎他还比黄乐观些。但也不便多说，匆匆就走开了。 大约在8月10日，组里正在追问7月23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到黄克诚那里到底谈论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着李锐到黄克诚这个组来参加会议。黄克诚马上紧张起来，心想一定是那天晚上他们说的话被揭露了。这里最关键问题是议论毛主席像“史达林晚年”那句话。黄深知他们当时很冲动，又都是一贯忠于革命事业的正直诚实的人，所以并不认为这话有什么了不起。但后来会议情况变得紧张严重，黄也明白这话必被误解。早些时，他曾劝过周小舟：23日晚你们出门便碰见罗瑞卿，定会引起注意，你们说过的这句话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们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小舟说：不行了，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因此，黄也只好保持缄默。 但这件事在黄克诚心里是个疙瘩。说不得，说了就会加害无辜；不说又是在隐瞒，作为一个中央委员，也觉得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得久，不是越显得“心虚”，显得事情严重么？组里正在穷追此事，黄想，人家指明问那天晚上的事，我是中央委员，怎么能对组织隐瞒，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并说明他认为说话人并无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 这就像爆发了一颗炸弹，全组立时譁然。黄的解说毫无用处。他们又追问是谁说的？黄当时并没对这话特别注意，实在记不清哪一个讲的。这时看到李锐，以为他说了此事，心想以他的为人，一定会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就说：可能是李锐说的，但也记不准了。后来周小舟自己承认是他说的。这个“史达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黄前一段在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他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他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 其他几个人也和黄克诚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样使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愤慨起来。 毛主席在党内的威信崇高，得到大家衷心拥护。到此时，那些在批“右倾”时内心里还对彭黄等抱有同情的人，也改变了态度。毛主席当然更加深了“党内有阶级斗争”的看法。他以前着重在批斗彭德怀的“右倾”，还对黄等人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到这时，就完全认定他们是个“反党”集团了，只把周惠区别出来，说是沾了点边。按党内地位，黄克诚应排在张闻天之后，但黄既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又是联结湖南集团的纽带，罪状严重，所以把黄名列第二，放在张闻天之前，说成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李锐是毛主席的兼职秘书，因而参加了庐山会议，又因和彭黄等人观点相同，也陷人此案，但由于不是中央委员，没有和他们一道并列点名。 主席这时已确认他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于是在做决议之前，主要任务就是要他们认罪。 为此，请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来做彭的工作。 毛泽东的秘书把彭德怀引上了楼。彭走到会议室的门口，立即愣住了。靠窗的大沙发，坐着毛泽东。左右的单人沙发，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在山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来了。毛泽东对面的墙根旁的沙发，是空的。显然，是留给彭德怀的。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和彭德怀谈心，而是在山上的所有常委。情况比彭德怀的预感还要严重得多。 彭德怀从口袋里掏出中华牌香菸。 “老彭，你怎么也抽菸了？”毛泽东的眼神显出真实的惊异…… 彭德怀被作为“党内右倾”的典型，遭到了全党的批判。与他同时蒙受冤屈的，还有同样敢于直言的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 让陶铸来做黄克诚的工作。黄相信陶能理解他们，于是对陶毫无隐瞒，把上山前后的种种情况都和他讲了。黄说，我们只是对当前情况看法相同；对主席23日讲话感到震惊；个别人在冲动中说了错话，又因怕被误解而不敢坦白交代，根本不存在反党活动，我无法认帐。 第118页 陶铸第一次没有完成任务，第二次又来和黄谈，说，不管你们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黄仍然不服地说，如果形迹可疑就能定罪，那何必要我承认？ 陶铸又没有解决问题，于是第三次来谈。这次他对黄责以大义，说，你总得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才是。现在中央领导、各部门、各地区的主要领导都聚集在此，7月开了一个月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开中央全会也半个月了。再拖下去，对工作大大不利。目前事已至此，你不承认，大家通不过，最后还是得承认，何必再拖下去呢？黄反覆思考，现在处境确实困难，主席性格之强，黄所深知。而且中央全体，除他们几个人外，都站在主席一边。个人受委屈、背冤枉毕竟是小事。听说彭德怀表示：他想通了，要什么，就给什么。黄也只好照陶铸说的，“顾大局”吧。 冤枉自己也是不容易的事。 叫黄克诚承认“右倾”，他可以心枷清愿，因为他心里从没有贊成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但要他承认反党，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反党，可太难了。实逼处此，硬着头皮违心地认帐后，心中耿耿，无日得安。 彭、黄、张一个个被劝认帐后，在大会上都做了检查，只有小舟没做。于是，八届八中全会在总理、彭真主持下，写出了决议草案。写成后又要彭、黄等签字承认。这字好难签，但彭、黄等已经是不得不签了。 彭、黄等这样违心认罪，除了听从一些与他们关系好的同志劝告，要他们顾大局，暗示应牺牲自我外，还有一个因素，这因素不仅影响他们，而且还影响许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和与会的成员。许多年来，在内战、长征中，主席的英明、正确已为全党所公认。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更使全党钦服主席的英明领导。他不时力排众议，而结果常常证明他正确。所以大家已习惯于认为：主席比我们都高明，习惯于服从主席的决定，习惯于接受主席的批评，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也接受了。虽然彭、黄等这一次实在不能接受，也不应该接受，也强迫自己接受了。 待黄克诚冷静下来后，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 这才是他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他后来一想起就非常痛苦。 中央领导多数仍希望只限于批评这几个人，不要扩大。 彭德怀出身于贫苦的劳动人民家庭，全心全意地要改造旧社会，军功极大、地位很高，而从不忘本。他从小就是反抗性极强的人，而且总是带头为首。说他有个人英雄主义，入党后已改得很多了。说他桀骜不驯、好犯上，那也只是在他认为不对的时候。他耿直，讨厌捧场，新中国成立后对歌功颂德看不惯。看不惯就要说，而且说得很难听，从不怕得罪人。这样的性格，如何能不遭疑忌！ 早年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他性格刚烈，遇事不能容忍，所以不易和领导及周围同志搞好关系。从主席批评彭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是格格不入，相处得不很愉快，多有误会。 毛主席建党、建军、建国的伟业，彭德怀身经百战的功勋，都是昭昭卓着的。两个人都十分忠诚于革命事业。谁能料到：他们竟因为某些观点的分歧和性格的差异，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形成颇深的成见。加上庐山会议时，上述种种因素，以致发展到不能相容的地步。庐山会议这一场悲剧有偶然的因素，但实非偶然。这个事件对我国歷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我党的悲剧。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公报和决议，其中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错误的决议》。 会后，毛泽东在庐山散步时遇见朱德，他对朱老总说：“你啊老总，举手举了半票？”朱德不以为然，笑答道：“反正我举了手，至于手是怎么举的，我就不知道了。” 朱德心里清楚，他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但他可以不改变自己为人的原则。他在会议后期基本保持缄默，用无言表达他的满腹意见。 在会议最紧张的时候，朱德和毛泽东谈过一次话。他对毛泽东直言指出会议不足之处：“我觉得这次会议发言民主风气不够。” 毛泽东听朱老总这么一说，先是一愣，后想了一会说：“你对一半，我对一半。” 朱德听懂了毛泽东的话意，不再说什么了。 会议最后在表决“决议”时，按照惯例，大家都要高举膀臂，便于统计票数。朱老总虽说也举手了，但他弯曲着胳膊，手举到别人一半高的位置。那动作，一看就知道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举的手。 庐山会议后，只有朱德在彭德怀倒霉时去看望了他。尽管他们在一起并肩战斗的时间最长，但他俩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即使坐在一起，也不多话。由于长年相处，他们之间的交流往往是来自心灵的沟通。 在军委扩大会上，首先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彭德怀、黄克诚到了会，依然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彭德怀事先并不知道会议是如何安排的，便很坦率地主动作了检讨，同时表态，愿意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判，肃清自己在军队各方面的“错误影响”。 第119页 然而，会议与预期效果相距甚远。与会者多数人无法相信，他们素来敬重的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会突然变成反党分子？尽管“意见书”某些言辞不妥，但反映的问题是符合事实的，用意也是好的。多数人想应付一下、走走过场算了。 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们，想法太天真、太善良了。在流血的战场上，他们个个谋多智广，英勇善战；在不流血的路线斗争中，他们幼稚得像新兵蛋子…… 柯庆施、陈伯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打电话，说“会议开得糟透了……”康生亲自跑到毛泽东书房，请求毛主席亲自出面扭转局势，要求军委扩大会议再延长，再扩大！ 中央据此作出决定，会议再延长20天，人数由原来140人增加到1061人，另增508名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军委扩大会本来是对“彭、黄”的批判会，开到后来变成了表态会。既然人人都得过关，当然人人都得表态。批彭反右——这是毛泽东定的“主旋律”，你就跟着“大合唱吧”，滥竿充数也好，随声附和也罢，如影随形也可以，就是要千万当心，别走了神，跑了调，错了节拍。 迫于形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总司令朱德不得不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这个检讨，被印发到县、团级以上的党组织。 陈云，是惟一没有在会上表态的人。他从庐山会议到军委扩大会议，一直缄口沉默，以无声表达自己的意念。 古人云：悲莫大于无声。陈云的“无声”不仅申诉悲凉心境，更多的是抒发忧患意识，无声中凝聚着信念、力量和使命，燃烧着炽热的希望和永无穷期的探寻精神。他就是这样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不切实际的冒进和空想。他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不管什么来头，不管什么风浪，他都能保持头脑冷静，沉稳持重。即使被斥“右倾”、“保守”，他也不随波逐流。他讲求实效，不讲声张，不讲排场，不讲空话、套话。他把这种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归纳为言简意赅的几句话：“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这极为朴素的九个字，浓缩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饱含着追求真理的态度，体现着敢于负责的精神！ 严峻的“路线斗争”，并未动摇彭德怀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不渝的信念，他始终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怀着极大的忠诚；始终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愿多为祖国、为人民、为他所坚信不移的事业无私奉献。 第46章 在无悔中求真和追寻的——陈毅 革命的父辈们，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离开后人而去了。在前进的道路上，后人註定还要经歷许多地挫折与创痛，所幸的是，每当这个时候，总有人会挺身而出。 1931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成立了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中央局，同时撤销了毛泽东为书记和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跟随项英的不少中央来人，根本缺乏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经验，完全用“左”的一套东西来指导工作，在中央苏区进一步造成了思想混乱。 这时候，陈毅非常担心地对毛泽东说，中央来一个人就掀起一次风波，将来中央搬来苏区，还不是要推翻你！处在“左”倾路线高压下的毛泽东，对陈毅的知心和体谅深感安慰，但又无可奈何地说，中央来人越多，意见分歧就越大。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实则是“左”倾路线执行者对毛泽东的一次集中批判。他们手握中央的指示信，全盘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红军作战的正确方针和中央苏区建设政策。 会议出现了激烈争论。毛泽东认为，敌强我弱，红军应诱敌深人，在苏区摆战场，不宜打出去，更不宜攻打大中城市；要给地主、富农分田地；进一步巩固苏区农村根据地，发展红军和苏区武装力量。中央“左”倾代表批判说，“诱敌深入是等敌深入、游击主义”，提出攻打大城市的城市中心论；批判巩固苏区根据地是农民的落后意识和小团体主义；批判给地主、富农分田是“富农路线”；提出“消灭地主”的口号；并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从此开始排挤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当毛泽东横遭批判的时候，苏区的一些同志仍然据理力争。其中陈毅以其鲜明的态度勇敢地站在第一线。他说：“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别看现在苏区方圆几千里，红军数万人，搞不好，打几仗就要垮台。”“左”倾路线代表批评陈毅的观点是“眼睛只盯着几个县的机会主义”。 陈毅反唇相讥，你们说上海无产阶级强大，怎么不在上海，跑到苏区来干什么？ “左”倾代表拒不认错和承担责任，只能强词夺理，用大帽子压人，这种会议当然不会有正确结论。会后，中央来人迫使毛泽东不得不称病休养。 赣南会议的结果令人痛心，但陈毅那种不畏权势和高压，坚持真理，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浩然正气，则受到人们的敬仰。毛泽东、谢维俊等当面称嘆：还是你敢讲话，你讲得彻底！ 第120页 “左”倾路线代表者完全把毛泽东当作党内的主要危险，步步紧逼。1932年5月，面对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严峻形势，不去组织反“围剿”的准备工作，而是没完没了地在中央领导层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年10月召开的中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是以研究第四次反“围剿”为幌子对毛泽东的再一次“大清算”。“左”倾路线的执行者首先点火，主张在敌军大举进攻之前，坚决打出去。毛泽东则以第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耐心说明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正确性。但是，中央代表一口咬定积极防御方针是机会主义，并且不容申辩。 这时，陈毅听到会议精神时毫无畏惧，毅然坚持毛泽东的正确方针。他说：“现在提出打出根据地去，为时过早，待红军力量发展壮大了，自然会打出去的。他建议中央来的同志与苏区的同志都要团结在一个中央委员会内，共同把革命搞好。”他痛心疾首地指出：“南昌暴动的残部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经过千辛万苦才打出这样一个局面，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它！”陈毅再次肯定创立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并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一道，提出了留毛泽东在前线指挥。这一切，都一一遭到“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拒绝。 1933年6月，中央苏区政治局第二次在宁都开会，完全剥夺了毛泽东的发言权。“左”倾代表以当兵团政委和省委书记为诱饵，专门派人游说陈毅，要陈毅好好检查苏区的缺点，带头做自我批评，增强苏区党内对中央的信任。陈毅听后愤然答道：“你们要我抹杀苏区成绩，编造谎言，我陈毅不干，苏区的情况你们找毛泽东谈去！” 会议的主持者项英紧盯着陈毅。一天，项英看到陈毅写的毛笔字特别像毛泽东的字体，心里很不痛快，于是便说道：“你这个人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迷信毛泽东，为他吹嘘，连写字都学他！”陈毅当即回敬说：“说我迷信毛泽东，你为什么迷信博古啊？你们就是排斥毛泽东。谁不听你们的，动不动就给戴上反国际的大帽子，只许听你们的，不准别人讲话，这叫什么呀！” 由于陈毅坚决支持毛泽东，以后的中央会议也不让他参加了。但毛泽东和陈毅患难之交的友情，却更加诚挚和牢固了。陈毅生病的时候，毛泽东去看望他，第二次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再次病倒，处境孤立难熬，陈毅主动前去探望，并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你现在不能去前方了，但还要经常和群众联繫，有机会也要发表一些意见，让群众能听到你的声音。” 从此以后，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指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转入长征，毛泽东和陈毅没有来得及告别就分手了。 公元1966年至1976年，中华大地上曾经歷了一场灾难性的大浩劫。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使全国出现“打倒一切，天下大乱”的局面。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容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和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以各种方式进行了抵制和抗争，其中以1967年2月前后的“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事件为高潮。老同志的抗争，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林彪、江青等人则借反“二月逆流”，阴谋打倒一大批老革命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为这一事件平反，人们改称之为“二月抗争”。 “二月抗争”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党内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的集中表现。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为了维护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对错误的方针进行了抵制，力图对这场动乱的范围进行一些限制，在众多前辈中，陈毅是最坚定的一个。 1967年1月19日，发生了揪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的事件。20日，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已经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的将帅们，知道毛泽东主席不贊成揪斗萧华，更壮了胆气。十天前刚担任改组后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主持会议，他知道了昨天夜里发生的情况即向秘书查问，昨天会议谁做的记录？谁走漏了会议消息？这时，会场上，江青、陈伯达、叶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萧华没到，阴阳怪气地故意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 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没有立刻回答。徐帅生气地冲着萧华说：“怎么成胆小鬼了！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在盛怒之下，一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落在地。 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面对江青得意的样子也大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着也怒不可遏，用拳头连连捶击着桌子说：“谁要想搞乱军队，绝不会有好结果！”叶帅由于用力过勐，右手掌骨远端骨折。 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萧华了。……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事件的始末，被看作是“二月逆流”的序幕。 第121页 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碰头会的军队高级将领。在接见过程中，这些老战士们又向自己的统帅汇报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夫妻的惨死，不能不对毛主席有所触动。 2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原定的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所以国务院主管生产工作的余秋里和谷牧也参加了。但实际上还是围绕军队的问题在辩论，并涉及党的领导和其他问题。当徐帅再次提到刘志坚问题时，陈伯达却蛮横地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子已经定了，再不能改变了。”老帅们对陈伯达的无理态度十分气愤。 叶帅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康生反驳道：“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叶剑英责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他转头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读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给解释一下。” 陈伯达说：“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关锋气势汹汹地把皮包往桌上一摔，说：“要这样讲，我还有许多话要说哩！” 聂荣臻说：“你要说什么？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被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会议在争吵中无结果而散。 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在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所谓“大闹怀仁堂”事件，主要就是指这一天的抗争。 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陈毅、余秋里、谷牧等相继发言。陈毅在激烈的斗争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老干部的代表。 在黑白颠倒的日子里，身处逆境的陈毅，以他一贯耿直爽朗的性格和他实事求是、直言不讳、敢于坚持真理的作风，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与错误进行斗争。同时，他以宽广的革命胸怀和高尚的革命情操，坚持为党和国家尽心尽力地工作。 斗争日益严酷，陈毅被一次次批斗。这位在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的元勛始终不向邪恶、谬误和虚伪低头，他坚持着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真诚。他日夜忧虑的是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这天，在怀仁堂会议室门口，谭震林碰见张春桥就堵着他问：“陈丕显同志回来没有？”因为谭震林知道毛泽东批准进京的名单中有陈丕显，但他却被扣在上海。张春桥却打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呀！”谭老说，“群众不答应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说：“党不管用了。”谭老听后十分生气。 会议开始后，谭震林在会上又郑重提出：“陈丕显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不要老拿群众为藉口，还有党的领导哩！你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整掉所有老干部！……” 谭老用事实为武器向林彪、江青一伙发起了勐烈的冲锋。谭老面对面地怒斥张春桥、江青等不要党的领导、打击迫害老干部。老人披肝沥胆，气愤至极，话还未毕早已怒不成声，起身便要离席退出会场。 豁达坚韧的陈毅，一把拉住了昔日的战友，激愤地说：“不要走，留下来跟他们斗争！”接着，他仗义执言地斥责林彪、江青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怎么解释我们的人民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就在这次会议的当天夜里，陈毅接见了归国留学生代表，对这些从海外赶回来参加“造反”的年轻人，一讲就是七个小时：“你们要干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警卫秘书用手碰碰陈毅，示意他把好嘴上的关。陈毅置之不理，照样说下去：“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刘少奇的一百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朱总司令是军阀，贺龙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我们党抹黑嘛！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是干净的？承蒙宽大，加上我们五个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 ” 他愤怒地敲着桌子说：“如果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我不愿当这个干净的。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 陈毅越说越激动，怒目圆睁、拍案而起：“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没有什么可怕的！” 第122页 浩然正气如惊涛轰鸣，但每一个正直的人心里都十分明白，这字字句句无疑都能成为置陈毅于死地的无情子弹！然而，一向为人民的事业笑傲强敌、威武不屈的陈老总继续发出雷霆般的怒吼：“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话音戛然而止，中南海会议室里鸦雀无声。空气凝固在1967年的那个时刻。 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周恩来没有制止那些言辞激烈的发言。歷时三个多小时的会上，他几乎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当盛怒的谭震林准备中途离开会场时，周恩来才大声将他叫回。当李先念提到打倒大批老干部是从《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开始时，周恩来当场责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会后，毛泽东尽管严厉指责了陈毅、谭震林等人，但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与林彪等人也是有所区别的。毛泽东一再表示老帅们是在搞“阳谋”而不是“阴谋”。他曾特别提醒中央文革小组注意，批“二月逆流”时，“不要伤害总理”。毛泽东也担心一旦周恩来被打倒了，局势有失控的危险。在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在党内外一些讲话中也说：“对这几位老同志我保得最多、最早，所以，在批判二月逆流时也联繫到我。”毛泽东并不想全面打倒这些老干部，在这一点上，他与周恩来是一致的。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在“九一三”事件后的老同志座谈会上，陈毅抱病作了揭露林彪反革命罪行的长篇发言，希望中国革命记住这个惨痛教训。作为一个坚定的老革命家，陈毅坚信：真理是不可战胜的，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不幸逝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杰出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和外交家逝世，理当隆重追悼。然而，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军委出面组织陈毅的追悼会，悼词全文仅600字，且一半为简歷，照片也被规定不上头版。追悼会将于10日下午举行。 歷史有情，即便是在它疯狂倒退的时候，也会记住为人民挺身而出的壮士。陈毅，我们尊敬的父辈！你为之奋斗的祖国尽管歷经磨难，但你的人民却是有幸的——每当危难关头，总有人敞开他炽热的胸膛，去接纳那颗射向人民的子弹。 第47章 在永恆中求真和追寻的——周恩来 尽管如今的年轻人，对周恩来的歷史和事迹知之不多，也没有父兄们对这位总理所怀有的那种挚爱深情。然而，作为一种至善至美的象徵，他仍始终被全心全意地接受和爱戴。年轻人应该知道，他代表着一种高尚的人格，代表着一种神圣的燃烧。 还是在学生时代，当老师问及“读书是为了什么”时，少年周恩来便毫不犹豫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从那时起，他就踏上了一条永无止境的人生征程。他以不移的信仰和超人的能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昌盛无私奉献了他全部的生命。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毛泽东感慨而又深沉地说：“周恩来不错，明智通达。他虽然错误不小，但能接受事实的检验，转变得快，得到大家谅解。这次会议，如果周恩来不同意也是开不起来的。” 1月16日，遵义会议进入第二天，也是最为关键的一天。在约2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犹如风云际会，万马齐喑，并不比硝烟瀰漫、浴血拼杀的战场上显得轻松。会议从第一天博古作了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以来，性情刚直的彭德怀就打了个响炮。因为一年多来憋在胸中的话太多了，他见大家都不讲话，便首先开了头炮。他先对博古说，西进突围，搬家逃跑，行动迟缓，途中野战军受到重大损失，这个责任应该由中央来负！接着，他又将目光转向李德，大声说道，华夫同志在反第五次“围剿”中实行的“短促突击”战术，是十分错误的。 一直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怀着几年来的满腹苦衷，这时，再也坐不住了。他说：“‘四中’全会以后，白区工作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导致白区职工运动和党组织的瓦解，特别是‘五中’全会以来，白区和苏区路线是否正确，要求中央作出全面的检讨和改正。” 博古是比较民主的，作为会议主持者，他能注意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但当刘少奇提出检讨“四中”全会的路线时，便坐不住了，他甚至有些激动地说道：“不能同意少奇同志对中央路线的指责。‘四中’全会以来，在国际的帮助和歷次重要指示下，我们克服了罗章龙右倾分裂的危险；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建立了苏区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组织了三十万铁的红军；开展了苏区土地革命；发动了广泛的反帝运动和民族革命战争……难道这些都是‘左’倾冒险主义，怎么能因为未粉碎第五次‘围剿’，就可以抹杀全党奋斗的功绩？这种论调与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的污衊有何区别呢？” 第123页 博古对“左”倾错误并无认识，并以其能言善辩侃侃而谈，讲得似乎蛮有道理。又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团中央书记凯丰急不可耐地打出一发重炮，说谁否定“四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就是机会主义论调，会议进行得更加困难。 这时，毛泽东巧妙地迴避了敏感的政治路线问题，提出集中精力讨论军事路线问题。 一提到军事问题，就像是洪峰冲垮了堤坝，避不开，也挡不住。而多数与会者都是从血火中走出来的前线指挥员，对比着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次次失利和在毛泽东指挥下所进行的一系列游刃自如的一次次胜利，谁都有一肚子话要说。 一直没有怎么讲话的朱德，以那双慈祥和善的眼睛望着大家，他神情凝重地说道：“李德顾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命令红军进入阵地战，结果丢掉了苏区，牺牲了那么多同志！西征开始，又仓皇逃跑，以致损失惨重，这也是中央的责任。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下去！” 王稼祥听了朱德的发言，立即从躺椅上欠起身子说道：“同意总司令的意见，我再重复一句：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要重新考虑。” 晚一天参加会议的李卓然，操着一口湖南话，生气地说：“我没有听到博古同志的报告和恩来的副报告，今天听了一些同志的发言，颇受启发。朱老总讲得好，突围以来的军事策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掩护，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过湘江，几乎全军覆没。挑子、辎重一大摊，一天走不了二十里路，老挨敌人袭击。这哪里是有计划的撤退，简直是夺路逃命，溃不成军……” 聂荣臻接过李卓然的话，悽然地说：“提起过湘江，简直是一场噩梦！” 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的讲话，更为鲜明。他说，过湘江的歷史不能再重演了。“三人团”的领导必须改变。博古同志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再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希望大家慎重考虑。 博古的眼睛睁得圆圆的，白皙的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凯丰的反驳也越来越苍白无力。阵线已经明确了。朱德、刘少奇、王稼祥、洛甫、陈云、彭德怀、聂荣臻、李卓然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军团领导人，鲜明地站在他的对立面。 面对这个局面，周恩来满怀心事，进晚餐时一句话也没讲。对于白天会议上，多数人发言点了他的名，将他的错误与博古相提并论，甚至要撤他和博古的职，他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但他所想的是对错误的认识和自己的责任！这就是要下定决心，绝不能再犹豫和等待了。 第二天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站起来，两道浓浓的黑眉几乎拧在一起，一双如火似炬的眼睛环视了一周，大家也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因为他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对博古报告的态度，对毛泽东发言的看法，会对会议起着举足轻重的重大影响，人们都拭目以待。 周恩来的长髯频频颤动着。他说，同志们：对于博古同志的报告，我和大家的认识一样，也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红军的抵抗力是不能与敌相比的，这是事实。由于党中央作战指挥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也是事实。面对优势的敌军，採取正面阵地战，红军是很难取胜的。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中央所犯错误的批评。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负责人之一，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让党来重新安排。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我请求中央考虑。 周恩来讲完后，如释重负地坐了下来。 会场又出现了一阵沉默。无疑，人们都在掂量着周恩来讲话的分量和影响，那是无人可以代替的。尤其对周恩来的坦率、诚恳，严以解剖自己，主动承担责任，引咎辞职的高风亮节更加钦佩和赞赏。除了李德感到不可思议之外，一个个都向他投以敬重的目光。 一阵沉默过后，洛甫站起来郑重地说：我同意恩来同志的意见。这个时候，只有毛泽东出来，才能应付这个局面。 洛甫发言后，再没人讲话，也没提出疑义，这无形中即表示了一个倾向：贊同周恩来和洛甫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曾感慨地说：“恩来同志是一个关键人物，在重要时刻起了关键作用。我毛泽东的这次復出，如果没有恩来推心置腹的推荐，难啰。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恩来有本事，能团结人，大家拥护，我心悦诚服地愿协助恩来当个顾问……” 三天的会议在黔北的古城遵义结束了。它宣告了前一段错误路线的结束，并开闢了一个新时代——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核心领导地位。 解放后，周恩来曾经讲过：遵义会议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摆脱了第三国际的控制和指挥，开始了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重大问题的新时期。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了一条成功的路子。 第124页 我们无法详述周恩来的一生，也无法述说他在“文革”中所处的困境和付出的代价；更不忍回顾他拼尽最后心血支撑着共和国大厦的日日夜夜。我们只消让后人记住，当那风暴刚刚来临的时候，周恩来便在千百种毛主席像章中挑选了那枚镌有“为人民服务”的像章，郑重地佩戴在胸前。那后面，跳动着他对人民始终炽热的心。 人们怎么也不会忘记，多少年来，无论是水灾还是地震，无论是在工地还是在田间，只要有人民的地方，总能看到人民总理的身影。他就像一束光芒、一股暖流，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感到光明与温暖。他那颗包容宇宙的方寸之心，装着每一个平凡的百姓。 1966年邢台地震，周总理立即赶往灾区。天灾带来的人祸，其状惨不忍睹。一位乡村老太太，因失去了惟一的儿子而痛不欲生。周恩来抢步上前握住了老人的双手，含着眼泪说：“你就把我看成是你的儿子吧！” 周总理一生抢时间拼命工作，总喜欢坐快车。可是每到下雨，路面泥泞，他就不肯仰靠座椅，而是专心盯着窗外，不停地嘱咐司机：“慢点，再慢点，不要溅水，别溅水……小心有水溅了人……”路边的群众何曾想到，那缓慢而过的车中坐着日理万机的周总理！ 20世纪70年代初，当从知识青年口中听到延安地区的百姓仍生活在贫困之中时，周恩来素不轻弹的泪水悄无声息地滚下眼角，他一声长嘆：“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啊……” 若干年后，当人们失去这位总理的时候，全国的人民都对着苍茫大地高声唿唤：“我们的好总理，你在哪里呀，你在哪里？……” 周恩来为人民鞠躬尽瘁，心中只有人民。早在重庆谈判期间，他就曾严肃地回答记者：“谁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我就选择谁。” 1954年，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满怀激情地庄重宣布：“……我们的工作是胜利了。这种胜利就是人民的胜利！这种胜利的光荣是属于人民的！”胜利和光荣属于人民。周恩来选择了人民，人民也选择了他。 1976年清明，人民冲破禁令和威胁，又一次自发地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鲜血和泪水写成了诗篇、对联，来深切悼念人民的好总理，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勇敢捍卫这一伟大的民族英魂，向“四人帮”公开宣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五”运动。 中国有幸，一位如此的伟人就出落在这块土地上；中国人民有幸，这个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 周恩来一生追求完美无瑕的人格。身为大国总理，他终生廉洁奉公，从未给自己和亲属谋过一点私利。他像一块圣洁闪光的白色玉石，被誉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最光辉的典范，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无限崇敬与爱戴。 周恩来一生索取得太少，留给这个世界得太多，因而，他必定会在天地间永存。 尽管在中国，很难看到这位总理的雕像，可人民却把他的形象永远供奉在自己心中最神圣的地方，永远将他视为民族最优秀的象徵，永远从他身上感受到那无尽的温暖和热力。“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共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这是萌发在人民心中永恆的歌；这是人民心目中长亮不隐、久燃不息的明灯。以苍生为怀、以“为中国人民尽力”为己任的周恩来，他用自己炽热的心和毕生的奋斗成为百姓尊敬的楷模。 歷史公平地告诉后人：为民众谋利益的人，会永远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怀念，他们是民族永恆的骄傲。 第48章 终生追寻和不尽烦恼的——毛泽东 这一代革命先驱的子女，亲身感受到了父辈对毛泽东的钦佩。无论何时他们始终认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的今天。 毛泽东也是人，也会犯错误，也能在实践中不断地纠正自己的错误。父辈们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尽管在毛泽东晚年，他越来越听不进不同意见，但很多父辈仍敢于在党内直言的精神，却恰恰是毛泽东思想最宝贵的精髓。很多父辈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不谋私利，都是从毛泽东那里学到的。 但遗憾的是：我党从建立那天起，党内就没有停止过路线斗争。在路线斗争中，毛泽东身受其害，但他也曾多次自觉不自觉地害过别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个答案看来只从某个人、某件事或某几个人、某几件事中，永难找到答案！ 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政治智慧。他在会议上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明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 1963年12月26日，迎来了毛泽东的七十大寿。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外宾，谈话时间很长。会见结束后，用餐时间已过。服务员视情况为毛泽东准备好了晚饭。熟悉毛泽东日常生活的人都知道，实际上这是他的午饭。因为多年战争生活环境养成的工作习惯，他大都是上午休息，下午和夜间办公。所以，晚餐就成了午餐。午餐又是中国习惯的正餐，加上这一天又是毛泽东70岁的生日，于是，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特意多准备了两个菜。一碗面条，由平时的两菜一汤变为四菜一汤再加一碗汤面。 第125页 在今天看来，一国领袖的古稀寿宴实在太寒酸、太简单了，远不如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日场面。然而，这个特殊的寿筵还是招来了毛泽东的不悦。他说：“我好好的，做个屁寿。我们党内的规矩，不准做寿，我不能带头违反规定，这饭我可不能吃！”说完做了一个人们都熟悉的手势——右手向外一挥，好像在轰人。当然大家知道他手势的意思：我不高兴啦。 毛泽东一生气就默声不响，起身在118厅内慢慢散起了步。 管理人员见到这个场面，有点尴尬，也有些冷场。只好让两位能说会道的服务员去说服毛泽东。 经过一番“工作”，毛泽东“被说服”了。他说：“饭可以吃，但有一个条件：你们不是也没吃饭吗？和我一同吃。不是做什么寿，而是打牙祭，我请客，免得浪费。” 饭间，大家举杯，祝毛泽东长寿。毛泽东却幽默地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大家赶紧改口：“祝主席健康！” 这回毛泽东笑了：“健康很重要，可以多活几年。什么万岁，万寿无疆，没那回事，你们不要听。人都是要死的，无非是七十三、八十四。如果人都不死，孔老夫子到现在还活着，不说要他坐车子周游列国，恐怕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再过几天就是1964年了，我们每个人都长了1岁，每个人都过生日，祝我们每个人都健康。” 古稀老人在和年轻人吃饭谈天中，得到了平常人过生日时的愉悦心情。至于饭费和粮票，和往常一样，都由毛泽东支付了。 第二年的岁末，毛泽东迎来了71岁生日。 这一次出乎人们的意外，毛泽东第一次破天荒地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不仅请了中南海里的要员，而且还将中南海外的劳模、科学家也请上了寿筵。这次生日请客是毛泽东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 1964年12月底，三届人大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中央也召开了工作会议。当时，中央已明确决定，毛泽东退居二线，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党内一线工作，所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刘少奇负责的，而且开会时也没有请毛泽东出席。 这样重要的会议，毛泽东没有出席就结束了！可想毛泽东内心是何种的感受；何况他是一个内心怎样想嘴上一定要怎样说的人。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陶铸夫妇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他们在休息室里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问：“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有的走了。” “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的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这次是由毛泽东亲自讲话。他不紧不慢，然而口气却相当严肃：“社教只讲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毛泽东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到有些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讲完话的第二天，恰逢他的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筵，请了一些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来吃饭。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陶铸夫妇、李富春及胡耀邦都提早到了宴会现场。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座，说：“东兴同志讲，罗长子（罗瑞卿）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就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你没有资格来。李讷好，李讷下去搞四清了。” 突然，毛泽东扭头对坐在身旁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毛泽东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毛泽东虽然是对李富春说的，但绝不是批评李富春一个人。幸好这时江青进来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头。她的身后跟着几位特殊的客人——中国的“飞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以及董加耕等4位正在参加人代会的代表。 这几位身份特殊的代表，平生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袷衣，头上裹着白毛巾。邢燕子、董加耕也是一身农民装扮，他们都显得有些紧张、不安和激动。 他们到达中南海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一点，周恩来就先带着他们拜访了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看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埋头看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在6年后的一次大会上说：“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主席对我就十分亲热。” 的确，陈永贵见到毛泽东的时候，因为紧张，竟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两只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放。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周恩来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摇起头：“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说，大寨搞得好嘛。 第126页 毛泽东请客人们落座，抽菸、吃糖。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50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的身边。在这张桌子上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而江青、刘少奇、周恩来、胡耀邦、李富春及各大区书记，则分坐另外两桌。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毛泽东喝下3杯茅台，大声称赞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时，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就让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 吃饭过程中，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他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整个宴席丝毫没有祝寿的气氛，人人都紧张而困惑。餐桌边除了毛泽东一个人嬉笑怒骂和人们动碗碟的声响外，听不到一点喜庆热烈的声音。 毛泽东一连串的话中有话，像陈永贵这些从基层上来的人是蒙在鼓里的，也不可能想像到毛泽东还有不顺心的事情。但是在座的还有其他领导人，他们大概知道毛泽东这些莫名其妙的讲话缘以何故。 这一顿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 一年多后，即1966年夏天，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看似偶然，并非偶然，一切偶然发生的事，都是有其自然原因的。 庐山会议，尽管彭德怀遭到了错误的批判，给他强加上各种帽子。但彭的精神不倒，信念从无动摇过。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并无动摇。人们赞嘆他敢于实事求是、崇拜真理的伟大精神。他所到之处，仍受到人民群众由衷的爱戴。就是毛泽东本人冷静下来后，也不能忘掉他。 彭德怀自1959年被罢官后，在北京西郊挂甲屯昊家花园的清王朝庄园里挖泥种菜6年，也可谓解甲归田了6年。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被他打倒的彭德怀，长谈了5个小时之久，并共进午餐。 毛泽东说：“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我还约了少奇、小平、彭真等同志一起来参加，恩来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復名誉。” 毛泽东主席讲了这段话后，话题又转到庐山会议。在庐山会议最后毛主席同彭总谈话时曾问他对“决议”案有何意见，当时彭总向主席做了三条保证。这时主席又问到那三条。 彭总说：“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毛主席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你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你老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主席又说：“你老彭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你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你出来工作也是诚心诚意的。对你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对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老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你老彭和黄公略三人。你老彭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我，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保存着你老彭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沉思后又看着彭德怀的脸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歷史去作结论吧！”他像预见到什么，向周围的中央领导同志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少奇、小平同志你们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彭德怀于1967年元旦，给毛主席写了最后一封信。不幸的是信被人扣压。……70多岁的人了，哪还能经得起林彪、江青一伙的长期折磨。彭总虽然失去了自由，但他从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他珍惜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荣誉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 1969年，83岁高龄的朱德也被林彪的一号紧急命令送到了遥远的广东。抵达广州的朱老总并没有被安置在城市里，而是用汽车送到了广州郊区从化疗养院，并且规定他们不准随便进入市区，散步范围也不能超过疗养院桥头的警戒线。 第127页 朱老总他们一到广州实质就被软禁起来了。当时老总的身份还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委员会的委员长，一个为人民大众当家做主、争取民众自由平等权利的委员长，竟然受到如此“礼遇”！这不是极大的讽刺是什么！ 朱老总走后，其他居住在北京的老帅、老将们也全部被林彪的一号命令打发走了，疏散到祖国的四面八方……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叶剑英到湖南，还有那些一起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十多人也被“疏散”，限期离开了北京。 北京空了，北京上空的正气也稀薄得像浮云一样。 然而，落难的将帅们却在遥远的他乡唿吸到清新且纯净的空气，享受了从来没有享受到的宁静和清闲，忍辱负重的心灵得到了暂时的解脱，过着普通百姓平常单调的日子。 可是时间一长，而且不知道这样的平淡日子还要过多久，将帅们的心开始烦躁，开始期望……这些老帅们毕竟不是普通百姓，他们的心曾经充满过将帅之气，曾经辉煌地搏动过。这样不平凡的心在平静中和寂寞中熬得好苦好痛好累，同时也煎熬得异常结实，如果再遇见狂风巨浪，这颗经歷过出生入死、跌宕起伏的心，一定变得更有承受力。 北京，一天比一天遥远，一天比一天陌生，渐渐变成了眼前中国地图上那个没有血肉、没有知觉的红色五角星标志。 就在老帅们咀嚼落难孤寂时，林彪正在北京大放异彩，导演了“天才论”、“不可分论”、“设立国家主席”等一个又一个闹剧。 1970年8月，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朱德和分散天南地北的将帅们又相逢在庐山。被歷史抛到一边的革命老人们虽说都是中央委员，却不了解中央的精神。他们大都已经一年没有回中南海了，没有坐在中央会议桌前，既不清楚中央内部的事情，也不知道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内心活动，以为这次会议和以往一样，又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决然没有想到此次会议将成为歷史上的又一个转折点。 庐山会议上，林彪大唱“天才论”和设立国家主席，被毛泽东制止，同时深刻地体察到林彪阴谋篡权的野心。 毛泽东开始重新思考老帅们的作用。他们是不是就像林彪所说的那样要“造反”? 第一个被毛泽东半夜请到房间里的是叶剑英。周恩来把这个会见通知到叶帅时，叶帅已经睡下，周总理却让秘书叫醒叶帅，并且意味深长地说：“机会难得！” 庐山的夜黑得让人心惊，雪亮的车灯被浓雾吞噬得剩下一团暗黄的光团。驾驶员根本看不清路面情况，只好派两个警卫在前头用手电筒为汽车带路。就这样，汽车几乎是被人一步一步地“牵”到了主席的门前。毛泽东向叶帅表达了他决定批判跟随林彪亦步亦趋、让他讨厌的陈伯达。实施这个计划，毛泽东需要有人扶持左右，他希望叶帅支持他。 这是重新起用老帅的信号，叶帅自然会牢牢把握，这个机会可以使得元帅们再次真正成为伟大统帅的左右膀臂。 庐山会议后，林彪一伙第一次品尝了作检查和被冷落的滋味，而被整的老帅逐步出来工作，或者不再受监视，多少有点自由了。虽然有“四人帮”从中作梗，但许多迹象表明，形势将越来越有利于老帅再度復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乘飞机外逃，自绝于人民，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 第二天，朱德等将帅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当时到场有数十名军队高级将领，突然听说林彪昨天晚上摔死了，先是一片沉寂，后来有人反应过来，大叫一声：“听见没有？林秃子摔死了！”随后众人不约而同发出惊诧——林彪，死了！ 大家忘记这是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室，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有位老将军当场就激动得晕了过去，更多的人是热泪满面，含泪大笑…… 朱德总司令当时也是激动得许久说不出话来，只是连连将拐杖指着会议室的天花板说：“老天爷有眼！” 当时，陈毅元帅身患重病，但他还是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去。他在诗中写道：“真红不枯搞”, “斗争见英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唿喊着“党中央，红军”, “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1972年1月8日，毛主席在签发中央送审的有关陈毅追悼会文件时才获悉这一不幸消息的。这份报告中央关于追悼会的规格安排是按军队的元老一级安排的。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毛主席看了报告，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后便签发了。 1月10日午饭后，照例主席是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张玉凤劝他休息一会，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但显得十分烦躁。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也有常人的感情和烦恼。 过了一阵，主席突然问现在是什么时间？张玉凤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谁也没有想到，张玉凤一面通知调车，一面又赶紧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第128页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他身边的人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套在睡衣外面就行了。”穿好上衣帮他穿制服裤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身边的同志无所适从。他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 八宝山公墓礼堂根本没有想到主席会来。尽管周恩来总理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中央有关同志，毛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可工作人员仍然来不及准备。当主席的汽车开到八宝山时连出来迎接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更来不及提前赶到了。就连陈毅的夫人张茜及其子女也没料到毛主席会来得这样快。 主席下汽车后，没看到张茜及其子女，就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去寻找，请张茜和孩子们到大厅来。 当张玉凤把张茜和孩子们引到大厅时，主席身旁已经围坐了许多领导。有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康克清、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等。主席见张茜进来，欠身并站起来迎接，却被快步走过来的张茜阻止了。 张茜看到毛主席，眼泪又禁不住涌了出来，硬咽地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 毛主席看到张茜悲咽，也悽然泪下，他握住张茜的手，请她坐在自己身边，缓缓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张茜看到毛主席亲自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心情特别激动，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主席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讲下去，主席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说完之后毛主席又一一问及四个孩子的名字及近况。周总理在旁边逐个作了介绍。主席听后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做了结论了。” 毛主席缓了口气又说：“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毛主席带着黑纱，站在悼念队伍的前面，静静地听着周恩来读那不足600字的悼词。悼词读得缓慢、沉重，曾两次硬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了，使全场的人更加悲痛。 最后，毛主席向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同志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参加他的同志、战友和朋友的追悼会。 1975年10月下旬，周总理做完最后一次手术，病况日渐加重，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煳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的张玉凤，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她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他发音极不清楚时，张玉凤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两位伟人同时患病，他们的病榻相距不远却被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无情地隔开了。一个在北海西岸305医院内，一个在中南海西岸的游泳池旁，他们情有所往，不忍相见，无力相见也永远不能相见了。 1976年1月日上午10点，几乎一夜未合眼的毛主席侧身听着文件。负责主席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同志急匆匆地赶到游泳池毛主席卧室，将周总理逝世的噩耗报告了毛主席。 主席听后许久一言未发，只是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对于周总理的逝世，主席显然早已料到了。在近几年的医生报告中，早有所觉，长期的伤感，使他的眼泪枯竭了。此时，他已无法向这位患难与共的同志、战友表露他内心的痛苦和悲伤。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併送主席审阅。 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悼念活动。 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他痛苦地把文件看了又看，放下后又拿起来，拿起来又放下。他无可奈何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腿，强忍着泪水摇了摇头。 毛主席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多次迴避不愿意让人们看见他的老态，不忍心让人们看到他晚年痛苦的心境。 主席不无歉意地说：“那几个人的追悼会，我也没能去。现在己走不动了。” 他拿起他那支用惯了的红铅笔，在送审报告上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悼词千言，这个圆圈寄託了主席对总理深切的哀思。这个圆圈表达了毛主席对周总理的深厚情谊。可是在人民的心目中，它确实是微薄了，太微薄了……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 十里长街的悲恸，代表了10亿人民的感情，民众是多么希望毛主席能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呀！然而，如果人们知道主席当时的境况，一定会嘱咐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要保护好主席。 周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情绪十分不好，烦躁不愿讲话。只是藉助刚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阅读。这时，他虽然能自己看书、看文件，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气了。为了满足老人家的阅读需要，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看得出来，此时他似乎只能通过阅读书本和文件摆脱病魔缠身的痛苦。 第129页 6月15日，毛主席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谈话。主席说：“人生70古来稀，我80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主席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虽然病情很重，但头脑是清楚的。作为一个伟人、奇人，他在这时候讲这些话，一定是在他的头脑里考虑了很久，很久！而且是必须给后人留下来的。这不能不引起后人们的思考！ 毛泽东——中国人民的毛主席，于1976年9月9日因病逝世，享年83岁。 尾声 一代父辈执着于信念的足音，始终在他们后辈的灵魂深处咚咚作响。为了信仰不再泣血，希望不再破灭，先驱的后代没有在劫后余生中泯灭血性，弯曲嵴樑，而是揩干身上的血泪，沿着父辈们的足迹前进！ 作为儿女，无权指责和否定父辈的功过，因为后人的任何成功都是在前辈的基础上完成的。打破坚冰，开通航线，是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如果后人站在父辈的肩头上高喊着：我比父辈高大！坐在父辈们造就的航船里对先辈说三道四、评头论足，这只能映照出后人的不肖。儿女们必定要在前辈的事业中选择继承、发扬光大。开拓前进，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去对待过去的一切，接受过去的一切。 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路线斗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斗争之惨烈，特别是那简单粗暴、无限上纲的“左”倾路线，曾几度横行，伤痕恶果之多，都是史所罕见的。为什么共产党内屡屡出现“左”倾路线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发展方面的客观因素，有主观思想方面的错误认识，也有少数是纯属人为有意制造的。 应该承认，路线斗争之惨烈，是同客观存在的社会大变动紧密相连的。20世纪，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她经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变化：推翻了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这三次歷史性大变化中的后两次，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几十年时间里，实现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的根本社会制度的巨变。在一般国家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社会演变，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被大大浓缩和加速了。 歷史发展的急骤和变化的巨大，使人们的思想认识难以适应，必然产生各种各样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很希望一夜间就能实现梦想，这也许是极“左”思想产生的歷史根源。 党在指导思想上，将大变动时期产生的各种思想理论上的不同认识，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党内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要求全党干部在带短时间里，“换一个无产阶级世界观”。 把人们的思想认识一律归纳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不符合实际了。 革命导师也讲过，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毛泽东在强调要对错误思想批判时，也明确指出，“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上学的、教条主义的。”但是在实际实践中，却往往被简单粗暴、蛮横无理、强力压服，甚至以肉体折磨所代替。 那么，这已经被翻过的歷史一页，字里行间，仍清晰显示着：来自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学说，来自共产主义旗帜上一滴滴最红最艷的鲜血，来自党内一次次路线斗争中发生的种种“左”倾灾难与不幸…… 即使这样，毛泽东还是父辈们心目中最崇敬的带头人。他领导父辈们从事的革命事业所带来的人间巨变，仍是天下不争的事实。尽管有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然而，人们能够理解和谅解其初衷还是为使国家尽快脱贫和清除腐败。毛泽东刚接管国家时，我们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还是木犁、手推车，人均寿命35岁；他逝世时人民虽不富裕，但华夏却已是具有“两弹一星”的世界五强之一，国内人平均寿命达到67岁。他的基本思想，已成为全党全军和全民的行动准则。 像一切歷史人物一样，毛泽东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他在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铸成严重错误，但那也是伟人和奇人的错误。不管怎么说，他是以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伟人、奇人而载人史册的，他的瑕疵决然掩盖不住他的光辉！ 1980年，曾受到毛泽东不公正待遇的前辈黄克诚，面对社会上出现否定毛泽东的思潮，却大声疾唿：“要正确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要肯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他对有大罪且整过自己的林彪，也强调应如实地评价他过去的战功。这就是一代父辈，一代光明磊落的父辈呵！ 第130页 我们的父辈，他们经歷了残酷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路线斗争，那是何等的惨烈啊！但他们始终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他们一直教诲子女说：“为人要正派，要有原则，没有原则性的阿谀馅媚、迎合取巧，是最不忠诚老实、最可耻的。”这亦是父辈们一生的做人写照。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代人的子女虽蒙受了冤屈和折磨，但也亲眼目睹了父辈们所受的冲击、挨批斗、被诬陷的情景，同时也领略了父辈们的“高贵气节”。他们被加上各式各样莫须有的罪名，政治上受到迫害，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但他们坚定不移，顶住了压力。在逆境中不气馁，不颓唐，坚信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深沉的觉醒，诞生于最冷酷的孕育。子女们伫立在父辈们的伤口上，可以看得更加清晰：歷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父辈们在实践中的过失，常使儿女们忧心在怀！欣逢盛世，前程似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立此存照，警钟长鸣！ 第二部 母亲的求舍 第一篇 信念.追求 引 言 觉醒的母亲们，成了实现人类最热切的美梦和幻想的先锋。她们从三座大山的重压下，从传统观念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母亲们坚信，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并且使她们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放。 母亲，特别是中国母亲们，经先的千年压迫和苦难是世人中最深重的。母亲在子女心中的崇高形象，是由于她们的丰功伟绩而树立起来的。她们的理想、信念、追求是与苦痛、拼搏、抗争紧紧连在一起的。她们不仅为革命大声疾唿，而且燃烧自己去照亮别人，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举世瞩目的。 宋庆龄、向警予、邓颖超等为代表的一代伟大女性，以其终身的革命实践和牺牲精神，给予中国歷史以旁人不可替代的推动。人们一再认定：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在共和国鲜红的旗帜上，永远飘扬着母亲们血染的风采。 母亲们是勇往直前的群体，她们又是独立善战的斗士。例如，贺子珍、陈少敏、李伯钊等妈妈，就拥有不同常人的可歌可泣的人生；何宝珍、王根英、王长德等妈妈，或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或惨死在自己人手中，她们永不失去自己的气节；萧月华妈妈为革命献身，那是一种常人难以理解并将永载史册的牺牲；邱清玉（陈阿塘）妈妈是英勇卓绝、令敌人战慄的女性；与前者相比，梅志、徐明清妈妈的等待、反抗或许是柔弱的，又或许是更坚忍的；而相较她们的等待，张琴秋、曾志、李开芬等妈妈的奋斗、牺牲又是何等的令人痛惜！ 浩荡与壮阔的时代洪流向前奔涌，每前行一步，都必须有成批的先行者愤然而起，以血肉之躯去冲击，去抗争。子女们惊异地发现，面对牺牲的危险，其中最义无反顾的往往是沉静而柔弱的母亲。更多的是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母亲！ 中国母亲们所拥有的原本就太少，她们不惧怕捨弃什么。一旦觉醒，她们的投入更是全身心的，无保留的。 第01章 “国之瑰宝”——宋庆龄 她是孙中山最忠实的继承者，她是国民党左派的领导核心；她是共产党最亲密的朋友，她是共和国的名誉主席。 宋庆龄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先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周恩来总理曾称赞她为“国之瑰宝”。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后来，她又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福利会会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1981年5月，由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 宋庆龄的诸多任职，不仅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对她的深厚感情和无限信任；也包含着台湾的国民党人和其他党派及海外华人对她的尊敬。虽然这尊敬中不免夹杂着苦涩的味道，但更加看重的是她在共赴国难时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以及她对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始终不渝的忠诚和追求。 宋庆龄是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人，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一个不寻常的家庭。她的父亲宋嘉树（耀如），童年时代出国去印度尼西亚的爪哇，青年时代又在美洲做工，后来在美国学习，受过西方教育。回国后，曾在上海任基督教牧师，后来又经商。他是国内最早聆听孙中山革命宣传的少数人之一。他企盼祖国独立富强，同情反清革命，多次在家中接待孙中山。 宋庆龄在童年时代就见到了孙中山这位不平凡的来访者，他的为人和革命精神在其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庆龄7岁时，进人上海的新式女子学校——中西女塾读书。她性格娴静、文雅，天资聪颖，学习勤奋，特别喜欢英语。 1908年，15岁的宋庆龄离开上海去美国留学。她先进入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外语，准备投考大学，随后考入乔治亚州梅肯市基督教卫理公会所办的卫斯理女子学院文学系。她曾为校刊《卫斯理》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她在论文中写道：“祖国的自由和復兴，不是靠罢工、暴动、政治动乱来实现，而是靠普及教育和启蒙运动。”她在文章中提到的问题之一是包办婚姻。她认为做父母的不光是在子女进人结婚年龄时让他们订婚，还常常在他们还是孩提时就为他们订婚了，甚至在怀孕时就指腹为婚。18岁的宋庆龄，坚定地主张并倡导用西方“解放”的方式改革包办婚姻。 第131页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获得成功。宋庆龄就着文发表对祖国前途的看法，她对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用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完全拥护。 1912年，宋庆龄在收到她父亲寄来的新国旗（五色旗）后，立即撕掉清朝的龙旗，踩在脚下，把新的旗帜挂在墙上，为共和制度的实现而欢唿。同年4月，她又在卫斯理女子学院校刊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胜利，指出：“此后四万万人民将无復为专制政体之奴隶，一改四千年来之侄桔，而恢復人类应有之自由平等。” 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反动的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窃夺了。孙中山发动的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迫于1913年8月东渡日本，重新组织力量策划“三次革命”。 这年夏季，宋庆龄结束了学生生活，满怀着革命理想到达东京。她在9月中旬见到孙中山，思想上充满着对他的深深崇敬。在半个月之内，她就访问过孙中山8次。随后接替宋蔼龄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由于组织反袁武装起义连续遭到失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电华革命党。宋庆龄在这艰苦的岁月里，给了孙中山巨大的支持和帮助。她积极协助孙中山，并担负起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等繁重而紧张的工作。在艰苦困难的斗争环境中，两人甚为契合，热爱祖国和献身革命事业的共同志向，使他们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也萌生了“心心相印”、纯洁而质朴的爱情。 孙中山已经结过婚，而且年已49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然而，49岁的孙中山还从来没有体验过真正的爱情生活。当年轻、活泼、美貌的宋庆龄出现在他的面前，印到他的脑海里以后，他深切地感到：她把整个身心都奉献给了他，对他的事业寄予无限的热情，对他的宏图大略、愿望和理想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只有这样的伴侣，才会同甘共苦、荣辱与共。 1915年秋，宋庆龄离开东京回国探视生病的父母亲。在上海接到孙中山来函，向她徵求去东京共同生活的意见。这年10月，宋庆龄力排家庭和亲友的阻挠，毅然离沪赴日。24日晨抵达东京时，孙中山亲自到车站迎接，25日和孙中山在东京结婚。这桩婚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特别是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容易产生流言蜚语、传奇故事的环境里。另外，坚决反对孙中山和原配夫人离婚的基督教徒们对此也大加指责，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妻子有过错，丈夫才可以遗弃她，而孙中山的结髮妻子并不属于这种情况。有些朋友也为孙中山担忧，生怕此事损坏他的道德形象，进而危及革命事业。孙中山的政敌更是大做文章，攻击孙中山和宋庆龄，有人骂宋庆龄是投机家、野心家、阴谋家…… 支持欢迎这桩婚事的人，反应更加强烈。一些激进分子，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此事大加贊疡。他们认为，这一举动的本身，首先破除了封建传统。宋庆龄不怕和家庭决裂而同心爱的人结合，这一勇敢行动，实是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大促进和鼓舞。 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后的10年，是中国政治生活动盪不安的10年，也是他们夫妻生活动盪不安的10年。宋庆龄既是孙中山的生活伴侣，又是他革命事业的亲密战友和助手。继反袁之后，孙中山为维护政治民主，以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进行讨伐北洋军阀的斗争。在此期间，他们经常来往于上海、广州之间，在韶关、桂林、梧州等许多地方劳苦奔波。他们常常白天不能出去，只能在晚上外出活动。即使是晚上，也不得不经常乔装打扮…… 虽然屡经艰险，宋庆龄认为她的婚后生活是非常充实的，是幸福的，令她满意的。举行婚礼后，她曾给她在美国的同学写信说：“我很幸福，尽力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有了长足进步，现在已能看懂法文报纸，不费力地边读边译。可见结婚对我来说如同上学，只是不需为考试操心。” 1922年前后，孙中山于艰难挫折中，勇敢地吸取歷次失败的教训，开始进行新的探索和追求。宋庆龄参与了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林祖涵，以及列宁所派使节马林、达林、越飞等的商谈。她参与谋划，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这年6月巧日，叛军向孙中山的官邸卫队开火，经过生死搏斗，宋庆龄终于脱险在舰上与孙中山重逢。后来又化装去香港，搭轮船赴沪。就是在这次逃难中，宋庆龄本已有孕在身，终致流产，失去了她唯一的孩子。 1923年2月，支持孙中山的军队重新接管广州。宋庆龄于2月21日与孙中山在大众欢唿下回到那里。她又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组建真正的革命党起了重要作用。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宋庆龄是199名代表之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也是代表。她们是当代中国第一批在政治组织中担任高级职务的中国妇女，宋庆龄还被任命为国民党妇女部部长。她始终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特点是採纳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共产党的3名代表，其中包括李大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还有6人，包括毛泽东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被任命为宣传部长。 第132页 1924年11月，孙中山为了全国的和平统一和经济建设，决定接受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宋庆龄也毅然随行。谁知这竟是他们最后的旅行。他们途经日本，宋庆龄在横滨作了一次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说。12月4日，宋庆龄陪同孙中山抵达天津。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超负荷的劳累，使孙中山积劳成疾，到天津时他已病得难以支撑。 1925年1月27日。在筹备中的谈判开始之前，孙中山在北京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宋庆龄在病榻前日夜护理。 在孙中山临终的前一天，他向宋庆龄口述了两个文件：一个是政治遗嘱，号召他的追随者坚决执行国民党新的激进政策。另一个是要求宋庆龄代替他访问莫斯科，以实现其未遂的愿望。最后他在遗嘱中又加上一个附录，简单地声明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箱、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宋庆龄强忍着巨大的悲痛，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许多人认为，而且也希望宋庆龄能悄然退居幕后。然而，在比俄国困难得多的处境下，宋庆龄很快发挥出远比列宁遗婿克鲁普斯卡娅更为显着的作用。 这年4月，她回到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她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表示出极大愤慨，热情地赞颂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她指出，“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责任”，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6月，又着文赞扬当时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8月，反动分子在广州杀害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廖仲恺，她闻讯后极感悲痛和愤慨，嘱告革命党人必须“勉承先志，竭力推行”。 1926年1月，宋庆龄从上海来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她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核心机构里，左派和中间偏左的人士占了压倒多数，一些右派国民党官员被清除。宋庆龄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对国民党内违背孙中山遗训的右派集团严加谴责，号召革命党人紧密合作，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她的原则立场，赢得了与会代表的尊敬，她以多数票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国民党的右派并不甘心，他们选择蒋介石为他们的头领，极力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坚持革命的国民党左派，攻击共产党人，叫嚣“清党”。在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右派，5月间就大造革命政府“赤化”、“共产”的谣言，与帝国主义者策划“驱逐广州及广东的布尔什维克”。宋庆龄、何香凝与柳亚子等坚决抨击了蒋介石的反共阴谋。 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很快消灭了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掀起了全国的革命新高潮。宋庆龄11月与国民政府先遣人员陈友仁、鲍罗廷等随北伐军到达武汉后，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袖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旋即在当地为妇女创立了第一个政治训练班，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又同何香凝组织红十字会，发动慰向伤兵运动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还经常出席民众大会，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有力地配合了北伐革命战争。 正当革命迅勐向前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加紧了策划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宋庆龄严正地斥责了蒋介石的叛变行为。 年3月间，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经过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吴玉章、林祖涵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努力，通过了 坚持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和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并在会后发表了对全体国民党员的训令和对全国人民的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方针是扶助农工运动，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这次大会上，宋庆龄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1927年4月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随后蒋汪合流，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宋庆龄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行无比愤慨。她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祖涵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是“叛徒”“败类”“民众之孟贼”，声讨其另立中央、反共反人民的叛逆罪行。 7月14日，宋庆龄又公开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右派。她说：“我认为现在我必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来说明，我们目前有必要做明确的解释：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现在，我认为我们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我对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宋庆龄还建议政府中的革命力量应该去广州巩固阵地。但是，其他领导人发生了动摇，只有一些共产党人及时带领他们的部队南下。鲍罗廷对宋庆龄钦佩不已，称她是“整个国民党左派中惟一的男子汉”。 第133页 同年8月1日，宋庆龄、毛泽东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革命人民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就在这一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当时宋庆龄虽未在南昌，但是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仍推选她为委员会7人主席团的成员。 为了寻求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宋庆龄于同年8月中旬离开上海出国，代表长逝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群众赴莫斯科访问。行前，又一次发表声明，阐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表示对孙中山革命主张不变的忠诚。她在苏联访问期间，连续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对塔斯社发表的声明》和《青年与革命》等一系列的宣言、声明与论文，表示要继续与中国新军阀作坚决斗争，努力实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几乎与此同时，从中国传来了痛苦的家庭消息：她的妹妹宋美龄要和蒋介石结婚了。宋庆龄不能宽恕妹妹，因为她让宋家的名字跟蒋介石连在一起。这桩婚事特别使她难以忍受的是，这意味着她的家庭有意选择了与宋庆龄决裂的道路，并为蒋介石披上了一层孙中山合法继承人的伪装。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不久，就同俄国断绝了一切关系，并将苏联驻广州的外交官驱逐了。宋庆龄为此专门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余正拟由俄返国，适闻先生提议与俄绝交，驱逐苏俄领事，此举如果实行，非惟自杀，实使党国孤立无援，后世歷史上将以君等为误党误国之罪人！望君等静心三思，否则余因不得已，只得暂留此间，以表达反对此种无道义之自杀政策。” 此后，她参与了一系列国际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活动。1927年12月在比利时和1929年8月在德国召开的两次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宋庆龄都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其后，她又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罗兰后来评价宋庆龄时说：“你认为我们卓越的宋庆龄只是一枝香溢全球的美丽鲜花吗？不，不！她是一头要冲破天罗地网的雄狮。” 1929年4月，为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蒋介石派宋庆龄的弟弟宋子良去柏林迎接宋庆龄回国。宋庆龄从大局出发，同意回国参加葬礼，但同时发表了声明：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我不得不重申我将信守本人1927年7月14日在武汉发表的声明……我参加国葬，绝不意味我不直接或间接参与国民党工作的决定有任何改变或已撤销，只要国民党的领导仍反对孙中山的基本政策…… 孙中山的安灵仪式在6月一个挥汗如雨的闷热日子里举行，蒋介石有意藉此大做文章。宋庆龄没有同她的家人和国民党的头目在一起，独自登上通向陵墓的数百个石阶。她坚持採取这一中国式的象徵手法。参加完安灵仪式，她义无反顾地回到上海。她终于完成了几乎难以完成的一件大事，既向孙中山的遗体告别，使人们看到她才是孙中山的遗训继承人，又表现了拒绝与蒋介石合作的态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宋庆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痛心疾首，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文章，无情地揭露蒋介石政权的本性及它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投降主义活动。她大声疾唿：“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更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 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宋庆龄高度评价这一反帝爱国行动，她指出“十九路军为国抗战之英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他们“不仅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她表示要尽最大努力参加抗日战争，随即与杨锉、何香凝等积极筹划救济工作，创办了一所设有300张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并亲自担任理事，主管医院事务，。经常亲临病房慰问抗日将士，鼓舞士气。 国民党反动派用白色恐怖手段残酷镇压革命运动，他们先处死邓演达，又杀害6位中国青年作家，这一切使宋庆龄感到非常悲痛。事后不久，埃德加。斯诺同宋庆龄谈到这起屠杀，她痛苦地说：“那就是我们的基督徒委员长―活埋我们最优秀的青年人。” 1932年年末，宋庆龄联合一批杰出的中国文人，包括鲁迅、蔡元培、杨锉等，创办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同盟成立时，宋庆龄激昂地讲：“民权保障同盟，还必须对另一个可怕的罪恶进行毫不妥协的战斗，那就是残害政治犯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她一面大声疾唿，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一面用她的崇高威望和地位，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繫，千方百计地支援、掩护和营救许多被迫害的同志，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独特的重大贡献。 1934年4月，她与何香凝等1779人联名发表《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提出“立刻停止屠杀中国同胞的战争，一切陆海空军立即开赴前线对日作战”的主张，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这一号召得到全国广大群众和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不久公开签名贊成者达10万人。宋庆龄亲自函约国际主义战士马海德到寓所晤谈，并促成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 第134页 1937年2月，她又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復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 同年春，她热忱支持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担任该会的执行委员。6月，她同何香凝以及上海文化界人士16人，共同发起争取爱国自由的“救国人狱运动”，抗议蒋介石非法逮捕沈钧儒等“七君子”。7月5日救国会领导成员16人，从上海到苏州高等法院探视“七君子”，并向法院要求羁押，同服“爱国罪”。 8月初，美国公众在《论坛》上看到了孙夫人宋庆龄的文章——《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她说：“蒋介石政府实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这不幸的政策恰好被日本军阀所利用。但是过去一年中形势有了变化，人民的抗日运动高涨起来，日寇已不能再以虚声恫吓的手段来达到它的目的。中由人民已经认识到自己是有办法抵抗的。” 11月上旬，宋庆龄在香港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重申孙中山“国共合作”的主张，唿吁国民党“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 宋庆龄以身作则，与何香凝等在上海组织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上海分会，与宋美龄在南京的总会取得联繫，广泛团结了宋蔼龄、孙科夫人陈淑英、警备司令杨虎的夫人，以及杜月笙、黄金荣、虞洽卿的夫人等，还动员和组织上海各大药房经理的夫人、着名医师的夫人，积极投人支援抗战的工作，为促成和巩固国内外统一战线竭尽全力。 11月12日，上海市区陷人敌手。日军在上海战场上死伤4万多人。中国军队伤亡30余万人，这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史上，牺牲之大是罕见的。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关心住在上海的宋庆龄的安全，打电报建议她由上海撤离到香港。 早在日本攻占上海前，宋庆龄已注意到当时某些大国还在对法西斯侵略者实行绥靖政策，继续把许多战争物资出售给日本。她强烈地意识到有责任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独立和解放，还对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她再三强调“援助中国也是援助他们自己”，从而争取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力量都来支援战斗在远东前线的中国。这样，她认为很有必要建立一个保卫中国即保卫世界和平的国际大同盟，来担负这一歷史使命。 宋庆龄离开上海之前，曾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寇在南京的血腥大屠杀，唿吁各国政府和人民认识国际和平的不可分割性，要求他们“在今天来帮助我们抗日，维护世界和平，用抵制、制裁与封锁等办法来惩罚法西斯侵略者―这便是避免明天的世界大战”。 宋庆龄到香港后，就集中精力为筹建抗日救援组织而四处奔波。1938年1月，从西班牙战场上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经向在纽约的国际援华委员会提出来华申请被批准后，他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来到香港找到宋庆龄，并经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具体安排，在香港採购了大批医药器材，于1938年春天到了延安。 宋庆龄因工作太忙，未能抽出时间出席2月11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大会，但仍电请大会“利用世界之和平势力，制裁侵略国家”。这年2月，纽西兰作家、英国《每日先驱论坛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在访问延安和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途经汉口时，拜访了驻汉口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周请他把在游击区看到的缺医少药的情况写成详细报告，面交在香港的宋庆龄。 3月2日气宋庆龄在香港发表了《汽英国民众书》，告诉英国人民：中国已经比过去更加团结，为着世界和平、社会和经济秩序的进步和反对法西斯战争而携手工作了。她说：“为了制止侵略势力的猖狂，没有比帮助中国抗战更好的办法了。” 同时，宋庆龄还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发现了一座桥樑，可以沟通环境、种族、宗教和政党方面的分歧。这座桥樑就是儿童―我们的儿童。”1938年初，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利用这座桥樑，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宋庆龄是发起人之一。邓颖超请史良、沈兹九、刘清扬三人去见宋美龄，请她出来主持保育会工作。宋美龄允其所请，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圣罗以女子中学召开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并推选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聘请宋庆龄为该会名誉理事长。宋庆龄欣然接受了聘请。 在国际妇女节前夕，宋庆龄在香港发表《向全世界的妇女申诉》一文，她指出“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大规模的残酷的虐杀，已经在世界各处蔓延”的现实后，唿吁：“援助中国，援助西班牙，援助无数的失去父母的儿童，失掉了丈夫、儿子和生活的女性，也就是帮助了你们自己！” 4月14日，詹姆斯。贝特兰将在华北前线的经歷写成一本书，准备带到英国和美国去，宋庆龄便委託他把筹建“保卫中国同盟”的信息也带到外国去，告诉国际友人：“保卫中国同盟，今天为了中国的战争，明天为了中国的建设。支持‘保盟’的外国友人，他们援华是为了希望中国能获得最后胜利，希望有助于中国的独立、民主和自由。‘保盟’的宗旨和方针正能实现他们的这种愿望。” 第135页 宋庆龄以巨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邀请国际着名人士、印度民族革命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美国黑人领袖、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美国《时代》、《生活》杂志主编亨利。卢斯的夫人克莱尔。布希，美国女权运动领导人爱德华。c。卡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左派代表何香凝，中国着名作家、社会活动家茅盾，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孙科，英国驻港教会主教何明华等，作为“保盟”的发起人和荣誉会员。 1938年5月，宋庆龄、何香凝等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香港分会。同时组建香港第一、二保育院，收容从广州等地运来的难童。“保盟”于1938年6月正式向全世界宣告成立，对外广泛联络世界各国友好人士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对内则广泛开展募捐运动。 1936年去延安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曾这样写道：“在孙夫人的经常支持下，我们总共组建了11个国际和平医院，42个前线巡回医疗队和8个医科学校。在她的感召下，很多外国医生来到中国，其中包括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埃塔尔和库尔卡，还有汉斯。米勒……在她提供给我们的物资中，有配制青霉素的材料和说明书……” 日夜操劳的宋庆龄，从未忘记对中国战时难童的同情和关怀。有一次，她在给某国际友人的信中发出了“救济战灾儿童”的唿吁，指出“必须把他们从飢饿而濒于死亡和由于无人照管而使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摧残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这些儿童“代表着我们未来的一代。他们将来要在他们的父母正在战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中国。只有拯救他们并施以很好的教育与训练，他们才能成为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 宋庆龄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工作中去，在国内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1940年10月18日，是滇缅公路重新开放运输援华物资的日子。晚上，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在香港半岛旅馆举行了一场援助战争孤儿音乐舞蹈演出会。这次演出会蒙香港代理总督e。f。诺顿中将的贊助，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也观看了演出。宋庆龄亲自在玫瑰厅入口处欢迎客人。在英、华团体机构的领袖人物中，有孙科博士和夫人，n。l。史密斯先生和夫人，宋子良先生，周寿臣爵士，m。k。罗先生以及李树凤博士。1940年和1941年春节前后，香港的两次大型义演都是在皇家剧场举行的，都是宋庆龄亲自主持开幕式。 “保盟”在港还开展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一碗饭运动”。为此专门成鱼了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发餐券1万张，每张券2元：持券者可到指定餐厅享用炒饭一碗，港九地区的酒楼、茶室、茶居都积极参加。宋庆龄在英京酒家举行了开幕典礼，中外名流100余人出席，宋庆龄在会上义卖她珍藏的孙中山先生遗墨及其他文物和纪念品。“一碗饭运动”在一个月内就被认购了1。47万碗饭，大大超过原定数额，并且还有其他的捐赠品。 1942年春天，宋庆龄交给周恩来一批物资，指定给边区的医疗和妇幼保健部门使用。当时设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医科大学、制药厂、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和中央託儿所等单位，都是“保盟”长期资助的对象。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宋庆龄自重庆回到上海。她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从事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创办了儿童福利站、医院、阅览室、识字班以及儿童剧团等机构，为劳动群众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1946年6月26日，内战全面爆发。宋庆龄于7月23日发表了《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唿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这一义正词严的声明，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广泛的震动和响应。 1948年1月，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以李济深、何香凝等为首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在香港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被邀请担任名誉主席。就在这个月里，她发表了《给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信》，号召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表示对于保卫世界和平的信念，并勉励青年“必须走到人民中间去学习”，“和人民一同前进”。并拨一批奶粉交《新少年报》报社，托转送给全国贫苦的少年儿童。 1949年5月，宋庆龄的家人都已离开中国。她的兄弟姐妹去了美国，继子孙科去了法国。惟独她留在上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宋庆龄在上海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7月7日，在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大会上，发表题为《帝国主义滚开吧！否则将与反动派同归于尽》的讲话。 为邀请宋庆龄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邓颖超受中共中央委託，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邀请信件，专程至上海拜见宋庆龄。 1949年9月1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从上海到达北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 第136页 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同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她对这一天的感受充满了激情，她写道： “它是一个庄严的、鼓舞人心的典礼。我的心充满了说不尽的喜悦。记忆的浪花在我的头脑中汹涌奔腾，我怀念着那些为了今天的胜利而牺牲了生命的同志们。我似乎看到了那些年艰苦的斗争，我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争，我心中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而且将永远不再发生。今天，孙中山的努力最终结出了果实，而且是如此丰硕的果实！”岁月的尘埃，埋没不了歷史的丰碑；时光的流逝，沖淡不了宋庆龄的伟绩。如果说中国革命是一幅恢弘壮丽的歷史画卷，那么，宋庆龄一生的奋斗，则是她在这巨幅画卷中绘上的浓重一笔。为了孩子，为了明天，宋庆龄那种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早已超越时空的界限，永远在中华民族歷史上熠熠生辉。 第02章 巾帼女杰——邓颖超 她为民族解放出生入死，鞠躬尽瘁，毫不张扬自己；她一生关爱儿童，没有亲生儿女，后继之人遍天下；她甘做人民公僕，淡泊明志，人民选她为全国政协主席。 在周家那个大家庭里，周恩来排行老七，所以邓颖超的侄子辈们都称她“七妈”，而周总理却始终亲昵地称她“小超”；在我们党内同志中，不论职位高低和年龄大小，大家都称她“大姐”，就连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也不例外。“大姐”的称谓，早已超越人与人之间年龄大小的称唿含义，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民对邓颖超的尊敬和爱戴。 邓颖超祖籍河南省光山县，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她幼年丧父，1910年随母亲迁居天津。1913——1920年先后在北京一所免费的平民学校、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1919年，15岁的邓颖超积极发动以女师同学为主的各界妇女，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作为当时中国社会为数不多的女学生，邓颖超痛感“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的文化、歷史、制度、习惯、法律上……，概不承认女子是一个‘人’，视女子为玩物，为奴隶”。她满怀激情地号召被压迫的妇女姐妹“勐醒”、“革新”，“打破一切的牢笼锁缚，勇敢地起来，作一个真正独立的‘人’”。 她在天津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任执委兼讲演队队长，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并于9月16日与周恩来一起发起成立“觉悟社”。 1920——1925年，她在北京、天津任小学教员，曾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和女星社，兴办妇女文化教育，宣传爱国思想，反对北洋军阀的卖国行为，争取男女平等权利。1924年初，参加并组织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特支宣传委员。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她曾组织天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作为天津代表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在“五卅”运动中，她还发起组织了天津妇女联合会、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当选为“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席团委员，支援北伐战争。 1925年秋天，邓颖超从天津调到广东，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妇女部长。根据工作需要，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担任广东省党部妇女部秘书，协助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工作，参与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的制定。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成为宋庆龄、何香凝的终身挚友。 在广州工作期间，邓颖超与周恩来再次相遇，他们在寻求革命的道路上殊途同归，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又走到一起来了。共同的志向、共同的追求，将两个人的心紧紧连到了一起，使他们从同志、战友变成了生活伴侣。就在这年8月8日，他俩在广东结婚了。然而，年轻的新婚夫妻，却没有时间在一起享受新婚生活的快乐，他们肩负着救国救民的重担，在各自的岗位上奔忙着。 远离周恩来的邓颖超，在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之际，她在广州分娩。那是一个男孩，9斤多，超出正常标准，三天三夜生不下来。虽然是在德国教会医院，条件在当时算是够好的了，但还不能做剖腹产，因用产钳助产使力过大，孩子的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能成活！ 孩子没保住，邓颖超的身体非常虚弱，却无法安心调养。当时正赶上“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量的共产党人被逮捕、屠杀，各大城市一片恐怖。邓颖超在地下党员陈铁军冒死营救、德国院方的大力帮助下，才脱离险境。邓颖超在月子里又遭此磨难，使她终生再不能怀孕生孩子。 邓颖超把个人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她以非凡的胆略，机智勇敢地摆脱敌人的追捕，继续战斗。这年5月，她根据组织的决定，从广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28年5月，赴莫斯科列席中共“六大”，10月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周恩来与邓颖超虽都在上海，但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很少见面。 1932年5月，邓颖超赴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秀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 第137页 1934年10月，邓颖超带病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她因患肺病被编人中央纵队休养连，董老为之取名特殊连队。董老任总支书记，邓颖超任总支委员，分管宣教政治思想工作。她因肺病常发低烧，她的担架枕边总是放着一个小茶缸，供吐痰使用，痰中常常带着血丝，同志们都十分担心她的身体。有时她下地步行，脸色苍白疲劳乏力，但仍乐观地和其他人谈心，鼓励大家克服眼前的困难。 1935年到达陕北后，任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共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邓颖超无论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的艰苦环境中，始终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对党的事业坚定不渝，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她根据工作的需要，能上能下，从不挑选工作和计较职务，甘当无名英雄。 1937年，邓颖超被派往武汉，先后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1938年1月，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首次理事会，当选为常务理事。同年3月，发起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并当选为常务理事。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非常喜欢孩子的，他们认为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产，而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不为自己没有孩子苦恼，而为中国儿童受难焦虑。他们歷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发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战灾难童3万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8年4月4日，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儿童节，武汉三镇开展了热烈的庆祝活动。邓颖超为儿童节题词：“保育儿童，是丰富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儿童，尤其要以坚毅的精神，培养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邓颖超的题词，忠实地贯彻了党的指示精神。 邓颖超在《新华日报》上发出保护儿童的唿吁，强调儿童是民族的幼苗，是民族的延续，是我们下一代的国民，因此儿童问题是有关社会和民族的重大问题，提醒各界都不应忽视。 在邓颖超的直接组织领导下，先后派李昆源担任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院长，曹孟君担任重庆歌乐山川一院院长、杜君慧担任四川沪州川七院院长、罗叔章担任均县保育院式后改为总会直属第一保育院）院长、赵君陶担任四川江北直三院院长。 5月，日军准备大举进攻中原，夺取武汉，在这危急时刻，武汉各界妇女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这时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邀请全国从事妇女工作的领导人、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宗教界人士以及广东省等12个省市妇女代表参加谈话会，讨论战时妇女工作。邓颖超代表中共在会上发表了对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概况，参与起草《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为团结教育广大妇女参加抗战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培养锻鍊了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邓颖超等人的努力，会议通过了沈兹九起草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 通过广泛协商后经宋美龄同意，改组后的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于7月1日在汉口组成，宋美龄仍为指导长，李德全任常委，邓颖超、孟庆树、康克清、曹孟君等被选为委员。 这年6月，日军大举进攻中原，武汉处于危急之中，在共产党、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以便团结全民抗战救国的唿声下，国民党决定成立战时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近200名，其中包括我党的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 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坠马骨折。8月，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的邓颖超，经中央批准，陪同周恩来到苏联治伤。 1940年5月，邓颖超和周恩来离延安回重庆。8月8日，他们在重庆迎来了结婚巧周年纪念日。“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是邓颖超和周恩来共同总结的夫妻“八互”原则，也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邓颖超同周恩来、董必武等七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抗议蒋介石的反共罪行，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1941年6月，邓颖超与周恩来身居虎穴，随时有生命危险。但他们临帝不惧，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此时，荣高棠调到南方局，带着未满周岁的儿子住在红岩村机关二楼上，与邓颖超和周恩来的房间是斜对门。邓颖超十分喜爱孩子，有空就过来逗孩子玩。小傢伙也挺乖，一点不认生，不哭也不闹，一逗就咧着小嘴笑。孩子一乐，大人也跟着乐。当邓颖超知道孩子还没有起名时，就高兴地说：“叫‘小乐天’吧！”邓颖超又自称自己是“大乐天”，意思是自己跟孩子一样，在困难中都称得上是“乐天派”。那时候，日本飞机时常轰炸重庆，邓颖超在防空洞内常和小乐天玩。一天，邓颖超抱着小乐天从防空洞出来，童小鹏看到抓拍了一个镜头。这张照片刊登在机关墙报上，旁边还附了一首周恩来亲笔写的打油诗： 大乐天抱小乐天，嘻嘻哈哈乐一天；一天不见小乐天，一天想煞大乐天。——赛乐天题 第138页 这份风趣盎然的墙报稿，引来一阵阵欢笑。在周围布满了国民党特务、密探，意外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情况下，邓颖超和周恩来的那种豪爽、幽默精神，有力地感染着每一位同志。他们所爱的不单是一个孩子，他们对孩子的爱，生动地体现了对革命后代、对未来、对整个生活的深切热爱。 1943年邓颖超回到延安后，曾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妇委副书记兼解放区妇联筹委会副主任。她同蔡畅以解放区妇联筹委会名义致电国际民主妇联，唿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国内战。她还被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在她的推动下，成立了以李德全为首的“中国妇女联谊会”。12月，她作为中共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七成员（吴玉章、陆定一、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之一，又回到重庆，参加了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会内外为坚持我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作了不懈的努力。同时对以进步力量为主的妇女联谊会的工作，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指导。她应联谊会的邀请，参加了专门为她举行的晚会。因她是惟一的政协女代表，受到姐妹们的特别关注与欢迎。虽然是临近年终的寒夜，到会的人还是十分踊跃。邓颖超应大家的要求，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几个问题，二是关于延安与解放区的妇女工作。 长期以来，国统区一直严密封锁有关解放区和延安的消息，邓颖超的报告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封锁的一个重大突破，而她的讲话一开头就很诚恳和直率，她说：“关于解放区妇女工作的经验，是经过几年摸索，在近两三年才得出正确的方针与方法，因此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并看到了成绩。”这种坦诚的态度赢得了听众的好感。为了满足与会者的要求，她共讲了六个问题，深受大家欢迎。1946年1月出版的《现代妇女》杂志，以《邓颖超女士谈解放区妇女工作经验》。为题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邓颖超先后在重庆、南京、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在这期间，邓颖超与周恩来等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19日因国民党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关闭了国共谈判的大门，她和周恩来、李维汉一同由南京撤回延安。 1947年3月，邓颖超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7月，出席了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她在会上提出全党做妇女工作，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会后，邓颖超深人到河北阜平县农村参加土改运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土地改革与妇女工作的新任务》一文，指出“妇女工作与土地改革结合，妇女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发动农民群众时，必须同时发动农村劳动妇女群众，参加整个群众的土地改革、本身的各种问题”。“不应有先男后女主从之分”，“在发动妇女群众积极生产与民主运动中，应有意识地注意逐渐解决妇女本身的各种问题”。 1948年，任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上，她做了报告，并主持起草了《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方针任务》的文件，经中央批准下发。 1949年3月，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并任党组副书记。她曾作为团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6月，邓颖超受党中央委託，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专程到上海迎接和陪同宋庆龄北上，8月到达北平。9月，她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在会上，她号召全国各族各界妇女，拥护“共同纲领”，建设新中国。 邓颖超作为一代伟大的女性，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妇女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邓颖超作为周恩来的妻子，她从来没有像其他夫人一样，能守在丈夫身边，做些辅助工作，尽一个做妻子的责任。即使她和周恩来因工作需要在一起的有限时间内，也从来不是以夫人的身份出现。邓颖超曾经讲过：“我在国统区中共代表团工作时，也不习惯人家称我太太。有一次，人家来电话找周太太，我脑子转不过来，回答说我们这里没有周太太。放下电话后再想，他找谁呀？后来人家又来电话，我才醒悟过来，找的就是自己。”邓颖超在工作上始终是独当一面，尽职尽责。周恩来对此不但丝毫没有怨言，而且总是鼓励她好好工作，千万不要为他而分心。 建国后，虽然生活相对安定下来了，但邓颖超更忙了。先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 邓颖超始终把妇女解放当做党的重要奋斗目标之一，把妇女群众的力量看做党的事业成功的力量源泉。她参与领导起草了第一部《婚姻法》。多次深人工厂、农村、街道、学校调查研究，与群众促膝谈心，热情支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的优秀妇女和先进典型。 第139页 她十分重视培养妇女干部，1950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她起草的《学会本领做好工作》的社论，号召广大妇女奋发图强，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努力奋斗。 她一贯关心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和妇女解放事业。多次接见各界妇女代表，勉励广大妇女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型女性，坚定不移地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她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参与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搞好党风”，把克服不正之风放在重要的工作日程上，并身体力行。’邓颖超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加强党的纪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维护妇女儿童的权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倾注了全部精力，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邓颖超是中国人民政协与爱国统一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她在担任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期间，致力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地贯彻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她明确提出人民政协要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贯彻大团结、大统一的精神，要更加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放手工作，充分发挥政协委员的积极性和专长，为他们知情出力、参政议政创造条件。她直接领导了为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人士落实政策的工作，并推动了有关民族、宗教、侨务和知识分子等方面政策的落实。她认真总结并在人民政协中积极倡导发扬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广交朋友和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政协工作新局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邓颖超一直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重视和参与对台工作。1979年12月，担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她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及“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多次召集有关方面讨论研究对台工作并发表重要谈话，积极开展工作，推动海峡两岸相互交往，广泛接触海内外有关人士。她非常关心台湾同胞，怀念尚在海外和台湾的知交和故旧，提议成立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深切期望两岸同胞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做出贡献。她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强调：“贊成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她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付出了巨大心血。1985年7月，81岁的邓颖超在给郭建的一封长信中说： “战时儿童保育会先于妇指会，是由共产党提倡发起的。保育会的理事多半是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也包括国民党党员组成。”“为了工作便利，请宋美龄做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这个组织中的一些成员，和保育会内部事务，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限制、破坏。这一点我们是得到宋美龄和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中间力量的保护和协助的，终于没有受到极大破坏。”“我认为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组成的，工作有显着成效，应该把它列入国统区一项重要工作。请你们将这件事抓一抓，写出一份材料是很必要的。当时，同我们一起参加抢救难童的保育会负责人有李德全、刘清扬、曹孟君、史良、罗叔章、沈兹九等，另外保育院院长、教员有赵君陶、罗叔章、杜君慧、陶承、黄杰等。在国统区工作，都是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进行的，妇女儿童工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党的指示做的，谈这件事切记不能突出我个人的作用……” 1988年5月，为了推动海峡两岸相互间的进一步交往，邓颖超亲自给宋美龄写信。她在信中诚恳指出： “‘烈士暮年，壮志不已’。我与夫人救国之途虽殊，爱国之心则同。深愿与夫人共谋国家民族之统一，俾我中华腾飞于世界。 “今夫人年事虽高，犹时时关心国家之强盛，民族之再起，于海峡两岸关系之缓和，亦多所推动。夫人谋国之忠，诚如令姊孙夫人所言，我极为钦佩！ “环顾当今世界，风云迭起，台湾前途令人不安。今经国不幸逝世，情势更趋复杂。此间诸友及我甚为关切，巫盼夫人与当政诸公，力维安定祥和局势，并早定大计，推动国家早日统一。我方以为，只要国共两党为国家民族计，推诚相见，以平等之态度共商国是，则一切都好商量，所虑之问题均不难解决。” 邓颖超在她有生之年，表现出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和优秀品德。她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人民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战斗不息；她一贯坚持党性原则，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生活准则，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谦虚谨慎，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她密切联繫群众，平易近人，事事出于公心，一直保持着人民公僕的本色。她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她在中国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她生前就提出：死后不保留骨灰，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照顾亲属。充分表现了一代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这一切，就是邓颖超和周恩来终生互爱，相伴永远的坚实基础。 第140页 邓颖超和周恩来正是：漫长的征途，心心相连；革命的情谊，歷久弥坚。“邓大姐”这个有特定含义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第03章 史册留英名——向警予 她不当“将军夫人”而找个“磨豆腐”的；“向蔡同盟”的结婚照为两人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她是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委员；临刑前她拿出两个孩子的照片在唇边亲吻…… 在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中国，妇女群众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与束缚，所以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浪潮中，妇女群众必然是一支坚强的力量。同时，在妇女运动中也就必然产生出艰苦卓绝、坚毅勇敢的战士和领袖，成为广大妇女群众的表率。向警予正是中国妇女群众中先进的战士和领袖之一。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笔名振宇，土家族。1895年生于湖南湘西淑浦县商会会长之家。她排行老九，有几个兄长曾留学日本，自幼受其影响追求新知识。6岁人私塾，8岁进人长兄在县城开创的新式小学。她在校品学兼优，幻想成为花木兰式的英雄。1915年毕业于周南女校。后回溆浦打破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在新式县立女校任校长，试图走教育救国之路。她在校内要求女生放脚，亲自为她们解开裹脚布，并一个个地陪其回家向父母作说服工作。 1919年夏，向警予在家乡淑浦县城任校长时，被湘西镇守副使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看中并想娶她为妻，警予的继母也想藉此高攀。向警予却只身闯进周公馆，表示“以身许国，终身不嫁”。当时的周则范还算是个新派军官，但向警予鄙视军阀的权势，反对无爱情就与人结婚。为了避开驻军长官求婚的纠缠，加上寻求真理的决心，向警予赴长沙发起女子赴法勤工俭学行动，并加人了毛泽东、蔡和森主持的“新民学会”。同年冬，向警予与蔡和森、蔡畅、蔡母葛健豪等一同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 在赴法的漫长旅途中，向警予和蔡和森二人一起观日出，一起讨论学术和政治问题，憧憬美好的未来，由道合而志同，萌发情愫。不过他们二人反对旧式婚姻，要实行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同盟”。 1920年2月2日，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向警予人法国南部蒙达尼女子公学就读，并参加了周恩来等组织的“工学世界社”。她白天打工，晚上学习法文，短短几个月就能读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着作。由于学习刻苦，夜以继日，以致“煎劳太过”，几乎“不能支持”，但她仍认为不如此不足以追赶形势。她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此后驾飞艇以追之，犹恐不及；而精力有限，更不足以餍予之所欲，奈何？计惟努力求之耳！” 6月，向、蔡在共同理想的基础上自由结婚，其结婚照为二人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二人还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收集出版，题为《向上同盟》，随后人们把他们二人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包的继母得知此事，气愤地说：“现成的将军夫人不做，却去找个磨豆腐的！”因蔡和森当时在法国的豆腐公司打工。 向警予的爱情观，产生于“五四”时期至大革命的特定时代。当时思想解放释放出的激情冲破封建侄桔，谱写出一曲曲革命加爱情的浪漫诗篇。毛泽东闻知此讯却极为高兴，1920年11月26日致信说：“以资本主义作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姦，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这里讲的“拒婚”，是反对旧式的婚姻，追求自由的爱情结合。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爱情曾长期传为佳话，其革命浪漫激情今天看起来仍让人动情。 1921年底，旅法的蔡和森等人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局遣送回国，已怀身孕的向警予也随之回国。1922年她在上海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1日生下女儿蔡妮。蔡妮是蔡和森、向警予的长女。小蔡妮的到来，给她爸爸妈妈带来为人父母的喜悦，也让他们体验到了为人父母的艰辛。当时在上海的生活是十分清贫的，因为房租很贵，经济拮据，他俩常常迁居，随遇而安。他们在上海香山路一个弄堂的小阁楼上住过，在一条僻静小街的破庙里住过，卧室就是破庙正中台子上用篾席隔成的一间小房，房子破漏，太阳光可直接照进小房子里。蔡妮出生后，他们无钱雇保姆，只好一边工作一边照料女儿。有一段时期，他们搬进丁玲、胡也频蛰居的楼上一间小房里，他们怕女儿哭闹影响邻居，总是想尽办法把家务事安排得井井有条，把小蔡妮照顾得妥妥帖帖，因而整座房子仍显得非常安静。丁玲、胡也频在楼下写作，也很难听到楼上的声响，还以为他们不在家呢。其实，他们是时时冒着艰险，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向警予之所以成为中国妇女界的先觉，首先在于她那敏锐的见解，认识到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在她早期的论文中就指出：“我们应当注意和参加政治运动。现在一般妇女对政治问题好像秦人视越人之肥痔，毫不关心似的，这样奴隶心理，绝不是觉悟的妇女所应有。”同时又说：“我们的工作应当深人到下层贫苦民众中去，唤醒千百万最受压迫的妇女为她们自己解放利益而奋斗。”这样，她很简明地指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两个最主要的问题：第一，说明中国妇女解放是整个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是整个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妇女只有参加政治运动，只有在中国人良解放运动之中，才能争取自己的解放。这正是指斥当时一部分受帝国主义麻醉的所谓妇女解放运动者，企图把妇女运动领导到脱离政治的和非政治的道路上。第二，她指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唤起最受压迫的千百万妇女群众参加，这是针对当时少数妇女解放运动者企图把妇女解放运动限于少数知识界妇女的运动，变成贵族式的妇女运动。向警予这一卓绝的见解，特别是她为着这一见解而始终不渝地奋斗，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开闢出新的纪元，走上光明的坦途。同时也正由于这样的见解，使她不仅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进战士与领袖，而且成为中国解放斗争最坚决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成为中国解放斗争最坚决最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光荣的干部。 第141页 1922年7月，向警予和蔡和森一同参加了中共“二大”，并当选为中共第一位女中央委员，任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 8月，号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长沙，恰是一年中最热的“秋老虎”时节。就在这时，向警予抱着蔡妮来到了这里。当时，蔡妮的五舅向仙良住在长沙的新安岭，向警予请五弟媳找人哺育蔡妮。 向警予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她从此时起就担任中央妇女部的领导工作，在后来的三四年中，中共中央关于妇女运动的一切指导性文件，大多数都是她的提议。如果说从此时起中国妇女运动开闢了一个新的时期，是完全合乎事实的。警予在中国妇女界的功绩就在这里，她当时策划全国妇女运动，就是极力用一切方法把千百万最受压迫的妇女群众推动到正在蓬勃发展的全国人民革命斗争中来，把妇女运动与全国总的政治运动——革命运动汇合起来。她鼓动并且组织知识界的妇女、女学生到女工、农妇中去进行工作，同时她极力设法使劳动妇女与知识界的妇女团结一致。她所提倡的妇女解放协会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组建的。因此，当时妇女解放协会在全国各地飞速发展，成为当时这场革命运动中有力的组织之一，使中国妇女运动成为真正群众性的运动，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巨大力量，这就是向警予的功绩。 1924年在中共“三大”上，向警予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曾主编《妇女周报》。领导上海十四家丝厂1。5万名女工大罢工和南洋菸厂7000名工人罢工，还为党代会和报刊写过许多论述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和文章。在这个时期，她特别关心群众中的女干部，经常到她们家里和她们谈话，解释各问题， 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她的态度沉静和蔼，言辞诚，随时都使人感动和敬爱。她以这样循循善诱的方式，帮助党培养了许多很好的妇女干部。 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向警予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长。同年去苏联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 1925——1926年，向警予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她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有了很大的进步。1927年回国后，中央因她有很好的群众运动经验，而当时武汉工人运动的工作占极重要的地位，并且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派她担任武汉总工会宣传部的领导工作。由于她工作特别努力和她的群众工作才干，在很短的时期中就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信任。不久，湖北省委调她负责汉口市宣传部工作，她特别注意党内教育，经常出席各工厂支部的会议，组织各种训练班，编辑许多训练材料。她朝夕奔忙，甚至废寝忘食。武汉政府叛变以后，因为她熟悉武汉工作情况，深受工人群众信任，党特派她留在武汉，担任省委领导工作。在极端的白色恐怖形势之下，她曾用一切方法保持党与广大工人群众的联繫，团结群众中的干部。她每日清晨与深夜，便在工人区域、学生宿舍中组织各种会议和谈话，讨论怎样保全组织，怎样组织群众反抗等，她此时身体已因过度劳累而异常瘦弱，可是她的工作却一刻也没停息过。 1927年4月，她参加中共“五大”后，先去广州，住在邓颖超家里。后来她去了武汉，途中顺道回长沙，探望婆婆葛健豪和孩子们。她只和孩子们一起住了两三天，就这两三天，对孩子们来说却是终生难忘的。 向警予一回到家里，蔡博和姐姐们一起蹦蹦跳跳，兴高采烈地都来抢“妈妈”。向警予看到他们个个活泼健康，疲惫的身心也得到了放松。她依然穿着原来的粗布衣，葛老夫人要为她赶制新衣，被她婉言谢绝了。庆熙大姐给她打水洗脚，发现她仍穿着土布袜，连忙拿一双洋袜给她穿，她笑着说：“你看这双袜子很好，还可以穿很久呢。”边说边把原来的土布袜子又穿到脚上。 三四天后，向警予就匆匆地走了。孩子们那时还太小，不懂什么叫生离死别，他们天真无邪地跟着大人们，从天茂花园一直将向警予送到火车站。分手时，向警予给他们每人买了一个大袖子，他们抱着神子，目送她跟几个人挤上了一列满载士兵的火车。她从车厢上部开着的小窗口伸出胳膊，挥手向孩子们告别。这是孩子们和妈妈见的最后一面。 向警予走后不久，孩子们接到她从武汉寄来的信。信中写道：“甚念家中的人，伯母、庆熙姐、昂昂、特特、妮妮、博博，我多么想念你们啊！真想飞到你们跟前来！” 非常幸运的是，这次见面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是缺少蔡和森的“全家福”。照片是葛老夫人张罗着去照相馆拍的。在这张照片上，蔡博很不自然地站在妈妈前面。由于母子相聚的时间太短了，他还没有和妈妈亲热起来，照相的时候老想挨着大姑妈，但也正因为相聚的机会太少，所以蔡博深深地记住了这幸福的一瞬间。 向警予到武汉后，先后负责武汉总工会、汉口市宣传部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领导工作。她在紧张激烈的阶级搏斗中，还给儿子蔡博和女儿蔡妮写了几首充满母爱柔情的儿歌，其中的一首这样写道： “小宝宝，小宝宝，妈妈忘不了！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在没有剥削的社会成长！" 第142页 向警予对家庭子女，一直很负责任。1928年3月20日，由于省委交通员宋若林叛变，国民党当局勾结法租界逮捕了向警予。在法庭审问中，向警予先用中文接着用流利的法语质问租界当局：“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你们有什么权利来审问中国革命者？你们把法国大革命的歷史都忘记了吗？你们法国人不是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吗？不是说信仰自由吗？” 法国领事听后，也对她产生了敬佩之情，认为作为政治犯不该引渡6然而，法国殖民当局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毕竟串通一气，随之撤换了领事并将向警予交给国民党桂系军阀。 引渡之日，马路旁人山人海，向警予慷慨激昂，沿路高声向群众演说，敌人用石头塞其嘴中制止，路旁群众纷纷落泪。她被引渡到国民党的监狱，更遭受百般凌辱，严刑拷打，逼其供出共产党与工农组织的秘密。她虽几次被拷打得死去活来，仍一字不吐。她那威武不屈、忠于党、忠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精神，使国民党的刽子手也无可奈何。 向警予在狱中数月，仍不断地教育同时坐狱的同志，组织狱犯反抗虐待，要求改善狱中生活，且曾领导狱犯绝食，使狱吏不敢再过分苛待。 1928年5月1日晨临刑前，她在狱中拿出两个孩子的照片放到唇边亲吻，喃喃自语着：“妮妮、博博，妈妈叫你们呢。” 在去刑场的路上，向警予高唱《国际歌》并唿喊口号，敌人慌忙用皮带勒住她的双颊。这一壮烈情景，使聚集在路边的许多群众落泪。她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当夜，便有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将她的遗体抬走安葬。此后，向警予烈士长眠于龟山以西的“红色战士公墓”之中。 作为革命者，向警予身上闪烁着新女性对新社会的追求。革命的女性和伟大的女性这两个显着的特点，交织出她短暂生命旅程的主旋律。1939年，在延安纪念“三八”节大会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向警予的一生。同年7月，周恩来在庆祝延安女子大学成立大会上指出：向警予是我党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英勇牺牲了，我们不要忘记她。 第04章 “双枪女将”——贺子珍 她是“占山为王”的女首领，但她比毛泽东早上井冈山；她是闻名世界的巾帼英雄，但她的战斗经歷却缺少传颂；她全身心地爱着毛泽东，但不甘心只做贤妻良母；她饱经沧桑歷尽孤寂和痛楚，但不失血性和傲骨。 1910年的中秋节，贺子珍出生于江西永新禾川镇。明朝学士、诗人解络，曾吟诗赞美永新县城的山水风光：“宛宛禾川绿绕城，东风吹得晚云腥。休将铁笛吹山月，怕有蛟龙听得惊。”颇有伤感地怀念古代英雄之意。禾川镇位于禾水河的洲湾里。山环水绕，风景秀丽。在那皓月当空、桂花飘香的中秋之夜，新生婴儿皮肤洁净得像玲珑的桂圆肉，以此父母为她取名桂圆。此名寓意着她如桂花之飘香，圆月之皎洁。 要强的姑娘不喜欢这个软绵绵的女性气十足的名字，开始读书时，她自作主张改名自珍。参加革命后，大家都习惯于叫她“子珍”，她也就入乡随俗地用起“子珍”这名字。 贺氏的老家在永新南乡黄竹岭，祖辈是破产的地主，到父辈一亩地也没有了，父亲就携家迁到县城南门的一个店铺里，经营小杂货，字号叫“海天春”。 贺子珍父亲贺焕文，是个憨厚老实的读书人。他曾当过安福县的县长、“刑名师爷”，后来开“海天春”茶馆。他爱结友，好打抱不平，在子女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曾任中共吉安县委秘书长，中央红军长征后被国民党杀害。 子珍母亲杜秀，是广东梅县人，读过书，人长得漂亮，贤惠，家里的一切由她主管。她对黑暗的旧社会心存不平，鼓励儿女们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子珍兄妹四人全都加人了革命队伍。小弟弟1927年参加永新暴动，为赤卫军送信途中遭袭身亡。哥哥贺敏学为人强悍，武艺高强，是禾川中学的学生领袖。他在妹妹贺子珍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与井冈山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是同学，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和贺子珍等一起率农民武装上井冈山和王佐、袁文才部会合。妹妹贺怡，活泼好动，精明泼辣，很会做群众工作，1927年人党。国共合作时，是永新县党部妇女协会委员。1930年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结婚，红军长征，她和毛泽覃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建国初，为回江西寻找毛泽东失散的儿子，不幸因车祸身亡。 在贺氏兄妹中，贺子珍长得最像母亲，她皮肤白皙，身材苗条，面目秀丽，心灵手巧，种种女红都做得细緻像样。她脾气虽然有时急躁、执拗，自尊心特强，但比起兄妹来要显得温柔、沉着，稳重而有心计，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在家里的威望最高。 1925年，15岁的贺子珍在永新福音堂小学读书，那是一座教会学校。孙中山逝世时，洋先生不准学生举行悼念活动。贺子珍第一个站出来，她对同学们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他主张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他死了谁不难过？我们要悼念他！”她联合了18名同学，抗议校方的无理禁令。女牧师夜晚闯进女学生住的楼上，斥责她们得罪了上帝，要她们跪下来向上帝“忏悔”。贺子珍拦住要下跪的同学，大声说：“我们没罪，用不着上帝的赦免！”在学生的闹笑声中，女牧师只好熘走 第143页 1926年，贺子珍结识了中共永新县党组织的创始人欧阳洛、刘珍等人，并由他们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热情奔放的贺子珍，组织一支妇女宣传队，走上街头宣传妇女解放、反对迷信、剷除列强军阀。年仅16岁的贺子珍，担任中共永新县妇委书记和团委副书记。按照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人了国民党，任国民党县党部妇女部长。 1927年4月，永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6月，永新的国民党右派勾结土匪武装，突然袭击永新，把正在农会开会的几十名中共党员和工农骨干抓走了，贺敏学也被捕了。 贺子珍得到信息与贺怡一起，联络了刘珍、王怀、刘作述等党员带领莲花、永新、安福三县的农民自卫军，一举拿下永新县城，焚毁国民党伪政府及监狱，救出贺敏学等38名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的骨干。这在当时，被称为“永新暴动”，或“六一○”暴动（时间是1927年6月10日）。永新被农军攻占的消息不胫而走，贺子珍的名字也在永新一带传开，这一年她才17岁。 驻长沙的反动军官许克祥，派一营军队扑向永新。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守卫永新南门，全队几十个人，只有三支步枪，其余都是梭镖和大刀，她还动员儿童团准备了铁桶和鞭炮。埋伏在东西两侧的自卫军，故意把敌人放进南门外，安福的自卫军却趁机偷袭敌人的老巢。 敌人在南门架云梯攻城，他们一面打枪一面向上爬。贺子珍看到离自己最近的云梯下，站着一个指挥员用枪逼着喽啰们往上爬。她对准这傢伙开了一枪，敌军官应声倒地，吓得敌人乱成一团，南久的自卫军点起了土炮，儿童团也点燃了铁桶里的鞭炮。贺子珍在敌人的惊慌中又撂倒一个敌军官，伏击敌人的农军也打起来了，敌人腹背受击，狼狈逃窜。贺子珍两枪打死两个敌军官的事很快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双枪女将，百发百中。”使敌人闻风丧胆。战斗结束的当晚，贺子珍考虑到敌众我寡，县城难守，农民赤卫军按预定计划撤离永新。同时派人与王佐、袁文才取得联繫，与他们合作成立了宁（冈）永（新）革命委员会。这是第一支进驻井冈山的农民武装。 贺子珍成为井冈山上第一个女战士。上山后的两个月中，敌人先后三次进山“围剿”，他们只能和敌人捉迷藏、转山头，饿着肚子和敌人周旋，生活非常艰苦。在这样的困难时期，他们更加嚮往革命、嚮往党，不知道今后的路怎样走。但他们没有绝望，仍坚信革命高潮会到来，但也没有料到来得那么快。 1927年9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着名的三湾改编，全军建立各级党的组织，从此共产党通过层层的组织系统牢牢地把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 10月，毛泽东率红军到了碧市。贺子珍听说碧市来了上千人的队伍，便建议派人去探明情况。侦察员回来报告，这支队伍不放火，不抢东西，还向农民宣传秋收暴动的意义。贺子珍听了非常高兴：“莫不是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来了？”在不能完全断定的情况下，她决定亲自去探查。 贺子珍和妹妹贺怡装扮成农家媳妇，暗藏枪枝，沿着山间小道向三湾急进。她们在村头揭下工农革命军的5条标语，恰好碰到毛泽东派人来送信，一下子就搞清了情况。经过两次谈判，袁文才、王佐决定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 毛泽东来到步云山，只带了五六个人。他个头虽高大，但当时很消瘦，一头长髮从中间分开，皮肤晒得很黑，神情中留着激战后尚未恢復的疲劳，但一双眼睛明亮而有神。在双方相互介绍中，毛泽东走到贺子珍面前，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而漂亮的姑娘。袁文才介绍说：“她是永新县委委员，叫贺子珍。”毛泽东的疑惑顿消，他爽朗地笑着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是哪位‘山大王的压寨夫人’呢！”他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并肩战斗吧！" 红军上山后，毛泽东起初住在步云山。袁文才敬重毛泽东，邀请他搬到茅坪来，贺敏学让出了八角楼自己住的房间。贺子珍同山上女红军一起做妇女工作，组织妇女去小井医院，帮助伤病员洗衣服，为部队送盐送粮。毛泽东分兵发动群众，开创革命根据地。他每次遇到贺子珍，都要主动上前打招唿，问寒问暖，十分关切。 赣敌朱培德调集重兵，扑向遂川，同时又派出一营兵力开进新城，同盘踞在新城的县长张开扬狼狈为奸，妄图以新城作跳板，步步进逼井冈山，以达到拔掉边界红旗、摧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目的。新城位于宁冈碧市的东边，是永新通往宁冈的咽喉，位置十分紧要。毛泽东洞察敌人的罪恶企图之后，当机立断，迅速作出了避实就虚、歼其一路的决策。 1928年2月17日，毛泽东在宁冈县茅坪村的攀龙书院召开了攻打新城的军事会议。贺子珍、袁文才、王佐、贺敏学、贺怡等人列席了会议。贺子珍在会上听了毛泽东对敌我双方力量的精闢分析和严密的作战部署，十分钦佩。她心中立下誓言，要在这次战斗中多杀敌人，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立新功。 2月18日，贺子珍腰佩手枪，随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第二团星夜出发，一个急行军，在天亮前赶到了新城。他们借着黎明前深沉夜色的掩护，分三路埋伏在新城西门的稻田里，待机歼灭敌人。 第144页 新城战斗的总指挥部设在离新城不远的棋山岭上。毛泽东吩咐一团各营分别控制了新城的东门、南门、北门，网开一面，留下西门引诱敌人进入袁文才、王佐的伏击圈。拂晓，敌人照样在南门外架枪出操，没有任何戒备。当毛泽东从棋山岭发出攻击信号后，埋伏在南门外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势，当场击毙10多名敌军，缴枪30多支。残敌逃入城内关上城门，企图顽抗。这时，担负主攻东门的毛泽覃，指挥遂川县赤卫大队和一团一营，架梯攻城。敌人惊慌失措地向北门逃窜，又遭我一团的一部分队伍阻击，于是，敌军调转屁股向西门逃跑，进入我军早已张开的口袋。贺子珍等同志看到敌人像被赶的一群猪，唿味唿味地跑了过来，拔出手枪挥臂向跑在最前面的一名军官瞄准射击。说时迟，那时快，袁文才一声“打”刚出口，贺子珍就扣动了扳机，那名跑在最前面的敌军官应声倒地。埋伏在洼地里的二团战士，步枪齐发，打得敌人哭爹叫娘，狼狈逃窜。这时，贺子珍跳出掩体，挥枪射击。敌警卫营的一个连长垂死挣扎，用手枪逼迫士兵反扑过来，企图杀出一条逃生之路。贺子珍眼明手快，对敌连长瞄准射击，敌连长一头栽倒在稻田里。指挥官被打死，敌人顿时乱成一团。一个敌排长又出来指挥，几个敌人从侧面朝贺子珍打冷枪。埋伏在另一侧的贺怡发现了，急忙大声喊：“珍姐，小心侧面敌人暗算！”贺子珍应声伏下身子，同时又扣动扳机打倒了敌排长。正在敌人慌乱之时，袁文才指挥全团战士掩杀过来，敌人看到前面的农军挡住了去路，后面的红军又从城里追杀出来，只好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一部和湖南农军，到达宁冈，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胜利会师，成立了红四军。 5月，国民党军二十七师的四个团进攻井冈山。军委决定攻打永新迎击敌人，并派贺子珍带领10名战士秘密潜回永新，同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繫，了解敌人兵力部署情况，组织农民武装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找贺子珍谈话：“你们这次到敌占区是深人虎穴，要大胆机智，依靠群众，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贺子珍完成任务胜利归来后，毛泽东说：“你的工作很出色，很有创造性。过去一个学生娃娃，一个小姐，很快学会了革命，而且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工农中的一员，很了不起。但这仅仅是开始，以后要向群众学的东西多着呢！” 贺子珍带工作队去西乡塘边村搞调查，不久毛泽东也到了那里。他一住下来就听取汇报，贺子珍一时归纳不起来，只会如实反映，赤卫队长是什么意见，妇女主任是什么态度，贫协主席又说了啥……她脸涨得通红，手心冒出汗来。 毛泽东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只是和颜悦色地说：“调查也是一门学问，学一学就会了。”他结合自己做调查的经验，举了许多生动有趣的例子，使贺子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以后，毛泽东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写了个报告，这就是被遗失的《永新调查》，里面主要谈到经济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也有对工商业政策方面的意见……这些都使贺子珍对毛泽东产生了依恋之情。 他们终于结合在一起，还是毛泽东的传统做法，不拘形式的同居。贺子珍说：“别说请酒，连块喜糖也没有，在那种情况下，到哪儿去买糖？身上没有钱，也没有可能举行什么仪式，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了一下。” 毛泽东和贺子珍同居前，他忠实地对她讲了自己过去的婚姻状况。她是完全理解的，在白色恐怖下，革命者随时有生命危险，谁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天。与毛泽东结婚后，贺子珍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一边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一边为他剪报纸、查资料、抄写文件，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两只铁皮公文箱就是她的战斗武器。 贺子珍的独立性极强，这点有别于杨开慧。她不甘心仅仅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在认识毛泽东之前，她已在井冈山站住脚，成了女首领。她不是看不起这平凡而琐碎的工作，而是想独当一面，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她有这个天资，也有这个条件。当她看到女战友们独立工作，干出成绩，或在学习上有重大进步时，常常是既羡慕又懊丧。因此，她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的10年中对这种工作心理上一直难以适应。尽管不适应，出于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和对毛泽东的一往深情，她还是尽力做好。 当毛泽东遇到危难时，贺子珍首先想到的是丈夫的安全。1928年夏末秋初毛泽东、朱德深人前线观察地形，不幸被敌人包围。贺子珍为掩护朱、毛安全转移，策马疾驰40余里，吸引敌人来追。她双手操枪，击倒几个追赶的敌人安然回到红四军军部。由此，她“双枪女将”的名号，再次在红军中传扬。 井冈山茅坪的八角楼，灯光总是亮到深夜，那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工作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贺子珍则收集剪报资料，在办公桌上、床上地板上，到处摊放着一张张发黄的旧报纸。一天的工作完成之后，贺子珍在油灯下，神情专注地翻阅着面前的报纸，宛如沙里淘金，搜寻着有价值的新闻报导，不时传来剪子的沙沙声。那时，贺子珍把大部分精力用来为毛泽东抄写文稿、保存文件，整理剪贴报纸。为及时得到国民党的报纸，贺子珍曾经冒着危险，加人“抢报队”，潜入敌人占据的城市去抢夺报纸。毛泽东的着名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都凝聚着贺子珍的大量心血！ 第145页 1931年7月，蒋介石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由于还没有得到休整和补充，部队只剩下3万余人，毛泽东当机立断，率红军回师赣南。贺子珍随队来到了兴国和吉安交界处的东固。一天，当总部和红三军向东固挺进时，几架敌机突然从云层里钻出来，向红军俯冲扫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被炸死，一些红军战士也当场牺牲。炸弹在贺子珍、曾碧漪身后爆炸，巨大的烟浪把她俩冲倒在地。敌机飞过去后，她们从地上爬起来，吐掉嘴里的沙土，又朝山顶上攀登。在她们快要翻过山顶时，又一批敌机飞了过来，暴风骤雨似的炸弹烟浪又将她们冲倒，顺着山崖滚了下去。 在向黄公略的遗体告别时，没有贺子珍和曾碧漪的身影，总部的同志们纷纷关切地询问，并派人去寻找。天黑下来后，古柏走到毛泽东身边，忧虑地说：“子珍、碧漪这么晚不见回来，一定是出了意外，怎么办？”毛泽东内心也很焦虑，但表面上仍诙谐地说：“再不回来，我们就要准备开追悼会。”接着又神情严肃地低声说：“古柏同志，这一带情况复杂，她们又是两个女同志，不能不为她们捏把汗呀！赶快派几个有经验的侦察员顺贺堂山的方向去寻找，一定要把她们找回来。” 约莫9点多钟，侦察员出发不久，贺子珍和曾碧漪就风尘僕僕、满脸伤痕地回到了总部。贺子珍一进屋，迫不及待地向警卫员吴吉清打听：“总部首长安全吗？”看到贺子珍安全回来，警卫员十分高兴，忙说：“毛委员、朱总司令和古柏秘书长都很好，刚才他们还为你俩的安全担心，已派人到贺堂山找你们去了。”说完就要到食堂为她俩准备晚饭。贺子珍忙拦住说：“你别忙了，我们在老乡家已吃过了。”她从公文包里拿出几个熟鸡蛋，说是老乡送的，让赶快送给总部首长。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到“左”倾领导的严重打击。他被解除兵权，丢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离开军队，来到长汀县红军医院附属医院养病，贺子珍刚生小孩不久，不顾虚弱的身体，带着婴儿前来照看毛泽东。“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央，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毛泽东，病房前冷冷清清，毛泽东深感压抑。贺子珍在毛泽东遭受打击、排挤的时候，给他送来的是难得的慰藉。 贺子珍和毛泽东关系最融洽的一段是长征时期。他们生死与共，相濡以沫。在长征路上，舞子珍生下一个女孩儿，因追赶队伍，她顾不上看一眼就送人了。在饥寒交迫中，她拖着赢弱的身子前进。1935年3月的一天下午，贺子珍所在的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队伍走到贵州盘县一个叫猪场的地方，离宿营地只有十多里路了，大家已走得疲惫不堪。连长侯有成看到日头还高，就命令队伍在树林旁的高坎下休息，并派几个人去前面找宿营的房子。大家卸下马鞍和担架上的伪装，都坐下来休息。突然，一阵嗡嗡的声音由山背后传来，一队国民党飞机霎时飞到了头顶上，大家来不及躲藏，敌机已轮番向队伍扫射了轰炸。贺子珍本已趴在一条沟里隐蔽好了，勐抬头发现一位伤员还在担架上。她马上从沟里跃出来，想招唿民工把担架抬离大路。就在这一剎那，一颗炸弹在身旁爆炸。她来不及多想，勐扑到这位战友身上，只觉全身一阵剧烈的疼痛，便失去了知觉。 弹片将贺子珍的头部、背部和四肢炸伤了十多处，鲜血从头上、背上、腿上流出来，军医经过急救，取出十多块弹片。但她昏迷不醒，口鼻中不停地流血。医生估计她只能活两个小时，如果在路上颠簸会死得更快，建议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养伤。中华苏维埃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得知贺子珍的伤情后，马上赶到干部休养连驻地。他和钱希钧在担架旁，焦急地唿唤着贺大姐。贺子珍甦醒过来，慢慢地睁开眼睛，深情地望着毛泽民和钱希钧，缓慢而坚毅地说：“泽民弟、希钧妹，我不能和你们一道北上抗日了。”她停顿了一下，周围的人看得出来，她脸上表情十分难过，但又极力克制住自己，然后十分平静而坚定地说：“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润之，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你们把我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吧，不要再拖累大家！” 毛泽民安慰她说：“大嫂，我们已电告大哥，部队一会儿就要出发，请你放心，只要我们在，就一定把您带走。”没有听完泽民的话，她又昏过去了。 此时，毛泽东随同总部已经到了前面的宿营地，当他接到毛泽民的报告后，立即同傅连障和三个警卫员提着马灯连夜赶来了。毛泽东提着马灯走近了贺子珍的担架，他俯下身去抚摸着贺子珍微弱的脉搏，轻声唿唤着：“子珍，子珍” 贺子珍被这熟悉的声音唤醒，异常激动。她用力睁开了眼睛，声音微弱而沙哑地说：“润之，把我留下吧！前面的路很难，我不能拖累部队。”毛泽东见状流泪了，他只说了一句：“我和同志们都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然后，他背过脸去。 贺子珍又昏迷了。傅连暲摸了摸她的脉搏，对医生们作了些交代。毛泽东指示医生们一定要尽力抢救，同时用坚定的语气对毛泽民说：“留下来必死无疑。用担架抬也要带着她转移。”当时毛泽东也在生病，他把自己的担架让给贺子珍，改骑马，并用红铅笔给担架班长丁良祥写了个条子：“老乍同志：我派你明天去抬贺子珍同志。她被敌机炸伤十几处，伤势严重。”第二天一大早，警卫员吴吉清把便条交给了丁良祥。身高体壮的老丁犹豫起来。他是负责抬毛泽东这副担架的，毛泽东不但身体弱，而且习惯夜里办公，白天骑马行军，容易打瞌睡跌下马来，所以配备了一副有篷子的担架给他。现在要他去抬贺子珍，那毛泽东怎么办呢？他拿着便条去找毛泽东。 第146页 “主席，我把担架抬走了，你怎么办？”丁良祥郑重地问。 毛泽东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我自己走，休养连的担架少，你去抬子珍吧。请你转告余达木同志，把那匹小黄马也牵去，等她好一点，你们抬累了，就让她骑马。” 贺子珍躺在毛泽东让出来的担架里，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不知道多少次夜里提着马灯来看她，每次都要同警卫员赶很远的路程。毛泽东的深切关怀，给贺子珍带来了克服困难和战胜病痛的精神力量。同时还给她带来自己节省下来的食品，这一切，深深地温暖着她的心。后来，贺子珍说，要不是毛泽东，她早死了。 长徵结束了，革命开始了新的起点。贺子珍却开始了她人生中更为艰苦的长征。 到了延安，为了照顾贺子珍养病，组织上没有分配她工作。她看不起“太太”，不愿做“家庭妇女”，把刚生下3个月的娇娇託付给机关合作社的人照看，带着伤残的身体和一颗渴望提高的心，进红军大学第一期高级班学习。过起了紧张的军事生活。 嵌在体内的弹片，时时折磨着她，每逢风雪阴冷天，她体内就像刀剑针扎一样，疼痛难忍。每天学习下来，她头晕脑涨，四肢无力，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但她苦苦支撑着。 贺子珍和毛泽东一样，个性非常倔强，加上身体的原因，两个人的碰撞也越来越多。毛泽东有时很暴烈，吵起来挺凶，发起脾气来“雷霆万钧”。有一次，贺子珍见一小碗辣椒馊了，就随手倒掉了。毛泽东发现后火气大发。他正在洗脸，连盆带水朝贺子珍泼过去。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起目睹的一件事：弄到一只鸡，毛泽东说炒着吃，贺子珍说炖着吃营养好，就为这点小事，互不相让，两人吵得你死我活。 但更主要的不融洽，还是贺子珍有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她爱毛泽东，肯为他献身，但她不甘心只是毛泽东的“家属”，渴望独当一面的工作。贺子珍要强、上进、好学，而毛泽东就希望她能安心于文件收发、整理、剪报纸、抄写书稿的辅助性工作，同时照顾好他的生活。这在战争环境里，贺子珍还能顾全大局。可来到延安后，毛泽东已是全党的领袖，有秘书班子，许多事务性工作已用不着贺子珍去做了。贺仅仅是照料毛的生活而已，这更是贺子珍所不甘心的。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现在有发言权了。这意思很明白，我在党内的地位不会让你像以前那样跟着我受苦。但贺子珍听不进去。她只想独立地为党工作，从未想依靠毛泽东的地位给自己捞取什么。所有接触到贺子珍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印象：她始终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出现，从不以主席夫人自居。在毛泽东已是党内最高领袖时，她还会离开他，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贺子珍为什么打定主意离开延安呢？简单的回答：“就是致力于实现作为一个有追求、信仰，人格独立的人的自我抱负。”贺子珍曾说过：1937年，美国着名女记者史沫特莱来到延安採访，为她当翻译的是吴广惠。吴在中国读完大学后，曾在中华戏剧学校任教，后来又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她的丈夫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有钱人家的子弟。吴广惠1937年2月来延安，目的是考察延安的新教育方法。在延安，她烫着30年代城市女性最时髦的髮型，还涂着口红。她不是共产党员，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英语很好。为了工作方便，安排史沫特莱和吴广惠住同一个腐洞，史沫特莱住里间，吴广惠住外间。史沫特莱同情中国革命，因採访的需要，她和吴广惠必然多次接触毛泽东，谈得很投机。接触中，西方流行的握手、拥抱等礼节和男女之间随便的勾肩搭背自然会由两位女士表现出来。在看惯了战火硝烟的贺子珍的眼里，对这种过分亲热难于接受。甚至把拥抱、献花的洋礼节也误解为“爱的表示”，把削苹果之类的举动看成是“感情的流露”。误解产生了裂痕，在伟人的生活领域里也很普通，争吵也像普通人一样伤感情。 此外，贺子珍对过密的生育十分厌烦，也想离开毛泽东一个时期。自和毛泽东结婚以来，她已生了5个孩子，现在又一次怀孕，又要在怀孩子分娩中度过一年，独立工作的愿望又落空了，她十分烦恼。她对毛泽东发脾气：“你不培养我。”“你把我关在标的笼子里。”这是对“拥有”与“献出”的隶属关系的抗争。 而毛泽东并不完全理解过密生育给一个女人带来的沉重负担。他曾对张闻天夫人刘英说过：“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贺子珍，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不理解也罢，发生口角时，他还责备贺子珍：“你政治上落后。”“你政治上不求进步。”这使贺子珍又委屈又恼火。 1937年8月，邓颖超赴重庆，贺子珍同车到达西安。她本来想到上海去治病，得知上海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去上海的路断绝了，她只好在西安滞留下来。这时，毛泽东托人给她捎来一条毯子，还带给她一封亲笔信。信中言辞恳切，殷殷劝慰，热切地期望她回延安。 她在西安停留期间，毛泽东又一次派人传话：“以后延安的医疗条件会好起来，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疗。”她依然固执着要走。但她不能忘情于毛泽东，毛泽东托人给她带来了夫妻同用的红毛毯，她担心毛泽东被子单薄，在西安买了一条新棉被托人捎回延安。毛泽东又托人给她捎来一只木箱，里面是她平时用的衣物。 第147页 这时候，张闻天夫人刘英得了肺病，要到苏联去治疗。同去的还有在战争中失去一只胳膊的蔡树藩，断了一条腿的钟赤兵。贺子珍抓住这个机会，给延安写了一封信，要求到苏联去治病。毛泽东知道贺子珍去意已决，经和张闻天商量后，只好在去苏养病的名单中加上了她。毛泽东签字后又很后悔，他心里着实不愿怀孕的妻子远行。他又接连给西安办事处、兰州办事处和新疆办事处写信和拍电报，希望办事处的同志能劝阻贺子珍留下。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多少同志费尽口舌，都没有能阻止贺子珍的异国之行。 她走出了这决定性的错误的一步，给江青提供了机遇。错！错！错！这一步终于无可挽回地迈出去了！ 1937年10月从西安动身，贺子珍歷经坎坷，于1938年1月到达莫斯科。她人东方大学政治系一边学习，一边治病。最初的日子充满阳光，毛泽东多次给她写信，还寄去不少哲学书籍。她在给毛泽东的回信中表示：要利用这优越的学习条件多看书，她给自己订了学习计划，用知识武装头脑，回国后更好地为党工作。 好景不长，莫斯科温暖的阳光很快从她头上移走了。首先是她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嵌入她身体的弹片埋得很深，和肉长在一起，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取出来了；1938年5月，贺子珍又生了一个男孩，送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八部的託儿所，不到6个月的婴儿被肺炎夺去了生命，也夺走了贺子珍的欢乐和希望。 1938年11月，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发来电报：刘英、蔡树藩回国，贺子珍、钟赤兵留苏学习。为什么不叫贺子珍回去呢？事实上，贺子珍以后的命运，是从这封电报爱出的时刻就已经註定了，不过此时她尚茫然不知。不久，报纸上刊出一则短讯，苏联塔斯社记者在延安会见毛泽东，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和妻子江青踏着月色为记者送行。 这条消息在贺子珍心里掀起轩然大波。她无心听课，本来就有的失眠症，现在更严重了，几乎彻夜不眠。但她还心存一丝幻想，她希望报纸公布的消息是误传。然而不久就证实了这残酷的现实。 193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到苏联治病。他们给贺子珍捎来一封信，信是毛泽东写的，一开头，就称“贺子珍同志”，而不是习惯地称“子珍”，接下来是一般的问候、鼓励，最后强调：“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这实质上是毛泽东向贺子珍宣布：夫妻关系就此结束。这很像男尊女卑封建时代丈夫抛弃妻子的一纸休书。其实，早在1938年6月，毛泽东和江青就以同居的方式宣告了夫妻关系的开始。 最后的一丝希望完全破灭了，她流泪了，而且很长一段时间，经常以泪洗面。再刚强的女人，当她失去儿子，失去丈夫，失去家庭时，她该如何承受呢？一些人认为她落后，只想丈夫和孩子，事业心差，但更多的人则对她充满同情。在悽苦中，毛泽东给她送来了惟一的一丝安慰：她的女儿娇娇（即李敏）于1940年底来到妈妈身旁。为了安慰独处异国的前妻，毛泽东主动把4岁的娇娇送到苏联。 贺子珍给女儿买了漂亮的衣服、玩具，还带她去烫髮，得到母爱的娇娇很开心，贺子珍也得到许多安慰。 平静的生活只有半年，苏德战争爆发，贺子珍带着娇娇撤到距莫斯科几百公里的伊万诺沃市。残酷的战争使各种物品极度匾乏，母女俩相依为命。贺子珍还要用节省下来的物品接济早已来到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兄弟。 娇娇被送进伊万诺沃的苏联国际儿童院。当时国际儿童院因为战争，各种条件也十分差，在严寒和飢饿的袭击下，5岁的娇娇也得了曾夺去弟弟生命的肺炎。奄奄一息的孩子，被无情的院长送进太平间旁边的一间房子，等待孩子断气。 贺子珍得到女儿病亡的消息后，真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当她赶到儿童院后，娇娇已被送进太平间。她拼命冲进太平间，抱起已断气的孩子裹到了怀里，她不顾各种阻挠，把孩子抱回家里。 她将仅有的几件值钱的衣服拿去换了一磅牛奶和一点白糖，撬开娇娇的嘴灌了进去。由于疾病、飢饿交加看来已断气的孩子，终于奇蹟般地被贺子珍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贺子珍怕女儿再出意外，说什么也不再送孩子回国际儿童院。儿童院女院长生气了，骂贺子珍“自私”、“没教养”、“不顾全大局”。并嘲弄说：“中国人太愚蠢，是懒鬼！”贺子珍的民族自尊心被刺伤了，就不客气地回敬说：“什么国际主义？是地地道道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度里，贺子珍因触犯了当权者，硬被关进了疯人院。从此，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娇娇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只有岸英哥哥常来看望她。 1947年娇娇11岁时，在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的坚决要求下，苏方才把贺子珍从疯人院放出来，把她送回莫斯科。王稼祥问她今后的打算，贺子珍没有一点犹豫地说：“回祖国！”王稼祥立即电告中央，毛泽东亲自復电：“完全同意！” 1947年10月，贺子珍带着娇娇从苏联回到哈尔滨。1949年夏天，贺怡带着毛泽东的嘱託，将娇娇从东北接回北京，回到了父亲的身旁。 全国解放后，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谭震林热情邀请贺子珍去杭州工作，任杭州市妇联副主任。这年，贺子珍刚刚40岁。刚到杭州几个月，妹妹贺怡因替姐姐寻找在江西丢失的孩子，不幸在赣州因车祸身亡。贺子珍十分不安，马上赶到上海，住在哥哥贺敏学家中。孩子寻找不到，妹妹又离她而去，贺子珍感到心灰意冷，已无心再回杭州工作。 第148页 她在无所事事中度过了二十几个春秋。不过，组织上为她安排了一个清静的环境，一所独门独院的小楼，里面还有个小花园。生性不依恋舒适生活条件的贺子珍，再好的物质生活也无法消除她精神上的痛苦。她的旧病不时发作，在苏联被关进疯人院时，神经系统受到进一步损害，精神更感压抑。她因感情受到强烈刺激，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差。每遇强烈刺激，她的旧病便会復发。一次是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全国实况转播，当听到毛泽东高亢的声音时，她因极度兴奋而癫狂，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这次发病，使她衰老许多，经过四五年的调理，好不容易恢復了心理平衡。不料1959年，又一次更大的精神刺激向她袭来。 1959年夏，毛泽东正在主持庐山会议，和朋友的闲谈中，动了会见贺子珍的念头。他们毕竟是10年夫妻，而且加多年未见面了。连江青都承认：“毛、贺之间感情未破裂。”这时，贺子珍正好在南昌，离庐山很近，乘江青不在庐山之机，毛泽东邀贺子珍上了庐山。怕此事被江青知道，相见仅一个多小时又匆匆下山。 贺子珍用情太专、太深，她除了追求自身独立的一面外，还把爱情作为生命的支柱，为此尝尽了痛苦之果。 为了安慰苦难的母亲，李敏每年夏季几乎都要陪伴贺子珍出游，用李敏的话说，叫“陪妈妈看社会主义”。她们的足迹遍及苏州、杭州、无锡、青岛、莫干山、烟臺、广州、海南岛……还探望了离开三十多年的故乡。 1976年毛泽东病危，李敏得到允许，最后见了爸爸一面。那是毛泽东逝世前的十几天，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女儿说：“娇娇，你来看我了。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父女深情，使李敏泪水涌出。最后，毛泽东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并说了句话。因声音太弱，谁也没听清。父亲的手势，李敏猜想不透。多年后若有所悟：海亲原名桂圆，这两指连成的圆圈，大概是表示怀念妈妈之意。 毛泽东逝世时，“四人帮”还在横行，贺子珍没有机会去北京参加追悼活动。她流着眼泪，把黑纱披在毛泽东的遗像上，然后深深地三鞠躬。她收看弔唁活动的录像，看到江青的镜头，愤愤地说：“毛主席果然被江青害死了。”工作人员为她担心，她轻蔑地说：“我还怕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笑话！”粉碎“四人帮”后，贺子珍的精神状态大变，一扫悲观、忧郁的心情，她变得开朗、爱说爱笑，她提出了再做点工作的愿望。即将开始新的生活之际，她中风左肢偏瘫，住进上海华东医院。 1979年6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她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和照片。经歷了四十多年的销声匿迹之后，“双枪女将”贺子珍又获得了共和国的承认。 第05章 血染雨花台——何葆珍 她是毛泽东引上革命道路的老党员；她是刘少奇的结髮妻子；她是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的生身母亲；她是“女党员中之杰出者”。 何葆珍是刘少奇的结髮妻子，生于1902年，比刘少奇小4岁；牺牲于1934年，生命短促，只有32个春秋，但却是闪光的一生。刘少奇称赞她是“女党员中之杰出者”。她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 何葆珍，生于湖南省道县，又名宝珍、葆真，曾化名王芬芳。她姐弟三人，幼年丧母。父亲是个在城关镇上做小买卖维持生计的潦倒秀才。由于家境贫寒，葆珍幼年时就给人家当童养媳，常由婆婆带着她到地主家当佣工。 葆珍年龄稍大一些以后，地主要她陪着小姐到私塾念书，后来又到县立国民小学伴读，实际上是当小姐的贴身丫环。由于何葆珍聪敏好学，老师十分喜爱，准许她和正式学生一同上课。小学毕业后，她以优异成绩考取县立师范，但是地主强迫何葆珍把考取的成绩，让给自己名落孙山的女儿。后来何葆珍得到老师的帮助和资助，终于冲破地主的阻挠，于1917年考人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 1919年初夏的湖南衡阳，“五四”爱国运动的强大冲击波从北京传来。衡阳爱国学生的满腔热情沸腾了！夏明瀚、蒋先云等学生领袖积极筹划，准备在衡阳雁峰寺召开大会，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并在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可是，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却贴出布告，不准学生参加大会，并紧锁校门，禁止学生出人，女学生的爱国热情受到压抑，都很生气。 这时，一位女学生气愤地对大家说：“当今之世，已不是校长横行霸道之时，爱国者，站起来！”这个大声疾唿的女学生就是何葆珍。在学校，她是深受老师和同学信任与赞赏的学生。如今她振臂一唿，同学们深受鼓舞，于是积极串联，暗中行动起来了，每人准备了一面小三角旗，写上“拒绝巴黎和约”、“惩办卖国贼”等口号。何葆珍所在班级留有辫子的同学都剪下髮辫，一律短髮。到了预定开会的那一天，一声号令，同学们一齐越墙而出，到校外集合成列，参加了雁峰寺的大会。这时何葆珍已经是第三女师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后来被选为出席湖南学生联合会的代表。 1921年底到1922年初，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曾到衡阳开展建党建团工作。何葆珍曾多次听过毛泽东的讲话。经过党组织负责人张秋人的介绍，1922年初，何葆珍加人了共青团，成为第三女师团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第149页 这一年，她团结同学开展了反对校长欧阳骏的斗争，尖锐揭露欧阳骏治校无方和贪污腐化的丑行。欧阳骏与姓蒋的地主相勾结，以违反封建礼法的罪名，把何葆珍监禁起来，不准出校。由于得到张秋人、朱舜华的帮助，她才得以逃出。欧阳骏变本加厉，又宣布开除何葆珍等几个同学的学籍，以解心头之恨。何葆珍走投无路，无家可归了。 这时，张秋人再次帮助她乘船到了长沙，住在清水塘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在这里，她受到毛泽东、何叔衡、刘少奇等人的直接教诲。这时她用的名字何葆真就是毛泽东给她改的。她曾进人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毕业后，中共湘区委员会（湖南省委）分配她到安源，在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当教员。1923年初，她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何葆珍工作认真，待人热情，安源工人都很尊敬她、喜欢她。当时刘少奇正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在共同的奋斗中，两人相爱了。1923年4月中旬的一天，刘少奇、何葆珍的婚礼在安源工人俱乐部举行，朴实的安源工人纷纷来为他们贺喜。婚礼简朴又热闹，一改种种旧风俗，不办酒席，不收彩礼，不拜天地，只开了个欢快的茶话会，这在安源路矿工人中传为佳话。这一年，刘少奇25岁，何葆珍21岁。 何葆珍热心教学，又善于从事社会调置。这一时期，她写了《宁乡县城的鬼迷社会》、《妇女教育与社会改造》等文章，痛斥当时社会是“黑暗缝凝的社会”，抨击当时的政治是“恶性腐败的政治”，明确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总是不可免”的卓越见解。 1924年春，刘少奇和何葆珍的儿子出世了。何葆珍，这位出生人死的共产党人也当妈妈了！她高兴地让少奇给儿子起名字，少奇哈哈笑着说：“叫葆华吧，让我们的儿子永葆青春年华。”这便是刘少奇的长子，后来又改名刘允斌，父母都亲昵地唿他小斌斌。 初次做母亲的何葆珍，更是疼爱自己的儿子。对小斌斌关怀备至，悉心餵养。没过几个月，小斌斌就长得白白胖胖，稚气活泼，十分讨这两位革命父母的喜爱。在那斗争十分残酷的年月里，有个温馨的家，有个咿呀学语的儿子，这是多大的乐趣啊！ 这年年底，刘少奇接到上级通知，要他们夫妻到已经实现了国共合作的广州工作，去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展工人运动，支援国民革命。 作为共产党员，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何葆珍是这样说的，也一向是这样做的。她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做好了为革命捨得牺牲个人一切的思想准备。要离开这个刚刚营造起来的温暖的小家庭，对这恩爱夫妻俩来说并非难事，但儿子怎么办？带个孩子在白区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小斌斌使年轻的母亲犯难了。 经过思考和商量，他们决定把儿子送给没有孩子的工人朱少连抚养。何葆珍虽然一万个捨不得离开孩子，但她懂得，斗争那样紧张，工作那样繁忙，她是无法照顾孩子的。再说万一大人出了事，孩子更难于安置了。 刘少奇站在一边，不时说些安慰话。最后，他从妻子怀里抱过儿子，对着还听不懂大人话的斌斌说：“再见了，儿子！爸爸、妈妈要出远门了，今后你就是朱爸爸的亲儿子……”说着郑重地把儿子交给了朱少连夫妇。 斌斌在朱少连家住了一段时间，因安源斗争形势越来越残酷，为了保住革命者的后代，朱少连不得不把斌斌送回湖南刘少奇的老家，将斌斌交给他的伯伯抚养。 1927年，正当蒋介石向革命举起屠刀的时候，何葆珍又为少奇生了个女儿，取名叫刘爱琴。爱琴哌哌落地后，父母不得不忍痛将她寄养在汉口一个工人家里。 “瓜儿离不开秧，孩儿离不开娘”。斌斌、爱琴像所有的孩子一样都企望父母的爱，然而，他们得不到，他们还在不懂事的时候都离开了生身父母。 1931年，何葆珍又生个男孩儿，取名叫允若。从1925年到1932年间，何葆珍随同刘少奇先后在上海、长沙、广州、武汉、天津、渖阳、哈尔滨等城市工作，时南时北，到处奔波，当过交通联络员，住过党的机关，守过店铺，与各阶层人物接触，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刘少奇1925年和1929年在长沙和渖阳两次被捕后，何葆珍都曾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营救活动。1932年冬，刘少奇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党组织把何葆珍留在上海，担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化名王芬芳，用教师身份作掩护，四处奔走，争取社会力量，利用各种关系，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同志。 何葆珍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罪恶的黑网已经向她张开。1933年3月底的一天，敌人突然包围了何葆珍的住所。仓促之间，何葆珍急忙把身边年仅3岁的儿子毛毛（允若）推到邻居大嫂怀里，然后从容应付敌人，敌人逮捕了她。 何葆珍被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牢房里，敌人没有弄清她的真实身份，只判了15年徒刑。可她并没有停止革命活动。一天，一个同志路过何葆珍所在牢房，从窗孔塞进一个小纸条，何葆珍还没有来得及看，就听见牢门外面看守在嚷嚷拿号子（牢房钥匙）。何葆珍急中生智，忙把纸条丢进空便桶，叫同牢房黄海明的娃娃坐在便桶上，何葆珍若无其事地唱着歌，装作逗孩子玩。看守走了以后，她才把纸条取出，按纸条上的要求，安全转送给男牢。 第150页 后来，她被转到南京“模范监狱”女监，这里关押着近30名所谓女政治犯。与她同住三号牢房的是耿建华、帅孟奇、夏之栩。在宪兵司令部牢房里，难友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大姐”，可是如今在三号牢房里，数她年龄小，所以被亲昵地叫做“小大姐”。 她性情爽朗活泼，爱说爱笑爱唱，身在囹圄之中，却非常乐观，常给难友唱歌，还把旧戏曲调填上新词，唱给大家听。她给姐妹们带来了欢乐，打破了牢狱的沉闷和苦痛。 她非常关心体贴同志。同牢中有的同志行动不方便，她就抢着多干活，洗碗、提水、倒便桶，并乘机向别的牢房中的难友打听消息，为同志们排难解疑，做看守的工作等。她这种乐天派的性格，深受同志们的喜爱。 她积极参加难友们为改善狱中生活条件进行的绝食斗争。有一次，为营救同狱中赤色职工国际派来中国支援革命的牛兰夫妇，政治犯集体绝食7天，终于取得了胜利，当局不得不开释牛兰夫妇。经过斗争，监内情况也有不少改善。 斗争中，何葆珍总是大胆、机智、临危不乱。一次，监狱当局突然对政治犯牢房进行搜查，由于突如其来，未做防备，敌人在帅孟奇铺板上搜出了刚起草了开头的一份职工运动报告，帅孟奇本来是装作不识字的，何葆珍便把事情揽在自己身上，她机智地说，自己当过老师，现在正教她们抄书识字。敌人把狱中的《世界知识》杂志仔细查看一番，见报告开头所写有关世界工运发展史的一段内容，的确是从杂志上抄下来的，便也无话可说，只把帅孟奇打了一顿了事。 然而，在狱中她也有深沉的忧伤，她挂念着自己三个幼小的孩子。长子允斌一岁多就送了人；女儿爱琴刚出生几个月，正逢大革命失败，不得不把她托给奶妈；后来，小儿子也离开了她。孩子们现在怎么样了？想起孩子，她不禁流下了眼泪。 葆珍多么盼望能见到孩子们啊！但是，作为一个母亲，这最起码的一点要求，却永远无法实现了…… 1934年秋，由于互济会一个叛徒的出卖，何葆珍的身份暴露了。敌人用尽毒刑，逼问她丈夫在哪里，却一无所获，便以死相威胁。她冷笑着回答：“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革命者是杀不尽的。” 当何葆珍要走向刑场，告别战友时，她的步子是坚定的，但心里充满了遗憾与苦愁，她牵挂着革命，牵挂着丈夫，更牵挂着她的儿女斌斌、爱琴和允若。 她不知道三个儿女的情况，但她思念着他们！她和丈夫出生人死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后代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儿女，她为了他们，甘愿洒尽自己的一腔热血…… 深秋的清晨，带来一阵阵寒意，何葆珍英勇就义了，鲜血洒在晶莹的雨花石上。 第06章 骨硬志坚——陈少敏 “我是人，所以我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我不是牛鬼蛇神，我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 “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不是中国的赫鲁雪夫！” “我没有黑材料，只有红材料！” 这就是陈少敏在“文革”中的自白。建国后，她歷任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七大”候补委员、“八大”中央委员。1977年12月24日在北京病逝。 陈少敏，1902年出生于山东省寿光县范于村的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孙万庆当僱工时，曾陪着东家小少爷上学读书，因此粗通文墨。所以，陈少敏原名孙肇修，也使用过孙少敏的名字。她的母亲信奉耶稣教，听传教士讲“人人平等”、“男女平权”之类，很表贊同。 她的父母都很开明，虽是在偏僻山村，却敢于冲破封建陋俗。童年陈少敏曾经和那个时代的女孩一样缠过脚。父母支持她丢弃裹脚布，剪短髮，不戴首饰，还让她上小学。她是村里第一个上学读书的女孩子。她在村里人们喊她“假小子”，后来她参加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又留下“陈大脚”的绰号。因家境贫穷，陈少敏从小在家推碾磨磨，拾柴放猪，照看弟妹，还常到田间劳动。父亲凭一点文化知识，也常教她识字。 由于生活所迫，陈少敏还当过童养媳，做过童工。在繁重的劳动和贫苦的生活中，她体会到了中国贫苦农民生活的痛苦，产生了朴素的阶级斗争意识。同时在父亲民主革命思想的启发下，她萌生了变革现实的革命思想，她常对人说：“将来都要改变的，人人有饭吃，有房子住，不受外国人欺负。”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在日本支持下对德宣战，派了几十万华工去欧洲做苦力，陈少敏的哥哥也因家里贫穷应募到了法国，当时这批人被称为华工。华工在欧洲，受到共产主义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眼界大为开阔。 陈少敏的哥哥回国后，常向陈少敏讲述工人革命、苏俄社会主义、“穷人党”的故事。少年陈少敏幻想有一日中国也出现“穷人党”，发生工人革命。 在潍县上中学时，她真的遇上了“穷人党”，那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创建，人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称唿它。她和同学在山东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组成马克思主义讲演小组，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参加罢课斗争，支援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时山东还是北洋军阀的天下，她因此被学校开除。 第151页 1921年，陈少敏到青岛日商纱厂当了一名纺织工人。在工人队伍中，她学到了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在地下党组织的培养、帮助下，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山东寿光团委妇女部长、中共青岛市委工委委员、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委秘书长、冀鲁豫特委副书记。她对敌斗争非常机智，遇事沉着，临危不惧。有一次她因工作需要到济南去，被国民党特务发觉了，两名特务跟踪她。她临时化装成一个乡村妇女，走街串省，想尽办法尽快地甩掉特务。后来跑到一所女子中学，大模大样地走了进去。在同乡李成章的帮助下，化装成一个老太婆，拿着包袱装作女学生家长的模样，走出校门坐车走了，让那两个特务在校门口傻等到傍晚。 陈少敏结过婚，也曾生过一个女孩。当时她从事地下工作，带孩子十分不便，就把孩子送到老家寄养。不久，孩子得猩红热夭折了。她丈夫任国祯，是一位教授，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任地下山西省委书记，后来被叛徒出卖，惨遭军阀阎锡山杀害。 年仅二十几岁的陈少敏，并没有因为自己频遭不幸而沉溺于悲痛之中，她失去“小家”之后，便终生以革命队伍为“家”了。 1934年9月，陈少敏奉中央河北省委之命，负责冀鲁豫边区特委的妇女工作。当时正值黄河决口，洪水淹没淮阳、范县等地大片村庄、农田，几十万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惨不忍睹。国民党政府拨来的有限救济款，经过层层剥皮，肥了腐败官僚，到了饥民手里已所剩无几。陈少敏化装成牧师，带着圣经、唱诗本、药品，给群众义务诊病，免费发放药品，兼及传“教”——传的是穷人齐心协力闹革命、妇女争取解放的“教义”。她还秘密组织起很多穷人团体，如“讨饭队”、“好人会”，领导一次次“吃大户”、向地主豪绅“借粮”的斗争。结果，在3个县几十个村庄中，建立了几十个共产党地下组织，拥有党员800多人，为后来建立革命武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5年，豫北、冀南一带，土匪多如牛毛，地主、乡绅也纷纷组织民团武装，利用这种形势，陈少敏在“传教”和建立地下组织的基础上，组织起一支300多人、拥有长短枪100余支的红色队伍。这支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游击队，活跃于冀鲁豫边区，当时传说有一位女司令，人称“陈大脚”厂骑着唐僧取经时骑过的白龙马能日行千里，点豆成兵，双枪百发百中。当时，这一带有“女将军”牌香菸，人们说烟盒上那位骑着骏马、挎着盒子枪的威风凛凛的女将军，便是陈少敏…… 传说虽然有许多人为的猜测和夸大，但反映了受苦受难的劳动群众求解放的愿望和对共产党的钦佩。 陈少敏因工作需要，经常女扮男装，身穿大棉袄，腰扎黑蓝大腰带，头戴一顶三块扣的大风帽，脚蹬一双大头鞋，出生入死，带领游击队打民团，抢军火，活跃在哨河两岸。有力推动了群众“分粮”、“吃大户”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黄泛区的反动气焰。也为河南坑日游击战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在陈少敏的组织、领导下，队伍很快发展到l000余人，后编人新四军李先念部，成为新四军五师的一支主力部队。 陈少敏在打仗中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使敌人闻风丧胆，使人民眉开眼笑。当时边区曾流传着“陈大姐一到，老百姓开门睡觉”的歌谣。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陈少敏奉中共中央之召，来到延安，参加刘少奇主持的白区工作会议。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党中央所在地，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许许多多中央领导人，心情无比激动。她向中央汇报了坚持冀鲁豫边区的斗争，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嘉奖。 白区工作会议后，陈少敏进人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洛阳特委书记等职务。 1939年，她与李先念等率部南下创建鄂豫抗战根据地，先后任中共鄂中区委书记、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政委和第五师副政委、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长（书记为刘少奇）等重要职务，并与李先念一起创立新四军第五师。 在中国共产党内，她是长期主持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并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高级干部。因此，她是党内有数的几个女性中共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和八届中央委员之一。 陈少敏在开创、巩固、扩大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不怕流血牺牲，多次率部与日伪军作战，指挥部队打退顽军的多次进攻，为加强边区的建设，培训党政干部、妇女干部，不辞劳苦，呕心沥血；为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她带头纺棉花、种菜；为发动群众参与这一活动，亲自到乡村去做试点工作，与贫苦农民打成一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她待同志情同手足，边区上下都亲切地称她“陈大姐”，深受边区军民的爱戴。 1942年夏天，鄂豫边区遭受了一场严重旱灾，国民党反动派乘机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我军。为了战胜自然灾害并粉碎敌人阴谋，陈少敏立即动员群众，组织一百二十部土水车，把小河沟里的水抽进半山腰的塘堰里，再把塘堰里的水抽到山那边的沼地里，灌溉干旱的禾苗。她和农民一样，赤着脚，把裤脚挽到膝益上面，泥一腿水一身地和人伙一起劳动。那一年秋天，群众望着场院里堆积如山的粮食，无限深情地说：“这是陈大姐带领我们夺来的粮食呀！” 第152页 在边区党委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时，陈少敏和机关人员一起在小焕岭开垦了几亩土地种菜，解决大家的吃菜问题。当时曾流传着一首民谣唱道：“陈大姐，种白菜，种的白菜人人爱。”那时，在边区党委的成员中，青年干部多，而陈少敏已年近40岁了，她既是首长，又是年长的女同志，因此大家总想照顾她一点。可是，实在太难办到。因为她一再交代，不准额外地给她生活用品和食物。有时，同志们给她弄点鸡蛋或肉，她总要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吃。有一次过春节，从天汉等湖区来的干部，关心她和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想方设法买了点干鱼虾来。陈少敏知道后，生怕给领导人搞“特殊”，亲自跟有关同志说，处理这些物资的原则是按伙食单位分配，要照顾大多数人，不能给“首长”有丝毫的特殊照顾。 在陈少敏的关怀支持下，建立了“十月剧团”。从竹沟到四望山，从小花岭到白果树湾，“十月剧团”的孩子们前进的每一步，都凝结着她的心血。只要有空闲时间，陈少敏就去剧团看望孩子们，从服装、道具，到演出的节目，她都一一过问。对小演员们的成长，她从政治到生活无不关怀。部队每次打了胜仗，她都要关照将战利品中适合剧团用的都送去。有一次遇到好的细布料，陈少敏笑着说：“哈！俺们这些‘小天使’们又有新打扮了！”她经常提醒下属说：“在俺们军队里，‘娃娃剧团’的孩子们都是小战士，你们做大哥大姐的不疼爱他们，谁来疼爱呀！只要可能，一定要尽力照顾他们，把他们培养成新一代的革命接班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成立了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陈少敏任中原局常委和组织部长、中原军区副政委。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她和李先念、郑位三等人一起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主力自宣化店向西北突围，经河南信阳、桐柏、新野、邓县、内乡、浙川，涉过丹江，进人陕南地区取得了中原突围的胜利。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少敏随军南下重返豫鄂边区，为创建中原解放区做出了新的贡献。 1949年夏天，青岛刚刚解放不久，陈少敏就被派到那里主持恢復纺织厂的工作。当时陈少敏虽然已是50多岁的人了，在长期艰苦斗争的岁月中把身体也累坏了，但她仍然顽强不息地工作和学习，很快就熟悉了纺织业方面的生产。陈少敏在工作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注意培养先进工人。后来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的郝建秀，就是陈少敏发现、培养起来的。过了花甲之年的陈少敏，仍然保持着平民百姓的品格。1965年在全军装备技术革新交流会上，一位年轻的值班参谋，曾写过这样一篇报导： 1965年初冬的一个早晨，全军装备技术革新交流会的露天兵器场上，穿着陆、海、空三军服装的指战员们在紧张而有秩序地忙碌着：揭掉火炮、雷达、坦克、通信车上的盖布，叠放整齐；认真地擦拭，通电检查，做好一切演示的准备；解说员站在指定的位置上，等待中央首长来参观检查。 8点半左右，一位瘦小的老大娘由北向南走来，当距警戒线还有十多米时，值勤的卫兵迎了上去。老大娘大概不愿离去，在和卫兵交涉着什么，我见状就忙迎了上去。今天有中央首长参观，又逢我外场值班，生怕出意外。 大娘穿着一件旧蓝布中山装，两只袖口已经磨破。两个肩头不知是鼻涕还是稀饭一类的东西，已经结了嘎巴。天虽不太冷，她已穿上了一双陕北人称为棉窝窝的手工做的老式棉鞋。看她的服饰打扮，很像一个刚从农村进城的乡下老太太，肯定不知是谁家新找来的老保姆。她说话很和气，面容也很慈祥，一见面就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好感。 “大娘，这里是军事重地，闲人是不能靠近的。”我的口气缓和而带着几分尊重。 “你们把这么多玩艺儿摆在这里，不是让大家看的嘛。”大娘面带笑容提着意见。 “不是随便看，是有组织地参观，这就是我军现代的装备，是要保密的。”我尽量耐心解释着。 “噢，保密！这我知道，我看了对谁都不说。”大娘说得很认真，使人无法不相信她。可首长不知什么时候会来，她就是站在远处瞅瞅，我也不敢做这个主。 “不行啊，大娘！一会儿还有中央首长来参观，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一切闲杂人员都不许靠近的。”我再次向老人解释。 “首长来了我不靠近就是了，你可以瞧瞧，”她伸出了两只骨瘦如柴的手，向我边比画边说，“就凭我这双没有缚鸡之力的手，还能危及首长安全？”她的话虽然说得没错，看来我不得不对这位既固执又慈祥的老妈妈动真格的了。 “大娘，这里参观一律凭票。不管是谁都要凭参观券才能参观。你没有票硬要参观是逼着我犯错误。” “票，什么样子的票？”这位大娘真难缠，我有点不耐烦地说：“集体参观是一种蓝色的入场券，那都是整队入场，不许单个行动。只有军以上领导人，才发黄色的请柬。我们是凭票不看人的，你有票吗？”我的话说得严肃认真，只求这位大娘赶快离去。 “你说这话是真的吗？只凭票，不看人！”老妈妈瞅着我的脸，态度也认真起来。 第153页 “是的，只要你有票，我就马上领你进去参观！”因为我十分相信这位乡下老大妈是不可能有票的，让她早点死了心算啦。万没想到她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红色的请柬。我一看傻眼了，这种票都是通过军委办公厅或中央办公厅直送中央、军委首长的。我不敢再怀疑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是谁家新来的保姆了。她有红色请柬，肯定是一位中央首长！我赶忙将她让进场内，请她坐下。安排讲解员给她讲解后，想抽身去给办公室打个电话，汇报这一情况。老人大概早猜透了我的心思，就一把拉住我说：“凭票不看人，这可是你说的。我要你陪着我参观。”说着将我拉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我看着老人平易近人的举止和慈祥的面容，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切都随她的心愿吧。 老人看完高炮联动演示后问我：“我们现在装备的100高炮和85高炮，都还是人工装填炮弹吗？”“是的。苏联人人高马大，似乎搬起这六十多斤的炮弹不算什么，可对咱们的三炮手来说，是很困难的。三炮手干久了，背上都留下一个大包，终生难以消失。”我感慨地回答。 “这项革新，不仅减轻了炮手的体力劳动，而且提高了射速，增强了火炮的威力。武器性能的改进，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强大因素。”我没有想到老妈妈看问题这样尖锐，这样深刻，又增添了我对她的几分尊重和敬仰。 “有外宾来参观过吗？”老妈妈又提时一个问题。 “有，朝鲜、越南军事代表团都来过。”我随即回答。 在参观59式坦克时，老人说： “你们有很多革新项目很好，但要经过反覆实践，一定要搞得安全可靠，千万不要自已骗自己。否则，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在和平环境里，你们的革新项目，要考虑到军地两用。我们不能老打仗，国家需要建设，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提高，战争需要军队，建设也需要军队。工程兵那个定向爆破的项目很好，它既可用于打仗，也可用于建设，望你们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今天看了你们的革新，很兴奋，很受鼓舞，也了解了很多情况，谢谢你们！” 老人在讲这段话时，一辆黑色的吉普车，悄悄地停在外场边上。我知道老人要走了，但仍未弄清她的身份，就急中生智说： “凡到我们这里来参观的，都要进行签到。大娘你要走了，请你签个到。”说着将我手中的笔记本递了过去。 “你这个小精灵鬼！”老妈妈脸上又恢復了慈祥的笑容。她接过本子，认真地写下了“陈少敏”三个字。然后拍拍我的肩膀，和蔼地说：“谢谢你！谢谢你这位凭票不看人的小同志！” 陈少敏上车走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在全军装备技术革新交流会工作期间，我接待过不少中央首长，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陈少敏妈妈就是其中一个。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身为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陈少敏，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她身先士卒，亲自到山东“社教队”传达部署，专程去青岛了解运动的开展情况，然后再风尘僕僕赶回北京，参加总工会党组学习。在会上，她主动提出，党组领导同志要到群众中去，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她虽然拼命学习，不断反思，仍然感到思想跟不上。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她看到一批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高等院校的师生代表出席会议，感到很惊讶，很不理解。 陈伯达在讲话中，竟然宣称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她感到非常震惊，她实在弄不明白，这次运动的矛头，究竟指向谁？会议结束后，陈少敏带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和一大堆问号回到“全总”，理智地向党组传达了十一中全会精神，布置学习“十六条”，她仍然身体力行，多次到北大、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了解运动的发展情况，并真诚地欢迎群众给她写大字报，对全总工作进行批评。但是，在讨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时，她实在想不通！刘少奇工作这么多年，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说他在搞“资产阶级司令部”，她不能同意这种说法，这种看法！会上想不通，散会后仍然想不通。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矛头要指向刘少奇？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一个问号又一个问号，她的思想乱了，按常规的思维什么问题也弄不清了。 随着运动的发展，全国总工会的造反派贴出了“陈少敏是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的大字报，说她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在康生、江青等人的唆使下，“造反派”接二连三地闯进她的办公室和家里，到处乱抄、乱翻“黑材料”，最后，将她扫地出门，赶进了“全总”机关的“黑帮”楼受审。在审查中，陈妈妈思想上的沉重包袱似乎越来越轻了，那些想不清的问题似乎也有了答案，她横下一条心，开始用自己的思维和意志来判断和处理问题了。有一次，造反派再次抄了她的家后，硬逼着她交出黑材料！她从容不迫地说：“我没有黑材料，只有红材料！” 第154页 “交出来我们看看！” 她把毛主席语录本一举，高声说：“请看吧！” 造反派感到受到了戏弄，但一时对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太婆又无可奈何，只好恶狠狠地说：“哼！不要充硬，你这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啦！” 自此，陈少敏不断被揪到“全总”大楼会议室挨批斗或陪斗，每次造反派让她弯腰低头时，她始终是把腰杆使劲挺起来，故意高昂着头。 为此，她挨了不少打，吃尽了皮肉之苦。有人劝她说：“就把头低下来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头是可以低的，但面对这些恶棍，在这种强力高压下，这颗头就是不能低的。”就这样，面对这个病弱得风就能吹倒的老太婆，“造反派”就是无法让她低下头来。“造反派”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就残酷地日夜轮番批斗 “刘少奇是不是中国的赫鲁雪夫？你必须老实回答！” “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不是中国的赫鲁雪夫！” “你现在还敢美化刘少奇，还敢说他是国家主席？” “那是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的，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歷史事实。” “你还嘴硬！这足以证明你是刘少奇黑线上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华中局书记，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解放后，他是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我在‘全总’工作，还是在他的领导下，当然是一条线了。但这一条线不是黑线，而是毛主席制定的红线。” 陈少敏义正词严的回答，搞得“造反派”没办法，他们就用几班人，向老人施展车轮战术，使她长时间不能吃，不能睡，这种肉体上的折磨，使她原来就有的肾病和心脏病日益加重。在医生的强烈唿吁下，老人才住进了医院。当陈少敏的病情稍稍好转时，康生、江青等人又派人到“全总”指使造反派将她从医院揪出来批斗。企图先从肉体上搞垮她梦再撬开她的思想闸门。这时的陈少敏，已经骨瘦如柴，面色憔悴，腰已经难以挺起来了。但她那钢铁般的骨气，仍是铮铮有声，是任何恶势力都不可侵犯的！ “低下你的狗头！”造反派怒吼着。 “我是人，所以不能低下我高贵的头！”陈少敏针锋相对。 “你是牛鬼蛇神！”造反派咬牙切齿。 “不，我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你是不是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代理人？” “我根本听不懂你们的问话，也不理解你们的意思。” “你心中有鬼，不敢交代你和你的黑主子刘少奇在鄂豫边区搞的投降阴谋！” “我生就是光明正大，搞阴谋的事，从来不做，更不会像你们所说，别有用心！”“你敢影射中央首长！”造反派们气疯了，有的举起了手，但看到陈少敏那威武不屈的样子，只好放下。 陈少敏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仍然坚持去看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突然，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映人了她的眼帘，题目是：“李先念和陈少敏是刘少奇的黑干将，鄂豫边区叛徒网的主谋者！”这张大字报颠倒黑白，捕风捉影，硬把参与四六中原突围决策的同志诬陷为“有预谋、有组织的叛徒集团”。 陈少敏看完大字报后，忍不住发出了嘿嘿的冷笑声。专案组的一个造反派问她为何冷笑，她郑重地说： “我笑写大字报的人不懂歷史，更不尊重客观事实！" 造反派将此情况汇报康生等人后，陈少敏的问题又升级了。1967年6月24日，一群“造反派”将陈少敏从北京医院绑架到中山公园音乐堂进行批斗。他们强迫她弯腰低头，她仍不予理睬。一个打手用力扭住她已瘦得只剩骨头的胳膊，只听“咯叭”一声，左臂断了！ 65岁的陈少敏，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只胳膊断了又奈她何！她就是不低头，不弯腰，不认“罪”，不喊“打倒叛徒、走资派陈少敏”。 造反派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变换了新的花招，声称只要她在纸上写下“刘少奇是走资派”就可过关，并许愿说，“九大”召开时仍让她当“九大”代表、中央委员。 她抓起笔来，在“造反派”铺在她面前的纸上，认真地写下了七个大字：“刘少奇是好同志！”康生、江青得知此情况后，恼羞成怒，下令将她关进了“牛棚”，并彻底剥夺了她住院治病的权利。 1968年10月13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央办公厅根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按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名单正式下发通知，对中央已正式决定不让参加全会的中央委员也列出了名单。陈少敏参加会议的通知早已发到总工会。在开会前，周总理亲自审核了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当看到陈少敏未到会时，要办公厅立即派车去接。办公厅同志驱车到总工会，总工会负责人盛气凌人地说：“陈少敏是黑帮、叛徒，中央首长（指江青）有指示，她没有资格参加全会。” 来人态度也十分强硬：“我们是周总理派来接陈少敏同志去参加全会的，是经毛主席同意的，谁也不能阻挡！” 第155页 就这样，陈少敏参加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会议一开始，在某些人操纵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陈毅、叶剑英、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等，同时把矛头指向朱德、陈云等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正派无私的中央委员都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陈少敏对这些倒行逆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沉默不语。和她同在山东小组的“老乡”康生便质问她： “陈少敏，你为什么不表态、不说话？” “身体不舒服。”陈少敏推辞说。 “不舒服就请假，就不要参加全会！”康生怒不可遏地又说。 “你说，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特务？在这样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你一定要明确表态！” “不知道！”陈少敏轻轻地摇了摇头，平静地回答。 “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叛徒、内奸、工贼，你知道不知道？”康生气急败坏地吼叫着。 “刘少奇同志工作这么多年，有错误可以批评，他也可以检讨，但不能一棍子打死，非把他打倒不可！”陈少敏的怒火也在增加，她把“刘少奇同志”五个字说得又亲切又响亮。 康生狂怒了，他指着陈少敏威胁说：“这就是你的态度？这就是你的立场？你可要考虑后果！”说完，忿然而去。 果然，当天下午山东小组在康生的操纵下，变成了对陈少敏的围攻批判会，一个个“紧跟”、“高举”的变色人物相继进行了表演： “刘少奇究竟是什么人？‘你一定要明确表态！’” “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陈少敏不转变立场，绝没有好下场！” 也有好心的同志暗中劝她说：“大姐，表个态吧！”“这样下去，既保不了刘少奇，也牺牲了你自己……”陈少敏摇头拒绝了。她是经过了反覆回忆和思考，在几十年血与火的斗争中，特别是1936年和1939年她和刘少奇共事中，认定刘少奇是坚持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康生把山东组对陈少敏的批判情况编入《简报》，散发到全会，煽动全会对她进行批判。 第二天的会议堕落到惊人的地步，《简报》，又把陈少敏当做重点，指出：“她政治上、思想上连一个农村老太婆的政治觉悟都没有。” 会议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决定投票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10月31日召开全体会议。会场上，岗哨林立，一队队造反派又出现在会场上。 这天，西北风颳得很大，年迈有病的陈少敏，遇到这样的气候，浑身酸疼，四肢无力。按说，她已没有体力和精力再去参加会议。但这位与众不同的老人，不知哪来的力气，硬是摆脱了别人的搀扶，一步步艰难地走上了大会堂的台阶，昂头挺胸走进了会场。会议的气氛令人窒息，陈少敏的脸色苍白，双手颤抖…… 当大会宣布“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举手表决时，会场上的代表先后以不同心情和姿态举起了手。陈少敏用眼睛漂了一下会场，她咬了一下嘴唇，两手牢牢地扶住胸前的桌子，闭起了双眼，在众目睽睽下，她坚持没有举起表示她权力的神圣的手！ 第07章 钢铁战士——李伯钊 她坚信，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乌云总是遮不住光辉的太阳； 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几十年出生入死，绝不是什么“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她说，《长征》在我脑子里，革命印在我心上，稿子被抄丢了，我有条件再写。 李伯钊是四川重庆人，1911年出生在个穷苦的知识分子的家庭。笔名戈丽，父亲原是福建人，为寻出路，远离故乡宦居蜀中。在母亲的薰陶下，李伯钊自小就喜爱文学。 1924年，她考人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着名共产党人萧楚女当时在重庆创办《新蜀报》，并担任女二师国文教员，张闻天任英语教师。她深受张闻天、萧楚女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倾向革命。 1925年，大革命的高潮波及到四川。四川革命分子受国民革命潮流的影响，积极组织工人、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由于共产党员廖竹君的介绍，李伯钊活跃于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李伯钊喜爱戏剧，在女二师学习期间，曾参加演出反映妇女痛苦生活的话剧《可怜闺里月》。她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便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来到上海，原准备进上海大学读书，但党组织分配她去办平民夜校，从事工人运动。李伯钊接受组织的分派，深人到工人、市民中。在平民夜校，她不但教文化，宣传革命主张，还教唱革命歌曲。当时的上海，还在北洋军阀奉系控制之下。她由于从事革命活动曾一度被逮捕，经上海党组织多方营救才出狱，这一年，她只有14岁。 中共中央决定选派一批有文化基础的进步青年到苏联学习，李伯钊也在选派之列。1925年冬，李伯钊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她年龄较小，又不通俄语，开始遇到不少困难，但她天资聪明，又肯刻苦钻研，不久就跟上了学习进度。老师夸奖她说：“这个小姑娘，真是好样的！”教师还发现李伯钊很有文学才能，便介绍她加入中山大学俱乐部的文学小组。在那里，她阅读了许多文学名着，有机会观赏许多文艺演出；她也参加一些文娱活动，为她后来从事文艺工作及在戏剧方面有所成就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第156页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她结识了杨尚昆。杨尚昆在族兄的带领下，18岁加人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1926年）即转为中共党员。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他先后在四川、上海等地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杨尚昆辗转来到苏联，进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一年，杨尚昆20岁，李伯钊16岁，他们是四川老乡，又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共同的革命理想，很快就将两人的关系拉近了。 1929年，李伯钊和杨尚昆在莫斯科结婚。风华正茂的一对年轻小夫妻非常美满幸福。他们住在中山大学简易的房间里，一起学习，一起研讨革命理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前途问题。经过几年的学习，他们都成了具有高度文化素质和坚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优秀革命者。 那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还深受苏俄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模式的影响。一般认为，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革命必须先从开展工人运动做起。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他们认为回国后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所以，有意识地到莫斯科的工厂去接触工人，在工具机前，在纺机旁，都见到过他们的身影。他们也重视军事工作，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武装斗争。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在国内开创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已有10万之众。所以，他们也练习射击、投弹，李伯钊还专门学过医药和战地救护工作；杨尚昆还在学校从事过翻译工作。 1931年春，杨尚昆和李伯钊从苏联回国。夫妻双巩在上海从事秘密的工运工作。杨尚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李伯钊则在上海工会女工部工作。 这年秋天，李伯钊转为共产党员后，经香港人闽西苏区，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彭杨军政学校政治教员。后任《红色中华》报编辑兼校对。年底组织领导红军宣传队，演出革命文艺节目。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率领第二十六路军举行宁都起义后，李伯钊奉毛泽东的派遣参加对起义部队的慰问演出。当时，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所以大家习惯地称他毛主席。他对李伯钊说：“你们去慰问，要使起义官兵感到，共产党是真诚欢迎他们的。你们的任务是通过宣传工作，启发士兵们的觉悟，使他们懂得为谁打仗，为谁牺牲。唱歌也好，演戏也好，都不要离开这个主题” 李伯钊把毛主席的指示牢记在心里，她和钱壮飞、胡底等人日夜连着加班加点，编写了话剧“为谁牺牲，为谁打仗”，李伯钊亲自担任主角。他们在二十六路军起义官兵中演出时，台下鸦雀无声，当演完幕落时，突然响起一片口号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红军万岁！" 1932年后，李伯钊任中央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教务主任、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她领导开展群众性的文化艺术活动，为红军各军团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骨干：危拱之、石联星、崔音波、施月先三姐妹等。艺校设红军班与地方班，也在苏区的地方上撒下了不少革命文艺的种子，培养了一千多名艺术学员。还为红军训练了六十多个剧团，团员的足迹走遍了苏区的山山岭岭、村村寨寨，把共产党和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政策形象地带给人民。以后，由红大俱乐部、中央俱乐部和三个区的俱乐部，共同组织了“工人剧社”，李伯钊亲自为剧社写了社歌： 我们是工农兵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显示新社会的光明。我们是工农兵战士，为苏维埃而斗争。 1934年10月，时任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的李伯钊，有一天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她立即到苏区中央局开会。当她赶到中央局时，那里已到了许多人。中央局组织局长罗迈（即李维汉）宣布：中央红军马上要撤离中央苏区。艺术学员各自归队，组成了千百个宣传队、演出队，背着文艺新武器开始开拓新战场。 李伯钊和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三十来位女同志一起编入了中央工作团，在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带领下，与卫生部一块行动。出于对王明路线的怨愤和对中央苏区的感情，当时许多同志都哭了。董必武、徐特立鼓励大家：根据地丢了还要重建，将来我们要得到的是全中国！两位老同志的话，鼓起了大家的信心和勇气。 长征路上，中央工作团主要是做宣传鼓动工作。快到遵义时，组织上调李伯钊到红军总政治部任宣传部干事，在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宣传部长陆定一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合，李伯钊曾奉命到四方面军的三十军进行联络，见到了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几天后，她与陆定一合写了一支庆祝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一个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多，一个战略战术很不错，我们一起来会合，真快乐……”这支歌在两个方面军联欢会上演出后，曾流传一时。在会师庆祝大会上，她亲自出台演唱。她还和陆定一合编了《打骑兵歌》的歌词： 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我们瞄准他，我们打垮他，我们消灭他。 无敌红军是我们，打垮了敌人两万兵，努力再学习打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 第157页 这支歌风靡一时，一直唱到陕北，群众称它为“长征金曲”。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两大红军主力混合编队，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李伯钊因曾和红四方面军联络，也随左路军行动。从此她和杨尚昆分开了，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的会宁，夫妻才又一次团聚。 在长征路上，李伯钊也和其他长征战士一样，经歷了千难万险。其中“过草地”尤为艰苦，而李伯钊前后往返了三次。第一次，她是在一方面军工作，跟党中央一起走的。过草地后的一天，组织上通知她，决定派她到四方面军工作，在那里办一个文艺训练班。她二话没说，背上背包就走了。在四方面军，工作近一个月，有一天收到了杨尚昆（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一封信，要她请假回一方面军北上抗日。当时，张国焘反对北上的事，李伯钊已有所闻二便立即请假，由阿西向巴西走去，与在四方面军进行慰问结束后返回一方面军的刘志坚等人结伴同行。走到半路，就被四方面军的人追了回去。不久，四方面军重返愚功，这样李伯钊就第二次过了草地。在憋功，李伯钊见到了早年在莫斯科便熟悉的张国煮，责问他为什么要南下，张国煮反而攻击党中央和毛泽东。李伯钊又气又恨，便去找她早就熟识的张琴秋，但张琴秋也只能送了她一件上衣略表友情。 不久，张国煮在松岗召开会议，公开与党中央对抗，还威逼正在四方面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跟他一起走，遭到朱德的拒绝和严厉的批评。李伯钊在瑞金时就与朱总司令熟悉，总司令既是领导，又是长辈，大家都十分尊敬他，热爱他。这时，李伯钊担心朱德的健康与安全外，也想向他请示今后怎么办。于是，有一天她在罗炳辉指点下，找到了朱德的佳地，只见朱总司令一人戴着眼镜在看书，总司令见她来了分外兴奋。她问总司令，为什么康克清同志不在，总司令说康克清被调到党校教书去了。李伯钊又问：“她每天都回来吗？”总司令说：“不能回来，路远哩！” 总司令的回答使李伯钊明白：张国焘为了隔离朱德，连康克清也调开了。“总司令，我今后怎么办呢？”朱德站起来踱了几步，又走到李伯钊的身边，严肃地说：“张国煮要是还打红旗，就跟着走；他要是打白旗，就跟他斗！”这简短的话，使李伯钊一下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总司令叮嘱说：“我今后要注意身体，你也要特别注意身体啊！” 李伯钊明白了总司令话中的意思，会意地点点头，她知道在朱德这里不便久留，便站起来要走。总司令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半天没有说什么。李伯钊告辞出来，一面走一面流泪，连总司令送她出房门都没有察觉。 过了几天，李伯钊被安排担任了工农剧社社长，带着演出队到各部队演出。1936年6月的一天，李伯钊等在邯孜、炉霍一带行军时，忽然遇上了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是她在瑞金时就熟识的老首长，关向应是1925年在上海搞工运时的老领导，李伯钊意外地见到了他们，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经歷和在四方面军中的所见所闻。贺龙、任弼时决定留李伯钊在二方面军，不久她又跟着二方面军第三次过了草地。 第三次过草地后，李伯钊生了一场大病。病刚好，她就坚决不坐担架，要求骑马行军。有一天，在行军中突然遇到了彭德怀。原来，彭德怀是代表党中央来迎接二、四方面军去陕北的。 彭德怀告诉李伯钊：“党中央想搞到一份张国煮在松岗开会另立中央的会议记录，你能不能找到傅钟同志，将这个记录要来交给我？”李伯钊很快找到傅钟，说明了中央代表彭德怀的意思。傅钟錶示，这个记录应当交给党中央。于是，傅钟将记录交给李伯钊，让她转给了彭德怀。 李伯钊在长征中，先后在一、四、二，三个方面军都待过，有着一段极不平凡的经歷。她在回忆过草地的情景时，曾这样说：“草地壮观极啦，一眼望去，像一块广裹无垠的绿色地毯。每天早上四五点钟，红彤彤的太阳冉冉升起，映照着绿茵茵的大草地，真使人兴奋。但到上午八九点钟，往往就风云突变，大雨滂沱。这里的草一墩墩地长着，草下面就是黄汤水，不小心掉下去就会越陷越深，空身就够难走的了，红军战士每人要背几十斤重的东西，那个艰难劲儿就别提啦。由于累、病、饿，我们在这里失去了许多战友……” 李伯钊在陕西云阳镇曾接受了斯诺前妻韦尔斯的採访。她俩同睡在一个炕上，彻夜聊天，后来韦尔斯把同李伯钊的谈话写进了《续西行漫记》。李伯钊说：“后来我看了这本书，材料基本上是准确的，但个别地方也有些出入。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当时谈话翻译得不够准确；二是当时我干了一整天的工作，晚上聊着聊着就困得不行，话没有讲清楚。” 抗战时期，李伯钊在山西临汾办过学兵队，先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科长、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审委员会主任、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校长，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土地改革等。 1948年，她到了石家庄，任华北局文委委员兼华北文联副主任。北平解放后，任市文化局局长、华北人民文工团团长等职。 第158页 建国初期，她曾率中国文工团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在匈牙利期间，无论她走到哪里，都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欢迎人群唿喊着“中国”、“毛泽东”的口号，表达出强烈的钦敬之情。李伯钊在异国他乡深切体验到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影响，心中强烈盪起一个念头：长期跟着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创业的文艺工作者，有责任把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和艰难歷程用文艺形式反映出来，介绍给世界，留给子孙后代。像她这样，经歷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长征过程的人实在少见。长征留给她的印象太深了。她想把这震撼世界的悲壮行程用歌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她的想法得到了许多老一辈的支持。 于是，20世纪50年代初，歌剧《长征》轰动了中国舞台。它以宏大的气势，再现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跋涉两万五千里的伟大历程。剧中表现出的不畏艰难险阻、乐观主义、集体主义、英雄气概深深打动着观众的心。特别可贵的是，《长征》第一次以艺术的形式在文艺舞台上塑造了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光辉形象。这是新中国戏剧创作中第一次意义非凡的勇敢尝试。 《长征》被搬上舞台，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许多观众说，非有亲身经歷，写不出这样感人的作品。特别是剧中出现毛泽东的形象时，整个剧场掌声雷动，一片欢腾。许多亲歷长征的老战士纷纷向她表示感谢和祝贺，鼓励她再接再厉，写出更多反映革命的好剧本来。 毛泽东捎信给李伯钊说：“写革命，写长班，都很好，我都贊成。但可不要拿我毛泽东当菩萨拜哟！党内有那么多的同志，还有许多人牺牲了性命就拿长征来说，有几个方面军哩，有那么多领导同志，应当写总司令，写恩来同志，写弼时同志等。要写几个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他们，我毛泽东独龙能下雨吗？” 毛泽东的意见令李伯钊看到了剧本的不足，也为剧本找到了修改的方向。 个人写得太突出，几乎成了神菩萨，终究有个人崇拜的味道，她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加以修改。刘少奇、彭真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支持，聂荣臻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她决定把歌剧改写成话剧，让更多的领袖人物在舞台上出现。她在这段时间，先后出任了中共北京市委文委书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1960年，她带上歌剧《长征》原作到了成都（当时中央正在成都开会），找到自己的老上级李富春，汇报了修改的设想。李富春祝她早日成功，并批准她到中央档案馆查阅长征时的电文、资料，以充实她的感性知识。 经过再创作和反覆修改，话剧脚本《长征》创作完成。但还没来得及排练上演，“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由于杨尚昆被打倒，李伯钊受到牵连，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话剧《长征》不仅不能上演，反因剧中表现了“文革”中被迫害被冲击的老一辈革命家而成了“大毒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伯钊怎么也想不到，他们这些作家、艺术家以及军队的高级将领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夜之间变成革命的“罪人”、“敌人”…… 李伯钊当然想不通，但她对于党内特别是自己家庭内发生的这一重要变故，表现得异常冷静。她每天照常按时上班，不动声色，只是比往常更沉默寡言。对上级的指示，执行得更加小心谨慎，对一些文件只照本宣科，遵命照办。对想不通的问题，她就埋头读马列和毛泽东着作，以期从马列和毛泽东的书中找到答案，从党的文件中寻找指针。学啊学！她似乎得到了什么，却又像什么也没有找到。她越来越沉默，在单位不说回家也不说，不是不想说，而是没法说。 1966年6月，她全家奉命搬出中南海。杨尚昆半年前就离开了家，他们往日的同事、朋友、助手、服务人员也早已离散和避而不见了。当时她又生病，身边只有一个上中学的孩子，几乎是举目无亲！ “五一六”通知公布后，上级宣布对李伯钊停职审查。她一下子沦为“修正主义”、“现行反革命”、“黑帮”分子，外加杨xx的“臭老婆”。杨尚昆在位时，李伯钊从来是独立工作，绝不沾光；杨尚昆被“打倒”后，李伯钊却分享了“荣誉”。我国祖传的封建株连法，在“史无前例”的火红年代，再一次“发扬光大”了！腐朽的封建残渣大泛滥了！进人人类文明的20世纪，又号称最民主的政党和政体，却发生了这些咄咄怪事！ 由于长期幽禁，旷日持久的非人待遇，李伯钊患了脑血栓，身体致残了。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再次修改《长征》剧本的心愿。她坚信，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乌云总是遮不住光辉的太阳。她回顾自己几十年革命生涯，没有任何损害党和人民的行为，问心无愧，心境安然。她也相信自己的丈夫，几十年出生人死，绝不是什么“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但是，在那种是非颠倒的年月里，含冤去世的人处处皆有，她不知道丈夫的下落，未免忧心忡忡。 李伯钊成了戏剧学院头号“走资派”，成了戏剧界首批“横扫”、“打倒”、“炮轰”、“油炸”的对象。她痛心地发现，有的过去很熟悉甚至称为朋友的人，一下子全变了脸；有的挺可爱的学生娃娃，却逼着她写“揭发”自己的大字报，逼她喊口号骂自己是“反革命”。在一次批斗她时，有人别出心裁地逼她站到一个近一人高的仅能放下两只脚的花盆上，胸前还挂着铁牌子，并用细铁丝系在脖子上，不一会儿细铁丝就陷进了肉里，她的脖子在流血，她的心也在流血…… 第159页 几十年前曾红遍中央苏区的“赤色明星”，今天却成了死有余辜的“黑色灾星”。她始终坚信群众，坚信党，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一心去“正确对待”。 结果越正确对待，罪恶越多，被摧残得越厉害。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她竟被当做“阶级敌人”在“监护”的美名下被关押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整整40年过去了，在40年前她坐过牢，那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监牢；恰恰40年后，她又坐了牢，竟是她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新中国的监牢。她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歷史的颠倒，她由不服气变成愤怒和抗议！不论什么批斗会，她再也不低头了，随人去斗，她就是不低头、弯腰。挨打、踢腿、揪头髮都无济于事。那些横行一时的傢伙，竟怎么也整不垮压不服一个李伯钊。有的一度造反的人不得不反思，这个李伯钊如此坚强，是什么力量在支持她呢？ 10年的摧残折磨，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1973年她患了脑血栓，又并发了其他疾病，几乎成了残废，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料理。有个别好心人担心她熬不下去，含泪劝说：“你与江青相识并熟悉，又从未触犯过她，是否能写封信，求得一个批示，有可能得到宽大处理，好早点出去治病。”她听了只是冷冷地一笑，从嘴里迸出两个字：“绝不！”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李伯钊（当时还幽禁在山西临汾）因邓小平的復出，使她看到了希望。她不顾身残多病，不顾隔离封锁，毅然握笔在手，再次修改《长征》。幽禁中，没有底本，没有任何资料，只靠记忆和高度的责任心，这实际上是一次再创作。她说：“长征在我脑子里，革命印在我心上，稿子被抄丢了，我有条件再写。” 粉碎“四人帮”后，李伯钊获得新生，从幽禁地返回北京，不等生活安顿好，她便展纸挥毫，继续修改剧本。为了坚持写作，她每天清晨起床，练习走路、写字、读书，以顽强的毅力同疾病伤残斗争。鑑于她的身体状况，组织上给她派来助手。经过数年的艰辛耕耘，剧本四易其稿，于1982年完成，定名《北上》。这部用血泪、白骨造就的话剧《北上》问世时，距离她的歌剧《长征》又整整过了30年。这部大型话剧，生动地再现了毛泽东和他的生死战友周恩来、朱德等运筹帷幄，以无产阶级的雄伟胆略和气魄，领导红军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战胜张国煮右倾逃跑和分裂主义，胜利北上抗日的伟大决定。场面宏大壮阔，情节生动感人。《北上》同《长征》相比，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具有更高的水平。它获得了1982年中国剧协优秀创作剧目一等奖。 该剧本一发表，许多剧团争相上演，还拍成电视连续剧。一位戏剧界人士说：“此剧描写领袖人物的手法高人一筹，刻画反派人物人木三分。不熟悉这些人物的作者，是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的。” 有记者问李伯钊：“为什么能写出这样激动人心的好剧本？"她说：“因为我熟悉剧中人物，熟悉剧中反映的生活，我亲身尝熟悉剧中过那些酸甜苦辣！" 其实，剧中人物就有作者的影子，那位女宣传队员康小梅，从红一方面军来到红四方面军，在红四方面军中她不顾被张国焘打击的危险，去看望红军总司令朱德，后来又将张国煮的情况报告给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为最终战胜张国煮的逃跑、分裂行为，立下了大功，她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李伯钊。 第08章 两闯鬼门关——李开芬 她有一个博大的胸怀，装下了人世间数不尽的苦难； 她有一个刚强的性格，克服了世人难以逾越的艰险； 她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条：女儿有泪不轻弹，生死关头不哀嘆； 她，就是靠着为劳苦大众忠贞不二的信念，临危不惧闯过两次鬼门关！ 李开芬，1917年生，四川达县人。1931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同年任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秘书兼保卫营教导员，后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科长、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建国后，任华北军区直属政治处主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干部司副司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十局副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活埋坑前遇救 遇救1933年的冬天，是一个酷寒的冬天。鹅毛大雪覆盖着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红军阵营内部，颳起了一股强劲的肃反风，很多忠贞的革命者心灵上笼罩了一层白色恐怖。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凡是家庭出身不是贫僱农的同志都被划为肃反对象，连还是孩子的小红军也不放过。 李开芬，15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这一年也不过刚满17岁，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她凭着自己的热情、正直和为劳苦大众求生存的朴素感情参加了革命。在她幼小的心灵里，追求着人人平等、大家都能吃得饱、穿得暖的良好愿望，不避艰险、不怕困难忘我地工作着。 这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开芬早早地就被响亮的军号唤起。她像往常一样，勤快地打扫完宿舍卫生，迅速地梳洗完毕，对着小镜子整好军装，一蹦一跳地去出早操。 第160页 走出了营房，心里禁不住打了个寒战，她感到周围出奇地寒冷。那冷，是从心里泛上来的。因为周围的同志，都向她投来了陌生、疑虑、不信任的目光。有人竭力躲避着她，实在躲不过的也带着惊惧和难以理解的同情和爱怜，小声地打着招唿，然后匆匆地走开！ 早饭后，有人通知她，让她参加县里组织的党团员大会。这种会议，她还是第一次参加，但心里充满了疑虑和恐惧。她听说前些天，就是在这种大会上，一批又一批的红军战士、优秀共产党员被拉去砍了头，或者活埋了！她害怕这种自相残杀，她更不愿目睹这种悲惨的景象。 开芬拖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走进了会场。会议程序很快就过去了，最后是会议组织人号召到会的人互相揭发问题。开芬看看四周，坐在屋里的都是朝夕相处、彼此在一个锅里吃饭、在一个野地里宿营的阶级兄弟；在一块挖野菜、打野鸡、在炉前扶肩搭背谈笑风生的异姓姐妹；在枪林弹雨中相互掩护、救护亲如兄弟姐妹的战友啊！怎么？现在大家都瞪着眼，冷漠地看着。同志间的友情，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怎么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呢？ 会场上充满了寒冷，令人心底打战的杀气：xxx是反革命分子！xxx是投机分子！xxx是……李开芬惊呆了，她瞪着那双已经发呆、模煳不清的眼睛，看着这一张张变得陌生狰狞的脸，浑身的血液凝固了，上下牙忍不住敲打起来…… “李开芬，站起来！”突然，一个男高音吼叫起来。 李开芬傻呆呆地看着他，竟意识不到他是在喊自己。她那颗善良的心已经完全沉浸在难以言表的痛苦中。 几个男性的大嗓门同时吼叫起来。他们似乎把李开芬的发愣当做了害怕、心虚、胆怯…… 这回，李开芬听清了是在喊叫自己。年轻姑娘感到有人在她脸上吐了一口痰，一口带着鼻涕的黏痰！她无法忍受这种羞辱，忽地站了起来！黑压压的人头随着她的站起，全部将面孔转向她。她用冒火的目光扫视着会场，看着一张张变得陌生的脸：有的惊讶、恐惧，有的幸灾乐祸、露出狡猾的笑，有的难过、眼圈里噙着泪水…… “我揭发！”一个尖嗓子喊了一声。开芬顺声望去，站起来的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李开芬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也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李开芬！你知罪吗？”那声音里含着仇恨。 “我有什么罪？请你说清楚，不要血口喷人！”李开芬更愤怒了，她那具有男性般洪亮和威严的声音使揭发人胆怯了，顿时嚣张的气焰收敛了不少。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会场主持人目光的纵容支持下，他立刻又壮起了胆子说：“李开芬，请你交代清楚，你是如何混进革命队伍里来的？你混进革命队伍的目的是什么？”他在连续提问中，突然意识到自己用错了一个词，怎么能够在质问中用个“请”字呢？这可是个原则问题，是个立场问题。所以，他红着脸又立即喊了声：“赶快老实交代！” “混进革命队伍？”李开芬听了这话，心里有着难以名状的委屈。为了革命，她已经家破人亡了。难道说，难道说这就是混进革命队伍应付的代价吗？她委屈得直想掉泪…… “哼！要不是我知道你的底细，你还不知道混到何年何月呢？你先老实交代，你母亲是怎么死的？你父亲又是怎么死的？在党的面前，你可不能说假话呀！” 李开芬完全被这胡说八道的人激怒了。可她面对黑压压的满场人头，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同志相信自己、理解自己呢？如果得不到同志们的信任和理解，又怎能让党信任和理解呢？她满腹真言实语能向谁说呢？两年前，红四方面军在达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捲起了红色风暴，打土豪，分田地，同敌人血刃相见。开芬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开明绅士，他支持革命，支持红军，自然也支持女儿的革命行动。但从阶级地位上分析，她的家又成了红军的工作对象。她母亲虽然是贫农出身，但已是这个家庭的主要成员。革命是彻底的，但也是残酷的，在这样一个混战厮杀的战场上，她的家庭处在这场斗争的交界线上，这边要杀，那边也要杀。当时的世道，真像一头吃人的怪兽，你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就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开芬陷人深深的痛苦思考之中：父亲曾经帮助过共产党打天下，母亲是位地地道道的贫苦人家的女儿，怎么都成了共产党的清算对象呢？那是一个极其残酷的夜晚，一个冰冷的声音对她说：“李开芬！你要家庭呢？还是要革命？" “我，我都要！”李开芬喊出了心声。 “要革命就不能两全！你不和家庭划清界限，就走到反革命的一边，你就是反革命！” “不，我恨透了地主老财，恨透了国民党，他们压迫穷苦人民，残杀革命志士……” “那你为了革命，就应该和你的家庭彻底决裂！” “可我的家庭，不是反革命家庭啊！”她在心里喊着…… 她的父母先后离开了人世。她不愿把这些归罪于共产党，她热爱党，期待着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天下，解放那些受苦人。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的巨大痛苦和牺牲，却成了她的罪行，脑中这些往事又都闪现在眼前，她忍无可忍了。“你是什么人？你为什么颠倒黑白？你为什么血口喷人？你对大家说说，我是怎么混进革命队伍来的？”她挺直了腰杆，怒不可遏地反击了。 第161页 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这种大气凛然的反击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李开芬抓住时机，正要向全场同志、向党、向自己最敬爱的母亲倾吐肺腑之言，突然有几个五大三粗的战士扑了过来，七推八搡地将她拖出会场，拖到村边荒野的小树林里。那里已有十多个人在挖坑，有的坑已经快一人深了。见到此情景，李开芬一下子明白了，她本能地大声喊叫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不能这样！”她用力推开那些男子粗壮的手，泪如泉涌，边哭边喊，“我没有罪！我是来跟红军革命的！要死，让我到战场上去死！"她声音悽惨，就像一把钢针，刺中了所有在场群众的心。 那些正直憨厚的红军战士，他们没有经歷过这种场面，有的人已被这杀气腾腾所镇住，有的人敢怒而不敢言……李开芬不是怕死，是委屈，是被人误解的悲愤和痛苦……当她感到自己的泪水和叫喊声得不到掌权者的丝毫理解，也换不来应有的同情时，反而冷静下来。她回头看了看自己的战友，有的人低着头，有的人眼圈已红了，她开始理解自己的战友了，他们不是没有正义感、同情心，而是他们也都处境困难。她开始同情他们了，想和他们说几句诀别的话，已经不能够了，她已完全被置于反革命的地位，她的嘴被堵住了，被拖到了那一排等待宣判死亡的同志中间。 开芬向两边看了看，在这些人中她是最年轻的一个。她打量着这些将要进人坟墓的战友。他们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便衣。艰苦的生活，使他们面容憔悴，有的已很久没刮鬍子了，蓬头垢面。一双双被反绑着的手，没有血色，青筋很刺眼地暴露在外。开芬越来越镇静，人就是这样，当他不再怀希望、不再有所求时，对死亡就不再害怕，甚至还有些奇妙的快意。她饶有兴趣地欣赏着那些和自己一样将要被活埋的战友的手：这些手，曾握着枪，与敌人拼搏过！这些手，曾捏着拳，在党旗下宣过誓！这些一心跟着共产党追求革命的人，脖子上这一颗珍贵头颅，没有掉在敌人的砍刀下，却要在自己同志的手中落地…… 开芬又忍不住发出一声长长的嘆息！她还年轻，她想活着，想再为党忘我地工作啊！可惜，不可能了，她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那么多朝夕相处的战友，她好像麻木瞬间又甦醒了，眼泪又流了出来，心中又一阵阵发出无法抑制的痛楚，她无可奈何地闭上了眼睛，等待那一刻的来临。眼睛闭上了，脑子还在思索，她不怕死，但她非常害怕这样的死，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自己同志的手中…… 有几个人上来推她，她愤怒了，睁开了血红的眼睛，厉声喊道：“要杀、要剐手脚利索点，别这么推推搡搡的。”她下意识地看了看那一个个准备埋葬她们的土坑。那挖出来的土湿漉漉的，带着一股泥土的芳香，她禁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一丝坦然的微笑。她来自大自然，现在又要回到大自然去了，人世间的一切美好、一切真诚失去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一切虚假、所有的恩恩怨怨也都要结束了！她挣脱了推搡她的手，自己迈着沉重而稳健的步履，向前方的土坑走去。 突然，一阵清晰而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这急促的快马奔腾声使她禁不住转过头去，只见纷纷扬扬的瑞雪深处，几匹狂奔的马风驰电掣而来，那看不清楚的骑手，还在不停地扬鞭。 “赶快执行！”一个冷酷的声音命令着。因为那些行刑的人，也被这意外场面吸引着。 “赶快执行！”那冷酷的声音吼起来。 “哗啦！哗啦！”拉枪栓推子弹上膛的声音响起。 开芬转回头来，再次闭上了眼睛，委屈、不甘心的泪水从她苍白的脸上流下来！ “停止执行！”一个清脆的女高音划破死一样的沉寂，使开芬的心强烈地哆嗦了一下，似乎周围的空气也抖动起来。战马嘶鸣着奔驰而来，围着行刑的人兜着圈子。 “把她放了！”又是那个女高音响了起来，而且是响在开芬的身边。她吃惊地睁开了眼睛。一队身挎短枪的女红军，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她们大约也只有十七八岁，和开芬的年龄差不多。那为首的指挥官也不过二十二三岁，穿一身干净的已洗褪了色的军装，八角帽下乌黑的短髮被汗水浸湿贴在红红的双腮上，粗壮的手握住那束在腰间宽宽的皮带，那里插着两把盒子枪。“放开她！”开芬看到了，她是指着自己喊的。这一次，喊的声音更严厉，带着悲愤的哭音。 行刑的人愣住了，在这威严的命令声中不自觉地将对着开芬的枪收了回来。安静了片刻，有一个声音冷冷地问：“你是谁？你敢破坏肃反！” “肃反？他妈的也不能把自己的同志都杀了！你不睁眼看看，她还是个孩子！" “孩子？反革命可不能看年龄大小，她老子是……” “她老子是她老子，她是她。干革命分不清敌我，岂不太可悲了吗？” 她高扬起头，望着周围围观的许多同志，动情地大声说：“同志们！这个小姑娘为了革命，做出了重大的家庭牺牲，她的父亲虽是乡绅，但多次掩护过我们的同志，让我们的人在她家里隐蔽、开会，还把枪枝借给我们的同志用。如果他们不是真心为了革命，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孩子，怎么会到我们的部队里来出生人死呢？" 第162页 “这话对。开芬是个好闺女……” “开芬不是反革命！" 一个女兵情绪激昂，嗓音颤抖着说：“李开芬同志为了解放穷人才放弃读书，放弃家庭的舒适生活，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的，若把她杀了，谁还支持我们红军？" “你是谁？”又有人指着那位双枪女将问。 “你敢破坏肃反！破坏肃反就是反党！”那人又补了一句。 双枪女将向发话脚人扫了一眼，轻蔑地说：“好大的口气！好大的帽子！把你的勇敢和仇恨用来对付敌人吧！再不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要问我是谁？我叫张琴秋，总政治部主任！”她阔步走到李开芬身边，亲手松了绑，将她拉到怀里。 开芬呆呆地，被眼前这突然变化弄傻了。“张琴秋！张琴秋！”她在心里默念着。她一下子醒悟了，她就是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夫人，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双枪女将…… “来吧，小妹妹！你要活下去，世界在你面前不应该消失！因为你这个年龄是最美好的年龄，还有许多革命工作等着你去做哩！”一双坚硬的、健壮得像男人一样的大手，托起了开芬的下巴。 开芬感到她痛苦不堪的心被托起来了！革命又回到了她的眼前，党又把她拉进了怀抱里，她再也忍不住了，竟在张琴秋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不哭，红军战士不兴哭！女儿也要有泪不轻弹嘛！”张琴秋说完，便把开芬抱起来，放到一匹马背上。 “你不能带她走！”有人喊。 “你们要要人，就到政治部找我张琴秋吧。”说完对警卫员一摆头。警卫员立即接过李开芬骑的那匹马，翻身上马让李开芬抱住她的腰，只见马鞭一扬，一股尘土飞扬而去。 肃反委员会的几个人，想追又不敢追。张琴秋的名字在红四方面军赫赫有名，她不但是女中秀才，而且会武功，两手使枪，百发百中…… 虎狼窝里逃生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弹尽粮绝，被敌人围困在祁连山的荒山雪岭之中。部队被迫化整为零，就地疏散，自找出路。 在河西走廊浴血苦战半年之久的西路军妇女先锋团被迫解散，妇女先锋团的番号不再存在。但李开芬和她的战友们，却依然在顽强地战斗着。又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小小的队伍再次突围，开芬实在走不动了，她刚想停步歇息一下，只听前面“扑通”一声响，一个年轻战士倒了下去。她忙走上前喊啊，叫啊，对方下点反应都没有。她蹲下身用手摸了摸鼻息，已没有气了。另一个小红军伏在战友遗体上哭了一阵，然后爬起来，又拉起马缰绳，默默地向前走去。 开芬抬起沉重的双腿，在后面悄悄地跟着走。谁知走了一段后，只听一声惨叫，开芬赶忙走上前，小红军已不见了，只有战马独立在悬崖边仰天长嘶。两个小红军转瞬间一个活活累死，一个落崖身亡，使这个小小部队在士气上受到了很大打击。累死、摔死不如战死，开芬几次想冲出去与敌人拼命，但她没有力气…… 休息了，李开芬精疲力竭地坐下来，她真想躺下去。可看到那些在几秒钟之间已沉睡的战友，她硬撑着，不能都睡，要有警戒。她使劲瞪着已经闭上的眼睛，极度的疲劳和飢饿阵阵袭来，她也开始迷煳了。 风从山谷刮来，撩着女红军身着的已成布条的衣服。小战士吴秀珍冻醒了，她见开芬坐在旁边打吨，就移过来靠近开芬，低声央求着：“让我睡一会儿，走时可千万别忘了叫醒我！” 开芬摸了摸腰间那已经没有子弹的小手枪，拍了拍吴秀珍的肩膀，轻轻说：“睡吧，放心地睡吧……”她还没有说完，吴秀珍已进人了梦乡。朦胧中，李开芬被踢了一脚，她勐睁开眼，只见天已发亮，明晃晃的刺刀早已抵住了她和战友们的胸膛！开芬心里完全明白了，这一天终于来了，但并不突然。她镇静地用手拨开那正捅在心口上的刺刀尖，顺手理了理头髮，轻轻地推醒了枕在自己膝上熟睡的吴秀珍。小吴实在太疲劳了，敌人又喊又叫，又打又骂，竟没有把这个小女红军惊醒。 马步芳匪帮这伙杀人不眨眼的匪徒，把李开芬这批女红军投进了监狱，而不是把她们杀掉。他们企图把这些年轻的女革命者教化后分配给他的部下做妻子。 凉州监狱是一个黑砖黑瓦的大院。敌人在墙上架了铁丝网，安装了沉重的双重大门。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先后被俘的近百名女战士，都被关在这里。 开芬和她的战友们被押到牢房的当天，她就发现马步青对她们另有企图。 红军女战士被分别关在几个女牢里，敌人看押得极其严密。甚至规定，只要有人进人女监房，就必须三人同行。还常有一个年轻的副官在监视着狱中的牢头和小卒子，任何单身马匪都不准私人女牢。这种不寻常的做法，开芬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两军对垒，不斩来使。这在歷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是，眼下红军女战士面对的是兇残的马匪帮，不管是马步芳还是马步青，他们对红军从来都是高扬屠刀，杀人成性，而且和红军结仇甚深。那么，眼前的情况不能不使开芬忧虑。 开芬的秘密身份在敌人面前还未暴露，但在被俘的女红军战士中还是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她从被俘后，就下定了宁死不屈的决心。人如果连死都不怕，就不会再有什么畏惧的了。 第163页 敌人除了三人同行进女牢外，还经常把红军女战士押出牢房接受训话，赶到池塘去洗澡；有时，还给她们放电影…… 对于这些感化活动，开芬拒绝参加，熬人拿她也没办法。牢里的战友们，有的也私下对她说：“想开点，反正是要死的人了，活一天算一天，何必对自己过不去？再说看场电影，洗个痛快澡，又不是叛变。” 开芬平心静气地回答：“你们都是红军战士，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你们要去，我也阻止不了，虽然这不是叛变行为，但起码是意志薄弱的表现。敌人想从思想上解除我们的武装，我们怎么能乖乖地听从敌人的安排呢？”在李开芬的影响下，牢里越来越多的人学她的样子，抵制敌人组织的各种活动。从这以后，敌人对开芬格外注意了！经过多方调查，弄清了开芬的真实身份，并报告了马步青。 敌人对女红军的软化工作收效不大，就变换了方式，在生活上进行折磨。一天三顿饭，改成黑面和烂菜叶，一点盐也没有，数量又少，大家都吃不饱。有的人饿得受不了，在放风时，就拣院子里的黑花叶子吃。开芬组织姐妹们，天天向敌人抗议，连喊带骂，让敌人也不得安宁，一方面，又进行耐心细緻的思想工作，鼓励大家咬紧牙，挺住劲，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敌人看到女红军软硬不吃，就开始打开芬的主意。有一天，敌人把她单独押出牢房，她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坦然地和战友们点头告别。开芬被押到敌人的军部，马步青和几个高级军官正在打麻将。有人走进去，对马步青说了几句话。马步青停住搓牌的手，对门口站着的李开芬点点头打招唿：“呵，李开芬来了？你请坐吧！” 李开芬站在门口没有动，冷冷地说：“你找我干什么？” 马步青的副官献殷勤地说：“我们长官看你有文化，想给你找个事干。”马步青若无其事地看着开芬阴沉的脸，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说：“坐，坐下来谈一谈，我们都不要动气发火嘛！” 李开芬向前迈了几步，旁若无人地坐到椅子上，直视着马步青说：“要杀要砍随你们，要让我为你们干事休想！” 马步青仿佛对李开芬的态度早有所料，他挥了挥手，打麻将的人立刻退去。他回过身来，面对李开芬显得很有耐心地说：“你年轻、漂亮、有文化，人生道路还很长呢，丢掉共产党的信仰，跟我们干吧……” “不要再往下说了，你死了那条心吧！我宁肯赴刑场、掉头颅，也绝不会叛变、投降。”李开芬斩钉截铁地说。 马步青见李开芬环眼怒瞪，知道谈不下去了，就挥挥手，敌人重新把她押回牢房。 一天上午，狱中忽然来了一队敌人。近百名红军女俘，被押到马步青的花园里。敌人扬言，国共两党已携手共赴国难，所以要释放一批女俘。 大家听了半信半疑，但谁又不渴望获得自由呢？ “一个、两个、三个……”每念完一个女红军战士的名字，就有一个敌军军官站到女战士身边。李开芬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不好！这哪里是释放，这明明是敌人在分配女战士给自己当玩物呵！“同志们，别上当！”随着一声喊叫，李开芬从人群中沖了出来继续喊：“他们是要把姐妹们分给敌人做……”她的话还没讲完，一个敌人冲上来就是一耳光。这一耳光打断了她后半句话，这一耳光，也提醒了大家。近百名红军女战士被激怒了，一边和敌人厮打，一边怒吼着： “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但我们是宁死不能受辱！” 马步青的花园里乱作一团，经过十几分钟的搏斗，终因寡不敌众，三十多名红军女战士，硬是被匪徒们抢走了。剩下的女俘和李开芬紧紧依偎在一起，个个愤怒地握紧了拳头，随时准备做最后的生死之搏。 敌人对此毫无办法，又把她们关进了监狱。 第二天一早，敌人就冲进了牢房，他们用钢制马鞭噼头盖脸地将李开芬狠揍了一顿，伤口和汗水混到了一起，一阵钻心的疼痛，仿佛被撕去了一层皮，开芬昏死了过去。 敌人拖着昏迷不醒的李开芬，将她关进了另一间低矮的带有铁窗的平房里。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开芬终于甦醒过来，干裂的嘴唇说不出话，迷煳的眼睛睁不开，她听到旁边有响动，就吃力地问：“这是什么地方？你是谁？"“啊，你可醒了！我是小沈，沈秀英啊！ 女战士惊喜交加地回答，说着忍不住哭了起来。 “不要哭，小沈！请你帮我把眼睛擦擦，我眼睛睁不开，什么也看不见。”“好，好吧！可怎么办呢？你的眼睛被浓血煳住了，屋里连一滴水也没有。”“没关系，你把手伸给我，好，这样很好！”开芬紧紧地握住了小沈的两只手，生怕再失去这惟一的战友，她又昏了过去。 一种湿流流的、软绵绵的东西在开芬的双眼上爬行置，慢慢地又将她从昏死中唤醒过来。她慢慢地，随着那湿漉漉的东西，试探着睁眼睛。被沾着的睫毛溶化开了，双眼睁开了一条缝。啊！原来是小沈用舌头在舔着她的眼睑、睫毛，用唾液软化了干涸的浓血。一阵热流涌进了心窝，她一把把小沈拉到怀里。小沈像孩子一样，在她的怀里竟哭出声来。 第164页 “好妹妹，不要怕，不要哭，哭是软弱的表现……” “姐姐，你可知道，咱们的同志有的已给敌人当了妻子。”她说出了几个人的名字，嘆了一口长气又说：“这样活着还不如死，我想死！" “不，现在最重要的是揭露敌人的阴谋，而不是死。如果我们都死了，就没有人证了。他们就会造谣说：女红军都自愿当了他们的妻子！你一定要活下去。要逃出去找红军，把这里的一切告诉他们。” 李开芬伤势很重，躺在地上不能动，眼睛也只能睁开一条缝，敌人以为她快要死了，便放松了监视。开芬对秀英说：“时机不能错过，抓紧敌人对我们放松的时间，赶快进行活动。” 沈秀英已失去了信心，她认为从祁连山到黄河边，遍地是马家的人，就是插翅也难飞出去。开芬耐心地鼓励她：“我们是红军，不是一般人。如果我们不怕死，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你已经下了死的决心，等死不如求生，大不了逃不出去，再死也不迟。” 小沈心里亮堂了，斗争的勇气增加了，逃生的欲望强烈了。 一天傍晚，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李开芬正在听小沈汇报这些天来进行的越狱的准备工作。突然，听到墙外有异样的响动，她们停止了讲话，耳朵贴在后墙小窗前倾听着，一个非常低微的声音传来：“你们这里有个李开芬吗？”李开芬捏了小沈一把，示意她不要答话。 过了一会儿，又听到问：“你们这里有个李开芬吗？” 这一句开芬听得很真切，而且觉出这声音很熟，就低声答道：“你是谁？你问她干什么？” “我是她的老乡，给她带封家信。”开芬听出来了，说话的是她小学的国文老师，地下党员于各声。她激动得有点颤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沈用力扶着开芬站起来，她用伤痕累累的手，扒住后窗的铁栏向外探视。黄昏小雨中的于老师，已显得非常苍老，但那双发亮的眼睛给了开芬一股热流。那双干瘦有力的手向开芬伸了过来，一张纸条塞到了开芬手里。“你在狱中斗争很坚决，党相信你！纸条看完立即销毁。”于老师说完用发亮的眼睛再次盯住开芬看了一会儿，匆匆离去。 李开芬急不可待地打开字条，只见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改成八路军，在兰州驻有办事处，地址在兰州城南关南滩街54号，负责人谢觉哉、朱良才。”李开芬一连看了三遍，仔细地用心记住每一个字，然后将纸条塞进嘴里，慢慢地吞了下去。 经过李开芬的周密计划和耐心细緻的思想工作，通过15岁的小红军沈秀英，争取了马匪的一个传令兵。这个传令兵原是一名副官，因为人正直、好抱打不平被降职，他对马匪队伍中的黑暗不满，愿意到红军部队中参加抗日。为了方便可靠，开芬让小沈和传令兵结为义兄、必妹。越狱逃生的工作在一步步缓慢地进行着，从春天已经到了秋天。 9月的一个夜晚，月隐星稀。开芬和小沈都和衣躺着，焦虑地等待那一刻的到来。敌人哨兵在门前走来晃去，见屋里没有任何动静，也就放松了警戒，进屋去了。 开芬悄悄爬起来，轻手轻脚将一个破的白色脸盆放到监房的窗口上。传令兵看到这个约好的安全信号，就摸到牢房前打开了门，三个人悄悄地熘了出去，避过了岗楼的监视哨，爬进了一条战壕里。 “有枪吗？”开芬小声问。 “枪不好拿，我偷了马！" 开芬眼睛一亮，轻轻地爱抚地拍了拍传令兵的肩膀。多么聪明的年轻人，在这种逃生的时刻，马比什么东西都重要。 传令兵在战壕的另一头牵来了两匹马，扶开芬上了一匹马。开芬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地小声说：“同志！从现在起，咱们就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啦！”传令兵也紧握了一下她的手，使劲点了两卞头。然后翻身同沈秀英骑上了另一匹马。开芬熟练地拍了一下马背，两匹战马在黑夜中急驰而去。东方渐渐发白了，他们在一片小树林里停下来。为了躲避马步青的追捕，开芬把原来准备好的小包袱打开，更换了衣物，将自己装扮成官太太，沈秀英扮成随身丫环，由传令兵身着军服护送。 开芬知道，他们逃跑敌人会马上追捕的，这种打扮也只能矇骗一时。因而，三个人在路上不敢轻易停留。 快到兰州时，开芬发现民团在每个村镇都加了岗哨。就悄悄嘱咐战友们：“敌人可能对咱们的逃跑，发了通缉令，我们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在一个村镇的岔路上，有七八个手持长枪的民团拥了过来。富有战斗经验的李开芬小声冲着传令兵命令着：“主动迎上去，沉着应付，万一不行，我们两人夺枪，小沈负责保护战马。” 传令兵走在前面，大摇大摆地迎向敌人，他掏出一盒烟，高声说：“老兄，借个火。”一边说一边将纸菸递给了一个民团头目。烟起了作用，一个民团献殷勤地给传令兵划着名了火柴。传令兵吸着了烟，顺手将手里的半盒烟塞给了那个小头目，顺势在他耳边嘀咕了几句，又亮了亮上衣口袋里的小卡片。 民团小头目点了点头，脸上堆起了笑容，用不敢看又想看的邪恶目光，朝开芬这边瞄了瞄。高头大马上，骑着一位身着彩缎旗袍，面目清秀而高傲的少妇，不由得鞠了一个躬，做了个“请走”的姿势。三个人大模大样地过了哨卡。一进街口，就看到墙上贴着“女共匪李开芬拐骗人员、马匹潜逃……抓获者赏银xx两”的通缉令。开芬向两位战友递了个眼色，冷冷一笑，提缰走马，穿过了街道。 第165页 10月的一天上午，李开芬一行三人终于跨上了兰州市黄河大桥，由于沿途风餐露宿，三个人的形象和服装不要说再装成官太太、丫环和侍从了，就连一般的农民都不如。刚上桥头，就被守桥的警察当乞丐拦住了。可他们还牵着马，使敌人更加怀疑，就把他们押进了桥边的警察所。一边走，开芬的脑子里急速地想着对策：就到家门口了，绝不能前功尽弃。这里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已不是马家的天下，必要时亮出真正身份，也许会化险为夷。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立即被杀掉。国共合作对国民党来说只是一种宣传手段，一种政治需要，并不真正实行。事到如今，也只有见机而行了。 一位自称所长的人，打量了他们三个人半天，才开始盘问：“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从哪来？到哪去？”说话的口气还客气，看来敌人也把他们当成了有来头的人。 开芬见状，平静而直言说：“我们是红军”，这句话一出口，传令兵和沈秀英都吃了一惊，茫然地瞪眼看着开芬。警察所长也为之一振，两眼盯住了开芬的脸。 开芬昂头和敌人对视着，坚定地说：“我们是红军，为了抗日，千里迢迢来找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请你们放行。” 李开芬的语调不卑不亢，敌人从李开芬的话中找不出漏洞，但又不敢轻易相信，狡猾地说：“什么办事处？八路军在兰州根本没有办事处。” “如果你不清楚，请你立刻报告你的上司，让他们立刻通知兰州城南关南滩街54号，八路军办事处谢觉哉、朱良才同志，说李开芬等三人归队了。如果你故意刁难，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你连你的上司都是负不起责任的。”敌所长见李开芬如此了解情况，又见她态度强硬，一脸正气，猜想她绝不是一名普通红军。如果真要误了事，他这个苦心经营数年刚当上的所长职位恐怕保不住。如果放他们过去出了岔子，也有生命危险。思来想去，只好答应让李开芬和传令兵过桥，但要留下沈秀英做人质，待她们到八路军办事处后，再联繫放人。 李开芬思索了一下，留下小沈，她一百个不愿意。不留下，看来此桥难过。她犹豫了…… “姐姐，你们先走吧！咱们千辛万苦奔走了这么多天，马上要到家了，还差这早晚一天吗？”沈秀英恳切地说。 “我奉公差，不得不这样做，这位小妹妹留下，我们绝不会难为她，你们联繫好后，我立即放人。你们说是为了抗日，我也是中国人。” 开芬见敌所长说话恳切，觉得事不宜迟，就匆匆和小沈握了握手，出了警察所，直奔八路军办事邀。 听说李开芬回来了，党中央代表谢觉哉、兰州办事处主任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等都迎了出来。开芬一下子见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真怀疑自己在梦中， 她只说了一句：“我到家了。”就泣不成声地哭了起来就泣不成声地哭了起来。听了李开芬的汇报，办事处立刻派人去接沈秀英。谢觉哉拍着李开芬的肩头，感慨地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能从虎狼窝里逃出来，还带回一个女红军，并争取了一个敌人营垒中的人参加革命队伍，真是难能可贵！真是坚强有骨气的革命战士啊！" 第09章 忘我为革命——萧月华 生活是一个过程，爱是一个过程，恨是一个过程，失败是一个过程，胜利是一个过程，不要把过程当做人生目的； 只有你挚爱过，憎恨过，孤独过，温馨过，奉献过，索取过，幸福过，痛苦过，失望过，追求过，你才是经歷过人生的真实生活； 这样，无论这个过程怎样循环往復，无论这种生活怎样曲折坎坷，你走过来了，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功者。 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里流传着一位女战士的故事，她叫萧月华，原名阿华，又叫阿香，是广东省大埔县百候镇候北村人。 萧月华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家，父母以耕田、挑担为活计。月华有兄弟姐妹9人，她排行老六。因家境贫困，她刚出娘胎即被卖到候南杨家为童养媳。1924年她随杨家伯父到海丰县，进彭湃所开办的南丰布厂下设的一间袜厂做童工。为了积些钱回家养活父母及兄弟姐妹，她整天为厂家织袜子，可自己却光着脚板，挨苦过日子。 不久，彭湃在海丰开展革命活动，常到工厂宣传革命道理。月华逐渐懂得了“要想使劳动人民生活好，就要起来闹革命”；而且还使她明白，“要想干大事，就必须要有文化知识”。她克服重重困难，第一批进夜校学习文化。月华说：“虽然日里辛苦做工夜里刻苦读书，但是看到妇女今天能有书读心里乐滋滋的。”她勤奋向上渐渐成为工厂青年运动的积极分子。1926年初，经同乡丘月容介绍加人共产主义青年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海丰县党团员转人地下活动。这年夏天，月华随丘月容等回到大埔县，在李明光等领导下参加迎接“八一”南昌起义军的工作和三河坝战斗。工农革命军第十五团建立后，又参加高陂等地的暴动。后来被任命为大埔县青年、妇女部部长。随后又担任工农革命军第十五团民运干事 1928年5月，月华随李明光团长率领的十五团西渡韩江，到丰顺县八分山开闢梅县、大埔、丰顺及梅县、兴宁、丰顺、五华等两处边区革命根据地。以后便转战于饶平、平和、大埔等地。1930年底，月华任饶、和、埔少共中心县委巡视员。 第166页 1931年3月，月华随方方等到闽粤赣边区特委所在地―虎岗，调任特委巡视员。不料，春夏间，特委内部肃反扩大化，月华及余勇文等16人被投人监房，罪名是“社会民主党分子”。后经特委组织部长李明光到党中央汇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才释放她，但还是被开除党籍并罚劳役。月华一边劳动一边想：自己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终会真相大白的。果然，到年底，陈荣担任少共福建省委书记，他了解月华，陈荣一到任即为月华平反，恢復名誉，并分配月华回少共特委机关做文书工作。 1932年春，月华随中共福建省工作团参加中央红军攻克漳州等地的战斗。8月，在回师汀州的途中，中央领导人毛泽东见到萧月华，热情地和她谈了话。毛泽东从谈话中，了解到月华是虽受过冤屈但表现顽强坚定的年轻女同志，是一位能干的好干部，即从汀州调往江西省瑞金，到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工作。 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找萧月华谈话，问她有没有爱人？月华不假思索地回答，待革命胜利后再考虑。 这位领导接着问：“你认识李德同志吗？” 月华摇摇头说：“不认识。” 领导同志又继续介绍说：“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他原名叫奥托。布劳恩，听说他是奥地利人，他参加了德国军队同沙皇俄国作战，所以把他算作德国人。在一次战斗中，李德被俄军俘虏，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参加了苏联红军。因他有一些战斗经验，晋升很快，在红军中的最高职务是骑兵师的参谋长。后来他又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担任了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实际上1933年初，李德也随临时中央到了中央苏区。他一到苏区，就赶上第五次反“围剿”。萧劲光同志正在闽赣军区任司令员，因为敌人来势较勐，他手上只有七十来个人的教导队，驻防在黎川。敌人用了三四个师的兵力围攻他们，我军主力又来不及赶去，萧劲光同志没有办法，只得将自己的少量部队撤出黎川，避开敌人的攻势。李德知道后，不问情由就说这是退却逃跑，提出对萧劲光同志进行审判，并判了五年徒刑。 毛泽东同志知道后表示反对，他当时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就利用自己的影响，没有执行李德的决定。王稼祥同志为总政主任，也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最后将萧劲光同志调到红军学校干部队作军事教员，由此可见李德的作风是多么简单粗暴。 正因为李德是个性情浮躁而又鲁莽粗暴的外国人，党需要一个能干的女同志与他结合，帮助他克服以上的缺点，以利于中国的革命事业顺利发展。经组织上研究，想介绍萧月华同志作为李德的革命伴侣，使他更好地为中国革命事业作贡献。 但那位党的领导同志，在向月华介绍李德时，却没有讲这些真实情况。而是像封建家长决定儿女的婚事，又像是军事首长下达战斗命令似的，根本没有徵求意见的意思和商量的余地，就以党的名义决定了月华同志的终身大事。 面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态度，使萧月华感到十分为难。不答应吧，这是党的命令、战斗的召唤，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答应吧，自己不懂外语，和生活、理念、习惯都完全不一样的洋人怎么沟通？她沉默了好一会，偷眼瞅瞅那位领导人已经表露出不耐烦、不满意的面容，她还能说什么呢？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服从组织的决定，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她咬了咬牙，只好违心地答应下来。 因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当时享有比较高的权威。大家对他相当尊重，生活上给予特殊照顾，还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处单独的房子。因此，“独立房子”也就成了李德住处的代号。那房子周围都是水稻田，正屋有三间，中间是堂屋，当会议室用，墙上挂满了地图，东首一间是李德和萧月华的卧室，西首一间是伍修权和王智涛两位翻译的住处。还配有专门的警卫员、炊事员、饲养员等。苏区生活非常艰苦，由于组织上对李德额外照顾，吃穿都比红军好得多。 苏区自产的鸡鱼肉蛋等源源不断地供他享用，打仗缴获到和从白区弄来的香菸、咖啡等高级食品也优先供给他。可是他还不满足，除了领受各种规定的特殊优待外，他自己还常到军委总参管理局找宋裕和局长等要东西。 有人说，萧月华可是一步登天了，在艰苦的环境中能过上天堂一般的生活。可在她自己看来，那个“独立房子”是监狱，把她和同志们隔绝了。月华和李德在一起，简直是与恶魔睡在一张床上，肉体的折磨和灵魂的蹂躏是无法诉说的……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党的需要，她悄悄地含着眼泪忍受着那难以忍受的一切。 月华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自己的事自己最明白，和李德一起生活，我品尝够了什么是孤独冷清，心灵破碎，心理变态，疲惫不堪……每当我痛苦、悲伤、孤立无援时，我总会想起我从小就做童养媳、童工……是党把我救出火坑，我今天的付出，就是解救天下所有的女人，摆脱她们苦难的命运。想到这些，觉得眼前这一切困境都是我一手造成的。如果我甘愿栖身童养媳的地位，就不会有今天的许许多多窘迫。我承认，如果我不参加革命，我虽得不到解放，但不会受到这个德国鬼子的蹂躏、虐待、侮辱。我无法忍受他恶狼般的性需求，而那毫无感情交流的性行为，使我常常想起不通灵性的野兽。可我知道我的使命和责任，我不能走，不能离开他……” 第167页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在长征初期和遵义会议之前，李德的专横粗暴作风发展到了顶点。伍修权同志曾向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同志说：“李德简直是个帝国主义分子，不要说萧月华了，连我都完全是凭着竟性，才给他做翻译工作的。”事实也是如此。他一不顺心，就拿萧月华出气，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后来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经常辱骂，大家为了大局，都忍气吞声。他上至我们的总司令朱德，下到一般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他看得起的。 有一回他竟无理训斥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说他还不如一个普通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话很难听。伍修权同志为了给双方打圆场，故意不按他原话翻译，只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可是刘伯承同志自己精通俄语，事后他对伍修权说：“你真是个老好人啊，他骂我的话都没翻译。” 他辱骂月华的话很多月华听不懂，但他的拳打脚踢常使她遍体鳞伤。她不知悄悄地流过多少泪；梦里，不知哭醒多少回。李德从来是无动于衷，月华开始痛惜自己的青春。她在那段时间惶恐过，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一切。她越来越透彻地认识了李德人胜的丑恶：装腔作势，在一些小事上大做文章，几经添枝加叶，就将瞎话说成了真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这时，萧月华高兴得睡不着觉，她旗帜鲜明地拥护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想立即摆脱李德，跟随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抗日。 而后，月华重归妇女队做宣传工作。她被编人董必武、徐特立领导的中共中央工作团，随中央总卫生部，担任看护伤病员的工作。进贵州后，她被编入干部休养连邓颖超带领的第二班，照料和救护年长的或伤病的师团以上的干部。经不起沉重的人，就不会有真正的解脱。也许，月华就是一个压不垮的女人。她像其他女干部一样，克服了长途行军打仗中无数艰难险阻：在过湘江时，她掩护有病的同志过桥，自己涉水过河；在过乌江时，她像男同志一样，从10里外扛竹子，帮助架浮桥；在过大渡河时，她用手臂将药箱运过使人头晕目眩的铁索桥；在过夹金山时，她参加筹粮工作。 月华的解脱，完成了又一次自我解放，她企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从肉体到心灵上的完全解放。李德虽被撤销了指挥大权，但组织上还希望她去做艰苦细緻的思想工作，为了大局，她再次服从了组织决定。 被免职的李德，脾气更加野蛮粗暴。可月华别无选择，她觉得很累很累。一次，干部休养连遭到敌机空袭，月华不顾一切，扑向贺子珍同志的担架，自己负了伤。在过草地时，伤病员逐日增多，月华受伤未愈又加患病，步履维艰。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她还自告奋勇抬担架。过草地后，月华被分配到陈赓、宋任穷等领导的干部团政治部，像男子汉一样行军打仗，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地长途跋涉，她在一路艰苦的征途中，时时勉励自己“不要落在男同志之后”，这的确是男同志不能相比的。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填补她心中的空虚，是的，不能！无形之中的忘我工作，给她编织了一副“恺甲”，于是她钻进里面去做人。实际上，任何一点小事，都会引起她无法名状的感受―从不谈家庭，最怕看到别人夫妻同行，男女间的一些微小细节都会让她不得安宁。 1935年12月，红军到达瓦窑堡，月华被分配到中央秘书处工作。次年3月，她参加红军东征山西战斗的行列。在那刀光剑影的日子里，为了宣传发动群众抗日，月华经常带领工作组出入在山山寨寨。后来，红军又西渡黄河，回师陕北，月华又回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 1937年1月，月华进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5月，月华被派往陕甘宁三边地委任妇女部长、地方妇女联合会主任。这时，月华动员李德一起去抗日前线，但是李德害怕打仗，不愿到抗日前线去，与另一个从上海来的文艺宣传队的演员形影不离，想另找新欢。月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28岁的月华，已经再也无力去维持这一切为了革命事业的“政治夫妻”关系了。她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女人，在她的心灵深处，同样有难以填补的女性对爱与被爱的渴望，没有一个女人想使自己雄性化；没有一个女人想使自己淹没在男性的气质当中。月华毅然与李德脱离了夫妻关系，她自己背起背包到陕甘宁三边地区参加抗日斗争。 在战斗的间隙，在夜深人静时，月华常常与自己的心灵交战。一个懦弱的她与一个刚强的她，柔弱、温情、善良、哀怨与坚强、勇敢、奋进、不屈融合成一个她，又分解成两个她。她深知，自己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她不甘心那个外国男人占有她这么多年，不！应该说是占据了她的生命。可她又不能不承认，她曾经是那样真诚地、一心一意地按照组织的决定去爱他，侍候他，接受他强加给自己的一切。她没有后悔那没有经过爱情就上了床的婚姻，那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当代人根本无法想像和理解的悲剧。 月华后来说：“回忆这些，我痛苦万分。我曾对我的心说：把它从心中摒弃吧！但无法做到，因为我曾用情太深、太专。我无法理解他当时的名声和品格的差异，即便容我事前想一千遍，也不会往坏处想他一分。这或许是想解放自己的所有女人的可悲之处，爱革命、爱组织就忘了自己，只要爱存在一天，就会为他的任何行为做出自己满意的解释，哪怕那只是哄骗自己。我亦如此。” 第168页 第10章 在烈火中永生——邱清玉 陈客嬷说：“死过一次的人了，这条命是白来的。如果再被敌人抓住，大不了就是死。就算前回已经死了，这会儿不管再活多长时间，都是白赚！” 陈客嬷英勇牺牲了，人们传颂着她不朽的事迹。陈客嬷离开我们了，但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邱清玉！ 邱清玉是龙巖县东肖区隘头村人，童年曾随父母逃到永定县，以后又嫁回到龙巖县东肖区的后田村。丈夫家姓陈，她为陈家生了孩子以后，乡亲们都亲切地叫她“陈客嬷”。 陈客嬷家里很穷，穷人也只能嫁给穷人。她丈夫家也是一贫如洗，租种了地主几亩薄田，终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陈客嬷30岁的时候，丈夫一病不起，丢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她咬紧牙关，夏顶烈日，冬冒寒风，拼死拼活抚养两个孩子。 1928年春，后田村的穷苦农民在邓子恢等人领导下，举行了武装暴动。陈客嬷毫不迟疑地参加了暴动队伍。 1934年10月，红军北上长征，国民党军队打进闽西苏区，白色恐怖笼罩着革命根据地的每一寸土地。陈客嬷的儿子和弟弟都惨遭敌人杀害了。为了讨还血债，在党的领导下，陈客嬷担负起了地下交通员的工作。 敌人妄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在山上，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妄图割断群众和红军的联繫。 有一次，陈客嬷收集一些群众支援红军的物资，挑着一副特制的双层木桶上山，在封山的卡口上被敌人挡住。陈客嬷慢慢放下担子，从容地打开木桶盖给敌人看：“老总，我种的田在后山坡上，我要去给庄稼施肥料。”敌人看见桶里装的是又臭又脏的大粪，急忙捂着鼻子后退两步，不耐烦地挥手说：“快走，快走！”陈客嬷忙挑起担子上山，当走到一个树木青草掩盖的山洞前时，看看四周没有动静，忙把大粪倒在洞前的田里，然后熟练地取下木桶的竹箍，小心地拆下桶板，取出藏在木桶夹层里的大米、盐巴和咸菜，藏在洞里。这是送给红军各种物资的秘密联络点。 一天下午，闽西军政委员会的几个同志，从山上下来了解敌情，在陈客嬷家里开碰头会。不料，他们的行踪被敌人发觉，会才开一半，敌人突然闯进村来。 在村口放哨的群众急喊：“牛吃麦子啦！”这是敌人来了的暗语。敌人行动很快，当暗语传到陈客嬷耳朵里时，敌人也已到了她门前的路口。她一看情况紧急，报警已来不及，就急中生智一边喊：“牛吃麦子啦！”一边故作惊慌失措的样子向路旁另一间独立的空房子快步跑去。 敌人见状，忙尾随陈客嬷身后，包围了空房子。当敌人悄悄向空房子摸去的时候，闽西军政委员会的同志已从后门撤上了山。敌人冲进房子发现上当后，就把陈客嬷逮捕了。 陈客嬷被关在阴暗的土牢里，里面摆放着各种刑具，有夹板、皮鞭、铁棍、木桶，还有一只熊熊燃烧的火炉。 敌人将陈客嬷捆在木柱上，先用皮鞭恶狠狠地抽，边抽边问：“你把红军游击队藏到哪里啦？只有老实交代，才能留下你这条狗命！” 鞭子抽在陈客嬷的身上，那钻心的疼痛使她将嘴唇咬出了血，汗水也从额头上流下来与血水交织在一起。她咬着牙，几次晕过去又被用凉水喷醒，就是一声不吭！ 恼羞成怒的敌人，无耻地剥光了陈客嬷的衣服，抓起火炉上一把点燃的红线香，兇狠地按在陈客嬷的胸脯上。烟雾瀰漫，随着“噬喳”的响声和刺鼻的焦臭味，陈客嬷又晕死过去。 当敌人再次用冷水浇醒陈客嬷后，已觉无计可施，竟残忍地将陈客嬷的两只乳房割掉，并在伤口上撒上盐巴，陈客嬷终于疼得叫出声来。敌人在陈客嬷的痛苦叫声中，哈哈大笑着问：“只要你说出红军游击队在哪里我们就立刻放了你。”陈客嬷怒目而视，仍是一句话不说。敌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拉她出村外枪毙。 枪响了，陈客嬷应声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在冥冥之中，她感到一阵阵剧烈难忍的疼痛，仿佛是一场噩梦。“难道我还活着？”陈客嬷不相信地自己问自己。她想起来了，敌人从阴暗的牢。房里将她押出来，那已是黄昏，经过白土镇，走上对面青翠的山坡……难道我真没有死？她慢慢地伸出手，摸到了身旁的青草和石头，她终于睁开了眼睛，四周黑洞洞的，她思索了片刻，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她出嫁在泉井村，离白土镇只有二里地，她辨别了一下方向，奋力向泉井村爬去。 她爬啊爬，几次晕厥，又几次甦醒，经过大半个夜晚，在天快亮时终于爬到了女儿的门前。当女儿将血肉模煳的妈妈抱到屋里时，她实在难以相信，妈妈怎么能活着爬到这里！子弹从妈妈的下巴穿过去，那里有一个圆洞，还在流血…… 穷人骨头硬，命不值钱。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和养息，陈客嬷的伤竟然奇蹟般地好了。 陈客嬷说：“死过一次的人了，这条命是白来的。如果再被敌人抓住，大不了就是死。就算前回已经死了，这会儿不管再活多长时间，都是白赚！” 陈客嬷工作更积极。更拼命了。她不仅为红军筹集粮食、盐巴，还通过各种关系和道，购买药品，收集情报，掩护红军伤病员。乡亲们都信任她，红军游击队员都信任她，不管谁见了她，都亲热地喊她“陈客嬷”。 第169页 “陈客嬷”的事迹越传越多，越传越神。群众越信任她，敌人也越害怕她！敌人越抓她，群众越保护她！敌人越抓不住她，有关她的传说就更多、更神。有一天，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子，把全村人都赶到打麦场上。敌人高举着火把，面对众人架起了机枪。敌军官高声喊道：“谁是陈客嬷？赶快站出来，不站出来，我们就将可疑的人统统枪毙！” “谁是陈客嬷？你们要把她指认出来，谁不指扒，我就烧了谁家的房子！”当敌人揪出一个老人要杀一做百时，为了保护群众，陈客嬷挣脱了几双拉住她的乡亲们的手，高声喊道：“我是陈客脸！一人做事一人当，和乡亲们无关。”说着拨开众人，从人群中大步走了出来。 1937年1月25日，在白土镇墟场的中心街上，早早地架起了一堆干木柴。上午10时，敌人把陈客嬷押到了墟场上，气势汹汹地对被迫赶来的群众说：“大家听着，陈客嬷私通共产党，今天就要烧死她！这就是私通共匪的下场！"陈客嬷被推到柴堆上，她大声向群众喊道：“乡亲们，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只有人民支援自己的子弟兵，才能打垮人民的敌人！” “烧死她！快点火！快点火！！”敌人一片慌乱。 干柴堆被点燃了，场上升腾起熊熊的烈火。陈客嬷高声唿着：“红军万岁！"火光照着陈客嬷的脸，那是一张从容的脸；火光照着陈客嬷的眼睛，那双眼睛是明亮的，闪闪发光。 陈客嬷英勇牺牲了，人们传颂着她不朽的事迹。陈客嬷离开我们了，但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邱清玉！ 安息吧，永远活在后辈人心中的邱清玉妈妈！ 第11章 求“明清”何其难——徐明清 徐明清妈妈的申诉，既是为了个人的清白，也是为了寻求人间的正义和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那位有特权的作者之所以神通广大，是因为在我们国家和党内，还有超越国法、党纪的特权的琳生地。 徐明清妈妈坚信：我们的国家迟早都会走向祛制，消灭特权，人们会在实践中识破特权者的一切伎俩，人间自有正义在！ 1911年5月24日，徐明清出生在浙江省临海县溪路乡南岙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她少年时就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1926年12月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临海女学生中的领袖人物之一。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大批革命同志和群众被杀，临海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一些不坚定分子消沉了，离开了革命队伍。徐明清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关键时刻，不退缩，不动摇，不消沉，冲破重重困难，离开家乡，孤身一人到了上海，寻找组织，投身到更为艰难的革命斗争中。她多次参加声援工人罢工斗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游行集会，后受组织委派到杭州中共浙江省委，在当时任省委书记、后在海南海口牺牲的着名烈士李硕勛同志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 1928年9月，徐明清转到着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习。这年夏天，晓庄师范建立中共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徐明清被推选为该校第一任团支部书记。1929年秋她转为共产党员后，又担任了党支部委员。 1930年4月，南京爆发了抗议日军舰在南京下关停泊和英国商人勾结国民党政府迫害工人示威大游行。徐明清积极参与组织领导了晓庄师范学生的抗议游行。由于这次大游行晓庄师范起着带头和骨干作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视，晓庄师范被封闭，陶行知先生被通缉，晓庄师范的许多党团员和革命师生被捕，并惨遭杀害。徐明清离开晓庄师范后，先后转到宣城、上海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31年12月，徐明清在四马路明日书店里遇到了王观澜。王观澜也是临海县的农家子弟，曾任临海青年团六师支部书记和六师学全党支部书记。真没想到，昔日的战友，为了逃避搜捕，纷纷逃离家乡，互隔音信多年，今日偶然在小书店碰到，真是喜出望外。 1932年10月，徐明清受陶行知先生的委託，开始创办晨更工学团。工学团设有幼儿园、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等班级。工学团不仅教学员读书识字，掌握革命道理，它还成为党在上海白区的一个工作据点。“教联”是晨更工学团最活跃的单位之一，当时的“左联”、“社联”、“剧联”、“自由大同盟”等也常常在那里开会。孙铭勛是专搞学龄前儿童教育的，徐明清介绍他加人“教联”后，与他商量儿童教育如何向工农兵开门，如何为工农服务问题。他们研究了一个方案，想办一个专为工人群众服务的幼儿园，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支持，帮他们租了一幢房子，开办了一个劳工幼儿园，免费招收工人子女人学。项英同志的女儿项苏云就是由徐明清从临海带到这个幼儿园的。在工作中徐明清与陶先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陶先生把她看做是自己的得意学生，许多重要的事情都委託她去做。徐明清克服重重困难，把工学团办得有声有色，在工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剧联”的田汉同志，也派他的弟弟田沅等人来这里搞工农剧运工作。有一天在陆家花园，田沅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到晨更。田沅介绍说她叫李鹤，打山东来上海，想在工学团谋点事。当时工学团正好缺少教员，而李鹤又识字，会唱歌、演戏，所以，徐明清就把她留了下来。 第170页 当时，女教员不多，只有徐明清、李鹤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她们三个人同住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三人关系融洽。李鹤只是一名普通教员，没有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因她会演戏，就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直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徐明清才了解了李鹤一些情况：她原名李云鹤，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曾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庶出，乳名李进孩。她父亲脾气急躁、粗暴，经常打骂妻子，李云鹤的母亲无法忍受，于1926年带12岁的李云鹤离开诸城，投奔天津李云鹤的姐姐家。其姐夫王克铭，是奉系军阀部队军官，1929年春奉调济南，李云鹤母女跟随来到济南。 李云鹤到济南后，报考山东省实验剧院，结识了院长赵太体。赵当时颇有声望，又是国民党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后又兼任青岛大学教务长，给李云鹤后来的人生道路以极深刻的影响。李云鹤以学话剧为主，兼学古典音乐和戏剧。仅学一年，实验剧院停办，李云鹤通过赵的关系，人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她一边管图书，一边在中文系旁听。赵太侔的妻弟俞启威看卜了李云鹤，他是青岛大学学生，和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王韬住一屋。在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中，俞启威成了该校学生运动的领袖，之后，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他的思想也影响了李云鹤，使她加人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那时，两人因热恋而同居。王韬去上海后，俞启威接替了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的职务。不久，又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经俞启威介绍，李云鹤于1933年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7月，俞启威由于叛徒告密，被特务逮捕，李云鹤被迫逃往上海。 李鹤来晨更后，共青团支部认为她表现不错，吸收她人了团。这样，李鹤在失去党的组织关系后又入了团。 后来，徐明清又到浦东，利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在浦东女工夜校一边教书，一边通过夜校深人群众，启发和提高女工的觉悟，发展党团组织。经她介绍，许多女工参加了党团组织。 1934年10月，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告诉徐明清李鹤被捕的消息。李鹤被捕后，既无叛徒指证，又无任何证据，敌人将其关押两个月，经数次审讯后，认为在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允许找保放出。经“教联”托人将其保释出狱，后经徐明清帮助，李鹤来到她的家——溪路乡南岙村。 1935年，由于“左”倾路线影响，上海地下党又遭到破坏。4月，徐明清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她遭受了重重折磨，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1936年6月，在陶行知先生和党组织多方营救下，终于获释。她出狱后，很快就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繫，并听说李鹤现在已化名蓝苹，成了上海电影界的大名人，和电影界的唐纳结了婚。8月，徐明清被派到陕西西安，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家属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人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议论纷纷。刘英同志受党的委託从延安到西安了解情况，经西安办事处的同志介绍找到徐明清。她当时是中共西安市市委委员，主管妇女工作，对群众的思想情绪和反映了解得非常深人和细緻，给刘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37年7月，李鹤来到西安找徐明清，说她想到延安，求徐明清帮助。当时很多进步青年去延安，寻找光明，李鹤想去延安是很正常的。徐明清听说李鹤与唐纳闹翻了，心想她奔赴延安恐怕另有原因，所以就问她：“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 她摇摇头：“有你在，我想会有办法的。” “听说小俞来延安了？”她问徐明清。 原来，俞启威已改名黄敬，曾化名黄文山去上海开展工作，李鹤见到他旧情萌生，抛下唐纳去找黄敬。后来柯敬史（柯庆施）指示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织“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央在北平的日常工作。不久，黄敬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为苏区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中央苏区代表会议。李鹤闻讯，也赶到了西安。 徐明清见李鹤拿不出组织证明，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到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李鹤在小皮箱内拿出一本影集递给徐明清，上面有一些她演的进步话剧的剧照，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进步青年，答应替她疏通关系。 徐明清先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有关同志作了汇报，正好邓颖超也在那里，看了影集并见了李鹤，告诉她这事由博古同志分管，博古约见了李鹤，听说她和黄敬的关系，也就答应了。 7月下旬，李鹤赴延安。当她路经洛川的那天晚上，正是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的那一天，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李鹤（更名江青）搭乘在毛泽东坐在驾驶室的那辆卡车的车厢里进了延安。第二天，萧劲光的夫人朱仲芷带江青去见毛泽东，这是江青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不久，徐明清被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妇女科任副科长，这年底，徐明清和王观澜结了婚。 1941年后，王观澜病重住院，徐明清根据中央的意见，辞去边区妇联主任的职务，专门照顾王观澜同志。毛泽东很关心王观澜的病情，曾在傅连暲的陪同下，走了五六里山路去中央医院看王观澜，后又让警卫员送来了那“既来之，则安之”的题词。 第171页 “七大”开幕前夕，王观澜旧病復发。苏联大夫阿洛夫对徐明清说，王观澜已活不过一周，让她准备后事。徐明清在痛苦和失望中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很快给她回了信： 明清同志： 你的信我们都看了，甚为感动。观澜的病情如此，当然使你难过到这种程度。但是，一种事实到了面前，如果是无可奈何时，再急再痛也无益，只好承认事实，而客观地对待之。何况观澜的病不一定是你所说的那样，不一定不能救。请你代我问候观澜同志。 毛泽东 毛主席的信，对他们产生了特殊的效果，也是对医护人员极大的激励。边区政府副主席、老中医李鼎铭先生和另一位老中医任作田大夫，用中草药和针灸配合治疗，终于发生了奇蹟，将王观澜从死亡线上又拉了回来。 1949年初，根据中央批示，徐明清陪同王观澜去苏联治病。当时，江青也到了莫斯科，她是去检查身体的，同时还带李讷来做扁桃腺切除手术。新中国成立后，徐明清和王观澜在苏联待不住了，他们于11月回到渖阳。后到青岛休养一段时间后，中央考虑王观澜的身体尚未康復，安排他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作些调研工作。徐明清派到农业部人事司任副司长。 “文革”之初，徐明清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分管农、林、水系统的干部管理。在红卫兵运动作的同志都中，徐明清很快就被卷了进去，那时流行着一种逻辑：凡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都有问题，凡是被捕过而没有牺牲的，都是叛徒。徐明清在白区工作过，并且被捕过，那自然是叛徒无疑了。大字报上出现了她的名字，并被打上三个红x，这意味着已被定为敌我矛盾，放在了“黑帮”群中，从此，游街、批斗、体罚、侮辱，无穷无尽的非人折磨接连不断。 1969年，徐明清被勒令带上所有东西去“五七”干校，好像再不允许她回来了。干校原是一座劳改农场，徐明清和好几个女同志被安排在一间草房中住。雨季到来后，漏雨很厉害，草房也倒了，就搬到一个大房子里，住着40多位女同志。那时，她已年近60，庆幸的是身体尚好，她又来自农村，插秧、锄草、养猪、送粪等农活样样会干。 1972年，徐明清从干校返回北京时，王观澜已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开始工作，协助总理抓农业。 1976年，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徐明清和孩子们都欣喜若狂！她的几个孩子都参加了北京市举行的庆祝活动。就在庆祝游行的第二天，中央专案组派人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情况，接着就把她带走关了起来。门口有人守着，吃饭有人送，大小便有人陪着，只要她一出房门，就得低头不许四处张望。在审讯中，徐明清知道了他们是中央专案组的江青专案组，在审查江青问题时，发现江青档案中存有徐明清在延安时为江青写的材料。她在材料中说：江青在上海时不是党员，只是表现进步，晨更工学团支部吸收其为团员，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剧联”和“教联”。那时的江青还是个刚到延安的无名青年，当时还没有和毛泽东私下接触。她实在想不通，就是为了这么一份材料，为什么把她关起来，还每天审问。 在无数次的审问中，徐明清反覆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说明了写这份证明材料的前后情况，详尽地诉说了她认识江青的经过和江青在白区的表现。但是，专案组的同志不相信，说她不老实，甚至实行车轮战，不让徐明清休息，逼她交代江青被捕后是怎样叛变的。徐明清反覆向他们解释，说江青被捕和她不是同时同地，她不知道江青被捕后是否叛变，更谈不出细节，实在无法写。这样，徐明清就成了态度不老实，死顽固，对抗党中央，包庇江青，罪大恶极…… 年过花甲的徐明清，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长时间不能睡眠和休息，持续数天后，精神和身体都垮了，经常头疼、头晕，手已颤抖得难以握笔，写交代材料已十分困难。 1977年1月8日，专案组让徐明清坐在小桌前，桌上给她放好了笔纸，并交代说，你要仔细听着，我们说一句，你记一句。徐明清当时昏昏沉沉，边听边记，字写得很潦草，写完后他们就收走了。徐明清当时虽觉他们说的内容不对，但头脑发昏，前后句连贯不起来。后来，他们又拿来纸，让徐明清将原来记的潦草字迹重抄一遍。这次，徐明清有些清醒，发现他们在玩手腕，设圈套，执意不肯再抄，并要求要收回原来抄的材料。他们不给也不再理她，这使徐明清十分痛苦，她越想越想不通，在屋里痛哭不止。后来竟神志不清，不能控制自己。 有一天，专案组的人带着几个穿军装的人进了关徐明清的房间，一位军人宣布说：“你被捕了！”接着就把徐明清带出了这间关了三个月的房间，被推进一辆封闭的黑色汽车，送到秦城监狱。徐明清当时怀疑得没有错，三年后她从秦城监狱出来，知道了他们说让她抄的所谓“交代材料”，被作为中共中央1977年3月6日《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即十号文件）的附件之一，印发至全国，并在这个“交代材料”前加了如下按语：“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的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攻守同盟，长期相互包庇……同年10月，她隐瞒了自首叛变的歷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证明，钻进党内。” 第172页 1980年3月10日，农业部党组决定：撤销1972年在“文革”中错误地定徐明清同志为叛徒的决定，并上报中央组织部批准。此文发给有关单位和她本人及亲属，全文如下： 徐明清同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于1972年错被定为叛徒。现经复查，决定撤销1972年的审查结论，恢復徐明清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行政十级级别待遇，恢復名誉。特此函告。 过去我部如果提供过有关这方面的证明材料，请予销毁。农业部党组1980年3月10日 1981年，中央组织部就农业部党组对徐明清的结论及有关情况研究后，7月7日上报党中央。” 9月1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第121，次会议上讨论了徐明清的间题，批准了农业部党组的报告，并让农业部在有关范围内消除影响。”9月14日，中央组织部给农业部党组正式发文： 中共农业部党组： 中央书记处1981年9月1日121次会议讨论，同意你们对徐明清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关于消除影响问题，由农业部在有关范围内予以办理。 中共中央组织部1981年9月14日中央组织部并特别在文件中指明抄送徐明清同志一份。为在全国范围内消除影响，为尽快恢復徐明清同志的名誉，中央组织部1982年7月7日创办的《案件复查通报》第1号上特别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的问题的复查结果》一文。 《復杳结果》指出：“1979年11月，农业部党组受中央组织部委託，已对徐明清同志歷史上被捕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撤销了1972年和1975年原农业部定徐明清为叛徒的报告，为徐明清同志恢復名誉。” 《复查结果》强调：“徐明清同志和江青的关系问题，经中央组织部核实，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她自由的当时，即申明推翻了。” 《复查结果》还说：“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7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1981年9月1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第121次会议讨论通过。” 1984年7月13日，中央组织部（84）干任218号，通知徐明清同志享受副部级待遇。2000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干薪字（2000)68号通知徐明清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此通知还抄送卫生部。 1982年1月19日，王观澜同志逝世。徐明清同志忍着巨大的悲痛，应《人民日报》之约，撰写了纪念王观澜同志的文章，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徵得有关组织部门的同意，文章的最后就徐明清自己的问题讲了一段话：“‘四人帮’覆灭后，观澜十分兴奋，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四人帮’的那套极‘左’遗风竟把我卷了进去。那份所谓我和江青‘勾结’、‘包庇’江青的‘叛徒歷史’，写证明让她混入党内的材料，竟是用不正当的手法制造出来，并上了文件的。这一新的冤屈，使观澜和我都陷人痛苦之中。当三中全会尚未召开，真正的、全面的拨乱反正尚有阻力，陈云同志亲自约观澜面谈，希望我们要耐心。只是在三中全会之后，我两年多的冤狱才得以平反，不实之词才得以推倒。” 徐明清同志这篇以《别了，观澜同志！》的纪念文章，1982年2月10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 王观澜同志的逝世，使年过古稀的徐明清失去了战友和伴侣，她在悲痛中振作起来，平衡长久不能平衡的心态，以期安度晚年。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位在延安就相识的人，又将一盆污水向她头上泼来，对她歪曲、诽谤、诬衊的不实之词，传遍了社会的大街小巷。70多岁的老人，还有多大的承受能力？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奉献者，还要经受多少灾难？一生追求光明正大，清白做人的徐明清，为什么就得不到“明清”呢？可怜的老人，为了党的形象，为了追求真理，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再蒙冤，为留清白在人间，她又去战斗了。 1980年12月，署名“珠珊”的一本《江青野史》在香港出版。徐明清是1981年看到这本书的，书中无中生有地编造了徐明清许多活动细节、对话，公开地对她的革命歷史进行歪曲、丑化，在书中构成了江青解放前传奇内容的重要部分。据作者，后来说，她是以中央十号文件中的材料将徐明清描写成反面人物的，事实是农业部党组受中组部委託，对徐明清问题的复查结论在1980年3月10日已作出，并发了正式文件。这离出书的时间尚有整整8个月，如果作者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是完全有时间了解真相的。但作者为了编造出离奇的故事，不惜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描写成在与主席结合前就是叛徒；不惜将徐明清的冤案扩大下去，从而让人们怀疑我党在歷史上的整风、审干都是走过场。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各种小报、街头书摊应运而生，在人们寻奇追怪的奇特心理驱使下，珠珊的《江青野史》被广东、广西、湖南、安徽等省份的小报整版连载，沿街叫卖。这样，徐明清和江青的“叛徒嘴脸”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这段捏造的事实被许多作家参考或引角。例如，1981年第一期《新观察》戴羽明着《康生与江青》一文中对徐明清与江青“互相包庇，订立攻守同盟”的言辞；1986年12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没有公开的秘密》一书中，登载有杨耀健所着《狼与狈》等作品，又以徐明清与江青的“勾结”为内容；1987年1月，作为中学生辅导材料的刊物《中外歷史》，刊登了张岗岭撰写的《“文革”前的江青》一文，引用《江青野史》中对徐明清是叛徒的描写段落；作家叶永烈在《蓝苹外传》中也对徐明清同志进行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描写；甚至中共辽宁省委《党员特刊》杂志，在“歷史档案”栏目，连着两期刊载《走向死亡的女皇》一文中引用了有关徐明清的不实之词…… 第173页 国法、党纪何在？徐明清老人还有无人权？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人开始了漫长的申诉！她用颤抖的手，给中央组织部写信，希望中央有关部门能干预《江青野史》的作者，停止对她的精神迫害，督促其公开承认错误，说明真相，消除该书的影响。但那位作者始终不公开承认错误，使该书在社会上的传播越来越广，转载引用的人越来越多。在万般无奈下，徐明清又先后给中宣部、中组部、中共中央、中纪委等单位写信申诉，以求讨回公道。 中央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徐明清的申诉，为在党内外消除这种恶劣影响做了大量工作。中组部王照华副部长直接向香港工委打招唿：“此书不应再版，”阻止了《江青野史》在香港重印。中组部在《案件复查通报》第1号特别发表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中明确指出，“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在延安写关于江青的材料是实事求是的。198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的春节茶话会，徐明清同志应邀参加，薄一波同志受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委託，向到会的七百多位老同志致以亲切问候，他在讲话中特别讲到了到会的1927年以前参加革命老同志的名字，其中15位老大姐的名字中就有徐明清。为了制止报刊上继续对徐明清同志进行诽谤和错误的指责，1987年3月26日，中宣部在《宣传动态》第19号上特发文指出：“报刊、书籍、资料中不要再引用中发（1977)10号文件有关徐明清同志歷史问题的材料。”“今后无论写歷史、传记、报告文学。凡涉及徐明清同志歷史的，应以1981年9月1日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复查结论为准。” 《江青野史》的作者对这一切都置若罔闻，继续我行我素。伍修权同志代表整党委员会找那位特殊作者谈话，进行批评。她过后竟散布说：“就那么点小事，徐明清纠缠几十年。”真不知那位大作者是何等伟大人物啊！岂不知在她看来的“那点小事”，就可以毁坏革命数十年视清白节操如生命的人，就可以使她背上万世不得洗刷的叛徒罪名。 由于《江青野史》的作者是以歷史见证人的身份写的书，国内外许多人因不知内情而大量转载该书的材料和内容。因此，徐明清才要求她出面澄清事实，公开承认错误，消除影响，这本来是合情合理的。那位有特殊身份的作者却阳奉阴违，视党中央的文件、决定为废纸，把党组织的批评教育当做耳旁风。1987年7月竟把《江青野史》在文字上稍加变动，在香港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江青秘传》，关于徐明清的描写除将“徐明清”的真实姓名改为“朋友”，其他内容竟原样照抄了上去。这真是欺人太甚！ 徐明清不能再沉默了，国家已进人了法制的轨道，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和人格，运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个人的尊严。她根据《民法通则》第101条、第120条，要求那位作者发表公开声明，更正错误，在社会上为她恢復名誉。1988年6月，徐明清向法院递交了第一份申诉。在她递交申诉一个月后，北京东方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女皇梦―江青外传》。10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无冕女皇》 这两本都是那位特殊作者的书，只是书名更换了，内容、结构与《江青野史》、《江青秘传》大同小异。关于徐明清的文字描写在内容上没有任何改动。只是《江青野史》用的是徐明清的真名，《江青秘传》改为“朋友”，《女皇梦——江青外传》、《无冕女皇》换成了“熟人”。 1989年11月28日，西城区人民法院经过调查准备开庭审理此案，案子被莫名其妙地转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中法”民事庭长带着书记和审判员到徐明清家，劝她“撤诉”，理由是个人功过问题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不妥，文艺作品允许夸张等。并说，作者在以后出版的书中，已经不使用你的真名，你不要对号人座。在徐明清不同意撤诉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又送来了一份“民事裁定书”，内容为：原告徐明清诉被告侵害名誉权一案，经本院查审认为，原告诉争之内容，已由有关部门作过处理。原告对原处理持有异议，应向有关部门申诉解决……徐明清对该裁定不服，又向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上诉书。结果，“市高院”也派人到她家劝说，要她撤诉，徐明清不同意。最后又是一纸裁定书：“……徐明清不应坚持己见，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徐明清的起诉并无不当……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彭真同志就是因为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结果遭受了多年的冤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徐明清同志的申诉，既是为可个人的清白，也是为了寻求人间的正义和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漫长的申诉过程中，使徐明清同志认识到，看来要把一切重大歷史问题还歷史的本来面目是一个巨大工程。她已年过90岁了，身体状况又不佳，党已经为她平了反，作了正确的结论。那位特殊作者的四本书，虽然这些年来在国内外给她的名誉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给她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她又有什么办法呢？那位有特权的作者之所以神通广大，是因为在我们国家和党内，还有超越国法、党纪的特权的滋生地。我们在这篇文章里，之所以没有点那位特权作者的名字，是因为她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是一种特权大于法律的代表。因为徐明清和为她鸣不平的人都坚信：事实终归是事实，谎言终归是谎言。我们的国家迟早都会走向法制，消灭特权，人们会在实践中识破特权者的一切伎俩，人间自有正义在！ 第174页 第12章 宁折不弯——王长德 她死后三天才被人发现，尸体已经僵硬了，是病死、饿死还是被人害死？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通知她的亲属、战友，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她就被化为灰烬了！。 她说：“老子幼年当红军，提着脑袋干革命时，那个‘戏子’还不知在哪呢？如今，居然要统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程了，怎么能让人服气！”她在一般情况下，是绝不会流泪的，只要她一哭泣，那就说明她已经无能为力了，对前程绝望了！ 1994年4月21日，我来到海口，刚在宾馆住下，就被易仁江接到了他的小窝里。老同学见面，真是海阔天空，无话不讲，巴不得把存在心底的往事一股脑儿都倒出来，他拿出新近出版的几本描写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书给我看。江西是老区，革命前辈自然多，我边翻书边和他攀谈，不知怎么回事，我们的话题竟然引到了书中没有记载的王长德妈妈。 “怎么，你认识长德妈妈？”我停止了翻书，奇怪地问。 “何止认识。在北京我常到她家里玩，她没有孩子，对我可亲啦！”老易满怀深情地说。 “她现在怎么样？那可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好妈妈呀！”我抬头看着老易，等待他的回答。 老易没有回话，只见一层阴云笼罩了他原来喜悦的面孔。似乎陷人了痛苦的回忆。 “怎么？讲话呀！”我有点沉不住气，焦急地追问。 他长长地嘆了一口气，低声说：“她在文革期间就死了，而且死得很惨！” “怎么死的？” “我也不知道，是后来听人家说的。长德妈妈下放到江西，边劳动，边接受审查。像她的为人，她的性格，是不可能逆来顺受的，为这吃了不少苦头。就连她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她是死后三天才被人发现的，尸体已经僵硬了。是病死、饿死还是被人害死？没有人知道。她死后，管理她的人既不通知亲属，又不举行任何仪式，就把她火化了。” 一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一位可敬可爱的革命老妈妈，就这样离开了她为之奋斗的人民，怎能让我们这些后辈心理平衡呢？我没有见过长德妈妈，但老早就听说过她的名字和事迹。她既有一般妈妈的慈爱，又有别于一般妈妈的特殊性格，就是这种特殊性格，在我们当时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象。 1933年的冬天，年仅17岁的小红军李开芬，简直难以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她煳里煳涂地让人家当做反革命拉出去活埋；她又煳里煳涂地被骑着高头大马、英姿飒爽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救了出来；她又煳里煳涂被县委书记当做传染病人送进了川陕工农总医院。她疲劳极了，体内一点力量都没有了，思想上是一片空白。是病、是饿、是精神上的巨大压力，还是肉体上难以承受的负荷，反正她是坚持不住了。到了医院一爬上病床，就进人了无休无止的噩梦中…… 有人勐烈地摇动着她的身子，在她耳边大声地吼叫着： “李开芬！李开芬！！起来！！！” 她终于从噩梦中惊醒，一骨碌从病床上坐起来揉着双眼吃惊地问：“你，你们是谁？” “他妈的，装什么煳涂！我们是肃反委员会的！” 一听说“肃反”二字，李开芬轰地一下脑袋涨大了，心剧烈地跳动着，她感到心慌得要命。 “喂，李开芬，你叫什么名字？” 李开芬眼睁睁地盯着眼前这位身着军装的庄稼汉，强自镇定地说：“你们不是已经知道了我的名字，为什么还问？” “这是组织手续，我们问什么，你必须回答什么！”一个铁青着脸的人严厉地说。 “既然是组织手续，那我就遵从。”开芬渐渐平静下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开芬。” “今年多大岁数？” “17岁。” “家里有多少土地？”“不知道。”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干革命的！” “他妈的！”随着骂声，一个巴掌煽了过来，将李开芬打倒在床上。一股咸咸的东西从嘴角流了出来。 看到打人，了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军人忙走过来，她不客气地用手推开那如狼似虎的审讯者，一把将李开芬扶起来，顺手用消毒棉球擦净她嘴角上流出的血，又将一支体温表插在李开芬的腋下。 “不要给她看病，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一个男人高喊着。 那位年轻的女军人，不予理睬，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对方的话一样。对方被这种目中无人的举动激怒了，更加高声喊道： “她是肃反对象，不许给她看病，请你赶快离开！” 那位女军人仍然不动声色，敏捷地从开芬腋下抽出体温表，迅速地看了一下，温柔地低声树开芬说：“你在发高烧，39度。趴下来，我要给你打针。”说干练地取出了针管。 开芬抬起了她那赤红的小脸，左腮上明显地留着5个血红的手指印，难为情地看了看几个依然围着她的大男人，麻木地一动也不动。 第175页 “喂！”这回轮到女军人喊叫了：“你们是肃反呢？还是想看姑娘的屁股？"她手里拿着针管，却像端着枪一样地对着审讯者。 “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是否有意和我们作对，反对肃反？”一个粗哑的声音叫着。 “这里是医院不是肃反委员会，不要在我这里大唿小叫。对不起，请你们出去，不要妨碍我的工作！”年轻女军人态度强硬起来。 铁青脸的肃反人员站起身，强忍着火气，掏出了证件，想对女军人作些说明。 年轻女军人一挥手，根本不想听他解释，进一步问道：“喂，你们这几个臭男人，深更半夜跑到女病房来干什么？为什么要围着一个姑娘？她还是一个小孩子呢，会是什么反革命？真他妈的莫名其妙！”这位长得非常秀气的女军人，看起来也不过20刚出头，竟从她的嘴里冒出了这样粗野的话。 开芬为这位大姐干练精彩的叫骂心里感到很解气、很舒服。 肃反人员可下不了台，他们有人已经把手伸向了腰间，想拔出枪吓唬这位无情的阻碍者。 “怎么！你们想在医院撒野，想对我动粗！请你们竖起狗耳朵听着：老子叫王长德，八辈子都是僱农，百分之百的无产者，可不是你们的肃反对象！ 说着刷地一下子从腰里拔出了手枪，只在大腿上轻轻一蹭，子弹已上膛，动作敏捷得让人眼花缭乱。 “想开枪？你敢开枪；我也敢，不信试试看！”在她说话的同时，只一晃，手里的枪又插回腰里。 她的叫骂声，使医护人员几乎都涌了过来，把那几个肃厚者严严实实地围在里面。 肃反者的嚣张气焰被压下去了，他们警惕地瞅着四周，想退出去。“让开路，让他们滚！”王长德喊了一声。 医护人员让开了一条路，那几个肃反人员乖乖地熘走了。 李开芬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又进人漫长的梦境！她耳边响着王长德的骂声，那是多么解气的语言，多么令人开心美妙的音乐，她流着眼泪，竟发出了开心的笑声。昏昏迷迷，她感到有人为她盖被、餵水、吃药、打针，她想睁开眼，却不行。她听到了那美妙的像天使、像妈妈的声音，她想看看这位救命恩人，想说句感谢的话，却不行！ 不知道过了几天，当又一个清晨的阳光暖暖地照在李开芬脸上时，她终于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单人行军床上。这里是一个简朴整洁的房间，几乎没有什么用具，在一张破旧的方桌上，摆着一个小小的镜框，一位很美貌的年轻女子从镜框里正冲着她微笑。她想起来了，这个人，就是救了自己的恩人。 门外有人喊：“报告！” 一个美妙的声音从门外另一个方向传来：“干什么？” “报告连长……” 啊！她是连长，是这位连长救了我！李开芬陷人了深思…… 王长德走了进来，沉沉地坐在李开芬身边。李开芬想要坐起来，可是不行，浑身像散了架似地疼痛。王长德轻轻地按住她，默默地坐了许久，才开口说：“你终于活过来了。” 李开芬擦了擦泪，说不出话来。 “开芬，我这里是连部，让你住进来也是悄悄的。我不能眼看你死，因为你是党内的人，是党的财富！我知道你有文化，革命需要文化呵！没有文化的部队就不会是成功之师。看吧，这么干下去，部队就完了。”她说不下去了，难过得低下了头。 过了好一会，她抬起头来，盯着开芬说： “开芬，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想活下去是很难的，想死是很容易的，要想多活一天，得下大决心，得费大力气。肃反还没有结束，仍然在三天两头向我要人，我拼命保护你不单单是为了你自己，是想为革命多保存一份力量！"李开芬能够下床走动了，但她不敢走出门一步，王长德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她，她也绝不愿再为大姐惹麻烦。假如肃反人员看到她能起床了，紧接着就会日夜不停地审讯。她思索着大姐语重心长的话：“我拼命保护你，不单单是为今了你，而是想为革命多保存一份力量。”她想通了，她活着，绝不是单单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革命…… 王长德看着李开芬的病渐渐好起来而感到欣慰，却也为她的工作越来越忧郁。开芬虽然不讲，但长德心里清楚这样长期下去是不行的，必须得想个法子。恰好，院部剧团组织起来了，长德冒着危险，频频找院部领导，想法为开芬安排工作。因为长德出身“过硬”，又有为同志不惜牺牲一切的性格，使那些“左派”人物也不能怎么样她。同情开芬的干部当然大有人在。经过长德的不懈努力，开芬终于走出长德的连部宿舍，重新回到了同志们的身边。工作给开芬的心身带来了巨大好处，但在她的心灵深处，从来没有轻松过，因为她知道，灾难还在紧紧地跟随着她。 在一个寒冷的早晨，睡梦中的开芬被敲门声惊醒。王长德一把按住要起身的开芬，自己穿衣出去又带上了房门。门外响起了男子粗暴的声音：“我们是找李开芬的，你叫她出来！” “什么事，请跟我说。”王长德平静地说。 第176页 “我们找的是她，不干你的事！”来人大声说。 “想要叫她出来，必须得先通过我这一关。”王长德态度强硬起来。“你能为她掉脑袋吗？”说着，来人摇着手里一件东西哗哗作响。“那是什么？”王长德指着那人手里摇晃的纸，警惕地问。 “反动标语！”对方得意地说。 “在哪儿发现的？”王长德的声音显然严肃起来。 “这就是我们要找李开芬的原因。也许，她会告诉你！”对方用嘲弄的口气说。 “出了反标，是要认真地查。但你们为什么认定是李开芬呢？”王长德提出了疑问。 “这很简单：第一，她是肃反对象；第二，她有文化；第三，她是女的。因为有人看见了，那个贴反标的身影不但是个女的，而且和李开芬高矮差不多。从这些情况分析，不是她还能是谁？” “你们就是靠这些分析来定案吗？你们这样做符合党的纪律吗？拿不出真凭实据，我是不会把她交给你们的。”王长德生气地说完后，又追问：“反标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昨天晚上。”对方肯定地回答。 “昨天晚上，开芬始终和我在一起，根本没有离开过，这件事我作证！” “你敢把她的字迹拿出来对比吗？”外面的人又提出问题。 开芬不愿意再连累王长德，她知道这样长期对立下去，王长德迟早会吃亏的，所以推开门走了出来。 面前是三个穿军装的人，应该说是自己的“同志”。她一时百感交集，眼泪差一点流下来，因为她实在不明白，自己的“同志”为什么要每每和自己过不去？ “同志，我是来跟共产党干革命的，绝不会反对革命呵！”她忍不住哭了起来。她的哭泣并未打动那些人的心。 “既然如此，那就跟我们走一趟吧，要经得起审查嘛！” 开芬心想，先离开王大姐，免得再给她惹麻烦。她想到这里，抬腿跟着来人就走。 “站住！”王长德大叫一声。来人和开芬同时站住了。开芬回头看着王长德，投去了乞求让她离开的目光。 “她不能跟你们走！你们什么时候调查清楚，拿出真凭实据，我会主动地把她送去。” “王长德同志！你要考虑后果呵！”来人威胁说。 王长德根本不予理会，走上前一把拉住开芬，回到屋里，同时抓起桌子上开芬写的字，向门外扔去，愤愤地说：“去仔细地查一查吧！” 来人走后，开芬紧紧地拉住王长德的手，恳切地说：“王大姐，我得想办法离开这里，再这样下去，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王长德长长地嘆了口气，说：“你现在暂时哪里也别去，就在这屋里待着，让我再想想办法。” 经过千辛万苦，王长德终于把李开芬送进了中医训练班。李开芬用优秀的成绩结束了学习，被分配到四川万源县工农医院分院当了医生。 后来，王长德也被发配到万源县，算是充了军。俩姐妹再见面，真是百感交集。开芬流着泪说： “大姐，您终于受到我的牵连了！”长德不以为然地笑笑说： “牵连什么？工作调动嘛，正常的。你要擦干眼泪，抬起头来，挺起胸膛，好好工作。现在我又能守到你身边了，你不高兴吗？" “高兴，高兴！只是我觉得太对不起您了。”说着又哭了起来。长德伸手抹掉了她脸上的泪珠，开心地说：“谁要再敢来打搅你，看我骂个热闹，骂个痛快！”开芬忍不住笑了起来，她想起了她生病在医院肃反人员审查她时的情景。 1935年秋天，开芬由医院来到了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先锋团，离开了可爱可敬的王长德大姐。 在长征的路上，在一列长长的队伍中，开芬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大声地喊叫着：“王长德！王大姐！！” 对方回过身来，惊喜地也喊了一声：“开芬！” 开芬沖她跑过去，一下子扑到了王长德的怀里。在这个时候看见了长德，看见了几次捨命救她的大姐，怎能不格外地激动！她有多少话要说呀，但没有时间。 王长德双手捧着她的头看了又看，又把她推开几步上下打量着她的身材，欣喜地说，“长大啦，长高啦，多么漂亮的妹妹呵！”说着又亲昵地把她搂到怀里。 开芬迅速地把手伸向包内，出发前几天，她用少得可怜的积蓄为长德买了一副黑眼镜，准备了一包花椒盐和炒面，只是苦于见不到长德姐，还以为也许再也见不到这位救命的大姐了。她连忙将盐包和眼镜塞到长德手里，说：“你要活着长征！” 长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用力地握着开芬的手说：“你要多保重，我在长征的终点等你。” 她们匆匆地碰到了一起，匆匆地说了几句话，又匆匆地分手。她俩彼此牢记着对方的嘱咐，爬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都倖存下来了，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参加了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并都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九死一生的战友，战后的友谊比战前还深厚。是啊，中国工农红军几十万人马，经过歷次战役和党内几次路线斗争，还能有多少人存在？这时的长德，早已是谭政大将的夫人；开芬呢，是朱良才上将的夫人。可说实在的，她们之间从来不涉及“夫人资格”，仍然是亲密无间的战友、无拘无束的姊妹。长德的文化水平低，远不如开芬，但她却喜欢摆“龙门阵”，有时一摆就是一个通宵。只要她高兴，开芬终是乐于陪伴。 第177页 长德还喜欢喝点酒，经常对着小酒杯，一面喝酒，一面兴致勃勃地聊天，时而像孩子似地开怀大笑，时而挥臂恼怒地骂娘！她的脾气不好，对有些事看不惯，敢说敢管，免不了得罪一些人，这也许就是她悲剧的根源。“文革”开始后，长德去开芬家的次数更多了。这个时期，她不再爱摆“龙门阵”了，变得沉默寡言了。开芬看到这情形，真想流眼泪。她心里很清楚，像长德这种性格的人，有话闷在肚子里不发泄出来，无疑等于自杀！江青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后，长德打心眼里瞧不起，她心想：老子幼年当红军，提着脑袋干革命时，你这个戏子在哪呢？如今，居然要统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程了，怎么能让人服气！ 有一次，她和开芬相对而饮，喝着喝着，便开始又哭又骂：“江青是个什么货色？风流半生，现在却骑在那些老红军的头上拉屎撒尿！”开芬看她果真伤心，也陪着大哭。她了解她这个王姐，在一般情况下，她是不会流泪的，只要她一哭泣，那说明她已经无能为力了，绝望了！ “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呵！” 回忆起这些痛苦的往事，易仁江这位一米八的汉子眼睛也湿润了。在我们告别的时候，老易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不是正在编辑《中华之魂》吗？要把长德妈妈写进去，如果我们不写，就没有人写了，因为妈妈没亲生儿女呵！”老易显得非常激动。 我用力点了点头：“写，一定写！用我们俩人的名义写。谁说长德妈妈没有儿女，我们不就是她的儿子吗！”当然，还不止我们俩，我们的校友，我们延安儿女，用延安精神哺育出来的整整一代人，都是长德妈妈的子女呵！ 第13章 报国何计女儿身——王根英 她9岁进外国人开办的工厂当童工，一干就是十几年；她是在工人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被选为上海市人民委员；她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经过三年多的狱中斗争而被营救出来；为了保护党的文件和经费，她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 王根英，1906年出生于上海郊区一个农民家庭里，原名庶心，自幼随母亲在田间劳动。8岁那年，她跟一个在纱厂做工的亲戚偷偷地学会了接纱头的手艺，9岁就和11岁的姐姐王根妹一起进日商开办的恆丰纱厂当童工。 外国人办的工厂规定：早晨6点钟必须准时上工，迟到就要扣工钱，迟到三次就要收去工牌，甚至开除出厂。所以每天天不亮小姐妹就得起床，在睡眼蒙陇中摸黑上路。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常常拖着疲劳的双腿摸黑回家。在她那幼小的心灵里，常常闪出一个解不开的疑问：帝国主义和资本家为什么那么狠？工人为什么这么苦？ 1921年，根英跟着姐姐顶替姨娘的名额转到英商开办的怡和纱厂继续当童工。1923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居住区办起了平民夜校，根英克服重重困难进平民夜校学习。她一边学文化，一边学习革命道理。1924年根英经过学习，明白了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剥削罪恶，认识到工人只有团结斗争才能翻身做主人的道理。在她19岁那年，加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怡和纱厂第一任团支部书记。不久，又被选为厂的工会主席，用实际行动投人到工人斗争的行列。 1925年，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由此爆发了全国性的“五卅”运动。根英率领怡和纱厂7500名青年工人在南京路上游行示威，又在党支部领导下发动纱厂1400名工人参加罢工。 根英在斗争中坚定、勇敢，经受了锻鍊和考验，就在这一年转人中国共产党。她在赵世炎、汪寿华同志和区党委领导下，以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为名，发动怡和纱厂工人首先罢工，对资本家展开反击。罢工两个月，资方不理不睬。有一天，工人纠察队巡逻时，遇到厂方的走狗陈毛毛正带着一队新招来的工人往车间里走，纠察队一面上前阻拦，一面报告了根英。根英严肃地对陈毛毛说：“你们现在招收新工人上工，就是破坏罢工，就是有意和全厂工人为敌。” 陈毛毛狡辩说：“你们不干活，还不叫人家干，我也是为这些兄弟姐妹们找口饭吃。”随即煽动新工人说：“你们冲进去上工，看他们还敢打你们不成！” 根英耐心地和新招来的工人讲道理，讲他们罢工的原因，并列举了资本家虐待、残害工人的事实。厂里受害工人还当场哭诉资本家的剥削罪行，有的把伤痕给大家看。新来的工人也当场揭露陈毛毛搜刮每人两块大洋以“介绍工作”的事实。工人们愤怒已极，当场痛揍了陈毛毛。 一天，洋老闆串通巡捕房，怕警车抓人太显眼，即开来两辆消防车抓人，妄图威吓和强令工人復工。当消防车开到厂门口时，根英带领工人上前阻拦，和车上的巡警辩理。警方声言“奉命抓人”，企图强行开车。工人包围了消防车，砸碎了驾驶室的玻璃；房顶上的工人还用梭子、筒管、砖头照准警察打，迫使消防车灰熘熘地撤走。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间，上海工人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根英都积极参加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上海特别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她当选为市人民委员。 陈赓从苏联学习回国后，任北伐军第三方面军某部特务营营长。在参加上海工人的斗争时，他看到王根英容貌端庄、亭亭玉立、思想进步，颇为倾心，决定向她坦诚地表示爱慕之情，就大胆地给她写了一封求爱信。 第178页 毫无思想准备的王根英收到信后，出于维护少女的尊严，竟将此信贴到了墙上。陈赓能理解根英的这种反应，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他应该先找一位大姐去做媒，不应该冒失地直接写情书。但陈赓毕竟是与众不同的青年，他不愿遵循旧俗，就又写了第二封情书送上门。 倔强的王根英被这位坚韧的追求者震动了，对他产生了好感，但她还是把这第二封求爱信又贴到了墙上。 有意思的是，陈赓从根英的“恶作剧”中看到了她的独特性格，颇为欣赏，于是又写了第三封求爱信。陈赓的专注和坚毅，终于征服了王根英的心。 1927年4月27日，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王根英作为上海党的代表前往武汉参加了这次大会。到会代表80人，陈赓也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5月，他俩在武汉结了婚。“五大”之后，王根英作为上海派出的工人代表又出席了6月在汉口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及太平洋劳动会议，7月，根英才回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担任党中央交通员。 武汉一别，王根英一直期待着陈赓的消息。她在报纸上看到了8月1日南昌起义的消息，不久又得到了起义部队南下洲汕失利的消息，牵挂和担心一天比一天强烈。 陈赓婚后就赴江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继而随队打到广东汕头等地，不幸左腿中了三弹，胫骨、胖腓骨全被打断，经辗转流亡，艰苦奔波，伤势恶化，按照病情，医生决定截肢，陈赓坚决反对。 1928年初，陈赓被秘密转移到上海，住进爱多亚路（现在的延安中路）成都路口的牛惠霖骨科医院医治。牛惠霖留学英国，其弟牛惠生留学美国，都是着名的骨科医生。他们也是宋庆龄的亲表兄弟，宋庆龄当时曾叮嘱牛氏兄弟，一定要对这位负伤的朋友精心医治。在治疗期间，李强曾前来医院探望，并告知他已经找到尹王根英。经过几次断骨再练陈赓总算保住了多处负伤的腿。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陈赓化名王庸，以情报科长的身份留在上海工作。当时工作异常艰苦和危险，需要陈赓有个家庭作掩护，于是根英便搬来和他一块住。 1929年，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知非。为了避开敌特的追踪，他们不得不经常搬家，改名换姓。 陈赓为了掌握敌情，打击叛徒的猖狂气焰，他和先后在情报科工作过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陈寿昌、陈养山等同志，经常与敌探、特务相周旋。 在这期间，根英尽心竭力地掩护陈赓。孩子慢慢长大了，已经能说会跑了，她按秘密工作的要求，不让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和门牌号码，在孩子面前也从不谈起陈赓的真实姓名和在外工作的事。她细心而巧妙地观察着房前屋后形迹可疑的人，随时都在思量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紧张局面。她工作很机敏，对待警察、巡捕的查问，都有一套应付的办法，况且她是一个老上海，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 陈赓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大概是知非三岁的时候，一天，知非一个人悄悄跑到街上去玩，看到红头阿三（即英租界的印度巡捕）挎着一支枪。他好奇地跑过去看，嘴里说着：“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枪好。”巡捕听后，便跟着知非到家门口，正遇着根英出来找知非。巡捕便问：“你们家有枪吗？”根英立即想到，前几天陈赓把枪藏在枕头下，曾被知非看到过，于是从容地答道：“有，有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几句话就把阿三支走了。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她对陈赓工作的重要性心里是有数的。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他们一定要选择出路多、遇事便于躲避的住房，同时，为了避开“包打听”的追踪，还必须经常搬家，改姓换名。仅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中，他们就搬过五次家，先后在霞飞路、勒非得路、保定路等地住过。 陈赓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后，党派帅孟奇到上海筹备工人反帝大同盟。她在沪东找到王根英，说明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是抗日，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要广泛发动工人、商人、学生、妇女等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反帝大同盟；又指定根英负责沪东区工人反帝大同盟分部的工作。从这时起，王根英积极地在工人群众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几乎每天要到帅大姐那里去汇报。 1932年1月，上海形势更加紧张，党为了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王根英组织了沪东工人救护队、担架队、护士队，直接奔赴前线。 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爱国将领蒋光鼎、蔡廷揩对抗蒋介石的旨意，率领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王根英组织工人，在炮火中抢救、运送伤病员。在这期间，王根英的工作非常紧张，常常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当时帅孟奇住在沪西大自鸣钟附近的一个亭子间里，每天晚上王根英和各分部的负责人到帅大姐处碰头。 这年春天，党领导的全国总工会成立了女工部，王根英被任命为部长。刚从苏联回来到上海的夏之栩任该部秘书，两人带着知非一同住在英租界的一个亭子间里。这时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日本侵略和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因此，对日本人和民族资本家办的工厂是区别对待的。女工部一方面组织中国工厂的工人积极生产，支援抗战，另一方面从物质和精神上援助日资厂的工人罢工。王根英天天跑工厂，有时回来很晚，孩子就哭闹着要夏之栩带他找妈妈去。 第179页 秋天，王根英和夏之栩到全国总工会办训练班，培训工会干部如何在秘密情况下做工会工作。刘少奇同志去培训班讲过几次课，王根英和夏之栩既是工作人员，也参加听课。后来，王根英调到全国总工会负责人之一赵世炎办的训练班工作。这时，陈赓又回到上海，他们又能一起生活了。 1933年3月，陈赓被捕解往南京后，王根英在闸北酒店楼上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当时王明推行“左”倾路线，不问客观条件，三天两头搞飞行集训，强令组织游行和发动罢工，致使许多党团员遭到逮捕和杀害。王根英同志眼看着周围的亲人处境险恶，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时，又受到陈赓被捕的精神刺激，竟和怀里抱着的知非从酒楼上摔了下来，母子都受了伤。此后，她在妈妈家里和乡下的亲戚家里隐蔽了一个时期。 1934年，王根英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判有期徒刑十年，押解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和熊天荆同志一起关在8号牢房内。 女监里的政治犯有20多个，除一两个党的外围组织的革命群众或家属外，都是共产党员。当时3号牢房住的是帅孟奇、耿建华、夏之栩和何葆珍同志，隔壁2号里有钱瑛同志。这两个号子接触比较方便，自然形成了领导核心，而每个号子里也至少有一个骨干，王根英自然就是其中之一。她们利用放风、倒马桶、洗衣服、饭后洗碗的时候，抓紧机会传递消息，有时就分头通过骨干徵求大家意见，最后由3号的同志和钱瑛一起研究，再把决定传给大家。狱中的几次绝食斗争，就是这样发动起来的。 当时，国际互济会东方支部的波兰人牛兰夫妇被国民党逮捕后关押在这里一年多，他俩多次向当局提出抗议，国际舆论也大力声援，但是国民党仍不理睬，于是，他俩就宣布绝食。3号的同志和骨干闻讯后，经过酝酿，一致同意以绝食的行动支援他们。当时提出的斗争条件是：一、要求改善伙食；二、要求允许亲属送食物；三、牛兰夫妇应无罪释放。 开始，狱方不加理睬，到了第六天，狱方奉命把牛兰夫妇送到医院，同时不得不答应对政治犯每月增加三餐荤菜，并允许亲友送食物。此后不久，又取得了第二次绝食斗争的胜利。 女牢里的普通犯人深受感动，对政治犯的坚强意志很佩服，有些看守也产生同情，私下里延长晚饭后洗碗的时间。女牢政治犯出出进进，由二十多人增加到三十多人，思想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做了。大约1935年，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几乎把取得的胜利全部送掉。有个政治犯不识字，不是党员，她也参加过前几次的绝食斗争，认为胜利很容易取得。一天晚饭后洗完碗，别人都回号子了，她还在外面熘达，并且和看守吵起来。看守长报告了二科长，二科长不问青红皂白，便下命令：此后除放风外不准政治犯出号子门，一切生活上的事都由普通犯代做。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 利用放风时间，党员和骨干们商定，准备开展一场绝食绝水的斗争，这是用同志们生命去进行一次大搏斗，党组织要求用这种办法，一定要争回失去的权利。工作做起来是很困难的，每一个环节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要考虑清楚，做好思想工作和应付困难的措施。绝食要自愿参加，但参加后不允许中途退出。斗争开始后，年高体弱的同志头晕目眩，有的呕吐黄水。同志们相互鼓励，忍受着难耐的饥渴，面对着狱方送来的饭和水，同志们抱定宁死不屈的决心，没有一个动摇的。王根英在自己的号子里，带头绝食绝水，表现得坚决、勇敢，处处起带头作用，她强忍着头昏眼花，还暗中做鼓动工作。党员和骨干的模范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全体绝食人员的斗争意志，这种感人的场面，震动了整个女监。到了第四天，绝食绝水的人粒米滴水未进，使狱方看到了问题的严重，只好让步，由典狱长出面宣布：一切恢復原状，希望大家復水復食。这场绝水绝食的生死大搏斗胜利结束。 共产党员自动形成的领导核心，要求狱中的每一个党员；都要把监狱视为一种学校，要想方设法抓紧时间学习。文化水平低的要努力识字、学文化，文化水平高的主动当“教员”。王根英在狱中得到熊天荆、帅孟奇的帮助，学写文章和加减乘除，又向别的同志学刺绣、挑花等专门技术。根英还给知非绣了个小枕头留为纪念。 1936年秋天，国民党当局把“模范监狱”的女政治犯都转移到南京晓庄的首都“反省院”，按文化程度分班。王根英和帅大姐等同志都是工人出身，报的是文盲，都分在三班以学习文化为主。“反省院”规定每天要去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课，三班的同志就故意叫喊听不懂，弄得教员没办法，只好教她们学文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第二次答作，共同抗日。1937年3月，周恩来代表我党在杭州和蒋介石谈判，提出党的四条要求，其中就有释放政治犯这一条。 “七七”事变后，周恩来从庐山到南京，和朱德一起接见了留苏回宁的学生，并作了形势报告。当时在场的姚素珍同志听了报告后，对周恩来说：“王根英同志仍在监狱中。”周恩来说：“我会设法把她接出来的。” 第180页 1937年8月19日上午，周恩来、叶剑英和童小鹏等同志来到晓庄“反省院”。他们查看了“反省院”全部政治犯名单，点着王根英、张琴秋、夏之栩的名字（其他同志被捕后改了姓名）对院长说：“今天我们要见见她们。”院长答应了，并马上派人把她们三个人叫了出来。 当她们见到周恩来、叶剑英时，当时都被这意外的重逢惊呆了。叶剑英先开口说：“怎么，不认识我们了？”这时，她们才如梦初醒，一下子扑过来，抓住了他们的手。稍微镇静以后，她们将这里还关有的其他同志化名和原来的真实姓名一一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完汇报后，对“反省院”院长说：今天，我们要先把这三个人带走。经过一番交涉，对方表示同意。但一旁的特务却说：“张琴秋是俘虏，要出去，得经过顾祝同将军的批准。”这时，夏之栩向周恩来同志建议：熊天荆同志有病，让她顶替张琴秋同志先出去。院长同意了。特务又提出：“要放这些政治犯，还须有保人。”周恩来幽默地对院长说：“那么，我和剑英同志保，可以吗？”敌人已无计可施，院长只好点头同意。 王根英等三人出狱后，又陆续出来了200多名难友，他们大部分陆续到了延安，而王根英先去西安，又转往云阳八路军总政治部和陈赓同志团聚。1937年9月16日，陈赓作为129师386旅旅长率部出师转战太行、太岳区的同时，王根英奔赴嚮往已久的中国革命圣地延安。 王根英到延安后，先进陕甘宁边区党校学习，后到新中华报社工作。在那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根英为了搞好工作，深切地关怀着每一个同志，珍惜一点一滴的物资钱财。 1939年3月初，日寇又一次对冀南进行大扫荡，遭到我军的反击，损失惨重。3月11日的《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写着：“冀南‘反扫荡’胜利，南宫血战杀敌数千，日寇指挥官野口少将被击毙……” 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王根英负责收容一部分伤病员，落在了后面。她便把这部分伤病员带到师供给部。在河北南宫师供给部被敌人包围，王根英不顾个人安危，把分配给她骑用的一头骡子牵到卫生队给伤员骑，伤员们知道她久受牢狱折磨身体不好，执意不要。但因情况危急，她硬将一名伤员扶上骡子命令他们先走，自己却徒步随同警卫部队一起突出了重围。 突围后，她忽然发现装有文件和公款的挎包没带出来，于是毫不犹豫地即刻潜返原地。当部队组织人员去接应营救时，王根英同志已经壮烈牺牲了。 第14章 对死亡不屑一顾——黄励 法官说：“你是个知识分子，出过国，留过洋，有头脑，有见识，你还年轻，日后的路还长得很，你懂得马列主义并没有错，只是现在不适合中国国情，只要你放弃马列主义，就可以立即给你自由……” 黄励说：“马列气义讲民族独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战，还不让别人抗战。如果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产亡国灭种，一个没有祖国存在，没有民族独立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这样，我愿意用我的死来震醒国人！” 1931年，中共江苏省委派一批女同志，到沪西区的工人中去开展工作，黄励是这批女同志中的一员。她被任命为上海互济总会党团书记兼主任。 当时，帅孟奇在沪西区委做群众工作，黄励就去和她接头。她们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帅孟奇知道黄励生活朴素，很有才能，文化程度高，俄文说得好，也懂得英文和德文。帅孟奇向她介绍了一些日本纱厂的情况和工作中的困难。她说：“工作有些困难，只要大家想办法就能克服。”不久，她和工人们的关系就搞得很亲密了。那时候她经常跑到工房里去，和工人们谈天，谈家庭成员，讲解革命道理，帮助生活困难的工人拾掇屋子，给孩子做衣服。有时候，工人们闹家庭纠纷，也来找她给排解。 一次，有个工人病了，她主动去安慰。她对病人说：“你生了病，厂主不管你了，靠资本家是养不好病的，要靠自，己心情愉快才行。病好了，咱们工人团结起来，向资本家作斗争。可是，要团结斗争，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呵……” 工人们给黄励起了个外号，叫她“黄铁匠”。因为她经常不吃饭、不睡觉，夜以继日地工作，找工人们谈话，了解男女工人的不同情况。 在群众中开展互济会的工作，编写《互济生活》，并经常挤时间为当时党中央的机关报《红旗日报》写文章。她身体很好，精神总是很愉快、精力很旺盛，所以大家说她是铁打的。工人们既爱她，又信任她，遇到困难或有了思想问题，总愿意去找她谈，经她解说以后，大都能得到解决。工人们说：“经过这个铁匠的熔炉，我们都变得更坚强了，更有办法了。” 1932年底，党调黄励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省委的工作很艰苦，又十分隐蔽。由于人手少工作多，她终日东奔西走，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并千方百计想捕捉她。由于黄励善于巧妙地化装，人又精明干练，能在危机时从容不迫地应变，光凭特务那点本事，很难发现她、捉住她。不幸的是她的秘书被捕了，经敌人威胁利诱，秘书出卖了黄励。 第181页 1933年4月，黄励在租界里被捕。巡捕房把她移送到国民党的法院。法官问她：“你是黄励吧？” “谁说我是黄励？我不是黄励，也根本不知道什么黄励！”她一口回绝敌人，就是不承认。 法官只得把她那个秘书叫出来作证。黄励一看到那个可耻的叛徒，扑过去就煽了她两个耳光，唾了她一脸唾沫。法官吃惊地喊道：“哎呀！到了法庭，你还这样蛮横，还敢打人！” 黄励理直气代地回敬说，“我问你：她这种不抗日甘做亡国奴的奴才，还能算人，这种出卖良心的败类？难道还不该打吗？”吓得那个叛徒紧着往后缩，不敢抬头看黄励。 法官指着叛徒说：“你抬头看看，她到底是不是黄励？是不是共产党员黄励？”那个叛徒在黄励面前，两条腿直发抖，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 黄励看到这景象，忍不住冷笑了一声鄙视地说，“你们利用这样的狗，能证明什么？不要再枉费心机了！”黄励向前迈了一步，吓得叛徒直往后退。黄励高昂着头冲着法官大声说：“把这个癞皮狗拉出去，让我来告诉你们我是谁。” 敌法官挥挥手，叛徒赶紧低头熘了出去。黄励理了一下头髮，平静地说：“我是黄励！是共产党员黄励！是坚决打日本的黄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就要坚决打垮它，坚决把它赶出中国去！中国人打日本侵略者还犯罪吗？”黄励不容法官开口，就像打机关枪似地说出了一连串的心里话。法官勐摇着铃，制止黄励说下去，气急败坏地说：“打日本，那是国家的事，怎容你乱宣传？日本那是随便打的吗？” “怎么？”黄励气愤地反问，“你想想看，我们都是中国人，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国土，杀我们的父兄，姦淫我们的姐妹，为什么不能打？难道你甘心当亡国奴吗？”在国民党的法庭上，黄励理直气壮地进行抗日宣传，使法官哑口无言，只好草草收场。 过了三天后，法院又开庭了。这次又换了一位法官，他一开口就说：“这里是法庭，是由我来审判你。我问什么，你答什么，绝不允许你在这里信口胡说。在法庭上宣传抗日、宣传工人解放都是违法的。你领导、组织工人罢工，就是破坏，就是捣乱正常生产……” 那天开庭，去旁听的人很多，还有不少小报馆里的记者。黄励看到这情况，认为是个宣传抗日、扩大共产党影响的绝好机会。她今天并不着急，很平静耐心地听法官把开场白讲完。当法官要她回话时，她才胸有成竹地说： “我是一个中国公民，我不愿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特别是不能容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民族灭绝人性的屠杀，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起来反抗！我宣传抗日，实在不知道违犯了什么法律？违犯了哪一家的法律？不让人民抗日的人才是真正的罪犯！屠杀抗日爱国人士的人才是真正的卖国贼！共产党人宣传抗日，是爱国行动！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抗日，屈服日本侵略者，才是真正的卖国……” 法官怒声责问；“这是法庭，怎容你又信口胡说！你说的话有证据吗？"黄励不慌不忙地回答：“有，我有以下实例为证：淞沪协定不是卖国吗？强迫抗日的十九路军撤退不是卖国吗？逮捕和屠杀抗日爱国人士不是卖国吗……”法官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好改变口气说：“你是个很能干的人，也很有才学，你要是愿意悔过自新，我可以推荐你进国民政府工作，可以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刀婿才是前途无量大有可为的！” 黄励用嘲笑的口气说：“感谢你对我的高看。如果我也算是人才的话，那么请你睁开眼好好看看，为什么那些‘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里了，留在国民党里的都是‘蠢材’呢？就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国！” 旁听的大多数人，为这位爱国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女共产党员的言行所感动，有的人甚至忍不住掉下泪来。有个小报记者如实地报导了法庭的审讯情况，结果在见报的当天夜里就被特务逮捕了。经过两次开庭审讯，国民党只好收起他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假面具，对黄励再不敢公开过堂了。 又过了几天，黄励被押解到南京。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她忽然被优待起来了。换成了单人房间，伙食也改善了，审问时的口气也变了，说什么：“你是个知识分子，出过国，留过洋，有头脑，有见识，你还年轻，日后的路还长，你懂得马列主义并没有错，只是现在不适合中国国情，只要你放弃马列主义，我们就可以立即给你自由……” 黄励却针锋相对地说：“马列主义有一条，就是民族独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战，还不让别人抗战。如果我们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亡国灭种，一个没有祖国存在，没有民族独立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如果这样，我愿意用我的死来震醒国人！” 怀着如此志向，黄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看守所的日子里，她的精神很振作，思想很乐观。她常用俄文和德文唱《国际歌》，用法文唱《马赛曲》，把苏联的《海员歌》翻译成中文来唱。很多难友，在她那雄壮、豪迈的歌声中，变得更坚定了。就连有些看守，也被她的精神所感动，暗中同情她惋惜她，有时还帮她送条子。 第182页 1933年6月底，枪毙了一批同志，敌人让她去陪法场。她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安慰同志们说：“什么时候轮到我，我什么时候都是快乐的，因为我是为我们的理想和追求去死的，死而无憾！” 她陪法场回来，仍是谈笑自若，她经常带难友的孩子玩，哄孩子睡觉，唱歌给他们听……月4日的傍晚，黄励知道第二天她就要上路了。同牢房的女友们也知道要和她永别了，为她准备好了衣服和鞋袜。到了五更天，女看守打开牢门，她立即坐起来，换上了难友们为她准备的衣服，一出牢门，她就大声高唿：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卖国政府！”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 黄励高喊着激动人心的口号，从看守所一直喊到雨花台，她终于在一声沉闷的枪声中倒下了。 第15章 丰碑铭刻女红军 一部威武雄壮的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没有那么多巾帼英雄参加是不可想像的。那众多的红军女杰，她们或勇敢杀敌，壮烈战死在沙场上；或昂首挺胸，英勇就义在刑场上；或积劳成疾，默默倒在坚守着的工作岗位上，或因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去者已经去了，留者还有几人？据有关史料记载，中央红军长征时，经过挑选，红一方面军被允许跟随中央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只有32人，但有两位同志未走出中央苏区即因故调回，正式参加长征的是30人。各省选拔来的女干部有： 危秀英 江西瑞金人，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徵到陕北后任中共陕北省委妇女部部长； 吴富莲 福建上杭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前任粤赣省委妇女部长，1936年担任红四方面军妇女先锋团政委，同年底随妇女先锋团编入西路军，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被俘后被敌人杀害； 李桂英 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 刘彩香 粤赣省委妇女部干事； 邓六金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杭县妇女部长，福建省委妇女部长，曾庆红生母。 党中央、中央政府和红军总部机关中的女红军有： 蔡畅 1931年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妇女部长，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李富春夫人； 邓颖超 1932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在党和工农政府部门工作，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周恩来夫人； 李坚真 早年参加农民运动，被选为丰顺四区农民协县委员，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丰顺农民武装暴动，任丰顺县委员会副委员长，1931年后任中共汀东县委书记、长汀县委书记，1934年1月任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长，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贺子珍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参与组织永新农民暴动，同年冬上井冈山，是最早参加红四军的女战士，同毛泽东结婚后任中共湘赣边特委秘书、毛泽东秘书，参加创建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各次反“围剿”斗争； 康克清 1928年春参加万安暴动，同年上井冈山参加红军，后同朱德结婚，参加中央革命根搪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先后任红军女子义勇队队长、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委； 刘群先 1925年参加“五册”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无锡纺织工会副委员长，1928年同博古结婚，1930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工会联合会组织部长； 刘英 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等职，长徵到达陕北后与张闻天结婚，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钱希钧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与毛泽民结婚，任中共中央秘密交通、中央出版发行部发行科科长，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色中华》发行科长、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中央政府机关党总支书记； 李伯钊 1925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和杨尚昆结婚，1950年回国到闽西革命根据地，1931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兼彭杨军政学校政治教员、中央苏区红军政治学校教员，1932年任高尔基戏剧学校教务主任、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 邱一涵 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万载县委书记，湘赣省委妇女部长，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参加创办《红军日报》，1932年春人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中央苏区红军政治学校党总支书记、政治教员，三军团卫生部党总支书记； 金维映 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选为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29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1931年人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共零都县委书记、胜利县委书记，1933年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与李维汉结婚，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李铁映生母；甘世英后名甘棠，毕业于重庆中法大学，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8年后先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中央苏区交通总站、苏区中央局妇女部任交通员和秘书； 第183页 危拱之 1926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广州起义和海陆丰农民运动，1929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人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苏区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吴仲廉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红军总部直属女子义勇队指导员，中央党校教员，红九军敌工部副部长，曾日三的夫人； 谢飞 1927年加人共青团，8月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调到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做地下工作，1932年回国后被分配到江西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任机要员，长徵到达陕北后与刘少奇结婚； 何莲芝 1933年入党，曾任游击队长和县委妇女部长，随红军长徵到达陕北后与董必武结婚； 萧月华 早年曾做童工，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大埔县妇女部长、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巡视员，1933年夏与李德结婚，后任中央机关机要收发员； 王泉媛 曾任少共吉安县委妇女部部长，湘赣省委妇女部委员，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委员，1935年任中共四川省委妇女部部长，1936年任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 谢小梅 中央党校干部； 廖似光 共青团中央巡视员； 钟月林 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干事； 周越华 中央苏区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 李建华 中央机关机要报务员： 陈慧清 国家保卫局党总支书记； 杨厚珍 红军九军团干部。 这些女红军当时都很年轻，最小的钟月林只有19岁，最大的蔡畅也不过34岁。大家工作职务有高低，革命资歷有长短，但是革命意志同样坚定，战斗情绪一样饱满。 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女红军，除康克清跟随总司令部、刘英随中央直属纵队、周越华跟随总卫生部、蔡畅跟随政治部行动之外，其他同志大都在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在干部休养连的女同志又分为两种情况，有病体弱的两位同志和怀孕的4位同志作为休养干部，其余女红军担负照顾老弱伤病的休养干部及沿路筹粮、筹款等项工作，统称为政治战士。李坚真担任干部休养连的指导员。 亘古未有的芳里长征，是在人世间罕见的艰难困苦之中进行的，天上敌机侦察轰炸，地上顽军围追堵截，红军战士要突破江河，翻越雪山，跋涉草地。数以万计的红军指战员献出了生命。女战士们所作的奋斗和牺牲更是极其巨大的。 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的女同志，把扶助休养干部行军当成自己的天职，把保护休养干部的安全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休养干部大约有60人坐担架。每个女红军负责管理三四副担架。行军时，她们要跑前跑后察看休养干部的病情，及时加以护理照顾，还要十分注意雇来抬担架的民夫的情况，不断进行督促和鼓励。为了稳定民夫的情绪，她们还要省出自己少量的口粮送给他们吃，遇到担架无人抬的时候，她们便亲自去抬；当敌机轰炸时，她们又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休养干部。1935年3月，贺子珍就是在敌机轰炸时掩护伤员而身负重伤的。 每当部队在一个地方驻扎下来，女政治战士们又要投人到民运工作中，发动群众打土豪，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为部队筹粮、筹款、僱请民夫。在十分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李坚真仍率领女政治战士们，获得了“最会打土豪的人”的称号。李伯钊、危拱之等同志，发挥自己的特长，用文艺鼓舞红军指战员的斗志。危拱之踏在长征路上的竟是一双“解放脚”，而且头上还顶着“永远开除出党”的错误处分（她被王明错误路线执行者定为“托派嫌疑”而开除出党，长征后才恢復党籍）。刘英鞋子穿烂了，却满不在乎地打起赤脚板赶路。女红军们尽管有钢铁般的意志，但她们的身体毕竟是血肉之躯。长途跋涉、饥寒劳累、雪山风暴、草地水浸，使多数健康的女战士得了妇女病，绝大多数闭了经，有的造成终生不育。四位带着身孕上路、行至贵州分娩的女战士，为了赶上行进队伍，只得忍痛把刚生下来的婴儿送给他人。贺子珍把婴儿留给一个瞎眼的孤老太太；陈慧清的婴儿则躺在一个叫不出名的山脚下……产妇们得不到休息，得不到营养，有的连孩子都没有看上一眼，她们那颗母亲的心该是多么难过！ 在过岷山的时候，蔡畅的红小鬼樱桃牺牲了。红军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有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红军走，他们决心很大，谁也劝阻不住。组织上便决定把他们分给一部分女同志，每人带一个。樱桃就是分给蔡畅负责带领的红小鬼。这孩子很坚强，早两天，他就打摆子，但还是坚持爬山。到了山顶上，他默默地闭上了眼睛。他胸中深埋着“一定要打败白狗子”的理想，壮志尚未实现，他就永远躺在冰冷的山头上了。蔡畅含着热泪脱下身上惟一的一件红毛衣，盖在了小战士的遗体上。 困难吓不倒她们，痛苦压不垮她们，她们别离了亲生骨肉和生死与共的战友，继续行进在万水千山之间。 从红一方面军出髮长征，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在歷时两年的长征中，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女红军的工作安排有过一些变动。1935年2月，甘世英和李桂英调新成立的川南游击队分别任总支书记和指导员。3月，谢小梅留在贵阳一带从事农民运动。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懋功地区会师后，康克清、李伯钊、吴仲廉等曾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王泉媛和吴富莲则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女子抗日先锋团担任团长和政委。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吴仲廉、吴富莲、王泉媛随西路军参加了河西战役，此后，吴富莲不幸牺牲；吴仲廉被俘转押南京为党所营救；王泉媛被俘后逃出，辗转回到家乡。 第184页 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有李贞、陈琼英等。 李贞 幼年做童养媳，1926年参加妇女协会，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任支部书记，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组织浏东游击队任士兵委员会委员长、浏阳赤卫队政委、吉安县委军事部长，1932年任中共湘赣省妇委会书记，1933年人瑞金中央马克思学校学习，1934年8月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10月任湘鄂川黔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1935年参加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随红二、六军团参加长征； 陈琮英 任弼时夫人。 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只有7人，周东屏（徐海东夫人）是7人之一。 今红军中女红军最多的要数红四方面军，她们的斗争之艰，牺牲之大，在中国妇女斗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诞生于1934年3月，这支娘子军从团长、政委到营、连、排、班长和战士，都是清一色的女子。全团平均年龄不过20岁。川北流行一句话：“要吃已山饭，婆娘打前站。”四川妇女特别勤劳、勇敢的本色，使妇女独立团跃身在红军中，成为一支威武、顽强的新军。工兵营、担架营、步兵营，日日夜夜随同主力部队转战。妇女团连以上干部都是“老革命，’，有从大别山一路征战过来的；有的是川北地下党员。这些女红军大姐，大都到了结婚的年龄，有的找到了合心的对象，有的悄悄盯着未婚的高级指挥官 红四方面军中有名的“张大脚”——张琴秋，是红军中一位女杰。她原名张梧，1904年生于浙江桐乡县。曾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南京美专、上海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过工运。1931年奉党中央派遣，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先后任河口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红军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入川前因参加揭发和反对张国焘擅自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错误，被撤销政治部主任职务，派往通江县代理县委书记，而后又调任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团政委、团长等。 古往今来，任何一位军事家，都不可能是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既会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显赫战绩，也会遇上“走麦城”的下场。张琴秋在她的军旅生涯中，有许多光辉的战绩，也有悲壮的失败。西路军2万多名官兵，在河西走廊苦战四个多月，虽然消灭马家军2。5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最后陷人惨败的局面。 对于妇女先锋团的女红军来说，这是战争年代最悲惨的一幕。西路军全军失败后，中央曾电令残存人员分散行动，就地坚持游击战争。妇女先锋团的残部分成几股向东行进，企图渡过黄河寻找中央红军。 李开芬等十几名女红军向东南方向疾进。马家军封锁了一切通道，四处搜捕西路军残余人员。 王泉媛等昼伏夜行，凭北斗辨认方向，艰难地摸索前进。飢饿、寒冷、睏乏一齐袭来。疲劳已极的女红军咬紧牙关前行，她们在一个石洞里休息时，不幸被搜山的马家军发现，女战士们一点反抗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好坐以待毙，被俘后关进了凉州监狱。 统治甘肃的马家军头目有一个恶毒的计划：把红军女俘中一些有姿色的配给中下级军官做老婆。前后已有30多名女红军被强行拉走了。李开芬代表被关押的战友给中央写信，诉说她们所受的种种折磨，要求党中央出面把她们解救出去。信是通过到医院看病的女战士带出的。 时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张琴秋，随干部支队一起行动，支队长为总部一局侦察科长毕占云，红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为政委。不幸的是，干部支队很快与搜山的敌人遭遇，支队的基本成分是老弱病残和文职人员，虽然人人拼命死战，但队伍很快就被打散了。和张琴秋一块冲出来的只剩下警卫员、卫生员共3人。 敌人悄悄围了上来，张琴秋发现后意欲自栽，但她连这点力气也没有了。张琴秋被马家军100师300旅俘获，押至张掖。已被关在那里的红军女俘认得她的都惊讶地盯着她，这么高地位的领导者被俘，多数女红军是难以接受的。张琴秋理解同志们的心情，但同志们这种眼神和表情，足以使她很快暴露身份。她瞅了瞅门外的哨兵，平静地对大家说：“我是苟秀英，给你们烧饭的伙夫，怎么，认不出来了？”言者有心，听者有意，女俘中马上有人搭腔：“噢，是苟大姐！几天不见，你瘦多了。快，这里来。”说着有人把她拉进人堆里……女红军在死里求生中，为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还有一些女红军没有参加长征，继续在苏区坚持革命斗争，她们有的战死在沙场上，有的病死在工作岗位上，也有的含冤惨死在自己同志的枪口下。 胡筠 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她早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组织农民游击队，任北路指挥，后任中共平江县委财政部长兼平江工农革命军司令员，后率部队同红五军混编，任红五军一纵队党代表，1931年任中共湘鄂赣省委委员兼妇女部长，9月，被选为省政府执行委员，同年底任中共赣北特委副书记兼赣北红军独立团团长，1932年4月任湘鄂赣省革命互济会副主任兼红军学校女生团政委，1933年被诬陷为“ab团”分子而遭逮捕，1934年4月于转移中被错杀，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得到平反； 第185页 王叔娠 刘了毕夫人。1927年人党并被派到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任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在济难会工作，1930年秋和丈夫刘伯坚奉命离沪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科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1935年3月在福建长汀因“肃反”扩大化而遭杀害； 范乐春 林伯渠夫人。192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任永定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妇女会主席，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3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任福建省土地部长，5月任省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优待红军局局长，中央红军长征后随同张鼎丞等回到龙巖、永定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4月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妇女部部长兼任中共永定县委书记，因积劳成疾，病逝于永定溪南； 任志真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利用学生身份做地下工作，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任指导员，在战斗中不幸被捕而牺牲； 贺英 贺龙的大姐。早年在湘西组织农民军，杀富济贫，惩恶除奸，任农民军司令，1926年帮助贺龙组织红军队伍，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加人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战斗中牺牲…… 第二篇 伴侣.战友 引 言 谈起革命队伍中的女同志，有些人总愿将她们和丈夫某某连在一起，在她们的名字前面，总爱加上某某夫人的字样，好像她们身上闪现的只是丈夫的光辉。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女同志本身就是革命队伍中的半边天，是甘愿将一切献身于丈夫事业的无名英雄，是不计名利和功劳的无私奉献者！她们将自己的追求、信念、事业，甚至于生命，都融化到了丈夫的业绩中。我们只想在这有限的篇幅里，用部分女同志的事迹，还歷史一个真实。 应该承认：两个独立的、拥有同等权利意识的男人和女人，才能够产生和体验具有人的尊严的真正平等的爱情。否则，男女的结合，只能是一种“拥有”与“献出”的隶属关系。如果一方自觉自愿为另一方做了什么，那仅仅是因为爱，而不是为了获得供养或施恩图报。 中国的女性，压迫深，反抗重，她们身上有着最深刻的革命动因和能量。她们是伟大的，如果民族和时代遭遇灾难和不幸，却又是她们首先承受着——更深重地承受着灾难和不幸。 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即使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中国男性依然处于支配地位，女性的加入，通常必须得到男性的默许与确认。在革命队伍中，衡量一个独立的社会人的标准，虽然与封建时代相比已有根本的不同，但依然是由男尊女卑文化无处不在的浸染中脱胎出来的标准。女性要使自己适合这种标准是很困难的，甚至是很残酷的。她必须泯灭自己的“女性”，迫使自己变成一个抽象的人，甚至是充满男子气的人。作为一个革命者她或许成功了，但作为自然人的特性却泯灭了，这种人自身的撕裂是极痛苦的。然而从根本上说，这种痛苦并不能换取女性的解放，而只是表现了对男性文化的一种屈从。 第16章 长空舞忠魂——杨开慧 她是1921年入党的为数不多的女党员之一，她把终身献给了党和革命事业但在党内外没有任何职务； 她和毛泽东的爱情是真切而浪漫的，她对婚事的观念与众不同，独特而“新潮” 她个性倔强而坚定，宁被杀头也不登报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出身于书香门第。1901年11月，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的板仓。她不满3岁时，父亲杨昌济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远涉重洋去留学，杨开慧在母亲向振熙的抚养下度过了童年。 开慧长到7岁，爸爸从国外来信，嘱咐妈妈要开慧上学读书。板仓女孩子还没有上学读书的先例，杨开慧开了风气之先。她长得秀丽可爱，聪明好学，生就一身傲骨，有超凡脱俗的个性。 开慧在杨公庙小学读了三个学期，转到离板仓5里多路的储能学校。辛亥革命发生后不久，她又转到衡粹女校。这个学校办了实业科，可以学编织、缝纫、绣花等。校长是留学日本回来的，思想进步，有时给学生讲日本的明治维新、广州起义黄花岗72烈士、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等，给学生们灌输了初步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后因衡粹女校要迁到长沙，杨开慧又转到麻林桥附近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 1912年杨昌济从国外归来，任教于长沙湖南省立一师，全家从乡下迁来长沙，住在大鹅塘。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杨昌济以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吸引着向上有为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陈昌浩等经常去杨寓向老师请教各种问题。 从迁居长沙到1920年1月杨昌济病逝，杨开慧没有再进人学校。在家里由父亲指导自学。当毛泽东等来家向父亲请教时，她总是搬一条小凳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论治学、做人之道，研讨朝代兴衰，探寻救国救民真理。 毛泽东和杨开慧日渐熟悉，毛泽东像兄长一样照顾氏自己小8岁的师妹 1918年5月，杨昌济受聘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全家随父迁至北京，17岁的杨开慧，不仅树立了自己的人生观，而且有了自己的爱情观。她认为：对爱，不能一厢情愿刻意去追求，那样很容易而且最终会失去真挚的、神圣的、高尚纯洁的爱情。她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态度：“不完全则宁无。” 第186页 不久，杨昌济染病，杨开慧日夜侍于病榻之侧，并为父亲读书读报。每期《新青年》是必读之书，从这里，杨开慧汲取了许多新思想新道德。 1918年秋，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前去看望老师杨昌济并在杨寓小住。 杨先生和美人见到毛泽东，十分快慰，帮助他妥善安排在京的生活。这时的杨开慧，正当豆落年华，她曾听父亲多次赞扬过毛泽东，也看过他写的许多文章和日记，虽然相识多年了，但这次见面，心中却有一种异样的感情，也许是她正处在多梦时节，对未来充满了幸福的幻想。 毛泽东虽是暂住杨家，小师妹和他接触的机会却多了，他的言谈、举止，特别是他那忧国忧民、雄心救国的宏图壮志，使杨开慧深感他是个不平凡的男子，有着非凡的才干和令人着迷的魅力。她已经暗暗地喜欢他，愿意和他接触，听他讲话，几天不见就有点心烦意乱，甚至坐卧不安了。 杨开慧的父母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有意识地给他们更多的接触机会。两情相悦，两性相吸，爱情之神同时打开了两个年轻人的心扉，两颗还没有品尝过真正爱恋之果的心，开始惴惴不安起来，而且是越来越移近了，贴紧了。在故宫、北海、香山，常看到他们的游踪，秋天的红叶、冬天的白雪，在这一对年轻人的心目中留下美好的记忆。他们的爱情像红叶那样艷丽，像白雪那样纯洁……他们越走越近，互相之间连称谓也渐渐由“开慧”、“泽东”改成“霞”、“润”了。 杨开慧喜书法，懂诗词，不施粉黛，志存高远，这是毛泽东对她最钟情之处。一日，毛泽东向开慧要诗。开慧说：“我喜欢诗，但作不好，临时应酬更写不出来。去年在长沙时，因和周南女中李一纯要好，曾送她两册精装的《诗韵》，李一纯买了两盆菊花回赠，我曾作过一首诗答谢。”说到这里，略一沉吟，便背诵道： 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 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 月夜幽思永，楼台入暮遮。 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 毛泽东用心听着，小声重复着，体味诗中的含意。待听完，笑着说：“霞，这诗赠给我不是很合适吗？”开慧脸色绯红，细一回味，确像一首爱情诗。如头两句：“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润之不正好当此吗？“所贻娇丽菊，今尚独开花。”这不像是说自己尚未许人吗？想到这里，脸像火烧一样，忙辩解说：“你不要曲解人家的诗意，我对你说了，是给李一纯的。”毛泽东说：“我最喜欢最后两句，‘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开慧含羞地一头扎到毛泽东怀里，两颗狂跳的心完全撞到了一起。 爱，就要爱得坚实；爱，就要爱得彻底。杨开慧既然爱上了毛泽东，她决心把一切都奉献给他。她说：“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 母亲也离开了人间，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假如有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离开了人间，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敌人捉去杀了，我一定要同他去共一个命运！” 1919年12月8日，毛泽东率驱张（敬尧）代表团第二次到了北京，当然住在开慧家里。一年多来，鱼雁传书，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一天，开慧发现毛泽东晒在竹竿上的一件白衬衣破了，便取下来为他缝补。此事被妈妈看到了。做母亲的把这看做是他们“定情”的标志，因而非常高兴，告诉杨昌济和家里人说：“开慧帮毛先生补衬衣了，她还从来没补过衣服呢！”杨先生这时已沉病在身，听到这话脸上露出了笑容。 1920年1月16日，一代学人杨昌济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给老友章士钊写信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章士钊是湖南长沙人，着名的革命党人，时任南方军政府议和代表，住在上海。 北京和长沙的教育界都为杨昌济开了追悼会，毛泽东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参加守灵，帮助料理后事。父亲去世后，杨开慧和母亲扶柩南下，将杨昌济的遗体归葬长沙板仓。 1920年4月，毛泽东到了上海。为给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友筹措路费，他前去拜访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对杨昌济的学问道德素来钦佩，热情接待了毛泽东。见这个后生谈吐不凡，胸怀大志，觉得老朋友的眼光不错，遂答应尽力相助。数日后，筹集到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43年后，毛泽东对帮助他学习英文的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说：“行老（註：章士钊字行严）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患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于造反闹革命了。” 杨开慧回到长沙，得父亲生前好友的关照，进人福湘女中读书，和后来成为柳直荀烈士夫人的李淑一住在同一寝室。 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要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校长是洋牧师的夫人，思想守旧。她觉得这个北京来的学生，头髮太短，思想太新，怀疑她是“过激派”。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过激派”往往是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贬称。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是这所教会学校的国文教员，是杨昌济的生前好友。他出面保护杨开慧：“她父亲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和我是挚友，杨先生过世了，对她的后代，望教育界诸同仁多加照顾。” 第187页 李肖聃在长沙教育界有名望，他出来说话，教会学校无可奈何。 1920年7月，毛泽东经上海回到长沙。在上海，他见到陈独秀。这时，陈独秀正和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他委託毛泽东回长沙后联络志同道合的人创建长沙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毛泽东回长沙后，开始秘密活动。一年前的“五四”运动中，长沙学生组织了省学生联合会。毛泽东介绍杨开慧参加省学联的活动。这时，湖南学界发动的驱张斗争取得了胜利。利用这个声势，湖南学联进一步开展活动，提出废督裁兵。建设民治、普及教育的主张。 暑假期间，杨开慧奔走于各校，组织讲演队走上街头，宣传学联的主张。在毛泽东的启发下，杨开慧开始接触工人群众，她约了一个同学到火柴公司去为女工办识字班，借了一间堂屋作教室，自己编识字课本，自己刻蜡版。参加识字班的女工非常踊跃，很快由十几人发展到几百人，识字班也发展到9个。为杨开慧的热情所鼓舞，前来教课的同学有20多人。 办工人识字班主要利用假日和晚间，有时回来晚了，学校关了门，同学们就翻墙而入。校长认为这些学生违反校规，追查下来，校方指责杨开慧“来校一年，不做‘礼拜’，不读《圣经》，袭读耶稣，破坏校规”。杨开慧毫不示弱，以“耶稣也讲自由，你们不能干预学生”来回答。结果，杨开慧离开了教会学校。 此时，湖南教育界、学界就妇女教育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男女同校”成为讨论中的热门话题，要开风气之先，需有勇敢者带头。杨开慧和毛泽东商量，毛泽东自然非常支持。于是，杨开慧串联了福湘、周南两女校的5名女学生，毅然进人岳云男子中学，成为全省男子中学中第一批女学生。这在封建顽固势力统治的湖南，需要非凡的魄力和胆识。 1920年冬，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他们的恋爱是浪漫的，结婚也表现出对世俗、传统的反叛。他们一不置嫁妆，二不坐花轿，三不布新房，四不办酒席，以同居来表示结婚，用他们的话来讲叫“不做俗人之举”。过了一段时间，才请来一批人吃饭，吃到最后，他俩向客人宣布：我们结婚了。 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除回到板仓住了十几天外，回到长沙后夫妻都住在集体宿舍里，投人紧张的革命活动。 1921年夏，毛泽东同何叔衡一起，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一大”后，成立党的湘区委员会，委任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当时公开的社会身份是长沙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长，他便以这个名义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租了几间房子，作为区委的秘密机关。 1921年冬，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成产为当然的驻机关的秘密党员，杨开慧的母亲也跟着住在一起。 1922年，毛泽东又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主持图书馆的一切事务。这年10月，杨开慧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毛岸英。开慧一边带孩子，一边协助毛泽东工作。 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恆惕通缉毛泽东，他被迫离开长沙赴上海，后又到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是婚后的第一次长期别离 1923年冬至1927年8月，杨开慧随毛泽东在上海、长沙、武汉、广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她协助毛泽东办农民讲习所，起草整理各种文件，做了大量无人知晓的有益工作，成为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在这期间，她又生了两个男孩，取名岸青和岸龙。 在革命的征途上，杨开慧完全把自己融她入到毛泽东的信念追求中。她把毛泽东的生活，当做她全部的生活；她把自身的价值，体现在毛泽东的事业中。开慧不愧是毛泽东的夫人和战友。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他，使他能有更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他常常通宵达旦写东西，寒冬腊月也是这样。她把取暖用具给他准备好；深夜一两点钟，她常起床取送临睡前热在锅里的饭菜，有时候他没顾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他吃完后才去睡。那时候，她夜里经常只睡两三个小时，清早又去工作，整理他夜里写的东西。在草稿本上，凡写“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去。那时，她在抄写文件时，常常把孩子的摇篮放在身边，一边抄，一边用脚摇摇篮。 秋收起义前，毛泽东赶回板仓和杨开慧话别。对于这样的别离，开慧有很多话要说，可这些年来，她和毛泽东共同生活，使她真正明白了爱是什么。爱不是索取，不是享受，而是彻底的理解和无私的奉献。她明白，润之对她是全身心的爱，他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蕴藏着真挚的爱和无言的关切。七年的相处，她从他身上吸取了多少力量啊！正因为只要有他在，她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临危不惧，甚至视死如归，所以她才害怕今日的离别。 他们终于手拉着手走出了屋子，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星星在眨着眼睛。他歉疚地想：“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我一定要把欠他们的都补回来！” 她盯着他越来越模煳的背影喃喃地说：“为什么要别离？我们的生活才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太短了……” 第188页 毛泽东与杨开慧分别后，曾给她写过一封信，大意说，我在这里做买卖，赚了钱，生瓢隆，堪以告慰；并提到不自己的脚伤。发信地点是江西宁冈县某中药铺。开慧凝视着遒劲的笔迹，体味着含蓄的词句，激动万分。收到这封信后，杨开慧写了回信，但以后再也没有收到第二封信。 1928年10月，当杨开慧听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多次仰望星空，思念亲人，曾赋《偶感》诗一首，遥寄深情。在白色恐怖下，这样的诗词是无处投送的。直到1982年3月，家乡人民修缮杨开慧烈士在板仓的故居时，拆毁杨家老屋的旧墙，意外地在开慧住屋后面的砖缝中，发现了她这首诗的手稿：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悽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翩，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板仓一别，杨开慧和毛泽东断了联繫，她把自己对亲人的思念和爱恋，都寄予这无处投送的诗稿中。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敌人对他恨之人骨，抄了他的家，挖了他的祖坟，同时到处张网搜捕他的亲人。党内同志和乡亲们很为杨开慧的安全担心，纷纷劝她离开板仓或送她到江西去，都被她拒绝了，她说：“没有润之的指示，我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 1929年春夏之间，开慧给堂兄杨开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地闹了一夜。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託付你们，经济上只要有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对于他们是有很深的爱的。但是倘若真箇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他们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致受那狂风暴雨的侵袭！”明知死亡的兇险而不避，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对党的忠诚，对毛泽东的忠诚。 1930年，红军两次攻打长沙。湖南军阀何健把对朱、毛红军的仇恨都发泄到杨开慧身上。他出了1000银元的赏格捉拿杨开慧。杨开慧在群众的掩护下，几次都逢凶化吉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1930年10月，杨开慧潜回板仓看望母亲和孩子，被国民党密探发现。她被敌人逮捕时，连8岁的岸英和保姆孙嫂也一同被抓去。 她先被关在国民党的“清乡司令部”，怕有人劫狱，又转移到长沙陆军监狱。转移时，押签上註明：“最严重的政治犯，女共党杨开慧一名，附小孩一名，女工一名。” 敌人软硬兼施，先施以软化，又施以酷刑，逼迫开慧交出地下党员名单，交代和毛泽东联繫的方法。杨开慧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下，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我死不足惜，但愿乡亲们能把我的孩子转给润之，但愿他革命早日成功。”敌人无计可施，我地下党和开慧的亲属们又四处营救，许多知名人士也出面保释。何健迫于压力，对下属交代：只要杨开慧同意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交保释放，其他问题都可不再追问。但得到的却是杨开慧义正词严的回答：“让我和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一天，六舅妈来探监，开慧嘱託为她缝制一套内衣裤，带一点胭脂水粉来，还说要一面整容的小镜子。六舅妈心想开慧平日从不梳妆打扮，听了这异样的要求，知道她准备先“走”了，禁不住老泪纵横。开慧却坚定地说：“不要难过，请妈妈替我和润之带好岸英、岸青、岸龙3个孩子，儿死而无憾。” 杨开慧遇害前，敌人最后一次审讯她时，她义无反顾地说：“什么也不要问了，我决心已定，牺牲小我，成功大我！”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时年29岁。 第17章 中华英杰——伍若兰 群众说：她是革命的女秀才，智勇兼备的双枪将，捨身救夫的奇女子；斯沫特莱说：她是井冈山一带农民中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智勇双全的农民组织者； 毛泽东说：她是党的好战士，人民的好女儿，像井冈山上的兰花一样坚忍不拔。 伍若兰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的妻矛，1906年出生在湖南省耒阳县金南村一个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里。她8岁入学，12岁考人县立女子职业学校，18岁进人湖南省立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毛泽建、夏明衡、何葆珍、李广、李洁等都是从这个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的。 伍若兰在“五卅”运动中表现非常出色，并加人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被派往耒阳从事农民运动，担任县团委宜传部长。她日夜奔走于夏扩、上架、敖山、白沙、小水铺一带，动员妇女剪髮、放脚，参加农会和上夜校，争取政治经济平等权利。她编了一首歌谣教大家唱：“如今世道不公平，富的富来穷的穷；富人高楼饮美酒，穷人赤膊喝北风。”她用这些通俗易懂的歌谣来揭示阶级压迫的真实情况，启发姐妹们的阶级觉悟，发动群众，减租减息。 第189页 1928年2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革命军来到耒阳，伍若兰等积极配合革命军。2月16日凌晨，紧靠来水河畔的耒阳古城，静悄悄地笼罩在一片如烟似雾的雨帘里，只听深深的街巷里不时地响着沉闷的更声。突然，从城南桌子坳附近的山头上传来一阵阵枪声，那枪声越来越稠密，越来越激烈，震撼着人心。原来是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打响了夺取耒阳城的战斗。 8时许，守城的敌人在强大攻势下打开东门，纷纷溃逃。工农革命军占领了耒阳县城，朱德和陈毅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耒阳县委负责人邓宗海、刘太等将他们迎进县委临时所在地——邓家祠堂。 朱德来到祠堂门前，被大门两侧的鲜红对联吸引住了。 “斧头噼开新天地，镰刀割断旧干坤”14个秀丽的大字。“噢，这是谁写的？” 只见对联上写着朱德不由得问道： “我们的女秀才伍若兰，那真是个奇才，她两只手都能写字哩！”邓宗海答道。 “这字写得好，写得好啊！”朱德连声称赞。 陈毅定神看了一会儿，伸出拇指称赞说：“字若游龙，笔力刚健，很有革命的气魄哟！” “这位才女现在在哪里？”朱德问。 “你看，她尔是送酒来了！”邓宗海微笑着，抬手指着一个提酒壶的妹子。朱德凝神一看，只见那送酒的妹子一头乌亮的齐耳短髮，高挑的个子，穿着一身湖蓝色学生装，清秀的鹅蛋型脸，透出一股灵气，一双弯弯的柳叶眉下，两只大眼睛闪着机敏聪慧的光芒。 “请她过来一下好吧？”朱德说。 刘太向伍若兰招招手，伍若兰会意立刻走了过来：“有事吗？”她脸上带着笑意问。 “朱师长有话问你哩！” 伍若兰一惊，抬眼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位威武而又和善的军人，脸上倏地飞起两朵红霞。 “听老邓说，这门上的对联是你的杰作。” “写得不好，请朱师长多多指教！”伍若兰迎着朱师长赞赏的目光诚恳地回答。 “好，好书法嘛！笔画遒劲有力，字体飘逸俊美！这真是巾帼不让鬚眉呀！” 伍若兰见革命军的师长当众夸奖自己，不觉满面通红，忙转过脸向刘太说：“请师长坐席吃饭吧，要不菜都凉了。”说完，朝朱师长轻轻地点了一下头，一阵风似地飘走了。 简单而又不失隆重的庆祝胜利宴会，开得欢快而热烈，直到近中午时分才散。伍若兰压制不住内心的欢喜，哼着小调踏着轻盈而欢快的步伐往家里走去。此时，她的脑海里不断地闪现出朱德的影子。宴会上他那落落大方的军人气质，豪爽而淳朴的性格，尤其是那平易近人的风度，给这个伍家妹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伍若兰是个有心计的女孩子，她在很短时间的接触中发现，朱德由于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活，又不善于照顾自己，人显得黑瘦，颧骨微突，眼圈乌青，看了叫人委实心疼。“这样下去会影响他的身体呀！没有健壮的身板怎能带兵打仗？”她心里想着想着，就想到了一个主意。 当天傍晚，伍若兰从家里摸出十几个鸡蛋，用手绢包好，快步向师长驻地走去。她走到朱德的住房外，停住了脚步，顺着窗户向里望丢，只见朱德双腿盘坐在床上，就着桌上的油灯亮光，穿针引线缝补布鞋。目睹此景，伍家妹子忍不住“扑啧”笑出声来，她赶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朱德闻声一惊，停下手中的针线，发现窗外站的是伍若兰。赶忙跳下床来打开屋门说：“若兰，进来吧！” “堂堂的革命军的大师长还补鞋哩！真是天下奇闻呀！”伍若兰边说边笑，像只小鸟一样一闪身就飞了进来，随即打开手绢，鸡蛋骨碌碌地滚到了床上，并动情地说：“你太劳累了，吃两个鸡蛋补补身子吧！" 朱德瞪大眼睛，不禁有点惊讶，继而郑重地说：“哟，我可不能随便收老百姓的东西，这是革命军队的规矩。” “革命军的大师长，你有你的规矩，我们这里也有我们的规矩，你不收这几个鸡蛋，就是看不起我们老百姓！现在是在我们的地面上，你可要人乡随俗呀！”说完绷着脸，秀眉一掀撅起了小嘴。 “女秀才，你好一张厉害的嘴哟！”朱德摇了摇头，开始让步了，收下了鸡蛋。 伍若兰回家躺在床上，怎么也不能入睡，朱德在油灯下补鞋子的身影总是浮在眼前。她心里很不平静，一个在枪林弹雨中领兵打仗的高级军官，还得照顾自己的衣食住行，这对革命是多大的损失呵！ “我得给他做一双新鞋！”想到这里，她翻身跳下床，点亮油灯，估算着朱德脚的尺寸，立即动起手来。 两天后，她将一双新布鞋送到了朱德的住处，逼着朱师长脱下脚上的补丁鞋，换上新布鞋。朱德看到新鞋很高兴，但捨不得脱下自己的补丁鞋：“这个嘛，它跟着我行军打仗是功劳鞋，我怎捨得随便丢掉？” “哈哈哈，”伍若兰放声笑着说，“这也同革命一样，不破除旧的，怎么能迎来新的。你是师长，你说这道理对不对？”伍若兰认为这回大师长终该让步了。没想到朱德却说：“这话有几分道理，但不全对。革命要破除旧的，那得从根子上破，如果只是不疼不痒地在某一点上改良一点点，怎么能立起新的东西来？”朱德走到门口，望着窗外的军营说： 第190页 “若兰同志，谢谢你！不过，革命要靠全体革命军的共同努力，你只能解决我一个人的脚板呀！” 伍若兰是个聪明有才智的女孩子，她自然听出了朱德的弦外之音，忙走上前说：“师长，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想着一千多名战士，你先换上这一双，其他的由我们女界联合会包了，你尽管放心！" “好！我的妇女部长同志，能不能在一周之内做成兰，眼中闪出希望与渴望的光芒。 “保证按时完成！”伍若兰向朱师长立下了军令状。 伍若兰立即召开村民大会，发动妇女做好对部队的支援，迅速将500双军鞋的任务布置下去。一周之后，伍若兰率领19名年轻妹子，挑着一捆捆新布鞋，踏着灿烂的朝霞，大步向军营走去。 朱德看到这500双新鞋齐崭崭地堆放在屋中间，心中不由得再起涟漪，这个妹子真不简单，能文能武，而且组织能力非凡，脑海中禁不住闪现出这样的念头：要是身边有这样的女子做伴，该是多好啊！陈毅很快觉察到朱德的心事，他悄悄问县委书记邓宗海，得知伍若兰还不曾找婆家，于是他把想法透露给了邓宗海、刘太，他们都非常贊同。 不几天，伍若兰被调到暴动军师部工作了。一天傍晚，她来到朱德的住房，朱德发现这妹子不同往常，便轻声对她说：“我们到外面走走，你领我看看你们古老来河的夜景吧。”若兰心领神会，不声不响地跟在朱德的身后。 秀丽多姿的来河，斜阳铺在水中，金波闪烁，浪声汩汩。两人一时没有话说，但谁都觉得心里有太多的话想告诉对方。他们默默地走上一段河堤，还是朱德先开了口：“若兰，宗海他们给你说了吗？” 若兰脸上飞起一片红晕，含羞地点了点头。 “自从我们认识后，你给我的印象很深，不过……”朱德欲言又止。若兰暗自一惊，急切想知道下文，她抬起一对好看的眸子瞅了朱德一眼，忍不住说：“你，你嫌我吗？" “不，不！你误会了。我能有你，那是可求而不可得呀！你想过没有，我是个军人，身不由己哟！带兵打仗，冲锋陷阵，做军人妻子是……”“你不要说了，这些我都想过了。只要是为了革命，跟着你行军、打仗、吃苦、砍脑壳，我都心甘情愿！” 朱德一把握住了伍若兰的手，动情地说：“若兰，我的好同志！”一股爱的热流涌人了两人的胸膛。一对革命伴侣，在碧波滔滔的来水河畔明月共照，就这样互结同心了。 1928年3月26日，朱德率领革命军离开未阳城，红旗飘舞，踏上了通往井冈山的崎岖道路，同毛泽东秋收起义的部队胜利会师。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伍若兰被调到红四军政治部任宣传队长，同朱德一道同甘共苦，浴血奋战。在紧张的战斗中，伍若兰一面参加战斗，一面抓紧学习军事知识、射击技术，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一天晚上，朱德从军部开会回来，还没落座，伍若兰立即端来一盆热水，叫他洗脸洗脚。朱德拧着毛巾，笑呵呵地对妻子说：“若兰，听说你这宣传队长干得不错嘛！" “老朱，别夸奖了。我们宣传队是唱文戏的，哪能比得上出生人死的战斗员呢”，伍若兰说完，拿起丈夫一件破军装，坐在油灯下细细地缝起来。 “军部的同志反映，你们宣传队十几名女同志刻苦练习射击，个个双手能打枪，还冒着生命危险到前线向敌人喊话，攻心为上，作用可不小咧！” “我常想，要当一名合格的指挥员，光有勇不行，还要有谋，才能克敌制胜。上次我们攻打永兴县城，不就是吃了亏吗，不少同志牺牲了，刘太也阵亡了。” “是嘛，要智勇兼备，不能硬打硬拼。”朱德洗完脚，望着妻子认真地说，“若兰，给你一个单独指挥作战的机会，你乐意吗？" “真的？" “军中无戏言嘛。” 伍若兰高兴地跳了起来，脚跟一碰，俏皮地敬了一个军礼：“军长同志，请下命令吧！” 伍若兰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是带两个宣传队员，在敌我交界的一个村子里贴标语，被十几个敌人发现了。他们见是三个女红军，毫不在意，便持枪包围过来要抓活的。伍若兰见状故作若无其事，放下手中的石灰桶，从腰间拔出双枪，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叭，叭”两声枪响，带头的两个傢伙应声倒下。“叭，叭”又是两枪，又是两个敌人被打倒，剩下的狼狈地逃跑了。 第二次是在七溪岭战斗中，伍若兰率领一队双枪女将，阻击敌人的强大攻势，为“龙源口大捷”创造了条件。于是，“双枪女将”随之扬名。至今，在七溪岭还流传着一首歌谣： 红军队里多英雄，双枪女将建奇功；横扫敌人如卷席，巾帼威震七溪岭。 距井冈山不远的柏山有一支游击队，在和万安县团防局的斗争中，由于叛徒出卖，游击队长英勇牺牲了。为了挽救这支队伍，也为了让伍若兰能得到更多的锻鍊，朱德特地派她到柏山游击队去整顿这支队伍，打击地方顽固势力，然后率队上井冈山参加红军。 第191页 伍若兰奉命来到游击队，任队长兼党代表，与副队长陈华多次指挥游击队，成功地袭击了“挨户团”，并处决了叛徒，狠狠地惩治了反攻倒算的土豪劣绅和团防武装。 万安县团防局长钟亚阶几次上山围剿游击队，反而被打得狼狈而逃。钟亚阶贼心不死，在赣州又借了一个营的兵力，决心再上柏山，发誓要全歼游击队，活捉伍若兰和陈华。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伍若兰与陈华等人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决定诱敌深入，智歼群魔。敌人吃了儿次亏，也没敢轻举妄动，而是派了几个狗腿子装作砍柴，上柏山监视游击队的行踪。伍若兰识破了敌人的计谋，将计就计。 这天晚上，钟亚阶得到情报，说伍若兰带领游击队躲在柏山炼丹极的松林里宿营，连忙带领清乡队和借来的一营兵力倾巢出动，向山上摸去。快到炼丹极时，果然见森林里有火光，匪营长忙令士兵卧倒，向火光处射击，只见那火光瞬间化作百十支熊熊的火把，在密林里一闪一闪地游动。匪营长大喝一声：“追！”卧倒的士兵刚起身，被钟亚阶厉声阻止。他对匪营长说：“伍若兰虽是女流之辈，却不能小视。她跟随朱德，谙熟兵忠精通谋略，智勇双全。她这样布下疑兵之计，定有埋伏，要防止上当。那松林后是炼丹极，没有退路可走，我们不如先集中火力，勐射火光处，然后兵分两路包抄过去。”匪营长一听言之有理，即命令射击。顿时机枪、步枪、手枪齐鸣，整个山林里像炒豆子一样，噼噼叭叭响个不停，打了好一阵，松林里的火光全被打灭了，敌人的子弹也消耗得差不多了。钟亚阶看到松林里毫无反应，以为游击队员都被送上西天了，便欣喜地和匪营长进了松林。士兵们四处查看，没有发现游击队一具尸体。 钟亚阶知道又上了大当，忙掉头往林外跑。说时迟，那时快，埋伏在炼丹极悬崖下的游击队沖了出来，整个林子里枪声大作，敌人分不清东南西北，不知向何处逃窜。钟亚阶被击毙，匪营长被活捉。伍若兰带队上了井冈山。朱德听了汇报后，紧紧地握着她的手，高声赞扬道：“若兰，你真成了名副其实、智勇兼备的女将啦！” 1928年秋天，湘赣两省的军阀又一次集中兵力向红四军发动大规模“围剿”。红四军被迫向赣南转移，开闢新的根据地，部队连日急行军，十分疲惫。好在伍若兰体格健壮，平时一直和战士们一块艰苦磨鍊，因此，她一面行军，一面还能给战士们做宣传鼓动工作，经常用歌声激励大家。 一个细雨濛濛的傍晚，队伍进人项山地区，在吉潭停下来宿营。军部设在一座古庙里，毛泽东睡在左厢房。朱德同伍若兰睡在右厢房。天刚麻麻亮，忽然，一阵激烈的枪声从后边山坡下响起，军部随即响起紧急集合的哨声。朱德唿地从床上跃起来，屋子里已不见伍若兰，他忙从枕头下摸起驳壳枪，正欲冲出门去。这时，伍若兰持枪飞步跨进门槛，急切地说：“老朱！军部已被敌人包围了，你快走！” 伍若兰的警惕性极高，她在朱德的身边，知道随时都有责任保卫他的安全，刚才她在睡梦中觉得外面有异常，忙出去查看。 “若兰，你同我一起突围吧！”朱德望着伍若兰微微隆起的肚子，恳求道。 “不！”若兰摇着头，坚定地说，“我和警卫排的同志留下掩护你和毛泽东同志。现在我是来通知你的，快，你先突围要紧！” “若兰，情况再危急，我也不能扔下你！”朱德大声地吼道。 “老朱，这是什么时候还争论！”伍若兰瞪起一双充满激情的大眼睛，又刚毅果断地说：“要知道，你是全军的统帅呀，红四军不能没有你！”说完，“噢”的一声，左手从腰间抽出一支短枪。 “快走”，伍若望的声音斩钉截铁，简直是兵法违抗的命令。 恰在这时，“砰”的一声，房门被踢开了，几个匪兵端着枪，凶神恶煞地沖了进来。危险迫在眉睫，几乎就在敌人踢开房门的同时，伍若兰已觉察到来者不善，飞起一脚将朱德手中的驳壳枪踢进床底下。转过身子对冲进来的敌兵佯装不知是敌人，高声呵斥道：“你们不在前边打仗，大清早跑到我屋里来干什么？我的枪可不认人啊！”说完又回过头来对站在一旁的朱德大声命令道：“你这个老伙夫真没用，还不快去打桶水来给军长洗脸，还愣着干吗？”朱德会意，忙点头答着：“是！”抽身欲走。 “站住！”一个匪兵喊道，另一个匪兵上去夺伍若兰的双枪。伍若兰双手只在腿上一蹭两把枪的大机头都张开了。夺枪的敌人向后退了一步，厉声问伍若兰：“他是你什么人？” “我的伙夫。”伍若兰镇定地回答。 敌人瞅了瞅穿着和普通士兵一样服装的朱德，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络腮鬍子，信以为真，就把枪口对准伍若兰间：“朱德在哪里？” 朱德趁机挑起水桶，从容她走出了房门。伍若兰见朱德走出去，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故意大声地斥责敌兵：“你们瞎眼了，敢把军长太太不放在眼里？而且还敢冲进我的房门，都不想活了！” 敌兵一听，相互对视了一下，其中一个敌兵斜着眼骂道：“妈的，你娘们是个瞎子，到现在还把我们当做赤匪。告诉你，老子是国军，你们的军部全被包围了。还不赶快告诉俺，朱德在哪里？" 第192页 伍若兰装作大梦初醒，故装愣神，敌人扑上来缴了她的枪。 “共党婆子，快说！朱德在哪里？”伍若兰为了拖延时间，装作害怕的样子，朝里屋努努嘴。 敌兵一听，好不高兴，抢头功心切，都争着向里屋冲去。伍若兰见势，扭身冲出房门，向朱德走的相反方向跑去。那伙冲进里屋的匪兵扑了空，知道上了当，连忙追了出来，边跑边喊：“抓共匪婆子啰！抓共匪婆子啰！”伍若兰冲出门后，为了吸引敌人，使朱德能安全脱离危险，故意在逃跑中暴露自己，蜂拥而来的敌人紧紧跟上了她。她欲穿过小木桥，突然“叭叭”一串子弹打过来，她小腿上中了一弹，“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敌兵抓住了她，给她戴上重镣，关进了赣州城。 敌人抓住了红军首领朱德的夫人双枪女将伍若兰，欣喜若狂，认为从她的嘴里能探听出红军的机密，特地发电报告蒋介石委员长。蒋介石回电：必从她嘴里掏出红军的真实情况。 敌人设立了特别审讯室，妄图从伍若兰嘴里挖出他们想要的东西。经过几次严刑审讯，敌人的奢望全落空了。刽子手们见硬的不行又改变了手法，他们用软语劝说： “你还年轻，只要你写几句话，表明愿意与朱德脱离夫妻关系，我们就可以立刻放了你。” “哈哈！”伍若兰傲视群魔，仰头笑出声来。 “妈的，你真不识抬举！”审讯官鼓着眼珠子咆哮起来。 “要识你们的抬举，还算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大义凛然地怒斥着敌人。敌人的各种威逼利诱都彻底失败了，在蒋介石电示“从速处决，’的密令下，于1929年2月12日将她的头砍了下来，挂在赣州城楼示众。没过几天，红四军打回项山地区，朱德又回到吉潭的古庙里，晚上明月清风，他独自坐在油灯下，默默无语，心情怅然。 “朱德同志！”毛泽东拿着一张从敌人手里刚缴获来的报纸递给朱德。朱德看到报纸上赫然印着妻子英勇牺牲的消息，泪水溢出了眼窝。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沉重地说道：“若兰同志是党的好战士，人民的好女儿。她就像井冈山上的兰花一样，坚忍不拔。” 朱德紧紧握住报纸，遥望着溶溶月色下山岩上盛开着的兰花。“若兰，我的好同志！”朱德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朝伍若兰被捕的那座小桥走去…… 后来，美国着名作家斯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称赞伍若兰说：“她在井冈山一带的农民中，是家喻户晓的英雄，是个坚忍不拔的农民组织者。她演讲富有说服力，有才智，她体格非常健壮，聪明智慧，她的一双大眼睛里始终闪烁着勇敢与果断的光辉……” 人民为纪念这位红军英雄，将生长在寻乌、宁冈和赣州的一种兰花，改名为“井冈兰”。将伍若兰的故乡耒阳金南村改名为金兰村。朱德在戎马生涯中，一直记挂着若兰。建国后，他种了很多兰花，据说是为了寄託对伍若兰的哀思。 第18章 风雨征程中——刘英 在她的一生中，一个共产党员能够牺牲的，除了她的生命之外，她都牺牲了；一个共产党员能够奉献的，包括儿女，她都奉献了。 刘英，1905年10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汽东乡金井镇的大户人家。乳名毛子，原名郑杰。她的祖上是几代官宦人家，父亲也是举人，在乡里很有地位，和县令平起平坐，家门口竖着举人的旗杆。辛亥革命打破了她父亲做官的美梦，却没有冲掉他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她父亲的座右铭。刘英小时候，父亲对她管教很严，不许她轻出闺门。但父亲有深厚的古文功底，也影响了小刘英。他经常教女儿一些古典诗词，还要她描红摹写字帖，不时地出些题目考她。刘英自小受到较好的文化薰陶，在她未人学堂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好多字，背诵了许多诗词。 辛亥革命后，民权、平等、自由的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得日益广泛，西风渐渐地吹进刘英的家门。受此影响，刘英对男女平等、女子自立、读书、走人社会的开明主张非常崇信。经过与父亲的不断抗争，1920年她就读于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她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追求进步思想，同情穷苦学生。 1924年夏，她终于冲破封建禁锢的牢笼，进入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学习。这是她迈出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在这里，她受到共产主义的洗礼。校长徐特立这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同情共产党，认定共产党员都是有为青年，将是未来社会的栋樑。在共产党员、进步教员影响下，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由于她聪颖好学，刻苦上进，成绩也名列前茅，很受徐特立的器重。教员中周以栗、陈章甫、罗学攒、廖锡瑞等都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刘英从朦胧的民主主义追随者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1925年3月，她加人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她刚好20岁，是她人生的又一大转折。她人党后担任校党支部书记。“五卅”运动期间，她积极投身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时值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勐发展，两湖地区成为工农运动的中。心。刘英在学业和革命事业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1926年11月，她被派往武昌中央两湖党校受训，结业后全身心地投人到工农运动中。 第193页 1927年2月，党组织派她到湖南省总工会工作，担任湖南省总工会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干事。她热情极高，经常深人工矿码头，发动工人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组织工人武装，日夜不停地忙碌着。当然，年仅21岁的她还很幼稚。她充满革命激情，对革命前途乐观、天真，甚至想不到革命前进道路上还会遭到挫折。 不久，先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两湖地区发生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最后汪精卫集团也公开“分共”她几乎来不及细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失败了。国民党到处捕人、杀人，一片白色恐怖，她痛心疾首又惶恐不安。她的同伴中升学的、出嫁的、离开革命队伍另谋出路的，甚至投人国民党怀抱的大有人在，甚至有的省委书记、省团委书记都刊登了“反共启事”…… 但她认定了共产党的路，她不怕死，决心继续走下去。就在这危难关头，她继续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着手恢復工会中党员的组织关系。11月，由于她对敌斗争勇敢，被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妇女部部长。随后，形势越来越险恶，很多同志都被国民党杀害，刘英和组织断了联繫。她心急如焚，千方百计去找党。 在这种时候找党，随时可能被捕。刘英不顾个人安危，专往人杂的地方去“碰”。老天不负有心人，她这样“瞎撞胡碰”了一些日子，居然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省委派刘英协助滕代远去长沙郊。区发动农民，准备“灰日”暴动，时间是在12月10日。不料计划泄露，暴动流产了，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省委书记王一飞同志牺牲了，滕代远去了平江。刘英受省委派遣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她经过千辛万苦，于1928年春到达上海，终于见到了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李维汉、罗亦农、恽代英等人。中央要她留在中央妇女部工作，刘英却心繫湖南，还是希望回湖南工作。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她回地方，还没到达酸陵，就得知出了叛徒，醴陵县委书记被捕牺牲了。 刘英在湖南找不到党组织，生身父母又不敢收留她，只好决心再赴上海，按中央的安排，从事妇女工作。1929年春，党中央派她到苏联学习，先进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1931年，又进国际无线电学校学习技术。在苏联学习期间，她结识了张闻天。 1934年10月16日，红军长征开始了。当时，除野战部队外，军委机关组成一个纵队，叫“红星”纵队。党中央和政府机关等组成一个纵队，叫“红章”纵队，刘英被编人“红章”纵队。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又一次占领遵义城。刘英和几个伙伴在街上游览，遇到张闻天，张邀刘到他的驻地聊天。 张闻天和刘英早在莫斯科时就认识了。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郭绍棠等由于理论水平高，被中山大学留校当教授，当时同学们戏称为“四大教授”。张闻天英语、俄语俱佳，为人随和，性格文静，颇有学者风度，刘英对他十分崇敬。张闻天也把刘英当做小妹妹，两人接触较多，交谈一向随便。这次张闻天却显得很拘谨，表情很不自然，甚至有些吞吞吐吐地说：“我们互相都很了解，我希望我们不仅要做一般的朋友，而且……”张闻天鼓起很大勇气说出来的话，没料到让刘英一口拒绝了，而且看起来没留任何余地。 为什么呢？刘英后来谈到这事曾感慨地说：“在长征中，人们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怀有理想和信念，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在那样艰难险阻的环境里，恋爱、结婚、怀孕，对一个女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天大的灾难和罪过。孩子生下来，又没法子带，从做母亲的感情上来说，无异是一种酷刑。我看得太多了！例如贺子珍，她怀了孩子，谁也没有告诉，跟着红军队伍照样跋山涉水，她要比别人多付出多少？多增加多少痛苦？孩子在路上降生了，没法子带，只好把孩子撇在老乡家里，她甚至没有看孩子一眼又上路了。凯丰的爱人廖似光，也把孩子生在长征路上，也只能撇在老乡家里……这些孩子，后来大多数没找到。因此，在长征中，要想为革命做工作，要想为事业奋斗，就不能结婚、生孩子；要结婚、生孩子，就必然影响工作，以致害了孩子，也害了母亲。我认准了这个道理，也下定了决心：即使长征5年、10年，不到根据地，我也不结婚！” 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正在“地无三里平”的贵州境内艰难地行进着。娇小的刘英穿着一身不合身的灰布军装，打着裹腿，行进在红军“地方工作部”的行列里。忽然，通信员送来一个条子，上面写着：“刘英同志，即去中央队报到，接替邓小平同志的秘书长工作。”落款是李富春。 刘英去找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说：“我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秘书长干不了。” 李富春笑眯眯地说：“刘英同志不要谦虚嘛。工作有困难不要紧，会有人主动帮助的。”刘英听出了李富春话里有话，“有人”是指张闻天。当她再次强调干不了时，在一旁的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凑趣说：“干得了，干得了的！"正说着，张闻天走了进来，立刻接着说：“你完全能做好。主要是做警卫员的思想工作，再有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另外，开会时作个记录。”这三人一唱一和，刘英感到其中似乎有“阴谋”，但又说不出来。她想：“既然党需要，那就干嘆。”但她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因为毛泽东跟张闻天有着不寻常的友情。 第194页 非常喜欢成人之美的毛泽东，常跟刘英、张闻天开玩笑。有一次，他告诉刘英，洛甫在马上打瞌睡，四脚朝天摔下山去了。刘英吓了一跳，着急地问：“摔伤了没有？” 毛泽东德摆手，慢条斯理地说：“莫急，莫急！他没有受伤，有菩萨保佑呢。”接着他随口念了一首打油诗： 洛甫洛甫真英豪，不会骑马会跌跤。四脚朝天跌得巧，没伤胳膊没伤脑。 刘英调到中央队任秘书长跟张闻天一起长征，彼此间了解得更深了，关系也越来越亲密。行军中，刘英和张闻天两个人常常同时骑马，并辔而行；有时两人步行，也常常走在一起。有一次夜行军，警卫员搞到一盏小马灯，刘英看到后，高兴地说： “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挺亮的。”张闻天立即接过话茬儿，幽默地说：“这是流萤（刘英）嘛！” 张闻天利用汉字的谐音，含蓄地表达对刘英的追求。又经过一段时间，刘英已经在思想上接受了张闻天的爱，只是表面上还保持着距离。这一层，张闻天慢慢地也体察出来了。 当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刘英参加了两河日会议的工作。此后被调到新组建的中央第三队，开展地方工作。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她从未间断工作，总是按中央要求，执行政策，完成任务。她随部队翻越了空气稀薄的大雪山，抱病行军七天七夜，走出了茫茫草地。纵使千难万险，革命意志丝毫不减，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瓦窑堡，少共中央局开始恢復工作，刘英任陕北少共中央局宜传部长、组织部长。此时，张闻天对刘英说：“红军有了家了，咱们也该有个家了吧？”刘英幸福地点点头，两颗相爱的心终于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1936年6月，刘英和张闻天在瓦窑堡（今子长县）结婚。当时刘英31岁，张闻天36岁。同志们在会上，都高兴地祝福这一对新人白头到老。当时，毛泽东正在指挥直罗镇战役，没有赶上，回来后硬要他们请客。 刘英笑着说：“咱们是无产阶级，没有钱，又没有东西，拿什么请客呀？” 毛泽东也笑着说：“彼此彼此，我是来贺喜的，没有什么礼物，就送一首打油诗吧。”说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念道： 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皇帝张闻天，既爱江山又爱美人。 张闻天连连摆手：“我可不是皇帝。”刘英也赶紧申明：“我也不是美人啊！"面对张闻天夫妇的异议，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我们的洛甫同志当然不是专制皇帝，他很讲民主，能听取同志们的意见，是个开明君主，而刘英就是开明君主的美貌娘娘嘛！”听了毛泽东的打趣，大家发出阵阵笑声。 1942年1月，刘英参加了张闻天同志为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到陕北、晋西北开展社会调查。1943年初，她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审干运动，任高级干部学习组分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整风是最终彻底地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王明、博古、洛甫（张闻天）等人自然首当其冲。反思、剖析、认识、提高是并不轻松的过程。刘英不愧是贤内助。她是文化素质很高的老党员，主动帮助丈夫深刻总结王明路线的歷史教训，非一般文化水平低的人能比得了的。更何况，她有多年的政治秘书工作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根据刘少奇提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决定大力经营东北，派2万干部、10万军队出关。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近1/4都派往东北了。张闻天作为13位政治局委员之一，也和陈云、彭真、高岗一起前往东北，刘英随行。 1950年2月，刘英随张闻天同志离开东北到北京，参加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筹备工作，任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代表。 从解放战争后期到1959年庐山会议的十多年间，是刘英参加革命以来最愉快的时期。1951年4月至1954年11月，张闻天担任第一任中国驻苏大使。刘英随同在大使馆工作，任使馆参贊、特委副书记、党总支书记。她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工作很出色，外交部曾给予通报表扬。1954年12月，周恩来亲自打电报召刘英回国，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人事司司长，机关党委委员、常委，监委书记。不久，张闻天也回国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刘英和张闻天成了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1959年庐山会议，张闻天被加上“彭德怀反党集团副帅”的帽子。刘英也受到牵连，定为“严重右倾”，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1964年3月至1966年，她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由此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7年间，痛苦、迷惘、惊心动魄、狂风暴雨，充塞了她苦难的人生。 庐山会议后，刘英问张闻天，为什么要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张闻天说：“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在党的会议上，有什么想法都允许讲嘛！”刘英理解丈夫，敬佩他忠心为党为国的果敢精神。她的选择是：风雨同舟，甘苦共尝！她以此格言，经受住一生最黑暗的10年。 第195页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刘英和张闻天就陷人了灭顶之灾。她自己忍受折磨，还时刻关心着多灾多难的伴侣。张闻天要去接受“触及灵魂”的再教育，刘英一定要在他口袋里放好钱和粮票，嘱咐他一定要吃得好些，身体要紧。 1969年5月16日，刘英和张闻天被“监护”在北京景山后街寓所。刘英和张闻天的监房只一墙之隔，但咫尺天涯，每天连放风的时间都错开，彼此无法碰面。当刘英允许进盥洗室时，见到张闻天的衣服泡在盆子里，总要抓紧时间放上洗衣粉，趁看守不注意时为他搓干净。他们被这样囚禁了523天，夫妻俩“人不见面心相见”！后来，他们虽然被关到一起，但张闻天挨斗时，总要拉刘英去陪斗。每次挨斗回来，张闻天的第一句话就是：“你顶住了，太好了。批斗的时候我只想到你，真怕你的身体支持不住。” 1969年10月，张闻天和刘英被押送到广东肇庆，虽然结束了囚禁生活，但仍然没有恢復自由，他们度过了漫长的流放生活后，获准回到无锡。那已是1975年8月，张闻天年逾古稀，冠心病、肺气肿等疾病终日缠身。但避开了无休止的批斗，总算得到安静喘息之机。一向豁达的张闻天不失幽默地说：“能有一点小自由也很好嘛！” 为了协助丈夫，刘英研读了大量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史论，读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协助张闻天完成了数十万字的政治、经济、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论文。在刘英的帮助下，张闻天奉献出几十万字的理论着述，澄清了许多被混淆被歪曲的马列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 如果说，全面系统的拨乱反正开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当首推张闻天。这一篇篇闪耀真理光芒的优秀论建，如今收在《张闻天文集》中，人们不能不钦佩“左”祸横行时张闻天的敏锐眼光和清醒头脑。 1976年5月，张闻天自感要不久于人世，即嘱咐刘英：“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牵挂，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最后的党费。”刘英当场写下了这样一张字条：“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下面的署名是“张闻天、刘英”。 张闻天逝世时，“四人帮”正是最猖獗的时候，那时他和刘英已被遣送回江苏无锡。张闻天的骨灰盒不准写张闻天的名字，写的是张普。刘英抗议无效，也不屈服于“四人帮”的淫威，她在献给张闻天的花圈上写的是“献给老张同志”…… 张闻天没有看到“四人帮”的覆灭和十年浩劫的结束。刘英幸运地等到了这一天。粉碎“四人帮”后，刘这一天。粉碎“四人帮”后，刘英回到北京。1978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党的纪检工作中，实事求是，不拘私情，纠正冤假错案，积极查案办案，为端正党风党纪、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不遗余力，扎实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的少数几件冤假错案中，就有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案。 在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之际，她不顾91岁高龄，担任了《长征―世纪丰碑》组委会副主任委员，以歷史见证人的身份，先后接受多家新闻媒介的30余次採访。她饱含深情，寄语后人，为弘扬长征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她热情关心支持妇女保健、儿童教育等福利事业，并主动带头捐款4万多元。她先后担任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中小学教师奖励基金会特约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顾问等职。她对青少年的关怀和忘我的奉献精神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由衷敬佩。刘英同志1989年获得“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1991年获得“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光荣称号。 2002年8月26日，刘英走完了她97个春秋的坎坷歷程。她在一生中，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能够奉献的全部奉献了，包括她的儿女。她一生没有留下后代，她前后生过三个孩子，都死于疾病。但她并不孤独，千千万万的后来人，都把她作为慈母蔽奉，并一代代传下去。 第19章 我的妈妈——陈琮英 妈妈陈琮英，今年已经超过百岁了，她身材虽然瘦小，但手足灵活，俭朴勤劳，精神饱满，无私乐观，所以健康长寿。 妈妈是父亲的童养媳，为供丈夫上学当童工。而留学回国在上海大学任教授的父亲则把织袜女工接到上海结婚，领她走上革命路。 妈妈那双在幼年时缠裹过的脚，跟随父亲南征北战，跨过万水千山，走过了两万五千里恨征，在父亲去世后，又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了半个世纪。 我是任弼时和陈琮英的大女儿任远志，《中华之魂》编委会约我写一篇回忆妈妈陈琼英的文章，我欣然应允了。因为我的妈妈是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妈妈，她像所有的中国劳动妇女一样，在平凡的不起眼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忙碌了一生，在我这做女儿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永生无法磨灭的记忆。 我妈妈1916年到乡村穷教师任思度（我的爷爷）家当任培国（我父亲任弼时）的童养媳。任培国是我父亲的学名。1918年我父亲初小毕业后考人长沙市明德中学，后又转到长郡联立中学上学。 第196页 我妈妈刚满14岁，毅然提出要去做工，用工钱来维持贫寒的家境和资助我父亲读中学。这样，我妈妈在长沙东门外一家小织袜厂里当了童工，她省吃俭用，从微薄的工资中节省下一点钱，帮我爸爸缴一部分学费，这才使他读完了中学。 1920年，爸爸经毛泽东介绍，去上海做留俄准备。临别时，不爱说话的妈妈低声地对爸爸说：“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照料。”随手把织好的两双袜子递给爸爸。这样，一别就是6年。 1924年1月，爸爸参加了为列宁守灵等葬礼活动。7月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后，秋天回到上海，担任共青团上海地区的领导工作，同时在上海大学教授俄文。 当时，一些女知识青年，对我那刚留洋回国的爸爸产生了爱慕之心，可是爸爸却明确地告诉她籽：“我己有了未婚妻，她是个织袜女工。”有些人听了当成笑话，大学洋教授找了个织袜女工，真成了上海滩的头号新闻。但爸爸对妈妈一往深情，虽已离别多年，始终记挂着同甘共苦的妈妈。 1926年，党组织决定接妈妈到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这年3月，爸爸妈妈结婚了。妈妈从长沙简陋的织袜车间走进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她虽已22岁了，但因从小没有父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由于营养缺乏，加上繁重的童工劳动，个头还跟6年前一样矮小。她一身女工的穿着，依在身着西装的爸爸身边，走在上海大马路上，低着头，生怕看到那一双双笑话她的眼睛。我爸爸看到这种情况，就鼓励妈妈说：“昂起头来，别看你穿着土气，可思想先进啊！从现在起，你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了，战士哪能低头走路呢！”妈妈听后激动地说：“你真好，一点都没变，还是原先那样！”爸爸风趣地说：“不，我变了，我现在改姓了，姓马啦。”妈妈一听就懂了，高兴地说：“你进步真快。”爸爸说：“你也不慢呀！你也参加了我们的行列，成了我们的战友了。”从此，上海滩上漾起了一对青年革命伴侣爽朗的笑声。 爸爸妈妈住在一间小小阁楼里，这间屋子不到7平方米，只能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其他什么陈设都没有。结婚的当天晚上，妈妈问爸爸：“你为什么爱我这个童养媳？”爸爸回答说：“我仰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妈妈轻轻地捂住了爸爸的嘴，打断了他的话说：“不管你说多少共同，可我是个没有上过学的文盲呀！"爸爸说：“这是个不难解决的问题。”说着从皮包里掏出一支毛笔、一支钢笔，还有练习本，递给妈妈：“我都为你准备好了，从今后每天工作之余，你就练习写字，一边练字，一边认字，不就解决了吗？”妈妈为难地说：“哪有这么容易啊！”爸爸拿起笔来捏一捏说：“是没那么容易，但现在革命工作需要你学文化，党交给你的任务中，有一条就是学习，你要像织袜似的一点一点地学，最后就成了一个文化袋，里边装的都是文化呀！” 从此，我妈妈一边做党的机要工作，一边自学文化，爸爸成了妈妈的家庭教师。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爸爸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可我的妈妈直到生病住院前，每天还坚持写一张大楷毛笔字，每当她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总是说：“我一天学也没有上过，就是在革命工作中坚持自学，才有这点文化。” 1928年10月，党中央派爸爸到安徽芜湖、安庆巡视工作时，在安庆公园被捕了。在被押送途中，爸爸机警地设法把消息传给住在上海的妈妈。在紧急情况下，妈妈只好带着刚满周岁的苏民―我的姐姐四处奔走，进行营救活动。由于风餐露宿，忍飢挨饿，姐姐苏民病了，发着高烧。但妈妈为了完成党交给她的营救任务，没有向组织上说半句困难的话。最后在党组织的配合下，爸爸终于被营救出狱了，可小苏民却一病不起，耽误医治而夭折了。 爸爸为了给妈妈解忧、强忍着对孩子的思念和在狱中刑讯未愈的伤痛，安慰妈妈说：“我们的孩子也是为了革命事业才贡献了自己小小的生命啊！” 残酷的对敌斗争，使爸爸经常处在危险的境地。1929年11月，爸爸出狱刚8个月，又在上海被捕。经组织上多方营救出狱后，妈妈见他背上两个被电刑烧的伤口还在流着脓血时，心疼地哭了起来。爸爸忍着疼痛安慰她说：“战士流血不流泪，快去替我向组织报告，尽快分配我工作吧！”妈妈说：“组织上早已告诉我啦，让你好好休息一些时候，等身体稍恢復点再说。”爸爸却风趣地回答：“我在牢里已‘休息’了一个月，现在需要尽快工作，而不是休息。等我们胜利了，我再好好休息吧。”妈妈反驳他说：“你不是说过，革命成功了，工作更忙、更艰巨吗？”爸爸被驳得无言对答，只是咧着嘴笑，仿佛胜利就在眼前。 1931年，爸爸参加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春天，上海春寒如冬，党中央决定调爸爸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江西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爸爸离开上海7天，妈妈就生了我。 我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由于革命工作紧张，环境艰险、恶劣，前面的三个哥姐都夭亡了。这时爸爸去了江西，全靠妈妈一人照料我。好景不长，祸从天降，由于叛徒告密，妈妈生我不到一百天，就被敌人抓进了监狱，我也只好和妈妈一起人了牢房。我当时是狱中最小的囚徒了。 第197页 妈妈在狱中十分沉着机警，装成农村妇女的模样，敌人提审时，一问三不知，对敌人从不屈服。然而，带着孩子在狱中生活是十分难熬的。但妈妈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敌人进行了坚决而又巧妙的斗争，有时敌人提审妈妈，当有些问题难以回答时，妈妈暗中在我的腿上或屁股上拧一下，拧得我大哭大闹，又拉屎又尿尿，使敌人无法继续审下去，只好说：“这种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退堂！” 后来，经过党组织的尽力营救，我们在狱中生活了将近一年终于出狱了。 1932年，我和妈妈出狱不久，就接到周恩来伯伯的电报，让妈妈立即离开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妈妈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紧紧地抱着我，亲着我的脸蛋说：“乖女儿，你就要见到爸爸了，我们要到人民当家做主的地方去生活啦！你高兴吗？” 可妈妈冷静下来二想，觉得进人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经过许多艰难险阻，经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根据地还要过紧张的军事生活……想来想去，实在拿不定主意。在临行前，她毅然下定决心，送我回湖南老家交奶奶照管。 为了下这个决心，妈妈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心神不安，很想把我带去给爸爸看看，又怕因为我影响爸爸的工作。为了革命事业，最后还是决定把我送回湖南交给奶奶了。 1932年3月8日，妈妈独自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福建长汀。当妈妈见到爸爸时，几乎认不出来了。爸爸一身红军打扮，精神抖擞，跟在上海时大不一样。当妈妈把我出狱后的照片拿给爸爸看时，爸爸一边仔细端详着，一边说：“这个女儿像你还是像我呀？”妈妈说：“现在看不出来，等她长大些才好决定。”爸爸紧接着说：“不管她像谁，反正是咱俩的孩子，你这次把女儿送到湖南老家的事，我们都听说了，很好呀！你这种以革命大局为重的做法，中央领导同志都夸你哩！” 妈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生活得十分愉快，尽管机要工作十分繁重，她还是每天晚上坚持读书、写字。有一天，妈妈看到爸爸抱着老乡的一个小孩儿，亲来亲去，那股亲热劲，一下子勾起妈妈想念孩子的母子深情。爸爸正好抬头看见妈妈站在远远的地方出神，便走过去对她说：“我也想咱们的孩子呀！等反‘围剿’胜利了，我们设法把她接回来。”话虽是这么说，可战斗的日日夜夜，哪有个尽头啊？这不过是对妈妈说的宽心话而已。 一等就是13个年头。当我15岁时，才实现了爸爸妈妈的心愿。1946年，党中央派人设法把我和大妹远征从湖南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1940年，爸爸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不久，就协助毛泽东领导和组织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一天，爸爸背回来一架纺车，是359旅的同志们送给他的。他坐在窑洞里学纺线，可认真了。由于他刻苦学习，很快就成为熟练的纺线能手。后来爸爸纺的线在陕甘宁边区展出时，还被评为一等奖。妈妈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党性很强，坚持原则。她做了一辈子党的机要工作，从她嘴里从未泄漏过一个字的机密。她对同志和蔼可亲，但违背原则的事，却是不讲情面的。 在延安时，有一天江青来找爸爸，要求给她批几匹布，想在窑洞前做个凉棚，被爸爸当场拒绝了。后来江青又来找妈妈，求她向爸爸说说情，妈妈十分生气地说：“我们共产党是不兴枕边风的。” 爸爸和妈妈对江青搞特殊化的缺点，曾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抵制和批评。江青不仅不改，反而怀恨在心。 1949年3月，爸爸和妈妈随党中央机关来到北京。他们依然保持过去艰苦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当时实行供给制，爸爸妈妈，包括我的小弟远远吃小灶；我是中学生，按规定吃大灶；大妹妹远征是小学生，吃中灶。为了教育我们养成节俭的良好习惯，爸爸在每个电灯开关处，都贴上“人走灯关”的字条。星期日妈妈让我们把用过的信封收集在一块，翻过来重新煳好再用。有一次妈妈让我和妹妹把穿破的衣服找出来，准备做鞋底。我们把破衣服找出来后，爸爸还亲自检查一遍，把破得不厉害的衣服捡出来，告诉我们说：“补补还可以再穿一阵子嘛！”并说什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1949年底，爸爸因严重高血压病，中央决定让他去莫斯科治疗。原来组织上决定让妈妈陪他去。可是他们考虑到多去一个人，就要多花一份钱，于是经过商量，最后还是决定妈妈不陪他去了。 1950年10月27日，爸爸患脑溢血不幸逝世了，年仅46岁！“你在不应该逝世的时候逝世了，这是党和人民的一大损失呀！我作为你的妻子、同志和学生，有说不出的悲痛！然而，你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永在，你给我和孩子们的谆谆教诲永在，你是不朽的。”妈妈挥洒着热泪，带着我们沉痛地悼念爸爸。妈妈在爸爸的遗像前发誓说：“我一定要好好抚育子女，让他们继承你的遗志，继承你的事业，你安息吧！”爸爸逝世不久，妈妈便把苏联送给爸爸的专车，以及他生病时的用具，包括床、钢琴，就连我上学骑的自行车统统交还给公家。妈妈处处检点，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我们。她在中央机关先后担任过机要秘书、科长、处长等职，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她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着。 第198页 毛泽东主席曾感慨地说：“琼英同志搞机要工作，不为名，不为利，她是革命的贤妻良母。”1980年4月，叶剑英不顾83岁的高龄，来到正在广东休假的我妈妈的住处。他紧握着妈妈的手说：“我时常挂念你们一家啊！”1984年春节，薄一波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慰问离休老同志大会上，多次提名，表扬了我妈妈的模范行为和高尚品德。 第20章 掌握自己命运——林月琴 她和她的姐妹们铁了户了，和红军不分离：红军住宿，她们做服务工作；红军打仗，她们运弹药，抬担架，送粮食；红军休整，她们帮助缝补衣服、洗晒被褥……即使这样，大部队还是总想甩掉这伙女兵，不供给她们粮食、衣服、鞋子，她们就自筹；大部队急行军，她们仍然死追不舍；有人戏笑她们是“追情郎”，她们也不在乎，就这样整整跟了大半年…… 林月琴，1914年生，安徽金寨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儿童团指导员，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儿童局局长。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熹推行“左”倾土改政策，林月琴家被错划为地主，她由此受株连被送进劳改队劳动改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苏维埃政权转移，红军长征，因她是“改组派”的女儿被遣散回乡。 几十个像她一样被冤枉的姐妹，被红四方面军甩了“包袱”。在当时敌人围困千万重、红军大部队被迫长征的情况下，她们这几十个年轻女兵是无路可逃的，如果分散回家，更是死路一条。她们惟一的求生活路，就是死抱成团儿，尾随红军前进。 红军突围，她们跟着突围；红军长征，她们跟着长征。她们铁了心和红军不分离：红军住宿，她们做服务工作；红军打仗，她们运送弹药，抬担架，送粮食；红军休整，她们帮助缝补衣服、洗晒被褥……即使这样，大部队还是总想甩掉这伙女兵，不供给她们粮食、衣服、鞋子，她们就自筹；大部队急行军，她们就死追不舍；有人戏笑她们是“追情郎”，她们也不在乎，就这样整整跟了大半年。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她们的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帝。有一天，上级组织派人来开会，向她们宣布：“你们都留下吧，编个工兵营。经过这半年多的考验，事实证明你们没有罪！”姐妹们都笑了。 工兵营组建后，任命林月琴为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带着半年多同生死共患难的姐妹们，加上四川境内参军的女娃共80多人，运粮食、弹药，缝补衣服，做被褥，行军，打仗……吃尽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虽说生活苦得厉害，但人人有个共同的追求目标，大家互相帮助，相互鼓励，没有一个开小差的。 有一天夜里，有人闯入女兵宿舍企图强行取乐，被女兵抓住报告了林月琴营长。林营长十分气愤，喝道：“揍，狠揍！然后缴他的枪，给我打出去！” 第二天，林月琴被张国熹唤去，高声骂道：“你胆大包天，竟敢打我的警卫，缴他的枪！”林月琴毫不示弱地反问：“你怎么教育的部下？都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怎么能蓬样侮辱人？”张国焘恼羞成怒，认为林月琴不过是个小小的营长，竟敢目无尊长、顶撞他，就撤了她营长的职，调她到卫生连当卫生员。 刚正不阿、一心为了姐妹们的林月琴，由于降职又不能当众说出真相，受到朋友的疏选、非议和羞辱。她感到委屈、孤独、气愤、痛苦，压抑在心灵深处的话，总得寻找一个交流发泄的对象，不然，她会闷死的。 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位新的上司，也是四川人，工人出身。这位首长，为人憨厚、耿直。林月琴向他汇报了自己降职的全部经过，得到了他的理解和同情。在这种时候，林月琴需要的是感情上的支持，他一下子就给她解除了心里凝结的疙瘩。林月琴从他的支持、理解、同情中汲取了上进的力量。由于他的帮助，三次过草地，抢救伤病员，那难以克服的重重困难和繁重的工作，她都挺过来了。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人们之间的感情是容易交流和升华的。林月琴在感情的飢饿中遇到了知己，他们从同志、上下级的友爱、同情中，很快升华为男女之间的纯洁爱情。部队到甘孜后，由康克清同志出面做媒，他们结婚了。 一个半月之后，他随西路军过黄河西征，林月琴随卫生队去延安。张国熹的西征，使西路军全军覆没。林月琴的新婚丈夫，若没有牺牲，也肯定做了马步芳的阶下囚了，林月琴的心被撕碎了。 组织上同情林月琴的遭遇，派她去党校学习，使她痛苦的心灵逐渐得到恢復。 一年半过去了，丈夫音信皆无，林月琴绝望了。她只有将全身心投人到学习中去，才能减轻她内心的悲伤。有一天罗荣桓讲完课，问默默不语的林月琴：“我讲课，你能听懂吗？我的口音是南腔北调。” “基本上能听懂，因为我念书不多，文化低，记笔记慢，有不少重要内容记不下来。” “今后，我讲完课后把讲稿给你，你对照讲稿看书本，可能有所帮助。”“那太好了，我是‘笨鸟’，我先谢谢你给我吃偏食。” 第199页 “你的爱人我认识，是位好同志，西路军失败后至今毫无音讯，很可惜！”“是的，即使没牺牲，被敌人抓去也不会有好结果。不过首长请放心，我能挺得住！” 从此，林月琴在学习中就和这位可亲可敬的首长接触多了。有时晚饭后也一块出去散步，罗荣桓也将自己的家世讲给林月琴听，他讲到自己也结过婚，是父母包办的婚姻，生了一个女儿…… 罗荣桓坦诚的谈浩，常常把林月琴带人另一个奇怪的世界。林月琴渐渐感到面前这个男人性格温顺，胸怀坦荡，品格高尚，从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好感…… 有一次，林月琴忍不住问罗荣桓：“除你那包办妻子外，有没有其他女人追过你？”罗荣桓坦率地说：“有过，那是一个痴情女子。她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说：‘父母包办的婚姻没有爱情，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没有幸福。不要把同情误认为爱，不要被强迫婚姻锁住自由的身心。’她还表示愿意等我自由……” “你真是憨人厚福！”林月琴腼腆地笑着说。 “是啊，我为此信痛苦地思索了一夜，我是有妻室女儿的人，我要为妻子负责！如果没有结婚，如果像现在我们已经解除婚约，我会爱她的，可能会很幸福。但那时候不行，我不能随心所欲，只好不回信，坚决地拒绝了她。只有这样，我们两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谢谢你的坦诚！”林月琴语调诚恳地说，“你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你对女友、妻子的态度，真切地表达了你对爱情的操守。这样的男人是不多见的！”有一天，罗荣桓的警卫员给林月琴送党史讲稿，送后一直站在门口没走。 林月琴吃惊地问：“你怎么还没走？” “林大姐！给罗主任回个信吧，我等着，不着急！” “回信？”林月琴不觉脸红了，怕对方看出来，赶紧推着对方说，“走！快走” “那可不行！”警卫员说，“我送来那么多讲稿，你连个收条都不写，我怎么向主任交代？他还以为我玩去了。” 林月琴没法，只好写个收条，交到警卫员手里，警卫员拿了收条，还啰啰唆唆地说：“这些天来，我们主任有说有笑，比过去愉快多了，他看到你这个便条，会更乐的！” “话真多，调皮鬼，快走吧！”林月琴脸又红了。 延河水解冻了，风吹到脸上已不感到扎人了。延河两岸的山岭尽管仍然是光秃秃的，但春天已悄悄地来临了，林月琴爱情的春天也柳绿花红了。 延安小砭沟的一所教堂是中央党校所在地，它和红军后方政治部隔着一条延河，河面不过10米宽，像镜子一样光洁的河面闪亮着，静静地躺在水底的鹅卵石清晰可见。可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后，延河时常涨水，徒步涉水也越来越困难，这成了罗荣桓和林月琴见面的天然障碍。有些爱逗乐的同志把延河比成银河，把罗荣桓和林月琴比成牛郎织女。天上的牛郎织女相会，靠的是“鹊桥”，延河上既没有“鹊桥”，也没有木桥，地上的牛郎织女靠什么相会呢？还是战友们有办法，二十五军六团政委王平听说后，立即挑了两匹好马托人送来。罗荣桓将一匹送了人，自己留下一匹白马。从此，吃罢晚饭，当黄昏临近的时候，罗荣桓往往要骑上白马去会林月琴。警卫员、马夫有时要跟着罗荣桓每次都笑嘻嘻地把他们支开，并在耳边叮嘱几句。同志们晚饭后问警卫员：“罗主任呢？”警卫员总是笑着回答：“练马去了。”不少同志纳闷，罗主任是从井冈山下来的，他难道还不会骑马吗？对这个问题知道最清楚的自然是林月琴了，她只要看到那匹大白马过了河，便悄悄走出校门，于是党校外面的小树林里、宝塔山下、延河岸边时时闪动他俩的身影。 一天，月亮高悬在夜空，银白色的月光，荡漾在屋嵴上、原野里，罗荣桓和林月琴正在月光下散步。他们一面走，一面说着心里话： “小时候，我只念过《千字文》和喊女儿经》，参加革命后，由于张国熹实行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吓得我不敢读书学习，从那两本书中学会的字，大半后来又还给老师了。” “你还年轻，文化低可以学，可以逐步提高，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棒可以磨成绣花针嘛。” “你是大学生，又是个大将军，文武双全，军事政治什么都懂，我可得向你好好学习呀。” 此时的罗荣桓，已经把林月琴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了。他知道林月琴出生在安徽金寨县南溪街，家庭成分是商人，1929年人团，1930年参军，不久加人了共产党，并担任过妇女工兵营长。他也推心置腹地说：“你这个同志也有许多长处嘛。听何长工同志讲，在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三过草地时，你带了一批童养媳和地主家的丫环出身的女战士，抬担架，运送粮食、弹药，缝制军衣……你忠实积极，吃苦耐劳，艰苦朴素，严守纪律。能有这样的女同志作为终身伴侣，那是十分欣慰、十分幸福的。”林月琴听到这番情真意切的话，心里感到暖烘烘的。 经过上级批准，罗荣桓和林月琴要结婚了。这对林月琴来说，无疑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在她的脑子里，还时常闪现出前夫的身影：“你在哪里哟，你最了解我，如果你在天之灵有知，你一定会为我祝福。因为他和你一样憨厚，一样痴情，一样体贴、关怀我。换过他，没有第二个人能填补你留下的爱情真空！”她多少次这样默默地想着…… 第200页 1937年5月，延河两岸的崖壁上，山丹丹花开了，在朝阳的映照下，红得像是从天而降的一片片彩云。田野里，全是绿油油的一片，地里的谷子、高粱都放出了鲜亮的光彩，远远就闻见一股细细的清香，沁人心脾。在这大好的春光里，经组织同意，林月琴和罗荣桓准备办喜事了。简朴的新房里，贴上了鲜红的双喜字，两张木床并在一起，铺上了林月琴刚刚晒过的一条狗皮褥子，上面铺了一床刚刚用硷水洗净了的旧毯子，两床半新半旧的棉被，放置在床铺的正中央。再加上一张黑色的桌子，一把老式的木椅和一个脸盆，新房里再无他物了。 1937年5月16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闭幕，这天正好是个星期天，林月琴和罗荣桓挑选这一天来办喜事。35岁的罗荣桓和23岁的林月琴心情十分撒动，前来贺喜的战友络绎不绝。那时是不兴送礼的，同志们也无礼可送，只有远在西安的战友宋裕和捎来了半袋洋面。于是，罗荣桓请伙房帮忙擀面条。炊事员在院子里安了锅灶，支起了案板，有的烧水，有的揉面，忙个不停。 婚礼尽管简单，气氛却十分热烈。政治部的所有同志，从部长、千事、警卫员、马夫全都吃了罗主任和林月琴的喜面，新房里不断传出阵阵笑声、喝彩声。同志们纷纷祝贺新郎新娘并肩携手，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开始，为民族解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青春。 婚后三个多月，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传来消息，西路军被俘人员从河西走廊转到西安，有可能被释放。罗荣桓一面托人打听被释放人员名单，一面将这个消息写了一张便条，派人送给林月琴。罗荣桓的便条越来越多，情语绵绵，有时一天能看到两张。 林月琴能体会出新婚丈夫对她的关心、体贴，也能看出字里行间透着苦涩、焦虑和痛楚。如果名单里真有她的前夫，那该怎么办呢？ 两个男人都真情实意恋着自己，怎么办？怎么办？歷史是那样的捉弄人，日子是那样的煎熬人！又一个夫妻团聚的日子，林月琴焦急地甚至是坐立不安地等待着。罗荣桓很晚才回来，脸色有点阴郁，当他看到林月琴手中摊开的一件小袄时，不禁心里一动，那是一件和尚领的婴儿衫。天哪！有了传宗接代的小生命！他抓住了她的手：“怎么，有喜了？” 林月琴点了点头，说：“是的，军医已查过。” “月琴，”罗荣桓把妻子的手抓得更紧了，“刚才开会时，见到西路军……见到西路军……”她哆嗦了一下，抬头看着他的脸，那是一种焦急的期待，又担心怕他说出来的复杂表情。 “我见到西安释放回来的西路军的同志了。” “那么，他是否还活着？”林月琴心里想着，显得十分焦虑但又怕说出来。“是的，我已经见到他了，还握了手。” “什么？”林月琴浑身一颤，“他还活着！” “活得很坚强，和敌人斗争很勇敢，是个好同志，很好的同志！我邀请他明晚来家玩。” 一夜辗转反侧，谁也睡不着…… 第二天晚上，难得今生再相见的西路军被俘的女伴来看林月琴。大家抱成一团，又哭又笑。罗荣桓招待大家吃花生、喝水，临了说去开会，忙起身走了。林月琴坐卧不安、心跳、气短，她不时地向房门外张望，焦急地等待他的出现。她多想见到他，但又怕见到他，整整想了一夜一天，她不知道见面后该说什么话。 女伴们劝她：“别望了，他不会来，罗主任请过他，我们来时也叫过他。”“他是恨我，生我的气吧？” “不，他要我们带话给你，他一点也不怪你。被敌人抓住，他就没打算活着回来。他说罗主任正直、忠厚，你和他在一块，他就放心了，他祝你们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听了这些话，林月琴心中苦辣酸甜咸五味俱全。她盼望他谅解她。女伴走后，她放声痛哭了一场。 罗荣桓回来后，坐在哭肿了眼睛的妻子面前，慢言细语地说：“我被派到115师当政治部主任，不几天就要离延安赴前线。” “我能一道去吗？”林月琴急切地问。 “改编成八路军后，暂时没有女同志编制，你又怀着身孕，行军打仗都不灵！” “好，你去前线可要多保重……他今晚没有来，托人带口信不怪我，还祝我们白头到老。” “我深感对不起他，不该让他受伤的身体再受心灵的创伤。你要好好想想，作出认真的抉择，即使对我不利，我也没有自卫的权利，谁让我是政工干部呢！我走后，你们都冷静下来，好好谈一谈，不管作出什么决定，我都不会怨你们，我都能理解。” “别再瞎想了，半年多的共同生活，再加上孩子，，已把我们连成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 罗荣桓到115师上任，随部队东征。当天，林月琴就搬回自己的宿舍。在林月琴的单身宿舍里，说客盈门。一些人劝她回到第一个丈夫身边，说什么一方面军夺走了四方面军的许多好处，现在连老婆也被夺走了，欺人太甚！只要她回去，矛盾就不会激化了。还有人说，她看上的是罗的地位……林月琴面对很多风言风语，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是罗不让她回去，是她自己选择留下的。她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不为外力所动。 第201页 “服从组织是第一条，党员嘛，得有思想准备。”有人这样说。接着，人务部也派人来谈话，用命令的口气说：“你必须回前夫那里去，不回去就会破坏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影响部队士气。个人利益要服从组织利益，如果不回前夫那里去，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问题提到了那么高的原则，外来的压力十分巨大。林月琴坚定地说：“我已经怀孕，孩子生下来不能没有爸爸！” “这是个人的私事，是局部的小利。维护军队的团结，是革命事业的全局。在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你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照顾大局啊！”组织上的谈话使林月琴很为难，很痛苦！组织上的不近人情的态度，使她很反感、气愤。难道说共产党员就没有选择爱人的权利吗？她本来对前夫是有感情的，他们的分离是歷史造成的，并不是她个人的过错。她现在的家庭是和谐的、幸福的，硬用组织手段拆散她现在的家庭是不公道的，是对现在的家庭和前夫都没有好处的。她想不通，她下了决心，要顶住压力，任何强制手段要她和现在的家庭分离都是不可能的，哪怕处分、坐牢…… 事情竟然闹到毛泽东主席那里。有一天，内务部通知她：“明天，毛主席找你谈话。” 林月琴一夜未睡，她一切都想好了，准备和党的最高领导人对话。走进毛泽东的窑洞，她的神情是自然的，步子是坚定的。 毛泽东没有起座，只摆了一下手，说：“林月琴同志，请坐！”他顺手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结婚不久，我就把罗荣桓同志派上前线了，心里怨我吧？” “没有！”林月琴赶紧站起来回答，“抗战是民族的大业。” “好！”毛主席摆了摆手，示意她坐下，说。“有共产党员的觉悟！”主席用力吸了一口烟，站起身来缓缓地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着她说： “听说你的前夫回来了，有人要你回到他那里去，是吗？” “是的。”林月琴也看着主席的脸说，“他随西路军过黄河，战败被俘。现在回来了，他是个很好的同志！” “对，荣桓也这么说。这位同志对党忠诚，作战勇敢，在中央苏区我们就认识。不过，这是你个人的事，你是愿意回前夫那里去还是留在荣桓身边？”“我与荣桓结婚后，已怀了他的孩子，不能再回到前夫那里哟！这一点我已托人转告他，他也表示理解，还诚恳地祝我和荣桓白头到老。我已再三向组织上表明态度，发生这样的事，是歷史造成的，不是谁的错，也绝不能怪哪个人！这不是品质问题，更不是两个方面军的问题。怎么能扯上破坏团结、破坏士气、破坏两个方面军的关系……”林月琴将一夜想好的话，全部倒了出来。“噢！有人说这是破坏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是吗？” 林月琴认真地点点头。 “这种说法没根据，是不对的。要说破坏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你没有那么大能量。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矛盾，不是从你嫁给罗荣桓同志开始的嘛！也不会因为你离开了罗荣桓同志就消除，就能使它亲密无间。我们现在还没有婚姻法，女同志的感情就是法，愿去愿留，完全由你个人决定，谁也无权千涉！”林月琴的官司打赢了，她主宰了自己的命运！ 1939年2月，115师由晋东南东进山东。部队出发时，林月琴已经临产。14日，师部卫生处的同志们早早来到罗荣桓的住处，做接生的准备工作。时间不长，就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卫生员兴沖沖地跑来报告说：“罗政委，恭喜恭喜，是个男孩。” 过了一会儿，罗荣桓进屋看孩子，他轻轻地碰了一下孩子的脸，开心地说：“这小子好胖啊！”林月琴深情地对丈夫说：“给孩子起个名字吧。”罗荣桓略一沉吟，说：“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说完便告别妻子，去追赶部队了。 在大军南下时，部队生活十分艰苦，战斗又十分频繁，在那个艰苦岁月里，林月琴又生了个女儿，取名南下。1942年，林月琴又随部队转战沂蒙山区。1946年7月下旬，罗荣桓因肾病赴莫斯科治疗，被切除了左肾，医生建议他休养三年。他动手术后不满一年，就回国参加了解放战争。林月琴一边工作，一边牵挂关怀着丈夫，她想方设法为他排忧解难。他们一起转战东北，又一起进了北京。 建国后，林月琴先后任解放军子弟学校（十一学校）校长，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副主任等职。1961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1963年12月，罗荣桓病危时与林月琴和孩子们说：“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就留给你们一句话一一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林月琴忠实地循着丈夫的脚步，朝着丈夫追求的方向前进！她虽然被选为第三、四、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但他始终是一位普通农民。 第21章 人生无怨无悔——谷羽 人生，犹如在茫茫的黑夜里前行，只有怀着时代的追求，才能迎到旭日的冉冉东升； 人生，好比在崎岖的山路上攀登，只有怀着不屈的追求，才能路上顶峰的奇妙仙境； 第202页 人生，就像在无涯的大海里游泳，只有怀着永恆的追求，才能步入彼岸的柳暗花明。 我的母亲经歷过这样的追求，她拥有人世间最壮丽的人生。——胡木英 人生在世，是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和父母的；家庭和父母，也无法安排儿女的一生。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我对母亲怀着由衷的仰慕和祟敬！ 我的父亲胡乔木，平民百姓对他并不陌生。我的母亲谷羽，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但在他们惟一的女儿―我心灵的天平上，实在难以掂量出父母谁轻谁重。父亲，是那样的聪敏，知识是那样的渊博，对选定的人生之路是那样的执着…… 母亲，是那样的贤惠，对事业是那样的忠诚，对丈夫和儿女充满了挚爱和深情…… 回想起和父母在一起的日日夜夜，生活是那样的愉快、明朗，世界是那样的光明、易于了解，人生是那样的美好和充实。当失去了父母之后，才体味到失去的份量是多么沉重，而这种沉重是在与日俱增着…… 回顾母亲的一生，我将见到的、听说的、经歷的、感受到的，将那些只言片语，散乱记忆。渐渐地理顺、连接、组合、叠加；将单个镜头组成画面，把画面剪接组合起来，渐渐地形成了母亲在脑海里、心灵中的完整形象…… 我的母亲和天底下所有的投人革命的母亲一样，在她年轻的时候，曾怀着对时代的追求。母亲是1935年8月在北平加人共青团的，“一二。九”运动后于1936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卢沟桥事变”后，党组织派她去延安。经过辗转跋涉，她终于在1937年9月到达革命圣地，进人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l月从陕北公学毕业，被分配到设在陕西泾阳安吴堡的青训班，担任女生队指导员。那时，父亲是安吴青训班的副主任。他常到各队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教基层干部如何搞宣传，如何做统一战线工作。父亲和母亲在工作中相互接触多了，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那时候革命的父母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一切工作都是快节奏的，就连婚姻恋爱也不例外。父母把心心相印的事向青训班主任冯文彬一说，冯文彬笑着点点头，这就算组织批准了；同志们闹着、喊着，把两床洗白了的灰棉帐放到一起就算结婚了。形式是那样的简单、寒酸，但我那年轻的父母心中充满了甜蜜和幸福。 婚后，父亲根据《诗经。小雅。伐木》篇中“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一句，把母亲的名字改为谷羽，和父亲乔木的名字同出一典。在艰难困苦、硝烟瀰漫的战争环境里，父亲用这种高雅而文明的方式，表达了他们永结同心的深情。不久，由于工作需要，父亲被调回延安，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母亲仍留在安吴堡担任艺术连指导员。1939年4月，母亲才回到延安。 母亲回到延安不久，父亲又受命出发去重庆、桂林等地。起初两人还能听到梢来的口信和问候，那简单的一句极普通的安慰、祝福话，足能使这对年轻的夫妻仔细回味、暗暗兴奋多少天。那时候的革命者没有多少个人的奢望，能得到远方亲人平安的信息就是最大的满足了。 后来，父母之间音讯全无了。父亲在敌占区，环境十分险恶，母亲无时不在替父亲担心。母亲在延安，这期间却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炸塌了延安招待所的窑洞，炸死了几十个同志。只有两个人死里逃生，母亲就是这两个死里逃生中的一个。她被抢救出来时已不省人事，头和臂都受了伤，左耳鼓膜被震破，在中央医院整整躺了三个月。 年底，当父亲回到延安时，才知道母亲受伤的事，心中一直感到歉疚。同时，父亲又开导母亲说：“夫妻情重，但党的事业更重。因为我们是党的人，为了党和革命的事业，必要时应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父亲的话在当时可不是大道理，嘴上是这样说的，心里是这样想的，行动上一辈子也是这样做的。母亲没有说任何话，只是轻轻地握住了父亲伸过来的手，多少牵挂，多少思念，多少难耐的生离死别，都融合在这无言的精神幸福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央决定由毛泽东主席率代表团赴重庆，举行国共两党谈判，父亲作为主席的秘书随行。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时，不能不为父亲他们的安全担心。父亲劝慰母亲：“这次去重庆，是中央和主席对我的信任。在现在的形势下，蒋介石恐怕还不敢做得太绝，否则他无法向国人交代。”父亲一去又是半年，母亲心里天天惦念着。10月中旬主席岁了“双十协定”后，安全返回延安，父亲还留在重庆，参加那里党的文化宣传工作，直到年底才从重庆回来。 1946年5月，中央公布了进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父亲向中央报告并徵得同意，让母亲参加华中土改。这次父母一别又是一年多，所不同的是，这次由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在延安，而母亲是孤身一人在千里之外。孩子是母亲身上的肉，共产党人也不例外，母亲实在放心不下父亲和孩子。因为在平时，父亲忙着工作，家里的事从来都没有时间去管。土改快结束时，内战已经爆发，原定回延安的线路被切断，母亲的归期给耽搁了。 后来，母亲从东台启程经临沂，然后返延安，一路上走了两三个月，直到1947年初才到达。就在母亲回延安的途中，父亲又奉命去陇东参加土改，我和弟弟被托给一位阿姨看管。母亲到家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妈妈，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禁不住热泪盈眶，半天才喊出一声“妈妈”，然后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弟弟站在一边，看也不看妈妈，撅着小嘴说：“你不是我妈妈，我的妈妈是山东妈妈。”妈妈的鼻子一酸，泪水也禁不住涌了出来。 第203页 在父母这次别离中，父亲将思念母亲的心情在一首小诗《人比月光更美丽》中反映出来了： 晚上立在月光里，抱着小孩等着妻。小孩不管天多远，伸手尽和月亮玩。忽见母亲悄悄来，欢唿一声投母怀。月光美丽谁能比？人比月光更美丽。 这就是父亲埋在心底的情爱，一个共产党员的平常：啊！母亲和我们离别不久，父亲已经多少次在想像中和母亲相会了！母亲从父亲的诗中，也仿佛看到了在延河水畔、宝塔山下，在那明媚的月光里，父亲抱着弟弟拉着我，翘首望着母亲归来的形象。 建国以后几十年，父母亲共同经歷了许多风风雨雨，他们的感情经受住了各种考验。在快乐的人生中，他们既共了欢乐，也共了忧患。 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一开始就受到冲击。他不再担任毛主席的秘书，我们全家被康生赶出了中南海。父母的好友田家英叔叔的自杀，给我父亲带来巨大的精神刺激。“士可杀而不可辱”，这也是父亲坚定不移的信条。没完没了地被拉去揪斗，皮肉之苦父亲尚可忍受，人格的侮辱、情感的蹂躏常使父亲的精神难以承受。每当这个时候，只有母亲能体察到父亲的心思和想法，能体贴父亲的需要和支持。母亲相信父亲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坚定和对信念的不屈。母亲常常用手势和眼神，用别人看不明听不懂的方式和语言，鼓励父亲要忍耐、要挺住，要在艰难中直立前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中，父母相互扶持，相互体贴，相依为命。他们用彼此的挚爱，滋润着对方干枯的心灵。 在那艰难的紧要关头，他们得到了周总理的关心和保护。后来，毛主席曾特意来到我们家门口，准备看望我的父母（因为敲错一道门，未成）。就这样，我父亲从被揪斗的厄运中解脱出来了。 父亲一直困在家里，足不出户，门无人登，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是被“冷藏”了起来。在这一段有限的时间里，母亲有了难得的机会，去尽一个做妻子的义务；父亲也用这难得的清静，去读大量的书。有时，母亲陪着父亲在院子里种种菜，散散步，享受那难得的平民田园生活。这不过只是父母漫长的苦难岁月中的一瞬。 1968年2月，由于父亲的问题，邮电学院的造反派勒令弟弟退学，并强迫母亲签字。母亲又气又急，不幸中风，左腿偏瘫。当时，母亲还正在受审查，医疗问题没人管。父亲和我们一起想办法，在一块木板下面装上轮子，上面绑一把椅子，做成简易的轮椅，推送母亲去医院看病、打针、针灸…… 母亲的病还没有完全治好，科学院的造反派就硬把她从家中带走隔离起来。平时，只允许我的小弟弟给送点吃的和用的，还不准见面。父亲对此很担心、很焦急，在万般无奈乏中，他为了母亲的安危，只得求助于毛主席。父亲参加革命以来，这是第一次为私事、为自己的革命伴侣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母亲的病情和被隔离审查的情况。 毛主席很快干预了这件事，母亲才被放回家。在父亲的关心和精心照料下，母亲的病体逐渐得以康復。后来，父母为这件事，还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父亲毕生都在忘我工作，辛勤笔耕，孜孜不倦，真是党让干啥就干啥，并且要干总是把它干好。母亲是父亲精神上和生活中最得力的助手，在父亲的每项工作、每个成就之中都渗透了母亲的辛劳和汗水。但这一切，从未听父母讲过。直到我长大之后，才从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口中，慢慢了解到父母的一些事情。 1951年五六月间，中央决定6月30日在北京集会庆祝建党30周年，届时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专请我父亲代为起草报告。40年代父亲曾协助毛主席编校过《“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文献，又曾在主席指导下参与起草过《关于若干歷史问题的决议》，在党史方面有较多的知识储备，所以父亲欣然从命。 时近6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了。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又特别热，屋外流火，屋内似蒸笼，坐在家里不动都是一身汗。当时条件差，连个电风扇也没有。父亲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赶写稿子。母亲焦急，一会儿端来凉开水，一会儿拿着蒲扇为父亲扇风。后来，她又想办法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搞来几大块冰，放在盆里，摆在父亲椅子周围，想方设法为父亲降温。又过了两天，母亲看到父亲实在热得无法写下去，就在大澡盆里放了一盆凉水，在澡盆上搭一块木板，让父亲干脆坐在水里写。前后写了一个多星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稿子终于写完了，共有四五万字。父亲照例先将它送给毛主席审阅。过了几天，主席在父亲送审的稿子上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这下可把父亲难住了，他对母亲说：“这么一来，怎么向少奇同志交代呢？”后来主席传话过来，少奇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唿，报告另找人起草，父亲只得从命。《人民日报》很快就在6月22日以增出一张四版的方式，全文刊登这篇党史作品。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都全文播发了。各地的报刊也都全文转载，人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这是多少年来父亲署名的少有的几篇着作之一。 第204页 当后来有人说起这事时，父亲总要提起母亲的贡献。父亲说：在我们党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形成一种定式，一谈到女同志，总爱在她们之前，戴上光环，插上标籤，是某某的夫人，好像她们身上闪现的只是丈夫的光辉。其实，并非如此，她们本身就是无名英雄，只是在丈夫更多的功绩相比之下，被遮掩被沖淡了她们本来的价值和应有的地位。然而，妻子是把自己的全部闪光点都让给了丈夫，我们应还歷史一个真实。 1992年6月l日，是父亲80岁生日，不少亲朋好友来向他祝贺，父亲被家人和朋友对他的敬爱所感染，他笑了，笑得是那样的开心！在父亲一生中，这是难得见到的。生日晚会后，他几次跟妈妈说，希望自己能活到90岁。没想到一个月以后，父亲因癌症扩散引起骨折又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他还对我妈妈说：“我要活到90岁，希望再做两件事：一是完成对主席五十年代政治活动的回忆录的写作；二是重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在父亲被病痛和药物反应折磨得难以忍受之际，他躺在301医院的病榻上，以惊人的毅力和难以想像的乐观态度，写了一首赠送给我母亲的诗，诗中写道： 白头翁念白头婆，一日不见如三秋。五十余年共风雨，小别数日费消磨。此生回顾半虚度，未得如君多建树。两弹一星心血沥，正负对撞声名着。晚年遭遇颇离奇，浮云岂损日月辉。自古功成身合退，沙鸥比翼两忘机。伏枥亦作并驾图，缠身衰病心有余。抚躬一事堪自慰，唱随偕老相互扶。人言五十是金婚，黄金纵贵难比伦。夕阳更胜朝阳好，傍君不觉已黄昏。 父亲在解释诗中“此生回顾半虚度，未得如君多建树”这两句时，还跟母亲“算了一笔帐”：80年来，参加革命前十多年没做事；参加革命后又几次生病，治疗休养，耽误了多少时间没能工作；再加“文革”被耽搁了近十年，有多少事情应该做的未能完成，仔细算来，真是此生“半虚度”了。母亲对父亲的自我估价十分感动，母亲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为人一生就是这样谦逊，事实上，我做的工作根本无法同他相比。他称赞我的那些诗句，是纯属于诗人的夸张。你们一定要继承父亲的品德啊！”母亲教诲得是，父亲一生并没有“半虚度”，他一生中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大量的、超负荷的工作，他的一生才是“多建树”呢。父亲病危时，陈云伯伯派秘书向父亲转达三句话：“乔木为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这三句话是党对父亲一生辛劳的肯定，也是对母亲的最大安慰。 父亲带着永恆的追求，走完了他所选翻道路。在他生命最后时刻赠给母亲的那首诗，是他不朽人生的最后总结，也是为母亲的一生画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第22章 忘不掉那些年月——浦安修 在极度痛苦中，党要她立即作出抉择一与彭德怀“划清界限”，立即离婚！否则，一切后果由她个人负责！可她相信他，但她更应该相信组织！怎么办？ 在被逼无奈中，她经过几个不眠之夜，最后终于把那张撕了写、写了撕，最后用血和泪写出的离婚报告交给了组织。 这样做的结果，是否就划清了界限？是否就得到了组织的信任？是否就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她不知道，不知道。 浦安修是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是浦洁修、浦熙修之妹。三姐妹在中国现代史上都很有名气，也都遭过大难。安修是三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又是最激进的一个。大姐是民主建国会的重要干部，二姐是民主同盟的骨干，惟有小妹18岁即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按党组织的安排，安修放弃学业，进入延安。在陕北公学任教员。 歷史推回到1938年，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已经到了不惑之年，4o岁啦！别人多半都有几个儿女了，但彭德怀还是个单身汉，这也不能怪他。前妻刘坤模离他而去后，他曾说过绝不再娶；加上他既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又是军事委员会分会的常委，军事、政务都得操心，哪有时间去考虑个人问题呢？他的老战友、老部下不能不为此着急，也不能不为此对他特别关照。 在这些老战友、老部下之中，要数足智多谋而又诙谐幽默的陈赓将军最热心、最积极了。陈赓说：“我们都成家了，总不能让彭老总当一辈子和尚呀！"他毛遂自荐要当“红娘”，而且当得巧妙。他不是直接在两者之间穿针引线，而是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场女子排球赛。 赛前，他兴沖沖地去找彭老总：“首长，今天下午咱们机关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场女子排球赛，你是不是去看看？” “我没有时间。” “关心群众生活嘛，不去，人家会说你架子大。” 陈赓的激将法可真灵验，这一“激”，彭老总果然同意了：“我有么子架子，看就看吧。” 晚饭过后，球场上人头攒动。大家听说是女子排球赛，又是破天荒头一回，而且彭老总还要亲自来看，因而几乎能来的都来了。 球赛中，陈赓顾不得看精彩的球艺，他的眼睛常常盯在彭老总身上，他是在作一种特殊的悉心观察啊！他发现，彭老总对一位戴眼镜的高个子队员颇有兴趣，有时甚至为她打了个好球而喝彩。 第205页 球赛结束，在陈赓的精心安排下，彭老总接见了队员们，热情鼓励了一番，并亲自送大家出门。 “怎么样啊？”陈赓趁热打铁。 “什么怎么样？” “你看哪个女筒志好？” “那个戴眼镜的细高个不错。” “噢，她叫浦安修，北师大学生，读书期间就人了党，前年投奔延安的，在陕北公学教书，学问、人品，样样都好……” “谁要你介绍这些！” “我是个介绍人嘛！" 陈赓哈哈大笑，彭老总也笑了。 在陈赓的精心导演下，两个人终于见面了。 一天黄昏，彭德怀和浦安修来到延河边散步。绚丽的夕阳只留下最后一道金光，浮映在烟雾渺茫的西天海角。这一道红艷艷的晚霞映在延河上，使本来很美的河水更加多彩了。 从延河上吹来的清风，轻轻地、悄悄地吹在脸上，微微的凉意渗人他俩的心脾。是情人漫步的时候，是倾吐衷肠的日暮。延河畔散步的人越来越少，他俩从“西安事变”谈到“卢沟桥事变”，谈到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谈到坚决驱逐日寇出中国，誓死保卫我锦绣河山……谈着、谈着，他们的话题从政治到生活，从国事到个人……彭德怀讲了幼年时期的遭遇，青年时代的坎坷，然后借着皎洁的月色，把亲切的目光投向浦安修，轻声问道： “我是打柴棍子出身的大老粗，能配上你这个大学生吗？”那话是毫不掩饰地直指要害。 “不，你首先是人民的大将军。你的英雄业绩，我是十分仰慕的。”回答是干脆而明确的。 “我命苦，你跟我会吃很多苦头的。” “革命总是要吃苦的，我不怕。” 这样的倾吐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究竟几次连他们自己也记不清了。一次次畅谈，一回回交心，像是最佳的豁合剂，将两颗淳朴、真挚的心紧紧地粘贴到了一起。 延安，这个黄生高原里的一座古城，朝东坐落在凤凰山下。它的东南是宝塔山，东北是清凉山。此外，还有许多诸如杨家岭之类的小山峁，斑立在凤凰、宝塔、清凉山之间。 这些山峁向阳的一面，排列着密密麻麻的窑洞。1938年底，彭德怀和浦安修在这里的一孔窑洞里举行了婚礼。窑洞是极为平常的，窑洞里所有的东西也是极为简朴的：一张粗糙的桌子，几把木制的凳子，一副木板库，两床延安土布做的被子，全部结婚用品似乎就是这些了。然而，在这简陋的窑洞里，在这大喜的时刻，却是出乎意外地热闹。彭老总的老战友、老部下，浦安修的同乡、同学和学生，能来的几乎都来了。小小的窑洞里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氛围，荡漾着一片庆贺的欢笑声…… 婚后不久，她随他到了太行山。这个时期的生活，按浦安修同志的话说：“那时候，我们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像那时的许多女同志一样，我不愿在自己爱人领导的单位工作，想独立地在实际工作中经受锻鍊。对这一点，德怀很支持，不要求我留在他身边照顾他，我只有星期六才抽空到他那里去，见他总是和战士们过着一样的生活。警卫员常常向我诉苦说，他不允许为他设小灶；给他出外侦察地形准备的大衣，他送给了值勤战士；行军中，他总把马让给伤病员骑；他有胃病，有人送给他几筒奶粉，他都拿去一下子倒在煮粥的大锅里……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同志们劝他不听，警卫员央求我去劝他，他也不听，谁也拿他没办法…… “1939年冬，德怀正和朱老总在太行山上指挥八路军英勇抗战。我当时在北方局工作，住在离总部不远的另一个村子里。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踏着没胫的积雪来到八路军司令部，同志们都已就寝，庭院无声。他处理完当天的文电，就和我坐在炭火盆前取暖，盆里爆着几个土豆、核桃，在根据地生活中那算是很好的夜宵了。望着炭盆里跳动的火焰，他再次向我倾吐了他的家世和青少年时代，那是一个充满了血泪和反抗的时代啊！他激动地说：‘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我彭德怀是个什么人！不能忘记我为穷人打天下的使命。我怎么能在战士和人民面前搞任何特殊化呢？’从那天起，我更了解他的为人，也更爱他了…… “1942年，抗战形势进人了极为困难的阶段，日寇频繁地封锁和扫荡，使根据地人民的生活陷人困境。在一段时间里，抗日军民几乎没有盐吃，没有纸张用，没有衣服穿，甚至吃粮也成了问题。德怀和干部战士一样，生活也极端艰苦。他连衬衣都没有穿的了。有一天，我左找右找，找不到一块布料，只好拿他的破蚊帐裁剪了两件衬衣。在昏暗的油灯下，我一针一线地缝了起来。小油灯结出了朵朵蕊花，通红的火苗在扑扑地跳动。我的心，也像蕊花一样在微微跳荡，在这个万籁俱寂的夜晚，我想起德怀的很多往事，想起了他那英勇无畏的英姿，那耿直坦荡的胸怀，那平易近人的风度，那艰苦朴素的作风……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太值得爱了，在这难得的相处中，我对他爱得更加真切、更加深沉了！也许是爱情迸发出的力量吧，我只用了两个晚上，就把两件‘蚊帐’衬衣做好了。他笑呵呵地穿了一件，另一件送给了警卫员。” 第206页 时间如无情的流水，转眼间20多年过去了。1967年夏天，是一个多么难熬的酷暑季节。8月11日，年过七旬的彭德怀，在“造反派”的批斗中已7次被打倒在地，身上踏上无数只脚，嵴背踩肿了，前额淌着血，肺部受了严重的内伤。其状实在是目不忍睹！ 就是在这时候，几个彪形大汉把一个披头散髮的女同志架到台上，与彭大将军站到了一起，直到这时候，一些群众才认出来这位女同志是已与彭德怀办了离婚手续而早已在组织上“划清界限”的浦安修。 从1965年两人分别后，两年多来再没有见过面。浦安修做梦也不会想到，她此时此刻在此地能和昼思夜想的人相会。这种安排是残酷的，是刻骨铭心的！虽然这样，浦安修还是想看一看被迫分离而永难忘怀的时刻记挂在心上的亲人。浦安修的两只胳膊被四只大手像两把“铁钳”一样牢牢地扭在身后动弹不得，那“铁钳”将两臂勐向上推着，她那难以负重的腰就不得不深深地弯下去，那“喷气式”不得不顺从地“坐”着。她那颗长发蒙面而清醒的头昂不起来，脸转不过去，身旁的亲人一眼也看不到！虽然眼看不到，但她的心可以感到，亲人就在身边。她在这种时刻能陪着他，心里感到很宽慰。往事又像过电影一样地涌上心头： 1947年底，德怀来陕北杨家沟盘加中央工作会议。她从晋西北土改的一个村子赶去看他。因为自从搬出延安后，她和他就一直没有见过面。一路上，她想得很多：环境那么艰苦，战斗那么频繁，责任那么重大，他怎么样了呢？她恨不得立即就见到他。 到了会议地点，她第一眼看到德怀时，发现他比原来消瘦多了，身上的灰布军衣更肥大了，脸色黑里透黄，颧骨高高地突了出来，眼皮微肿，周围有一层黑晕。 他太疲劳了，她心里深感内疚，觉得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就在这时候，她下定决心要留在他身边照料他的生活。中央批准了她的请求，她被调到“一野”工作了。 在那些日日夜夜里，她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尽量做些可口的饭菜，洗衫浆衣，缝缝补补。他呢，对她也是一往情深，相敬如宾。他俩在一起商讨国事，谈论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和前途，家里充满了宽松、融洽、和谐的气氛。每当有德怀的老战友、老部下来家相访时，他总是郑重地把她请出来，和客人见见面。有时有点空闲时间，在爱情上，对妻子爱得真、爱得深。 他还帮助她做些家务事。他在那样一种场合，在那震耳欲聋的打倒声中，浦安修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什么力量也打不断她对往事的回忆。在那甜蜜的回忆中，也夹杂一丝辛酸和苦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彭老总英勇奋斗，南征北战，为新中国的创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全国解放以后，他该过过安定生活，享点家庭的天伦之乐了。然而，事实并不是都如人愿： “全国解放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在西安安下一个‘家’―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一间小房子，一桌一床两椅子，再加两张大地图。可是，我们没能好好享受这个‘家’，韩战爆发了。不久，他就统兵人朝作战了。 “入朝后，他很少写信来，我知道他打起仗来不顾一切，常常几天几夜不合眼。我不怪他，但我多么思念他啊！1952年，组织上派我参加赴朝慰问团。我心想，这次可以见他一面了。谁知一见到他，就让他当众骂了一顿，说司令员的老婆来了，100万志愿军指战员的老婆怎么办？谁叫你来的？当时我心里很委屈，泪水不由得流了下来。但我还是不怪他，我能理解，我为有这样的好丈夫而自豪！ “结婚这么多年，我们离多合少。但我深深地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为了伟大祖国的尊严，为了亿万人民的幸福。 “这也许就是我们之间的爱情。在他对祖国、对人民无限深沉的爱中，我领受了其中的一份。而我，是把全部的爱都给了他……” 想到这里，浦安修不禁打了个寒战！她有负于他，是她向他提出了离婚要求，以期按照组织的要求和他划清界限。然而，事实上她感到她欺骗了组织，也欺骗了自己。从她的内心来说，她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而组织上虽然批准了他们离婚，但也从来没有相信过用这种办法就能划清界限。如果是这样，怎么会拉她来陪斗呢？这到底是谁在欺骗谁？浦安修愤怒地抬了抬头，她的头没有抬起来，但看到了台下那无数双愤怒的眼睛，人们的眼睛里都有怒火，这怒火该向谁发泄呢？ “朝鲜停战之后，德怀披着满身硝烟回到了祖国。因为长期没日没夜地工作，他的慢性肠炎急性发作，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让他到青岛去休养，并让我陪他一起去。在风景宜人的海滨城市，那春天的海水，春天的花草，对德怀没有一点吸引力。他简直像一只被关进了笼子的勐虎，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吃不香，睡不甜。他不习惯没有工作的休闲，干脆去找当地驻军干部谈话，亲自上山看地形，检查战备工作，日程安排得很紧张。我一再提醒他，注意身体，他虽口里答应了，但工作起来什么都忘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错在哪？为什么人们要向他投出愤怒的目光？” 在台上陪斗的浦安修，站在离别两年之久的丈夫彭德怀身旁，心如火焚。她拼命挣扎着，终于看到了他。此刻，她看到了他那颗曾经被湖南军阀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脑袋；那颗在枪林弹雨中千百次冲杀而仍然高昂着的头；这颗伟大的永远不会低下的头，如今竟被以“革命的名义”按到了地面。这是怎样的歷史惨烈的悲剧啊！浦安修想起吴家花园中他那刚毅的面容，紧锁的眉头，深邃的目光……在几十年硝烟瀰漫的战场上，在井冈山上、长征路上、太行山上、西北战场上、朝鲜战场上，他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与美帝国主义斗，他从来没有低过头…… 第207页 人生的路是这样的坎坷，爱情也要经受种种磨难！她虽然用鲜血和热泪写过一张“划清界限”、“同意离婚”的纸，但在她内心里，这种心心相印是任何人用任何办法都无法磨灭的呵！ 口号声震耳欲聋，面前出现的是一张张愤怒的脸，挥动着的带着红袖标的手臂，一本本高高举在手中挥舞着的小红书。她渐渐地脑子里成了一片空白，惟一留下的是他那颗高昂的头！ 第23章 耿耿的晨星——忆张茜的妈妈 回忆母亲，我们总要联想到耿耿的晨星。在光明与黑暗搏斗的时刻，晨星以她闪烁的光芒照耀过晓行的士兵；而当太阳升起后，她已含笑隐没在灿烂的朝霞中……—陈昊苏 1971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们到医院探视父亲后，陪着疲惫不堪的母亲回家。由于父亲的病情一天天加重，母亲忧心如焚，咯血不止，我们的心情也极度压抑。 回到家里，母亲对我们说：从现在起，为了你们的爸爸，我必须保重自己的身体了…… 她拿出一包父亲的诗稿告诉我们：你们爸爸希望通过一部编年体的诗词选集来反映他战斗的生平，不久前他还说过要花点工夫对这些诗稿进行修改和加工，现在我已开始按他的嘱咐去做，希望能给你们病中的爸爸带来一点安慰。 说来令人痛心，母亲的工作刚刚开始就被迫中断，一直到父亲病危逝世，她始终顾不上保重自己，她的病就是这样被耽误了。 1972年1月6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痛不欲生，沉浸在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悲哀之中。党中央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主席亲自出席，周恩来总理致了悼词。消息公布之后，从国内外寄来了大批弔唁函电。朱老总、董老以及许多父亲生前的老战友写下了动人的悼词，还有更多的素不相识的普通群众表达了他们的哀思。不少人在信中建议母亲整理出版父亲的诗集，并编印纪念册或荣哀录。 党和人民对父亲真挚的怀念，使母亲得到莫大的慰藉，她勉强支撑着日渐衰弱的病躯，重新开始整理诗稿的工作。2月初，她写信给毛主席，呈上父亲1946年写的《沁园春。读毛主席柳亚子咏雪唱和词》及1954年写的《水调歌头。自叙》，并报告了整理编辑父亲诗词作品的打算。同时，母亲郑重地向父亲生前的老朋友赵朴初同志提出请求，希望在这一工作中给予帮助。赵朴老当时也是多病之身，但他慨然允诺，并为此事贡献出极为宝贵的心血 谁能想到，命运是这般残酷，3月初，母亲的病竟被确诊为肺癌！闻者莫不为之黯然神伤，而母亲却毫无惧色地承受住这接踵而来的打击。当时叶剑英副主席曾亲自到医院了解会诊的情况并决定手术方案。当叶帅来到病房时，母亲笑着问：“怎么样，抓住了吧（指发现痰中的癌细胞，是确诊的一项主要依据）？”叶帅说：“抓住了。抓住了就可以部署消灭它，不要紧的。”他们亲切的对话感染着周围的人们。我们对手术寄予希望，但不祥的预感总盘旋在脑际。 手术前母亲回了一次家，她对我们说了心里的话：“你们不要为我难过。当我知道自己得了和你们爸爸一样的病时，我觉得心头的创伤渐渐平復了。让我踏上一年前你们爸爸走过的路程，跟着他的脚印一步一步走去吧！”我们听了这些话，真是悲痛莫名，欲哭而不能。母亲的心思很明白：她早已下定了献身的决心，为了争取一段病情缓解的时间来实现这一决心，她果断地决定接受手术治疗。 我们的小妹妹珊珊预定在3月中旬出国学习。许多同志劝母亲把她留在身边，至少推迟几个月再走，母亲没有同意。妹妹还是按期出发了。在动手术的前一周，母亲苦苦构思一篇为女儿送行的长诗： 丹淮昔离家，父写送行诗。儿今出国去，父丧母孤凄。 …… 写诗送儿行，吟罢泪涟涟。汝父平生事，愿儿记心间。 母亲设想在诗中概述父亲自留法勤工俭学以来的整个经歷，以勉励我们即将离家远去的小妹。由于时间紧迫，此诗只写成初稿便放了下来。 3月17日，母亲动了肺癌切除大手术。靠着医护人员的精心调治，手术后的恢復是顺利的。几天以后母亲就在病床上听我们读父亲的诗文。后来她能够下床了，就亲自看稿子。 当时工作的程序是採取流水作业，诗稿先送赵朴老看过，提出修改意见并进行圈选，然后由母亲审定。大约三四个月后即看完第一遍，经我们重抄之后，又看第二遍。有些重要的篇章不止看两遍，母亲常常回家邀请赵朴老来当面商讨，斟酌定稿。 尊重父亲生前表示的愿望，母亲为改好、编好诗稿费尽了：合力，她所从事的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艰巨的脑力劳动。对于数量很大的未定稿，从确定题目、考定写作时间开始，进而在体裁、结构乃至遣词、造句等方面作认真的推敲、修饰和调整，有些还作了较多的改动。对于已经发表过的诗篇，也不是收进来就完事，还视情况斟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作一些修改或调整。所有这些都是按照父亲生前交代过的原则进行的。凡是父亲明确说过要改的，当然按照遗愿办，凡是父亲没有明确说过要改的，就由母亲考虑决定 第208页 母亲的工作态度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举例来说：为了搞清1943年父亲去延安的路线，她在医院里一边咯血，一边走访了许多当年在华北工作的老同志。为了对战争年代的诗进行编次和审定，她查阅了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的战史，重温父亲的战斗经歷。为了熟悉诗稿中提到的一些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她翻看了大量的古代史籍，其中主要的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鑑》等，她没有时间通读，但对有关的部分看得却十分仔细，亲自断句并圈点，对于《史记》下的工夫最多。为了对诗稿中的旧体诗词从形式上进行加工，她对于诗词格律也作过认真的研究，曾手抄龙榆生先生《唐宋词定格》中全部例词，并逐字标明平仄，一部万树《词律》也总是放在案头，随时翻看。古今文学作品如《楚辞集注》、《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白香山集》、《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还有《鲁迅全集》、《沫若文集》、《柳亚子诗词选》等，由于是父亲诗词中提到过的，她都饶有兴味地找来浏览。但在文学欣赏方面，她的阅读面更广，并不完全受父亲诗作的限制。记得母亲曾要我们借来一部木板精印的《板桥全集》，从头到尾地翻看了一遍。 在翻检遗稿时，母亲常因哀思牵动而流下热泪。有些同志看到后劝她注意保重，尽量少看这些东西。母亲当然不能同意。后来她对我们说：“我把这件事看成一种有益的学习，从中可以找到精神上的慰藉。有时候我觉得好像在和你们的爸爸对话。别人或者以为我流泪很悲很苦，我却觉得乐在其中。” 说到对遗诗的改动，有些同志是不贊成的。母亲了解这种意见，但她有自己的看法。她说过：“对你们爸爸毕生的心血，我难道不懂得珍惜？你们爸爸是个忙人。写东西难得有时间仔细斟酌，后来又得了那样大的病，他说了多少次要好好修改这些诗稿，却没有可能亲自来完成。如果我也不替他完成，那怎么能对得起他？”母亲在履行对父亲的责任方面表现出了不起的勇气。如果没有她在病中所做的牺牲，父亲那样大量的未定诗稿是很难形成像现在这样完备的选集的。可以说，母亲付出生命的代价，在父亲的诗集里镌刻上自己光辉的名字，人们将给予充分的评价。 1972年冬，母亲对全部诗稿作了审定，编成一部包含100篇作品的诗词选集（手抄本）。12月15日，她带我们到碧云寺去寻访父亲50年前在中法大学读书的故址。过去我们全家常到碧云寺来玩，那几年这里已经停止开放，但经过说明，我们还是进去了。母亲冒着寒风坚毅地攀登，一直走上石塔的顶峰，极目四望，心旌震摇。母亲低吟着父亲1959年8月在这里留下的诗句： 碧云云树两依然，不觉人近六十年。 愿祝冬青春常在，大同世界乐如磐。 这首诗表现了50年中为争取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而奋斗的老战士的情怀。现在老战士已经离开人间，而他的理想还不能说已经实现。这怎能不让他的伴侣、战友——我们的母亲感到忧虑呵！ 写到这里，我们要讲到当时的政治形势了。那一阵子，社会上风传王洪文调到北京来了，他将要参与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据说他走到哪里都打着“江青指示”的旗号。我们还听到来自上海的消息，凡是说过我们父亲几句好话的人那时候在上海都挨了整。诚如赵朴老后来所写的“哲人已云祖，域沙不停射”。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即使把父亲的诗选编成了，也很难找到出版的机会。谈起这些，母亲就悲愤难抑，但她坚定地告诉我们：“总有一天选集会出版，如果我等不到，就由你们去完成它。总有一天上海那一帮子人要垮台，到时候你们要像陆游的诗中写的那样，‘家祭勿忘告乃翁’。” 肺癌切除手术只给母亲争取到两年时间。1973年秋，母亲的病又逐渐加重，咯血又开始了。她抓紧时间整理父亲的其他遗稿。曾编成一部影集，指导我们编了一部不甚完备的文集，并亲笔抄录下上百页的材料。叶剑英副主席一次来访，了解到母亲所做的工作，便指示军事科学院派一名打字员来帮助。母亲决定把父亲的全部诗稿及诗词选集列印出来。这次在手抄本的基砷上把选集扩大为150篇，并于11月18日写成序言（系由在春天写成的长序压缩而成）和题后诗两首，一起交付列印二3天以后她因病再次住院，从此就没有回家住过。 12月初，诗选列印完成，首先装订了几本。母亲在病房中见到，立即托人呈送叶副主席两本，并说明：这是陈毅同志一生的心血，他去世近两年，我只完成了这么一件事。请叶帅把其中一本转呈毛主席，我要求将诗选出版。几天后，邓颖超妈妈来病房探望，母亲又将选集呈送周总理，并说：“总理事情忙，不一定有时间，请您看看指教。”后来，叶帅曾来探望，对母亲说：“诗选收到了，编得很好，请放心。”邓妈妈又一次来看时，对诗选序言提了一点意见。原来母亲只是写父参带病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邓妈妈说，应该明确指出是参加揭露林彪反党罪行的会议，把陈毅同志一生坚持和党内阴谋集团作斗争的精神表达出来。母亲欣然同意邓妈妈的意见，并嘱咐我们在正式出版时改过来。 1974年元旦，我们将100多本诗选（列印本）全部装订完毕，父亲的诗词存稿也列印编成，这是我们送给母亲最好的新年礼物。她悲喜交集，当即要我们开列一张名单，把诗选分送给党政军负责同志中父亲生前的老战友们。又说，不要只想着上层领导同志，应该送一些给你们各自的同学、战友，送给一般千部和普通的工农兵群众。把这本书送到他们中间去收藏，以后几年间，我们听到许多人争相传抄这部诗词选集，深感母亲有远见，她了解人心的向背，因而把希望寄托在人民心上，她是正确的。 第209页 母亲病重时，正好是“批林批孔”的前夕。敬爱的周总理当时处境很艰难，并且身患重病，但他非常关心我的母亲。元旦那天，总理派赵炜同志到医院把安徽冒孝鲁先生写的《敬輓副总理仲弘先生》诗送给母亲看，并附笔致意。第二天，总理又亲自来看。母亲间：“陈总的诗选您看到没有？”总理答：“看到了。你写的序言很好，陈毅同志的诗词是他自己坚持战斗、辛勤工作的纪实……” 接着是1974年1月8日，周总理和邓妈妈在西花厅接见了我们的小妹妹珊珊（她是回来探望母亲的，将于第二天出国），总理对她说了这样一些话，并要她转达给母亲： “你妈妈年纪很小就自愿参加革命，一生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在病中能编成你爸爸的诗选并写出那样的序言和题诗，是值得钦佩的。你爸爸妈妈‘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了考验……” 当天晚上母亲在日记上记下总理讲话的大意，并写道：“珊珊转述这些话，我听了颇感愧惊。”在国事家事都极端困难的时刻，周总理代表党和人民对母亲的工作作了崇高的评价，这是母亲艰难而又鞠躬尽瘁的一生中所能企望的最高的褒奖了。 当母亲自知病情已经不能好转时，有一天下午，她把我们兄妹召集到病床前，对我们讲了她心里久已想讲的话： “珊珊要专心专意地把外文学到手。学习的机会太不容易了，一定要珍惜，绝不要受我的病情影响。” “人总是要死的，我这一辈子我自己觉得过得很幸福。我是穷家小户出身的女孩子，那时候读点书很不容易，每个月为了交学费，老人受尽了艰难。在旧社会我没有被毁灭，没有堕落，保持了旧社会我没有被毁灭，没有堕落，保持了清白，参加了革命。在党的培养下，我才学到了一点知识，能够担负一点工作，能够有一点作为。你们比我幸运，生长在解放以后，环境太顺利了。” “我这个人一辈子都是理想主义者，总追求一个很高的境界，但总觉得自己力量不足，达不到理想的境界，非常苦恼。我跟你们爸爸结婚时，距离相差很大。我总想缩小这个差距，使自己能和你们的爸爸相称。这成了鞭策我自己前进的力量。 我在现实生活和家庭生活里追求的不是安逸和享受，而是孜孜不倦地苦学上进。我几乎没有什么娱乐……遗憾的是我的时间太少了，方法也不大对头，所以结果就不那么好……” “你们爸爸活着的时候，我和他不很懂得怎样互相帮助，错过了时机。等他去世之后，我才感觉到，失去的一切太可贵了，失去的一切太可贵了！"说到这里，母亲感情激动，一时热泪纵横，硬咽难以继续。 “我原来想只要有三五年时间，就可以将你们爸爸留下来的文稿材料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现在不行了，希望你们能继续下去。你们要懂得那些纷扰的斗争和虚浮颂辞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不值得计较和迷恋。在你们爸爸的文章、讲话和诗词作品中却有一些真正价值崇高的东西，你们不要等闲置之呵！"1974年3月20日，母亲与世长辞，享年只有52岁。 第24章 含笑长辞——秋葵 翻开中国名人大辞典，无法找到秋葵这个名字，秋葵是谁？为什么要写她？写秋葵，不是因为她是谭政大将的前妻，更不是因为她是陈赓大将的胞妹；在中国，像她这样为革命、为丈夫默默牺牲的妻子很多，但很少有人写她们！ 谭政的父亲是个较为守旧的老人，他对当时改革蒙馆为初级小学这一新生事物想不通，总以为不是什么正道。为了让儿子世名有个“前程”，就想方设法让儿子寄宿老友陈绍纯（陈赓的父亲）家读私塾。 谭政的父亲谭润区来访，敲响大门后，一个文静大方的小姑娘来为他开门。“大叔，您找谁呀？”小姑娘满脸笑容地问。 “我是楠竹山村的谭润区，是来探望你家老人的。老人在家吗？"“谭叔请进吧，我带您去。”说完就拉住谭润区的手向堂房走去。谭润区和这个小姑娘谈了几句，就喜爱上这个热情、对人有礼貌的孩子了。进了堂房，正好陈绍纯和他的父亲陈益怀老人都在，三人见面一番寒暄显得都很高兴。 “秋葵，快给你谭叔端茶来！”陈绍纯向外喊道。 “来啦，来啦！”话音刚落，刚才为他开门的小姑娘端着茶，笑眯眯地走了进来。 “谭叔，您请喝茶。”说着，一双捧着茶杯的小手伸到了谭润区的面前。“有家教，有家教。陈大哥，真难得教育出这么好的妹子呀！”谭润区情不自禁地称赞道。 “我不是当面夸自己的孩子，这丫头真是难得呀，家里老老少少都喜欢她。”陈绍纯显然也是十分喜欢这个姑娘。 “谭兄，你家里老小可好？”这时，陈益怀老人问道。 “托您老的福，还算过得去，只是我那个不成才的儿子要求您老的栽培了。”谭润区见老人问话，也就把他此行的目的全部讲出来了。 “没有问题，来吧！世名那孩子我见过，是个有出息的好孩子，我们家虽然孩子多，但多世名一张嘴也算不上啥。再添个孩子更热闹嘛。绍纯，你就把世名收下吧。”陈益怀老人高兴地说。 第210页 “成，成，来吧！”陈绍纯迎合着说。 屋子里的谈话，都被站在外面的秋葵姑娘听到了。“世名哥要来我家读书、住宿可太好了。”她心里想着。虽然她从来没有见过谭世名，但早从大哥陈赓那里听说过。那是个好学上进的好孩子，对人也厚道，，大哥去湘乡县立东山高小念书去了，正好世名哥来教我读书、写字，这可太好了。她高兴地大声喊着妈妈，向内院跑去。 “什么事情把我这宝贝姑娘高兴成这个样子？”秋葵的母亲笑着问道。 秋葵把谭润区来为儿子求学的事告诉了母亲。“行呀，行呀，这下我又多了一个儿子。”母亲附和着女儿的欢心说。 “那我去给世名哥打扫房子去了。”秋葵说。 “去吧，去吧！瞧把你急的。你要是看上他了，我给你做主，把你许配给他，好不好？”年仅七八岁的秋葵虽不真正懂得许配的含义，但也知道是个害羞的事，白白的脸一下红了起来。 没过几天，谭世名依照着父亲的意愿来到了陈家。这可把秋葵姑娘高兴坏了，她俨然就像个小主妇一样忙了起来。给他打洗脸水，帮他整理屋子，见面的头一句话便问：“世名哥，你看我给你收拾的屋子怎么样？这可是念书的好地方，是吗？”弄得世名真有些不好意思。秋葵可不管这些，又说：“世名哥，在我们家你可别不好意思，要吃要喝尽管找我……以后我们大家一起生活一定会很有意思。” 秋葵的父亲陈绍纯，不是秀才，也不是绅士官吏，但为人直爽，乐善好施，思想也很活跃。他常常外出，回到家里，就把在外面听到的新鲜事讲给孩子们听。什么袁大头篡了孙中山的总统权位呀；什么政府与日本签了出卖中国的二十一条了等，这些都是世名在父亲那里根本听不见的。 陈赓大哥总认为妹妹秋葵与世名是天生的一对，所以一有机会便给他们往一块凑合。他对世名说：“世名弟，我妹妹秋葵对你多关心，多照顾。你俩要是好上了，大哥我向你们祝贺。”说完，三个人一起会心地笑了起来。 世名在秋葵家读书，转眼就是几年过去了。两个孩子也都长大了许多，感情也一天天加深了。一次，秋葵对世名说：“世名哥，大哥说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世上在改朝换代，实行各种新的改革，提倡男女平等，我们女孩子是不是也能上学识字了？也不再担心像母亲们那样缠脚了。说着，秋葵把穿着红绣花鞋的大脚板伸出来：“瞧！你喜不喜欢？” 世名有点害羞地轻声回答：“喜欢！喜欢！”他又故意回敬了一句：“将来还要你做我的真正主妇呢，烧茶，煮饭，持家！” 秋葵听后低下了头，显得既害羞又高兴。 世名念私塾期满，就要回家了。陈益怀老人知道秋葵和世名两人的心思，他也十分看重这一难得的青梅竹马情。他拉着秋葵的手说：“爷爷以后会成全你们的事的。”他让绍纯搞了一桌欢送酒席，用颤颤发抖的手，举着酒杯说：“世名来咱家念书几年了，这就要走了，他要不是谭家的长子，我就要把他留下来了。”说着说着老人的眼泪竟掉了下来，他擦了一把泪，继续说道：“我从小家贫没钱读书，这一辈子是个睁眼瞎。后来，总算给你们后生创了这么个家业，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世名，你父亲要不供你读书，你来找爷爷，你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男子汉，要有这么个志气。” 世名离开陈家和秋葵，转眼就是两年过去了。这年是1922年，世名已满16岁了，可是进东山学堂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世名的父亲谭润区还是不让他去东山学堂求学。一方面是受他比较顽固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他对当时中国翻天覆地的民主主义革命实在理解不了，而对中国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反对封建文学和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更是难以接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家境一天天地衰败几，挤出钱来让世名上学也有不少的困难。在东山高小读一年书，就得花费五六十块袁大头。世名虽每年要和父亲闹上几次，但为家境考虑，也无可奈何。 这两年，世名与秋葵并没有断了来往。秋葵为世名不能求学感到十分忧伤，常把世名上不了学的事告诉爷爷和父亲。她知道爷爷和父亲都是很关心世名的。陈益怀老人临终前留下了遗言，让绍纯为世名和秋葵的婚事多多挂心，说这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好孩子，一定要办好这件事。还让儿子为世名求学的事多出面管一管，世名上学如果确实是经济困难，咱家就全包下来。 谭润区来参加老人的丧事时，陈绍纯就把老人的心愿告诉给谭润区，这使他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触动。特别是遵从老人的遗言也是封建礼教的传统规范，这就更使他不得不认真考虑世名的求学问题了。 为了世名上东山学堂，陈绍纯老人还亲自去了一趟，并找了好友党老师为世名上学帮忙。党老师热情地接待了世名，不仅向他介绍了学校的情况，还告诉世名学校曾培养出一批批爱国志士和“烽火少年”。党老师问世名：“你知道不知道中国去年成立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里有一位发起人，就是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他叫毛泽东。他的弟弟毛泽覃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世名问党老师学校是否全是新课，不再学古文。党老师告诉他，学校还是有古文的。这下世名就有底了，他知道只要有古文，父亲是会同意他来求学的。 第211页 世名此次“东山”之行，好像一下子懂得了许多许多，思想也豁然开朗了。世名上了东山学堂后，两家老人已为他们的婚事做好了一切准备，这是秋葵爷爷他老人家在世时定下来的事。 喜庆的日子终于来了。两家为他们选择了一个吉日良辰，谭世名与秋葵成了结髮夫妻。这对青梅竹马的年轻人可算是一对美满的夫妻，两人恩爱情深，共享着生活的快乐。 世名的母亲也是一个封建思想较重的人，她既爱秋葵，又对秋葵十分严厉。由于世名是家中的长子，作为长子的妻子，不仅要侍奉公婆，还要关照好年幼的弟妹们，每天要干许多家务活就更不用说了。十几岁的秋葵对此毫无怨言，勇敢地担起了这个沉重的家庭担子。世名看到她这样的劳累很是心疼。只要有时间，就要帮她干些活，这是婆婆所不满意的，也是秋葵从内心中不情愿的，她希望他专心一意地准备考学。 “世名哥，只要能为了你考上学校，再苦再累我也能忍受。只要我能为你帮点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了，你还是好好地复习功课吧。”秋葵一片诚心地说。 东山学堂的人学通知书来了，这可乐坏了这对恩爱的小夫妻。秋葵一边给他收拾东西）一边唱着湖南民歌：“妻于送郎上学堂呀！上学堂……”世名看着自己心爱的妻子，也感到了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之意。 谭世名在东山学堂读书三年，他感到胜过他念私塾的十年。他在学校里听到了许多革命的理论，并积极参加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他本来文质彬彬，同学们称他是“白面书生”，但自从他加人学生自治会后，很快就成了学生运动的领导人。 每当一个学期结束回到家里，他总是要和秋葵长长地攀谈一番。秋葵不仅从他们的攀谈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也为他的学业进步和祟高理想而欣慰。他们也常常一起回到秋葵的娘家，岳父、岳母都为他们的到来而高兴。一次，岳父陈绍纯对他说：“世名，你知道毛泽东这个人吗？" “知道，他是从我们学堂出去的，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谭世名回答说。“是呀，是呀。我和他的交情还很深呢，他常给我来信，可我却很少给他回个信。”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大堆信来，交给世名，又说道：“我看，你们年轻人就应该学他的样子，为咱中国争口气呀！” 世名看着毛泽东给岳父的来信，陷人了久久的沉思之中。世名在东山学堂读书三年毕业后，他在为自己寻找一条应该走的道路。秋葵知道丈夫的心事，常常与他商量今后他的出路问题。 秋葵听说长沙省城工人运动热火朝天，就提出让他去长沙。世名想了想说：“不行，长沙我们没有可靠的关系。” “那就找找大哥，让他帮帮你。” “大哥在黄埔军校，肯定参加北伐了。” “那咱们就等着，北伐军一定会来湖南的，大哥就会回来。”自从世名毕业回家后，她总是在为他的出路分忧。 果然，没有多久。北伐军的一路叶挺的独立团打到了湖南。他们两人参加了欢迎北伐军的活动，可惜陈赓大哥没有回来。后来他们才知道，陈赓此时正在苏联学习。 不久，他们终于盼来了陈赓的来信，原来他已从苏联学习回来，并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特务营营长。 秋葵催世名赶快给大哥回信，把他想参加北伐军的想法告诉大哥，让大哥帮忙。 世名心里又高兴又不安，真要走了，他放心不下体弱多病的爱妻。“我真要走了，你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世名担心地问。 “我反覆考虑过了。说心里话，我是不愿你离开我的。可是，我们不能只看眼前，想到你的将来、前途，你是应该去闯天下的。否则，只能窝死在这个小小的家里。我们两人，牺牲一个也就算了，不能咱俩都死在这个家呀！”说着，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 世名将妻子抱在怀里，他心里受到很大零动，这里面包含着多少情和爱？她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啊！面对有这样胸怀的妻子，他还能说什么呢？ 大哥很快回信了，并于1927年3月的一天，派两名军人来接世名从军。秋葵哭了，他们终于要分手了。她强忍住泪水，一面为他整理东西，一面充满深情地说：“出门在外，可不像在家里，一切都靠自己照顾自己，千万要保重身体……” 世名紧紧地拉着她的双手，张了张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们就这样分手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么一别，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世名到部队后，就给秋葵写了第一封信： 葵妻： 我已顺利抵达汉口，来到了陈赓兄所在的兵营。赓兄已按我的意愿，让我在二连担任文书。来汉口，人生地不熟，加上我未出过远门，承蒙赓兄关照。赓兄多年未见葵妹，又闻你身体不佳，赓兄对妹挂念至极。 入伍前，我已把咱们商定的“谭政”大名填报入册，从此，我的名字就成“谭政”了，不再叫那个有浓郁封建主义色彩的“世名”了。你听了一定很高兴。 入伍之后，操练繁忙，惟军事训练尚未完全习惯。但特务营与其他不一般，这里书、报刊物齐全，有《响导》、《中国青年》、《共产党abc》等，这些从来没有见过的报刊，我如多日不食，狼吞虎咽地阅读。 第212页 走后，仍深挂念你体弱多病，望不要过分劳累，注意保健！ 兄谭政启 世名走后，公公婆婆捨不得儿子离家，自然将对世名出走的埋怨全都落到儿媳的头上。秋葵满肚子的苦水，又能向谁诉说倾泻呢？苦愁，泪水只能往肚子里咽，一切她都得经受着、容忍着…… 只有当夜深人静的府候；她才能从远方丈夫的来信中得到一点安慰。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他的来信，好像从信中看到了她心爱的人和敌人的拼杀，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她常常在这样的期望中含泪进人梦乡。 她默默地承担着生活的重担，默默地忍受着老人们絮絮叨叨的埋怨，默默地将深切的思念埋在心底…… 她终于病倒了，而且再也没有能站起身来。她紧紧地抱着丈夫的来信，带着倔强的笑容与世长辞了！ 第25章 一心为革命——周东屏 毛泽东曾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他是谁？我军的“战神”徐海东，他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威震大江南北，令敌人闻风丧胆！在他的身上布满了敌人的子弹和弹片……但他奇蹟般地活了下来。 徐海东说：“我能活下来，全靠她！”她是谁？就是默默为革命做出牺牲的周东屏。 周东屏原名周少兰，是红25军7名女战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小时候家穷命苦，9岁那年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由于年龄小，不懂得当童养媳是怎么回事，只为有口饭吃。后来听人说，等她过了15岁就要上头给人家做媳妇时，她害怕了。13岁那年，她偷偷跑出家门，当了红军。开始在被服厂里当工人，后来要求上前线，学习了护理知识。 她在红25军当兵，听说军长徐海东很厉害，不喜欢女兵，从不敢接近他。 红25军被迫长征，部队出发那天，她和几个女兵及一些体弱的同志被编人留守处。她不愿意离开部队，正在哭哭啼啼闹着要跟部队走时，被徐海东碰上了。 “你是哪个单位的，哭哭啼啼的像个红军战士吗？”徐海东严肃地问。 周少兰一看是徐军长，吓得赶紧闭上嘴，忙擦掉眼泪说： “军长，我是个红军战士，我要求随队上前线，就是战死也不愿留下来！"“你几岁了？”徐海东见她个子那么小又问。 “18岁了！”周少兰大声回答。 “18岁？简直乱弹琴，我看最多……”没等他说下去，周少兰就着急地争辩说： “俺家穷，从小受苦，不长个啊！”在这紧要关头，她什么也不顾了，竟和她一向害怕的军长讲起理来。 徐海东看着她那着急的样子和伶俐的口齿，他还真没有碰到过敢在他面前这样说话的女战士，从心里有点喜欢她倔强的性格。便回头对留守处的干部说：“如果她真是18岁，就让她跟着部队走吧！再说，打仗也需要护士。” 这次意外的谈话，在徐海东和周少兰的脑海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4年10月，部队刚进人陕西，就和敌人打了一场硬仗，一颗子弹从徐海东的左眼下钻进去，又从颈后穿了出来，他满头满脸的血被抬了下来，在一间农民的小茅屋里，冷风嗖嗖，寒气逼人，身边只生了一盆木炭火。徐海东躺在担架上，唿吸困难，不省人事。医生虽然用药止住了血，但他喉咙还是被血和痰堵着，急得医生团团转，想不出办法来。 小个子护士周少兰走上前说：“让我来试试。”说着就走到徐海东身边，伏身到他胸前，用嘴对着徐海东的嘴，一口一口地吮出了堵在他喉头的血和痰。不一会儿，他的唿吸均匀了。她却跑到晓子一个角落里，难受地呕吐起来……作为一个未婚的少女，为了救自己的军长，救自己的阶级兄弟，她什么也不顾了。 徐海东整整昏睡了四天四夜，她一步也没有离开过他。为他擦身子，换衣服，不时地在他嘴里润点水……吴焕先政委看到这情形，很感动，对这位小护士非常满意；省委书记徐宝珊见状，当面大加夸奖。 少兰两眼熬得红红的，双腿像灌了铅似的，实在支撑不住时，就用冷水洗脸，或使劲拧自己的手臂或大腿。四天四夜，整整四天四夜，在她的精心护理下，徐海东终于甦醒了，周少兰高兴地喊着，激动地流出了泪水。徐海东睁开眼睛，看到小护士脸上的泪痕，疑惑地说：“怎么？是你一直守护着我吗？”少兰点点头，又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话。 “现在几点钟了？”徐海东问。 “我没有表，不知道。你要闭上眼睛休息，别说话。”少兰小声劝阻。“队伍该出发了吧？”徐海东又问。 “你就知道打仗，你知道不知道自己差点……真把人急死了！"“是吗？我可没急，睡了个好觉呀！" “还开玩笑呢！你知道这四天四夜让人多着急呀！" “谁多着急？你吗？”他笑着看看她问。 周少兰让他问得很不好意思，不觉红着脸说： “谁着急？大家都着急！吴政委和徐书记都来过好多次了。”少兰只好拿政委和省委书记做挡箭牌。她懂得他负伤的部位是危险区，担心伤着脑神经，所以一再阻止他说话。 第213页 徐海东思考着红25军的处境非常艰难和危险，就喃喃地说：“去把政委请来！快去，去找他来，我有话说。” “政委早就交代过了，要你安心养伤，不……”少兰话没说完，徐海东就瞪着眼厉声问： “你是共产党员吗？” “是啊。”周少兰不明白徐海东问话的意思，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脸。“误了军情大事，开除你的党籍！”徐海东吓唬说。 周少兰懂得事关重大，只好去请政委。 开完会后，首长们临走时嘱咐周少兰一定要看护好徐海东。少兰点头应着，又有点为难地小声说：“徐军长脾气大，整天躺着忍不住，不听医生护士的话，反过来我们都得听他的！” “那怎么行？哪有伤病员不服从医生护士的！”徐宝珊故意大声说。“就是嘛！在这旱军长也是伤病员。我把他交给你了，你得好好替我管着他。”吴焕先笑着帮腔。他回头看了徐海东一眼，又向周少兰眨眨眼睛笑着补充一句：“管得好，我以后就给你们做媒！” 在场的人都笑了，笑得周少兰实在不好意思，只好低下了头。她没料到平时很少和女同志说笑的政委，今天竟当着这么多首长开了这样一个大玩笑，使她脸发红，心勐跳，觉得无地自容。 徐海东身体虚弱，加上时逢冬季，队伍又常转移，他的伤口癒合很慢，使他心情不好，经常发脾气，大声嚷嚷骂人。医生们不敢吭声，警卫员也只能见机躲开，只有周少兰一个人不急不躁地在他身边安慰他。她虽然年轻，说话不紧不慢，却能抑制住他的虎脾气。同志们暗地里庆幸柔能克刚：“这下咱们的虎将可碰上了能制住他的人啦。” 徐海东也渐渐地感到，自己也有些离不开她了。他们在一块，已经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尽管如此，周少兰还是开口闭口称“首长”。他有些不满意了。 她心里也想：“徐海东这个人也真有意思，不痛快时，眼睛一瞪像个凶神；高兴起来又像个孩子。难怪有人评价他：战场上是只老虎，平日里心情好时又像只小猫。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既让人担心，又让人舒心。”在少兰的心目中，他的位置越来越重，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深。 有一次，徐海东对周少兰说：“我给你提个意见好不好？”少兰听说他要提意见，忙抬起了头看着他。 “你的名字叫少兰，我觉得不好听，什么兰呀、花呀的，换换怎么样？"“只要你喜欢，怎么改都行。”周少兰郑重地说。 “那就改为东屏吧，你喜欢不喜欢？” “只要你喜欢，我就喜欢！”说着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周少兰改成了周东屏，不久，他们结成了终生的伴侣。 1944年后，徐海东生了一场大病，一直没能彻底恢復健康，整个解放战争他几乎都是在担架上转战南北，指挥打仗。而周东屏的精力，也大部分用来照顾他了。 官兵们都说：“我们的统领之所以躺着还比站着高，使敌人闻风丧胆，他的夫人有着一半的功劳。”徐海东几次报了病危，但几次又顽强地活过来。连徐海东自己都对周东屏说：“有你在我身边，马克思也不肯要我，小鬼也不敢叫我，看来我是一下子死不了的。” 第26章 我的母亲——刘志兰 我母亲刘志兰双手郑重地接过朱德总司令为我父亲左权所作的悼诗，这不是一首用文字写就的诗，而是用血泪、用情感、用人世间的爱铸就的我父亲不朽的灵魂！我母亲陪伴着这首诗、陪伴着我父亲的灵魂，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左太北 我的母亲刘志兰是北平人，曾和浦安修妈妈一起念过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奔赴延安参加抗战。1939年2月，母亲参加中央巡视团到山西前线，后留晋东南在中央北方局妇委工作，曾和卓琳妈妈一起在八路军总部附近举办妇训班，培养妇女干部。 父亲左权对妇委工作很关心，应邀到妇训班讲演，强调妇女干部在做政治宣传工作中要注意自身的军事学习，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一来二往，父亲和母亲接触增多，彼此产生了感情，关心对方胜过关心自己。 朱德总司令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天，在散步时朱老总碰到了刘志兰，他有意向刘志兰介绍了左权的情况。刘志兰虽然两颊绯红，还是含羞地点头表示同意听从总司令的安排。朱老总摆手笑着说：“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没有错；可现在是决定你自己的终身大事，你应该是总司令，我只能当参谋。不要以为总司令牵红线，就委曲求‘权’了。” 当时，我母亲年轻、漂亮，有文化，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女青年，对英勇善战的年轻将军左权心里充满崇拜和敬仰。父亲对母亲也充满了好感，两人一见如故。他们心心相印，两情相悦，但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两个月后就在八路军驻地潞城县北村结婚了。1940年5月，我就在总部医院驻地土和村出世了。在烽火战斗的出生人死中，父亲对母亲总是怀着深厚的眷恋之情，他们即使再苦再累，只要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能使对方消除疲劳，产生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然而，他们见面的时间太少，相互的关心和挚爱都只能深深埋在心底。 第214页 百团大战前夕，父亲一直忙于战斗准备和部署工作，但仍挤时间去看望母亲和我这个刚刚出世的小女儿。当时生活十分艰苦，母亲月子里奶水不够，我饿得哇哇直哭，母亲又没带过孩子，在心里着实有点抱怨父亲对我们母女关心不够。父亲看到母亲不高兴的面容，很能体谅妻子的心情，便自己拿起炕头上的脏尿布到河边洗干净，晾好，又主动端起碗给小女儿餵米汤。那种发自内心的爱实在令我母亲感动。母亲再也不忍心让父亲看自己的脸色了，后悔得直掉泪。父亲握着母亲的手，心平气和地解释目前的时局和前线情况，使母亲破涕为笑。 时值朱总司令50寿辰，我刚好过满月，总司令将部下赠给他的红细布锦旗转送给父亲一面，说：“现处于战争环境，我实在拿不出什么给孩子过满月，就用这给孩子做个小被子吧！”彭德怀副司令员也向父亲建议说：“刘师长（指刘伯承）的孩子叫刘太行，我看很有点纪念意义呵！你的小女儿就叫左太北吧！”“好是”父亲欣然同意。从此，太北的名字就叫开了。 百团大战是在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指挥下进行的，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大规模战役。作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父亲，实在没有精力再抽出时间照顾我们母女。为了解除后顾之忧，父亲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开始时，决定将我们母女送往延安。 母亲实在不愿离开父亲，父亲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母亲对他实在有太多的担心。可我刚三个月，无法离开母亲。父亲是个非常爱孩子的人，母亲深知父亲让我们去延安主要还是为了我的安全。母亲也知道父亲下这个决心是非常不容易……这一切，我当然是一无所知。但后来母亲给我讲我们去延安路上发生的一件趣事，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我就是从这件平凡的小事中，体会到了父亲在平民百姓心目中的光辉形象。 从太行山去延安的路上，一位挑夫挑着担子，前面筐里躺着三个月的我，后面筐里放着衣物和我吃的东西。母亲刘志兰跟在挑夫身后，急急地赶路。挑夫走得太快，母亲走几步就得跑几步才能跟上。母亲脸上流着汗，衣服背后已汗湿了。她实在有些走不动了，就对挑夫说：“老乡，你走得太快了，我实在跟不上了。”挑夫冷冷地说：“快？就这样的速度天黑才能到延安，我回来全是夜路了。”母亲热情地说：“在延安住一晚上，我负责给你安排住处：“挑夫不耐烦地说：“不行，俺还有事呢。” 母亲无奈地说：“那咱们歇一会儿再走吧？" 挑夫回头瞅了瞅母亲，看她确实走不动了，不得已只好停下来。刚停下还不到一分钟，我就哇哇哭叫起来。 母亲忙走到挑子跟前问：“怎么，她又哭了？” “没事，她躺在挑子里就像睡在摇篮里，挑子一停下来就像摇篮不晃动了，她怎能不哭呢？”挑夫说完轻轻摇摇头，很看不起这位年轻母亲。 母亲不知所措地说：“那咱们就走吧，只是别走得太快！” 挑夫又挑起担于，没走几步我就不哭了。母亲暗暗钦佩这位挑夫，一个男人家也懂得怎样带孩子。挑夫不慌不忙地走着，信口说道： “我看，你带不了孩子，把这小女送人吧。” “什么？”母亲明明听清了他的话，还是愕然地问了一句。 “我是说，你带不了孩子，还不如把孩子送给我。”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母亲禁不住心跳起来。她警惕地看着四周，山高谷深，行人稀少，忍不住喊了一声： “停下，先别走！你现在带我到哪里去？” 挑夫停下来莫名其妙地说：“带你去延安，怎么啦？” “你要说老实话，不许骗人！”母亲的口气坚决而严厉。 “俺是乡公所派的公差，哪还会有假？”挑夫也认真起来。 “那你为什么要我的孩子？”母亲紧追不捨。 “这不稀罕，俺乡里的乡亲谁家没带过八路军的孩子？他来接咱就给他，他牺牲了咱们就养着，有自家孩子一口就有八路孩子一口。再说了，八路军捨命为咱老百姓打鬼子流血牺牲，咱们要是没有这点觉悟那还有良心吗？”“可咱这孩子是送到延安去的，那里已办了託儿所，怎么能给你呢？”母亲忙说。 “俺不过是说说，你不愿意俺给你送到延安就是了。”挑夫的好意没有得到母亲充分理解，心里也不太舒服。 两人沉默不语地向前走着。走过一段河滩路后，挑夫又忍不住地问：“你是从前线来的？” “从王家峪。”母亲回答。 “王家峪？王家峪有个圣人你见过吗？” “圣人？不知道。”母亲对这个问题毫无兴趣。 “哈，俺老百姓可都知道。他一镐头下去，能开出一片荒地。他说哪有水，哪就能打出井来，左会村有个圣人泉，就是他点的。哪个地方有他，老百姓就不受欺负。所以老百姓喜欢他，日本鬼子怕他。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洋鬼子，只要碰上他就吃败仗。人们都说他是日本鬼子的克星。”挑夫说起圣人可来了情绪，似乎也多少感染了母亲。 第215页 “这个圣人是谁呀？”母亲反问道。 “你是八路军吗？”挑夫怀疑地瞅着母亲。 “当然是了。”母亲直言不讳。 “你既然是八路军，怎么不知道鼎鼎大名的左圣人左权呢？”挑夫怀疑地回过头来看着母亲的脸。 “啊！你说的是左权呀？”母亲忍不住笑出声来。 “对啊，你见过他吗？”挑夫对母亲的态度不太满意，又追问了一句。母亲反而哈哈大笑起来，不介意地说：“他不过是个普通的八路军，算哪门子圣呀？” 挑夫突然停住了脚步，放下了担子。很不高兴地说：“对圣人不敬就是对我们老百姓不敬！我们百姓把左权看成圣人、救星，你却看不起他，早知道这样，我才不来给你送孩子呢。乡长说你是八路军，我看不像！” 母亲看挑夫真动气了，反而和蔼亲切地说：“老乡，你误会了，我不是看不起左权，只是说他是个普通人，而不是圣人。” 挑夫没好气地说：“他不是圣人，你是！” 母亲又笑了，她被老乡的真实感情感动了。正因为人民群众对八路军有这种真实感情，才不顾一切地支援前线。她不但信任这位老乡了，而且怀上了深深的好感，因此就故意逗趣说：“我像不像八路军并不重要，但这个孩子你一定要给我送到延安。” “为什么？我要是不送呢？" “不送，你那颗良心不干！不信你翻开孩子的抱布看看。” 挑夫看到母亲满脸认真的样子，忍不住按母亲手指的地方翻开了抱布，只见里面有块白布上面写着：小女左太北，三个月，左权。 挑夫惊讶地盯住白布：“啊！这是圣人左权的娃？” “不错，你送不送？”母亲问。 “送，当然迭、一定送飞”挑夫的话里充满了真诚。 “我要不是八路军呢？”母亲又故意问了一句。 “哪能呢？你是小圣人的妈妈，是左权的婆姨。这回我可要慢点走，哪怕咱们半夜到也没关系。”说得两个人都笑了。 我和母亲到延安后，我被送进了中央託儿所，后来改名为洛杉矶託儿所。 母亲本来打算进延安“抗大”学习，由于我太小，一时适应不了断奶的生活，没几天就病了。託儿所本来人手就不够，加上我这样一折腾就更忙了。父亲又给母亲写来信，问长问短，总是离不开对我的牵挂和关心。母亲怕为我使父亲分心，就主动要求到託儿所当阿姨。 母亲有文化，又在前线打过仗，会讲很多故事，深受小朋友和其他阿姨们的爱戴。她勤勤恳恳在託儿所工作半年多，直到我长大一些适应了集体生活后，才进“抗大”学习。 母亲在紧张的学习中仍然牵挂着我和父亲。有一天她匆匆走上坡来，一进託儿所的大院就喊：“丑所长，我想上前线去！朱老总说首先看看孩子能不能离开，然后再写信徵求左权的意见。这第一关就靠你们给我说话了，你们看太北她……” 丑子冈和比较正常，和傅连暲从窑洞里迎了出来。傅医生说：“我刚看过，现在太北发育没有什么问题。”先给母亲吃了个定心丸。 “啊，傅医生也在？其实，我心里十分矛盾。最近日本鬼子搞‘铁壁合围’、‘梳蓖清剿’，前方相当吃紧，左权身体又不好，我真放心不下！”母亲丝毫没有掩饰她的焦虑。 “他身体怎么啦？”傅医生关心地问。 “左半个身子有麻痹症，赶上阴天下雨就很难受。” “等有机会，我去给他看看。” “唉，卫生队不知催过多少次，让他好好检查一下，他总是推託。所以到了这个季节，令我格外惦记他。” “那你就下决心去吧，孩子在这儿你就放心吧！”丑子冈忙说。母亲听了丑所长的话不再犹豫，即说：“好，那我就马上给他写封信。”我们和父亲分别后，在紧张的战斗间隙，父亲已给母亲来过十封信。那时候通信很困难，只有待有人去延安才能捎去，有时一封信会在路上耽搁很长时间。父亲的第十封信是1942年4月1日写的，他在信中说：“志兰……半年来没接到你的信，时刻担心着你及北北的一切……几天前才收到你十一月十五日的信……看你的信总有两种相反的感觉，当知道北北长得很好更加懂事、顽皮而更可爱时，感到非常高兴、非常痛快。当知道你的身体瘦弱、精神不快时又觉得难过……自北北在你肚子里慢慢长大、出世，直到现在，我深感做妈妈的艰难。过去没经验，看得太简单，现在懂了，母亲为自己的爱子爱女实在牺牲得太多了……” 父亲越理解、关心母亲，母亲越牵挂、思念父亲。革命的夫妻就是在这样的日月中煎熬着一天天度过。 l942年5月，华北的月色是用火网织成的，整个太行山都在战斗，都在燃烧。“这是一位随军记者从前线发回的报导： “5月24日，强敌从四面扑来，将八路军总部及直属机关部队包围于桐峪、尖庙、周家垴、南艾铺地区，并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席拳过来，情况十分危急。” 第216页 5月25日上午10时，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党校、报社的大队人马，集结在南艾铺、高家坡一线的山沟里，四面都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日军採取‘张网捕鱼’、‘纵横合击’的战术构成包围圈……下午2时，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官兵们爱戴的左权将军，在十字岭指挥部队、机关突围时，他用自己的牺牲，换得了同志们的安全……” 这篇令人心悸的报导，在八路军官兵中传递着……当噩耗传到延安时，我刚刚两岁。两岁孩子的哀痛全由母亲和大人们承受着。 丑妈妈走进窑洞，看到母亲手里拿着一封信在发愣，这是父亲给母亲的第1封信，信却月5日写的。母亲看到丑妈妈忙迎上去说： “所长，你看他来信了。”她把信举到所长眼前继续说：“他在信中说：‘离别虽然二十一个月了，时间不为不长，在目前情况下，还不希望你即来前方。’这是不同意我去，从信中看得出，他非常想孩子。他在信中说‘我担心着你和太北，你人学后望能好好恢復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小太北，这么小的孩子正是需要母亲照顾的时候……’他在下面又说‘想来太北长高了、长胖了，懂得更多的事了。她在託儿所习惯了吧？你能否经常去看她？来信多谈谈我们的乖女儿好吗？我太想她了！在战斗的间歇中，我脑子里常出现你和小太北的影子，仿佛你俩就在我身边，和我一块谈着、玩着、笑着，可惜我们一家三口分三处，想见个面也不容易。不过，我坚信我们今天的分离正是为了将来的团聚！我们一定会团聚的，那将是人生最美好的日子！"’母亲读到这里把信递给丑妈妈，忍不住流下泪来。 “你看你，不要着急。”丑妈妈说着接过信来看，其实她强控制着自己，她的心里早已泪流成河了！ “你看他这几句。”母亲边说边抹眼泪。 “……我如此爱我们的小女儿太北，但时局有变，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你可按实际情况处理太北的问题……” “你说他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我想好了，决定明天就去他那儿。”“去吧，只是不要想得太多。他是咱们八路军总部三大指挥员之一，军队各级一定会设法保护首长的。”丑妈妈深知自己是言不由衷，但无法把真情告诉她。 “你不知道他，他比朱总司令小19岁，比彭总小17岁，有什么困难和危险他应该抢在前头。可他太不要命，太拼命！虽然果总和彭总处处关照他，可在战斗中哪能顾那么多。每次战斗下来，他既兴奋又疲惫，常常坐下来就不想动啊！我给他端盆热水让他烫烫脚，他有时袜子没脱掉就坐着睡着了。我有时帮他擦擦背换件干净衣服，他知足极了，总是要反覆说着谢谢。他除了小时候跟母亲在一起有过短暂的家庭温暖外，再没有过过安逸、舒适的家庭生活，就这样他还觉得自己得到的太多了。丑所长，你不知道他这个人有多好，我以前从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完人，可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完人！” 丑妈妈诚恳地点着头，不知道用什么话能安慰眼前的苦命人…… “那好，我彭怀去看太北了。我还想上街看看，给左权带点什么。”母亲说着走出窑洞，丑妈妈紧随其后，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不把真相说出来……她们还没有走到大门口，就通过栅栏墙看到一位骑马的警卫员在门外跳下马来，急促地高喊着： “丑所长，刘志兰同志在託儿所吗？"她们两人忙迎出来，一看是朱总司令的警卫员。警卫员忙敬个军礼说：“刘志兰同志，朱总司令请你！” 刘志兰木呆呆地站着，没有答话，也没有还礼。她下意识地看着丑妈妈说：“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害怕！" 丑妈妈已没有勇气再抬头看她，只是机械地拍拍她的肩膀说：“快去吧，朱老总在等你！”说完又推了她一把。 母亲犹豫不决地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夺过警卫员手里的疆绳，翻身上马扬鞭而去。 父亲牺牲的消息传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都哭了，中央的负责同志都沉浸在悲痛中…… 朱总司令在自己的窑洞里接待了我的母亲，他当面亲自将我父亲为国捐躯的不幸消息详细地告诉了母亲。老总面对我悲痛的母亲没有说安慰话，只是说：“想哭就放声哭吧！那样可能会好受些。” 总司令沉思一会儿转过身来，他握起了桌上的毛笔，把一切悲愤都凝聚在竺笔端，挥泪为我父亲作悼诗： 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战死于清漳河畔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朱总司令签名和写完日期后，又在自己名字上面空白处加了六个字：“志兰同志留念”，亲手将这首诗赠给了我的母亲刘志兰，以致哀思并嘱我母亲节哀。 第27章 歷尽磨难——李秀文 今天，她来了，迎着刀枪，迎着死亡，没有一丝畏惧，就像到森林里散步一样，镇静地走来了，叶挺轻轻地抚摸着妻子李秀文的肩膀，抚摸着那柔软的散发着香味的蓬松短髮，幸福和痛苦的思潮激盪着他的心。 第217页 “妈妈好吗？孩子们好吗？”叶挺低声问着。“好，他们都好！”秀文轻声地回答着，她把一切悲伤、苦愁都埋在自己心底，一丝都不肯透露出来，她深知，丈夫已经够苦了，不能再给他增加任何负担。 1922年的贫水战役以后，叶挺被提升为总统府警卫营营长。春天的早晨，天气十分晴朗，金色的阳光在珠江的浪尖上闪耀，柳树林吐出新鲜的嫩绿色。叶挺来到同盟会会员李章达家做客。他手扶紫檀色的栏杆，遥望洁净的蓝天，观音山的绿树丛中，有一面鲜艷的红旗在迎风招展。 “宝宝，不要到马路上去！”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从对面楼上传过来，一位年轻的少女，上身穿水红色短褂，下身穿葱绿色长裙，白色丝袜，米黄色皮鞋，乌亮的短髮配着白净的俊秀脸盘，还有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细细的长眉，就像仙女来到了人间。楼下有个两岁的孩子“吱呀”作答。姑娘有些不放心，提起长裙走下楼来，抱着这个小宝宝又走了回去。 仅仅是这一出一进，把叶挺看呆了。 这姑娘好像在哪见过？ 一时记不起来。她一点也不求装饰，任凭自然，却是这样端庄秀丽。叶挺正在发呆，李章达笑问道：“希夷，这姑娘你知道是谁吗？” 叶挺摇了摇头。 “想认识吗？” 不善于辞令的叶挺，嗫嚅了一阵才说：“她还在念书吗？” “是执信中学的高才生。” “叫什么名字？" “李秀文。” “他爸爸……” “李少村。是我的同乡好友，我们都是东莞县人。” 这次谈话结束后，不多日，叶挺又来拜访李章达。只见那个两岁多的孩子正在马路边上玩耍，叶挺忙上前抱过这娃娃，嘱咐他要听姑姑的话，不要一个人上马路，还给孩子买了件玩具。这时，李秀文从楼上下来，接过娃娃，有礼貌地道了声谢，临上楼梯的时候，她转过脸来，用那对妩媚动人的眼睛瞧了叶挺一眼，匆匆走上楼去。 这是一对什么样的眼神呵，那样明亮，那样温柔…… 几天后，李章达领着叶挺来到李少村家做客。来者有心，见者无意，两位青年就这样在自然与偶然中相识了。当时，27岁的叶挺风华正茂，爱武习文，手不释卷。而李秀文只是一位16岁的少女，正在孜孜不倦地求学。可是，两个青年人一见钟情，不久便结下了珍贵纯洁的友谊。尽管叶挺希望每周都能与秀文见面，但为了不影响她学习，叶挺还是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有时要好几个礼拜才能见上一次。 每次见面，秀文都要向这位和蔼可亲的大哥哥提出一系列问题，请他答覆，并要求他每周都能来一次，不然她会不高兴的。 1922年5月的一天，叶挺来了。秀文见面就亲切地问：“你们什么时候能剷除那三种尘土？” “什么尘土？”叶挺问。 “就是军阀、官僚和政客呀，中山先生讲的呵！” “噢，很快就要开始了。” “你能参加吗？” “能参加，一定要参加。” “能参加这样伟大的事业，该多好呵！” “可能要牺牲呢？” “牺牲怕什么？就是要‘振污世，起衰溺’嘛。‘浑是一包脓血裹一大堆骨头’的生活有什么意思？” 叶挺的眼睛一亮，这姑娘一两年来，长大了，长高了，懂得更多事了。她这些话，不是自己那篇给《新青年》的长信上写过的语言吗？他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地问道：“你……看到了？” “看到了。”秀文第一次脸颊绯红，靠近了叶挺。 “你写得真好。为什么不告诉我？” “那还是学生时代写的，很幼稚呢。” “只要是你写的东西，我统统要看……” 两位青年的心靠得更近了。 叶挺告诉秀文，中山先生是位平民大总统，生活十分简朴，接着讲了几个关于孙中山的小故事。 秀文听了故事，高兴地笑了：“真伟大，真是可钦可敬，听说列宁也是如此。” “是这样。先生和列宁互通电报，认识到中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苏俄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听说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劳苦大众做了国家的主人。”“要能亲眼去看看多好啊！” “中山先生要廖仲恺、朱执信学俄文，还准备派人去学习呢。”“你愿意去吗？" “我正在争取。” 噩耗不断传来： “革命军参谋长邓仲元在广九车站遭到暗杀！" “廖仲恺在石龙旋遭逮捕！" “身担总司令职务的陈炯明叛变了！" “正在广西率师北伐的孙中山不得不折回广州。” 6月16日夜，总统府一片繁忙。从叛军中逃出的同志报告：陈炯明今夜将率叛军进攻总统府！在众人催促之下，中山先生微服出走。天将黎明，叛军占据了观音山，向总统府开炮。 第218页 叶挺奉命率警卫营守卫总统府，掩护中山先生撤退。从早晨3时激战到下午5时，打退敌人数次进攻。 电话线被切断，叛军四面包围过来。完成阻击任务，叶挺组织突围，在大门口受阻。他抱过一挺机枪倚在墙角勐烈射击，压倒敌人的火力，乘机冲出重围。 叛军占据广州，疯狂地进行搜捕、枪杀，广州陷人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夜晚，叶挺躲在一间小屋里，听妹妹叶珠汇报情况：“中山先生那天夜晚已经脱险，走长堤，经白鹅潭，登上永丰舰。现在已去上海。”忽然小门推开，秀文走了进来。她脸色苍白，两只美丽的眼睛睁得特别大。 “秀文，把你吓坏了吧？”叶挺急问。 秀文没有回答，紧紧地靠近叶挺坐了下来。 叶挺清楚地感到，她的心仍在怦怦跳动。 “街上，倒下好多人。他们还在杀人……”秀文惊魂未定地说，“多残酷……像豺狼……” “是，他们本来就是一群豺狼。”叶挺安慰她说，“他们倒行逆施，是不会长久的。” “陈炯明不是总司令吗？”秀文问，“他为什么要反对中山先生？他说过他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呢。” “他是个伪君子。他那双眼睛看人的时候都是斜着的。他对三大政策不满，对‘掘尘土’、反对官僚的政策更感到不安。中山先生本来要他率师北伐，他硬要留守后方。这次，他暴露了。” “太危险了！幸亏中山先生逃了出来。” “北伐军在湖南打了胜仗，把陈炯明给军阀赵恆惕的谋反信搜了出来。中山先生回广州，就是要解决陈炯明的。陈炯明自知不妙，不得已狗急跳墙。这是坏事，也是好事。” 秀文一看叶挺这样沉着乐观，才露出一点笑容：“刚才，真把我魂都吓散了，你倒说得轻快……”她说着从身上取出一个手帕来，含情地交给叶挺。叶挺打开一看，是一捲纸币。 “这是从哪儿来的？”叶挺问。 “是我自己的钱，谁也没告诉。” “伯父伯母那儿呢？” 秀文冲着心爱的人微微摇了摇头。 叶挺捧着秀文送来的支援，心里感到十分温暖。这是在危难中送来的友谊啊！他紧紧地握住秀文那双柔软的手。秀文没有躲避，眼里含着娇羞的笑：“我走了，过两天再来看你。需要什么跟我说。”两颗火热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革命的风暴，终于吹散了满天的乌云，陈炯明被打倒了。孙中山重回广州，出任大总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标语贴满街头。派人赴苏学习的计划重新进行讨论，叶挺提出申请，经中山先生批准，准备不日启程去莫斯科，秀文知道这个消息十分高兴。 在珠江岸边，在椰子树下，面对着滔滔的珠江，情感的激流再也无法抑制了。 “我有一句话，压在心头很久，现在想跟你说。”叶挺微低着头，很激动地说，“说出来，你如果很高兴，那将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愿望；如果你并不高兴，甚至厌烦、反感，我将含着悲伤离开你，这将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失败。 但是，我不会嫉妒，不会怀恨，不论你对我如何，在我的心灵深处，你永远是最好的…… 秀文垂下头，两颊绊红，一时答不出一句话来。 “我的话已经说完，该你表明态度，如果你不同意，就不必开口，只摇摇头，我即刻就离去……” “去找……爸爸、妈妈……”李秀文的声音低得几乎只有她自己才可以听到。 “你同意了？" 秀文深深地点了点头。 提婚的事叶挺还是托李章达出面。家资富裕、头脑里还装有孔孟之道的李少村回答说：“请告诉叶挺，我家秀文正在读书，现在不急于谈婚事。叶挺也应该好好做事，等他当了团长以后可来提亲。” 老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口气是坚定的。李秀文的确年仅18岁，正在读书，谈婚事还早了一些，她一向十分尊敬父母，要她违背老人的心愿，也是很困难的。 深夜，当女儿和妈妈坐在一起，谈起这件心事的时候，秀文差一点哭了：“妈妈，请你对我说，他有哪些地方不好？为什么爸爸这样回答……”“你爸爸并没有说他不好呀。”妈妈悄悄对女儿说，“你爸爸早就说叶挺是位有出息的青年，他是希望你们趁年轻的时候，互勉互励，力求更上进呀！"秀文把妈妈的话，告诉了叶挺，又试探着说：“你愿意等吗？你相信我吗？"叶挺深情地望着秀文：“我这一生，再不会向第二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放心去吧，我一定等你。” 叶挺登上征途，于1924年1月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 在学习期间，叶挺认真地考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生活的教育和认真的思考，叶挺这位国民党派去莫斯科留学的学生，毅然作出了决定：参加共产党。 1924年10月，叶挺从莫斯科归来，在李济深领导的第四军三十四团当团长。 1925年11月，周恩来着手筹建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独立团，叶挺被任命为团长。这时的叶挺，驻军肇庆，埋头军事，与秀文会面的时间很少。一封信从广州寄来，秀文主动约叶挺来广州。叶挺从肇庆赶回广州，仍在珠江边，仍在椰林下相会。面对静静的水波和映入在水波里的点点灯火，秀文再也忍耐不住了。 第219页 “你说过的话，都还记得不？" “什么话？” “你不是说过，这一生，再也不会向第二个人提出那件事？” “噢，我说过，这话是我亲口说的。” “我以为你去了一趟莫斯科就忘了呢。” “这是我的誓言，终生不忘。” “那为什么又不提了呢？” 叶挺沉默了好一会儿：“要打仗呢……” “打仗又怎么样？中山先生不是也领兵打仗吗。” “可能不久就要出发，胜败、前途、一概不知……我不愿你挂念……”“你以为这样走掉，我就不挂念了？” 爱情的火，一直燃烧着叶挺的心。正是因为他对秀文真挚的爱，他才没有让这团火爆发。他原想等到北伐结束以后，现在…… “你还不懂战争。” “我，什么都想过了。” “伯父会同意？” “会的。” 叶挺再次托人求婚，果然李少村慨然允诺。 婚礼举行了，就在独立团的驻地阅江楼上。从此，这对在患难中相识的青年终于结成了终生的伴侣。 按照古老的风俗，在新婚的宴会上，叶挺和秀文共同举起酒杯，两人各饮半杯，然后交换酒杯共同一饮而尽。秀文是从来不饮酒的，今天竟然也饮了一杯，“酒人香腮红一抹”，她那俊秀的脸蛋染上了红晕，显得更年轻、更艷丽，叶挺深情地望着年轻的妻子，秀文微笑着…… 而后，叶挺屡经征战，秀文都和他休戚与共，备尝艰辛。叶挺出走欧洲，秀文曾万里迢迢去寻丈夫。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秀文已成了生过九个孩子的母亲。他们这个大家庭，吃饭的人增加到了16口。秀文从小没有受过苦，家里的一切由父母当家，婚后又由丈夫支撑，她从来没有为家务事和吃穿操过心。可现在不行了，丈夫成为阶下囚，收人分文没有，与党组织又断了关系，这该怎样来应付？ 西南行辕主任李济深，就住在桂林，听说何香凝先生也住在附近不远。如果能到那里借点钱，是可以解燃眉之急的。但秀文非常理解，在这种时候丈夫为了不连累这些朋友，是决不会登门的。 “希夷，你过来一下。”睡在床上的秀文叫他。 叶挺来到床前，坐在床边，仍微笑着望着妻子，他怕妻子优虑家事。可是，这些家事怎么能瞒得过妻子的眼睛呢，家里有多少人，每天要吃多少饭，他知道妻子心里有一本帐。秀文把一个水红色的手帕包交给叶挺。 叶挺打开一看，哦！一包金银首饰。这是17年前在广东肇庆结婚时的纪念品，是万两黄金也买不来的。每次看到它，就会想起那甜蜜的令人心醉的日月，这是生命的一部分哟。 “拿去吧。到街上把它卖了……” 叶挺的心像被刀子扎了一样痛。他呆呆地捧着首饰，没有动。“去吧……买点粮食……要不要再买头猪？阿九没有奶吃。要不就买一头奶羊，能有一头奶羊，孩子就好养了……”心爱的妻子，生活的伴侣，这位从小到大过惯了安乐生活的弱女子，像一位农家妇女一样，在精心地计划着柴米油盐。 叶挺把首饰紧紧地握在手里，把头埋在怀里。他不敢抬头，怕眼泪滚出来：“这是我们俩的信物呀！” “只要你在，只要你不烦心，我什么都捨得。” 妻子的深情温暖着叶挺这颗饱经风霜的心。她什么都不求，需要的是丈夫留在自己的身边，这惟一的要求能够得到吗？不能，不可能呵！ “我俩的团聚……”叶挺悽怆地、诚实地告诉妻子，“是不可能长久的。恶魔们不会让我们长久地在一起，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变故！” “我已经想过了。”秀文平静地说，“今后，你到哪，我也到哪。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再和你分离……” 哦，妻子变了，她已经不是听到枪响就吓得脸色发白的姑娘了。她已经成熟，生活的风雨，把一株娇嫩的幼苗培养成了一棵大树。 青年时代，使他感到骄傲的是她那美丽动人的风貌。今天，使他感到自豪的是她那崇高的情操。 没有什么言语，只有火热的吻，给予他们沁人心脾的安慰。 谁说生活是苦的？正因为苦，才能够更清新地感觉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和甜蜜呵！ 岳母挎着菜篮从街上走了回来，走进内室说：“希夷，外面有两个军人找你。” 叶挺整理一下衣襟走到门口，只见一位年轻的军官和一个士兵站在门前等候。 这军官好面熟，噢，是国防部副部长郭忏手下的刘副官。“有什么事？" 刘副官恭敬地回答：“我奉命给叶将军送薪水和军服来了。” 刘副官身边的那个士兵，手捧一套崭新的呢军服，上面还放着一捆纸币。岳母站在一旁，她看看那军服、纸币，又看看叶挺身上打着补丁的裤子。这个家庭，在这个时候，多需要这些东西呀！她真想伸手去接，可是女婿紧皱双眉，并没有收东西的意思。 第220页 “你这是从哪儿来？” “重庆。” “是什么薪水？” “副部长吩咐，叶将军不愿担任其他职务，可暂取高级参谋的薪水。”“我并不是他的高级参谋，请把这些东西统统拿回去。” “副部长……” “我谢谢他的好意，这些东西我不能接受” “好，好，过两天我再来拜访。望叶将军能三思而行。” 刘副官身边那位士兵退了出去。 岳母吃惊地走到叶挺跟前问道：“希夷，送上门的薪水，你为什么不收？"“妈妈，我不愿担任他们的任何职务。” “事可以不干，薪水先拿着。为了孩子、秀文……” “妈妈……”秀文在屋子里叫着。 老人一面向里走，一面还在说：“你真傻！先拿薪水，啥事不干，跟着我烧香拜佛也行呀……” 叶挺站在外边，隐约还可以听到秀文对母亲的劝慰。他心里渐渐产生一种悲伤，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善良的老人和心爱的妻子，竟使得她们也跟着自己遭受磨难。 老人开门走了出来，却不像先前那种神情，老人不安地说：“我错怪你了，希夷……他们这是想陷害你，往你身上泼污水……孩子，咱们穷死也不沾他们的钱……” “妈妈，我对不起您呀……”泪水浸满了叶挺的双眼。 “不，孩子，你做得对，人要有骨气呀……” 叶挺把秀文给的首饰当了，买了几头羊、猪，又在屋前屋后开了几片荒地，种上蔬菜、杂粮。 阿九有了羊奶，生命总算保住了。 几个大孩子，经常到田里挖野菜，也解决了不少的困难。 叶挺脱掉外衣，捲起袖管，抡起铁撅头，翻起一片片新泥土，一串串汗珠从脸上滚下来，落到泥块上。他是有力气的，他在为全家的衣食而劳动。劳动是累人的，但春种秋收，也自有它的乐趣。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应共产党邀请出任新四军军长。秀文说服父亲，把老父亲的全部养老金捐献出来，加上其他爱国华侨的资助，买了3600支短枪，200架望远镜，由秀文押送，亲自运往新四军军部。后因风云突变，秀文不得不和叶挺洒泪而别。 秀文走后，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被俘人狱，囚于上饶。秀文委託副官杨文鼎带着衣物从香港赶到上饶，探望叶挺。 叶挺没有想到，他被押解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第二天，囚室的铁门突然被打开，看守长领来一位中年女子。叶挺抬头一看，呵！这怎么可能，他面前站着的正是自己想见又怕见的日夜思念的妻子？是梦吗？不，这里有阳光，有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个令他昼思夜想的人，从阳光中走来，越来越近了。“希夷！” 呵！他听到了声音，这声音多熟悉、多美妙、多动听。她扑过来了，伸出了那发颤的、柔软的、温暖的手。 叶挺情不自禁地伸出双臂，放在妻子的双肩上，慢慢地抚摩着。没有任何言语，默然地望着，望着…… 叶挺总觉得妻子太文弱、太幼嫩，经不住过分悲伤的折磨。今天，她终于来了。她穿着褪了色的蓝布罩褂，深灰色的旗袍，朴素无华，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稳重、沉着。她的脸上没有笑容，显得有些严肃，但没有惧怕和悲伤。 “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跟你在一起。”在新婚之夜她曾经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此时此刻，她来了，带着一颗圣洁的心，再次重复了这句话。她撇下了母亲，来到丈夫身边。她是个孝女，是最疼爱母亲的。她撇下了孩子，来到孩子父亲身边，她生过九个孩子，夭折了两个，她是位慈母，从来没有打骂过孩子…… 今天，她来了，迎着刀枪，迎着死亡，没有一丝畏惧，就像到森林里散步一样，镇静地走来了。叶挺轻轻地抚摸着妻子的肩膀，抚摸着那柔软的散发着香味的蓬松短髮，幸福和痛苦的思潮涤盪着他的心。 “妈妈好吗？孩子们好吗？”叶挺低声问着。 “好，他们都好！”秀文轻声地回答着。她把一切悲伤、苦愁都埋在自己心底，一丝都不肯透露出来。她深知，丈夫已经够苦了，不能再给他增加任何负担。 细心的叶挺明显地感到，分别之后的妻子有很大的变化，她那乌亮的短髮中已出现了银丝。婚后两个月，他率师北伐，接着就是“四一二”大屠杀，“南昌起义”，“广州暴动”，腥风血雨，戎马刀丛。皖南三年，夫妻之间只有过短暂的相聚，接着是皖南事变，铁窗被囚。20年的时光，就是这样匆匆逝去。道路如此坎坷，灾难如此频繁，她没有一句怨言，只是默默地把一切承担在自己肩上…… 秀文多想大哭一场，在丈夫的怀里大哭，也是一种幸福，一种慰藉。可她不能！她经歷了多少难以想像的折磨。长沙失守，衡阳陷落，国民党的军队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溃不成军，秀文只好带着孩子和老母亲，随着逃难的人群向西走。小阿剑的腿跑痛了，苏虾就背着她。在那荒乱的夜晚，全家人被人流冲散，流着泪，在荒凉的道路上互相唿喊、寻找。夜晚，在一个破庙里休息，几个土匪沖了进来，把全部行李、衣物抢个精光。幸亏秀文还算沉着机警，在土匪刚进庙的时候，她悄悄把钱包丢到窗外的草丛里，这才使一家人没有饿死在路上。秀文把这悽惨的经歷全部埋在自己的心底，她没有向亲人透露一句。真正的爱情，不是避风港，不是安乐窝，那是一座美丽、庄严而又圣洁的殿堂，是增加力量的一股源泉，是激励斗志的万道霞光，是抚慰创伤的一只妙手。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比真正的爱情、纯洁的心灵更能够给人以安慰和鼓舞呢。 第221页 沉默呵沉默，两个人紧紧地依偎着，谁也没有多开口。这沉默的倾诉代替了一切的语言；这沉默的倾诉，使两颗赤诚的心贴得更紧。 在秀文的眼里，花白的长髮、蓬乱的鬍鬚改变了叶挺的面容，脸上的肌肉松弛了，只有那对眼睛仍然是那样明亮。这是真正的铁窗囚徒生活。他那好动的习惯、豪爽的性格怎能忍受得了这屈辱的生活？十几个月的时间耗去了他多少精力，他明显地苍老了。但是他没有倒下，仍坚强地活着。 “你是怎样进来的？”叶挺这时候才想起来问。 “是周公托人交涉的结果。” “周公！他已知道我来到了重庆？" “你不是写了一封信吗？" “信，什么信？" “给翰笙的信。” “呵！”叶挺的眼睛闪出了惊喜的亮光，嘴角上也闪露出一丝胜利的微笑。一封信，一张五元的钞票，压上一个石块，竟然寄到了。什么人代寄的呢？这也许是永远的秘密。这说明，人民的心，普通老百姓的心，在蒋介石盘踞多年的重庆，也仍然是向着新四军的啊！ 秀文把几本书交给叶挺：“这是周公送给你的。”叶挺接过这几本书，迅速地看了一下书目，有《屈原》、《陆放翁诗选》、《古文观止》，这哪里是书，这是周公的期望和鼓励，这是真诚的信任和友谊呵！ 监狱数年，阴风凄凄，雾霾茫茫，是周恩来用他那智慧的双手，冲破沉沉黑幕，送来了光明和希望。 寂寞、孤单在人生的道路上总是会遇到的。何况叶挺多年与世隔绝，面对铁窗。但是，一想起周恩来，一想起自己的同志、亲人，他总觉得自己的心和千百万人民的心紧紧地联繫在一起。“你见到周公时告诉他，”叶挺激动地说，“我不会屈服，不会辜负党的信任。”秀文使劲地点着头。 “他们也许不会让我出去。万一发生不幸，不要过分悲伤。要坚强些，教育好孩子……叫他们永远忠于人民。” “不要这样想……”秀文把头贴在叶挺的胸前，热泪从眼角滚下，流到唇边。 叶挺轻轻为妻子擦去泪水：“在这个鬼地方，不要让他们看到泪水……”一阵脚步声传来，秀文急忙擦去泪痕，理了理鬓髮。她回首向门口望去。看守长走进来，不阴不阳地说：“时间到，军长……” 叶挺怒目而视，没有回话。 看守长不自然地笑着：“军长，我对你也够照顾的了。” “我劝你不要太过分，没有必要再增加别人的痛苦。” “好，好，再等几分钟，上面有规定啊……”看守长无可奈何地退了出去。1946年春，当秀文得知丈夫获释的消息后，立即赶赴重庆与叶挺会面。4月8日下午，秀文和叶挺等乘机飞返延安途中，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撞山坠毁，秀文、叶挺和女儿同时遇难。 第28章 在爱的苦海中游泳——吕璜 她的整个身心荡漾在爱河中，忘却了这世上的一切，觉得他是她一生惟一所要的幸福了； 他们的爱恋是真诚的，但是，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她不想破坏人家的家庭，但眼下她已无法约束自己； 她所追求的，是一种灭顶的幸福和痛苦。 1920年出生的吕璜，上面已经有了4个哥哥和6个姐姐。贫民家添丁进口绝无半点欢乐。在吕璜即将出世时，一盆滚烫的开水正等着她。父母已经商定，是男就留下来，是女就扔到开水盆里烫死。接生的是位善良的大嫂，不久前她刚生下一个死胎，那悲痛还深深折磨着她。吕璜一落地便哭叫不止，听到这清脆的号啼，大嫂暗暗流泪，她实在无法将这活生生的小生命扔进开水盆里。她用破布赶紧把婴儿包裹起来，大声喊：“是个娃儿！” 等候在门外的父亲信以为真，放弃了杀生的念头。婴儿由大嫂一手料理，抱去让母亲餵奶，让父亲逗着玩。等父母知道实情后，因为有了感情，也就不忍心再弃绝这个女孩儿了。 吕璜似乎命里註定不该来到人世间。两岁上，父亲因病暴亡，母亲忙于生计没精力也没时间管她，铺着谷草的破箩筐便是她的小世界。冬天一身虱子，夏天满脸苍蝇，家里的白狗是她的伙伴，奇怪的是小吕璜一点病也不得。苦难造就了她顽强的生命力，那时优秀学生是可以免学费的，为了不给当家的兄长添负担，小学、初中吕璜年年考试独占魁首。 1936年，初中毕业的吕璜还在做高中的美梦呢，兄长已经准备把她嫁出去了，婆家是县里颇有权势的梁姓地主。母亲为的是女儿能过上好日子，兄长为的是攀上有权势的人家沾点光。吕璜知道后痛哭不已。四姐、五姐十分同情这个小妹妹，私下商量的结果，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逃婚。 这年夏天，16岁的吕璜偷偷逃出家门。临行前，四姐摘下婆家给她的一枚金戒指，眼泪汪汪交给她。五姐依依不捨地一直送她到县城，在同学家东借西凑帮妹妹凑足了路费，吕璜从那直奔成都。 依靠同学在经济上的资助，吕璞考人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华美女子高中。这里有亮堂堂的洋楼，两人一间宿舍，碧绿的草坪和网球场。学生大都是大小军阀和有钱人家的阔小姐，她们念圣经，弹钢琴，打网球，比吃穿，像天使般快乐。而吕璜这个从农村来的小乡巴佬，像一只丑小鸭一样无人理睬。命运对人何以如此不公？放眼这个社会，看到的只是没有尽头的黑晤。吕璜苦闷极了，她常常想，当初大婶把她浸死在开水盆里也许倒好，这么委委屈屈地活着，不如死了千净，干脆上山削髮为尼，清清静静了此一生…… 第222页 那时的中国布满了干柴烈火和隐蔽的火种，没想到，在这所死气沉沉、不问政治的教会学校，竟也隐藏着革命的种子。旁座的雷定芬同学发现了吕璜的苦闷，给她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有志气的女子的惟一出路是参加民族解放事业，打倒卖国汉奸，推翻腐败政府，建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仿佛沉沉黑夜射来一道曙光，吕璜眼前豁然开朗。她的目光从小我的苦难转向行将天崩地裂的大时代。她为肩负民族兴亡的使命而慨然赴难了，在秘密的读书会里苦读和研讨，在抗日民族先锋队里接受洗礼，在城镇乡村奔走吶喊宣传抗日救国…… 1937年5月7日，学校前厅的张贴板上突然贴出一张布告，公布了开除甘佩文、吕守廉（吕璜的学名）等7名学生的处分决定。吕璜和这几位受处分的同学愤然找到校长室，要求说明理由。答覆是：你们不好好读书，不经请假，擅自参加社会活动。 几名同学慷慨陈词：救国抗日，何罪之有！ 全校师生和成都教育界为之大哗，各进步团体和学生界纷纷组织示威和声援活动，满校园贴满了声援的大字报和标语，琳琅满目的慰问品潮涌而来。所有这一切，使吕璜等7名学生看到了岩层下喷突的地火，听到了茫茫夜空里滚滚而来的雷鸣。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这年11月的一天深夜，吕璜与几位同学偷偷把行李带出学校，第二天，她便踏上了通往延安的烽火里程。 吕璜来到延安，在“抗大”学习时加人了中国共产党。结业后，分到延安保卫部，当了一名女侦察员。 1941年7月，国民党顽军胡宗南部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犯，边境吃紧。保卫部部长陈泊带领一个工作组到关中和陇东地区检查布置特情工作。工作组其他几名成员先行到达关中，陈泊带了秘书、警卫员、吕璜和一个班的武装一同南下。 陈泊原名卢茂焕，又名布鲁。因家境贫穷，小学毕业后就进厂当了童工，受尽资本家的剥削。他怀着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本能，年仅15岁就加入了国民革命的洪流，并加人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家乡参加武装暴动，失败后被迫逃亡海外。先后在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参加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1931年，刚20岁的陈泊担任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总工会的纠察总队总队长。 陈泊回国后，1937年来到延安，成为保卫部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和侦察员。对于这样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吕璜充满了敬佩。 一天夜里，睡得昏昏沉沉的吕璜忽然被一阵吼叫声唤醒：“狠来了！狼来了！”她睁开眼，月光下只见黑黝黝的狼影在小院里乱窜，一双双绿眼睛像灯泡似的亮着。吓得吕璜下意识地勐往陈泊身边躲去，陈泊一下把吕璜护在怀里，顺势掏出枪，警觉地注视着庙门外的狼群，嘴里还低声喊着：“不要开枪！”等战士们把狼赶走后，两人才发现彼此搂在一起，吕璜的脸颊就贴在陈泊的肩窝里。有生以来第一次与男性这样贴近，吕璜羞涩极了，脸一阵阵发热，赶紧回到自己的铺位，那一夜她竟没有睡好。 第二天早晨起来，吕璜竟不敢看陈泊，话也少了，说不清心里是羞还是怨。陈泊倒是满不在乎，照样发着这样或那样的指令，一路上海阔天空地讲他那满肚子的地下斗争故事，好像昨天夜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陈泊和以往一样，处处关心照料吕璜。累了让她骑马，他亲自托着她的脚，把她托上马背。遇到小溪，让吕璜去洗洗，他便站在远处守候。待在陈泊身边，吕璜总觉得有一股暖流在心中荡漾。她不由自主地开始悄悄观察陈泊，这才发现这位年轻的领导者很英俊，浓眉大眼，身材硕长，做事干练，而且像一团火焰似的，总有一股乐观向上的劲头。 经过数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到达陕西省委所在地照金村。那是黄土高原上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省委机关便分布在附近一些隐蔽地方。省委书记欧阳钦、省委组织部长李德生热情接待了工作组，陈泊便和他们一起商议如何加强这里的情报和特情工作。 为避免引起注意，工作组把住宿地点定在距离村子数里之遥的一座古庙里，四周峰峦重叠，大树参天，没有人烟。每天，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四处搜集情报，晚间由陈泊汇总，第二天陈泊与吕璜到照金村，通过设在那里的省委秘密电台，向延安发送情报。 一天天过去了，两人往返于古庙和村子之间。无路可走，两人便顺着一条清澈的溪流，一会儿走在这岸，一会儿跳到那岸。小路特别幽静，仿佛这个世界除了陈泊和吕璜，就再没有别人。出山以后，吕璜骑在马上，打扮成一个陕西小媳妇，陈泊则牵着马，头上系一条白羊肚手巾，两人活像一对出门的小俩口儿。有时回来早些，两人就坐在溪流边，把脚泡在水里，惬意地聊起来。兴致所至，陈泊还掏出铅笔和本子，画上几笔山水画。看他画得那么生动，吕璜大为惊讶。陈泊笑着告诉她，早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他曾以卖画为生呢。 陈泊虽然只有一只右手，可平时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残缺。从小长在海边，如今游泳依然像鱼一样灵活。在中学时他是排球健将，在延安比赛时，他的大力扣球仍令人难以接住。他喜爱骑马，在茫茫的黄土高原上，他风驰电掣地从你身边掠过，浑身洋溢着一股英雄豪气。他枪法极准，打猎时把枪架在树枝上，野猪野兔什么的，只要被他瞄上，都是应声而倒。 第223页 在吕璜的眼里，陈泊是一个刚强、豪爽、开朗、充满幽默感的真正男子汉。 陈泊常到各边境情报点检查工作，一去就是两三天，这时吕满才发现只要陈泊不在身边，自己就像丢了魂儿似的，陷人深深的寂寞，总盼望他早点回来。陈泊每次归来，不是给她带一束野花，就是画一幅写生画给她。两人的情感不可遏制地升华了。 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在浓浓的树影下，当陈泊突然目光炯炯地盯住她，喃喃地说他爱她、他不能没有她的时候，吕璜激动得热泪盈眶。陈泊伏下身，深深地吻了她。吕璜整个身心荡漾在爱河中，忘却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觉得这个陈泊就是她一生惟一所要的幸福了。他们的爱恋是真诚的。但是，陈泊已是有家室的人。 他的妻子李器在保卫部负责后勤工作，是位容貌端庄、很有教养的大学生，颇有大姐风度，吕璜一向很敬重她。如今，她和陈泊陷人深深的恋情，她才突然觉得惶然起来，不知怎么办才好，不知未来会怎么样。这是一种灭顶的幸福和痛苦。吕璜不想破坏人家的家庭，但眼下她已经无法约束自己。她只能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只要有过这幸福，哪怕几天呢，一生足矣！她甚至暗暗希望有一天能遭遇敌人，她会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那就是幸福的结局了。 不久，工作组奉命调往陇东地区庆阳城，住在一个大地主修建的城堡里。没人的时候，吕成常常偷偷抹眼泪，只要陈泊一出现在她身边，她就快乐得像春天的小鸟。日子长了，周围的人渐渐感到陈泊和吕璜那种含情脉脉的目光和依恋之情，觉出他们的关系似乎有些超乎一般。 这件事传回延安，一时间满城风雨，议论纷纷。 不久，延安保卫部来令，提前调吕璜回延安。这是那时组织上对待婚姻纠纷通常採取的惯例，即调走第三者。 分手前，吕璜泪水涟涟，同陈泊长谈了一夜。她与陈泊已难捨难分，她表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她都爱他，至死不渝，但她绝不强求他做什么。陈泊也陷人深深的苦痛。 他说，他的良心一直受着自我谴责，觉得既对不起李器，也对不起吕璜。他想了，他的惟一出路就是独身一辈子，哪怕当和尚呢。如果此事能得到李器的谅解，再考虑和吕璜的结合。两人洒泪而别。 吕璜满怀凄楚地回到延安，不少同志给她以白眼和讥讽。当天晚上，保安部部长周兴冷着脸问她：“你知道为什么提前调你回来吗？" 吕璜泪水夺眶而出，她说：“我有错误。” 周兴倒背双手，在窑洞里走来走去，他嘆着气说：“你还年轻，不懂事，这事不怪你，主要是陈泊的责任。他和李器的感情一直很好，又有两个孩子，他回来后，看到老婆孩子，还是会丢掉你的。我劝你离开他，重新开始生活吧。”吕璜没有回答。 出了周兴的窗洞，吕璜去看望李器，把陈泊打的两只野鸡交给她。李器问起陈泊的健康和在外的工作情况，一如以往一样平静、慈祥和令人敬重。吕璜苦不堪言，她尊敬李大姐，从未想过要拆散人家的家庭。可是她又深爱着陈泊，不同生，愿同死，难以想像离开陈泊，她会痛苦到什么程度！ 几天后，周兴通知吕璜，调她到300里以外的绥德保安处工作。吕璜一猜就知道，陈泊快回来了。 1942年春节前夕，组织上给吕璜配了一匹马和一名公务员。天寒地冻，北风猎猎，凄悽惨惨，孤雁单飞，一路上吕璜心情惶惶，悲痛至极。到达绥德后，绥德的保安处长以为周兴给他送来一个对象呢，天天向她大献殷勤，后来才知道吕璜原来是陈泊的情人，这才作罢。 陈泊率队回到延安，亲友们都来接他，他急切地想在人群中看到吕璜，举目四望，连个影儿都没有，甚是疑惑。他本打算回来就把吕璜和李器找到一起，三个人在一块谈开，没想到吕璜已经被调走了。 晚上，他和李器整整谈了一夜，油灯一直亮到天明。第二天早晨，陈泊把自己的被褥搬到自家对面―吕璜原来住的那间小平房里，让公务员生了一盆火。这以后，白天，他和李器一起活动，照顾孩子，同吃同行，朝夕相处，相敬如宾，不吵不闹。只是到了晚间睡觉时，他才到小平房里独宿。 春来冬去，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一年。不难想像，陈泊需要多大的克制力。这期间他不断给吕璜写信，劝她不要难过，他会信守诺言。他还向她倾诉破获一些大案的喜悦，并不断寄来一些他画的画，如：狼来了，吕璜依偎在他怀里；吕璜骑在马上，他牵着马放声高歌；两人一起坐在小溪旁聊天…… 绵绵信中情、画中意每每使身在绥德的吕璜泪眼模煳，从中获得无限的温暖。然而，各种尖锐而激烈的意见和看法也像混沌的雾气包围着陈泊，说他“玩弄女性”，“脚踩两只船”；也有人不断劝他搬回去住，省得非议不断。但固执倔强的陈泊就是不听，他要用行动证明他是真爱吕璜的。 善良的李器是一位独立性很强的女性。眼看与陈泊的感情难以挽回，经思虑再三后，主动向组织提出离婚，并表示同意陈泊和吕璜结婚。李器还给吕璜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平静而宽容地表明了她的态度。 吕璜接到大姐的来信，哭了整整一夜。大姐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灵啊！有情人终成眷属。1943年陈泊和吕璜结婚了。李器带上大孩子，调到离延安90多里的地方去工作。 第224页 尽管如此，吕璜和陈泊对李器一直抱有深深的歉疚之情。1946年，他们一起到了东北。陈泊和吕璜在哈尔滨工作，李器在附近的唿兰县公安局任副局长，并和该县公安局长组成新的家庭。 直到这时，吕璜积陈泊才感到心里稍安。可是，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未来对于他们的爱情，还有着更为严酷的打击，还是多雪的冬天。 婚后，吕璜成了陈泊生活上的伴侣，也成了他在工作上的亲密助手。陈泊在南洋从事地下活动时被炸掉了一只手。婚后，他笑着对吕璜说：“有了你，现在我又多了一只手。” 陈泊胆大心细，个性极强，工作中颇为自信孤傲，纵横驰骋，飘然来去，是个孤胆英雄式的人物。他的侦察作风与党所提倡的“群众路线”有些相异，这为他后来的人生悲剧埋下了祸根。有一次，他从特情提供的情报中获悉，西安中统特务机关派来一名特务，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其任务是调查了解边区各县的国民党部执行蒋介石“溶共”、“防共”、“反共”方针的落实情况。陈泊暗中张开了大网。 这个所谓的《中央日报》“记者”一进人边区，当即被抓获。经陈泊连夜审讯，特务全部坦白交代。这可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陈泊兴奋地说，我可以化装成这个“记者”，深人虎穴去掏他们的老底儿！ 吕璜不贊成，这太冒风险了。但她拗不过一向爱冒险、愿意出奇制胜的陈泊。那么好吧，整整一夜，吕璜从各种角度、以各种身份，对丈夫突然发问，帮助他把一切细节和答案都想得好好的。陈泊出发了，他持《中央日报》记者证明，深人到延安、延长、延川各县国民党部内部进行探查，听取“汇报”。院门内有暗哨严密把守，房四周戒备森严。屋内，县党部的官员们好烟好茶伺候，乖乖将他们搜集到的共产党情报及安设的秘密据点一一向这位“钦差大臣”作了详尽汇报。 陈泊跷着二郎腿，若有其事地做了“有关下步工作的指示”，对那些工作不力的官员则拍桌子瞪眼睛，大加训斥，“妈的”、“饭桶”、“熊包”、“笨蛋”，连珠炮似的喷出来。回来后他得意地对吕璜说，这一次骂得真痛快！ 1942年五四青年节，延安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一大早，陈泊带上反正过来的国民党特务训练班教官陈兴林和十几名精明强干的武装便衣，早早来到会场，掩蔽在人口处的彩门两侧。不久，各单位、各院校的队伍打着纷飞的旗帜，唱着歌，从彩门鱼贯进人会场。做了伪装的陈兴林睁大眼睛瞅着，认出一个指一个，便衣就跟上去，向领队打听出此人的单位和姓名。一天集会下来，陈兴林认出了30多名潜伏到我民主政府各单位内的特务。会后立即逮捕突审，这些潜伏特务全部供认不讳，再经他们指认，又相继抓获20余名同党。 这些人潜伏之深之广令人震惊，从中央机关到边区地方机关，从学校到群众团体乃至兵站、盐队无所不在，有的已打人高度机密的中央机要部门，不少人已钻进了党内。 “戴案”（又称“汉中特训班案”）的破获一举成功，轰动了整个延安，令毛泽东十分高兴。陈泊也获得“延安的福尔摩斯”的赞誉。当康生到毛泽东那里表功时，毛泽东问户“是谁有如此神通尹康生不得已说是布鲁（陈泊当时的名字）办的案。 毛泽东说：“可惜我们只有一个布鲁，再有十来个就好了。要用布鲁这样的人来保卫延安。”不久，陈泊被任命为边区政府保卫部长。 1946年6月，吕璜跟随陈泊到达哈尔滨，陈泊先后出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松江、吉林等省省委常委、社会部部长，吕璜出任宾县公安局局长。那时哈尔滨刚解放几个月，社会环境极为复杂，日伪军警宪特和国特、土匪群魔乱舞，四处破坏，人夜枪声不绝于耳，活动十分猖獗。陈泊积极配合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陈龙，将蒋介石委任的所谓“冀东挺进军上将总指挥、新编第二十六军军长”姜鹏飞等匪首及所率匪众一网打尽，破获了潜伏在哈尔滨的国民党地下党部，受到东北局社会部的通报表彰。 1948年冬，东北全境解放，陈泊、吕璜跟随第四野战军人关，经华北、华中，来到南中国。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一举拿下南国重镇广州。中央委派叶剑英担任华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和广州市委书记，这位儒帅早已预料到解放后的广州将面临复杂的敌情，特别点将把陈泊从江西要来。时年40岁的陈泊出任广州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此时陈泊的妻子吕璜因南下途中孩子患病，留在上海。 广州是中共解放的最后一个大城市。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几乎把所有积怨和仇恨都倾泻到这里。大批的潜伏特务、土匪、港澳当局清除的盗匪歹徒、日伪政府留下的军警宪流散人员，一时间把广州闹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越乱越显出陈泊的胆略与本色。他与副局长陈坤（原中共香港分局情报工作负责人）都是广东人，熟悉省情市情。在省市委的支持下，他们调集大批干部，充实公安队伍，迅速接管了国民党旧警察局，清除了千余名旧警人员。接着大刀阔斧，横扫散布在社会各个阴暗角落里的污泥浊水，仅仅一年有余，堪称硕果纍纍。共侦破300余起匪特案件，案犯达1000余人；缴获电台20余部，短枪300余支，机枪20余挺；破获了国民党特务图谋炸毁市军管会案和台湾中统机关派遣特务潜伏组案，逮捕电台组长等6人，并使电台为我所用。策反了白崇禧所辖“桂山号”军舰，舰上400余名士兵和水手全部起义投诚。叶剑英对陈泊的工作深为满意，他在写给罗瑞卿（时任公安部长）的一封信中称赞说：“广州市社会治安迅速平定，是与布鲁的名字分不开的。”不曾想祸从天降。1951年1月24日深夜，陈泊与陈坤正在睡梦中，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闯入他们的临时住所，两人被逮捕了。 第225页 这就是着名的震惊全国公安战线的“两陈案”，也是全国公安战线第一个大冤案。两人被迅速押往北京公安部，据说罪名为“英国特务”。之后的20天内，广东省公安厅抓起700余人，广州市公安局抓起300余人。“两陈案”前后使上千人受到无辜株连乡有的致死，有的终生残废，更多的人从此跌入漫长而苦涩的政治厄运。 叶剑英对“两陈案”大为不解。他曾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陈泊的歷史他是知道的，他从南洋回国后的一段表现很好，是很优秀的公安干部。罗瑞卿的答覆是：你只能证明陈泊回国后的一段，不能证明他在南洋的一段。叶剑英愤然地说，他为了弄炸药，把手都搞掉了，这还会有问题吗？新生的中国敌情复杂，举步维艰，确实埋伏了不少“定时炸弹”，公安部门那时也就满脑子敌情。他们说，你怎么能证明他不是“王佐断臂”的苦肉计！吕璜与陈坤的妻子高华被同时押送公安部。她们带着各自的孩子，住进前门外一个破旧的骡马小店，听候发落。 1951年7月，吕璜调人全国妇联“控制使用”。自此夫妇二人咫尺天涯、隔墙相望的苦难日子开始了。 1952年秋，一辆吉普车急驰而来，在骡马小店门前剎住。车上跳下一个神情冷峻的年轻人，匆匆进店找到陈坤的妻子高华，要她立即跟他到监狱去，说陈坤病了。此时高华刚产后两个多月，她胆战心惊地包裹好婴儿，让吕璜帮着照料一下两个大孩子，便上车走了。约两个小时后，高华回来了，一进屋就扑倒在床铺上失声痛哭。 吕璜问她怎么回事，高华呜咽着说，陈坤让那些人折磨得快死了，现在双目紧闭，唿吸急迫，怎么叫都没反应。高华推他的左脸，脸就歪向右边，推他的右脸，脸就歪向左边，看来挺不了多长时间了。 吕璜心里一阵发抖。陈泊的身体还不如陈坤，陈坤给搞成这样子，陈泊还有好的吗……吕璜不敢往下想了。 第二天，公安部两个干部又骑着自行车来找高华，要她去医院。高华愤怒地拒绝，但不行，非去不可。吕璜一见这阵势，就知道陈坤已经死了。这是监狱的规矩，犯人死了一定要家属到场，以证明人是有病死的，属正常死亡。果然，高华见到的，已是躺在太平间里的冤魂了。高华抱着怀中的孩子痛哭不止，两人把尸体抬进门外的一副棺材匣子，然后用板车拉到监狱外面的一处空地，草草挖了个坑把人埋了。 也许陈坤的死引起了公安部的注意，陈泊再死，就不好交代了。自此陈泊的狱中生活有了少许的改善，一是伙食增加了一些青菜，逢年过节还有点肉，每天给一壶开水，喝不完还可以擦擦澡；二是允许家属探望，可以带些熟食和药品进去。 那天，吕璜第一次去探监。狱卒带她穿过幽暗的长廊进人一个小院，一幢旧平房坐北朝南，纸煳的门窗，窗前一棵大槐树把太阳光遮得严严实实，树下笔直立着一个武装卫士。 狱卒把门打污，吕璜紧张得心都快跳出来了。就要看到她心爱的陈泊了，可进了房间，她一下呆住了！ 陈泊已经变得像个陌生人，头剃光了，瘦得两眼成了两个黑洞。吕璜抢上前，一把抱住他失声痛哭起来。陈泊冷冷地坐着，目光怀疑地瞅着妻子，他似乎在猜测吕璜来看望他的目的。吕璜默默把带来的包裹打开，取出他爱吃的食品和换洗衣服。这时陈泊才仿佛从梦中醒来，泪水从眼角滚滚而下。“你……是不是在可怜我呀？”陈泊伤感地问。 “不！我永远爱你，我了解你，信任你，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永远不离开你！” 吕璜向他介绍了些情况，但只能讲好的：她的工作经邓颖超大姐关照，已经安排到中国妇联，大家对她都很好；孩子在附近小学上学；生活还能过得去…… 她被开除党籍，被解除在公安部的工作，特别是陈坤已经死亡，所有这些坏消息她都不能讲，只能吞咽在肚里。她怕陈泊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她要他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为最终把问题搞清，一定好好活下去。 “我怕他们害死我。”陈泊说。 “不，他们不敢，很多中央领导都知道你的案子，我正在申诉。”“这么久了都不提审，拖也拖死我了。” “总有一天会把问题搞清的，到时候我来接你回家去！" 1953年5月，即陈泊被关押两年多以后，公安部把吕璜找去，通知她，陈泊以“包庇反革命”罪被判处10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犹如晴天霹雳，吕璜脱口喊出：“什么‘包庇反革命’，在公安战线上，利用社会三教九流、甚至利用敌人为我服务，这是我们常用的办法，你们不知道吗？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又是什么！；第二天，吕璜急不可待地到狱中探望丈夫。陈泊身心完全垮了，两人抱头痛哭，好一阵才冷静下来。吕璜安慰他说，延安“抢救运动”你不是参加过吗，冤枉了多少好人！最后毛主席也脱帽向大家道歉了。逮捕你时说是“英国特务”，宣判时怎么又变了，又弄出个“包庇反革命”。这说明他们下不了台，只好给你胡编乱造了。问题一定会搞清，谁也不能一手遮天，一世遮天！ 第226页 陈泊摇摇头长嘆一声说：“我看我此生只能暗无天日了，这么多年我体会出来，党内有一个毛病没解决好：掌权者的面子有时比手下几个卒子的生命重要得多！" 吕璜心里一震，这是她许久以来心头朦朦胧胧感觉到的，竟被陈泊一言挑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党内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不幸被陈泊言中。不久，吕璜通过全国妇联，将陈泊的一份申诉材料递交到邓颖超手里。两天后，邓颖超请吕璜到中南海家里谈。吕璜刚走进西华厅，邓颖超就从卧室走出来，亲切地与吕璜握手说：“你的信我已经翻了。” 泪水一下涌满吕璜的眼眶。接下来，邓颖超仔细听吕璜介绍了陈泊的有关情况。周恩来从书房出来，也坐在一旁听了一会儿。事后，周恩来、邓颖超过问了此案。 结果是：公安部领导大为震怒，判决不仅没任何更动，而且从此不许吕璜探监了。 后来有些老人发过这样的感慨：建国初期，开国元勛们各管一摊，有的领导人还是战争年代的习惯，一言九鼎，别人是很难插手的。 吕璜一下丢了工作，又成了非党人士，生活陷人极大的困境。所幸邓颖超把她收进全国妇联，她才有了安身立命的去处。即使如此，生活之困窘依然是难以想像的。每月50余元的包干费，要寄给远在四川的母亲10元，要拿出一部分给狱中的丈夫买些药品和副食，剩下的钱，除了她和两个孩子勉强餬口，真是一贫如洗了。而更难忍受的是这种家庭背景给她带来的压力太大了，歷次政治运动都要把她拉出来批一通，她在工作中出现任何一点小疏漏都会上纲上线到“与反革命丈夫没划清界限”上，这无法逃遁的“罪责”和冤屈整整折磨了她30年。但她一如既往地忠诚地工作着。非党了，政治上不可靠了，一切重要、动人和辉煌的事情都没有她的份儿，她只能做些小总务、小干事、小秘书的杂务。起草一些“通知”、“学习决定”之类的文件，到各地基层搞些调查研究……可一切交给她办的琐事都办得那么妥帖、周详、填密。她要以行动证明她和丈夫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1980年，在陈泊冤死9个年头之后，经中央批准“两陈案”获平反，吕璜被停止了28年的党籍得以恢復。她首先想到数十年来一直爱护关照着她的邓大姐。她写信向邓颖超报告了这个消息数天后，吕璜正在机关里忙工作，忽然接到邓颖超打来的电话，大姐说：“你的信我看到了。歷史终于恢復了它的本来面目，我祝贺你，为你高兴。你在全国妇联30年，无论对待工作和对待丈夫的态度，都是正确的……你说你年过花甲了，不过还是比我年轻多了，还可以做许多许多事情嘛……，整千通话过程，吕璜几乎没说什么话，她什么都说不出，她只能哭。一切语言都无法表达她满腹的辛酸！ 第29章 在期望中度日——梅志 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癌症医治无效溘然长逝。经过多方努力，胡风的追悼会终于在1986年1月15日下午3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各方人士聚集在公墓礼堂里，为半年前逝世的胡风默哀。相聚而来的人中，有许多人原来互不相识，他们原没有组成过“胡风集团”，却由于被划进了“集团”而有缘在胡风过世后在此相识。他们都含着热泪向梅志握手，因为梅志不仅是胡风的夫人，也是他们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是受难家属的代表。 梅志机械地叔每个人握手，看着那些陌生人难过的脸、伤心的泪，此时此知，她感情麻木，似乎早已忘记了悲哀！悲哀、孤独、思念，就像过去她和胡风分离又彼此不知生死一样的悲哀、孤独、思念。那时她还有期待、盼望，而现在胡风走了，一个人先走了，永远再不会回来了，而她也彻底断绝了期待、盼望…… 追悼会结束了，聚集的人散去了，梅志回到家里，抱头大哭一场，期待破灭了，盼望变成绝望。在期待、盼望中度日的梅志，怎么能忘记这24年的日日夜夜。1945年1月7日，胡风在《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舒芜写的《论主观》，遭到了批评，不久，批判的目标逐渐由舒芜转到了胡风。 全国解放前夕，胡风退出了对1938年至1948年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进行总结的报告起草小组。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的批判逐渐由相互平等的批评演变为不允许胡风有反批评权利的审判。 1950年，第一次公开指明存在着所谓“胡风小集团”。 1952年5月25日，舒芜在《长江日报》上发表文章，公开承认自己所写的《论主观》是一篇宣扬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谬误文章。 1952年9月25日，舒芜在《文艺报》发表了全面揭发，批判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的言论、思想、活动和创作的文章：《致路翎的公开信》…… 1955年5月，舒芜上交胡风给舒芜的私人信件，并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些信件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行”材料梅志感到万般冤屈。刚公布一年的宪法上明明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此时，感情善良的童话诗人感到前途无望，想到了自杀。也许以“死”才可以摆脱压在心头上的沉重负荷，也只有用“死”——生命的毁灭，才能证明自己人格的尊严和行为的正派。梅志经过苦思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胡风，恳求胡风和自己同步而行。 第227页 在沉思之后，胡风痛苦地否定了妻子的意见。他并不怕死，他乐意与妻子携手同往，要是那样，他们会立即摆脱眼前的苦难。但他们不能这样，因为在政治风浪到来时，自杀还可以被认为是“畏罪”的行为，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叛徒行径。这样使他们就会站在人民对立面，永世不得翻身。 梅志哭了。在生与死的抉择中，选择死并不是容易的，除了她和胡风外，还有80岁的老母和孩子。为了亲人，她还得活着，还得准备忍受未来的打击。虽然她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没有预见到以后的经歷竟是那样的残酷可怕。 1955年5月16日，胡风的住宅被进行了连续几个小时的搜查。整个过程中，梅志与胡风分在两处，不准讲话，到深夜11点，胡风被带走。此时，8岁的儿子已经熟睡，胡风在儿子的面颊上轻轻地亲了一下，然后在大厅向妻子简单地进行了告别。 搜查继续进行。到天亮的时候，梅志也被带走，原来祖孙三代的大家庭只留下尚未懂事的8岁儿子和80岁的老母。 5月17日，胡风正式被公安局逮捕，梅志也以“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一起被捕。 5月18日，《人民日报》开始在“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通栏标题下。 发表各界人士批判、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文章和来信。并发表了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写的按语。 在城区的隔离所，梅志失去了自由。尽管她在与胡风共同生活的加多年中经歷过各种坎坷，但对于监狱生活还是陌生的。 在开始的时候，白天写交代材料，晚上面对孤灯。不许读书、看报，更不能再写她的童话诗了。 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定性，她註定无法摆脱这个“陷阱”。她是胡风的妻子，是胡风重要罪证―30万言书的大部分“抄写”者，因此，她从一开始就被认定是“骨干分子”。 审讯一次接一次，要交代的问题越来越多。梅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必须写，必须回答那么多她无法回答的间题。不回答不行！回答也不行！她处于无休无止的折磨之中，在她每一次落笔之时，她脑子中始终有这样一个信条：实事求是，不能嫁祸于人。此时，她何曾想到，“胡风案件”已经株连成千上万人。正式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哄78人，其中有中共党员32人，他们全被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多数被开除公职，监禁牢狱。 1961年，关了70个月的梅志因其老母病故被放出来料理后事，也没有再立即把她关进去。 母亲去世了，不能再復生。处在悲痛和孤寂中的梅志，又想到了自己苦命的丈夫，6年了，亲人在哪里？他是否还在人世？她曾听到过胡风自杀的传闻，但她不相信。她了解他，他不会为了摆脱自己眼前的痛苦而丢下她和孩子，她几次给公安部写信，要求去见胡风，均未获准。 时间在梅志日日夜夜的期待中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几个春秋，她在盼望中度日，一次次请求、恳求、哀求，她相信这种期待和盼望总有一天会实现。她就是怀着这样的决心，百折不挠，终于感动了“上帝”，终于允许她去监狱探望胡风，但她“必须说对他思想改造有利的话”。 1965年春，梅志终于踏上去秦城监狱的路。10年，整整10年！未见面的丈夫，现在是什么样？还是梦中的样子吗？千思百想，涌上心头，挤得脑海里一点缝儿也没有。想着，想着，终于成了一片空白…… 梅志走过一条两旁有花坛的水泥路，看到了一幢幢小楼，这就是秦城监狱，高级千部的隔离所！ 大厅深处，有人陪着一个穿旧衫裤的人匆匆向梅志走来，直走至眼前，思想过度紧张的梅志才看清这就是她昼思夜想的丈夫胡风。头顶两旁黑黑的一圈头发现在全脱光了。 看着丈夫被人“陪送”到面前，一股难耐的心酸从心底翻腾上来，她可以想像出来他这10年的煎熬和苦难，她真想放声大哭一场，也许那样两人都会好受些。但不能，周围那几双陌生而监视的眼睛，使她强压住了那澎湃欲出的感情。 胡风平静地走近梅志，向她伸出了手，她扑过去紧紧地握住了这双分别10年的手！胡风用坚定的目光审视着受尽了苦痛和磨难的妻子。 “身体还好”甲带的东西都收到了吧？”两人都不知第一句话从何说起，还是梅志先开了口。 “身体还好，东西都收到了。”胡风的回答显得机械而不自然。 “孩子们都向你问好。晓山明年就高中毕业了，晓风没考上大学，当了农业工人……” “好，这样好。让晓山高中毕业后也当工人去吧。”胡风说的是心里话。他在文坛上耕耘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却落到这个下场，他绝不愿孩子们再走他的路！ 足足盼了10年，就这么一个小时的州司，对于他们来讲，相见的时间实在太短了。但不管怎么说，她终于见到了他，这便是最大的安慰，尤其是看到他吟诵着给自己和孩子们写的诗时流露的深情，还有临别时那告别的笑容，使她相信他依然充满着对生活、前途的信心。这种信心不仅是他生活的力量，也给10年来无时不在为他生死担忧的她增强了生活的信心和力量。 第228页 按照胡风的要求，梅志第二次来探监时，给他带来两大捆日文版的马恩全集。并带来一些多少年他没有吃过的食品。每隔一段时间就能见面，这对梅志来说是一种享受和喜悦，也是一种痛苦和负担，她和孩子们的肩上都被压上一个不可推卸的政治使命——帮助胡风改造思想，于是夫妻之间见面的喜悦中总免不了有点苦涩。 在管理人员的监视下，她必须鼓起勇气“劝导”胡风，或说一些要加强改造的话。有一次她将孩子们的近况说给他听后，又把女儿的信给他看。胡风一看信，就火冒三丈：“什么话，要我向溥仪学习！溥仪是什么人，是封建皇帝，靠残酷剥削人民过着腐朽没落的生活。政府帮助他改造成新人，是党和人民的宽大。我能和他一样全部否定自己吗？我学习马列主义错了吗？我忠心跟党走，一心想做对党有用的工作，这也错了吗？我何尝不懂大帽子底下过关的诀窍，但那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我能这样做吗？” 在这一瞬间，胡风的目光、口气一下子变得严厉而令妻子战慄。她沉默了，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他的倔强。看着胡风激怒的样子，她黯然了。 就这样，梅志每一次不能不带着迫切的心情赶往秦城，每一次又不得不带着痛苦回到冷清的家中。 1965年冬，公安部再次派梅志去探监，要她和他们合炸，开导顽固不化的胡风。虽然旁边坐着公安部的干部，她小心谨慎，他却一点儿也不在乎。“你不要太悲观，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只要你能认清自己的犯罪行为，比如为什么写30万言书呀，思想根源是什么，只有低头认罪，才能得到宽大处理！" “你以为我没有认罪吗？只要我能承认的，我都承担了责任。”“那当然，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但对问题要提高认识，要拿到原则上来认识。要知道，党是不会错的呀！" “唔，我知道，为了维护党的威信，在这方面我确实犯了罪，判我刑吧，就是杀头我也不喊冤！" 梅志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滴在地上。她还能说什么呢？她看着他的脸，什么话也说不下去了。“可能要对我进行审判了，不要怕。我惟一不安的就是对不起你，是我连累了你。我对你是有罪的……” “你不要这样说，也不要这样想。我们是夫妻，是同舟共济的伴侣，只要你能好好活着，我什么都能承受得了，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你尽管放心吧。” 胡风站起身，走向梅志，紧紧地握住了她的双手，一切都在无言中。 几天后，公安部传梅志，给了她一份判决书，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判处被告胡风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 1965年底，胡风从秦城监狱放回家中，监外执行。梅志终于盼到了他们家庭团聚的时刻。 胡风回到家，看到小儿子晓山，他情不自禁地抱住儿子，在他的额头上亲吻着，他似乎把这个已经18岁的“大孩子”仍当做他在10年前被捕时正在熟睡的“小三子”。 家依然是和睦的，孩子们仍像过去一样尊重父亲，相互没有隔阂和疏远，没有比这更使梅志感到满足的了。 好景不长，在胡风出狱没多久，就接到通知，要胡风和梅志必须离开北京，去成都“安家”。这个决定使刚刚团聚的家庭又受到了震动，那刚刚开始的喜悦又变成了沉重。 离开北京，远去成都，这实际上是“流放”。离开锁着铁门的监狱，进人一种不叫监狱的同样是被禁闭的生活。梅志嘴里不说，但心里这样想着。 1966年2月15日，胡风和梅志在公安部的安排下离京人川，进人了成都的一个独院住宅。除了一个送牛奶的妇女按时来送奶外，再就是帮助“改造”他们的管理人员。此外，再没有人可以进出这个院子，也不允许胡风和梅志随便走出这个大门。如果他们硬要出去的话，必须要得到允许，并有人“陪同”而往，除此而外，胡风还必须定期上交一份思想汇报。 远离了儿女，远离了过去的朋友，远离了一切，只有他俩朝夕相守。孤单中惟有彼此的感情作为依託，俩人对往事的回忆可以使他们暂时忘却现实的烦忧。 梅志向胡风谈起了许多往事，30多年前第一次在上海巴黎大戏院的约会。胡风也向梅志讲起了小时候帮助母亲剥豆子的情景。这些事是令人发笑而感到幸福甜蜜的。他们也谈这十多年分离的思念和对彼此的担忧，谈到他们终于熬到了相聚的喜悦和激动。对往事的回忆，那些说不尽谈不完的心灵的相知冲散了他们在被监禁生活中的郁闷。 不管现实境遇如何，梅志仍怀着巨大的希望。胡风虽被判了14年徒刑，但那是有盼头的，现在已经过去了10年，再过4年，他刑满之后就会获得自由。那时，胡风还可以从事他喜欢的工作，也许自己还能有兴趣再写写童话故事。无论这14年对他们多么不公正，多么难熬，他们毕竟还是有时间，还可以继续维繫他们作家的生命。 期待可以给人以勇气，盼望可以给人以希望。然而，眼前仍然得过着机械的重复的毫无兴趣的生活，还得按时写“思想汇报”。一切都必须按规定的模式去忍受，只要能活下去，等待中的盼望是能够变成现实的。 第229页 1966年9月初，四川省公安厅来人，命令胡风、梅志立即做好准备，随时离开成都。 从北京“流放”到成都，梅志内心里是不满的，但现在又要离开这住了半年多的房间，心里不由泛起阵阵悲戚的酸楚。虽不能说这里是世外桃源，但它不仅躲避了自然界的风风雨雨，也躲避了不少人为的风风雨雨。住在这里虽然寂寞，但平平安安。虽然这里不是家，而是胡风监外执行的“监”，但此时多么愿意在这个“监”里蹲到刑满释放啊！ 胡风、梅志被草绿色的囚车载着，从初秋夜深人静的成都驶了出来。两旁树上的叶子被秋风吹得飒飒作响。冷风从前面的小窗口吹进来，吹在他们脸上、身上。不知走了多少时间，不知走了多少路，只觉得吹进来的风越吹越冷，路越走弯道越多，车在一个孤零零的山头上停下来，那里有一间灰砖砌的大房子。 他们被送到川东苗溪劳改茶场。由于一路的颠簸和冷风吹打，胡风病倒了。望着躺在木板床上的胡风凹下去的眼睛和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梅志不由得鼻子一酸，几颗晶莹的泪珠从脸上滚了下来。 “可别这样离我而去啊！不，我绝不能让你比我先走，你还有很多事没有做，还有很多话没有说，你的刑期尚未满，在这种时候，是绝不能走啊！”梅志多想抱着丈夫大哭一场，可她不能，周围有一双双监视的眼睛，她只能坐在他的床边偷偷地流泪。胡风不断地生病，头痛、昏迷、大小便失禁……这些病状使梅志联想到脑溢血、尿毒症等令人恐惧的疾病的威胁。她日夜守护在胡风身旁，不断感到死神的力量似乎时时在威胁着胡风，她抑制不住涌出了泪水。不，他不能死！无论如何要坚持活下去，要活到他能用行动来说明自身的问题，用事实为自己的一生画一个清白的句号的时候。她将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是自己的生命，也要换得他的生命，使他活到她所盼望的那一天！ 由于她无微不望的体贴、关怀、照顾，以及她那不屈不挠宁折不弯的精神影响着他，他的体力渐渐增强，病情逐步好转起来。 1967年11月，胡风突然被通知离开苗溪茶场。没有说什么原因，只要求立即出发。虽然事情突然，但比起1955年那次分别时间还要充裕些，夫妻俩可以多说上几句话。 胡风看来并不悲哀，他满怀信心地对梅志说：“问题看来快解决了，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回来的，或者接你走。”他有他乐观的理由，因为他距刑满日期越来越近了。 梅志没有胡风那么乐观，但她也没有多少担心的理由。她除了给丈夫准备了食品和生活用品外，还偷偷给了他200元存单，以便他在获得自由后回北京用。由于与世隔绝的生活，使他们无法了解当时的中国已处于“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前面等待他们的并不是好运。 胡风走后一个多月，也就是1968年元旦，等待丈夫回来过年的梅志盼望落空了。到了春节，胡风仍没有一点消息，一种不祥的预兆蒙上了梅志的心头。难道又要等10年，这个可怕的念头出现后，使她不寒而慄。10年，再10年……人生一共有几个10年啊！而留给已年近70的胡风还有多少时间呢？她无从知道胡风的所在，倒是几个月后，从一群搜查她住处的红卫兵口中，无意中听到“胡风已经收监了”。听到这个消息，倒使她多少宽了一点心。在那个年月，人监也许反而能得到保护。 等待胡风回来的希望破灭了，现实告诉梅志，她对自己和胡风的前途都不要再抱任何期待和幻想了。她觉得时间流逝得太快，看来，他们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时间虽然越来越少，但她并没有绝望。她仍然坚信，在他们有限的时间里。 还是能赢得胡风的自由。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还是能还他们以清白。期待，期待的心不死；盼望，盼望的情犹在！活着，要活下去，要活到自由的那一天！ 两年以后，在苗溪医院强迫劳动的梅志还必须自备伙食，将仅有的一点积蓄也用光了。为了解决她的生活问题，1970年梅志被调去苗溪茶场犯人刑满就业队干活，每月21元生活费，除交8元伙食费外，梅志还订了一份报纸。生活变得单一，却仍不减它的沉重。 1973年初，在与胡风分离5年之后，梅志接到通知，她将被调去胡风那里照顾胡风。 在川东的一所监狱，梅志与胡风又相见了。分别只有5年，眼前的胡风已经是个精神病患者了。 在“文革”高潮中被“收监”的胡风，1969年他满怀希望地提出：他刑期已满要朱释放。他哪里知道，当时“公检法”已经被砸烂，又有谁会理睬他呢？胡风无可奈何，又像1966年前在秦城监狱时那样吟诗诵文。没有纸，他就在书本、报纸的空白处写。有一次看守人员发现胡风在毛泽东像边的空白处写下诗句，罪名立刻上升。胡风不但没有得到他一直等待的“刑满释放”，相反，他被宣布改判无期徒刑，不得上诉。 胡风受到了难以承受的打击，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彻底绝望了，精神支柱崩溃了。 梅志以她全部的柔情安慰、照顾精神失控的丈夫，帮他洗头、洗脚、擦身子，缝补他破旧的衣服。以全身心来安抚他，又偷偷地独自吞下那苦涩的泪水。妻子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也不能使胡风摆脱极度的抑郁心理。他忘记了吃，忘记了睡，陷人精神迷乱中。他在狂癫突发时可以抡起拳头打自己心爱的妻子，甚至几次举起了杀人的刀子…… 第230页 默默忍受着痛苦与悲哀的梅志，在受到强烈的精神折磨之下，重新闪出了绝望的念头。她看着疯癫的丈夫，感到一切期待和盼望都破灭了。她实在受不了了，特别是看到胡风颤抖的手向她抡来的时候，她的心凉了。她想和他一块去死，她知道这也是他所希望的。因为，他现在常常叫喊着活不下去了。胡风活得很苦，这是她所理解的。但她并不比他强多少，也并不比他更能忍受痛苦。让我们一块去结束这受苦受难的生命吧！这样是很容易的，在他清醒的时候，只要她把她的意思告诉他，将铺盖绳往铁窗栏杆上一挂，两个人将脖子往绳套里一钻，就可以双双自尽了。等看管的人发现时，他们早已摆脱一切痛苦了。 她几次想把这些话告诉胡风，几次话到嘴边又忍住了。到她真要下这个决心的时候，她发现她还是不愿这样做，不光是捨不得孩子们，更主要的是这样去死她实在不甘心。无论如何，她还是想留下自己这个活口，因为胡风已经疯了。还有谁能为胡风的案子、为胡风案子而受株连的朋友申诉呢？只有她，如果她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会害多少人呢？想到这些，她就强制自己去摆脱那“死”的诱惑，咬着牙决定活下去，要活着带着胡风离开这四面高墙。哪怕带出去的胡风是个疯子、傻子，是一具活殭尸！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梅志的日子似乎好过了一些，今天是昨天的重复，未来是渺茫的。就这样持续了几年。 1976年10月，中国歷史上发生了一次大转折，人民打倒了“四人帮”。然而胡风夫妇他们不知道也不感兴趣。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他们不知道，会议决定在全国纠正冤假错案。“胡风案件”开始得到重新审查。 1979年1月15日，胡风和梅志接到通知：他们已经获释。同时立即送胡风进医院治疗。梅志拿到通知，呆呆地看了很长时间，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神速，她的思想实在跟不上，因为她盼望得太久，太久了！她怎么敢轻易相信她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事呢？她哭了，哭得伤心，也特别地痛快！ 盼！盼！！盼！！！在希望与失望中期待，在希望与失望中挣扎，整整24个年头啊！这苦难的生活是多么难熬！今天，他们终于熬到了头。胡风已经77岁了，梅志也已经65岁了。但是，他们活过来了，活着，便是幸运；活着，便是胜利！由于精神的解脱，胡风的病很快治好了。他清醒了，第一次知道1955年以后，他的许多朋友的遭遇：路翎疯了；阿垄、芦甸、张中晓、方然……死了；耿庸失去了妻子；还有更多的人受到了株连……事实是残酷的，但无法挽回。 梅志比胡风的思想负担还重，她怕眼前这一切胡风承受不了！她担心他们虽然走出了高墙获得了自由，但“胡风案件”以及胡风本人仍被那厚厚的阴影所蒙罩，只要这阴影不彻底消除，胡风还是难以摆脱精神错乱的困扰，而她也仍将承受着精神的重荷。 梅志和胡风回到了北京，他们在等待中又过了加个月。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宣布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一场经歷25年的冤案宣告了它政治上的终结！ 1985年6月胡风去世，终年82岁。长眠的人已经感受不到欢欣或痛苦了，最悲苦的莫过于梅志。她和儿女们不忍心让无言了的胡风在冰库中再做无期的等待。活着期待了25年，死后期待了两个多月，她不得不和儿女们决定自费火化胡风的遗体。 没有悼词，没有仪式，胡风就这样冷冷落落地在亲人和友人注目下静静地走了。胡风走了，他的妻子梅志还在期待。在孤独和困惑中，梅志开始写回忆录的第一部《往事如烟》。回忆这段不幸的事也和经歷这段不幸的事一样让人痛苦。 胡风去世两百多天之后，胡风追悼会才举行。在悼词中，最终肯定了胡风在“任何条件下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始终有着坚定的信念”。梅患，得到了相当大的宽慰。 1988年，胡风冤案真正得到全面的、彻底的平反。数次摆脱死神诱惑的梅志，终于实现了她要为“胡风案件”申诉的信念，并以她朴实的着作为歷史提供了关于胡风其人和有关“胡风案件”的珍贵史料。 第30章 史诗吟咏伉俪情 在我们的父辈中，母亲们对婚姻家庭普遍抱有比父亲们更多的幻想和热情。这并不是自然属性造成的，更多的是母亲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受挫，也由于中国男性文化无处不在的性别角色的暗示。传统的父系文化不承认女性在家庭之外的幸福，假使她们在公众事业中有了大的成就，世俗便对她们侧目而视，剥夺她们的幸福感，使她们因莫名的失落而怀疑自身。这样，妻子就要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丈夫的愿望，为丈夫在社会上的进取而“牺牲一切”。 在革命的叭伍里，父辈们生死相依的伉俪情是屡见不鲜的。这一代先贤们，大都在革命活动中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他（她）们博闻强记，思路开阔，在许多方面都有清新的见解。他（她）们在出生入死的交往中，能受到相互进步思想的影响。对理想的探求、时势的分析、学问的研究，使他（她）们相互的心更加接近。他（她）们争论起问题来，常常是互不相让的，如果一方驳倒了另一方的观点，那被驳倒的一方也会心悦诚服地认输。 第231页 这一代父辈在婚姻的见解上，有他们的独到之处，他（她）们中意的，敢于大胆地爱，毫不含煳地去追求。他们不中意的（特别是包办婚姻），敢于公开地反抗，挣脱旧习惯势力的束缚，朝着解放的路上奔跑。 不过，父辈们毕竟是从旧教育制度下走过来的，在他（她）们的爱情生活中，总能够找到旧社会的烙印，也就是说父母亲结合后，多数的母亲甘心献出自己的一切去殉父亲的事业。当然，他们是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但在家庭和婚姻生活中，母亲们常常是付出的最多、奉献的最大。 第三篇 儿女.未来 引 言 母亲，这原本是一个古今共谈与人类共存的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它既会出现在小学课本上，也会出现在名人的笔下：毛泽东、朱德、老舍、丁玲……都撰文写过自己的母亲。 孩子眼里的母亲，既是平凡务实的普通人，又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有多少支饱含深情的笔真实地记叙了母亲精神对儿女的影响。 母亲和子女的关系，是世界上最美好、最崇高的关系。母亲是伟大奉献和无私之爱的化身。当女儿变成母亲时，对母亲的理解将会更深、更透、更全面。像萧月华、陈珠英等这样的母亲，当她们降生到这块土地上后，她们的父母养不活她们，只好将她们卖给人家做童养媳或到工厂当童工。她们一无所有，任劳任怨……在她们身上最出色的品德就是坚韧、奉献。她们所奉献的是自己，甚至超越了自我。萧月华妈妈为了革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曾志妈妈为了革命，任由党组织卖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杨开慧、何葆珍、赵一受等妈妈们为了革命，捨弃了自己的子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一代母亲们，用她们的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母亲的风采和品格。 歷史如一条滚滚长河，流走了多少辛酸往事，也流走了多少悲欢离合。这一代母亲们的斗争实践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的史篇，在今日多变健忘的时代，还有多少人会对这一代母亲们的伟大品格、丰功伟绩，投注钦佩、学习、发扬光大的眼神呢？然而，那些刻骨铭心、备尝苦难、受尽战争熬煎、万劫余生的一代子女们，怎能不挺身而出，勇敢、坦诚地尽其所能向世人宣告，向歷史唿喊！要子孙记住，要祖国勿忘，要千秋万代永远传承母亲们的伟大品格！这一代人，不会忘怀在这场生死存亡的伟大战争中，他们是如何长大成人的。因此，他们怎能忘记母亲们那天高海深、述不尽、说不完的母爱之恩情？那份根深蒂固、坚如磐石的母子情结今生今世再也无法解脱，更不会将其深埋心底，终其一生。 岁月如流，往事如烟，半个世纪过去了，而母亲们有着史诗般辉煌的歷史，这一代儿女们直到跨过新世纪门槛后，才去搜集、整理、出版，不能不深感内疚和羞愧。然而，歷史是不可湮没的。彰显革命母亲们的歷史地位及其功绩，再现她们的本来面目，以慰前人，以示来者，这不光是这一代人的唿唤，而且是时代的唿唤，也是后辈人的愿望和要求。 第31章 笑看旌旗红似火——赵一曼 敌人在公开处决前将她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她一路高唱着《红旗，沿途歌》的群众都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时年。她仅31岁。 赵一曼妈妈，是四川宜宾人。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字淑宁。1925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在家乡任青年团支部书记，后考人宜宾女子中学，任共青团宜宾地委委员、宜宾妇女联合会主席。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任宜宾妇联和学联党团书记，参与领导宜宾地区学生爱国运动和妇女运动。同年冬任国民党县党部妇女部代理部长。1927年1月考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大革命失败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回国后先后在江西、上海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后去湖北宜昌建立地下交通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东北，任中共满州省委妇女委员、满州省总工会组织部长。此时她化名李洁，曾作诗言志，题为《滨江抒怀》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932年春她更名赵一曼，1933年10月兼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参与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为掩护身份，她曾同满州总工会负责人黄维新假称夫妻。1934年秋被派到珠河抗日游击区，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1935年春任中共珠河铁北区委书记，领导当地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同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率部在滨绥路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第三军主力远征后，奉命率第二团留根据地坚持斗争。此时她化名李一超，由于战斗频繁，环境艰苦，她身患肺病，骨瘦如柴，乡亲们亲昵地称她“瘦李”和“李姐”。11月，她率部队突破日军重围时，亲自断后担任掩护，不幸中弹负伤。她在群众家养伤时又被敌人发现，搏斗中再次负伤而被捕。 赵妈妈在狱中英勇顽强，坚贞不屈。敌人经过几个月的审讯，严刑拷打，没有从她口中得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在她生命垂危时，日寇担心怕她死掉仍得不到口供，就把她送进哈尔滨第一医院监视治疗。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和护士都被她的精神所感动，在她的宣传教育下，他们冒险帮她逃出医院。第三天伪满警察又抓捕了她。她怒斥敌人说：“你们可以烧毁村庄，杀害人民，可你们永远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第232页 1936年8月1日，在珠河（今黑龙江尚志）带着手铐脚镣的赵妈妈被全副武装的宪兵押往刑场。在公开处决前赵妈妈被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行示众。她从容地一路唱着《红旗歌》，沿途群众都哭了。 在行刑时，宪兵队长说：“这是最后时刻了，你还有什么说的吗？”直到这个时候，敌人还想从她口中得到点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赵妈妈盯住宪兵队长的脸，不紧不慢地说：“我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你们过去得不到的东西，现在仍然得不到。” 此时，在赵妈妈心中，最牵挂的莫过于革命和儿子。她是坚定的革命者，又是最慈爱的母亲。临产时，她正在宜昌做地下工作，把孩子生在一个陌生好心农妇的半间砖房中。在往上海找党组织的途中，身无分文，几乎把儿子卖掉。她在临刑前一天，曾给宁儿写了一封遗书。现在敌人又问她还有什么话说。她就高声面对众人说：“那我就再嘱咐儿子几句话吧：‘母亲为了抗击日寇，不能留在你身边教育你，但是，代替这个的，是母亲用实际行动给你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仔细地认清母亲的行动，不要走错了路。” 听了赵妈妈这一番话，宪兵队长高高举起指挥刀，对已经举枪待命的宪兵下了命令：“开枪！" 枪声呵了，赵妈妈慢慢地倒了下去，她始终是那样的从容，毫无惧色。 第32章 功不可没——安娥 安娥，原书张式沉，曾用书何平、张菊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大革命失败后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特工部工作。 她1932年与组织失去联繫，此后参加文化工作，曾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主任，1949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后歷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员； 她的着作有诗集《燕赵儿女》，诗剧《高梁红了》、《洪波曲》，报告文学《从朝鲜归来》，以及歌词《卖报歌》、《渔光曲》等。 “我们离开了爸爸！ 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掉了土地！ 我们失掉了老家！ 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 我们要打倒它要打倒它，打倒它，才可以回到老家！ 打倒它，才可以看见爸爸妈妈。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这首由安娥作词、张曙谱曲的《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以它通俗明朗的词句，真切昂奋的旋律，唱出了难童们国破家亡的悲苦处境，激动着每一位听众的心。3万名保育生就是唱着这支歌，步人保育院，走上了新生。3万名保育生每当唱起这支歌，就想起了为保育生日夜奔波的安娥妈妈。 1938年3月10日，在庆祝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上，第二个发言的就是安娥妈妈。这位当时端庄秀丽的女士尽管年轻，但已是文艺界颇有点名气的诗人、作家了。她尤擅歌词创作，虽没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词的丈夫田汉那样称誉中外，但其创作的几首歌词却仍闻名遐迩，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安妈妈参加了保育会的整个筹备活动，因此她的任务是向与会人员报告保育会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为了推进保育会的工作，安娥曾到全国各地保育院去视察，写出了很多有份量的文章。1939年1月16日发行的《妇女生活》第六卷12期上发表了安娥题为《歌乐山上的保育院》的文章，详细地介绍了保育院的建设、孩子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着重介绍了孩子们自我教育的生动事例。她在文中说： 车子一走出了烟雾瀰漫的重庆市，便觉得风和日丽，空气清新，两排如臂的青山，环抱着几畦静水，四野入画的小草，依偎着大地之春。虽说正是严冬时节，却暖和得有似孟春，天赋予四川的何其厚啊！ 走近歌乐山脚，望见五六排整洁向阳的房子，几块宽广平坦的空场。第一排房屋前面的山石上，两个孩子在远眺。房子前边正在修石子路。 “这就是我们的保育院吧？多好的地方啊！”一恆说。 “不是吧？我们会有这样好的地方！” 由于过度的兴奋，反而使我迟疑起来。但那两个远眺的孩子分明穿着保育院的黑棉衣。 车子停在正在修筑的石子路上。脚被新石块格得发痛，我勐然才想起来： “啊！这是我们的保育院，这条路将来叫保育路。它象徵着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保育工作的大道！” 曹孟君院长和蔼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她满口不断的“指教”、“批评”声，谦虚而恳切。其实我们望见那几排整洁的房屋，几块宽广平坦的操场，早已是喜出望外了！ 一、巴山公园 一进正门的人行道旁边，出现了一座模型的小公园（形式如小小高尔夫球场），园门半圆形的牌子上，写着伟大的“巴山公园”四个字。顺着园门的“大路”走去，什么守望亭啦、巴山图书馆啦以致公共防空壕啦、花园草坪啦应有尽有，虽则是小而又小的模型。曹院长对我们说，这都是孩子们自己的手工。啊！孩子们自己的手工！我们能不敬佩！ 谁看了这个，还能说流浪儿没有美学的鑑赏，没有艺术的天才，没有自然的爱好呢？当他们生活安定了以后，他们的智慧，像六月冲出云霄的太阳似的，放出火热的光辉来！加上他们那强有力的“生”之意志，丰富实际的生活经验，真挚涌溢的热烈感情，常常比普通家庭里生长出来的儿童，还更富有创造力！何况他们都是抗战的大时代之产物，日本帝国主义炮火下锻鍊出来的斗士！ 第233页 二、巴山牧场 说起巴山牧场来，真是可怜得令人眼泪都笑出来。整个牧场充其量面积也不过像巴山的几块石头那么大。但在孩子们看来，却觉得它大得很呢！整个牧场用竹篱隔做六七栏，栏中的生物大概有八只鸭子、两只黑羊、十只鸽子、十只鸡、四只小兔。院长告诉我们，这座牧场是孩子们自己的财产。因为有一次一位方丈捐了孩子们100块钱买肉吃，可是孩子们把钱领来以后，大家公决不愿一两次把这些钱吃完，他们决议把这些钱设置个小牧场。起初孩子们不过是为着一个小小的生产事业，但现在在这少邻舍的歌乐山保育院，这些动物已成了孩子们最好的朋友。他们关心这些动物的饥渴，犹如兄弟姊妹。 三、孩子们的文化 最使人吃惊的，是孩子们自我教育能力的坚强。这点虽然在汉口、长沙及重庆临时保育院里已表现过，但都没有在固定保育院表现得充分！他们经常出版的刊物有三种： 1。时事简报——每日版，现已出至39期。内容包括党、政、军、经济、国际、社会新闻等摘要。简短精彩，材料又丰富，字体也很工整。 2。壁报―周刊。内容多关于生活及文化教育的自我学习、抗战故事、杂感等，编排得相当活泼，有几篇描写他们自己“流浪史”的报告，看了实在令人落泪！ 3。抗战画报―不定期。这是一张不惭愧的刊物，在这里面充分表现了孩子们的艺术天才和政治认识。可怜他们使用那种破笔与粗纸却每一张画都那样用心地雕磨！其中如吴伯钧的“义勇军”、章文伟的“世界和平”、杨秋海的“前方的战事”，以及（名字忘了）“犹太人的悲哀”“法西斯的真面目”“军民合作”“大家一条心”等，构图很有思想，笔法也很锐利。而且虽则是儿童的作品，却已表现了“写实”“浪漫”“象徵”等不同的作风。使每个人看了都不得不感动地说：“我们送给他们一些好的工具吧！那他们会画得更好！”是的，如果他们能得到艺术教育环境，说不定会产生几个民族艺术家呢！ 四、有意义的晚会 每天在睡觉之前，每队在自己寝室里，开半个钟头的晚会，主要任务为每日生活的自我检讨。但据管理员说，也不知孩子们从哪里找来那许多问题，总是要过半个钟头的。在这个工作里，也表现着孩子们的不同的个性，而且每个寝室有个别的作风。大概女生队内多喜欢讨论清洁、美观、读书、音乐、守规则、人事及感情等问题。男生队则偏重于军事、政治、国际、科学、院务改革、自我教育等工作。也有些队他们不讨论生活，也不讨论政治，也不管人家对他们怎样，也不管自己对人家怎样，厂到这个时候，他们就把寝室布置起来，唱歌、演剧、说故事、下象棋，不管你外面天掉下来，他们仍然进行自己的活动。虽则他们的艺术作品还没成功，但艺术家的作风确已不算坏了。真是笑得人们牙都要掉出来。 好容易晚上7点钟到了，我们便决定到各寝室去参加孩子们的晚会。走到一个寝室门前，从窗子望进去，都是七八岁的孩子在开会。怕进去破坏孩子们的自然气氛，便偷偷地站在窗外听。当小主席宣布开会后，就有小朋友勇敢地站起来发言，他们有自我检讨的，也有给别人提意见的。各班把每天检讨的重要问题，单独记下来报告自治队长联席会。联席会再把重要问题提交全体晚会。有一次扩大晚会上，曾解决过这样一个问题：当孩子们初次上山的时候，乡土观念非常严重。安徽的孩子联合起来打河南儿童的头，浙江儿童联合起来不同河北儿童玩耍。“打群架”时有发生，后来就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扩大晚会上，大家经过讨论，一致决议： “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儿童，都是在日本军阀炮火压迫下的流浪者。大家的遭遇一样，生活二样，目标是一个。因此彼此都不应分省份，不应该打架。我们的拳头是我们对敌的武器，只能打击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走狗们的头上！” 走到另一个寝室的门前，当主席报告后，一个小朋友立刻勇敢地站起来说： “我看到有的小朋友，先生要他做事，他看着先生一走，他也就走了，以后我们遇到这样事，该怎样处罚他？”正义感充满这位小朋友的全身。“罚站5分钟！”“罚10分钟！"， “罚他再去做好！”一纷三个办法都有附议，，于是主席要大家袭决，结果贊成“再去做好”的人占多数，议案通过。 在另外一队的晚会里，争论得非常激烈，我们赶往那间窗前静听时，只听见一位小朋友慷慨地在说： “第一，我们要干净，不要学流氓！第二，我们不要怕死，你看前线的士兵要是怕死，我们早不能在这里读书了。我们如果现在不努力，大了也不能做大亭！不能为国家民族、爹爹妈妈报仇！第三，刚才有一个小朋友说，院里菜吃得不好，要求换好一点的菜吃。小朋友，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要享福的，我们是要来读书的，救国的。难道这里比我们早先沦陷区的生活还不如吗？我们想想现在陷落在沦陷区的小朋友，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还有心要换好菜吃吗？"“那么，小朋友们！还有贊成要求换菜的吗？" 第234页 “没有！”这声音充满整个屋子，甚至原来提议换菜的小朋友都说愿意取消原议了。 第二天午前与全体小朋友开了二个谈话会，送了点慰劳品给小朋友，还有小朋友的表演与答谢。 我们下山的时候，曹院长仍旧说着“请指教，请批评……”歌乐山迎我们来，歌乐山又送我们回去。从今歌乐山将永远留住我们孩子们的快乐的歌声。 安娥妈妈，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之一。保育会成立后被选为理事、常务理事、秘书处千事、宣传委员会委员，她写了很多宣传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文章，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对保育会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抗战胜利后，荣获了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日胜利勋章”。 第33章 育苗甘为先——曹孟君 重庆歌乐山保育院，是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第一保育院（简称川一院）。1938年7月16日建院于重庆歌乐山，1942年1月改称直一院，但习惯上仍称川一院或叫歌乐山保育院。 歌乐山，东距重庆市区60余里，西靠成渝公路，北临嘉陵江。山巅有名剎云顶寺，山下是古镇高店子。川一院坐落在古镇左侧山坡上。一进大门，是一条4米宽的石板大道，由低向高把花园般大院分隔为西区（教学区）和东区（生活区）。西区由下而上有小花园、凉亭、医院、6排大教室、办公室、实验室、标本室、图书馆和可容纳600人的大餐厅；东区有澡塘、理髮室、草顶方形大礼堂、8排学生宿舍（每排8间，每间4张双人床，白墙红地板）、大操场、小农场、小牧场、小工厂等。还有个拥有10余个床位的病房小独院。院西一篱笆之隔与冯玉祥副委员长、李德全副理事长为邻；坡上，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公馆相连。 曹孟君上任后，首先下大力抓了难童们的身心健康。这些从炮火下和飢饿死亡线上被抢救出来的孩子，到了四川后水土不服，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染上了疟疾、痢疾、癞疮、疥疮、夜盲症和满身的虱子。曹院长带领老师及医护人员，怀着慈母之心，不怕脏，不叫累，不怕传染，为患病的孩子清洗、诊断、治疗。她带领医护人员走教室。串宿舍，昼夜忙忙碌碌。经过精心的治疗，孩子们的病情得到了好转。 院长规定，医护人员每天上课之前要到教室按秩序检查每个同学们的眼、耳、鼻、舌和皮肤，发现病情及时治疗和隔离。在院里开展了三灭运动（灭虱子、臭虫、疥疮）。曹院长亲自动手为孩子们消毒、换药、洗澡、理髮，讲解卫生知识，订立卫生条约……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孩子们变得清洁、健康了。 由于失去父母和流浪生活的痛苦，有的孩子情绪变得暴躁，容易发脾气，还经常打人、骂人。曹孟君和院里的老师一起，对他们耐心教育，特别注意进行爱国教育、民主并把教育、道德品质教育，全者互相结合，循循诱导。她们还启发孩子们用自我教育的方法，经常利用晚上，开个短短的生活会，讲讲一天的表现。对有些问题，孩子之间看法不同，争吵起来，曹院长和教导主任商量，定期召开全体大会，把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提出来，让孩子们自己选主席主持会议，开展讨论。最后由教导主任把意见归纳起来，帮助孩子们进行分析，分清是非。这样做的结果，使孩子们提高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团结，孩子们都变得活泼可爱了。 为了培养孩子们从小就热爱劳动的习惯，学会劳动技能，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美好的未来。在院的东南侧建立了小工场、小农场和小牧场。每当课余时间，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觉地去那里学习、操作、劳动。 爱学习、肯动脑子的刘公泰同学学会了用烧硷、油脂和松香熬制肥皂，用氯化钾、食盐水制作再生电池。邬方东同学就地取材制作全竹质的自来水笔，受到赞扬。他的革新成果还被送到重庆参加全市儿童作品展览会展出。有的同学，学会了用硫酸镁画竹子，有的同学学会了用通草制作通草画。更多的同学学会了养羊、养兔、种菜、种粮食、编草鞋等技能。欧阳鸿祥同学热爱劳动，勤勤恳恳，不论炎夏寒冬，总是为全院师生作息摇铃打点，受到了全院师生的赞扬。 曹院长还号召10岁以上的同学自己动手缝制棉衣、被褥。对战乱时期只有十来岁的娃娃来说，他们又从来没有摸过针线，确实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曹院长说：“万事开头难。有困难，不害怕，克服了困难，难办的事就变得容易了。”她要求年龄大的帮助年龄小的，女同学帮助男同学，团结协作，做好棉衣。 各班的教室变成了一座小型成衣车间、裁缝铺，同学们飞针走线，加班加点忙个不停，欢声笑语，浑然一体。当同学们穿上自己亲手缝制的棉衣时，身上暖烘烘的，心里热乎乎的。 为了增强同学们身体素质，曹院长还经常组织同学们爬山、游泳、踢毽子、练武术、猜谜语等活动。有一次，全院师生比赛爬山的终点是歌乐山制高点云顶寺，大家都勇往置前，侠背，气喘吁吁，但还是勇敢地攀登而上。凡是攀上顶点的，都得到了奖励。孩子们的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他们出壁报、画报，开讲故事会、讲演比赛、歌咏比赛、绘画比赛、作文比赛、音乐会等。 第235页 为了不断地加强对同学们爱国家、爱民族的教育。还不时组织孩子们参加社会实践。有一次组织部分同学从歌乐山徒步走到重庆市，参加全市各界举办的为前方将士义卖活动。义卖开始的第一天，保育生双手抱着义卖品（主要是书报、杂志），胸前挂只装钱的（只能进不能出）竹筒，身披一身雨水，带着两脚湿泥，在雾茫茫雨濛濛中沿街、沿店、沿户宣传义卖，在朝天门一座二层楼饭店里，同学们虽已是飢肠辘辘，寒气难忍，仍然热情地向用餐的顾客宣传义卖，受到群众的好评。 为取得保育民族后代、培养抗战建国人才的实践经验，曹孟君聘用进步、有献身精神的老师和阿姨对儿童进行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民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将其班级分别以团结、奋斗、抗战、必胜、坚决、持久、建国、必成命名。国文课本是总会发的《抗战建国读本》。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无处不在的，如在小小图书室的墙上贴着醒目的大标语：“我们不是寄生虫，要做抗日的小英雄。”在不高的书架上，摆放着高尔基的《童年》、《我的母亲》及鲁迅的《阿q正传》等中外名着。还有连环画《平型关大捷》、《李鸭子连升三级》等。“小画家”马健德升学离院时，曹院长给小马的赠言是：“健德：在你的图画中，有祖国的完整地图吗？’’ 每位同学都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参加演讲队、歌咏队、舞蹈队、话剧队，对内对外进行抗日宣传。小小话剧团请来了戏剧家陈白尘和孩子剧团的演员们，指导排练《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壮士》、《还我孩子》等；请来沙海、常学庸、沙名露等音乐家和音乐教员，教唱《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 1939年5月13日，20多位同学还走上广播电台，向美国小朋友演唱《院歌》、《松花江上》等歌曲。曹院长在院里大力倡导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针，强调自主、自立、自强、自爱、自重和手脑并用的教育。结合劳作课，要学生自己打草鞋、缝衣服、养兔、餵羊、做肥皂、做玩具、用具等。提倡保育院社会化、家庭化。提倡孩子们喊老师“先生”、“妈妈”，同学间以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相称。通过组织学生会、每晚以宿舍为单位开生活检讨会等方式，进行民主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等。 对于这一套教育内容和方法，社会上的进步人士纷纷夸赞。但是国民党右派却很不高兴，有一次他们派来10多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名曰协助工作，实际上是来监视和干扰院里的正常生活和学习。曹孟君对此採取了相应的对策：在他们尚未到院之前，召集了院里的进步教职工开会，说明那批三青团员的政治背景、来院的目的，提醒大家不要上当。他们来后处处感到孤立，工作上又怕难怕累，生活上又怕苦，没有多久就待不下去了，只好悄悄熘走。曹院长以保育院为家，平时就住在院里，周末也不回自己的小家。她爱人王崑崙同志周末也到院里来，帮助她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的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遇到困难时也常常到这个“家”来住。 曹院长在保育工作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然后把朴素的经验再上升到理论，推广到全国。1940年初，她读了蒋院长“致小学校长教职员及社会人士”电文后，根据自己的实践，发表了《儿童保育事业之意义及其任务》一文。 第34章 冒死救孤幼——罗叔章 在一个大风雪天，罗叔章院长拿着宋美龄的“尚方宝剑”——均县保育院院长的委任状，去见驻在草店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在来均县之前，邓颖超在帮她分析情况时曾说：“李宗仁出身贫寒，是坚决主张抗日的。1938年3月，他指挥第五战区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后又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只要把情况说清楚，李将军会帮难童的……” 遇真宫是武当山麓草店镇外的一座古庙，据说是五代时一个皇帝逃难至此，遇见道人相救，以后为还愿重修的这个遇真宫。宫前经过几重道门才能走进院内。前后院落宽阔敞亮，东西配殿别致大方。后院的真仙殿背靠山峦，面阔廊深，殿檐高挑飞展，十分壮观。四个巨大的铜制卫士手执铜旗，雄壮威武，泥塑的玉皇大帝和道教始祖金身气魄宏大…… 然而，眼前的遇真宫，却呈现着一片惨景：前后院的殿堂里、廊檐下挤满了难童。男孩儿和女孩儿横七竖八躺卧一地，受伤的、生病的、长疮的，单衣破鞋，面黄肌瘦……孩子们一个个蓬头垢面，伸出黑瘦的小手，捉虱子、抓疥疮…… 这一批批孩子经过长途跋涉，歷尽艰辛，最后到达了遇真宫。孩子和老师们都累了，小小年纪走那么远的路，忍着飢饿病痛没日没夜地向前赶！ 到达遇真宫后，全院师生员工首要的任务是千方百计与疾病作斗争。庙内到处是马粪杂物，脏乱不堪，师生们花了很长时间清理环境，各队老师用庙里的大锅为孩子们煮衣服灭虱子，剃光头剷除头上的虱子，耐心地为孩子们洗疮、涂药。张修华医生怀着高度的革命热情挑起了全院500多个孩子的医疗保健重担，为病童检查、治疗、抢救重病号，把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孩子。倪智仙老师一直协助张医生给孩子们治疥疮，换洗带脓带血的衣服，不怕脏累，为孩子们洒下了辛勤的汗水。 第236页 鄂西北是一个贫困的山区，生产落后，物资匾乏，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保育院的孩子们到那里以后，供应困难，粮食不够，经费缺乏……孩子们到草店子不久就是隆冬了，可难童们还身着单衣，脚穿草鞋，飢饿、寒冷和疾病困扰着全院师生，威胁着孩子们的生命…… 500多个孩子的困难处境受到重庆保育总会的关注和重视。常务理事邓颖超忧心如焚，思考着派谁去解这个重围，去挑这副重担。 1938年11月底，罗叔章护送70多名难童到达重庆。邓颖超听说后，心头的愁云一下子消散了。在八路军办事处里，邓颖超、周恩来召见了罗叔章。 邓颖超介绍了均县保育院情况和眼下的困难后，周恩来满怀深情地说： “叔章呀！任务艰巨，困难重重。我们经过再三考虑，究竟派谁去，实难下决心，因为这关系到500多个孩子的生命安危呀！” 邓颖超脸色凝重，两眼直视着罗叔章。在她掌握的地下党员中，优秀分子不少，但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超负荷的呀！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巨大的精神威力，才能压倒那无法克服的困难！ “好，我去！”罗叔章声音不高，但很坚决。 周恩来信任地点点头，向她伸出了手。罗叔章紧紧握住周副主席的手，心情十分激动，还有什么比组织的信任更重要的！困难是困难！要是不困难，何必要派共产党员去呢？ 邓颖超又帮助她分析了困难和可能利用的有利条件，保育总会帮她办理了有关手续。在邓颖超的授意下，罗叔章直接找理事长宋美龄写了委任状，就义无反顾地上路了。 罗叔章化装成一位阔夫人，手持宋美龄的尚方宝剑，沿川北到陕西汉中，在西安受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主任和国民党省主席的接待，然后派一名国民党的副官陪送她到汉江乘船。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于1938年底到了均县。一个大风雪天，罗叔章身着绒毛大衣来到遇真宫。首先映人她眼帘的是一群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孩子。她心情激动，眼里充满了泪水，一下扑过去楼住一个只有两岁的小姑娘……孩子们瞪大了眼睛，瞅着面前这位阔太太：“唉哟，好漂亮的妈妈！好漂亮的衣服！”在那严寒的风雪地里，这位陌生人使失去亲人的孩子们感到好温暖、好亲切呵！ “你是谁？”一个大胆的男孩儿问。 “我是罗叔章，你们的罗妈妈呀！” “罗妈妈，罗院长来了！”有一位阿姨喊了一声，老师和大孩子们都兴奋地欢唿着，抢着跑过来，迎上前去和她拉手、问候。 罗叔章不顾一个来月的旅途疲劳，立即到孩子们中间了解病情和生活情况。 这500多个孩子正面临着没有粮食、棉衣、棉被、医药的问题，怎么办？如何尽快解决孩子们的温饱呢？ 罗院长召集老师们开会，商量解决办法。当务之急是先把大家组织起来，共同想办法克服困难，解决孩子和老师的生存问题。经过充分听取意见，她坚决而果断地宣布了七个行动计划： (l）十万火急，搞药请医。尽快消灭虱子，治疗威胁孩子健康的伤寒、肠炎、沙眼、疥疮、营养不良等病症，清扫卫生，建立病房。 (2）穿暖吃饱，安全过冬。要求军政各界和地方贤达，动员当地群众伸出援助之手，帮我们渡难关，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改善加深和群众的关系。 (3）自己动手改造环境，建立正常的生活秩序，力争尽快走上正轨，开课学习。 罗叔章刚说毒，老师和大孩子们就欢唿起来。他们没有去想要实现这个计划还会有多少困难，只是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没过几天，罗叔章拿着宋美龄给她写的委任状，去见驻在草店村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 草店村依山势建屋，街道弯弯曲曲忽高忽低，三步一座庙，五步一老树，显得古朴深邃。在一座朱红大门旁挂着一个大牌子，上写着“第五战区军官训练团”。 罗叔章昂首走过去，亮出了署着宋美龄大名的委任书。四个门卫一见，慌忙敬礼，必恭必敬地将她让进大门。 这是一个典雅古朴的小院，向阳走廊前两棵高过飞檐绿瓦的塔松对称地盛立在三级青石台阶两旁。李宗仁身着便装站在塔松前，客气地把罗叔章让进客厅。副官身着笔挺的军装，彬彬有礼地递上一杯热茶。罗叔章微微点头表示谢意，将宋美龄签署的委任状递了上去。 李宗仁看过委任状还给罗叔章，热情地说：“久仰大名，今日得见，十分荣幸！萝女士歷经艰辛，从武汉送难童到重庆，现又身负重任来到均县，这种捨身救难童的精神令人钦佩、尊敬！真乃巾帼英雄也。” “李将军过奖了！我只是在蒋夫人领导下尽点微薄之力，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李将军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台儿庄一战，打出了我民族志气，为国人抗日树立了光辉榜样！实乃可钦可佩！”她略微停顿了一下，换了一种口气说： “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在国难当头之际都会为国出力的。我曾看到一位国军的青年军官，在日寇飞机炸平的村庄里救出一个两岁的孩子。他给孩子包扎伤口，餵水餵饭，搂他睡觉……后来送到我们保育会收容所。他大声疾唿 第237页 “救救我们的孩子吧！”罗叔章说着，忍不住热泪盈眶。 李宗仁显然被感动了，眼睛也湿润起来。他真诚地说：“假如这位军官在我的部队里，我一定会传令嘉奖他！" 罗叔章惋惜地说：“可惜他没有留下名字，他救的孩子名叫小牛，现在就在我的保育院里。孩子胳膊上的伤由于没有药和绷带，已经化脓了，如果再不治，就……” “噢，是这样！”李宗仁站起身来，在屋内踱着步子。 罗叔章也站起身来，看着踱步子的李宗仁说：“保育院现有500多个孩子，每天只能喝一顿稀粥来维持生命；天已这么冷了，他们还穿着单衣，我这个院长好为难哪！所以不得不登门向将军求救！" 李宗仁突然停止踱步，回身看着罗叔章说：“宗仁也是保育会的名誉理事，救助难童义不容辞。而且，我还自认为自己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需要什么？开个单子，我尽力设法满足！" “谢谢，谢谢李将军！我代表500多个难童谢谢您！”说着深深地向李宗仁鞠了一躬，顺手从小手提包里拿出一张早已开好的单子，双手递给李宗仁。李宗仁仔细看了单子后说：“罗女士，你大概也会知道，国民政府给我们的给养有时也有短缺，不过我们再缺也不能看着孩子挨饿、受冻！你要的东西，随后我就派人如数送到！” 当罗叔章要再次说感谢话时，李宗仁严肃地说：“你别忙感谢，我的救援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罗叔章心里不免有点紧张。 “请您给军官训练团讲一次话！” 罗叔章沉思着。她在暗暗审视李宗仁的用意和真诚……看来他不是信口随意的，态度也是诚恳的…… “怎么？这对罗女士来说还是问题吗！您曾在海外华侨学校任教是有盛名，宗仁久有耳闻。” “我要是讲唤起民众抗战救国，李将军会不会把我这个爱国人士当成共产党抓起来？" “在我这里您尽管大胆讲，一切无妨！我需要鼓舞部队的战斗士气。”李宗仁说得很恳切，也很认真。 临告辞时，李宗仁还建议罗叔章再找找当地爱国绅士孟宪章等人，请他们也支援一下保育院的孩子。 红艷艷的太阳升上山头，遇真宫洒满了霞光。院里院外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几辆装满粮食、布匹、棉花、药品的大卡车停在院外，一位年轻军官指挥着战士们卸车，工作紧张而有序。李宗仁司令长官按时如数把东西送来了，孩子们高兴得像过年一样又蹦又跳。罗院长和老师们忙碌着清点、记帐……“门外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说是请你到军官训练团去演讲！”黄老师向罗院长报告 罗叔章听后站起身来对黄老师说：“我先去，你按咱们原来商量好的，随后带孩子们去演出。”说完，进里屋脱去女工装，换上蓝洋布大褂儿、外套敞口白毛衣，落落大方地上路了。 草店村头火神庙广场上，坐满了军宫训练团的军官。他们军容整齐、严肃认真，全神贯注地在静静地听演讲。 罗叔章站在讲台上，就像老师给小学生讲课一样，英姿飒爽，不慌不忙，声音悦耳而洪亮，情绪振奋而激昂： “……自从台儿庄大败鬼子兵以后，有人认为日寇很快就会被驱逐出中国。可事实上，日寇气焰日益嚣张，我国土不断沦丧。尤其武汉失守以后，日寇又向襄樊节节进逼，还不断派飞机轰炸老河口等地，人民在流血，祖国在遭难。于是有的人又悲观地认为中国要灭亡了！悲观啊，失望啊，甚至有人主张向日寇屈膝投降当亡国奴！这实在是一副可耻的汉奸卖国贼像！” 台下有人问：“你说中国会不会亡？" 罗叔章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地大声回答：“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雷鸣般的掌声，如暴风骤雨似的经久不息。坐在前排正中央的李宗仁将军也随着大家热烈鼓掌，并微笑着向罗叔章频频点头。 罗叔章点头回敬，十分激奋地继续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众多的人口不是乌合之众，而是觉醒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只要同心协力，结成抗日救国力量，必定能战胜日本法西斯！" 一位英俊的青年军官站起来，振臂高唿：“中国必胜！日寇必败！"全体军官跟着一齐唿喊，声浪震撼着山村的上空，在九龙山上迴荡。罗叔章惊喜地望着那位青年军官！那军官立正，向罗叔章敬了一个军礼。 全场为之震惊，把目光全集中在那位军官身上。 罗叔章激情满怀，高声地说：“朋友们，他就是我开始讲的那位从血泊中抢救难童小牛的军宫呀！" 全场沸腾了。李宗仁司令长官也站了起来，转身向后看着。他知道这位叫李龙的青年军官，便走过去向他伸出手来说：“我要嘉奖你！" 李龙赶紧立正向司令长官敬礼：“谢谢李司令！" 第238页 全场又是一阵雷动掌声。 李宗仁面向大家说：“我们要学习李龙排长，为抢救我们的受难儿童多出力！" 全场高唿：“向李龙学习，向李龙致敬！" 李龙不好意思地红了脸，低下了头…… 保育院的孩子队伍在黄老师等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会场。排头的男孩儿高举着一面红旗，“均县保育院”尽个大字十分醒目和耀眼。 罗叔章被让到台下，和李宗仁将军坐在一起。李将军对罗院长的安排十分满意，他生性喜欢孩子，可自己的孩子都不在身边，因此，他看着保育院的孩子，向他们投去慈祥的目光和发自内心的微笑。 孩子们的演出开始了，每一个节目结束，李宗仁都带头鼓掌，场内的气氛一直是热烈而和谐。 一个更加精彩而使人意料不到的场面出现了，军官团的青年军官和保育院的孩子同台演出。当报幕员报出这个消息后，台下立刻欢唿起来！“大合唱，（歌唱八百壮士》！”报幕员报完幕后，台下的军官们都站了起来，他们一边有节奏地拍手，一边和着台上一起唱起来：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800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面八方都是炮火， 四面八方都是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 宁愿死，不投降！ 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飘荡！飘荡！飘荡！飘荡！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 声音雄壮有力，气势威武磅礴，似风吼，如海啸，像电闪，赛雷鸣，山河震撼，人心感奋：准备着，准备着，奔赴疆场！ 与日寇决一死战！"“抗战！抗战！抗战到底！收復一切失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打倒一切汉奸卖国贼！”…… 在群情激奋之中，在一片口号声中，镇出结束了。李宗仁司令员走上台去，与全体小演员见面致意，还请他们一同共进晚餐。上好的大米饭，随便吃的红烧丹河特产鲑鱼，使小演员们大饱口福和大长见识。 临别时，李司令长官将一个洁白的美术纸卷递给保育院的孩子代表说：“作为你们演出的纪念吧！”孩子们将纸卷展开： 抗战建国，必须老者、壮者、少者齐心协力克服万难，乃能完成不世之业。 李宗仁1939年 孟春 孩子们念着，默记着：抗战建国……乃能完成不世之业…… 第35章 口碑胜墓铭——蒋鉴 从“伤兵之母”到“难童之母”的蒋鉴妈妈，用她短暂的人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指明了人生的道路应该如何走！ 蒋鉴妈妈在重负中过早地去了，但她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无价之宝，一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要永远踏着蒋鉴妈妈的足迹前进，将她的精神永远发扬光大下去！ 川五院院长名为周蒋鉴女士，她本姓舞名鉴，因从夫姓才称周蒋鉴。其夫周明栋是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专业、后又留学德国的儿科专家。蒋鉴1903年生于一个富裕的大家庭中。5岁丧母，由舅舅顾维钧（曾任国民政府驻英大使）抚养到18岁时结婚，举家迁至汉口之后，协助丈夫成立民众诊所。日寇南京大屠杀后，毅然参加抗敌后援会，义务创办护士训练班，自己带头苦学护理技术，结业后进入第五陆军医院当义务护士。 由于她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不怕累不怕脏，深受伤病员爱戴。许多伤病员恢復健康后重上前线杀敌立功向她报喜，“伤兵之母”饮誉社会。 1938年5月16日，由于战火逼近武汉，第五陆军医院奉命西迁四川合江县。蒋鉴护送重伤员到宜昌返回，是时，成立不久的战时儿童保育会从河南开封前线抢救出汉口临时保育院的数百名难童，由于日机的狂轰滥炸急需向四川转运。保育会负责人李德全、邓颖超请蒋鉴随船运走100名年幼体弱的难童到重庆临时保育院，蒋鉴愉快地答应了。 在轮船上，百名难童的护理、生活忙得她几乎没有休息和吃饭的时间，还要随时和船长、老师商量躲避追踪扫射的敌机问题。因此，船到重庆朝天门码头把孩子如数带到临时保育院时，她已瘦了许多，声音嘶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当她办完交接手续要离开时，孩子们围住了她。拉手扯衣抱腿哭成一片，死活不让她走：“周妈妈不要走！”“周妈妈到哪儿俺也跟到哪”，她落泪了，临时负责人也落泪了。 不久，蒋鉴接到电话说难童思念她，有的甚至不肯吃饭……她没听完电话便赶回临时保育院，孩子们见了她便抱住腿死不撒手。 在这种情况下，她接受了总会请她出来办保育院的委託。院方立即集合难童，任蒋鉴任意挑选，并向她介绍一些年纪大一点、身体好、听话好管的孩子给她。她谢绝了这种好意，偏偏挑选了那些年幼、瘦弱、多病的孩子。她说：“这些孩子特别需要照顾、医治。我丈夫是儿科医生，我是护士，有条件使他们在短时间内恢復健康，强壮起来！” 第239页 她再次接运难童到合江，寻找一个适合难童读书生活的院址，筹建川五院。她被总会任命为院长，但她拒绝领薪水，“义务院长”由此传向社会。蒋院长亲手挑出的百名病弱难童，大的12—13岁，小的才3岁，雇有保姆特殊护理，把屎把尿，洗澡擦身，餵饭吃药。癞、疥、黄水疮痒得娃娃们乱抓乱搔，打摆子、流感、伤寒折磨得孩子们半死不活，更受到虱、蚤、蚊、臭虫的日夜叮咬……娃娃们哭闹，老师们落泪。因此，在编班上课的同时，重点是尽快消灭虱子、臭虫，灭疥治病。为此，她利用丈夫进口药的渠道和亲朋好友关系以及亲赴香港採购，弄来了一批市面上见不到的对症药物。捐出私蓄，改善伙食，买来布亲自带头为孩子们缝制衣服。果然在不长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消灭了臭、虱、蚊、蚤、苍蝇，控制住了疟疾、伤寒等疾病，孩子们一个个健康起来了。从此，在这座破败的古庙里，欢声笑语、朗朗书声、抗战歌声替代了那阵阵撕裂人心的喊爹叫娘的呻吟和哭泣声。 有个孩子叫薛宝，到保育院后，从没人见她笑过，也不合群，总爱一个人躲在黑暗角落里发呆、落泪。蒋院长找老师们分析这个孩子的情况，有老师说她问过这孩子，孩子说：“俺爹娘都叫鬼子兵杀死了，怎么能笑出来啊！"蒋院长找到她，一把抱在怀里，亲她，疼她，还和她一起痛哭了一场。以后，院长走到哪儿都带上她。小薛宝从周妈妈的身上饱尝了母爱。有一次她亲了亲院长说：“周院长，以后我叫你妈妈好吗？”院长认真地问：“为什么要叫我妈妈呢？”她乞求地说：“因为你跟俺妈妈一样好！不，比俺妈妈待俺还要好！” 说完她开心地笑了，笑得是那样甜，那样好看，简直是一朵绽开的花儿！1939年阴历年这一天，蒋鉴院长收到了孩子们自制的签了名的几十个贺年卡，卡片上无一例外地都称院长为“周妈妈”。 川五院附近有个专收保育生的国立16中学分校和女中，蒋院长也常去看望那里的保育生，问寒问暖，一经发现有她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便立即予以解决。这两个学校的保育生也都亲昵地喊她“周妈妈”。 因为蒋鉴的关系，难童和伤兵之间也特别亲热。他们都是日寇的受害者。当一群伤兵登上合江码头时，就有蒋鉴带领难童在迎接他们，伤兵们抱住他们亲了又亲：“我们都没有了家乡、土地，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孩子们还常常列队去第五陆军医院慰问伤病员，为他们打扫卫生、唱《慰问伤病员之歌》。有一次，一位伤兵忍着疼痛激动地坐起来说：“小朋友们，等我伤好了，一定重上火线条敌，为咱们的父母报仇！” 川五院实行的是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为培养儿童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成立学生自治会，每个高年级班级都出板报，成立演讲、演戏、唱歌组，培养了一批天才儿童，仅考取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的男女生就有9名。他们还组织儿童宣传抗日，常编织花篮进行义卖，卖得的钱悉数买成慰问品送给伤兵或买成铅笔、牙粉牙刷、小手帕等送给新来的小难友。 由于蒋鉴的竭诚努力，不到一年，合江保育院很快出了名声，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时的“中央电影制片厂”编导潘子农先生特意搬着摄影机来合江，和保育院师生们泡在一起，整整两个月时间，拍摄出一部新闻片，记录下蒋鉴创办川五院的全过程。这部名为《第二代》的纪实片不光在国内放映，还制成了英语拷贝发行至英、美及新加坡等国，将中国妇女界及爱国进步人士抢救战时难童这一壮举昭扬到世界上去，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然而，终年的劳碌严重地损坏了蒋鉴的健康，而她仍一门心思带病为孩子们的幸福操劳。直到病势严重，才在家人的护送下飞往香港治疗，但为时已晚。1940年10月5日，蒋鉴终因肠癌病逝于香港的医院。生命最后一刻，她还无限悲痛地说：“我就是现在死，也对得起国家、民族了。但是我没有看见抗战胜利啊！”她不愿死，她实在捨不得她这几百个视同亲生儿女的孩子，多么想继续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啊！ 她带着38岁的壮丽的年华离开了人世。噩耗传出，谁能不为之悲伤，为之哭泣呢！妇女界、保育院纷纷敬献悼词和輓联。 懿苑永存精神不死——陕甘宁边区保育分会 众孤失恃遐迩皆悲——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 救护伤兵保育难童赢得邦人唤慈母 离开周家献身抗战允为巾帼树芳型 ——邓颖超 张晓梅 卢竟如 廖似光 张玉琴 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还给蒋鉴丈夫周明栋先生致了一封意真情切的唁电，全文如下： 明栋先生礼鉴： 惊闻尊夫人蒋鉴先生积劳逝世噩耗传来，易胜哀悼！值兹国家危难，倭寇未除，正需抗建人才，而尊夫人倾心为国救护伤兵，养育难童，懿德显着；慈星遽落，远近同悲，尚未节哀，勉襄后事，谨此电唁。 蒋鉴逝世的消息迅速见诸各大小报刊，川五院的儿童、第五伤兵医院的伤兵，面对蒋鉴遗像或是痛哭流涕，或是长跪不起…… 1940年11月5日，《新华日报》的《妇女之路》专栏中，以整版篇幅登载了邓颖超的《痛悼蒋鉴》、张晓梅的《回忆蒋鉴女士》、杨慧珠的《记一颗陨落了的星》等三篇文章。邓颖超在悼文中写道： 第240页 “伤兵之母”―蒋鉴女士的积劳逝世，是抗战建国的损失，是民族的损失，更是妇女界的损失。自从今春间她的患病在我们的心头积累了很久的重压，常常冲击着我们的心，繫念着她！日前得知她的死耗，又使我们久被冲击的沉重的心遭受着无比的刺痛，充满着哀伤！ 国难日急，抗战需人，负伤的将士还需要她，她哪能死去，亦不应死去！群孤待育，推进保育事业，又哪能失去她？今天病魔有意夺去她！我们又哪能不哀痛！虽然，我们知道哀痛是徒然的，眼泪是无补的，但我们悲伤之情，是不能自己啊！这就反映着蒋鉴的伟大和感人之深！“伤兵之母”的荣誉称唿，远在三年以前，就为大家所熟悉、称道、赞扬、尊敬着的蒋鉴——周太太，谁不知道她的捨己为人，热诚服务，牺牲一切，为着伤兵工作的伟大精神，谁都景仰。在三年前，我闻名仰慕，企望识荆的时候，在大武汉的某次妇女界的会议场合，我看见她，她是一位贤淑、慈祥、诚朴、充满着母性爱与博爱的人。她是那样地吸引人，使人愿意接近她。她虽然是出身优裕与尊贵的一位家庭妇人，但她没有由何一点骄矜；她虽然被人声声称道为“太大”，而她没有一点“太大”的架子。她是自始至终死击后已，坚定不移地献身于抗战建国！她为了伤兵为了难童专诚致力地工作，日以继夜，忘食弃家，以致舍己亡身，这种坚强意志和牺牲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她工作三年，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样的热心，继“伤兵之母”的荣任而又为“难童之母”，培养着难童，特别是给被痛苦被厌弃的最不幸的儿童以培养与爱护。不沽名，不钓誉，切实朴质，诚心诚意，没有一点娇揉造作，自自然然平凡苦干的不懈怠、不疲倦的工作作风是我们应该学习而更应加以发扬的。蒋鉴，是妇女界的模范，是抗战伟大时代的新的贤妻良母，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哀念她最好的办法是努力学习她。死去了一个蒋鉴，我们培养创造出千千万万和蒋鉴一样的“伤兵之母”、“难童之母”。失去了一个蒋鉴，我们要使蒋鉴的事业进步，精神长存。以工作的进步，以实际的行动来哀悼纪念蒋鉴，这样来填补我们心头的空虚，填补工作上的损失。让我们高唿：伟大的蒋鉴精神不死！ 中共南方局妇女组副组长张晓梅这样评价她：“神圣的抗战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战斗的女性，蒋鉴女士就是其中一个最优秀的模范！” 蒋鉴的葬礼是隆重的，茫茫人流的送葬队伍，除各界代表外，更多的是自愿加人的伤兵、闻讯赶来的周围群众。 川五院的孩子们排成长长的队列，由于孩子们过分悲伤而失态，队伍显出零乱，他们都泪眼模煳，盯视着前面周妈妈的灵牌，唱着临时学会的由安娥妈妈作词的两首哀歌，慢慢地走向墓地。 孩子们边走边哀伤地唱着： 杜鹃伴着凄雨在鸣唱，可诉不尽我们的悲伤！啊，伤兵的母亲，在这血红的季节里，你走了，走得那么悄然，你为战士裹起了创伤，看着他们重踏上战场。啊，第二代的保姆，你高兴地笑了，笑声里蕴蓄着胜利的音韵，献给你行行哀泪，安眠吧！时代的保姆，瞧你的孩子们已背起了枪桿，自由的曙光中，让我们歌唱在你的灵前。 孩子们边走边哭泣着唱： 目下我国家正遇着空前危难，你却忍心地离开了我们。啊，伟大的周母，你那不辞劳瘁服务伤兵的精神，你那看护难童像育儿女的慈爱，将永远感动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切盼的最后胜利还未到来，你却悄然地离开了我们。啊，可敬的周母，我们一定仿效你的精神你的遗志，努力将这神圣的抗战建国事业完成，我们誓以最后的胜利，来安慰你的芳灵，我誓以最后的胜利安慰你的芳灵。 哀歌凄婉，动地惊天，迴荡在孩子们心中，久久，久久。周妈妈，你生前并无显赫的职位，严格地说，你也算不上人们想像的英杰，你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知识女性，和全中国广大劳动妇女一样，善良朴实，勤俭忠贞，但惟其如此，你也具备最宝贵的品格，你才真正称得上英雄豪杰。抗日的英雄，民族的伟杰啊！ 在向她志哀期间，恰逢冯玉祥将军路过并视察合江，老将军也为之动容，特意亲往灵堂悼念这位非凡的女性。冯将军对她敬慕已久，早在汉口时，就曾写过《周夫人》的长诗。此番，将军更是激情难抑，高歌一曲，刊登在重庆的数家报纸上，诗中贊道：“夫人身虽死，精神实永生／感动了多少妇女，激励了多少青年／抛弃养尊处优的生活，千年万世留姓名／夫人一人化千万，中华民族垂光荣。”在此前后，各报还发表了一大批纪念蒋鉴的诗词文章。 第36章 毕生为难童——杜彦桐 “南州冠冕”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宋美龄为表彰直七院杜彦桐院长在职期间为保育事业所做出的显着成绩而亲笔题写的鎏金木质匾额。 1940年11月底，总会派杜彦桐临危受命，接任直七院院长之职。杜彦桐是湖北沔阳县仙桃镇（现为仙桃市）人。从小跟随母亲读书、学诗、绘画，成为仙桃有名的才女。“五四”运动时期，她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深受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着名人士的影响，倾向革命。 第241页 1926年2月，其父借仙桃有名望的傅廷仪60寿辰贺寿之机，将彦桐所绘四幅水彩画和八首律诗作寿礼献上，深受傅的赞赏，将其介绍到省立女中当图书管理员，兼代附小国语课。杜彦桐8月回沔阳，参加妇协组织。 1927年2月，仙桃店员与资方发生冲突，遭驻军逮捕。杜彦桐参加各界请愿团赴省请愿，事后被留在省妇联工作。“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她离开省妇联，到襄阳省立三中任教员。 1930年8月，出任省立女子职业学校训育主任，次年8月从省立女子职业学校转人省高中任教。“九一八”事变后，她同陈心泉（新干）等人发起抗日救亡运动，并出版刊物《雪里红》。 1932年7月，在张执一同志领导下经王觉夫、陈新干（心泉）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后，她更加自觉献身于党领导的反帝、反蒋的抗日爱国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从而结识了妇女界不少卓越的进步人士。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她在逃亡中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繫。 1935年7月，杜彦桐因参加声援北平学生抗日请愿活动而被捕，经河南省保安处长彭进之（沔阳人）保释，闲居其夫汤润皋之家安徽省宿县。 抗战期间，她来到武汉，加入了“全国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并由徐镜平介绍进人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先后在战区襄樊、宜昌一带抢救和转运难童。保育总会迁到重庆后，经人介绍进人保育总会任文书，又巧遇大革命时共过事的直三院院长赵郁仙（君陶），赵郁仙将杜彦桐的情况向总会徐镜平（共产党员）进行了反映。不久，杜彦桐就应邀去川五院当了教导主任，后被总会调任川二院代理院长，在川二院工作不到半年，就调任直七院院长。 直七院建院以来，已死去的幼童达30多人。杜院长上任后，为此召开了一个追悼会。既纪念死者，又教育大家明确自己保育难童的重大责任。国共合作在经受着严峻考验，战时儿童保育工作也在风雨飘摇之中，国统区的各保育院也在涌动着投降、倒退、分裂的暗流。杜院长到任不久，就碰上合川直一院师生由于与院方顽固势力发生冲突而被解散。直七院分来了被遣散的200名保育生。这批孩子从湖北均县辗转逃亡来大后方才一年多，是罗叔章、杜贵文、挥代英夫人沈葆英、徐向前夫人黄杰等一批进步妇女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民族后代，绝不能让他们再受二次苦。杜彦桐伸开热情的臂膀接纳了这些苦命的孩子。 为了更好地培育她们，杜彦桐把老师集中起来，向他们介绍陶行知的办学经验，实行“教、学、做”三结合和“知行”合一的原则，让孩子们既能学到书本知识，同时又能获得丰富的实践经验。她大胆进行教育改革，首要的措施就是改革教材。现用的课本仍是战前那一套，诸如“小小猫，跳跳跳，小猫跳，小狗叫”；再就是过时而陈旧的《总理遗训》、《总裁言论》、《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一类当局推崇的东西。杜彦桐果断地将其取消，而代之以具有时代气息的《抗战建国读本》和老师们自己编选的“五四”以来的着名篇章，如：“九一八”、“八一三”、十九路军奋勇抗战等故事，并教孩子唱《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古城颂》等抗日进步歌曲，用以激发孩子们的爱国热情。 杜院长在全院倡导时事座谈会，这是保育生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同学们经常座谈抗战形势，有时三五成群，七嘴八舌，非常活泼、生动…… 在师生中广泛开展读书会。同学们创办的壁报《烽火》成了读书会的喉舌，常刊载抗日战绩、时事小品、杂文、读书心得、诗歌、漫画等，还有揭露国民党教员抽大烟、漂女人、体罚学生等劣迹的内容。在读书总会的影响下，各班还出刊壁报《号角》、《蓓蕾》、《播种》、《春苗》等。对于团结同学、锻鍊自己、提高思想认识和写作水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 直七院多是青年教师，又绝大部分是湖北流亡青年，多数作风正派，有爱国热情。青年人又都好活动，几个人一商议，一鼓劲就搞了个小剧团，杜彦桐院长又很支持，就取名叫“育余”剧团，先排了几个独幕剧在院内演出，后来又排多幕剧到县城公演，都是宣传抗日的内容。大家推王春阳当导演，主角都是由青年人担任，谭主任和老范“跑龙套”，祁万祥等部分同学也参加演出。到南川公演，轰动全城，驻军团长也带了小老婆来看演出。在幕间还擂进一些革命救亡歌曲，因为是抗日节目，他们只好跟着鼓掌。 南川教育界组织中小学歌咏比赛，邀请直七院参加。谭紫光主任带学生合唱团参加，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吕梁大合唱》、《生产大合唱》，赢得了好评。 直七院在杜院长的领导下，很快就办得有声有色了。杜院长在教师中首先推广陶行知先生办育才的经验，并在直七院贯彻“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保育生学习很积极自觉，求知慾强烈。但他们不满足于课本知识，也不满足于课堂知识。课本发下去后，没过几天他们自己就通读了一遍，内容基本了解了。学生们最不满意那种“照本宣科”的讲法。谭主任兼高年级的语文课，他经常选摘进步书刊上的文章，如《白杨礼赞》、《屈原》、《雷电颂》、艾青的《吹号者》、高兰的《哭亡女苏菲》等，通过分析文章、小说，揭露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启发孩子们阶级觉悟，指明奋斗方向。 第242页 直七院的歷史课是用社会发展史的观点，着重讲近代史中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近代农民战争、五四运动、日本侵华史等。 在上地理课时，老师利用挂图，讲解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敌人抢占，无数地下宝藏被敌人践踏掠夺。如讲山西，就讲日寇如何把山西的无烟煤运回日本国去炼钢铁，造枪炮来打我们。讲八路军和山西人民的抗日斗争，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机场、反攻娘子关，讲吕梁山、五台山、太行山根据地的斗争。 上公民课时，就讲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政策；讲民主、讲阶级剥削；讲时事课，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指导思想；讲解放区的民主政府，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讲苏德战场、太平洋战争等。杜彦桐院长经常亲自给高年级学生讲时事课。 直七院的孩子几乎都是“小歌手”，最喜欢音乐课，课余时间到处是歌声。由于他们的遭遇经歷，对敌人的仇恨，对革命的依靠，对胜利的嚮往，他们唱歌时都带有丰富的感情，他们常用歌声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怒和报仇雪恨的决心。小小的保育生，抗战初期的歌曲都会唱。后来又学了《黄河大合唱》、《吕梁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伏尔加船夫曲》、《囚徒之歌》、《拿起刀枪干一场》、《古城颂》、《延安颂》、《草原我的亲娘》等抗战歌曲。 在直七院，杜院长把课外活动办成了学生的第二课堂。既是实践“教”和“做”相结合的一个阵地，又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好形式；既学到了知识，又增长了才干，锻鍊了身心。 直七院的学生自治组织是学生自治会，后来叫学生会。下设有学习部、文体部、生活部等。七院採用“童子军”编队，一个中队就等于一般小学的一个“班”，正副中队长小队长组成队委（即班委），由自治会直接领导。学习部领导各种学习组、读书会、壁报社等；文体部领导话剧组、歌咏队及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生活部组织学生管理自己的生活事宜和生产劳动等。 杜院长很注意师生关系，所以直七院的老师绝大多数是非常爱护学生的。杜院长经常对老师们讲，我们既要做严师又要做慈母；孩子们既需要知识，又需要母爱。她以自己的“身教”带动老师们的爱生行动。她对孩子的关怀无微不至，白天查伙食，夜间查床铺，到医务室看望生病的孩子，和孩子们谈心。她为小孩儿、病孩儿请保姆，洗澡，洗衣，照看生活。孩子们都喜欢杜院长，都亲切地喊她“杜妈妈”，都愿意亲近她，心里有委屈就跑去向她哭诉。 七院的进步老师们的房间里，课余时经常挤满了保育生。孩子们到老师房间里就像到了母亲的房间里，可高兴啦！问这何那，毫无拘束。如果老师、阿姨能对幼小的孤儿亲一亲，他们会感到是莫大的幸福。还有的课余时间，孩子们随老师们到草坪、河边、桥头散步，能和老师、阿姨一起做游戏、讲故事、唱歌那也是非常快乐、幸福的。老师们常利用这些机会，对难童们做些潜移默化的工作，让孩子们在爱中去体味、感受人世间的真情。 直七院人数多，条件差，几百个孩子集体生活，卫生防疫是个大问题。当时经费困难，缺医少药，更谈不上医疗设备。全院只有一个医生、一个护理员、两个专搞防护、卫生的老婆婆。医生、护士、勤杂工、炊事员都是“包打包唱”，要确保孩子们的健康真难呀！保育生们都记得医务室的老女医生“张二先生”。 “张二先生”名叫张维新，抗战前是北平协和医院的护士长，精通医学知识和看护技术。她逃难到武汉参加了保育会，到战地抢救过难童，后来到直七院做医生。她是协和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继承了我国歷代医家救死扶伤、济世活人的美德。她终生独身，把全部心血和母爱都倾注到这些孤儿、难童身上。那年直七院流行麻疹，杜院长、谭主任都非常焦急！“张二先生”採取了紧急措施，防止了扩散。对几十个患麻疹住院的孩子她日夜守护，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可是经她精心医护，这些孩子全部脱险康復。 还有疥疮和头癣也是流行顽症，她亲自监督剃头、包药、蒸煮衣服消毒，终于逐渐消灭了顽症。她还亲自给多病体弱的孩子煮猪肝汤，守着他们喝下才走。她前前后后，救活了许多濒临死亡的儿童。 1942年5月，“上面”又派来两位青年教师，负责童子军的训练工作。保育生在厕所先后发现这两个人身上都有小手枪。有一个的枪还掉到厕所地板上，被几个同学同时看见。这两位青年教师，还向难童打听过其他教师的情况。谭紫光将这些情况向王雪樵汇报后，他俩经过研究，向上级党进行了汇报，为了慎重起见，组织决定除白仲山、白诗观等几个来得晚一些又是执教普通课程不被人注意的人外，其他共产党员立即撤离直七院。 1942年8月下旬，王雪樵、谢薇若、范继华和谭紫光等都藉故离开直七院，秘密撤到了重庆。 1943年元月18日，国民党特务在直七院制造了震惊南川的“马鞍山事件”，中共地下党员陈健生、刘振声、金晓还三位老师突然被捕，给直七院的正常生活、教学秩序带来了很大的混乱。刘振声、陈隧生、金晓还三位老师被捕时，杜院长在重庆开会，大同学们去山上背米未回，特务是趁这个机会突然下手的。杜院长得知后急忙从重庆赶回问明情况后，又连夜带着高年级的两个学生祁万祥和程家典摸夜路翻山越岭赶到綦江，再乘车赶到重庆，找到副理事长李德全汇报情况，商讨营救办法。又拿着李德全的手谕找保育总会，拿到保育总会的文件，又连夜赶回相距360华里的直七院。 第243页 杜院长这位失掉了组织关系的老党员，她何尝不想去找党。去早日恢復自己的组织关系。她经过前思后想，还是下决心隐蔽下来。她并没有急着去找党，没有急着去恢復自己的政治生命。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多少同志需要保护呀！她默默地做出个人牺牲，就可以用自己的牺牲来保护更多的同志，来壮大党的组织。即使是这样永远牺牲下去，也是值得的！这就是当时共产党员的自觉党性。 杜院长当时的真实身份和政治情况，王雪樵、谭紫光他们并不知道。但他们感到了一点，实实在在的一点，杜院长是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是保育院难童的好妈妈，是他们在危急时值得信任的好院长、好大姐。所以在谭紫光、王雪樵等人在直七院来去的工作安排上，杜院长是心照不宣地向他们开了绿灯。 虽然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先后派进了好几个人来直七院，当地南川国民党区分部的书记也削尖脑袋挤进来，但由于直七院的教工队伍中有这么多共产党员做骨干，而大多数教师又是流亡来的正派青年，因此整个高年级的教师全由进步入员担任。在杜院长任职的6年冬时间里，有4任的教导主任这一重要职务一直是由地下党员担任的，一直到1946年解散，他们一直围绕在杜彦桐周围，协助杜院长坚持以正确思想方法培育难童。直七院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培养革命幼苗的“红色摇篮”。 杜彦桐院长的一生，可说是有口皆碑。凡是和她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和受她雨露滋润过的保育生都发自内心地唿喊着：“杜彦桐是摇着红色摇篮的好妈妈！"“是革命的教育家！"“是没有组织关系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第37章 育建国人才——赵君陶 赵君陶妈妈是革命先烈赵世炎的胞妹、李硕勛的结髮妻子、李鹏的生身之母。 赵妈妈在八年抗战中，有6年9个月是在重庆边远的贫困落后的山沟里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三院院长，是我党派到战时儿童保育会担任院长工作时间最长的党员。 赵妈妈说“某叄为人父母师长者，一面以感人的尺度估量孩子与青年，一面又不自我检点，以恶习去薰染他们，不仅裹读了职贵，而且损伤了民族后代。” 赵君陶，1902年出生于四川酉阳，原名赵世芬，又名赵郁仙。她在青少年时代，曾受到参加同盟会的二哥赵玉双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五四”运动后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时，又受到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赵世炎（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五哥）的薰陶；以后到上海大学读书时，又接受瞿秋白、恽代英等革命者的教诲。她在这个革命群体的影响和教育下，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 1926年，她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湖北省妇委宣传部长、共青团湖北省委妇委书记。在革命工作中与李硕勛相爱并结婚，婚后两人十分恩爱，李硕勛为纪念这种真情，故将赵君陶之“陶”字作为己名，更名为一一李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赵君陶和时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师党代表的爱人李硕勛一起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同年回到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秘书处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8年10月，赵君陶在上海生下她和李硕勛的爱情结晶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取名李远（即李鹏）。 1931年5月，中央派李硕勛取道香港赴粤赣边界的红七军工作，任红七军政委。5月20日临别时，赵君陶携子李鹏前来送行，在上海开往香港的客轮前依依话别。当时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蔡和森被捕遭杀害因此变故，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遂任命李硕勛为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并立即赴任。赵君陶深知爱人此行的重要性和危险性。 李硕勛上任后。对我党领导下的东江、粤北、海南岛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抓得很紧。是年7月1日，为了方便李硕勛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和安全起见，中共中央派在中央妇委工作的赵君陶来到香港。恰在此时，李硕勛闻悉冯白驹领导的海南岛游击队干部准备7月中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亲自前往主持该会，见赵君陶携子李鹏抵达香港，高兴地抱着李鹏对赵君陶说：“幸亏你们来得早，如果迟来一周，我已到琼崖去了。” 1931年7月7日，李硕勛登上了从香港开往海口的船只，这时已有身孕的赵君陶领着李鹏前来相送刚刚相逢又要分别的丈夫。革命的夫妻在海轮前再三互道珍重。 7月9日，李硕勛到达海口市后住进了得胜沙路的中民旅店。当他按照秘密地址与琼崖地区党组织联繫时，却被叛徒告密，加上语言不通，遂遭逮捕。 李硕勛被押到琼中陈汉光总部进行审讯，李自知身份已经被出卖，虽经严刑拷打而无所供，只是愤愤地说： “我李陶是共产党员，你们又能将我奈何？”李硕勛抱定誓死不屈的决心，便给妻子赵君陶写了遗书。在临刑前，还给在香港挂业开医的中共地下党员柯麟之妻陈志英写了一信。这两封信託可靠同志关系送出监外后，9月16日，陈汉光接到广东省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的復电：“就地处决。”一声枪响，时年28岁的李硕勛为其信仰的主义而壮烈成仁。 两个星期以后，两封信几经辗转才到柯麟、陈志英之手。柯麟夫妇立即向章汉夫作了汇报。无奈为时已晚，组织上已获悉李硕勛英勇就义的消息。 第244页 闻讯悲痛欲绝的赵君陶见丈夫两封信中头等重要之嘱，均是“惟望善育吾儿”、“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之语。赵君陶明白丈夫的心思，他把儿子不是看作延续父母香火的传宗接代人，而是把他看作民族的未来，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况且，这时赵君陶又怀着身孕，就决意遵夫之遗言回川安顿孩子。章汉夫亦从赵君陶之意，即刻拨出款项，作好安排，让其母子回川去了。 赵君陶带着无限的悲伤和思念，携李鹏先去了重庆，在其兄赵世炎的老师吴玉章家中住了一段时间，生下了李硕勛的遗腹女儿李鹏之妹，取名李琼，以纪念亡夫在琼崖之难。随后赵君陶携子带女回到成都亲戚家。赵君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牢记革命伴侣的临终嘱託，深知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不是少数天才所能完成的，民族要復兴，必须教育好下一代。为此，她先后到合川、雅安、金堂、成都等地教书，并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继续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一面继续教书和从事统战工作，一面积极发动和组织抗日救亡活动。 赵君陶携子回川后，周恩来一直记挂着革命战友的妻子儿女。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长江局，在重庆建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周恩来任书记，邓颖超负责南方局妇女工作。直到1939年初，他们才通过地下党找到了赵君陶和孩子的下落。 邓颖超亲自去成都来到赵君陶二哥家，中共川康特委妇委甘棠、赵世兰、陶桓馥和赵君陶等已聚集在这里。当赵君陶、赵世兰与邓颖超久别重逢时，真是喜出望外。赵君陶紧握着邓大姐的双手，激动得热泪盈眶。邓颖超对赵君陶说：“南方局成立后，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要在战时儿童保育会中加强我党的力量。组织上考虑到你这些年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想安排你到直属第三保育院任院长。” 赵君陶自1932年从上海返回四川后，这是第一次听到老上级的指示，心里感到极大的抚慰和鼓舞。邓颖超紧握着她的手说：“直三院在合川县土主镇，那里离重庆北暗不远，比较偏僻隐蔽，不仅便于孩子教育，也便于我们隐藏力量和往来，要把直三院建成党的一个据点，一定要把它办好。” 1939年初夏，正是日寇疯狂轰炸重庆、人们纷纷向外逃难时，赵君陶携儿拖女从相对安全的成都来到重庆。李鹏来重庆之前，曾受其母的课教，已有了识字读文的基础，故被送进了陶行知在北磅筹办的育才学校。赵君陶只身带着女儿李琼去土主镇周家祠堂，投入了直三院的创建工作。 这一天，对土主镇的人们说来，确是一个很异常的日子。这个邻靠嘉陵江的镇子说不清形成于何时，大概由于处于两水一道交通便利的缘故吧，世代的人们多以此结芦为舍，聚族而居，到此时，虽处于山地的这里已是1000多户人家、6000多人口的乡镇了。这个小镇的闻名还在于，这儿矿藏丰富，光煤矿便有近20家，上千名工人终日在地底下忙碌採煤，为这里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除此之外，还有小型粮食等类加工厂、商行、旅舍。因此，时常会有外方人或旅客来往于此。但却从未像今天这样，一下子来这么多下江娃儿，且还多是女娃儿，这着实令土主人既感到新鲜而又有几分迷惑不解。 “快来看啊，来份这么多女娃儿！”小娃娃们喊着，跑来看热闹。“下江娃儿要吃人的，你赶快给老子回来！”大人们跟着吼。也不知是为吓唬自家娃儿，还是真相信下江人是野蛮子。 近些日子，听说此地要住一批从汉口转来的娃儿，又见有人从重庆赶来这儿看地势、号房子，在镇上转悠好半天，最后由镇公所的人陪同察看了土主庙。自那以后，真有人在土主庙里打扫布置……就在这同时，关于下江人如何如何可怕、要吃人的说法便传开了。 可怕的下江佬，倒真的来了！土主镇像一瓢冷水浇进油锅，一下子炸开了。跑出来看热闹的何止娃儿，同样有不少的大人。人们拥到田埂上、庄稼地里，直盯着河的对面。 初夏时节，雨水多，正逢小溪里涨水，平常盖不住脚面的溪流竟然见不到底，黄汤似的水花儿冒着泡儿、打着漩儿哗哗流淌。 土主人自然也明白，这里河床宽，水只是样子凶，顶多不过尺多深，随便怎么过都没事，不过下江娃儿们不知底细。 时间已近正午，江南岸已经到了好一阵的下江女娃儿看样子确实是担心水深不敢过河，都聚集在一起，由好些个大人招唿着。看起来娃儿们倒很是有纪律的，只是踌躇不安，叽叽喳喳像讲外国话，听不懂说什么，终是没人贸然下水。 有个大人往坡下走，像是个女先生，30多岁模样，走路斯斯文文。她下到溪边，挽起裤腿踩进河里，显然是在试探水的深浅。另有一个男的，也像教师模样，和两三个大点的孩子也下了河，几个人指指点点，边商量边在水中走来走去。女先生倒是一口四川腔，说话挺干脆，动作也利索，这情景引起北岸这边土主人的极大兴趣。 接着，在女先生的指挥下，男教师带着有组织的娃儿们开始过河了。但见那些十来岁的娃儿，大的也不过十五六岁，她们有秩序地下了坡。手挽手她淌水过河，她们边走边说笑，看来并不害怕。 第245页 但是，下江娃儿中也有不少年龄小的，顶多不过两三岁，跟没断奶的婴儿差不多，有的甚至由保姆抱在怀里，哭闹着。 大孩子基本上都过河了，只见有人挑来箩筐，还是那位女先生在组织，她指挥着将两个幼儿放在箩筐内，一头一个，让人挑着过河。挑了一趟又一趟，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一直持续到下午两三点钟，这支特殊的队伍才全部过了河。 就这样一件事，土主镇的人却谈论了许久许久，至今你若去问那里的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仍记忆犹新，一直视为小镇的一大奇观。 那位指挥过河的女先生，就是直三院的院长赵君陶。她带领的这支队伍，就是来土主镇组建直三院的主力军。 赵君陶初到这个小镇，给土主人的第一印象不错，人们私下议论着，这女子确非一般，爽朗热情，外秀内刚，办事老练沉着，一看便知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但却没有人会猜到，就连与她同来此地创业的同事们，很多人也是在许多年后早已和她分别才听说到她的真实身份。在那样的年月里，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她既忠实地执行着党的决议，又硬是把自己的真实身份隐藏得那么彻底，也实在是一个奇蹟。 土主庙环境太差，住了不多久，赵院长便将院址搬到了半里路外的周家祠堂里。宗祠坐北朝南，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古典建筑群，在土主镇够得上醒目的。还未走近院子，远远地可见到耸立着两丈多高的一个石砌大拱门，拱门一侧是一块白底黑字的长木牌，木牌上写着“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三保育院”字样，出自冯玉祥将军手笔，苍劲的隶书给高大的院门平添了几分威严。走进院门，一侧白粉墙上是一大幅宣传画，那“歼灭楼寇，还我河山”八个大字气壮山河。 人们常说：创业难，守业更难！赵院长是亲歷了这两难的。她带来的这第一批儿童，都是从前线抢救下来的。由于长途跋涉，歷尽艰辛，加以饮食、睡眠没有定时，沿途遭敌机轰炸，因此孩子们不是瘦弱，便是有病。又时值炎天暑热，大地上都能喷出火来。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各种疾病和传染病接连不断。为此，赵君陶忧心如焚，她怀着“天赋的母爱”之情，一进驻土主镇，便发起了一场抢救孩子生命的活动。 她首先发动全院教职员工，又设法请来当地医生，全力以赴治疗和护理病孩子。其中有一重病孩子，土主镇的中医已无能为力，赵院长当机立断，派院工谭权背着孩子步行30里路，赶往北碚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就医。像这样连夜背孩子去外地寻医的事，在直三院来说，实在是数不清有多少次。 继而，赵院长接受刘力生老师的建议，亲自带领着师生，将堆积着炭渣、废物的垃圾堆清理平整成一个场院，安上篮球架、爬杆、天桥架、浪桥、鞦韆、沙坑等土运动器械，还经常组织学生爬山等，增强了孩子们的体魄。她在三院工作的6年多时间里，每年寒暑假都要发动师生们大搞一次基本建设。她倡导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完成了很多看来难以办成的事，然后再高兴地来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 为了更有效地掌握脚子们的饮食情况，赵院长还把自己的住房搬到了厨房的隔壁。她要厨子不断变换饭菜花色品种，并配以豆类、新鲜蔬菜、肉类等，除煮、炖、炒外，还用荷叶蒸肉，做红烧狮子头等南方菜餚。每逢赶集，必买新鲜猪肝为孩子补体。她十分强调粗粮细做，注意营养。她多次告诫炊事员，不管饭菜是粗是细，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吃饱、吃好，要给孩子们足够的营养和饮水。 一个深秋的上午，她走到“七七”团的课堂旁，站了很久很久，好像听到了什么，然后低着头离开了。她回到办公室后，对老师们说：“我听到‘七七’团的孩子们两只脚跟在相互摩擦的声音，有的孩子还穿着草鞋，光着脚丫是难得过冬的！”于是她和老师们商定，利用星期天，带同学们到山那边一望无际的大竹林去拣竹笋壳，做鞋底，然后又派人购回了一些碎布片分发给大同学，让学生们自己动手学做鞋。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同学帮助小同学，会做的帮助不会做的，大家兴致勃勃，不久，一双双鞋子做成功了。虽然样子不怎么好看，但总是能暖脚的鞋呀！一个个拿着自己做的鞋奔走相告，爱不释手。大家都捨不得穿，只留着晚上洗了脚后才穿一会儿。 赵院长强调，对孩子的养教是二者并重，决不可偏废。养，重体；教，重德。对幼儿思想品质的教育，绝不能忽视。直三院有一段时间全是女孩儿，是保育总会决定男女分院后才从各保育院调整而来的。孩子们来源本就复杂，多有浪迹经歷，沾染了不少恶习。再加之票赋不同，性格各异，一下子难以合群，这更加重了管教的难度。赵院长经过细緻观察和研究分析，概括了这批孩子们的10条弱点，如：爱动怒、猜疑心强、自卑、好妒忌、自私自利、不爱护公物、无奋斗精神、依赖性强等。但同时也总结了这批孩子的优点，比如：大多数孩子能吃苦、爱劳动、有创造力、爱抱打不平等。对于这些出身贫寒、遭遇不幸的苦孩子，她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以炽热的爱心，以一个革命者对民族后代的高度负责精神对待之。 她很重视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奋发学习不忘国耻。以抗战纪念日或其他节日为班级的名称，如：六年级为“八一三”团、五年级为“七七”团、四年级为“一。二八”团、三年级为“六二”团（院庆日）、二年级为“九一八”团、一年级为“四四”团（儿童节）。这些富有特殊含义的名字一旦铭刻在孩子们的心上，更会催发他们的爱国意识，牢记侵略者不光给他们家人、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耻辱，从而懂得怎样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的斗争传统与革命精神。为了让孩子们关心和了解时事，三院还定有每天出简报、每周上时事讲话课的制度。办公室里摆放着每天的《新华日报》，图书馆藏有《二万五千里长征》、《八路军出马打胜仗》、《八路军的游击术》、《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进步书刊；每周还有三个晚会，组织孩子们走出院门，到村里去做社会调查，教农民识字、唱歌，给他们讲解时事，鼓动其爱国情绪，提倡学习和实际相结合，在丰富多彩的校内校外活动中，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群众观点，陶冶了他们的思想情操。 第246页 赵君陶对学生的期望是很大的。她最喜欢引用孙中山“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这句话以激励学生。她的明确主张是教育要“树人”、“我们应当培养孩子成为怎样的一个人”，这是她常常提给大家思考的一个话题。她也有自己的标准，那便是：处于国难当头，在祖国歷史文化果实被侵略者破坏殆尽的时代里，“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创造将来幸福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必须把孩子们造就成负得起时代巨难的人”。正是这样，三院确定了自己的院训：“大公无私，活泼严肃，刻苦耐劳，勇于服务。”这也是赵君陶的追求，赵君陶的爱的真谛所在。 她说教师之谓人类灵魂工程师，是说他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还要塑造孩子的灵魂。优秀的教育学家其实首先应该是一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特别是要懂得儿童心理。赵院长对儿童教育的研究，并未仅仅停留在儿童表面的行为上，而是进入他们的内心，作深层的本质的揭示。她从孩子的行为和情绪两个侧面对儿童作了认真分析，前者她归纳了五点：喜欢社交、举止大方、同情心重、关心国事、家庭观念淡薄；后者也有五条：好读课外书、死读书、多疑好问、重实验、缺乏互相研究的精神。特点是明显而突出的，瑕瑜互存，利弊兼有。她进而分析了形成这种性格的原因，也总结了五点，那便是他们的构成、来源、战争的刺激、不幸的遭遇、人为的影响。有了上面这一系列的调查、把握，她便抓住普遍兼顾个别而实施教育。 她常说，我们的保育院，是一所开发孩子智力、培养孩子能力的学校；又是一个哺育孩子身心健康的大家庭。我们的保教人员，是保姆、老师，又是母亲，我们要集师爱、母爱、民族爱子一身，去哺育和教养这些孩子，我们既要关心她们的生理健康，又要关心她们的心理健康，把她们一个个培养成能肩负起民族大任、抗战建国的有用人才。 有个女孩，只两岁多，刚转来时又黄又瘦，只会哭从不说话。有人便断定她即使不是呆傻儿，也是个哑巴，埋怨不该接收她。赵院长却不信，她抱着孩子仔细观察，分明那孩子的眼睛大大的、黑黑的。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孩子不是生理上的缺陷，而是有心理障碍。于是她又从同来小朋友处了解到一些情况，原来她是个弃婴。 赵院长就此召开了专门会议，和保姆、老师商量，寻求打开那两岁女孩儿心理障碍的钥匙。赵院长让阿姨多关心她、照顾她，从多方面接近她，给予母亲的温暖、抚爱，主动和她说话，唱歌给她听，渐渐地她变得活泼欢快了。有一天，她跟着先生拍手，听小朋友唱歌，拍着拍着，她竟小声地跟着大伙唱起来，歌声刚停，突然她小嘴一咧，冲着老师清晰地喊了一声“妈妈”，这下可把老师乐坏了，大家引为幸事，竟奔走相告。赵院长事后总结说： “两三岁的孩子，从没有得到过母爱和温暖，那颗小小的心灵受到了多大的创伤啊！我们对这样的孩子绝不能不耐心，不能歧视、疏远她；更不能用粗鲁的态度训斥她、讨厌她；只要以真正的、热烈的、纯真的爱去温暖她（他）那颗受伤的心灵，使她感到快乐、感到母爱、感到集体的姐妹深情温暖，她就会被融人到群体之中。”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多年的哑巴说了话。爱哟，真是奇妙！ 还有个女孩，性格泼辣、孤僻、倔强，但智能较低，还多病。在别处治疗养护了差不多一年，来三院时仍一副病容。那么大了，头部只稀稀拉拉地长了几根头髮，阿姨怀疑她生过癫子，打算给她治疗。可当一问起她头上患过什么病时，她顿时脸红脖子粗，大吵大闹起来，犹如炸弹爆炸一般，声震屋宇，闹得不可开交。还有一个奇怪的事是她那双脚从来都是隐隐藏藏，不在公众前脱鞋、洗脚，也不许别人盘问。赵院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经过细緻的调查了解，发现原来这孩子小时候脚被大人缠过，留下缺陷。她家境贫苦，曾经因偷米被人逮住处以重罚，连头髮都被人揪光了。她的心理畸形不是没有缘故的，了解真情后就可对症下药了。 还有一个孩子，初接触觉得她挺温柔，还会关心人。但时间长了就显露出了她的粗暴性格，脾气一发容不得人，常常在课堂上看课外书，先生过去劝导，她非但不听，还以别人报復她为由大闹，常常把一堂课搅得稀里哗啦。她的个性强、报復心重是由于自小父母太过溺爱、教育不当养成的。对这样的孩子赵院长总结出重要一点，即保护她的自尊心，因势利导，尽量不给她发泄的机会。事发时先别急，一定要耐心、细緻，使她感受到老师的爱护和集体的温暖。这种孩子一般热心午公共活动，有责任感，尽可能给其提供表现的机会，以扬长避短，使其逐渐上进。 对懒散、自卑、偷窃、贪吃、爱玩而又任性、不讲道理的孩子，赵院长也摸索出一套办法，同样先查清染成恶习的原因，从开导鼓励着手，循循善诱，概不嫌弃。在实践中，赵院长总结出一整套切实有效的施教方法，包括：示范、暗示、赞扬、奖励、不当众责备、尊重儿童能力、预防和减少犯错的机会、反省、情感的联络等，可谓从本质人手，深入到儿童内心，浇花浇根，治人治本。 第38章 心中只有孩子——丑子冈 第247页 在这个唿唤真情的年代里，我们格外思念那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丑子冈妈妈。她虽然早已离开人世间，然而在今天，她却似乎更清晰地活在她当年哺育的孩子们的心中。 丑子冈是湖南长沙东边乡俞家岭人。她两岁时父亲去世，依靠母亲给人家做针线活维持生活。1918年进节妇堂学绣花，1920年考入湖南长沙公立医院护士训练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四后方医院，随军到江西南昌。认识了南昌第十一小学校长余忠，两人相互爱慕后结婚。婚后生活美满幸福，正当第二个孩子将要出世时，余忠突然被捕。不久，国民党报纸登出：余忠是共产党员，已被处决！噩耗传来，丑子冈精神受了极大刺激，丈夫牺牲的第三天，她的第二个孩子就出世了。 1934年，丑子冈精神逐渐復原，带着孩子随婆母迁往上海，在余忠的堂弟共产党员余家宏的影响下，接触革命活动，阅读进步书籍，看进步电影和戏剧。1935年到上海浦东软板工会夜校当义务教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救亡工作。 1938年初，丑子冈来到江西，经陈少敏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由江西到延安。根据组织安排，任陕甘宁边区保育委员会干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保育科科长。这年10月，她受命筹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即延安第一保育院。该院院址设在延安城南门外柳林堡，并由她临时代理院长。 在延安第一保育院开院典礼上，她向与会者介绍了保育院筹办经过，提出孩子们没有较好的营养，也没有过冬的厚毛衣和棉外套，房间里没有壁炉，木床尚不能满足所有的孩子……凡此种种困难，她都没有迴避。然而，她又说：聊以可慰的是，保育院有一批辛苦勤劳的工作人员，他们不计报酬，每天只有，四分钱的伙食；总会给陕甘宁边区保育院500个孩子的气额，5000元开办费，2500元经费。钱虽少，但尚能解决部分困难。重要的是边区有着国统区所没有的优越条件，那就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翻身工农群众的支持和亲自参与。对此，办好保育院她是充满信心的。 1940年的1月，丑子冈与傅连暲走在兰家坪村的冰雪小路上，他们不顾天寒地冻，边走边谈，当他们拐进一个农家院落时，看到一个一岁左右的男孩儿，腰上拴着一条绳子，另一头系在窗框上，那绳子的距离使孩子不会掉下炕。丑子冈走上前去解开了绳子，把孩子抱到怀里说：“大嫂，咱们不是说过不要这样拴孩子吗？一个不注意绳子开了就会惹出祸来。掉到锅里被煮死的那个孩子，惨案就是这样发生的。” 那位大嫂满脸不高兴地说：“俺正要找你们呢，俺们庄稼人可不能不下地，如果一眼看不见，孩子出了事俺可担不起这个责，快让他爸爸妈妈把孩子接走吧！” “他的父母都在前线。要不是八路军打鬼子，咱们今天哪来的安定日子。”傅连暲耐心地解释着。 “这个道理俺懂，咱老百姓咋能不支援前线？俺是害怕呀！”大嫂的脸色缓和下来。 丑子冈因专心听他们说话，这时才发现孩子的裤子尿湿了。 “大嫂，孩子尿裤了。” “可不，老尿。俺捨得给孩子喝水。” “换条裤子吧？" “换，换啥？换了还得尿，就让尿这一条吧。”说着，她一把把孩子抱过去，顺势在炕边给孩子拧了两把裤子上的尿，又把孩子放回炕上。 丑子冈忍不住提醒说：“要不就用块干尿布垫到裤子里。”她探身在炕头抓块尿布，禁不住冲口而出：“这尿布没有洗吧，这么硬？”又把孩子抱过来，发现孩子屁股、大腿根儿都红了，心疼地说：“看这小屁股淹的该多疼呀！" 大嫂嘆口气说：“实在没工夫到河边洗，晾干了就行。”说着用两手搓搓那硬撅撅的尿布就塞进孩子的胯裆。孩子“哇”地一声哭起来。这声音像刀子一样剜着丑子冈的心，她能说什么呢？大嫂并不是个狠心人，她有她的难处。可孩子，吃多少苦，受多少罪…… 他们仍走在乡间小路上。丑子冈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这种带孩子的方法实在不能继续下去了，可跟他们说过多次，就是不改。” 傅医生嘆口气说：“陕北人生育能力差，不大会带孩子。更何况穷困，没有必要的条件口” “听老乡说，不生孩子是水的问题。”丑子冈抬头望着傅医生。 “是的，这几年好多了。部队到陕北后，帮老乡打了不少井。”在回来的路上，丑子冈沉重地说：“每次查看这些孩子，我心里都不好受，第一保育院不可能收这么多孩子，他们虽然能全托，但要增加全托班，就要增加房子、工作人负、全套设备、经费、运输……实在无法办到。可这些需要关照的孩子们太苦了，他们的父母有的在前线，有的在延安，也没有工夫照顾他们呀？就说罗迈（李维汉）的儿子小金（李铁映）吧，那烫死孩子的事故发生后，他的奶妈死活不肯再带他。四岁的男孩儿，正是智巧萌发的时候，怎能不淘气呢？他妈妈又去了苏联，实在没办法，组织部只好把曹和静同志抽出来临时带他。听说最近又有两个家长找和静同志带孩子，把三个孩子集中到一块，这个叫‘大姐姐，我要喝水’，那个叫‘阿姨，我要撒尿’，那个小的拉着她的裤腿直喊‘妈吸’，曹和静是去年才参加革命的年轻姑娘，遇到这场面真是哭笑不得。” 第248页 傅连暲沉重地说：“昨天王首道同志找我谈，上前方打仗的将士们，他们的孩子无人照顾，有的送回家乡，有的送到亲戚家……穷人家缺吃少穿，增加个孩子增加份负担，有的照顾不过来病死了，有的丢失了，这怎么能让前线将士安心呢？再说，这都是革命后代呀！得想个办法把这些孩子管起来。后来我又找康克清同志商量，她的意见是想搞个纯全托的託儿所，把上前线的、烈士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孩子全管起来。” 丑子冈点头贊同道：“这样好，不下大决心，问题无法彻底解决。” “好是好，但有个难题不好解决，谁来挑这副担子呢？我们想来想去，康大姐提议还是由你出来挑这个头，来当这个所长。你筹办的第一保育院很有成效，她很称赞。”傅连暲说到这里偷看了丑子冈一眼。丑子冈表情严肃，低头不语。 傅连暲的话重重地敲击着丑子冈的心。两年前她来到延安后，一直想进“抗大”学习，组织上也多次许诺，但都没有兑现。作为共产党员，服从组织需要始终是她的第一志愿，所以她没有丝毫抱怨情绪。眼前，组织上又想交给她新的任务，而跟她谈话的人又是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暲，她能说什么呢？她咬了咬牙低声而坚定地说：“傅处长你说吧，在哪搞？” 傅连暲满意地笑着说：“中央办公厅那六间窑洞给你，曹和静同志做你的助手，再给你调几个年轻的女同志。那个地方离延河近，用水方便，就是偏僻点，一定要当心狼。” 丑子冈思忖着点点头，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距延安不远的兰家坪半山坡上整齐地排列着六孔空窑洞，窑洞门全开着，窗户上的纸七零八落，离老远就能看到窑门前飘着土烟。当姑娘们走近时，看到一个土人拖着大扫把从土雾里钻出来，她摘下那已变成黑色的口罩，大咳一阵，又摘下帽子拍打着身上的土…… “同志，请问丑子冈所长在哪儿？”一个年轻姑娘高声问道。 丑子冈回过身来，才看到走过来的几位姑娘，热情地应道：“我就是。噢，你们是来报到的吧？” 那几位姑娘冷冷地瞅着这个刚从灰土里爬出来的人，没有人应声。丑所长却像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似的，忙迎上去说：“看样子你们在农村都是妇女干部吧，一定为革命做个不少工作，我衷心地欢迎终们！咱们刚开始创业，各方面条件不好，农村来的同志能吃苦，爱劳动，准能把工作做好。”丑子冈越说情绪越高：“你们看，这些窑洞，还有这个大院子及那些旧平房，都是咱们的，组织上已给咱们提供了咱们需要的活动舞台，这台戏能不能唱好，就看咱们这些演员了！晚上我就给你们发军装，现在大家先干活。” 第二天早晨，丑子冈带着已穿上新军装的女战士在树林里砍树，她们把树干和一捆捆树枝扛抬回託儿所。有的锯木，有的修院墙、立栅栏，有的修门窗、煳墙壁…… 在託儿所的大院里，晾晒着一条条军被和小褥子…… 丑子冈在她的小本子上勾画着，改建与扩建託儿所的工作进展得很快，六孔窑洞已整理完毕，基本上有了孩子们的活动天地。窑洞前又修了几间平房，用以做会客室、办公室、厨房、洗澡间，在原来将要倒塌的平房基础上，为孩子们修了一个大活动室，还请人绘了画挂在室内，有列宁小时候的画像，还有毛主席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画像…… 丑子冈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这些天来，她每天深夜当工作人员熟睡后，她就要拿出这个小本子检查一天的工作进展情况，写上下一步的任务。这天晚上，她已经在考虑将要接纳的第一批孩子：罗小金、毛娇娇、贾丽丽、谢定定、王苏云、傅维芳、小胖……这七个孩子是她要优先考虑的。她思索的名单是从实际出发的：曹和静要调到託儿所来，自然要把罗小金带来；第二个写上毛娇娇（李敏），不是因为她是党的主席毛泽东的女儿，也不是因为初创的託儿所条件好，而是根据家长的实际困难考虑；王定国一边工作，一边还要带两个孩子，实在力不从心，小的还在吃奶，只好先收谢定定；傅连暲没日没夜地奔忙，他爱人长年患病，傅维芳应先考虑；贾拓夫的女儿贾丽丽（达力），两岁了还不会坐，严重缺乏营养，如果再耽误下去，这个小生命恐难留人世；王首道的女儿王…… 延安的夜晚十分宁静，清风顺着大川轻轻地吹来，星星悄悄地眨着眼睛。一间间窑洞内燃着小麻油灯，几张排列整齐的小床上，一个个孩子甜睡着，娇娇不时地顺着小嘴，头上裹满了纱布（治秃疮）。并不明亮的油灯下，坐着两个阿姨，手里仍在不停地做着针线活。 在丑子冈的办公室里，所长正在给工作人员上课：“我们託儿所的阿姨，既是孩子的母亲，又是孩子的教师，既要对孩子身体进行精心的哺育，又要对孩子的品行道德进行身体力行的教育…… 突然，传来了狼的嚎叫声，阿姨们不禁一惊，有的下意识地往丑子冈身边躲去。顷刻间办公室里乱了起来。丑子冈镇静地说：“不要怕，还老远呢。其他人都回各班的窑洞照顾孩子，小祁去拿两根棍子来和我一起去撵狼！" 第249页 小祁心里害怕，动作有些犹豫。杨翠花敏捷地跳到门口，坚决地说：“我不怕，我跟你去卜丑子冈很理解这些年轻的阿姨们：“初次碰到这种事，难免有些紧张、害怕，以后经歷多了就不怕了。”这时，杨翠花已提了两根棍子来，丑子冈接过一根棍子，很欣赏这位当过儿童团长的杨翠花的大胆勇敢。她提起棍子在前面开路，杨翠花紧随其后，两人走出了中央託儿所的大院。 兰家坪当时比较偏僻，有时白天也有狼群出没，夜里就更猖狂。这天夜里，一群狼边叫着边向託儿所大院里窥探，丑子冈率先向狼群冲去，杨翠花心里不禁紧张起来，她紧紧地死跟着所长，一步也不敢落下，只觉得身后有响动，但不敢也没机会回头看。狼群见人追过来调头就跑，当气喘吁吁的丑所长放慢脚步停下来后，杨翠花才趁机回头看了看，身后什么也没有。她们停下脚歇息时，狡猾的老狼也停止后撤，远远地蹲在前面看着她俩。那一双双放着绿光的眼睛，不禁让杨翠花心里发颤，她看了看镇静的丑所长，胆子又壮了起来。她俩和狼群对恃了一会就又向前追，狼群又向前跑，她们停下来，狼群也停下来，就这样追追停停周旋了近两个小时，才把这群饿红了眼的恶狼赶跑。 为了消除狼给孩子们带来的恐惧心，增加打狼的知识，阿姨们就教孩子们唱自编的《打狼歌》：“老狼老狼不可怕，铜脑袋来铁尾巴，麻秆腿，纸煳腰，见了火光它就跑……” 丑所长经过调查访问，了解到陕北的狼最怕金属声，她就组织大一点的孩子，在每天夜幕降临时，就敲打铜锣、铁器，一方面增添了孩子们的娱乐项目，一方面藉此来吓走狼群。 孩子不断增加，原来的窑洞住不下了，丑所长就带领全所人员在几个泥木工人的指导下，挖窑洞，盖俱乐部。 託儿所所需物资要靠该所工作人员到几十里外的供给处领取。丑所长经常带领工作人员去背粮、挑柴，沿途人烟稀少，有时连口水都喝不上。到新市场去买菜，要蹬水过河，特别是在冬天，身为所长的丑子冈，总是身先士卒。 有一次，在边区供给处的仓库里，丑子冈满头大汗地与管理员在清点物品。地上放着大盆、小盆、碗、毛巾、肥皂、布匹、纸张……管理员一样样让丑子冈过目后说：“都齐了，你签收吧”丑子冈又查了一遍，确定准确无误后，在单子上签了名。管理员催促说：“快弄好，我帮你抬到驴背上去。” “没有驴。”丑子冈头也不抬地整理着东西。 “没有驴怎么拿走？”管理员犯难了。 “背！”丑子冈的语气坚定而轻松。 “上次你背到地方了？”管理员怀疑地问。 “背到了。”丑子冈的回答是不容置疑的。她回过身想找根绳子，突然发现一盒方糖。 “这是白糖吧？” “是战利品，那是给伤员留的。”管理员说着忙端了起来。 “我拿两块。”丑子冈说着已伸出手。 “那可不行！”管理员忙往后躲。 “唉，就是伤员也不会和孩子争的，也会给孩子留一口的。”管理员无可奈何，只好让她拿两块装进背筐。 管理员帮助丑子冈捆好东西，用手一提没提起来：“好傢伙，这么重！不行，留下一半吧，回去派个小伙子来。” 丑子冈有点急了：“你别婆婆妈妈好不好！你知道我等这些东西等多久了？每天都有人托的孩子，弄不好得了传染病怎么办？” 管理员看她着急，就忙说：“好好好！你等着，我去看看能否找头毛驴来。”丑子冈蹲下身来，试了两次没有背起来。她看见旁边有个箱子，用力把背筐抱到箱子上，再使劲才背起来。当管理员从一家老乡家出来，只见丑子冈背着沉重的背筐已经上路了。 “喂，同志你等等！这家毛驴不在家，。我再到另一家看看！”管理员大声吃喝着。 由于东西太重，压得丑子冈喘不过气来，也不好回身，只好向管理员摆摆手，继续艰难地向前走。 管理员瞅着她的身影，感慨地说：“这个脾气，哪像个女的！"丑子冈背着超负荷的重物，真不知道她是如何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又如何登上了这座高坡。她满头大汗，帽子和鞋子都掖在腰带上，挽着裤腿跪在地上，艰难地放下沉重的背筐，大口地喘着粗气。她背上的衣服就像从水里刚捞出来一样，人也瘫软在地上，真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她把头从地上抬起来，看了看快要落山的太阳，时间已经不早了，她鼓起勇气坐起来，用尽全力想把背筐再背起来，经过几次努力都失败了。她咬着牙，用全力把背筐放到一块高石上，这才把背筐重新背起来！ 延河边，一位老炭赶着一头毛驴驮着两篓鲜菜正要过河，丑子冈在半坡上发现了，就放开嗓子大声喊着： “老乡，等一等！等一等，老乡！”老乡顺声望去，看到丑子冈拼命赶来。老乡以为丑子冈要让他的毛驴帮助驮东西，忙摇手说： “毛驴太小，不能再驮东西了！”丑子冈着急地又是摇手，又是招手，摇手是说我不让毛驴再驮东西，招手是说你先别走，等等我。 第250页 老乡不管摇手还是招手，只想先过河再说。嘴里不住声地喊道：“毛驴太小，从早到现在还没休息，实在驮不动了。” 丑子冈急了，拼命喊：“你等等，站住！” 老乡听到那威严的声音，不得不停下来，嘴里仍然唠叨着：“小驴从早到现在，实在走不动了。” 丑子冈不知哪来的力气，竟然快步赶了上来，喘着粗气问：“你驮的是萝蔔吗？”她不等老乡回答，急声问：“哎，这萝蔔是送哪儿的？” “是送……”老乡还没回答出来，丑子冈又抢着说：“噢，是给小灶送的，我留下点。” 老乡听说她要留下点，可真急了：“那可不行！”边说边赶着毛驴要过河。丑子冈一看也急了，她把背筐放到河滩上，跑上去拦住了毛驴：“老乡，你听我说……” “我不听，反正不能留下，这是给首长们送的。” “给首长送的更好说了，哪个首长不能给孩子一口？这刚拔下来的，真鲜呀！” “哎，哎，哎，你几个孩子，就拿这么多？”老乡伸手拦住丑子冈。“我几个孩子，我是一个託儿所。” “那可不行！”老乡把丑子冈挑出来的萝蔔又准备放回去，丑子冈推开他的手，顺势掏出一张边币给老乡。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 “你去把筐上的衣服拿来，帮我抱上，对，放到我手里。” “你无法拿了，还是先放到我筐里，过了河给你。” “好，那就谢谢老乡啦！”老乡帮丑子冈背起背筐，一起蹬水过河。老乡回过头来，瞅着丑子冈纳闷地问：“你是女的吧？” 丑子冈哈哈大笑起来：“当然是女的。” 老乡瞪着惊奇的眼睛敬仰地望着丑子冈的背影，喃喃地说：“奇人，真是奇人！八路军里奇人真多！” 有一次，上级通知丑子冈去接新到的孩子。丑子冈带着3个阿姨急匆匆地走进了中央办公厅的会议室里。只见一群孩子横七竖八地趴在桌子上、椅子上或躺在地上都睡着了。王首道怀里还抱着一个最小的也睡着了。丑子冈赶忙数了一下，共8个孩子。 “看见了吧，丑子冈同志！这是我们的烈士们留下的粮苗，是我们的老百姓给保护下来的！现在送到了延安，要由你们把他们抚养起来。”王首道同志声音低沉，眼睛有些湿润。 送孩子们的新四军同志忙把孩子们推醒，嘴里不住地喊着：“快醒醒，丑妈妈来了！快起来，丑妈妈接你们来了！” 方军是这8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他走到丑子冈跟前，含着眼泪说：“丑妈妈，我妈妈牺牲了，我的奶妈也死了，我没有一个亲人了！" 另一个女孩也哭着说：“丑妈妈，我爸爸妈妈全都牺牲了！" “我爸爸妈妈也都死了！" 孩子们围着耳子冈，哭喊声响起一片。尹子冈一边给身旁的孩子擦眼泪，一边大声地说：“孩子们，擦于眼泪不要哭，丑妈妈就是你们的妈妈，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你们的亲人！我们就是来领你们回家的，咱中央託儿所就是你们的家，孩子们，欢迎你们回家来！" 孩子们听了丑妈妈的话，都抱着身旁的大人哭起来。託儿所来领孩子的阿姨和新四军来送孩子的同志也都禁不住流下泪来。 王首道怀抱那个最小的孩子也向丑子冈走来，丑子冈见状也迎了过去。“这个最小的要格外关照！”王首道嘱託着。 丑子冈理解地点点头，伸手向王首道要有关孩子们的材料。王首道摇摇头说： “这批孩子的材料还没有拿到，有的孩子知道自己叫什么，但不知道父母是谁；有的只有个名字，连姓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知道父母是谁了。这个小的，连个名字都没有，只知道人家喊他‘猪娃’。我们正在想办法查找，困难很多，他们的父母在‘皖南事变’中都牺牲了，线索都断了。” “知道了，我现在就把他们领回去！”丑子冈坚决地说。“目前，我这儿还不能给你增加人。一下子增加8个孩子，肯定会有不少具体困难，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找傅连暲吧。”“是，我们也会尽量自己想办法。”丑子冈在领受任务时，从来是不提困难的。她背起那个小“猪娃”，在3个阿姨的协作下，领着其他7个像“小叫花子”似的队伍回家了。1942年为纪念和感谢美国洛杉矶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对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帮助，将中央託儿所更名为洛杉矶託儿所，并与保育员一起摸索出一套保育工作的方法和比较完善的保育制度。 1946年11月党中央指示延安的非战斗人员提前转移。作为中共中央后方机关党委委员的丑子冈深感转移託儿所的责任重大和艰巨，她立即率领20多个工作人员和90多个孩子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们首先宰杀了自己餵的猪，给孩子们做成路上的食物；把孩子们的小木床改成能套在驴马上的驮床。帐子、被子、吃的、穿的，能带走的尽量带走。 丑子冈带着她的儿童兵团告别了延安，告别了他们自己动手盖的俱乐部、自制的玩具、体育器具、住惯的窑洞……踏上了转移的征途。 第251页 她，牵着牲口，背着孩子，一趟又一趟在冻有薄冰的河水中蹬来蹬去，双腿被刀一般的冰凌划破一道又一道口子，鲜红的血和水搅在一起，顺流而下…… 她，在宿营地照顾孩子们吃好饭，安顿睡觉后，召集领导同志，研究次日的行军路线，向当地党组织接洽工作，安排行军保卫工作和借用牲口，筹集食品…… 她，教孩子们防空知识，进行防空演习。当敌机真正在头顶上轰炸时，她和全体工作人员把孩子按倒在自己身下，用她们的身躯来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她，为了孩子们安全渡过黄河，果断决定急行军，黄昏前赶到渡口，天黑前渡河，30里的崎岖陡峭山道，不能用驴马驮孩子，就动员当地群众背孩子…… 她，率领她的儿童兵团，好容易过了黄河，一天走了80里，大家都已精疲力竭了。刚照顾孩子们吃完饭的保育员还没有来得及吃饭，就接到了敌人进袭的消息。她又带头背着孩子，顶着飢饿和疲劳，率20多名工作人员，90个孩子走了一个通宵，才到达安全地…… 她，率领她的特殊兵团，辗转跋涉千余里，途经8个县，歷时1年零4个月，终于到达了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 她，率领她的兵团，终于弃1949年春，进了北平，搬进了西郊万寿寺。 第39章 永远活在学子心里——王一知 “我多么羡慕你们！青春是无限美好的……”说这话的人名叫王一知，说这话的时候她已经不再年轻；在那之前，她就被一群又一群年轻人称作“王妈妈”；她是1922年由刘少奇同志介绍入党的一位老党员。 人的一生，总有些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事。对于一零一中学的老校友来说，每当谈起老校长——王一知，总是有一种难以控制的共同情感从心底喷涌出来，那丢不开抹不掉的往事。就会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花丛中， 红旗下； 安卧着老校长王一知 ——我们慈爱的妈妈！哀乐低奏， 黑纱高挂； 强忍着泪水再看一眼， 心中留下一抹彩霞！ 风风雨雨出生入死多少回， 歷尽坎坷走过了九十个年华；太辛苦啦！ 该休息啦！ 鲜艷的党旗覆盖在她身上， 映红了那饱经风霜的面颊， 在她哺育的孩子们心中， 绽开了一朵永不凋谢的花！ 这是与王校长遗体告别时，留下的永不磨灭的镜头。那天，天气阴沉沉的，一大早就沸沸扬扬地飘着雪花。在八宝山大礼堂前，黑压压地站着一片人。有些人站在棚子外，飘扬的雪花落在脸上冰凉冰凉的，好一会儿才能融成一星水珠。人们静静地站着，胸前佩戴一朵白花，就像一团雪，蒙在滚热的心上。 人群中，有政府的部长、戎装的将军、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他们没有像往常一样走进那专为“高级首脑”打开的“首长休息室”，也没有森严壁垒的穿白制服的人为他们的安全走来穿去。 他们悄悄地混杂在普通公职人员、教师、工人中间，轻轻地点头，紧紧地握手，小声地攀谈，真诚地问候……在这里，没有职务的高低，官衔的大小，人身的贵贱。他们都是校长的学生、妈妈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一起的兄弟姐妹。 理想毕竟不是现实，名誉、地位、权力对人来说是有巨大诱惑力的。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超越名誉、地位、权力的东西呢？说没有是不实际的，说有那实在是太少了。王一知校长一生的追求，也许就是那不同于一般人的特殊例外。 王校长病情恶化，急需送医院治疗。经子女和校友多方联繫，北京医院有空床位，但说王一知只是个中学校长，不具备住该院的资格。学生和子女们很着急，王一知却不以为然。 1921年，王一知在湖南桃源省立女子师范毕业后，就来到了向警予同志创办的淑浦小学任教。1922年2月，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她到上海进人了我党举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半工半读。在那段时间，她经常接触陈独秀、李达、张太雷、沈雁冰、刘少奇等同志，在他们的影响下，王一知参加了我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与此同时，她还参加了刘少奇组织的马列主义研究会。 1922年8月，经俞秀松、刘少奇介绍加入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吸收的女党员之一。 1923年，王一知随党、团中央转移到北京，注在李大钊同志家中。与李大钊、何孟雄、缪伯英、高君宇等同志一起过组织生活，经常聆听李大钊同志教诲。在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下，和缪伯英同志一起去女师大做学生工作。后来又随党、团中央回上海，根据革命需要，进人我党主办的上海大学学习，同时在向警予同志领导的妇女协会工作。1924年任团中央妇女委员。1925年参加了“五份”运动，为贯彻党的“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她参加了国民议会促进会做统战工作。 1925年冬，北伐战争前夕，王一知随张太雷赴广州，在邓颖超领导的广州妇女协会任宣传部主任，同时还主编面向妇女群众的（光明头周刊，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亲自写文章，作演讲，组织妇女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在此同时，她还担任广州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翻译室主任，主持圈阅每日的重要新闻。 第252页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我党被迫转人地下斗争。王一知从1928年起，直至全国解放前夕，一直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 1948年王一知去西柏坡汇报工作，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她。毛泽东诙谐地说：“你从事多年地下工作，该到地上来了。”是呀，终于可以到地上了，这声音像来自天堂的福音，让王一知百感交集。 1949年，王一知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领导上再次动员她来北京做妇女工作。 解放了，回到了地上的王一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百业待举中，敏感地意识到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是关系到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头等大事。她提出：“我思虑再三，抓基础教育，抓青少年教育是件大事，我还是希望到中小学工作。”她毅然谢绝了几位领袖的恳请，放弃在中央工作的岗位，选择了人民的教育事业。 她先后担任了上海吴淞中学、北京华北中学、北京师大二附中、北京一零一中学的校长兼党总支书记，直至1982年离休。 王一知校长以一颗伟大的爱心耕耘于教育园地，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她用30余年的时间，把生命、爱与智慧，奉献给了一零一中学。王一知校长是一位教育理论家，又是一位教育实践家，她既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既重视教书，更重视育人。她不主张家长娇惯孩子，更不允许孩子们表现出干部子女的特殊化。 1950年筹建师大二附中选校址时，周总理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革命干部投身于激烈的对敌斗争，有不少同志英勇牺牲了。组织上把这些干部和烈士的子女，集中在一所学校里过着供给制的学习生活。随着斗争的需要，学校也不断搬迁。王一知调到这个学校当校长后，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她理解周总理选择在圆明园废墟上重建校园就是为了激发孩子们的爱国热情和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953年5月，周总理到师大二附中看望师生时的讲话，更给王校长指明了办学方向。王校长多次向同学们讲过：“不论在何时何地，你们都不能忘记周恩来伯伯对你们的殷切期望。要把他的话作为你们每个人的座右铭，指路灯：‘你们的父辈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既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一副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重担。’周伯伯的这些话就是希望你们一定要一代胜过一代！” 王校长为了实现周总理的意愿，把全部身心都扑到了学生身上。记得有一次课外活动，美术教室前停了一辆新式的小卧车，同学们围拢过去，你一言我一语地赞美着。记不得是谁说了一句：“谁要会开那才帅哩！” 王兴同学走上前用手一拉门，门开着，就钻了进去。他东摸摸，西搬搬，不知用什么办法，竟把车发动起来了。同学们发出一片赞嘆声，有人高声鼓动说：“开起来，兜一圈！”车真的开动了，同学们让出一条路，小车徐徐向前。正当大家玩在兴头上厂司机来了。王兴来个急转弯，想赶快把车开回原地。心越急，手越慌，弯没转好，“吮”地一声撞到一棵树上，车熄火了。这下可闯了大祸，车头左面的大灯撞碎了。 正在这个时候，王校长陪着一位“首长”走过来，同学们都傻眼了，呆呆地站着。王兴从车里爬出来，也低下了头。 王校长和那位首长走到车头看了看，司机把车发动起来，听了听声音，向后倒到马路上。那位首长摇了摇头，低声对王校长说：“刚换的新车，到你这儿来，就变成独眼龙了。” 王校长庆幸地说：“还能开，不让你走回去我就放心了。” 王校长的话说得那样轻松，那样平静，并没有减轻同学们心中的压力。车开走了，大家还站着。 王校长走到王兴跟前，低声问：“是你开的？”王兴点点头。 “你学过开车？" 王兴摇摇头。 王校长略微思索了一下，抬头对大家说：“今后，同学们都要注意，别人的东西不经过允许，是不该随便动的，好啦，都去玩吧！" 这件事发生后，有人问过王冶主任：“那天闯了那么大的祸，王校长为什么不狠狠批评同学呢？” 王冶主任动情地说：“王校长处理任何问题，她首先考虑的是效果。她教育培养人的方法是‘引导’、‘启发’，使人信服，开动脑筋自己思考问题。让你自己去辨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自己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才会产生自我约束能力。也才有可能向伟大崇高美好的方向追求。她认为，听话的学生，不一定就是好学生；肯动脑筋的学生，总比不动脑筋的好。王兴没有专门学过开车，他能把车开走，说明他肯动脑筋。王校长喜欢，从心眼儿里是爱这种学生的。人总是不停地前进的，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发展的。不论是人还是社会，都不可能照一个模式世世代代不变地传下去。教育培养学生，不是牵着同学们的鼻子走。王校长常说‘你们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是希望，是未来，就得跟一味说教决裂。” 第253页 王校长为了培养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革命接班人，在一零一中学进行了各种实践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培养学生的体力劳动观念，在学校开办了生物园地和实习工厂。为了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能力，成立了课外活动小组。为了增加学生的体质，组织了各种运动队和球队。这些活动对学生的成长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崔玉祥校友说：“作为一名航天工程师，我从事航天飞行器的设计与制造工作。参加工作几十年来，完成了很多项设计研究任务，也有一些发明和创造，有的成果还荣获国防科研成果奖。但如果有人问我：你第一次成功的设计是在哪儿完成的？我会回答说：既不是在航天部的研究所里，也不是在大学的实验室中，而是在我的母校一零一中学。” 施光南校友在给汪瑞华老师的信中说：“我是在一零一中学确立搞音乐志向的。学校的文艺社团曾给我一定的影响；我在戏剧组里演出过话剧《桃子熟了》，在美术组里学习素描，也曾短期参加过钢琴组。我创作的歌曲《劳动小唱》和《五十一颗鸡蛋五十一颗心》（前者是反映我们自己整治校园的劳动生活，后者通过班主任葛孚僧老师患病全班同学每人送一个鸡蛋去慰问老师的实事，歌唱了师生间真诚的感情）都曾得奖；我曾主编过校内油印的音乐刊物《圆明园歌声》，我用笔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歌曲曾流传到社会上。这些创作实践增强了我作曲的信心，使我看到了自己在音乐创作方面的潜力，因此走上了作曲的道路。” 翟树成校友在回忆文章中说：“我从小喜爱美术，是学校美术组的积极分子，还当过几届美术组的组长哩。学校刚迁到圆明园时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差，美术组在老师指导下，主要搞室外写生，画速写。搞创作。1953年周伯伯和邓妈妈来学校视察以后，我创作了（周总理来了》；我们班访问了作家周立波之。后，我又创作了《访问周立波同志》，这些作品都曾参加过学校的美术展览。学校美术组的训练为美术院校培养了不少后备人员，我的不少同学都先后顺利地考取了美术院校。如王路、李向汉、司徒兆光、王晓林、任润生等，都是当时美术组的积极分子，后来进入美院深造，现在已经是美术、工艺美术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有的己经成为颇有成就的美术家。” “热爱劳动，艰苦奋斗”是一零一中学引为自豪的特点。王校长多次带领老师和学生，用劳动的双手建设学校。拓荒除草，披荆斩棘，挖游泳池，修大操场，铺平道路，种花栽树……短短几年，将这块记录着民族耻辱的土地建成了花香树绿的校园。 1956年，北京市兵役局批准一零一中10个同学应徵人伍时，王一知校长是那样的兴奋和激动。拉拉这个同学的手，拍拍那个同学的肩，语重心长地说：“亲爱的同学们，我多么羡慕你们！青春是无限美好的，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你们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离开学校走进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广阔的前程就在你们面前，未来是属于你们的！我由衷地祝福你们，祝你们珍惜青春，珍惜宝贵的时光，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融化到集体之中，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你们就永远不会迷途！理想绝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为了集体和事业去不断地追求，你们就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 王校长还告诫说：“你们不论走到哪里，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害怕，不要看轻自己。因为你们不是孤立的个人，你们是处在坚强的集体中，在你们身后有祖国——母亲！" 青春无价，付出了的就永难追回。全国解放初期，王一知付出的青春终于得到了某种承认1952年干部实行薪金制时，人民把“行政八级”和“部长待遇”作为她付出的回报。然而，青春毕竟是失去了的，王一知以其超然的态度放弃了官位和优待，选择了清贫和平凡。 这选择，意味着退出仕途永无升迁的机会，也意味着后来当她重病时没有资格进北京医院治疗，去世后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刊发消息……然而，她绝不在乎。从付出青春的那一天起，她就没想过个人要得到什么。 有人说，王一知的一生是失败的，因为她失去的太多，得到的太少，收支太不平衡。这大概就是慈母们的悲剧，现在的年轻人，再不干这种傻事了！有人说，王一知的一生是成功的，因为她在社会的伤口里，看到了人民的苦难；她从民族的精神里，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她是负载着深深的爱跋涉在坚实的大地上。 王校长的学生、王妈妈的孩子们心里由衷地认为：王校长、王妈妈是伟大的成功者！他的学生和孩子，不管是后来的专家、学者，不管是政府的部长还是部队的将军，即使是进了中央政治局，当了国家领导人，仍忘不了校长妈妈的谆谆教诲。 凡是受过王校长雨露的学生们都懂得，王妈妈饱经沧桑的一生中失去了很多很多，然而她得到的更多：她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换来了桃李满天下，拥有了成千上万热爱着自己的儿女，校长妈妈并且成为他们心目中永远闪亮并被永远追随的一颗真正的明星。 第40章 博大质朴——康克清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远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歷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做到的。” 第254页 这是引用朱德伯伯在《母亲的回忆》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完全表达了我们后辈人现在的心情，表达了康克清妈妈对我们这代人一生的影响。不管是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还是延安保育小学、北京育才小学，当年受过康妈妈雨露的孩子，现在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在康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深情抚育下，这一代都长大成人了。康妈妈的保育教养之恩，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现在可以告慰康妈妈，当年受过您恩惠抚育的孩子，现已散布在祖国各地，有些在建设新中华的工农业生产第一线，成了掌握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的骨干；有一些成了教师、教授、医生、护士、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科学家；还有的成了千百万资产的企业家、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也有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政界要人。总之，当年受妈妈关怀的孩子正遵循妈妈的谆谆教导，围绕中华祖国母亲，沿着自身的轨迹运行着，为建设祖国而贡献力量！ 得知康妈妈去世的消息，我们都很悲痛！我们热爱康妈妈，特别是她为中国儿童健康成长所付出的全部心血，很多事情是值得我们永远回忆的。翻开康妈妈的简歷，映在我们面前的是： 康克清，1912年生，江西万安人。家庭贫苦，自幼劳动。1926年参加妇女会，同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参加万安农民暴动，任乡农民协会秘书，同年冬上井冈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29年与朱德结婚。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任女子义勇队队长。后人瑞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1933年任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1934年被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第二届候补执行委员。同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红四方面军党校总支书记。 1936年后，相继入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晋东南妇女救国会主任、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部长、第一和第二届常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和第五届主席，并先后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和主席、全国儿童协调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少年儿童委员会主任、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会长。曾当选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后，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宋庆龄基金会主席。1988年被推举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我们心中无法磨灭的记忆，在她的简歷上是一笔带过的。那就是从1938年她就任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时开始的。 战时儿童保育会，缘起于“卢沟桥事变”以后，我们的儿童直接或间接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的不计其数。倖免的也是流离失所，孤苦无依，挣扎在饥寒交迫、贫病相加的死亡线上。最使人痛心的是，敌人使用了以华制华的恶毒阴谋。他们把一些天真甚至尚不太懂事的儿童迁到日本本土施行奴化和法西斯教育，然后再派回中国来残害自己的父母和同胞，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抢救受难儿童是当务之急，这是发起组建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根本原因。 1938年7月，我党在延安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由康克清妈妈出任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代主任。 经过康妈妈的多方努力，求得各方的协助与支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原打算于1938年9月25日召开宜告成立大会。由于那天下了倾盆大雨，道路泥泞不堪，保育院设在城外七八里地又缺乏交通工具的地方，大会只好延期到10月2日下午举行。 10月2日，晴空方里，温暖的太阳象徵着战时儿童的新生。那天，延安的四个城门、各街巷都张贴着巨幅宣传画和大标语，在去保育院必经的南门外贴了一幅一丈见方的宣传画，上面写着：“哥哥上前线，嫂嫂去支前，娃娃送到保育院，两下无挂牵”的顺口熘。 在康妈妈的邀请下，朱德总司令、王明、孟庆树等特地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开院典礼。中央领导同志为保育院题词，毛泽东题词是“儿童万岁”，洛甫题词是“未来的希望”，周恩来题词是“革命娃娃万岁”，朱德题词是“保育后代”。 已经收容的娃娃正好50个。他们大都是抗日干部和抗日军人的子女，父母无暇无力顾及他们，生下来后就托送到老百姓家里的。例如：雷力的爸爸、妈妈在前方工作，小雷力被父母的朋友送到延安；张时锋的妈妈在游击队里工作，爸爸是抗日军人；两岁半的王小欣，爸妈在前线；一个特别矮小的6岁孩子，大家叫他“小鬼”，在娃娃中间可称得起“老千部”了，因为他已经跟着父母坐过牢、上过战场，现在父母双双阵亡，被送到保育院来。康妈妈向来宾介绍了孩子们的情况后，组织十几个孩子，唱起了救亡歌曲。 第255页 朱总司令代表前方的将士们对保育院的成立表示祝贺。他强调说：“做好保育院的工作，保育好儿童是重要的抗战工作之一，希望全体保育工作者，克服困难，尺心尽力，培育新中国未来的主人。” 王明同志在讲话中说：“保育工作是意义深长的工作。‘九一八’那年，日寇在东北掳掠了中国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运回日本国，进行奴化教育，到今年敌人围攻徐州时，就出现了许多只会日语的中国青年士兵。7年的时间，他们就把我们的子女训练成了他们的炮灰，送回来毁自己的庄田，杀自己的父老。所以说，保育儿童工作和前方作战一样重要，这个歷史的重任，落到你们身上，希望大家竭诚努力！” 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成立后，接受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资助。为了取得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经济援助，1938年11月延安边区中学小学部的学生也编人了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当时人院的孩子，要由家长或监护人填一个总会统一印发的收领证。在南京歷史档案馆中，还保存着何枫校友人保育院的收领证收据第甲联，编号为12，正文是： 兹由周文先生送来儿童何文康，现年十二岁，四川省青城县人，交本院保育，于必要时得由其家长或保护人凭据领回。 此证中国妇女慰劳自慰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保育院院长签名陈璧如盖章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九日 1939年2月，保育院小学部搬到安塞县白家坪后单独建校，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后经两千里行军，从延安到北京，从战时儿童保育院、延安“保小”到北京育才小学，康克清妈妈无时不在关心着这些孩子的成长。 1949年6月14日，康克清妈妈给安利同学的母亲温宇枫的覆信说：温宇枫同志： 六月九日来信收到。你的男孩安利，四六年延安撤退时已由第一保育院转到第二保育院。四七年三月安全到了太行襄垣县。安利体力、智力发育都较正常，四八年三月已送去育才小学（即延安干部子弟小学）。现住河北行唐高垒村，不久要搬来北平。这个确实消息是我从第二保育院打听来的。 从此，你可放心了。东北如有同志打听原来送到第二保育院的孩子，请转告他们，到今天都全部安全健壮，大的都已送到育才小学。此致 敬礼！ 康克清 六月十四日 康妈妈的这封简讯，浓缩了她对孩子全部的爱和彻底的关怀精神。安利同学说：“我在帮助母亲整理回忆录时，才惊异地发现，我的保育晓生活早从襁褓中就开始了。由于缺少必要的设施和保育人员，延安‘女大’成立母亲班互相帮助育婴，我已是相互帮助对象了。1943年，母亲到延长县工作，我两岁多就离开了母亲，但却得到更多人的关怀。1945年10月，妈妈回来看我及患白喉而生命垂危的哥哥。几天后，琴母亲挥泪掩埋了过早夭折的哥哥，告别了我，奔赴热西和东北。从此，4岁的我就被完全交给了保育院。为了革命后代的安全，保育院在蒋介石大举进攻前就撤出了延安。我和其他孩子一起穿过几个省，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行程几千里，歷时两年多，终于到达了刚解放不久的北京。” 过去了那么多年，接收了那么多难童，康妈妈又有那么多工作，当一些父母试探着向她打听自己孩子的下落时，她都及时地给予了满意的答覆，这中间饱含着多少爱心呀！ 1950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康妈妈在百忙中专门抽出时间去先农坛北京育才小学看望孩子们，并与大家一起欢度节日。在那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孩子群中，她竟然能叫出许多孩子的名字，说出他（她）们是何时在何地相识的，某某爱哭，某某爱笑，某某爱吐奶，某某爱尿炕，活像一个慈祥的老妈妈在数家珍一样，诉说着每一个孩子的短长。小朋友们围着妈妈唱啊，跳啊！难分难捨。当妈妈提议和一伙又一伙孩子们照了相后，大家才同意放妈妈回去。 第41章 天下至圣慈母爱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得到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等十余个社会团体在革命妈妈蔡畅、康克清、丁玲、徐明清、张琴秋等倡议下，发起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于1938年7月4日下午，在延安府衙门举行分会成立大会。参加成立大会的有“抗大”女生、“陕公”女生、鲁迅小学、妇女半日学校、延安妇女自卫军、妇少队及少年儿童等数千人。 大会选举蔡畅、康克清、张琴秋、徐明清、丁玲、史秀云、杨芝芳、吴瑛、李之光、张范、江兆菊、吴文瑜、李玉婷、刘秀梅、诸友仁、陈璧如、凌莎17人为理事。并聘请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邓颖超、孟庆树、许广平、刘群仙、史良、沈兹九、刘清扬、曹孟君等为名誉理事。 大会第二天即7月5日，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选举杨芝芳、徐明清、李之光、吴瑛、刘秀梅、诸友仁、李玉婷、吴文瑜、江兆菊、陈璧如、凌莎11位妈妈为常务理事。会议明确指出，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受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领导。选举杨芝芳为会长，丑子冈任秘书，吴瑛负责宣传，诸友仁分管保育。并决定以延安市託儿所为基础，立即着手筹建保育院。 第256页 1938年10月2日，陕甘宁保育分会所属保育院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保育院”，由丑子冈妈妈代理院长，院址设在延安南门外柳林子。保育院的宗旨是为边区直接参加抗战的军民解除后顾之忧。开院典礼来宾数百人，场面极为热烈。保育院开放3日，以供各界参观。并向总会理事长宋美龄发了专电。 保育总会的特派记者秀之曾写了一篇边区保育院成立的报导，刊登在1938年12月1日出版的《妇女生活》6卷9期上，标题是“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成立了”。 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保育院设幼稚部和小学部两大部分。幼稚部初创时，已实收婴童57人，代院长丑子冈因还兼任着分会的工作，实在忙不过来，决定由陈璧如出任院长、李之光任副院长。因陈璧如另有任务不能到任，第一任院长实际由李之光担任。当时幼稚部的工作人员19人，最早的保育员有李惜春、王玉兰、白如璧等，她们都是陕北的女红军。 第一任院长李之光妈妈是李锡九的女儿。李锡九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192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他对女儿的成长有很深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李之光毕业于直隶女子第一师范第一期，1929年任小学教员和聋哑学校教员。1938年春，43岁的李之光带着13岁的小女儿奔赴延安，投身于革命行列。她家两代人中先后有6人在陕北公学学习过，3代7口人同饮过延河水，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妈妈同志”。 李之光在陕北公学、女子大学学习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服从党的需要，到边区保育院任院长。 一位革命母亲，她喜爱党分配给她的工作，她全身心地投人到工作中去，把自己的爱全部奉献给了孩子们，孩子们也非常喜爱她。 当时的延安，经常遭到日机轰炸，保育院先后又收容空袭遇难者的子女十余人。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于1938年11月10日，将保育院迁往延安以北80里的安塞小草峪村。年底，保育院扩大收生，将边区中学小学部迁往小草峪与保育院合併。从此，边区第一保育院分为幼稚部和小学部两大部分。保育院成立一周年时，累计接收来自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儿童达300多名。他们在这红色摇篮里享受着无限的温暖、无尽的慈爱。他们那“排排坐，吃果果”的歌谣，深深地镌刻在那些幼儿的心灵里终生不灭。 李之光院长调离后，由陶汲波接任院长。1939年9月，陶汲波院长调离，由丁彤接任院长。丁彤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结业后，由中央妇委工作委员会调她到保育院接替陶汲波的院长职务。丁院长在职期间，报请中妇委工作委员会批准，由边区政府拨款，兴建新的院舍。考虑到儿童就医方便，新址选定在延安城北靠近中央医院的李家洼。 1941年春流行感冒，百多个孩子患了百日咳，由于药品缺乏，一时难以控制，周恩来副主席得知后，特地委託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用飞机从南方运来了药品，及时解决了难题。6月，丁彤院长调回部队，由凌莎烤任院长。1945年5月，凌莎院长调离，7月，由黄杰接任院长。1946年8月由杨芝芳接任院长，11月黄杰院长离任。 李之光院长在任期间，是保育院的初创和发展阶段，也是最困难的时期。她当时遵循“徐老”的教育思想，实行集体育儿、养教合一，生理、心理教育并举的幼教改革。也许这是世界上最原始的，也是至今仍然是最先进、最科学的育儿方法。 孩子们入院时，小的一两岁，大的四五岁。保育院不但要求教保人员懂得幼儿的生理、心理知识，还要求他们在实践中去运用。当时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已十分重视娃娃们的营养，每周都要给不同班次的孩子们订出不同的食谱，还要研究不同年龄孩子的不同心理反映，进行不同的心理诱导。 幼稚班的课程有：看图识字、数数目、绘图画、做手工、做游戏、教跳舞、讲故事、做体操、开班会、进行卫生检查评比等。 对孩子的初起教育，先生和阿姨们是在有意中教，孩子们是在无意中学；老师在日常生活中教，孩子们在玩耍游戏中学。 幼小的孩子们好问、好奇、好学、好动手，凡是他没见过的东西，总爱问到底，总想动手摸一摸，亲自做一做。先生、阿姨们了解儿童的心理，不着急，不厌烦，不骗孩子，不给孩子讲歪道理。 孩子的模仿性强，大人的一举一动，孩子都在暗中看、偷偷模仿；先生、阿姨对孩子讲的每一句话都要慎重，在孩子面前的每一个举动，都要严格掌握分寸。 孩子天性中的第一需要就是玩耍。不让健康活泼的孩子玩耍，就会束缚他们的想像力、创造力。孩子的心灵是纯洁的，小脑袋中充满了幻想与美梦。因此，老师每天都要带他们进行户外活动。让他们唿吸新鲜空气、晒太阳、洗澡，并告诉他们进行空气浴、日光浴、永浴的好处。不怕孩子听不懂，幼儿的接受能力不仅是听，更重要的是看，只有见多，才能识广。 延安用水困难。过去井也很少，吃的、用的水全是从延河里挑。阿姨不管是餵孩子们喝水还是洗澡，只要接触到水，就讲水的故事，讲节约用水的意义。给孩子们洗澡，开始用热水，渐渐改成温水，再大一些就用凉水。一边洗澡，一边讲洗澡的好处。用热水洗澡时，讲卫生知识，防病措施；进行冷水浴时，讲增加抵抗力，防止伤风感冒，培养勇敢不怕困难的精神；继而带他们到延河里洗澡，讲大自然，让孩子们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给予的乐趣，让孩子们回归大自然…… 第257页 康克清妈妈曾对李之光院长评价说：“她热爱孩子，孩子们也个个都爱她。 孩子们在她身上找到了伟大的母爱和无限的温暖。在第一保育院初创的困难条件下，她带领着全体工作人员想出各种办法改善孩子们的生活。当孩子们吃不到糖时，她们把枣子煮熟了来代替；保育员少，她经常白天工作夜里值夜班。由于过度辛劳，她的心脏病復发，脸浮肿，但仍坚持工作。” 毛泽东主席也表扬李之光院长说：“工作认真负责，耐心细緻。”当得知她经常带病工作后，毛泽东还特意赠送她一匹马，以减轻她的奔波之苦。随着出征军人子女和难童的不断增加，经费、物资供应、运输、医疗等众多不便严重影响了保育工作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经中央妇委和边区政府批准，在延安城北20里的李家洼修筑新院址。计石窑50孔，土窑40孔，平房60间。 1940年9月，保育院迁李家洼新址。朱总司令为保育院题词“耐心地培养小孩子”，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题词“新的战士在孕育中”，徐特立题词“保证儿童身心平均发展”，这些题词和毛泽东同志的早先题词，都一併石刻镶嵌在新石窑的门媚上。凌莎接任院长后，延安女子大学託儿所和中央统战部託儿所并人保育院，幼儿人数达到280名，工作人员也相应增加。原院部所辖保育、教导、卫生、总务4个股，扩编成为4个科，同时增设了乳儿班。这时候保育院隶属关系，也由中央管理局移交给边区民政厅。1942年整风中，保育院全体教保人员参加了整风，批判了不安心教保工作的思想，普遍提高了教保工作的荣誉感和政治责任感，在“一切为了孩子”的口号下，同仇敌汽，决心战胜敌人的封锁，保育好孩子。 1944年5月17日，首批“中外记者参观团”进人延安。这是打破封锁后进人陕甘宁边区最早的中外记者。 记者们参观了机关、学校、幼儿园、託儿所以及老百姓的窑洞。吃着陕北的小米饭、军民们自己种的萝蔔菜，饮用延河里清凉甘甜的水，看到军民团结一条心及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感觉一切都令人愉快而新鲜。 最让他们感到好奇的是，中共领导人不论职务高低，竟然都会纺线、织布、织毛袜子、干农活。 毛泽东亲自在院子里种西红柿，栽辣椒，小菜园子整得红红火火。周恩来与夫人邓颖超双双纺线，织毛袜子，挑灯夜战，夫妻俩织出的袜子都是一等品。 朱总司令和夫人康克清都是机关的劳动模范，他们不论是种菜还是种庄稼，都是行家里手：他们纺的线、织的布，都是精品中的样品。 有位记者问毛泽东：“你们每天有忙不完的大事要做，为什么还要抽时间去种菜、纺线呢？" 毛泽东郑重地回答：“民以食为天，怎么能说这不是大事呢？只有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嘛。”毛泽东的回答，使记者们无不点头称是。记者团到延安后，多次去“保育院”、“保小”参观。在他们的笔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保育院之一。 “保育院的孩子活泼可爱，他们的歌声和舞蹈给参观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延安的生活很艰苦，但孩子们都很健康。他们不分男女孩，一律穿着统一的公家发的小灰制服，戴着小军帽，清一色的小八路打扮。”“他们穿着整齐千净，吃得也不错，一律实行供给制，享受着边区政府最高的伙食标准——小灶。据说是和延安中共最高领导人享受一样的伙食标准，所以他们都长得胖乎乎的，十分可爱。” “在延安参观访问，记者们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参观了孩子们住的窑洞、做饭的厨房、活动室、学习室、游戏场以及洗澡房、体检室、洗衣房、病号隔离室……” 赵战生小朋友是凌莎院长的儿子，他长得活泼可爱但从不特殊。记者团参观时，他是小合唱队的成员，小傢伙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队列里，那表情，那姿态，活像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兵。他们唱完《黄河大合唱》后，面前的记者们拥了过来，把他们围在了中间。路透社记者武道走过来，先把镜头对准战生拍了一张照，又伸出胳膊亮出他的手錶向战生夸耀说：“好看不好看？" 战生抬头看了看那亮闪闪、金灿灿的手錶，脸上露出了喜色，他刚要说好看，话还没出口立刻咽了回去，又马上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把头转了过去。 记者仍不放松地问：“喜欢吗？要是喜欢我就送给你。”说着就准备摘手錶。幼儿院的娃娃如何应付这场面，真让旁边的老师、阿姨着急！ 小战生又抬头看了手錶一眼，出乎记者意料地摇了摇头，坚决地大声说：“不要” 如果我长大了工作需要，公家会发给我的。”说完就想走开。记者们仍围着他问“那么，你长大了做什么呢？" 回答更加响亮：“长大了像爸爸、妈妈一样，当人民的勤务员。”这真是一语惊天下，使这些饱经世事的外国记者们目瞪口呆。他们所料想不到的是，这话是出自一个幼儿园孩子之口，他们不能不相信，这是他们亲眼看到的事实。他们又实在弄不懂，这些孩子是如何教育的…… 第258页 小朋友们的表演，更给参观者带来浓厚的兴趣。这些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娃娃，一点不认生，不怯场。看到那些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外国人，一个个显得很精神，他们挺着小胸脯，高昂着小脑袋，神气十足地唱着、跳着……记者们不时举起相机，拍下了一张张动人的照片。即使带着不同政见的记者，看到这一切，不能不由衷地感慨：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 这就是延安的娃娃，人人都有一颗亮晶晶的心。人们常说小孩子不懂什么。其实，对于幼儿教育，大有研究之处，也许在他们智力刚刚萌发时，正是人生德育、智育开发的最佳阶段。延安对幼儿进行的早期教育，是教者有心，学者无意，在生活、游戏、玩耍中不知不觉地让孩子学到了知识，养成了习惯，在积极暗示、鼓励赞扬、严格要求、批评帮助的氛围中健康成长。记者们信服了，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出一代新人。 第三部 儿女的梦幻 序 言 特殊时代的平凡人 人生在世，是不能选择自己生存的时代的。我们所要讲的这一代人，就是经歷了这样一个时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新中国的建立，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个获得新生的中国，开始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这个特殊的时代，给了这代人特殊的磨砺与机遇，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磨砺与机遇，使这代人接受了有别于任何时代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所以有人说：中国高干子女，是“上帝宠儿”、“特权阶层”、“红色贵族”。是的，这是一个无法迴避的问题。这一代人有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家庭，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他们毫无选择地被推入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儿童公育环境，这也就必然註定了这代人对党、对民族的忧患意识和对祖国的使命感特别强烈。 心繫中华民族，情凝百姓父老，是镌刻在这代公育儿童心灵上的深刻印记，是永远无法磨灭的烙印。与共产党同生存共患难，与劳动人民血脉相连，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经过死里求生、炼狱之难的人，不会用谎言书写真实，更不会用真实的记忆来伪造歷史！因为他们的生命是人民用乳汁哺育的，他们的灵魂是父辈用鲜血和白骨熔铸的，他们的今天是以父辈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所以，他们忠贞不渝的坚定信念是—— “我们放弃了当年的幼稚和盲从，但绝不会中止对人民的忠诚！我们忘不了那刻骨铭心的集体生活，忘不了那老师胜似父母、同学亲如兄弟姐妹的人间真情！面对着用鲜血汇流而成的延河水，仰望着用白骨托起的宝塔山，我们没有理由不在父辈的墓碑前跪下。不管处于怎样的境地，我们仍拥有共同的心灵底色：群体的特徵，鲜明而突出；行为规范，残留着父辈们追求的信念道德；正身直行，闪耀着延安精神的光彩。我们经受过人世上惊心动魄的苦难，也得到了天地间最伟大的无私慈爱！我们是不幸的一代，然而又是最幸运、幸福的一代！” 承上启下，是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也是万物衍生的纽带。坚硬的黄土，血红的泥泞，背起重新绽开的新绿，支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歷史就是用这种方式，完成了延续的进程。在春天里燃烧自己，在金秋中获得新生！这一代人在苍凉的暮年，还想为民族重振添点余温，还要义无反顾地忘情投入，做最后的奉献和牺牲！让这本书，就从他们诞生的岁月那一页打开吧！ 第一篇 “上帝宠儿”——与共产党同生存共命运的一代 引 言 一.“上帝宠儿”——与共产党同生存共命运的一代 与中国共产党同生存共命运的孩子，是指从苏联十月革命到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段歷史时期出生的孩子。这些炎黄子孙，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的步伐走过来的。在他们身上能找到许多中国共产党成长的痕迹，能够触摸到中国共产党发展的脉搏。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革命传统的薰陶、政治风云的洗礼，使他们在特殊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中，磨鍊出了特殊的性格，造就了惊人的毅力、十足的韧劲、坚固的凝聚力和经得起各种打击甚至摧残的精神。他们经受过白色恐怖的考验、净化灵魂的教育，共产党的父辈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塑造了他们的信念和追求，熔铸了他们的真诚和无私。“我们是人民的儿子”、“人人平等”、“劳动光荣”， 是他们终生牢固不化的行动准则。所以说，“中国高干子女是上帝的宠儿”，那是千真万确的。不过他们只是“宠儿”的组成部分，并不是全部。“上帝的宠儿”，还应该包括烈士子女、一般干部子女和平民子女。我们将在本书中用大量实例、客观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不过在考察事实之前，我们还应该达到一个共识——那就是谁是“上帝”？ 按《辞海》上的解释：“上帝”一是指天帝；二是指古代的帝王；三是指基督教借用中国原有语词，对其所信奉之神的译称。中国共产党人不信天帝，不信鬼神；他们所从事的革命就是砸碎封建社会和帝王，最终进入共产主义。所以，在共产党人的眼里，“上帝”自然不是《辞海》中所解释的“上帝”了。而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辞典里，“上帝”——就是“人民”！那么，如果说“上帝的宠儿”是指“人民的宠儿！”那实在是一个再贴切不过的比喻了。 第259页 二.家庭教育 一个孩子出生后，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在家中度过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最基本的生活单位。儿童最初几年身心各方面的发展，有助于以后甚至于终生的健康发展。每个父母都应该知道，自己把孩子生下来，必须负起教育的责任。父母是孩子第一个和最长久的老师，对孩子一生的发展影响极大。父母对儿女进行品德教育，是十分重要的目标之一。 德育教育，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政治思想教育，另一个是道德品质教育。政治思想教育是偏于宏观的，可以说是大是大非问题；道德品质教育，则偏于微观方面，着重于个人的品行修养。每一个父母，都应十分重视培养孩子成为道德品行端正、知识丰富和智力发展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 △郭亮留给妻子李灿英的遗书 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的风暴席捲着南中国。湖南省的工农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地主、军阀、反动派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声震全国。在工农领袖中，郭亮的名字十分响亮。他是1921年入党的老党员，入党介绍人是毛泽东。反动派赵恆惕对郭亮恨之人骨，以一万元重金悬赏缉拿他。“马日事变”后，由于叛徒的出卖，郭亮于1928年3月27日被捕，29日夜，国民党反动派就杀害了他，并在长沙和铜官镇悬首示众。 临刑前，郭亮向敌人要来纸笔，给妻子李灿英留下一封简短的遗书： 灿英吾爱： 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 此嘱郭亮 襁褓中的郭志成与父母 革命父辈在就义前，心境是坦然的、从容的。郭亮在遗书中说：“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足见革命者的胸怀。他们的儿子就是郭志成。 郭志成，1925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他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岁月，因此，父亲为他取名叫“多难”，以激励他将来为拯救民族而努力奋斗！ 父亲郭亮牺牲后，母亲李灿英仍然坚持在上海、武汉、湖南等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而且也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她说：“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抛弃个人的生命，而换取多数人的生存，这是革命者的真诚天职。” 为了隐蔽身份，李灿英改名为“李英”，把儿子的名字由郭多难改为“郑志忠”，1935年以后又将儿子名改叫“袁志忠”，最后才叫“郭志成”，表达了要他继承父亲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成功的殷切期望。 △赵云霄留给刚出世的女儿的遗书 1925年，党派中共党员赵云霄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与同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陈觉结婚。1927年9月回国，先后在东北、湖南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9月，湖南省委遭到破坏，赵云霄不幸被捕。1929年3月24日在长沙英勇就义前，她给刚出世的女儿启明留下一封信。 赵云霄烈士遗书 启明——我的小宝贝： 我在牢中生了你的时候，我为你起了这个名字，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名字。因为我刚怀你4个月的时候，你的母亲便被湖南清乡督办署捕进陆军监狱署来了。当时你的母亲本来是应立即处死的，可是因为有了你的关系，经督办署检查了四五次，方确定有了你，我的死刑只好缓期执行！所以，我为你起了个名字叫“启明”。 小宝宝：你是民国十八年正月初二日生的，但你的母亲在你才有1个月又十几天的时候便与你永别了。小宝宝你是个不幸者，生来不知生母是什么样，更不知生父是何人？ 我的小宝宝，你的母亲不能抚养你了，只能把你交与你的祖父母来养活你，你不必恨妈妈，而应恨当时的社会！ 小宝宝，我很明白的告诉你，你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且到俄国读过书。你的父亲是死于民国十六年阳历十月十四日，即古歷九月初四日。你的母亲是将死于民国十八年阳历三月二十六日，即古歷二月十六日。小宝贝，你的父母你是再不能看到了，而且也没有相片留给你，你的母亲所给你的纪念只有这封信和衣物，还有一枚金戒指，作为你一生永久的纪念！ 我的小宝宝：我不能抚育你长大，希望你长大时好好的读书，且要记住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我的小启明，我的宝宝！当我临上刑场的时候你还在牢狱中。你是个不幸者，你是个世界上的不幸者！更是个无父母的可怜者。 小启明啊！你的母亲不能多写了，这封信是血泪铸成的。你的外祖父家在河北省阜平县。你的母亲叫赵云霄，是23岁上死的。我的小宝宝，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负你父母的期望。可怜的小宝宝，永别了！ 你的母亲于长沙陆军监狱署 泪涕三月二十四日 △李硕勛（原国务院总理李鹏之父）留给妻子赵君陶的遗书 1931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的李硕勛被敌人逮捕后，他自知将遭杀害，便给妻子赵君陶写了遗书，信中说： 陶：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第260页 勛 九.十四 李硕勛临刑前，除给妻子赵君陶的遗书外，还给在香港挂业开医的中共地下党员柯麟之妻陈志英写了一信。信中说： 英姊： 我本不认识你，但我曾知你同我的妻子是朋友，故特寄一函存你处托转她。我死不必念，务望代我安慰她！！并望托人照料她回家去！！！要她向肥兄处要数百元作路费回家，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 勛托 九.十四 李硕勛临刑前的两封遗书中头等重要之嘱，均是“惟望善育吾儿”、“根本把儿子安顿好为要”之语。他为革命把一切都置之度外，惟一放心不下儿子李鹏，足见父子亲情在人生中的地位。 △刘伯坚就义前给妻子王叔振及亲人的信 1935年3月21日，是刘伯坚最后的日子。他向敌人要来了笔墨，给妻子王叔振写了最后一封信。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享业。 我葬在大皮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三月二十日于大皮（实为21日，刘伯坚误记为20日） 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在战斗中为掩护部队撤退，不幸左腿中弹负伤，敌人包围被俘。刘伯坚自被捕的第一天起，就决心一死以殉主义。他在狱中先后写了三封遗书（其中一封遗失）给陕西的兄嫂。信中表达了他的心志： “弟在唐（塘）村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至（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就这样，刘伯坚带着对革命必定成功的信念从容地走了！刘伯坚作为父亲，他没有为儿子留下一文钱，却留下了无限的思念与期望。他爱自己的儿子，但他更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为了祖国的解放和民族的復兴，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永别了自己的骨肉。 △赵一曼遗书 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包围，在指挥突围中先是手腕负伤，继而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流血过多昏迷而被捕。 她被押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进行审讯。此时，她伤口不断流出的鲜血湿透了棉裤，依然忍痛怒斥日寇侵华罪行。日寇对她拳打脚踢百般折磨，她昏死甦醒后仍对敌人骂不绝口。 赵一曼在牺牲之前，最思念和牵挂的是自己的儿子赵掖贤（宁儿）。孩子在临产的时候，她正在宜昌做地下工作，把孩子生在一个陌生的好心妇女的半间砖房中。在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的途中，她身无分文，背着孩子一路讨饭，受尽了千辛万苦，几乎在上海街头把孩子卖掉。 赵一曼临刑前一天，给儿子写了一封遗书。 宁儿： 母亲对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相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你的母亲赵一曼 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 △任锐写给女儿孙维世的诗 1927年孙炳文被害以后，他的夫人任锐担负起抚育革命遗孤的责任。在白色恐怖下，经歷了11年的困苦生活，于1938年到达延安，先后在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被同志们誉为“妈妈同志”。 在从重庆赴延安途中，为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女儿孙维世口占寄儿诗一首： 儿父临刑曾大唿： “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 莫将血恨付秋风。 在短短的四句诗中，体现了一位革命母亲对女儿的殷切期望。 △车耀先给儿女的信 革命烈士车耀先，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饱经磨难，却没有忘记关怀儿女，更没有忘记家教。1940年，车耀先被囚禁于贵州息烽监狱时，利用敌人让他管理图书时写下了长达万言的自传。《先说几句》系自传的第一段。文中说：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余因政治嫌疑被拘重庆，消息不通，与世隔绝。禁中无聊，寝食外辄以曾文正公家书自遣，遂引起写作与教子观念。因念余出世劳碌，磨折极多；奋斗40年，始有今日。儿女辈不可不知也。故特将一生之经过写出，以为儿辈将来不时之参考。使知余：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已足矣。夫復何恨哉？！ 第261页 △毛泽东给儿子的信 毛泽东率红军到达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自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毛泽东十分想念远在他乡的亲生骨肉，多次写信、托人带书给岸英兄弟，倾注着一片父爱之情。岸英兄弟也时常寄回照片和书信，向父亲诉说生活学习等情况。 1940年已19岁的岸英，开始考虑今后一生应走什么样的道路。据此，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给岸英兄弟写了这封回信。 毛泽东给岸英岸青的信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復，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又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做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喜欢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儿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毛泽东给岸英岸育的信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拣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1941年1月31日 △林正良狱中勉诸儿 林正良系1938年秋加人中国共产党，任中共金沙县党总支书记、金沙中心县委负责人之一。他在当地积极领导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40年腊月26日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1941年8月7日，他在贵阳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临刑前赋诗一首，名日《狱中勉诸儿》： 国雠家难恨重重， 责在儿身莫放松。 学艺克家跨灶子，（克家：担当家事；跨灶：儿子超过父亲） 读书救国主人翁。 歌成正气文相国，（文相国：文天祥作《正气歌》宁死不屈） 冰结坚甲史阁公。（内阁大学士史可法守扬州露水在甲上结了冰） 千古英雄承母教， 圣贤事业盼追踪。 △陈潭秋与儿子楚三诀别 1939年5月，陈潭秋从苏联回国经迪化，被任命为中共驻新疆代表兼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42年9月被国民党盛世才软禁，12月其爱人王韵雪生下个儿子，取名楚三。1943年2月7日，陈潭秋被捕人狱，临走时他对王韵雪说：“我意料中的事已来了，你一定要按我平日对你讲的身体力行，好好抚养孩子，培养长大像我一样……”他又走到刚刚出生才两个月，正在熟睡的儿子床前，轻轻地对酷似他的小脸蛋上亲了又亲，而后才迈着坚实的步子离开住房向外面走去。 △续范亭给长女续磊的诗 1945年9月2日，续范亭的女儿续磊和延安鲁艺文学系的十几位同学，加了开赴东北干部团中的鲁艺工作队，即将远征。临行之前，趁着在鲁艺礼堂前集体合影的机会，续磊拍了一张单人小照，託付系里的好友洗印后送交父母留念。续范亭看到女儿照片后，满怀深情仿《木兰诗》赋诗一首： 阿爷无大儿， 续磊无长兄， 愿随工作队， 从此替爷征。 革命事业大， 非可期速成， 临行拍此照， 聊以慰双亲。 △任锐送儿上前线 1945年秋，任锐的儿子孙名世从前线回延安看望母亲。当时，组织上为了照顾任锐，决定留下名世在延安工作。而任锐却说：“孩子是党的，应该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全国还没有解放，有多少母子分离，饥寒交迫，盼望天亮，我怎么可以让名世守着我呢？”她决定将儿子送到最需要的东北战场去。送儿上前线那天，她慷慨挥笔，写下了《送儿上前线》这首诗： 送儿上前线， 气壮情亦怆。 五龄父罹难，（指1927年4月孙炳文被国民党杀害） 家贫缺衣粮。 十四入行伍， 母心常凄伤。 烽火遍华夏， 音信两渺茫。 昔别儿尚幼， 犹着童子装。 今日儿归来， 长成父模样。 相见泪沾襟， 往事安能忘？ 父志儿能继， 辞母上前方。 名世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血染沙场，壮烈地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换来了全国人民的翻身解放。 △叶剑英给女儿楚梅的信 叶剑英的长女叶楚梅，1928年生于上海。叶剑英、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便把妻子和当时惟一的儿子叶选平送到香港秘密安置下来后，没等女儿出生就又投人了革命战争。直到1937年，叶剑英负伤回到广州做手术时，9岁的楚梅才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幼小的孩子见到这陌生的父亲后，她还来不及好好看看父亲的模样时，就被人匆匆带走了。 第262页 1945年，17岁的楚梅几经周折被接到延安，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父亲身旁。然而，终日忙碌的父亲甚至无暇同女儿单独在一起。楚梅常孤零零地一个人，心中好不难受。回到父亲跟前，却又常常见不到父亲，那种酸甜苦辣使楚梅经常偷偷地掉泪。 百忙中的叶剑英，也时时挂念着爱女。他托人给楚梅买了许多书，希望她能刻苦学习。楚梅在延安只待了一个多月，便被送到遥远的北方。慈父疼爱女儿，却没有把她留在身边，而为她选择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送她到东北民主联军当战士。 从小在广东长大的楚梅，对东北的生活很不适应，每天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练兵，她的手脚都生了冻疮，疼痛难忍。楚梅是个坚强的女孩子，她咬紧牙关克服生活上一个又一个困难，在艰苦的环境中默默地磨鍊自己。1946年年底，叶剑英听说女儿的情况后，给女儿写了一封鼓励信： 亲爱的梅儿，爸爸有你而感觉骄傲。 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 这不是日暮途远呀！红日恰在东升。 阳光照着艰险的途程，比起黑夜里摸索， 要便宜得万万千千。 急进吧！追上那先头出发的人们。 急进吧！再追上一程。 那里有广漠无边的地盘，等待你们去开垦。 那里有大批优良的种子，等待着你们拿回来撒播，赶上春耕。人民要翻身了，许多人已经翻了身。 敌人着慌了，不顾一切的起来做绝望的抗衡。 这是人类歷史上最热闹的场面， 急进吧！再追上一程。 我们不是速胜论者。 欢迎你们能够赶上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 我想你们没有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人。 你们是铁骨铮铮。 叶剑英写这封信时，他当时正在北平担任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在那种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之中，他挤出时间给女儿写信，以热情激扬的文字，表达了父亲对女儿的关怀、教诲和期待。 叶楚梅考人莫斯科大学后，不幸得了肺结核，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同学们不时到医院来探望她，她就借同学的笔记一一抄下，在医院边治疗、边自学，然后回学校参加考试。就是在这种困境中，楚梅顽强地坚持学习。病情稍有好转，她便迫不及待地出院返回学校。 1949年6月，刘宁一同志到苏联，顺便带来了叶剑英同志给女儿的信。在异国他乡，楚梅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家书抵万金”！她捧着父亲的信，一股暖流在全身奔涌。 亲爱的梅儿： 收到你最近的信，是1949年4月21日。知道你已恢復了健康，增加了体重一公斤，也增高了血色素，又在继续着你们的学习，我很高兴！女儿，爸爸很对不起你，你来过很多信，都没有答覆，我知道处在遥远的国家，由于言语、习惯等等，自然要增加一些对祖国的怀念。何况祖国的人民，正在以千万倍的信心和勇气，来打断快要挣断的锁链的时候，不断胜利的狂风，吹到无限遥远的西方的时候，你们的心情爸爸是很知道的。 女儿，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墓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能够在我们的国土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你们不能逃避这一责任，你们必须完成你们这一代的责任。因此，当着你们还在学习时期，就应该全心全意地为建设我们全新的中国而努力！ △萧劲光给儿子萧永定的“赠言”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萧永定随着父亲萧劲光来到了东北解放战争的战场。组织上决定萧永定到苏联留学时，萧劲光正在指挥部队围困长春，风尘僕僕地往来于长春与哈尔滨之间，工作非常繁忙。当他得知儿子要去苏联学习，非常高兴，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和儿子进行了一次郑重的谈话，并且一边谈，一边写，写出了慈父给爱子的“赠言”。 永定： 你今天为着你的前途和事业，就要离开我们了。我写下几句话作为赠言，希望记住： 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把了解情况，钻研问题，学习别人的经验教训，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成为你的日常生活作风；常找人谈话，细听同志们的意见，尤其是群众意见，看报纸，要成为你的生活习惯。 一定要有事业心、进取心，也就是一定要具有生活的目的和方向，否则你就没有出息。但是事业的成就，必须依靠群众力量和基础。离开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就是失败主义，所以时刻要具有群众观点，掌握群众路线。 凡事都有困难，事业是从不断的克服困难中完成的。遇着困难就要勇敢地去克服它，撞了钉子就要向钉子学习，并研究如何去拔出它。千万不要急躁，急躁没有用处，不能出办法，只有使你垂头丧气。 为人要正派，要有原则性；对党要忠诚老实，对同志要诚恳热情，要讲团结友爱，对敌人要恨，对同志要诚恳热情、团结友爱。要有高度的原则性，没有原则性的阿谀馅媚、迎合取巧，是最不忠诚老实、最可耻的。凡是事实，凡是真理，就应当承认，坚定不移，哪怕用千万斤力量来摧毁你，你也应当屹立不动，表现你的高贵气节。如果真的错了，就应当首先自我批评，立即纠正错误，这也是一种最高尚的品质，最聪明最有进步的表现。 第263页 你的事业是党的事业，是中国人民的事业，也就是我所希望的事业。希望你好好的努力！ 祝你前途的成功！祝你成人！希望你保重身体，有机会常写信回来。我以很爱的心情疼爱着你！ 你的父亲萧劲光 1948年8月28日于哈尔滨 父亲的赠言，使这时候的萧永定，已经能深切地感受到那一颗“以很爱的心情”疼爱着他的父心。的确，共产党员的父亲，也像所有普通的父亲一样具有爱子之心、“子继父业”的热切希望。但革命的父亲的热望又不等同于普通的父望。因为革命父亲的事业不是私有的，而是建筑在整个共产主义大厦上的事业。正如萧劲光在给儿子的赠言中所说的那样：“你的事业是党的事业，是中国人民的事业，也就是我所希望的事业。”当时，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萧永定虽尚年轻，但投身于革命的经歷，使他开始理解了这种伟大的、特殊的父爱。他暗下决心，以父亲的赠言为座右铭，努力把自己锻鍊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自己不愧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的儿子、党的儿子。 △任弼时写给女儿远志的信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任弼时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牵挂着自己的儿女。他在百忙中挤出时间，给长女任远志写了回信。 远志儿： 你前后来信4次均收到。我们曾寄你一信，并附旧棉衣一套，你是否收到。据瑞华阿姨说，你患泻肚病，不知已经好了没有。甚念！特差邵昌和妹妹来看看你，望详细回信告我们。 你虽然没有插上二年级，这也不要紧，但绝不要因为许多功课已经学过就不必用心了。以前对你说过，学习要靠自己努力，要善于掌握时间去学习。你们这辈学成后，主要是用在建设事业上，即是经济和文化的事业，需要大批干部去进行。建设事业就是要有科学知识。学好做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必须先学好数学、物理、化学，此外要学通本国文并学会一国外国文，有了文学的基础，又便利你去学科学，学外国文，如果你们学校将来只有英文，那你只好随着也学习英文。 你妈妈身体比你在家时要好些，有时有些头晕痛。我的身体最近又不甚好，因为开了一个时期的会，引起血压又高涨，现正由医生检查，可能要休息一时期，其他尚好，勿念。弟弟已经在本村上学，他读书还算用心有进步，身体也还算好。远征妹前天到张阿姨处打电话来说身体很好，上月月考试成绩平均是八十五分。 送来半磅毛线，你一定要自己打好两双毛袜，以备你自己冬天用。这里不比南方，也没有延安住窑洞那样温暖，要自己好好保重。祝你，努力学习！ 你的爸妈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 △罗荣桓写给儿子罗东进的信 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期间，学院里掀起了学习毛主席着作的高潮。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学员们在学习上出现了一些偏向，不少人只注重背诵了多少篇数、写了多少字的读书笔记，而不重视学习立场、观点、方法。有一次罗东进和同学为“是否遇到任何问题都能从‘毛选’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问题，发生过争论。1961年4月8日，罗东进把这些情况写信告诉了父亲，信中还讲了个别千部子弟的情况。 罗荣桓歷来不同意林彪提出的什么“走捷径”、“立竿见影”、背语录那一套极为有害的做法。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系统地总结了每个革命时期的经验，只有反覆钻研，才能理解得深透。青年人不通过革命实践，就想‘立竿见影’，实在是误人子弟。”针对这些问题，罗荣桓给儿子復了一信。 东进： 你4月8日来信收到。你所提出的问题，我简略答覆如下： 理论学习必须联繫实践，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而又去指导实践，再为实践所证实，所补充。如果理论脱离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学毛主席的着作，也不要只满足一些语句或教条，最重要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着作，绝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歷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 你同同志们对问题的看法有些不一致，也是很自然的。个人看问题方法没有一致的墓础― 唯物辩证的基础，还缺乏实践生活，因此，同志间互相交换意见，交换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须经过争论，才会有可能求得一致。但不要在同志间，无论对谁存在成见用事。 你在引用我的话，“要依靠自己吃饭”，看在甚么问题上讲的，不要把个人与集体对立起来。干部子弟有些不争气，需要互相帮助改正自己，不要轻易给人戴上帽子“腐化”，干部子弟中有特殊优越感，在同学中，生活中表现突出，不艰苦朴素，应该劝导要保持革命的光荣传统。 对同志要互相信任，要互相听取不同意见，绝不能只相信自己，不相信人家排斥人家意见。同志们有错误，不仅要批评，还着重在帮助改正。对基层组织干部，老干部，更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要经常记住毛主席的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第264页 罗荣桓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日 △陈毅示丹淮并告诸儿女 1958年2月，陈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他的国务活动更加繁忙，经常出国。他的子女很难见上父亲一面。1961年夏，他给孩子们写了一首诗《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诗中展示了一位革命父亲对子女的殷切期望。他在开头说： 1961年7月，小丹远行就学，余适因公南行，匆匆言别，不及细谈。写诗送行，情见于辞，不尽依依（依依：依恋不舍的感情）。望牢牢紧记。并告诸儿女。 （一） 小丹赴东北， 升学入军工。（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写诗送汝行， 永远记心中。 汝是党之子， 革命是吾风。 汝是无产者， 勤俭是吾宗。（宗：传统） 汝要学马列， 政治多用功。 汝要学技术， 专业应精通。 勿学纨绔儿。（纨绔儿：指衣着华丽、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剥削阶级子弟） 变成白痴聋。（白痴聋：如痴如聋，一无所长） 少年当切戒： 阿飞客里空。（客里空：苏联话剧《前线》中一个爱讲假话、华而不实的人物） 身体要健壮， 品德重谦恭。 工作与学习， 善始而善终。 人民培养汝， 报答立事功。 祖国如有难， 汝应作前锋。 试看大风雪， 独立有青松。 又看耐严寒， 篱边长忍冬。（忍冬：植物名，又名冬青，性耐寒） 千锤百鍊后， 方见思想红。 （二） 深夜拂纸笔，（拂纸：把纸展开、抹平） 灯下细沉吟。（沉吟：沉思低吟） 再写几行诗， 略表父子情。 儿去靠学校， 照顾胜家庭。 儿去靠组织， 培养汝成人。 样样均放心， 为何再叮咛？ 只为儿年幼， 事理尚不明。 应知天地宽， 何处无风云？ 应知山水远， 到处有不平。 应知学问难， 在乎点滴勤。 尤其难上难， 锻鍊品德纯。 人民培养汝， 一切为人民。 革命重坚定， 永作座右铭。 △董必武寄言儿女 董必武的小儿子董良翮，是他60岁时生的。老年得子，特别受到董老的喜爱，在《勉翮儿》这首短诗里，充满了慈父对幼子的期望： 父母皆望儿女智， 我希尔学愚公愚。 大山三座虽移去， 穷白形存敢自娱？ 毛选文章认真读， 一心革命赴前途！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1969年，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董良翮遵照父亲的教导，到河北晋县插队，做了一个普通农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董老时刻关怀着全国的革命形势，也关怀着自己的儿女。他在《寄羽、翚、翮儿》二绝句中说： 颇有聪明蚕作茧， 亦多能力鹊为巢。 老牛负重耕荒地， 斑豹韬文隐雾坳。 绕屋参差皆是树， 沿河荡漾若为赢。 风来有迹时微动， 潮退无声滩渐明。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967年底，忧国忧民的董老，面对全国的动盪形势长夜难眠，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位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又能做些什么呢？他只能把自己的心声，传给他的儿女们。羽，是他的长子董良羽；翚，是他的女儿董良翚；翮，是他的小儿子董良翮。他在第一首绝句中说：你们都很聪明，但不要像蚕似的作茧自缚；你们也都很有能力，但不要像喜鹊似的专为自己作巢。要学习老牛拉着沉重的犁去开垦荒地，不要学有斑纹的豹子为了隐藏它的彩纹躲在有雾的山坳里，要勤奋地劳动，不要炫耀自己。在第二首绝句中说：屋前屋后高低不齐的都是树，不要去攀高枝而压低枝；潮水来时，河面上动盪的水好似大海，不要被这种现象所迷惑；只要有风树叶就会动，就可能是大风要来的迹象，要学会从细微处预见到大的变化；潮水来时河面像海，潮退时露出河滩还是河，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董老写给儿女的两首绝句，是多么发人深省啊！ △陶铸在危难时赠女儿的词 1967年1月，陶铸被林彪、“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赶出政治舞台。到了8月，他蒙冤受辱，横遭囚禁。1969年10月中旬，陶铸被迫离开北京前往合肥时，曾要他的夫人曾志转告女儿陶斯亮：“希望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同时他用词《满江红》格式，对女儿进行谆谆教海： 指点江山，有无数英雄豪杰。鼓风云，斗争深入，凯歌声烈。螳臂档车终被碎，铁轮滚雷即成辙。看全球到处展红旗，莫疑择！伤往事，何悲切？女长成，能班接。喜风华正茂，豪气千叠。不为私情萦梦寐，只将贞志凌冰雪。羞昙花一现误人欢，谨防跌！ 第265页 1967年8月27日 陶铸在蒙难的生死关头，以他博大的胸怀，发出了对天浩嘆。他在词中给自己的独生女儿亮亮指明了前进的路。他头一句就说，有无数英雄豪杰评论国事，投身到激烈的社会斗争中去。蛙螂举起前肢企图阻挡车子前进，实在是可笑自不量力。时代前进的列车经过后，必然会留下痕迹的。在这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不要犹豫徘徊；回想起那些伤心的往事，不要悲切。你已经长大成人了，能够接班了。在风采才华正当旺盛之时，豪气要更为高昂，却不可为私情萦绕于梦境，要怀着不屈的追求和坚贞的情怀，去压倒那险恶的环境和恶势力。昙花刚开就会谢的，千万要警惕不要被那稍纵即逝的过眼烟云所蒙蔽而摔跟头。 △彭德怀的临终遗言 在“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1974年他在生命的弥留之际，给亲人彭梅魁、彭刚留下了《临终前的遗言》： “我死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到家乡，不要和人家说，不要打扰人家。你们把它埋了，上头种一棵苹果，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我不能再工作了，在这样的黑屋里，我住一天嫌多，想到工作，我觉得再活上十年才好哩。你们年轻，要努力工作，要学一门本事，为人民添砖盖瓦，不要去追求名利，搞那些吹牛拍马、投机取巧的事。” “我这一生有许多缺点，爱骂人，骂错了不少人，得罪了不少人。但我对革命对同志没有两手，我从没有搞过那种阴谋。这方面，我可以挺起胸膛，大喊百声：我问心无愧！” △张鼎垂和女儿、女婿的谈话 1974年，张鼎垂的女儿张延忠和女婿王兴都在江西工作。张延忠的婆婆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由于受“四人帮”的迫害，被关进监狱多年，身心都受到极大摧残。这位革命老人出狱以后，孤身住在北京，生活难以自理，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婆婆只有王兴一个儿子，于是，张延忠和王兴准备申请调回北京工作，张鼎丞得知这一情况后，劝说他们不要向组织提出回京要求： “好儿女要志在四方。为了照顾妈妈，怎么连工作都不顾呢？你们的妈妈，党和组织上会照顾的。再说，现在有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也有家中有困难的，如果都要求调回北京，能办得到吗？当年，你祖母和我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打游击，后来你祖母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才被放出来。那时，你祖母已身染重病。但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所在的部队必须立即开拔，当时组织上照顾我，让我去看望你祖母，可是，我带着几千人的队伍，条件不允许我回去；再说，有的战士的亲属也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作为领导干部，绝不能带这个头。后来，你的祖母去世了，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是，我相信你的祖母是不会怪罪我的。她老人家知道，我是出名的孝子，她病重时我没有回去看她，是为了革命，为了千千万万穷苦百姓的解放。我们共产党员的合也是肉长的，并不是不要家庭和父母儿女的感情。我们牺牲一家的儿女情长，正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家庭幸福。” △罗瑞卿父子共勉 1974年冬，对罗瑞卿来说，仍然是个寒冷的冬天。但儿子参军了，这在他心灵深处，毕竟是个极大的安慰。他在《示儿》（四首）的开头语中说： 爱子即将离家参军，思绪万千。写此四首，既有父子共勉之意，亦略表盼儿成长的真挚之情。 其一 父儿参军巧同龄，时代各异主义真。 父战蒋日确困苦，儿斗两霸更艰辛。 马列主义指方向，主席思想比日明。 盼儿鼓起沖天力，一代更比一代能。 其二 我儿年幼有胆见，挫折迫害只等闲。 正确错误分辨好，虚心待人最为先。 自我傲气须当改，群众关系即不难。 单枪匹马怎胜敌？万众一心能攀天！ 其三 军中注意事虽稠，抓着关键即自由。 三大纪律时遵守，八项注意永不丢。 官兵团结如兄弟，军民一致鱼水投。 儿曾观天驱孤愤，望为阶级擒敌酋。 其四 我儿去参军，模范要力争。 政治成熟后，做个党之人。 标准有五条，党章载得明。 达到虽非易，创造凭自身。 思想最高峰，有志也能登。 父母殷切意，愿儿切实行。 △谢觉哉对儿女的教诲 革命前辈谢觉哉，在百忙中十分注意用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对子女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他的女儿谢缓将他的话记录整理出来，当做座右铭。现择抄如下： “应该知道：不论吃的、住的、穿的好坏都是比较出来的。我们要看过去，看别人。” “年纪大的孩子：你们住过延安的房子（定定、飘飘），住过乡里老家的房子（缓缓），到北京住过大四眼井的房子，内务部的房子，虽然都不坏，但哪里比得上现在住的房子！论吃与穿也要看过去。我家是地主，我又是有职业的人，我到北京才穿绸内衣，还是人家送的。手錶我以前没有。现在你们穿绸内衣了，戴手錶了，七七没有表，可能也会要了。皮鞋，我记得1937年去兰州搞统战工作，公家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到北京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皮鞋。那时我快70岁了，你们小小年纪就穿皮鞋，而且穿过不止一双。我国出牛皮并不多，皮鞋供应怎能不紧张？” 第266页 “我们的吃，尚不大好，但已比过去好。” “我的老家是地主，吃得饱但并不那么吃得好。至于你妈妈的老家，靠替人推磨，靠做小生意，靠捡人家红薯地里遗下的小红薯，有一顿，没一顿。你舅舅不是因没饭吃，小时就跑到军队当勤务吗？你妈妈也不是因为穷才参加革命的吗？那样的生活，你们是难以想像的。你妈妈要经常对你们谈谈。” “总之，看过去，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我们预想不到的好了。” “说到看别人，你们应知道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房子住。北京的生活，你们是看到了的：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间房子里，农村中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北京市的居民也只分到4两油。鸡蛋、肉很难买到。你们舅舅那个院子里就是这样。” “我们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帮助广大人民能过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 “我在某省招待所的房子里，留下两句诗：‘愿速化为千广厦，九州男妇尽欢颜。’因为住在那样好的房子里，不能不想起许多人民住的破烂，甚至还没有房子。‘广厦’、‘欢颜’字眼，是杜甫诗上的，杜甫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思念的是‘天下寒士’，我们思念的是‘九州男妇’，只有范围的不同而已。” “还有这样的两句唐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体钱。’有点像我的现在：老了，身体不健康，应该退休还乡了（上句）。现在人民还有不能安生的，我们每月却领高的工资。这都是人民身上来的，故而不能不有点惭愧。”“你们妈妈给我做新衣服、搞吃的，总说：‘你快80岁了，还不穿点吃点？’我说：我们的吃穿已很好了，再好就要过分。意思是指此。” “你们好些是大人了，应该懂得道理：一、看看自己，看看广大人民，做个比较；二、人民培养了你们，你们将来怎样报答人民，即学习好本事，能做个好的人民勤务员。” 第01章 生离死别的——毛岸英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1922年10月24日，当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之果，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成熟时，年轻的父亲第一次抱起自己的接班人，欣喜的对爱妻说：“按照韶山我们毛氏家族的族谱，这孩子属‘远’字辈，就取字为‘远仁’吧；不过，我们革命者更是希望一代胜过一代，愿我们的儿子将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我们也可以叫他‘岸英’。”开慧看到润之那样高兴，会心地笑着点了点头。 岸英出生在革命者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便註定了他颠沛的人生。他从1岁至5岁，不停地随父母南来北往，四处奔波，先后辗转上海、广州、长沙、武汉等地。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开完“八七”紧急会议，才秘密地把妻儿送到岳父家——长沙板仓杨宅。 1923年4月，因毛泽东领导工人、学生游行示威，军阀赵恆惕以过激派的罪名通缉他，毛泽东难以在湖南立足，遂赴上海。杨开慧则携岸英躲避到板仓乡下的娘家。 1924年6月，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领岸英和只有半岁的岸青来到上海。同年冬，组织上批准毛泽东回湖南老家休养和工作，全家又一起返回湖南湘潭。 1925年2月6日，湖南省省长赵恆惕获悉毛泽东组织农民斗争，下令逮捕，毛泽东只身离家，杨开慧则携幼子到李南村躲避。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实现，毛泽东奔赴国共合作的基地广州。这年冬，杨开慧携两子到广州，全家住在东山庙前街39号。 1926年11月上旬，毛泽东奉派到上海工作，杨开慧又携带一家老小回到湖南。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把妻子和3个幼小的儿子（岸英、岸青、岸龙）安排送往板仓。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他爱妻子，也疼儿子，但他没有时间和机会照顾他们。这一次，他不能不专程回板仓，不能不去和妻儿告别。 毛泽东一边走路，一边回想着中央紧急会议的情况：“枪桿子”的问题，“马日事变”后他同总书记陈独秀曾吵了个天翻地覆；面对新军阀的血腥屠杀，他主张共产党要抓住武装，农军不要交出枪桿子……可总书记听不进去。他概括的一句话：“枪桿子里面出政权”，还遭到了总书记的讥笑。但他认定了，决心用行动去实践他的枪桿子。他不同意进政治局，也拒绝留在中央，甚至也不打算任湖南省委书记了。他选择了不成功便成仁的道路，所以要必须赶回板仓！结婚7年了，和妻儿有过多次别离，但这次不同啊！ “润之！”开慧见了丈夫，就像久别重逢一样激动。 “爸爸！”5岁的岸英扑了过来，3岁的岸青跑过来搂住腿。5个月的小儿子岸龙在妈妈怀里瞪着一双大眼睛。这时的毛泽东，才真切地感到了他也有个家，而且是那样温暖的家。 “霞姑！”他从她怀里抱过来瘦弱的小儿子亲了亲，兴奋地对妻子说：“这回要大干哩，搞秋收暴动！” 第267页 “啊！”杨开慧也兴奋起来，“我们马上回省委机关么！” “不，”毛泽东摇摇头，“我要亲自去带军队，扛枪桿子，革命没有武装不行啊！” “要得，我同你一起去！” “不行，这是去领兵打仗。你身体不好，还有这3个孩子，怎么行？”杨开慧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毛泽东这时才注意到妻子由于3个孩子的拖累，瘦多了，老多了。他见她默默不语，忙宽慰地说： “放心，我带军队攻下长沙后就来接你和孩子。” 杨开慧没有宽心，反而增添了一份优愁。这种生离远别，使她缠绵的情感无法平静：“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了他而生的；假如他被敌人捉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这是她埋在心底已久的决心。现在他要孤身而去，她应该怎么办？ 板仓四周的形势很危险，南边驻有张辉瓒一个师，东面是四十八家地主武装，北面有罗定安的民团。毛泽东只身回到这里，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深夜，当3个孩子熟睡后，毛泽东与妻子告别，这无异于一次诀别。毛泽东不敢和开慧对视，他明显地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在这个家里，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一股热流从心底泛起，他弯下身子，亲了亲每一个孩子。当他最后和妻子握别时，她的两只手却是冰凉冰凉，浑身在微微颤抖！ 他迈步上路了。没有走出几步，就听到了背后凄凉的喊声：“爸爸！”这是岸英的声音。5年来，他多次听到过这种哭叫，但没有一次像这一声让他心颤！ 从此，夫妻、父子天各一方，长期不通音讯。 在白色恐怖之下，为了安全，岸英对外改姓母姓，叫杨岸英。 1930年8月，湖南县城里出现了悬赏缉拿杨开慧母子的布告。10月24日，正是岸英8岁生日这天的凌晨，岸英还在梦中被沉重地撞门声惊醒，当他揉着眼睛爬起身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几个端着大枪的白狗子已站在面前。 “小怠子，你妈呢？”一个公鸭嗓子叫喊着。 “千万别让女共党跑了，何主席（何键）有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谁抓住谁领赏哟！”一个当官的喊着。 岸英突然像一头髮疯的小公牛一样，向里屋冲去想保护妈妈，和阻拦他的两个大兵厮打起来。 杨开慧从容的从里屋走出来，威严地喊了一声：“放开我的儿子！”那声音虽不高，但有极大的威慑力，使敌人不得不松手而后退了两步。她鄙视地扫了一眼这些地主武装，拉着岸英昂头走出了屋子。 岸英和母亲被五花大绑起来，推上一辆破驴车，保姆孙嫂也一起被抓起来了。岸英和妈妈还有孙嫂在破驴车上巅来巅去，车子不断发出令人心烦的吱呀声。太阳慢慢从东方升起，照得家乡的红枫尤如一株株火炬在晨曦中燃烧，使得秋末的寒气变得有点暖意。开慧看着岸英，从那严肃的小脸上让她想起正在高山丛林中和敌人战斗的润之，革命者的子女是要经风雨、见世面的，这是润之的一贯主张。她记得岸英小时候，在夏日滂沱的大雨中，父子俩就光着膀子在屋前的空坪上嬉戏、追逐，大雨铺天盖地泼在他们身上，岸英喊叫着睁不开眼，润之却笑得十分开心。他管这叫雨浴，说是可以锻鍊孩子的胆量和体力。岸英再大一点，还带他去进行过风浴、沙浴……想起这一切，她心里更加平静了。 协操坪监狱是个阴森的四合院，他们被带到一间平房里，这里有几十间牢房，关押的大多是共产党和红军的家属。牢房里寒气逼人，阴暗潮湿。晚上，他们就睡在地铺的稻草上。 审讯室就在号房的斜对面，中间隔个天井。每当传来拷打声和犯人的惨叫声时，岸英就站在牢房门口，紧紧捏着拳头，他日日担心妈妈挨打，但他又想不通那些坏蛋为什么抓妈妈和他，一个8岁的孩子，是无法想通这些问题的？一天夜里，岸英怎么也睡不着，他知道妈妈也没睡着，就低声问：“爸爸能知道咱们坐牢吗？他会带红军叔叔来救咱们吗？” 怎么回答呢？杨开慧有点犯难，他不能对孩子说假话，这些年来，她没有收到润之一封信，战争环境，她能够理解，她相信不是润之忘了她们，而是为了她和孩子的安全才不写的，因为她们处在敌占区，一封信就可能葬送她母子。她和岸英被捕润之是不会知道的，但敌人到处搜捕红军家属他会知道的。她沉思了一会儿说：“伢子，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像爸爸一样勇敢、坚强！” 岸英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又使劲地点了点头。虽然在黑夜，开慧看不到儿子的表情，但她很放心，因为母子的心是相通的。 入狱后的第四天下午，伪清乡团司令部执法处派人来第一次提审杨开慧。开慧拍拍岸英的头，从容不迫地走出牢门，向阴森可怕的审讯室走去。 岸英紧张地屏住唿吸，把耳朵贴在铁门的气孔上，倾听着审讯室的动静。他虽然费了很大劲，虽能听到一些响动声，但是说的是什么一句也听不到。 “你是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吗？”敌人开始了问话。 杨开慧两眼瞪着审讯者，冷冷地说：“如果你们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还抓我？” 第268页 审讯者摇了摇头，但没有生气，又问道：“毛泽东现在在哪里？” “这，你们比我清楚。”开慧说着，脸上泛起了胜利者的笑容。 审讯者咬了咬嘴唇压住火气，改换了话题：“你们地下党的联络点设在哪里？由谁和你接头？”沉默。 “你给毛泽东写封信，劝他投降，我们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并给他更大的官做。”仍然是沉默。 “你只要声明和毛泽东离婚，孩子和他断绝父子关系，我们马上就放你们母子出去。”杨开慧显然已下了决心，不再和这伙猪狗对话，故仍然沉默不语。 审讯者恼怒了，乒桌球乓地拍着桌子，大声地吼叫起来：“我就不相信，撬不开你的嘴！打，狠狠地打！” 噼噼啪啪的抽打声，从审讯室传了出来。岸英听到了，好像每一下都打在自己的身上。他咬着嘴唇，捏着拳头，踢着铁门大声骂着：“你们这些坏蛋，不准打我妈妈，谁打我妈妈就不得好死！”…… “啪”的一声，狱卒把通气孔关死了，敌人如狼似虎的叫骂声，一下子变得像蚊子叫声一样…… 开慧被架回了牢房，她被打得皮开肉绽，十个手指被夹得血肉模煳，青布衣服上全是点点血迹，两条腿已不能走路被两个敌人硬拖了回来，扔到稻草上。岸英扑了过去，一把抱起了妈妈，禁不住一边哭、一边叫：“妈妈，妈妈！你醒醒！” 杨开慧在岸英的唿叫声中渐渐甦醒过来，她强忍住浑身的疼痛，用力睁开了眼睛。当他看到岸英满脸泪水时，轻轻地摇了摇头。岸英仍是边流泪、边用手轻轻地摸着妈妈受伤的双手。 开慧的脸上，强露出了慈爱的微笑，艰难地抬起右手，擦去了岸英的泪水，坚定地说：“伢子，这是敌人的牢房，在敌人面前是流血不流泪的。敌人看到你哭是会高兴的，毛泽东的儿子怎能在敌人面前流泪呢？” “妈妈，我懂了，我以后再不哭了！”岸英说着用衣袖擦了擦脸。 开慧让岸英扶着，吃力地坐了起来。她一边喘着粗气一边从稻草里拾起一根小木棒，费力地在地上写了“报仇”两个字又晕过去了。 岸英抱住昏迷的母亲没有再哭，也没有喊叫，只是紧咬着嘴唇，殷红的血顺着8岁男孩儿嘴角流了下来。他下定决心，听妈妈的话，要“报仇！” 岸英和妈妈被捕人狱后，地下党和亲友们想方设法多方营救，都没有成功。 1930年11月14日中午，岸英正在餵妈妈吃那又霉又硬的馒米饭和烂咸菜，牢房外突然排开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一个夹公文包的人走了进来。开慧一看这阵势，主动让岸英扶她站起来，她掸了掸身上的尘土，用手拢了拢头髮。那人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提签，大声念道：“女共犯杨开慧计一名，立即执行。” 杨开慧像没有听到似的，又费力地弯下身将自己碗里的饭菜倒在了旁边岸英的碗里，回手把头上沾的一个稻草叶拿下来，平静而深情地说： “伢子，要记住妈妈的话，要吃饱饭、睡好觉，长得结结实实的，将来好为穷人办事。”岸英扑到了妈妈怀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他忍住了，绝不再在敌人面前掉泪。他倔犟地抬起了头，庄严郑重地在妈妈的脸上亲了亲。 “好份子，这才是爸爸、妈妈的好伢子，要记住妈妈的话！”她满意地向儿子点了点头，便昂首挺胸走出了牢房。 开慧被押到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29岁的开慧把一腔热血献给了她和丈夫共同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她和人民永别了，留下了3个未成年的孩子。 岸英孤零零地躺在牢房的稻草上，他还是偷偷地哭了。在那茫茫的黑夜里，他让眼泪尽情地流着，他要把所有的泪水都流干，绝不让敌人再看到一丁点儿。他知道妈妈回不来了，他想爸爸，但他知道爸爸无暇顾及他们兄弟，他是三兄弟的老大，只要他能活着出去，就要代替爸爸妈妈照顾好两个弟弟。 对于毛泽东的儿子，敌人本来想斩草除根的，想在人不知、鬼不觉中偷偷把岸英除掉。但敌人也有顾忌：杨开慧血染识字岭后，谁都知道她还有个儿子关在牢里，况且还有个保姆孙嫂，如果偷偷把岸英杀掉，恐怕会招来社会舆论，引起人民群众的骚动；如果公开审判，8岁孩子又如何定罪？狡猾的敌人干脆来个顺水推舟，将岸英和孙嫂一起放掉，暗中监视，放长线、钓大鱼，或许能捞到毛泽东，岸英因此保住了性命。 第02章 在襁褓中离开父母的——刘允斌、刘爱琴 1924年春，何葆珍（又称宝珍）生了个可爱的男孩儿，刘少奇高兴地为孩子取名叫葆华，一是褒奖母亲葆珍的功劳，二是取永葆青春年华之意，这便是刘少奇和何葆珍的长子，后改名为刘允斌。 初次做母亲的何葆珍，更是疼爱儿子，在她悉心照顾和餵养下，没过几个月，孩子就长得白白胖胖，稚气活泼，十分讨两位革命父母的喜爱。在那斗争十分残酷的年月里，有个温馨的家，有个呀呀学语的儿子，这是多大的乐趣啊！ 第269页 这年底，也就是小葆华八九个月的时候，党组织突然调何葆珍到上海从事妇女工作。同时，组织上决定刘少奇也调离安源，到已经实现了国共合作的广州，去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展工人运动，支援国民革命。 大革命高潮即将掀起，前途充满风浪，刘少奇夫妻二人谁也无法带着孩子去从事新的工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他们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做好了为革命捨得牺牲个人一切的思想准备。 要离开这个刚刚营造起来的温馨小家庭，对这对恩爱的革命伴侣来说，并非难事。但儿子怎么办？何葆珍所去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控制的地区，在白区进行地下工作，带个孩子在身边是根本不可能的。小葆华使刘少奇夫妻犯难了。 经过反覆思考和商量，他们决定把儿子送给没有孩子的工人朱少连抚养。小葆华在朱少连家住了一段时间，因安源斗争形势愈来愈残酷，为了保住革命者的后代，朱少连不得不把小葆华送回湖南刘少奇的老家，将葆华交给他老家的伯伯抚养，同时更名叫刘允斌。 1927年，正当蒋介石向革命举起屠刀的时候，何葆珍又为少奇生了个女儿，取名叫刘爱琴。爱琴哌哌落地后，残酷的斗争环境不允许他们把女儿带在身边，父母不得不忍痛将她寄养在汉口一个工人家里。 瓜儿离不开秧，孩儿离不开娘。允斌、爱琴像所有的孩子一样都乞望父母的爱，然而，他们得不到，他们还在不懂事的时候都离开了父母。 第03章 多灾多难的——朱敏 1926年，一个新的生命诞生在苏联莫斯科，这个后来取名为朱敏的中国女便是当时年已40岁的朱德总司令的女儿，所以她的乳名叫——四旬。 朱敏出生在莫斯科，但她的小生命却孕育在德国。她的父亲和母亲是在上海相识的，母亲是在父亲之后来到德国的，他们同在德国哥廷根城奥古斯特大学学习社会科学。就在这时，小生命朱敏闯人了他们的生活。她的母亲在预产期临近的时候，父亲朱德因为参加德国当局禁止中国人参加的演讲而被逮捕，并限期24小时离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朱德和即将临产的夫人一起横渡波罗的海到了苏联。朱德将夫人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农庄待产，自己则马上到东方大学报到，学习军事。 在德国，尽管朱德和夫人一同学习，一同参加革命活动，但她的思想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两颗心离得越来越远。在朱敏即将降生时，他们在理想、信仰方面已经分道扬镳。 朱敏出生的时候，朱德守在身旁。四川人称父亲为“爹爹”，这位已进不惑之年的朱德对女儿的模样百看不厌：眉宇间透露的神气酷似父亲，白白嫩嫩的皮肤则遗传于母亲。 这年底，朱德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从此以后的14年中，朱敏就成了父亲在枪林弹雨中、在艰难困苦中的一缕温馨的牵挂。 未满周岁的朱敏，被人带回国内，送到住在四川成都的外婆家。由于小朱敏在异国他乡四处奔波，影响了健康和正常发育，几个月就患了严重的哮喘病，瘦得皮包骨头。外婆和姨妈看到这个小生命时，真怀疑她怎么还能活着。她们承担了母亲的责任，为小生命付出了全部的爱心。 朱敏外婆家姓贺，外婆为她取名叫贺飞飞，外人都以为她是姨妈的女儿。朱敏老家还有一个哥哥叫朱宝书，是朱德原配夫人所生，所以也叫她四旬朱敏书。小飞飞一直在外婆家住到1940年，这期间，她生活得很平静。在她上初中的时候，也就是1938年，周恩来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朱敏的下落。周恩来和邓颖超秘密来到贺家，打算先接朱敏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待机会再送到延安与父亲团聚。可外婆觉得朱敏年幼体弱，不捨得让她走。 然而，1940年10月，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躲在姨妈家的朱敏书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姨妈家受到了严密监视。 一天， 两个特务突然闯进姨妈家，指着朱敏说：“这是朱小姐吧！” “不，她是我的女儿。”姨妈镇静地回答。 “你的女儿？我看是小八路。”特务逐渐露出了兇相。 “什么小八路，我听不懂你们的话。”姨妈依然很坦然。 “那好吧，就跟我们走一趟吧。”就这样，姨妈被特务抓走了，朱敏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情况万分危急，党组织决定要尽快使朱敏脱离险境。外婆从姨妈的被捕中感到了危险，不再迟疑，很痛快地同意了地下党的安排。她叫着朱敏的小名说：“飞飞，外婆不能再留你了。你是朱家的后代，是共产党的娃，万一你被坏蛋抓去，外婆怎么向周先生和你爸爸交代呢？” 说起爸爸，在朱敏的记忆中没有任何印象。外婆的话唤起了14岁孩子对爹爹的亲情。小时候，外婆带她去成都公园，在墙上看到国民党张贴的悬赏捉拿“匪首朱毛”的告示，上面有朱德的画像，赏金是20万大洋。当时，她哪里知道那就是自己的爹爹！现在，朱敏脑海里只有周伯伯的印象，她觉得周伯伯和邓妈妈是那样的和蔼可亲，爹爹也肯定是个可亲的人。 朱敏被秘密送到重庆后，正好有一批共产党的医务人员从重庆出发到延安去，时值“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不得不给他们放行。党组织将年仅14岁的朱敏书编入这支医疗队。她穿上八路军军装，只学了3天包扎技术，便随队出发了。沿途，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检查得非常严，除了审查证件、盘问外，还要当场考察。个子很小的朱敏多次引起特务怀疑，几次考察她的包扎和战地救护技术，由于事先准备充分，她没露出任何破绽，顺利过关。 第270页 1940年11月，龙飞虎将朱敏带到了她日思夜想的延安。一到延安，她首先看到了多年未见的哥哥朱宝书，原来哥哥已先来延安了。 哥哥带她去见父亲。当他们来到一座窑洞前看到朱总司令迎出来时，朱敏便一眼认出这就是照片上她多年思念的父亲！ “爹爹！”一声唿叫刚出口，两行热泪流了下来。爹爹用温暖的大手，一边为她擦眼泪一边哄着说：“不哭啦，不哭，现在应该笑哇！好多娃娃直到现在还见不到爹妈的面，我们小敏书是幸运儿啊！” 14岁的朱敏第一次听到爹爹的声音是这样的温和，立刻破涕为笑了。她依偎在爸爸的怀里，仔细端详着爹爹的脸，当意识到自己的相貌酷似爹爹时，不禁甜甜地笑了。这一天真的微笑，顿时将父女之间由于长期分离而产生的生疏、隔膜冲散了，他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见到女儿，朱德总司令非常高兴，他亲切地对女儿说：“哥哥现在已改名叫朱琦，你以后就叫朱敏吧！”父亲给她起了一个既简单又上口的名字。能够生活在父亲身边，朱敏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孩子了。在延安的生活是十分快活的。然而，好景不长，朱总司令由于战事紧张，无暇照顾这惟一的女儿，艰难持久的抗日战争再次将分离的痛苦降临到这父女俩的头上。 朱敏来到延安仅仅两个月。一天，父亲把她叫到身边，对她说：“你不是想学习吗？现在送你去苏联学习，你愿意吗？” 虽然心里很不愿意离开刚刚见面不久的爸爸，朱敏还是懂事地点头。临别之际，父亲嘱咐她到苏联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不仅要学习马列主义，还要学习一门专业技术，“现在国内正打仗，打完了仗就需要建设，需要很多专业人才。”接着又怜惜地看着自己的女儿，爱抚地说：“20岁以前不要谈恋爱，你的身体这么弱，结婚早了对身体不好。要锻鍊得强壮一些，爸爸等你回来建设新中国。” 年仅14岁的朱敏，将父亲严肃而又亲切的话语深深地记在心里。 第04章 九死一生的——贺捷生 1935年11月1日，湖南桑植县冯家坳的一户农民家里，传出了一声声婴儿的啼哭…… “祝贺副主席得了一门迫击炮！”译电员拿着一封刚刚译出的王震拍来的电报，兴沖沖地往贺龙住处跑来。 贺龙指挥部队刚打了个大胜仗，正在牵挂着后方待产的妻子，就听到了这喊声。他忙迎了出来接过电报一看，也乐了，周围的人哄堂大笑起来，给战斗胜利的气氛，更增添了欢乐。 “快，你给起个名字吧，你是咱们红军里的文化人！”贺龙说着将电报递给了肖克。 这位后来成了他的连襟的肖克，笑呵呵地说：“既是打胜仗时生的，就叫捷生吧！” “好！”贺龙尚未表态，周围的人就喊起“好”来，还有不少人拍着巴掌。 “既然大家已鼓掌通过，那我也无话可说，就叫捷生！”贺龙笑得小鬍子直跳。 贺捷生来到人世刚20天，红二方面军就开始了长征。贺捷生的母亲蹇先任拖着虚弱的身体，用一个竹筐背上捷生，随大部队踏上了茫茫的征程。 有一次过敌人的封锁线，赛先任怕孩子的哭声会暴露部队行军目标，便用衣服紧紧地捂住小捷生的头，等过了封锁线打开衣服时，捷生的小脸儿已给憋紫了，生命已危在旦夕。 还有一次突围，贺龙把小捷生裹在怀里，像长坂坡赵子龙救阿斗似的，跃马挺枪、一路冲杀。待到突出重围后，他感到一身轻松，才忽然想起了怀里的孩子，低头一看，真傻眼了：怀里的捷生没有了。 贺龙掉转马头，沿着来路回去寻找。原来捷生从父亲的怀里被颠出来，掉到了路边，幸亏孩子裹得严实没有摔坏，被一位过路老乡拣了起来，才被找了回来。 小捷生也真算命大，在长征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她居然随着大部队在枪林弹雨中南征北战，忍飢挨饿、风餐露宿中活了下来。 到达陕北时，一岁的小捷生又黄又瘦，佝偻着小小的身子，可怜得像只蜷缩的小瘦猫。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主席的林伯渠，看了好生心疼，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只奶羊送给赛先任，才使这母女二人的脸上有了点血色。 红军到达延安不久，捷生的母亲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父亲贺龙戎马倥偬，深人敌后，指挥队伍与日寇拼杀。小捷生怎么办呢？组织上只好把她交给红军中的女同志抚养。 为了减轻同志们的负担，贺龙经过再三考虑后，毅然决定把捷生转移到上海。临行前，贺龙抱着女儿眼里也闪现出一片晶莹。他对负责转移的保姆说：“乱世年月，祸福难料，如有不测，就将捷生改姓送人吧。” 贺龙缓了口气又说：“如有可能，最好不要改名。” 保姆望着首长，两行热泪流了下来。她明白首长的意思，深深地点着头，要是把姓名都改了，将来寻找起来连一点线索也没有了。 战争年代，风云多变。保姆带着小捷生风尘僕僕来到上海，不料由于叛徒的出卖，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保姆虽是个参加革命不久的中年妇女，但她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这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保护好孩子是组织上交给的革命任务，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孩子保护好。 第271页 她经过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把捷生从上海转移到武汉，后又转到贵阳，最后几经周折，不得不又转移到当年湘西龙山县的茨岩塘。那里曾是当年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省委所在地，群众基础好，老百姓的心向着共产党。 湘西是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逃难，使捷生的童年，浸透了苦寒。没有足够的营养，没有充足的阳光先天不足的小捷生，后天又得不到必要的调养，她瘦小的身体，总也发育不起来，像一棵弯曲的小树，又瘦又矮、病病怏怏，在苦难中挣扎着。 这位保姆怀着一颗金子般的心，忠诚地、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党交给的任务，直到全国解放。贺捷生从湘西回到生身父亲身边时，虽然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的少女，只有八九岁孩子的身高，但她的小命是革命前辈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她永生不能忘记：是革命的大家庭养育了她，是在革命前辈特殊关怀下，才一次次死里逃生。 第05章 没有父母爱的——张代侠 张代侠的父亲张宗适，早年参加革命。他是陕西省第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渭南赤水特支部书记（团中央直属支部），后任共青团渭南县委书记、中共陕东特委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等职务。渭华起义时，已积劳成疾，患了肺病，整日咳血。但他仍到处奔走疾唿，领导农民和青年学生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起义失败后，敌人通缉逮捕他。一次，他被迫藏在红薯窖里，阴冷潮湿、终日不见阳光，既缺医药、又乏食物，不久，就与世长辞了，时年仅22岁。 当时，张代侠刚出生几个月，年轻的母亲带着他，东躲西藏，饱尝了孤儿寡母的艰辛和共产党家属的特殊磨难。这位母亲是位农家妇女，没有文化，也不懂多少革命道理，她实在承受不住这人间的苦难，只好丢下年幼的儿子自杀身亡。那时，张代侠的二爸张宗逊在外当红军，三爸年龄小尚未成亲，代侠就在同族的大家庭里乞吃维持生命。直到三爸成亲分了家，他才跟着三爸活了下来。自他记事起，在他幼年时代，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没有穿过一件没补丁的衣服，更不知父母的爱抚是什么滋味，但他毕竟活了下来。 第06章 在战火中成长的——黄义先 大革命失败后，黄义先的父亲参加了方志敏所领导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反动派侵人了他的老家，杀害了他的爷爷，烧毁了他的家园。他父亲怀着满腔怒火，告别了亲人，离别了家乡，毅然参加了江西红军第一团。不久，他父亲、母亲跟随部队到福建闽北山区开展武装斗争，开闢革命根据地。就在那战斗不断、战火纷飞的硝烟中，1933年8月，黄义先出生在闽北的武夷山下一个山村里。这个孩子一出世，就没有过安定的生活。 黄义先的父母亲和他们的战友们，在武夷山区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义先在父母、叔叔、阿姨的怀里、背上，随着父辈们整整奔波了3年，参加了无数次的战斗、突围、行军。 母亲经常背着他，冒着敌人围、追、堵、截的危险，到各地开展妇女工作和扩军活动。每到一地，母亲就把他从背上解下来放到老乡的床上，匆匆餵几口米汤，就去忙她的工作。一有紧急情况，她就把儿子往背上一拎，就像背背包一样，急忙随部队行动。 小义先从来没有吃过母亲一口奶，在那艰苦、紧张的环境里，他母亲根本没有奶水，就是靠老乡的米汤和野菜维持生机。黄义先长到两岁时还站不直，3岁了，还行走不便。 1936年10月的一天，母亲照常背着义先到一个村子里进行妇女工作。在出村的路上与敌人遭遇，敌人首先开了枪，母亲中弹倒下后，用最后的力气迅速将捆绑义先的背带松开，并将孩子顺势推下山凹里，就牺牲了。小义先滚到山凹里后，并没有摔死，但已奄奄一息。 两天后，一个上山砍柴的农民发现了义先，他将孩子抱起来，发现还有一丝气息，忙抱回村找人急救。这个尚存一丝气息的孩子，终于奇蹟般地活了过来。乡亲们从抱义先的小被子上，发现了他父母的名字，将他送到他父亲所在的部队里。从此，义先就由部队的叔叔、阿姨们轮流照顾。 1937年7月，义先的母亲牺牲还不到一年，他父亲在一次战斗中也牺牲了。敌人还将他父亲的头颅割下，悬挂在县城的城楼上示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小义先连续失去双亲，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当时，黄义先还不满4岁，尽管这样，国民党反动派还是不放过他，到处打听、搜捕，妄图斩草除根。上级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和生存，决定将他转移到安全可靠的地方。 1938年夏天，义先父亲的战友侥守坤同志奉命赴延安抗大学习，组织上托他把义先带到了延安，交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安置。李富春同志和蔡畅同志收养了他，并很快把他送进陕甘宁边区保育院。从此，失去父母的孤儿投人到党中央的怀抱里，开始了新的幸福童年生活。 由于黄义先先天不足，出生后又营养不良，所以身材瘦小，体质十分虚弱。加之失去了双亲，心情忧郁，沉默寡言，性格有些孤僻。到保育院后，首先请来着名的马海德大夫为他作了全面检查。党中央经常派人给保育院送大米、白面、饼干、水果。阿姨们常领他到野外做游戏，教唱歌、跳舞，给他讲各种有意义的小故事，每晚还守候在他身旁，使义先感到十分温暖和愉快。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保育院的精心照料下，义先的体质迅速好转，心情和性格也逐渐开朗起来。 第272页 第07章 从荒坡上捡回来已断气的——任湘 任湘的父亲任作民，1920年参加革命，同年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在上海“党办的俄文补习学校”补习俄文。1921年初由党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同去学习的还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 任作民1922 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刘少奇、罗亦农是人党介绍人。同年被派往苏联远东赤塔领导工人运动，并主编“工人之路”报，担任该报党支部书记。 1925年任作民奉召回国，担任党中央机关秘书兼会计。同年，任湘的妈妈范友莲也从乡下来到他爸爸身边参加革命。他妈妈是个穷家女儿，结婚过门时还是他爸爸家给做了一身新衣服，但她的性格非常活泼，聪敏贤惠。这次范友莲来到丈夫身边，年轻夫妇久别重逢，异常兴奋。妈妈和爸爸一起在机关工作，妈妈边学习革命道理，边做通讯工作。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党中央机关要迁往武汉，派任作民前去筹建。 此时，任湘的妈妈因多年的劳苦和虚弱，而患染肺病并又有身孕。在白色恐怖下，他妈妈不幸被捕人狱。身怀六甲又是病体的弱女子，还要承受牢狱那非人的肉体折磨精神压力，不久即告病危。经组织多方面的营救，他母亲才得以出狱。 出狱后为减少麻烦和确保安全，在法租界租了一间房子将她安置下来。到一个月，一个弱小的生灵即哇哇落地了，给他取名叫任湘。 任湘几经磨难的母亲，终于为革命培育了一颗种子，在那愁苦的脸上露出了罕见的笑容。他妈妈生下任湘不到两个月，终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了。 党中央派毛泽民同志，将任湘母亲的遗体和小任湘一併送回老家湖南省湘阴县上双沖。他母亲被安葬在乡间一个向阳的小山坡上。任湘因为还在哺乳期，老家除了已近乎于穷困潦倒的叔婶及几个孩子外，已没有其他亲属，他们无论从经济等各方面已实在无力餵养还在哺乳期的婴儿。 虽然离此不太远，任湘还有一个年迈的外婆和多病的舅舅，但他们也是朝不保夕。……好在天下穷人心连心，小任湘被一位好心的农村妇女餵养（因她的女儿和任湘一样大），她用自己的乳汁和心血，哺养着两个幼小的生命，使任湘得以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 当任湘被叔婶接回家时，因他的身体太虚弱越养越瘦，不到半年就不成人样了。后来连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叔叔只好含着热泪把看来已经断气的孩子用谷草抱起来送了出去。 慈祥的外婆遭到心爱女儿去世的打击，又突然得知她惟一的亲骨肉小外孙死亡的消息，就哭喊着向山上跑去。她不顾一切将包孩子的谷草和草蓆片子打开，把断气的孩子抱在怀里，捂在自己的胸口上。说也奇怪，已经断气的娃娃竟然在外婆体温的温暖下又有了气，当外婆将一碗米汤给孩子灌下去后，已经死了大半天的孩子又活了过来。 但命运总好像和穷人过不去似的，任湘两个多病的舅舅又相继病逝了。从此，任湘便和外婆俩相依为命，在人生道路上挣扎着勤劳、善良的外婆，经常讲故事给小任湘听。从外婆的待人处事和故事里任湘渐渐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外婆靠纳鞋底、干零活来哺养着她惟一的亲人小外孙，连捉到一只田鼠，也要煮熟给外孙吃。在老人病危时，无知的小外孙，还抱着外婆睡得很香，老人临终前连一句话也没能留下来…… 第08章 蔡妮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日子 蔡妮，是蔡和森、向警予的长女，1922年4月1日出生在上海。小蔡妮来到人世，给父母带来了喜悦，也带来了艰辛。当时她父母在上海的生活是很清贫的，因房租很贵，经济拮据，只好常常带着女儿迁居，随遇而安。他们在上海香山路一个弄堂的小阁楼上住过，在一条僻静小街的破庙里住过，卧室就是破庙正中台子上用篾席隔成的一间小屋，房子破漏，太阳光可直接照进小房子里。由于无钱雇保姆，父母只好一边工作一边照料她。有一个时期，他们搬进丁玲、胡也频蛰居的楼上一间小房里…… 蔡妮在婴幼儿阶段，与父母一起度过的日子是非常短暂的。1922年8月，号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长沙，恰是一年中最热的“秋老虎”时节。就在这时，向警予抱着蔡妮来到长沙。当时，蔡妮的五舅向仙良住在长沙的新安岭，她妈妈到那里请五舅母找人哺养蔡妮。 蔡妮的祖母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她到了祖母身边，由大姑妈蔡庆熙抚养。她和弟弟蔡博、表姐刘昂（也叫刘千昂）和表妹李特特组成了一个和睦的革命大家庭，一起度过了童年生活。 那时，蔡和森、向警予、蔡畅都分别来看望过她们。在蔡妮的记忆中，大概每人只来过一次，并且时间都很短。她父亲当时穿着一身深绿色的制服，显得非常年轻。除了刘昂表姐已经懂事外，她们三个都是混沌未开的年龄。见了男的都叫“爸爸”，见了女的都叫“妈妈”。 一个可怕的消息使孩子们惊呆了：报纸上说向警予妈妈牺牲了。孩子们坐在那里都一言不发，像哑巴似的愣着，不知怎么办才好。她们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懂得：她们永远也见不到“妈妈”了。在长沙的时候，她们并不了解妈妈。直到1935年她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时候，在瞿独伊的相册里看到一张照片，是一位妇女，照片下面有一行题字：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后来，独伊的母亲杨之华阿姨告诉蔡妮，这就是她妈妈。 第273页 1929年，大人们说是要送她到“奶奶”家去。令蔡妮高兴的是，父亲也与她同行。动身的那天，父亲手里只提了一只小箱子，还有一位陌生的叔叔陪着他们。 到“奶奶”家的路程实在是太漫长了，她不记得从湖南到上海的时候走过这么久。他们先是乘船，下船后又上了火车，途中在一个地方下车停了一下，还在照相馆里照了像。父亲说要把她的相片寄回家去。还给特特和博博买了些动物造型的玩具。接下来改坐大车，他们盖着粗毛毯，行走在荒无人烟的原野，越走气候越寒冷，冻得人连气都喘不上来。 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有人住的地方，见到的却是一个模样十分可怕的日本宪兵，他命令所有的人把身上的衣服脱得精光，接受检查。 最后一段路又是坐火车。在同一包厢里，他们遇见一位欧洲妇女，她身边带着一个小男孩。蔡妮很快就和那个小男孩儿混熟了，尽管语言不通，但并不妨碍嬉戏打闹，他们一起在车厢的过道里跑来跑去，这才使漫长的旅途不那么枯燥了。 火车驶进终点站的时候，她才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莫斯科，莫斯科！原来，他们已经到了苏联，而根本不是去“奶奶”家。后来她才知道，父亲这次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到莫斯科治病的，同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他们被安置在“联盟”宾馆一个窄小而简朴的房间里住下，只有一张单人床，她和父亲挤在一起睡，这让她想起了和妈妈睡在一张床铺上的那个夜晚。宾馆里还住着一家人，他们是苏兆征夫妇和两个孩子——儿子苏河清、女儿苏丽娃。苏兆征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5年爆发的着名的省港大罢工就是他负责组织领导的。这样，苏河清、苏丽娃就成了蔡妮在异国他乡最早结识的中国伙伴。 有一天，父亲把她带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校里有很多党组织派来学习的中国学员。她一到那里，立刻就被一群年轻的中国阿姨围住了，她们亲切地向她问长问短，还送给她许多列宁纪念章。父亲让她留在了中山大学，和那儿的女学员住在一起，吃饭就在学校的食堂。她记得当时的宿舍很大，七八个人一间，靠墙的两边都放着床。她的床和张琴秋阿姨的床挨着，张阿姨被指派照顾她。 那时，蔡妮根本不知道父亲在党里是什么角色，只是感到大家都很敬重他。父亲到中山大学的时候，人家请他参观课堂，蔡妮也随着去了，有一个班是专门学军事的，教室里还摆着一门大炮。还有一次父亲去中山大学的时候，他剃着光头，所有的学员一见到他都站了起来。 在苏联，蔡妮最早进人的是位于莫斯科近郊的乌捷里纳那耶镇附近的儿童院。当时她一个俄文单词也不会，根本听不懂周围人的谈话。大家见她不讲话，都以为她是个哑巴。直到一个多月以后，她原来所在班级的孩子都转走了，又新来了一批孩子，她竟突然开口讲起了俄语，不仅是老师，连她自己都感到出乎意料。后来她转到马拉霍夫卡镇附近的儿童院，开始和俄国孩子一起进人一所俄罗斯学校上学，渐渐地，她就把中文全忘记了。 1930年的一天，父亲一个人来看蔡妮。他即将回祖国去，来与女儿告别，并专门与儿童院主任打过招唿，将她长期留在这里请他们照看。这是蔡妮同亲爱的父亲所见的最后一面，父亲没有什么贵重的礼物给她，只把他的一张照片送她做纪念，这是他在疗养院休养时穿着一身白色西装照的。 第09章 民众的女儿——项苏云 1932年，项苏云未满两岁，因形势紧张，母亲也要到苏区去。临行前，本想把她交给一起做地下工作的战友、同乡涂俊明同志。因涂俊明曾几次被敌人抓捕，而未能如愿。于是，组织上通过共产党员陈学西（项英同志的妹夫，于1932年牺牲）的介绍，把未满两岁的苏云送到浙江临海我党地下工作者林迪生家中。正好，这时地下工作者徐明清也在此地教书，开始由徐明清带着。明清同志转上海后，由林迪生同志的母亲带了约两年。1934年春天，苏云将满4岁时，迪生同志考虑到苏云已到可以上学的时候了，就把苏云送到上海，交给徐明清同志，请她设法送苏云进学校。 当时，陶行知在上海沪西区小河渡劳勃生路创办了一所劳工幼儿团。左翼“教联”成员孙铭勛任团长，徐明清当时是“教联”的负责人之一，就把苏云送人劳工幼儿团，接受学前儿童教育。进团时还给她做了一套花布连衣裙，并繫上了一条花腰带。团里的老师看到她，说她的装束像苗族姑娘，因此就叫她“苗姑娘”。从此，苏云的名字就以“苗姑娘”代替了。徐明清离开上海时，又将苏云委託给孙铭勛及其夫人邹惠珍照顾。这样，苏云在那儿待了两年。这个幼儿团当时在英租界，因国民党以“这个幼儿团净收共产党的孩子”为由，使英租界当局要陶行知撤销此幼儿团。党组织得知此情况后，又把苏云送进江苏淮安陶行知办的“新安学校”——新安旅行团的前身，是勤工俭学的学校。 新安学校校长、我党地下工作者汪达之同志，把苏云託付给一位20多岁名叫郭青的进步青年照顾。汪达之同志告诉苏云：“这是郭叔叔，以后你就跟着他。”这时，苏云勐扑过去，两手紧抱郭青的双腿，连声叫着：“叔叔呀！叔叔呀！”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般。 第274页 1937年，抗战爆发后，徐州失陷，镇江紧张。汪达之同志又让郭青把苏云带到西安。1938年3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郭青才知道自己带了3年之久的孩子，是项英同志的女儿。办事处的同志为郭青——一个20多岁的未婚男青年，在那艰苦的战争年月里，带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竟达3年之久而感动。 1938年，涂俊明妈妈带着林汉南、林汉雄到达延安后才知道，苏云与弟弟阿毛也到了延安。开始，由李富春、蔡畅同志照顾，并曾经在他们那里住。后来，姐弟俩也常去张浩同志与涂妈妈家。衣服脏了，鞋袜破了，由涂妈妈洗补。男孩子淘气，费鞋，不到一个冬天阿毛就穿破一双棉鞋，涂妈妈就把自己的棉鞋脱给阿毛穿。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孩子们相处如兄弟姐妹。 项苏云自幼聪明、懂事，带养过她的人都说她“从不惹是生非”，“非常听话”，“生活上尽量自己干”。与同龄儿童相比，她自治能力强。苏云口齿流利，富有表达能力，小学时就经常代表烈士子女在大会上发言。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项英同志回到延安参加会议。一天晚饭时，鲁迅小学的教务主任郭青同志（就是带了苏云3年的郭叔叔）来找苏云，告诉她：“张浩同志派人接你去见你父亲。” “父亲！”苏云真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多么想见到自己的父亲啊！可没有想到来得如此突然！急切的心情，使她似乎没有思考，立即放下饭碗就跟郭青主任走了。 郭青领着苏云到了张浩同志处，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也在。张浩指着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对苏云说：“这是朱爹爹，那是刘伯伯。” 在张浩同志处，苏云还没有见到自己的爸爸。张伯伯告诉苏云：“一会儿开会欢迎你爸爸，那时你就可以见到他了。” 不一会儿，苏云跟随朱总司令到了八路军大礼堂。那时的礼堂，十分简陋，人们都挤坐在木条凳子上。不过，气氛格外热烈。朱总司令走到前排坐下，苏云跟着他站在前面，面向人群东张西望，在寻找她的爸爸！虽然。苏云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什么模样，可是不知为什么，她总相信自己从人群中能找到爸爸！她在人群中寻找着，辨认着，渴望早一点儿看见爸爸，她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 正当焦急的时候，忽然听见陈云伯伯在叫：“苏云，你是在找爸爸吧？”苏云点点头。陈云伯伯拉着苏云走到一位身穿灰军装的中年人面前说：“老项，这是你的女儿。” 项英马上把苏云抱起来，紧紧地抱着，看着她，不知说什么和怎么说，只是一连串地问了起来： “叫什么名字？” “几岁了？” “念书没有？” “在哪儿上学？” 作为父亲，竟不知道自己女儿的名字，不认得自己的女儿……然而，他和所有父亲一样，挂念着自己的儿女，他多么希望了解儿女的一切啊！ 苏云一面认真回答着爸爸的问话，一面潜心地注视着爸爸，看着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那充满喜悦的眼睛，那闪烁着希望之光的眼睛…… 苏云暗想：“这威武的军人，就是我的父亲吗？”她第一次看到自己父亲的模样！她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思念着父亲、母亲，可是她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模样，她多少次希望在梦中梦见他们啊！可是那美梦始终没有来临。然而，今天她真的见到了父亲，他就在自己身边，她扑到他的怀抱里，怎能不沉浸在欢乐之中！ 在欢迎会上，朱总司令和项英同志讲了话。欢迎会开得十分热烈。会后，项英同志要带苏云去他那里，可是苏云不肯。她当然热切希望同父亲在一起，可是，她不能使自己的同学失望——他们在等待着她，等待着她讲述见到父亲的情景。当苏云回到学校时，天已不早，然而同学们还没有睡，还在等待着她回来…… 项英在延安住了一个多月。这是苏云和父亲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他们渴望以后再见面，然而以后的会面却没有等来，而且是永远等不来了！当项英同志要离开延安时，因任务急，走得仓促，又偏偏赶上苏云到野外躲空袭，项英就这样走了。他，作为父亲，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实在不忍让女儿过分失望，在路过西安时曾托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给苏云带了一桶饼干和一双袜子。 后来，凡是从新四军回延安的同志，总是想方设法到学校去看望苏云。这些同志不仅是给女儿带去父亲的问候，而且是带去老一代革命者对后代的关怀。苏云，是项英同志的女儿，更是党的女儿！在革命队伍中，每一个老的革命者都关怀着青少年的成长。来自新四军的同志说，项英同志回去后，经常拿着儿女3人的照片，向同志们讲述着自己的女儿和儿子，并且深情地告诉同志们，即使自己牺牲了，也有人继承未尽的事业…… 第10章 颠沛流离的——李特特 1924年，不满周岁的小特特随外婆和妈妈一同从法国返回了祖国。不久，妈妈又因革命工作而长期出门在外，小特特只能依靠外婆哺育。孩子，离不开妈妈！孩子，思念着妈妈！但小特特虽有外婆的疼爱，但仍思念着妈妈，她需要母爱，然而却缺少母爱！ 第275页 1928年蔡畅根据地下工作的需要，请母亲将小特特送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以组成家庭的形式掩护中共地下工作的开展。小特特可不知道她来到母亲身边的任务和作用，但她很幸福，因为又能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了。但小特特不高兴和弄不懂的是，妈妈老领着她搬家，东躲西藏，过着一种紧张而又没有规律的生活。开始，她们只是在上海搬家。1930年有一天，妈妈竟然带她出了远门，一下子搬到了香港。经过长途跋涉刚在住处放下行李，便有几个陌生人藉口看房子闯了进来，妈妈便让另外的同志应付陌生人，自己带着小特特和随身携带的箱子（箱内有党的文件）立刻离开了那个住所。小特特累得实在不想走，就问妈妈为什么又搬家？妈妈严肃地告诉她，小孩子听大人的话，不许多问。 在小特特幼小的记忆中，这种事发生过许多次。她们不仅经常转移住处，而且还经常更名换姓。由于长年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养成了妈妈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再多问一句的习惯。不过，她最感难受的是，有一段时间，她们住在工人区内一个小阁楼里。妈妈外出时，就把她一个人锁在屋里。她常常还在熟睡时，妈妈就出去工作了。白天她一个人在屋里，中午只能吃剩饭。有时没有剩饭，她只好饿肚子。孤寂之中，她非常害怕跑出来和她争饭吃的老鼠。为了解决她的寂寞和孤独，妈妈给她抱来一只小狗儿。她和小狗儿相依为命，餵它、吃喝，抱它睡觉，给它说话、讲故事……后来因敌人突然搜捕，她们在仓促离去时，忍痛将小狗儿遗弃了。 1930年秋，妈妈又带着小特特返回上海，与聂荣臻夫妇住在一栋楼里。不但房子阔气，而且还雇了阿姨，这一切使小特特困惑不解，但她已养成了习惯，只看不问。有一天妈妈不在家，她偶然打开柜子看看，却意外的发现柜子里竟是用纸包的砖头瓦块之类的东西。她当然不知道这是为了工作，才需要住这样好的房子；为了摆阔气，以掩敌人的耳目。可是由于党的经费有限，因此只好这样做。 1931年，顾顺章背叛了革命，为了确保安全，上级党命令蔡畅同志转移到苏区去。小特特掩护地下工作的使命已经完成，又被送到湖南双峰县乡下同外婆居住。小特特又一次尝到了母女分别之苦。4岁的小特特因革命工作的需要，她来到妈妈身边，和妈妈共同出生人死，一块颠沛流离了3年，又是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她又不得不和妈妈分离，这一别就是7年。直到1938年，母女才再次相见。 第11章 将来又是个大革命的——罗西北 罗西北1926年腊月初六出生在上海。西北出生后，爸爸罗亦农只见过儿子一面，他用一只大手轻轻地拍着什么也不懂的儿子的小屁股说：“将来又是个大革命。”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上海三次武装起义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上海市笼罩着白色恐怖。那时，西北的妈妈被中央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尚在襁褓中的西北，若继续留在上海，怕被国民党“斩草除根”，于是在一个阴冷的夜晚，外婆抱着他上了江轮，回到外婆的婆家——四川江津白沙镇寄居下来。靠亲戚的资助维持生活。 5岁以后该上学了，外婆又带他到成都外婆的娘家，和已婿居多年的嫂子住在一起。外婆做得一手好针线，为了生计开了一家小缝纫店。外婆要挣钱维持生活，就顾不上照顾西北。再说她又是个文盲，也不知西北该如何读书，只是每天见他上学就放心了。 小西北不爱读书，又没有人检查他的学业，所以动不动就逃学。他经常跑到胡豆地里，书包往地头一扔，就剥嫩胡豆吃。吃够了就在地里睡上一觉，醒来后天晚就回家，天早就再到别处玩玩。晚上外婆还得做活，他就去附近茶馆听说书。他找个不起眼儿的地方一蹲，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经常是茶馆打炸了，才发现旮旯里还熟睡个孩子。有时很晚了，外婆不见他回来，便请人到茶馆里把睡得正香的他抱回来。 小西北这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上学，竟然还能按时升级，所以舅婆家的人都夸他聪明。西北就这样无忧无虑地打发着自己的日子，惟一使他为难和不快的是：学校每学年都要填一次学生登记表，在父母一栏中，他总是不知该填什么。因为除了外婆外，他从不知自己父母是谁？为此，他多次问外婆：“我的爸爸妈妈呢？”外婆总是耐心地对他说：“你还小，等大点儿再告诉你。”他的学生登记表上的姓名是周西伯，父母的姓名，当然也是外婆胡编的。 1935年年底，红军长征经过岷江上游。成都有钱人家怕“共产”，纷纷逃往重庆。外婆却暗暗高兴，她在一天夜里，悄悄对西北说：“你慢慢长大了，我可以告诉你了，长征的队伍里，都是你爸爸的朋友，你还小，再长大几岁，我就可以把你交给他们了。” “我爸爸妈妈呢？”西北又提出了那个一直未得到回答的问题。外婆思索了一下，又机警地听了听四周的动静。才小声地耳语说：“你爸爸是共产党，被蒋介石杀头了。你妈妈到苏联学习，死在莫斯科了。你长大了，可要为你爸爸报仇呀！” 9岁了，罗西北长到了9岁，才知道自己的身世。他从记事那天起，就和小朋友二不一样？人家都有爸爸妈妈，他只有外婆。为这事，他不知道哭过多少次。他看到别的小朋友喊爸爸妈妈，就忍不住心里的难过！今天，他明白了，他爸爸是被蒋介石杀害了。从此以后，西北一下子长大了，懂事了。他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学好本领，长大一定杀掉蒋介石，替爸爸报仇！ 第276页 第12章 寄人篱下的——王继飞 当小飞尚在襁褓之中时，父亲王一飞曾见过他一面。父亲不幸牺牲后，母亲陆缀雯因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无法照料年幼的儿子，只好把他送到舅舅家抚养。从此，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小飞再没有见到过母亲。他懂事后，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当然，也就无法感受到真正的父母爱。 王小飞的舅舅，是中国当时四大银行之一的中国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在这样的家庭里，能收留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已实属不易。小飞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度过了10余年的漫长时光。生活在上层社会里，小飞在物质生活上虽没有受过什么苦，但在他的心灵深处，总有一种不如人的感觉，那毕竟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 在舅舅家的孩子中，他表哥的地位最高，其次是表姐，最后才是他小飞。这种现实，常使他觉得受到了歧视，强烈地自尊感使他对现状不满，并常常进行反抗。他8岁时，在外面逗狗玩，表姐恶作剧地往他喝水的杯里倒人了一些汽油，当他渴极了跑进屋一口气喝下去时，顿时烧得他满地打滚。这时，他见表姐和佣人在一旁开心地笑，才明白是受了捉弄，气得他从地上爬起来，冲过去一口咬伤了表姐的手。虽然身在“福”中，却因受到家庭的歧视使他在困惑中的反抗意识在内心里增长。 1939年，出于对革命烈士后代的关怀，周恩来派人通过上海地下党，找到了王小飞，先把他送到重庆，这才见到了妈妈，后又转送到延安。 第13章 和母亲风雨同舟的——聂力 聂荣臻的女儿聂力，1930年9月出生于上海。1931年年底，正当小聂力牙牙学语的时候，父亲聂荣臻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奔赴中央革命根据地。路途险恶，自然不能携妻带女，就毅然上路了。 聂力3岁那年，母亲张瑞华在黄浦江岸边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母女俩住在英国租界内党的秘密联络点。 不幸的是党内出了叛徒，联络点被破坏，同志们遭逮捕。当特务闯进张瑞华的住处时，她一看情况不好，立即机智地将一个没有送出的秘密字条塞进嘴里，利用女儿的身子挡住敌人的视线，趁机端起女儿小碗里的剩饭，忙扒进嘴里，骗过了敌人。敌人没有找到任何破绽，最后还是将她母女带走了。 张瑞华和女儿聂力被投进监狱后，敌人仍查不到她和共产党联繫的证据，就施展了“苦肉记”，安排两个女特务穿着槛褛的衣服，打扮得蓬头垢面，关进了张瑞华的牢房。女特务假装和小聂力玩，故意冒充地下党员，千方百计地哄骗小聂力能说出点什么。然而聂力十分听妈妈的话，既不闹也不哭。实在饿极了，就吞两口连大人都难以下咽的野菜粥，根本不同那些不相识的人搭腔。 敌人在她们母女身上，查不出任何有关共产党的线索，不得不以“查无实据”的理由，将她们母女释放回原住地。但敌人仍不死心，暗中埋伏人监视。张瑞华很沉着，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她除了买点生活必需品外根本不出门，久而久之，敌人也麻痹了。 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惊天动地的炸雷噼空而爆，仿佛要将整个旧世界摧毁似的。趁监视的特务离开躲雨，小女儿已经熟睡，张瑞华当机立断地脱身而出，连夜找到一个秘密联络点。那是一个小汽车行，老闆娘见到张瑞华不禁大吃一惊！忙将她领进里屋。联络员听完情况后，立即塞给她30元钱，让她趁大雨未停，连夜转移到指定地点。 张瑞华怕有“尾巴”跟踪，冒着大雨在大街小巷间绕了好几圈，才回到原先的住处。她立即抱起尚在酣睡中的女儿，雇了辆黄包车便顶风冒雨地疾驰而去。风雨立刻淹没了她的行踪…… 第14章 朱总司令的儿子——刘太行 一个大脑袋，细脖子，长着一双又大又亮眼睛的男孩，坐在一张又破又旧的小木凳上，用骯脏的小手揉着眼睛哭着喊：“妈妈，妈妈……”小男孩奶声奶气地哭喊着，泪水不断地从他的眼里涌出，他不断用小脏手揉搓着双眼，把小脸蛋儿涂抹成了小花脸。这哭喊的孩子就是刘伯承、汪荣华的第一个孩子刘太行。小太行的哭喊声，在那太行山区的小村庄上空迴荡着。 “荣华，我看太行这孩子放在这里太不安全了，我们整天打仗，东奔西跑，谁也顾不上他。”刘伯承的口气里充满了爱和担心。“是呀，太行这孩子出生后就没吃上我几口奶，也没吃过几顿饱饭。老乡们的生活本来就清贫，这孩子跟着咱们可真没少受罪。”汪荣华说着长长地嘆了一口气。 “不行的话，我看就把他送到延安去吧？那里生活相对安定些。”刘伯承想了想说。 “什么？送到延安去？”汪荣华吃惊地抬起头。 “对，送到延安去。跟着咱们太危险了，咱们随时要打仗，老乡们也要跟着东躲西藏，长期下去怎么行？”刘伯承无奈地说。 “孩子还小，送到延安后咱们想看时可看不到了。”汪荣华实在捨不得。作为母亲，她在这战乱的年月里，在枪林弹雨、行军打仗中十月怀胎，在忍飢挨饿、出生人死中生孩子、带孩子，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冒了多少风险别人是无法知道的。 第277页 “在这里，你也是不能天天看到呀？还不一样是送到老乡家去养着吗？听我的，还是把孩子送到延安去安全些。”刘伯承耐心地与妻子解释。 “送到延安托给谁呀？人人都那么忙？”汪荣华还是有些不情愿。“我想好了，托给朱总司令。我们俩是生死之交，他不会不管。再说克清为人十分善良、豁达，又喜欢孩子，交给他们，咱们应该是一百个放心。”刘伯承坚定地说。 “那好，既然这样，咱们就把孩子送去吧。不过这一路上可够艰苦的，也有不少危险，让谁带去呀？咱们俩都走不开。”汪荣华还有些顾虑。 “这你放心，过几天杨尚昆与徐向前去延安开会，托他们带过去，我看没什么问题。”刘伯承疲倦地闭上了眼睛，靠在土炕上。这些天来的连续征战，使他十分疲劳，形势发展很快，每天都有新的敌情出现，身为前线指挥员，他的担子十分繁重。 看到丈夫疲劳的样子，汪荣华心疼地再也不想说什么了，她拉过被子，轻轻盖在丈夫的身上。 这段时期，刘伯承明显地消瘦了，这个能征善战的八路军高级指挥员，一直战斗在抗日最前线。即使妻子汪荣华怀孕、生太行时，他也无法留在身边照顾她。身为妻子的汪荣华十分理解丈夫的心情，她知道他爱自己；也爱孩子，可是他把爱深深埋藏在心底，指挥着一场又一场战斗。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时，他才想起他的宝贝儿子——那个又瘦又小的刘太行。 汪荣华更是十分疼爱这个孩子，在怀胎期间，她照样行军打仗，那是常人想像不到的，她忍受下来了，她坚持住了，她与刘伯承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了，而且又是个儿子。她并不重男轻女，在战争年代，她在儿子的身上寄託了自己也是党和民族的希望，让他来继承她和伯承的事业。所以，她捨不得碰儿子一下，想尽一切办法给儿子弄点吃的，可无奈战争使生活十分漂泊不定，连大人都是飢一顿、饱一顿，更别提孩子了。什么牛奶、鸡蛋的补养品根本见不着。她生下太行不久，就开始随着部队南征北战，每当看到儿子饿得哇哇大哭时，她的心像针扎似的疼。还是伯承说得对，孩子应该送到延安去，那里比起前线来要相对安定很多，孩子可以吃上顿饱饭，也许还能喝上杯牛奶呢。想到这里，汪荣华轻轻地松了口气。 杨尚昆、徐向前没有辜负两位战友的嘱託，平平安安地把太行带到了延安，送到了朱总司令与康克清手中。 康克清接过了又瘦又小的太行，看着那皮包骨头的模样，心疼得直掉泪。 “你瞧瞧，这是多好一个孩子，竟让瘦成这副模样！真不知他们是怎么带的？” “你埋怨哪个哟？他们在前线，整天打仗，哪有时间带孩子哟。”朱总司令站在一旁，安慰着康克清。 “克清，你看这孩子像谁？像不像伯承？”朱总司令为了转移妻子的视线，继续寻找着话题。 “嗯，还真有些像，不过这嘴巴还是像汪荣华，我看更像他妈妈。人们不是常说：女儿随爸。儿子随妈嘛。”康克清说着，更认真地观察起太行来。 小太行被看得不耐烦了，一咧嘴哭了起来，一伸腿在康妈妈身上尿了一泡。 “哎呀，小傢伙儿尿了我一身！”这一招还真管用，康克清又叫又跳地赶忙把太行交给了朱老总。 “哈哈，这是咱们小太行给你的见面礼，要不你才不撒手呢，对不对，小太行？”朱德哈哈大笑着把小太行举起来，在小脸蛋儿上亲了亲。 说也奇怪，小太行不哭也不闹了，睁大了那双明亮好奇的眼睛，观察着四周。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不太懂事的小傢伙都感到新鲜，高高的窑洞，大大的窗户，雄伟的宝塔，满山遍野的羊群。太行在这里生活，一住就是好几年。当他的父母来延安开会时，儿子竟不认父母。他叫总司令爸爸，叫康克清妈妈，美好的记忆中，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就是他的父母，他们爱他，给他吃，给他穿，领他玩，还特地请了一位17岁的姐姐来照顾他。他甚至偷偷管小姐姐叫妈妈，因为姐姐同样爱他。除了管他吃穿外，整天带他玩，还给他讲故事。 小太行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渐渐长大了，也慢慢地胖起来，不光小胳膊、小腿有了肉，还学会了走路、爬山，一天到晚不停闲。稍不注意，他就钻出窑洞，爬到山坡上去，吓得照看他的小姐姐震天价地唤：“太行——太行……” 朱总司令非常喜欢这个调皮的小傢伙，当时总司令身边没有子女，便让汪荣华将小太行过继给他当儿子。汪荣华可不同意，太行是她心头一块肉，哪捨得给人，即使给朱总司令，她也捨不得。不过，小太行可不懂妈妈的心意，他只认总司令是爸爸，康克清是妈妈，使那亲生的父母实在嫉妒得不得了。 看到小太行长得结实了，走路也一蹦一跳了，康克清与朱德商量，把小太行连同那位照看他的小姐姐一起送到中央託儿所去（也就是后来的洛杉矶託儿所）。让小傢伙去同孩子们过集体生活，培养自理能力和团结友爱的精神。这样，小太行就连同那位照看他的小姐姐一同去了託儿所。 託儿所流行百日咳，小太行也被传染上了，他咳得最严重，一病就是两个月，躺在医院里，先是不断咳嗽，然后是吃什么吐什么，最后吐血，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孩子脸上没有一点血色，苍白蜡黄，看上去真怕人。 第278页 小太行的病越来越重，尽管医生们想了各种办法，有些医生还是名家，可仍然没有特效办法，因那时延安几乎没有药品，就连傅连暲也急得直转圈没办法。小太行昏迷了，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很多人都说这孩子不行了。 朱老总和康克清着急得不得了，但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知道医生、护士都在竭尽全力，不能再给他们增加压力。 为了挽救孩子，傅连暲拿出了最后的办法——输血。动员患过百日咳的人献血，那些不知名的叔叔阿姨们的血，慢慢流进了垂死的小生命的血管里，奇蹟出现了，垂危的小生命唿吸加强了，眼睛睁开了，咳嗽减少了。小太行和其他小朋友一样，三天后能吃饭了，又过了半个月，竟一声也不咳了，而且恢復得很好。朱老总和康克清也轻松了不少。 原来，患过百日咳的人的血液中有了抗体，将这些人的血注射给患此病的人，就能治好病。就这样，託儿所患百日咳的孩子，度过了生死关。 1945年刘伯承、汪荣华再次来延安，当他们决定把太行接走时，太行死活不跟他们去，也不喊他们爸爸、妈妈。因为在太行的记忆里，根本不记得他们。儿子的举动，弄得从前线回来的妈妈直掉眼泪。这叫什么事啊？亲生儿子不认父母。不过，后来太行还是跟父母走了，是朱德爸爸和康克清妈妈做了许多工作，尽管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心里也不好受，可毕竟人家是太行的生身父母啊。 第15章 珍惜父母爱的——瞿独伊 1935年的一天，瞿独伊正和一批小朋友在乌克兰的聂伯河彼特罗夫斯克参观。忽然，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看到了父亲瞿秋白牺牲的消息，她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地晕了过去……独伊被救醒后，脑子里迴荡着父亲的身影。那是5年前，因为中国革命的需要，父母秘密取道欧洲回国工作。不料那次分别，竟然成了和父亲的永诀。就是那一年的8月1日，父母从柏林给她寄来一封信和一张含义深切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一束美丽的“勿忘我”花，封面左下侧写着“独伊”，背面用俄文写着：“送给独伊。妈妈，1930年8月l日，克里米亚。”但独伊能够看得出，明信片上的俄、中文都是父亲的笔迹。父母写给她的为数不多的信件几乎都已散失，唯独这张明信片保存至今。她从这张小小的明信片上，时时看到父亲的身影，是父亲留给她的一件最珍贵的纪念品。 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于1935年第二次来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她留在莫斯科任国际儿童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当杨之华来到国际儿童院看望独伊时，许多中国孩子跑过来包围了她，大家都亲切地喊她“妈妈”，问她各自父母在国内的情况。杨之华妈妈含着激动的眼泪，把她所知道的情况一一告诉孩子们。直到晚上，杨之华才抽出时间，把瞿秋白牺牲的详细情况告诉了女儿，母女俩边说边哭边回忆那些令人终生不能忘怀的往事。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在苏联的干部陆续分批回国。这一年的9月，瞿独伊随母亲等一行5人回国到达新疆时，因回延安的路已被切断，只好暂住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当时留在新疆的同志有三部分：一是军阀盛世才从延安请来在新疆各部门帮助工作的同志；二是由苏联教官训练的红军航空队员；三是从苏联回国路经新疆的同志和部分在新疆养病的红军伤残人员。 盛世才错误地估计了苏德战争的形势，撕掉了他亲苏亲共的假面具，完全投靠了国民党，并把我党在新疆的三部分同志150余人分别软禁起来。之后，他们又分别逮捕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随即逮捕了妇女、孩子及伤病人员。瞿独伊和妈妈一起被捕后，先把她们转到女子被服厂，强迫她们做工，遭到集体拒绝后，就把她们全部关进迪化市第四监狱。瞿独伊在这里度过了近四年的监狱生活。 第16章 魔窟铁牢里的——囚童军 说起革命先驱者的后代，魔窟铁牢里的囚童军，他们都是中华儿女中最普通的人，又是最不幸的人。他们在人生的歷程中，走过了更加艰难、更加崎岖的路程。如果你读过《红岩》的话，可能不会忘记那个被关在监狱中的“小萝蔔头”吧！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过许许多多的“小萝蔔头”，他们刚刚降生到人世，就要伴随着干革命的父母坐牢。 朋友，你们可曾知道在新疆迪化（乌鲁木齐）敌人的一所监狱里，同时关过25个共产党人的后代，而其中有11个是在监狱里出生的……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狗咬。 夜来汽车多， 抓人知多少。 20世纪40年代初，新疆有不少人哼着这首改动了的古诗句，而且越哼越广。 1944年10月底，中共在新疆被捕人员中天真烂漫的孩子，已达25名。他们随着他（她）们的父母、阿姨、病残叔叔们，在警特的押送下，顶着凛冽刺骨的寒风，被转移到迪化城东南的一座阴森森与世隔绝的大院里。四周高墙立，岗楼森严，两扇黑沉沉的铁牢门紧闭着，牢内的狱卒手持皮鞭，肩挎长枪，在院内踱来踱去，这里便是第四监狱。 刚入第四监狱时，大一点的孩子对于监狱的一切都已司空见惯了，因为他们在朦胧的记忆中曾经歷过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被敌人绑架人狱时，与敌人展开拒捕搏斗的情景；也经歷过软禁阶段警特对他们虐待的痛苦磨难。他们小小的心灵里，已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可是对那些小弟弟小妹妹来讲，却是一无所知。在这25名孩子中不包括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 第279页 瞿独伊虽属于同辈人，但在其他孩子们眼中，她已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大人了。除了张文秋13岁的女儿刘松林（思齐），6岁的女儿邵华（安安）外，其他孩子都在6岁以下。较大点的孩子有：张闻天的儿子张虹生，林基路的儿子林海洪（阿訇），吉合的儿子吉新军，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等。较小的除马殊的女儿苏苏，陈谭秋的儿子楚三两个是1942年软禁期间出生的以外，其余还有11个孩子是1943年和1944年期间出生的，如砖头、新狱、苦苦、倒霉、狱燕、狱玉……只要一唿喊这些孩子的名字，就可以理解到当时做父母的心情。这些孩子跟随着妈妈、阿姨们在女牢中饱尝着人间悲欢离合的痛苦，他们长期不跟自己的爸爸在一起，有些孩子甚至一出生就未见过爸爸的面。因此，他们中有不少小孩子只知道有妈妈、阿姨，还有同他们关在一起的五位残疾叔叔，而不知道有爸爸。虽然也听说过爸爸被关在男牢里，但因为没有感性认识，就闹出了许多令人发笑而又心酸的故事来。 小苏苏只听到过妈妈、阿姨和残疾叔叔们说到小马，就是指她爸爸。有一次，一个阿姨开玩笑说： “小苏苏，你看拉水车的那匹小马，可是你爸爸？” 小苏苏透过牢门，看到那匹小马正拉着水车向前走，认真地点了点头。这真使她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她抓住小苏苏的手大声说：“你爸爸是人，不是马！” 小苏苏睁大了眼睛反问道：“妈妈，是你们告诉我的，说我爸爸是‘小马’。”这真是一个和孩子纠缠不清的问题：苏苏的爸爸是“小马”，但又不是“小马”…… 小华是个4岁的男孩儿。他在1岁以前见过爸爸，可是早就记不清了。他听人家说：小华的爸爸关在黑牢里。他又看见母鸡在小黑窝里下蛋。不知怎的，在他的小脑袋瓜里把这两件事联繫到了一起。当有人问到他爸爸时，他就说：“我爸爸关在黑屋里下蛋。”这种哭笑不得的回答是不能怪孩子的。这些无辜的孩子们，长期被关在这暗无天日的黑牢中，见不到爸爸！在他们小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多少终生难以摆脱的阴影。 大凡孩子眼里的爸爸，既是平凡务实的普通人，又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而这些孩子们多数是难得见到爸爸的，即使这样，在叔叔、阿姨们讲述爸爸对敌斗争的英雄行为和不屈精神时，仍是对他们幼小心灵的烛照，于是他们就义无反顾地循着爸爸的足迹，继续一代又一代生命的承启。如陈楚三就是在陈潭秋夫妇被软禁在刘公馆时，于1942年12月2日出生的。 陈潭秋被捕人狱后，敌人对他用尽了酷刑，但始终无法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同牢的一位同志含着热泪说：“他一次受审回来，浑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已成牛皮色，痛得把嘴唇都咬烂了。还有一次审讯回来，不但浑身是伤，两只脚底板全烂了。敌人在放有三角铁刺、蒙上布的方砖上，让他站了三天，也没有能让他吐出一句软话，敌人恼羞成怒，又给他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令他昏死过去后再用冷水喷醒，仍未能从他口中掏出一句话来。”一位工犯事后说：“原住二监九号囚室的人，真是共产党人的亚克西！”他说着还把大拇指高高的翘起来。“盛世才把电话线牵到审讯室，要与你们那位先生通话。那位先生大骂，随即把电话机摔碎了。有人劝他说：‘君子不吃眼前亏……’他却坚定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头可断，血可流，志气不能丢。’真是一身正气，铁骨铮铮。”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敌人秘密杀害时楚三还不足10个月，他自然记不得爸爸，但叔叔、阿姨们是不会让他忘掉这一切的。陈楚三的名字，就是张子意叔叔根据“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歷史典故而取的，寓意让他长大后要为中华民族、为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 毛远新比陈楚三大两岁，是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儿子。毛泽民和陈潭秋同时被捕，关进了迪化第二监狱。在严刑拷打下，毛泽民英勇不屈，多次向盛世才提出，要请沈钧儒、史良作辩护律师，来肃清他的不白之冤！ 有一份审讯毛泽民的记录是这样记载的： 问：“共产党是赤色帝国主义？”答：“国民党是法西斯蒂！” 问：“共产党不顾大义？”答：“蒋介石在广州是被共产党员相救才得活命，在西安是被共产党相救才解围逃生。蒋介石恩将仇报，这才是忘恩负义！” 问：“你只要脱离共产党，一切问题都不再提出？”答：“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我已牺牲了嫂嫂、妹妹和弟弟，党是我的政治生命，要我脱党是白日做梦。” 敌人在精神上斗不垮他，就实施惨无人道的肉体折磨。与毛泽民关在第二监狱同号的一位不相识的难友曾写过这样一份材料： “有一天晚上，一开始先打40个手板。40个手板，把手掌全打裂，30多天一道道深沟不能癒合。原来匪首李英奇为这40板曾在狱中用酒肉招募了一个野兽，他每打一板，就用木板在掌上压揉一次，再打第二板……这种酷刑使受刑者疼得把下唇咬烂，把衣领咬断，但是他就是不开口……” 第280页 “打完40板子，被送到另一个刑室，在墙边吊了起来，两臂平伸，脚指着地，两个特务手提着四川造的鞭子，随便向腿上打一下，抽两下。敌人把这种刑罚叫坐飞机，让犯人在乱云飞渡中不时的颠簸，触及五脏六腑……一天一夜，一夜一天的煎熬，精神疲惫到无法忍受，偶一合眼，马上就被特务用阿姆尼亚沖鼻前一熏，那种刺脑气味，令人无法抵御。由于这种不断地毒打和烈性刺激，三天后，人的大脑已经完全麻痹，眼睛反到合不上了。就这样折磨了七天七夜，委实残暴已极。毛烈士竟然挺过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蹟。敌人也被这种精神吓坏了，只好于1943年9月27日将毛泽民秘密杀害。”是年，和妈妈一起坐牢的毛远新才3岁，他不知道爸爸的一切，但他对狱中的折磨已有一些记忆。 林海洪的父亲林基路，少年时就嚮往光明，追求真理。1932年赴上海求学，1933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春经组织同意，东渡日本人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35年在东京加人中共，1937年夏回国由周扬接受了党的组织关系，分配到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1938年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新疆工作。1938年4月就任新疆学院教务长。 林基路被杀害一个多月后，他的小女儿林枚才出世。妈妈为了让女儿能记住这深仇大恨，故给女儿取名叫“倒霉”。 吉新军、吉新华、吉新狱是吉合、鄢仪贞的三个儿女。吉合学生时代就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1920年他怀着献身救国的愿望，参加了冯玉祥的部队。1925年由冯玉祥派遣赴苏联留学，1928年9月先后毕业于基辅红军军官学校和典斯科步兵高级学校。在苏联学习期间，吉合结识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有24名青年军官，是受冯玉祥的派遣来苏联学习的，当时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也派不少人同他们一道进行野营训练。他在这里认识了蒋经国，也和“红党”交上了朋友；刘伯承给他谈过共产主义；他聆听过史达林的讲话；受到过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的教诲。他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毅然与旧军队决裂，在莫斯科加人了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7月受共产国际派遣，随王若飞同志回国开闢地下工作，9月加人中国共产党。 1942年9月，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投蒋而被捕人狱。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6人是第一批被捕人狱的。陈潭秋被捕时，他借假装上厕所的机会，向吉合交代说：“敌人放不过我，可能马上被捕。”他迅速从衣袋里拿出个小本子交给吉合说：“把它交给刘平同志（张子意的化名），并转告他接替我的工作。你要设法和共产国际联繫，把这里的情况尽快报告党中央。” 陈潭秋同志被敌人“请”走后，吉合即把情况通知了张子意。不久，他们都先后被捕人狱。1946年1月，敌人把吉合押送到第二监狱，关在东排2号。据人传说，二监就是死监。所谓死监，就是犯人病死在狱中，或者押出监房就处以极刑，人不死是出不来的。吉合被关到二监后，他的子女们再没有得到过爸爸的消息。 刘松林、邵华是张文秋的亲生女儿。张文秋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京山县委副书记。1927年出席中共五大。后在河南驻马店发动秋收起义，任暴动总指挥部宣传部长。1928年后，任中共山东省委执委兼妇女部长、全国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37年去延安。刘松林的生父刘谦初，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又就读于第一期黄埔军校。1924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同年8月领导青岛工人反帝同盟大罢工时被捕。1931年4月5日被韩復集杀害在济南。刘谦初就义前，张文秋提出让他给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个名字。谦初想了想说：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咱们就叫‘牢生’吧。当然，孩子也应该有个大号，你们将来不管流落到何处，都不要忘记故土，要思念着齐鲁，大号就叫‘思齐’吧。” 思齐出生后，她爸爸已经被杀害。小思齐懂事后，看到别的孩子有爸爸，真是羡慕极了！常常哭着问妈妈要爸爸。妈妈总是强忍悲痛说：“你爸爸出远门做生意了，要很久才能回来。”思齐看着小朋友的爸爸，想着自己爸爸的样子，但怎么也想像不出来？直到她6岁时，终于盼回了出远门的爸爸。那一天妈妈把爸爸领到她跟前，她高兴极了，虽然瘦削的爸爸只有一条腿，但她终于能和小朋友一样，有个爱她的爸爸了。当然她不会知道，这不是她的亲生父亲，而是她的继父陈振亚。陈振亚是彭德怀手下的一员虎将，在长征中，他的一条腿被敌人炸断了。他虽不是思齐的生父，对思齐却比亲生女儿还疼爱。后来虽然生了安安（邵华），陈振亚对思齐的感情一点也没变。 1939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让陈振亚去苏联安装假腿，并批准张文秋携带孩子一同前往。当他们途经迪化时，被新疆当局无理扣留，几经交涉，才把他们送至中共驻新疆八路军办事处。这样，思齐和继父、妈妈、妹妹安安只好逗留迪化，重新等待去苏联的机会。 1941年，陈振亚没有等到重新去苏联的机会，却被国民党阴谋杀害了。从小没有父亲的思齐，她和妹妹安安又失去了疼爱她们的慈父。 第281页 思齐、安安和妈妈尚未从丧父丧夫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就又陷人新的灾难。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突变，盛世才政府撕下抗日的伪装，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及一批党的优秀干部相继被捕人狱。1943年4月，张文秋和孩子也被关进了监狱。 被盛世才逮捕的中共人员中，有十几位妇女干部，她们中有：苏兆征的夫人苏妈妈、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陈潭秋的夫人王韵雪、邓发的夫人陈慧清、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陈振亚的夫人张文秋、林基路的夫人陈文瑛、吉合的夫人鄙仪贞等，还有几位同中共党员结婚的新疆籍妇女。她们一直同5位八路军残废军人、20多个孩子和一些老弱病人关押在一起，她们既要拖儿带女，抚育和培养后代；又要扶老携幼，照顾病残人员；身陷牢狱之中，可谓困难重重。但是，她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人，是革命者。 1944年10月底，这些中共妇幼病残人员，从七道湾女子工厂，被转押到迪化城东南的第四监狱，也称女牢。入狱后生活条件更差，行动失去了自由。因此她们首先以改善生活条件为目标，採取抗议、绝食等手段展开了斗争。她们被关在四监狱一排朝北的牢房里，房子挡住了狭长的院子里的阳光。房间向南的窗户都被木板钉死。屋中铺板底下，灰尘加虫屎足有半寸厚。更成问题的是，一天两餐馒头，都是用掺砂子发霉的面做的。没有青菜，有时只给一根生葱或一段萝蔔。这种馒头，成人都难以下咽，何况婴幼儿呢。不过，还没有把每间牢房锁死，这就算是照顾了。她们向看守交涉说：“我们都是无罪的，这么小的娃娃难道会犯罪？要给起码的生活条件，要打开窗户，给些新鲜空气和阳光，要改善伙食。” “这是监牢，不准打开窗户。囚粮是上面发的，没有办法改善！”看守李老头（李宝贵）毫无表情地回答着。 “封闭窗户是怕我们逃跑？我们拖儿带女的，你叫我们跑，我们都跑不了！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你这辈子看守过这么小的犯人吗？” 李老头与她们争辩不过，最后只好答应把钉在窗上的木板打掉。斗争取得了小小的胜利，她们把窗户擦得干干净净，阳光洒满了整个牢房。但伙食改善问题，几经交涉仍得不到解决。那时，思齐只有13岁，安安还不满7岁，其他孩子都在7岁以下。很多孩子都闹肚子痛，一天天的黄瘦下去，做母亲的哪个不心疼！ 孩子多数生病了，发高烧，拉肚子，拉痢疾，这可忙坏了红军医生杨锡光同志。狱中党支部根据老杨的意见，召开了会议。党支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这是敌人的慢性屠杀政策，不用动刀枪，过不了多久这些人就会自行死亡，这是敌人杀人不见血的毒辣手段。不能坐以待毙，为了革命，必须活下去！要活下去，必须进行斗争！于是党支部决定以绝食来抗议敌人的虐待。并向敌人提出三项条件：第一，从今以后不准给吃霉烂食物，每天给每人发足够的馒头；第二，允许我们派人参加狱中伙食管理；第三，单独搭一炉灶，为老年人、病人、小孩子做饭。这样，第二天就开始了绝食。 第二天早饭时，大人孩子一起喊：“我们不吃霉摸摸”，都把霉摸头倒回看守房里，大家回去躺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夜深了，肚子饿得睡不着，小孩子哭闹得更凶。看守老头看着不行，竟煮了一锅大米饭来。“吃大米饭啊！”孩子们听到一骨碌爬起来，又唱又跳，吃起喷香的米饭来。大人们还是拒绝吃饭，又派代表与李老头谈判。李老头说：“实在无法，发的囚粮一半是好面，一半是坏面，只能掺着吃。”绝食继续两天后，迫使狱方答应了上述三个条件，并同意派代表参加伙食管理。代表们把好面与坏面分开，通过自报评议，接定量分配，不浪费粮食，最后基本上做到不掺坏面。 冬天来了，寒风裹着雪花直往牢里灌，孩子们实在冻得受不了，有的手脚都冻烂了；夏天牢里又闷又臭，成群的臭虫、跳蚤到处爬，饿疯了的老鼠在夜晚常咬破孩子的耳朵和脚趾；狱警、狱卒又都是凶神恶煞，动不动就是脚踢鞭抽……非人的生活，折磨着革命者，也折磨着无辜的孩子们。 妈妈和阿姨们为了孩子们的生存和健康，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杨锡光医生看到孩子们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经常生病，就建议为孩子们餵养一些鸡，好给孩子们增加一些营养。于是妈妈们就变卖了一些衣物，托狱卒到外面买了几十只小鸡，并经过斗争，迫使狱方同意在狱内餵养。 长年生活在狱中的孩子，当他们看到小鸡时真是又惊又喜，给他们单调苦难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特别是那些小小孩，整天跟着小鸡转。他们一边餵小鸡，一边唱着妈妈、阿姨们教唱的儿歌《问问鸡》。 公鸡，公鸡，你为什么叫？ 小小八路，你听我来道： 监狱里面黑暗受不了， 我要叫，我要叫，光明就来到。 母鸡，母鸡，你为什么叫？ 小小八路，你听我来道： 监狱里面吃得太不好。 我要下蛋，我要下蛋，请你吃个饱。 监狱里的非人待遇，对于刚懂事的孩子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他们多么渴望自由啊！然而他们却常常因跑到铁门旁探望一下外界大自然的景物而遭到毒打。 第282页 有一天，吉新军躲过看守的目光，蹑手蹑脚地来到铁门旁，好奇地把脑袋伸到大门外，贪婪地观望狱外的景色：麻雀在飞，小狗在跑，有意思极了！不料身后赶来狱卒杨大头，抡起皮鞭，朝着他的嵴背抽打。“小囚犯，偷看什么？”杨大头的破锣嗓子吼着。 “哇！痛死我了……”新军哭喊起来。 妈妈们闻声赶来，围着杨大头据理争辩，提出抗议： “住手：不准欺侮孩子！” “孩子犯了什么法？你动手就打！” 杨大头见众怒难犯，又自知理亏，急忙收敛了粗暴的举动，从人缝中熘走了。 孩子们耳闻目睹了这些事实，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黑狗子”真是坏！新军为了看牢门外的世界挨了一顿皮鞭，心里很不服气，就和小伙伴们商量对付“黑狗子”的办法。孩子们就是这样，你越是不准我们向外看，我们越是偏偏要看。在大孩子组织领导下，孩子们分成了小组，一组人往外看，一组人放哨。只要“黑狗子”一出现，放哨的人就发出信号，“黑狗子”还没到跟前，孩子们早已撤退得无影无踪了。 孩子们常把看到的新鲜事告诉妈妈和阿姨们。当妈妈们听到孩子们说的“奇怪的大黄马”时，都笑了。妈妈们说：“那是骆驼，是一种能够吃苦耐劳，在沙漠里几天不吃不喝，驮着东西走路的牲口。”孩子们睁大两眼听着，心想：世界真奇妙，还有那么多有趣的动物，可惜不能出去看看。后来，孩子们不只是为了好奇才在门缝里向外看了，他们成了监视敌人行动的隙望哨，发现特殊情况就立即向妈妈、阿姨们报告。 1944年年底，女牢从男监中得知徐杰（陈潭秋）、周彬（毛泽民）、林基路三个同志，已于1943年9月惨遭盛匪杀害，激起了全牢同志无比愤怒。后又从男监转来林基路烈士生前写的两篇遗作《新囚徒歌》、《思夫曲》。这两首歌词由陈谷音同志配上谱子，教大人、孩子们唱。为了发扬烈士们勇敢和宁死不屈的斗争气节，教育和激励狱中难友和孩子们继承先烈的遗志，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和敌人斗争到底。决定在女牢中召开追悼会，演出悼念三烈士的文艺节目寄託哀思。鼓舞斗志。首先演出的是《追悼歌》，歌词全文是： 我们的兄弟， 在前方为国把命拼； 我们的全部力量， 正在消灭民族敌人。 我们光荣的同志， 谁想得到在抗战辽远的大后方， 还有丧心病狂的败类， 含血喷人， 暗害了你们宝贵的生命！ 你们宁死不屈的意志， 将永远活在千万人民的心中！ 瞑目吧！ 光荣的同志！ 你们的血迹， 揭露了民族败类的无耻！ 你们的牺牲， 更显示了八路军伟大的精神！ 你们的英名， 将永垂不朽！ 它鼓励着后继者的我们， 向黑暗作英勇的斗争！ 瞑目吧！ 徐杰同志！ 周彬同志！ 林基路同志！ 朱旦华同志朗诵了自己写的长诗《新春之歌》——为死难的丈夫而作： …… 我为你歌颂， 你光荣的革命斗争史， 白璧无瑕的政治生命。 你的鲜血， 涂写出革命史中壮烈的一页。 你的铁骨， 敲碎了反动派的头顶。 铁窗中的咆哮， 法庭上的痛斤， 刑场上的狂笑。 在无畏的战士面前： 刽子手胆战心惊， 阴谋家惊惶失色， 变节者无地自容。 你是红色的经济专家， 保卫人民利益的理财能手。 你，沙漠中的拓荒者呀！ 鲜红的血不会白流。 那是荒漠中的琼浆， 灌溉禾苗的泉流。 它滋润着新生的嫩芽， 要把沙漠变成绿洲。 她们还编了话剧，用生动而形象地表演，再现了烈士们在敌人法庭上威武不屈的英雄形象和被敌人杀害的壮烈场面。孩子们看了后信以为真，海洪、远新、楚三等当场都哭喊着叫爸爸，挥起小拳头高喊着向扮演敌人的叔叔打去。 在烈士精神的鼓舞下，女牢的中共党员立场更加坚定，斗志更加旺盛。其他牢房也以各种形式分别悼念了三烈士，化悲痛为力量，决心把监狱变成锻鍊自己的学校；变成对敌斗争的战场，变成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反人民罪恶阴谋的讲台。 有一天，孩子们正在牢房里玩耍。突然，听到外面有大皮靴的咯咯声。妈妈们立刻意识到敌人要搜查牢房，赶忙叫孩子们躺到土炕上，把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藏到孩子们躺着的床上褥子下面。孩子们马上领会到妈妈和阿姨们的用意，有的上床装作“有病”的样子，躺在藏书的褥子上呻吟。 “咣啷”一声，牢门被踢开，闯进一伙气势汹汹的警官和狱卒。他们兇狠地翻箱倒柜，把东西弄得乱七八糟，将一些未来得及藏好的书籍和报刊杂志都搜查而去，最后还把孩子们心爱的图画书和小皮球也都拿走了。但孩子们帮助妈妈和阿姨们保存了书籍，小脸儿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第283页 敌人把孩子们的图书、玩具都没收走的野蛮行径，引起孩子们的公愤，他们像小大人似的在二丈长一丈宽的小院子里排起队来，挺起胸脯，踏着整齐的步伐，唱起了妈妈、阿姨教唱的儿歌，以表示向敌人抗议示威。 骂一声盛世才狗肺狼心， 杀死我爸爸八路军人。 他不打日本鬼，专杀中国人， 你看他汉奸行为多可恨！ 这件事说起来真正可笑， 小小的娃娃也要坐监牢。 吃也吃不饱，住也住不好， 锁上了两重门儿不许跑。 说起来这件事一点也不假， 欺负我婆婆捆打我妈妈。 拉走老奶奶，绑走了阿姨们， 把我们一家大小都糟蹋。 小兄弟小姐妹再不淘气， 小小的八路也要讲道理。 反对用野蛮，要求回延安， 你看我长大起来了不起。 随着国民党特务对狱中中共党员政治攻势的加剧，孩子们也跟着妈妈、阿姨们经歷了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斗争的锻鍊，使孩子们由惊恐到仇恨，由胆怯到坚强，直至参加妈妈、阿姨们的斗争行列，并与敌人拼搏。 1945年2月，一个“黑狗子”熘到了二号牢房，强迫几个新疆籍的阿姨立即搬出监狱。思齐和安安发现这个情况后，马上报告给妈妈和阿姨们。大家赶忙跑到二号牢房。只见几个新疆籍的阿姨正在和“黑狗子”大吵：“不去！死也不去！我们和大家在一起！” “黑狗子”假心假意地说：“释放你们出去，过好日子哩！” 果然，这又是敌人在耍花招，想在共产党内部搞分化瓦解。有个阿姨说：“要释放大家一起释放，为什么只释放她们几个？” “黑狗子”被责问得张口结舌，恼羞成怒地说：“不出去，捆也要捆出去，等着瞧吧！”说罢就熘走了…… 不久，监狱的铁门打开了，20多个“黑狗子”拿着皮带、皮鞭，在警务处长的指挥下，恶狠狠地冲进来。一霎间，皮鞭声，咒骂声，抗议声，孩子们的哭叫声，混成一片。 “黑狗子”提起一个小孩儿摔到了炕上，那孩子爬起来就去抱他们的腿，另一个孩子冲上揪衣服，其他孩子把能够抓到的石子、断棍掷向敌人。这些妇孺、病残、孩子，当然不是敌人的对手。很快，“黑狗子”们几个对付一个，把站在最前列的十几个阿姨，拖的拖，抬的抬，拉出去了，并立即锁了牢门。剩下的人又气又急，叫喊着捶门，那当然是无济于事的。于是，经过商量，女牢又进行了全体绝食。当工犯抬来一桶发霉的黑摸摸时，孩子们就齐声嚷起来： “快抬走，不吃你们的臭摸摸！” “不放回妈妈和阿姨们，我们也不吃饭！”孩子们叫得更厉害了。 中午饭被退回去了，晚饭仍被退回去了。全牢的人坚持不吃饭，有的小弟弟、小妹妹可撑不住了，他们实在饿得慌，又不见抓走的妈妈、阿姨回来，便哭起来。这下引起了连锁反应，大多数小弟弟、小妹妹都哭起来了，吵嚷着：“我要妈妈呀！”“我要阿姨呀！” 思齐见状，就组织几个大孩子说： “走！找妈妈去！把妈妈、阿姨都要回来！”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拉着背着小弟弟、小妹妹跑到看守所长的屋子里，七嘴八舌地又吵又闹。所长正在为全牢房的绝食而发愁，看到这些孩子就说： “你们肚子饿了，先吃饭吧！” “把我们的妈妈、阿姨送回来，我们才吃饭！要不，饿死也不吃饭！”大孩子们大声嚷着，小孩子们跟着学着，有的孩子还在大声地哭着，就是没有一个人吃饭。 天色已经很晚了，孩子们又饿又累，围着看守所长不走。有的小孩子实在哭不动了，就歪在大孩子的怀里睡着了。几个大孩子暂时充当了“保姆”，给妈妈不在的小孩儿餵开水，哄他们睡觉。 门外传来了歌声，多么熟悉的歌声啊！ “妈妈回来了！”“阿姨回来了！”孩子们从所长的屋里拥了出来，边跑边嚷，去迎接亲人。 十几个白天被抓走的妈妈、阿姨手挽着手，回来了！孩子们扑到她们的怀里，拥抱着，亲吻着，哭泣着…… 经过这次反分散斗争，孩子们得到了实地锻鍊。妈妈、阿姨们自然高兴孩子们在苦难的实践中成长着，但也想得更深、更远：孩子们从小就被关进牢房，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他们长年累月跟着大人在这狭窄的牢房里忍受着敌人的咒骂和饥寒的折磨，而对外界的一切都无法知道。他们需要文化，需要各方面的知识。为此，妈妈和阿姨们反覆与狱方交涉，终于为孩子们争得了在狱中学习的权力。每天集中一定时间，由妈妈和阿姨们给孩子们轮流上课，教他们学些初步文化知识。 监狱的环境十分恶劣，搞点教育谈何容易。没有课本、练习本、铅笔等用具，怎么办？妈妈们就凭藉记忆把小时候学过的东西编成课本，并利用出狱看病的机会，秘密弄点铅笔、本子带回来，解决了一些困难。 妈妈们经常给小孩子们讲述娓娓动听的儿童故事，给大点的孩子教简单的汉语文字，教他们画画，画些他们接触过的动物：如小老鼠、小鸡、鱼、马羊等。此外，还将狱中斗争生活编成歌谣，谱上曲子，教孩子们学唱。监狱生活虽然很艰苦，但为了把孩子们教育好，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妈妈们用“苏武牧羊”的曲子编了一首歌。虽然有些歌词孩子们不尽懂得，但天天唱，终于成为孩子们遵守纪律的准则： 第284页 我们要做好儿童， 做事听指挥， 纪律最要紧。 不打架，不骂人， 说话要当真。 别人的东西，不要随便拿。 对人有礼貌，从小学文明。 兄弟姐妹亲亲爱爱都是一家人。 跌倒爬起来，不哭不怕痛。 到钟点吃东西，手要洗干净。 大小便上厕所，人人讲卫生。 安安、虹生、海洪、新军、远新等，不仅学会了“毛主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这些字，还懂得了一些简单的革命道理。 有一次，阿姨教孩子们两个字：“延安”。经过阿姨讲述，孩子们知道升主席、党中央住在那里，许多八路军叔叔从那里出发去前方打日本。那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光明、最幸福、最美好的地方，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绘出了一幅神圣、崇高的图画！ 在全国各界谴责国民党在新疆迫害共产党人的舆论下，敦促蒋介石维护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尽早释放政治犯。敌人在这种形势下，把分散囚禁改为集中关押，妄图成批瓦解，争取被押人员“自首脱党”，变成他们的爪牙。针对这种情况，狱中党组织提出“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战斗口号。坚决要求宣布全体无罪释放，拒绝个人出狱，永不脱党叛变！ 孩子们都关在女牢里，整天和妈妈、阿姨们在一起，见不到爸爸。可在女牢里，还关了五位叔叔，他们5个人只有5条腿、8只眼睛。像这样的残疾人，即使在正常情况下，生活也无法自理，何况在监牢里？只能靠妈妈、阿姨们来照顾。 这5位年轻的残疾军人，是1939年11月来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准备去苏联治伤疗养。他们都是经歷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又奔赴过抗日前线，在硝烟瀰漫的战场上冲锋陷阵，身负重伤。5人中的谢良，是红军的一名团政委，左腿受伤截肢；谢江庭，是八路军的一位营教导员，在与日寇的血战中，敌人的一颗子弹从其左眼射入右眼后穿出，双目失明；罗云章，在长征时任军械科长，在收容队中一次背了十几条枪，由于劳累过度倒在冰天雪地上爬不起来，把两条腿冻坏全部截肢；鬍子明、余良辉都是在抗日战争中负伤截去左腿。他们和中共妇幼人员一直监禁在一起，由女战友们来照顾他们。 孩子们看到这些缺腿少眼的叔叔，艰难地干这干那，从不停闲。缺腿的叔叔坐下去站不起来，少眼的叔叔什么也看不见，他们都难以单独行动。但孩子们经常看到没有眼睛的谢江庭叔叔，背着没有双腿的罗云章叔叔，不管干什么，两个人都一块行动，就像一个人一样。其他叔叔们虽然自己照顾自己都困难，却处处想着别人，尽量减少妈妈、阿姨们的负担。在这种团结友爱的大家庭里，孩子们从懂事起就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们心疼这些叔叔，爱这些叔叔，主动的为没有眼睛的叔叔当眼睛，为没有腿的叔叔当拐棍。他们痛恨敌人，打断了叔叔的腿、打瞎了叔叔的眼，他们盼着自己快长大，长大后替叔叔们报仇雪恨。 1945年12月底，在天寒地冻的迪化城，敌人先强迫李万钟、阎友夫妇和他们带的张闻天之子张虹生，搬到西大桥旁的救济院。几天后，敌人把罗云章、谢良、谢江庭、余良辉、鬍子明五位残疾军人与谢江庭的爱人马玉贞、鬍子明的爱人赵建华和他们的孩子五一、铁如、民平、狱燕及韩福英和她的女儿秀灵从第四监狱也送到救济院。 这里名日“新疆省立救济院”，其实是人间地狱。转到这里的中共人员与乞丐为伍，吃不饱，穿不暖。救济院到处是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瞎子、疯子、拐子和各种病人……到处是粪便垃圾，臭气冲天。许多人混杂居住在一个大房间里，全院200多人仅30多张床位，有几张床位已被常年卧床不起的病人所占用了。这次以各种理由转来的中共男女老少共17人，包括5名残疾军人、6名孩子，只安排了1张床。几经交涉，最后才安排了两间又潮湿又黑暗的小房，男同志住一间，妇女和孩子住一间。在这里吃的是又黑又硬、霉味触鼻的高粱面窝窝头，里面还夹杂着砂子、蛆、毛毛虫。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大家在谢良领导下，组成了新的战斗集体，开展了新的斗争。 大家讨论分析，敌人为什么要把这些老弱、幼小、伤残人员押送到贫民救济院来。谢良说：“敌人是怕我们这些人死在他们的监狱里，而这个贫民救济所，说起来是个慈善机关，可实际上是个杀人不见血的魔窟！大家想想，一天两顿饭，一顿两个高粱面窝窝，什么菜都没有，只有一碗白开水；再加上环境骯脏，老鼠、虱子横行，有传染病人也不隔离；这样，不把人饿死、冻死，也要把人活活折磨死。敌人的目的，正是想要在‘慈善机关’这件美丽的外衣下，拖垮我们的身体，消磨我们的意志，一个一个地扼死。我们死了，他们可以不负一点责任，还会说‘我们没有关押他们，让他们住救济所了。’落得一个‘人道主义’的美名！因此，第一，要活下去；第二，要回延安。敌人认为我们这些残废人没有多大能耐，成不了什么大事，所以才敢把我们放到这里来。我们人孤理不短，身残志不移，到哪里都要为党做工作。我们要设法和第二、第四监狱里的同志们取得联繫，为他们传递消息和情报。另外，这救济所里二百多个难民，这些社会上最底层的人们，也是我们很好的群众，应该多给他们做些工作。是种子，石缝里也能发芽，雪地里也要开花。只要我们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有一颗永不褪色的红心，环境再恶劣，生活再艰难，都吓不倒我们！” 第285页 经过讨论，大家认清了敌人的阴谋，坚定了信心。最后一致决定：“大家动手，团结互助，靠集体的力量渡难关。” 为了坚持活下去，克服眼前困难。争取集体回延安。5位残疾军人和家属群策群力，想出很多自救的办法。开始，除孩子外都参加手工劳动。但收篇太少，解决不了眼前困难。后又设法摆小摊。做小买卖。大家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较好的衣物拿出来变卖，作为小买卖的本钱。并对人员做了详细分工，罗云章虽然没有双腿，但能写会算，当“经理”兼“会计”。负责管理借物和钱财：鬍子明担任“採购”，负责贩货；谢良和余良辉守摊卖货。就这样五位残疾军人在西大桥头摆起了香菸摊。然而。对这些缺腿少眼睛的人来说，摆小摊谈何容易。每天早晨和黄昏，他们相互搀扶，扛门板、搬凳子、背货物、摆摊子、收摊子，这5个只有5条腿8只眼的残疾人，他们要克服多少困难啊！谢江庭虽然有双腿，但没有眼睛，每天要背罗云章去守摊，扛的背的重活都由他来干，县名副其实“运输队长”。守摊更是苦差事，他们没有御寒的衣服，没有毡靴，在桥头上迎着凛冽的寒风，冻得手脚发麻浑身发抖，只能咬牙顶着。 经过一个多月拼命，终于赚了一点钱，首先想到的是监狱里的同志们。他们拿出百分之八十的赢利买东西资助狱中难友。在第一次给女牢难友送东西时，他们用面煳在布口袋上写了一封信： “我们出狱后，由于生活困难，迫使我们学会了做小买卖。现决定用第一笔利润买点东西送你们，特别是狱中的孩子们，送你们一些学习用品，望你们刻苦学习。东西虽少，但是我们的劳动所得，是我们的心意。” 信后还附了四句诗： 烈火见真金， 患难见真心， 身残志不残， 革命最忠贞！ 狱中的同志收到了五位残疾人的信和礼物，深受感动。特别是孩子们，他们拿着铅笔、橡皮、本子、图书时，小孩子高兴得又蹦又跳，大点的孩子都哭了。他们想着没眼的叔叔背着没腿的叔叔，在那寒风刺骨的大桥头摆小烟摊，用生命换来的钱自己捨不得花一分，首先想到的是他们…… 妈妈和阿姨们也把自己的一些旧衣物拿出来，送给残疾叔叔们去变卖，以便换取一些生活用品或食品送给其他监狱里的同志们分用。这样，残疾叔叔又在贫民救济院门口增设了一个旧货摊，生意越做越有经验了。他们积攒的钱，谁也不动用，都用来资助狱中难友。 1946年五一节，残疾军人又为狱中难友准备了礼品：300斤驴肉、300斤炒面、20个羊头。把那些刚买来准备给狱中战友看的新报纸揉成和旧报纸一样，然后用来把食品包成一份一份的，以五位残废军人和马玉贞等人的名义，分送给狱中的每一个难友和孩子。 狱中同志收到这份厚礼，不禁热泪纵横，和五位残疾叔叔同牢的给他们当过眼睛和拐棍的孩子们哭得更厉害。孩子们看着这些礼物，就好像看见了双目失明的谢江庭叔叔在招揽生意，双腿残废的罗云章叔叔在沿街叫卖，谢良、鬍子明、余良辉三位叔叔靠一条腿艰难的到处“奔波”。就是这样五个残疾叔叔，给他们送来了这样厚重的礼物，孩子和妈妈、阿姨都被这真挚的人间情谊所感动。 为了感谢五位残疾军人同志，狱中党组织以全体同志的名义写了一封信，通过养病室转交给他们。 谢良同志并转残疾同志及家属： 你们在贫民救济所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革命者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恶劣的环境和生理上的困难，并没有把你们的斗争意志压倒；相反，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从物质上、精神上来支援狱中的难友。你们这种高度的阶级友爱和集体主义精神，是我们全体同志学习的榜样！在这里，我们全体难友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946年5月5日于狱中 五位残疾军人考虑到狱中的难友和孩子们长期吃不到蔬菜，特别是新鲜的蔬菜，不少孩子患了营养不良症，便到田地里去挖野菜。挖野菜虽不是重活，可对没有双眼的谢江庭和没有双腿的罗云章来说是无法下田的。对于只有一条腿的谢良、鬍子明、余良辉来说，蹲不能蹲、弯腰又不能弯下来，眼睁睁看着地里的野菜，就是采不到手。难，确实是难！但他们不会在困难面前低头。他们想办法，用茅草扎个草垫子，把垫子放在有野菜的地上，人坐在垫子上挖四周的野菜，挖完了把垫子向前移，再挖别处的野菜。罗云章和谢江庭合伙洗菜、煮熟，分成两份，分别送给二监和四监的同志们吃。这真是一棵野菜一片心，棵棵野菜情爱深呀！为了报答残疾军人的深情，狱中难友们编了一首歌儿教给孩子们唱，歌词是： 杨柳青，桃花开，小河边上挖野菜。 野菜又叫革命菜，你帮革命度艰难。 红军战士吃了你，雪山草地不费难， 抗日人民吃了你，齐心努力把敌歼。 如今我们把你采，送给难友加餐饭， 英勇斗争反迫害，决心出狱回延安！ 在贫民救济院的残疾军人和其他中共人员，就是这样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着斗争。而且，他们还设法通过当地进步青年组织《新疆共产主义同盟社》 带信给中共中央，汇报狱中难友的斗争情况。 第286页 在残疾军人们被转送到救济院的时候，原押于第四监狱的新疆籍妇女王淑贞和刘志韫，因家在迪化，也于1945年年底被释放回家谋生。刘志韫带着石头和娟娟两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王淑贞的家由于离西大桥近，还成了一个秘密联络点。他们都以不同的形式坚持斗争，等待着和亲人们一起回延安。这些人惊人的毅力和钢铁般的意志，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终生不灭的印象。 1946年6月10日，由10辆大卡车组成的庞大车队驶出了迪化第二监狱的大门。其中8辆卡车上乘坐着被囚禁四年的中共党员和他们的孩子们。今天，孩子们终于离开了那暗无天日的牢房，迎着朝阳，向延安进发了。他们没有大人们想得那么多，想得那么深！可坐牢的生活结束了，他们获得了自由，唱啊，跳啊！再没有狱警干涉了。 汽车在广阔的戈壁滩上奔驰，那么高的大山连着蓝天，那么广阔的原野望不到边。一切都是那样新奇、好玩……第一天顺利地到达吐鲁番宿营。第二天经过酷热的火焰山，越过浩瀚的戈壁滩，全是一片焦红不毛之地。而且山多坡陡，地形复杂，公路两侧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汽车在山谷中穿行。孩子们被这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景色迷住了，不会去想大人们担心的事情：这一带常有小股土匪出没，拦劫车辆旅客，有些地段如果从山上推下一块石头，就能把人砸死、把车砸坏。更令人不放心的是，假若特务暗中派出武装力量乘机途中截击，车队尽管有一个排的武装力量护送也是无济于事的…… 车行到中午，孩子们的兴致已经没有了，只觉得四周都是火，奇热难忍。有的孩子已经热得昏了过去。军医忙着到各车上救急，发解暑的药物。狱燕昏迷过去后，小嘴张得大大的急促喘气，虽经百般抢救，也没有挽回她幼小的生命。孩子，可怜的孩子！她没有死在敌人的监狱里，却死在了回延安的路上。为了赶路，大家只好沉痛地将她草草掩埋在火焰山下。 孩子们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心情，迎接着新的生活。但他们没有大人们那种背井离乡亲人重聚的感受。经过了千辛万苦，尝尽了非人的痛苦生活，今天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马上就要到达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怎能不百感交集呢？进入解放区犹如进了天堂，人们都过着自由、幸福、愉快的民主生活。政府募集了二百四十万元边币来慰问难友们，还特地看望了每一个孩子。这些不同年龄的娃娃也受苦了，他们在新疆同父辈一样，也被当做政治犯而备受坐牢监禁之苦…… 一路紧张的心情，总算是踏实下来了。大家高兴地洗澡、理髮、刮鬍子，给孩子们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为了迎接这个终生难忘的日子——进人延安城。 1946年7月11日下午3点，车队到达延安城外七里舖。方志纯叔叔用手指着远方，高声地喊着：“看啊：宝塔山！”随着他的手指望去，汽车里欢唿起来。女同志把孩子高高举起来，指着宝塔山说：“看，孩子，到了我们自己家里了！”说着说着，声音硬咽，抽泣起来。这一哭不要紧，一个人开了头，马上便传染开了，于是，同志们的眼泪都簌簌地流了下来。 “哭什么呀？同志们应该高兴呀！来，让我们唱个歌吧！”陈谷音同志号召说。经他这么一说，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又都破涕为笑了。整个车队响起了阿光（即白大方同志）在新疆创作的，他们在监狱里天天唱的《想延安》的歌声…… 汽车驰骋向前，歌声响彻云天，激情在大人孩子们心田里翻滚，欢笑挂在大家的眉梢嘴边。在一路歌声中，车队渐渐驶进了七里舖。 朱德总司令、林伯渠同志等中央首长几乎都到七里舖来迎接。从七里舖到延安城长达10华里的道路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车上的老小全部激动地泪流满面。到达延安的当天，中央党校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为大家洗尘。 7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本市各界热烈欢迎新疆获释同志抵延》的报导。 就在这天上午，毛主席亲自到党校看望大家。不论是大人孩子，毛主席一个一个握手问候：“好同志，受苦了！”“孩子们，你们也受苦了！”毛主席看到孩子们一个个面黄肌瘦，不禁有些伤感，当他握着毛远新瘦弱的小手，想起大弟弟毛泽民的惨死，眼睛也有些湿润了。但他很快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高声说：“你们回来了，回来就是胜利！”大家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与幸福之中。 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欢宴新疆归来同志。毛主席、朱总司令亲临祝贺，次日，《解放日报》报导了这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于昨日下午5时设宴招待由新疆归来的马明方、杨之华等129位同志。席间，全体同志均纷纷举杯敬祝毛主席、朱总司令身体健康；毛主席、朱总司令亦举杯庆祝田狱同志胜利归来。徐特立、蔡畅，及西北局马文瑞、崔田夫诸同志均分坐各席，与出狱同志把酒畅谈。宴毕，即举行欢迎晚会，首先由朱总司令致欢迎辞，张子意同志代表全体出狱同志致答词。 会后，毛主席即找来洛杉矶託儿所所长丑子冈同志，他让丑子冈坐下后即说：“从新疆狱中回来的孩子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看了真让人伤心！你们託儿所能否把孩子们都接收下来，给他们检查身体，增加营养，有病的想办法治病。”丑子冈二话没说，只是向毛主席坚定地点了点头。毛主席知道，洛杉矶託儿所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孩子，肯定会有很多困难，又补充说：“有困难可找傅连暲同志解决。”丑子冈像出征的军人一样，立即站起身来立正站在主席面前，高声说：“为了孩子们，我们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第287页 从新疆监狱里回来的孩子，进了洛杉矶託儿所，真是从地狱一下子进了天堂。孩子们快乐得不得了！吃饭有鸡蛋、肉和青菜，还发了和其他小朋友一样的衣服，给每个人都洗了澡……使孩子们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好玩、有意思极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从新疆监狱里回来的小朋友，还没有感受完这种幸福、快乐，就在延安洛杉矶託儿所集体绝食了。 有一天早饭时，专门负责隔离室的阿姨突然跑来找所长，她神情紧张地说： “丑所长，不好了，隔离室的孩子突然都不吃饭了，怎么劝说也没有人拿筷子。”阿姨急得满面通红。 “怎么回事？”正在开会的所长停止了发言。 “原因不清楚？小孩子都看着大孩子的脸，大的不吃，小的也不吃。” “有哪几个大孩子像领头的？” “安安（邵华）、新军（吉新军）、海洪（林海洪）、远新（毛远新）……” “噢？”丑子冈若有所思，没有马上答话。 “他们叽里哌啦嚷着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年轻阿姨急得快哭了。 “别着急，走，我去看看。”丑子冈安慰着女保育员说。 隔离室不在洛杉矶託儿所的院子里，而是单独的一处僻静的窑洞，距洛杉矶託儿所有一段路程。丑子冈随保育员急急忙忙地赶到隔离室时，果然看到整齐地摆在小桌上的饭菜，孩子们一口也没吃，碗筷都是干干净净的。 “怎么回事？”丑所长走到孩子们住的窑洞里，和蔼地问。 孩子们相互看看，谁也没有说话，然后低下头避开所长的眼神。这些孩子虽然都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但看上去都非常瘦弱。一张张小脸蜡黄，眼睛很大，眼窝深陷。他们的表情不像延安孩子那么活泼可爱，而有些木吶发呆。 丑子冈望着这些孩子，心中一阵发酸，眼圈也红了。楚三、远新、海洪、新军、安安……虽然孩子们到所里不久，她已经能叫出所有孩子的名字来。她是所长，摆在她办公桌上那一份份孩子的登记表，她不知看着流过多少泪。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党的领导人、老红军干部，有的是党挑选出的青年干部派到新疆工作的。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投敌叛变，对在新疆的共产党人进行了大肆的搜捕与迫害，党派去的领导人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相继被敌人杀害，没有立即处死的共产党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同被关进监狱长达三、四年之久。这些孩子有的是人狱前出生的，有的是人狱后出生的。在新疆的监狱中，他们同大人一样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与迫害。经过党与盛世才匪帮的长期交涉与斗争，这些孩子才随同父母一起回到了延安。为了让孩子们生活的更好些，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指示洛杉矶託儿所接收这些可怜的孩子。按说，安安已经快9岁了，海洪、新军也都七八岁了，远新也6岁多了，都该上学了。因为他们在监狱里没条件上学，身体又瘦弱，故都先收到託儿所来调养一段时间。 洛杉矶託儿所以最快的速度为孩子们收拾好了窑洞，准备好了衣服、被褥，按照规定新进所的孩子必须隔离4周以上，方能编入班中，以免从外面带进各种病菌传染其他的孩子。所以，从新疆回来的孩子就全部来到了託儿所的隔离室，被安置住下。託儿所的工作人员细心地为孩子们理髮，洗澡，剪指甲；为他们换上了託儿所统一的干净整齐的服装；全所人员用他们的爱心，去抚慰这些饱受了人间冷暖的孩子。 可是，万万没有预料到孩子们会有那么多异常表现？丑子冈深思着：或许是孩子们受到了太多不公正的待遇？或许是那些不人道的折磨对他们幼小的心灵伤害过深？这些孩子表现出来的不同程度的早熟使丑子冈震惊！他们对外界表现出少有的冷漠，尽管阿姨、叔叔尽全力去照顾他们，但他们仍然怀着戒心，处处谨慎小心，很少开怀大笑，很少有一般孩子那种撒娇、哭闹……他们像一个小小的战斗集体，相互用眼神传递着信息，报告着情况。没大人时，他们就聚集在一起用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懂的话小声交谈着；往往还有站岗的、放哨的，一旦有人来，他们会神态自若地去干各自的事情，表现得一点也不慌乱，完全是成熟的表情。对于孩子们这些反常行为，洛杉矶託儿所的领导们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不能急于纠正。她们希望用自己的爱心去一点点温暖孩子们缺少的爱，让他们从心灵深处恢復孩子们应有的天性。 “尽量让孩子们生活得自由点，让他们慢慢适应託儿所的新生活，不要强迫他们做什么。”这是丑子冈所长在全所工作人员大会上讲的，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注意这个问题。可眼前这集体不吃饭是为什么呢？丑所长一时也想不清楚。她望着孩子们那没有任何表情的小脸，亲切地问道： “孩子们，你们为什么不吃饭？”丑子冈环视着坐在屋里的小朋友。 小朋友们都规规矩矩地坐着，谁也不说话。那自觉地统一行动，让丑子冈感动极了！她当了这么多年所长，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你们不饿吗？还是叔叔做的饭不好吃？”丑子冈蹲下身来，面对两个年龄较小的孩子问，语调里充满了母爱。 第288页 两个孩子动了动嘴唇，急速地瞅了一眼大孩子又把嘴闭上了。 “咕咕咕……咕咕咕……”不知谁的肚子叫开了，丑所长一阵心酸，她知道孩子们正在忍受着飢饿。 丑子冈突然意识到：孩子们是在集体绝食！这么小的年龄？这样统一的行动？这样严明的纪律？两行热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她知道如果是绝食，这种一般的劝说是没有用的，必须採取孩子们熟悉的办法加以解决。她回过身去，擦干了眼泪，然后郑重地说： “孩子们，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吃饭了。你们派出代表到我办公室，咱们进行谈判好不好？” “好！”好几个大孩子同时回答。 丑子冈在回办公室的路上，脑子里不停翻腾着：这些孩子们是在模仿大人绝食。孩子们在新疆敌人的监狱里，为了抗议盛世才的不人道待遇，被关押的父辈们经常以绝食来以示抗议。孩子们有时也参加这种斗争，他们虽然并不完全理解这种斗争的全部意义，但他们知道这样做能使对方让步。看来，是什么事情惹恼了这些孩子们？而且还不是一件小事…… 孩子们派来了三位代表：安安、海洪、新军，看来这三个大孩子是这个小集体的核心。当他们走到所长办公室门口时站住了。 “进来，孩子们！”丑所长热情地招唿着。他们三个摇摇头，表现出了不高兴的样子。这对丑子冈来说，又是个意料不到！ “怎么？不进来怎么谈判呀！”丑子冈问。 “要谈判，我们不同意姓‘盛’的参加。”安安向丑所长提出了条件。 “姓‘盛’的？我们这里没有人姓‘盛’？ ”丑所长不解的瞅瞅屋里又瞅瞅孩子们。 “我们说的就是她，我们听到过别人叫她‘盛所长’！ ”海洪用手指着沈元晖所长说。 丑子冈本来想给孩子们解释沈元晖所长姓“沈”而不姓“盛”，但她立即想到陕北人讲话带着浓重的乡土音，他们念“沈”听起来很像“盛”。既然孩子们提出来了，就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先造成一个真诚的气氛，谈判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就让沈所长先退席了。 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为这头一炮的胜利而高兴，就一下子消除了全部戒心。以胜利者的姿态，走进了所长办公室。 “孩子们，现在咱们可以平等地谈一谈，你们为什么不吃饭？”丑所长依然和蔼地问。 这三个孩子代表，看起来很熟悉这种场合，他们不拘束也不害怕。新军没有回答丑妈妈提出的问题，却反问道： “这里是延安不是新疆，我们是来上託儿所不是坐监狱，为什么还把我们关起来？不让我们和延安的小朋友一块吃住？”新军的问题提得相当尖锐。 “盛世才是个大坏蛋，他杀死了我爸爸、还有远新、楚三等许多小朋友的爸爸。到了延安还要受‘盛世才’的管制，就是刚才走的那个‘盛世才’把我们关起来的，你知道吗？”海洪讲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噢，原来是这样？”丑子冈长长地松了口气。 “是啊，那个‘盛所长’嘴里讲我们都是一家人。可是实际上连吃饭、喝水都监视着我们，他不让小朋友们吃饱饭……”安安的语气里充满了愤怒。 “有意见你们可以提出来，但为什么集体不吃饭呢？”丑妈妈已经完全了解了孩子们的心思，又故意问了一句。 “对迫害我们的人，不能光忍受，要像叔叔、阿姨们一样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我们集体不吃饭就是斗争！”新军说完，还给丑妈妈神秘地挤了一下眼睛。 丑子冈看到单纯可爱的孩子们讲完意见，已经没有敌意了，就笑着说：“孩子们，你们误会了。走，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看看！”说完率先离开了办公室，其他人跟了出来。他们走到另外一个窑洞前，有一位阿姨迎了出来。丑妈妈说了几句话，那位阿姨就把窑洞门打开，他们看到里面有四张床，两张空着，两张上躺着两个小朋友。 “为什么把他们单独关起来？”安安不解地问。 “他俩生病了，为了怕传染其他小朋友，所以把他们隔离起来。等他们病好了，就可以回班和小朋友一起生活了。” “把他们隔离起来，也不许随便吃饭、喝水吗？”海洪提出了问题。 “控制饮食，不光是对病孩子，就是健康的孩子也要定时、定量，不能一次吃得太饱，喝得太多，否则会生病的。”那位阿姨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时，丑妈妈认真严肃地说： “孩子们，咱们託儿所有个规定，凡是新入托的小朋友，都要检查身体、隔离观察，定时、定量喝水、吃饭，以免把外面的病菌带进託儿所，传染其他小朋友。你们从新疆监狱里回到延安为了保证你们和託儿所全体小朋友的健康，是按所里规定对你们隔离观察的，这不是沈所长的个人决定。问题是事前没有给小朋友们讲清道理，使大家产生了误会，这点我们是要检讨的。沈所长名叫沈元晖，她姓‘沈’不姓‘盛’，她是小朋友的‘好妈妈’，可不是什么‘盛世才’……”丑所长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第289页 “在新疆时，他们把我们关起来，我们都被关怕了……”新军还有些心有余悸地说。 “好孩子，别说了，丑妈妈知道你们都吃了苦。那是敌人的迫害。这里不一样，每一位阿姨、叔叔都把你们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你们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和他们谈，但不能不吃饭，只有按时吃饭，才能长壮身体，将来去打那些杀害你们父母的敌人。”丑妈妈边说边亲切地握着安安的手。 “丑妈妈，我们懂了，我们回去吃饭。”安安说。 “好啊，丑妈妈就知道你们懂事，走，咱们一块回去。”丑子冈高兴地拍了拍三个孩子的肩膀。 当他们重新回到隔离室的窑洞时，孩子们都在焦急地等候着。 “走，吃饭去。”三位代表同时说。还真有号召力，全体孩子都乖乖地跟着他们去吃饭了。 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丑子冈又是高兴，又是难过。高兴的是孩子们的绝食很顺利地解决了；难过的是他们幼小心灵深处受到的伤害，是在短时间内难以平復的。 从新疆回来的孩子们，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按年龄大小都被分到洛杉矶託儿所的各个班里，该上学的孩子送进了小学…… 第二篇 “特权阶层”——与人民群众无法割裂的一代 第17章 几十位父母的——彭士禄 彭士禄的父亲彭湃、母亲蔡素屏牺牲后，在潮安一带，年纪不到4岁的士禄，先后就有二十多位素不相识的“爸爸”、“妈妈”捨命保护、餵养过他。 彭士禄生于1925年11月15日。当他还未满3岁时，他的妈妈就被反动派杀害了。他的奶妈王蝉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为了保护烈士后代，就将士禄带回自己的农村家乡餵养。为了避免敌人追捕，他让士禄叫她“妈妈”。他们相依为命，苦熬不到一年，1929年8月30日，士禄的父亲彭湃又英勇就义了。 未满4岁的士禄，便成了失去双亲的孤儿。敌人为了斩草除根。到处搜捕彭士禄——当时小士禄名叫士禄。 党中央十分关怀彭湃烈士的亲属。周恩来同志派人将流落澳门街头的士禄的祖母接到上海。党领导下的中华全国人道互济会与上海市人道互济会还印发了《紧急启事》，发动募捐，资助烈士的亲属、遗孤。海丰县人民为了使烈士后代不再遭受国民党的捕杀，悄悄地把士禄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 1930年，士禄的七婶把他从海丰接到了香港。士禄在此住了一个月后，他祖母为了不给组织上添麻烦，又将士禄接出来，让他与七婶的儿子锡明生活在一起。他们这一老二小从早到晚忙着煳火柴盒，豁胶鞋，帮工，挣得几个铜板来餬口。后来，党组织决定让士禄的七叔彭述同志把士禄先送到潮安一带，待有机会时再转送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去。 1931年，士禄随七叔先到汕头，然后又到潮安。因为当时反动政府经常以“查户口”为名搜捕共产党人，士禄在这家只住了一个星期，又转到另外一家去了。就这样，短短几个月里，士禄刚熟悉了一家又转到另一家。一连转移了10多家。不论到哪家，他都叫人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所以，在潮安一带，士禄有20多位“爸爸”、“妈妈”。 后来，他又被转到山里的一个村庄。这户人家只有一个中年妇女，住在山上。这位“山顶阿妈”家里没有其他人，士禄只有自己玩，还帮“阿妈”拾草做柴烧。在这位“山顶阿妈”家住了几个月后，来了一个人——他就是后来士禄跟随的潘舜贞姑妈的儿子陈永俊，又把士禄领到金砂乡一个姓杨的渔民家里。士禄称渔民为“父亲”，称渔民的儿子为“哥哥”。 1933年的一天，杨家来了一高一矮两个人。他们给士禄带去一些衣服，并告诉士禄，要带他到苏区去。 当小船沿韩江北上时，岸上的国民党哨兵招船靠岸检查。两位“客人”在下水推船之前，特地又嘱咐士禄要记住交代他的话。船接受检查时，国民党哨兵在船舱夹缝的灰泥里挖出一个纸条之后，就把两位“客人”和“父亲”、“哥哥”都抓走了。船里只剩下士禄一人，他哭着喊：“爸爸”、“哥哥”，没有一点回音。从上午10时左右直等到下午4点多，“父亲”、“哥哥”才被放回来。两位“客人”不知去向。后来彭士禄到延安后才听古大存同志讲，那两位“客人”是东江特委负责人，不幸遭敌逮捕，在梅县壮烈牺牲。那个渔民船夫叫杨嘉清，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儿子叫杨阿孙。 船夫——“父亲”只得把士禄带回金砂乡。住到了陈永俊家里。陈当时为潮（州）、澄（海）、揭（阳）边县委上莆区委委员。他母亲叫潘舜贞，士禄认潘舜贞做“姑妈”。陈永俊经常在外，每月回去一两次，并且都是晚上回去。每次回去敲门都用暗号。实际上他家是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姑妈”对党、对红军有深厚的感情。 “姑妈”还有一个女儿，士禄叫她“姐姐”。“哥哥”对他特别好，而且教他念书、识字，这是他读书的开始。当时家里生活很苦，士禄便跟“姐姐”学绣花、赶鹅、拾柴。“姑妈”很喜欢这个懂事、勤劳的孩子。家里难得有个鸡蛋、鹅蛋等一点好吃的，她总是不给自己的女儿吃而给士禄吃。过年过节有鹅肉时，她让士禄吃肉，让自己女儿啃骨头。逢乡里唱戏，还给士禄几个铜板，让他去看戏。 第290页 自幼懂事的士禄，每当吃肉或蛋等好吃的东西时，总要分给“姐姐”一些，“姑妈”给了铜板也要分一个给“姐姐”。“哥哥”永俊曾带回一件毛衣给士禄，但他小小的心灵里想着没有毛衣穿的“姐姐”，就把这件毛衣让给了“姐姐”。 1933年，敌人第四次“围剿”时，地下党再次遭到破坏。由于潮安县县委书记陈醒光的叛变，在阴历7月16日早晨，突然家被国民党兵包围了。敌人沖了进去，将士禄与“姑妈”、“姐姐”赶出门外。这时，士禄才看清陈醒光已穿着国民党军装，把他带到对面门口，问：“你哥哥到哪里去了？”士禄说：“过番去了（即到南洋去了）。”陈醒光说：“你老实告诉我，他的枪放在什么地方？”士禄说：“什么枪？我不知道有枪！”陈醒光又问：“你认识我吗？”士禄摇摇头：“不认识。”陈醒光冷笑一声说：“我可认识你，你是彭湃的儿子。”就这样，士禄与“姑妈”被敌人抓走了。到达潮安后，敌人将他们关进了监狱。因士禄年龄小，便和“姑妈”一起被关进女牢中。在女牢里，士禄见到了那位“山顶阿妈”。他没有想到，两位“妈妈”都是为了他来坐牢的。 女牢对面是一长排男牢房，中间有块小空地。男女牢相对可以打手势，传递消息。女牢里有个大姐，常坐在门口，跟男牢的人打手势，还常教士禄唱红军歌，讲红军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故事。还讲红旗、红色意味着革命斗争的烈火、人民群众赤诚的心、鲜红的热血、永不熄灭的火种等革命道理！男、女牢的狱友们很关心烈士遗孤，见士禄衣衫破烂，便自动募捐给士禄做了一身鲜红大格子衣服穿，使士禄幼小的心灵里就铭刻了红色。 兇残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姑妈”和士禄进行了残酷的审讯： “你叫什么名字？” “陈士禄。” “她是谁？” “我姑妈。”敌人又指着士禄问姑妈： “他是谁？” “我的侄子陈士禄。” “不对，他姓彭，是彭湃的儿子，你必须承认！”姑妈瞅着问话人的脸，从容地回答：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彭湃，更不晓得彭湃的儿子，我只知道他是我的侄子陈士禄。” 敌人残酷地对“姑妈”施以各种酷刑，鞭打、灌辣椒水。但坚强的“姑妈”，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为了保护革命烈士的后代，忍受着各种酷刑却始终未承认士禄是彭湃的儿子。 有一天，突然敌人又来带士禄。“姑妈”见只押士禄一人走，也不知要去哪里？是凶是吉难以料定。她便抱着士禄痛哭起来，难友们也忍不住落下泪来。当国民党的大兵押着一个又矮又瘦被捆绑的孩子走向火车站时，沿路行人都感到奇怪，这么小的孩子能有什么罪？还五花大绑着，真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就这样，士禄被押上火车，把他拉到了汕头。 到汕头后，士禄被关进警备司令部，这里面关着许多十七八岁的青年。那时已接近冬天，士禄身上生了疥疮，疼痒难忍。他把许多地方都抓破了，浑身流着黄水……不久他又被转到海边的石炮台监狱里。这里也关着几十个红军小孩，有男、有女，最小的还是士禄。由于他满身疥疮，天又冷，只得整天披着一条烂麻袋，睡在地上。 有一天，管狱人来叫士禄出去，给照了个全身像。他们问：“你叫什么名字？”士禄还是一口咬定姓陈，叫陈士禄。这次拍的照片，在当时反动派的《南山剿匪记》中刊登出来，《广州民国日报》也转载了，旁边还有“共匪彭湃之子被我九师捕获”等文字。 在石炮台牢里，生活很苦，饭里夹砂子，菜里有虫子，又没有油。故饿死、病死很多人，人死了便被扔到海里去。 过了几个月，士禄又随石炮台里几百个难友被押上轮船，载到广州“感化院”。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离开了“姑妈”的照顾，怎么能经受住这种折磨，他终于病倒了。瘦弱的病体站不起来，只能在地上爬行。在这危难时刻，他结识了一个十六七岁的红军号兵哥哥。哥哥在他痛苦时给他讲了许多红军的故事，并告诉了他七叔彭述在大南山牺牲的情况。 在“感化院”住了一年后，1935年秋天，他们被拉到汕头集体释放了。亏他曾来过汕头，还有点印象，便寻路走回金砂乡被捕前的“姑妈”家。 回到家里，“姐姐”不见了，“姑妈”还未出狱，只有永俊哥的婶母在讨饭过日子。她见士禄回来，真是又欢喜，又发愁？用什么来养活孩子呢？可在这个地方，她是孩子惟一认识的亲人了。懂事的士禄，看到“婶母”如此困苦，立即将忍飢挨饿省下的两元遣散费交给她，就跟着“婶母”讨饭度日。这样过了些日子，“婶母”不忍心合让孩子长期过乞丐生活，便带他去投靠同乡姓蔡的“大姐夫”。 “大姐夫”是打石头的，生活也非常艰难。士禄就每天上山打柴草，山坡上沙粗石尖费鞋，他就光着脚板攀上爬下，磨鍊得脚茧很厚。晚上他还帮助绣花设法维持生活。就这样，在“大姐夫”家住了不到一年。1936年夏天，乡公所突然来了几个兵，又把士禄抓走了，关进了潮安监狱的男牢。 第291页 有一天，士禄与“姑妈”同被押上公堂。他才又一次在狱中见到分别两年的“姑妈”，同时还发现堂上坐着一位老太婆，仔细一看，士禄差点喊出声来那对面坐着的老太婆正是自己昼思夜想的祖母。 原来，士禄被捕后，祖母在报纸上看到了登的照片与消息，就想方设法营救。她费了许多周折寻踪来到汕头，找到爱国人士陈卓凡先生，希望通过他的关系释放小彭。但放人要经过法律手续，所以，上了公堂。 堂上坐着的法官照章询问了各人的身份后，祖母指着士禄说：孙子。” “姑妈”——潘舜贞不知就里，也指着士禄说：“他是我的侄子。” 双方在公堂上争执不下，法官指着祖母问士禄：“她是不是你的祖母？” 士禄明知面前坐的正是自己的祖母，却依然回答说：“不是！” 祖母真有些急了，忙说：“我有证据，我孙子右脚大趾顶上有个血痣，一压便白，一放又恢復血痕。” 法官听说，让人前去察看，果然是真。 但“姑妈”仍不承认，士禄也不承认。所以第一堂没有结果。 在押回牢房的途中，“姑妈”靠近士禄悄声问：“她到底是不是你的祖母？不是就不要受骗。如果是，就应该认，你还小，回去还可以读书，不要惦记我。” 士禄这才说：“是真的。但我首先要听你的，你养育我，又为我坐这么多年牢，你就是我的亲娘。我要养你一辈子，你答应了，我才能认祖母。” “姑妈”感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士禄小小的年纪，竟然有这样的深情和想法，真没有白疼白为他坐牢。“姑妈”擦干了眼泪说：“既是这样，下次过堂就坚决认下祖母。” 原来“姑妈”不承认，是怕骗子骗走烈士遗孤。而士禄呢，他已知“哥哥”牺牲，“姐姐”失踪，小小心灵中便萌生了一种报恩的念头，他明知是自己的祖母，但怕万一承认，祖母把他带走后，就剩下孤苦伶仃的“姑妈”了。“姑妈”日后靠谁来照顾呢？所以，他才面对祖母矢口否认。这淳朴的感情，滋生在一个10岁孩子心灵里，怎能不使人感涕呢？ 第18章 人民的女儿——杨月花 1929年，红军第二次解放了福建省的龙巖，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这里生下了长女，取名金花。不久，国民党“三省会剿”，红军被迫撤离龙巖。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把孩子寄养出去吧，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孩子接回来。” 贺子珍也无可奈何，便委託邓子恢找可靠人家抚养。邓子恢找来了城北鞋匠翁清河。临别时，贺子珍含着热泪，掏出事先准备好的20块银元，对翁清河的妻子林大姑说：“我的孩子叫毛金花，麻烦您把孩子抚养好，日后我会来接的，并会感谢你的。” 1932年4月，红军再次打回龙巖。毛泽东因军务在身。无暇顾及孩子，贺子珍委託毛泽民去找寄养的女儿。毛泽民找到翁清河，并要求要看看毛金花时，翁清河十分惊慌。 原来，翁清河在抱养毛金华时，不知道是毛泽东的女儿。红军远离闽西后听说这孩子是毛泽东的，他怕国民党来了找麻烦，与妻子林大姑商定，乘毛金花熟睡之际，悄悄地把她抱出门外，趁着夜色置于南门头贊风店门口。 国民党占据龙巖后，果然传讯翁清河，要他交出毛泽东的女儿。翁清河一口咬定女孩儿死了。此次，为向红军好做交代，他也对毛泽民说：“女婴养了个月后，因伤风夭折。” 事实上毛金花并没有死。第二天一大早，卖副食的贊风店林老闆发现了孩子就把她抱回家。然后拿出20块光洋，让一个叫翁姑的中年妇女收养了这个孩子。一年后，翁姑因无力抚养，又把毛金花转送给山东人张先志。张先志是从国民党军队中流落下来的，在龙巖城靠炸油条维持生计，并在龙巖找了个老婆，人称“六姑”。因六姑没有生育，所以张先志收养了毛金花。 3年后，六姑患病去世。张先志失去内助，又把无人照管的五岁的毛金花转送给邱应松。 邱应松是开煤窑的，妻子叫邱兰仔。邱兰仔十分喜爱金花，视为己生，并将毛金花改名为邱月花。1936年，六岁的月花上学读书，由于她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九岁念完了初小。13岁那年，邱兰仔又把邱月花改名杨月花，因她的结髮夫君姓杨。 春去秋来，杨月花紧随共和国的脚步，加人了社会主义建设行列。她与县粮食局温和、勤恳的郑焕章结为终身伴侣，仍与邱兰仔生活在一起。 1951年，谢觉哉率中央代表团慰问老区人民，向龙巖县长吴潮芳转告了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的意见，要求地方政府能查清毛泽东长女的下落。因翁清河一口咬定毛金花死了，调查毫无结果。 1971年，老红军罗万昌受迫害回龙巖老家居住，听说毛主席长女可能尚在人世的消息，便着手查证此事。此时，翁清河已不在人世，罗万昌找到翁的遗孀林大姑，获得毛金花被弃的实情。后又找到迈三伢，证实他母亲翁姑是第二个抱养人，并提供山东汉子张先志收养一事。张先志证实六姑去世后，将5岁女孩儿转给邱应松，最后由邱兰仔收养。 第292页 1973年初，罗万昌满怀喜悦之情，将调查材料送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贺敏学派人进一步做了调查，并让罗万昌带杨月花到福州。贺敏学见到杨月花后，禁不住老泪纵横、无限感慨。他对杨月花说：“你母亲身体不好，现在不能让她受刺激，以后会安排你们母女见面的。” 1974年5月末，曾有人安排杨月花和养母去北京一次，由于当时在“文革”期间，因江青等原因未能与毛泽东相见。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病逝。杨月花从报纸上得知消息，肝肠欲断，她可能有所不知，为了寻找亲生骨肉，贺子珍不知掉了多少眼泪。贺子珍生前很想看看自己的大女儿，但有人提醒：“你只有一半的权利。”很明显，另一半是毛泽东的，毛主席不表态谁敢表态。然而毛泽东在逝世前有人对他一直封锁消息，毛泽东逝世后，更没有人敢做主认这个女儿了。 第19章 写了抱约的——刘熊生 1931年春天，刘伯坚和妻子王叔振奉命离沪，同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刘伯坚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王叔振做妇女工作。在艰苦的战争年月，革命同志的孩子的生活尤其艰苦。当他们的小儿子熊生刚过满月时，中央来了紧急通知，要叔振马上离开闽西芷溪，前往瑞金接受新的任务。革命的人是身不由己的，为了工作就不能再去过多地考虑孩子。伯坚和叔振商量后，就把熊生寄养到芷溪黄荫胡家。王叔振为了日后能和儿子相认，就同收养人订下了一纸“抱约”： 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抚养成长，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续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特留数语，以作纪念。 母王叔振字 公历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写于闽西芷溪 这一纸“抱约”虽寥寥数语，但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不仅蕴涵着母亲对儿子的殷切期望，也反映出了革命父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无私的献身精神。 叔振走后，反动军队包围了芷澳，残酷地杀害了丘满菊的丈夫、共产党员、乡苏维埃政府秘书黄荫达同志——黄荫胡的弟弟。在黄荫达惨遭杀害后不久，丘满菊生下遗腹子——一个女儿。黄家两兄弟就这么一个根苗，但因丈夫的牺牲使丘满菊精神上受了强烈刺激，几天以后就断了奶。满菊在断奶的情况下要餵养熊生和她的女儿两个吃奶婴儿，是根本不可能的！她便硬着心肠将亲生女儿送给了别人。 天底下的父母，有几个不爱自己的孩子呢？有几个不心疼自己的骨肉呢？然而，当两个婴儿中只能选择留下一个的时候，一个农村妇女丘满菊却留下了革命遗孤，把亲生骨肉送了人。丘满菊不是伟人，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个平凡中的平凡人。革命者的后代在人民的牺牲中被保存下来，但革命者本人为了人民求解放，于1935年的春天却相继离开人世。 刘伯坚、王叔振牺牲后，党组织曾千方百计地寻找他们的儿子。当找到已成人的熊生后，他感谢党对他的关怀！但他牢记着妈妈的遗嘱：“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黄家没有留下亲骨肉，他就是亲骨肉，他永远是黄家的传人！ 第20章 林苏生与邓瑞生 1954年春节，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带着儿子林秉苏，去看望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林老和邓老是故交，早在中央苏区时，两家关系就十分们料想不到的，但希望你们不要责怪父母，密切，所以才闹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笑话。那天，邓老也把自己的儿子邓苏生叫到了身边。 林秉苏和邓苏生不知两位老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瞪着莫名其妙的眼睛期待着。林老先开了腔：“有件事我们早想对你们说，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时间。因为这件事只与你俩有关，所以就让其他人都迴避了。”林老的话使两个孩子更摸不着头脑，他俩连唿吸都急促起来。 “你们不要紧张，这件事是你不要责怪父母不爱你们才会出这种事。那就是林秉苏不姓林，而是姓邓；邓苏生不姓邓，应该姓林。一句话，我们把你们俩个孩子搞错了。既然搞错了，就应该纠正过来。其实，你们姓林、姓邓，不管姓什么，这并不重要。人的姓名只不过是个符号，是个相互区别的称唿……” 邓老看到两个孩子仍然迷惑不解的样子，就接着林老的话说：“要把这件事说清楚，必须从你们的身世谈起。1934年9月底，范乐春同志也就是林老的头人，苏生的生身之母生下了苏生。10月13日黄秀香同志我的爱人生下了秉苏。秉苏刚刚生下3天，苏生刚刚生下半个多月，也就是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主力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根据中央的决定，林老随红军主力长征，范妈妈生产尚未过满月，留下和我一起坚持根据地的游击战争。秉苏刚生下3天就得了一种不会吃不会哭的病，当地人称为‘锁病’，如果不立即治疗，就难保性命。黄秀香同志当时只有20岁，头一胎生孩子，抱着秉苏急得死去活来。真是生不逢时啊！红军主力要出发，我是留守根据地的负责人之一，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哪还有时间考虑孩子问题？多亏了你范妈妈啊！是她想办法挽救了你们两条小生命。你范妈妈是永定人，是张鼎垂同志1929年发展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她聪明勇敢，1930年就担任了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调中央根据地任优待红军工作局局长。在红军主力出发那一天，她顾不上去和你林伯父告别，背上背着苏生，怀里抱着秉苏，骑马向江西会昌奔去。她的堂兄在会昌谋生，就把两个孩子寄养在堂嫂跟前。他堂兄家十分贫苦，为了两个孩子活命，红军挑了两石谷子去。堂嫂当务之急的是给奄奄一息的小秉苏治病，请来农村的家传中医，用碗碴将秉苏嘴里两腮的肉划破，挤出一粒粒像小米一样的白色颗粒，孩子终于哭出了声。小秉苏得救了，但养两个尚未满月的孩子谈何容易！堂兄用红军的谷子，雇来一个奶妈，她已经是个餵了9个月奶的孩子母亲。根据当时农村情况，孩子吃奶到一岁就断奶了，奶妈只剩下了奶尾子，难以养活两个孩子。正在万般无奈的时候，邻村有个红军家属，其丈夫姓赖已随红军长征，妻子生个女孩夭亡，想要个男孩。这真是天赐良机！送哪个孩子过去呢？秉苏瘦弱多病，送给人实在不放心，苏生长得强壮，但是堂妹范乐春亲生？这两个孩子又都是堂妹重託，稍有差池，她是无法向堂妹交代的。看着怀里的秉苏，像个瘦小猫一样，连哭喊声都是细声细气的，她深知这个孩子是经不起折腾的，就只好忍痛将堂妹的亲生送给赖家。为了不暴露这两个孩子的真实身份，秉苏改名叫范宜德，称养母养父为母亲、父亲。苏生到赖家后，更名叫赖亚平，称红军家属为母亲。没有想到没过多久，国民党又占领了这个地区，逼迫所有的红军家属都改嫁，谁要不改嫁以共产党论处。亚平养父的兄弟怕亚平养母祸及全家，就狠心地将亚平养母和亚平一起卖掉。从此，宜德的养母就和亚平失去了联繫。”邓老讲到这里，看到两个孩子都流出了热泪，不免也有些伤感。 第293页 林老嘆口气说：“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你们两个的生身母亲都先后去世，我们又出生人死，实在无暇顾及你们。直到解放战争后期，你们寄养的地区解放了，邓老又是华中军区政委，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我才写信给他让他派人寻找你们。因为我知道秉苏养父养母的姓名和地址。” “1949年7月，中原政府派人先找到了在烟店当学徒的秉苏，当时他身高仍像个八九岁的孩子。这个孩子到底是谁呢？秉苏的养母一口咬定这是范乐春堂妹的亲生。因为养母心里很内疚，痛恨自己不应该把苏生送人，现在死活下落不明，她无法说也不能说出真相啊！后来经过许多周折才找到了苏生，但苏生已经是个残疾孩子。怎么残疾的？连自己也不记得。后来秉苏养母知道苏生残疾后，深感辜负了堂妹的重託，只好将错就错把真相隐瞒下来。”邓老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端起茶杯慢慢地呷了一口。 林老接着说：“两个孩子都找到后，首先将你们送到武汉邓老处。邓老十分高兴，赶紧派人上街给你们做衣服，让老警卫员帮你们洗澡。警卫员帮你们洗完澡后，就向邓老反映说：‘我看两个孩子是否搞错了？为什么林老的孩子手脚指甲都像首长，连脑袋的形状也像首长。’邓老看到你们后，也产生过这种想法，但很快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第一，他不能怀疑组织，这是经过组织调查的。第二，苏生已经残疾，秉苏虽然瘦小、营养不良，但是个健康孩子。因此，他毅然将秉苏让人送到北京交给了我。看到秉苏，这是乐春留下的惟一的一点骨血，我非常高兴，就将他送到北京育才！小学学习。至于他长得像谁，我原来没有考虑过。有一年暑假，秉苏到彭德怀那里玩，彭老总喜欢孩子，他把秉苏抱在膝上，亲切地开着玩笑问：‘秉苏啊，你到底是谁的崽儿？是林老的崽儿还是邓老的崽儿？不过没关系，不管是谁的崽儿，反正都是共产党的崽儿。’这话传到我耳朵里后，我才开始注意。去年邓老调到北京后，我第一次看到苏生，真正感到这里面有问题，才派人重新调查。现在已经调查清楚，秉苏的养母已经写了证明，把一切都说清楚了。所以我和邓老商量，要当面给你俩说清楚。我在前面已经讲了，你们姓什么，是谁的孩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长大后不管干什么，都不能忘记你们的养父母，是他们，是那些淳朴厚道吃尽了人间苦难的农民把你们养大的，他们才是你们真正的亲人。你们虽然回到了我们的身边，但永生不能忘记养育之恩。你们长大后，要孝顺他们，要照顾他们，要尽到做儿子的责任。”林老话语恳切，使两个儿子含着热泪深深地点着头。 “林老说得对，你们要对养父母报养育之恩。今后你们两个住在哪个家都行，给你们这个民主权利，由你们自己选择。我们作为你们的父亲，过去没有条件照顾你们，让你们吃了很多苦头。不是我们这些共产党人铁石心肠，而是没有养育你们的条件，你们想想看，你们俩的生母都先后牺牲了，如果把你们留在身边，你们两个根本活不了。所以，只有人民，只有苏区的人民，才是养育你们的真正父母。为了纪念苏区人民的恩德，我们才将亚平的名字改成苏生，让你终身记住你是生在苏区，长在苏区，没有苏区的人民就没有你。秉苏的名字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让你终生秉承苏区人民的意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天把话都讲清楚了，邓苏生也可以叫林苏生。林秉苏嘛，如果愿意也可叫邓秀生，因为你妈妈叫黄秀香，有纪念你妈妈的意思。不过叫瑞生也行，因你出生在瑞金。林老讲了，名字只是个符号，要紧的是你们现在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将来去报答养育你们的人民！”邓老的话在两个孩子听来，也是字字千钧。 第21章 陆范家定 1934年10月，陆定一随红军主力部队即将开始长征。他的妻子由于分娩在即，不能长途跋涉，决定留下坚持斗争。 当时，陆定一的心情异常沉重，妻子留下，处境将会是难以想像的艰难。她的安全和即将降生的孩子…… 这一分别，就是8年，音信全无。直到1943年，陆定一才从自江西到延安的贺怡同志（毛泽覃夫人）口中得知：妻子分娩后，刚满月就毅然将所生一男孩託了人，跟上福建军区游击队参加战斗。不久，部队被冲散，她不幸被捕，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惨遭杀害，壮烈牺牲。想不到那一次别离，竟成了永诀！ 陆定一伴随失去妻子的沉痛悲伤，更加牵肠挂肚思念那个出世后没有见过面的儿子，他还能活在人世间吗？岁月流长，人生苦短。在有限的人生中，陆定一一直在寻找自己失去的儿子。他坚信只要他还活着，就要找到以此来告慰逝去的前妻。 闽西，长汀县四都乡土田村的一户三口之家：残废老红军范其标，妻子聪秀妹和他们的男孩范家定，相依为命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寒暑春秋…… 有一件事，使年幼的范家定诧异不解：逢年过节，父母总是要十分虔诚地在饭桌的上首多摆一副碗筷。 又一个大年三十夜，范其标老人郑重地把已经成人懂事的孩子叫到桌前。他神情肃穆，指着上首的那副碗筷，刚要开口已是泣不成声：“这是为你的生身母亲准备的。我们一直等着她回来呀！孩子，该让你知道了。你现在的母亲没有生育过，你不是我们的亲生儿，你的生身母亲叫唐义贞，是咱红军中的人。1934年11月加日在我们村生下你，刚满月，她就走了。她没说你的父亲是谁，只给你起了个名字‘小定’。并说：‘将来母子如能相会，孩子是我的人，也是你们的人。如果我不能再回来，就说明我不在人世了，请你们告诉孩子，我是为革命而死的。’她这一走，就再没音讯。我们等啊，盼啊！这么多年了，都盼到全国也解放了，她还没有回来。看起来，她怕是真的……牺牲了。” 第294页 范其标老人，擦了擦脸上的泪水，拿出了一包东西：一条旧毛毯，一个铜脸盆，还有一个布包袱皮，上面写有邮寄的通讯地址和收件人的姓名——唐一真。这是唐义贞当年留下的全部遗物。 小定听了这些话，看到这些东西，已泪流满面。物在人已逝，见物更思亲——生我、给我以血肉之躯的亲人呀，你们在哪里？他悲幼地在心里唿喊着…… 从此以后，范其标老人就督促范小定寻找父亲。小定遵照养父的意思到处打听，寻找各种线索，经过多少辗转，费尽无数周折，但仍杳无音信。范其标老人说：“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锲而不捨，大海捞针，总不死心……”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范小定认识了在广东的李坚贞和在北京的童小鹏等人，在他们的热心帮助下，渐渐地找到了一些线索。 弥罩岁月的迷雾，眼看就要消散了。突然，一声惊雷炸，“文革”开始了，那刚要续接到的琴弦，又断了…… 值得庆幸的是，十年动乱终于结束了，它延长了许多痛苦，留下了无数遗憾。但范小定在养父的鼓励下又开始了寻找生父。工夫不负有心人，当歷史的车轮转到1980年时，范小定终于找到了他的生身父亲——陆定一。 其实，陆定一副总理又何尝不在寻找儿子。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首当其冲，被当做“阎王殿”之首打倒在地，关进牢狱，长达13年之久！陆老出狱后，思儿心切，仍不断到处打听寻找线索。终于，两根断了的线头接到一起了。他马上乘飞机飞赴福州，亲自去见未谋过面的儿子和养育他的人。 陆老与范其标老人，两双布满老斑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总算，总算把孩子带到你面前了，老陆！”范其标老人用颤抖的话音嘎咽着，两行老泪流了出来。 “总算，总算找到你们了，我的老哥哥！”陆老紧紧地握住范其标老人的手，生怕他再跑掉似的。 老人们平静后，坐下来叙述往事： “在这以前，我让孩子跟了我姓范，现在该改回陆姓了。” “你们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收养并培育了孩子，那是真正的生死之交哪！你们是孩子的再生父母。孩子应该继续留在你们身边，姓也不必改了。” “不行！我们找了你40多年，就是为了让孩子归根认宗！”范其标老人激动地站了起来。 “你几十年含辛茹苦，把一个小生命养大成人，他应该在范家承前启后，哪有改姓的道理。” 两位老人争执来，争执去，各持其理，相持不下。最后，陆老沉吟片刻才又说： “咱们还是遵照孩子母亲的意愿吧。义贞说过：孩子是我们两家的人，孩子的姓要改就改成‘陆范’。我想，这是一个工农团结的姓，也是纪念烈士的姓。希望今后这个姓世代相传下去！” 意见统一了，范小定也因此有了新名字——陆范家定。 第22章 寄养在工人家里的——聂力 聂力5岁时，张瑞华为了全力投人工作，只好将她寄养在上海一位工人家里。不久，张瑞华被调往天津，然后又转到陕西省，最后调往陕北聂荣臻同志处。夫妻终于团聚了，但却和女儿失去了联繫。 聂力寄养的那家工人收人少，孩子多，生活极其艰苦。聂力小小年纪，就要打水、扫地、洗衣、做饭，还要照看养父的小儿子。她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压力下，和所有的贫穷工人子女一样，在忍飢受冻中度过了6年。当她刚满12岁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就进纱厂当童工，用孩子稚嫩的双肩，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纱厂的大铁门阴森森的，就像张开血盆大口的老虎嘴，走进去就如被魔鬼吞下去一样令人心惊胆战。小聂力把一切都埋在心里，她从不在人前掉泪，但她确有太多的伤心和委屈？她思念那没有音信的父母，她也在心底埋怨他们：5岁的孩子是最需要父母的时候，可父母却丢弃了她！养父母虽说都是好心人，可他们拼命干活，也养不起这一家人呀！她伤心，她委屈，她不能向养父母苦诉，她不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纵有千般恩怨、思念，她只能独自咀嚼。 聂力5岁和母亲离别，直到1945年离开养父母家，整整孤苦伶仃地度过了10年。10年的超负荷、超强度劳动，使她备尝了人世的艰辛；正是苦难童年的泪水，养成了她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内向性格。 远在解放区的聂荣臻夫妇，十分思念自己心爱的女儿，可小聂力在哪里？连这作父母的也一点不知道。聂荣臻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一直把女儿的一张小相片，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在延安，张瑞华有一次遇到周恩来，周副主席关切地问起她的女儿，张瑞华强忍住思念之情说：“已经很久打听不到她的下落了，也许，也许……”张瑞华咬住了下唇，没有再说下去。 说者有情，听者更有意。周恩来立即托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龚饮冰同志寻找聂力。经过多方查找，在1945年日本投降的喜庆日子里，上海地下党找到了聂力。寄养出去的5岁小女孩，送到北平军调部时已经15岁了。 叶剑英伯伯见到后高兴地说：“不要说女儿不认识父亲，父亲见面后也不会认出女儿来。我给你想个办法，你拿着这张照片去对照，谁像照片上的人，谁就是你爸爸。”聂力认真地接过了叶伯伯送给她的照片。 第295页 父女见面时，聂力满口上海话，聂荣臻则一句也讲不来，只能嗯嗯唔唔地应付着。聂力灵机一动，取出了放在贴身衣袋里的照片，边比画边说：“这是叶伯伯给我的找爸爸的证件！”父女俩的心灵完全沟通了，女儿偎依在久别重逢的爸爸的怀里，感到了无限的幸福！ 第23章 石来发与蔡春华 全国解放后，曾志就托当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方毅同志，帮她寻找留在福建的两个儿子。1950年，终于找到了三儿子，并被送到汉口。曾志望着儿子，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个17岁的小伙子？ 个头还不及十四五岁的孩子高哩！而且是个跛子，身穿一件六七岁儿童的美国救济的破布衫。母子抱头大哭后，儿子向母亲讲述了自己的苦难童年：他1岁时，因营养不良患了淋巴腺结核，全身淋巴溃烂，长年浓血淋漓，又臭又脏，惹得养母十分讨厌，受尽了歧视。又因养母是基督教徒，在他十四五岁时，福州教会医院免费为他做了手术，去掉两根肋骨，切掉一个肾脏，清除了髓骨上的烂肉，命是保住了，但一条腿短了三四寸，成了残废。这个孩子长这么大，没有穿过一双鞋，没有穿过一件能遮寒的衣服，更没有上过一天学。他很小就承担了养家餬口的重负，做过磨牛角梳子的小工，走街串巷叫卖过香菸、花生，每赚得一点钱，都分文不少的交给了养母。 孩子回到母亲身边后，才取名叫蔡春华，17岁开始识字上小学，由于春华刻苦努力，他用很短的时间就从小学一年级跃升到工农速成中学，后来又考取西安化工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长期在东北一家军工厂从事黄色炸药研制工作。春华虽然身体残废，但毅力坚强，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善良的心，过着俭朴的、自食其力的生活，从来没有要求母亲对以往的遭遇做任何补偿。 1952年，曾志的第一个儿子已经24岁了，才第一次与生母重聚。他被石连长夫妇抚养成人，取名石来发，养父母故去后，来发继承了石家香火，扎根井冈山，一代接一代繁衍下去。如今，他有两个儿子，5个孙子和孙女。这些年来，来发及其儿孙们，常来北京看望高堂老母，每次都挑着满满一担井冈山的土特产。曾志也两上井冈山，与儿孙及重孙们欢聚，四代同堂，融融乐乐！ 命运总算对曾志不薄，给她保留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曾志常说：“孩子是我生的，但是老百姓养大的，没有那些叔叔、大娘们，这些孩子一个也活不了！”她告诫孩子们，今天你们长大成人了，生活好了，永远不要忘记和脱离养育你们长大的人民！ 第24章 罗家儿女 “帅府平民家”，这是人们赞誉罗荣桓元帅和平民百姓的血肉关系。罗荣桓有过两次婚姻，他17岁还在中学读书时，便由家庭包办，同一贫农的女儿颜月娥结了婚，生了个女儿叫罗玉英。罗荣桓投身革命时，抱着以身殉“主义”的决心，为了不连累妻女，曾写了一纸离婚书，劝颜月娥改嫁。 1937年春，罗荣桓经过战火的洗礼，与林月琴相识、相爱、结婚，生有二子四女：长子罗北电、二女儿罗林，在战争年代里，只活了两岁，便离开了人间。剩下一子三女是：儿子罗东进、女儿罗南下、罗北捷（小名巧巧）、罗宁（小名娜娜）。 罗荣桓的前妻颜月娥离婚后没有再嫁，一直住在罗家，依靠一手好针线活，含辛茹苦将女儿罗玉英拉扯成人。 湖南解放后，罗荣桓得悉这些情况，便写信给罗玉英，让她到北京读书，学一点文化，将来好为人民服务。 1950年1月，在农村长大的罗玉英带着刚满月的儿子勐勐，乘火车赴京，林月琴妈妈亲自到车站去接。她刚下火车就见到了林妈妈，而且是那样的亲切、慈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硬咽着喊了声“妈妈”，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旁边的东进亲切地叫了声“大姐”，急忙帮着她提行李出站，使她又一阵激动。 一路上，林月琴帮着玉英抱孩子，问长问短，关怀备至。罗荣桓见到离别加多年的女儿，玉英已泣不成声。罗荣桓抚摸着她的手深情地说：“这么多年，我知道你在家受苦了。现在革命胜利了，全家在北京团聚了，这里的妈妈很好，咱们应该高兴才是啊！”听了爸爸的话，玉英又望了望正在忙着准备晚饭的妈妈，她带着泪眼笑了，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在此前后，罗玉英的丈夫陈卓，以及罗荣桓的侄子、侄女、侄孙儿等，也都来到北京。罗帅家顿时成了一个10多个孩子的大家庭。 一个在封闭的小山村生活20多年的玉英，要适应大都市的一切，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刚进京时，玉英不懂得吃香蕉要剥皮、坐公共汽车要买票……这个适应过程，全靠林妈妈手把手的“传、帮、带”。一个农村姑娘，一个军官妈妈常陪在身边，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使她常常在心里发问：“妈妈为什么这样关心我？”她哪里知道，当大官的爸爸、妈妈，始终和普通百姓心连着心。 1938年115师东进支队由山西挺进山东时，林月琴生了个儿子，罗荣桓为他取名东进。小东进随115师的供给部、卫生部机关行军，每天由挑夫挑着，从山西挑到山东。到了山东后，罗荣桓忙于作战，东进只好寄养在老乡家，由百姓一把屎一把尿地哺育着，直到5岁，才接回来。 第296页 南下在战火中出生后，开始也是由挑夫挑着随部队转战，后来也不得不寄养到老乡家，和老乡的孩子一块吃地瓜干、高粱煎饼。在那样的环境里，一个孩子要活下来，确实很不容易。罗荣桓、林月琴深知，农民为他们哺育两个孩子，该花费多少心血和精力。所以他们时时教育东进和南下，不要忘记他们是由平民百姓用乳汁和心血养大的，忘记百姓，就是背叛。他们这样教育儿女，也时时鞭策自己。林妈妈对罗玉英的感情，就是发自内心的对在农村、农民养教的孩子的真情。他们期望自己所有的孩子，都能永远保持平民子女的本色。进北京后，他们就把东进、南下送人寄宿制小学，离家很远，锻鍊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每周星期六下午回家，罗荣桓、林月琴决不允许派小车去接，而让他们乘坐公共汽车。有一次，学校集会放学晚了，秘书知道后派车去接了一次。罗荣桓知道后，把全家人和工作人员叫到一起，严肃地对大家说：“这样不好！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孩子们上学的，你们是我的孩子，在平时无形中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该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我不是爱你们，而会害了你们。” 有一次，东进、南下放学回家，没有搭上公共汽车，便步行20多里，天很黑了才赶回家。全家人正在担心、着急，见东进带着妹妹满头大汗走进门来，问清原因后，罗荣桓高兴地表扬他们说：“这样做很好！你们应该时刻锻鍊自己，不怕困难、不怕吃苦。走20多里对你们来说实属不易，但对农民孩子来说却不算回事儿，这中间还有差距。爸爸是农民出身，你们原本就是农民的儿女，从小又被农民抚养，就要永远做个合格的农家的小农民。” 第25章 红军的女儿——方梅 方志敏和缪敏之女方梅，生于1932年12月，当时父亲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闽浙赣省委常委。方志敏很喜欢这个小女儿，但没有时间照顾她。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受到大会表彰。毛泽东同志曾称赞方志敏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是模范。10月，方志敏又兼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11月，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军团北上抗日，挺进皖南。父亲兼职越多，工作越忙，呀呀学语的小方梅，就很难见到父亲，更不要说得到父爱了。 1935年1月，方志敏率部于皖南怀玉山区遭敌军重兵围攻，不幸被俘。在狱中，方志敏非常思念自己的儿女，愧疚自己不是个好父亲。但他并不后悔，为了民族，为了国家，牺牲个人和子女是值得的。所以，他在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在死亡面前大义凛然，在苦思亲人的情况下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13万字的文稿，把他对儿女的亲情完全融化到对祖国对民族的深情之中。8月6日，他在南昌下沙窝从容就义时，方梅才两周岁。两岁的孩子，还是个什么也不懂、什么也记不住的孩子。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父亲永远离开了她，而母亲又要去延安。 革命的后代是不幸的，她们在童年就失去了父母的爱；革命的后代是幸运的，每当在生死关头，总有人接纳她们。母亲走了，小方梅被寄养在弋阳县樟树墩乡直源村的退役老红军吴西河家里，并改名吴梅妮。养父吴西河靠打长工为生，家里非常穷苦，但他为了抚养革命后代，主动挑起了养育小方梅的重担。尽管吴西河夫妇节衣缩食，忍飢受冻，小方梅还是没有穿过棉袄、套靴，还是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穷人的孩子懂事早，为了减轻养父母的负担，梅妮六七岁就能到山里采野生竹笋和蘑菇，到田里捡田螺；梅妮10来岁时已经挑起了一半家务，还能干不少农活。梅妮15岁以后，就挑起了家里的生活重担。梅妮渐渐长大了，吴家夫妇已经把她看成家庭的顶樑柱，但吴西河老人并未隐瞒真相，经常给她讲方志敏的故事，激励她要牢记父亲是怎么死的，长大一定要继承父业…… 解放后，当昊家把吴梅妮换姓更名送回到她母亲身边时，方梅已是18岁的大姑娘了，却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 16年的别离，16年后的团聚，有多少痛楚辛酸？16年的养育，16年的深恩，怎样报答？吴西河老人什么也不要，因为他养育的是革命烈士方志敏的女儿。老人歉疚的是：“家里太穷了！没能让孩子上学。” 缪敏任上饶地委组织部长时，把方梅送进上烧烈士子弟学校学习，后来又转到江西省立工农中学。1954年，方梅被下放到泰和一个农场当农工，几年后到新成立的瑞金大学当图书管理员；196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的方梅被调到赣州航运局工作。1972年举家迁回南昌。1986年退休时，她是江西省航运局劳资科的主任科员、经济师。 岁月如流水，方梅转眼已年过半百，但她从来没有忘记过养父的话：“你是方志敏的女儿，你一定要记住你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从1981年起，方梅立志了解和挖掘父亲的事迹，曾自费到父亲生前战斗过的地方採访考察、收集资料。经过近10年的努力，她已收集了100多万字的资料，整理出20多万字的素材，并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江西日报》、《名人传记》等报刊上发表了30余篇纪念父亲、宣传烈士的文章。她还完成了加余万字的传记文学《方志敏的人生》（暂名）的初稿，这对于只上过4年半学的方梅来说，意味着付出了超出常人百倍的艰辛。但这不仅是对生父，也是对养父一种最好的回报。 第297页 第26章 吃百家奶的——刘克府 1942年正当日本鬼子在华北大扫荡，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时，朱良才和李开芬的第三个孩子，不顾父亲日夜指挥打仗、母亲随军转战的辛劳和疲倦，急不可待地要出世了，怎么办？ 战争年代，戎马倥偬。八路军首长和地方政权领导人的孩子，自然不能随军转战，只能寄养在老百姓家里。这个小生命此时此刻出世，当然也不会例外。但幸运的是在他出生前，李开芬转战到晋察冀阜平县小水沟村，就为这没出世的孩子找好了寄养的人家。这一家姓刘，养父名叫刘洁如。 阜平县是晋察冀的老根据地，1933年就有了党的组织。刘洁如同志是阜平县第一批发展的党员。1937年聂荣臻率部队开闢晋察冀根据地时参了军。他的父亲、爱人、弟弟都是1937年前后人的党。父亲1934年就当村长，爱人是村妇女主任，弟弟是民兵队长。将孩子寄养在这样一个革命家庭里，在当时来讲真是一件幸事。 李开芬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小华子，大号叫朱新华。3天后，养母（刘洁如的爱人）来抱孩子。这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母亲，临别时含着热泪，在小华子的小脸蛋儿上亲了又亲。她是军人，是党员，但又是母亲。亲生骨肉的离别，她也是难捨难分呀！ 小华子要被养母抱走了，生母在他襁褓的带子上，挂了一张公粮卡，这是边区政府为革命后代发的供粮证。这张供粮证，证明了这个孩子的身份。他降生到人世后，就是公家的人，就是八路军、共产党的人。当时农民生活很艰苦，粮食十分缺乏，即使是增添一个刚出世3天的孩子，一般家庭也是难以承受的。 小华子的养母叫张万俊，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她虽然没有文化，但思想进步，全力以赴支援革命，在村里很有威信。她没有生过儿女，但知道光靠米汤、面煳是养不活没有过满月的孩子的。为了确保孩子的安全和健康，她把孩子抱回家后，就改为姓刘，取名叫克府。她起早睡晚，走村串户、到处为孩子求奶吃。方圆几十里，凡是奶孩子的母亲，她都求遍了。东家吃几口，西家吃几口，好容易熬过了满月。她听说20里外有一个妇女身体壮，奶水多，就去求人家餵两个孩子。她给人家送去了大枣、南瓜和粮食。那位妇女同意了，她把小克府送了去。当时的农村妇女缺吃少穿，她虽然送去一些东西，那位妇女捨不得自己吃，奶水养不了两个孩子。过了一段时间，两个孩子都瘦了。养母心疼，又把克府抱回家。 日本鬼子扫荡频繁，养母一家整日抱着克府逃荒。每逃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为克府求奶吃。兵荒马乱，奶孩子的母亲都吃不饱肚子，哪来的奶水餵别人家的孩子。实在求不到时，养母不得不亮出克府的公粮卡。在老根据地，只要母亲们知道这孩子是八路军的娃，宁愿让自己的孩子饿着，也要让克府多吃几口奶。这种动人的情景，常常使克府养母落泪。 克府长大后回阜平老家，开始，她养母还指着这个让他叫奶奶，指着那个让他叫大娘、婶子……后来说：“没法叫了，你吃了几辈人的奶，咋叫呢？你是吃千家饭、百家奶才长大的。” 第27章 在异国他乡的——蔡妮 1933年夏天，蔡妮的儿童院组织孩子们到位于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度假，住在古尔祖夫的一个少先队夏令营营地。古尔祖夫有许多疗养院，其中有一所老布尔什维克休养院，是值得孩子们参观拜访的地方。有一天，大家都去了那里，蔡妮正好轮到值日，被排在厨房帮厨，所以没有参加这次活动。她的同学们在那里偶然见到两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一个叫李明（即李立三）。他向同学们打听，他们儿童院里有没有中国女孩儿？同学们告诉他说：“我们那里有一位小女孩儿是中国人。” 当李明得知这个女孩儿姓蔡时，兴奋地告诉她的同学，说他认识她的父亲，并且让同学转告蔡妮说，他要见她。 蔡妮和李明见面了，没想到这位李叔叔却告诉她一个沉重而悲痛的消息：爸爸蔡和森于1931年被蒋介石刽子手杀害了。并说：“你长大了一定要向蒋介石讨还血债，为你父亲报仇！”李叔叔的话深深刻在蔡妮的心头。她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海滨的路上，海风一遍遍吹干了她脸上的泪水。摇曳的树丛中好像又闪现出父亲的身影向她走来，手中提着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她和同学们爱吃的零食…… 蔡妮从李明叔叔那里还知道了国内亲人的消息，他告诉她蔡畅姑妈已经是党的一名杰出的妇女工作干部。同李明叔叔的偶然相见，成了蔡妮生活中的又一个转折点，这次见面以后，她在国内的亲人终于知道了她的下落。此前的两年里，他们一直得不到关于蔡妮的任何消息，后来李明叔叔多次兴奋地说：“是我找到你的。” 1934年，李明叔叔把她带到了莫斯科，参加五一庆祝活动。他安排蔡妮住在一位姓杨的中国叔叔家里，杨叔叔的妻子是俄国犹太人，叫萨丽达？列伊费洛娃。蔡妮不知道杨叔叔是什么身份，也不清楚和李明叔叔的关系，只记得他对蔡妮非常热情。他们夫妇住的房间里，有两张床，让蔡妮睡在靠窗的床上，自己则挤在靠门的一张小床上。在李明叔叔的帮助下，通过共产国际援助革命战士国际协会，蔡妮转到了刚刚建立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在那里，她非常高兴又遇见了苏丽娃和苏河清，并且第一次见到了她在瞿秋白叔叔家曾穿过的那条花裙子的主人——瞿独伊。 第298页 红军长徵到达陕北建立根据地以后，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的中国孩子渐渐多了起来。当时可能有一种打算，想使中国孩子都集中在一起。所以，蔡妮在伊万诺沃待了不久，又转到了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20世纪30年代末，很多中共烈士的子女和领导人的孩子都集中在那里。 蔡妮是蔡家第一个来到苏联的孩子，来的时候只有6岁。1938年，她姑妈蔡畅又带来一批中国孩子，这批孩子中有郭亮的儿子郭志成、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还有她父亲与李一纯的女儿——她的妹妹蔡转。当她得知蔡转就是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时，真是又惊又喜。过了一段时间，蔡畅姑妈的女儿李特特也来了，她当时14岁。1939年，蔡妮的弟弟蔡博也来了。这样，经歷了近十年的分离之后，她们几个当年在长沙颜子庙大家庭里的姐弟，在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又会合了。 莫尼诺儿童院的中国孩子还有许多，如毛岸英、毛岸青、刘允斌、刘爱琴等等。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和祖国、亲人的联繫也渐渐多起来，担任国际儿童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的杨之华阿姨常来看望他们，来苏联的中共领导人也都要抽出时间来看望这些孩子们。 1939年冬天，周恩来到苏联治疗臂伤，他和邓颖超妈妈还有孙维世一起来看望他们。蔡妮记得，那天他们都坐在小板凳上，围成一圈，周伯伯站在中间，用手指着他们挨个问，回到中国后想干什么，孩子们一一做了回答。他们还分家庭与周恩来伯伯和邓妈妈合影留念，博博、转转、特特和蔡妮四个人也和周伯伯、邓妈妈照了一张，这张照片仍保存至今，它不仅是对国际儿童院生活的纪念，也是周总理和邓妈妈对烈土子女关怀的纪念。 第28章 卐字旗下小囚徒——朱敏 1941年1月，朱敏和罗西北、王继飞、李敏一同被送往苏联。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每人编了一套身世，朱敏的身世是这样编的：她是一名富有的中国医生的女儿，到苏联是为了治病。 从延安到苏联的歷程是很艰苦的，为了隐蔽他们的行踪，这4个孩子被藏在苏联轰炸机的机翼里。飞机一到兰州，为了躲避敌人的检查，大人将他们伪装成行李，一个一个从飞机上被裹在大包袱里扛下来。事前，大人们曾嘱咐他们不许说话，不许动，他们都很听话。就连当时年龄最小，只有5岁的李敏，虽然肚子疼得厉害，也硬是挺着没出一声。由于他们都是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子女，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十分危险。到新疆后，毛泽民和陈潭秋将他们集中在一间单独的小房子里。孩子们白天被锁在屋里不敢出声，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时，毛叔叔和陈叔叔才让他们绷得暖暖的，出来唿吸些新鲜空气，尽情地玩一会儿。他们就这样度过了整整12天。 1941年3月，他们乘坐火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苏联首都莫斯科。这里，也是朱敏出生的地方，开始了她的新生活。 朱敏被送进了苏联第一国际儿童院，这是第三共产国际主办的一所从婴幼儿保育一直到十年级连续教育的大型儿童院，招收的主要对象是世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及革命烈士的子女。朱敏人院后，就取了个俄语名字，按中国话发音为——赤英。。 赤英从小就患有哮喘病，身体很虚弱，莫斯科寒冷的气候又使她旧病復于是，在暑假里，儿童院将她送到位于白俄罗斯的明斯克郊区的少先队夏令营进行疗养。 1941年6月20日，赤英来到了风景优美的明斯克。夏令营里的孩子也是来自世界各国，中国孩子除赤英外，还有张闻天的儿子。这时，赤英无法用汉语与别人对话，俄语又刚学不久，所以在夏令营里，同哪个国家的孩子玩，她就学着讲哪国话。刚到夏令营，赤英便同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姐俩——弗拉斯塔和米拉成了好朋友，整天形影不离。赤英在快乐中度过了她到夏令营的第一天。 赤英到明斯克的第三天，即6月22日，德国突然人侵苏联，刚刚脱离中国战火6个月的赤英，又陷人了更大的战争灾难之中。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天气晴朗，不时传来鸟儿的鸣唱。赤英和米拉结伴来到河边玩，正当她俩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温馨时，头顶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紧接着一颗颗乌黑的炸弹从飞机上投了下来。这意外的事情使她们惊呆了，远处的火光及爆炸声使她俩很快清醒过来，迅速跑回了夏令营地。 在敌人强烈炮火的攻击下，红军撤退了，夏令营的孩子们被留在了明斯克附近。当天晚上，赤英和小伙伴们将红领巾装在瓶子里埋人地下。当时还有孩子开玩笑说：“德国兵来了，我们是不是要这样（举起双手表示投降）？”赤英一听就火了：“我死也不投降。我们应该闭住嘴，保持沉默。”她坚定地说。 明斯克很快落人敌手，同时，这些孩子也陷人苦难之中，夏令营成了孤儿院。不久，从被敌人包围的列宁格勒又撤下来一批孤儿。这些孤儿的年龄较小，恐怖的战争场面使他们的情绪很不稳定，哭闹不停，飢饿和死亡随时威胁着他们，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看着这一切，赤英和弗拉斯塔等年龄较大的孩子心如刀绞，但也毫无办法，只有默默地流泪。几天以后，他们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意识到，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只有靠自己解救自己了。 第299页 于是，赤英和一些年龄稍大的孩子们开始出去募捐。为了募到钱，赤英在街头跳过中国舞，还教其他孩子织中国式的毛衣，拿到街上去换面包和黄油。生活虽然艰苦，孩子们却处处体现出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有时即使闹了别扭，打了架，但得到一块糖、一份面包，大家还要分着吃。 1942年底，又来了很多小孩儿，这无疑加重了赤英他们本来就很沉重的生活担子，同时，这段经歷也使赤英逐渐懂得了责任感的含义。 这时，由于不讲中国话，赤英已将汉语渐渐忘了，她找到几本仅存的苏联着名教育家马卡连柯着的《教育诗》，闲时反覆阅读。孤儿院的经歷及这些书对她的影响特别大，使她从那时就萌发了将来做教师的念头。 一想到将来，赤英便会想起亲爱的父亲，但当时德军盘查很严，经常到孤儿院来检查，赤英也总是重复着那些千篇一律的回答。名字：赤英，国籍：中国，父亲是有钱的医生，来苏联是为了治病。 在那个年月，父亲的名字已深深地埋在赤英的心底。对于自己真实的身份，她不敢泄露一个字，即使自己最亲密的米拉姐妹，对此也一无所知。德国人的暴行迫使她不得不谨慎从事，只要稍有疏忽，便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一件事，令赤英终身不忘。 有一天，德国兵又像往常一样来到孤儿院审查登记。突然，他们从人群中拉出两个犹太孩子，每人给了一把铁锹让她们挖了两个坑，然后枪毙了这两个无辜的儿童，并残忍地将她们埋进自己挖的坑里。德国鬼子的残暴激起了孩子们的愤怒。当天晚上，张闻天的儿子王格里（苏联名）来看赤英，四目相对，却不知说什么好，犹太儿童的惨死使他们对德国鬼子恨之人骨。两个中国孩子就这样默默地坐了好久。 就在这天夜里，王格里、犹太儿童的哥哥及其他几个男孩子一起逃走了，后来得知他们上前线报仇去了。 大的男孩子走了，留下的这些孩子的生活更加艰苦。赤英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艰苦的生活使她的哮喘病越来越严重，同时又患了淋巴结核。没多久，她又患上疟疾，高烧不退。相依为命的伙伴们心急如焚、终于决定连夜偷回一筐果子给她吃。赤英是多么感激这些小伙伴啊，没有他们，自己的命恐怕早就保不住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赤英的病刚有好转就出去找活千。弗拉斯塔在村里找到一个放牛的差事，赤英给人家当保姆。她们把挣来的东西带回孤儿院，养活那些年龄小的孩子。然而，战争时期人们的生活都很困难，他们也没有太多的东西给这些孩子，就是拼命挣来的面包还是不够孩子匀着充飢。听着小孩子的哭声，大孩子们心如刀绞，却又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死神降临。生活似乎已经到了尽头，他们拼着最后一点力气顽强地活着。 在城里很难再挣到吃的东西了，赤英和米拉便到附近村里找弗拉斯塔。那天，天气非常好，她们在树林里尽情地跳着、蹦着，美丽的大自然使她们暂时忘记了眼前的困境。德国兵的脚步声使她们清醒过来，赶紧跑到弗拉斯塔干活的那户人家。到那里时，才得知弗拉斯塔已偷偷地参加了游击队。虽然没见到。弗拉斯塔，她俩心里还是很高兴。离开这户人家，她们便到别的人家找活干。但人家只要身体健壮的米拉，不要身体虚弱的赤英。为了同甘共苦，米拉没有留在村里，同赤英一起回到了孤儿院。 赤英和米拉两夜未归，引起了德国人派来的院长的怀疑，便暗中对她俩进行监视。过了几天，弗拉斯塔回到村里，听说妹妹和赤英来找过她，以为有什么事，就到孤儿院去探望。她的行踪被院长发现了，并告发给德国兵，当晚，弗拉斯塔、赤英、米拉及其他一些年龄较大的孩子都被抓走了。随后，她们被装到一列闷罐车上，运往何处，她们不得而知。 赤英身体很虚弱，途中，因淋巴结核的伤口一直没好，她总是处于昏迷状态。德国鬼子以为她活不长了，便把她扔在车厢门口。没有吃的、喝的，更谈不上药品了。好在有伙伴们的照顾，她们鼓励赤英要坚持，要活下去，她也就真的奇蹟般地活了下来。 赤英和伙伴们乘坐的闷罐子，在苏联与波兰交界的布列斯特停了下来，她们被赶下车集中在一块空地上，德国人要给她们消毒。 听到要消毒，赤英的心里一惊，她有一枚心爱的列宁像章，那是她刚到苏联时接她的老师送给她的。德军侵占明斯克后，她偷偷将像章缝在内衣里，现在万一被敌人发现，可怎么办？赤英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里。庆幸的是，德国人并没有仔细检查她的衣服，赤英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消毒之后，她们又被押上另一节车厢，被解往德国东普鲁士的一个集中营。从此，她们同苏联的联繫中断了，没有人知道她们的下落。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朱德总司令十分惦念女儿的命运。然而，久经戎马生涯的朱总司令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所以，尽管心里非常想知道女儿的情况，却从来没向苏联方面打听过。 苏联最高统帅部得知赤英失踪的消息后，便派人寻找她的下落，并通知部队，每到一地，每解放一个城市，都要查找一遍，结果仍是毫无线索。 赤英到达德国集中营驻地，按照德国人的规定，人营前必须洗澡，然后换上统一的服装。赤英站在浴室门口犹豫着：她好不容易保住的列宁像章，这次真的要落人敌人之手吗？怎么办？赤英紧张地思考着。忽然，她的眼睛一亮，有办法了！她趁德国人没注意，偷偷地将列宁像章放进了嘴里，压在舌头底下。 第300页 就这样，一个刚刚16岁的女孩子，竟然冒着死亡的危险，在德国鬼子的眼皮底下，保住了心爱的列宁像章。这枚像章朱敏一直保存到现在。 被抓到集中营的人多且杂，分配住房时，赤英、弗拉斯塔和米拉拼命地挤在一起，终于被分在一间大房子里。 当时，德国人将一些成年人押到德国内地去做劳工，为了不再分开，赤英和弗拉斯塔都将自己的年龄少报了两岁。弗拉斯塔由于个子较高，身体好，被分配到工厂做工，米拉和一些乌克兰姑娘被分配到德国工作人员的食堂做工，赤英由于身体虚弱，淋巴结核的伤口一直没有癒合，总有浓血流出来，便被分到难民和民夫的食堂，做一点削土豆、打扫食堂、宿舍的工作。由于工作不太忙，所以一有空闲，赤英便找些书来阅读。 当时，集中营里的难民和民夫，每人每星期的定量只有250克面包，就连赤英这样的病体也只够吃两顿的，何况其他人呢。聪明的米拉便和几个姑娘一起，经常趁德国人不注意，将德国人食堂吃剩下的食物带回来给他们吃，每次都不忘给赤英另外带上块面包。在伙伴们的关怀与照顾下，一直受着病痛折磨的赤英顽强地活着。 弗拉斯塔比别的孩子年纪大，又参加过游击队，胆子也大，有一些对敌斗争的经验。因此，她对德国人的命令就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完全服从。她不愿给德国人干活，经常找机会怠工。德国人在的时候，假装积极肯干，等德国人一走，便不干了。有一天，弗拉斯塔假装有病，德国人看到她身体很结实，有些不太相信，就叫人拿来了体温计给她量体温。弗拉斯塔很聪明，她趁敌人一转身的工夫，把体温计使劲在衣服上蹭了几下，体温计的度数立刻升高了，等德国人检查时，温度已达4oc ，虽然弗拉斯塔表现得很沉着，敌人还是不相信，对她拳打脚踢，说她蓄意怠工，必须多干几小时以示惩罚。当时，站在一旁的米拉和赤英紧张极了，同时又对弗拉斯塔的坚定态度和勇敢精神很钦佩。以后，赤英也开始学弗拉斯塔那样，工头一来就假装干活，工头一走就埋头看书，苏联文学着作不仅提高了她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提高了她的文学修养。 但是，赤英她们的年龄毕竟还小，对德国人的狡猾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一天，集中营里来了一个乌克兰姑娘，米拉、弗拉斯塔及集中营里的其他乌克兰孩子高兴极了。她们已很久没有得到家乡的消息了，见到来自家乡的姑娘，怎能不高兴呢？她们围着这位姑娘问长问短，恨不得了解家乡的一切情况，询问完了，又为不能回去感到悲伤，姑娘们坐在一起，默默地流着伤心的泪水。看着见到家乡人的乌克兰姑娘，朱敏的心情很不平静，一方面替她们高兴，另一方面又为自己思念祖国、亲人而又得不到任何消息感到伤心，不禁哭了起来。为了缓和气氛，也为了安慰赤英，弗拉斯塔建议赤英唱支歌。 赤英唱起一首俄罗斯民歌，一会儿，其他姑娘也跟她一起唱了起来。唱完之后，大家的心情稍好了一些，弗拉斯塔鼓励大家要坚强，一定要活下去，要坚信自己一定会回到祖国去。 夜深了，姑娘们含着眼泪进人了梦乡，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看着这些远离家乡的姑娘们。赤英由于还在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一直没有睡着。这时，她看到一个人影悄悄地爬起来、穿上衣服出去了，朦胧中她认出这是白天刚来的那个乌克兰姑娘。赤英想叫醒身旁的米拉，但看到她已熟睡，不忍心打扰她，就自己睁着眼睛等着那个乌克兰姑娘回来。慢慢地困意袭来，她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门突然被撞开，德国人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就将弗拉斯塔抓走了。赤英当时吃了一惊，她惟一的反应就是顺手抓过一件衣服披在弗拉斯塔的身上。弗拉斯塔什么也没说，回头笑了一下就走了。 赤革和米拉呆呆地愣在那里，天亮后，赤英和米拉突然意识到：弗拉斯塔只穿着睡衣和赤英披在她身上的大衣。于是，她们赶紧将弗拉斯塔的衣服包起来，给她送到监狱。从此，便失去了弗拉斯塔的音讯。 1945年1月30日，是米拉的生日。29日晚上，赤英她们还准备着第二天好好地给米拉祝贺一番。第二天早晨醒来，她们突然感到四周异常宁静，没有了往日的吵闹声，静得有些可怕。她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惊异地走出房门，却发现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着，集中营周围的铁丝网和围墙七倒八歪，看到这些，她们忽然明白了，原来德国人逃走了！战争就要结束了！她们又能回到祖国了！ 赤英和米拉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激动地流出了眼泪。后来，赤英才知道，由于苏联红军来得很快，德国人逃走之前，只来得及秘密地把监狱里的犯人杀害了，没有来得及杀害那些在集中营里做工的人。赤英她们就是这样得以倖存下来。 当天晚上，红军的先遣队就到了这里，看到这些衣衫槛褛，身体病弱的姑娘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时，红军先遣队员的眼睛不禁湿润了。他们鼓励姑娘们一定要坚持住，并告诉她们一直往东走就会找到红军的。听了这些话，没等天亮她们就出发了。赤英这时正发高烧，一点力气也没有，米拉硬是拉着她，一步一步艰难地向东走着。走了大约十几公里，来到一个镇子，又遇到一队苏军，他们让这些姑娘坐下休息一会儿。这时，天已经黑了，经过一天多的奔波，她们很快便倒在一堆草垛旁睡着了。 第301页 虽然离开了集中营，她们的生命仍然没有保障，战斗仍在进行着，激烈的枪炮声不时从远处传来。半夜，天空突然升起了照明弹，紧接着，枪声爆豆似的响了起来，一颗颗炮弹落在她们的周围，一时间，火光沖天，人们叫喊着、奔跑着。赤英带病经过一天多的奔跑，已经精疲力竭的被燃着的草堆惊醒了，她赶紧爬起来跟着人们乱跑，她隐隐约约地听到米拉在奔跑中喊着她的名字，她昏沉沉的有气无力地回答着，那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见，最后还是没能找到米拉。在一起患难与共4年之久的两个小伙伴就这样在战火中失散了。 天亮了，赤英发现一同逃出来的人都不见了，红军见她身体虚弱，收留了她，让她等铁路修好后坐火车回莫斯科。于是赤英留了下来，帮红军干些做饭、洗衣服之类的杂活。那时，红军根据苏联最高统帅部“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的指示，查找朱敏的下落已经好久了。红军驻地的这个中国女孩儿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许多人询问过朱敏的身世，她很警惕，一口咬定自己叫赤英，是一个中国医生的孩子，是来苏联治病的。 不久，赤英所在的部队调走了，又来了新的队伍，赤英仍被安排在厨房干活。部队政委见到赤英时，很怀疑她的来歷。一天，政委请她到办公室，亲切地对她说：“小同志，我是政委，叫突土斯克，请相信我们都是一家人，请告诉我你是怎样从中国来苏联的，又是怎样到这里的。”赤英见他是个负责人，又非常诚恳，特别是后来当她听说苏联最高统帅部和史达林正在寻找她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经歷告诉了这位政委。这以后，赤英又在军营里待了一段时间，受到了红军的精心照料，病情也开始好转。铁路修通后，苏联政府立刻把她送回莫斯科，并将朱敏的音讯电告了朱德总司令。 在接到父亲来信的那一刻，朱敏激动得流出了热泪。父亲在信中请她原谅，在战争中他没有向苏联方面询问过她，因为苏联当时也处于灾难时期，他怎么能拿私人的事麻烦苏联政府呢。另一件让朱敏高兴万分的是，她一回到莫斯科，便找到了米拉。朱敏又回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那时，她已经19岁了。 第29章 流落街头的——毛家兄弟 岸英出狱后先在板仓住了几天，后由舅妈带他三兄弟往返长沙、平江等地亲戚家，故意东躲西藏和敌人周旋，受尽了飢饿、奔波、劳累之苦。趁敌人疲惫放松监视之机，地下党组织决定将他兄弟3人转移到上海。临行的前一天，岸英带着两个弟弟偷偷到母亲坟前告别，要他们记住这血海深仇。 1931年春节前夕，岸英兄弟3人由亲戚护送来到上海，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叔叔毛泽民接待了他们，并把岸英化名杨永福，岸青化名杨永寿，与岸龙一起送进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生活和学习。在这里，他们度过了一段宁静的生活。年仅4岁的小弟弟岸龙身体很弱，晚上有时尿床，失去母爱的岸英，负起了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 由于叛徒出卖，上海党的地下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大同幼稚园断了经济来源，被迫解散。当时毛泽民夫妇已赴中央苏区工作，岸英兄弟在上海无亲无故，成了孤儿。党组织把他们安排到董健吾的家中。董以牧师职业为掩护做地下工作，从教堂领取薪水。毛岸英兄弟的生活费，由党组织按月供给。 1933年初，上海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中断了对岸英兄弟的供给。这前后，董健吾也辞去了牧师的职务，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三兄弟生活无着落，只好流落街头。 为了养活两个弟弟，岸英只好到一家烧饼铺当学徒。每天天不亮，外号叫“大黄牙”的老闆娘就把岸英从梦中吼醒：“小赤佬，太阳都晒屁股啦，要睡死哟！”有时两声没喊完，就把岸英的被子一掀，扯起耳朵就打。 岸青负责服侍“大黄牙”的少爷和小姐，经常被他们无辜欺侮，岸英见状真是又气愤、又痛苦。想起妈妈临刑前在墙壁上写的“报仇”两个字，觉得一定要设法让两个弟弟认字。不学习、不识字，怎能报仇呢？ 一天，岸英买菜回来路过一家小书店，他忍不住走了进去，只见小屋里摆满了书，他仿佛走进了天堂，走进了童话世界。翻翻这本书，觉得很新鲜，看看那本书，感到真有趣。看着、看着，看到一本很厚的书，就问卖书人：“这是啥书啊？”卖书人告诉他：“这是字典。不认识的字可以找它，它是不开口的先生呀！”岸英听后着了迷，心想，不开口的先生，这太好了！要是我把它带在身边，碰到不认识的字就找它该多方便。岸英实在太想要这本书了，但买这本“不开口的先生”需要多少钱呢？卖书的老闆用手比画个“八”字。岸英高兴了：“八个铜板！总会有办法的。”老闆开口了：“不贵，大洋8角。” “啊！8角？”岸英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充满希望的喜悦吓得无影无踪了。大洋8角，就是240个铜板呀！岸英恋恋不捨地、非常小心地把不开口的先生放回了原处。他长长出了一口气，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书店。兄弟俩给“大黄牙”当奴隶，还填不饱哥仁的肚子，哪来钱买书呢！ 第302页 第二天清晨，岸英跑到馒头店递上6个铜板，伸出3个手指要3个馒头。他突然把手缩了回来，从6个铜板中取回两个，又把伸出的3个手指变成2个。他决心从今天起，自己不再吃早饭，攒下钱来请那个不开口的先生。 过了个把月，岸青发现了哥哥的秘密，难过地说：“你不吃早饭不行啊！‘大黄牙’每天让你干那么多活，你会饿病饿坏身体的。” 岸英挺了挺腰板安慰弟弟说：“好弟弟，你别嚷嚷！别让小弟岸龙知道，我不吃早饭就是为了……”。岸青听后也高兴地说：“好哥哥，那你也允许我和你一块存钱，这样就能把不开口的先生早点请来！” 岸英是个有恆心有决心的孩子，凡是想好认准的事，他一定要决心办到。他和岸青勒紧腰带，大约两三个月没吃早饭，总算积蓄了200多个铜板。他们兴高采烈地跑到书店终于把不开口的先生请了回来。 有了字典，哥儿仁像得到了活宝贝，岸英干完活就对照报纸查生字，尽心尽力教两个弟弟认字，学文化。 上海的冬天，经常是阴冷的。不知有多少次岸英兄弟夜里被冻得睡不着，他们就起来挤在灶门前取暖学文化。这个秘密被“大黄牙”发现了，十分生气，一把夺过字典扔进灶门里。岸英急了，一伸手从灶门里抢回字典，忍不住回身捏紧拳头说：“‘大黄牙’，你欺人太甚！” “大黄牙”最忌讳别人喊她外号，何况是从那个任她使唤的“小赤佬”嘴里出来的，真是火冒三丈，抓起地上的烧火棍没头没脸的朝岸英打去。岸青、岸龙也急了，一齐扑了上来，七手八脚夺下了“大黄牙”手里的武器。“大黄牙”一看三个孩子拼命了，也不得不叫骂着退了出去。这第一次公开反抗的结果：三兄弟被赶出了门。 到哪里去呢？堂堂的大上海，竟没有三个孩子的容身之地。他们奔波了一天，才找到一个破庙暂避风寒。他们找不到活干，就捡破烂、卖报纸、擦皮鞋、卖油条、推板车，用这些微薄的收人无法换来足够的食物充飢，兄弟仁飢一顿饱一顿，苦熬着辛酸的岁月。 不幸的是，偏偏岸龙又生病了。那天早晨，刺骨的北风吹走了岸英盖在身上的报纸和稻草，他醒来后听到岸龙在喘粗气，忙过去用手一摸，岸龙的额头像火炉一样烫手。他慌了手脚，怎么办呢？岸青着急地哭了起来。他背起岸龙去看病，手头的铜板花光了，医生虽然开了药方，但没钱买药。他把岸龙又背了回来，在他身边放了一个馒头、一碗水，嘱咐弟弟好好躺着，他们去设法买药。 岸英和岸青真急了眼，这天他们又卖报纸、又拾破烂、又帮助推黄包车，不敢吃饭、不敢休息，哥俩拼了一天命，总算挣够了41个铜板，给岸龙买了一瓶西药忙赶回破庙去。 还没有进庙门，岸青就喊起来：“岸龙，岸龙！看啊，哥哥给你买药回来了！”破庙里没有一点动静，岸英心里一紧，加快脚步跨进了庙门，只见岸龙躺的地方空荡荡的，那个馒头还在旁边放着。岸英见状也慌得六神无主了，岸青已哭出声来。兄弟俩找啊找！他们凡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就是不见岸龙的踪影！ 岸龙的丢失，使岸英再次饱尝了失去亲人的切肤之痛。他瞅着身边留下的惟一亲人岸青暗下决心：“爸爸啊！我辜负了妈妈的希望，没有尽到长兄的责任，没有照顾好小弟，我对不起你们啊！今后，我一定下决心照顾好岸青！” 岸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全力照顾岸青的生活，而且十分关心他学习文化。在那样的社会里，虽然岸英竭尽全力处处关心、照顾岸青，但他还是不能确保弟弟的人身安全和健康成长。 有一次，岸英去码头帮人送货，岸青去报站交款，由于接了假票子交不上款，挨了老闆的打。他一边走，一边哭，一边骂：“他们打我们，我们长大了也要打他们！” 岸青走到一根电线桿旁，看到地上有一小段粉笔，就捡起来在电桿上写下“打倒帝国主义”几个字，不料恰被特务发现，岸青遭到一顿毒打，头破血流，昏倒在地。特务又拿起路边小贩的铁钳向岸青的头部勐击，岸青大脑严重受伤，两耳被打聋，从此落下终身不治之症。 岸英带着有病的岸青，在无处栖身、无食果腹的情况下，还要设法给岸青看病，生活实在艰难啊！那种流浪生活，他们一直煎熬了5年。解放后，有一次看电影《三毛流浪记》，岸英感慨地说：“那时我和岸青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和三毛相比，除了没偷、没给资本家做干儿子外，其他几乎都经歷过了。” 1936年，上海地下党找到了顺沛流离中的岸英兄弟，决定送他们去苏联学习。这一年，岸英14岁，苦难的磨鍊，使他已经像一个青年那样的成熟。上海地下党通过白区的统战关系，利用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带他们出了国。 1937年初，岸英、岸青经法国到达苏联，来到莫斯科。兄弟俩各取了一个苏联名字，岸英叫谢廖沙，岸青叫戈勒，住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宿舍里，他们被送到莫斯科市郊的贡沏沃学习俄语。不久，贺子珍来到苏联，又过了两年，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娇娇（李敏）也被送到苏联。毛泽东的4位亲人，第一次欢聚在异国他乡。 第303页 第30章 沦落为放牛娃、童养媳的——刘氏兄妹 1932年，白色恐怖笼罩了所有大城市，党组织决定刘少奇同志先撤离上海到江西瑞金中央根据地去，何葆珍留下来处理未完的工作。由于叛徒的出卖，何葆珍被捕。 允斌、爱琴离开父母时，他们还不懂事。当允斌懂事后，发现自己生活在冷眼之中。他很小就要去割草、放牛。有一次他在放牛时，突然扑来一只恶狗，在他的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伤口化脓生了蛆。伯伯家也不给治，还逼着他继续干活。允斌在没有父母爱的人世间挣扎着，他看到小朋友都有父母，不知偷偷地流过多少泪。他常常在梦中哭醒，嘴里禁不住唿喊着：“爸爸、妈妈呵，你们在哪里？” 在爱琴记忆中，根本没有亲生父母的印象，留在她幼小心灵深处的全部爱，就是养父、养母的那些真情。养母用自己的乳汁餵养爱琴，对爱琴像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而爱琴也自小开始，就认定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1934年，囚禁在南京监狱里的何葆珍就要走向刑场，何葆珍在告别难友时，步子是坚定的，但心里充满了遗憾与苦愁，她牵挂着革命，牵挂着丈夫，更牵挂着她的儿女。她不知道三个儿女的情况，但她无时不在思念着他们。她和丈夫出生人死，就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后代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儿女。她为了他们，甘愿洒尽自己的一腔热血…… 妈妈为革命倒下了，没有能拯救自己的亲生儿女。 爱琴的养父母家，生活越来越困苦。失业的养父外出打零工，起早贪黑挣的那几个钱，根本无法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把8岁的爱琴卖给人家做童养媳。 爱琴到了婆婆家，就像掉进了无边的苦海里。那个人家虽然穷，爱琴并不怕吃苦，她从小在苦中泡大，由于有养母的爱，所以她不觉苦。可是到了这一家，婆婆没有一点怜爱之心，小小年纪，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噼柴、洗衣服、、打扫房间、替婆婆倒马桶……，只有挨不完的打，听不完的骂，是一个十足的受不完气的小奴隶。 更倒霉的是，还有那个一岁多的小丈夫因出天花死了，婆婆更视爱琴为眼中钉、肉中刺，像恶魔一样疯狂地折磨她。爱琴经常被无故罚跪，在凛冽的寒风中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光着的双脚和裸露的小腿被冻出一道道血口。手脚上的冻疮化了脓，流出血水，生出蛆来…… 有一天，爱琴因劳累过度，头一天又挨了毒打，也没有给饭吃，在井边打水时眼一黑、头一晕，就栽进了井里，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救了上来。何葆珍牺牲后，刘少奇思念葆珍，更思念她留下的三个儿女。为了满足葆珍临终时的心愿，少奇和党组织很想把允斌从湖南接出来，并想方设法去寻找爱琴和老三允若的下落。因为当时国统区是一片白色恐怖，一心忙于革命工作的少奇只是偶尔想想而已，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少奇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帮助，才找到了爱琴，接回了允斌。 1938年3月的一天，养母带着一位陌生人突然出现在爱琴的眼前。她见到养母时，一下子扑到养母怀里边哭边喊：“妈妈，我要回家！你带我回家吧！”养母楼着爱琴泪流满面地说：“孩子，回家！妈妈就是来接你回家的。” 站在一旁的那位陌生人看到这情景，惊讶地把爱琴的婆婆叫到门外，低声地给她说着什么，后来还给她一包东西，爱琴就跟着养母和陌生人离开了这－家。爱琴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竟能这样容易就脱离了苦海。 一路上，爱琴紧扯着养母的衣角，生怕再次和她分开，直到离开她婆婆家很远了，一颗悬着的心才总算放了下来。 养母带她去洗了澡，又换了一套新衣服，她实在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因为变化太快了！快得使她不敢接受。 养母一再兴奋地说：“孩子，盼到头了！这回你可要真的回家了，回你自己的家，回到你亲生父亲跟前。” 爱琴听煳涂了，她扑到养母怀里流着泪说：“妈妈，你就是我的亲妈妈！你就是生我养我的妈妈！我再也不到别人家去了！”爱琴说着就要脱掉身上的新衣服，并向养母哀求说： “妈妈，我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已经长大了，我能够劳动养活你。”说着又呜呜哭起来。 养母耐心地劝说道：“好孩子，不要哭，你听妈妈慢慢给你说。妈妈是你的养母，不是你的生身母亲。” 那位陌生人也在一旁劝爱琴：“她是你的奶妈，不是你的亲生母亲。我是亲生父亲派来接你的，你不要再害怕，我已经给了你婆婆大洋把你赎回来了。这些年让你受苦了，也是你养母出于无奈……” “不，她就是我亲妈妈！妈妈，我要回咱们的家！”养母看到爱琴哭得泪人似的，也忍不住泪如泉涌。她边给爱琴擦眼泪边说：“孩子，这次真是你亲爸爸派人来接你了，你相信妈妈，妈妈再也不会卖你了。”爱琴收住了眼泪，仔细地盯着养母看了好久，才信任的点了点头。 这年夏天，爱琴经过地方党组织的帮助，比哥哥先到了延安，来到了父亲刘少奇的身旁。 第304页 刘少奇十多年的戎马倥偬，浪迹天涯，自儿子、女儿出生后没有尽过多少当父亲的责任。当10多岁的儿女双双来到面前时，他有多少感慨！舐犊之情，令人潸然。 14岁的允斌生性倔犟，当他来到延安，第一次看着面前的高个子“八路”，人家让他喊爸爸时，便仰头问道：“爸爸，这些年来你是否忘了我？” “不思量，自难忘呵！”刘少奇感慨作答。隔壁毛泽东主席闻讯赶来，听到此言也频频点头，若有所思。 是呵，怎能忘记自己的儿女呢。这是他和葆珍的爱情结晶呵！儿女犹在，妻子已去了。革命者虽志硬如钢铁，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第31章 千里寻父母的——陶斯亮 1947年8月，转战在东北的陶铸、曾志，在失去亮亮下落的一年多后，残疾的老红军杨叔叔，带着6岁的小亮亮，歷经千辛万苦，整整走了1年，终于到了白城子。当卫兵通报说有个老红军带个小女孩要找“陶铸爸爸”时，陶铸真是喜出望外。当时陶铸正在参加五地委召开的干部会议，分析战争形势，停止了开会，立即跑出大门，只见门站着一老一小，分明是两个“叫花子”。陶铸愣了一下。立刻辨认出老杨和自己的女儿，三个人抱到了一起，泪水流到了一起…… 过了几天，曾志才得机会去白城子终于见到了她日夜思念的孩子——小亮亮。 第32章 组织部的女儿——刘朝兰 刘朝兰的父亲刘以纯，带着小朝兰作掩护和弟弟一起到敌占区去工作。在路上，他叮嘱女儿：“爸爸若出事，你就说是叔叔的孩子，叔叔若出事就说是爸爸的孩子。千万可别说我们三个是一家人啊！”朝兰懂事地点了点头。 谁知，他们刚经过赵城广盛寺，拐进一条山沟，前面山村里就传来狗叫的声音。刘以纯估计情况有变化，决定往回返，可还没有走出山沟，就遇上了阎锡山的一排匪军。领头的指着刘以纯说：“你留下！”然后又指着朝兰问：“这孩子是谁的？”朝兰的叔叔急忙说：“是我的！”领头的示意他们可以走了。朝兰的叔叔指着以纯说：“他是好人，我们有良民证……”他还想再说下去，刘以纯忙用眼色暗示要他快走。并镇静地说：“没关系，总会弄清楚的。”刘以纯虽然神态沉着，但他也想到来者不善，这场遭遇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实际上，正是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这伙敌人才专门冲着他来的。刘以纯被带到了阎军团长卫立功面前。卫立功得意地狞笑着对刘以纯说：“这不是刘家大少爷嘛，有名的‘白皮红心’！怎么样，你愿不愿投降？”没等敌军团长说完，刘以纯一口唾沫正吐到了他的脸上…… 刘以纯的弟弟领着朝兰往回返的途中，突然听到了一声枪响。他深深地意识到，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领着朝兰默默地走着，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 后来，听说刘以纯同志是在与敌军团长搏斗中挨了一枪，但他并未倒下，又被旁边的敌人捅了十几刺刀才倒下的。 刘以纯牺牲后，敌人又抄了他的住处。朝兰和两个妹妹，一个4岁，一个5岁，还有奶奶和母亲卫玲爱，谁家也不敢收留，他们只好整天东躲西藏。在汾河以西实在待不下去了，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他们老少五口去了汾河以东卫玲爱的娘家。不幸的是，卫玲爱的哥哥、洪洞县长卫勛元同志在指挥作战中壮烈牺牲了。卫玲爱又担起了侍候婆婆，安慰寡嫂，扶老携幼的重担。 1940年冬天，坚持在敌占区做妇女儿童工作的原特委书记龚子荣的妻子桑一伟同志，化装成农村妇女，冒着生命危险找到朝兰母女。卫玲爱说：“这里环境实在太险恶，你设法把我们最大的孩子朝兰带走吧，让她长大后为她父亲报仇！”就这样，朝兰被桑姨送到晋绥区党委林枫、龚子荣同志那里。林枫、龚子荣等十分关心朝兰，精心照顾她吃住、教她认字、给她讲革命道理，鼓励她要继承父业，做革命的接班人。 有一天，彭真同志路过。林枫指着朝兰介绍说：“这就是刘以纯同志的女儿，她父亲刚牺牲，你带她去延安吧。”彭真慈祥地看着朝兰，想到牺牲的同志，不禁有点伤感，他抚摸着朝兰的肩头亲切地说：“你以后就叫我爸爸，做我的女儿，好吗？”天真地朝兰当即就喊了一声：“爸爸！”把周围的人都逗笑了。 几天后，朝兰坐在彭真骑的马上出发了。一路上，夜里睡觉，彭真亲自给她盖上自己的毯子，行军休息的时候，用树枝在地上教她写字…… 到延安后，朝兰随彭真住在杨家岭，与毛主席是邻居。有一天，毛主席窑里有许多首长在开会，朝兰替毛主席的小公务员曹海清进去送开水。毛主席一见她进来就笑着问：“这是哪来的小鬼？你叫什么名字呀，”彭真说：“她是我从前方带来的。她的爸爸最近牺牲了。”毛主席听罢沉重地问：“现在谁管你呀？”朝兰脱口而出：“组织部哇！”毛主席笑了：“那你应该姓组啊，不应该姓刘啊！”说罢又让朝兰在他的手心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刘-朝-兰。 过了些日子，彭真给徐老写了封信，并带着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送朝兰到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去学习，请徐老对朝兰“多加栽培”。临行前，彭真又特组给她做了一套小军装，把她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当时在延安，干部与战士的服装略有不同，干部服装是上下各两个兜，下边两个兜仅将里面贴边缝住，表面看不见针迹，人们俗称这种服装为“吊兜服”。同学们同朝兰开玩笑，说她是穿“吊兜服”的干部！ 第305页 朝兰进学校后，每逢假期，彭真总是把她接到家中，有好吃的给她吃，有点好用的给她用，还给她找书看，而且从政治上、思想上对她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培养她，教育她，像对亲生儿女一样。 第33章 巧遇首长的——杜吉昌 杜吉昌自幼丧父，母亲宋杰是河南巩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长期从事妇女运动。为了工作，她曾先后将两岁多的女儿送给姐姐抚养，将儿子吉昌送到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又趁她到延安学习之机，将两个小儿子，一个3岁、一个6岁，带到延安。学习结束后，宋杰同志受组织派遣只身回到河南，担任新四军特区队指导员。当时，那一带的乡亲和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宋大姐”。 1939年，国民党军队袭击新四军确山县竹沟镇留守处，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竹沟惨案”。宋杰同志在战斗中因负伤被俘。在押送途中，她机智地设法买通押送人员得以逃脱。随后，隐蔽到洛阳苗湾村一带，继续以小学教师职业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不久再次遭到敌人缉捕，虽经组织多方设法营救，终未逃脱敌人魔掌。遇害时年仅35岁。宋杰同志惨遭杀害后很久，老百姓才在高粱地里发现了她的遗体，并设法躲开敌人，把她抬到一个窑洞里秘密掩埋了。直到1949年，她家乡解放后，亲友们才给吉昌写了封信，信上说，“你母亲受伤不能写信，要我们代笔，希望你回来看看她。”吉昌回去后，才知母亲早已牺牲了。 杜吉昌于1939年冬被组织上送往延安，分配到中央组织部当勤务员。那时，中央组织部在蓝家坪，以后又搬到杨家岭。吉昌年纪小，个子不高，但很机灵。他穿着棉军上衣袖子挽起一大截，裤子也显得又长又肥，可看起来蛮神气！他天天挑水、送饭，工作不怕苦和累，事事抢在前头。 一天早上，他下山给首长们挑水、打饭。爬坡时，由于人小扁担钩长，一不小心绊倒了，水和饭洒了一身、一地。正当他趴在半山坡抹眼泪时，恰巧被去山下散步回来的陈云和李富春同志看见了。两位首长急忙扶起吉昌，并尽力安慰他，还问长问短。几天以后，组织上派人把他送到安塞白家坪保育院小学上学去了。吉昌明白，这是两位首长的安排和照顾，便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绝不辜负首长的期望。 第34章 忘不了那段情的——李铁映 1936年9月，罗小金（李铁映）出生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小金是李维汉、金维映的儿子，也是他们惟一的孩子。当时李维汉的名字叫罗迈，儿子取名为父母的姓氏，故叫罗小金。 李铁映出生后就寄养在老乡家里，金维映与丈夫都非常疼爱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只要有时间，两个人就跑到老乡家去看望小金。 小金长得很像妈妈，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盘，胖乎乎的小手，着实惹人喜爱。每次父母来看他，都不知如何亲法，抱过来，摇过去，直到把孩子折腾的哇哇大哭才罢手。 刚刚几个月的小金，可不懂得这是父母的爱。他只知道饿了哭，渴了叫，要不就是随便拉屎撒尿，再就是小手小脚一起蹬被子、踢褥子…… 小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很短。1938年春，金维映与刘群先、方志纯等同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李维汉虽然捨不得妻子这时候离开自己和孩子，但考虑到党的事业，仍然高兴地为妻子准备随身带的东西。金维映走时，小金才一岁多，正是需要母爱时，母亲却离开他去了异国。当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她竟永远没有再回来。 陕北老乡都是住窑洞、睡大炕。老乡下地时，就用一根袋子拴到娃娃的腰上，另一头拴在墙壁的橛子上，娃娃在炕上睡觉或玩耍，因有袋子拉着不会掉下地来，这也是祖辈传下来的养娃娃的方法。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军的娃娃也是这样交给老乡养的，铁映自然也不例外。 陕北的炕都是火炕，在炕头上盘一个火灶，火灶比炕低，人坐在地上就可以烧火做饭。做饭时顺便就把炕烧暖了。灶上坐一口大锅，大锅里经常烧一大锅热水，以备做饭洗涤用。有一家老乡下地时，没有把娃娃的保险袋拴好，结果娃娃从炕上爬到灶上，掉进大锅里，活活煮死了。这个偶然事件发生后，很多老乡怕负责任不愿再为公家看娃娃了，特别像小金这些三四岁的孩子，正是又淘气又不太懂事的时候，更不愿看了。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1940年在毛泽东的建议下组建了中央託儿所。第一批入托的孩子7个。其中有：罗小金（李铁映）、毛娇娇（李敏）、陈小胖、傅维芳、谢丁丁、王苏云、贾丽丽。 小金入托时已经快满4岁，长得胖乎乎的聪明而淘气。他小脑袋瓜里点子多，总能想出与众不同的玩法。小金也是个邋遢孩子，由于从小寄养在老乡家里，没有养成讲卫生的习惯，鼻涕流出来不用手绢而用衣袖擦，放着小凳不坐常常跪地上。他的脸一天洗三遍也比别的孩子脏，他的新裤子没穿几天膝盖就破了。但他又是个坚强的孩子，不娇气，不爱哭，就是生病发高烧四十多度时，仍能控制住自己不叫不哼，这在一般孩子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小金从小缺少母爱，独立性强，从不在大人面前撒娇。但他又很任性，主意多，做游戏时爱当头儿。託儿所初建阶段，还没有什么玩具，他便领着小朋友们从窑洞前的土坡上滑下去，爬上来，再滑下去，自找窍门领着小朋友玩土滑梯。这一举动，可把阿姨们吓坏了，觉得太危险，便去制止小金。没想到，阿姨这边制止，他那边又开始折腾。小金在土坡上滑下时，样子很兴奋，两只小胳膊举得很高，在胸前不断挥舞，嘴里还“嘿哟，嘿哟”地喊着什么，一副小淘气的模样，真叫人又气又爱。照管小金的老师曹和静，是一位文静秀气的女孩子，人缘很好、年龄也不过十七八岁。曹阿姨十分担心，怕小金滑下去摔坏了，她可负不起责任。就跑去向丑所长汇报，丑子冈跑出窑洞，来到了土坡前。可不是，小金正领着孩子们玩得起劲呢，身后一串小尾巴，个个小脸通红，这又冒险又刺激的活动，使他们既兴奋、又得意。 第306页 “小金，回来。”丑子冈喊道。 “不，我们还要玩呢”小金倔犟地说。 “回来，都给我回来，妈妈有话说。”丑子冈又喊道，脸上的表情很严肃。 小金低头想了一会，抬头沖小朋友们喊：“走，回去就回去。” 孩子们费劲地爬上了土坡，来到了丑子冈妈妈面前。丑子冈是所长，在孩子中威信很高，孩子们平时都亲切地喊她丑妈妈。丑妈妈看到孩子们玩得很开心，额头上都渗满了汗珠，衣服上滚满了黄土。小金身上最脏，不光粘有黄土，还合了泥；他的袖口上鼻涕与黄土混在一起，成了泥浆子。早晨洗得白白净净的脸，现在左一道，右一道，看上去像个唱戏的二花脸。看到这些，丑子冈又好气又心疼，她一边给孩子们拍打身上的黄土，一边耐心地给孩子们讲着道理： “土坡又高又陡，要是一不小心摔下来，会摔断胳膊拧伤腿；土里面有细菌，沾到手上吃到肚子里，就会生病、长虫子；生病就要吃药、打针，你们愿意吗？” 几个小傢伙摇摇头，表示不愿意。丑子冈偷看了小金一眼，只见他闭着小嘴显出一脸不服气的样子。 丑子冈让阿姨领走了其他孩子，留下小金一个人孤零零站着。丑子冈走到小金面前，掏出手绢替他擦了擦头上的汗和脸上的泥土，亲切地问他： “为什么要领着小朋友滑土坡？” “没有什么好玩的。”小金声音不大，显然已没有了牴触情绪。 “你也算小朋友中的大孩子了，要多听老师的话，帮助照顾小弟弟、小妹妹，怎么能领着他们滑土坡，这多危险，要是摔坏了小朋友怎么办？” 小金调皮是调皮，可他却十分懂事。遇到一些事情时，他知道想着别人。丑妈妈这样一说，他终于点了点头： “丑妈妈，我再不领着小朋友干危险事了。” “这样，就是好孩子！”丑妈妈把小金搂到怀里，动情地又说： “小金，你提的意见很对，你们没有什么好玩的，这是妈妈的错！我一定要在尽快的时间里，给你们造一个大滑梯。” 有一次，小金病了，躺在窑洞的土炕上，烧到了四十一度。当时照看小金的是保育员王茜平。由于当时缺医少药，就连一般的退烧药也没有。孩子生病全要靠自身的抵抗力扛过去。望着躺在炕上的罗小金，王茜平急得直哭，她端来一盆又一盆凉水，为小金擦拭全身，在额头上、腿上、后背上都搭上了湿毛巾，可小金的体温就是降不下来，小脸蛋儿烧得通红，嘴唇干得裂开了口子，昏昏迷迷地似睡非睡。怎么办啊？丑所长出去还没有回来，医生那里也拿不到药，急得小阿姨把小金抱在怀里，想腆身的体温让小金降温。说也奇怪，躺在王茜平身上的小金觉得好多了，他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姐姐，你身上好凉快，好舒服。” “舒服，姐姐就抱着你，再等一会儿，姐姐背你去医院找傅院长去看病。”听到小金说话，王茜平高兴极了。 “姐姐，我发烧难受，想喝水。” 王茜平赶紧给他端来一杯白开水，照顾他喝下。 天亮时，王茜平背着小金去医院。託儿所到中央医院还有一段路程，坑坑洼洼的山路并不好走，王茜平背着罗小金去医院看病，还真不容易。小金个子大，长得又壮实，而王茜平个子小，长得又单薄，走在路上摇摇晃晃的几次险些摔倒。 “姐姐，让我下来走吧，你背不动我。”小金趴在王茜平的背上请求着。 “不行，你有病，姐姐背你走。”王茜平说。 “姐姐，你累啦？你脸上都出汗了。”小金用小手抹去王茜平额头上的汗珠。 那只小手摸在王茜平额头上，像一块滚烫的火炭，王茜平心里一热，眼泪又止不住滚了下来。 “好弟弟，没关系，只要你病能好，姐姐不怕累。” “姐姐，我长大了用汽车来接你，你想去哪都行。”小金断断续续地说。 王茜平终于忍不住了，泪水又流了下来。 第35章 胸中装着他人的——林汉雄 1938年林汉雄到延安时，还是个大脑袋小个子的孩子，陕北人称“头”为“脑”，因此他上学后，同学们顽皮地叫他“肉脑”。 “肉脑”虽然个子小，但有个聪明、灵活的脑子，学习又好，点子也多，就是体质差。他入学不久，就患了腮腺炎。本来生活条件就不好，又加上害病，发育就更差了。 1941年6月，他又患了伤寒。在那缺医少药的日子里，爸爸张浩只能把组织上分给自己作为补品的红枣、鸡蛋等，全部给了病中的小儿子。可是，当把这些东西送到医院后，汉雄却不肯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同一病房的同志。汉雄脱险后不久，恰巧一位画家患伤寒住了医院，汉雄就把爸爸送来还剩下的东西全部给了这位画家。更令人感动的是，汉雄在没有完全恢復健康的情况下，还悄悄为这位画家输了300毫升血。当时因为少药，医生建议，得过伤寒病而血型相同的人把血输给病人，藉以治病。于是年仅12岁的汉雄，慷慨地把自己的血输给那位画家，使画家很快恢復了健康。 第307页 1945年，汉雄又染上了疟疾，高烧不退。一天，他和另外几个生病的同学，正十分难受的躺在宿舍里，大哥林肖硖走了进来。 大哥对汉雄说：“妈妈听说你病了，借了匹马，让我接你回去。” 汉雄立即问道：“你接几个？” 大哥一愣：“马就一匹。我只能抱你骑马回家去。” 汉雄指着其他几个同学说：“李一波、贺毅他们也病了，你怎么就接我一个人呢？我要一走，他们想到有哥哥来接的，就可以回家，心里不难过吗？你要只接我一个我就不走了，要和他们一起留下！你带什么好吃的没有？有，就给我们留下。” 他大哥想：也对。便说：“妈妈让我来接你，我以为你回去，所以没带吃的，原来以为只你一个人病了，现在只有一匹马，最多也只能接两个。再说家里房子小，你们都去了也住不下。这样吧，那我就先回去，明天给你们送些好吃的来。” 第二天，几个生病的同学果然都吃上了汉雄的妈妈涂俊明阿姨，托人捎来的好吃的摸摸干。当时的摸摸干可来的不容易，虽说汉雄爸爸、妈妈受到照顾，每天能吃到一顿摸摸，但是有定量。这些膜摸干是涂妈妈吃半饱省下的。平常，涂妈妈把省下的摸摸冬天放在炭火上烤干，夏天装在纱布袋里晒千，留给孩子们。那时的同学都这样想：你的家，也是我的家，是大家的家；你的妈妈，也是我的妈妈，是大家的妈妈。 当时，烈士的孩子都由中央有关各部门分工管理。凡是从事职工运动同志的子弟都由职工运动委员会接送。由于张浩同志是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这样，一部分人也自然都成了涂妈妈家的常客。他们当中有：刘焕生三姐妹，方荣柏两兄弟，项苏云姐弟俩，再加上汉南、汉雄，有时一下子接回去十二三个。对这些孩子，涂妈妈“一视同仁”，无论吃喝，他们都和自己的孩子汉南、汉雄“同等待遇”。 第36章 为了革命后代 在延安最艰苦的岁月里，革命前辈始终记挂着革命后代。贺龙在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及西北财委负责人时，了解到“延中”的孩子们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一斤肉时，便命令“联司”给每个孩子每月增加一斤肉。 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夏之栩妈妈（革命母亲夏娘娘的女儿，赵世炎烈士的夫人），主动承担了照顾烈士子女重任。在假期里，她分批把孩子们接回中组部，统一管理、照顾。 在革命前辈的饭桌前，常常可看到保育院和“保小”的孩子。当云、李富春、蔡畅、邓颖超、帅孟等伯伯、妈妈们将自己碗里的菜、肉夹到孩子们的碗中时，那些小小的心灵也会激起波澜。当他们看着伯伯、妈妈们的脸，大口大口吃着饭时，眼里常常闪动着泪花。 当那些不是父母胜似父母的长辈，将一小包自己省下来的食品装进他们小书包时，两代人的深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 那些从小就被送进“保育院”、“保小”、“抗小”的孩子，更是在阿姨、叔叔、老师们的无微不至关怀下，幸福的成长着。李敏说：“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家，保育院就是我的家。”李铁映、秦纲、伍绍祖、秦新华、林用三等一批人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保育院”、“保小”、“育才”度过的。“学校就是我的家，老师、阿姨就是亲爹妈。”这是挂在这些学校孩子们嘴边的一句话。 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时，胡本敬老师为了抢救学生，一只胳膊被炸断，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保小”校医罗冬祥、王海仁夫妇，为了救护“保小”80多个患传染病的孩子，日夜守护在学生宿舍里，餵药、打针、精心护理，无暇去照顾自己生病的孩子斗娃，20多天过去了，80多个学生全部治癒了，而他们的孩子因缺乏照顾和及时治疗而夭折了。 丑子冈妈妈抚育那么多孩子，都健康成长，惟独自已的女儿无暇照顾，而被老鼠咬伤了脸，至今还留着伤痕。 第37章 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 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后，多次去“保育院”、“保小”参观。在他们的笔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保育院之一。他们在新闻报导中说： “延安保育院的孩子活泼可爱，他们的歌声和舞蹈，给参观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虽然延安的生活很艰苦，但孩子们都很健康。他们不分男女孩，一律穿着统一的公家发的小灰制服，戴着小军帽，清一色的小八路打扮。他们穿着整齐干净，吃得也不错，一律实行供给制，享受着边区政府最高的伙食标准——小灶。据说是和延安中共最高领导人享受一样的伙食标准，所以他们都长得胖乎乎的，十分可爱。 在延安参观访问，记者们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参观了孩子们住的窑洞、做饭的厨房、活动室、学习室、游戏场以及洗澡房、体检室、洗衣房、病号隔离室……） 赵战生小朋友是凌莎院长的儿子，他长得活泼可爱但并不特殊。记者参观时，他是小合唱队的成员，小傢伙雄赳赳气昂昂的站在队列里，那表情，那姿态，活像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兵。他们唱完《黄河大合唱》后，面前的记者们拥了过来，把他们围在了中间。路透社记者武道走过来，先把镜头对准战生拍了一张照，又伸出胳膊亮出他的手錶向战生夸耀说：‘好看不好看？’战生抬头看了看那亮闪闪、金灿灿的手錶，脸上露出了喜色，小傢伙刚要说好看，话还没出口立刻又咽了回去，马上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把头转了过去。记者仍不放松地问：‘喜欢吗？要是喜欢我就送给你。’说着就准备摘手錶。保育院的娃娃，如何应付这场面，真让旁边的先生、阿姨着急！小战生又抬头看了手錶一眼，出乎记者意料地摇了摇头，坚决地大声说：‘不要！如果我长大了工作需要，公家会发给我的。’说完就想走开。记者们仍围着他问：‘那么，你长大了做什么呢？’ 回答更加响亮：‘长大了像爸爸、妈妈一样，当人民的勤务员。’” 第308页 这真是一语惊天下，使这些饱经世事的外国记者目瞪口呆。他们所料想不到的是，这话是出自一个延安幼儿园孩子之口，他们不得不相信，这是他们亲眼看到的事实。他们又实在弄不懂，这些小孩子是如何教育的…… 小朋友们的表演，更给参观者带来浓厚的兴趣。这些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娃娃，一点不认生，不怯场。看到那些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外国人，一个个显得很精神，他们挺着小胸脯，高昂着小脑袋，神气十足的唱着、跳着……记者们不时举起相机，拍下了一张张动人的照片。即使带着不同政见的记者，看到这一切，不能不由衷地感慨：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 这就是延安的娃娃，人人都有一颗亮晶晶的心。人们常说小孩子不懂什么。其实，对于幼儿教育，大有研究之处，也许在他们智巧刚刚萌发时，正是人生德育、智育开发的最佳阶段。延安对幼儿进行的早期教育，是教者有心，学者无意，在生活、游戏、玩耍的不知不觉中让孩子学到了知识，养成了习惯，在积极暗示、鼓励赞扬、严格要求、批评帮助的氛围中健康成长。记者们信服了，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又伟大的人，他们在神奇的社会教育环境中，潜移默化的培育出一代新人。中外记者参观团中的国统区代表赵超构先生，回到重庆后，发表了《延安一月》的特别报导，在文中盛赞保育院儿童精神面貌是在国统区“从未见到过的幸福愉快”！ 赵超构先生的《延安一月》在重庆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44年7月30日的重庆《新华日报》，在头版上发表了一篇专题报导，题目是《延安保育院怎样对儿童进行教育？》： “保育院孩子学习、生活有个显着的环境特点，就是半军事化。他们起床、早操、吃饭、上课、睡觉等，都有严格的纪律。但在课外活动、民主生活、师生关系上民主平等、独立自主，一点也不受半军事化管理的限制。正因为这样，孩子们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就特别强……” 第38章 黄土地洛杉矶 自从1937年党中央迁到延安，日本鬼子的飞机就打破了这里的宁静，经常进行轰炸，气焰十分嚣张。特别是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内外敌人的合击下，我党处于最困难的歷史时期…… 1940年1月，傅连障、丑子冈走在兰家坪村的冰雪小路上，他们不顾天寒地冻，边走边谈，在筹划着名组建中央託儿所，并由丑子冈出任所长。 在所长丑子冈的言传身教下，託儿所很快就成了一个真情、关爱的大熔炉，不管什么成分进来，都能被熔炼成优质钢材。“奔延安千里迢迢为革命，做保姆今生今世无怨无悔。”这是当年中央託儿所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心声。 “昔日童养媳，今日是模范”的周桂枝，硬是迈着她的三寸金莲走到了延安。冲破封建压迫的农家姑娘，曾任过区妇女部长。她经过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后，被分配到託儿所当保姆。先在洗衣房为孩子们洗衣服，后又调去管理仓库。她心里装的只有孩子，孩子就是她赖以生存的支柱。为了孩子，她乐于干别人不愿干的活，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所长把她看做是多面手，超级替补，放到任何地方都是骨干。当年的延安《解放日报》上曾记载：“周桂枝到託儿所半年之后，就被该所全体同志选为模范保姆，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 英姿飒爽的女八路李新，开始教书，后来被调到託儿所任保育员指导员，专门负责孩子们的卫生保健指导。延安地处山区，老百姓的卫生习惯不好，她就负责培养当地农民的卫生习惯。到託儿所后，首先抓保育员的卫生习惯，教她们每天给孩子刷牙、洗屁股、洗脚、消毒毛巾等。每周要给孩子洗一次澡……全身心地投人到孩子的保健工作中去了。 赵风钦是中央託儿所惟一的一名男保育员。他到託儿所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去医院照顾生病的杨勇的儿子杨小平。小平的父母都在前线，决不能让孩子出危险。赵风钦像接受战斗任务一样坚决、精心，日夜守候在小平的床边。小平三天三夜没退烧，他三天三夜没合眼。小平报病危，又吐白沫又瞪眼，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出生人死的钢铁战士，竟忍不住流下了热泪。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下，在赵风钦的日夜看护下，小平终于脱离了危险。 赵风钦看护的孩子，从不缺水喝，尿布也总是千的。孩子们都喜欢“保父”的细心、热心、耐心，更喜欢“保父”的心灵手巧。讲故事、做游戏、扭秧歌做玩具手枪、手榴弹，教打霸王鞭……最令大人、孩子们钦佩的是他的恆心和韧性，他本来大字不识一个，但为了教孩子们认字，他一咬牙和娃娃们一块学。很快就能写日记、打报告。选举边区劳模时，全所大人、孩子都投了他的票。 刘志兰是左权将军的夫人，她带着女儿左太北来到託儿所。一边在抗大学习，一边到託儿所来帮助照顾孩子。她给孩子们讲的抗日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启发了孩子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左权同志的牺牲，在太北和所有小朋友的心中，永远记住了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血债！ 第309页 王茜平带着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到託儿所时，他还不满16岁。太行得了百日咳住进医院，王茜平整整在医院陪了两个月，最后抽她的血给太行注射。因王茜平也得过百日咳，他的血液中有抗体，注射了她的血太行的病才渐渐好起来。 亮亮是丑子刚唯一的女儿，生下来不久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妈妈为了全所孩子没有时间照顾她，也挤不出一滴奶来餵她。康克清同志听说后，就把供给自己的半磅羊奶省下来送给亮亮喝。是康妈妈饿着肚子省下那半磅羊奶，救活了小亮亮！ 1942年5月，对中央託儿所来说是个喜庆嘴日子，在他们的大活动室里，堆满了从大洋彼岸美国洛杉矶运来的衣服、食品、药品、玩具、学习用品，还有一台测量孩子们体重的大磅秤…… 丑子冈代领曹和静、王茜平、李新等，清查完洛杉矶华侨和美国友好人士捐赠的援华物困时，禁不住热泪盈眶。通过“保盟”、“八路军办事处”送到託儿所的不仅是孩子们急需的，而且有当时解放区所没有的预防儿童疾病的各种注射用的疫苗、药品，增强孩子们体质的营养品、食品，在阿姨和孩子们眼中近乎奢侈品的小呢子制服、小大衣、小皮鞋以及各种玩具…… “这不是锦上添花，实在是雪中送炭啊！”丑子冈这句发自心底的唿声已经在傅连障面前说过多遍，仍不能表达她的感激之情。她一遍又一遍的读着宋庆龄、周恩来关于将这批物资捐赠给延安中央託儿所的批示，这恩重如山、情深似海的捐赠，如何能让孩子们永远记住呢？这又是翻腾在丑子冈心底的另一个问题。 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捐助，给中央託儿所带来一片欢腾景象，孩子们趴在活动室外的窗台上，踞着小脚尖向屋里张望着。 “哎，维芳，看见了没有？” “看不见，太低了，只看到一个个大木箱。” “小金，你看见了什么？” “哈，那些桌子上摆满了各种东西：有红红绿绿的盒子，亮晶晶的瓶子。噢，好像还有衣服……” “嗨！你们看，还有玩具！”太行兴奋地叫了起来。霎时间，他周围挤满了小朋友。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几个男孩儿边挤边嚷。 “唉哟！”定定叫了起来，她被力气大的男孩儿挤到了一边。 “咱们不和他们挤，等他们看够了咱们再看。”达莉在一旁安慰定定。 小胖像解说员似的在高声解说着：“我看清楚了，那边角上堆了许多玩具。有很奇怪的娃娃，鼻头是红的，嘴巴是白的。噢，还有小飞机，哇，好漂亮！上面还有洋字码呢。” 这些生活在延安黄土高坡上的小“土包子”，惊喜地在门缝里、窗户缝里，观望着从另一个世界运来的食品、衣物、玩具……真是大开眼界，先看到者说不出来的高兴和骄傲，尚未看到的用羡慕眼光瞅着前面小朋友，低声央求着： “小胖，该换换人了，让我们也看看！” “男孩子，退下来！该让我们看看了！”几个女孩子齐声喊起号子来。 这也难怪，在这贫穷的山沟里，孩子们很难见到这么漂亮的小制服，用五颜六色金属盒子装的营养品，特别是那些牵动孩子们心的各种新鲜玩具…… 在往日，即使捡到一个小子弹头，也会急急忙忙像宝贝似的收藏起来。有一次，小胖捡到一块红颜色的玻璃片，他马上被孩子们包围起来，因为他们可以透过这块红玻璃，去看一个彩色的世界，那是孩子们嚮往的世界，理想的世界！透过这块奇妙的玻璃，能把河流、天空、山坡上的羊群都变成红色。小胖开始把这块红玻璃看成是自己的私产，一下子把个人身价抬高的不得了，只有讨好自己、听自己指挥的人，才能允许在规定的时间里，玩一会儿红玻璃。 这件事很快被爱抱打不平的罗小金知道了，他要小胖把红玻璃拿出来，轮流给各班的小朋友都玩玩，小胖不愿意。小金这个孩子头，就联络所有的男孩子不跟小胖玩，这才逼迫小胖把红玻璃拿了出来。 丑子冈按清单核对完宋庆龄的“保盟”送来的东西后，又打开箱子一样样清点。她从早忙到夜晚，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但她仍不愿休息。看到这些药品、营养品，她打心眼儿里高兴！从託儿所成立以来，她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为孩子们的吃穿固然要操很多心，但最使她不放心的是怕孩子们生病。只要一个孩子生病，她就心急火燎整天寝食不安，因为没有药。特别是每年的几次流行性的传染病，更是让她小心翼翼，提心弔胆，生怕孩子们免疫力差，被传染上。那时，没有疫苗，只能靠单纯的预防。除了严格卫生制度外，就是少到集体场合去，外来人员不准到孩子的宿舍、饭堂、活动场所去，就是想方设法将孩子与外界隔绝呀。丑子冈真是绞尽脑汁，幸好孩子们没有被传染上，但外面当地老乡的孩子及大人，几乎每年都有因患传染病而死亡的。一想到这些，丑子冈就后怕。 宋庆龄女士送来了美国洛杉矶华侨和友好人土捐助的东西中，除了衣物、鱼肝油、盘尼西林、代乳粉外，还有一部分用于孩子们预防各种传染病的疫苗。这批疫苗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极其珍贵，对于丑子冈来说，真是胜过万两黄金。 第310页 这批有着特殊意义的捐助物资，既是大洋彼岸美国洛杉矶的华侨与美国友人的一片心意，而且是专门为孩子们服务的，中央有关部门也正在考虑如何让孩子们记住：当我们在遭难时，美国人民和侨胞是如何援助我们的。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华民族，是最讲知恩图报邮族。中国共产党记住了洛杉矶，延安人民记住了洛杉矶，他们要让孩子们永远记住：“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党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为了报答洛杉矶华侨和美国人民，在中华民族危难时，给受苦受难的中国孩子们送来的爱心，故将延安中央託儿所，更名为洛杉矶託儿所。”为了让孩子们永远记住这段歷史，让中美爱好和平人民的友谊世代相传下去，决定召开一个庆祝大会，在会上郑重宣布託儿所更名。 1942年8月底的一天，上午9时整，延安兰家坪的一座山坡上，彩旗招展，人来人往，充满了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洛杉矶託儿所”命名大会即将在这里召开。 会场设在中央託儿所工作人员们自己盖的大礼堂中，这是託儿所惟一最宽敞的地方。虽然这座平房盖得十分简陋，椅子、凳子也十分寒酸，但会场内气氛热烈。主席台前临时摆放了一排桌子与长条凳，桌上摆放了粗瓷茶碗、竹壳暖瓶，还有自制的菸灰缸。 中央託儿所大门口，新搭了一个高高的门楼，门楼上用松枝、野花装饰得十分美观、大方而漂亮，上面高悬着一块长方形大木牌，牌子上用中英文写着几个遒劲的大字——“洛杉矶託儿所kindergarten”。 来宾们顺着路标向里走，每个拐弯处都站着两个穿呢子制服的小傢伙，头戴船形帽，脚蹬小皮鞋，当来宾经过时还立正敬礼，原来这些大班的孩子是在执勤和接待客人。为了这个命名大会，他们穿上了从大洋彼岸运来的奇形怪状的帽子和衣服。陕北的8月，当然不是穿呢子衣服的季节，可小傢伙们宁愿流着汗，也要向客人们展示一下这珍贵的礼品。这些大大小小的娃娃们，像过年一样的高兴，但他们并不完全明白这命名大会的意义。只听大人们说“洛杉矶”，说宋庆龄妈妈送来了衣服、奶粉和玩具，但还是搞不清楚“洛杉矶”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们换上这两头尖尖的船形帽，厚厚的呢子服，漆黑瓦亮的小皮鞋……虽然他们并不明白做这件事的意义，但一个个感到神气多了。虽然也有小朋友不愿意这样做，但在中外客人面前，他们懂得听老师的话，照丑妈妈的吩咐去办。 在进会场的队伍里，太行拉拉小金的衣服，低声问道： “小金，你说说，咱们中央託儿所的名字多响亮、多好听，现在为什么要改成‘落山鸡’呢？这个名字实在难听！” “谁知道呢？只听说我们这些好东西，都是‘落山鸡’送来的。这样看来，名字虽然不好听，但只要能每天给我们鸡吃，就说明‘落山鸡’是个大好人！”小胖在后面插嘴说。 小金和太行听了小胖的话，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小金回手拍了小胖一巴掌说： “净想美事，瞧你胖的，还想天天吃鸡，那你可真要变成小猪啦。”小金停顿了一下又说： “听丑妈妈讲，‘落山鸡’不是‘鸡’、也不是‘人’，而是美国的一座城市，离咱们这里好远好远。”他们说着跟着队伍走进了会场。 会场里，又是一番景象，靠着主席台前坐着中外客人，后面的泥场地上整齐的大、中班队伍已经站好了，罗小金他们是大班的队尾。在孩子们的队伍中，不管男女孩儿，一律穿着白色上衣，蓝色工人裤子，赤脚草鞋。最后入场的是小班的孩子，真是乳臭未干，一律两三岁，走路拐呀拐呀的由好几个阿姨带着，他们一进来，会场立刻热闹起来。 开会了，由傅连暲主持会议，王首道报告了洛杉矶华侨和美国友好人士援助託儿所物品的经过，并宣布了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将中央託儿所改名为洛杉矶託儿所的决定。 丑子冈代表託儿所在大会上发了言，她首先代表孩子们感谢国内外各界人士对託儿所的关怀和帮助，并代表全所人员表决心，一定把託儿所办好，把孩子们带好，决不辜负海内外的父母们的希望，让前方将士们安心杀敌，让长眠的烈士们后继有人。 小胖跑上台来，代表孩子们演讲，他没有慌，没有口吃。原来孩子们并不是为了演讲而演讲的，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好东西，而且是从天的另一边运来的，他们受惯了苦，心里装满了仇恨。而今天他们是另一种心情，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给他们送来的是温暖、是爱，使他们的小小心灵中，除了对素不相识的杀人放火的外国人的恨，又蒙生了对素不相识的伸出温暖之手的外国人的爱。演讲完了时，孩子们集体唱了救亡歌曲，还表演了儿童操。 洛杉矶託儿所命名大会后的第三天，丑子冈就让把大磅秤推到孩子们的活动室里，为全所孩子们量身高称体重。以前，不消说洛杉矶託儿所没有磅秤，整个延安地区也没有这种稀罕物。 “噢噢，大磅秤——噢噢，大磅秤——”孩子们跑着围着大磅秤又蹦又跳，高兴地喊叫着。大部分孩子出生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们从小听惯了枪炮声，看到最多的是枪炮子弹，哪里看到过这玩意儿。他们站到那大磅秤的平台上，就能知道自己的身高和体重，太神奇了，这是多么有意思的大玩具呀！ 第311页 这天下午，蔡畅、康克清、张琴秋等妈妈们来洛杉矶託儿所看望孩子们。洛杉矶託儿所召开命名大会那天，她们本来被邀请参加大会的，由于当时延安正在召开妇女大会，她们抽不出时间来，今天一散会，几个人就相约跑来了。丑子冈忙把她们迎进会客室，介绍了那天命名大会的情况，继而带她们参观了儿童食堂、教保人员学习室和孩子们的宿舍。蔡畅妈妈等仔细查看了孩子们被褥的厚薄、床单是否干净、小枕头是否软和，大班孩子是否有刷牙、漱口制度，几天洗一次澡…… 在药房里，她们看到了宋庆龄“保盟”捐赠的预防传染病的药品，如血清、疫苗、盘尼西林等，还有营养品，如鱼肝油、肝精、维他命、代乳粉，以及儿童玩具和教育用品……康克清妈妈看了这些捐赠物资后感慨地说： “延安，按地理环境来说，本是全国地瘠物贫地区，一方面我们把一切物资都用来支援前线打日本；另一方面我们被国民党层层封锁，把我们与国统区隔绝起来，使我们的物资供应失去了来源。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办一个託儿所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你们能做到今天这一步，实属不易！” 张琴秋也高兴地说：“子冈同志，你们搞得真不错，很有成绩！这些原来的破旧窑洞，让你们这么一整治，成了名副其实的儿童乐园了。” “老大姐们再不要夸奖了，要不是妇联和中央各部门支持，我们还不是两手空空，什么也干不了。”丑子冈诚恳地说。 “这是你们的努力结果。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嘛！我代表妇联和娃娃们的家长，衷心地感谢你们哟。”蔡畅妈妈也发出了肺腑之言。 蔡畅等妈妈们来到活动室，正在玩耍的大班孩子们立刻喊叫着扑过去，有的拉手、有的抱腿，把妈妈们包围起来，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妈妈们看着这些活拨可爱的孩子，有的忙弯下腰，有的蹲下身，摸摸这个孩子的小脸蛋，拉拉那个孩子的小手。“噢，我的乖娃娃，你们都好呀！”蔡妈妈大声的问候孩子们。 “妈妈们好！”“妈妈好！”孩子们争着回答。 康妈妈看着太行晒得红扑扑的小脸蛋，打心眼儿里高兴。张琴秋妈妈在小金的带领下，去看望太北…… 丑所长让曹和静、王茜平给小演出队化妆，在窑洞前为妈妈们汇报演出。在妈妈们热烈的掌声中，表演开始了。第一个节目是《兄妹开荒》，两个小演员又是唱又是跳刚演了一半，那个小男孩突然向妈妈们鞠了个躬说：“憋不住了，我要尿尿！”说完就向厕所跑去，逗得妈妈们笑得前仰后合！ 第二个节目是《夫妻识字》。两个男孩子打扮成陕北农民的模样，女孩儿打扮成村姑模样，穿着阿姨们用自己的衣服给他们改做的小戏装，红红绿绿，煞是好看。 女孩用清亮的童音唱：“黑咕隆咚的天上，”男孩学着大人的粗嗓门唱：“出呀出星星。” 就这一句就把妈妈们逗笑了。两个小演员却不受观众影响，仍一本正经地一句接一句地唱着：（女）“黑板上写字，”（男）“放呀放光明。”（女）“什么字？”（男）“放光明，学习这二字我记得清……” 两个小演员边扭边唱，演得很有感情。蔡妈妈边听边为孩子们打着拍子，看得非常专心。妈妈们认真地看孩子们表演，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进北京后，康克清妈妈代表蔡畅、邓颖超等妈妈去北京育才学校和孩子们一起过“六一”儿童节时，还提起这件事。 1946年春天，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便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而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在敌我力量暂时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 11月下旬，卫生部长傅连障向洛杉矶託儿所全体工作人员做了动员报告，传达了中央的精神，让託儿所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有一天，毛泽东主席专门来洛杉矶託儿所看望孩子们。丑所长看到主席一脸倦容，知道他肯定又是一夜没睡。 “主席，您这么忙，还来看望我们，心里真有些过意不去。”丑子冈满怀深情地说。 “再忙也要来看看孩子们，他们是我们的未来，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将来建设新中国要靠他们呀。”主席的话说得恳切又意味深长。 “主席，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照顾好孩子们。”丑子冈坚决地向主席表示。 “我知道你们会尽心尽力的。但在上有飞机轰炸，下有敌兵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是难以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是放不下这颗心呀！” 主席检查了他们已整好的行装，伸手拍了拍用小木床改成的“架窝子”说：“一定要捆绑结实了，要万无一失的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是！”正在紧张工作的同志们，沖主席使劲点着头，他们对日理万机的毛主席在这种时候来到託儿所关心这些细小的事情，感动得直想掉泪。 丑子冈理解全所工作人员的心情，主席的到来，无疑对大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她对主席说：“就要暂时分别了，请您给託儿所写几个字吧？” 第312页 “好，写点什么呢？”主席走到放着笔墨的桌子前，略微思索了一下，俯身挥毫写了八个大字：“已有进步，更求进步”。 第39章 罕见的娃娃长征 1947年3月16日，那是一个大雾瀰漫的早晨，“一保小”开始了长途撤退行军。从远处一看，几百个孩子成双排队伍在延河滩上行进，人人身穿灰棉衣，头戴布棉帽，打着裹腿，大点的孩子背着自己的小背包，小点的孩子坐在骡马驮的架窝子里，架窝子有的是荆条编的，有的是木板钉的，横跨在马鞍两边，一只筐里面对面坐两个孩子，一头骡马可驮四个孩子。还有几辆骡马大车，装着行军物资。队伍前面有一面红旗，上面绣着——延安第一保育院小学。 小同学们仍是那样天真烂漫，几乎没有忧虑，更不会去想前进路上会遇到什么困难，走到何时何地才是个尽头，几时才能回延安？ 大一点的同学，却想着他们解不开的问题：延安是毛主席、党中央居住的地方，怎么能允许蒋介石和胡宗南来侵犯呢？他们一步一回头，心里唿喊着： “再见吧，延安！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老师、教工、阿姨们更是怀着深深的焦虑和不安，全校只有十几条枪和几十颗手榴，万一碰上敌人，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可保护孩子的任务怎样才能完成？ 郭林校长更是感到肩头担子的沉重，在出发之前，朱德总司令和任弼时同志特地来校看望师生。朱老总的讲话，在他脑子里迴响着：“你们学校有300多个娃娃，他们有的是烈士子女、有的父母在前线，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们……” 雷嘴河在白家坪西北方，师生员工们先顺着延河北上，回头遥望，距延安城越来越远。当走到马家沟后折向西北，经李家圪塔、汤家河、梁家弯一直顺沟而上，到新窑后已走到谷底，一道山樑横在前面。这第一天的行军路程是垠华里。但要翻过这座大山，这荒山里根本无路，孩子们硬是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通往希望的小路。 同学们因从未走过这样长的路，有的双脚己磨起了水泡……大家终于盼到了大休息，坐下来吃饭、喝水。 虽然在行军前老师进行了动员，同学们也都早已下定决心，坚决克服各种困难，可这一休息，脚更疼了、腿更酸了，感觉更累了。继续前进的命令下达后，同学们咬咬牙相互拉着从地上站起来，又迈开了双腿…… 初次行军，道路显得那么漫长，背上的行李越来越沉重，脚越来越疼。但没有人害怕，没有人气馁，没有人掉队。这一天究竟走了多少路，孩子们是弄不清楚的，可毕竟是望见了目的地雷嘴河。 雷嘴河在石崖下的山沟西坡上，山沟东坡，绝岩峭壁，半空中开凿了一排石窑，奇幻得有如仙境，且人烟稀少，总共只有几十户山民。 “一保小”的队伍顺着山坡小道爬上山顶，俯视沟底，有一条河在哗哗流淌。老师告诉孩子们，这条河就是雷嘴河。河对岸山坡上的小村子，就是雷嘴河村。也就是我们这次行军的目的地。孩子们看到了宿营地，自然高兴得难以自制；但顺山望下，真有点不寒而慄，下山的路险峻而陡峭，沟底的水拍在两岸的石壁上发出了震憾人心的回声，在筋疲力尽的孩子们面前耍着威风。 大点的孩子咬咬牙，相互拉着手，侧着身子慢慢的下山；小点的孩子望着沟底都有点眼晕，那无力的小腿忍不住哆嗦起来。还是伍绍祖同学点子多，他看着那光熘熘的陡峭小路，就想起了保育院的滑梯，他慢慢坐下身来，轻轻地滑了几下，还真管用，比走路快还安全。但山坡很高，要是坐着滑到沟底，既省时又省力，可裤子也就报销了。他又站起来，双脚併拢蹲下，用两只手撑着向下蹭。这一蹭一蹭虽然比刚才的办法费力，速度也慢，但不会磨破裤子。这个方法很快推广开来，孩子们的疲劳和俱怕心理消除了，在一片欢唿声中下到沟底，又乘兴过河攀上了河西岸山坡上的雷嘴河村。 雷嘴河村是一个只有1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这个地方人少村子小。郭林校长立刻召开教工会议，有同志在会上提出：“学生多，老师少，党把这些孩子交给我们，我们就要全力保证他们的安全。可是万一敌人来了怎么办？要是我们都拼死了，孩子不是也完了？”这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你一言，我一语，终于想出了个“化整为零”的办法：按年龄、班级把学生分成若干个小队。每个小队由两个老师负责，分散住在各个小村子里。当时学校的十几支步枪都分给了老师。由老师、教工背着枪、挎着手榴弹，轮流在山头上监视敌人的动静，一有情况就发出信号，其他同志就可以带领学生转移。这样一来，行动方便，便于管理。 这里的村民们十分热情，对这些跋山涉水而来的八路军娃娃既同情又欢迎，主动让出最好的窑洞给孩子们住，老百姓的娃娃很快成了同学们的小朋友，好伙伴。娃娃们是闲不住的，第二天就成群结队地到雷嘴河东南岸石壁下去探险。 雷嘴河由东北流向西南，经王窑乡入杏子河，在碟子沟汇入延河。在雷嘴河村东南一华里的河东南岸，是几十丈高的悬崖石壁，在孩子们眼里，那石壁是从天而降，顶端直插在白云之中，给孩子们带来了无穷的遐想。更使孩子们好奇的是，在那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半空中的石壁上，竟然有20个四方口的天窑。光秃秃的像刀砍剑噼一样的石壁，不要说人，就是最灵巧的动物也无法爬上去。那半空中光亮平滑的石壁和四方口的石窑，是无法理解的神秘之所，那一孔孔石头天窑，真是神话中的天国。大胆、勇敢求知慾极强的“一保小”学生，怎能不对此寻根问底？ 第313页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和解答孩子们的疑问，教导主任韩作黎老师不得不在百忙中去调查此问题。原来这个小村子里曾有个姓李的大财主。当然，光靠土地是发不了大财的，主要还是靠在南洋做买卖。在这样的穷山恶水之乡，这样的有钱人家睡觉是不安稳的，他不怕官府，害怕土匪，就耗费巨资噼石凿洞，在半空中的悬崖峭壁上营造安乐窝。20孔石窑洞洞相连，设有密径暗道，布下连环机关，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能出人。在石窑正面凿有栈道，架有云梯，一旦有情况将云梯收起，关上石门，谁也奈何它不得。孩子们听了这些情况，也就打消了想爬上去探险的念头。 3月18日，党中央和毛主席仍在延安。上午从延安的窑洞里不时听到从延安南面传来的炮声和激烈的枪声，这是我西北野战军的主力正在三十里舖和劳山一带阻击敌人。下午枪炮声越来越近，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迅速向后转移。直到傍晚，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才乘汽车由王家坪出发，从容不迫地经过飞机场、桥儿沟、拐峁、姚店子，踏上了转战陕北的行程。 我军主力在延安以南杀伤敌5000余人后，于3月19日主动撤离延安。敌人占领延安时，延安已是一座空城。 3月19日的夜里，雷嘴河东南的天际突然腾起大火，黑烟沖天，延安陷落了。孩子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放声恸哭起来。 “别哭，孩子们！咱们部队撤出延安，是为了让敌人进去，关门打狗。”韩主任向孩子们解释着。孩子们把目光投向了老师，寄託着自己的希望。 延安失守后，雷嘴河村形势也越来越吃紧。为了适应战时紧急情况，学校又对孩子们的管理进行了整顿和编队。 毛主席和党中央离开延安后，亲自部署一个营的兵力掩护主力部队转移。这个营灵活机动，边战边退，诱敌北上安塞，而我军主力6个旅隐蔽集结于青化贬地区，待机伏击敌人的侧翼。敌人9个旅被我军一个营牵着鼻子北上，欲寻我军主力决战。当时“一保小”仍在安塞雷嘴河村，并不知道自己已陷人危急之中。 3月22日夜12点多，边区政府派人送来了林伯渠主席的紧急指示：“据侦察报告，敌人正向你方包围，欲以围歼，令‘一保小’今夜速撤离原地，明晨必须突过真武洞大川，继续向安定东转移，才能摆脱敌人的包围。”那是一个永远难以忘记的夜晚，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郭林校长召集党员教师、员工，在村口的一座石崖底下，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怎样用鲜血来保护孩子们的生命。最后，郭林校长首先举起了握着拳头的右手，其他人也跟着举了起来： “在这极其艰难的时刻，我们谨向党宣誓：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一定要把孩子们救出魔爪。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孩子！”这从心底迸发出的誓言，在石崖的回音壁前震盪着…… 为了精干队伍，学校把小同学的保姆和老弱病残的教工全精简下来，照顾小同学的任务全落在大同学身上。小同学被打乱班级组织起来，8-12人编成一个小队，派两个大同学任队长。当时，林华英、张汉夫、蔡丽英、阎立群、潘江汉、戎奋今、王韬明、范蓁、王雅声、刘成华、刘五梅、李久铭等同学都先后被选为小队长，全小队同学的吃、喝、拉、撒、睡，小队长都要管。小队长还要轮流提前出发，去为大队探路，号房子，找粮食，帮助烧水、做饭。 说是大同学，当时的大队长邢立统、刘金梅也不过十六七岁，林华英、张汉夫、潘江汉等这些小队长只有十三四岁，李铁映、秦新华等刚十一二岁，伍绍祖、林用三等尚不满九岁，陈延等才六七岁。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在老师和各队的小队长带领下，要逃避国民党军队的追捕，防止野兽的侵袭，跋山涉水，忍飢受冻……能成吗？谁心里也没有底，但真正的考验就在面前！ 凌晨3点多钟，队伍在村十字路口汇齐然后向东行进。300多个六七岁至十几岁的学生，中央送给学校的20多匹骡马成了仅有的运输工具。虽然一个“架窝子”里能坐四个小同学，因孩子多牲口少，走几里路就得轮换一批。大同学不但要背着背包走路，还得为小同学牵骡子。老师、教工前后招唿着，防止小同学从牲口上掉下来，又怕小同学睡着了着凉。因情况紧急，周围的政府机关已先于“一保小”撤离，使人心不免有些慌乱，前后队伍的距离拉得较大。在那漆黑的夜晚，寒风凛冽，山路崎岖，老师和大同学们只有一个念头：快走，摆脱敌人，把小同学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去！ 敌人向东追寻我军主力到绥德失去了目标，便返回延安北上，以为我军主力在安塞一带。一旦敌人控制安塞真武洞大川，“一保小”就处在敌人围困之中。所以，“一保小”必须赶在早饭前穿过安塞真武洞大川向东转移，才能摆脱可能出现的险情。 清晨，“一保小”师生赶到真武洞大川木桥时，当时敌人大部队距此只有十多里路，但“一保小”领导一无所知。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在进川前必须要弄清川里的情况，要派人前往侦察。派谁去呢？派老师，如果川里已经有了敌人，被敌人发现反会把敌人引来。因为那时边区的男人都参加自卫队了，敌人是难以见到一个成年男子的。派学生去，又怕人小应付不了突然情况？经过慎重研究后，还是决定派学生崔敏去。 第314页 崔敏同学14岁，平时经常参加站岗放哨，机智勇敢。他手里拿了一根木棍，装成一个放羊娃，独自一人出发了。 大家坐在半路上，着急地等待他的归来。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说他一直走到川里，没有发现敌人，观察川路上的痕迹，也察觉不出有敌人通过的迹象。大家放心了，队伍继续前进。 走在前面的是高年级学生，老师和小同学跟随其后。学校考虑大同学走得快，万一有意外，他们能迅速转移。大家一路上鸦雀无声，山沟里也显得很宁静，只能听见快速走路的脚步声。 决到川口了，大家心情不由紧张起来。这时大队长邢立统叫队伍停下来，韩老师又派出一位同学再到川里侦察，并向大家讲，过川时要小跑步，人人都要跟上队伍，不准拉开距离。如果发现敌人，立刻打乱队形，迅速向两边山上躲避。 “保小”的学生，虽然年岁小，但不少人入学前就参加过革命工作，因此遇事不慌张。各个小队长都像大人似的带领着自己的小队，进入了川口。川里阳光明亮，但静得很，这种寂静倒使同学们感觉，好像有敌人埋伏在那里，大家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跑步穿过了真武洞大川。 穿过川后，队伍不停地前进，一路上竟然没有看见一个人，到处都在躲避敌人。傍晚时分“一保小”才赶到肖官驿住宿，这是上级指定的宿营地。孩子们在村头的路旁坐下来，有的孩子屁股一沾地就睡着了。 这时，负责联络的校领导黄克老师也赶到了，他带了几个学生去找村干部，解决吃住问题。但村里空落落地，一个人也看不见，连鸡狗都没有。进户看，不但无一粒粮，连水缸都是空的。觉悟的边区人民，响应政府的号召，彻底实行了坚壁清野，不给敌人一粒粮，一滴水，要把敌人困死、饿死、渴死在边区。 “一保小”的领导正在着急时，从村边的山头上走下来一个人。他是村干部，一个人留下来观察村里的动静，保护村民的财产安全。看到村里来了不少娃娃，便主动找来了。他很快给解决了粮食和住房问题。 粮食解决了，做饭还没有人，因为炊事员这天走在最后，只有同学自己动手了。这天又紧张走的路又多，大家确实累坏了，村边躺倒了一地，有不少已经睡着了。少先队干部发动少先队员行动起来，男同学挑水、抱柴，女同学生火做饭。大一点的学生平时假期里都参加过帮厨劳动，简单饭菜会做，这时派上用场了。同学们很快做好饭，把大家叫起来，分给大家吃，然后再自己吃。少先队员们今天在困难时刻，真正实践着自己的队歌：“少先队和儿童团，吃苦做事在前面，打饭打菜不争先，是遵守纪律的好模范。” 3月23日天未亮，“一保小”的队伍又上路了。翻过一座高山，还要走50里才能到达安全地域。夕阳西下时，前面一条河拦住了去路，这条河叫桥川河。早春时节，河水刚刚解冻，水面上漂浮着冰块，河上没有桥，河水虽不太深，但河面宽，石头多，要涉水过三次弯弯曲曲的河，才能到达上级指定的宿营地。 大家整整累了一天，已经疲倦不堪，但必须涉过这条僵冷的冰河，才能保证孩子们的安全。要用牲口把上百个小同学驮过去，一共不到20头牲口，显然无济于事。怎么办呢？老红军保育班长吴成保老师二话没说，脱了鞋就下了河，他来回打探了一趟水的深浅，背起一个孩子开始第二趟过河。紧跟着韩老师、黄老师、姚老师、惠老师，都下了水，他们每人背一个小同学过河，一趟、两趟，老师们腿上流着血水，嘴唇都变紫了。同学们不忍心了，有的哭了，有的脱了鞋要自己过去。大一点的同学已自动组织起来，他们手拉着手慢慢下了水，双脚一接触水，就像磁石上吸满了尖针，扎人骨髓，霎时间牙齿就敲打起来了。有的同学刚走到河中心就坚持不住了，那失去知觉的腿怎么也提不起来。就在这时候，孩子们看到在河水冷得刺骨，河底的石头又硬又滑的河道里，老师、教工们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咬着牙一步一步稳稳地前进着。他们过去了，轻轻放下孩子，又迅速返回去，再抱起一个孩子过河……这时吴成保伯伯竟然背上背一个，怀里还抱一个又走了过来，他不知已来回多少趟了。 吴伯伯的行动，就像夜空的流星，在黑暗寒冷的时刻燃烧自己，放出强烈的光和热，照亮了孩子们前进的路，激励了幼小心灵的奋斗精神和压倒一切困难的勇气。 还没有过河的小同学，也脱掉了鞋子，走到河边。郭校长、韩主任着急地高声喊着：“孩子们！你们可不能自己过！水太冷！你们受不了啊！”孩子们看到老师冻得发红、发紫的腿上，流着一道道血水，心疼得哭起来。 飢饿、寒冷、劳累、睏乏，那种滋味是这些孩子们从来没有经歷过的，也是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们经过了从来没有过的考验，终于都过了河，好容易跌跌撞撞到达了目的地。由于对敌人坚壁清野，群众都躲起来了，在肖官驿转了半天，没粮吃、没柴烧、没水喝…… 一连过了三次河的孩子们，满眼都是冰化成的水。可等到他们在肖官驿扎营时，却干渴得喉咙都冒了火，却找不到一滴水喝。后来放哨的群众侦察到是“保小”的师生，才主动回来一些人帮忙安排了孩子们的食宿。 第315页 3月24日夜里，当队伍赶到三十里堡时，同学们实在太困了，一坐下来休息就靠着、躺着睡着了。韩作黎主任走到大队长邢立统跟前，看到他躺在路旁，偏着头枕着胳膊睡得是那样香甜。嘴角里还流出了口水。韩主任很想让他多睡一会儿，一个16岁的孩子，担负着超过成年人负荷的担子，他太劳累了，真不忍心将他叫醒。可是，他不能够！现在不是照顾孩子们好好睡觉的时候，首要的是保护他们的安全。他弯下腰用手拍着邢立统的肩膀，轻轻地叫着：“立统，立统，你醒一醒！” 邢立统醒了，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看着韩主任问： “怎么？是不是马上走？” “是！赶快叫醒大家，立刻出发！” 邢立统叫醒了刘金梅，又分头叫醒了各队的队长，只有一会儿工夫，孩子们的队伍就整齐地排在路旁，站在漆黑的夜幕中。 韩主任小声地告诉立统和金梅：“敌人离我们很近，叫同学们一个个往下传，不准说话，快速行军！” 队伍出发了，郭校长带着侦察组走在最前面，韩主任等十几名老师、教工走在最后，每人背着一支步枪，挂着两颗手榴弹，准备随时迎击敌人。 队伍急速行进着，刚翻过一座山，就听到背后响起了枪声，还夹带着手榴弹和地雷的爆炸声。韩主任等担任掩护任务的同志，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孩子们拼命地向前走，从三十里舖走到二十里舖，再往前是十里舖。大孩子们喘着粗气小跑着，小孩子牲口驮不完，有的已经走不动了，只好由老师和大同学背着跑。吴成保老师肩上背一个，怀里抱一个，豆大的汗珠滴了下来。这时候，学校的宣传队发挥了作用，他们边走边说快板为大家鼓气：“同学们，加油走，前面就是十里舖；谁英雄，谁好汉，行军路上比比看……” 天快亮了，孩子们又累、又饿、又冷、又困，有的小同学已经饿得偷偷在抹眼泪，就这样又咬牙翻过一座山。疲倦的队伍终于到了十里舖。只见村口墙上写着：“加油啊！不远了，到目的地有热面条吃！” 这个村庄和其他村庄一样，由于村民坚壁清野，村庄里没有人，没有粮，没有柴，连水井也找不到。当时没有水壶，师生们都渴得难以忍受。炊事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一个石崖下发现一股细水往外流。那水好像是从石头缝里流出来的血，一滴一滴地滴着，等来等去才接了大半桶水。孩子们都渴极了，只好先烧开了救急。 同学们是多么干渴呀！虽然还有干粮，但咽不下去，都想喝水。嗓子里又干又私，连一点唾沫都没有。 水烧开了，炊事员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将锅里的水都舀到桶里，给孩子和老师们送来了。孩子们在睏倦中，忽然听说水来了，一下子就清醒了，都忙着去掏水碗。只听校长说： “水很少，先让小同学喝，先让身体弱和生病的同志喝。” 一碗碗水由老师手里传到大同学手里，再由大同学手里传到生病的和小同学手里。有的人用舌头舔了舔水，有的人连嘴唇都未沾。说也奇怪，小同学看到这景象，好像也不那样急需水了。 “我不太渴，你先喝吧！” “你小，你先喝！” “你有病，你先喝！” 推过来，让过去，谁也捨不得多喝一口。老师、教工们看到这情景，忍不住眼睛里滚出了泪水。 喝完水稍微休息了一下，队伍又前进了。经过几天急行军，很多大同学的脚上都打了血泡，虽然用针挑破穿上了头髮，走久了仍然生疼。3月25日中午，好不容易到了宿营地旧安定城，师生员工们都松了口气。安定！多么动听的名称，多么令人神往的城啊！孩子们想到了安定了，肯定可以喘息一下，哪怕只有几天的安定生活也满足了。安定城，它是孩子们在战乱中的寄託，是希望之所在呀！ 炊事员忙着烧火做饭，大同学帮着老师号房子，安排小同学洗脚休息。 从雷嘴河通过真武洞大川经三十里舖到旧安定城，这几天紧张劳累的急行军，不要说学生，就是老师、教工也都疲惫不堪。 进了安定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心也都安定下来了。韩作黎主任酷爱文学，又知多识广，他早就听说安定城城东有个钟山石窟，据有关材料记载，建于公元366年，歷经唐、宋、元、明、清，万年千余，凿建而成。那是块洞天福地，有“开方便门，登欢喜地”之说，还有一副对联：“自汉自唐几千载相传胜境，为神为佛亿万年永固皇图。”韩老师不为神也不为佛，他只为孩子们的安全，很想抽时间去看看这万佛岩、看看在一个巨石上雕凿的长25米、径深20米、佛高10米的整体大庙，看看中间3个高8米的释迦牟尼像和周围四壁上的一万个小佛像。韩老师想去看佛像还有个原因，就是他们进了安定城后，虽然这里已遭到了敌人的轰炸。但在陕北很少能看到有这样高大的城墙、城门和较完整的小城，而且在以窑洞为居所的陕北，这座城内却多似北京的小四合院，房子全是瓦房而且也盖得别致、讲究。老的县衙门也完整无损，从外面看是一座很气派的瓦房，从里面看却是三孔窑洞对接而成。房子背面墙上还嵌着一块石碑，上刻着：“风光霏月、青天白日”，“民国十三年菊月建”。 第316页 老师们去号房子，安顿孩子们洗脚、休息；炊事班忙着埋锅造饭，为给孩子们改善生活，不辞劳苦的为大家做了一顿白面条，待叫同学们起来吃饭时，天已傍晚了。 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在这样的县城，吃上了白面条，孩子们的劳累睏乏一扫而光，说笑声又在到处飘荡。 孩子们吃完饭正准备安寝休息时，突然有人送来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紧急指示： “今晚决不能在安定住宿，要立即带师生往回撤，撤回三十里舖再宿营。” 韩主任看完信后，立刻让集合队伍。大家行了一天军，刚刚安顿下来，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又要走，而且是要往回走，不要说孩子们，就是有些老师、教工也有点想不通？韩主任根本来不及作任何解释，就叫几个老师协助邢立统、刘金梅他们带着队伍往回走，自己带领几个大同学急忙赶往三十里舖，为迎接孩子们做准备工作。 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孩子们又往回走了30里山路，这是多么艰难的30里！这是多么漫长的30里！在这些幼小的心灵中，那冷，那饿，那困，那累，真是刻骨铭心吶！但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还是第二天早晨。 队伍集合在一片小树林里，郭校长对大家说：“昨晚是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老亲自指示我，让你们撤回三十里舖的。咱们从志丹县出发时，敌人就在右面顺着公路和咱们同方向运动，来找咱们的主力决战，离咱们昨晚到达的旧安定城很近。咱们赶回三十里舖后，敌人后半夜就到了旧安定城。” 大家听了，好多同学都吐出了舌头，感到太庆幸！“一保小”退回到三十里舖后，又继续往回撤，在肖官驿又住了一宿。最后又回到了雷嘴河。为了安全和便于管理，将7岁至12岁的低年级学生，转移到距雷嘴河村30多里的志丹县边境上的刘家硬村，校部和高年级学生仍留在雷嘴河村。 “一保小”在这次紧急行军途中，我军于3月25日在延安东北离延安80里地的青化砭地区，歼敌31旅旅部，共3以刃余人，活捉敌旅长李纪云；当“一保小”又回雷嘴河村后，4月14日，我军在瓦窑堡以南之羊马河，歼敌整编135旅4700余人，生俘敌代旅长麦宗禹；5月2日至4日，又全歼驻蟠龙之敌167旅旅部及一个团共6700余人，生俘敌旅长李昆岗，缴获大批物资装备，其中夏季军服4万套，面粉1万多袋，山炮6门，骡马千匹，子弹、炮弹100多万发。 韩主任在向同学们宣布这些好消息时还风趣地说：“在安定城有个钟山石窟，那里有万尊佛像，可没有给我们带来好运，敌人又迫使我们连夜退回三十里堡。而我们的八路军在这一天却消灭敌人3000多人，而敌人却没有伤到我们一根毫毛，到底是谁保护了我们呢？是我们的党中央、毛主席和我们的八路军！” 5月14日傍晚，为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大战役的胜利，在真武洞镇的延河大河湾召开万人祝捷大会。“一保小”高年级学生和老师参加了大会，会场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到处是人山人海。参加大会的主要是部队，还有担架队和支前民工。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副总司令、林伯渠主席等党政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周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庆祝大会上说： “党中央毛主席没离开陕北，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广大军民并肩战斗！” 广大军民听说党中央毛主席仍和边区人民在一起，高兴得跳呀，叫呀，欢唿声、掌声雷动。“一保小”参加会议的师生还参观了缴获的各种美国制造的机枪、伏炮等新式武器，看到了缴获的大批军需品，白面、衣服堆积如山。当时我军正无单衣可换，这下全军换衣问题都解决了，“一保小”的学生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兴奋地说：“蒋介石真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 快散会时，防空警报响了，人们迅速疏散。同学们离开会场不久，敌机就来了，大家就地趴下，敌人盲目扫射了一阵飞走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同学还拣回了从飞机上掉下来的机枪弹壳，成为参加大会的纪念品。 真武洞离“一保小”原校址白家坪才2里地，离延安城七八十里地，等于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大会，这是对敌人的示威，也是向全国宣告，敌人进攻延安的阴谋没有得逞，重点进攻终将失败。 回校后，同学们纷纷写信慰问前线将士，并表决心向解放军叔叔学习，学习他们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精神，长大誓当一名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坚强战士。 我军“三战三捷”，使敌人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把伸到黄河边的部队缩了回来，这就给我军让开了黄河渡口。但敌强我弱的局面没有改变，鑑于这种形势，为防不测，边区政府决定把“一保小”一分为二，师生是外地人的组成一路，伺机东渡黄河，向华北解放区转移。师生是本地人的组成一路，留在陕北继续和敌人周旋。因为本地人会说本地话，危急时可把师生疏散到老百姓中藏匿。平时管理一、二年级学生的阿姨，几乎都是本地人，全留下来了。准备去华北的外地师生这一路没有了阿姨，小队长们的任务就更重了。经过雷嘴河村到旧安定城再返回雷嘴河村的行军实践，拖不垮的行军小队得到了进一步的锻鍊和加强。 第317页 5月23日，“一保小”从雷嘴河出发，重新开始了从延安到北京的两千里行军。行军小队的小队长多数为十四五岁的孩子，但他们有革命觉悟，把小队长工作当成组织上交给自己的一份革命工作去完成。再加上同学间的那份革命兄弟姐妹的情谊，工作干得很出色。 这次行军大转移，从雷嘴河村北上，经化子坪、油坊坪、马家原到王家湾，走完每天规定的路程是主要任务。连日的长途行军，把同学们的腿都走直了。每天一上路，走不多远就感觉累，完成一天的行军任务对行军小队来说，是十分艰巨困难的。如何不掉队是一个突出问题，小队长们为此想了各种办法。当行军速度慢下来时，小队长便给小同学们讲故事。小同学们爱听故事，一听故事就像忘了疲劳似的，大家走得很带劲，速度不知不觉加快了，这是小队长每天必用的一个法宝。但连续行军，讲故事也不是完全管用的，经常有小同学累得坐到地上哭：“我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小队长就要背他们走一段，然后鼓励他们继续走。如果走不动的同学多了，只好就地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行军队伍经常因此而拉得很长，有的甚至掉了队。 有一天，一个小队天黑了还没有到达宿营地。他们摸黑走路，路越走越窄，路旁的沟越来越深，只听沟底有流水声，不见路的尽头，小队长只好叫大家就地坐下来休息。有的小同学被吓哭了，小队长知道，这时全小队的同学都看着自己，自己一定要镇静，决不能发慌，更不能掉眼泪。如果队长不坚定，就会引起小同学们更大的惊慌，那就难办了。两个小队长悄悄研究了一下，就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平静地讲起故事来，并告诉大家：“不用怕，学校会派人来接咱们的。”这样，他们把大家情绪稳住了。不多时，学校果真派人来接回了他们。 到了宿营地，小队长还有一大堆事要做。要去领被褥安排睡觉事项，然后组织大家去吃饭。晚上睡觉，小队长要睡在紧靠门的炕头上，保护小同学的安全，因为行军中住房都是老百姓的闲房，住得十分分散，经常是一个小队住一孔孤零零的窑洞，易遭坏人和狼的袭击。在那个年月，安全是第一位的，一是躲避敌人追兵，二是防止敌特破坏，三是防备野兽伤害。陕北狼多，有一个老师有一年一冬天就打死了十几只狼。狼经常进村伤害老百姓的猪、羊，有时还抓宿舍的门。四是防病，有大病，找不到医院十分危险。小队长们在行军转移中，就是挑着这样重的担子。 睡到半夜，小队长还要起来叫大家小便一次，真是日夜操劳。一个同学一天走路下来，就够累的，小队长们还要做这么多工作，在战争的烽火实践中，处处锻鍊考验着孩子们的革命意志。 行军小队中的许多小同学，也不甘落后。他们没有忘记，完成安全转移的任务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他们除用听话、守纪律配合行军外，还要努力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例如秦新华（博古烈士之女）坚持自己走路，把坐架窝子的机会让给别的小同学。她还总是背着全小队的喝水缸走在前头，看见路上有石头，用脚踢开，说怕绊倒后边的同学。 有一天，“一保小”的队伍走到了一个大村子，只见村子外面布有很多岗哨，树上还拉了很多电线。这些小革命者都有见识和经验，猜测这里不是部队指挥机关，就是中央领导所在地。果然不出孩子们所料，这个村子叫王家湾，毛主席和党中央转战正住在这个村子里。同学们听说毛主席在这里，无不高兴得手舞足蹈。当时战局十分紧张，毛主席无力分身来看望师生们，但他十分关怀孩子们的安全和下一步的行军路线。当听说“一保小”的队伍要北上向东，经子洲、绥德、吴堡要过黄河时，想到这一路刚刚解放，土匪特务多，孩子们安全难以保证，当即指示中央警卫部队，抽调一个骑兵班，护送“一保小”师生到黄河渡口。 在敌强我弱战斗力奇缺的情况下，毛主席抽调保卫自己的骑兵班，来护送“一保小”的师生，这是一件何等感人而令孩子们永难忘记的大事啊！骑兵班长挎着盒子枪，战士们清一色马枪，个个精神抖擞。他们一路上，时而快马加鞭，跑到孩子们队伍前面很远的地方探哨，时而跟在孩子队伍后边，缓步护送。孩子们深感安全和踏实。 从王家湾北上到靖边县的青阳岔镇，沿着大理河川道向东经横山县的石湾、子洲县的马蹄沟快到子洲县所在地双湖峪镇时，在大路走碰到了解放军的队伍。解放军的队伍与孩子们相对行进，匆匆擦肩而过，他们向西，孩子们向东。只有沿途的俘虏与孩子们同方向行进，因为他们要被送到山西去。 俘虏的队伍中都是军官，没有士兵。因为士兵大都是被抓来的贫苦农民子弟，被俘后经过教育，阶级觉悟很快提高，大部分补充了我军，少数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自己回乡。而这些军官则与士兵不同，他们受反动教育很深，不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思想教育，很难改变立场。 押送俘虏的战士很少，三四十人的队伍只有两三个战士。俘虏们没有捆绑，他们徒手步行，身上崭新的美式军装与我们和解放军战士穿的粗布灰军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再往前走，又遇上一队俘虏军官，只有一名青年农民自卫军队员押送。当“一保小”师生休息时，那队俘虏也在距“一保小”队伍不远的地方休息。那个自卫军队员在向俘虏们讲话： 第318页 “你们要放老实点，不要胡思乱想。不要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就好对付！附近就有自卫军，如果哪个胆敢逃跑，后果自负。附近的树林里大白天也有狼，狼专吃离群的单个人。我本可以走在队伍的后面，但你们又不认得路。现在我走在你们前面，量你们也不敢把我怎样。” 黄克老师走近俘虏，幽默地询问其中一个： “老乡，你是哪里人？” “安徽人。”那个俘虏答道。 “那你们是吃大米的吧？” “吃什么大米，自从来到陕北，老百姓把粮食都藏了起来，我们连小米都吃不上，整天饿肚子。现在做了俘虏，跟着这位自卫军队员，每到一处还有吃有喝。如果逃跑了不是被老百姓打死，就是饿死。” “你们那儿有狼吗？” “没有。” “我们这里的狼可多咧，一群人它不敢吃，如果遇到一个人，则群起而攻之。”黄克老师说。 俘虏们未见过狼，一听陕北的狼如此兇残不免有些心悸。 连续行军多日，十分疲劳，这天到达双湖峪已是傍晚，学校决定在这里休整一天。此时，蒋军军官俘虏也驻扎在这里，学校领导想藉此机会对同学们进行一次对敌斗争教育。校领导与管理战俘的同志取得了联繫，负责俘虏工作的是边区政府安全部的李启明同志。管理俘虏的机构叫“解放军官教育团”，俘虏均是营以上军官，最高军衔是少将。李启明同志听了学校的意见后，觉得很好。因为被俘军官受蒋介石的反动教育太深，现虽对他们进行了一些政策教育，但牴触情绪仍很大：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他们的美式装备精良，兵力又十倍于我军，还没打什么仗就煳里煳涂地做了俘虏。他们来陕甘宁边区前，说是这里的人民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盼望他们来解放。可来到后，到处是仇恨的目光和反抗。也许让俘虏和孩子们接触一下，对他们的思想转化会有帮助。 第二天傍晚，太阳快要落山时，全校师生在一个不大的打谷场上集合好，等待着俘虏们的到来。不一会儿，俘虏们在“教育团”同志的带领下列队来到打谷场。他们身着整齐的美式军服，大约有30余人。领队的同志命令他们把打谷场上的小石子捡到场外，以便我们表演节目。俘虏们不分官衔大小，统统弯腰迅速将小石子扔出场外，然后分前后两排面对孩子们的队伍席地而坐。 首先，“一保小”的学生代表向俘虏们宣读了我党的俘虏政策，说明只有弃暗投明，把立场转向人民才有出路，才能得到宽大。紧接着表演节目，童子华等十几个同学唱了黄克老师等在蟠龙战役后编的歌： “青化砭，枪声响！咱们队伍打胜仗！歼灭敌人四千余，活捉一个大旅长！” “五月里蟠龙打胜仗，活捉旅长李昆岗……”敌旅长麦宗禹、李昆岗就坐在头一排，他们低下头不敢看孩子们的表演；接着孩子们又表演了数来宝、信天游、小合唱……演完节目后同学们又分成小组，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孩子们事先拟好了十几个问题，并想好了对策，因为保小的学生毕竟是孩子，与这些军官较量也要有所准备）。 第一个提问的是童子华的同班同学张健，他平时淘气顽皮，但此时却十分勇敢，他厉声质问： “你们为什么要烧老百姓的窑洞？” “我们没烧民房。”一个俘虏回答。 “你抬头四周看看：到处是被你们烧毁的窑洞（双湖峪不久前被敌人占领过，到处是被破坏的景象），现在老百姓都无处安身，你还想抵赖吗？”张健紧逼着问。 “这是下面的人干的，不是我让他们干的。”俘虏军官在推卸责任。 “你们当官的无命令，下面的士兵敢随便放火烧房吗？”同学们齐声喊起来，直问得那个俘虏军官哑口无言。 童子华这一组的女孩子厉声问道：“你们为什么要到边区来打我们？”“国共两党打仗，如同两个小孩打架一样，我打你一下，你还我一下，不就打起来了吗？”一个俘虏军官看到这些女娃子好煳弄，就回答说。 女孩子们被他这么一说给说愣了，但很快明白这是敌人对她们的轻视和狡辩，童子华立刻反驳说：“我们边区军民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生产、生活，你们凭什么跑来侵犯？是你们首先发动了战争，我们边区军民才奋起反抗，自卫反击是理所当然！” 俘虏军官没有料到这么小的女娃儿，也能说出这样有哲理的话来，实感到无言以对。同学们的质问像连珠炮弹一样，射向俘虏军官们。 “你们来到边区为什么到处烧杀、掠抢？” “你们为什么抢走了老百姓的粮食、牲口？” “如果不是你们侵犯边区，我们本来可以安心学习，可现在害得我们长途跋涉，无法上学。” 说理斗争进行了两个小时才结束。同学们以理相驳想必触及了俘虏军官们的内心，他们茫然而惊异地望着这些“小土八路”，不得不低头承认自己有罪。 这次与敌俘虏军官说理斗争，对“保小”同学是一次难得的锻鍊。锻鍊了他们的斗争意志，使他们敢于藐视敌人、战胜敌人。同时，也教育了俘虏军官，深得“教育团”同志的好评。 第319页 “一保小”的队伍继续东进，这一天来到了义合镇。该镇是东渡黄河的必经之路，在当地算一个大镇，很有点名气。“一保小”的队伍在这里过夜。吃完晚饭后有几个大点的同学走出院子，想看看义合镇镇容。这时，杨家文同学看见一家老乡的屋顶上有很长一根铁丝，屋顶上长满了草，不像是晾东西用的。杨家文的父亲在电台工作，他有电台天线的常识。再仔细看看院落，这家很讲究，是个有钱人家。“战争、有钱人和铁丝”三者联繫起来，他怀疑有敌特电台。就急忙去找大队长邢立统，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邢立统听后决定去侦察一下，他俩找了一个借灯油的正当理由，走进了这家院子，女主人显得很热情，把他俩让进了屋子。这座屋分里外间，女主人拿过他们手里的盛油碗，也没有说让他们在外屋等，就进里屋去取油，他俩装作不懂事的样子跟着进了里屋。里屋堆满了东西，窗户光线几乎都遮挡住了，屋里暗得很，其中藏架电台是太容易了，这就更加大了他俩的怀疑。他们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学校领导，校领导报告了骑兵班，班长带领战士，由孩子们带路进去搜查，果真搜出了一部电台。经审理，这家的男主人是个敌特，一併被抓获。 从延安到黄河边，敌人没有损伤“一保小”师生们一根毫毛，反被这些学生娃娃破获了敌特的电台，捉住了他们埋下的定时炸弹——特务。应该说孩子们胜利了。 离开义合镇，“一保小”队伍向刘家川“二保小”的队伍驻地前进。6月14日，“一保小”转移到刘家川村。6月15日，一、二保小再次合併，并于21日组织学生上课学习。 8月初，我西北野战军主力直逼榆林城下，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整编城一军董钊、第二军刘戡共8个旅分两路向绥德、佳县围剿我中央前委。刘家川离绥德不远，8月10日，“保小”师生接到必须立即过黄河的命令。 8月13日，“保小”师生从刘家川出发，再次经过义合镇，过吴堡县的石堆山，当晚住搭链坡村。14日路过塔子沟、康家沟，大约下午4点左右就看到一条大河浊浪滚滚，涛声震天，浩浩荡荡由北向南流去。两岸悬崖峭壁，巨石耸立。老师指着黄河对孩子们说：“同学们，这就是黄河！” “一保小”的学生，大多数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壮观的景色，大家兴奋异常，忘掉了旅途的疲劳。此时正是黄河的汛期，上游连下了几天大雨，河水暴涨，黄河像一条金色不驯的巨龙在两岸高山的夹挤下奔腾、咆哮。同学们不由得想起了黄河大合唱：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唱着黄河大合唱，有几个同学忍不住大笑起来。原来他们想起了过去的趣事：以前他们刚学唱这首歌时，不理解歌词的意思，听老师唱“黄河在咆哮”他们以为是“黄河在‘保小’”。后来明白了歌词的意思后，有的同学还故意唱“黄河在‘保小’”。“抗小”的同学知道这个笑话后，就说：“黄河在‘保小’，长江在‘抗小’。”现在大家看到了黄河，再唱起《黄河大合唱》才更深的体会到了歌词的意义，原来黄河真是一路怒吼，咆哮着奔向大海。 山下有一条很宽的大道顺黄河通向宋家川渡口。师生们沿着大道向前走，傍晚时分到达宋家川村，当晚就在村中宿营。 黄河的涛声轰鸣在耳边，如同置身于翻滚的河中一样，同学们兴奋、紧张，也有些害怕，久久不能入睡。原计划天一亮就过黄河，但不断有敌机扫射封锁渡口，“一保小”的队伍被阻在宋家川村无法过河。下午，“一保小”的队伍来到宋家川渡口。渡口河滩上挤满了后方机关，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马嘈杂。远处还传来沉闷的炮声。 为了防止敌人抢占渡口后渡河，宋家川渡口只留下了一条船，其他渡船全部撤到河对岸，那里叫军渡渡口。从军渡发过来两条船，是运输部队军用物资和部队人员的，现场的最高指挥是五省联防总部的王维舟副司令员，他看到师生们后，问明情况，立即下令让把已装上船的物资、装备全卸下来，运师生们先过河。为了争取时间，他亲自和战士们一起将小同学一个一个抱上渡船。船很大，一只船可坐50人左右。船由皮肤黝黑光着嵴樑的縴夫先向上游拉一段距离，然后放开，船顺流而下，斜着向山西军渡渡口划去。为了防备万一，358旅的一位解放军手持盒子枪站在船中。撑舵的老硝公沉稳地把着舵，掌握着航向，众多划桨的青年船工高喊着号子，似乎要与翻腾咆哮的黄河争个高低。青年船工身上一丝不挂，勇敢、剿悍的形象，在师生们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船里装载的人多，船舷几乎与河水在一个水平面上。坐在船边的同学紧紧拉住里面同学的手。船到河心，更是水急浪高，一会儿船竖起在浪峰，一会儿被抛人浪谷，师生们好像要被翻滚的急流吞没，含着沙子和泥土的河水不断飞溅在师生们的身上、头上、脸上，有的同学的眼睛已睁不开了，有的同学的帽子被飞溅起的浪花和急风卷人河中。同学们虽然紧张、害怕，但没有一个人敢吭声，因为贫穷伴着愚昧，船工们都很迷信，认为女孩子是不吉利的象徵。在同学们上船前，老师、阿姨一再叮嘱女同学，千万不要出声。 第320页 经过一场惊心动魄人与大自然的搏斗，翻肠倒肚的晕船，使很多孩子和老师都呕吐了，船终于到达了军渡渡口，师生们安全上了岸。 天将黑时，学校的牲口、猪、粮食等也先后上了船。负责赶猪的饲养员是位老红军，腿有残疾，他日夜兼程在渡河时赶上了学校大队。当船抵达军渡时，一只大肥猪由于过河时船勐烈摇晃，被弄得晕头转向，当老红军把它往岸上赶时，它反而回过头往黄河里跳。被沖了老远又被船工们捞了上来。当晚师生们在军渡村宿营。 第二天本应北上碛口，但敌人已占领了吴堡县城和宋家川渡口，密集的火力封锁着黄河沿岸，也使“保小”的队伍无法正常行进。师生们只好沿着一条盘山路上到山顶，再穿过一条大川来到半山坡的李家沟村。这个村子距黄河只隔一座山，站在山顶上可以看到宋家川渡口的全貌。从8月15日到27日，因敌人占领昊堡城和火力封锁渡口两岸，“保小”师生受阻，就暂住李家沟村，白天隐蔽在山背后学习，老师和保教人员在村里准备行军所需物品和干粮。 这天，晴空万里，红日高照。我军架在山顶上的山炮要惩罚教训对岸来犯的敌人了。这门山炮很大，要用八九匹骡马挽拽，攻打榆林时它未发挥作用，因为榆林城外是沙漠地，此炮后坐力很大，无法使用。现在把它架在岩石山上，稳如泰山。 当指挥员一声令下，我们的山炮怒吼了，第一发炮弹击中敌人的指挥部，第二发炸哑了狂射的重机枪，第三发掀翻了土地庙，隐蔽在庙里的敌人顿时命归黄泉。当僚亮的军号声响起时，残余的敌人慌作一团，以为我主力部队来了，急忙回头逃离了宋家川渡口。 “一保小”的师生们在山背后听着隆隆的炮声，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有解放军保护着他们。有的小同学在山坡上挖着小洞，拔些青草在玩过家家。他们没有一点危机感，也不会知道，我军这门山炮只有9发炮弹。当时我们的兵工厂都是小规模，只能用土法制造地雷和手榴弹，像这样大的炮弹，全靠缴获敌人来装备自己。这天打了三炮，发发命中目标。 晚上，学校宣传队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山炮部队驻地进行慰问演出。当孩子们演出结束后，部队首长殷切地对同学们说： “你们要好好学习，掌握科学知识，长大后建设新中国。我们的炮手，都是刚参军的青年农民，原来一个字也不识，由于他们刻苦学习训练，掌握了三角、几何等数学知识，准确地利用地形瞄准敌人，因之炮弹就像长了眼睛，敌人在哪儿，炮弹就落在哪儿，弹无虚发，发发开花。” “一保小”从军渡出发，进人到晋绥边区，在山西省离石县的王家坡住了下来。山西省是军阀阎锡山的地盘，但他此时处于守势，对我晋绥边区威胁不大，因此“一保小”在王家坡整顿休息、学习了一个月。此后，继续东进，向晋冀鲁豫边区转移。南绕吕梁山，在赵城县境穿过敌人的铁道封锁线。一天，他们来到了霍县的霍山脚下，准备跨越霍山。 霍山在山西虽没有五台山出名，但比五台山险峻，那里长满了原始森林。从山下看去，山身乌黑，直插云霄。据当地农民讲，山中狼虫虎豹、奇禽怪兽很多，常有牛羊被吃掉。听到这些情况，老师们很紧张，深为孩子们的安全担心，採取了不少保安措施。孩子们由于好奇心的驱动，他们多数人见过狼，没有见过虎豹，很乐意攀霍山，甚至想碰见异禽怪兽，把害怕危险都抛在脑后。 “一保小”领导决定从西坡攀越霍山，这比东坡陡峭得多，虽缩短了不少距离，只有30多华里，但千岩万转路径不定，只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攀援，几乎看不见天空，有如钻人深洞，湿风清气袭来，8月里也凉意透骨。早上八九点钟进人山口。沟里灌木丛生，路两旁是茂密的荒草和树木，阳光直射山坡，显得很有生气，而无阴森之感。但不久，恶山的面貌就显露出来了。一头躺着的黄牛出现在孩子们眼前，口吐白沫残喘着。旁边呆站着一位老乡，说牛吃草时被毒蛇咬了，牛很快就会死去。听了老乡的话，同学们的心情骤然紧张起来，密切注视路旁草丛中的动静，谨防毒蛇窜出袭击。 队伍向山上走，路越来越陡，树木越来越多，荒草遮盖了道路，阳光一小块一小块的洒在地上。有些地段阳光根本透不过来，师生们像走进暗道里一样。此时，同学们想看虎豹的闲心逸趣没有了，生怕有毒蛇袭击。大家紧紧地相互跟随着顺小道向上爬，走了很久，阳光越来越多，天逐渐变大了，远处露出了山尖，它告知孩子们快要到山顶了。 人类和大自然共同造化了很多奇境。在霍山之巅竟有一块五六米宽、二三十米长的宽阔地带，同学们攀上到这里便停下来休息。这里阳光明媚，鸟鸣花鲜，空气清新。更令人惊喜的是这里竟有一个西瓜摊，堆有20多个大西瓜，学校把西瓜全部买了下来，每人分了一小块。真是久渴逢甘露，那西瓜甜不可言！大家边吃西瓜边举目四望，脚下是望不到底的深沟大川，全被树木覆盖，只见树梢不见树身，一片墨绿、深不可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林海吧。向远望去，群山环立，白云擦山尖而过。头顶的天很低，蓝得可爱。 队伍稍事休息后就开始下山了。此时，一头黄骡子卧倒不起，上霍山把它累垮了。它虽然不能再和孩子们一起行军转移了，但它倒在霍山顶上，在这样一块福地上，也算是福气吧，同学们暗暗祝愿它能脱俗成仙。 第321页 “快靠边站，给保育院的驾窝子队让路！”一道命令从队尾反向传来。对保育院的孩子们来说，“保小”的同学可都是大哥哥、大姐姐，他们都赶紧躲到了路边，等待着弟弟、妹妹的摇篮过来。来了，保育院的队伍过来了，每头驴、骡子、马上，分驮着两个大柳条筐，每个筐里面对面坐着两个孩子，他们随着山路的坎坷和牲口的颠簸上下起伏，左右晃动着。整个延安保育院都在骡马背上，在一只只老乡的粪筐中，一个个名副其实的摇篮里，摇着、摆着、晃着，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悬崖，头上是低沉沉的苍天，脚下是万丈深渊……从古至今，人世上谁见过这样长年累月，日夜不停的流动保育院呢？世上还能否找出第二个国家的保育院的孩子们，曾爬上过海拔两千米的高山，坐在悬于半空的摇篮里摇过呢？谁曾这样每一步、每一刻都在生死之间“自由选择”，在惊心动魄的运动中“创造自己”一天天成长呢？可是“保小”的同学平静地看着自己的弟弟、妹妹，看着他们静静地坐在粪筐里，已经习惯了这种动盪，这种危险，似乎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有的安然睡着，有的扭头看着路边的哥哥、姐姐。哥哥、姐姐们向他们挥动着手，赞扬他们的勇敢和继承精神，因为哥哥、姐姐们也是这样过来的。 1947年9月初，“一保小”从黄土高原走下来，踏上了辽阔的华北平原，到河北省武安县阳邑镇住下来。全校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大会，用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了“行军模范”，把他们的名字绣在一面红旗上，以兹纪念。从此，邢立统、刘金梅、秦新华、伍绍祖、林用三等20多位同学胸前都戴上了一个木制的“行军模范”奖章。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骄傲，但终生都为这个简朴的小木块感到自豪。因为它可以证明，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最艰难困苦的岁月，延安摇篮的孩子们曾歷程近两年，行走两千里。 “一保小”在河北省武安县阳邑镇住下来后，大同学管小同学的工作依旧没有停止。学校正式复课后。有一段时间，老师都集中在一起开展“三查”运动，全校学生就由少先队统管起来。高年级的少先队组织不仅要负责本班工作，并且还要给低年级小同学派出两个人去承担老师的任务，称为“小先生”。小同学打架了由他们劝解，吃饭要他们整队，上课要他们负责教认字，课外活动带着小弟弟小妹妹做游戏、讲故事；晚上睡觉，他们要睡到靠门的地方，嘴里还得叨念着：“别害怕，狼来了也没事。”夜里还要叫小同学起来“尿尿”……担当了老师、保姆和妈妈的全部责任。 白天佑同学是个男生，可他心灵手巧，拆洗被褥又快又好，同学们都钦佩地称他“白大姐”。有的小同学爱尿床，他们被褥上的气味特别大，在阳邑镇大搞过一次个人卫生，拆洗了所有的被褥，都是白天佑、朱尊英等大哥、大姐们帮助拆洗的。 “保小”在阳邑镇复课后。此时当地正处于土改高潮，斗争地主的大会常召开。学校为了加深同学们对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认识，经常让学生去参加斗争大会，听贫苦农民控诉地主的罪恶。农民的血泪控诉，加深了孩子们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对地主阶级的憎恨，坚定了他们的革命立场。 1948年夏，“一保小”转移到井陉县的孙庄，和华北解放区的行知、光明两所干部子弟学校合併。更名为华北育才小学，并从山沟里转移到华北平原的行唐县住下来学习。 1949年夏，最后一次行军，在旧世界轰然倒塌的轰隆声中，他们不再步行，也不坐架窝子，而是坐上了大汽车，向最后的行程北平挺进！ 第40章 四支儿童军的五条长征路线 延安保育院和“保小”在撤离延安时，先后共有四支队伍、五条行军路线： 第一支队伍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在院长杨芝芳等领导下，于1946年11月从延安撤退，1948年7月返回延安，1949年11月迁到西安。行军路线：延安——子长（瓦窑堡）——绥德（土地岔）——李家沟（渡黄河）——离石（碛口）（王家沟）——延安（李家洼）——西安。 第二支队伍是陕甘宁边区第二保育院，在院长张炽昌等领导下，于1946年11月从延安撤退，1949年9月进北平。行军路线：延安——绥德（三十里舖）——吴堡（过黄河）——离石（碛口）——汾阳（柳林镇）——襄垣（南里信村）——河北平山（刘家会村）——山西（定县）——北平。 第三支队伍是延安洛杉矶託儿所，在所长丑子冈等领导下，于1946年11月从延安撤退，1949年4月进北平。行军路线：延安——子长（瓦窑堡）——青涧县（枣林沟）——绥德——吴堡（过黄河）——离石（啧口）——临县（林家坪）（张家沟）（三交镇）——兴县——平山——北平。 第四支队伍是延安实行供给制的干部子弟小学的师生，他们根据边区政府的命令，合併成为“一保小”、“二保小”，在郭林、刘志楠校长等领导下，分别于1946年秋冬、1947年春进行转移。 第322页 “一保小”在校长郭林等领导下，1947年3月从白家坪撤退，1949年7月进北平。行军路线：安塞（白家坪）——雷嘴河——子长（安定城）——雷嘴河、志丹（刘家砭）——王家湾——靖边（青阳岔）——横山县（石湾）——子洲（双湖峪）——绥德（义合镇）（刘家川）——吴堡（宋家川）（过黄河）——离石（碛口）（寨子村）——武安（阳邑镇）——井隆（孙庄）——行唐——北平。 “二保小”在校长刘志楠等领导下，1946年11月从延安撤退，1948年9月返回延安裴庄，1949年11月迁西安。行军路线：延安——延川（鲁家湾）——子长（杨家园子）——子洲（老君殿）——子长（康家坪）——靖边（榆树岭）——安塞（李家河）——志丹（肖家园子）——靖边（黄家湾）——横山（石湾）——子洲（苗家坪）——绥德（辛店）（义合镇）（刘家川）——昊堡（宋家川）（过黄河）——离石（啧口）（寨子村）——啧口（过黄河）——绥德（刘家川）——清涧县城——延川县城——延安（裴庄）——西安。 上述四支队伍经五条路线，在上有敌机轰炸、下有敌兵围追堵截，歷时近两年时间，行程两千余里，胜利完成了安全大转移。“马背摇篮”就是集中反映这支娃娃队伍转战千里，战胜敌人，迎接解放的动人史实。 第三篇 “红色贵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的一代 引 言 一.“红色贵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的一代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人称共产党为“红党”，称红军为“红匪”。当时一提到“红”字，就犹如提到妖魔鬼怪一样令世人关注。 现代人写革命先驱者的事，取名为“红墙内外”；写革命老妈妈，取名为“红墙内的夫人们”；写先驱者的后代，取名为“红墙内的子女们”；还有什么“红色后代”，“红色公主”，“红色贵族”，“红摇篮”，“红墙童话”……这“红”字用在这里究竟是褒还是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解释。而“贵族”，按通俗的解释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以及现代君主国家里统治阶级的上层，享有特权。 革命先驱者之所以要革命，就是要砸碎旧世界，推翻封建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政权。革命先驱者的后代，他们降生在这样一些家庭里，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里，确实享受过一般孩子享受不到的人民群众给予他们的“特权”。 再有就是，他们的父母在白色恐怖下进行革命，进行“地下”的殊死斗争；为了用武装夺取政权，又进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这些艰苦的地下斗争和武装起义，使他们的前辈成为人民英雄，也成为这代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对于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宣传，在这一代人的心目中，勾画出了男子汉的奋斗目标和辉煌光荣之路。使他们觉得投入到殊死的斗争中去，如同去经歷幸福的炼狱，炼狱如同天堂般的诱惑着他们；再加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塑造了这代人的灵魂；使他们莫定了终生为党、国家、民族献身的不悔追求！这也许就是“红色贵族”的最大特殊！ 二.学校教育 在中华民族现代教育史上，有这样一些託儿所、小学、中学到大学，虽然是土窑洞、简陋的礼堂、露天的教室构不成现代教育的风景线，但它却曾是一块讲求真理的园圃，培养民族继承者的基地，养育革命后代的摇篮，造就建国人才的熔炉，令后人永远仰慕的丰碑；在这块丰碑上，镌刻着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的丰功伟绩，浇铸着这一代人无悔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更留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父辈们的巨大心血与情感。他就是共产党人在延安、各解放区和后来在北京兴办的供给制、寄宿制，养教并举、学做结合的新式公育儿童机构。 保育儿童，并非是到了战时才有的工作。儿童是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在和平环境里，民族要繁衍，国家要昌盛，这都和第二代主人翁的孩子们有直接关系。因此，欧美各国和苏联，甚至亡我之心不死的日本，在平时都十分注重对孩子们的学校教育，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41章 背井离乡苏联国际儿童院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唤醒了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欧洲、亚洲、美洲以致大洋洲的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澎湃发展。苏联——这块世界革命的红色摇篮，遵循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导，向全世界革命者敞开了广阔的胸怀。被迫害的革命者在这里受到保护，以便重整革命旗鼓；他们的子女也在这里得到培养教育，以便将来为自己的祖国服务。 中国革命先驱者的子女，也有一部分被送到苏联来生活和学习。这在当时来说，实属革命的需要，绝不是特殊化的表现。但仍有人认为：他们是“红色贵族”！他们拥有特殊的家庭，受教育在特殊的学校，生活在特殊的环境中……的确，这些都是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不能不让人议论。虽然事出有因，但也总应弄个明白，让后人知道真情。 第323页 1922年以后，苏联平定了国内白匪的叛乱，经济开始得到恢復。由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发起，在苏联先后建立了几所国际儿童院，以培养教育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子女。 苏联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 建成于1929年8月1日。这一天，是世界各国劳动者在共产国际的红色旗帜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纪念日，被称为“国际红日”，因而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也被称为国际红日儿童院或国际八一儿童院。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始建于1926年。当时，由瑞士女共产党员曼托娜？莫泽尔捐款创建。她捐赠了她父亲——着名的莫泽尔钟錶公司的经理——留给她的全部遗产。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地址在莫斯科远郊，原是沙皇时代的地主庄园，环境非常优美。它的周围仍是大片的树林和集体农庄，院前面有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儿童院建成后，分设“託儿”、“幼儿”、“小学”三个班。该院开院后，收留了来自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日本、美国、中国等国的六七十个孩子。第一个入该院的中国孩子是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瞿秋白先期赴苏联。同年5月，瞿独伊和妈妈杨之华从上海乘船到大连，转火车赴苏联。 由于父母工作学习忙，便把瞿独伊送一家儿童院。因独伊长着黑头髮，年龄又最小，也不会说俄语，一些调皮孩子以为她是犹太人，常来欺负她……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开始收孩子，瞿独伊就转来了。她是人院的第一批孩子，也是第一个中国孩子。 1929年下半年，儿童院又先后来了三个中国孩子。他们是中国早期着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和儿子苏河清姐弟俩，姐姐苏丽娃比独伊大一点，弟弟苏河清与独伊同岁。另一个中国小女孩儿，比他们晚来几天，是着名红军女将领张琴秋和沈泽民的女儿。她叫张玛娅，胖乎乎的，圆圆的脸蛋儿，闪着两只机灵的大眼睛，看上去特别可爱好玩儿。继而人院的还有赵世炎的儿子赵令超、赵施格，蔡和森的女儿蔡妮，黄平的儿子黄健，林伯渠的女儿林利，王毓峰的儿子王苏南…… 1932年夏，瞿独伊、苏丽娃、苏河清，被选派参加了苏联克里米亚的“阿尔代克”少先队员夏令营。这是当时苏联最好的儿童夏令营，除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来的少先队员外，还有一些外国儿童在这里度过有意义的欢快的暑期。 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1933年5月1日建成投人使用。它比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大多了。这个第一国际儿童院是由共产国际及苏共中央的领导人之一、列宁的老战友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席斯塔索娃倡议建立的。 1931年由n。巴尔胡洛夫设计的儿童院在距莫斯科300多公里的着名的纺织工业城市——伊万诺沃开始施工。这所规模大、设备全的儿童院的建筑，包括一幢二层的主楼及多所一层的房舍和地下室组成。分成教室、食堂、宿舍、图书馆、体育室、活动室、浴室等。教学与生活都十分方便。它除了设有幼儿班、小学班外，还设有初中班，使成长中的儿童们能受到更多的教育，儿童的人数也增加了很多。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除了接收中国孩子外，先后还接收了德国、奥地利、希腊、义大利、西班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日本、朝鲜、法国、伊朗、美国等民族数百名3岁以上的孩子。除了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转来的十来个中国孩子外，先后又进来一些中国孩子。 苏联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1936年，常驻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商于共产国际，希望在莫尼诺建立一所专门接收中国孩子的儿童院。1937年，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正式建成。毛泽东、杨开慧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是这个儿童院的首批孩子，在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瞿独伊、苏家姐弟、张玛娅、赵家兄弟、蔡妮、黄健、林利等也都转到了莫尼诺…… 继而来的中国孩子还有：蔡和森的女儿蔡转，郭亮的儿子郭志成（多难）， 张太雷、王一知的儿子张芝明，张浩的女儿林莉，林彪的女儿林小林，李富春、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刘少奇、何宝珍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高岗的儿子高毅（高老虎），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等；还有保加利亚季米特洛夫的儿子，波兰贝鲁特的女儿，义大利龙柯的儿子，美国邓尼斯的儿子，南斯拉夫狄托的儿子，西班牙伊巴露丽的女儿等各国革命者的孩子。 1940年，莫尼诺儿童院关闭，孩子们被送到其他儿童院，全部中国孩子则迁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这时候在儿童院的孩子除了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小飞），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朱德的女儿朱敏，蔡和森的儿子蔡博，邓发的女儿邓金娜，秦邦宪的女儿秦吉玛，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曾三的女儿曾芳兰，伍云甫的女儿伍绍云外，还有张志民、刘毅天、彬傅、王南、林琳、杨维嘉、候果力、孙玉、林英、张福、李多力、陈松、刘煌奋、孙和、杨东、任娅、谢云、蔡洛文、肖维加、刘维民、李广、王小竹、李树华、陈印、张兰、王达亚、赵绮莲、苏罗莎、柴娥丽、瞿克林；在苏联出生的有：刘维明、刘霞、郑耀华、郑新华、肖苏华、肖立昂、于彬、沈林如、刘莫阳、韩模宁、秦威、秦平等。 第324页 1948年派往苏联留学的21名留学生：罗炳辉之女罗镇涛，邹韬奋之子邹家华，谢子长之子谢绍明，叶挺之子叶正大、叶正明，任作民之子任湘，刘伯坚之子刘虎生，张浩之子林汉雄，罗亦农之子罗西北，任铭鼎之女任岳，叶剑英之女叶楚梅，贺晋年之子贺毅，崔田夫之子崔军，项英之女项苏云，李硕勛之子李鹏，张宗逊之侄张代侠，王家祥义子朱忠洪，萧劲光之子萧永定，高岗之子高毅、外甥江明，杨琪之子杨庭藩，也是先进伊万沃国际儿童院进修的俄语。 1948年到苏联留学的21名同学：简称“4821”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各国孩子受到正规和良好的教育。虽然几所儿童院情况所不同：如瓦斯基诺儿童院，学习和生活都在院里进行；莫尼诺儿童院，新的学生在院内学习，到适应苏联学校的要求时，就到院外学习；伊万诺沃儿院，基本在院内生活，在院外学习。但无论如何，都是按照苏联10年一贯制教育制度实施教育的。中国孩子按照他们的年龄和原先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分配到不同的年级学习。除了个别孩子在修完7年课程便考人中等专业学校外，部分孩子修完十年制课程，又考人了高等学校继续深造，还有部分孩子未学完全部课程便回国参加工作了。学生们修业的课程，首先是学习俄语，并且必修德语，也学一点母语。另外还要学习歷史、地理、物理、化学、几何、代数、三角、天文学、动植物学、俄国文学、外国文学、苏联宪法等课程。 课余，儿童院组织学生进行多种文化娱乐活动。他们组织各种活动小组，如歌咏、舞蹈、体育、摄影、无线电、车工、木工等，由老师辅导进行活动。这样，一方面陶冶了孩子的性情，使他们开朗活泼，另一方面又培养了孩子们的劳动观念及多种特长，使他们健康地全面发展。 中国的孩子学习都十分刻苦，成绩优良。蔡转、林莉、郑耀华等人在毕业考试时，以各科成绩均为“五分”而获得金质奖，这是极少数人才可得到的荣誉。蔡博上大学后，则因学习成绩优异而获得“史达林奖学金”。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培养和苏联人民的关怀下，中国学生都学有成就。当新中国诞生时，他们纷纷回国，以他们的专业技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苏联国际儿童院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大家庭。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又进行了几年的国内战争。战火熄灭后，面临帝国主义国家的“禁运”，经济恢復及发展极为困难。然而，他们仍为世界各国革命者的后代提供了当时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生活和学习的条件。中国的孩子们，他们在祖国遭难、父母牺牲，即使是父母没有牺牲的也无法照顾他们的时候，幸运的来到这个大家庭里，和各国小朋友们像兄弟姊妹一样团结友爱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习惯了以儿童院为家，培养成了只知道有集体和我们而很少想到个人。中国的孩子大多是中国革命先驱者的子女，而其中又多是烈士子女，但他们没有“中共领袖子女”的概念。而正因为他们是早期共产党人的后代，他们比自己的同龄人生活得更艰辛，道路更曲折，付出的也更多。 各国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对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极为关怀。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给国际儿童院学生的一封信中写道：“苏联当局通过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向你们提供了你们身体和精神成长、教育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你们要善于珍视这一切……使自己成为坚强和无限忠于列宁事业的战士。”“在这里，永远不要忘记，你们还肩负着对你们祖国人民的义务。不要脱离本国人民，不要忘记自己的母语。要记住，你们或许还需要为打败你们祖国的敌人而斗争。现在还要为此做全面的准备，以便在需要时能够出色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列宁的老战友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席斯塔索娃、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科拉洛夫、德国共产党总书记皮克、义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西班牙共产党领袖伊巴露丽、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贝鲁特、巴西工人运动领袖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智利共产党总书记路易斯？ 科尔巴兰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瞿秋白、周恩来、邓颖超等人，都曾到国际儿童院去看望过孩子们。 季米特洛夫看望伊万诺沃儿童院的孩子们时，还赠送了25辆脚踏车，令孩子们欢欣无比。国际儿童院的教员中，除苏联教员外，还有不少外籍教员，如德国籍的、保加利亚籍的，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师哲、郑一俊、赵云蓉、韩铁生、朱家瑞、张梅等人到儿童院担任教员。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的“红色贵族”，在列宁的故乡，接受了马列主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造就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国际主义精神。这种观念和精神，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得到了检验和发扬。 生活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这些孩子中，一部分是在苏联出生的，一部分离开祖国时，还是不懂世事的幼儿。但是在父母革命思想的薰陶下，在儿童院的教育下，他们大多知道自己的父母或是为了一个神圣的事业而牺牲，或是为了事业正在奋斗。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立下了继承父辈事业的志向。1946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博等孩子们的回信中写道： 第325页 “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毛主席的关怀和期望，使孩子们深受鼓舞。当他们中学毕业面临新的选择的时候，都充分考虑将来如何更好地为国服务。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批海外赤子纷纷归来。在祖国这块洒满先辈鲜血的土地上，默默地耕耘，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添砖加瓦，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成长的这批中国孩子，长期受革命思想的浇灌，在生活道路上受到各种磨鍊，造成了他们“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人生观和不怕困难、不屈服压力、一往无前的勇气。 他们回国以后，尽管在生活或工作中歷尽坎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被打成“苏修特务”、“反动权威”、“黑帮子女”等，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们绝大多数都经受住了考验，对共产主义事业、对真理必胜没有失去信心。 第42章 圣地幼苗歷尽寒暑迎甘露 1936年夏，红军东征回师后，採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1936年冬，蒋介石不但不抗日，反而调动260个团云集陕甘宁地区，准备发动对红军的大围攻。在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发生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指挥我军和全国人民，准备与日寇浴血奋战。许多抗日志士奔赴前线，将幼小的子女留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为了解除奔赴前线将士们的后顾之忧，拯救和培养民族的未来主人，我党决定创办收留抗日志士子女和烈士遗孤的学校。 延安鲁师干小班 1937年2月1日，是伟大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先生诞辰60周年纪念日，他在这一天向党中央发出倡议，在刚刚建立的延安鲁迅师范学校，开办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第一个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公育儿童干部子弟小学班。这样的倡议，只有像徐特立那样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才能提出和兴办。因为那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端困难，鲁师本身就够艰难了，再附设这样一个小学班，困难更多、更大，房子、教师、口粮都是问题，再加上小孩子还要有专人照料，这是一般人所不敢想像的。但徐老很坚决，他想得远、看得准、提得及时，很快就被中央苏维埃政府批准了。经过一个来月的筹备，学生由中央组织部推荐。由于条件限制，当时只能开设一个班，很多学龄儿童入不了学，只好照顾年龄大的烈士遗孤和有特殊困难的干部子女。 入这个班的学生，一律实行供给制，生活和学习的一切费用、一切设施，都由公家供给，使这些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特殊待遇，这是在中华大地上，在革命圣地延安滋生的第一批“红色贵族”。 第一批批准人学的孩子17个，其中有革命先烈谢子长的遗孤谢绍明。3月21日，“鲁师干小班”正式开学，它是我党创建的供给制、寄宿制，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儿童公育学校的开端。 9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中央苏维埃政府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1938年1月，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周扬任边区教育厅第一任厅长。当时，他提出了正规化的口号，鲁迅师范学校搬到关中马兰地区，只带走了师范班。干部子弟小学班迁到延安城内，在南关孤魂沟建立校舍，学生由原来的17人增加到50余人。校务主任由吴燕生同志担任。 “延安干小” 1月15日，边区政府在孤魂沟成立了延安干部子弟小学，简称“延安干小”。张国焘兼任校长，褚友仁任党支部书记。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崔田夫的儿子崔军、张友清的儿子张燕林等都先后进人了这所学校。 当时，学校规模不大，学生也不多，大多数学生是随中央红军长征从南方来的。陕北的红军子女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 延安鲁迅小学 4月，“鲁小班”与“干小”合併。吴燕生仍任校务主任。学生多了，规模也越来越大了，由于校舍紧张，师资、设备都有困难，边区教育厅决定将延安“干小”与延安“完小”合併，由教育厅直接领导，改名为鲁迅小学，简称“鲁小”，李飘萍被任命为校长，有学生100多人。同时制定了《边区小学法》。小学法中明确规定：“依照国防教育方针及实施方法，以发展儿童的身心，培养民族意识及抗战建国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技能。” “鲁小”根据国防教育方针的要求，规定了学生的人学条件：父母在土地革命或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遗孤；父母在抗日前线或在国统区做地下工作；红军在长征中收容的红小鬼。当时在校的学生有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毛主席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张浩的两个儿子林汉南、林汉雄，方志敏的两个儿子方荣柏、方荣竹，高岗的儿子高老虎，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张友清的儿子张燕林，崔田夫的儿子崔军，贺晋年的儿子贺毅…… 第326页 4月15日，鲁迅小学正式开学。“鲁小”坐落在延安古城里南北大街之间，离党中央毛主席住的地方很近，教学环境和教学设施都比较好。 进人“鲁小”的学生，每人都发了一套崭新的但并不合身的军装和军帽。从全国各地来的孩子们，一穿上这套衣服，一下子就变成了“红小鬼”、“小八路”。 “鲁小”的校园并不大，校舍都是平房。其中有一间大教室，曾作为男生班的一个集体宿舍，用许多张课桌拼成一个大木床。很多孩子刚人学时，都在这个大床上一起睡过觉。 教室中间，还有一块不太大的操坪，一下课各班同学都到这里来进行各种活动。小小的操坪上，天天充满了欢笑和歌声。 “鲁小”初期人学的学生，多来自五湖四海，在这个大家庭里都能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最能关心同学的要数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了。 毛远志小时候和妈妈王淑兰一块坐过监狱。和她们同一牢房里还有一位红军妈妈带着一个男孩，就是后来和她同入“鲁小”的毛华初。 王妈妈为革命工作无力照顾两个孩子，毛远志被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毛华初也吃尽了苦头。1938年春，毛远志、毛华初被送到延安大伯毛泽东处，毛泽东把他俩送进了“鲁小”。 毛远志人学后，什么活都会干，又特别体贴关心人。她见小同学的衣服破了，扣子掉了，总是随时帮助缝上。她无论参加生产劳动，还是为班上同学打开水、打饭菜，总是抢着干。她小时候并没有上过学，只是当童养媳时作过小女婿的陪读，加上她的刻苦努力，考试总是在前几名。因此，班上同学都尊称她“大姐”。 由于当时生活困难，卫生条件差，不少女同学头上长了虱子。为此，大部分女同学都剃了光头，再穿上一身和男同学毫无区别的宽大的军装，经过很长时间，同学们才知道毛远志是个女孩儿。她又热情又能干，真是干部子女学生中的好榜样。 当时，不但同学之间互相关心，而且同学们还关心大人。每到星期日和节假日，大点的同学都主动到伙房帮厨，替换下伙夫爷爷、叔叔们去休息。帮厨次数最多的要数在陕北土生土长的谢绍明和湖南来的毛华初了。毛华初曾担任过伙食管委会的学生代表，因常在灶里帮厨，脸经常被油烟燻得黑黑的，但他总是乐呵呵的。 “鲁小”当时在延安虽然只是座小学，但很出名。延安当时有大的群众集会，“鲁小”都参加，而且都是坐在最前面。只要他们的队伍一进会场，没等落地坐好，便会听到一阵有节拍的唿喊声：“鲁小的，唱一个！”“快！快！快！” “鲁小”学生年龄虽小，但唱革命歌曲从不示弱。指挥唱歌最有力的是小个子于龙江和只有八岁的陈英秀。他俩听到唿喊便主动地一跃而起，大声领头唱一句：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体同学便会齐声唱起来。唱完，他们也会在小指挥的指挥下，齐声高喊： “抗大的，来一个！”“快！快！快！”来个回敬。 每次开大会，相互拉歌总要持续一二十分钟，充分显示着革命队伍的团结友爱，朝气勃勃的新气象。 这年夏天，在一个晴朗的假日里，吴燕生主任带着“鲁小”学生到延安城外去郊游。一到山上，同学们马上被那湛蓝的天空和漫山遍野的野花迷住了，争先恐后地奔向那广阔的山野，对着高山、大川拼命地唿喊，放声地歌唱。有的男同学互相打闹，有的女同学围着那成片的各色各样的小花高兴得拍手叫好。虽然他们生活、学习在延安这个山沟里，但同学们到了郊外，完全包容在大自然里，天地合一，别是一番情趣。 有好几个同学手中都捧着大束美丽的山花，一边跑，一边冲着吴燕生主任喊： “老师，你看这些花多美！我们把它献给毛主席好吗？” 不知是谁先提出的这样一个建议，也不待老师答话，只听到一片附和声。也真是出乎意外，吴燕生主任竟然答应了大家的请求。 同学们很快就排好了队，在吴主任的带领下，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声唱着歌曲向毛主席的住处出发了。 毛主席在他那简朴的会议室里接见了“鲁小”师生。同学们很有礼貌有次序地向毛主席献花，毛主席和每个人都握了手。看起来主席很满意，也很高兴。 大家围着大会议桌坐下来。毛主席亲自给同学们分发了饼干和糖果，然后询问他们的学习与生活情况。同学们一边七嘴八舌地回答，一边忙着吃他老人家分发给自己的饼干和糖果…… 切当同学们的嘴渐渐停下来的时候，毛主席又问：“你们在学习生活方面有什么要求吗？”同学们一时静了下来，不知从何说起。“鲁小”的小演说家项苏云，是项英的女儿，当时就坐在毛主席的对面，同学们不由得把目光投向了她。 她看了一眼吴燕生主任，吴主任也向她送去了鼓励的眼神。项苏云站了起来，看着主席的脸说：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那里消灭了剥削制度，劳苦人民过上了最幸福的生活。我们能到苏联去学习吗？” 第327页 毛主席认真听着，思索了一下才说：“你说得对啊，苏联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苏联人民推翻了剥削阶级，所以人民过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幸福生活。这样的社会是全世界劳苦大众所嚮往的理想社会。你们想到那里去学习、生活，我能理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苏联虽然很大，也不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到那里去生活呀。我看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都按照苏联的方式团结起来，推翻骑在自己头上的剥削阶级，建立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 毛主席讲到这里，伸手端起了面前的茶杯，他慢慢地喝了一口水，又用眼睛环视了一下同学们，看到大家都瞪着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在听他讲话，就继续说：“就我们中国来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一个光明幸福的新中国。到那时候，我们就是不到苏联去，不是也同样可以过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幸福生活啦？” 毛主席的话，不但回答了项苏云的提问，而且更主要的是给大家指明了前进的奋斗目标，努力学习的方向。 回到学校后，同学们思考了很多问题，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人人都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尽快学好本领，早日走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的岗位，为国出力！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很关心“鲁小”学生的成长，毛主席曾为“鲁小”第一届毕业生题词：“学习之后，就要工作。工作之中，还要学习。学习与工作，都是为着一个总的目的——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跟随势力，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与新世界。” 1938年7月初，边区政府决定成立边区中学，当时从各地进人边区的青年很多，其中一部分是少年，文化程度较低，不能马上分配工作；一部分寻找回来的干部、烈士子女与参加长征过来的“小红军”、“小八路”，文化程度也很低，需要提高；各机关需要大批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中下层干部来充实。因此，参急需创办一所中等学校培养他们。当时，虽有“鲁师”，但这所学校已迁到关中，而且一所中等学校也很难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 边区中学创办时就明文规定：“本校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智能的新青年为宗旨。”边区中学的教学方针是：培养学生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学生具有初中文化；培养学生民主集中制思想和民主作风；培养学生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 这样，就由“鲁小”让出校舍的前半部，作为“边中”的校舍。 “边中”附小 1938年八九月间，日寇飞机经常侵扰延安，各机关、学校准备疏散。“鲁小”又与边区中学合併，成为“边中”的小学部。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人侵，东北、华北地区相继沦陷。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战区之内产生了大批流浪儿童。流浪儿的父母，有的被敌机炸死，有的被屠杀，有的牺牲在抗日前线，有的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孩子们无家可归，孤苦无依，缺吃少穿，无以为生。悲惨之情，目不忍睹；民族幼苗，亟待拯救；社会各界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唿声。 1938年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运动中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成功的一例，也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得到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等10余个社会团体，在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知名人士高岗、林彪、成仿吾、蔡畅、康克清、丁玲、徐明清、张琴秋、高朗山、史秀云等60余人倡议下，发起成立“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10月2日，陕甘宁边区保育分会所属第一保育院正式成立。 10月中旬，“边中附小”随“边中”撤离延安。在撤离的前夜，“边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通夜为“附小”的小弟弟、小妹妹忙碌，最后帮助他们把行李装上马车。天还没亮，起床号唤醒了沉睡的孩子们，连忙吃点早饭就出发了。大车上的行李堆得像小山一样，年龄小的孩子分别坐在行李中间，道路坎坷不平，车子摇摇晃晃，孩子们只得紧紧抓住捆绑的绳索。晚上在安塞旧城宿营，同学们分住在民房里。 第二天在继续转移的途中，听到从延安传来消息：日本飞机把延安许多地方炸成瓦砾场。“边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正准备撤离的时候，有三个大哥哥被炸死了。还有曹锋同学，小陈老师为了抢救4个小同学也牺牲了。噩耗刺痛了师生们的心，有的小同学忍不住哭出声来，这不共戴天的仇恨，深深地埋在同学们的心上。下午，行军到了临时驻地安塞县的吊儿沟。 吊儿沟是个狭沟荒野山村。两边高山对峙，川面很窄，两山中间一条小溪流过。北山根下有一排高低不齐的窑洞，说是过去一家地主遗弃的庄院，这时成了边中附小临时的校址。由于条件限制，老师把男女同学分开，每个窑洞约住20人，一二年级宿舍都配有保姆。 第328页 延安“保小” 1939年初，“边中附小”和保育院小学部合併，“边中附小”的孩子们搬到白家坪，合併后学校正式改名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第一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很多学生想不通？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红军改成八路军、新四军，中央苏维埃政府改成陕甘宁边区政府，孩子们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那是大人的事……可现在，自己的学校改名了，听说宋美龄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理事长，孩子们实在想不通！有的孩子哭着说：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我们的大仇还没报，为什么要和国民党合作？” “我们不同意学校改名！” “如果学校改名，我们就退学！” 面对着孩子们的阶级仇恨，面对着孩子们爱僧分明的阶级情感，很多老师、教工、阿姨都掉泪了。为了深人细緻做好孩子们的思想工作，老师们用孩子的父母、用红军改成八路军的生动例子，来教育说服孩子们： “红军要改成八路军，很多红军叔叔和阿姨也接受不了！有红军叔叔激奋地说：‘十年内战，同室操戈，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革命根据地被国军洗劫，多少血案？多少人命？红军长征，千辛万苦，国军围追堵截，每一段路都是一场血战，红军30万人被折腾得只剩下3万多人。多少血泪？多少深仇？可在转眼之间，红军真要编成国军，红五星真真地要换成青天白日了。真叫人难以置信！’叔叔阿姨们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可‘改编’仍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是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同意的啊！” 红军在三个战场上改编，在三个战场上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每一个会场上都有1万多指战员，黑压压、静悄悄地排列着中华民族的精英。将士们悲壮而激昂，许多人流泪了。是啊，当了十多年的铁桿红军，跟国军血肉搏杀了十多个春秋，今天一下子都要变成国军，谁能想得开？ 阿姨们自己思想也不通，还要给孩子们做工作。他们把红军的教育宣传材料，拿来照本宣科的讲给孩子们听。幸而当时的孩子们都成熟得早，他们从懂事起，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受到教育、薰陶和潜移默化。那些大道理他们还能听懂，道理讲清了，他们是能顾全大局的。 “保小”直接属边区教育厅领导，校长由吴燕生担任，郭青任校务主任，彭镜秋任生活指导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有学生200多名；教职工80-90人。 白家坪距延安75华里，在旧安塞城的北面。“保小”的校舍在白家坪村大路东边一条川道里，这里川道宽旷，大路西边就是延河，距学校约一华里。村庄坐落在东山坳之中，大路两侧是片片农田。比起延安来虽然不及她的繁华，却胜过她的宁静。在硝烟瀰漫的战争年代，这所由党创办的儿童公育学校东奔西跑，最后落脚到这样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扎根，不能不说是党和边区政府的最大关怀，也是孩子们的最大幸运了。学校驻地安定了，学校发展也就有了基础。 “保小”校址的基础在白家坪村的中央，像汉字的“八”字，一条干涸的小沟渠穿过八字的中间，横跨田地和大路，直伸延河，把“保小”分割成南北两半。在小渠的上下有一座石桥和一座木桥，又把八字两半连接成一个整体。 这里的延河不宽，水也不深，但是终年流水不断。延河，给了“保小”师生们很大的方便，吃水、洗衣服全靠它。夏天可以在这里洗澡、游泳；冬天结冰后可以熘冰、滑冰车。 每逢星期日，同学们常到延河边玩耍。在河滩找石头磨棋子下棋，找青石板块磨制石板、石笔写字。在延河里有时还可以抓到小鱼、小螃蟹玩，真是增添了不少生活乐趣和对大自然的认识。 在礼堂门前，还有一棵大槐树，又高又大，枝叶茂盛。听老人们说，他们小的时候，这棵大槐树就这么大，谁也不知道它有多大年龄。 当时学校的工作人员除了老师外，还有事务人员、医务人员、保育员、炊事员、饲养员……因学生全部住校，生活学习全由学校负责，所以比一般学校工作人员要多些。 “保小”老师的水平都比较高，多数是从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校结业生中，由中央组织部选派、经教育厅介绍来学校工作的。其中有不少原来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小学教师，有的还担任过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校长，有的在来延安前就是出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先后在“保小”担任过校长和副校长的有：吴燕生、郭青、梁金生、王英樵、王志匀、郭林、王荣、高锦涛、刘志南等。 党政工作者和事务人员中，有的是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在白色恐怖中出生人死久经考验的老前辈，如彭镜秋、周文楠、孙敬毅、宋思纯等；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陕北土地革命的老红军，如罗冬祥、谢肇通、贺吉树、梁加业、肖文贵、吴成保、王启贵等。他们中有不少人身经百战，挂过彩、负过伤，身体不好，但均积极工作，热爱学生。另外也有一部分地方干部，他们打过游击战，思想好，工作踏实。 第329页 保育员大半是干部家属，她们过去也曾参加过革命活动，有一定贡献。有的自己的孩子就在“保小”，她们愿意带好学生，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当时参加过保育工作的有：高岗的夫人杨芝芳、徐向前的夫人黄杰、赵毅敏的夫人凌莎以及杨献珍的夫人杨阿姨、左权的夫人刘阿姨、崔田夫的夫人赵阿姨……她们对孩子都爱如己子，孩子们更是爱这些妈妈，大家相亲相爱，亲如一家。 “保小”在开发学生智力的同时，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在能力培养中，又十分重视学生的自治自理。早在1939年初，学校就成立了学生会，而后又创建了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 学生会由委员7人组成，在三年级以上各班选举产生。除正副主席各1人负贵全面工作外，其余5个委员各负责1个股的工作。委员每学期改选1次。 少年先锋队是带有半准军事性的少年组织，四、五、六年级学生均可参加。编制分为大队、中队、小队，由大队部领导活动。大队部由大队长、军事体育股长和政治指导员组成。一般由体育老师担任指导员。儿童团是三年级以下学生的社会组织，受少先队大队部领导。训练目的是：培养学生适应战争环境的能力，增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经常搞些军事游戏，简单的制式操练和防空急救等活动。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关心“保小”的建设，经常过问学校的工作。中共中央妇委曾经开会，专门研究过“保小”的工作。当时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和后来的厅长周文、柳提以及江隆基等，曾亲自指导“保小”的工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边区政府主席林老（林伯渠）也常过问“保小”的工作。徐老曾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保小”特殊儿童的教育问题。 1939年5月21日，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少先队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当选为代表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 延安“抗小” 八路军为了照顾抗战中的军人家属，1941年8月，在延安北门外的大贬沟成立了“八路军干部子弟小学”，后由大贬沟搬到邓家沟，校名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小学”，简称“抗小”。程今吾为第一任校长，他曾在延安一所学校中，详细地介绍了“抗小”。1946年春，该校有教职工16人，学生150人。 “延属干小” 1944年8月，在延安东关飞机场附近的东沟，成立了“延属分区干部子弟小学”，简称“干小”。1946年春有教职工28人，学生147人。 “二保小” 1945年10月，在延安宝塔山南麓日本工农学校的旧址内，成立了陕甘宁边区第二保育小学，简称“二保小”，1946年春有教职工23人，学生162人。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王若飞、贺龙、彭德怀等。多次到保育院、“保小”、“抗小”看望师生。谢老（谢觉哉）曾特意来“保小”给师生讲话。还有肖劲光、王维舟、王震、肖三、丁玲、蔡畅、康克清、张琴秋等都常来看望孩子们。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专门给“保小”带了200多本图书和40多幅教学挂图。宋庆龄通过“保盟”，多次给保育院、“保小”、“抗小”捐赠各种物资、医药、教学用品等。 “保小”、“抗小”的学生年龄相差很大，小的六岁多，大的已二十岁，最高班是初小四年级，也就是全校第一班。一个班的学生前后达40余人，学生的成分有小红军、烈士子女、在抗日前线或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子女、平民百姓子女。谢绍明、刘得才、马正方、白新才……都是小红军；毛远志、毛华初、刘允斌、刘爱琴、刘力贞、项苏云、方荣柏、方荣竹、刘虎生、恽希忠、罗西北、王继飞、宣平、刘朝兰、聂承勇……都是烈士子女；艾政、孙慎纪、于龙江、于龙灿、邓维琛、李云鸾、聂春志、陈涌岷、聂永在、汪道河、陈祖泽、高老虎、曾宪林、崔军、贺毅、贺光辉、林汉南、林汉雄、肖永定、南新宇、南新宙、王兴、秦刚、秦新华、李铁映、伍绍祖、林用三、任远志、任远征、乌可力、邓金娜、马新如、李立、李大立、蒋祖慧……都是在抗日前线或在白区作地下工作的干部子女。白来东、邢立统、马喜乐、李久铭、常英……都是平民百姓子女。还有两个朝鲜孩子方汉雄、崔荣，为抗日和他们祖国的解放随父母来到延安。 这些孩子由于特殊的磨鍊，在思想上比同龄人成熟得早，白新才入小学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了。谢绍明、毛远志、毛华初、马正方等都是在小学入的党。绝大部分同学都是抗日民族先锋队员（民族先锋队后来改为突击队）。当时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人翁精神特别强。 从学生的来源看，有的从城市来的，被称为“洋包子”；有的从农村来的，被称为“土包子”。这两部分人在学校各占一半，可算是势均力敌，哪一方都没有绝对优势。“洋包子”的特长是：见过世面，见多识广，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年龄较小，表现得活泼可爱。“土包子”的特长是：忠厚、老实、会干农活，文化程度相对低，年龄较大，表现为说得少干得多。这样一群土土洋洋，大大小小，性格各异，文化、知识层次不等的孩子集中到一起生活和学习，难免不发生问题。有些“洋包子”觉得自己来自大城市，啥没见过？看到这从农村来的土里土气的“土包子”大哥大姐，还真有点看不起！这些农村长大的孩子，朴实、肯干，不太喜欢那些爱说、爱表现自己还有些娇气的在城市生长的“洋包子”小弟小妹们。老师可不管你是“洋包子”还是“土包子”，对所有孩子一律平等，一视同仁，将德育教育贯穿于各项活动中去，把他们都塑造成民族的未来主人。 第330页 在“保小”这座熔炉里，过不了多长时间，不管什么样的成分，在集体中都会被熔化。吃小米饭，穿粗布衣，住土窑洞……艰苦的生活，快乐的童年，甜甜地印在当年这些小“土洋包子”的心里，变成了他们终生无法消除的记忆。 当晨曦从东方出现鱼肚白时，白家坪的小山沟里敲响了起床的钟声。同学们从睡梦中醒来，像战士一样迅速地起床、叠被，穿上宽大的灰制服，走出各自居住的土窑洞，集合在大操场上。哨声响起，他们列队出操，整齐的步伐扬起了黄土飞烟，嘹亮的歌声在山巅迴荡。出操回来，他们用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刷牙、洗脸。 开饭了，同学们在饭场上围成一个个圆圈，香甜地吃着他们自己动手种的萝蔔、白菜、土豆、西红柿……还有学校豆腐房做的豆腐、豆浆，有时也杀一头自己养的猪，就着小米饭、窝窝头，闻着喷香喷香，让同学们直咽口水！ 在吃饭前，值日班长要指挥大家唱《吃饭歌》：“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我们就应当加倍努力，服从纪律，用功学习，准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歌声止，只听队长一声“开动”的口令，同学们小嘴齐开，大口大口地吞咽着那些香喷喷的粗茶淡饭。在那时候，同学们没有挑食的，终是吃得盆光碗净，从不浪费一粒粮食。 上课了，夏天只要不颳风下雨。各班多在露天上课。把小黑板靠在大树干上，同学们坐在大树阴下，每人都有一块统一制作的小木板，把它放在膝头上当桌子。有的同学用铅笔，有的同学用废弹壳做成的钢笔，在边区自制的马兰纸上练习做习题，在自制的石板上练写字。他们还用各种颜色的石头磨成粉，用来绘画彩色图画。 为了提高音乐水平，老师们作词、作曲创作了很多革命歌曲，教大家唱。还带着同学自制乐器。用松木、椴木做音箱，用蛇皮、蛙皮、马尾做二胡。曾宪波、曾宪林兄弟俩在当时，可是一对能工巧匠，他俩制作的小提琴外形美观，音质好，在全校闻名。 那时候虽然物质条件差，生活很艰苦，但自力更生的精神贯穿在一切活动中。当时学校缺少课外读物，老师就发动同学们动脑筋想办法。他们就从报纸上剪下小知识、小故事、漫画装订成册，作为大家的课外读物。同学们还自动的把自己的课外读物捐献出来，开办小图书馆。 星期天老师带同学们上山採集种子，收集各种花草、树叶、药材、蛇、蛙、鸟、虫等。上手工课时，在老师指导下，把那些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制成标本。 泥工组的同学用黄胶泥，做了一百多个标本盒子。有圆的、方的、菱形的、梅花形的、三角形的、五角星的，晒干后煳上纸，画上各种图案，创造出了实用美观的标本盒子。这种盒子，一点也不觉得比瓷的、玻璃的有逊色之处。大家动手，自力更生，开办了深受师生们欢迎的小博物馆。 同学们还自编自演秧歌剧。老师说，演秧歌剧是一种体育课，舞蹈是秧歌里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是劳动人民在生活中、劳动时的动作的规律化的表现，所以它的形式是丰富的、活泼的、自由的。同学们演起秧歌来又跑、又跳、又舞，这对于增进身体健康和开发智力都是有好处的，比单纯的体育课要活泼丰富得多。 秧歌，又是一种社会常识课。因为同学们从自己演的戏里面和社会相接触了，从戏里面能够学习工农兵的语言，了解工农兵的生活，并且学着工农兵在劳动中各种变化的姿态，丰富了同学们们的创造性和想像力。 秧歌，又是国语课。中国的语文谁都知道是难学而又难教的，利用秧歌活动可以用来帮助学好国语课。因为秧歌里有唱的、说的、朗诵的、演讲的，这样就把学和用联繫起来了。在排秧歌剧时，不但要了解字义，同时对字、句、彝的高低的发音与腔调，也要掌握起来。另一方面，也学到各种文字描写的方法，象徵的、写实的、夸大的，都很自然地印在头脑里；同时又丰富了各种新的语彙，用这些新的语彙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 秧歌，也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有助于发展每个同学的个性，发现有才能的同学。同学们在实践中学习演戏、化妆、保管服装、打鼓、拉琴等。增多了同学之间互教互学的机会，增强了团结友爱和相互关心、照顾。 那时候晚上因没有电灯，老师怕同学们挤在一个小油灯下学习把眼睛搞坏，所以晚上没有自习。同学们在这空闲的时间里，就想方设法玩，在玩里也有创造。 灯影戏就是同学们一个自发的小创造。道具并不复杂，一盏清油灯，一面镜子，一些纸剪的动物、人物等，一床白被单，这些是必备物品。晚上在宿舍里，把一块白被单挂起来当银幕，后面放一盏灯，用纸剪好的样谱，拿起来在布后动来动去。在白布银幕上就出现许多好玩的形象，如“鹅”、“花”、“地主”、“资本家”……那些影子跳来跳去，非常好玩。 同学们还开拓思路，相互启发，制作出一套一套的灯影片。表演的方法也随着实践不断地创新。这种小玩意儿，很受同学们欢迎，大家就给它起个名字叫“灯影”。实际上就是用电影的原理，在困难的条件下，利用清油灯的光，经过镜子反射出来。片子是自己画出来的，光线虽然不强，画片画得也不好，但是这是同学们自己在困难中做出来的。后来，同学们编了一些有内容的连环故事，又把这个创作更推进了一步。 第331页 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还举办过种子展览会。同学们把自己採集的种子集中起来，陈列在窑洞里，从颜色上看：有红的、白的、黄的、青的、紫的、黑的、花的，从形状上看：有圆的、椭圆的、心脏形的、肾脏形的，从外观上看：有毛的、光的、带刺的…… 每一种种子下面虽然都有标籤，但上面除编上号码以外，种子的名称、用途、栽培方法等，都没有填写出来。在正式展出之前，先和各班级任老师联繫，告诉学生来参观的时候，要带着笔和本子，把自己所认识的第几号种子、名称、用途、栽培方法记在自己的本子上，认识几种就写几种。参观以后，把本子交给级任老师检查，看谁认识的种子多。 同学们都参观完后，再由教员和展览会的负责同学把标籤的空白全部填好，重新展览几天，再让同学们参观；让每个人重新对照一下自己的认识，使大家得到较深刻较正确的印象。开完展览会以后，每样种子都留下一份作为种子标本保存起来，其余的留到第二年春天作为生产的种子用。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学习，同学们从来没有感到过生活上的艰苦，学习上的困难。心里总是充满了希望与追求。当时的同学不管年龄大小，都是那样的纯洁、天真、善良。然而，这些同学，由于他们在人学前几乎都有过一段各自的磨难，所以註定他们要比一般的孩子更懂事、更刻苦、更勤奋。在“保小”这块特殊的土壤里，他们很快就成熟了。 在开发学生智力、培养学生能力上，学校尽量充分发挥每个孩子的特长。“保小”喜欢绘画的同学很多，1941年延安“鲁艺”还派来一位画家钟灵老师，到“保小”组建了一个学生绘画班。在课外活动时间，钟老师指导绘画班的同学学画画。学校还举行了一次画展。洪小灵在钟老师指导下绘画技巧进步很快。小灵曾画了一套长长的连环画，在教务处南墙上贴了半面墙，很气派。画面上画了从日寇疯狂进攻中国，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到八路军大举反攻，在人民群众配合下打得日寇东倒西歪，尸横遍野，我军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那套连环画画得真好，飞机、大炮、坦克，八路军、老百姓、小日本，男的、女的，画啥像啥。这次画展很成功，尤其是洪小灵那套连环画很吸引人。那时全校师生都称洪小灵是“小画家”。 “保小”的歌唱家很多，如陈英、陈英秀、何文康、何靖康、毛海英、刘幼雪、刘焕生、刘美生等都是“保小”有名的小歌手。有一年，在“九一八”事变纪念会上，两个小何在台上演唱《松花江》这首歌曲，台上台下的老师同学产生了强烈共鸣，都哭了。毛海英在保育院时就爱唱歌，她演唱的《小麻雀》，听众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她升到“保小”后，经常由她指挥大家唱歌。 李路达当时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又是最聪明的学生。1941年下学期，在三年级以上同学中举行了一次智力测验，李路达获得了第一名，当时她才10岁。 “保小”的小演说家项苏云，当时学校举行什么大会需要学生代表发言时，总是推举她上台发言。她小小年纪，走上讲台脸不红，心不慌，姿态从容自若，口齿清晰，能讲漂亮的普通话，讲起话来声情并茂。 1942年夏天，又一批“保小”学生毕业了。小学毕业考试与中学升学考试一起进行，试题比一般小学毕业考试难些；延安自然科学院派来了监考老师。 考试开始了，试题确实难，纪律也严。但参加考试的“保小”同学，全都达到了毕业要求，都升上了“延中”或自然科学院补习班。第一名是校长梁金生的女儿梁汉莲，第二名是强涌同学。 当时，“保小”、“抗小”提到学生的品行，不是现在一般说的道德教育，而是强烈地民族意识、集体主义精神、勇敢、互助、团结、热忱、坦白、自觉……而且这些良好品行都要求在生活、学习、劳动中表现出来，一反旧教育只拣取书本上、口头上训练的道德教育。要求强烈民族意识表现在直接间接的抗战行动上；集体主义精神表现在集体生活和学习上；牺牲、勇敢表现在舍小我利益为民族利益而奋斗上；团结互助表现在全民族团结互助友爱上。 当时，“保小”、“抗小”对学生的要求，一方面要他们注意平时参加适当的劳动，使体格健壮，思想健康；另一方面，在学习中要多思考，促使孩子们思想活跃，增强独立思考和理解能力。在生活上，倡导自治自理，培养独立性、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同学们在小学就能逐渐锻鍊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成为勇于克服困难和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小干部。 “保小”、“抗小”没有现成的政治课本和政治教材，老师以“抗战建国之急需”为前提选取材料。教员自编、自刻、自印讲义。 老师们在教学方法上，一律採用启发式。强调培养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经常採用座谈、讨论、互助等方式，互相启发，互相学习。 “保小”、“抗小”的许多老师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在努力教好学生的基础上，开展了社会教育工作。他们不仅在全校开展“小先生”活动，实行“大带小”，还把高年级同学组织起来，到驻地周围教农民识字，办夜校、办冬学，帮助农民扫盲、破除封建迷信等。 第332页 “保小”、“抗小”的老师们还从教育方针到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不断创新，极大地克服了传统教育的某些消极方面，使理论与实际、学与用进一步结合起来。在养教并举的方针指导下，各任校长都认真贯彻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教、学、做”合一，后来发展到“学、思、行”合一，“知、情、意”合一，手脑并用，形成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第43章 延安中学转战陕北变迁多 延安中学是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关怀和指导下创办的。学校曾十次易名，先后称为陕甘宁边区中学、边区师范、延安师范、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行知中学、第四后方医院、延属分区党校（青年班）等。特别到解放战争时期，学校除校部外，绝大部分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后方医院，实施了“学校变医院，医院变学校”，教育直接服务于战争的伟大创举。同时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和需要，学校多次搬迁校址，先后设在延安城煌庙、安塞吊儿沟、延安柳树店、杜甫川花石砭、小砭沟、桥儿沟、山西临县白文镇、子长瓦窑堡、延安东关清凉山下、刘万家沟、枣园等地。在变化不定的形势下，学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始终坚持“为边区建设服务、为边区人民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方向，团结广大师生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艰苦创业、努力学习、掌握本领，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边区的生产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培养、准备了大量的人才，为创建人民的教育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延安中学的学生多数是青少年，相当一部分是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因此，文化知识教育比重较大。“延中”培养学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升学，更确切地说，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干部。虽然文化课程设有语文、数学、物理、生物等，但基本上以语文为中心，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此外，政治、时事、思想教育占重要地位。辩证唯物主义、中国近代史、传统教育等都是语文和政治课的重要内容。军事也是必修课，结合体育锻鍊，也进行必要的军事知识基础训练，如防空、防毒、行军，以及一般步伐操练，步枪、手榴弹使用等。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后，提出中学教育也要军事化。就是说一个在校中学生，不但要能随时担任一般工作，而且也能当战士。 那时，对中学生的要求是，随时准备着走上工作岗位或上前线。因此真正能按教育计划学到毕业的学生是不多的，学生毕业后升学的更是少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为了使学生尽可能多地学习些知识，学校不得不採取特殊的教学方法。如对两年制的学生，学校就想方设法在第一学年教完基本课程，第二学年没调走的学生再继续深人学习。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教育方法，使延安中学成为一所培养干部的特殊学校。 1938年9月开学。蔡子伟同志任校长，杨乐平同志任总支书记，吕良同志任教导主任。共有教职员11人，学生227人。 办学之初，由当时的教育厅长周扬召集几个先到校的筹备人员开了一次会，研究了办学方针。“边中”教育方针大体有下列几条：1。要使学生有正确的政治方向；2。使学生具有初中文化水平；3。培养学生的民主集中思想和民主作风；4。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劳动习惯；5。培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 那时，校址设在延安城内凤凰山下的旧城隍庙内。这里是“鲁迅小学”的校址，由“鲁小”让出前边的半部作为“边中”的校舍。 最初，学校将学生按文化程度分为3个队，每队少则4o-50人，多则60-70人。虽然条件困难，但很快就上课了。由于教师是逐渐调来的，有的课程先开，有的课程后开。大体上是先开政治、语文、数学3门主科，开自然、地理、歷史课的原则，是有教师就开，没教师暂缺。 当时课本非常难得。数学先是选用国统区的中学课本，以后由教师自己编写，陆续石印。语文选的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但都是油印的。歌声，在当时延安各学校各机关随时可以听到，但边区中学没有一个音乐教师，不得不让学生互教互学，有时也请着名歌唱家教唱，李丽莲就是那时请来教过几次音乐的“先生”。 “边中”创办时明文规定：“本校以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智能的新青年为宗旨。”如果扼要地阐明一下，“边中”的教育方针是：提高青年民族意识，巩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坚定青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并发扬青年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英勇精神。 以抗战的政治、军事及基本科学知识武装青年的头脑，给青年以抗战建国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其次，战时军事教育、军事生活的锻鍊也是不可少的，每个青年应准备随时参加作战，捍卫国土，收復失地。再次，基本科学知识是日常生活中必需的工具。尤其抗战建国需要各式各样的专门技术人才，这些人才是需要在中学时代加以基本训练的。在学习活动中给青年适当的指导，使得青年的品行、智力、体格得到健全的发展。 第333页 中学时代的青年，身心正在发育时期。对他们的要求，一方面要注意平日参加适当的劳动，使其体格健壮，思想健康。另一方面，在学习中多让他们思考，使其思想活跃，并增强其理解能力。在生活中，还要激发和培养青年的独立性、创造性、积极性和自动性。以使他们逐渐成为能够独立工作，勇于克服困难和善于领导群众抗战建国的青年干部。 这里说的独立创造性，是要青年把握住正确的方向，能够独当一面，不依附他人，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才能。 这里说的积极主动性，是要青年具有坚定的信心，在任何困难条件下不退缩、不消极，想方设法战胜困难，不陷人被动地位。 “拟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智能的新青年为宗旨”，是边区政府教育厅为“边中”规定的教育方针。这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它包含着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当时抗战是中心任务，一切教育活动都是为了抗战。 “边中”的行政机构、教职员待遇和教材等的大致情况是： 校长下面设教务处，训育处，总务处。 训育处下设大队，大队长由军事教官兼任；各队设队主任，由教员兼任。教职员待遇实行供给制。这种供给制除供给衣、食和办公用品外，每月还有津贴边币2元。 教材内容以“抗战建国之急需”为前提选材。没有现成课本，教员就自编、自刻、自印讲义，政治课连讲义也没有，教员就根据提纲讲，学生做笔记。 因抗战与边区政权建设的需要，“边中”学制未能严格执行，这主要因为学生流动性大，什么时候需要，就挑选一批人去工作。人校时流动性也大，经常有新生转人。 “边中”在教学法中强调启发式，强调培养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常常採用座谈、讨论、互助等方式，每周有四五次讨论会。政治、歷史、国文等各科中的问题都可以在小组会上讨论，学生讨论，教员引导。在学生中形成了互相帮助的风气。如日记，可以互相传阅、提意见，还召开问答晚会，教员评判。这些做法，当时叫“民主教学”。它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学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知识，效果显着。 边区师范 1939年6月，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加剧了反动活动，积极准备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加紧对我边区封锁。因时局紧张，延安各机关按照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陆续进行了缩编。边区政府按照“整顿中等教育，以培养地方师资及下级地方干部为主”的精神，决定将边区中学同鲁迅师范合併，改名为边区师范。任命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同志兼任校长，董纯才同志为副校长。1939年8月下旬，两校师生在安塞吊儿沟聚集，边区师范宣告成立。“边中”学生多为外省籍青年，而“边师”设立的目的在于培养地方师资，故“边师”初成立时，又提出了争取“地方化”的口号，尽量招收本地学生。 “边师”在成立之初提出了“正规化”的口号，制定了《师范教育方针及其实施方案》与《学校章程》，确定了学校组织制度及工作制度。 自开课后，学校就建立起工作秩序，以求逐步走向正规。学生会为了保证教育计划的实施，曾发起了生活与学习竞赛。这个时期学生的生活与学习非常紧张，以至于到傍晚有的学生仍“手不释卷”。 与此同时，又因吊儿沟离延安100多里，有很多不便，11月迁回延安柳树店，后又搬到杜甫川花石砭。 “延大”中学部 1941年，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和陕甘宁边区建设事业的需要，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併，于9月22日成立了延安赶学。下设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和俄文、英文两个系及中学部。 1941年8月8日，延安大学在《解放日报》上刊登建校消息时，就明确宣布，学制将延长，附设中学部，办成正规大学。 1941年9月22日，开学典礼时，吴玉章校长提出，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并号召同学们努力学习科学和外语。徐特立同志号召同学们：今后，政治与技术都要掌握。毛主席讲：“延大”应为抗战及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延大”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学，这三项就是我们“延大”要学习的。政治要学“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等方针政策；经济要学如何发展工业、农业、商业、运输；文化要学文学、卫生建设。要为实际服务，不要搞教条主义。 1943年春节后不久，中央决定“延大”与“鲁艺”、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合併。大学部搬迁到桥儿沟“鲁艺”校址，中学部4个班合併到延安城南杜甫川自然科学院中学部。原自然科学院中学部的高中一、二班转人本科，其中一部分分配工作。医训班转到柳树店医大。初中1、2、3班合为第一、第二两班。延大中学部来的初二甲、乙两班合为第三班，一年级甲班为第四班，一年级乙班为第五班。 第334页 为了加强中学部的教学工作，组织上曾先后派了几位文艺工作者和参加革命较早的干部来讲课。李星华、于敏、高时、李绵、李纳、郭绳武、徐宜等老师都是那时来的。 贾芝老师是李大钊先烈的女婿、中法大学毕业生。他兼任第二班的班主任，后来任全校政治教员和语文教员。他讲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一件小事》、《孔乙己》，梁啓超的《少年中国论》等，讲得很生动。当时，没有课本，都是教员自选范文，油印成讲义发给同学。 于敏任一班班主任，兼教语文。他曾在《解放日报》文艺版当过编辑。他结合文艺界整风以来的成果，讲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知识分子思想上转变的道理。他强调要树立刚健朴实的好文风，并选讲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给同学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李星华是李大钊同志的大女儿，贾芝同志的夫人。她毕业于中法大学，也是语文教员，文字水平很高。 李绵是陕西韩城人，从新文字学校调来的，抗战前入党。他讲近代史，还兼三、四班合併后的三班班主任。 延安中学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理论联繫实际、密切联繫群众、实事求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显着成绩的时候成立的。 1944年，抗战转入反攻阶段，形势好转。8月边区政府决定延安师范同延安大学中学部合併，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同时，决定延安中学校址为延安桥儿沟。 桥儿沟在延安机场的东面，经过“鲁艺”校址那带着尖顶的教堂，顺沟而上，沿着山坡上的一排排窑洞，那就是“延中”的校舍。“延中”成立初期，共有教职工200余人，其中教员60余人，其余为行政人员和生产人员，学生700余人，按文化程度编为12个普通班，另外还有3个地干班。 延安中学组织机构仍沿用延安师范旧制：总支部委员会由王鼎勛、冯士休、贾芝、齐心、谢绍民（学生）5位同志组成。王鼎勛同志任党总支书记。学校行政领导仍实行校长负责制，霍仲年同志任校长，学校行政上归边区政府教育厅直接领导。 这期间同学们虽有所增加，生活依然很艰苦，但很团结、很讲友谊，革命的感情非常深厚。同学们当时不仅注重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就拿吃饭来说，在饭场上，男同学大都使用粗糙的瓦罐盛饭，也不挑饭菜好坏，团结的集体中充满了乐观。 在桥儿沟学习期间，“延中”同学常去“鲁艺”看排演“白毛女”。在观看排练中，他们懂得了是旧社会的剥削和压迫把喜儿变成了“白毛女”。使他们进一步认识了世上有千千万万的人在死亡、飢饿中挣扎。要生存，就要反抗、斗争，不奋斗是难以消灭贫穷、摆脱剥削。 在“延安”学习期间，同学们收穫最大的是提高了民族意识。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教育，并发扬青年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英勇献身精神。学校以抗战的政治、军事及基本科学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给学生以抗战建国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每个青年应准备随时参加作战，捍卫国土，收復失地。在学习活动中给予适当地指导，使同学们的品行、智力、体格均得到健全发展。 老师们还从教育方针到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不断创新，极大地克服了传统教育的某些消极方面，使理论与实际、学与用进一步结合起来。在养教并举的方针指导下，学校认真贯彻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就是老师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做”是核心。这种方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1944年年底，整风审干甄别工作结束。按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整风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彻底的纠正，对揭发出来的一些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处理。学校在新施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处在战争环境中，不仅学校变迁很大，而且，学生的变动更是频繁。延安的学校是直接为革命和战争的需要培养干部的，因此难以区分学生和工作人员。有不少学生随时抽去从事某项工作或到部队去，同时又有不少从工作岗位上和部队来的同志插班学习。由于当时大力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学生们的文化学习虽然有时受到冲击，但在其他方面却增长了知识和能力，使学生们的身心能得到更快的进步。当时，先后在“延中”学习的学生有：谢绍明、彭士禄、戚元靖、李鹏、刘虎生、蔡诚、李冬、任湘、任岳、任远志、刘幼雪、贺毅、贺光辉、李伦、罗西北、鲍克明、张巨才、欧阳代娜、易达美、舒炜、苏红、齐翔安、李凡民、曾宪波、曾宪林、黄毅诚、王黎明、何枫、朱宏、鱼进也、聂承勇、高诺夫、牛旭光、常英、田又生、刘力贞、师秋朗、李一波、刘凯、李立、阮若林、金德崇、张燕林、刘彤矢、江明、李骏、高耶夫、王涛英、李路达、林汉雄、杜吉昌、项苏云、刘朝兰、梁汉莲、崔军、杨廷藩、徐爱民、王恂、宣平、艾政、彭起超等。上述这么多人，真正在“延中”一直学到毕业的并不多。一旦祖国需要，他们就会放弃学业，立即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第335页 行知中学 1946年7月25日，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延安各界发起悼念活动。在纪念陶行知先生筹委会建议下，经边区政府第九次政务会议通过，决定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自8月19日起正式改名为行知中学。学校易名典礼于9月4日下午举行，中央和边区政府的一些负责同志谢觉哉、李敷仁、贺连城、李卓然、柳湜等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但后来，大家习惯上还叫“延安中学”。 党的“七大”期间，边区政府为加强对延安中学的领导，调“三边公学”副校长卢勤良到延安中学任副校长。霍仲年同志调边区教育厅工作后，马济川同志接任校长职务，总支书记仍是王鼎勛同志，总务主任是冯士休同志。 卢勤良同志来校后，他团结教职员工，加强了学校领导，并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交流教学经验，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 1946年后，卢校长还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为提高教员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报请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建立了中灶食堂，教员都享受中灶待遇。特别是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后，各机关、学校都能生产自给，加之战争的节节胜利，学校生活逐渐得到改善。战争时期生活艰苦，按照规定，小学生吃中灶，而老师一直是普通工作人员待遇，一律吃大灶。 当时，“延中”的政治教育成效非常好，一是学生的本质好，不少同学的父母甚至本人遭受过日本帝国主义或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害，有的人长期流浪街头，有的随父母坐过牢，有的出生在国民党或日寇的牢狱中……因此，他们都有革命到底的决心；二是教师队伍素质好，教员一般由有教学经验的知识分子或老党员、红军干部担任；三是在革命圣地，优良的政治环境时时刻刻都在薰陶着青少年，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举行大的报告会，“延中”学生常能听到叶剑英、吴玉章、邓发、任弼时等同志的报告。听徐老的报告更多，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朱德总司令、康克清等其他领导同志从前方回延安也都做报告。每逢大的报告会，机关干部和学生都听。通过学习文件和听报告，不仅使师生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劳动人民创造世界、革命是歷史发展的火车头、世界已进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等革命理论，师生们还能及时知道国内外形势，懂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坚定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信心。通过听报告、讨论，同学们树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当时，尽管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是模煳的，但对推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消灭剥削制度，人人平等，都过着像苏联那样的幸福生活的嚮往却是强烈的。 由于同学们对中国共产党怀有深厚的感情，并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命运、革命的命运紧紧地联繫在一起，决心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为此，决心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因而，同学们对国内外形势、战争的形势都极为关心。不少同学都希望早日走上工作岗位或战场同敌人直接拼搏。炮校、工程学校招生时，光“延大”中学部就有200多名男女同学报名。 最使同学们难忘的是，一次，卢勤良副校长为办好学校，请当时《解放日报》社国际版编辑吴冷西来校做报告。那天下午，他从清凉山步行十几里到桥儿沟，爬上山坡，在校部门口的空地给全校师生做时事报告。这次报告主要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苏联红军反攻希特勒军队。他把哪一天占了基辅附近一个什么地方、消灭多少德寇、缴获多少战利品，都讲得清清楚楚，具体生动。外国那长串的音译地名、人名，他都记得很熟，不看讲稿讲得很快。站着讲了3个多小时，一直到点灯时候。同学们听了他的报告，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高兴，也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有了信心。 以后，学校还请过从大后方重庆到延安的黄齐生老先生（王若飞同志的舅舅，1946年4月8日与王若飞等同机飞返延安时，在山西黑茶山遇难牺牲）来校做报告。他主要讲蒋管区的学生运动、人民进行反飢饿、反压迫的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政治。王若飞在绥远狱中时，黄老先生多方营救，为革命奔走多年。他的报告大家都很喜欢听，听后使大家更加热爱边区，热爱共产党。 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前夕的1946年深秋，学校还请王震旅长带领的359 旅从中原经陕南突围回延安的同志，给师生们做了关于突围经过的报告。 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时，李敷仁在场，并且受了伤，经治疗后转到延安，向延安中学的师生们控诉了国民党特务制造血案的经过。讲演时他还把从自己身上取出的子弹头展示给师生们看，并愤怒地大声说：“这就是国民党特务送给我的子弹！” 另一次，是从新疆回来的人员（张治中任新疆省主席后，释放了盛世才逮捕关押的我八路军驻疆办事处人员）给延中同学做报告，揭露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介绍新疆地区的风土人情。这些丰富生动的报告，深深地打动了“延中”学生的心，帮助他们坚定了“要革命到底”的决心。 第336页 当时的教育也带有浓烈的时代特色，处在战争年代，同敌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敌我界限十分鲜明，因此，当时十分强调革命性、斗争性和阶级性的教育。对待世界和国内大事乃至身边的人们以及工作和生活，十分注重阶级立场、斗争精神，认识问题强调革命原则和阶级分析。那时候，可以说生活在充满浓烈的政治空气之中，不仅成年人、领导干部，就是青少年学生，差不多人人都是“政治家”。 由于“延中”对学生进行了革命先烈、红军长征和抗日英雄事迹的教育，使同学们逐渐成为热血的革命青年，发誓要向革命先烈和英雄们学习，要像他们一样生活、战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不仅没有吓倒同学们，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坚定了他们为革命牺牲一切的决心。徐老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常教导他们要有革命气节，要经得起战场、艰苦环境和生死关头的考验，要临危不惧，要做革命的英雄和硬骨头。林汉南同学的口头语就是：“要做革命的英雄，不做狗熊”。1947年7月10日，他和任克同志英勇牺牲在战斗前线。邓维深同学在太原战役中，为给兄弟部队解围，用战刀一连砍死3个敌人而荣立战功。 艰苦奋斗，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自力更生，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是我们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也是一种巨大力量。延安人民继承发扬了这种传统，并代代相传。这些光荣传统时时事事薰陶着“延中”的每一个人。同学们也都很自然地仿效老一辈。 “延中”在各种活动中，都进行光荣传统教育。要求同学们继承、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老师讲课时也讲红军、八路军的英勇奋战事例和爱国爱民的故事，讲革命先烈英勇牺牲的悲壮情景。徐特立院长的“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精神，不仅敬育着年轻一代，首先他自己就身体力行。同学们决心学习先辈，继承发扬革命传统，严格要求自己和锻鍊自己，把自己培养成坚强的革命战士。 当时，“延中”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规律的作息制度。起居行止集体化，各项工作、学习听从统一的号令。生活享受供给制，待遇一律平等。晚饭后、睡觉前有点名制度，除清查人数外，班主任或班干部还对一天的活动进行讲评和布置第二天的工作。星期六下午多是班会或组织生活会时间，这类会主要解决全班性的问题。星期天晚上是小组生活会。这些是延安机关、部队和学校的通行制度。小组生活会主要是个人检查一周的学习、工作、劳动情况和讲述优缺点，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时，不论批评得轻重或出入大小，谁都不会计较，一般都能严于律己，真正做到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整风学习，贯彻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掌握理论联繫实际的方法。学习中，同学们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明确了不研究中国的具体情况，主观主义生搬硬套马列主义会断送中国革命。同学们对照和检查自己的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看是否犯了教条主义或主观主义错误。从而划清学习是为个人名利还是为人民服务、是为装满自己吓唬别人还是为了做革命工作的界限。通过整风学习，使同学们初步树立起群众观点，初步掌握了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对照检查时，首先遇到个人与集体、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着作后，同学们把上述一些问题提到原则高度去检查。这就使大家懂得了只有走群众路线，才能做好工作；只有相信群众，才能向群众学习和集中群众的智慧；有了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才能关心群众的疾苦。 “延中”集体主义教育的特点是：要使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具有革命、民主、平等、亲切的同志关系；使“延中”成为和谐、温暖的革命大家庭；学生能够自治、自理；学校相信学生，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依靠学生千部，发挥学生组织的作用，建立起比较严格的组织纪律，维护学校正常的学习生活秩序。这样丰富的精神生活使学生培养起良好的兴趣和爱好，发挥了学生的才能。积极开展革命传统、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教育，使同学们树立了“打日本救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强有力的个人和集体的自我教育，发挥了革命传统教育的威力。这些因素使这个革命大家庭形成了很强的综合教育力量。革命传统的感染力、同化力、改造力、凝聚力，使同学们相互影响、相互学习。歷史证明，在延安中学大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具有远大战略意义的决策。 延安自然科学院和延安中学，在教学工作、管理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中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方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基础理论与技术并重、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服务；近期和长远兼顾，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以重视基础知识教育与认真抓教学质量为标准，严格要求，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严肃、紧张的学习风气和丰富活跃的精神生活；亲密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坚持学生自理、自治，充分发挥学生骨干的作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强有力的集体和同学个人的自我教育精神；深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思想教育寓于日常生活、学习和社会活动中；教育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等。这些经验是宝贵的，值得认真研究、总结，以便为后来所借鑑。 第337页 当年，同学们在“延中”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受到了薰陶，得到了组织和同志们的亲切关怀，学到了集体主义精神。徐老“三个第一”的教育和实际行动感染着每个同学，他就是师生学习的好榜样。 老师和其他工作人员也和同学们相处得十分亲密。可以说，他们既是老师又是家长，既管教学又管生活，教书和育人是统一的。他们平易近人，对同学平等相待，从不斥责、辱骂、讽刺挖苦同学，从未发生过侮辱学生人格的情况。他们总是耐心讲解，认真辅导，想方设法让同学学得好。老师把考试看做是检查自己工作的一种方法，如果有同学没有考好，老师不是批评学生，首先是检查自己并安慰同学。曹达老师代生物课，讲得生动、活泼、易懂，能调动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并亲自带同学到万花山林区和新华农场参观，还带学生到和平医院看尸体解剖。他的生物课引起同学们浓厚兴趣，同学们的学习成绩普遍较好。 生活的磨鍊，领导和老师的教导，使同学们从小就树立了集体主义观念和助人为乐的思想。有的同学学习吃力，其他同学就主动帮。生活上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对于吃、喝、穿、用的物品，私有的观念很淡薄，有东西就大家共同享用。从事劳动，特别是重活，年龄大、身体壮的同学总是抢在前面。有一次，学校流行伤寒病，必须把生病的同学送往医院隔离。同学们就自己绑担架，半夜里往医院送。一时送不到医院的同学，大家就互相照顾，大小便时同学们背来背去，吃饭时互相照顾。1943年4月，“延大”中学部与自然科学院预科合併，同学们仍保持团结、互助的良好风气，相互之间亲如兄弟姐妹。 医训班上课 1947年3月，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调动了胡宗南等部队23万人，兵分两路发动了向我陕甘宁边区进犯的“重点进攻”。延安人民进人紧急动员状态。3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党中央指示，发布了以延安中学师生为主，组建第四后方医院的命令。按照命令，学校于同年3月中旬分为两部，一部由副校长卢勤良率领，赴安塞同边区卫生署的29名同志汇合，组建医院，其余则由校长马济川带领，撤离延安，疏散转移。全医院共有成员240人，除医生护士29人为边区卫生署所派外，其余人员均为延安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医院受西北军区直接领导。医院包括有院部和下属的五个业务所，医院的领导成员主要有：院长卢勤良（原“延中”副校长），政委李仪（红军长征干部），副院长卢云克（主治军医）、魏明忠（延安医学院），副政委刘其瑞，总协理员李绵（原“延中”歷史教员），医务主任冯克刚（主治军医），事务科长魏金髮（“延中”教员），秘书科长李绵（兼），院部下设五个业务所，各设所长和指导员一人。 医院成立10个月后，卢院长曾在总结中说： 去年3月8日，蒋、胡匪帮进犯边区的前五天，边区政府命令以行簿知中学为基础，成立第四后方医院。全校教职学员，对于为战争、为伤员服务的战时医院工作，都是极愿意参加的。由于大家没有战争的经验，没有办医院的经验，又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以同学为主的工作人员中小同学多，女学生多，他们有热情，但缺乏锻鍊和韧性；教职员和同学们，都没有要长期从事医务工作的思想准备。 敌人进攻了，我们只有增强信心，面对形势，克服困难。首先，我们从思想上教育师生们：我们在边区人民的抚育下，曾受过长期的革命教育，具有明确的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高度的热情，而且有克服困难的精神准备。我们没有医务知识，但可以在工作中，从书本上，以及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只要实事求是，虚心努力，我们可以进步；物质条件绳虽困难，但我们只要不浪费，建立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就能够克服困难。 战争初期，大家在参加革命战争的高度热情鼓舞下，谁也不愿意落后，大家都不顾疲劳、不分昼夜地，甚至带病工作。半数以上的同志拿出自己的衣服、被褥、书籍，以及自己的一切东西，送给伤员使用；在困难的环境下，丢掉自己的背包，抬运伤员或背起公物；节省自己的粮食来改善伤员的伙食；行军中惟恐伤员吃不到面和肉，总是想法带了肉、面行军；伤员换下来的血衣，不待吩咐，就有人拿去用自己的肥皂洗涤。同学们高度的热情，克服了战争初期的困难。 这种热情在遇到一连串不合乎理想愿望的时候：当转移伤员没有担架牲口的时候，在过度疲劳和挨饿受飢的时候，在给伤员端屎、端尿、消毒换药、餵药、餵饭烦琐的工作之后，在个别伤员仍有发牢骚或打骂人的现象之后；或者，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夸奖表扬时……年轻同学们在情绪上便波动起来。他们觉得：战争并不像书本上所描写的那么“新奇”，也看不到自己想像中的“英雄”那样“伟大”。而实际所感觉的是：日以继夜的忙碌，一次又一次的繁重任务，是时时刻刻的辛苦和困难。于是某些人的热情便慢慢低落下来：有的在困难面前低了头，厌烦和苦恼的情绪滋长起来，有的想做别的工作…… “提高认识，纠正错误”，就成了能否坚持下去的必要前提。于是院部便组织大家民主的批评领导，检讨缺点，提出改进的办法；另外又发动大家从思想上检讨自己，提高个人的认识。使大家懂得：只有依靠大家脚踏实地的工作，才能完成任务，取得战争的胜利；只有贯彻“艰苦奋斗”和“英勇奋战”的精神，才能坚守工作岗位。经过半个月的整顿，在五月初蟠龙战斗时，热情又恢復起来，并且也使大家懂得了热情中还需要韧性。 第338页 在陇东、三边、榆林三次战役中，行军三千多里。不论白日黑夜、颳风下雨、跋山涉水，同学们终于走过了战区和后方，走过了新区和老区，走过了森林和沙漠，亲眼见到曾被胡、马匪军蹂躏地区人民的悲惨景象；也看到千万人民对于革命战争的热情支援；多少人民战士流了血，牺牲了生命；每个人也受过飢饿和疲劳；也曾经带着伤员从敌人包围圈里突围，在敌我阵地之间抢运过上千名伤员，在敌机轰炸下捨身抢救伤员。这一切战争实践，给了师生们很好的教育和锻鍊。 绝大部分同学，都是第一次在如此严重的困难中得到了考验和锻鍊，也有少数同志表现出了恐惧和畏缩——夜行军中迷失方向、掉队，或是跌到了山沟里；敌机轰炸下看到前后左右牺牲的同志，心里产生了恐惧和后怕，饿肚子而得不到休息那种难耐的感受……但是，“恐惧和畏缩都是可耻的，在战争中应该拿出自己的勇气和能力来”。根据不同的情况，在战斗的间隙里，院方组织了多方面的研究和学习：如何隐蔽躲飞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夜行军中事先严密组织，找好嚮导，规定路标；长途行军中保持一定的体力，宿营时用热水洗脚消除疲劳；行动前喝足水、吃饱饭，保持体力。院方又有意识地将广大人民支援战争的热情和贡献，敌人的暴行，用调查漫谈等方式进行宣传，提高大家的觉悟。比如：经过被敌人蹂躏过的华池县地区，群众衷心欢迎人民解放军，相互告诉着：“自己的军队来了！”……男女老少从隐蔽的山沟里、树林里回到村庄来，把坚壁的麦子一石一石挖出来，不分昼夜地磨成面，送给自己的军队。几乎在每个地区，都可以看到劳动人民热烈参加到战勤工作的行列中，抬担架、送粮食……人民为什么这样拥护我们呢？我们不好好工作能对得起人民吗？ 五月初，全院同志学习了“密切军民关系”和“总考验”两个文件；还出版了油印小报（健康报），并学习新华社各个时期的社论、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毛主席的《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每次学习，根据文件精神，联繫医院工作及个人实际，检讨领导思想和个人思想。通过学习，不仅纠正了工作和思想中的偏向和错误，并且使大家了解整个革命形势，提高了对胜利的信心。 “我们只有掌握业务技能，才能更好地为伤员服务。”医院初成立时，院部便抽调了19个护士进行了10天技术训练。以后，在任务较轻时，又用教授的方式进行技术教育，使大家了解一般的医务常识，并且联繫实际操作进行教育。十个月来，也获得了一些成就，大家懂得了一般的外科护理知识，学会了打针、消毒、换药、扎绷带、查体温、灌肠、冷热敷，认识了一些医药名称和外科药的用法。 在“建立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方针下，学会“过日子”。全院从上到下坚持了节约，10个月内，便节省了140石粮食。同时，由于严格规定经费开支原则，又加上一些合理的生产，医院的家底也建立起来了。全院已经有了30多头运输牲口（一部分是自己买的，一部分是军队赠送的），增加了一些药品和治疗设备，积存了一些伙食储备（如油、肉、盐等），改善了工作和生活条件。 开始，对于伤员只是崇敬和同情，因而在高度的热情下，也产生了迁就个别伤员的思想。以后，由于个别伤员恃功打人吵闹，违犯群众纪律，提出无理要求，于是，一部分同志又认为伤员并不都是值得敬佩的人物，甚至害怕伤员，讨厌伤员，以致降低工作热情，影响工作效果。清涧战役后，任务空前繁重，供给困难，连续20天中，3个所中发生了17次伤员打工作人员的事件。其中11次是工作人员处理工作中的方式、态度不妥所引起的，6次是伤员无理打人。这说明了只要工作做得好，可以减少打人，伤员管理教育好，就可以完全避免打人，于是同学们便注意了解伤员的思想、情绪和生活要求上的特点： （1）初受伤时很痛苦，希望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体贴；(2）自己为革命英勇流血，认为别人不如自己功劳大，别人应该听自己的话，满足自己的要求；(3）自己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从不害怕，因此受伤后在精神上情绪上，不愿受到拘束，只强调自己的片面理由，不顾客观条件；(4）个别重伤员害怕成为残废而悲观消极；(5）从战场上长途转送到医院时，迫切要求换药、动手术，希望迅速减轻痛苦……以后，便希望生活上提高一步，要求吃得好些，换血衣，发被子和鞋袜，以及负伤费、津贴等。生活问题大致解决后，便要求得到文化娱乐，调剂生活。 针对伤员的思想特点，医院採取下列方法对伤员进行管理教育。 首先，医护人员必须尊重伤员对于革命的功绩，对于他们的痛苦应寄以同情和安慰，并且诚心诚意地为他们服务，处处为伤员利益着想。医院是新成立的，设备简陋，没有工作经验，治疗技术差，饭菜不好，缺少担架、牲口等；但当伤员看到医护人员拿出自己的衣被送给他们，丢掉背包抬运他们，节省食粮改善他们的生活，以及日夜不息的工作精神，也会被感动。有的护士同志连续两三天不休息地为伤员工作，但稍一不慎却遭受到个别伤员的打骂，她们有时还含着热泪去安慰发脾气的伤员；有的护士被打骂以后，还向伤员认错。于是伤员与医护人员的关系日益融洽、亲密。伤员看到护士太劳累而主动提出不要她们值夜班，有的轻伤员还帮助护士打水、送饭，归队后写信来道谢。 第339页 第二，住院的指战员对于时事和党的政策是很关心的，及时给他们报告时事和传达上级指示，组织他们讨论，便能从政治上、思想上提高他们的觉悟。第五所从未发生伤员打人或逃跑的事件，并且伤愈后均能愉快地再上前线。这是因为伤员进住医院后，他们便把贺司令员“关于伤员遵守纪律的命令”和各项院规做详细解释，传达《人民解放军宣言》；及时报告时事，发动座谈，组织“军民关系”、“群众纪律”等问题的讨论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革命军人及烈士分配土地的决定》，座谈伤员、工作人员的关系，组织俘虏伤员诉苦，都收到很大效果。 第三，伤员住院期间精神压力很大，思想苦闷，需要组织文化娱乐，调剂生活。二所曾组织伤员与医护人员谈心、联欢。医护人员借书给伤员阅读，报纸不够分配就自己出版油印小报，各所自编黑板报、墙报和临时画的时事形势图，伤员都很欢迎。各所组织娱乐晚会，演出秧歌剧。组织伤员自己管理自己、教育自己。伤员参与日常活动的管理和伙食管理；开展保持发扬荣誉军人光荣传统的活动。比如伤员中有违犯群众纪律和院规的，便是有损“荣誉”军人形象的行为，因此他们自己起来相互帮助、互相教育。他们曾经制止打人的伤员，开会批评违犯群众纪律的伤员，斗争过一个企图组织逃跑的解放兵伤员。又根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订出遵纪守法公约。 “延中”这一部分改成医院后即投人战斗，接收和转运伤病员。先后共接收延安阻击保卫战、青化砭伏击战、羊马河伏击战、蟠龙战斗、收復陇东战斗、榆林战斗、沙家店战斗、延（川）清（涧）战斗、解放宜川战斗和瓦子街伏击战、西府战斗、荔北战役、渭北战役、解放西安战斗中的伤病员。从1947年3月到1949年医院共参加战斗一百多次，接收，转移和治疗伤员近万人。除转运伤员60％以外，住院伤员治癒率达95。5％以上，保证了70％以上的伤员重上前线。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8年3月5日，《群众日报》刊登了题为“提高自己，战胜困难——向第四后方医院学习”的专题报导： 由学校变成医院，又把医院变成学校的第四后方医院，在过去十个月中，以全力为战争服务，并虚心向战争学习。他们对西北战场的贡献及其成就，是极可珍贵的。 如果从医务工作经验、护理、医疗技术、药品器材的设备等方面来说，第四后方医院初成立时，几乎都没有什么基础。可是现在他们为什么会获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呢？从卢勤良同志（行知中学副校长、该院院长）的报导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他们逐步贯彻了全心全意为伤员服务的方针；一方面，他们能够虚心路实、实事求是地在实际中学习。而这正是行知中学的优良作风在战争中的继续发扬；他们从和平时期的教学中培养了为人民服务的品质，领会了联繫实际、和实际结合的精神，他们的墓本成员，都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下成长的优秀的青年学生，这便是他们获得成绩的一个基本原因，因此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从一个和平时期的学校，转变到战争时期的医院，他们经歷了怎么样的过程呢？ 根据客观要求和本身条件，认清本身困难和特点，从而预见可能发生的问题，在实践中去分析、研究、解决；从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中，找出问题的中心，在现实的基础上，从主要的方面去努力求得解决，并且又从各方面去环绕这个中心，去巩固与提高已经获得的成绩。 比如说，青年同学们初次参加战争，都具有一种高度的热情，但是在长期艰苦的战斗中，光靠热情是不够的，他们便注意寻找本身存在的问题：如斗争的韧性怎样？战争中如何提高思想和政治素质？医院的领导主动去仔细地了解青年同学担负战时护士工作中的动态，从而在思想上、斗争意志上、立场上来提高他们，教育他们。于是他们便在频繁而紧张的战斗生活中锻鍊得坚强起来了。以青年同学为主的护士同志的力量，在战争中逐步发挥作用了。 伤员便是他们服务的具体对象。于是他们便去了解伤员，以诚心诚意为伤员服务的精神，把高度的热情贯注于具体行动中去掌握业务技能，树立艰苦朴素的作风，认真负责的治疗、护理，周详细緻的管理，使伤员早日恢復健康和战斗意志，重上前线杀敌。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只要我们能够首先锻鍊思想，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那么在业务上、技术上、方法上，或其他方面的困难，也就可以逐步解决向前发展。 延安中学除去改编为第四后方医院的师生外，其余师生仍保持“延中”的建制，跟随边区政府转战陕北。在这个时期，学校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同学学习、上课、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另外课余时间还上山打柴、挖野菜、种地改善生活。 1947年春，在转战陕北途中，任弼时同志的女儿任远志同学，因在夜行军中把脚扭伤，送回中央机关治疗，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伤愈后，远志同学准备返校，在向毛主席告别时拿出小日记本要毛主席题词。毛主席在询问了学校师生的情况后，欣然在她的日记本上题了“光明在前”的光辉题词。（当时题词的地址是在陕北的王家湾）从那时起，这光辉的题词一直激励着延安中学的全体师生们向着光明前进。 第340页 第44章 华东学子烽火摇篮五千里 1946年6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调集几十万军队，向我苏皖边区大举进攻。为了适应战时需要，淮南解放区的半塔军政干部子弟学校、淮南中学部分师生，编为淮南干部大队九中队，紧急撤退到苏北解放区，并与华中建设大学附中、建大附师实验小学、新安小学部分师生合併，组成华中干部子弟学校。与此同时，淮北解放区的雪枫学校，改编为雪枫战地服务团（文工团性质），也战胜重重困难撤退到苏北解放区。两校分别编为黄河大队三中队和四中队，随军撤退到山东、河北。1947年6月，经黄河大队决定两校合併，改名为雪枫干部子弟学校，番号统一为黄河大队三中队。1950年经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定名为华东干部子弟学校。 华东干部子弟学校 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是多所学校变迁合併而成，若要追根的话，应该追到1940年。 淮南军政千部子弟学校 创建于1940年8月。她是新四军五支队和中共皖东区党委（后改为淮南区党委）为了培养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军政基层干部和新四军淮南区军政干部子弟，而创办的一所军事化学校。校址设在津浦路东，来安县的东北山区半塔镇上。这所学校，从1940年8月开始办学起，至1946年9月与几所中小学合併时止，前后歷时6年，她为新四军二师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基层干部，为新四军和淮南地区党政军干部子弟的成长，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对新四军二师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0年初，在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淮南地区的党政军千部中，逐步扭转了王明、项英的右倾错误影响，开展了抗日、反顽斗争，建立了抗日政权，进行了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抗日，组建了抗日武装，委派了来安、六合、天长、吁胎、加山等8个县的县长，创建了以半塔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抗日根据地建立初期，地方各级政府，各级群众组织需要建立、健全；军队和地方武装得到迅速扩大，因此，不论军队和地方，都急切需要懂政治、有文化、有技术、有觉悟的各级各类人才，来充实基层和巩固基层。 1940年初，新四军五支队，在原半塔小学内，开办了基层干部训练班，同年8月，经新四军五支队与中共皖东区党委研究决定，在原半塔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一所军政干部学校，以培训部队和地方急需的基层千部，解决部队和地方的党政军干部子弟上学难的问题，以解决部队伤病员在修养期间的政治文化提高问题。经过一个时期的筹备，学校于1940年9月开始招收干部子弟入学、上课。淮南军政干部子弟学校从此诞生了。 学校由新四军五支队和中共皖东区党委领导（后由新四军二师和淮南区党委领导，具体工作由淮南行政公署直接管理）。学校师生待遇实行供给制，所有经费、粮食、服装等全由淮南行政公署拨给。 在办学过程中，校址、校名和学校领导人，有过多次变更。1940年8月以前，学校名称是淮南来安区中心小学，校长于超。1940年8月学校招收干部子弟人学，校名改为淮南半塔军政干部子弟学校，本年寒假于超同志调出，校长由李义同志接任。1941年5月，日军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校舍被烧毁，学校迁至半塔集西南苏郢办学。1942年暑假，学校迁回半塔西集，李义同志调半塔区政府工作，校长由项元鼎同志接替，副校长为张沖同志。年底项元鼎同志因工作调出，李义同志再次调回担任校长，校址由半塔西集迁至半塔集北头向家大院。1943年学校在举办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开始大批招收军政基层干部人学，所以又称为半塔军政干部学校，或半塔军政学校。1943年寒假李义同志再次调出，校长由廖弼臣同志接任，副校长先后由江谨、刘芳等同志担任。1946年春，廖弼臣同志调出，校长由江北然同志担任，副校长由郑惠风同志担任。学校的办事机构，设有校长办公室、教务处、总务处，负责处理日常教学和行政事务工作。1943年3月学校建立中共党支部，支部书记由廖弼臣同志担任。教师和学生中，共有中共党员40多人，支部受中共半塔区党委领导。 学校开办之初，学员不多，人数不及百人，1941年后，学员逐年增多，至1943年时，学员达到200多人，1945年时学员达到500多人。这些学员，都是新四军二师和淮南区党委、华中局先后从四面八方调来的，其中一部分人来校前就已参加革命工作，一部分人虽未参加革命工作，但已享受供给制待遇，还有一部分人是来校以后，才享受供给制待遇的。这些学员的来源大体上分为八个方面。 （1）革命烈十子女，如某中共中央委员的儿子彭伟光、彭伟生：某抗日烈士的子女袁立义、袁立华等。 （2）新四军及淮南地区党政军干部子女。如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的儿子张远志，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温仰春的女儿温奇，着名作家苏苏的女儿大林、二林等。 （3）南京、上海、杭州、扬州等敌占区，作地下工作的党员干部子女。如陈蓉、陈珍、李学富、李学宏、范李东、范李西、徐琴等。 （4）新四军二师里文化比较低的年轻基层干部和战士。如苏中、张桂英、郭建、高敬群、陈建新、晓苇等人。 第341页 （5）新四军二师在后方修养需要提高政治文化水平的伤病员。据记载，1943年一次调派来的休养人员就有30多人。 （6）津浦路西和浙江四明山区的青年干部和小游击队员，如顾迪等人；据记载，有一年从淮南路西调来学习的女干部，一次就有20多人；年龄大的二十六七岁，年龄小的也就十八九岁。 （7）淮南根据地的青少年，参加革命后因文化低而送来培养的，如高文斌等人。还有根据地内开明士绅的子女。 （8）经地下党介绍来解放区参加抗日的敌占区、国统区的青少年，以及由城工部门介绍来参加革命的敌顽伪军政人员子女，如国民党嘉山县县长的儿子周士元等人。这些学员来校人学，都必须持有新四军二师或淮南区党委、淮南行署的行政介绍信和供给介绍信才能人学，才能享受公费生待遇。 学员按年龄和文化程度分别编人速成班、轮训班、补习班学习，年龄小的按文化程度编人各个普通班学习，另外还有一个幼稚班。 学员的工作分配，统由新四军二师、淮南区党委和华中局，根据部队建设和地区政权建设需要，随要随调。其他地方党政军部门，不得随意调动。 1940年学校开办之初，其教育方针和教学原则，是按照当时抗日根据地人民政府对一般中小学的办学要求，组织办学的。学员人学之后，按文化程度高低编班上课。 1941年8月，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在《少年抗战与新四军现状》一文中提出：我们欢迎各地革命青年，来到苏北、皖东北“抗大”、“鲁艺”及其他学校上学……只要是爱国青年……一律保证入学，一切待遇和延安“抗大”一样。 1942年整风以后，新四军二师和中共淮南区党委，除了继续调派党政军千部子弟来校学习外，还不断地或成批地调派部队的基层干部、战士、修养员，以及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青少年来校学习。从这时起，学校的性质和办学任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学校既在培养提高党政军调来的青年干部、战士，又在从党政军干部子弟中培养干部。根据这个变化了的情况，从1943年开始，学校的办学方针和教学原则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校明确提出：以“抗大”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作为教育方针，在学员中要培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式的校风。学校强调理论联繫实际，按照教、学、做合一的原则指导教学工作。要求学员在课堂上学好科学、文化理论知识，在生活、工作实践中学习实际工作能力。 根据“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原则，结合学员的政治、文化以及斗争经歷等实际情况，学校对学员进行了政治、军事、文化、生产劳动等四个方面教育。 （1）政治教育。主要教授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理论教育，讲授了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青年的革命理想与革命人生观；二是时事政策教育，讲授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结合国内外重大事件，结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进行教学。教材由教师编选或自编讲授提纲，进行讲授，学员做笔记，课后小组讨论消化吸收。这种教学内容，虽然缺乏系统性，完整性，但它灵活实用，针对性强，很受学员们的欢迎。通过上述的政治教育，希望学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要求学员树立起抗日必胜的信心和坚决抗日的决心，要求学员能够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2）军事教育。主要是从三个方面人手：一是讲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军事常识、军械基础知识（如步枪、手枪、手榴弹等常规武器的使用、维护保养、射击原理等），同时进行队列训练，跳越障碍等军事体育训练。二是进行行军实践训练。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伪顽军对淮南根据地常常进行“摩擦”、“扫荡”，为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学校常常不定期地组织夜间紧急集合，组织野外行军，以提高学员们的警惕性，以培养学员应付突发事变的实际能力，使学员做到临危不惧，不慌不乱，不掉队；在餐风饮露的野外宿营中，培养学员的吃苦耐劳习惯；在敌情紧张的日子里，组织年龄大的学员站岗放哨接受实战训练。三是日常生活，实行军事化管理。全校学员（除幼稚班外）编为两个中队，中队下设分队、小组。中队长由学校任命有军事斗争经验的人员担任，分队、小组长，由学员民主选举产生。全天作息起居，均按部队要求进行，早晨哨声一响，起床打好背包，洗漱后出早操；早饭后上课，一日三餐，列队唱歌，分组吃饭，晚间哨响熄灯就寝，没有例外。一日生活整齐迅速，紧张有序。每周召开一次民主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3）文化教育。学校无论速成班、短训班、成人班，还是普通班，都要开设文化课。文化课的内容，有语文、算术、地理、歷史等四门课程。全校各个班级，都依照文化程度的高低不同，讲授不同的课程内容。教材是选用淮南行政公署编写的教材。 （4）生产劳动教育。为了培养学员的劳动观点、劳动习惯，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不脱离劳动群众，学校组织的生产劳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建校劳动，二是农业生产劳动。 第342页 1建校劳动。学校原是在几间旧草庵里办起来的，缺少校舍和办学设备。没有课桌凳，师生们用土坯砌成土墩子，搭上木板当课桌，以背包当凳子，坐在背包上听课。学校没有床铺，数百名师生，铺稻草睡草铺。1941年5月，日寇对淮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学校被焚为焦土，不得不迁至苏郢暂借民房办学。1942 年上半年学校迁回，暂借半塔供销社几间厂房和几间民房办学。校舍不但分散，而且也不够用。为了创造必要的学习、生活、工作条件，师生们决定亲自动手建设学校。在淮南区党委的领导下，经过半塔区政府的发动，群众献工献料，筹集了一部分资金和建筑材料。全校师生边教学，边和民工一起劳动建校，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学校陆续盖起了一批简易教室、宿舍、办公室、厨房，还盖起一座能容纳数百人开会、吃饭的大礼堂。劳动建校，不但改善了全校师生的学习、生活、工作条件，建立起正常教学、生活秩序，培养了师生们的劳动观念，劳动习惯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同时还增长了师生们的建房知识和教学设备的制造知识，也提高了学员们的身体素质。 2农业生产劳动。学校开办之初，师生们靠供给制生活，伙食标准比较低。日常伙食以粗粮（玉米）蔬菜为主，盐水煮白菜，缺少食油，一学期里，也只能吃一二次鱼肉。为了改善生活，学校组织学员分班下厨房帮厨，和炊事班同志一起养猪、养羊、做豆腐。为了节约开支，减轻农民负担，每年秋冬两季，学校组织师生们定期上山砍柴，每年一秋一冬，一般要砍柴几十万斤，供一年烧饭用。1942年春天，由于敌人对根据地加强封锁，再加上淮南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地方政府连粗粮也难以供给，师生们每天只能吃少量黄豆充飢，连续吃了一个多月。同年，中共中央提出开展大生产运动，要求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人人动手丰衣足食。在区党委领导下，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农业生产的土地，部分是师生们在山坡上开的荒地，一部分是由当地政府拨给的。在进行农业生产劳动之前，学校聘请有农业生产经验的农民，讲授农业生产知识，传授农业生产技能，生产活动开始之后，请老农现场指导，当顾问。师生们在挖地、播种、浇水、施肥、管理、收穫等生产实践中，学会了农作物的栽培知识和农业生产技能。师生们每年种的白菜、豆角、萝蔔、蚕豆、韭菜等，都按时收割，送入伙房，改善生活，做到了蔬菜基本自给。在大生产运动中，学校是淮南地区开展生产运动取得较好成绩的单位之一。 学校还组织学员参加社会工作，既是当时抗日战争的需要，也是培养学员实际工作能力的需要。通过各种社会工作，使学员们获得了一个极好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机会。 学员参加的社会工作，大体上有两个类别，一是为了战争胜利，为了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而做的宜传工作；二是参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破除封建迷信，鼓舞工农抗日斗志的社会改造工作。 宣传工作，有经常性的宜传和重大事件、重大胜利时的突击宣传。学校组织的经常性宣传，大都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组织进行的，如为了减租减息，为了扩军，为了支前，为了反扫荡、反摩擦，为了募捐慰问伤病员等。1943年夏季，学校将50多个学员组成了临时剧团，从半塔出发，到大刘那、旧铺、古城、自来桥、施官集、竹镇等地进行了巡迴演出，在50多天里，演出了数十场，场场爆满，深受各地工农群众的欢迎。每逢根据地人民取得重大胜利或重大节日时，为扩大政治影响，学校都组织大规模的宣传活动。1945年5月，为庆祝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战胜德国法西斯，学校在半塔西大塘连续演出三天，群众欢唿雀跃，盛况空前。同年8月，新四军解放淮南来安县城，学校组织宣传队，到来安城里演出宣传。这使长期生活在敌占区的人民，获得了解放后的欢欣。8月15日，日本宜布无条件投降，为了庆祝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学校和当地驻军、人民群众一起，组织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开大会演节目，组织了火炬游行，在这些宣传活动中，淮南半塔干部子弟学校是一支引人注目的宣传队。 学校宣传演出的形式多种多样，有淮南人民喜闻乐见的洪山戏、扬州戏，有踩高跷、打渔鼓、跑旱船、大秧歌、大合唱等。这些演出的剧本、歌词，有的是师生从各地收集到的，有的是老师们编写的，或由师生共同写的，演出的艺术指导，主要是学校的老师，有时也聘请部队文工团员，或校外文艺工作者参加指导。 学校组织的宣传工作，既紧密配合了抗日根据地各项中心任务的推进，又丰富了学员们的文化政治学习内容，对提高学员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艺术水平以及实际工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组织学员参加社会改造工作。淮南干部子弟学校，长期以来组织学员举办扫盲识字班。藉此学习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破除封建迷信，鼓舞工农群众的抗日斗志。据不完全统计，学校在半塔集的街道上和周边的农村里长期举办的有20多个扫盲识字班，组织大批不识字的工人、农民、妇女参加学习。扫盲班的教师，由学校年龄大的知识面比较广的学员担任，教材由学校教师编写先由教师教给学员，以后由学员教给工人、农民、妇女，翻了身的工农群众，学习积极性很高，不论男女老少都来参加学习。由于学员们教得认真，工农群众学得扎实，所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很多人能够看报、写字、算帐，也有部分学得成绩优异的工人、农民、妇女，摆脱了家务，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亡工作。 第343页 组织学员参加私塾改造工作。半塔学校地处来安县的东北山区，在附近的农村里，有不少私塾，这些私塾不但教学内容十分陈旧落后，宣传封建迷信思想，而且对学生仍然採取打骂、体罚来进行管理。为了改造这块旧的教育阵地，半塔学校组织本校老师、学员，定期到附近农村私塾去讲授政治课，帮助私塾先生改编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法，不许打骂学生。把新知识、新思想，送进陈旧落后的边远山区，逐步占领了这块陈旧落后的教育阵地。 淮南干部子弟学校的学员，大都是自觉自愿投身革命的青少年战士。他们人学之后，在艰苦的学习、工作、生活环境中，在严格的军事生活锻鍊中，人人朝气蓬勃；他们的学习愿望十分迫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着作和党的方针政策十分自觉，学习军事文化知识十分刻苦，他们在参加社会工作中，既认真又扎实，在学习和工作生活实践中增长了知识，增长了才干。据不完全统计，经过这所学校的培养训练，先后调到新四军二师去工作的学员，到1945年初，就有200多人。他们在部队中有的担任机要员、译电员、报务员，有的在连队当文化教员、宣传员，有的在文工团当团员，还有的在民运科做民运工作，也有一部分人，在日本投降前夕调去上海、南京等敌占区，做地下工作。从1945年5月到1946年9月，在这段时间里，学员调进调出十分频繁，新四军二师和淮南区党委来校调人，多数是成批调动，每批五六人或十多人不等，也有个别调动的。据熟悉学校情况的同志估算，在办学6年中，经过学校培养的各级各类干部，约有700多人。在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多的人直到今天还战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当然，也有些人已经年过花甲，白髮苍苍地离职休息了。据了解，这些倖存者，分布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各条战线上，他们之中，有人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中顾委、国务院所属部委工作，有人在中央档案馆、军委、总参、工程兵工作，有人在中央歌舞剧院、电影制片厂、文艺出版社、交通大学、军医大工作，也有人在工厂、学校、地方党政部门工作等。在他们之中，有军、师、团的指挥员，有政府部门的司局长，有教授、工程师，有电影导演、剧团负责人、乐队指挥，有厂长、经理，有报社编辑、出版社的负责人等。他们继承和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正在为我国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淮南干部子弟学校，在战争中诞生，在战争中成长。为争取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服务。她在办学6年中，既是一所培养人才的学校，又是一支为争取战争胜利的宣传队，也是一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争取自给自足的生产队；学员们在学习、工作、生活、生产劳动中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学校是学员们的学习课堂，社会也是学员们的学习课堂，学员们在这个新型的革命摇篮里茁壮成长。 淮北公立雪枫小学 是供给制公立抗日小学演变而来的。“抗小”是1944年春在新四军四师所在地泗洪县境内半城镇附近豆沖村建立的。当时校长先是徐普（后调回部队），由姚正启接任，教导主任是陈欣，金畅如校长、贺子文老师于1945年9月从淮北行署教育处调来。这时期先后还调来郑樵民、陈晓光等教师，又从师部后勤调安惠然任抗小后勤主任。“抗小”刚刚建立时，教员多是师部政治部的干事等，轮流给学生讲政治、军事、形势和解放区各项政策课。在金校长到任后，教师多了，学生也有百余人了，开始按文化程度分四个班上课，因学生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差异，採用了分合上课的办法，合起来上大课，分班上文化课。 在抗日战争后期，随着解放区的日益巩固和扩大，新四军四师营以上的干部子女纷纷从蒋管区或沦陷区到淮北解放区来。1944年春天四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决定将部分能自理生活的小学生集中起来送到抗日小学，学习训练管理，由师政治部直接领导。“抗小”一面组织学生学习文化、政治；一面从事一定的生产劳动，如纺纱、种菜、打柴等。全部实行供给制，按战士待遇，每月发给理髮零用费。1944年9月彭雪枫同志在前线光荣牺牲，1945年2月淮北区党委（书记邓子恢）和淮北军区（司令员张爱萍）、淮北行政公署（主任刘瑞龙）决定：为纪念彭雪枫师长，将《拂晓报》改为《雪枫报》，将抗日大学四分校改为雪枫大学。与此同时，将公立抗日小学改为淮北公立雪枫小学，划归淮北行政公署和四师政治部直接领导。学员除了军队营级以上干部的子女为主外，经过区党委、师政治部介绍，也接收地方县级以上外来干部子女和烈属捆女以及一些机关转来的“小鬼”入学。在教育方针上，学习抗大的优良作风除文化课外，还进行党的方针、路线教育以及军事训练，配备一部分枪枝，学生全部穿军服，由四师供给部统一制作。主要为边区党政军培养机要、文艺、医务人才。 1945年秋季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整个抗战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部队忙于调整改编为纵队。雪枫小学也奉命随着形势变化迁移到安徽省泗县城内，属中共华中分局、七地委、专署、第七军分区政治部直接领导。 第344页 雪枫小学住在七专署前边淮北师范附近一处民房里，学生有一百余人，仍按四个队编制，男生两个队，女生两个队。教员除原来几位外，戈锋从淮北师范调任雪枫小学任教导主任，郑樵民为副主任，还有淮师刘斌来“雪小”兼任音乐教师，音乐课合起来上。新区政策、国内外形势也合起来讲课，其他文化课按文化程度分班上课。当时教员少学生文化程度有差异，大课和分班上课穿插进行。课余时间，学生在城内分街道进行宣传新区政策，发动群众搞惩奸运动，如在城内组织群众开大会斗争维持会长、伪县长等。惩奸运动和宣传新区政策与街道办事处的同志配合得很好，使学生得到了实际工作锻鍊，也受到一次很好的阶级教育，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政治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 1946年夏季，小麦刚刚上场，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内战，悍然调动几十万大军向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侵犯我苏皖解放区的是桂系白崇禧反动军队。他们沿着宿县至泅县公路侵犯我泗县城。在紧急关头，地委、军分区决定，雪枫小学转移出城。为防敌机空袭，全体师生按照原来班组进行轻装备战。在转移前，金畅如校长作转移动员：一是轻装；二是要遵守群众纪律；三是要宣传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毛主席战略思想……。动员后，全体师生列队，迈着整齐步伐向泗县城南转移。进驻汪周庄后，借群众房子居住，只好在大树下给学生上课。 在汪周庄不到十天时间，敌人疯狂地侵犯我泗县城，“雪小”又奉命向泗县城东北四十五里的黑树王村转移，就地休整，以战斗的姿态，再次轻装备战，每人只带一床被单，一套单军装，其他东西一律就地寄存。 “雪枫战地服务团” 根据革命战争的需要，七地委、七分区决定：雪枫千部子弟小学校，改编为“雪枫战地服务团”，随军向淮阴方向转移。这时，七分区政治部主任刘作孚把戈锋和金畅如校长找去，给他们宣布上述七分区的决定。同时讲清，该团属文工团性质，校长是团长（营级），教导主任是副团长（副营级），团部分工由党支部决定。当时学员已发展到150人左右。并制作了蓝底幕白字的团旗，“雪枫战地服务团”七个大字是由戈锋书写的。 这时，我华野九纵和山东野战军已经与泅县城敌军接上火了。泗县城上空敌飞机盘旋轰炸，机枪、步枪、手榴弹似连珠炮般不停的叭叭、唿唿作响，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此时，担架队一批一批地奔往于泗县城前线，伤员一批一批地运下来。由于战事紧急，确实也来不及宜布分区决定，就紧急动员起来，做好战地服务。学员们一起出动，为伤员端水的端水，送饭的送饭，还有送被单给伤员。忙一阵子后，就召集群众开会，动员支前，揭露蒋介石打内战的滔天罪行。编写快板诗：“蒋介石真混蛋，撕毁协议打内战，动员大军几百万，杀人放火罪滔天……”这时，当地群众也纷纷起来支前，送茶送水，转送伤员。 我九纵、山东野战军八师因与敌人交火失利，泗县主动放弃，被敌人占领。学校也快速地随军转移，经过官仁集、孟集，由半城镇到洪泽湖渡口。当师生们到半城码头时，洪泽湖已经没有船只了，惟有分区独立营掌握的几只船。经交涉，“雪枫子弟小学校（团）”过湖，独立营拨给两只大船和两只小船。校部全体人员乘坐两只大船。戈锋和警卫班十来个队员佩戴武装乘坐小船于大船前二三里路当尖兵班，沿着芦苇边，船头浪花叭叭响，渴了喝洪泽湖水，肚子饿了就啃几口干馒头，经一昼夜，渡过洪泽湖东岸黄码头镇。 学校经洪泽湖水路，敌人向淮阴侵犯走陆路，服务团刚到黄码头，敌人已占领黄码头以西一带村庄，当时华野某部和淮北各县独立团与敌接上火，机枪、步枪声不分钟点，像暴雨般唿唿打了一天。当时上级决定给服务团补充一部分马大盖子步枪，是很适合文艺兵佩戴的武器。在领枪验枪过程中，因陈晓光同志不慎枪走火，发生了打死船民小孩的不幸事件，船民们非常悲痛伤心，师生们为此也感到十分痛心。 枪枝都已经装船待运，当晚就要转移。在万分紧急情况下，后勤主任安惠然同志暂时留下，通过地方政府给船民几百斤粮食和华中币作为抚恤安葬费，善后得到妥善处理，当夜才得以急速转移。在部队行至清江北苏家嘴修整待命时，党支部才开会传达七地委、七分区的决定，学校改编为雪枫战地服务团，为部队文工团性质。并进行内部分工：金畅如为团长，戈锋为副团长兼管政治工作，郑樵民负责编写资料兼男生一队辅导员，陈晓光负责舞美歌咏兼男生二队辅导员，贺志文负责女生为一队辅导员，潘佐英为女生二队辅导员，安惠然仍为后勤处主任，负责全团供给工作，张淑清负责服装道具的保管。当时就这样把雪枫战地服务团的架子搭起来了。同时从抗大文工团调来几位同志到该团工作。后奉上级指示：雪枫战地服务团编人华中分局，华中分局后改为华东分局，直属随军干部大队黄河大队领导。序列为四中队，随军北上转移。这时钊枫战地服务团就不能按部就班地上文化课了，而以演出、宣传教育为主。对外演出仍用雪枫战地服务团的名称，对内是黄河大队四中队。到山东沂水境内，大队部又派调夏陶然来团任指导员，马明舒调任文艺、音乐导演，还有一名文化教员叫王继仁。 第345页 雪枫战地服务团，除几位老师年龄较大以外，其余的团员大多是十一二至十五六岁左右，有少数几个近二十岁的；还有一部分十岁左右的“小鬼”，如张漪清、王运英等。从泗县向淮阳方向转移，适逢炎夏阴雨季节，几乎天天下雨，道路泥泞，长途跋涉、艰难困苦的行军到淮阳北苏家嘴已经是400多里了。但是，师生们为了实现战略转移的运动战取得更大胜利，又一次轻装，组织互助组，年龄大些身体好的互助小同学和伤病同学，就这样又背起背包，排着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山东进发。途经涟水县境内高沟镇，队伍正在准备过运河时，突然两架敌机对着运河渡口狂轰滥炸。尖兵班的同志高声疾唿：“赶快隐蔽！赶快隐蔽！”当时队伍已经渡过一只船了，其余同志刚到渡口，听到尖兵班高声唿喊，很快就在运河边小房屋里隐起来。敌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轮番轰炸、扫射，运河水面被敌机轰炸得跳跃起来。直到天黑敌机飞走后队伍紧急集合点名，一个不少，顺利地渡过运河。当时有同学风趣地说：“敌机呜呜叫，咱们过河它来到，扫射子弹数百发，为咱过河放礼炮。” 途经涟水县境，道路泥泞，到处是积水，行军健儿一个跟一个，昼宿夜行，经过数道沟河险滩，后边敌人追赶，白天敌机侵扰，晚上行军：白天联络路线、侦察敌情。在苏噜、徐唐过陇海铁路，到山东境内郯城，情况稍有缓和，作了短暂的休整。这时，蒋介石命令徐州薛岳调军向鲁南大举进攻，妄图侵占我山东省临沂城。我战地服务团奉命继续向鲁南转移。时已进人初冬季节了，师生们仍是穿着一身单衣，盖一床单被，鞋子也都破了。一直到沂水县境内柳泉村宿营休整，才从鲁南军区供给部领了棉衣、棉鞋，供给粮票和津贴。1946年12月，鲁西南战役又开始了。蒋介石调动他的王牌军26师马励武部和第一快速纵队，向我临沂城进犯。 我华野陈、粟大军在鲁西南展开截断围歼，来消灭“蒋介石王牌”26师和第一快速纵队。这时，鲁中、鲁南党政军人民群众，全力支援鲁南战役。战地服务团就地排节目，动员群众支援前线，演出了《归队》、《支前》活报剧，大合唱《沂蒙山小调》、《勇敢队》等。 1947年元月1、2、3日，鲁西南战役胜利的消息不断从前线传来，群众拍手称快。战地服务团的师生们欢欣鼓舞，编写快板诗等文艺节目，向当地群众宜传。 到元月底，正值农历春节之际，我华野部队带着排好队的大批俘虏也住到柳泉村来，服务团抽一部分年龄较大的同学深人俘虏队里调查研究，对俘虏演讲，进行阶级教育、前途教育，同时摸清俘虏的政治面貌（如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等）。其余同志继续编写演出节目，如演《抓壮丁》、《拜年》，《连、排、班长》揭露国民党官兵不平等。春节给军属拜年，还结合当地喜闻乐见。新事新办的内容，编写《秧歌剧》等。 春节刚刚过后，蒋介石又调动大军向鲁中侵犯。我战地服务团奉命向黄河北战略转移，绕道经鲁西南青驼寺、上冶镇小汴桥、大坟口，在平阴县境内渡黄河。师生们虽然在山路冒雪长途跋涉，一步一拐地走着，十分艰苦，在革命友爱精神鼓舞下，相互帮助，互相照顾，大同学给小同学背背包，手拉着手，都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奋勇前进，在行军到青驼寺时，又遭到敌机的狂轰滥炸，师生们就地隐蔽，待到天黑敌机停止轮番轰炸扫射时，才紧急集合，继续前进。第二天拂晓到达上冶镇附近十里舖村。师生们几天的行军，既没得到休息，又忍飢挨饿，十分疲劳，刚到村子，倒下靠着背包就睡着了。不一儿，情报组又得到了可靠的消息，敌机每天都来轰炸上冶镇（这是通往黄河渡口的必经之地），服务团当即向北边五里地小山庄转移，他们刚刚住下，敌机就在上冶镇上空轰炸了，从早上8时开始轰炸，一直到黄昏，整整轰炸了一天。机关、商店、民房被炸烧毁数百间，山东野战军某师供给部的同志被炸伤两名，还牺牲一名。到天黑时，战地服务团才集合，通过上冶镇向平阴县黄河渡口前进。 1947年2月，服务团经过大汉口过铁路，走到平阴县境内，离黄河渡口还有60华里路，已经是深夜12时多了，打算宿营大严庄。这时，大队部送来紧急命令：薛岳（国民党徐州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一路反动军队就要封锁黄河渡口，堵截我军北渡黄河。命服务团火速渡河，否则就进山打游击。敌距服务团只有十几里路程，又一次处于紧张状态，经过激烈讨论，多数人坚决同意抢渡黄河，不同意进山打游击。说来也巧，平阴县供销社有两辆马车要过黄河，经过做工作，一部分小同学和伤病同学坐上马车，其余同学急行军，待天快黎明时，服务团大部已渡过黄河。黎明后，两架敌机飞来渡口上空轰炸，师生们已经到北岸九里庄宿营地了。还有几个小队员躲避敌机轰炸，就在黄河滩沙子上卧倒，因过度疲劳睡着了，当时风大沙飞，被黄沙埋了起来，直到黄昏又要行军了，发现少了人，才到黄河滩上沙子里把几个小队员扒出来。 在故城县休整不久，战地服务团就投入土改演剧中，并书写大字标语：“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土地回老家，贫农要当家”，上演《翻身大歌唱》、《归队》、《支前》小歌剧和一些有关破除迷信的小剧目。这时已经是1947年夏季了。黄河大队部决定，将雪枫四中队和华干（三中队）合併，仍叫“雪枫千部子弟学校”（雪枫战地服务团对外演出仍保留其名称）。 第346页 华东干部子弟小学 是多所学校变迁合併而成。这所学校的师生员工从地域上看，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以江苏、上海、安徽、河南、浙江等省市的人员居多，少量来自河北、天津、湖北、江西、福建、湖南、贵州等省。 学校的教职员工从单位来讲，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新四军领导机关从所属部队中调来的团、营、连级干部和战士；二是地方党政领导机关调来的党政机关干部；三是淮南、淮北、苏北等地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和教师；四是解放区举办的师范学校毕业生。这些干部、教师、员工，不论来自何方，入校就是入伍，一律享受供给制待遇。 学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一是新四军军部及所属二师、三师、四师、七师等部队的干部子弟；二是淮南、淮北、苏北等地区的烈士和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子弟；三是上海、杭州、南京、扬州等沦陷区，以及蒋管区的地下党子弟；四是从沦陷区和蒋管区来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学习的青少年学生；五是一些部队和地方的年纪轻文化低的干部和战士。 学员中一部分是18岁至26岁的青年干部和战士，大部分是年龄在12岁至18岁的青少年学生，少数是7岁至10岁的幼年儿童。 这些学员的入学，都必须履行严格的入学手续。凡解放区党政军单位介绍来校学习的学员，都必须由所在单位提出申请，经部队师以上或地方行政公署的批准，并持有上述领导机关的批准介绍信，方可入学。沦陷区、蒋管区来校学习的学员，都必须取得我军城工部门的介绍，和其主管机关的批准，方得来校学习。这些学员入学之后，一律按照入伍人员享受供给制待遇，按照战士标准，着军装，吃公粮，发津贴，领用品。 根据战时办学的特殊要求，学校的行政组织机构和学员的自治组织机构都力求简单灵活，注重效率，力求把师生们的日常行军、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活动统一纳人一个组织之内。 学校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干部配备为：设校长一人，副校长若干人，统管学校全面工作。校长之下设两个办事机构，一是生活指导部，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辅导员若干人，主管学员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教育工作，组织学员行军参加社会宣传和生产劳动，以及学员的生活管理。二是总务部，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主管学校师生员工的后勤保障工作。 学校领导干部由黄河大队任命。在校任职时间较长的主要领导有：校长汪达之（原为新安旅行团创始人，人民教育家）；副校长江北然（原为淮南半塔干部子弟学校校长）、金畅如（原为雪枫学校校长）；生活指导部主任严钝（原为新安学校负责人）；副主任郑惠枫（原为淮南半塔干部子弟学校副校长）；戈枫、夏陶然（原为雪枫学校教育部主任）；总务部主任郭海轮（原为建大附师实验小学负责人）；副主任许秉文（原为实小教师）、安惠然（原为雪枫学校总务部主任）。 为适应战时办学的需要，根据抗大“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校风和革命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则，学校对学员提出了四项要求：一是思想革命化，二是行动军事化，三是生活学习集体化，四是作风民主化。为实现这四方面的要求，学校一边通过学员的自治组织动员大家自觉执行；一边依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制定了生活、学习、行军和工作制度，以民主管理制度来保证其贯彻执行。 学员组织按军事建制，设总队和分队。总队与分队的负责人分别在全校与分队学员中选举产生。总队与分队均设辅导员，两级辅导员由学校在干部教师中选派，全校学员共编成8个分队，分别负责组织各分队学员的行军、学习、工作和生活。 由于在全校师生中建立了军事化的自治组织，执行了民主集中制度，因此，在学校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出现了和部队一样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动局面。 解放战争初期，敌我战争态势是敌强我弱，我军在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中，战线推移瞬息万变，学校随着战争发展形势转移，常常处于险恶的环境之中。先后经歷了北撤、西突、东进、南下五次行军，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四条封锁线，行程五千余里，被人们誉为“小长征”。 第一次行军。1946年9月初，苏皖边区政府决定淮南半塔学校等五校合併。9月13日，新组建的华中千部子弟学校，在阜宁金韩庄完成组建任务的当天，立即向北撤退。雪枫战地服务团撤退到苏北地区时，淮阴情况已经十分紧急，我防御部队要求他们当晚必须冲过清江（淮阴）城，否则就可能被（敌军）切断去路。服务团冲过清江城后，亦随即撤向山东。途经江苏阜宁、涟水、灌南、沭阳、山东胶城、临沂、沂水等7个县，突破敌人设置的陇海铁路封锁线，歷时两个多月，于11月23日到达沂水县休整。 第二次行军。1946年12月，蒋匪军侵占陇海铁路东段一线。1947年1月开始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华中干部子弟学校与雪枫战地服务团奉命于2月12日，从沂水大匡庄和柳泉村出发，向西突围。途经沂水、蒙阴、新泰、泰安、平阴、聊城、临清、夏津、武城等8个县，突破了敌人设置的临芜公路、津浦铁路、黄河等三条封锁线，歷时两个多月，到达晋鲁豫解放区的故城休整。 第347页 第三次行军。我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期，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1948年9月24日我军解放济南。10月初，学校奉命东去山东临淄集中，途经枣强、临邑、南河、惠民、合浦、博兴、临淄等7个县，歷时一个多月，于11月底进驻山东临淄张家庄休整。 第四、第五次行军是我军取得了辽渖、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之后，向全国进军、夺取全国胜利之时进行的。1949年3月，学校奉命乘火车南下，途经济南、徐州、宿迁到达淮阴休整。10月再乘船渡江，打着腰鼓，唱着凯歌，进驻南京。 学校的第一、第二次行军，是在我军处于战略防御与敌鏖战之时进行的，是五次行军中最艰苦、最困难、最危险的两次行军。其特点是： 1.处境险恶 1946年七八月间，国民党军队从苏中、淮南、淮北以及陇海铁路东段沿线，向我苏皖边区发起勐烈进攻，妄想将我军包围于苏北地区。在这期间，我华中野战军取得了苏中地区“七战七捷”的全面胜利。敌军趁我军重新调整部署之机，于9月12日对我苏皖边区首府淮阴发起进攻，19日淮阴陷落，加日淮安亦被敌军侵占。当时，苏北战情十分险恶。华中干部子弟学校和雪枫战地服务团，直到敌军人侵“两淮”前夕才分别由“两淮”地区向山东撤退。正面有敌人设置的陇海铁路封锁线，后面有国民党军队的追逼。整日枪炮声不绝于耳，空中有敌机侦察，骚扰。在学校经过沐阳高沟镇准备过六塘河时，两架敌机对渡口轮番轰炸扫射，阻我渡河，歷时一个多小时。由于隐蔽及时，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1947年2月12日，从山东沂水的大匡庄、柳泉村出发，向西突围。当时山东形势更为险恶。国民党调集30多万军队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实行南北夹击，南有张灵甫等8个整编师20个旅向北进犯到临沂一线，北有李仙洲率领的3个军9个师，由胶济铁路沿线南下，侵占莱芜、蒙阴、新太一线。山东东临大海，敌人从南、西、北三面把我军团团包围，妄图将我军歼灭于沂蒙山区。当学校“西突”通过临芜公路上的青驼寺镇时，我军主力正从临沂大踏步地向北推进，准备实施莱芜战役，聚歼北路敌人。南线只留有部分部队做出与敌决战姿态，阻击临沂一线的敌人。临沂到青驼寺镇不到50公里，如果防线被敌突破，敌人凭藉他们具有的机动能力，两三个小时内我们就可能被敌堵截。过了青驼寺后还要向西通过津浦铁路封锁线和黄河封锁线。为了避免与敌遭遇、被敌堵截，黄河大队日夜兼程向西推进。对此，敌人曾误认为“共军”主力向西突围，一方面加大南北夹击封堵的速度（敌人南北之间的距离，最近时曾经只有几公里），另一方面强化空中打击，敌机不间断地跟踪扫射，阻我西突，迫使我们不得不改为夜行军。为了抢渡黄河，最多时，一夜急行军130多里，这个处境和行军速度，对于一群青少年，最小的只有七八岁的小兵来说，是何等的艰难和危险呵！ 2.连续奔波 第一、第二次行军，由于敌情紧急，从早到晚不停地走路，连续两个月，中途很少得到休整。由于长途连续行军，许多人脚上磨起了水泡，晚上挑破用热水洗一洗，第二天再接着走路。日復一日，小泡变成了大泡，水泡变成血泡，渐渐由点到面，连成一片，每到晚上洗脚脱鞋时，血水粘着鞋袜，撕心裂肺般地疼痛。有些少年学员由于疲倦和怕疼，千脆穿鞋而睡，老师和大一点的学员，只好在他们熟睡以后，帮他们处理血泡和鞋袜。这两次行军，虽然已是秋冬时节，但每天行军途中，却常常出汗，衣服时干时湿，风尘满身，既无条件洗澡，又无衣服可换，时日一长，虱子等寄生虫乘虚而人，感冒、斑疹、伤寒、肠胃炎、疥疮等疾病，在师生员工中，时有发生。 3.生活艰苦 山东是革命老区，在八年抗战中，人力、物力资源遭到日军极大破坏，抗日胜利后，工农业生产还没有得到应有恢復，解放战争即已开始。新四军和新四军所开创的各解放区的党政机关以及两广纵队，都先后撤到了山东。为了保证战争胜利，山东的物资粮食首先是供应前方，后方起初还能吃到煎饼、小米，后来，只能是本地有什么吃什么，如地瓜干、胡萝蔔、黄豆、黑豆、大枣等各种杂粮。这些食物对吃惯大米、白面的南方人来说，不仅是吃不惯，而且吃了肠胃不适应，常常引发出其他病症。学校离开华中时，还是初秋时节，经过几次轻装急行军，师生员工所带衣物不多，到达山东已是初冬，还穿着单衣、盖着单被，实在难以御寒。许多人因此而伤风、感冒、咳嗽不止。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节约资金支援前线，学校组织师生员工自己动手缝制冬装，抵御寒冬。 由于长途行军的劳累，生活的艰苦，营养的不足，生病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教职员工中先后有朱义富、王贯才、何毓霖，学员中有邵长凤、李金平等人病逝。另有教师孙立枢因病得不到药物有效治疗，而截去了一双下肢，成为终身残疾。这些人是在祖国解放的前夕，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了将来祖国的建设，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的。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三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八九岁。长途行军对学员来说，是面向社会、面向实践学习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学校针对环境险恶、生活艰苦等实际情况，在员工中、学员中，以学习上级文件，传达上级会议精神以及个别谈心等方式，着重进行了有关“战争性质”、“我军战略方针”、“战后国家建设”等方面的教育，通过教育使学员认识到：当前的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大搏斗，搏斗的胜负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盛衰，关系着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前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执行“打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撤退、转移，正是为了明天的胜利。针对行军中的一些认识问题和必要的行军知识，教师和学员们编了很多歌谣，如《前进歌》、《爬山头》、《山东好》、《鸡》、《行军纪律歌》、《夜行军歌》等。组织同学编写标语口号，编写快板诗、墙报，进行自我教育。还通过讲故事和表扬好人好事，学习英雄事迹，学习革命前辈的榜样，学习前方战士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的大无畏精神。当时学校有两个八岁的小学员，坚持自己随队行军，让出民工的车子给病号和其他小同学乘坐，学校领导几次在队前表彰他们的事迹，在学员中影响很大，印象很深。由于这些教育活动的开展，在整个行军过程中，全校始终保持了“一路行军一路歌”的高昂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 第348页 在长期的行军生活中，大家感受最深、永远难忘的是团结友爱精神。在敌机俯冲扫射的时候，大家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老师以身体掩护学员，年龄大的学员以身体掩护小学员；当病号和小学员走不动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帮助他们背背包或搀扶前进；当有人生病的时候，师生们都千方百计地给予照顾和安慰……在艰苦的长途行军中，自觉地形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师生情谊、同学情谊。正因为如此，学校充满着一种家庭式的亲情和温暖，学校内部的称谓也反映着这种特点，同学们称汪达之校长为“汪爸爸”，小同学称大同学为“哥哥”、“姐姐”。 华东干部子弟学校 华东干部子第学校是若干个学校合併组成的，他们中的有些学校曾经就是干部培训班，或具有文工团性质的单位。淮南半塔军政干部子弟学校，1943年就开始举办干部培训班，又称半塔军政干部学校，主要招收新四军二师中文化较低的年轻基层干部、战士和到后方休养需要提高政治文化水平的伤病员，还有从津浦路西和浙江四明山区转来的青年干部和小游击队员。1946年北撤的初期直至1947年到达河北故城时，华干的学生中，仍有一批淮南“干部培训班”的年轻干部及战士。 为了落实“为战争”、“为建国”培养人才的任务，学校领导根据战时学校的特点，努力把学校办成既是学习队又是宣传队和工作队；在为战争、为社会服务的实践中，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1947年9月，学校驻在冀南故城县南岭踪。为了更好地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全校师生员工掀起了学习《土地法大纲》热潮。通过老师讲解、个人自学和集体讨论，学员开始懂得，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是中国农民翻身解放的关键；是中国几千年歷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通过学习，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师生们革命热情高涨，纷纷要求参加这场农民的翻身解放斗争。学校领导根据实际情况，以不同形式组织师生参加土改斗争。 一是抽调一部分师生脱离工作、学习岗位，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土地改革工作队，深人农村农户访贫问苦，发动受苦农民起来诉苦，控诉地主罪恶。组织农会和贫农团，没收地主土地，惩办恶霸地主，将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发动农民“支前”、“保田”； 二是组织部分师生半脱产，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驻村土改工作组，参加本村全过程的“土改”工作； 三是组织部分师生做土地改革宣传工作。通过歌咏、标语、墙报、秧歌舞、演戏等方式，向农民宣传《土地法大纲》。宣传变革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歷史和现实意义。宣传《大纲》规定的阶级划分标准和各种政策界限。报导各地“土改”斗争情况，宣传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事例，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发动农民参加“土改”斗争； 四是部分年龄小的学员留校学习，参加诉苦会、斗争会等集体活动，从中接受阶级教育。 1946年11月，学校北撤到达山东沂水大匡庄时，正遇我军与敌鏖战，缴获了大批美制武器装备。根据前方要求，学校抽调陆惠江等师生10余人，参加新武器新装备的使用培训工作。 1947年7月，是我军在粉碎敌人重点进攻之后，转人战略反攻时期。为适应我军开拓新区的需要，学校抽调江北然等师生40余人，奔赴前方，参加新区政权建设工作。 1948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参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斗争。学校抽调金畅如等师生30余人，参加新区的开拓和巩固工作。 194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党中央号召向全国进军，夺取全国胜利。学校根据前方需要，抽调郑惠枫等师生10余人，随军出发渡江作战，进行新区城市接管工作。 1951年，全国解放后，各级党政机关需要干部开展工作，学校抽调100余人，参加华东各级政权的组建、巩固工作。 除调出后直接进入工作岗位的师生之外，从1950年至1952年约有200多名初中文化程度的同学，先后转人团校、同济高工等专科学校，经过一段学习后，进入工作岗位。 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是在特定的歷史条件下组建起来的一所战时学校。它在战争中诞生，在战争中成长，在社会实践中施教，歷时三年多，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战争、为建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批人才在战争时期，无私无畏，奔赴前线，浴血奋战。在建国时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论在什么岗位上，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献给党。 他们在教学实践中，创造了“一个为主，三个结合”的战时育人方法。这种教育方法，在今天仍然有着可以借鑑之处。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育人，学校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好怎么做人，做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这是教育工作的目的。如果不重视政治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文化知识虽高，政治目标模煳，思想品质、精神状态差，长此以往，对我们的国家、民族是不利的。 第45章 边区联中一路坎坷一路歌 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是一所以普通教育为主的、具有一定“综合性”的、正规的中等学校。她把普通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等有机的结合了起来，用郝人初校长的话说，就是“一校多教”。“联中”从革命中诞生，成长于人民大众之中，是一所全心全意为革命战争服务、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学校。 第349页 1945年9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歷时八年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赢得了胜利。同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了华北重镇张家口市。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迁至该市。为建设这座城市，中共中央从延安派遣了大批革命干部到该市工作，张家口市成了晋察冀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 张家口市立中学 当时，革命战争需要兵源的接力，失地收復又急需建设干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边区政府调派郝人初同志筹建张家口市立中学。市中办学宗旨：既是普通教育的中学，又是文教、军政干部的学校。建校开始即主办初、高中学，同时兼办急需的几种干部短训班，如地方干部班、文艺工作班、长期和短期师范班……并为军医、空军、通信等部门培养和培训具有数理化、外语基础的后备力量。学生的分配方式有：个别调走、成批参军和毕业分配。 郝人初 郝人初同志系中共党员，毕业于北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37年6月率全家离京赴延安，参加革命。他在延安期间，主要从事我党领导的教育工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到张家口受命建校后，在他的领导下，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原则，克服种种困难，仅用了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就选调了一批政治质量好、知识水平高的师资，购买了一些包括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在内的教学设备，修整了校舍，制定了教学计划，建立了教育制度，为正式开学做好了一切准备。 他从建校起，就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新人。力行“教改”、“高质”、“速成”。 1946年3月20日，张家口市中正式开学。郝人初任校长和党组书记，同时负责领导张家口市女中和回民中学的工作。 张家口市中的成立，得到了延安和晋察冀边区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延安大学行政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抽调得力的知识分子干部，担任学校的教学骨干；晋察冀边区政府从华北联合大学和城工部介绍，从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中选派一部分人到学校从事教学工作。同时，又从张家口市吸收了少数有教学经验和自愿为人民教育事业献身的同志到校工作。全校教职员工83人，其中从事教学工作的都是大学毕业生或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同志。 首批招收的学生共519人，开始分8个班：其中高中班1个，初中班7个；后来又先后成立了师范班、地方干部班和文艺工作班等。 学生之中，有的是张家口市人民群众的子女，有的是来自国民党统治的“平津”以及其他地区的进步青年；有的是我党各部门干、军、烈属子女；还有一些是参加革命的“红小鬼”。 普通教育班设置的课程有：国文（语文）、数学、英语、歷史、地理、物理、化学、博物、生物、生理卫生、音乐、美术、体育、政治、时事政策等。各专业班设置的课程有文化、政治、时事政策和专业课。 所有教材都是由以郝人初同志为首的学校领导组织教师编写的。在编写中注意改革，对旧教材做了去粗取精的编辑加工，补充了适应革命和不同文化层次学生需要的内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很有特色的。 学校行政管理机构精干，人员很少。党、政领导干部尽量兼任教育教学工作。党组织不设专职人员，教育和教学组织以教师为主，有关的党、政干部参加，有的还吸收学生参加。同时，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制度，如课堂教学制度、考试制度、晚点名制度、班主任制度、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制度、军事训练与体育教学相结合的制度等。对教师授课、编写教材、批改作业等的要求和学生应当遵守的学习和生活纪律、学校日常工作所遵循的原则和纪律等，也都有明确而具体的规章制度，并严格实施和执行，定期检查总结。所有这些，保证了一切教育和教学工作有秩序地顺利进行。 在初、高中及干部班走上教学轨道后，为贯彻“一校多教”的宏愿，郝校长又兼办了幼儿教育，并为长短期师范班设置实习基地，办起了“市中附小”，力所能及地办成人夜校，进行业余教育。 为教育与宣传相结合，在文艺班的基础上，进行文艺工作活动，成立大型秧歌队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法令等，进而建成学校文工团，以艺术形式进行社会教育，利用假期到前线劳军，并为“土改”等政治工作服务，非常得力。 学校在张家口期间的建设，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学校虽然几经迁移，由相对的和平时期转人了解放战争时期，由城市转人了老解放区的农村，但始终坚持了正规的正常的教育和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1946年6月，国民党破坏“国共两党的双十和平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大举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攻。其时，国民党调集大批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围攻张家口市。我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主动暂时撤离该市。 新保安部队 1946年9月，晋察冀边区党、政领导决定张家口市中、女中和回民中学三校师生，统由郝人初校长组织、领导，率领撤离张家口市，并授予“新保安部队”军队代号，并发给部分枪枝弹药，以保证学校安全。在撤离前夕，郝校长向三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做了动员，并宣布经中共晋察冀边区中央局批准，凡跟随学校撤离进人老解放区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就是参加革命，同我党、政、军各部门一样实行供给制。在撤离时，除千部子弟和以前参加革命的教职员工全部跟着学校撤离外，还有一部分张家口解放后到校学习和工作的人，也跟着学校撤离出来。他们能够毅然离开城市和家人参加革命，正是学校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深人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果。 第350页 三校师生自背行李，徒步行军千里，路经察哈尔、河北、山西三省七县，于11月安全抵达老解放区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东、西黄泥村。 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师生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国内外形势的及时报导，活跃了学校的文化政治生活。在郝人初校长的主持下，于行军途中创刊出版了《众声》报。“众声”——即宣扬人民大众的唿声和三校团结之意。 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 张家口市中、女中和回中到达建屏县东、西黄泥村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边区政府下达命令，三校正式合併，更名为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达到了爱国人民之间的精诚团结，师生员工亲如一家。当时干部子女不到一半，群众子女、边区各地以及平津来的青少年过半。“联中”是人民大众的学校，凡是人民的子弟都一律欢迎报考，考核合格者人学培养。学生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在生活上享受一样的供给制待遇。 学校到达东、西黄泥村后，面临许多困难。这是两个很小的山村，交通不便，物质条件本来就相当艰苦，一下子增加了几百人，就更加困难了。首先是教育、教学条件很差，没有校舍，师生住在向老乡借用的空闲房屋中。教学、办公全借用民房。全校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民情风尚；环境卫生，轮流值日打扫；进行革命宣传，办街头墙报、文艺演出。其次是物质生活艰难，粮食（主要是小米）虽然基本上有保证，但蔬菜、食盐和食油等就相当困难了。由于生活条件差，不少人得了疟疾、痢疾和疥疮等疾病，但却没有药品。这种情况，即使在和平环境下，也是相当艰难的，何况是处在战争时期呢！ 但是，“联中”的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没有被困难吓倒，在郝人初等学校领导的率领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就全面恢復了上课，走上了正常而有序的教育、教学轨道。同时，为保证师生健康，成立了医务所，从铁路医院借调医科大学毕业、具有丰富医疗经验的伊田同志为专职大夫。为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特任命日本留学回国参加革命的王岩同志为所长。又从家属和学生中抽调了有医务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护理、司药工作。同时，挤出一些资金购买了必需的药品和医疗设备。 学校狠抓战时学校建设，力求充实扩大图书馆、实验室，两次派人往返延安运回图书。同时去北平採购教学仪器设备、挂图及医疗器材、药材等。 1947年8月，晋察冀边区工业交通学院预科和晋察冀边区农业专科学校并人“联中”，部分学生和几位教职员到“联中”学习和工作。 学校在东、西黄泥村期间，虽然客观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由城市转人了农村，并处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但郝校长认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正常的教育教学，由于他的坚定坚持和极大努力，使“联中”依然坚决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张家口建校时的宗旨和一切规章制度，坚持以普通教育为主，以教学为主，以课堂教学为主，同时继续肩负培养当时党政军所需要的干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适应革命战争和建设新中国需要的人才。 由于当时正处在解放战争最激烈的阶段，解放区的财政经济相当困难。同时为了支援前线，解放区所有党、政部门和学校、团体、群众组织等，都不得不大力紧缩开支。根据上级领导部门的指示，“联中”实行了“以生产养学”，有计划地开展了生产劳动和其他经营活动。以郝校长为首的领导集体明确认为，“以生产养学”不能削弱教育教学，必须做到学习、生产两不误。为此，学校组建了生产科，建立了骡马运输队，并在集镇洪子店开设了经营部运输店，专事经营活动。此外，在保证进行正常的教育、教学的前提下，组织全校师生利用课余时间、休息日和假期进行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如种菜、种粮、纳鞋底、做鞋、缝衣、纺线等。 为了方便师生和当地人民群众生活，根据郝校长的意见，“联中”办起了一个小型的消费合作社。郝校长为该社起名为“三合堂”。“三合”意味着三校的合併和和谐、团结、共同前进。后来，“三合堂”又起到了通讯信箱的作用。学校与各地和各部门通信联繫，只要写“三合堂”就行了。既方便，又能保密，非常适应战争时期的需要。 为支援革命战争和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提高学生政治思想觉悟和实际能力，学校和部队一样，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计划地组织师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参加土改等政治运动。在各项政治运动中，“联中”师生都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没有发生任何偏差，学校内部进行的“三查”运动中，没有伤害一个好人；对于个别有这样或那样政治歷史问题的人，不但没有乱批乱斗，而且都做了恰当的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心情愉快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作用。 在这期间，还成立了“联中文工团”，郝校长兼任团长。他提出，“联中”文工团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战争服务，要为战士和群众演出，积极努力的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文工团密切联繫实际，排练了《白毛女》等十几个大型节目和许多小型节目，为部队和群众演出，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前方战士的热烈称赞和好评，取得了重大收穫。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不冲击全校正常教育和教学的前提下进行的。对于需要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文艺排练活动的少数人，都一一做出具体安排，并严格执行，兼顾到工作和学习。例如，参加文工团活动的人免除一定的生产任务，在暑假别人下厂做军装、军鞋的生产时间，文工团去前线为部队演出。同时，专门为这些同学补课，尽一切力量使他们能够跟上学习的进度和掌握必需的文化科学知识，基本上做到了宣传和学习两不误。既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又没有耽误学习。 第351页 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战争形势，对师生进行思想教育，活跃校园生活，坚持编辑出版《众声》报。同时，班班有墙报，人人会唱歌、扭秧歌，经常自编自演各种节目。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既丰富多彩又充满无限活力和高昂的革命激情。 在东、西黄泥村期间，先后于寒、暑假两次招生300多名。在一年多的时间中，“联中”取得了战争环境中和农村条件下办学的一些基本经验，为以后学校的发展进一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1月，石家庄解放后，“联中”迁往石家庄市郊柏林庄。随着我军的节节胜利和革命形势的好转，办学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上级领导部门把该村原有的一所学校校舍拨给“联中”使用，各班都有了教室。这时办学经费也略有增加，但依然相当缺乏。为此，学校扩大了专门从事生产经营的部门，增加了专职人员，开办了小型肥皂厂、轧油厂等，收人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同时，消费合作社“三合堂”也得到了加强和充实，更好的发挥了它的作用。 “联中”好儿女 在这期间，学校不但继续贯彻执行了“联中”的一切规章制度和发扬了“联中”的革命传统，而且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教育、教学质量有明显的提高，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得到了更好的贯彻执行，师生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更大的进步。当时在普通教育班学习的同学，全国解放后，绝大多数考上了大学，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 1948年初，学校派马奇同志参加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的筹建青年团的会议。之后，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当时建团最早的单位之一。 在“联中”学习的学生毕业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考上了高等院校，其中有相当多的人进入了全国知名的重点高等院校。后来，这些同志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有的是专家、教授，有的成了党和国家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那些没有进人大学学习的同志，不是他们水平不够，而是他们自觉地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主动放弃了进人大学学习的机会，参加了党、政各部门的工作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的歷史事实证明，“联中”培养的学生，不论是否获得了大学文凭，不论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更不论职务高低，都保持和发扬了革命的传统，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勤勤恳恳、忘我工作，勇于和善于克服种种困难，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他们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但从整体而言，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没有辜负学校和老师们的谆谆教导，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好儿女！ 第46章 溪流归海公育儿童汇北平 华北育才中学 1948年5月，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合併，成立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刘少奇任书记，董必武任主席。随着边区合併，“联中”与原在晋冀鲁豫边区的行知学校中学部合併，更名为华北育才中学。华北育才中学成立后，学校的办学方针、组织机构、教育和教学制度等都进行了调整。 7月1日，华北局决定由延安转移到井陉县孙庄的“一保小”和原晋冀鲁豫边区的邯郸行知学校小学部、晋察冀边区的光明小学合併。学校规模一下子扩大了很多，三校合併后更名为：华北育才小学。 有关成立育才中学、育才小学的决定中是这样说的：“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保小’、光明小学与晋冀鲁豫行知学校合併，分别成立育才中学与育才小学，其主要任务是，招收革命干部子女，给以完全的初、中等教育，保障其身心健全的发展，培养为新社会建设有用的人才。”同时决定：“育才中学由周扬兼任校长，彭文、郝人初任副校长。育才小学由郭林任校长。”“育才中学修业年限暂定三年（初中），是否设高中，视情况决定……分男生女生二部，不混合编班。”“学生人学后一律享受公费生待遇……”。同时还就人学年龄、手续等做了具体规定。 根据这个决定，与原“联中”有了以下的不同：第一，明确是千部子女学校，而不是“联中”那样同时招收一般人民群众子女人学；第二，主要是进行初中教育，而不是原“联中”那样进行初中和高中教育，同时负有培养和培训党政军干部的任务；第三，要实行男女生分班。 郝人初校长，以及协助他负责党务和教学工作的教导处主任张杰同志，通过组织对此提出了意见。有关上级领导部门考虑到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在顾全大局，有利于两大边区合併后的干部团结的前提下，对《决定》做了适当的调整。仅实行了男女分班和把不是干部子弟中的一部分学生转到了石家庄市中学学习，对这些同学做了妥善安排，并保持在“联中”时的待遇不变。这个《决定》中的其他问题没有或者没有完全执行。 学校调整合併后，郝人初同志因病住院，经领导批准休养，校务由彭文同志负责。郝人初同志病癒后，“平津”战役开始，调郝人初同志赴前线，任北平（北京）军管会教育部副部长，併兼任“三人文化小组”成员，参与同国民党驻北平（北京）军方谈判有关北平和平解放、我军进城后进行文化教育方面的接管工作。 第352页 1948年9月，国民党政府调集大量军队，试图偷袭石家庄市。华北育才中学奉命迁往老解放区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从建校开始，“联中”就坚持一切服从党的需要、服从战争的需要，全体师生随时准备参军和参加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工作。1947年至1948年，有一些同学：调出学校参加了党、政、军各部门的工作和解放区政权建设工作，并有三次成批的参军，共有一百多名师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在前线英勇战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好儿女。有的同志，如薛刚（雪岗）、杨魁武、杜非、崔无明等，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为祖国的独立、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邯郸行知学校 是晋冀鲁豫边区于1947年1月创办的一所干部子弟学校，直属边区政府领导。因为当时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在邯郸，故学校冠了“邯郸”的地名；又因1946年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下逝世，解放区党政军民为了纪念他，故取名“行知学校”。张印斗、刘容、刘默耕等老师在回忆文章中说： 当时创办这所学校，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大举进攻各解放区，解放战争空前激烈。在晋冀鲁豫解放区，1947年夏，刘、邓大军即将南下挺进大别山，党政军干部大批上前线，留下孩子无人照管；留在后方的干部人数少，任务重，要搞土改，要领导生产建设，还要支援前线，无暇照管自己的孩子；还有一些革命烈士的子女，更需有人照料。于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创办这所干部子女寄宿制学校。在邓小平、刘伯承、薄一波、杨秀峰、平杰三、晁哲甫、戎伍胜等党政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1947年1月开始筹办，2月初就正式开学了。 筹建工作是在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村进行的。当时调集的干部先住在十里店村的“边区政府招待所”里。校长彭文同志，是八一南昌起义叶（挺）贺（龙）南征时的老战士。她热爱党的教育事业，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较高的党性修养。陆续调来的干部有当总务主任的史汉三同志，他是从峰峰煤矿调来的老党员；有当教导主任的阎熔冰同志，他是山西决死队的老党员、老战士，长期在太行从事党的教育工作。有从山西省运城县县长岗位上调来做副校长的刘少白同志。此外，陆续调来的教职员，有从边区党政军各部门选拔来的张印斗，郭森、李淑贞、王树功、邓金、杨克、孟庆怀、董建德、张桂轩；有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领导下的文化、工运、学运工作的丁丁、胡志涛、刘容、刘默耕等。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的同志，都认识到办好这所学校就是直接为解放战争服务，就是为把革命后代培养成为有用人才，意义十分重大。大家都有较强的革命责任感和事业心，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文化水平，决心团结一致，努力把学校办好。 彭文同志带领这样一支干部、师资队伍，在中央局、边区政府和军区的直接领导、亲切关怀下，同心协力，很快把学校引上正轨。同时，农村基层干部和解放区群众像支援解放军一样地大力支持学校，使学校工作进展较为顺利。“行知”的最初校址设在晋冀豫三省交界处的武安县阳邑镇，是个比较热闹繁华的镇子，享有“太行区上小上海”的美称。当时师生全都住校，实行供给制。教室、宿舍都是借老乡的房子。稍大一点的房子做教室，小一点的做宿舍。同学们东家住几个，西家住几个，全校200多名师生分住在好几十户人家。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一年级，共七个年级分成七片。伙房设在另外一处。真像满天星斗似的，一所不大的学校几乎住遍了全镇。 学生有的是在战火中出生、从小寄养在老乡家里，十来岁了还没上过学，办了这所学校后才接来上学的，如戎伍胜、薄一波、王振华等同志的子女；有的从小就跟爸爸妈妈一起在国民党监狱里长大的“小萝蔔头”式的人物，如阎红彦同志的孩子阎小毛；有的才十几岁，但已打过好几年仗的红小鬼，如汪世成；有的是连自己父母姓名也不知道的革命烈士遗孤，如从延安撤退出来的黄义先同学等。这些革命后代，到了学校就亲如兄弟姐妹，他们一起过着艰苦而又愉快的集体生活。在他们身上根本没有什么高干子女的优越感。边区首长刘伯承、薄一波、杨秀峰，部队将领宋任穷、张际春，知名作家赵树理、王春等同志的孩子，在这所学校里就跟其他孩子一样，都是普通一兵。刘伯承同志的孩子刘太行也穿着满身打补丁的衣服。有时逢年过节，机关打发警卫员拉来牲口接孩子们。他们却常常拒绝骑牲口，说：“那高头大马不该我们骑”。这些年龄小的七八岁，大的不过十二三岁的孩子，宁愿坚持步行十几里、几十里走山路回家，然后又由家走回学校。 供给制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吃的是小米饭、山药蛋（土豆），只有逢年过节才杀一两头学校餵养的猪、羊改善改善生活；谁生了病，才由病号灶给煮点面片汤，要是能吃上一碗挂面汤外加一个鸡蛋，那就是“高标准”的伙食了。穿的是一年两身单衣（外衣、内衣各一身），两年一身棉衣，谁也没有什么毛衣、绒衣之类的“奢侈品”；脱了棉衣就是单衣，脱了单衣就是棉衣。教职工每年还要自报上交“节约任务”和“生产任务”。节约任务，就是自报今年我的单衣、棉衣或别的什么供给品不领了，靠自己生产解决。节约得多的，全年的被服供给就都不领了。生产任务，就是自报“我今年上交公家多少斤小米”。各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搞生产，有纺纱的、有锁袜口的、有鞝鞋的、有刻图章的，还有在河滩上开小片荒地种经济作物的，这叫“打麻雀战”。总之，大家各想门路多生产，都争着为公家做贡献。 第353页 学生没有“节约任务”和“生产任务”，但他们也努力学习生产本领。在房前屋后种些瓜豆，送到伙房供大家吃。他们还学习做针线活，捻羊毛线，打羊毛袜。公家发的衣服不是专为孩子们做的，即使是最小型号的也得修改才能穿。补衣服、拆洗被褥等活计，男女生都要学会，连低年级的孩子，也要学会自己钉扣子之类的简单针线活。 当时师生睡的大都是凉炕。在太行山，老乡烧的多是自己地里收来的柴草，连做饭带取暖。师生们没有柴草，被褥也较单薄，冬天是比较冷的。教室里没有取暖设备，课椅是师生自己动手打的土坯，课桌就在高一些的土坯上搭块木板。生活、学习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但师生们心里总是暖烘烘的充满了希望，孩子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都很努力。 建校初期，只有一头通讯员用的毛驴，这是学校仅有的交通工具，为的是解决与上级联繫、远道购买些生活必需品。后来学校搞起生产，才购置了一套两匹马拉的大车，真是“鸟枪换炮了”。 师生得了病，主要靠校医搞中草药医治。当时医药最困难了，连前线的伤病员都缺乏药品治疗，何况后方呢！学校仅有几支过期的“盘尼西林”，也只能在“救命”时才能用一点。 邯郸行知学校的师生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学校就是师生们的家，大家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形成一个团结友爱的革命大家庭。学生们在集体生活中养成了热爱集体，热爱党、热爱人民的优良思想品质。他们对党的热爱远远胜过爱自己的父母，有的学生提出要改姓，说自己是共产党的儿子，要改姓“共”。 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其教育方式：一是结合各科教学，二是结合校内外社会活动。例如：高年级语文课选讲了《平鹰愤》、《地板》等材料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这对学生认清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的本性很有帮助。又如选讲关于列宁、史达林、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故事，对学生进行热爱革命领袖的教育。学生除了学习教材，还可读到一些课外读物，如《铁木尔及其伙伴》、《海娃送信》、《吕梁英雄传》、《洋铁筒的故事》等。这些精神食粮，同学们可喜爱了，对培养孩子们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陶冶他们的革命情操起着良好的作用；学校还注意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记得开学不久，高年级同学和老师下伙房帮厨一周，师生分成几个小组，有的在主食组，有的在副食组，有的专管分饭，节约粮、菜等。这些活动使学生受到了热爱劳动和勤俭节约的教育，增强了群众观点，密切了同学与厨工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关系。 晋察冀边区光明小学 光明小学是1947年初筹建的。1946年下半年，蒋匪军即将袭击张家口市。在张市里的民主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在边区的统一布置下有组织有秩序的撤退，转移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河北、山西交界的灵丘、涞源、阜平，行唐、灵寿等县。 当时，晋察冀边区政府设在河北省阜平县广安镇。边区政府机关中有不少同志带着自己的孩子撤退转移，不但行动不便，而且难以保证孩子们的安全；特别是烈士遗孤和上了前线的干部子女无人照顾。教育处的刘凯丰同志便委派陈君平同志筹办一所小学，来安置这些孩子。陈君平是位很有革命事业心、有魄力的女同志。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一极为重要的任务。边区政府又派桑丰云同志为教导主任，马成泰同志为总务主任，还派李寿春、康秀悦、张新民、田士君等同志任教员，后来又调彭典卿、刘峰等同志到校执教。一班人在校长陈君平的带领下开赴离边区政府所在地不远的槐树庄，白手起家创办光明小学。1947年初开始筹办，同年4月就开学了。 槐树庄是个有百十来户，四五百口人的中等村庄。它四面环山，有条沙河横贯其间。这里是老解放区，群众基础好。乡亲们给学校大力支持。老师和同学都分散住在老乡们家里。 学校很简陋，除原村办小学的一间教室外，其余是借老乡们用来堆放柴禾杂物的棚子，自己修盖起来作为教室。起初没有一件教具，后来由教育处调拨来一架旧风琴，才有了惟一的音乐教学设备，天天能听到悦耳的风琴声，全校师生无不精神振奋。 这里原村办小学的教室面积较大（约有40平方米），也有一些桌子和板凳，条件较好，就让一二年级的小同学在这里上课。由老乡的柴禾棚修起来的“教室”无门窗。有的棚子中间还顶着柱子。师生们自己动手用土坯垒起许多土墩，上面铺上一两块木板当课桌。“板凳”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做成的。这样的“教室”只能春夏秋三季用，到了严冬就盘腿坐在宿舍的炕上上课。 桑丰云老师在回忆文章中说： 1947年春，边区政府十分关怀失了学无人照顾的革命后代，选定在阜平县的槐树庄建校。由原张家口市第十小学校长陈君平同志担任校长，从晋察冀边区中央党校调回原张家口市第二小学教导主任桑丰云和原张市十小教师康秀悦、张新民等同志担任教师。没几天，原张市七小教导主任李寿春同志也调来了。借用老乡的房子做校舍，校长、教师和几位老乡一起和泥、挑水、垒墙、抹顶、制作教具，展开了紧张的建校工作。当时实行边建校边接收学生，并料理学生的生活和学习。 第354页 大地课堂 老师和员工们白天辛勤劳动，晚上总结一天的工作，安排次日的计划，非常紧张辛苦。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座因陋就简、朴实实用的校舍建成了。彭殿卿、刘峰、张风杰、李林、张克良等教师亦相继到齐了。到4月初，在区政府教育处长刘凯丰同志的亲临指导下，“晋察冀边区光明干部子弟小学”正式开学了。 当时，处在战争年代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学校坚持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艰苦奋斗，精心培育革命后代，造就了一批接革命班的基础人才，也锻鍊了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的革命意志。在艰苦的学习生活中，全校师生亲同骨肉，形同一家，谁也不叫苦，谁也不退缩，而是心情愉快，信心十足地共同刻苦学习。例如：七八岁的小同学看见一棵麦穗，不是踢一脚，而是“咱们送给农民伯伯去”；老乡们遇到学校有困难，争着主动去帮忙；国民党飞机经常骚扰解放区，师生们就到山沟里坚持上课，飞机来了就隐蔽，飞机走了再学习，真是蓝天当教室，膝盖做桌椅，树枝为笔，大地当纸。 小同学遇到敌机轰炸，不是哭叫害怕，而是指着飞机痛骂“蒋该死！”日寇的“三光政策”破坏得该村家家缺院墙，户户少门窗。山沟里经常闹狼，因而同学们除上课外，要求一律集体活动。大哥哥带着小弟弟，大姐姐领着小妹妹，一块儿做作业，一块儿做游戏，夜里睡在一块，甚至在一个被窝里。教师们一块儿备课、教学、批改作业，一块儿照料学生的生活起居，日夜操劳，又当老师又当保姆。为了更好地调动学生的自治能力，曾发动组织过“做小先生运动”，高年级学生主动帮助低年级学生洗衣服，照顾他们生活。师生们都是供给制，教职工都是每月6斤小米的零用费，每日3餐小米饭。学生的伙食标准稍高点，但也只能每周多吃一顿白面。有一次同学们见老师没有馒头吃，便拿馒头分给老师，老师不肯吃，学生就哭起来，后来有几个同学还到边区政府去，要求给老师同样标准口粮。 每逢周六，有些情景更为感人，有家有父母的孩子被接走了，烈士遗孤和父母上前线的子女，大点的尚能坚持不落泪，而个别小娃娃竟哭喊着“我也要回家！”“我也要找妈妈！”教师一边哄孩子，一边同孩子一起掉泪，带他们做游戏，给他们讲故事，以填补他们心灵上缺少的母爱。 建立光明小学，原本是做长期打算的。可是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总是出乎意料地快速。1948年夏，整个华北大部分解放了，当延安一保小转移到河北阳邑镇后，于是华北局决定把延安“保小”、晋冀鲁豫边区“行知”和晋察冀边区“光明”三校，集中到河北省井隆县孙庄合併成为一所学校，更名为“华北育才小学”。继而，因人数增加，规模扩大，华北育才小学又迁到河北省行唐。 华北育才小学在华北平原的行唐县农村住下来后。很多同学从山沟里一到大平原，心情无比畅快，这时才真正感受到了中华大地的辽阔，那平原一望无际。不过，此时傅作义还固守着北平，不时传来要偷袭石家庄的消息，学校只好又钻进山沟躲避。 不久，东北解放！天津解放！北平解放！百万雄师过长江！南京解放！革命洪流势不可当，国民党是兵败如山倒，战火笼罩孩子们的生活将要永远结束了。 在“保小”师生撤出延安时，毛主席曾说过：“我们把延安暂借给敌人住，用延安换敌人的北平，大家说好不好？”师生们当时听到这话，还觉得很遥远，甚至认为是梦境，可现在，眼看就要实现了。 荣臻子弟小学 1947年初，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准备向国统区展开全面反攻，战争形势要求部队迅速行动，轻装前进。为了保障革命后代和烈士遗孤的安全，培养教育革命第二代，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同志把王宗槐部长召到阜平县城南庄的军区司令部。聂司令员严肃地说：“宗槐同志吶，有件事我看已经火烧眉毛了。为了能保证部队轻装前进，行动迅速，又能保证家属、子女的安全，军区党委决定，把留守在后方的家属、儿童组织起来，成立一所子弟学校，以利于部队集中精力在前方打仗，也利于培养和教育第二代。凡办每件事情，我向来的看法是，不办就别办，要办就办好。” 聂总的话，像重锤般敲在王宗槐的心上。其实，对这件事，他和组织部的同志早已思虑良久，并分别向有关领导“吹过风”。现在军区党委下了决心，一切也就水到渠成了。紧接着，罗瑞卿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又亲自召集会议，研究办学的具体问题。为了纪念聂司令员对革命后代的关怀，大家一致贊成以聂总的名字命名学校为荣臻子弟小学。并成立一个“荣臻小学”董事会，由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王宗槐任董事长，司令部管理处长余光文和政治部总务处长佟铮任副董事长。 1947年3月1日，在阜平县沟槽村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开学典礼。建校初期有工作人员24名，小学生32名，幼稚生18名，全部实行寄宿制、供给制。早期的学生有：聂力、殷子烈、周士琴、张业凡、唐婉文、李习、罗长海、封亚林、相皖华、张金庆、侯永雪、杨挹青、付季英、付秀英、孔令华、赵沱洲等。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同的经歷：有的经受过战争的洗礼，有的经歷了地下斗争的考验，有的曾吃过延安的小米，有的曾在敌人的“大扫荡”中周旋，有的在行军的马背上长大，有的从农民家里接来刚会走路，有的在失散中当过流浪儿……他们带着阶级仇、民族恨，带着失去亲人的悲痛，带着战争的创伤，带着革命前辈的期望，来到革命后代的摇篮——荣臻子弟小学。 第355页 在荣臻子弟小学里，还有一些日本孩子。他们的父母多是医师或医疗技术工作人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于对中国革命医疗技术方面的援助，1946年在北平郊区西山解放区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内战开始后，这些日本人随军去前线参加医疗救护工作，或继续任教。他们的孩子疏散到太行山里，继而转到河北。1947年春够入学年龄的子弟，进人了荣臻小学。第一批进人的有：安达勇、吉田进、高纪子（现名久野纪子）、田子和（现名池谷田鹤子）、安达勐、安达美（现名日向美智代），由代子（高由利子）、高雄二（高木雄二）。 在建校初期，物质条件极端困难，又缺乏办教育的人才和经验，全校工作人员在易茵校长的领导下，怀着对革命后代的深厚阶级感情，以坚定的意志，克服种种困难，决定把学校办好。 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在阜平县山区沟槽村建校不久，学校搬迁到易家庄。建校一年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学校迁到平原地带的平山县古贤村。在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师生们的生活待遇是供给制，每天吃的是粗粮，改善生活时才吃一顿细粮。吃菜吃盐都很困难，穿的是老师自己做的粗布军衣。由于经常打柴割草，鞋子不够穿，就自己动手打草鞋补充。在党中央“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下，师生们一起种了23亩地，课外活动时间种菜、种粮、种棉花、上山割草、砍柴。由于运输工具困难，为了解决师生吃粮问题，星期日师生们要走几十里山路去背粮。在学习间隙，男同学打草鞋、编荆条筐，女同学织毛衣、缝手套，形成了爱劳动的好校风。 学校的教学设备很简陋，师生们一起捡石头，制土坯，修补教室，借老乡几块板子当桌子，石头当凳子，在土墙上用锅烟子刷黑当“黑板”。学生们在假日和课外活动时间，还帮助农民推碾子，担粪运肥，抢收麦子，充分表现了军民一家人和劳动人民儿女的本色。 艰苦生活磨鍊了师生的意志，生产劳动锻鍊了师生的劳动观点，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培养了师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易茵校长调到中国银行担任副总经理后，194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调边振瀛同志到学校任校长。聂荣臻司令员和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蔡树藩副主任随后来校视察。蔡主任批给了学校一部分办学经费，增添了学校的教学设备。此后，学校才有了课桌凳。 1948年10月，国民党军的飞机对平山县党中央所在地进行狂轰滥炸，学校驻地古贤村也因遭轰炸而破坏严重。师生们就把沙滩、树林、玉米地和防空洞口当课堂，用小树棍在地上练习写字。同学们说：“敌机能炸毁我们的教室，却炸不掉我们的学习决心。” 1948年深秋，解放大军向南追击国民党军，不料北部的敌人企图偷袭石家庄，当时敌人的骑兵离学校只有半天的路程。晋察冀军区在当天的傍晚给学校一个紧急指示，立即向山区转移，在200多人的队伍中，大的十三四岁，小的二三岁。刚出村口，乡亲们赶着32辆牛车热情来送行。师生们在离开古贤村时，怀着对国民党的仇恨，在大街墙上刷了大标语：“打倒蒋介石！”学生们望着远去的古贤村表示：“我们暂时离开了，等解放军叔叔消灭了国民党军，我们再回来。”夜行军，山路坎坷，乱石绊着同学们的小脚丫，秋末的寒风吹透了单衣，但同学们没有一个叫苦的或掉队的。 天还没亮，由于敌情紧急，军区组织部长张南生追上队伍，命令学校连续行军，向山西娘子关转移。山区沟壑纵横，道路难行，牛车不能继续前进了。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53名幼稚生怎么行军？老师、医生和五六年级的学生，每人背上一名幼稚生，张秀阶和赵学玲老师带领82个十岁以下的小学生步行。在长途行军中，当同学们困得不能走路时，边校长给大家讲革命故事，使同学们振奋了精神。到达驻地，一时不能开饭，边校长便讲故事逗学生，使他们暂时忘掉了飢饿。同学们在行军中，继承和发扬了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地开展爱民活动。在离开住村出发时，主动把房子打扫千净，向房东道谢告别，依靠高度的阶级友爱和坚强的团结，克服重重困难到达山西娘子关。生死与共的战斗生活，加深了军民之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阶级感情。 执行边区教育方针，开展热爱孩子、热爱学校的活动。当时晋察冀边区政府规定的小学教育方针是：“培养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健全的新公民。”学校根据这个方针的精神和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指示，以及老解放区革命教育的传统，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作为教育学生的工作方向。 第一，培养学生对共产党、对解放军、对人民群众、对领袖、对学校的高度热爱，对敌人无比仇恨的阶级感情。 第二，培养具有劳动观点、艰苦朴素和刻苦耐劳的精神，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爱护群众一草一木、一针一线的光荣传统。 第三，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文化知识，初步的写作能力，为升入中学打下基础。 第四，培养学生热爱科学、勤学好问、独立思考的习惯，能辨别是非，追求真理。 第五，培养学生爱清洁、讲卫生，生活有规律，有健壮的体格。 第356页 1948年的“四四”儿童节，是对学校贯彻执行边区教育方针的一次大检阅。徐老（徐特立同志）和军区政治部蔡树藩副主任亲临大会，参观了学习成绩展览、体育运动会和文艺演出联欢会。在学习成绩展览中，有学生用胜利的捷报编写的诗歌；有学生用歼敌数字和我军前进速度编出的四则运算题；有学生在艰苦的建校劳动中写的作文《劳动为什么伟大》；有学生在土改运动中创作的国画《地主交了地、农民分了牛》；有学生编写的反映他们在课外活动时间，帮助农民推碾子、拔麦子、送粪车、摘棉花等义务劳动的歌儿；还有学生用破布条打的草鞋，羊毛织的毛衣，棉花捻成的线绳，碎布做的袜底，苇子编成的芦席，荆条编的筐等实物。这些展品受到徐老和到会家长的称赞，从而大大提高了学校的声誉。 在那紧张艰苦的战争环境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时刻关怀着子弟学校学生们的健康成长。建校后的第一个儿童节，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老人专程来看望师生们，亲自批改学生作业，夸奖学生们学习好，劳动好。晋察冀军区聂荣臻、薄一波、罗瑞卿、耿飈、杨得志、杨成武等领导人，在繁忙的战事中，常来学校看望师生。聂司令员特别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指示学校要搞好生活。他说：“身体好，少吃药，就是节约，要算这个帐。培养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值多少钱！”罗瑞卿同志鼓励师生们：“你们干得好哇！这是全军第一个子弟学校，一定要办好！这就是支援战争！”这所战地子弟学校，没有辜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的殷切期望和人民的嘱託，在艰苦的环境中创办学校，继承和发扬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初步形成了老解放区办学的艰苦朴素、热爱劳动、顽强学习、尊师爱生的优良校风。当时，优良校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师生之间是同志式的、民主的、团结的关系，教职工看待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女或弟妹，通过和学生一同劳动或游戏，打成一片，亲如一家，关心同学的冷热，学生病了端水餵饭，擦屎倒尿，对有怪脾气的烈士子女亲切关怀，耐心说服。在紧急的时候，教职工忍受各种艰难困苦保护学生。师生在同甘苦、共患难中建立了高尚深厚的情感。 二是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学生。通过清明节给烈士扫墓，参观娘子关歼灭日寇战场，以及参加土改斗争和欢庆解放战争胜利，教育学生恨敌人，爱人民，为建设新中国而勤奋学习。 三是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学生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 四是教育学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联繫群众，坚持维护群众利益，培养了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 五是培养了学生理论联繫实际，实事求是的好学风。 育英小学 1948年，中国共产党从各方面准备建立新中国，很多干部派往全国各地，为了哺育无人照顾的子女，中央直属机关在河北省建立了一所供给制小学——“育英小学”。该校刚组建时叫“中共中央供给部小学”，是由中共中央供给部、中直党委创办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负责筹建学校的有李一纯、刘建勛、孙统一等同志。 学校刚建时，只有十几个孩子，规模很小，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干部忙于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无暇照顾子女的学习和生活，学生很快增多了。 学校先借用村中的两个小院，随后又盖了几间平房，选派了教师，又请了几位阿姨照顾学生的生活，由刘建熏任校长，李一纯任协理员，孙统一任副校长，于1948年6月筹备，11月就正式开学了。当时条件虽然艰苦些，由于老师和工作人员尽心照顾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为了丰富孩子们的生活，有的老师利用碎木头做玩具。孩子们把玩具小手枪别在腰里，可神气了；有的叔叔带着孩子们做手工，用泥捏娃娃、小猪、小狗也别有情趣。在课余时间将那仅有的一套锣鼓敲打起来，老师和工作人员都参加进来和学生们一起扭大秧歌，真是热闹和愉快。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3月9日，荣臻子弟小学的师生们辞别了古贤村，夜宿保定古城，欢欣鼓舞进北平。这是老区进北平最早的一所供给制、寄宿制学校。 1949年3月，和荣臻子弟小学前后脚进北平的还有中共中央供给部小学（育英小学），随着中央机关进人北平后，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华北育才中学也在此时奉命进了北平。5月9日，育才中学又奉北平军管会命令，与北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合併，男生并人师大附中，女生并人师大女附中。北平市军管会教育部副部长、北平（北京）师范大学军管首席代表和校务委员郝人初同志兼任师大附属学校（包括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师大附小）委员会主任和师大附中校长，张杰同志任师大附中副校长，彭文同志任师大女附中校长。 1949年7月，华北育才小学也随之迁人北平，搬进了先农坛。育才中学男生部与北京师大附中合併，成为师大附中二部，后又与华北中学男生部合併，改为北京师大二附中，迁人圆明园单独建校，校长先是郝人初，后是王一知。该校1955年更名为北京一o一中学。 第357页 华北育才中学女生部，进京后与北京师大女附中合併，彭文为解放后北京师大女附中第一任校长。1952年，华北中学女生部也合到师大女附中。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扫清残匪和建设国家，大批党政军干部奔赴边缘地区和派往国外，留下的子女无人照顾，中央和各大区不得不增建供给制、寄宿制学校。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哈尔滨曾组建过收容干部子女的“实验小学”，由王长德出任校长。随着“四野”南下，先后在武汉、广州成立了“中南一小”和“中南二小”，由余慎、王长德分别任校长。在渖阳成立了东北第一育才学校，由李力群任校长。老区的华北育才小学、华北育才中学、荣臻小学、华北小学、华北中学和育英小学等先后迁进北京后，仍容纳不了留在北京的干部子女，军委又成立了“十一小学”等。 不管是北京还是各大区办的干部子女学校，学生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也经常转进转出，很不稳定。这些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根据工作的需要也经常调换。这些小学的毕业生，男生大都升人师大二附中（即一o一中学），女生大都升人师大女附中（即实验中学）。在这些学校学习过的学生：阮崇武、窦国仁、林汝为、李苒苒、蒋祖慧、聂力、李铁映、曾庆红、伍绍祖、刘纪原、刘从军、康泠、李敏、李讷、谢自楚、栗前明、刘海洪、刘淇、林用三、叶选宁、王兴、白克明、陶斯亮、徐文伯、刘太行、董良羽、邓琳、周秉德、贺鹏飞、杨绍京、杨绍明、傅锐、乌克力、乌杰、毛远新、左太北、肖策能、习富平、叶正光、谢飘飘、谢飞飞、粟戎生、张铭、许延滨、马国超、钱海皓、施光南、秦刚、秦新华、秦铁、廖晖、林秉苏（邓瑞生）、邵华、任远征、曾庆淮、吴浮山、伍安娜、于龙淮、杨为民、沈大力、万伯翱、伍亦曼、陈楚三、殷子烈、张通、李晔、王庆生、曹建南、易仁江、胡鲁克、吉新军、韩陆、陈建宇、潘江汉、何枫、马新如、贺光辉、戚元靖、鲍克明、林华英、柳树滋、栗前明、王小兴、潘洛汉、曹连明、胡木英、陈伟华…… 这一代人，经歷了三个歷史时期：当大哥哥、大姐姐们正需要父母照顾的时候，大革命失败了，父母牺牲的牺牲，转人地下的转人地下；无人照顾的孩子，由党把他们送到了苏联国际儿童院。 当哥哥、姐姐们正需要父母照顾的时候，为了抗击日寇的侵略，父母上了前线或进入白区，留下子女无人照顾，党把他们先后接到了延安或出生在延安。 当小弟弟、小妹妹们正需要父母照顾的时候，全国解放了，为了建设新中国，父母根据需要奔赴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留下子女无人照顾，党在北京接纳了他们。 这一代人是不幸的，他们从小就很少受过父母的疼爱；这一代人又是幸福的，他们从小就受到了人民的哺育和党的培养；从小就过着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生活，他们在民主、平等、自由的环境里，铸造了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情操。革命大家庭的相互关怀和亲情，使他们刻骨铭心，永生难忘！为此，这些昔日的娃娃，如今已两鬓蒙霜，自发在北京组织起“延河儿女联谊会”，每年都要聚会，来缅怀老一辈的关怀期望，来重温那前世没有后世也不会再有的昔日生活！ 华北军区八一小学 荣臻子弟小学进北平后，校名改为华北军区八一小学。调叶一峰同志任第一校长。过去只收华北部队的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女，随着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形势发展，党中央、政务院、各大军区和各兵种的干部子女也纷纷到八一小学上学。学校优先照顾了烈士、出国、边疆、海防野战部队干部的子女人学。小学生增加到570人，幼稚生190人，託儿生100人。全校迅速发展到1360余人（后来小学部学生达到1200余人，幼儿生300余人，共1500多名学生）。军区指示学校：为了支援战争和解决干部子弟教养问题，不仅要多收学生，而且要为全军开展保教工作打下基础。为了适应新形势，加强党的领导，培养一批有文化素养的保教人才，军区和学校採取了六项措施： 第一，从军政大学和革命大学调来60名青年知识分子，从地方师范学校招聘35名教员，充实教师队伍； 第二，从冀中7个县招考100名青年学生，成立保育员训练班，开办护士讥练班； 第三，为了吸收办好託儿所的经验，接收了北京市私立婴儿寄託所的工作人员和设备； 第四，在西郊海淀乐家花园旧址筹备扩建新校舍； 第五，1950年成立学校临时党委会，同年“五四”青年节成立青年团支部，10月在学生中建立了少年先锋队组织； 第六，接待了华北地区部队子弟学校来参观学习的领导干部和为他们代培保教人员。 1950年初，华北军区政治部作出“关于改进八一小学工作的决定”，给学校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学校拟定了“八一小学规程”。华北军区政治部为了加强八一小学的教学业务领导，1952年选调察哈尔军区文化学校校长刘晓春同志到八一小学担任主管教学业务的副校长。军区干部部长王平同志对刘校长说：“八一小学学生的父母，大多数是红军老干部，这些孩子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失掉了学习机会，文化水平不高，你们一定要让这些孩子学好文化。”1937年参加革命的刘校长就是怀着这种崇高的感情来到八一小学的。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军队干部子弟学校的教育事业。 第358页 1952年6月1日，学校派李敏、雷蓉蓉、叶燕燕、左太北、董良羽、宋勤、范耀荣等7名同学为代表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聂荣臻伯伯献上鲜花和反映学校情况的图片。毛主席、朱总司令、聂老总分别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们，接受了优秀作业献礼，并勉励同学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做革命的新一代。毛主席，朱总司令、聂老总分别与他们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 为了加强对学校工作的领导，设立了董事会，由杨尚昆、康克清、李培芝、曾三、傅连暲、廖志高、邓典桃、李伯钊、刘建熏、李一纯等同志组成，杨尚昆任董事会主任。 刚进北平时，学校的校址是日本占领时建的一所小学，国民党时期成了兵营，杂草丛生。学校的学生，大都是在战争环境中出生成长的，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的观念很强，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就牢牢地记着：人民要获得真正解放，必须彻底打倒敌人，建立民主平等的新中国。就要像父辈那样向敌人斗争，长大要当兵打敌人，平时玩耍也最爱玩刀弄枪，上土山做军事游戏，玩打仗攻占山头，可他们对学好文化学好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刚进城的孩子，有些调皮鬼依然很自由，晚上不按时就寝；在校园里捡弹壳；爬墙上房顶，一伙人骑自行车到校外兜风……为此，学校下很大工夫来引导他们懂得为保卫祖国而学习，为建设祖国而用功。 因学校实行供给制，学生吃、穿、住、用的完全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少有同学去关注彼此的家庭背景，谁是谁的孩子。当时先后入学的学生有：邹秀英、曾世平、邵华、任远芳、李敏、李讷、刘涛、魏兰、杨绍名、金戈、王苏民、郑成思、金矛、刘晓南、刘小胖、李保民、李海渊、白洪生、华华、傅晓钟、申漳、孙志荣、谢晏然、孙晓林、谢慰然、金星、吴音音、罗玉田、陈圣延、刘童花、蔡小川、陈小风、容玫、吴时锋、毛远新、王海安、缪经华、刘玉、刘晓远、高乐天、高轩、习富平、肖立昂、瞿克林、赵守信、李小冬、李咪咪、汤小平、梁红五、郝小计、李小雨、张晓民、任玉锁、叶丽娅、胡木英、柯可、王西林、赖庆来、黄文、林豆豆、王兴、秦吉玛、李莉莉、郝一星、李铁林、安民、任远远、白克明、曾庆祥、渖北雁、胡德平、王恆、陈元、罗东进、李吉提等。大家情同兄弟姐妹，从来没有高干子女、一般干部子女和平民百姓子女之分，大家都是同学，很少关心他（她）的家长是谁。老师对同学一视同仁，不管你是国家主席的儿女，还是司机、伙夫的儿女，都要叠被子、擦脸盆、补袜子、钉扣子，轮流值日扫地，事事民主，一律平等。老师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从不偏爱任何一个孩子。 1950年秋，学校突然来了30多位从苏联国际儿童院回来的中国孩子。他们年龄悬殊，看上去大小要相差十多岁，最大的已经成年，回来前在苏联读大学。这些满口只会讲俄语的孩子的到来，自然是学校的一件大事。这些孩子多是我国老一代革命家二三十年代甚至是四十年代初，在我党处于极度困难的白色恐怖时期，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而将自己的孩子生在苏联，或送往苏联国际儿童院。他们在远离祖国的异乡，很多孩子只知道自己的俄国名字，甚至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更不知道是否还在人世间，能否再相见。这些孩子们在苏联经歷了抗击德国法西斯卫国战争的磨难。也正是在这样的磨难中，他们彼此相助，相依为命，所结下的友谊更是胜于兄弟、姐妹。他们一进育英的校园，就不能不让这些国内获得公育自以为勇敢顽皮的孩子们看到了天外有天，特别是其中的男孩子们能在布满沙石的操场上，打着赤脚踢足球。那个叫阿拉的男孩儿，随便在哪里都能翻跟头，肖立昂、瞿克林几个男孩儿，敢只穿个小裤头躺在大雪堆里。最令人羡慕的是他们强壮的体格！学校给他们开了西餐，还请来一位俄语翻译指导他们学习中文。他们个个都很聪明，学习也十分刻苦，没过多久，年龄大的孩子们送往哈尔滨中长铁路苏联子弟学校学习中文。年龄小的就留在育英插班学习。芳兰和远芳被分在一个班，她们的胆子很大，又无拘无束，遇事有主见，个性异常鲜明，很快就和班里的同学打成一片。 1950年10月底任弼时伯伯逝世后，全校师生站在万寿路路口为路过的灵车送行，不少人掉了泪。 1952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快到了，节日前夕毛主席通过自己的孩子李讷送到班上一份珍贵的礼物祝贺孩子们的节日，这就是他老人家亲笔写下的“好好学习”。李讷把题词带到班上后师生们非常高兴，感到这是毛主席对育英学生的殷切希望和关怀，也是对全国少年儿童的殷切希望和关怀。随后，同学们高兴地给校长送去，校长也很高兴。“好好学习”成为队会的主题，小时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做贡献。为了加深印象，把“好好学习”四个字放大到一米见方的木板上，白底红字，固定在礼堂门前的平台上，每当学生走到校园，“好好学习”四个醒目的大字就映入眼帘和心灵。 北京育才小学 1949年“六六教师节”那天，师生们正在举行联欢会，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师生们整装待发，准备进人北平！全校立即沸腾起来。其实，当时实在没有什么好准备的，每个学生只有几本书，几个麻纸订的作业本，两身衣服和一床被子，是能够随时作到打起背包就出发的。经过两年多的行军转移，孩子们已经十分熟悉这样的生活了。要认真准备的是检查群众纪律，归还借老乡的东西，清扫庭院、街道，替房东将水缸挑满水等。 第359页 从北平来的大卡车进村了，老乡们都围着看热闹，也有些老大爷、老奶奶捨不得孩子们走，相互拉扯着抹眼泪。 汽车开动了，师生们挥手和老乡告别，孩子们的心是兴奋、激动的，他们遥望着远方，憧憬着未来！ 从延安、从晋冀鲁豫、从晋察冀来的孩子们，果真向北平开跋了。此次行军不同往常，师生们都坐上了大汽车，在华北大平原上奔驰。师生们在车上兴奋地谈论着革命的前程。学生与老师有这样一段对话，学生问： “全国胜利后我们干什么？” “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老师答。 “新民主主义以后呢？” “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能赶上社会主义吗？” “当然可以，社会主义就是要靠你们去建立……” 就这样，师生们一问一答，谈天说地的到了北平。到北平后，华北育才小学进行建校选址，经华北局批准将学校定点在“先农坛”内。 北京的先农坛，是过去封建帝王祈祷五谷丰登的地方，也是皇帝观看农耕的场所。在那高大的红色围墙里面，苍松翠柏掩映着金碧辉煌的大殿，汗白玉栏杆的观耕台，园中套园的云坛……这个犹如天堂般的文物圣地，由于战乱，封闭的大门已经很久没有打开了，满园的杂草已经看不见路径。特别是云坛里面，荒草长得一人多高，草里面不仅有松鼠、兔子、黄鼠狼、灌，还有狐狸和狼。建校先遣队进坛后，先除去杂草，修了路径，打扫了殿堂，修建了必要的生活设施。为了安全起见，还在西面的围墙上，用石灰画了许多白圈圈，用来给孩子们壮胆吓唬野兽…… 待孩子们进坛时，这个荒凉的文物重地，在孩子们的眼里，已经变成了他们学习生活的乐园。雕樑画栋的大殿改作礼堂、饭堂、宿舍，那高耸人云的千年古柏、老松，可比白家坪的大槐树壮观多了，在那大殿的廊檐下学习，自然比坐在黄土高坡上强多了。虽然当时的条件还十分艰苦，但对这些饱经风霜的娃娃们来说，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那样的美好，那样的令他们心旷神怡！因为他们脚下踩的，是过去只有皇家才能涉足的禁地，如今却变成了儿童们起居和学习的地方。 1949年10月1日，华北育才小学的师生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员就位。军乐队奏起了国歌，在乐声中，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顿时，天安门广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唿声。在这庄严的时刻，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从延安和老区来的师生们，真是欣喜若狂，郭林校长、韩作黎主任等都激动得眼里噙着泪花。 开国大典后没几天，育才小学的儿童团员又迎来了自己的重大节日，他们一大早就整队出发，到北京市青年宫参加了中国少年儿童团建团大会。 华北育才小学少年儿童团正式成立时，高连仲同学被迭为少年儿童团第一任团长。辅导员老师让他主持大会。他当时很紧张，是硬着头皮走上主席台的，在讲第一句话时，嘴有些不听使唤。老师在一边暗暗鼓励他，叫他不要紧张，他后来的话就讲得十分流利了。 1950年春，在先农坛校园西南侧盖起了一排平房做为教室，学校渐渐正规起来。在教学区内，设了音乐教室、美术教室、劳作教室。在教室东边盖了游艺厅，里边设有桌球檯、克郎棋和其他棋类，还有积木、图书阅览处。观耕台上的大殿，改做学校图书馆。还在教室北面修了大操场，在松柏环绕的大操场边上，添置了很多适合小学生运动的器械，如软梯、爬绳、林木、单槓和双槓等。冬季来临，在北大殿后面还修建了一块滑冰场，开展冬季体育运动。当时冰鞋很少，同学们就在木板鞋下安上冰刀滑冰。不少同学还自己动手做冰车。滑冰场上可活跃了，很多同学就是在育才小学学会滑冰的。 1949年12月23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平召开。在会议召开之前，开了三天预备会，教育部听取了各地教育情况工作的报告。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改革新区教育，提高老区教育质量、编审中小学教材、树立新的正规教育观等问题。 北平是文化古都，改革旧教育制度的任务，要比延安、老区时期繁重得多、困难得多。但全党已经有了延安和老区的十多年的新教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大批人才。这时，育才小学从老区来的领导和老师们，除了完成本职任务外，就是要把延安普通教育的成功经验、优良传统总结出来，不仅在北平宣传，而且要推广到全国去。为此，育才小学还专门成立了编委会。 从延安和老区来的孩子们，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一天天改善，更促使他们怀念延安和老区的生活，更思念给他们带来幸福的革命前辈。在进京后第一个国际儿童节来临时，育才小学的全体学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毛主席： 我们快乐的节日——“六一”就要来到了，我们多么高兴呀！心简直都要蹦出来了。为了迎接这第一个国际儿童节，我们做了很多的玩具：布娃娃、小兔、小汽船、小飞机、收音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亲手制作的。我们还要表演“工农舞”、“宇宙舞”等节目，还举行各种体育比赛、自然科学学习成果展览。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组织的。那一天一定很热闹。这幸福是您给我们的，我们非常热爱您。 第360页 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很久没有见着您了，记得在延安的时候，咱们住在枣园，每天都能见到您，有时您握着我们的小手，亲切地和我们谈着话，问我们学习、生活的情形，您每天都在关怀着我们，您是多么关心我们呀！但是，可恨的蒋介石匪帮进攻延安，从那时起，咱们就分别了，直到现在还没有见过您，我们时刻都在想念您！ 啊！我们的节日来到了，在我们欢乐的节日里，我们多么盼望您能到我们学校来，给我们再讲讲话，看看我们长高了没有，胖了没有，和我们一起欢度最快乐的节日。 亲爱的毛主席，您能答应我们的请求吗？我们知道您整天忙着国家大事。假如“六一”不能来，请您六二来；六二也不能来，就请您随便抽个空时间来，行吗？我们热切地等着您，将热烈欢迎您！祝您永远健康，并敬 少年儿童队队礼 育才小学学生委员会、少年儿童队队部暨全体同学 一九五o年五月三十日 毛泽东主席收到信后，他也十分想念孩子们，但实在抽不出时间，就和朱老总商量，委託康克清同志来看望育才师生。在“六一”那天，康克清同志一大早就来到了先农坛，她先看了学生宿舍、食堂，又参观了学生们的小制作，观看了孩子们的舞蹈表演，最后到学生食堂与同学们共进了午餐，并一起照了相。 第47章 老区教育改革除旧开新路 育才的领导和老师们经过近一年的刻苦努力，从普通教育的各个侧面，总结出了新中国普通教育的新鲜经验和优良的革命传统，编写了《教导工作经验点滴》丛书，1951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向全国推广，对促进普通教育的改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将部分文章转载如下。 养教工作的目的和方向——北京育才编委会 我们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招收革命干部、烈士子女，给以完全的初等教育，保障其身心健康的发展，为新中国建设培养有用的人才。 全校共分6个年级，22个班，低年级占大多数。有一部分是革命烈士遗孤，大部分因家长在前线或其他解放区工作与家长完全失掉联繫或不经常联繫。全部学生系公费生，其生活管理，思想文化教育，完全由学校负责。只在假期中间，部分学生由家长接回去住一住，大部分学生仍留校生活。 学生绝大多数来自革命机关，一部分来自保育院，一部分来自解放区的农村，一少部分来自新解放区和待解放区。来自革命机关者，多随其父母或亲属在机关过生活，其特点是大胆、活泼、聪明，比较听话懂事，但爱吃贪玩，男孩子好打架，劳动习惯和独立生活能力均较差，少部分有些娇气。来自保育院者，因过集体生活较久。不自私，不拘束，较守秩序，敢说话；但生活上有些依赖，对衣服及日常用品等爱护不够，也有少数儿童存在性情孤僻，爱打架，耍赖，尿床等不良习惯。来自解放区农村者，因家长参加革命工作，无暇照顾其人学，故一般年龄较大，具有老实、朴素、艰苦、耐劳的作风，但有些自私，不活泼，卫生习惯较差。来自新解放区和待解放区者，受旧教育的影响，过城市生活较久，知道事情多，耍小聪明，言行不大一致，不爱劳动，感情多脆弱，但也活泼、聪明、进步快。 至于儿童的一般心理和特性，如好胜心、好奇心、自尊心、模仿性等，在我们学生中，也普遍的存在。不过，他们这些心理和特性，表现的方向和实质，则与旧社会、旧教育下的儿童，已有根本的不同。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以保护学生的安全与健康及继续加强学生文化学习为我们经常的首要的任务，并在政府规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总的文教方针下，具体确定我们的毕业学生标准和教导工作的几个方面： （1）实行“四二”制（初小4年，高小2年）。一年两学期。每学期上课18周，开学与期考各占一周，共计20周。每年放寒暑假各一次，暑假35 天，寒假45天。 （2）毕业学生标准： 1具有一般劳动习惯的健全体格和敦厚、朴素、热烈、活泼的性格。 2具有明确的基本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如集体观念，联繫群众、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拥护与热爱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等）和一般的独立生活与做事的能力。 3文化程度 （a）国语：能写一般叙述文及应用文，如书信、便条、收借单据，简单的生活、学习、工作总结、报告会议记录、读书笔记等。能看懂一般的书报、儿童读物与通俗读物。 （b）算术：笔算学会当前华北解放区教育部编写的小学各级算术课本。珠算学会加减乘除，并给以实习机会。 （c）史地：对人类社会歷史发展的阶段与过程，对形成世界革命阵线国家的情况及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的崩溃灭亡或行将崩溃灭亡的情况，对鸦片战争以前的本国史均须有概括了解。对鸦片战争以来的本国史，须有比较详细的了解。对五带七洲世界的主要山脉河流，及各国的位置，主要特点等，须有概括了解。对本国地理尤其解放区地理，须有较详细的了解。 （d）自然：一般自然现象，简单生理卫生，普通生产知识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动植物及其他一些日常生活常识等均须了解，并培养学习自然科学的兴趣。 第361页 （e）美术：培养学生爱好艺术、审美和观察事物的能力，养成整洁的习惯，学会一般绘画写生，简单图案及普通剪贴等。 （f）音乐：能识一般的简谱，能唱若干歌曲，了解简单乐器的构造。培养学习音乐的兴趣。 （3）要求对学生生活教养的科学化；反对对学生教养的思想意识特殊化。必须注意学生的营养和卫生，逐渐充实各方面的设备。 （4）要隶实事求是的教育态度。坚持我们已有明文规定的制度规则及“教导的基本态度与方法气反对好高鹜远大而不当的教育态度与方法，也反对无计划无系统，盲目搬运与追随社会运动的态度和方法。 （5）以课堂教学为主。实行一般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提倡与发扬中高年级学生的自学精神。通过适当的实际活动，以加强学生的劳动观点、劳动习惯与群众观点；反对使学生过重劳动或过多劳动，也反对对学生单纯地进行空洞的说教与机械的灌输。 （6）充分相信学生的创造力量，放手发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培养学生骨干，具体指导和帮助学生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组织，进行学生活动。 （7）级任与科任密切配合，低年级级任必须与保育员密切配合。 育才小学一年级学生养教计划——北京育才小学 对新人学的一年级孩子的养教，必须要靠教员、保育员、家长三方面密切配合才能完成。在一年级这一学年中，对孩子们的生活管理及思想品德方面的训练要放在第一位。要首先了解每个孩子的情况，培养学生的礼节、礼貌和卫生习惯，遵守纪律以课堂秩序为主，结合教学内容，注意思想品行教育。具体计划如下： 一、对于学生的了解工作 在第一学年中，要了解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学生本人的特点及健康状况等。 要了解学生，必须要了解学生学前的生活，家庭状况，学生的健康状况等。这就需要与家长取得密切联繫，在家长的全力配合下，才能获得预想的效果。准备以小型家长座谈会，个别家访等方式向家长徵求有关材料，交换学生的有关情况，配合进行教育，保证学生的健康。 （一）了解学生家庭情况 在本项目中，要求了解学生的家庭人口，家长职业和对孩子的态度，孩子学前的生活习惯及对父母亲、兄弟、姐妹及其他亲人的关系，孩子的主要抚养者的各方面情况和对孩子的影响等。本项工作，预定在第二、三、四月为初步了解时期，除与家长取得联繫、听取意见外，并与学生作个别谈话，每周有计划地了解三人，并作详细记录。 （二）了解学生的特点 对每个学生的特点了解，是一项经常性的长期工作，但本期尤应注意在日常生活、学习、游戏等活动中，多留心观察，及时做记录，有计划有系统的进行了解，教员与保育员及时交流情况，研究分析了解到的情况。有必要时，与家长取得联繫，沟通思想。 （三）了解学生的健康情况 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每日早检查时间，留心每个孩子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通过保育员搜集学生睡觉、吃饭、饮水、大小便等情况。参看卫生所的体格检查记录，于第一学期终结时作出每个学生健康情况记录。对体弱孩子及有疾病孩子，除在生活中多给予必要的照顾外，建议学校及家长共同注意学生的营养、健康和缺点矫治，使儿童的身体能正常发育。 二、生活指导及思想品德教育 （一）卫生习惯方面 对一年级学生，首先要培养他们良好的卫生习惯，按时起床、睡觉、遵守作息制度。每天早晨起床洗脸、刷牙，饭前洗手，饭后漱口，经常保持手脸的清洁。每天多喝开水，不喝生水。吃饭不要过饱，不要把不能吃的东西放进口里。按时换衣服、鞋、袜，经常保持衣服的清洁。每周洗澡洗头各一次，洗脚不少于两次。每周剪手指甲、脚趾甲一次。不在地上打滚，不趴在地上玩，不扬土。睡觉时头露在被子外面，热天睡觉要盖好肚子。不怕种牛痘和打预防针。身体不舒服要及时告诉老师或阿姨（保育员），生了病服从医生护士的治疗，不怕吃药、打针。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不涂抹墙壁，不弄脏公共的东西。每天积极上早操，认真运动，锻鍊身体。不丢纸屑脏东西在地上，保持室内外的清洁。在指定的地点倾倒垃圾，保持公共场所的清洁。 卫生教育，要结合课本中的常识课及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教育。利用晚点名早检查时间，採用讲故事、讲实例等方式，结合具体实际进行说服教育。随时检查执行情况，经常进行督促。并根据儿童的具体情况和学校的整体活动，在一个时期内侧重抓紧某一方面进行培养。 （二）纪律教育方面 统一纪律，是集体生活的根本。在纪律养成上首先从课堂纪律抓起。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缺课。听到上课铃声，立即依次进入教室，各就各位。上课用心听讲，认真回答提问。听课时姿势端正，不乱说话，不乱动，不随便离开座位。上课发言要先举手，待老师允许后再站起来说话。按时做好教师指定的作业。尊敬教师、父母、阿姨，服从他们的教导。集合站队时不说话，不打闹。在饭厅吃饭时，不乱说话，吃完后安静地走出饭厅。睡觉和午睡时要安静，不在号舍里打闹。对人和气，不打人，不骂人。按次序玩公共游戏器具，不抢先，不独占。 第362页 纪律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自觉性，严禁强迫压制。使他们从小就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好习惯。 纪律教育应与教学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学生能在课堂上自觉地接受教育，养成习惯，在其他场所，也易于遵守纪律。 （三）礼节教育 礼节是人与人交往不可缺少的规矩，是人的修养和素质的综合表现。孩子从懂事起，就要进行礼节教育。学生在路上遇见老师、家长、阿姨和其他长辈时，要行礼、问好。进老师或别人的屋子要先喊报告，得到许可后才能进去。不拿别人的一针一线。借用别人的东西时，先徵求别人的许可，用完后按时归还。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负责做好。诚实公正，不说谎话。 进行礼节教育时，要使孩子们明白礼节的重要，要举实例说明有礼貌的好处和必要，讲述名人有礼貌的故事，同时要随时监督检查孩子们的执行情况，并要持之以恆的坚持下去，才能使孩子们养成习惯。 （四）思想品行教育 对孩子们的思想品行教育，要贯穿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之中。拥护中国共产党，敬爱革命领袖。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伟大的中华民族。要有民族自尊心、自立自强的精神。要爱憎分明，为了集体利益勇于献身。积极参加劳动，为劳动大众集体富裕而创造财富。对小孩子的这些教育，不能靠讲大道理说教，只能通过具体生动的事实，活泼的方式在他们玩耍、日常生活、文化学习的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和薰陶。 三、文化学习 对于小学一年级的文化学习，我们首先抓了国语、常识两门课。 （一）国语 在一年级要学完国语课本第一、第二册，教会汉字400个。教孩子认字，第一是读：要求学过的课文，一般都能够熟练的朗读，正确的发音，并理解其内容。第二是写：学会铅笔、石笔、粉笔的使用方法，能够正确的掌握笔顺规律，学过的字一般都能默写下来，并能写得比较端正、整齐、清洁。第三是做：本学年结束时，要求学生一般都能达到写简单的图填字，口问笔答，填空白（用书上的句子）和简单的造句。第四是说：能够简要地述说清楚一件事情，如对照画片、实物的口述，日常生活中的会话，讲故事等。 国语教学的主要原则是课文与实际相结合，通过语文学习，适当地穿插一些思想品德的教育，在方法上力求生动活泼，多採用具体的实例来说明。在教学过程中，先以图画、实物或简短的故事，来引起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其次是认、写和解释生字，最后是课文的朗读和总结作业等。读书方面要着重于朗读，朗读必须在学生对课文了解后进行。每节课朗读时间不超过巧分钟，方法可范读、单人读、齐读、对话读、表演读等。也可用一人领读。大家随读的方法。 生字新词教学，要密切联繫课文，避免单纯认字，并要多以实物、图画、动作等加以说明字义，加深学生的记忆。 笔顺教学，多在石板上、黑板上练习。写字的姿势，执笔的方法，多採用相互观摩和教师示范。 说话教学，着重先听后说。一个材料使儿童听熟后再说，说熟后再换新材料。已学过的故事，或课文上能够表演的材料，多让儿童来表演。 （二）常识 教孩子们常识课，首先通过自然现象，让他们来认识秋、冬、春、夏四季的特徵。如秋季树木落叶，鸟向南飞；冬季结冰，下霜、下雪，草木枯萎；春季冰雪融化，鸟归来，草木发芽开花；夏季天气炎热，草木茂盛开花结果等。 让孩子们联繫实际，区别校园内所见的树木（松、柏、桃、杏、槐、柳、丁香、海棠、石榴）及蔬菜类（西红柿、茄子、大葱、白菜、韭菜、白薯、土豆），认识它们的枝叶、花、果，知道它们的用途。 让孩子们认识一些常见动物（猪、狗、牛、羊、马、猫、猴、兔、鸡、乌鸦、喜鹊、麻雀、燕子、蝴蝶、蜜蜂、苍蝇、蚊子、蚂蚁、青蛙），知道它们的形状，了解它们对人的益处或害处。 培养儿童了解普通的保健常识，如正确的坐、立、走姿势，身体的爱护（洗脸、刷牙、洗澡、剪指甲、理髮、用手帕）及寝室、教室卫生等。 通过实际生活，让他们了解一般的社会常识。知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他们才会有幸福的生活。由于工人伯伯农民伯伯的劳动，他们才有房子住、粮食吃。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五一”是劳动节，“六一”是儿童节，“七一”是党的生日，“八一”是建军节，“十一”是国庆节。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我们最兇恶的敌人，他们来侵略我们，我们就坚决地消灭他们。 常识教学多与国语、算术、图画、音乐等科联繫，有计划地配合起来。自然常识教学，首先从研究本校自然环境出发，多採用观察、参观、游览、讲述故事，採集标本等方式。社会常识着重结合国语课文进行，另外可利用时事、纪念日等资料讲述，也可通过社会活动来进行。 对初入学儿童的教育——张印斗 一、如何给儿童讲话 有的教师给儿童讲话，儿童喜欢听，注意听，听了后印象深刻，起到了教育儿童的作用。有的教师讲话，儿童不喜欢听，当耳旁风，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自然就收不到教育的效果。所以给儿童讲话是大有学问的。 第363页 学校里有许多集体教育儿童的机会，如周会、班会、晚点名、节假日纪念会等。如果每次集会，讲话都能讲到儿童心里去，他们爱听，那会起到很大的教育作用。教师对儿童讲话不是单纯的从儿童的兴趣出发，形成说相声那样的逗笑打趣；也不是像给成人作报告，净讲些政治术语和大道理，说些没生气的套话、空话。我们对儿童讲话，总是想帮助儿童进步和解决儿童的问题，又要根据儿童的接受能力和需要，讲的生动活泼，具体形象，使儿童首先愿意听，轻松愉快的接受，藉以指导他们的行动。 因此，对儿童讲话，就要讲儿童的事，说儿童的话。比如我们学校一次搬家途中，我给孩子们讲和群众的关系：“这两天行军纪律，大家都自觉遵守得很好，走到那里借老百姓的东西都还了，临走时地也扫得干干净净，老乡们都高兴的出来送我们，这是大家的功劳。我们有没有做得不妥当的地方呢？记得吗？今天中午咱们坐的汽车在半路上，停了好久，为什么？是因为老乡的‘老牛车’挡住了去路，两面是高墙，中间只有一道汽车宽的凹道。牛车要倒回几百步，谁不着急呀！汽车夫嫌牛车倒的慢专打老牛，老牛跌倒了，许多同学都急得乱喊，埋怨老牛。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同学，他没有乱喊，还显出很难受的模样。我问他，他说：‘我讨厌他们打老牛！老乡多心痛他的牛呀！又不是它故意堵汽车的，真不该打老乡的牛。’大家说他的道理对不对？‘对！’同学们齐声回答。接着我引导孩子们进行分析，最后的结论是：前面乱喊的同学只为自己打算，嫌牛车耽误了时间而忘记了群众的利益。而这位没乱喊的同学在遇到群众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时，能爱护群众，同情群众，讲真理。” 事后，孩子们还纷纷议论这件事情，有的把它写成墙报稿子贴出来。第二天下雨了，几个孩子用砖头在院里搭了一条路，他们说这是为群众服务，叫大家走路湿不了鞋。 又如，一次我给孩子们讲要养成节约和整洁的习惯时，引用了何峰同学一篇作文“桌子的话”。他写：“我的名字叫桌子，面孔是紫红的，有一张嘴巴和一个大肚子，肚里装着同学的学习用具。有的主人把书本、作业本、文具盒在我肚里排列得整整齐齐，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好舒服好高兴；有时主人不注意，往我肚里乱塞东西，憋得我肚子痛，我一生气，就让他在急用东西时找不到，急得他干瞪眼没办法，还要受老师的批评……”大家听了很感兴趣，都自觉地检查自己的整洁习惯。过了几天还出现许多类似这样的文章。如鞋子和帽子的话、墨盒的话、胡琴的话等，大家都用童话的形式描绘出这些东西的作用，以及如何使用爱护它们的方法。 二、用具体事实说道理 儿童容易接受感性的知识，不容易接受理性的知识，因此教条式的讲理，引不起儿童注意，起不了教育的作用。但有许多必要的道理，又必须告诉儿童，这就需要找到解释道理的适当的事实、例子、通俗语句，用具体事实来说明道理，达到教育儿童的目的。 记得在延安时的一个夏天，我们学校距河边很近。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我们规定了一条纪律，不准到河边玩水。教员张克亮同志在宣布这条纪律之前，先给孩子们讲了他看到的一个事实：“有一年的夏天，是个下午，我们村边的河里，漂下来一个东西，远远看去像个长北瓜，一滚一滚越漂越近，到了人跟前，才看清是个淹死的娃娃。全身光熘熘的，肚子胀得像个鼓。后来才知道是上游村的一个孩子，不听大人的话，偷偷到河边去玩水，结果滑到河里淹死了。后来他妈妈哭着找下来，那早已断气的娃娃再也见不着妈妈了。”同学们听了这个事实，精神都紧张起来，这时候张老师才宣布了不准到河边玩水的纪律，全体同学都回答坚决做到。在那年整个夏天里，没有一个孩子到河边去玩过水。 又有一次，我们行军临时住在河北定县，带领同学参观定县有名的大塔，上下十三层，还塌了一个角，孩子们都要求上去看看，硬性规定不准上去他们肯定不满意，甚至有些孩子会偷着上去。为此，我找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问他上去是否会有危险。老人说：“这是一个古塔，年久失修，有一个中午两个人在塔下乘凉歇晌，塌下来一个角，把他俩压了进去，待人们赶来刨开，已成为肉片片。后来又有两个人相跟上塔，上到五层就头晕了，掉下来摔死了。”孩子们听了老人的话，再没有一个人要求上塔了。事后有的孩子还说：“可不敢上塔，要摔下来，成了肉片片，就不能进北京了。” 只要我们注意搜集，日常生活中、周围环境中对儿童有教育意义的事实是很多的。挑选其中典型的，或者把许多零碎的事实加以综合分析来教育儿童，都会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在讲具体事实时，必须针对儿童的特点，选择正面教育的事实，不要用荒诞迷信等故事来吓唬儿童。不要把特殊儿童的反常行为，过多讲述甚至夸大，这样往往会引起儿童对“调皮事实”的模仿，就更加不妥当了。 怎样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北京育才编委会 对于孩子们道德情操的培养、要贯穿于日常的学习生活之中。孩子们虽然年龄小，有很多事情还不懂，但每天的学习和生活，他们都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并学会一些新的技能，这就会自然而然地奠定他们一些思想基础。各科教学的过程，是培养儿童健全思想的一个重要过程。因此思想教育就必须与各科教学有机地配合起来，或者说把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融化在各科教学中。 第364页 我们在进行各科教学时，不仅仅是为了使儿童获得一般知识，而且应该是为了“培养儿童爱人民、爱国家的思想，以及爱劳动、讲民主、守纪律的良好习惯。”培养儿童的革命信念和坚强、勇敢、互助、友爱、热烈、活泼的精神与意志。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认真地研究教材及教法。关于这方面，在谈到各科教材及教法时，将详细说明，这里着重说说儿童的日常活动。 儿童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爱好活动，因为他有着旺盛的生长力量。可是他又是缺乏知识和判断能力，所以他极力要求扩张他的知识范围，因此有许多在成人看来是很普通的事物，儿童看来却仍十分好奇。因为好奇，就好问，愿意亲手去试验。同时又因为缺乏判断能力，所以教师传授的东西和外界各种事物的刺激，他就很容易接受和受到影响。根据这种道理，我们必须重视儿童的各种日常活动，并且经常给以启发、暗示、诱导、影响、检查、鼓励、批评和其他各种具体帮助，使他们知道，他们的活动，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为什么对？又为什么错？怎样才能改正？又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对于周围的环境和外界事物，尤其学生最接近的环境和事物，经常注意研究帮助学生分析，使他们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哪些是较好的？哪些是较差的？哪些是最好的？哪些是最坏的？哪些应该接近？哪些应该远离？怎样去接近？怎样去远离…… 但是，儿童的日常活动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周围的环境事物也是多种多样的，互相影响起来又是极其复杂和细緻人微的。所以我们必须採取谨慎从事的态度；随时随地抓紧这些事情对学生进行指导，才能达到在日常活动中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目的。 那是一个夏天，一阵勐雨过去，太阳又出来了。学生们都从屋里跑出来玩。雨水还在院子里的水沟里流。一个四年级的同学就在水沟里玩开了。他把一段上流堵住，逼得水位更高，然后又在下面修一座泥楼房，又作一个胖泥人放在楼房里。于是他就叫开了：“看啊！这是一座大高楼呀，这里面住的是一个大地主呀，他压迫老百姓呀，大家要推翻他呀……”。他一面这样叫着，一面就把堵着的水挖开了。哗的一下，水过来把泥楼房和胖泥人一起冲倒了，于是他高兴地笑起来。我们这位小革命家，正在如此兴奋鼓舞的时候，总务科长来了，一看他把水沟挖开了，又在水沟里填了些泥块，不能让水很快流出，就发起脾气了，狠狠教训了他一顿，并要他立刻离开水沟。 这件事过后我们进行了研究，觉得孩子堵住水沟，不能流水，以及玩泥水容易弄脏衣服，甚至生病，应该叫他注意。但他那种天真而朴素的阶级意识，活泼的想像与创造能力还是应该加以爱护与指引。（比如说推翻地主，不一定要把他的一切毁坏，房屋财产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应该加以保护和运用。）不应该一味打击，伤害了他正在兴奋鼓舞的心情。 这又告诉我们，观察和品评儿童的活动，要从教育观点出发，不要完全从经济观点出发。要着重看他活动的发展前途如何，不要完全着重看他活动的眼前一时利益；要着重分析他活动时的内在思想因素，不要完全着重看他活动的表面状态。 我们发现学生的思想问题时，着重耐心说服教育，必要的时候，才给以批评和制裁。这主要是因为思想的形成，原因是很复杂的，所以它的改造过程也是长期的、复杂的、艰苦的。这样做，自然会花费一些时间，但却能使学生心悦诚服，收到真正的成效。我们坚决反对处理学生问题时，态度急躁，发脾气，採取威胁、吓唬学生的办法，甚至在情感上厌恶那些犯过错误的学生。发动与领导多数学生对少数表现较差的学生歧视与斗争。这样必然会使少数表现较差的学生，更加怨恨不满，与教员对立，与同学对立，旧有的思想问题没解决，新的思想问题又产生。结果必然遭受失败。 老区小学班主任工作的基本特点——韩作黎 我们常常看到：在学校里，在同一的校长和教导主任的领导下，由于班主任的强弱不同，同年级各个班的学生在各方面的进步也有所不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异。这使我们感到，班主任对于一个班来说，真是有决定性的作用。 过去我在老解放区作过几年小学教育工作，深感老解放区小学班主任工作有许多特点值得发扬。那时候，作为学校的领导者——校长和教导主任等，在每个学期开始以前，总要用相当多的时间，来充分考虑、酝酿和研究班主任的问题。学校里党的组织对这一问题也总是予以极大的重视。究竟谁作班主任合适，谁到哪一班作班主任合适，总是一再商量和研究，有时难以确定班主任，更是比较过来比较过去，直到最后确定比较满意的人选为止。确定做班主任的总要求是政治思想觉悟较高的、责任心强的、热情的、身体较健康的、业务能力较好的同志。班主任的人选确定后，就由校长和教导主任分别和他们谈话，徵求他们对工作的意见，向他们交代工作任务，并向他们提出工作上的要求。在他们工作过程中，校长和教导主任还要特别注意，及时地对他们进行督促检查和具体帮助。 现因手头缺乏材料，又因个人水平和时间有限，对于老解放区小学班主任工作的特点，不能作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和介绍。这里只能把我认识到的老解放区小学班主任工作的几个基本特点写出来，供读者参考。 第365页 一、踏踏实实，热爱学生，尊重学生 这个特点在老解放区小学班主任中是表现得很普遍而又很突出的。他们无私无暇，诚诚恳恳，看待学生如同自己的子女，如同自己的弟弟妹妹。他们总是不断地通过访问家庭、观察学生的日常表现、批阅学生的作业等来认真地深人地了解学生。他们总是通过和学生一同游戏、一同劳动等来同学生打成一片。他们对学生生活的关心和照顾，知冷知热，体贴人微。学生病了，他们给学生端水餵饭、擦屎倒尿。遇见学生发生了问题，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了解情况，研究原因，予以公平合理的处理。 对于调皮学生，不是存着厌恶的心情，抱着惩办主义的态度，而是更多的关心他，了解他，对他表示和蔼、诚恳与亲切，调查研究他的特点及其特点形成的根源，以便对症下药：注意和家庭教育配合，和科任教师配合，充分运用学生集体的力量，改善周围环境对他的影响，引起大家对他的同情和帮助，改进他与大家的关系；充实他的生活，以正当活动代替不正当的活动，虽然有时对他也进行严厉的批评甚至必要的纪律制裁，但是根本的态度是耐心说服，启发诱导。如延安杨家湾小学教师陶端予对待调皮学生文富贵，延安旧城小学教师鲍侠影对待调皮学生郭胜，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的教师对待调皮学生李久铭等都是如此。 班主任还要特别注意尊重学生的组织和学生的意见，养成学生的民主生活和民主作风。他们经常对学生的组织（学生会、少先队等）予以认真具体的指导和帮助，随时和定期徵求与听取学生的意见。正因为他们对学生极其热爱和尊重，所以他们就不断地刻苦学习与钻研政治理论和业务，以便不断地给学生以新的知识，同时向学生提出新的要求。 更不能令人忘怀的是，在那艰苦战争的年月，有许多班主任教师，带领着学生与敌人斗争，在紧急的时候，自己忍受各种艰难困苦，设法克服各种困难来保护学生。就这样，师生之间建立了高尚的深厚的情感。 尽管师生关系是非常深厚的，但必须注意引导学生尊重组织，爱护集体，服从真理，大公无私，不盲目崇拜个人、纯粹建立私人感情。这一点，在老解放区班主任工作中也是很明显的。 二、教育学生爱憎分明 老区班主任对于自己班上学生的政治思想，总是经常重视的。他们时常结合实际情况，实实在在地来教育学生爱憎分明。他们不主张空洞地生硬地灌输给学生一大堆政治名词或大道理，而是通过各科教学、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劳动、时事等来给学生以影响和锻鍊，逐渐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延安小学班主任，用事实教育学生憎恨法西斯，憎恨帝国主义，憎恨汉奸，憎恨反动派，僧恨钻到老解放区来破坏革命的特务坏蛋；也用实例教育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人民政府，热爱根据地，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老师、同学；同情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统治下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欢迎帮助我们革命的一切朋友。回想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自卫战争时期，老解放区的小学生们，对于担负站岗、放哨、盘查路条、捉汉奸、反特务的任务，是感到多么高兴呵！表现又是多么勇敢呵！当他们听到法西斯德国被打垮了，日本投降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都死了，当他们听到和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捉到蒋匪帮的大批俘虏，他们是如何的高唿狂欢呵！学生这种阶级感情的形成，是学校、家庭、社会等整体教育和影响的结果。但在教育里面，班主任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这里再看一个小学高年级班主任写给一个革命遗孤的临别赠言。 亲爱的阿毛： 我的学生，我的儿子。在学校学习的意义上说，我是你的老师；在革命的道义上说，我是你的家长。今天你突然说出要离开学校，我心里勐然一热，情感上起了很大一个波动——我紧紧地抓住你的手，这样的留恋！这是感情作用，应该抑制住它。孩子，我放心地让你去吧，你大胆地走吧，走向光明的前途，走向咱们解放的广阔的地方。我只盼望你：常常地记住，牢牢地记住：你爸爸，是敌人（国民党反动派）杀死的。坚决跟着毛主席，就能报仇出气。从前因为你年纪还小，似乎有些调皮；如今你有了很大的进步，愿你长久地保持这个胜利！下次再看见你，愿你的：思想更健全，身体更结实，文化更提高。孩子，咱们一同向前进步吧，为建设伟大的祖国，为整个人类的解放亭业，奋斗到底！ 据了解，这个学生已经上过大学，到外国留过学，并且已经作了人民解放军的军官了，但是小学班主任写给他的这篇临别赠言，他还认真地保存着。 三、教育学生密切联繫群众，坚决爱护群众利益 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老解放区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小学班主任也常根据这种精神来教育学生。小学生也最喜欢当小八路。如果别人承认他们是小八路，他们就很高兴，表现得雄赳赳气昂昂，浑身精神抖擞。 班主任在组织本班学生活动时，如果是在野外，总是随时随地教育学生不要踏坏老乡刚耕过的地和庄稼；如果借用老乡一件什么家具，总要教育学生用完了把家具收拾好并且赶快还回去；农忙时组织学生在课外时间帮助群众牵引牲口耕地、点种、拔草、捉虫、浇水、上肥以至收割庄稼和打场等；在农闲时，指导学生去教群众识字学文化，在过年过节时，帮助群众扭秧歌排戏等；在战争紧张时期，组织学生帮助群众坚壁清野；还时常教育学生去给军烈属抬水、拣柴、收割庄稼等。下面举出华北育才小学六年级学生李玉谨的一篇作文，题目是“帮助老乡拾枣子”，来证明老解放区小学生和群众的关系是如何密切而又是如何爱护群众的利益的。 第366页 我正在和一个老乡谈话时，我们房东两只小脚一步紧一步的很着急的从外面进来。她累得满头大汗，喘了一口气对我说，“有没有时间，帮俺拾会儿枣子？俺拾不完啦！” 听了以后，我便去问娱乐委员秀荣： “今天不打桌球行不行？去帮老乡拾一会儿枣子。” “可以，你去给田老师请假吧！” 请了假，四五个同学提着篮子，拿着口袋，跟在老乡后面，向半山坡走去。走到一块高地上，看见房东的小娃娃在前面土坡上，弯着腰在拾枣子。她的大娃娃手里拿根木桿，在桌球桌球地打。我们都加快了脚步，朝着那个方向奔跑，越跑越近了，打枣子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了，再走上一个小土坡，看见地上满是红红的枣子，于是我们就帮老乡拾起来。 拾完这一棵树，再去拾那一棵树下的枣子的时候，只听见哗的一声，鲜红的枣子似雨点般地落在地上，掉在我们的嵴背上，呀！好痛！哟！那么大！像小鸡蛋一样，都争着把它拾起来，放在自己的篮子里。 老房东边拾边说：“你们可叫我生气啦！给我拾了半天，连一个也不吃……”说着，把她篮子里又红又大的枣子拣了些给我们。我们接过来以后，看见那脆甜的枣子，谁不想吃呢？刚擦一擦，想放到口里时，忽然又想这是群众纪律，难得我帮老乡拾这么一会儿枣子，就可以吃吗？这也是群众的利益呀！如果吃了这枣子，那就违犯了纪律。这样一想，便马上又把枣子放在自己的篮子里。我忙又弯下腰，将一个一个的红枣子，拾到篮子里，又一篮篮的倒在口袋里。拾着，倒着，这样几口袋的枣子，都经过了我们每个人的手，我们并没有吃一个。 四、教育学生热爱劳动 班主任除了教课以外，亲自带领学生参加体力劳动，创造当时还没有但又需要的东西，这在老解放区形成了一种风气。班主任大都是实实在在、自自然然地带领着学生这样做的。 那时候，最缺教具和标本仪器，他们就自己动手，能做的就做，能到野地里採集的就到野地里去採集。图书和挂图不够，就自己剪贴报纸装订成书，自己画挂图。连教室里的墙壁都是自己粉刷，桌凳都是自己修理安排。如用泥巴修起两个高腿，架起一块宽些的木板，就是桌子；一面当书桌，翻过来另一面还可以当饭桌。再用泥巴修起两个低腿，架起一块窄些的木板，就是凳子。 那时候，最缺玩具和体育用具等，他们就自己动手，先找材料，再做出成品。比如从山上伐些木头回来，做成单槓和双槓；从河滩里拣些质地柔软些的石块，磨成象棋子、弹珠、砚台等；从山沟里挖一些红土、黄土、白土，用来刷墙，当颜料写字，做成颜色粉笔写黑板报等；用黏土捏塑成各种玩意，用纸制作扑克牌，用软石刻出印扑克牌的戳子。 总之，那时候，老师和学生脑子里都形成一个很强烈的观念：自己动手，创造一切，什么困难都不怕，都可以克服。 梁金生校长的德育教育——黄克 教育者先受教育。梁金生校长十分重视对教师的培养。有一个时期“保小”的教师在思想上对如何办好“保小”认识不一致，梁校长明确指出：“我们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就是我们没有认识清楚为谁而教？第二，要教出什么样的人？第三，我们在教谁的子弟？第四，怎样去教他们？我们过去对于上面的四个问题都没有认真考虑，没有认识清楚……因此便形成我们在工作中的意见分歧，步调不一致，加上教材的杂乱，影响了学生的言行和感情。怎么办呢？希望大家本着一贯忠诚于党、忠诚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精神，来改造‘保小’的教育工作”。梁校长要求教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努力奋斗，任劳任怨，安心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学生同生死共患难，以革命的母爱来关心爱护学生，全心全意地为教育学生服务。 学校要对学生全面负责，在全面教育的过程中，德育是第一重要的。梁校长提出如下措施： （1）坚决执行新的训导方针，如彻底废除体罚，健全教导合一制度，加强班主任工作，各班的保育员划归班主任领导。 （2）针对学生在德行上的缺点，要从积极方面来预防他们犯错误。 （3）加强教职员工的德性修养，发扬“言必行，行必果”的优良作风。 （4）应该把我们自己儿童化，接近儿童，了解他们，研究他们，对他们的要求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 （5）把训导工作放在大家身上，大家负责，以身作则，随时随地给予学生以德性教育。 （6）把德性训练寓于文体活动之中，增加文体设备，使文体活动活跃起来。 （7）加强对学生会的领导，开展社会活动，培养学生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德育的重点是抓学生的思想作风，为崇高理想奋斗的精神，以及道德品质、待人接物、谦让有礼的风度的培养。 为了培养民主作风，学校曾模拟乡政府的民主选举，让学生用不记名投票来选举学生会干部（低年级学生用在候选人碗里投豆子的办法选举）。 重视对学生进行形势教育。1942年敌人对我华北解放区进行残酷扫荡，梁校长、鲁争同志向全校师生作了时事报告。把八路军反扫荡的胜利消息告诉大家，全校群情激奋。后来又讲了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胜利，苏联红军在史达林格勒大血战的胜利等，都激起了全校师生的革命热情。对学生进行形势教育有时也用唱歌等文艺形式。适时组织学生参加实际活动和劳动，如组织高年级学生参加农村的整风运动，参加土地改革，征公粮，搞社会调查等活动，组织文艺宣传队、秧歌队在重大节日下乡宣传，开荒种地，制造肥皂和磷肥等。 第367页 思想品行教育力求具体化——李志平 小学生的知识经验都很有限，还没有达到能够对事物加以概括、推理和判断的程度。特别是对低年级的小同学，懂得的道理更少，对自然界和社会上的许多现象、关系和变化还莫名其妙。因此对他们过多的採用（不是不能用，而是要少用）概括性很高的政治名词或术语，不适当的不结合实际的讲一通大道理大原则，就会使学生不理解，感觉枯燥无味，也会造就一批光说空话爱讲大道理而脱离实际的人。所以，必须尽力避免空洞的政治说教，而代之以密切联繫实际的、具体的、生动的、活泼有力的教育方式。用实际的例证故事来启发学生走向正确的方向，以后随着年龄、知识、经验的增长，逐渐在一个方面一个方面达到分析、批判、推理的程度。这种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近到远，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的非常重要的教育方式，应当贯彻到课内课外的各种教学活动里。 我们学校在这一点上，特别强调提醒和要求每位教师都要这样做。例如上学期罗克同志给六年级上国语课时，选讲了一篇“爱护我们的祖国，拥护我们的毛主席”。起初他只照字面宣讲时，学生们的反映很平淡。后来他经过认真准备，收集了一批关于我们祖国伟大光荣的事例，关于毛主席领导革命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生动事迹，再上课时，同学们对那篇文章的感受就完全变了。大家满怀激情地讨论着，争相发言谈自己的感想。事后该班学生闵伯武、续大我两位同学上街买东西，看见一家商店里贴着一张毛主席像画得很不好，他们说：“领袖像贴起来是让大家看的，这样画的一张很不好的画像贴起来，实在是对毛主席太不尊敬了！”回校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老师，要求把意见反映给有关部门，提议以后不准随便悬挂不是经过批准公开发行的毛主席画像。 在讲“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一课时，教师针对部分学生有民族自卑的心理，强调介绍了我中华民族史上的英勇斗争事迹和伟大的创造发明。着重讲述了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事实，彻底打消了同学们的民族自卑感。王友立同学在作文里这样写道：“过去我总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落后懦弱的民族，中国人无能老受压迫和欺侮，心里很自卑。学了这课书后，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知道了中国是个文明古老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个勤劳勇敢的民族。由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才把中国变成了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好起来的，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歷史课里讲到各朝代封建阶级对人民压迫剥削时，我们不仅仅讲了课文里所说的非常凶暴残酷，荒淫无耻的几句话，而是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讲到“百姓生活很痛苦，实在忍无可忍”时，也不是只照课文念一遍，而是用具体事例说明百姓怎么个苦法，各朝代百姓所受的苦有什么变化？人民的反抗斗争有什么进展？有什么新的创造？引导学生去体会理解百姓的苦，加深认识统治者的残暴和荒淫，从而增强学生对统治者的憎恨和对人民反抗精神的同情与支持。 自然课上有一次讲到飞机构造时，为了启发学生发明创造的信心和勇气，培养学生热爱科学活动的兴趣，有意介绍了苏联飞机构造家雅可福烈夫自幼喜爱钻研、发明创造的故事，并指出他所设计的飞机，在卫国战争中对全人类解放做出了卓越贡献，曾获得怎样的奖励和荣誉。同学们听了很感动，纷纷表示自己也很想当个科学家，为国出力。第二次上课时，该班同学设计了五架不同类型的飞机模型，请求教师给他们的设计以批评。 今年四月一次晚点名时，刘容老师向学生们激愤的报告了美军在我国海面上撞沉我国渔船“鲁迅号”“星海号”的消息，并联繫到我军渡长江时，英帝国主义的军舰炮轰我渡江军队的事例，她愤怒地用拳头击着桌子说：“同学们呀！牢牢地记住：帝国主义和我国人民是势不两立的，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有我们就绝不允许他们在我国领海上逞凶！”她的话感染了全班同学，那些男女娃娃们都高举着小拳头，瞪着冒火的眼睛，喷怒地喊：“打呀！他们敢打我们，故意撞沉我们的舰船，我们就要统统消灭这些坏蛋！” 在进行思想品行教育时，要注意照顾到小学教育目标的要求和一定时期里学生存在的实际思想状况。根据存在的思想问题，有重点的提出思想教育的任务，然后再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达到解决思想问题的目标。我们学校每月的教导工作计划里的中心活动，就是依据这个原则制定的。如发现同学有浪费现象时，就提出节约的口号来；发现学生中有不尊重阿姨（保育员）和勤杂人员时，就提出尊敬长辈礼貌待人的目标来；春天到了，学校美化环境栽树种花草和蔬菜时，就号召同学劳动建校、爱护校园里的一草一木……这种对症下药和及时预防的教育方法，只要认真抓紧，就很容易收到效果。 在进行思想品行教育过程中，要经常注意从学生自身中发生的有教育意义的事，再用来教育学生。学生薄爱香在作文中写道：“我有一次回家，看到伯父的鞋子已经穿得很破了，便脱下自己半旧的棉鞋给伯父穿，伯父不好接收，我告诉他我还有鞋穿，诚恳地让他穿。伯父是受苦人，很高兴地穿上我那双鞋子试了试，又走了几步，觉得很合脚。可他捨不得穿，又把它脱了下来，笑着对我说：‘现在天不太冷了，到天再冷时再穿吧。’伯父说着认真地把那双半旧棉鞋包好，收藏起来。”教师严肃诚恳的把这篇文章念给大家听，念得平时几个不大爱惜物品的学生都低了头，惭愧的表情说明他们在责备自己的不节约行为。 第368页 有一年秋天，学校发动了一次剷除校园杂草的义务劳动，当时考虑到低年级同学年龄小，体力弱，不让三年级以下同学们参加。义务劳动开始后，大家干得很起劲，小同学们也坐不住了。姚雅杰等几个小同学，便偷偷地找了一块没人的地方，没有工具就用小手拔，很快吸引了一大批小同学跟着他们干，教师发现后当众表扬了他们，并号召全校同学学习他们那种热爱劳动的精神，使这次义务劳动又快又好地完成了任务。 无数事实证明，言教不如身教。小学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思想品行教育时，自己的行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某班教师的思想品行端正，模范行动好，该班学生就进步快。某班教师的模范行为差，说的和做的不一样，该班学生就进步慢。所以对一位教师来讲，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学生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言教不如身教，这是一位教师的头等职责。所以我们学校特别强调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特别是对刚参加工作的教师抓得更紧。我们是一贯注重通过对教师的思想品行的提高，来达到影响提高学生思想品行的目的。 纪律教育与事实教育——郭林 纪律教育是培养教育后代重要的一环，没有纪律，没有组织观念，目前不可能学习，将来也不可能工作。因为学校是集体生活，集体生活没有生活学习纪律，就不能使学校的教导活动，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更重要的还在于养成学生一定的组织纪律观念和集体生活习惯，以便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进行纪律教育的目标，是遵循徐老的指示：“一切纪律只是自觉的遵守，不是受到无理的外力压迫而遵守。”也就是要培养学生自觉地遵守纪律的习惯，以老老实实的态度去学习，认真负责的精神去工作，要深切地关心自己和同学的进步，高度发扬互助友爱的精神，尊敬师长，待人和气有礼，注意节约，爱护公共财物，服从领导，遵守校规。 这种自觉的纪律怎样才能养成呢？对小学生来说，我们首先从课堂纪律抓起，通过上课这一活动，来培养儿童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我们对刚入学的一年级儿童，把“搞好课堂秩序”作为教导计划的中心一环。各年级都统一规定了课堂纪律。 规定了课堂纪律，并不等于课堂秩序就好了。尤其是七岁大小的一年级学生，他想学习，但不知道怎样学习，他本想在教室里好好生活，但也不知道如何生活。因此教育他如何遵守课堂纪律，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除了要教师课前充分准备，研究维持课堂纪律的方法外，更主要的是通过实际行动，教会学生如何依次序走进教室，如何端坐，如何起立，如何回答教师发问，如何站在黑板前答题，如何爱护课本、作业本和学校的一切公物，如何专心听讲等等，必须一件一件的耐心地教他们，训练他们，严格地执行每一条纪律。久而久之，他们便养成了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 通过各科教学和有组织的课外活动进一步加强纪律教育。尤其是国语常识二科，许多课文的内容，都是属于纪律教育方面的，如：“毛主席在戏院里”、“列宁在理髮馆”、“学好人人夸”、“不守纪律的小修”……都是很好的纪律教材。算术课训练学生的准确性、敏捷性、开发智力；畅游、体育、音乐等科培养学生的团结友爱集体观念，守纪律的精神；美术、劳作等科培养儿童组织性、计划性和动手能力。 有组织的课外活动，也是训练孩子守纪律的必要措施。组织课外活动我们重点抓两条：一是帮助正课学习，发挥孩子的创造才能，如在教师指导下建立各种课外小组，文学、音乐、艺术等小组，孩子们很感兴趣。二是注意学校的环境和设备。如果不注意学校的清洁，布置美化环境，不置备孩子们感兴趣的玩具和体育器材，让儿童有正当的活动，孩子们就会感到不舒服。不满足他们活动的需要，必然会发生打骂吵架现象和不守纪律的行为。 事实教育是教育犯错误孩子的有效方法。什么是事实教育？就是当学生犯了错误时，根据他犯错误的这件事实，给他以实际教育。 1947年，延安保育小学转移到晋冀鲁豫边区时，五年级学生项学诚因为捉麻雀，把老乡的房顶踩塌了一个窟窿，老乡提出了意见。教师和项学诚谈话时，指出了两点：一是上房捉麻雀，非常危险，不注意会跌伤，违犯了学校纪律；二是踩坏了老乡的房顶，破坏了群众利益，影响了群众关系。为此，要他去做两件事：一是设法把老乡的房子修好，二是去向老乡赔礼道歉，挽回影响。 房子踩塌的窟窿并不大，但修补起来很麻烦。需要修补材料木棍、石灰、泥土和瓦片等，这些东西他没钱买，只好找教导处的负责老师，教导处老师问明情况后，对他提出了批评，给他开了一张条子，要他去和总务科交涉。事先老师们都商量好了，总务科长自然是按商量好的办法办事，首先问他要这些东西干什么？继而再批评他的不对，最后批准他去领取这些东西。他跑到厨房要木柴，跑到保管室要石灰、瓦片，跑到学校附近老乡家借撅头、铁锹来挖土和泥。 这天正是礼拜天，同学们都玩去了，他跑来跑去已经晌午了，还没有上房顶，实在着急。由于没有修过房子，不知道把窟窿周围的虚土弄干净，就去搪泥，搪来搪去搪不上，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滴，肚子也咕咕叫着，他急得快要哭了。正在这时，老师来帮助他，慢慢算把房顶修好了。 第369页 下了房，还要去向老乡赔礼。老乡看到孩子的为难劲，早就不忍心了，但学校事前已有布置，为了教育孩子，也只好硬着心再批评他一顿，让他今后注意。 这件事过后，他悄悄地对同学说：“往后可要注意了，自己发生的事还要自己去一点点解决，可真不容易呀！” 怎样处理学生中的特殊问题——韩作黎 不同年龄、不同生活经歷、接受不同教育的孩子，在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往往会有不同表现。如打骂架、任性、激怒、孤僻等常会发生。 打架、骂人问题，低年级学生中发生的较多，男孩子中发生的较多，在假期或刚开学时发生的较多。总之，学生中发生的打架、骂人现象，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不够充实，正当的活动（学习、生产劳动、文化娱乐）不够开展的缘故。因而必须积极地开展学生的正当活动，充实学生的生活，才能从根本上纠正学生打架、骂人的现象。 级任教员罗克同志，曾写过一篇关于纠正学生打骂架现象的工作总结报告，现引录如下。 当我们学校刚从武安阳邑搬到井陉孙庄的时候，紧接着就是行知、光明、保小三所学校合併，成立育才小学，大大小小学生五六百人，孙庄虽是井陉的一个大村子，但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人，分散住都成了问题，更谈不上集中了。教室和住处有的相距一二里，有的二十几个人的班，竟分住四五个地方。没有专门教室，更谈不上桌椅。大点的学生和教工都参加修建工作，学习很不正规，加之三校刚合併，教师和学生彼此都不了解。教学设备和玩具都很缺乏，学生旺盛的精力不能得到正常发挥。由于这些原因，加上儿童本来就喜欢打闹的特点，便产生了打架、骂人现象。 分析上述原因后，我对打骂架的现象并不感到惊奇。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我把双方都找到跟前，寻根究底。原因和情况弄明白后，再启发他们自己分析谁对谁错，或谁的错大谁的错小。孩子都很单纯，道理讲透后，他们自己是能够分清是非的。我鼓励表扬他们的坦白直率。对他们不隐瞒事实，不推诿错误的态度及时加以肯定，使他们各自都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对双方的错误，要实事求是，不能同等看待，不能“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的笼统的批评一顿。 首先我对被打者表示同情与安慰，假如他还手了，我也不过多责备他，只是对他说：“你如果当时不还手就来告诉我，那就更好了。”假如他挨了打没还手，受了委屈，当然心里难受，就要很好地安慰他：“你不还手，并不是你软弱，你们都是兄弟，让一让也是应该的。”他得到了安慰，也就不感到委屈了。但有时是由被打者的语言或行动引起的，除了被打这点予以同情安慰外，对他不对的地方，也应给以说明和适当的批评，其分量不应超过先动手打人的学生。 也有这种情况，个别调皮学生，他知道打人不对，要受批评，他不动手打人，却动嘴故意气人，惹怒别人打他。这时我却同情打他的人，但也要指明虽事出有因，动手打人也是不对的。而对故意气人的人给以严厉批评，并指出这种思想是不老实的陷害人的思想。 处理这些问题，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发动群众。有时发生了问题，我并不单独处理，而等到晚点名时交给大家处理。先由当事人说明经过，再由大家提意见，然后由双方当众公开承认错误。对屡教不改的，大家还规定，除批评外，还要写反省书并订出计划。如果再犯，就由群众监督，三天不许参加集体课外活动，在家写字等。 对学生的打骂架问题，必须多从思想上启发，讲道理是必要的，但应说得切近、浅易、简短和明了。同时要加强指导、管理、督促和检查。指导和管理的方法应多从积极方面着手，尽量少用消极制裁，经常把学生的各种活动安排得恰当、周密，使他们能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正当的活动方面。 怎样处理儿童的小偷小摸行为——韩作黎、罗克 儿童天真、幼稚，对于一些小偷小摸问题，开始往往是教育不够，或没有认真把道理讲清楚，或周围环境对他们的不良影响。 儿童的小偷小摸问题，在我们学校里是极少发生的。因为我校的学生，为公家所养育，集体观念较强，私心较少。虽有个别学生发生过这方面的问题，也只是中低年级的小同学。当我们发现了这极个别情况后，终是从积极方面着手处理。例如二年级级任葛瑞生老师在教学日记中写道： “张西萍，女孩，9岁。很早离开父母，常没零钱花，看到同学买吃的东西，自己很眼馋。以前曾拿过别的孩子的东西，因此有人暗暗叫她小偷。有一次，几个同学合买了11个果子，放在我的抽屉里，当天就少了两个，第二天又少了一个。问谁，都是一问三不知，我暗想可能是西萍，就在大家面前讲了一个故事，意思是教育大家要忠诚老实，说真话。最后才提到丢果子的事，启发拿的人主动承认。我估计当众她不可能说，因此就把她叫到一边，问是不是她拿的，如果现在主动说出来，还是诚实的孩子，并表示为她保密。她承认了是她拿的，并表示愿意向买果子的几个同学公开道歉。同学们批评了她的错误，欢迎她知错认错，并又送了她两个果子。她含泪接受了同学们的批评和送的果子。此后，她再也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也没有人再叫她小偷了。” 第370页 “王卫生，女孩，10岁。她因为好奇心和求知慾，曾偷偷拿过人家的东西。有一次，女生宿舍的牙粉没啦，到处找也没找着。可是第二天，有人在厕所里发现，茅坑周围撒了不少牙粉，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个多月，已经是初冬了，有的学生家长给送来了擦脸油，有同学发现王卫生偷吃，就报告了我。我问王卫生‘为什么吃擦脸油？’她说：‘闻着有点香味，我想尝尝是什么滋味。’我联想到丢牙粉的事，就问她：‘你们宿舍丢的牙粉是否也是你拿的？’她点头承认了。我又问她：‘你为什么要把牙粉撒在厕所里？’她说：‘我想试试她能否去掉厕所的臭味。’我告诉她，你有好奇心和求知慾，对一些好奇的问题做些小试验，本来是一种钻研精神，你有困难告诉我，我可以帮助你搞试验，不应该偷拿同学的东西，如果不注意改正，就会养成一种坏习惯，不仅是损人利己，甚至会发展成偷窃。我讲得很严肃，她听得很认真，并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而且以后在行动上确实作了改正。” 1945年冬天，在安塞保小教导处安排课表时，发现抽屉里的一二十个印课表的木戳子不见了。到处找不着，问谁，谁都说不知道。 我们分析，这些木戳子既不值钱，又没有其他用处，一般人是不会偷的。办公室的门不常锁，可能是小同学看着好玩，便拿走了。于是我们就派少先队员、儿童团员和学生会的干部协同在同学中查询。在晚点名时，我又向大家宣布，说明没有戳子，工作很不方便，这便妨害了同学们自己的利益，谁拿了就主动交回来。这事引起了同学们的关心和气愤，但仍没有人承认。于是我在另一次点名时又说：“拿了木戳子的同学，当着大家的面不好意思拿出来，那也不要紧，只要认识了错误，下决心改正，可以在今晚或明天一早自己送回办公室的抽屉里。相信拿木戳子的同学，绝不会使老师失望，我相信木戳子一定会回到抽屉里。” 这样一来，同学们的情绪就变为好奇和期待了。到处纷纷议论着，有的说：“咱们去打开抽屉看看吧。”有的说：“可不敢，看得早了，戳子会生气就不回来了。”这时有一位小同学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咱们看去吧，功夫不小了，大概戳子已经回到抽屉里去啦！”好奇心强的同学，就一块去开抽屉，一看，果然木戳子都回来了。后来我们经过进一步调查，知道拿木戳子的人正是那个跑来叫同学们去看的小同学。 发生问题后，我们注意正确处理，但更注意从积极方面来防止问题的再次发生。 在延安时，我们曾集中学生的“游资”，并由学校投资协助，开办小型学生合作社。学校投资部分分得红利，都有计划地分配给无家庭救济的学生，这样便培养了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加强思想教育，尤为重要。我们经常用损人利己的故事来教育学生，使他们从中认识到劳动光荣，不劳而获可耻。同时大力表扬大公无私，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发扬同学团结友爱，相互帮助的精神。所以，在我们学校里小偷小摸的行为，是极少发生的。 怎样培养教育特殊儿童——韩作黎 凡是用一般的方法不能使之得到应有的进步或使之进步更快的儿童，我们就叫做“特殊儿童”。特殊儿童应包括特别聪明和特别调皮的两种儿童。但是我们发现，特别调皮的儿童又往往具有特别的才能。 从我对几个调皮儿童的教育实践中，深切体会到培养教育调皮儿童，必须注意下列几点： （1）遇到调皮儿童，教师在心理上决不能有厌恶情绪，相反的，一定要更多的关心他，了解他，对他表现出真诚的爱，关怀体贴。严厉的批评甚至纪律制裁有时也是必要的，但绝不可轻易使用，一定要在必要时才使用。 （2）调查研究调皮儿童的特点及其特点形成的根源。研究清楚后再对症下药，发扬其优点，纠正其缺点。 （3）注意克服周围环境对他的不良影响，应多引起周围群众对他的同情和帮助，改进他与大家的关系。 （4）充实他的生活，以正当活动代替其不正当的活动。 （5）认真地、耐心地对他进行教育，不要要求过高，期望一下子就把他教育好；也不要没有信心，遇到他反覆就灰心丧气；要多下苦功，多研究和改进教导方法，坚持下去，便一定能成功。 下面举一实例来说明： 李久铭，男孩，现年14岁，山西离石人。父亲早死，他的姐姐与姐夫都参加革命，1944年冬由姐姐带他到延安。当时他才10岁。在家乡时，他参加过儿童团，给地方人民政府和八路军做通讯联络工作，懂得埋地雷、侦察、携带秘密信件等战地知识。但也曾在本村敌伪办的小学里念过书，沾染上些偷窃虚伪等不良习惯。小时候又曾因他母亲没奶，为邻人帮助抚养，养成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因而他祖父很不喜欢他，时常打骂，罚他下跪，不给他钱花，上学时不给他买纸，弄些烂帐本纸做练习本……由于这些，使他在10岁左右已有了大胆、机警、偷窃、虚伪、调皮等特点。 1945年他入八路军子弟小学读书时，到校不久，就联络几个男孩子，专门跟班上的女同学闹气。拔女生种的花，把蒺藜放在女生的褥子上，把同学吃饭的勺子藏起来，吃饭时故意往同学脸上喷饭。为了报復同学们对他的批评，半夜里起床学狗爬，从宿舍爬到院子里吓唬胆小的同学，用棍子把教室的门撬坏……这些表现使得同学和教员都讨厌他，不和他一块玩，不管谁弄坏了东西或丢了东西，第一个就怀疑是他干的。但他从表面上看，仍嬉皮笑脸满不在乎。 第371页 级任老师对他偏重批评，缺乏耐心说服。每周开检讨会时，都拿他作典型，同学们面对面和他斗争。可收效很小，反而和大家越来越对立，表面上他显得慑服驯顺，内心里却更愤恨，背地里就更调皮。 有一次级任老师的发卡不见了，怀疑是他拿的，就找他来谈话，威逼他承认，结果他只好承认是自己拿的，并说已经弄坏了扔啦。可是过些天，级任老师又把发卡找到了，并且发现是自己忘记了，并非李久铭拿的。但老师没有向李久铭道歉、承认自己处理问题不对，反而又当众批评李久铭不老实，说假话。她说自己讲发卡丢了，是考验李久铭，可他是非不分，不实事求是假承认，是品质问题。事后李久铭和别的老师谈心时说：“她那样说我就不服气，谁不知道是她弄错了，还说考验我，我还考验她呢？事实证明她不老实。” 这是我们的一段失败教训，充分证明了对儿童採取吓唬、打击、欺骗的方法是绝对错误的，不能达到教育目的，相反会引起更不好的结果。 这种现象我们是不允许继续存在的，在学校领导层里，我们对级任老师进行了批评帮助，但究竟怎样对李久铭进行具体帮助呢？ 教员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主张继续对他进行调查研究，在深人了解他的基础上启发诱导，耐心进行说服教育。有的主张开除他，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有的主张让他停学去做一个时期的勤务工作，或送他到学校农场、菜园里去劳动。有的人批评主张继续耐心教育他的人是温情主义，不能解决问题。这样的争论，在教员中前后开展过三次，每次争论的时间都很久，其中一次一连争论了三天。通过这种各抒己见的争论，教员同志们也得到了启发，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逐渐越辩越明，最后绝大多数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我们新的教育工作者不应该轻易对一个儿童失去信心和放弃教育的责任。儿童是民族的未来，我们的责任是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李久铭还是个孩子，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只是我们尚未寻求到教育他的有效方法。我们必须进一步对他不良习惯的根源进行深人的研究，要耐心、热心地帮助他。但也要给予适当的纪律制裁，让他明白在集体生活中，纪律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同时要让他参加适当的劳动，亲自去体会创造一个劳动成果是不容易的，随便破坏是不应该的。 教员们通过认真讨论后，又和他姐姐交换了意见。他姐姐几次来学校，当面劝告他，如果你不接受学校的教育，我只能再送你回老家去受苦。现在生活这么好，你不珍惜，是你自己毁了你的前途。 学校老师们的讨论，听说有些教员主张开除他。姐姐的谈话，再不改要送他回老家。这些对他触动很大，他也真有点害怕了，表示决心改正错误，并且也愿意去学习纺线，来挣点工资，赔偿自己损坏的公物和同学们的东西。在开始学纺线时，级任老师热心帮助他修纺车，教他学抽线等。他一共纺了20多天线，后来实在纺不下去了，就在课外时间帮教导处剪贴材料。他做这项工作，比别的孩子剪贴得又快又好。后来就介绍他到图书馆去剪贴材料，同样他工作得又快又好，还把图书馆收拾得很干净、整齐。 他的明显进步，老师和同学们都看在眼里。但他的虚伪、说谎等举动，并没有根本上的转变。级任老师适时地不断找他谈心，既肯定他的进步，又表扬他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又指出他的缺点和不足，并从思想到生活上关心他。发现他生活必需品缺乏时，由学校或他姐姐设法帮助他。并选择好的儿童读物如《小爱国者》，《铁木尔及其伙伴》等让他读，还经常给他讲少儿英雄的故事，培养他的正义感和忠直性格。 在指导他阅读课外书和平时游戏时，我们渐渐发觉这个孩子是富于钻研精神的，他非常爱看一些科学故事书，如苏联《一个飞行家的故事》等。在上课时，尤其是自然课，他特别喜欢提问题。在玩耍的时候，他根据自然课上学到的知识，设计一些小玩意，很有想像力和独创精神。因此，我们就有意识地引导他发扬这个特点。 他的算术成绩很差，我们就启发他：搞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算术是基础。没有好的数学，什么发明也搞不成，并结合一些科学家的故事，讲给他听。这样，他对算术也肯下工夫了。他的进步，也使同学们慢慢地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有一次看戏，因为票少，班上的同学都一致推选他去看，这使他很感动，眼里闪出了泪花。 一个孩子的进步是有反覆的，到了“一保小”后，他的自信心还很差，也还有同学歧视他。比如有同学劝他参加少先队，他觉得是讽刺他，但他也在暗下决心。1946年冬，他参加了由少先队员雷根善组织的秘密进步小组，他们常偷偷在山神庙里开会，订各自的进步计划，不让外人知道。他们也常利用礼拜天或课外时间，悄悄去拾柴火暗暗送给学校附近的抗属或烈属。对于孩子们的这些举动，我们发现后并没有说破，只是在背地里指导少先队和少先队长雷根善怎样把这个秘密进步小组领导得更好。 1947年春季长途转移时，我们仍然分配一名教员注意经常指导他们进步。这个小组一路上表现很好，守纪律，团结同学。学校路过离石时在王家坡休整，他终于公开提出要求参加少先队，而且得到全体少先队员讨论通过了。他的入队仪式很特别，在全体学生大会上讲他的歷史，最后当场给他佩戴少先队徽章。他快乐激动地流着泪说：“从前我调皮，同学们都看不起我，有的老师提出开除我。可后来大家还是耐心热情帮助我，我仔细地想了想，人家都能进步，只有我李久铭就不能进步吗？难道我没有长眼睛，老师、同学们这样帮助自己就看不见？难道我的脑子是块石头，天生和别人不一样吗？这样一想，我就决心要努力学好了。像我这样一个调皮学生，今天能变成一个光荣的少先队员，你说怎么能不高兴呢？我今天讲我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学校的教育方法是很好的，我很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帮助。” 第372页 这样的孩子，进步是曲折的，到太行后，他的思想又发生了偏差，他也仿照过去雷根善的办法组织那样一个秘密进步小组，但却叫参加秘密小组的同学专门与其他少先队小组争高低，以至于对立。另外他听说少先队要和非队员在一起开大会，让大家提意见，群众认为不好的队员要洗刷出队，他很怕自己被洗刷，就去拉拢非队员，要大家对他说好话。 少先队知道这些情况后，在会议上严肃地批评了他，并决定留队察看他一个寒假，要他写反省，这着实在思想上又触动了他。 根据这些情况，为了稳固他的进步，继续给他锻鍊机会。1947年寒假，分配他做小先生，要他参加改善伙食小组等，再一次在实践中磨鍊他。从此以后他的进步稳定下来了。在伙食小组和另一个同学担任烧水任务，他责任心很强有一天夜里月亮被云遮住，他认为天快亮了，就叫起那个同学到厨房烧了两大锅水。水开了，看看天还很黑，又回去睡了一觉。当小先生时，曾给黑板报写稿子，他说，管小同学有很多困难，回想起以往自己的调皮，当时老师一定很难受，表示自己以后要处处为小同学做榜样。工作结束时，他当选了模范。在小先生工作总结会上，大家给他书面鑑定：“李久铭担任队长（即小先生）时间虽短，进步很快，很虚心，是队长中最能主动去找人商量与研究问题的一个。他与各队交流经验最多，待人很诚恳，所以大家愿意和他商量事情。他和副队长王光若同学团结很好，还经常给黑板报写稿子。” 以后他屡次当选为少先队分队长、学生会委员、图书馆长等。他创造了许多自然科学的小玩意，学会点汽灯、修理钟錶……老师和同学们常亲切的和他开玩笑，叫他“小科学家”。 师生母子情——郭林 一、离校留言 李大立同学离校时，韩作黎老师在她的纪念册上写道： 你在我身边，生长近五年， 一但要离去，怎能不留恋？ 一九四七年，敌人占延安， 背你涉冰河，拉你爬高山， 师生共患难，学校变家园。 社会似熔炉，生活如金丹。 学习再学习，革命意志坚。 二、不必叫我妈妈 二年级教员张凤杰，为了纠正小同学刘小燕尿床的习惯，叫小燕在她寝室里住了一个时期。每天夜里叫小燕起来小便，小燕十分感动。有一天小燕向她低声说：“张老师，我叫你妈妈好不好？你比我妈妈还关心爱护我。”凤杰同志向她解释：“你是革命后代，我应当关心你，不必叫我妈妈，叫张老师是一样的。” 三、我们心里过不去 1947年7月，我们带着百余个孩子到达太行，暂住招待所。组织上看到孩子们经过长途行军，需要补充营养，给学生中灶待遇。招待教员们一餐之后，教职员仍按一般干部待遇吃大灶。学生们发现老师们吃小米，他们吃馍馍，老师们吃蔬菜，他们吃猪肉，就自动推举代表去向招待所负责人请求，减少一顿馍，一顿肉，要求让老师和他们在一个灶上吃饭。他们动情地说：“一路上行军老师比我们更辛苦，吃两样饭，我们心里过不去。”我们当时向孩子们作了很多解释，对他们热爱老师的盛意表示感谢，但指出老师应该遵守一般干部待遇的规定，绝不能特殊。 第48章 老区教育改革的五大突破 一、教育目标的确立 为革命战争服务；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祖国建设者；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教育，都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服务的。虽然在不同的歷史时期有不同的提法，但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她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就不会变，为共产主义培养接班人的教育目标就不会改变。 二、教育体制的改革 集体育儿、养教并举，这在旧中国的歷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传统的育儿方法，都是各家各户自生自养。在基础教育阶段，孩子们大都是走读生，除集中上课之外，学校不管学生的课外活动，更不管学生的生活和身心健康。从延安、各解放区直至北京的儿童公育：实行供给制和寄宿制，孩子人学后，吃、住、生活、学习等，都在同一个环境里，同一个民主、平等的大集体里。这里没有贵贱之分，没有贫富之别，没有门户之见，没有人为的生活上的差别和政治上的歧视。教师既管教学、又管学生身心健康；保育人员既管学生身体养育，又管学生道德培养；教保人员既是老师，又是母亲；既管教书，又管育人。同学之间相互帮助、相互关心，亲如兄弟姐妹。 三、教育形式的创新 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熔为一体。儿童公育，学校是主体。因为，学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这个大集体里生活、学习、玩耍。学生的身体状况、思想品德、学习情况，家长都是不了解的。即使寒暑假放假有些孩子回到父母身旁，学校也要把学生的身体、品行、学习等注意事项以及需要家长配合做的工作，用文字形式写得清清楚楚让学生带给家长。家长要根据学校的要求，积极配合做工作。假期结束后学生返校，家长同样要用文字材料如实反映孩子假期的表现和身体状况，缺点的改进等。政府的各种社会活动，只要适合于青少年参加的，都把儿童的基础教育放到前头。抗日战争时期，一切家庭教育、教学活动、社会活动，都贯穿着为民族战争服务，处处激发孩子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救国热情。建国初期，教育孩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刻苦学习建国本领，积极投人经济建设，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互相配合、同步进行，相得益彰。所以，家庭、学校、社会是三位一体，以学校为主体，家庭、社会积极配合，步调一致。强调生活和教育统一，社会和学校统一，社会是大学校、学校是小社会。 第373页 四、教育内容的拓宽 德、智、体、美、劳、磨、情、理等八育同时实施，全面发展。在基础教育中，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也有的教育理论中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延安、老区的儿童公育中，提倡的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磨难教育、情感教育、理想教育等同步实施。 德育：把一定的社会理念和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活动过程。儿童公育，德育为先，是说德育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从广义上看，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品德教育；从狭义上看，它专指道德品质教育。政治思想教育是偏于宏观的（大是大非）教育，道德品质教育是偏于微观的（道德修养）教育。当时把思想品德教育，看做是指导人生的准则，首先教育人说真话、办实事，也就是实事求是。人才之德，实事求是之最根本的一条。在人类社会里生活，要有一个规范人类生产劳动、社会生活共同遵循的法则。所以国有国法，党有党规。社会法律的颁布，是需要人人遵守的，如果谁不遵守，就要由执法部门来强制执行。而道德，是人类心灵的法律，是人类精神成就的凝聚。它是一种社会现象，不是靠国家强制，而是靠社会舆论、传统力量、风俗习惯、理想信念来自觉约束。个人品质，是一种个体现象，是社会道德在个人身上的体现。离开社会道德，就谈不上个人品质。 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的道德教育，不是靠说教，而是在孩子们所生存、学习的环境里，大人们身体力行、潜移默化。延安时期的“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布衣不见官”，五六十年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良好风尚，都是在群体中体现的。如“上车排队”、“给老弱病残让座”，“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雷锋精神”等的个人品质，都是在全社会讲公德这个大环境里从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即使是上政治课，也不一味地讲大道理，更多的是事实教育。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歷史时期，人们的道德观念是有差别的。但不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在基础教育中都十分重视德育。因为，单纯的聪明才智，是不能代替正直的人品和高尚的道德的。各解放区和建国初期的道德教育，是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去感化那些幼小的心灵。当时的一切道德教育，都是围绕着提高孩子们的民族觉悟，激发爱国热情，继承革命传统，自觉做新中国的主人而开展的。 智育：向受教育者传授知识和技能并开发其智力的教育。是把人类世代积累起来的知识，系统地传授给后代；传授科学知识、文化素养、认知能力、观察力、记忆力、抽象思维能力、创造力、独立思考能力、解决实际问题中的领悟能力等，都是开发智力的内容。诱导、保护孩子们旺盛的求知慾、强烈的好奇心、敏锐的感受力、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触类旁通、不盲从、独立思考、独特见解、独出心裁、弃旧图新、别开生面等，都是智力教育的基本内容。 体育：是特指个体身体教育而言，是遵循人体生长发育的规律以及人体生理、心理活动的规律，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通过传授体育运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达到科学的锻鍊身体、促进身体正常发育、提高身体素质及运动能力的目的，从而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教育活动。儿童的身心健康，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即生理和心理并重。身体，是精神的基础。有了健康的体魄，就为学习、工作、劳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人才有充足的活力，活泼的精神。而精神又可以反过来指导生活、学习、工作，保卫身体健康。 我们不能离开强壮的身体去讲精神陶冶，也不能把健康当做最后目的。而是要在身体健康的基础上开发智力、培养能力、陶冶精神、丰富情趣……能够有效的为国家民族出力，为理想信念去无私奉献，在必要的时候去牺牲一切，包括健康的身体。 健康的身体，包括健康的生理、心理素质，良好的卫生习惯，足够的营养、科学的餵养，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各种体育比赛，卫生防病、防卫侵害等方面，都是体育的基本内容。 美育：是以生动具体的美感形象，唤起人的形象思维，以情绪的感染陶冶人的思想感情，培养人正确、健康的审美观点、审美情趣，提高人的欣赏、理解、鑑别和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健康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崇高志趣、健康的情感、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热爱生活、高尚情操、生活丰富多彩、幸福愉快、整洁美观、亲密和谐、温暖舒适、待人接物有礼貌谦让、大方风度、自觉守纪律、助人为乐、布置生活学习环境，美化环境等，都是美育的基本内容。 劳动教育：指培养学生具有现代工农业生产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育。劳动，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创造了人类本身。人类幼儿期，不但要父母保卫和供给生长所必需的食物，还要供给做人所必需的精神食粮，孩子才能成长为会劳动、能思想的独立的人。老区的儿童公育，不是仅让孩子自然生长，而是要有意识地用劳动教育去帮助、引导，使儿童成长为合乎社会理想的人物。教育与劳动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从自己学吃饭、穿衣、洗脸、刷牙、叠被子、扫地等到组织讲故事、演讲比赛、生活会等，继而开展学做小勤务员活动、种菜、开荒、掏粪、纺线……在劳动中培养孩子的组织才干、自治自理能力，充分体现个人价值和创造力。 第374页 磨难教育：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有信心、恆心。只有能吃苦，才能克服困难、适应环境，才能达到所追求的目标。在艰难困苦和失败挫折的锻鍊下，造就坚强的革命意志、高尚的道德品质、超人的稳定心态、出众的办事能力。困难和挫折是个人生长的肥沃土壤。自强自立、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经得起打击的精神世界，产生出百折不挠的惊人毅力，奋发向上的人生意志（生活经歷、父母牺牲、寄养民家、两千里行军等，都是实践中的磨难教育）。情感教育：在亲密、平等一视同仁的大家庭里，教师母亲用心血和爱去塑造孩子的灵魂；团结友爱，携手共进，共创集体荣誉，充分发挥个人的责任感、义务感、主人翁思想，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爱与憎都是“情感”的具体体现，韧劲十足的群体性格和凝聚力也是“情感”的转化；怀着童真的梦，唱着儿时的歌（“为五老拜寿”、“参加张浩追悼会”、“欢迎毛主席重庆归来”、“大帮小、结对子”、“民主生活会”等），都是在实际生活中进行的潜移默化的情感教育。 理想教育：是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的教育。理想，是指人们在思想上确定的对未来事物的合理的嚮往和追求；在实现目标强烈要求的环境氛围中，经过耳闻目睹、潜移默化、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情感和认识；在对目标的追求中，渐渐懂得了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的关系，意识到自己昨天是父母的孩子，今天是革命的后备军，明天是新中国的主人，个人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责任。只要有了理想、信念、目标、追求，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环境都能适应。 五、教育规律的提炼 延安和解放区的教育，在儿童公育、养教并举的实践中，经过对新现象的思索、新经验的总结，摸索出一套带规律性的教育经验。 1.“八育”的内在联繫 “八育”同施，全面发展。并不是说“八育”在实施中不分先后、不分主次、平等独立、齐头并进。“八育”在施教中，针对不同的歷史时期、不同的养教对象、不同的培训目标，是因时因事因人而异，实行因势利导、因材施教、有所侧重、有所区别。但“八育”又是互相联繫、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不可分离的整体。 老区的儿童公育，实行的是“八育”同施，德育领先。道德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前提、基础，是在相应的社会环境中，经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从始至终进行的；智力教育在整个教育活动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开发智力、丰富知识，提高文化，培养能力，是教育的主体、核心；身体锻鍊、身心保健，是精神的躯壳、知识的载体，没有健康的体能作保障，德育、智育就无从谈起；理想教育，是施教的落脚点、根本、归宿，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即使具有超人的能力和强壮的体魄，也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所以，身体养育与精神陶冶是共存于一体的两个方面。对儿童施教美育是属于精神陶冶，但不能离开身体养育去谈精神陶冶；也不能忽视精神陶冶去只注意身体养育。身体是精神的物质外壳，知识、智慧的载体，情感的储备库；而知识、情感和精神又可以指导生活、保卫健康、影响生理、心理变化。 2.“教、学、做”合一 老师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做是核心。在教育实践中，强调行是知之始，反对知行分离。身教重于言教，就是强调教中的做。“做”，不是单指一般的简单的体力操作，而是指整个的社会实践过程，是指用知识、道德、情感、信念指导下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学思结合，这里的“思”是脑力劳动，也是做。学是接收和储存信息的过程，思是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过程。前者为后者的基础，后者为前者的发展和升华，二者的互相转换，犹如一个无止境的螺旋，使学生在智力开发、知识积累上步步提高。手脑并用，就是强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智慧和技能的结合。最终完全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实践相结合。所以，“教、学、做”合一中的“做”，是认识客观世界（物质世界）的基础。 3.“知、情、意”合一 知是情之始，意是情之果，情是核心和动力。在教育实践中，这里所讲的“知”，是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包括知识、文化、科学、道德修养等；“情”是讲情感；“意”是指意志、理想、信念。受教育者获得的知识丰富而正确，产生的感情才会热烈、深沉而健康，意志才能勇勐而坚定。正确认识客观事物是“知”，爱与僧是“情”，实现理想、信念的强烈追求是“意”，三者在实践中合一，就达到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目的。所以，“知、情、意”合一中的“情”，是认识主观世界（精神世界）的基础。 4.人才群体崛起现象 人才群体崛起，与集体生活紧密相连。人才群体，是由人才核与人才因子构成的。人才核，是高能人才，人才因子与人才核形成众星拱月之势。儿童公育，是在民主平等的大环境里，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甘苦、共患难，树立了人生的共同奋斗目标——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崇高的革命理想，从而决定了和谐的人际关系：都是公家儿、党的孩子、民族儿童，为共同的事业而生存，没有个人的任何私利。群体生活造就了万众一心、精诚团结，英勇奋斗、无私奉献、不怕牺牲，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个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实事求是、严于律己，自觉反省，自我批评、铁的纪律。这样，在人才之间就形成了浓厚的“互补效应”。人才在知识、才能、性格、品德、身体、情趣诸方面各有所长，但在集体环境里，相互帮助、相互影响、民主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铁的纪律……可达到相互补充、共同提高。 第375页 第49章 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十大特点 一、关怀期望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党实行18年公育儿童还是开天闢地第一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千年古训。天下者，国家、世界也。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人来说，他和国家、世界毕竟是十分遥远的，用一种什么方法能把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呢？公育儿童开闢了这条新路，架起了这座桥樑。 在私有制社会里，孩子是父母的私产，是家庭的传宗接代人。孩子生下来，靠父母家庭把他养大，培养成人。孩子是无法选择父母和家庭的，孩子的命运是掌握在父母家庭手里的，孩子一生中受到的最大的影响是父母和家庭。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不仅想奴役我国人民，还想毁灭我中华民族。所以敌人使用最卑鄙、最无耻、最不人道的手段来残杀我们手无寸铁的同胞，于是各地在敌人兽行下产生了无数的难童。他们的家乡被炸毁、房屋被烧光、父母被惨杀或掠去。这些在战区自行流亡出来的儿童，后方被敌人毁灭了家的儿童，贫病交加、挨饿受冻、流散无依，他们幼小的心灵，被悲运剥蚀着。为国家民族的未来计，必得要抢救这些儿童，必得要教养这些儿童，让敌人摧毁我们整个民族的毒计与梦想在我全民族的艰苦奋斗面前被彻底粉碎。于是，难童抢救与教养就不再是一家一户的事了，而是国家的责任，民族的天职。国家对儿童实行供给制，集体养教，孩子就成了民族儿童，国家的未来。 被抢救公育的儿童，他们那幼小的心灵，不是一张张白纸，切入他们视野的点点滴滴，已在他们刚刚开启的心扉上，产生了朦胧的感触，留下了稚气的思考。这些孩子，是革命的后代，祖国的蓓蕾，民族的未来。从长期抗日的意义来说，儿童长成少年，少年长成青年，都将成为抗日的后备军。不能保护、养教今日的儿童，就必然要影响到抗战胜利的前途，减弱建国的力量。没有后备力量的民族，从来都是没有明天、没有希望的民族。把正在受难的民族后代集中起来，实行集体育儿，养教并举，这不是抗战时期的临时措施，而是长远的建国富民大计。 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早在1936年就商于共产国际，希望在苏联的莫尼诺建立一所专门接收中国孩子的公育儿童院。1937年2月1日，由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先生提议，经中央苏维埃政府批准，在延安鲁迅师范学校，附设了中华民族史上第一个供给制的养教结合的干部子女小学班。1938年4月，干部子弟小学班与延安完小合併，改名为鲁迅小学。1938年3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运动中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成功的一例，也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必然要得到全民族的关怀。公育儿童这座桥樑，把“天下”和“匹夫”结成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实践证明：“公育儿童”并非是到了战时才需要的工作。儿童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在平日民族繁衍，国家兴盛，都和儿童有密切关系。那么，公育儿童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呢？ 1953年5月24日，周恩来总理亲临师大二附中（一o一中）看望师生，他语重心长地说：“……过去因为是战争年代，你们的父母投身于紧张激烈的革命斗争，需要公家照顾你们，现在情况不同了，这种干部子弟的学校是要改变的。当然，这不是你们的事，而是政府的事，不过也同你们有关，你们应该拥护。” 周总理不是反对“公育儿童”，而是在国力无法承受所有儿童实行公育的情况下，部分儿童实行公育，就会变成特权阶层，就会脱离人民群众。因此，早在1952年6月4日，毛主席在北京市委《关于小学校学生费用负担情况的报告》上批示：“……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应划一待遇，不得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1952年7月，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1952年在各地创办军队子弟学校19所，以解决军队尤其是野战部队11800名部队儿童人学问题。195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的报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定取消各地干部子弟学校。 二、养教并举 家庭学校职能合一，养育和教育同时并举。早在1938年4月4日，邓颖超在汉口为儿童节题词：“保育儿童，是丰富伟大的事业，不仅要救济与教育儿童，尤其要以坚毅的精神，培养儿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 1938年5月16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给《边区儿童报》题词：“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 题词明确指出，儿童的养教问题，是直接关系着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久远事业。所以，当时许多前辈撰文唿吁：“即使不是为了这次抗战的爆发，我们也觉得以往中国大多数儿童的生活太坏了，大多数的贫苦儿童，平时得不到良好的教养。所以目前必须唤起国民的注意，趁此改进儿童的养教，增进儿童的集体教育，提高儿童的体力、智力，特别是民族意识和自强自立的精神。”“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是以家庭为单位，人人都知道儿童在社会上的重要，儿童的确是我们的命脉啊！但这一家一户，谁也负不起养教儿童的全部责任。” 第376页 边区政府告诫教育工作者：“我们办保育院、保育小学，实行集体育儿，这在中国歷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我们必须要有这种认识，才能用教育者的精神去从事这项工作，也才能用教育者的方法去办理这项新事业。”“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是一个人成长的基础，好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以及理想、信念，都是在这一个阶段形成的。而使这些幼儿养成良好品质的决定因素是——教师。” 在儿童时代，老师是孩子最信仰的人。老师的一举一动，都是孩子们模仿的对象；老师的一言一语，都是孩子们牢记的信条。孩子们的心灵好像一张白纸，教育就是颜料，老师就是画家，这张白纸可能成为一张杰作，也可能被涂成一张平庸的图画甚至成为一张废纸。最初动笔的幼儿教师、小学教师，对于这张画的成功与失败，是有决定作用的。幼儿教师、小学教师，影响着每个孩子的前途，它是以后各阶段教育的基础。何况我们教育的是工农的子弟，是革命的接班人。应当用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方式去教养，使他们才能担当起此重任。 徐老指出：“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文化、有觉悟、会生产、会生活、会打日本的人才。”为正确养教儿童明确了养教目标。 朱德总司令进一步指示说：“打日本有我们八路军，你们这些孩子们就是要好好学习，将来长大建设新中国。” 为此，“保小”的校训、校风是：“亲爱、团结、勇敢、活泼”。“保小”的歷届校长昊燕生、郭青、梁金生、郭林等，都坚决贯彻了身体养育与精神陶冶并举的教育目标。 三、教师母亲 教师要从思想品德、学习质量到生理心理健康去全面关心学生成长，就是要做到：既管养又管教，既教书又育人。 养教并举，儿童是主体，教师是主导。没有一支有高度觉悟、高深学问、勇于奉献的教师队伍，是难以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的。幼儿、小学教育，是教师用心血和情爱去塑造儿童的心灵，去塑造一代新人，去塑造一个时代。因此，担负养教重任的教师，对儿童的爱要比父爱更严峻，比母爱更细腻，比兄弟姐妹的爱更纯真。那真是像太阳一样温暖，像春风一样和煦，像清泉一样甘甜，是人世间最伟大崇高的爱。 党中央对选派到有公育儿童的保育院和小学、中学的教师，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首先让他（她）们知道这些孩子的父母，是为了抗战才把他们寄送到这里来的。有不少孩子已成了孤儿，他们大多数挣扎在死亡线上，得不到必要的养教，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性格。他们是我们同胞的亲生儿女，是我们自己的骨肉，是我们血统的继承人。对于这些遭难的幼年主人，谁能不从生物本能上去保护、养教他们？他们都是国家的儿童，有享受教育的权利。纵然由于种种原因，孩子们有愚贤之别，教师却绝不能产生偏爱。为此，要求教师们既是教师，又是母亲；既管教，又管养；既教书，又育人；既传授知识，又做政治上、品德上的带头人。教师要有广博的知识，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只有这样，才能给学生以启迪。教师必须是革命者，否则就言不由衷，更难以进行身教，就可能有意无意地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学生。 教师必须把自己变成水，来滋养这些幼苗；把自己变成火，来点燃这些幼小的心灵；把自己变成光，来照亮这些孩子的前程。 程今吾校长着文说：“教师要热爱教育对象，应当像父母之于子女，农夫之于土地一样有着深挚的热爱。如果你不从心的深处，热爱着你的学生，你便教不好你的学生。我深信这是十分正确的。在生物学观点上，父母遗传给子女以生理上的财产；在社会学观点上，教师遗传给学生以精神上的财产；对于现代人类，后者实重于前者。所以一个优良教师，必须热爱儿童理解儿童，乐于和儿童生活在一起。” 吴燕生校长告诫说：“我们的学校，是一个大家庭，学生是我们的子弟，孩子们把我们当做父、母亲，我们就要把孩子看做子女、弟妹。我们的工作就是为抗战出力，就是抗日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些孩子刚入学，由于从小失去养教，在自己求生的磨难中，变得天不怕地不怕。我们对待这些特殊儿童，既不能娇惯、溺爱，更不能打骂、体罚。我们要用爱去温暖他们的心；用一视同仁、民主平等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用教师的模范行动、以身作则来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梁金生校长在《论发扬母爱》的文章中说：“我们所谓发扬母爱，就是仅仅在父母爱子无所不至这一态度上，和过去的父母之爱是相同的。除此之外，在观点上和对学生教育的方式上，都和过去的父母爱没有毫釐相同的地方。我们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孕育下为民族培养未来主人，为国家培养接班人的一种母爱。因此，使学生怕不是好教师。要用母爱与服从道理相结合的精神，使学生自觉遵守纪律。” 为了使教师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和个性特徵，梁校长专门写了一部《心理学提纲》，要求教师们只有懂得心理学才能正确发扬新母爱，特别是对待特殊儿童。 “老师”，这是个多么亲切的字眼！在我们这代人的心目中，老师和爸爸妈妈永远是同义词。 第377页 四、德育至上 对儿童美好而成功的教育效果，必须首先体现在孩子们的精神面貌、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上。因此，从老区到北京的儿童公育机构在对孩子们的教养中，始终贯彻德育至上的原则。 开始，有不少老师和阿姨，虽然很注意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但所用的方法，常常是把革命的名词、术语、大道理向孩子们小头脑里灌输。十来岁的娃娃，也学会了满口政治名词，什么“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站在党的立场上……”；这实际上只是鹦鹉学舌，并没有真正的理解消化。这些育儿机构刚成立时，对孩子们参加劳动也重视不够，生活标准也比其他机关高，穿的也比较特殊，无形中使有些孩子成了轻视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盲目骄傲自满的“特殊人物”。 当时也有人认为：“延安是中国革命中心，在这个政治空气浓厚的环境里，这些孩子又大都生长在革命队伍里，还怕他们没有阶级观点，长大了不革命？现在只要教他们好好学文化，把身体养得强壮就行了。” 1938年5月，吴燕生校长带领学生给毛主席献花，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亲切地说：“你们是未来新中国的主人翁，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努力学习，学好本领，将来要用你们的双手去建设一个美好、幸福的新中国。”吴校长把毛主席的指示作为办学宗旨，强调学生是“革命后代”，“旧中国的改造者”，“建立新中国的柱石”。要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培养孩子们的民族意识，树立“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坚定信念。 那些享受供给制的十来岁的小学生，大多数来自沦陷区，他们失去家乡、离别父母，对日本鬼子有着刻骨的仇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是他们心底的一致唿声。所以，进人保育院的孩子，老师教他们的第一首歌是《保育院院歌》，歌词是：“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我们失掉了老家！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倒它，要打倒它……才可以建立新中华。” 升人“保小”的孩子，唱的第一首歌是“保小校歌”，歌词指出：“我们是边区的小朋友，我们是抗日的后备军。今天我们在战斗中学习，明天为国出力……将来做新中国的主人。”孩子们天天唱，天天听救亡歌曲，欣赏戏剧、漫画，激发了儿童的爱国情绪和民族自尊心。加之老师们在课内、课外因势利导，辅以形势、时事、胜利消息和英雄故事教育，把孩子狭隘的家庭观念升华到关心全民抗战、国家兴亡上来，并由此推动孩子们积极向上，好学进取，互助团结，以小主人翁的姿态克服一切困难，愿以满腔热血奉献给民族的解放事业。 为了使孩子们从小就养成艰苦朴素，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在注意孩子营养卫生的基础上，全校学生、教职员工，都在一个灶上吃饭。有一次，一个孩子因为天天吃萝蔔菜吃厌烦了，就当众说怪话：“又是萝蔔条”，“萝蔔条好吃得很吶！”老师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晚点名时问大家：“谁会种萝蔔请举手？”“谁会做萝蔔条菜请举手？”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人举手。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种萝蔔首先要松土、撒种、浇水，还要施肥、锄草、捉虫。大萝蔔要做成菜需要洗、切、煮或炒，要经过多少人的劳动，我们才能吃到嘴里。而那些种萝蔔的人，却很少能吃上萝蔔，而把萝蔔供给我们。孩子们想想看，我们是享受太少，还是享受太多呢？……” 为了进一步教育孩子，在课外时间，老师带孩子去种地、纺线、砍柴、洗衣服、纳袜底……并开展学当勤务员活动。老师说：“毛主席是人民最好的勤务员，你们的父母亲也是人民的勤务员；你们应当学着料理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勤务员；老师和阿姨每天为你们服务，你们也应当为他们做些小事，做他们的勤务员；炊事员、运输员、生产员都是工农出身的老革命，现在又为我们烧饭、种菜、搞运输，我们更应该为他们多服点务，给这些工农兵当小勤务员；回到家里你们的父母给人民当勤务员，工作很忙，你们应分担他们一些辛苦，当爸爸、妈妈的勤务员；学校附近的农民伯伯、大娘，每天劳动很辛苦，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他们的血汗，应该常去替他们扫院子、挑水、教识字，学着当人民的小勤务员。” 为了改变孩子们看不起伙夫、马夫、保姆等劳动人民的落后意识，就组织孩子们给他们祝寿。校长带领老师给他们行礼、拜寿，要孩子们称唿他们爷爷、奶奶…… 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影响着受教育者的情感和认识。孩子们渐渐懂得了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的关系，意识到自己昨天是爸爸妈妈的孩子，今天是革命的后备军，明天是新中国的主人；个人对国家负有重大责任。 幼儿教育，老师和阿姨们首先从自身做起。他们用行动让孩子们在生活中体会到“亲密”、“平等”、“一视同仁”的关系。不管是养还是教，不管是阿姨还是老师天天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如果关系不密切，感情不深厚，再讲究养教方法也是没有好结果的。 第378页 让孩子认识辨别是非，是阿姨、老师们用行为感化的结果。阿姨和教师们非常爱孩子，竭尽全力为孩子们创造学习和生活条件，全身心地投人到孩子们的养教中。 教师们把教学和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紧密联繫在一起，明确他们是在培养祖国的花朵、民族的未来。他们从民族自强、自立的精神中，迸发出了对民族命脉深沉的爱，自觉地、忘我地用行动，用人师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塑造一代新人。 当时条件非常艰苦，阿姨和老师们都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要不断地做出各式各样的牺牲。但他们都有坚强的意志，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绝不让消极情绪在孩子面前流露出来。 教师们十分清楚，单纯的聪明才智不能代替正直的人品和高尚的道德。他们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去感化这些幼小的心灵，因此，每位阿姨和老师在孩子们的心目中，都有很高的威信，都具有一种使学生感到尊严而信服的精神感召力。老师的威信和尊严，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一种无形力量，是学生自觉接受教诲的基础。老师的思想品德、业务水平、组织才干、真诚的爱、无微不至的关怀，都成了学生仰慕、学习、追求的目标。因而，他们对老师的批评、表扬，能在思想上引起震动，在行动上心甘情愿按教导行事。 当时学校的一切德育教育，都是围绕着提高孩子们的民族觉悟，激发爱国情绪，继承革命传统，自觉做新中国的主人而开展的。 五、学、做合一 公育儿童的教学目标，是培养有觉悟、有文化、有知识的普通劳动者。孩子从人学开始，就实行品德、智力、体质三方面并重发展。强调因材施教，针对孩子的先天条件，採取不同的方法，提出不同的要求，长善救失，充分发挥每个孩子的优点和长处，帮助克服缺点，补救其过失。 学校要求教师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用仁爱之心，对学生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在教学中以准确无误的文化、科学知识武装学生，启发其独立思考，掌握知识技能，引导学生联繫实际，用学到的知识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用直观的鲜明的表象，为学习新知识概念提供感性认识；再联繫实际，上升到理性认识，真正做到“教学做合一”。 梁金生校长指出：“教、学、做合一，是一件事，而不是三件事。老师要在做上教，学生要在做上学，做是核心。” 程今吾校长说：“教师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把教学统一在做上。主张行是知之始，反对知行分离。”这里所说的做，不是零碎的体力操作，而是实践。是用知识、意志、感情、身体各种官能去劳动。 在延安从保育院开始，对孩子们的教育就分生活、知识、文化三个方面，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小孩子人院后，先教吃饭、穿衣、刷牙、洗脸、不吃脏东西，不喝生水；继而通过有意义的活动，有趣的事，讲故事，提问题，引起孩子们的兴趣和直观认识；再而教认字、常识、儿歌、画画、数数……使教学故事化、游戏化、歌曲化，既能激发儿童的感情，又能引起学习兴趣。老师教孩子读书、写字、思考、演讲、计算、唱歌、绘画……，不仅要讲给他们听，做给他们看，更重要的是要指导他们亲手去做。在实践中获得更深刻、更有效的知识。 在小学教育中，一般教师对初人学的孩子，容易侧重认字、读书、作文，而忽视说话。其实，孩子的说话，是综合能力的表现。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场合下，让孩子们自己去主持会议、演讲、讲故事等，不同的孩子就有不同的表现，这种差别，主要是“做”即实践的差别。当年的公育儿童单位的老师，都很注意对孩子说话的训练，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锻鍊孩子们的说话能力，如朗诵课文，背诵诗歌，唱歌，讲故事等。孩子的模仿重复，就是学做合一。老师在教学活动中，採取启发式，尽量让学生多读、多看、多写。打破课堂界限，带孩子们到郊外散步旅游，引导他们对周围事物的观察认识。结合周围环境，讲解学过的诗、文，提高学生的兴趣，加深理解和记忆。 上算术课，讲测量，老师就带孩子到田野实际操作；学记帐，就把学校会计所用的各种簿记、表册拿来让学生研究、实验…… 上自然课，就和劳动生产相结合。教师在课堂上讲种菜、纺线、养蚕、养鸡、种树等，课外带学生去地里种菜，到山上植树，採桑叶餵蚕等。把孩子们所常见而熟识的事物，选择来作为活教材，在孩子们的经验基础上加以理解。 孩子听老师讲课是学习。老师在课前必须做好准备，上课时无论讲解、讨论、练习等，在老师来说是做，在学生来说是学。课外自习，孩子要完成作业，是用做来巩固学。不管是学还是做，都要求老师认真监督、检查，使每个孩子都能用心听课，认真写作。老师认真批改作业，并按时将作业本发给孩子，用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行动，培养学生良好的学风。好学不倦，虚心向别人学习是学。动手是做，热心教别人也是做。在互教互学中做到了学做结合。 学生自己动手建立小图书馆、小博物馆、木工组、乐器组等，使学生想读书有书报，想看标本有博物馆，想学木工有斧子、锯子，想学乐器有胡琴、笛子。有学习小组，有“小先生”，有物质条件和组织保障，学做活动就落到了实处。 第379页 教师联繫实际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学是切实有力的启发。如春季植树的时候，选学有关种树的科学知识和文艺作品，或表演种树的秧歌。种树这个实践活动，本身就启发了孩子们的求知慾和欣赏表演兴趣。再从实际行动中的体验加以印证。无论是求知、欣赏、表演，都会加深理解。到了春节，整个延安的社会环境，会进一步激发孩子们起来闹秧歌。在秧歌活动中，孩子们读剧本、学歌曲、学乐器、学化妆……都很自觉、积极、主动，有目的的干起来。教员因势利导，就能收到教学上的效果。 通过各种做的活动，使学生写作文、绘画有了生动的体裁和深刻的感受。为了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教师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并进行评点。启发学生学会观察社会，分析事物，一事一记，把一天中感受最深的写出来。鼓励学生自由结社，把好的作文选出来出壁报或黑板报。组织评选优秀作文和日记。同时，组织同学们出月刊。在延安时先后出过《新少年》、《小战士》，到北京后出过《红领巾》。出壁报、黑板报等刊物的活动，锻鍊写作、编辑、习字、绘画等能力。 当时学校虽特别强调学做结合，但要掌握适度，不能使孩子们负担过重。 六、自治自理 儿童年龄小、幼稚，在思想和行动上难免发生缺点和错误。对儿童的缺点和错误，必须给予纠正，以免发展下去影响他们的前途。纠正儿童的缺点错误，要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其产生的原因，发挥他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进行自我纠正。儿童本身是有力量的，而且这种力量是在不断的增长。教师的责任在于正确引导，使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进行教学的时候，教师对于教学方向的掌握，是不能放松的。当儿童在没有违背总的原则主动开展各种活动的时候，要给儿童以充分自由，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进行工作，完成学习任务。 对于预订的计划，也可以让他们有创造性地参与。教师不能过分主观，用自己做事的标准去衡量儿童的活动，像家长似的横加干涉，责骂这也不是，那也不对。这样儿童便会失去信心，一举一动都不自主，处处要看教师的脸色行事。 教师在养教活动中，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指挥活动，轻松、愉快地掌握着养教活动的方向盘，提供材料，纠正偏差，鼓舞孩子们的热情和千劲，协助克服各种困难。孩子们做错了，就耐心指出错在哪儿，怎样补救，让他们自己去改正。如果做好、做对了，就及时予以称赞、表扬和鼓励。 当年的教师们，十分重视培养孩子们的民主精神。从保育院大班开始，就实行一周会制度，让孩子们有意见就提，有话就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己进行认真自我批评，对人给予诚恳帮助，养成敢说、敢想、敢干、敢于解剖自己的勇气和习惯。 1939年，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规定：“小学教学应力求适合儿童身心发展，注意集体学习与个人学习之联繫，以发展其主动性，创造性与独立性。” 边区小学管理的最高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及自觉纪律。指导学生管理自己的组织，开展多种集体活动，以训练儿童的集体意识与组织能力，绝对禁止体罚。学校普遍成立了儿童团、少先队和学生会，通过这些组织，锻鍊孩子们的管理才能，增强民主意识，开展群众教育，运用“小先生”的办法，实行大同学管理小同学，领导群众识字。 1941年，“保小”教育方针第六条指出：“指导儿童自动学习，发动儿童的独立性、积极性、创造性，使其成为抗日建国的儿童干部。” 学校对高年级的学生提倡自治，让学生组织起来实行民主管理。大家立法，自觉遵守自己制定的各项制度，服从纪律。发挥学生组织的作用，依靠学生干部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在实践中培养儿童的自治能力，并在自治中发现天才。要学生自己推选在学习、生活、劳动等方面最好、最敬佩的同学，来做自己的领导人。学校很注重对学生千部的培训，放手让他们在实际管理中锻鍊成长，赋予他们一定权力，树立他们的威信，并对他们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让他们明白作为学生干部的惟一“特权”，就是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除此而外，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在学生中开展自治自理活动，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思想、能力、习惯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学校小社会的风气，对每个孩子的灵魂铸造、知识启蒙、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从延安“保小”到北京“育才”一直开展的大带小活动，对小同学的自我观察、自我评价、自我体验、自我控制、自我教育，起了很好的作用。小同学在大同学的帮助影响下，自我意识日益觉醒，社会经验逐渐丰富，对社会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和态度，在模仿成人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行为模式。少年的成人感和独立意向，使他们力求摆脱成人的影响，力求发表自己的见解，表现独特的自我。不满甚至反抗父母和教师的说教，在不少情况下，他们更愿意听大哥哥、大姐姐的话。这个时期的孩子个性尚未定型，可塑性很大，要善于引导。孩子们富于幻想，有宏大的志愿，想成为英雄和名人，希望能做出一鸣惊人甚至惊天动地的事来。由于知识上的局限，也导致理想上的模煳和不断变化。一个英雄人物的出现和一次重大事件，都会改变他们的志向。对未来充满希望，渴望更快长大成人，充满浪漫幻想，憧憬着未来，在心目中一切都是美好的。 第380页 由于孩子们有共同的志趣和目标，就需要有一定的纪律来约束。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对促进少年的集体感、事业心、义务感、自觉遵守纪律等，有重大作用，并且能满足少年心理安全感、求知慾和自我确认等。少年在这些团体中的地位和荣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个性的发展。少年团体，还满足了相互交往中的情感需要，解脱了不少烦恼和孤独，促使身心平衡，从而加快了少年个体的社会化，同时使闲暇生活充满无穷乐趣。果林、黑黎总结的“小先生”工作经验中这样说：" 1947年3月以后，蒋、胡匪军占领延安，‘保小’在两千里行军中，有半年多时间，女教员、保育员、老弱的男工作人员都疏散了，教职员只有十余人，在那样的环境里，要照顾一百多个孩子很困难，只好大量使用小先生，把小同学编成十多个队，每队配备一个教员和几个大同学（队长即小先生）来管教孩子。行军转移中碰到许多困难，都是师生们共同努力克服的。” 七、磨难教育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的坚强意志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也是在磨难中锤鍊出来的。下面是一位“娃娃长征”的参加者的回忆。 “天快亮了，孩子们又累、又饿、又冷、又困，有的小同学已经饿得偷偷在抹眼泪。大家又咬牙翻过一架山，面前又横着一条河，经向老乡打听，只有一连三次渡过这条弯弯曲曲的河，才能到达上级指定的宿营地。初春的河水刚刚解冻，冰块还在水面上漂浮，附近又没有桥，要用牲口把上百个小同学驮过去，一共不到20头牲口，显然无济于事。怎么办呢？吴成保老师二话没说就脱鞋下了河，他来回打探了一趟水的深浅，背起一个孩子向对岸走去。其他老师见状，也都背着或抱着小同学下了河。河水冷得刺骨，河底的石头又硬又滑，老师们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咬着牙一步一步稳稳地前进着。他们过去了，轻轻放下孩子，又迅速返回去再抱起一个孩子过河…… “一趟，两趟，三趟……大同学看到这情景，也要背小同学过河。老师们怕出危险，坚决不同意。少先队员和大同学们就自动组织起来，手拉着手一齐下了河。冰冷的河水，就像一把把钢针，刺进了孩子们的脚上、腿上、心上。他们相互间的手抓得更紧了，使劲咬着嘴唇，不让打颤的牙齿敲打起来。还没有过河的小同学，也脱掉了鞋子，走到河边。郭校长、韩主任着急地喊着：‘孩子们，你们可不能自己过！水太冷！你们受不了呵！’ “孩子们看到老师冻得发红、发紫的腿上，流着一道道血水，心疼得哭起来。 “一个又一个高大的身影，在哗哗的流水里，颤抖地移动着，移动着……“疲倦的队伍终于到了宿营地，由于人民群众坚壁清野，村庄里没有人、没有粮、没有柴，连水井也找不到。炊事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一个石崖下发现一股细水往外流。那水好像是从石头缝里流出来的血，一滴一滴地滴着，等来等去才接了半桶水。孩子们都渴极了，只好先烧开了救急。 “孩子们又渴又饿！虽然还有干粮，但咽不下去，都想喝水。嗓子里又干又勃，连一点唾沫都没有。水烧开了，炊事员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将锅里的水都舀到桶里，给孩子和老师们送来了。 “孩子们在睏倦中，忽然听说水来了，一下子就清醒了，都忙着去掏水碗。只听校长说：‘水很少，先让小同学喝，先让身体弱和生病的同志喝。’一碗碗水由老师手里传到大同学手里，再由大同学手里传到小同学手里，老师和大哥哥大姐姐们，没有人捨得喝一口。有的同学用舌头舔了舔水，有的连嘴唇都未沾。说也奇怪，小同学们看到这景象，好像自己也不那样急需水了。‘我不太渴，你先喝吧！’‘你小，你先喝！’ ‘你有病，你先喝！’推过来，让过去，谁也捨不得多喝一口。老师们看到这情景，眼睛里都涌出了泪水。 “经过几天急行军，很多大同学的脚上都打了血泡，虽然用针挑破穿了头髮，走久了仍然生疼。好不容易到了宿营地，师生们都松了口气。炊事员忙着烧火做饭，大同学帮着老师号房子，安排小同学洗脚休息。正在这时，韩主任接到了郭校长的急信：‘林老指示，今晚不要在这里住宿，要立即带师生往迴转，转回三十里舖再宿营。’ “韩主任看完信后，立刻让集合队伍。大家行了一天军，还没有安顿下来，饭没有吃，水没有喝又要走，而是要往回走，不要说孩子们，就是有些老师也有点想不通。韩主任根本来不及作任何解释，就叫几个老师协助大队长邢立统、刘金梅带队伍往回走，自己带领几个人急忙赶往三十里舖，为迎接孩子们做准备工作。 “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孩子们又走了30里山路，这是多么艰难的30里！这是多么漫长的30里！在这些幼小的心灵中，那冷，那饿，那困，那累，真是刻骨铭心吶！但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还是第二天早晨。 “队伍集合在一片小树林里，郭校长在向孩子们讲话：‘昨晚是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老亲自指示我，让撤回三十里舖的。咱们昨天从志丹县出发，敌人就在右面顺着公路和咱们同方向运动，来找咱主力部队作战，离咱们昨晚到达的旧安定城很近。咱们撤回三十里舖后，敌人后半夜就到了旧安定城。’ 第381页 “到了黄河渡口，两岸的石壁又高又陡，河身足有二百多米宽。浑浊的黄水，汹涌而下，看着真叫人眼晕。孩子们登上了一只很大的木船，撑船的只有三个人。当船撑到河中心时，只见浪涛滚滚，把船一推老高，好像就要竖立起来。孩子们看到这惊险情况，大多数脸色都变了，有的头晕目眩，忍不住呕吐起来……” 八、挚爱深情 革命者的后代来到延安后，先后被送进了“保育院”、“保小”、“延中”、“自然科学院”。为了这些孩子，老一辈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也和普通人一样，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也是把养子、教子看做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当他们面对敌人的枪口倒下之前，胸中充满着正气和牵挂，他们牵挂着革命，也牵挂着自己的儿女。 刘伯坚在临上刑场前给兄嫂的信中说：“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三个儿子的养育，要累着诸位兄嫂……” 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流落上海街头查无下落时，毛泽东曾动情地说：“我们干革命是造福下一代，而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下一代。” 朱德的女儿朱敏在苏德战争中下落不明后，康克清曾向总司令请求说：“想想办法，找一找咱们的女儿吧！”朱总司令停立在作战地图前，沉思了好久、好久，没有说出一句话。 项英作为父亲，在延安见到自己7岁的女儿项苏云时，他不但不认识，而且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 萧永定在上海出生时，父亲在闽西根据地永定县，就用其所在地“永定”为儿子命名，寄託思念之情。而在萧永定的记忆里，“父亲”这个词和他的名字“萧劲光”一样抽象陌生。 林伯渠、邓子恢两位革命老人，竟然将儿子李代桃僵，闹出了人们难以置信的大笑话。 难道说这些做父母亲的不爱自己的子女吗？不是！他们是将自己对子女的爱和对人民的爱融为一体，把家事、国事、天下事紧紧连在一起，由此而张扬了一种至高至大的真理，人民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然而，人民更是一刻也没有忘记过那些为人民而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在饥寒交迫、危机四伏的残酷环境里，人民用热血和生命保护、养育着革命者的后代。 彭士禄的父母牺牲后，在潮安一带，年仅4岁的士禄，先后就有20多位素不相识的“爸爸”、“妈妈”捨命保护他。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潘舜贞，为了保护士禄，甘愿坐了4年多牢狱。 农家妇女丘满菊，为了养育刘伯坚的儿子刘熊生，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了人。世界上的父母没有不爱自己的亲生骨肉的，然而当两个婴儿中只能留下一个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革命遗孤。 在瑞金、延安、沂蒙山区，有无数老红军、老八路把自己的孩子寄养在老百姓家里。这些地方到底收养过多少革命者的孩子，没有人精确统计过。但老根据地的每个区、乡乃至每个村，都哺育过革命后代。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林伯渠的儿子林苏生，邓子恢的儿子邓瑞生，聂荣臻的女儿聂力，朱良才的儿子朱新华……都是在人民的怀抱里长大的。 为了寻找烈士遗孤，组织上更是想尽了办法。1936年“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设法先后将彭士禄、刘虎生、李鹏、罗西北、蔡诚等送往延安。贺龙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段德昌的遗孤段新传……真可谓寻找之情可比再育之恩，爱抚之心胜过亲生父母！ 在延安最艰苦的岁月里，革命前辈始终记挂着革命后代。贺龙在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及西北财委负责人时，了解到“延中”的孩子们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一斤肉时，便命令“联司”给每个孩子每月增加一斤肉。 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夏之栩妈妈（革命母亲夏娘娘的女儿，赵世炎烈士的夫人），主动承担了照顾烈士子女的重任。在假期里，她分批把孩子们接回中组部，统一管理、照顾。 在革命前辈的饭桌前，常常可以看到“保育院”和“保小”的孩子。当陈云、李富春、李维汉、蔡畅、邓颖超、帅孟奇等伯伯、妈妈们将自己碗里的菜、肉夹到孩子们的碗中时，那些小小的心灵也会激起波澜。当他们看着伯伯、妈妈们的脸，大口大口吃着饭菜时，眼里常常闪动着泪花。 当那些不是父母胜似父母的长辈，将一小包自己省下来的食品装进他们的小书包时，两代人的深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 那些从小就被送进“保育院”、“保小”的孩子，更是在阿姨、叔叔、老师们的无微不至关怀下，幸福地成长着。李敏说：“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有家，保育院就是我的家。”李铁映、秦纲、伍绍祖、秦新华、林用三等一批人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保育院”、“保小”、“育才”、“一o一中”度过的。“学校就是我的家，老师、阿姨就是亲爹妈”。这是挂在这些孩子们嘴边的一句话。 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胡本敬老师为了抢救学生，一只胳膊被炸断，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第382页 “保小”校医罗冬祥、王海仁夫妇，为了救护“保小”80多个患传染病的孩子，日夜守护在学生宿舍里，餵药、打针，精心护理，无暇去照顾自己生病的孩子斗娃。20多天过去了，80多个学生全部治癒了，而他们的斗娃因缺乏照顾和及时治疗而夭折了。 安利同学至今仍保留着一封信，是康克清妈妈在百忙中给他生母的回信。 温字枫同志： 你的男孩安利，四六年延安撤退时，已由第一保育院转到第二保育院。四七年三月安全到了太行襄垣县。安利体力、智力发育都较正常。四八年三月已送育才小学（即延安干部子弟小学）。现住河北行唐高垒村，不久要搬来北平。这个确实消息是我从第二保育院打听来的。从此，你可放心了。 东北如有同志打听原来送到第二保育院的孩子，请转告他们，到今天都全部安全健壮，大的都已送到育才小学。此致 敬礼飞 康克清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 康妈妈的信，浓缩了当年这些孩子们的曲折经歷和在人民关怀下的成长过程，凝聚着人世间最博大、最深厚的挚爱深情。 九、精忠报国 在战争年代里，人民― 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捨生忘死，抢救、保护革命者后代的动人事迹，当代的青少年们是难以理解的。但那种真挚博大无私的爱，在他们养育的这一代人的血管里涌流着。泪和血，情与爱铸造了这一代人的心灵，使他们从懂事起就感受到了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这些经过苦难磨鍊的孩子，自称是公家人”， “党的孩子”， “人民的儿女”。当时稍大一点的孩子，都争着到斗争实际中去接受锻鍊和考验。“战争需要我时，我将挺身而出”，是这一代人当时还是孩子时的誓言，也是他们的实际行动。 1941年4月4日，就在“四四”儿童节这一天，小学还没有毕业的田敬文、张文忠、李茂春、毛瑞芬、祝新民、刘理智、强中楼、杨香梅、郭会等15名同学，服从组织需要，走上抗日斗争的岗位。 1939年1月，14岁的“保小”学生谢绍明，由于战争需要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后又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这一年，他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大会。1940年又被评为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大会，荣获模范青年奖章。1944年又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模范学生，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再次受到表彰。1944年元旦，他挺身而出，向西北局书记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报告了学校“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情况。他伤心地汇报了两个多小时，又连夜写了书面材料，使西北局及时制止并纠正了学校的过火行动。 1939年，14岁的彭士禄，听说广东东江纵队打仗勇敢，他就和堂弟悄悄离开香港，到东江纵队当了一名战士。1940年周副主席派副官龙飞虎，将他接到重庆又转送延安“延中”学习。他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流血牺牲了，才换来这个学校，要不好好学习，怎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对得起养育我们的老百姓？”这位小组长的话，说到了同学们的心里。黄鲁流着泪说：“今后我一定努力学习，请大家看我的实际行动”。林汉南同学也当众表态说：“我决心改正上课不注意听讲的毛病”。全小组提出了“互帮互学，有问必答”的学习方法。课下一起研究，解答疑难，较好地解决了同学们程度不齐的问题。彭士禄担任组长的第四组，被评为全校的学习、劳动和团结模范，成为全校的模范集体。他本人在学习中刻苦努力，在开荒种地中不怕吃苦，打草鞋、做布鞋、织毛衣、绣花，样样在行。还心灵手巧地自制了胡琴、三弦和小提琴，被选为全校的模范生。他和他的第四小组的事迹，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刊登后，成为延安各学校学习的榜样。 1942年，由于战争需要，从学校调一批人到中央医院当护士，彭士禄抢先报名，自告奋勇到最苦最累的岗位上工作和学习。在此期间，内科、外科、妇产科、传染科的护士他都干过，给伤病员端屎、倒尿，洗衣、餵饭……很快获得了模范护士的光荣称号。 日本投降后，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许多大同学被调到解放区去开闢工作。解放战争开始后，根据战争的需要，延中有5个班的同学，连同教职员工约300余人，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医院。校长为院长，班主任当所长，同学们分别当指导员、管理员、通讯员，大部分女同学和部分男同学做护士工作。 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结束，为了建设新中国，党中央派谢绍明、李鹏、叶正大、罗西北、邹家华、刘虎生、林汉雄、肖永定、贺毅、崔军、任湘等21人到苏联留学。建国后，党又送多批已经参加工作的延安儿女到国内外各种学校去深造。 1950年抗美援朝时期，师大附中二、三部请歷史老师刘占武讲美帝侵华史。师生上街宣传，全校同学争先恐后踊跃报名参军。二部同学报名人数最多，169名同学被批准入伍。 许多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校友，他们没有高等学歷，也没有名牌学校的文凭，但他们有民族自尊心和献身精神。林汉南、李虎、彭明远、聂春志、贺连生等，在解放战争中光荣牺牲。毛岸英、方海雄、康誉驰、王涛英、马探雄、李少白等在抗美援朝中英勇献身，任平、梁汉莲、李奈、赵士南等，在敌占区作机要工作或打人敌人内部，为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 第383页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人类歷史的长河中，那些杰出人物，犹如群星灿烂，吸引着广大人民的注视和崇拜。在受过公育的一代人中，不论在政界还是军界，科技界还是文艺界，教育界还是普通的工作岗位上，都涌现出了一批做出特殊贡献的人。我们不是在炫耀那些出类拔萃的校友，更不是在杜撰名人效应。这里只想用这些当年来自天南地北的娃娃，一群从延安到北京的公家儿女，一群老区人民用乳汁哺育的共产党员，一群默默的耕耘者的成长过程，来证实这群人所处的歷史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的不同。这些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繫无法分割的整体。他们曾手拉着手，在漫漫的冬夜里踏着冰封的大河前进，当时什么都失去了，惟有希望在燃烧！他们怀着对父辈事业的崇敬，对明天和希望的追求，经歷了从国破家亡、水深火热到江山重振这个中华民族史上最伟大的转折。在民族的危亡时刻，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挺身而出，竭尽全力直至抛头颅洒热血来精忠报国。这，不是某一个天才的英雄行为，这是这个歷史时期这一代人的共同品格！是“公育”在他们灵魂深处打上的烙印！ 十、永志不忘 巍巍宝塔山，滔滔延水河，那是延安的象徵。延安，是一座歷史的丰碑，是中华民族之魂。一群身体硬朗的老人，在延安的山路上奔走着。东瞅瞅，西看看，晨雾里的宝塔，细雨中的延河，苍翠静寂的清凉山，青烟缭绕的桥儿沟…… 一切都是这么熟悉，一切又是那么遥远。喝过延河水，吃过小米饭，住过土窑洞的昔日的孩子们，今天回来了，回老家来了！他们无法掩盖内心的激动！ 青年人的眼前只有明天，因而，理想是青年的风帆。老年人身后的道路太漫长了，回忆是他们心灵的慰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起了巨大变化，中华民族也起了巨大变化，歷史，这个公正、无私的时间老人，将把这一切都如实地记录下来。但作为这段歷史的见证人，多么希望史学家、文学家、作家，能将这恢弘的一代人的成长过程写出来，留下来。这些人并不奢望他们用萦心摄魄的笔，去描写那些影响人类命运的歷史场景，绘制时代彩色缤纷的画卷。渴望的是能把这个歷史时期的普通人的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变迁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实反映这些人的成长，特别是延安那一段刻骨铭心影响终生的经歷！ 人过六十花甲年，期望和等待并未实现。眼看着这一代人已从孩童走向老年，有的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光阴飞逝，时不我待。这些人只好在有限的时间里，去搜集、抢救现有的资料…… 20世纪30年代前后，这些人在民族被蹂躏，百姓被杀戮，山河破碎，饿殍遍野，华夏大地处在亡国灭种的时刻，相继在沦陷区、监狱里、长征路上……出世了。他们降生到这块土地上，就充满着变幻莫测的传奇色彩。当把这些资料汇集到一块时，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人对过去这段生活的见解竟是如此的相同。 李铁映在写给当年老妈妈们的诗中说：“位卑未敢忘优国，花红犹思延河岸。” 刘虎生在谈到延安时撰文说：“怎能将她忘记！” 谢绍明在和学友聚会时高兴地宣布：“今天我请大家吃的还是延安饭。” 鲍克明和同学们谈起小学生活时意味深长地说：那是“抹不去的记忆。” 曾宪林在回顾延安生活时感慨地说：“艰苦，但充满了乐趣！” 崔军这个当年的陕北娃提起延安时常说：“生活再苦心也甜！” 曾宪波动情地说：那是“难忘的峥嵘岁月！” 张羽说：“无限的怀恋！” 聂承勇说：“嚮往阳光灿烂的地方！” 刘力贞说：“我们要永远保持这种品德。” 何健文说：“想延安奋不息！” 刘彤矢说：“让我们永远铭记！” 李立说：“根在延安”。 常英说：“那是力量的源泉。” 虽然他们使用了不同的语言，但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意思，他们都怀念那供给制、寄宿制、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生活；怀念那段人间真情！ 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大概都会被不同的事物吸引着，但吸引是会随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变而淡化的。然而，这些人对过去生活的怀念和情感，却是情难排遣，言难尽意。这种强烈的怀念感，就像宝塔山上的土、延河湾里的水，是和这些人的父辈以及自己逝去的童年、少年或青年时代的岁月，中华民族的歷史镶嵌在一起的。 只要提起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就不能不提延安！提起延安，这些当年的孩子就不能不怀念母校。说实在话，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有许多比延安更美好更怡人的地方。后来，这些人上过的学校都比这第一个母校的物质条件好。但是，只有延安，才是中华民族的根。 延安，那千沟万壑的黄土地，那艰苦的自然条件，造就了战胜它的人民。这些人只要有了立足之地，便会让脚下的土地长出芽，开出花，结出果来。父辈们就是脚踏着这块土地，赶走了日本鬼子，推翻了旧世界，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第384页 我们民族的根，就是扎在这块黄土地上。这根，就是中华民族奋起的延安精神！这精神，就是用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教育，铸造了这一代人。所以，这一代人，终生忘不了这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生活！ 第四部 人生的冷暖 序 言 一代贤愚史册留 这代人有幸跨过21世纪的门槛，不能不反思自己走过的人生里程。这是前世没有、后世也不会再有的一代。 这代人的父辈，大多数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都是来自中国的平民百姓，是中华民族精英的一部分。他们有些人虽然被歷史推上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职位上，但仍然是与中国百姓互为依存和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革命先驱者的子女，说到底都是中国老百姓的子女。所以，这代人的成功和失败，虽与父母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在于社会，在于人民。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在父亲身边求学时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远离父亲到法国勤工俭学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次回到祖国后，便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父亲曾苦口婆心地教导他学习自然科学，但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毅然参加了苏联红军，投入了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殊死战斗……所以说，对任何个人的看法和评价，都应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要以偏概全。对事是这样，对人也应该是这样。 不管这代人处于怎样的境地，但始终都改变不了他们共有的心灵底色。这代人的群体意识特别鲜明和突出，思想行为规范更多地保留着毛泽东时代的道德准则：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左右着他们为人处事的动机与想法。按照毛泽东思想塑造出来的这一代，曾是世人最为关注的一代，也是帝国主义最为害怕的一代。 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逼下，这代人已有落伍之感！但他们终生无悔无怨，而且特别珍惜过去受过的教育。那时候的教育，既对这一代人的人生进行了导向，又使这一代人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祖国至上、民族至上，是这代人终生奋斗的目标。个人的力量和奉献只有融合到群体之中，才能体现它应有的价值；个人的性命和家庭的安危，与事业、民族是不能相比的。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对自己一生中的追求孜孜不倦，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能以平静的心态，坚持初衷的热情，生活在由自己选择的环境里，世风难以撼动他们坚若磐石的意志。民族自尊心和富民强国的责任感，贯穿了这一代人的人生全过程。虽然他们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但所受教育在心灵深处打下的烙印，却始终难以磨灭。尽管这种教育有不少缺憾，尽管对那个红色岁月可以持隐忍的批评态度，但其社会道德的优秀文明部分，依然值得留恋。因为任何制度下的杜会民主，都不会拒绝良好的社会道德。 承上启下是自然界的规律，也是万物衍生的纽带。不管是毛泽东思想，还是延安精神，该留下的将会被保存、被记取和继承。继承，虽不意味着拘泥不化，但核心和实质是万古不变的。 我们中华民族有自己的光辉歷史和灿烂文化，但从来不拒绝学习“洋人”先进的东西。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赴法国、德国勤工俭学，就是为了向“洋人”学习；中国共产党派很多优秀分子去苏联留学，也是为了向“洋人”学习。马克思、列宁都是“洋人”，马列主义也是“洋货”。我们学习“洋人”，接受“洋货”，是有分析、有鑑别地学习，而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照套，更不是跟在“洋人”屁股后边爬行。即使是马列主义，王明式的教条主义早已证明，完全照搬、“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这是父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呵！ 打开“闭关自守”的国门，走向世界，学习“洋人”先进的东西，改进我们的落后面，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这不是崇洋媚外。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曾高声唿喊过：“打倒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唿喊不但不要求后人重复，而且自己也要理性地反思。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有些年轻人竟狂热地不加分析地崇拜外国的一切，一直到今日这种情况并未有根本的改观。出国“热”成了一种时尚，中华民族的后代，现在轻贱自己祖国的人为数也不少。这不能不令人反思。 我们国家底子薄，物质还不够丰富。日本、美国以大大低于本国正常的社会价值，就可以让我国人民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智力，滞留在这些国家为其所用，甚至尽情出卖祖国情报以换取美元。学习外语的目的，原本是为祖国服务。绝不能把会不会外语看成评价一个人的知识、文明开化程度甚至人格高低的标褚。有些人以为，跨过外语听、说、写的门槛，就进入了外语世界的思想方式、价值体系、西方式的意识形态和逻辑思维之中。固然，语言的改造，是对一个人的民族、国家忠诚的改造，也是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改造。被改造的人，在思想情感上就会渐渐地和自己的祖国与民众相脱离，而自以为变成了西方世界精神和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绝不能忘记，殖民制度的伤害，绝不只限于物质上的掠夺和社会的贫困化，也不只限于肉体上的压榨和奴役。殖民地体制对于人的人格、精神和灵魂的残害，有时歷数代犹无以疗愈。 第385页 日本侵华战争前夕，为了强化被殖民者在支援侵华战争中的忠诚，日本人在中国台湾展开的“皇民化”洗脑运动，正是利用被殖民者极度的民族自卑感，诱导民众透过自我改造成为日本的国民之一员，而求取与日本人“一体平等”， 进行欺骗性同化运动。 任何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一个民族也是一样。优点是人人都能列举并津津乐道的；惟有弱点、缺点，往往不易于为众人所正视和承认。中国人喜欢看热闹，妙热点，不知道这是我们民族的优点还是缺点？ 社会的热点，原本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如果不引起媒体的注意，不经过媒体的宣传，就引不起全社会的共鸣，热点也会静悄悄地冷下来。 在当今的社会里，就有那么一些人，喜欢追求离奇，道听途说，添枝加叶，把一些望风扑影的事大加渲染，以期调动某些人的胃口、迎合变态的心理。明明知道那是假的，还去搞得沸沸扬扬，真假难辨。例如：谁都知道周恩来总理没有子女，前些年却跑出来一个《 叫一声父亲太沉重》 的女儿，在海外妙得天昏地黑！ 大陆上的好事者也不甘寂寞，竟然包装了一个周恩来的儿子。又是拍照，又是录像，又是召开新闻发布会，惟恐天下不乱！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贺子珍留在福建长汀的儿子毛岸红，因毛泽覃的牺牲而久查无下落。在毛主席和贺子珍都过世后，却有人写了几十万言的传记，大谈毛岸红一生的经歷…… 这些假人假拳，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出现，之所以有人那么热衷于妙作，就是因为当今社会有人愿传、有人愿听、有人愿信！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 中所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难怪台湾出版的“中共‘太子党’”，一书，曾有一段时间成了一些人研究、争论的焦点，成了一些好事者的热门话题。那些粗制滥造盗版的10多元港币的港版书，一度在北京黑市上卖到150元人民币。为什么有人愿出高价买这些谎言呢？无非是好奇心！因为正面的公开报导太少，小道的消息才会使人感兴趣。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人称共产党为“红党”，称红军为“红匪”。当时一提到“红”字，就能引起世人关注，“红”成了当时的社会热点。现代人写革命先驱者的事，取名为《 红墙内外》 ；写革命老妈妈，取名为《 红墙内的夫人们》 ；写先驱者的后代，取名为《 红墙内的子女们》 ；还有什么“红色后代”、“红色公主”、“红色贵族”、“红摇篮”… … 这“红”字用在这里究竟是褒还是贬，没有人关心，只要能把“热”点“炒”起来，就达到了目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中，“炒作”的动力是竞争，竞争的目的是金钱。“妙”和“钞”是孪生兄弟，“妙”是为了“钞”， “妙”的背后有一个商业利益在起作用。对于一部革命的文学作品或传记文学，它本来是一种精神产品，但跨上图书这种载体，投放到市场上去进行出售，就变成了商品。人们就把原本不需要“炒作”的真人真事，改头换面包装起来投放到市场上。 事情就是这么怪！同样一个事实，你实事求是，不拔高、不贬低，客观公正地报导出来，人家就不愿看。不管作品本身的价值如何，也不管作品的社会效益如何，买的人少，经济效益就差，自负盈亏的出版社就难以生存下去。所以，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炒作”已是当今文化生活中的现实：“少金”就少“钞票”，“少火”就少“热点”，热不起来就要“炒”，“炒”起来才有“钞，’ ！ 这大概就是生意人的辩证法。 如果，有些人确实对这代人感兴趣，想了解，那我们也来个“火上加油”，增添一些“炒作”的原料，索性众人一齐“炒”，“炒”得冒烟着火，“炒”掉包装，炒出本相，让真假、美丑、善恶、良莠都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世人去评说吧！ 第01章 碧血染青史的——陈延年、陈乔年 1927年7月4日，上海龙华塔下枫林桥畔，乌云笼罩着戒备森严的大地。一辆囚车像幽灵一样开到这里，刽子手们从密封的囚车里，押出一位五花大绑、皮肤黝黑、两眼闪着坚毅目光的青年。监斩官急忙验明身份后，大吼一声：“行斩！” 年轻人昂首面对屠刀，横眉冷视刽子手，高唿：“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刽子手们心慌意乱，忙将青年人强行按倒，就在大刀将要落下的一瞬间，那五花大绑的年轻人，突然纵身一跃而起，吓得刽子手们纷纷举刀乱砍乱噼，转眼间，这位英武神勇的青年便被乱刀分尸，躺卧在血泊之中。 1928年6月6日，一位皮肤白皙、英姿勃勃的青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押赴刑场，他昂首挺胸、正气凛然地斥问监斩官：“共产党人何罪之有？该杀的应是你们，你们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的卖国贼！” 监斩官无言以对，急忙下令“开枪”。在一排枪声中，这位英俊漂亮、气度不凡的美男子饮弹倒下，壮烈牺牲…… 第386页 为中国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杀身成仁的两位青年，前者是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后者是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延年牺牲时年方29岁，乔年就义时只有26岁。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建后，他连任五届总书记，后被开除出党，继而成了中国“托派”的首领。再后来被国民党逮捕，坐了4年多监狱。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提前释放，辗转人川，贫病乡居，1942年5月27日病逝。 陈独秀出身豪门，早年曾中秀才。1898年，也就是陈独秀结婚的第二年，他的元配夫人高大众（晓岚）生下一个男孩儿，皮肤黝黑，虎头虎脑，取名“延年”。 1902年，陈延年4岁时，母亲又生了一个皮肤白皙、脸蛋俊俏、眉清目秀的弟弟，取名“乔年”。 从童年起，这一黝黑一白皙、一壮实一俊美的俩兄弟，生活、玩耍、学习始终在一起。两人虽然是同父同母所生，但外貌各异，性格也差别甚远。 哥哥延年皮肤粗黑，身体壮实，性格内向，不苟言谈，行事稳重而倔强，像个“黑面武生” ；弟弟乔年皮肤白细，一表人才，性格活泼，爱说爱笑，招人喜欢，像个“白面书生”。邻里、亲友们见兄弟俩形影不离，都说陈家风水好，祖上积了德。生了这么一对“文武双全”的神童，将来必成大器。 兄弟俩虽然性格各异，但从不打架吵嘴，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好伙伴。他俩生长在封建官僚家庭里，从小过着不愁吃穿的生活，受着封建礼教的薰陶，但毕竟是曾在乡下住过，接触到一些平民百姓的生活。 1913年，延年巧岁、乔年11岁时，父亲陈独秀在家乡安庆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协同都督柏文蔚举旗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安庆一片白色恐怖，父亲被迫二次东逃日本。 陈独秀长年远离家门，又很少关心儿子的生活和成长，延年、乔年和父亲之间的感情十分淡薄。陈独秀东逃日本后，袁世凯把他们家洗劫一空，并扬言要捉拿陈独秀的儿子斩草除根。在敌人搜查前，幸好事先有人报信，延年、乔年兄弟俩互作人梯，越墙逃到乡下老家，才免此杀身之祸。 从此，兄弟俩结束了与祖父陈昔凡在一起时优越、安定的生活，走上了艰难的人生旅途。他俩在乡下，体验到了穷苦百姓劳动的艰辛，感受到了吃不饱、穿不暖的滋味。第一次了解到人世间还有如此的不平…… 1915年的一天，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我国旅法着名女画家张玉良丈夫潘贊化，在上海法租界吉益里21号陈独秀的寓所，见到两个陌生的孩子，忙问陈独秀：“这两位是谁家的公子？" 陈独秀说：“他们都是鄙人的伢子。大的叫延年，小的叫乔年，从安庆领来上海读书的。”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并将延年、乔年从乡下领到上海读书，为的是让他们兄弟俩能早日自创人生。 然而，陈独秀毕竟是陈独秀，在对儿子教育上有他独特的方法。他不让延年、乔年兄弟俩在家里吃住，将他俩寄住在上海四马路亚东图书馆《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里，让他们独立生活。 亚东图书馆为徽州商人汪孟邹先生所经营，他是陈独秀同乡好友。延年、乔年俩兄弟寄居这里后，汪孟邹遵照陈独秀的嘱咐，每月给兄弟俩10元生活费。他们先是在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学法文，后又一起考人震旦大学，继续学习法文。因此，他俩每月10元生活费除交学费外，所剩无几，生活十分清苦。 兄弟俩曾在乡下生活过，看到过穷人的疾苦，对眼前的清贫生活不但能忍受，还能以苦为乐。为了维持生活，他们不得不半工半读，谋生自给。白天在外做工，晚上以地板为床，吃大饼，喝自来水；夏天无蚊帐，冬天无棉衣，一件袷衣四季不离身；面黄肌瘦，身体消瘦，两人都已失去了原来的样子。 陈独秀不让延年、乔年在家里住，令他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心中不安。这位继母是延年、乔年的亲姨妈，姨妈视兄弟俩为己出，于情于理都应让兄弟俩吃住在家里。当时，李达、王会悟住在陈家，张国焘来上海也住在陈家，陈望道负责编《新青年》 ，也住在陈家。陈独秀何以不让自己的亲骨肉吃住家中？高君曼苦口婆心，总也说服不了丈夫，甚至为此发生口角。于是，高君曼只好找同住在上海渔阳里的潘贊化，求说：“望你以老友的身份代表我恳求独秀，使延年兄弟回家，我在名义上和感情上都会好受些。”说着竟泣不成声。 潘贊化与陈独秀强争数次，陈独秀总不以为然，斥高君曼：“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姑息养奸，不可！不可！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陈延年兄弟俩在上海求学时，就与父亲存有芥蒂，不理睬陈独秀“父道尊严”那一套，相互交往，採取平等式的关系。 1917年，陈独秀应蔡孑民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其间，陈延年从上海到北京来找父亲，不是直接去找，而是先递上纸片，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要拜见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还署上自己的名字。陈独秀见了纸片，同意儿子陈延年进去，同接见其他来访者一样，公事公办。两人似乎没有父子之间那种血缘关系。这件事在“北大”传出后，有人同陈独秀开玩笑：“陈独秀先生提倡民主，都提倡到自己家里来了，真是身体力行啊！” 第387页 一次，延年、乔年的祖母谢氏带着家人到上海查看陈家在沪产业的经营情况，好不容易找到兄弟俩。祖母见他俩衣着破旧，面黄肌瘦，生活如此艰苦，不禁心酸落泪，当即差家人给他们兄弟添置衣物，另租住处，并好言劝道：“延年、乔年，你们是陈家后代，在上海求学吃苦令祖母心痛不安，家里拿钱供你们求学，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们别说在上海求学，就是出洋留学，家里也供养得起。” 此时的延年、乔年，在独立生活中已经确立了自治自立的思想。兄弟俩谢绝了祖母的好意。延年诚恳地说：“祖母大人，你老人家的心意我们领了。不过，我们远离家门，就是要自立，自创人生。古人云‘少年宜使苦，苦则志定’嘛！” 老祖母虽然心酸，但听了兄弟俩这番自创人生的话语，从内心里感到高兴。这俩孩子在外求学确实懂事多了，不贪恋家中的钱财，长大了一定能成有用之才。 陈独秀的所谓民主，在延年、乔年两个儿子看来，那不过是“父道尊严”的翻版。他们觉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就要彻底打破封建思想的束缚。首先在他们家里，在他们父子之间，就有一场“革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很热衷于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也是反对马列主义的一个流派。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主张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反对一切战争，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反对一切组织纪律，提倡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契约”。他们集中力量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个人独裁。 由于延年、乔年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又不满父亲的教育方法，在自主独立生活中又经受了贫穷之苦，因而无政府主义思想很适合他们的口味，在他们的头脑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开始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的问题。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 ，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当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其他新思潮的社团和刊物，像雨后春笋似的日益增多。 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起来反对马列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是胡适。他是陈独秀的朋友，1919年7月，他在《每周评论》 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一文，否认真理的普遍性，大力散布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 为了批驳胡适的荒谬观点，同年8月，李大钊发表了《 再论问题与主义》 一文。李大钊在文章中指出：研究和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实质上是关于中国是否需要革命，是否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无政府主义者也起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因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和某些地区的工人群众中，有着一定影响。对于这场论战，陈独秀的态度是鲜明的。他曾说过：“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到处都与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争论着，斗争着，在我和儿子之间就是如此。” 1919年底，延年、乔年两兄弟毅然离开了父亲，离开了祖国，赴法国勤工俭学。他俩是通过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的介绍，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延年、乔年到法国之初，住在巴黎凯旋门附近的伯尼街22 号，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以过人的聪慧和流利的法语考人巴黎大学附属的阿里雍斯学校，学习文学、地理、法国文明史等。打算学完后报考巴黎大学。 不久，控制华法教育学会的无政府主义领袖李石曾、吴稚晖等，勾结法国反动当局肆意迫害勤工俭学学生，竟然宣布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使得延年、乔年和大批勤工俭学的学生得不到资助，过上了近乎流浪的生活。 陈延年兄弟俩被迫从巴黎到里昂一家工厂当翻砂工，拼命地干活，一天辛苦劳动所得无几，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先生，在法国看到中国名流的儿子如此吃苦耐劳，不由得大发感慨：“陈独秀两个儿子勤工俭学，过那么苦的生活，每餐拿面包蘸酱油吃，堪称勤工俭学的典范。” 陈延年、陈乔年在追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经歷了由信仰无政府主义到信仰共产主义的曲折过程。“五四运动”前后，他们除了阅读无政府主义书刊外，在上海上学期间，还将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进化》 杂志和其他书刊送到亚东图书馆和泰东书局出售。他们虽是陈独秀的亲生儿子，但并没有接受父亲的“主义”，因此，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赏识。兄弟俩正是通过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昊稚晖，获得了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到法国勤工俭学。 法国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也是无政府主义盛行的国家。但是，无政府主义不但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反而越来越成为阻碍无产阶级斗争的绊脚石。他们亲身经歷的大量事实，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反科学的空想。因而，从1920加年下半年起，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转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给他们以很大的启发。 第388页 1921年间，贫困的处境使中国勤工俭学学生难以忍受，纷纷起来进行斗争。由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发动了“二二八”求学运动。但中国官方不仅拒绝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正当要求，反而勾结法国当局派来警察对付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逮捕了100余名示威的中国学生，并于当年强行把他们全部遣送回国。 耳闻目睹的事实，使延年、乔年兄弟彻底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及其反动性，他们毅然跳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泥坑，同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决裂。这使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十分恼火，悔不该当初资助陈独秀两个儿子赴法勤工俭学，并骂道：“这两个小狗息子，比他们的老子还厉害！”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举行。陈独秀当时在广东任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即教育厅厅长），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俩因公务不能脱身，没有参加大会。大会选举了由三人组成的中央领导机关― 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熹管组织，李达管宣传。 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这场斗争中，陈延年兄弟俩先后结识了共产主义者蔡和森、周恩来、王若飞等，得到了他们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开始走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来。这是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人生之途关键性的转折。 1922年6月，陈延年和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巴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当选为少共中央执委、宣传部长，主编机关刊物《少年》 。同年8月，经当时法共党员胡志明介绍，加人了法国共产党。乔年先加人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也加人法国共产党。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章，改选了党的中央机关，陈独秀仍被选为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宣言以及《嚮导》 周报的许多文章，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深得在法国的延年、乔年的拥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似乎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和父亲一步步靠近了。父亲是党的总书记，党的正确主张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领导威信，也提高了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地位。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巴黎创立的消息，隔洋传到中共中央，引起总书记陈独秀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陈独秀思忖着，他的两个儿子在国内始终与他坐不到一条板凳上，老子宣传马克思主义，两个儿子信奉无政府主义。没想到，他们在法国短短两年勤工俭学，思想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还参加了法国共产党。想到此，陈独秀内心不由得感到几分欣慰，这真是“殊途同归”呀！ 为发展和壮大党在旅欧人员中的力量，经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认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和参加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陈延年、周恩来、赵世炎等被选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 1923年春，旅欧支部得到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的通知，决定派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王若飞等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揭开序幕，革命形势高涨，火热的斗争迫切需要大批党的优秀千部。是年暑假，陈延年及另外几名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从苏联回国，前往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广州。这年11月，陈延年接替周恩来担任广州区委书记，负责两广、福建和香港的党务工作。 延年身着粗布中国衫裤，足穿方头布鞋，头髮剃得光光的，没有一点留学生的洋气，更少人知道他是总书记陈独秀的儿子。他讲话不急不慢，简洁精练，很少空道理。他的平易近人，真是习与成性。因此，很多青年人非常喜欢接近他。人们赞颂他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有人说他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同年10月，赵世炎、陈乔年也奉命离开莫斯科回到北京。赵世炎任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陈乔年任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长，共同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斗争。当时秘密办公地点在“沙滩大楼”（当时是北京大学第一院校址）。 1923年7月，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在讨论同国民党合作的具体政策时，出现了极大的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同志们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种观点实质上就是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併，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了，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不过是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不能得着别的什么。他们还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等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之后，再来领导第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陈独秀倡导的“二次革命论”。 延年、乔年回国后，他们都不贊成父亲的主张，认为这根本就没有打算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以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从而进一步创造条件，使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 第389页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着重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大会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错误。大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是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将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但大会对怎样取得革命领导权，还没有具体明确的认识。大会仍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全国革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上海和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无理开除工人，逮捕、拷打工会活动分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罢工，都获得了胜利。 日本资本家残忍枪杀顾正红（共产党员）等工人，这一流血事件，成为“五姗运动”的直接导火线。“五卅运动”本身虽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但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大革命风暴的序幕。 在全国反帝大浪潮中，影响最深、规模最大的是陈延年等领导的香港和广州工人举行的大罢工。省港大罢工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准备的统一行动。 1925年6月23日，一部分回到广州的香港工人和广州工人、四郊农民、青年士兵、学生等共1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街道时，遭受英、法帝国主义的武装射击和炮轰，当场死伤200多人，这就是“沙基惨案”。这一惨案的发生更激起了香港、广州群众的怒火。迄至6月29日，香港罢工工人达到25万，并有13万人陆续回到广州。接着在罢工委员会总指挥陈延年的领导下，罢工工人组成20（旧多人的武装纠察队，厉行抵制英货、日货和封锁香港的任务，使香港变成了“死港”。省港罢工坚持达16个月之久，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华南的势力，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史上坚持时间最长、斗争最激烈的一次罢工，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直接反映到了党的内部。早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就表现出了右倾的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对整个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方面，和两个儿子的认识距离越来越大。陈独秀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很“幼稚”， “还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中国农民非常“散漫”、“保守”， “难以加人革命运动”；而资产阶级的力量则“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 “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基于这种分析，形成了陈独秀的“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陈独秀就完全丢掉了农民这支可靠的巨大力量，自愿地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身上。于是，在国民党右派日趋反动的情况下，陈独秀便感到孤立，害怕分裂，不敢斗争，并认为过去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过火”了。为了保持联合，必须实行让步。因此，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时候，陈独秀又把一些已被驱逐出广东的右派分子找回参加大会，并把他们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扩大了右派在国民党内的势力，加深了共产党内思想的不统一，增大了延年、乔年和父亲之间的政治裂痕。延年在谈到父亲时，曾感慨地说：“看来殊途难同归呀！”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不幸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广州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陈延年火速赶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可是到上海后，好几天都找不到党中央的处所。当苏联驻上海领事馆通知中共中央，说陈延年已到上海时，陈独秀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又不见陈延年的影踪，大家惊恐起来，担心国民党谋害他，于是派人四处查访。 陈延年急中生智，托人在《国民日报》上登了一则小小的寻人启事：“林木找马道甫。”林木为陈延年在法国的化名，马道甫是郑超麟的化名。张伯简见了这则启事，便去旅馆找到陈延年，然后又把陈延年送到郑超麟的家。 在郑超麟的带领下，陈延年来到闸北中央秘书处见到身为总书记的父亲― 陈独秀。他俩一见面，陈延年就用批评的口气说：“陈独秀同志，党中央迁址，也应当给我们下面工作的同志秘密打个招唿，不能让‘儿子’与‘母亲’失去联繫呀？” 陈独秀抱歉地说：“这是临时决定的，还没来得及告知有关同志，请延年同志原谅！”父子俩说话的口气根本没有亲情存在，就像对待党内其他同志一样。父子俩步人天井坐下，开门见山就谈起工作，一点也看不到父子之间那种特殊关系的影子，而且，一谈完工作俩人就握手告别。 延年、乔年在党内，一直称自己的父亲为“独秀同志”。对于父亲的错误，他们也以同志式的关系提出批评或建议。乔年曾直言不讳地批评陈独秀反对北伐：“独秀同志片面主观，反对北伐是错误的，缺乏对全国形势的正确分析。” 第390页 陈延年兄弟俩与父亲的关系表面非常平淡，其实他们内心对父亲还是很尊重和爱戴的。1926年春，陈延年从广东来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听说父亲与中央失去联繫，焦急万分，立即到亚东图书馆去找陈独秀的同乡好友汪孟邹问道：“汪伯伯，近来你可见到家父？” “延年，你父亲怎么啦？”汪孟邹不解地答道，“他有些日子未来了。”“他与中央失去了联繫多时，他可能被… … ”说话时，掩盖不住自己的焦虑和担心。 时隔不久，陈延年听说父亲得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怕给中央添麻烦，所以未告知中央。这时，陈延年才放下心来。 1926年3月18日至20日，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调动武装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苏联顾问办事处和他们的住所，逮捕了李之龙等共产党员50余人，扣捕了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强迫他们退出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当时党内毛泽东、陈延年等同志主张对蒋介石的反动行为给以坚决的揭露和打击，争取农民和士兵群众，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当时我党在广东的群众力量比较雄厚，不仅可以动员黄埔学生和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队，而且拥有广州10余万有组织的工人，2000多工人武装纠察队和许多农民自卫军，依靠这些力量，採取坚决反击，完全可以打败蒋介石。 但是，陈独秀拒绝了这个正确意见。他认为，蒋介石不但有武装力量，而且中国整个资产阶级都站在他的一方。为了求得资产阶级留在统一战线之内，对蒋介石的进攻只能採取退守让步策略。因此，陈独秀就一再向蒋介石表示歉意，公开替蒋介石辩护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他还说蒋介石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根柱石”。在陈独秀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共产党员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将第一军的军权拱手让给了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是国民党新右派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进攻的一个信号，是资产阶级在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中所採取的第一个阴谋，这个阴谋由于陈独秀的退让而得以实现，因而更助长了蒋介石反革命的胆子和独霸领导权的野心。于是，1926年5月，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人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始能发出。总之，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 共产党领导机关和国民党左派会前毫无准备，结果在这次会议上又对蒋介石妥协让步，“整理党务案”被通过。于是，国民党许多右派分子纷纷进人国民党中央，代替共产党员当了国民党的部长，蒋介石乘机捞权，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即使这样，蒋介石还不敢公开反共，他还想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以及苏联的帮助，来窃取全国的革命果实。因此，“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继续採取两面派手法，口头上高喊联苏联共，暗中扩大自己势力，攫取实权，以便等待时机，实现其更大的阴谋。 北伐战争的迅速胜利和工农运动的勐烈发展，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时，在美帝国主义的组织下，美、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开炮向南京城内的北伐军和居民进行野蛮的轰击，死伤军民2000多人，房屋、财产毁坏无数。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引诱下，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加强了反革命活动，指示其爪牙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重庆等地，捣毁革命工会及国民党左派所掌握的国民党党部，殴打和屠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进一步策划反革命阴谋政变。 当时，在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上海有80万工人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广大的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同情和拥护工人阶级，上海人民还召开了市民代表大会，组织了上海的临时革命政府。从军事力量上说，当时上海有武装良好的工人纠察队近3000人，北伐军的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也同情革命工人。显然，在这样情况下，党如果能正确地领导，有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是可以粉碎的。 但是，当时占着党中央领导地位的陈独秀，却採取了投降主义的政策。为了迎合蒋介石的要求，陈独秀放弃了巩固上海革命政权的任务，不仅不抓住有利时机扩大工人武装，反而禁止工人纠察队执行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并且对蒋介石把同情革命的军队调离上海也毫无警惕。更不能容忍的是，陈独秀竟与正在同蒋介石举行反共秘密会谈的国民党首领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进行辩护。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投降主义，完全解除了党和人民群众应付反革命事变的精神准备，帮助蒋介石实现其反革命阴谋。于是，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 第391页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0人，代表党员57900余人。陈延年被推选为南方区出席“五大”的代表，陈乔年被推选为北方区出席“五大”的代表，兄弟俩都参加了这次非同寻常的大会。这次大会，毛泽东虽然也参加了，但被陈独秀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等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并通过了批判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政治决议。但对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危害性不少人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仍然选陈独秀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就这样，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延年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俩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会议期间，毛泽东针对当时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曾提出了大力开展农民土地斗争，大力武装广大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的提案，虽经陈延年等的竭力支持，还是被陈独秀否定了这个正确提案，没有提交大会讨论。 “五大”后，中央委派陈延年、王若飞两同志来到上海。为了便于领导工作，江浙区党委改组为江苏、浙江两个省委，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 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几乎每天都有警报，同志们不断地被捕或牺牲。陈延年和父亲的政治见解分歧越来越大，但父亲在党中央很多同志到各地工作的情况下，执掌中央大权，实行家长式统治，继续执行并发展了投降主义的路线，使延年越来越感到不安。 为了迁就和顺从国民党，陈独秀不惜作任何让步。他要求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完全听从国民党的命令，服从国民党的指导，不得有独立的主张。 1927年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21日，驻扎在长沙的35师的一个团长许克祥叛变，解散了湖南省工会、农会等一切革命团体，残酷地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蒋介石、汪精卫利用陈独秀的错误，在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露出了其反革命嘴脸。敌人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大批逮捕屠杀共产党人。 6月下旬的一天，江苏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了，陈延年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省委组织部长郭伯和、省委秘书长韩步先。 陈延年被捕后，敌人不认识他，也不知他的真实身份，只把他当做一般工作人员关了进去。有一天，汪孟邹突然接到从上海市公安局寄来一封信，潦潦草草的几个字：“我已被捕，拘押在市公安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当然不会有多大嫌疑，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衫裤都破烂了，请先生替我买一套布衫裤送来。”下面虽然署的是化名，但汪老先生从字迹上立即认出，是陈延年的亲笔。 汪孟邹收到这封信后，决心尽快把延年营救出来，衫裤他也来不及买，即乘火车去南京。汪孟邹是个善良的商人，他对政治斗争一窍不通。他想人和人之间，都讲一个“情”字，所以和谁也没有商量，到南京后径直到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去找胡适。见面后，即把陈延年给他的信交胡适看。 胡适认不出陈延年的笔迹，问汪孟邹：“这是什么人？你知我平生不讲假话，你只有说出此人的真实姓名，我方可营救他。” 汪老先生是个真诚的老实人，就毫不保留地把实情告诉了胡适：“此人就是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 胡适听后，当面表示：“我一定尽全力营救。”并把延年的手笔装人自己的皮包，匆匆和汪孟邹走出办公室。在门口握别时，他要汪孟邹先回上海，等候消息，自己则钻进小汽车，直开到吴稚晖家中，把延年的信交给了吴稚晖。 吴稚晖是条人面兽心的恶狗，立即跳起来狂笑道：“好，太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太大用处，这个小陈（指陈延年）着实可怕！现在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 原来吴稚晖知道，陈延年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负责人汪精卫、蒋介石谈判合作问题时，总是态度强硬，又无隙可击，使蒋介石对陈延年感到十分棘手。吴稚晖迫不及待地将此情况电告蒋介石，又立即奔赴南京面见蒋介石。汪孟邹带着满怀的希望，高兴地回到上海，左等右盼，不见音讯，却在上海报刊上，看到了陈延年7月4日牺牲的噩耗。 忠厚的汪孟邹为了营救延年，却在无意中葬送了延年年轻的生命，使他懊丧不已！汪孟邹和胡适虽是同乡，但最初相识，却是陈独秀把胡适带到亚东引荐给汪孟邹的。应该说，胡适是陈独秀着力夸奖、吹捧、提拔起来的后辈，然而他却翻脸无情，恩将仇报，干出出卖陈延年的罪恶勾当。 延年被敌人杀害时，郭伯和也英勇牺牲。但韩步先则无耻地背叛投敌，他为了苟且偷生，竟然出卖了赵世炎，来换取他的狗命。 7月2日下午，敌人冒着大雨守在世炎的住处，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世炎沉着机警地把和王若飞的联络信号告诉了爱人夏之栩。夏之栩找到了王若飞，她多想当着世炎战友的面痛痛快快哭一场呀，但环境不许有哭的自由，眼泪只能吞到肚子里。 第392页 王若飞立即设法营救战友，但是敌人抓住的是共产党的要人“施英”（即赵世炎），而且经叛徒证实了的，任何营救办法都无用了。7月19日的清晨，也就是延年遇难半个月后的一天，他的战友赵世炎也被敌人杀害了。 胞兄延年被害，使乔年悲痛万分，他把悲痛深埋心底，全身心地投人到烈士未竟的事业中去。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挽救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作为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乔年，不因陈独秀是自己的父亲而讲情面，与陈独秀执行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撤换陈独秀职务的正确决定。他在会上沉痛地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他使我的哥哥延年同志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给中国革命带来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这是血的教训，血的教训呀！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幻想！”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虽然被撤销党内领导职务，但他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一次，陈乔年和爱人史静仪去看望父亲，陈独秀十分高兴，但在言谈中，父子二人就时局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陈乔年对陈独秀说：“爸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共产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陈独秀听了儿子乔年一番“说教”，十分恼火，仍坚持自己的错误看法，对他的秘书说：“你看，儿子竟然教训起老子来，岂有此理！” 陈乔年夫妇连饭也没吃，就气愤地走了。 1927年冬，陈乔年调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当时，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黄浦江上空瀰漫着血雨腥风。乔年与省委书记王若飞一道，秘密深人到工厂、机关和学校，开展革命工作。 1928年，正当陈乔年日夜为革命奔走，使上海的革命形势不断发展时，一福个巨大的灾祸突然降临了。2月16日，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江苏省委一部分负责同志和上海总工会全体负责同志同时被敌人逮捕。 当时，江苏省委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上海总工会则在酱园路召开各区特派员及各区总主任联繫会议。敌人突然包围了这两个会议的会址，乔年和郑復地、许白昊等11人全部被捕。 乔年等被捕后，当天被押在英租界新闻捕房拘留所。次日即被引渡到上海龙华敌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拘押在天字间一号。乔年想：既人虎口，势难生还。但他临危不惧，镇静自若。从被捕的第一天起，就顽强而巧妙地与敌人展开斗争。 开始，他化名玉xx，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叛徒也不认识他。狡猾的敌人为了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在逮捕他们的同时，假装将叛徒也捕进了监狱，并同他关押在同一牢房内。唐瑞林进监后，监视乔年的一举一动，并且找各种机会与他攀谈，企图从中找出破绽，乔年警惕性很高，叛徒竟毫无所获。有一次，叛徒突然问他：“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听你的口音很像。”陈乔年识破了对方的诡计，机警地回答：“我是中国人。”后来狱外的党组织查明了这个叛徒的真实面目，通知狱中的同志予以揭露，赶走了叛徒。 乔年等同志被捕后，党组织便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他们。因为乔年未暴露真实身份，党组织便计划用钱将他赎出。与他同时被捕的郑復地、许白昊也在狱中研究营救乔年的计划。同时被捕的同志中，只有陈乔年和周之楚敌人不认识。于是，郑復地便计划由周之楚顶替陈乔年的职务。周之楚十分英勇，当即允诺，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乔年的性命。但是，周之楚的父亲是华侨大商人，得知儿子被捕后，当即赶回国内托人营救。结果，敌人发觉了周之楚的真实身份，于是乔年就暴露了。 敌人严刑拷打乔年，使他吃尽了苦头，乔年却淡淡地说：“吃几个耳光，挨几下腿脚，受几鞭子拷打，算个啥？”并转告党组织，不必为营救他再花钱和让战友冒险了。 不久，敌人准备杀害郑復地、许白昊、陈乔年等。乔年与战友们告别时，乐观地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而后笑赴刑场。 第02章 子承父业的——李葆华、李星华 1943年4月28日，当延安《解放日报》 用一整版的篇幅发表纪念李大钊烈士专号时，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应约撰写了《十六年前的回忆》 一文。也许因为这是十六年后第一次由红色之都公布“四二八”烈士牺牲的经过，作者又是同先烈一起被捕的烈士见证人，文章一发表就在根据地内外引起广泛注意。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十六年前的回忆》 一直被选人中小学语文课本。为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大的孩子，几乎都学过这篇课文。他们从中认识了李大钊，也知道了李大钊长子李葆华、长女李星华的名字。 葆华生于1908年，曾用名赵振声、赵昇阳。星华生于1911年。他们的母亲赵纫兰不曾念过书，却略识文字，是位心地善良的家庭妇女。在兄弟姐妹中，葆华行一、星华行二。 第393页 葆华和星华，有着幸福的童年。在葆华10岁、星华7岁以前，他们一直随母亲住在河北老家乐亭县乡下。父亲在北京大学教书，每年放暑假时回家看望他们。1918年夏天，父亲在北京回营二号找到一处房子，把夫人、孩子接到北京，从此便在北京安了家。 在葆华、星华的记忆里，故乡乐亭县大黑佗村是个很美丽的地方。他们常称自己是“海边子上的人”，因为乐亭位于渤海海岔子里，大黑佗离海边只有八九里地。海，苍蓝苍蓝的，镶着银白耀眼的细沙滩，一望无垠，令人神往。离村不远的“黄瓜口”流淌着冀东人的母亲河一滦河。 天晴时，站在大黑沱村外，远处那灰楚楚的竭石山依稀可见。夏天的晚上，葆华和星华最爱坐在家门口的古槐树下，听老爷爷、老奶奶讲好听的“瞎话儿”。有个故事是说村东北角上那座神奇的大沙沱子的，他们终生总也忘不了，据说大黑沱村便由此而得名。 这一方好山好水，养育了故乡勤劳勇敢的人民，也滋润着葆华、星华幼小的心灵，赋予他们真诚质朴的品格和一副悲天悯人的情怀。 乡间生活，还使兄妹俩目睹到人世间的不幸与不平。 20世纪初叶，中国的大地到处不太平，乐亭也不例外。军阀混战，盗匪猖撅，官府欺压，恶霸横行，水灾肆虐，地主盘剥…… 家乡父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葆华、星华的外祖母家是当地的大户，父亲又是京城里的大学教授，家里不愁吃喝。可是家里大人常常说起天灾人祸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家门口也经常有来讨饭的穷人。外祖母和母亲都是乐善好施的人，总要吩咐家人：“快给他们多盛点饭菜，让他们吃饱点！” 葆华、星华有一位世间最好、也是最值得他们自豪的父亲。在他们的心目中，父亲总是那么慈祥。大钊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对孩子的教育，体现了“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专制、尊重个性发展的新思想。他爱孩子，却又从不溺爱，更不训斥或打骂。他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可惜由于各种原因，他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即便这样，在星华写的回忆录中，仍有大量篇幅是写“父亲对我们的教育”的，从中生动地勾勒出他们兄弟姐妹成长的轨迹。 他们小时候，父亲对他们的教育似乎更偏重道德品质和人格养成方面。他总是从小事人手，一点一滴，在玩或讲故事当中告诉孩子一些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有一次在看花的时候，星华忍不住掐下一朵自己最喜欢的花。父亲和蔼地告诉她，掐花是不对的，最美的花应该留给大家看。孩子们吃饭时不小心掉了饭粒，父亲便要求他们从桌上捡起来吃了，并且说，粮食来之不易，是贫苦农民一滴汗摔八瓣种出来的，要尊重他们的劳动啊！ 父亲听到星华唱一首粉饰太平的歌，就说，这歌不好，不应当教小孩子昧着良心说瞎话。他亲自教给孩子们两首歌颂劳动和自由的歌曲。 星华小时候胆子小，怕鬼，父亲就鼓励她做个勇敢的人。还给孩子们讲了一个他自己小时候夜过乱葬岗子、战胜莫须有的“鬼”的故事，以此告诉他们，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神鬼，不要迷信。 大钊先生潜心把孩子们培养成遇山不愁、逢海不惧的人。他常说：“要是经常叫孩子们到深山野林里跑跑，有机会或者坐上小船，像鲁宾逊那样不怕风险，在海心里漂流漫游，那也是很有趣的事。这样做，既能锻鍊孩子们的胆量，还能使孩子们胸襟开阔。培养孩子们丰富的想像力。”有一年回老家，他特意带着葆华、星华坐船走了一次滦河，这次独特的旅行，给葆华、星华留下很深的印象。 大钊先生还很注意子女的美育教育。他是一位很有文学修养的人，经常给孩子讲解中国古诗词和西方文学名着，并且通过琴棋书画来培养孩子们多方面的情趣。 葆华、星华的少年时代，是在贫困和动盪中度过的。葆华十四五岁，星华十一二岁的时候，家境开始穷困起来，而且一年不如一年。母亲常常为吃穿发愁。有的时候，家里几乎陷人无米下锅的窘地。全家人穿得都很俭朴，甚至可以说比较破旧。星华在孔德学校读书，同学大半是北大教授的子女。少女时代的她，亭亭玉立，长得也好看，可就是穿不上件漂亮衣裳。她总是穿得很破旧，不是下摆加贴边，就是袖口、裤脚加贴边。哪个小姑娘不爱美？在同学面前她多少有点难为情。但是她比较早就懂事了。她听母亲说，家里的钱父亲拿去干“有用的事”了。啥是“有用的事”，母亲并没说。葆华、星华相信，既然父亲要这样做，就一定很重要。他们还看到，尽管家里穷，父亲仍一如既往地挤出钱来帮助一些穷困的青年。父母的行动，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葆华和星华都坚信，父亲做的一定有道理，一定是对的。因此，他们虽然生活艰苦，但从不主动伸手向父母要东西。 过年了，小妹妹哭着闹着要母亲买新衣服，母亲心疼小女儿，咬牙做了一件。妹妹高兴地穿上了新衣服，星华虽是大姐，但心里也羡慕啊！可她一声不吭。她知道自己是长女，要像哥哥葆华一样，主动为父母分忧。 葆华、星华渐渐长大以后，慢慢懂得了父亲从事的伟大事业。“五四运动”结束不久，父亲和陈独秀等便开始商量建党的问题。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父亲成为党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那时候党组织没有经费，很困难，父亲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贴补革命事业。在他的带动下，北方党的其他同志也都是这样做的。 第394页 自从父亲投身革命，葆华、星华深切地感受到：家里的生活就再也没安宁过。不断有流氓暗探跑到家里来骚扰捣乱，生活被这些坏蛋搅得动盪不安。父母只得带着全家不断地搬来搬去，短短几年里竟然搬了四五次家，并且搬家的周期越来越短。 1924年到1926年，孩子们感到父亲非常忙。为了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钊经常南下，奔走于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每次从外地回来，顾不上休息，就又夜以继日地投入了工作，不是伏案疾书，就是同一群青年人在书房里秘密开会商量事情，甚至难得和孩子们说上几句话。夜里葆华、星华醒来，常看到父亲书房的灯光仍然亮着。 葆华、星华最难忘记小妹妹钟华的死。那是1924年春天，正是父亲为党的事业忙得废寝忘食的时候，可爱的小钟华患了肺炎。连续几天，父亲硬是没有时间过问一下女儿的病情。眼看孩子病得越来越重，母亲急得团团转，一点办法也没有。等父亲腾出工夫时，孩子的病已经耽误了。3岁的小钟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全家都为钟华的死而难过，大钊先生更是悲痛欲绝，但是他甚至来不及追念爱女、慰藉家人，便又匆匆地离开了北京。 不久，家里接到父亲捎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附着一首悼念小女儿钟华的长诗。葆华、星华和母亲一道，在灯下含泪读完这封信。兄妹俩深深为父亲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所感动。父亲这次一去就是半年，直到父亲回来后兄妹俩才知道，原来他此次秘密出京，是赴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去了。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为躲避反动政府的通缉，李大钊先生转人地下工作，住进东交民巷的俄国兵营里，继续领导国共两党的革命活动。大女儿李星华和妹妹炎华跟着母亲也搬来同住，葆华和弟弟留在朝阳里旧居。葆华每天负责给父亲送信，并于1925年加人了“cy ”（青年团）。星华是同哥哥一起长大的，兄妹俩虽然只相差两岁多，但是比起哥哥，星华总感到在政治上似乎幼稚得多。 1927年4月6日早晨，那天正是清明节，天气非常暖和。谁也没有想到，张作霖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突然派兵进人东交民巷进行疯狂的大搜捕，警察、侦探、奉天宪兵近500多人，在日、美帝国主义特务的配合下，外国守军将其放人使馆区，突袭苏联大使馆。虽然事前曾有人报过警，但李大钊毕竟书生出身，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事情发生时，星华正好和父亲在一起，就和父亲一同被捕。母亲和妹妹炎华也在另一个地方被捕。这天被捕的还有谭祖先、范鸿杰等国共两党的20多位知名人士。 葆华和同学们正好到小汤山效游，在回家的路上，孔德学校的同学把他接到清华园，告诉了他家中出事的消息，使他躲过了敌人的魔爪。直到4月28日李大钊牺牲这段时间，葆华一直躲在父亲的朋友、北大教授周作人、沈尹默等家中，伯伯们不让他出去，他不知道父母、弟妹们的情况，真是心急如焚。 敌人把大钊单独关押审讯。星华和母亲、妹妹被关在女监里，一直得不到父亲的消息。敌人很快弄清楚她们母女三人的真实身份，并狡猾地设计了一场法庭相会。 星华和妈妈、妹妹被带到法庭上，一眼就看到了昼思夜想的父亲。星华真想跑过去扑到父亲的怀里。父亲瞅了瞅她们娘仁，脸上的表情非常镇定、凝重、安祥，就像没有看见她们一样。16岁的星华，一下子意识到这是在敌人的法庭上，一句话、一个动作不慎，就可能给自己或家人带来杀身之祸，她一下子变得理智起来，敌人使她顷刻间长大了。她理解眼前的父亲，被一种伟大的力量笼罩着，这个力量就是父亲常对她们讲的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星华问李大钊。 “是的，我是他最大的孩子。”星华也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生怕父亲一不留神说出哥哥葆华来，就抢着作了回答。 “不准多嘴！”法官拍着惊堂木厉声吼道…… 李大钊立刻领会到了女儿的用意，不紧不慢地说： “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不了解社会上的事，我的孩子们年纪还小，都正在上学，可以说对世事还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她们没有关系。” 听说星华、炎华都在上学，狡猾的法官又生一计，当场出了一道数学题让星华算，看她到底是不是学生。星华不慌不忙把那道题回答出来了。法官又出一道题，炎华也算对了。法官没了招，就命令警察把她们母女押下去了。 就这样，李大钊同爱人、女儿在敌人的法庭上见了一面，又匆匆分别了。全家人都没有想到，他们这次见面，竟是与亲人的最后诀别！ 李大钊被捕后受尽了折磨，在身受酷刑下仍坚贞不屈。他在敌人的法庭上公然承认自己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并声明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 李大钊的被捕入狱，引起了社会舆论对他的广泛同情；他的声望、学问、道德，连反动报纸也不能不虚伪地表示敬佩。大学生，各界群众，教育界名流、学者，各方都在设法营救。尤其是北方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计划去劫狱，营救工人们爱戴的领袖。 第395页 大钊得知这些情况后，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监狱在敌人严密警戒下，劫狱是一种冒险行动，事实上是不会成功的，反而会带来更大的牺牲。他说“我个人为革命牺牲，是光荣而应当的，但已经是党的损失，已经是我的罪过；我不能再要同志们作这种冒险，耗费革命的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革命的力量，而不是去冒险和牺牲…… ”党组织同意了李大钊的意见。 奉系军阀虽然不顾社会舆论谴责和各界名流唿号营救，但残杀李大钊等人的阴谋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反动统治者怕遭到社会上更大的非难，没有敢对这些革命志士进行公开审判。 1927年4月28日上午，敌人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了李大钊同案一行加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才38 岁。 临刑时，李大钊第一个走上刑台。他像平日一样，仍旧穿着那件灰棉袍，态度镇静从容。他走上刑台后，坚定地高声说：“共产主义在中国终将胜利！”他对着刽子手们冷笑道：“你们也太虚弱了，为什么连句话都不敢让我多说呢？”当他的脖子被套上绳圈后，他用最后的力气高唿：“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革命先驱李大钊，为了“把中国人民从痛苦中拯救出来”， 为了在祖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他以忠贞不屈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第二天，也就是4月29日，警察才把星华母女放出监狱。她们回到家才知道父亲在前一天已被绞死，顿时哭成一团。母亲伤心过度，接连三次晕倒在地，从此一病不起。 葆华得知父亲牺牲后，更加挂念母亲和弟妹们的安危，他要立刻赶回家去，去承担父亲殉难后长子应尽的责任。伯伯们劝他说：“敌人现在已将你家秘密包围起来，正想抓住你斩草除根。星华已托人转告你母亲的心愿，让你立即远走高飞，切不可上当中了敌人的圈套。”葆华在父亲的薰陶下，政治上比较成熟，又是共青团员，他竭力压制住内心的巨大悲愤，立刻冷静下来，决心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为父亲的信仰和国家的独立而奋斗。他深知自己在北京是躲不下去的，就决定暂别亲人而奔赴异国他乡。 起初，葆华想去苏联，但由于发生张作霖查抄俄国兵营事件，苏中断交，只好改去日本。 1927年5月11日夜晚，星华照护着生病的母亲，带着弟妹，悄然离开生活了10年的古都北京，回到故乡大黑佗。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凄凉地分散了。葆华怀着国雠家恨，化名杨震，只身流亡日本，他经过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考人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他一面学习，一面孜孜不倦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不久，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留日特别支部。 星华带着生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回到乡下后，李夫人的精神被彻底摧垮，终年卧病在床。葆华虽说去了日本，但信息全无。炎华9岁，光华4岁，欣华刚1岁。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16岁的星华肩上。最大的困难是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连给母亲买药治病的钱都没着落。幸而住在外祖母家，还能给一点接济，全家以此勉强维持生存。 为了度过家庭难关，星华不得不中辍学业，整天在家里守护母亲、照料弟妹。她是个好强的姑娘，如今因家庭牵累不能读书，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痛苦。 母亲很明事理，不愿因为自己的病耽误孩子们的前程。但星华怎肯丢下生病的母亲，故而一拖就是4年。 1931年夏天，母亲的病稍有好转后，在母亲再三催促下，星华带着炎华和光华，重返北平求学。那一年星华刚满20岁，有多少困难等着她呀！为了解决姐弟3人的生活费，星华只好四处奔波求人，在父亲的老友帮助下，北大答应，每月发给他们少量父亲生前的欠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又托人卖了父亲的一部分书。为了寻找住处，安排自己和弟妹的学校，星华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因人们怀念李大钊的为人，听说她是李大钊的长女，援助之手多有伸出。第二年星华升人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在父亲老友的帮助下，她得到一份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的工作，半工半读，贴补一些家用。 这次独立回北平，星华第一次担当起抚养弟妹的重任。生活的磨难，给了她勇气和力量，也锻鍊了她的韧性和责任感。 “九一八”事变后，为抗议日寇侵略我国东北，葆华和其他留日学生开展了归国运动。他回到上海后，参加了“上海民众反日联合会”。后任中共京东特委书记。 1932年，葆华受党的派遣，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平，到门头沟区开展地下工作。这年春天，星华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夏天，她加人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上委派她“住机关”，做秘密工作。 在北平地安门里慈慧殿胡同的慈慧寺，有一个我党的活动据点。慈慧寺外院，是由左联（党的外围组织）领导的“呵莽”剧社，革命青年常常在这里聚会或排练进步戏剧；它的里院则是党的一处秘密机关，星华和她的同志们便住在这里为党秘密工作。“呵莽”剧社的活动，正好为党的地下工作做掩护。从上海派到北平做地下工作的葆华（当时化名“老杨”) ，也在这里住过。后来他到门头沟去做矿工工作后，回城时还住在这里。 第396页 这年冬天特别冷，由于情况突变，星华失去了与党的关系。她带着闷闷不乐的心情返回故乡探望母亲。 母亲一见到女儿，就说起父亲的后事，大钊先生的灵枢停在浙寺里转眼已近6年了，欠浙寺的租金越来越多，已经到了还不起的地步。丈夫未得安葬始终是压在李夫人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她明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决心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让死者人土为安。 星华在北平的时候，母亲没有一封信不提到这件事。这也是星华这次回乐亭的一个重要目的。母女俩经过商量，决定尽快为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春天，星华服侍着母亲再次来到北平。党组织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来和她们取得联繫，并且告诉李夫人，组织上决定趁给大钊同志出殡之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法西斯反动统治。李夫人欣然接受了党的建议，并且很默契地和党进行了配合。星华参与了党安排的葬礼筹备工作，在葬礼举行的前夜，她和她的表姐用刻好的橡皮戳子，在每个纸钱上打上红色的小字：“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共产党万岁！" “打倒刮民党！" 一直千到深夜。4月23日，成千上万的北平市民走上街头为李大钊先生送葬、举行公祭。国民党宪兵队对这次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进行了残酷镇压。青年们的血再次洒在了北平的街头。星华和弟妹们穿着孝服走在队伍最前头，冲破反动当局的镇压，一直把父亲的灵枢送到西山万安公墓，安葬入土。 一个月后，完成了最后心愿的母亲含恨离开人世。星华又强忍悲痛，带着弟妹把操劳一生的母亲安葬在父亲的坟旁。事后，星华、炎华、光华、欣华在父母坟前照了一张像。照片中的星华既像大姐，又像母亲。的确，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就是这样沉重地背负着“大姊兼母亲”的双重责任前行。 1935年，正在中法大学孔德学院社会科学系读书的星华和同学青年诗人贾芝相识了。这期间，他们俩之间曾经有过一次令贾芝永远难忘的谈话。贾芝问她：“你的家在什么地方？” 她平淡地说：“我没有家。”后又补充说，“我就希望革命成功！”星华对旧世界深恶痛绝、对新中国充满憧憬的强烈情感，深深地感染了贾芝。 这年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 九”学生运动。星华、贾芝、炎华都是“一二？ 九”运动的参加者。平时态度温柔敦厚的星华，一到革命烽火起来的时候，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头勇勐无畏的狮子。当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来到时，她站在学校大门外吶喊，招唿同学们快去参加游行。贾芝和她一道沿护城河走到西直门外，城门这时被关得严严实实，无法进去，警察在城头上正和游行示威的同学对峙着。贾芝和星华手拉着手走进游行的行列。参加了那场殊死的斗争。他们的爱情经受住了考验，第二年就结婚了。 1936年，葆华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在此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连天烽火中，葆华戎马控惚，转战山西、河北等地，先后任晋察冀临时省委副书记、晋察冀区党委副书记，直至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起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1938年，15岁的光华参加党领导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头部负了伤，组织决定让他回家养伤。这时星华的长子华格纳（以19世纪德国着名作曲家的名字命名）因病夭折。痛苦之下，她带着不满半岁的次子玛拉美（以法国着名作家的名字命名，后取名贾森林）从北平回到乐亭。星华告诉光华：“大黑沱已经没有立脚之地了，得想办法到那边去！" “那边”就是指抗日根据地延安。星华说贾芝已经到了延安，她也决定到延安去。大姐的决定使光华异常兴奋。 1939年，星华带着光华和儿子又回到北平。她先把光华安排进孔德学校上学，然后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做去延安的准备。主要与已在延安的贾芝联繫，疏通路途中的各个关节。再就是筹备路费。在周启明先生的帮助下，星华在北大找到一份出纳员的工作。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星华亲眼目睹沦陷后的北京城，看到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任意欺侮、惨杀中国人的种种暴行，敌人的汽车在街上横行直撞，老百姓吃的都是配给的混合面，她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1940年初夏，星华化妆成商人家属，带着弟弟光华和自己3岁的孩子，跟一位山西老商人从北平出发到了山西。一路上冲破日寇、国民党、阎锡山二战区和地方土匪等重重封锁，终于到达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林伯渠同志亲切地接见了星华，并同她谈了话。林老是大钊先生的老朋友，他很关心李大钊遇难后他们全家的生活，仔细地询问了星华兄妹几人的情况，并且吩咐办事处安排他们尽快去延安。 八路军办事处聚集着几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志，都是等着去延安的。生活在他们中间，星华有一种“回家了”的踏实感。回想父亲遇难后的遭遇，她感慨万千，由衷地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得以安身立命的归宿，这正是她多年梦寐以求的。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日子里，星华姐弟长期被白色恐怖压抑的精神重获解放。他们和同志们一道，放开喉咙一支接一支地高唱抗日革命歌曲。作曲家麦新是大家的教练兼指挥，星华和光华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 第397页 陕北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星华到延安后没有觉着苦，感到的是精神愉快，心情舒畅。1942年，星华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也学会了纺线、捻羊毛。她曾长期在延安中学教书，1945年重新人党。 1946年，她的二女儿被老鼠咬伤。老鼠咬人好像是说笑话，其实是千真万确的。陕北的老鼠特别大，连上尾巴足有尺把长。那天晚上，正逢延安中学请刚从北平来的周而復、杨朔两位作家做报告，内容是他们在北平参加“中调部”工作的情况。星华和贾芝都去听报告了。临走时两个孩子都已睡觉了，没想到回来后，大女儿晓林正站在门后大哭大叫，只见小床里不满1岁的微林躺在血泊中，脸上血肉模煳，早已哭得没了气。星华吓傻了，险些晕倒。经过医生抢救，孩子的生命倒没什么危险，但一块很深的伤疤从此留在微林俊秀的脸蛋儿上。 在征安保卫战中。为了轻装。边区政府下令要带孩子的母亲就地疏散。实际上，像星华这样说话外地口音又戴眼镜的女同志，很难在当地隐蔽下来。星华只好忍痛把微林“坚壁”在子长县一户拓姓农民家里，当这刘农民夫妇来抱微林时，晓林捨不得离开妹妹，哭了一场。星华含泪拉住晓林，眼巴巴送走了自己的亲骨肉。她跟着学校辗转于陕北的群山中，同敌人反覆兜了半年的圈子。她的眼睛高度近视，在一次夜行军中，因看不清道路滑倒在山崖边，险些跌人深渊。 1947年9月初，星华随学校东渡黄河，先后到晋西北的临县、隔县，参加了郝家坡等地土改调查，同时住下来继续教书。她带到延安去的男孩儿森林，这时在延安“保小”上学，跟学校一起行军，女儿寄养在王家湾的老乡家里。森林，是星华歷尽千辛万苦从北平带到延安的。他长得浓眉大眼，聪颖过人，延安的许多老同志都很喜欢他。1948年，11岁的森林随“保小”在陕北转移，行军途中骑在毛驴上，跌下山沟差点要了命。 1949年5月，星华又一次回到北京。这次，她是自豪地走在胜利者的行列中进城的，心里充满喜悦。儿子森林也到了北京，进了中组部的华北小学读书。不幸，森林患了急性脑膜炎，学校赶紧送他进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医院抢救。由于连续发高烧，森林连着昏迷了10多天。医院想方设法进行抢救，生命是保住了，却未能避免药物的副作用。经过近一年的治疗，当孩子已差不多恢復如常就要出院时，突然什么也听不见了，他坠人了无声的世界，周围寂静得令他恐怖，森林聋了！听到这个消息，星华的心几乎都碎了。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却又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解放以后，葆华又投人了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水利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忘我工作，政绩卓着。 星华回京后先是在师大女附中任教；后到马列主义二分院教日本学生学中文；1956年起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工作。 星华从事教师的工作前后大约巧年，先后在延安中学、师大女附中、马列学院二分院，她总是勤勤恳恳教书，认认真真为师。在一些人看来，星华是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的女儿，革命成功了，怎么也该有个一官半职的。但星华始终觉得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平常人就应该做平常事，做对人民有利自己喜欢又有能力去做的事情。她自幼喜欢文学，从一开始当老师就教语文。其实她的文学天分是挺高的，可惜，艰难和坎坷的人生道路，影响了她的学业，损伤了她的健康，也耗尽了她的年华。她曾感慨地嘆息说：“我小时候由于家境困难，根本没有很好地念书，说是大学毕业，其实… … 咳！就甭提了！所以我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星华和贾芝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就开始收集有关父亲李大钊的资料，他们是主动承担起这项任务的，既出于对父亲的敬重与爱戴，也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革”以前，他们访问了李大钊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如刘清扬、张申府、于树德、章川岛、孙斐君、刘弄潮、周启明…… 并曾回到乐亭家乡收集资料。在整理大量文字记录的同时，还收集了许多歷史照片、遗物，以及部分手迹（这些物品在纪念先烈牺牲30周年时均已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 1956年，星华随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的云南民间文学调查组，赴大理、洱源、剑川等地採录白族民间故事传说。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苍山脚下、洱海水畔留下了她风尘僕僕的身影。白天她不辞辛苦地走村串寨，紧张地进行搜集採录；晚上回到住处，又抓紧时间挑灯夜战，认真地把一天记录的笔记整理好。她先后访问了大约二三十人，其中既有农民、商贩、木匠，又有歌手、唱滇戏的、开饭馆的、一般市民等。为了和被访问者打成一片，她同会讲故事的白族大娘朱秀真一起，住在一家百货商店的仓库里。星华博闻强记，採录整理工作做得扎实，因而使事后出版的《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 ，成为这次调查成果中首屈一指的好书。 更难能可贵的是，星华在实际採录的同时，还就如何科学开展民间文学採录工作，作了理性的思考，她所总结的经验对今天的工作仍有指导价值。1958年，星华开始陆续撰写回忆录；贾芝也写了一些带有研究性的纪念文章，还编辑了《李大钊诗文集》 。 第398页 “文革”前，中小学校的少先队、共青团组织，经常邀请星华作纪念李大钊的报告。她家的小院里常常挤满前来听讲的青少年朋友。每逢烈士的忌日或清明节，星华要连续到万安公墓去参加孩子们的队日、团日活动。星华身体不好，有爱紧张的毛病，她也不喜欢抛头露面和集会。但是在天真可爱的孩子面前，星华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她觉得宣传先烈、教育后人，自己是责无旁贷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星华是个无辜的受侮辱者与牺牲者。1966年6月，当“红色恐怖”狂风乍起的时候，贾芝就被打成“走资派”、“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了文联大楼地下室，每天被揪去“示众”、批斗。 不久，葆华也被公开点名为安徽省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被押送到北京来游斗。经过一番番批斗、抄家、住牛棚、做苦役的厄运后，葆华又被军队监管起来，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最令星华伤心和想不通的是，她的早已为人民捐躯40年的父亲李大钊，竟然也被诬衊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叛徒”，横遭批判。那时候，造反派三天两头跑到星华家里抄家；星华居住的胡同从东头到西头贴满“打倒… … ”的大标语；有时在胡同里走，小孩子就朝她扔石头，吐口水；在星华就医的那所医院里，也贴出了点名批判葆华、贾芝的大字报…… 尤其让星华感到气愤的是，自家门口又出现了面目可憎的“盯梢者”，这使她不禁联想起几十年前那些流氓暗探肆虐的可怕岁月。她曾说：“这样的侮辱，简直比打我几棒子还难受！我深深感到这是我们党的耻辱。”有一段时间，她因愤慨、郁闷、伤心，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终日独坐闷不声响，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她的心在暗暗滴血呀！ 然而，星华是个性格刚毅的人，从不向恶势力作一丝一毫的屈服。她由于不是什么当权派，造反派对她倒也奈何不得。于是她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与造反派展开周旋。贾芝有一些重要的笔记本，为了不落在造反派手里，星华和她的大女儿冒着危险，把这些本子藏来藏去。可是，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里，谁还敢替她们藏匿“罪状”’呢？东西送不出去，只好又抱回家来，锁进抽屉。后来造反派又来抄家，这回，星华不动声色地躺在床上，连身子也没有抬一抬。她指着那个抽屉冷冷地说：“这里面全是我的东西，你们不许动！”造反派被她镇住了，真的没敢碰那个抽屉。这些笔记本终于保存下来了。 葆华整整被监禁了6年，他先在合肥，后到六安等地接受“改造”。沉重的精神压力，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1972年，葆华的夫人刚被“解放”出来，十分担忧丈夫的健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葆华当时的处境和身体状况。信写好后如何才能送到总理手里？她实在犯难。经过苦思后，想起解放初期她在北京筹建京棉一厂时，曾和胡耀邦的夫人李昭共过事。于是，她把信寄给了李昭，李昭又通过王震把信转到周总理手中。这年12月19日，周总理给安徽省当时的军管负责人打来电话，要求对李葆华解除军管，尽快接回合肥养病。军管会负责人把周总理的电话内容扣押下来，企图敷衍过去。没想到仅过了一天，周总理又亲自来电话追问李葆华回合肥没有。军管会这才慌了手脚，连夜派车把葆华从六安接回合肥。起初，军管会把葆华夫妇安置在省委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但看到每日去探望葆华的人很多，就又把他们夫妇送到警卫严密的稻香楼宾馆，规定探望李葆华必须经过专案组的特批，限制外界随便和他们接触。一直拖延到第二年6 月，军管会才不得不在名义上宣布“解放”李葆华。但他们顾及李葆华在合肥的影响，又把李葆华下放到马鞍山电厂“劳动锻鍊”。 星华在巨大精神压力下，糖尿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来就发展为肾功能衰竭、尿毒症，但她并不知道，就这样一天天拖了下去。 葆华到马鞍山的第二天，中央就来电通知葆华去北京开工作会议，并再三催问：“李葆华现在到底在哪里？”要派飞机到合肥接人。军管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向中央说了实话，并通知李葆华转赴南京乘机进京开会。 在北京开完中央工作会议，葆华刚要离开会场，周总理派人拦住他说：“别走，总理有事和你谈。”当晚，周总理与葆华从11点谈到凌晨2点，他们整整谈了3个小时。周总理告诉葆华，中央决定让他到贵州省委任第二书记，因任务急迫，要立即起程。当日天亮后，葆华即登机出发，他在机场对遇到的安徽省同志说：“请转告省委，中央派我到贵州省去工作了。”就这样，葆华在周总理的保护、关怀下，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粉碎“四人帮”之后，春回人间，日暖花开。星华感到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她满怀信心，打算把生活重新好好安排一下，在晚年再为革命做出点贡献。可是，双目失明使她感到与世隔绝的痛苦，加上长期患病无条件很好检查治疗，病情日益恶化。 第399页 1979年，星华将以往撰写的有关父亲的回忆文章收集起来，编辑出版了《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 一书。由于她已重病缠身、双目失明，这本书的补充整理工作只好由家人帮她完成。可惜，书还没有出版，她就与世长辞了。 星华为人正直，心地善良，生活俭朴，淡泊名利。她一生含辛茹苦，歷尽艰辛。欣慰的是，她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可耻垮台。 1989年出版的《民间故事十家》 （祁连休、冯志华着）一书，把星华列为我国“民间故事十家”之一。作者在书中写到：“民间文学搜集家李星华在民间文学方面，毕生只出过一个集子—《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 。但这本书却给她带来了殊荣，使她一举蜚声民间文学界，并且受到国内外同仁的注视。她在民间文学事业上所进行的创造性劳动及其成就，至今仍为人们称道。”是的，凡是默默无闻在平凡岗位上为人民谋利益的人，人民总是忘不了他们的。 葆华1973年5月恢復工作后，依然是废寝忘食，竭尽全力。他不管职务高低、工作难易，只要是党的需要，从未说过二话。他从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到省革委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又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曾当选为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全国政协第二、第三届常委，中国共产党第八、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1982年5月退居二线，任中国钱币学会名誉理事。2005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第03章 国际主义战士——毛岸英 1941年冬末，联共（布）中央号召16周岁以上的外国学生加入苏联国籍。儿童院的老师动员说，加入苏联国籍是无比光荣的事情。 年已19周岁的毛岸英正式表态：“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就会回祖国去效力。如果加入了苏联国籍那就不方便了。” 毛岸英虽然在国内吃尽了苦，但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当人们无限嚮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毛岸英不因祖国的贫穷落后和灾难深重而失去赤子之心。但这并不表明岸英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愿意为苏联人民的独立和自由献身。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他正式向院方提出：“我要去学习军事！” 老师劝他说：“谢廖沙（毛岸英在苏联时的化名），你中学还没毕业，下半年才能升人9 年级呀！” “战争可不等我中学毕业，战争也不再给我学自然科学的环境。要战胜敌人就得学军事，只有战胜敌人后才有可能学习科学技术。” 为了岸英的安全和实现毛泽东给他指出的道路，学校没有批准他的要求。因为他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儿子啊！ 岸英夜里难以人睡，妈妈临上刑场前的教导又响在耳边：“报仇！”他无法压制对敌人的仇恨，用流利的俄文给最高统帅部史达林写了一封信： 最高统帅部转呈 敬爱的史达林同志：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戒您的领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致 革命敬礼！ 谢廖沙 一九四二年五月于伊万诺沃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岸英的信发出后渺无音讯，他又写了第二、第三封信，仍然是石沉大海。但他并不灰心，寻找着新的机会。 有一天，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50多岁的老红军曼努意尔斯基将军来视察。在中午休息时，岸英走进了将军的房间，岸英过去见过将军，并在一起吃过一顿饭，他像军人一样两腿併拢立正，很正规地行了一个军礼说： “报告将军同志：我已经20岁了，现在战争时期，请批准我入军校学习，学成后早上前线杀敌！” 将军打量着面前这位勇敢的中国小伙子，似乎有些面熟，也有几分喜欢。 “你是谁呀？我人老了记性不好，记不住在哪里见过你。” “我是谢廖沙，中国名叫毛岸英，毛泽东的儿子。”岸英为了能进军校、能上前线，就直言不讳地报告了他和毛泽东的关系。 “噢，记起来了！谢廖沙，谢廖沙！你爸爸的仗可打得好呀！用你们中国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那好吧，我破个例收下你这个中国士兵。” 于是，毛岸英先后来到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破格授予中尉军衔。 1943年1月，岸英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加人了联共（布）党（1946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介绍人给他写的鑑定是：“政治觉悟高，学习好，劳动好，革命精神饱满，树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志向，同意入党。” 这一年，苏联红军取得了史达林格勒会战的决定性胜利，岸英和战友们全副武装走进红场，接受最高统帅的检阅。 1944年岸英被分配到某坦克连队任党代表。在苏军大反攻中，千里长驱进人东欧。他和千万名青年军官一样，挥动手臂，唱着雄壮的歌曲： 第400页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 踏上征途，万众一心， 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岸英在战斗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 1945年，在苏军攻克柏林以前，他奉命回到莫斯科。为了表彰他的战功，也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儿子，受到了最高统帅史达林的接见，并赠他一支手枪作为留念。 战后，岸英进人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1946年1月，在苏联经过长达9年的学习和磨鍊后，岸英满载着学习成果，带着苏联人民的友谊，应祖国的召唤，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回到了父亲身边。 这是岸英和父亲分别19年后第一次见面。与父亲分别时岸英才5岁，而现在已长成一个结实健壮的青年小伙子了。 父子久别重逢，都非常高兴。19年7000多个牵肠挂肚的日日夜夜，父子终于重逢，欢慰自非寻常。伟人毛泽东，在儿子面前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意的普通父亲！当儿子回到他身边时，也禁不住两眼湿润了！毛泽东特意吩咐备了几样菜，庆贺父子苦别19年后的团聚，畅谈骨肉深情。 岸英到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宣部工作，一边协助翻译，一边跟老同志学习政治理论和中文。因他俄文很好，就帮助曹靖华翻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书。他学习刻苦用功，进步很快。岸英是个品质高尚的正义青年，他丝毫没有因为是毛泽东的儿子而特殊。他经常的装束是件旧军大衣，平日和普通干部、职工生活在一起，在机关大食堂用饭。那时的延安，规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人，可以享受中灶，但岸英不肯，他始终和普通工农干部、职工一样，进行打扫卫生、挖粪坑等劳动。 毛泽东是伟人，也是普通人，他特别爱自己的儿子，更希望他成才。岸英回国的一切表现，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儿子回到身边后，他可以亲自加以栽培了。他要使儿子成为一个了解中国国情、深知人民疾苦、能为中国人民奋斗终生的人。 有一天，岸英被父亲喊去，父子俩坐在王家坪院子里的槐树下，毛泽东与儿子进行了一次长谈： “你在苏联生活学习多年，住的是洋学堂，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对国内的情况不熟悉。咱们中国也有自己的学堂，那就是生活大学、劳动大学，你应该补补这一课。再上一上咱中国的劳动大学吧！” 听到这里，岸英已经完全明白了爸爸的意思，便接着说：“是的，我离开中国这么多年，在苏联又大都过的是学校生活，不了解祖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更不了解中国的农村，也不会种田，我愿意下到农村向农民学习。” “中国的农村很穷，中国的农民很苦，你在莫斯科睡的是床，床上有被褥；延安农民睡的是土炕，炕上只摊张芦苇蓆子。这些不要怕，冬天炕下可烧火取暖。老百姓家都有虱子，对这个小东西也不要怕，有水多洗一洗，没水就用手多捉几个。”讲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儿子，看到他听得很认真，没有丝毫怕苦怕难的表示，放心地笑了。他点上烟吸了一口，对着吐出的烟圈说：“过几天，我帮你找个校长，你先去陕北的农村住劳动大学去，看你这个洋学生，在家乡父老面前，能不能毕业。” 这天，毛泽东把陕北着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介绍给岸英说：“这就是我给你找来的校长，你过去在苏联上学吃的是面包牛奶，在我们这里上学主要吃小米，小米可养人哩！”他指着岸英对吴满有说：“我现在送你个大学生，是个住过洋学堂没住过土窑洞的大学生。” 吴满有听说岸英是大学生，立刻惶恐地说：“一个大学生，跟我这个大老粗睁眼瞎能学什么？咱这个穷农村咋能叫大学，咱会啥吗？”老汉着急地冒汗了。 毛泽东郑重地说：“他虽然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在咱这儿还是个啥也不懂的娃，我就拜託给你，你就教他种地嘛，告诉他什么季节种什么，怎样种地才能多打粮食。” 吴满有紧张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要是教这，咱行。” “那就这样说定了，过几天就把学生送来。”毛泽东的大手挥了一下，送走了客人。 岸英去的村子叫吴家枣园。在出发前，岸英脱下皮鞋，换上布鞋，整理好衣服和铺盖卷，还有一斗多小米。临上路时，毛泽东走进了岸英的窑洞，把一件他穿的已经打了补丁的棉衣披到岸英身上：“带上它冷了可以披一披，晚上还可以搭在被头上暖暖脚。”一股暖流涌进了岸英的心窝，他再次深深地体会到了父爱。 毛泽东看到岸英脱去了大皮鞋，换上了自己给他的旧布鞋，背包里捆了一斗多小米和几斤菜籽、瓜籽之类，满意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送岸英走了一段路，语重心长地说：“岸英，你下去了，就要和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从开荒下种到收割后再回来，等你农业大学真正毕业了，再上延安大学好不好？” “好！”岸英坚决而爽快地回答。 第401页 岸英背着沉重的行李步行20里，这是他人学的第一份考卷。当他进村时，看到乡亲们都是笑脸相迎。他亲热地叫着：“伯伯、叔叔、婶婶，我是来上学的，请多指教。” 吴满有高兴地把两个青年介绍给岸英：“这是大哥，这是二哥，他俩都是种庄稼的好手，你以后就和他们在一个变工组，由他俩教你种地。” 第二天清晨，鸡刚叫头遍，岸英就醒了。他随着二哥一起起床，扛起撅头出了窑洞，大哥已在等他们，三人说笑着上了荒山坡。 “今天的第一课就是——开荒。”大哥笑着说。 开荒的那把三角老撅，又大又沉，岸英还是头一次摆弄这玩艺儿。他把撅头高高举起来，双手虽用力还是握不紧，撅头落下来还跳了两下，震得手心和虎口发麻。不到半个小时，他那双细皮嫩肉握笔桿儿的手，已磨起了紫血泡。 大哥帮他用手帕把手缠起来，做了个握撅把的架势，教他说：“双手要紧紧握住把，撅头不要抡得太高，着地时才有力。手握不紧把，就要起血泡，这要有个过程，不能性急。”岸英在大哥手上摸了摸，那是一层又厚又硬的老茧，怪不得他用手扯荆棘一点也不怕扎。 三兄弟开荒，三把撅头就像三把犁，不一会就开出了一大片。 第二课是学赶毛驴下地送粪。说来也怪，连小毛驴也欺负洋学生。岸英喊着要他走，它愣着不动，还用眼睛瞪着你，向它扬扬鞭，它毫不在乎。你喊它停下，它反而撂开四蹄跑。岸英为了驯服小毛驴可动了不少脑筋，也闹了不少笑话。经过一番磨练，小毛驴终于乖乖听使唤了。 50多天过去了，岸英学会了开荒、送粪、点种、扶犁、耙地等。他勤学肯钻，不懂就问，还随身带个小本本，把老乡们种庄稼的经验、谚语都记下来，休息时翻阅熟记…… 岸英不但劳动肯干，吃得苦，生活上也很俭朴。他和农民同住窑洞，睡土坑。住户吃什么，他吃什么。他很喜欢吃小米干饭熬酸白菜、南瓜煮饭，窝窝头也能啃上三四个。 每天劳动之后，不管怎样劳累，晚上他总要认真读马列和毛泽东的着作，写读书笔记。有时晚上还教农民及孩子们识字，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因此，村里的大人、小孩儿都很喜欢他。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胡宗南也在部署进攻延安，形势越来越紧张。经毛泽东同意，村干部决定送岸英回延安去。当他离开吴家枣园时，村干部和男女老少同来送行，岸英恋恋不捨地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们。 岸英回到父亲身边，汇报了几个月的收穫。父亲打量着儿子黝黑结实的膀子，高兴地说：“好啊！白胖子成了黑胖子！” 从“劳动大学”回来以后，毛岸英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为了了解中国的昨天，增加对现实理解的深度，毛岸英订了个庞大的学习计划，系统地学习哲学、马列着作、中国歷史尤其是现代史、中共党史等。 毛岸英坚持做读书笔记，有问题就虚心向别人请教。夜晚在窑洞里请中宣部的同志给他讲歷史和疑难问题。 1946年11月，毛岸英随中宣部从延安撤到瓦窑堡一带，把自己的劳动和学习心得写信告诉父亲。毛泽东53岁生日那天，给儿子回了一封信。 岸英儿： 从“劳动大学”回来以后，毛岸英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为了了解中国的昨天，增加对现实理解的深度，毛岸英订了个庞大的学习计划，系统地学习哲学、马列着作、中国歷史尤其是现代史、中共党史等。 毛岸英坚持做读书笔记，有问题就虚心向别人请教。夜晚在窑洞里请中宣部的同志给他讲歷史和疑难问题。 1946年11月，毛岸英随中宣部从延安撤到瓦窑堡一带，把自己的劳动和学习心得写信告诉父亲。毛泽东53岁生日那天，给儿子回了一封信。 岸英儿： 来信两封收到。第二封信写得很好，这表示较之你初回国时不但文字有进步，思想品质更有进步。你的那些工作是好的，坚持读文章计划，很有必要，再读一年也是好的。 我身体比你走时更好些了，江青、李讷都如常。 祝你进步！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947年4月，为了让儿子更深人地接触农村，了解中国农民，毛泽东安排毛岸英到山西临县郝家坡参加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岸英根据在昊家枣园和乡亲们相处的经验：要和农民交朋友，必须多做实事少说空话。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不听你讲什么，而是看你做什么。岸英决定从访贫问苦起步。 他来到贫农高坤生的破窑洞，里面一片漆黑，大白天从外面走进去，什么也看不清。 “谁呀？”炕上有人出了声。 “是我，工作队的小曹。”小曹是岸英的化名，他边说边走进去，眼睛也慢慢能看到东西了，就一屁股坐到了炕沿上。 “啊呀，是曹同志，这怎么好呢？我这屋没水、没火的……”高坤生忙起身要下炕，被岸英一把按住。 “你别忙，我知道你脚上生了疮。”岸英仔细地看了高坤生红肿的脚，关切地说：“你别急，想办法找个医生给你看看。” 第402页 岸英伸手摸摸高坤生身子下面，冰凉冰凉的，一张破芦席，没有被子，只盖了一件破皮袄。岸英回身揭开了锅盖，锅里空空的，水缸里也没有一滴水。 “你吃饭了吗？”岸英关切地问。 “唉！”高坤生长嘆口气，为难地说，“我这脚没法走，连口水都喝不上。” 岸英心里十分难过。他没有再说什么，起身去给老高挑水、生火、煮小米粥…… 此后一个多月，老高看病、吃喝全由岸英和工作队同志照顾。对此，老高多次流下了热泪。岸英从中也悟出不少道理。 在这次土改工作中，毛岸英受到了锻鍊，获得了不少启发，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我在郝家坡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土改，对问题的认识比在吴家枣园更深一步。人活着，就要生活。生活的第一需要是衣食住行，这些东西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因此，人生的第一步就是生产劳动。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结成了一定的关系，决定着不同的物质利益，形成了不同的阶级和集团，……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好干部也会变坏……没有深人到下面的实际接触，在上面就是听一百个最好的报告，也没有这收穫大、感触深……这好比地不耕而撒上哪怕是最好的种子，亦是徒劳无功，一阵风就吹走了……” 这封信，表现了年方25岁的岸英对党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有了自己的见地，特别是“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的观点，难能可贵的是岸英已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光靠人的觉悟不行，成分本来很好，当了干部也会变坏，这已萌发了要依靠法治，而非人治的极端重要的思想。对照建国以来，关于党风的深刻教训，就可看出毛岸英的思想观点之可贵。 1947年全国土改会议后，解放区土改整党中，“左”的错误有蔓延的趋势。为了使党的政策全面走上正轨，毛泽东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名言。年青的岸英，对这一点很好地领会了。在张集划成分时，岸英从实际出发，既掌握政策，又注意团结。 周恩来在中央机关的一次会上指出：毛岸英同志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一些意见是正确的，很有学问，他攻读了不少马列着作，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1948年4月22日，西北野战军收復延安，毛岸英心情十分激动。正当他想去看望自己的父亲时，毛泽东却离开陕北，经过晋绥解放区进人晋察冀解放区。在转战途中，毛泽东仍不忘给长子捎去一个温馨的祝福： 岸英儿： 我们到了石家庄。岸青有信给你，是俄文，原文临行掉了，兹将译文附上。祝你工作顺利！ 你的父亲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这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了西柏坡。不久，毛岸英也来到那里和父亲相聚了。 1948年12月，根据党的安排，毛岸英进人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为党中央、毛泽东安全进人北平作准备。 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天，毛岸英就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的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首批进人北平。他们的任务是排除地雷、炸弹，保证水电、交通畅通，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安全进人北平。 3月24日晚上，毛岸英接到上级的紧急电话，告知第二天（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要进驻北平，进城后先在颐和园休息，并要在景福阁宴请各民主党派人士。电话命令他们火速赶到颐和园，排除各种危险因素，确保中央领导同志安全。 他们连夜赶到颐和园，忙活了整整一夜，到了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才把室内检查完毕。 1949年3月25日，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纪念的日子啊！警卫排的同志来报告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已经进人了北平，正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岸英听了又急又喜，室外还有大量的工作急待完成，光沿着围墙走一圈就有18公里，加上围墙外还有国民党军队留下的地堡、火力点…… 时间不到半天了！要把首长们的必经之地用扫雷器探扫一遍已不可能了，怎么办？参加这项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向毛岸英建议说：“我们分成5人一组，胳膊挽着胳膊，划分方向，顺着大大小小的道路走一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 毛岸英毫不犹豫地採纳了这个建议，他和4名战士把手挽在一起，向着可能潜藏的死神冲去。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消除各种可能的不安全因素，为党中央、毛泽东安全进人北平铺平了道路。 下午5时，中央领导人的车队驶人了颐和园的大门。岸英看见了爸爸、朱伯伯等人向欢迎的群众招手、微笑，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豪：他，毛泽东的儿子，一名普通的战士，和自己的战友们一起，用自己的生命和血肉之躯，为中央领导同志排除了不安全因素，为党中央进驻北平开闢了广阔的平安大道！ 就在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月，岸英和刘思齐结婚了。当时岸英已经26 岁，按照中国歷来的习惯，这已经属于晚婚之列。这其中，还有一段小小的曲折。据此也可见毛泽东对子女的要求是何等严格。 第403页 岸英和思齐在延安就认识了，是毛泽东为他们的相识、相知提供了机会。他们经过不断地了解和接触，1948年，在西柏坡订下了终身。热恋中的一对恋人，渴望着洞房花烛之夜。岸英和思齐也有些性急，二人双双来到毛泽东面前，提出早日完婚的打算。父亲喜欢他们，他们也以为父亲一定会答应。 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向他们泼了冷水。毛泽东问刘思齐：“你正在学习，还没毕业，现在结婚不怕影响吗？” 思齐说：“结婚后好好安排安排，不会影响我的学习。” “你还小，着什么急呀。反正我同意你们结婚，等一等好不好？” 毛岸英说：“好，听爸爸的。” 二人转身离去了。但是，不大一会儿，岸英又回到毛泽东的房间。 “我今年已26岁了，我想结婚以后，好专心致志学习和工作，这样，就不必在这方面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同意你们结婚呀？” “是的。” 毛泽东当时沖岸英发了一通脾气，他说：“按照解放区的法律，女方必须满18周岁，男方必须满20周岁。思齐还不满18周岁，你们必须守法，不能因为是毛泽东的儿子而有半点特殊。”最后表示坚决不同意他立即结婚。毛泽东的火气很盛，岸英也有点不够冷静。一转身，就气唿唿地走了出去。但是，过了不久，岸英就想通了。是呀，父亲的话，哪一点不在理呢？共产党自定的法律，岂能自己违反，失信于民，那会叫别人怎么看自己呢！过了几天，岸英向毛泽东做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1949年9月，思齐过了法定年龄。他俩在先徵得了思齐妈妈的同意后，再次徵求父亲的意见。 毛泽东这一次高兴地说：“我同意。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呀？” 岸英说：“我们商量了，越简单越好。我们都有随身的衣服，也有现成的被褥，不用花钱买东西。” 毛泽东非常高兴：“这是喜上加喜。还是应该艰苦朴素。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呀，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你跟思齐的妈妈说说，现在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她想请谁来都可以，来吃顿饭。” 岸英和思齐经过商量，写了一个参加吃饭人的名单，名单上有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谢觉哉等。 毛泽东看了看名单说：“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应该请总司令；请了谢老，还应该请王定国；还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有病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婚事简办，我完全贊同，就是要改一下旧习嘛。” 1949年10月15日，婚礼在中南海里举行。 婚礼简单而热烈。天下已定，夺得政权，刚刚举办了开国大典，岸英的婚礼又为中南海增添了新的喜悦。岸英穿的是为外宾当翻译时穿的工作服。思齐穿的上衣是灯心绒布做的，裤子是半新的，方口布鞋是新买的。晚上七八点钟时，宾客们陆续赶到并带来了小小的纪念品。大家欢聚在一起，非常高兴，并向毛泽东祝贺。毛泽东举杯走到思齐的妈妈张文秋的面前，对她说：“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为岸英和思齐的幸福，为你的健康干杯。” 张文秋说：“谢谢主席在百忙之中为孩子们的婚事操心。思齐年幼不大懂事，希望主席多批评指教。” 毛泽东拿出随身带来的一件黑色夹大衣，这是1945年他去重庆谈判时穿的。他风趣地笑着说：“我没有什么贵重礼品送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在场的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新中国成立了，按中国封建传统说法，岸英是“太子”，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没有半点优越感，只是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 岸英在延安上了劳动大学，又参加了土改，进城前后又学了军，他觉得现在缺少的是学工。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周恩来的支持。经组织批准，他进北京机器总厂当工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我现在和你们是同行了，我已经离开了中央机关，进工厂学习。临别时爸爸曾告诫我，让我永远记住我是农民的儿子。现在我进了工厂，要从一个普通工人做起，要从《技工理论》、《工艺数学》、《机械制图》 等基础知识学起，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习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和大公无私精神。如无特殊情况，我要在工厂学10年……” 不少亲友给岸英写信，或来北京找他，要求帮助安排工作，但岸英像父亲一样，对于违背党的原则的所谓人之常情，进行了批评和抵制。 他的舅父杨开智托人找他，要求安排工作。毛岸英回信说：“我非常替你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而尤其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復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你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 第404页 毛岸英在信中还写道： 反动派常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性，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人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引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牴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广大人民一方的，即使“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的机器中的一个极普通、极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我的父亲，他是这种做法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的，极不合理的…… 毛泽东从1927年离开韶山到现在，几十年没有回乡了，他很希望能回家看看，听听那浓郁的乡音，感受家乡的山水情。但因事繁忙，难以抽身，他希望岸英能回去看看，也能代表自己了却部分夙愿。 由于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的工作脱不开身，直到1950年5月才得以成行。岸英临走时，父亲很关切地嘱咐他：“你现在虽然也是干部了，但年纪轻，没有多少生活和社会经验，绝不能有架子和优越感。你回乡，一路上都要谦虚谨慎。你要代我去给你母亲扫墓，带点东西代我给老太太上寿，然后再到韶山老家。” 岸英从韶山回来后，毛泽东立即见了他。风尘僕僕的岸英一走进父亲的屋子，毛泽东就急急地问道：“家里人都还好吗？” 岸英喝了两大口水，然后向父亲汇报家乡之行。 岸英一路上都遵照父亲的嘱託行事，参加了乡里的欢迎会和情况调查会，转达了父亲对乡亲们的问候，认真听取了乡干部讲解关于韶山清匪反霸斗争的情况…… “你都看望了一些什么人？他们的情况怎么样？韶山的粮荒严重吗？”毛泽东焦急地提出一连串问题。 岸英从自己随身携带的小背包里，很小心地取出一个小纸包，递给了父亲。 “这是什么？”毛泽东接过纸包，边打开边问。 岸英有些沉重地说：“您看看吧，这是我从滴水洞下边的瑞和阿公家拿来的，是他们赖以活命的主食啊！” 那是岸英到韶山的第五天，他在九叔毛泽连的陪同下，来到农民毛瑞和家。那是一所十分破旧的草房，睡房与灶房连在一起，屋里潮湿黑暗，土墙上还有鼻涕虫蠕动。睡房一角用土砖支撑着一张木板床，毛瑞和老人躺在床上，不时发出虚弱的呻吟。毛泽连俯身到他耳边，告诉他毛泽东派大儿子来看他了。 听说毛主席派儿子来看他了，老人挣扎着想坐起来，但浑身没有力气。岸英忙凑过去，扶住老人说：“阿公，你就躺着吧，吃饭了没有？” 岸英这一问，引来了老人一声长嘆，好半天没出声。毕竟是乡里老人，讲究个理性脸面，便岔开了话题：“好伢子，今年多大了？润之先生真是有福哟！” 从谈话中得知，毛瑞和家已经断炊3天了。他的老伴只好出门要饭。岸英走近锅台一看，锅里煮的全是野菜，像猪食一样，一点粮食星都没有。岸英心里难过极了，好一阵说不出话来。他用手抓点野菜放进嘴里尝了尝，十分沉重地说：“这哪里是人的生活！”他又在锅里抓了一小把，用纸包了这个小包…… 毛泽东用手拨动着手里的野菜，默然不语。岸英抬头看了看父亲，只见他己是满眼泪光了。屋里的人都沉默着。 过了很久，毛泽东才低声地问：“你就这样走了？也没有为他们解决点什么问题？” “我安慰他们一阵，临走时留下5万元（旧币）钱给他家。”岸英回答着父亲。 毛泽东失望地说：“杯水车薪哟，不解决问题的，你就不能再多给一点？” “爸爸，这样的困难户何止一两家，我只得匀着点给。” “呵― ”毛泽东重重地嘆了一口气。 岸英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临走时又说了些什么，毛泽东似乎全然不知道，在他的心里和眼里，只有那一包黑煳煳的野菜。岸英的家乡之行，在他的人生里程上，又深深地打上了一个烙印。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唆使南韩李承晚集团，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又把第七舰队派往我国台湾。9月15日，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并不顾我国人民的二再替告，把战火引向我国边境，轰炸我丹东等地。 1950年10月，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血气方刚的岸英已经忍无可忍，他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反覆思考，决定暂时放弃学工的计划，放弃爸爸让他学自然科学的设想，再次穿上军装，奔赴前线，尽自己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义务。 第405页 他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毛泽东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久久没有开口。他能说什么呢？儿子是响应他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去尽一个普通公民的义务，他没有理由阻止。 毛泽东是领袖，也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一生中有过10个子女，现在活在人间的只有两儿两女，二儿子岸青又有病，在他内心深处，似乎把爱和希望都寄托在大儿子岸英身上了。当他的目光和岸英相对时，他心里明白，儿子决定的事，是无法改变的。 “好吧，我同意你参加志愿军。”毛泽东深情地注视着儿子，缓缓地说。 毛泽东便把长子交给了彭德怀，让彭老总带岸英到朝鲜战场去经受一番血与火的考验。 就要赴朝鲜战场了，毛岸英匆匆赶到医院和正因手术住院的爱妻思齐告别。分别在即，两人心里都有说不出的依恋。谁都没有料到，这竟是刚结婚一年的小夫妻的永别。 1950年10 月8日，岸英随同彭德怀司令员乘飞机离开北京，经渖阳到丹东，准备跨过鸭绿江。 10月19日黄昏，冷雨霏霏，细密如麻，浓云低低地压着大地。在迷濛的充满寒意的秋雨中，岸英搭乘志愿军组织部长任荣的座车，从长甸河口跨过鸭绿江，进人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10月27日晚上，彭总在大榆洞工棚志愿军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敌情和对策。人朝以来，作为彭德怀司令员的秘书和俄文翻译的岸英，简直是忙得不亦乐乎！因彭总是个歷来工作拼命、打起仗来更不要命的人。10月19日入朝的当晚，美第三军的3个师就占了平壤。20日，美军第187空降团便在肃川、顺川空降，企图切断自平壤北撤的朝鲜人民军的退路。我军按原计划已不可能到达预定防御地区。21日凌晨，毛泽东审时度势，连续3次电示志愿军司令部：放弃原定计划，改取从运动中歼敌的方针。 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第一仗关系甚大，毛泽东的电报频繁而具体。彭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敌人的动态，不断修改作战计划。岸英想方设法，竭尽全力，为司令员分优。他虽然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但看到彭总那种拼命精神，岸英的疲劳也无影无踪了。 这天下午，岸英奉命来到大榆洞。那是一条山沟，沟口上有很多岗哨，彭德怀司令员和金日成首相正在这里会面。彭总把我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告诉了金日成首相：“志愿军第一批人朝部队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约20余万人；第二批、第三批人朝部队正在调集，计划为24个师…… ”金日成对此十分感谢。中国出兵真是及时雨啊！作为朝鲜人民军的最高统帅，他当时手中能够调动的也只有3个师的兵力了。 10月24日，岸英跟随彭总来到大榆洞，与司令部汇合。洪学智副司令员、解沛然参谋长等已在这里布置好了一切。 10月26日，敌人继续分兵冒进，并猖狂向我国边境炮击。为分歼冒进之敌，彭总决定集中38军和40军两个师，以及42军的125师，首先重点攻击熙川之敌。 10月28日下午，彭总让岸英通知有关首长，继续研究作战情况。这时，又收到了毛主席的来电。彭总根据电报指示，又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与会同志一致同意彭总的最后决定。当晚我军按新的部署行动，激战至29日凌晨，歼敌4个营。29日下午包围敌l个师，围而不歼，吸引敌人来援。午夜，我118师向伪军第7团发起攻击，将其大部歼灭。 11月1日，我军向敌发起攻击，39军歼灭美、伪军各一部，击毁坦克、汽车70余辆；在云山以南堵住敌撤退的美骑兵第3师8团，将其歼灭；我115师343团，击溃美骑兵第1师5团，将团长击毙。当岸英将战报整理送彭总后，司令员才长长出了一口气。首战告捷，特别是我军以劣势装备歼灭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骑兵师两个团，狠狠地打击了美“王牌军”的气焰。 大榆洞小山沟一座看变压器的木板房，是彭总的作战办公室，岸英经常在这里值班。11月16日上午，彭总又在这里召开了研究第二次战役的准备情况。洪学智副司令和邓华副司令商量：我司令部进驻大榆洞后，曾遭到美机的几次轰炸。中央几次来电，要我们注意防空、注意安全。考虑到彭总和司令部人员的安全，决定在彭总住的那条沟的外面，挖一个防空洞，有紧急情况可进去隐蔽。 11月23日，毛主席派高岗从渖阳到了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第二天下午，4架敌机在大榆洞上空转了几圈，投弹轰炸两次，打坏了坡上的变电所。黄昏时又来了2架侦察机，转了两圈飞走了。 敌机不断出现，引起了岸英的怀疑。根据他近来的观察，凡是敌人侦察机第一天来侦察，第二天轰炸机肯定会来轰炸。彭总又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怎么办呢？岸英正在作难时，传来了司令部有关防空问题的三条决议。岸英有了尚方宝剑，就拿三条决议给彭总看：“ 1。全体干部、战士24号天亮前都要吃完早饭；2。天亮后驻地不得冒烟；3。所有人员全部疏散。”彭总看完三条规定后不在意地说：“我不怕美国飞机，也不会躲。”说完又低头去忙他的事。 岸英突然想到：彭总已安排24号上午研究作战方案，看现在这样子，如果他还坚持在他的作战办公室开会怎么办？岸英向有关首长汇报了自己的担心。首长们觉得这几天敌机活动频繁，为了确保彭总的安全，研究作战方案绝不能在彭总的作战办公室，要改到防空洞里开。谁去做这个工作呢？洪副司令出了个主意。 第406页 彭总有个习惯，就是爱看作战地图。在每一个战役前，他整天站在作战地图前思考问题，把一些重要地形、地貌、河流、道路、周围环境都牢记在心里。开会研究作战问题，更离不开地图。洪副司令说：“岸英，你在头天晚上，把彭总作战办公室的地图偷偷摘下来布置到防空洞里。他坚持到作战室开会，那里没有地图他就不得不换地点。” 第二天早晨5点钟，首长们吃完饭都先后进洞了，只有彭总没进去。洪副司令员来叫他，碰上他正在追问岸英是谁把他的作战地图拿走了？洪副司令员接过话头说： “你不是说今天研究作战方案嘛！” “是啊！” “所以吶，我让岸英拿走了。已经在防空洞里挂好了，就等你去开会了。” “什么！谁让你随便改会议地点的？”彭总火气上来了。 “老总，你别发火。这可不是我个人的决定，而是‘志司’（志愿军司令部的简称）党委决定的，你看过‘志司’的三条决定吧？你是否也该为其他同志的安全着想……” 彭总本来要发火，想了想被迫笑了：“你这个洪大个儿就是鬼点子多，什么为其他同志安全着想，其实… … ” “好啦，老总！大家都在等你。”他一边说一边推着彭总出了门，回头又小声对岸英说：“让瞥卫员把老总的铺盖捲起来，拿到洞里去。” 岸英跟彭总进洞后，想到彭总作战室抽斗内，彭总给中央报告的手稿以及他的一个笔记本没有带出来。他待会议开始后就悄悄抽身出洞，回到山下的作战办公室。人都疏散了，只有高瑞欣、徐亩元和成普在值班。 战办公室。人都疏散了，只有高瑞欣、徐亩元和成普在值班。 岸英刚回到彭总的作战办公室，敌机就来了，好几架连圈都没转，就直扑目标。凝固汽油弹爆炸后，高达华氏两千度的液体流，连岩石都被烧得通红，发出僻僻啪啪的爆裂声，何况人的血肉之躯呢！ 敌机刚刚离去，人们从防身的地方涌出来。木板房消失了，只剩下一堆灰烬。余温很高，站得老远依然灼人。 警卫排的战士们在灰烬中扒出两具遗体，身体已烧得蜷缩起来，只剩下骨头架子，使劲拉开来才辨认出还像个人形。有一具遗骨上有一块手錶的残骸，人们据此断定，这就是毛岸英。 从岸英参战到不幸牺牲，仅仅过了50天时间。这50天是他28年人生交响曲中永不消失的最强音。正如他的墓志铭所言― “毛岸英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的一代。” 彭总和“志司”的领导同志，都围着那两具烧焦的骨骸默默地致哀、流泪。彭总，这位身经百战的统帅，那晶莹的泪光，霎时就化成了復仇的火焰！当天下午，“志司”就把司令部挨炸和毛岸英牺牲的情况，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报告。彭总亲笔给毛主席拟了一封电报稿，以极其痛心和诚挚的感情检讨自己。周总理收到电报后，没有把岸英牺牲的事告诉毛主席。过了好长时间，才将彭德怀司令员亲拟的那封电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卧室的写字檯上。 主席勛鉴： 今晨，我“志司”司令部遭敌机轰炸，洪学智、毛岸英同我一起进防空洞后，岸英又回我作战办公室取东西我未察觉，致使敌人的汽油弹击中。主席的爱子，我们“志司”的好干部岸英同志，为了人民的事业光荣殉职…… 从看到这封电报起，毛泽东整整一天没有说一句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菸。桌子上的饭菜己经热了几回，还是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岸英是他最心爱的长子…… “岸英，岸英！”主席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 “主席，”秘书轻轻进来，凑近他的耳边说：“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安慰。也提出岸英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好儿子，要求把岸英葬在朝鲜。” 主席仰头望着天花板，强忍着心中的巨大悲痛，目光中流露出无限地眷恋深情。岸英人朝时，他因为工作忙未能送行，想不到这一去竟成了永别！儿子活着不能见，就让我见见遗体吧！他在心中闪现出这个念头。然而，这种想法很快就消失了。他像是自慰地自语着：“我的儿子死了，我这个父亲当然很悲痛。可是战争，总要死人的。在朝鲜战场上我们有多少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都是父母的儿女，哪一个父母能不悲痛呢？谁不想再见最后一面呢？岸英是我的儿子，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儿子，当然，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 秘书将电报记录本放到主席面前，在主席提笔签字的一瞬间，他下意识地踌躇一阵，难道岸英儿真的不在了吗？难道父子真的再也见不着面了吗？主席以口问心，目光黯然地转向窗外。秘书再也看不下去了，流着泪悄悄走了出去。 第二天清晨，秘书来到主席卧室，主席已经出去了，只见放在枕头边的电报记录本上，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在朝鲜桧昌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矗立着一块3尺高的大理石墓碑。墓碑的正面镌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几个大字；墓碑的背面刻着：“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沖，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长子，1950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第407页 “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第04章 丹心照汗青的——刘允斌 1938年7月，党组织把刘允斌接到延安与父亲刘少奇团聚。在这里，他如冲出笼子的鸟儿见到了高阔的蓝天一样，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比他早2个月到延安的妹妹刘爱琴。在这偏僻的山沟里，刘允斌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开始用共产主义思想的刀斧，来雕琢自己纯洁而无知的灵魂。 允斌和妹妹爱琴一同进了延安“鲁小”读书。他们每天到宝塔山下的延河滩上出操、上课。后来因敌机轰炸，学校几经转移，最后在安塞白家坪建校，学校更名为“保小”。一个学期的学习很快就过去了。1939年暑假，刘允斌兄妹又回到延安。一天，爸爸把他俩叫到身边和蔼地问：“你们谁知道苏联是什么地方？” 活泼的刘爱琴抢先说：“我知道，我知道，苏联是个国家。”喜欢思索、性格开朗的刘允斌接着说：“苏联是列宁创建的，就在咱们中国北边。在史达林领导下，苏联人民的光景过得很美。” 听着儿女们的回答，刘少奇满意地笑了，高兴地说：“对，史达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不受压迫、不受剥削，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咱们也要创建这样的国家，没有剥削、压迫的国家，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你们愿不愿意去苏联学习啊？” 原来，党中央决定送一批革命者的子女去苏联留学。党组织考虑到刘允斌兄妹的母亲是革命烈士，爸爸当时还过着单身生活，工作又很繁忙，无法照顾他们，就决定让这对小兄妹也去苏联。 对于爸爸提出的问题，小兄妹高兴地连声说道：“愿意，愿意！我们很愿意去。”过了三四天，刘允斌兄妹便和去苏联留学的孩子们一道启程了。 1939年11月，刘允斌兄妹来到莫斯科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在那里学习一个多学期之后，转到离莫斯科300 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进人由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办的第一国际儿童院读书。 这里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举目四望，周围是银妆素裹的山河和村野。这对于在中国温暖的南方长大的刘允斌来说，真是个不小的变化。然而，冬天的奇寒怎能扑灭他求学的热情？唿啸的北风又怎能动摇他登攀的决心？从以往辛酸的弃儿生活中炼就了不屈不挠性格的刘允斌，要在艰苦环境中磨鍊意志，将自己培养成一个坚强的人。 他在儿童院里学习刻苦，加上他性格宽厚，不计较小事，所以深得同学尊敬，他们一起愉快地生活，健康地成长，一切似乎都充满了灿烂的阳光。 不久，苏德战争爆发了。严酷的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空前灾难。城里的物资极度匾乏，人们节衣缩食支援前线。每人每天只供应几两黑面包充飢，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里，经常无木柴煤炭取暖。儿童院的孩子每天早餐只有半片面包，一碗玉米粥，午餐和晚餐是一片面包和几个蘸盐的土豆。生活变得异常艰苦，但这对刘允斌来说算得了什么！他学习的劲头不减，还积极踊跃地参加学校组织的开荒种菜、去森林伐木等活动，自觉地分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有一回为前线将士献血，有关部门决定不在国际儿童院徵集。刘允斌听到消息，就悄悄跑到医院，软缠硬磨，硬是献了血。由于他各方面表现突出，进校不久，就被推选为国际儿童院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并加人了共青团，成为团组织的负责人。 在学习上，刘允斌刻苦认真。他进国际儿童院时上5年级，由于成绩优异，8年级时跳了一级。1945年中学毕业时又获得金质奖章。在国际儿童院高中毕业以后，他想，祖国将来的发展离不开工业，而钢铁工业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他考人了莫斯科钢铁学院的冶炼专业。同年，他因品学兼优加人了苏联共产党。 在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苏联加紧自己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49年8月29日4时，在美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4年之后，苏联的第一颗代号为“铁克瓦”（俄语意为“南瓜” ）的原子弹爆炸成功。 刘允斌注意到苏联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立刻迫使美国对苏的强硬政策缓和下来，接连而来的是在国际关系中一系列因苏联也有了原子弹而发生的连锁反应。这个阶段，刘允斌经常陷人深深的思索之中。看来原子弹不仅能改变战争的结局，甚至可以影响人类的命运。原子弹既然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那反过来它同样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和平。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之所以一直受外国列强的欺侮凌辱，除政治腐败等原因之外，武器的落后也是个重要原因。如果近代中国的手中拿的不是大刀长矛，而是和外国列强同样的洋枪洋炮，那也不至于在外国人面前败得一塌煳涂吧。 刘允斌把自己的想法和同学、教师们谈了以后，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不久，他作出了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性决定：改学核专业，搞核研究。大学毕业以后，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钢铁学院转人莫斯科大学，成为一名核物理学的研究生。1955年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这是当时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中获得副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刘允斌毕业后，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约允斌到列宁山下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来一趟。一见面，张闻天就开门见山地问： 第408页 “你准备到哪里工作呢？” “导师让我到苏联核研究所去搞科研。”允斌坦诚地回答。 “你就留在中国驻苏联代表团工作吧，我们国家也要开始搞核研究工作，你在这里多接触些有关方面的人和事，对加速我们的核研究是有好处的。你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张闻天的话在允斌看来，既是父辈的期望，又是祖国的召唤，他无条件地点头答应了。 不久，张闻天回国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刘晓接任中国驻苏大使，刘允斌就留在中国驻苏联代表团工作。 事业向刘允斌敞开了成功的大门，爱情的温柔之手也触动了他年轻而热烈的心。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学习期间，允斌认识了本系一位名叫玛拉的苏联姑娘。在美丽的莫斯科，在那美妙如诗一般的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允斌的初恋之火，和苏联老红军的漂亮的女儿的爱情燃烧到了一起。 终于，这对火热的异国情侣在莫斯科结婚了。生活和谐而甜蜜，一切都是那么称心如意，夫妻之间的爱情犹如伏尔加河水那样清澈透明，小家庭好似莫斯科郊外的夏夜那样令人陶醉和留恋。爱妻不但升任为研究室主任，还给他生了一男一女。随着为儿女操劳家务、工作的不断增加，允斌和玛拉的爱情不但没有淡薄，反而更加深沉牢固了。 然而，这甜蜜的生活却并不长久。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彻底破裂。祖国、人民、妻子、儿女，这一切在允斌心灵深处爱的天平上，怎么也无法摆得均衡。 又是一个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小松林旁。“玛拉——”允斌轻声地但充满情意地叫着爱妻的名字，她紧紧地依偎在他的怀里。结婚数年了，夫妻好久没来这个令人留恋的地方了。到了这个初恋的地方，心中却是那样的优郁。 爱情是迷人的，家庭是温馨的，儿女是可爱的，但允斌无法陶醉于这些感情之中。允斌脑子里迴荡着几年前回国探亲时父亲说过的话：“你应该回国，祖国需要你。”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崇高的爱国之心，使他果断地作出抉择：“回祖国去，为新中国建设竭尽全力！” “我，我想告诉您，我要回国了……” “我知道，您是要抛弃我和孩子，是吗？”玛拉的声音颤抖着，继而变得愤怒起来：“您走，您走哇！我今后死也不想见到您……” “不，不！我是想和您商量，您和孩子咱们一块回中国去。”他用手把妻子搂得更紧，声音有点呜咽地说：“您不要说气话，难道说您还不了解我吗？为了您和孩子，我自己甘愿吃苦受罪；为了我们的家庭，我付出了多少您心中是有数的呀！” 丈夫的为人，妻子再清楚不过了。 “快别说了—— ”玛拉早已哭成了泪人儿。她抬起头来，替他抹去泪水，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静和温柔，说：“是我不对，说了不该说的话。事到如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小树林里十分寂静，远处传来了隐隐可闻的潺潺流水声。夫妻俩又陷人了沉默之中。他俩四目相望，都怀着恳求和期待。 “还是您和孩子跟我一起回中国吧，行吗？”允斌那乞求的声音里充满了坚定，这点只有妻子能感觉出来。 “好，我也只好这样答应了。但您知道，这样的大事我个人是作不了主的，必须去和父亲商量……” “是的，您必须首先要徵得父母的同意，至少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无奈的决定，必须求得他们的理解和帮助。”刘允斌紧握着妻子的双手说。 第二天，玛拉领着两个孩子，回家去做父母的工作。允斌怀着焦虑的心情，心神不安地等待着。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允斌度日如年似的眼巴巴等了三天，邮差急急忙忙地送给他一封挂号信。 “允斌，知道吗？一切都糟透了！我是用血和泪给您写这封信的。提起笔，想到您，看着即将失去父亲的两个孩子，我的心碎了、烂了……是那样的出乎我的意料，父亲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坚决不同意我的决定。还有那位区党委书记，他竟以党性和背叛祖国的字眼来要挟，我动摇了……是呵，我们终究是各自国家各自党的人，您不是也常对我讲，能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我毁了您的生活，我们俩都不该进人这个特殊的爱情禁区，我们只能分手了……孩子还小，他们离不开妈妈，就让他们留在苏联吧！不过，他们永远是您的亲骨肉，我会精心照料和培育他们的。还有，看着这些孩子，我也会常想到您。这样，我也许可以在痛苦、烦恼中求得一丝安慰……” 允斌一字一泪、一字一血地读完这封信，他还能说什么呢？是啊，祖国、党，那是多么神圣和伟大的字眼儿。在她的抉择中，家庭、爱人怎么能和祖国、党，相提并论呢？无疑，玛拉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 这对年轻的夫妻，这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离散了，就这样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各自扼杀了自己的真挚爱情。他们就这样办了离婚手续。 在允斌离开莫斯科的那天早晨，他来到红场中央，向列宁、史达林墓地深深鞠了三个躬。当他转身离去时，又依恋地望了望克里姆林宫的时钟和红旗，以及那一座座高大的建筑。勐然间，在一座石雕旁，允斌的目光一下子停住了，心顿时剧烈地跳动起来。 第409页 远处，玛拉和孩子们默默地站在那里，他们的脸上流淌着泪水。看得出由于强烈地感情克制，玛拉的下唇上已咬出一道深深的血痕。 “玛拉……我的孩子……”允斌再也忍不住了，他扔下手里的行李，发疯般地扑向自己的亲人。 与此同时，两个孩子也哭喊着扑了过来，父子三人抱在了一起，哭成了一片…… 再见吧，伏尔加河！再见吧，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1957年10月的一天，允斌背着简单的行装，在玛拉的抽泣声和一双儿女撕心揪肺的哭叫声中，毅然踏上了回国的征途。在北京机场上，一架银灰色的大型中国客机徐徐降落了。一个32岁的青年人疾步走下飞机，和几个迎接他的人握手寒暄了几句就穿过机场大厅，进了停车场上的伏尔加轿车，直奔北京城，驶人了中南海。 中南海一栋平房的门口，站立着一个清瘦挺拔的人，他就是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 轿车停住了。人未下车已传出一声“爸爸”的亲切唿唤。呵！多少年没听见过这带有俄语尾音的唿唤了。刘少奇望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儿子，喜不自禁。 “允斌，你终于回来了！”他宽大的手轻轻抚着儿子的肩膀，心中感慨万千。刘允斌中等个子，脸部线条分明，像他父亲一样挺阔的鼻樑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目光柔和清澈，说话不紧不慢。 “允斌”，刘少奇指着周围的几个青年男女问： “你认得这几个弟弟妹妹么？” “认得，认得！在机场上爱琴都给我介绍过了。” 刘爱琴高兴地用俄语和哥哥说了一句：“都是一家人，不见面也认得么。” 王光美开玩笑说：“可要说中国话哟！”大家都笑了。 刘允斌回到北京后，他一连几天参观了故宫、长城、颐和园等名胜古蹟。他在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废墟旁徘徊了一个下午。近百年过去了，圆明园这几根残柱却仍然不肯倒下，它是在祈祷，在控诉，还是在沉思，在呻吟呢？他感到压抑得很。 他回到中南海父亲的那间书房，翻开了所有能找到的中国近代史，他读到的都是割地、赔款、乞和…… 他又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歷史和有关材料，了解到了1950年美国轮船“加利福尼亚金熊号”，有意撞沉我“新安号”货轮，酿成了70 人死亡的惨案；读到了美国飞机1950年至1954年多次侵人我领空，击落我巡逻飞机、扫射我人民的报导；读到了1955年8月刘宁一率我国代表团，被日本阻止不能如期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我国还递交一张3万元人民币的支票作为对大会捐助）的消息；读到了毛泽东主席“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原子弹”的感嘆；读到了……他读不下去了。 “我要立刻工作，一分钟也不能等了！”他对父亲说。 几天之后，在距离北京50公里的某县一个中国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研究院401所里，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每天沿着宿舍一研究室一食堂这个三角形的三条边匆匆而行，急如流星。人们常常见他在食堂一顿就买够一天的饭，然后就钻进研究室不再出来。他不再像在苏联上学时下围棋、打桌球；渐渐他的皮鞋不亮了，头髮不光了，衣服也不整了，烟却越抽越多了。不久，他在热核材料研究方面以突出的贡献而被授予副研究员职称。这种高级职称，在他这个年龄，无论在当时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都是屈指可数的。 有些人见他才三十出头，却终日埋头于研究所，节假日也不外出，以为他是光棍汉，要为他介绍对象。一打听，原来此人乃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长子，众人惊嘆：“主席之子尚能如此刻苦，难得！难得！”于是有更多的人关心他的生活和健康，为其牵红线搭鹊桥的人就更多了。也有一些姑娘主动接近他、关心他，倾吐爱慕之情，都被他好言谢绝了。在周围同志的关怀下，他更加努力刻苦地工作，也更加沉默寡言了。 他对莫斯科还是有感情的。他毕竟自少年时代起就生活在那里，那里有他的同学、同事、老师、朋友以及他的爱情。 他爱他的妻子和孩子，爱那座美丽的培养了他的城市和人民。他知道，那里的工作生活等条件要比自己贫穷的祖国好得多。在那里他可能会在专业上做出非常突出的成绩来。苏方对他的才华也颇为赏识，为挽留他在苏联工作，苏共几位高级领导人曾先后找他谈话，并许其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一位苏联高级领导人邀请他到家中作客，席间此领导人说：“就留在这里工作吧，你虽是中国血统，但你毕竟是苏联培养起来的，并且你的妻子也是苏联人，也有了孩子。回去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两国虽有些理论之争，但并不影响你在这里搞科学研究嘛。” 刘允斌说：“我始终把苏联当做我的第二故乡，我在祖国生活了13年多，而在这里却生活了18个年头，相比之下，我对这里比对我的祖国要熟悉得多。但是，我又不能不回去，因为我那贫困的祖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这大概就像您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这种感情相信您是会理解的。” 第410页 “子不嫌母丑”，许许多多当年和刘允斌一样选择的人们，不也正是如此吗？新中国初创的核事业在艰难之中拓展着。陈毅外长曾专程到原子能研究院，他紧紧握着研究院副院长王涂昌教授的手说：“要快！要快！你们打响了，我在外面说话才响亮。我的腰杆硬不硬，全靠你们了！”外长之言包含着多少难言的痛楚和焦急的企盼啊！新生的共和国，不仅一些外国列强敢于蔑视，就连印度都敢在1962年向她发动进攻。为了反对核武器，早在1952年2月，全国四亿五千万儿女就搞过签名运动。是的，新生的共和国没有原子弹就要受人欺辱。 为了不受人欺辱，新中国在成立后的第一年5月，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吴有训、钱三强分别任正副所长；1955年7月，成立“原子能中央领导小组”； 1956年中共“八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的报告中都提出要加快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 1957年，原子能研究所研制成功第一台能量为2。5兆电子伏特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迴旋式加速器开始运转。新中国的核工业开始起步了。 但是，1959年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拒绝向我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老大哥开始对这个不怎么驯服的弟弟釜底抽薪了。怎么办？中国的核工业面临着挑战，中国的尊严面临着挑战。周恩来总理指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中央决定：核研究院所与生产厂家结合，实行“厂所（院）合一”的方针，一定要用最快的时间把原子弹拿出来，为自己争口气。 1961年，原子能研究院一院部分科研人员调人中国西部的包头核燃料元件生产厂，成立设计处；原子能401所元件工艺室全部并人该厂，成立第二研究室。后来，刘允斌又受命调人中国西部的202厂去组建第三研究室，负责热核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 受命之日，他对领导说：“我服从组织决定。” “暂去两年，户口在京不动。”这是组织的意见。 “不，我最好也在那里安家落户吧，这样更有利于工作。”允斌诚恳地说。202厂位于横亘在中国西北部某高原的巨大山脉之中，一条僻静的公路伸向这里。1 % 2 年隆冬，公路上一辆奔驰的吉普车里，坐着年轻的刘允斌副研究员。 “这里还真有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味。”他对坐在身边来接他的202厂党委书记张诚说。 “不要看这里荒凉，却还是个歷史悠久的古蹟哩。” 据有关文字记载，这个地方的歷史可推溯到战国时代。遥遥千年古史，早已灰飞烟灭，但古长城的遗址至今仍清晰可辨。 公元1962年的中国，已绝非能用万里长城抵御外族的进犯了。要捍卫祖国的安宁，就必须建造新的核长城，这就是现实。 202厂是中国第一个核燃料元件厂，它的保密性极强，凡是进人这个厂的人员均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和保密宣誓，甚至职工恋爱也需要经上级部门批准方可。它对外称30号甲，对内称408厂。厂区周围数十公里以内进行一般控制，5公里以内进行重点控制，除铁丝网外，墙上还有电网封锁，颇有些当年美国在阿拉莫斯峡谷之中搞的“曼哈顿工程区”一样。 刘允斌来到这里后，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他立即和其他负责人投人了研究组织工作。不久，他新婚的妻子李妙秀也来该厂工作。研究室的工作开始步人正轨了！ 在关于41＃工程的问题上，刘允斌和汪德熙教授等人研究，认为计划方案有重新修改的必要，于是提出了新的科研方案，解决了锉汞齐在串连组中的分解、交换塔的化工、传质及连接运转等问题。 允斌终日忙碌，头髮蓬乱，不修边幅。一双磨掉了毛的翻毛皮鞋在脚上似乎捨不得脱下来，一年不分春夏秋冬，他总是穿着工作服。 允斌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起来就完全忘记了一切。他很少有时间轻松一下，但一玩起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春节联欢舞会上，他的华尔兹跳得如行云流水，飘逸潇洒。他演唱的《伏尔加船夫曲》和《三套车》 ，雄浑洪亮，情感真挚。在日常生活中他随便自然，没有一点专家和高干子弟的架子。除有要事外，他很少坐车到厂区上班，而是和普通职工一样，每日背个黑书包，里面塞上饭盒匆匆步行到厂区。有些新进厂的工人听说他是刘少奇的儿子，都不相信。 是的，他就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他不像电影和小说中描写的衣冠楚楚的风流洒脱的专家学者，更不像趾高气扬藐视众生的龙种贵宵。他实在普通得与一般的技术人员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在衣帽打扮上还不如一般的技术人员。新春佳节，他经常把住单身宿舍的科研人员和老工人请到家中做客，交流思想，促进感情。平时他抽菸极凶，且多为“海河”、“瑞金”等中低档香菸，每当抽菸必唿周围的“菸民”：“来来来，发烟啦！来者有份，抢不到者自认命苦哟！”一盒烟掏出来，瞬时间就剩空盒了。 允斌在生活上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但在工作上却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科研攻关时，他在研究室里常常是一呆就是十天半个月。饿了到食堂打些饭，困了盖件大衣在办公室躺一会儿。他妻子生孩子时，科研任务正紧张，他匆匆地跑到商店给妻子买了一大堆营养品，拜託了护理人员，就匆匆地赶回厂里。 第411页 是薄情吗？不！允斌是个外表冷漠、内心火热、感情丰富、极端珍惜感情的人。了解他的人说：他是世界上最了解感情、最懂得感情、最珍惜感情的那一类人。但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他要挑着这副担子往前走，就不能不失去许多其他宝贵的东西，他别无选择——为了中国人不再受欺辱，为了中国的核工业能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共中央对核燃料元件厂极为重视，原子弹、氢弹能否成功爆炸是离不开核燃料元件的。为此，1959年2月，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将军来厂视察；1960年2月，二机部部长刘杰来厂视察；11月，聂荣臻元帅来厂视察：1961年，张爱萍将军、刘西尧副部长来厂视察；陈毅元帅接见该厂领导及科研人员；1 963年，邓小平、彭真、乌兰夫等中央领导人来厂视察。足见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和重视。 1964年10月16日15时。歷史将永远记下这个时刻：中国第一颗代号为“596”的原子弹的蘑菇云，在中国西部大戈壁上冉冉升起。它那炽烈的火焰，比太阳还要明亮一万倍，它那巨大的爆炸声惊天动地，强烈的冲击波撼动着整个世界。 刘允斌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爆炸了，终于爆炸了！有人说我们再过1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看看吧，仔细看看中国西部大戈壁上沖天而起的是什么？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上，用激动得略带些颤抖的手举起了酒杯，他朗声向外宾宣布：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是的，这不仅仅是一颗原子弹，这更是一个大国的尊严！ 翌日，周恩来总理自豪地致电各国首脑，转达中国政府关于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使用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 这才是建议，这才是真正平等意义上的建议，这才是理直气壮的建议。人们大概不会忘记：1955年中国代表团在日本参加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广岛会议，被拒之门外所蒙受的耻辱。其实，平等和尊严，不是靠请求和抗议得来的，而是在实力相当的基础上赢得的。中国在原子弹爆炸、蘑菇云升腾中赢得了这种平等和尊重，赢得了禁止使用和销毁核武器的真正发言权。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 邱吉尔曾对核武器说过这样引人深思的话：“这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这就是互相威慑下的和平与稳定。”此话不无道理，翻开共和｛国建立后的歷史看，自1964年10月中国有了核武器后，祖国的领土、领海、领空的确安宁了许多。 1966年，“文革”开始了，国家被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也被搞乱了。 “文革”初期，刘允斌和妻子与其他的领导干部一样被赶下去劳动。他不知这是为什么，但他诚心诚意地去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他想：自己曾长期读书并多年生活在一个已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国家，也许身上真的沾染了许多意想不到需要改造更新的东西。 允斌回国近10年来，已充分领略到了“群众运动”的威力，他看到了有人因不相信土高炉里能炼出优质钢铁而栽了跟斗；有人因不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被送进了“学习班”；也有相当级别的中央领导人因不贊成某些人的观点而被罢了官。 但他转念想，也许这场运动真的是为了革命大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他努力使自己转弯子；他打扫卫生时清理到每一个角落，每个垃圾点，一下一下认真地扫，一锹一锹认真地铲；挖沟时，别人都休息了，他仍大汗淋漓地不停地干；搬砖时，手磨破了用布包好继续干…… 允斌越来越消瘦，烟也越抽越凶了。在工地上他拼命地干活，直到累倒为止。他自身难保，仍关心别人。一个监督他们劳动的工人，天冷了还穿着单鞋他悄悄地从家里拿来一双新棉鞋送给那个工人。但他渐渐地发现，周围的人都越来越疏远自己，都不敢和自己接近了。工休时，他时常独自躲到人群的一边然后找个僻静处蜷曲着身子躺下，用工作服盖住脸躲避着众人，有时默默地仰望着天空发呆。 劳动一天回到家里，看到憔悴疲惫的妻子时，心里总要涌出一种不可名状的痛苦和仿徨。他相信这一切都是误会，总有一天会过去的。人们之秘这样对待他，是还没有完全了解他，误会一定会解除。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思心天可鑑！ 但形势的发展远非如他所想。虽然周恩来一再指示“02厂是国家的保密单位，绝不能乱一定要稳定，并要部分造反组织的头头赴京向他汇报情况。但在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疯狂的政治动乱之中，202厂这块孤岛也不可避免地被“文革”的洪水湮没了。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组织山头林立，争风吃醋，撕打得不可开交。 随着运动的发展，“四人帮”利用各种报刊陆续登出了诬衊攻击刘少奇的文章，称他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的倒台立刻牵涉到长子刘允斌，造反派对他开始了残酷的批斗和摧残。他们给他挂上“刘少奇的黑孝子”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苏修特务”等大牌子，戴上高帽批斗。他对这场污辱人格、人整人、 人害人的运动感到不理解。 面对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批斗和质问，刘允斌只能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吞他既不能辩解，也不想辩解。他知道，这种时候没有理可讲，也不需要讲。辱骂、吐沫、 体罚终日围绕着他。他明白，他的父亲和继母在北京比他现在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更艰难？ 他的弟妹也会受到和他同样的遭遇。他对这种老子得志封妻荫子、老子倒霉株连九族的做法无比痛恨。 第412页 一天，刘允斌迈着踉跄的脚步回到家里。他的妻子，这个也曾留苏的办公室 主任望着她丈夫的满脸伤痕和浑身污迹而失声痛！她也不理：为什么有人要如此摧残他？ “允斌，你……”她为丈夫擦着伤痕并感到无限痛苦。 “妙秀，我让你受牵连了，真对不起你。”他使劲挤出一丝苦笑后又说，“不要难过，你还记得普希金那首诗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伤心，也不要抑郁。……相信吧，那光明的日子就会到来’。” “是的，那光明的日子就会到来。”妻子硬咽地说。 允斌望着与自己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沉郁的心中感到透进了一丝阳光。 不久，造反派感觉在厂里批斗刘允斌不够劲，于是就把他推上汽车，挂上牌子，穿过荒野，如囚犯似地押解到十几公里外的市区去游斗。虽然有人暗自感嘆伤心，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他申辩一句。 面对这种现实，刘允斌的心碎了。他不知道那个俄国诗人，那句曾预言“光明的日子就会到来”的话是否是在骗人？而自己却被无情的现实投入黑暗！“光明”何时才能从黑暗和阴谋中浮现出来呢？允斌被押解到市区火葬场旁边的河槽里挖沙子，他走近焚尸炉旁仔细地看着：一具具尸体在炉膛里燃烧，消失，化为几缕轻烟，剩下的只有一把骨灰。“完了，这样也就了却了一生。”他喃喃地自语…… 1967年11月21日，是个风雪之夜。 允斌拖着备受摧残的身子回到家中，妻子仍然未睡，她在盼着他的归来。她终日看着人们摧残凌辱丈夫而无能为力，她时常痛苦得肝肠欲断、心如刀绞。她只能默默地流泪，默默地祝福丈夫能快些解脱这地狱般的折磨。“文革”以来，几个过去真正和刘允斌关系不错的人都被关押、批判，有些从前经常登门的人这时也躲得远远的，有些好心人也只能在暗地里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同情。在他们夫妇患难的日子里，只有自他们从北京来这里后就始终伴着他们的保姆王奶奶和王爷爷。老俩口没什么文化，曾在山东淄博的农村生活了大半辈子。他们说，我们不怕什么。有些人来找他们调查刘允斌家的黑材料，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孩子做饭的。”后来，造反派说：“走资派还有什么保姆，还要剥削贫下中农？你们不要给他家干。”老俩口被赶回在这个厂工作的儿子家去了。但他们把刘允斌夫妇的两个小男孩也带回了家里。难得的人间真情，难得的勇敢无畏！李妙秀对孩子们说：“要记住王奶奶王爷爷的恩情！” 夜深了，刘允斌和衣躺在床上。他想：他活在这个世上42年以来，感到既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党，惟一对不起的就是跟自己受了这么多罪的妻子，他希望妻子能把两个孩子拉扯大，自己死而无憾…… 这天晚上他的话格外多，妻子以为他不过是因为过分痛苦而自我吐露和宣洩。 窗外的风雪越来越大。他安慰妻子睡着了，自己静静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忽然，他感觉到窗外的夜比白昼还亮，亮得刺人眼，天空和大地都迸射出一种阴森的白光，犹如无数把鬼头刀在晃动，无数个白盔白甲的小鬼挥舞着千万条白丝带在狂舞奔走… … 还有叫声，那刺耳的悽厉的尖叫犹如无数条受伤的荒原野狼在狂嚎…… 他轻轻地拉开窗帘，啊，高原上的暴风雪来了！山摇地动，风狂雪勐。大山在剧烈地断裂、倾斜…… 他慢慢地捂住了脸：“啊，这就是人间！是那个没有太阳的人间哦！”他想如不能工作，如没有人的尊严，如看不到光明的前途，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难道就这样屈辱地、非人地活下去吗？他又看见了莫斯科的森林，又回想起了临回国时和同学们的对话：“你回去后会后悔的。”“我将九死而不悔！”…… 如今呢？他说不清楚。只感到自己的心彻底碎了，泪一直在流淌。作为一个核科技工作者，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已爆炸成功，自己死而无憾了。 他偷偷起了床，该给跟自己受了这么多年折磨的妻子留下些什么呢？望着正在酣睡的妻子，他的泪水又一次潜然而下。他把手錶和钢笔轻轻地放在写字檯上，然后慢慢地推开了家门。 允斌走下楼梯，顶着风雪踌姗地走到保姆家的门前。他举起了手要敲门，但转念一想，怎能深更半夜去打搅人家呢？何况敲门以后又该说些什么呢？他的手在大门上抚摸着，终于停了下来：理解爸爸吧，我的好儿子！我爱你们，爱你们呀！爸爸不能保护你们、抚养你们了，不能给你们洗脸、洗脚、讲故事了。以后你们要多听妈妈的话，多听王爷爷、王奶奶的话。你们和妈妈都跟着我受罪，你们来到这个世界就受人歧视、遭人欺辱……爸爸没有能力把你们从这种处境中拉出来，爸爸只有以死来抗争了！理解爸爸吧，爸爸是无罪的！ 允斌在保姆家门前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而后转身向北面的荒野走去。大雪覆盖了整个荒野，一簇簇枯黄的沙篙早被大雪掩盖起来，连个枝梢都不见了。一条铁路从荒原上自东而西穿过。 第413页 他看见铁路基下那个圆形桥洞。每到春天，当荒野各处还是无涯的枯黄时，桥下小溪两岸已开满五颜六色的野花。他在节假日里常常带两个孩子到这里採摘野花。他下意识地向桥沿走去，他的脚步突然停住了，他听见唿唤声，勐转头来，惊讶地发现两个儿子跌跌撞撞地冒着风雪连跑带爬地向他奔来，单薄的衣服连扣子也没系。维维拉着东东的手，两个人的外衣在狂风中像黑色的旗子一样被吹起来。 “爸爸！爸爸！爸爸……” “啊，我的孩子！”他欲跑过去拥抱孩子。但一挪脚，什么都不见了。眼前只有风雪，风雪。他的眼睛在眼镜后模煳了…… 此刻，他的妻子醒了，她发现丈夫不在家。不好！她立刻跑到保姆家叫上王大爷四处寻找。可是……到天亮，人们在居住区北面的铁路上发现了他的尸体。铁路下面是两个圆形桥洞，洞里有近一盒零乱的“海河”牌香菸的菸蒂。 车轮把他的颈部辗断了，他的半个头颅被撞碎，鲜血浸红了周围厚厚的积雪，场面惨不忍睹。一位年仅42岁的核专家，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而造反派又在他诸多的罪名之外加上一项“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 刘允斌死去11年后的一天，他的遗像挂在了202厂俱乐部舞台的黑色幕布上，他肃然地望着前来参加平反及追悼会的人们。为他奏起的哀乐如泣如诉，如11年前那个夜晚漫天的大风雪。人们的头都低下了。此刻，他的妻子正站在不远的地方，站在凄凉的花圈和那个黑色幕布上的人像面前。她泪流满面，硬塞呜咽。 追悼会两年后，刘允斌的妻子李妙秀带着一双儿女，离开了那块给予她永生难忘的欢欣与痛苦的高原土地，回到了北京。 20多年过去了，风依然刮，雪依然下，大山依然沉默。难道那位年轻的核专家刘允斌，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悄无声息地去了吗？他像一束火星，一缕轻烟？ 第05章 帅府平民女——朱敏 朱敏，是中国十大元帅排行第一的朱德的独生女儿；是一位怀着平常心、做平常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一生的帅府平民女。 一向安于平淡生活的朱敏，迎来了1995年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纪念日。俄罗斯政府也在这个纪念日，向当年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老战士颁发了由总统叶尔钦亲笔签名的纪念奖章，以奖励那些在“二战”时期做出贡献的英雄们。中国有18人被授予纪念奖章，其中15枚是颁发给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境内和苏军并肩作战的中国将士。还有3枚，一枚授予当年国际儿童院女生队长李特特（李富春、蔡畅之女），她在苏联4年卫国战争时期，获得过“马克希姆机关枪手”的证书；另一枚授予中国在苏联的战地记者；再一枚就是授予这位帅府平民女朱敏，以表彰她在卫国战争时期不畏强暴，严守身世，顽强地在集中营中活了下来，最终回到莫斯科的动人事迹。 朱敏将这枚奖章和她当年含在舌头底下，躲过法西斯检查，带进集中营的列宁纪念章一起，摆放在她的书桌上。尽管这两枚纪念章相隔了50多年，但共同记载着她那段终生难忘的艰苦奋斗的岁月。 朱敏从德国集中营回到苏联后，又进人国际儿童院学习。 1950年夏天，朱敏迎来大学第一个暑假，她第一次要回国度假了。离别父亲10年的朱敏，胸佩“列宁师范学院”校徽，第一次回国，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走进中南海的家。这是她24岁生命中，经歷了战争、死亡、地狱般的生活，经过7 天7夜火车上的巅簸后，第二次和父亲团聚。 当她站在父亲的客厅里，四下打量着这陌生环境时，康克清从里屋走了出来。她一看到朱敏，急忙走上去紧紧拉住她的手，一声“朱敏”尚未喊出声，眼眶里已是泪光闪闪。 朱敏扑到妈妈怀里，硬咽地说：“妈妈，我回来了，回家了！”说到“家”字时喉咙里迸出酸涩的滋味…… 朱德开会回来，父女俩拥抱在一起。朱敏用泪眼瞅着父亲，10年了，父亲没变，还是那样朴实、健康，双目中充满了慈爱和喜悦。 在这短短的相聚中，朱德非常关心女儿在国外的生活和学习。8月23日，他专门给女儿题词：“虚心学习理论，更要求与实践相联繫。”当时，朱敏由于长期在国外生活，中文程度很差，读中文文章仍有困难，于是父亲就戴上老花镜，让女儿坐在身边，他用手一行一行地指着，教女儿一句一句地读《新民主主义论》 和《论人民民主专政》 等着作，并边读边解释。父亲在百忙中还请老中医来为女儿治病……两个月的假期转眼就过去了。 当朱敏再回到莫斯科时，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比过去好多了。这时，爱神也光临到她荒漠多年的情怀中。 1952年，康克清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后路经莫斯科。当妈妈的自然非常关心女儿的婚事，当然这其中也有爸爸交给妈妈的“任务”。 朱敏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名叫刘铮夺的翻译相爱了，朱德和天下的家长一样，既高兴又放心不下，就让康克清亲自去摸一下情况。 刘铮出身于平民之家，而同朱德元帅的“千金”谈恋爱，在大使馆自然引起了轰动。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传统，在中国人聚集的大使馆里还是有土壤的。当朱敏听到一些传说后非常生气：婚姻恋爱是我们俩人的事，谁也别想让我回头！我认定了刘铮，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我们相爱的脚步！ 第414页 康克清了解这些情况后，就与大使馆商量能否见见这位未来的女婿？大使馆以给康克清送文件的名义，安排刘铮与康克清相见。刘铮并不知道康克清是在相女婿，但他们通过见面、交谈，被丈母娘相中了。 当康克清将了解的情况告诉朱德后，朱老总特别尊重女儿的选择，给予她“当家做主”的最大权利，使得在别人眼里门第悬殊的婚姻有了美满的结局。 1952年底，朱敏和刘铮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结婚时，朱老总和康克清只是发电祝贺，其余一切均由小两口自行处理，不加干涉。朱德充满深情地写信对女儿、女婿说：“你们独立生活了，今后在经济上我不再帮助你们了。但是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着作，我还是给你们买。”送给女婿的礼物就是刚刚出版的一套《毛泽东选集》三卷精装本。 1953年，朱敏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快要毕业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也要出生了。朱德给她写信说：“毕业后就马上回国，让孩子在北京出生，你的工作也落实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朱敏很高兴，当老师是她的终生志愿。她听从了父亲的意见，毕业典礼一结束，就匆匆返回祖国，让她的孩子一出世就唿吸到祖国的空气。 朱敏听从父亲的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当了一名俄语教师。孩子也顺利地出世了。朱敏想，有了孩子，父亲自然会让她和孩子住在一起。没想到产假一结束，父亲不但催她去上班，还把孩子抱到他和妈妈的主房间里，让她搬到学校职工集体宿舍里去住。 朱德把外孙留下，却把亲生女儿“赶走”的做法，着实让女儿有些不满和伤心。然而，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父亲说：“你住在我这里，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只会使你脱离群众，滋长优越感。你长大了，不能靠父母过日子，要自力更生，学会独立生活，要能吃苦。” 父亲的做法开始让朱敏不理解，但父亲在严厉中充满了慈爱。父亲对她说：“我们现在都在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互相帮助，你去上班工作，孩子就放在我这里，我替你安排好，你不要惦记。”末了，又反覆叮唿：“一定要专心工作，不能为孩子分心。” 朱敏初当母亲，有时便抽空悄悄跑回来看看孩子。朱德知道后总要批评她不听话、不安心工作，朱敏只得按父亲的要求，一心一意全身心地投人工作，节假日才回去看望二老和孩子。 当时，虽然朱敏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了孩子，但学校的新职工宿舍楼还没盖起来，她只能在学校的职工集体宿舍住，这一住就是4年。 1954年的秋天，新中国成立5周年的国庆节。朱敏想，父亲一定会带她上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活动的。以前她两次从莫斯科回国度假时，父亲曾经带她去过天安门城楼。她左等右等，父亲没有一点带她去的意思。她实在忍不住了，就直接向父亲提了出来，哪知父亲没有同意。可她不死心，为了达到目的，还哭出了眼泪。 一向和气的父亲这时不仅没有心软，而且很生气地问她：“朱敏，难道你真这么不懂事？” 父亲的话伤了朱敏的自尊心，就争辩说：“我们在莫斯科时，每年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史达林都邀请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上红场观礼台，我在中国倒不能参加自己的国庆节！还不如史达林……” “你住口！”朱敏第一次看到一向和蔼可亲的父亲和她发了脾气，她开始后悔…… “史达林请你，是因为你是我朱德的女儿，是苏联的客人，那是出于外交礼节，出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尊重。可现在你是在中国，不是客人，如果要参加国庆活动，你可以和你们学校的同事一起，去天安门广场，和那里的群众一起联欢。天安门城楼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地方，不是你该去的地方！以前因为你是孩子，是个久居外国的孩子，可你现在是大人了，是学生的老师，必须要严格要求才对。” 朱德从天安门城楼回来后，看到朱敏仍不太开心，就耐心开导说：“父亲也想了，早上对你的态度是严厉了些，你可能觉得委屈。不过，你想过没有，其他普通人家的孩子能去天安门城楼吗？因为父亲的关系你可以和其他普通人不一样，结果会怎样呢？只会增添你的特权思想。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不是封建王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时代。你要记住一点，你是一个普通的人，和所有人一样要自食其力！爹爹讲的道理，你能明白吗？” 朱德这番话让朱敏从另外一个角度接受了一个新问题，一个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中央领导人的子女走向社会后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位置？是特殊阶层的一分子还是普通阶层的普通一员？朱敏选择了社会普通一员的位置。然而，选择这个生活位置又带来了一个实际问题，是普通人就必须享受普通人的“待遇”。这一点，朱敏以前没有想过，更没有将“普通”两字放进生活中去咀嚼去体验。 这件事情虽然说很快过去了，但朱敏深深感到父亲有些做法是不能用人间常情和父女亲情作简单比较和解释的！直到父亲去世，朱敏再也没有上过天安门城楼，也没有再提出过类似的要求。 过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是要有普通人那金子般的平常心的。磨练这种平常心可不是一件易事。朱敏结婚多年了，因为学校住房紧张，只能给他们夫妻分一间12平方米的单人宿舍，房间里没有卫生间，也没有厨房。刘铮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有大半年在国外，年幼的儿子被朱德留在中南海抚养。面对狭小的房间，朱敏常常感到很孤独。 第415页 有一次，朱敏鼓起勇气对父亲说：“父亲，你年纪大了，你就我这么一个女儿，让我留在身边可以照顾你的生活，也可以尽尽做女儿的孝心。” 朱德却说：“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是祖国和人民供养出来的大学生，你回来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建设做贡献，而不是回来做孝子贤孙的。只要你好好工作，就是对爹爹最大的孝顺。我不能把你当做私有财产留在我身边，你以后不到星期天就不要回家来，孩子有我们照顾，你应该放心。” 朱敏听了父亲的话，思想并未完全通。心想：家里除了父亲和妈妈外，还有那么多工作人员，怎么就不能多我一个呢？思想不通，就暗中和父亲斗气。干脆连星期天也不回去，看爹妈想不想？这样一赌气就不回家了。朱德和康吃清见女儿好几个星期天没有回来，就让警卫员去找她回来。 朱敏一进门，看见父亲正抱着她的孩子玩“扎鬍子”，父亲把他大鬍子下龟往孙子脸前一凑：“扎扎扎……扎”小傢伙一听见这声音就开始一倒一歪地左右躲闪，咯咯笑得口水直流…… 朱敏看到这情景，一肚子怨气被他们祖孙欢乐的场面融化了。朱敏心中暖暖的、鼻子酸酸的，父亲将他迟到的父爱全部补偿在孙子辈身上。那份真挚而深沉的爱，如果不经过委屈，不经过思考，是不会深刻体会的。朱敏完全理解了老人对她的一番苦心：他无非是想让自己快点适应工作环境，多为国家做贡献。 朱敏按照父亲的要求，星期天才回家和家人团聚，其他时间都住在学校，精力全部放在了工作上。 朱敏在苏联上学时，一直过着供给制的半军事化生活，养成了“听号音起床、吃饭、上课、睡觉”的习惯，生活中只有集体活动的概念，其他生活琐事，柴米油盐都与她无关。因此，她不知道个人生活的内容里还要包括自己精打细算地“花钱”。起初，工资发到手，不知道该怎样花。结果一个月工资，半个月就花光了，没有办法，只好找父亲求援。 朱德见朱敏衣兜里只剩下几个硬币，不由得笑了起来：“怎么？老师同志成了穷光蛋了，工资一个人花还不够？别人一大家子的日子怎么过的？照你这个花法，不把全家人的脖子都扎起来啦？你的毛病是没有计划性，以后爹爹帮，你制定开支计划，要养成良好的用钱习惯。” 朱德真的给女儿搞了个详细的开支表，比如每月伙食费多少、水电费多少书本费多少、衣物费多少、杂支多少、零花多少等，一项项十分仔细。朱敏以后就按照父亲这个开支计划用钱，再没有出现经济危机，逐渐养成了节省的习惯。 后来朱敏共有六个孩子，生活相当紧张，但她从来没有向父亲伸过手，就靠他们夫妻两人的工资，将清贫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孩子们个个都长得很结实、健康。朱敏至今也不乱花一分钱，她这个让子女们都有不同看法的节省习惯，是一辈子也改不了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敏越来越感受到父亲严格“家规”的深远意义，直到后来，这意义已经化为朱敏生活中的准则和留给后辈的最宝贵的财富。正因为当初朱德没让女儿享受特殊的生活，让她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才使朱敏拥有了普通人的幸福生活和普通人那可贵的平常心。 朱敏的为人行事，让人不得不佩服、尊敬。少年时代受了那么多苦，身体也被折磨坏了，可她从来没有娇过自己，可怜过自己。她对生活抱有异常顽强的乐观态度。如果她这一身病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即使不被疾病拖垮了，也会被自己沉重的精神负担压倒。可她至今仍然一边和疾病斗争，一边充满信心地生活。 如果看到朱敏娇小的个头和虚弱的身体，谁也想像不出她养育过五个高大健壮的儿子和一个漂亮的女儿。虽说有六个孩子，平时家里空落落的，不到星期天，孩子们都不回来。这不能不让邻居们感到奇怪。有人忍不住问他老俩口，孩子怎么一个也不在家里住？孩子住在家里，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照应。 朱敏住普通人的房子，过普通人的生活，就连生孩子，她也和普通人想法一样，希望有儿有女。可是命运对于这个不幸多于幸运的女性，总是不大公平，生孩子也不是想要什么来什么。第一个儿子出生后，就希望老二是个女孩，可老二一落地让朱敏好扫兴，又是一个共和国的“男性公民”。 她那几年特别希望有个和她一样漂亮的女儿，在新中国幸福地生活，让她失去的一切在女儿身上得到实现。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也不计划生育，妈妈们生得越多越光荣。朱敏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可一看别人家的女孩子，就羡慕得要命，决定再孕育一次“希望”。等到生产的时候，没有想到生了一男一女——双胞胎！ 这个珊珊来迟的女儿，终于圆了朱敏的女儿梦，从此她结束了生育使命。现在，一到星期天，在北京的孩子便携妻带子回到家中看望父母亲。除了最小的女儿在加拿大，其余五个儿子都在北京工作。老大刘建一直在爷爷朱德身边生活，也和爷爷一样是名军人，其他孩子也各有各的职业，虽说这5只虎中没有“腕”没有“款”，但个个都有事业心和幸福的小家庭。 第416页 孩子们长大了，一个个都知道心疼父母，关心父母。但他们无论如何，没有经歷过父辈们所经歷的年代，没有受过妈妈所受过的苦，也不可能完全理解爷爷把妈妈培养成了一种什么样的人。即使他们知道一些，受到过家庭的一些影响，在现在的社会时风中，还能保留多少呢？因为他们当时毕竟太小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朱德家的粮食吃超了。朱德和康克清就想办法用野菜和红薯代替细粮。朱德当时决心和人民共度难关，是不吃肉的，有时吃一点营养餐，孙子就眼馋，爷爷最后连营养餐也分给孙子吃了。朱敏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更加深了对爹爹的理解。在那个年月，朱德常对朱敏说的一句话就是：“老百姓怎样生活，你就怎样生活。” 1965年底，北京师范大学组织部分师生去山西农村搞“四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开始于1964年，先是针对农村的经济问题进行清工、清帐、清财、清库。后来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倾向，运动矛头逐步指向农村的基层干部，由单纯的经济“四清”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政治运动，范围也由农村扩大到全国城乡。这场运动持续了两年，直到“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才告结束。 朱敏听说学校下乡搞“四清”运动的地点是山西东南地区，那是父亲抗战时期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就去报名。但她所在的外语系领导没有批准，说她身体有病，不适宜去农村工作。那个年代的人活着就讲一种精神，一种现代人无法理解的精神：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政治运动不能不参加。当时朱敏正在患高血压病，而且血压持续高了很长时间，总是降不下来。但朱敏天生乐观，又经歷过多次的死里逃生，根本没把病放在心上，还是争取去农村搞“四清”。有人劝阻她，说这样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太冒险。高血压不是其他病，一旦出事就是大事，搞不好还会要命的。朱敏虽有一点犹豫，但并不死心。她回家把自己想下乡的想法告诉了父亲。 朱德鼓励朱敏说：“你应该去。尤其是你从小在国外学习，不了解中国的农村，更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去经受锻鍊。” 组织上还是不放心朱敏的身体，为此专门派人去找康克清徵求意见。康克清说：“这是毛主席对下一代的要求啊！她父亲也支持她去，要她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她对农村实际知道的太少了，请组织上把她带去吧。” 这次下乡，朱敏是第一次下农村，而且是到贫穷的老区，对她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锻鍊机会。 朱敏到晋东南后，按照父亲的嘱託，到王家裕和砖壁村看望了乡亲们，还看望了当地的老八路，和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朱敏去农村工作的两年中，高血压症倒是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但一件意想不到的灾难却悄然而至。开始时，她老是觉得右眼发胀发花，以为是睡眠少、眼睛疲劳造成的，就点点眼药水，没有当回事。过了半年，眼睛有一天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而且肿胀得十分厉害。工作组的同志连夜将她送到县医院，但县医院无法确诊是什么病，估计是高血压引起的视网膜出血。这种病，县级医院是无法医治的。 朱敏下乡的点是在深山之中，外出一次非常不容易。她因为眼睛不好使，走路看不清道，结果一次夜间行走山道，在一个山崖边失足，落人10米多深的山谷里。同志们打着手电找到她时，她满脸是血，已经昏迷不醒。她的腰和腿都受了伤，但严重的是头部，在激烈撞击中导致眼底出血，原来处于半失明状态的右眼，彻底看不见了。 工作组的随队医生经过紧急抢救、处置后，仍未使朱敏脱离危险。在这穷乡僻壤的山沟里，交通十分不便，即使调用当时最快捷的交通工具，如果县里能派汽车来接，最少也需要七八个小时，对于生命垂危的病人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工作组领导果断决定，连夜打电话到北京，找朱老总求救。 电话终于接通了，朱德一听说女儿朱敏发生了意外，十分着急，忙问：“现在人怎么样？你们说怎么办？” “病人生命垂危，我们意见立即送北京抢救，越快越好！可我们这里用汽车送县医院，最快也要七八个小时，而病人根本再经不起长途颠簸，最快的办法是派直升飞机……否则，无法保住病人的生命……” 朱德拿着听筒的手微微地颤抖着，指挥过千军万马身经百战的总司令犹豫了，在千难万险、血与火的搏斗中，他何曾有过今天的为难？今天的寡断？“总司令，总司令！请您给我们派飞机来！快，派直升机！……”工作队长澈声嘶力竭地唿喊着。 朱德听到了对方的唿喊，听到了对方的请求！然而，他难以下这个命令，因为要抢救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亲生女儿，惟一的女儿…… “首长！首长！我是随队医生，我是随队医生！你听到了吗？你在听我唿叫吗？”那位女医生在喊叫中，已带着硬咽、带着哭声。 “你说吧，我在听！”传来了朱德浓重的四川口音。 “首长，我以一个医生的名义请求您，请您救救朱敏吧！朱敏是您的女儿，但她不仅仅是您的女儿，她首先是人民的女儿！我以人民的名义，请求您救救人民的女儿吧！……” 第417页 朱德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是女医生最后的话打动了他的心…… “好！立即派直升飞机去！”朱德回答说。 …… 直升飞机用3个小时，把生命垂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朱敏接到北京，送进了北京医院。朱德已等候在医院的大门前…… 经过紧急抢救，朱敏的生命总算保住了，但她的腰不能彻底復原，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症” ；更严重的是，她的右眼必须摘除，否则左眼也会失明。 朱老总最先知道这个情况，而且要他为女儿抉择。他实在难以接受，女儿就这么瞎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摆在面前，实在让老人心痛！ 从朱敏出生后，朱老总就非常喜欢她那双眼睛，特别是那黝黑的眸子，现在让他签字摘除一个，老总怎么会甘心？他找来最好的眼科大夫，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无回天之力！最后老总只好同意“摘除右眼保左眼”的方案。 朱敏从昏迷中清醒后，就听到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她的眼前一片黑暗，思维陷入了停顿，什么都不知道了。她被推进手术室，没有打麻药之前，她的心已经被麻醉了。等她恢復知觉后，右眼已成了一个黑洞。不满40岁的朱敏，已经是个半瞎子了。 朱敏失去了一只眼睛，疼在女儿的身上，疼在爹爹的心上。朱老总多次去医院，看望、鼓励女儿振作起来，战胜疾病、战胜困难。要用一只眼睛，走上讲台，去讲课、去工作、去抚养孩子，去走完以后的人生道路！ 朱德在女儿病床前，乐观地用苏联英雄保尔？ 柯察金的事迹让女儿明白：你是健全的人，一只眼睛同样可以工作，大可不必难过和伤心。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的，下农村你有了收穫，思想有了进步，但眼睛坏了，有得有失，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渐渐地，朱敏战胜了失落的情绪，毕竟这个世界在自己一只眼前，依然是光明的，是五彩斑斓的，没有理由自卑、哀伤…… 后来，朱德又请眼科专家为朱敏装了一只假眼球，因为安装技术好，假眼球在眼眶里特别逼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打倒朱德的大标语也上街了，红卫兵对朱老总也进行了揪斗。这样，朱敏一家在大学的日子也不好过。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组织的人上家来，要他们夫妇交代父亲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开始他们听了觉得很好笑，父亲整天教育他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怎么会反毛主席呢？结果刘铮也被批斗了，朱敏去中南海看父亲也被挡在门外，最后连康克清也有家难回了。 更有甚者，说什么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把保存下来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的；《朱德的扁担》 也改名换姓，变成了《林彪的扁担》……在诸多见证人还活在人世时，就已经这样公开的篡改歷史…… 朱敏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坚信：歷史终究是歷史，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有些事也许可以欺骗一时，但不能欺骗永远！ 只有一只眼睛的朱敏，她那样清楚地看透了这一切。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朱敏又开始了第二个教学的春天，她用一只眼睛备课、写讲义，走上讲……她不仅圆满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而且作了大量教学研究，写出了一篇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被晋升为教授。 10年的孜孜不倦，10个春夏秋冬，她耗去了青春年华，她付出了自己能付出的一切。年满60岁的朱敏该退休安享晚年了。然而，早已和教育事业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的她，无法离开这项深爱的事业。她一退休，就和其他教师一起创办了一所为部队干部战士服务的函授大学― 北京军地两用人才培训学院，她出任院长，继续用生命的光和热在教育战线上燃烧自己，光照人间。 第06章 “光明在前”的——任远志 子夜已过，我仍坐在檯灯下，辗转着手里那封已经看了多遍的信。心潮阵阵翻涌，泪水禁不住顺着脸颊流下来，落到书桌的玻璃板上，点点滴滴连成一片。 这封写给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的信，是任弼时的长女任远志亲手交给我的。她叮嘱说：“这封当时无法寄出的信，我整整收藏了20多年，从未向外人披露过。我同意你拿去看，但一定要保管好……” 一个磨损的用低劣粗糙的牛皮纸煳的信封，装着一捲儿无法摊平的64开单面书写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画着圈圈槓槓。她解释说：“这信纸是偷偷从写检查的纸中‘贪污’的，信封是洗衣粉包装袋拆开自煳的，信是在每天半夜里当同屋的看守睡着后蒙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的……” 我打开捲曲发黄的纸，那些密密麻麻不同墨迹的字映人了眼帘，有的地方已经模煳难辨了。 敬爱的周伯伯、邓妈妈： 最近，我终于争得了看报纸的权力。从报上得知二老都很好，我从心眼儿里感到高兴和幸福。二老不会知道，我现在还在受着隔离审查，没有人身自由。这封信只能偷着写，把我这些年的境遇向二老作个简单的汇报，事情只好从头说起。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正在2207工厂搞“四清”。不久，我爱人小白被当做“反革命”抓起来了。我回单位后，“军博”很快分成了两大派，一派叫“军博总部”，我成了“总部”的一名战士；一派叫“军博红司”，是我们的对立面。两派斗争很激烈，但主要是打嘴仗，通宵达旦进行大辩论。尽管这样，在毛伯伯要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号召下，我们终于在1967年9月实行了大联合，建起了谈判机构，形势一步步向好的方面发展。经过我们细緻耐心地工作，“军博总部”已从几十人发展到500余人（全馆600来人）。就在这个时候，军委办事组却直接插手到军博，破坏大联合，挑动群众斗群众。李作鹏也亲自上阵，对我“总部”战士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公开说“军博总部”是个坏组织，“我劝你们快些退出来”。并当场给我“总部”强加了四条罪状…… 第418页 我想不通，不服气，觉得他们这样做有鬼。我就在群众中说：“让他们表演嘛！表演得越充分、越彻底越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还说：“有些人根本不配在军委办事组工作，有损军委办事组的形象和威信……” 我没有想到，我说这些话竟成了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更严重的是，我就林副统帅去看三军演出时说过一些过头话。我说：“林副主席当然要去看三军老保的演出，因为他是支持他们的。而老保又是保他的。毛主席就没有去，毛主席是支持造反派的，造反派是保卫毛主席的。”这是派性作怪说的话，我冷静下来也觉得这些话是说过了头。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抓住这些话，就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硬逼着我交待我是如何恶毒攻击毛伯伯的。还造谣说，我在2207 工厂搞“四清”时，是去刺探情报的。江青阿姨在解放军报传达室门口见我，我那时已受人指派，刺探江青阿姨的情报，还列印了2207工厂密件车间的密件，偷看了密件快报和校样……甚至还说我给叶剑英伯伯的女儿叶向真打过电话，泄过密；我还操纵了七机部“91 犷的勤务员叶正光等。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这个革命后代，一夜之间竟成了“现行反革命”…… 我接受批判时，心里一片茫然。“反革命”？我无法接受强加在我头上的这个事实，我的双眼里充满了委屈的泪水。在我出生不到百天，由于叛徒告密，我随妈妈被捕关进了上海龙华监狱。后经党组织和伯伯您的多方面营救，加上妈妈的坚贞不屈，始终装成一个不大懂事的农村妇女，死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在敌人把她逼急时，她就暗暗地用手拧我的大腿和屁股，疼得我大哭大闹，又拉屎又撒尿，大闹公堂，搞得敌人无计可施。出狱后，妈妈将这些事告诉我舅妈赵一曼，舅妈心疼地抚摸着我的屁股、亲着我的脸蛋儿说：“我的好外甥女，真了不起，从小就参加了对敌斗争……”想起这些，我就更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 1968年4月12日夜里，卫戍区逮捕了我，关在白庙监狱，直到1969年11月2日把我转送山西总政“五七”干校。我被军队专政机关整整关了一年半之多，他们没有说一句为什么。军博又把我送到山西实行了“群众专政”，又给我扣上了“5 ？ 16 ”分子的帽子，整整斗了10个月。斗来斗去，我成了“老运动员”了，反而更冷静，把一切看得更透了。在这漫长的牢狱生活里，使我有时间回顾已经走过的路。尽管在党披满战尘的征途上，我没有像你们老一辈一样，赶上翻雪山、过草地；也没有像我们有些同代人一样，在共和国崛起的建筑上，砌上大量的砖石。然而，我越来越坚信，我已走过的路没有错。 伯伯、妈妈啊！你们是知道的，我不到两岁妈妈因接受您的指示去苏区，就把我送到湖南老家。直到1946年6月党组织才找到我和妹妹，把我们送到延安。当时我已15岁了，还没有见过爸爸，对妈妈也一点印象没有了。在延安机场上，我凝视着来接我的陌生的小个子妈妈。在延安城的新市场大街上，我第一次看到了留着小鬍子的爸爸，同时也认识了朱德爹爹，康克清妈妈，杨尚昆叔叔和李伯钊阿姨……，那么多人围着我，问寒问暖，问长问短，我这个在农村长大的黄毛丫头，竟然成了这些人关注的中心，这使我第一次感到了人世间的甜蜜、幸福和父母爱。到了杨家岭，又正巧碰到了毛伯伯，他拉着我的手，抚摸着我的头，亲切地问这问那。这一天啊，1946年7月1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不但在这一天得到了爸爸妈妈的爱，而且得到了人们敬仰的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爱。 在撤离延安的行军路上，由于夜行军我摔伤了腿，不能和学校一块转移，有幸和伯伯您以及毛伯伯生活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那孔连通的大窑洞。毛伯伯住在左边的大间，您和陆定一叔叔住在中间，我爸爸办公、睡觉在右边的炕上。炕后有个老乡存放粮食的洞，我和妹妹就睡在那洞里。当时战斗很紧张，你们为了保密都不称自己的名字。毛伯伯叫李德胜，您叫胡必成，陆定一叔叔当时是直属队的政委，就化名为郑位，我爸爸是直属队司令就化名为史林。我们当时看到这些很好玩，就像做游戏似的。你们住的地方臭虫蚊子很多，你们在工作时，常常一手写文件，一手不断地赶蚊子或捏臭虫。我当时虽还不太懂事，但已经知道心疼你们。每到傍晚，我就用缴获的洋蜡作武器，去焚烧臭虫。从毛伯伯住的那间窑洞开始，顺着墙缝烧，从这间到那间，烧得臭虫噼啪作响，就像炒芝麻一样。那也是一场战斗啊，我从中感受到了胜利的乐趣，也得到了您的赞扬。记得您曾高兴地提醒我：“大女儿，快到妙芝麻的时候了。该你来消灭另一个战场上的‘飞机’、‘坦克’了。” 有一次我病了，毛伯伯走到我躺着的洞口，关切地问：“大女儿，你好些吗？以后大冷天，别到河里去洗衣服了。脏就脏点吧，现在是过渡时期，等到条件好了，我们再去讲卫生。”伯伯您用冷毛巾，搭到我发烧的头上，轻轻地拍着我的脑袋说：“大女儿，快退烧吧，不然就没有人去替我们消灭那些‘飞机’、‘坦克’了。”…… 想起这些往事，真够我骄傲一辈子啦！我出生在那样一个家庭中，成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怎么会成为一个革命的叛逆者？难道我的血液里，会流动着另一种意识？不！我相信自己，永远是忠于革命的。 第419页 从1971年3月开始，停止了我一切劳动，让我专门交待与红线、黑线的联繫。周伯伯、邓妈妈，我煳涂啊！我实在分不清谁是红线，谁是黑线。那么多叔叔阿姨，他们在我的心中、眼里都是好人，可一个个被打倒了，加上了这样那样的罪名。我分不清真假，不能胡说啊！我不讲，他们就搞逼供信，进行威胁利诱，说：“事情是客观存在的，你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你不认错，难到毛主席错了？党错了？你死不悔改，就是对抗毛主席，对抗党，就凭这一条，就能判你15年徒刑。” 我非常痛苦，有时我的决心、意志也开始动摇，也开始怀疑自己。本来我曾十分坚信自己，一个党的孩子，绝不会反党，绝不会去摇撼在懂事后就建立起来的革命信念。可是，我更相信党，相信毛伯伯。如果在这两者之间一定要分出对错，那肯定是我错了。我错了，错在什么地方？怎么错的？我无法找到歷史根源，阶级根源，我的态度还是不老实…… 我刚关进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们怕我自杀，把裤带、鞋带、髮带、发卡都收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不但当面辱骂我：“你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死了算啦？你可以自杀。”而且还有人竟将灭蚊子的敌敌畏放在屋里。有一天晚上，看守们都去看电影了，把我反锁在屋里。外面黑洞洞的，冷风一阵阵袭来，我的情绪很坏。我望着昏暗的灯光出神，悽厉的风声使我心神不宁，我想妈妈，想爱人，想孩子，我不知道他们的死活。我活得太累了，太苦了。我开始可怜自己，我不知道这样的日月还得煎熬多久。我想着、想着，想起我藏到炕洞里的那半瓶敌敌畏。我下意识地走过去，拿起那半瓶毒汁在灯下照了照，我拔下瓶塞，用鼻子闻了闻。我轻轻摇了摇瓶子，觉得一口气喝下去并不难，那样，这一切痛苦都没有了…… 我缓缓举起瓶子，将瓶口对到嘴上，当我将要仰头喝的一剎那，毛伯伯和我爸爸还有您以及亲人们和孩子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我眼前…… 那是1947年我临过黄河前，拿一个小本子请毛伯伯给我写句鼓励话。毛伯伯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大女儿，你要过黄河了，给你写句什么话呢？”他稍微思考了一下，挥笔在我的小本子上写下了“光明在前”四个字。我带着这个小本子，带着前辈的无限关怀和期望，过了黄河，进了北京，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和现役军人。每当我在前进的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毛伯伯的题词“光明在前”就会给我勇气，给我力量，给我战胜困难的办法。我是爸爸的好女儿，我不反党，不反毛伯伯，为什么要自杀呢？难道我害怕眼前的困难了？我父亲在国民党监狱中屡受电刑仍坚贞不屈，他靠的是什么呢？“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我一下子清醒了，我高举起敌敌畏瓶子，用劲将它摔到地上。“唿”地一声响，玻璃瓶粉碎，那有毒的液体溅得满地都是，我仰头对着灯光，无声地笑了。 敬爱的周伯伯、邓妈妈，通过这些磨难，你们的大女儿真正长大了。以前，我只知道组织上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党叫干啥就千啥。现在我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了。我的父母都坐过监牢，他们是为革命而坐的。我们全家人是党和毛伯伯从国民党的屠刀下解救出来的，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反党，反毛伯伯。我过去的确不懂事，尤其在政治上可以说是一个煳涂蛋。但现实硬把我推上政治舞台，更有那些“抬举”我的人，竟然也把我看成一个“人物”，那样看得起我。长期关押审查，甚至扬言还要再关三五年，看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呀！一切我都想好了，请二老放心吧！ 周伯伯、邓妈妈，这封信我已写了半个多月了，还没有写完。每天晚上，只能等身旁的看守睡熟后打着手电蒙在被窝里写。时间有限，精神紧张，想起什么写什么。纸太薄，笔又不好使，字写的很小又不清楚。我本想修改、重抄，但没有条件。有些段落下我画了槓了，是准备修改的，现只能原样寄给二老了。 说到寄信，我更犯愁了！在现在的处境下，我能通过什么办法把信寄出去，又能送到二老手里呢？想到这些我禁不住又掉泪了。原谅我，原谅你们的“大女儿”，这泪水绝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对二老无限的思念！ 周伯伯、邓妈妈，我将近4年还差两个月没有和家人通过任何信息。经过我的据理力争，昨天他们答应我，最近可以安排让我见见孩子，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我坚信党，坚信毛伯伯，坚信我的问题迟早会搞清楚的。 敬祝二老永远健康！ 大女儿远志 72年2月 读完这封信，我们不难看出，歷史给远志开了个严肃的大玩笑。她出生不到100天，由于叛徒的告密，随同妈妈被关进了国民党的监狱，当了近一年的小囚徒。文化大革命中，她始终不知道因为什么被“无产阶级专政”，只好留下了“绞架下的报告”。任远志在看守的严密监视下，用革命后代的赤诚和忠心，写了这封无法寄给周伯伯、邓妈妈的信，这难道是歷史的巧合吗？ 当代的中国，有不少人经歷过这一心灵上的痛苦搏斗。但远志比别人的经歷在时间上要长得多！她解除“专政”后，仍不分配工作，一呆就是20年。整整20年啊！这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多么漫长的一段啊！ 第420页 后来，她终于被中组部借去工作了。就像一个沉睡了近20年的人重返人间，近20年的沉睡，使她的热情和干劲储存了20倍的能量，她多么珍惜爱护这工作的权力啊！工作，为党，为人民工作，这是一种多么神圣的义务感！没有失去过工作的人，是永远不能理解这种感受的。马克思说过，没有无义务的权力，也没有无权力的义务，给人们以工作权力吧！按每个人的实际才能去用他们，去信任他们吧！远志所需要，所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 就是这些，远志所需要的是竭尽所能，惟有竭尽所能，才是人类的至美！ 人们呵！珍惜我们的上辈人和同辈人用他们的奉献和牺牲换来的幸福吧！要前进，就会有困难。让我们永远牢记毛泽东的教导：“光明在前”！ 第07章 从自然科学之路步入仕途的——叶选平 叶选平是中国共产党开国元勛叶剑英的长子，是脚踏实地、勤奋努力，从工人、专业技术干部走上仕途的，在事业上做出不平凡业绩的平常人。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忌讳，好像不该理直气壮地实事求是地钦佩、赞颂、评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不能如实地反映他们的子女为人民做出的功绩。谁要说了实话，就好像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似乎只有忘恩负义、不要祖宗、目空一切、不讲事实的人，才算符合当今潮流。那种说什么：“他们是踏着‘打江山’的父辈为他们叠好的阶梯平步青云的‘太子党’”；什么“豪门后代多权贵”；什么“叶剑英家族红透半边天”；什么“叶选平是属于难以走出父辈的荫影的第一梯队，是‘喝延河水长大’、‘喝伏尔加河水成才’的‘太子党’”…… 也有人撰文说：“叶剑英家族是中共所有元老的家族中最为昌盛的一支，其子女在中共政坛上多居高位，或坐镇中央经济殿堂，或把持南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或在军队中官居要职……其长子叶选平辞去歷任十年的广东省省长，但换来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乌纱帽，从地方诸侯走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这种信口胡说，任意向革命者后代身上泼污水的人和事，似乎成了当今社会某些人迫寻的热点和时风。说假话者像英雄，传假话者像在主持正义，而说真话的人却往往会有老鼠过街之感，虽然如此总还是堵不住说真话人的嘴。 “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煳涂。”这是毛泽东主席对叶选平的父亲叶剑英元帅的评价。 1976年10月，在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力挽狂澜，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迎来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 作为叶剑英长子的叶选平，虽然父辈允辉的经歷和丰功伟绩使他备感自豪，但也使他无形之中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前进的动力。高干子女是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的，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看法和舆论。 1985年月，叶选平第一次当选为广东省省长，他对记者说：“我本来是一名技术干部，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当省长。”那年他61岁，已经在科学技术领域工作了近4o年。 1924年11月，叶选平出生于广州，后来回到故乡梅县雁洋下虎村。从梅县沿梅江东下60公里的一个小村落，留下了少年选平美好的回忆和足迹。选平的家乡依山傍水，风光十分绮丽。青翠的田园山色使人陶醉，傍晚动人的牧歌令人着迷，在选平幼年的记忆里，家乡就像一个童话仙境。 少年选平离开家乡后，那浓郁的乡情始终不泯。几十年后，作为广东省省长的叶选平回到家乡，点点滴滴的童年记忆是脑海中那道抹不去的风景线，那份故乡的恋情几经风雨不变，还是那般的真切和炽热。 叶剑英戎马倥偬，转战南北，长子叶选平和父亲难以相见。直到1939年，抗战烽火已全面燃烧了两年，15岁的叶选平经过长途跋涉，才到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走进了革命的行列。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安排在重庆的100多位革命同志去延安。他们分乘5辆大卡车，从重庆向延安进发，带队的是八路军的少将高参边章武。叶选平与蒋南翔、蔡诚、李鹏等编在一个队里。叶选平比李鹏大4岁，担任随队的警卫员，还配发了一支盒子枪，好不威风。选平到延安后，才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父亲叶剑英。 3月，叶选平、蔡诚、李鹏等，都被送人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由于蔡诚、李鹏年龄比选平小，文化程度低，人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学部补习班学习。叶选平人大学部机械工程科专攻机械工程学。从此，选平与机械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9年5月，自然科学研究院在延安南门外杜甫川成立。1940年1月，为了培养科学技术干部，将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使之成为一所进行教育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高等学府。 自然科学院由中央文委领导，第一任院长李富春，第二任院长徐特立。选平人学时，自然科学研究院刚刚改成自然科学院，院长由徐特立先生担任。选平是自然科学院第一批学生。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不管是出国留学的还是没有出国留学的，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在青年时代便都具有一种钟情于政治、偏重于军事的癖好，这癖好或许正是革命前辈能成功地率领百万农工大军夺取天下的原因。 第421页 但革命前辈们在延安时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对自己的子女和亲近者，已开始强调自身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不足。例如毛泽东在1941年1月31日给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也许基于这种心理倾向吧，毛泽东等老一辈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以后，把自己身边亲近的人和子女送进了自然科学院。与叶选平、蔡诚、李鹏等先后人自然科学院学习的还有：毛泽东最喜欢的警卫班长翟作军以及彭士禄、林汉雄、谢绍明、李伦、戚元靖、曾宪林、黄毅诚、崔军、李冬等。 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徐特立于1941年10月提出了科学教育机关、科学研究机关和经济建设机关三位一体，是科学正常发育园地的思想。他认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应与军工局建设厅等机关所属的工厂、农场密切联繫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并由这些单位共同组成一个“学校管理委员会”， 使工厂、农场的负责人都作为主人翁参加进来，彼此商谈，学校也可以按照工厂、农场等单位的需要来培养人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院非常重视实习课教学，全院师生经常和有关经济建设机关联繫，採取多种方式，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工作。 叶选平在自然科学院学习期间，学院特别重视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学校领导和教师十分注意教育对象，根据每个学员的文化、觉悟程度，个人经歷和斗争经验，工作能力与生活习惯，因材施教。 自然科学院始终贯彻新的教育方针，一切教育的组织领导、课程设置、教学形式等，都是从学员的实际出发，着重提高学员的科学文化知识，特别强调理论联繫实际的原则，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自然科学院十分强调毛泽东提出的“只有科学是真学问”的原则，让学员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在思想上、行动上、生活上得到实际锻鍊。 自然科学院设在革命圣地延安这个大环境中，学员不但接受了革命热情的薰陶，而且得到了实际精神的锻鍊。在教学方法上废止注人式，採取启发式；以课堂教学为主，重视课外辅导和实习；提倡自学法与讨论法相结合。尤其是在教学和生活上，实行民主生活和民主管理相结合，相辅相成、互为依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密切教学员感情、增强师生间团结。在这样的环境里，选平学习生活3年，按时学成毕业。 选平毕业后，进延安中央军委工业局晋绥边区第一机械厂工作了4年。他和工人、专业技术人多一块，同吃、同住、同劳动，把学到的理论知识，用到工作实践中去。遇到问题，找工人师傅请教，与科技人员商量研究，使他对机械工业十分熟悉，很快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技术专家和通才。 1945年，选平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时年刚满20岁。他在解放战争中又经过实际工作的磨练，思想更加成熟。 1949年，组织上又把选平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短期培训。其后，选平被派到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具机厂——渖阳第一工具机厂担任车间副主任。他在工作中刻苦钻研、联繫群众，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 1951年，选平被选送到苏联学习机械学，进修工具机专业。苏联是一个重工业大国，是我们进行经济建设学习的榜样、老大哥。选平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克服重重困难，特别是语言上的困难，与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将一切时间和全部精力都用到学习上。异国他乡美丽的风光他无暇留意，精美佳肴他无心品尝，轻歌曼舞他无意观看……在他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学好本领，早日报效祖国。 1954年，选平圆满地完成学业后，迫不及待地登上归国的火车。在他鼓鼓的行囊里，装的不是华丽的服饰，也不是异国的特产。那满满的沉重包裹里，装的是他三年来呕心沥血积累下来的学习成果和科技书籍。他清楚地知道，只有这些东西，才能改变新中国落后的机械工业，才能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尽己所能。 选平回国后，带着新的学识和技能，又回到渖阳第一工具机厂，任总工程师、党委副书记。他将学到的理论放到工作的实践中，去检验、去创新、去改进管理、革新技术…… 1962年，叶选平调往北京第一工具机厂任总工程师、副厂长、党委副书记。他把在渖阳的工作经验和先进技术也带到了北京，进一步在实践中发扬光大。 1972年，选平调到北京机械管理局担任领导职务。在南下广东之前，选平调任国家科委三局任局长。 在已经过去的30多个春秋里，选平一直战斗在机械工业的第一线。他不但目睹、而且亲自参与了中国机械工业从弱小走向壮大的实践，从一穷二白变成硕果纍纍的艰难歷程。每当回顾这一切，选平的心中总是升起一种自豪，因为他不仅参与了，而且尽力了。当选平担任省长职务后，还常常对别人说：“我本来是一名机械匠，是一名技术干部，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当省长。” 第422页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很容易将名人的后代所取得的地位和成就与其父辈相联繫。实际上，由于选平在中国较早地接受了专业教育，在生产企业单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中国改革开放、提倡专家治国时，像选平这样由延安精神哺育的懂得科学技术的专家，正合时代之需要，顺应歷史之潮流而涌现出来。然而，世俗之偏见，却给他带来了不少压力。 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在谈到叶选平时曾说：“我对他比较熟悉和了解，他是‘三八式’( 1938 年的干部），留苏学生，今年60岁。解放初，他是‘一工具机’的总工程师……我那时当木匠。要比起来，他文化水平比我高，参加革命比我早，为什么我能当天津市市长，他就不能当广东省省长？”他接着气愤地说：“说我们的干部废除了终身制，现在又来了个‘世袭制’，这是没有根据的。” 1979年，叶选平由北京调往广东省任副省长兼科委主任。回到家乡的选平对新的任命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能够亲手为家乡人民做点贡献；忧的是自己长期搞技术工作，担任政府部门领导怕干不好，辜负乡亲们的期望。 选平上任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直接促进“广东省计算机中心科技情报研究所”的兴建。这座科技信息中心于1979年开始筹建，因开支庞大，加上有关人员对实际功效的疑虑，使其搁置了将近一年。直到叶选平上任后，在他的力主之下，这个中心才在1982年动工兴建，1984年顺利完工。这一坐落在中山堂西侧的16层大楼，通过国际卫星通讯网络，联繫着世界三大资料库，用户能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内，查到世界机载信息量的75% ，为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广东核电站的建设，选平也在其任副省长时费了颇大的心思。由于当时我国尚无筹建大型核电站的经验，所以在研究可行性时，专家们对于广东兴建与否、经营方式、採取何种反应堆型、发电机组的装机容量等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选平面对诸多尖锐、敏感的问题，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亲自研究各种相关技术资料，进行测算，在认真对比分析后，取长补短，拍板定案，并作主聘用外籍专家担任经理，负责核电站的建设与经营。 事实证明，选平在副省长的岗位上，干得很出色。广东的经济腾飞就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诚然，广东的迅速发展首先是依赖于党的开放政策，但选平抓住了时机。 1983 年，选平担任广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34 年前，他父亲叶剑英曾率干部南下，广州解放后，任市长兼广东军区司令员。父子先后在同一个城市任市长的，在中国实属罕见，难怪选平有压力。 1985年，已过花甲之年的叶选平晋升为广东省省长、省委副书记。他经过调查，认识到当时价格体制处在一种扭曲状态，必须理顺价格才能使企业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他首先拿广州市开刀，经过一段市场调节，流通逐渐通畅起来，价格逐渐趋向合理，使广州市的价格改革在全国率先迈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1988年1月12日，在广东省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与会广东省人大代表投票选举时年已64岁的叶选平连任省长。结果在750张有效票选票中，选平获得了746张，这是家乡父老对他10年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 选平在行政领导工作中，充分体现出了作为科技工作专家的特色。长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经歷促使他对工作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事事做到心中有数。每遇重大决策时，他必定去现场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在徵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才拿到会议上经过集体讨论，取得大多数一致意见，再拍板定案。 选平的民主作风，在广东省也是有口皆碑的。但叶选平对工作要求极为严格，广东省政府的工作人员说，给叶省长办事不能马虎，他考虑问题深刻周到，向他汇报工作时，经常要说出确切的数字，不能用“大概”、“估计”、“可能”之类的含煳不清的词语。 作为一省之长，选平非常注意工作艺术，把主要精力放在广东省经济工作的宏观调控和长远发展的筹划上，力求使广东省的经济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对于省里的具体工作，则放手让其他副省长去分管。他反对那种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工作方法。他常说：“在企业工作时，有人说我对小事抓得太细，抓大事的魄力不够。到省里以后，我就一直在琢磨，不要把大事给耽误了。” 1988年，选平亲自执笔，分别给全省各市长和省计委、科委写信，要求他们对经济的管理要加强宏观调控，要逐步建立起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体系。他在信中说：“一是要量力而行，二是要量力而出。治家是这样，治国也是这样。”在中国共产党七中全会期间以及外省一些负责人来广东参观考察时，有人问叶选平怎么可以这样清闲，不像外省的负责人那样忙得要死？选平笑着说：“我信奉的是懒人哲学，具体事由其他副省长去干。” 有人说，选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党的方针政策吃得透并有预见性。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广东省早就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因而很快就能够适应并建立起新型的政府与经济的关系。 第423页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10年，也是广东省经济飞速发展的10年。在这期间，选平的敏锐眼光和务实精神，使广东省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既稳妥，又灵活。他在广东省的政绩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肯定。 当时，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针对性的改革开放形势下，当挑战同机遇并存，成就和困难共处的情况下，整个国家是“形势大好、问题突出、大政方针已定、有待落实”。令人不可忽视的是：在世界上国际共运处于低潮，只有我国和几个小国还在坚持社会主义阵地，特别是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积极推行“西化”、“分化”的和平演变战略；在国内则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现实的激烈碰撞，无论是对外开放还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过程中，都产生了某些双重效应，在社会上则发生了一种“多元化”趋向。党内反腐败斗争的深人，某些大案要案的揭露，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让人觉得这不是简单的、孤立的个别人品德问题，而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必须治标治本相结合，必须从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上找原因、想对策。所有这些，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上则是振奋和疑虑并存，而疑虑的焦点则是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误解、曲解、不理解。甚至有人公然鼓吹，瓦解公有制，实行私有化；推行政府和公务员职能的非政治化的无党性原则；主张取消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市场化和现代化；宣扬牺牲精神文明，才能换取物质文明的二律背反的观点；全盘否定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歷史和功绩等。由于引发人们思想疑虑的原因是复杂的，特别是存在某些理论和现实之间相互背离的现象，从而使社会上包括在党内滋长了一种淡化政治、淡化理论、淡化党性的思想情绪和倾向。 在这种时候，党需要的领导千部不仅是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而且必须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善于治党治军治国的政治家。用毛泽东形象的说法，“要成为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所谓顶天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所谓立地就是密切联繫人民群众。在这些方面，应该说选平是具备的。 选平认为，改革开放带给广东的最大收益是：使广东人民逐步形成了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意识，从而能坚定不移地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释放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并转化为物质力量。因此，广东的经济搞得比较活，发展比较快。但是选平对于广东严重的走私、黑社会、治安、贩枪、偷车、社会腐败风气滋长和蔓延等问题，不无担心和焦虑…… 在这种时候，选平考虑最多的是党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焦点集中在社会主义信念、共产主义理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方向和立场不允许有丝毫的偏差和动摇，否则将“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选平挤出时间研究社会科学，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的关键是要澄清对“特色理论”的误解、曲解、不理解，真正用“特色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统一领导干部的思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选平认为：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观点和标准，正确地看待“姓社”和“姓资”的问题，绝不允许进行实用主义的曲解。众所周知，生产力的观点是歷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因，使社会主义的歷史研究成为科学，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生产力的观点和标准，不仅是改革开放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科学根据。 马克思主义正是根据生产力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揭示出它必然造成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的不可克服的障碍的两个致命弊端。因此，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上、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上、在社会主义的本质上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我们在新的歷史时期所以强调要集中发展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是最大的政治，不仅因为它关系到能否达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而且还涉及在国际范围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至于对不同社会形成的普遍联繫和文明成果，对不具有社会属性的事物，则不要争论什么姓资姓社的问题，而对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做法则採取谨慎态度，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试验，通过社会实践加以解决。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模范青年发奖大会上明确指出，“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归根到底就是“要代表老百姓，不仅现在代表、而且要一辈子代表，不仅自己代表、而且要教育子孙后代也要代表”。因此，我们认为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是双生子，是一块牌子的两面，它集中表现在对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态度上。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显着特点是：它第一次把政治方向和集体主义的道德准则结合在一起了，强调要把为什么人的问题当做首要问题、根本问题、原则问题。马克思主义来源于人本主义，但又从本质上区别于人本主义。这就要求我们敌我界限、阶级界限、是非界限要清楚，爱憎要分明，旗帜要鲜明，立场要坚定。只有这样，在大风大浪中才能站稳脚跟，在急转弯时才不会掉下车去，而且还要经得起各种糖衣炮弹特别是权力、金钱、美女的考验。在这点上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阶级斗争虽然已不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不仅在国际上有强大的敌对势力，而且在国内仍然存在着不安分子以及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分子的严重经济犯罪活动，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表现。 第424页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动摇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防止和警惕因为分配不公而导致两极分化。“那样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选平认为，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人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用比较和分析的方法，鑑别真、善、美、假、恶、丑。这就要求人们把握好战略和策略、革命的发展观和阶段性、独立自主的党性原则和统一战线，以及内部和外部等一系列的联繫和区别；否则就会头脑不清醒，就容易左右摇摆，以致迷失方向。列宁曾明确指出，要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一方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另一方面还要对反映时代潮流的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比较和分析。谁要认为这是不必要的，便是提倡一种对革命的轻率态度。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分析好、大有益”。所谓对各种思潮进行比较研究，就是牢牢把握它们之间的联繫和区别。而增强政治敏锐性，就要善于从萌芽状态发现事物发展趋向及其后果，从诸种现象和事物中揭示出它们之间的本质的、重要的联繫。简而言之，一是预见，二是联想，要敏捷、尖锐地抓住要害。因此，我们还必须居安思危，有优患意识。 选平就是按照毛泽东所指出的成长之路，从学习自然科学起步，40年后转为以社会科学为主。要成才首先要学会做人，要成为真正的合格的领导干部，就更要学会做一个真正的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必须遵循人和人关系的道德规范，主要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人是富有情感的，没有人的感情就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对真理的追求，这就要求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心中有他人，肚被欺压有正义感、同情心。人是有人格的，要有道德理想，把握住识别善恶的道德标准。道德行为乃是一种不指望回报的行为，它要求高度自觉，要慎独，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邓小平曾指出，我们不但要讲人格，尤其要讲国格，国格乃是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爱国主义一般说有三层含义：一是深厚的社会情感（自豪感加忧患感）；二是一种崇高的道德规范；三是一种政治观念（歷史的、具体的）。选平正是从爱国主义出发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列主义。党成立以来所做的和正在做的，无外乎是三件事：一是救国救民，班立国立民，三是强国富民。父辈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前赴后继，死而后已。选平正是踏着父辈们的足迹，去走前辈们未走完的路。 1991年3月2日，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卢之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及增补叶选平为政协委员是基于何种考虑时说： “叶选平在广东的工作，各方面都依靠他，无论在改革开放中，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以及与港澳的往来交流中，都做出了明显的成绩。” 对于广东近年来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选平自己是绝口不提的。当人们问得他无法迴避时，总是解释说，那是前几任领导人（习仲勛、杨尚昆、梁灵光等）已为广东打开了局面，奠定了基础，我只是“按既定方针办”。他从来不以否定别人的成绩来抬高自己。他任省长以来，几乎从来没有用“从过去什么样转变成今天什么样”这样比较性的语言。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全会上，他一再强调，对宣传广东的成绩要低八度，而对存在的问题则要求讲深讲透。他身边工作的人员在评价叶选平处理重大问题的风格时一致认为：他站得高，看得远，能把握大局，有乃父叶剑英之遗风。 那么，选平从圣地延安、从其父叶剑英身上都继承了些什么呢？ 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是集体主义。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时，师生们就很注意摆正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叶剑英曾说过：要充分认识极端个人主义的危害性，诸如无政府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都无不同它紧密相连。我们承认和尊重合理的、正当的个人利益，但是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必须警惕个人利益的恶性膨胀。 在改革开放中，选平从不迴避这一事实：随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也造成了人们一些思想观念的混乱，需要澄清。 要把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道德观，转化为人们的行为，就必须依靠两种机制：一是激励机制（除物质利益的奖励外，还有理想、目标和要求），二是约束机制（这里包括法规、纪律和道德规范），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最重要的是要形成社会风气。 风气，是道德准则的行为化、群众化、社会化。这就必须把一种道德准则变成人们的良心（道德的天平）、公众的舆论（道德的法庭）、人们的行为习惯（道德的养成）。它的显着特点在于它具有群众性和社会性、攀比性和循环性，总是和我们的职权以及人际关系紧密相联。风气好坏往往取决于风尚的好坏，向谁学习，向谁看齐，和谁比，比什么，在形成良好风气的过程中，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模范带头，要高标准，严要求。要看到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允许的不一定是提倡的，有原因的不一定是正确的，允许群众做的，领导不一定能做。任何时候，都不能借别人的缺点和错误来掩盖和放任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不能以别人是否改正缺点和错误作为自己是否改正的前提，要学会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冲击下坚持原则，保持距离。 第425页 选平用实际行动实践这一点，1991年3月20日，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4月4日，他以1509票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有人说，叶选平是一位有50年党龄的资深干部，这样资深的经歷和雄厚的背景，在当时出任省长的干部中并不多见。20世纪50年代，他曾出席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时，叶选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被选为中央委员，1987年“十三大”时，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有人认为，选平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专家，而且被周围同志赞誉为是个开明的领导者。在中国争论“留长头髮、穿花衣服”好不好时，选平便公开提倡生活应该丰富多彩，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应该并存。他曾撰文说：“人家说邓丽君不好，我则弄她个带子来听了听，有什么？不过是多了点风花雪月之类罢了。有些事，不必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选平在家中喜欢穿各种牌子的运动衫，出外时习惯穿着茄克衫和t 恤，如果不是正规场合，他很少穿西装和中山装。 选平兴趣广泛，为人随和厚道。他常对人说，他不懂音乐、不懂艺术、文学也懂得不多。事实上，选平爱好颇多，尤喜书法。从京返粤工作后，每有闲暇便临颜贴。选平的书法造诣也是颇具功力的，他偶而也题字，字体工整端庄，一丝不苟。不过他虽好书法，却从不向书法界求索墨宝。在体育上他喜好排球，平时又爱好摄影，还担任广东省新闻摄影学会名誉会长。每到外地视察或观光，他都喜欢携带小型摄影机拍摄素材。他说，这一方面是兴趣所在，另一方面亦能乘机留下第一手资料，可谓一举两得。 选平为人风趣机灵，从没有官架子。他任广州市长时，曾自称是大司务长。他说：“我这个司务长权力可大得很哟！要管几百万人的衣食住行，连垃圾、粪便都得管。”1983年春节时，连连下雨，菜也种不上，公厕里的粪便也清理不出去，他就同外地来的同志开玩笑：“你们要来我欢迎，但有一个要求，不许在广州市内拉屎撒尿！”在旁的人莫不掩口而笑。 我们把叶选平其人其事，全部展现在公众面前，他只是我们革命前辈子女中的普通一员。任人来评说吧！ 第08章 平凡的有心人——苏河清 在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上，当宣布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获得最佳纪录片奖时，全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既是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怀念和崇敬，也是对摄影师工作的高度赞赏和充分肯定。因为摄影师在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和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完成的，人们怎能不对这样的摄影师产生由衷的尊敬和感激。伴随着暴风雨般的掌声，只见一位头髮花白、身材瘦小的老人离开座位，迈着坚定的步子走上了主席台，他清灌的脸上已有不少皱纹，但双目炯炯有神。他就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苏河清，代表这部影片的摄制组上台领奖。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一些年岁较大的同志，无人不知“苏河清”这个名字。老摄影师苏河清，平时面部表情虽然显得很威严，但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他待人诚恳热情，谈吐和蔼可亲。由于他自幼在苏联长大，回国时已20多岁，所以中国话讲起来总让人感到不很流畅。他与人讲话时，往往挥动着手臂，似乎想使对方能更加理解他的意思。周围熟悉他的人，不论年长年幼，也不论是千部还是普通工人，都亲昵地称他“秋秋”。 苏河清是广东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苏兆征的儿子。苏兆征是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1921年9月，正当他全力投人香港工人运动时，儿子苏河清在香港出生了。 苏河清出生后，父亲为革命经常往返于广州、香港等地，根本无暇照顾出世不久的幼子。 河清出生在动盪不定的海员家庭中，当他记事后，爸爸为发动海员工人团结起来同资本家斗争，常在码头上向海员和码头工人作宣传鼓动、读报纸、讲苏联“十月革命”的事迹。每逢这时，河清就牵着爸爸心爱的大黄狗“阿金”， 站在远远的地方放哨。一旦发现“摩罗萨”（指红头阿三，当局雇用的印度人警察），就把“阿金”放开，让它跑到爸爸那里报信。后来党中央派他爸爸到上海工作，全家人也一同搬到上海，在上海和邓中夏一家比邻而居。当时，党组织和工人组织的领导人常在苏、邓两家开会，苏河清和姐姐苏丽娃就成了义务小哨兵。每当这时，姐弟俩就骑着小儿童车在弄堂放哨。一但发现情况就敲随身带的小铜盘和小铁盘，通知大人们赶快採取行动。 1925年，苏兆征领导的省港大罢工，时间之长、影响之深，是国际上罕见的。 1929年2月下旬，苏兆征因常年劳累过度得了重病，住进了医院，周恩来、李立三、邓小平、邓颖超等同志闻讯后曾赶去医院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苏兆徵用极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向在场的人讲道：“广大人民已无法生活下去了，要革命……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奋斗……使革命最后成功。” 有一次，他用恳切的目光望着战友说：“我妻子和孩子可否送莫斯科，请组织斟量。”临终前他仍断断续续地说：“大家同心合力起来？ …… 一致合作到我们最后胜利！” 第426页 当时在场的邓颖超，迅速地在一张纸片上记录下了这段感人的遗言。当日晚上，周恩来就在记录苏兆征临终遗嘱的纸片上，又记录了苏兆征当时弥留之际的情景，并註明“这是小超记的”。如今这张珍贵的纸片已成为革命文物珍藏起来，成为教育后人的精神财富。 1929年2月25日下午6时，苏兆征溢然长逝。不久，党中央将苏河清及其母亲和姐姐苏丽娃送往苏联。苏河清告别了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叔叔、阿姨们，告别了苦难深重的祖国，同亲人乘火车踏上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国土。 苏河清和姐姐到苏联后，就进入了莫斯科郊外的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同他一起学习的还有狄托的儿子扎尔戈、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鲁丽的女儿玛雅、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张琴秋的女儿张玛娅、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这个学校里有一百多名学生，他们来自世界许多国家。学校一年级到四年级主修俄语，高年级以德语课为主课。苏河清来到儿童院就进人四年级学习，由于他的勤奋好学，不久就掌握了俄语。几年后，苏河清又转到伊万诺沃地区的国际儿童院。 1936年，苏河清升人莫斯科红色近卫区中学学习，在这里加人了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到1939年间，来自东方国家的孩子们被调到第三国际主办的莫斯科共产主义东方劳动大学（也就是国际党校）学习。学校的课程有：中文、社会学、革命史、现代史、军事史等。苏河清在劳动大学学习了8个月。在学校学习的中国孩子还有他姐姐苏丽娃以及瞿独伊、毛岸英、毛岸青、蔡妮等人。以后他又回到原来的中学学习。 1939年苏河清考人莫斯科电影大学摄影系。同年9月，周恩来到苏联治病，召见了这些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孩子们，逐个询问了每个人的情况。他对苏河清考人电影大学很感兴趣。周恩来高兴地说：“你能学摄影这很好，我们在延安很少有人会拍电影，希望你学了后回国，多拍些八路军、根据地的影片。”周恩来的支持和鼓励，使苏河清坚定了学摄影的信念，决心学业成就后为国效力。 苏河清对摄影的爱好，是从伊万诺沃儿童院开始的。当时儿童院每两星期为学生们安排一次摄影课，请来照相馆的师傅教课，这对提高学生们的摄影技术有很多帮助。有位教师将苏河清拍摄的一张学生上钳工课的照片寄给《少先队真理报》 ，照片被刊登出来，并且获了奖，奖品是一只铅笔盒。这次偶然的奖励，激发了苏河清对摄影专业的兴趣。有一次，他到孙中山先生的顾问鲍罗廷夫妇家做客，鲍夫人又推荐他到夜校去学习摄影，从此他学习摄影的兴趣更浓了。 苏河清进人莫斯科电影大学后，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摄影技术提高很快。两年后，即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火迅速在苏联国土上蔓延。电影大学停课了，全校同学被迫辍学。当时苏河清住在莫斯科的红色近卫军区。所有的男人都行动了起来，特别是青年人都报名参加防空袭自卫队。在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响起空袭警报后，立即赶到自卫队防空区，拿起铁锹、钢盔等，马上爬到屋顶四处观察德军是否投下了燃烧弹，如发现有就立即赶去灭火。 1942年，苏河清被分配到阿拉木图联合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助理。从此，苏河清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 在阿拉木图联合电影制片厂，苏河清参加了《侵略者》、《伊凡雷帝》、《阿巴依》 等多部影片的摄影工作。他边工作边学习，电影理论和技术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莫斯科电影大学未完成的后两年实习课，他在实际工作中完成了。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希特勒惨败而告终。苏河清感到自己报效祖国的时机到了，立即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回国的申请，不久就被获准。在日本投降后，苏河清便动身回到祖国。 1945年的秋未冬初，苏河清回到了日夜想念的祖国。当时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许多的未知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是什么样子？祖国的电影事业发展得怎样？周恩来伯伯伤势痊癒了吗？他要我回国后多拍一些八路军作战及根据地情况的电影的嘱咐何时完成？能顺利进行吗……至于回国后的工作条件、生活环境等，他一概没有考虑。 苏河清回国后不久，党中央将他派往八路军晋察冀军分区政治部，任电影队摄影师。从此，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妄想摘取胜利果实。解放军部队在各个战场上同国民党军队展开激烈战斗。苏河清和电影队的同志们奔赴在战斗第一线，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拍摄了解放石家庄、清风店战役、正定战役等战斗场面。他们把这些素材编辑成“华北军区新闻第一、二、三号”，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士气。军区政治部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给苏河清记了一等功，并吸收他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3月，党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举行七届二中全会。苏河清出色地完成了拍摄纪录片《七届二中全会》 的任务，第一次有幸见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领导同志。 同年春天，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刻，苏河清又扛着沉重的摄影机，把3月25日中共中央进人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的雄伟场面都拍摄下来，永远载人了歷史史册。 第427页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苏河清又用他的摄影机记录了当时的实况，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献史料。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苏河清又把这伟大的歷史时刻拍摄下来，为中苏合拍的大型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提供了主要素材。 解放初期，他不仅拍摄了《和平万岁》、《劳动万岁》、《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毛主席访问苏联》、《周恩来访问印度、缅甸》、《刘少奇主席访问苏联》 、《刘少奇主席访问朝鲜》、《朱总司令访问东欧七国》、《陈毅同志记者招待会》等政治纪录片，而且还拍摄了反映祖国大好河山的风光纪录片，如《 百花争艷》、《白云飘香》 ，以及和捷克合拍的《中国之春》 等。李宗仁回国后，苏河清又奉命拍摄了《李宗仁回国》、《李宗仁记者招待会》、《李宗仁在北京参观游览》 等纪录片。他还拍摄了许多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影片，如《梅山水库在建设中》、《佛子岭水库》、《中国经济展览在东京》等。他还拍摄了《战斗的古巴》、《伊拉克的曙光》、《尼罗河颂》、《叶门纪行》等一些反映友好国家情况的纪录片。多年来，他拍摄影片的范围不仅限于纪录片，还拍摄了《和平保卫者》等故事片以及《苏军红旗歌舞团》、《阿尔巴尼亚歌舞团》 、《罗马尼亚“云雀”歌舞团》、《世界青年联欢节》等舞台纪录片和反映我国体育发展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说起《世界青年联欢节》这部片子，那还是20世纪50年代初，苏河清独自随同有近200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承担拍摄工作。面对盛大的联欢场面，拍摄内容是以联欢的各项活动为主，还是以中国代表在匈牙利的活动为主呢？苏河清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意识到年轻的共和国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盛会，应当把我国代表团的全部活动载人史册，这是我国人民的骄傲。这部纪录片问世后，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表扬和广大群众的好评。 1954年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苏河清随周总理访问印度，他刚一下飞机便发现仪仗队的场地被身材高大的印度武装警察包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人。许多国家的摄影记者急得团团转。当时苏河清用的摄影机很笨重，没有长镜头，不能在远处拍摄，怎么办？苏河清冷静地观察着周围情况，突然发现一位警察正在不停地挥动手臂进行指挥，他急中生智，利用个子小的优势，一低头就从这位警察腋下钻了进去。当那位警察醒悟过来进行干涉时，他已抢拍了所有外国记者都无法拍到的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检阅仪仗队的全部场面，尤其是那些宝贵的中景和近景。 平时，苏河清很注意搜集资料，他把拍摄的一些党的会议、中央首长接见外宾的活动等多种类型的新闻报导、简报、资料等素材都集中起来，分门别类进行保存。从1945年起，直到1985年，在这风风雨雨艰苦奋斗，努力建设的40多年里，苏河清亲自拍摄及参加编辑、编导的影片有60多部。建国后，歷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政治活动，苏河清都参加了拍摄工作。天安门城楼上的东侧拍摄区域几乎成了他专用的拍摄场地。从1949年建国后到“文革”开始，他在那儿度过了17个春秋！他在那里洒下了多少汗水，付出了多少心血，是难以用文字形容的。而在这40多年里，他为祖国和人民拍摄了多少活生生的画面，也是难以用数字计算的。他所拍摄的这些画面不仅是歷史的真实写照，而且是我国电影事业的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却是一位个头不高的普普通通的平凡人― 苏河清，在几十年平平凡凡的工作中创造的不平凡的成果。 半个世纪过去了，苏河清在这平凡的摄影岗位上，仍是一位摄影师。他说不清楚自己拍摄了多少感人的镜头，但令他终生难忘的还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他和同志们一起拍摄了大量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感人镜头。当拍摄总理灵车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热泪模煳了他的双眼。他眼睛看不清了，但心里更明亮，他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厚感情。在总理逝世后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四人帮”及其爪牙在全国范围内疯狂收缴并销毁人民悼念周总理的照片、诗歌、录像带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首当其冲，自然是被收缴的重点。但苏河清以其对周总理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与厂内有关同志一起冒着生命危险，顶住了沉重的压力，保存了大量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珍贵歷史资料。 在难忘的1976年，我国三大领袖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满怀悲痛的苏河清含着热泪和其他同志一起先后拍摄了《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朱德同志永垂不朽》和《毛主席永垂不朽》三部大型纪录片。 在粉碎“四人帮”后，《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大型纪录片一问世，就立刻轰动了全国，并获得1980年百花奖最佳纪录片奖。 苏河清虽已年逾古稀，但身体仍较健康，工作热情不减当年。他常说：“做人，要做一个普通人，但要自重，要干人民需要的事。”他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工作。如果说做了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那都是党和老一辈培养、鼓励、教育的结果。 第428页 第09章 在父辈薰陶中的——邹家华、叶楚梅 教育子女时，邹韬奋从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总是充分考虑子女兴趣。邹家华从小就特别喜欢摆弄机器，对家里的玩具或其他东西，总是拆了装、装了拆，常将零件撒得满地都是，像开杂货铺似的。妈妈因怕影响爸爸工作，有时免不了责怪儿子。而邹韬奋却笑着说：“算了，算了，孩子嘛，别把他的兴趣限制死了，顺应其发展吧。过去，父亲把我送进南洋公学，希望我将来做个工程师。但我对数学、物理一类课程实在没兴趣，后来还不是改学文？工程师的幻想只好破灭。华儿如此喜欢机器，我们就朝这方向培养他吧，别像我一样，多走这段弯路。” 邹家华被分配到渖阳第二工具机厂后，开始搞技术，后来当副主任工程师、厂长。1964年后调到北京工具机研究所。“文革”期间，被下放到河南罗山干校，学种稻子。 叶剑英的大女儿叶楚梅，牢记着父亲的教诲，誓做一颗小螺丝钉。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但由于身体不争气，她未能完成在苏联的学业，只好回国治病。就是这样一位学子，在“文革”中也没有逃脱挨整的厄运。楚梅与其爱人邹家华曾多次被批斗。邹家华每次受批斗回来，身上都带着大大伽的斑斑伤痕。叶帅知道他们受到自己的牵连很是愤懑，但他相信教育的女儿不是软骨头。叶帅总是对他们说：“要挺得住必经得起群众运动，不要有什么想不开。”短短几句话，给女儿、女婿以莫大的慰藉。然而，这又成为他新的“罪状”，说叶剑英是黑后台，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残酷的迫害。 1968年，叶楚梅与邹家华以莫须有的“4821苏修特务案”的罪名，分别被捕人狱，虽关在同一监狱，却相互音讯杳无。一日两餐，每餐两个窝头，一碗连根带泥的咸菜汤。每次开饭只让盛有限的一点水喝，平时不供水。邹家华平素爱喝水，夏季渴得难忍，便想出一个主意：每次开饭盛水时，把凉鞋倒立放着，用鞋的前包头那块容积再盛点水存着，实在渴极了，就喝几口鞋里的水。 楚梅在狱中经不住非人的折磨，患了严重的妇女病，险些丧命。一次，在抢救时，医生给她滥用药，造成身体内分泌严重失调。脚指甲长得很长 了，连鞋都穿不进，不得不用牙去咬，结果连门牙也给崩掉了…… 叶帅平素的言传身教，使女儿养成坚强的摧不垮折不弯的性格。虽然在“文革”中她屡遭折磨，却没有“低头服罪”。江青曾恼怒地对叶帅说：“你的几个子女，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然而，显赫一时的“女皇”，有时也装模作样去讨好拉拢一下这位铁骨铮铮的老帅。一次，江青为叶帅拍了一张照片，精心选放后送到了叶剑英处。叶帅看了一眼送来的照片，蔑视地说：“江青为我拍照，她一定以为我会掉两滴眼泪，买个镜框把它挂起来。可不知，我却把它捲起放到桌子底下，让耗子去磨牙！”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叶剑英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然而，此时他的女儿、女婿却还被关在监狱里没有人身自由。叶帅没有为此事去找任何人求情说理，他相信“真金不怕火炼”。几年的铁窗生活对孩子们来说，无疑也是一种非常的考验和锻鍊。女儿、女婿也能体谅父亲的心情：整个国家都在受难，人民都在受难，需要父亲保护的人千千万万，他此时怎能抛开人民去顾念自己的骨肉呢？ 直到1970年前后，叶楚梅和邹家华才先后出狱。他们向父亲诉说了监狱里的非人生活，叶帅没有给他们以更多的安慰，只是把改善犯人待遇作为一个问题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后来，周总理指示发了一个改善监狱犯人待遇的文件。 叶帅的心是向着人民的。他深知结束“文革”这场灾难的基础和力量在于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斗争。他希望儿女们与人民群众同唿吸共命运，坚信胜利的日子一定会到来。他曾在一位画家送给他的一幅“奔马图”上题字：“须知此世非长夜，漠漠穷荒有尽时。” 1976年清明前后，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用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形式与“四人帮”进行斗争。虽然此时叶帅仍处在“四人帮”的严密监视之下，他却大义凛然让儿女们冒着危险去天安门抄诗。看着一首首小诗，犹如一枚枚射向“四人帮”心脏的炮弹，他特别高兴。楚梅说：“父亲可愿意听我们讲一些老百姓的议论和看法了。每当我们去看他时，他总是追问个不停。听我们讲到一些群众揭‘四人帮’深恶痛绝的事，他喜不自胜。有一次，他自己实在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也驱车去天安门广场兜了一圈。后来他的车号被人发现，追查所谓‘天安门事件’后台时还查了好一阵子。” 1976年10月，春雷响彻中国大地，从此，一场歷史性的灾难结束了。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楚梅曾感慨地说：“打倒‘四人帮’后的一天，父亲让我们都回家吃晚饭。他神采奕奕，像小孩子似地边说边打着手势，尽情地抒发着逮捕‘四人帮’后无比激动的心情。我们魁他那兴奋的神态深深感染，非常理解父亲那为民除害后的心情。” 第429页 “林彪事件”后，1972年邹家华回到北京，任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研究院副院长，次年，任国防工办副主任。 1976年，邹家华调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邹家华待人宽厚和蔼，人际关系好，生活上艰苦朴素。 1985年，邹家华从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调任兵器工业部部长时，正逢兵器工业面临着产品的销路问题。他一上任，便明确把生产重点放在发展民用产品上，很快打开销路。如今民用品产值已达兵工系统的60％以上。 他出任国家机械委主任，一改机械工业只求自身发展的观念，提出以用户需求为目标、以服务用户为宗旨，使中国机电工业较好地发挥了国民经济装备部的作用。 1988年，严重的能源短缺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一度出现存煤仅够两天用的紧急状况。邹家华奉命统一调度，协调交通和煤炭生产，很快扭转了局面。 1989年，他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主任。次年1月，应日本外务省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邀请，带团访问日本。由于他态度谦和，工作踏实，打开了当时的中日关系僵局，使一度中断的日本对华投资有了转机。 1990年5月，他在接见外宾时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到如此规模，採取完全的计划经济是不行的。他说：“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国家不可能什么都管。”这在当时的形势下，实在难得。 1992年8月，深圳股市出现风波，邹家华亲临深圳，听取深圳市领导汇报，表示：“深圳股市的大方向是好的，出一些问题不要紧，希望不断总结经验。”这些话在深圳广泛流传，对大陆股票市场的稳定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正是由于他有着“干活胜过空喊口号”的观点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在1991年初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他被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计委主任。他分管主持编制国家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年度计划，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重大的资源配置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调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 他还在国务院与中央军委双重领导的两个重要机构——交通战备小组和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国防部长秦基伟任交通战备小组组长，邹家华则任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主任。他作为最高级别的军火专家，还兼任着中国最大的军火企业的董事长。 第10章 新中国第一个俄语播音员——瞿独伊 瞿秋白和杨之华的爱女瞿独伊，是瞿秋白这位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掌上明珠。但瞿独伊并非瞿秋白的亲生，可谁又能说他们的父女情不如亲生呢？ 瞿秋白和杨之华结婚后，彼此尊重，相爱至深，但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消除不了之华内心的隐痛，她十分思念惟一的女儿——独伊。 年仅3岁多的宝贝女儿究竟生活得如何？这不能不让母亲挂牵！直到1927年，他们才把独伊弄到了身边。之华深信秋白会给她的小独伊比常人更多的爱。她不让女儿简单地叫瞿秋白“爸爸”，而一定要女儿喊他“好爸爸”。 瞿秋白的确是个“好爸爸”。虽然他和小独伊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多，却用他全部的爱心，用他的人格气质哺育着独伊这棵幼苗。尽管他们没有血缘之亲，但在思想上、精神上已融为永不可分的一体。 1935年的一天，瞿独伊正和一批小朋友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参观。忽然，在《共青团真理报》 上，看到了父亲瞿秋白牺牲的消息。她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晕了过去……独伊被救醒后，脑子里迴荡着父亲的身影。那是5年前，因为中国革命的需要，父母秘密取道欧洲回国工作。不料那次分别，竟然成了她和父亲的永诀。就是那一年的8月1日，父母从柏林给她寄来一封信和一张含义深切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一束美丽的“勿忘我”花，封面左下侧写着“独伊”，背面用俄文写着：“送给独伊。妈妈。1930年8月l日，克里米亚。”但独伊能够看得出，明信片上的俄文、中文都是父亲的笔迹。父母写给她的为数不多的信件几乎都已散失，惟独这张明信片保存至今。她从这张小小的明信片上，时时看到父亲的身影，是父亲留给她的一件最珍贵的纪念品。 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于1935 年第二次来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她留在莫斯科任国际儿童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当杨之华来到国际儿童院看望独伊时，许多中国孩子跑过来包围了她，大家都亲切地喊她“妈妈”，询问各自的父母在国内的情况。杨之华妈妈含着激动的眼泪，把她所知道的情况一一告诉孩子们。直到晚上，杨之华才抽出时间，把瞿秋白牺牲的详细情况告诉了女儿。母女俩边说边哭，边回忆那些令人终生不能忘怀的往事。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在苏联的干部陆续分批回国。这一年的9月，瞿独伊随母亲等一行5人回国到达新疆时，因回延安的路已被切断，只好暂住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当时留在新疆的同志有三部分：一是军阀盛世才从延安请来在新疆各部门帮助工作的同志；二是由苏联教官训练的红军航空队员；三是从苏联回国路经新疆的同志和部分在新疆养病的红军伤残人员。 第430页 盛世才错误地估计了苏德战争的形势，完全撕掉了他亲苏亲共的假面具，彻底投靠了国民党，并把我党在新疆的部分同志150余人分别软禁起来。之后，他们又分别逮捕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随即逮捕了妇女、孩子及伤病人员。瞿独伊和妈妈一起被捕后，先被转到女子被服厂，强迫她们做工，遭到集体拒绝后，就把她们全部关进迪化市第四监狱。瞿独伊在这里度过了近4年的监狱生活。 瞿独伊是监狱里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她在苏联学习多年，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理论知识，人狱时又带有各种书籍，在张子意同志为领导的学委会组织下，她在狱中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整顿党的作风》，使她树立起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认识到在国民党限共反共政治环境下斗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她坚决做到狱中党组织提出的：坚持要求无罪释放集体回延安，坚决不给敌人做工作。独伊除刻苦自学外，还主动教其他同志学俄语。在吴乃茵、朱旦华同志的辅导下，她的中文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狱中生活很苦，卫生条件很差，很多同志生了病也不给治疗。患肺病的乔国贞和吴茂同志不幸在狱中病故。女牢的同志想尽办法变卖衣物，以换取有营养的食品来救济生病体弱的同志。为了长期斗争的需要，她们还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体育锻鍊。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牺牲后，为了开追悼会，独伊参与编导以他们壮烈牺牲为题材的话剧，来寄託大家的哀思，激励同志们的斗志。就是在这个时候，独伊向狱中党支部负责人张子意提出了人党申请。因当时狱中规定暂不发展党员，后来回到延安，由张子意、严振刚介绍，瞿独伊于1946年8月20日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回延安后，瞿独伊由组织分配到新华社工作，住在清凉山。解放战争期间，她随新华社不断行军转移到各地，从事新闻工作。 建国后，由于当时国内会俄语的人很少，她大部分时间被各单位借用做翻译工作，有时还要给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做翻译工作。 1949年10月1日，她随以法捷耶夫为团长、西蒙诺夫为副团长的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她亲眼看见了毛主席，亲耳听到了他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一种伟大的民族自豪感从她的心底油然升起，激动得热泪盈眶。观礼结束后，廖承志同志要她在广播电台用俄语向全世界播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瞿独伊认为有生以来自己做的最光荣、最有意义的工作。 1950年3月，瞿独伊和李何同志被委派到苏联，负责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的工作。在那些艰苦创业的日子里，他们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日。繁重的工作使他们日益消瘦，但精神始终是愉快的、饱满的。1957年她又回到祖国，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一直到1978年又回到新华社，主要从事国际部俄文组翻译和编辑工作，直至1982年退休。 第11章 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总工程师——彭士禄 彭士禄，一位瘦小精干的广东人，爽直乐观又沉默寡言，腼腆内向。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他身上燃烧着一团火，这团火，是那样炽烈，那样熊熊不息！ 彭士禄的父亲彭湃，1922年领导了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并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在海陆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后来，彭湃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不幸于1929年被反动派逮捕，英勇就义。 彭士禄的母亲蔡素屏，在1928年海陆丰农民运动失败后，即被反动派杀害。反动派要斩草除根，年仅4岁的彭士禄也在敌人的搜捕中。 小士禄是烈士留下的一棵根苗，是革命的星星火种。百姓们悄悄地把他从一家转移到另一家，用生命和鲜血保护了他，先后有20多位父母收养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给了他更多的母爱。在潘舜贞家时，他唤潘舜贞为姑妈。姑妈待他特别好，当时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鹅肉，她叫彭士禄吃肉，却叫7岁的亲生女儿啃骨头。小士禄也很懂事，有了好吃的和小姐姐分着吃。1933年，由于叛徒的出卖，8岁的彭士禄与姑妈一起被捕，在狱中他又遇到另一位住在山顶的阿妈，他和两位妈妈一起坐牢。牢房的难友们知道他的身世以后，共同凑钱给衣服槛楼的小士禄做了一件红格子上衣，蓝格小布裤。女牢里有位大姐常给他讲红军的故事，讲红旗。她说红色意味着革命斗争的烈火，意味着人民群众赤诚的心。士禄穿上红格子衣服，铭记着红色，心中燃烧着不息的火焰。 当年，反动派的《南山剿匪记》和《广州民国日报》中刊登的“共匪彭湃之子被九师捕获”中的照片，就是彭士禄穿着这套难友们为他捐赠的衣服照的。 彭士禄回忆这段歷史时，总是说：“我是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老百姓对我这个烈士遗孤好极了。他们自己没吃的，却让我吃饱。有的人为掩护我而坐牢，甚至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我是老百姓花了很大代价才保护下来的呀！我对人民永远感到内疚，无论我怎样地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待我的恩情。”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彭士禄燃烧自己、奉献自己的力量源泉。 第431页 这段歷史还铸造了彭士禄最基本的性格：善良、正直、大公无私。可以说，他从来就没有过“私”字这个概念。在延安中学时，发了津贴，他就买红枣大家一起吃，今天你吃我的，明天我吃你的。30多年以后，他当了副部长，东西还常常被拿去“共产”，从鞋子、衣服、打火机到烟、酒、茶，谁需要谁就拿去。难怪广东的侄女托人给他带月饼来，特别写明由他爱人收，不让他拆封，怕他又“共产”了。他总是关心别人。在四川，一位同志家庭生活困难，他送去了150元；在武汉，一位技术员的母亲去世了，他也让妻子送去100元；他出国回来，彩电票和美元让给司机去买；一位出色的技术工人患了心脏病，要见老领导彭部长，他得知后立即驱车百余里前去探望。 1940年，周恩来派副官龙飞虎将彭士禄接到重庆又转送到延安。刚到延安时，彭士禄不会讲普通话。青年干部学校参加下乡宣传，演话剧，导演让他扮国民党兵，说只要他抱着枪从舞台一边跑向另一边就可以了。彭士禄当时却怎么也想不通：“我从小受国民党迫害，我怎么能演国民党兵呢？真倒霉！”但转念一想，这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需要我演，我就得演好！于是他认真的扮演了这个角色。 也许因为他经歷过太多的苦难，一到延安，他就显得很成熟。和他先后到达延安的那一批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虽然也都穿上了灰军衣，个个成为一名小战士，却时时流露出孩子的天真和稚气。他们无拘无束，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大都是中央首长家中的座上宾、小食客。这中间却很少见到彭士禄，他独自一人留在学校里读书或劳动。周恩来、叶剑英伯伯，蔡畅、帅孟奇妈妈等许多革命前辈都很关心他，经常叫他去玩，他却很少去。他不愿意给首长们增添麻烦，更不肯去分食他们仅有的一点营养品。有一次，邓发、贺龙在党校吃狗肉，专门派警卫员来叫他，他才跟着去了。 刚到延安中学读书时，彭士禄学习很吃力，因为他过去只读过两年书，上课都听不懂。但是他这个人有个倔脾气，不学则已，学，就一定要学好！他的数学基础差，没学过几何就要学三角，什么sin、cos，弄得他都煳涂了。他着急地问老师：“为什么叫sin、cos？”老师反问他：“你为什么叫彭士禄？”告诉他，三角公式要下功夫死记硬背。于是，他刻苦努力，终于在期末考试时获得了“优秀”的评语。当年背的三角公式至今还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中。现在，他脑海中储存、排列和推导出无数的数学公式，他说这基础是在延安中学打下的。彭士禄有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什么都要问个为什么，理解以后再记忆，弄不懂绝不囫囵吞枣。对一个问题，他常常举一反三、反覆思考、反覆演算、反覆验证。 1942年，由于战争的需要，上级从学校调一批人到中央医院当护士。彭士禄自告奋勇首先报了名。他立志要做一名好护士，然后做一名好医生，为战士服务，为革命服务。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同学都去当了护士。彭士禄在内科、外科、妇科、传染科都学习和工作过，其中还有一件事让他很得意呢！他说贾芝、李星华老师的大女儿，是他第一个抱到这世界上来的。4o多年以后，他向贾芝老师说：“我是第一个抱你的女儿的！”语气之中还似乎有一种自豪和神秘感。而贾芝对这件有趣的事竟一无所知。 1945年彭士禄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七大”党章规定党员要有预备期，由于彭士禄表现突出，破例免去预备期，1945年8月1日，他一人党即为正式党员。 1951年夏，彭士禄在北京通过了赴苏联学习的考试。临行前，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总理谆谆叮嘱着：我们老一辈打下了江山，现在要靠你们年轻的一代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厦了，你们一定要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学好本领，回国后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1956 年，彭士禄在莫斯科获得了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称号。随后，又被访苏的陈赓将军选中，命他继续留苏进修原子能动力专业。 1958年4月，彭士禄以优异的成绩学完归国，被分配到核工业部工作。彭士禄一直都是一个事业心强、积极进取的人，也从此迷上了核动力。现在他经常的话题，除终生不忘的养育过他这个孤儿的“妈妈”们，又多了个核事业，这是他时刻挂在心上的事业。 1958年7月，聂帅向中央写了专门报告，将核潜艇列人了中央专委的重点项目，当时是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技术转让和援助上。但是1959年赫鲁雪夫拒绝给予援助，并提出了与中国搞“联合舰队”的要求。毛主席识破了赫鲁雪夫的伎俩，指出苏联妄图控制中国海军建设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毛主席说：“核潜艇，我们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决心。 1961年，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国防尖端工程也在缩短战线，为集中力量攻克原子弹和飞弹，核潜艇也列人了调整项目，只保留下少数骨干力量，从事调研核动力装置的核心项目，为重新上马做准备。 下马的反应堆研究室负责人彭士禄并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在困难的条件下积极进取。对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生活困难，彭士禄并不陌生。生活上的困难，对他根本不算什么。他只是牢牢记着蔡妈妈（蔡畅）对他（也是对当时的许多孩子）讲过的一句话：“打江山的是我们，搞建设要靠你们！”所以他不觉得苦，只感觉到肩上的担子重。 第432页 摆在彭士禄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摊子：反应堆研究室不到50个人，每人每月平均只有8元钱的行政经费；三年困难时期，大多数人浮肿或转氨酶偏高，他们像全国人民一样在忍飢挨饿；除了五六个人是核动力专业之外，其他人都是来自其他学科的科技人员，大部分还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 根据原子能研究所党委提出的“坐下来，钻进去，人了迷”的要求，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文的状况，组织了英语学习。大家从早晨5点多钟起床就背英语单词，甚至上厕所时也在背，夜深了也要背上几遍新学的单词才去就寝。这样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船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同时，彭士禄在室内开始系统地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程，由他和韩铎、蒋宾森、沈俊雄等主讲。他要让全室人员尽快都姓“核”。通过边学习边干，同志们很快便掌握了核动力装置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统、各专业间的内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使这些门外汉迅速地站到了核动力科学研究的前沿。 随后，彭士禄又迈出了坚实的第三步。他把全室人员分批派出去，结合本人分工进行专题调研，包括国外情况与国内生产能力及生产水平的情况，带着问题下工厂，到其他研究单位去请教学习。回来后进行专题论证报告和学术讨论，从而对各系统的功用和组成，对设备型号的选择，都做到了心中有数。 彭士禄懂得，核动力工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懂得内在规律，势必得不到工作上的自由。他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准备着。 当时，国内的计算工具只有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在彭士禄的主持下，就用这样简单的计算工具对收集到的国外的数据进行反覆验算、校核和修正。彭士禄亲自计算和校核了许多的数据，经过选择论证，确定了我们自己装置的100多个静态的和动态的主参数。 在这个基础上，彭士禄选定我国使用压水堆，确定了我国反应堆的工作压力。这是一个大胆的选择和突破。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彭士禄的选择是正确的。苏联当时已投人使用的“列宁号”核能破冰船，仅使用几年后就将反应堆的工作压力从200个大气压降到130个大气压。彭士禄主持论证的屏蔽电机全密封式主泵（这是反应堆一迴路系统的心脏部件），已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而核燃料组件和其他重要设备经过论证都确定了设计方案。超前的准备工作，推动着核潜艇研制工程的重新上马。 身为核潜艇总设计师、总工程师的彭士禄，还是那种不怕死的性格。他一头扎到工地上，简直把命都豁上了。他患有胃病，胃疼了20多年，但从不看病，只顾工作，毫不顾及自己。在一次现场调试的紧要关头，他胃疼得厉害，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汗水湿透了全身。他被抬到工地医务所，医生诊断为急性胃穿孔，若不及时处理就有生命危险。领导和同志们焦急万分，立即与北京联繫。北京闻讯后，由海军首长派专机将海军总院外科骆主任和麻醉师送到工地。手术立即在工地现场进行，切除了胃的四分之三。手术时，医生还发现他的胃上还有一个已经穿孔而自行癒合的疤痕。医生说：“彭士禄的忍耐力太强了！" 可他还是那句老话：“不怕死，就死不了！”特殊的性格锤鍊了他的忍耐力，也铸造了其特殊的生命，他确实死不了。手术后第三天，驻地发生强烈地震，他被同志们用担架抬出来，送上飞机回到了北京。在海军医院住院仅仅一个月，他又开始了超负荷的工作。医生要他少吃多餐，一天四五餐，他哪有时间，一上班就又仍然是三餐普通饭；也怪，他的身体接受了，适应了。 彭士禄从小有一股敢于冒险的精神，只要对人民有利，他就肯去冒险。还是在他患肺病期间，医生给他的三条禁令中有一条是不准游泳。那年延河正发大水，一位老太婆的孩子被冲到了河里，彭士禄听说后，凭藉从小练就的一身好水性，几次潜水，终于捞出了孩子。老太婆非常感激他。彭士禄后来说：“我喜欢见义勇为，喜欢帮助弱者，我潜下水去就是捞不着心也安了，因为我尽了责任，这个风险值得冒，必须冒，我喜欢冒风险！” “冒风险”是彭士禄一个突出的性格特徵。他常常说：“干事业，哪有不遇到困难的？怕困难，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吗？” 1964年10月，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5年3月20日，周总理亲自主持的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批准，核潜艇研制工作重新上马，彭士禄等兴奋异常。此时他主持的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已完成，很快便着手主持核动力装置的施工设计。 接着，他们用马粪纸和钢丝制作的潜水艇核动力装置1：10的舱室模型完成，随后便开始设计建造1：1的陆上模式堆工程。 彭士禄作为总工程师亲自主持核动力装置的设计和试验工作。在试验工作中，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就拍板，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法克服。他说：“不可能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没困难，不冒风险，还有什么创新卿，为此，彭士禄得了一个雅号：“彭拍板”。凡是他主持的工作，他都敢拍板。工厂的工人们和科技人员都信任他。这时，聂帅却给他一服“清凉剂”：“搞核潜艇比两弹还要难！”使他工作更加周密仔细。 第433页 在选用我国反应堆工作压力时，他不迷信成功国家的数据，凭自己多年的经验和周密的计算，把200个大气压降为140个大气压。他冒着风险拍板了，事实证明他对了。模式堆最后一道安装工序发现差错，彭士禄领着“敢死队”奋战了七天七夜，直到最后一只元件盒入堆。然而有人谈堆色变，担心会发生爆炸。面对全国2000多生产厂家和研究所研究制造的这些设备，谁敢承担这个风险呢，周总理再三嘱咐：“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这话语重千钧，责任与义务都不容推卸。彭士禄经过反覆核算论证，又拍板了。在安装焊接出现间题时，有人提议报废，还是彭士禄拍板，不惜一切代价抢修，又是一个星期的不眠不休。1970年8月，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满功率运行。 当彭士禄正在甩开膀子大干的这个时刻，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了。彭士禄顶住了一切干扰，边建立试验室，边进行核潜艇核动力装置的技术设计。他一边应付着造反派们的批判，一边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反覆地研讨、设计、审定。当工作进人到最紧张、最关键的日子里，他96岁高龄的祖母——彭湃的母亲，一个为革命献出了6个儿子和媳妇的老人，却被污衊为“地主婆、慈禧太后”，日夜挨批斗；为了革命已牺牲多年的父亲——彭湃，被“四人帮”捏造材料硷了“大叛徒”；亲弟弟彭洪被拉回海丰批斗几十次，最后被迫害致死；曾与他一起参加革命的堂弟彭科的首级，被造反派悬挂在海丰县城楼上达3天之久。 就是在这个关健时刻，彭士禄本人也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批斗。他是怅，他有健全的思维，他不能不想这三代人的奉献和牺牲换来的是什么？然而耻辱和冤屈没有压垮彭士禄，他没有吭一声，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他一天也没有离开他的事业，一时也没有忘记核潜艇。 为了确保核潜艇研制一次成功，中央批准在1970年建成陆上核动力装置。但由于受“文革”的影响，直到1968年夏季，陆上模式堆工程主厂房的基础坑还未开挖，距中央指定完成满负荷运行的日期仅剩下短短的20 个月了。厂房建设、艇舱建造、设备安装、单机单系统调试、综合联调、物理启动……这一切都要在20个月内完成。 时间、形势、任务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军委为此发出了特别公函，毛主席签发了“7？18”批示，聂帅在国防科委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只争朝夕”、保质保量，圆满地完成任务。 彭士禄手中有了尚方宝剑，他调动了他能调动的一切力量，在试验基地军管会和指挥部的领导下，基地上的8000名解放军、工人、干部、科技工作者联合起来了。他们热血沸腾，齐心协力开始为夺回失去的时间，为圆满地完成任务而奋战。彭士禄吃在工地，住在工地，千在工地，哪里有困难、有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与此同时，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专委的领导叶帅、聂帅等全力支持彭士禄和他的战友们。周总理调动和指挥着全国2以刃多个工厂、研究所、大专院校的科研人员，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21个部、院的有关人员来配合彭士禄和试验基地的各项工作。 1969年10月，核动力装置大厅进人安装阶段，近万台件的设备、管道、电缆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安装任务。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抢建，物理、热工水力、结构力学、化学腐蚀、材料、自动控制、仪表等十几个实验室建成，并投人了实验运行。 就在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准备启动的重要时刻，周总理亲自主持了中央专委会议，进一步听取汇报。周总理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们，又像当年打仗时一样，亲自披挂上阵指挥了。 1970年7月15日下午，正在基地做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准备启动的各项准备工作的彭士禄，被紧急召进北京，向中央专委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当他和基地军管会主任王汉亭、普云龙3人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中央各部委的有关领导同志已经在座了。 不一会儿，周总理在叶帅、聂帅等十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陪同下，步人了大厅。见到这么多党和国家、军队的高级领导同志来听取工作汇报，彭士禄的心情紧张、激动，有些不知所措。 周总理刚入座，第一句话就问：“彭士禄来了没有？” 彭士禄立即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回答道：“在！” 周总理用慈祥而又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彭士禄，向他微笑着点点头，然后转身轻声地间坐在身边的叶帅：“你认识他吗？” 叶帅毫不犹豫地说：“认识！” 周总理又转身向另一边，给身边的同志介绍：“他是彭湃同志的儿子。” 这时，“四人帮”的干将黄永胜突然恶狠狠地插话说：“彭湃的母亲在海丰县成了“慈禧太后”了！” 周总理没有说话，只是朝黄永胜严厉而又冷冷地盯了一眼，黄永胜便再也不吱声了。 汇报开始了。周总理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非常仔细、认真地询问着每一个环节，从反应堆的设计、设备生产，问到设备的安装、调试；从燃料元件、压力壳的质量试验情况，问到蒸气发生器和主机的运转；从控制棒的可靠程度问到试验试车中的各项安全措施。周总理问得既详细又透彻，并及时简要地作出了许多具体指示。彭士禄和其他同志迅速记录着。 第434页 周总理说：“你们说，现在的试验己经经过了设计、设备、安装、调试四大关，但是要记住：还有一个试验关！你们要记住，千万不要认为已经是百分之百地有把握了，就不在乎了。哪一个环节不加以注意，试验都要出问题！”接着他又精闢地指出，“科学试验与革命工作一样，既要大胆积极，又要有步骤地、稳妥地进行。当然，首先是要有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但在具体工作上要做好。”周总理恳切地说：“现在要求你们要做好各种预想，要设想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考虑各种可能。” 整整进行了一个下午的汇报，还未进行完，周总理要求第二天上午继续汇报。 次日汇报开始前，有同志问周总理：“总理，您昨晚休息好了吗？” 总理在沙发上轻松地挪挪身体，风趣地回答：“噢，听了你们的汇报，我兴奋得一夜未睡！” 彭士禄他们向周总理请示，希望能在毛主席为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作出批示的7月18日那一天，启动反应堆提升功率。 周总理听后，作了认真考虑，他指示道：“现在可以预定在7月18日提升功率，但不要赶任务，一定要安全可靠，万无一失，要以搞好为准，准备不好就不一定在7月18日启动反应堆提升功率。” 周总理知道彭士禄是个心直、性急、有冲劲的人，便对专项任务办公室主任陈佑铭说：“他们3个年轻人有敢想敢干的冲劲是好的，但容易考虑不周。陈佑铭同志你这个办公室主任应该帮他们把把关，不要跟他们年轻人一样去沖。我们年纪大一些的总还是有点经验吧！你要好好听取他们的意见，研究设想方案。开始联动，要注意测试数据的收集，尽量做得慢一些，细一些。”随后，周总理又补充道：“要扎扎实实地搞试验，在陆上试验成功了再下水，在今后还要使设备长期可靠地运行，运行中一定还会遇到问题，那就再研究改进嘛！” 这次中央专委会议批准了反应堆提升功率这一关键行动计划。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又再一次叮嘱：“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会议决定，彭士禄他们立即返回试验基地。周总理决定用自己乘坐的专机把有关人员送回基地。 周总理说：“我问了天气预报，11点以后天气不好，我们这个会要提前结束，10点半送你们上飞机。” 接着，周总理亲切地徵求意见：“从这儿（会场）直接送你们到机场，不回家了，行不行？” “行！” 周总理笑了：“对！我们过去革命哪有什么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会议结束前，周总理紧紧地握住彭士禄的手，深情地说：“小彭，记住，你是海丰人，永远不要改名换姓！”彭士禄把这句话深藏在心底。周总理要他记住海丰，那是第一个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周总理要他记住自己是海丰人，就是要他继承和发扬海丰人民无私无畏的英勇革命的斗争精神；周总理要他永远不要改名换姓，那是因为在血雨腥风的时代里为了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害，他不知姓过多少个姓，换过多少次名，最后还是党给他恢復了原姓，取了属于他的名字。 7月17日，反应堆开始升温升压。周总理通过电话，随时了解着情况。周总理电话指示：“要加强现场检查，越是试验阶段，越要全力以赴，一丝不苟地做细緻工作，这样，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数据。” 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座潜艇用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首次达到设计满功率。陆上模式堆的一次试验成功，为第一艘核潜艇的按时下水提供了充分的有利条件。4年多来，2000多个工厂、科研部门、大专院校的技术人员、工人、解放军将士齐心协力的成果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接着，彭士禄奉命赶赴造船厂，开始了第一艘核潜艇调试的任务。 1971年7月1日，第一艘核潜艇首次实现了艇上核能发电。 1971年8月，迎着盛夏灿烂夺目的朝阳，新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开始了她的处女航！ 此时此刻，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却毫无喜庆之意，压在他心头的是核潜艇还有许多技术上的细节需要改进，仅仅能航行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有实战攻击的能力，要能承受飞弹的发射；人民海军正等着核潜艇加人现役，祖国的海疆、世界的和平需要核潜艇保卫；新一代核潜艇等待投人建造；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有待汲取它的经验，彭士禄怎能有丝毫的懈怠？党和人民的重託，周总理、叶帅、聂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是那么沉甸甸地压在他那并不宽厚的肩膀上。 是啊，这6年来，谁能知道在核潜艇的研制过程中，作为总工程师、总设计师的彭士禄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耗费了多少心血？承担了怎样的风险和责任？拍了多少次板？有人说，彭士禄天不怕、地不怕、胆子撑破天。是的，为了事业，他胆大包天，他从小就默默地承受着与他的年龄、与他瘦弱的身体不相称的重任和磨难。总是这样超负荷地运转，就是机器也报废了，何况一个血肉之躯，一个常人？他为什么不声不响，从不诉苦呢？难道他没有苦闷、思虑和怀疑吗？他爱喝酒，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莫非他在拍板的时候也有几分怯懦和犹豫？他是否也在寻找一种力量和支持呢？武松如果不是多喝了几碗酒，醉闯景阳岗，也未必能赤手空拳打死那只勐虎。苏联撤走了专家，中国一无技术设备，二无片纸资料，三无前人经验可循，士禄怎么就敢在这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屡屡拍板呢？那不可能是十拿九稳的拍板，他说有七分把握就拍板，那剩下的三分胆量又从哪里来呢？ 第435页 徐特立前辈在延安革命教育工作中曾提出“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原则。延安中学的师生正是遵循这样的准则严格要求自己。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彭士禄一直把这三条作为他做人的准绳。 彭士禄有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妻子和一双儿女。妻子为他掌管着一切，承担着生活的重负。妻子心脏病严重，几次病危都悄悄住进医院，不肯打扰他。他知道后总是忧心如焚，时刻惦念着爱妻，然而却无法陪伴和照料她，无法尽一个丈夫的责任。他照样出差，照样要去工作，他认为那里更需要他。他无暇顾及他那个小家，他心中只有工作和事业，装着革命的大家。 彭士禄天不怕，地不怕，是一名铮铮铁汉，然而在荣誉面前，他却那样腼腆，那样羞涩，总是藏着、躲着。他经常忙碌在工地上或出差在外，参加国家科学大会时，稀里煳涂被叫去开会，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获奖者。后来，他又一次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他从不追求名利，不考虑个人得失，然而荣誉却悄悄地公正地来到他的身边。 从1939年彭士禄跑到东江纵队参加革命开始，50多年来他没向组织提出任何一点个人的要求。别人住房越调越大，他却说自己家人口少，主动由7间的将军楼搬到四室一厅的单元房里。什么时候长工资，什么时候调级，什么时候评职称，他一概不知，也不打听，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从1958年回国定级至今他只调过一级，他绝不伸手。他说：“党给我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他给不少单位当顾问，但从不领取报酬，他说：“对国家有利，不比那几分钱更有价值？” 彭士禄火一样的精神，曾在那个真理被扭曲的年代，激发了核反应堆工地上8000多人心中的爱国热情。这支队伍中有“臭老九”，也有工人、解放军指战员；有走资派、保皇派，也有造反派和逍遥派，大家统一到一个大目标下，坚决贯彻毛主席的“7.18”批示。于是奇蹟发生了，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仅用了6年的时间，中国核潜艇研爵制成功了，在外国人眼里这不能一不是一个谜。其实谜底很简单，门就是无数像彭士禄这样的科技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燃烧自己、奉献自己的结果。 核潜艇成功了，彭士禄跟着又投入了研究和创建核电站的工作，大亚湾和秦山都有他坚实的足迹。彭士禄已经被载人世界名人录，但他的脚步仍旧没有停下来，他仍然日夜奔波着、劳碌着。他说：“我父亲是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先导，开创了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纪元。我远不如我的父亲，我要学习他的精神，来者为中国核动力事业拼搏，甘当中国核潜艇、核电站的开山、铺路人，甘当老黄牛。”是的，他是属牛的，牛一样的性格，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他与人无争，与世无求，默默地耕耘着，奉献着。 第12章 延安时代的青年楷模——谢绍明 谢绍明7岁参加革命、14岁入党，在现在的青年人看来恐怕是难以理解的，如果你能去深人地了解这段歷史，就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谢绍明出生在陕甘宁边区安定县西区枣树坪村。安定县紧邻革命圣地延安。他的父亲谢子长牺牲后，党和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被毛泽东主席誉为陕北人民的“谢青天”，将安定县改称子长县。 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占领了绍明的家乡，他们一家人被迫离乡背井。绍明刚刚7岁那年，便随父、兄参加了革命队伍。 继1927年清涧起义后的1928年至1931年底，谢子长与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在西北创建了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26军前身），谢子长任总指挥。1933年底，中共驻北方局代表委派谢子长为西北军事特派员，领导西北革命武装力量。1934年7月，陕北特委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谢子长兼总指挥，后又兼任红26军42师政委。 同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谢子长率42师红3团和陕北游击队进行反“围剿”，不幸在清洞河口一战中负伤，但他全然不顾伤势的严重，仍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最后胜利。这时已经到了1934年10月，党组织决定要他离开部队，转移到安定、安塞边界一带去养伤。就在这时，绍明来到父亲身边，朝夕侍候父亲养伤。这也是绍明有生以来和父亲相处最久、受到他的教诲最多的一段时间。不幸，这竟成为他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最后日子。父亲于1935年2月离开了人世。 父亲那种坚定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献身的精神，深深地教育和影响了谢绍明和全家人。从1924年到1937年，他们全家先后有11人投身革命，9人加人了中国共产党。9人牺牲在战场或敌人的屠刀下。谢子长在养伤期间，刘志丹同志常来看望。绍明常偎依在刘志丹叔叔身上。有一次，刘叔叔一边抚摸着他的头，一边问：“双玉（绍明的奶名），你长大了于什么？”绍明还没来得及回答，父亲便在一旁兴奋地说：“长大了跟你刘叔叔去扛枪当红军。”绍明真是喜出望外，知子莫过于父。他从7岁参加革命队伍那天起，就时刻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像父亲及其他红军指战员一样，有一匹好马，一支好枪，去打反动派。后来开始学文化，又多么盼望能有一桿好自来水笔。不幸的是，1936年，绍明敬爱的刘志丹叔叔东征抗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绍明没有能够实现父亲要他跟刘志丹叔叔当红军的遗愿，当时，他是多么地痛苦和失望啊！ 第436页 谢子长和刘志丹相继牺牲后，更坚定了谢绍明扛枪当红军的意志。但党组织觉得他还是个孩子，他的主要任务应该学习，而不是扛枪打仗，就把他送进了延安保育院小学部。 在保育院小学部学习，小同学多，老师和保育员少，照顾不过来，学校就开展了“大带小”活动。谢绍明被分配带小同学方荣柏，方荣柏是方志敏烈士的儿子，当时谢绍明14岁，方荣柏才7岁。一年365天，学习、吃饭、睡觉以及其他各种活动，小荣柏就是谢绍明的小尾巴，总是跟着他。谢绍明不仅每天要帮他学习，还要帮他洗脸、洗脚，为他晒尿湿了的被褥。夜里还常常要摸摸他的被子，若发现他的被子湿了，就把他抱到自己被窝里。有时还要给他洗衣服、补衣服，和他谈心…… 有一次，天气很冷，方荣柏做了一个烧马粪的小火炉，带进教室取暖。接着有许多同学仿效，弄得教室里乌烟瘴气，影响了课堂秩序。谢绍明就找方荣柏谈心。当时的谈话很简单，只问他：“你想想，要是你父亲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办呢？”小荣柏想了一会儿说：“父亲绝不会为了个人影响集体。”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此后，小荣柏再也没有把火炉带进过教室。 在大生产运动中，谢绍明等几个年龄稍大一点的同学，经常轮着干重活、累活、脏活。他们开荒，种瓜，种菜，砍梢条，搭菜架，挑大粪，背砖瓦、石头，还能做棉衣、做棉鞋，捻毛线。谢绍明是个纺棉线能手，一天能纺1斤头等棉线。当时，有一件最难干的活就是施肥。厕所是在半山腰挖的长方形土坑，上面搭几块木板。这种厕所，冬天掏粪还方便一些，粪尿冻成了冰，可以铲成一块一块的搬上来。最困难的是夏天，掏粪时人站在木板上，挥舞铁杴，要把一人多深的粪坑中的屎尿弄上来，可真不容易。有一次，一个同学不小心，掉进粪坑，弄得满身粪便。同学们用绳子把他拉上来，带他到延河去清洗，有的同学还取来自己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这件事给了绍明一个启示，以后挖粪，他们几个年龄大一点的同学就干脆穿个短裤跳下粪坑挖，反正有的是延河水，挖完了就去河里洗。这大概是今天的同学们想不到的。 还有一次，快要收工了，有一小块地未刨完。于是许多同学都赶来帮忙，一个叫李和的同学，挥镢刨地，不小心砍破了谢绍明的头，血流不止。李和同学吓坏了，老师和其他同学也很紧张，就地给他包扎后，一定要送他回学校休息。老师说：“头部受伤，容易发生脑震盪，或引起破伤风，要加倍注意。”谢绍明当时想起了父亲受伤、养伤的情景，觉得自己这点伤不算什么，坚决不肯回学校，一直坚持到劳动结束。 当时学校生活很艰苦，劳动任务也很繁重，但同学们的学习丝毫也没有松懈。相反，因学习时间短，大家分秒必争，抓得很紧。同学们在课堂上聚精会神地听课，记笔记，自习时又都认真复习。个别人有问题个别帮助，大家有问题集体讨论，直到学懂为止。绍明这个班长在组织劳动时，特别注意给学习差的同学少安排一些活，让他们多一点时间学习。 有一次正值期末复习，第二天考英语、化学。突然水井堵了，食堂要绍明派人去挖井。当时他真有些为难，派谁去好呢？如果直接说让英语、化学好的同学去，会伤害另一些同学的自尊心。于是他採用了自愿报名的办法，结果全班同学都争先恐后地报了名。而他在确定人选人的时候，便有意识地挑选了英语和化学成绩较好，且身强体壮的同学。后来全班考试的成绩都很好。 当时学生干部们很关心、热爱同学，把同学看成是亲兄弟姐妹；而同学们也热爱学生干部，把学生干部视为大哥哥、大姐姐，十分尊敬他们，自觉地服从他们的一切指挥。那时的学生千部，真像磁铁石一样，吸引着同学们。从延安保育院小学到延安的许多学校，都始终遵循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的指示，注重学生自治，提倡自己管理自己。于是各学校便选拔一些学习成绩好，年龄较大，有过一些革命锻鍊和一定工作能力、在同学中有一定威信的学生当干部，或担任党团支部工作。1939年1月，谢绍明在保育院小学时，14岁就加人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曾连任几任党支部书记。同学们和他的关系特别好，大家不称唿他的名字，而是亲切地叫他“支书老大哥”。小学毕业考人延安中学后，他也是担任班长、学生党支部的支书，后又被选为学生会的主席。1939年，他还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大会。1940年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模范青年，荣获模范青年奖章。1944年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模范学生，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再次受到表彰。 谢绍明说：“我获得这么多的荣誉，主要是党的教育培养，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们革命精神的激励，老师和同学们的信任、帮助。在我自己，最基本的一条是热烈体，热爱同学，把学校看成一个革命大家庭，把同学们看成自己的亲兄弟姐妹。我们都是党的孩子，同睡一个炕，同吃书饭，同学习，同劳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943年，康生在整风运动中发动而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把从国民能治区来延安投身革命的很多党员干部、青年、学生，指控为“叛徒”、“特务”、“内奸”，进行审查、批判、斗争、关押。制造了许多的冤假错案，伤害了很多好同志，严重地破坏了整风运动。 第437页 自然科学院预科班的“抢救”运动，曾波及到学生。最初被审查的是牛旭光。牛旭光原是新四军的一名战士，经歷了“皖南事变”，以后他又辗转来到延安。就因为这段歷史，对他进行了审查。有的同学还真以为他是“叛徒”、“特务”，甚至要动手打他。当时谢绍明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兼班长。他和班上的一些干部都认为，审查归审查，但绝对不能侮辱人格，及时制止了一些过火行为。在所谓的“抢救”运动中，一向关心爱护培养他们的老师，突然一夜之间成了“特务”，这已经令他们不可理解了，而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同学，他们有的是革命烈士的遗孤，有的是忠心继承父辈革命事业的干部子弟，怎么也会成为“特务”呢？谢绍明思索再三，觉得情况不对头。认为有问题就应该去找中央汇报才是。 1944年元旦，中共西北局派人接绍明去汇报情况。谢绍明最先见到的是高岗和林伯渠。高岗当时是西北局书记，林伯渠是边区政府主席。一见面，绍明便伤心地向他们讲了学校的“抢救”情况。林伯渠一边听他谈情况，一边气愤地说：“假如这些学生娃娃们都成了特务，我们陕甘宁边区早就没有了！”两位伯伯招待他吃了饭，还留他住下来。当晚又请了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和宣传部长李卓然来，听他详细汇报学校情况。听完情况后又问了一些问题，绍明一一作了回答。憋闷在心头的很多话，像打开闸门的流水，尽情流淌出来。谢绍明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又连夜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上交。 没过两天，西北局便派人到他们学校来，“抢救”运动很快被制止了。后来经过甄别，证明当时被“抢救”的老师和同学绝大部分是被冤枉了的。全校召开大会，为被冤枉的人平反正名，并对勇敢地抵制“抢救”运动，坚决不承认自己是“特务”的几位同学进行了表扬。通过这次斗争，同学们经受了考验，革命意志更坚定，政治上更成熟，对党更热爱了。许多同学向党支部递交了人党申请书，要求加人中国共产党。在“整风运动”将要结束时，学生支部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陈云同志曾说过，每个高中级干部，都要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通过他们经常听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唿声，才能做到“真、快、广”。敬爱的周总理更是重视言传身教。周总理在世时，只要有机会就找一些烈士子女和当年的一些红小鬼谈心、聊天，通过这个渠道多了解一些民情、民意。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1962年冬天，周总理来渖阳视察工作。当时谢绍明、李鹏、邹家华、叶正大等都在渖阳工作。李鹏在渖阳东北电业局任总工程师，邹家华在渖阳工具机二厂任厂长，叶正大在渖阳飞机设计所任设计师，谢绍明在渖阳航空工厂任厂长。一天下午，周总理约他们几个到宾馆去会面并吃饭。饭菜很简单：一条鱼、一盘豆芽、一盘豆腐，主食是玉米面窝头和馒头，还有小米绿豆粥。周总理见到他们十分高兴，开心地说：“今天我请你们来喝延安时代的小米绿豆稀饭。”吃饭时，周总理和邓妈妈不时起座，一筷子一筷子把鱼夹给他们几个的爱人及孩子。敬爱的总理一边给他们夹菜，一边亲切地间谢绍明：“你这个陕北人现在会吃鱼了吗？”。 绍明看到总理的生活如此简朴，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感低他们向总理汇报了渖阳职工群众的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情况后，总理说：“我们应该和群众同甘共苦，要加倍努力做好工作。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总理还说，他在日本留学时，每天就吃点咸鱼和米饭。他感谢这些当年的孩子们反映了一些真实的情况。邓妈妈还叮嘱他们，以后出差到北京，一定要到家里去，向他们反映一些基层的情况和群众的意见。这次总理还讲了许多的话。在讲到有些单位不顾群众疾苦，仍在大建楼堂馆所时，很气债地说：“像鞍山宾馆，这次是开馆，也是闭馆。北京的市政建筑公司大楼，必须没收。”告别时，总理再次嘱咐这些烈士遗孤，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暂时的困难，要继续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当年的同学，彼此仍然保持着这种亲密无间的友谊和敢说真话的作风。 1991年春节，谢绍明邀请一些同学在他家里聚会。这是一种传统式的聚会吃的还是延安饭。他煮了一大锅什锦豆粥，名称好听，实际上就是红豆、绿豆、黄豆、红枣、小米一锅煮稀饭。还有手抓羊肉一大锅。有的同学自带一两个传统小吃。同学们济济一堂，有叶正大、叶正明、刘虎生、肖永定、贺毅、罗西北、任湘、崔军、林汉雄、项苏云等。邹家华和叶楚梅因出差外地未到。李鹏有活动脱不开身，夫人朱琳特意打电话转达了李鹏对大家的问候，并派女儿小琳代表出席。 第13章 水电专家——罗西北 罗西北、朱敏、王小飞、李敏四人一同来到莫斯科后，被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同志接到高尔基大街的柳克斯，这是共产国际接待世界各国同志的公寓。第一个接见他们的是林彪。林彪因在平型关大战后负伤，正在苏联养病，併兼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在新中国诞生以前，莫斯科驻有国民党的大使馆，为了不暴露身份，这些孩子到苏联后都要改名换姓。罗西北就将罗字上下拆开，叫四维。 第438页 在柳克斯只呆了一个月，他们就被送进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他们初到苏联不懂俄语，不能马上插班学习，只好从俄文字母学起。当年9月，西北才插班到5年级，开始学习自然、地理、物理和化学等基础知识。在儿童院的会议室里，挂着一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大照片，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其中有一张是罗亦农。西北在异国他乡，第一次见到爸爸的模样，感到很生疏。可是有同学说：“你多像你爸爸呀！”他眼圈红了，心里涌起一股热流。爸爸，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唿啊！他注视着那张照片，哪怕仅仅是一张遗像，他多么想冲着他叫一声爸爸呀！因为，他终于知道了爸爸的模样。不久，他加人了苏联少先队。 苏德战争爆发时，周围的气氛异常紧张。莫洛托夫通过电台向苏联人民宣布对德宣战，西北连一句也没听懂，还是陈祖涛翻译给他听的。到1943年后，苏德战争愈加激烈。男人几乎都上了前线，整个社会生活艰难而动盪。儿童院的供应也紧张起来，吃饭按定量。就在这时，可亲可敬的老院长调走了，新来的院长只顾自己享受，不关心孩子们的生活。西北就和一些同学去看土豆田。后来又到森林里伐木…… 1944年8月，西北7年级毕业，院长让毕业班的孩子离开儿童院，其中的中国孩子有罗西北和王继飞。离开儿童院时，除了自己的铺盖外，仅发给每人一套换洗的衣裤、一件棉大衣，这就是全部家当了。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解散，在苏联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西北被扫地出门了。他的班主任——一位极富同情心的苏联知识分子给他出主意：为了能在社会上找到生活出路，介绍他加人苏联国籍。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苏联老师的帮助下，加入了苏联国籍。有了苏联户口，上学、居住和吃饭问题就好解决些。他报考了伊万诺沃电机工程学校，每天可以领到配给的500克黑面包，中午领取一张国际革命者援助协会（即以后的国际红十字会）的补助餐券，到市食堂就餐。加上西北考试成绩优秀鑫发给25卢布奖学金，就靠这些来维持生活。他和一个阿拉伯孩子、一个阿尔巴尼亚孩子三人租了一间7平方米的小屋。白天上课，晚上在小屋里鼓捣收音机。这样每天可以听到广播。他还报考了业余无线电学校，学习成绩同样优秀。 这种生活开始尚能过得去，但几个月后，他感到越来越困难。500克黑面包质量越来越差，里面掺的锯末和代用品越来越多，吃到肚子里不顶饿。他除了一件皮茄克外，身边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后来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只好用它换成了土豆来填肚子。 后来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那个阿拉伯孩子就带头领着飢饿的孩子到州委请愿。虽是战争困难时期，苏联政府还是很关心人民疾苦的。州委书记亲自接待了孩子们的代表，耐心地听完了他们的苦诉，马上打电话给儿童院，要求儿童院继续关心他们，又给红十字会打电话，要求除供他们午餐券外，助学金增加到300卢布。这样才又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活。 十六七岁的罗西北，正是长身体能吃能喝的时候，他心里想得也很简单吃饱饭、活下去、学成才，回去建设自己的祖国。如果说延安这个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曾填补过西北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的孤独感。那么，他到了苏联以后，不仅饱尝了没有家庭的艰难，更使他感到了远离祖国的痛苦。他年轻幼稚的心灵经常为之震颤，这是没有离开过祖国的人永远体会不到的。 眼下，他和延安、祖国好像隔了一个世界，一点消息也没有。他日夜盼望党能派人来看他，祖国能派人来接他回去。这时候，祖国在他心目中再具体不过了，她包括了家庭的温暖、父母的疼爱，以及他所嚮往的一切。 1945年苏联向日本宣战后，苏联红军即越过边界准备解放中国东北。苏联当局找到了罗西北，说明他们出兵东北的意图，问罗西北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工作。西北听说苏联要帮助自己的祖国打日本，那自然是义不容辞，就满口答应。 同时提出要求，自己是从延安派来学习的，战争结束后还要继续学习。接待他的苏联将军，当面答应了他的要求，并让他填了登记表，写了自传。当时西北报国心切，根本没有考虑接受这项任务会有什么危险和后果。当时与西北同时接受任务的还有一位正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教书的女同志，名叫侯志。 西北先到赤塔学习无线电收发技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已掌握了六七十个符号，基本达到了发报员的水平。他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令苏联教官非常吃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西北一行从满洲里来到齐齐哈尔。苏联教官交给他一部电台，让他记住密码，并告诉他以后的工作将由侯志领导。此日晚上，西北与侯志一起住进一位开明士绅家里，由他来掩护工作。西北每周有二三次发报任务，都是在深夜或拂晓进行。发报的内容是有关国民党光復军的行动（当时东北有不少土匪，国民党收编了他们，大约有一万多人，改称光復军）。 1946年6月，苏联红军撤离东北的当天晚上，八路军就进驻了齐齐哈尔城内。西北决定不再去苏联，就到哈尔滨找东北局报到。东北局送他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 第439页 1948年9月，党中央又选派21个革命先驱者的后代到苏联学习，罗西北也在其中。这21人中绝大多数到苏联后都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俄语。由于西北的语言已过关，就直接到莫斯科考大学。他决心为祖国的电气化事业做出贡献，就报考了莫斯科动力学院水能利用专业。 1953年10月，西北以所学的全部课程都是5分的优异成绩，领到了一个红色毕业证书。当时他完全有条件继续学习，摘一顶博士的“桂冠”回国。可是他心思不在那里，他想的是尽快回国，参加祖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 新中国建立不久，真是百废待兴。就水电而言，更是一项新兴的行业，当时除一座较大的小丰满水电站外，其余江河上水电开发几乎是一片空白。西北回国后，先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北京水电院主任工程师。1955年底到重庆，组建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并任该院总工程师。从此，罗西北离开家庭，离开新婚的妻子，带着一批年轻人到水能资源极其丰富的祖国大西南去，爬高坡、钻山沟，四季奔波在激流峡谷之间，风餐露宿在崇山峻岭之中，这一爬一钻就是10年。他们完成了四川水能资源的普查，眠江上游和大渡河的规划，贵州猫跳河规划及红枫电站的设计，长江支流龙溪河梯级电站、大渡河水电站的设计…… 1960年反右倾时，西北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批判了几个月，罪名是“反对省委办电方针”、“李锐反党集团的黑干将”、“反对三面红旗”…… 1964年他将调离成都时，刘澜波部长把他叫到家中，恳切地说：“西北啊！人家说你反党，我就不相信。你搞了这么多年的设计，还没搞过施工，到刘家峡去搞施工吧，我们要全面培养你。”西北听完，二话没说，丢下妻室独自一人跑到黄土高原上刘家峡搞起施工来。不管精神上有多大压力，工作上是毫不含煳。可刘家峡快要发电时，他却被“揪”了出来…… 1968年6月，“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几位同志到刘家峡拍片子。其中的大老刘见到罗西北就竖大拇指，说他是刘家峡水电工程局惟一没有被贴大字报的领导干部。并说他一无工作问题，二无作风问题。可是，言犹在耳，批判罗西北的大字报、大标语在一夜之间铺天盖地而来：“坚决揪出埋藏最深的阶级敌人”、“彻底挖出刘澜波的死党”、“打倒苏修特务罗西北”…… 红卫兵来抄家、抓人，西北坦然地说：“我不会有什么问题，大不了两三个月就回来，你们放心吧。”没想到他这一走，就是5年零8个月。其间，他歷经过群管、军管、牛棚外监督，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人格受到极大侮辱。用西北的话说：“文化大革命”践踏了他每一个细胞，可就是没有触及他的灵魂。因为他始终坚信自己的灵魂是高尚的，那灵魂不是自己天生的，而是父辈们用生命和鲜血铸造的。这种灵魂能使他的肉体在神志不清、奄奄一息时顽强地活下来！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西北被“解放”了。审查结论公正地肯定了他的过去。他又二话不说地全身心地投人了新的工作，去突击黑山峡、龙羊峡水电站的设计。他日以继夜地拼命干，恨不得把一天当做两天用。任务出色地完成了。到年终总结时，不是受到表扬或奖励，听到的却是“业务冲击了政治”、“惟产力论”等。他听后平静地微笑着，一点也不介意。因为搞水电建设是干出来的，绝不是唱高调喊出来的。他这时在本单位的职务不单是总工程师，同时还先后兼任了总支书记、党委书记、院长等。他在他所领导的单位里，绝不允许搞空头政治。 1977年底，西北被调回北京，任水电处长兼支部书记。他对自己的职务依然不介意，立即走马上任。勘察江河，审查设计，忙得马不停蹄，人不下鞍。有人议论说，罗西北是留苏水电专业的高材生，50年代就是大区设计院的总工了，到了70年代反而降为处长？这不是糟蹋人才嘛！西北仍是微微一笑，他出国学习，是为了建设祖国；他毕业后急着回国，仍是为了建设祖国；“文化大革扩使他已丧失了不少报效祖国的时间，现在只要有工作干，只要能为建设祖国出力，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重要的呢？他把党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当成了终生追求的目标，竭尽全力地施展自己的全部才能。 1978年到1955年，是西北在事业上最辉煌的10年。他先后获得了国家水力资源普查一等奖，国家重要领域科学、技术重要贡献一等奖。面对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局，面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挤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西北在苦钻专业的同时，又下大力学经济、学管理、学新科技……在开阔眼界的基础上，他不仅搞水电站的设计、施工，河流的规划，而且着眼于水电建设管理体制的改革、水利水电开发和生产力布局的关系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 第14章 国防科技线上的尖兵——叶正大 1955年，叶正大在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设计系毕业后，即和邹家华等一块回国。离开祖国多年的孩子，急切想马上投入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在这时，上级又派人来与他谈话，想让他再去苏联学习原子能专业。叶正大考虑到国家百废待兴，急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他已经学了5年，该为人民尽力了，不能再学习了。组织上考虑了他的意见，即分配他到渖阳112厂，歷任五车间工艺员、厂设计科主任设计员、设计室副主任、设计师，一干就是18年。叶正大讲，人总是一分为二的，但不论何时何地干何工作，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他说，在工作中经歷了7次失败，但最终获得了成功。他设计的仿制某型典击机，终于装备了空军。 第440页 1959年，在叶正大主持下，终于设计制造出了我国第一架歼击教练机。正逢祖国10周年大庆，当时主管工业生产的李富春同志，让这架飞机飞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到北京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并请他们吃饭。但总理说，我们有了新东西，不要都拿出来，对外国人要留一手，这次咱们就不飞了。你们要努力工作，甘做“无名英雄”。 叶正大感慨地说：甘做“无名英雄”难，“实事求是”更难！有些理想主义的东西，大学教授教书可以讲，但搞设计不行。1958年“大跃进”，非要把各种飞机上的好东西，集中到一架飞机上。林彪说：“我们能建长江大桥，为什么就不能搞先进的飞机？”叶正大评论说，喊口号可以，实际做就难了。“大跃进”没有搞出来，“文革”还没有搞出来。歼击机带炮塔，发动机就受影响，金属材料不行。这是一个综合国力问题，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建长江大桥前还有个汉水桥，当时的目标是长江大桥，条件达不到就先建汉水桥了嘛。叶正大仅仅是就事论事，根本没有一点针对林副主席的意思。但在“文革”中把叶正大批得死去活来！批可以批，但飞机结果还是失败了。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成立，叶正大被调到601所任副所长，后任副院长。当时的所长是个明白人，他说我们现在不是设计飞机的时候，而是应该先学习，学明白了再动手。 1961年，叶正大跟随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到苏联去购买飞机，赫鲁雪夫提出无理要求：谈判前不能参观飞机生产厂。刘亚楼听后，拍桌子用俄文大骂。接待人员只好再请示，答覆是可以看，只准刘亚楼一个人看。刘亚楼生气地说：“我是来谈判的，不是来玩耍的。如果再无诚意，我们就立刻回去！”又经过请示，准许技术人员看3天，司令员看1天。刘亚楼心想一天就一天吧，反正我又不懂。参观后进行谈判，谈来谈去，苏联的意见是卖飞机后要派专家到中国来。这件事很大，刘亚楼回莫斯科请示周总理，周总理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的答覆很坚决：“既然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 叶正大没有跟代表团回国，他在苏联呆了9个月，回来后又研究学习了3年，完全摸透了这种飞机，接着就设计我们自己的新式歼击机。叶正大在设计工作实践中遇到很多难办的事，难办不在技术，最难的是把什么工作都和政治摘到一块。“文革”开始后，虽然他的设计工作没停，样机也可以飞起来了，但有人已经开始对“新生儿”进行批判，说它的“出身不好”！ 原因是这个新机种是罗瑞卿批准研制的。罗瑞卿既然被打倒了，这新机种的“根”自然就不红了。在当时，人出身不好不行，新飞机出身不好当然也不行。 新生事物不可能十全十美，这个出身不好的“新生儿”水平尾翼在设计上还存在一些问题，要达到技术、战术要求还需要时间，设计定型、成批生产、装备部队还要通过实践，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完善。但现在要飞起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当有关方面徵求叶正大意见时，他回答很干脆：“可惜歼击机是单阅如果是双座我一定上去！” “新生儿”飞上天了，但并没有改变它“出身不好”的命运。叶正大跑到北京服老总（聂荣臻），也没办法。工厂军管了，也没有完全制止住两派的武斗。“4821苏修特务案”出世了，叶正大榜上有名。七斗八斗，硬要他承认“里通外国”。叶正码问道：“我干吗‘要里通外国’？我有苏联的同学和老师，有你们分析的‘里通外国’的条件，但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我要为我们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復兴、人民的幸福贡献我的一切！我干吗要‘里通外国’呢？”在那危难的年月里，叶正大在困难的时候，就想起了父亲，想起了革命导师的教导。 马克思说过：“歷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由带着不同目的、按照不同方向活动的，活生生的人们的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全部闷就构成了人类歷史的内容。”世界上任何人都在为追求自己的目的活动着。不同的是，有的人目的高尚，有的人目的卑微，有的人目的卑鄙。从父亲为人处事的史实来看，名和利都确确实实不是他追求的人生目的。父亲不避艰险，毕生追求的目的就是为人民谋解放、谋福利，除了这个目的之外，不掺杂任何村名位、财富、享受的观念。正因为这样，父亲― 叶挺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屡受委屈而不改初衷，不怕坐牢、杀头，在千难万苦中磨不损革命意志，战情愿地“在烈火和热血中永生”！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走在前面的父亲，为儿子开闢着道路，指明着方向，以他光辉的榜样，光照后人。目前，世界和中国的社会状况，已经不同于父辈们所处的歷史环境，歷史使命也不相同了。但父亲已为后人做出了榜样，将永远值得儿女们学习、继承、发扬。特别是学习他们一生有非常明确的生活目的——除了为人民之外，别无其他。为了这个目的，可以粉身碎骨，可以抛弃一切，而且九死不悔。 以父亲为榜样，胸中装着人民的叶正大，在风浪面前稳步踏着父亲的足迹前进。他先后被调到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任副主任，中国航空学会第二、第三届理事，国家发明评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防专项评奖委员会主任委员，高级工程师。1982 年起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共十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曾参与五种型号飞机设计、研制的组织领导工作，获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全国科技成品一等奖。 第441页 第15章 民革主席——李沛瑶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是国民党元老李济深的儿子。乱世出英雄，歷史造人才，无论是文官武将，一切有才干的人都会在歷史的发展朋中应运而生一显身手。李沛瑶和父亲李济深虽然生于两个迥然不同的时代，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追求进步光叫信念却是一脉相承的。 李沛瑶，1933年出生于香港。在他9岁时，力主抗日的父亲李济深被树石夺去了兵权，任命为桂林办公厅主任，当时举家随父亲迁往桂林。为了更好教育后代，父亲从三户书店请来一劫士，作为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这位女教师给了沛瑶很大的影响，她不仅教他文化知识，还给他讲了许许多多的革命道理。皖南事变后，沛瑶才知道，原来她家的女教师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在战事吃紧、日本侵略者步步紧追的情况下，桂林危在旦夕，李沛瑶一家和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一起，迁到了一个叫牛圈的山区坚守。孩子们也自发地组织起兄弟童光团，每天操练，发誓要为保卫祖国冲锋陷阵。父亲也时刻教导子女精忠报国，他发给每个男孩子一支枪，让他们学会战斗本领。他还将两个稍大儿子送去当空军，准备加人飞虎队与日寇决战。沛瑶10来岁时，每天睡觉时故意将手臂放在被窝外，哥哥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也要锻鍊身体，将来好和你们一起上战场。从那时起，沛瑶就患了气管炎和咽炎，经常一着凉就咳嗽抽止…… 1949年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沛瑶进人华北中学学习。他在这供给制、寄宿制的集体里生活了3年多，对他青少年时期的思想影响极大。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说：“那几年的集体生活和学习，对我影响很大。可以这样说，理想从爆里萌发，事业从这里起步。” 1957年，沛瑶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制造专业，被分配到南昌航空州任教员。1958年后，他又被调到南昌飞机制造公司任技术员、工程师、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和江西省第六届政协副主席。 李沛瑶，这位出身将门又在南昌度过了30个春秋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领导人的岗位上，以他特有的儒雅风度和兢兢业业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李沛瑶在父亲的影响下，在集体生活的薰陶下，确立了报效民族、国家的志向。他在南昌飞机制造厂一干就是30年。在生产第一线展现了自己的才华。也与工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俗话说：“将门出虎子。”李沛瑶可谓名副其实，但要说起他身上的“虎气”，只能在工作中那股韧劲、钻劲和干劲中体现出来。沛瑶平时举止温文尔雅，讲话轻声慢语，一派儒雅风度，这一点也酷似其父李济深。在国民党元老中，李济深素有儒将之称。沛瑶承继了父亲的儒雅风范，也继承了父亲待人宽厚、善结好友的处世为人之道。李沛瑶毕业于高等学府，又善动脑筋，心灵手巧，所以又被人称为“将门秀才”。 沛瑶在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一心要学有所用，把自己的才智献给祖国。他大学毕业前在选择去向时，父亲明确地告诉他：“应该下去，到基层去，到工作的第一线去！”24岁的李沛瑶，没有留恋大城市的安逸生活，他毅然背起行装，远涉千里到江西省的南昌飞机制造厂，当了一名普通的技术员。 在远离北京的国防工厂里，沛瑶这位20多岁的小青年技术员，一下子干到年过半百成为厂里顶尖的高级工程师。他这样执着地在第一线工作，说家庭薰陶也好，说学校教育也罢，总之，他成长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栋樑之才。 沛瑶继承了父亲对祖国和民族的深情厚爱，虽然父子俩身处两个不同的时代，选择的职业也不同，但生活志向和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勤奋工作报效祖国是李济深对子女的要求，沛瑶和兄妹们就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做的，他们几乎都学有所长。 30年的时光是漫长的。寒来暑往，斗转星移，这中间有多少酸甜苦辣，有多少喜怒哀乐，都铭刻在沛瑶的心里。青年时代的李沛瑶远离家室，他也曾有过苦恼，只能用默默的工作来消解心中的郁闷。这期间工人师傅们给他的真诚关怀，又给他带来了人生的巨大欢乐。 20世纪50年代末、6o年代初的沛瑶，在工厂里被工人师傅亲切地称作“小李”。那时候的李沛瑶精力充沛，上进心强，是个喜欢钻研的青年人。他爱摆弄无线电，工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装修无线电机器上。他精心装配的半导体收音机在山沟里有很好的收听效果，给工厂里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常常被人们传来传去，成了当时的稀奇物。所以大家都想请沛瑶帮自己装一台收音机。沛瑶是个热心人，他有求必应。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他休息日里背着装有万能表和电烙铁等工具的书包，走家串户。经他的手装配的半导体收音机到底有多少台，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李沛瑶是个性格开朗乐观豁达的人，在工厂里长期生活，他同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工人们都亲热地称唿他“李师傅”。 沛瑶与广大工人之间的感情，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工作中凝结的，那真诚的友谊是经得起风浪考验的。“文革”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造反派们，发挥了无限的想像力，硬说李沛瑶装配的半导体收音机是与特务联繫的收讯机，拷问李沛瑶发展了多少特务，逼着工人师傅们揭发李沛瑶的罪行。 第442页 半导体收音机曾给全厂的人们带来过欢乐，此时也给大多数工人带来了厄运。但正直无私的工人们了解沛瑶，他们根本不相信沛瑶会是特务或反革命分子，这种信任给了李沛瑶精神上巨大的支持，他深信自己的家庭出身和经歷，在没来飞机制造行业工作前曾经过严格的政审，政治上是完全过硬的。然而，荒唐的年代令人身不由己，工厂里停工停产闹革命，高音喇叭里整天叫嚷不休从李沛瑶的宿舍到厂区的路上就有一连串的高音喇叭，那噪音使他昼夜不气但他没有放弃学习，没有放弃工作，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抓紧一切时间，搞了不少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还编写了有关技术教材供工人们学习使用。此时，他才真正找到了一个技术人员的位置，感到了知识分子的真正价值。他陆续担起了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的重担。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1986年，对53岁的李沛瑶来说，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民革地方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时候，民革中央副主席李赣骝率队来到江西协调工作，为适应领导机构年轻化、知识化的宗旨，李沛瑶被推选进了江西省委的领导班子。 当时，李沛瑶实在犹豫不决，他捨不得放弃自己的专业，认为自己程政治性工作和行政性工作。他所在的南昌飞机制造公司也很不情愿这位有才干的高级工程师离去。但经民革组织上多次说服，李沛瑶最终还是服从了大局，担任了民革江西省副主席的工作。 多年从事技术工作的李沛瑶，本来与政治工作相距甚远，但最终却没有避开政治的眷顾。他先后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他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接着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并于1989年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 在担任劳动部副部长期间，沛瑶主管着11个司局级单位，是有职有权的领导。他凭着自己搞科研的那股干劲和钻劲儿，又钻研起有关劳动保护的问题来。他几乎翻遍了中外有关资料，写出了数万字的论文。 沛瑶在工厂呆了30年，他太了解工人了。他常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人相结合，所学就很难发挥。知识分子是人才，高级技术工人也是人才。他为解决生产安全问题而唿吁：“野生动物有保护法，环境有保护法，人的保护法却没有，甚至连一个安全条例也没出来……”“应该建立一个比较安全舒适的劳动环境！”当《劳动保护法》颁布那天，李沛瑶亲自带队上街，向人们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劳动法》。 李沛瑶告诉人们，《劳动法》是一个保护工人权益的法，它的主旋律是维护工人权利。在劳动关系形成之后，企业与工人之间，一般是企业处于主导的强势地位。制定工作时间、工资分配等规范了企业的用工行为，明确了工人的权利，对职工就有了保护作用。在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关键就是要突出企业自主权。企业有了自主权就可以按需求来配置劳动力，以避免劳动力的浪费。目前中国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最大的困难就是劳动力的供大于求，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以社会保险作保障。所以，实行社会保障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程序，社会保险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依託。 1992年12月，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李沛瑶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那年他59岁，成为8个民主党派中最年轻的一位主席。 1949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时，李济深担任了首届主席的职务。43年后，他的儿子李沛瑶又当上了第八届主席。有人说这是子承父业，而李沛瑶本人所感受到的是责任重大。李沛瑶从小在老一辈革命家们的薰陶下成长，父亲、何香凝、蔡廷错等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行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生牢记着幼年时父亲对子女们的教导：“要勤俭，要学而不倦，将来好做大事。”一切要靠自己，要热爱祖国、报效祖国，一直是他坚定的信念。如今他担任了民主党派领导人的重要职务，就更觉得“报效祖国”4个字的分量。他说，当劳动部副部长时，考虑的是怎样搞养老保险，就业保险；现在任民革中央主席，考虑的是怎样团结更多的人，怎样为经济建设服务，怎样参政议政。 李沛瑶是身体力行的人，为了搞好民革的各项工作，他坚持坐班制度，每天8点半之前准时到机关。他说话和气，办事认真，那勤勤恳恳的工作作风，就像机关干部中的普通一员。 1995年春节前夕，民革中央在机关礼堂举办迎春茶话会。正在大家谈笑风生兴致勃勃时，会场上的扩音器中发出了刺耳的响声，持续不断。人们面面相觑，束手无策。这时，只见李沛瑶走进播音室，转动着扩音器上的几个旋钮，经过他的一番调试，噪音消失了。在场的人无不佩服。 这年，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李沛瑶，带团出访了东南亚3国和东欧3国。他以专业人员的目光观察着所到之处，以有理有据的语言回答了有关人权问题的提问。李沛瑶从一个专业技术人员成为有12亿人口大国的国家领导人，地位变了，但知识分子的察性和品格没变。他可不是那种人们想像中官大脾气长的人。下属与他交谈，有时甚至会感到他比以前更和气。他总是很谦虚地微笑着，说完自己的观点后，还习惯地反问：“是不是这样？”“这样行吗？”事实上，李沛瑶的内心是自信的。他读过那么多书，干一行钻研一行，真正是胸中有数。他从不人云亦云，凡事习惯于自己动脑筋。 第443页 每到外国出访期间，他都希望对方多安排些专业的参观。李沛瑶不仅对工厂企业情有独钟，更有加快发展我国大中型企业的热切愿望。参观风景名胜时他走马观花，参观商场购物中心时他常幽默地说：“东西当然不错，可惜我没钱，什么也不想买。”只有参观工厂企业时他认认真真，以专业人员的目光观察一切，细心询问年产量、原料以及近年来的销售情况…… 在出访匈牙利时，李沛瑶一行到达的当天受到了匈牙利总统的接见，而且总统还与李沛瑶谈到了发展贸易的问题。这使李沛瑶震动不小，他想，我只是中国的一个副议长职位的官员，在访问的当天就受到国家总统的接见，由此可见，如今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位置之重要。李沛瑶将自己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想法认真记录下来，他认为目前我国与东欧外贸的互补性十分重要，要发展经济首先应快速占领市场。李沛瑶认真分析了为什么东欧好端端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会一夜之间垮掉？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过去的失误，他更觉得邓月平同志论断的正确。一定要有机地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起来，使生产力与现代化的生产发展相协调，否则只讲阶级斗争不讲经济，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 在义大利访问时，有人以“人权”问题发难时，李沛瑶回答说，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体制下，对“人权”有不同的看法，我曾在基层工厂生活几十年，搞过工会工作，后又在劳动部工作多年，一直在搞《劳动法》，《劳动法》就是维护劳动者的权力，我国几乎每年都要研究给工人增长工资的问题。现在中国有关的法律都已陆续建立，《劳动法》 及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制度都与人权密不可分。应该说，我一辈子都在搞人权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人权工作者。李沛瑶问对方：你到过中国吗？对方说，没有。李沛瑶接着说，欢迎你到中国来，走一走，看一看，只有你了解了中国的国情才算了解中国，到那时我们再讨论你提出的“人权”问题。 59岁的李沛瑶，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职务以来，民革的工作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李沛瑶的领导下，民革在争取祖国统一和参政议政支持祖国四化建设中做出了新的成绩。 自李沛瑶出任民革中央主席以来，配合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民革自身的组织建设工作提出了新思路和工作重点。先后就经洲本制改革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组织了课题调研。1993年9月，李沛瑶亲自带队到贫困的贵州省山区考察。在听取了六省七方联席会议之后，他立即到贵州最贫困的地区去了解情况。在纳雍县街头，他仔细地向农民老汉了解真实的生活情况，接着又冒雨赶路5个小时，前往纳雍姑开乡陶家寨小学，参加学校的开学典礼。纳雍县是民革扶贫的重点地区，每年民革组织都为该县筹措资金并送上一些智力和技术上的支持，先后为陶家寨小学和法都寨小学筹建起了教学楼。李沛瑶通过考察了解了边远山区的现状，认为改善农村的贫困要从发展教育人手，加强了教育才能改变人的传统习惯和陈规陋习，解放思想培养人才是改变落后面貌的根本。李沛瑶明确了进一步做好智力支边扶贫工作的重要性。 无论是担任劳动部副部长时期，还是当上民革中央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后，李沛瑶所关心的总是劳动者的利益和生活问题。这一情结是在30年基层工作中形成的。作为国家领导人，所需要具备的或许正是这种关心百姓的情结。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步深人，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我国大城市里原有的劳动力出现了闲置状况，而大量涌进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又加剧了城市的负荷。对于所谓的“盲流”和民工潮现象，李沛瑶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我们是个农业大国，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的小康，安置调动好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是国家安定、发展的前提。他说：“我国农村尚有巨大潜力可挖，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是一个无尽的宝藏，只是关键在于如何调动、使用。”1993年岁末，在中共中央举行的与党外人士座谈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上，李沛瑶就农村工作与农民就业问题发表了见解。江泽民总书记听后连连点头，他对李沛瑶说，你做过劳动部副部长，欢迎你对这个问题继续研究。 1994年4月8日，李沛瑶率领由劳动部、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小组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组成的考察团，到中西部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5个省区22个市县进行考察，走进了农户之家，走进了乡镇企业的厂房，了解到了第一手材料。在云南大理州弥渡县的蔬菜交易市场上，李沛瑶一边与菜农交谈，一边思考着打开农副产品销路、搞好深加工的问题。当他听说一亩蔬菜可获3000元收人时，高兴地说：“好，如果设法将蔬菜保鲜期延长，运到更远的地方，收益一定会更大。”在湖南衡阳，李沛瑶带着发展农村立体养殖的种种设想，到三塘乡大广村鱼塘、猪场考察。他听了农民的经验介绍后，向农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李沛瑶最关心的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他认为乡镇企业也要实行改革，要按现代化企业制度办事，只有实行了现代化企业制度，才能纳人商品经济大潮的轨道，提高产品的质量，才能适应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乡镇企业不能背起沉重的包袱，走国有企业的老路。 第444页 看到衡阳地区沿途饭铺旅馆无秩序设立的状况，李沛瑶联想到四川乐山市五通桥区茶花村的景象，那里的农民大部分告别了土地，但人员安排却井井有条，有的进了工厂，有的搞运输生意，居民採买消费都形成了一个完备的体系，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日日富足。于是，李沛瑶的思想中形成了将劳动力转移与发展小城镇紧密结合的见解。他认为，小城镇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集散地和乡镇企业规模经营基地，应从三个层次同时入手：一是扩展300多个小城市，使其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培植2000个县城，建立新的城市基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三是在5万个乡镇中选择交通条件好、具有市场功能和建城基础的几千个集镇，建设小规模“农民城”。 几十天的考察归来，考察团总结写出了资料翔实、数据清楚、可行性很强的建议，上交中共中央、刚院，得到了高度评价和重视。 几年来，民革中央在李沛瑶的主持领导下，为剑议政和争取祖国统一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向中期央、国务院提交的《关于东方大港的崛起函应早触策的建议》、《关于搞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蜘点建议》，都得到了重视和肯定。 将门儒官李沛瑶在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如他的父辈一样，兢兢业业地为祖国和人民做着有意义的工作。在形式上李沛瑶是子父业，在道义上李沛瑶是子承父志，他担负的是人民的重託，他所投身其中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 第16章 人民音乐家——施南光 人民音乐家施光南，是鲜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元老施存统的儿子。光南1940年出生于四川重庆。父母都是革命者，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心爱的儿子。光南说：“我小时候家里颠沛流离，能活命就很幸运了，哪里能有条件接触音乐……” 施光南童年的春天，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光南和许多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孩子一起，挎着书包，背着铺盖捲儿，迈进了古殿巍峨、松柏参天的先农坛，上了北京育才小学。他对音乐的特殊爱好和天赋，很快被小学的启蒙老师发现。在老师的引导下，他很快成了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刚解放的北京城，是个充满歌声的天地，人们翻身得解放，心情格外欢快。那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翻身道情》等歌曲伴随着的一个生机勃勃、民心振奋的年代。光南参加了学校的童声合唱团，整天像小鸟一样唱个不停。小学快毕业那阵子，正赶上全国首届民间音乐、舞蹈大会演，中华各民族的音乐、民歌，使光南仿佛步人了遍布五光十色珠贝的龙宫…… 小学毕业后，光南进入了位于满目疮痰、一片荒芜的圆明园的“师大二附中”。他和同学们一边学习，一边在记录着帝国主义侵华罪证的废墟上建设校园。光南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个，他身材瘦小，戴一副近视眼镜，面颊俊俏而白嫩，颇像个端庄的小姑娘。可干起体力活来，他毫不示弱。在修操场跑道的人群中，光南拼命地挥动着大铁杴；在挖游泳池的劳动中，他满身满脸的汗水；他在用双手让沉睡百年的荒园焕发青春的同时，也锻鍊了自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从此埋下了一片建设祖国、报效人民的赤子之情。在圆明园这块土地上，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了光南这株幼苗。整整6年，母校辛勤的园丁为未来的人民音乐家施光南倾注了大量心血！光南生前曾满怀深情地给母校― 北京市101中学写信（师大二附中后改名为北京101中学），谈及自己的成长道路：“我是在中学确立搞音乐志向的。学校的文艺社团曾给我一定的影响。我在戏剧组里演出过话剧《桃子熟了》，也曾参加过钢琴组，老师教给我钢琴基本指法，对我考音乐学院前自修钢琴有很大帮助。在学校以及区的文艺汇演中，我创作的歌曲《劳动小唱》和《五十一个鸡蛋五十一颗心》（前者反映了我们自己整治校园的劳动生活，后者通过全班同学每人送一个鸡蛋慰问患病的班主任葛俘增老师的动人情景，歌唱师生间真诚的情谊）都曾获奖。我曾主编过油印音乐刊物《圆明园歌声》 ，我用笔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歌曲曾流传到社会上。这些创作实践增强了我作曲的信心，使我看到了自己在音乐创作方面的潜力，因此走上作曲的道路。” 光南喜欢唱歌、酷爱音乐在中学就出了名。他把全部的业余时间和精力，都投人到了“音乐梦乡”。他有许多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抄录了大量中外名曲，无论歌曲还是京剧、地方戏曲，他都有浓厚的兴趣。光南的音乐感极强，往往看完电影就能唱出该片的主题歌。顺手拿过一首新歌，看看谱子就立刻能唱出来。他是班级和学校歌咏队以及歌咏比赛最热心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学校成立了钢琴小组，他又是积极分子。他知道弹琴与作曲关系密切，甚至在和同学漫步校园时，光南的手指也会下意识地把同学的肩头当做琴键，指尖下跳动着他得意的旋律。他也曾悄悄地向同桌透露：有时候，一个旋律会像泉水般喷涌而出，即使在课堂上我也要不顾一切地抓住它，记下来。 中学时期，光南创作了几十首歌。出于不好意思，更主要是怕引起同学们的议论，他在作曲者的位置上，从不写自己的名字。有时为了瞒天过海，就写上“某某斯基”、“某某洛夫”之类。这些歌曲动听且上口，同学们都十分爱唱。于是光南就请人油印了一本歌集，分送给同学。这些歌曲很快传遍了全校，也传到了社会上，但没有人知道这些曲子是施光南创作的。 第445页 光南油印第一本自选歌集时，还不满17岁。这些少年时期的作品成功地吸收了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俄罗斯族等少数民族音乐，以及四川、云南、陕北等地的民歌曲调，显露了光南超群的音乐才华。其中一首《懒惰的杜尼亚》竟飞出了校园，被人们当做民歌演唱，并在北京市的歌咏比赛中获了奖。当光南在报上看到这则消息时，激动得吃不下饭，他辛勤劳动的成果，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升入高中后，光南的志向就更加明确了。他除了音乐之外，其他功课的成绩都不那么拔尖了。这引起了班上同学的非议，也受到了班主任的批评和家长的指责，使光南陷人了苦恼。他经过认真思考后，主动找团组织汇报思想。他说：“有的人用劳动为祖国服务，有的人用知识为祖国服务，我的志向是用歌声为祖国服务。”团组织首先了解了光南，理解了光南，召开了团员大会，说：“谁知道光南今后就不能成为中国的贝多芬呢？我们应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为此，团小组的同学还为光南开了个“音乐会”。 1957年夏天，光南还没有完成高中学业，就决心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谁知卷子一发下来，他就傻了眼，连一些音乐基础理论都答不出来，考莫扎特的奏鸣曲连三分之一也弹不下来。最后，主考老师要他在钢琴上弹一首即兴曲，别的考生都弹奏外国名曲，光南却出人意料地弹了一首他自己创作的描绘祖国山川之美的《高山流水》。也许这首曲子并不十分完美，但主考老师对琴曲中闪诊的艺术天赋十分赞赏，又看了一些他的创作，就让他回家了。光南带着十分失望的心情走出考场，无精打采地回到家里。 光南的乐理基础太差，但他的音乐天赋已显露出来。主考他的音乐老师找上门来，建议他先到音乐学院附中，补上基础知识，再进学院学习。光南就这样如愿以偿地迈进了他日夜嚮往的音乐殿堂。 此后，光南虽然离开了母校，离开了老师和校友，但他的歌声始终和老师、如学们在一起。他为工人、农民、战十写歌；他为科技人员、教师、运动员、南极考察队员写歌；他为中日青年的友好写歌；为港澳台同胞写歌……“文革”期间，光南的日子很不好过。他视为生命的音乐创作却遭到了无端的指责、批判，甚至被勒令停演停唱。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对他本人莫须有的蔑言蜚语，使他陷在深深的痛苦之中。他的问题是由《打起手鼓唱起歌》 这首歌的禁唱引起的，而下令禁唱的是权倾一时的文化小组组长于会泳。理由是说这首歌情调不健康，像靡靡之音，而且与贺禄汀的《游击队歌》有雷同之处。当时有个校友在一家机械厂当技术员兼车间副主任，又是篮球队队长，经常和工人们一起搞文体活动，便和几位喜爱光南歌曲的师傅说了这件事。没想到工味人师傅们火了，说找文化小组讲理去，而且说去就去。三四个工人代表好容易找到了“文化小组”，一位年轻的秘书接待了他们，得知他们的来意后，秘书冷视说：“禁唱是领导同志的意见，这首歌的旋律不健康。”工人代表理直气壮地问，《黑龙江的波浪》、《多瑙河之波》和《蓝色多瑙河》也可说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不是都是好曲子？那位秘书不屑一顾地说：“这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不足为论。”工人师傅被激怒了：《马赛曲》、《国际歌》和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从曲到词都有相似的地方，又怎么解释呢？是不是也要禁唱？秘书也恼羞成怒，转而用审讯似的口气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电话、负责人姓名？”工人师傅可不示弱：“怎么？你查户口吗！说到天，老子只有五笔两个字——工人！你能怎么样？”当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谁也不敢把工人怎么样。 这几个人回工厂以后，将情况向工会主席一说，大家决定自己动手为施光南印歌集。他们凑了100多元钱，买来了钢板和蜡纸。有人搜集资料，有人刻蜡板，有人管印刷，前后忙了半个多月，100多本装帧朴素大方的《施光南歌曲集》 完成了。歌集的第一首歌就是《打起手鼓唱起歌》 。这100多本歌集是这样分配的：60本马上用工人的名义寄往一些省市广播电台；其中有10本转给施光南；每个参加者只得到两三本。过了10多天，有位师傅听到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一首施光南的歌，又有人从内蒙古听到了施光南的歌，还有位技术员在火车上听到了广播施光南作曲的《火车司机之歌》 ，直到天天盯着电台的老陈师傅终于从一个省台听到罗天蝉唱的《打起手鼓唱起歌》 后，大伙儿像过节般的高兴！ 1974年“五一”劳动节，这个工厂的工人参加劳动人民文化宫游园活动。在煤矿文工团的邓玉华演唱前几分钟，几名工人跑向后台，鼓励邓玉华唱一首施光南的歌，他们坦然地说：“光南的歌可以唱了。”果然，邓玉华在唱完几首歌后，在观众的热烈要求下返场时，充满激情地唱了一首施光南的《我的祖国妈妈》。 1976年1月，在那举国悲痛的日子里，施光南怀着巨大的悲痛，吟唱出了人民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粉碎“四人帮”后，在胜利的时刻，施光南那庆祝胜利的欢歌，又响彻了大江南北。人民的歌手施光南，他用那跳动的音耗写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光南是中华民族的儿子，他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创作出大量具有少数民族风格的歌曲而风靡全国。校友聚会时，光南向少年时代的伙伴敞开心扉：我要为全国56个民族写歌，歌颂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幸福生活。他从中国乐坛谈到世界乐坛，不无感慨地说，近年来，我国歌唱演员频繁在国际声乐比赛中获奖，遗憾的是他们唱的都是外国曲目。我要写出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作品，争取打人国际乐坛。光南为自己提出了更高的目标，他不管歌坛上的“东西南北风”，执着地“走自己的路”。于是，光南的歌剧《伤逝》问世了，光南呕心沥血写出的大型歌剧《屈原》试唱成功了！ 第446页 1985年，他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最年轻的副主席；后来又当选为全国青联副主席；还被提名为文化部副部长，他为了创作而婉言拒绝了。正当社会主义祖国前程似锦，正当祖国和人民需要他的时候，光南突然倒下去了。是清苦的生活，繁重的工作累垮了他！仿佛一部雄壮的交响曲正进人高潮时却戛然而止，而且画上了一个巨大的、永恆的休止符，成了又一部未完成的交响曲…… 追念光南，痛定思痛。当前许多歌星举行一场音乐会，只要一出场就能获得几千几万的出场费；而光南那首通过电波向全国、全球播放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他只获得了30元的创作稿费。30元人民币，还无法购买一张流行歌星音乐会的人场券，但是光南从不用金钱来计算自己的价值！他说：“我是最富有的，因为我心中装满了追求和希望！”他满怀着对祖国、民族的希望，仅1979年就创作了100多首反映人民心声的、赞颂美好生活的歌曲。在他病逝时，他还有一抽屉200多首歌曲没有来得及发表。 为了追念光南，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应该出版他的歌集。于是许多同学参与筹划，校友慷慨贊助，由洪如丁编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人民音乐家施光南歌曲一o一首》终于在纪念光南逝世周年之际问世了。 歌集像一朵洁白的小花，敬献给施光南，以告慰九泉下的英灵！ 第17章 劳动模范——刘虎生 1955年2月，刘虎生在莫斯科机械学院毕业。3月，当他乘坐的国际列车－进人中国的土地，立刻感到祖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排排一座座的厂房和高耸的烟囱，似乎展开双臂在热情地欢迎他归来。归心似箭的心情此时更难以忍耐了，他暗下决心，尽快地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亲爱的祖国。 刘虎生很快就被分配到山西某军工厂任工程师，这个厂前身是国民党的炮厂，技术人员大部是留用人员，他们年龄都较大。虎生当时只有28岁，年轻力壮，工作起来十分勤奋，遇到问题往往下到最基层，先了解情况，再潜心研究，然后再拿出方案与大家共同商量解决办法，使工人和科技人员十分佩服。由于虎生每次下车间在群众面前没有一点架子，和大家的关系相处得十分融洽，群众关系非常好。 军工生产在建国初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优质的军工产品在战场上的威力更可想而知。而当时在这个设备还比较落后的工厂里，要生产出比较优质的军工产品谈何容易。虽然厂里保留了一些老资格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有苏联专家的现场指导，仍存在着许多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为了尽快解决这些关键问题，虎生总是要做大量的调查工作，然后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通宵达旦地计算、研究，直至攻克难关。由于许多疑难问题的攻破，虎生在厂内的威望与日俱增，经常被各个车间请去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为此，虎生也曾招来了一些人白眼，也有人要看他的热闹，而年轻的虎生对此却不屑一顾。 有一次，厂内正在生产一种军工产品的关键件，这种关键件的质量要就高。但是，如果按老工艺生产，该产品，每天只能生产1-2件，有时还要蜘报废。既费时间，成本又很高，而当时的老工程师和苏联专家都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虎生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立刻翻阅大量技术资料，根据学过的知识，大胆改进工艺，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下班的铃声响了，他顾不上回家吃饭；人累瘦了也顾不得休息，一直坚持在实验现场，最后终于设计出一套完整的产品生产新工艺，使每天生产的产品一下增到十件至十几件，既提高了质量又节省了资金，全厂上下无不交口称赞。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类似的事情还很多。他不但在工艺上、技术上大胆创新，而且在工具上、刀具上不断改革，使厂内多年遗留的老大难问题都相继得到解决，厂内的生产大为改观，质量也不断提高。为此，只一年多时间，他于1956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赢得了全国上下知晓的“刘虎生车刀工程师”的美名。与当年的“钻头大王”倪志福一样，他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新闻人物，并来到北京参加劳模大会，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不久，虎生被厂里任命为总工艺师，专门负责厂里工艺技术工作。当时虎生刚刚29岁。 时隔不久，党组织考虑到刘虎生的能力，即由山西调往陕西某厂。这个厂是我国的航空工业制造厂，虎生专门负责这个厂的光学研究与生产任务，担任副总工程师的职务。该厂的光学产品是专门为飞机配套服务的，所以，质量、精度要求极高。为此，他与广大职工一起呕心沥血一干就是几十年，为我国的光学事业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很大贡献。后来，又离开陕西调到北京，在中国兵器工业部某研究院工作。曾与中国的“保尔”，《把一切献给党》一书的作者、炮弹专家——吴运铎同志在一起工作。吴运铎任副院长，虎生任副总工程师，专门担负技术工作。一直干到粉碎“四人帮”。1982年，虎生离开兵器工业部，调到国家机械委，在薄一波的领导下工作。不久国家机械委撤销后，虎生同志又被调到新组建的国家经委任科技局局长…… 第18章 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者——陈祖涛 第447页 陈祖涛（陈昌浩之子）进人国际儿童院后，开始感到人生地不熟，可又感到生活虽陌生但令陈祖涛与父亲陈昌浩非常新奇。不久，他就认识了许多中外小朋友。他为人热情，又乐于帮助人，和大家相处得非常好，得到了同学和老师的好评。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不久，第一任国际儿童院儿童委员会主席毛岸英报考了苏联军事学院速成班，陈祖涛被儿童院300多名学生推选为继任儿童委员会主席。他能够处处维护儿童院学生的正当利益，并能根据大家的要求向院方提出合理化建议。正是这最初的社会工作，锻鍊了他的领导和组织才干，也磨砺出了他的斗争稜角和锋芒。 在卫国战争后期和战争快结束时，陈祖涛和一批儿童院的中国学生，相继考人了莫斯科等地的高等院校。当时，苏联正处在大饥荒年代，物质生活很困难。中国学生光靠一点助学金，那是既吃不饱也穿不暖的。因此，当时很多学生十分怀念祖国和亲人，思想也有些涣散。1947年罗荣桓夫妇和王稼祥夫妇去苏联治病，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指示刘允斌、陈祖涛等人，要把大家团结起来，努力学习，度过最困难的时期。要组织大家了解国内情况，将来回祖国去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于是，在刘允斌、陈祖涛、王小飞等人的组织下，于当年成立了中国驻苏联大学生组织团，也就是后来所习惯称唿的中国学生同乡会，并报请苏联的有关部门批准。刘允斌任会长，陈祖涛任副会长。由于刘允斌住在大学生宿舍内，同乡会的日常活动主要由住在柳克斯国际旅馆的陈祖涛负责。在这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为照顾毛岸英兄弟俩，给他们在柳克斯安排了一间房子。毛岸英回国后，只剩毛岸青一人住。为了照顾有病的岸青和同乡会活动方便，陈祖涛和刘莫阳搬了进去。从此，这里就成了中国同乡会的大本营。 同乡会除了日常组织中国学生学习、交流国内的革命情况外，逢年过节中国学生就在这里聚会、跳舞、联欢，使大家在感情上更紧密地联繫到了一起。1947年蔡畅出国开会路经莫斯科，得知中国学生生活非常困难，很伤心。1948年蔡畅又到苏联参加国际妇女会议，她记挂着这批在苏联学习的孩子。为了防止搜查，她将所带的金条隐藏在腰袋中，到莫斯科后将金条交给陈祖涛，让他想办法换成卢布改善中国学生的生活。同乡会根据每个人在各大学领助学金的实际情况，将每个人的实际收人补足到500卢布。当时大学一年级学生助学金是270卢布，二三年级是300-400卢布。当时1公斤土豆的市价是70卢布，可见当时的生活是何等艰苦。多亏蔡妈妈带来的金条，才使大家较好地度过了这最艰难的岁月。 自1947年开始，我党经常派各种代表团去苏联出席会议或进行谈判，他们常找陈祖涛等人去做翻译工作。由于经常和国内的同志接触，在代表团同志的影响下，陈祖涛奠定了一个强烈的意识——祖国建设急需专业人才。他常常按捺不住一颗激烈跳动的心，急切想回国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他本应于1951年6月毕业，但他提前通过了考试和答辩，在汽车厂实习后，提前4个月毕业了。他来不及和同伴们告别，就风尘僕僕地奔回祖国的怀抱。 陈祖涛回国时，我国正在和苏联谈判援助我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他很想投人到这些建设项目中去。当他去拜见周恩来总理时，总理问他想搞什么工作，他毫不犹豫地说想搞汽车工业。周总理笑着说：“那好，我国正在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你就去长春吧！”就这样，陈祖涛的一生就和我国的汽车工业发展紧紧联繫在一起了。 1951年9月，陈祖涛作为长春“一汽”的前期筹建人又返回苏联，参加在苏联的建厂实习。他作为“一汽”的驻苏代表，始终和总设计师在一起。他不仅参加了设计图纸、规划的工作，还负责一系列业务性的工作，如开列聘请苏联专家名单，联繫搜集资料等。 1954年，“一汽”的厂长饶斌赴苏，陈祖涛做他的翻译。由于他工作十分出色，张闻天很想把他留在大使馆工作，但考虑到这样做会影响“一汽”的筹建，只好忍痛割爱。 1955年初，陈祖涛同饶斌一起回到长春。这时“一汽”正值基建高潮，陈祖涛坚决要求下基层，担任了生产难度最大的发动机车间副主任，参加了从安装到投产的全过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选址、设计、基建、安装到投产，陈祖涛参加了全过程。他曾先后担车间副主任、主任、工艺处处长。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汽车局从长远战略考虑，组织一批力量专门负责筹建新的汽车厂，他们选中了陈祖涛，任命他为长春“一汽”设计处处长（即后来的长春汽车设计院）。陈祖涛带人跑遍了南京、济南等地的汽车厂家，深人调查了解了各种情况。1964年到1965年，我国决定建设一个重型汽车厂，生产越野车。陈祖涛带队到法国、英国、义大利等国，经过认真考察和比较，选中了法国重型车为模型，又经过耐心诚恳的多次谈判，以陈祖涛为代表的中国人的工作热情和负责精神感动了法国人，使他们主动降低价格顺利成交。 1964年，我国决定在湖北兴建重点企业第二汽车制造厂。负责人姚宾点了陈祖涛的将，让他负责全面的技术工作。当时陈祖涛正在法国，一个将令就把他召了回来，使他投人到一个更大规模的创业中去，也使他经歷了一场谁也没有预料到的坎坷。 第448页 1965年，35岁的陈祖涛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他率领筹建人员翻山越岭，跑遍了鄂北大大小小的山樑沟壑，进行着选厂址的艰辛工作。经过两年选址、设计和规划，陈祖涛拿出了初步方案。但当时一味强调战备，有些领导对方案不满意，嫌山小、沟浅，不够隐蔽。于是陈祖涛又带领筹建人员跑遍了安康、汉中等地，选中了现在湖北“二汽”的厂址。那时已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左”的思潮已具有不小的市场和气候。在选址和设计方案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陈祖涛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临着严峻的选择。他冥思苦想，反覆论证，不知熬过多少不眠之夜。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大工厂，要考虑交通运输、水力电力、材料供应、职工生活、城镇的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要对项目负责，要对人民负责，要经得起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的检验。干这项工作，没有科学的态度和无畏的精神是不行的。在设计方案的斗争中，陈祖涛认为有些意见是不能接受的，是违背科学精神的，他尽自己的全力，想方设法抵制和修改那些错误的指令和意见。 为了最后确定设计方案，“二汽”筹备组召开了500人的论证大会。陈祖涛整整一夜没睡，就像临大战前的指挥官，他思考着每一个细节，可能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因为来参加会的人，有的是专门来找茬挑毛病的。真正的毛病不怕挑，怕的是那不照科学精神办事的“革命”口号！ 在论证大会上，陈祖涛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坚持自己的设计方案——放射性布局。他的论述有理有据，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最后终于以绝对优势，通过和肯定了他的设计方案。他抢在“文革”之前，为“二汽”定下了大局，避免了建一个赔钱的工厂、浪费几十亿人民币的巨大损失…… 1967年，不管是陈祖涛还是全国人民，都是一页沉重的、痛心的歷史。陈祖涛被无辜关押批斗，“二汽”正在建设的工程停了下来，这一停就是3年啊！后来军队去了“二汽”，那不懂业务技术只靠革命精神的最可爱的人，把“二汽”搞得一塌煳涂。 1972年，在李先念同志的亲自干预下，部队撤走了。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和“二汽”厂长姚宾等想方设法，又把一度失踪了的陈祖涛找了回来。当陈祖涛重新踏上“二汽”的土地时，映人他眼帘的是满目疮痰。看到自己亲手开创的事业变成这个样子，祖涛的心碎了，眼里流出来的是一滴滴血水。 然而，陈祖涛毕竟是革命后代，是从国外归来的华夏赤子，为了中华民族的復兴，他重振精神，和他的战友们，在他亲手描绘的蓝图上，又拼搏了8个春秋。 作为总工程师的陈祖涛，他的心血、汗水没有白流。他带领12个副总工程师和几千名技术人员，负责从基建、安装、调试到投产的全部技术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78年“二汽”正式投产，年产量5000辆。10年后已发展到拥有职工7万名，27个专业分厂，年产量12.5万辆，总产值32亿元。在正式投产的当年，美国通用公司高级工程师代表团作为第一个外国专家代表团去“二汽”参观。美国通用公司是很有实力的汽车公司，汽车的年产量占美国年生产汽车总数的一半。他们看了“二汽”的建设十分惊嘆，就问：“这个厂建设时有多少外国专家参加？都是哪些国家的？”陈祖涛毫不客气地回答：“你们是第一批踏进这块土地上的外国人，有关这个厂的一切问题，你们尽管问好了，如果我回答不了的，我还有12个副总工程师。”美国人实在不能相信，这样大规模的汽车制造厂，怎么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呢？他们噼里啪啦提了许多问题，陈祖涛一个一个给他们作了详尽的回答。他们信服了，一个个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人“了不起”！ 第19章 自强不息的——伍绍祖 任何成熟的精神意识，都是以前人的精神成就为基础的。任何个人的成长发展，也都是以先驱者给予的关怀和教育为前提的。伍云甫、熊天荆的儿子伍绍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长大后又受到很好的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 教育，奠定了绍祖的理想和信念，熔铸了他的希望和追求。绍祖坚定地认为：人生的道路不能靠父母铺设，只能靠自己走；但“自古传统难割捨，人生血脉总相连”。可见，家庭教育会在后人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对绍祖来说，在众多前辈的教诲中，林伯渠、周恩来两位伯伯对他的教育，是铭记在心受益终生的。 绍祖的父亲在西安任办事处处长时，林伯渠是党代表，绍祖的妈妈是办事处的党支部书记又兼林老的秘书。两家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加之绍祖和林老的儿子林用三是同年生，又是同学，两家的老人都把绍祖和用三当做自己的孩子。 建国后，两家虽不住在一起，老人对孩子们的关怀和教育始终没有放松。1951 年绍祖在北京育才小学即将毕业，由于他学习用功，各门功课在班上都拔尖，有人说他有点翘尾巴。林老听说后，就把他叫到家里，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林老说：“你现在年龄还小，还不会用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让你读马列主义，你又读不懂。但你应该懂得谦逊、正直。做一个正直的人是很不容易的，正因为不容易，所以才要求你要从小做起。人，都有长处和短处，如果拿自己的长处和人家的短处比，你就会觉得自己比人家高大、完美，自觉不自觉地就会自满、骄傲起来。你本来只有半瓶水，却认为瓶子里的水满得不得了，一点空间都没有了，什么东西也装不进去了，你还能进步吗？骄傲自满的人，就会脱离实际，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做人，贵在正直！正直的人，走的是正道；正直的人，将来才能学懂马列主义，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449页 1953年5月一个周日的下午，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来到绍祖所在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看望师生。周伯伯和师生们进行了一次长谈，使绍祖铭记在心。 周伯伯说：“你们听说过清朝的八旗子弟吗？八旗子弟，就是清朝的贵胄子弟，你们会写贵胄的‘胄’字吗？就是‘胃’出头的那个‘胄’。这些贵胄的祖先都是清朝立有战功的开国功臣，自小骑马射箭，能征善战，以后带兵灭了明朝，建立起清帝国。可是后来的八旗子弟就不行了。他们从小娇生惯养，不骑马，要坐轿，整天提着鸟笼东游西逛，游手好闲，坐吃律禄，不劳而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甚至成了一群大菸鬼。后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他们束手无策，一败涂地，屈膝投降。” 周伯伯又说：“当然，你们是无产阶级的后代，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你们的父兄为革命立了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战士，没有任何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他们给你们留下了什么，那就是一副又光荣又艰巨的革命重担。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生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一代胜过一代。过去因为是战争年代，你们的父母投身于紧张激烈的革命斗争，需要公家照顾你们。现在情况不同了，这种干部子弟性质的学校是要改变的。当然，这不是你们的事，而是政府的事，不过，也同你们有关，你们应该拥护。”林伯伯、周伯伯的谆谆教诲，就像甘露一样渗人绍祖的心田。斗转星移，眨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随着年龄和科技文化知识的增长，那教诲在绍祖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家庭教育 教育子女，培养后代，是一件不容忽视的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家庭，是孩子最早接触的生活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对后代的成长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1939年4月8日，绍祖在西安出生。当时其父伍云甫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工作十分繁忙。组织上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骚扰，照顾绍祖能健康成长，批准其母亲熊天荆带着不满周岁的绍祖撤回延安。 延安虽是革命圣地，生活却非常艰苦。从1940年冬天起，重庆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断绝了对我党我军抗日经费的接济，而且对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当时华北敌后根据地一些地区受自然铭的侵袭，使我们的革命队伍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在如此的困难面前，熊天荆和陕甘宁边区的军民毫无畏惧和退缩之色，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不幸的是熊天荆1942年肺病復发，住进延安中央医院，卧床巧个月之久，其间数次病危，连棺材和寿衣都准备好了。幸而毛主席给了一种药，名叫“肌乖布拉托”，她才奇蹟般的病癒出院。绍祖曾在回忆妈妈的文章中说： “从我记事起，妈妈就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任建设厅合作局局长，併兼任区妇联副主任。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她以边区妇联的名义发表文告，号对边区妇女行动起来，反对内战，保卫延安。那时，我正随延安‘保小’行军，我父亲在上海作为中共代表团方面的工作人员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我职真可谓‘夫离子散’，孤身随军转战陕北，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和支前工作。1948 年春到石家庄，担任解放区好总会工业合作组组长，与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併兼任解放区救济总会秘书长秋母亲调至北平工作组，准备进京做接管北平的工作。母亲任内五区区委书记，不久又调到内务部（即后来的民政部）做优抚、救灾和社会福利工作，一直到去世。” “我的妈妈是位革命的好妈妈。从大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每一个革命歷史时期，她都是积极参加、忘我战斗的。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她这样的革命先驭者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我妈妈步人中年以后，基本上是做机关工作，成天抄抄写写，收收发发，没有做出什么震天动地的事情来。如果没有无数像她这样安于平凡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革命也不会成功。” “‘文革’中，我们全家受到冲击。我爱人曾晓前是杨尚昆‘死党’曾三的女儿。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回来的我二姐伍绍云，被诬成‘苏修’派来与我妈妈接头的特务。我是全国学联主席，当然在劫难逃。我父亲1923年参加学运，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秋收起义和湘南起义。红军长征途中父亲负责无线电通信工作，跟随朱总司令与张国煮的分裂主义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期间，他领导所属人员及时而巧妙地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一次就营救出了我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一千余人。全国解放后，他在领导新中国红十字总会工作时，为促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强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文革’开始后，就连这样一位一心为公、忠贞不渝、已经半瘫在床的父亲也不放过。除了不能行动的父亲外，全家人都被发送到各自单位的干校。分别时，我们都没有哭，就像走上战场去接受新的生死考验一样，去创造人生新的歷程。” 第450页 绍祖还说：“对此，许多人不理解，而我们这个家里的成员似乎已经习惯了。在那个特殊的年月，受磨难最深的还是我的父母。运动刚开始，我母亲就被扣上‘三反分子’的‘桂冠’，相继而来的帽子有‘走资派’、‘叛徒’、‘苏修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每一顶帽子都伴随着一段时间的残酷斗争和人身侮辱。她被打骂、批斗、戴高帽、游街、住牛棚、劳动惩罚……除了没有把她关进监狱外，什么罪都受过了。她坚强地活着，巧妙地斗争着，甚至运用住国民党监狱的经验，说服看押她的同志，在给她送饭和用品时夹带字条，传递消息。我父亲尽管重病在身，右半身已瘫痪，仍被抄家10多次，连房间内的地板都撬开搜查了。专案组的人还不时到家里来批斗他，因他任过西安办事处处长，当时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都是通过西安办事处去延安的。为了对革命同志负责，父亲不顾病痛和劳累，每天都要接待多批外调人员，书写多份外调材料。他右臂瘫痪了，只能用负过伤的左手写，写得又慢又吃力，但非常认真。一次，有人企图用‘逼供信’的手段，迫他‘证明’一位老同志是‘假党员’。父亲义正辞严地驳斥说：‘不，他不是假党员！是我介绍人党的。’并且用了两个多小时，工整地写了一份实事求是的证明材料，挽救了一位老同志的政治生命。他前后接待外调人员千余人次，用伤残的左手写了数十万字的证明材料，尽了他应尽的义务。当父亲患脑溢血病危时，我们家的成员都还在各自的干校，待我冲破重重阻力回到家时，父亲已全身瘫痪，连话都不能讲了。我们想方设法抢救父亲垂危的生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违心地给曾与父亲一起工作的、当时仍在台上的汪东兴写信，但是仍没有留住父亲那不算老的生命，他当时年仅65岁。1969年7月25日上午9时多，我和妈妈及全家人，眼睁睁地目送我们最亲爱的亲人——我们认为是最忠诚、最廉洁、最无私、最刚强、最高尚的共产党员上路。当时，我们都很坦然和镇静，就像目送一位勇士出征一样悲壮！” 绍祖还在回忆中说：“告别父亲后，我在家里终于翻到了父亲的遗书。那是他病情恶化前3天即7月8日用红笔写的：‘我相信党和群众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自己心中无鬼，自己心中有底，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许多烈士，已英勇牺牲了，自己是倖存者。’‘比一比过去，比一比劳动人民。’父亲最后留下的手迹，是特地用红笔写的，按中国的习俗，这就是‘绝命书’，是一篇表明自己心迹、表明一生境界留给亲人的遗书。我禁不住放声哭了，妈妈也老泪纵横。那一个个红色的字迹，就像一滴滴烈士的鲜血，又像父亲那赤诚的心。父亲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不管是我看到的还是听说的，又一幕幕展现在眼前。是的，在我的父辈中，爸爸只不过是普通平凡的一员，他不是一位叱咤风云、南征北战的统帅，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人民公僕。在那个年月，我们只能在家里，在与社会风浪的搏斗中尚存的避风港湾里，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爸爸去世后，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阿姨来家看我妈妈，两位老人见面分外难过。妈妈悲伤地说：‘云甫真是生不逢时，死不逢神啊！’我真担心妈妈在极度痛苦中讲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再给她带来新的麻烦！幸好妈妈挺住了。草草办完丧事，我们准备回各自的干校。临行前妈妈清理了她和父亲的积蓄，一共有两万多元。爸爸生前曾嘱咐，他死后把他积存的钱全部交党费。根据父母工资的比例，算在爸爸名下的应是一万五千元左右。为了凑一个整数，妈妈上交了两万元。那时我妈妈还是专政对象，一个月只发20元生活费，我们家除了一台北京牌14寸黑白电视机外，没有其他奢侈品。我完全理解妈妈的心思，她是想用此来证明她和父亲都是真正的革命者，参加革命一不图官，二不为钱，一切为了党和人民。当时她和父亲两人的工资加起来500多元。两万元，在当时来讲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它是靠父母长年省吃俭用一点点积攒下来的。父母的勤俭朴素，使我从小就养成了不乱花一分钱的习惯。我那时一直过着集体生活，虽然是全国学联主席，月工资才46元，但我仍能节省出二三十元交给妈妈。1978年6月，我从上海赴江阴途中因车祸而受重伤，我妈妈当时正准备去陕西出差。有人劝她到上海看看我，妈妈十分疼爱我，得此消息怎能不着急！但她还是说：‘儿子受伤有医生诊治，我去了也只是看看起不了别的作用。’这就是我的妈妈，具有慈爱之心和高尚情怀的妈妈！在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发生矛盾时所做出的自然选择。” “20世纪50年代初第一次定行政级别时，我母亲和父亲一样，主动要求降低一级。她长期做优抚工作和救灾工作，所以经常是在我国最贫穷的地方和最普通最基层的群众生活在一起。最近，偶然遇见我妈妈在内务部任司长时农村救济司的秘书陈友三老同志，他满怀真情地对我说：‘你妈妈真是个好人那！那时你家住在东城，你妈妈每天坐公共汽车到西城的机关上班。有时你爸爸从西城开会回去，顺便可用小车带她回去，都被拒绝。1957年有一次我陪她到江西出差，她要到井冈山去。那时井冈山还没有开发成旅游区，还是一个贫困的老革命根据地。省委派专车送她，她坚持要自己乘公共汽车上山。她知道山上群众生活困难，为了不增加当地政府的负担，自己带着干粮就去了。’当时陈老也有七八十岁了，他给我讲这些事情时眼睛里含着泪花。我完全相信他的话，因为我从小就受到父母这方面的教育，也是轻易不坐他们的工作用车的。有一次我上火车站，刚巧爸爸也乘火车赴外地，我也没有蹭他的车，而是坐公共汽车走的。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也许太过分了，但我们确是很认真、很执着、很自觉地去这样做。当时有些做法也许不太可取，但却从这些小事上反映了当时的教育，反映了父辈们的高尚情操。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父辈们确实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第451页 学校教育 绍祖5岁时，妈妈就把他送到延安第一完小读书。开始妈妈送接他两次，继而就让他独立上学，独立回家、开门，一个人在家做作业，还要兼负“看家”的任务。 上学了，学习成了绍祖的主要任务。学习和游戏不同，学习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有目的掌握知识技能和规范个人行为的活动，是一种社会义务。老师教育孩子们懂得，小学生的学习和成人的劳动具有同等的社会意义，所以在教学中，不仅要教学生感兴趣的东西，还要引导、启发学生学习虽不感兴趣但又必须学的东西，并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参加集体生活的习惯和自觉劳动的观念。绍祖在这样的环境里，不仅学会了很多必学的知识，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学了许多课外知识。他不仅能讲出很多中国抗日英雄的故事，如《洋铁桶的故事》、《狼牙山五壮士》、《二小放牛郎》等，还能讲出德国的“希特勒”，义大利的“墨索里尼”，日本的“东条英机”…… 为了让绍祖从小就能在艰苦的环境里经受锻鍊，培养独立生活、学习和自理的能力，妈妈又把他转送到距延安城近百里的安塞县白家坪的延安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保小”是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老先生创办的我党教育史上第一所公育小学。学校实行“集体育儿，养教并举”， “教导合一，教保合一”，将教学、训导、保育三者结为一体，奠定了供给制、全日制、寄宿制学校的基础。学校除了教授学生文化科学知识外，还要训导学生参加新时代的社会活动和劳动，让孩子们从小就能认识到，他们有幸受新式教育，就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牢牢记住自己的责任：国家的一切耻辱，要靠他们将来去洗雪；民族盛衰的重任，要由他们来担承。 绍祖进人“保小”时，正是1946年内战迫在眉睫时。爸爸在北平、上海等地跟随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同志与国民党周旋。妈妈在延安边区政府做妇女工作。他到“保小”去上学心里很高兴，因为他从小就听《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中唱“黄河在咆哮”，对黄河非常嚮往，误认为“黄河在‘保小”’ ，就高高兴兴地去了。到了“保小”找不到黄河，才知道对歌词理解错了。不过“保小”对他来说，确实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歷。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在《中华之魂——养教篇》开篇中说： “母校的办学宗旨，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持久力。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教学活动都贯穿着为民族战争服务，处处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救国热情。建国初期，教育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刻苦学习建国本领，积极投人经济建设，迅速医治战争创伤。三年自然灾害时，教育学生同心同德、无私奉献，战胜各种难以想像的困难，永远和人民同甘共苦。十年动乱后教育学生，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繫实际，说真话，办实事，经受各种严峻考验。从延安时期到改革开放，从民族战争、解放战争到经济建设；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次又一次的歷史性飞跃，母校的办学宗旨始终闪烁着灿烂的光辉。现在，母校正遵循邓小平‘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题词，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理想信念，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导向体系。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理想信念是生活、学习、工作的动力源泉，困难、挫折是个人生长的肥沃土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如果缺少理想追求，没有精神支柱，势必走向沉沦；如果没有奋斗，势必走向失败。时代和现实要求：在幼儿和中小学教育中，要在更大的社会层面上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艰苦奋斗中去铸造孩子们的灵魂。越是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越要坚持价值导向一元化。‘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要在孩子们的心中，构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价值导向体系，使孩子们从小在克服困难、解决矛盾的实践中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有免疫力和抵抗力。” 离开母校几十年了，但绍祖这些认识和观点的基础，还是在母校打下的。1946年末，7岁的绍祖进“保小”不久就加人了儿童团。当时对儿童团员的标准是很高的，吸收团员的手续也是比较麻烦的。小学生要求参加儿童团，必须先写申请书，须有一个团员介绍，由团里派人到班上调查，然后交小组讨论，团委会审查，团员大会讨论通过。通过后还要填表，批准后必须举行人团仪式。组织生活也是比较严格的，小组活动两周一次，团员大会一月一次。那时候的娃娃都早熟，六七岁的孩子都能自觉执行“自己管理自己”的信条。在“保小”现存的歷史资料中，曾记载着这样的事实：二年级的温明亮和马桂两个儿童团员，住在医务所养病。一天，为了争床位，二人吵闹地哭了起来。护士长跑来调解，他们立刻冷静下来，一齐说：“我们都是儿童团员，知道自己管理自己，不要你来调解，我们自己会调解的。”于是护士长退了出去，他们立刻进行自我检讨和批评，并且相互认错，结果很好地把问题解决了。护士长在门外偷偷听着，心里感嘆不已。 第452页 在“保小”师生的两千里行军中，绍祖父母都不在陕北，自然被分到了向华北转移的一路。为了适应行军需要，学校把低年级学生打乱原班级，统统编成小队，选派高年级的优秀学生担任小队长，承担起教工、阿姨的全部工作。就这样，行军小队在战火中诞生了。小队长多数为14-15岁的孩子，在战火中担负着成人的工作。行军小队中的小同学，也不甘落后。他们时刻牢记完成安全转移的任务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他们除用听话、守纪律配合行军外，还努力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在整个两年多的行军过程中，做出突出成绩的有大队长刘金梅、邢立统同学。被评为模范小队长的有朱湘梅、林华英等同学。有22个学生当选了行军模范，其中有少先队员11人，儿童团员8人。如一年级儿童团员陈延才7岁，行军时因牲口少，分配小同学轮流坐架窝子，可他总是少坐，把架窝子让给体弱生病的同学坐。林用三、伍绍祖都是8岁男孩，秦新华是个9岁女孩，他们原都是优秀儿童团员，在两千里行军中，足足走了一千里以上的路程，在遵守纪律、帮助老乡、参加劳动等方面积极走在前头，又都被评为行军模范。 绍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学习，边行军；从延安到太行，由武安搬井陉、移行唐；在河北孙庄经歷了“保小”、“行知”、“光明”三校合併，成立华北育才小学，最后到达北京。 绍祖在先农坛北京育才小学结束了小学生活，考人了北京师大二附中（后更名为北京101中学），在圆明园整整生活、学习了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57年考人清华大学。绍祖在清华园读完大学又读研究生，1957年结束了他的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孔子日：“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为知其君，视其所使。”又曰：“与善人居，如人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人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所以说：“丹之所藏者赤，乌之所藏者黑。”可见社会教育影响之大。 绍祖参加工作后，视长者为师，同龄者为友，虚心向身边同志学习。绍祖曾感慨地说：“我在生活和工作中，良师益友很多。对我教育之大、影响至深者，终生难以忘怀的是我的思想老师胡耀邦，政治老师王震，工作老师张爱萍。，’绍祖的8年清华学业一结束，并未去从事专业研究工作，而是在组织的安排下进人团中央，出任全国学联主席。 “文革”开始后，他与许多人一样交上了厄运。善于独立思考、具有独立见解的绍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发落到河南农村团中央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岁月无情，戴着贴有“现行反革命”标籤帽子的绍祖，被推到人民的对立，他只能忍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精神痛苦和生活折磨，苦熬着那艰难的年华。 歷史有情，他和被打成“走资派”而下放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编在一个班里（干校编制为班、排、连，一个班有十几个人）。那位生性直爽的青年导师、长者，自然不会将全国学联主席这位大学刚毕业的青年后生，视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那个特殊的年月、特殊的环境里，胡耀邦利用特殊的手段和方法，对绍祖进行了特殊的关怀和教育。绍祖满怀深情地说：“胡耀邦是我的思想老师，我应该好好写写他。即使现在不能写，将来也一定要写的。” 绍祖谈到胡耀邦时显得很激动，在他的脸上和眼里能够看得出他对这位过世人的深切爱戴和无限的怀念。在干校绍祖与胡耀邦朝夕相处的两个月，真是情同手足，无话不谈。从天文到地理，从歷史到现实，从思想到政治，从文学到科技，从国内到国际，从笑话到正事，海阔天空，纵横交错。在干校那个小天地里，思想的空间是没有边际的，但所谈的一切，都没有离开党和人民、献身革命这个主题。使绍祖记忆最深的是胡耀邦给他提了三条意见：一是不够刻苦，虽然在干活上能吃大苦耐大劳，但思想不刻苦，读马列的书不刻苦，想革命的大问题不刻苦；二是不会抓主要矛盾，什么都想干好，结果什么也干不好；三是不会等待时机，明明你讲的是对的，但时机不对，讲出来后适得其反，有时时机要等待一二十年。这三条就成了绍祖后来终身受用的东西。 “公则明，廉则威”。真诚，是一种力量；真诚，是赢得人民信任的首要条件。胡耀邦那种襟怀磊落、坦诚相见、始终立于平民地位的作风，使绍祖终生难忘。绍祖觉得他是一个宽厚的长者，更能理解体谅别人，特别是对青年人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亲近和关怀，令绍祖对他产生由衷的尊敬和热爱。 说起王震，绍祖深有感触地说：“我与他相处3 年，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很多事情。那一段时间是与他朝夕与共，他的言行、品德，对我潜移默化、耳濡目染，如同又上了一个社会大学一般。1975年王震听聂荣臻说，应该让我这个学核物理的人归队，才把我介绍给当时的国防科委。他在介绍信中除说了我的一些优点外，还特意写上一句，去了以后不要当官，要从参谋做起。我体会到这才是对我的信任和真正的爱护。离开他以后，他还是经常把我召回去谈谈心。‘十三大’前，有人写信诬告我生活上和经济上有问题，他对我十分气愤，亲自批示要严肃查处。而当他知道信上所写的是不实之词后，又鼓励我不要背包袱。那是‘十三大’中央委员选举前夕，他说诬告信已经散布比较广，对我当选中央委员可能有影响，并说：‘当不上中央委员也不会影响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这件事上，让我深深体会到老一辈对年轻一代的期望与厚爱。” 第453页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党内生活有了转机，一些老同志开始被启用，一直坚决与林彪反党集团作斗争的王震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当时与王观澜一起，被任命为国务院业务组（相当于国务院常务会议）列席成员。在此之前，1969年他被“疏散”到江西东乡县红星垦殖场，与那里的干部、群众同生活、同劳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原来的秘书出于正义感死保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王震同志当了两年多“平民”后，又有了新的领导职务，于是就需要重新物色一个秘书。他想找一个年轻一些的，从团中央的干部中挑选是理所当然的了。据说有人向他推荐了好几位同志，其中就有绍祖，并说明绍祖尽管有不少长处，但是曾有过“现行反革命”的问题，而且至今尚无定论。王震知道绍祖的父母，他不相信这位从小在延安读书又经过两千里行军的孩子会反党、反毛主席，当即就拍板说：“我就要这个‘反革命’。” 1972年4月，团中央河南演川“五七”干校对绍祖的审查还没有结束，一纸调令就把他调到国务院办公室任王震的秘书了。临走前，不少好心的同志帮他出主意，教他怎样去当秘书。也有同志为他担心，说王震同志的秘书可不好当，因为他事情多，脾气大，千起工作不要命。而胡耀邦同志却鼓励他去，说王震同志为革命立过大功，曾经歷了五次“长征”：率红六军团从湘赣边到湘鄂川黔；率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到陕北；率三五九旅从陕北到晋绥又回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率南下支队南下北返、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率一野二纵解放青海，进军新疆。建国后又修建铁路、屯垦戎边。毛主席称赞他是既会打仗，又会生产的人。在1943年还亲笔为他写了一纸奖状“有创造精神”。 耀邦同志还语重心长地对绍祖说：王震同志对革命无限忠诚，对人民无比热爱，从不搞阴谋诡计。要绍祖放心大胆地去那里工作。平时要与王震同志多交心，做他的真诚的知心朋友。只要这样去做了，就一定能把工作做好。 就这样，绍祖成了当时王震手下惟一可以直接指挥的“兵”。 “文革”前期，林彪反党集团伙同“中央文革”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许多革命老同志被“监护”起来。绍祖一到任，王震同志就指示他，对于所有老同志及其家属，他家的大门都是敞开的，都要以礼相待，真诚地为他们办事。绍祖排除了各种干扰，忠实地、一丝不苟地执行王震的指示，许多要求“探监”的信件和要求复查的请求都是通过绍祖送到王震手里，又经过王震之手，转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叶剑英那里。有许多着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王震总是尽全力去保护。“四人帮”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许多学者、专家、工程技术干部被打倒。王震却一如既往，对知识分子关怀、爱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他们。 “四人帮”曾攻击王震是“黑保护伞”，身边的人都是“黑秀才”。然而，歷史是公正的，在绍祖给他当秘书的3 年中，亲眼看见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既讲原则，又讲灵活，严格要求，热情爱护，保护了许多优秀的、有才华的知识分子。 王震出身贫农，从小在铁路上做工，他对劳动、生产有着天然的感情和能力。在绍祖给他当秘书期间，他先是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后来又是副总理；先是协助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抓经济工作，后又支持邓小平、万里等同志抓铁路、交通、邮电的整顿。他不是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而是有着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事业心的人，只要是他认为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就会积极主动地去干。说句通俗的话，他是一个“眼里有活的人”。他看到偌大的一个中国，当时农副土特产品出口，一年只有4亿多美元，就主动请战抓这项工作，发展黄金生产，既为国家增加外汇，又可以使农民富起来。在他的推动下，国家调整了黄金收购价格，促使黄金生产很快地发展起来。他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十分尊重科技人才，自己以一个业也没有“毕”过的学歷，刻苦钻研土壤学、栽培学、细胞学、遗传学等专业书籍，对于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十分敏感与热衷。他组织力量引进优良种子和种畜、种禽，大搞腐殖酸类肥料，推广先进的种植、繁殖技术等。在发展生产的问题上，他一点保守思想都没有，只要是好的、先进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国家的，他都虚心学习，并结交了一大批科学家，每次出差都要带上几位，随时请教。他常对绍祖说，在新疆创业和修筑铁路时，知识分子多么重要，没有他们就什么事情也搞不成。有一次，在某省看到报纸上报导当地建造一个水库，说是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硬是把它建起来了。王震对此非常不满意，当即对陪他的省委书记说：“赶快把这个水库拆除，否则出了大事怎么得了！” 1976年的前9个月，对中国人民来说，真是多灾多难：发生了三次大地震，又相继去世了三位革命领袖，王震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如焚。周总理去世后，他曾想蓄鬚明志；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他不仅热情支持，还想亲身前往。这些都在他周围同志关于要注意斗争方式的劝说下没有实行。但他确实是运用他在军队中的影响，组织和聚集力量，准备与当时已被毛主席批评过的“四人帮”决一死战。毛主席去世后，他更为悲痛，由于双腿行动不便而住进了301医院。绍祖虽在一年前已经离开他，但由于肠胃大出血，在毛主席去世后没几天也住进了301医院。1976年10月6日晚上，绍祖正好也在他病房里，这次王震就说得更清楚了，他指名道姓地说，江青一伙说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是“走资派还在走”，是要篡党夺权！他提高嗓门说：“我的腿坏了，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走，我坚持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天，绍祖从叶帅家的孩子处得知“四人帮”已被抓起来了，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解放”是什么滋味。绍祖跑到王震的病房里，想和他共享这胜利的欢悦。而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却不像绍祖那样激动，似乎他已想到了未来更艰巨的任务。 第454页 谈到张爱萍这位工作上的老师，绍祖的语气里充满了感激和尊敬：张老有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大无畏的创业精神，而且业务技术精通，对国防科学发展运筹帷幌。1975年张老“解放”以后又被派去抓国防科技工作。那时国防科技战线已破坏得不成样子，张老亲自到科技生产的第一线组织发动群众，亲自组织尖端武器的大规模型号研制。他爱憎分明，襟怀坦白，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绍祖就是在他主持国防科委工作后不久，调到国防科委工作的。绍祖是学核物理的，但从未做过实际工作。张爱萍要绍祖尽快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向老同志学习。他特别重视国防科学战线上人员的思想政治品质，提出“搞尖端武器的，首先要有尖端的思想”。打倒“四人帮”以后，张爱萍主张尽快把伍绍祖这个与他没有任何歷史渊源的人提拔到领导工作岗位上。他教育伍绍祖，工作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一切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准，不要迷信“权威”的话。在业务工作上他提倡“越是尖端，越要简单”，一切要按科学办法办事。现代高科技的组织管理工作，头绪纷杂、内容繁多，只有掌握现代的科技管理理论和方法，才能把工作做好。 张老倡导的现代科技管理理论和方法就是系统工程。系统作为一个概念，古已有之。我国古代医学文献《黄帝内经》强调了人体各器官的有机联繫，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的联繫，身体健康与自然环境的联繫；战国时期李冰父子设计修建的都江堰三大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形成了一个协调运转的工程总体；古天文学很早就揭示了天体运行和季节变化的联繫，编出了历法，指导农事活动。所有这些成就，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朴素的系统概念的自发应用。系统工程就是用系统思想和定量化的系统方法处理系统的工程技术。系统工程没有局限的专业领域，它跨越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应用于广泛的时空领域。伍绍祖从国防科工委调到国家体委，两个部门的业务工作完全不同，但伍绍祖在实践中验证了张老传授的工作方法。不过，那不是一般的工作方法，而是永恆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 自我教育 古人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就是告诉后人，不管是总结前人实践中的经验，还是接受书本上的知识，都要花费巨大的劳动。绍祖在曲折复杂的生活磨鍊中认识到，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在于勤奋地学习。学习，只有从被动变为主动，从强制变为自觉，才能在受教育的道路上取得自由。 绍祖从国防科工委政委调任国家体委主任时，曾引起海内外人士的极大关注。海外有一家新闻单位曾这样报导：“中共国家体委新任主任伍绍祖，是一位既有组织工作能力，又有宣传鼓动能力，而且被其属下评价为作风清廉的大陆政治新星，他曾仅凭13年的军旅经歷，于1988年获授少将军衔。但就在这一年的12月，他突然被免去国防科工委政委职务，调国家体委任主任。虽然这在表面上属于平级调动，但熟知中共政情的人都明白，国防科工委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部门，而国家体委则只是表面风光。”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绍祖被调离实权部呢？众说纷纭。也有人开玩笑说，因为伍绍祖在国防科工委任职期间，主抓“军转民”项目成绩突出，所以他本人也被“军转民”了…… 随着国家体制改革的深人发展，国家。体委被撤销了，建立了国家体育总局。这“委”和“局”自然有很大差别，这主任和局长自然也不是平调。伍绍祖由国家体委主任改任为体育总局局长，自然又会引起一些人的议论。不管别人如何评说，绍祖却能泰然处之。因为绍祖有稳定的心理素质、坚定的自信心和自我教育能力。绍祖从懂事起，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一个显着的特点是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以尊重启迪他的自信，以平等保护他的上进，在新式教育下，自信形成了他独立性格的核心，使他把家庭的父母，学校的老师，都作为自己终生追求的榜样——父亲伍云甫20世纪40年代初即已官至中共中央军委秘旗长，但建国后的最高职务反而只达副部级；母亲熊天荆，1923年开始她的革曦生涯，1926年人党，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一生廉洁清正，默默地为人民奉献终生；小学校长吴燕生，是留学日本的高才生，为了培养革命后代。主动跑至。延安教学；中学校长王一知，是1922年由刘少奇同志介绍人党的箱党员，从1928年直至解放前夕，她一直从事党的敌后工作，全国解放后，人民把“行政八级”和“部长待遇”作为她付出的回报，然而，王一知以其超然的态度放弃了官位和优厚的待遇，选择了退出仕途到中学去任教…… 重事业，轻名利，识大体，顾大局，能上能下，荣辱不惊，这是前辈留给绍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最宝贵的财富。 第20章 默默奉献的——李特特 1924年，不满周岁的小特特（註：李富春之女）随外婆和妈妈一同返回了祖国。不久，妈妈又因革命工作而长期出门在外。小特特全靠外婆哺育。孩子，离不开妈妈！孩子，思念着妈妈！小特特虽有外婆的疼爱，但她缺少母爱。 第455页 1928年，蔡畅根据地下工作的需要，请母亲将小特特送到上海中共中孵所在地，以组成家庭的形式掩护中共地下工作的开展。小特特不知道她的任务和作用，但她很幸福，因为又能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了。她不高兴和弄不懂的就是妈妈老领着她搬家，东躲西藏，过着一种紧张而又没有规律的生活。开始，她们只是在上海搬家。1930年的一天，妈妈竟然带她出了远门，一下子搬到了香港。经过长途跋涉刚在住处放下行李，便有几个陌生人藉口看房子闯了进来，妈妈便让其他的同志应付陌生人，自己带着小特特和随身携带的箱子（箱内有党的文件）立刻离开脚住所。小特特累得实在不想走，就问妈妈为什么又搬家？妈妈严肃地告诉她，小孩子听大人的话，不许多问。在她幼小的记忆中，这种事发生过许多次。她们不仅经常转移住处，而且还经常更名换姓。由于长年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养成了妈妈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再多问一句的习惯。不过她最感难受的是，有一段时间，她们住在工人区内一个小阁楼里。妈妈外出时，就把她一个人锁在屋里。她常常还在熟睡时，妈妈就出去工作了。白天她一个人在屋里，中午只能吃剩饭。有时没有剩饭，她只好饿肚子。孤寂之中，她非常害怕跑出来和她争饭吃的老鼠。为了解决她的寂寞和孤独，妈妈给她抱来一只小狗，她和小狗相依为命，餵它吃喝，抱它睡觉，和它说话、讲故事……后来因敌人突然搜捕，她们在仓促离去时，忍痛将小狗遗弃了。 1930年秋，妈妈又带着小特特返回上海，与聂荣臻夫妇住在一栋楼里。不但房子阔气，而且还雇了阿姨，这一切使小特特困惑不解，但她已养成了习惯，只看不问。有一天妈妈不在家，她偶然打开柜子看看，却意外地发现柜子里竟是用纸包的砖头瓦块之类的东西。她当然不知道这是为了工作，才需要住这样好的房子，为了摆阔气，以掩敌人的耳目，由于党的经费有限，因此只好这样做。1931年，顾顺章背叛了革命。为了确保安全，上级命令蔡畅转移到苏区去。小特特掩护地下工作的使命已经完成，又被送到湖南双峰县乡下同外婆居住。小特特又一次尝到了母女分别之苦。4岁的小特特因革命工作的需要，来到妈妈身边，和妈妈共同出生入死，一起颠沛流离了3年；又是为了革命工作，她又不得不和妈妈分离，这一别就是7年。直到1938年，母女才再次相见。 1939年秋，巧岁的李特特进了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开始了她儿童时期的学习生活。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一大批西班牙革命者的子女也来到了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和中国孩子一起学习。 1940年秋，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关闭。李特持和该院所有的中国学生，都转到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到这里后，特特与毛岸英、林小林编在一个班。她由于学习刻苦、遵守纪律、团结同学，在莫尼诺已经加人少先队，1941年，她又加人共青团，团支部书记是同班的毛岸英。这里的生活条件好，学习气氛浓，她除了完成学业外，还读了大量苏联的文学作品，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高尔基等人的作品，由此，她既提高了自己的文化修养，又增长了课彬知识，也学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其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是那样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并对她的思想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在以后遇到的众多困难中，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总是鼓舞着她去生活和工作。 战争降临了，17岁的李特特参加了红军后备军。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旗帜下，她投人到长达4年之久的反法西斯战斗行列。 作为苏联红军后备军的一员，李特特参加了各种军事训练。在轻重机枪的射击训练中，她以较好的成绩获得了“苏联民兵轻机枪手”的证书。在全副武装步行一天50公里和滑雪一天100公里的行军中，她一步都不落后。同学们对待军事演习非常认真，就如同真的上战场与法西斯作战一样。记得一次演习冲锋，当他们途经河边的一座磨坊时，磨坊里正好走出一位挑水的苏联妇女。他们高喊着“沖啊！杀啊！”的口号，从那位妇女的身边沖了过去，由于太突然，那位妇女竟被吓得晕倒在地。尽管如此，他们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停下冲锋的脚步。事后，在讨论当时是先救那位妇女，还是继续冲锋的问题时，大多数人认为，既然是为保卫祖国与法西斯作战，那么当然是继续冲锋。 一切为了前线，李特特他们什么都千过。前方需要军火，他们就参加制造燃烧弹、往炮弹里压火药、制造炸药箱的工作；将士们需要衣被，他们就动手缝制；医院的伤病员需要护理，他们又当上了卫生员。当李特特第一次看到许多断臂残腿的伤员时，心里非常难受，当眼看有些伤员无法救治而牺牲时，真像有无数把刀子刻割着她的心。在几百个日日夜夜里，她经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吃饭、上厕所都是见缝插针。她觉得只有这样拼命工作，心理上才能得到些许安慰。 1942年的春天，一大批伤病员被送到了伊万诺沃，不少学校和单位改成了临时医院。李特特和同学们来医院护理伤兵。在那里，当她们看到许多少胳膊缺腿的伤兵是那样的年轻，有的还只是个大孩子，她们实在难以承受这精神上的刺激！战争，战争！她们第一次亲身经受着战争的残酷考验。在护理工作中，这些女孩子端屎、端尿、更换血污的床单、擦洗残废的身躯，这本来已经是刻骨铭心了，还得忍受重伤员的无故发脾气、骂人，再加上药品的缺乏、医疗条件差等原因，经常导致一些伤兵因伤口恶化腐烂而截肢甚至牺牲。这一切就像一把无形的利剑刺割着这些纯洁少女的心。正是这种残酷的现实，使她们更加仇恨德国法西斯，更加思念祖国和亲人。因为她们知道她们的祖国和人民，也正在受难，正在经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战胜法西斯的坚定信念，驱使她们为护理好这些为保卫祖国而负伤的伤兵贡献全力。为了减轻伤员的痛苦，她们除在护理工作上尽可能做到周到、耐心、细緻、热情外，还经常从精神上、思想上给他们安慰和温暖。给伤兵讲故事，帮他们写家信，从心灵上给他们以慰藉。 第456页 1944年，战争开始向胜利发展，儿童院的孩子们又恢復了正常学习。这一年，李特特考上了莫斯科鲍曼工学院。 1947年，她根据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需要，转到了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学习，1952年毕业后回国。 李特特回国后，被分配到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其间，她曾多次下放锻鍊。1953年，在当时理论联繫实际的口号下，考虑到自己是学农业科学的，又在国外呆了许多年，现在应结合实际，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了解中国农业的现状，与农民打成一片，并在艰苦的环境中磨鍊自己。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她主动要求去了北大荒，在那里开荒种地，建设友谊农场。当时，她刚离婚，心里很痛苦，又带着刚4个月体弱多病的孩子。再加上农场初建，各种条件都非常艰苦，住的是窝棚，吃的是包米，自己白天既要下地干活，又要照顾吃奶的孩子，其艰苦和不易，似乎只有在苏联参加卫国战争时经歷过。正因为她有那样艰苦奋斗的底子，所以才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下来。她由于经受过各种艰苦和劳动锻鍊，所以常常表现出人意料的肯干和能干。在韶山劳动，她还能挑起七八十斤重的粪桶往来奔走于田间地头。在安阳干校，在豆子地锄草，天气酷热，而她依然干在前头。 由于过多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那样长达10年的运动，使她丧失了许多为祖国尽力的宝贵时间。在北大荒劳动一段时间后，农科院成立了原子能应用研究所，由于研究方向与她所学专业（植物生理）对口，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将她从北大荒调回北京从事这项工作。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进行核效应研究，她又到新疆戈壁滩上工作了几年。1966年，“文革”开始后，核效应的研究工作被迫完全中断了。1967年，她先是被打成“苏修特务”，后又被冠之以“典型的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而遭到批斗。1969年，她被送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1974年，从干校返回北京，被分配到农科院情报所去做资料翻译工作。1978年，转到农科院农业研究委员会做科研管理工作直到退休。 李特特的一生是坎坷的，但她为祖国也确实尽了力。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科技的发展，原子能不但应用于军事领域，而且也开始在工业、採矿业、医学和农业等领域里有所应用。作为一门新兴研究学科，在中国只是刚刚起步。为了培养国内有关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1958年至1960年期间，在李特特主持下，曾面向全国举办了6期同位素培训班，共培训了10的多名专业人才，为各省市培养了同位素研究的骨干。1980年，由李特特负责组织的“核辐射对农作物的生物效应”的研究课题，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科技进步二等奖”。 李特特退休后，在别人眼里她可是个名副其实的高价老太婆。在市场经济中，她又有了用武之地。有人向她投资想开发她的无形资产，有人找上门来想和她合办公司。说她傻也好，说她僵化也好，反正她都拒绝了人家，却主动参加了扶助贫困地区的工作。李特特牢记着陈老总有一次和她妈妈谈话时曾说的话：“过去我们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找个工作挣了钱还要养活党……”李特特忘不了这句话，她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再苦，也没有老一代人苦。我们这一代人为人民出的力再多，也没有老一辈人出的力多。和老一辈人相比，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满意！老一辈为之奋斗的目标尚未实现，有些老区人民的生活仍然很贫困，国家和政府还一下子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她决心去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些年来，她曾先后到过陕北、甘肃等贫困地区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第21章 水电将军——贺毅 1955年9月，贺毅从北京启程坐火车去上犹江赴任。上犹江水电站坝址设在铁扇关。铁扇关，顾名思义，遥望二面相对排阔而出的两座大山，犹如神话中铁扇公主的两把铁扇，形成了上犹江的大门。此处激流汹涌，打着漩涡，悠悠东去。 上犹江水电站开工只有3个月，水面上还不见一丝建坝的动静，惟在铁扇关西山坡上，有些人在打钻。这儿地方狭窄，江畔兽嵴似连绵的大山山麓直插而下，形成一个“v”，字形地貌，只在右岸有一块较平坦的山坡。 就在这么个捉襟见肘的地方，密密地盖着鳞次栉比的简易工棚。随着山势，工棚一层比一层高，星夜远眺，隐约在不甚分明的灯盏里，有如海市屋楼。建在江边的工棚，依山为榭，依竹为瓦；上可见天，下能见江；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室内没有单人床铺，全是一色的沿屋子四周打的竹笆通铺，每人只能占据你铺盖所占据的那一小块地方，其余的场所便都是公用的。右岸的公撇也有几间像样的瓦屋。那是外国专家的宿舍。新中国需要友好邻邦的支援和帮助，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不能亏待外国朋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正是这些简易工棚，栖息和孕育着我国水电战线第一流的专家学者。那时，我国一些大中型水电站的工程设计人员都蜗居于此。贺毅睡的也是通铺，他的近邻是技术员任尚卿同志，后来担任长江葛洲坝的总工程师。不久，贺毅又和韩模宁做邻居。韩是从小在苏联国际儿童院长大的。 第457页 贺毅到上犹江，一直负责第一线的施工，先在围堰工区任主任工程师，后来又到大坝工区任主任工程师，最后担任调度室主任工程师。他很忙，每溯要在工地吃两顿饭。那正是秋天，阴雨绵绵，到处都是湿流流的。电站的觑者们，一天到晚都得穿着过膝的长筒胶靴。上犹江一下雨就涨水，水面宽了，江两边上下班的工人过江很成问题，特别是工程上用的大件运输没有办法。贺毅经过调查设计了一座浮桥，这座浮桥不但能走人，能通汽车，而且在上面铺上铁轨，还能通小火车。这一下江两岸的来往交通和运输问题解决了。车马行人通过浮桥时，浮桥颤颤悠悠，很有情趣。 浇筑混凝土大坝，要先打围堰，将里面的水抽干。围堰是从两头往中间打的。为防止围堰渗漏，一般在下木笼之前，要潜水下去摸清水中地形，清掉水中杂物。这个摸底任务，便落在潜水员肩上。那会儿在上犹江担任这项任务的是姚新根技师带领的上海打捞队的几个人。他们天天下水，在7米多深的江水中摸索。问他们怎么样了？就说：“差不多了，但还有一些杂物没有清理完，一些大石弄不动。”天天这么问，天天这么答。一转眼十几天又过去了，眼看要耽误施工。贺毅很着急，想亲自下去摸摸底。他找来一本《潜水员手册》，潜心研究了两个半夜，觉得当个潜水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除了身体要好外，无非是放气、吸气那几个基本动作。他心里有数后就去找打捞队的姚队长，诚恳地说：“队长，我想潜水下去看看。” 姚队长一愣，瞅着他的脸问：“你当过潜水工？” 贺毅灵机一动，答：“当过，干过3年。” 姚队长又从头到脚打量他一番，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下面的水压那么大，弄得不好会有生命危险的。” 贺毅仗着自己年轻力壮，没有毛病，索性打肿脸充胖子，说：“你放心。还不就放气沉下、吸气浮起嘛！不会出事的。” 姚队长还是不相信，又问：“你不是搞土木建筑的嘛？” 贺毅笑道：“是呀，机电安装有时也要水下作业。” 姚队长找不到破绽，就拍拍贺毅的肩膀同意了。还好，贺毅潜水下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只是觉得有些头痛、耳鸣。他上来后，姚队长问他感觉怎么样。他笑道：“老潜水员了，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 就这样，他一连潜水几次，终于全部摸清水中的情况。一只只木笼按时下了水。 贺毅冒充潜水工下水的秘密，到底叫姚队长访出来了。他称赞说：“这个出国留洋的大学生，可真了不得！为了水电事业，把命都豁上了。” 大坝的浇筑方法，各国都不一样，但都是小块的，一般是分块的，每层厚1。5-3米。苏联是分块浇筑，我国也是分块浇筑。这种方法优点是易于散热，因为混凝土凝固时要放出热量。但这种浇筑方法有很多弊病：一是麻烦，浇筑〔一层立一次模，花费时间长，工效低；二是因为混凝土薄，凝固时容易产生裂纹。 贺毅觉得，这种传统的浇筑方法，不能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也不〔符合当时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根据上犹江的工程进度，在一年多的时间，就要将大坝浇筑到顶，不改革浇筑方法是难以完成的。他经过钻研改革的大块混凝土浇筑法，成为新中国水电史上的创举。 经过两年多的实践，贺毅验证了自己的所学：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适合中国国情，哪些不适合中国国情。实践使他感到更充实了。他固然在学校学了不少书本知识，但有些抽象的理论知识是靠不住的，必须要到实践中去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检验、补充、完善后的理论知识，才变得更实在、更有用，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活知识。经过第一线的实践，也进一步扩大了他的视野：实践出真知。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给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黄河是“万宝巨川”，也是个“暴房害河”。我们的祖先早有治理黄河的美好愿望，“大禹治水”的传说，便是他们塑造出来的英雄壮举。当然，传说毕竟是传说，真正的“大禹治水”还看今朝。 刘家峡水电站的坝址选在何处，当时的分歧意见很多，争论很大。贺毅和多数人意见一致，坝址选在红柳沟。此处地形呈“u”字状，河面狭窄，岸坡陡峭，基岩为前震旦系云母石英片岩，岩性坚硬，适于做坝。同时这里平均年输沙量较少，仅为平均输沙量16亿吨的5.7 %，而且选在这里建筑工程量较小主要是施工方便，交通便利。 也有人反对在这里建坝，说是这里有错动的第三纪顺河断层，左岸坝肩有构造挤压破碎带。水工专家意见是选在桃河口，地质专家和那时的刘家峡筹建处党委支持选在红柳沟。吵来吵去，最后少数服从了多数，坝址定在红柳沟。 在刘家峡隆隆的开工炮声中，贺毅又接到一纸命令，要他前往福建闽江工程局报到，担任即将开工的古田溪水电站的局主任工程师（特定职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毅就背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十字架。此时，三门峡水电站连连告急：三门峡导流堵死，必须马上清淤。正在受批判的贺毅，奉命连夜登上火车。 第458页 贺毅等人到三门峡后，经过反覆研究，提出了改建三门峡枢纽工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个改建及泥沙处理方案是成功的。1978年，贺毅等改建工程的主要成员，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 记得1967年春夏之交，林汉雄、贺毅、丁学琦三人，代表水电部到拓溪水电站主持大坝的安全渡汛工作。 这个电站是“大跃进”的产物，前后只花3年时间便建成发电。但它一向被誉为湖南的第一颗红宝石和聚宝盆，总装机容量44.75万千瓦；上游库区水屯泱泱，有航运之便，渔殖之利；两岸山岚灵秀，鸟语花香。“借问乘搓向何处，五六咫尺是蓬莱。”近日这里连连下雨，拓溪水位勐涨，水库关了几十亿立方水，大坝溢流。巨大的洪水由百米之高的坝顶直流而下，“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大坝下游，洪水正以每秒一万三四千立方的流量滔滔倾向洞庭湖。水面上奇峰兀起，狂涛沖天，声震环宇。咆哮、拼博和旋转的浪花，如钢水沸腾，岩浆喷发。坝下，有的职工住房进了水，有些村庄被水围困。大头坝有噼裂缝，渗水严重。开闸下泄，下游水位提高，会有很多个县被淹，人民的生命财产要受到很大损失；不开闸放水，又怕大坝吃不消。万一洪水推倒大坝，那就不是淹几个县的问题了。后果难以想像！ 天还在下雨，时大时小，一直不停。他们3人到拓溪后，几次上坝察看现场，研究方案。正在关键时刻，别的地区又纷纷告急，上级命令林汉雄立即去勘查别的水域，将拓溪大坝的渡汛工作，交给贺毅全权负责。 贺毅和拓溪水电站的领导都站在大坝右岸的雨地里，他们虽然都打着伞或披着雨衣，但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上级机关决定，如今既然部里指派他来全权处理，自然由他拿主意。 贺毅转身进人工地调度室抓起电话：“请接水文站。啊，我是水电部下来的贺毅，我要你马上给我报几个数据……” 他回到大坝面前，和几位领导同志一起望着滔滔洪水冲击下微微发颤的坝体。 有人自语：“这是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啊！太危险了！” 贺毅没有吭声，他那因缺少睡眠而显得浮肿的两眼，望着中流砒柱的大坝，脑海里渐渐幻化出一幅悽惨的画面： 拓溪大坝在洪峰的推拥下倒了，库区几十亿立方的洪水平涌而下，以席捲之势，吞噬着下游的村落、城市、人畜和庄稼……水面上飘摇着树梢和楼顶，沉浮着茅屋的上盖，到处是惊心动魄的“救命”的喊叫…… 他的汗水顺着嵴背淌下来，两眼也模煳起来，咸咸的液体流进了嘴角。他忙掏出手帕揩揩双眼和嘴角，又跑进调度室打电话催要水文数据。 贺毅和丁工程师到这里以后，没有住招待所，就睡在工地调度室。调度室里有一张单人床，上面铺有稻草垫子。他们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在这个时候怎么能睡觉？谁又能睡得着？根据水文站报的数据，贺毅和丁工程师一遍又一遍进行着计算、核对、测量…… 经过反覆勘测和计算，对这个掉多少脑袋也负不起的责任必须下决心了！贺毅咬了咬牙站了起来，果断地说： “拓溪大坝不必开闸放水，下游常德地区可以安全渡汛！” 贺毅做出这个决定时，拓溪的洪水还在肆虐，水位还没有下降，下游的人民还在一片惊慌失措之中。为了杀减水势，他只将闸门稍开4个小时…… 人民的儿女，只要一切想着人民，一切为着人民，就能在生死关头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就能产生超常的大智大勇。险情被恰当的处治战胜了！…… “文化大革命”，在向纵深发展。被搞得灰熘熘的干部们，一边挨斗，一边还要坚持工作。按照“七五”计划，这时葛洲坝水电站要上，还有个隔河岸水电站也要上。 葛洲坝工程非同小可。长江水流湍急，地质复杂，工程艰巨，投资浩大，必须万无一失地选好坝址。谁去选坝址呢？钱正英部长亲自带队前往。她选择了两位助手，其中一个就是贺毅。当贺毅为选择葛洲坝址和建造葛洲坝奔波辛劳、呕心沥血没有白天黑夜的时候，他却被造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扣上了三顶大帽子：“黑帮子弟”、“地下黑司令”、“苏修特务”，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交代问题。 北京市和海滨的“干渴之城”——天津用水紧张。这个工程以潘家口为龙头，通过引滦干渠，将滦河支流上的大黑汀水库、于桥水库、陡河水库、邱庄水库串连贯通，成为一个互通有无、互相调节的体系，向沿途的天津、唐山的农村供水。 引滦人唐的战斗打响了，担任这场战斗主攻任务的，就是因葛洲坝停工缓建而壮志未酬的基建工程兵第61支队的两万雄师。支队党委考虑到天津、唐山严重缺水，也为了减轻北京市的供水负担，毅然提出“提前一年截流，提前一年蓄水，提前一年发电”的“三个提前”，作为部队献给地方的一份厚礼。第61支队的全体官兵为实现“三个提前”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1976年7月28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兵办”半夜里给贺毅打来电话，要他立即参与组织部队抗震救灾。第61支队出动了近万名官兵，赶赴唐山地震中心救死扶伤。 第459页 外面大雨滂沱，雷鸣电闪，狂风怒号。贺毅乘车连夜冒着雷雨赶往唐山。雨太大，公路已积水一尺多深，司机看不清路面，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停下来。 贺毅心急如焚，恨不能一步跨到唐山，车子一停，他就喊： “怎么又停了？你就沿着先前的路线一直开嘛！” 可是一遇到茫茫的水面，分不清道路时，司机还是不敢开。 贺毅心急火燎，大声嚷嚷着：“开，大胆开！” 司机十分为难：“这路我不熟，您是首长，万一车子出事……” “哎，老弟呀！这是什么时候？唐山没了！你还瞻前顾后的？”贺毅真有些火了。 “这里的路我熟。路上没有太大的沟沟坎坎，水不会太深，你把方向盘适当地往上游方向打，就不会被洪水沖走。”这一手是贺毅在葛洲坝黄泥河上测量水位时学来的。 于是，小车就按照贺毅的指挥拼命往前开，因为水深车速快，车过处，溅起的水浪仿佛给车子插上一副翅膀，水都灌进了驾驶室。 贺毅赶到唐山，天已大亮，狂风暴雨中，大地还在颤抖，不断有余震震塌房屋的轰隆声。眼前的景象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昔日的唐山市已成了一片废墟。公路都拱起来了，铁路的轨道弯弯曲曲，有的埋进土里，有的支向空中。水渠也坏了，到处流着血水。倒塌的楼房上悬挂着受害者；楼下的预制板压着人，有的已经死去，有的还在呻吟、唿救。天气闷热，有的尸体已开始腐烂，倖存者正在将尸体分批埋葬。 贺毅看到这个情况，立即组织部队抢救。受伤的灾民太多，急需各种药品。唐山被震成这样，什么药品也没有了，解决药品成了十万火急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派一般人是求不来药的。贺毅赶紧喊司机小蒲发动车，亲自到潘家口医院取药。车子顶风冒雨赶到蓟县，已是下午两三点钟，这里是一个师的医院，药品已送往唐山。怎么办？有药才能救人！立即回北京！ 天黑了，雨一直未停，许多地方的路基下陷，汽车不敢开得太快；有的地方必须绕行，就这么开开停停，整整开了一夜才到北京。 地震的余波波及了北京，市民们已不敢呆在楼房里，家家户户都在搭防震棚。贺毅顾不得回家看看，车子直开到“兵办”指挥部要药。 当“兵办”在筹措药时，他才抽空回家。在临时搭的地震棚里寻到爱人和儿子时，他的两只脚已抬不动了，眼也睁不开了。他太累了，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两天两夜滴水未沾，一口饭没吃，浑身衣服都湿透了，脚面已肿得像馒头。他来不及脱鞋换衣服，倒到地铺上就睡着了。爱人和儿子帮他脱了鞋、换了衣服他都没醒。 贺毅在地铺上睡了4个小时，眼一睁就要去唐山。爱人劝他再休息一会儿，他摇摇头说：“不行啊！灾民急需要药品！”他胡乱扒了几口饭就出发了。这次走，他要了两个司机，轮流开车，昼夜兼行。 贺毅率领指战员天天在地震中心抗震抢险，救死扶伤，常常是日以继夜，没时间合眼，没时间吃饭。正值盛夏，尸体太多，气味难闻，熏得官兵呕吐不止，饭摆在面前也吃不下去。一个多月的抗震救灾任务完成了，贺毅也累病了，不得不住进医院。 部队抗震抢险一个多月，给工程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么一来，工程还能按计划提前一年嘛？为此，水电部在潘家口召开会议，钱正英部长提出了“1976年坚决截流”的决定。部队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提出“坚决按时打好截流仗”的战斗口号。部队层层发动，落实截流任务。贺毅、崔军都下到基层听取意见，现场帮助解决问题。在官兵的奋力拼搏下，终于在10月9日胜利围堰合拢。提前一年实现主坝河槽一举截流成功！ 1978年，基建工程兵第63支队宣告成立。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九o师，第一任支队长就是当年第九o师二团三营的教导员陈曙光。这支部队组建后，就担负起给井冈山老区人民送“小太阳”的任务。 1980年6月，贺毅被任命为基建工程兵水电部队副主任。12月15日，潘家口第一台15千瓦常规机组併网发电，按计划提前一年。当年支队党委提出的宏伟目标实现了，贺毅也乐得笑不拢嘴。 天生桥水电站位于红水河上游黔、桂两省交界的南盘江上，是开发红水河的龙头工程。这个电站上马后，因施工条件差，曾下过马。1982年，国务院重新讨论天生桥二级电站上马时，有人提出，无施工队伍愿去。李鹏当时已担任水电部长，他在国务院会议上建议，要当时的第61支队全体人马前往施工。其实，为了开发红水河，贺毅在1978年就到过红水河上的龙潭，并迅速组织部队进驻龙潭，后来龙潭不上马，才改上天生桥二级（坝索）电站。于是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调第61支队向天生桥进军。 贺毅立即通知在潘家口施工的第61支队，要他们做好进军天生桥的准备。为了便于领导，水电部队成立了天生桥水电站总指挥部，贺毅被水电部任命为总指挥。这年4月贺毅到潘家口调兵遣将，5月第一趟军列由北京出发，向天生桥进军。因为天生桥没有路，各方面条件差，贺毅命令官兵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在3年内，将公路交通、房屋建筑、水电供应以及砂石骨料开採全部解决好，为大部队进驻天生桥创造一切必要条件。 第460页 6月，北方旱象成灾，土地龟裂。为支援下游人民抗旱，在潘家口施工的第61支队开闸放水6亿立方，确保了70万亩农田顺利插秧。 9月，第61支队二团和三团，在完成潘家口水电站一期工程施工任务后，立即挥师南下，参加引滦人唐工程建设，承担引还（还乡河）人陡（陡河）工程，段和引滦入还工程沙岭子隧洞的开挖重任。第63支队在青海龙羊峡支援工作中立了大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当时黄河上游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洪水，围堰后惊涛拍岸，汪洋无际。水位离堰顶只有3米，并在以每小时10厘米的速度上涨。围堰岌岌可危。一旦洪水溃堤而下，俯冲落差一千多米的兰州以下地区，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四省区的人民生命财产将受到严重威胁。情况万分紧急！ 国务院连连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上游军民协同抗洪抢险，一保龙羊峡，二保刘家峡，三保下游四省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四保包兰铁路。关键要保住龙羊峡。 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这支部队捨生忘死，冲锋在前，和工人们一起，跟洪水拼搏。在李鹏部长的坐镇指挥和贺毅的现场指挥下，终于保住了龙羊峡围堰，赢得了抗洪抢险的胜利。 第22章 誉满江河的陕北娃——崔军 崔军赶到位于重庆市长寿县附近的狮子滩，那是龙溪河四级梯级电站的龙头工程。这个电站并不大，但是“一五”计划中巧6项重点工程之一。新中国刚建立，到处都在搞建设，水泥很紧张，狮子滩也不例外。崔军发现当地山上的条石很多，他想，如果利用条石砌盖厂房的上半部分，岂不可以节约许多水泥？他的建议厅很快就被採纳了。 传统的拼装尾水管的办法是，先在后方将一个尾水管做成两半，然后拖运到工地上去。这东西又大又重，拼起来后要用吊机起吊。狮子滩没有吊机，只好用土卷扬机拖，费时又费力。崔军说：“为什么不到现场一次安装成功？那样做不是又省时又省力吗？” “这个……以往都是这么干的，从来没有到现场安装过。”老师傅们回答。 “如果把材料直接运到工地，在现场一次拼装成功多好，那会省去许多麻烦。至于说以往没千过，这次干一下，以后不就干过了？” “对，对，”来自丰满电站的老师傅杨宗培高兴地说：“崔主任的意见太好了！我干了这么多年，只是照搬老方法，怎么就想不到呢？我们马上照办！”就这样，一项新的施工法― 尾水管现场安装法诞生了。这种简化工序、节约用料、提高工效的尾水管拼装法，电站至今仍使用着。 1974年，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到石门电站视察，发现工区到处贴的都是打倒崔军的大字报，就问陪同他前来的地委书记：“这个崔军是什么人？怎么这么多大字报？” “他是个技术干部，到苏联留过学，听说是‘4821’成员之一。” 李瑞山知道“4821”就是指那21名留学生，就又问：“崔军的父亲是谁？嘆“崔田夫，陕北革命领导人之一。崔军是他的长子。” 李瑞山听后没有作声。他是崔田夫的老部下，非常了解和敬重这位老首长。 老首长的儿子在自己管辖之内遭了难，自己有义务和责任加以保护。 李瑞山经过了解，崔军除了“4821”外没有其他问题，是属于水电部的干部，看来在原单位已无法继续工作，就把他调到陕西省水电局任副总工程师兼工程处处长。 其实，水电部领导也十分器重这批留苏学生，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部领导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崔军调到陕西暂避一时。 1975年，基建工程兵在北京成立水电部队办公室，简称“兵办”。经过十年内乱，许多权威都被打倒了，技术职称也被取消。水电部只有几个人还保留“工程师”职称，贺毅还是工程师。就调他到水电部队“兵办”任生产组长。 这年7月，崔军也被借调到“兵办”帮助工作，住在潘家口工地，主要任务是在施工技术和组织施工方面做谘询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 这支水电部队的前身是水电部四川水力发电工程局，也就是崔军在四川时的狮子滩工程局。1966年8月奉命改编为基建工程兵水电部队第61支队。当时“兵办”主任是朱国华。第61支队党委书记也由他兼任。 崔军一接触部队，便感到担子不轻。但在困难面前他决心上靠党的领导，下靠官兵群策群力，竭尽全力做好工作。他到部队不久，就给部队提出了几项建设性意见。 潘家口原有座坝后桥，又窄又短，汽车通过时没法错车。车子又多，行人穿来过去很危险。崔军提出了将坝后桥“加宽、加长、加高”的具体方案，部队採纳后，从而解决了车辆、行人的过渡和大件运输问题。他接着又建议，从黄石哨砂石场到大坝岸拌和楼重修一条公路。这两地虽不到两公里，但原有的公路弯弯曲曲很不好走。在大浇筑时，骨料运输任务繁重，重修一条直路，使用皮带运输机输送骨料，就可省时省力，提高功效、节省开支。部队又立刻採纳了他的建议。 崔军为部队提了两条看起来不起眼儿的建议，结果在官兵中名声大振，在工地上产生了轰动效应。官兵们说：“毕竟是留苏的，一到工地就看出了问题，一张嘴就是个好点子、大点子。”“那还用说？人家本来就是水电专家嘛！” 第461页 1979年10月4日，上级正式任命崔军担任水电指挥部副参谋长，他仍然负责工程技术管理工作，但不光是第61支队了，所有的水电部队，都要去管。 1980年7月，崔军到了江西万安的第63支队。万安电站是江西省的第一大电站，总装机容量50万千瓦，电站坝址就在惶恐滩心。惶恐滩是十八滩最后一个锁口大滩，激流汹涌，歷来被船只视为畏途。大文豪苏东坡和民族英雄文天祥船行至此，都惶恐不已，以致吟出“地名惶恐泣孤臣”和“未到滩头惶恐声”那样的千古绝唱。崔军视察第63支队后，感到部队营房的布局不合理。支队机关设在县城边上，几个大队和修配厂都建到了山上，而且七零八落非常分散。 “怎么能这样乱盖营房呢？如果把这些基本建设规划在一起，不就可以为万安县建设一条街嘛！现在这种建法，电站修好部队撤走后，那山上的房屋和其他基本设施还有什么用？” 支队领导说：“这个问题当年修建时曾向县里领导提出过，无奈县长没有那个远见，没办法才上山的。” 崔军听后说：“原来如此，不拿枪的县长，把拿枪的师长赶到了山上。” 说得大家都笑了。 崔军喃喃地说：“还是我们没有把道理讲清楚，造成了这种浪费，这很费的是人民的血汗钱吶！”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从1985年1月1日起，水电部队正式转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序列，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简称“水指”。确保了部队的稳定和工作的连续性。这年3月，崔军被任命为“水指”副主任兼参谋长，分管万安工程。 万安水电站的大围堰施工进人高潮，崔军亲临坐镇指挥。为了加速大围堰合龙的速度，连部队的退役老战士、放假的学生和临时来队探亲的家属都上了工地。 11月3日，截流的日子到了。围堰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如潮涌，车似流水。经过这些天的奋战，围堰合龙口还有80米宽了。原本300多米宽的河道，一下子缩小到几十米，流速自然增快。到规定的合龙时间了，截流总指挥一声令下，早就等在那里的电铲、吊机、装载机挥动巨臂，50多辆大型自卸车往来穿梭，一个劲向江心的合龙口抛掷石渣，一车车排成队的“小山”倒进龙口，激起一阵阵飞溅的浪花。龙口缩得越来越小…… 下午5点18分，万安水电站大围堰胜利截流。 1989年元月，国务院、中央军委肝贺毅、崔军“少将”警衔。 1989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议，要上西藏的羊湖电站。这是震惊中外的“世界屋嵴”工程。当任务下达到武警水电部队时，贺毅主任正在生病住院，马上在医院召开“水指”党委扩大会议，在确保天生桥、潘家口、万安三个水电站建设的情况下，抽调骨干力量和精良装备前往建设羊期水电站。会后崔军带领先头部队二次上羊湖…… 第23章 为祖国得殊荣的——黄健 1929年黄健刚两岁时，国内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那时他父亲黄平在共产国际工作。为了保护革命者及其亲属免遭敌人的屠杀，周恩来吩咐两位随身警卫把小黄健和他的母亲送往莫斯科。当时周恩来嘱咐警卫人员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即使你们牺牲了，也要把孩子送到苏联，这是党交给你们的任务。”他们乘一辆大车，一路上他母亲和化装的警卫一直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到了车站，敌人正在盘查行人证件，他母亲和警卫都紧张极了，在慌忙中只好把睡着的小黄健放到篮子底下，上面盖上衣物和破布，那是个活生生的孩子呀！他若哭叫起来，一切都完了。他母亲强忍着极度的紧张，横下了一条心，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人就是这样，在生死关头，那种惧怕心情反而消失了，她从容地应付过了敌人的检查，安全地通过了车站敌人的检查哨。当他们走出了好远，妈妈摇动了一下篮子，见孩子没有动静，这一下可把母亲吓坏了：“难道说孩子被憋死了？”她赶紧掀开破烂东西一看，“啊！”她长出了一口气。小黄健正在香甜地漫游梦境呢！后来他们又经过不少坎坷，最后乘游击队的小车顺利过境，再乘火车到达莫斯科。 1933年，6岁的黄健人国际儿童院后，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在那样的环境里生活学习，使他产生了双重感情。一方面，从幼年起他就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爱国主义的双重教育。儿童院经常组织孩子们和十月革命及国内战争中的英雄会面，小黄健见过全民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列宁格勒斯达汉诺夫发起人、着名的伊万诺沃纺织女工、在哈桑湖战斗过的英雄、着名的国外革命家。这一切在黄健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生活在苏联孩子们中间，长期不讲中国话。但“祖国”这个词对他来讲就好像“毛泽东”、“周恩来”、“八路军”、“长征”这些名字和词语一样亲切。黄健离开祖国时虽只有6岁，但他一时一刻也没有动摇过回祖国的决心和忠实地为祖国服务的信念。 另一方面，他幼小的自尊心常因不公正的待遇而受到伤害。在儿童院里，黄健是排在“最难管教的孩子”之列的。由于打架、不守纪律、搞恶作剧，常受到教养员的惩罚。黄健有时被取消看电影的资格，有时被剥夺看杂技表演的权利。总之，院长和许多教养员不喜欢他，这深深刺伤了一颗稚童的心。但在儿童院有两个人，使黄健终生难忘：图书馆的耶尼扎维达？ 彼得洛夫娜？ 阿里彼柯夫斯卡娅，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富于同情心的人，她真心地疼爱黄健，允许他在书海中随意翻阅。黄健从小就特别喜欢看各种奇特的画，以及富于讽刺和幽默的书籍。这些书使他能经常保持乐观，相信自己的“运气”…… 第462页 另一位是对自己的事业极端狂热的体育教员布拉金，他非常喜欢孩子。虽然他不是心理学教育工作者，但他比许多教养员更理解孩子的心。他不歧视调皮的孩子，他要把淘气的黄健培养成一个有用的好小伙。很快他就把经常领头闹事的黄健变成了热心的体育助手，即使他有时出点小错，体育老师也不进行惩罚。黄健为此非常崇拜自己的体育老师，力求自觉全面地支持他。记得有一次，黄健在大孩子的影响下开始偷偷抽菸，偶然被体育老师发现了。他把黄健叫到跟前严厉地说：“你想当一名运动员就得放弃抽菸！”就这么一句话，对黄健来说就是信条，至今他还感激这位老师使他免遭菸草的危害。他迫使黄健进行顽强的训练，体操和柔软体操对黄健来说是非常轻松的事，而滑雪训练常常把他搞得筋疲力尽。当看到别的孩子跑到他前面时，黄健就会带着一颗刺伤的心悔恨地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比谁都强，非要赶上跑在前面的人不可！体育老师培养他既诚实又不甘落后的性格，并习惯于互相帮助、热爱劳动，善于克服生理上和心理上疲劳和软弱。这一切在黄健以后的成长中是极其有益的。 记得上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的文化课得了2分，女教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说：“黄健和其他运动员一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确，那时候他的功课确实不怎么样，但在从事体育的同时，他已经开始形成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输给别人的性格，他暗暗发誓要在短期内独立自主地使自己由落后生变成合格的学生。从此，他每天早晨5点起床，拿着课本去教室，认真地复习和预习。两三个月后，他的各门功课都上升到4分和5分。老师和同学们都感到惊奇。他心中暗暗高兴，他用行动证明，他不仅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学生，而且证明四肢发达的运动员头脑并不简单。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了，黄健己读七年级，希望继续进高中学习。也许是儿童院的领导想早一点和黄健这位不听话的学生分开，所以他们拒绝给黄健这样的机会，于是他只好选择了伊万诺沃体育技校。这种选择是偶然的吗？当然不全是了，因为黄健忘不了周恩来伯伯说过的话。那是1940年的一天，周恩来突然来到儿童院看望孩子们。他热情地向每个孩子打招唿，同大家进行生动的无拘束的交谈。他问每一个孩子长大后想干什么，有的说当医生，有的说当飞行员或工程师。当问到黄健时，他吸了口气站起来，一时不知回答什么好。这时大家喊起来，“尤拉是我们的体育家”， “他特别喜欢运动”。这位好强争胜的孩子，在这个场合反而害羞得脸红了，因为喜欢体育但并不认为这是件重要的事。没想到周伯伯却高兴地说：“这是非常好的事啊！祖国需要强壮和健康的革命家。”接着他讲了一个他如何因为跑得快，从而甩掉特务跟踪的事。最后，周恩来举起右手微笑地告诉大家：“你们不仅要好好学习，还要从事体育，使你们的身体像钢铁一样的结实，有了强壮的体魄，才能回去更好地为祖国建设出力……”那天夜里，黄健久久不能入睡，他懂得了搞体育不是游戏，而是对祖国、对人民十分有益的工作。这就是他选择伊万诺沃体育技校的根本原因。 在体育技校学习期间，儿童院院长仍同意黄健继续在儿童院吃住，但交给他一项任务：以社会活动的形式负责体育工作。那时候黄健才14岁，体育技校离儿童院又很远，早出晚归。除了学习和工作外，他还和大家一起参加全部的社会活动，如清理军用机场跑道上的积雪，为反坦克部队收集空瓶子做反坦克手榴弹，到炮兵工厂当工人的助手，到集体农庄劳动等。 1943年，黄健顺利地结束了体育技校的学习。但不幸的是他和儿童院长发生了冲突。儿童院长想让黄健无偿地担任两项工作——体育老师和少先队辅导员。黄健只答应了前者，因他还想学完函授高中后进体育学院。由于意见不一致发生了口角，院长竟蛮横地叫骂起来：“如果这样，你就给我滚！”性格倔强的黄健，忍受不了这种民族歧视。滚就滚！第二天他只穿了一件旧皮袄，登上一双破毡靴，带着一个装换洗衣服的背包，永远离开了国际儿童院。他就这样走了，孤苦一人；他就这样走了，身无分文；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带着强烈的自尊，沿着积雪的大道向前走着。 生活是残酷的，但天无绝人之路。黄健费了很大的气力，终于在伊万诺沃农业专科学院找了一份体育教师的工作，住进了大学生的宿舍。战争年代，每人每天只供给400克难以消化的黑面包和一点油和糖，这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体育教师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黄健在农业专科学院的三年多时间里，每月给伤病员献400多毫升血，以换得一点食物供应卡和钱，这样，他在一个月内可以吃饱午餐。春天，再到上前线人的自留地里承包一些活，干半天算半个工，换一点土豆和黑面包。有时还去车站卸货，整夜不休息……各式各样的困难他都遇到了，也都顶过去了。艰难的岁月，进一步磨鍊了他的性格。他一边工作，一边坚持完成全年制中学最后3个班次的学业，为接受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并增强了自信心。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黄健始终没有忘记过祖国。他知道祖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但国内战争又爆发了。寄居国外的游子，盼望着早日能回到祖国。1946年，他和四个原儿童院的同学商量后，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他们的学习情况和渴望尽早回祖国效力的心情。 第463页 不久，毛泽东主席给他们回了一封亲笔信： 永福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科学和技术人员，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简单的给你们写上几句，希望你们在苏联学习并团结全体朋友，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将来回祖国服务。 信中的“永福”是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信中的“黄平”应为“尤拉黄平”，是黄健的苏联名字，“黄平”是父名，这里主席指的是黄健。 1947年，黄健以极大的热忱开始了他在莫斯科。毛泽东回信体育专科学院的学习，而且学习成绩一直良好。他力求掌握更多的体育种类，撑杆跳和体操他是一级，游泳和棋类是二级，足球、技巧、拳击、滑雪等是三级。这种多样化的训练，对他后来的回国工作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莫斯科体育专科学院当时物质基础是很不完备的，但却集中了许多体育专家和理论家。各教研室主任几乎都是苏联有成就的教练员或者科学研究员。例如黄健上三年级时，是由着名苏联田径理论家、教育学教授尼？格？奥卓宁对他们小组进行教练。在这里学习，为黄健打下了事业上的坚实基础。他深切地认识到：自己并非天才，苏联教练也不是神仙，外国人能攀登的体育高峰，中国人也能登上。我们需要的是不盲目模仿和崇拜外国经验，在学习各国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自己的路。 黄健1951年回国后，被分配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体育工作，并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1953年后，任国家田径队主教练。1953年11月至12月间，他带领田径运动员在山东一个露天运动场搞训练。一次休息时，他偶然看见一个细长腿的小姑娘站在旁边，她一边看着那些运动员，一边抖动着那双很不匀称的细弱的手和腿，急切地在原地跳跃着。这个小姑娘就是郑凤荣。当时在场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送到他们面前来的竟是未来的世界纪录创造者。当时郑凤荣才15岁，而黄健也不过25岁。但就是这位年轻的教练看上了这个不起眼的小姑娘。不知为什么，他一开始就对她抱有信心。郑凤荣一心一意地热爱体育，具有在困难面前绝对不示弱的战斗精神。1956年郑凤荣训练达到了309次，首次训练期超过3 小时，都用超负荷的运动量。 一次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节的比赛，黄健带领中国运动员在一个区搞跳跃训练，苏联运动员在邻近区进行跳跃训练。训练结束时，黄健的苏联老师，苏联着名跳高教练员维？莫？季雅契柯夫走到黄健面前说，他很羡慕中国有郑凤荣这样的运动员。但又说，如果你们不把她过时的“剪越”式换成“俯卧”式，想达到世界水平是不可能的。听了苏联教练的话，可以想像黄健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他在莫斯科学习时，维？莫？季雅契柯夫对他进行了四季撑杆跳训练，如严父般地对待他。他在黄健心目中，永远有崇高的威望和绝对的权威！黄健在体院学习的时候，他已是着名的跳高专家、苏联名望很高的教练员。相比之下，黄健现在只不过是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的、无名的教练，甚至可以说在教练工作上还没有起步。一切都很简单，无疑地要听敬爱的老师的话。黄健睡不着觉了，他连着几个夜晚都翻来覆去地想，怎么办？ 在他经验尚不丰富的训练工作中，迫使他对一个运动员的命运和他自己的教练生涯做出决定。他经过慎重思考，全面分析了几年来郑凤荣的训练情况后，最终决定按自己的原定训练计划进行。在1957年的11月17日，郑凤荣在北京跳过了1.77米，创造了女子跳高世界纪录。 在1958年的中小学运动会上，在那次国家级的比赛中，有个小伙子由于情绪紧张，没有取得跳高第一名，他久久地坐在凳子上低着头，连人也不敢看。黄健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彻里，决定把他吸收进训练小组。他已经看出了这个非常“嫩”的跳高者，具有天然的跳高素威轻巧而细长的腿，匀称的跳高体型……黄健一下子就相中了他——倪志钦。是伯乐也好，是巧遇也好，在黄健的教练生涯中，又培养出一个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创造者。就是这位腼腆的小伙子，击败了神奇的布鲁梅尔——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跳高运动员。 黄健，是个幸运的教练员。1978年，他的小组里又增加了个新学生。一个端庄而陌生的姑娘，用一双温柔善良的眼睛注视着他：“黄教练，咱们早就见过面。您想想，1972年在厦门……”“噢！”黄健马上想起来了。那年，他带着学生倪志钦、石洪芳去福建省各市进行示范教练和讲课。厦门是倪志钦的家乡，黄健带着他们曾到当地的少年体校观看过女孩子的跳高表演。有一名个头最矮、晒得黑黑的、瘦瘦的、光着脚的小女孩，努力地跃过平板条。从那时起，黄健就记住了这位13 岁的小姑娘，她名叫郑达真。郑达真进了黄健的训练小组，她最初的成绩是178 米，还未达到当年国家级标准。但她和同乡倪志钦一样，也具备有良好的素质。她当时的身高是1.76米，这一点黄健非常满意。后来，她成了首次跳过1.90米的中国女性。并且不止一次地创造了我国女子跳高新纪录。 1979年，21岁的上海姑娘杨文琴来到黄健的训练组。超过20岁的运动员，以前从来没收过，为什么黄健要开这个先例呢？杨文琴在16 岁时技术进步很快，以1.83米创造过我国成年组的纪录，在她面前曾展现出光辉的前程。但体育往往是残酷的，她在以后的4 年中，成绩一厘米也未提上去，精神也渐渐地垮下来，许多人包括她自己都感到前途无望了。在她最困难的时候，黄健给上海体委写了封信，主动要求把杨文琴调来。体委领导认为黄健是个怪人，就很快把杨文琴送来了。而事实证明，黄健确实是慧眼识真才。在他的精心教练下，1985年杨文琴以1.96米的新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从此，杨文琴不止一次地写信和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高度的激情感谢黄教练给了她第二次体育生命。 第464页 一位西德评论员曾在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对黄健的教练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感到惊奇的是：“20世纪50 年代，黄健教练培养出了‘剪越式’女子跳高世界纪录创造者郑凤荣。6o年代，黄教练培养了‘俯卧式’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创造者倪志钦。七八十年代，还是这个中国教练培养出两名现代的‘背越式’中国跳高纪录创造者和不止一次荣获亚洲冠军的郑达真和杨文琴……我还未碰到过像黄教练这样善于用不同的‘越式’培养出许多名运动员的教练。” 那么，黄健是位“天才”吗？回答是肯定的：“当然不是！”是“幸运儿”吗？回答也是肯定的：“非也！”就在他创造事业上辉煌的同时，也比一般人经受过更多的磨难。他2岁就离开了祖国，24岁才回来。他刚回国时，与人们交往都感到困难，特别是他养成的“俄罗斯”的直率性格和东方斯文的礼仪发生了很大的矛盾。有些他并不在意的行为和看法，却得罪了不少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他可以说是一点也不了解中国国情，却冒冒失失地干了许多傻事。他参加工作后，每天都有些政治活动，不是学习就是听报告，或参加各种政治性的社会活动，还要经常不断地清除和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黄健年轻气盛，就写了一份报告，声明自己为了工作不想参加这些政治学习、听政治报告等，原因是自己成长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在苏联的大学里已经学了几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联共党史》，而且成绩都是5分。这些“妄自尊大”的过激言辞，在政治运动中怎能逃脱挨批判？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逃不了厄运，被戴上了“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漏网右派”、“反革命分子”、“国际间谍”等大帽子。进行了一年多的隔离审查后，既找不到“犯罪证据”，也斗不垮他的死硬态度，只好把他送到山西一个最穷的地方，让他去经受皮肉之苦。艰苦的生活条件，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在苏联他都经歷过了，这不过是再复习一下而已。但各式各样的精神折磨，带有侮辱性的群众斗争会，常常使他忍受不了。还有那不许与人交往，每天除了写检查之外只能学毛选，吃饭只能席地而坐，以示他比革命群众低一头。尽管这种精神折磨极端残酷，尽管黄健要忍受常人难以想像的痛苦，但他自始至终从不承认自己是人民的敌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始终牢记着贺龙元帅对他说过的话：“黄健，你是党的儿子，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一点。”当他无数次地默念着这句话坚持下来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过说这句话的人，已被人害死了。 黄健就是在经受这些磨难后又走上教练岗位的，而且又训练出了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他为人民出了力，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他不仅被任命为我国田径队的总教练，还被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华全国田径协会副主席和教练委员会主席。他是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两次荣获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和亚洲田径联合会亚洲优秀教练员奖章和证书，198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练员。 第24章 走出多灾多难岁月的——郭志成 郭志成1925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他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岁月，因此，父亲为他取名“多难”，以激励他为摆脱民族的灾难而努力奋斗！ 父亲牺牲后，母亲仍然坚持在上海、武汉、湖南等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而且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她说：“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抛弃个人的生命，而换取多数人的生存，这是革命者的神圣天职。”为了隐蔽身份，母亲改名为“李英”，把儿子的名字由郭多难改为“郑志忠”，1935年以后又改叫“袁志忠”，最后才叫“郭志成”，表达了要他继承父亲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成功的殷切期望。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国文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我的家》，要求每个学生当堂完成。在这一节课上，一向聪敏、认真的郭志成感到难以下笔。他既不能如实地写出父亲，更不能将母亲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情况写出来，他又不会瞎编，只好交了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白卷。 郭亮同志牺牲之后，党中央非常关心烈士遗孤的安全和成长。1931年秋天，郭志成6岁的时候，党中央就准备送他去苏联学习，当时去苏联的惟一通道是东北，而这一年发生了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怕路上出危险，所以此行未成。1932年初，中央再一次安排他去苏联。这回连行李都已收拾停当，可是，就在准备乘船动身的前一两日，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不得已，此事又只好作罢。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打开了由新疆去往苏联的通道，苏联方面支援中国抗战的人员和军用物资都是通过这条路来运送的，常有军车和飞机往来。当时，在武汉和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查找到一批领导同志和烈士的子女，或者送他们到延安，或者直接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从那儿去苏联。 第465页 1938年，党组织指示李英把儿子郭志成和张太雷烈士的儿子张芝明一起带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两个孩子由周恩来和邓颖超安排去延安。在开往西安的火车上，不满13岁的郭志成含着眼泪，依依不捨地与亲爱的母亲告别。他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他们母子的最后一别。 到延安后，蔡畅亲自为他们安排了住处，还带他们到自己家里一起吃饭。饭桌上除了李富春同志外，还有一个孩子，这孩子剃着光头，穿着小八路的服装。饭后，他们一起玩了好长时间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个女孩，名叫蔡转，才10岁。十几年后才知道她是蔡和森烈士的女儿。 在延安，郭志成见到了毛主席。他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我们站在毛主席身边，心里感到暖烘烘的。那时我还小，不懂得应怎样来表达自己的感激和高兴的心情。在这之前，我曾听别人说过，在延安很难吃到鱼，我就把母亲在汉口给我带在路上吃的两个鱼罐头送给了毛主席，祝福他能更好地为革命事业而健康地工作。” 在延安住了十几天后，在蔡畅的带领下，郭志成、张芝明和蔡转乘坐苏联运送军火的大卡车，来到莫斯科市郊孔策沃的共产国际党校。那里聚集了一批革命者的后代。孩子们的欢歌笑语，使那里洋溢着勃勃生机。 郭志成在这里认识了先于自己到达的毛泽东和杨开慧烈士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他们的俄文名字分别叫做“永福？谢廖沙”和“永寿？柯里亚”，还有瞿秋白烈士和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她的俄文名字叫“独姬？斯特拉霍娃”，另一个是苏兆征烈士的儿子苏河清，他的俄文名字叫“秋秋”，他们很快就成了好伙伴。 莫斯科的冬季到处是一片冰天雪地，池塘里的水冻得十分结实，人们在冰上行走，如履平地，熘冰成了孩子们最热衷的游戏。也许是因为父辈之间的关系，加上又是老乡，郭志成首先同毛岸英混熟了。岸英1937年就到了苏联，他的冰上功夫自然好一些，甚至还能玩出一点技巧，让郭志成羡慕不已。于是，岸英成了师傅，郭志成当了徒弟，师傅拉着徒弟的手，在池塘的冰面上转了一圈又一圈。郭志成一边随岸英旋转，一边喊着“好玩，真好玩”。岸英见他熘得挺稳，转完了圈就松开了手，谁知岸英刚一松手，志成就身不由己地倒了下去，摔了一个“嘴啃冰”，把门牙也碰掉了半个，其他的门牙也都摔活动了。郭志成没有被摔怕，池塘的冰面上不时看见他的身影，没过多久，他就学会了熘冰。后来还学会了滑雪，夏天又学会了游泳。为了锻鍊身体，各种球类项目像冰球、篮球、排球、撞球、足球等，他都积极参加。苏联人喜爱的体操项目，像单槓、双槓、木马、吊环等，他也学着在上面做些简单的动作。渐渐地，他的身体越来越强健了，也适应了莫斯科寒冷的气候。冬季，室外的气温一般都在零下25度，可郭志成和其他少数几名同学仅穿一条短裤，就在室外做早操，然后还要进行冷水淋浴。 不久，郭志成进人了位于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1940年夏又转到了伊万诺沃市的国际儿童院。当时住在这里的中国孩子，除了与郭志成同路去苏联的张芝明和蔡转，在孔策沃已经认识的毛岸英、毛岸青、瞿独伊等，还有刘少奇和何宝珍烈士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有蔡和森烈士的女儿蔡妮和儿子蔡博，有赵世炎烈士的儿子赵亚夫和赵施格，有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王继飞，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等。郭志成还结识了保加利亚季米特洛夫的儿子，波兰贝鲁特的女儿，义大利龙柯的儿子，美国邓尼斯的儿子及南斯拉夫狄托的儿子等各国革命者的孩子。尽管他们的国别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但他们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团结互助，相亲相爱。他们受到共产国际组织的关怀，受到各国共产党组织的关怀，受到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关怀，在优越的条件下学习，在温馨的环境中成长。 1939年末，周恩来去苏联治伤，和邓颖超一起到莫尼诺国际儿童院看望孩子们，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并和全体中国同学合影留念。 为了使各国的孩子们在学习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同时，学习自己祖国的语言和文化，共产国际组织选派各国教师到国际儿童院任教。中国教师有师哲（卡尔斯基）、郑一俊阿列耶夫）、赵云蓉（阿列耶娃）、韩铁生（伊凡？尼柯拉也维奇）、朱家瑞（那杰日达？米哈伊洛夫娜）等人。韩铁生和朱家瑞的儿子韩模宁也在国际儿童院生活过。这些中国教师对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关怀。 1939年暑假期间，郭志成同许多同学到苏联南部城市索契度假。那里是苏联着名作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故居。他们去参观故居，了解到作者是怎样以惊人的毅力在病榻上完成了着作。英雄的事迹让他感动不已，也给他以激励。他决心要用英雄的精神鞭策自己，努力地学习，将来更好地建设祖国。 暑假结束，他更加发奋读书。为了尽快提高俄语水平，他和同学王苏南用学过的俄语单词互相讲中国故事。这个方法还真管用，一年后，他们熟记的单词大大增加了。 卫国战争开始后，全国的食品供应都很紧张，甚至连定量供应份额有时也难以保证。儿童院的学生饮食虽然也有定量，却还是基本保证供应的。在卫国战争后期，前方不断传来苏联红军战胜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消息，人民的生活和情绪也日趋稳定。国际儿童院开始组织各种文体活动，郭志成是这些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不论演剧、跳民族舞、跳交谊舞，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此外，他也喜欢唱歌。他还有个特长，就是绘画，曾经给朝鲜同学欧吉？蔡妮特画过肖像，并将那幅画送给了她。 第466页 由于郭志成的出色表现和组织才能，他成为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儿童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分工抓学习和文体活动，还担任过委员会主席。 1939年1月21日是列宁逝世纪念日。在这一天，郭志成和张芝明、蔡转等同学光荣地加人了苏联少年先锋队，戴上了红领巾。1941年7月他又加人了苏联共青团组织。 卫国战争时期，是郭志成思想进步最快的时期。1942年，他申请加人了苏联国籍，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是为了能有资格上前线，直接参加消灭德国法西斯的战斗。他为此剃了光头，跃跃欲试，随时准备参军作战，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当然，他的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当时，联共（布）党中央有通知，不让国际儿童院的各国青年参军，目的是让他们安心完成学业，以后回到自己祖国去从事革命斗争。周恩来也向苏共中央表达过这样的意见，是不希望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烈士后代，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牺牲生命。尽管如此郭志成还是和部分同学参加了伊万诺沃市民兵团，同时又是苏联红军正规军的预备役士兵。在民兵团，他受过军事训练，战争期间，他奉命持枪在城市街道日夜值勤巡逻，以防德国法西斯飞机轰炸投掷燃烧弹引起火灾，并及时救火，捉拿空投特务，检查巡视夜间防空灯火隐蔽情况。他白天坚持参加中学的学习，课余时间为苏联卫国战争前线做过反坦克的燃烧瓶，制作装炮弹的木箱等。他还给国际儿童院的部分同学讲解军事知识，带领同学进行防毒气弹训练、枪弹射击训练等。 1945年5月9日，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告，法西斯被彻底打败，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国际儿童院的全体同学欢唿雀跃，彻夜不眠，他们高唱苏联歌曲，庆祝战争的胜利。 战后，郭志成进人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开始了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当时，考人动力学院的中国同学不少，他们当中许多人或者选择热力系，或者选择水力系，而这种选择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郭志成和同时报考的韩模宁在选择专业时还进行过讨论。韩模宁想搞水力，郭志成就选择了热力，他们相约，将来共同为祖国的水力电力事业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力量。 大学期间，郭志成学习上勤奋努力，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人学的第二年就被接收为联共（布）候补党员，1947年转为正式党员。 1951年初，在全系同年级的100多名学生中，郭志成第一个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成绩为优秀，取得热能工程师学位。从此，他把自己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祖国的热电建设事业。他的毕业鑑定中留下了这样的评语：“有目的地、坚持不懈地在学习和劳动中锻鍊成长。各年学习为优。诚实地、有责任感地对待自己的社会义务。在学院学习期间，成长为青年团的领导工作人员，担任过班级的共青团支部委员、系的科学技术协会的学生委员会委员、班的宣传委员。很多时间用于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政治上是成熟的，道德上是稳定的，有自制力的。忠于列宁、史达林的党的事业。” 毕业时。苏联方面也曾经挽留过郭志成在苏联工作，但他谢绝了。祖国的建设事业在召唤着他。他记起1949年10月新中国的第一任驻苏大使王稼祥到莫斯科赴任时，他和其他同学到火车站参加迎接活动的情景，这是新中国的代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要走向富强。 他记起1950年初，在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和中苏贸易谈判期间，李富春向中国同学们介绍新中国建设情况和今后发展设想，以此来激励他们更好地学习，学成报效祖国的情景。 他更记起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大使馆接见全体留学生的情景。毛主席在他面前停下脚步，长时间握着他的手，上下打量着他，然后亲切地对他说：“你长得和你父亲一样高。”毛主席还给他亲笔题词留念“为人民服务”，勉励他继承先烈的遗志，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的慈祥面容，久久地印在他的心中，毛主席的题词，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他觉得那也是父亲对他的期待和嘱託。 周恩来总理当年在白色恐怖中找到他和母亲，并负责安排他到苏联学习。他到苏联不久，周总理还去看望过他和其他同学。这次相见，也是分外亲切。看到成长起来的郭志成，总理欣然为他题词“艰苦奋斗，努力学习”，鼓励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努力完成学业。 现在，该是他不负父辈的培育和期望，回去报效祖国时候了。1951年2月，中国派了一个贸易代表团去苏联，团长是姚依林。郭志成刚结束了论文答辩，就全力协助代表团做翻译和联繫工作，直到全部工作结束为止。当时，负责动力设备谈判的是毛鹤年、童铣。毛鹤年会讲俄语，可以直接用俄语与苏联人交谈。郭志成就全力协助童铣进行商贸谈判。6月，他跟随代表团回国。 回国之前，郭志成听说国内缺少工程师，也缺少专业技术图书和资料，他省吃俭用节约了近3000卢布，买了约300公斤的3大袋子技术书籍，准备带回国内。他在学院读书时的助学金是每月三四百卢布，另加奖学金。每月的伙食费就要用去300卢布左右。为了节省饭费，他曾经自己做菜吃，单买面包作为主食。 第467页 回国以后，李富春同志问他对工作有什么想法。他早就听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首先是重点建设东北地区。因此，他告诉李伯伯，想到东北去。李富春亲自为他写了工作介绍信。 不久，抚顺发电厂有了一位留苏归来的副主任工程师，有了一位年轻的厂党委委员。1952年，郭志成从报刊上学习到苏联发电机组的快速检修法，就在抚顺发电厂组织实施了锅炉的检修。东北电业系统将他的经验推广到其他电业单位，缓解了东北电业系统发供用电的主要矛盾。为此，郭志成受到东北工业部的表扬和奖励，他的名字不断出现在东北的报刊上。 1954年，组织上派郭志成去苏联学习高温高压发电厂的生产管理经验。临行前，他和刚结婚的妻于姚慧琴一起到北京办理出国手续。郭志成自回国后就一头扎进了工厂的工作，国家的建设形势逼人，他从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属于他个人的闲暇时间很少。好在他的留苏同学中，有不少回国后都选择到东北工作，彼此之间离得不太远的，或工作性质相近的，还有些见面的机会，而好多同甘共苦的小伙伴，他很难见到。还有许多革命前辈，一直关心他的成长和进步，给过他许多帮助，他也一直等待有时间和机会去看望、拜访。这一次来北京正是个机会。他与妻子一起去看望了帅孟奇妈妈，到中南海去看望了邓颖超妈妈、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妈妈。令他感到高兴的，他们还和朱敏在中南海划船游，参加了跳舞晚会。那天，他们是在朱德总司令家里吃的饭。朱老总详细地询问了高温高压发电机组比当时国内的中温中压机组都有哪些特点和优越性，郭志成一一作了解答。 实习回国后，郭志成被分配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热电厂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厂党委委员。富拉尔基热电厂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援助我国的156个重点工程项目之一，也是我国的第一座高温高压热电厂。他为工厂的设计、设备供应、安装和调试试验，以及新机组的试运投产等，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很大贡献。富拉尔基热电厂在投产后的头九年中，每年都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和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1960年初，电厂有一台锅炉的出口主蒸汽管道上的热电耦被蒸汽吹断了。高温高压蒸汽不断地喷射出来，情况十分危急，必须立即处理。时值严冬，如果让锅炉停止运行，进行故障处理，那么齐齐哈尔和富拉尔基的许多工厂将停止生产，居民宿舍供暖将中断。这种损失对于该地区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面对这突发的紧急情况，郭志成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和工人一同研究，最后决定不停炉处理故障。在运行中的高温高压主蒸汽管道上进行直焊接工作，当时在国内外尚无先例，但郭志成领导同志们终于按预想的方案完成了，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经过两个多月的运行，证实採用这一方法的效果良好。 像这样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技术攻关，解决生产疑难问题的事例还有很多。 1964年，郭志成被调到辽宁发电厂任副厂长、总工程师。该厂是1959年投产的，装有中国、苏联、东德和捷克四国制造的机组。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是国内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是东北电网的主力电厂之一。 郭志成到厂后，创造性地运用苏联的经验，在国内外还没有任何技术资料的情况下，首创了滑参数停机组的新操作方法，使每台机组每次比制造厂的规定提前3小时10分钟开始发电，全厂每年可多发电960万度，节煤600吨，节电8万多度，增加产值3万多元。这项技术后来经水利水电部在全国推广。粉碎“四人帮”后，郭志成代表辽宁发电厂出席了抚顺市科技大会和辽宁省科技大会，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 “文化大革命”期间，郭志成也是歷尽磨难。病魔差点把他推向死神，但他凭着坚韧的毅力熬了过来，终于迎来了祖国的春天，科学的春天。 1978年，郭志成离开了留下他青春、智慧和汗水的东北，到北京的水利水电部电力规划设计院工作，他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后来还担任能源部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1983年2月13日，陈云同志邀请部分革命烈士子女到中南海共度新春佳节。郭志成也参加了。陈云说：“你们的父亲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参加革命比我早，是我的老前辈，其中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他们有的是被敌人逮捕杀害的，有的是在作战时牺牲的，死的时候都很年轻。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应当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你们中有的是科学技术人员，有的是新闻工作者，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干部，都在不同的岗位为党和人民工作着。我看到你们的健康成长，非常高兴。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都很好，你们要和周围的同志一道，爱护这个好的形势，发展这个好的形势，为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富强，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25章 民歌旗手——刘燕平 红格丹丹的太阳蓝格莹莹的天，仍是那片散发着陕北特有清香气息的黄土地，仍是那清澈流淌的延河水，天旧，地旧，水依旧，惟有岁月的流逝在人的心头凝结成永不消失的印痕。 第468页 风儿，轻轻拂动着她那满头银髮，仿佛和她一起追寻对往日生命乐章的回忆；水儿，缓缓敲打着她赤裸的双脚，似乎提醒她当年在这里留下的每一处足迹。年过花甲的老人眼眶变得湿润，60岁年华，60篇记叙，欢乐、悲哀、痛苦、喜悦、激奋……尽管她已品尝到生命之果的酸甜苦辣，然而，“千年的老根黄土里埋”，今天，她回到自己的故土，要静下心来细细追索个人情怀与时代风貌交织而成的永恆记忆。 她叫刘燕平，是从革命圣地延安开始起飞的一只燕子。延安的哺育，使她练就了一双矫健的翅膀。光阴在荐，她对曾经养育了自己的这块土地有着说不尽的依恋之情……猩红耀眼的落日，漫漫悠长的山坡、沟洼、黄土路，凛冽唿啸的西北风，还有那冬暖夏凉的土窑洞…… 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的冬夏春秋，然而，刘燕平永远不会忘记1942年初春所走过的几天坎坷路途。当年，年仅10岁的小燕平，就是在这天地合一的苍茫中，脑海中装着无数的疑问与想像，在一位赶驴脚夫的护送下，独自踏上了延安的土地。 燕平来延安是由父亲决定的。当她的父亲——一位陕甘宁地区的参议员来延安开会时，立刻为这片新奇的土地所吸引。他曾被毛泽东主席接见，经常与一些军政领导人接触，对共产党有所了解，促使他做出了一个当时令人震惊的决定：把极有艺术天赋的小女儿从绥德送到延安的革命队伍里。就这样，小燕平在朦朦胧胧之中，在延安的黄土地上开始了她一个小革命者的生涯，鸣奏出了自己辉煌生命乐章的第一个音符。 作为刘家最幼的女儿，刘燕平和她的几个姐姐一样，有着父母赋予的秀美和银铃般的歌喉，也有着渗透着泪水和欢笑的童年生活。 1932年，她出生在一个既不富裕，也不贫寒的军官家庭。父亲的军旅生活，从小带给她的是生活的不稳定。北平是个多么诱人的地方，她却在不谙人事的幼年离开了那里，随父亲回到了故乡陕北绥德县。北平，留在她幼年脑海中的只是那标志着自己生于斯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名字——燕平。 陕北有陕北的风情。黄土、风沙、南瓜、小米、酸菜，剪纸、黄河、秧歌，还有那诗一般的信天游。 陕北，是片贫嵴的土地，荒漠漠的原野，光秃秃的土山。黄土，几乎将这里的一切都厚厚地覆盖住。 然而，陕北又是艺术的摇篮，有朴实的语言，亮堂的曲调和那无法数计的精神食粮；黄土，永远无法覆盖住发自人们肺腑的歌声。 在陕北生活，你离不开民歌。石匠用民歌装饰着钎锤声；庄稼人用民歌驱赶着劳作的寂寞；高兴漾满心头，赶着牲口的汉子会扬鞭驱骡，扯开喉咙将欢快的民歌洒满一路；愁苦显露眉梢，纳鞋底做针线活儿的媳妇会飞针走线，低声吟唱将无限的哀怨尽情倾诉…… 民歌，是陕北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歌，是陕北人显露心灵祈望的生理现象。 刘燕平是在陕北吸吮着民歌艺术的乳汁长大的。淳朴的百姓，淳朴的民谣，一点一滴在燕平稚嫩的心灵间奠定了艺术的基调。 正是在这种浓郁乡土文化的薰陶下，刘燕平的嗓子亮开了。 时至今日，燕平也忘不掉孩提时常听到的一首首民谣，忘不掉家中那台老掉牙的唱机带给她的欢愉，忘不掉姊妹几个在家中乔装模仿自演自娱时的快乐，更忘不掉抗日烽火的热浪席捲大地的感染，无数新文艺工作者的抗日宣传形式多样，色彩斑斓的生动表演，跑到室内、街头、任何空地去观看演出，接受深刻的薰陶…… 刘燕平的天赋，使她对歌声有着特殊的敏感，她时时陶醉在陕北民歌的悠扬旋律中。推小车、跑旱船，轰轰烈烈的秧歌运动，《兄妹开荒》、《刘二起家》、《十二把镰刀》、《血泪仇》、《穷人恨》、《白毛女》……带有质朴乡土气息的艺术气氛，使她幼小的心灵萌发出为唱歌和表演而献身的艺术茁苗。 延安，帮助刘燕平圆了她的艺术梦。 1943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后，在毛泽东的革命文艺思想指引下，出现了一位位用自己艺术生涯谱写人民艺术恢弘乐章的人民艺术家。而刘燕平，则是一位伴随着《讲话》踏上艺术沃土的典型的人民艺术战士。 当刘燕平结束在延安自然科学院预科班的学习，投人西北文艺工作团的艺坛之时，还是个13岁的小姑娘。然而，她以自己的纯情、以自己的勇敢、韧性，以自己对歌声的非凡悟性和超人表现力，在战火缭绕的艺术环境中一步步踏人新歌剧表演的艺术殿堂。 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刘燕平曾成功地担任了《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军民关系》等戏的重要角色。其中有的角色，如黄母、王大婶、东才妻、大娘，比她当时的年龄要大上一倍甚至几倍（当然也有同她年岁相近的角色），而她那奇异的天赋，在革命文艺队伍里则得到了毫无约束的发展。她还在秦腔传统戏《三回头》、《串龙珠》中扮演吕家女和华荣妻。她的独唱节目《刘志丹》、《边区好》、《劳军》、《绣金匾》……更赢得了满场的喝彩声。她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她年龄和艺术上的稚嫩，也正是这种热情连同那泥土气息和纯正的乡音，使燕平赢得了人民的爱戴，而人民又将她一步一步扶上艺术成熟的台阶。一个艺术家，固然要依靠自己的“天赋”条件和刻苦精神，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同民众的结合。燕平从小就悟出了这一真谛，这也是革命队伍教育和磨鍊的结果。 第469页 战争年代的文艺战士，身上的担子并不轻松，演出的道具、自卫的武器、两夜一天240里路的急行军、翻越热浪袭人的沙丘、穿过机枪轰鸣的封锁线、渡冰河、住破窑、吃冷饭、放夜哨、护理伤员、排练演出……刘燕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唱着民歌演着戏，学着本领，干着革命。4年的解放战争中，这位文工团中最年轻的姑娘两次荣获了第一野战军前方总指挥部授予的三等功。战火的锤鍊使她在政治上也走向成熟，1948年，刘燕平举手在镰刀斧头旗下庄严宣誓，战争的磨鍊硬将她推上人生道路的一个新征程…… 1949年新中国诞生，17岁的刘燕平和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一样，迎接人民文艺工作进人正规化的剧场建设。尽管有了正规的剧场，宽敞的舞台，但刘燕平心中最渴望的仍是让自己歌声飘进人民大众的生活之中。 一个寒冷的冬天，燕平作为赴青海工作队的一个演员，来到青藏公路工地慰问筑路大军。在那里，她身上裹着老羊皮大衣，乘着敞篷卡车，沿着蜿蜒不平的山道在逆风中行进，车子时不时地陷进雪坑。那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1950年，百废待兴，靠的是毅力去战胜各种艰难。山坡、河滩，只要有块空地，就是舞台。风声、雨声伴着歌声，晨曦、汽灯、火把、人潮。那些壮观的景色，如同初升的太阳，带着霞光扑面而来。她沉醉在这劳动建设的洪流中，唱得那么有激情，那么欢畅，那么动听。这里是新中国初建时期的第一项大工程，这里的人们是放下枪桿拿起镐头的英雄，他们中的很多人为解放新中国流过血。今天，为了建设新中国，又在吃大苦，耐大劳……对建设者的崇敬，点燃了一个年轻演员火热的心。燕平只觉着这里每一个陌生的面孔都是那样的亲切，有如战友，更似亲人。她又怎能不放开嗓子为他们歌唱！自此，燕平得了一个“金嗓子”的美称。这是听到了她的歌声的筑路大军，以如火的热情对她的真心赞许。而燕平，却把这看做是观众对自己的鼓励和期盼，如同青藏公路向着远处延伸，歌唱艺术同样应该，而且必须向着远处伸展…… 1951年，刘燕平作为西北大区队的代表，奉调前往北京参加全国首次民族民间音乐舞蹈会演。由于她所承担任务繁多，此任务又给得突然，已经登上了列车，却还没有定下演唱的曲目。为此，她急得夜不能寐，一直与领队陈若飞低声商议着。“陕北的演员就要唱个地地道道的陕北歌”。刘燕平和陈若飞苦思冥想，最后选中了当时在陕北广泛流传的民歌《兰花花》和《信天游》。或许歌中唱的故事流传得太广泛了，以致一支歌从曲调到词句竟有许多种唱法。曲目选定后，刘燕平和陈若飞连夜奋战，对《兰花花》的主题、情节、曲调和配乐做了再创造。于是，那个动人的爱情故事，那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便更具魅力。 到了北京，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个伴奏员。刘燕平人生地不熟，她不知道谁愿意为自己这样一个无名的19岁姑娘伴奏。匆忙中，她想到了刘炽——曾在鲁艺的一位老大哥。可刘炽是着名作曲家，他肯吗？她匆匆赶到刘炽家提出请求。想不到听了刘燕平的演唱，刘炽欣然同意为她伴奏，却有个颇为怪诞的条件：伴奏时既不站到台前，也不得向观众报出他的姓名。 调演正式开始了，当刘燕平在竹笛的伴奏下亮开歌喉时，全场观众被她那悦耳的声音和那忽而欢快、忽而哀怨的歌曲情节所感动。曲终，全场一片寂静。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兰花花》震动了首都歌坛。 紧接着，赴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唱，录制唱片，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东欧八国巡迴表演……一时间，陕北民歌《兰花花》、《信天游》仿佛插上了翅膀，飞向了全国，飞向了世界，而刘燕平也因此多了个“兰花花”的别名。 《兰花花》使刘燕平走向世界歌坛，也使刘燕平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及许多领导干部结下了友谊。 刘燕平认识周总理是在延安时期。那时，西北文工团经常为中央领导组织舞会，因此，刘燕平和伙伴们能有机会见到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也许就是在中南海演唱《兰花花》，使周总理记住了刘燕平的名字。此后周总理多次提起：民歌，刘燕平唱得不错。 1953年的春天。当时，中央组织慰问团前往东北，周总理是慰问团总团长。这时，他和作为团员的刘燕平接触多了起来。一次开晚会，周总理请刘燕平作舞伴。 “你唱的那首歌好，有感情，有生活，你是怎么学的？”翩翩起舞中，周总理关切地问。 “我在陕北多年，常跟老乡在一起，向老乡学的。”刘燕平老老实实地回答。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对了，要走自己的路，要向人民学习，做人民喜欢的演员。” 听着周总理的勉励，刘燕平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她只是冲着周总理使劲儿点点头。 随后，周总理又和刘燕平谈起了前苏联人民演员哈侬的演唱，启发她在民歌演唱中像哈侬那样保持民族、民间风格。“哈侬的歌很有特点，你有哈侬的唱片吗？”周总理用朋友般的口吻问刘燕平。 “没有。”刘燕平毫不掩饰她的遗憾。 第470页 “我有，我回去送你。”周总理的话非常爽快。 然而，刘燕平回到北京，却没敢去找周总理讨那张哈侬的唱片，她觉得周总理的“官”太大了，自己不便去打扰。但时至今日，提起此事，刘燕平在激动中还夹杂着懊悔。 而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中，却没有忘记关心一位普通演员的成长。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刘燕平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她兴高采烈地准备去接受正规的业务培训。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件事居然惊动了周总理。总理委託当时的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向刘燕平转达了他的意见：“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各条路上都要有人扛旗……” 刘燕平细细品味周总理的指示，毅然放弃了宝贵的深造机会，重新回到她所熟悉的黄土高原。她刻苦钻研，提高着业务技术。她和普通百姓一起生活，一起谈笑，一起劳动，一起欢歌，渐渐地，刘燕平更加懂得了这些劳动者的娱乐需求，熟悉群众生活。她学会了他们的歌，又提炼了他们的歌……至今，刘燕平还珍藏着几封农村妇女观众写来的信，她们告诉她的不仅仅是艺术观感，更多的是“棉花丰收”、“拖拉机进村”之类的生活。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压在了刘燕平的心头。她明白，她的艺术离不开人民，而人民，也需要她的艺术。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几十年来，刘燕平的演出从不计较场所的大小、观众的多少和条件的好坏，工厂、农村、连队、学校、边防前线炊事员的州前，哪里的人民需要，哪里就有刘燕平的歌声。年已花甲的刘燕平牢记的是，我的艺术来源于人民，也要将她还给人民。“头髮白了也要唱，眼睛花了也要唱。”这是周总理的最后嘱託呀。每每提到与周总理的最后一次相见，刘燕平助会激动不已。 那是1973年的秋季，刘燕平到北京出差，竟意外接到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刃打来的电话：“等着，别走，总理要见你。”9月6日夜间23时，周总理在繁让的外事活动期间接见了刘燕平。 “你还唱不唱？”周总理首先关切地问。 “我已经8 年没唱了。”刘燕平伤感地回答。。“哦，从1年起就不唱了。”周总理明白了，他仿佛知道了8年中一切。 “你还可以唱嘛！”周总理热情地鼓励刘燕平。 “我头髮白了，眼睛也花了。”刘燕平的回答声低下来。 “头髮白了也要唱，眼睛花了也要唱。”周总理望着这个10岁就奔向延如今刚过不惑之年就早生华髮的优秀歌手，语重心长地鼓励她。 “哎，让我唱，我就唱！”刘燕平的回答是对艺术的眷恋，又是对周总保证。 总理问起刘燕平家人近况，说到20年前去东北的慰问演出，还和她谈陕北民歌的加工与再创作：“要好好搞几首革命民歌出来。”最后，周总理叮嘱说：“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呵，坚持走自己的路！” 总理的这番嘱託，带着极为深沉的情感，倾注了他对祖国民族艺术发展的一腔热血。 “好啦！总算是在这里见到你啦！” 就这样，他意味深长地同燕平握手…… “总理，延安出来的同志要我向您问好，请您多多保重！”燕平用颤音表达了许许多多人的心愿…… “谢谢大家，也请你替我问大家好。” 总理在那庄重的语气中，满含着无尽的深情。他缓缓地、缓缓地离去，室内又恢復了梦一般的寂静。此时的燕平，似有一种从梦幻中回到现实的感觉，她蓦地意识到，总理已是75岁的高龄，可方才，长时间的交谈，竟然没想到请他坐下。她懊悔，这懊悔如同千斤巨石压在心上，久久不能消失。 刘燕平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周总理已经是绝症缠身，这竟是她和周总理的最后一次相见…… 1976年元月，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刘燕平失声痛哭。后来，有人给她带来口信，总理在病榻上还惦念刘燕平和中国民歌艺术的发展，总理念叨着：“刘燕平那件事不知办得怎样了？看来我是帮不上她的忙了……” 在泪水与悲痛中，刘燕平心中向总理髮誓：敬爱的周总理，请您放心吧，我一定按照您的嘱託，走自己的路，让中华民族的大众艺术在这块富烧辽阔的土地上牢牢扎根。 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才能闯出将个人交织于民众生活的新天地。 整整50年，刘燕平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艺术实践都交付在民歌和新歌剧表演事业的追求上。 实标地讲，称了嗓子外，劝燕平生理上适合唱歌的条件并不充分，6岁时患淋巴结核，23岁方见痊癒，整整17年，她就是用纱布围着脖子不停地唱出自己的心声。 淋巴结核带给她的痛苦尚未离去，刘燕平又染上了肺结核。10年病痛、10年磨砺，10年甘苦，10年搏击，她几乎带着几分残忍，用生命做赌注，完成了青年时代的艺术探索过程。 “别人若用五分力，我就得用十二分。”这是刘燕平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她在艺术探索中所付出的记录。肺结核是个富贵病，要营养、要休息……刘燕平没有这样的条件，也没有这样的时间。10年间，她只有3个月接受医生劝告卧床休息，而更多的日子，她的“休养”都是在排演场和舞台上度过的。 第471页 从1945年主演新歌剧《白毛女》开始，刘燕平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格、有韵味的不同人物形象。《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草原之歌》中的浓错加、《兰花花》中的小兰、《红鹰》中的林华、《红珊瑚》中的珊妹、《神泉支队》中的队长、《江姐》中的江雪芹……她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奠定了自己的艺术基调。 正当刘燕平战胜了病魔，满怀信心要挖掘自身新潜力投身艺术新天地的时刻，一场震惊寰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于突兀和疑惑之中，她成了红卫兵的揪斗对象。 批判、斗争、隔离、诬衊……刘燕平都挺过来了，可她不能没有舞台，没有观众，没有歌声。被剥夺了演出的权利，这对刘燕平来讲是难以承受的最大痛苦，见不到自己的观众，如同见不到亲人；放不开歌喉，如同生命被窒息在烟雾之中，刘燕平想到了种种的抗争方式…… “燕平，你要想得开，一定要想得开些……不要紧，有我们呢！” 陌生的面孔，是她的观众、群众表达着最亲昵的感情。炊事员硬是冒着风险，违反造反派的规定，给她做来稍稍好一点的饭菜。生活仍然是这样，艰难中才见人的真诚，她像战胜病魔一样，战胜了这一段为期10年的不幸遭遇。岁月逝去了，她静静地思索着，似乎对人生又有了更深的理解。她怀念童年，怀念陕北的黄土高原，怀念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亲人……她庆幸自己还在人间，她的路要继续往前走…… 在刘燕平的影集里，珍藏着一帧帧珍贵的照片：与身穿老羊皮袄的农民共同研习艺术；向矿工歌手传经授艺；在海防前线为战士引亢高歌；同政协委员一起笑颜欢娱地参政议政…… 改革开放，使刘燕平身上的艺术之光焕发出新的色彩，她牢记着周总理的嘱託，始终坚持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无论在农村、在工矿、在海防、在空军基地，还是在城市的艺术馆，她都用歌声来实践自己对周总理的承诺，不负人民的期盼。 1979年，广西自卫反击战前沿，她率领中央慰问团一支演出队冒着炮火为战士送歌送舞，受到慰问团团长王震及文化部的表彰…… 1980年，她带队中央民族乐团到陕北演出，乡亲们的热情和期盼使她感动，也使她深感酸楚和不安…… 1982年，在她的倡导和组织下，北京市朝阳区文化艺术辅导中心成立，刘燕平和4o多位艺术家一起，为群众文艺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985年，她又率队踏上了陕川红军走过的路，一路行程一路歌声，将民族的艺术送回到人民中间…… 艺术家把自己的艺术生涯全部献给了人民，而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位有良知的艺术家。1959年，刘燕平被评选为又红又专的好演员，并被邀请进京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与民共度国庆10周年大典；1960年，她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卫、体、新闻出版界群英大会；她先后当选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并连任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刘燕平成长的每一步都带着时代的特徵和奋斗的印记。 路是人走出来的，路也是人铺出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艺术家指明了一条光辉大道，刘燕平的一生，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不停地坚定地走着。在她的身后，留下了一串散发着艺术清香的足迹；在她的面前，有一缕永不衰落的曙光，一个不断延续着音符的世界…… 第26章 心中只有祖国的——赵施格 1927年7月赵世炎在上海英勇就义时，赵施格的母亲夏之栩正怀着赵施格。当1928年小施格出世时，就再也见不到父亲了。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到处都在一片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中共中央当时决定，为了保护和抚养好革命烈士的后代，必须将他们送往国外。中央决定夏之栩带着赵世炎的两个遗孤赵令超和赵施格去德国。1929年5月，他们母子三人乘船到我国东北，然后沿铁路到达了同苏联交界的边境。当时他们取道苏联是为了去德国。但到达莫斯科后，夏之栩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称德国发生了意外事件，不能去了，他们只好留在莫斯科。夏之栩白天到纺纱厂做工，晚上在东方大学学习。后来夏之栩奉命回国，比赵施格大一岁多的哥哥赵令超，被送进了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赵施格在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家住了一段时间。1931年8月，3岁的赵施格也被送进了国际儿童院。他们住在一个大院子里，房前有一大片森林，房后有一个池塘。当时赵施格是这里的小不点儿，瞿独伊、苏丽娃、苏河清、张玛娅、赵令超等大姐姐、大哥哥们常领他出去玩。这一段童年生活，赵施格是没有记忆的。哥哥赵令超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在那艰苦的年月里生了病，因无钱治疗而过早去世。 赵施格5岁时，转人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当时把他们这些四五岁的孩子编进了学前班，这种年龄的孩子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做游戏，也适当地进行一些学习。首先从学习俄文字母发音。 施格7岁时进了小学，他聪明、记性好，学习成绩很好。他上了二年级后，曾有人问他们长大了干什么？小施格看到院里有辆汽车，就顺口说长大当司机。儿童院里有教祖国语言的老师，中国学生的中文教师叫李长富。施格在二年级就开始学中文，但时间不长，李长富老师就被捕了，说他是特务。不久，德文老师也被捕了。后来，学前部的两位教养员也被捕了。这是小施格有生以来，亲身接受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第一课。从此，这个可怕的影子一直留在他的脑海中。 第472页 1937年夏天，赵施格转到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从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一起转来的大约有20个中国孩子。赵施格在这里认识了中国学生陈祖涛、毛岸英、蔡博等。他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这当然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见。对赵施格来说，周恩来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认识母亲夏之栩，并能够把他和哥哥的情况转告给母亲。一个还没有出生就没有了父亲，不到3岁就离开了母亲的孩子，在异国他乡要见到和妈妈一块工作的熟人，该是多么激动！当他知道周恩来、邓颖超和自己的父母亲之间的亲密关系后，就提出要周恩来伯伯给他起个中国名字。周恩来想了一下说：“你就叫施格吧！你父亲的笔名叫施英，你要继承施英的风格！” 1940年秋天，赵施格和第二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都又回到了第一国际儿童院。这时的第一国际儿童院，已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多国家、多民族的集体。生活在儿童院，实际上和周围社会是隔绝的。在学校附近他们没有朋友，既不去学校附近同学家串门，也不请人家来做客。有时他们也接触一些社会，但向他们介绍的都是好的方面。伊万诺沃的纺织女工，作为儿童院的扶助者对孩子们很热情，根据她们的倡议，她们募捐了一大笔资金，支援建设国际儿童院。为了感谢她们，孩子们有时去支援单位做客，有时也去州属市致问候辞，汇报孩子们生活学习情况。赵施格和刘允斌一起去参加过这种活动。开会时，允斌讲中文，施格当翻译，效果很不错。生活本来是美好的，可是不久爆发了战争。 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第一个不幸是，去度暑假的同学不知音讯，其中就包括朱敏。赵令超感染上流感后，缺医少药，最后死于脑膜炎。赵施格也患了感冒，病了很久。战争爆发后，医护人员全部上了前线，医药奇缺，有病无处治，也无药吃。一切都变得艰难起来，儿童院也准备撤退，学习停止了。 总算不幸中的万幸，赵施格还留在儿童院。市内忙于疏散，本打算把企业工厂都撤走，纺织厂竭力反对，伊万诺沃是世界上的纺织名城，纺织工人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军队一批批开了过来，敌人越来越向莫斯科逼近。伊万诺沃成立了民兵组织，不少民兵开赴莫斯科前线。到处人力不足，儿童院的孩子们也组织起来，和市民一样担负着保卫城市的任务。挖战壕、挖防坦克壕、构筑防坦克崖壁、扩建机场等。形势急转，很多同学都准备去参加民兵组织，年龄大的同学都填了註册登记表，小一点的参加预备训练。大的女同学，都到医院当护理员。在“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度过了一个寒冷而飢饿的冬天。战争，使儿童院的不少孩子上了前线，进人了成年人的劳动大军。孩子们一下子十分懂事地踏人了社会，似乎一下子成了大人了。 战争，毕竟是残酷而痛苦的！儿童院一个德国籍的同学名叫古尔特上了前线，他比赵施格大得多，是一位小同学们都喜欢的大哥哥。他喜欢拳击，像黄健一样强壮。战争开始后他就参加了苏联游击队，在莫斯科郊区打游击。在执行一项战斗任务中英勇牺牲了。在请功报告的名单上，本来第一个就列的是他的名字。但上级把他的名字又划掉了，而换上了卓娅？柯斯莫金扬斯卡娅（丹娘）。古尔特完成了六项战斗任务，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卓娅被派去执行第一项任务时，就被敌人捉住了。她在敌人面前视死如归，也英勇地牺牲了。要表彰勇敢精神，两个人都是英雄。要论具体贡献，古尔特比卓娅还大。卓娅是苏联人，古尔特是德国人，德国人当苏联英雄不合适，因此，选上了卓娅，而卓娅成了全世界闻名的苏联英雄。在儿童院中国孩子的心中，没有什么好说的，古尔特真不走运！ 赵施格中学毕业了，他很幸运，莫斯科钢铁学院看了他的毕业成绩后，免予统考就录取为该院的大学生，同时免考录取的还有刘允斌和张芝明。蔡博比他们早人这所学院，也给他们帮了一点忙。进了钢铁学院，开始了独立生活，体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要学会适应配给制条件下的生活。配给制只能过着半飢半饱的生活，而施格等不着任何人或单位的物质帮助。而最主要的是要把握好自己，不要在学习上掉队。如果一门课学不好，就将失去助学金。他没有家，无处可去。进工厂当个杂工还是可以的，但他不愿去，只有刻苦学习这条路。为了维持大学的生活，大学生们要各自想法摆脱困境。赵施格利用秋季运输忙的机会，夜间在莫斯科的码头上帮助卸蔬菜。蔡博、张芝明、刘允斌也都参加了这项工作。他们干了3个月的夜班，白天还要上课，大家都很累。系里领导虽然几次想禁止类似活动，但单靠助学金这些学生是不能度日的。学习是这样的劳累，生活又是这样的艰苦，但施格心中总有一个不灭的追求：好好学习，继承父亲的风格，毕业后回去报效祖国！ 赵施格满怀激情毕业后回国时，并没有人“敲锣打鼓”，他和陈祖涛两个人在陈祖涛的父亲陈昌浩伴送下回到了陌生的祖国。到北京时，更没有一个人去机场接他们。这当然不能责怪别人，他们原本该坐火车回国，只因为归心太切改乘了飞机。 回来了，寄居异国他乡20年的游子回来了！在那一天，也就是离开祖国20年后再踏上祖国领土的那一天，施格踏着北京的土地，见到了久别的母亲……施格急切地熟悉着一切，风土人情、待人接物、山川江河、四季气候……他怀着崇高的想法，把在苏联所学到的所有知识，都奉献给自己的民族。奉献，无私的奉献！他只知道付出，但从不考虑这一切价值多少。 第473页 青年人具有敢于冒风险和不怕承担责任的特性。赵施格是青年人，他也具有这种特性。1955年，他在鞍山第二炼钢厂已当了一年的副厂长（厂长一直没有任命）。有一次，上级提出给他们厂车间送瓦斯，而瓦斯工厂的厂长认为，给第二炼钢厂车间送瓦斯不是自己的事。身为第二炼钢厂惟一厂领导的赵施格，主动来承担这个责任。他没有经验，诚恳地请求对方帮忙。因为施格知道，瓦斯厂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曾给工厂送过气，可瓦斯厂不同意。这时施格想起在苏联“东西钢厂”进行大学实习时，由于不知谁不小心，曾发生了瓦斯管道爆炸事故。当时“东西钢厂”的总工程师是罗曼柯。由于这起工厂爆炸事故，他受到了警告处分。就是这位罗曼柯，当时是鞍钢的苏联专家总顾问。既然专家总顾问也没有帮忙的意思，施格就决定自己干。二钢厂有一位热工技师，是一个老工程师，施格请他组织送气，他说他负不了这个责任。施格问他是否知道往车间送气的程序，他说这些都知道。经过认真考虑后，施格果断地做出了决定。他对该热工技师说：“我下命令，你具体组织指挥，不管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全部由我承担责任。”热工技师也被他公而忘私的精神感动了，激动地说：“我听从你的命令，保证送气安全。”就这样，一个大难题被征服了。施格为完成这次任务，在思想上已作了坐牢的准备。结果他是幸运的。 为了工作，施格不止冒过一次险。在给西南金属制品厂车间送氢气时，也冒了一次大风险。那是在“文革”开始后，施格冒着送气失败、工厂爆炸、自己掉脑袋的风险去干的。他和老工人们研究了几天几夜，还是要捨命干！在送气成功之后，谁也没有对他表示什么，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这一点他似乎已经习惯了。在那个年月，上级经常向他提出要求，事成之后就把他忘了。如果真忘了，那也真该谢天谢地！但最终还是没有忘掉他，放过他。 1968年12月22日，西南金属制品厂军管会和革委会联合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赵施格作为厂革委会的成员参加了会议。当时，经常召开这种紧急会议，多数是以讨论落实“最高指示”为内容。这次会议前，正好又发表了一条“最新最高指示”。赵施格带着语录本进会场后，有人招唿他往前面坐。他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顺势在一个空位上坐了下来。他根本没有想到，会议开始后，革委会主任突然责令他交代问题。赵施格站起身来不解地看着革委会主任的总又环顾了一下四周，心里很平静。革委会主任的脸变长了，变得陌生了，他声色俱厉地说：“你要老实交代从未向组织交代过的问题！在你的自传中，至今还隐瞒了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这种突然袭击，施格有所准备似乎又没有准备。“看来组织上根本不信任我！”这是他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问题。事实也是如此，军管会和革委会早就在收集他的材料，背靠背地对他分析研究，在苏联整整呆了20年的人，怎能没有问题呢？这20年本身就是问题。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不学而跑到苏联，这不是卖国是什么？ 赵施格太天真了，他尽力想说服他们相信上级党组织是了解他的，他没有向组织上隐瞒过任何“政治问题”……他花了两个多小时讲述了他去苏联的前因后果，一切表白都无济于事，他被关进了一个专门供他思过的黑屋子，一关就是18个月，有3个监管人员昼夜轮班，一步不离地对他进行监视。他坐了18个月临时监牢后，虽说经过了七斗八斗，始终没有斗出他们需要的东西，只好恢復了他的自由。但给他彻底平反，那是9年后的事了。这就是赵施格的命运！ 第27章 至死不屈的——孙维世 林彪、“四人帮”是一小撮杀人不眨眼的恶魔。1968年10月14日，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戏剧家孙维世被“四人帮”害死于冤狱。他们暗害孙维世同志，其矛头直接指向全国人民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大叛徒江青对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下的革命斗争怀有刻骨仇恨。江青对孙维世的革命家庭，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培育维世，以及维世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动，恨得咬牙切齿；而长期以来，维世又曾和她进行了不屈的斗争。这个叛徒终于直言不讳孙维世是她的“仇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老一辈的革命家都知道，维世是革命先烈孙炳文和延安时代的“妈妈同志”任锐的女儿。孙炳文和朱德是至交，也是周恩来的战友。早年孙炳文参加辛亥革命，20世纪20年代初与朱德去欧洲寻找马列真理，经周恩来介绍，和朱德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归国后在周恩来领导下，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离开广州时，让孙炳文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併兼任总教官。北伐时，孙炳文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1927年4月，他奉党组织命令从广东经水道赴武汉。中途，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由于汉奸褚民谊告密，船抵上海时，他被蒋介石特务和法帝国主义巡捕逮捕人狱，蒋介石密令速将这位着名的共产党人处决。一周后，孙炳文牺牲在上海龙华特务处。烈士临刑高唿“中国共产党万岁”！ 第474页 任锐也是一位革命前辈。她参加辛亥革命时，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会运送军火，身揣炸弹，随时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在“三一八”惨案中，她怀着尚未出世的幼女，在北京临时政府大门前和革命群众一道，同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搏斗，腹部被踩受伤，坚持战斗。孙炳文罹难后，任锐同志坚持地下工作，继续和敌人作斗争，歷尽艰难险阻。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先后到了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隐蔽在国统区，由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抚养。任锐在解放区工作时，从不计较工作岗位是什么，上级给她的任务她都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她总是把大家的利益当做自己的利益，从来没有私人打算。大家都热情地称唿她为“妈妈同志”。她给儿女的诗中写道：“儿父临刑曾大唿，‘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早在北伐之前，周恩来在广州领导孙炳文等秘密集会时，5岁的维世就开始担当起放哨的任务。她趴在窗口看着窗外的动静，有陌生人来，她就向爸爸和伯伯叔叔报信。有时，孙炳文抱着她上街办事，她就在爸爸肩上认真地观察，看有没有人在她爸爸身后盯梢。孙炳文罹难后，任锐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经常转移住处，每次转移，七八岁的维世都紧张地帮助妈妈销毁秘密文件。而在销毁文件时，妈妈就告诉她，共产党怎么好，国民党怎么坏。她从小就在听“党课”。从9岁到16岁，她跟着妈妈颠沛流离，有机会就上学，没有机会就不上学。有时妈妈把她隐蔽在地下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里。 1937年，16岁的维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太年轻，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周副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她伤心地在道旁饮泣，一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一把抱住她，仔细端详着、追忆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孩子，禁不住连声叫道：“孩子！孩子！……”不久，周副主席和邓颖超派专人将维世护送到延安，以后，常常写信给她，对她进行鼓励和教育。二老缅怀忠烈，对维世视同己出，并且写信给任锐说，愿把这个烈士遗孤当做他们自己的女儿，任锐很高兴。周副主席还写信告诉维世说：“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维世对周副主席和邓颖超非常尊敬和热爱，把二老当作亲生父母一样，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二老身边，每当他们团聚时，充满着革命家庭的天伦之乐。 1938年，17岁的维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先后在抗大、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老一辈的同志们都把她看成党的女儿。1939年，毛主席亲笔批示同意维世到苏联去学习。周副主席和邓颖超亲自带维世乘飞机飞往莫斯科。 维世在苏联经歷了史达林领导的整个卫国战争，学习了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革命精神。起先，苏联有关负责同志关心中共烈士后代，把她安置在外国人住的、受到照顾的环境里，但她不肯接受。她说：“毛主席是派我来学习的，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她很快离开了较舒适的环境，同苏联普通公民一道生活，一道排队领取每日配给的口粮，一道到工厂参加义务劳动，到医院参加救护伤病员工作，为伤员输血……在艰苦的条件下，她始终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一直坚持学习，先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周学院的表演系和导演系。 1946年，她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向毛主席，接着又向周副主席和邓颖超汇报她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她在卫国战争时的见闻。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邓颖超都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殷切的嘱咐。她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指示下，背上行李，到陕西葭县和山西三交县等地投入了土改运动。她写信给一道回国的留苏同学说：“我现在才真正感到为贫僱农的切身利益，才会有坚定的阶级路线，才能收穫到无穷的戏剧材料……”她写这封信时才二十五六岁。解放战争期间，她随军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工作，并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她在前线用文艺形式及时地、出色地宣传了党的有关政策。 1949年解放北平时，她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道扭着秧歌人城。不久，大家带着一批人城前在她亲自指导下排练好的优秀文艺节目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汇报演出。毛主席接见大家并鼓励道：“你们演得很好！”1949年12月，毛主席赴苏联会见史达林，她担任代表团翻译组组长，一直在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身边从事机要工作，受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表扬。 新中国成立以后，维世是全国政协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她几次出国从事政治活动，而她的主要精力是从事戏剧工作。她翻译介绍了有关苏俄着名戏剧家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着作，翻译了欧洲古典名着《一仆二主》、《女店主》；她导演了名剧《保尔？柯察金》、《巡按》、《大雷雨》、《万尼亚舅舅》和《求婚》等。维世歷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总导演、副院长，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党总支副书记、总导演、副院长併兼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班主任等职。 第475页 从1950年到1966年，她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以文艺为武器，紧密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斗争任务。她导演了《一场虚惊》、《西望长安》、《百丑图》、《桑洋河畔喜事多》、《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瘟神》、《黑奴恨》、《汾水长流》等剧以及儿童戏剧《马兰花》、《巧媳妇》等剧。 她热心从事高等艺术院校的戏剧教育工作，还通过为首都三个中央直属话剧院导演的许多话剧，为我国话剧事业培养了许多新人。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她经常得到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指导。1963年12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作了重要的批示，她认真学习，立即响应。她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于1964年春到大庆安家落户，和大庆职工、家属实行“三同”。周总理还几次指示她“学习社会”。邓颖超送给她《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单行本，鼓励她坚持下去。她在1964年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到萨尔图已快20天了，时间过得真快，也过得很充实。这些最可爱的人，平凡的英雄，我要好好向他们学习，来写他们，演他们，歌颂他们。为这个，我应好好扎下根子，到一个具体的单位。今天来到了三矿，这也就是说我的愿望达到了……”正如一位大庆油田的代表在声讨“四人帮”罪行时追忆说的：“我们的孙维世同志一到大庆，就满腔热情地深人到职工、家属中来，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点架子都没有。她发扬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革命热情，走遍井队和家属基地，和各种不同经歷的职工家属谈心、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思想、生活和斗争，还热心地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学习毛主席着作。我们的维世同志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不嫌脏和臭。她和家属们一起锄草，捡大粪，一起打‘干打垒’，还同‘假小子’卢菊跑到大草原去放牛。大庆家属干啥她干啥，大庆家属身上有多少泥水，她身上就有多少泥水。她从思想到生活都同职工、家属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庆职工家属都尊敬地称她为“孙大姐”。 维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大庆党委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大庆铁人王进喜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下，写出了歌颂大庆家属闹革命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并和大庆职工家属演出队一起到北京汇报演出，得到了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的热情肯定和鼓励。 可是，正是这个好戏，却被自封为“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江青一伙对大庆红旗从来是恨得咬牙切齿的。这里简单举一个事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派人窜到大庆油田，在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王进喜同志的脖子上挂个大水桶，把他的头塞进火墙用天然气熏，用火烤，还用烧红的炉钩子在铁人的腿上捅了一个窟窿，又把铁人关进黑屋子严刑拷打，还让铁人站在几层凳子上，然后把凳子踢倒，铁人摔昏了就用凉水浇，又用“老虎凳”、压槓子等酷刑，硬逼铁人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铁人回答说：“把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承认。”“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把大庆红旗拔掉，并把《初升的太阳》这个剧和它的编导者孙维世连戏带人一齐消灭。 江青为什么要陷害孙维世，还得从头说起。 1935年，上海地下党和许多进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租界”和“华界”都笼罩着白色恐怖。维世的母亲任锐将14 岁的孙维世改换了姓名，隐蔽在党所领导的“东方剧院”；后来又先后将她隐蔽在党所领导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以及它的后身“上海业余剧团”。后两个团体，正是当时江青藉以隐身并求得“登龙”的两个阶梯。当时，江青虽曾隐身于一时，但她的心术不正、生活糜烂却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只不过大家暂时还看不清楚她的叛徒真面目。那时，任锐曾提醒过维世不要同江青接触，所以维世对她远而避之。 1937年，维世在延安学习时，江青也混进了延安。这个叛徒一见维世就表示非常“亲热”。维世很警惕。1946年维世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峥嵘未露”的江青找上门对维世花言巧语，假献殷勤，后来却情不自禁地作了一点点自我暴露。她问维世道：“你看我现在怎么样”？维世不明其意，反问“什么怎么样？”江青不冷不热地哈哈一笑，指着维世说：“你这个‘草包’……”经她这么一笑一指一骂，维世就只好说：“很好呀……”不料江青突然把面孔一板，阴沉地说：“一点也不好！我吃够苦哩。我一定要收拾他们……”维世听了十分惊讶，不懂她所指何事何人。这个叛徒又假惺惺地向维世表示什么：你是周副主席、邓大姐的女儿，我是夫人，以后要好好“团结”……维世沉默不言，深感此人居心叵测，难以捉摸，从此对她更加敬鬼神而远之。 1950年初，维世跟随毛主席和周总理从苏联回国后，那个伪装不问政治的江青，一再要维世去看她，维世有戒心，没有去。同年10月14日，维世和金山结婚时，江青携带礼物来参加婚礼。她还没坐定，就把维世拉近低声说：“你为什么不上我那儿去？”心直口快的维世反问：“有什么事？”她说：“还不就是讲讲你跟主席出国的事情嘛。”有关毛主席出国的事情是党和国家的机密，江青为什么一再要打听？维世当然不去。1964年，维世从大庆返京向总理汇报工作时，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总理召集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座谈会，意外地发现江青坐在身旁― 那时江青已经借搞革命现代京剧为名，开始插手文艺界― 她叫了声“维世”，低声地但却威胁她说：“你排了不少戏哩（按：指维世导演过几个所谓‘名洋古’的外国戏），有没有问题啊？！这下该到我那儿去去了吧。”但事后维世还是不去。 第476页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告诉卖国贼林彪的死党叶群说，孙维世是她的仇人，要叶群把孙维世抓起来。她们的交换条件是江青也替叶群抓仇人。从1967年到1968年3月1日，发生了以下情况。 大街上出现反对陈毅副总理的大字报。一批来歷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要维世“证明”陈毅副总理反对毛主席。维世说：“我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外调”人员说：“陈毅是应该打倒的。你对陈毅是什么看法？”维世说：“陈毅副总理热爱毛主席，身经百战，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大功臣。” 大街上又出现诬衊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又有一批来歷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多次逼迫维世说：“你要交代同朱德的关系，应该揭发朱德。”维世回答说：“朱德是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是毛主席的老战友。我非常尊敬他，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一个深夜，又有两个所谓“外调”人员闯进维世家，先把朱德委员长诬衊了一大顿，然后逼着维世“交代”同朱德委员长的关系，“揭发”朱德委员长的所谓“罪行”。维世忍无可忍，拍桌大骂，把两个所谓“外调”人员赶出大门，使劲地把门碰上。 又一批来歷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逼着维世揭发她的胞兄、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涣同志的所谓“特务罪行”。维世问：“你们有什么根据说孙泱是特务？”“外调”人员气势汹汹地说；“是首长江青当众宣布的。”维世冷笑了一声，不予回答。 差不多同一时期，街上贴出许多诬衊大庆铁人王进喜的大字报，胡说王进喜是“假标杆”，是什么“国民党”……维世非常愤怒。 一个清晨，北京城里又突然发生一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长安街上竟然出现了诬衊8亿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紧接着又有一批来歷不明的所谓“外调”人员逼维世“交代”关于周总理的事情。他们连骂带讽刺地反覆追问，把嗓子都叫嘶哑了。维世始终一言不发，拒绝回答…… 在出现上述情况过程中，维世考虑这许多来歷不明、行动诡秘的所谓“外调”人员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他们为什么敢于这样猖狂地诬衊、攻击、陷害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们，敢于打击迫害身经百战的老帅们，还有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和老干部呢？维世为此常常夜不成眠。 在这段时间里，她曾给江青写信，针锋相对地诉说孙泱不是特务，要求中央文革调查澄清。上书没有回音。1967年秋，江青、陈伯达等在接见红卫兵时，异口同声地诬衊长期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工作的孙泱是“特务”。江青变本加厉说什么“孙泱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这伙真正的叛徒、特务讲话几天后，孙泱被迫害死于人民大学。维世又曾为大庆铁人王进喜遭受迫害而上书敬爱的周总理，说明王进喜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不久，王进喜被解放来北京。王进喜到北京后，冲破阻挠，设法找到了孙维世，并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救了我。周总理已经接见了我……”不料话音刚落，有人唆使不明真相的群众闯进家来，把王进喜轰出了大门。 之后，1967年12月的一天，突然有六七个公安人员来到机关，把金山带回家，这时孙维世正在家中。一个公安人员对金山说，他要代表政府“拘留”金山，说完突然大叫一声“走！”维世在旁大声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他们厉声对维世说：“没你的事！”金山想回头告诉维世要她安心，但六七个人不由分说，连推带拉把金山架上了汽车。金山想回头但回不了头，真是“亲人永别离，生死两难分”！维世和金山就这样永别了！ 他们以所谓“特嫌”罪名把金山抓进了监狱。有没有证据？没有！用不着任何证据。他们还威胁维世说，逮捕金山，是所谓国家机密，说了要杀头。金山被抓走以后，他们在维世家翻箱倒柜，大肆搜查，把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维世珍藏的当翻译组长时和毛主席一起拍摄的许多张照片，毛主席的亲笔字，周总理、邓颖超和孙维世合拍的许多照片和给维世的许多书信。此外，还有江青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写给维世表示亲昵的亲笔信，还有康生在50年代写给维世的长信（信中对封建文艺作了疯狂的吹捧，这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所谓“左派”出现的面貌判若两人），抄走并立即全部被送到江青手里。江青咬牙切齿地一边看，一边撕，亲手把毛主席、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珍贵文物销毁。至于江青和康生的亲笔信呢？在他们看来，当然也以灭迹为妥！不过，江青还留下一张照片，当作以后继续作恶的“武器”。 金山人狱之后，维世四处寻找，毫无下落。她又给金山送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和衣物，也如石沉大海。约于1968年1月间，有人到金山家来销掉了金山的户口，维世不知金山的生死，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折磨。她到中关村去把这情况告诉她的妹妹孙新世，并说：“金山没有问题，他是总理领导下的地下党员。他只不过在30年代负责过一个戏剧团体，江青在那里当演员，他知道江青生活上一些丑事……” 第477页 1968年3月l日，正在被强迫劳动的维世突然被套上手铐，抓进监狱。他们给维世捏造的罪名是什么“苏修特务”。用不着证据，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检法”已被林彪、“四人帮”一伙“彻底砸烂”了。孙维世被捕后两个星期，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借题发挥，无事生非，大发歇斯底里。那天江青住处有人给人民大会堂打电话，说江青还没有吃饭，人民大会堂连忙预备了晚饭。曾经担任过周总理卫士长的成元功当时在现场做警卫工作。他在门口等候着，他对江青说，晚饭已预备好，请她先去用饭。不料江青勃然大怒，胡说是总理在里面“开黑会”，不让她进去，大叫大嚷，诬衊成元功是“坏分子”、“反革命”，甚至谩骂他是周总理身边的“一条狗”。这件事本来与孙维世毫无关系，但是江青反动气焰嚣张，竟又恶狠狠地当众大叫什么孙维世是总理身边的“一条狼”。江青丧心病狂，血口喷人，迫害周总理无所不用其极！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惨死狱中。周总理得知维世死讯后，立即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他们却公然对抗总理的指示，把尸体烧掉了。5年之后，孙维世的专案组才把维世去世的消息通知她的妹妹孙新世。孙新世要她姐姐的骨灰，他们竟说：“已经（把孙维世的骨灰）当成反革命处理了，不留骨灰。”孙新世问他们为什么早不通知她？专案组居然回答说：“不知道孙维世有妹妹！” 孙维世被害死在狱中之后，江青又跑到周总理那里，得意忘形地拿着一个纸卷在周总理面前挥舞，说：“这是从孙维世家里抄出来的。”周总理当着江青的面，拆开纸卷看，原来里面是一张1966年3月，周总理接见演出话剧《初升的太阳》的大庆职工家属演出队全体同志的照片。这正是江青在销毁那许多照片时，仅仅留下的那一张。她当作大棒在周总理面前挥舞，其罪恶的矛头难道不清楚吗？！ 维世被捕前，感到处境险恶，和她妹妹孙新世约好，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三晚上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见面。姐妹俩抚摸着纪念碑前的栏杆，望着高大的英雄纪念碑，好像来到了为革命牺牲的父母兄弟面前，她俩慨嘆着在解放了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革命烈士的子女竟连见面的自由都没有！维世无限悲愤地说：“妹妹，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着呀！……”她还说：“妹妹，哥哥不是特务，我作为共产党员，不能不反映情况。如果我写信后哥哥的问题清楚了就好了。如果写信后我也出了问题，那就是党里出了坏人，坏人要是不揪出来，那就是亡党亡国的大事。”她还讲过：“人一死，问题不好搞清楚了，无论如何不能死，我如果死了，说什么你也别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这些话是烈士后代，中共党员孙维世同志的最后遗言。 金山在狱中7年零4个月，一直以为维世还在人间。1975年，毛主席解放了金山，他回到原工作单位的院子，不见维世来接，还以为她病了。当时他想，现在我回来了，我可以好好照顾她。哪里知道，他亲爱的维世早在7年之前的1968年10月14日——金山和维世的第17个结婚纪念日——被林彪、“四人帮”害死在冤狱之中了！ 47岁的孙维世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至死不屈，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于党和人民的话。她一进监狱就被定为“关死对象”。当她被折磨得已经行走困难时，还有人不停地踢她；她直到死后才被取下手铐，尸体惨不忍睹。 第28章 监狱之星——张燕林 经歷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忘记1967年在全国范围内颳起的那一股“揪叛徒”之风。薄一波等61位同志1936局决定，经党中央批准的。这一点，康生1943的会议，1944年他向延安党校作报告时，也专门讲过。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为了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竟闭起眼睛说假话，硬是诬陷这些同志为“反共叛党”。更为恶劣的是，他连在监狱中出生的一个孩子也不放过。据传，他曾晃着脑袋说：“61人叛徒集团，实际上并非61人，而是61个半。”康生所讲的这半个人是谁呢，就是“监狱之星”——张燕林同志。 现在，张燕林同志已经离休了，但看上去面色红润，身体健壮，仍不失一位五大三粗的壮汉。他毕业于苏联莫斯科鲍曼高等工业学院，曾任中国驻原苏联、蒙古、几内亚等国的上午参贊，是一名知识渊博的高级工程师。 张燕林生于1932年，父亲张友清、母亲艾静茹1931年在北平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关进了北平军人反省院，也就是草岚子监狱。当时母亲是怀着身孕人狱的。父亲曾带信给她说：在燕林出生的头天夜里，他在狱中听到过钟声和鞭炮声，那可能是正月十五（西什库大钟的响声），所以推算张燕林的生日是正月十六日。 张燕林说，自己的身世大都是后来听老人们讲的。在一个阴沉寒冷的夜里，一声声婴儿的放声啼哭，打破了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寂静。狱警慌忙跑到牢房前，弄得牢门上的铁链哗哗响。女牢里不时传来各种响动，男牢的政治犯们扒在牢门前，瞪着吃惊的眼睛。平静的牢房被搅乱了，狱警们跑动着、吼叫着、怒骂着…… 第478页 这一切，都压制不住婴儿的啼哭。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生命，当他脱出母胎后，头不抬，眼不睁，蔑视人间的一切，根本不把黑暗的牢房、如狼似虎的狱警放在眼里。他赤条条地降生在草垫子上，晃着小拳头，蹬着小腿，好像向反动派示威似的宣告，在这61个政治犯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反动势力的挑战者；又从那共产党员的母体中，分裂出一个旧世界的叛逆者。这个一丝不挂的孩子，被刘亚雄妈妈用牙齿咬断连接母体的脐带，轻轻地抱到怀里，兴奋地大声说：“是个男孩！是个儿子！是我们的监狱之星，希望之星！我们共产党人的接班者！……”她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竟然把赤体的孩子高高举起来。 静茹妈妈睁开眼，瞅了瞅孩子，眼神里流露出无限的惆怅，她当时只有19岁，头胎生孩子，什么都不懂。在这黑暗的牢房里，孩子连块尿布都没有，怎么办？…… 亚雄妈妈的表情和静茹妈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胸有成竹，信心十足地命令着：“快！向男牢发信号，一是，宣告我们‘监狱之星’的出世；二是，孩子的尿布、被褥、衣服都要从他们大男人那里想办法。” 信号发了过去，男牢立刻骚动起来。第一个向自己“开刀”的是孩子的父亲，当时北平市地下党的书记张友清。他脱下身上的衬衣，把后背下面一块布撕下来……接着是狱中中共特支书记薄一波，支委刘澜涛、杨献珍、安子文… … 找出自己最好的衣服，撕下最结实的一块布。你一块，我一块，很快集中了一叠子送进女牢。 女牢里的阿姨们忙活着，飞针走线，眨眼工夫这个赤身裸体的孩子不仅有了尿布，而且有了小兜肚、小衣裳、小被子…… 穿的、用的解决了，吃的又是个难题。静茹妈妈在牢狱里受煎熬，哪来的奶水呢？在敌人的牢房里，政治犯们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要在这个环境里养活一个孩子，谈何容易！但孩子毕竟是老一辈的希望，共产党人的接班人。 狱中“特支”把如何养活这个小生命提到了议事日程，专门作了决定，无论如何要设法让这母子俩先出狱。 张燕林的父亲张友清，原名学静，字新浓。早年就读于中国大学，192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曾先后任中共太和县县委委员，皖北特委毫县分特委委员兼鹿邑县县委书记。1931年他在担任北平市委书记时不幸被捕。父亲作为共产党要犯，上了敌人的名册。母亲艾静茹是作为家属被捕的，敌人虽然有怀疑，但并不掌握她的政治身份。母亲原是米脂县的中学生，参加革命后由组织上分配她去协助父亲工作，为了掩护两个人的政治身份，只好以假夫妻相称。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出生人死的战友一块工作，很快就产生了真正的爱慕之情，也就弄假成真，结为革命伴侣。 母亲入狱后，一直装扮成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对什么事情都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特别是在燕林出生后，她把儿子也作为掩护身份的挡箭牌。敌人审讯时，她故意弄得儿子大哭大叫，在公堂上拉屎撒尿，搞得敌人毫无办法，只好把这位没有“教养”的农村妇女提前释放。 燕林母子出狱后，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来到了西安。在杜秉承的担保下，母亲到渭南小学当了教员。双十二事变后，汪精卫派飞机轰炸西安，母亲为了保护儿子被炸伤。在那缺医少药的年月，母亲在苦难伤病中挣扎，不幸于1937年5月离开了人世。母亲去世时，燕林只有5岁，但已有了记忆。母亲的遗体被埋到西安北富平县城南龙王庙的墙根下，当时那些燕林不认识的大伯大妈们让燕林披麻戴孝，走在抬棺人的前面，还教燕林摔瓦罐、烧纸、跪在坟头哭拜……母亲去世后，父亲虽已出了监狱，但仍顾不上照顾燕林。他被寄养在农民家里，和农家的孩子一块放牛、下地拾柴、搂草。在这期间，他常到母亲的坟地去，看着那长满野草的坟堆，忍不住偷偷抹眼泪。在那个时候，有些穷人为了谋生，偷偷扒坟挖墓，后来听说母亲的坟也曾有人想挖，那个挖坟人到坟地后刚刚举起镐头，就看到一条碗口粗细的大蟒，盘在坟头上，高昂着头，吐出了长长的红信，挖坟人被吓跑了。这个不知真假的传说，在当地群众中越说越神。说什么母亲是天底下的好人，死后自然会得到神灵的保佑，那条大蟒，就是上天派下来的护坟神。就因为有了这种传说，母亲的坟墓直到全国解放还保持完好。 1938年初，地下党把张燕林送到了延安，进延安“保小”上一年级。延安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革命年代，更因为它是陕北红军和中央红军长征后会师的地方而扬名于世界。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延安就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八路军、新四军的大后方，世界闻名的中国革命圣地。张燕林到延安后，一切都感到新鲜，心里充满了幸福。但有一件事，也常常使他苦恼。那就是每当同学的妈妈来学校，或放假接他们回家时，燕林心里就暗暗难过。他羡慕小伙伴们有妈妈，渴望也有个妈妈，他多么思念自己的妈妈呀！有时在睡梦中梦见妈妈，他能高兴地笑醒，笑醒后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又哭着睡着了。由于日寇轰炸延安，学校转移到安塞白家坪后，紧张的学习，多彩的生活，并不能消除燕林没有妈妈的孤独感。每当这个时候，老师、同学、校工叔叔和阿姨们，就会想方设法和他一起玩，逗他开心。有些同学回家回来，把好吃的分给他。那时候同学之间，真是情深似海，不管是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还是普通红军的后代，相互之间没有界限，更没有父母职位差别的鸿沟。师生之间的情谊，更是胜过生身父母。记得1938年农历八月十五日，老校长吴燕生专门把刘虎生、丑续和燕林等烈士遗孤找去。他说八月十五是团圆节，特地让伙房给他们做了月饼，并亲自把月饼分发到他们每个人的手里，还喃喃地说：“过节了，我们忘不了你们的父母，忘不了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同志们！” 第479页 1939年，任北方局统战部部长的父亲到延安开会，特地把燕林从白家坪接到延安，整整度过了一个星期。和亲生父亲一起吃、住、散步，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这是多么不平凡的一周啊！由于长期和父亲不在一起，这短短的7天时间，在燕林的一生中留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但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一个长期不在父亲身边的孩子，突然与父亲团聚，那是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隔阂。相聚是愉快的，但父子之情无法尽情表露，甚至在那位既关心疼爱儿子，又不能亲自教育、抚养儿子的父亲面前，在一周不算短的时间里，燕林连一句“爸爸”都没有叫出声来。临别时刻，爸爸爱抚地摸着燕林的脑袋，轻轻地拍着燕林的背，两眼满怀期望地看着燕林。燕林知道爸爸非常疼爱他，也深切地体会到爸爸多么希望他叫一声“爸爸”！他也想叫，几次张嘴，但始终没有叫出声来。爸爸终于握住他的两只小手，深情地说：“孩子，我早就把你交给党和人民了。要永远记住，你是党和人民的儿子！” 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兼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的父亲在战斗中不幸被俘，7月7日在太原敌人的监狱里英勇牺牲。听到这个消息后，彭德怀搓着双手惋惜地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们应该早建议他来延安，应该把这样的好干部，党的宝贵财富储存起来去迎接胜利！” 父亲去世后，张燕林这个无父无母的孤儿，除了学习之外，就知道淘气爬山、玩水，不走本来就只有二尺宽的路，偏要蹦蹦跳跳踢石子、攀石崖，一双新鞋，穿不到半个月就露出了脚指头。杨玉珍妈妈（杨献珍的夫人，张燕林的养母）为了照顾他，放弃了疗养院的舒适生活，主动到“保小”当保姆。她起早睡晚，找时间用破布纳鞋底，给他做鞋穿。 1944年，张燕林从“保小”毕业上了“延中”，经常和鲍克明、曾宪林等人在一起。他们常结伴到十多里外去看戏、看电影，丰富课余生活。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伯伯先后来到延安后，每到节假日，燕林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经常去改善生活。有一次，薄一波买了一只鸡，特地派人去学校把燕林接回来。在那个时候，杀一只鸡可是一件难忘的事，尤其是对燕林这个孤儿，在心灵深处留下了多少革命清义呀！党的“七大”演出《三打祝家庄》，刘澜涛带燕林去看戏。他们从后台进人礼堂，刘澜涛到前面首长席就坐，燕林就走到后面的座位上。开演了，中间还有空位置，燕林为了抢前面的位置，不慎被活动长条椅夹破了手。刘澜涛知道后，心疼地摇了摇头。第二天晚上他带燕林去看戏时，就一声不响地拉着燕林坐到了前面的首长席上，距毛主席、周副主席的位置很近。刘澜涛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很严，从不允许他们这样。但对燕林这些孤儿，却十分照顾。随着年龄的增长，燕林逐渐理解了这些伯伯们为什么对他特殊照顾，也慢慢自觉起来。抗日战争胜利后，燕林随养父杨献珍到了张家口，留到刘澜涛伯伯处。内战开始后，很多同学跟随父母转移，燕林不愿增加伯伯们的负担，坚持要求回学校去。虽然当时只有14岁，但燕林已觉得自己是大人了。从张家口走到平山县，郝人初校长带着这支青海部队（学校的代号），后面敌人追，头顶飞机炸，攀高山，过大河，背着被包，一路上的困难是难以想像的，但他们都克服了。 1947年，燕林从边区联中毕业，养父杨献珍当时任党校校长，派人拉一匹马来接燕林。要是跟来人去党校，找一个好的工作是不成问题的，但燕林觉得不能那样做。燕林谢绝了养父的好意，决心接受学校的统一分配。8月1日，燕林根据学校的统一分配，背上自己的行李，拿着组织上开的介绍信，去一个新的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单位报到。那个单位就是总参三部的前身，到冀中后，改名为晋察冀二局。燕林从事的是机要工作，一干就是3年。后来这个单位划归四野建制，到了武汉，燕林被定为正排级，人了党。搞机要工作，当时不但不能随便外出，平时连封信也不许写。燕林和亲人们都失去了联繫。直到第3年的春节，才允许给家人写信。燕林给养父写了封信，可把杨献珍高兴坏了，他逢人便说：“我们的燕林丢了3年，现在又找到了！” 全国解放后，张燕林感到文化的重要，想重新人学深造，就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了刘澜涛和赵尔陆，得到了他们的支持。1950年从部队转业，燕林已经18岁了，又被安排到师大附中二部，作为初中三年级插班生，在这里遇上了乌克力、彭其超等人。他们几个都是班上年龄比较大的同学。燕林初三才开始学俄语，比同班生晚了两年半，在半年之内，要追上两年半的功课，困难是很大的。为此，他平时对时间抓得很紧，星期日也很少休息外出，弄得几位伯伯们都不安了。养父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杨玉珍妈妈几次催他回家。刘澜涛听说他没有长袖衬衣，就把自己刚洗过一水的惟一的一件绸子衬衣送给燕林。燕林从‘上高中到俄专这段时间，凡是遇到重大集会和节日，才捨得穿这件衬衣。刘素卜菲阿姨（刘澜涛夫人）把燕林当做家里不可分割的成员之一。每当燕林去她家时，她总是说：“回来啦？”燕林学习忙不回去时，她总要打电话来问：“怎么睡啦？为什么不回家呀？”燕林是个孤儿，从小就没有家，可实际上，燕林何止一胜个家啊！ 第480页 高三考留苏预备生，学习十分紧张，多数同学都有了手錶，便于掌握时间。康国雄看到燕林没有表，就偷偷写信给父亲，让寄来了50元钱。在中组部办公厅工作的叔叔又加了点钱，给燕林买了一块表，直到出国留学后，他一直戴着这块表。1954年高中毕业后，燕林凭自己坚忍不拔的刻苦精神，终于以优秀的成绩保送上了俄专。在苏联学习期间，他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选择了国防专业，进人了飞弹控制系，回国后先后被分配到七机部五院、航天部二院工作。燕林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想竭尽全力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贡献到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上。遗憾的是燕林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燕林当时以同样的爱国热情，投人到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大革命”中，初期也写了不少大字报，参加了不少活动。但很快就被掀起的“揪叛徒之风”吹晕了。许多烈士子女，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红孩子，一夜之间都成了叛徒子女、黑五类。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事实。燕林怎么也想不通、理解不了，难道说党真的会抛弃她的孩子吗？多少个日日夜夜，燕林苦思冥想，在延安父亲临别时的话，一直响在耳边：“孩子，我早就把你交给党和人民了。要永远记住，你是党和人民的儿子！”燕林虽然在延安和父亲只相聚了7天，但父亲绝不像坏人，他虽然被捕、被俘过，但他毕竟是为了人民的事业，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监狱里。退一万步讲，就算父亲是叛徒，那时候自己刚刚出生，在延安只相聚过7天，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又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当时只听说是一位“大人物”讲的，后来传说是康生讲的。他说：“61人叛徒集团，不是61人，而是61个半人，还有监狱里出生的那个孩子。”燕林似乎明白了，自己不应该是共产党员张友清、艾静茹的骨血，更不应该出生在敌人的监狱里。为此，张燕林这个从娘胎里就是“叛徒”的共产党的后代，被群众专政了。从1968年直到1971年，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他经受了一次特殊的党内斗争的考验。直到“61人叛徒集团”彻底平反后，他才解放。一个热爱党、忠于党的共产党员，被专政了4年。燕林虽然平反了，但心里一直不太平衡，他再不愿回七机部工作，就分配到进出口委。到了一个新的单位，专业不对口，他学的是俄文，这里却要用英文，怎么办？从头学，从头干起，他加倍努力工作，很快就被提拔为副处级，1987年调到原苏联当商务参贊，提升为副局级。 工作上的顺利发展，并不能平復燕林内心的创伤。那似乎已经弥合的伤口，一直在暗暗流血。有人说：“为革命我们少了一位亲人，但在祖国的大地上多了一座丰碑，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这话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可事实是否如此呢？解放后，由于搞社办工业，盖木工房，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燕林的母亲艾静茹，在解放前被大蟒看守的坟墓被平了。母亲去世时的一位抬棺人，记住了把母亲的遗骨转埋到了什么地方，写信给薄一波。燕林就拿着这封信在“文革”后去西安寻找母亲的遗骨。经过千辛万苦，总算找到了母亲的遗骨，用麻袋装起来扛到堂兄家里，亲手撒上汽油烧骨消毒。燕林小心地把母亲的白骨包装起来，送往西安烈士陵园。万万没有想到，一位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却不算烈士，她的级别和职位还不够将骨灰送进西安烈士陵园的资格。燕林到处奔波，到处唿吁！说同情话抱不平的人不少，但问题得不到解决。面对现状，真是逼得燕林，欲哭无泪呀！怎么办？是抗争下去？还是知难而退？燕林是艾静茹的儿子，难道说这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母亲吗？或者说是为了自己吗？不，绝不是！燕林要求得一个公道！“可是，就算真理都在你手里，这个公道又到何处去寻呢？不走后门不行啊！”一位同学劝燕林。是啊，他实在没有办法啦，只好违心地听从同学的意见，把申诉书送到了当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马文瑞手里。马叔叔看了申诉，他了解燕林母亲的情况，立即作了批示。就这样通过“走后门”，才将母亲早已寒冷的遗骨安置到了她应有的位置上。说起来不能不令人齿冷！一个为革命出生人死的老党员的遗骨，是她的儿子，那“半个小叛徒”在走头无路时通过“后门”才送进西安烈士陵园的。难怪薄一波、刘澜涛感慨地说：“还是有儿子好啊！这有儿子和没儿子不大一样……” 第29章 稀有元素矿产勘探专家——任湘 1926年，蒋介石背弃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遗嘱，举起屠刀疯狂镇压革命，无数革命志士惨遭杀害。任作民也先后两次被捕人狱：第一次是在1928年4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时；第二次是在1932年任山东省委书记时。前后7年的狱中生活，让任作民经受了各种刑罚、威胁、引诱、百般折磨，但他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高尚品德。双十二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经党中央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董必武同志直接从“武昌反省院”监狱将任作民接了出来，去出任湖南省特委书记。此时，任湘这个连妈妈都不知什么样的在乡下打赤脚长大的孩子，这个饱尝人间苦难的“红匪”的儿子，终于露出了笑容。 第481页 1939年，任湘的叔叔从长沙回来。把生沪（任湘的小名）叫到身边说：“你爸爸在长沙要接你去。还有姐姐（叔叔的大女儿任岳）和你一起去。记住一定要好好听话，不该问的事别问，不该讲的话不讲，记住了吗？”叔叔一板一眼地说着，生沪似懂非懂地听着，心里又激动又高兴，那天晚上他连觉都睡不着，一直盼到第二天上路。穷人家的孩子出门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只是穿上了一身干净点的青布衫和婶婶做的布鞋，跟着叔叔和姐姐一起到了长沙。儿子终于看到了爸爸那几经磨难、体弱多病但非常可亲的脸。当时他们暂住在舅舅（婶婶的弟弟）家。乡下孩子第一次进城感到什么都新鲜。那楼房，那商店，那人挤人的叫卖声，吵闹声……没过几天，他爸爸和继母（丁视华，1923年人党，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又是地下党的文书。她慈祥可亲，讲的满口山东话）带着任湘、任岳（沈宗沪）、小妹妹庆庆，乘火车从长沙来到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夏大娘热情接待了他们，并马上给他们量体做军装。在这里他们天天听讲革命道理，学唱革命歌曲。在这里，大家都称“同志”。当任湘听到别人称他“小同志”的时候，感到非常亲切，并且感觉到自己一下子长大了。任湘从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地质勘探学院任教，从助教、讲师，到1961年被评为副教授，从教研室副主任到系主任。任湘担当着专业新课的讲授，如找矿勘探地质学，稀有元素矿床及勘探学等，从教材到实验课内容，全部自编，并带领毕业生实习，指导论文撰写及带研究生。在担任三系（稀有放射性矿产地质和物探系）主任时，还兼任稀有矿产地质教研室主任和系总支书记。一肩几副担子确实使他忙得不可开交，但特殊的环境，紧张的工作和生活，也使他初步摸清和掌握了大学的教学工作规律，并对专题学科进行了自修深造，从许多老专家那里学到了不少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本领。他还从援华的苏联专家那里（大多是他留苏时的教师还有系主任）学到了不少从理论到实践等各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使他的专业知识水平不断得以提高。 1963年春的一天，地质部通过刘型院长通知他，聂荣臻同志要召开一个重要会议，点名叫他去参加。到会的有地质、冶金、化工三个部的部长或副部长，此外还有着名的稀土金属冶金专家叶诸沛和聂荣臻一看到任湘就开门见山地说：“中苏科学院合作研究白云鄂博，取得了初步成果，但稀有放射性元素的系统研究和综合评价还没有做，这是全国124个重点项目之一，现在决定由你这位稀有元素矿产勘探专家去完成。以地质部为主，冶金、化工部密切配合，怎么样？”听口气已经决定了，这对于他这个共产党员来说，除了坚决服从之外，其他没什么可讲的。会议最后决定：由任湘担此重任，5年内完成。5年时间不算太长，但当时他爱人朱宏在湖南教学，3个孩子尚小，继母就全面担当起抚养的责任。他稍稍料理一下家务，就全力投人了工作。1953年，他曾陪同宋应副部长和苏联专家组长，到白云鄂博检查铁矿勘探工作，在以后的教学中，也将这一特殊矿床编入教材，但进行深入细緻的了解还是这次任务以后。投人工作不到1个月，他就上了矿山，经过踏勘，在3个月内编写出勘探设计，包括工作方法、程序、难关的攻克计划、人财物的安排、组织管理等，报到部里去，很快就批了下来。他从全国的稀有元素分析鑑定、普查勘探技术骨干中，选了一批人，还吸收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原内蒙古205 队将全部基地让给了他们，并吸收了该队的一批工人和管理干部，由内蒙古地质局副局长兼任队长，任湘任总工程师兼副队长，至此，地质部105队就诞生了。经过3年艰苦奋战，攻克了稀土、鈮、钼简项分析，27种稀土元素矿物、15种鈮矿物及几种放射性矿物的分析鑑定，以及稀土鈮在矿石中含量，在各单物中含量及其所占储量比例的评价，稀土、鈮选矿试验等技术难关。最多时开动了巧台钻机，对全部矿体结合开採现状重新圈定编图，并计算了储量。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对105队的生产、科研、方法，三套报告审批通过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至此，他们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四清”、“文化大革命”相继到来，“走资派”、“臭老九”、“托派”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任湘身上。在这种异常混乱的歷史条件下，他又背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奉部令，他带着大部分技术骨干又转战到甘肃、青海两省，最后建制划到贵州。近8年的野外地质工作，为找寻第二个白云鄂博，他走遍了内蒙古的阴山东西褶皱带。为找铀矿，他踏遍了甘肃的河西走廊。艰苦的野外生活，使他们失去和亲人团聚的机会及享受舒适的城市生活的条件，但又为不愧对一个共产党员和地质工作者这个光荣称号而感到欣慰。他们取得了大量宝贵的地质资料和地质工作的真知及实践经验。由30多个单位，近600名科技干部参加完成的白云鄂博综合评价报告，在“文革”后科学的春天，被地质部评为科技一等奖，总算是给了聂帅一个放心的汇报吧。 经过几番周折，任湘回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曾担任过北京地质队书记、总工的北京地质局。从1971年起，他从地矿处长、总工、副局长到党组书记兼局长。在这段时间里他主要是做管理工作，并将他的知识用于开发北京地区的矿产及地下水资源，在地下热水的勘查评价工作中，又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后因北京市要充实科技力量，经与地矿部商议，将任湘调到市科委、市科协，担任市科委副主任、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转眼又是7年。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在京的广大科学家，参加了国内外的不少科技学术活动，为推动首都的科技发展，做了应有的贡献。 第482页 第30章 工具机工艺革新能手——张代侠 张代侠的父亲张宗适，早年参加革命，是陕西省第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 渭南赤水特支书记（团中央直属支部），后任共青团渭南县委书记、中共陕东特委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等职务。渭华起义时，已积劳成疾，患了肺病，整日咳血。但他仍到处奔走疾唿，领导农民和青年学生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起义失败后，敌人通缉逮捕他。一次，他被迫藏在红薯窖里，阴冷潮湿、终日不见阳光，既缺医药，又乏食物，不久，就与世长辞了，时年仅22岁。当时张代侠刚出生几个月，年轻的妈妈带着他，东躲西藏，饱尝了艰辛和磨难。他妈妈承受不了这人间的苦难，丢下儿子自杀身亡。那时，他二爸张宗逊在外当红军，三爸年龄小尚未成亲，代侠就在同族的大家庭里乞吃活命。直到三爸成亲、分了家，才跟三爸生活。自他记事起，从未受过父母的爱抚。 张代侠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作为年轻有为的留学生，又有好的工作，很快在北京组织了幸福的家庭。很多人向他投去羡慕的目光，但他不安于现状，却要求离开北京，到基层去工作。他知道基层需要技术人员，他要将自己在苏联所学的知识贡献给我国的工具机工业。这样，经过他再三要求，组织上批准他携爱人来到了渖阳第二工具机厂。在几个月以前，同学邹家华已去该厂，并担任副总工程师，很快，又被选为渖阳市委候补委员，后来，任市委委员，总工程师、厂长。张代侠到厂后，任总工艺师，在党委、厂部的支持和总工程师的直接领导下，组织领导了工艺整顿。通过工艺试验和质量攻关，确立了立钻的工艺方案，组织了工艺文件的制定和工装设计验证，使产品达到标准，投人批量生产。同时，在工艺方面，保证了摇臂钻床和我国第一台镗床的试制成功。 为了掌握精密工具机的生产技术，发展精密工具机生产，国家准备由昆明工具机厂生产坐标锉床，上海工具机厂生产螺纹磨床。1957年底，国家从各单位选派6人去苏联工厂实习，张代侠是其中之一。分配他学习坐标锉床制造工艺，先在莫斯科内圆磨床厂实习，以后到列宁格勒镗床厂实习。通过一年的实习，他掌握了坐标锉床的制造工艺，完成了实习任务。实习期间，听说昆明工具机厂已开始仿制苏联的坐标铿床，为了协助把坐标镗床制造出来，张代侠主动将所学到的技术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出来寄给该厂。 1959年3月，张代侠回国，被分配到工具机研究所工作。他先后担任该所实验工厂技术科长、车间主任、精密零件厂技术副厂长。在此期间，他主持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根米制金属刻线尺；组织领导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双柱光学坐标镗床、第一台丝锥磨床。 1962年夏秋之交，张代侠因患胃溃疡住院治疗。一天，所领导到医院和他谈话，说渖阳第三工具机厂（当时为一机部直属厂，以下简称三厂）由于产品质量不合格，工厂亏损，靠银行贷款发工资靠揽零活、修理工具机过日子，现在厂长到北京要人来了。经所和工具机局领导研究，初步确定让他去该厂加强技术领导力量。 代侠想，组织送我到苏联学习精密工具机制造，回国后工作才开了一个好头，就要离开，心里着实有些捨不得。但他又想到这也是国家需要，应服从全局利益，遂决定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决不辜负组织上的期望！他出院后顾不上休息，就全家北上，二进渖阳，到三厂报到，任该厂总工程师。 进厂后，他首先作了调查研究，发现三厂与技术工作有关的主要问题是：一、产品结构老；二、质量差，卖不出去。他认为彻底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时间，提议分两步走：第一步，以一种产品为突破口，先解决吃饭问题，并扭转亏损的局面；第二步解决工厂主导产品问题。根据当时全国大办农业的实际需要，决定仿制苏联的机油泵和燃油泵试验台，并结合我国的实际作必要的改进。在党委的领导下，经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很快投人了批量生产，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满足了农机行业的急需，初步解决了吃饭问题。这两种产品都获得了一机部三等奖。 当时三厂的两个主要产品ik36、ik37六角车床，是美国1928年的产品，苏联1933年制造，我国1953年从苏联引进。这种车床结构落后、精度低，远远不能适应需要，用户有不少意见，所以卖不出去。必须研制新的六角车床代替它，这是全厂上下的一致看法。但是，新工具机究竟要採用哪种结构方案，厂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新六角车床主轴的变速、转塔的定位、夹紧採用机械的方式，另一种意见是採取电气、液压的方式。但从当时国内情况看，后者所需的液压、电气原件，质量不过关、条件不成熟。张代侠决定採用电气、液压方案，先在试验室试验，创造条件，等条件成熟后再投人生产。先採用机械单手柄预选变速方案，来替代ik36、ik37，供应社会的需要。新系列六角车床克服了仿苏产品笨重的缺点，提高了精度，不但满足了用户的需要，并有少量出口。 电气、液压方案，经过几年的试验，不断改进，最后建立了液压半自动六角车床系列。cb3463-1车床，获一机部“信得过产品”称号。至此，六角车床的问题解决了。接着，他又着手解决多轴自动车床的问题。 第483页 卧式多轴自动车床是汽车、拖拉机等产品大批量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大型高效设备。它的结构、制造工艺比较复杂，20世纪60年代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生产。三厂是一机部惟一的定点生产厂家。1957年仿制苏联的1240-4型卧式多轴自动车床，生产了80多台。由于定位机构不稳定，用户买去后，一是开不动，二是精度不好，大部分报废了。1960年自行设计的c2150。4和c2150。6由于结构不合理，制造技术不过关，精度不稳定，一直不合格，给用户和三厂造成不少损失。经过调查研究，代侠提出两点意见：一、严格工艺纪律；二、改革产品结构。他亲自任攻关组组长，经过一段时间的攻关，产品质量大大提高，但精度还不稳定。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得动大手术。大改进的方案提出以后，反映强烈，争议很大。为了统一思想认识，也为了完善大改进方案，他召开了技术人员、老工人座谈会，广泛徵求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三厂把新工具机送到用户厂作生产考验，并随机派去一位技术人员作现场记录，用户对新产品相当满意。接着，三厂组建了附具设计和多轴调试队伍，扩大工具机使用范围。为了更好地为用户服务，他们还根据用户所要加工零件的具体要求，代客户设计制造附具、刀具，并调试好工具机，加工好一定数量的零件，请用户验收。这种交钥匙的做法，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也给工厂带来经济效益。就这样，产品身价大增，不但国内用户反映很好，还销往国外100多台，为国家赚了外汇。后来，他又决定进一步提高精度，採用国际标准对产品进行技术检验。这在当时的同行业中，是首屈一指的。1983年，该产品获国家银质奖。 接着，他们对普通车床c618k进行了改进，经过三次较大的改进，成为深受国内外欢迎的产品。例如，新一轮改进设计的sk360(c618k-3），採用了模块化设计，发展了英制、加高、凸轮卡紧、马鞍和不同的主轴孔径与床身长度及操作手轮左右布局的新系列品种，满足了国内外不同用户的要求。该产品在1981年春季广交会上被香港《大公报》誉为“超国际标准的车床”。1981年荣获国家银质奖。 张代侠还领导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数控车床，1983年荣获国家经委新产品金龙奖。该工具机在芝加哥国际工具机博览会上展出时，被美国普尔特、惠特尼公司看中，说与他们公司的产品十分相似，极力提出合作。合作后生产的数控车床，经美方一次验收合格，并返销美国。 第31章 不向病魔让分寸的——刘彤矢 1942年，刘彤矢在“延中”学习时，根据工作需要，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当年，她还只是个16岁的小姑娘，却被同学们称为“和蔼可亲的大姐”，把她当成知心人，称赞她是“老练”、“成熟”的支部书记。那时人与人的关系是那么的融拾、团结，充满友爱和真诚，人人都是普通战士，组织上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人们相互间都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在这样的环境里潜移默化铸造的刘彤矢大姐，不幸在十多年前得了癌症。当医生宣布她留在世上的时光已经不多时，她没有灰心，没有惆怅，只有个人生命时限的紧迫感和歷史的责任感。她要和生命争速度，与病魔抢时间，要把萌生于40多年前在延安时的愿望付诸实现。 在“延中”时，许多同学都是革命烈士遗孤，她了解到很多至今仍鲜为人知的可歌可泣的史料，她曾想写出来。现在的客观情况已不允许她再犹豫，留给她的时间太少太少了。她顾不得病体的劳累，更不再担心会有什么冷嘲热讽。再不动笔，就会遗恨终身！于是，从那一刻起，她便走上了一条艰苦的道路。写作本来是艰苦的事，对一个得了绝症，病魔缠身的老人来说，就更为艰苦！回忆往事是痛苦的，尤其是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眼光，以一个苦难中出生、战斗里成长的战士的眼光，来回顾亲身经歷的过去时，这种巨大的痛苦化作千百个日夜写作中的“一字一泪”时，我们怎能不被刘彤矢的这种精神、毅力和执着所感动呢？何况她当年所处的环境、所受的教育，形成她的信念和追求，和当今的现实社会已有很大差距。可是，她以超人的毅力和坚定不移的信念，要把她一生用生命和热血凝聚的追求留给后人。 1990年5月，她在病中写作的《圣地幼苗》终于出版了。这是她抱病走访、查阅、笔耕，两下南方、三赴延安的成果。之后，她没有松气，没有停步，又继续前进了。 1993年，刘彤矢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延河儿女》出版发行座谈会。她身体依然不好，但精神很好，可见她的身心是完全靠精神支撑着的。她的一只眼睛已完全失明，但从未间断写作。从她身上，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一种能压倒一切困难坚韧不拔的力量。 1994年，看起来她又苍老了不少，但仍然精神焕发。她的写作条件很差，在一间不大的屋里，床头放一张桌子，写累了可以在床上躺一躺，然后再起来写。桌上堆了厚厚的一叠书稿，那全是废的计算机列印纸。书稿是用铅笔写的，因为她眼睛不好，写出来的字就像小学生的生字本，一笔一画，整整齐齐。看到这些书稿，不能不令人惊讶！写作，有人称为“爬格子”，因为是用一张张稿纸，用一个个方块字，填满稿纸上的方块。几十万字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刘彤矢写作，要比别人吃力得多，她用铅笔将书稿写在没有格子的废列印纸上，写了改，改了写。每篇文章定稿后，再一笔一画抄到稿纸上。她究竟用了多少纸，没有人计算过，只见她把已经写好的一部分稿纸，整齐地堆在桌子的一角，足足有一尺多高。在一个小方纸盒里，放了几十个小铅笔头，用手根本捏不住了。她说：“不是我经济紧张得连枝铅笔也买不起，而是咱们不应该忘掉延安，忘掉那艰苦的生活。随便仍掉一个小铅笔头不算啥，但全国那么多人，一人节约一个小铅笔头该是多么大的一笔财产呀！我身体不好，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了，如果再不节约，心里不安呀！”老大姐说着激动起来，她从床头打开一个木头箱子，从里面拿出十几双袜子，都是破了补，补了穿，有的袜底上已经补了十几层五颜六色的布。她的内裤、衬衣也是补丁叠补丁。要不是亲眼看见，谁也不会相信这位三八式的“老延安”，仍旧过着这样俭朴的生活。 第484页 人生本来是有限的，她的生命更有限。当谈起她的写作计划时，她坚定地说：“已经出版了一本，又写好了一本，现在正在写第三本。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一本本地写下去。生命不息，写作不止！” 从身患绝症的刘彤矢老人身上，我们找到了她战胜困难、战胜癌症的答案，那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造就的特殊的希望和追求！ 第32章 群星在太空闪烁 △革命先烈孙炳文的儿子孙泱——父亲壮烈牺牲后，母亲任锐含着热泪在黑夜的油灯下写了一首诗：“儿父临刑曾大唿：‘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12岁的孙泱带着父亲的遗嘱和母亲的期望，歷尽磨难，来到延安，在革命摇篮的薰陶下学习成长。他曾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做秘书工作。后歷任中共嫩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文化部长、国家计委军工局长、重庆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西南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职。“文革”中被江青迫害致死。他留下的着作有《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概要》等。 △毛主席最喜欢的苦卫战士翟作军——他守护着枣园窑洞那彻夜不熄的灯光，跟随着延河畔那朦胧的身影，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患难与共。就要分别了，心里怎么能安宁？作军披衣走出了窑洞，又看到了主席窗户上映出的熟悉身影：“作军吶，干革命没有文化不行，建设新中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过去家里穷没法子，今天要补上这一课。”语重心长，刻骨铭心。作军擦掉了脸上的泪水，遵照主席的嘱託，天一亮就上路了。他进了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习班预科，直到1943年“整风”后。在这3年中，他没有休假日，全部时间用来学习。只是每隔两个星期，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一次，每次主席都要询问他的课程，督促他成长为一名永不脱离工农群众的好干部。他离休前任武汉空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 △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刘玉堤——1938年，他16岁时参加了八路军，曾任120师侦察参谋。1941年人延安自然科学院预科学习，1948年到东北航空学校学习，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歷任志愿军空军飞行中队长、大队长、师射击主任，曾立特等功，被授予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1953年回国后，任空军飞行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他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十一大代表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躬耕播种的李铁映——1985年9月9日，第一个教师节来到之时，铁映向母校——北京育才小学，向给他知识、培育他成人的启蒙老师们，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教师节，使我想起了我的老师在我身上洒下的汗水和付出的辛勤劳动。班主任罗克老师，一直从延安把我们带到了北京；校长郭林、韩作黎以及吴成保老师、谢奶奶……我们的成长是他们用心血浇灌培育的，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深切的敬意！”短短数语，有对延安生活的回忆，有对老师、阿姨的追思，有对光阴飞逝的感慨，有对个人行为的自律……尊师重道永志不忘，实乃延安儿女的特质。 △蒙族人民的骄子布赫——革命先辈乌兰夫的长子，1939年赴延安，先后人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大学学习。他1947年后歷任内蒙古文工团团长、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党组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中共唿和浩特市第一书记、唿和浩特市市长、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主席，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人民监察官蔡诚——13岁时跟随母亲蔡楚吟从上海经香港到重庆。周恩来在百忙中抽时间去看望他们母子，并安排蔡诚去延安进自然科学院预科学习，后转人延大中学部。1944年，他调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工作，先后任科员、秘书。建国后，蔡诚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科长、广州市公安厅科长、广东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副厅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室主任、公安大学校长、司法部副部长、部长，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人，踏着崎岖和坎坷走过来，在各种岗位上奉献了自己的智慧、才能以至生命，我们是值得骄傲的一代，但不要忘记我们的歷程！” △从士兵到将军的李伦——李克农的儿子。他12岁参加八路军，14岁人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后进“抗大”和炮兵学校。毕业后歷任晋绥军区司令部参谋、华东野战军副营长、第三野战军营长。参加过淮海战役，荣立过一等功。建国后任解放军团副参谋长、中央军委运输司令部科长、总参交通部科研室主任、训练处副处长、总参运输部处长、总后军事交通部副部长、部长，后勤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副部长。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共十三大代表、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说：“回顾一生，最令人难忘的是延安生活。饮水思源，我们绝不能忘记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更要奋力去拼搏。” △冶金专家戚元靖——1942年后，他相继人延安中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曾任晋察冀边区新华工厂实习技术员、后任鞍山钢铁公司翻译。在苏联留学期间，曾任列宁格勒中国留苏学生会主席。回国后，先后任北京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土建科工程师、冶金工业部北京钢铁设计总院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院长、院长，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部长，中共十二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十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第485页 △到生死关头去接受考验的谢放——谢觉哉的大儿子，1937年来到延安。1944年10月，在父亲的支持下，他跟随王震、王首道率领的“三五九旅”南下开闢革命根据地。战斗频繁，艰险备尝，他经受住了实际斗争的考验。1946年凭着红心铁脚板，一路苦战返回延安。继而参加了解放战争，建国后才调回北京工作。父亲经常告诫他，要永保艰苦朴素的本色。1962年，父亲语重心长地给他读了两句唐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这两句诗，成了谢放后半生的“座右铭”。 △少年生活充满了乐趣的曾宪林——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中共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他在回忆小学生活时兴奋地说：“那时候的生活很艰苦，但充满了乐趣。当时我们学校餵马的老头是四川人，人们叫他‘老弟娃子’， 他就称我们为‘小弟娃子’。他爱马胜过自己，把黑豆马料炒熟了餵马。当时我们吃不饱肚子，嘴又馋，闻到那炒熟的黑豆直流口水，就去偷马料。‘老弟娃子’发现了，就用扫把‘教育’我们这些‘小弟娃子’，我们一边抱着头躲避，一边嘴里还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马料……” △新四军小战士黄毅诚——13岁参军，后人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1945年人党后，曾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支部书记。建国后，任渖阳第一机械总厂分厂厂长。他1951年去苏联留学回国后，参与并领导了我国第一台2。5万、10万、20万千瓦汽轮机的设计制造。他曾任一机部四局技术处副处长、哈尔滨汽轮机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东北电力公司总工程师、北京重型电机厂厂长和总工程师、国家计委综合局副局长和高级工程师、国家计委副主任、能源部部长。曾当选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动力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他认为陕甘宁边区的生活是艰苦的，但边区人民的精神是充实的。处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可以说是不幸的，但生活在党中央身边又感到是最幸福的。那时，真是生活再苦心也甜！ △着名作家杜鹏程——鲁迅师范的学生，1946年在西北野战军当随军记者，1954年成为陕西省作协专业作家。由延安精神哺育长大的鹏程，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有着宏大的志愿。他刻苦努力，不畏艰险，创作了闻名世界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他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二大代表，陕西省文联、作协、对外友协副主席。他先后出版的代表作还有剧本《宿舍》、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小说《年轻的朋友》和《杜鹏程小说选》、《杜鹏程散文选》等。他的传记被国际上收人多种名人录中。 △白头时节忆当年的侯波——1988年9月，她与老伴徐肖冰重返延安，在宝塔山下回忆了当年的生活学习情景。她在延安生活了7年，住了3年学校，也就是在这里学会了摄影，奠定了她一生的艺术道路。她1949年到北京中南海，为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摄影达12年之久。她拍摄了大量珍贵的歷史照片，如《开国大典》、《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横渡长江》等。作品集《路》获中国图书一等奖、首界全国优秀美术图书奖金奖、首届国家图书奖等。她是全国“三八红旗手”，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代表。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 △女飞弹设计师宣平——革命先烈宣侠父的女儿。1938年3月她到延安时才4岁多。这一年的11月，当日本飞机一再轰炸延安城时，她被送到了离城60里的小草峪保育院。6岁时转到了保育院小学部即“保小”，后又转到“抗小”。1945年，她离开延安去东北，1953年去苏联留学，1959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歷任国防部五院研究室副主任、七机部第三设计院总体室副主任、宇航出版社副总编、航天部707所科技委主任、航天工业科技谘询公司副总经理、航空航天部航天总公司科技委常委兼秘书长。1990年她被授予齐奥尔科夫斯基宇航科学院国外院士，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于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永不忘记这段歷史的贺光辉——曾任国家体改委常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贺光辉，是延安“保小”、“延中”的学生。他常说延安是个永恆的话题，那令人魂牵梦萦的中小学生活，是永远谈不完的。物质生活的艰难困苦，精神生活的富有愉快，都随着岁月流逝了，只留下了无穷的回味和无尽的思念。回忆延安，总是那么温馨，那么神往，一切都充满了人世间的真情和乐趣。至今仍以所受的“正统”的马列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而自豪！ △无名英雄刘易成——刘易成原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工作。1965年调他参加卫星轨道研究并任中科院651大总体组成员。在攻坚闯关中，他和同事们一起，建立都卜勒测速系统的独立测定卫星轨道的测轨方程，为发射我国第一颗卫星做到“抓得住、、测得准、报得及时”提供了保障。他还参与研究将原选与地球赤道夹角为42o的卫星轨道，改为近70o，省去在东北白城一带建一个新基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可发射实用卫星，节省了巨额资金，又争取了时间。 第486页 △有过黄金般中学时代的鲍克明——1944年8月1日，由“保小”毕业升入延安中学。在延河边、桥儿沟、杨家岭、清凉山，从鲁艺的大教堂到露天教室和土窑洞；可敬可亲的老师，活泼勇敢的小伙伴……一生中多少往事都稍纵即逝，惟有这延安时期的回忆是那么真切、清晰而强烈！他在延安奠定了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础，培养了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品格和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苏联留学期间，曾任留苏学生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回国后歷任国防部五院实习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主任设计师、副所长，航天部三院副总工程师、院长，航天部副部长、海南省常务副省长，中国宇航协会副理事长。1988年荣立一等功，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之一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是中共十二大代表、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苦乐中总忘不了延安的张羽——他吃的是小米、南瓜、土豆饭，穿的是草鞋、土布衣，睡在土窑洞，上课在露天……最难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诚的人际关系，革命的友情，老师、同学之间的爱，党的需要就是个人志愿的信念。1944年张羽根据需要到边区富县工作，1946年10月调到新华社，1955年进北京大学学习经济，毕业后任教多年。后他调到鞍山钢铁公司任计划处长、副经理、辽宁省计委副主任、鞍钢党委书记，是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特级教师欧阳代娜——着名作家欧阳山的大女儿。坐着小马扎，膝盖当书桌，夏日与山风为伴，隆冬跟雪花嬉戏，绵延不断的黄土高原，时而被绿色装点，时而被银妆素裹，她就是在这里奠定了做人的信念，成长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先后被评为特级教师、省市优秀班主任、优秀共产党员、模范教师、十佳教师、省劳动模范、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先后获得人民教师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和称号。着作有：中学语文教材《阅读》、《写作》、《作文》等。 △“去吧，奋斗去吧”的续磊——老同盟会员续范亭的女儿。1945年4月12日在延安中学毕业前加人了中国共产党。9月2日，和延安鲁艺文学系的十几位同学，参加了开赴东北干部团中的鲁艺工作队。在土改工作中，她作为《东北日报》的记者，在深人农村採访中得知父亲病故的噩耗。她在极度悲苦中牢记着父亲的教诲：“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 △钢铁专家蔡博——在苏联生活十年后，1949年8月跟随刘少奇回到祖国，满腔热情地投人新中国的建设。他主动要求到鞍钢工作，先后担任炼铁厂副厂长、厂长等职务。他结合实际，成功地推广运用了当时苏联的冶炼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使鞍钢炼铁生产迅速恢復和发展，并在全国获得推广。他非常强调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领导组织了一批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科研课题，对鞍钢炼铁生产的恢復和发展以及炼铁技术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一长制”企业管理办法是从苏联学来的，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蔡博被当作“白旗”拔掉了。“十年动乱”后，他撰写了《钢铁研究总结——炼铁科研三十年》一文，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炼铁专家，他的名字载人了新中国的钢铁工业建设史册。 △对前途充满信心的阮崇武——他小时候生活在延安，对一个尚不太懂事的孩子来讲，这一段生活无疑给他一生中打下了做人的坚实基础。1952年他赴苏联留学，1957 年毕业于莫斯科机械学院。回国后他任渖阳铸造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和研究室主任，上海材料研究所副研究员和副所长，上海市科协副秘书长，驻联邦德国大使馆科技参贊，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和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公安部部长，武警部队第一政委，国家科委副主任，劳动部部长，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他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他终生不忘延安生活，希望把经过实践而证明了的好的传统保持下去，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更加发扬光大。 △受命于危难中的化肥专家安常娥——1938年13岁时参加革命，1940年人党，1945年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化工系肄业，1946年从事军工化工研究，1954年留苏学习大型氮肥联合企业科研技术和生产控制分析技术，1955年回国负责建设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化肥试验室并任该室主任兼书记。1960年调太原化肥厂任副总工程师。1965年她临危受命，到国内最大的南京化肥厂去解决催化剂生产难题。她在苏联留学时曾向教员讨教过催化剂问题，得到的回答是：“催化剂制造技术无可奉告。”中国人也是人，也有一个脑袋两只手，外国人能制造出来的我们为什么不行？12年的心灵创伤，12年的意志磨鍊，她勇往直前，百折不回，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事故中寻求成功的希望。经过2000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喷射法”球形氮催化剂新工艺终于在我国试验成功！ △严于责己的林用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儿子。他学习刻苦，乐于助人。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他随学校一起撤离。他是当时“保小”年龄最小的孩子之一，在行军路上他经常把架窝子让给生病的大哥哥、大姐姐。自己步行。他在河北参加了“光明”、“行知”、“保小”三校合併，随华北育才小学进人北京先农坛，后考人北京101中学。他参加工作后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劳动部副部长等职。但他仍像父亲一样，始终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 第487页 △黄土地的好女儿刘力贞——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的女儿。她1929年出生，童年和少年都在土窑洞中渡过。1937年人延安“干小”，后升人“延中”、“延大”。教室也多在土窑洞里，冬天冷，夏天热，只有下雨下雪天才肯进窑内，平时在露天上课。她在学校就参加生产自救，捻毛线、织毛袜、种谷子、青菜，上山打草、挖野菜，参加秧歌队，向群众进行宣传，参加小先生活动，教老百姓识字……胡宗南进攻延安，学校改为野战医院，为她后来学医奠定了基础。1954年毕业于渖阳中国医科大学，后在西安医学院、陕西省中医研究所任教。1975年任西安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陕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1979年当选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娃娃老师”阮若林——1945年冬天，边区开展扫盲运动，若林被批准下乡扫盲。为了解决妇女们学文化的困难，就用在“完小”代课的津贴，买些红枣、土豆，放在火盆里烤，大娃娃背着小娃娃来上课，大娃娃坐在炕上学识字，小娃娃在姐姐的背上吃红枣、土豆，她就这样办起了娃娃识字班。婆姨们活儿忙来不了，她就送字上门，在缸上贴个“缸”字，在柴上写个“柴”字，在桌上写个“桌”字……天天登门串户教，几个月下来，妇女们也都能识百十个字。乡们都亲昵地称她“娃娃老师”。“娃娃老师”也第一次认识了中国农村，还交了许多农民朋友，为她后来的文艺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她曾先后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一级编审、中国电视艺委会副主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着名芭蕾舞剧一级编导蒋祖慧——着名作家丁玲的女儿。她1938年4岁时到延安，先人延安保育院，后进“保小”，1949年春被送到朝鲜，在着名舞蹈家崔承喜主持的舞蹈研究所学舞，后又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继续向崔承喜学舞蹈，1956年选派到莫斯科国立戏剧学院主攻芭蕾舞编导，196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芭蕾舞团任编导。她在舞蹈园地里辛勤耕耘40多个春秋，硕果纍纍，先后培养出了着名演员王昆、唐莹、白淑湘、钟润良、郁蕾娣、武兆宁、冯英、王才军、张丹丹、王全兴、陈丽娥、王珊、李莹等。她献身于舞蹈艺术，只希望培养出更多的舞蹈人才。 △空气动力学专家乔志德——他从事教学与翼型研究已30多个春秋。他先后担任过工程数学、空气动力学、计算流体力学、粘性流体力学以及流体力学数值计算方法等本科和硕士、博士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已培养出硕士研究生20多人，博士研究生5人。他研制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我国自己的系列化翼型，率先突破了外国的封锁，填补了国内空白。他曾7次荣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称号。 △防高温涂料发明人乌可力——乌兰夫的儿子。1939年从春天到秋天，他跟随父母跋山涉水，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穿过伊克昭盟大沙漠，行程千里来到延安。1940年秋人“保小”读书。1944年暑假从学校回来过延河，突遇上游下雨，他刚走到河中心，上游洪水咆哮着冲下来，正在危急时，周恩来骑马赶过来，把他救上岸。老一辈的关怀和期望，使他牢记心间。他参加工作后，做出很大成绩，荣获多次奖励和荣誉称号，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他发明的防高温涂料，填补了我国国防高温涂料上的空白。 △从山沟沟走上大舞台的何枫——1940年初，经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安排，9岁的何枫随父母来到了延安，被送人“保小”读书。在一次晚会上，她和妹妹一同上台表演了《流亡三部曲》，台下许多师生竟泣不成声。从此，她成了校合唱队队员，后来也任过合唱团长，常指挥同学们唱《吃饭歌》。人自然科学院后，还是合唱队员。人“延中”后，与“鲁艺”同在一条山沟里，有机会和“鲁艺”的学生一起练声、练唱，常看大哥哥、大姐姐们排戏、唱歌，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深深播下了革命文艺的种子。1945年，年仅15岁的何枫，参加了太岳军区文工团，被誉为“战地百灵”。终于成长为武汉歌舞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又学习又玩耍的金德崇― 他是“保小”、“延中”的学生。他毕业于莫斯科石油学院，曾任石油部地质勘探研究院机械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把毛主席给他的题词，作为他生活学习的座右铭。在一年春节，他跟随父亲去给中央首长拜年，有个阿姨送给他一个漂亮的小本，他去找毛主席题词。毛主席间他欢喜什么？他说喜欢玩。毛主席问他还喜欢什么？他说爱读书。毛主席就在他的小本上题写了“又学习，又玩耍”六个大字。 △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者师秋朗——徐老倡导创办的延安鲁迅师范学校第五期学生。她当时在校用的教材，就是徐老编的。徐老对人的热情诚恳，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处处以身作则、勇挑重担的精神，给她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徐老的乐观主义精神、艰苦朴素、以苦为乐、平易近人、关心他人的品德，一直教育着她。受党和毛主席及革命人民尊敬的徐老永远活在她心里，多少年来，她一直在研究徐老的教育思想，建立了“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并出版了《现代圣人徐特立》的专着。她还抽时间帮助父亲完成着名的《峰与谷——师哲回忆录》一书，并主编出版了《心向延安》。 第488页 △无私无畏的马探雄——他在“保小”时，因他力气大，手脚灵，腰板硬，干力气活比谁都主动。开荒种地、抬水浇菜、大扫除，他总是干在前，成为名闻全校的“三马雄”。1945年人“延中”后，连续几个学期都被选为班长。1947年学校改为后方医院后被分配做护士。我军攻打榆林时，他组织护送伤员两天两夜没合眼。沙家店战役时，16岁的探雄能和成人一样抬担架，感动得伤员掉了泪。在朝鲜战场上，主动执勤，代战友夜间巡逻放哨，危机时刻抢着护送伤员。他带病忘我工作，多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最后在战友劝说、首长命令下才住进了医院。但谁也没想到，他住院的当天夜里，就悄悄地走了。在朝鲜一片青翠长绿的松林里，荣获“人民功臣”奖章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马探雄同志，永远安卧在那里。 △给了我母爱的大姐马新如——我叫欧阳志丹，在延安出世时便没有了父亲，不久母亲也遗弃我改嫁了。党把我送进了延安保育院，后又进了“保小”。从小失去父母的孩子有一种孤独感，经常自卑地怨恨自己的命运。我在“保小”时常望着天空发呆，向白云发问：“你在高空到处飘舞，可看见我的亲人在哪里？”白云不回答，我就望着天空哭泣。有一天，一位大姐姐擦干了我的眼泪，从此我就成了她的小尾巴，她给了我无比温暖的母爱。姐姐毕业离校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她是马文瑞的大女儿。在“文革”动乱的年代，我和姐姐都在受难，而姐姐还是教导我勇敢地生活下去。当我失去信心时，姐姐给我勇气和力量，我能有这样好的“姐姐母亲”，是多么幸运啊！ △军团的儿子徐文伯——1937年出生在红军第十五军团。是延安的小米、延河的水、党和人民把他哺育成长起来的。他在北京101中学上学的时候，就是全校的好学生，被大家选为学生会主席。他参加工作后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后，仍然不忘对青年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还亲自带领文艺战士重走长征路，深人农村、基层进行文艺演出。 △革命先辈白坚的儿子白克明——1943年在陕北佳县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回老家。1944年他被接回来送延安洛杉矶託儿所，解放战争时又随父亲转战东北，1948年又第二次被送进洛杉矶託儿所，1950年入北京育英小学，1955年毕业后考人101中学，后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6年毕业后，因文化大革命父亲受审查，他从部队转业，到黑龙江“五七”干校一年半，后又到冶金地质局、陕西国防工办、北京二机部、教育部、国家教委、中宣部、中央办公厅，曾任办公厅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河北省委书记。 △革命先辈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出生在太行山。在战争年代，父母无力抚养他，只好把他送到延安托朱总司令夫妇照顾。朱总司令和康克清也忙，只好送他上洛杉矶託儿所。淮海战役后，太行才被接到父母身旁。进北京后，太行被送进“八一”小学，毕业后先后考人北京师大二附中（即101中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像父亲一样，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军人。他牢记父亲的教导：“要老老实实地办事。”在空军最高学府——空军指挥学院任研究部部长，被授予少将军衔。 △革命先辈马本斋的儿子马国超——从小生活在延安，革命圣地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和信念。在圆明园的学习和生活，使他在这革命熔炉里增进了学业，锤鍊了思想。在革命部队里，他踏着父辈的足迹前进，飞上了蓝天，出任了海军航空兵副政治委员，被授予少将军衔。 △永记父亲教诲的萧永定——他1931年在上海出生的时候，他父亲远在白色恐怖包围下的闽西红色根据地。父亲用他所在的地名“永定”为儿子命名，寄託了一位共产党员对无法见面的儿子的思念和深情。在萧永定童年的记忆里，“父亲”这个词和他的名字“萧劲光”一样，抽象而又陌生。从苏联留学归来后，一直在经济战线搞科技工作，不断得到父亲的言传身教。他亲眼看到父亲为了海军建设所做的艰苦的调查研究，每一个重大决策都是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做出的。萧永定曾经与父亲谈过，说自己在工作中听到的群众意见，有时候是片面的。父亲却说：“不要忽视片面的意见。要懂得，几个片面综合起来就是全面，但是，综合片面的意见并不是将他们简单地相加，而是要对这些意见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才叫做‘善于听取群众意见’。”几十年来，萧永定一直遵循父亲的教导，学习运用这种工作方法。特别是当他从一个基层干部逐渐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的时候，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父亲留给他的这笔财富的珍贵。 △从黄土高坡走上国际讲坛的李骏——她是“延中”九班学生。她曾想当个飞行员、歌唱家。但为了祖国的需要，她放弃了少年的梦。她没有辜负民族的期望，为祖国的药学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她的《中成药薄层扫描系统鑑定方法》的发表，取得了具有领先意义的成果。她的《时空与健康》论文，在第三届全国天地生相互关系学术讨论会上，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好评。她先后出任中国药学会专职副秘书长、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国委员、高级工程师，曾荣获“人民功臣奖章”。 第489页 △想延安奋不息的何健文——他1939年9月去延安，先人“保小”，后升人“延大”中学部。在他的一生中经歷过若干个“第一”：在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接管我军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1951年，他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赴苏留学的学生之一；1959年，他参加了全国第一批下放劳动干部的队伍，深人到基层劳动锻鍊；1965年，他参加了我国第一个09工程的建设，并担任工艺副总设计师；1970年，他参加了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工程的建设，并担任二机部驻工程指挥部工作组组长；1977年，他根据邓小平同志倡议，筹建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并任创会理事长；1980年又建立了经营管理研究会。曾被评为中国科协先进工作者。延河水把他养大，他只想鞠躬尽瘁，为人民奋斗终生。 △根在延安的李立——从“保小”到“延中”，她整整在延安生活、学习了8年。她常说，延安的人民、延安的小米、延河的水养育了我，延安的文化、延安精神教育了我，延安才是我真正的家乡。当她离休之后，仍感到有一种责任在牵动，总觉得事业未尽，尚需努力。为此，她参与组建了“延河合唱团”，参与创办了《中华之魂编委会》，参与成立了“延大附中校友会”，参与编辑、出版了《中华之魂丛书》 ，参与拍摄《中华之魂》四集电视纪实片、《烽火摇篮的足迹》六集电视纪实片。这些年来，她已经五次回延安。她说：我无法忘记革命圣地，永远不能忘记，因为我的根在延安。 △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洪小灵——他在延安“保小”学习时，就是闻名边区的小画家。1956年毕业于列宁格勒苏维埃工程学院化工无机物专业。回国后洪小灵任青海钾肥厂总工程师，曾领导我国第一个大型重水生产厂的试车工作；1962年获公司试验一等奖；1965年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大帽子，“只专不红”、“崇洋媚外”、“一长制”等许多“罪名”都加到他身上。被批斗、记大过、党内警告，下放到车间当工人。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为我国双温法的工业化做出突出贡献，填补了我国国防工业的空白。 △高级农艺师张尔可——她从延安保育院升人“保小”，1947年人贺龙中学。她建国后人北京师大女附中，后考人北京农业大学。参加工作后，她在中国农科院长期从事小麦育种科研工作，她和课题组的同志承担了近70亩小麦试验田的管理和研究工作。选育的小麦新品种，获得了全国科技大会奖、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她先后歷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小麦育种课题主持人、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委农村科技司司长、国家星火计划办公室主任等职。她还是中国农科院特邀研究员、中国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现代化研究分会副主任委员。 △闻名欧美的作家沈大力——他对巴黎公社战士有很深的感情，曾翻译《巴黎公社诗选》和描写巴黎公社斗争的话剧《樱桃时节》，与法国女作家苏珊珊用法文合写了纪实小说《延安的孩子们》。这部小说在法国及西欧其他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法国电台、比利时电台都作了连续广播，义大利出版商翻译出版，许多报纸发表了报导和评论。法国着名作家艾田甫在给沈大力的信中说：“我已到了一生长征的终点，但延安孩子们的长征，将时刻萦系我心，直到停止唿吸。”为什么这些在时空上远离今天西方社会的延安孩子们的故事，会这样吸引和感动西方读者呢？那就是人类对自由、民主的嚮往和对幸福、和平的追求是灵犀相通的，故而法国授予沈大力“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人民的老黄牛邓维深——他在“保小”毕业后升人自然科学院补习二班。他在课外时间主动去放羊，后来又主动放弃学业，为学校赶大车，从延安一直把大车赶到张家口。他1946年参军，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率敢死队冲锋陷阵，被提升为炮兵营长。1949年开国大典时，他担任礼炮队的执行队长。抗美援朝中他先后任团参谋长、师参谋长、炮兵主任、副师长等职。在珍宝岛战斗中，又和苏军进行过较量并取得胜利。在国内外战斗中他多次负伤致残，1979年离职休养。他在干休所成立个小卖部，又主动去当义务售货员，经营油盐酱醋菸酒糖茶等日用品。不管白日黑夜，只要有人买东西，他有求必应，从不嫌麻烦。他几年如一日，从不取一分钱报酬，连年被评为优秀离休干部和模范党员。 △革命先辈谢觉哉的儿子谢飞——他出生在延安，所以他的小名叫“延河”。进北京后，他入八一小学学习。后来考人师大二附中（北京101中学）。三年高中生活，他不但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还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着。当“五四”青年节到来时，他和同学自编自导自演了大型话剧《火烧赵家楼》，获全校汇演第一名。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文艺理论和导演的专门知识与技能，为后来手捧“金熊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1988年法国蒙特利埃电影节上，他的《湘女潇潇》以其对人性的深人开掘和独特的认识价值，荣获“金熊猫”奖。 第490页 △“万州史女”李文放——她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时名叫莱茵。她一生中的最大成就是在业余时间苦学苦练的。她的主要成就有三项：一是秦篆书法；二是集补秦碑；三是完成《中华篆文大字典》。海外曾有人贊曰：“如痴似醉字行颠，邋遢纯香碧翠烟，字典海洋涯浪岸，篆出世界巅峰天，完全丰富沿千代，重女珍奇汇巨川，源远流长旗鼓绝，无双第一起风旋。” △童年艰苦而幸福的萧立昂——他1938年出生于莫斯科，1940年随母亲回到延安。当时的延安非常艰苦，对于一位出生在德国后加人苏联籍的母亲，又带着一个孩子，能回到延安实属不易。贺龙见到这位母亲后连说“不容易”。立昂当时十分淘气，经常去爬高坡而不想下来。由于他长得活泼可爱，大人们常带他去赶集，许多小商贩喜欢他就给他东西吃。为了维护革命纪律，父亲幽默地让他上街时背上一块小木板，上面写着“请不要给我东西吃”的字样。有一次他到井边玩，看到井里有一个小孩，他不知道是自己的影子。觉得小朋友在水里一定很冷，便脱下衣服扔到井中，结果光着身子跑回了家。 △帅孟奇的养女舒炜——她父母牺牲后，与祖母相依为命。1939年帅孟奇找到这个不满10岁的孤儿，托人把她带到延安送人“保小”上学，小学毕业后考人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她后转人延安中学。1945年日本投降后，她被中央军委二局选调去做机要工作，巧岁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参加了三年解放战争，在淮海战役中，曾荣立三等功。建国后，她曾任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局长。1991年，广播电影电视部授予她“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称号。 △长城医院的创始人于龙汕——他在“保小”毕业后升人自然科学院。解放战争中曾任骑兵连长，负伤致残。1949年，他人医大学习，后到大连卫生学校任副校长。1957年对“三面红旗”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被打成“右派”遭受了22年的劫难。1987年他联合20余名离退休干部和医护人员，集资近4万元，开始了打破“大锅饭”的艰苦创业。同年11月，长城医院建成并亲任院长。逐步发展到有140余名医护人员、320张床位、设备先进、齐全的中型综合性医院。 △廉洁奉公、一尘不染的肖田——他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学生。从1956年起，肖田担任北京市东城区常务副区长、党组书记，分管区的财贸工作。可谓近水楼台了，但他一尘不染。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带病工作，气虚浮肿，经常晕倒，却拒绝任何补贴。“十年动乱”之后，他仍保持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和青年工人一起背粪桶，和售货员一起站柜檯，了解群众的苦乐，现场解决问题。他先后任区委副书记、常务副区长、区政协主席、区科协主席等职，几十年如一日甘为人梯。 △火眼金睛的李奈——他是我保卫战线上的尖兵，曾同敌特做过多次较量，屡建战功。只因工作性质的保密，不便多说。他在“保小”时，就是小有名气的“猴子”。不仅因为他猴里猴气，还因为他聪明过人，精力过人。无论玩什么，总能高人一头，就是“淘气”，他也能常常“淘”出别人想不到的花样来。他思维敏捷、点子多，组织上选他做保卫工作，实在是用人之长，无怪他屡建功勋。“文革”中“砸烂公检法”，他曾被调到陶然亭街道办事处做人防工作。 △在平凡工作中的徐宁——她1945年“保小”毕业人“延中”。1946年13岁人党，建国后人北京师大女附中学习。1955年，他去苏联留学，回国后到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任教。她给学生讲课、带实验、编写讲义，参加萃取化学中分子结构的研究工作，获国家教委科技成果二等奖；参加课题实验，获得专利证书。1978年调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她负责的镭—226、镭—228的取样工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和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985年被评为卫生部先进工作者。 △白衣使者蔡转——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蔡和森的女儿。她从延安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学毕业时获得了金质奖章，并被莫斯科史达林第二国际医学院免试录取，进人医疗系学习。1953年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医院神经科。1958年调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科，从事“钩端螺旋体脑动脉炎”的专题研究。1963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神经精神疾病学会议”上，宣读了她这项成果的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注意。1979年她的科研成果通过了国家鑑定，荣获卫生部优秀成果甲等奖。1986年被聘任为主任医师，1990年晋升为教授。 △一个不幸的人张芝明——他1927年出生在上海，父亲张太雷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母亲王一知是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他在延安时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安排他到苏联学习。1945年他在国际儿童院毕业后，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后转人莫斯科大学的原子能专业。1952年毕业后又考上了研究生。1965年回国后被分配到四机部从事研究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诬陷为“苏修特务”，被关进监狱，后被关进神经病院。他是个不幸的人，忠心报国的良好愿望成了永远的梦想。 第491页 △特殊儿童项阿毛——他是延安出名的调皮孩子，又是尿炕大王，父亲项英牺牲时他才7岁。在老师耐心的教育、同学热情的帮助下，纠正了他的坏毛病。在延安举行的“二十四年来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他给父亲写了这样一篇輓词：“亲爱的爸爸：自从你被国民党反动派逼得离开我们后，我和妈妈、姐姐生活非常困难……不料你被国民党反动派用阴谋杀害了，我痛恨国民党反动派，长大了一定替你报仇！”后来他被送到苏联学习潜艇技术，毕业后回国任艇长…… △名字里也包含着故事的田又生——他8岁远离家乡给地主当长工，12岁父亲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弟弟病饿而死、母亲自卖自身，妹妹上吊自杀。他15岁参加爱国将领赵寿山领导的国民党38军，后赵寿山调走又逃回家乡，正巧父亲也越狱出来，与地下党员刘天若一起组织联防自卫军。他1944年9月参加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并加人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逮捕，关人巩县监狱。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管监狱，在严刑拷打下始终未暴露身份，在行刑的路上冒死逃脱。后几经磨难，他逃到延安，被送人“延中”学习。由于两次死里逃生都是被党拯救，故将“康荣福”更名为“田又生”。当他全身心正投人学习时，国民党38军55师在孔从周率领下在巩县起义，党派他赴河南接应孔从周起义部队。曾荣获“人民功臣”奖章。 △革命先烈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他1927年出生于上海，父亲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父亲牺牲，1939年母亲带他去延安，进人延安“保小”学习，1941年去苏联入国际儿童院学习，1946年考人苏联建筑工程学院。在学习期间，他被推荐到莫斯科外文出版局，边工作、边学习。4年内他参与了《列宁文选》、《共产党宣言》、《史达林传》、《联共党史》和马恩列斯着作一些单行本的翻译工作，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译俄的工作。1951年，他回国后到二机部工作。在如何发展中国的经济问题上，他与人合作，在国内率先提出以科技进步带动社会进步的思想。 △有一双巧手的王兴——他是革命先烈王若飞的儿子。从小生活在延安，好学好动。在延安“保小”、北京“育英”学习时，就喜欢木工组、科技组、模型组的活动，也特别爱做东西。他的玩具没有一件不被他拆卸过的。随着他年龄增长，见识越广、胆子越大。上101中学后，他已经会开钻床、车床、刨床……有一次王维舟到学校来，坐了一辆新型的进口汽车，他看到车门没锁，就摆弄着在校园兜了一圈儿。在“哈军工”毕业前夕，他曾以“u2大炮”为专题作过一篇论文，受到导师的称赞。“文革”期间，他在江西农场劳动时，主动帮助设计、改造饲料粉碎机，曾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受到奖励。 △死里求生的黄文——她是黄镇的女儿，1942年出生在日寇大扫荡的烽火硝烟中。她一岁患上眼疾，双目差点失明；两岁得了赤痢，终日拉脓血，奄奄一息。数年逃避日本扫荡，多次遇险九死一生……她奇蹟般地一次又一次活了过来。先人洛杉矶託儿所，后人北京育英小学，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生活，奠定了她的终生志向和人生追求。她说：“回想走过的路，我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地干好本职工作，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这除了自身的努力和大家的帮助外，可以说小学的集体生活为我打下了良好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基础是密不可分的。” △革命先驱董必武的女儿董良翚——她1941年1月，出生在回延安路上的西安。她出生3天后就和母亲一起被抓进了国民党的监狱，后被周恩来救出到了延安。延安生活给她的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懂事以来，从未感到过自己是生长在一个特殊家庭里。延安的生活，父母的榜样，在这些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中，不断提高她的悟性和认识、分析客观事物的能力。她出任全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后，始终牢记着父亲的教导：“青春难再得，植根宜深厚；同群众前进，立功自不朽。” △不屈的战士林汉南——他是我党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张浩（林育英）的二儿子，他的叔叔林育南，牺牲在上海敌人的龙华监狱。他从小就饱受国破家亡之苦。1938年3月和弟弟汉雄一起进延安“干小”读书时，就立志长大要当英雄。他很崇拜李大钊、方志敏、蔡和森、彭湃、刘志丹、杨靖宇等革命烈士。他也喜欢苏联英雄“保尔”、“丹娘”。1942年他父亲不幸病逝，在安葬大会上他庄严宣誓：“一定要继承父亲、叔叔和革命先烈的遗志，誓做革命接班人！”1945年9月，他参加了党中央组织的赴东北工作团，1947年7月在执行任务时和敌人遭遇，他为了掩护同志，壮烈牺牲。当时，他才20岁。 △彭总的小通信员马喜乐——他原是“保小”的学生，1947年学校转移时他才13岁，但在同年级的同学中年龄已经算大了，就参了军。但在前总通信班中，他又成了年龄最小的一个。由于他聪明、机智，完成任务好，深得彭德怀司令员的喜爱。由于年龄小加上工作劳累，往往夜里躺下去很难醒来，就经常尿炕。小八路尿炕是很丢人的事，他常把尿的被子、褥子叠起来不让人发现，晚上专门躺到湿的地方用身子暖干。这件事情被彭总发现了，就常常背着人给他晒被子。后来他手臂受了伤又被送回“保小”上学。他一直牢记着彭总的父爱。“文革”中彭总遭了难，他死也不相信彭总反对毛主席，为此挨批斗、游街，也没有改变他的信念。 第492页 △革命先驱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她被一家公司聘为顾问，她什么事也没做，人家就送了她一辆进口的自行车跑车。为此，她思索了很久，得出了如下结论：“一位高干子女，就像一名演员站在舞台中央，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身上，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视、品评……这并不奇怪，因为你处在一种特殊的与众不同的位置上，正是这种位置自觉不自觉地给你带来了特权。人家当然要想方设法潜入到你心灵的深处，了解到支配你行动的究竟是哪一根神经。有些人的亲近和关心，当然是为了要紧紧地拉住你，将你的特权为其所用……” △革命先烈的女儿黄曼曼——在她尚未出世时，父亲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怀着身孕的母亲在敌人的监狱里生下了她。她常说：“我一生下来，就做了国民党监狱里的小犯人。”她在“保小”学习时，经常早晨起来去拾木炭，帮妈妈打饭，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当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帮妈妈干事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毛主席是人民的勤务员，我现在年龄小做不了大事，就先干点小事，学着先做妈妈的小勤务员，将来去做人民的勤务员。” △优秀的服务团团长崔荣——他是一个生在朝鲜长在中国的朝鲜孩子。他性格倔强、爱打人，连学校最顽皮的孩子也不敢招惹他。因此，学校研究要开除他的学籍。有人认为：“我们是革命的学校，应发动全校各方面的力量来改造他。”在教员的说服、教工的影响、同学的帮助下，他进步起来。后来成为全校公认、大家拥护的服务团团长。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父母都是朝鲜共产党员，我出生在日本法西斯的监狱里，当我5岁时父母才出狱。后来，我们逃到了中国，经过三道封锁线才到达延安。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同是被压迫的劳苦兄弟，我长大了，一定和中国朋友携起手来，给中国和朝鲜受苦难的人们报仇。” △优秀的党务工作者刘幼雪——她8岁时已是重庆“育才”的音乐尖子，她和同学们的合唱、独唱及钢琴独奏轰动了整个山城。后来曾有人找她，要她去三青团办的夏令营，还说要送她去美国。但深埋在她心中的愿望是“去延安找爸爸”！在周恩来伯伯的精心安排下，终于冲破险阻，来到延安，成了“延中”三班的学生。在新的人生旅途上，她长期从事音乐工作，解放后任中央歌剧院党委书记，文化部机关党委委员。1990年、1992年被评为文化部优秀党务工作者。 △在苦难中成长的刘再锐——他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学生，后人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主动要求去烧炭。烧炭劳动强度大，居住条件潮湿、阴冷，伙食差，又处于柳拐子病发病区，使烧炭的百余名20岁不到的青年都患了严重的关节损伤，甚至造成了终身残废与痛苦。在与苦难作斗争中，他完成了学习任务。战斗歷程已过去了50个春秋，这位1944年就评定为二等甲级残废的人，解放后先后任武汉市第三、第四、第一医院院长。多次被评为区、市、省和全国的先进单位代表。 △孤胆特工史炳云——他1940年从“保小”毕业人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学部学习。1941年调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做机要工作，后改作侦察工作。在榆林战役中捕获敌特任平，组织上派他以任平的身份打人敌特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敌方机密情报，并绘制出西安敌人防御工事图。西安解放后，他正式改名为任平。以后曾任通讯总站站长、政委、延安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第33章 人生旅途中的思考——对毛远新平步青云之我见 粉碎“四人帮”以后，大道的、小道的，公开的、私下的，听到不少关于毛远新的传说： “他和江青搞到一起了，被江青利用了，合谋欺骗毛主席，篡党夺权……” “党中央在收拾‘四人帮’时，这小子还执迷不悟，进行顽抗，被当场击毙了……” “别看他平时耀武扬威，一看到解放军来抓他就傻了。他是自作自受，没经过审判就判了无期徒刑……” …… 对于这些传说，很多人不能不信。因为“文革”以来，很多大事不都是先经过小道传出来，传来传去最后发了红头文件，来证实小道消息的真实？但是也有很多人还是不信，存在骨子里的不信。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毛主席的亲侄子，他常年生活在毛主席身边，受江青的一些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要说他和江青搞到一起，合谋反对毛主席、篡党夺权，我死也无法相信！因为我们是同学，在同样的环境里受过同样的教育。 人生的教育，不外乎家庭、学校和社会。在家庭教育上，江青对他的影响绝不会超过他的父母和大伯对他的影响。他从託儿所、小学、中学、直到大学，一直过着养教并举的公育生活。在政治、经济平等、人际关系团结友爱、为共同理想信念奋斗的群体里，从小给予他的就是：“我是公家人”，“党的孩子”，“党的需要就是我终生的志愿！”在这种环境里培育出来的人，他可能会犯各式各样的错误，但是说他背叛毛主席，篡党夺权！我不相信。 第493页 毛远新是毛泽民、朱旦华的儿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1921年跟随毛泽东离开家乡到长沙，先后在毛泽东主事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和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担任庶务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马列主义，并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下半年，在寻求真理和抗日救国的路上，朱旦华经过近半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延安，进人陕北公学学习。学习结业后，她没能重返上海，而是听从组织安排，去了抗日运动的大后方。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轰隆声中，28位“陕公”毕业生到了兰州，才知道组织上派他们到新疆去。他们是我党新设立在迪化（乌鲁木齐）办事处的第一批工作人员。这年7月，朱旦华被分配到省立迪化女子中学任教导主任。不久，补选为新疆省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秘书长，新疆省政务委员会委员。经过邓发同志的牵线搭桥，朱旦华与毛泽民相识。1940年5月，在新疆省政府的大礼堂，毛泽民与朱旦华举行了婚礼。 1941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八），毛远新出生了。这时候父亲调任民政厅代理厅长。他在工作中经常开展评比，好的有奖励，坏的有批评，任职不久就使全厅工作走上了轨道。过去的厅长多是盛世才的亲信，故对感世才是无原则地唯命是从。毛泽民则相反，对有关原则的重要问题总是据理力争，讲清道理。对各厅的巨额经费开支，他非要问个明白不可，不准乱花钱。对这样清正廉洁的人，盛世才自然不能放过。 1942年夏，德国法西斯军队已占领苏联大片领土，国民党也掀起了反苏反共高潮。为了切断延安和苏联之间来往的通道，也为了向“亲苏”、“亲共”的土皇帝盛世才施加压力，蒋介石向新疆、甘肃边境派驻了重兵。前任党代表邓发同志曾剖析盛世才说：“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想当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中猪。”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督办请谈话”为名，将毛泽民和陈潭秋同时软禁于满城邱公馆。1943年2月，将毛泽民、陈潭秋投人迪化第二监狱。1943年4月，朱旦华等女眷和她们的孩子都被投入了第四监狱。这年9月27日，毛泽民被秘密杀害。是年，和妈妈一起坐牢的毛远新才3岁。他不知道爸爸的一切，但他对狱中的折磨已有一些记忆。 1944年底，女牢从男监中得知徐杰（陈潭秋）、周彬（毛泽民）、林基路三个同志，已于1943年9月惨遭盛匪杀害，激起了全牢同志无比愤怒。追悼会上，朱旦华泪如泉涌，朗诵了自己写的长诗《新春之歌》——为死难的丈夫而作。 朱旦华的长诗没朗诵完自己已泣不成声。会场在一片抽噎声中，不知是谁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大家再也压抑不住，就都放声痛哭起来。 朱旦华抬起右臂，用衣袖揩去泪水，抬起头清了清嗓音，又接着朗诵下去： 恶梦，竟然就是事实？ 幻想，成了泡影！ 孩子爸不再回来了。 “爸爸已被反动派暗杀， 记住这血海深仇吧。” 我失去了良师益友， 斗争途中的亲密伴侣。 人民在悲愤嘆息， 战友们光起了火红的眼睛： “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笔帐总有一天要清算！” 朱旦华是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了这句话。她的声音虽然嘶哑，却是那样的响亮，那样的坚定，那样的充满自信。难友们看到，从她眼里喷出了熊熊火焰。 会场一片肃静，似乎只能听到她那啼唠的心声： 从此我更加看清了， 阶级斗争的残酷， 叛徒的卑鄙无耻， 殉道者不朽的精神。 ……我向你致敬， 你，一个老布尔什维克， 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我为你歌颂， 你光荣的革命斗争史， 白璧无暇的政治生命。 你的鲜血， 涂写出革命史中光辉的一页。 你的铁骨， 敲碎着反动派的头顶。 …… 她们还编了话剧，用生动而形象的表演，再现了烈士们在敌人法庭上威武不屈的英雄形象和被敌人杀害的壮烈场面。孩子们看了后信以为真，毛远新哭喊着叫爸爸，挥起小拳头高喊着向扮演敌人的叔叔打去。 从此，毛远新参加到了哥哥姐姐们的行列里，像小大人似的在二丈长一丈宽的小院子里排起队来，挺起胸脯，踏着整齐的步伐，唱起了妈妈、阿姨教唱的儿歌，以表示向敌人抗议示威： 骂一声盛世才狗肺狼心， 杀死我爸爸八路军人。 他不打日本鬼，专杀中国人， 你看他汉奸行为多可恨！ 这件事说起来真正可笑，小小的娃娃也要坐监牢。 吃也吃不饱，住也住不好， 锁上了两重门儿不许跑。 这件事说起来一点也不假， 欺负我婆婆捆打我妈妈。 拉走老奶奶，绑走了阿姨们， 把我们一家大小都糟蹋。 小姐妹小兄弟再不要淘气， 小小的八路军也要讲道理； 第494页 反对用野蛮，要求回延安， 你看我长大起来了不起。 随着国民党特务对狱中中共人员政治攻势的加剧，毛远新也跟着妈妈、阿姨们经歷了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斗争的锻鍊，使他由惊恐到仇恨，由胆怯到坚强，直至参加妈妈、阿姨们的斗争行列，并与敌人拼搏。 1945年2月，一个“黑狗子”熘到了二号牢房，强迫几个新疆籍的阿姨立即搬出监狱。思齐和安安发现这个情况后，马上报告给妈妈和阿姨们。大家赶忙跑到二号牢房。只见几个新疆籍的阿姨正在和“黑狗子”大吵：“不去！死也不去！我们和大家在一起！”“黑狗子”假心假意地说：“释放你们出去，过好日子哩！” 果然，这又是敌人在耍花招，想在共产党内部搞分化瓦解。有个阿姨说：“要释放大家一起释放，为什么只释放她们几个？”“黑狗子”被责问得张口结舌，恼羞成怒地说：“不出去，捆也要捆出去，等着瞧吧！”说罢就熘走了。 不久，监狱的铁门打开了，20多个“黑狗子”拿着皮带、皮鞭，在警务处长的指挥下，恶狠狠地冲来。一霎间，皮鞭声、咒骂声、抗议声、孩子们的哭叫声，混成一片。 “黑狗子”提起一个小孩儿摔到了炕上，那孩子爬起来就去抱他们的腿，另一个孩子冲上去揪衣服，其他孩子把能够抓到的石子、断棍掷向敌人。这些妇孺、病残、孩子，当然不是敌人的对手。很快，“黑狗子”们几个对付一个，把站在最前列的十几个阿姨，拖的拖，抬的抬，拉出去了，并立即锁了牢门。 剩下的人又气又急，叫喊着捶门，那当然是无济于事的。于是，经过商量，女牢又进行了全体绝食。当工犯抬来一桶发霉的黑模摸时，远新和小朋友们就齐声嚷起来： “快抬走，不吃你们的臭摸摸！” “不放回妈妈和阿姨们，我们也不吃饭！”孩子们叫得更厉害了。 中午饭被退回去了，晚饭仍被退回去了。全牢的人坚持不吃饭，有的小弟弟、小妹妹可撑不住了，他们实在饿得慌，又不见抓走的妈妈、阿姨回来，便哭起来。这下引起了连锁反应，大多数小弟弟、小妹妹都哭起来了，吵嚷着：“我要妈妈呀！”“我要阿姨呀！” 刘思齐见状，就组织张虹生、吉新军、林海洪、毛远新、陈楚三等几个大点的男孩子说：“走！找妈妈去！把妈妈、阿姨都要回来！”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拉着背着小弟弟、小妹妹跑到看守所长的屋子里，七嘴八舌地又吵又闹。所长正在为全牢房的绝食而发愁，看到这些孩子就说：“你们肚子饿了，先吃饭吧！” “把我们的妈妈、阿姨送回来，我们才吃饭！要不，饿死也不吃饭！”大孩子们大声嚷着，小孩子们跟着学着，有的孩子还在大声地哭着，就是没有一个人吃饭。 天色已经很晚了，孩子们又饿又累，围着看守所长不走。有的小孩子实在哭不动了就歪在大孩子的怀里睡着了。几个大孩子暂时充当了“保姆”，给妈妈不在的小孩儿餵开水，哄他们唾觉。 终于，门外传来了歌声，多么熟悉的歌声啊！“妈妈回来了！”“阿姨回来了！”孩子们从所长的屋里拥了出来，边跑边嚷，去迎接亲人。 经过这次反分散斗争，孩子们得到了实地锻鍊。妈妈、阿姨们自然高兴，孩子们在苦难的实践中成长着，但她们还想得更深、更远：孩子们从小就被关进牢房，失去了学习的机会。他们常年累月跟着大人在这狭窄的牢房里忍受着敌人的咒骂和饥寒的折磨，而对外界的一切都无法知道。他们需要文化，需要各方面的知识。为此，妈妈和阿姨们反覆与狱方交涉，终于为孩子们争得了在狱中学习的权力。每天集中一定时间，由妈妈和阿姨们给孩子们轮流上课，教他们学些初步文化知识。 监狱的环境十分恶劣，搞点教育谈何容易。没有课本、练习本、铅笔等用具，怎么办？妈妈们就凭藉记忆把小时候学过的东西编成课本，并利用出狱看病的机会，秘密弄点铅笔、本子带回来，解决了一些困难。 妈妈们经常给小孩子们讲述娓娓动听的儿童故事，给大点的孩子教简单的汉语文字，教他们画画，画些他们接触过的动物，如小老鼠、小鸡、鱼、马、羊等。此外，还将狱中斗争生活编成歌谣，谱上曲子，教孩子们学唱。 安安、虹生、海洪、新军、远新等，不仅学会了“毛主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这些字，还懂得了一些简单的革命道理。 有一次，阿姨教孩子们两个字：“延安”。经过阿姨讲述，孩子们知道了毛主席、党中央住在那里，许多八路军叔叔从那里出发去前方打日本，那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光明、最幸福、最美好的地方。这在毛远新幼小的心灵里，绘出了一幅神圣、崇高的图画！ 1946年7月，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和多次交涉下，毛远新和母亲朱旦华及监狱里的叔叔、阿姨和小朋友们，告别新疆4年多的铁窗生活，经过长途跋涉回到延安。 7月12日上午，毛主席在百忙中抽时间来看从新疆监狱回来的同志。在和大家一一握完手后，主席重又走到朱旦华身边，弯下腰去，把远新抱在胸前，深深地在他小脸蛋上亲了一下。第二天、第三天毛主席又连续来看了她们母子两次。 第495页 朱旦华被分配在中央妇委工作。战火纷飞的年代，她常常是打起背包就出发，无力照顾自己的儿子，就把远新送进了延安的洛杉矶託儿所。 1946年底，由于胡宗南将进攻延安，洛杉矶託儿所的孩子们有的随父母行军转移，有的随託儿所在马背摇篮上经过两千里行军。远新跟随妈妈又过了两年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生活。1948年秋，远新人我党在河北平山县下东峪村创建的育英小学。1949年随着中央机关进人北京。 1949年春，全国妇联在北京成立。在热心的帅孟奇等老大姐的撮合下，这年端午节，朱旦华与方志敏烈士的堂弟、当时正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的方志纯同志结为伴侣。随即南下到江西，方志纯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朱丹华任省妇联宣传部长。 1949年夏，康克清派人将正在北京育英小学学习的毛远新及方志纯的女儿方玲之送到江西南昌父母身边读书。但毛远新仍怀恋育英小学的集体生活和长期在一起生活、学习共患过难的小伙伴。便时时向母亲要求回北京读书。 1951年暑假，赴京开会的朱旦华带着毛远新同行。会后，朱旦华带着毛远新去见毛主席，并告诉远新要求回北京读书的想法。毛主席说：“在我这儿是温室里的花朵，跟着妈妈可以经风雨见世面。” 毛远新坚持说：“我住在学校，又不住你这里，怎么会是温室的花朵呢？” “呵，你知道什么叫温室的花朵？”主席问他。 “不知道。反正你的意思是说温室花朵不好。” 主席把远新拉到自己怀里，楼住他肩膀哈哈大笑起来。主席吸了一口烟，看了看朱旦华，又看了看远新，掐灭了菸头，在孩子肩上轻轻拍了一下，说：“那就留下吧。” 从此，毛主席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来抚养。平时，远新便和同校读书的李讷姐姐都住在学校里，每逢星期天才回到大伯身边。一到寒暑假，毛主席便派人将远新送到南昌他母亲处。 毛远新周日从学校回来后，曾得到过江青的照顾。毛远新是个老实听话的孩子，对江青也十分尊重，亲切地喊她“小妈”。 其实，中国有很多风俗习惯，在有的地方对于继娶妻室称为“小”，是一种贬意，不少地区很忌讳这个“小”字。但江青却与众不同，她不愿孩子们叫她妈妈，更不愿叫她“大妈”。按习惯毛泽东在家排行老大，是远新的大伯，远新称她自然是“大妈”。她不喜欢这个称唿，认为“大”字就把人叫老了，“小”字代表年轻，“小妈”自然是又年轻又漂亮、青春永恆了。 远新为人随和，你喜欢什么我就叫什么，这一点也深得江青的喜欢。有一次江青带远新和李讷去划船，当船快到瀛台时，江青笑着问远新：“小豆子，你知道光绪皇帝是什么时候登基的？”远新长得白净、清秀，当时才10岁，比李讷小半岁，所以江青亲昵地叫他“小豆子”。 “小妈，我不知道，我只听说慈禧太后曾经在中南海里面住过。”远新亲热地叫着、说着。 “小豆子，我告诉你，光绪三岁就当皇帝了。说起慈禧，她可是有本事，能掌握国家大权，垂帘听政，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呀！” “妈妈，你也是女人，你的本事比她大吗？”李讷天真地问。 “大，小妈的本事肯定比她大！”远新想到自己的妈妈和阿姨们在监狱里和敌人的斗争，充满了自豪，觉得现在的女人都比慈禧强。 “是啊，你小小年纪就能看出来，小妈当然比她本领大，我有斗争经验，我的学问也比她高。我们小豆子真聪明，这点可比你岸英哥强多了……” 江青在毛远新身上下了多大工夫，又起了多大作用？别人说不清楚，恐怕连毛远新自己也说不清楚。能说清楚的是大伯的教育肯定远远胜过了“小妈”。 1954年，远新在育英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师大二附中（后来校名改为北京101中学）。远新被分在初一一班。他们这个班的同学是同年级里年龄最小的，但学习和各方面的工作并不差。由于主席对远新要求非常严格，他在多年的集体生活中养成了处处自觉、模范遵守纪律的习惯。他学习刻苦用功，劳动埋头苦干，同学之间团结友爱，深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没有丝毫高干子女特殊化的表现。在学校其他班级的同学中，很少有人知道他是毛主席的侄子。 1960年高中毕业，根据本人志愿及学习成绩，学校原打算保送他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远新兴沖沖地向毛主席报告了这个喜讯。 “保送？不用考试？那算什么本事。”主席说。 “那我自己去考，不信就考不上！”远新赌气地说，“那你说，哪个大学最难考？” “大概算清华、北大了。”主席说。 “那我就报考清华大学。”远新说。 “好哇！”主席点点头，并为自己激将法的胜利得意地笑了。 是年，远新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寒假期间他随主席在广州，老同学叶选宁劝他还是去“哈军工”好，他自己也很想去，就去找主席谈了。 第496页 “你说要凭真本事考大学，我已经考上清华了。但我还是想当兵，想上‘哈军工’。”远新对主席说。 “哦，想去就去吧。”主席说，“不过，人家陈赓要不要你啊？” “选宁给陈院长直接打了电话，陈赓院长说欢迎我去，还说上哪个系，哪个专业由我自己挑。” “既然陈赓同意，你就去吧。”主席说。 开学时，远新己转学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飞弹专业学习了。在“哈军工”学习期间，按毛主席的要求，多次利用假期，约几个同学，打起背包，到农村、工厂去参加劳动及社会调查，和工人农民吃住在一起，熟悉了解社会，增进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感情。 1963年放寒假时，毛远新去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以前虽然也读了“农村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和决议（草案），但对这两个文件的理解，远不如农民深刻。1964年2月，远新将自己的“社教”感受向大伯作了一次汇报。 毛主席听后笑着说：“你经过亲身实践有了两个感觉，这很好！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后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当我到农村通过和农民一起劳动、一起交谈后，深感到农民知道的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我深感不如他们，就诚心诚意地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你怎么能比农民知道得多呢？回去告诉你们政委，就说是我说的，今后应当每年到农村去一次，这样很有好处。” 毛主席70岁寿辰时，远新给大伯写了一封贺信，在祝大伯寿辰的同时，深刻地检查了自己，并进行了自我批评。毛主席在提到这封信时说：“现在你能够主动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并敢于进行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这很好！你主要的缺点还是不懂辩证法，不会辩证地分析自己和别人，不懂得一分为二。以前看自己的优点太多，认为自己了不起；现在又把缺点看得太多，认为自己一钱不值，这都是不对的。辩证法是个好东西，虽然你知道的东西有限，但如果你掌握了这个方法就会分析，就能分析出来。比如我吧，我知道的东西也有限，但我会分析问题。就说你谈的你们学院那个学生，因犯错误被开除和处分的问题，我对你们学院的性质不太了解，对于这具体问题处理难以提出具体意见。那么，你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人呢？当犯错误的人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你对他主要的是鼓励，要指出他的优点，事实上他是有许多优点的。同时又得给他洗澡，要洗温水澡，水太热、太冷都不行，温度要合适。对于犯错误的人，只讲开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开除倒是很简单，但是这样把对立面也搞没了。你不是到农村去了吗？对待那些地富反坏分子，主要是放在群众中监督改造，而不是送交法院。送法院只是把矛盾上交，这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的。就拿你们干部子弟来说吧，也可以分成左中右三部分。看来你好像是属于‘左’派，我看到一个文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关于干部子女情况的报告）表扬了你，我看这不是好事，像你这样的人，应该多挨些骂，挨骂才能逼你想问题，做事情是逼出来的。我写《实践论》、《矛盾论》就是逼出来的。你好像是先进分子，什么叫先进分子你知道吗？先进就是做落后人的工作，不然那叫什么先进？” 大伯对远新的教导，他是牢记在心的，并努力在实践中身体力行。1964年暑期，毛远新回到北京，见面后主席就关切地问：“这半年来自我感觉如何？有没有进步和提高？” “我自己也是煳里煳涂的，说不上有多大进步，就是有一点也是表面上的。”远新诚恳地回答。 “我看还是有进步，你对问题的看法不那么简单了。你看过‘九评’没有？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看没看？” “看过。对接班人的五条基本都记住了，但理解得不深不透。” “光记住条文不行，必须要弄懂这五条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是为谁服务的间题。这一条解决好了，什么都好办。第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大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 毛主席这些话，远新都是当座右铭来听的。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远新也听“小妈”的话，但那是不能和大伯相提并论的。不要说政治上的，就是在个人生活上，他也是完全听大伯的。 1965年底，在完成近半年的农村“四清”运动后，远新大学毕业了。根据专业，他们班学习优秀的学员主要分配到七机部的研究院工作。 然而，毛主席却不同意。 “你没有在工厂当过工人，没有在农村当过农民，没有去部队当过兵，学校说你毕业了，我不承认。”主席很严肃地说。于是，根据远新自己的要求，学校把他分配到空军。 1966年1月，远新来到军委空军司令部报到。当时的空军司令员昊法宪和政委余立金商量后，决定把他安排到空军司令部第二高炮指挥部当参谋。 当远新去向毛主席报告时，主席还是不高兴。 “我是说要你下连队去当兵，不是留在机关里当官。”主席说。 第497页 “参谋算什么官？”远新辩解说。 “‘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算得上最小的官了。”主席说，“我是说要你下到作战连队去当战士，不要呆在北京大城市里。” 远新再次来到空军司令部，当吴法宪司令员、余立金政委听到毛主席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时，都激动不已。最后决定，分配到高射炮兵独立第四师三营一连二排当战士。 去部队报到之前，远新先去南昌看望了母亲和继父。方志纯特意安排他去井冈山、瑞金等老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然后送他到武汉去向毛主席告别。 在武汉，主席对远新说：“你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先跟我一起去趟长沙吧。”到长沙后，主席留在专列上，派人送他去了韶山。在韶山，远新在爷爷奶奶坟上献了一束花，鞠了三个躬，参观了故居和毛家祠堂。当晚，又匆匆忙忙要赶回长沙。不料当晚风雨交加，因风大浪急，湘江轮渡停摆，不得不又折回韶山，在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绕道湘潭回到长沙专列上。 “看来祖宗有灵啊！非要你在韶山住上一夜不可。”主席开玩笑说。这次在专列上，毛主席与远新进行了长谈。 1975年9月，毛远新被急调进京，调到生病的大伯跟前，做毛主席的联络员。是谁的主意把他调来的，又是谁推荐他任这个职务的，他自然不得而知。但是这时候调他进京，江青是欣喜若狂的。因为多年来，她就苦于在毛泽东身边缺少一个耳目。她早就设想过，能在毛泽东身边按排这样一个人：既能在关键时刻影响毛主席的决策，又能把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及时传给她，可就是苦于没有理想的人。毛远新的突然进京，实在是天赐良机。 毛远新进人角色后实在忙碌，一会儿要向大伯汇报、请示，一会儿又要去列席政治局会议，传达大伯的有关指示；有时“小妈”也找她了解情况，分析形势…… 毛远新从小时候的经歷和所受教育，是真心实意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接班人。他经常鞭策自己的是大伯给他讲的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的第一条就是学习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当然是要学马列主义。按大伯讲的，马列主义就是搞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就是搞革命。大伯曾说：“我一生中做过两件大事，一是领导建立了新中国，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可见，“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地位。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主席极为关注无数革命先烈为之奋斗，用生命和热血换得的人民政权。 毛远新认为：1975年3月，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之后，把主要精力全放在经济工作的整顿上，这显然是以生产压革命。尤其是7、8、9三个月进行全面整顿以来，他打着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的旗子，实际上是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大伯现在病情日益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繫，只能靠自己来保持，深感责任的重大。 毛远新由于所处的环境和所受教育的局限，使他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经过慎而又慎的考虑之后，还是做出了坚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抉择。这不是因为他是毛泽东的亲侄子，也不是人们猜想的和江青搞到一起了。当时，处在他的位置上，即使不是毛远新，凡是有他这种经歷、受过他同样教育的人，都会和他一样去做的。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江青一伙加速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毛远新的工作就更困难了。“清明”节过后，江青刚离开毛泽东，毛远新就匆匆来了。毛主席让工作人员将远新4月4日的报告退给他。远新看到大伯阅后画了圈，心里顿觉踏实了不少。大伯同意了4月4日的报告，那么4月5日的汇报看来大伯也不会反对的。 他在4月5日的汇报中，说出了一些肯定性的意见：“从4月2日开始，就有恶意带煽动性的讲演。有些诗词、悼词、小字报，矛头是直指文化大革命的。‘文革’以来，还没有过这样强大的逆流。……” 毛泽东此时的健康状况已经十分不好，他再也不可能到现场去搞调查研究了。刚才江青在他耳边讲了很多话，他已经真假难辨，现在只能靠侄子的汇报来作出判断了。 毛泽东静静地躺着，凝神听着远新的汇报：“这些天来，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的已有2000多个，每天都有数万人，4月3日这一天就有20万人次。4月4日夜里，有人发表煽动性演说，周围还有人保护。演说人讲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的胜利。还攻击中央领导人中有人反对周总理……” 毛远新从大伯那里出来，向政治局传达了主席三条指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变成反革命性质。”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未到会，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这次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决定当晚採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等措施。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这就是上面讲的毛主席圈阅的那份报告。 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上，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晚9点30分，一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棒跑步进人广场，驱逐、殴打和逮捕留在广场的群众。 第498页 4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这段歷史已经又过去20多年了，远新现在的状况如何？我是一无所知。但我始终认为：这一切，都不是他个人想做就能做到的…… 后记及《中华之魂》编委会名单 △后记 《中华之魂》星辰谱的作者和资料提供者，大都出生和成长在战乱年间，分别经歷了国内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文化大革命。这些人有义务和责任将自己的成长过程和父辈的追求、希望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怀着难言的复杂心情，去回忆、整理、编写这部书，即便是匆匆回眸，也能痛切地感受到那充满着坚定信念、不灭斗志的英雄气概和屡遭磨难、正道直行的悲壮精神；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走远的困惑与思索；那些还没有结束的不平与抗争……究竟哪些是不应当轻易遗忘的？ 经过了17个酷暑和严冬，干着被有些人认为的“傻事”。其实，我们并不觉得傻，我们的神经也很正常。既然不傻也不疯？为什么在这离不开“金钱”的社会里，还干这出力不讨好、赔钱赚吃喝的买卖呢？这大概就是父辈们给予我们的那颗执着心。 理想和信念、希望和追求，是留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最坚定不移的特徵。我们没有成长中的烦恼和奋斗后的失望！变态的品格，残酷的真面，我们前后已亲歷了六七十年！在歷史长河中这只是短暂的一瞬，在人生里程上却已是十分久远。但我们至死不悔，我们坚信共产主义终会有胜利的那一天。 为什么我们留恋过去？为什么我们憧憬青少年时代的生活？那时候的物质生活远远不如现在！那时候的教学条件也远远构不成现代教育的风景线！“治病救人，与人为善”、“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布衣不见官”……不管这些话是谁说的，大家认为对，大家都去做；没有人民的老爷，只有人民的公僕；在民族解放、祖国建设这座大厦上，每个人都是砌墙铺路的砂石。 现在有些人不理解、不相信，还按他们的思路去做註解：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是去朝鲜镀金的，只是个人命运不济该着了；刘允斌、张玛娅、孙泱、孙维世之死，是他们父辈争权夺利的继续…… 那么，李大钊、罗亦农、刘伯坚、孙炳文、彭湃、瞿秋白、赵世炎、蔡和森、郭亮、张太雷、李硕勛……为谁而死？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为谁而亡？伴随着鲜血和生命，这些灼人而惨烈的代价怎能遗忘。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的初期：“体制、观念的转变”还停留在理论探讨或客观战略筹划上的话，那么，峥嵘的延安时期，这种转变和要求已经开始了真刀真枪的实际较量和你死我活的贴身肉搏。正因为如此，从延安和各解放区出来的孩子，虽少有大红大紫的新星涌现，却有大批初衷不改的忘我奋斗者。这些经过延安、各革命老区教育的孩子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之后，虽然依旧平凡，但却成熟了性格，硬起了心肠，开始向养育他也禁锢他的环境和土壤告别。 为了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这部书搜集到的资料和文章竟达500多万字，照片2000余张。我们无法将来稿照登，也不能每篇署上作者的名字。无奈之下，经过编委会的多次讨论，只好将大部稿件重新编辑，按类分成四集，将选用稿件的作者或资料提供者，纳入编委会成员。也有稿件没有署名，一併在此特予敬告和致谢！ 《中华之魂》编委会 2008年8月15日 △《中华之魂》编委会名单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毛华初 左太北 叶正大 叶选平 师秋朗 朱 敏 伍绍祖 任远志 刘力贞 刘太行 刘丛军 刘彤矢 刘忠德 刘爱琴 刘朝兰 刘燕平 苏河清 李 敏 李特特 李铁映 陈昊苏 陈祖涛 邹家华 林用三 林汉雄 罗 箭 罗东进 周秉德 欧阳代娜 赵施格 胡木英 贺光辉 贺捷生 聂 力 郭志成 徐文伯 陶斯亮 黄 克 黄 健 萧永定 崔 军 康 泠 舒 炜 彭士禄 谢绍明 董良翚 曾宪林 鲍克明 蔡 妮 瞿独伊 主 编（按姓氏笔画为序） 邢立统 刘克府 刘忠铁 李 立 范红延 翟明战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新如 艾 政 邢立统 刘克府 刘忠铁 江世雄 李 立 李丽丽 杨 丽 张法通 张晓岚 张景新 张燕林 易仁江 欧阳宁生 侯永雪 萧 铁 翟和平 翟明战 执行主编 翟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