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湘女上天山》 第1页 《八千湘女上天山》 作者：卢一萍 文案： 1949年底，新疆和平解放后，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命令驻疆二十万官兵铸剑为犁，垦荒屯田，扎根新疆，以改变自汉以降，歷代屯垦一代而终的局面，达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但“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如果官兵们的婚姻问题得不到解决，将影响这一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决策者们决定徵召女兵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首先徵召了八千湘女。这些女兵大多是知识青年，其中有大学高材生，有国民党将军的女儿，也有大贾巨富的千金。所有人都怀着青春的梦想，行军数月，来到了遥远的边疆。从那时起，她们就开始在这苍茫的大漠戈壁，演绎着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也演绎着她们的理想与追求，光荣与梦想。她们孕育了后代，也孕育了爱、宽容、大义和坚韧的精神，被誉为“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 这部报告文学採用“口述实录”的形式写成。它所报告的湘女的命运其实是八千湘女命运的缩影，是一部进疆湘女的集体回忆录，一份由她们口述的文献，一份歷史的证词，是对已被尘封史实的首次全方位揭示，是对被抹杀了的大众记忆的竭力恢復。 为采写此书，作者歷时五载，三易其稿，先后到湖南、北京、四川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寻访了上百位湘女。部分章节在报刊发表、连载后，反响强烈，曾获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和崑崙文艺奖。 【，https://..vip/】 附：本作品来自网际网路，本站不做任何负责，版权归原文作者!如侵权，请邮件联繫。 把真实还给歷史 ——读《八千湘女上天山》 梅里 在新疆有各种版本的关于解放初期兵团人的婚姻问题的故事，那么事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关心这一段歷史的人们，不能满足于加工改造过的传说故事，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歷史真实。 卢一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一直是我们所期待的。他为我们拂去并不久远的歷史尘埃，让我们看到歷史的真相。 这得力于他採用了报告文学的形式，因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品质拥有一种独特的力量。不仅如此，他採取了口述式的文体，湘女的故事由湘女本人自己来讲，其真实性更是不庸质疑。因而卢一萍“所报告的湘女的命运其实是八千湘女命运的缩影，是一部进疆湘女的集体回忆录，一份由她们口述的文献，一份歷史的证词，是对已被尘封史实的首次全方位揭示，是对被抹杀了的大众记忆的竭力恢復”。 以真实为本，以口述为形式，无疑对採访的要求是很高的，作者没有余地、没有取巧的空间，惟有老老实实地採访到位。作者正是如此，他先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採访完南疆，再沿准噶尔盆地周边採访完北疆，行程两万公里。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新疆实在太大了———160万平方公里，何况当年的湘女们都已退休，流散各地，很难寻访。 因为是口述史，在写作上就用不着玩花样了，保持湘女的语言特点，梳理通畅就可以了，因而本文也无须在文本上多言多语。笔者只想谈一谈作者为了真实二字，所付出的劳动。 湘女黄群英1951年从长沙参军，次年就因为车祸致残而与其他湖南女兵失去了联繫，卢一萍为了寻访她，几乎找遍了库尔勒的大街小巷。为了找到湘女姚琼华，他给很多女兵留信，让见到她的人与之联繫，由于被卢一萍的诚心所感动，姚琼华专程从塔里木盆地赶到乌鲁木齐，对作者讲述了她的故事。令作者痛心的是很多女兵难以找到，有时候你风尘僕僕地赶了上千里路，见到的可能只是一座坟茔，一抔黄土。有一位湘女一当兵就到了和田，然后一直生活在那里。作者从喀什赶过去时，她刚好到外地治病去了，作者只好离开，车刚走到库尔勒，她又回和田了，作者也跟着返回和田。从库尔勒到和田走沙漠公路也有1300多公里，从喀什到和田500多公里，光这一趟就走了4400多公里路。但让人遗憾的是，最后作者去和田採访她时，因为无法面对人生的不幸和伤痛，她又拒绝了採访。 面对每一位湘女，就是面对她们的一生———也是面对中国上个世纪多灾多难的歷史。因而这种採访不仅是跑路的问题，很多时候作者需要承受那种歷史带给他的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或重。作者在第三本採访笔记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越往后採访，我的内心越觉得难以承受。因为我每採访一个人，面对的都是她们的一生，她们的命运就那样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她们让我承受那无数个人生和无数种命运。” 这也应该是我们阅读这本书的第一感受，这些经歷了歷史风雨和人生磨难的母亲一次次给你讲述，讲述，足以使一个少年变得苍老。 与文字同样宝贵的是本书的图片。从这些图片中可以更好地触摸那时的歷史。从那个时期能留下来的照片是很少的。能够照片歷经风雨能珍存至今，就更不容易。 《八千湘女上天山》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虽然无法挽回，但至少可以记住它使它成为指导我们未来的经验和教训。文明和进步，正是由此而来。这部报告文学中的歷史真实是：在新疆这块遥远的国土上，没有谁作出的牺牲比这些女兵更多。他们以小我的牺牲换来了一个新的新疆。她们是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但她们孕育的不仅仅是后代，她们孕育的是更广阔意义上的东西：爱、宽容、大义和坚韧的精神。 “或许不够惊天动地，或许不够辉煌磅礴。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意义。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群，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在共和国从贫穷走向小康的歷程中谱写着绚丽的篇章。”因为缘于真实，所以捧起《八千湘女上天山》这本书，你会感觉到，手中捧着的就是当年那些年轻的、热血澎湃的湖南女兵们滚烫的心、沸腾的血液和刚刚离开眼窝的热泪。 作者：传说其实就是歷史(1) 西域之称自从公元前一世纪流行以来，就以雄奇壮阔的地理景观和无数美丽动人的传说而罩上了神秘瑰丽的色彩。这块地处亚洲中心，广袤而神奇的大地，既演绎过残阳如血、金戈铁马的战争风云，也谱写过华夏一体、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各民族的迁徙往来，很少停歇的征战杀伐，大小王国的兴盛衰亡，以及张骞、班超、左宗棠等英雄豪杰在这个地区的擘划经营，又给她罩上了厚重而又苍凉的歷史氛围。她不但疆域广阔，资源丰富，人文复杂，还是自古以来人类东西方文明的交会地。繁荣兴盛了数千年、长达几万里，从中国一直通到欧洲的丝绸之路，正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季羡林先生认为，“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唯一汇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新疆。这四大文化体系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美文化体系。这四大文化体系是几千年以来世界上各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是全人类的文化结晶。产生于过去，影响在未来，人类前途的荣辱盛衰，仍将决定于四大文化体系的前进与发展。” 第2页 西域远在西汉归入我国版图之时，西部的界域就直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南部直至喀喇崑崙山的南北两麓，后来到唐朝及喀喇汗朝、西辽和元朝时，其西部疆域都较汉代广阔，至清朝强盛之时也仍然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在内。现在的新疆，只相当于清朝强盛之时的一半，它是贪婪的沙皇俄国强迫衰弱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我国大片领土后形成的。 这就是新疆的背景，辽阔、美丽而又苍凉、沉重。 它预示着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都出乎人们的意料。 对这片土地的开发和守卫以及让它长治久安，是自西汉以来各朝代的责任和梦想，所以才留下了那么多故城烽燧，屯垦遗址。在歷次开发中，总有很多人以各种方式迁移而来。 人类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迁徙活动与人类存在的歷史一样悠久古老，也正是频繁的迁移从人种学和文化学意义上促进了世界的形成，并推进着歷史的进程。 移民形成了今天美洲大陆的进步、文明和繁荣;美国的西部移民开垦了其西部的广阔地域，使耕地面积达到了三点四亿顷，从而使美国的小麦生产增加了三倍，玉米增加了两倍，因而一举成为世界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到19世纪末，西部不仅成为重要的农业中心，而且逐渐成为工业中心。从1850年至1900年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工业中心向西移动了三百五十公里，从而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工业化。所以，纽约大学歷史系教授阿德·斯蒂尔的话一点也不过分，他说：“对于美国的发展而言，没有什么因素比西部的存在更为重要了。” 而中国人口的迁移在上古就有“夏后氏十迁”，“殷商不常厥邑”，“周之东迁”的记载。而“丝绸之路”的开通，也早就使西域成为人口往来迁徙之地。伊朗高原数次人口大迁移，以后的阿拉伯伊斯兰东征，则使新疆成了“世界史的缩影”。中国近代，也有锡伯族从东北西迁伊犁河谷，土尔扈特部自伏尔加河流域东归巴音布鲁克草原的实例。这些大规模的移民使新疆一步步变成了一个移民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观念，方言和习惯，它们兼收并蓄，形成了一种类似美洲大陆的自由而开放、剽悍而旷达、宽容而大度的气派。 新疆的屯垦，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就开始了。西汉统一西域，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屯垦过程中实现的。两千年来的歷史也一再证明：屯垦兴，边境宁;屯垦废，边境乱。 自细君公主的随员在乌孙国眩雷屯田，揭开新疆屯垦史的第一页以来，自西汉到清朝，中央政府在新疆的屯田点计有一百零二处，它们遍及天山南北。 西汉在西域屯戍最盛时，官兵累计曾高达两万五千余人。它巩固了西域统一，使中国西部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地。”它使许多地名从那时起，就以其浓郁的歷史感和富有诗意的韵律流传至今，比如轮台、楼兰、伊循、焉耆、龟兹、高昌、交河等。唐朝在西域的屯田达到极盛。唐太宗借鑑汉代经验，在西域大兴屯戍，大至城镇守军，小到烽台驿站，有军即有屯，使西域屯军最多达十万之众。屯田巩固了它的辽阔疆域，同时也使丝绸之路空前繁荣。清代的屯田规模最大。干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就把屯田作为安边定国的国策，不但兴办了军屯，还招募迁徙关内农民来西域以推行民屯，同时，还组织发配新疆的囚犯屯田耕种，实行犯屯;并从南疆迁移五百户维吾尔农民到伊犁河谷垦荒种地，组织回屯。不足二十年时间，就在西域开垦了近百万亩耕地。 行走在新疆大地，你可以感觉在近代有一个人一直被这块热土铭记着。他就是抬棺西征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的清末湘军首领左宗棠。 早在18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便把征服中亚和我国新疆作为重大国策。随后，这个欧洲国家以“筑垒移民”的方式，步步进逼，使其扩张野心得以实现。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使清政府无暇西顾，给沙俄加紧侵略新疆提供了时机，侵吞了新疆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国土。同时，浩罕汗国军官穆罕默德·阿古柏在英俄两国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先后攻占了南疆英吉沙尔、疏勒、阿克苏、库车等七城，并在1867年底宣布成立了以天山为界的“哲德沙尔汗国”(即七城之国)。英俄两国利用阿古柏作为併吞新疆的工具，为自己划定了新疆的势力范围。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攻占迪化;沙俄随即藉口阿古柏占领迪化，悍然出兵占领了伊犁。至此，新疆陷入了国土沦丧的严重危机之中。 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时。 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西北军务。左宗棠当时虽然疾病侵身，年近七旬，仍尽瘁驰驱，率领二百二十营大军西出阳关，远征新疆。从1876年8月至1878年1月，左宗棠所率大军所向披靡，用了不到一年半时间，就光復了除沙俄盘踞的伊犁之外的新疆所有土地。 作者：传说其实就是歷史(2) 这使沙俄十分震惊，伊犁俄军骤然增至十二万人，并出动黑海舰队到中国黄海示威。但重病在身的左宗棠仍然在1880年5月26日率大军离开肃州，决定征讨沙俄入侵者。他抬棺西征，以此表达自己为了民族利益有去无回，马革裹尸的抗敌决心。他白髮临边，虽然因为清朝政府对与沙俄开战怀有恐惧，决定靠谈判解决伊犁问题，不得一战。但他所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伊犁附近严阵以待的清朝军队成为谈判的强大后盾，“迫使俄国作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翻开中国近代史，就知道新疆自左宗棠光復以来，就与湖南有着很多的联繫。“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这便是当年左公以湘籍名将刘锦棠率湘军为前锋，驱逐外敌入侵时的写照。不知是否是歷史的巧合，时隔六十年，维护新疆繁荣安定的重任再次落到了当时的新疆军政首脑、湖南人王震将军肩上。 新疆和平解放时,连同由陶峙岳的新疆起义部队改编的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和“三区”民族军改编的解放军第五军，共有近二十万大军驻扎在天山南北。刚沐浴上和平之光的驻疆大军，随即就面临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那就是——粮食。 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时，策划了新疆着名土匪乌斯满叛乱的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就曾预言，“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要亲自看到他们一个个渴死、饿死，葬身于黄沙旷莽之中。” 刚解放时的新疆，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农业落后，年人均占有粮食不足两百公斤，除去种子，所剩余粮难以口，而驻疆部队年需粮食近四百万公斤。从关内运输，仅兰州到哈密，运价即等于粮价的七倍，如再运到伊犁、阿尔泰、喀什、和田等地，价格还得翻番。从苏联进口，每吨粮价为三百卢布，所需费用要数亿人民币。新疆军区成立后，后勤部部长甘祖昌每个月都要用飞机从北京运一趟银元购买粮食。这对解放初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负担。周恩来总理对甘祖昌说：“人民解放军要驻守边疆，保卫边疆，长期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是不行的。” 第3页 而这个基本的问题又涉及更为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经营这块辽阔的土地，怎样才能守住这万里边防，如何使它走上稳定、发展、繁荣之路。他们要做的绝不只是解决二十万大军的一时之需。他们想的是要以屯垦来保障这块孤悬塞外的疆土的长治久安。 我国歷代用兵西北，主要目的在于平乱，平乱之后在于羁縻，很少用心去彻底改造西北，更无规划久远之计，兴衰废存，时间很短，大多一代而终。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决定结束这一状况。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王震的肩上。 1950年2月，毛泽东命令驻疆大军“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这道命令宣告了战争的结束，宣告了铸剑为犁这一人类梦想的实现，也同时决定了驻疆部队的命运。 歷史的转折真的开始了，血与火的岁月终于结束了。一些怀念英雄岁月的人感到失落，一些嚮往和平岁月的人感到欣喜。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无论心怀何种情绪，除了保留一个国防师，其他部队全都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以急行军的速度开到了与天地鏖战的新战场。 新疆境内，三山逶迤，南有崑崙，中有天山，北有阿尔泰山。天山以南，俗称南疆;天山以北，俗称北疆。在三山的臂弯里，夹着两个巨大的盆地，南疆为塔里木盆地，盆底为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疆为准噶尔盆地，盆底为兇险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流沙掩埋了西域三十六国，掩盖了无数曾名噪一时的商埠，不少故城半掩于漫漫黄沙之中，只留下了几堵残墙，一截城郭，供后人怀思。即使曾盛极无数朝代的丝绸之路，也落得荒烟飘散，人踪杳无。就连长达二千七百多公里、全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也毫无声息地消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而被列为全国四大灌区的玛纳斯河，在一挨近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时，也像烟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实，那是一场更为艰巨、更加漫长的战斗。可以说它不亚于三大战役中的任何一场。因为他们开垦的全是寸草不生的沙漠戈壁，硷滩沼泽。数千年来，几乎没人梦想过能从那些地方长出粮食。 驻疆部队立即“转轨换型”，一时间，作战地图变成了生产地图，炮兵瞄准仪变成了水平仪，战马变成了耕马，马镫变成了犁头……各路大军以气吞山河之势向两大沙漠发起了进攻。 二军部队扑向塔里木盆地，在东起米兰，西到喀什，南到且末、和田，北抵天山南麓的漫长战线上，对塔里木盆地形成了一个大合围之势;六军和二十二兵团在准噶尔盆地周围以及伊犁和吐(鲁番)哈(密)盆地摆开了战场。 那时的中国军人，大多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好多人就是为了土地，为了吃上饱饭去参加革命的，开荒种地的活计，谁没有干过? 但这块大地上变化无常的气候，可怕的风暴，置人于死地的酷热和严寒，以及土地本身的沙漠化、盐硷化，都是他们以前从没有遇到过的。但军人们并不害怕这些。他们害怕的是另外一种来自内心的，来自生命本能的渴望，它比任何敌人都强大，它足以把自己摧垮：那就是女人和繁衍。 “在战争年代，生死无常;我们这些军人没能成家。但江山打下来了，我们还一直打到了新疆。好了，现在新疆解放了，让我们解甲归田，回去娶妻生子，这不过分吧。让我们在这里开荒种地也行，但你不能让我们在这里种了一辈子地，最后还落得光棍一条吧。”一位老军垦战士这样说。 由于战乱的原因，解放时，新疆的汉族人才三十万。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部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不允许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所以，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就摆在了王震等决策者的面前——那就是官兵们的婚姻问题。 王震将军清楚，仗打完了，官兵们希望的是解甲归田，过一种和平的生活，要让他们不回故乡，在这里开荒种地，最后连个老婆也讨不上，军心是不会稳的。就他自己而言，把这些出生入死，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将士们留在这大漠戈壁吃苦受累，最后无家无室，自己内心也有愧意，他也于心不忍呀。 王震将军自然知道，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实施的是“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政策，但为了这片辽阔国土的长治久安，他只有採取歷朝歷代所实施过的政策，那就是依靠屯垦来戍守边陲。而要改变自汉以降，歷代屯垦一代而终的局面，就只有让屯垦者扎根于此，使这里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家园。但新疆当时的那一点汉族人口，是不能解决驻疆二十万官兵的婚姻问题的。道理很简单，有男有女才能组建家庭，有了家庭才能生育儿女，有了儿女才能谓之扎根边疆，扎下了根才能最终达到屯垦戍边的战略目的。 因此，他把徵召女兵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很快开始实施。他首先召的就是湖南女兵。自五一、五二两年间，就有十多批、计八千余名年轻姑娘，踏上了遥远、漫长而又充满危险和梦幻的西进之路。 作者：传说其实就是歷史(3) ——虽然多年来，人们听到最多的说法是，这些年轻的女兵满怀着崇高的理想，来到遥远得连梦也没有梦到过的新疆，主要就是为了解决驻疆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可我在任何史志中找不到这样的话——哪怕是团场的史志。在我所搜集到的十二厚本，大开本、豪华精装的师、团史志中，除了《农十师志》的《1951年、1952年参军进疆湖南女兵表》中列有七十名女兵的姓名、入疆时年龄、籍贯和参军时间外，其余的史志大多只有“某某年，多少名湖南女兵到我师”的字样。对于这句话背后的一切，都被抹去了。 很多人再无消息。除了部分亲人，很少有人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她们好像早已神秘地消失了;或者说，飞逝的时光已将她们的踪迹完全抹去。 很多人只听到了关于她们的传说。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传说其实就是歷史。是的，本该成为歷史的，但当歷史没有记录，它就以传说的方式保留下来，根植于民众的内心，进入民间的灵魂。它不粉饰，不篡改，不抹杀，它保存了本身的汁液，保存了本身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我想，也正是这些给人类以力量，滋养着人类代代繁衍不息。 我敢肯定，即使这一切真是传说，它的价值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其实，我们回溯歷史，就会知道，当江都王刘建之女、文弱的细君被汉武帝封为公主，在两千多年前告别长安，对汉武帝说“天下果得太平，儿虽死无恨”时，西域的稳定和巩固就已在冥冥之中与女人有了一种联繫。 汉武帝在临行之际赐细君以琵琶，说：“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细君接过琵琶，踏上了万里西行之路。后来她用这支琵琶弹唱了一首绝世的幽怨和思乡之曲《黄鹄歌》，她凄婉哀怨地唱道“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由于细君体质较弱，不习惯异地生活，又不通言语，加之思乡心切，悲寂孤苦的她积郁成疾，到乌孙五年后，就病故异乡了。 第4页 细君公主逝世后，应乌孙的请求，汉武帝又把楚王刘戍的孙女封为公主嫁给了乌孙王，这就是后来被誉为乌孙国国母的解忧公主。解忧公主乐观开朗，她跋山涉水、万里迢迢来到乌孙后，很快适应了草原生活。她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年，按乌孙习俗，先后嫁乌孙王军须靡、翁归靡、泥靡。在与翁归靡共同生活的三十余年中，她辅佐翁归靡治理乌孙，使乌孙成为西域最强盛的王国。公元前七十年，翁归靡发五万铁骑与西汉十五万大军夹击匈奴，大获全胜，使匈奴在西域从此一蹶不振。同时，为了扩大西汉与乌孙联盟在西域的影响，她又派心腹侍者、才女冯持汉节为公主的使臣，行赏诸国，使汉朝声威远播。 后来，解忧公主的大儿子元贵糜继承父业做了乌孙王;二儿子万年做了莎车王;三儿子大乐做了乌孙左大将;大女儿弟史嫁给龟兹王绛宾做了夫人;小女儿素光为乌孙唿翕侯的妻子。他们不但秉承了解忧公主的教导，维护了汉朝同乌孙的关系，也为乌孙立足伊犁五百余年奠定了基础。 猎猎汉旌，萧萧马嘶。我已无法想像细君和解忧当年跋涉在万里古道上的情形。如今，我只能从她们那或成功或失败的异乡生活中，感受那首绝不亚于热血男儿的动人诗篇。 正是沿着她们的足迹，事隔两千余年后，大批的女兵来到了天山南北。 “独立自由勋章”获得者、原新疆军区副政委张明儒将军在他的《扎根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万官兵在新疆》一书披露道： ……进军新疆的途中，在陕西、甘肃、新疆招收的1万多名知识青年中有1000多名女知识分子，1950年从四川来了一批女学生，1951年又从华东军区部队调来了一批女医务工作者。1951年，从湖南招聘来3000多名女青年知识分子。接着，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也来了一批女青年，还有不少军队、地方院校的毕业生自愿要求到新疆来。1952年初至1954年，从山东老解放区动员来大批青年妇女。据不完全统计，军区妇女各年度参军来队支边的数量是：1949年1127人，1950年1298人，1951年3862人，1952年11723人，至1954年达4万多人。 我在一份当年兵团六师十六团政治处《1951年上半年妇女工作总结》中看到了这样的话，说女兵们“普遍怕与年纪大的干部结婚，怕不顺个人意，由组织上决定，不按婚姻法办事”。 一位白髮苍苍的女兵对我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以外的凄凉荒芜使它千百年来一直是遥远异乡的代名词。但我们这些女兵并不害怕这些，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面临婚姻问题。但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我们以小我的牺牲换来了一个新的新疆。” 湖南女兵们是新疆屯垦戍边大军中特殊的一部分。她们自来到这里，就开始在这苍茫的大荒原上，演绎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也演绎着她们的理想与追求，光荣与梦想。她们做了男人们所作的一切，有许多人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如果说唯有爱能战胜一切，唯有爱能挽留时光，那么，牺牲了爱的她们的生存不知要比别人付出多少倍的艰难和困惑。但她们以人类、以妻子和母亲的坚韧战胜了那一切。 这的确让我的内心深感震撼。我知道，在这块遥远的国土上，没有谁作出的牺牲比这些女兵更多。 她们不愧是新疆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 ——她们孕育的不仅仅是后代，她们孕育的是更广阔意义上的东西：爱、宽容、大义和坚韧的精神。 二、王茂杰：一个战士对王震说，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 我是“人民功臣勋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获得者，抗日老战士，农七师离休干部，我的老伴戴秀菊是1952年4月从衡阳入伍的湖南女兵，所以我也算是半个湖南人了。 其实，对于徵召女兵进疆，王震早就有所考虑。陶晋初将军是陶峙岳的堂弟，原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9年9月起义后任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在1949年10月27日给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起义后任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的赵锡光将军的復电中最先作了披露：“……军队整编后，在人民政府建设新新疆大方针指导下，应即协同入新解放军积极从事生产建设工作。果能如此，固国家之光明前途，亦十万官兵之最好归宿(王震曾云：将于明年赴关内招来大批女性作官兵眷属)。将来随交通农矿之发展，由各地来新之人将日有增加，民族间亦将不致再有何鸿沟矣。” 而彭德怀元帅也早就有此打算。有一次，他去看望战士，聊了一会儿天后，便问战士想不想家。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而不答。 “不想家是假的。有些人十几年没有回过家了。现在仗打完了，不少人想着可以回家了，但是不行呀，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所以要守住新疆，我们就得做好在这里扎根的准备。”他说完，又十分认真地问道，“你们想不想找个堂客?生一个儿子?” 战士们有些不好意思，仍只是笑。 作者：传说其实就是歷史(4) “打仗时冲锋陷阵，你们不怕;开荒屯田，有天大的困难，你们能克服，这些我都相信。但不想找老婆生娃娃，我不信。即使你们想打一辈子光棍，我还不同意呢，我们的屯垦事业要后继有人，你们都打光棍了，谁来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跟王鬍子讲了，叫他到内地招一批女兵来……”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王震去筹划石河子的建设。 有一天，一个单位开大会，请王震讲话，王震讲完话，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每个人都说没有意见。 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有个意见。” 王震说：“好，有意见你就提吧。” 那战士说：“司令员，我们都还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说完坐下了。 大家听了，都瞅着那个战士笑。笑得那个战士红了脸，低下头。 可王震没有笑。他风趣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上海‘鸭子’!” 其实，部队的婚姻问题在战争年代就存在了。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这些老兵，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来自农村，即使当了师长、团长，也是大老粗，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也不管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就是一句话，要有个老婆，传宗接代。 我在渤海军区当警卫连指导员时，连长刘希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团级待遇，他多次负伤，肠子打断了，接的是狗肠子，腮上也有伤疤，牙也打掉了许多，身上的伤疤就不用说了。 有一天，他长嘆了一口气，找到我，说有事跟我说，我说你说吧。他说，有个事麻烦你给旅长讲一讲，我自己不好说。第一，我四十岁的人了，没有老婆，请组织帮忙找一个;第二，我要镶牙，缺了这么多牙，使我显得老相不说，还影响我军形象;第三，我不当干部。我穷苦人出身，放个几十只牛呀羊呀还可以，这一二百人的连队让我管，的确费力。 第5页 我听了后，就去找了旅长张仲翰。我说完后，旅长就笑了。他说，老婆现在不能找，仗没打完，仗打完了再说，牙可以到了有镶牙条件的地方就镶，连长也不能不当。我把旅长的话给连长讲了，他就嘆气，说，这仗呀，不知什么年月才能打完呢。 进军西北时，老连长已四十五岁，已经是个团级干部了，到了张掖，他又提及此事。他说，仗算是快打完了，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如不起义，也经不了几仗就会完蛋。我是该找个老婆了吧?我们当时刚好住一户地主家，他家有个丫环。我就给她做媒，问她愿不愿意嫁给解放军。那丫环是穷人家的孩子，很崇拜解放军，就高兴地同意了。我就提醒她，你要嫁的解放军是团级干部，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一直在革命，所以年龄有一些大，你可要想好。她一听是这样，更高兴了，激动地对我说，“我一个丫环能嫁一个团级干部，一定是祖坟冒青烟了。”我们把这事给地主说了，没想地主死活不答应，讲了半天，才知道他真正的意图是想要一笔钱。我问多少。两百块大洋。这是一笔不少的钱，但我咬咬牙，还是答应了。于是，我们连就凑钱，全连一百八十五人，一人一块，不够的由连里的干部再分摊。就这样，终于给他娶了个老婆。 还有卫生队队长刘崇喜，五十来岁了，也没成家，那地主家还有个丫环，我们就想让她嫁给刘崇喜。我们给刘希苟娶老婆已把钱花完了，害怕地主再要钱，办不成事，就去动员那丫环参军，这样，她是参加革命，地主不敢阻挠。我问她愿不愿意当兵。她说地主婆老撕她的嘴，说部队只要不撕嘴，她就愿意当兵。我说部队不撕嘴，我说在部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她一听很高兴，说自己愿意去当兵。然后，我就让她不要吭气，吩咐她在部队开拔时，跟警卫连一起走。她就当兵了。那丫环人长得很周正，团政委当时要求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不要挖老同志的墙脚，不然要受处分，卫生队队长和那丫环到新疆不久结了婚，听说两人过得不错。 但这一问题真正变得紧迫起来还是在到了新疆之后。军区当时除了想着在湖南招一批有一定知识的女兵外，王震还在1951年向陈毅要了两千名女兵，那多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招的，在后方医院做hushi。这都是解决营以上干部婚姻问题的。然后是山东妇女，山东是个老战场，好多男人在战争中都被打死了，所以招的山东妇女中很多是寡妇，这基本上解决了连排干部的婚姻问题。最后，还剩下了起义部队一些老兵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在五四年招了九百二十多名上海(禁止)。 我后来曾看过一个资料，说英国有个叫s.d.甘博尔的社会学家，解放前曾对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东京、北平、上海等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率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其中上海遥遥领先，其比率为1：137。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决定收容改造(禁止)。招收到新疆的(禁止)就是经过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过的——她们大多恢復了人格尊严，在这个既陌生又遥远的地方找回了作为女人的自尊和自信。 说起当年兵团有关婚姻的话题，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是很沉重的。 我认识一个参加过抗战，立过战功的营长，姓赵，因为找不到对象，很烦，后来精神有了问题，整天提着驳壳枪到处比画，最后只好把他关起来，不久他把裤腰带解下来上吊自杀了。而女的因不满自己的婚姻，被逼自杀的也有，有个姓胡的团长就把一个女兵逼自杀了。还有一个姓聂的工程团团长，强迫一个湘女与他结婚，湘女不同意，他就提着驳壳枪威胁。那女兵就告到了王震那里，王震处分了那团长，把他调离了新疆，让他到湖南去，找到了老婆再回来。他果然在长沙找了个对象，是高中毕业生，既能干，又漂亮。他们很快结了婚，结婚后，就给王震报告，要求再回新疆来。王震又把他调回来了。 三、张明儒：婚姻问题、妇女工作，是当时部队的“热门”话题 关于这个问题，以前众说纷纭，真实的情况很难了解。我四三年参加革命，后来当过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有条件找到有关资料，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叫《解放初期的新疆女兵》，在这篇文章中，我对当年新疆部队的婚姻情况和女兵的情况作了披露。 作者：传说其实就是歷史(5) 当时部队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师以上干部多数已婚，个别未婚;团级干部少数的结了婚，多数未婚;营以下干部及战士，除个别入伍前在家乡结了婚外，绝大多数尚未婚配。年龄普遍较大，师级干部多数三十多岁，团干部多数三十岁上下，营以下干部多数是二十多岁，少数三十多岁。 我国过去传统的婚姻观念是早婚早得子，养儿防终身。以早婚为富为荣，晚婚为贫为耻。农村里的男女是“十五十六把婚嫁，十七十八抱娃娃”，一些山区有的在十三四岁就结了婚。那时二三十岁的人没有结婚，在人们心目中，就像现在四五十岁没结婚的人一样，不只是大龄青年，简直成了老龄青年了。 当时部队干部战士对婚姻问题反应比较强烈，要求也很迫切，有各种说法，像“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这二十万官兵的婚姻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将影响安心新疆、建设新疆艰巨任务的顺利完成……总之，各级领导对新疆军区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妇女工作非常重视，当时的新疆军区领导人王震司令员、徐立清副政委、张希钦参谋长、政治部曾涤副主任等首长非常关心，高度重视，千方百计亲自筹划。 婚姻问题、妇女工作，是当时部队的“热门”话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信息之一。新疆军区、第一兵团、第二十二兵团、二十军、五军、六军、九军及各级首长们，在讲话中都要讲到婚姻问题。我在军区档案馆的资料中发现，当时担任二军政委的王恩茂同志，1950年在二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关于婚姻问题，彭(德怀)司令员说从口里动员女同志到新疆来，并且在西安、兰州、酒泉、哈密设站。家里有老婆的，可以送到西安;家里订了婚的可以送来;家里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订婚的，你家里父母亲戚能给你订一个也可以送来，送到西安去找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处或者找新疆军区驻西安办事处，一切由公家负担，给你送到新疆来。彭司令员和王震司令员都说过而且是认真的，目前不能一下完全都接来。年轻的同志不要着急，首先是三十岁以上的同志，然后是二十八九岁的同志，二十五岁的同志还要后一步，应该按次序，小的让大的，不要乱了。一方面组织上帮助想办法，一方面是自己想办法。但我们不要把思想放在这方面，主要在巩固胜利。有了全国的胜利，个人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应集中思想巩固胜利，我们的毛主席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一定会照顾我们的。他说，我们的经济建设会一年一年地变好，一切问题会很好解决。总之，千言万语是我们志在部队，努力工作，完成任务，个人的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第6页 处于新疆当时的情况，未婚男军人那么多，且多数人年龄偏大，而已到婚龄的汉族妇女又是那么少，内地的女青年又是逐步来新疆的，所以军人的婚姻问题，也只能按职务按年龄按参加革命的时间，分批逐步解决。1951年11月，新疆军区(规定)：凡1949年进疆的军队干部、战士和一切转业地方机关、工厂工作的原有军籍人员的家属子女，均可接入新疆。当年，有一千多名家属来疆随军。1953年，新疆军区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都是现役部队，只是执行任务不同。1953年7月，新疆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制发国防部队婚姻条例，规定凡具备现任营以上职务干部;具有三年军龄的二十六岁以上的连、排干部;1936年7月7日以前入伍的红军战士;三十岁以上并有六年战斗歷史的老战士等四个条件之一者，可将家中爱人接来部队。后来，随着妇女的增加，生活条件的改善，又放宽规定，凡是干部都可以结婚或家属随军。老战士多数调到生产部队去了。到1955年，军队干部的婚姻问题基本解决，生产部队的战士，也有一部分成了家。随之，大批招收妇女进疆的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了。后来结婚的，主要是探家回原籍找的配偶，还有一些是院校分配来的女学员。 当时的确是没有办法，驻新疆的绝大多数部队要在这里扎下根来屯垦戍边，二十万干部战士的婚姻问题解决不了，军心难稳。王震也不能让他们打着光棍在这里吃苦受累搞建设。再说，新疆地域辽阔，地广人稀，王震高瞻远瞩，着眼长远，认为要开发建设新疆，也必须从内地迁移相当数量的人口。所以他在1950年初秋，就派二军六师政委熊晃到湖南去徵召女兵。他认为湖南妹子能吃苦，如果能招到一些有文化的女学生，来后可以先解决团营干部的婚姻问题。他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大力协助。王首道、黄克诚对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把营盘街的一栋楼拨出来，作招聘团办事处，还在《新湖南报》上不断刊登消息报导，动员女青年参军。因为报上只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没有提“婚配”的事。所以全省各地的女孩子闻讯赶来，争先恐后地来到营盘街报名应徵，使辛弃疾和左宗棠曾屯过兵扎过寨的营盘街一时间也成了长沙最热闹的去处。 王庆国：父亲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1) “革命的来临并没有披着节日的盛装，倒像个风尘僕僕的士兵，或者像个外科医生。革命翻耕了几千年来发霉生活习惯的底层”。巴乌斯托斯基的话就是我五十年前最真实的感受。但我心中渴望光明的未来尽快到来——像童话中的情景，一夜之间就有新鲜的空气，有花园和森林，有崭新的城市在我眼前出现;阳光、风和鲜花代替监狱、挨饿和难以承受的没有尽头的劳作;到处是愉快地创造财富的工人，被太阳晒得红黑的健康的农民，幸福的老人，快乐的儿童，永远追求着的艺术家…… 这些希望让我快乐，不时有一种革命的冲动，但我的出身又使我惶惑，甚至有些恐惧。虽然刚解放时，一切看起来还是平和的，但由于我出生在国民党将军家庭，使我总觉得有风暴会随时从不远处刮来。 我父亲王作凡毕业于黄埔陆军学校第五期，后到南京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39年曾去延安考察过。后出任国民党军五十七军副军长、代军长，中将军衔，参加过中缅边境对日作战。抗战结束后，五十七军解散，他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高参，名分不错，但是闲职。父亲思想僵化，但也不主张中国人打中国人，反对民族内耗。淮海战役打响后，国防部以给他提升两级为条件，要他参战，他不去。他说，你们不用升我的官了，就这高参我都不想当了，我想解甲归田了。 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一片混乱，往台湾撤退时，父亲不愿意去，但又不能直接拒绝，他说，我一家大小十多口，你们这么多人挤飞机，我还去挤干什么。来通知他的军官揶揄地说，那给你一架专机行不行?父亲脾气暴烈，这也是他一生不很得志的原因，他大声对那位军官说，不要说一架专机，就是给一艘航空母舰我也不去。1948年下半年，父亲带着全家从南京回到湖南老家。 刚回老家不久的一天清晨，全家人从睡梦中被惊醒了，只见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突然包围了整个院子，人数不少于一个连。全家人当时吓坏了。我心想，他们肯定要枪毙父亲了，先枪毙了父亲，然后是母亲，再是哥姐弟妹和自己，全家人恐怕都活不成了。想到这里，我害怕得流下了泪。 父亲倒很从容，他自己出去接见了解放军，并将几名代表迎进堂屋。家里的其他人则心惊胆战地躲在堂屋后面。他招唿那几名代表坐下后，说，你们不用包围我们，我如果有罪，我自己前往承担所有的惩处。 他们又谈了一些什么，气氛还可以，一点激烈的争吵也没有发生。然后，解放军就撤走了。 没过几天，父亲决定把全家搬到长沙去。他说，这里不能住了，遇到的这个解放军连长很讲道理，假如遇到一个莽撞些的咋办?长沙那地方大，有事的话，可能要好办一些。 去长沙后，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有一天来到我们临时租的房子里，对我父亲说，作凡老兄啊，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是去台湾，二是去北京找毛润之先生，你们三九年见过面，对于内战，你参与很少，他至少会给你一条活路。 父亲嘆息了一声说，在延安时，润之先生让我留下，我没有答应，现在到了这种境况，再去求他，我怎么好意思?我如果愿意去台湾，早就去了。唉，没想到自己戎马半生，最后却不知道该在哪里落脚啦。 我当时已能体会父亲复杂的心境，但时间把这一切慢慢地沖淡了。全家人逐渐从惊惶中走了出来。五○年元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省立高级工学学校化工系，这无疑给父母带来了一丝慰藉。 学校的校园很大，四野文工团当时就住在学校里。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接触解放军。我发现他们之间团结、友爱，也没有官兵界限，觉得与国民党部队不同，这使我十分感动，也从内心对这支军队萌生了敬意。以后接触多了，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自己也能参军该多好啊。但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我也只敢想一想而已。 后来，我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军区到长沙招兵的消息。我把那消息反反覆覆地看了好几遍，特别注意“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这一条。我觉得自己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这时，同学唐天忠刚好来找我。她兴奋地对我说，她准备报名参军，到新疆去，还有好几个同学也要去，问我去不去。 去!我当即答应。 啊，太好了!唐天忠高兴得叫了起来。然后，她又担心地问道，假如你家里不同意怎么办? 我先不告诉他们。 好，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就应该这样，我也没有跟父母说。 第7页 我瞒着家人去报了名，很快就在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个时刻，我真是激动。但出发之际，我又不想去了。的确，那是个我连做梦也没梦到过的地方。我一次次看着地图，看着阿尔泰、天山、崑崙山三大山脉之间大片的荒凉，看着那遥远而曲折的道路，想着就要离开故乡，离开亲朋好友。我的眼泪止不住“簌簌”流了下来。最主要的是，我父亲已没了官职，也就没了薪俸，全家人的生活越来越拮据。我想留下来当一名小学教员，以缓解家中面临的困境。 我在暑假参加过青年学员队。长沙所有中学的中学生都集中在周南女中，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我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剥削阶级的子女。所以，我也希望自己参军后，能减轻家里的罪行。 我犹豫着，徘徊着。这使唐天忠很生气，唐天忠那时已是青年团员，觉悟很高。她气哼哼地说，以前说好的，参军到新疆，可你革命还没参加就动摇了! 听她那么说，我感到十分惭愧。我说，既然这样，我还是去吧。 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面对家人，我心里十分难过。即使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也不能告诉家人我要到哪里去。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我去参军的，即使同意，也会阻止我到新疆去。父亲了解那个地方。 我只好跟母亲撒谎。我说，妈，今天晚上我要参加青年学员队的活动，要很晚才能结束，如果太晚，我就住同学家。 母亲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就走了。我躲在一个姓汤的同学家里，到了半夜，我听见了母亲唿唤我的声音，母亲一边敲着汤家的门，一边问道，庆国在你们家吗? 我赶紧对同学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她，不然让我回去，明天我就走不了啦。同学点点头，对我母亲说，她没见到我。 母亲听后，埋怨道，这孩子到哪里去了?她可从没在外面住过，今晚是怎么了?说着，脚步声在八月长沙夜晚的酷热中渐渐远去了。 我知道母亲会在整个晚上寻找我。我又哭了。从那以后的几十年时光里，我的脑海里总会响起母亲在长沙街巷里的脚步声，怎么也挥之不去。 王庆国：父亲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2) 我把留给父母亲的信託一位下一批出发的同学转交后，就毅然踏上了西进之路。听那位战友讲，父母在接信后十分震惊。他们没有想到年仅十五岁的女儿会走上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父亲流着泪对我同学说，我拜託你去把她给我叫回来，我会永远感激你。我的同学摇摇头，说，伯父，庆国已经上了火车了，现在已来不及了。 1950年徵召进疆的湖南女兵有一千多人。看着列车掠过我熟悉的故乡山水，我的眼中噙满泪水。我不知道，我这一去，就再也难以见到亲人了。 在西安休整时，我忽然收到了父亲托人转给我的来信——父亲的信后来一直追到了新疆—— 庆国吾女： 你不辞而别，从军西去，的确让全家揪心。父一介军人，戎马近三十年矣，极少落泪，今亦不禁伤心泣零。母更是悲痛欲绝，茶饭不思。新疆路途之遥远，地方之穷僻，生活之艰苦，非你所能想像。你尚未成年，自幼少歷磨难，怎能经受塞外风雪，西域苦寒?切望吾女收悉此信后，能念父母哺育之恩，即刻还乡…… 我当时已坚定了到新疆去的决心，看了父亲的来信，只在心里说，正是因为新疆遥远、艰苦，我才要去。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好女子志在四方，我现在要走得越远越好，我才不回去呢。你们伤心、难过，我都知道，但过一阵子，你们就会好起来的。 我把信给大队长看了。大队长说，如果你想回去，我们也不强迫，这里回家还很容易，到了新疆，要回来就难了，所以你一定要想好。 我态度坚决地说，我既然已经踏上了进疆之路，就决不会返回的，请大队长放心吧! 我没有给父亲回信。 不想到了兰州，父亲的信又跟了过来。我不知道那信是怎么寄到的。事隔多年以后，我才从母亲处得知，自从父亲知道我离家以后，就马上写了信，先后寄给他在西安、兰州、迪化的部属或朋友，托他们帮他找到自己的女儿，设法把信转交给我，以期用父女之情把我召回去，可父亲的良苦用心我当时并不知道。 到了迪化，我收到了两封父亲托人代为转交的信，一封信是写给我的，另一封是写给陶峙岳将军的。父亲在信中说—— 父只能以此种方式追寻爱女之踪迹，思女念女之心，汝定能体察。父想已难改变你之选择。但在那苦寒之地，若难以生存，不想久留，可以带上父给陶将军峙岳总司令之信，将军会购机票送你回湘。父虽未死再见吾女之心，但父及全家身世飘摇，命运难卜，恐见面之可能甚是渺茫。诸多情况不能备述，唯望爱女自强自立，一生平安…… 我这次给父亲回了信，大意是说，请他不要再写信来，我绝对不可能回去。我投身革命阵营，一切都好，人们对我很好，新疆也很好。 我没有再收到父亲的来信。我不知道，当时，“镇反”运动已快开始，全家日日夜夜处于惶恐之中，后来，父亲最终无法在大陆立足，只身去了台湾。母亲也从长沙回到了南京娘家。 我来到新疆后，被分在新疆军区文工团。不久，我领到了军属证，那天，我特别激动，比刚换上军装时还激动，因为我的全家都是军属了。我把它十分慎重地寄给母亲，每年母亲可以凭此去居委会领一袋米，两斤肉。 但没过多久，我突然收到母亲一封莫名其妙的来信。母亲在信中说，我在老家订了婚，别人现在在向她要人，逼得很紧，扬言见不到人就要打官司，说我不回去不行。因此，请我务必在某月某日赶到南京某地。 我看完信后，半天没摸着头脑，母亲的信满纸谎言，因为我从未与任何人订过婚。我左思右想，只想是母亲想念我了，想见我，才不得不撒了个谎。其实，是母亲也要带着兄弟姐妹去台湾了，这是她临走前的来信。她是希望我能从信中读出她的真实意图，与她一起到台湾去。但我哪知道这些?也没给母亲回信，就搁下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在大陆再没有一个亲人。所有的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承受，去奋斗了。 我听母亲后来说，他们是经政府同意后去台湾的。我一直没有搞明白，是否有这回事，但我想母亲一个弱女人，拖家带口，要凭别的途径，是走不了的。 但母亲离开大陆不久，我就被从文工团清理出来了，到了军区工程处宣传科。我想这可能与我的家庭出身有关，也有可能与我的家人都去了台湾有关。而我煳里煳涂的，也没多想，就乐呵呵地到工程处去了。 我到工程处后，被分在宣传科当干事，我觉得坐办公室太没劲，所以总想离开。因为自幼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又在文工团创作组待过，我就发誓要当作家。我闹着要去工地。一是那里热闹，二是可以体验生活，以后可以写东西。当时，文工团的领导经常讲要想写出好的革命文学作品，就必须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 第8页 科长是个老红军。他身经百战，浑身带着十多年战争的伤疤，是一个慈祥的长辈。从文工团到工程处的有八九人，他把我留下来，自然不想让我下去，就问我，你下去工作，有什么技术啊? 我说，我什么技术也没有，但我可以学，不行的话，当工人也行。 他说，你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共产党优待知识分子，所以才把你留下来，你就安心在科里工作吧。 我这人心直口快，我说，共产党也是我的共产党，何况，我考上中专还没念就当兵了，也不算知识分子。 他听我这么说，赶紧说，是我们大家的共产党，但不管怎样，你要留在科里。你认为你不是知识分子，可我是把你当知识分子看待的。我们科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听他这么说，我便留下了。 但没过多久，我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又梦想去当一名教师，我跟科长讲了，他嘆了一口气，用无奈的口气对我说，你们知识分子的想法就是多，但去教书育人，可能是我们新中国更需要的，我既然留不住你，你就去吧。就这样，我到工程处第二子弟学校当了一名教师。 王庆国：父亲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3) 我带着背包，坐着一架马车去学校时，心里十分高兴，因为电影中的女教师也是坐着马车去上班的。 我来新疆后，每年都能收到一两封家人写给我的信，这些信都是从澳门转过来的。1955年，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日本大坂的信。拆信看后，吓了我一跳。信中称我为王庆国将军，要我为他们服务。我既害怕，又生气，当天上完课后，我就从学校往工程处赶，当时两地相距好几里地。街上的尘土一踩，扬得老高。我小跑着，身后留下了一长熘尘烟。到了保卫科，找到孙科长，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信交给他，说，报告孙科长，我这里有一封信，你看看吧，信里的东西可吓人了。 他看后，笑了一笑。 我说，你还笑，我都吓得不行了! 他说，小王，不用管它，这是敌人惯用的伎俩，我们了解你，你是个好同志，组织是相信你的。 听完他的话，我激动得哭了。那种被信任的感觉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我由衷地说，谢谢组织，我一定好好工作，决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我在学校开始时教体育课和音乐课。那时，小学的孩子大多是从口内农村接来的，有的十五六岁才启蒙。我那时扎俩小辫，个子还没学生高。学生们野惯了，根本不听我的话，一上音乐课，他们就瞎哼哼，南腔北调。上体育课时，他们就跟我比个儿，一说要罚他们，他们就顺着乌鲁木齐河跑。我不顾一切地追，他们跑得比兔子还要快。我一个女孩子，要追上他们自然非常吃力，但我发誓一定要追上他们，不然，他们下一步会更不听我的话。 任何工作其实都是充满艰辛的，远没有文学艺术中所表现的那么浪漫。但我从此却爱上了教书这一行。没想到五八年我被下放劳动了。想当初，我自己要下去劳动，科长不让，如今却被赶到了工地上，心里很是迷茫。但我很快就振作起来，我发誓要当青年突击手。那时，两个礼拜才能休息一天，工友们知道我当过教师，对我很是尊重，他们照顾我干最轻的油漆活儿。我不领情，主动要求去打混凝土，因为我认为打混凝土创造的价值比刷油漆高，创造的价值高，才可能成为突击手。我最终如愿以偿，我的照片——满怀革命豪情的照片被贴到了光荣榜上。我被评为兵团优秀团员，我所在的团支部被评为先进团支部。 第二年我调到印刷厂当校对，六○年初又调到建新报社，但我仍想教书，六二年，经过我的一再要求，我终于调回了学校。即使在“文革”，我也坚持上课，哪怕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哪怕有时一个学生也没有，我也愿意对着空荡荡的教室，把我要讲的课讲完。这是我的职责，也是我作为教师唯一可以用来抗议愚昧无知的方式。 因为我父亲曾到延安考察过，所以我有幸被列为“可教育好的人”。但批斗者似乎不管这些。有一天，我正在给同学上课，来了几个红卫兵，刚走出教室，他们就把我的头蒙起来，嘴里堵上毛巾。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那天是7月20日——武汉“七·二○”事件正好在那天发生。 我被押解到地下室，这些年少的学生有些我曾经教过，平时他们是好孩子，好学生，但现在，他们的兽性全都被引诱了出来，如同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让整个时代、整个民族被妖魔鬼怪所充斥。 他们先对我进行了一阵拳打脚踢，用军用武装带抽我，用木棍打我，打得我浑身皮开肉绽，好几次晕倒。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承认自己是“美蒋特务”。我死活也不承认。最后，他们见我死不投降，就叫道，把她拉出去枪毙算了。接着，我就听见了拉枪栓、推子弹上膛的声音。 我在心里长嘆了一声，心想，我刚刚三十岁就完蛋了，我倒没有什么，只可怜了我的三个孩子——他们最小的才四岁。但愿他们以后能知道，我是想凭自己的微薄之力捍卫真理而死的。 他们一直蒙着我的头，用绳子牵着我，在学校里转来转去，转了一阵，问我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行。我不吭气。然后他们让我站定，枪栓响了，我睁着眼睛，希望能感觉一丝一线透过布纹的太阳光线。 白天的酷热裹着我，汗水渗得伤口钻心般疼痛。永不停止的高音喇叭的喧嚣使这种酷热更难抵挡。 枪没有响。 一个人说，你上有老，下有小，再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 我没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平静地说。 他们还没有开枪。 他们又揪着我转，其中有三次停下来，拉了三次枪栓。 然后我听见一个人说，哎，把这个老顽固放了吧，枪毙了她四次，她的灵魂已被枪毙了，把她的躯壳放回去算了。 他们很快消失在了黑暗之中，我小心翼翼地把蒙在头上的套子取了，摸回家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回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真是幸运，这可能是母亲在一直为我祈祷吧。1980年，我们母女在香港见了面，那已是三十年之后了。1984年，母亲曾回长沙定居，后终因想念台湾的儿女孙子，回到了台湾。四年之后，她像是要补偿与我数十年的母女分离，要求回到我的身边，我把她接到新疆，直至九二年病逝。母亲飘摇一生，最后终老天山，在这个遥远的地方，埋下了我第一个亲人的骨殖。记得诗人周涛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只要没有个死去的亲人埋在地下，那他就不是这地方的人。看了这句话，我就想，难道母亲从大海中的岛上来这万里之遥的地方，就是要用自己的骨殖给我换取一块故土吗? 我不知道。 毛淑奇：年龄最小的女兵只有十一岁(1) 我与妹妹毛灿奇是两姊妹，我们是一起参军，一起来新疆的。 那时候不知怎么搞的，就想当兵，我妹妹更是想疯了。在看到新疆军区到湖南招收女兵的消息之前，她已去考了三次。 第9页 第一次是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军需学校在株洲招学生兵，我妹妹当时才十四岁，也不知道株洲在哪里，偷了父亲的一块银元，就一边问路，一边往株洲走。那时刚解放，到处乱糟糟的，一点也不太平。这对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小姑娘来说，的确需要一些勇气。幸好走到东屯渡，碰到一个小女孩，名字她已记不得了，也是从家里偷偷跑出来去当兵的，两人正好做伴。因为不知道在株洲要花多少钱，所以那一个银元捏在妹妹手里，怎么也不敢花，两人就偷偷地拔了些萝蔔，背着，饿了就啃两口吃。 走了两天才到了株洲，好不容易找到招兵的地方，人家名额已满了，她是高小毕业生，人家要初中文凭，她就把我的文凭拿了，人家一看她一个小黄毛丫头，就知道年龄和文凭上填的出生年月不符，便断定文凭是假的。她说假的就是假的，但她参加革命的想法是真的。两个小姑娘死乞白赖地要当兵，要他们收下，但人家说年龄太小不行，两人只好没精打采地往回走，又走了两天，才回到家里。 家里好几天不见她的踪影，以为她出事了，见她回来，又惊又喜。问她到哪里去了，她说她到株洲去考兵了。全家人听后，马上就笑了，他们认为她还是一个小孩子，根本不可能，觉得她是在吹牛。 第二次是部队招保育员，她听说后，又去了，这次需要政府开证明。开证明的人一见她，就问她，你生过孩子吗? 她摇摇头。 你有奶给孩子吃吗? 这与当兵有什么关系呢?她大惑不解地反问那个人。 我看你什么也不懂，当保育员要生过孩子，要有奶给孩子餵才行，有点像你们富人家的奶妈，你现在知道了吧…… 那人话还没有说完，她就吓跑了。 还有一次是四姐毛翠奇告诉她的。四姐在报纸上看到了招“军干”的消息就回来告诉了她。她当时正在地里干活，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就说，她也要去! 你年龄这么小，不行。四姐说。 她说她可以把年龄报大点。 那你就去试试吧。 我们家的一个长工听说了，也要去。她们三人就一起跑去了。毛灿奇文凭低，没考上，但政府里的人告诉她，说新疆招聘团的人要来，要她等着。她回来告诉了我，我也就偷偷地作着当兵的准备。姐姐上了军政大学，那名长工当兵到了一三八师，参加了抗美援朝，是死是活，不再知道。 四姐上学后，常给我和毛灿奇来信，说爸是剥削阶级，要我们和爸划清界限，不能给爸当狗腿子。我们当时怎么也搞不明白她的话，觉得她这样骂父亲，太不应该。我们不知道剥削阶级的意思，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划清界限。我们只惦念着还有没有什么部队来徵兵。到了五○年十月，新疆军区在长沙徵召女兵的消息终于传来了。 我当时正好在军鞋厂工作，最先得到消息，也没告诉父母，先报名参军了。 自从毛灿奇在报纸上看到妇女翻身、男女平等的消息后，就不顾父亲的反对，到地里干活去了。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在过去若下地干活，会被人看不起的。不想没过多久，她就成了家里的一个好劳力，耕田犁地，背挑撒播，都很能干。我们家家教很严，父亲是个封建的人，但他没想到，一解放后，女儿们都开始反抗他，而他对我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已有两个女儿去当兵，这是他原先连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对他而言，这太不可思议了。他和大多数同辈人一样，惊恐不安地揣摸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他的神情常常满怀忧虑。他坚决不让毛灿奇去当兵，理由是她干田地里的活很在行。他不敢明说不支持我们参加革命，但毛灿奇还是偷偷地跑了。 毛灿奇把剩饭捏了几个饭糰带上，是在半夜跑出来的。本来可以坐船到长沙，但她这次没有偷到父亲的银元，所以只好走路。因为怕父亲发现了追上来，她走得很快，基本上都是在小跑。在南方，从小就听鬼怪故事，所以一个人走夜路太害怕了，她为了给自己壮胆，就边走边哭。 因为没钱住店，毛灿奇就连夜赶路，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赶到了长沙。找到招兵的地方，她又累又饿，都快晕倒了。她来找我，但我已坐上火车出发了。她觉得无依无靠，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没想到招聘团的人会那么好，他们马上给她安排了住的地方，又给她弄来了一大碗米饭。这使她更坚定了参军的决心，她想，她就是耍赖，也要赖到新疆去。当然，她最后很顺利地过关了。 毛灿奇当时十六岁，但还有比她年龄更小的，那就是幼年文工团的女兵。她们年龄最小的是何梦道，当时才十一岁，当兵前正在读小学。听人说她即使穿着最小号的军装，也过了膝盖。那严肃的军装穿着，也掩盖不了她浑身稚气。她后来成了着名的舞蹈家，我也有幸看过她的演出。 毛淑奇：年龄最小的女兵只有十一岁(2) 而决定要招幼年文工团，则听说是熊晃被黄念青缠得没有办法了才作出的。黄念青当时十三岁，正在周南女中读初二。但别看她年纪这么小，却和我妹妹一样，已三次报名去参军了。第一次、第二次都是报名去抗美援朝，第三次是军事干部学校招人，每次都是因为年龄太小，没去成。新疆军区来到长沙后，她又去报名了。还是因为年纪小被拒绝了。她家在长沙，她就天天去缠着徵兵干部。她说，我到朝鲜去，你们不要我;我到军事干部学校去，你们也不要我，到处都不要我，这不行。她最后缠得徵兵干部没有办法，就对她说，我带你去见我们招聘团团长，他如果同意你去，你就去，他要不同意，我也就没有办法了。黄念青说，去就去，我不怕。那干部把她缠他的情况给熊晃讲了。熊晃笑了，然后问她，小丫头，你为什么非要当兵呀?黄念青说，抗美援朝一开始，学校就进行了教育，有好多同学都去了，我也要去。熊晃觉得很为难，想了半天，终于表了个态：这样吧，我们组织个幼年文工团，这样的话，这些小傢伙就可以参军了，以后肯定还有像她这样的小傢伙来。黄念青一听，高兴得不行，大声喊道，我也当兵啦，我也当兵啦。后来幼年文工团招了三十个人，全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女孩。 我在长沙也听到不少父母劝自己的女儿不要去参军，他们说新疆几百里看不到人烟，没有水，喝马尿，吃生肉。人野得很，见了生人就捅刀子。他们净拣可怕的事说。但我们都认为他们在胡说八道，我们只相信熊晃的话，他在讲话中把新疆描述得很美，不只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还有覆盖着白雪的天山，气势磅礴、充满神话色彩的崑崙山，一望无际的草原，美丽富饶的绿洲。说大家去不仅要卫国戍边，还要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集体农庄…… 我在解放初看了一些苏联电影，比如《区委书记》《在敌人后方》《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幸福生活》，那其中有集体劳动的场面，有收穫的欢乐，有成百上千亩的大条田，妇女们开着拖拉机……我渴望自己也能生活在那样的农庄之中。我和我妹妹都想当一名拖拉机手。但我到六师不久，就去学hushi，我妹妹去开荒了。虽然在同一个师，但我们一年多才见上面——我记得，她是到师部来开劳模大会时我们见面的。 第10页 尚久骖：姓高的女生突然决定不去了 我就读省立一中时，社会上颳起了参军的风潮。每刮一次风，班上就会少一批人。到我离开学校参军进疆时，班上已经没有人了。 临走之际，我特意回到母校，去向她告别，校园空荡荡的，显得十分冷清。教室里已挂满了蜘蛛网，但书香味还在。闻着那熟悉的残留的书香、墨香，用手拂了一下课桌上蒙着的灰尘，我的心情异常复杂。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感掠过我的心头。真有一种“风萧萧兮湘水寒，湘女西去兮不回还”的感觉。是的，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坐到这个教室里去了。一批接一批离开这个教室的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如今只留下了一群模煳的背影。他们怀着自己的理想，有的进了军政大学，而更多人奔赴朝鲜前线，他们有的已经受伤，有的已经牺牲，有的还在战斗。想到这里，我感到异常难过。 整个校园都有一种落寞的感觉。听着自己“沙沙”的脚步声，我不禁为这所名校伤心起来。 我觉得这学校像一位儿女离散到了四面八方的母亲，正在埋怨着，责怪着…… 我曾在左宗棠家族所办的学校读过书，知道左氏抬棺西征的故事。左氏强调的报效国家，卫国戍边的思想已渗入了我的灵魂。因而常常引起我对那个地方无边无际的绚烂想像：美丽的草原、高耸的雪山、云朵一样的羊群、飞奔的骏马、翱翔的雄鹰、无边的大漠、丁当的驼铃…… 也许是我骨子里自幼就有一种楚文化培育出来的浪漫气质，所以在我参军写入伍动机时，是这么写的：为了看到大漠，为了听到驼铃，我自愿参军到新疆去。因为我没有写“为了革命”、“卫国戍边”之类的话，所以有人认为我入伍动机不纯。其实，这是我最纯的动机。因为这证明我爱那个地方，而只有爱她，你才会为她奉献自己的青春，为她流血流汗。 临出发之际，我们班上有个姓高的女生突然决定不去了。她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平时的表现进步得很。刚开始徵兵时，她出板报，写标语，又是发言，又是鼓动，正是她的鼓动，我们全班才会一个不剩，全去报名参军的。所以，她的临阵退却让大家感到十分吃惊。 那女生只是哭，觉得十分委屈。最后，她私下里对我说，是她舅舅不让她去的。他舅舅对她说，现在让剥削阶级的子女到新疆去过一过苦日子吧，我们现在要掌握文化知识。当她还是闹着要去时，她舅舅非常生气。他说，你以为她们是去干什么的吗?她们是去解决老干部婚姻问题的，难道你也想去那样的鬼地方嫁个老干部? 我一听，开始吓住了，过后一想，便一点也不相信。以鄙夷的口气对她说，你不去就不去了，何必找这样的藉口呢? 那同学一听就哭了，她哭哭啼啼地说，那真是她舅舅给她讲的，还要她不要给任何人说。 她舅舅当时在省里工作，自然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我当时只以为是她舅舅为了阻止她去新疆才用这话吓唬她，所以并没有在意。就不冷不热地对她说，你不是剥削阶级的子女，你要学习文化知识你就学习吧。再见了，团支部书记。 她还想解释，并想劝阻我，就说，不管这是不是真实的，你都不要去，假如是真的呢? 我没有理她，迳自走了。 就这样，那姓高的女生作为全班唯一没有参军的同学，留在了长沙。 郑佩兰：姑侄同进疆(1) 我的家在湖南衡山县，我出生在1937年。我的童年就是在八年抗战中度过的。听母亲说，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县城就经常被日本飞机轰炸，以后的轰炸就更加频繁了，再以后，长沙一带又成了中日会战的战场，一家人在战争中东躲西藏，饱受了战争带来的苦难。所以我稍微懂事，就想着长大了要像花木兰那样杀敌立功，报效国家。但长大了才发现，作为一个女儿家，这只能是一个梦。 刚解放那阵，经常有解放大军从衡山经过，开始时行进得很快，问大人才知道，那是在追击国民党的溃败之师。然后，大军行进得就从容了。我在大军行进的队列里看到了不少女兵的身影。我真是羡慕死了，就想我要是在那队伍里该多威风呀。有一次，我跟着那队伍走，一下子走出了三十里路还不知道。待队伍停下来，我才醒过来。看看天已快黑了，我不知该怎么办，就壮了壮胆子，找了一个最漂亮的女兵，红着脸问她，我想当兵，我可以当兵吗? 她笑着摇了摇头——她笑起来更漂亮了——说，你还是个小孩子呢。 我不小了，我马上就满十三岁了，我可以干很多事，我扛得起枪，也可以走很多路，我今天就跟着你们走了三十多里路，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累。 你跟着我们走了三十里路啦?她瞪大了眼睛看着我，问道。 是的，我再走三百里也没事儿。 来，你跟我来。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我领到了一个不漂亮的女兵面前。 连长，我有事要向你报告。她立正之后向那个女兵行了个军礼。 我这才知道那是个女军官。我原来还以为谁漂亮谁就是军官呢。那连长和蔼地看了看我，说，是不是这小姑娘又想当兵呀? 她说，是的，她都跟了我们三十里路啦。 哦，那今天回不了家了，让她跟你们一块儿吃饭，然后找老乡帮忙给她安排一个住的地方。 我一听，高兴坏了，我说，连长——我当时也不知道连长是多大一个官，你同意我当兵了? 她摸摸我的脑袋，问，小姑娘，这路你走过吗?你明天敢自己回家吗? 我说，这路我走过好几回，我自己敢回家。但你们不让我当兵，我就不回去，我要一直跟着你们走。 其他几个女兵也围了过来，听了我的话，就笑了。 连长让我坐下，笑着对我说，小姑娘，现在仗快打完了，我们不需要战士了，就是我们这些军人以后也要回地方去工作呢。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国家，所以呀，你现在应该回去好好读书，掌握知识。 我还闹着不干。最后，连长就对我说，你先去吃一点东西，然后让这位姐姐带你睡一觉，明天再决定你当兵的事吧。 我听她这么说，只好等明天了。那天晚上，我既激动，又担心，怎么也睡不着，眼前总是晃动着我当了兵以后的情形。到了下半夜，我睡着了，睡得很死，待醒过来，太阳已升起一竹竿高了。周围静悄悄的。我觉得不妙，翻身爬了起来，问房东大伯，队伍呢?解放军呢? 大伯笑了，说，队伍哇，(又鸟)叫前就开拔了。队伍上的老总给你留了五块钱，让你醒来后赶快坐船回去，免得家里的人着急。剩下的钱去交学费，让你一定好好学习。他说着，就把钱给了我。 我一听就哭了，我十分懊悔地说，我要是不睡着就好了，我要是不睡着就好了。哭了一会儿，我要给大伯留一块钱，他死活不收，说队伍上让他照顾我，已经给了他一块钱。 我只好坐船回了家，渐渐也就死了当兵的心。 第11页 但过了没有一年，我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招聘团赴湘招收女兵的消息。我激动坏了——那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只觉得报上的消息像(被禁止)一样，把我的整个身心都迷住了。我当即就给父母说，我要到长沙去考兵。父母怎么也不同意，说哪有女娃娃成天想着去当兵的?何况你这么小，部队怎么会要你?就是要你了，谁照顾你的冷暖?父母不同意，我就闹，发脾气，使性子。最后，我表姑旷运魁和我大姐的女儿旷湘清——也就是我的外甥女——都知道了新疆要招女兵的消息。她们两人也闹着要去。这一下，我们的力量增强了，我表姑当时已十七岁，旷湘清当时已十八岁，有她们两人同行，父母放心了一些，但对我当兵的事还是没有松口。于是，我们三人不顾家人的阻挠，决心偷偷地去长沙参军。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约定的是3月23日，我们从各自家中出发，在衡山县城我五婶家集合后，就一起往长沙走。 母亲最知女儿的心，她说她要去邻居家借(又鸟)蛋，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是要煮着让我带在路上吃。爸爸已下田去了，家里只有八岁的大妹和两岁的小妹，我知道这是离家的好时候，拿了几样简单的行李就要走。大妹怀里抱着小妹流着鼻涕哭着送我出家门。我抱了抱小妹，又亲了一下大妹，说，你们要听爸妈的话，姐姐以后有出息了，会给你们买好多好吃的东西。说完，我就飞一般跑了。 母亲借了(又鸟)蛋回来我已经走远了，她老人家把(又鸟)蛋煮熟后，走了十四里地赶到城里五婶家，五婶说我们已去赶渡船了，她又提着(又鸟)蛋往渡船跑。我们正在上渡船，没来得及和母亲说几句话，就要开船了。母亲就那样站在岸上看着我们，我看到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终于看不见了。我没想到那竟成了我和母亲的永别——我到新疆快十年了，还没有回过家，她于1960年3月在长沙去世了。 我出来时上身穿的是表嫂给的一件小花花衬衣，外面罩的是母亲用床单给我做的一件大襟褂子，下(禁止)穿的是一条兰士绸裤子，脚上穿的是舅妈做的一双兰士林布绣花布鞋;行李就是一把雨伞，一只布袋里面有一把小剪刀，以及草纸、钢笔等物件。这是我的全部家当。 记得到了长沙后，别人一看我那土里土气的打扮，就笑我是乡下的女娃子，他们特别爱笑我脚上的兰士林布绣花鞋。我一气之下就用小剪刀把鞋子上的花剪掉了，再一根一根地把线头也择了。 我虚报了年龄，把十四岁报成了十六岁半。然后就是填一张表格，再写一篇自传，去参加体检。最后就是天天去看榜，就像考秀才看榜似的。过了两天，榜就贴出来了，我一看，有我的名字，我被录取了!从这天起我就是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我表姑和旷湘清也考上了，三人高兴得什么似的，抱在一起哭了一场。 郑佩兰：姑侄同进疆(2) 我被编在一大队一中队一分队一小组。临走之际，招聘团给我们放了有关新疆的电影和歌曲，葡萄满架，果实纍纍，真令人陶醉和嚮往，这更增强了我们建设大西北的决心。我们当时的口号是“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奋斗!”“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为建设新疆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等等。 因为长途行军，我年龄又小，对坐汽车还不适应，领导照顾我，让我坐驾驶室。当时汽车的车身比较窄小，我坐在中间，感到很挤。但比起坐在车上的人，已是享福了。驾驶员是一位班长，甘肃人，他和另一名驾驶员坐在我两旁。 我们共有四个大队，三千余人，前面三个大队全是湖南女兵，后面的四大队有部分男同志，还有前面几次进疆时留下的病号。整个车队浩浩荡荡，那时全是土路，车行之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我们那辆车是一百辆车的排头车，走在最前面，我一直想知道车队有多长，但我一直没有看到车尾在哪里。 一过兰州，西北军区专门派了一个全副武装的连队护送我们，每辆车的车头上都架着一挺机枪，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搞得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原来，河西走廊一带土匪成群，特别是乌斯满经常在新疆与甘肃之间流窜，因此要特别提防。我们每辆车上都有三名男兵。他们的警惕性很高，都是全神贯注，眼望前方，趴在机枪后行进，保卫着我们的安全。我们则把头髮盘在帽子里，扮成男兵模样，一有情况，就端起手中的洋伞，虚张声势。 女孩子们平时都很爱干净，但在西进路上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我们车队上路后，不能随便停车。所以解手时只能解在盆子里，然后再从车上倒下去。那盆子也就成了多用途的，除了在车上解手时用，宿营时洗一洗，再当脸盆;吃饭时又作盛菜的工具。开始大家怎么也不习惯，那是在甘肃定西的时候，有一次每个分队分了些生骆驼肉，没有工具煮，队里的领导就让用盆子。大家怎么也不干，就望着骆驼肉干瞪眼;直到那些男兵们煮出了肉香，我们才忍不住了，也不管那么多了，就把它当煮肉的锅用了。最后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以后再把它当菜盆饭盆，也就没有人说什么了。 说起吃饭，还有一个小故事呢。记得有一天，西北军区的一位首长来看望我们，见了我们这些湖南新兵就问，小鬼们吃饭了没有?我们用湖南方言同声回答，报告司令员，我们一个多月都没吃饭了。他又问那你们吃的什么?我们说吃的馒头。我们说完，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们那时还只把米饭当饭，把馒头当零食。 我们当时乘坐的道奇牌汽车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这些汽车是美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用这些汽车支援国民党政府。歷经十几年硝烟烽火，车辆早已破旧不堪，无不是带着“重病”上路。一天能勉强走上百多公里就谢天谢地了。我们给它编了一个顺口熘—— 一走二三里， 抛锚四五回， 修理六七次， 八九十人推。 因为单车特别容易遭到土匪的袭击，所以一辆车坏后，整个车队都得停下来。我们每天都要推上好几次车，很少有能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所以只好常常在半路或戈壁滩上过夜。即使这样的车在当时也很少。车少人多，一辆车往往要拉四十多人。我们只能轮流着坐一会儿。坎坷不平的土路被汽车一轧，就陷进去几十公分，车子所到之处无不尘土飞腾，日月无光，不开车灯就无法行进。车里的尘土整天瀰漫着，土腥味儿使人唿吸维艰，好多人呕吐得一塌煳涂。一天下来，浑身的泥土使大家像土地爷一样，我当时还作了一首诗呢，名字就叫《进疆路上》—— 女兵进疆真叫苦， 颠翻五脏和六腑。 稀饭大饼吃不饱， 补上一斤河西土。 就这样没日没夜地走啊走，走了一天又一天，一问，还要一个月，还有五千里，问到最后都不敢问了。我那时才知道，世界上的路确实太漫长了。我们宿营也没有定处，有时是在老乡的驴圈、马棚里;有时是在汽车底下凑合;有时是在戈壁荒滩上;有时是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最好的一次是住在酒泉的戏台子上，比较干净，又通风。因为长时间没换衣服，我们每个人身上长满了虱子，哪里痒一摸就是一个;头上也是，休息时大家还互相帮着挤头上的虮子，那虱子之多，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浑身发麻。一路上没有饮用水，干渴难忍，浩瀚的戈壁却很会捉弄人，它经常让你看见一个个波光粼粼的湖泊，但你走拢后，它就消失了，一滴水也看不见，只是诱惑得你更加饥渴难耐了，那就是戈壁上的海市蜃楼。 第12页 除去在西安学习教育的半个月时间，我们在路上共颠簸了两个多月，终于来到了迪化。一路上都没有洗过澡，浑身结满了泥垢，脏得不得了，感觉那路上的尘土塞满了耳朵、鼻孔，泥土的腥臭味闻着就让人憋气，噁心。一下车后，我们就找洗澡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稍作停留后，又出发了，根本没有给我们洗澡的时间。我和表姑旷运魁和外甥女旷湘清没有分在一个大队，除了在西安见过两次面，一路上都没有见着。因为她们的文化程度比我高，被分配到八一农学院深造，后来成了新疆第一代棉花姑娘，农业技术骨干，为新疆的建设作出了她们的贡献。我被分配到了二十二兵团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即现在的农七师一二三团。我原以为在迪化可以和她们好好聊一聊呢，现在却连见面都不可能了。 又走了一天多，汽车终于停下了，但我没有看到城市，没有看到兵营，甚至连村庄的影子也没有见着。只有一望无际的戈壁荒原，只看见了一片苇棚子。带队的干部跳下车，说，到了，我们到家了! 到了?大家不相信地看看周围，傻乎乎地问道。 对，到了。那名干部一边说着，一边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苇棚子跟前，指了指，说，这苇棚子可以住四个人，连里只来了你们两名女同志，你们俩住着很宽敞的，先好好休息休息吧。 苇子还是新鲜的，一看就知道才刚刚搭起来，没有门。看着这个住处，我有些不相信，但心中也有一份新奇的感觉，芦苇散发出一种类似稻草的清香，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在老家时，两三天不洗澡就浑身不舒服，现在已快三个月了，又有瀰漫的征尘，我们放好行李后，就去找有水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水渠，但不远处有开荒的人。见了水，两人心中顿时痒痒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穿了衬衣衬裤就下到了水渠里。我们原来不知道十一月份新疆的水有多凉。到了水里，才感到了刺骨的寒意。 垦荒的战士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知道我们是在水里洗澡后，就背过身去，不一会儿，他们就撤到一个看不见我们的地方开荒去了。他们的淳朴和憨厚，至今让我感动。 水虽然冰冷刺骨，但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洗得最舒畅的一个澡。洗了澡后，觉得浑身一下轻松了许多，真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 苏明婕：我当了逃兵(1) 我是湖南安化人，1950年8月就参军入伍了。当时，我是安化中学高一学生。 我一直生活在昭苏的波马。昭苏是个资源丰厚的地方，白雪青松，草原稼禾，景色秀丽，土地肥沃。古代，昭苏曾是“天马”、“西极马”的故乡，而今是闻名中外的伊犁马的中心产地。而昭苏的屯垦，则歷史悠久，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当时屯田有两个目的，一是积谷供军饷，备使粮;二是屯卒固边防。屯田士卒平时务农放牧，遇警时则执干戈为战。当时所派屯卒，多是服刑的罪人。班超出使西域返回朝廷后曾对任尚说：“塞外士卒，皆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徒补边屯。”以后不少朝代均有散见于史书的昭苏屯田记载。而最盛时则是清朝。清朝伊犁驻兵共有一万三千四百多名，全是携眷戍边，除达唿尔屯外，其余皆以射猎游牧为业，并定期操练。各营驻户繁衍甚速，至嘉庆年间，据松筠的调查，全伊犁整个驻军人口已达十万人。昭苏的这些田地大多是在那时开垦的。 我最喜欢昭苏麦子泛黄的时节。那时，绿色的草原和金色的麦地辉映着大地，雪峰林立的天山山脉则白雪皑皑，从崇山峻岭中一泻而出的夏塔河划开坦荡如砥的草原，在烟波浩荡中汇入特克斯河。一列列的乌孙古墓星罗棋布，巨大的土冢犹如一座座山丘。清干隆年间，为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在格登山上发生了一场着名的战役，史称格登山之战。它为昭苏留下了铁马金戈，烽火狼烟的痕迹。格登山上，至今还矗立着干隆皇帝为纪念这次战役，钦定碑文的“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这些遗蹟相互辉映，放射出耀眼的歷史光芒。 我现在住的还是兵团早年修建的那种制式平房，紧邻波马边防连驻守的蛇山前哨班，不远处就是宽不过丈的中哈界河苏木拜河，与哈萨克斯坦苏木拜农庄(又鸟)犬相闻。而我的田地大多在界河边上，我在自己的田地间劳动时，可以听见哈萨克斯坦人的喁喁细语。现在边境和平了，我们不时可以隔河招招手，互致问候。而当年，这里却是个充满硝烟味的地方。我就是为了那一方国土，勇敢地挺进到了中苏武装对峙的最前沿，在对方黑洞洞的枪口下戍边垦荒的。我们把小麦和玉米，葵花和大豆一直种到了苏木拜河的河沿上，我们就以这种年復一年地播种和收穫中国的玉米、小麦、葵花和大豆，向对方宣示着自己捍卫国土、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当然，战争在每个人心中的恐惧都是一样的，但我们在那种恐惧中哺育着孩子，唱着歌，用这种热情宣示着我们的无所畏惧。 那时的空气异常紧张，所以我每每去用火柴点火做饭时，都担心引燃的不是柴火，而是战火。那空气好像随时都要爆炸。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团场的人和这里的战士无疑是最先被战火焚烧的。 在这里生活的确是需要勇气，而我已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并早已坚定了埋骨边陲的决心。我的孩子们都很有出息，五个儿女都大学毕业，在口内都有不错的工作，他们已无数次表示要接我回口内生活，我都拒绝了。他们就说我太固执了、像一个死守自己阵地的士兵。 很多人都可以说出一大串当年来当兵的理由，而我对于为什么当兵，的确是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参军光荣。在报纸上看到启事后，跟家里讲了，家里很支持，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到了长沙，一考，就考上了。 踏上征程时，也有些雄赴赴、气昂昂的味道，但因绝大多数是女兵，与往朝鲜去的人比较起来，气势就弱了许多。但总归是豪情满怀的，像展开了理想的翅膀展翅飞翔的鸟儿。 刚刚解放，国家还满目疮痍，混乱还没有停止，社会秩序还有待恢復，人们既满怀希望，又心怀迷惘，一些人甚至充满了恐惧。 从长沙北上，到郑州后西行。一路上都可以看到经过长期战争而破败的城市、贫穷的乡村、荒芜的田野、乞讨的流民、伤残的士兵，整个民族的贫穷与荒凉，让人心痛心寒。过了陕西，进入甘肃后，那种贫困更使人触目惊心，军车所过之处，在升腾、瀰漫的灰尘之中，总有飢瘦得像骷髅一样的流民跌跌撞撞地围上来，伸出枯藁的双手，张着饥渴至极的、黑洞洞的大嘴，发出屏了力气唿喊出的乞讨的声音。我们在西安发的号称“陕西大饼”的大饼的确名副其实，跟我们带的脸盆一样大，厚达三指，就垫在屁股下面。对于吃惯了大米的我们，要咽下它们就跟咽下石块一样难。所以，我们除了饿得不行，很少吃它。我们把大多数饼子都施捨给了饥民。 沿路的景象使每个人都希望贡献自己的力量，振兴自己这个因一个世纪的战乱和屈辱而变得衰竭的民族。而我一过西安，就想逃回去。六盘山上翻车牺牲了三个人，更使我不想往前走了。 第13页 虽是八月，但过六盘山时，却下起了雪，六盘山险峻万端，狭窄的简易公路刚好容汽车通过，绝大多数路段都没法会车，见对面有汽车来，这车就只好早早地停下来，等对面的车通过后，才能前行。加之下雪，路变得又烂又滑，泥泞难行，老式汽车“突突突”地响着，像一只只笨拙的甲虫，缓慢地移动着。但即使这样，还使人觉得那车随时随地会掉到山涧里去。每辆车上坐四十多人，所以每个人的怀里要抱一个人才能坐下，挤得腿都不能伸展一下。好多人都还是第一次坐汽车，也是第一次翻这样的大山，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有些女兵害怕得闭上了眼睛。走到最险要的地方，不知是谁开的头，女兵们都不坐车，说那路太吓人了，要求步行，要自己走路翻越六盘山，等车到了山下再坐，带队的干部劝了好久，才把大家重新劝上了车。 大家闹闹腾腾的，天终于黑了，天黑过后，看不见那些险要的地方，反而不害怕了，车上终于安静下来。走到晚上十二点钟，险要的山路就要走完了，正要松一口气，车队忽然骚动起来，前面传话说车翻了，有两名女兵牺牲了。车队停了下来，但因为隔得太远，具体的情形一点也不知道。 真实的情况是姚琼华后来给我讲的。她跟我是一批参军的，当时刚满十六岁，正在长沙周南女中读初中。在这之前，她已报名去参加志愿军，但年龄不够，没让她去，然后又考上了十二兵团文工团，又因她是独生女，家里人捨不得她走。她和好多女兵一样，这次是偷偷参军，临走之前才告诉家人的。 苏明婕：我当了逃兵(2) 姚琼华分在第一组。那辆翻下去的车就在她前面。她是眼看着那辆车翻下去的。她记得自己当时惊叫了一声。幸好那坡度不陡，当场只牺牲了两个人，伤了十四人。牺牲的一个姓蒋，一个姓朱，其中一个在西安时，本来让她留在西安一个部队里的，但她坚持要上新疆，没想走到六盘山，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前面路途迢迢，传说得都很可怕，我们心中不由得充满了畏惧。 心惊胆战地下了六盘山后，队伍在一个贫穷的小村庄停顿下来，为牺牲的女兵开追悼会。我们许多人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死亡，看着两个正在花季里的生命被床单裹着，埋在异乡，我们内心的确非常难过。阳光十分灿烂，但悲伤的气氛还是没法掩盖住。大家一想起同来的姐妹壮志未酬，年纪轻轻，就死在了西去的路上，忍不住哭泣起来。六盘山下，哭声一片。我至今还记得安葬她们时我们哭着喊的口号：“朱、蒋精神不死，万岁!万岁!” 还有一个受了重伤的，叫徐永凤，将她拉到兰州，没有抢救过来。她男朋友在湖南大学读书，两人的感情非常好，因为她走后家人一直没有她的消息，曾四处打听和寻找她，她男朋友甚至到新疆来找过她。到新疆后，才知道她已不在人世。后来，他要去兰州看她的墓，但不知是否找到。 过了好几天，大家的情绪才慢慢好起来。只有我的心情还是那么坏。 其实，出了西安，就有好多人和我一样后悔自己跑来当兵了。特别是进入甘肃后，看到的那种贫穷，更让人受不了。到了这里就这个样子，新疆能是人待的地方吗?一问到新疆还有多远，说还要走一个月。我一听就哭了。说，我的妈呀，那不到了天边边了吗?我哪能走那么远的路呀。到长沙之前，我觉得长沙就远得很啦;到了西安，我就想自己走得太远了，远得已难以回到家了。再走一个月……简直不敢想像那是什么地方了。 我就越发琢磨着要回去。我也是偷偷跑出来当兵的，走时连个音信也没留下，父母不知急成了啥样子。我是长女，下面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夭折了，我最小的弟弟才两岁，他一直都是我背呀抱的，我想自己走后，弟弟一定在哭着叫着找我。我也想念家里的其他人，所以我决心不当兵了，一定要回去。虽然在西安时，领导就反覆讲过，说现在你们是解放军战士了，要勇敢前进，不能畏缩后退，但我不管，我只想着要回去。我当时想，徵兵时徵兵的干部说过，当兵自愿。我现在不想当兵了，就可以回去。 这个想法我走到天水时就有了，并且逃跑过一次。 那晚住在一个学校里，我睡不着，就想家了，想着想着就哭了，最后我就想离开部队了。也没什么东西，背包是部队的，就留给部队，身上穿的军装也是部队的，但没法留下，因为我自己的衣服在长沙时没有带，捎给家人了。我当兵走时，偷了父亲的两个银元，已花掉了一个，身上还有一个。我把它揣好，就走出了宿营的学校。 街上黑洞洞的，没个灯光，也没个人影，连狗也死睡着不叫，天水像个死城似的，深更半夜的，分不清东南西北，又寻不着一个问路的人，我走着走着，越走越觉得害怕。觉得这么大个人世间，离开了大伙儿，自己就连个依靠也没有了。望了望宿营的学校，我又没命地往回跑去，跑到学校里，我像一个找到了家的孩子，一下放心了。但我已找不到自己住的教室，不管三七二十一，找到一个被窝，就挤了进去。 但我还是没有死掉逃跑回去的念头，所以很留意走过的路上的地名，并记下它们。过了六盘山，那晚到了一个叫什么华家岭的小地方，车队在那里停下来，准备过夜。绝大多数人都住在野地里，车子围成一个又一个四方的圈子，人睡在车上和车下。我又逃跑了。我本来是死死记住来时的路的，没想还是走反了。我壮着胆子，顺着大路走，我以为自己走在了回家的路上，是在往天水方向返呢，没想仍是在往前走，在往兰州方向走。 天上有小半轮月亮，能模模煳煳地看见山和村舍以及树的轮廓，我走得很快，因为我害怕接兵的干部从后面追上来。我想到了明天就可以逃离他们，心里十分高兴。 没想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正要喘口气，忽然听见后面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响声，轰隆隆的像打雷一样。我想哪来的汽车呢?即使要追我，也不会用一个车队来追呀，那样不是太夸张了嘛。我想那肯定就是往西安去的车了，兴许能搭个便车，就站在路边一个劲地招手。 打头的车“嘎”的一声停住了。接着后面的车也“嘎、嘎、嘎”地停住了。我一看，妈呀，车上全是湖南女兵，正纳闷着，打头车的车门开了，从上面走下来了副大队长，他是个老红军，四川人。他远远地就咋唿起来，哎呀，你个鬼女子，咋那么着急，要自己往新疆走呀，坐车不舒服哇。 我愣在那里，正不知该咋办，听他这么说，就点点头说自己晕车，说自己从没坐过汽车，坐车就晕车，吐得人翻肠倒肚、要死要活的，比死还难受，走路可比坐车舒服多了。 你神经哟!几千里路，你去走哇!你可把我们害苦了，到处找你呢，以为你叫棒老二(土匪)给劫跑了，你看你跑得比兔子还快，一晚上走了六十多里路，快快快，先上我们的车吧，好好歇一歇，到了下一站再归队。副大队长说完，就把我拉上了车。 第14页 我这才知道自己走错路了。我在心中暗骂自己倒霉，骂完了，觉得浑身再没一点劲，上车后，不知怎么搞的，我又委屈又难过，忍不住像个耍横的小孩子一样，大声哭起来。 好在他们都相信我是害怕坐车才去走路的，只笑话我，并没批评我，只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再擅自离队，有事要请假。 两天后，我们到了兰州。我们停下来，要在那里休整半个多月。我像被什么东西迷住了心窍似的，还想往家跑。 我跟自己的同乡陈翠华说了，没想陈翠华也想回去。这下有了同伴，我的胆子就大了。我们开始留意那些军车，陈翠华比我大两岁，敢去和那些汽车兵说话，知道他们的车要去天水，还打听到了他们出发的时间就在那天下午。 车上拉的是被服之类的东西，陈翠华怕接兵干部找，就留下个条子，压在被子下面，她上面写道，我与苏明婕不愿参加革命了，我们要自己回家去。请不用担心。 然后，我们就钻进了那车上的衣服堆里。 苏明婕：我当了逃兵(3) 车子开走后，两人都很高兴，心想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们蹲在车上，不知多久便睡着了。我先醒过来，是小便给憋醒的。车停着，外面很黑，不知在什么地方。我们熘下来，蹲到车下小便后，又赶紧熘到车上去。到了车上，我们才觉得很饿。肚子咕咕直响，但我们没有一点食物。撩开篷布往外看去，也没见着一个店铺。司机们住进了旅店，旅店的门早就关死了。 陈翠华要去把店老闆敲起来，让他卖给我们一点吃的。 不行的，我怕我们一旦被人家看见，就再也上不了这车了，店老闆说不定还派人看管着这车呢。忍一忍吧，明天再说。 正说着，只见店内的灯亮了，一个老男人领着车子的司机走了过来。他一边走，一边用甘肃话对司机说，兵大哥啊，你睡觉时，我一直派我的伙计看着这车，这车上好像有响动，我怕出问题，担待不起，所以斗胆把你喊起来了。 闹什么鬼，这路我跑了这么多趟，你这店我也歇了不止一回，院墙这么高，难道有飞贼不成。那老兵说着话，已到了跟前。 我知道我们刚才小便时，被人发觉了，都屏住气，不敢吭声。 车下是湿的，好像有人撒过尿。老男人说。 说不定是你们店里人干的，好吧，我上车去看看。他说着，提着马灯上了车。 我们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他拍了拍，踢了踢，点了数，说，装神弄鬼的，哪有什么动静。说着，就跳到车下去了。 我们松了一口气。在里面又窝了一会儿，就听见(又鸟)叫了，不久，车子又开始往前开。 到定西时，我们已饿了三天。司机住下后，我们赶紧熘下车，到旁边的一个饭馆里一人要了两碗面，像饿痨鬼似的，三下五除二吃了，又要了二十个大饼，我们又往前走了两天，到了秦安。 也该我们被老兵发现，我们睡得太死了。那老兵停车后上来检查物资时，我们竟然没有醒来。他听到了我们的唿噜声。他掀开那些军服，我们才醒了。他先是吃惊，然后笑了，说，拉了两个活宝贝，你们是多久跑上我车的?想当逃兵呀! 我们想家，我们想回去。陈翠华说。 我想反正是被发现了，就说，我们饿。 先吃饭吧。那老兵说。 每人吃了两大碗面条后，老兵说话了，他问，你们知道军队里最可耻的是什么吗? 我们说不知道。 那就是当逃兵。你们不但让其他人感到羞耻，回去后，家人也会觉得脸上无光。你们要知道，自入伍通知发到你们手上那一刻起，你们就是军人了，就不能想走就走了，偷偷走了，就是逃兵。 听他这么说，我们也急了，就问，那跑都跑出来了，你说我们怎么办? 回去! 都走这么远了，怎么回呀? 你们要在兰州休整十多天呢，到了天水，再坐我的车回去，还可以赶上队伍。 我们原来没想到自己已成了逃兵，我们以为只有到了部队后才算军人呢，听老兵这么一讲，自己也觉得无地自容，就同意跟他一起回去。 我们就这样，又颠簸了五六天，终于回到了兰州。到达后，没想大部队已提前开拔了，那老兵就把我们带到了新疆军区驻兰州的接待站，等待下一批女兵来后与她们一起进疆。 后来才知道，当时对我们这些女兵的要求并不严格，自己后悔了要回去，人家也不阻拦。所以当逃兵的绝不是我们两人，但很多人像我们一样，走到天水，或宝(又鸟)，或西安，又自觉或被人劝阻着，跟着下一批女兵进疆了。那时似乎只要是年轻女子，要到新疆去，就一点也不难。 出了兰州，虽然更加荒凉，但我再也不寻思往家跑了。就这样到了新疆。先在迪化，一年后分到了伊犁。中苏边境紧张时，我和丈夫主动要求到了波马。然后再也没有离开。现在，我已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好像身体中的东西跟这里的泥土、庄稼、树木都有一个无形的东西联繫着，挣也挣不脱了。一旦挣脱后，就觉得精气神儿没有了，人难受得很，觉得活着也没什么劲了。 李蔚华：那些泥沙(1) 我们是以军政大学学员的身份进疆的，我们从长沙出发的时间是1950年5月，当时，新疆军区招聘团还没有到长沙。应该说，我们是最早进疆的湖南女兵。 我作为第一批进疆的湖南女兵，感到所走的路特别漫长。一进入河西，荒凉感就越来越让人难以承受，用好几天时间也走不完的大戈壁，更让我吃惊。自从在西安改乘汽车后，车后的尘土就在飞扬，扬了几千里了，现在还在飞扬着。我觉得那些泥土已很难落定，会一直飞扬在土路的上面。 车里到处都是灰尘，越积越厚，无论怎么清扫，也扫不干净。我们身上也是——每个人都像是从泥尘中钻出来的，由于水越来越少，有时好几天洗不上一次脸。缺水是我们这些女兵最难以忍受的，在湖南，我们就像水中的植物一样，离开了水就没法活了。所以，我和其他女兵一样，浑身发痒，觉得十分难受。 我们从长沙出发时共七百多人。一进哈密，就开始留人，然后迪化、焉耆、阿克苏都留——还有一部分去了北疆的伊犁、奎屯、石河子等地。待我们走到喀什，前往和田时，就只有我和范志群、曾可兰三人了。在我的感觉中，那些人好像不是留在了路上的哪个地方，而是被路给吃掉了。好多人我们分手之后再没见过面…… 我报考的是第四野战军军政大学，我是在报纸上看到他们招生的消息的。当时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 那时候，这种招生的消息很多，一条消息出来，就会像一阵风，刮跑一拨人。我当时的学习成绩很好，母亲一直希望我能考上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所以她害怕我去参军，因此格外提防。 那时信息不通，即使离省城只有几十里路，好多消息就传不过来了，即使能传来，新闻也变成了旧闻。涟源离长沙那么远，好多事情更是难以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军政大学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它很吸引人，加之四野是闻名天下的彭德怀领导的，我就更想去了。 第15页 但我怕母亲伤心，不知该怎么给她说。想了半天，我还是给母亲说了，我说我要去长沙。母亲一听，就紧张起来，问我去长沙干什么?我说我去考大学——当时高二就可以考大学了。她又盘问了半天，最后相信了，给了我五块大洋，把我送了好远，还说了好多祝愿的话。 湖南正是初夏时节——包括后来的好多女兵都是在这个时节离开家乡的，到处美得让人心醉。我穿着草鞋，戴着斗笠就出发了。涟源到长沙有三百多华里，我走了三天路，又坐了九十华里船，一共走了五天时间，终于到了长沙。 到了招考的地方，才知道去报考的人很多，从湖南各地去的有好几千人，仅涟源就去了三十多人。当时对文化要求很严，还有就是对女性特别关照。名单公布下来，涟源就我一人考上了。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军政大学的前身为抗日军政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大总校由延安迁至东北地区，改建为东北军政大学。后又在华北、华南、西南、西北等战略区建立军政大学，根据学以致用和急用先学的原则，採取短期训练和灵活教学的方法。所以这类大学，也算不上是正儿八经的大学，而我考进去的时候，正准备撤销它了。但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只是以这种方式参军了。 所以，我对母亲讲我考上了军政大学，她还很高兴，很自豪。 但我没想到自己会到新疆去，更没有想到会到和田。是的，新疆、和田，都只是我在歷史书中偶尔碰到过几回的地名，在我的印象中，它们只是歷史中的地方，与现实是联繫不上的。我没想到我会生活在那里;没想它会成为我人生的重要驿站;没想到我会在那里面临人生的抉择;更没想到我从那里还要向前走，一直走到了茫茫喀喇崑崙山脉的深处。 五○年进疆的路比五一、五二年的路更难走，它在惨遭战争破坏后，还没来得及修復。好多地方我们得下车来修好了路才能走，这样走走停停，到达和田已是十一月份。我在路上走了七个月之久!如果除去沿途的休整，在路上也至少走了四个月时间。就那一次，我就觉得自己把世界上所有的路都走完了。开始我们一停车，还问一问前面还有多远——他们总会说，不远了，还有百十里地，就这样，一直是那百十里地。后来，我们也不问了，任那车摇晃着，颠簸着往前走。其实，他们不告诉我们具体的路程，是怕吓着我们。如果他们说，哦，还有三千里路，五千里路，或者说还要走一个月，两个月，我们恐怕早就吓得不愿意走了。 但我们是多想快一点到达目的地呀，因为出西安后已是盛夏，所以最热的月份全在路上。我们坐的是老式卡车，车帮很低，为防止我们从车上掉下去，就在车帮上插了许多棍子挡着。当时全是泥土路，车一开动，灰尘就从车底往上翻腾，一天路走完，车厢底要积两三寸厚的泥沙，我们的耳朵、鼻孔、嘴巴，凡是能钻进泥沙的地方，都塞满了泥沙。我们当时觉得，那些泥沙每天都在把我们掩埋一次。我最害怕的就是车子在遇到坑洼时突然减速，因为车突然减速，灰尘就会从车底勐然升腾而起，把我们严严实实地掩埋在里面，连唿吸都十分困难，以至现在想起来，我觉得牙齿缝里还有当年的泥沙，还觉得它们牙碜，还觉得当年积在耳朵里的灰尘没有掏干净。时时如此，天天如此，月月如此，那种难受和痛苦可想而知。到处无遮无挡，有时一个大戈壁要走四五天才能走到头。太阳贴着头皮烤，即使车跑起来，吹过来的也是烫人的热风;车要是停下来，就觉得天地整个成了大烤箱。白天身上总是臭汗淋漓，很少干过，汗水和那些泥沙沾在身上，一搓就是一大卷子，身上的馊味儿呀，自己闻着都熏人。所以我们女兵很不好意思走到男兵身边去。就这样捂着，整整捂了一个夏天…… 我原以为军政大学肯定在兰州，但车在兰州没有停;又以为在迪化，车在迪化也没有停。没有停也罢了，至少该休息几天吧，但为了赶路，这些城市最多也只停留了半天，就又出发了。 记得在迪化，我听说还要往前走，就心有余悸地问带队的一名科长，前面将到哪里去? 他说喀什。 我问喀什在什么地方? 他想了半天，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西边。 我问塔克拉玛干沙漠在什么地方? 他说具体位置他也说不清楚，反正翻过了天山就是。 我问到喀什还有多远? 他说不远了，就一千六百公里。 妈呀，你说多少?一千六百多公里!我一点也不相信，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呢。 真是一千六百多公里，你已从长沙走到了迪化，所以那点路根本算不了什么。新疆这地方大，三五百公里的距离算近的。他毫不在乎。 李蔚华：那些泥沙(2) 天呀，还有一千六百公里呀，那可是三千多里路呀。我一下子觉得绝望了，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了。不知为什么，我只想哭。但我知道自己不能在这个时候流泪。我咬着牙忍着。 过了好久，我觉得自己已把泪水咽进肚里了，才又问道——我的确想听到一句不再往前走的话，哪怕是暂时不往前走也好——那我们在哪里上学呀，我考的可是军政大学，总没有一节课不上，只在路上走的大学吧。 科长笑了，说，我们的大学就是在路上读的，能走到目的地的，就毕业了;反之亦然。 我说我知道了。我说完后，就跑到厕所里，伤心地哭了一场。 从迪化到喀什的路比西安到迪化的路还难走，灰尘也更大。加之人越来越少，长路也就显得越来越孤寂。 右边一直是伴我们而行的、焦枯的、寸草不生的南天山;左边是茫茫无边的、浩瀚的、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偶尔会有一个城镇或一片绿洲一闪而过，但它们在这无边的荒凉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像一个轻飘飘的、模煳的梦，转瞬即逝，很难有什么印象。 十八天后，我终于到了喀什，我觉得自己都快不行了，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憋着，随时随地都要爆炸。现在，我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我在心中喊叫了一声，总算——到了——，总算——到了! 没想二军把我分到了和田。我得到这个消息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到处找地图，我想知道和田在什么位置，但那时哪能找到地图呢?我不敢问和田还有多远，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就问一个老实忠厚的老同志，同志，你知道，这儿到和田还有多远吗? 不远了，不远了，就两千多里路，车子跑得顺当，八九天就到了。老同志倒是满热情的。 我一听，又想哭了，我在心里无比绝望地说，妈呀，还有两千多里路呀，这不走死人了吗? 其实，我可以猜想那路很烂，但我像是要寻找寄託和安慰似的，对老同志说，那路定然比迪化到喀什的路好走吧。 他一听就笑了，说，我可去过和田，那哪能跟迪化到喀什的路比呀，那是省城到南疆重镇的路，在新疆境内也算最好的，可到和田呢，那是鬼路，那是鬼都不想走的路。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路的，全是车子自己在沙漠戈壁里闯出来的。有时车不小心陷进沙窝子里，两三天也刨不出来。你想那样的路能好到哪里去? 第16页 我强装笑脸跟他道了谢，但转过身，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现在，我已不害怕别的什么，我只是害怕那些灰尘。我们一定要洗个澡再上路，但澡堂要礼拜天才有水。而我们搭的是便车，说走就得走，只好匆匆用冷水擦了擦身子。即使这样，也觉得身子骨一下轻松了许多。你想一想，那身子所承受的可是真正的万里征尘呀。 然后继续往前走，车由两个司机轮换着开，白天晚上不停。作战股长高焕昌——他后来当了新疆军区司令员——与司机坐驾驶室，我们三个女兵坐车上。已是十月底，天气已变冷了。我们把发给我们的毡筒和大衣都穿上，把头髮拢在帽子里，别人也不知我们是女兵，我们把手一袖，往装满了给养的敞篷车上一躺，白天望着天上的云和太阳，晚上就望着黑黝黝的夜空，任由车拉着我们，颠簸着往前跑。颠了四天五夜，总算颠到了和田，我们的身子骨也被颠得要散架了。我们来到的是赫赫有名的六军五师十五团。该团曾在政委黄诚的率领下，在1949年12月初，从阿克苏出发，用十五个昼夜，徒步横穿近八百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进驻和田。彭德怀称他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记录”。但好多老兵一进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出过和田。 在十五团简陋的营院里迷迷煳煳地下了车，随便啃了点又黑又硬的馒头，我们就睡了。一觉醒来，天已有些亮，我这才意识到，我离老家已实在太远了。我想我再也回不去了。看看从窗外漏进来的天光，觉得这已是异乡的了;闻一闻空气中的气息，也觉得与故乡的不同，干燥泥土散发出来的腥味，牲口的气味，羊膻味和牛粪火的气味混合成了只有南疆才有的特殊气息。 我们三人都分在政治处，我和范志群在图书室，曾可兰搞青年工作。我们来之前，这里除了两名从甘肃临洮参军的女兵，就只有我们了，在那个三四千人的团里的确很引人注目——当时一个团的人数很多。一直没有给我们发被子，我们三人只有那一床薄被和一床军毯，三个人挤在一起睡，还常常被冻醒。我们提了几回意见，也没有发下来。后来才知道，组织上已有意图让我们与老同志尽快结婚，所以就不用发被子了。要我们结婚，这是我没有想过，也无法接受的。 我当兵的初衷是被革命热情鼓动起来的，我也是抱着一种革命愿望来到这里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完全可以考到正儿八经的大学里去，即使我不上大学，那时的高中毕业生也能随便找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何苦到这里来受这样的罪呢?我开头听到这个说法时，还批评别人是胡说，觉得这样荒唐透顶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当这样的事真正摆在我面前时，我感到十分震惊。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女人，你必须面对，因为你无可逃避。 我到部队不久，就给我介绍了一位教导员，29岁，其实，年龄差异并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我年龄太小，对婚姻没有任何认识。还有，就是这种方式太有违人意。我说，我是来革命的，为了革命，让我上刀山、下火海都可以，让我跟别人结婚的事坚决不答应。范志群则介绍给了参谋长，曾可兰嫁给了三营教导员。因为我拒绝了组织的安排，就有人说我晃晃荡盪，荡荡晃晃，鼻子上点灯，只照着自己，看不到别人。我就装煳涂，说这些话我不懂，我只知道《婚姻法》上有规定，婚姻自由，别人不能干涉。别人就说哪有这么多的自由，在部队，只有命令，没有自由。我违命不从，所以不久，为了惩罚我，就派我到新藏公路去。 我说，只要不让我结婚，让我到哪里去都可以。我先到了距和田一百多公里远的于阗，到驻扎在于阗的十五团一营报了到，就骑着马到施工现场去。从营部到那里有近二百公里路，大多是险峻的山路，我顺着那路一直往崑崙山上爬。我不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单人单骑，驮着送给施工部队的图书，就上路了。 李蔚华：那些泥沙(3) 我记得那天于阗的天空湛蓝，点缀着薄薄的橘色，显得十分宁静。空气中烤羊肉和孜然的味道还没有散尽，人们还沉睡在这种迷人的气息里，确切地说，现在还是新疆的黎明。 走了没多久，山影渐渐明晰起来，只见褐色的一片，没有见到朝阳，但高处的山峰却被照亮了，一片瑰丽，像是悬浮在尘世之上的胜景。 白杨的叶子在晨风里沙沙响着，偶尔飘飞下一枚金色的叶片，像大自然写给我的书信。我下马拾起几枚来，带在身上。 我去的地方属于世界屋嵴，后来有人把前往那里去的路称之为“天路”，这一点也不夸张。我认为那是我们需要永远仰望的高度。一位作家曾写道：“它自古以来的封闭和前往那里的路途的遥远艰险，又使它成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最为神秘的地区之一。那毕竟不只是一块悬于高空、神奇诡异的高原，还是一片沉雄辽阔的梦境，几千年来，没人能够惊醒它。早已有人试过，在那里，仅有勇敢和万丈雄心是不够的。勇敢在它面前会显得幼稚和鲁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比拟的高度，所以万丈雄心在它面前也会显得矮小。” 但我当时对那里一无所知。我只管骑着马往前走。 田野和村庄一掠而过，已有维吾尔族农民从村庄里坐着毛驴车出来，悠闲地到地里去收穫，一位骑着红马的牧羊人赶着一团灰白的羊群，吹着口哨，正往山里去。一只不知名的鸟穿过刚刚过去的夜晚，乘着清爽的晨风，朝我的身后飞去。 不久，我就走进了一座座高耸的大山里，人行其间，感觉这些大山有些像古戏中进中军帐时，站在两旁的武士“咔咔”架在头上的刀剑戈矛。只觉得头顶“嗖嗖”发冷，头皮一阵阵发紧，无边的荒凉滚滚而来。褐色的山峰从狭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的道路两旁拔地而起，直插青天。四周顿时阴暗，寒意逼人的山风在沟谷之间冲撞着，发出野兽般的嗥叫，震盪得岩石不停地从山上滚落下来。 随即，那荒凉像大海中的恶浪，滚滚而来。我勐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助，原来从没有感受过的巨大的自然的力量，把我推到了孤独的境地。一块岩石、几丛杂草，一星尘埃也似乎比我强大十倍、百倍。 它让我不敢言语。 没有树，连一片成形的草甸也难以见到，除了高处的冰雪，这是一个由枯藁的石头组成的死寂的王国。孤寂和荒凉把一切生命都驱赶走了。 随着山势越来越高，高山反应也越来越厉害。我感觉到某种气势非凡的东西正向我逼来，它压迫着我，使我唿吸维艰。 我仰望着那巨大的岩石、那陡峭的悬崖、那直上云天的冰峰雪岭、那游丝一样蜿蜒缠绕的羊肠小道。我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对它心里没有底。它传递给我的信息似乎是：在这条路上一定要静默，要少说话，连眼睛也不要乱看。我感到我是一个第一次贸然闯入某个殿堂中的顽童，既感到神圣威严，又感到陌生好奇。 我小心翼翼的，终于来到云雾与冰雪交融的克里雅山口。 在这里，我生平第一次领悟了何谓高度。 第17页 ——那是一种晕眩，一种被击中脑门的带着双重痛苦的晕眩。 脚下是壁立的危崖，岩石突兀，峭壁千仞，鹰翔于脚下，云浮于身旁，伸手可摸蓝天。高处的风带着凛冽的寒意唿啸着刮过，雪如此圣洁，以至让人觉得它的光芒就是神的光芒。阳光没有一点暖意，但把对面的山岩照耀得格外清晰，几乎可以看见岩石的纹路。更远的苍茫峰岭则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看不分明，好像有意要把它掩盖起来。 到了山口下，融雪汇成的流水突然从山崖上飞泻而下，马受惊了，勐地直立起来，嘶鸣一声，把我从马背上摔了下去。我眼前冒了一阵子金星，感到手不对劲，一看，胳膊已断了。除了气势逼人的莽莽崑崙，除了苍茫的巨大山体，除了在高处闪耀的雪岭冰峰，我看不见一个人。我想这次完了，我不能让马跑了，不能让它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不顾一切地从水流中冲过去，抓住了马缰。马是抓住了，可衣服全湿了，在那崑崙山上，自然冷得要命。那马惊悸未定，加之我摔断了一只胳膊，怎么也爬不到马背上去。正没办法，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我赶紧朝那声音挥手。一会儿，独立骑兵师的一个哈萨克骑兵来到了我跟前。他能勉强听懂汉语，我就说我胳膊断了，上不了马。他下得马来，把我托上马，然后让我跟他走，他知道一营施工的地方。 马一走起来，我才感到胳膊痛得十分厉害，实在忍不住，也不管那么多，就哭了起来。 那条公路原是为新疆部队进军西藏阿里修筑的，准备从于阗直达阿里。但后因山高路险，只得放弃，选择了从叶城，穿越喀喇崑崙山脉到达阿里的新路线，即后来的新藏公路。我去时，老新藏公路已修到了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高原缺氧已十分厉害。我是第一次体验缺氧的滋味，呕吐加之头痛欲裂的感觉使人慾死欲活。 我除了送图书上去之外，还要了解连队的情况，我摔断的是右手，右手有绷带吊着，所以只能用左手记录。因为那是在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大家从事的也是世界上最繁重的工作，所以充满着一种类似于战斗的情谊，大家相处得十分愉快，所以，我宁愿待在这样的地方，也不愿回团部去。 刘慰慈：半个城的人赶来一睹女兵芳容(1) 莎车，曾作为叶尔羌汗国的首都，繁华一时，但我到达那里时，它已十分衰落。只有挑着新月的清真寺保持了它的气派和尊严，只有阿曼尼莎罕王后和高明的音乐大师喀迪尔汗创造的、被称为东方音乐文化无价之宝的十二木卡姆在经歷了四百多年的漫长岁月后，仍在传唱。 莎车背依崑崙，东临塔克拉玛干。肥沃的绿洲紧紧地环护着它，叶尔羌河忧郁地从它身旁流过。绿洲之外，就是莽莽崑崙和茫茫沙漠，所以，莎车的天空总浮着赭黄色的尘土。和当年其他的南疆城镇一样，莎车的街上，路上也积着尺多厚的尘土，一有人畜走动，地上的尘灰就会被扬得老高。 我的心情自从哈密开始就一直不好。我一直处在失去战友的悲伤之中。同时，我也担心一起入伍、才十四岁的妹妹刘稚葳。 牺牲的战友名叫刘湘兰，牺牲得一点也不壮烈。 我们那天到达哈密时，天已黑透了。为了不惊扰老乡，我们在城边找了些老乡废弃的房屋住了下来。我们住的是一栋两层的土坯房，已没有屋顶，残墙参差不齐，窗户也早已没有了。一些破布、旧家具和草料摔得到处都是，它们在干燥的空气中缓慢地腐烂着。尘土和腐烂味混合成又腥又霉的、十分刺鼻的气味。 我们在路上已整整颠簸了近两个月。早就想伸展一下(禁止)体，好好地睡一觉。所以大家也不管——大家早已习惯了，稍稍打扫了一下，倒头便睡。刘湘兰是挨着我睡的，临睡前我们还说了一些话。她说她喜欢骑马，自己到部队后最好能当一名骑兵。我说从没听说过有女骑兵。她说她可以争取。她当时还不到十六岁，却很懂事，一路上很会照顾人。可惜，第二天早上起来，她却死了，那么年轻，真让人无法面对。她是晚上起来上厕所时，没注意楼梯没有栏杆，睡得迷迷煳煳的，从楼上摔下去的。次日早上，天刚刚亮，楼下就喧譁开了。我听到他们在喊刘湘兰的名字。我这才发现她已经不在我身边。我赶紧下楼，看见她躺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刘湘兰刚进了新疆的大门，还不知道新疆是什么模样，就那样摔死了。她与我是一起参军，又乘的是同一辆车，漫漫长路，两人互相关怀帮助、鼓励支持，早已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她的牺牲，使我十分伤心。 由于要急着赶路，我们连给她开个追悼会的时间也没有，只能把她留给后面的部队处理。我就这样永别了她，又匆匆前行了。 我父母膝下就三个女儿，我报名参军后，在火车站碰到已穿上了军装的妹妹刘稚葳。我感到很惊讶，就问，怎么你也在?爸妈不是不让你来吗? 我悄悄儿跑来的，他们不知道。刘稚葳显得十分兴奋。现在，他们管不着了，我已是部队的人啦。 你现在还没有告诉爸妈? 我让同学等火车开走以后，再告诉他们。刘稚葳顽皮地说。 哎呀，你才十四岁，走这么远，爸妈非担心死你不可。现在，他们三个女儿走了两个，只剩下一岁的小妹妹跟他们在一起了。 刘稚葳听了我的话，突然伤心地哭了，我劝了半天，才把她劝住。最后，问她哭什么，她说，我想念小妹妹，我捨不得离开小妹妹，她喜欢跟我耍，她找不到我咋办? 她的话使我哭笑不得。 我们虽然是一起参军的，但并没有分到一个大队。到喀什后，刘稚葳分到了二军军部，我分到了二军四师十一团。因为刘稚葳年纪小，所以到部队没多久，就被送到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分到上海海军医院，后来转业回到了湖南。 我和妹妹在喀什分别后，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又一次见面。从偶尔收到的妹妹的信中我知道妹妹的命运比我好一些，当人生走到如今，我也确认了。当然，在妹妹的印象中，我也不错。唯一让她遗憾的是，她的姐姐已习惯了新疆的生活，再也不愿回到湖南去。 我从喀什出发时，只有我和另外十二名女兵在往前走了。一辆快要散架的“道奇”牌汽车已装满了物资，我们就坐在物资上面，任凭那车有几分凄凉地在戈壁和塔克拉玛干边缘的沙漠中“哐当哐当”地颠簸。 沿途村民是第一次见到女兵，都好奇地站在“道奇”车扬起的尘土里看。有些小伙子还骑着马追着车跑，一直追出很远才停下来。大家的心情已被看似没有尽头的长路弄得十分焦躁，见到那情形，都振奋了精神，即使车上很难坐稳，也尽量把腰挺起来，并真诚地向友善的维吾尔乡亲挥手致意。 一出英吉沙，突然颳起了大风。灿烂的日头突然隐没了，蓝色的天空勐然间变得昏黄，远远地听到了大风的啸叫，然后越来越近，声音也越来越尖厉。紧接着，啸叫声变成了咆哮——像千百头被激怒的雄狮发出的咆哮，又像是一条大河从上千尺的高处倾泻激扬起来的涛声。尘沙轰轰隆隆地迎面扑来，好像一片沙漠兀地站立了起来。天地间一片昏暗。在路边看热闹的人听到啸叫声，就大声地叫嚷着，惊恐地四下里逃开了，转眼间就躲得没了踪影。然后，数米开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车“吱嘎”一声停住，那位在国民党军队中开了二十年汽车，起义后又为解放军开车的老汽车兵从车窗里挣扎出身子，朝着不知所措的我们大声喊叫道，赶快下车，到车子背风的那面避着，这是黑沙暴，能把人卷得没影儿的黑沙暴! 第18页 刘慰慈：半个城的人赶来一睹女兵芳容(2) 他刚喊完，我们就一下子跌进了无边的黑暗之中。无数的沙砾像箭一样扎着我们的脸，大家不敢睁开眼睛，紧抱着头，滚下了车，然后相互拥抱着，躲到了车子的背风面。黄沙灌进了我们的衣服里。汽车被风颳得来回摇摆，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沙暴才缓和下来，大家四下里望望，地貌已完全改变，沟渠已被沙漠填埋了，农田再也不见踪影，洼地堆起了沙丘，那些树木经过了漫长冬季的熬煎，好不容易萌出来的绿叶，转眼间又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枝条。风停后，沙尘还在飘落。大家扑了扑身上的沙尘，继续前进。 沙暴把大家弄得十分狼狈。没想一到莎车，我们还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到达莎车的女兵，还没有进城，车后已跟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进了城后，人越来越多;最后差不多半个城的人都赶来了，都要一睹女兵芳容。卖烤肉的递上了香喷喷的烤肉，卖葡萄干的送上来大把的葡萄干，有些还送上了从上一年保存下来的甜瓜、西瓜和香梨。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围着车子跳起了麦西来甫，弹起了热瓦甫，敲起了手鼓，唱起了流传久远的歌谣。这使大家感到近三个月来长途跋涉的辛劳和那场黑沙暴带来的恐惧顿时烟消云散。这也使我心境一下明朗起来。那种情景的确是每个女兵都终生难忘的。 我们在团部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后，分到了机关和营部。因为女兵很少，最多只分到了营部。我和另外两名女兵分到了二营。三个人组成了女兵班，我当班长。 虽然经歷了两个多月的政治教育，但还是有不少女兵哭鼻子。她们觉得来到的地方跟在招兵时宣传的差距太大，思想上转不过弯。 条件虽然艰苦，但我还能适应，我在家中是长女，已满十八岁，加之我自己的确想当兵，想当花木兰那样的英雄，有一种英雄情结。我自小就做着跃马横枪、驰骋疆场的梦。我认为这些边远荒僻的地方正是建立功勋的地方。我还认为，要成为英雄，就得吃各种苦，经歷各种磨难，所以好多困难我都能克服。 这也是我在各种劳动中都非常积极、不顾一切的原因。我记得有一次，我来了月经，因为没有休息，来得很厉害。但在劳动时，我仍然跳到了冰凉的水里，这一下更不得了啦，血顺着腿流到水里把水都染红了，即使这样，我也仍不休息。白天在地里劳动，晚上就搓野麻绳，那活儿也不轻松;很快手就被搓起了泡，泡烂了就流血，绳子上都染上了血，可仍然咬牙坚持。当时是劳动艰苦，生活清苦，说个不怕你笑的话，那时内裤都只有一条，补丁重补丁，没有换洗的，只能晚上洗了白天穿。即使如此，我也从没抱怨过。 我感到当时的确有一股纯洁而崇高的力量，有一种信仰，一种愿意让自己投入苦修境界的信仰在支配我这样做。 王正先：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1) 日復一日地颠簸、颠簸，一个多月后，我们终于到了驻扎在焉耆的六师师部，车队终于停下来了。汽车兵们用水沖洗了汽车。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太好了，再也不会往前走了! 我已记不起走了多远，一路经过了什么地方。绝大多数地名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到了新疆后，这些地名更让我感到陌生了，比如吐鲁番、託克逊、达坂城之类，确确实实带了异域的色彩。我喜欢这些地名，因为它们的音韵独特，如果新疆是个大乐章，这些地名则像这个乐章中的音符。 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学生兵，很讲卫生的，但堂堂六师师部却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这的确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于是我们就打听河，然后循着河水声往河边跑去。虽然是午后，河里却没有一个游泳的人。一水烟波白白地流淌走了。这使我深感奇怪，在南方，在这样的季节和时辰，哪一条河里都会有像鱼一样游动，像水鸟一样嬉戏的人。 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跳进了水中。水真凉，甚至有些刺骨，但我们毫不在乎。 洗了澡，休整了两天。就听说一部分人还得往前走，去到库尔勒、轮台、阿克苏、喀什，有些人甚至要越过罗布泊，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另一边去。这话一传出来，女兵们就感到吃惊了：中国有那么大吗?难道走了这么久，还没有走到头吗?再往前走，怕是不但走出了中国，连地球也走出去了。 我被分配到了驻若羌的六师骑兵团，参加崑崙山剿匪。从长沙出发时，我知道新疆，知道自己在往新疆走，而现在，我是第一次听说若羌，我对这个地名没有任何概念，我不知道它离这里有多远，也不知道它的方位。 我找人打听，得知还有一千多里路，又问长沙到焉耆多远，人家说八千来里。我听了后说，八千里路都走了，一千里路算近路了。 我一点不知道这一千里路有多艰险，一点也不知道自己要穿越的是死亡之海中最险恶的地方。 由于那条神秘而荒凉的路还不是公路，所以只能乘马车前往。大家全都荷枪实弹，因为那条路上常有土匪出没。乌斯满的武装匪徒被打散后，大都流窜到了南疆一带。所以骑兵团的任务主要是剿匪。四个女兵爬上了陌生的马背，在一个排的全副武装的战士的护送下出发了。 刚出焉耆，路两边还有芦苇，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绿洲。土路上的灰尘很厚，马蹄全陷在尘土里。我们没走多远，就成了土人。好在可以看见远处的山和原野，可以看见近处的村子和农舍，不时还可遇到一些骑手、骑驴牵马的商贩，赶着牛车下地劳动的维吾尔族农民，所以也无所谓。走了半天，这种景象没有了，迎面而来的是孔雀河峡谷。古道夹在山河之间，两边千姿百态的山嵴和山峰交错耸立着，峰迴路转，景象不同，河水的轰鸣声迴荡在山谷之间，不时有一棵杨树或榆树站在河岸，目送着河水奔腾远去。 黄昏时，我们这支小小的骑兵分队到达库尔勒。我们又穿行在耕地和农庄之间，进城后，马队放慢了速度，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街上的灰尘比大路上的还要厚，大家怕扬起的灰尘影响老百姓的生活。 第一天的行程让我很高兴，除了不能忍受瀰漫的尘土外，我觉得骑着马，在这绿洲与山岭间穿行，挺浪漫的，比起进疆时闷在汽车篷布里好多了。 第二天的行程是在尉犁县境内，尉犁当时只能算是一个贫穷的村镇。和其他城市一样，环境闭塞，社会也不稳定。好在塔里木河横贯全境，孔雀河流经北部，使其广布着湖泊沼泽。这天的行程总伴着流水的声音，使我恍然回到了湖南水乡。尉犁县介于库尔勒绿洲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过了这里，行程就艰难了。马队除准备一些馕外，驮运最多的就是水。那些护送我们的骑兵小伙子们，面色也开始显得严峻起来，像是正准备着临阵冲锋。 之后，什么也没有了。只有长天烈日，大漠黄沙，风全都逃走了。扑面而来的是滚滚热浪。人往前走一步，就像是往火炉中钻。因为沙灼了马蹄，马总是跳跃着。它们张着满是白沫的嘴，唿唿地喘息着。 第19页 没有路，嚮导是一匹曾两次往返过这一险途的老马。所带的当时的军用地图是陶峙岳将军的部队原来用的，对这一带的绘制很不精确。骑兵们相信这匹老马，而女兵们则充满担忧。虽然她们知道有老马识途这个词，但认为这只是一种带着传奇色彩的说法。特别是后来，由于实在忍受不了大漠的高温，大家改在白天休息，晚上行走，仍然全靠那老马带路，就更是担心它会把大家带进绝境里——这毕竟是闻名世界的“死亡之海”呀。 走到第四天，大家又奇蹟般地听到了水声。排长高兴地说，老马没有带错路，它把我们带到了铁干里克! 当时大家已渴了半天，突然看见了一条河，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连疲惫之极的马听到水声，也飞奔起来。而我们却觉得再也动不了啦，我想即使再坚固的东西，颠簸到现在，也会散架的，我和另外三名女兵从马背上滚下来，朝河边爬去。骑兵们也是一到河边，就滚下马来，趴在河岸上，狂饮一气。 据说铁干里克原是一个古镇，古镇的遗存是一些城墙的断壁残垣和一些显然曾是人工种植的红枣树。被沙漠围困着的这个地方，凭藉塔里木河的一点余波(她到这里已快被塔克拉玛干沙漠榨干了“血液”)，顽强地与大漠抗争着，保存了一丝不朽的绿意。后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的农工们在这一带建立了四个农业团场，把这里变成了一片绿洲。如今，这片绿洲已与库尔勒绿洲连成一片。现在我们已看不见昔日的荒凉，看到的是条田、渠网、林带、住宅和果园，它们为古老的铁干里克注入了活力，增添了生机。 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天。大家在河水里洗了个澡，然后好好睡了个长觉。我枕着水声，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回到了湖南，正在湘江边慢慢地走，我还梦见了橘子洲、岳麓山，梦见了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我从梦中醒来时，看着一轮明月高悬在深蓝色的夜空，洒下遍地奢华的月光，怎么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 月光静静地流泻着，战马不时喷一个响鼻，战友们正在甜睡。塔里木河虽已知道自己被大漠吞没的结局，仍悲壮地往前流淌着。 大地为床，蓝天为帐，几天的艰辛旅程，使我的眼泪还没干，又睡着了。 次日一早，我们继续前行。走了四公里路程，就见到一座古城，那是蒲昌城遗址。它掩映在一片胡杨林中，远远就能看到高耸的碉楼。这里在清代是管辖尉犁、若羌、且末一带地方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当地人称它为杜拉里古城。总面积十二万平方米。其始建于1892年，废弃于1903年，仅驻兵十一年。城墙为泥块夯筑而成，上部有土坯砌筑的堞墙、碉楼，城中建筑仅存败瓦颓垣。清朝政府斥资数十万两白银建筑的这座城池，是清王朝管理塔里木盆地东缘地区、实行屯垦戍边的重要物证。但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和灭亡，它也最终被废弃了。 王正先：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2) 继续前行，河流的气息越来越微弱。始如游丝，继而只有一段干涸的河床，最后则只有沙漠了。一条大河流在与沙漠进行无数次生死决战后，到此为止了。看到这番情景，我深感恐惧，一条大河尚且如此，一个生命在这沙漠面前简直就跟一滴水一样，会很轻易地被耗干。 一名女兵看着迎面而来的无边沙漠，用哭腔对骑兵排长说，排长，能不能不往前走了，或者在这里多停留几天? 排长笑了笑，说，你是害怕了吧?告诉你吧，这个时候，谁都害怕。但我们不能停下，根据命令，我们必须赶到米兰，前面是罗布荒原。往东就是近于干涸的罗布泊和举世闻名的楼兰古城。不是有这样的诗句吗?“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们这是不到米兰终不还。 楼兰是一个古国，它当年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大国。在汉朝的时候，傅介子就曾经为了让楼兰一心归附中央王朝，而刺杀过楼兰王。最先发现楼兰的是着名探险家斯文·赫定，他在这里发掘了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并带回了许多古文字，那些古文字写在最古老的字纸上，比欧洲人认为最古的字纸还早七百年，那些文字记载着当时政治、军事、商务、交通、农业、制造业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证明古楼兰是一个繁荣的城邦，城内有客栈、医院、邮局、仓库、民居、官署和佛寺。因为来往于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旅客都要经过这个要冲之地，使这个城市热闹非凡。后来，它神秘地消亡了。随着它的消亡，罗布泊这个西域泽国也就日渐荒凉，最终成了现在这样进去就难以出来的恐怖之地。后来，它曾让彭加木失踪，余纯顺断魂。 大家骑在马上，从四面八方来的阳光像火一样烤着我们，阳光灼得眼睛发痛。汗水湿透了衣服和马鞍，酷热使战马烦躁得直打响鼻。无论在大漠中走了多长的时间，因为大漠一色，没有任何参照物，所以感觉自己还是在原地踏步。这使本来就十分漫长的道路显得更加漫长，也使这茫茫大漠显得更无边际。 走了三天，还是令人绝望的沙漠，我们带的水越来越少，每人每天定量，最多只能用一军用水壶水。自离开铁干里克，就没有洗漱过了。泥尘和汗水使每个人都像古戏中的花脸。衣服上汗水干后凝成的盐粒已白白的一层，衣服也变得很硬，一动就“哌哌”直响。食物是唯一的，那就是由两匹马驮的馕，因为整日被马汗浸着，早有一股浓浓的马汗味了。女兵们闻到那味儿，就想呕吐。现在，那馕经过二十多人三天的消耗，已所剩不多，也得省着吃才行了。 女兵们是第一次骑马，连续几天骑在马上，大腿和臀部都磨烂了，汗水一渗，钻心般疼痛。 走到第五天，由于劳累和缺水，有些女兵走着走着，眼前一黑，就从马上栽了下来。 沙是微不足道的，但当它们聚集，就显示了毁灭一切的力量。它使一条名副其实的大河——塔里木河在铁干里克一带终止，又让发源于崑崙山和阿尔金山的车尔臣河也在罗布庄附近消失。两条河流似乎是联盟着要走到一起，汇为一体，与大漠抗争，但都是徒劳。沙战胜了它们，把一个无边无际的死亡地域摆在了两条河流的面前。 我们就走在这死亡地域之中。从地图上看，我们为了赶时间，自英苏开始，基本上是沿东经八十八度线直插若羌，所以那条路线一直在沙漠之中。 也是第六天的下午，那匹老马走着走着，突然栽倒在地。它不想张嘴，不想抬起眼皮，甚至都不想唿吸了。它的嘴扎进黄沙里，有一边的嘴挂着一点白沫。它和人一样想着，与其这样走下去，还不如死掉。不，它是因为衰老，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它的生命被这六天的行程榨干了。它的神情忧伤，它的眼睛满含愧意。 大家想把它扶起来，但它已没有一点力气。最后，它体现了一匹训练有素的军马的品质，它挣扎着把自己的头支撑起来，指向前进的方向。 然后，它停止了唿吸。 骑兵们纷纷下马，向它默哀。排长拔出刺刀，按照骑兵的规矩，郑重地割下一绺马鬃，放在自己怀里。 第20页 马头所指的方向应在托尕木，这里离那儿应该不会太远。我们先到那里去吧，那里有一些胡杨木和零星的几片草地，也许可以找到水，运气好的话，还可能碰到牧民。排长声音沙哑地说。 其他马匹也不行了，它们像被沙漠战胜了的俘虏，低垂着头。汗水把它们的马鬃黏结在一起，凌乱地垂在脖子两侧。它们已载不动人，有两匹马不使劲地拉，就迈不动步子。大家只好下马步行。离地一近，更感到灼热。每往前迈动一步，都好像要用尽平生的力气。 水只剩下了排长省下的一壶。他名叫尕五福，原在陶峙岳将军的部队中干过三年，是一个英俊魁梧的东干族小伙子，骑术超群，是一名名副其实的骑士。他随陶峙岳将军参加“九二五”起义，不久，由班长提升为排长。他一手拉着战马，一手护着那壶水。虽然他十分饥渴，但他保持着一个骑士的尊严，不让喉咙发出“咕噜噜”的声音，不用舌头舔焦干裂口、冒着血珠的嘴唇。他深陷的、淡蓝色的眼睛里闪着光，他厚实的嘴唇在不说话时总是紧闭着。 不知离托尕木还有多远?我用掩饰不住的绝望的声音问排长。 靠双脚走，得一天多。排长说。 王正先：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3) 我一听，就沉默了，大家都沉默了。只有凝重的脚从沙里拔出，再迟缓地踩进沙里的声音。不时有人把水壶盖旋开，把脖子仰起来，希望里面还有一滴水。当里面连一点湿润气都没有，那人就贪婪地盯一眼排长的水壶。 排长走在前头，当他见大家赶不上他，就会停下来等一会儿，然后又往前走。 女兵们觉得自己的身体快蒸发干了，干得像一张“哌哌”直响的纸，一小阵风，就可以把自己刮上天。 我没有被刮上天，我走着走着，就觉得自己要倒下去，我扶着马，但天地还是旋转起来，天地以我为中心，旋转、扭结着，世界像一个巨大的漩涡，要把我旋到最恐怖、最黑暗的中心。那一轮明亮得过分的太阳一下子变成了无数个，风车似的旋转着，像一群正围着我狂吠，并要把我撕扯得粉碎的疯狗。我仿佛听见自己呻吟了一声，然后就倒下去了。灼热的沙烫得我抽搐了几下。 大家围过来，排长取下水壶，给我灌了一些水在嘴里。然后把我横着绑在马上，让马驮着我走。我不知是多久醒过来的。刚醒过来，虽然还有些恍惚，我还是要求下马自己走。 这时，排长对我们说，在即将断水的时候，在沙漠中绝不能停留。多往前走一步，就远离危险十步，多停留一分钟，就多了十分危险。这水是在像王正先这样危急时，才能饮用。现在……现在……只要是水，不管是自己的尿，还是马尿，都不能浪费，都要喝。如果渴，就喝自己的尿。这里，只有人尿和马尿是水。大家不要害怕，特别是女兵，这样的事，对于在沙漠中行走的人来说，是经常发生的。只要到了托尕木，一切都会有了。但我们也许会因为缺少一口水，最后走不到那里。所以，我再说一遍，只要是水，就绝不要浪费。 其实，骑兵们自从今天开始出发，就一直靠自己的尿解急。但他们不好意思告诉我们这几个女兵，现在没有办法。排长只好讲出。 女兵们已经木然了，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听着排长的话，也不表示吃惊，也没有摇头和点头。排长讲完后，大家只管迈着机械的步伐往前走。 我们，宁愿死，也不愿喝尿。 馕已干得像百年老陈土，一见火，就会燃起来。嚼在口里，满口是灰，除了马汗味，很难闻出粮食的味道，大家已饿得两眼发直，但没人能咽下那玩意儿。 当时，太阳已经偏西，大漠被镀上了一层瑰丽的颜色。这时，我看见了一座城池，黄沙紧接着浩淼的碧波，岸边是一座城市，高高的楼房，匆忙的人群，美丽的花园，气派的广场，被风吹动的绿荫…… 到了!排长，到若羌了!我用嘶哑的声音兴奋地喊道。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去，却什么也没有。 真的，我看见了一座好气派的城市，原来若羌有这么美，真是不可思议。我对他们看不见那城市感到很奇怪。 大家又望了望，那几个女兵也说看见了，都和我一样高兴。 骑兵们却笑了。一个骑兵说，那就叫海市蜃楼，非常美，但都是虚幻的东西，没有在沙漠走路经验的人，常常会被它引诱着进入绝境。 大家一下子泄气了。 这时，排长看见了一株真正的树，那是一棵不知道支撑了多少岁月的，一半鲜活，另一半却已经枯朽的胡杨。循着那棵杨树望过去，还有两三棵。他知道，快到托尕木了。 他想告诉大家，但他的眼泪先流出来了。他自己喃喃地说，我们没有走错路，我们没有走错路，老马指引的方向是对的。其实，自老马死后，他的心就一直悬着，现在他终于放心了。 他又往前走了好远，待到眼泪擦干了，相信再也没有泪水流出来，才转过身对我们说，同志们，前面有树的地方就是托尕木，我们从死亡之海中走出来了，我们胜利了! 大家一听，高兴地纷纷倒在地上，再也不走了，也没人能走动半步了。 前来接应我们的一个班已经等在托尕木，我们会合后，又走了两天，终于到了若羌。 饶钟琦：我们一直到了剿匪的最前线(1) 我和其他二十多名女兵是踏着王正先的足迹到达若羌的。不过，我们前往若羌坐的是汽车。没有公路，是汽车兵们自己闯的一条路。绕着沙漠，沿着戈壁走，足足有六百七十多公里。汽车开过后，扬起满天沙尘，像颳了一场沙尘暴。到达若羌后，车上积下的沙尘有一尺多厚，我们像是从沙尘中钻出来的，一跳下车，就引得一群好奇的老乡前来围观。待把脸上、头上的灰尘拍打得差不多了，老乡才惊嘆道，哦哟，那些嘛，是阳冈子(女人)!是阳冈子! 他们终于看出来我们是些女人。 若羌是座只有三四百人的小城，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一条三四丈长的巷子是它最繁华的大街，巷子两边胡乱地堆着些土坯房子，好像是上帝小时候玩泥巴时留下的，又好像是刚刚翻过的土坯。街道两边有两家馕铺子，三处卖羊肉的地方，还有几个卖杏干和葡萄干的妇女。他们身上和所卖的东西上全落上了厚厚的灰尘。他们也就在灰尘中招徕着顾客和对顾客微笑，白色的牙齿和敦厚的笑容一起在尘土中闪光。每个人都是风尘僕僕的，好像与我们一样走了上千里路。杏子树下拴着灰熘熘的驴或马，它们的屁股下面，总会有一堆冒着热气的粪便。毛驴那像古代武士冲锋时发出的高亢得过分的大叫声把我们吓得抱成了一团。待明白那声音是毛驴发出的后，无不为如此一个动物能喊叫出那样的高腔而惊讶。 听到汽车的声音，人们纷纷从土坯房里钻出来看稀奇。大人站在巷子两边，小孩子跟在车后，即使用最慢的速度，车子碾过后腾扬起来的灰尘还是把人、房子、树、驴和马淹没得不见一点儿踪影。 第21页 若羌古为楼兰国，后改名为鄯善国，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汉代遣使屯垦伊循(即米兰河上游地区)，并设辅国侯、鄯善都尉等职，除管辖罗布泊地区外，其范围西及民丰，北临吐鲁番。它与楼兰、米兰、伊犁等古城和屯田遗址一样，都是举世闻名的歷史文化宝库。而当时的若羌城，而今却看不出一丝一缕的辉煌痕迹。的确，自然环境的改变，古国的衰亡，把这里变成了一个被世界遗弃的地方。 气象资料表明，若羌县年极端温度最高近摄氏四十四度，是新疆最酷热的地方之一。车颠簸着还没感觉，车一停下来，大家就觉得酷热难当，汗流满面。 我到达骑兵团团部后即与同来的战友分开了。我一个人留在政治处，随即随工作组到且末县搞土改。 从若羌到且末还有三百五十公里路。我一听还要走那么远的路，就头皮发麻，浑身发软。从西安开始，就在汽车上颠簸，我确实被颠怕了。 我征尘未洗，心怀余悸地又一次爬上了汽车，然后，汽车又向那个陌生的地方驶去。刚出若羌不久，车就抛锚了。塔克拉玛干的炎热像利剑一样击中了大家，锋利的剑刃逼迫得大家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无处可躲，就索性钻到了汽车下面。我躺在尘土里，没过多久就睡着了。那一天夕阳西下之时，车子才摇摇摆摆地开进了瓦石峡。这里距若羌近百公里路，清代文献称为凹石峡。瓦石峡故城就在仅有一涓细流的瓦石峡河岸。在红柳和沙丘中，还可以看见一些房屋、陶窑、鍊金炉、农田及墓葬遗蹟。稍稍留意，还能找到散落于地表的钱币、瓷器残片、石器、陶器等物。这一切证明了这里当年曾是楼兰古国的经济中心之一。 次日的行程没有见到一家住户，一个行人，只有那辆军车在阔天阔地中行进。太阳似乎把所有色彩都吞没了，只留下炫目的浩浩平沙，直抵阿尔金山脚下。阿尔金山沉默地横卧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那些拔地而起的险峻峰岭直插云霄，那些峰岭上亘古的冰雪，在阳光下发出晶莹剔透的光芒。经过雅喀托格拉克后，第三天和第四天的行程可以看见成片的胡杨，它们是树中的精灵，可以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这种树所蕴含的内在力量使我深为震撼。沿途有了这种树的陪伴，有了这些树给予的力量，我的心情好了许多。虽然到达的这座城依然很小，依然贫穷落后，但因为它傍着车尔巨河，我可以听见水声，所以就喜欢上了这里。 在土改工作队，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土地改革的有关政策和实施土改的好处编成文艺节目，用歌舞的方式进行宣传鼓动。还有就是负责喊批斗地主的口号。这些口号都是用维语喊的，所以我学会了维语，但都是死记硬背的口号式维语。起先，我不适应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吃不惯他们的饭食，更不习惯他们居室中的气息，所以只能吃干粮，睡帐篷，受了不少罪。奇怪的是，我学会喊维语口号后，这一切都习惯了。语言使我了解并真正地接近了他们。久而久之，我喜欢上了羊肉、奶茶、干果、砖茶、馕和抓饭。我走遍了且末的乡村，进了崑崙山、阿尔金山，也深入到了大漠戈壁。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地名：科塔克苏拉克、亚尕奇勒克、哈迪勒克、阔什萨特玛、阿羌、库拉木勒克……我那带着湖湘韵味的歌声至今还被一些人记起。如果乡亲在获取土地的时刻很难忘记的话，我的歌舞也是他们怀念的，因为在他们分得土地时总伴着我的歌舞。 我从且末返回团部不久，即随剿匪部队前线指挥所奔赴崑崙山中，追剿乌斯满的残匪。 乌斯满生于阿勒泰，原本是个以贩卖牛羊为生的文盲。1940年落草为匪后，势力越来越大，到他解放初被擒的十余年里，他在北疆唿风唤雨，为所欲为。在新疆部队的围剿下，1951年初，他从老巢北塔山逃窜到了新疆、甘肃、青海三省交界处的铁木里克地区，投奔叛乱的哈萨克胡赛音王爷，密谋捲土重来。就在这时，新、甘、青三省联合剿匪指挥部完成了对乌、胡匪徒的包围。我所在的六师骑兵团是新疆剿匪部队的主力。 铁木里克地处阿尔金山与崑崙山之间的高山巨谷之间，环境十分恶劣。我以前从没有骑过马，现在却要跟随骑兵们出没于冰峰雪岭之间，的确需要一些勇气。 饶钟琦：我们一直到了剿匪的最前线(2) 部队从若羌出发后，即向阿尔金山挺进。时值严冬，大地一片萧条，太阳冰冷地挂在天上，干冷的风一阵阵从旷野里刮过。即使穿着皮衣，也难以挡住那凛冽的严寒，唿出的热气随即在毛髮和帽檐上结了白白的一层冰霜，马汗也结成了冰珠，凝在马身上。翻过塔什达塔后，全是冰雪世界，气温零下四十多摄氏度。但部队为了抓住战机，依然前进，直到阿拉尔，才安营扎寨。 到达的当天，就颳起了可怕的黑旋风。剿匪部队的官兵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阿山把黑风颳;天也翻，地也覆，魔鬼见了也只得哭。” 部队到达茫崖时正是中午。湛蓝的天空与雪白的峰峦唿应着，显示出一种寒冷的宁静。突然，天空变得阴暗了，不久就听见了从远处传来的风的呜咽声，随着那声音越来越大，天空也越来越暗，几乎是在转瞬之间，风声由呜咽变成了轰鸣，好像惊雷从两座山脉之间巨大的谷地碾过，好像一切都被它碾碎了，一切都被风裹挟得无影无踪，黑暗随着狂风骤然降临。 营地一下乱成了一团，厚厚的毡帐被风掀了起来，十几个战士要把它拉住，它竟然拖着战士们直到一个小山包下才停下来。一些顺风站着的战马被风扳倒了，我抱着枪弹背包伏在地上，也被风掀了几个滚儿。每一个人都得把脸伏在地上，不然，狂风夹杂的冰雪和沙石就会像利箭一样击中你，把你击伤。 风暴过后，所带的大多数帐篷已找不见影子，最后，部队觉得还是挖地窝子保险，就发动大家挖地窝子。冻土比石头还要硬，战备镐挖下去，只有一个毛乎乎的白印子。大家只有捡来柴火，一边烧，一边挖。还没有挖(又鸟)窝大一个坑，风暴又来了。这次大家已有了准备，听到那种鬼哭魔泣般的呜咽声，就赶快奔向瞅好的背风处，躲藏起来。 这一次的风颳了近一个小时，我们伏在那里，待风过后，好多人都冻得站不起来了。 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在风暴的空隙挖着住处，天黑了，每眼地窝子才勉强能蹲进去两个人。 四五天的骑马行军，战士们已疲惫不堪。我在马上更是颠得受不了，早就想从马背上下来，钻进帐篷里好好躺一躺，没想风暴偏偏作对，像要考验我的意志似的，叫我不得安生。我被冻得忍受不住，索性哭了起来，眼泪从眼眶中滚出后，刚滑到脸蛋上，就被冻成了冰珠儿，有些直接掉在大衣上的泪也迅即结成了冰。 营长王久荣见到后，不再让我挖，甩给我一件棉衣，让我披着，专门负责往火里加柴火烤土。 不挖好地窝子，夜晚就可能被冻死。后来，经过侦察，发现匪徒也盘踞在附近，就又派了一部分人加筑工事。 第22页 那场黑风暴整整颳了三天三夜，最后才没趣地停歇下来。风一停歇，马上就闻到了血腥味。乌斯满要给骑兵团一个下马威，趁风暴之时，残酷地屠杀了骑兵团在阿尔金山牧场里的少数民族牧工及其家属和孩子。二十多人无一倖存，并抢走了所有的牛羊和马匹。 那天，我跟着通信员到牧场去，远远地看见牧场上空升起一股尘土，然后直往西南方向而去，我们觉得不对头，马上报告了团部，团里派出两个连的人马飞速赶到时，牧场已被洗劫一空。 尤为可恨的是，部队把死难者掩埋后，土匪们又把尸体挖出来，把耳朵割掉，眼睛剜掉，皮剥掉，再五花大绑挂起来，使死者备受凌辱。再次把死者埋葬后，土匪又掘出尸体，大卸八块，分尸后甩得到处都是。 但土匪的作恶多端不会长久，1951年2月19日，在骑兵团及甘、青部队的围攻下，乌斯满被活捉。是年4月29日，经过公审，乌斯满在迪化被判处死刑。 待其他残匪全部歼灭后，已一年过去了。我这才随部队撤回若羌。不久，骑兵团进行整编，说骑兵团没有女兵编制，我回到师部所在地焉耆。我从南到北再次横穿罗布泊。可回到师部才十天，一位参谋找我谈话。他对我说，根据工作需要，骑兵团还需要女兵，你愿不愿意回到骑兵团? 在骑兵团待了一年多，我对那里已有了感情，虽然同意回去就意味着还将横穿罗布泊，还得走那可怕的险途，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我再次爬上了军用卡车，再次在飞扬的尘土中穿越那荒凉恐怖之极的地区，想起自己在两年中三越罗布泊的情景，至今仍心有余悸—— 按说，有车不时地在焉耆和若羌之间跑，应该有一条路了。但是没有，那路一跑出来，就被风抹去了，被沙埋住了，连工兵们做的标记，也会被风沙弄得无影无踪。所以，我每次横穿罗布泊，都觉得面对的是一个新的险恶之地。有人说路在脚下，而我们的路在车轮子，车轮所到的地方就是路。 坐的仍是道奇牌汽车，这些汽车使用到现在，早已破旧不堪，病入膏肓了。一天要抛锚和修理十来回，这还算顺利的，所以一天最多能颠簸八九十公里路。 车一坏，心里就着急，可越着急越出事，那次刚过托尕木，车熄火了，一检查，油箱里的油不知啥时漏了。没了油，车就成了废铁。大家干巴巴地等了半天，没有来往的车，只好背着行李，徒步往若羌走。哎呀，那个苦呀，可是吃够了。走了没多远，就感到脚掌、脚心火辣辣地痛，接着就起水泡，淤血泡，一旦磨破，就跟针扎似的。休息时，脱掉鞋子一看，那泡打得可真有水平，司机诙谐地叫它重叠泡、集团泡。人家说这泡用马尾穿后，不伤脚，可那大漠戈壁的，哪里有马尾呀? 我们徒步走了两天，到达若羌后，脚已不能沾地了，脱了鞋，就血煳煳的，可吓人了。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刚到不久，团部移驻阿拉尔。我尚未痊癒的双脚，又跨上了马背，踏上了翻越阿尔金山的天路。 1953年5月，团长给我介绍了协理员王久荣，他就是那个在阿拉尔剿匪时把棉衣让给我的骑兵营长，我同意了。当然，我没有想到，自己的爱情会在这样苍莽、磅礴的山脉间产生。 我自来到新疆，就再没有回过湖南。因为这里有我的爱，有我劳动的辛劳，有我的儿女，这里就是我的故乡了。 熊令义：我背着一个孩子(1) 熊令义：我背着一个孩子，抱着一个孩子，来到了新疆 你越往南走，能找到的湖南女兵就越少。在我们农三师的史志上，记载了近三十名湖南女兵的名字，以及她们工作的单位、入伍年月。但你去寻找她们时，已很难找到了。她们老了，已经退休，要么已经去世，要么搬到了其他地方居住，要么是没人知道她们的下落了。我还发现，越往艰苦的地方，她们早逝的比率也就越高。我根据史志上提供的线索，去年曾经去喀什第三运输公司寻找1950年初入伍的廖静、赖晓霞和1952年3月入伍的陶爱兰，没想她们都已去世了。 我可能永远不能忘记去寻找她们的情形。五月的喀什已有些闷热。我在三运司的家属院里见人就问，你知道廖静家吗? 人们摇摇头。 那么，赖晓霞、陶爱兰两人的家呢? 人家也说不认识。 我就觉得奇怪，这单位就百十号人，怎么连她们都不知道呢?我不死心，就说，她们是湖南女兵，解放初到新疆来的，湖南人，湖南口音，你们再想一想。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了，谁还能记得。 我仍不死心。我问看门人。看门人让我去问老头老太太，说或许他们知道。我一边等着有老人经过，一边确信会找到她们。因为她们当时不过六十七八岁，应该健在人世。但我最后失望了。我问了好几位老人，他们都说她们早就去世了。 我当时仍不相信，第二天又去了三运司，经过多方寻访，不得不确认她们的确已不在人世。至于她们是多久去世的，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人们莫衷一是。人们已经遗忘了她们。 所以，据我所知，周台群和我是仍然生活在喀什的两名湖南女兵。周台群在农三师医院工作，现已退休。她是湖南益阳人，十四岁入伍。她对自己的经歷不愿说得太多。我只知道她入伍后就分到了国防十二团，不久就到团卫生队学hushi，然后参加修建乌(鲁木齐)库(车)公路，到十三间房修兰新铁路。以后又到工二师、工三师工作，1966年从乌鲁木齐调到喀什后，就一直扎根于此。她对我说，她宁愿让那一切留在自己的记忆中，无论是幸，还是不幸;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 我的丈夫尹树德也是湖南人，桃江籍。我们解放前都是小学教师。解放后，尹树德到镇工会工作，我仍旧教书。我是因为尹树德才来到新疆的，或者说，尹树德的进疆使我的从军梦终于实现了，虽然那时我们已有两个孩子。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时尚，那时候的时尚就是当兵。也可以说，它成了很多年轻人的理想，或入朝作战，或戍守边疆，在当时是最崇高的追求。那时候，来招兵的也多，一批一批的，好多小伙子姑娘都去了。 尹树德当时已二十八岁了，又是一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个在我肚子里怀着，不久就要出生，他以为参军没指望了，也就不去想;但看着人家穿上军装，神气地走了，还是非常羡慕。没想到，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他因为在镇公所工作，消息比较灵通，听说要招一批财经干部，只要有工作经验，年龄大一点也没关系。他跟单位请了假，说家里有事，连我都没有告诉，就搭车去了长沙。经过考试，他被录取了。他让人带回自己的衣服和信，就上了火车往新疆去了。他就这样，为了当兵，把我和孩子扔下就走了。 我抱着他捎回来的衣服和信，心里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爱人能当兵走，是一件光荣的事;难过的是，他走了，自己该怎么办?当时大的孩子才三岁，肚子里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两人天各一方，连个照应也没有。但我当时隐隐感觉，或许自己也会到新疆去。 第23页 湖南人的血脉中天生流淌着为新事物冒险的血液。我虽有安定的工作，已经二十四岁，身为孩子的母亲，但我1950年在教师学习班学习时听说女人可以当兵，就想弃教从戎。当时，自然是想到朝鲜去。但入朝作战招的绝大多数是精壮小伙子，像我这种文弱的小学教师自然进不去。不久，就听到了新疆招收女兵的消息。我当时就和丈夫想着一起去应徵。虽然亲友们一听说新疆就害怕，虽然听说我们要去当兵就觉得可笑，但我们还是要去镇上报名。尹树德跟工会讲了，工会不让他走。工会主席对他说：“新疆需要你，我这里也需要你，新疆要建设，湖南也得建设。”在那样一个小镇上，尹树德作为高中毕业生，在当时的确算是一个人才。他虽然在工会工作，但镇上写写画画的东西他都在干，所以，他就打消了那个念头。男的不去，女的把孩子丢下去当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也死了心，不再去做那个梦。 从尹树德的来信得知，自从他踏上征途后，就思念起我和孩子来了。特别是想起我不但要带那三岁的孩子，还身怀六甲，没人照顾，自己却抛妻别子，一走了之，心里感到十分过意不去。于是，他就去向招兵的干部打听，问能否带自己的亲人同到新疆。那人说可以，现在新疆就是需要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你到部队后，就可以办理。他的内心这才安定了一些，到西安后，就赶紧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遗憾的是，那封信我没有收到。 尹树德1951年5月到达迪化，分到军直合作社当会计。工作安定下来后，他就写信给我，让我把孩子带上，到新疆来，并告诉我路费可以报销，到西安后有办事处负责接待。我收到信后，自然十分高兴。但乡邻亲友都认为我疯了。他们几乎说着同样的话——你知道新疆有多远吗?近万里路呢，你挺着个大肚子，带着个孩子，想找死去呀!再说学校也不放我。我只得给丈夫写信。于是，尹树德找到军区干部部，干部部给我出了调函，我收到调函时，心里才踏实了。当时，孩子已出生三个月了。 学校见了调函，不再阻拦。亲友见是军区要调我，再不敢说什么。任由我背着一个包袱，领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搭上了去长沙的车。 熊令义：我背着一个孩子(2) 我只觉得我遂愿了。我一遍遍地念叨着新疆，新疆!我义无反顾，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也不知道什么叫遥远。在这之前，我只在参加教师学习班时去过县城。长沙都属于梦想中的城市，在心目中都是很远的地方。我知道新疆要远得多，但我想，既然尹树德和其他女兵能去，我也一定能走到。 当我在火车上说自己是去新疆时，人们无不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再看看我的两个孩子，然后用复杂的眼光打量我，那些眼光既有不相信的，也有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有以为我是在说疯话的。有些人甚至冷嘲热讽，哟，你咋不说你要去朝鲜打美帝呀，背一个孩子，抱上一个，再端上枪去冲锋，那不比到新疆带劲儿多了。有些相信我去新疆的人则劝我说，到西安就没火车了，四五千里路都坐汽车，过了兰州，上千里没个人烟儿，你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你这个当母亲的，不是存心要折腾死他们吗?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只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去，我决不会走回头路的。既然他们都能去，我也一定能去的。 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旅途的劳累，我到了长沙后，自己就没有奶水了。那时火车上的条件很差，也买不到什么可供孩子吃的东西。我只有把自己带的发糕用开水泡开后，给孩子餵了充飢。到了西安，找到新疆军区驻西安办事处，给孩子发了奶费，我给孩子买了些奶粉。不想奶粉已经变质，孩子吃后就拉肚子。由于水土不服，我也病了。我到西安的第三天，就随车队出发了。临走时，办事处的人劝我留下，等孩子和自己的病好了再走。我说没事儿，都是小病，挺一挺就过去了。 我们的车队共有五十辆车，有三十多辆是拉湖南女兵的，有十多辆是接我们这一类部队亲属的。有白髮苍苍的母亲，有中年妇女，有小媳妇，也有孩子。各地的口音都有。车下面拉的水泥，水泥上垫着我们的背包，背包上坐着我们。一个车上坐四十多人，挤得腿都伸不开。我当时病得想躺一躺都没办法。车不到预定的地点，一般不停，我们小便都只能在车上，先拉在盆子里，然后再倒掉。 我的孩子到兰州后，还在拉肚子。人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那个年幼的生命毕竟才四个月呀。孩子看上去已经不行了，我也显得十分虚弱。只有那个大一点的孩子没什么问题，但他什么事也不懂。带队的干部对我说，看来你得留下，你必须在兰州和孩子一起看病，待病好后再走。 我虽然是个教师，但见的世面少，怕一旦留下来，就再不让往前走了，就说，同志，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怎么办? 没什么问题，食宿有部队负责，你治好病后，后面的车队会把你和你的孩子送到你爱人身边。 我还是不放心，就问道，这里到迪化还要走多久? 最快也得一个月时间。 那多久还有车队? 这谁也说不准。 那我得跟大家一起走。我在这里不认识一个人。我去给孩子弄点药吃了就会好的。我自己没什么问题，能挺到新疆的。 孩子吃了药后，病情有所好转。我重新去买了奶粉，又跟着部队上路了。 但孩子的生命还是太娇弱。一过乌鞘岭，可能是水土不服，孩子不但开始拉肚子，还老是呕吐，吃药也管不了用。看着孩子的可怜样儿，我伤心得怎么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孩子哭，自己也哭。为了孩子，车队一到大一点的地方，比如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干部就去当地药店或驻军找药。这样，终于拖到了新疆。车队一到迪化，孩子就被送到军区医院抢救。看到那个孩子除了一副小小的骨架，就只剩下了一张皮，见到的人无不心痛掉泪。 当孩子躺在病床上时，我都不敢认了。他只剩下了一口气。临走时，他胖嘟嘟的，脸儿红扑扑的，现在却像一个快要死去的小妖怪。我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跪在地上，求医生一定要把我的孩子救活。 尹树德得到通知赶来后，我哭着说，都是你要来新疆，都是你要来新疆。还要我们娘儿仨来，这么长的路，你真是狠心。我哭诉着，突然眼前一黑，就昏过去了。好在医院全力抢救，孩子被救活了。但直到现在，他的身体素质也比不上别的孩子，我时时觉得有愧于他。 我到达迪化后，单位来人徵求我的意见。问我是愿意到地方继续教书，还是愿意到部队当兵。我听后，将信将疑问那干事，同志，您是说我还能当兵? 是的，只要你愿意，就可以。 我当然愿意!我毫不犹豫地说。 到地方教书的话，是有工资的，参军只有津贴费。 就是一分钱不给，我也愿意!我一直梦想着要当兵的! 那好吧，你的入伍手续很快就会批下来。 果然，1952年7月1日，我的入伍手续就办好了。当我换上军装，觉得自己十分神气。穿着它，特意在街上去转了好几圈。我被分配到七一酱油厂门市部工作。当时的迪化还十分落后，远不能和口内的城市相比。部队虽然住在城里，条件仍然十分艰苦。我们夫妇俩算是知识分子，特别照顾，给了一个单独的小房间。我们的房间外面，是一间稍大的房子，住了四家人。连炕都没有，打的是地铺，出入都得从床铺跟前经过。 第24页 1966年，农三师需要人才，我们从部队转业，主动要求到了农三师工程团。“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作为“臭老九”，一直在农场劳动，我的半身不遂，就是在“文革”期间给坐下的。但“文革”的事，谁也说不完，谁也说不清。那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 彭翠芳：为了爱，决定再次西行(1) 彭翠芳：为了爱，他最后毅然决定再次西行 我住的这地方叫东戈壁，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有三四十里路，虽然属于乌鲁木齐，但跟乡下差不多，是远郊。一大片破朽的平房里大多住着流民，有些空着的就无一例外地成了临时厕所。我和丈夫李仕超开办的“老年诊所”也是废弃的平房清理后改作诊所的。门前的这条路通往乌鲁木齐监狱，载重卡车不时“轰隆隆”地从门前飞驰而过，弄得乌烟瘴气的，所以条件很差。 我们的诊所是半义务性质的，药费只收成本，其他费用也很便宜，我和老伴本可以安享晚年，但为了这一带的老年人和贫困的流民，我们在这里坚持下来，为他们服务。 我们是因爱情和理想而在新疆这块土地上生活下来的，我们现在虽已两鬓斑白，但因为有爱，我们的内心仍然感到很年轻。我俩是指腹为婚，从小就在一起，可谓青梅竹马，高中又是同学，更是情深意长。李仕超考上了西北军区后勤干部学校，我去送他时，他对我说，你也去考吧，那样的话，我们就能见面了。 我点了点头，说，以后西北军区如果再来招人，我一定去。 我随后进了常宁中师。1951年10月，西北军区干部部在长沙招人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常宁，我心情非常激动，当即从常宁动身，走两天路到了长沙，然后顺利地成了一名军人。 学校在黄河岸边，我不时看见黄河里漂着三两具军人的尸体，这显示着社会还不太平。而当我第一次枕着黄河的涛声入睡，我也感觉了那涛声与湘江的涛声虽然都浸透着沧桑和苦难，但湘江要欢欣得多，即使伤痛，也属于女子的伤痛，而黄河却充满着悲壮的力量，有着剧痛时的颤抖和愤怒。从它的身上，看不出亮丽的色彩。我和从兰州前来看我的恋人就在黄河带来的这种氛围中见面了。 学校有三层岗哨，加之纪律严明，我们见面的时间十分短暂。连思念的表达和对情感的倾诉都简略了。我们都有一种感觉，一个人一旦站在了黄河岸边，他就希望能义无反顾地为这条河作出任何牺牲。那可能就是悲壮的力量。我觉得所有的军校都应该建在黄河边上，这能培养军人的民族忧患意识，从而培养他们昂然无畏的英雄气概。 学校里除了军事训练，就是政治学习。时间就半年，颇有些抗大的味道。但就是那半年时间，我像脱了胎，换了骨，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军人。 1952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全校紧急集合，校长突然宣布了进疆干部的名单，并命令大家立即向新疆进发。 名单中有我的名字。 六辆军车早已等在那里，车上的机枪已经架好。二十分钟后，军车驶出了校门。我连与李仕超道别的时间也没有了，我赶紧写了一张便条—— 仕超：我突接进疆命令，命令宣布后即启程，无暇告别，只有到疆后再与你联繫，多多保重!翠芳即日。 我把便条托战友转交后，当即踏上了征程。 能去新疆，我十分自豪。虽然恋人仍在兰州，却没有一丝离愁别恨。 到达迪化后，我先是在军区后勤部学会计，后来又分到了军区总医院学医。我与李仕超一直靠鸿雁传书。没想我学完医，李仕超却被转业了，一下子分到了广州。 有一天，指导员找到我，问道，你对象是不是转业到广州去了? 是的。 那你们怎么办呢?一个东南，一个西北，隔得越来越远了。 以后再说吧。我故意装成大大咧咧的样子。 鑑于你这种情况，你可以调到广州军区去的，你如果想去，我们会给你想办法。 我想了想，然后坚定地说，不，我到新疆来就是来建设它和保卫它的，但我一直在上学，还没为它真正地做点什么呢。这不是冠冕堂皇的话，它出自我的内心。 指导员听了很感动，他试探着问道，如果新疆发函调你对象到新疆来，他愿意吗?——你要知道，广州的条件可比这里好得多。 我想了想，然后自信地说，我想他会来的。 李仕超在西北军区，自然知道新疆是个什么地方。一到广州之后，他觉得连甘肃都属于蛮荒之地了。所以他收到我的信后，很是犹豫。但为了爱，他最后毅然决定再次西行。不久，新疆有色金属公司的调函就到了广州。 从广州到新疆，这条路即使现在，也让人望而生畏，在当年，它无疑显得更加漫长。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乌鲁木齐还不是他的目的地。当时有色金属公司正全力以赴地在阿尔泰山中的可可托海开矿，他也自然而然地到了那里。 我俩在兰州见过两面后，不知不觉中已分别五年之久，原想终于到了一起，都非常高兴和激动。我便计划筹办婚事。不想三天之后，李仕超就来向我告别了。 翠芳，看来我们还得分开一段时间。他说。 你要到哪里去? 阿尔泰山。 去那里干什么? 公司的主要力量都在那里开矿，我当然要去。 你是医生，你又不开矿。 开矿的地方需要医生，唉，真对不起你呀，好不容易见面了，又得离开你了。 我当时就想哭了，我忍了半天，硬挤出一丝笑，鼻子酸酸地说，说这话的应该是我，把你从沿海叫到这里来，没想还要到那样的大山里去。 这样的话我们都不说了，只要我们是相爱的，到哪里去都无所谓，不是为了爱，谁会从广州跑到这里来呢，结婚的事以后再说吧。 听说那里冬天冷得要命，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冻着了。 放心吧，你也要多多保重! 彭翠芳：为了爱，决定再次西行(2) 看着他乘车离去，看着卡车留给我的那股烟尘，我也感到很伤心，但这种心绪很快就过去了。内心马上被另一种东西所替代。在那个充满青春激情和崇高理想的时代，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那个年代的人，一切都首先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出发，个人被忽略了，成了国家和集体中一个极小的配件，人人都甘愿如此。那是个令人嚮往的年代。那些岁月对于我来说，既十分遥远，又恍然如昨。 时间又悄悄地过去了两年，我们都已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这在当时已算大龄青年了。考虑到两人长期分离两地，这时正好部队有一批干部转业名额。我不能让李仕超一个人付出，我主动要求转业到了有色金属公司。因我在军区总医院工作过，医术很好，公司十分重视，要把我留在乌鲁木齐。 我摇了摇头，当即婉拒了。因为我转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可可托海与李仕超团聚。 阿尔泰被誉为“金山银水”之地，除了它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矿藏，还有它的歷史文化资源。它自古就是中国北方各民族的游牧地，这里有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石棺墓葬，有冒顿单于、成吉思汗征战后留下的箭镞盔甲，还有由额尔齐斯河孕育的金色牧场，由圣洁的冰雪融水浇灌的茂密森林，以及隐藏在森林中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众多湖泊;另外，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寒冷程度可与漠河相比的可可托海。 第25页 李仕超就在可可托海工作。我在与他的交谈和通信中对那里已有一些了解，知道那是一个寒冷得让人恐怖的地方。那里的冰雪和寒冷呀，杀人!凡是去过那里的人都会这么说。 我当时除了知道这些，可可托海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但李仕超为了我，也从广州到了那里，我不管它是刀山还是火海，为了我们的爱，我也要去追随他。 车像一匹跛了腿的老马，在通往青河县城的路上一颠一颠地跑着。正是九月末——新疆大地的收穫季节，出了乌鲁木齐，不时可见金色的绿洲，不时可见点缀着绿洲的白杨、柳树、田地、庄稼、羊群、房舍、坟墓和炊烟。还有就是铁青色的戈壁，上面有稀疏的浅草或三两峰骆驼。车往前走，我往后看，所以这些景象好像是从后面追上来的。只有博格达峰雄踞天山之上，看起来好像是天地的中心，纹丝不动。直到车子已进了青河县城，它还在远处闪耀着自己的光芒。 溯青格里河而上，道路越来越陡峭，山势越来越险恶，寒意越来越浓重。大家先是加上棉祆，然后穿上棉大衣，再穿上皮大衣，最后大家把被子裹在了身上，也抵挡不了从四面八方逼来的凛冽寒意。看来，关于这里的雪和冷能杀人的说法，是一点儿也没有夸张。 李仕超穿得很多，像熊一样立在雪地里迎接我。那里那年已下了两场雪，完全是个冰雪世界。他把我从车上扶下来，就问，这地方美吧? 我望了一眼周围，像是安慰他似的点了点头。但我的内心却感到酸酸的——我没有想到李仕超是在这样一个令人畏惧的艰苦环境里工作。我本想对他说，你吃苦了，但我没有说出来。我不知怎么就掉下了两行泪来。过了好久，我才说，一晃七年了，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当时，已来了两千多名转业军人，他们大多带着家属，都住在地窝子里。有些先来的已挖好了地窝子，有些后来的正在赶着挖，到处一片繁忙。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形，就问，我们也要挖地窝子住吗? 不，我们在医院里。他说着，用手指了指那几间简陋的干打垒房子。我的心一下温暖了许多，因为那毕竟是房子呀! 我去后就被任命为可可托海矿区医院的总hushi长，但我并没有待在这里，我去了水电站。 水电站设在海子口，偏远，条件艰苦，是矿区最为寒冷的地方，冬天的最低气温达零下五十六摄氏度。医院中谁也不愿去那里。院长想到我是军人出身，医术也过硬，就找到了我。但他也知道我跟李仕超刚团聚没多久，不好明说，就问我，hushi长啊，海子口没人去，你说该怎么办? 我想了想，说，我去试试吧。 我就一下子又成了医生，我背上背包到了海子口。 海子口没有四季，只有冬天，纯冬天就是九个月。那附近有好几个工地，冻伤的人特别多，加之当时正是生育高峰，就我一个女医生，接生都是我，我有时一晚上就得接生三四个孩子。所以我一到那里，就忙得不可开交。 一说起那里的冷，我至今还头皮发麻，有些刚去那里的人不知道那寒冷的厉害，戴帽子时不注意保护耳朵，那耳朵冻麻了，脆得很，轻轻一抹，就掉下来了，有些人开始还不知道，到了房子里，暖和了才开始冒血，一摸，耳朵没了!赶紧哭着去找，有的人找回来了，有的人再也找不到。还有，那里的人受了伤，伤口不用酒精消毒，直接包上，一点问题也没有。有些根本就不用包扎，血一冒出来，就冻住了。那里的口水一吐出去，就“滋”的一声成了冰球儿。水泼出去时是水，还没落地就成了冰。在那里最害怕的是上厕所，一不小心，屁股就冻伤了。这些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却一点也没有夸张。那些年月，文化生活十分单调，一年就能放四五次电影，大家裹得严严实实地去看电影，但常常是刚演了一点点，人就被冻得跑光了。直到退休，我们一直生活在那里。 我们是1958年结的婚，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过，我们会在阿尔泰山深处成家生子。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了那里——只能这么说了……当然，也与我们那时的追求有关，不然，我们就可能在乌鲁木齐，也可能在广州。其实，在哪里都无所谓，只要两人能够相爱，我相信，即使在地狱里面也是幸福的。 接下来，我讲讲吴懿昭和周楚侯的事儿吧，他们也是常宁人，跟我们的情况一样，周楚侯也是为了爱而到新疆来的，我们两家是亲家，都住在东戈壁。 这东戈壁呀面积大得很，从这里一直到了最荒凉的地方，然后再慢慢地向绿洲的富庶靠近，这就跟通过苦难去获取幸福一样。 那里已靠近昌吉州的米泉市了，工厂遍布，但因效益不好而显得很是萧条。工厂与工厂之间的空地，便是戈壁。到了卡子湾，已是城市边缘的边缘了，天山就在他们家跟前，戈壁一直延伸到了天山下面。 吴懿昭的家就建在戈壁滩上。是那种每个城市都有的住宅楼，粗陋得很。但它因为鹤立于一大片平地之上，在这荒凉的地方，也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但即使有了房子，楼房之间的空地上仍然不长树，不长草，更没有花。吴懿昭的老伴周楚侯戏称自己是“抬头望天山，俯首见荒凉”。他常对我们说，每当他往自己家走时，都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好像那是戈壁滩上的海市蜃楼。而当他进了家门，再回头去看城市，觉得那城市更加虚幻。在那种情况下，他就觉得只有生命或者说命运本身是最真实的，好像他能够触摸到它的脉络。 彭翠芳：为了爱，决定再次西行(3) 吴懿昭是1950年3月入伍到新疆的，算是进疆女兵中较早的一批了。当兵之前，她在衡阳一家军鞋厂为抗美援朝的部队做军鞋。周楚侯在长沙交通学校读书。他们的父母当时已为他们订了婚。 当吴懿昭从衡阳赶到长沙，报名参军后，找到周楚侯，说自己明天就要出发去新疆了。周楚侯以为她在跟他开玩笑。他说，那好啊，湖湘子弟满天山嘛，当年左宗棠栽了许多柳树在那里，你到时给我折上一枝回来，我把它插在湘江边，看它是否能活。 你不要咬文嚼字卖弄知识，我真的要走了，我是来跟你道个别的。吴懿昭十分认真地说。 周楚侯见状说，我也不跟你说新疆有多苦了，我怕吓着你，但我预感你不能回湖南了，父母已为我们订了婚，你走了，我以后咋办? 等你毕业了，你就调到新疆去。 我才不去那鬼地方。他赌气地说。 你到时会去的。她自信地说。 吴懿昭的头脑中全是革命的激情，并没有离别的伤感，那种伤痛却揪着周楚侯的心。他掉泪了，甚至抽泣起来。 吴懿昭这才隐隐知道自己此去万里之遥的边疆对于相爱的他们意味着什么。 长沙的春夜潮湿而芳香，周楚侯送吴懿昭到营盘街去，快到了，她又送他回学校，就这样恋恋不捨地你送我，我送你，送到很晚了，谁也没有把谁送走。最后，吴懿昭哭着对周楚侯说，你明天还要上课，你不要再送了。到了新疆，我会给你写信的。 第26页 他们只好恋恋不捨地分别了。 到了迪化后，汽车把吴懿昭她们三百多人拉到水磨沟的一个山坡前，让她们下车。下车一看，没一间房舍，山坡上全是整整齐齐挖的洞穴。带队的干部说，这就是大家住的地方，我们叫它地窝子，大家先住着，然后等待分配工作。 这就是住的地方呀，把我们当野人啦! 这是省城呀，还让我们住这样的地方! ………… 大家一看那些黑洞口，就叽叽喳喳地嚷起来，怎么说，也不敢进去。 过了不久，吴懿昭被分配到军直合作总社八一大楼当营业员。那时，乌鲁木齐真是破烂不堪，雪正在化，到处流着黑水，没一条像样的街。街上全是土。夏天人一走过，灰尘飞得老高。当时东门外有个五一澡堂，她们去洗澡，完了后回来，头髮又变黄了，灰土扑满了，怎么也梳不开。后来气得就把头髮剪短了。 周楚侯就读的湖南交通技术学校后来与南京交通学院合併，他也随之到南京，就读于土木工程系。吴懿昭每月有四块津贴费，她除了买点日用品，全部寄给他，使他得以完成本科学业。周楚侯毕业后分到武汉工作。然后，他打报告，主动要求到新疆去。他除了书和一颗追求爱情的心外，什么也没带。他到新疆后，所学专业部队用不上，就把档案转交给新疆省交通厅，他被分到了荒地勘测局。不久，他就参加了塔里木河流域综合经济调查队，他们是解放后在彭加木之前第一个深入到罗布泊的考察队。 当时兵团已在大规模开发塔里木河，他当时就意识到罗布泊以及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将被破坏，并将造成生态灾难。可当时，谁管这些呀，谁能听他的话呢?他们只以为他是一个书呆子在胡说八道。后来，他的预言真的发生了，罗布泊早已干涸……他们当时去时，塔里木河两岸有大片原始胡杨林，野猪和黄羊成群结队，他们还见到了斯文·赫定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中提到的新疆虎。但现在，这一切都没有了，只有沙漠和可怕的死亡…… 周楚侯每次说到这里，心情都异常沉重，他说，要是他有资金，他准备重返塔里木河流域考察，把他当年见到的塔里木河与现在遭到破坏后的塔里木河对照起来，写一本书，以提醒人们重视生态保护。 周楚侯从塔里木河回来以后，随即又去勘察新藏公路，从此以后，他就在南北疆各地奔波，新疆所有的公路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那些公路哪里到哪里的公里数他脑子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们是1956年春天结的婚，到七八年调到修路机械厂，才有了个固定的家，这之前的二十二年中，他在家里总共没待两年。好像是六六年吧，他们全家四口人在四个地方，吴懿昭当时在被服厂上班，周楚侯在乌(鲁木齐)喀(什)公路上，大丫头在二道湾寄宿，儿子才一岁多，全托给了一个保姆。自吴懿昭离开湖南，两人就靠鸿雁传书，周楚侯在野外工作，也是经常给吴懿昭写信，光他给吴懿昭写的信就装了好几箱子——那也是他们家真正的财富。 周楚侯还参与设计了乌鲁木齐的城市建设。他当年在往来新疆的路上，常常在沙漠戈壁上见到海市蜃楼，他起初见了，以为是真的，待走近了，什么也没有。他就发誓，以后到新疆，一定要参与设计这样一座城市。现在这座城市出现了。他常常在晚上和吴懿昭站在窗前，望着那座夜色衬托下被万家灯火点缀的城市，为它深深陶醉。在看到这座城市时，他就会想到从这里出发的像脉络一样延伸到这广阔大地每一个角落里的公路，他们的内心会感到十分欣慰。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十二、陶勇：那四个女兵都是牺牲在我身边的 那四个人都是刚到新疆不久就牺牲了，她们走了那么长的路，好不容易到了这里，没想到马上就踏上了另一条道路。 她们都是牺牲在我身边的。 王丽丽得的是伤寒，汤佑芳是肺结核，一个叫李丽华，还有一个叫陆梅的，也都是肺结核，她们一次吐血就吐一盆子，当时什么药都没有，要是有氯霉素和青霉素，她们就会活着。但当时的条件太艰苦了…… 虽然时光已流逝了五十年，我想起她们时，仍觉得自己的心像刀割一样难受。是的，死去的就死去了。活着的，谁能不被往事触痛呢? 我原来是没有想到要学医的，正是她们的牺牲，坚定了我治病救人的决心。现在，我可以毫无愧意地说，在石河子，乃至整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都是有名的外科医生之一。我成功救治危重病人的消息不时刊登在新疆和兵团的报纸上。 彭翠芳：为了爱，决定再次西行(4) 早在1969年，我就在莫索湾的一个团场医院成功地为周灿忠进行了断手再植，那里的条件非常有限，有人认为能在那样的条件下使手术成功，的确是个奇蹟。我退休时，石河子人民医院送给我的写在退休匾上的文字很好地概括了我的一生： 手术台上针针线线浸透慈母心血 无影灯下日日夜夜度过外科生涯 我是个十分细心的人，我至今还保存着我入伍以来的许多证件和资料。诸如应聘证、试卷、初中课本、毕业证书、立功喜报，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帽徽，甚至包括长宽两寸的纸片做的拾棉“百斤能手章”——我当年曾连续创造拾棉花百斤以上的纪录数十次，最高的一天拾棉花一百四十七斤;我还保存着当年进疆路上的歌词，在hushi学校写的《和平日记》，以及断手再植成功后在会上的发言。这些东西虽然沾满了时间的尘埃，但渗透着那些年代不可磨灭的痕迹。我现在还能背诵当年为工人周灿忠接活断手后的事迹报告材料，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开头是毛主席语录，“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然后是正文： 毛泽东思想的春风吹遍五湖四海，毛泽东思想的凯歌响彻祖国大地。在我们的伟大的祖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人间奇蹟。我院革命的医务人员在上级党委、院党支部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发扬了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克服了条件差，技术水平低等困难，勇于担风险，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成功地为工人周灿忠同志接活了断手，为我院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医疗技术革命提供了新的经验。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的教导，现把我们为工人周灿忠同志接活了断手的情况作一汇报…… 这些材料在今天看来，其文风无疑显得幽默而又滑稽，但当年，我在宣读那每一句话时，都是认真而又充满激情的——每个字都字正腔圆，每句话都感情充沛。而每一个听众，也是严肃而又仔细地听着每一句话。这是一种革命心态。 第27页 我当兵之前，在长沙市一中读初中，我家离招聘团驻地上营盘街很近，我原本是要去考湖南人民革命大学的。婶婶告诉我，附近就有招兵的，何必捨近求远。我就到了附近的新疆军区招聘团，三天后，结果出来了，3月8日参加完“三八”妇女游行，第二天就唱着那首刚刚学会的《前进，青年同志们》的歌，踏上了征途—— 前进，前进，青年同志们，献出我们的力量来建设祖国的边疆，新疆的人民在等待我们，坚决、大胆、勇敢向前进，越过平原，翻过山岭，向前进…… 我到新疆后，分到了二军六师，当时规定，所有的女兵在第一年都要参加开荒和秋收。虽然我和刘格翠因有些文化被留在了卫生部当hushi，但主要是参加生产劳动。 我和刘格翠与四个原国民党军官太太住一个地窝子，她们老头在劳改，自己也在干活，老说怪话，什么你们过来是给人家当老婆的啦，什么你们是妖精，怎么不去野那些当兵的，和他们谈情说爱啦。因为我们刚去，不敢吭声，更不敢得罪她们，后来就想她们也是可怜，原是官太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沦为干苦活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干脆就让她们说好了。 那年干活一直干到十二月份，吃的是盐水煮苞谷，想吃肉的话就挖个大坑捕野猪，那玩意儿原来很多，但我们开荒的一去，就跑得没影了，难得逮住一头。 由于水土不服，我整天拉肚子，拉得一塌煳涂。走到地的这一头拉到这一头，走到地的那一头拉到那一头，最后拉得都没人形了，还要坚持劳动。 劳动结束后，我到师医院护训班，学习了三个月，就分到了师医院当hushi。不久，我的四个老乡就牺牲在了我的身边。 那个冬天南疆特别冷，天空都冻成了青紫的颜色，大地一片苍灰，开都河的水全部结成了冰，像一条冻僵的大蛇，躺在苍茫的天地之间。远处的天山毫无生气地横亘着，冻得像在发抖，大地斑斑驳驳，显得十分萧条和凄凉。 对于我来说，那也是个真正的“黑色礼拜”，她们四人都是在一周内先后去世的。虽然是轮流值班，但我在那一周里基本没有休息。我也不能休息，觉得她们远离亲人，刚刚来到新疆，就染上了疾病，卧床不起，作为一名hushi，作为老乡，我应当照顾她们，使她们尽可能多地感受到最后这一点人世的温暖。 部队刚进新疆的前三年是最为艰苦的，所有的经费都拿来搞新疆的开发建设了，所以前三年没有给我们发津贴——女兵们连卫生费都没有。我们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 当时，四位老乡都想吃湖南饭，可在那个地方，除了盐水煮麦子，盐水煮苞谷外，很难吃到大米。我没法满足她们的愿望。即使有这些东西，我也没有钱买。有一天，王丽丽可能是觉得自己不行了，就让我把她身上的毛衣脱下来，帮她卖掉，然后买点好吃的;汤佑芳见了，也让我把她从老家带来的一双雨鞋也带上一块儿卖了。 我怎么也不忍心。我知道，那是她们身上唯一能值点钱的东西，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钱给她们买吃的东西。我含着眼泪把东西接过来了，我一心想卖个好一点的价钱，所以一趟一趟地在街上转。但最后也只卖了十四块新疆币，虽是县城，却没有什么东西买，吃的东西更是稀缺。何况，那点钱换成人民币，也就相当于一元多钱，根本买不了什么东西。把整个县城转完了，也就一点当地的土特产，我就买了点葡萄干、杏干、核桃和红枣。 当时医院住的是老乡的房子，不能让人死在人家的房子里，这是当地的风俗习惯，要尊重。那人要死了怎么办呢?部队就在离老乡房子一公里远的地方搭了个帐篷，把她们都抬到那里去。那里没有其他人，就四个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其他hushi因为害怕，晚上都不敢去守护，我就对医院领导说，夜班都由我值。 每天晚上，我都提着一个小马灯，去守护她们。后来回想起来都浑身发抖，却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帐篷太小了，只有两张床那么宽。当时也没床，就是在土台子上铺了些芨芨草和芦苇，一共两个土台子，每个土台子上躺两个人。 有天晚上，王丽丽把我叫到跟前，用很微弱而平静的声音对我说，陶勇，谢谢你照顾我! 我预感到她可能不行了，我伤心极了，但我强忍着，因为我害怕影响其他三位病人的情绪。我就故作轻松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不要客气了。 她说，我想念湖南老家，想念我妈。她流着泪，过了好半天，又接着说，可我回不去了，见不到了，我妹妹王婷婷也在六师，请你一定要答应我，让她先不要跟父母说，我这么年轻就死了，父母一定受不了的。 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我流着泪，点了点头。 彭翠芳：为了爱，决定再次西行(5) 还有，就是请转告部队的首长，他们花了那么多代价把我接到这里来，可我还没作什么贡献就走了，真对不起呀!她断断续续地说完，呻吟了一阵，还想着不把床弄脏，把身子挪到床沿外，吐了一大摊血，就停止了唿吸。 我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我觉得自己都快崩溃了。为了不影响其他三个病号，我冲出帐篷，对着黑黝黝的夜晚失声痛哭起来。 哭完后，我回去把血收拾了，然后为王丽丽擦拭身体。正擦拭着，汤佑芳又“哇哇”地吐开了血，也是一摊血，吐完后，她已经不行了。我过去问她有没有话要说的，她用那双美丽的、已变得黯淡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她的嘴动了动，却没有声音了。我把耳朵凑到她的嘴边，只听见她用细若蚊蚋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让我不要告诉她家人。过了一会儿，好像真是迴光返照似的，她用很清楚的声音说道，陶勇，这下可以回老家了，可以见爹娘了。顿了顿，又嘆息了一声，接着说，可我走了这么远的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哪有脸面回去呢?说完，她的嘴里又冒了一些血。然后，她还睁着她那美丽的眼睛，没了声息。 我更加悲痛，我去抹她的眼睛，想让她闭上，但她就那样睁着。我看着她那眼睛，感到了害怕，吓得直哆嗦，但悲痛很快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 唉，我再也讲不下去。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近、如此直接地面对死亡。我虽然害怕，但我没有逃跑，我一直坚持到把她们的遗体擦拭干净，把衣服给她们穿好，然后给她们梳好头髮、扎好辫子。汤佑芳死不瞑目，我又用自己的手巾把汤佑芳的眼睛蒙上，安抚了另外两位病人，才提着马灯朝医院走去，去向医生报告。 刀子一样凛冽的寒风在黑夜里呜咽着，像哭泣的野鬼，在空旷的大地上来回奔突，令人毛骨悚然。我突然觉得自己异常虚弱，悲痛已耗尽了我全部的力量。我感到身体发飘，像一片羽毛一样轻，任何一阵风都会把我刮到人世之外去。那盏小小的马灯牵引着我，把我坠在人世，让我往前移动。我已感觉不到任何的恐惧了。 天那么冷，可回到医院后，我还出了一身虚汗。我的头髮被汗水打湿了，冒着热气。那一公里路，对我来说，实在太漫长了。我气喘吁吁地哭着对医生说，王丽丽和汤佑芳牺牲了。 第28页 医院的人听说，都围了过来。大家都沉默着。好多人流了泪。院长沉痛地说，都是因为没有药呀，没有药谁也救不了她们。她们死了，就不再痛苦了。 第二天，那位李丽华老乡也离开了人世，又过了半天，另外一位叫陆梅的老乡也去世了，她们和汤佑芳一样，都是吐血而死的。她们最后几乎说着同样的话，想念家乡和亲人，不要把自己的死讯告诉家人，为自己还没来得及为新疆做点什么而遗憾。 当时，给那四位老乡擦洗遗体的肥皂都是几位战士凑了一点钱，让我去买的，那肥皂还是维吾尔人用羊油和其他什么玩意儿掺和在一起做的，样子像窝窝头，洗起来有膻味儿。当时，那县城没有内地的肥皂，只有这种肥皂。我一直对战士们心怀感激，是他们使那四位老乡能够干干净净地离开人世。 那一周是我一生最为悲痛的时候。我的眼睛都哭肿了，好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都是她们那痛苦和绝望的表情，以及她们弥留之际的模样，怎么赶也赶不走。 她们的遗体埋葬在开都河边，自从离开那里，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去过。 姚琼华：这里是一个让爱情走开的地方(1) 我一直认为，人的情感是复杂的，它既有美丽光明、动人心弦、让人魂牵梦萦的一面，也有灰暗复杂、难以琢磨、让人伤心痛苦的一面;它可以给你带来幸福，使你的人生上升到一个圆满的境界，也可以给你带来伤害，把你带进命运的冷宫。我就属于后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东西对人的伤害会很大。 他是政治处主任，已有妻子儿女，他的邪恶、自私和极端我至今还心有余悸。我当时才十六岁，还不知道情感是什么，即使对爱有所嚮往，也和其他少女一样，是白马王子式的。他在我的心目中，既是领导，也是父辈。我不知道他会对我怀有非分的企图。他对我除了关心之外，平时也看不出有什么不适当的举动，直到那颗手榴弹勐然炸响。 根据他事后的交代，他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决定先借他八岁儿子的手杀害他的糟糠之妻。他有意把手榴弹放在孩子够得着的地方，让他在他母亲面前玩那危险的玩意儿。手榴弹冒了烟，在地上打着转，眼看就要爆炸了，在那千钧一髮之际，孩子的母亲看见了，她不顾一切地把儿子抱在胸前，扑出了屋子…… 手榴弹爆炸了，孩子的母亲受了伤，孩子平安无事，但他的意图却暴露无遗，他被判了三年刑。 此案当年曾震动新疆部队。 我在一个资料中看到，中国共有三次离婚浪潮，一次是解放初，一次是“文革”期间，一次是改革开放后。这第一次的情况尤为复杂，除了国民党阵营中因为大量的人员逃到台湾或海外造成夫妻分离外，也有共产党内的不少干部因进了城，当了官，受了新环境的影响，要离开糟糠之妻的。新疆部队当时也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革命前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而北方不少人在成家时，就是父母为他娶的童养媳，多年操持家务，加之生活本来的艰苦，又大多一字不识，革命成功后，她们自然不是他们想要的“官太太”。女兵们年轻，有知识，在部队这个等级分明的组织里，如果以前没有结婚，作为领导，只要看上谁，就可以娶谁，这无疑是很具诱惑力的。所以不少人写信回家去离婚，但像这位主任这样极端的，的确罕见。 我是无辜的，但在好多不明真相的人的心目中，好像我也是共谋者，有些人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总之，闲言碎语很多，人们看我的目光也不一样了。我从此背上了黑锅。我的命运从此改变，使我本应该很顺利的人生从此充满了坎坷。 至今尚有许多女兵讲起我的苦命，还嗟嘆不已。但好多人根本不知道我身在何处，只知道我在塔里木。而塔里木是苦难和危险的代名词——它又是如此广阔，你刚才也说了，你一直希望採访我，但你环塔里木盆地採访结束后，仍没有我的消息。如果不是石河子的陶勇帮你打听到我的音信，我也没有跟你讲述这一切的机会。 是啊，这几十年来，我被命运驱赶着，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哪有时间和心情与朋友和老乡联繫啊，除了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没人知道我的下落。 我是1950年12月参军的，当时刚满十六岁，正在长沙周南女中读初中。在这之前，我已报名去参加志愿军，但年龄不够，没让我去，然后又考上了十二兵团文工团，但因我是独生女，四岁时就跟奶奶过，奶奶捨不得我走。她对我说，你等我三年，三年后我死了，你再走。我就开玩笑地对奶奶说，你要活一百岁呢!我没有听奶奶的话，没想奶奶三年后真的去世了。我当时正经歷我年轻人生中突如其来的一场风暴，没想又失去了最亲的亲人，心中的悲伤真是难以言表。 我偷偷参军，临走之前才告诉奶奶。没想那是我与奶奶见的最后一面，没想那次告别成了永别。 到了焉耆，我分到二军六师十七团宣传队，任副班长，其他人则继续往前走。我当时听说喀什出产大米，就想到喀什去。我们当时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米饭吃。有些地方太荒凉，湖南女兵不下车，别人端一盆米饭过来，湖南女兵就下来了，心想，这里有米饭吃，还不错;对付不下车的山东女兵，则是抱来一捆大葱。 我们在焉耆住在一个破败的喇嘛庙里，后来又搬进一个马厩里，在马槽里填上苞谷芯子，就成了床。 当时，要求每天写日记，并要求说真话，日记最后要检查，就像检查小学生的作文本，若里面流露出什么“思想问题”，检查后就得受批评。机关还检查信件，我最恨这一点。有一个一起入伍的姓王的男兵，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们在招聘团认识，他分到喀什后，常给我来信。宣传队队长把信扣下了，有一天，他来找我谈话，说我思想有问题，不健康。我问有什么问题，怎么不健康了。他说你在跟别人谈恋爱。我说我没有，他说组织上了解我的情况。 宣传队队长是宣教股股长兼的，当时组织上已分配给了他一名四川女兵。没想他这山望着那山高，又要找我谈。我当即就回绝了。我说我不会谈对象，因为这不健康，是思想问题。他每次来找我，我都这么说，把他顶得哑口无言。最后他只好作罢，把扣押的信还给了我。我这才知道姓王的男兵给我来过信。 因为我是城市贫民，出身很好，所以一到部队后，组织上就不停地出面为我介绍对象。给我介绍过参谋长、营长、教导员、股长，我都没有同意。 但我没有想到政治处主任会盯上我。他是有妻子儿女的人，所以女兵们跟我一样，都很信任他，觉得他既是首长，也是长辈。他给我谈了之后，我当即就回绝了。他再次找我后，我不敢去了，想尽可能地避开他，就给他写了一封简讯，大意是说，你已有家庭，我不可能答应你，你也不应该这么做。没想他最后丧心病狂，要害死妻子和儿子，来达到自己罪恶而卑劣的目的。 第29页 此案发生后，许多人以为我怎么怎么样了，对我有许多误解。但通过立案调查，我只写了那样一封回绝他的信，我没做任何不当的事情。领导对我是信任的，但我牵涉到这个案件，所以打眼的事——比如演出节目呀什么的都不让我参加了。这使我内心十分痛苦。我多么想离开这个对我充满了偏见和歧视的地方呀。 1953年初，要调一批干部到北京去，当时连级干部可以结婚了，别人给我介绍了组织股协理员，出于好意，让我通过这种途径离开这个让自己痛苦的地方。这位协理员年轻、厚道，有文化，我当时也就同意了。但组织上认为去北京的人都必须是思想纯洁的，不同意我们在新疆结婚，让我到北京再说，并且让我晚一点再走。协理员先去北京，他到了北京后，就给我来信，但信被扣掉了。他是从这里出去的，自然知道没收到我回信的原因，第二封信他就把寄信地址写成了“湖南宁乡”。他们以为是老家来的信，就交给了我。从信中我得知他马上要发调函来，但后来的信肯定又被扣压了，所以我再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我知道这里不会放我走，也就死了调走的心。 姚琼华：这里是一个让爱情走开的地方(2) 组织上又接着给我介绍了协理员王永富，是政委亲自出面介绍的。大意是说，你出了那样大的事，你就不要犟了，赶快定下个人来，以免别人说长道短，说三道四。 我当时已十九岁，在这个年龄，谁不渴望和嚮往美好的爱情呀，可这里却是一个不谈爱情、让爱情滚开的地方。 我含着眼泪答应了政委的“提媒”。 说句实在话，我当时并不知道王永富是谁，部队一般都叫官职，我只知道他是“协理员”。政委见我答应了，就把王永富叫到他的办公室，让我们见了个面。没想当天下午，王永富就打了结婚报告，要我签字。我当时既感到惊讶，又感到可悲和好笑。我当即就把那报告扔到火里烧掉了。我说你等着吧! 不久，我考上了军区卫生学校。虽然这婚姻是强加给我的，但我已答应嫁给他，就绝不改口。所以在学校时，有人追我，我都以我已订婚为由来回绝了他们。还有一个一起参军的同学，他是为我来新疆的，到乌鲁木齐分兵时分开了，他不知我去了哪里，他考到了渖阳外贸学院。毕业后，他又要求来到了新疆，他到处打听我的下落，终于得知我在卫校，就向我讲了他为我做的一切。 我当时非常感动，但我只能告诉他，我已订婚了，我不能接受别人的爱了。 毕业后，我本来可以留在乌鲁木齐，但我要求回到焉耆，以实现自己的诺言，我与王永富很快就结了婚。以后就随着他在塔里木来回调，在这种共同生活中，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婚姻一样，彼此虽然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但可以说有了所谓的“革命友谊”——我只能这么说。后来，随着四个孩子的陆续出世，我们的关系因孩子而得以维繫和加深。 王永富也是个苦命人，十四岁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十八岁——也就是1948年被俘，当了“解放战士”，由于他作战勇敢，立过很多功，解放当年就入党了，不久又提了干。没想“文革”一开始，就把他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后来又被打成了“现行反gemin”。他六八年被迫害致死，时任农二师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 得知他的死讯，我当时根本不敢相信那是事实。但我连去见他最后一面、向他遗体告别的权利都没有。 当时我最大的孩子十岁，最小的才四岁，看着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丈夫死了，接下来的目标就对准了我，孩子们也受到歧视。为了孩子，我决定逃回湖南去，希望故乡能够庇护我们。 没想我回到故乡以后，那里比新疆更乱，斗争也更加残酷无情。我不但自己没有得到庇护，还马上给父亲带去了灾难，因为他女婿是反gemin，他接受我们，就是叛徒。斗他，也斗我。我只好悽惶地留下老大和老三，带上老二和老四返回新疆。 我千里迢迢回到故乡，却经受了这样的打击，天地之大，却没有我们母子的立足之地。当我踏上火车，回望故乡时，我抱着孩子号啕痛哭起来…… 我不知该往哪里去。 我只能再回新疆，即使它当时对我而言无疑是地狱。 回疆的路变得那么漫长，如果不是为了孩子，我真想从飞奔的火车上跳下去。我绝望极了。 我回到了塔里木。回来就听说与我一起入伍的战友周向荣被打成特务后，被折磨成了神经病，住在医院里，我要去探望她，他们不让。还有战友覃筱薇，父亲是国民党的师长。1956年反胡风时，要学校必须划一个“胡风分子”，她因为平时爱写诗，就把她划上了，开除了学籍、军籍，发配到焉耆种马场，和一个兽医结婚了，“文革”开始，她自然逃不脱受折磨的命运，但她一直挺着，我从湖南回来，听说她已自杀了。 我当时内心的恐惧可想而知。 父亲被打成叛徒后，日子非常难过，根本照顾不了孩子，1970年，刚满十一岁的老大带着老三，自己从长沙回来了。他们找到农二师驻乌鲁木齐办事处，办事处知道是我的孩子后，打电话让我去接。没想我当时身不由己，迟迟动不了身，待我赶去，孩子已自己搭採购站的车回到了家中。 为了孩子，我后来与1956年支边来疆的一位河南青年结了婚，他是连队的材料员，他守着自己的母亲，一直没有结婚，他是个好人，与我一起把四个孩子哺养成人。但不幸的是，他在1996年也因癌症去世了。 我和他们不能说有什么真正的爱情，但我怀念他们，也感谢他们与我共度苦难的时光。我们是苦难中的搀扶者——苦难中的相互搀扶——哪怕仅仅是从心灵上的，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也显得尤其珍贵。 作为一个普通百姓，我们的苦难显得微不足道，但我们不能遗忘。 我退休了，我常常找一些反映那个年代的书来读，我没有读到一点良知。 这比什么都可怕，是的，比什么都可怕…… 是的，我只是歷史漩涡中的一滴水，是苦难搅拌机中的一粒沙，无论幸与不幸，都不是自己能把握的，自己能做到的，就是尽生命的全部能量，去承受苦难。当苦难结束，自己仍然活着，这就意味着苦难已被战胜。 我活着，所以，我现在可以说，我是个胜利者! 文汇涓：跑到新疆找“爸爸”(1) 文汇涓：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 我和崔曼琼是一起入伍的。我当时出来当兵的目的，就是想减轻家里的负担。因为我当时考上了初中，却没有钱读了。崔曼琼是宁乡人，她家住在湘潭，她父亲在杂货店当伙计。因为她是独生女，日子还勉强过得去。她考上兵后，回家去拿被子，怕父母不放人，就说自己在长沙找了个工作，她父母就放心地让她走了。 第30页 她在湘潭有个对象，已经订婚了。她对象的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旅长，解放时被镇压了。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订了婚的，还是不能反悔。她走时给对象留了一封信。她对象得信后就与她父亲追到了长沙，要接她回去。她当时因是独生女入伍，说她思想进步，还作了报告，是“先进分子”了，所以她父亲不可能把她接回去。 崔曼琼说，我军装都穿上了，怎么能脱下来呢? 她父亲说，我就你一个女儿，你怎么能离开我们呢?你妈已哭了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你就可怜可怜你妈，跟我回去吧! 崔曼琼说，不管怎样，我要去参加革命，去保卫边疆，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过去说好男儿志在四方，现在是好儿女志在四方。你回去劝劝妈妈，让她不要伤心，我到了部队，会经常给她写信的。 她父亲只好流着泪走了。 我们是4月2日离开的湖南，到西安后，就有人在讲婚姻问题，说什么配对呀之类的话，但我并没有在意。我和崔曼琼当时想的都是进工厂。 一路的荒凉别人都已讲过，我就不说了。到了哈密，就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我们当时也担心留在那里。我对崔曼琼说，如果让我们留下，我们一定不答应，因为前面还有更大的城市呢!其实，当时的迪化比哈密大不了多少，破破烂烂的，一片萧条，但总比绥来强得多。“一座城，两条街，三家店铺，四户人”就是它的真实写照，南方再穷困的乡镇也跟它差不了多少。我分到了二十六师政治部宣教科，任青年实习干事，负责团委的工作，崔曼琼则到了石河子二十二兵团直属机关政治处宣教股。我们当时都很高兴，原只想来当个工人的，不想都进了机关。同来的好多老乡都去了团里、营里开荒种地，与她们相比，我们吃的苦少多了，感到十分幸运。 其实，我们俩都已被人家看上了，所以才留下来的。 那时候，他们挑我们，家庭出身和人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文化程度。然后就一层层被人挑选，当了别人的预备对象。我和崔曼琼的出身都挺好的，所以才留在了机关。 我们到达乌鲁木齐已是六月初，到二十二兵团政治部学习一个半月后分到二十六师，当时已快八月份了，但是我十月份就与成皓生结了婚。 我到宣教科不久，成皓生就调到位于乌拉乌苏的十七团当政治处主任了。我们总共没说上十句话。 我记得那是结婚的前一天，新上任的宣教科科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文汇涓，有一项工作需要你去十七团一趟。 是什么工作呀? 你到了后，团里会给你安排的。 我到机关后，还没有到下面的部队去过，听了他的话，就十分高兴地同意了。 从绥来到乌拉乌苏有一百多公里路，我坐着一辆“六根棍”的马车，与师部的几个人一同出发了，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有待开发的荒原。很难见到一个村庄。摇摇晃晃地走了两天，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除了劳动的人，那里什么也没有。我被直接带到了一间地窝子里。那是垫了木板，筑有土墙的地窝子，属“豪华地窝子”一类。我到那里后，没有任何人给我安排任何工作。我坐了一会儿，就坐不住了。我以为团里忙，把我给忘了，就主动去找他们。他们见了我，都笑嘻嘻的，神情也怪怪的，说让我先好好休息，到时自然会给我安排工作的。 我就到处瞎转着玩。 当天晚上，团政治处主任和他的几个干事拥了进来，撒了一点喜糖，一人倒了一杯白开水，就开始祝贺我与那主任喜结连理，白头偕老。 我一下就迷煳了，然后变得十分生气。我气愤地说，你们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 他们听后，反倒哈哈大笑起来。宣教股股长说，小文，你现在该知道你到十七团来的工作任务是什么了吧?他说完，当即宣读了结婚报告，当我听到“同意成皓生与文汇涓结为夫妻”时，我感到这一切太荒唐了。 我觉得自己的脸都气白了，我问，成皓生是谁? 他们把政治处主任推到我跟前，说，他就是成主任，他原来是师宣教科科长，你到师部不久，他才调到十七团的，你应该认识。 我原来只知他曾是“科长”、“主任”，现在我才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叫成皓生。 我当即就哭了。我说我不同意，你们连我的意见都没有徵求! 这是革命的需要，这也是命令，你是军人，一定知道命令对于军人意味着什么!宣教股长口气生硬地对我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只知道哭。这里对于我来说，一下变得十分陌生。我觉得自己太孤单了。 成皓生是河北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比我大十岁，是“解放华北人民功臣”、“解放西北人民功臣”纪念章获得者。结婚之后，他告诉我，他是有意把我留在机关的，他从我档案中知道我家庭出身是工人，家庭背景也不复杂。当时在部队除了老红军，就是八路军了，他资格算老的，所以可以随便挑一个自己看中的女兵结婚。 一切都是如此突然，一切都显得不可思议。我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对他当时也没有任何感情。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在内心里祈祷他是一个好人，能对我好，能给予我幸福。 我们几乎是从宣布结婚的那一刻才认识的，然后我们慢慢了解，在一种已被命定的关系下开始恋爱，开始培养感情。虽然从我们一同入伍的女兵身上，我知道这做起来很难，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成功，但我仍然尽量去做。因为不管怎样，他已是我一生一世不得不共同生活的人呀! ——我们那时可能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很少想到过“离婚”这个词，要么是去适应和顺应对方，要么就是默默地忍受。我是有幸的。因为他的确很爱我，我们的感情慢慢培养起来了。 后来通过一起生活，我也认为他也值得我喜欢。他为人坦率，对人和蔼，喜欢学习，对工作认真负责，身上的确有一种老八路的风范。他当兵前文化水平很低，到了延安就开始学习，他到新疆的财富就是一摞子学习笔记。这一点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 那时候真是单纯，也可以说是傻呀，到五三年了，因为原来说服役三年后，就可以回湖南了，我就跟丈夫说想回湖南去。丈夫只是笑，笑完了就说，是谁把你们从湖南接来的，你就去问问他你能不能回去。 他是跟我开玩笑，不想我真去问了。我找到那位徵兵的干部，说，我们入伍三年已满了，你说满三年后让我们回湖南，怎么没人提起呀? 文汇涓：跑到新疆找“爸爸”(2) 他一听就笑了，说，不是要让你“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嘛，怎么能回去呢?何况，你现在已有娃娃了，娃娃就是你的根，就像一棵树，不能轻易挪动了。你们湖南的左宗棠当年就是因为没让屯垦大军扎下根，所以才导致雄心勃勃的屯垦大业“一代而终”，我们不能这样。所以你还得在这里待下去。 第31页 听了他的话，我不再说什么了。心想，真应了那句顺口熘了：结了婚，安下心，生了娃娃扎下根。 1954年前，我们还一直住在地窝子里，那时我们已有一儿一女，儿女俩都生在地窝子里，长在地窝子里，直到成皓生任十七团副政委，我们才搬进了房子里。那房子就一间，半边办公，半边住人。即使这样一间房子，也令许多人羡慕不已。人毕竟几千年前就住在房子里了，所以总觉得房子才是人住的地方，住在那里面心情要顺畅得多。 1955年，成皓生调任师政治部主任，当时我们用一架马车就搬了家，就两个背包，两个孩子。 那时候是真正的人人平等，他是干部，但挖地照样挖，拉犁照样拉。我也没任何特殊的，和其他妇女一样，白天劳动，晚上做军鞋，我那时一晚上可纳两双鞋底，能上三双鞋帮。我们前三年同样没有工资，钱扣下搞建设了。二十万大军，一人少发一顶帽子办了八一糖厂，有一年少发了一套军衣建了十月拖拉机修配厂。谁也没有怨言，只觉得自豪，因为觉得自己为新疆作贡献了。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当年就得了肾炎。第二年住进了军区医院，1957年转往北京三○一医院治疗，张仲翰政委专门请了一位日本的肾病专家来给他诊治，那专家说即使照顾得十分的好，最多也只能活八年。 我听后，心一下子就碎了。 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就是熬药、煎药，煎药、熬药，还得照顾三个孩子。里里外外全是我一个人，我常常十天半月没梳过一次头髮，每天就是用帽子把头髮一拢了事。我用了全部的心血和爱来照顾他，光熬的草药恐怕一火车皮也拉不下，就这样，在专家预计只能再活八年的他，活了十五年，1972年，五十二岁的他给我留下三个孩子，离开了人世。 他去世后，左邻右舍都劝我为了孩子，为了自己，应该再找一个。但我没有同意。我把母亲接过来，照顾孩子，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不想母亲后来的身体也不行了，最后，她只能躺在床上，吃喝拉撒睡都得在床上，我只有伺候她，到她去世，不觉十年时间已经过去了。 崔曼琼跟我的情况差不多。她虽然坚决不找老干部，但1977年，她的丈夫也去世了。 崔曼琼除五二年在兵团财务部工作过一年，其余的时间都是在石河子度过的。她之所以能留在兵团直属机关政治处，就是因为当时的主任看上了她。主任当时已三十七岁，找她谈话，她见了面后，就在心里说那人跟她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嘛!所以当即就不愿意，但又不好明说，只能以自己家里已经订婚为由来搪塞。那主任就问她未婚夫是谁，在干什么工作。崔曼琼就告诉了她未婚夫的名字。并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旅长，已镇压了，她未婚夫在做生意。那主任听到这些情况后，知道她歷史比较复杂，就算了。但她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早已与她没了任何往来的未婚夫使她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务不说，还划成了“歷史反gemin”。当时，有这两大“罪行”就可能被杀头，她没被杀头，但受的罪却可想而知。 当时，她对逼她结婚的人说过，我即使找个炊事员，也不找老干部。别人就有意给她介绍了食堂管理员巫明清。 巫明清是四八年抓壮丁出来的，在瓦子街战斗中被俘后当了解放战士，后任机枪班班长，进疆后是个排级干部，年龄要小些。但在战斗中受过伤，心脏不好，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有意让他们配对的，反正，巫明清的身体在他们婚后不久，就慢慢不行了。但他对崔曼琼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文革”中。崔曼琼曾对我说过，如果不是巫明清对她的理解，她早就活不下去了。他对她说，除了人家把你打死，把你枪毙掉，否则，就一定要活着。他还说，人家不相信你，我是相信你的，不是有那么多老同志、老革命都在挨批挨整吗?崔曼琼主要想不通的是，自己何以在一夜之间成了罪人。是的，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黑与白，是与非，世界一下变得让人恐惧了。那时候，有好多人被逼得上吊、触电、吃药、跳水，自杀了，受不了呀!但崔曼琼始终抱着要活下去的信念。她听了丈夫的话，就对造反派说，你们要打死我，那是你们的事，你们不打死我，我就要活着。那个时候，女人显得比男人更有忍性。她可能不是为了什么真理呀，正义呀，她可能仅仅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或仅仅是为了活着，就可以忍受下那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 崔曼琼从“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收音机、烂手錶都被想像成了“敌特”工具。那些人的想像力真是丰富。有人还怀疑她牙齿里可能装有一部敌人的电台，要把她的牙齿全部敲下来检查，游街批斗自然是少不了的，平时哪种活儿苦，哪种活儿累，就让她干。别人怎么打她，斗她，她从不掉泪，但后来平反念平反材料时，她却哭了。为什么?心中委屈呀，五年的苦降临到你头上，到最后，一纸“斗错了”的话就完了，而自己究竟为什么受了这些罪，却仍然不清楚。 反是平了，但她仍被弄到下面劳动，接受劳动改造，这自然少不了苦吃，熬啊熬，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结束了，她的丈夫又去世了。哎呀，那心中的苦呀，真不知该怎么说。 我们结婚早的，因为找的大多是老红军，老八路，最低也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长征，打日本，后来又是保卫延安，解放陕甘宁，进军新疆，南征北战，谁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过?到了新疆，又是开荒屯田，身体就是铁打的，也会生锈呀，何况那是凡胎(禁止)呢，他们身体早就垮了。加之年龄又比我们大十几二十岁，这就註定了我们好多女兵得中年守寡。 有一份材料中说过，当年组织分配结婚，多为老夫少妻，一般男比女大十几岁或二十多岁，有打油诗曰：“婚姻法，婚姻法，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配的是夫不是爸，生儿育女把根扎。”男性寿命本来就低于女性，不少人三四十岁即丧夫，孤儿寡母，少人照顾，日子难熬，很是苦恼。虽有再婚者，多是不幸福，有的再婚数次，最终仍孤身一人。她们为屯垦戍边作出了贡献，把苦涩埋在了心底。 这说的的确是实情。你看看《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录》那本书就知道，在很多女兵的简介中，提及配偶时，多是“已故”两个字，看着的确让人心酸。 王建华：协理员把一封信塞到我的手里(1) 我是1952年3月从长沙出发的，当时我才十六岁。那批女兵很多，共分了三个大队。我在三大队，有八百多人。车队行进在路上，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到尾，尘土扬出几十里，显得十分有气势。 我到达二十七师时是在五月。新疆的大地正在甦醒。天山上白雪覆盖，像一面银白色的屏障，横在南北疆之间。到处是在缓慢消融的积雪，枝头刚刚萌出星星点点的绿意，几只乌鸦飞翔的姿势也显得轻盈起来，麻雀的叫声中也有了掩饰不住的欣喜，阳光不再浑浊，而是像流动的水一样明亮起来。 第32页 二十七师一共分去一百多名女兵，我留在了政治部组织科，任见习干事，是一百多人中唯一留在师机关的，所以觉得十分幸运。其实是师部协理员看上了我，有意把我留下的，和许多女兵一样，我当时并不知道。 开始，协理员找我帮他写家书，我同意了。后来，我发现协理员的家书越写越频繁，姑舅姨表，堂兄堂弟，侄儿侄女，包括同村的邻居等，他都在不停地给人家写。开始十天半月找我帮着写一封，然后变成了每个礼拜找我一次，再然后是两三天找我一次，最后每天都要找我帮忙写信。我当时年纪很小，并没有在意，只是觉得这个协理员很想念家乡，很想念亲人——他对家乡和亲人的爱甚至使我深受感动。 但有一天，协理员红着脸，非常紧张地来到我面前，支吾了半天，说，王建华同志，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突然变成那样，也使我觉得很可笑，就说，你是首长，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他的脸更红了，一直红到了脖子根。过了好久，他也没有憋出一句话来，却把一封信硬塞到了我的手中。 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你给我写什么信呀?我深感奇怪，忍不住问他。 我有一件事一直想跟你说，但你知道，我这人不会说话，我觉得在信中说着方便些。他语无伦次地对我说。 我看一看有什么事。我说着就要把信撕开。 协理员更是不好意思了。你先不要看，我走后你再看吧!他说完，就慌忙走开了。 我拆开信看后，知道是一封求爱信，我又羞又生气，就把信撕了。 协理员一直在等待着我的回音，见我好几天都没动静，就壮了胆子前来问我，那封信，你看完了没有? 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心灵单纯，当时看了那信很生气，但过了几天后，也就没再把那件事放在心上。协理员一提起此事，我不由愣了一下。待明白他问的是什么事后，就毫不客气地说，你这么老的同志，给我当父亲还差不多，你却写那样的信给我，我当时就把信撕掉了。 协理员尴尬地站在那里，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过了好久，才低着头，转身走了。 我在师部已听说了许多有关女兵婚配方面的事情，心里特别警惕，我也从别人那里得来了经验，遇到这样的事，首先就不和你唆。我死死守住一条：宁愿枪毙，也不答应。 师机关比下面要文明许多，现在想起来，那位协理员的方式也算是很文明的了。你不同意，别人也不会强求。我当时对这事处理得很鲁莽，对他的态度也实在太过分了，一点面子也没有给人家。但听说的事太多了，所以内心特别敏感。一听到这样的事就来气，就害怕。后来觉得，应该好好地跟人家说，不该让人家下不了台。但当时年纪太小，没有想到这些，所以，协理员想报復我。 协理员报復我的方式在当时是很要命的，那就是要查我的家庭出身。 有一天，他带着一脸严肃的神情找到我，用冰冷的口气对我说，你在你的家庭出身上隐瞒欺骗了组织，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出身下中农，这是组织审查过的。 你养父是国民党的官吏，所以你的出身应是反动官僚家庭。他说。 我养父只是个小官吏，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被逼得没有办法，让我去给他当了几年养女。后来，我又回到亲生父母家了，跟养父再没什么关系了。所以，我还是下中农。我没有隐瞒和欺骗组织，我希望你尽可以依靠你的工作之便，去查个水落石出。我话中带刺地对他说完，就转身走了。我听到他在我身后不甘心地冷笑了一声，说，我们走着瞧吧! 没过多久，二十七师除留一个团给六师外，其余各部全部调往北疆。官兵们都很高兴，因为北疆的条件与南疆相比，相对而言要好得多。 我却决心随那个团一起留下来。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避开那协理员。协理员毕竟是我的上级，对我这个小战士来说，在那样的环境中工作的确别扭。好多人都劝我一起到北疆去，我都摇头谢绝了。最后连政治部主任都对我说，小鬼，你在机关工作，条件要好许多，你要知道，下去容易，要想再上来可就难了。 我说，多谢首长关心，我愿意留在这个艰苦的地方。 到了六师后，我很高兴。因为这是王震将军的老部队，它的前身三五九旅曾经天下闻名，而二十七师是起义改编部队，最初分我去时我就不太乐意。 我到了和静。我想老部队中，一定不会再有那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觉得自己像一只出笼的鸟儿，自由了许多，没想到这样的事情还是没能避免。这两次都不是给我写信，而是由组织出面，直接给我介绍，这使我非常绝望。我这才知道，这种事情，在驻疆部队中已很普遍。我不服他们的做法，所以不论组织怎样做工作，我都抱定一条信念：宁死不嫁。 我当时只能让时间来改变这种现状。我相信，时间会让这一切成为过去。 如果真正要找对象，那时的女兵从内心来讲，首先想找的是子弟兵，不愿意找起义军官，这是由于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其次是想找机关里的参谋干事，因为他们大多是学生兵出身，有文化，年龄差距小，显得文明一些，有教养一些;最害怕找营长、连长一类的军事干部，他们经常带兵打仗，显得粗鲁。然后希望是南方人，这样，生活习惯接近一些。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要找对象，就要按这个条件去找，若找不到，就不结婚。 我最后如愿以偿。与我在南疆相守了四十多年的丈夫季国纲是浙江人，毕业于华东军政大学，当时在团宣传股任股长，我们是自由恋爱结婚的。 时至今日，我似乎已理解了当年的那些做法—— 王建华：协理员把一封信塞到我的手里(2) 从客观上说，因为战争，一些从枪林弹雨中倖存下来的老同志不可能考虑婚姻的问题。国家解放了，谁不想享受和平的果实，谁不想成个家、立个业呢?但新疆当时的情况太特殊了，二十万军屯垦天山南北，而新疆当地的汉人当时才三十来万，上面又有规定，不准与少数民族妇女通婚。这就形成了矛盾，没法在当地解决军人的婚姻问题。仗打完了，不能让他们解甲回家，还要以部队为建制在这里屯垦戍边，不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谁能在这里待下去?谁能在边疆扎下根呢?所以这个问题在当时就显得十分紧迫。但作为个人，就从我们女兵角度出发，我们是怀着纯洁、朴素的革命愿望，怀抱着满腔报国热情，响应号召，报名进疆的，一心想为边疆建设抛洒热血、添砖加瓦——这些话在现在听起来像是空洞的口号，但在当时，都是我们的真实想法。来到这里后，苦吃了，这都没什么，但在婚姻上要接受这种间接或直接的组织分配，内心肯定难以接受。特别是刚到部队，就提出婚姻问题，就更是接受不了。不管老同志在革命中多么战功卓着，他也没有权利要求一个与他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女人同他结合。这关系到内心的尊严，还有这种方式打碎了女兵们来这里的最初梦想和愿望，更主要的是——剥夺了我们的爱情。 第33页 我认为他们应该耐心引导，使年轻的女兵们渐渐接受，而不应该把解决婚配问题当做一项任务去完成。 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逃避了自己不愿接受的婚姻，但我为其他的姐妹难过，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我后来当了教师，自学完了大学课程，丈夫做了师宣传处处长，我们把四个孩子全都培养成了大学生。 ——如果我为这片土地做得不够，我让我的孩子代我来做，他们比我们有知识、有文化，会比我做得更好。 我一直认为，部队给了我一个崭新的人生。我对部队的情感很深，我一直珍存着当年的军装——包括领章、帽徽和当年的鞋袜。1988年，我五十三岁时，还特意穿着它们，挂着奖章，照了一张相。 林紫玉：我从此再也不能爱了(1) 我是1950年10月初到的新疆。我是那种多愁善感，文弱纤丽的女孩子，我当兵不久，大家就不再把我叫林紫玉，而叫我“林黛玉”。我先被分到步兵学校当广播员，没过多久，就给我介绍了一位“年轻的老革命”。我当时与他还没有见过面。来说媒的是政治部的一名副科长。他先问了我的一些家庭情况，又十分详细地了解了我的社会关系，然后对我说，林紫玉同志，你到了部队，部队就是你的家，组织就是你的父母，你一定要听从组织的安排。 人家是领导，我是小兵，听他这么说，连忙站起来，大声说，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听从组织的安排。 他说，很好。你今年多少岁了? 虚岁十八。我犹豫了一下，说。因为当时的档案里虽然写的是十八岁，但那是为了当兵虚报的，我的实际年龄还不满十六岁。 那就当十八岁算吧，十八岁了，应该考虑个人问题了。 一名副科长来跟我一个女孩子谈这样的问题，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也不知道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连忙说，我刚满十八岁，我还不想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来新疆，是想来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古而然啦。你放心吧，组织上会给你好好考虑的，一定会给你介绍一位各方面都过硬的人。 我已知道他来给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了，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说，我现在还小，什么也不懂，我不想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也不需要组织为我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但那位副科长只是笑了笑，他说，到时再说吧，说完就走了。 那几天，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过了几天，我见没人再来找我，也就放心了。突然有一天，那位副科长把我叫了去。办公室里就他和另外一位陌生的军人，低着头，左脸上有一道很显眼的、紫色的伤疤，他不停地抽着菸捲，一副很腼腆的样子。 副科长让我坐下，然后对我说，小林同志，这是王团长，有名的战斗英雄，十六岁参加红军，革命歷史快二十年了。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参加过南下北返，打过日本鬼子，这样说吧，凡是二军参加过的大小战斗他都参加过。 听副科长这么说，我也很敬慕王团长。我跟王团长握了握手。他还是低着头，眼神躲着我。他那道紫色的伤疤都变红了。整个过程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他就出去了。 我也要走，副科长叫住了我，他笑着问我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 刚才那位英雄。 他不太爱说话。我老老实实地说。 那好吧，小林同志，组织上已经决定了，准备十二月中旬把你们的事情给办了。你回去作些准备。 我听得莫名其妙的，就问道，把我们的什么事给办了? 你和王团长的婚事。 你……你说什么?我又惊讶，又气愤，我气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泪水不知什么时候流了出来，我哭着说，这简直是太荒唐了，我不会答应!我说完，就跑出来了。 但我知道组织决定了的事情是不能违背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几天晚上，我一想起这件事就忍不住要哭。我的眼睛总是红红的。我不知道该问谁。最后我决定给我一同入伍的、在军区文工团工作的一位老乡写一封信，请她给我出出主意，想想办法。我以近乎哀求的、无助的笔调写道，请你收到信后，若来不及回信，请来份电报告诉我，不然十二月中旬就要举行婚礼了。求求你一定给我出一个好主意。 没想我那位老乡去莎车演出了。当她收到我的信时，我与王团长的婚礼已经举办了。她在给我的回信中说，她从莎车演出回来，一算日期，我已经结婚了，她即使有再好的主意，也帮不了我的忙。她还说她是第一次听说真有这样的事，她感到非常吃惊，她宁愿相信这不是事实。她说像我这样一个文弱的人，不知道我怎么去承受那一切。 我当兵前就读的是湖南省立一中，它歷来就是一所开明的学校，我们过去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要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何况我已上到了高二，对事物已有自己的认识，对爱情有自己美好的嚮往。 举办婚礼那一天，我伤心得都快昏过去了。我一次又一次悲伤地对自己说，我还没有爱过，但我的爱已经结束了，我从此再也不能爱了，我从此再也不能爱了…… 丈夫比我大二十一岁，是个老实人，没有什么文化，就在文化补习班认得几个字，受了很多次伤，经常被伤痛折磨得满头大汗，痛苦不堪。但他在别人面前总是个硬汉形象，从不显露出来。他从十六岁就开始打仗，打了十七八年，脾气暴躁得要命，稍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大发雷霆。身体不舒服了，也对我发脾气。他跟我很少说话，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他对我发脾气的时候比跟我说话的时候多多了，好像我不是他的妻子，而只是他的出气筒。他结婚的目的似乎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都是以泪洗面，没有感觉到任何幸福。 结婚不久，他被派到南京军事学院读书，组织上让我也到南京去陪读。 于是，我到了南京。那种陪读生活十分无聊。他不让我看书，不让我上街，像看管囚犯一样看管我。两年下来，我已生了两个孩子。我如此年轻，就拖儿带女，青春已过早地衰亡，所有的梦想和追求已被摧毁。我浑浑噩噩地虚度着每一个日子，像被人饲养的动物一样无所事事。 我已不愿流泪，我把泪水全咽到了肚里。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爱我那让我常常感到不知所措的孩子。 在生活面前，我感到羞愧。 在我往南边望着三湘故土时，我觉得自己无颜面对她。我很多时候也感到绝望，想结束自己这卑微的生命，但孩子的降生使我努力学会坚强地活着。 丈夫自南京回到新疆后，提升为军分区司令员。我希望生活的磨砺可以使我与丈夫渐渐建立起感情，希望彼此能在对方那里获取一点点幸福，但我没有得到。 林紫玉：我从此再也不能爱了(2) 我觉得自己孤独无助。我记得那是1956年，我的一位老乡专门从乌鲁木齐来看我。我一见她的面就忍不住号啕大哭。我有无数的话要向她说，但在心中整整憋了五年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我的泪水自见她的面就没有断过，那饱含着灵肉之苦的泪水成了我诉说的唯一方式。 第34页 我当时已怀上第三个孩子，挺着个大肚子，可就是因为我不跟丈夫过夫妻生活，他竟然把我从床上踢了下来。第二天，他当着我老乡的面，对我大发雷霆，还伸手给了我一个耳光。我实在受不了啦，就求那老乡帮我说说他。 我老乡当时还没有谈恋爱，这样的事求一个二十一岁的黄花闺女去说，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人家也不太好说，但看着我那可怜兮兮的样子，加之她胆子大，当即就答应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丈夫回来了。我的老乡对他说，司令员同志，你是老革命，也是师一级首长，你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虐待、打骂妻子是错误的，何况人家还怀着孩子…… 老乡的话还没说完，他把桌子一掀，拂袖而去了。 我还有个外号叫“小周璇”，周璇扮演的是戏剧中的可怜角色，而我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的可怜角色。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深深地体会到，人世间最大的苦难不是别的，而是让你和自己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最后不得不出走，那对我而言，无疑是勇敢的一步。60年代初，我与他离了婚，离婚之后，我回到了长沙，在一所小学里当老师。六五年我找到了自己的爱情。 那时候，女兵们最害怕听到那个“谈”字。女兵们只要一听到说哪个首长要找你谈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有一句顺口熘是这么说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首长找谈话。”有很多人都没有摆脱这种半命令式的婚姻，这主要跟当时封建思想严重很有关系。大多数女人遵循的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部队，组织代替了父母，婚姻一旦被组织决定，也就认命了。但也有违命不从的。我有个老乡被团政治处主任看上了，说要和她谈话。她当即拿了一颗手榴弹，说，你敢来跟我谈，我就与你同归于尽。当然，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 自然，这种“拉郎配”也有撞上好运的。那就是彼此结合后，真的产生了感情，生活和美融洽。我有一个姓朱的同学，也是一起入伍的。开始分在文工团。她唱歌实在不行——她有个绰号叫“朱变调”——唱不了歌，调出了文工团，把她分到伊犁搞土改，嫁给了一个姓苏的教导员。不久，那教导员到昭苏县当了县委书记。这个人工作能力强，廉洁清正，即使现在去昭苏，问及苏书记，老一点的人还都知道，说那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官。 他对我那个同学很好。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望她时，她正悠闲地在家里看小说，一见面，就与我谈起了那小说中的故事。苏书记爱她爱得很呀，连家务活也不忍心让她干。他们恩爱一生。但这跟“闯天婚”一样，闯上这么个好的，的确太难了。 总之，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得不在命运的泥淖中挣扎。生命像尘埃一样，随着命运那双无形大手的挥动而起伏颠沛，怎么也摆脱不掉，逃避不了，因而不得不留下那个环境和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 曾可兰：知道什么叫“二八五团”吗?(1) 我是与李蔚华、范志群一起到的和田。那真可谓是漫漫长路啊!但到了部队，却连一床被子都没有给我们发。我们三人只有一床从老家带来的薄被和一床在西安发的军毯，三个人挤在一起睡，还常常被冻醒。我们提了几回意见，被子还是没有发下来。后来才知道，组织上已有意图让我们与老同志尽快结婚，所以就不打算发了。 我在迪化就听说过这样的事，那是听几个八一农学院的学员在旁边议论。 一个学员说，听说分到下边的女兵一去就要结婚。 另一名学员马上说，不可能，我们学校有规定，不准谈恋爱，男女同学之间的接触，也有严格的要求。每周都要开生活检讨会，汇报思想，主要是汇报男女同学之间交往的事情，可严了，你如果有什么隐瞒的，而别人“帮”你汇报了，你就会受到更严厉的批评。她们倒好，组织给她们介绍。 你觉得好，让组织也给你介绍一个吧。一个学员赌气地说。 对，给她也介绍个“二八五团”的。有人开玩笑。 什么叫“二八五团”? 二十八岁以上，五年以上党龄，团级干部，怎么样?你要不要? 哎呀，那不快成爹了吗? 我记得，那位同学说出那句话时，我都吓得哭了起来。 你不知道，我们好多老乡来新疆不到三个月就结婚了，有些已做了母亲，有些正怀着身孕，看上去，她们稚气未脱，如花似玉，不像已为人妻者，更不像孩子的母亲。一名学员继续说。 另一名学员接着说，那样的话，我们应该是最为幸运的了，到了新疆还能上学，高校里不准谈恋爱的规定，使我们逃脱了分配婚姻的痛苦。 唉，只是这学校的条件太差了，连校舍都没有，天气好时，就在外面上课;天气不好，则在帐篷里。所以，得一边上学，一边盖学校。一天上八小时课，干六小时活，打土坯，运土坯…… 我当时就有些害怕，但我不相信那些学员说的是真的。但一到部队，这些说法就应验了。 果然，没过多久，就给李蔚华介绍了一位教导员，二十九岁，范志群则介绍给了参谋长。年龄都比我们大十几岁。其实，年龄差异并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我们年龄太小，对婚姻没有任何认识。还有，就是这种方式太违人意愿。我们三个女兵中，李蔚华的文化程度最高，也最敢说话，她当时就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和老革命结婚的，我坚决不答应。她因为不同意组织的安排，就让她到崑崙山的筑路部队去——那可是世界上最苦最危险的地方。 我文化程度低。一看这样，我就想，与其让别人给分一个，不如按照他们要求的条件自己去挑一个，所以我就认识了三营教导员，我们就谈上了。那教导员是够成家条件的，所以没人反对。后来我随丈夫去了渖阳，1989年我回过新疆一次，我回过农一师，与李蔚华见过一次面。我的婚姻虽然不能说很幸福，但自己毕竟选择过，虽然是在指定的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所以，也可以安慰一下自己吧。 李蔚华在上崑崙山时，马受了惊，把她摔了下来，把她的手臂摔伤了。她在山上待了一段时间，又被调回了团部。 她回来后正在搞当年第三次“镇反”。那时，让大家开会，开着开着，就说谁是特务，马上就扒帽徽领章，她的毛笔字写得好，就让她写镇反布告，最后把手都写疼了。 上了一趟崑崙山，他们见李蔚华还是不同意婚姻问题，就让她到驻墨玉县的一个营去当文化教员，教战士们唱歌、识字;五二年二月，又把她下放到了连队。就这样一级一级“下放”，无非是让她在婚姻问题上松口，但她就是不。不，坚决不!她对我们说。 部队以为是处分了李蔚华，其实她在连队过得非常快乐。战士们大多不识字，她教他们识字，帮他们写家信，给他们读报。她也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经歷，讲战斗故事，听他们讲自己对亲人的想念，对故乡的眷恋。她既是战士们心中的女神，也是受他们尊重的老师，是他们喜欢的好朋友;战士们是她最可爱的学生，也是她很好的兄长。 第35页 范志群受李蔚华的影响，开始也想违命不从。加之参谋长已年近四十，开始她怎么也不同意嫁给他。她一个人管团里的图书，不知怎么搞的，喀什、和田新华书店的书断了，她知道这是组织上在给她施压，故意使她的工作没法开展。那时候是工作第一，工作没法开展那还了得。她又是个老实人，一点事就能把她难住，领导又轮番找他谈话，说那是政治任务，老同志是为革命耽误了青春，你如果同意了，就是为革命作了贡献。范志群抗不过，就同意了。 五一年一月，六七名四川女兵到了团里。她们都是师范或高中毕业。当时副团长，二营营长已与甘肃临洮的女兵结婚，四川女兵又解决了政治处主任和部分营级干部的婚姻问题，湖南女兵的压力相对小了一些，但我当时已经结婚了。 李蔚华在连队待了两个月，团里认为她已经锻鍊好了，又把她调回团部。这次，政委亲自出面，给她介绍了雪樵。雪樵是组织股股长，当时二十四五岁，年轻，有文化。他还不符合部队规定的结婚条件，但因为政委很欣赏他，算是网开一面。都是政治处的人，李蔚华早就认识他，印象不错。政委把李蔚华叫到他的办公室，半开玩笑地说，你个小鬼呀，是够犟的了，但我还得给你介绍。我亲自出马，你不会不给面子吧。李蔚华也不怕，她对政委说，不，首长，我还是不会同意的。政委就笑了，说，这次你可能会同意。我想把我们团最优秀的机关干部介绍给你，无论从人品、长相、文化程度、工作能力，你们都相配。李蔚华就问是谁?政委说，他是组织股的雪股长。李蔚华虽然认识雪樵，但也只是认识而已，从感情的角度而言，还无从说起。所以她当时什么也没有说。这样一来，政委就认为她已默认了。于是就放话，说两个人已有爱情关系了。 李蔚华在高中时的成绩很好，一直有个大学梦。和田虽然偏远，但她也知道军区成立了农学院、医学院，就萌发了上学的愿望，所以还是不愿结婚，但她也认为自己再这样和组织对抗下去就太过分了。她毕竟是一个士兵，她不能一直对抗首长的关照——那种夹带着权威和命令的关照。何况，政委能把雪樵介绍给她，也的确是做了很大的让步。在全团，雪樵的确也是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为数不多的优秀分子之一，大家都劝她，她也就同意了。 1952年12月，山东女兵来到了团里，她们天真活泼，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共有五十多人。她们能吃苦，但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有一部分后来集体跑了，团里派人把她们拦了回来。这样，团里连以上干部的婚姻问题都解决了。 12月14日那天，我与李蔚华正在地里劳动，政委的车子开到了地头，司机对李蔚华说，政委让我来接你回团部去。 回去干什么?李蔚华问。 曾可兰：知道什么叫“二八五团”吗?(2) 我也不清楚，团里要放电影，可能是接你回去看电影吧! 不可能，不可能是为了让我看电影专门来接我的，肯定有别的事吧?李蔚华很怀疑司机的说法。 具体有什么事我可不知道，你回去就知道了。 李蔚华让我跟她同路，我们就跟司机回去了，回到团部已是黄昏。回去后就对她进行政审，政审完毕后立马把她带到了操场上。那时把看电影叫看“西洋景”，比过年过节还热闹。操场上早已人山人海。 在电影放映前，政治处主任让雪樵和李蔚华站到主席台上，然后请政委讲话。政委就说，今天晚上，刚好有军里的电影放映队来团里放电影，在这高兴的时刻，我们要为雪樵和李蔚华两位同志举办婚礼，大家用掌声来为他们祝福!李蔚华这才知道神圣的婚姻就这样开始了。 李蔚华与雪樵的婚姻在我们三人中是最圆满的。但她对这种婚姻形式还是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因为她觉得他们的婚姻好像只是组织的一项工作,宣布了,这项工作也就完成了，又是如此的突然，更有一种被算计的感觉。 结婚后，他们到了墨玉，住进了地窝子。李蔚华在那里做了妻子，然后做了母亲。她一共生养了三个孩子，其中有两个是在和田生的。那时，她和我一样，在生养孩子方面没一个人可以请教，所以对这方面的事一点儿也不知道。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掉在了灰土里，和田的灰土厚，从灰土里把孩子找出来，就像一个小泥人。生了孩子的第二天，她就去劳动了。生第二、第三个孩子也没坐月子——当时我们都傻乎乎的，只知道工作，不知道生了孩子应该休息。 她在和田工作了八年，然后调到阿克苏的沙井子，六九年调到乌鲁木齐，但随即又到了阿勒泰的农十师，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八九年退休。我们就这样，度过了这平淡无奇的一生。即使留下了一些回忆，但大多有些苦涩。而唯一可堪回首的，也就是那些苦涩的东西。这听起来有些矛盾，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王佩荣：我相信爱是无罪的(1) 这栋楼上住了我和陶素珍两位湖南女兵。平时，我们交往不多，但像共患难的两姐妹，用目光互相关注着，用心灵彼此呵护着。 我在这里已没有亲人，我的丈夫刚去世不久，埋在这里的盐硷土中，孩子们都不在身边;而陶素珍的儿孙都在这里。命运和生活在我们两人身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陶素珍是湖南长沙人，1952年参军到新疆，她当了一辈子农工，她的丈夫尕金虎刚解放时是排长，离休前是九连连长，他们与新疆的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所以居室中的尘土不仅仅是风吹送去的，还有他们自身所携带的。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泥土，所以并不经常扫它，地上有金黄色的一层，因此虽然住的是水泥和钢筋构造的楼房，但进到房子里，给人的感觉还像是进了农居。 陶素珍本来在长沙捲菸厂工作。参军到新疆后，看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臭苇子湖，蚊子一寸长，咬得人无处可逃，就哭起来了，闹着要回老家去。 直到二十年前，她回湖南的愿望也没有改变过，后来，孩子大了，这念头就淡了。因为一直在连队劳动，孩子们上学的条件有限，她三个孩子都没有把书念出来。现在，老大在洗澡堂烧锅炉;老二是水泥厂工人——那厂子已经垮了，拿不到半点工资;老三在畜牧连当牧工。现在，在这里又有了她的孙子……唉，看来，她要回湖南，只有等来世了。 就这样，她把自己的根真正地扎在吾瓦了。 她现在和老伴经常带着孙子，到大条田里去看看庄稼，他们已习惯了在田地里走一走。没有什么能比她看到那些庄稼更亲切的了，它们就跟她的儿女一样。 我的一天中，有很多时间也是望着这片绿洲度过的。我离不开它。我在绿洲中可以看见老伴的身影，看见爱，看见远逝的时光。我把自己所有的怀念、伤感和孤独、都寄托在那里。 你到这里来採访湖南女兵，使我很感动，忍不住老泪纵横。——还有人知道五十年前有这么一批女性，真是不容易啊!忘记与记起，是一种良心的尺度。我以为我们已被忘记了。只要有人在新疆工作的省份——山东、上海、河南、四川、江苏等，都派人来看望和慰问过，甚至连上海的劳改犯，上海市政府都派人来看望过，我们这些最先到新疆的湖南女兵，却没见到故乡的来人，真让人……心寒啊…… 第36页 每想到这里，我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我常常向南望，望着……眼泪就出来了…… 我是在革命胜利前随着祖父和父母从湖南流落到新疆的，至于全家何以离开故土家园，流落到这里，我一点也不清楚。但我还是湖南人。 新疆解放之后，我就参军到了六军十七师。那年，我十五岁，当时，部队驻在迪化老满城，主要负责迪化的城市建设。刚过完春节，部队就在妖魔山、黑山头、南郊等地用爬犁拉石头。为解决在市区北郊垦荒引水的问题，决定整修、扩建从红雁池到安宁渠的和平渠。这条当时全疆最大的灌渠，是1947年张治中主持新疆政务时兴修的。由于没有水泥，只有用片石修砌。七千多立方米片石要运到三十多公里外的工地，没有汽车，不知该怎么办。最后陶峙岳将军对六军军长罗元发说，我有个土办法，现在是隆冬季节，冰雪铺地，道路光滑，新疆老乡常用的爬犁可以大派用场，到时候部队一出动，就是三国时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也比不过。 罗元发认为是个好主意。 正月初五，罗元发和政委张贤约就带领六军所有驻迪化的部队，组成了五千多人的爬犁大军，官兵们拉着装满片石的爬犁，在迪化城穿街过巷，形成了一条浩浩荡荡、蜿蜒流动的长龙，十分壮观。 迪化全城顿时轰动了，市民们从没见过这样奇特、壮观的场面，也第一次见到这样勤劳的军队，都纷纷拉着爬犁，赶着马车、六根棍车和牛马参加到劳动行列中。 和平渠最后从安宁渠延伸到了五家渠，长达一百多公里，可灌溉农田七十多万亩。这是解放军进驻迪化后的第一次亮相，这种亮相的方式独特、壮观，给迪化市民留下了真正要化剑为犁的印象。 我参军前就读于乌鲁木齐师范学校附属职业学校，这样繁重的劳动是第一次参加。我与另外两名女兵拉着近一千斤重的片石，一天往返六十多里地，脚打起了泡，肩膀被粗麻绳磨得又红又肿。家里的人见了，说，你原来是个娇小姐样子，不想当了兵后，跟变了一个人似的，想都没有想过你能吃这么大的苦。我听了这样的话，感到十分自豪。 然后，我随部队开荒到了戈壁滩。离开城市，条件更艰苦了。 当时四点钟起床，送五趟肥料，要送到四五公里远的地方，回来时还得拉柴火，累得不行，但不敢讲。吃的是清水煮麦子，每顿一勺半，吃不上蔬菜，肉更不用说，绝大多数时间是用盐水下饭。北疆雨多，一下雨，地窝子外面不下了里面还在下，外面小下里面大下，经常蓄满水。没个躲雨的地方，衣服被子常被浇得透湿，像个落汤(又鸟)似的，只有等太阳出来把衣服和被子晒干。 我当时在七十四团，团政委的爱人也和我们一起住地窝子，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还不足一岁，每次下雨，大家都要想方设法保护母子三人，当时连一块塑料布都没有，保护她们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淋湿了的被子由四人各牵一角，扯开让孩子们躲在被子下面。 这也说明那时的部队是真正的官兵一致，苦难同当。所以再苦再累，极少有人有什么怨言。 我也就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遇到了相爱的人黄龙球。 我当时的职业是团部商店的售货员，但那实际上是劳动之余的工作。黄龙球任管理排长，长得年轻英俊，很注重军人仪表，不管衣服多么破旧，总补得平平整整，洗得干干净净。 他经常到商店来买东西，慢慢就熟悉了。不久，他说他希望和我交朋友。 我一听，羞得不行，但我对他的印象的确很好，他向我求爱，我内心还是觉得挺幸福的，所以，我只是说，我年龄还小。 我也就比你大六岁，我可以等着你。他说完就走了。 王佩荣：我相信爱是无罪的(2)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该怎么办。我已知道了部队里有关婚姻方面的规定——先团级干部、再营级干部、连队干部。所以我虽然喜欢黄龙球，但不知道他一个排级干部有没有条件谈对象结婚。但我相信爱是无罪的。所以，当黄龙球再次向我求爱时，我答应了。 我后来才知道，黄龙球实际比我大十三岁，只是长得年轻，从面相上看不出来。像他这种大龄的军人，是准许结婚的。我也是那时才知道，他也是向上级打了报告，上级批准他恋爱结婚后他才来找我的。 我们在1953年结的婚。结婚后，我知道了他的年龄。那天我下班特别晚，看见他正填自己的履歷表，还没有填完就有事出去了。从履歷表中，我知道他是1922年出生的，而不是1929年。 我当时非常生气，等到黄龙球回来，我噼头就问，你为什么要骗我? 他一看我手上拿的履歷表，就明白了，他惭愧地笑着说，我对不起你，我这就是在向你坦白，我是有意把履歷表放在这里让你看见的，我如果还要哄你，就不会把履歷表摆在这里。 你以前为什么骗我? 我不这样，能找到你这样好的老婆吗?假如你听说我比你大十三岁，肯定不愿和我谈对象。所以，我是因为爱你才撒谎的，是可以原谅的错误。 那可没有这么绝对，如果我真的爱你，你就是一个糟老头子了，我也会爱的。所以，你这错误我不会原谅。我故意对他这样说。 我这也是因为喜欢你，怕得不到你，才这样做的，请你原谅，一定原谅! 下不为例吧。我见他一脸诚恳和惭愧的样子，就半开玩笑地说。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他也信誓旦旦。 从此，我们相依相伴着行走在新疆这片大地上，共同经歷了这个国家和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经歷的光荣与梦想、希望与失望、成功与失败、动盪与流离、艰难与困苦以及幸与不幸。 我们结婚不久，黄龙球被调到兵团司令部搞工程规划，足迹遍及天山南北。1963年调到大泉沟水库，正要调任玛纳斯河管理处当处长时，“文革”爆发了，整个管理处被解散，人员用五十辆卡车拉到南疆，遣散各处。我们来到了吾瓦。黄龙球被打成臭老九，当了“老牛”(当时兵团人对住“牛棚”者的称谓)，下放到大田里劳动。然后是打土坯，一头(当时的人就这么称唿的)“老牛”一天要打五百块土坯。完不成任务就要挨打，再后来就去养猪班当班长，一干就是八年。 他当“老牛”，我和孩子们也受屈辱。别人可以随意骂我们，没人敢跟我们说话，遇着了也躲着走。他们让我与丈夫划清界限，动员我们离婚。我说，我不会离，他就是死了我也不会离，不管你们给他定的罪行有多大，他也是我的丈夫。 当时，他住在猪圈里，不让我们见面。我怕他身体受不了，就偷偷地养了几只(又鸟)，给他煎荷包蛋，他喜欢吃米饭，我就到处求人，用面换米，给他做米饭吃。他有人专门看着，我开始给他送吃的，警卫不让，我就天天去，后来，那人可能是被感动了，就告诉我，要送，就晚上偷偷地来吧! 我深感欣慰的是，我和他是相爱的，我现在可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的爱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就像维吾尔族人在《十二木卡姆》歌词中所唱的，“要想知道是否相爱一生，请问那白髮的老人。” 第37页 “文革”结束后，上级要调我们回兵团设计院，但我已经害怕他去当官，我希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那种政治运动使我至今还心有余悸。 儿女们现在住在城里，他们的父亲去世后，就在城里为我安排了住处，但我坚持要回到吾瓦来，因为我觉得老头子还住在这里，我得回来陪着他。我也不能让这套房子因充满尘土而显得荒芜。 我就在这里，一天天地擦拭着屋子里的家具，清扫那些尘埃。到了黄昏，我就站在窗前，望望远山，望望沙漠，望望随着季节枯荣兴衰的绿洲，等待着我相伴着走过了坷坎一生的爱人，带着原野的气息，踏着稳健的步伐走回来。 陈亦明：她结婚当天就疯了(1) 有些人你已无法找到她们。她们要么已不在人世了，要么已没了音信。要么什么也告诉不了你。 我很少向人讲她们的事，我一直把它们憋在自己心里，都快五十年了。我原来年轻，身体好，能承受这些事情，以及她们命运的沉重。但现在我老了，承受不了啦，它们压得我气都喘不匀，腰都直不起啦，我早就想讲给人听，想让人们与我来共同承受。可是讲给谁听呢?当年的姐妹们堵在心里的东西本来就已很多，我可不愿再给她们增添这些沉重的东西，我常常在想起她们时，不知不觉会嘆一口长气。给我们的晚辈讲，他们不愿意听，他们沖我嚷嚷，唉，又是你们当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得了得了!你就让它烂在你心里吧!可这些往事总是不烂，非但不烂，还在心里生长着，越长越大，越来越沉，越来越广阔，我一个人的心怎么能盛得下呢。就像一个园子里盛不下森林，一个池子里装不下海洋。 我讲出来后，你一定要写出来。不要像别的记者——先后至少有十来个记者，满心地想让我讲，口口声声地说要在报上登，可至今我连一个字儿也没见着。这不是为了别的，我只是想说，既然她们都全部付出了，难道让其他人面对一下都不可能吗? 这同样是牺牲! 真正的牺牲! 闲话就不说了，言归正传吧!黄干事是我们的分队长，长沙人。她是个文化人，修养很好，长得有点胖，但文气，看上去挺舒服的。她因为有知识，在奔赴新疆的路上又担任过分队长;到部队不久，就到宣传科当干事。她入伍时已二十一岁，这在湖南女兵中算年纪大的了。她当兵走时已订了婚。她未婚夫在口内当兵，原是大学里的同学，也是解放初入伍的。他们十分相爱。她原想自己当兵后，和未婚夫都在部队里了，要调到一起很容易。没想事情并不是她想像的那么简单。她调不到口内去，她未婚夫也从口内调不来。她后来知道，她与她的未婚夫不可能成为眷属，组织上已经给她安排好了。 你不要想着调他来，都是革命同志，你嫁谁不行呢，新疆什么都不缺，就缺女人;而他在口内，是不缺好姑娘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组织上会考虑给你找一个很好的，真正的革命同志的。组织科长就这样跟她谈开了话。 可我们相爱，那是爱情，不是别的东西! 什么爱不爱，[小说下载#taoshuke]情不情的，全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你听从组织的安排，与为革命立过功的同志结合，组建幸福家庭，那才叫爱情! 我不会同意的，我已订婚，我只会嫁给他!她坚决地说。 你这样做是不行的。 我倒觉得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婚姻法》的!她勇敢地反驳。 这可是你说的!科长恼羞成怒。 是我说的! 那好吧! 科长刚走不久，她就被关了禁闭，一关就是七天。 她出来后，组织科通知她准备结婚，对象是团里的副政委。她就在那天晚上，离开了部队，她留了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 我不想离开部队，但我不得不离开。我希望组织停止这样的婚配。爱，永远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的婚姻，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是不幸和痛苦的。 我以为部队会抓她回来，但没有找到她，我们再也不知道她的去向。直到八一年，才听到了她的消息，她在长沙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我不知道她当时是怎么回到湖南去的。 正是她的留言使我一生未嫁，因为我没有真正的爱，因为在那个年代，你真正爱的人，却不让你跟他结合。 原来也有人说她自杀了，有人在几年后还给我指了她的坟。又过了几年，我想去看她，那坟当时已看不出来，它早被牛羊踏平了，与那片荒地成了一体。可我不死心，我想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掩埋她的小土包。我在那片荒地上转呀转呀，却什么也没找到。 我当时还想，时间改变了一切，好多好多的普通生命就这样被时间遗忘，然后不留一点痕迹地抹去了。它一点儿也不管这个生命在这世界上经歷了怎样的不幸与痛苦，幸福与欢乐…… 后来，当我知道她还活着，我真高兴呀! 我还认识一名姓周的女兵，名字我就不说了，我叫她周姐。她是高中毕业生，入伍时十八岁。她是我们那批女兵中最漂亮的，高挑身材，白净皮肤，大眼睛，樱桃嘴，两条粗黑的长辫子，气质高雅，天生的丽人胚子。我觉得她是我们三湘四水养育的一个精灵。这么多年了，我再也没有见到像她那样超凡脱俗的女孩子，见了她的人，没有不说她长得完美的。告诉你吧，她走到哪里，就会像夜里突然亮了一颗星星，令人瞩目。她到部队后，战士们只要能看上她一眼，心里都会美滋滋的，要是能和她搭上一句话，那就幸福得不行啦! 你要知道，部队当时正在垦荒，大家忙得脚板朝天，加之也没什么条件打扮自己，那些战士们平时里都是泥头泥脑，鬍子拉碴，衣衫不整的。周姐到了部队以后，面貌一下子就改变了，几乎是突然之间，战士们都整洁了。衣服再烂，补丁再多，也洗得干干净净的，头髮梳得整整齐齐，鬍子也常常颳了，再艰苦的劳动，回来也要洗漱洗漱。爱说粗话的不说了，大家都变得文明起来了。她去哪里参加劳动，哪里的工效就特别高，淳朴的战士们就这样表达着他们对美的倾慕和尊重。 周姐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她嚮往新疆的神秘。在我们眼里，新疆只是一个遥远、荒凉而又贫穷的地方;但在她眼里，那里的一切都是美的、神奇的。她说过，新疆是最富有美的地方，她平生的愿望就是写一本新疆的书。 但她的梦想，包括她的一切，都很快被打碎了—— 一位师领导看上了她。 陈亦明：她结婚当天就疯了(2) 那位领导是三三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已四十岁左右，原来的老婆他离掉了，三个孩子都跟着他。那时周姐比他最大的孩子年龄还要小两岁，但她无论怎样也没能摆脱这强加在她头上的命运。 她很快就结婚了。 可能是心理压力太大，就在结婚的当天，她疯了。 她到处跑，那领导办公时，她就跟到办公室，在办公室大吵大闹。安静一些的时候，她就倚在师首长住的土坯房的门上，两眼无神地望着外面，嘴里嘀咕着什么，一站就是好半天。 第38页 她像一朵花，正要开放时，却被摧折了，凋零了。 奇怪的是，自从周姐结婚以后，团里的官兵又成了泥头泥脑、鬍子拉碴的样子。是的，他们心目中的美神已经没有了…… 1959年我再次见到她时，她已有三个孩子。加之那领导原来的三个孩子，她已有六个孩子了。她什么事也没做，但已憔悴得很，都已让人认不出来了。她那时的病经过治疗，已好了些。当我对她说我是谁时，她想躲开，我拉住了她，她已哭得泪人似的。就一直哭，什么也不说，引得我也陪着她落泪。 她哭着哭着，突然又扯头髮又抓脸的，然后捶胸顿足地说，他那么大年纪了，我这么年轻，他肯定会先死的，他死了，留下这么多娃娃，我以后咋办?我以后咋办?咋办呀? 我怕一刺激她，她又会犯病，赶快找人把她带回了家。 一晃又过了几年，我听说她犯病后，用手枪打死了自己的一个儿子。 我离开新疆时，她还在新疆，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怀着一个美好理想的她，一生就这么过去了，她在那里唯一做到的，就是为那位首长繁衍了几个后代。她的病时好时坏，时轻时重，听说那首长去世后，她的病情已好了许多。而我，则希望她就那么过下去，因为我不知道，她一旦完全地清醒过来，怎样去面对自己的理想，怎么去回首自己的一生呀!但我又是多么希望她能恢復健康，能认识这个世界。如果她还健在——我希望过去的一切在她的脑海中是一片空白，希望她是从如花似玉的少女时代一步跨入老年的，中间的那段时光在她心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还有一名湖南女兵，我叫她汤姐。她父亲曾经在解放前的《湖南日报》任过总编。她出身于，是个才女。她到新疆，就进了俄文学校，从那里毕业后，分到了我们团。我们团当时有个工程师，姓林，是新疆大学毕业的，结过婚，有孩子，夫人是家属，没工作，住在乌鲁木齐。他们产生了感情，相爱了。可那男的没有告诉她自己是有妇之夫。她怀孕了，五五年生下了孩子。这时她才知道自己爱的人一直在欺骗她。她不知道这孩子该怎么办，最后有位团长膝下无子，就把孩子带走了。 从此以后，她就走下坡路了。博乐的冬天十分寒冷，加之当时的生活条件本来就很差，她的月子没人照顾，身体也垮了。 那男的受了处分，她也受了处分。最后，组织出面把她介绍给一个起义的老兵，那老兵已四十多岁，老婆死了好几年了，留下两个孩子。但即使这样，那老兵因知她以前的事情，对她非常不好，只过了两年，老兵就和她离婚了。然后，她就下放到了南疆，几年后，又调到了石河子的工程四团，嫁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这人受够了苦，有了个老婆，自然十分珍爱，两人的生活虽然清贫，但能互相体恤，相亲相爱，让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心想，她终于熬出来了。不想天有不测风云，“文革”时，她丈夫又被弄进监狱里，押到南疆劳改去了，她毅然跟随丈夫去了南疆。她没了工作，没了工资，什么也没有了，几乎是过着乞讨的生活，最后手脚都冻烂了。 汤姐就这样，等着丈夫劳改结束。谁也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有人说她后来回口内去了，也有人说她还在南疆，还有人说她早就去世了…… 唉，好了，我不想再浪费你的时间了。我耳闻目睹的关于湖南女兵的事还有很多很多，我想一时是说不完的。更主要的是，我觉得我讲了这些后，内心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我这才知道，这一切无论怎样，都仅仅属于我和我的女兵姐妹们，还是让我们自己来承受吧! 王灿辉：婚姻那么神圣，又那么苦涩(1) 我是长沙市人，在含关女中读完初中后，就在农业银行当出纳。有天我正忙着自己的工作，有几个同学来向我告别，说她们参军要走了，看她们那神气的样子，我就问，你们参军到哪里去呀? 新疆。 妈呀，那是人去的地方吗?说是远得很吶!我的同事一听就说。 只要有一双脚，再远的地方也能走到。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招兵的首长讲了，招我们去新疆是上俄文学校，当hushi，搞财经，开拖拉机。我的同学说。 我一听可以开拖拉机，就兴奋了。当时能当一个女拖拉机手，可是了不得的，恐怕比现在一个女人驾驶美国的幻影战斗机或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还要神气。我当即就说，走，我要和你们一起去，我要去开拖拉机! 就这样，十四岁的我在1951年2月28日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到焉耆后，分配到了十八团二营，驻在轮台。这是一个富有歷史感和神秘色彩的地方，当我到达那里时，所看到的是它的破败和贫穷。 没有看到俄文学校的影子，更见不到拖拉机，发给每个人的是一把砍土鏝——一种从苏联拉过来的、很笨重的农具。这种农具在中亚用得十分广泛，对于口内来的湖南女兵，则是第一次见到，我们不知道这玩意儿是用来干什么的。直到有一天，营里出发到草湖开荒时，才知道这就是大家的武器——虽说我们是来当兵的，却从来没有扛过枪，打过靶，更不用说其他军事训练了。就是靠着一把砍土鏝，驻疆部队的官兵开垦出了成千上万亩的土地。 我背着自己的行李背包，扛着砍土鏝往草湖走那天，时值六月，太阳狠毒地炙烤着大地，沙漠灼人，使人难以睁开眼睛。队伍一直往南，一直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深处走去。除了黄沙，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阵阵热浪迎面涌来，让人窒息。汗水湿透了我的衣服，然后很快又被太阳晒干，只留下些白色的盐粒。我觉得自己像要被烤干了。我忍不住跑上前去问营长，营长，你要把我们往哪里带呀?走了快一百里路了，这两天的路程，我连一根草也没见到，难道还有可以开发出来种庄稼的地方吗? 有，我们去的就是可以种庄稼的地方，是一个世外桃源，从来没有人开垦过。营长一边喘着气，一边对我说。 这太阳把人都要烤成肉干了。 再走一天就可以到了，你甭看现在这里荒凉，以后，我们走过的地方会是一条大马路，路两边全是庄稼地和一排排白杨树。营长充满憧憬地对我说。 天啊，还要走一天!我在心里叫了一声苦，感到自己又要哭了。因为干渴和劳累，我已偷偷地哭了好几次鼻子。 队伍走进大漠之后，又向东行进了约七八十里路，奇蹟般地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湖泊。它地处塔里木河北岸，虽然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曾断言说：“塔里木流域是世界文化的摇篮，找到这把钥匙，世界文化的大门便打开了。”但在我们这些带着盲目性寻找着可垦之地，以期创造出一个农民式家园的军人们来说，更多的印象是在印证塔克拉玛干的本来意义——“进得去，出不来”;或者是在执拗地和它较劲——“我们可以征服你”。 我心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一辈子，还不如死。 第39页 的确，没有人敢奢望凭着那一小湖水，能在这里生存下来。去的当天，这个面积达三十三点七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就给全营官兵来了个“下马威”。 烈日当空，官兵们稍事休息后，正在挖地窝子准备栖身，天空突然变得昏黄一片，太阳很快就被抹去了。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在远方响起，越来越近，越来越宏大;开始像蜜蜂嗡嗡地叫，继而像波涛涌动，很快就变成了飞机轰鸣，最后变成了大海唿啸。远处的沙丘上，传来几声沙狐忽高忽低、单调悽厉的怪叫声，草湖颤抖着，岸边的芦苇和湖水因为恐惧而“瑟瑟”发抖。 大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狂风怒吼，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沙暴!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大家赶紧抱住自己的背包，但还是有行李像纸片一样被刮上了天，转眼间就被沙尘吞没了。 大家顿时陷入黑暗之中，感到风推拥着沙丘，正在移动。 脚下的整个沙漠仿佛突然立了起来，正在向某个地方奔跑。沙子灌得人满身都是…… 约摸半个小时，沙暴停止了，整个营的人马都已陷在沙中，涌动的流沙已埋到了部分人的腰上，好多人凡是身上带的、能颳走的，诸如帽子、毛巾、水壶、挎包之类的东西早就没了影子。但让我感动的是：几乎所有的官兵都紧紧地抱着自己的砍土鏝。我个子小，沙子已埋到了胸部，两名战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我刨出来。我半开玩笑地对自己说，这可能算是真正的扎根边疆了。我的嘴里、衣领里、头髮里、耳朵里，凡是能钻进沙子的地方，都有沙子，我感到十分难受。但我这次没有哭鼻子，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让我既感到新奇，又感到恐惧，我的身心被二者完全占据了。我连自己是否会死于沙暴之中也没有想到。 沙暴过后，天空很久仍是暗黄色的。沙漠里更热，地表温度达到了摄氏七十余度。胶鞋被烫得发软。奇怪的是，湖里那些黑压压的蚊子却没有被沙暴颳走，沙暴激怒得它们更加疯狂。我们这些新鲜的血液使它们变得贪婪无比。它们不顾一切地扑向每一个人。大家的脸上、手臂上，凡是露在外面的皮肤全被它们叮得惨不忍睹，最后大家只好用衣服把脸包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 只可怜我们这些女兵们。由于王震号召部队节省军费，支援新疆建设——部队官兵节省下来的津贴先后修建了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厂、八一糖厂等新疆第一批带现代化色彩的企业，所以我们只有一套棉衣，一套苏式的制式裙子，裤子都没有给我们发。没过两天，我们的腿就被蚊子叮咬得血肉模煳。有些女兵被咬得没有办法，就去湖里捞了稀泥，抹在整条腿上。最后，营里只好动员男兵为大家捐赠多余的裤子。可是有几个人有多余的裤子呢，最多的人也只有两条裤子，一条好一点，另一条补了不知多少补丁的，有的地方摞的补丁足有一指厚。男兵们把好一点的裤子让给我们，自己则穿着铠甲似的厚补丁裤。 当营长和教导员代表全营五百余名男兵把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十几条裤子拿到我们跟前时，我们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在沙漠中挖好地窝子，全营安置下来，开始了把荒漠变成良田的梦想。 这个地下营地的唯一标记就是一根旗杆，如果那根旗杆没了，在那沙漠中就很难找到家。 有一次在南草湖劳动收工后，我看见了一片野生的小香瓜。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当时的人都馋，只要见了或许能吃的东西，就垂涎三尺。我当时饿得不行，也不管是否有毒，尝了一口，觉得挺香的，就先啃了两个。想着一位老大姐正有身孕，就摘了一些给老大姐。我高兴地往回走着，突然颳起了大风，沙尘瀰漫开来，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旗杆，我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我在沙漠里转了半天，直到天黑，也没有看见营地的影子。 风夹着沙石，像一个老魔鬼，发狂地呻吟着，嚣叫着，冷笑着，其间夹着狐狸的悲鸣和几匹跟随人迹来到这里的荒原狼的嗥叫。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我看见旁边有个草垛，就一头钻了进去。 王灿辉：婚姻那么神圣，又那么苦涩(2) 大家回到营地，点名时才发现我不在，把营地找遍了，也没看见我的影子。营长立即命令全营人马分头寻找。 我躲在草垛里，既怕狐狸，又怕狼，怕狐狸是因为在很多民间故事中，它们会变换成媚人的妖怪;怕狼则是我自小就知道狼的兇残。几乎每天夜里，我都能听到这两种动物的叫声。但它们很少在芦苇丛外活动。听人说，狼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嗅到其他动物的气味，然后循着气味寻找和捕获猎物。我也觉得狼的嗥叫声越来越近，正害怕得不行，不想没过多久，它们又远遁了。原来寻找我的战士已经赶到，他们的火光把狼吓跑了。我连忙出来，向他们跑去。 我当时单纯而天真，这使我在这个成人世界里完全像一个大孩子。只有我敢于“童言无忌”地给干部提意见，让他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有我可以把营里餵养的一只母(又鸟)引到地窝子里，让它在自己的枕头边下蛋，然后让大家偷偷地用(又鸟)蛋洗脸，做一次在当时看来十分奢侈的“美容护肤”。我无忧无虑，活泼俏皮，给大家带去了十分珍贵的欢乐。 在这个女人比率很小的集体里，任何一个女性对每一名男性官兵来说，都是一个辽阔而美丽的世界;都是他们寄託自己想像中的爱情、欲望和家庭的载体。 女兵班里的其他女兵都比我年龄大，她们很快先后结婚了。我目睹了她们的痛苦和不幸。我甚至去找过领导，说我们是人，不能把我们拉在一起就过日子，但没人理我。 我自己也没能摆脱这种命运。 1952年12月的一天，年近十六岁的我被教导员叫住，问，小鬼，想不想成家? 我还是个孩子，成什么家呀，教导员，你可不要吓我。我十分认真地对教导员说。 你该成家了，我给你找了个全兵团都有名的英雄模范。教导员一本正经地说。 我一听教导员的口气，就开始害怕了。我说，教导员，我才十六岁，还太小，我还想上学，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现在……现在不想结婚……何况，我还没有……没有喜欢上谁……没有，从没有想过……结……结婚的事。由于害怕，本来伶牙俐齿的我，一下变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起来。 组织上已经决定了，给你介绍的对象是机枪连指导员，他是兵团模范指导员，是一个忠厚可靠的同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明天给你半天时间，你们见个面，谈一谈。教导员的口气冰冷、严肃，不容置疑和违抗。 我愣了半晌，我本想喊叫，不!不能!但我没有喊叫出来。我哭了，哭出了声，哭着跑回地窝子，扑在床上，号啕大哭起来。 女兵们已经知道了，她们不知该怎样安慰我，因为，她们都已结婚，连怎样安慰自己都不知道。 第40页 谁能找到安慰自己的理由和方式呢? 这个兵我不当啦!我不当啦——。我在心里嘶哑地吼叫起来。 那你就是个逃兵……你不能这么想。没有比当一个逃兵更可耻的了。军人是一个与死亡为伍的职业，选择了它，也就选择了赴死的可能。但我宁愿死，战死疆场，也不愿要这样一种彼此连一点了解都没有的婚姻。它比死亡更可怕，更难以让人接受……我的思想激烈地斗争着。 有一缕月光洒进了地窝子里，不大的风从地窝子顶上刮过，从没有遮拦的洞口袭击着我。初冬的夜，充满了凄凉。 其他的女兵们都无言地坐着，静静地陪着我。 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必须长大，成为成人，以面对即将面临的一切，面临那实实在在的、充满着未知因素的生活。我也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思念故乡，思念父母亲人…… 既然与指导员的见面是以命令的形式下达给我的，作为士兵的我就不得不服从。第二天吃过早饭，女兵们迴避开后，他进来了。 他叫赵自立。老地下党员，三八年参加了八路军，打日本侵略者，后又参加解放战争，前前后后打了一百多次仗。来到新疆后，一直带着机枪连的官兵们修建十八团大渠。他比我大十岁。他后来当过二十九团的团长和政委，却淳朴得像一个辛劳一生的老农民。只有谈起当年打日本，打永丰镇时，他才会滔滔不绝。 他来到我的地窝子门口时，死活不好意思进去，这个打仗时只知道勐打勐冲，干活时则拼死拼活的河北汉子，脸通红，在门口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他嘀咕了一声，还是算了，还是算了……就要往回走，是战友们硬把他推进来的。 他在地窝子里站着，由于个子很高，只能低着头。两只手无所适从地一会儿垂在腿的两侧，一会儿又绞在一起。 我只是赌气地坐着，连眼角也不看他。 地窝子里异常寂静，似乎连尘埃落地的声音也能听见。 他的脸更是羞得通红，这个曾经一百多次冲锋陷阵的男人感到异常尴尬和窝囊。那么冷的天，他的额头上却冒出了一股股的汗水。 是的，对于女人，这个老兵还是个新兵。何况自己面对的又是一个连一句话也没说过的陌生女子呢? 他知道我的名字——我们这些女兵的名字像现在明星的名字一样，被他们那些男兵提及过无数回，每一个女兵的名字都是闪着光的，被大家一遍遍咀嚼过的，无数次回味过的。而我，连他的名字还不知道。 他不停地抹着额头上的汗水，脚不安地在原地动着。 我不会跟你成家，我这么小，怎么跟你成家?都两代人吶!我气唿唿地说完，就哭了。 他坐了下来，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脸憋得更红了，手脚显得更加无所适从。 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哭，此时，我应显得坚强些，至少在这个我当时认为的“敌人”面前。 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时间时而汹涌着往前流淌，时而又如同死水，没有波澜。 两人都是作为下级，在上级的命令下，坚守着那一段时间，指定的时间不到，我们谁也不能撤退。这段时间，就是一个上午——必须在一起待一个上午。这可能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了。 赵自立作为一个穿过血雨腥风，与死神打过上百次交道的老兵，一个农民出身的在当时几乎识不了几个字的军人，当时已近三十岁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年龄——自然希望成一个家，能找一个有文化的湖南女子当老婆，他自然也是高兴的。但现在，他有些怜悯起我来，觉得自己和我的确不般配，但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眼看一上午的时间快过去了，他才鼓起勇气说，王灿辉同志，我们家世代贫农，成分很好，我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一个弟弟参加了抗美援朝，一个弟弟在家种地…… 王灿辉：婚姻那么神圣，又那么苦涩(3) 我不需要知道这些事，这是你们家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可我……可我得说完，这是领导交代过，一定要告诉你的，说是便于彼此有个了解。其实，我也只剩下了一句话，我这人战争年代是英雄，生产劳动是模范……他说完这些话，如释重负一般舒了一口气后，就使劲擦了擦满头满脑的汗，然后站起来，由于没注意到地窝子很低，把头狠狠地撞在了地窝子顶上，直撞得眼冒金星，一个趔趄，差点栽倒。他稳住自己的脚步，把帽子上的土拍了拍，退到门口，向我敬了个军礼，转身走出了地窝子。 那次见面不久，我就调到了团部，去给还是文盲的干部战士扫盲。我暗自庆幸，以为可以摆脱为自己安排的命运了。 离开南草湖的那天，我十分高兴，像一只冲出了樊篱的小马，一蹦一跳地走了。 的确，从那以后，再没人提起过让我结婚的事，好像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慢慢地，我又变得愉快欢乐，无忧无虑起来。 转眼之间，一年又要过去了。部队正准备着迎接新年，我在团部碰到营部的副官，他是来买糖的。 还没过年就买糖，今年春节是不是要好好热闹一下?我一边问副官，一边笑着抓了一把糖。 副官笑着说，这是喜糖，可不能随便吃。 又给谁配对了? 副官笑而不答。 说说看吧，是谁和谁?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副官说完，跨上马走了。 当天下午，营部通信员牵着一匹马来到团部接我，让我回去。 有什么事呢?扫盲还没完呢，要走，也得跟团里的人讲一讲。 营里已跟团里请示了，让你回去一趟再来。 究竟有什么事? 年终了，可能是营里开会，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回到营部，我就被带到了一个小地窝子里。全营连以上干部都喜形于色地坐在那里。桌上放着两小堆糖，每人跟前放着一杯水。一见我进去，营长就说，欢迎新娘子!接着就是“噼里啪啦”的掌声。 我一下愣住了。我愣愣地站在地窝子门口，正不知该进该退的时候，已被人推到了赵自立身边。 教导员宣布，经组织批准，机枪连指导员赵自立与团文化教员王灿辉现在结为夫妻。让我们以水代酒，向他们表示祝贺，愿他们永结连理，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我早已哭得跟泪人似的，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婚礼已经结束了。人们完成神圣使命似的，鱼贯而出，把我们两人留在了“洞房”里。 我颓然地站在那里，觉得自己的整个生命都在崩溃。突然，我不顾一切地冲出了那个地窝子，向着无边的旷野，向着黑夜深处跑去。 凛冽的寒风一阵阵从戈壁滩上掠过，笨重的毡筒使我一次又一次跌倒。我索性把毡筒脱了，挂在脖子上，脚上只有一双布袜子，我也没觉得冷，没觉得硌脚。我只觉得身后正有一种强大的、不可违抗的东西在追逼着我，我只有逃跑，我跌跌撞撞地飞跑着，那么快，像戈壁滩上的一阵风。 第41页 但可怜的我也只能从营部跑回团部。大半个夜晚的奔跑，使我的一双脚早已血肉模煳，麻木得没任何感觉了。 我唿出的气息喷在脸上，头髮上，早已凝成了冰霜，所以，当我倒在自己的床上时，我结了霜的头髮，苍白的脸色，茫然无神的眼睛，使我像一个失了魂魄的人。 我再也没有回去过，直到三个月后，扫盲班解散，我才又回到营里，我住集体宿舍，死活不去见他。就这样抗争着，转眼半年过去了。 而他，又不好意思来请我。赵自立事隔多年以后，对我说，我们当时本来就是两个陌生的人，硬撮合到一起，就跟我说过一两句话，还是我不愿听的话，也就见过一次面，去请人家回来，凭什么呢?他不知道怎么跟我说，所以不仅是不好意思，他还觉得去请一个生人回来跟自己过日子，特别扭，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我走了，他也没办法。因此，既然是组织介绍的，还得要组织出面。 有一天，营长找到我，对我说，王灿辉同志，我现在告诉你吧，把你们招到这里来，就是要配对象的。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建设新疆的需要。赵自立同志是兵团的模范指导员，你这样做，损害了他的威信，叫他以后如何带兵? 妇女解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我追求的，是自愿的婚姻，不是包办婚姻，如果说他的威信受到了损害，也不是我的原因。我针锋相对，一点也不示弱。 无论怎么说，我死活也不和赵自立同房。但从此之后，也就不停地有领导找我谈话，做我的思想工作。在这种攻势下，我最后终于难以忍受，同意与他一起生活。——另外，我也明白，就这么一片戈壁，这戈壁上就这么一些人，无论自己是否与人家同房，但在别人的意识中，我已是个结了婚的人。在这种选择对象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我还能选择谁呢? 但我从不和他照相，直到有了孙子，在照全家福时，我们才在一起照了个相。到那时，我们已走过了四十多年的风雨人生。 钟瑞兰：结婚时就抱定了要离婚的想法(1) 由于自己的奋斗，我在1953年由战士提为排长。这在当时的女兵中，进步算是很快的。但直到80代末要退休时，我也只是个副指导员。 反思自己的人生，我知道，如果我不结婚，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无论如何，我为这荒原，为新疆这片土地养育了三个孩子。 我提干不久，也即建军节那天，营长对我说，钟排长，我营机枪连有个排长，也是劳模，你们俩挺合适的，排长配排长，劳模配劳模，应该是一个好姻缘。 我在部队已整整待了两年，知道营长的话绝不是玩笑，就说，多谢营长的关心，但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即使要结，彼此也得有个起码的了解。 结了婚再了解也不迟。今天过节，部队休息，营里刚好要主持一次集体婚礼，时间在下午四点钟，你去准备一下，那排长我负责通知。 我当时一听就傻了。 营长见我要说什么，于是果断地摆了一下手，大声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要相信组织，组织上为你考虑的事情不会错。他说完，就背着手走了。 我……我绝望地说出这个字，就说不出后面的话了。我木桩似的站在那里，半天才在心里喊出，我!不!愿!意—— 但我却不得不按时到营部去，这是军队里的规矩，任何人都得服从，当我到营部时，已有八对新人在等着婚礼的开始。大多为营里的连排干部，他们神色拘谨、腼腆，显示出一个农民突然被置身于某个盛大场面时的手足无措和忐忑不安。而新娘子则都冷着脸，低着头，像在为这种“拉郎配”的产生找到一个自己能接受的答案，所以她们被重重疑惑紧紧地包裹着。那些赶来贺喜的干部们，则不时地开一些新郎新娘的玩笑，引出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但没一个新娘在笑，欢乐是局外人的。营长、教导员忙得最欢，他们满脸绽笑，皱纹舒展，掩饰不住一个辛劳一生的老农民终于为儿子们找到媳妇时的那种喜气洋洋。 中国共产党那支以贫苦农民为主的军队创造了中国新的歷史，在那个漫长的过程中，也创造了无数军事史上的奇蹟，但那支军队中许多人的意识还是农民的，在基层更是这样。 在他们的意识中，还没有爱情这个词语。婚姻的目的还只是为了繁衍后代、延续香火，所谓的“爱情、自由、人权”等，不过是小资产阶级不健康的情调。 我去参加婚礼时，就已下了决心;作为下级，我遵命结婚;作为女人，我按自己的情感处置婚姻。也就是说，我在结婚时就已抱定了要离婚的想法。当然，这种想法是伴着内心的流血产生的。在这个想法产生时，我忍不住内心的痛，跑到一丛红柳后面，伤心地哭了一场。 婚礼还没有结束，我就离开了。我一直住在女兵排。没过几天，我打了离婚报告。没想到，离婚比结婚要难上一千倍。我一次又一次地打报告，领导也一次又一次地批示不同意。我绝望得不想活了，真想一死了之。最后，我给在铁道部工作的哥哥写了一封信。哥马上回信劝慰我，说要把我调到北京去，但我拒绝了。我知道，多一个人，对当时的新疆来说，就多一份力量;还有，我要自己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所说的跌倒，就是因为我提出离婚后，领导给我戴上的“看不起革命干部、劳动模范”的帽子。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想法虽然幼稚，却是真实的。 我坚持要离婚，到1955年，领导终于同意了。当我听到那个消息时，心情十分复杂。既感到了生活的辛酸，又感到释去了生命的重负。我没有想到，会有另外的东西重新加到我的身上。我一直在兵团的最基层生活，下面歷来是最苦的，那也是低素质人的聚集地。不是个人，而是单位，单位骂我是“老破鞋”，骂了很多年，就因为我离过一次婚，他们就这样骂我。我现在忆及此事，仍伤心欲绝。在全民生活政治化的时代，我作为一个卑微的个体，哪怕是正当的行为，也被视为叛逆，而受到长期的凌辱。 离婚之后，我与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农业技术员任自立相爱并结合。在“文革”还没有开始之前，我的生活是平静而幸福的。“文革”开始后，丈夫作为“臭老九”，下放到了塔里木。生活的艰苦，劳动的繁重，加之思想上承受的压力，丈夫病倒了，一病就是十五年，直到八三年去世。 丈夫生病时，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九岁，最小的才几个月。生活的重担和来自政治运动的冲击，全靠我一人承受。世界上所有的苦我都能够承受，唯一不能承受的就是政治运动中非人的折磨和无处不在的歧视。那种绝望来自我生命的最深处，所以常常把我推到彻底的绝望跟前。 有一次，要我去陪斗。丈夫当时正病重，要送医院，我求来人能否让我把病人送到医院后再去。来人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我。无奈之下，我只好让十一岁的儿子送他父亲到医院。批斗会开完之后，我去接在医院陪丈夫的儿子。 第42页 夜晚黑得很，陪斗了一天的我觉得脚步发飘，怎么也踩不实。 妈妈，你咋了?在前面带路的儿子问道。 儿子的问，使我更加难过，我忍不住哭了起来。 钟瑞兰：结婚时就抱定了要离婚的想法(2) 妈妈，你哭啥? 我哽咽着说，儿子，妈哭什么，你……你以后……会明白的…… 妈，我知道你哭什么，你是担心爸爸病重，你怎么养活我们。你不用担心，再过两年，我初中毕业了，就可以种地，养活你和弟弟妹妹。你不要哭，哭坏了身体，我们三个孩子怎么办? 听了儿子的话，我抱着自己的儿子，哭得更加伤心。从塔克拉玛干吹来的漠风掠过黑暗中杨树的树梢，“刷刷拉拉”响成一片。这声音把我的哭声衬托出来，被风带着，传得很远。 孩子，你一定要读书，只有有知识的人在以后才能知道妈妈的哭。 “文革”结束之后，我从塔里木回来了，但一个女人，带着一个病号，三个孩子，原单位不要，任何单位都不愿要。全家人像一个皮球似的，被人从一个单位踢到另一个单位，从一片绿洲踢到另一片绿洲。面对这种境况，我欲哭无泪。但因为政治上已经平反，我对这种人世的冷暖已不在乎。 我那时已能够蔑视它们。我也相信，只要新疆这块大地存在，就有我的立足之地。 现在，我已能坦然面对过去的一切。虽然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我认为那是值得的。 王纪南：官兵渴望女人像沙漠渴望水(1) 我叫王纪南，湖南汨罗人，五一年四月参军前在长沙被服厂工作。到达哈密后，就留在五师四十七团三营。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个能干的人，也不愧为一个典型的劳作一生的女军垦战士。长年累月的劳动，使我的每个指头都严重变形——在哈密修红星渠时，我和大家一起去天山开山炸石，在打炮眼扶钢钎时，有个手指被砸断了——我的左脚也变形了，背驼得很厉害。其实，艰辛的劳作使我的整个肢体都畸形了。 我们要从天山引水，才能开发二道湖荒原和火石泉荒原。那两条渠叫红星一渠和红星二渠，分别长六十四华里和七十五华里。那两条渠修了两年多时间，水渠修成了，我和许多战士一样，累出了一身病。因为水渠要穿过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为防止渗漏，全部要用石块水泥铺砌。石头在天山上打，全靠人力背运。背石头是重活，由男兵负责，放炮炸石相对轻松一些，就由女兵负责。我的手指就是在那时被砸断的。 哈密的冬天滴水成冰，呵气成霜，我们修渠部队开到戈壁滩上，帐篷架起来，就被风掀掉了，没有办法，也只得挖地窝子，垒石头房。大家还写了快板词—— 地窝子，石头房， 冬天暖，夏天凉， 避风沙，遮太阳， 土炕上边铺苇草， 又松又软赛过钢丝床。 ………… 在几十里修渠线上，挖了许多地窝子群，我们给它们起名为红星一庄、红星二庄…… 当时铺石块用的水泥叫“洋灰”，当地不生产，我们都没见过。如果从口内运，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只好就地取材，一边开矿採煤，一边炸石灰岩，烧制石灰，然后把它和陶粉和在一起，生产代水泥。在哈密大营房西北角，开了一个陶粉厂。在那低矮的土房里，粉尘飞扬，呛得人受不了不说，冬天冷死人，夏天热死人。我的手受伤后，就到这里来筛陶粉。汗水在身上和成了泥浆，在头髮上和成了泥团，一从房子里出来，人家见了就笑我们把自己弄得不像人样儿了。 但这一切，都没有那一声枪响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因为随着那声枪响，我最好的同乡王惠芝永远离开了人世。 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渴望女人、渴望爱情就跟这片土地渴望水一样。除了我和王惠芝，其余三个女兵很快就结了婚。 王惠芝是湖南新化人，参军时十六岁，长得很好看，水灵灵的，高挑身材，皮肤很白，眼睛很会说话。她一到营部，营里的干部就都盯上了她。但谁配谁，上头都有安排的。副营长张文德十三岁参加革命，是全军特级战斗英雄，他原先所在的连也是战斗英雄连。英雄美人，组织上早已把王惠芝暗配给了他。他个子高高的，相貌英俊，我们也觉得他们挺般配的。 我和王惠芝一直挨着睡，她跟我说过她喜欢副营长。但因为年纪小，她得问问她母亲的意见。她母亲收到信后，回信让她坚决不要找对象，不然就回不去了。 她父亲已经去世，她和哥哥都是母亲一泡屎、一泡尿拉扯成人的，她很听母亲的话。 那时，她并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也不知道男人的心。收到信后，她就跟副营长说，我母亲说了，不能在新疆找对象，所以我不能再跟你谈朋友。 副营长听了很伤心。他有好几次都跟我说，让我带话给王惠芝，说他非常爱她，他就是死也要把她带到土里去。 王惠芝心眼儿实，她只想着母亲养她不容易，只想着以后回到母亲身边，只想着绝不在外头找对象，所以她对副营长的话怎么也听不进去。 这时，这个师里只要是子弟兵的，都准备往口内调，副营长也在调动之列。他想与王惠芝把关系赶快定下来，即使因她年龄不够不能结婚，他可以等，以后还可以把她往口内调。他就去请求王惠芝答应与他订婚。王惠芝仍想着回母亲身边去，所以拒绝了他。刚好，营部的孙干事也喜欢王惠芝，常去找她，但她不喜欢孙干事，他们仅仅是同志而已。但副营长却疑心他与孙干事在谈恋爱。他太爱她了，他怎么也忍受不了。他再次向王惠芝求爱时，王惠芝说等以后再说。副营长非常伤心，都差点哭了出来。 就在他准备到口内去的前夕，他来问我，小王，你们女兵晚上是咋睡的? 我不知道他问这个问题的真实意图，只以为跟工作有关，就把我睡哪儿，陈太爱、史敬谊、陈惠兰、王惠芝睡哪儿，一一给他说了。 他听了后，说，谢谢你了，你要好好干，我要走了，也没啥值钱的东西留给你，只有一个茶缸，是新的，留给你做个念想吧! 我以为他说的要走了是到口内去，便说，你们是男人，你们到国防部队去，去保家卫国，很好。我刚来新疆不久，我要用自己的劳动来使它变得跟我的老家湖南一样。我没什么东西回赠你，只能给你道个路上珍重。 他笑了笑说，这就够了。 晚饭前，副营长领我们唱了歌，晚上我和王惠芝躺在床上，讲了白天副营长来找我的事，我告诉她，副营长要走了。她听后，好半天没有说话，有些忧伤地说，他其实真是个不错的人，他走了就好了，就能忘了我，口内的好姑娘多，他能找到比我更好的，他会幸福的，我会祝福他。 我看他即使回到口内也会想你的，因为他的确是很爱你，爱一个女人跟找个女人过日子可不一样，我看他挺伤心的。我说。 第43页 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母亲为我吃了很多苦，我不能不听她的话…… 白天修了一天渠，我们都很累，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 我睡着不久，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副营长坐在王惠芝的床前，脸上流着血。血不停地流，顺着身子流到了地上，在地上漫开，血红一片。但他好像没有感觉，只用很热的目光盯着王惠芝。我和王惠芝则躲在一边笑。她说床上躺着睡熟的人并不是她，那是一个空壳。说完，我们就跑开了。跑进沙漠，又跑进戈壁滩，又跑到一片陌生的草原上，但无论跑到哪里，都可以见到流着血的副营长在那里坐着，看着躺在他面前的王惠芝。最后，王惠芝说，我会飞，我会飞到天上去，他就会看不见的。她说完就真飞了起来，还咯咯咯地笑。她在空中越飞越高，最后看不见了，只留下笑声还在天上响。我唿喊她，叫她回来，她说，我不回来了，我要飞到妈妈身边去。我很难过，想从这个梦中醒来，但我怎么也醒不来。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枪响。它像是从梦中发出来的。过了好一会儿，我才醒过来。然后，我又听到了一声枪响，营区一下乱了起来。 王纪南：官兵渴望女人像沙漠渴望水(2) 谁在打枪，谁在打枪? 好像在女兵班那边。 莫不是土匪袭营吧? 可能是哨兵的枪走了火。 到处乱闹闹的。 我仍迷迷煳煳的，好像那个梦还没有完。我推了一下王惠芝，她没有动静。我又推，一边推，一边说，看你睡得像个死人，外面土匪袭营了呢，看土匪来把你扛走当压寨夫人去。推着，觉得手上黏黏的，一摸，王惠芝头上冒着热热的东西。我赶紧下床点了马灯，一看，妈呀，她已死了。她头上被打了一枪，血已把枕头渗红了。 紧急集合哨吹响了，脚步声把月光踏乱了。我跑出去，哭着喊叫道，王惠芝被人打死了，快来人呀，快来人呀! 人们都朝这里涌来。 我哭了起来，我用水擦她头上的血，但怎么也擦不干净，直到她身子冷了，血凝固了。 我抱着她，给她洗脸，梳头，换上干净点儿的衣服，我希望自己像一个亲人一样，给她一点儿照顾。 她很安详，像仍在熟睡。只是脸上没有血色，惨白得很，我已感觉是他干的，我想骂他，但哽咽着没骂出来。 副营长也被抓住了，因为他拐到那个干事那里，想把他也打死，但干事跑了，没有打着。 我这才知道，他说的他要走了，就是这样走的。 没多久，他被枪毙了。刚枪毙，上头来电，念他保卫过延安，念他是战斗英雄，当连长时带出的连队是战斗英雄连，先不要枪毙。但已晚了。听人说，枪毙他时，他啥话都没有说，只是念叨着，惠芝，我们可以在一起了，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他们就这样走了。 我为王惠芝伤心，觉得她命苦，也为副营长伤心，他可以有很好的前程，却给自己弄了那么一个结局。慢慢地，我觉得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比他们更可怜。副营长是为爱而死的，王惠芝是因为被人爱而死的，而我们好多人却没有。既没有被人爱过，也没有爱过别人，迷迷煳煳就一起过日子了，煳里煳涂地过了一辈子。 我的婚姻是这样的，五三年，我在学生队当分队长时，领导找我谈话，把我介绍给学生队司务长。他是四八年从傅作义部队起义的，比我大九岁。我自然不同意。后来领导就找我一次次谈话，我忍受不了啦，就说我们先谈谈看吧，我还没跟他谈过一次话呢!结果上头不管三七二十一，丁零噹啷就让我们结婚了。 我感到很突然，对婚礼也没什么感觉，所以除了记得年份，是哪月哪天结的婚都记不得了。 结婚之后，我就到四十七团商店当售货员，不久，又派我到哈密去学做食品。学做面包、点心、蛋糕，后来做出了名，还上了报纸。丈夫则到石河子速成中学学习，学完后就到连队当指导员。但由于他脾气不好，老跟领导顶牛，被降为排长，就当了一辈子排长，最后以排长退休。 生活就是这样平淡无奇，但我已活了六十七岁，父母把我们生下来，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人世上活下去，我做到了。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通人，做到这一点已经不容易了。 而王惠芝走了，走了快五十年了，不知她的灵魂是否已安息，我很怀念他们，我想趁这个机会，祝愿他们都安息! 陈瑾：唯有爱是永恆的(1) 这就是我住的地方，这两间土坯房，原已因垮塌而被人废弃。我对它做了修葺，把残缺的墙补好，找来一些杨树，抱来一些树枝，和了一些泥，做好了屋顶，自己又修了灶台，便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居所了。 这里处在小城的边缘。不远处便聚集着来自乡下或异地的流浪者，他们靠出卖劳力或贩卖水果及廉价的小商品为生。 我居所面对的一片庄稼地是我心目中的公园，我经常到那里散步。住处周围的空地我自己开垦出来了，竟有一亩多，我在地的周围种了石榴和杏树，用七分地种小麦和玉米，剩下的地种各种菜蔬瓜豆。靠这些地，我原来可以勉强生活，但年老后，我做不动了，连一些蔬菜都伺候不了，全部身心都要用来应付自己逐渐病弱的身体，生活也就一天比一天困顿。 我还有一千多册图书，那是我的精神乐园。我当兵前就读于湖南大学英语系，至今还能读英文原作。当我无法面对自己的命运，当我感到人生寂寥之时，当我无法承受生命的沉重之时，我就会翻翻那些散发着岁月气息的书籍，我能从那里得到慰藉。 书是世界上最为珍贵的财富。 我的书大多是“文革”后购置的。以前的一千四百多册书在“文革”中被人焚烧了，只戏剧性地留下了一本英文版的《政治的罪恶》，由法国人路易斯·博洛尔所着，是伦敦费希尔·安文出版公司20世纪初的版本。它倖存下来，是因为焚书的人不识英文，问我那是什么反动书，我说是政治书，那人就把它甩在了一边。我的这本书现在已活了近百年，它目睹了一个世纪中的一切，也目睹了我的一生。我今天所说的，这本书都可以证明。我不愿说的，这本书也会知道。 可以说，所有的时尚都难敌革命的时尚，因为它显得那么崇高，崇高得让人难以抗拒。我们这个民族的20世纪，基本上就在革命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投身其中，我仅是其中的一个。而很多人凭自己的才能，完全能够适宜去为这个民族做更多有益的工作，但在战争年代，他们没有，而是成批成批地上了战场。比如我，我真正应该做的，是做一名英文教师，致力于培养一批掌握这门语言的学生，而我却来到了这里。 这当然是我自己的选择。当时是那么坚决，谁也阻挡不了。现在，我当然还要勇敢地面对它，并不是因为我落到了如此的境地——这种境地何尝不好，隐者，现代社会的隐者，我做到了。我甚至不能把这种选择归之于命运，因为是我改变了它。 第44页 一到部队，我就知道自己的命运了。我做不好一个军人，严格地说，我们也不是一个军人。我只是垦荒部队的一名战士。我在这里也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力量，这是从那些在血雨腥风中倖存下来的士兵身上散发出来的。他们是那么单纯、朴素，对一切都心怀真诚和美好。但他们又是那么盲目——盲目地展开了同大自然的搏斗。那是一场肉搏战。然后，有了眼前的收穫，也埋下了长久的隐患。比如当年开垦塔里木，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会造成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被破坏，并使罗布泊彻底死亡。我当时在日记中写下了我的忧虑。不想遭到了批评，说我与建设新疆唱对台戏，我作了检讨。后来，塔里木河流域的生态灾难果真出现了。 我1949年就想报名参军了，但老师和亲友都劝我完成学业后再说，所以1952年才报名入伍。我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是想入朝作战。我考进去了，当时需要英语翻译，但不知为什么，最后没有通知我。我便去了新疆军区招聘团。当时越危险、越艰苦、越遥远的地方，就是越光荣、越吸引人的地方。除了朝鲜，新疆就是最使人嚮往的地方了。 整整走了三个月，我到了喀什。到喀什不久，我的恋人也随后来了，他比我高一级，已参加了工作，在大学当英语教师。我参军时，他劝阻过我，但见我执意要来，他也不好说什么了。他尊重了我的选择。但我没想到，他会随后也参了军，进了疆。记得我从长沙走时，他来送我，他流了泪，我没有。我说，爱是没有距离的。我说，爱能将长路变短。 我到喀什后才知道，爱被千山万水所阻隔，那距离的确存在，我无比想念他。我甚至觉得，即使因为爱，我也不应该来这里，应该永远在他身边。我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内容我至今记得，“念您请来信”，后面附了通信地址。他就是在收到了电报后毅然来疆的。开头分在乌鲁木齐，后来他要求来了喀什。 我并不知道他已入伍来疆。那天，全连正在劳动，指导员叫我到连部去，我看见他站在那里，我开始以为是在做梦，他叫了我的名字后，我知道一切都是真实的。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眶，怎么也控制不住。他说，你还好吧。我哭着点点头。我真想扑到他怀里去，但即使指导员离开了房间，房间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我们也没有这么做。这军营里，似乎永远不宜于情感的表达和流露。 你怎么来了?我止住了哭，问他。 因为爱你，除此以外，再无别的，他真诚地说。 谢谢你!可是，你不该来，我一来就有些后悔了。我们学到的知识可以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做更多更多有益于国家的事。我们到这里来，是浪费了知识，而传播知识正是国家最需要的。 我们可以这么做，甚至回去。 但我们已是军人，不能轻易离开这里。 我首先是个知识分子。 他后来分到营里任文化教员，但他很快就不适应了。当时每天要开生活检讨会，审视自己一天来的工作和思想。每次他都只是说，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每天要记日记，但日记要检查，主要从中去查你的思想倾向。他死活不交出自己的日记，说那是他的隐私，是个人的权利，为此，他受到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但他仍然不交日记，后来，营里就强制着把日记搜走了。他从此不再写日记，可你不写日记更要受批评，但他就是不写。 陈瑾：唯有爱是永恆的(2) 我的恋人是四川人，是从四川考到湖南读书的，骨子里也就有了四川人的那种倔强劲。加之我们学的是英语，读了许多英文着作，接受了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一遇到这种情况，思想上自然承受不了。 没过多久，虽然上面知道我已有对象，知道他与我就在同一个地方。但组织上仍给我安排了一名副团长，让我与他结婚。我从内心里坚决拒绝这样的安排，但我作为一名战士，在军队这种等级森严的组织里，作为一道命令，我得找到合适的方式才能拒绝它。我当初只能迴避，我尽量不让他知道。我知道他一旦知道了这样的事情，将更加难以接受，但他还是知道了。 那天，他气沖沖地找到我，当着众人的面，对我说，听说你要成为团副夫人了! 我见他那样，就轻言细语地对他说，这是组织决定的，我没有答应，你先别这样说话。 但你至今没有拒绝!你为什么不拒绝?你当即就该一口回绝!你首先是个知识分子，然后才是军人，你却连一点知识分子的尊严也没有了，更不用说良知!你已堕落，堕落成一个无知的，只知道服从的士兵。你要用坚决的回绝来对待他们，他们这样做是极端错误的，是极其不尊重人的，是没有人性的!他几乎是在对着所有的人吼叫，平时的斯文气一点儿也没有了。 你……我又急又气，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你要做团副夫人，你就做去吧!我祝贺你!他说完这句话，气沖沖地转身走了。 他回去就被关了禁闭，一下关了九天。我去看过他一回。上面让他写检讨，他一直没写。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他说。所以原来只关一周的，最后多关了两天。我对他说，我虽然没有一口拒绝，但我内心一开始就坚决地拒绝了组织上的这种安排。 但他只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自己保重吧，然后就不说一句话了。 我没想到，他从禁闭室放出来不久，就离开了部队，到了阿图什时，他从邮局寄了一封信给我，说了他要离开部队，他将回到四川或湖南继续教书，并说永远爱我，会一直等我。 我收到这封信已是七天后。他在离开部队的第五天，就被追了回来，自然又得关禁闭。这次上面已不让我去看他。关了半个月出来，他被送到了一个很边远的地方工作，去后不久，他就自杀了…… 这是……我……万万……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为爱……而来……为我……而来，最后却得了……这样一个结果……魂飘异乡……我这么多年，一直守在……这里……就是要……要陪伴他…… 我再也说不下去，我觉得自己太虚弱了。 这些年来，我把能够遗忘的东西都一件件地从记忆中清理掉，只留下了有关爱的最珍贵的这一部分…… 我去世后，无疑将与他葬在一起。这是我一生唯一能做到的。 我知道，唯有爱是珍贵的。当我与他通过泥土合而为一，再成为泥土，爱便永恆了。 好了，还是接着前面的话说吧。 我是半年以后才得知他自杀的消息的。我给他去过好几封信都没有回音，我便担心他了。后来，碰到那个部队的一个人，我打听他的消息，他说他去了没几天就自杀了。 我当时就晕过去了，我觉得自己彻底垮了。我从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我几乎是失去理智地冲到那位副团长面前，叫嚷着说，是你们杀了他!是你们杀了他! 那位副团长三十一岁，识字不多，久经沙场，身上有二十多处枪伤，脸上也有拼刺刀时留下的一条刀疤，有两寸多长。他性格很直，是个硬汉子，对人不错，对战士尤其好，是一个不错的人。他听了我的话，半天没有吭气，沉默着，好久才说，本来早该告诉你，怕你受不了，就保着密，没想到你还是知道了。 第45页 你们为什么不让他走?为什么要把他追回来?为什么要把他送到那样一个地方?我气愤地问道。 他是一个军人，不能擅离部队。他私自离开部队，就是违反军纪，违反军纪，就得被处分。 去你的军纪吧!我说完后就转身走了。 大概过了四个月时间，副团长升任团长。有一天，他的通信员来叫我，让我到团长办公室去。我去了，他站起来迎接我，说，我有几本书要送给你，宣传股的人说，这些书是西方名着，经典之作，我看不太明白，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 我道了谢，把书接过来。那的确是我喜欢的书，有《茶花女》《罗马帝国衰亡史》《歌德诗歌选》《悲惨世界》和《黑桃皇后》。这些书在当时十分难得，特别是在喀什，要看到这样的书，更是做梦。我的确非常感激他，问道，首长从哪里得来这些珍贵的书? 是赵锡光部队的一名军官送给我的，那军官有不少藏书。我是粗人，一介武夫，看不进去，因此把它们送给你，还有，对于你来说，可以考虑婚姻问题了…… 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了他的话，不，我不会考虑婚姻问题，首长。 不要叫我首长，我们是平等的同志。 你永远是首长。我已后悔不该接受他的书。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新疆部队的情况十分特殊，也因此产生了特殊的婚姻形式，希望你能理解。说大一点儿，这也是为了保卫边疆，建设新新疆的需要。你们需要自由的婚姻，我们也需要，但在新疆，这一点目前还做不到。 婚姻必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没有爱的婚姻不会带给你任何幸福，你是一位我敬重的首长，但这不等于爱。我不会结婚的，因为我只爱一个人，但那个人已死了。我斗胆说出了上面的话。 陈瑾：唯有爱是永恆的(3) 团长沉默着。半天，说，你们知识分子的想法总是不同，强扭的瓜不甜。从此，你的恋爱和婚姻可以是自由的。 我听了他的话，感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满怀敬意地向他敬了个军礼。 半年后，他调走了。临走之际，他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说我希望去男友生前的部队，他答应帮我。第三天，我就调走了。 那是一个像村庄一样的县城。崑崙山横亘在远处。我去后不久，就到了文工队，然后随慰问团前往阿里慰问进藏的骑兵部队。 我们先是骑马，到了桑株，就改骑氂牛。翻越崑崙山、喀喇崑崙山、冈底斯山后，到了嘎大克、普兰、日土等地，那是最艰苦的行军。当年进藏先遣连进军阿里时，彭德怀元帅说其艰苦恐不亚于长征，我感到这话一点也不夸张。进藏先遣连一百三十五人，有一半人牺牲在了高原上，他们大多是被高原病夺去了生命的。世界屋嵴一直是中亚最为闭锁、最为神秘的地区，在解放军入藏之前，只有斯文·赫定翻越崑崙山，穿越过那里。我们慰问团还没过界山达坂，就已躺倒了一半，就得不停地往回护送，我适应能力还可以。我把它当作一次探险，但最后返回时，我还是得了高原心脏病。当时并没有在意，吃了些药，感到没事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加，病情也就凸显出来了。 从西藏回来，我寻到了他的坟墓。那里很少埋过汉族人，加之他是上吊自杀的，属于凶死，好些人说撞见过他，挺恐怖的。所以他的坟前少有人踪，坟也早被野草覆盖，一片荒芜。我按家乡的风俗，为他的坟添了土。 不久，我被抽去学开汽车，然后，我就成了农垦部队的一名司机。中印边境战争打响后，我驾着车，翻越崑崙山，往战场上运送过物资，拉过伤员，也运过印军俘虏。有好多次，车差点从那些高耸入云的达坂上翻下去，但每次都化险为夷。 似乎没人知道我学过英语。当时，包括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它因是资本主义的语言文字而受冷落，热门的是苏联的俄语。但“文革”中，我还是被抓出来，进行了批斗。 我自认为已歷经苦难，可以忍受人世间的一切。但那似无止境的批斗和那非人的生活还是使我崩溃了。我逃了出来，先是回到湖南。不想父亲——一个旧知识分子，清末考取过秀才，解放前教私塾，解放后当语文老师——已经在“文革”初就自杀了。他投的是湘江，尸体没有找回来。母亲承受不了那样的打击，病倒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弟、妹和亲友人人自危，根本不敢与我这个“潜逃右派”接触。弟哭着塞给我四十多元钱，说，姐，你还是走吧。 为了不连累他们，我当即就点了点头。 可我往哪里去呢?天地如此之大，却没有我的一个容身之地。百般无奈，我买了一套黄军服，找了一副红卫兵袖章，化装成了红卫兵，搭上了免费的火车，在全国“串联”。 我是1932年出生的，当时已三十多岁，这一化装，竟没有一个人认出我来。后来，我又这样去了四川，到了我男友的老家。他的父母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已去世，还以为他在新疆工作，还在抱怨独生子何以不来信，不回家看看。我不忍伤他父母的心，就没有对他们说任何有关他的事情。他母亲当时已七十多岁，因想念儿子，眼睛都哭瞎了。我为了安慰她，就说自己是她儿子的同事，她儿子很好，只是在一个保密单位工作，不便与外界联繫。然后又拿出仅剩的三十四元钱中的三十元钱，说，这是她儿子托我带给她的。他的父母相信了，他们欣慰地说只要他还好就行，只要他还活着就行。 剩下的四块钱已做不了任何事情，我仍只能靠串联为生。我跟着那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到了西安、延安、西柏坡，去了北京，然后我又回到了湖南，去了韶山。正准备再次远行时，不准串联了，这种管吃、包住、包行的好日子再也没有了。我被困在了湖南，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在绝望的时候，我找到了当年的一个姓周的同学。虽然她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她还是把我接到了她家，让我住下来。长沙那么大，但当时似乎只要多一个人，这城市就能感觉出来。那时，每一个人都是监视员，我这个可疑人的出现，马上就被注意到了。她只好把我送回她的位于湘西的老家去。她老家住在山里面，人烟稀少，生活穷困，远离革命的漩涡，我在那里躲了两年多，直到毛主席去世，才又出来，经同学介绍，到一所中学当了一名英语代课老师。 十年浩劫期间，我有近六年时间处在逃亡之中。因为我教学教得好，学校舍不得我走，我就留了下来。但我还是想念新疆，想念孤身留在那里的他，我在七九年离开学校，踏上了回疆的长路。 他们为我平了反，让我继续开车。我就又开了五年汽车，然后，开不动了，就让我去了汽车修配厂，直到九一年退休。 我开始还能拿三四百元退休费，最后修配厂垮了，退休费也拿不上了，我就干脆来到了这个小城，离他近些，有个守候，感觉自己一生毕竟没有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 有人也问我，你是否值得为他而付出一生。 第46页 我说这肯定值得，因为这是为爱;他是因爱来到这里，又因爱而死的，在这个世界上，唯有爱是永恆的，唯有爱能战胜一切，唯有爱能挽留时光。 虽然我知道我即使再爱，他也会理解，甚至为我高兴，但我看了许多不幸的、被撮合的婚姻，我感到害怕了，对婚姻都害怕了。还有，就是我要用行动来抗议他们当年的那种做法。我想，我做到了。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时间是柔软的，而生命自有它无可比拟的硬度。 汪柏祥：她好像是整个荒原的母亲(1) 劳动，劳动，劳动呀劳动， 劳动创造了世界， 劳动改造了我们， 我们吃得饱呀，全靠劳动， 我们穿得暖呀，全靠劳动。 ………… 这首歌在荒原代替了军歌，用充满汗水和艰辛劳作的苍劲声调代替了充满鲜血和硝烟气息的激昂旋律。前者用以鼓舞人们用韧性与生存决斗，后者鼓舞大家用生命实现短暂的涅。 被扬起的沙尘味、土里的硷味、人身上散发的汗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气味，这气味充斥着一片又一片古老的荒原。 除了泥土，这里一无所有，还没有播下种子，还没有看见新生命的萌芽。一切，都还是一种内心的希望……尽管对绿的萌芽渴望得大家心里冒火，但这新垦的处女地，还得等待水、肥料、种子和至关重要的季节…… 但荒原上的第一位母亲正在孕育着。 孩子的降生，是荒原第一个生命的诞生，是拓荒人捧出新一代的开始。这使这位母亲异常荣耀，她好像是所有拓荒人的妻子，好像是整个荒原的母亲。 当时，这里只有三名从湖南军政大学分配过来的女性。陈康涟到后四个多月，就被组织介绍给三营李营长结了婚，很快有了身孕。这个消息使垦荒的军人们无比兴奋，同时也感到了某种紧迫——新生命即将诞生，而这里还一无所有。 十月怀胎，终于到了分娩的时候。那天，整个荒原都显得庄严而神圣，每个男人的心都十分激动，好像在迎接一个宗教圣典的到来。 地窝子外站满了人，烈日如火，但大家似乎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屏息静气地站着，像一座群雕。 母亲躺在土台上。四周的泥土使她觉得自己很像一粒正在挣扎着萌芽的麦种。一阵阵的剧痛使她觉得自己的身体被一次次撕裂了。她的手抠进了泥土里，那把土被她捏成了团。 两名女兵被她的痛苦搞得不知所措。不光是她俩，包括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面对生产。因为这个营，还没有一个人做过父亲。 血不停地流出来，渗透了土黄色的军被，又渗进了土炕，渗进了泥土深处。 产妇的每一声呻吟，都撕扯着每一位军人的心，更不用说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了。他们没有想到，生育要经受这么大的痛苦。 李营长忍不住，不时地捶一下自己的头，又不时地捶打着泥土，最后，他冲进地窝子，问两位女兵，怎么样? 好像生不出来。 他听说后，转身冲出地窝子，大声喊叫，卫生员! 到! 你进去看看! 我?可我是男的。因为不好意思，卫生员的脸羞得像猴子屁股一样红，愣了一下，又说，我?营长，你知道，过去总是打仗，我也就包扎包扎伤口，平时看个头痛感冒的，对接生孩子，我可是想都没想过，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没有这方面的书? 没有。 那你也得进去看看，这里就你一个卫生员，你要想办法，争取让孩子顺利地生下来。 卫生员红着脸，在地窝子门口犹豫着。 快进去呀!官兵们一见，着急地齐声对他吼叫起来。 他没有办法，很难为情地搓着手，红着脸，低着头，像个罪犯似的进去了。 过了一会儿，他满头大汗地跑出来，对营长说，嫂子失血很多，可能是难产，得赶快送师医院。 可怎么能快起来!到师部二百多公里，连一辆汽车都没有。营长绝望地说。 我们抬着嫂子往师医院去，多派一些人，轮流抬，跑步前去，这样稳当，比马拉车在土路上颠快些。一位战士说。 好，给师部发电报，让他们也派车来接。教导员说。 陈康涟被抬到担架上后，全营最精壮的五十条汉子也自动地列好了队。两人抬着产妇在前面飞奔，后面的四十八人紧紧跟着，随时准备在前面的人跑不快时，接替上去。头顶是烈日，脚下是大漠，金色的沙子被奔跑的脚扬起来，烈日在头上一闪一闪地晃动。 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是生命的新生与死亡的一次赛跑。 沙漠炽烈的热浪蒸腾而上，每一个汉子的衣服都湿透了，像不是在阳光中，而是在暴雨中飞奔。 陈康涟躺在担架上，只见太阳不停地晃动着，沙漠不停地从身边掠过，踏起的尘沙刚扬起来，就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虽然剧痛难忍，但她怕自己的呻吟让战士们担心，所以紧咬牙关，坚持不叫出声来。 师医院接到电报后，立即派了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车辆及设备沿着公路前去接应。 担架队从沙漠中抄近路，直奔南疆公路，一百四十里路大家用了四个半小时就跑完了。 到了阳霞后，大家继续向焉耆所在地奔去，引得沿路的老乡开始只觉得好奇：两个人抬着一个女的，跑得像风一样快，后面一大队人又像风一样跟着。当他们得知是为了救一个产妇，为了让产妇生下孩子才这样做时，他们拿来了馕、瓜果和水。有些小伙子还主动接上去，抬着飞跑一程。 最后，跟随的人越来越多，由五十人增加到了男女老少一千多人。大家都在公路上奔跑着。 过了策大雅，终于看见了师医院的军车。当医生看到那么多的人时，吃了一惊，当产妇抬到他们跟前，他们更是不敢相信，不停地问：有这么快吗?跟我们汽车的速度差不多了。 手术室就设在“道奇”牌汽车上，人们围着汽车，静静地等待产妇能脱离危险，期待着孩子能顺利降生。 产妇当时已昏迷不醒，不省人事。医生检查后，对营长说，幸好送得快，还可以保住大人的命。 那，孩子呢?营长都要哭出来了。 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他已经丢了。 营长哭了，他哽咽着说，那就赶紧救大人。 手术结束后，人们纷纷围过来，问那医生，孩子呢，孩子呢? 医生只得说，孩子没有保住，但大人已经脱离了危险。 大家一听，心里非常难过，那一声孩子的啼哭终于没有响起。他们纷纷低垂了脑袋。有的颓然蹲了下去，把头伏在膝盖上，伤心地抽泣起来。 汪柏祥：她好像是整个荒原的母亲(2) 在往回走时，他们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每个人的脚步都沉重得抬不起来，迈不出去。 当其他人听说孩子没有保住时，一个营的四百多人，包括刚分配下来的一百七十名内地遣犯，都伤心地哭了。如果说在策大雅附近的五十人还抑制着自己，使自己不在老乡面前过于悲伤。现在，是在自己“家”里，全家人在这悲伤面前，再无顾忌，荒原上，男人的哭声响成了一片。 第47页 这一次生育使部队意识到，应该在基层设妇产医生，应该有会接生的人，因为和平意味着新生的开始。 所以，我一到轮台不久，营里就推荐我去学医。那天，营长找到我说，营里准备推荐你去师部学习。 我听后，很高兴，连忙问，学什么呀? 餵蚕，好好学习，将来给蚕子看病。 可这戈壁滩上，连一棵桑树都没有，餵什么蚕呢?我认真地说。 现在没有，将来会有的。这个机会很难得，每个营只推荐一个，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我到了师部医院，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才知道“餵蚕”就是接生。一想起营长把接生说成“餵蚕”，我就忍不住笑了。 之所以把接生叫作“餵蚕”，是因为当时去部队的湖南女兵都还是姑娘，让姑娘去学接生，一般人都不愿意去。营长怕我也不愿意去，在我问他时，他一急就这么说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二者联繫起来的。但这个说法就在南疆一些地方很快传开了，直到现在，还有人说，你快去帮我餵一下蚕，这就表示要你去接生。 其实，我到部队不久，就听说了营长妻子难产的事，我当时就想，自己如有可能，一定要当一名妇产医生，没想天遂人愿，心里自然高兴。 学了几个月后，我回到了荒原上。我回来那天，人们热烈地欢迎我，虽然我还算不上是一个医生，但大家已尊称我为医生了。他们说，有了汪医生，再不会有初夏那令人伤心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挖了一间地窝子，正式命名它为“戈壁休养所”——当时基层部队还不叫卫生所，都叫休养所，我是所长兼医生和hushi。 不久，我就接生了第一个孩子，好像这孩子是专门等着有人接生才肯出来的。 产妇是一位女遣犯。 她曾经参加过共产党，但没过多久，又加入了国民党，后供职于情报部门。其丈夫是国民党部队的少将副师长，在与解放军作战中负伤，由于丈夫不愿意去台湾，她也跟随丈夫留在了大陆。不久，丈夫被镇压，她被押解进新疆，上路之时，她已有了孩子。作为阶下囚的她不知该怎么办，不知道孩子生下来会怎么样，她曾从车上往下跳，到了新疆后，又拼命地干体力活，有一次甚至用力捶打自己的肚皮，想让孩子流产，但都没有成功。 对于为她接生，有个别人心里觉得憋气，他们认为，我们革命者的后代还没有生，反gemin的后代倒生下来了。其他人则认为，不管怎样，他(或她)都是这荒原诞生的新生命，应一视同仁。也正因为如此，她被送到了我的地窝子里。 当女人因为分娩发出的痛苦呻吟声从地窝子里传出时，男人们不约而同地纷纷涌到了地窝子前。 明亮而硕大的一轮满月悬在天上，被那一根孤零零的旗杆挑着。沙丘在明月中泛着柔和的金色之光，由明暗勾勒的弧线显得异常的美，像裸露的女人的胴体，让人心醉;被阳光烤得油亮的戈壁石也一闪一闪地发着光。我那眼地窝子里的马灯发出橘红色的光，与明月和星辰唿应着。月光下的男人看上去像一幅黑白木刻版画。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莫合烟不时地被点燃，吐出的烟雾悠然地飘散在月光里。有一位士兵一直在用竹笛吹奏东北民歌《摇篮曲》。 因为有了我这位妇产医生，大家已没有上次那么紧张。 可能是由于产妇营养太差的原因，她不时昏迷过去。汗水湿透了她的衣服，她的脸色也异常苍白。她似乎没有一点儿力气生下自己的孩子了。一直折腾到大半夜，才听见了孩子那激动人心的啼哭声。 ——这可是这片荒原上第一声孩子的啼哭啊! 我高兴地跑出地窝子，大声宣布道，她生了，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官兵们听了那消息，激动得双眼潮湿，大家齐声欢唿起来。 在我和官兵们的记忆中，那是最美丽、最神圣的夜晚。因为生命的诞生，那片荒原显得不再死寂，而是充满了生机。当新的一天到来，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觉得这荒原的歷史真正地开始了。 我现在已经六十六岁，一直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这个团场里，从我接下第一个孩子时，整个荒原上也就两千来人，现在人口已增加了十倍，荒原早已变成了绿洲。而经我之手接生的第三代正在茁壮成长。 我一直不愿意搬到城里去住。唉，怎么说呢，闻惯了这里的气味，泥土的、庄稼的、树的、野草的，还有我工作了一辈子的产房的气味，城里闻不到这些气味，我不习惯。还有人总希望我去接生，说我接生保险不说，孩子好养，不生病。 的确，我喜欢孩子，我一生最爱唱的歌是《睡吧，小宝贝》。我在接生第一个孩子时，就渴望能有一首歌，在接生时唱给产妇和即将临世的孩子听。后来，我看了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听了它动人的插曲后，再也难以忘记，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个孩子的，专门写给那个有一个苦难的母亲的孩子的—— 睡吧，小宝贝，快安睡，你的黑妈妈在你身边。梦中会得到许多礼物，糖果糕点啊任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上你去到天宫，那天宫百花盛开，万紫千红，黑人小天使快乐无穷…… 陶先运：没人知道我是陶峙岳的侄孙女(1) 十五岁的我是偷偷去当兵的。当时，由于眼睛近视，营养不良，体重太轻，身高不够，在体检时被刷下来了。 我十分委屈地站在那里，一直不肯走。 小鬼，快回去吧，明年再来。一位军官对我说。 我哭着说，不，我不回去。 体检都结束了，我还站在那里。 熊晃将军扶着栏杆，站在楼上，他注意到了我。 招兵的军官对熊晃说，政委，这小鬼已站在这里半天了，怎么说也不走。她年龄、体重、身高都不够。 我接过那军官的话，说，不让我当兵我就不走。我在茶叶厂当工人已经一年多了，我已是大人了。 熊晃把我打量了一番，就对那军官说，那就收下吧，让她到文工团去。 我一听，高兴极了，连着说了好几个谢谢。 我的父亲是个汽车司机，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他是不愿让我去那么远的地方的。但一见我穿着那套过膝的棉军装站在他面前，他一切都明白了。他吸了口旱菸，对我说，听说新疆冷得很，雪四五尺厚，你去非冻死不可。 爹，解放后我也上不起学，人家去了都不怕，我也不怕。我倔强地说。 那你就去吧。顿了顿，他又说，满(小)运呀，你知道你明六叔公和正四叔公啵? 我听说过的。 你明六叔公陶峙岳在新疆当总帅，你正四叔公陶晋初可能是副总帅，你去找找他们，他们会关照你的。 总帅，那是多大的官呀? 统领新疆兵马，在过去啊，也是封疆大吏，一方诸侯啊!他俩都是中将，听说率部起义了，也是解放军了。我们陶家在晋朝时出过“八州都督”陶侃，还有就是陶潜陶渊明。从那以后，可能就是你两位叔公出息最大，可算是光宗耀祖了。 第48页 好的，我去了新疆，一定去找他们。 本想借两元钱给你，可胡经理不给借，爸明天又没时间送你。 部队上用不着钱，管吃管住管穿，也不用你送，你忙你自己的事去吧。 4月16日黄昏，火车鸣了一声长笛，“哐当哐当”地驶出了长沙车站。 看着长沙城渐渐远去的、依稀的灯火，我突然想起我这一走，啥时才能回来呀!想到这里，我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嘤嘤”哭了。我这一哭，整个车厢里都响起了抽泣声，大家全都哭了。大家越哭越伤心，越伤心越哭。直哭得带队的大队长、分队长都抹起眼泪来。 7月1日，我来到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部驻地景化(现唿图壁)县城。在这里，我和女兵们接受了一个月的政治教育，大家住着清一色的地窝子，睡着清一色的地铺，地铺上的苇子草散发着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腐浊气息。政治教育的结果是使大家都抱定了“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的决心，熄灭了我们回到故乡的梦想。 二十二兵团司令部从迪化迁至景化后，异常简陋，跟现在贫困地区的乡政府差不多。女兵队紧邻司令部办公室，我常常看到一辆美式吉普车出入于司令部，车上的首长军容严整，颇有儒雅之气，我也听到了人家叫他陶司令员，我就想此人可能就是明六叔公陶峙岳。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军人，被称为陶参谋长，我想这大概就是正四叔公陶晋初。 我明六叔公自十五岁进入湖南陆军小学后，一直没有脱离过军界，算是真正的职业军人，他从黎元洪都督府的一名卫兵干起，直到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西警备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而他的堂弟，也就是正四叔公也是从上士文书干起，在抗战期间，参加过上海保卫战，入缅对日作战，写下过“胡尘遍地疮痍甚，莫向潇湘望故乡”的豪迈诗句，正当他要杀敌报国之时，他被召回重庆，成为中将高参，只领薪俸，无所事事。他报国无门，悲愤之下，两次上书毛泽东主席，欲赴延安。后因国民党封锁，未能成行，他就干脆蛰居乡里。直到1948年陶峙岳邀请他赴新疆出任参谋长。他们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加之一家出了两位国军中将，后又通电起义，他们自然成为宁乡县人人挂在嘴边的话题，他们早已被故乡的人们视为传奇人物。 他俩的情况我也略知一二，但两位将军戎马倥偬，我很少见过。向人打听后，确知他们正是父亲要我找的人，但我并没有那样做。我也没有向任何人公开过自己的身份。我想，我既然是一名战士，就应该和其他人一样，靠自己去奋斗。 政治教育结束后，我被分到了小拐。我和另外六名女兵坐着敞篷车，沿着芦苇丛生的沼泽地走了一天，直到天黑透了，才见到一星飘浮不定的灯光。那就是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师部所在地——全兵团最为艰苦、最为荒凉的垦荒前线。人们为此编了个顺口熘—— 小拐好，小拐好， 人无粮，马无草， 脚底下擦油赶快跑。 几棵树在夜风中发出孤独的“沙沙”声，几间土坯房就是机关办公的地方。其他人已在地窝子和苇棚子里入睡，只听得见此起彼伏的鼾声，却看不见人。使偌大一个师部机关看上去好像就那迎接我们的十来个人，显得异常清冷。 政治部主任史骥等候着迎接我们。这一路净是无边荒原，大家的心早就凉了，加之劳累，我们下车后，都不吭声。递了水来，只管喝;递给饭食，只管往嘴里扒。我开始以为这只是路途上的宿营点，就问司机明天何时出发。司机不解地问，往哪里出发? 到二十五师呀。 这就是二十五师。 我听后，看看四周，只见夜色萧瑟，一片死寂。不相信地问，这是二十五师?你哄我。 小鬼，你心目中的二十五师该是什么样子呢?史骥接过了话茬儿。 至少得有人，有多一点的房子，有狗叫，有田地。我认真地说。 以后会有的。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是湖南哪个地方的人呀? 姓陶，叫陶先运，湖南宁乡人。 我们司令员也姓陶，也是宁乡人，你们该不是一家吧?史骥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我笑了笑，没有吭声。 你想干什么工作?到文工团去怎么样? 我不想去文工团。 那你去学hushi吧! 好的。 陶先运：没人知道我是陶峙岳的侄孙女(2) 我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当天晚上，我们露宿在荒原上。第二天，我到了师hushi训练班，任七班副班长。 学校是一片荒滩，草都没长几棵。长草的地方能长粮食，要留着开垦良田，所以捨不得拿来建房。 我把背包一放，就去打土坯，割苇子，用了十多天时间，修了两排简易的土坯房，学校就建起来了。没过多久，师成立训练大队，分财经训练班、医护人员训练班、政治教育训练班、预提干部训练班，共一千多人，又得修校舍，修礼堂。大家又开始背土坯，那土坯七八公斤一块，我先是背三块，然后四块、五块，最后背到了七八块。我的衣服磨破了，背磨烂了，但我还是咬牙坚持着。就连路过那里的老乡见了，也不停地说，啊，尕尕的，亚克西。我不懂维语，就问是什么意思，别人就说，老乡是在夸奖你，说你人这么小，背这么多块土坯，了不起。 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就这样学习了三个月，我就到师医院当了一名hushi。我没有想到自己首先护理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反gemin分子”。有喝药被人发现的，有割腕的，有跳河淹得半死的，有在批斗审讯中被打破了头的、打折了腿的，打伤了神的、还有精神失常的……那情景令我十分害怕。有一个人我还在护理着，就死去了。他是“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后被甄别了，但人已被折腾得不行了。我记得他整天就说那么一句话——啊，同志，我冤，我冤啊!我原来是很怕死人的，那是我第一次离一个死人那么近，又是在晚上。耳边是其他病人的呻吟叫喊，远处是狼的嗥叫，狐的悲鸣，没有电灯，洋油灯的火如萤似豆，但我没有感到害怕。那死人怎么也不瞑目，我就一次次去抹他的眼睑。我给自己壮胆说，死人是什么?就是心不跳了，血不循环了，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1952年冬天，明六叔公到二十五师来视察，无意中问师长刘振世，我们那些湖南妹子在你们师工作得怎么样啊? 很好，师医院还有个你们宁乡的湖南妹子，年纪不大，工作却很突出，也姓陶。 宁乡的陶，就我们陶家大屋。我听说我有个侄孙女当兵到新疆来了，不知道在哪个部队，她莫非就是我的满孙女呀!我骑马去看看她，怎么样啊? 好哇! 师长叫人牵来了马。明六叔公摆摆手，算了，这样太招人眼了，如果是我孙女，她也应该和别的战士一样，让她下班后来看看我吧! 那天下班后，医院的协理员对我说，陶hushi，政委打电话，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第49页 那时，师政委在我的心目中，是很大的首长。虽然当时的官兵关系融洽得很，但师政委点名找我，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我去后，政委却不在办公室，只有一个年近花甲的军人在那里用铁钩掏炉子。见我站在门口，老人就说，你们政委不在，是我找你，你进来坐。 我坐好后，老人递给我一茶缸水，让我坐到炉火边来。老人已把炉火伺候得很旺。他和蔼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陶先运。 你爸爸的名字呢? 陶叔宽。 你还有两个伯伯吧? 是的，大伯叫陶伯蓬，二伯叫陶正九。 我一说完，老人就有些激动地说，孩子，我是你叔公啊! 这么近地见到亲人，我激动得不行，我用颤抖的声音叫了一声，明六叔公。然后说，我爸临走时给我讲过，说您在新疆当总帅，让我找您。 那你怎么没来? 我……我想和其他女兵一样。 好满运，有出息! 我前年曾回过陶家大屋的。 我听说过，是我爸用货车接叔公回来的。人家说你是将军，可连个警卫也没有。记得您到每家都看了看，就走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当时还不清楚您是谁呢! 我是顺路回家看看，这两年家里怎么样啊? 还好。 你这棉衣看来不太合身，鞋子也不太合脚。 再长一长个子，就差不多了。 你现在做么子事呀? 当hushi。 hushi都干些么子事? 扫地，发药，倒屎尿，掏炉子。 这工作能适应吗? 能的。 我们爷孙俩用老家话谈了很久，然后，明六叔公摸着我的头，问道，孩子，有么子困难没有? 我像怕回答慢了似的，连连说，叔公，没有的，没有的。 是不是没有?有就跟叔公说。 真没有的。 今晚你就不要回去了，外面冷，有狼，我给你在师部找个地方住。顿了顿又说，先运，我明天上午给指战员讲话，讲完后就回迪化，我给你留个地址，有机会就来找我。完了，又轻嘆了一口气说，唉，这交通如此不方便，也不一定有机会啊!人生的路要靠自己去走。你比你叔公有出息。十五岁就当hushi了，我十九岁才在黎元洪的都督府当了一名卫兵，二十岁时才一个二等兵呢! 过了两个月，明六叔公托人给我带来了一支博士牌钢笔，鼓励我好好学习，勤奋工作。 事隔多年以后，我再追忆往事时，认为那个时代是真正的纯真时代，每个人的心，都像深山里的泉水一样明澈，很少受任何私慾的污染。要是像现在这样，我就不会仍待在这个边陲小城，早就升官发财了。但如果那样，我叔公也不会是人们心目中的叔公，我的内心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安宁。后来想一想，也有后悔的地方，就是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时，我应该说想去读书。有了文化知识，我想我能为新疆多做一些事情。我当时年纪小，正是读书的时候。这要求在当时是不过分的。因为好多人都去农学院或医学院学习了，可我当时没有想起来。 陶先运：没人知道我是陶峙岳的侄孙女(3) 慢慢地，人们都知道我是陶峙岳的侄孙女了。这使我只能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我害怕自己给别人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我仍然和大家一样干活，并且争取比别人干得多，干得好。拾棉花，平均每天拾七十五公斤，给棉花打顶一天打十几亩。有好多人见我那样，就说，唉呀，你好傻哟，傻得不透气哟，你叔公是堂堂司令员，你不找他，到这里来跟我们吃啥苦哟! 1962年我第一次回湖南探家，爸对我说，满运呀，你没找叔公?我说没有。他说，孩子，你真不懂事。我说，他当他的司令，我当我的兵，不是很好嘛!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么单纯。我们那个时代的社会，就是这么单纯的社会。有些像什么乌什么邦似的，对，乌托邦似的。 1953年10月，我发现自己的津贴涨到了十八元，我问自己的钱怎么多了，人家告诉我说我提干了。不久，我就随招聘团去山东徵召山东妇女入伍，以解决大批起义老兵的婚姻问题。二十五师徵召了五百多人。但山东妇女们一到新疆，看到房无一间，瓦无一片，条件艰苦，又哭又闹，最后师部命令带妇女的同志必须和妇女一起下去，做她们的工作，直到她们安心为止。这样，我就到了连队。 而随着战士年龄的增长，我们在徵召女兵时对年龄的要求也不同了，十八九岁、二十三四岁的婚龄妇女占绝大多数。她们大多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工作非常难做，我当时才十七岁，我领着部分大姐大嫂们到了独立营。从此，我就一直在劳动一线工作。我靠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得过“三八红旗手”、“先进生产者”等许多荣誉，并荣立过一等功。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因为明六叔公，我没能逃脱“文革”的劫难。 1968年9月25日，我突然被人抓了起来。关进了一个安了铁门、已变成地牢的地窝子里。造反派对我进行严刑逼供，让我检举明六叔公的罪状。我宁死不屈。 国庆节那天，他们把我吊起来说，你今天如果再不交代，就别想活着从这地窝子爬出去。 他们把我一次次打得昏迷过去，又一次次用冷水把我泼醒，但我一句话也没说。 最后那次毒打，使我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我醒来后，浑身是伤，难以动弹，地窝子里没有一丝光线，如地狱一般黑暗。我想用死来抗争，但又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一定要尽力活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可以抗争，我死了，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就能轻易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我靠着这种信念，忍受了对我的非人折磨，熬过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黑暗的地牢时光。 十年浩劫之中，无论受到怎样的歧视和冷遇，批斗和打击，我都忍受着，以非凡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忍受着我经歷的苦难。这些，在“文革”一开始就回到湖南、被有关方面保护起来的明六叔公是不知道的。 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明六叔公已于1989年以九十七岁高龄仙逝。我作为他的满孙女，与我的儿孙们仍在新疆这座军垦小城石河子平静地生活着。 回顾自己的路，我1951年进疆，1991年退休，在这块土地上扎扎实实地干了四十年，农场的所有活儿我都干过，这里留下了我的豆蔻年华，美好青春，留下了我的光荣、欢乐与痛苦，留下了我的儿孙，我是真正的兵团人了。我感到我的人生很充实，内心很欣慰。我知道，如果没有我们这一代军垦战士，就没有新疆这些美丽富饶的绿洲。 毛灿奇：见不到毛主席，我决不留长髮(1) 我到达焉耆后，被分在二军六师十七团，虽说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但除了一身军装，除了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没日没夜地劳动，军事训练几乎没有。 一进甘肃，就是扑面而来的荒凉。但我们当时所到达的地方，则是彻底的荒凉。住的是地窝子，面对的是一大片茫茫的戈壁滩和盐硷滩相间的荒原。到处是狼、马蚤子和蛇。有些硷滩很深，有个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50页 当时，虽有一些粮食，但没地方加工。十几公里外的老乡处有一副水磨，我们的司务长——一个看不出年龄的老兵就用毛驴驮着粮食到老乡那里磨面。回来时，走迷了路，误入一个硷滩中，毛驴掉了进去，越陷越深，他眼睁睁地看着毛驴被硷滩吞没了。 而我们的主要任务，则是要把这样的地方开垦成良田。整天就是那把巨大的砍土鏝，用它没日没夜地挖呀挖呀。手上裂开了口子，砍土鏝把上全是血，红的变黑，黑的结了痂，痂上又染了血。发的黄棉衣是大号的，袖子长，我人小，手上渗出的血把半截袖子都染红了。 那时我们每天三点半起床，简单地洗漱之后，写半小时日记，干到八点钟吃早饭，然后带上两个玉米饼子，一直干到晚上十点钟才收工。回来后还要搞政治学习，思想教育，搞完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就晚上十一二点了。所以休息的时间很少，加之吃的东西很差——玉米饼子硬得能把人头上打起包。大家总感到困，感到劳累。即使这样，还要唱歌，说话，不然，领导就说你有思想问题。 冬天开荒更加难受，一是寒冷，冻得人受不了;二是地被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开垦起来十分吃力，砍土鏝挖下去，地上只有一个白印子，把砍土鏝弹得老高，震得虎口一阵阵生疼;三是脸和手极易皲裂，最后手和脸上的皮肤变得像哈密瓜一样难看。而冬天也是粮食最紧张的时候，所以就把吃玉米饼改为喝玉米煳煳。我这人干活儿不要命，但饭必须吃饱，那点煳煳管什么用?好多次我干着干着活儿，就饿晕过去了。 那时的女兵都留着两根又黑又粗的长辫子，但这里连肥皂也没有，我们没法洗头，头上长满了虱子，最后只好用硷土洗头。那东西蜇得人头皮发麻，我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头髮剪了，剪成了小平头。 为了当兵，我虚报了年龄，把十五岁报成了十八岁，所以到部队后，人家也把我当成年劳力看。我当时也没想很多，我只想劳动，只想当“劳模”，因为“劳模”当大了，成了全国劳模，就可以见毛主席。我非常想见毛主席，从那时就想见。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在那时要见到伟大领袖，当劳模是唯一的途径。所以我恨不得把所有的活儿都干了。 我记得我们到吾瓦开荒时，团里除了两千多名军人，还有当年一月和四月分配给团里的内地遣犯两千三百余人。军人和遣犯一起劳动，分不清谁是遣犯，谁是军人。有几次，我出去碰到老乡，人家都恐惧地躲开我，用生硬的汉话嚷道，遣犯!遣犯! 其实，我们的劳动强度比遣犯还大，目的也有些相同，那就是“争表现”。但他们的目的更明确，那就是表现好了可以减刑释罪;我们则显得有些理想，是为了“建设新新疆”的崇高目标。但现在想起来，那种工作强度，那种发自内心的、自愿的苦役，是没有把自己当做“人”看的，仅仅把自己看成了一把不停挥舞着的、粗劣的、经久耐用的砍土鏝。 我性格外向，不怕吃苦，再苦都是乐呵呵的，因为留着个小平头，大家都叫我“假小子”，我的大名毛灿奇反而被人忘了。一副男同志模样，也给自己省了不少麻烦。因为当时遣犯多，常有遣犯半夜里偷偷熘到我们地窝子里摸女的，那时的厕所是用芨芨草搭的，也就能挡个视线，一颳风，就没了踪影，怕晚上遇到坏人，一个人上厕所，就得去一个班跟着。 那时还有流匪。1951年冬天，我们到天山里去打柴火。路很远，一天只能往返一趟，要过两条冰河，一个大冰滩——那冰滩险象环生，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冰窖里，曾有一个老乡就掉进了冰窟窿里，七八个人才把她拉上来。有一次，一名流匪看见我们全是女的，就拿着刀，要图谋不轨。大家吓得不行，就惊慌失措地对我喊叫道，假小子，快过来，有坏人!我跑过去，故意把棉帽子一扔，露出小平头来，一边挽袖子，一边向那男人走去。那男人以为我是男的，吓得像兔子一样逃跑了。 五二年秋天，营里来了一台马拉收割机，是苏联过来的。那东西虽然靠马拉，在当时已很先进。营长曾找我谈过话，让我和他结婚。我不。一遇到这种事，我就说你比我爸的年龄还大，我可不愿给自己找个爸，弄得人家下不了台。所以每次开会，都说我没有扎根边疆的思想。但营长仍对我有好感，就培养我当马拉收割机手。 有一次，我到一个连队去割麦子，连里建了一熘土坯房，给遣犯们住——当时就是这样，稍好的条件都给了他们。连里以为我是男的，就把我安排在遣犯们住的过道里。劳动一天，本来十分劳累，但听到两边屋子里遣犯们脚镣发出的丁丁当当的响声，心里很害怕。但想着想着，也就唿唿地入睡了。 我睡得正香，教导员来检查工作。见过道里睡着一个人，就问，是谁睡在这里的? 从营里来的收割机手。 怎么能让她住在这里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她是个女孩子?你们这不是把羊送到狼窝旁吗? 哎呀，教导员，我们还以为她是男的呢。 这太可怕了，太危险了，赶快让她搬到连部去住。 当时的连部也就一间小房子，是连部人员办公兼睡觉的地方。里面挤了好多人，我再挤进去，里面显得更加拥挤和闷热。加之我是女的，大家都只能穿着衣服睡觉，更是汗流浃背。我那天割了近七十亩麦子——创了马拉收割机割麦的最高记录，累得不行，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躺下就睡着了。 我那时的脑子里，除了“干活”两个字外，剩下的就只有飢饿了，劳动加立功等于见毛主席，为了这个目的，我要求自己干的每一项工作都要超过男同志：挑柴时，男的挑一百五十斤，我挑一百六十斤;他们日开荒四亩，我开荒四亩半，完成不了，我就加班加点。就这样，我在五二年评上了劳模，但由于不愿结婚，说我看不起革命老同志，就把劳模改成了立一等功。 说起飢饿，至今还能感觉到那种晕眩和使劲儿咽唾沫的情形。一听说吃的东西，肠子就会咕噜噜一阵乱响，身子也会因紧绷而勐烈地收缩一阵。这时得赶紧用什么东西支撑住自己的身子。不然，就会因为身体对食物的强烈渴望而晕眩，一头栽倒在地。那时做的梦除了偶尔有故乡的情景外，其余的梦全是关于吃的。我梦见过吃下一只全羊，很多(又鸟)，金黄的玉米和一盆盆米饭。那些梦常常使我从梦中兴奋得醒过来。 记得五二年割麦时，送饭的人先送来了玉米馍，回去挑下馍的盐开水去了，到了时间还没来。我饿得眼冒金花，实在难以忍受，就对班长说，班长，我饿得受不了啦，能不能吃几个馍馍? 你能吃几个?班长问我。 那馍是玉米面做的，一个就有三四两重，看着金黄金黄的，其实很糙，但我觉得它们比山珍海味还要香，觉得自己能把那一堆馍全吃掉，就说，有五六个就行了。 毛灿奇：见不到毛主席，我决不留长髮(2) 班长一听，有些吃惊，就跟我开玩笑说，今天饭多，都说你是“大肚汉”，你如果能吃完八个馍，我奖你一罐辣子。 第51页 我还没答应，女兵班的就嚷起来了，假小子，你吃，你答应，你如果能把一罐辣子赢过来，我们就可以吃一礼拜了。 当时除了主食，基本上没有什么菜吃，每顿都是清水里煮几片菜叶子，然后放上两三勺油泼辣子，搅一搅就是菜了。那一罐辣子是连队的，可它是一笔了不得的财富。我很认真地问班长，如果我吃完了，你真敢把一罐辣椒奖给我? 班长一下子犹豫了，他的确没这么大的权力。正好指导员过来了，就说，我来当裁判，你如果赢了，这罐辣子就归你。 全连战士都过来看着我。 我说，那我就开始了。一边说，一边把八个馍抱在自己怀里，好像怕他们说话不算数，会把这八个馍拿走。 我很快把八个馍咽进了肚子里。见我把最后一个馍吃完，连那些男兵们都瞪大了眼睛。女兵们则赶快把那罐辣子抢了过来。 营部副官一见，说，她这么小，不要把她撑死了。 连里也害怕了，指导员命令我到树下休息，不准喝水。我吃了一顿饱饭，很快就睡着了。 为了让我多休息一会儿，他们上工时怕惊醒我，所以没有吹哨子。 我醒后，见大家已经在劳动，就问指导员为什么不叫我，我可不可以喝水了。他看看手錶，三个多小时过去了，就说命令已解除，我可以喝水了。我趴在水渠边喝了水。觉得干劲倍增，那天我用镰刀割了两亩多麦子。 还有一个关于吃的事情。那是我立了一等功后去师部开庆功会，师部设在焉耆。我姐姐毛淑奇参军后在师部医院当hushi。我们是同一批进疆的，到了新疆后分开了，再没见过面。我去见她时，她已认不出我了，以为是弟弟，就说，弟弟呀，你多久也当兵来新疆了? 我全身都是泥土，由于劳动，身上的衣服已破得不成样子，姐姐的同事见了我就对她说，毛淑奇呀，只听说你有个妹妹在新疆，从哪里又冒出个弟弟来了? 我听了后只是笑，笑了好久，才对姐姐说，看你那眼睛咋的了?我是毛灿奇! 姐打量了我半天，摸摸我的头髮和脸，又看看我那双原来娇小、现已变得粗大的双手，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了。她一边揩泪，一边问我，你在干什么工作呀?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我在劳动，搞生产建设，光荣得很! 你看你都没个人样子了。 谁说的，我立了一等功呢，我是到师部来开庆功会的。 说完，我就向她要吃的，姐，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我觉得饿。好饿好饿。 有，刚好剩下些病号饭，姐说着，端来了一缸子(又鸟)蛋煮面条。 自到了新疆，我就没见过(又鸟)蛋。端着缸子，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姐见了，也直抹眼泪，她哽咽着说，吃吧，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开始时我小心翼翼地吃着，生怕自己会一口把一缸子美味给咽下去。最后终于止不住，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几口就把一缸子面条吃完了。 姐姐的同事又盛了一缸子，我又把它吃下去了。 老炊事员一听我吃掉了两缸子面条，就出来对姐姐说，小毛，你让她到伙房去。 到了伙房后，他端出一盆面条来，说，小子，你吃吧，能吃，就把它吃完。 我一见，那个高兴啊，把那盆面条吃得一根没剩。把老炊事员惊得半天没合上嘴。过了半晌，他才说，好饭量，真不愧是个二小子! 姐说，她不是二小子，是我妹妹，来参加庆功会的。 炊事员一听，更是吃惊，不相信地嘟囔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唉，那是我吃过的最饱、最香、最可口的一顿饭，无论怎样也不会忘记，几十年了，我还记得它的香味。 饭后，姐姐给了我一块肥皂，一盒搽脸用的“处处红”，又给了我一双袜子，要我换上。 当我把旧鞋子一脱，姐给吓住了。因为当时穿的是“陕北袜子”，白布做的，用一种树叶染的色，穿了脚黑。姐一看我那双黑脚，还以为我的脚冻伤了呢，不停地问，你的脚怎么了，你的脚怎么了? 我说，没事儿，只是没有肥皂，洗不干净。 虽然立了一等功，虽然参加了庆功会，我心里并不满足，我的目标是当劳模。参加那次庆功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医院吃的“病号饭”。还有就是在庆功大会上讲话时，由于我年龄小，个儿矮，上去发言时，没有讲台高，开始大家只听见了我的声音，看不见我的人。政委亲自给我垫了一个凳子，我也只能勉强把脑袋伸出来，引得官兵们一阵大笑。 那次庆功会更坚定了我当劳模的决心。我相信自己凭劳动，终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第二年，他们却让我到妇女队去当文化教员，这也表明我提干了。按说应该高兴的。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十分伤心，哭天抹地的，我说我不去，人家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能在一线劳动，就不能再立功，不能评上劳模，也就见不到毛主席了。但人家说那是命令，不去是不行的。我就只有去了。 生活一下暗淡起来，干什么都没有劲儿了。自从理成短髮之后，我就发誓，见不到毛主席，我决不留长髮，颇有些削髮明志的味道。可到了妇女队后，这短头髮却不断地给我惹麻烦。 毛灿奇：见不到毛主席，我决不留长髮(3) 五二年的湖南女兵来了，紧接着山东女兵也来了。山东女兵比较封建，我去接她们时，她们以为我是男的，见一个男的去接她们，还和她们握手，就用石头打我，还骂我。我对她们说，我也是女的，但没人相信。 你既然是女的，那你为啥留着这样个头?她们问我。 我说我不愿留长髮，嫌麻烦。 她们的区队长段凤英仍不相信我。有一天，我去给她们送水时，她把我堵在一个房子里，其他女兵趁势把我围住。 我吃惊地问道，你们要干什么? 俺们要检查你，看你究竟是男是女。段凤英说。 我是女的。 俺们认为你不像，哪有女人留这么短头髮的。 我听了她们的话十分生气，觉得自己受了屈辱。经过两年多劳动，我力气大得出乎自己的意料。我推开她们，从窗户逃了出来，就去找教导员，说她们侵犯人权。 现在想想，也难怪她们要那样做，粗大的手脚，粗糙的脸，加之头髮又短，哪还有一点女人样子?就连作家碧野也没看出我是个女的。碧野到我们团去参观时，政委和他打桌球，然后又让我打。完了后，政委就给碧野开玩笑，把我说成是他的警卫员，并问碧野，作家同志，你看我这警卫员咋样? 很好，就个子矮点。 你猜猜看，她是男的还是女的?你是作家，善于观察人的。 碧野一听，把我叫得近了些，端详了一阵说，肯定是男的。 我和政委听后，都笑了。 从五一年到六○年，我年年立功，但终归没评上劳模。我有好几次可以调进机关，但我都没去，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往最艰苦的劳动一线调。十年劳苦，累出了一身病，最后身体垮掉了，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后来，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我和许多湖南女兵一样，被打成了“另类”，我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但我却不愿失去自己的梦想，即使“文革”中我被打成脑震盪，我也要把它保存在自己的脑海中。 第52页 我是一介百姓，一个普通的生命，却怀抱着一个不适宜的梦想——因为它是我唯一的梦想。我不能失去它，一旦失去，我就没有支撑自己活下去的东西了。所以“文革”中把我弄去当伙夫，我还高兴，因为我又有成为劳模的可能了，又可能见到毛主席——他那时已光辉灿烂得不得了。 但直到毛主席去世，我都没能见到他，当然，他的挂像我见得太多了。后来，退了休，我攒了钱，由老伴陪着，专门去了北京，不巧又碰上毛泽东的纪念堂不对外开放。站在空阔的天安门广场上，我的泪水止不住滚滚而下。 吴梅苏：这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1) 你也看到了，这就是吾瓦镇。刚到五月份，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热浪就烧人了。红柳、胡杨、庄稼和人都蒙着从大漠里刮来的沙尘。大风三天两头地刮，使天空里一直悬浮着尘沙，昏黄一片，难见天日。刚刚铺上的地膜颳得没了踪影，使出土不久的棉苗，转眼之间就被抹去了。我们面对这种情景，已不再流泪。这样的情景我们已面对了五十年，与风沙的抗争也已到了第三代人。五十年过去了，那白花花的盐硷依然漂浮在土地上，这里还是显得这么荒凉，一切东西都很容易被荒凉淹没掉。面对这铁黑色的戈壁，深黄色的沙漠，远处焦枯的天山支脉秋力克山，我现在还无法想像这块叫吾瓦的绿洲是怎样诞生的。 吾瓦，维吾尔语的意思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我刚来这里就听到了一个凄婉的传说。 说是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本是一片绿洲，绿洲里有一个小村庄，塔里木河从村边流过，人们用河水种植庄稼，饲养牛羊，日子过得幸福美满。后来塔里木河改道，水源断了，绿洲荒芜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贫穷。姑娘玛洛伽决心去寻找水源，她背着一袋馕和一葫芦水，只身走向荒原。人们等待着，盼望她能和甘露般的流水一起归来。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人们还不见玛洛伽的身影。只是每年五月，人们看见她走过的地方，盛开着一丛丛、一簇簇的野麻花，如霞似锦，十分艷丽。人们说，那是玛洛伽艰难跋涉的步履，那盛开的野麻花正是她的灵魂。 有一首流传在当地的古老民歌是这样唱的—— 看见白硷黄沙， 想起了玛洛伽。 幸福泉找不见， 只见野麻花。 如果葫芦里还有一滴水， 玛洛伽绝不会倒下; 如果袷袢里还有一块馕， 玛洛伽一定会回到她的家…… 我每次唱起这首歌，都很难抑制住自己的泪水。 水是生命之源，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母亲。但塔里木河故道只留下了干枯的河床。 而我们六师十八团的官兵们却要在这除了白硷黄沙、除了被太阳晒得发黑的戈壁滩，看不出一点能萌发绿色希望的地方开垦出一片绿洲来。老乡们听说后，都不停地摇头。 这里绝大多数都是征尘未洗的男人。他们很多人世世代代与土地打交道，也怀疑这地方能长出庄稼来。没有一点儿雨，那片土地不知已被太阳晒死过多少回了。 而王震将军俯视着这片荒漠，却赞嘆道，多大一块地盘子呀，比南泥湾大多了! 这话吴梅苏是听见了的。当时这个团一共有两千一百一十八人，女性八人，男女所占人口比例分别是99.62%和0.38%，女人如同泥土中的几粒珍珠，我是其中的一粒。 由于土地的盐硷太重，我们的眼睛都被盐硷蜇得通红。我们用发红的眼睛看着这片充满绝望的荒漠，忍不住哭起来。 我们虽然不知道水是否能创造奇蹟，但我们需要水。 水就是希望。只有有了水，才会有开端。 道光年间林则徐充军伊犁，为了屯田，曾在吾瓦附近修过一条渠，但没有修到这里来，他似乎已否认了这片盐硷地能长出庄稼。但王震已决心从孔雀河边另挖一条大渠，以便在这里开垦一个大的垦区。他在军用地图上从孔雀河中游艾乃孜开始，经上户乡、大墩子，到吾瓦，画了一条醒目的红线。这条线的实际距离是六十公里。 一顶已很破旧的帐篷搭了起来，那是指挥所;一个个简陋的地窝子很快掘成，那就是营房，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和这两千多名南征北战、徒步进军到新疆的官兵们就这样开始了拓垦荒原的生活。 我毕业于湖南军政大学，我几乎是紧随着进疆部队的脚步来到这里的。同来的三百多女学员到新疆后一分，如同把三百滴水撒进沙漠里，十八团只分到了三人。 汽车向吾瓦一颠一颠地蠕动着。从西安颠到这里，这车好像已散架了，一动就“丁零噹啷”地乱响。库尔勒像个村庄，渐渐地被甩在了后面。那里有些树，但叶子已经黄了，正在凋落，几家店铺里堆着一些不知什么时候贩进来的、蒙满灰尘的商品。人们懒散地坐在店铺前，或在尘土飞扬的街上走着。我以为我们要在这里停下来了，但车仍在往前走，一直到了那片寸草不生的荒漠前。 部队正在休息。听到车子响后，男人们都三三两两地突然从焦枯的泥土下冒了出来，他们身上全是泥土，如一个个泥陶。我的两个战友惊得张开嘴，半天没有合上。 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我们都搞不明白。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地窝子。 下车吧，到了。带队的军官见我们发愣，赶紧招唿道。 这是什么地方呀?我忍不住问道。 部队驻地。 我和同伴半信半疑地从车上爬了下来。 营房呢? 在地下。军官说完，就领着我们朝前走去。脚下的尘土腾起来，像云朵一样。 泥陶似的军人们羞涩地低着头，纷纷闪开。在中间闪出一条通道，我们三位女的看上去像是在检阅部队的将军，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劳动已使官兵们衣衫褴褛，泥腥味和汗臭味扑面而来。不时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战争留在他们胳膊和脸上的古铜色伤疤。 军官把我们带到一个在平地上挖的一个“洞”前。说，请进去吧，这就是你们的住处。是战士们为你们挖好的，全团都住这样的地方。它的名字叫“地窝子”，冬暖夏凉，挺好的。 我见那洞口放着一个用已有些枯黄的树枝扎成的“花环”，就想，这该是献给我们这第一批来到这个雄性世界中的女性的最好的礼物了。 这也可能就是我们闺房的标记。 吴梅苏：这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2) 请进去吧，这真的是你们的住处，现在正是部队最艰苦的时期……那军官因为心怀歉意，说话吞吞吐吐。见大家在门口愣着，又安慰道，不过，以后会把这里建成一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地方……用我们的劳动，很快就会建成……这是官兵们为你们挖的，要大一些，这大热天的，里面挺凉快……你看，大家还用树叶扎了个花环呢!这里没有其他花，只有野麻花，但已开过了，现在只有树叶……但你看到了，由于缺水，它们已过早地变黄…… 第53页 这是个少言寡语的军官，自迪化同行到这里，他除了“下车、上车、大家休息一会儿、开饭”等几句话，很少说过别的话。他现在一下子说这么多话，让大家感到有些奇怪。因为是他把大家引领到这里来的，所以他感到过意不去，浑身被深深的歉意笼罩着。 我们在门口迟疑着，仍不相信这就是我们的住处。我看看两位战友，她们的眼圈有些发红，眼泪差点没掉下来。我说，其他人能住，我们也能住，我们进去看看吧! 我先走进去了。里面有些暗，低矮得必须低下头。一面是“门”，三面是泥墙，地上有一面的土基高一点，那就是床了。床上铺着一层红柳枝，洞顶上铺着红柳和胡杨枝，上面垫着土，头一碰地窝子顶，泥土就会不停地掉下来。 把我们请进地窝子后，那军官就走了。剩下我们三个人，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鼻子一酸，抱头哭了起来。 就这样，除了传说中的玛洛伽，这块雄性的荒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女人。 自古以来，人都是逐水草而居，唯有我们这群军人，逆此而行。这里的地下水含有大量盐硷，人喝了以后，腹泻不止，洗脸洗手，皮肤蜇得又疼又痒;衣服洗后晒干，也会留下一层白花花的盐硷，硬邦邦的，穿在身上十分难受。没有办法，饮用水只好用马车从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拉，一辆马车往返一次需要半天，所以饮用水限量——每人每天一茶缸。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块荒原，年降水量只有五十至六十毫米，蒸发量却高达两千五百毫米以上。那点水哪能够啊?人和这块地一样，流出的汗比喝进的水多。大家渴得嗓子冒烟，肚子里冒火，嘴唇干裂，鼻孔流血。脸上的皮一层层脱落，但那一缸子水，最多只能润润嘴唇。当年的艰苦卓绝，真是一言难尽。 我至今说起，仍唏嘘不已。即使万里西进，风雨兼程，我们刚来这里时，仍保持着南国女儿的姿色，没想到这里三天之后，我们已和这些男兵们无异，浑身泥土，满头满脑的泥垢，手脸皲裂，看不出女子模样了。 只有尽快把这条大渠修通，只有引来孔雀河的水，这里才可能有美和生机。我和两名女兵是这么想的，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们在心里渴望水，心中装的也只有水。我现在给你说，你肯定不相信，那时有些人渴得实在受不了，把泥坑里积的马尿都喝了。还有些人把自己的尿接上，又马上喝了下去。至于盐硷水，谁也不管拉不拉肚子，只管往肚子里灌。 刚过十一月，天气就冷得受不了啦!寒风毫无遮挡地从荒原上刮过，夹着彻骨的寒意，没日没夜地啸叫着，但修渠的工程却没有停下来。 为了修渠，大家把工地两边的石头都背光了，最后只得用木棍绑成的简单的架子，到更远处的戈壁滩上去背石头，往返一趟有十几里路。当时，谁背的石头多，就表扬谁，在一个集体里面，谁愿意落后呢? 我身子弱，当兵之前从没有干过重活，我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力气，每次都背一百四五十斤，有一天，我背了好几趟，算路程，快二百里了。这次，我的事迹登在了报纸上——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上报。那是我一生最光荣、最幸福的时刻。 在背石头时，因为我的力气比不上别人，所以只有比别人早起。背得最多的那天，我夜里四点多就起床出发了。我裹紧棉衣，仍觉得寒冷刺骨。由于劳动，那棉衣汗渍斑斑，早已披花挂絮，穿在身上没一点暖和气儿。我背着木架，袖着手，独自一人在荒原上小跑着——这样会暖和一些。也是心太狠，我第一次背的那块石头足有二百斤重，走着走着，就受不了啦，一个踉跄，栽在地上，石头压着我，怎么也翻不了身。最后，我几乎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才从石头下挣扎出来。我坐在那块石头上，感到十分伤心。而背最后一趟石头，也就是那天的第十七趟石头时，我已没有多少力气了，一天的劳累，使我浑身发软，一走路，脚就打颤。为背那回石头，我吐了两次血…… 那个苦呀，现在想起来，也不知是怎么吃下的。背一天石头，双腿发硬，身子发软。上厕所时，一蹲下去就起不来了。 5月15日，大渠首期工程竣工，举行放水典礼，焉耆军分区营以上干部与库尔勒县各族军民七千余人在飞机场参加了典礼，王震将军为表彰指战员的功绩，给大渠命名为“十八团大渠”。当开闸放水时，王震看着又黑又瘦的战士，摸了摸一根根染血的镢头把，一条条折断的胡杨木扁担，闻了闻战士们身上的汗酸味，他没有脱靴就跳进了淌着流水的水渠里。叫着，这是水，养活生命的水，大家都到水渠里来体验体验吧! 战士们欢唿着，纷纷跳进水渠里。我也跳了进去，当水流湿透我破旧的军靴，我的眼泪“簌簌”地流了出来。我觉得自己好像难以承受水流的冲击，身体有些摇晃;也觉得自己难以承受水流特有的温度，内心有些虚弱。 我匍匐在水里，让水把浑身湿透。 对于我来说，水，就是我的故乡。我如今还这么说。 当天晚上，我抵挡不住水流的诱惑，偷偷地熘出地窝子，来到水渠边，地上洒着月光，使硷滩更加惨白。山影一片朦胧，大地一片寂静，只有那一渠流水在夜晚唱着歌。我在渠边坐下，听着流水的歌唱，这种世界上最美的歌声，我一辈子也听不厌。我觉得自己就像在故乡安化听资水的流淌声。作为一个在水里长大的湘妹子，我已好久没有见到流水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忍受过来的。 我往旷野里望了望，然后脱掉军衣，进了渠水。我要让自己全身心地浸泡在渠水里，洗涤掉一年多积在身上的污垢。渠水夹着天山融雪的寒意，冰冷刺骨。但我浑然不觉，躺在渠水中，像水的精灵，任凭流水沖刷着自己。 张仕杰：我们连一条裤子也没有(1) 哈尔莫墩是一个地名。它地处焉耆西北，是一个小小的盆地。天山和它的儿子霍拉山把它小心地护在怀里，时而明朗，时而忧郁的开都河从它身边流过，不慌不忙地奔向博斯腾湖。这一带是回族人的家园，也紧邻蒙古人的游牧地。 五十年前，这里是一片苇子滩和沼泽地，出没着狼、狐狸和土匪。 我到达这里时，十七团已在开都河岸一百多华里的范围内摆开了阵势，要让这些苇子变成庄稼，让沼泽变成良田，让狼嗥狐鸣变成犬吠(又鸟)啼。 我是1951年3月从长沙出发的，到达这里已是七月。车刚刚停下来，成群的蚊子就围了过来，黑压压的一片。女兵们当时只发了一套苏式军裙，被叮得直想大叫。但因为有来迎接的官兵，没法叫出来;有人想跳，也因为这种场景而只得忍着。每个人都希望那欢迎的过程越短越好。但致欢迎词的领导却来了谈兴，只见他一边用双手赶着扑向他的蚊子，一边天南海北，大政方针，滔滔不绝，弄得我们这十多名女兵叫苦不迭。最后，终于有女兵忍受不住，弯腰去拍打蚊子，一巴掌下去，手上一片鲜红，像抹了血似的。她这一带头，我们都去拍打蚊子。“啪啪”之声清脆悦耳，好像是十几个人在扇耳光一般。最后，致欢迎词的人说，蚊子就是你们面临的第一次考验。 第54页 欢迎的仪式结束后，女兵们就逃命似的想躲到房子里去，但放眼望去，四处搜寻，却没见一堵墙，一片瓦。大家狼狈地望着带队的干部。带队的干部说，现在还没来得及修房子，部队住的是地窝子、苇棚子。 什么叫地窝子、苇棚子?大家好奇地问。 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好心的战士们抱来一堆干芦苇，用火点着，把烟扇开，用来熏蚊子。虽然十分热，但为了逃避那些蚊子，大家还是往火边凑。看看自己的腿和胳膊早已被蚊子叮得惨不忍睹，再望望彼此的脸，也早已面目全非。 大家心里十分难受。最难受的是我们没有单衣单裤，在长沙发了一件棉衣，自己的衣服走时不让带，说到新疆后什么都发。但在兰州发了一套军裙后，就什么也没发了。因为害怕蚊子，我们就围着火堆——七月烤火也心甘，谁也不肯离开。 那些蚊子白天也“嗡嗡”地叫，叫声从火堆外传来，像是有意要吓唬人。领队的干部急了，说，你们这样怎么能行?你们已经是战士，几个蚊子就吓成这样，以后那么多的苦怎么能吃下? 我们一想也是，就给那干部建议说，你带着我们跑步去住处吧，这样的话，蚊子就追不上我们了。 他说，你们不说我也会这样做的，你看我跑来跑去的，不就是为了躲蚊子吗? 我一想以后就得成天跑来跑去的生活。觉得十分可笑，就“扑哧”一声笑了，大家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了起来。 我们跑着到了一排苇棚子前。那是用芦苇编成的、用水柳树干固定起来的最简易的营房，可以遮一遮阳光，避一避风。后来的经歷证明，风不能大，一大就刮没了影。好在苇子多，扎起来也简单，大风颳没了，要不了一袋烟的工夫，一个苇棚子又搭起来了。 因为白天苇棚子里阳光少，成了蚊子的聚集地，大家一进去，蚊子就“哄”的一声闹开了，然后又“哄”的一声向我们围过来，吓得我们赶紧逃了出来。有人已动作快速地点了火把，挥舞起来。 怎么连一条裤子也没有，得给我们发一条裤子，没有裤子怎么行?我用抗议的语气说。 团里已知道了女兵的情况，没有办法，只得发动离沼泽带远的、在霍拉山下的戈壁滩上开荒的一个连队捐献裤子。然后，我们每人收到了一条满是补丁的裤子，裤子上净是汗水、泥土和污渍，发出刺鼻的汗酸味。大家已顾不了那么多，赶紧穿上。 解决了腿的问题，大家自如多了。我们事后得知，那十几个老兵捐出自己的裤子后，自己则近于一无所有了，干活时只能在腰上围一块布遮羞。 这一切，不仅出乎我的意料，也是其他女兵没有预想到的。 我这名字男性气十足，这在湖南女兵中很普遍，从中可以隐隐窥见20世纪上半叶妇女争取解放的痕迹。我家住湘阴，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后随程潜起义。解放前家境比较富裕，我从小就过着吃穿无忧的生活。解放后，家里很快变穷了，最后连自己和姐妹们上学也很困难，但那也比新疆好多了。我从没想到新疆的生活这么苦。我也没有想到，一支胜利了的军队没有享受胜利带来的一切，却在这荒凉至极的地方吃着人们难以想像的苦，受着难以忍受的罪。 部队基本没有休息，每一个人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拥着，拼命地干活。每天三点钟就有人起床，自觉地出工了。晚上，只要没有政治学习之类的活动，直到晚上十一二点，还有人没有收工。 在那片土地上，似乎每一棵芨芨草，每一片芦苇叶，每一块土坷垃，每一粒沙子，每一星尘土，都充满生机勃勃的热情——不，简直是一种狂热。这种狂热有鼓动的因素，也有一种盲目而诚挚的对新制度、新生活的希望和嚮往。 我刚来时分在团宣传队，但主要工作仍是开荒种地，工作之余，排些节目鼓舞士气，所以我比其他人还累。那时，你常常可以见到一些边走路边打瞌睡的人，那简直是一种特异功能。一般都是这样，走时先把路瞟一眼，然后就睡，到了又该看路的地方，自然就会睁开眼睛。但有时的确太困了，走到了泥坑里、水沟里。我有一次走在最后，也是边走边睡，那次睡得太死，走着走着就掉队了，最后走偏了方向，像梦游似的走到了一片戈壁滩上，走出了三四里地，才迷迷煳煳醒过来。醒过来后一看，周围什么也没有，才知道走错了。见自己独自一人，想起那累，那苦，一边往回走，一边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哭得真是肆无忌惮，那不是伤心，而是痛苦，一切的苦和委屈都哭出来了，身体里积压了很多的东西也随着泪水挥掉了，我觉得轻松了许多。只是没有想到，我哭着哭着，又睡着了。 还有一次，我也是一边走路，一边睡觉，掉到沼泽里去了，掉进去时，我睁了一下眼睛，然后又睡着了……哎呀，那个困呀，苦呀，现在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 其实，部队吃的苦比那些内地遣犯还多，犯人每天劳动十个小时，最多十二个小时，我们劳动十六七个小时。他们还可以偷懒，如果不想争表现的，可以往地头一躺，什么也不做，谁也拿他没办法。可我们不行，因为觉得自己是在为新中国干，是在为建设新新疆出力，为建设新的国家流汗。 张仕杰：我们连一条裤子也没有(2) 整整三年，没发过一分钱津贴，我们没钱买牙膏、肥皂、卫生纸，说句不怕人家笑的话，最后连内裤也没有。那里的蚊子那么多——有个说法是“三个蚊子一盘菜，伸手一抓一大把”，的确是一点儿也不夸张。但直到1953年才给我们发了一顶蚊帐，还是那种一个班合用的大蚊帐。 人，已完全成了一种劳动的机器。 我到部队不久就耳闻目睹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有天半夜，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枪声，一共四声。部队以为是土匪来偷袭，一下紧张起来。武装值班分队先沖了过去，后来才知有四个人死了，好像是自杀的，人们听说后，纷纷朝枪响处跑去。只见四名战士倒在血泊之中，有三人已停止了唿吸，有一人还在动弹。 他们都是把步枪枪口含在口里，扣动扳机自杀的，满脸是血，惨不忍睹。那名还在动弹的战士可能是扣动扳机时太紧张，枪口滑了，子弹从脖子穿了过去。他仰躺在地上，火把把他的脸照得分外红亮。血在火光中显得十分鲜艷，像一朵鲜艷的花。他看着围观的人，眼睛的余光中满是愧意。领导问询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已说不出话，只是摆摆手，又吃力地把手做成手枪状，对着自己的脑袋比画了一下。当医生要救治他时，他喉咙里发出“咕噜”的怪叫声，连连摆手，表示拒绝。 他被抬走了，第二天死在卫生队。 四人都是起义士兵。因为身体单薄，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劳动强度。加之劳动中老是落后，经常受批评，自尊心也承受不起。最后四人抱头痛哭一场，决定集体自杀。由此，你就可以想像当时的苦累程度了。他们的死因当时就从遗书中调查清楚了，但事隔多年以后才透露出来。那时的人，也许的确是靠信仰活着的，没有坚定的从政治教育中获取的对未来的信仰，谁能受得了那种苦和累呀!而那些起义士兵，他们还没有接受这些，所以，他们绝望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那的确是信仰的力量。 第55页 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那时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别人画红的就是红的，画黑的就是黑的，自己的生命、灵魂，包括思想和意识，全都属于集体。整个身心，全都投入到那个崇高的目标中。 1952年冬天，师后勤部成立会计训练班，让我去学习。我当时还不愿意，认为那太清闲了，坚持要在下面劳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听说会有拖拉机，所以我要当拖拉机手。最后，营教导员告诉我，拖拉机那样现代化的设备，要由出身好的人掌握，像你这种地主家出身的小姐，做梦都不要想。 我听后，才十分难过地死了开拖拉机的心，到师部去学习会计。从此后，我就一直从事这个职业，直到退休。 江莉华：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1) 我们那一批湖南女兵共有一千六百多人，分乘四十辆车，浩浩荡荡地往新疆开。我当时才十五岁，没见过那么大的戈壁和沙漠。一进入河西走廊，就在荒凉的地方走。走了一个多月，还是那么荒凉，我就后悔不该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过猩猩峡，因为地势险要，土匪活动十分猖獗。走在最前面的一辆给养车，可能是想走快一点，赶到前面去张罗饭食。不想土匪在路上挖了陷沟，车一头栽进去了。司机和副手受了伤，但没有死，土匪抓住他们后，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活活地烧死了。车上的物资被抢劫一空。我们赶到后，土匪已逃得无影无踪，被烧的司机还在挣扎，那情景真是恐怖极了。 我们到了阿克苏后，正是毛主席号召进疆部队“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的时候，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 我们穿着土黄色的军装，一到了黄色的沙漠里，就分辨不出是人还是沙了。 虽然是军队，但我们到部队后，学习的不是军事技术，而是生产技术;发的不是枪，而是砍土鏝;接到的第一道命令不是上战场杀敌，而是到沙漠戈壁开荒。 说句实话，哪儿没有地种呀!为啥要满怀豪情到塔里木来种地呢?我拿着那把粗大笨重的砍土鏝，看着看着，眼泪就出来了。我更加后悔，在心里暗说，一旦有机会，我就要回常德去——我家在常德市——回去后继续读书。 然而，当兵是我自己要来的。那时，胸前有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家里又挂“光荣牌”，觉得不但自己光荣，家里也光荣。就和几个同学背了个包袱，也不跟家里人说，就往长沙走。去了后，招兵的一个女军官问道，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江莉华。 多少岁? 十八。我说。因为我很少撒谎，又是跟解放军撒谎，所以，心里特别紧张，那话一说出来，脸就红到了脖子根上。 你这么小，顶多十三四岁。她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仍坚持说，我就是十八岁。 她很严肃认真地对我说，小姑娘，你如果撒了谎，到新疆后是要劳改的。 我当时不知道劳改是怎么一回事，我只猜测那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犹豫了一下，就说，劳改就劳改，我不怕。 进了塔里木，看到那无边的沙漠，就把人吓住了。除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丛红柳外，再没有活的东西，一些不时可以看见的枯胡杨树桩，不知死了多少年了，在阳光下泛着白骨一样的光。我当时就想，这样的地方能活人吗?除了疯子，谁也不会想着要在这样的地方开田地，种庄稼。 那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看到偌大一条塔里木河都被沙漠整得半死不活的，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进去时正是七月份，塔里木像个大火盆一样，要把人烤成肉干。有人测量了一下，那里的地表温度竟有七十多度。我们在石板上能把饼子烙到九成熟，有句“青石板上烙大饼”的歌词绝不是夸张。 当时，就一套棉布军装，整天穿在身上，整天都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到最后，结上了一层白白的盐粒。沙漠中没有水，洗不成脸，洗不成澡，洗衣服就更不用想了。身上那个酸臭味呀，自己闻着都感到噁心。我们是在水里长大的，哪离得开水呀，成年累月的不洗澡，更是受不了。最后，我们壮着胆子，直接去找领导。找到连长，连长说，这大漠戈壁的，哪有这么多讲究，不能有资产阶级情调;找到营长，营长说，连饮用水都困难，哪还能洗脸洗澡呀，努力开荒吧，这荒要一直开到塔里木河边呢，到了那里，就可以每天洗脸、洗澡、洗衣服啦!因为当时的确太想洗个澡了，我们就继续去找团长，团长说，姑娘们，汗水就是河，用汗水洗脸、洗澡、洗衣服好了! 大家无望而归，只得继续忍耐。 团长虽然这么说，但还是把我们的意见反映到了师里。可师长林海清也没有办法。考虑了半天，就让我们去挖胜利渠，准备把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阿克苏河的水，通过天山南麓，引到沙井子垦区。 虽然挖渠的劳动很苦，但能够洗脸、洗澡、洗衣服，大家也就无所谓了。 修胜利渠一修就是三年。为了炸开“坚戈壁”，我们自己熬硝做炸药。没有房住，我们就露宿戈壁滩。没有菜吃，就用盐拌饭，用盐水蘸馍。 胜利渠是五一年三月份动的工，到五四年建军节才完工。总干渠宽二十九米，长六十六公里，加上十二条干渠，总长一百八十八公里，共挖填土石一千零三十六万立方米。如果把挖填的土石堆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土墙，可以从阿克苏一直堆到乌鲁木齐，两千多里地呢!那几乎全是靠人工完成的。 开闸放水那天，国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亲临剪彩致贺。 修完渠后，我被送到了八一农学院学习。主要学棉花种植。课程主要有《粮食作物》《作物病害》《棉花栽培学》《肥料学》《普通园艺》，还有政治课。平时上课，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还是劳动，参加首府乌鲁木齐的建设。 三年下来，我已在劳动中长成了大姑娘。不停地劳动，使我渐渐对这里有了感情。是呀，地开出来了，水引到地里去了，寸草不生的地方长出了庄稼和树，看着这一切，要离开，也捨不得了。 我那时的觉悟已非常高，样样工作都要争先进。久而久之，身体累垮了，什么病都累出来了。 农学院毕业时，都是要求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当时阿克苏算是条件好的，所以都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当学校要分我去时，我流着泪不干，坚决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学校硬把我分到这里的。 其实，那时无论分到哪个团场，都是拼了死命地干活，都是吃大苦、受大累的。只是那时人们的思想单纯，组织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就争着申请去最艰苦的地方，组织说老军人为了革命，耽误了婚姻，组织安排你们和谁结婚，大家就不再反抗，将自己嫁给一个陌生人。 江莉华：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2) 说起婚姻问题，我算是自由恋爱的。“分配式的婚姻”主要是在五四年以前。这之后，很多老革命的婚姻解决了，限制就放宽了，可以自由恋爱了。我之所以有这种幸运，原因是我入伍时年龄小，到了十八岁，够了婚配年龄，又上学去了。 第56页 我们当时一听“结婚”两个字都害怕。因为暗地里听到的关于女兵婚姻不幸的事情太多了。婚姻自由是人最基本的自由，但当时却没法做到。据我看，造成婚姻不幸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是年龄相差太大，有的相差二十多岁。其次是没有共同语言。特别是一些湖南、四川来的学生兵，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对爱情和家庭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憧憬。而当时的连、营干部，大都是靠打仗打出来的，脾气很粗暴，虽然都想找个有文化的老婆，却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发现一个规律：年龄越大结婚越早，结婚越早婚姻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人长得漂亮的，文化程度高的。因为结婚越早，年龄差距越大，人越漂亮，越易被上级领导挑走，这决定了你难以摆脱别人强加给你的命运，内心也就更痛苦。 自我入伍那天起，这块石头就一直压在心上，随着年龄的增加，“婚龄”的到来，天天都担心哪个领导有一天突然对我说，小江，你到年龄了，该结婚了，明天，你跟某某结婚吧。直到上学后，这种担忧没有了，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于是，就一门心思地争取在学习上拔尖，工作搞得更出色。 我丈夫与我相守了四十一年，于九七年去世了，他是我在新疆的第一个亲人，在没有孩子时，他也是我在新疆的唯一的亲人。这四十一年时光，无论频繁的政治运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动盪，我们始终相亲相爱。这对于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一介平民，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塔里木，留着我的青春，留着我的爱，这土地，也浸透着我的汗水和眼泪，所以我爱它。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她了，只有我这一副老身骨，我愿把它留在这里，哪怕能肥沃这里的一土也好，哪怕能使一株荒草生长得茂盛一些也好。 的确，我如今才感觉到，对于这片土地，我做得太少太少了。 戴庆媛：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1) 我是一个泥木工人的女儿，三五年十一月出生在长沙。抗战时父亲在湘西一家兵工厂工作。火烧长沙城后，祖父母带着全家逃往湘西。叔父用箩筐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弟弟，像兔子一样逃得飞快。日本人的飞机像乌鸦似的，一阵阵飞来，朝着逃亡的人流扫射和扔炸弹。不时可以看到被打死的人横在路的两边。 湘西也笼罩在战争的恐惧之中，没有人知道日本人多久会打来。为防止日本飞机轰炸，人们所有住处的外墙都涂成了黑色，屋顶则用柴火伪装起来，远远看去，很难看出有人居住。抗战结束后，我和全家人一起回到了长沙。原来的房屋已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全家只有到市郊的史家坡找了家祠堂栖身。我读完小学，湖南就解放了。虽是小学毕业，但在村里也算是个有知识的人，就被招去参加土改工作队，当时我才十四岁。 自参加工作起，我就在琢磨着当兵。但每次去报名，都因年纪太小、个子太矮被刷了下来。 我终于等到了十七岁。我不能再等了，我无论如何也要穿上军装。 第一天去，身高和体重仍然不够。 第二天，我特意向父亲要了六毛钱，买了一双底子很厚的“南关”牌帆布鞋。那双鞋帮助了我，使我的身高勉强够了一点五米，体重不够，我就在身上绑了几只旧铁锁。 终于通过体检了，我激动得哭了起来。为表示祝贺，特意去买了一大把瓜子，一边嗑着，一边忍不住哼起了在湘西学会的小曲儿。 在我的记忆中，上路后，总是在不停地唱歌，有军歌，有革命歌曲。从西安出发后，我就不时地数路上的汽车。但怎么也数不清——一百多辆车，一线拉开，前面看不见头，后面看不见尾，黄尘漫天，好不威风。 我天生乐观。大家吃不惯陕西大饼，想念家乡亲人，我就想法子逗大家乐。我改了《我是一个兵》的歌词—— 我是一个兵， 来自湖南省， 三天没吃大米饭， 气得肚子疼。 饼子像磨盘， 坐在臀下面， 进入甘肃给灾民， 也是为人民。 ………… 这歌儿一唱，没有人不笑的。我自己没觉得受累，就到了新疆。我们在迪化北山坡警卫营住下后，才开始仔细打量这个陌生的城市。望望天，长天湛蓝，白云如锦;望远处，天山横亘，博格达闪耀着圣洁的光辉;向空气中嗅嗅，潮湿的南方气息没有了，空气已变得干燥，到处瀰漫着孜然和烤羊肉浓烈的香味。我这才意识到故乡已远离了我，亲人已远离了我。我因为不知道故乡和亲人离我究竟有多远，就伤心地哭了起来。那是我离家之后第一次落泪。抹干眼泪后，就开始计算回家要走多少天路，总是没有算清，只知道要回家恐怕很难了。 第二天，女兵们被集合到八一广场，听王震将军训话。大家都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叽叽喳喳，全是三湘四水的方言俚语，整个广场上，全是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湖南女兵，景象好不独特。 突然，广场寂静下来。接着，响起了王震将军浓重湖南口音的、具有职业军人特质的声音—— 同志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湖湘子弟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 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从将军的话里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见不着爹娘了。大家哭的哭，闹的闹，后面将军讲的什么就听不清了。 我没有哭。我是一个不轻易落泪的人。 我们这批女兵大多进了工厂，有去钢铁厂、水泥厂的，也有进修配厂、棉纺厂的。我被分到了七一棉纺厂。 棉纺厂在迪化东郊，大家背着背包，提着行李，走了半天，也没看见工厂的影子。最后，队伍停了下来，带队干部宣布，到工厂了。 我四下里望了望，问道，工厂在哪里呢? 那干部笑一笑，乐观地说，它在我们的汗水里，只要我们不怕苦，肯流汗，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 蓝天为帐，大地为床，大家放好行李，就开始打土坯，修厂房。迪化当时正值四月，在南方早已是莺飞草长的时候，这里的冰雪才刚开始融化。露天宿营，大家即使紧紧地挤在一起，也冻得受不了，没有办法，第二天只好挖地窝子。根据地形，地窝子有大有小，有的住一个班，有的住两个班。没有想到，我们留在新疆工作，却连个住处也没有，不得不掘地而居，成了城市里的穴居人。 当时的生活那么艰苦，我的确没有想到，有句俗语叫“当兵吃饭”，有的人就是为了有口饭吃才去当兵的，而我们当时却根本吃不饱，穿不好。微薄的津贴捐献去建其他厂矿，粮食被省下来了，军装被省下来了。刚到新疆时，穿单衣冷，穿棉衣又热，但就一套单衣和一套棉衣，不穿怎么办?由于劳动强度大，又吃不饱，我瘦得只有三十八公斤，八个月没来例假。有好多次，干着干着活，就起不来了，最后终于住进了医院。当时的病号饭是稀饭里放几粒葡萄干，那稀饭可真是稀饭，稀熘熘的，能照出人影子。 第57页 后来，军区政治部举办政治干部培训班，我考上了。主要学维语，开学不久，学校就改为军区语文学校，搬到了伊犁巴彦岱。 学校提出的口号是、“一年学会是天才，两年学会是人才，三年学不会是蠢材。”学校把我们分成甲、乙、丙、丁四级，我汉语水平是丙级，维语水平是乙级。我感到很难过，想很快把汉语突击上去，但由于文化基础差，感到非常吃力，我着急得哭了——这是我入伍以来第三次流泪——其他两次一次是为不知家有多远哭，另一次是为八个月没来例假害怕得哭。 我是个要强的人。我当不了天才，但也决不当蠢材，为学好维语，我就去村里交维族朋友，跟他们练口语发音;为学好汉语，我就虚心向从华北、华中、华南革大肄业后参军来疆的同学学习。半年后，我的汉语和维语都升到了甲级。 1954年9月，军区从语文学校抽调十二名优等生去军区首届党代会筹备委员会当干事，其中就有我。军区副政委熊晃审查后，认为我维语已学得很好，就让我当维文打字员。 戴庆媛：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2) 党代会结束后，我留在了军区机关工作。当时在军区机关，男女间的接触有严格规定，除了工作往来和参加集体活动之外，男女如有单独接触和交往，一经发现，就要关禁闭七天。 当时军区的女性很少，我所在的部门四十多人，女的只有两人，所以我们特别显眼，也是众多男性暗中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闭门学习最安全，只要一走出办公室，就有人追求你。 当时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对我们这些五四年以后结婚的女兵来说，觉得像包办又不是包办，自愿又不是自愿，既幸福又不幸福，反正十分别扭。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爱，十分压抑，最好的，也只有友谊，没有真正的感情。这是当时的歷史条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对情感的选择，都不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那就是繁殖生育，让兵团的人口增加，壮大力量，以固守疆土，扎根边疆。 人世里男女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解不透的密。就我们当时而言，它有时显得无比纯洁，有时又显得十分复杂。我们到伊犁后，条件十分艰苦，因为土改队有几个女兵有天晚上没去看电影，就被坏人糟蹋了。我们在行军途中或到农村去，为保证安全，我们二十多个女学员睡中间，七八十个男学员就围成几圈，睡在外面，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里，大家都像兄妹一样，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但条件变了，环境变了，这种情况也就会改变。我对此一直没想得太通。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我已知道男女之间的爱与被爱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 从军区转业后，我到了农八师一三三团，我去那里不久，就被当地的维吾尔族群众尊称为“玛依努尔”，汉语的意思是“像五月的阳光一样温暖”。维吾尔族群众一直这样称唿我。我到石河子市委工作后，仍有维吾尔族群众络绎不绝地前来看望我。我威信的确立，就是因为我精通维语。所以，我认为语言是民族间交流和理解的桥樑。 我永远是个明朗而坦诚的人。我坦然承认，我们是被禁慾的一代。我也永远是个繁忙的人。我一直在为自己的姐妹们不被故乡遗忘奔走。为此，我与卢代昌、朱湘楚等人一起组织印刷了一本砖头一样、厚达五百多页的精装本《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录》。其中印有她们的照片、故乡地址、出生年月，现在的工作单位、通信地址、电话、配偶及子女的名字和一生的主要业绩、取得的荣誉等等。我们在1987年一次聚会中留在签名单上的题词，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对两个故乡——湖南和新疆的感情—— 衡岳苍苍，湘水泱泱， 吾人故土，耿耿难忘。 胸怀祖国，建设新疆， 饮天山水，食戈壁粮。 喜十三大，日月同光， 婵娟千里，相祝寿昌。 石城乡友，济济一堂， 开怀畅叙，共谱华章。 我们的人名录，无疑是自己在故乡面前，替故乡写的一份份寻人启事。 杜颂先：跨到新疆来，又割苇子又打狼(1) 我1951年5月参军时，也是买了厚底鞋，然后再在里面填上棉花、布片才勉强够了身高的。我的进疆，有一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味道。我父亲原在飞机制造修理厂工作，后来，工厂从湖南搬到贵州，父亲失业了，为了谋事，他曾经想到新疆谋生，已经到了酒泉，因实在忍受不了那无边荒凉带来的恐惧，半道折回了。这些，他跟我讲过，希望以此打消我的西行梦想。但他没有成功。他总想着女儿肯定会在某一天像他一样逃也似的跑回故乡来。可直到他离开人世，我还在新疆。 我觉得自己没有白来新疆，总的来说是幸福的。当然也有一些坎坎坷坷的事，但谁的人生又总是一帆风顺的呢?我们原来有首歌谣，我唱给你听听吧—— 走长路，出阳关， 不怨爹，不怨娘， 只怨孩儿腿太长， 一步跨到新疆来， 又割苇子又打狼…… 我入伍后，一直在兵团后勤部财务处工作。1954年10月，我主动要求调到了安集海。 我当时的想法与很多人一样，越艰苦的地方越光荣。 安集海当时是够艰苦的。我到达那里时，正是隆冬季节。那是一个新垦区，在水利工程处的指挥下，上万人兵分两路，同时出击，一路人马负责挖渠修水库，另一路人马负责开荒造田。水利战士们住帐篷，喝雪水，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开荒部队则正集中火力勐攻肃州户等地，他们睡地窝子，喝盐硷水，跟古榆、红柳、梭梭和芦苇较量。那里除了干部，其余的全是劳改人员;有二十多名妇女，都已结过婚，她们住在几顶帐篷里。没有结婚的就我一个，我就自己挖了个小地窝子住下。没门没窗，劳改人员又那么多，我睡觉老睡不踏实，就在门口放了两盆水，心想若有不轨之徒，水盆被碰翻，有了响动，就会被惊醒。 那些天每天要劳动十五六个小时，有时，凌晨两点钟就得起来打爬犁，拉肥料和沙子。我劳动不到半年，体重就减少了二十多公斤，降到了我当兵时的三十五公斤——当年，由于体重不够，不能当兵，我跑到湘江边拾了两块石头揣在衣兜里，才够了体重。 半年之后，我们拿下了长达四十公里的引水渠和总干渠，接着又一气呵成，完成了安集海水库一期工程和所有配套工程。也就是一年时间，十几万亩荒原就变成了良田。 1956年年底，开发安集海的第一场战役胜利结束，新华社立即将这一消息通告全国，“我国最大的一个以植棉为主的农场，正在新疆着名产棉区玛纳斯河流域的安集海地区建成，面积四十二万多亩。”《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对此做了记录，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 追忆往事，我总是不胜感慨。那时候的人，思想单纯，生活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真是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只知道真拼实干。 第58页 现在，我就讲讲多年来耳闻目睹的军垦故事吧! 这石河子因为多沼泽，蚊子很多。人身上只要有裸露的地方它们就咬，咬得人心焦火燎。 为防蚊咬，大家干活时，就用布把头蒙起来，活像养蜂人戴的面罩，但即使这样，衣服一贴了肉，它们还能叮上。有人就想了个妙法，在身上煳一层泥，像泥人一般，这方法很有效，蚊子叮不透。于是，大家上工先“化妆”，跳到水渠里煳泥巴，收工再“卸妆”，钻进水渠里洗泥巴。 有一次，王震将军乘着一辆军用吉普车到下野地视察，车正走呢，突然从一片苞谷地里窜出一群脸上、身上煳着泥巴的“泥人”，只见他们一齐朝车奔来，向王震致意，大声喊着，欢迎首长! 王震看到这情景，开始有些发愣，待这些“泥人”走拢了，才知道都是他的战士。王震和他们热情握手，看着战士们煳着泥巴的胳膊、脸、脖子和腿，问道，同志们，你们为什么这个模样哇? 一个战士回答说，报告首长，这里的蚊子太厉害，穿一层衣服都能叮到肉，所以我们就在身上抹了一层泥巴，这样，在地里干活就再也不怕蚊子咬了。 哦，那可是很好的泥铠甲。他看看那一片苞谷地，果然听到了蚊群的叫声，随着叫声，它们已黑压压地聚集在战士们和自己头上。看到这情景，他再次握住战士们的泥手，激动地说，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学习! 说到蚊子的厉害，还有牛被蚊子咬死的事发生呢!泉水地有头大耕牛，有天放出去后，没有找回来，第二天找到它时，它已被蚊子叮咬得不行了。原来，那牛被陷在了泥沼里，动弹不得，任由那蚊子叮咬，只见它浑身全是小血痂，真是可怜。把它从泥沼里弄出来，当天晚上就死掉了。 那以后，各个团场的牲畜，只要在夏天，放出去后，就必须找回来。有一次，三十团二连的两头牛跑进苇湖吃草，天黑未回。大家很着急，偌大的苇湖，苇子长得一人多高，狼奔豕突，蚊虫成群，怎么去找呢?连长正在发愁，路灿壹说，我去。说罢，抄起一根大棍子，就出发了。 路灿壹是有名的大力士，河南支边青年，三十多岁，长得五大三粗，背阔腰圆，夏天不穿上衣，嵴背晒得黑光油亮，他能吃能干，一手挽一框铁制“之”字耙，一口气能提一百米远，中间还要翻过一道排水渠。 他在苇湖里钻来钻去，终于把牛找到了。原来牛陷在泥里拔不出来。他用双手拽住牛角，使出全身力气，硬是把两头牛从泥沼里拖了出来。从此他就落下个“力大如牛”的绰号。 说到大力士，我想起了“白大胖”，他是机枪连的，一米八的个子，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人黑，站在那里像座黑铁塔，跟《水浒》上的李逵差不离儿。可这黑大胖子偏姓白，大名叫白冯奎，大家都不叫他的名字，而是叫他白大胖子。 屯垦初期，部队在小拐开荒种地。浇水时，战士们都在腰间绑个长棍子，人和棍子像一个十字架，干起活来非常碍事，看起来也很怪异。但没法子呀，那里的荒地开出来后，水一进地，就会冲出好多大窟窿，有的深一两米，有的深四五米。大的窟窿能掉进去一辆大卡车，小的也能淹住一个人。不过，大窟窿很少，小窟窿最多。人若掉下去，单靠自己很难爬上来，弄不好还会出危险，所以腰间绑根长棍子，人一旦不小心掉下去，这长棍子就能把人架住。 杜颂先：跨到新疆来，又割苇子又打狼(2) 有天晚上，白大胖子上夜班。他吃过晚饭，急着去浇水，也可能是太累，他迷迷煳煳的，竟忘了往腰间绑长棍。刚跑到地边，就“扑通”一声掉进一个窟窿里，好在水不深，却听到了“嗷嗷”几声猪叫。他知道窟窿里有了一头掉下去的野猪。那野猪正狂怒着，朝他冲过来。白大胖子毫不示弱，就与那头野猪展开搏斗，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较量，终于把野猪牢牢压在自己身下。这时，他才记起叫人来拉他。几个浇水的战士听见了，连忙跑过来，听到白大胖子的叫嚷声中还有猪的哼唧声，很是奇怪，就问他，咋还有别的声儿?他说，我压着了一头野猪。战士们先把白大胖子拉上来，然后把野猪也弄了上来，那傢伙足有三百多斤，全连一百多人美美地吃了几顿野猪肉。 还有个地穴歷险的事儿。那是莫索湾二场三支渠刚修好不久，二十六队便挖了一条三百多米长的渠，把水引到住的地方作生活用水。渠修好后开始放水，由于地下洞穴一个接一个，放水一个星期，渠道垮了十多次。于是，全队集中四十多人昼夜守在渠道上，挖土填洞。别的洞填住了，可水到伙房门前时，“轰隆”一声，那里垮下去了一个直径两米多、深四米多的洞。守在那里的一个人随着轰隆声，掉进去就不见了。大家到处找人，但怎么也找不见，正急得团团转，突然从十几米远的一条自然沟里冒出一大股水柱来，在水柱中，还露出一个泥柱子。大家惊奇地奔过去，七手八脚将“泥柱子”捞上来，竟是那个看渠的人。原来水沖开地下的泥沙，从一条暗渠沟口喷薄而出，把那人从暗渠里沖了出来。他一吐出口里的泥浆子，连忙喊，我还活着!他妈的，我还活着! 大伙笑着说，你钻入地下十几米，还大难不死，不是土行僧，就是泥菩萨。 这样的故事说上十天十夜也说不完。 1950年7月28日，王震、陶峙岳、陶晋初三位将军到玛纳斯河西岸一带踏勘，选点建设军垦新城，当天晚上投宿在石河子老街一家车马店里。店很小，土屋土炕，店门外数步，就是泉沟、苇湖，蚊虫很多。店主哈德尔不知他们是多大的人物，在院里生了火，用柴烟燻赶蚊虫。将军们忍着闷热和柴烟燻呛，在油灯下筹划建城大计，直到午夜才睡觉。可那蚊子叮得他们不能入睡，大家不知该怎么应付。这时，王震爬上了屋顶，喊道，同志们，我找到了好地方，请你们赶快上来。众人沿着梯子上了房，果然夜风习习，蚊虫很少。将军们就这样头枕土块、身盖军毯、面对星空睡了一觉。就在那天晚上，他们绘制了石河子这座荒原新城的蓝图。 第二年冬天，建设石河子新城的施工部队开始备料。一天，建筑二大队四连开展拉砖竞赛，班长孙光先带着全班天不亮上路，拉着满载砖块的爬犁子，你追我赶。这时，后面有人喊道，同志们，休息一下吧! 战士们回头一看，认出是王震司令员，大家就停住了。王震给每人递了一支烟，一边说你们辛苦，一边为大家点上。点完烟后，他查了查每人的爬犁子，问道，一爬犁拉多少块砖? 大家如数做了回答。 有一人少了一块。王震司令员说，说完就把手伸进大衣里，从腋下掏出一块红砖来，说，补上这一块，你们的总数就够了。 班长接过那块红砖，立即想到那块砖是路上不小心掉下的，心里很惭愧。王震说，拉上走吧，掉下来的砖回头捡上就行。 王震捡砖的故事是我在书上看到的，我还听一个老军垦给我讲过陶峙岳背砖的事儿。 第59页 建设石河子新城时，条件很差，砖是自己烧，木料要自己去天山里砍，然后用人力一根根拉回来，往返一次需要六昼夜。饿了，啃冻馍，嚼冰雪，晚上，贴着马腹取暖睡觉。 在盖石河子的第一座大楼时，战士们的劲头很大。可是，楼砌到第二层时，工效慢慢低下来，咋回事呢?原来工作太紧张，生活太艰苦，天冷得滴水成冰，连个手套也没有，不少人的手冻得裂了口子，直冒血。 工程队长因为进度太慢，向战士发火，一位战士和他顶了起来，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也背几趟砖试试! 试试就试试!工程队长正准备上脚手架，看见脚手架上有个人正背一大摞砖在艰难地爬着。等那人放下砖直起腰后，大家才看清他原来是陶峙岳司令员!他下了脚手架，走到和队长吵架的战士跟前，拉着他渗着血的手说，你辛苦了，兵团处在创业之初，有些保障没法满足，以后会慢慢改善的!说完，又拉着队长说，你是个头儿，要带头才行，来，别的啥也不说，今天我陪你背砖，背完了再说他不迟。 战士们见司令员已年近花甲还在背砖，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干起活来再没啥说的，上上下下都是小跑，工效又上去了。 还有个陶司令员的故事。那是1953年的一天，陶司令员来到机耕农场四队，看到损坏的机油泵座和满身泥浆的机车停在泥地上，十分生气。他叫队长马上召集机耕队的全体人员开会。拖拉机手、修理工，包括学员都被召集到修理所的集体宿舍，等候司令员讲话。宿舍虽然全是地铺，但非常干净整洁，靠右面的墙上还挂着一面小圆镜。 陶司令员进来后，扫视了大家一眼，然后带着满脚的泥巴，一步跨到了铺上，来回踩了几脚，又伸手摘下墙上的镜子往地上一摔，“噹啷”一声打得粉碎。 在场的人不知司令员怎么了，人人屏声敛气。 你们心疼了是不是?司令员从铺上跨下来后说，床单子是自己的，踩脏了心疼，镜子是自己的，摔碎了也心疼。拖拉机是公家的，脏了，坏了，不心疼!这样要不得呢!同志们! 陶司令员对有损集体利益的事，总是异常气愤，语言激烈，催人勐醒，让你难以忘记。但在深责严教之后，却又会给你真诚的爱护和关怀。 第二天，他买来镜子和肥皂，派警卫员送到修理所，交给镜子的主人和几个被踩脏了床单的战士，让大家把镜子挂起来，把单子洗净，还转告大家原谅他的激动和急躁。 陶先运是他的亲侄孙女，可他没有给她任何特殊的照顾，甚至连一般的照顾也没有，但他其实是很爱她的。因为他是湖南人，又和蔼可亲，他一碰到湖南女兵，就会拉上几句家常，问问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完了，他总会说，我有个满孙女，和你们年龄差不多的，也在新疆呢!他尽管非常挂念他的侄孙女，但他绝不会利用权职，做有违原则的事。对一个堂堂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如果要给侄孙女安排一个好前程，是很容易的事。然而他对自己的侄孙女和其他女兵一样，一视同仁。 这就是将军们的人格魅力。他们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军垦战士，也尤其影响了我。我们所以能做出一点成绩，是与他们的影响分不开的。这是实实在在的话。 华淑媛：犯人有人管制(1) 50年代初，张迪源是全军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她因此先是闻名新疆，再是闻名全军，继而闻名全国。她与另一位东北的女拖拉机手梁军不但成了农业机械化的象徵，也成了当时妇女解放的象徵。《解放军画报》记者陆文骏最先报导了张迪源，我记得很清楚，她的图片登载在当年的《解放军画报》第九期上。第二年元月23日，王震偕迪化市市长、第二十二兵团副政委饶正锡到八一机耕农场视察时，接见了张迪源，并为她题词勉励。王震的题词是，“努力学习，精通拖拉机技术，争取模范拖拉机手光荣称号”;饶正锡的题词是，“预祝你在掌握拖拉机技术上，不断获得新的成就，为新疆机械化农业显示光荣的示范作用”。 当年国庆节，国家邮电部将张迪源驾驶拖拉机牵引二十四行播种作业照片选为《伟大的祖国》特5组邮票之一，在全国发行。于是张迪源驾驶拖拉机的倩影，便进入了千家万户。 现在，拖拉机随处可见，是最简单的农业机械种类之一;而当年，则比汽车都稀罕。对于我们这个几千年来靠牛耕镰收的古老农耕民族而言，能让一个不吃草、不喝水的铁疙瘩去耕地、播种、收穫，无疑神奇万分。 我就是抱着要驾驭这个神秘机器的梦想去参军的。 那时的张迪源和梁军，是每个女兵心目中的英雄。能驾驶那神秘的机器，是每一个女兵的梦想。 我的父亲是个生意人，家境原本比较殷实。抗战时，举家逃到了独山一带。在那里染上了肺结核，父亲辛辛苦苦挣下的一点儿家产也因为治病而耗光了。我要去当兵时，已是1952年。1951年到新疆去的女兵的一些情况已传回了湖南，传得最厉害的，就是招去的女兵都做了老干部的堂客。 因为结核病，整个华家已被死亡的恐惧盘踞着。两个儿女已死了。第三个儿子躺在床上已不行了。我母亲害怕得不行，去请了算命的人来问我能不能保住。算命的人说，你这朵花要放出去，才能开得好，不然也会凋谢的。家里也就信了，一直在等着放我出去的机会，所以我要当兵，家里也没阻拦。 当时在衡阳有个招聘点，我顺利地入了伍。我父亲到衡阳车站含泪为我送行。如果我没染上肺结核，我就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了。父亲的心情十分难过，抓住我的手，直到车子要开走了，才依依不捨地松开。 不想我刚到长沙，我三嫂就赶过来了，一定要接我回去。三嫂说，妈不知怎么听说了，说新疆没女人，招你们去是做堂客的，让你千万不要去。 那是别人造谣，瞎传呢。我说。 有人从新疆写信回家讲的，人家是去年当兵去的新疆，怎么会是造谣呢。妈听到这事后，哭得死去活来，从楼上哭到楼下，从楼下哭到楼上，非得亲自来找你回去，爸担心她的身体，就派我来接你，让我一定要把你接回去。 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挺可怕的。我去问问指导员再说吧! 我找到指导员。把这些事给他讲了。指导员说，你得信任部队。你如果不想走，没事的，你可以回去。 我说，我相信部队。 然后，我让三嫂回去，我说，我现在当了兵再回去，就是逃兵，何况那么多人都能去，我也能去。部队上的人说了，三年后就能回来。 我们到迪化正过“五一”，那天我在《新疆日报》上看到了传说中的张迪源，也从照片上看到了拖拉机，那幅照片很大，登在头版。张迪源手握方向盘，自信而又幸福地笑着，显得十分神气。我把那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羡慕得要死。 我被分到了车排子。那是七十四团团部所在地。那里有已经开垦出来的大片田地，绿色的麦浪在风里翻滚，驱赶那包围着麦田的荒凉。麦子正在扬花，麦花的清香与荒原的气息，十分浓郁地充满了初夏的所有空间。我为这种陌生的气息而陶醉。 第60页 新疆的春天和秋天都十分短暂，短暂得让人感觉不出来。雪刚刚化过，天气刚刚转暖，树叶刚刚萌发，夏天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而树叶也会在九月或十月的某个夜晚突然变得金黄，然后就是白雪与落叶齐飞，冬天就这样来了。 在车排子这个地方，随着夏天一起赶来的，还有蚊子，它是夏天最为可怕和讨厌的使者。 它们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蚊虫王国。 这里靠近玛纳斯河河湾，沼泽遍布，水洼相连。所以是蚊虫繁衍的理想场所。部队刚开到这里时，带了几匹膘肥体壮的军马，可一个夏天，就变得皮包骨头，其中一匹军马被叮得血肉模煳，浑身起满了血疹，然后感染化脓，不久就死了。 所以这里的人一到夏天，就得把全身包起来，再热，也得严严实实地捂住。实在太热，就得在劳动的地方燃起烟子熏赶，才能有一片无蚊天地。 我们在路上赶了两三个月的长路，本来就十分疲劳，到达这里后，又被蚊子扰得日夜不宁。加之水土不服，思念家乡，好多人都病了。 我虽从哥哥的地理书上读到过新疆，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有一些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厉害的蚊子。我被蚊子弄得心烦意乱，无所适从，睡眠不宁，茶饭不思，虽没病倒，但也像那些马一样，被折磨得皮包骨头，有气无力。即使这样，我也在关心自己能否开上拖拉机，我那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拖拉机迷”。 开始，团里安排我去学hushi，我拒绝了。 然后，让我到营里当文书。我说，我初中只上了两个月，当文书文化不够。 那你想干什么?领导就问我。 开拖拉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那金贵东西可不是想开就能开上的。告诉你吧，开它跟开飞机差不了多少，你就等着吧! 我说等就等。 华淑媛：犯人有人管制(2) 因为我没去学hushi和当文书，我只能和大家一起劳动，别人都说我傻。 当时的劳动十分艰苦，劳动强度很大。队伍往戈壁滩上一开，天为帐，地为床，绿蚊帐一撑，为防蚊子叮咬再把身上用各种布片一裹，就开始垦荒。七八月份的太阳烤得大地冒火，烤得人大汗淋漓，仍得把自己紧紧裹住。 由于劳动强度太大，有些人挖着挖着地，就倒下去睡着了;有些人吃着饭，就打起了唿噜;还有些人解着大便，睡着后坐在了屎堆上。如果是没有蚊子的时节还好点儿，若有蚊子，有些人就得遭罪。屁股会被蚊子叮得又红又肿，面目全非，不能坐，睡觉和走路以及劳动都不方便。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上工时都是天没亮就出发，每人带上三个咸面饼，就是一日三餐，夏天还好点，冬天的饼子会冻得和石头一样硬，在吃之前，得先放到怀里暖着，姑娘们经常啃着咸面饼，就忍不住哭起来，往往是抱在一起哭，哭过之后又相互勉励，说我们既然来了，就得干出个样子，就要把新疆建设得跟家乡一样美。 那时候的新疆还特别冷，常常零下三四十摄氏度，雪也下得特别厚，一般厚达二三十公分，最厚时达五六十公分。五二年冬天，雪把地窝子堵住了，大家只好从里面挖个洞钻出来。 即使雪大得开不了荒，人也不能闲着，得到玛纳斯河边去用红柳枝编抬耙，冬天用来抬雪，其他时候则用来抬土、运肥。大家穿着毡筒，裹紧皮朝外、毛朝里，只经过粗加工，还有些发臭的板皮大衣，提上一袋子馍，就往三十公里外的红柳丛生的玛纳斯河边走。 男的要编二十个抬耙，女的要编十六个，一般要三四天才能完成。那可是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严寒，冻得石头髮裂，但我们却只能睡在野外。想想那情形，就令人害怕。大家冻得不行了，就点上几堆篝火，挤在一起，一边烤着馍吃，一边咽着雪，一边唱着歌——那时候谁能吃苦，谁能愉快地、毫无怨言地吃苦，才算好同志。 如果我不是非得等着开拖拉机，而去学了hushi，当了文书，这些苦我就不会吃了，所以别人说我傻还是有道理的。 时间在繁重的劳动中流淌，就在我迟迟等不到去学开拖拉机的消息而有些失望的时候。有一天，我终于听说师里要举办拖拉机培训班了，我非常激动，为使自己的梦想能够成真，我决心壮着胆子去找团长。 我想开拖拉机。我对团长说。 哦，小鬼，难怪让你学hushi不学，让你当文书不当，原来心里想着这一ma子事。 团长怎么知道的? 哈哈，你们这些女兵，每一个都是团里的明星，都关注着你们呢!你不学hushi，不当文书，这样的事我能不知道?小鬼，学拖拉机苦得很，累得很，你真的要去吗? 我就是为了开拖拉机才来当兵的，我请求团长一定让我去。 这拖拉机可金贵了，不是谁想学就能学的，要求思想好、身体好、素质好，家庭出身好，你思想还可以，素质也不错，身体有些差，是什么出身? 城市贫民。 出身也可以。行吧，我同意你去，吃不了苦可别抱怨我，去好好学习，争取做我们师的梁军、张迪源。 多谢团长，我一定好好学习!我非常高兴，走出团长的土坯房，就忍不住手舞足蹈地唱起《地头开饭歌》来—— 西瓜壳篓当饭碗， 玉米苞叶当菜盘。 筷子本是芦苇秆， 光熘轻巧又直捻。 南瓜汤，洋芋片， 香甜松软“黄金砖”。 一碗菜，一块“砖”， 吃完不够有的添。 饭后有个小休闲， 又是打闹又撒欢。 众女抬起男子汉， 一夯打得脸朝天。 ………… 你知道那“黄金砖”是什么吗?那就是玉米面发糕。 拖拉机培训班设在炮台。炮台并不是什么军事要塞，而是不知哪个朝代的屯垦人留下的一个土围子，有哨楼一样的设施，它作为屯垦失败的一个象徵，经受着一年又一年寂寥风雨的抽打。 我一到炮台，就去看拖拉机，那是1950年冬中央调来的四台“阿特兹”拖拉机和两台“乌特兹”轻式拖拉机。第二年春天，二十二兵团成立直属大队拖拉机队。陶峙岳将军非常重视这个拖拉机队，派自己的随身参谋洪涛任副组长不说，一般的问题都得由他亲自处理。当时，拖拉机队部设在距陶峙岳将军住所不远的地方，以便他打开窗户就能看见，还可以随时去检查工作，大家就开玩笑说他是拖拉机队队长。 他在《陶峙岳自述》一书中回忆道—— 1951年春，机耕组成立之初，首先是为直属大队耕地。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忙着试车试犁。一台52马力的“阿特兹”履带拖拉机，牵引一台四铧犁耕地，昼夜能耕地百亩，相当一百多人的连队用人力劳动一天的工效，原来是一片荒芜，顷刻之间变成沃土。 一天，陪同王震同志来到地里，看到翻耕出来的土质，他不禁高兴地大声说，标准的结构土壤，比南泥湾的土都好得多，大有希望!说着，他跳上一台开过来的拖拉机，亲自开了两圈，才意犹未尽地跳下车来。 第61页 我分到了妇女组，我学得很刻苦，所以我没当农机员，就直接升成了副驾驶，两个月后，我就当上了正驾驶。结业后，我驾驶着拖拉机回到了车排子，成了一名真正的拖拉机手。 我当时刚满十六岁。 这的确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计。我常常和副驾驶一起开上拖拉机，驶到了一片荒原上，开始垦荒。方圆一两里的范围内，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当时有“两怕”：一怕成群结队、到处乱窜的狼;二怕那些劳教人员。当时，这些荒原上除了军人，就是劳改犯。50年代初，石河子垦区不足万名军人，而罪犯就有三千四百六十一人。他们大多数是在全国镇反、肃反运动中捕判的，近百分之七十属于反gemin犯。 华淑媛：犯人有人管制(3) 犯人有人管制，但狼却是没人能管制得住的。白天无所谓，它们躲在芦苇丛中，隐进荒原深处，一到晚上，它们就窜出来了，只见绿色的狼眼磷火样四处闪烁，悽厉的狼嗥此起彼伏，让人不由得心惊肉跳，真正是与狼共舞。 拖拉机开荒翻地时，人员分成白班和夜班。我胆子大，所以值夜班的时候多。我在地里劳动，狼群就在四周打转。它们没见过拖拉机，不知那是什么兽类，竟好奇地跑到拉拖机前面来，左瞅瞅，右看看，拖拉机不到跟前，它们是绝不会跑的。 这种时候最怕拖拉机发生故障，机器不轰鸣，狼群就会围上来，所以晚上检修机器的时候，要赶快点上火，才能防止狼群靠近。 当时每个拖拉机上都配备了一支步枪，不过，它不是拿来打狼的，而是对付劳改犯的。记得那是1954年，我担任拖拉机组组长。那时夜班是三个人，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一个油机员。当时上至兵团领导，下至每个战士，都把拖拉机当作宝贝，所以一出故障，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得马上报告。 那是10月10日的半夜。拖拉机熄火了。我让另外两人去报告，自己抱着枪守在拖拉机上。 周围是罪犯在加班打荒。有几名罪犯见拖拉机不动了，就指指点点地一边嘀咕着，一边要走过来。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所以十分紧张。我把枪握在手中，见他们要靠近，就大声说，你们打你们的荒去吧，若再往前靠，我就开枪了。 我们是在打荒的。一个人说。 这地都耕过了，你们到这里打什么荒!你们敢再往前走一步，我就不客气了。 那几个人站住了，然后悻悻地退了回去。 其实，那支步枪对于我来说，与一根木棍无异，因为我自入伍以来，就没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我根本不知道那步枪该怎么用。 一年后，我又被派去学开康拜因，从试割到参加抢收，我一共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学会了。开康拜因比开拖拉机更辛苦，官兵们一年的汗水和辛劳，往往就在于能否抢收回来。当时讲劳动竞赛，我一天一夜只休息两三个小时，每天能收割一千来亩麦子。即使来了例假，也没有休息的时候。我因此差点丢了命。 有一天，我刚想喘口气，不想身体太虚弱，晕倒后从康拜因上滚了下来。先是倒在地埂上，然后滚到埂下，刚滚下去，草车就过来了，差点把我碾着，我差点就没命了。 我什么都不怕，就怕康拜因出故障，一出故障，就很难赶上别人。任务没完成，落在了别人后面，就只有抱着头流泪的份儿了。 一次，抢收就要结束了，就在这时，康拜因的链条没油了，为防止链条磨损，我让拖拉机手停下来，抓紧时间膏油。不想拖拉机手疲劳过度，连离合器松了也不知道，拖拉机向前开了十几米，驾驶员才醒过来，踩了离合器。这时，我的右手上全是血，再仔细一看，拇指已被链条打掉了，我爬起来，找到那个指头，就往卫生队跑。 我问卫生员能不能把那个手指给我接上。 卫生员摇摇头，说，你的想像力真不错，树枝断了都接不上呢，何况是人的手指头。 当时的外科手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我只好嘆了口气，让卫生员赶快给我包扎，我还要去抢收。 你这个样子还要去抢收呀，明年再说吧!卫生员认真地说。 我嘆了口气，说，这第一名只有让给别人了。 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当时正在与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邸世光谈恋爱，对于一个置身初恋的女孩子而言，总希望自己完美无缺地出现在男友面前，所以我觉得一个姑娘家缺了一个手指，是十分别扭的事。好在男友并不太在意，只是一个劲儿地安慰我，并真诚地说，维纳斯缺了一只胳膊仍是完美的，你只缺一个手指，并且是为新疆的建设缺的手指，是很光荣的。他的话让我十分感动。 邸世光参加起义时，是名准尉，属于国民党军队里面的青年军人，年轻，有一定的文化。我与他认识时，他刚二十岁出头。我们是在拖拉机培训班认识的，他是机耕队队长，我是学员。当时，能与有文化、年龄相当的青年军官谈恋爱，是很难的，妇女队的好多女兵都看上了他，而他偏偏看上了我。 我开康拜因共经歷了三难，那两难已过去了。另一难发生在1954年夏收结束后，那次，我到七十五团机耕队去检修机器，他们把牵引架支好了。没想我刚一踏上去，牵引架就打了过来。我当时被打晕在地，头上砸了好长一条口子。卫生员给我做了简单的包扎后，就用牛拉架子车把我拉到了团卫生队。 我从医院出来后，领导找到我，说，小华，你行不行，不行的话，就改行。右手的手指很重要，它没了，你把握东西就没力了。 我一听让我改行，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我不会改的，我喜欢这个职业。我掉了一个手指，可我还有九个呢，这一点难处不算什么，我能够克服。 领导见我如此坚决，就说，好吧，只要你愿意干，我们就会答应你。 我一直干到五九年才不得不改了行。因为我第二个孩子生下来后，我就贫血，身体也垮了。离开机耕队的那天，我伤心地哭了一场，我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不能一直开着拖拉机在我们开垦出来的田野上耕种和收割。 刘玲玲：汽车把地窝子压塌了(1) 在1952年入疆的湖南女兵中，共有两百名湘女分配在八一农学院农学系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占全系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按文化高低分编成一个本科班，三个大专班，两个中专班。 学院的教室和宿舍都是破旧不堪的兵营，全是平房。我们五百多名学员入校的第一课就是参加整修校舍劳动，女兵们和男同志一样干，不怕苦不怕累，背土块一个比一个积极，最多背到十二块，肩背烂了也不休息，鞋破了就光着脚干，人多力量大，经过半个多月的劳动，我们的校舍便焕然一新。 我被分在中专班。我们中专班主要是学习植棉栽培技术和粮食作物的管理以及植物保护。万事开头难，我们的学习条件非常差，一无课本，二无讲义，全靠自己记笔记，下课后，同学们再互相对笔记，完成自己的作业。学习虽然很难，但学习空气很浓，大家的考试成绩都能达到优秀。 第62页 学习期间，王震司令员经常到学院检查工作并和同学们交谈，问寒问暖，和大家说说笑笑，看不出一点官架子。有一次，他来到我们班宿舍一看，说，好，内务整洁，被褥叠得有稜有角，像个当兵的。他还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掌握好专业技术，毕业以后要服从分配，安心扎根边疆，为各族人民服务。接着他又问我们有什么困难，一个学员用湖南长沙口音说我们没有鞋子。他风趣地说，那没关系，等你们毕业后分配了工作，结了婚，不就有了孩子吗?说得我们的脸都红了。急得那位同学连忙说，我说的是穿的鞋子，不是小孩子，引得王震哈哈大笑。 1954年4月，我们中专班的同学以优异的成绩，带着所学的专业知识离开了学校，走上工作岗位。那天，我们有十六位同学从兵团驻地石河子出发去农七师，当天出师不利，汽车到沙湾县便发生故障，走不成了。怎么办?接我们的同志说，你们别急，我已向师里电话联繫好了，一定会来车接大家。等了整整四个小时，只等来一辆马车，我们就拿出青年人的勇气，异口同声地说，把行李放车上，我们大家走路。一路上，同学们唱着歌，说说笑笑，三十多公里路，走了五个小时，到达师部驻地炮台，刘振世师长、史骥政委带领很多机关干部热烈欢迎我们，那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我们是八一农学院首批毕业的学生，也是兵团农业战线上第一代技术员，绝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战斗在天山南北。 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对自己选择来新疆没有任何遗憾。只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心怀愧疚，那就是对儿子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他病了三天后我才赶回去，致使儿子终生痛苦。 我们这一代人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热爱工作，宁愿亏了自己也不愿亏公家。我当技术员时，要经常下连队蹲点。我的孩子当时才两岁，没人照顾，就请了个保姆。有一次，保姆到处找人带信说孩子病了，不会说话了，让我赶快回去。当时正是庄稼抽穗扬花的时节，我得把连队防治病虫害的工作指导完，因此耽误了一天。等我赶回去，把儿子带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他的耳朵听不见了，话也不会说了。我当时一听，就瘫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儿子就这样成了聋哑人，后来找了一个聋哑媳妇，我有了个孙子，因为我内心对儿子一直十分内疚，所以决心一定要培养好孙子。孙子遂我心愿，品学兼优，是美国树华奖学金获得者。对不起儿子在孙子身上补，我晚年的全部心血都在孙子身上。 还有，就是1955年7月的一件事。那天我一大早步行到团部开完会后，天色已经晚了。回连队还要走八公里路，是回还是不回呢?大家都劝我不要回去，可我想到棉田里棉铃虫十分严重，耽误了治虫时间棉花就要减产，救灾如救火，我晚饭没吃就离开了团部，心想摸黑也要回连队，一个人走着走着，到了离连队还有三四公里路的地方，路两旁长着比人还高的芦苇和芨芨草，晚风一吹，“刷刷”直响，让人毛骨悚然。 路上见不到一个人，抬头一看，发现前面约一百多米处有一只狼正在那里蹲着。“独狼难对付”，当时我害怕极了，豆大的汗珠直从头上往下淌。心想，我工作还不足两年，才活十八岁，就这样被狼吃掉，不是太可惜了吗?吓得既不敢吭声也不敢向前走，感到浑身都是麻木的。 狼可能感觉到了我的恐惧，它站起来，向我逼近。 我可能是因为极度的恐惧，吓得大叫了起来。 狼愣了一下，后退了两步，然后继续向我逼过来。 我想跑，但一双腿好像栽在了那里，迈不开半步。我想捡块石头给自己壮胆，但怎么也弯不下腰。我只有大喊，救命呀，救命呀—— 就在这危难之际，发现前面有灯光。原来是一位浇水的男同志，当时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就继续大声喊叫，有狼呀，快救命啊!那位军垦战士一边向我跑来，一边大声说，小姑娘，不要害怕!我来了!这时，狼见了灯光，害怕地跑了，我谢过这位同志，就赶快朝连队跑。那天我死里逃生，多亏了那位浇水的同志，这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遗憾的是，我当时因为紧张，连他的名字都忘了问。 1960年冬天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们到下八户开垦新农场，所有的人都住进了地窝子。团长和政委有一间办公的小平房，但孩子和保姆住在地窝子里，团长王敬玉的爱人刘樱桃也是湖南女兵。有一天，一个地方上的老乡开车经过下八户，他没看清地窝子，也不知道地下住着人，把车开到地窝子上去了，一个轮子掉了进去，正压在刘樱桃住的地窝子上，把地窝子压塌了。保姆吓得大声喊叫，慌忙把一个孩子从泥巴里扒出来，但另一个孩子被压死了。刘樱桃正在地里劳动，当保姆抱着那个夭折的孩子哭着跑到地里，她一看孩子就大声叫起来，又是拍，又是喊，但孩子再也不能活了。她当时就一头栽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说起孩子的事，还有李道揆，她是八一农学院本科班毕业的，后任农八师农科所副所长，受到过农业部的表彰。她五八年在一四八团任生产股股长，不但要指导生产，还要兼管农、林、牧业和水利，忙得不可开交。一天，她正在地头劳动，忽然感觉肚子疼痛难忍，她走到芦苇地边，小便后，掉下来一个血淋淋的东西，她用纸包好拿回家，请医院hushi查看。hushi看后说，李股长，你小产了，是个女婴。她听后，心情难过极了，深思了一会儿，对这位hushi说，我小产这件事，请你保密，一定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还有很多工作等待我去做。这位hushi用同情的、难以理解的眼光看着这位年轻的大学生，问道，你的身体行吗?没关系。hushi只好把这个秘密埋在心里。第二天，李道揆又到了地头。 刘玲玲：汽车把地窝子压塌了(2) 的确，那时的人都追求一种崇高向上的东西。 曹福民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当兵之前，她在杨开慧的母校湖湘女中读书。她五○年就考上了志愿军的文工团，但可能是出身地主的原因，没有让她去。第二年她参加了西北军区干部招聘团，到兰州后，分配在西北军区机要处。 她那时最喜欢唱的就是《共青团员之歌》，这首歌给她的鼓舞太大了，她至今唱起来还会热泪长流。到了兰州后，她并不安心，一心要奔赴祖国的边疆，一心想到新疆去。 后来新疆军区机要处需要人，她第一个要求去，领导同意了。 出发时正是元月。寒冷的河西走廊萧条得荒芜一片，孤独的一辆卡车上坐着四十个人，架着两挺机枪，直到二月初才颠到了猩猩峡，那里的气温零下四十摄氏度，晚上十二点，刚过七角井，车就翻了，好在人员没有伤亡。天太冷，大家用被子把自己包住也不管用。男同志就喝酒，让她也喝，说能御寒。她不会喝酒，喝了几口，反而觉得更冷，后来就冻得没有知觉了。 一直等了两天，才终于等来了救援的车，把他们接到新疆。她留在了新疆军区机要处。 别人都羡慕她，但她并不愿留在那里，觉得那里太舒适了。那时的人都追求一个英雄梦，她一心想去阿勒泰。当时那里连汽车都没有通，是新疆最艰苦的地方之一。 第63页 不让她去，她就不报到。正与上面闹着，未想身体不争气，她鼻窦化脓引起了视网膜发炎、化脓。当时新疆只有西北医科大学分来的唯一一个医生能做手术，但这种手术他从来没有做过。所以机要处决定把小曹转回兰州，但她坚决不走。她说，她既然来了，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后来，她的手术成功了，但阿勒泰没有去成。 1954年新疆军区与建设兵团分开，她分到了兵团秘书处。第二年她结了婚，丈夫是兵团组织部干事。她在秘书处的工作就是送送文件，很轻松自在。她不干，要求到农七师。这样，她丈夫也就跟她一起下来了。她丈夫到农七师当团委书记，她到一三二团当青年干事，不时在准噶尔盆地南缘的荒原与戈壁滩上奔波。“反右”开始，她们夫妻双双受到了冲击，都被下放到柳沟一场劳动。场里给了他们一间小平房，不久，她丈夫被弄到山上炼钢，她带着两个孩子继续参加劳动。 “文革”时她被正式下放。因为她哥被打成了歷史反gemin，她从华东师大毕业的弟弟也被打成现行反gemin，所以好多人一心想把她也打成反gemin。她当时把毛主席语录背得很熟，任何问题都可以用语录回答，别人抓不住她什么把柄，就只有让她下放劳动，挖厕所，种苹果。后来，甚至让她去生产“九二○”农药，她虽然没受过培训，但照着书上讲的，硬把农药给做出来了。“文革”结束后，她负责一四八团的教育工作，直到1989年退休。 我们这一代人顺顺利利的时候少，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就整得你够呛，要生活下去全凭个人的毅力。 张振颖是1937年12月出生的，1951年参军时刚过完十三岁生日。这么小来到新疆，除了部队的培养锻鍊，就是自己闯，后来还蛮有成绩的。她祖父与徐特立是同学，解放后由徐介绍进了湖南文史馆工作。父亲毕业于湖南大学，英语很好，解放前在洋行做事。解放后，她父亲失业了，后来经一个同学介绍到汉口一家银行工作，没工作几个月，就因脑溢血逝世了。她母亲毕业于长沙美术专科学校，在她两岁时就不幸去世了。她在家中排行老四，高小毕业，因无钱读书，正在着急，听说到新疆后可进学校，就决定要去。开头分到二十六师文工队，还没报到，文工队就解散了，她就到了九军医院，当了一名小护理员。按说她那么小，自己还需别人照顾呢，却护理起病人来了。第二年，她分到了化验室学化验，五三年就到了二十六师卫生处化验科，骑着马，去为“九二五”起义官兵查梅毒，把二十六师所有连队都跑遍了。那时的很多生物试剂——包括检查梅毒的抗原——都是她自己制作。她就从那里起步，发表了很多论文。国内的马鼻疽菌和星形奴卡氏菌就是她首次发现的。 说起湖南女兵，就迴避不了说她们的婚姻问题。因为人们把我们称为“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大多数婚姻虽然是苦涩的，但它实现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愿望，让新疆屯垦不再一代而终。我们也的确因为在这里养育了自己的儿女，而把根扎在这里了。 刘玲明是石河子大学助理研究员，她五一年到新疆后，分到了驻扎在奇台的六军十七师四十九团休养连——也就是后来的卫生队——当hushi。到后不久，部队就开到了北塔山、将军戈壁和准噶尔盆地深处去剿匪。那些土匪骑术很好，窜得比兔子还快。剿匪部队开到哪里，她们就跟到哪里。正是冬天，到处冰天雪地，气温零下三十多度。在那样的情况下，她们洗绷带都只能用冷水;吃的馒头，在怀里焐上好几个小时，里面的冰还化不掉。休养连的女hushi只有五个人，所以在那半年剿匪的时间里，她基本上没睡过囫囵觉。 剿匪结束后，她们团开到乌苏，参加独山子建设，现在独山子已是个城了，当年却只是一片戈壁滩。领导说，要在那里建一个工业城，大家当然很兴奋，有了一种做梦的感觉。不想，到独山子没多久就让她结婚了，她当时才十六岁。 这之前，卫生队队长想跟她结婚，她不，队长就关了她一晚上禁闭。她还是不。后来一个种甜瓜的老兵送给她一个甜瓜吃，队长就说她跟老兵有不正当关系。 刘玲玲：汽车把地窝子压塌了(3) 从那以后，她总要想办法迴避这方面的事，但无论怎样也迴避不了。 有一天，他们突然把一张已经按了手印的结婚证明放在了她面前。可这个手印不是她按的，她当即就说，你们这样做太残酷了，我爸已给我订了婚。 订了婚退掉就行了。 可我才十六岁。 但你档案上明明是十八岁。 那是当初想当兵，自己把年龄报大的。 我们以档案为准。 但我是来搞建设的，婚姻是我自己的事。 这是为了更好地搞建设。你不要看不起老同志。人家是共产党员，是为了革命才没有结婚的。 这些大帽子一压，女兵们就没办法了。 对于婚姻这个问题，很多人没一点思想准备。反正，那个时候，你不结婚，就有人老找你的麻烦，每年总结，都有一大堆意见。婚一结，这些意见就没有了。 欧阳桂斌是湖南攸县人，1952年入伍的，在伊犁土改团工作过，走遍了伊犁牧区，住过羊圈，嚼过冰，啃过馕，学会了说维语，表现是很好的。当时就是因为对这种分配婚姻说了几句话，就说她对革命同志没有感情，入团时没有被通过。 不管怎么说，我们熬过来了，生命本身把那些东西战胜了。现在回想一下，生命高居在了那些东西之上。可以这么说吧，我们无愧于父老乡亲，也无愧于这一片热土。如果家乡的亲人要问50年代初来新疆的辣妹子现在怎样了，就请你转告他们，就说我们很好。最后，我写了一首诗，想献给我的故乡，献给我的亲人—— 生在洞庭湘江边， 壮志凌云到边关。 且守边疆且屯田， 新疆旧貌换新颜。 立下愚公移山志， 戈壁沙漠变江南。 莫惧屯垦一代终， 后人济济满天山。 廖群：像蜘蛛网一样的水渠(1) 我在这里开了二十六年拖拉机，最后从一四九团砖瓦厂退休。我们这一代人正在消失。特别是一生生活在最基层连队的女兵，虽然才六十五岁左右，但大多已去世了。我们是受了一辈子苦的、最苦的女兵。艰辛的劳动，使很多人在三十岁、四十岁或五十来岁、六十岁出头就离开了人世。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农工嘛，就是与泥巴打交道的人，泥巴永远在，人嘛，被泥巴一点一点地吃掉了，最后自己也成了泥巴，与泥巴打交道的人就是这样。 我们进疆的湘女主要是指1951年和1952年的，经戴庆媛和朱楚湘到新疆军区档案馆去查证，1950年和1951年有三千多人，有花名册;1952年只有统计数字，是四千多人，共八千余人。在整个新疆，只要有人的地方，就留下过我们湘女的足迹;只要有团场的地方，就留下我们湘女劳动的身影。每一片绿洲，包括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厂、八一水泥厂、八一面粉厂、八一合作总社、八一毛纺厂、八一糖厂，都浸透了我们的汗水。有不少人埋骨天山，长眠新疆。 第64页 人家说我们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其实，好多湘女不仅仅是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终生，她们还接来了自己的父母。后来，兵团需要劳动力，需要人口，他们又动员来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种一人来疆牵动全家来疆的情况很多。 宋承莲自己吃了很多苦不说，有了孩子后，就把母亲接过来了，母亲离开了长沙的生活环境，到新疆来吃玉米子，吃土豆白菜，受风沙严寒，最后埋在了新疆。后来，她又动员弟弟从长沙来到了她工作的一四三团。她弟弟一直工作在该团水利战线，是总工程师。1994年在指挥抗洪抢险时，不幸牺牲了，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也是埋骨天山。 郭清秀的母亲漆瑞英在九四年以八十四岁高龄去世后，按她的遗嘱，把骨灰撒在了玛纳斯河。而埋骨天山的女兵，仅崔曼琼来疆时所在的分队就有刘益成、王春年、刘国安、童春珍、刘永琴、王丽丽、汤佑芳等人。 我原名廖文藻，湖南衡山县人，1951年3月入伍，我父亲是醴陵县政府的一名科长，我是他的独生女。 我到部队后，分在二十六师休养所当hushi，我是主动要求去开拖拉机的，没想一开就开了二十六年。这在湖南女兵中是唯一的。 不用说，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很多人坚持不下来，就当家属去了。要说我不后悔也是不真实的，当初如果当hushi，以后的生活会轻松许多。现在，伺候了一辈子泥土——到砖瓦厂也是和泥土打交道，只有三四百元退休费，还只能领百分之八十。但这是自己当初的选择，怨不了谁。 我工作的地方都是苦地方。先是开发苇湖，然后又去了莫索湾。 那苇湖的苇子跟竹子一般粗，无边无际，一掉进去就很难钻出来。那儿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老鸹最多，好像全世界的老鸹全集中到那里去了。一飞起来，黑压压的一大片，像乌云一样遮天蔽日。野猪、狼也不少。有天晚上收工回来，我就被一只四条腿的“老兄”悄悄盯上了。走着走着，它突然把前爪搭在了我的肩上。我知道遇上麻烦了。只要我一扭头，它便会一口咬住我的喉咙。说时迟，那时快，我运足全力勐然抓住那两只爪子，狠命往地上摔去，我第一次知道狼的力气有那么大，我差点没有整过它。 这些大动物难对付，还有更令人伤脑筋的蚊子。一到夏天，就是蚊“雨”倾泻，蚊“雷”震耳。一张口就飞进好几只，一伸手就抓一大把。有人说，那儿是“白马进去，红马出来;瘦子进去，胖子出来”，马怎么红的?蚊子咬红的;瘦子怎么变胖的，蚊子给咬肿的。还有蛇，我有一天早上起来，被子上竟盘了一条蛇，吓得我连滚带爬地从苇棚子里逃了出来。那里雨多，一下雨就是一片泽国。苇棚子是挡不住雨水的，一下雨，衣服、被子和人全都湿漉漉的。最怕的还是开春冰雪融化的时候，拖拉机常常陷住，一陷住，就只能靠人推——棉衣、苇把子不停地往轱辘下垫，把拖拉机推出来，人也成了泥猴子了。苇子这玩意儿特难缠，一晚上能蹿出十几厘米，今天刚割掉，明天又冒出来。但它爱水又怕水，割过的苇子，切口被水一沤就活不成了，我们就用这办法来对付它。 这是我在苇湖印象最深的事，而莫索湾比苇湖还要艰苦。 那已是1958年的事了。作为兵团的第一批拖拉机手，还在开拖拉机的已经不多了。而我是因为表现太好了，所以才没有被调走。我开着拖拉机进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莫索湾开发战不仅是玛纳斯河流域，也是整个兵团开发史上最壮丽、最辉煌的一章。 莫索湾荒原因其幅员辽阔而极具诱惑力。歷史上曾有人试图向荒原发起挑战，但都失败了，包括大名鼎鼎的左宗棠。这里的西营城、野马城、东阜城等屯垦遗址，都是他当年的军队留下来的。那半掩于黄沙衰草之中的断壁残垣散落各处，警示后来者莫要轻易来碰这让他们一次次屯垦失败的荒原。 然而，农八师却下达了开发莫索湾的命令，要求各团场选调精兵强将，自带农机具，全力支持创建新农场。 各路人马或徒步，或乘坐汽车、拖拉机，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大漠深处。整个大漠立即沸腾了，打荒、运荒、犁地、修渠、铺路、植树，歌声、打夯声、号子声、机器轰鸣声与烧荒的烟火、高扬的尘土，组成了一个壮阔的、战天斗地的劳动场面。 那个苦呀，真不知该怎么说。首先是没有水喝，吃的、用的水都是从几十公里以外拉来的。正是年初，拉的都是冰，得加温化开才能喝。每人每次只有一小杯水，官兵一视同仁，绝无后门可走。洗过脸的水还得用来洗衣、洗脚，即使嘴唇干得冒血珠子，也捨不得沾一沾宝贵的水。冬天过去之后，冰雪化完了，就只能喝蜇嗓子的苦水了。沙漠里的风特别厉害，三五天就是一场，都是裹着沙石的狂风，一来就搅得天昏地暗。有时还刮黑风，那风一来，连站在你面前的人都看不见。沙石打在脸上，像针锥一样难受。这风也开开玩笑，搞搞恶作剧，有时大家正坐在地头开会，它也参加。迎着它你睁不开眼睛，所以只能背对它。好啦，等你会一开完，它已用裹挟来的沙子在你背后做了个“沙靠背”。最害怕的是小麦要灌浆的时候，它来了，一扫过麦田，就是一片狼藉。大家把麦子扶起来，它又光顾，反覆折腾你，所以那时的麦秆儿长得有点怪，总有三五道弯儿，大家开玩笑说，莫索湾的麦子富有“曲线美”。有时候，它一扫过，麦子再也扶不起来，每个人都会暗暗落泪。还有，就是这里的地穴特别多，拖拉机老往里面陷，那是老鼠、野狼、蚂蚁和烂掉的树根造成的……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军垦战士垦荒的步伐。莫索湾的开发于1960年胜利结束，两年多时间，共开荒造田九十多万亩。另外，还建房两万多平方米，造林三万三千亩，栽果树四千四百多亩……一个个新农场像梦一样出现在准噶尔腹地的荒原上。 我始终都参加了这场会战，并留在了这个叫东阜城的地方。在这里，我投入了新的战斗，那就是保卫垦荒成果。 沙漠是难以被制服的。它是世界上最顽固的东西。它们总想着要“收復失地”。莫索湾开垦出来了，但要守得住才叫最终的胜利。 不等你站稳脚跟，大自然就开始反攻了。这包括从地上来的干旱，从空中来的风沙，从地下冒出来的盐硷。 对于干旱，只有修灌溉系统。干渠、支渠像动脉，贯穿各垦区;斗渠、农渠像小血管、毛细血管，遍布每块条田。全国最大的灌溉系统之一就在我们这儿。而石河子的水库就有十几座，蓄水近亿立方米。像蜘蛛网一样的水渠就达一万五千多公里，想一想，真是不敢相信那是我们用双手建成的。就是它们，牢牢地扼住了旱魃的脖子。 对于风沙，我们筑起了一道道绿色长城。树是我们的战友，我们走到哪里就栽到哪里。未安营，先栽树，这是我们的一条军规。陶峙岳司令员曾在石河子制定过“护林公约”。即使在最缺水的时候，我们宁肯自己受渴，也不让树旱着。没有人能数得清我们垦区有多少棵树。道路林、护田林、护渠林、风景林，一行行，一片片，到处都是，每块条田、每条街道，都是绿树镶边。就是它们，抵挡了沙漠里的风沙。 第65页 廖群：像蜘蛛网一样的水渠(2) 对于“硷老虎”——它比真老虎厉害得多。我们就用拉来的沙子对付它，有点儿以毒攻毒的味道。我有一次拉沙到条田里去，在沙漠里刨出来好多死人头，都发白了，吓得半死。这时，偏偏拖拉机又坏了，走不成，真以为是碰到鬼了。 你从我们条田边经过时，会看到人工挖的一条条深沟，那是排硷渠，也是用来对付“硷老虎”的。仅三十团的排硷渠就长达一千四百多公里，全师十九个团场，少说也有两万多公里吧! 要说开拖拉机，还是先说说老乡李明和刘功辉的事吧!她俩也是“拖拉机迷”。李明原是湖南长沙市西长街福如织布厂的工人，女工委员。1952年参军时是招聘团二大队三中队三分队分队长;入疆后，分配在兵团司令部收发室当收发员，工作轻松，生活条件优越。由于她工作积极肯干，服务态度热情周到，当年12月，就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当她从报纸上看到新疆军区第一位湘籍女拖拉机手张迪源的事迹后，非常羡慕。她坐不住了，朝思暮想，三番五次写申请，要去学开拖拉机，到生产第一线去开荒造田，建设边疆。 兵团领导见她想开拖拉机心切，1954年同意了她的要求，调她到八一农学院实习基地八一农场学开拖拉机。真巧，正好分在张迪源那个机耕队。从此以后，李明认真向师傅学习，刻苦钻研技术，边学边干，不到半年，就能熟练地犁地播种。大忙季节，她经常连头也顾不上梳，把头髮塞在帽子里，穿的是背带裤，干起活来和男同志一样，从不叫苦叫累，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同志们都称她“假小子”。 李明男朋友何筱俊是兵团陈实司令员的秘书，他们恋爱的时间长达五年之久，拖到1958年元旦才结婚，婚后第四天她就回农场工作。兵团首长为了照顾他俩的生活，三次去函，调她回机关工作，她都拒绝了，决心在农场开一辈子拖拉机。 当年2月4日，李明带领十几个劳改员往地里拉运肥料，那时的气温是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忽然拖拉机发生故障，她去排除故障时，右手四个指头转进齿轮里。幸亏一个劳改员冲上去，及时关住了发动机，才保住她的性命。李明因流血过多，晕倒了。等她第二天醒来时，已经躺在军区医院的病床上，除大拇指外，她的其他四个指头都粉碎性骨折。 十天以后，从外地出差回来的爱人何筱俊赶来看她，从不掉泪的“假小子”哭了。四月底，她的手还未痊癒，就要求出院，回到农场，她还要开拖拉机。领导不同意，说，等你手好了再上车吧!她想现在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我不能上车也不能在家休息，就带着伤残的手，给拖拉机组的工作人员送水送饭。当年下半年，李明又开拖拉机了。四年之后，李明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只好服从组织的调动，回兵糰子女学校食堂任会计。 刘功辉是1951年3月从湖南长沙参军的。到新疆后，分到二十二兵团直属政治处任见习干事。兵直政治处在石河子老街，和陶峙岳司令员住处是邻居，相隔二十多米。 有一次，陶司令员说要培养一批女拖拉机手，吸引内地更多的女同志来建设新疆，把新疆建设得和苏联一样的机械化大农业。刘功辉的志愿不是开拖拉机，是想当会计，也是一次偶然机会从报纸上看到张迪源开着拖拉机的巨幅照片，觉得很神气，改变了她的初衷。当她听了陶司令员的谈话后，非常高兴，说她也去开拖拉机，终于得到了陶司令员的准许。 1951年8月，王震司令员决定组建第一批机械化军垦农场，其中，有乌鲁木齐梧桐窝子八一农场，即现在农六师一○二团场，步兵第六师机械化农场，即现在农八师石河子总场。刘功辉被批准去学开拖拉机，感到十分幸运和自豪。那时，从兵团机关抽调学开拖拉机的三位湘女是：兵团宣传部的唐万鹏，兵团文工团的晏一民和刘功辉。她们三位湘女都是大个头，身强力壮，敢和男同志试比高低。 刘功辉和唐万鹏背着背包，奔赴老鸦窝拖拉机队报到——晏一民晚到几天，为开拖拉机，刘功辉自愿从副排级干部待遇降为战士级。 在大戈壁滩上开荒，女同志的确困难很多，没有厕所又没有树，解大小便很不方便，有时要跑到很远有渠沟的地方去解手，这样很影响工作。为了多开荒不影响工作，我们在拖拉机后面拉块布挡住解手，有男同志在附近还有点不好意思。那时一个班要干十五到十六个小时，下班后要交接班，保养机车和做下一个班的准备工作。开荒回来，每个人身上脸上的灰有铜钱那么厚，身上脸上全都是黑的，只有牙齿是白的，所以别人笑我们是“黑人牙膏”。 我五五年结婚，五六年怀第一个孩子时，怕影响工作，我不想要，为了能流产，就不顾一切地干重体力活，但孩子还是没有弄掉。没有想到，我从广西军政大学毕业后来新疆工作的爱人在我五七年即将分娩时，因公牺牲了。可能是我过于伤心的缘故，我的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十七天就夭折了…… 我开拖拉机直到1977年，光为了制服干旱、风沙和盐硷，我就不知道拉了多少沙土。后来，开不动了，只好去砖瓦厂。现在头髮也白了，眼也花了，腰也弯了，什么苦也吃过了，风风雨雨，忙忙碌碌，水里泥里，风里浪里，一辈子转眼间就过去了，唉! 你看，说了这么多，怪沉重的，我给你唱一首叫《拖拉机》的歌吧! 拖拉机，拖拉机， 是我心爱的好伙计。 驾你开垦万亩地， 我俩一同把功立。 拖拉机，拖拉机， 是我心爱的好伙计。 干活质量争第一， 我俩一同创奇蹟。 ………… 佚名：大师大迁徙(1) 你不要写我的名字，在博乐这片土地上，有一大群与我一同来的姐妹，我只是代大家讲一讲当年的事。 进疆路上的苦，还有在哈密的苦就不说了，我只说说我们从哈密迁到博乐来的事，成千上万的人，一千二百公里的路程，算得上是大迁徙了。 农五师的前身是六军第十六师，1952年元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全体官兵集体转业，组建了农业建设第五师。因为哈密风大沙多，气候干燥，降水稀少，土地盐硷大，全师从1952年修渠，次年建场，到1956年，才开垦出五万亩土地，不如其他师的零头多，所以就有“富八师、穷五师”的说法。 这主要是没有水。全师一直在派人找水，曾到过甘肃明水，新疆鄯善、吐鲁番，足迹踏遍了东疆的每一片土地，但总是失望而归。后来，国家航空测量队在对兰新铁路哈密至乌鲁木齐段进行航测时，在罗布泊发现了大片水域。那虽然是个连探险家都轻易到不了的地方，是举世闻名的死亡地带，但全师官兵都十分振奋，以为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师长翟振华立即组织一干人马到罗布泊寻找水源。 他们出发时，师机关和直属队的官兵都去为他们送行。因为师参谋长毛熙屿在1949年曾派人保护过苏联探险家赴罗布泊探险，歷时半个月，也没找到罗布泊的影子，最后，人差点没走出来。他知道那是个恐怖的、神秘莫测的地方，弄不好就会葬身其中。后来的彭加木、余纯顺不是做了它的牺牲品吗，所以那送行就有些悲壮的味道。 第66页 他们前两次进罗布泊没找到水源，然后第三次又进去了，这次是找到水了。但上级来了电报，说那里是国家保密地区，有水也不能种地。当然，后来都知道了，那里是原子弹试验区。 大家正在失望，兵团政委张仲翰提出让农五师到博乐开发新垦区。在新疆的屯垦史上，张仲翰是个有远见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兵团的人都很怀念他。当时中苏铁路尚在兴建，该铁路计划在阿拉山口与苏联铁路接轨。这一是为了边防，二是让那里的荒原变成良田，作为“展现给中外人士的一个橱窗”。同时也是给农五师这头困在哈密无水区的狮子一个重新创业的机会。 1960年元旦，师长翟振华带领的由十五人组成的先遣队先出发了。他们坐着两辆小车，一辆卡车，冒着寒风，来到了博乐。那时，整个博乐只有一辆汽车，现在一下子来了三辆，人们都从低矮的屋子里钻出来看热闹。 博尔塔拉是蒙古语，意为青色的草原，总面积两万七千平方公里，有天然草场两千五百余万亩，土地面积三千七百多万亩，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宜农宜牧，先遣队听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领导的介绍，非常兴奋，立即分成两组，沿东西两线骑马踏勘。 此时正是博尔塔拉的大雪季节，那一年的风雪更是不得了，有些地方，一脚踩下去，人就骑在了雪上，动弹不得。有些雪糟子，人一掉进去，就没了顶，不赶快刨出来，就会没命。在这样的地方要了解土质、了解植被自然更加困难，他们得跑很多点，扒开几十厘米、上百厘米厚的积雪，然后把冰冻的泥土刨出来，了解它是否贫瘠，是否宜于耕种，最后找一处破羊围子、一棵树或猎人避寒的土洞作为标记;或者在那些什么都没有的荒滩上，找个木棍楔入地下，再拴上一根布条。 就这样，在那些处女地上第一次诞生了吉里尕西、拜西布拉克、安格里克、青塔拉、白庙这些农场的名字。 他们派人回到哈密向我们讲起这些地名时，我觉得那些名字很好听，很有诗意，连在一起像不同音符组成的乐曲。我们对那个地方充满了嚮往。 当年的2月6日，我们第一批三千名职工、近四百名干部以及六十多台大型机械开始从哈密出发，队伍浩浩荡荡，延绵了十多里路。 虽说是去开闢新的家园，虽说哈密山枯水瘦，屯垦受挫，但大家毕竟已在这里生活了近十年，从一无所有，到有了家，有了儿女，再不可能像刚进疆时那样无牵无挂，充满浪漫色彩了。这里已有了故土的感觉，即使要去的是世外桃源，但那毕竟是个异乡，所以大家的心情都十分复杂。 新疆二月的气温常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到处冰天雪地，一派枯寒景象。大家坐在大卡车上，覆盖着卡车的篷布根本抵挡不住刺骨的寒意，人们裹上了所有能裹上的衣服，蜷缩着身子，把冻得哇哇直哭的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鄯善、吐鲁番、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乌苏……越往北去越冷，最后，男人们只好把妇女和孩子用被子裹起来。 那时候路况很差，又是冰，又是雪，车队走得很慢，一千二百公里路走了八天时间。因为人员和机械必须在春播之前运往博尔塔拉，所以许多职工是在车上过的年，啃一口大饼，咽一把雪，连一块糖也吃不上。我们就这样过了一个清寒的春节。到三月中旬，西迁大军陆续抵达指定建场地点。 博乐那时还是个典型的边陲小城。寒冷使居民们都躲在房子里，烟囱缓缓地冒着黑烟，偶尔会驶过一辆简易的叫“六根棍”的马车，留下巨大的木制车轮的辚辚声和马脖子上的铜铃声，驭夫裹着羊皮，缩着脖子，袖着手，盘腿坐在车上，谁也不知道他要去什么地方。 我们青年农场的几百人到达农五师驻博乐管理处后，以为到了，都去找避风挡雪的地方。寒冷使大家在屋外都站不住，孩子更是冻得哇哇直哭。但管理处就七八间民房，几百人就是撂也撂不下。后面陆续还有其他场的汽车开来，一车又一车人，在屋外站了好几层。最后，处里的领导就说，妇女领着小孩到屋子里来暖和暖和，轮流来，每人在屋里待十分钟，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坚持坚持吧!大家都看到了，这里没有地方吃住，你们青年农场建场的地方叫拜西布拉克，你们新建农场的番号叫红星十五场，快去吧，不然这里要被挤破了。 我们日夜兼程七八天，顶风冒雪，风餐露宿，在路上没吃一顿热饭，没喝一口热水，没睡一个囫囵觉，本想到了博乐，至少不再如此，谁知还要往前走。 大家又爬上了汽车。 近十天来，大家唿出的气在篷布上凝结成了很厚一层冰霜，人们坐在里面，跟坐在冰窖里一样。 大地一色，全是白茫茫的雪原，寒风唿啸着，像从荒原上掠过的马帮，一丛丛芨芨草和一簇簇红柳在风中瑟瑟发抖，看不见任何活着的东西，更看不见人。我们的汽车像甲虫一样在雪原上爬着，显得孤独而无助。 看到这种情形，已有女人抽泣起来，母亲一哭，孩子也跟着哭了。有些男人劝着，有些则斥责着，这样一来，女人们就哭得更伤心了。 荒原上没有公路，我们一边探路，一边前行，走走停停。到拜西布拉克要经过一条干沟，大风将两边山嵴上的雪都堆在了沟里，有些地方的积雪厚达一米以上，车子像一头觅食的猪，拱着雪，艰难地前行，有时车爬上去了，又滑了下来，没有办法，为了减轻车的重量，大家只好下车;为了不使汽车陷住，大家在前面挖雪前进，车子在后面跟着，有些地方还必须用绳子拉车。直到半夜，我们才走出干沟，又走了一会儿，管理处带路的干事说到家了。 佚名：大师大迁徙(2) 到了吗?真到了?女人们像是有了希望，纷纷把头从车里探出来。 但她们一看，心就凉了。有些人又哭了起来。只有孩子们已睡着了，所以只有女人们的哭声。 女人们把娃娃看护好，他们睡了，不要把他们弄醒了，深更半夜，黑天黑地的，没吃没喝，连个羊圈也没有，娃娃们弄醒了不好哄，男人们都下车来。场长用嘶哑的声音喊叫道。 男人们心里也惶得很，他们只是不显露罢了。他们铁青着脸，最多骂几句粗野的话。 那所谓的“到家”，就是到了一根拴了红布条的木棍子跟前，看不见炊烟屋舍，听不见犬吠(又鸟)鸣。它是荒原深处的荒原，除了风雪的嘶叫，听不见任何生命的声息。 车灯能照射到的地方，除了雪没有任何东西。夜里只有雪光，茫茫一片。从阿拉山口刮来的风裹着雪，抽打得男人们站立不稳。 阿拉山口是新疆着名的风口，这里的风不分时节，下午两点起风，清晨风止，风速每秒近六十米，常颳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这风口地区夏天特别热，大多在四十摄氏度以上;冬天又特别冷，常常在零下四十多摄氏度。 男人们背对着风向，弓着腰，蹬着腿，以防止被大风颳倒。 人们动手清雪，但雪刚铲掉，风又把其他地方的雪搬来了，大家只好又回到车上。 第67页 车被风颳得摇摆着，颳得篷布发出“桌球桌球”的声响，像要把篷布撕掉，把人们唯一的藏身之所毁掉。 越来越冷，车上的人紧紧地挤在一起也不管用，车里的哆嗦声响成一片，孩子被冻醒了，哇哇地哭叫起来。 这也许是这荒原上第一声孩子的哭叫，尖锐而嘹亮，像优质金属发出的声音，像天籁，风把它一直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一个孩子哭了，其他的孩子也跟着哭起来。哭声使女人们抽泣，男人们落泪。哭声使我们意识到，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我们要到的家。 男人们纷纷跳下了车，司机把车开到向风的一面，挡住风，男人们无声地、狠劲地铲雪，然后把行李从车上甩下来，然后烧起篝火。 女人们也下车了，她们紧紧地搂抱着孩子，紧紧地咬住嘴唇，再不让眼泪流出来。 火是唯一的温暖之源，也是家的雏形。大家围着篝火，把被子打开，铺在地上，然后几十个人盖一顶汽车帐篷，紧紧地挤在一起，入睡了。我们就这样拥抱着这块处女地进入了梦乡。 几天之后，在博尔塔拉的荒原上，就诞生了红星十一场、十二场、十三场、十四场、十五场、十六场。除了这块冰冻的土地，没一间房舍，没一寸耕地，真正是白手起家。 而我们拜西布拉克的条件又是最艰苦的。 住房是用芦苇、树枝和硷土垒起来的，又低又矮，但总算有了个避风挡雪的地方。最苦的是开荒，拖拉机还没有运来，而春天来了又得播种，没有土地怎么播种呢?我们就先用铁锹、砍土鏝、十字镐开荒。地还冻着，挖不动，一镐下去，手震裂了，却只有一个白点子，那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关键是粮食越来越少。粮食都是从哈密走时带的，带不了多少。这里的气候潮湿，玉米面捂霉了，但也得吃。最后，这样的东西也没有了，大家就去买老乡的苜蓿苗吃，还有的职工把头年就已死掉的羊、马挖出来煮了吃，还有的就用盆子煮蝎子草吃，或到老乡地里捡已冻烂的洋芋吃，还有个职工吃了断肠草，死了。 最可怜的是孩子。他们常常在晚上饿得哭起来。只要一个孩子哭，其他孩子也会公(又鸟)打鸣一般跟着哭。就这样，整个驻地都是孩子的哭声。这时，最伤心的就是母亲，她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孩子吃，只有一边暗暗落泪，一边把孩子紧紧贴在怀里，千方百计把孩子哄睡了。 最后，师里作出规定，将一星期吃一顿白面的规定取消，剩余的极少的白面留给重病号吃;将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实行定量供应，每人每餐两块发糕;再后，又将一日两餐改为午餐吃发糕，晚餐喝菜煳。后来，发糕里掺进了磨碎的玉米芯叶，叫“高产饭”，还有的发明了“人造肉精”，吃了拉不下屎，一家人常常要找个没人的地方，撅起屁股用手相互掏屎。那真是个饿啊，有些人饿急了，见啥吃啥，吃地里的虫子，趴在野地里啃野草，恨不得见了人都上去啃两口! 最后，连“高产饭”都断了。每个农场都在告急。我们场的职工王彪徒步去向上级报告断粮的事，饿得在路上晕倒了，等他醒过来，双腿已不幸被冻残，他是爬到博乐去的。 饿死人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而当时，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新疆的粮食大多调往口内，支援重灾区。最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借了些粮食给我们，并无偿地支援榨油后剩下的油渣和碾米后留下的糠麸。 我们住在重硷区，还有成片的沼泽地，冬天冰冻了还好点，其他季节即使人走在上面也吱吱冒水泡，加之四月正是雪水融化、土地开冻的季节，汽车一到阿拉山口就陷住了。那里离农场还有二十多公里，我们也顾不得了，都去运粮。场领导也说了，如果饿了，可以吃。大家见了粮食，都哭了，都往嘴里塞着生面粉，这哪里像人呀，简直就是一群饿痨鬼。 但借粮毕竟是有限的，整个国家都在挨饿，不可能给我们提供支援，我们得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但只要还有一点力气，大家都仍然坚持开荒。因为我们知道，粮食只有土地里才能出，只有把种子撒进地里，才有不挨饿的希望。 没有收成，自然也就没有工资，男人们没钱买烟抽，就抽一种叫“胖姑娘”的植物叶子;女人生孩子，没钱买红糖，领导就写个条子到场部商场领两斤;有时连寄信的邮票钱都没有。就这样，我们靠双手开出了两万多亩荒地，完成了水利工程土石方二十六万立方米。拖拉机运到后，又开荒播种六点三万亩，当年收穫面积近四万亩，超过了哈密全垦区的总播种面积，收粮食三百多万斤。 我们就这样把一块荒原唤醒了。现在，这里已找不出当年荒凉的影子。现在，我们这些人已老了，当了祖母，但这里的绿洲是年轻的。我们吃过苦，我们的儿子吃过苦，但我们的孙子再也不会吃我们当年的苦了，这是我们这些祖母们深感欣慰的。 王艷萍：边境告急!新疆告急!(1) 塔城因塔尔巴哈台山而得名，清以前叫“塔尔巴哈台城”。早在1864年10月，《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在这里的签订，就使它蒙羞受辱。这个条约使沙俄割占了那片美丽肥沃的，包括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及其周围共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也使塔城成了西北地区距边境最近的城市，直线距离仅十一公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边城。这里也一度成为中苏对抗的最前沿，在塔尔巴哈台山和巴尔鲁克山之间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沿边境行去，苏军当年显示其强大的、盛气凌人的高高哨楼、松土带、铁丝网、巡逻路、壕堑碉堡还可看见。苏联解体后，它们已经颓废了，但当年那浓烈的硝烟味儿，似乎还隐隐可以闻到。 自伊犁昭苏汗腾格里峰下经查布察尔、霍城、温泉、裕民、塔城直至和布克赛尔、吉木乃、哈巴河、富蕴、青河一线建立起来的边境农场带依然如故。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军垦人就以这种悲壮的方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向那个强大的邻国宣示着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一切置于与苏联对抗的火药筒上…… 我们农九师就诞生于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之后，是一支在悲壮中诞生并生存下来的勇敢的屯垦部队之一。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把国家推入了贫困的境地，中印战争尚未结束，中苏关系迅速恶化…… 4月29日，伊犁河谷的春天刚刚到来，塔城和阿勒泰的积雪正在消融。突然，苏军扒开边界上的铁丝网，用车灯、探照灯、照明弹将豁口照得如同白昼，为外逃中国边民驱赶牲畜出境指引方向。同时，各地苏侨协会大批散发苏侨证，诱骗中国边民外逃。那本是一个平静的夜晚，却被男女老幼的唿唤声和牲畜的嘶叫声划破了。在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和驻塔城领事馆的煽动下，伊塔等地成千上万的边民，赶着一群群牛羊和马匹，带着所有能带走的财物，挤满了通向边界的每一条道路，惶惶然涌向苏联。 数日之内，我国伊塔边境内纵深数十公里的范围内便有六万多人外逃，其中，塔城地区有四万四千三百一十三人外逃，十室九空，人烟杳然，一片萧条，满目疮痍。来不及带走的牲畜到处乱窜着，因走不动而留下来的老弱病残守着零零星星的毡房和土屋，几声野狗的吠叫更显得风声鹤唳。 第68页 我曾看到“伊塔事件”后塔城地委的一份会议纪要，纪要中写道：“我们专区的现实是：生产组织遭到破坏，经济受到损失，使我们的生产生活处于最困难的处境，遗留下来的大批土地和牲畜亟待管理，以达到恢復生产。” 边境告急!新疆告急!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翰，向他下达了指示：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关心新疆发生的问题。兵团要立即组织一支素质较高的军垦队伍，分赴边境一线承担维持治安，劝阻边民外逃的任务。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政权工作，实行无代价的代耕、代牧、代管，以期边民重返家园。同时，沿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农场带。 1958年成立的塔(城)额(敏)总场，迅速组建了武装连队，进驻塔城和裕民，接管了监狱、银行、仓库、商店，承担了党政机关的保卫工作。并在边境沿线设立望所，在四十三个关卡担负巡逻和警戒任务。 事件发生后不到十天时间里，兵团从各单位和各垦区抽调的近一万人的队伍开始向边境一线开进。我有幸成为这大军中的一员。 这是一次悲壮而又激昂的出征。 我们中有翻越过雪山草地的老红军，有参加过八年抗战的老八路，有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有“九二五”起义官兵，有支边青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这些从湖南、山东、四川、上海等地入伍的女兵，只是我们已从当年的年轻姑娘变成了拖儿携女的青年母亲。 我们已告别过自己的故乡，这一次又告别了我们刚刚建好的农场、工厂、医院、街道和学校，又一次告别了我们付出过心血与汗水、辛酸与喜悦、爱与忧伤的土地——我们的第二个故乡。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充满着烽火硝烟、被人抛弃的家园。我们知道自己此行意味着什么。 就在“伊塔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我丈夫开完会，下午就坐飞机到了塔城。然后到了裕民县负责“三代”。我随后跟随“三代”大军，前往边境。 我1952年元月从长沙入伍，来到新疆后，先在骑兵第八师二十二团工作，然后调到乌鲁木齐河管理处。当时我已有三个孩子，丈夫虽然一直在修建乌库公路的工地上，顾不了家，但在感觉中，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了。一夜之间，通知我们前往千里之外的一个陌生的地方，内心的确是难以割捨，但边情就是命令，入伍之际的卫国戍边梦没想在已为人妻、已为人母之际实现了，内心很是激动。但我毕竟是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我渴望和平的生活。此去谁知道会有什么遭遇呢? 自边民外逃之后，许多传闻就传开了。说什么“苏修”把我们这边的老百姓骗过去之后，就会出兵占领伊塔地区;还有人说会在那里施化学毒剂，让那里寸草不生，人畜死光;甚至有人说他们要在那里试验原子弹，传来传去，把硝烟味传得越来越浓。如果我是一个战士，或者说我不是母亲，我会义无反顾地前往那里。可我有三个孩子，我和许多前往那里的女人一样，内心怀着深深的恐惧。 但我们上路了。六月的北疆的确很美。拖儿带女的大军走得很急。日夜兼程地到了塔城，第二天火速赶到了裕民县。到那里后，就感到那里的确需要人。裕民县原有一万多人，我们去时，只剩下了不到一千人，县委只剩下了书记和副书记，巴尔鲁克山上的三个乡因为离边境线近，跑得一个人不剩，水磨还空转着，有些毡房里的牛粪火还飘着余烟，牛羊则跑得满山遍野都是。有时候，看着山上就十几只羊，但上山一赶，就会越赶越多，一天能赶回来成百上千只。仅一六一团就赶回来了十四万只羊和几千头牛。 我丈夫带的是筑路工程处十一团值班连，他们全副武装地到了已没一丝人烟的巴尔鲁克山上，一边守卫那里，一边组建十二团。我也带着孩子去了…… 其实，这里是一片不宜于农耕的地方。这里有时九月份就开始降雪，到来年五月份还是银装素裹，冰天雪地。有名的老风口就在额敏附近。这一带风大雪狂，一旦风雪来临，就有行人被困、人员死伤的事情发生。所以驻在额敏的边防团专门配备了一个装甲连，以便在风雪来临之后去抢险救人。 王艷萍：边境告急!新疆告急!(2) 干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在塔尔巴哈台设参贊大臣时，参贊大臣阿桂就藉口：“雅尔地方向来雪大，而牧场遥远，近城所有地亩，不敷五百兵丁耕种”，要将雅尔城东迁。干隆皇帝得知后，大发雷霆，斥责阿桂“于心何安”。但雅尔城终因“其地严寒，军民不堪其苦”，于1766年东迁。新城“每年四月动工，九月雪凝冰冻，即须停做”。修城尚且如此，耕作无疑更加艰难。 我们几个一起来的妇女，看到这荒山野岭的，没有住，没有烧，没有吃，就哭着不肯下车，男人们越劝，女人们就哭得越伤心。是啊，从到新疆来已十多年过去了，原以为在戈壁荒漠中开出了良田，节约每一分钱，每一根线，办起了工厂，常人没有吃过的苦已吃过了，该吃的苦已吃完了，没想又到了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 又得开荒，又得烧牛粪，又得住地窝子，已吃过的苦又得吃，已受过的罪还得受，而这里比原来的地方更为艰苦。更主要是因为孩子，原来受苦受累终于给他们创造了一个成长的环境，到了这里后，託儿所没有了，学校没有了，他们会变成一群小野人。我们包含着复杂情感的哭声，使男人们也掉下了眼泪。 他们最后也大声哭泣起来，这些男人的心里比我们想得更多，他们所肩负的也就更多。 他们一哭，我们就不哭了。我们为自己的哭而愧疚，在这里，哭是需要的，而更重要的，是一起面对一切困难，重新开始。 我们连的家当是两口铁锅和几张羊皮，当时还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吃的是混着玉米芯子和葵花芯子的“高产饭”;又住进了地窝子——地下挖几个坑，篷上几根干树枝，盖上些刚割来的野草，再在里面铺上些枯树叶，打开背包一铺，就住下了。然后开始开荒，抢种冬麦，还要站岗放哨，一天最低也得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两口铁锅，一口做了个木盖子，蒸“高产饭”窝窝头，那窝窝头一百克左右，每人一顿一个。另一口锅里煮萝蔔片，没有油，只有盐，每人一小勺。黑面和玉米面只有妇女生孩子时才照顾给十几斤。 当时住的地窝子，即使是地窝子，也不是每户都有一眼，我们这些有家属和子女的干部职工七十二家合住了十一眼，每眼地窝子住六七家人，其实就是一个用布帘隔开的大通铺。 在创业阶段，我们头脑里几乎抹去了“房子”的概念，更不去奢望有“房子”住。无论职务高低，大家都住地窝子。我调到乌鲁木齐工作后，终于住上了土坯房。但刚住上没几天，又来这里住地窝子了，于是就有了既幽默又辛酸的故事。 有一年，有一个叫马万才的同志半夜起来解手。可能是白天工作太辛苦，也许是里面太黑，住的人家太多，难以分清楚，加之又睡得迷迷煳煳的，他解完手，摸黑进了一个“家”里，倒头便睡，不一会儿就被人从床上揪了起来。原来马万才摸错了家门，睡错了床，把主人从床上挤下来摔醒了，主人这才发现来了一个“侵略者”。这事儿像风一样传开了，从此人们见了马万才都会把他取笑一番。 第69页 我们到巴尔鲁克山一年之后，连队有年轻人要结婚，共有四对，连队决定把全连唯一的一间牧民作“冬窝子”的房子腾出来作新房。房子是用石头垒起来的，很小。大家挖掉厚厚的牛羊粪，铺上干草，然后每对新人之间只留下十多厘米的间隔作为分界线，四对新人的新房和婚床就收拾好了。新婚之夜，有个小伙子半夜出去小便，天气冷，小伙子进屋就摸被窝。一摸，不对劲——咦，怎么床上还睡了一个男的?自己的新房里怎么会有别人?——他以为那是他一个人的新房呢，没记起还有另外三家。他一把把床上的小伙子拽起来，拉着就要去找领导，吵嚷得其他人都醒了，点亮油灯，才知是自己摸了别人的被窝。后来，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迷煳”。 山上没有学校，孩子们上学要走三十里山路。他们自上小学开始就只能住校，夏天一两个星期回家一趟，冬天雪大，只能一两个月回家一次。巴尔鲁克山狼多，他们不时遇到狼坐在路中间，贪婪地盯着他们。孩子们吓得直哭，他们就用哭声和吼叫声与狼群较量。后来，他们上学时，家长们就给他们备上一挂鞭炮，专门用来驱狼。冬天，山上的雪很大，至今还不时有封住山路、不能通行的情况发生。孩子们冬天趟着没膝的大雪，要走十几个小时，到家里大腿以下的裤腿全结上了冰壳，鞋子和裤子常常脱不下来。见到孩子那个样子，哪个做母亲的不心痛呀! 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人说他们“生在地窝子，长在泥土中”，从小就经歷了艰苦的磨难。 在塔城地区，原中苏边境共有三百八十余公里边境线，我们这些屯垦战士迅速建成了八个边境国营农场，其中三十七个连队的四十七万亩耕地与苏联接壤。 解放之后，国家一直把苏联作为“老大哥”看待，中苏边境一直是有边无防，这也是“伊塔事件”中大量边民能够通过边界涌入苏联的原因。 中苏边境有三条线。一条是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形成的不平等条约线。第二条是苏图线。也即是苏联地图单方面标示的国界线，它将我国的六百五十平方公里领土划入其版图。这样，就在不平等条约线和苏图线之间形成了争议区。我国边民始终没有放弃在这些争议区内生产、放牧和居住。由于苏联军队不断越过苏图线向我方推进，并不断发生边境冲突和武装挑衅，1962年由两国总理达成边防谅解，互在原地不进不退，维持现状，就形成了第三条线——实际控制线。但苏联依仗其强大的武力，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年月里，仍不时越过实际控制线。 1963年，苏联边防军人抓走了执行边防任务的班长李增和和另外两名战士，抓过去达一个星期，经外交途径交涉后，才放回来。 1969年5月，加曼奇的三名农工按照边境协议在双方共用的界河里放水浇地，被苏联边防军人抓走，经多次会晤，才送回。 同年8月13日，我铁列克提边防连官兵前往边境巡逻，突然遭到苏联边防军人的伏击，他们动用坦克和武装直升机。打死我边防官兵二十五人，随军记者三人。 1979年中苏关系最紧张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双方均加紧战备，老百姓都纷纷往口内迁移。当时只有建设兵团和部队没有动。 王艷萍：边境告急!新疆告急!(3) 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生存，我们的存在，其实就是战斗。 我们每年都要赶着畜群在春秋之季转场。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我们要多走几十里的山路有意穿越争议区。每当那个时节，苏联军人便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前来阻止和干涉。但我们毫不畏惧，他们甚至多次出动装甲车和直升机来驱赶羊群。一个叫脚丫子的地方的转场斗争最为激烈。周总理的电话可以直接打到转场指挥部前沿。在1979年7月，苏军在铁列沙地设伏，把兽医布龙布提克和干警李宝勤打死后，用直升机把尸体劫走，经过四十四次外交交涉，他们才归还了遗体。所以，那些转场路上，不但洒下了军垦战士的汗水，也流下了他们的鲜血。 只有在边境上，才能认识每一寸国土的神圣。 只要你去过边境线，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把庄稼一直种到了边境的最前沿;有些地方甚至种到了苏军的铁丝网前，因为那是被他们蚕食的我们的土地。我们在他们的枪口下耕种，庄稼也在他们的枪口下生长。 每个人的劳作都是为了收穫，但在那种情况下不是。那种劳作有无收穫，能不能收回劳动果实都已不重要，它只不过是一种斗争方式。但作为一个庄稼人，在那些庄稼受到对方骑兵践踏时，眼睁睁看着粒大穗重的庄稼收不回来时，心中是十分难受的。 在巴尔鲁克山下，有孙龙珍烈士的墓碑。那是1969年6月10日，苏军骑兵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入我国领土，绑架了正在放牧的牧工张成山。消息传到连队，孙龙珍不顾自己已有六个月的身孕，飞快地赶往出事地点。快到现场时，苏军开枪了，一颗子弹穿透了她的胸膛。待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她抢救下来时，她已经停止了唿吸，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她是江苏泰县人。她的墓碑就坐落在离边境线很近的山包上…… 张瑾子：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中(1) 多尔布尔津即是现在的北屯。在1958年之前，这个地名在中国地图上还没有诞生，但有关的传说却流传久远。据说成吉思汗六次挥师西征时都曾在此驻足，得仁山就是他当年调兵布阵的点将台。 远古的铁马金戈已难觅踪迹。当年兵团政委张仲翰和农十师第一任师长张立长来到这里时，这片土地还沉睡着，只有连天衰草，只有额尔齐斯河在落寞地流淌。 据说，张立长是嫌多尔布尔津这名字不好叫，也觉得悲凉，才请张仲翰取了北屯这个名字的。北屯诞生时，瓦无一片，房无一间。现在，它与石河子、奎屯、五家渠一样，已成为北疆屯垦新城。 我原来所在的一八五团团部驻地在克孜勒乌英克。它与塔城、伊犁的许多地方一样，地处边境，也属于边境团场之一。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年月里，我们的头上始终笼罩着战争的阴影。我们已习惯了间谍、探照灯、高倍望远镜、信号弹、曳光弹、穿甲弹、警报器、战壕、散兵坑、铁丝网、潜伏这些与战争和军事有关的名词。 我1952年入伍后，先是分到了驻莎车的骑兵第八师，后又调到农八师铁木工厂、玛纳斯河水利处等单位工作，农十师组建后，调北屯。我几乎是从新疆的最南边到了最北边。 其实，我们农十师一八五团的职工们履行的就是边防军人的职责。因为我们有老人和孩子，所以在战争爆发后，甚至连撤退都困难。与伊犁、塔城的边境农场一样，我们的生命与脚下那片土地是紧紧联繫在一起的，我们的一切，从我们到达那里的那一刻起，就已交给了那片土地。我们与边防军人面对的战争一样直接。 什么叫血肉长城? 我想，那就是不仅用自己的生命，还要用身家性命筑成的防线就叫血肉长城。 第70页 我们的存在，就是在向对方说，这是我们的土地。所以我们把庄稼一直种到了界河边上，而对方为“便于”边境管理，自边界十公里以内不准农牧。 边防军人都知道，如果单靠他们的一个哨卡或边防连队是阻挡不住敌军侵略的。他们能做到的是，一旦敌情发生，立即给后方决策机关通风报信，同时，尽可能抵抗，以为后援部队赢得尽可能多的反击时间。 我最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曾当过边防军人的作家高建群的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将这些兵团人放在边境线上呈“一”字形摆开，尤其是摆在这块争议地区里，决策者们的意图很明显。 也就是说，一旦中苏战争爆发，一旦苏军从这块位置进入，那么，兵团的老少爷们儿，将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宛如黄继光用胸膛堵枪眼一样，在这里设置一道(禁止)的国境线屏障。 退路是没有的，背后是荒原、大戈壁，是人迹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等待援兵也是没有可能的。那时偌大的阿尔泰草原上，机动部队只有一个骑兵团，在盐池草原;一个分区独立连，在阿勒泰。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拼死一搏，血溅疆场。 同为土地，但这块土地如果置于边界，它就变得异常特殊起来。它就会成为世界上最敏感和最脆弱的地方。它甚至会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场惨烈的战争因边界而起，这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沙皇俄国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后，在1883年再一次张开了贪婪的饕餮之口，在当年出版的地图上，将我国境内的喀拉苏河标定为国界。因此，在宽不盈丈的阿拉克别克河与喀拉苏河之间就形成了五十五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这块地方就叫克孜勒乌英克。 漫长的中苏边境上共有一百多块争议区，我方仅控制三块。这是其中的一块。 沿阿拉克别克河一线有四块争议地区，它们从阿尔泰山脚下到额尔齐斯河河口，分别是阿克哈巴河河源、叶西盖、克孜勒乌英克和别尔克乌。而一八五团的十个连队，也沿此方向在边境线上依次摆开，从一连到十连，团部带一个值班连和修理连设在中间。 我们大多住在争议区内。当年苏军在珍宝岛吃了亏，为了报復，在塔城铁列克提突袭了我巡逻官兵，使边境冲突发展成了“抓一把就走”的形式。这块土地因为由我方控制，被苏军“抓一把”的可能性极大。 现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已划定了边界，边境两边一派和平景象。但当年的一切并没有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 老军垦们还习惯穿那发白的旧军装;女人们在收下粮食后，总想着要藏起来;他们的孩子——在战争阴影中长大的第二代，在偶尔说梦话时还会喊一声，老毛子来了，快跑!而这里的小孩，还在做“战毛子”的游戏。 这里曾发生过多次边境事件。“伊塔事件”中，苏军也打开了铁丝网，打开了探照灯，只是这里并没人跑出去。后来还有别尔克乌争议地区边境武装冲突，苏军武装直升机越境，还有毛泽东逝世以后边境一线进入非常时期。即使一些小的冲突——比如有一次苏联把界河里的水全堵到他们那边去了，而按照条约规定，界河中的水是一方一半，这也是对我国主权的侵犯，这事报告上去后，周总理的电话跟每个边防站都开通了。最后，每个连派一个班组成战斗连，阿尔泰军分区派了一个连，把水引了回来。这就叫“边境无小事”。 当然，这些边境事件中，最严重的是苏军的武装直升机越境事件，当时，各大小报刊都做了报导，我国政府发表过严正声明和抗议照会。 那是1974年3月14日中午，苏军一架米-4型武装直升机，侵入我边境地区纵深七十公里领空，沿边界由南向北飞行。13时50分，在布尔津县沖塔尔地区降落六分钟;14时25分，再次降落在距边界十二公里的哈巴河县前哨公社哈龙滚地区。直升机里共有三名苏军军官：一名少尉、一名中尉、一名大尉。苏机降落后，正在附近劳动的民兵玛里贊别克和其他七名社员立即举着手里的工具冲上去将直升机团团包围。三名苏联军人一见，想驾机逃走，剽悍的玛里贊别克赶快甩出手里的套马索，把飞机的螺旋桨套住了，然后像拴牲口一样，把绳子拴在了一棵白杨树上。当天，新疆军区电令农十师一八五团火速派民兵赶往飞机降落现场。军分区骑兵连、驻扎在争议区内的三个边防连的部分人员赶到了现场;十连连长带十二名民兵步行五十公里赶到现场;一八五团参谋长王珍也率二十名值班民兵骑兵赶到了现场。他们把飞机重重包围起来了。这样，三名苏联军人只有缴械投降，直升机被缴获了。 新疆军区随即指示，为防备苏军夺机抢人和进行报復的可能，一八五团、一八六团进入一级战备;十师二线民兵连队及现役步兵十二团做好迅速支援一线战斗准备;全师进入防空袭准备，坚决反击入侵者。 大概一周左右，中国政府发表了严正声明，认为那是一架武装间谍直升机，认为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苏方则抗议说，这架飞机是去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抢救一名病危的苏联边民，结果误入了中国境内。 张瑾子：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中(2) 后来，阿勒泰地区革委会和阿勒泰军分区在哈巴河县召开了庆功授奖大会，捕获苏军直升机的集体和个人受到了自治区和军区的通令嘉奖。那架飞机由我方一名驾驶员开到了乌鲁木齐，然后被运到了北京。1974年国庆节期间，它和在珍宝岛缴获的那辆苏式坦克一起，陈列于中国革命博物馆，供游人参观。 中苏双方因为这架直升机的事，发表了许多抗议和声明，边境局势也随着那些措辞的日益强烈而变得越来越紧张。到1975年下半年，苏方已在边境上调集了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值班巡逻的民兵用高倍望远镜就可以看见苏军云集边界的情况。后来，苏方竟在一天之内连续三次向中方发出照会，最后一次照会的措辞实际上就是战争通牒。苏方说，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中方承担。 周总理逝世前几天，中国作出让步，先是释放了三名苏联军人，后又把直升机移交给了苏联。 别尔克乌争议地区斗争则是我们每年和边防战士一起，强行进入该地区放牧，以向对方宣示主权。毛泽东逝世时，总参命令边界一线进入“非常时期”，这个说法只在抗美援朝用过，可见局势紧张非同一般。 那些时期，边防站的官兵全都剃成了光头，全都进了战壕。我们这些兵团的男人和年轻一些的女人全都拿起了冲锋鎗、老式步枪和机枪。我们围绕着自己住的村子修筑了工事，挖了反坦克壕，还准备随时把防步兵地雷埋在边界沿线。平时拉车犁地的骡子和马也成了坐骑，骑着它们昼夜值勤和巡逻。小一点儿的孩子都送到了口内，妇女和老人们则坐在自己的包袱上，随时准备撤离，一些无法带走的家具，则被埋了起来或廉价卖给了游牧的牧民。人们很少说话，甚至狗也很少吠，(又鸟)也很少叫了。整个团场都进入了战争前夕那种可怕的寂静中。这样的状况一直到80年代初才没有了。 第71页 的确，一个没有在边境生活，一个没有深入地沿着国境线走过的人，是很难理解“国土”和“边关”这两个词语的含义的。它们是如此具体和直接地关系着国与国之间的主权和尊严。你也许可以把一块土地转让给别人，但你却不可能把一寸国土割让给另外一个国家。在这个方面，人类是如此“小气”。 在一八五团阿黑吐拜克，有该团的一个生产连队，也有新疆军区的一个边防连，我曾跟随连队的官兵去界河清理过越界的树。 “越界的树”是指长在界河两岸的树，因颳风或自己的长势以及别的原因倾倒向对方，在关系紧张时，可视为侵犯主权;和平时期，上不了这样的高度，但也必须定期清理。 清理前，双方的边境会晤站先要会晤，通报对方，约定清理开始的时刻，需用的时间，去多少人，等等，为了使双方的军人不照面，还得错开时间。 连队的官兵到达现场后，先布置好全副武装的左右观察哨，然后，连长指挥锯树。锯树时不能越过界河的中心线，断开的树冠则要用绳子从对方那边拉回来，对方亦然。 即使会晤过，对方仍会派潜伏哨，观察大家的一举一动，同时，对方还故意让军车吼叫着，示威似的来回跑。这些无非是在提示你—— 请勿越界! 树小的还好办，有些大的树冠要好几十个人才能拉过界河来…… 从那里我就知道，国家主权赋予边境每一滴水、每一株草、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以特殊含义。它们国籍分明，不容侵犯。如果把它们置于别的地方，它们会十分普通，但在边境，它们却在静静地承载着两国边界的一切：战争与和平、敌对与友好、野蛮与文明…… 现已离休的原农十师师长庞德润的爱人田梅珍是1951年从湖南株洲市入伍的，她曾给我讲述过她曾在边境战洪水保国土的故事—— 那是1998年4月23日，阿拉克别克河河水暴涨，沖毁了界河我方一侧的水利设施，使洪水沿喀拉苏河唿啸而下，造成界河改道，五十五平方公里国土被分割。如果喀拉苏河成为新界河，五十五平方公里国土将丢失。“国土一寸也不能丢!”农十师调集各单位人员，当地驻军派出兵力，与一八五团的职工们一起，在冰冷刺骨的洪水中奋战了十六个日日夜夜，筑起拦洪大坝，迫使汹涌的河水回流界河，确保了国土的完好无损。那次抗洪保国土，除国家、自治区、兵团拨出专款外，仅农十师和一八五团就投入了四十五万元的资金。 这是大的洪水，平时在界河边垮了哪怕一小块地方，都得把它补起来。在那里，土地是无法用金钱估算它的价值的，就像尊严无法用金钱买到一样。 现在，你到达那里，如果没有看见边界上的铁丝网和高耸的哨楼，你会觉得这里只是一处与其他地方一样的田园。的确，随着苏联的解体，中苏武装对抗已成过去，现在边界划定后，这里已沐浴着和平的阳光。 是时间和理性战胜了对峙和冲突，但作为生存在这里的人，有一种东西却是无法战胜的，那就是兇勐的蚊虫。这里是世界“四大蚊虫王国”之一，每立方米的空间里有一千七百多只蚊子，在这里生存的人，无不“谈蚊色变”，它带给我们的痛苦不亚于战争投下的阴影，这里其实不宜于人们生活和劳作，但当年，正是为了守住这一片国土，农十师在这里建立了农场。 一八五团的蚊虫大致有三种，即蚊子、小咬和小硬壳。小咬也叫蠓，它们每年六、七、八三个月最为猖狂。这里酷热难当，但人们却穿着厚厚的衣服，并扎得严严实实的，头上都带着自制的防蚊帽，一个个像蒙面大侠。这其实就是为了防蚊子的，防蚊帽只能用纱布做才能看见东西，但小咬仍可从缝隙中钻入，咬得人皮红眼肿，火辣辣地难受极了。后来，大家用了好几层纱布也不行，最后，只好在纱布上涂上柴油，用强烈的气味熏走无孔不入的小咬，但人们也因此付出了脸被柴油烧伤的代价。 蚊子使很多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做到的事都变难了。甚至连吃饭和大小便也成了很难办到的事。办这些事之前，都得先点起柴火野草，让烟把蚊子熏走才行。这里的蚊子由于密度大，常常形成蚊墙、蚊阵、蚊网，随便伸手一抓，就是百十只。一般蚊子是昼伏夜行，但这里的蚊子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出动，所以它们一旦乘隙扑上来，就只会留给你一块红肿的皮肤。 这里的蚊虫可以咬得(又鸟)不敢出窝，咬得树上的乌鸦、麻雀掉落下来，小(又鸟)、小鸭子轻易就被咬死，活不成。 有一位农工下地干活，将两岁多的孩子放在地头睡觉，为对付蚊子，她拿用柴油熏过的纱巾盖住孩子，一个多小时后，她从地里出来抱孩子回家，不想小孩子脸上的纱布被风吹掉了，孩子满脸青肿，被蚊子活活叮死了。 所以，有人把这里的六、七、八三个月比喻成一八五团人黑色的三个月，这的确一点也不过分。 再强大的敌人都有可能被战胜，但蚊虫这玩意儿却是打不败的，它们已把一八五团的人折磨了好几十年，并且还将折磨下去。但一八五团的人之所以选择在这里生活，却是因为戍边守土。 陈云华：我仅仅是需要劳动(1) 我是个苦命人，我父母在1937年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当时我才一岁多。舅舅收养了我，我跟着他在湘阴城里卖稀饭。后来，日本人打进湖南，有天下午他突然被抓走了，不几天，我看见他被钉在城门上烧死了。我去找在纸菸厂做工的姐姐，不想她也被日本人杀了。我成了孤儿，到处流浪，最后流落到一个道观里打童工。 那是个小道观，破败得跟当时的国家一样，里面只有一个道士。按说他一个行善人家，当以慈悲为怀，不想他对我却很兇残。我一旦把神龛擦不干净，他就让我把擦过神龛的脏水喝掉;地扫不干净，他就让我用舌头舔;然后就想办法打我，打累了，再放出他养的一条恶狗，追着在道观里咬我。他是个虐待狂，是个魔鬼。 我想办法逃了出来。我怕道士和狗来追我，不敢停顿，连夜狂奔，一气跑到汨罗才停下来。到那里后，先捡煤渣度日，然后给一周姓人家当佣人。因为日本人还没投降，姑娘们都不敢留头髮，全留着光头。日本人投降后，我们高兴得很，逮着机会，就用擂锤上去敲他们几擂锤。 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卖辣椒的，觉得有点面熟。谈了几句，他问我是不是姓陈，我说是，我叫陈云华。他又问我是不是有个哥哥叫陈炳光。我说是。他说他是我表哥，知道我哥的下落。我在汨罗城里找到了哥哥。那是八年多来，我见到的唯一的亲人。 解放后，我进茶厂当了一名工人。五一年春天，邻居告诉我，说长沙招女兵，女娃子们都去考，你怎么不去呢? 我身高不够，体重又轻，大字不识一个。我自然考不上，但我身上的伤疤多，我眼泪多，我就凭伤疤，凭哭，被录取了。没想当时害了眼病，害得没办法，没法去，我伤心得不行，整天哭，越哭眼病就越厉害。 第72页 1952年我又去考，还是凭着身上的伤疤和眼泪。 到新疆后，我先分到二十七师师部，后来又随三营调来修建独山子，担任九连妇女班副班长。编苇席、打土坯、背土块，什么活儿都跟男的一样干。独山子的老俱乐部、专供苏联专家住的苏联宾馆等都是我们修建的。那第一批建筑奠定了这座石化新城的基础。 到五五年，它像一座城了，我又被调到柳沟修柳沟水库。我是苦命人出身，参军前已把苦吃完了，所以来新疆后，再苦的活儿也不觉得苦了。我不怕劳动，按老人家的说法，干什么不要怕用劲儿，劲儿是使不完的，头天用完了，第二天又能长出来。我成了模范团员。水库剪完彩第三天，我到乌鲁木齐去和张文玉结婚，他是模范排长，我也成了模范团员，我想这就是我送给他的新婚礼物。当时，两人都是模范，大家挺羡慕的。我与他已认识一年，是老乡介绍的，他在军区军人服务社工作，甘肃庄浪人，也是苦命人，本来姓杨，是他父母实在没有办法，用两升洋芋的价格把他卖给了张家。 1958年5月，新疆军区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开发新疆，我们一起转业到了农七师，组建军官农场，后来叫共青团农场。 那其实是一片戈壁滩，除了被成年累月的太阳晒得发黑的戈壁石，和偶尔出现的一丛骆驼刺外，什么也没有。当时已是傍晚，我们大都是从军区机关下来的干部，看到这种情形，没有一个男人不心寒，没有一个女人不抹泪的。大家的心绪没有调整过来，面对这种情况，显得手足无措。大家把骆驼刺拔一拔，把背包打开，一家人一块地方，铺地盖天，度过了荒原上的第一夜。 那天晚上，风没停歇地颳了整整一个晚上，像饿鬼在哭。狼一边叫着，一边在我们周围乱窜，吓得小孩“哇哇”直哭。那天晚上，没有几个人睡着。 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有人起来挖地窝子了。 然后开荒，然后在那荒原上第一次撒下了种子。当那些种子第一次冒出芽时，我们高兴得直掉泪，然后就看着它们生长，把原来是荒凉戈壁的土地慢慢染绿。到了六月份，庄稼已长得很好了。每个人都在估算着今年的收成情况，但天老爷像是有意要和我们作对，突然下了一场冰雹和暴雨。(又鸟)蛋大的冰雹打得正在劳动的我们到处乱窜，但平展展的戈壁滩，连一个躲避的地方都没有。情急之中，我们便蹲在地上，把砍土鏝顶在头上，保护自己。 没过多久，地上已白晃晃一片，庄稼被打得稀烂，好多人被冰雹打伤了。但谁也顾不了这些，冰雹一停，便都冒着暴雨往地窝子里跑，因为那里有孩子，有自家不多的家当。 回到地窝子，水已灌了两尺深，被子、衣服、吃的东西全都泡上了，孩子像刚从泥水里捞出来的，哭成一片。爬不出地窝子的孩子则在水里泡着，哭着。 我的孩子才几个月，哭得真让人揪心，他坐在床上，水淹到了他的胸前，我如果晚回来一会儿，后果简直不敢想像。我的奶不多，餵他的奶粉也全都泡坏了。 庄稼全毁了，地窝子全泡垮了，几百人站在雨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都哭起来。而那天晚上更惨，地窝子里全是水，被子上全是泥浆，一时半会儿弄不干，大家找来稜稜柴，烧起篝火，勉强把衣服烤干，就坐在戈壁滩上，挤在一起，等待天亮。而最遭罪也是最令人揪心的是从阿尔泰军分区转业来的一个排长的爱人，她早不生、晚不生，那天晚上却要生孩子。 我们正坐着，她突然哭爹喊娘地呻吟起来，说自己可能是要生了。大家赶快给她找地方，找到一眼还没有陷塌的地窝子，烧了一堆稜稜柴，就成了产房。我当时任妇女干事，就叫我接生。 产妇正在生产，暴雨又来了，火淋熄了，水从上面往下灌，地窝子里的水则往上涨。她先是生了一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这还没完，最后又生了一个女儿。一些人负责从地窝子里往外舀水，一些人则想办法为产妇遮风挡雨，但可能是条件太差，三个孩子生下来不久，全都夭折了。那男人“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女人则伤心得一次次昏了过去。其实，所有在场的人，都为那三个孩子伤心落泪。那是那片荒原上的第一次生产呀，戈壁滩上的抽泣声和哭声响成了一片，那种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当年十月，全师投入了大炼钢铁运动，丈夫去额敏县铁厂沟炼钢铁。我随后也去了那里。我当时已怀了第二个孩子，我就这样怀着一个，还抱着老大，坐着一辆快要散架的车，“吭哧吭哧”地往塔城去。走了四天，才到了额敏，然后又走了两天，到了铁厂沟。 铁厂沟位于离额敏县城一百多公里外的萨伊山脉里，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开矿把山体挖得癞癞疤疤的，到处立着一些土炼铁炉。那里除了几顶哈萨克人的帐篷外，没有一间房子，仍是住地窝子和岩洞。 那条山沟阴冷潮湿，一位哈萨克老太太觉得这样对孕妇和孩子都不好，就让我到她家的帐篷里住。 我来到铁厂沟后，工作就是给炼钢的职工做饭。生孩子那天晚上，我刚把馍馍上笼，感到肚子疼得不行，我就回帐篷去，刚进帐篷，娃娃就掉下来了。 陈云华：我仅仅是需要劳动(2) 唐纪玉：“五类分子”(1) 唐纪玉：我们想找一个不把我们看做“五类分子”的地方 我是长沙人，1937年8月出生，七岁学湘戏，1949年解放后，就失学了，然后进了茶叶厂当工人。 当时参军按说年龄是不够的，但我学过湘剧，因而考上了幼年文工队。 到了新疆，我分在二十五师文工队，一边生产，一边演唱京戏。虽然很苦，但因为年龄小，大家都挺照顾，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小，不像其他女兵要面临婚姻生子、上学提干这一类问题，可以说是无忧无虑。 我们湖南女兵大多是城里来的，很少参加过生产劳动，劳动中闹了不少笑话。有些人分不清麦苗和韭菜，有些人在定苗时分不清西瓜苗和甜瓜苗。以为甜瓜是花皮的，叶子也就是花的，以为西瓜是圆的，叶子也就是圆的，所以让留西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甜瓜苗，让留甜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西瓜苗。还有什么是砍土鏝、抬把子、二牛抬槓等都搞不清楚。 有人说新疆不能种棉花，1952年，我们师就在玛纳斯河畔试种棉花成功。从此，新疆一步步成了全国有名的棉花基地。有一次，按苏联专家迪托夫的指示，要在六月中旬进行棉花“脱裤腿”的管理工作，也就是打掉不结棉桃的“油条”。晚上，连长召集全连同志作动员，先介绍棉花“脱裤腿”的意义及管理技术，最后制定了严格的技术要求。他说，棉花地脱裤腿一定要保证质量，要把裤腿脱得干干净净，绝不留尾巴，新来的湖南姑娘没有做过这项工作，要虚心学习，多请教男同志，男同志有经验有技术，要积极主动帮助新来的湖南姑娘把裤腿脱干净…… 会后，一位湖南姑娘哭着鼻子气沖沖地去质问指导员，新社会还兴压迫人吗? 第73页 指导员一时愣住了，到后来才听明白她的意思。他笑着解释道，那是给棉花脱裤腿，打“油条”，一点别的意思也没有。 这时，围拢来的湖南姑娘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开头住地窝子时，因为它跟地面相平，有时早出晚归，转来转去总是找不到自己的“家”。有的战士不小心，踏在天窗上，掉进地窝子里，吓人一跳。还有老乡赶着毛驴车，连车带人带毛驴掉进地窝子的。有一次，文工队有个女兵就这样掉进了地窝子，正好落在战士床上。刚刚看完节目回到地窝子的战士一愣，“哗”地乐了。一个战士开玩笑说，这不是文工队的演员吗?真是“人在家中坐，美人天上来”呀! 还有个关于地窝子的故事发生在七十四团四连，该连有个班长姓刘，甘肃人，他母亲五十四岁时生他，就给他取名刘五十四。1947年，他结婚不久，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来到新疆。起义后成了解放军，家里的成了军属。1953年，妻子来部队找他，到连队时天已黑了，便住进了地窝子。不料第二天他妻子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时就找不到住的地方了。她是昨天天黑进的地窝子，煤油灯豆大的亮，没感觉到地窝子是个什么东西。早上起来一见房子没有，还以为自己是在梦游。掐了自己一把，觉得自己是醒着的。她一边找，一边想，这房子到哪里去了?这些人都住哪里去了? 刘五十四见妻子半天没回来，就出去找她。两人回到地窝子进口，妻子停住了，说啥也不进去，她指着地窝子说，这是什么房子，还不如我老家的洋芋蛋窖子，我怕蛇，我不进去。 刘五十四一听笑了，女人却伤心地哭了起来。她找到指导员，说，我这么远到新疆来找解放军丈夫，你们好坏总得给间房子吧，怎么能让我们住洋芋蛋窖子呢?咱家虽那么穷，但老八辈下来也没人住过这样的房子。 指导员又是讲形势，又是摆难处，说了半天，她才进了地窝子。她后来在地窝子里生了一个白胖儿子，小名儿就叫“地窝子”。那小子长大了，取了学名叫刘建新，虽然后来当了老师，但人们还叫他“刘地窝子”。 在那个年代，命运不是自己能主宰的，而是由他人强加给你的。要么是革命同志，要么是牛鬼蛇神，而这些又不是固定的，可能你头天还属于革命同志，第二天就成了牛鬼蛇神。 集体转业后，师文工队解散，我分到总场，在总场演出队待了两年。我那时还一直梦想着做一个梅兰芳那样的京剧大师，梦想着成为艺术家。还成天琢磨着坐练唱打。我没想到，十八岁那年，我与演出队的演员，也是我原来的丈夫结了婚，然后有了孩子。五九年八月，我请假回湖南给孩子治病。因为大老远回去，我想把孩子的病治得差不多，就超了几天假，待我回来，场领导已把我从二级职工降为零工。后来因为表现好，又恢復为职工，但降了级。没过多久，突然宣布我为“五类分子”。我感到非常吃惊。我去质问领导，我说，我既不是地主富农，也不是“右派”和反gemin，我怎么成了“五类分子”? 你已被定为坏人。那位领导蛮横得很。 我哪里坏了?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去问革命群众吧! 可是，谁会告诉我呢? 以后就是被斗、关押、打骂，那时虽没有后来的“文革”那么厉害，但我毕竟才是二十岁出头的人，平白无故地蒙受了这么大的冤屈，心里怎么想得通呢?我真想死啊，但即使死，我也要到湖南去死。我得最后见我妈一面。我想离开这里回到老家去，就像一个在婆家受了委屈要回娘家去的小媳妇一样。 我们想在湖南落户。但湖南根本不接受我们。这时我才知道，全国到处都是一样。他们说，你在新疆是“五类分子”，回到长沙还是“五类分子”，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五类分子”。你没法逃避，无处躲藏。 我们想找一个不把我们看做“五类分子”，而把我们看做“人”的地方。我想到了丈夫的老家——河南省郾城县万金公社万金大队。 我们回到了那里。 唐纪玉：“五类分子”(2) 但那里并不接受我们落户，但作为劳力，我们可以出工，可以给我们评工分，可以按社员对待。 我们几乎一无所有。先借住亲戚家，然后筑了间土墙盖草的房子，便安顿下来。不久，我们发现，这里也有“五类分子”，只是社里不知道我们的底细，所以没有把我们划入。 河南是个苦地方，三年自然灾害，那里曾饿死过成千上万的人，每一次天灾人祸，也都有人饿死。我们也躲不过。我们吃过神仙土，吃过树皮，吃过糠，吃过各种各样的野菜、苞谷芯子，甚至嚼过野草。但这里不把我们当“五类分子”，我们宁愿活在这里。 1965年，河南发生涝灾，庄稼收不回来，全烂在了地里。把人饿得呀，脖子都变长了，肠子都变细了。有一次，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野菜，就赶快煮了给儿子吃。我们想让他多吃点，自己少吃点，没想吃下去后，全都上吐下泻，最后连爬都爬不动了，我……我知道……中毒了……连爬出去叫人救命的劲儿……都没有了，孩子他爸……也是……过了好久……才有一个过路的人……人来，但孩子……吃得多……已经……已经……救不了，他……他就这样死……死了，他那时……已满七……七岁…… 那简直……要了我的命，我……我觉得自己没法活下去了。我抱着夭折的孩子，死死地抱着，我亲他，一次次亲他……我哭，没完没了地哭……我抱着孩子四天四夜，不让他们埋他。最后乡亲们怕我疯了，怕我垮了，硬把孩子夺去埋了。我……我扑在孩子的坟上哭呀，哭呀…… 人们都来安慰我。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乡亲们送来的一个糠饼子，一个野菜糰子，一碗地瓜干子，以及那每一句暖人心怀的话。 我像一个躲避着伤害的虫子，龟缩在人世那个小小的缝隙里，等待阴云过去，等待暴雨过去。一晃，十八年过去了。我至今也不相信，我在那里竟生活了十八年。 1980年，我听说到处都在平反。我决心回新疆去。我身无分文，几乎变卖了所有能换来钱的东西，然后几乎借遍了全社的人，才凑了八十元钱，因为这只够一个人的费用，我和丈夫合计了半天，又因为当年被打成坏分子的是我，就决定由我回新疆申请平反，待平反后，他再带孩子过来。 我就那八十元钱，在新疆无亲无故，我是靠着乞讨要饭在喊冤呀，但四年过去了，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三○团三角庄老乡队，连职工身份也没恢復。我1951年怀抱理想，参军进疆……没……没想到……受了那么多磨难，没想三十多年后，我成了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人，我成了一个漂流来疆的盲流。 第74页 他们把一个羊配种用的地窝子指给我，说你就住那里。 丈夫随后带着孩子来了，一看这样的情况，气得浑身发抖，转身就走了。1986年，我们离了婚。 丈夫走后，我在一三○团种了一年地，本想有点收成的，不想一场冰雹，弄得倒欠了一千多元钱的帐。 怄气，伤心，加之生活艰苦，无论做工，还是生活都感到难以应付，后来，我又找了一个老伴。1988年，我到这里来种菜，是奎屯市农牧公司的临时工，也叫落户菜农，我的档案听说至今不清，能澄清就澄清吧，清不了，就带到坟墓里去，人世弄不清的东西也许阎王爷能把它弄清楚吧! 洪虹：我想带着你父亲的头骨到新疆来(1) 我考进军政大学时才十四岁，1950年毕业时，我怀着报效国家、镇守边关的强烈愿望来到新疆。我父亲洪行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师长，抗战时期为保卫中缅公路以身殉国。所以，我自幼就立下了木兰之志。当时的朝鲜战场是我最希望去的地方，但政审时，我被刷下来了。 在高校里，我的军政素质一直名列前茅。没能去朝鲜，我心里很不服气，就去找大队长。 大队长，为什么不让我去朝鲜? 有更需要你去的地方。 不是说朝鲜是祖国最需要我们去的地方吗? 大队长被我问得一时语塞，支吾了半天，终于说，小鬼呀，并不是任何一个想上朝鲜战场的人都能上，并不是这样的，得……得有条件…… 我具备去那里的条件，我是军人，我的军政素质都是合格的。 并不是这些条件，我是说，嗯，我是说家庭出身，必须要严格审查。 我的父亲是在抗击日本入侵的战斗中战死的，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军人家庭，难道，凭藉我父亲的一腔忠烈，我还不能去打美国人? 可是，你父亲毕竟是国民党的将军，不管怎么说，他都属于反动派! 他是国民党的将军，但他是为抗战而死的。我自己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我还想抓住一线希望，我说，父亲战死已快十年，他死时，我年纪还小，现在我又参加了革命，与父亲的关系已经不大了。 洪虹，你的思想是有问题的，看来，我得找教导员跟你谈心。大队长丢下这么一句话，转身走了。 这时候，我明白了，自己仍然是一个反动派的女儿。我的世界崩溃了。 父亲战死疆场那年，我才七八岁。先是传来了父亲阵亡的噩耗，然后是灵柩将运回故乡安葬的消息。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些阴暗的日子。梅雨季那么漫长，像是没了尽头，像是要把一切都霉烂掉。整个家庭都被悲伤笼罩着。我就是在那一刻萌发了长大以后要继承父亲遗志，强国富民，抵御外侮的志向。 然而，歷史虐待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 “土改”一开始，我父亲的墓碑就被捣毁了，被掘了坟，他的棺木被拉出来，砸掉了，遗骨被无知的工作队和同样无知的、被鼓动起来的农民甩得到处都是。这是我不可思议的，也是已逝的父亲万万没想到的，看着那些散乱的遗骨，全家人连哭都不敢哭。半夜里，外婆偷偷去把父亲的头骨捡回来，重新埋了一个地方。 我原以为自己考上了军大，就与其他人是一样的了，即使家中有过“罪行”，也会因为自己的革命而得到原谅。现在，我才知道，在那时的歷史氛围下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听到自己被准许到新疆时，就特别高兴，我那颗被伤害的心终于得到了一丝慰藉。不能效命沙场，能去驰骋边关，也是没有违背父亲的军人品质呀! 五○年八月，我和同学们从长沙启程了。我当时已经注意到，到新疆的人中，女的占多数，男的只有一个班，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到达迪化，我先进俄文学校学习，一年后，又到八一农学院学习了三年多，五五年春天分到了农二师农业试验站。 我觉得自己是最为幸运的，到了新疆还能上学，学校里不准谈恋爱的规定，使我逃脱了分配婚姻的痛苦。这促使我更加刻苦地学习和工作。 进俄文学校时，连校舍都没有，天气好时，就在外面上课;天气不好，则在帐篷里。所以，大家得一边上学，一边建学校。一天上八小时课，干六小时活，主要是打土坯和运土坯。就这样，赶在冬天到来时，俄文学校的师生终于有了躲避风寒的地方。 在八一农学院上学时，劳动也同样繁重，八一农场就是师生在课余和寒暑假时开垦的。五二年冬天来临之际，我还和十几个同学去挖了几个月的煤，然后用爬犁把煤拉回学校，用来取暖。 当时，我的祖父、祖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弟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支撑，而母亲原来出身于，很少劳动过。解放后，要把她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每天都逼迫她参加集体劳动，干各种各样的体力活，身体很难承受，受尽了虐待和折磨。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人说我父亲的尸体被挖出来后，头骨不知到哪里去了，肯定是我母亲藏了起来。母亲的确想保住父亲的一点遗骨，所以无论怎样也不承认，只是说，坟是你们扒的，骨头是你们扔的，我怎么知道他的头骨去了哪里?最后忍无可忍了，就气愤地说，你们如此糟蹋作贱一个战死的人，你们也真狠得下心。 洪虹：我想带着你父亲的头骨到新疆来(2) 但我母亲终归是不放心，生怕别人再把父亲的头骨挖出来糟蹋，就重新埋了一个地方。但她心中总是不得安宁，甚至疑神疑鬼，把父亲的头骨不停地埋来埋去。精神的紧张，使她常常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崩溃了。五九年，母亲给我写信说，你父亲虽然是国民党的将军，但他抗日是为了中华民族，他是为中华民族而死的。但这些人不但掘坟抛尸，连一块遗骨也不让保存，逼我一定要交出来，我担惊受怕，藏了很多地方，我想带着你父亲的头骨到新疆来，保存在你那里，你父亲在天之灵不能安息，也至少让他能得到一点安慰吧!不知道你那里是否安全，是否会连累你? 我看了信就哭了起来。但我当时没有条件，就没敢答应。 我分配到农二师试验站工作的第二年，就与同学蔡康结了婚。到五七年，两个弟弟已经成人，我自己有了家，有了供养母亲的条件，就让母亲带着父亲的遗骨来到了新疆库尔勒。 没有想到，“文革”期间还有人从湖南发函到新疆让调查这一件事。我们全家当时已被下放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个团场劳动。母亲听说这件事后，又担心害怕起来，不得不像她在故乡那样，不停地藏着父亲的头骨。到七○年，老人终于在担惊受怕中去世。 弥留之际，她老泪纵横地说，如果以后有可能，一定要把她的骨灰和父亲的遗骨送回老家安葬，她和父亲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但我还是让母亲等了二十三年，父亲，则等了近半个世纪——才实现了母亲的遗愿。 1993年，父亲得以平反。他终于成了中华民族的烈士。 而已退休四年的我，此时，已不知道自己内心是何滋味。我悲喜交加，欲哭无泪。 第75页 是年，我在故乡把父亲的遗骨和母亲的骨灰埋葬在了一起。 何梦道：艺术是我的生命和灵魂(1) 我入伍时十一岁，正在读小学。即使穿着最小号的军装，也过了膝盖。那严肃的军装穿着，也掩盖不了一脸稚气。即使在幼年文工队，我的年龄和个头也是最小的。 当我要去参军时，亲戚们都劝我不要去，说新疆那里可怕得很。 但我想当女兵。解放时欢迎解放军进长沙时，队伍中就有好多女兵，威风得很。到了新疆军区招聘团后，熊晃讲话，把新疆描述得很美，不只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还有覆盖着白雪的天山，气势磅礴、充满神话色彩的崑崙山，一望无际的草原，美丽富饶的绿洲。大家去不仅要卫国戍边，还要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集体农庄…… 我自然相信一位部队首长的话。解放初放了很多苏联电影，好多电影我都看过。比如《区委书记》《在敌人后方》《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幸福生活》等，那其中有集体劳动的场面，有收穫的欢乐，有成百上千亩的大条田，妇女们开着拖拉机……我渴望自己也能生活在那样的农庄之中。 年幼的我从西安坐上汽车后，迷迷煳煳到了哈密。一走进新疆的大门，我才像是醒过来了。 唤醒我的，是这里的音乐和舞蹈。 车队一进哈密，当地的维吾尔族群众就用歌舞来欢迎我们。达甫热瓦甫、唢吶、冬不拉、弹拨尔等乐器演奏出热烈、欢快的旋律。男女老少随着旋律，在尘土中舞蹈起来，那粗大的赤脚，长满老茧的双手，那常年劳作的腰身和四肢，那被阳光和沙尘磨砺得油黑、粗糙的脸庞，甚至那鬚髮，那脏污褴褛的衣裙，都突然间变得生动起来。那舒展的人体，旋转的身姿，真实的面容，鲜活的灵魂，给人一种新异的、撼人心魄的美。这种美带着泥土和生命的芳香，朴素而又绚丽…… 我深深地沉醉其间。正是在这里，我接受了艺术启蒙。我永远也忘不掉那个舞蹈和歌唱着的贫穷的群体。我也是从这里开始逐渐认识到，苦难是可以用自己创造的欢乐来战胜的;我还认识到，艺术的本质就是给苦难的(禁止)和心灵以慰藉。 又走了近一个月的长路，我们到了喀什二军军部驻地。此时，我已知道，新疆是个既不像亲戚所说的那么蛮荒、恐怖的地方，也没有动员时所说的那么美好。它的遥远已经论证了：五月底从长沙出发，到喀什快走了三个月了。而它的贫穷、落后，我也看到了，南天山寸草不生的庞大躯体，戈壁沙漠没有尽头的荒凉，使我曾暗自落泪。但那歌舞之美改变了这些表面印象。按我后来的话说，这片辽阔土地的美是内在的。 到喀什后，开始分配工作。 小梦道，给首长们跳个舞吧! 我跳了一曲在小学时学会的蒙古舞。 不错，你到文工团去。 不，我参军时就想开拖拉机，我要开拖拉机。 大家都笑了。就你这小不点呀，还没有拖拉机轮子高呢，我们现在还没有拖拉机，即使有也轮不到你开，服从分配，去文工团吧! 去文工团的话，我要跳维族舞。 那当然好呀。 就这样，我一生与舞蹈结下了缘。 当时文工团正排演《白毛女》，我在里面蹦蹦跳跳地跑龙套。但我最留恋的还是维吾尔族舞蹈。南疆是维吾尔族人的家园，即使身在军营，也经常能听到他们美妙的演奏和动人的歌声。一听到这些，我就会激动不已，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兴奋。我渴望到那尘土飞扬的乡村去。 机会终于来了，我参加了减租反霸工作队，任土地改革的宣传员。在这个工作队里，我这个小解放军一遇到宽一点的水沟就跳不过去了，只得由别的战士背过去。 但我是欢乐的，像一只出笼的小鸟。庄稼已经收了，田地像一个生产后的母亲，虚弱而又满足地躺在那里。驴子的高歌、马的嘶鸣不时传过来。粮食的气味、牛粪的气味、人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汗味，沁人心脾，让人沉醉。马车和驴车来来往往，当它们在乡村土路上跑过，就会把尘土扬得很高，半天降不下来，空气总瀰漫着泥土的腥味。我和大家走村串户，将近两年之久，学会了说日常的维吾尔语，习惯了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感情的表达。当然，也更多地接触了民族歌舞。我知道自己已经非常荣幸地进入了一个独特的民族艺术的海洋之中。 从古至今，新疆的音乐舞蹈艺术就十分发达，我后来经过研究知道，隋朝所建立的新的音乐体系“九部乐”中，有两部是新疆的，即龟兹乐和疏勒乐。唐承隋制，在太宗时又增设了高昌乐，合称“十部乐”。这样，唐朝的国乐之中，就有三部是新疆的，它在盛唐之音中具有独特的魅力。但我最迷醉的还是维吾尔族舞蹈。真可以说，它的每一次旋转、每一个步态，一颦一笑都隐藏着生命的神韵，那是一种欢乐、健康、生动的生命姿态。当然有时也隐隐有些忧伤，因为它比音乐显得直接，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要理解他们的音乐，我的素养还远远不够，而对于用肢体语言表达的舞蹈却正好激发了我天赋中对舞蹈的敏感和爱好。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村里休息，听见了鼓乐声，就不知不觉循着那乐声去了。我看见一个比我还小的维吾尔族少女正在手鼓、唢吶和热瓦甫的伴奏下翩翩起舞。她的小辫上沾着泥土和草屑，裙子上满是补丁和污渍。天气已有寒意，但她还打着赤脚，一看，就知道家境贫穷。但那优美的舞姿使她变得纯洁而又高贵。我觉得那个小女孩就是居住在卡勒玛克戈壁，尚未被叶尔羌汗国的阿不都热西提汗发现的阿曼尼莎罕。我情不自禁地和那小女孩一起舞蹈起来。那么投入，那么忘情，好像我生来就是南疆大地哺育的孩子，好像我生来就是那古老音乐中的一个音符。 我学的第一个舞蹈是刀郎舞。很多人唱着木卡姆，乐曲优美，歌词感人，成百人弹奏，上千人演唱，男女老少一起舞蹈，震天动地，强悍有力，有一种永恆的生命的力量。 何梦道：艺术是我的生命和灵魂(2) 每当村子里举行“麦西来甫”(维吾尔族的民间歌舞聚会)，总会看到我的身影。由于我细心体会神韵，虚心学习技艺，十四岁时排演的《小两口跑毛驴》一下轰动了南疆，老乡没有不爱看我这个节目的。乡亲们亲切地叫我“何力其汗”(意为“何氏花朵”)，他们用这个称唿承认了我是他们民族中的一分子。直到现在，我到南疆去，当年的老乡还认得我，还记得“何力其汗”这个名字。有人说，至今还没有人在演《小两口跑毛驴》时能跑得和我一样好;还有人说我一个湘妹子表演的维吾尔族舞蹈，具有那么地道的民族风韵，真是不可思议;他们还说我的魅力来自维吾尔农村的泥土。 我是一个没有进过任何艺术院校学习过的舞蹈家。我在南疆待了三十五年，是南疆领我进了艺术之门，给了我扎实的舞蹈基础。南疆就是我的大学，就是我的母校。 第76页 恐怕没有比南疆这所学校更让我引为自豪的了。就是因为这所学校的培养，我这个小学没有毕业的小女兵主演和编排了《葡萄架下》《鼓舞》《幸福草原》《奶茶舞》《多浪人》《漠之灵》等全国闻名的舞蹈。 在南疆的我是快乐的，我像一个天使一样给军营和乡村带去了欢乐。人们不时可以听见我快乐的笑声。但十三岁那年，姑妈给我寄来一封信，那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使年幼的我难以承受，我变得沉默了。 姑妈在信中告诉我，说我父亲在“镇反”中被枪决了…… 我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我忍着泪——我不敢当着其他人的面哭，怕他们说自己同情“反gemin父亲”。我跑出屋子，一直跑到没有人的地方，才哭了起来，我的泪水“哗哗”地流，浸湿了我的衣襟。 南疆大地上那片白杨林中，我的哭声撕心裂肺。我突然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如此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只有抱着那株白杨发呆。 我父亲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年曾随何长工、贺龙一起闹革命，因为祖母的阻拦，他没有随贺龙参加长征。他在华容县是个乡间绅士，虽然后来当过国民党政府的省参议员，但随程潜参加了湖南起义。五○年就参加了解放军，进军到广西后，就读于广西第四野战军军政大学，毕业后分到南宁军区文化科工作。我不相信父亲是“反gemin”，但我不得不面对自己是“反gemin女儿”这一现实。哭完父亲，擦干眼泪，我把家信交给了领导。我迷茫地问道，首长，我该怎么办呀?问完，又哭了。 那位领导和蔼地说，小梦道，不要哭，出身不能由自己选择，但道路自己可以选择。你已经参军了，就是军队的女儿，不要为父亲的问题背思想包袱，要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工作。 这时候，我已成为不可多得的艺术苗子，我的勤奋，加之单纯，使大家都很喜欢我。经歷了那一次打击后，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在艺术上自己只能老老实实地做一名普通的舞蹈演员。同时，我也在艺术上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艺术就是我的生命，如果当初仅仅是一个小女孩对舞蹈的自然爱好，那么现在它则是我的人生追求。 南疆军区文工团在五六年撤销后，我调到了新疆军区文工团。这对我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当时的新疆军区文工团在全国全军的名声仅次于总政歌舞团。我更加刻苦地练功，虚心向别人学习，特别是向维吾尔族舞蹈家学习，但我不模仿，总以自己的身心去感悟、领会，然后进行再创造。我根植于新疆的民族舞蹈，又赋予汉文化的思想意识，并增加了现代审美情趣，使自己的艺术创作独具个性，我很快成了团里的主角。但因为当时的政治原因，我却不能出国演出。我也清醒地知道这些没有自己的份儿。 六○年，文工团去非洲演出，其他人都去了，只留下我这个“台柱子”在家，我心里自然难过，但也没有办法。我决心下去体验生活，我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南疆。四个月时间里，收集了上千个舞蹈动作，学会了流传在民间的巫舞、酒舞和狮舞，这些古老的舞蹈被我第一次发掘出来，从那以后，我就利用别人出国演出的时间，走遍了天山南北的各个角落，经过我的努力，使军区文工团的舞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被禁止)年，新疆军区文工团去越南访问演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原以为自己可以去的，但名单里还是没有我的名字，我有些想不通。为此，军区司令员郭鹏亲自找我谈话，说，这是上面的规定，有几种人的亲属不能出国，这是死政策，谁也没办法，这和你本人没有关系，你千万不可以闹情绪。 我一听司令员这么说，也就释然了，说，首长，你放心吧，我不会闹情绪的。 我被安排去北京教顶替我的演员跳舞。但舞蹈不仅仅是动作，它还贯注着对艺术的理解，对生命的感悟，倾注着自己的体验和情感，所以，我虽然把各种技巧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那位演员，但“外文委”(中央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审查后还是不满意。他们让我试跳，我试跳后，他们说，就是你了!他们问军区文化部部长宋肖，何梦道跳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让她去? 宋部长说，她出身不好。 外文委的人说，出身不好，舞跳得好就是为国争光!我们破格让她去。 宋肖回来后就找我谈话，说，上级决定，由你去越南参加演出。 我一听宋肖这么说，以为是在骗我，是怕不让我去我就不认真教别人。因此，我有些委屈地说，部长，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所以从没想过出国的事，我去不了，但我会认真教她的。 这是决定，已决定由你去。 这是我第一次受此待遇，听后，我非常激动。 那次在越南演出非常成功，胡志明主席接见了我们，并邀请我和李双江、贾米娜、董志波等人一起进餐。胡志明主席还授予文工团“国家一级国旗勋章”，越南《人民报》评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西部沙漠发现的一颗明珠”。 无论我在艺术上取得怎样的成功，也无论我为自己和集体获取过多么大的荣誉，都难逃“文革”劫数。70年代初“清理阶级队伍”，文工团二百二十人清理掉了一百四十人。而我早在一年前就被“清理”掉了。一纸命令，宣布我脱下军装，告别舞台，復转到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当工人。我和家人被分开了，孤身一人在那个古老的城市里学习生产技术。我背负着那个“出身”的十字架，努力适应着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 何梦道：艺术是我的生命和灵魂(3) 我希望自己能忘掉艺术，忘掉在新疆的一切，忘掉那一片辽阔的大地。那种粗笨的工作对我来说是辛苦的，但每当我疲惫地回到宿舍，我常常会忍不住往西北望去，我一听见播放新疆歌曲，就止不住热泪长流。有时，我实在忍不住，就会把宿舍的门关上，独自起舞。新疆那块土地已使我学会永不消沉和颓丧。我要积极地活着，像维吾尔人那样用歌声战胜苦难，即使衣衫褴褛，赤着双脚，也要舞蹈。我当年就这样鼓励着自己，后来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 林彪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后，叶剑英元帅整顿部队。七三年恢復了已中断十多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新疆军区由于艺术人才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已排不出像样的节目。离汇演只有一个月时间了，节目还没有排出来，军区为此开了一个常委会，决定给总政治部打报告，不参加这届文艺汇演。但总政的批示是，新疆是“反帝反修”的前线，如果没有新疆参加，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也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处于“反帝反修”前线的新疆军区不参加全军汇演是个政治问题，所以不参加是不行的。军区的将军们感到了事态的严重。这时，赛福鼎看了军区的演员名单，问道，何梦道呢? 在西安当工人。 第77页 立即打电话调回! 接到让我火速回疆的调令，我悲喜交加，欲哭无泪。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创作并担任领舞的《奶茶舞》立即轰动了舞坛，它的成功，代表民族舞蹈的復甦。随着我的声名远播，又招来了麻烦。有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一位首长看着节目单，一看我姓何，又是湖南人，顿时起了疑心，对身边的人说，这不会是何键的孙女吧?不知怎么搞的，这个消息一下传开了。一时间沸沸扬扬，都说我是何键的孙女。这可不得了，因为杨开慧就是何键杀害的，我爷爷杀了杨开慧，而我却在全国风光，这使当时正在把《奶茶舞》及其演出盛况拍成纪录片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犯难了——这个片子还拍不拍呢?不拍，可惜;拍吧，主角又是这种情况。 当时，文工团都已知道了这个传闻，就我自己还全身心投入纪录片的拍摄中，一无所知。也没人敢把这消息告诉我。 我丈夫刘玉喜憋不住了，找了个机会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你知道你爷爷叫什么名字吗? 小时候就叫爷爷，没留意他的名字。 那你赶快写信回去问问呀。 怎么了? 你就甭问了，快写信吧!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了? 我丈夫见我追问，只好告诉了那传闻，我的脸当即就吓白了，当即给家里去了信。 我焦急地等待着回信，弄得我两个多月抬不起头来。 回信来了，一看才知道爷爷叫何百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奶茶舞》让我走到了艺术生涯的顶峰，但年龄却使我不得不退出舞台，去担任编导。 1985年，我父亲的冤案被平反，华容县政协为父亲造墓立碑。至此，离别故乡已三十四年的我，第一次回到了华容县老家，第一次站在父亲的墓前，为父亲献上花圈，敬了个庄重的军礼。 佚名：活着就是胜利(1) 佚名：活着就是胜利，就是战胜邪恶的唯一手段 解放时，我正在南方一所着名的大学读书。我学的是英语和法语。我嚮往欧洲文明。父母都是大学的老师，家教很严，我从小就养成了刻苦好学的习惯。我的成绩很优秀，这也是我虽然歷经五十年坷坎，在狱中待了二十三年后，至今仍能流利地说这两种语言的原因。 1949年是中国人命运大转折的一年，新中国诞生了。父亲不愿去台湾，他想让我们全家到法国去。他不是一个政治家，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对新的国家没有认识，但他热爱中华民族，时常为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而牵肠挂肚。他去法国，也是为了在以后适当的时候能够回来。 我没有跟父亲去。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得留一个将来欢迎你的人。 父亲虽然很是捨不得，但还是放心地留下了我。他认为我仅仅是个学生，一个有知识的青年，没有在旧政权中谋过事，不会为谁承担什么责任。我留下后，就没有什么能动摇他回到祖国的决心了。 几乎自解放战争一开始，校园里的气氛就不宁静，显得十分浮躁。解放军进城时，我们都去欢迎。那是一些跟泥土和血汗一样朴实的军人，他们给我的感觉不是从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走来的，而是从一块丰收的田地中走回来的。这支军队没有其他军队获胜后的不可一世，飞扬跋扈，而是像从农田里劳作归来的农民一样热情谦和，小心谨慎，甚至有些害羞。从他们身上，我一下觉得放心了，觉得原先的担忧和惧怕是多余的，甚至觉得家人大可不必为了这种忧惧而远走异国他乡。 我当时想，在这个新的国家里，我会像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人一样安宁，有田园诗一般的情调，有苦涩辛劳，有单纯而亲切的人际关系，充满着互助、关怀与和谐。可能也有农民似的纷争，但不会发展到互相倾轧和斗争——是的，那些军人多像我乡下的亲戚和朋友啊，我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 这是我后来加入解放军行列的原因。 刚解放时，我常常可以收到父亲辗转澳门或香港寄来的信。我也写信告诉了我对新政权的认识。我劝他尽快回来，不想他却害怕了。至于为什么，他在信中没有说，只在来信中流露出对我命运的担忧。 但我当时并没有在意，认为他的担忧是多余的，仅仅出于父亲对女儿的爱。 后来，与父亲的通信越来越困难，最后，我写的信都退了回来。到当兵时，我与家人的联繫就完全中断了。 我当兵是为了过一种新的生活，新疆的遥远和神奇令我嚮往。在当时，这也是一种能走向远方的方式。 我没有觉得西去的路有多么荒凉，因为它充满了传奇色彩。我知道这条路上走过许多伟大的行者，比如张骞、班超、法显、宋云、玄奘、耶律楚材、马可·波罗等，他们那穿越文明的脚步声一直陪伴我。加之我的亲人在遥远的异国，所以我所到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我没有思乡的情绪，只想向前，向前，走到越来越远的地方。 我一直走到了疏勒。 我一下爱上了这个地方。帕米尔高峻的身影，开阔的绿洲，奇异的民俗，空气中尘土和居民身上散发的气息，白杨林、泥坯屋、面纱、艾德莱丝绸、骑士、驴车……这一切使我像是来到一个梦幻中的地方。 我先是到了二军的一个骑兵师，当时它驻在于阗，是为了进军西藏而组建的。我曾骑马跟随慰问团翻越崑崙山、喀喇崑崙山、冈底斯山到阿里慰问部队。不久又调到喀什。 回到喀什不久，一位领导给我介绍了一位旅参谋长。他当时二十九岁，是在抗战期间投笔从戎的，军人气和书生气兼而有之。在当时的师团干部中，像他这种读过大学的并不多。他的干练精明、彬彬有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当时已听说过部队中女兵的婚姻问题，原来一直不信。后来知道了真相，还抗议他们包办婚姻。在一次舞会上，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真地对我作了解释，并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坚决拒绝分配给他的夫人。我当时对他的解释虽然不满意，但我知道他只能这么说。他也同时向我透露了他仍然单身。 那时部队经常组织舞会。他的舞跳得很好，每次他都是主动地、有礼貌地邀请我跳舞，不像有的领导，等着女兵去邀请他。我们常常一边跳舞，一边谈些曾经读过的书。在交谈中，我知道他对西方的文学、哲学和歷史都很了解。他也把当时能搜罗到的书借给我看。我们渐渐成了朋友。在当时，他是我唯一能够交谈的人。 我当时不知道，组织上在介绍我们第一次认识时，已把我“定”给了他。当时组织决定的，很快就可以结婚。而我们从相识到相爱却长达两年之久。他尊重我的选择，尊重我的内心，尊重我的情感，这在当时是很少的。我一直不明白，他在与我的相处中，是怎么做到不以一个首长的面孔出现的，我们一直是平等的两个人。我承认，我爱上了他。当时的很多女兵都是在没有任何爱的情况下结合的。我庆幸自己拥有爱情。 在大学时，就有一个追求我的男生，但我不爱他。我告诉他我即将在部队结婚的消息后，他曾割腕自杀。他因爱生恨，怀恨在心，最终陷害了我。1955年8月，在肃清反gemin运动中，他写信给部队说我父亲是中统特务，说我是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gemin分子，自上大学开始，就加入了特务组织。我当时结婚才一年多，与爱人过着幸福的、充实的、带着理想色彩的生活，我们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的未来都是乐观的、充满信心的。 第78页 我记得是8月27日的晚上，南疆的月亮很亮，天空很蓝。丈夫在伏案工作，我餵完刚三个月的女儿后正准备睡觉。有人打电话叫走了丈夫，他刚走，几个人沖了进来，说我被捕了，让我跟他们走。我大声申辩。孩子吓哭了，我想哄哄孩子，他们不让。他们抄走了我的日记、信件和部分书籍，粗鲁地、强行地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押走了。 几乎没有任何审判，根据那位同学的诬告信和父亲给我的部分回信，我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被宣判为“歷史反gemin”，要判处死刑。可能是丈夫做了工作，后来被判无期徒刑。在押往监狱之前，他们强迫我与丈夫划清界限。为了我爱的人和我的孩子，我同意了。 我想见见孩子，他们没有同意。 即使到了塔克拉玛干大漠中的监狱里，我还觉得自己是在做一场噩梦。但黑暗的牢房、冰冷的墙壁、牢固的铁窗，使我知道那是现实。 家人远在异国他乡，丈夫和孩子不能再相认，我身陷囹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切梦想转眼间破灭了。想到这里，我想以死伸冤。我咬破中指，用血在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冤”字，然后一头撞到了墙上…… ……但我……却没有……没有死成!我……我被他们……抢救……后,不再让我回……回单人牢房,而是放在一个大牢房中,让五个女犯轮流……监视……我…… 佚名：活着就是胜利(2) 我身高一米六七，是公认的美人。我的命运似乎印证了“红颜薄命”那句古话。监管人员垂涎我的美色，千方百计想占我的便宜。 那次自杀未遂后，我就决定无论如何我都要活着——即使像牲畜一样，我也要活着。除非他们枪毙我，我决不自杀。我认为活着就是胜利，就是战胜邪恶的唯一手段。我要活到他们向我忏悔为止。我要用活着来证实人的良知曾被彻底泯灭过。 半年后，我又被安排到了单人牢房，能摆脱那群魔鬼样的女人，我暗自庆幸。我找到了打发时间的方式，那就是默记英语和法语单词，有时还用法语和英语自己跟自己对话。 有一天半夜，一个狱头来到牢房，与我拉起了家常，显出让我受宠若惊的亲切样子，最后说，只要你好好表现，我可以给你减刑。 他以后就三天两头地来，一来就无话找话地聊上半天，磨蹭着不走。我已知道他是个人面兽心的傢伙，所以时时防备着。他说什么，我都以冷漠回敬。有一天，他终于扑向了我，无耻地说，只要我答应他一次，就为我减刑一个月。我给了他一个耳光，大叫着让他滚开。 他恼羞成怒，临走时恶狠狠地说，你不识抬举，我们就走着瞧吧! 过了几天，我被换到一个偏僻的单人牢房，我感到了这是不祥之兆，要回到原来的牢房中去。他们“哐”的一声关上了铁门。我见了，就威胁说，你们敢把我关在这里，我就自杀。 那个傢伙说，你自杀吧，反gemin分子在这里连狗都不如，你死了，就当死了一条狗。 当天半夜，有三个人打开了牢房的门，他们进来后就对我噼头盖脸一阵毒打，把我打倒在地后，堵住我的嘴，把我按倒在地，(被禁止)了我。这样的事后来就经常发生。在那个狱头1968年调走时，我在监狱中先后生了三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 我……我只能说……我的灵……灵魂是高洁的!我后来还知道，由于肃清“反gemin分子”时打击面过宽，五七年曾进行过甄别平反，正是那个狱头说我是真正的反gemin，没有给我平反。 在那十二年的时间里，他就以这种卑鄙的方式强暴我。我……我认为我……我的(禁止)早已死亡……一切恶行……都只能占有或消灭我的(禁止)，却永远，永远，不能占有我的灵魂! 我说过，我不会死去。在他们把我当成一条狗，想让我像狗一样去死时，我要像人一样活着。我要等到昭雪的时候，我要等到邪恶受到惩罚。如果我死去，这一段罪恶就刚好被邪恶轻易地抹杀。作为人类可以唾弃的邪恶就会以为没有发生过。我愿意把我(禁止)所承载的罪恶向世人昭示，在良知面前，我才能控诉! 直到1978年，我的冤案才被平反。重新获得了自由，从监狱走出时，我的头髮已全白了。1979年，我把三个(被禁止)犯送进了监狱。 我要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把我的经歷讲给我的儿子、孙子。我至少要让他们铭记，人不能沦为禽兽。 作家戴厚英在一本书中说过这样的话—— 上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还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 肖业群：从“社教”开始(1) 肖业群：从“社教”开始，我就一直是“黑样板” 我父亲原是国民党空军上尉，我的少年时光就是在迁徙中度过的。父亲的战斗机停在哪里，我也就到了哪里。先是桂林、贵阳，再是成都、长沙，最后到了上海。到达上海后，日本已经投降了。内战很快就全面爆发。到四八年，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已日薄西山，父亲将我和母亲送回长沙，说是让我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以便上学——我四岁开始启蒙，但因为父亲转战四方，所以直到新政权建立，我才上完高小。其实我父亲也有迫于当时的战争局势，要把亲属转移到国统区后方的考虑。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大势已去。1949年元月，我父亲回到宁乡，一脸忧郁，心事重重。他先到祠堂祭拜了祖先，再和亲属一一作别，像是要作一次远行。当他跪在祖母跟前时，他流下了热泪。 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又要去打仗吗?我看着父亲，不解地问。 父亲勐吸了一口烟，说，是的，一场恶战，打完这次仗可能就不再打了。 为什么? 因为有一方的老本已快输完了。 打完了仗，你就回来吧，可以安定下来了。 好的，打完了仗，我哪里也不去了。 可你打仗为什么还要把弟妹和妈妈带上? 你弟妹小，跟着我我放心，你妈是去照顾他们的，你要听奶奶的话，发奋学习。顿了顿，他含着眼泪，对我和姐姐说，你们生活虽然尚难自理，但已有自谋生路的能力，我先把你母亲和弟妹接走，过些日子再来接你们。 他把我和姐姐留给了祖母，当天晚上就悄悄地走了。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三十年之久。 而我的叔父，也即是与我一同入伍的堂妹肖哲明的父亲肖学太，则因轰动全国的“宁案”，早在30年代就家喻户晓。他同时也是宁乡人民革命史上与刘少奇、何叔衡、谢觉哉等一样具有影响的风云人物。然而，1952年，宁乡县将地下党员肖学太作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处死了，造成了一大冤案。直到80年代初才弄清了肖学太的身份和“宁案”的事实真相。这里有一份1983年10月15日出版的《党史通讯》，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我念给你听—— 第79页 肖学太是一位进步知识分子，马日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度脱党。1929年重新加入我党，奉命做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宁乡县党部书记长。1932年，叛徒梅仲登供出了肖学太与中共地下党员肖梅雨的关系，于是肖学太、肖梅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被解往长沙。湖南军阀何键要求将肖学太就地正法，由于国民系与湖南军阀何键之间的矛盾，陈立夫则搬来蒋介石的手谕这张王牌，要湖南将肖学太全案人证先送汉口，后交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审理。为了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反对在湖南倒行逆施的何键集团，经地下党员张子珩和民主人士胡良瀚等联络发动，由贺耀组、叶开鑫等资助经费，近千旅京湘人在湖南会馆集会后，前往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请愿，并用传单揭露了何键残杀湖南人民和汪精卫包庇何键的罪行，声援了“宁案”被捕诸人。1933年9月，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终于宣布肖学太无罪释放。“宁案”发生后，上海《申报》和天津《大公报》都作过详细报导。参与发动南京请愿的张子珩是奉党中央之命打入国民党军事部门的地下党员。他同许多避难到南京的同志一道，利用业已演变激烈的国民党内部斗争，揭露了何键等反动军阀的罪行，扩大了政治影响，实际上把这场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变成了我党领导的揭露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的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是我党在统一战线和地下斗争方面取得的成果之一。 我父母及弟妹身在海外，叔父肖学太又被镇压。我的家庭出身也由减租反霸时的中农，土地改革时的富农，在土改复查时“上升”到了地主。 这三重东西像大山一样压在我的身上，使我在“文革”结束前的漫长岁月中一直难以抬起头来。 特别是我来部队第二年，即听到了叔父肖学太被枪决的消息，我当时十分震惊。我和肖哲明内心不明白，为什么国民党要处决他时，南京的地下党组织了上千人通过各种渠道去营救;而革命成功了，他又被共产党枪决了。早知这样，他们当初何必花那么大的代价去营救，还不如让国民党镇压掉算了。 为此，肖哲明被下放八年。 我也受牵连。如果没有我的婚姻作保护，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我从“社教”开始，就一直是“黑样板”。 我和肖哲明当兵时都在宁乡乡下。肖哲明的姐姐肖念慈当时已参军到了长沙的部队里。她写信给我俩让我们当兵，叫我们不管怎么样，只要能走，就一定要走。 我告别了祖母和姐姐，与肖哲明一起，背着一个蓝布包就出发了。我俩年龄就相差几个月，当时都才十四岁;体重也只相差两公斤，我四十公斤，肖哲明三十八公斤，我俩怕体重不够，在衣服和裤子口袋里都装了石头和铁块。但由于装得太多，在体检时被发现了。大家都笑话我们。我是姐姐，胆子大一些，就说，我们是为了革命才这样做的。也因为我的这句话，徵兵的人微笑着让我俩过了体检关。 我俩一起被分到了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六师，我在师机关，肖哲明到了文工队，当时二十六师除政委和政治部主任以及部分起义的国民党军官有家属外，其余的全是光棍。 1952年2月，二十六师文工队与二十二兵团文工团合併，肖哲明到了兵团文工团，演奏曼陀铃和小提琴。从那以后，我们姐妹俩就分开了。肖哲明一心钻研艺术，到全疆各部队去演出，而我面对的却是婚姻问题。我们是五一年六月上旬到的唿图壁，学习了三个月，但当年只要年满十八岁的基本上都结婚了。我们几个年龄小的也害怕，怕我们这么小就要让结婚。婚虽没有让结，但谁跟谁大多数已指定了。 入伍当年，有一次师政委鱼正东碰上我，寒暄了几句，就问，小鬼，你父母在干啥?家里是什么出身呀? 首长，我爸是国民党军队的空军上尉，母亲一直持家，四九年，他们去了台湾，临走时写过一封信给我和姐姐，从此再无消息。家里原是中农，后来划成富农，最后划成了地主。我们家是个大家庭，连叔叔伯伯共有三十多口人，就四十来亩地。 哦，你爸是空军呀，可没少轰炸我们呀!你这种情况，小鬼呀，我到时一定给你找一个出身好、根子硬的对象。鱼政委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 我的脸马上红了。我羞涩地一边跑一边说，我不要对象，我还小!然后又认真地说，我爸当初当空军时，是去炸日本鬼子的，他参加过抗战! 我的话引得政委哈哈大笑，说，你小，你总会长大的嘛，至于你爸爸嘛，他至少有一半是英雄。 我以为政委是师里首长，哪有工夫琢磨着给人家做媒呢，他只是跟我开开玩笑罢了，没想他真把这事放在了心上。 第二年，鱼政委和机关的人一起在地里拾棉花，招手让我过去，我挎着拾棉花的红柳筐子，甩着两条长辫子，就跑过去了。向政委问好后，就问，首长找我有事呀? 肯定有事的，我去年跟你说过要为你物色一个对象，现在已有眉目了。小伙子精干得很，想不想见见人家呀。 我的脸又红了，连连说，首长，我真不想找对象，我真不想找! 是不是有对象? 肖业群：从“社教”开始(2) 嗯……是的。我撒了个谎。 难怪不要我介绍的，说一说他的情况。 他二十岁左右，他找过我，我还没答应，不过，我觉得我们年龄挺般配的。 真是个小娃娃，他二十岁左右懂什么?你什么都不需要，你需要一个政治上能保护你的人!找你的那个小伙子，你可不要答应啊!我也给你介绍个年轻的，不但年轻，出身还好，相貌堂堂，包你喜欢。 我能感觉鱼政委确实是在关心我。父亲抛弃故乡和女儿，加之我当兵到新疆一年来的经歷，已使十五六岁的我成熟了。我虽然也幻想着浪漫的爱情，但也知道找一个子弟兵、找一个出身好的人对自己的重要性，因为当时——包括后来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一个好的出身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以此为价值取向的。还有，就是我刚入伍不久，在兵团学习时，有一次就枪毙了八名叛逃的国民党军官，我当时害怕得晚上都不敢出门;也是那一次，我暗暗地对自己说，以后如果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子弟兵。 所以，鱼正东让他妻子霍振芳为我说媒，介绍后勤处指导员王富民时，我不好再说什么，因为没有见过人，我只好在心里说，但愿能撞上一个好一点的吧!没想见了王富民，见他年轻力壮，还是比较满意，于是，我就问霍振芳，他年纪多大了，她说他比我大五岁;我就说看起来好像不像这么小的。人家是子弟兵，一路打仗过来的，来这里又成天劳动，怎么也会显老相的。听她这么说，我就不再问什么了。因为我当时已知道，在这情况下，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得接受。 我后来一打听，知道王富民实际比我大九岁，心里想不通，就去找鱼政委。 首长，你跟霍阿姨一起闹了我。 鱼政委笑着问我，哪里哄了你? 第80页 阿姨说王富民只比我大五岁，实际上比我大九岁。 你个小鬼也是，五岁跟九岁有多大差别呢?男的比女的大十岁以内从生理上讲没什么的。何况这个人政治上可靠，个子也高高大大的，品行也好，他的工作能力也许不是很强，但不易犯错误，不管你将来怎样，他都会对你一辈子好的。这点，我可以给你打保票! 听政委这么说，我就默认了。1954年，我们结了婚。 虽然从认识到结婚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因为都在忙着垦荒造田，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彼此交谈的机会几乎没有。在那个年月，除了劳动，其他的一切似乎都被免除了，所谓的婚姻，也是从“屯垦戍边，稳定边疆”这一政治需要出发的，通俗点说，就是为了让二十万大军都能有个老婆，生一堆孩子，在这片土地上安顿下来。还有，王富民是行伍出身，只上过兵团的速成中学，上了不久，上头说，你们都大了，去劳动吧，为你们的儿子创造条件，让你们的儿子来上学吧，就解散了。所以，对于谈情说爱，他也不懂。他脑子里仍和许多农民军人一样，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打下了江山，有了老婆，赶快生几个孩子。所以，彼此也没多少话好说。我们性格不合，但因为我在五五、五六、五七年连续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他对我还是很好的。 的确，诚如鱼政委所说的，王富民是个可靠的人，在“文革”期间，因为他“根正苗红”，我虽然也到车间干过活，下放到团场劳动过，挨过批斗，但在那个发了疯的年月，我所受的罪相对要小得多。所以，我应当感谢鱼政委。 我们这一代人，有过真正爱情的是很少的，所有的爱都被政治代替了，所有的生活都被抹上了政治色彩，人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向政治看齐，都必须以政治为目标。不管你是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好;不管你是有意的也好，无意的也好。 早在1963年，我父亲通过多方打听，经香港来信，期望有朝一日，我能到他身边。我收到那封信后，害怕得不行，当即就交给组织了。从此与父母又断了音信，直到70年代末。 1972年，父母及弟妹陆陆续续从台湾移民到了美国。八○年五月，我在大陆唯一的姐姐移民到了美国。我姐姐在我当兵后不久，考上了西北财经学校，毕业后，分到青海工作。姐妹俩经常通信，通过这种方式寻找着内心的依靠。 不久，我也获准去美国探亲。一到美国，家人就要马上为我办移民旧金山的手续，但我婉言拒绝了。我决计要回到新疆来。这令许多人大惑不解，他们说，你在那个地方吃了那么多苦，而你即使要回祖国，也该回宁乡去，那才是你真正的故乡。 我笑了笑，没作任何解释。 我曾从教二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宁乡的确是我的故乡，但那只是从血缘上而言，我心灵中的故乡就在新疆，因为我为她付出了一切。 黄群英：我对不起这片土地 我住的这地方是维吾尔族人聚居区，已十几年没有和外面联繫了，没想到你们还能找到我。多谢杨映群的老伴袁旭把你带到这里来。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真的，我只是感到惭愧。我先给你讲讲杨映群的故事吧! 她是湖南湘阴人，1952年初和她堂妹一起偷偷参军。记得考试时，让她谈谈新疆，她对新疆一无所知，不知道该怎么写，是她堂妹帮她写的，就写了那么几句话，无非是新疆地大物博、路途遥远，是个大戈壁之类，后来就考上了。 和很多湖南女兵一样，我们当时都没想到会在新疆待一辈子，招聘团的人在长沙说，去新疆当兵，三年后想回来就回来。我想三年一转眼就会过去，到时回来就行了。到新疆后，没想到会这么荒凉，这么苦，几百里的大戈壁上，看不见一个人影子，在口内哪有这样的事情? 第二天，我们出发了。颠了半天，到了塔什店。那里有一窝子水塘，水塘边有几株水柳，四周全是坟堆似的秃山。既没有店，也没有房。在那里下了车后，带队的人说，这里就是将来要建大工厂的地方。招你们到新疆来，是来搞建设的，不是让你们来享福的。看到这光景，大家的心全凉了。下车后就挖地窝子，一个地窝子里住三个人。一到晚上，躺进去后，自己都觉得害怕，好像自己不是人，而是鬼，不是在人世里，而是在坟墓中。外面的风“呜呜”尖叫着，鬼哭狼嚎一般，吓得三个人紧紧地挤在一起，直打哆嗦。那时候年纪小，瞌睡多，颠了一上午，又挖了一下午的“窝”，很快就睡着了。但那一夜做的梦可真吓人，一会儿狼钻进了地窝子，一会儿地窝子里有死人的白骨架子，一会儿压在了大地下头，怎么也挣扎不动。第二天早上醒来，风不知什么时候已把地窝子的盖子掀掉了，被子上落了一层土。大家也泥鼻子泥眼睛的，我看你觉得好笑，你看我也觉得好笑，最后都笑了起来。 原说三年可以回家，三年满后，不让回。不回也就不回了，最苦的日子熬过来了，总该有甜的时候吧，就这样盼着。既留下来，就继续好好干。杨映群立了四次功，奖状什么的，厚厚一大摞。记得她一直想着回湖南，但现在还在这里待着，和很多人一样，一辈子过来了，有了儿子，又有了孙子。 我1951年在长沙参军，第二年在师部会计训练班学会计，返回团部时，不幸在铁门关翻了车。出院后，我虽然还是坚持工作，但总是不方便了。1962年，全国陷入饥荒，我当时已有五个孩子，领导劝我从大局着想，从工作岗位上下来，回去当家属，带孩子。我就下来了，从此，靠每年一点点残废金生活，全家陷入更加穷困的境地。 既然动员我当家属，既然不能再去工作，我哪怕讨口叫化，也要养育好五个孩子，让他们成人成材。这样，我不远万里来新疆，也算是为它尽了自己的力，我在心中鼓励自己。丈夫每月几十元工资，很难口。我就在鱼肉便宜的时候买回来，用湖南的方式熏制成腊肉、腊鱼，这样，全家可以在夏天不买新鲜肉，还可以卖一点，补贴家用。直到现在，我还这样做，当然，现在主要是自己吃，因为几十年下来，全家已习惯了吃腊肉。也卖一些，因为我做的腊肉腊鱼已成了风味食品，一些老主顾喜欢吃。 我自从“下岗”之后，无论多么困难，从没去找过领导。有苦，我自己吃;有难，我自己受。 我常常回忆起自己工作的那十年时光，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我们一共十姐妹——她们现在全都健在。家里穷得不行，毛主席让妇女来当兵，建设新疆，那是对妇女的信任，所以那时候真是拼了小命儿地干。我心甘情愿地干，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三年没发津贴，说支援新疆建设，心里一点怨言也没有。我工作的那十年真好，当然，后来我也觉得自己没有虚度，我把五个孩子养大了，并把他们培养成材，又把他们全留在了新疆——大女儿在医院当主任，大儿子停薪留职后做生意，三儿子在电力公司工作，二丫头当医生，三丫头在民政局当干部，全家回来，近二十口人了。这是我的贡献。对于新疆，过去需要人来建设，现在和将来同样需要。 第81页 我养育五个孩子的确是呕心沥血。我的腿脚不方便，但生活艰苦的年头，我每天都要一瘸一拐地到郊外去割苜蓿，挖野菜。后来，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我就把苞谷秆和葵花秆子成捆成捆地背回来，在大铁锅里熬，然后用手挤，用木槌砸，弄出汁液，滤出淀粉，然后和干葵花叶子熬了吃。再后来，我自己去开了一亩盐硷地，种小白菜。但那些小白菜刚长出不久，就被人拔去充飢了。我辛苦一场，只捡了些黄菜叶子熬了几顿玉米煳煳。为了让孩子们多吃一口饭，我常常只喝点野菜汤。所以，也不知有多少次，我饿得昏倒在郊外的野地里。有时，我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捋些榆树叶子，剥些杨树皮，咽到肚里充飢。 我与丈夫袁祖武1952年初就结了婚。袁祖武是湖南桃源人，比我大十岁，背有些驼，头髮早就花白了，才五十来岁时就已是满脸皱纹，他还有非常厉害的气管炎。他经歷的艰难人生，已使他难以撑起一副军人的风骨，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得有些拖沓。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几十年了一直如此。 他是抗战前夕被抓壮丁进了国民党王牌四十七军，随后就参加了抗战，和日军在常德血战七天七夜。解放战争中他因伤被俘，后来，加入了解放军，从山东一直往西打，最后落脚到了库尔勒。 不管是谁问他的经歷，他都只会说上面这几句话。他用这几句话就把他的一生说完了。他最喜欢的人是王震，他认为王震这人性格直，善于鼓动部队。他跟我讲，有一次王震在他们部队作报告，说，小伙子们，我知道你们想什么;大姑娘们，我也知道你们想什么。小伙子想大姑娘，大姑娘想小伙子，小伙子们要好好干，以后给你们一人发上两个老婆。他当然是开玩笑，但这些兵却觉得他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王震虽然说的是玩笑话，可把我们女兵吓坏了。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我们部队作报告时也是这么讲的，他讲到那里，所有的男兵都高兴得直鼓掌，我们却吓得偷偷直哭!心想他是司令员，这么说，也一定会这么做的。我们那时哪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呀。 我一直很想念故乡，但因为以前要拉扯孩子，我没有条件回去;现在可以回去了，但费用又高了，往返一次，没有六七千块钱，不敢动身。儿女们凑钱让我回去，当我要上路时，又决计不去了。因为我当年是抱着建功立业的志向来新疆的，不想最后一事无成，我哪里还有脸面回去呀!这么多年来，我之所以很少去找老乡，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比她们低一头。她们为新疆工作了一辈子，而我只工作了十年。我对不起这片土地，我为她做的事情太少太少了。 王爱湘：十三连是团里公墓的代名词(1) 我们到达焉耆后，在马棚子里住了两天，就开始分配，原来好几车人，这一分，人就少了，一车还没装满。然后车子就唿唿地继续往前开，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庄稼，看不见村子，也看不见树。就那座死气沉沉的天山，忽远忽近地在一旁陪伴着，就听天由命地任汽车把我们往前拉。 最后天黑了，按口内的时间，该是半夜了，车子才停住。带队的干部就喊下车吃饭，下车吃饭。 到了吗?有人看见外头黑天黑地的，就问。 带队的干部说，路还远着呢，今天走不走，吃了饭再说吧! 大家就在汽车的灯光前围成一圈，喝着水，吃着干粮。忽然，车“轰”的一声响，掉头开走了。我们这才知道，这就是我们要来的地方，十八团团部所在地。因为前面有些女兵一看见光秃秃的戈壁滩，就不下车，所以那些司机怕我们也这样，哄着我们下车吃饭，把带的东西卸下来，就把车开走了。 我们这才往四周看去，没有看见一间房子，只有黑黝黝的一片戈壁。只有一根旗杆立在那里，被漠风撕裂的军旗发出“唿唿啦啦”的声音。哨兵像影子一样游动着。然后，平地里出现了几缕灯光。有几个人提着马灯，像从地里冒出来的，走到了我们跟前。一个人开始对我们讲话。大家的心都凉得不行，没几个听他讲了一些什么。后来，当他说他代表全团官兵欢迎我们时，我们没鼓一下掌，就陪他的那几个人“噼噼啪啪”地拍了一阵。那声音在空旷而沉寂的戈壁滩上显得很不协调。然后，他让一名干部安排我们去休息。后来，我们知道那个讲话的人是团政委阳焕生。 我们不知道哪里有住的地方，就跟着那干部走。一路上看见一边有一排排整整齐齐的黑洞口，从那里面竟然发出“唿噜唿噜”的鼾声。这可把人吓坏了。有人以为是坟，以为有鬼呢，以为鬼还打唿噜呢!还有人以为里面饲养着什么动物。反正，好多人都不吭气，都冒着冷汗，竖着毛髮，紧紧地挤在一起往前走。有个胆儿大的老乡，实在憋不住，一下冲到那走在前面带路的干部跟前，朝他踢了一脚，那干部痛得“哎哟”叫了一声，然后生气地问她，你个小鬼，为什么踢我?我哪里惹着你了? 那老乡没有理他，只对我们说，他是人，是个人。 我们以为你是鬼呢，这黑洞洞的洞里怎么有声音发出来?吓死人了。我们赶紧对那正在生气的干部说。 那干部一听，顿时笑了起来，笑得都蹲在了地上，好半天才忍住笑，说，那里面住的是人，那就是部队的住处，叫地窝子，这戈壁滩上，自古就没个人烟，哪来的鬼呀? 在老家，谁要是穷得住窝棚，就不得了啦，难道部队穷得连窝棚都住不起吗? 这戈壁滩上，没有草，没有树，怎么搭窝棚呀?明天天一亮，你们就知道了。 正说着，大家到了一个黑洞洞的洞口前，那干部说，这就是你们的住处，两眼地窝子，一共可睡三十来人。里面铺着芨芨草，把被子一打开就可以睡了。 但没人动，好像那不是人类的居所——人类摆脱穴居已不知多少年了，没想到20世纪中叶，却有二十余万人在新疆过上了这种生活。大家都愣愣地站着。 怕什么呀，不行，我先进去给你们看看。那干部说着，提着马灯进去转了一圈，接着说，的确是住人的地方，自然啦，这是临时的，以后，条件会改善的。 有些女兵把背包放在戈壁滩上，坐下了。 两个年纪小的把头放在膝盖上，很快睡着了。 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我们要回去，送我们回湖南去!然后大家都跟着嚷嚷起来。 要走也得天亮了再走哇，这深更半夜的，怎么走呀，往哪里走呀?那干部也着急了。 大家也许的确是睏倦了，没人再吭声，有人抱着背包往里走。大家都跟着往里走。有人哭了，这一哭可不得了，大家都哭了起来，哭声响成一片…… 听人说，这南疆三年能下一次雨，就算老天爷开眼了。可我们到后的第二天上午，就下了一场雨，老兵说，那雨是我们哭出来的。 下雨了，又勾得我们想起湖南家乡来，加之那雨淋坏了地窝子，我们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女兵们又哭了。男兵们站在远处望着我们，望着像落汤(又鸟)似的我们。 第82页 这些出入过枪林弹雨、身上的硝烟味尚未散尽的男人，现在扛着或拄着砍土鏝，神情忧郁，用饱含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们。 即使是我们的啜泣和哭喊，也使他们感到了无限温柔，使他们看到了生活的色彩。看到了荒原上的一线生机，正是我们这些女兵使一半成为整体。我们是他们的姐妹，也是梦想中的爱人和未来的母亲。我们承载的是半个世界或许更多。 哭归哭，三天以后，真格的东西就来了，开会、讨论、汇报思想、检查日记。最后落到一点：建国建疆，立家立业。但每个人似乎都认准了一个理儿，那就是不能找对象，不能结婚，不然就回不了老家了。但事情并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样。最后，谁也摆脱不了命运的安排，几乎全在这里成了家。 自从陈淑惠与老赵结合以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吾瓦，她在这里与盐硷地战斗了一生。 你不知道，这里的盐硷有多厉害。1952年，全团播种粮食四万一千七百八十六亩，盐害面积就有两万二千一百零五十五亩，达到百分之五十多，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的1961年，盐害面积达到了三万多亩，1974年，达到了近五万亩。 最让陈淑惠痛苦的是，有些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地，由于泛盐严重，不得不弃耕，必须灌水洗盐才可能有一些收成，但土质变劣，产量锐减。“头年小丰收，两年便减产，三年‘秃子头’，四年把种丢”就是土地盐化减产的生动写照;有的条田则成了“盐硷滩，苇子草，十亩庄稼一肩挑”。一、三支渠及三支渠土地是陈淑惠和全团官兵们当年一起开垦的，最后都不得不抛弃了。当她看着那泛着盐硷、一片荒芜的土地时，当她跟着大家撤离那里，抛弃那些土地时，自己的心都要碎了，仿佛抛弃的不是土地，而是自己的孩子。大家的心情都灰灰的，脚步特别沉重。陈淑惠一次又一次回头去望那些土地，一次又一次淌下了伤心的泪水。1964年，全团弃耕面积达到了七万余亩。到80年代末，重新开垦、收復这些弃耕地时，已经退休的陈淑惠又参加了。 这块贫瘠的土地是不适宜耕种的，早在1952年，苏联土壤专家柯夫达到吾瓦考察时，就曾经下过结论。经过了近五十年的种稻洗盐，这片土地才渐渐变得肥沃。但这时，陈淑惠的身体已经垮了。 陈淑惠是在参加一次收復弃耕地的劳动后，感到身体不行的，那时她六十一岁。后来，她一直熬着，最后身体越来越虚弱，但她还是一直参加劳动。她在吾瓦一直种棉花，退休后，她每年都要去拾棉花。这本是一种十分辛苦的劳作，但对她已成了习惯，如果到时候不到棉田里去，就浑身不舒服。 王爱湘：十三连是团里公墓的代名词(2) 她最后是倒在棉田里的，当时棉花已经拾完了，连棉秆也收去作燃料了。天气是在深秋，大地已有些萧条。她一直想到田野里看看，在田地走着，突然眼里流出了泪水，她没有用手去擦，而是任它流着。这时，她看到了自己进疆后栽活的第一棵胡杨树。她像碰到了一位老朋友似的，急切地向它走去。但她已走不快了。 她那时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六十多岁，唉，六十多岁就老成了这样，真是丢人啊! 六十五岁那年，她死在那棵胡杨树下。人们发现她时，已是次日中午，她的衣着整洁干净，脸色平静、安宁，白髮梳得十分整齐，中午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她背靠的树一夜之间，叶落殆尽，有些金黄的叶子就在她身上盖着。 她所埋的十三连，是坟茔的代号。那是一大片的坟地，先前的排列整齐，后来的显得凌乱，远远看去，一个接一个的土包显得没有边际。生者与死者的界限，是一条水渠。水渠一边是坟墓，一边是农业连队。 唉，说起来——辛酸哪，陈淑惠确实不容易啊!她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有老家的人来看她，一过六十岁，她就常常说，她死后要在坟前立个碑，写上“湖南长沙女陈淑惠之墓”，说老家来了人好找。她还说她的坟头要朝着东南方向，说她的老家就在那里。平时香梨熟了，她就会说，哎呀，老家的人这个时候来了就好了，可以尝尝我种的香梨了;打谷子的时候，她就会念叨，唉呀，老家的人这个时候来就好了，可以尝尝我们吾瓦的新米了;春天来了，她就会说，老家的人这个时候来就好了，这正是我们吾瓦最好看的时候;冬天她则说，老家的人可不能在这个时候来，太冷了，到处光秃秃的，连一片树叶都看不见，见我生活在这里，一定心酸的。 可是……唉! 陈修明：我在遥远的异乡孤独地生活着(1) 我们幼年文工队共五十多人，是1951年3月8日随二军军长郭鹏一起从长沙出发的，因为他要回新疆，就把我们捎带上了，所以我们这批进疆女兵可能是人数最少的一批。 我是湖南郴州人，三岁丧父后，母亲改嫁，所以只能跟着叔叔过。当时郴州号召我们参军是以抗美援朝的名义。说是九军的人已开往朝鲜了，只有番号还留在国内。 我到新疆后，分在二十七师七十九团，该团驻地在和硕滩，那是一个很穷很苦的地方。只有戈壁滩，看不见一棵树、一个人。风遇不到丁点阻挡，特别劲勐，有时能把站着的人掀翻。狼则有恃无恐地一边嗥叫，一边奔突。 当时排节目的时间很少，一般都是和大家一起劳动。每天天不亮，那首《戈壁滩上盖花园》的歌就唱起来了—— 没有工具自己造， 没有粮食打野羊。 自由的种子撒下去， 幸福的泉水流不完。 ………… 等到天黑尽了，我们才又唱着这首歌返回营区。 我人小，但一到部队，就让我当班长，领着大家劳动、开会、读报、讲怎样受压迫。所以领导表扬我说，你虽然出身不好，但还没有留下阶级烙印，要我一定好好干。 听领导这么说，谁不感动呀!我恨自己不能长出三头六臂，把所有苦累活儿都揽下来。 乌库公路是王震亲自筹划的，1952年2月正式开工，由新疆军区工兵团担负北线施工，二十七师担负和静至天山冰达坂的南线工程。 自古以来，天山就阻碍着南北疆的交通，乌鲁木齐和库尔勒之间，雪山横亘，冰峰高耸，悬崖千仞，恶水激盪，歷史上乌鲁木齐到南疆都绕道白杨河、託克逊。民间谚语说：“千年冰峰人难开，要开除非神仙来。” 我跟着二十七师的筑路官兵上山了，当时正是风雪肆虐、严寒凛冽的时节，大家背着行装，带着武器和工具，踏着没膝深的积雪向天山腹地进发。 乌库公路工程在我国公路施工史上是罕见的，它几乎集中了我国修筑公路的所有难点：气候恶劣，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复杂，施工难度大，工程艰巨，生活艰苦。天山山谷气候变化无常，冬天冰雪覆盖，河水结冰，塔松挂满晶莹的冰凌，雪崖时时坍塌堵路，狂风阵阵颳倒工棚。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把地表冻得如钢板一般坚硬，施工战士呵气成冰，人人鬓髮鬚眉上都结上冰霜，赤手一沾钢钎便撕掉一块皮肉。崇山峻岭，连绵不断，悬崖峭壁，激流湍急，乱石坠落，随时发生。高山缺氧，唿吸困难，连馍馍也难蒸熟，开水不到九十度便沸腾，加之生活困难，缺肉食，缺新鲜蔬菜，不少人的指甲下陷，不少人得了夜盲症和雪盲症。筑路的指战员们在海拔4200米的天山主峰——胜利大坂，穿云破雾，噼开一个隘口;在峭壁悬崖上凿石，在急流深谷架桥，在泛浆地带铺路。 第83页 我们文艺组是踩着大部队的脚印前进的，开头坐马车，到了天山脚下后，就开始爬山。沿着羊肠小道走了好几天，才到达要翻越的天山达坂下。前往达坂的路连羊肠小路也算不上了，好多地方是沿着人凿出的脚窝子，四肢并用，像猫一样往上攀登。岩壁立，危崖突兀，使人既不敢往上望，更不敢向下看，那可是真正的上天山。 到了山里后，由于后勤供应困难，粮食紧张，蔬菜更是没有，大家只能早上吃盐稀饭，中午吃盐炒饭或盐水咽干馕，晚上是吃盐拌饭。 那里的气候也不好，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乌云遮天，一会儿大雨倾盆，一会儿风雪交加，弄得人不知该穿什么衣服才好。 我们文艺组的主要任务是把当天的好人好事、先进个人、工程情况现场编成节目，唱跳一番，然后就是帮战士们洗衣服，谁洗的衣服多，谁就是先进。雪水冰冷刺骨，十分难受，但大家一点也不在乎，有些女兵来了例假，照样在冰水里劳作，很多人从那以后，就落下了病。 乌库公路全长四百多公里，当年就通车了。为修这条公路，共有一百多人牺牲，平均每四公里就埋着一位兵团战士的尸骨。 公路通车后，我去乌鲁木齐参加了军区文艺汇演。结束后，就派我到山东去。去干什么呢?当时新疆还有一部分老同志没家属，急需解决。因为山东是个老解放区，有好多仗都在那里打，好多男人在战争中战死了，寡妇很多，另外，山东当时据说女多男少，就准备上那里去招些女的来。这次在年龄上要求非常严，必须是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其他条件基本上不作要求。 每个师去十一个人，合起来组成新疆军区赴山东招聘总队。对哪个师到哪个地区、动员多少妇女实行划片。我们二十七师到莱阳专区做动员。当时，招聘总队的山东人极少，这是怕他们知道新疆的情况，进行反宣传，人家不来。我们也不许说新疆不好，并把它作为一条纪律。这项工作我很反感，但又不得不去做。 和我们一样，许多山东女兵对新疆的情况一无所知。几乎每个我接触的人都会问我，同志，人家说新疆很可怕，你认为怎么样? 当然好，那是个好地方。 新疆的人身上都长毛吗? 你看我是新疆来的，我身上长毛了吗? 听说他们还吃生肉，是这样吗? 那是传闻。 那里的人也像我们一样，一天三顿都是吃地瓜干吗? 不，那里的人吃玉米和小麦，有时还有米。 听说招我们女人去，男的站一排，女的站一排，对上谁了就和谁结婚，是不是? 我是1951年去的，现在还没结婚。 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回答了多少遍。它像外交辞令一样圆滑。我用别人对付我的方式来对付这些姐妹。后来，我开始逃避她们的询问，但怎么能逃避开呢? 陈修明：我在遥远的异乡孤独地生活着(2) 有一天，一个寡妇来参军，她已三十五岁，她十五岁结婚，婚后不久，丈夫就当兵出去了。先是在国民党部队，后来又到了共产党部队。她丈夫在三○年和四一年捎过两次话回去，使那女人知道他还活着。她就一直等他。等到解放，再没有消息。过了好久，才知道他在四八年就牺牲了。她等了整整二十年，没想等来个死讯。她问我是不是分配婚姻。我想她是我母亲辈的人了，就点头说是。她说女人天生苦命，能有一份衣禄，也没什么。反正，她问新疆的情况，我都如实说了。她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说要去那里，不去那里，怎么活下去呢。 其实，我跟她们说实话，只是要给她们一个选择的余地。这些女的大多是农村的，她们的选择大多是为了寻找活路，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可能都左右不了她们。她们是知道实情来新疆的，思想都很稳定，因为无论遇到什么，那都是她们自己的选择。而开头不知实情的，自上路后就大吵大闹，她们没有文化，骂人特别厉害，骂的话难听得很，有些性格刚烈的，甚至跳车。但我们师却没有这种情况。 自山东女兵来到新疆后，每个连队都有女的了。但当时还只能轮到连级干部结婚。 从山东接兵回来，我就在团政治处负责妇女工作。我那时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却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了。比如说，有时连长、指导员都喜欢上了一个山东姑娘，闹了矛盾，我就得去调解;还有三个女的都看上了年轻的小文教，我也得解决。 教导员侯同兴看上了团部的一个山东女兵，捎话人也是我。因为当时部队都在下面开荒，连星期天也没有，他根本没时间到团部来。 教导员把信交给我，我再交给那女兵，那女兵很生气。 不久，教导员提升为政委，为了让他们见面，我们就把她推进房里去。 政委问，你刚才在干什么? 女兵说，在剥玉米。 把手给我看看，我看看你的手，就知道你怕不怕劳动。 女兵红着脸就把手递给了他，他握住，在她手心里写了“我爱你”三个字。 女兵的脸就更红了，低着头说，这是你写的，与俺无关。 政委的确非常爱她。那时，年龄太大的老同志大多已与湖南女兵结婚了。后面的男同志年龄相对小一些，加之山东女兵的年龄相对也大一些，文化程度相对低一些，出身贫苦，对生活(包括爱情)容易满足，所以许多夫妻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感情就培养起来了，有些还挺恩爱的。 现在，就说说我自己的婚姻吧。 记得那是我十六岁那年的一天晚上，大家挤在戈壁滩上看电影，政治处保卫股的罗干事让他的老乡来找我，叫我出去。我挤了半天，没有挤出人群。我想，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就继续看电影。 第二天早饭时，我看见了他，就问，罗干事，你昨晚叫人找我有啥事呀? 他脸一红，扭头走了。 其他人见了，“哄”地全笑起来，我才明白了一点。 有一天，他找到了我，脸红了半天——他当时也才二十岁出头，说，我想找你说件事。 我见他紧张得额头上直冒汗的样子，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我说，什么事你快说吧，看把你紧张的。 我们谈朋友吧!他像下了决心似的用发抖的声音说。 从内心讲，我还是喜欢他的，因为我们都年轻，因为年轻可以使我们接近。但我当时的确还不知道情为何物。我说，我年龄还小。 我们可以保持关系。 我说，不行，在部队你是知道的，假如我们相处后我对你不满意了，人家会骂我作风不好。 他听后，就默默地走了。 不久，他又说他要去找组织谈谈，说要与我谈朋友。当时他根本不符合结婚条件，组织自然不会答应他。 从此后，我就常常看见他在野外拉小提琴，是那种很悲伤、很忧郁的调子。我听了，心里也很难过，正想着要去安慰安慰他，不想后来那琴声没有了。我一打听，得知他已被调到了别的部队。 第84页 后来，组织科长给我介绍了对象，他是四七年从河北参军的子弟兵，在家就是儿童团员，有一些文化，参军后搞机要工作。好多人是徒步进疆，他是跟着王震乘飞机抵达迪化的。来新疆后仍从事机要工作，后到八一农学院学习，毕业后分到了七十九团。 我对他印象不深，只是组织科长出面，我作为一直搞妇女工作的人，自然知道意味着什么——只要介绍了，就表示组织上给你定下来了。 他出身贫农，又有文化，第二年提为教导员，第三年便当了副团长。 有一天，他找到我，对我说，小陈，有几对人今天结婚，我们也结吧，组织已批准了。 我当时连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有多长时间都想不清楚，但一想组织已批准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就说，你定吧! 我渐渐地也不奢望什么，只求安然度过一生。他除了脾气不好之外，也没太大的毛病。不想“文革”开始，他就跳出来了。 他一夜之间变成了两个人，在人与魔鬼之间，我分辨不出他属于哪一种，但在当时，他从事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圣——他是“红色战士”的头头。除了他的盲目，还有他自己那“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子弟兵”三块“金字招牌”，加之他口才好、有能力、有号召力，使他迅速进入“革命”和“造反者”的阵营。他带着红卫兵三次进京“朝圣”，回来后就开始批斗团长、师长，以至兵团政委张仲翰…… 但“文革”结束后，那一切烟消云散，他从天上跌落下来，摔得很惨，却不知怎么跌落下来的。他两手空空，得到的却只有人们对他的仇恨。他被人怨恨，生活在冷漠之中，他的良心也越来越不安，内心感到越来越愧疚，他在自负和忏悔中早早地去世了——他去世时是八三年，刚满五十三岁。 他没有给我一个孩子——有人也因此骂他，说这是因为他把事做得太绝的原因，我们曾从他老家领养过一个侄女，他去世后，她也回老家去了。 陈修明：我在遥远的异乡孤独地生活着(3) 然后，由我独自一人来承受从他身上转嫁到我身上的怨恨。开始我觉得很冤，后来，我觉得作为她的遗孀，我应该承受这一切。“文革”中有那么多人受害，害人的人也应该受到惩罚。如果罪恶轻易地化作了烟云，那么，它可能随时会再次发生。 所以，我选择了不与外界交往，选择了在这间寒冷宽敞的平房里，孤独地生活。 我，就以这种方式承受着敌意和不公，替丈夫赎罪。 故乡因为没有亲人而成了异乡，这里也因为那种彻骨的炎凉也成了异乡，这人间似乎已没有我的居所，我在遥远的异乡孤独地生活着。 但我并不想终老于此。我期待到养老院去，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 朱楚湘：“湖湘子弟满天山”(1) 朱楚湘：“湖湘子弟满天山”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因为姐姐朱楚兰一个人进疆而全家出塞的事情，我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只记得五一年的春天细雨绵绵，薄雾蒙蒙，把天地淋漓得一派忧郁。雨想浇灌一切，却把新萌发的好多鲜花绿叶霉烂了。但那种拯救一切的气息仍然洋溢在天地之间。那是一个不宁静的春天，每个人都显得浮躁，好像任何一个愿望都会神奇地得以实现。韩战掀起的参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半岛上战火的热度和硝烟的味道。入朝作战几乎成了每个年轻人的梦想。 那天，当母亲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说楚兰当兵走了，没拦回来。大家都以为她是去了朝鲜。我们当时怕母亲难过，表面上装出也很痛惜的样子，内心里却为姐姐高兴。但当我们得知她去的不是朝鲜，而是新疆时，我们真正地难过起来。新疆，在湖南人眼里一直是个遥远、荒凉、寒冷，被发配充军的、十分可怕的地方。就连一字不识的母亲也知道那是一个去了后就再也回不来的地方。她决计一定要把女儿劝回来，于是，不顾一切地、几乎是跑着到了长沙。她逢人便问招聘团在哪里，在城里转了好多圈，终于找到了营盘街。到达那里，她那一双裹过的脚早已起满了泡，连站着都很吃力了。 母亲找到招聘团领导，一定要让女儿回家。哪知招聘团人员只是好言相劝，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放人。无奈，母亲登上列车，声言要跟着女儿一起走。车到高家坊，她见女儿仍无回心转意的意思，自己不可能再往前走了，只好下车，母女俩挥泪而别。下车后，母亲望着北上的列车，怔怔地呆若木(又鸟)。女儿看着母亲下车，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失声大哭起来，她望着站在铁路旁的母亲，永远忘不了母亲的背影。火车隆隆西去，姐姐跟招聘团北上到达西安。此时，她的思家心绪再也按捺不住，常常一个人跑到城墙上，面对南方，暗暗哭泣。 和所有含辛茹苦拉扯儿女成人的母亲一样，她害怕孩子有个什么意外。 在姐姐六岁时，身为湘潭市一矿山小职员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依靠矿山救济和亲友资助度日。1946年，内战烽火再起，矿山倒闭，民不聊生，一家生活无着落。母亲携子女奔长沙老家，寻找族人资助，怎奈他们生活也非常困难，劝母亲将姐姐及妹妹送人作童养媳，将儿子送孤儿院，自己改嫁。母亲想着童养媳受人欺凌，一家人分崩离析，抱着孩子痛哭起来。她宁愿一家人在一块挨饿，也不愿把孩子送人。就这样，她带着一家人来到湘阴县外婆家，由外婆做主，改嫁到姨父家(姨母早已去世)，两家合为一家，六个子女八口人，靠种几亩薄田过日子。一年收成，交了租子，只够吃半年，后半年只能吃糠咽菜，汤汤水水苦熬。 朱楚兰是老大，她最懂事，最体谅父母的苦衷，小小年纪就挑起家庭重担，起早贪黑、洗衣做饭、餵猪生产。后来看着家里困难重重，她又去一家织染坊当学徒，学织布，工作之余还给人家带小孩、洗尿布。后因织染坊倒闭而回家，她马上又到长沙，找到父亲的一个朋友家，帮助干家务，以减轻家庭负担。经受了人间各种生活磨难，使她懂得了人生不易，要自强自立。正当她千方百计谋求生活出路时，恰好新疆招聘团在长沙招人。她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兴奋。迅速把消息告知曾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为同盟会会员的叔祖父。叔祖父表示支持。 姐姐于1951年8月1日进入新疆哈密。见到那些高鼻樑、深眼窝、扎小辫的维吾尔族姑娘，她觉得自己好像到了异域他乡。在哈密稍事停留，即向南疆重镇喀什进发。喀什更是民族聚居区，一个女孩子不能独自外出。到喀什后，她被分配到二军医院建设队参加建院劳动。 进入二军医院，是朱楚兰人生奋斗的开始。她们一群湖南姑娘被安排住在一幢国民党军队的旧营房里。房屋十分破旧，曾发生大梁断裂、房顶下塌，砸死两名湖南女兵的事。她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建设营房。女同志负责和泥巴、搬土坯、运房泥。湖南妹子打得赤脚，脱了鞋子、袜子就往泥里踩，也不怕扎。搬运土坯时，没有运输工具，姑娘们就用背包带、绑腿布捆着背，一背就是八块，有时背到十二块，每块土坯十二斤重，一个姑娘要背一百多斤的东西，在工地上来回跑，肩磨破了，腿跑肿了，也没人叫苦。背完土坯就是上房泥，两个姑娘抬着一个抬把，一推一拉往房上跑，真是累极了。每天汗流浃背干十多个小时，回到宿舍，每人一盆凉水，洗脸、洗脚、洗澡全是它。女孩子的更大苦处是，每逢例假来了，还不好意思说，照样干活，有时血水顺着裤子往下流。在湖南，姑娘们是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苦的，但大家想着当兵干革命，劲头十足，心里高兴。 第85页 在二军医院干了半年多，组织上了解到朱楚兰和其他几名姑娘是学织布的，正好军区后勤部要在莎车建一个纺织厂，就把她们调到莎车纺织厂工作。到厂的第一项任务，也是建厂，盖厂房、盖宿舍。这期间，朱楚兰一直担任班长。后来，由于她有初中文化，表现又好，领导上把她调到军区后勤部皮革厂任文教。1953年因婚姻关系，调独立工程三团三营任记帐员。 朱楚兰婚姻上的遭遇是不幸的。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孩子多，生活苦，差一点给人家当童养媳。参军后，在工作中她有了自己的意中人，但组织上给她介绍了一个在革命战争中作出过贡献的老同志，并反覆做工作，劝说她为革命作“贡献”。她作为一名青年团员，懂得应该听组织的话，也懂得为革命作贡献是光荣的。最后，她经不起轮番“轰炸”，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三岁的战斗英雄。临结婚时，她接受不了这一“事实”，连夜跑了出来。后来，在同志们的劝说下，心绪才慢慢平静，与他生活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条件的改善，生活好起来，日子过得满意了。但没有想到升了官的丈夫，手中有了权，思想滑了坡，在“道德”的泥潭中屡屡失足，不仅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更使朱楚兰蒙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当初，她盼望他改过，但没有想到他屡教屡犯，原先的夫贵妻荣变成泡影，别人投过来的是鄙夷的目光，这对于一个争强好胜的女性来讲，是多么大的打击啊!她不想要这个家了，长时间的精神痛苦和内心的压抑，使她四十多岁就病倒了。1989年，终于离开了人世。 我们在老家时曾听说她们到新疆当兵满三年后就能回来。没想到第三年时，收到姐姐的信，说她已经结婚，又过了不久，知道她的第一个孩子已怀上了。我们当时就感觉她不会回到湖南来了。 记得她在给母亲的一封来信中说，在艰苦创业的年代，怀孩子时，周围同事全是男人，只自己一个女人，有话没处说，也不好意思说，就跟着大家一样拼命干活，孩子生下来时，跟前没有老人，养育孩子没有经验，全凭自己一人操持。白天走进办公室忙工作，下班回到家里忙孩子，后来实在没法坚持，委託一随队家属帮助看管。生第二个孩子时，是1956年，当时正在安集海开荒建农场，连住的房子都没有，孩子是在帐篷里出生的。 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太不可思议了。真的无法想像姐姐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当她怀第二个孩子时，母亲就想过去帮她。但姐姐想着自己在安集海开荒，吃得差，住的又是地窝子，劳动强度又那么大，怕母亲见了伤心，就没答应。直到她怀第三个孩子搬到石河子时，才答应让母亲去。 朱楚湘：“湖湘子弟满天山”(2) 这回轮到我和妹妹去送母亲。母亲一生没出过远门，姐姐她们还有一大批人同去，可母亲则是孤零零一个人西行。我听说火车已从兰州通到了张掖，但我在地图上没有找到那个地方。我只看见了一条黑色的线延伸到了一片苍黄的地方。张掖离新疆还很远的，那么远的路，母亲得坐汽车了，她能受得了吗?我们都非常担心，但母亲去意已定，她说，我有五年多没见女儿了，即使有啥事，能见她一面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就是爬，也要爬到新疆去。 母亲就是这样，当年她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孩子去那个地方，但为了孩子，她却什么也不怕了。她说，人家能去，我也就能去;人家在那里能活命，我照样能活命。母亲这时变得多么勇敢。 我们真想劝阻她，因为她的确不知道新疆有多远。我找到一幅中国地图，给她指乌鲁木齐，说到那里有上万里路呢，你自己看看吧!母亲倔强地说，只要没远到天上去，我就能到那里。 看着母亲独自一个人上了火车，我们感觉母亲再也回不来了。不想，她一个人到了新疆，找到了姐姐那里。收到姐姐的来信，我们真是不敢相信。但母亲的确没再回来，她成了我们家继姐姐之后，第二个走向天山的人。 第三个就是我。 我当时在湖南省税务局工作。之所以去新疆，主要还是因为思念母亲。还有就是觉得大西北艰苦，能锻鍊人。刚好我写信给姐时，干部处的人见我的字写得好，信也有文采，就半开玩笑地对姐说，我们这里需要你弟这样的人才，你能不能把他也动员过来呀。 姐说，让我试试。 姐就写了一封信来。我想母亲在那里，去就去吧。信寄出后不久，新疆发给湖南省人事厅的调函就来了。 时值五六年冬天，我怀着满腔热情上路了。一过淮河，进入河南，景色就苍凉起来。到了郑州，我就想回去了。我也是一个人走的，独自走在这遥远的路上，想着从此告别故乡的山水亲人，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心中难免有些凄凉。但当我想母亲都能去，我也一定能去。我是个男人，踏上的也算是一条追求理想之路，怎么可能半途而废呢? 那时火车已通到清水。冬天的北方景色真是萧条，让人越往西走，越觉心寒。我是初出湖南，在郑州转车之后，我能大概听懂他们的话，他们却听不懂我的湖南话了，交谈不了，旅途异常寂寞。 我就这样走了三十五天，终于到了冰天雪地的石河子。 但我没想到的是，二姐和弟弟随后也来了。 二姐朱楚馥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岳阳一所中学任教;姐夫朱荻毕业于北京大学，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河南焦作教书。当时两人分居两地，政治压力又大，加之家中除了二姐自己和弟弟以外，都去了新疆，所以，五九年二姐也以探亲为由，带着九岁的弟弟到了新疆，安排在农八师中学教书。当时已不让姐夫教书了，把他下放到了农村劳动。他写了一封信来，说自己是“右派”，到新疆来要不要。二姐去请示了农八师领导，那时真是思贤若渴。一听是北大毕业的，当即就让他来，说来这里只要好好工作，完全可以保护他。 姐夫当时已一无所有。他背着几本书，就偷偷地跑出来了。一路上他没钱，也没吃没喝，受尽了苦，终于到了石河子。他到后就被安排在农八师中学教高中物理。他是这里的第一个北大毕业的知识分子，也是这里的第一位物理老师。后来姐姐和姐夫都成了高级教师，都荣获过农业部“从事农垦教育三十年”荣誉证书，他们为兵团培养了大批人才，早已是桃李满天下了。 我主要从事文秘宣传工作，主持和参与编修了五部史志着作，近三百万字。弟弟是一名基层领导干部。 五十年过去了，一家人在新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由一个人发展到四代近五十口。除了还未成人的第四代，大多是知识分子。大姐十七岁入伍，母亲四十四岁入疆，她们都已埋骨天山。虽然业绩平凡，但自从建国之初毛泽东主席借鑑歷代西域屯垦戍边的成败得失，将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近二十万官兵集体就地转业至今，能发展到二百多万人口，能在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上开垦出一千四百多万亩耕地，修建六点四万公里水渠，九十三座水库，年产粮食十多亿公斤，年产棉花一万一千万公斤，兴建一千三百多个工矿企业，工业总产值达到三十多亿元，拥有商业机构近三千个，在1988年的商品零售总额达到十八亿多元;修桥筑路近两万公里，有高等院校十二所，中等专业学校三十七所，普通中学近六百所，小学一千二百余所;有科研机构一百多个，卫生机构六百五十多个，这些辉煌的不凡成就正是因为有这些普普通通的人。 第86页 虽然我们全家来疆的目的各不相同，但和许许多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一样，被这块神奇的土地吸纳到了这里。 这是命运，这也是这片土地对我们的恩赐。 她无疑已是我们的故乡。 我还要说的是，如果说当年赞扬左宗棠的那句“湖湘子弟满天山”的诗，还只是前人的一个梦想的话，如今这个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 最后，我想起了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刘鸣泰率领记者在新疆採访时，口占的一首诗，就把它作为我的结束语吧—— 左公筹边未肯还， 引得春风度玉关。 王陶屯垦开新史， 直叫塞北变江南。 御敌湘军称十万， 征西湘女过八千; 代代湘人戍边来， 丰碑座座满天山。 后记 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检验歷史的标尺。很多东西我们虽然无法挽回它，但至少可以记住它，至少可以使我们不再去重复那些应该检讨的行为。文明和进步，正是由此而来。唯有如此，那些作出牺牲的人才不至于白白地作出牺牲;唯有如此，才不至于有新的牺牲发生。 这是我写下这部报告文学的初衷。 作家左夫棠的爱人吴琴祥是1951年从长沙参军的湖南女兵，他对湖湘文化在新疆的影响有过深入的思考。这位湖南女婿说：“湘女带来的是湖湘文化，她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和言行影响着这里的人，让这种伟大的东西在这里扎根，并与其他文化交融，这种东西是很了不得的。” 人们把20世纪50年代初来疆的女兵誉为“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这是非常确切的。她们不仅仅是孕育了儿孙，还孕育了一种独特的人文景象。 我相信，她们所经受的一切和所奉献的一切，这里的土地已铭怀在心。 大部分湘女乡音未改，她们所经歷的一切，是常人难以想像的，文字所能表达的不及一二。但对于她们，最大的苦来自内心的疼痛，来自我面对那些被异乡的萋萋荒草埋没的坟茔。 越往后採访，我的内心越觉得难以承受。因为我每採访一个人，面对的都是她们的一生，她们的命运就那样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它让我承受的是那无数个人生和无数种命运。 我所报告的湘女的命运其实是全体湘女命运的一个缩影，也是一部进疆湘女的集体回忆录，一份由她们口述的文献。它唯一的价值也许就是对抗对大众记忆的抹杀。 还有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她们对故乡对她们的遗忘感到悲伤。她们是那么真诚地、努力地期盼娘家人来看看她们的女儿，无非是想让老家人放心，无非是一种乡愁，无非是远嫁几十年后为内心寻找丝缕慰藉。我一直记得一位伊犁老兵唱的那首歌—— 乌孙山啊，金色的摇床， 那是英雄辈出的地方， 碧绿的草原像丝织的花毯， 心爱的姑娘像天鹅在歌唱。 乌孙山啊，金色的摇床， 英雄喜爱自己生长的地方， 假如叫我在异乡做一个国王， 我情愿在故乡当一名靴匠。 她们唱得老泪纵横，我也听得泪流满面。 这本书原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现《芙蓉》杂志主编颜家文先生2000年初约我采写的。希望我能从人性的角度文学化地反映这一歷史真相。我从2000年3月开始採访，原以为半年就可以完成。但新疆实在太大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面积，你凭想像，不凭脚步去走，是根本难以体验她的广阔的。加之湘女们都已退休，流散各地，很难寻访，再加之我想尽量走到最底层，去寻找那些普通的、在艰难困境中生存的对象，使採访的难度增加了许多。我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採访完南疆，再沿准噶尔盆地周边採访完北疆，不觉五个月过去了，粗略一算，我已走了近两万公里路程。后来，我又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各种机缘，来充实我的採访内容，搜集更多的被尘土淹埋的史实。所以，最后定下这个文本时，已是五年之后。还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让我写得如此慎重和艰难。 在这里，我要首先感谢颜家文老师，没有他提供给我这个採访的机会，我既不可能面对人世里那个特殊的群体，也不可能体验到那个时代留下的疼痛。 这部作品最终能够问世，要特别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与该社的缘分来自该社的编辑王德领先生。2004年8月，我到北京领第三届中国报告文学大奖时与他相识，从此成为朋友，后来我把这部作品寄给了他。他很快给了我回復，并把作品转交给了周秀春女士，使我看到了这部作品出版的希望。最终，这部作品得以以尽可能完美的面貌问世，周秀春女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负责任的劳作，令我感动不已。我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我还要感谢所有为我採访提供了帮助和方便的人和单位，特别感谢新疆军区政治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部给予的支持! 诗人洋雨，作家丰收、李桦给我提供了珍贵的採访线索;本书还参考了丰收先生的《铸剑为犁》、张明儒将军的《扎根记》两部着作和李桦同志采写的《多情湘女满天山》(载《中华儿女》杂志1995年第七、八期)一文，在此深表谢意!同时，还要感谢谢树仁、刘威武、朱楚湘、戴庆媛、文成、陶勇、刘玲玲等长辈给予我的无私帮助! 该书的图片除了一部分系我拍摄和翻拍于新疆军区档案馆及石河子军垦博物馆外，其余图片大多由我所採访的湖南女兵提供，还有一部分十分珍贵的歷史图片是由袁国祥将军拍摄、珍存并提供的，在此要特别致谢! 该书出版歷经曲折，但《解放军文艺》和《芙蓉》两家杂志仍毅然选发了该书的部分章节，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在此特别致谢! 也就是在改完这部书稿的2002年2月28日，我书中采写过的王庆国阿姨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哽咽着告诉我，新疆话剧团剧作家尚久骖阿姨不幸病逝了，次日就是她的葬礼!我十分悲痛。我一直无以为祭，就用这浅薄的文字来祭奠她吧! 愿所有已经去世的阿姨们安息! 作者 2005年9月于乌鲁木齐 【，https://..vip/】 附：本作品来自网际网路，本站不做任何负责，版权归原文作者!如侵权，请邮件联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