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普法战争之战略棋局：面对德国统一进程的拿破崙三世》 第1页 [军事理论] 《破解普法战争之战略棋局：面对德国统一进程的拿破崙三世》作者：李寒秋【完结】 李寒秋 1.1 序 1870—1871年发生的“普法战争”导致了德国的统一。法国丧失欧洲了大陆霸权，德国取而代之，这导致了欧洲外交格局的大革命，这一革命在后果上比上个世纪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更为严重。四十年多年后，终于导致了人类歷史上空前的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各国领导世界的时代就此开始衰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完全被欧洲以外的超级大国美国取代。 回顾德国统一的歷史进程，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其中既有杰出的外交大师俾斯麦的功绩，也有普鲁士长期以来在德意志復兴和统一运动中的积累的声望，但是作为能左右德国统一和受德国统一印象最大的外部因素，法国的种种作用不可忽视。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崙三世主导下的法国外交战略的种种失策，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德国的统一。当然，法国并不可能永久独自阻挡德国统一的歷史趋势，但面对这一歷史进程，如何因势利导，有效地巩固和扩展本国的国家利益是当局者的责任。 德国的成功就是法国的失败。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经验更有价值，因为成功的经验往往类似，而失败的经验则各有各的不同。拿破崙三世以维也纳体系的终结者和欧洲民族自决的保护者自居，却把欧洲外交导人一片混乱。法国从中一无所获，反而是其他国家受惠。他制造了有利于义大利统一的环境，更无意中促成了德国的统一，这两国的统一削弱了法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地位，法国长期以来在中欧享有的绝对影响力也遭破坏。法国虽然没有能力阻挡这两国走向统一，但拿破崙三世反覆无常与自相矛盾的政策却使统一的过程大为加快，同时也消解了法国依据其长远利益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拿破崙三世要打破维也纳体系是因为他认为法国受到了孤立，这的确是某种程度的事实。但到他的统治于1870年结束时，法国比梅特涅时代更加孤立。 1.2 歷史前鉴：本是朋比为奸，为何刀兵相见 与一般人的印象不同，法国与普鲁士不仅不是世仇，而且还是世交。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的波旁王朝为了对付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对法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大包围，一贯扶植以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为代表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中的中等邦国来对抗哈布斯堡王朝全面控制帝国，进而掌控欧洲大陆霸权的企图。法普交恶始于十八世纪以来普鲁士的逐渐强大，开始积极参与欧洲大国角逐。但其间法普两国时有分合，两国间的矛盾均属于正常的欧洲王朝间的战争。敌对与结盟转换十分自然，相当有风度，双方均能对两国间的恩恩怨怨与分分合合不计前嫌。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崙战争释放出了法国的伟大力量，拿破崙一世几乎成为整个欧洲的绝对主人，普鲁士被极度削弱，差一点就要亡国。在拿破崙战争期间饱受蹂躏的普鲁士，对拿破崙一世的压迫难以忘怀。这一恐怖记忆催生出了德国民族主义，并使得素来保守的普鲁士成为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希望和德国统一运动的棋手。德国民族主义既是对法国革命普世主义的反抗，同时也是对法国民族主义的模仿。这一模仿在一代外交天才俾斯麦成为普鲁士首相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现实主义政治家俾斯麦的领导下，这个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民族，把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冶于一炉，假自由民主之皮，行专制集权之实，趁着以欧洲民族自决保护神自居的拿破崙三世所推行的混乱政策，乱中取利，一步步地将德国统一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为了现实。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虽然对战败的法国做了宽大的处理，但是建立在正统和均衡原则上的维也纳体系却束缚了法国的手脚，拿破崙一世帝国的光荣也一去不復返了。1830年的法国革命和1848年的欧洲革命动摇了维也纳体系，但却未能使其终结。拿破崙三世执掌法国政权之后，其首要的外交目标就是削弱俄罗斯和奥地利这两个仇家，使法国摆脱维也纳体系获得行动自由。他没有料到的问题是，虽然本国获得了行动自由，也给了外交上的对手以行动自由。人们一般根据表面上的威胁，只注意到了飞扬跋扈的挑战者，却忽略了阴险狡诈窥伺者。国家也是如此，当拿破崙三世视俄国与奥地利为争夺欧陆霸权的最大对手的时候，却从未料到普鲁士这个小大卫有朝一日会打败法国这个巨人歌利亚。 拿破崙三世对普鲁士怀有极大的好感，他认为，“普鲁士是德意志民族中，宗教改革、商业进步、自由宪政的典范，也是正统的德意志王国中最大的代表，其舆论自由和人民参政权的普及远远优于其它德意志国家”。这一判断是真是假暂时不论，问题是对一个国家内政的评价不能成为对其外交政策的基础。不管普鲁士奉行何种政体、推崇何种意识形态，法国只能根据两国间的力量对比、利害关系与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来制定对普鲁士的外交政策。政治家不是知识分子，应该明白那些有关主义、信仰、国家与民族情感的“滔滔不绝的谈论……并不比一个多愁善感少年的月下幻想更有价值”。不仅如此，而且拿破崙三世还继承着波拿巴家族的传统，以反对奥地利和打破维也纳体系对法国的封锁和遏制为己任。事实上，这两点都判断错误。奥地利是一个保守的国家，德意志联盟更是一个防御性的体系，而且只要奥地利在德意志联盟内部保持领导地位，法国东部边境的安全就可以得到保证。由于德意志联盟的松散性，法国也可以保持对联盟内的其它中小邦国的影响力。 第2页 1.3 地缘政治：不可能的使命成为可能 虽然按照十九世纪德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德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标准，普鲁士被寄託了统一德国的希望，但一个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政治观察家，要判断德国是否会由普鲁士来主导统一，那么多半会判断否。这是因为奥地利在传统上享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哈布斯堡家族自十四世纪以来就把持着“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在德意志中小诸邦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它和以巴伐利亚、萨克森和汉诺瓦等为代表的中等邦国是反对普鲁士扩张的现实阻力。 根据1815年拿破崙一世被彻底打败后的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在德意志土地上建立了以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联盟(旧译德意志邦联)。它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各邦在内政、外文、军事上是独立自主的。其中，奥地利和普鲁士是该联盟中最大的两个国家，它们为争夺在德国的领导地位而长期进行斗争。普奥两强在德意志联盟体系内争霸，正是英国首相卡斯雷尔的刻意安排，这个体系使得德国无法获得真正的统一以威胁欧洲的均势，但又不致于使中欧四分五裂，导致法俄两强对中欧的扩张。在维也纳会议上，英国巧施手段，刻意将拿破崙一世帝国统治了多年的莱茵兰地区交给普鲁士，让普鲁士承担遏制法国向东扩张的任务，为的是在法普之间打下一个外交矛盾的楔子。这一地缘政治格局的安排，正是日后普法战争的根源。可见维也纳会议的导演英国首相卡斯累尔的对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矛盾的绝佳洞察力，他需要的是普鲁士放在火炉上烧烤，让它承担遏制法国的任务，同时让它遭受奥地利的强大遏制以及承受德意志联盟其他中等邦国的嫉恨，让普鲁士离开其他大国的支持便无足轻重，无所作为。 普鲁士王国四分五裂的国土，本来是普鲁士主导德国统一的巨大障碍而非助力，普鲁士以捍卫其长期扩张而获得的四分五裂的领土为基本国策。如果普鲁士安心于德意志联盟框架的安排，那么德国的统一便会遥遥无期，甚至胎死腹中。因此外交大师俾斯麦处心积虑地要摧毁这一框架，拿破崙三世则处于完全不同的想法，也极力要摧毁它。因此，拿破崙三世不自觉地助了俾斯麦一臂之力，促进了德国的统一。 德国的统一有民意基础和经济基础，也是大势所趋，法国单独去阻遏这股歷史潮流实非明智之举，也超出了法国的国力，拿破崙三世的徘徊观望并非毫无理由。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反对德国统一的立场上法国并非找不到同盟者，而且最后的结局却是法国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与普鲁士决斗以阻止这一趋势，而且还一败涂地，收穫了政权更迭、领土割让和战争赔款的后果以及由此导致了法德间的深仇大恨，这是波拿巴家族的悲剧也是法国的悲剧。拿破崙三世如果能够洞察歷史趋势，本可以将计就计，借力打力，因势利导地安排法国的国家战略，利用普鲁士的主动作为，来促进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在欧洲近代史上，“德国的统一”与“法国获得自然边疆”，是外交矛盾之源。法国获得自然边疆或者掌控欧洲其他法语地区和德国的统一同样具有歷史合理性与现实合理性，并无道德高下之分。民族统一固然是“正义”的，但国家的安全与欧洲的平衡同样也是“正义”的。在整个十九世纪，民族主义虽然是民间的潮流但远未是各大国掌权者的共识，当时各大国掌权者的一般信念是“有权力者方有权利，弱者只能勉力顺应强者之见”，“弱小国家必须为了(欧洲的)政治平衡而自我克制”。维也纳会议便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重建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国界的划分只考虑维持欧洲大陆各大国的势力均衡而完全不顾民族自决和民族统一的原则。 因此对于法国来说，在欧洲大陆的优越地位，不必拘泥于摧毁维也纳会议的某某条约，任何条约在武力面前只是一张废纸，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武力掌握在何人的手中以及是否具有使用武力的意志。要吞併欧洲讲法语的地区也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英国虽然一贯反对任何军事强权掌控低地国家，但如果没有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充当英国的打手，英国无法单独组织反对法国的行动。拿破崙三世屡次希望以召开欧洲大会的形式来获得列强对他吞併企图的认可，却不知道所谓的外交会议或者国际组织一贯只是追认既成事实，而绝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行动。言语会发出声音，但行动会发出更大的声音。对于法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极为重要的地区难道要坐等对手送上门来？如果法国本身有能力攫取和保有这些地区，又何必需要得到对手的承认？拿破崙三世见不及此，对莱茵河左岸地区、对比利时、卢森堡和其他法语地区念念不忘，因此在德国统一的歷史进程中屡次被对手诱惑，屡次判断失误，屡次坐失良机，没有能够成功地为法国谋取对等的国家利益。 1.4 国家战略：人主不可以怒而兴兵 绝对不能说拿破崙三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损害法国的利益，他的确是在殚精竭虑地追求法国的荣耀、扩展法国的利益和维护本身的统治。帕默斯顿曾一言以蔽之说明拿破崙三世的政治人格——“其脑中想法增殖之快，有如一窝窝兔子。”问题出在他那些极富创意的想法之上没有一个更高更强有力的中心思想作为依归。与普鲁士的俾斯麦相反，拿破崙三世缺乏的不是实力甚至也不是智慧，他缺乏的是辨明国家利益轻重先后的判断力和为实现一个目标锲而不捨的决断力，他缺乏的是洞察国家间利害关系和外交权力结构的能力。这部分与拿破崙三世的个人修养和家族恩怨有关，部分也是法国地缘政治处境和歷史纠葛复杂的结果。但法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和歷史纠葛再复杂也没有普鲁士所处的地缘政治处境和歷史纠葛复杂，对比俾斯麦的明智和冷静，因此拿破崙三世本人不得辞其咎。 第3页 拿破崙三世上台后，便以打破维也纳体系对法国的束缚，恢復法国的大国地位和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为首要目的。外交行动时有精彩之笔，但多端而寡要，好谋而无断，未能对自身成功的基础明察秋毫。因此他的胜利很快便成了沉重的战略负担并导致了他最后的失败，而他的失败则造成了倾覆性的后果。他对本国力量的过于高估，到处制造外交纠纷误以为法国都可以从中渔利，同时又低估了他自己极力推动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所释放出来的破坏性的力量。而正是这股力量，使得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歷史趋势不可扭转。 法俄与法奥联手失败是普鲁士得以统一德国最关键的外部因素，而法俄与法奥交恶却是拿破崙三世一手造成的。拿破崙三世反奥反俄，除了歷史恩怨——拿破崙一世帝国被奥地利与俄国击败。而且还因为拿破崙称帝后，俄国沙皇不肯承认这个“篡逆者”，只愿意称唿他“我的朋友”，而不愿意使用照欧洲世袭君主之间的称唿“我的兄弟”这在歷史恩怨之上又加上了一层个人恩怨，因此拿破崙三世才会不顾一切地在克里米亚和波兰问题上屡次冒犯俄国的利益。 1854-1856年，法国藉口与俄国争夺奥斯曼土耳其境内基督徒保护者的称号和耶路撒冷“圣墓”的钥匙，联合英国发动了克里木战争。而除了要为第一帝国报仇雪恨外，看不出法国在此战争中有何长久的战略利益。他从未能如俾斯麦一样明智——“蔑视六千万大俄罗斯人民……，而不顾他们将会成为未来敌人的重视同盟者，将是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 1856年《巴黎和约》中关于黑海中立化的条款，禁止俄国在黑海地区拥有海军，剥夺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特权。这一条款主要是为英国的战略利益服务，法国毫无所得，而且背上了维护条约的长期战略负担。拿破崙三世昧于虚荣心作祟，在黑海中立化这一俄国引以为奇耻大辱的问题上毫不让步，导致法俄之间无法联手反对德国的统一。结果，普鲁士为寻求俄国在普奥与普法战争中保持友好中立，支持俄国废除《巴黎和约》的有关条款。为了回报普鲁士，俄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在俄奥边境部署了10万军队，防止奥地利倒向法国一边。俄国表示，如果奥地利进攻普鲁士，俄国则向奥地利宣战。 1863年波兰掀起反俄民族大起义中，与俾斯麦以“做戏似的夸张姿态”站在沙俄一边支持俄国镇压波兰起义相反，拿破崙三世极力劝说沙皇对波兰起义者让步，甚至企图游说奥地利放弃其统治的波兰省份给让波兰得以復国。轻举妄动是政治家所费不赀的嗜好，因此拿破崙三世在普法战争中代价高昂的收穫了俄国的“回报”。而俄国的支持，是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的重要因素。 拿破崙三世1859年联合撒丁王国对奥地利开战，帮助撒丁王国夺回了被奥地利占领的伦巴第地区。奥地利帝国，这个装腔作势和飞扬跋扈，靠着十九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外交家梅特涅杰出的外交技巧才苟延残喘，尸居余气的老大帝国竟然被拿破崙三世看作是法国最大的威胁，这是因为拿破崙三世同样也是这种装腔作势和飞扬跋扈的人物。拿破崙对奥地利的极力削弱实质上是给了普鲁士最大的助力，法国间接培植了近在咫尺的最大对手。当拿破崙三世坐视奥地利1867年在普奥战争中失败后，当时法国的资深政治家梯也尔哀嘆，“奥地利的失败意味着法国400年来遭到的最大灾难。从此失去了一张阻止德国统一的王牌！” 如果法奥失和还可以看作是波拿巴家族反奥地利政治传统顺理成章的结果，但是拿破崙三世作为义大利的恩人与奥地利的仇家义大利也失和，这也算是外交上绝无仅有的喜剧了。原来拿破崙当年虽然与撒丁王国结盟反对奥地利，帮助义大利实现了初步的统一。但是当义大利民族主义运动爆发后，大大地突破了拿破崙三世对义大利种种版图和利益分配方案。拿破崙三世自觉骑虎难下，便叶公好龙般背叛了盟友，单独与奥地利议和。拿破崙三世在义大利的虎头蛇尾正如一句义大利谚语所说，“既然要放屁，又何必夹紧屁股，让屁眼受累呢？”随后法国军队进驻罗马，保护教皇国，数次打败企图统一罗马的加里波第义勇军(其背后就是义大利政府)，阻止义大利最后完成统一。当法国在法普决斗前寻求义大利外交结盟的时候，义大利提出的唯一重要条件就是法军撤出罗马。但拿破崙三世受到国内天主教会的压力，为了宗教情感和宗教利益，不愿意放弃对教皇国的保护，结果义大利对普法之战袖手旁观。 拿破崙三世未必不知道普鲁士有统一德国的野心。他曾露骨地表白，“德意志不该统一，应分成三个部分，南北德国应该对立起来。这样法国才可以从中渔利。”政治家的职责不在于思考问题而在于解决问题，那么法国打算在反对德国统一的问题上依靠谁呢？在普鲁士统一德国之势如箭在弦上时，拿破崙三世宣称，“只有俾斯麦尊重现状，我才能保证和平；如果他把南德意志诸帮拉入北德意志联邦，我们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政治家的职责不在于发表声明而在于採取行动。那么法国打算如何对付普鲁士？法国在全欧洲甚至是全世界铺开的外交战线是不是应该适当收缩以适应法普决斗的新形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拿破崙三世真的有意志和能力阻止俾斯麦统一南德四邦，那为何对普鲁士在普奥战争后消灭传统的德意志邦国如汉诺瓦的时候没有任何表示？ 第4页 英国在十九世纪是欧洲大陆外交均势的平衡之轮，拿破崙三世汲取了他叔父的教训，他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得罪(俄、奥)、都可以出卖(意)、都可以忽视(普)，但绝对不敢对英国有任何非分之想。尽管如此，法国最终还是与英国离心离德。普奥战争前，俾斯麦在与拿破崙三世做交易时，暗示法国可以获得比利时、卢森堡和莱茵兰地区，当普鲁士胜利后，拿破崙三世要求俾斯麦履行诺言。俾斯麦耍了一个花招，要求法国把上述要求以书面递交。当俾斯麦收到法国的外交备忘录后，立即把它送给了同样想称霸欧洲的英、俄，挑起英、俄与法国的矛盾。于是英国组织各大国在1867年5月召开的伦敦会议里集体承诺：比利时王国和卢森堡公国永远保持其中立，各大国永远保证其永久独立地位不受侵犯，这一承诺彻底打消了拿破崙三世合併上述两国的念头。至此虽然英国没有参加反对拿破崙三世的行动，但英国民意改变了态度，对德国的统一不那么反感了，甚至觉得可以利用德国的统一以制约法国掌控低地国家的野心。 拿破崙三世优柔寡断，昏招迭出，在发现自己手中的外交筹码已经输得一干二净的时候，便铤而走险，企图与普鲁士决一死战以挽回颜面。虽然拿破崙三世把所有能够依靠的大国都得罪光了，但这些国家倒还不像拿破崙三世那样睚眦必报，还能够不计前嫌，在事关欧洲均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意气用事。当时俾斯麦处心积虑就是要寻找与法国开战的机会，1868年西班牙爆发了革命，女王被推翻。俾斯麦用重金收买新政府实力人物，提出由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1870年7月，西班牙新议会接受了俾斯麦的提议。此举使法国震惊，如果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正式就任西班牙国王，西班牙将成为普鲁士的盟友，法国将腹背受敌。为此法国向普鲁士提出了抗议，英、奥、俄也附和这一抗议，可见法国的立场并非没有其它国家支持。普鲁士以外的其它欧洲大国在反对德国统一，防止欧洲版图出现大变动的立场上大体是一致的。但是拿破崙三世浪费了这些最后的外交资源，没有耐心推行一种更加稳健平衡也更加旷日持久的外交战略(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最喜欢的就是立竿见影，制定政策的第二天马上就希望获得报纸的颂扬和民众的欢唿)，急不可耐地主动宣战，使得法普之间王朝争霸的外交斗争，变成了德意志民族反抗外来干涉，追求统一的战争，在争取欧洲民意和争取大国支持这两条战线上均惨遭失败。 1.5 外交较量：意志、技巧与勇气 1862年春，普鲁士发生宪法危机，俾斯麦被国王威廉一世从俄罗斯紧急召回，同年9月，被任命为普鲁士王国首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麦在普鲁士掌权后，其统一德国的政治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上台一周后，俾斯麦就发表了着名的“铁血演说”——“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取决于自己的力量。普鲁士必须积聚力量，掌握力量，等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已经被错过几次了。维也纳条约所规定的普鲁士国界是不利于健全的国家生活的。当今的重大问题已不能通过演说和多数通过的决议来解决——这是1848年和1849年的重大错误——而只能通过铁和血来解决。”这位铁血宰相意志坚定，手段娴熟，判断力和洞察力惊人，上任以来力排众议，积极推行统一战略，战胜了国内外的反对者，通过三场王朝战争统一了德国，在歷史上收穫了不朽的名声，同时也使得他的外交对手们名声狼藉，其中最不幸的就是拿破崙三世。 第一场战争，1864年普奥联合对丹麦的战争。 俾斯麦统一德国的第一步，就是藉口丹麦准备正式合併什勒斯维希与霍尔斯坦这两个德意志人的公国而挑起对丹麦的战争。俾斯麦之所以要联奥抗丹，原因是既解除后顾之忧，又能共同对外。普鲁士与奥地利的联合肯定能够征服丹麦。但是如果丹麦得到俄国或法国的支持，那么情况就会变得很微妙。因此，对于俾斯麦来说，普鲁士的当务之急是必须阻止法国和俄国援助丹麦。俾斯麦灵活地运用外交手腕，争取法俄两国的支持。因为普鲁士积极支持俄国镇压1863年波兰革命，俄国便对普鲁士投桃报李。俾斯麦以莱茵河左岸地区(有时候是比利时和卢森堡，或者法语地区)诱惑法国保持中立，这一策略对拿破崙三世如同用蜜糖诱惑狗熊，屡试不爽。而且拿破崙三世还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认为这是一场德意志民族的解放战争，加以同情(他倒也不考虑为何法国打算合併欧洲其他法语地区的时候为何无人同情，无人支持？)。而英国因为没有大陆盟友可以提供帮助，便按照本国“光荣孤立”的传统，放弃了介入。 普奥联军战胜丹麦后，各方签订了《加斯泰因协定》，规定什勒斯维希归普鲁士管辖，霍尔斯坦归奥地利管辖；普鲁士有权在霍尔斯坦开凿运河、修筑铁路和敷设电缆。作这样的安排被外人看来是“没有谜底的谜语”，实际上却是俾斯麦的诡计，它为后来的普奥战争埋下了火种。 第二场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 因为管理不便和麻烦不断，奥地利想用霍尔斯坦换取格拉茨省，被俾斯麦刻意拒绝。从此普奥双方在领土问题上摩擦不断，如愿以偿地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但打败奥地利并不可能如打败丹麦那样容易，需要进行更缜密的外交准备。俄国因为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站在英法一边反对俄国，因此俾斯麦不担心俄国会支持奥地利。至于法国，俾斯麦看穿了拿破崙三世——好大喜功，却又不愿付诸行动，依赖公众舆论，却又犹豫不决、不愿冒险。于是俾斯麦含煳地答应给拿破崙三世某种补偿，表示法国“可以在世界上一切通行法语的地方进行扩张”，即由法国兼併卢森堡、比利时或者普鲁士的莱茵省的一部分。而且拿破崙三世竟然一直错误地以为在可能的普奥战争中奥地利很快就会获胜，从而他可以召开欧洲会议以改写欧洲版图。问题是何以见得普奥两国会在没有领土补偿的情况下容忍法国实力的进一步坐大？而且既然要扩张，为何不联合一方先发制人，而要等到战争结束后才敢于採取行动？难道拿破崙三世不担心这两国在战争结束后又联合起来反对他？英国一贯反对法国掌控低地国家，拿破崙三世又如何打算面对英国的反对？ 第5页 俾斯麦也寻求与义大利结盟，让奥地利处于两面作战的境地，由于俾斯麦许诺在对奥战争胜利后义大利可以恢復威尼西亚，二者一拍即合。另一方面也借花献佛，讨好以义大利统一和民族自决保护人自居的拿破崙三世。而拿破崙三世也与奥地利达成了协议，规定即便奥地利获胜，也把威尼斯地区交还给义大利(这一协议简直不可思议，也许是拿破崙三世为了补偿当年对义大利的出卖而刻意为之的)。拿破崙三世一贯为了他国的利益而火中取栗，到处冒险，但就是不肯为了获得法国周边的土地而大动干戈，实在是令人费解。 奥地利战败后，德意志联盟被解散。美因河以北地区成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奥地利被排斥在这一联邦外，法国一无所获，除了南德四邦还游离在北德意志联邦之外，德国的最终统一已经不可逆转。 第三场战争，普法战争。 德国统一的最强大对手是法国，这一场战争也是最为关键的战争。由于俾斯麦为孤立法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同时也是因为拿破崙三世自掘坟墓，到普法战争前夕，法国已经是孤家寡人了。 首先由于英国奉行欧洲大陆势力均衡政策，希望加强中欧反对周边的法、俄两大强国，而且因为拿破崙三世在比利时和卢森堡问题上已经失去了英国的信任，此外英法在埃及也存在矛盾，因此英国在普法之争中持中立立场；义大利则希望借普鲁士之手赶走法国在教皇国的势力，趁机实现民族的统一；俄国在东方问题和波兰问题上与法国矛盾重重，由于普鲁士支持俄国关于修改克里木战争后巴黎条约对黑海中立化的规定，俄国警告奥地利不得帮助法国对抗普鲁士；由于德意志联盟的解散，普鲁士领导的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这完全是拿破崙三世促成的)，奥地利已无心恢復在德意志的地位，宁愿先集中全力重建奥匈二元帝国(匈牙利人不愿意与普鲁士作战)，再向巴尔干地区扩张，因此也不再愿意奉行与普鲁士对抗的传统政策，何况法国还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所有这些国家在未来的普法战争中都保持中立或者与之结盟。当然这些国家还不知道鹿死谁手，未必料定普鲁士就一定胜利，未必就一定支持德国的统一，如法国在普奥战争前的想法一样，以为可以在普法战争的混乱局面中本国可以藉此渔利。 自作聪明的拿破崙三世把法国外交带入了空前孤立的死胡同，但是法国已无路可走，它只有孤注一掷才能挽救其在欧洲已丧失殆尽的优越地位。拿破崙三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企图挽救颜面，派遣法国大使针对普鲁士国王咄咄逼人地要求国王“亲自保证霍亨索伦家族不能有人继承西班牙王位”，普鲁士国王态度坚决但得体地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但老谋深算的俾斯麦串通军方，把删节后的“埃姆斯密电”(删节后的电文看起来就象法国大使遭受了粗暴拒绝)透露给报界，于是法国舆论大哗，拿破崙三世又一次顺应法国国内的民意开启了战端。在民族情感的召唤下，普鲁士与南德诸邦一起并肩作战，很快就取得了色当大捷，俘虏了御驾亲征的拿破崙三世。最终普鲁士国王在凡尔赛宫的镜厅里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完成了德国的统一。 经验教训：不得追求与一国实力和利益不符的外交目标 拿破崙三世不具备其叔父拿破崙一世的才能，也不觉具备他那样大的权势。可是他一心重演叔父的传奇，要恢復法兰西第一帝国的荣光，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更兼重蹈覆辙，外交与军事冒险断送了第二帝国的命运，留下了沉重的歷史教训。拿破崙三世最大的问题在于不善于区分虚幻的意识形态、歷史恩怨、个人情感与现实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间的关系。他对真正的野心——夺取法国的自然边疆——不敢造次，对纯粹的虚荣——获得欧洲民族自决的庇护者、义大利的解放者、东方基督徒的保护者、拉丁美洲天主教帝国的缔造者等等诸如此类的称号——却勇气十足。 与俾斯麦按部就班策划三次王朝战争的进程相配合，拿破崙三世在欧洲四处放火，到处得罪其他大国，无形中帮助德国的统一减少了阻力；当俾斯麦集中国家力量于一个确定的国家战略目标——德国统一时，拿破崙三世却跑全世界去消耗法国的国力，坐视普鲁士在法国的眼皮底下由弱转强而无动于衷。离法国本土越远，拿破崙三世就越敢冒险，离法国本土越近，他反而极度的谨小慎微。拿破崙三世在欧洲对针对东方的俄国和奥地利开战的时候，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也大打出手，在亚洲把越南变成第二帝国的殖民地，入侵了柬埔寨和暹罗，伙同英国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还入侵了叙利亚；在非洲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全面征服，侵入了塞内加尔，再次进入埃及并开凿了苏伊士运河；在美洲进行了墨西哥的冒险、与英国勾结干涉美国内战。虽然拿破崙三世在很多地区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也并非没有收穫，问题在于，法国没有能够把这些收穫转化为在欧洲大陆的优势，而且法国很多战略冒险最后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克里米亚战争、反奥战争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劳而无功(墨西哥冒险、干涉美国内战)，最后一次冒险普法战争则导致了第二帝国的灭亡和割地赔款。正如戴高乐将军所总结的，“法国所取得的胜利总是一时的辉煌，而遭受的灾难却是永久性的。” 第6页 现实的国家安全高于抽象的国家荣耀 拿破崙三世年轻的时候加入过义大利的“烧炭党”，他对这一经歷念念不忘。甫一掌权，便宣称“法意两国是争取崇高事业的战友”，因此採取了支持义大利统一的非常行动。这一举动不管是出于个人信念、歷史恩怨或者家族情感，都严重违背法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使得法国又出现一个统一与强大的邻国，使得法国传统的扩张路线受阻。虽然法意两国在人种和文化上有亲缘关系，但只要看看本是同根生的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是如何长期争斗的，拿破崙三世便应该明白他的举动纯属浪漫主义，而且义大利未见得拿破崙三世有何感激，并未对法国做出何种回报。对此，俾斯麦早就指出，“且不可为了感情而结盟，因为我方所作的牺牲将被视为一种对崇高事业理所应当的奉献”。 不可为感情而结盟，当然更不可为了仇恨而开战。在外交斗争中，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今天的敌人可能就是明天的朋友，而今天的朋友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没有永恆的敌人，也没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国家利益。拿破崙三世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打破维也纳体系，结束法国的孤立和为第一帝国报仇雪恨。但实际上法国在黑海地区的利益几乎可以忽略，《巴黎条约》中禁止俄国拥有黑海舰队这纯粹是为英国的战略利益服务，而法国作为条约的签字国却对此承担了长期的、额外的战略负担。英国把法国推向了对抗俄国的第一线而在外交上动弹不得(拿破崙三世的恐英症和虚荣心也不允许他废弃该条约)，导致俄国对法国的敌视和对普鲁士的亲近，导致了法俄无法联手反对德国统一的结果。 对比之下，虽然拿破崙三世一直奉行反奥政策，处处打击奥地利的利益，但奥地利作为一个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古老帝国，能够判明对本国的最大威胁在于普鲁士，因此对法外交方面并未孜孜于报復。在普法战争前，还一度考虑与法国结盟反对普鲁士。最后两国并未正式结盟，其原因是奥地利人希望看到法军初步获胜后再来胜利会师。 1.6 意识形态与民意不能成为外交斗争的标准 维也纳体系是保守主义的正统君主国家的外交框架，反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大法国大革命释放出来的颠覆性的力量，而拿破崙三世正是这两种思潮的弄潮儿。虽然是时代的弄潮儿，但拿破崙三世清楚当时法国本身的国力和大国间的力量对比不足以支撑在欧洲大陆上再来一场拿破崙大征服，他也自知没有拿破崙一世那样的政治和军事才华，因此他总是推行一种投机取巧(在欧洲以外一贯依附于英国)和譁众取宠(煽动国内的民意)的办法来搞外交投机和军事冒险，一遇到掌握不了的困难便熘之大吉(在义大利和墨西哥)。 拿破崙三世也与其叔父一样深以非正统王室出身为憾事，由于缺乏那种世袭王族与生俱来的自信心与合法性，因此倾向于把迎合民意作为自身合法性的来源，而且从第二帝国的体制和歷次全民公决的结果来看，他的统治的确有民意基础，他代表了现代政治家的风格。但外交和军事都属于国家战略的范畴，并不能依照民意的支持率来制定。从普法战争的最后失败来看，拿破崙三世的确属于那种顺应潮流而不能驾驭潮流的政治人物，他自己没有更高明的思想，因此就只能人云亦云，喜怒哀乐全被外力操纵了。 1.7 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军事是政治的继续，外交通常能够解决大部分常规问题。普法战争前，拿破崙三世在常规的外交赌局中输得一干二净，便希望在一场军事大冒险中连本带利全部捞回，这是他最大的失败之处。实际上当时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势虽然打了折扣，但并非不可挽回，更没有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犯不着去打一场毫无准备，不计后果的战争。拿破崙三世在发动战争之前根本就没有政治——他的外交努力已经全部失败了，因此在发动战争后也没有政治——无法通过外交斡旋而停战，最终必然导致不胜利，就灭亡的结局。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他连东山再起，捲土重来的机会都没有，可以说是一蹶不振，一败涂地了。 总而言之，拿破崙三世作为一个以军事政变上台，靠军事冒险维持，迎合民意而不能驾驭民意，始终缺乏自信心、安全感与合法性的领袖人物，他在欧洲和全世界採取冒险政策和在德国统一问题上遭受最终的失败的确有其歷史的必然。 2 从德国的歷史经验教训看中国的未来 2.1 i.德国近现代歷史中的智慧 读到德国近代歷史的时候，感觉到德国的歷史对于今天的中国有特别的借鑑意义。德国在其铁血宰相俾斯麦执政期间完成了德国的统一，之后经歷了几起几落，也经歷了国家崛起、被瓜分、再崛起、再沉沦和三度崛起的大喜大悲，今天的德意志民族在经歷了百年的崛起和毁灭的大循环后，变得更有智慧了，更加能参透国家民族在理性道路上谋求国家最大利益的哲学了。 德国在1871年的统一本身就是一个外交和国家战略的双重奇蹟，值得我们今天认认真真去研究和探讨。当时德国领土上虽然生活着古老的日尔曼民族，但却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大大小小的城邦国家散布在德意志的疆界内，没有一个统一国家的概念，德国人的船只航行在公海上没有自己的国旗，也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有效地保护他们。德意志领土也常常是欧洲列强的游戏场，法国、丹麦和西班牙可以随意地在德国领土上发动战争，四分五裂的德国成为欧洲主要大国角逐的棋盘。当时有两个德意志民族国家，一个是奥匈帝国，一个是普鲁士，有实力统一德国。 第7页 我们学习世界歷史的时候对俾斯麦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被称为铁血宰相，俾斯麦用战争和武力统一德国的歷史在中国大家也是耳熟能详。鲜为人知的是，俾斯麦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和谋略家，其手段之高明、眼界之开阔和思想之深远，可以说是德国歷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普鲁士统一德国是通过三场战争来完成的，剥离掉战争及其琐碎复杂的细节后，我们可以立即发现这三场战争有一些不同常的特点，特别值得今天的我们去解读。这三场战争中普鲁士的对手分别是丹麦、奥匈帝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是当时欧洲大陆上的强国，也是德国迈向统一路上的三头拦路虎。在每一场战争中，普鲁士的对手或潜在的敌人都分别为中立国甚至是普鲁士的同盟国。在一场战争结束后的下场战争中与普鲁士曾经交战的敌国却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普鲁士的铁桿同盟国。不仅如此，当时欧洲其他列强如英国和俄国都没有强力干涉普鲁士的统一过程，这就更加令人惊奇了。我们知道，欧洲国家在民族国家竞争的歷史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是非常错综复杂和微妙的。尽管当时帝国列强在全世界争夺殖民打得热火朝天，许多国家已经积怨很深，都巴望削弱对方，但是各国在阻挠德国统一的问题上意见倒是一致的。毕竟主要大国都不愿意看到在中部欧洲崛起一个新兴的大国和强国，有谁愿意看到凭空诞生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呢？所以为什么当时各国没有干涉德国统一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里我们再次可以看到有远见的政治家对世界歷史的影响力。俾斯麦在一旦确定了普鲁士的国家总目标是肩负起把德意志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的歷史使命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俾斯麦善用谋略，有狐狸一般的狡猾；他机敏巧妙运用一切外交手段，体现出高超的外交智慧；他善于审时度势，能准确把握稍纵即逝的战略机会，却从来不贪功冒进，深刻参透了过犹不及的道理。俾斯麦在每场战争前都作了扎实细緻的外交工作，甚至不惜牺牲部分利益来稳住有可能让德国统一进程逆转的欧洲主要大国英国、俄国和法国，甚至不惜放下身段表现出媚英和媚俄的举动，对英国降低了关税，对俄国镇压波兰革命没有加以干涉，同俄国签订了友好条约。对于法国昏聩的拿破崙三世，俾斯麦则看透了他好大喜功、优柔寡断和鼠目寸光的特点，向他承诺普鲁士不干涉法国兼併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西部的鲁尔区等。俾斯麦所作的一切都是要在每场战争中最大限度地争取其他大国的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最大限度的孤立敌国，让敌国在欧洲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场德国对奥匈帝国的战争中，普鲁士向当时的国际社会宣扬的信息是普鲁士只想捍卫自己的疆界、无意攻进奥匈帝国境内，更没有展示出要统一德国全境的企图，普鲁士的烟幕弹让毫无防备的拿破崙三世深信这是一场惨烈的持久战，他甚至把宝押到奥匈帝国身上，认为奥匈帝国能赢，因此法国就乐得看逍遥了，傻呵呵地观看两虎相斗。当普鲁士做好一切环节的准备后，战争一打开普军就势如破竹，迅速攻进奥境内，接连取得军事大捷。就在普鲁士的军队离维也纳仅有6公里的时候，俾斯麦却表现出一个军事家的宏伟视野和高度的战略节制，当时普鲁士的将军和国王威廉都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摩拳擦掌地准备下令普军一举荡平维也纳，并乘胜追击力求灭亡整个奥匈帝国的时候，俾斯麦却力排众议要求和奥匈帝国签订和约，要求奥方放弃北德的霍尔斯坦和放弃干涉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进程，在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后普军撤出了奥匈帝国。俾斯麦的自我节制的举动具有深远的战略含义：俾斯麦深知普军战线拉得太长，军心因为过于兴奋而松懈，大胜的背后蕴藏着大败的可能；俾斯麦也非常清楚奥匈帝国是个大国，普军灭掉这个歷史悠久的大帝国短期内条件不成熟，反而会贪心不足蛇吞象，普军占这么大的地盘不仅不能消化，反而可能会“撑死”；普军继续进攻奥匈帝国必然会赋予其他欧洲大国以普鲁士好战和侵略成性的印象，短期内获得这么大的地盘让欧洲列强极为恐慌，欧洲列强定会联合起来干预普鲁士的进攻，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奥匈帝国的地盘拿不到，连刚刚取得的成果和土地都可能付之东流，德国统一大业彻底泡汤；俾斯麦清楚明白自己的目的和普鲁士的歷史使命，因而懂得见好就收，他知道奥匈帝国无统一德意志民族的意愿，也清楚德国统一大业上一山不容二虎，因此果断干脆地将奥地利排除在德国统一进程之外；俾斯麦的战略节制带来巨大的“后发收益”，奥匈帝国在普法战争－这场德国统一最关键的战争上站在了普鲁士的一边，而不是与法国夹击普鲁士，这是普鲁士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俾斯麦昨日作的一件“好事”转变成奥地利善意的回报，得到了最大的战略收穫。 在第三场普法战争中俾斯麦再次表现了卓越的外交能力，他稳住了俄国，并通过大量的外交工作让英国确信是拿破崙三世在挑战英国在欧洲的国家利益，拿破崙三世对英国人表现出的轻蔑态度让英国最终决心保持中立。最后普鲁士在色当取得大捷，俘虏了十万法兵和刚愎自用的拿破崙三世。1871年威廉在凡尔赛宣布成立德意志君主国，分裂了1000多年的德国奇蹟般地统一了，这是当时所有欧洲国家都无法预见到的重要歷史事件。然而，这时候被民族主义沖昏头脑的德国陆军已经无法节制了，德国要求法国赔款50亿法郎，陆军将军不顾俾斯麦的坚决反对割占了法国领土阿尔萨斯和洛林，为德国制造了一个永远的敌人——法国。在德国举国狂欢庆祝、民族主义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的时候只有俾斯麦持清醒的头脑，他甚至忧心忡忡地告诫国人：德国危险了！他认为，德国地处欧洲大陆中部的心脏地区，其地缘形式暗藏着极大的危机，因为其东部面临强俄，南部是奥匈帝国，西部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敌人——法国，隔海相望就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大英敌国。法国只有东部边界可能遭到攻击，而俄国只有西部边界可能遭到攻击，而德国却可能三条战线遭到攻击。法国是迟早要復仇的，如果德国处理不善，就可能面临同时三面作战的危险和被合围的境地，德意志民族就会面临亡国的可怕局面。俾斯麦认为，德国应当善于守成，好好消化统一进程中取得的大片国土，迅速发展德国的工业化和技术水平，德国如果走向全面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的话，那必然会把德意志民族置于可怕的险境而无法挽回，那将把所有的功绩和成就化为灰烬。 第8页 然而，胜利者的自大和自得决定了他们是难以听进任何逆耳忠言的，俾斯麦晚年郁郁不得志，和德皇意见不合，最后黯然离开政坛，而歷史真的就像俾斯麦所预言的那样发展下去了。俾斯麦的地区守成政策迅速地被全球争霸的政策所代替，俾斯麦圆滑和高明的外交被粗暴和野蛮的外交所代替，俾斯麦的战略节制和和平发展的国策被野心勃勃的军事扩张政策所取代。德国崛起了，也要求在全世界有阳光的地盘下争取属于自己的地盘了，德意志变得越来越有扩张性了，开始觉得上天不公、给德意志的生存空间太少了。当德国咄咄人地与俄国竞逐巴尔干的时候，当德国在巴格达击退了英国的势力的时候，当德国在北非摩洛哥威胁法国的时候，俾斯麦所有的外交成果都被逐一断丧。骄傲自大的德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四面树敌，地缘包围的阴影在一步一步靠近：英国先是和世仇法国签订和约，因为英国觉得英德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接着英国又和俄国签订和约，再加上法俄和约，俾斯麦的预言完全被言中了。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被三面夹击(东俄，西英法美，南义大利)，德国战败被列强肢解。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利用泛德意志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全面走向军国主义道路，最后又两面被夹击(东苏俄，西英法美)，歷史在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只是二战失败后德国更惨，国土被美英法苏军事战领，国土被人为地分裂成两个国家，国权也惨遭剥夺。军事扩张的德国完全放弃了外交和国家战略的制定，盲目迷信武力和暴力，最终尝到苦果。 笔者在德国留学其间，认识了一位德国老先生，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我去他家作客的时候，他总会讲述很多过去的故事。有一次，他给笔者看了四幅德国不同时期的地图，第一幅是一张特别陈旧、发黄的德国地图，时间居然是1871年，那是俾斯麦才统一德国时候的地图，那时候德国的疆界跟今天略有出入，但大体上是一致的。第二幅是1940年纳粹德国时期绘制的地图，那时候德国的疆域象吹了气的气球一样，大大膨胀起来，1940年的纳粹已经吞併了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波兰、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德国”版图大得惊人。如果地图再晚绘制一年，“德国”地图大概要延伸到苏联莫斯科了(1941年纳粹制定巴巴罗沙计划进攻苏联)。第三幅是1945年德国的地图，德国战败，版图大大缩小，纳粹的军事占领的土地被迫全部交了出来，当时德国的版图变成德国歷史上最小的，而西德的版图就更小了，德国在俾斯麦以后扩张了那么久终于一无所获，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四幅是德国1990年重新统一后的地图，德国战后走和平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羡慕的经济奇蹟，最后东德主动要求和联邦德国合併。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轮迴，德国的疆界又几乎恢復如初。 老人笑着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可以从普鲁士以来的德国歷史学到很多东西”。是啊，老人的话总是充满智慧：德国全力去争的时候，最后却什么也没争到；德国不去(靠军事暴力)争的时候，国家版图却得以復原。这样看来，争却是没争，没争却是在争，这难道不是德国的教训和德国的智慧吗？这难道不值得今天生活在中国崛起时代的国人深思吗？ 2.2 ii.中国的俾斯麦 纵观俾斯麦的一生，我们发现了他身上充满矛盾之处。他出生于保守家庭，政治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却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改良运动，并推动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定社会保险制度；他自己宣称是君主制的信徒，却又毫不留情推翻了实施君主制度的德国诸侯；他处处显示了德意志至上情结，却又小心谨慎，为欧洲许多国家的和平斡旋。在那么多的矛盾背后，俾斯麦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实用主义者，他对内发展德国的经济，进行社会改良，以平息尖锐的阶级矛盾，为德国创造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他对外却收敛锋芒，大玩平衡外交术，以欧洲和平者自居；他念念不忘的是防止法国来復仇，因此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和俄国、义大利和英国的关系，其根本目的也是为德国建立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让德国能够搭上当时欧洲工业化的快车。 对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歷史，我们立即就能发现中国的改革之父邓小平和俾斯麦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邓公受命于危难之中，却能高瞻远瞩，力挽狂澜，促进了中国的復兴和崛起。他是共产主义者，却很早就发现了计划经济的问题，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他勇于抛弃意识形态，把中国带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之路；他善于把握世界总体趋势，看到了高科技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世界发展的轨迹，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外交上和国家战略上邓公的国家实用主义路线一直到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我国国家战略的总方向，邓后的中国领导人依然萧规曹随，紧遵邓公为我们留下的28字外交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我想，中国古老的智慧和策略最完美地体现在这28个字内，邓的善于守拙和俾斯麦的善于守成是多么惊人地相似；邓韬光养晦的策略同俾斯麦的战略节制是多么的接近；邓的“决不当头”和俾斯麦的不争霸世界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邓留给我们的指导方针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应当牢记：无论外边世界怎么打得天翻地覆，我们中国要老老实实，关起门来，一心一意谋取建设发展。邓和俾斯麦都是实用主义的爱国主义者，都深刻参透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谦卑，绝不可因为国力的上升而扬扬自得，到处用武力去张显自己的实力。一个国家决不可以透支自己的国力和滥用国力，到处进行扩张，而是要善于保存、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国力，以一步一步壮大自己。一个新兴强国崛起的时候，要从地区守成的道路逐步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而绝不能走全球争霸、四处出击的道路，更不能主动向世界霸主发起挑战。直到今天，韬光养晦和善于守拙依然有着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我们绕开许多弯路，让中国崛起的歷史进程能够顺利完成。 第9页 3 运筹帷幄——德意志统一进程中的俾斯麦 19世纪50-60年代，得罪意志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大规模的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但是政治上，德国仍处于邦国林立的分裂状态，这必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统一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德意志邦联中，普鲁士的工业居全德首位；在政治上颁布了宪法，设立了议会，羸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在军事上，普鲁士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而且迫切关心德意志的统一，而不象奥地利只关心本帝国的利益。一切表明，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普鲁士担负统一德意志的歷史使命。 然而，普鲁士之所以能够通过王朝战争道路实现德国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普鲁士的宰相奥托?冯?俾斯麦的卓越才干和主观努力。 俾斯麦出身于布兰登堡的一个容克地主家庭，是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容克。在政治上，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专制主义者，具有强烈的权力欲。他崇尚武力，讨厌“人文主义者的喋喋不休的说教”，被称为“舍恩豪森的野蛮地主”、“头号保守派容克”，因此，他极力主张由普鲁士通过武力来完成德意志的统一，而把奥地利一脚踢出德意志。他在上任后不久即公开宣布了他的政治观点：“德意志所瞩目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威力……普鲁士必须保持他的威力，等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已被错过好几次了……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 在俾斯麦担任普鲁士宰相之前的十一年中，他的外交技艺受到了良好的锻鍊。1851年，他出任驻法兰克福邦联议会的参贊，尔后升任公使。在这个“联邦议会的狐狸窝里”里渡过了八年，研究了德意志各邦相互矛盾的利害关系，亦学到了受梅特涅训练的维也纳外交界的不少东西。在后来出任驻彼得堡公使时，向俄国外交家哥尔查科夫学习过“外交艺术课程”。最后，在出任驻法公使时，从波拿巴主义的武库中借用了许多东西。1863年，国际上出现了有利于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条件。克里木战争中，俄国已从欧洲霸权的顶峰上跌落下来，而且由于波兰起义及国内危机而疲于奔命；西邻法国正陷于侵略墨西哥的远征泥潭中，无力东顾；对欧洲大陆奉行“势力均衡”政策的英国，如果没有一个大陆强国的支持，是很难作出真正的干涉行动的。而且，在克里木战后，这三个德国人民的敌人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已不能再共同维护德国的分裂状态了。洞察入微的俾斯麦当然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展开了一场纵横捭阖的外交。首先，他利用普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中立地位搏得了俄国的好感，而且强调两王朝间的姻亲关系，并帮助俄国针压波兰起义和追捕波兰逃亡者，以此确保了俄国在不久之后的普鲁士对丹麦战争中的中立地位。其次，为安抚奥地利和欧洲其它大国，使之不形成反对普鲁士的敌对联盟，并且利用奥地利害怕普鲁士过于强大和乘机捞取战利品的企图，同奥地利结成了对丹军事同盟，并为日后发动对奥战争准备藉口。于是，普奥联军在半年内就彻底打挎了陷于孤立的丹麦军队，并且在战争中普鲁士摸清了奥地利的军事力量底细。在以后的普奥战争准备中，俾斯麦竭力运用灵活多变的多边外交，利用各大国之间的利害矛盾，分析他们的弱点，稳住了英国、俄国，讨好拿破崙三世，拉拢与奥地利有领土纷争的义大利，造成了一个不利于奥地利的国际形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顺利地打败了奥地利，完成了统一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在普奥战争中，为讨好法国，俾斯麦答应了法国的领土要求，并要求拿破崙第三把这些要求写成文件。在对法战争准备就绪后，俾斯麦便把这一文件公开，从而激起了德意志全体人民的对法仇恨和争取到了亲法的南部诸郡。拿破崙第三终于坠入了狡猾的老狐狸精心安排的圈套中，并最终在色当一役惨败，帝国毁于一旦。这里不得不佩服俾斯麦过人的智慧谋略。他善于隐藏自己的意图，善于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并不拒绝玩弄巧妙的外交技术，但最显着的特点则是把对手搞得束手无策的巨大意识力。马克思说他是一个“关脑十分实际而又狡猾的人”。 作为出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俾斯麦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特点；就是那惊人的坚韧性和自持性。这一性格对普鲁士王朝战争的顺利推进并迅速取胜起了决定性作用。早在1862年的宪法纠纷中，他就不顾义会反对，强制推行军事改革方案，到处筹措款项，着手准备以“铁和血”为标志的普鲁士德意志的统一战争。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普军获得萨多瓦大捷后，普王、最高统帅、军士都想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奥地利首都，俾斯麦却表现得出奇地冷静，坚决要求停战。他看出，如果进军维也纳，战争就会拖延下去；过分凌辱奥地利和南部各邦，不仅会加强反普势力，妨碍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而且有可能招致法国出兵。如果奥地利保持独立，则日后在外交上可与之联合。歷史证明此后普奥和平共处，并在重大的政治斗争中联手共进，为普鲁士对法作战羸得了时间和精力，奠定了坚固的后方，取得了德意志的最终统一。假如没有俾斯麦的冷静头脑和坚韧意志，很难想像德意志的统一战争会演变成怎样的冲突！ 第10页 纵观整个德意志统一进程，可说其成功正是在于俾斯麦的运筹帷幄。由于他具有深遂的洞察力，对统一战争的时机与形势估计得十分准确，採用正确的战略方针，使分裂了五百多年的德国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为德国的社会发展创造了重要前提，是德国歷史发展中的一大进步。虽然统一后的德意志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并且採取强权政治，扼杀了民主主义，并且由于俾斯麦对法国的残酷掠夺使德法两大国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为新时期欧洲国际关系布下了阴影，为两次大战的浩劫埋下了种子，但是他的歷史功绩始终是巨大和不可抹杀的。 4 群雄争斗智者胜--普法战争传奇故事/中外战争传奇丛书 1.战争话题 2.普法战争概况 3.普鲁士在战争中崛起 4.法国拿破崙三世穷兵黩武 5.普法争雄势必一战 6.战争的导火索 7.“铁血宰相”俾斯麦 8.一份电报引发战争 9.仓促宣战后果严重 10.普鲁士沉着应敌 11.实际统帅毛奇 12.法军进攻与普军反击 13.上行下效勿忙逃跑 14.莱茵军团成了瓮中之鳖 15.皇帝屈从于皇后 16.夏龙军团钻进捕鼠笼子 17.普军包围色当城 18.创造奇蹟的围攻战 19.法国皇帝当俘虏 20.第二帝国崩溃 21.战争性质起了变化 22.“国防政府”靠阴谋执政 23.人民抗战困难重重 24.普军对巴黎围而不攻 25.法国抗战最终失败 26.两次起义遭镇压 27.巴黎新政府上台 28.签订战争和约 29.德意志帝国在巴黎成立 30.德国侵略者罪行累累 31.法国内战一触即发 32.巴黎公社在战争中诞生 33.俾斯麦协助消灭公社 34.保卫公社的搏斗 35.马克思论普法战争 36.恩格斯获“将军”称号 37.普法战争短评 3.普鲁士在战争中崛起 普鲁士是一个典型的军事封建王国。它的祖先系日耳曼民族中的一个骑士团，13世纪时定居到波罗的海南岸地区，称为普鲁士。后来，子孙日益繁衍，在那里建立起普鲁士公国。公元1701年，腓特烈一世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允许，加冕为普鲁士国王，普鲁士由公国升格为王国。 此后，普鲁士的歷任国王，通过各种手段扩充自己的疆土，先后从瑞典“购置”了福尔波门地区及什切青等城市，从奥地利手中夺取了西里西亚和东弗里斯兰地区，从波兰夺得西普鲁士和内策行政区等。通过18世纪的发展，普鲁士成了欧洲的军事强国，成了德意志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中心。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普鲁士国家的官僚组织、军事组织及政治统治都获得了巩固。王室通过庞大的常备军和日益增长的税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建成具有军国主义传统的国家。 19世纪初期，普鲁士已经成为统治北德意志的大国。但在1806年的对法战争中，它被法国拿破崙一世打得惨败，按提尔西特和约规定，丧失了一半领土。此后，普鲁士被迫进行了资产阶级改革，只是国家大权仍然控制在王族手里。 1815年拿破崙一世在战争中失败后，普鲁士在战胜国的维也纳会议上获利，收回了失去的绝大部分领土，从此又恢復了军事强国地位。到1822年，它已拥有8个省份，英疆域自东欧延伸至德意志中部和西部，占有最重要的工业区经济发达地区，为统一德意志奠定了社会和经济的基础。 19世纪20～40年代的普鲁，一方面，在政治上出现了反动的封建復辟；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也迅速发展了。国内工业革命开始，农业也逐渐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的地产制。19世纪40年代初期，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形成为反封建的反对派，要求获得“统一与自由”的民族运动兴起；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要求获取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利。 1848年，在欧洲法、奥、意、匈等国的资产阶级掀起民主、民族革命的浪潮中，德意志的许多邦国也都爆发了革命运动，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革命最终失败。这样一来，德意志的统一问题，已不可能由革命来实现了。 1861年1月2日，作为摄政王的普鲁士亲王正式登基，成为普鲁士的新国王，号称威廉一世。这位国王和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皇帝，本是老国王腓特烈一威廉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兄长身患重病，他侥倖成为普王继承人，受封为普鲁士亲王。 亲王颇通军事，10岁时即被送人部队接受锻鍊，长大后歷任军官职务。在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曾率领军队镇压了柏林人民的革命运动。1858年，他以亲王身份成为普鲁士的摄政王，实际上开始掌握国家大权。 普鲁士亲王摄政以后，立即解散了旧内阁，建立所谓的自由主义新内阁，以巩固和加强对政府的控制。同时，他还积极支持军政部长罗昂和总参谋长毛奇，命令他们进行军事改革，强化普鲁士的军队建设。他颁发敕令，迫使每一个青壮年都接受强制性的军事训练，致使普鲁士各地兵营林立，军国主义的思想和组织也普遍泛滥起来。 第11页 那些极力鼓吹王权至上的贵族和地主们，更是空前活跃。他们宣扬用暴力征服和排斥其他民族，鼓吹沙文主义的“爱国精神”，强调军队要无条件地服从国王，要不顾一切地进行扩张战争。 这样，威廉一世继位不久，普鲁士的军事实力便急剧增长，从而为发动王朝战争准备了条件。 威廉一世登基后，由于改组内阁和加快改革军事，曾一度面临政府危机。当时，德意志仍然处于纷乱状态，国内外的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威廉深深感到，要想加强统治地位，进而统一德国，光有决心还不行，还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助手。他经过反覆挑选，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人选，他就是最忠实的保皇分子俾斯麦。 1862年秋，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的首相兼外交部长。这位铁腕人物上台后，与罗昂和毛奇一起加紧军事改革，积极进行扩军备战，使普鲁士很快就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 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一起，发动了侵略丹麦的战争，从丹麦夺得了什勒斯维希地区和基尔海湾。 1866年，普鲁士又联合义大利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取得胜利后，彻底取代了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中的盟主地位。 此后，普鲁士不仅成为最大的一个德意志邦，拥有人口2400万，而且还纠集北部的22个邦国，组成了“北德意志联邦”；1867年7月，普鲁士国王正式成为联邦元首，被推举为联邦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 当时，所谓的“邦联”和“联邦”，是两种不同的联盟体制。1815年，以奥地利为首而建立的“德意志邦联”，是一个由许多拥有独立主权的邦国所组成的政治联合体，这些同民族的邦国，在政治上是各自独立的，只不过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採取某些联合行动。1867年，在普鲁士控制下建立的“北德意志联邦”，则基本上已成为统一的国家，有统一的立法，在外交和军事上採取统一的行动。 威廉一世成为北德意志联邦的元首后，更加积极地採取了集权措施。 首先是在政治上严格控制联邦委员会。北德意志联邦的联邦委员会，由所有参加国的政府派出代表组成，但普鲁士在其中居于领导地位。普鲁士的首相俾斯麦兼任联邦首相。 其次是在军事上掌握实权。一个最明显的事例，就是联邦委员会曾强迫南德并未参加联邦的4个大邦，即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黑森一达姆斯塔特，同联邦签署了军事协定。根据协定，普鲁士总参谋部变成了德意志的最高军事机关。 当时，南德的4个大邦之所以没有参加北德意志联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法兰西帝国从中作梗，法国对于紧邻它的这几个邦国尚有颇大的影响力，便鼓动它们与普鲁士分庭抗礼。 这样，消除法国对南德4大邦的影响力，并阻遏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扩张，便成了普鲁士在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以后的重大政治目标；而这一任务的完成，普鲁士王国的统治者早就把希望寄託于战争手段。 1870年7月，法国皇帝拿破崙三世悍然发动了对普鲁士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总参谋长毛奇和军政部长罗昂，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使战争以普鲁士的胜利宣告结束，从而导致了德意志的最后统一。 1871年1月18日，在普法战争尚在进行的过程中，在法国首都附近的凡尔赛宫里，威廉一世正式宣布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并加冕为皇帝。普鲁士王国依靠战争手段变成了德意志帝国。 5 充满仇怨的德法关系的歷史回顾 二战结束后，德国人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反省之中。同样，以阿登纳为首的德国政治家们也在思考着德意志民族的前途及其出路。通过对两国歷史的深入研究，阿登纳认为两国必须走出冤冤相报的怪圈，才有前途可言。这个怪圈就是两国“相互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和不信任”，以及为争夺欧陆霸主地位而不断兵戎相见，以致恶性循环的状态。 这个怪圈滥觞于公元三世纪起日耳曼人对高卢的大举入侵。公元三世纪，日耳曼人大举入侵高卢，其中西哥特人与勃艮第人在入侵后分别建立了王国；5世纪80年代，法兰克人(日耳曼人的一支)也开始入侵高卢，到6世纪中叶，法兰克人开始统治整个高卢。两国之间怨恨的种子大概是这个时候播进土壤的。 产生于5—6世纪之交的法兰克国家在查理统治时期(768—814)达到极盛。查理也因此而被当时的人视为“欧洲的统治者”。但由于查理帝国是在征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集合体；并且帝国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另外，帝国实行的采邑制导致了“王室的彻底削弱、豪绅显贵的独立和帝国的瓦解”，所有这些，导致了中央权力的动摇和分化。因此，在查理大帝死后，他的不稳固的帝国便难以维持了，最终走向瓦解、分裂。817年，虔诚者路德维希把帝国分给三个儿子罗塔尔、丕平、日耳曼人路易，自己则保持最高权力。829—833年，虔诚者路德维希企图为他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儿子查理(即秃头查理)获得一个分国，引起他的三个年长儿子的反抗，他们发动战争反对父亲。840年路德维希死后，三个儿子罗塔尔、日耳曼人路易、秃头查理又彼此混战。最后，他们于843年在凡尔登签订了着名的关于三弟兄瓜分帝国的条约。条约保留了长兄罗塔尔的皇帝称号，而帝国的领土则分为三个部分。帝国西部的领土阿奎丹尼亚，即后来发展并称为法兰西的“西法兰克王国”，由秃头查理获得；东部的巴伐利亚等地区，即后来发展并称为德意志的“东法兰克王国”，由日耳曼人路易获得；归罗塔尔的则是秃头查理和日耳曼人路易两块领土之间——从莱茵河口起到罗纳河口止——的一长条地区和义大利。凡尔登条约的重大意义在于大体确定了后来的法、德、意三国的雏形。但“这种划分是极其草率的，尤其是界于法德之间的楔形地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仍为法、德两国时常发生争执的地方”。 第12页 可以看出，近代德意志、法兰西两国的形成本身就是矛盾对立的产物，而这种情况又为德法两国结怨埋下了伏笔。因为他们诞生之日也就同时诞生了敌意。 分裂后的各王国在相继完成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渐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从9世纪到15世纪，德意志歷史经歷了王权的巩固、削弱、重振与崩溃这一过程，到15世纪末，德意志王权跌落到最低点。“德国深深陷入四分五裂之中”，而这几个世纪中，法兰西歷史则经歷了从分裂到统一的过程。其中重要的事件是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百年战争是法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因为“经受过这场战争以及随着战争而来的破坏的考验，法国变得更加统一、更加巩固”。到路易十一时期(1461—1483)，法国的统一已基本完成，并实现了政治的统一。 法国的统一与德意志的分裂这一反差刺激了法国的扩张野心，为法国企图称霸欧洲提供了最佳时机。法国要扩张，必然威胁到它的邻国，这里面自然就包括德意志。于是，随着法国谋取欧洲霸权，法德之间的敌意与仇怨也不断发展。 其实，法国谋取欧洲霸权由来已久。早在腓力普四世(1285—1364)时，就有一位法学家杜布亚撰写了一个法国大国主义计划，体现了法国称霸欧洲的野心。杜布亚认为“法兰西国王应当充当全世界的君主的角色，……希望……领有莱茵河西岸”；希望能使法国的“腓力普……从法国指导欧洲的政治”。但法国称霸欧洲的初次尝试在它的一切邻国，首先是德意志各诸侯的反对下终告破产。 我们知道，“十七世纪是法国真正称霸欧洲的时期”；“1679年签订的奈梅根和约……是封建法国在欧洲最强盛时期的标志”，但法国的霸权是在与别国，首先是德意志的斗争中逐渐建立的。从16世纪初期起，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法国，这对法国非常不利，因此法国便“力求脱身于这种受钳制的状态”，它选择以义大利为突破口来打破这种受包围的状态。这种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便是法国发动几次义大利战争(1494—1559)的起因，也是贯穿着16、17世纪和18世纪一部分时期的法兰西——哈布斯堡竞争的起因。难怪有人会说，义大利战争是“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争霸欧洲的鏖战”。16世纪的德法对立还表现在法国支持德意志新教诸侯反对信奉天主教的皇帝。利用这种办法，法国在政治上促使德意志帝国衰微，同时“不时地、一块块地割下帝国的领土”。 16世纪末、17世纪初，法国出现了所谓追求法国“天然疆界”的说法。在路易十四亲政以前，摄政的首相黎塞留(1624—1642)一再论证：古代法兰克人曾征服过高卢。因此他在其《政治遗书》中写道：“我秉政之目的在于：为高卢收回大自然为它指定的疆界，……将法国置于高卢的位置上，在原属古代高卢的一切地方建立新的高卢”。 正是在这种意图的支配下，即“加剧和利用德意志的分裂，……力图将王国的疆域在东北和西南方向继续朝‘天然疆界’推进，为法国打开通往邻国各邦的大门”，法国于1635年介入了主要战场在德意志领土上的30年战争。30年战争既是德国内部两个诸侯集团之间以及诸侯与皇帝之间的一场内战，又是西欧和北欧主要国家(如法国、瑞典)相继捲入的一场大规模的国际冲突。战争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为结束的标志。根据和约，瑞典夺去了北方的奥得河、易北河和威塞河的河口，法国夺去了德国西部最富饶的地区，实现了黎塞留“天然疆界”计划中把国界扩张到莱茵河的目的。而且法、瑞典“两国都有权干涉德国内政”。然而，德国国内的分裂割据局面却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反而“实际上还让德意志各地方诸侯成了完全独立的势力”。因此，洛赫才会说：“三十年战争是以法国的胜利以及取得欧洲霸权而告终”的。 毫无疑问，30年战争加剧了德法之间的怨恨与敌意。18世纪中叶，德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被法普(鲁士)矛盾所代替。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德意志境内的政治发展分不开。17世纪以来，德意志版图上有两个大邦——普鲁士和奥地利——从政治混乱局面中脱颖而出。普鲁士与奥地利逐渐成为在德境内竞争的对手，竞争在18世纪渐趋尖锐。奥地利为了拉拢法国以便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用联姻的方式达成了法奥同盟(1756年)，使得“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由来已久的敌对关系已经消逝，敌对关系转化为……法奥同盟”。其后，法奥与普鲁士在18世纪50年代晚期发生了战争。且1788年，英、普、荷签订了反对俄、法、奥的三国军事同盟。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德关系也因此而发生变化。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一对德意志境内的冤家，由于极端害怕毗邻的法国革命引起国内革命，以及法国革命直接威胁它们的封建秩序，两国关系渐趋缓和，结成了反法同盟。从1792年—1813年，奥、普先后组织或参加了六次反法同盟，虽然都先后失败了，但到这时，德法冤冤相报的怪圈已然形成。其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人和德国人三次兵戎相见，浴血残杀”。这三次兵戎相见指的是早已为人们所熟悉的1870年的普法战争、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毫无疑问，这些“兵戎相见”都是德法仇怨发展的结果。但是，这期间的德法关系远比三次战争复杂得多。 第13页 普法战争爆发以前，普法两国矛盾已较尖锐。首先，两国都想获得莱茵河左岸的阿尔萨斯与洛林地区；其次，两国都想夺取西班牙空缺的王位；再次，法国想利用其对西德诸国的影响，企图阻止德意志统一，反对出现一个新的强大的德国，而普鲁士则“力求夺得统一德意志的领导权，建立德国，角逐欧洲”。 在两国矛盾相当尖锐，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爱姆斯电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1870年7月19日，战争正式爆发。轻敌的法国最后战败，被迫同普鲁士签订和约。根据1871年的法兰克福和约，法国把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普鲁士，并赔偿50亿法朗作为战争赔款。德意志也因此完成了统一，成为法国强有力的对手和威胁。巨额的赔款和领土的丧失，使法国产生了强烈的復仇情绪，以致法德矛盾构成了19世纪70年代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普法战争不但没有消灭德法之间长期的对立，“没有使德法之间的宿怨趋于缓和”。相反，使德法关系更加复杂化，加深了它们之间的鸿沟，并孕育着新的战争危险，导致了军备竞赛和军国主义的发展。“法德矛盾长期存在，终于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掠夺意图和法国的復仇主义情绪，决定了这两个强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两国在1875年发生了战争危机，尽管战争危机最后解除，但仇怨却越积越深。德国是想在失败的法国还没有復兴之前，先发制人，再发动一场对法战争，彻底击败法国，以消灭法国復仇的可能性。法国则针锋相对，利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成功地击垮了俾斯麦的战争威胁。 八十年代中期，法德关系再度尖锐化。1886年，后来担任法国国防部长的布朗热在法国煽起復仇主义狂热，并着手加强军队。德国政府则正想利用保加利亚危机造成的英俄关系的恶化和法国的復仇主义狂热，发动一场对法国的战争。但最后“由于俄国拒绝同德国签订中立条约，德国又一次被迫在德法战争的边缘上停止不前”。“法德关系在90年代稍有缓和”，法俄在1893年底，完成了缔结同盟的手续。总之，在1871—1900年间，“法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仍旧是准备復仇主义的对德战争”，“法德矛盾是帝国主义间的最重大的矛盾之一”。 20世纪初，法德矛盾加剧。法国借收復阿尔萨斯、洛林的要求，积极准备復仇战争。法德两国的资本集团在摩洛哥、土耳其、中国等地的竞争异常激烈。如1905年和1911年的两次摩洛哥危机就是法德矛盾的表现。在同德国争夺的同时，法国加强同英、俄的接近，共同的需要和战略考虑使得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先后于1904年和1907年签订，法英俄三国军事同盟最终形成。到这时，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已经形成，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 1914年，一战爆发。德法两国的正式交锋于1914年8月开始。双方先后展开了马恩河、凡尔登、索姆河等大的战役。后由于美国的参战及德国的腹背受敌，德国于1918年11月11日投降。1919年6月18日，协约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签订。德国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迫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此外，将萨尔矿区的煤矿归法国所有。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全部地区由战胜国共管。另外，德国还要赔款，割让全部海外殖民地等。法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德国的復仇。但这种建立在一国对另一国的掠夺的基础上的復仇只会使矛盾加深和不断地积累，总有一天，矛盾会再次爆发。 一战以后，“法国外交面临的最大难题仍是对德关系”，法国採取强硬的对德态度，力图使德国一蹶不振，并在1923年挑起鲁尔事件。20年代中后期，即赫里欧和白里安政府时期，法国力求改善与德国的关系甚至与德国和解。30年代纳粹在德国上台后，法国一度奉行对德强硬政策，但最终被对德绥靖政策所代替。 然而，不管法国对德国採取的是和解政策还是绥靖政策，德法之间的仇恨并未消除，德国对法国仍是耿耿于怀，并暗暗地积蓄力量，在希特勒的煽动下，民族復仇主义情绪不断高涨。一旦恢復了元气，德国就蠢蠢欲动了。从中欧、东欧开始，希特勒的扩张计划不断获得成功，这更刺激了他的野心，终于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法之间于是第三次烽烟再起。德国以闪电般的速度击败了法国，建立了傀儡政权，痛解一战后对法国的心头之恨。但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打击下，纳粹再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并为之付出了比一战更沉重的代价。由于纳粹的暴行，德法之间的怨恨越积越深。 通过对德法关系的歷史回顾，可以看出，德法在歷史上充满了深深的仇怨与敌意，用“宿敌”或“世仇”来形容它们的关系丝毫不会为过。这种关系往往造成两败俱伤，从长远来看，没有谁是真正的胜利者。因为“胜利者都不是最后胜利者，……復仇主义导致的只能是战争的再次爆发，战争只能导致一次较一次更严重的破坏”。那么，为什么德法之间会走进冤冤相报的怪圈呢?这主要与两国解决相互之间冲突的方式有关。我们知道，自从民族国家出现以来，各个国家出于维护民族利益——如领土、资源、人口等——的要求或争夺其他利益，相互之间出现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来说，矛盾冲突的解决无非两种方式——对抗与妥协。对抗表现为国与国之间剑拔弩张，甚至付诸武力；妥协则表现为相互让步，直至达到和解与合作。但两个国家之间“如果不是用妥协的方式解决冲突，而是用对抗的方式即用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方式来解决冲突，那么，冲突的根本解决意味着更大的冲突的生成，冲突的暂时解决意味着埋下了长期冲突的种子，它必然会在新的条件下，採取同样的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我想，这就是德法之间“冤冤相报”的癥结所在。 第14页 从这里也可以得到一点启示，那就是，德法之间如要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必须改变两国解决冲突的方式。阿登纳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当然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认为在二战后新的国际形势下，德法两国只有变对立为和解，才有光明的前途。 6 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期法德关系的解析 普法战争结束后，欧洲的力量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法国自黎塞留以来200年的大陆优势地位一去不返；一个强大的中欧帝国——德国通过三次王朝战争诞生，一改中欧往日羸弱的形势，更令周围的大国恐惧与疑虑。本文试图从法德两国内部因素、两国之间的互动到两国关系与整体的欧洲大国关系之间的互动这三个层次来解析1871－1875年法德关系。 主题词：普法战争 法兰克福条约 文化斗争 君主復辟运动 战争在望危机 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为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的欧洲动盪迷局降下了大幕。对于此场战争的意义，英国政治家迪斯累里在1871年2月9日做了精确的诠释：“此一战事乃一场德意志革命，其政治意义远大于上一世纪之法国大革命。往昔之外交传统一一被打破，新天下产生于焉，均势已遭全毁。”11871年欧洲的面貌已经远非梅特涅时代的政治家所能认知。自1815年以来，欧洲的均势依赖于这样几个安排：法国和俄国这两个陆上强国居于大陆的两翼；中欧的德意志邦联具有集体防御的性质，理论上不可能联合起来向外扩张，又能消弭内部纷争，还能联合抵制外来威胁；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关系由德意志邦联来联繫和规定；英国作为均势的“离岸平衡手”基本上处于“守夜人”的角色。欧洲均势也全赖各国的共识——正统保守主义加以支持。然而这种安排在随后的岁月里并没能长治久安，固有的内在缺陷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东方问题的冲击下暴露出来，成为致命伤。法国的波旁復辟王朝1830年被推翻，奥尔良家族和波拿巴家族先后统治法国，特别是拿破崙三世执行打破现状的政策。德意志邦联中普鲁士对奥地利的领导不以为然并时常感到委屈；在民族主义大潮下，德意志邦联显然也不符合德意志统一运动的愿望，普鲁士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展开自上而下的统一运动。俄国和英国、法国更是为了东方问题直接兵戎相见。这一系列问题的结果是，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又接连爆发了一系列局部战争：1859年法、撒丁对奥战争、1864年普、奥对丹麦战争、1866年普、意对奥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其中影响最大的战争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 俾斯麦在普法战争中成功地使战争局部化，其他大国英、奥、俄都没有介入。他手中的钥匙是普俄传统友好关系。英国格拉斯顿政府关注国内政治问题、执行远离大陆政治的孤立政策。奥匈对1866年的失败耿耿于怀，但是在法国取得战场优势之前，它不会向普鲁士举起復仇之剑，此举绝非高明，也不失为稳重之策，因为奥匈不能再经歷失败，否则有解体之危。欧陆上没有任何的同盟，建立在共同镇压波兰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普俄友谊就显得非常重要。俄国在战争中不但对普鲁士善意中立，而且警告奥匈不得动员，使得奥匈更不敢轻易加入战局。对于俄国来说，在战争中也决非一无所得。俄国乘机宣布废除1856年《巴黎条约》中黑海中立化的条款，并得到德国的支持。俾斯麦讲到：“这(黑海问题)是巴黎条约最笨拙的一些规定，因为不可能长期禁止一个拥有成亿人口的民族对自己的海岸行使理所当然的主权。”2 1亨利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 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p125 norman rich, great power diplomacy 1814-1914,ny,1992,p218 william lnger, 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 p13,14 2奥托 冯 俾斯麦，《思考与回忆》(山西大学外语系译)，北京，东方出版社，vol. ii,p80 俄国的做法最终在1871年3月的《伦敦公约》中得到1856年条约签字各国的承认。然而，这也为今后两国关系投下阴影。俄国总是认为德国应该为俄国在普法战争的善意中立给予回报，而德国则认为它在黑海问题上给俄国的支持已经是报答。俾斯麦对此直言不讳：“对我们来说，这(黑海问题)是培植我们同俄国关系的一个把柄。”1 1871年1月18日，一个强大的中欧帝国-德意志帝国诞生在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废墟上。此时战争的结果已经没有悬念，自色当和梅斯兵败以来，1870年9月4日革命后诞生的法国国防政府在梯也尔週游欧洲各大国寻求支持未果的情况下只能做绝望的斗争，失败似乎不可避免。如果国防政府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继续战争，时间越久，对德国是不利的。考虑到国内社会动盪,特别是惧怕马克思主义进步力量的壮大,1871年2月仓促选举出的法国国民议会很快与德国在凡尔赛达成预备和约。俾斯麦在和约内容上也做出让步，因为他强烈担心战争持续下去将遭遇其他大国的干涉；另外他也要在战争中将重大决策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而不是开战以来一直企图将他排斥在决策层之外的总参谋部那些“半人半神”(俾斯麦对参谋部高级军官的讽刺之语)手里。1871年5月10日，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法兰西共和国和德意志帝国签署了正式和约，结束了普法战争。作为战败一方，法国不得不接受德国提出的苛刻条件：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上洛林给德国；法国在三年内(1874年3月2日以前)分期支付50亿法郎(价值2亿英镑，当时约合中国白银7.2亿两)战争赔款给德国，德国占领军将根据法国的赔款履约情况分批撤出法国，直到战争赔款完全赔付后完全撤出。 第15页 俾斯麦完全有理由开出与1866年普奥《布拉格条约》宽大精神完全不同的和平邀约，而无视邀约本身的苛刻性。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认为“必须取得对法战争的胜利，如果不能完全赢得胜利，那么完全统一没有预先的保障，而预计还会发生新的战争。”2在他看来，完全的胜利等于在不招致其他大国反对与干涉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德国自身的胃口和削弱法国復仇的能力。早在战争初期，普鲁士国内就掀起“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民族主义狂潮，要求法国割让上述土地，其理由是这两个地区曾经是昔日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地。 注(1) 俾斯麦则认为满足民族主义者的愿望可以遏制南德地区分离势力。 注2普鲁士军方从军事角度也极力贊成，因为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传统上法国军队都是从这里出发进入莱茵河地区。这两个地区划入德国境内，使得德国获得孚日山脉这一天然屏障。反过来讲，德国也可以从这两个地区出发迅速打击法国，正如歷史上法国的做法。史无前例的巨额战争赔款的目的在于延缓法国復兴的进度。如果可能，赔款本身也能引起法国国内局势的动盪，激化社会矛盾，导致法国长期处于瘫痪状态，而一旦法国无力完成战争赔款，德国占领军就可以依据条约规定赖在法国不走。俾斯麦的现实主义作风体现的淋漓尽致。在他看来，即使在不割让领土的条件下结束战争也不会让法国的仇恨程度减少些。和约签字后三个月，俾斯麦对法国大使说：“我完全确信，这次战争不过是德法之间将要发生的许多次战争中的第一次，在它后面还要爆发一系列其他的战争。”3其实俾斯麦所谓的“完全胜利”更不能保证防止新的战争。 内忧外患的法国接受《法兰克福条约》，完全是被迫吞下一杯苦酒。早在1866年，梯也尔在一次演讲中将黎塞留以来的法国中欧政策乃至大陆政策阐述的十分清楚：“先以德国诸邦为名继之以其本身独立为名，最后以欧洲之平衡为名，此符合全体利益，全体国际社会之利益。”4 1奥托 冯 俾斯麦，《思考与回忆》(山西大学外语系译)，北京，东方出版社，vol. ii, p80 2奥托 冯 俾斯麦，《思考与回忆》(山西大学外语系译)，北京，东方出版社，vol. ii,p84 3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2版，上)，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p110 4亨利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 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p10 法国大陆政策的基石是中欧政策，法国的大陆优势源于中欧的分裂以及德意志的内部纷争。在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出现后，法国的反应不光是恐惧，而且肯定心怀愤恨。法国的大陆优势不再，反而要担心一个人力物力远远凌驾于己的近邻的安全威胁。对法国来说，最紧迫的任务是结束战争并尽快重建，接受条约并去履行是结束占领状态的唯一选择。至于未来，法国领导人的看法与俾斯麦并无二致，甘必大说道：“法国处于德国的怜悯之下。法德处于潜在战争状态。”1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归属问题还有民族情感的因素。法国早已经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又有辉煌的歷史，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十分强烈。故土的割让，断难让法国人忘怀。《法兰克福条约》虽然是正式国家间条约，但是法国政府从来没有也不敢申明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永久放弃。奥匈可以忘记1866年被逐出德意志，但是法国不会忘记阿尔萨斯和洛林，这是封建王朝和民族国家的泾渭之别。法国诗人埃德加?奎耐特评论说“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割让意味着和平面具的背后是没有终点的战争。”2 再看签署条约的双方，都不是战争发生时的当事人。普鲁士领导德意志完成统一成立德意志帝国，而法兰西第二帝国已经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取代，这都是战争的直接结果。德意志帝国是战争的产物，它的建立完成了统一运动的歷史使命，但是如何建设它却是一个新问题。帝国的宪法不是由制宪大会制定，而是由俾斯麦制定，其母体是1866年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加上作为增补部分的与南德四邦订立的条约。它适应的是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和帝国宰相俾斯麦共同决策的政治需要。帝国实际上是普鲁士邦的扩大，把所有的德意志邦国包括了进去。普鲁士的军事机器和官僚机构的职权范围扩大到帝国全境，普鲁士陆军部和总参谋部是帝国武装力量的中枢，普鲁士外交部负责处理帝国对外关系。帝国国会实际上是宪法的门面，对外交政策和军事问题毫无发言权，最大权力仅是拒绝通过预算。在这一系列现象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宪法的不完善。一些基本宪法问题比如中央集权制还是联邦制，内阁责任制还是议会责任制，政党问题都没有明晰，结果是帝国的政治结构必然建立在人制的基础上而不是法制的基础上。只要能和君主合作，只要能制止宫廷和总参谋部的阴谋活动并最终能控制议会机器，俾斯麦就是德国全部权力的化身。俾斯麦作为帝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外交大臣不得不在建国初期就要同各种形形色色异己力量做斗争，以巩固帝国的统一，维护帝国在欧洲的地位。这位杰出的政治家一直是通盘考虑国家的内政外交问题，他坦言：“德国是一个饱和的国家，未来的任务是巩固三次战争的胜利果实。统一不应该仅仅是政治安排。”3任何潜在的战争威胁都不利于德国统一的巩固。 第16页 普法战争的失败造成法国长期淤积的国内矛盾的总爆发。各种政治势力都希望能领导法国走出战争困境，但是哪一派都没有能力在大半国土沦陷的情况下实现哪怕是体面的和平。这些政治势力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阵线：君主派、共和派和革命派。其中君主派内部又包括支持波旁家族的正统派，支持“七月王朝”路易菲力普家族的奥尔良派以及支持波拿巴家族的波拿巴派；共和派内部也有以甘必大为首的激进共和派和以梯也尔为首的保守共和派；革命派则是由社会主义力量和其他形形色色社会改良主义力量构成。他们各有政治主张，但是在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上，君主派和共和派暂时结成同盟，一致对付革命派。1871年3月，波尔多国民会议达成“波尔多协定”(the pact of bordeanx),确立了梯也尔提出的先重建国家，政体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的方针。在国内另外一个权力中心-巴黎公社被镇压后，这实际上宣告“9.4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制成为既成事实。梯也尔作为法兰西共和国元首，他立志建立一个“有秩序的保守共和国”，这是符合1871年法国政治现实的。在完成重建国家并恢復国防以前，法国不会刺激并挑战德国。 1william l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15 2william l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15 3william l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16 由此可以看到《法兰克福条约》造成两个事实：一是普法战争后法德关系的严重对立；二是这种对立并不会立刻升级为实际的热战。这两个事实又与欧洲整体力量格局产生互动。英国、俄罗斯、奥匈没有採取实际措施干涉普法战争和《法兰克福条约》，这是梅特涅体系崩溃以来各国按照自身利益行事、缺乏协调的自然结果。这并不表示它们对欧洲力量格局的巨变无动于衷，相反，大国关系变得极为敏感。俾斯麦曾经做了比喻:“欧洲大国象挤乘在同一架马车里的陌生旅客，面面相觑又满怀狐疑地互相戒备着，如有人将手摸向口袋里的手枪，其邻座则已做好了先扣动扳机的准备。”1这种敏感因为作为大国权力碰撞缓冲区的南德四邦的消失而加剧，更来自于技术进步的强大压力。普鲁士在战争中充分利用铁路网和动员制的巨大威力，在法国尚未完成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就将对手击倒，任何国家都相信在未来的大国冲突中不抢得先机就意味着失败。德国的惊人成功和崛起使得其他大国不得不以警惕的眼光关注它的一举一动，决不会容忍法国被德国进一步削弱，否则一个问题十分合乎情理：下一个会是谁？但是法德对立并非是大国关系中的唯一不和谐音符，英国与俄国、奥匈与俄国在近东巴尔干的对立也十分明显。五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超然于这两大矛盾之外，无论法德对立或是近东问题都不可能再仅仅是双边的问题，而必然是牵一髮而动全身的欧洲安全整体问题。对于英国来说，现在需要一只眼睛注视东方(从近东、中亚直到远东)、一只眼睛注视西方(欧洲)。东方关系到英帝国的安全，西方关系到英国本土的安全。英国在欧洲奉行均势政策，而在欧洲以外採取帝国霸权政策。自乔治?坎宁以来逐渐成为英国政治家共识的独立于欧洲大陆之外的所谓“光辉孤立”政策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在需要的时候英国自信可以以它的威望与实力寻找到称心的大陆盟友。“需要”首先是英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其次才是均势的需要，尽管在英国人看来，其国家利益与均势几乎是天然等式。注3 对于奥匈帝国来说，普法战争的结局意味着奥地利向普鲁士復仇、重新君临德意志的企图彻底失去可能。面对在近东问题上与俄国的对立以及德俄友谊，奥匈外交方向的调整势在必行，否则它很可能在孤立状态下成为德国或者俄国的打击目标。俄国借普法战争之机成功恢復了黑海主权，但是付出的代价更高昂。德国统一完成后，俄国借仲裁德意志内部纷争之名操纵中欧局势的地位完全丧失。德国的强大实力也给俄国安全带来潜在威胁。如果德国积极投身欧洲事务，也将压缩俄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活动空间。总而言之，过去是普鲁士依赖普俄友谊，现在则是俄国不情愿地要与德国平起平坐并且日益处于不利的地位。俄国需要法国来牵制强大的德国，甚至可以与奥匈利益妥协。而法德对立的双方更是将自身对外政策牢牢和欧洲形势绑在一起。 中欧歷来是四战之地，德国同时与法、奥、俄三国陆地接壤，战略困境一目了然。在1748-1763七年战争中，考尼茨同盟曾经促使法、奥、俄三国联合共同对付普鲁士。尽管菲特烈大王是那个时代最具雄才伟略的君主，普鲁士仍不免濒于亡国。俾斯麦曾经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到：“这类结盟的恶果对一位德国大臣而言始终是情理中事。反对我们的同盟可以是西方大国加上奥国；抑或更可怕的是俄、奥、法联合的基础上结成。”2法德对立因为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似为死结，那么一旦德国捲入与第三国的冲突，法国必然与之结盟以制德。因此俾斯麦对外政策的核心必然是孤立法国，防止欧洲其他大国与法国结盟。这个政策成功的关键在于德国必须在确保自身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不捲入除法国外的大国对立，特别是要避免在对立关系中作出支持或反对的选择，否则只能顾此失彼，总要将至少一国投入法国的怀抱。消弭大陆争端与传统“欧洲协调”合乎此时德国的根本利益，俾斯麦变成欧洲和平的拥护者出发点正在这一点上。 第17页 1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p2 2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p3 法国在战争后总结教训不免要考虑到第二帝国在战前外交行动上的重大失败。除德国外的每个大国都是未来法国争取的对象。以梯也尔为首的保守共和派看重与俄国的联合；以甘必大为首的激进共和派主张联合英国，与奥匈的联合也在考虑中。然而每个方案都有其巨大弱点。共和制法国与专制俄国有意识形态的鸿沟，况且德俄关系友好。基于地缘因素考虑的法俄“天然联合”取决于德俄关系的走向，只要德俄关系正常，法国不会有机会。与英国的联合也有重大障碍。首先，英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会承担明确的政治承诺，更不会与大陆国家结盟。“柏拉图式”的关系远远低于法国的期望值。其次，在大陆国家採取普遍兵役制的情况下，英国小型职业陆军的军事价值受到大陆国家的普遍质疑。对法国来说，此时它对德国有绝对的海军优势，它需要的是强有力的陆上支援。最后，法国工商业要求政府採取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以保护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这与有强大工商业背景的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相牴触，英法围绕修改两国商约的谈判长期处于拔河状态。与奥匈的联合更是一厢情愿。奥匈在普法战争中就已经开始转向柏林，法国已不在奥匈的选择方案之内。当时的英俄对立也将法国拖入德国同样面临的难题－避免作出选择。与俄国的联合必然疏远英国，与英国的联合必然被俄国所敌视。a j p 泰勒总结道：“法国外交比之1870年以前更受限制。”1它唯一的优势是其他大国对它不幸遭遇的同情，仅此而已。在此国际环境下，梯也尔只能更加关注改善与德国的关系而不是积极建立同盟去反对它。他的短期最高目标是通过履约解放所有被占领土。 50亿法郎(价值2亿英镑，当时约合中国白银7.2亿两赔款)注4在当时近乎天文数字，对一个刚刚经歷战乱的国家来说履约的困难可想而知。部分极右派和极左派议员主张通过没收资本的手段来筹集资金。此举无异于杀鸡取卵，也会激化国内矛盾。梯也尔主张採取常规的手段。1871年6月19日，梯也尔在与英国驻法大使莱昂斯勋爵谈话中提到他仔细查看了国家帐目，结果比他预期好很多。他表示尽管法国有沉重的财政负担，法国很快就会恢復到良好的情况，税收主要来自于对已有的间接税的放大，而不是开徵新税。2部分议员主张实行所得税，遭到梯也尔的坚决反对，理由是新税会更惹人恼火，而且申报制度漏洞太多。从根本看，实行所得税制意味着高收入阶层要负担更多的税收，而间接税则由全体消费者负担，梯也尔维护的是大资产者的利益。最终政府决定对菸草、咖啡、葡萄酒和酒精增收20-50%附加税。同时政府提高部分原材料进口的海关关税，一方面保护了国内工商业，一方面也增加了政府收入。总的看来，税收制度的调整在没有引起国内经济混乱的情况下迅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实力。梯也尔政府筹措赔款资金的另一主要来源是发行公债。在1871年6月和1872年7月，法国政府分别发行20亿和30亿法郎“爱国公债”，都获得巨大成功，认购额都大大超过发行额。这样到了1873年3月，法国提前一年赔款偿付完毕。9月，德国占领军全部撤出法国。注5法国提前完成赔款显示了国力殷实，没有战前良好的财政基础和战后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很难不认为赔款会进一步削弱法国的实力。梯也尔本来就得到大地产者和大工商业阶层的支持，因为国土的逐步解放又得到了全体国民的拥护，被誉为“领土解放者”。年轻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波尔多协定”后站稳了脚跟，完成履约、结束德国的占领意味着国家主权的恢復，法国以独立的姿态重新返回欧洲。 与此同时，德国基本是以平静、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法国的诚实履约。注6 在政治上，一系列相互联繫的问题随着德国统一迸发出来。首先是波兰问题。一直以来，波兰的民族主义者立志恢復波兰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却屡次遭到携手瓜分波兰的俄奥普“北方三朝廷(the three northen courts)”的联合绞杀。相对而言，俄普两国一直坚持使用高压手段，在波兰问题上的协调一致是俄普宫廷传统友谊的重要基础。 1a j p 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1954，p222 2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i~f europe,vol.ix france,1847-1878 p216-217 奥匈则採取“怀柔政策”，奥属加里西亚地区波兰人的处境好一些。德国按照民族原则统一以后，俾斯麦有理由对德国领土上的波兰人的政治活动更加警惕。其次是教会问题。歷史上德意志深受宗教斗争之苦：在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皇权与教权的长期斗争使双方都走向衰落；宗教改革运动中，各诸侯借新旧教派之争将德意志拖入三十年战争，在外部势力干涉下使德意志的分裂制度化。普鲁士是新教国家，但是在整个德意志地区，新教与天主教却是旗鼓相当。奥地利被排除出德意志以后，天主教力量成为少数。这个少数群体力量集中在有大量波兰人居住的西里西亚、资本主义化的莱茵区和最后加入德国的南德巴伐利亚，在政治上不能被忽视。19世纪以来，德意志天主教在维护其核心教义的基础上围绕三个问题提出自身的政治主张：1)反对中央集权；2)教会自治；3)宗教教育自由。这三点都与以世俗君权为核心的德意志帝国针锋相对。最后是议会政党问题。按照帝国宪法，帝国宰相仅由皇帝任免，而普选产生的帝国议会只有否定预算这一实质权力。在这种“宪政”结构下，特别是在俾斯麦主政时代，政党作为帝国议会选举的机器，其能量十分有限。俾斯麦后来评价说：“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统治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国家；没有一个政党有足够的力量，能进行调停。”11870年12月13日，原普鲁士的天主教团体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即中央党。一个月后，它又购进《日尔曼尼亚报》作为其政治喉舌。在1871年3月帝国议会选举中，中央党出乎俾斯麦的预料获得仅次于民族自由党的席位，成为国会内最大的反对党，一个有天主教背景的反对党。波兰问题、宗教问题、政党问题各有诉求，又相互联繫，依俾斯麦主动出击的风格，他不可能容忍这些问题坐大。 第18页 1871年3月，帝国议会刚刚开幕，一位波兰天主教议员就要求帝国政府支持教皇庇护九世。这位教皇已经失去其教皇国领土，梵蒂冈是他唯一的住裼之地。俾斯麦非常恼火，他不能容忍任何国内政治派别对外交政策指手画脚、某个政党与国外保有联繫，特别是天主教会在德属波兰地区的文化教育活动日益去除德国色彩，波兰民族意识迅速发展。4月1日，俾斯麦在国会严厉抨击少数党及其天主教盟友。俾斯麦的行动受到国内的支持，这种支持来自于大众对1870年7月18日发布的教皇无谬误说的普遍反感。7月初，俾斯麦关闭了普鲁士文化部天主教特别科。8月，他在加斯泰因与奥匈外交大臣博伊斯特的会面中就天主教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俾斯麦与博伊斯特的会面主要还是外交上的诉求。奥匈早在法国色当兵败之时就开始转而寻求与德国和解。1871年6月，奥匈政府派特使加布仑茨将军前往柏林为两国修好铺路。俾斯麦的回应十分善意，他指出德国对奥匈的领土没有要求并且两国在对付巴黎公社式的革命问题上有相互理解的必要。对奥匈而言，俾斯麦的领土安全保证是关键。两国关系于是迅速升温。8月和9月，两国君主携外交大臣连续在伊舍尔、加斯泰因和萨尔斯堡会晤。博伊斯特作为昔日反德政策的代表人物虽然已经变为德奥友好的支持者，仍免不了作为失败的反德政策的牺牲品。来自匈牙利的安德拉西伯爵也参与了两国君主的会晤，他很快将取代博伊斯特成为新的奥匈外交大臣。安德拉西主张用德奥友谊拆散德俄友谊并把德国拉到奥匈反俄的政策轨道上。在加斯泰因，他向俾斯麦的游说没有任何结果。俾斯麦认为德奥关系的改善可以使德国在德俄博奕中位置有利，但不是疏远俄国。作为会议的成果，双方商定奥匈皇帝佛兰茨 约瑟夫于1872年9月访问柏林。 1871年底，俾斯麦在反对教权的问题上开始採取强硬政策。1872年初，法尔克被任命为德国文化大臣。他是坚定的自由理性主义者，对宗教事务有着强烈的反感。俾斯麦对法尔克的任命不仅仅出于对教会斗争的考虑，此举还加强了他与国会多数党-民族自由党的联繫。统一以来，德国经济体制建立在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基础上，民族自由党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与民族自由党的合作有助于政府军事预算和军事政策在国会的顺利通过。 1科佩尔 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范德一、林瑞斌、何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上册，p219 1872年2月，法尔克提出的国家监督学校的法令获得通过。这被认为是“文化斗争”(kulturkampf)的开始。注7俾斯麦同时也向教皇伸出橄榄枝，表示只要教皇敦促中央党不再积极同情波兰人及其他敌视帝国的集团，那么德国可以与教皇合作。庇护九世在丧失世俗权力后不愿进一步在宗教权力上让步，4月他明确拒绝了柏林的建议。在新教的普鲁士，人民欢迎“向神父开战”，俾斯麦认为这是这是利用民族主义巩固统一的机会。1872年5月14日，他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讲演讲：“放心吧！我们不会是不会去卡诺莎的，肉体不去，灵魂也不去！”1注8此时，国外则普遍认为俾斯麦的策略犯了错误，制造了裂痕而不是促进了统一。德国现在不仅仅是普鲁士，而是包含信仰天主教的广大德意志地区。英国驻德大使奥多 罗素在私人信件中写到：“俾斯麦完全误解和低估了教会势力。”2俾斯麦并不这么认为，1873年的《五月法令》注9将文化斗争推向新的高度。对俾斯麦来说，文化斗争的开始主要是由它涉及波兰问题这一方面所规定的，因而一开始就具有外交意义。在德国，斗争越激烈，俾斯麦的外交就越显得重要，特别是德国与“北方三朝廷”其他两国的关系。 1872年9月，按照1871年8、9月间德奥皇帝会晤达成的协议，奥匈皇帝佛兰茨 约瑟夫访问柏林。俄国沙皇对德奥亲密感到不安，惟恐德奥会在柏林达成秘密协议，于是不请自来，加入到德奥皇帝的柏林会晤。1873年9月5日－12日，德奥俄三皇会于柏林。原本是显示德奥亲善的会晤现在变成标志大陆三帝国团结的聚会。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这是三帝国皇帝的首次聚会。而英国在9月18日派遣海峡舰队出乎法国人意料地访问勒法国的勒阿佛尔港，英法两国曾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盟友。难怪有报纸评论为“新的神圣同盟正在意识形态上把欧洲大陆划分为东方和西方。”三国举行了两两双边会谈，没有举行全体会议，也没达成任何协议。俄国宰相哥尔查科夫的评价“不忙做笔记，不作正式记录，一言以蔽之：没有给外交档案留下任何材料，但道义成果是巨大的”3还是很中肯的。俾斯麦对三帝聚会放在柏林十分满意，这传递给法国一个信号：法国在大陆上是孤立的。但是安德拉西和哥尔查科夫的会晤更有实质内容。双方通过磋商阐明了各自在巴尔干问题上的立场，并达成在巴尔干维持现状的共识。在德国在三国中实力增长最快的情况下，俄奥两国的举措不能不说是对这一情况的现实对策。哥尔查科夫走的更远。在柏林期间，哥尔查科夫向法国驻德大使保证三皇会议没有达成任何正式协议。他表示：俄奥认为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但是法国必须有耐心和智慧。此番话一是向法国传递俄奥不会容忍德国继续打击法国；二也警告法国不要主动向德国寻衅。这基本上是除法德之外的其他欧洲大国对于普法战争后法德关系的态度，是个强烈的政治信号。 第19页 1873年5月，德皇威廉一世携俾斯麦和参谋总长毛奇回访圣彼得堡。在访问期间，毛奇和俄国元帅博格达成一个军事协定。5月6日，双方君主批准了这一协定。6月，沙皇亚歷山大二世访问维也纳，将此协定告诉奥方，希望奥匈也加入进来。安德拉西藉口奥匈在二元君主体制下批准困难而加以拒绝。安德拉西转而与哥尔查科夫达成一个内容相对宽泛的新协定－兴勃隆协定。与传统看法不同的是，兴勃隆协定包含了俄奥两国针对“第三国”侵略与威胁欧洲和平时不缔结新的军事同盟，并通过谅解协调行动的条款。显然当时最有资格作这个第三国的是德国。1873年10月，威廉皇帝访问维也纳，也加入兴勃隆协定。由俄奥发起，德国加入形成三皇联盟(dreikaisersbund,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 俾斯麦不愿意看到俄奥两国发生冲突从而使德国面临选择；同样他也不愿意看到俄奥两国走的太近，这样两国可能会共同对付德国。因此他的选择是加入兴勃隆协定，正如前一年沙皇加入德奥皇帝柏林会晤。俾斯麦另一层考虑则和法国内部局势的变化有关。 1艾伦 帕麦尔，《俾斯麦传》(高年生 张年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200 2艾伦 帕麦尔，《俾斯麦传》(高年生 张年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200 3william l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38 1873年3月，随着对德赔款的付清和被占领土的解放，“波尔多协定”遗留下的政体悬而未决的问题也随之爆发出来。梯也尔的中间路线－温和保守共和国路线得不到议会多数派君主派的支持，梯也尔迅速从权力巅峰跌落下来。5月，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对梯也尔政府的不信任案，并将支持復辟的前军人麦克马洪推选为新总统，力图实施復辟计划。俾斯麦认为共和制的法国也许永远找不到朋友，如今法国发生的事情使他深感忧虑，考尼茨同盟的噩梦现在有可能变为现实。在俾斯麦看来，圣彼得堡协定和三皇联盟的出现可以作为对法国可能发生的復闢作的政治上准备。 1873年8月，奥尔良家族的“王位窥探者”巴黎伯爵和正统波旁家族王位继承人尚博尔伯爵在奥地利达成协议：年事已高且无嗣的尚博尔伯爵为君主制第一继承人，巴黎伯爵为第二继承人。从而实现了两大君主派的和解与联合。法国的君主復辟已经箭在弦上。就在君主派紧密实施復辟计划时，10月30日，尚博尔伯爵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声称只有将大革命以来一直沿用的三色旗取消、重新以波旁家族的白旗作为国旗，他才会履行君主义务。本来联合起来的君主派又陷入争论之中，和解破裂。君主復辟计划随之破产。表面看，復辟失败就是因为“那么一块破布”(教皇庇护九世语)，实际上则是因为法国自大革命以来特别是第二帝国覆灭后君主制的号召力已经大大减弱，君主派的暂时强大仅仅是迴光返照。两大君主派分别代表了大地产者和大工商业者的利益，经济上的冲突分野导致政治上不可能整合。1873年11月，议会通过将麦克马洪的总统任期延长至7年的议案，用意则是期待老朽顽固的尚博尔伯爵在7年之中去世，巴黎伯爵取而代之再实施復辟计划。麦克马洪本来是过渡人物，如今他和共和国却得以继续存在下去了。麦克马洪採取的是为君主派所赞赏的“道德秩序”(l’ordre moral)政策，强化教会在国家政治文化领域内的地位。法国是天主教大国，在天主教世界有很高的地位。这与德国境内迫害天主教的“文化斗争”形成鲜明对比。1873年8月，位于下洛林地区的南锡主教公开唿吁天主教徒为为失去省份回归而祈祷。被割让给德国的上洛林－阿尔萨斯地区属于该教区，这里的教堂也加入了祈祷行列。11月，一些法国主教公开抗议普鲁士的反教会法律(《五月法令》)，尼姆主教甚至提到普鲁士传统是“无根和非道德”的。 俾斯麦对梯也尔之后的法国政局本来就很担忧，法国天主教会的行动加重了他的疑虑。但是他还是希望通过外交渠道来解决。德国与法国就这一问题展开交涉，教皇也使用他的影响力加以调停。由君主派控制的法国政府无法作出过多让步，而德国的舆论明显导向好战的论调，两国关系于1874年初开始紧张起来。法国驻柏林大使认为德国国内挑动对法敌意的根源在于即将来临的议会选举以及新的军事预算的表决。1月，法国大使与俾斯麦会晤，俾斯麦说到：“所有关于战争的想法都远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我们能从战争中得到什么好处？”1俾斯麦的说法是合乎逻辑的。德国“文化斗争”产生的矛盾如果企图通过对外战争来宣洩将是十分危险的。对于通晓歷史的俾斯麦来说，他很清楚宗教政策和国内矛盾在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外交环境也不允许这样做。欧洲其他大国对德国当前的反教会政策并不认同并普遍认为该政策彻底失败，而且欧洲不会坐视法国被进一步削弱。与此同时，尽管有来自柏林的俾斯麦安全保证，法国外交部长德卡兹却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来削弱德国。他指示法国驻俄奥两国大使展开行动。法国驻奥匈大使在皇帝佛兰茨 约瑟夫动身访问俄国前面见皇帝。他说德国以战争相威胁、要求法国站在德国一边摧毁梵蒂冈。奥匈也是天主教国家，这种言论显然构思精巧。到达俄国后，安德拉西与哥尔查科夫讨论了局势，在对德国可能扩张其实力的共识下，成功拉近了两国关系。安德拉西和哥尔查科夫共同告诉法国大使：“我们祈祷法国能很快恢復她在世界上应有的位置。”2 第20页 1william l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39 2william l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43 俾斯麦认为“文化斗争”会得到同样与梵蒂冈关系紧张的义大利的支持，然而义大利人十分谨慎，并没有选择和德国在一起。英国对德国也保持警惕，它完全是站在大陆均势的角度来看待德国的动向。1874年2月，驻德大使奥多 罗素甚至判断奥匈而不是法国才是德国真正的打击对象，目的是将奥匈日尔曼省份统一到德国中去。英国政策最大的变化则来自于政府的更替。保守党人迪斯累里在大选中获胜组阁，他对外交事务的关注远高于前任自由党政府，对俾斯麦和三皇联盟充满怀疑。迪斯累里立即加强了英国与法国的联繫。到了1874年秋天，三皇联盟在是否承认西班牙共和国的问题上发生分歧。现在德国与它的两个邻居关系都冷却了下来，而俄奥之间则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密。1874年对德国来说是“内忧外困”的一年，文化斗争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角度来看都失败了。尽管有三皇联盟，德国在欧洲某种程度上讲被孤立了。法国的外交则有了重大的转机，英法关系开始升温，同时得到三皇联盟中的俄奥两国的同情与支持。俾斯麦在1874年外交上的无作为令人费解，也许是激烈德国内政治斗争特别是“阿尼姆事件”注10使得他精力分散，对欧洲外交气候微妙的变化作出偏差的判断。他开始相信存在一个反德的主教国际阴谋，这种反德联合併不存在。 1875年开始的时候，欧洲很平静，法德两国关系也没有严重恶化的迹象。2月，冯 拉多维茨将军作为俾斯麦的特使被派往俄国。俾斯麦希望通过拉多维茨之行消除德俄之间的分歧并探明俄国的底牌。他授权拉多维茨向俄国发出询盘：德国支持在俄国在近东问题上自由行动，换回德国对法国的行动自由。哥尔查科夫一直持“欧洲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的观点，在俾斯麦近乎亮底牌的试探下拒绝了德国的询盘。拉多维茨之行没有解决德俄分歧，反而授人以柄。在这个月早期，德国政府照会比利时政府，建议它修改有关法律以保护外国人、避免出现针对邻国的恐怖袭击。这个外交事件的起因是一个比利时人写信给巴黎大主教提出以6万法郎为报酬刺杀俾斯麦，同为天主教国家的比利时也对被迫害的德国天主教徒表示同情。比利时作为低地国家在外交上具有敏感性，特别是对视低地国家为安全前哨的英国。这与俾斯麦一贯的谨慎作风完全不同，俾斯麦此时狂燥不安，连同僚都无法接近。3月13日，法国通过了扩军计划，每个团增加一个营。这些新编营只是架子，在战时才满编。德国总参谋部视之为重大威胁，这些以纯军事角度考虑问题的职业军人认为预防性战争非常必要。在这之前，已有传闻法国要在德国购买大量供军队使用的马匹，德国政府立即颁令禁止出口马匹。高度政治化的德国舆论机器开始运转起来。4月5日，科隆报文章唿吁注意“新联盟”的危险；4月8日，柏林邮报发表“战争在望”的文章。这些文章据信都出自德国外交部新闻局的官员之手，带有官方色彩。有人开始猜测这是德国在为先发制人打击法国寻找藉口。俾斯麦自己后来则解释为他没有对法战争的意图但是他不反对公开警告。鑑于法国并没有与德国开战的能力，德卡兹立即通驻德大使冈多与德国政府取得谅解。威廉一世从威斯巴登返回柏林后对报纸言论很不满，4月15日与法国武官的谈话中，皇帝表示事件已经结束。 然而危机并没有结束。德卡兹认为德国还会有一系列行动，很难了解德国在近期会走多远，他决心通过外交手段阻止严重后果的发生。另一种看法是德卡兹希望藉此机会改善法国的地位，孤立德国。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正确。使用外交手段保证法国在德国战争威胁下的安全是首要目标，如果能利用德国犯的错误则可以从中获利。其他大国并不认为德国真的要进行对法战争。沙皇对法国大使勒富罗将军说到：“如果有一天你们被威胁了(但我并不相信会这样)，你们会立即知道的，你们会从我这里知道。”1哥尔查科夫也表示沙皇和他本人会在访问柏林期间为和平出力。德卡兹的担心很快得到来自柏林的报告的佐证。4月21日，在柏林英国使馆组织的宴会上，法国大使冈多与拉多维茨进行了交谈。拉多维茨口不择言，声称一些德国政治家认为预防性战争从政治、哲学、基督教立场上讲都是正义的。冈多将情况作了一些夸大汇报回国。 1william l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p46 德卡兹採取俾斯麦曾经用过的办法迅速将冈多报告发表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又将副本发往法国各驻外使馆，提请有关国家注意。奥匈不想出头，希望俄国出面。5月4日，沙皇重申两周前对勒富罗的承诺。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对峙此时缓解，俄国保证不进攻英属印度。俄国驻英大使保罗 舒瓦诺夫于5月8日到达伦敦。他带来了沙皇决心调停的表示，并建议英国与俄国一起展开外交行动。在外交大臣德比的建议下，5月10日维多利亚女皇写信给沙皇亚歷山大二世：“……在信的结尾我想向您强调这样一个坚定的愿望：您会使用巨大的影响力来确保和平的存在。”1这一天，沙皇和哥尔查科夫到达柏林。威廉皇帝从道义角度解释了德国不会打不义之战，沙皇握住威廉的手表示贊同。俾斯麦则向哥尔查科夫矢口否认德国有进攻法国的企图。在离开柏林前，哥尔查科夫电告欧洲“和平有了保证”，1875年战争危机结束了。法国改善了处境，而德国则一定程度上被羞辱。其他大国的目的在于维护《法兰克福条约》后的现状，和平的基础是对《法兰克福条约》的遵守。 第21页 1ralph r.menning,the art of the possible,documents on great power diplomacy,1814-1914,ny,1996,p179 注释： 1：在中世纪，阿尔萨斯和洛林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地。法国从1641年开始，特别是在路易十四时代，通过三十年战争、九年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玛利亚?特蕾莎婚约最终取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在最后一任洛林公爵斯坦尼斯拉斯去世后15年，1780年普罗旺斯(原勃艮第公国)、阿尔萨斯(原阿尔曼尼公国)和洛林的人民宣誓效忠法兰西民族、国家、国王和人民。 2：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上洛林地区后，阿尔萨斯－洛林成为德意志帝国直辖区，由帝国政府直接管理，从而将法德边境置于帝国政府直接控制之下。如果阿尔萨斯和上洛林没有被割让，仍在法国境内，则法德边境一大段是和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巴伐利亚王国和巴登公国接壤。新边境可以起到防火墙的作用。 3：对于英国的均势政策，英国外交部1907年1月1日的克劳备忘录可以说是最好的註解。其中提到：“……英国的政策是维持这种均势，把自己的力量加在这一边或者那一边，但是总是加在一边以抵制某一时期内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或集团的政治霸权，这几乎成为一个歷史上的真理。……”可见英国人认为其国家利益和均势是天然和谐并可以划等号的。但是我们同样从备忘录中看到，这种申明仅仅是针对欧洲大陆体系，放之于世界体系，那么英国就不是追求均势了，其国家利益是追求优势，而将对手冠以破坏均势之名。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英国实际上通过该战争参与了瓦解维也纳均势体系的进程。 4：在一战前的金本位货币时代，除了物价指数上涨外，可以认为货币币值长期稳定。50亿法郎折合的2亿英镑的购买力可以参考以下的数据：1913年英国伊莉莎白女王级超级无畏舰“厌战”号造价为2524148英镑。(s. w. roskill, hms warspite the story of a famous battleship, futura publication limited, london, uk, 1974, p87)2亿英镑差不多可以建造80艘超级无畏舰。关于50亿法郎折合当时中国白银7.2亿两，请见本文附录。 5：关于法国赔款的细节，楼均信先生所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第35页引用的夏斯特纳《第三共和国》第一卷119、127页的论述在赔款时间和方式上与《法兰克福条约》正文不符。例如“1870年10月梯也尔派遣财政部长布耶?凯尔梯也去柏林与德国政府就赔款问题进行谈判。10月12日，双方订立条约，规定法国同意提前付清在须在1871年3月1日前支付的20亿法郎赔款的其余部分；”特此刊注。 6：德国自身的金融改革却给法国的偿付赔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统一以前，各德意志邦国採用自己的金融货币系统，统一以后必须进行改革整合。德国注意到两个并无必然联繫的事实：英国经济的巨大成功；英国实行金本位制。于是德国于1871年12月也採用金本位制作为统一国家的货币制度，而来自于法国的战争赔款使之成为可能。法国一直採用金银复本位制，德国大量购入黄金导致国际市场金银比价大跌，法国深受其害。(约翰 f 乔恩，《货币史》(李广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p147) 7：进步自由党人鲁道夫 菲肖夫在1873年竞选演说中声称，普鲁士正经歷着一场“文化斗争”，即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搏斗。这个名称并不能确切表达事物的本质，但俾斯麦欢迎别人对他的斗争起一个伟大的名字，于是这场争论就以“文化斗争”载入史册。(艾伦 帕麦尔，《俾斯麦传》(高年生 张年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p198)关于“文化斗争”的开端，兰格在《欧洲联盟与阵线》中表述为“五月法令”的颁布，而帕麦尔在《俾斯麦传》中认为是国家监督学校的法令。本文採取帕麦尔的表述。 8：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罗马教会教皇长期冲突。亨利四世皇帝与教皇争夺主教任免权，遭到失败。1077年冬天，他去卡诺莎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谢罪。 9：《五月法令》的主要内容包括：由国家控制教育；教会教育也由控制，减少神职教育的必修课程；候补教士在进入神学院前必须进入德国 10：阿尼姆在普法战争后被任命为驻法大使。他主张德国应帮助法国恢復君主制，这与俾斯麦的意见相左，俾斯麦认为共和制的法国会被君主制国家孤立。阿尼姆则越级向皇帝直接报告他的观点，并有取代俾斯麦的野心。1874年4月，报纸上出现了阿尼姆提供的一些外交文件。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阿尼姆在担任驻法大使期间私自截留文件。10月，阿尼姆被捕。12月柏林法院开庭审判，10天后法庭判阿尼姆有罪。阿尼姆属于上流社会，在与阿尼姆的政治斗争中，俾斯麦也受到很大伤害，特别是精神上。 参考书目： 1，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2版)(上)，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 2， 朱瀛泉，《国际关系史》(十卷本第三卷)(网络版) 3， 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楼均信，《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 楼均信等译，《一八七一——一九一八年的法国》(网络版) 第22页 6， 亨利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 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7， 维纳 洛赫，《德国史》(北京大学歷史系译)，三联书店，1970 8， 科佩尔 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范德一、林瑞斌、何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9， 艾伦 帕麦尔，《俾斯麦传》(高年生 张年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0， 艾米尔 鲁特维克，《俾斯麦》(韩洁 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 11，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 12， 《国际条约集》(1648－1871)，(1872－1916)，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13， 《拿破崙三世》，商务印书馆 14，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文版，第10，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5， norman rich,great power diplomacy 1814-1914,ny,1992 16， william lnger,european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1871-1890,ny,1931 17， a j p taylor,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1848－1918，oxford 18， ralph r.menning,the art of the possible,1814-1914,ny,1996 19， s.badsey,the franco prussian war,1870-1871,london,2002 20， sneh mahaja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874-1914,ny,2002 21，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i~f europe,vol.ix france,1847-1878 7 论俾斯麦的个性对德国统一战争的影响 摘要:德国在近代曾是一个长期分裂的国家，普鲁士最终能够完成德国的统一，是和其宰相俾斯麦的努力分不开的。笔者认为，俾斯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独特的个性，对德国实现统一的三次王朝战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俾斯麦;个性;德国统一 不可否认，歷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有些歷史人物的功劳也是不能磨灭的，在德国统一的歷史上，俾斯麦无疑是功绩最大的人物。笔者认为：正是俾斯麦与众不同的个性，决定了在由他领导的德国统一战争中能够积极採取正确有效的外交战略和军事策略，赢得战争的胜利。 7.1 一、骄傲自信，永不服输的个性註定了统一战争必胜的结局 俾斯麦骄傲自信，永不服输的个性早在其年轻时就已凸显出来。1839年，他向波茨坦当局递交辞呈时说：“我的抱负是指挥别人，而不是听人指挥”。这种自信、傲气和永不服输的精神在他领导德国统一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50年以来德意志各邦国要求民族统一的唿声日益强烈，这种唿声引起了俾斯麦的关注。1862年9月30日，俾斯麦在国会发表了着名的“铁血演说”，声称要用铁和血来解决当前的重大问题，并在议会强行通过军费预算案。他对普鲁士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充满信心。1863年，丹麦议会通过新宪法，将什勒斯维希、荷尔施泰因(两处属于德意志邦联且讲德语但又与丹麦间有同盟关系的公国)划入丹麦版图，这无疑给了普鲁士最好的藉口。俾斯麦很快联合奥地利对丹麦宣战。战争中他亲任军事指挥，普奥联军杀敌勇敢，战争很快以普奥的胜利而告终。 由于领土分配出现矛盾，刚刚做完盟友的两个邦国又很快开战。俾斯麦清楚地知道奥地利是一个比丹麦强大的多的竞争对手，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最大威胁，因此他在御前会议上坚定地说：“我拿脑袋做赌注，哪怕我上断头台，也要赌到底……德意志命运的难解之结，不能用双雄并立政策这种温和的方式解开，而只能用剑来斩开”，他的自信和傲气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1866年6月16日普奥战争终于打响，这一次俾斯麦虽然在外交上做足了准备，但在战场上却没有必胜的把握，因为普鲁士人民并不支持他，俾斯麦唯一可以依仗的就是出色的普鲁士军官和富有纪律的士兵。在俾斯麦永不服输的精神的支持下，仅仅七周后，战争就以普鲁士的胜利而结束了。 北德联邦建立后，俾斯麦很清楚法国的拿破崙三世绝不会轻易放弃对南德四邦的控制，因为当时欧洲的国际关系是千丝万缕的，任何一个国家的行为都会牵动其他国家的神经，因此，俾斯麦统一德国的过程，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失误。在英法俄等强国面前，俾斯麦是绝对不肯屈服的。在俾斯麦的调动下，所有德意志邦国都为民族统一事业而团结了起来，南德诸邦甚至动员军队与北德联邦共同组成一支50万人的德意志民族军。9月2日，在色当决战中，法军大败，拿破崙三世被普鲁士元帅毛奇所俘。俾斯麦乘胜继续挥戈前进，直捣巴黎，取得战争胜利。英俄两国也未再阻挠，德国统一终于完成。 7.2 二、生性多疑，狡黠善变的个性使统一战争总是能够化险为夷，左右逢缘 早在1856年，俾斯麦就提出了确立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权地位的目标。这项政策实施的关键是削弱奥地利并把它从德意志排除出去。因此在对丹麦战争时，俾斯麦担心奥地利会趁机制造事端，削弱普鲁士，就把奥地利也拉入战争，同时还可以看看奥地利的军事实力。1864年8月双方签订《加斯泰因协定》：什勒斯维希划给普鲁士，奥地利则分得了和自己并不相连的荷尔施泰因。这是俾斯麦故意的布局，是俾斯麦设计的迷魂阵。之后奥皇约瑟夫想用麻烦不断的霍尔斯坦换取格拉茨省，被俾斯麦拒绝。很快他就把军队开进了这一地区，双方终于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为俾斯麦提供了对奥战争的藉口。 第23页 在准备对奥战争时，为换取法国中立，1865年10月4日，俾斯麦会见拿破崙三世时说：“一个怀有远大志向的普鲁士将把法国人的友谊看作是极端重要的。”为了迫使奥地利两面作战，俾斯麦向义大利提出结成军事同盟，遭到法国反对。于是，俾斯麦再次面见拿破崙三世，对他说，普奥战争对普鲁士来说是长期而艰苦的，是消耗战，请拿破崙三世安心，普鲁士不会对法国构成任何威胁。经过精心准备，终于赢得战争胜利。 对奥战争结束后，俾斯麦深知统一全德的最后一步将是与法国开战，他先是利用法国对南德领土的觊觎，以宽大的条约把4个邦国拉到自己一边，然后当法国要求吞併比利时和卢森堡时，俾斯麦要求法国出具书面材料，并暗中将法国的野心通知英俄。于是法国的野心开始让英国深为担忧，而俄国向来与法国在波兰和东方问题上存在矛盾，义大利也因法国支持其境内的教皇领地而与之关系冷淡。在俾斯麦的催动下，很快法国就成了孤家寡人。1868年，为了制造战争导火线，俾斯麦派人到西班牙活动，使西班牙政府宣布将王位献给普鲁士王室的一位亲王。法国大怒，要求普鲁士书面保证放弃这一王位。威廉一世急忙给俾斯麦发电报，意欲忍让。但狡猾的俾斯麦却擅自把发给法王电报中的“从长计议”变成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和解的意思变成了轻蔑的拒绝。不出俾斯麦所料，缩写后的电报在报纸上发表后，果然挑起了拿破崙三世的怒火，这个同样急于转嫁国内危机的君主很快就正式对普鲁士宣战。 7.3 三、处世方式机敏灵活，超强的人事驾驭能力保证了战争进程的顺利进行 1863年底，正值德意志与丹麦发生领土纠纷之时，俾斯麦决定先打丹麦，然后再收拾奥地利。为了进行战争时不至于腹背受敌，俾斯麦灵活运用外交手腕，不断化敌为友，奇蹟般地使欧洲各国在适当的时刻保持中立，从而确保了普鲁士始终只同一个敌人作战。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几乎每一步都是按他精心设计的计划进行的，他超强的人事驾驭能力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例如，在联合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结束后，故意让奥地利对领土分割产生不满，为以后对奥战争留下伏笔。在对奥战争取胜之际，他又考虑到日后在对法战争中需要有奥地利的友好态度，因此力排高级将领要乘胜进入维也纳的意见，与奥签定了比较宽松的和约，则表现了其机敏灵活的处世能力。1867年，德国成立了北德意志联邦，这是俾斯麦统一德国的重要一步，但南德四邦受到法国控制，俾斯麦在统一南德四邦上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他的策略是：决不放枪打第一个来闻诱饵的鹿，而是等到群鹿都来才放枪。果然，他在等到西南四个邦国都加入联邦后，才跟法国交战。 1870年，普法因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发生纠纷。当时在埃姆斯温泉疗养的威廉一世将其与法国大使会见的经过用电报通知俾斯麦，让俾斯麦对电报内容作必要的改动后发表。俾斯麦认为这是一桩对普鲁士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提供了刺激法国宣战的一个有利机会。在与军方人士商议后，他当即篡改电报内容，使其带上侮辱法国的口吻，并相信这将对“高卢牛”起到一块红布的效果。7月13日电文一发表，便引起法国政府的狂怒。7月14日晚，法皇决定宣战，这正是俾斯麦意料到的结果。翌日晚，普鲁士政府亦向北德意志联邦发出动员令。由于法国的孤立和军事上的失误，普鲁士则制定了周详的作战计划，因此开战不到一个半月，在9月2日的色当激战，普军大获全胜，法国投降。这正是俾斯麦超强的人事驾驭能力的表现。 7.4 参考文献 1、埃米尔.路德维希.俾斯麦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p13-14 2、冯超英：试论俾斯麦与德国统一，内蒙古师大学报，1996年06期 3、张革英：论俾斯麦的现实主义外交策略与德国统一，菏泽学院学报，2005年06期 8 普法战争胜败原因之经济分析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是欧洲乃至世界近代史上一次有着深远影响的战争。战争的结局是以普鲁士的胜利和法国的失败而结束。这次战争，使德国实现了统一，成立了德意志帝国；同时它也促使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垮台和第三共和国的诞生。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无论政治或者战争，都离不开经济这个基础。深入研究普法战争中普胜法败的原因，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本文从对战前普鲁士和法国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一些比较和分析，试图阐明这样一种观点：虽然普法战争的胜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乃是经济方面的原因。 8.1 一 十九世纪初期的普鲁士，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十分落后。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普鲁士王国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促进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 到了该世纪三十年代，便开始了工业革命。从纺织工业到其他工业部门，逐渐採用机器。据统计，普鲁士的蒸汽机总数，1837年为419台(7500匹马力)，1846年已增加到1139台(21700匹马力)1。四十年代初，已拥有245辆蒸汽机车，到1870年，蒸汽机车已增至3485辆2。五、六十年代，工业革命进入高涨阶段。在这二十年间，工业生产大约翻了两番。1860年至1870年，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20%，而生产资料的生产则增长了33%3。在工业结构中，重心已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重工业已经成为整个工业发展的基础。 第24页 普鲁士的煤炭蕴藏量十分丰富。多集中在鲁尔区、萨尔区以及哈士山脉和厄尔士山之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由于这些地区煤炭尚未得到大规模的开採，因而产量还不高。例如1846年，产煤仅有320万吨，少于法国的450万吨4。可是，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发展，煤的产量迅速提高。据统计，1850年为700万吨，1860年为1700万吨，1870年达到3400万吨5。 在煤炭生产增长的推动下，冶金工业得到迅速发展。1850年，生铁产量仅有21万吨。经过二十年，到1870年，已达到139万吨6(据另一资料为140万吨7)。这一年，在德意志关税同盟境内，铁的消费量平均每人达到38.8公斤8。1850年至1870年，钢产量也由5900吨增加到17万吨9。 随着煤炭，钢铁生产的发展，普鲁士的机器制造业也发展起来。从1846年到1861年，机器制造厂由130家增加到300家10。有些机器制造厂规模相当可观。如专门制造蒸汽机的柏林波尔锡希工厂，1866年已有1600名工人，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之一(11)。在1870年所拥有的3485辆蒸汽机车中，大多数为本国所制造。柏林和萨克森的机器厂的产品，不仅供应本国市场，甚至向法国和英国出口(12)。机器制造业与军火工业有着密切的联繫。以制造大炮和炮弹闻名的克虏伯公司，1870年已有工人7000人(13)。它同斯汀纳斯企业，波尔锡希企业一起，成为该国军队武器装备的主要供应者。 铁路建设也非常突出。德国歷史学家特莱施克说：“首先把德国从它的经济停滞中拉起来的，就是铁路。”(14)第一条铁路在1835年通车，从纽伦堡到费尔特，全长12公里。1848年，铁路则增加到2500公里，已超过同一时期法国的铁路长度(15)。1850年，铁路长度达到6000公里，遍布全国(16)。经过二十年的修筑，到1870年时铁路长度已高达21471公里(17)。与此同时(1851年到1870年)，机车数量由498辆增加到3485辆，货车车厢由6825个增加到76824个。从1850年至1870年，铁路的货运量增长了十九倍(18)。铁路不仅带动了採矿、冶金和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而且极大地增强了普鲁士的经济实力。正如一位外国经济史学者所说：“铁路加强了普鲁士的战略地位，使它在经济上的发展更加迅速了。在同丹麦、奥地利和法国作斗争的决定性时刻里(指1864年普奥对丹麦的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引者)，也曾显示了这一点。”(19) 在谈论普鲁士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还不应忽视其农业的发展。从十九世纪初期到五十年代，农业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渐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农奴制的废除不仅加速了农民的分化，使破产农民流往城市，成为僱佣劳动者，而且也使得占有大量土地并获得巨额赎金的封建地主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大农场，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逐渐发展起来。这种由封建经济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过程，就是所谓的“普鲁士式道路”。“普鲁士式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该国农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农业沿着“普鲁士式道路”发展的过程中，还不断改进耕作技术，使用化学肥料，并且广泛採用耕机、条播机、收割机、打谷机，甚至出现了蒸汽犁(20)。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十九世纪中期，耕地面积扩大到2500万公顷以上(21)。1870年，每公顷小麦的产量达到1.25吨(22)。此时期马铃薯和甜菜的收穫量，均占世界第一位(23)。随着粮食和饲料的增多，牲畜的数量也增加很快。农业生产的发展，必然对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8.2 二 当普鲁士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法国的经济虽然也在发展，但却是相对落后。究其原因： 一是法国的煤铁矿藏较少，钢铁工业发展很慢，产量不高。据统计，煤产量1828年为177万吨。虽然在1847年已达515万吨，可是同年的消费量却为750万吨以上。不足之数，需要依靠进口来补充(24)。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发展，1869年产煤才至1346万吨(25)。而1870年却降至1333万吨(26)。生铁的产量，1818年只有11万吨，1830年为25万吨，1848年为47万吨，1869年达到138万吨(27)，1870年下降为117万吨(28)。至于钢的生产，更是显得落后。1851年只有1万吨，1869年才达到10万吨(29)。1870年下降为8万吨(30)。钢铁工业的发展缓慢，又影响到机器制造业。以蒸汽机为例：1850年蒸汽机动力总数为37万匹马力，1870年增加到185万匹马力(31)。蒸汽机动力总数大大低于普鲁士。 二是轻工业占优势，重工业比重较小。在工业企业中，小企业所占比重又较大，10名工人以下的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75%，千名工人以上的大企业寥若晨星(32)。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72.6%，重工业只占27.4%(33)。在轻工业中，生产精美时装、名贵家俱和高级奢侈品的部门一直占着重要地位。六十年代末的统计资料显示，服饰和奢侈品的年产值达到15亿法郎，而全部採矿和金属加工业的年产值却只有5.65亿法郎(34)。 三是铁路运输在国民经济中属于薄弱环节。1832年，从圣太田到里昂的铁路正式通车。这是法国第一条使用蒸汽机车并且运送旅客的铁路。四十年代末，约有3000公里铁路。1869年，铁路线长度达到17600公里(35)。1870年，即普法战争爆发的这一年，法国铁路长度虽已达17924公里，(36)而这一年普鲁士已有铁路21471公里。不仅长度少于普鲁士，而且建设速度也低于普鲁士。德国歷史学家特莱施克说得好：当法国的各大干线通车时，德国的主要铁路已经营运十年了(37)。 第25页 四是工业发展的缓慢，还与其农业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在小土地所有制下，虽然农民可以自由使用土地，有助于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小农的两极分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大量贫困破产的农民，并没有流往城市成为自由僱佣劳动者，而是陷入了高利贷的罗网。高利贷者在法国农村中特别活跃。破产农民为了保留小块土地经营，宁愿忍受高利贷剥削，以自己的土地作抵押，向高利贷者借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流入城市出卖劳动力。因此，小土地所有制便长期保留了下来。不仅农民被固定在小块土地上，而且很多城郊企业的僱佣工人也是小块土地的占有者，从而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极度分散。据统计，1862年在占有1公顷以上土地的320万个农户中，244万个农户占有1—10公顷的土地(38)。小农经济长期存在，势必造成城市自由劳动力的短缺。同时，小农无力购买农业机器，小块土地也不适合于机器耕种。加之，自给自足的小农阻碍着国内市场的扩大。所有这些，不仅影响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而且也拖住了工业发展的后腿。 8.3 三 从以上普鲁士和法国工农业生产发展情况的比较可知，在普法战争前，普鲁士已将法国抛在了后面。从主要工业部门来看，它在煤炭和钢铁产量，蒸汽机动力总数，铁路线长度等方面，均超过了法国。从两国的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来看，1860年，普鲁士占16%，法国只占12%；1870年，普鲁士占13%，法国占10%(39)。就经济实力来说，普鲁士已占有明显的优势。 普法战争的结局，充分显示出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战争双方的军事较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两国经济状况，对各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经济状况与军事力量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如前所述，钢铁工业促进了机器工业的发展，而机器工业又是与军火工业联繫在一起的。克虏伯公司在1850年至1870年间发展很快，工人由237人增加到7000人，显然与同一时期重工业的迅速发展有关。当时，克虏伯工厂和其他工厂，已能制造出21厘米口径的迫击炮和12磅重的炮弹(40)。在普法战争中，大炮显示了对小型武器的优势。例如在色当战役中，手持夏斯波式步枪的法国步兵显然抵挡不住普鲁士大炮的轰击，只能以失败告终。 普鲁士的铁路网对于军事具有重要的意义。英国军事学家说：“德国铁路系统优越的运输能力，是它在1870年赢得胜利的一个有力因素。”(41)在普法战争的各次战役中，正面进攻很难取胜，需要动员优势兵力从两翼包抄敌军。而动员大量兵力进行包抄，就需要迅速调动部队，运输能力必须跟得上。普鲁士发达的铁路网不仅能够迅速地把大量部队运往前线，集结到作战地区，而且能够使部队的给养得到及时的补充。比起普鲁士来，法国的铁路运输能力就有很大的差距。战争爆发后，它未能及时地调集足够的兵力。1870年8月初，当毛奇率领的37万普鲁士军队越过边境时，法国只能以24万多人的兵力相对抗(42)。据另一资料说，1870年8月2日，法国在边界上只能陈兵26.5万人，而普鲁士在莱茵河已集中了50万人的兵力(43)。关于铁路运输与军事的重要关系。正如戴莱加盖将军在《现代战争》一书中所指出的：“一个国家在组织本国边疆的防御时，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不是把国土用要塞地带围起来，而是使铁路网布满全境，以保证尽可能迅速集中兵力。”(44)由于充分有效地利用了自己的铁路运输能力，普鲁士军队仅就投入战争的兵员数量来说，已占优势，更不用说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了。 普鲁士军队不仅在数量上和武器装备上占据优势，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它的素质和战斗力。当时，普鲁士已拥有80万训练有素的常备军，超过任何欧洲国家的军队，而法国所能调动的军队只有30万人(45)。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普鲁士就形成了一套动员和保证后勤供应的军事制度。它规定每一地区的司令部分别承担动员工作和后勤事务。各个司令部都存放着最新的预备役兵员手册，并且储备着大批被服、装备和军火，一旦接到陆军部的命令，就能够及时地召集装备并运送一个军团到指定的集结地区(46)。相比之下，法国动员和集中兵员的能力则显得很差。 普法战争开始时，法国不仅在动员和集中兵力的技术安排方面暴露出不少缺陷，使部队处于混乱状态(例如：将军找不到他所指挥的部队，甚至连一张法国边境地图都没有(47))。而且在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等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劣势。1870年7月19日战争爆发。第二天，法国军需总监就致电陆军部说：部队“没有砂糖，没有咖啡，没有粮食，没有酒，没有盐，很少油脂和饼干”，需“火速运送至少一百万份口粮到第昂维尔”(48)。24日，法军第三军团军需长致电陆军部说：“我处没有医务人员，……没有医院用箱，没有行军伙房，没有运输车，……而在第四骑兵师里，连一个官员都没有”(49)。很多开往前线的队伍，缺少弹药和装备。第十二军团后备炮兵队虽有旧式大炮，但射程不远。据该军团司令勒布伦将军在回忆录中说：“没有一颗炮弹能够达到目标的。……所发炮弹或者落入田中，或者距离尚远就爆炸于空中了；还须穿过两三倍射程才能达到目标，发生作用。因为这些炮的不中用，我感到失望。”他命令炮兵队长把炮位向前移几百公尺，以便尽量接近步兵阵线。队长反驳道：“二三百公尺，多也好，少也好，普鲁士的炮依然优越于我们的炮。我们的炮弹还是同样地不能飞射到我们的敌人的阵地。”(50)武器装备如此之差的法国军队，在优势的普鲁士军队面前怎能不遭到惨败呢？！ 第26页 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全民的素质。而全民的素质，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又是国家经济状况的一种表现；换言之，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从十九世纪初施泰因、哈登堡改革开始，普鲁士就非常重视教育，提倡科学，以适应机器大工业和农业技术改造的需要。1819年，国家成立了技术委员会。并通过建立学校，出版书籍，举办展览等方法，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51)。1825年，又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度(52)。同年，第一所工科大学在卡尔斯鲁厄建立。接着，在达姆斯塔特，慕尼黑、德勒斯登、斯图加特等地又建立了一些工科大学，培养了大批註重实用的科学技术人才(53)。六十年代，普鲁士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97.5%(54)。七十年代前，化学、物理等学科得到较快发展，并且通过学校教育，将这些科学知识迅速传播和应用，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科学和教育事业不仅提高了全民的文化素质，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是普鲁士国力增强的重要因素。就在普法战争结束的1871年，法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受过更好的教育的人民赢得了胜利”(56)。 注释： 13(23)(29)(34)(38)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3、166、161、126、129、120页。 2(51)王志乐：《十九世纪德国产业革命》，《外国歷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3分册，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281、280页。 49(11)许永璋：《世界近代工业革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143、144、145页。 5(39)维纳?洛赫着，北大歷史系世界近代现代史教研室译：《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03页。 6马海编着：《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页；前引樊亢等主编书，第164页。 7810波梁斯基着，郭吴新等译：《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86页。 (12)(16)(53)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中文版，波恩1987年版，第104—105页。 (13)(17)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1册，164页。 (14)(24)(37)(35)克拉潘着，傅梦弼译：《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76、73、175、340页。 (15)(18)(19)(20)(31)(35)波梁斯基着，郭吴新等译：《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第372、373、374、172、384、303页。 (21)参见裘元伦：《德国工业化时期的农业》，《世界农业》1988年第1期。 (22)参见王志乐：《“普鲁士式道路”再评价》，《史学月刊》1983年第3期。 (25)(27)(32)(36)樊亢、宋则行主编：《外国经济史》(近代现代)第1册，128页。 (26)(28)(30)(33)杨异同等编着：《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条件、方法和特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46页。 (40)(41)(42)(44)(46)欣斯利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歷史研究所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3、298、297、298、300页。 (43)(45)皮埃尔?米盖尔着，蔡鸿宾等译：《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03、401页。 (47)(48)(49)(50)莫洛克等编，耿淡如译：《世界近代史文献》第2卷第1分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1页。 (52)(54)王志乐：《十九世纪德国产业革命》，《外国歷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3分册，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