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星闪耀》 第1页 [史学研究] 《巨星闪耀》作者：郭宏军【完结】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逝世以来，有关这三位伟人的图书浩如烟海。本书是三位伟人逝世30周年纪念集，独闢蹊径，首次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联繫在一起，从一个崭新的视角，重温了他们之间那段举世罕见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交往与合作。一幅幅清晰真切，亲切感人的照片，再次把读者带回那段可歌可泣的巨人时代，那段巨星闪耀的日子。 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 一、母亲 毛泽东深爱的女性 文七妹、钟氏、万冬儿，这几位连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的东方妇女，却哺育了三位改变歷史的巨人。虽然她们是那样地普通与平凡，却正是她们摇动摇篮的手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歷史的进程！ 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唿唤！ 当我们来到世上，第一次睁开双眼，好奇地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人便是母亲。躺在母亲的怀里，吮吸着母亲的乳汁，承受着母亲的爱抚，聆听着母亲的唿吸，接受着母亲的哺育和薰陶。母爱的光辉使母亲成为孩子心理、性格与思想形成的总设计师。教育学家说，“一个瞽母胜过一打特级教师”！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三位伟人的母亲，其经歷是那样地不同，但她们却又是那样地一致，了解了她们，我们才能真正走入领袖们的内心世界。 文七妹，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1867年，她出生于湖南湘乡县唐家坨（现名棠佳阁）的一个富裕农家，18岁的时候，她嫁到了仅一山之隔的韶山沖，成为农民毛贻昌的妻子，也成了这个家庭中最忙碌、最辛苦的人。1893年始，她相继生下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 文七妹没念过书，但佛教思想对她的影响极深，忍耐、慈悲、布施、平等，这些思想在她的身上有鲜活的反映。文七妹心地善良，对贫苦人富有同情心，经常瞒着丈夫接济贫苦乡亲。饥荒年，穷人乞讨，她更是多加布施。而丈夫是不贊成施捨的，家里为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争吵。毛泽东回忆往事的时候，曾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僱工也包括在内。”毛泽东有个堂叔生活非常困难，父亲毛贻昌想“乘人之危”买下他的水田，这遭到了文七妹的坚决反对，她常带着毛泽东偷偷地去接济这位穷本家。母亲的美德对毛泽东影响极深，耳濡目染，无声无息地渗入他幼小的心灵，使毛泽东从小就对弱者极具同情心，并与母亲一样经常帮助别人。 毛泽东六七岁时开始到私塾读书。一天，他向母亲提出要带着午饭到学校里去吃。文七妹以为儿子是为了利用往返时间多读点书，于是便同意了儿子的要求。可是在这以后的连续几天内，文七妹发现儿子带的午餐一次比一次量多，但是晚上放学回家后却依旧显得很飢饿。她担心儿子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便细细盘问。当她得知儿子带饭是为了和穷苦的同学黑皮伢子一起吃的时候，文七妹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感到非常欣慰。 为了求学，为了实现人生理想，毛泽东早早地便离开了母亲，只是在1919年春，毛泽东把患病的母亲接到长沙医院治病，母子才得以短聚。其间，毛泽东和毛泽民、毛泽覃搀扶着老母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团聚，也是世上仅有的一张他们与母亲的合影。 回到老家的文氏病情一天重似一天。1919年10月5日，这位操劳一生、勤俭一世的贤良女人，躺在病榻上，眼中充满了思儿的泪水，在一声声“石三伢子”的唿唤声中告别了人世。 毛泽东接到二弟毛泽民从韶山寄来的母亲病危的特急家信后，便带着在长沙读书的小弟弟毛泽覃，连夜赶路，直奔韶山。然而，天不遂人愿，当他们赶到家时，母亲却已经入棺两天了。母亲才52岁，不想一场小病竟夺走了她的生命。守在母亲的灵前，对母亲的思念最终化为一篇摧人泪下的《祭母文》：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唿儿辈，各务为良。”“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唿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后来，毛泽东在给好友邹蕴真写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世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已的，利己不损人的，损己利人的。我的母亲该属最后一种人。” 从毛泽东写的《祭母文》和信件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母亲的眷恋和爱戴。正是文七妹那种忠厚贤慧、善良慷慨、勤劳简朴的高尚品德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性格，“给了他一副眷爱天下穷苦人的心肠”，母亲成了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位引路人。中国解放后，毛泽东多次寄钱给生活困难的父老乡亲和师友，邀请他们到北京叙旧，设宴款待，赠送礼物。而他自己则吃穿都很普通，生活相当俭朴。母亲的高尚情操让毛泽东受益终生。 周恩来早逝的温情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周恩来有三位“母亲”：生母、嗣母和乳母。 第2页 生母和嗣母皆出身于书香门第，因此周恩来从小就沐浴在温馨仁慈的母爱之中，并且深受江浙文化气息的薰陶，从而形成了温、良、恭、俭、让的人格风采。尼克森说：“正是这种复杂而精明的性格，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何以如此漫长并且丰富多彩。”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绍兴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的大家族。1938年10月，在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曾说：“在血统上，我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 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早年因为当师爷，来到淮安，晚年短期做过淮安知县。到周恩来父辈时，家境衰败，算是一个没落的封建仕宦家庭。 1898年，周恩来生于淮安。淮安在歷史上商贾云集，书院林立，人文荟萃，与苏州、杭州、扬州齐名。从秦汉到明清，这里出过许多有名的文臣武将。淮安的人文歷史对少年周恩来影响极深。 周恩来生母姓万，1872年冬天出生，故取名冬儿，冬儿在家排行十二，所以又被称为十二姑。其父万青选是晚清淮阴知县。冬儿美丽善良，读过五六年家塾，受过良好的教育，受家庭薰陶，她性格开朗，精明果断，乐于助人，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冬儿曾是周万两个大家庭的管家，不管多么艰难困苦，她尽力支撑着局面。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的一切对年少的周恩来影响深远。1907年春，万冬儿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年仅35岁。万冬儿去世后，按照习俗要给她画像。但万冬儿生前没有照片，因周恩来长得很像母亲，于是便照着周恩来给母亲万冬儿画了一张像。 1946年9月，周恩来在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採访时，曾深情地回忆母亲：“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孩子……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陈氏抚养……” 陈氏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读书人家，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好的修养。22岁便守寡的陈氏，从不外出，她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周恩来的抚养和教育上。周恩来4岁时，陈氏就教他识字，5岁时送他进私塾读书。她对周恩来要求很严，每天黎明就把他叫起来读书，闲暇时教他背诵唐诗宋词，给他讲《天雨花》、《再生缘》等故事。直到陈氏去世前，周恩来几乎一天也没离开过她。陈氏的教育以及她身上体现出的中国知识妇女贤淑文静的品格对周恩来的影响是异常深刻的。 在万冬儿和陈氏相继去世后，年少的周恩来就肩负起支撑门户、照顾两个弟弟的重担，这使他具备了一种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的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12岁那年，伯父带他到遥远的东北奉天府（今渖阳）上学，周恩来第一次离开了故乡。 这次离家远行对周恩来的一生至关重要。他后来说：“12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朱德未能尽孝之憾 1944 年4 月l0 日下午2 时，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聚集了1000 多位来自各界的代表。这里正在进行着一场追悼大会。悼堂庄严肃穆，灵前烟雾缭绕，灵幕上“精神不朽”几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这里悼念的是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但她同时还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的母亲——朱德的母亲钟氏。 钟氏，1858年生于四川仪陇一个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的流浪艺人家庭。19岁时嫁到朱家，数十年如一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饭，还要种田、种菜、餵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就在生朱德的前一分钟，钟氏还在灶前煮饭，等到婴儿落地之后，她便起身又回到灶间，接着把饭做完。晚年的钟氏虽知儿子已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却仍愿自食其力，不辍劳作。她唯一所求就是在有生之年能见朱德一面。但因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朱德身负重任，钟氏在望眼欲穿的思念中于1944年2月15日离开人世，夙愿未偿。 杨家岭的这次追悼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歷史上仅有的一次为领导人的母亲举行的公祭。毛泽东为钟氏亲笔撰写輓联： 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朱德曾深情地回忆说，“母亲可怜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朱德在那篇不知感动了多少人的《回忆我的母亲》中这样说道。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歷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这位叱咤风云的八路军总司令，这位铮铮铁骨的硬汉，写作这篇文章，不知泪掬几许。当几十年后，一名外国记者问朱德：“您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朱德陷入深深的回忆，许久说出：“在母亲去世前连杯水我都没来得及给她倒。” 第3页 “母亲”二字在朱德的心中该有多重的分量！ 1937年，他在给川中好友的一封信中写道： “与龄老弟……昨邓辉林、许朋扬、刘万方等……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来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两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 读这封信，真令人百感交集。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日夜操劳军中要事，却无暇顾及至亲至爱的母亲。歷史不选择这样的领袖还选择什么样的领袖？！胜利不属于这样的军队又属于什么样的军队？！ 朱德热爱母亲，敬重母亲，把母亲当作做人的楷模。他跟着母亲养成了勤劳和俭朴的好习惯，学到了同困难作斗争的经验和敢于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是母亲赋予了他朴实、谦恭、淡泊、胸怀宽广、坚韧不拔的个性。 二、大任 盛世辉煌与桑榆晚景 “当西方人还在荒野中迷失， 灿烂东方已是田园衣锦； 当十字架还是小树苗的时候， 东方的巨木已落成辉煌殿堂……”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曾经承载过多少的辉煌与荣耀！ 自秦朝民族大一统，至西汉文景和唐代贞观、开元盛世，汉唐成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之后，中华民族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至清朝康熙、雍正、干隆年间，形成了中华民族歷史上又一个辉煌的盛世——康干盛世。美国学者甘迺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个数字：“十八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全欧洲也才23%。”直至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为世界其它地区望尘莫及，国势盛极一时。 “然而，正是在同一个时间，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明——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一场伟大的革命——最终改造了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一个新的运动——冲决中世纪封建神学桎梏束缚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蓬勃发展。” 从1662年到1796年这135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经文艺復兴之后持续二三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最终促成了如火如荼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科技飞速发展，经济以人类歷史前所未有的速度跃进。面对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的歷史性大发展、大进步，康、雍、干三朝却在盛世光环的笼罩下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甚至进一步闭关锁国，使中国社会更加趋向于封闭愚昧。自视为“天朝上国”的大清朝，在自我陶醉的“盛世”荣华之中，不知不觉地成了世界潮流的落伍者，所谓的康干盛世最终沦为“落日的辉煌”！ 屈辱与抗争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敲响了大清帝国的第一声丧钟。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列强像贪婪的野兽，不停地撕咬着中华民族孱弱的身躯。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使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惨祸。 苦难的民族唿唤着拯救命运的巨手。曾经创造璀璨文明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甘忍受压迫和奴役的民族，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为了救国，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苦苦探索，绵延不绝。林则徐、魏源、洪秀全、康有为、梁啓超、谭嗣同、孙中山……一串串闪光的名字，一颗颗救国丹心，表达了国人的自强不息，但他们更发出了“无力回天”的英雄悲嘆！ 中华民族的出路到底在何方？ 光荣与梦想(1) 中法战争结束的第二年（1886年），朱德出生于四川仪陇县李家湾一户佃农之家；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893年），毛泽东诞生；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1898年），周恩来诞生。紧接着，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不久，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1906年秋，也就是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第二年，朱德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学习。在这里，他接受了曾留学日本、具有强烈民主革命思想的校长张澜和教师刘寿川等有关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蒙。《革命军》、《天演论》等书籍在他的内心深处激起了层层波澜，他开始逐渐向革命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 次年春，朱德如愿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在这里他接触到了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民主革命思想的薰陶下，他不仅认清了清政府专制腐败，还认识到要“推翻清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只靠读书救国和强身救国是不行的，他决定投笔从戎以便更加直接地拯救国家。1909年，朱德远涉云南，考入坐落在昆明市承华圃清政府为培养军事人才扩建新军而建立的陆军讲武堂，从此开始了他血与火的漫长军旅生涯。行前，他提笔写下了《赠诸友》：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第4页 这一年，他还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由于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讲武堂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1910年7月，朱德被选送到特别班学习。次年8月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被分配到蔡锷麾下，开始了直接追随蔡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戎马生涯。 在以后的8年间，朱德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復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以及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之中。“誓拼热血铸中华”，“倾心为国志无违”，战功显赫，威震滇川，成为一位爱国名将。 正当朱德吟咏着“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的时候，比朱德小8岁的毛泽东恰恰辍学在家。白天毛泽东同成人一起在田间劳动，晚上帮助父亲记帐。但是就在这时，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书深深地影响了他。这本同毛泽东同一年诞生的《盛世危言》刊出后，曾重印二十余次，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种书。1895年光绪皇帝看到此书，命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被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曾对“戊戍变法”起了先导作用。 后来，毛泽东在陕北接受斯诺採访时，回忆起他的青少年时代曾说：“《盛世危言》在我脑子里鼓舞起恢復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在田地上的工作。自然我父亲反对这件事。关于这件事我们常常口角，最后我从家里跑开了。” 1910年，毛泽东离家去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行前他还改写了一首诗示父，表达了志在四方的决心：“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当时和毛泽东同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萧三曾借给毛泽东一本《世界豪杰英雄传》，毛泽东读得津津有味，并对拿破崙、彼得大帝、惠灵顿、华盛顿、林肯等人物十分崇拜。他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他在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对国家前途充满忧患意识，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11年，朱德在云南参加起义响应辛亥革命。与此同时，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和奉天的周恩来不约而同地剪掉了象徵清朝臣民的“辫子”，发出了革命的宣言。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之后，还和一些积极分子强行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给剪掉了，并且身体力行，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中当了一名列兵。也是在这一年，13岁的周恩来在回答老师“为什么读书”的提问时，发出了他那句“为中华之崛起”的豪言壮语。 1915年，为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湖南一师学生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侵略中国的一本资料，并命名为《明耻篇》，又回到学校的毛泽东读后不能自已，慨然在其封面上题词： “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而在天津南开中学，周恩来对袁世凯“忍耻受辱”承认“二十一条”也是痛心疾首，他在文章中疾唿：“事急矣，时逼矣；非常之势，多难之秋，至斯亦云极矣”，“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一大批知识精英和激进青年投身其中。这批人随后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中坚力量。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南一北，均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毛泽东在湖南创立的新民学会以及所主持的《湘江评论》与周恩来在天津创立的觉悟社以及社刊《觉悟》，都是当时国内有名的社团和刊物。尽管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还没有一面之交，但他们志同道合，彼此仰慕，则是可以肯定的。 1921年7月，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13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代表着他们的五十多名同志，悄悄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光荣与梦想(2) 毛泽东便是这13人中之一。周恩来也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中国革命歷史上开天闢地的大事件。1922年11月，在德国柏林，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便是周恩来。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三位巨星之间世纪合作的第一页由此揭开。中国革命的面貌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三、初聚 柏林相识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朱德踏上了一条漫漫的求索之路。在中国上海，朱德要入党，陈独秀说还不够格；在德国柏林，朱德与周恩来一见如故，周恩来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朱德在泸州时曾与一些知名文人成立东华诗社，在戎事之余“唱酬寄兴”，以“泄腹内牢骚，忧国忧民，舒心中锦绣，讽人讽事”，“联翰墨之因缘，咏吟哦之乐事。惟求良友，无负河山。” 可见，朱德早期的军旅生涯虽然一路青云，却始终有一种壮志难酬之感。 失意的朱德精神陷于迷茫之中，一度消沉，开始吸食鸦片。此时，一位朋友的到来，象一道闪电划破了漆黑的夜幕。 第5页 这位对朱德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朋友就是孙炳文。孙炳文是四川人，辛亥革命前参加了同盟会，之后因为反对袁世凯復辟遭通缉。1916年，两人在护国运动中相识，一见如故，经常一起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杂志，讨论新文化运动传播的新思潮，并商定出国去寻求新的救国出路。之后，孙炳文离开四川到北京一家报馆任职。 在孙炳文的引导下，朱德决定彻底脱离军阀队伍，寻找一条全新的革命之路。 很快，朱德来到上海戒菸。这段时间里，他大量阅读了朋友送来的进步书刊，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这让彷徨的朱德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经过一番周折以后，朱德找到了上海渔阳里，这里既是陈独秀的住所，又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当时四十多岁的陈独秀，面色黝黑，但精力充沛，行事果断。他没有太多表情地听完了朱德的介绍，仔细地打量着这位滇军名将，然后便是长时间的沉默。 此时，共产党诞生才一年多的时间，党员已经由最初的五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九十多人，但在各种反动势力的绞杀面前仍显得非常脆弱。在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个国民党党员，曾为西南秘密社团哥老会成员的旧式军官，他怎么会轻易接收朱德加入共产党呢？ 当然，陈独秀说得也很委婉：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他从书架上抽出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着作交给朱德，要他好好学，学通弄懂。对于像朱德这样的旧军人来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听后非常失望，“那些日子非常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里，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他本以为共产党这扇门对他已经是关上了。 但无论如何，朱德不会再回到旧军队里去了。 挫折并没有阻挡住朱德对共产主义事业追求的脚步。 1922年8月，他与孙炳文登上了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开始了探寻之旅。在巴黎，朱德和孙炳文从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那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法国已经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只可惜，他刚刚去柏林。朱德兴奋极了，他和孙炳文一道又赶往柏林去见周恩来。 1922年11月，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的一幢寓所前，朱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了周恩来的门。周恩来和朱德一见如故，他仔细倾听了朱德的谈话后，经过考察，批准了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 两位年纪相差12岁的人在德国相识，因为有着共同的信念和奋斗目标，他们一见如故，走到了一起，并且相互配合了半个多世纪之久。 广州初会(1) 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热血青年在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每每擦肩而过，错过见面交流的机会。但就像两支从不同方向射向同一靶心的箭，终有会合的时候，这个会合点就是1926年的广州——当时中国的革命中心、孙中山的大本营。 1923年6月和1924年1月，毛泽东先后到广州参加了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国民党一大，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并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会候补委员。之后，毛泽东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底，毛泽东因身体原因，从上海返回湖南，一边养病，一边深入农村调查，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一直到1925年9月，毛泽东为躲避湖南军阀赵恆惕的通缉，才再次来到广州，10月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并参加了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而周恩来在旅欧的4年期间，负责旅欧学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并筹建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不仅积累了斗争经验，而且对中共初期的建党、建团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24年9月，周恩来回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并应其入党介绍人张申府的推荐，出任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11月21日，周恩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惠（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下属25个县的行政工作。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地区行政的主要领导职务。 其实，毛泽东和周恩来本来应该有更早的见面机会。 1919年，蔡和森和其它一些来自长沙的朋友启锚远航赴法留学，但本来打算一起去的毛泽东却决定留下来。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讲，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而此时，在天津的周恩来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启程赴欧洲留学。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巴黎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接到通知，准备派人参加。但由于路途遥远，最终未能成行。否则，上海也许会成为毛泽东、周恩来二人的第一次握手之地。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召开。已经从法国返回中国的周恩来参加了会议，但此前一个月，毛泽东却因为身体原因回湖南休养，两人又错过了第二次可能见面的机会。 没有人知道在两人见面之前，是不是就相互了解。但可以推断的是：两人应该对彼此都有耳闻。 同样，目前也没有资料准确地记载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唯一有资料可查的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都参加了1926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他们都曾同陈独秀商议，要求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但这个建议最终没有被採纳。 第6页 之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工作原因，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合作开始逐渐密切起来。 毛泽东当时除了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还兼任《政治周报》主编。在《政治周报》第三期刊登的《东征纪略》上，记述了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及其在追悼攻克惠州牺牲将士大会上的演说。 投桃报李，周恩来派人接管汕头《平报》并改名为《岭东民国日报》后，在该报副刊《革命》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 当时，很多人对形势变化感到意外，但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却显示出了近乎一致的高度的预见性和政治敏锐性。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信号。周恩来闻讯后则立即来到广州造币厂，向蒋介石提出质问，反被蒋软禁了一天。 之后，两人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同大家讨论对策。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主张却没有被採纳，陈独秀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不退的要交出名单。 中山舰事件算得上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在重大事件上的第一次合作。两人对时局的判断准确一致，显示出政治家的敏锐头脑。不同的是，周恩来在这个事件上更为灵活，尽管他不贊同与蒋介石言和，但对于下一步的打算，他认为“究竟怎么处理，要由党中央决定”。在毛泽东、周恩来后来半个世纪的合作中，这一风格贯穿始终。 所幸的是，中山舰事件后，毛泽东成了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在农讲所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课程，并邀请周恩来、肖楚女、彭湃等同志到农讲所授课。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合作关系继续延续下来。 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与两广区委共同研究，从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中选调了几十名干部，到农讲所经过短期培训，派往广东各县担任领导农民武装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转到以农村为基础组织工农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1月份，第六届农讲所结束后，毛泽东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而周恩来也因为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中的突出表现，被调到上海，进入中央工作。1927年3月，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临近上海的情况下，周恩来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因此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周恩来由此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成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中第一个进入政治局的人。 广州初会(2) 从毛泽东和周恩来1926年1月第一次共同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不到一年的合作，由于大革命形势发生逆转，两人又各在自己的领域为党的建设发挥着作用，直到再次握手。 在此期间，八一南昌起义爆发了。 南昌暴动 南昌起义是朱德和周恩来之间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朱德和周恩来也许没有想到，在他们分别后的第二次相会，将开创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新的歷史阶段。也正因为有了南昌起义，才会有后来的朱毛会师。 在德国加入共产党后，1925年朱德又转赴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天回到国内，利用旧关系到川军中动员杨森部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秘密进行共产党的工作。 1927年7月27日，在南昌花园角2号寓所，朱德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位重要人物的到来，来人将带来在南昌发起行动的部署方案，这个人就是5年前介绍他入党的周恩来。 这是朱德一年内第二次进出南昌了。 早在1月份，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朱德率原第二十军军官考察团的多名成员来到南昌，转到第三军开展工作。由于驻守南昌的国民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第三军军长王均等人都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好友，朱德被任命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第五方面军总参议、南昌公安局局长、警备卫戍司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朱德辞去公安局局长、警备卫戍司令等职，于6月中旬离开南昌。 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中共中央做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决定。21日，朱德重返南昌花园角2号，进行暴动前的准备工作。 朱德利用各种关系，很快弄清了南昌及附近的兵力部署以及设防与火力配备情况，并秘密绘制了敌军分布图，详细地标出了街道、地名和兵力、番号、碉堡、火力配备等。对朱德而言，这是他作为共产党员第一次参与军事活动，兴奋与激动在所难免。 周恩来是从5月下旬起开始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他曾在4月份，起草致中共中央意见书，强调趁蒋介石东南政权没有稳固之际，“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6月17日和20日，又先后两次提出湖南暴动计划，但因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反对，计划没能实行。 7月27日晚，周恩来到达朱德的寓所。老友相见，分外亲热。朱德详细地向周恩来汇报了南昌军队的情况。看到朱德绘制的兵力图，周恩来满意地说：“这份兵要图绘得好极了。你为南昌暴动立了头功！” 第7页 次日，朱德出面租下了位于南昌市中山路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作为起义的总指挥部。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7月31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并详细研讨了起义事项。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确定起义方案后，周恩来亲自到第二十军军部拜访贺龙，向他阐明整个行动计划。 然而，当起义准备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张国焘却于7月29日接连发来两封密电，提出等他到达南昌后再决定是否起义。7月30日，抵达南昌的张国焘在前委紧急会议上要求推迟起义，遭到周恩来的严辞拒绝，周恩来甚至提出“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的话，我只好辞职！”在大多数人的坚持下，起义得以按计划举行。周恩来签发了绝密的作战命令： “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之目的，决定于明早晨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 朱德领受的却是一项特殊任务：设法拖住驻扎在南昌的第三军两个团的团长。 31日晚，朱德邀请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和第二十四团团长萧日文等人到城西街口的嘉宾楼参加宴会。凭藉朱德在滇军的威望，两个团长不仅亲自出席，还带上了副官。宴会在觥筹交错中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又摊开了牌局。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贺龙部的一个营长突然跑来告密，两名团长即离席告辞。朱德立即将消息报告了周恩来，起义提前举行。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打响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黎明时分战斗结束。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枝5000余支，子弹百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 当天上午，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这也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名字第一次同时出现在一个委员会的名单之中。 之后，蒋介石以重兵进攻南昌，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 到达广东三河坝后，周恩来决定起义军主力进击沿海的潮汕地区，以获得共产国际海运的援助，留第二十五师坚守三河坝，由朱德指挥。但起义军遭粤军和蒋介石中央军夹击，大败于汤坑。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等主要负责人离队，或去香港，或去上海。朱德在三河坝得知南下部队失败后，遂率部向江西、广东交界处运动，经大庾整顿，开始了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此时部队仅七八百人。后朱德得知滇军故交范石生部驻扎韶关，遂投奔范部。不久实情被敌军侦知，朱德部又移师湘南。1928年1月，朱德举行湘南起义，4月率部上井冈山，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会师，建立红四军。 南昌起义是朱德和周恩来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也正是因为此次合作，才有了后来的朱毛会师。 井冈山会师(1)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组织起义，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担任起义总指挥。毛泽东为了准备和组织秋收起义，奔走于萍乡、醴陵、浏阳、铜鼓之间，一路风餐露宿，穿山越溪，倍受艰辛。一次，他从安源去铜鼓的途中，在浏阳遇到民团盘查被扣留，那些民团奉命把他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毛泽东贿赂民团不成，便设计逃跑，到离民团总部只有200米的地方，毛泽东不顾一切挣脱出来，拼命往田野里跑。最后跳到一个长满了嵩草的水塘中，一直躲到太阳落山，才算逃脱，当时那可是兇险至极。10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昏暗的油灯下，用不紧不慢的湘音向埃德加·斯诺讲述着这段经歷，口气悠闲得如同掸掉一截菸灰。 这年9月9日，在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震撼湘赣的秋收起义爆发了，在“攻打长沙”口号的鼓动下，斗志昂扬的三路大军利剑直指长沙。但是，当时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敌强我弱，起义军大都又缺乏实战经验，应变措施不当，各路起义军相继失利。 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一块草坪上，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上，大家围绕着部队何去何从的问题争吵不休。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这个穿着布衫、留着长发，身材瘦长的书生，率领一千多人马离开文家市，经萍乡向湘南转移。 谁都不会料到，这一去，便成就了一位天才的军事家。 与此同时，朱德正率南昌起义余部与国民党军队顽强抵抗。当他率2000人退出三河坝开往潮汕方向，行至饶平时，一个沉痛的消息传来：起义军主力在潮汕附近的乌石山全军覆没。 能脱离险境，保存力量就是最大的胜利。朱德咬紧牙关，率部稍事整顿，便经平和、永定、上杭一路急行军，向江西方向的山区开去。 此时，朱德的想法是先找一块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再图发展。这和一个月前秋收起义失利的毛泽东不谋而合。共同的选择使千里之外的两颗心在渐渐地靠近。 毛泽东率领队伍离开文家市后，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9月29日，队伍来到了位于湘赣边界九陇山区的永新三湾。这里四周环抱着郁郁葱葱的山峦，是一个清秀、幽静的小山村。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对部队进行改编。这便是歷史上着名的三湾改编。 第8页 之后，毛泽东率部进抵宁冈古城，巍巍井冈尽在眼前了。毛泽东风趣地对他的战友说，《水浒》上有个梁山泊，皇帝老子的千军万马拿他们也没法子。你们晓得不，前面的这座大山里，就有两个绿林朋友：一个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反动派就是奈何不了他们哪！井冈山地势险峻，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关了南面打北面，敌人奈何我们不得。在这儿，我们可以居高临下，看得清、打得准。 10月6日，毛泽东亲自会见袁文才，并以100条枪作为见面礼，袁文才十分高兴，当即送600银元给工农革命军解决给养问题。不久王佐也同意工农革命军进山。 10月底，在连绵的秋雨中，毛泽东率领队伍进驻井冈山，驻扎在茨坪。此时的毛泽东把井冈山作为了革命的新起点。 这个时候，朱德率部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也仅剩下1500人的兵力。10月下旬，朱德率领队伍沿着赣南山路往西疾进。到达信丰境内时，部队只剩下八九百人。就在这里，朱德听到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消息。几个月来，这支辗转征战的孤军第一次听到自己军队的新消息传来，朱德非常兴奋。 11月初，朱德到达崇义上堡，与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秋收起义时分散的第三营会合。几天之后，当时正在朱德部队中的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便肩负着朱德的重託，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络去了。 朱德并不知道，毛泽东早在一个月前便派出何长工经长沙下广州，四处打探朱德队伍的下落。 尽管如此，此时的朱德并没有像有人所说的一听说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活动，便立即心嚮往之。为保存南昌起义的火种，也为中国革命，朱德没有轻率地盲从，他在苦苦地探索，为这支队伍非常慎重地选择最佳的落脚点。 朱德正在为部队生计一筹莫展之时，他在云南讲武堂时的老同学范石生出现了。范石生就在汝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 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期同班同学。他们曾结拜为兄弟，一起秘密参加同盟会，一起参加昆明的“重九起义”，又一起在蔡锷的领导下参加护国讨袁战争。后来，范石生成为滇军的高级将领，他同粤系、桂系、湘系军阀都有矛盾，而同蒋介石的矛盾更为尖锐。 朱德同陈毅商量后，便写信给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希望同他们合作。 朱德给范石生的信发出去后约半个月，范派人送来了覆信。 11月22日，朱德在汝城会见范石生。最终，朱德部以第四十七师第一四○团的番号编入第十六军，朱德用王楷化名，任第一四○团团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奇巧。 毛泽东派出的“特使”何长工10月上旬出发，费尽经周折赶到广州，一路寻寻觅觅又到了韶关，离开井冈山已两月有余，却一无所获。正绝望之际，在进澡塘洗澡时，从范石生部队军官的聊天中轻易地获得了他为之踏破铁鞋的消息。 井冈山会师(2) 很快，何长工见到了朱德和陈毅。何长工向朱德详细介绍了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山的情况。直到此时，朱德才真正有了上井冈山的决心。 此时先期派出的毛泽覃已到达井冈山。两军会师、合力征战，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日夜期盼的大事。毛泽东满怀期待与朱德的会师。 1928年1月，朱德率领部队到达湖南南部，同湘南特委一道发动湘南暴动，起义风暴迅速刮遍湘南。蒋介石和当地军阀对朱德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3月下旬，湘南起义部队遭到广东、湖南国民党“协剿”军的南北夹击，朱德在湘南难以立足，决定向井冈山进军，同毛泽东会师。 毛泽东也已经率领部队分兵两路赶往湘南，接应和掩护朱德部队撤退。 4月20日，朱德率领湘南起义的主力部队进驻酃县沔渡。4月21日，袁文才、何长工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团、陈毅率领的湘南农军，在酃县沔渡同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主力部队会合。次日，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按毛泽东指示，先期回宁冈砻市，筹备两军会师事宜。4月24日，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一部分直属部队从沔渡到达宁冈砻市。而此时，毛泽东也率领部队从湘南的桂东、汝城返回了砻市。 何长工后来回忆道：“毛泽东一到砻市，得知朱德、陈毅住在龙江书院，顾不上一路征尘，立即向龙江书院走去。朱德听说毛泽东来了，赶忙与陈毅、王尔琢等主要领导干部出门迎接。我们远远看见他们，就报告毛泽东说：‘站在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朱德同志身后的那位是王尔琢同志。’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手。快走近书院时，朱德抢先几步迎上去，毛泽东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大手，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是那么热烈，又是那么深情。毛泽东同朱德这次歷史性的会见，是我党我军歷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繫在一起。” 1928年5月4日，朱德、毛泽东两军会师庆祝大会在宁冈砻市隆重举行，会议上部队改编为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之所以被称为第四军，这个番号缘于叶挺在北伐时为第四军创下铁军的威名。不久后，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名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然而，当时的“红四军”并没有被叫响，倒是“朱毛军”风靡天下了。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大患。国民党叫嚣要“杀猪去毛”，屡次对井冈山进剿、会剿。朱德和毛泽东运用“十六字诀”游击战术，两打永新，四次粉碎敌人的进剿，威震井冈山。 第9页 史沫特莱称朱毛会师是中国现代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歷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朱毛时代，从此，“朱毛”便成为根植于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史深处的伟大称号。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和朱德开始了歷时半个世纪的交往。直到晚年，毛泽东仍时常提起“朱毛”的称唿，对朱老总说，你是“猪”，我是“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四、共事 解密“朱毛之争”(1)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评价会越来越客观公正。歷史上客观存在的“朱毛之争”，许多人“为尊者讳”而很少言及。然而，追溯这段史实，透过“朱毛之争” 却恰恰可以看出他们的伟大之处。当时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绝非狭隘的“权力之争”及个人的荣辱进退，在他们心中悬着的，永远是“党的最高利益”。 井冈山会师后诞生的红四军虽然一时间威震四方，但她毕竟是一支由各种成分的人员组成的部队，要想把这只部队煅造成一支真正的革命队伍，绝非一日之功，它必须要经歷一段痛苦的、曲折的磨合过程。 “朱毛之争”发生在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期间。虽说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和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的到来是其直接诱因，但其根本还在于当时“朱毛军”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建立革命军队的艰苦探索中出现的一些争论。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根据前委随军行动，又无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领导，及前委、军委机构“叠床架屋”的情况以及尖锐复杂的敌情，经讨论，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暂停办公”，改为军政治部，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兼任，也就是说毛泽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这便为争论埋下了一个隐患——朱德等军事首长乃至许多干部对这种集权的安排当然是有意见有想法的。这也是正常的，尽管朱德是公认的比较淡泊名利权位的人，但因为这是带兵打仗，谁不希望能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行使自己正常的职权，以贯彻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呢？ 在建军问题上，这个时期的领导人包括朱德、陈毅和红五军的彭德怀（兼红四军副军长）都做过不懈的努力与探索。但相较而言，毛泽东的眼光远大，因而贡献也大，他是从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来探索和实践的，是以在制度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认识来推动和运作的。 从总体上来说，当时朱德对毛泽东的主张，并无根本牴触，但在具体措施上则不尽一致。比如，“党的绝对领导”是不是就是“党管理一切”？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诸如此类等等。陈毅当时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朱德，而在有些问题上，同意毛泽东，因此他被称为“中间派”。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离开长汀到达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时，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发出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在农村割据中红四军的前程较为悲观不说，并要求红四军在大敌当前时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而对毛泽东和朱德的去向，中央则指令要求“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 毛泽东气唿唿地说，“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毛泽东还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覆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作为下级党组织如此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见的。朱德虽然对二月来信也不满意，但他对毛泽东对待中央来信这种态度也很不满意。这体现了两人性格的不同。 1929年5月初，刘安恭从苏联回国，携带了中共“六大”文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红四军，并接替了毛泽东的政治部主任一职。 在刘安恭和朱德的提议下，红四军又成立了临时军委。5月底，在湖雷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接下来，在6月8日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一度提出辞呈。陈毅被大家推举代理前委书记，并负责筹备红四军“七大”。 第10页 6月22日，龙巖城内，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了。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经过一天多的争论，大会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七大”决议案。 这份决议案或许是出于停止争论、加强团结的愿望，“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至于朱、毛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作决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员。” 大会最后改选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这是陈毅所未料到的结果，也是毛泽东未曾想到的。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虽仍为前委委员，但落选了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作为红四军的缔造者和最高指挥者，因为探索真理，一时不被人理解而失去了对它的指挥权，这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解密“朱毛之争”(2) 会后，时在病中的毛泽东带着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7月中旬，陈毅也奉命离开红四军，经厦门、香港辗转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 “七大”结束了，但红四军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反而更加严峻了。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红四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时任前委代书记的朱德极力想解决问题统一思想，于9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想藉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但“八大”只是“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对一切问题仍“毫无结果”。 此时，朱德和许多同志一样，已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的的确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就在会议期间，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并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復职和出席“八大”。 然而，毛泽东却回信反对敷衍调和、模稜两可的“陈毅主义”，并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大”了。 在前委坚持下，毛泽东抱病坐担架赶来参加“八大”。不过当他到达时，会议已结束了。此后，朱德为毛泽东找到了上杭最好的住所──上杭临江楼，让他安心养病。经过贺子珍的仔细照料和当地名医吴修山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病情明显好转。 1929年，对于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之间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周恩来31岁。他们正处于人生智慧的高度喷发期，在艰难的革命探索与重大的抉择中，他们的关系正经歷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磨合。对于“朱毛之争”的尖锐化，周恩来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但另一方面，周恩来出色的调解能力在这场攸关中国革命前途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化解作用。这对于三人此后几十年的关系都有重大的影响。 周恩来于6月收到毛泽东对“二月来信”的覆信后，不仅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毛泽东是在与中央对着干，相反他认为毛泽东的批评不无道理。作为当时中共党内最高军事首脑，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民主作风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6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他表示，“二月来信”中分散红军等说法“是有些毛病的”，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央“六大”分散红军的主张，是不知道中国的条件，中央应坚决改变分散红军的原则。 8月下旬陈毅辗转到达上海，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忠实的汇报。最后，周恩来委託陈毅代中央执笔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着名的“九月来信”。信中对朱德、毛泽东二人都作了恰当的批评，同时决定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在和陈毅面谈中，周恩来又谆谆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做出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陈毅对周恩来心悦诚服。多年后，陈毅还对这件往事记忆犹新，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上海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当他怀揣“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口头指示回到红四军后，看到毛泽东给红四军“八大”写的“打倒陈毅主义”的信时没有半点委屈，而且还诚恳地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朱德也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泽东）回来。”并和陈毅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正式表达了他的诚意。 毛泽东这一次对周恩来也非常佩服。在接到陈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后，顿时尽释前嫌。尚未痊癒的毛泽东于11月26日心情舒畅地来到前委所在地汀州。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位革命巨人重新握手言欢了。11月28日，毛泽东欣然给中央写报告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完全遵照中央和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有一个文字决议”的意见，于12月28日和29日在上杭古田举行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做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形成了着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经过大会选举，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第11页 在解决“朱毛之争”的过程中，周恩来充分显示了调解矛盾的能力。他在处理“朱毛分歧”时，不是改组，也不是改换领导人，而是一再强调要加强前委的领导，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威信；尽管周恩来作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当时与朱德的个人关系无疑更亲近一些，但对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纠纷，他不偏袒任何一方。 重修旧好的朱毛红军再次焕发了新的战斗活力，重新开始了“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辉煌征程，连续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围剿”。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1930年10月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解读“相忍为党”(1) 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与交往之中，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关系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的楷模。但在早期对中国革命艰苦的探索过程中，他们之间出现一些不同的认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931年1月7日，是中共党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天。 这一天，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主持下，他的学生王明一步登天，不仅成为中央委员，还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会后不久，又补为政治局常委，从而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王明上台后，把党内早已存在的教条主义推到了极致，并由此开始了对全党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统治。 9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临时政治局，年仅24岁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博古被王明钦定为总负责人，成为王明在国内的代言人。年轻气盛的博古，细高的个子，戴一副黑边近视眼镜，无论写文章还是做报告，言必称马列，颇有一副傲视群雄的“理论家”派头。他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教条主义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他一上台，就提出一条“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进攻路线”，强令苏区党和红军执行。 此时，毛泽东和朱德正在率领红军全力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写信，要求苏区必须迅速扩大根据地，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两个大的城市。 在如何贯彻中央的指示方面，毛泽东和中央派来的代表团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央代表团认为，苏区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扩大根据地，乘胜夺取中心城市，如赣州、抚州、吉安，然后扩大战果，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则坚持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脑后”，或者说“比脑后还要后，叫做放在屁股后”。毛泽东态度极其坚决，毫无妥协之意。后来毛泽东谈到过这段歷史，他说：那些老爷们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把国民党打光，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双方意见不一致，1931年11月初，苏区中央局召开了赣南会议。 赣南会议为毛泽东扣了“三顶帽子”：一是“狭隘经验论”；二是“富农路线”；三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新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仅仅是个委员，同时取消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此后，毛泽东改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于在军事方面有过人之处的毛泽东，不让他指挥部队打仗，却让他在后方做政府工作。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正式履行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周恩来一到瑞金，就去看望了毛泽东，并和他促膝长谈。毛泽东深知敌我双方的力量悬殊，告知进攻中心城市势必失败。周恩来觉得毛泽东言之有理，便復电临时中央。临时中央仍坚持至少在抚州、吉安、赣州三城之中择一而攻。 毛泽东不贊成打赣州，并根据以往攻打赣州的经验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即使要打，也只能採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也不贊成打赣州。但是，多数与会者包括周恩来在内执行临时中央指示，主张攻打赣州。尤其是从前线回来的主要指挥员彭德怀提出：“保证二十天打下赣州”。于是，中央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并任命彭德怀为攻赣前敌总指挥。 无奈的毛泽东向中央请了病假，到瑞金郊外东华山休养去了。临行前，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毛泽东说，“照顾全局，相忍为党”。 这次打赣州，红军虽打得很英勇，但仍然久攻不下，反而被敌人援军团团围住造成严重危机。周恩来遂命项英赴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火速赴前线决策。毛泽东顾全大局，停止休养，带病冒雨下山，日夜兼程，赴前线决策解围。同时致电前线，建议大胆起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当毛泽东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时，朱德告诉他：按照你在瑞金復电的意见，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杀向敌军，红三军团被围困的师已经解围脱险。 第12页 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江口会议上，针对仍有人主张继续强攻赣州，毛泽东发话了：“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捲土重来，我军无迴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背去吧！”这时再没人主张打赣州了。 1932年6月中旬，周恩来召开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会议，决定恢復红一方面军建制。7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建议取消政府主席一职，改设总政委，由毛泽东担任。但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不同意这一建议，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致函中共苏区中央局，说明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周恩来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经过周恩来的再三坚持，8月份，终于恢復了毛泽东在赣南会议之前的军内要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这时，苏区“军事最高会议”在前方建立，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组成，周恩来为主席。 解读“相忍为党”(2)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较早认识毛泽东军事才略的人之一，当他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随军活动后，更加深了对毛泽东军事才干的认识。 毛泽东的復职，引起了前方和后方领导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后方首脑认为，毛泽东復职，等于“右倾机会主义”上台，叫你打南昌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倾”是什么？ 矛盾终于爆发。 一次以批判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为主题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终于在宁都召开。 后方中央局成员翻出了毛泽东一贯右倾的老帐，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作战指挥的总责。 在会上，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左右为难。不得已，周恩来只好提出在下列两种办法中选择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负全责，毛泽东仍留下来作助理；二是由毛泽东负责作战指挥，而由他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当然不能接受第二种办法。在能否执行临时中央行动方针的问题上，他们更信任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可不是逆来顺受之辈，既然不能取得后方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泽东就索性甩手不干，回后方去“养病”，也决不委曲求全。临行前，周恩来依然留下了那句话，“照顾大局，相忍为党”，毛泽东则对周恩来说，“前方何时来电召便何时来”。 宁都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红一方面军发布命令时，周恩来总是先署上“总政委毛泽东”，自己以“代总政委周恩来”的签署放在毛泽东名字后面。在10月份制定的“绝密”的《红一方面军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书上，他亲笔註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他还亲自告诉机要秘书：以后军事计划、命令等，都要送给毛主席看，这一切充分表明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信任与推崇。 五、砥柱 共拥毛泽东(1) 遵义会议前后，在中共中央和红军内部发生了一场决定红军和中国命运的斗争，结果就是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可以说居功至伟。有人说，“如若周恩来当时有意站出来与毛一争的话，中国的现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写了”，这确非夸张之言。 1933年1月，受王明遥控，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困难，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此时，周恩来和朱德正在前方全力指挥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而毛泽东则在闽西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博古等人一到根据地，便成立了以博古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恩来原有的地位，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一到苏区，博古便放了两把火——批“罗明路线”、反“邓、毛、谢、古”。这两把火使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各项工作中得以全面推行。 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10月10日下午，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博古和李德决定撤出苏区开始转移时，最初打算将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让他们随军出征。幸亏周恩来、朱德等人坚决反对，何况毛泽东还挂着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最终这事没有成为现实，不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将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到1934年12月1日，红军一路血战，连续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兵员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7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军中怨声四起，群起而攻之。博古方寸已乱，深感责任重大，在一筹莫展中一度到了欲引咎自戕的地步，被闻讯赶来的周恩来等人劝阻。 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 如何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挽救红军，挽救革命？ 此时的周恩来、朱德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毛泽东。 第13页 在毛泽东亲手建立的中央苏区如火如荼发展的时刻，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离开中国国情的李立三在党内实行了“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实行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则屡遭打击排斥。在此期间，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领袖不得不几次退隐于苏家坡、东华山和云石山间的莽林古剎中。毛泽东当时所遭受的不公的确令人不平。 虽身处逆境，但毛泽东却无时不在关注着苏区和红军的命运。 为了与博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斗争，能够将自己的正确思想付诸实施，毛泽东开始争取两位“国际派”大将、王明与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与王稼祥。 张闻天是有名的红色教授，1931年2月从苏联回国。当年，张闻天出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张闻天随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并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后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可见，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张闻天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信条就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毛泽东曾评价称：“洛甫（张闻天）这个人是不争权的。”在苏区，张闻天曾与毛泽东相邻而居，随着他同毛泽东接触的增多，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同时对博古、李德的专横作风和战场上的瞎指挥越来越不满，对推行“左”倾主张发生动摇。 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他曾一度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长征途中，三人经常谈古论今，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军队的前途问题上认识趋于一致，这样便形成了另一个“编外三人团”。他们的结合，构成政治局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这是自宁都会议以后两年多来毛泽东第一次参与军事指挥。 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进军。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着名的黎平会议。对于周恩来而言，黎平会议是他一生所面临的最大的抉择之一，他採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而与李德和博古彻底决裂。 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对此回忆说：“黎平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召开的，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了起来，灯也熄灭了。我们马上去把灯点上。开会解决什么问题，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晓得，争论的焦点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对于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后来事态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他是当时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中的成员，他的倒戈，着实给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击。 在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之后，博古和李德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有关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实际上自然而然地落到周恩来的手中。此时，蒋介石已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设置重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因此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则坚持按照原定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双方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而情势危急，需要尽快做出决定。这样整个红军的命运便取决于周恩来的态度，由他来最后拍板定夺。 共拥毛泽东(2) 正因为如此，对于周恩来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所起的作用，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这一次，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和他的军事思想作了最系统的阐述，他的发言很吸引人，大家一直在倾听，也是三年来唯一一次没有被打断和结束后遭受批评的一次。 最后，周恩来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周恩来的态度最终使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解体。 之后，党内负总责的为洛甫（张闻天）。在军事指挥上，由周恩来取代了李德。毛泽东作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党的领导核心，并根据常委分工，他作为周恩来的副手参与军事指挥。由此可见，毛泽东并未如通常所说的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其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关于这一点，陈云会后起草的传达提纲说得很清楚：“扩大会完毕后中央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格局又恢復到了宁都会议以前的状况，党权与军权分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最后仍要由周恩来拍板定夺。 1935年3月4日，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朱德智斗张国焘(1)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会见他的一位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第14页 当毛泽东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与斯诺谈着他“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之后不久，在香港拥挤的贫民住宅区的一间小屋里，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他就是张国焘。长征途中在草地和毛泽东的斗争，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从10万红军的领袖变成了被中国革命抛弃的叛徒。他心酸地回忆着过去的往事，关于过草地这一章的标题他沉重地写下两个大字——“分裂”。16 毫无疑问，长征中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无论是在毛泽东还是张国焘的内心深处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採用“兜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迂迴穿插，指挥红军在运动战中声东击西，以走制胜。其中先后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逐渐为党内所共识。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为了商定会师后全军的行动计划，中央于20日致电远在茂县的张国焘，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张国焘当时可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第六届政治局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论资歷，他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下，而对当时居中央政治局高位的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等人就更加不屑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所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拥兵10万。 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刘伯承等冒着瓢泼大雨来到两河口等待张国焘的到来。下午5时，张国焘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在三十余名警卫员的护卫下，疾驰而至。张国焘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非常高兴，立即下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一握手拥抱。 当时的张国焘可谓满面红光，气宇轩昂，警卫队伍也是威风凛凛，井然有序。反观他面前这些刚刚从巍巍雪山上走下来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一头蓬乱长发，朱德满脸皱纹，周恩来鬍子拉茬…… 看到这种情形，张国焘骄傲写在脸上，就连李德也觉得，张国焘像主人一样对待红一方面军的人。这使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不快。 欢迎晚宴结束后，张国焘问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 周恩来非常机智地反问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现在有多少人马？” 张国焘自得地说：“我们有10万。” 周恩来说：“那我们只有3万。”其实，到达懋功的一方面军也仅止1万人左右。 在第二天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开始向中央发难，双方就红军今后的前进方向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博古和张国焘甚至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最终，张国焘还是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也贊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区。但后来他却藉口所谓“组织问题”没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以达成向中央要权的目的。 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的配合，尽快实现北上建立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不得不对其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经芦花会议、沙窝会议，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在红军指挥机构中占了明显优势，张国焘本人不仅当上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而且成为红军总政委。 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曾认真讨论对张国焘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才合适的问题。张闻天主张把自己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但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毛泽东认为，宁可让出红军的指挥权，不能让出中央的领导权。他分析认为，张国焘要抓大权，把总书记一职让给他，他可能不会满意，但如果真让他当总书记，会留下很大的祸患。毛泽东的意思是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但又不能让他独揽军权，因此在同周恩来商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所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 沙窝会议后，党中央为了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迅速北上，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红九军、三十一军和一方面军的红五、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组成，朱德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委，刘伯承任参谋长，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红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红四、三十军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经班佑北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朱德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暂时分别。毛泽东嘱咐朱德对张国焘须小心警惕。 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以种种藉口拖延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当时右路军过了草地，已到巴西地区。他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在陈昌浩身边的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意识到关系重大，于9月9日立即设法将这件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朱德智斗张国焘(2) 为此，毛泽东经过考虑，决定以部队南下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为藉口，带领张闻天、博古离开前敌指挥部来到彭德怀的红三军驻地，与在那儿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继续北上。 第15页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和彭德怀率红三军秘密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 徐向前和陈昌浩第二天才发现中共中央和红三军已经北上，马上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骑兵去追赶，当李特追上中央机关的时候，毛泽东冷静地对李特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李特怒气沖沖地带回了四方面军的人。一年后，毛泽东的预言被证实。南下碰壁的张国焘无奈之下只得带着歷尽磨难的红四方面军，重新踏上了北上的道路。 与此同时，身在左路军的朱德也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艰苦的斗争。张国焘策划召开了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围攻斗争朱德，迫他表态、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和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在这个会上，朱德坦然自若，坚定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看书。等到他们斗完、骂完，他才义正辞严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贊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他还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最后表示，“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噼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张国焘又威胁朱德：“你既然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我是党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朱德心里明白，倘若离队，一方面很可能遭暗害，另一方面也失去了继续做红四方面军工作的机会。 10月上旬，张国焘南下到达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后，公然另立“中央”，组织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委委员会”，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自封“中央主席”，再次逼迫朱德表态。朱德坚决反对：“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你要搞，我不贊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朱德和刘伯承等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张国焘在南下过程中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后来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及党中央再三督促和教育，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的斗争下，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于1936年6月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7月率部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北上，10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 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机关到达保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和红一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与一年多以前的两河口会师相比，双方正好换了个位置。 毛泽东、张闻天笑容满面地与张国焘握手致意。毛泽东站在一张桌子上向红军讲话，热烈欢迎朱德、张国焘的到来。 此时此刻，朱德的心情是如此地激动，以至在讲话中突然泪流满面。坚强的朱德如此动情的场面实属罕见。 也只有在这一年间和朱德一起走过来的人，才明白朱德为什么流泪。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避免分裂，他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少心血！ 六、爱人 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江青(1)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出生于长沙县板仓。其父杨昌济是闻名三湘的学者、教授，他思想先进，开慧虽为女儿身，但父亲也为他取了名、字、号。7岁时破例入长沙第四十初级小学，书香门第出身的杨开慧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气。 1918年夏，杨昌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举家北迁。毛泽东9月间来到北京，并经恩师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正是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和杨开慧两人开始相爱了。 1920年初，杨昌济不幸病逝，杨开慧随母亲回湖南。这一年冬天，在长沙市望麓园附近的船山书院内，杨开慧和毛泽东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仅花了6元大洋请至亲好友吃了一顿饭。 婚后的毛泽东和杨开慧聚少离多，这对革命伴侣为了执着的信念经常天南海北，劳燕纷飞。开慧的性格自有她刚毅、坚强的一面，但在情感世界里，她又是那样多愁善感。这便註定了杨开慧作为一个女人所应承受的情感磨难，而这又是和毛泽东身份的特殊性联繫在一起的。而毛泽东的内心又埋藏了多少对开慧的依依不捨！ 1927年夏，八七会议后秘密潜回湖南的毛泽东日夜进行暴动的准备，杨开慧则照料着丈夫的生活。8月底，毛泽东去指挥秋收起义，行前嘱咐杨开慧照顾好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杨开慧给丈夫带上草鞋，并叮嘱毛泽东最好扮成郎中。但谁也没有想到，此次话别，竟成夫妻之间的永诀！ 因关山远隔，音信不通，三年间杨开慧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屡“剿”“朱毛”却总不成功的消息，既受鼓舞又生牵挂。 同时，开慧的处境却是那样地险恶。敌人到处在搜捕她，她仍无畏地奔走于板仓方圆数十里的地方，顽强地坚持地下工作。 第16页 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被军阀何键抓捕。面对爱人，她是那样地温柔，但面对敌人，她又是那样的刚强，这就是杨开慧。出身书香门弟、“举止温婉”的杨开慧几乎每天都被提去过堂，遭到皮鞭、木棍的毒打，还被压槓子，被打昏后又用凉水泼醒……她带着儿子岸英在狱中度过了一段极其黑暗的日子。 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开慧勇敢而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择。同年11月14日，开慧在长沙被杀害，年仅29岁。牺牲前她只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杨开慧牺牲的当晚，尸体被老赤卫队员偷运回家。6岁的岸青和仅3岁的弟弟岸龙抱着妈妈的尸体大哭不止。过了十几天，岸英被营救出狱后，才准备掩埋开慧的遗体，三兄弟与妈妈难捨难分，痛哭不已，岸龙还非要和妈妈“睡”在一起。在场的人无不痛哭失声。岸英是第一个止住眼泪的，他擦了一把眼泪对两个弟弟说：“我们要懂事，要为妈妈报仇！”那时岸英刚刚7岁。 不久，正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痛彻心肝，他在给杨家的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时至27年后，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更是寄託了毛泽东对亡妻的绵绵哀思之情。 说到毛泽东的爱情，就不能不提到贺子珍。 生于1909年中秋的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她才貌出众，少女时代是有名的“永新一枝花”。 1927年8月，贺子珍参加永新暴动，并跟随宁冈农民自卫军上了井冈山。11月初，贺子珍被调任前委秘书，到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冬天，陪同毛泽东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地区做社会调查，帮助毛泽东整理、抄写一系列调查材料。 1928年5月28日，在袁文才、王佐的撮合下，毛泽东同贺子珍结为夫妻。 成婚之前，毛泽东就曾神色黯然地告诉过贺子珍：自己结过婚，妻子杨开慧和3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久无音信，生死未卜。婚后，夫妻二人住在附近的攀龙书院八角楼时，他发现子珍总是将一个旧包袱另外放着，便问里边包的什么？贺子珍说：“我的行李。你什么时候将开慧姐接来，我什么时候离开。她带着3个孩子，多不容易呀。” 后来，杨开慧被杀害的消息传来，毛泽东泣不成声，贺子珍也扑到毛泽东的怀里哽咽不已。 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期，贺子珍始终伴随着他，帮助他走出人生与革命事业的低谷。贺子珍与毛泽东共同生活的10年中，共生育子女6人，除娇娇外其余全部丢失或夭折。后来，延安成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日圣地。国内外各种人物纷至沓来。毛泽东特别繁忙，回家后也顾不上贺子珍，这使贺子珍感到空寂、苦恼、烦躁。 年轻的贺子珍敏感、好强。她恨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想要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她想动手术，把体内的弹片取出来。可是，延安动不了这种手术，于是她便决定转道西安到苏联去。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执拗的贺子珍此时已听不进去劝告。后来毛泽东又给暂住西安的贺子珍一连发过6封电报，劝她回延安，她依然执意不肯。 事实上，还在怄气的贺子珍并没有忘情于毛泽东。身在西安，她的心却飞回了延安，贺子珍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记录了他们爱情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晚上能不冷吗？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来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亲手缝好，托人捎给在延安的毛泽东。 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江青(2) 最终贺子珍还是踏上了赴苏之路。 贺子珍没有想到，这条赴苏之路对她与毛泽东的关系而言是一条不归路，从此她再也回不到毛泽东身边了。两个同甘共苦整整十载的患难夫妻就此天各一方。 此后，尽管两人仍彼此牵挂，但仅于1959年在庐山见过一面。北京的大门，始终对贺子珍关闭着。1979年贺子珍终于来到了北京，在毛泽东遗体前泣不成声。两位老人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最终演绎成一场撼人心魄的爱情悲剧。 1938年，在贺子珍赴苏之后，另一个女人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这个女人就是江青。 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的江青，象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是怀着一腔热情踏上延安这片热土的。当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苦又离开的人很多，江青能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 江青能吸引毛泽东的目光，一方面是由于她的主动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当时的延安，她确实比较出众。当时的江青，头髮乌黑、眼睛大而有神。她京戏唱得很好，在当时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环境中很受欢迎。江青的字写得也很好，特别是楷书更为出色。 她还会织毛衣、剪裁衣服，并做得漂亮而合体。 也许是江青让毛泽东感到清新，因贺子珍出走而受伤的心得到了慰籍，毛泽东终于开始把眼光集中到江青身上。 第17页 1938年11月，45岁的毛泽东和24岁的江青结婚了。 毛泽东、江青两人的婚姻生活最初是幸福的。江青比较懂得毛泽东的爱好，毛泽东喜食辣椒，江青便会让窑洞飘满辣椒味；毛泽东喜欢京戏，江青就给毛泽东放唱片……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江青履行了一个妻子应有的职责。 由于歷史因素，再加上自身的个性，出身演员的江青后来却错登上了政治舞台，而且又扮演了反面角色，在中国歷史上留下了一段令人扼腕的印记。但歷史终究不能假设。江青也终于得到了歷史公正的裁判。 周恩来与邓颖超 1919年的盛夏，原本相隔数千里、年龄相差6岁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天津的一次学生集会中不期而遇。 那天，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念书，担任着女师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队长和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的邓颖超在天津南开学校的礼堂里进行讲演。而此时，不久前刚从日本回国参加五四运动、担任着《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的周恩来正巧坐在礼堂的中间。邓颖超精彩的讲演打动了周恩来，这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开始相识。 这次相遇的背景决定了他们日后爱情的性质。他们是因为革命才走到一起的，革命是他们爱情产生的媒介和前提，他们的爱情註定是两个革命者的爱情。 此后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发起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革命刊物《觉悟》。这一段时间共同战斗的经歷却为他们日后情感的发展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远在法国的周恩来每每思念起祖国、思念起祖国的朋友和亲人时，邓颖超那热情、勇敢而又淳朴、端庄的形象便在他的眼前一次次闪现。 1923年春天的一天，已经转到天津仁达女校任教的邓颖超收到周恩来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明信片的背后，周恩来用刚劲、奔放的字体写着：“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邓颖超被周恩来这漫涌而来的爱的激情打动了，在频繁的书信往来和情感交流中，她也越来越感到智慧、坚定的周恩来是自己最理想的伴侣，在徵得母亲的默许后，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确定了两人间的爱情关系。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回国，9月抵广州，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8月初，21岁的邓颖超只身从上海来到广州。在爱情的唿唤下，两位分别5年的年轻人再次相聚。8月8日，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请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吃了一顿便饭，这顿便饭也成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宴。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之后，因为事业需要总是聚少离多。聚时，他们恩爱有加，离时更是互相惦念，互相关怀。 10月6日，周恩来率领国民革命军东征。就在这时，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丈夫不在，母亲不在。左思右想，她决定将孩子打掉。她第一次放弃了做母亲的机会。本以为做母亲的机会以后是很多的，没想到，第二次怀孕，她竟因难产而死里逃生，而且从此失掉了做母亲的机会。 在艰难的岁月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广州，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武汉，他们曾面临着一次次死亡的威胁，却又一次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在长征途中，当红军长徵到毛儿盖时，周恩来病倒了。他连续几天高烧，不能进食，肝区肿大。经医生检查，周恩来被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但是在当时条件下无法消毒，不能开刀或穿刺，只能採取用冰块冷敷的办法，控制炎症的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周恩来的病情凶多吉少。闻讯急急赶来的邓颖超在周恩来的担架边苦苦守候了三天三夜。也许就是这三天三夜的苦苦守候，使得周恩来终于在早晨奇蹟般地从地狱边迴转…… 朱德与伍若兰、康克清的生死恋 朱德一生酷爱兰花。他不仅赏兰、咏兰，还亲手种兰。朱老总之所以一往情深钟情兰花，是因为高洁坚贞的兰花寄託了他对战友、前妻伍若兰的无限思念。 1903年11月3日，伍若兰出生在湖南耒阳县城南门外伍家大湾的一个开明的小知识分子兼小商人家庭。她自幼嫉恶如仇，在县女子职业学校念书时就嚮往妇女解放，带头剪髮放足，反对封建礼教。1924年伍若兰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结识了毛泽建、夏明衡、何葆珍、曾志等大批革命志士。1927年初，她担任县女子联合会主席和青年团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 年轻的伍若兰，不仅口齿伶俐，大胆泼辣，还写得一手好字，能文善武，大革命运动的当时，她已名播湘南，成为湘南颇有威望和影响的女共产党员。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湘南宜章举行暴动，革命浪潮席捲了湘南二十多个县。此时25岁的共产党员伍若兰与耒阳县委一起组织农民自卫队，密切配合朱德、陈毅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作战。任县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的伍若兰被调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随军做宣传工作。由于工作的接触，她认识了朱德。其实，伍若兰早就听说过朱德的英名，如今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竟成了自己的直接领导，她更是十分崇敬，并在内心充满了对朱德无法抑制的爱慕之情。 第18页 而朱德也非常喜欢这位勇敢果断，文武兼备的姑娘。共同的战斗生活渐渐地使两颗心紧紧相连。1928年3月，他们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不久，他们来到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合。 1929年春，湘赣两省敌军集重兵“会剿”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此时，伍若兰已有四五个月的身孕了。 2月2日，毛泽东、朱德夫妇、陈毅及军部机关宿营在赣南寻乌县吉潭镇圳下村中心的一个大土围子里。翌日天未放亮，红四军突遭赣敌刘士毅部两个团的袭击。红四军一部被打散，毛泽东、朱德夫妇及军部机关被敌重重包围。为掩护朱德和毛泽东突围，伍若兰将敌兵引向自己，受伤后被俘。敌人用种种酷刑折磨伍若兰，伍若兰宁死不屈。敌旅长刘士毅劝降说：“你身怀六甲，只要你自首，公开声明同朱德脱离夫妻关系，我就可以保你不死，还可给你官做。” 伍若兰从刘士毅话里揣测到朱德、毛泽东已经脱险，放心了，她大义凛然地回答说：“要我和朱德脱离关系，背叛共产党，除非日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 2月12日，在赣州卫府里刑场，伍若兰死得壮烈而悲惨。 烈士碧血洒大地，化作幽兰吐芬芳。 此后，在朱德漫长的岁月里，淡雅、高洁的兰花便始终成为朱德的最爱。 朱德和康克清是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中相识的。1929年春天结婚时，朱德已经43岁，是红四军军长，康克清则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朝夕相处的革命斗争生活，使将军与战士之间逐渐萌发了爱慕之情。 康克清的一生也和朱德一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1911年，康克清出生于江西万安县罗塘湾的一户贫苦的渔民家庭。由于家庭清贫，生下仅一个月，就被送给别人做了“童养媳”。 1926年，康克清15岁，参加了罗塘乡妇女协会。第二年，她又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万安暴动”。1928年夏天，她随万安游击队上井冈山投奔红军，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批女红军中的一员。 1929年3月的一天，朱德和康克清正式结为夫妻，毛泽东和妻子贺子珍，还有陈毅、谭震林、吴仲廉、曾志等人都赶来为他们祝贺，大家在一起为朱德和康克清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革命的婚礼”。作为战友，康克清使得一手好枪，她不仅是朱德最好的警卫员，有时还与朱德并肩作战；作为妻子，她竭尽全力精心照顾朱德的生活，使朱德得以保持健康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能够协助毛泽东全力指挥部队作战。 无论是在反围剿作战中，还是在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朱德与康克清始终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相敬如宾，他们一起穿越了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携手走过了和平岁月，他们共同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 七、胜利 周恩来受命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他身边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随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復。”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 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发电报，表示周恩来将赴西安协商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张学良復电称，西安一切顺利，等周恩来到西安后再详谈。 周恩来17日到达西安，当即与张学良相见。张学良已得知13日的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指责其受日本操纵搞政治阴谋的报导，所以一再追问共产国际的意见，周恩来表示已电询莫斯科，但直至动身前，共产国际仍无只字答覆。 12月17日夜，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18日，周恩来又致电延安：“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 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和建议。与此同时，日本扬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在紧急关头，毛泽东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復蒋介石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为确保蒋介石性命无虞，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戴笠一同来到西安。23日，国共双方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开始谈判。 24日晚，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达成一系列协议。当晚，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了简短的会面。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 第19页 至此，西安事变告一段落，随后而来的是全民抗战。 西安事变，由毛泽东、张闻天等定下基本解决方针，周恩来亲赴西安，勇敢而沉着地挑起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担。毛泽东和周恩来一个运筹帷幄之中，一个决胜千里之外，充分体现了两位领袖在重大事变面前及转折关头的政治智慧及其完美的合作。 朱德挥戈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进行全民抗战。 8月份，陕北洛川冯家村进入盛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热烈讨论，确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抗战的方针，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当月，周恩来、朱德、博古出席南京国防会议。国共双方达成协议：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按战斗序列分，又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出任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随后，朱德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阎锡山)。他豪情满怀地写下抗战誓词：“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復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全国家，是我天职。”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对持久战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指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国的抗战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 《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随即将其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并将其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23 11月，朱德《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出版，其中有关战术原则的论述与毛泽东有关战略原则的论述相辅相成，成为八路军进行抗战的基本战术指导思想。朱德及其指挥的八路军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忠实执行者。 在抗日战争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奔赴抗日前线，开闢华北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春，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晋冀豫4个战略支点。此后，八路军又以4大支点为依託，向北面的大青山地区以及东面的冀豫平原、山东和冀热察地区发展。 1940年8月，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和“囚笼”政策。对此，朱德、彭德怀审时度势，决定对日军发动一次主动进攻战役。八路军105个团约20万人，随即在华北平原展开以破袭敌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大规模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日伪军对解放区的“扫荡”，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壮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警惕和不满。1940年二三月间，蒋介石指令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攻八路军，朱德组织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冀中的部队于3月一举消灭了国民党3个师。随后，朱德赴洛阳同国民党谈判，迫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与中共暂时维持统一战线关系，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再次制造磨擦，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反侮新四军为“叛军”，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并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毛泽东拍案而起，决定以强硬态度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并要求以不怕两党决裂的勇气打退国民党的进攻。 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中央军委主席团，主持军委实际工作。会上决定重组新四军军部，并决定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八路军各办事处实行撤退。 随后，周恩来、叶剑英抓紧做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外交工作。蒋介石感受到了来自国际的压力。周恩来灵活地运用了日、英美、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上的政治反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充分展示了他善于审时度势展开外交的才能。 在国内外强大的压力下，蒋介石在这一年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此次大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并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毛泽东大勇晤蒋 经过八年抗战，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在重庆的蒋介石急电毛泽东：“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随后，电文更是公诸《中央日报》。 8月16日，毛泽东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一时难以决断，回復电文简短且措辞委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8月23日，延安枣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邀请电。会议决定周恩来去重庆，至于毛泽东是否要去重庆，大家意见不统一。 第20页 周恩来首先表示想先去“侦察”，最主要的是看看蒋介石开的盘子。主席是否亲自去，根据谈判情况而定，总要谈得拢才能去，对蒋介石的阴谋须有所考虑。 朱德支持毛泽东去重庆，认为毛泽东出去有利，而且此次安全系数比过去要好些。去，对将来选举运动有利。朱德还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 彭德怀接着说，我主张主席暂时不去，等我和老蒋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一点下来，主席过几个月再去时机成熟些。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事基本上定了下来。24日，毛泽东回电：“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机离开延安，飞抵重庆。 国共谈判歷来艰难曲折，这次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往日的国共谈判，毛泽东只是坐镇延安，靠无线电波遥控指挥，具体的谈判由周恩来出面。这一回，毛泽东从幕后走到台前，为了未来国家的命运，与蒋介石正面交锋。 在毛泽东一行抵达重庆的当晚，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了欢迎宴会，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等出席。蒋介石一身戎装，毛泽东一身朴素的中山装，他们缓缓走向对方，紧紧握手。这是歷史上二人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握手。 晚上回到林园，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儿戒备森严，让人简直有“笼中鸟”的感觉。这样，毛泽东于次日搬到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一幢房子里居住，周恩来为其安排了最为凉快的一间屋子。为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周恩来还关照所有工作人员上下楼或在房间时不要穿皮鞋，在三楼工作的电台人员则干脆打起了赤脚…… 重庆谈判的四十余个日日夜夜里，毛泽东与蒋介石面对面进行了5次会谈，每次都是唇枪舌战；周恩来、王若飞和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等也进行了多次会谈。毛泽东一行还接受了从国民党政府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接连不断的宴请。每次宴会，众人都会争着向毛泽东敬酒。而为毛泽东挡酒的始终是周恩来，他很快成了“焦点”，但仍然脸泛红光，神采飞扬：“我们不能打乱仗，无论谈判还是喝酒，应该平等地进行。我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连续几个三杯后，国民党方面再也无人应战。 回八路军驻红岩办事处时，工作人员问周恩来：“你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他只要喝半杯你就可以少喝三四杯啊。”“我怕酒里有人做手脚，放毒……”周恩来喃喃地说。 赴重庆谈判，毛泽东算是深入龙潭虎穴，他在国民党当局的《情报日报》里被称为“何先生”，从踏入重庆山城的第一级台阶起，所有的言行和社交活动情况均被记录在案，供蒋介石阅知。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特意安排张治中的卫士作为毛泽东住处的外围警卫，负责外部站岗，内部警卫则由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中共人员负责，而如果毛泽东出行，周恩来必与之同车。 重庆谈判由毛泽东亲自出马，他举重若轻，面对危险谈笑风生，定下谈判基调，与蒋介石唇枪舌战，尽显领袖风范。周恩来相随左右，一方面尽心准备谈判，一方面悉心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小到住宿、挡酒，大到安全保卫，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1945年10月10日，国共签定《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后来又称《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安全飞离重庆，返回延安。 合力决战 重庆谈判带来的和平并没有维持多久。 1946年6月下旬，由美国政府支持的蒋介石集团在自认为内战准备已经就绪后，便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 蒋介石凭藉430万军队和优势装备，企图在3至6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解放军，而后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当时解放军只有127万，力量对比十分悬殊。 但是，毛泽东指出，“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8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时，说出了他那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名言。在毛泽东主席制定的“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奋起自卫。 与此同时，周恩来则积极活跃在另一条战线上，揭穿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幌子。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关闭了和谈的大门。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会，严正宣布：中国共产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谈之门已被国民党当局一手关闭。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1946年12月16日，周恩来被任命兼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波澜壮阔的第二条战线。这条战线，以学生为主体，有广大工人、农民、教员、职员、爱国民主人士等参加，展开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迅勐异常、一浪高过一浪的斗争。周恩来回到延安后，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7年又兼代总参谋长，他还与毛译东一起擘划和指挥了这场东起胶东半岛，西至天山南北，由东北长春到南海之滨的广东，相去万里、歷时3年多的解放战争，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毛泽东在1950年2月27日曾经回顾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第21页 抗战结束后，朱德年事已高，但大半生都在炮火纷飞的战争中度过的他却是老当益壮。在重庆谈判期间，为了配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判桌上的艰苦斗争，朱德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各解放区对从平汉、津浦、同浦、正太和平绥等铁路干线推进的国民党军队给予坚决的阻击，集中力量发起了上党、平汉（邯郸）、平绥、承德战役，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歼敌11万余人，尤其是上党战役歼灭锡山部13个师3.5万多人，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谈判中的地位，对毛泽东重庆谈判起了直接的配合作用，就在上党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 1947年3月，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集团约25万大军进攻陕北，当时人民解放军在陕北的兵力不足3万人，情况万分危急。毛泽东果断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撤离延安，3月18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了歷时一年之久艰苦的陕北转战。3月底，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朱德和刘少奇等赴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 1947年3月到5月，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率领下，採用“蘑菇战术”，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战役，三战三捷，为西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年秋，朱德亲临华北前线指挥作战。10月，指挥晋察冀野战军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对扭转晋察冀战局起了关键的作用。清风店战役的硝烟还未散尽，朱德便挥剑直指石家庄。他风尘僕僕来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亲自研究战术，坐镇指挥。11月6日打响的石家庄战役，不仅占领了敌军在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区连成一片，而且还首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重要城市的先例，为尔后进行城市作战提供了重要经验。 1947年10月10日，在国共《双十协定》签订两周年纪念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在战略决战期间，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5位书记组成的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在西柏坡指挥了规模最大的革命战争。他们日日商讨分析战局，夜夜开会确定方策，统筹全局，提挈全军，把气势恢弘、波澜壮阔的战略决战一环紧扣一环、一步紧接一步地推向最后胜利。 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最高统帅。周恩来、朱德为毛泽东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他们参与制定战略决战的所有重大决策。可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在战略决战中所表现出的炉火纯青的军事指挥艺术，融进了朱德的丰富智慧。而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范围的大决战的同时，还为筹划建立人民的国家政权殚精竭虑。 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歷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领人民解放军在那段可歌可泣的动人岁月中用他们的智慧合演了一部最威武雄壮、最有声有色、最震撼人心的活剧。 八、开国 “赶考”之路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神州大地上，西柏坡只不过是千里太行山脉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山坡，这里的山不高、峰不险、石不奇。然而在新中国的歷史上，西柏坡则是与嘉兴南湖、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同样令人肃然起敬的红色圣地。 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1948年3月23日，转战陕北370天的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告别陕北的父老乡亲，东渡黄河，于5月27日来到西柏坡，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会合于此，开始了他们辉煌的事业。当时的中共中央大院，是一处低矮狭小、土坯垒就的农村房舍，参差的四合院落，素墙灰瓦，横屋厢房，屋角窗下，茂槐修竹，蓊蓊郁郁。大院自东往西，依次是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刘少奇的住房，后院是朱德的住房，毛泽东住处的西邻便是军委作战室。周恩来的小院距毛泽东的小院只有一步之遥，小院外边有一个大碾盘，每遇难以决断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便常来推碾，周恩来在另一边帮助。朱德那三间窑洞式建筑前有一个宽大的院子，他便常于晨风中习拳舞剑。毛泽东的小院里有一棵高大的楸树，楸树旁边有一个磨盘，五大书记常常在这里围坐，研究战略问题，谈笑间，布下雄兵百万，弹指间，樯橹灰飞烟灭。 那是怎样一段难忘的岁月啊。几位朴实无华的领袖，一个亲密无间的大家庭，深厚的革命情谊，旺盛的革命热情，协作的团队精神，整齐的前进步伐，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使中国的革命事业越过一个个惊涛骇浪，一步步驶向胜利的彼岸。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在新中国歷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用诗人般的语言讲述了一个深刻而严肃的哲理，这就是至今仍令人深思的“糖衣炮弹”的问题，提出了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着名论断。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会议还决定：党的工作重心自此将从乡村转移到城市。 第22页 1949年3月23日，中国歷史上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这是一个从革命向执政的转移。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最后一次登上柏坡岭，他们深情地望着西柏坡的山山水水，心中又一次涌动起激情。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我们进京赶考去！” 周恩来坚定地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作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25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到达北平香山，完成了 1927年以来中国革命史上领导中心的最后一次转移。歷史已经证明，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最终经歷了执政理国的种种考验，向人民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协商建国 1949年3月26日，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进入北平的第二天，便准备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谈判开始时间定为4月1日，地点为北平，周恩来担任中共首席谈判代表。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代表团抵达北平。为使谈判顺利进行，4月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张治中，长谈达4个小时。13日晚，双方举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4月20日，南京政府復电，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第二天，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随着在全国取得胜利的脚步加快，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逐步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筹建新中国的各项工作上来，同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各少数民族代表、社会贤达一道，共同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组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的伟大时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和所有的代表们都没有忘记，这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流血奋斗换来的。当夜幕将要降临时，毛泽东和政协全体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清晨，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把天安门前的华表、金水桥以及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城楼镀上了一层眩目的金光。城楼上8盏大红宫灯垂着金黄色的流苏在微风中摆动，高高的楼檐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会标，天安门广场上千百面彩旗迎风飘扬。 3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广场顿时变成了沸腾的海洋。在《义勇军进行曲》雄壮旋律中，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全场肃立，无数人眼中闪烁的泪光见证着这激动人心的时刻。紧接着，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徵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 是啊，28年艰苦战斗，28年峥嵘岁月！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望着广场上欢声雷动的群众，面对着这沸腾的场面，他们的心中同样不能平静，在几十年的烽火硝烟中，他们时刻紧密地同人民站在一起，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从而才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推动歷史前进的最伟大的动力。 九、图强 天翻地覆慨而慷 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曾被西方预言家预言“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 确实，8年的抗日战争和3年的解放战争，使本来就极其落后的旧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当时，全国粮食总产量仅1亿吨，甚至连一块优质钢材、一枚建筑铁钉都得依赖进口。对此，一些资本家甚至妄言“共产党军事内行、经济外行”，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在这种情况下，把生产恢復起来，使自己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跟，成为新中国的当务之急。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復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策略。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提出党在国民经济恢復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全党要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把握主攻方向，“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对此，朱德在建国初也提出过“对资本家的剥削暂时还要忍一忍”的要求。 以七届三中全会的方针策略为指导，新中国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保证了国民经济恢復时期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到1952年底，经过3年的发展，国内工农业生产的总产值和主要的产量均已达到并超过歷史最高水平。 第23页 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提出全国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经济恢復工作已经胜利完成，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目标已经达到，并确定1953年起开始进行“一五”计划，明确了向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前进的目标。 至1956年，新中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尽管由于时间较短，存在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等问题，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新中国的经济基础。 与此同时，至1957年，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顺利完成。 五年间，新中国新增固定资产491.4亿元，建立起了飞机制造、汽车制造、工具机制造、发电设备、冶金设备和矿山设备制造等过去没有的重要工业部门。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农副业比1952年增长24.7％。而在此基础上，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全国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提高22.9％，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30.3％，农民的收入增长20％左右。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开始改变了中国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面貌，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打造中国盾牌 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捍卫国家的尊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十分关心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国防部队。 在毛泽东的统揽下，朱德、周恩来亲自抓了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 1949年7月31日，朱德在中南海接见了受命组建空军、即将去苏联学习的刘亚楼等人，并提出了殷切希望，要求刘亚楼等人在与苏联谈判组建空军过程中人员培训速度要快，不能误了中央解放台湾的战略步骤，并且飞行员的作战能力要以能压倒国民党空军为目标。同日下午，毛泽东也接见了刘亚楼一行，提出了空军的建军方针。谈完工作后，毛泽东又特别请刘亚楼等人到小饭厅吃饭，并提议为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干杯。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至1953年底，空军已建立了20多个师及其它勤务部队。由于训练有素、作战勇敢，很快就在朝鲜战场上初试锋芒。以至于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唿：“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空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在海军组建方面，朱德多次给毛泽东写信，就海军在国防中的地位和作用、海军的主要任务、海军建设的标准、海军管理干部的来源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设性意见。1950年4月，海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 1951年夏，周恩来视察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大连海校，他对副校长张学思动情地说：“我国是一个濒海的大陆国家，海岸线北从鸭绿江口起，南到北崙河口止，绵长得很，因此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条‘海上长城’。”这也正是毛泽东和朱德的心声。 在装甲兵建设方面，1950年8月14日，朱德就建立和训练坦克部队的问题致函毛泽东：坦克兵的领导机关即将成立，并拟定了训练计划。建议制造坦克和发展汽油工业，并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样，在建国初期短短的两三年之内，新中国不仅建立了人民空军，而且，海军、炮兵、铁道兵、装甲兵、防空部队也建立起来了，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的转变。 1955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空军的装备已初具规模，陆军特种兵装备得到迅速改善，步兵旧杂式武器装备大部分淘汰，全军武器装备水平比新中国成立时提高了一大步。 “两弹一星”：发射的前前后后 然而，仅仅发展常规武器是不够的，新中国必须拥有有效的防卫武器，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 毛泽东是不信邪的，原子弹投向广岛和长崎之后，毛泽东曾严厉地批评了对原子弹威力进行过分渲染的博古。在接受国际友人採访时，毛泽东风趣地指出“原子弹是纸老虎”。 但是，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核讹诈，新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要想不受别人欺负，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又是铁老虎，要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 在一穷二白、科技落后的情况下，要想研制原子弹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向苏联“老大哥”请教似乎是一条捷径。 1949年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曾提出参观原子能有关设施，被史达林拒绝了。到1954年9月，苏联才邀请中国军事代表团去苏联参观核爆炸试验。去参观的代表团规格相当高，除了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外，还有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总参谋长粟裕、渖阳军区司令员邓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总参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海军参谋长周希汉等人。 演习时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吹掉了彭德怀的帽子，也坚定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研制原子弹的决心。 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一宣告，揭开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序幕。 1956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答应向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然而，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次年7月16 日，又公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华的苏联专家。到8月23 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这一手，完全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安排，尤其在原子能工业方面，留下了一大批半截工程。临走还扔下一句话，你们收拾这一堆破铜烂铁吧，没有我们，你们15年也干不出来。赫鲁雪夫说得更绝，没有苏联帮助，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第24页 而此时，整个国民经济也处于严重困难时期。飞弹、核武器要不要继续搞下去？争议相当激烈。 大家的眼光此时集中到了主管国家经济大权的周恩来身上。在经济困难时期，堂堂的共和国总理餐桌上也一样缺肉少油水，但周恩来的眼光却放得更远。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了集中力量争取3至5年突破国防尖端的战略构想，原子弹要继续搞下去。这一些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支持，要自己动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把原子弹搞出来。年事已高的朱德，也十分关注原子弹的建设，之前他曾亲自到核试验基地看望官兵。这个时候，他也毫不犹豫地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决策。 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在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歷史竟是如此巧合，就在赫鲁雪夫下台的第三天，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研制出来的原子弹竟然试爆成功了！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段歷史的时候这样说：“飞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雪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当天晚上11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举世震惊。 随后，震惊就象波涛，一浪又一浪地继续涌来。 1967年6月17 日晨，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而中国只用了两年8个月，创造了核武器研制史上的奇蹟。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西昌卫星城发射成功。尽管这是继苏、美、法、日本之后发射，但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重量上却超过了苏、美、法、日四国卫星的总和。在研制速度上，从成功爆炸原子弹到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花了12年半，苏联花了8年，中国仅用了5年半的时间。 十、考验 “冒进”之争(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这是对三人多年以来合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建国后三人工作的一个安排。 毛泽东、周恩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但在建国后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对一些事关经济建设方面的具体问题，两人在思路和方法上的差异开始显露。 1953年新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急于求成思想倾向的影响下，财政盘子定得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导致这一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六千多万勐增到七千八百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两个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 担任总理的周恩来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他指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随后，周恩来指导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到1955年，随着中国经济形势好转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一些人的头脑又开始发热，认为经济建设速度可以大大加快，“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在这年底，毛泽东提出了“加大速度，反对保守主义，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更大成绩”的要求，并表示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 面对毛泽东为“八大”确定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速度”的主题，周恩来最初是同意的。他表示“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 然而，在落实毛泽东主持起草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过程中，周恩来和陈云发现如果按照各部门提出的高指标安排工作，很多产品都将短缺，其中钢铁最为严重。在觉察到“盲目冒进”苗头时，周恩来开始着手防止。 毛泽东对于当时的发展速度仍感觉“慢了一点”，并做了相应的指示，国家计委也按要求提出了高指标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 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的年度计划指标虽然被压缩了，但并没有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到4月份，冒进的后果开始出现了，财政紧张、生产物资短缺。 令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4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追加基础建设预算20个亿。提议受到了大多数与会人员的反对，一向尊重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当场表示反对，认为此举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周恩来专门就此事找到毛泽东进行解释，并说，“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泽东决定下来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但面对周恩来发自内心的话语，他没有反驳。很快，毛泽东离开了北京。 这样，在周恩来等人的坚持下，1957年中国的经济建设全面发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 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大会。当时的苏联由于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赫鲁雪夫说话很硬气，表示“今后15年不仅赶上，而且超过美国”。富于挑战精神的毛泽东当即表示“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就是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审阅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回国后，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对周恩来发了脾气，对两年的经济工作表示不满，并且要求召开再大一些范围的会议解决反冒进问题。 第25页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了工作会议。与会人员都接到了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在会议上，毛泽东单刀直入，表示“反冒进”这个词是政治问题，并指出“有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毛泽东批评1956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毛泽东的一席话让周恩来感到了形势的严重。 尽管心里不理解，但周恩来性格中组织性强的特点还是让他开始进行检讨。在检讨中，他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是周恩来一向的作风。 之后，在3月9日成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周恩来，3月25日周恩来再次做了检讨。为了把成都会议讨论的问题用中央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进行检讨，大会还将这份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代表。 关于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争论似乎到此结束了。不过，周恩来在经济方面的发言权减少了，毛泽东开始更多地过问和主管经济工作。 所幸的是，经过“大跃进”的阵痛，毛泽东开始亲自出来“解铃”。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的讲话中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他还说，错误看来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圣人呢？ “冒进”之争(2)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也是固有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朱德看庐山风云 1959年的庐山会议早已云散雾开，今天再来回忆这场会议，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苍凉、悲壮与沉重。 7月的庐山，万木葱茏，气候宜人，古蹟胜景，神话传奇，给人平添许多雅兴。 庐山会议开始定的基调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分组讨论中不少与会者强调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还有不少与会者则认为纠左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在会议上发言以后，感到言犹未尽，也对不少同志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希望和毛泽东本人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以利于会议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在这种情况下向毛泽东呈送了一封信。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参考。于是，围绕彭德怀的《意见书》，会议争论逐渐热烈，大致形成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贊成信中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张闻天在表示支持彭德怀观点的同时，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分析。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措辞尖锐的讲话，以示反击。此后会议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成了“一边倒”地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批判会。连原先对彭信内容有同感或发表过类似观点的人，也纷纷收回自己的话，以示“划清界限”。“人们怀着保卫毛泽东威信便是保卫党的路线的信念，同时也是对自己立场的考验的心情，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黄克诚、周小舟先是支持彭德怀，后来又没有顺风转向，便被划为彭张联盟成员，成了批判对象。在一边倒的批判声讨中，彭、黄、张、周被迫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毛泽东联繫歷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批判斗争进一步加码。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将彭、黄、张、周的问题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反党集团”。彭德怀等人悲惨的晚年政治命运从此开始。 在庐山会议及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中，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人翻出许多歷史旧帐，固然有其阴险的政治目的，而其他包括周恩来在内绝大部分参加会议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或是违心被动地、或是自觉主动地、或是半被动半主动地，但都是不约而同一边倒地参与了这场是非颠倒的党内斗争，却不能不让人扼腕而嘆！ 在庐山会议之前，应该说，周恩来和毛泽东在对前一段工作的基本评价及庐山会议要解决的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会议开始后，周恩来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全力以赴地解决各种问题。后来，毛泽东把彭德怀的那封信印发传阅，周恩来看了彭德怀的信后，认为“彭总的信没什么问题”，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他在许多观点上与彭德怀是一致的。 正在周恩来等人极力纠“左”的时候，毛泽东的想法却发生了逆转。反“反冒进”的阴影再次笼罩在周恩来的心头。既要反右，又要务实的矛盾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 7月26日上午，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开座谈会，在政治上顾全大局的思想下，周恩来也说了一些“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之类的话。 在庐山会议上，朱德虽然在表面上与中央保持了一致，但在内心深处他是始终和彭德怀站在一起的。在8月2日的常委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他虽然不再明显地袒护彭德怀，但批判也是泛泛而论。毛泽东对朱德在庐山会议的态度一直不满意，此次又见朱德的批评无关痛痒，认为朱德有避重就轻、掩护彭德怀过关的嫌疑，便抬起脚来，用手在鞋面上比画了几下，说了一句“隔靴搔痒”。 第26页 朱德知道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定，但他可以不改变自己为人的原则。他在会议后期基本保持缄默，用无言表达他的满腹意见。在会议最紧张的时候，朱德还找毛泽东谈过一次话，他对毛泽东直言指出会议的不足之处：“我觉得这次会议发言民主风气不够。”毛泽东听了先是一愣，想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对一半儿，我对一半儿。”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可谓门庭冷落，但朱德却常常去看望这位与他并肩战斗时间最长的战友。1974年，彭德怀去世时，临终想见朱德，一次一次地向看押的看守请求，可谁也不告诉朱德。直到彭德怀死后，朱德才知道彭德怀临终的心愿。他顿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声叫嚷：“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要死的人，还能做啥子，还有啥子可怕的。” 庐山会议不仅将个人崇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而且也把党内斗争的消极因素推向了一个高峰。而毫无疑问，这并不是毛泽东一人之过，是整个领导群体共同铸成的。庐山会议以后，随着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地位的上升，主导“文化大革命”的党内格局逐步形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党和共和国歷史上的一场大悲剧开始了。 晚年岁月 1966年的春夏之交，一场来势异常兇勐的政治风暴席捲了整个中国。当时，谁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竟会把中国拖入一场歷时10年之久的浩劫之中。谁也未曾料到，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人生最后的10年将在这种天下大乱，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度过。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三人的关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文革”伊始，朱德也开始遭受到一定的冲击。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军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很多人感到非常气愤。1967年2月10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政治局和军委领导人在怀仁堂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其中，徐向前在大闹怀仁堂时怒吼：“我们这么一个伟大的党，连一个八十多岁老人都容不下，可悲呀！” 从此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会议不再召开，而被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朱德的各种行动受到限制，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也被调离。 朱德并没有把自己的处境放在心上，他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在得知中央文革小组在全国范围内煽动大规模武斗后，朱德感到这种方式行不通，于是想找主席和总理谈谈。但令他失望的是，他得到的答覆是主席很忙，没有时间。之后，他在秘书的陪同下走到周恩来门前，犹豫了一段时间，最终没有进去。 随着“文革”的继续进行，朱德越发孤单，但他却坚持说真话，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怀疑三人经过战争考验的关系，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攻击和诬陷面前，他始终很坦然，认为主席、总理最了解他，只要他们在，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与朱德相比，周恩来的处境更为艰难。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有两种选择，一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与主席决裂，然后被打倒。二是通过实际工作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并为以后纠正错误准备种种条件。作为一个明白自己对国家、民族担负责任的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选择了后者。 十一、纵横 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新中国成立伊始，内忧外患仍未彻底消除，急于让中国得到外界承认的毛泽东亲赴苏联。在苏联，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把总理叫来。史达林大惑不解，但后来终于明白为什么叫来了周恩来。毛泽东和周恩来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毛唱周随的外交模式的魅力。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有一个相当大的担忧，那就是不知道世界会对共产党中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1949年10月2日21时45分，苏联第一个承认了新中国。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把周恩来等人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正式商谈出访苏联、会晤史达林的事宜。年12月6日，北京大雪纷飞，在北京站，毛泽东与前来送行的周恩来握手道别：“我在莫斯科等你！”随即，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北京，驶向苏联莫斯科。 16日，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 下午6时，史达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会见毛泽东。他委婉地问毛泽东：“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泽东当然希望如此：“这个东西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泽东按出国前商量的计划提出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一趟。 此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和苏联签订一个政治性文件，史达林对此表示同意，并认为应由两国元首来签这个文件。毛泽东认为既是两国之约，由两国外长签更为合适，“你是部长会议主席，但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条约，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着手组织代表团。 1月10日，周恩来一行由北京坐火车前往莫斯科。火车上，周恩来即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繫。毛泽东讲了自己在苏联的活动、对中苏签约的想法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要旨，并徵求了周恩来的意见。 第27页 周恩来一行于1月20日到达莫斯科。 1月22日，克里姆林宫灯火辉煌，中苏开始正式会谈。从1月23日起，在毛泽东指导下，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开始就条约和协定的内容，进行具体会谈。 在商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方拟定的草案却没有按中方的意见作相应调整。周恩来看过不满意，当即找来王稼祥和陈伯达商量，同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我们自己重搞一个。”这样一直到2月8日凌晨3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一起研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稿。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于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代表中苏双方签字的分别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仪式结束后，中方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庆祝酒会，史达林亲自出席。毛泽东和周恩来站在门口，向五百多来宾尤其是难得出现在公众场合的史达林表示欢迎。宴会开始后周恩来致祝酒词，他没有看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但发言竟与长达两千字的原稿一字不差。在座的知情人皆嘆服。接着，周恩来挨个向客人敬酒，最后他特意走到毛泽东面前：“主席，我也敬你一杯。”毛泽东欣然举杯，脸上充满微笑。“叮”，两支酒杯轻碰，掩映出两位伟人快慰的笑容，像美酒一样香醇…… 打破中美坚冰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为开创中国对美外交的新时代。毛泽东和周恩来一个定下对美战略，一个具体实施对美接触；一个先放试探气球，一个巧妙地拿到了敲门砖；一个海阔天空，一个细緻入微。毛泽东和周恩来再度联手，实现了中美外交史上“改变世界的一周”。 新中国建立以后，美国一直实行仇视和反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但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美国当权者越来越认识到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特别是美国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和专家等有识之士，对美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而真正将美对华政策带入一个新的歷史阶段的则是1969年初出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森。尼克森在1月20日发表就职演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从尼克森上台后，中国对美方的每一个姿态都作了认真研究，中国以另一种方式向美国发出了信号。1970年国庆期间，美国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夫妇访华，由周恩来具体安排。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斯诺，两人的合影后来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并与报纸右上角毛泽东的一条语录相映衬：“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说：“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1971年3月末至4月初，中国队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界桌球锦标赛。赛后，中国代表团邀请加拿大等五国桌球队访华。美国队也表达了希望访华的愿望。4月6日，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桌球队访华。周恩来马上给中国代表团发去了紧急指示。并说：“从今天起，我们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中国桌球队开始。” 消息传到美国白宫。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认为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杰作，但他忽略了这场“桌球外交”的幕后总导演——毛泽东。 然而，体育毕竟是体育，政治才是解决两国问题的途径，中美关系长达二十多年的坚冰最终还得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周恩来与之进行了详细会谈。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再次访华，提出了起草尼克森访华公报的问题。毛泽东说，要搞，就搞个好公报。 1972年2月21日，尼克森终于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总统。美军“空军一号”总统专机抵达北京机场，尼克森走下舷梯，与前来迎接的周恩来进行了一次歷史性的握手，时间长达一分多钟。此后，基辛格、罗杰斯等随从人员才陆续走下舷梯。据说，这是尼克森的精心导演，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在机场时，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森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正式发表了第一个举世瞩目的联合公报。 尼克森在归国前的告别宴会上高举斟满茅台酒的酒杯说：“我们在这里逗留了一周，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毛泽东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晚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以他们的政治智慧再次书写了中国外交史上新的篇章。 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2月21日美国尼克森总统访华的消息，如同一股旋风，迅速刮向全球，震惊了全世界。而美国的这一举动更是给日本朝野带来了一场政治大地震。在日本，一时间要求恢復日中邦交的唿声日益高涨。1972年7月，日本成立了以田中角荣为首的新内阁。田中在就职当天就发表声明，要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周恩来表示欢迎。在中日关系出现转机的时刻，毛泽东提出：对中日恢復邦交问题应採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田中首相一行应邀于当年9月下旬访华，两国领导人就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认真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取得重要成果。 第28页 9月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一行。毛泽东对田中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歷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歷史的是后汉嘛。”“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森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双方谈话气氛轻松而活跃。 1972年9月29日10时2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中日联合声明》指出，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以关闭。从这一天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日关系由此揭开新的篇章。 中美关系缓和的趋向不仅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地位，而且在世界上引起了连锁反应，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国际社会承认、接纳中国的进程。中国外交也由此获得新的活力和宝贵的迴旋余地。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着名的2758号决议，决定恢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与欧洲、北美、大洋洲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同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个建交高潮。此外，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建交增多，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改善。 十二、国殇 最后的握手 进入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已到迟暮之年，疾病缠绕着他们。 1971年9月13日，曾一度被定为接班人的林彪策动政变计划败露，于出逃过程中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九·一三事件”是中国政治舞台上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它无论是给毛泽东还是周恩来在精神上均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打击，在繁重的国家大事和种种的困局当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更加心力交瘁，健康每况愈下。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78周岁。他的个性很倔强。平时有什么病痛都不说，更不愿找医生看，总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够顶过去。但毕竟年事日高，身体受到老年疾病的折磨，精神又遭此刺激，尽管他的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以支撑。1971年入冬时，毛泽东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到心脏。 1972年1月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不久，毛泽东再次病倒。病情来势兇勐，他休克了。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才甦醒过来。 而此时的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歷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病情越来越严重。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经京、津、沪三地的着名专家确诊为膀胱癌。 进入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严重恶化，癌症转移，身体已十分虚弱。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他却成了中国睡眠最少的人。根据有关记录统计，周恩来在1974年的头5个月共计139天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周恩来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它会议和谈话57次。 1974年5月28日，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应邀访华。29日，在身体极度虚弱、医护人员随时准备抢救的情况下，为了揭开中马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周恩来仍坚持按原计划同拉扎克就中马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会谈。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与外国首脑举行正式会谈。 30日，摄影师拍下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巨人一生中“最后的握手”。 这一天，周恩来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泽东。周恩来一边看着相知近半个世纪的毛泽东，一边慢慢地伸出手，毛泽东也慢慢地把手伸了过去。 1975年6月以后，周总理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30.5公斤。但是他依然顽强地工作着，顽强地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抗争。 9月20日，在住院后实施第4次手术前，周恩来要来了1972年6月他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衊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註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第29页 手术中，剧烈的疼痛常使他浑身颤抖。术后在镇痛药也不能减轻疼痛的时候，他问医生张良佐 “我很疼，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啊？” 医生流着眼泪对他说：总理，您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 1976年1月5日凌晨，医务人员为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但毫无结果。7日深夜11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甦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旁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到： “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总理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十里长街，寒风凛冽，成千上万的市民哭泣着，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送行。按照总理的嘱託，他的骨灰撒在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他融进了风里，融进了雨里，融进了土里，融进了水里，融进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里。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颖超逝世。那个曾经盛过周恩来骨灰的盒子，盛着她的骨灰，又一次来到了他们夫妻携手人生的起点——天津。 最后的军礼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人大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揪朱联络站”，准备在首都体育馆搞一个批斗朱德的万人大会。毛泽东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说道：“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猪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关键时刻，毛泽东亲自出来保护了这位多少年来共同出生入死的老战友。 此后对朱德的公开批斗转为打入“冷宫”。后来康克清也戴上了“走资派”的高帽子，多次被游行批斗。 面对这一切，80高龄的朱德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办公室里，独自嘆气，并喃喃自语：“是我的，我承认；不是我的，谁写的谁负责”，“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 这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朱德也应邀前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后来说：“当我送朱老总到会议室的时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见了这位许久未见面的老战友，要站起来迎接。还没等他起身，朱老总已来到他的面前。毛主席微欠着身体，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此时，毛主席很动情，他对朱老总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老总操着四川口音高兴地告诉主席说：‘我很好。’在座的其他领导同志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总这里。毛主席习惯地从小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菸，若有所思地划着名火柴点燃香菸吸了一口，又环顾四周，继续对朱老总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他重复着。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毛泽东的一番话勾起了朱德多少如烟的往事！ 在中央领导人当中，朱德和周恩来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战友之情。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条见证周恩来和朱德战友深情的毛毯。那是在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经常冒着严寒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一次，朱德在为周恩来送别时，把自己身边唯一的一条毛毯送给周恩来带去御寒。1937年3月，周恩来由延安去西安途中，遭到土匪伏击。周恩来机智地摆脱了敌人。当援军闻讯赶来时，发现匪徒们气急败坏地在朱德送给周恩来的毛毯上戳了几个大窟窿，然后逃窜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朱德即将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时，周恩来想到那里天气寒冷，又把这条饱含革命情谊的毛毯回赠给了朱德。在太行山，朱德住在老乡家里。老百姓太爱自己的总司令，总想把火炕烧得更热些，结果这条毛毯又被烤了一个大洞。朱德仍捨不得丢掉它，让康克清一针一针把烧破的地方给补缀起来，继续带在身边使用。朱德带着它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 在文革的漩涡中，朱德和周恩来很少能够见上一面。直到周恩来住院时，朱德才有机会到医院去看望了周恩来几次。他看见周恩来还在医院里会见外宾，虽然瘦，但精神还好，便没有过多地担忧。其实朱德哪里知道，每当周恩来得知朱德要来，都要细心准备。 1975年7月11日，周恩来已经知道自己病情可能拖不了多久，又一次提出见朱德。这一次，周恩来依然是一身整洁的中山装，面带微笑，与他们五十多年前相见一样，充满了真挚和信任。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朱德不知道这是自己亲密战友在向他诀别，他期待周恩来好起来。临别时朱德说：“下次我来看你，你一定要好起来”。周恩来一直站在门厅口，目送朱德的汽车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 朱德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相见竟成永诀…… 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那天，朱德穿上军装，赶往医院。当他吃力地走进灵堂时，望着静卧在鲜花和翠柏丛中的周恩来，已经90高龄的朱德竟再次泣不成声。他缓缓地走近周恩来的遗体，这时，他或许想起了在德国柏林周恩来介绍他入党的情景，想起了南昌起义，想起了第四次反“围剿”，想起了开国大典……从柏林会晤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五十多年来，他们一起挑起沉重的歷史重担，一同经歷过磨难和风雨。朱德竭力站直身体，庄重地举起右手，向他的入党介绍人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是朱德一生中最后的军礼。 第30页 周恩来去世后，朱德在巨大的悲痛中病情也开始加重。7月1日那天，朱德的病情已经很严重，肺炎之外，又增加肠胃炎和肾病，持续高烧不退。朱德打过安眠针后，慢慢闭上了眼睛。7月6日下午3时1分，红司令朱德与世长辞。 朱德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再一次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他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时，人们聚集在十里长街，含着热泪，目送着灵车西去。 最后的泪水 进入晚年的毛泽东，对于人的生老病死是非常旷达的。闲暇时他同身边工作人员聊天说：“人总是要死的，毛泽东是人，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然而，死者已矣，生者何堪？ 1975年底，毛泽东的身体健康恶化。他讲起话来已经十分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煳不清的声音字句。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毛泽东同其他领导谈话，必须要由张玉凤当场“翻译”。最后，张玉凤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而此时毛泽东主席的两条腿也几乎不能走路了。如果没有他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一经传出，举国上下皆陷入一片悲痛的海洋。 而这一夜，毛主席几乎一夜未合眼。对于周恩来的逝世，他显然早已料到了。周恩来的病情他是清楚的，在近几年医生连续不断的报告中，他早已透支了自己内心的悲痛。但是当噩耗传来时，毛泽东仍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陪伴毛泽东走完最后人生的护士孟锦云曾回忆当时的情景：那一天，我值班。得知总理去世的消息通知主席时，我把纸放进口袋，走进毛主席的房间。到中午饭后，毛主席又睡了一觉，精神较好，我才决定让毛主席知道。在给毛主席读报时，我突然大声念起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 我发现，毛主席闭上眼睛，泪水已顺着面颊流到了嘴角、脖子。 当时许多人都对毛泽东没有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而持有非议，认为主席对总理的去世无动于衷。今天也还有人就此事不断制造“内幕”，试图揭密当时主席与总理之间的“矛盾”。 让我们来听一听当时一直陪伴在毛泽东左右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说：“毛主席在审阅有关周恩来追悼会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或许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我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象孩子般地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悲伤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走不动了。’听到这里，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14日下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的悼词稿。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那天晚上，在毛泽东看电视的时候，孟锦云注意到毛泽东衰老的脸上全是泪水。 7月6日，毛泽东的另一位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老总在北京逝世。 此时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寓所里，刚从生命垂危中被抢救过来的毛泽东，正静卧在病榻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赶来向他报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噩耗传来，毛泽东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最后他用微弱、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 毛泽东的内心是如此的悲痛，他再也说不下去了。是啊，周恩来已经离去了，而现在朱老总——这位从井冈山开始便与自己一起出生入死、共同奋斗长达半个世纪的战友——也永远地离他而去了。他以前经常说“朱毛不可分”，但是这次，朱毛却真的分离了。许久，似乎从一场遥远的梦中醒来，毛泽东一字一句地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妥善料理朱老总的丧事。 许多事情似乎都是为了昭示1976年这个不祥的年份！ 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 清晨，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来到毛泽东住处报告唐山地震情况，建议他尽快离开目前的住所“游泳池”。这时，毛泽东大多时间已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在毛泽东清醒的时候，“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 8月18日，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圈阅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9月9日0时10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尾声 伟人长逝，功垂千古！ 是一种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这三位改变中国歷史的巨人在一年当中相继辞世，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想、无尽的怀念，更为后人留下了用之不尽的宝贵遗产…… 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全国解放的千里决战，已成为一段壮怀激烈的歷史，渐行渐远，然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却永远铭记在每一个后来者的心头，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復兴大厦的基座上。 第31页 回顾歷史，我们惊奇地发现，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曾出现过许多古老的文明国家，如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希腊、古罗马等，这些在金石并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产生的古老文明，无不发生过重大的歷史断裂甚至消亡，却只有“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其文化从未被外来力量所中断而一直生存并绵延发展至今。这充分显示中华文明所具有的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尤其是到了近代，在渡尽百年劫难之后中华民族能够重新走上復兴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歷史上的一个奇蹟，而这一探索过程的艰苦卓绝同样也是亘古未有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毫无疑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是在这一过程中前赴后继的无数仁人志士中的代表人物，同时，他们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復兴之路的代表人物。在1921年至1949年短短的28年时间内，他们率领着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上导演了一幕幕盪气迴肠、威武雄壮的向着实现民族独立与復兴前进的活剧。他们和他们的战友们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严，他们和他们的战友们为自己的民族建立了屹立千秋的自信！他们接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人心离散、贫困落后的中国。然而，当他们撒手人寰的时候，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凛然守护着共和国的国门，中国的卫星在太空傲视着地球，中华民族以从未有过的尊严和凝聚力雄立于世界舞台。他们的智慧和丰功伟业，升华了5000年以来中华民族文明的精粹，浸透了1840年以来中国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英雄主义，集中了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全部奋斗的歷史经验。他们是中华民族最忠诚的儿子！他们为今日的中国注入了一切成为世界强国的基因。 虽然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都有错误。然而他们的错误不过是白玉之瑕，是太阳上的黑子。在大歷史面前，在人民群众面前，那些咬住他们的过失不放，企图否定他们的人，其说辞是那样地苍白与无力。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是永恆的，他们已经深深地汇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意志、情感和文化的象徵。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缔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他们的伟大有时候正来自于他们的平凡与普通：他们是那样地平易近人，他们与群众、与普通老百姓是那样地接近，他们以朴实无华的家风在家人和子女的生命中深深地植入了‘人民’两字，他们给家人与子女留下的不是财产、特权与享受，而是人格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