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族全传》 第1页 [军事小说] 《孔氏家族全传》作者：张建平/李安【完结】 内容简介 本书叙述了一个家族的发迹史。 号称“国民党政府财神爷”的孔祥熙及其孔氏家族，当年曾以私家财富之巨，位列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首；并一度因此获咎而为众矢之的。迄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对孔氏家族当年的发迹之谜及其暴敛财富之丑恶内幕，仍可谓知者廖廖。本书广泛採用大量翔实史料以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叙写了孔祥熙。宋蔼龄夫妇的身世，其最初的发迹及其后的蜕变和堕落、其家族的最终形成及其歷史影响；包括其敛财之术和身后凄凉等等。就中人们不难领教孔宋夫妇的精明处世、狡黠为人及其令人髮指的贪婪本性；同时还可了解当年“四大家族”之间复杂微妙的恩怨纠葛，以及当时中国社会大量鲜为人知的歷史内幕。在迄今为止反映孔氏家族为数不多的书籍中，本书可望成为规模最大、内容最全面且最具警世意义和收藏价值的一部书。 引子 在北中国的中部，横亘万里有一座大山名日太行山。山西省即因位于太行山西麓而得其名。又因此地大部归属春秋时期的晋国，故山西又别称为晋，所谓三晋大地即指山西。元朝时这里设河东山西道宣慰司，至明朝初年改置山西省，其后则一直沿用至今。山西位属黄土高原，平均海拔千米左右，着名的黄河流经该省西南，是为晋陕、晋豫之分界线。山西省内山川纵横，关隘陡立。名山有太行、五台以及恆山等，其中五台山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恆山则为着名的“五岳”名山之北岳。在这些大山之间长河横贯，有黄河、汾水及桑干河、慷沦河等。其中黄河干流流经山西西南并切穿吕梁山南麓时，巨大落差造成着名的壶口瀑布，令人嘆为观止。太行山间有“太行八路”之说，为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交通孔道。北面山地沿内长城又有关隘密布，着名的有雁门关、平型关和娘子关等。其雄关险要，堪当仰止。歷史上，山西亦为中华民族着名的发祥地之一。悠久的歷史孕育了这一方水土上的人们，也孕育了这一方水土上的灿烂文明。在山西境内，人们会为众多的名胜古蹟而目不暇接，会为诉说不尽的歷史掌故而如痴如迷；更会为淳朴的山西百姓那山一般的胸襟和水一样的情怀，而感动而倾慕甚而至于流连忘返。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那一方至纯至朴的水土，就格外显着令人嚮往了。 大概也正因此，人说山西好地方啊！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山西可以说出了三位世人瞩目的名人。一位就是曾在山西主宰地方近半个世纪之久，号称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此君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士官学校与蒋介石、何应钦为同窗学友。辛亥革命后阎锡山出任山西都督，后于抗日战争中官至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解放前夕又短暂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等。阎锡山虽早年亦追随孙中山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却半途而废投靠蒋家王朝，终于落得个亡命孤岛、了此残生的可悲下场。山西名人中的另一位则是着名的徐向前元帅--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卓着功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徐向前为山西五台县人，第一次大革命中投身革命，为黄埔军校一期高材生，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军事总指挥，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亲自指挥了临汾战役和太原战役。全国解放后于1955年徐向前被授衔为元帅，并一度官至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元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精力，于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在这里我们要讲的第三位山西名人，也便是本书的主人公孔祥熙了。 公元1880年9月11日（旧历八月初七），在山西省太谷县西郊程家庄孔氏宅内，伴随着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号，一个白白胖胖敦实可爱的小男孩降临人间。一时，年轻的父亲孔繁慈喜得合不拢嘴，忙不迭地弯腰在案前查阅孔氏家族的族谱。按照干隆九年二月十七日干隆皇帝御赐孔府的世系排行字--“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流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来择选名字，孔繁慈给自己心爱的胖儿子起了一个十分文雅且又吉祥的名字：孔祥熙，字庸之，号子渊。后来孔祥熙赴美留学时，又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做h.h.kong，此即后来人们戏称的“哈哈孔”的最初由来。此为后话了。 依据族谱，孔祥熙为至圣先师孔子第七十五代裔孙。 距此大约9年之后的1889年7月15日，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上海，华美印书馆的老闆来查理家里，又一个小生命哌哌坠地了。这便是后来孔祥熙的第二任妻子亦即众所周知的孔祥熙夫人来蔼龄。当年来查理为了纪念自己在美漂泊期间的恩人卡尔将军的夫人南希·卡尔，便给自己的第一个女儿命名为南希（英文教名），中国名字则叫爱琳，后改为蔼龄，意即和蔼可亲。 当时大概没有人能料想到，冥冥中的造物主已经为孔祥熙和宋蔼龄这两个人做了那么妥贴的命运安排，简直天作之合一般。 孔祥熙的孩提时代是在一种平谈以至黯然的氛围中度过的。他6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尽管父亲孔繁慈为了心疼一对小儿女以致终身未再续娶，但毕竟母爱是无法替代的。加之当时正逢家道中落，所以后来世间有孔祥熙去太谷城拾捡煤渣之说。虽然传闻种种且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这就是孔祥熙的童年饱尝了不幸和艰难。 第2页 与孔祥熙迥然不同的是，宋蔼龄的童年生活要幸福的多了。她在一个民主精神很浓的家庭里，接受的是完全正规的西方式教育，并得到宗教氛围的薰陶。当时的宋家在上海已属中等以上家庭，所以生活亦十分优裕，从而也为宋蔼龄及其弟弟妹妹的成长，提供了富足优越的物质条件。 伴随着近代中国那段苦难岁月的缓缓消蚀，孔祥熙和宋蔼龄慢慢地也都长成了大人。而在这成长的过程中十分有趣的是，或许又是命运之神的有意安排，孔祥熙和宋蔼龄两个人的共同点逐渐地多了起来--两个人都笃信基督教且都留学美国，接受完全的西方教育；尤其令人称奇并赞嘆不已的是，孔祥熙和宋蔼龄早年都曾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可以说两个人当年都曾为革命事业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然而也就是孔祥熙和宋蔼龄这两个当年的热血青年，后来竟双双在革命的道路上半途而废；甚而至于最终堕落成为万夫所指的人民公敌，以至晚境悽惨，亡命天涯，终老而未能得返故国。此亦令人扼腕哑然哉！ 自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起，孔祥熙便彻底地人生向右转，死心塌地认蒋介石为主子而卖身投靠。其后近二十载春秋岁月之中，孔祥熙可谓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极尽风光之一时。最高峰时他官至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副院长以及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脐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列，并以私家财富之巨位列“四大家族”之首。 而在孔祥熙步人深渊的整个过程中，宋蔼龄不仅为虎作怅难逃干系，甚至可以说是她在背后操纵并设计了这一切。在宋氏家族最终明珠暗弃的全过程中，宋蔼龄这个宋家的大姐大恐怕难辞祸手之咎。1973年深秋宋蔼龄在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长老医院故去后，曾有一位西方记者以这样的笔触来评价她说： “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就这样在一片缄默的气氛中辞世了。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妇女，她的财富之多仅次于她的弟弟子文，她也许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靠自己的精明手段敛财的最有钱的妇女，是介绍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的媒人，是宋家神话的创造者，是使宋家王朝掌权的真正设计师。” 这位西方记者最后一句的评价，在笔者看来可谓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老巴尔扎克就尖锐地指出：“每一笔巨大的财富后面，都罪恶累累。” 这句着名的话不仅谶语般揭示了孔宋家族血腥的发迹史，而且也预言了他们最终必然的黑色归宿。可以说，正是孔祥熙、宋蔼龄二人不可抑止的贪慾和权势欲，致使他们暴敛财富不择手段，并最终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然而有道是物极必反，也正是孔宋二人这种急剧膨胀的欲望，驱使他们在攀上高峰的同时也步人绝顶，以至最后由峰巅堕落，留了个千古骂名。 最近有材料披露孔祥熙、宋蔼龄两人晚年在美的乡思乡情，现录此存照，由中不难看出孔宋二人晚境之凄凉孤独： “孔祥熙吃过早饭，就把身子蜷在沙发里，歪着头在那里嘆气。宋蔼龄提醒几次，今天该是去银行上班的日子，孔祥熙照样一动不动。 “怎么了，是不是身上不舒服？”宋蔼龄关切地问。 “不，我梦见我在井儿院把半筐捡回的煤渣倒在灶前，奶奶瘪着的嘴露出了微笑。后来又梦见在铭贤学校给学生讲矿产开发课，学生们嚷着要我带他们去实践。唉！都是梦哇。要是时光能够倒流，我后半生决不到政府作官……我要选择另外一种生活。”孔祥熙说着，眼角滴出了浑浊的泪水。 宋蔼龄也伤感起来：“我最近也老是作梦，都是童年的事，都是与父母弟妹在一起的事，每次醒来半天心口堵得慌……” 两个人都不吭声了。 “我听说人老想过去的事就是老年的徵兆。我们真的老了吗？”宋蔼龄还是先开了口。 “老了--”孔祥熙伸出干枯的手去挠花白的头髮。 “老了……”宋蔼龄哺哺地说，“我准备在父亲逝世30周年时好好祭奠一下，可这么多年了，我都没能到父亲墓前去看过一次。父亲在世时给了我多少慈爱啊……” 两个人无言，一会都嘤嘤啜泣起来。 孔祥熙忽然坐正了说：“蔼龄，你想家，想祖国？” 宋蔼龄瞪圆闪着泪光的眼睛：“是的！” “我们--回去？”孔祥熙试探着说。 “回哪里？” “大陆--” “啊--”宋蔼龄浑身一哆嗦，“自从1927年我们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到1947年整整20年啊，共产党能饶了我们吗？” “我们把财产都送上，算是折罪……” “不行，不行！” “那么多战犯都放了出来，甚至有的还当上了文史研究员，我们回去总不至比他们还差吧！”孔祥熙认起真来。 “人家来本来就在大陆。我们要从这儿回去，恐怕不仅美国政府不会同意，就是老蒋知道了也不会放过我们。搞不好，我们连个寿终正寝的地方也得不到。” 第3页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眼看我们都是快人土的人了。难道要落外丧，当野鬼？” “那怨得了谁呢？” 纵观孔祥熙、宋蔼龄夫妇的整个一生浮沉遭际，恐怕只能再一次印证先哲们的微言大义和颠扑不破，这就是：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信哉斯言！ 第一章 孔祥熙家世 1.太谷票号的传说 太谷县坐落在太行山西麓的山西省，属山西腹地，位于榆次西南，距省府太原约90里有余。太谷县境内地势为东南至西北走向，东南地区山峦起伏，高峻险要；西北地区则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太谷县称得上是中国华北地区典型的高原气候。受这种气候的影响，这里一年四季分明，冬冷夏热，春旱秋涝。每年一到秋天，太谷县境内便呈现出一派的萧条和凋敝景象：凉风习习颳得树叶枯黄满地飘零，秋雨绵绵下得一地泥泞难以落脚。据说，当年太谷人大多不愿意在家乡待见那令人沮丧的秋季来临。虽然，惯常的秋天都是收穫的季节，是令人欣喜令人满足的日子。可在太谷则就不然了。贫嵴的山地加上恶劣的气候，十年倒有九年今种地的庄稼人失望，以至满面愁容无可奈何地打发着眼前那令人寒心的秋天。 尽管如此，当年的太谷人中仍旧不乏富翁。这是因为，当时的太谷县内，人们往往是一家几代人都经营着票号。当年在山西，人称两个地方最富裕，一个便是太谷，一个便是祁县，当时坊间流传一句话叫做“金太谷，银祁县”（另有一说则认为当年山西票号最发达的地方有三个，首推平遥，其次才是太谷和祁县，此处不做考证）。上面所谓的地方富裕，亦是指太谷和祁县两地的票号发达而言的。 所谓票号本是在清朝道光年间慢慢兴起的一种金融机构的名称。当时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晋帮商业资本便与金融资本结合，形成了这么一种相当于现代银行的金融机构，并称之为票号。因为当年在山西那样一个偏僻闭塞之地，交通异常不便，出门在外的富商巨贾以及放任外省官吏出门携带大量的现银既有许多不便，又难免相当的风险。而有了票号这种专门的金融机构转寄汇兑，就方便多了也放心多了。所以当年的票号主要经办汇兑、存放款以及代清政府汇解京饱和军协各饷；同时收存中央和各省地方官款，以及吸收官僚富豪存款并给予借垫等业务。至清朝末年，山西全省票号已发展至30余家，分号400多处；并且辐射国外包括日本的东京、神户、大坂以及俄国的莫斯科，还有东南亚地区的泰国、新加坡等地，一度基本上垄断了北中国乃至全国大部的汇兑业务。 关于太谷的票号，后来孔祥熙曾自诩其“知之甚捻”。据他讲来，票号的产生是由清朝初年北方特有的镖局演变而来的。清人自人关以来遍及中国各地，其所需银饷及食粮，都是由各地徵集而来。为防粮响运输途中有恙，当时便在许多通都大邑设起了负责沿途护送的镖局。但因这种运送往往缓不济急，故后来就有了所谓“过嫖”的变通办法，即在各地联号的商家互通汇兑，每3个月结帐一次。当时经营这种业务的商家，俗称汇兑庄，又称“票号”、“票庄”等等。此即后来山西票号的最初滥觞。 当年的太谷县不过是个内陆小城，地处偏僻又人口寥寥，物产稀少且交通又十分不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当年居然票号林立，并且歷经百年而不衰，许多信誉卓着且规模宏大的票号，最初均发迹于此，甚而至于有了“中国的华尔街”之美誉，这不能不令人拍案惊奇，嘆为观止。 孔祥照发迹以后，曾不止一次地大谈特谈太谷人精于“票号之道”并且信誉最响：“我国以往的经济大权，大都操在山西太谷。祁县和平遥三县人士之手，尤以我所生长的地方--太谷为中心。”当我们了解了当年太谷票号之盛况后，方始信孔祥熙的话果然不是吹牛。 谈到当年太谷票号的卓具信誉，这里有一传说或可从某一侧面佐证之。当年有一位外省的商人，因为出门去很远的一个地方做生意，恐路上不方便，便託付太谷的一家票号转寄现银500两。不幸的是，这位商人竟在途中一病不起，最终客死在他乡了。而太谷的这家票号等了3年仍不见有人前来兑银，老闆便派出得力的伙计赴全国各地苦苦查找。就这样又找了3年，终于找到了那位客死他乡的商人后裔，并将其所存的500两银子及6年的利息一併交给了那商人的后代。这个传说今天听来或许有某些夸张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反映了当年太谷票号的信誉之高。 讲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在当时全国的票号行业中，山西人尤其是太谷人为什么就能独领时代之风骚、而执当年中国金融界的牛耳呢？说起来这中间尚有一段依旧是信则有而不信则无的传说。 那还是明末的崇祯17年，已成燎原之势的李自成起义军自陕晋出居庸关，一路浩浩荡荡锐不可挡地直扑北京城而来。一时间京都局势发发可危，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作最后的负隅顽抗，一筹莫展的崇祯皇帝只好派自己的心腹大太监徐高拿一道密旨往请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崇祯想请周奎出面发动外戚及大臣们捐钱输饷，以济当时前线燃眉之急。因为当时的大明朝已然是“穷庙富和尚”，朝廷国库空虚，人不敷出；而王公大臣手里却是金山银山，穷极奢侈。万没想到的是，那国丈周奎竟一毛也不肯拔，以至徐高为之气愤已极奋力大唿“父如此，国事去矣！”周奎才勉勉强强拿出豆万两银子资助崇祯御敌。不久，李自成义军攻破北京城，直逼得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在煤山上自了尽。俄顷，李自成手下大将军刘宗敏就在京城铁狮子胡同崇祯爱妃之一田妃的父亲田琬宅中大设刑堂，将所有的外戚王公还有明朝的大臣们抓了起来连夜拷打，结果几乎没费多大的劲，竟从这些王公大臣身上一下打出几百万两的银子来。 第4页 倘若崇祯皇上泉下有灵，得知这个结果恐怕欲哭都没有眼泪了。 没过多久，吴三桂引清军急攻北京城。李自成义军仓皇退走之际，就把上述那几百万两银子加上缴获的明宫库存，一併铸了几万块金砖银砖，每个重值千金，命士兵们用骡车载上，准备运往陕北米脂--李闯王的家乡。当时因为这些金砖银砖分量太重了，以至负责押解的士兵和夫役们一路上叫苦连天，累死的骡马也不时地丢弃途中。当起义军退至山西包括太谷等地途中，身后紧追的清军一路掩杀过来。迫不得已之际，李闯王只好下令将这批金银沿途坑埋并作好记号以待来日。但后来不久，这支义军便告失败，闯王李自成也在湖北九宫山罹难。于是，山西人当然也包括太谷人便白拣了这么个天大的便宜。有了这样一笔巨资金银，山西人自然在后来的中国票号业中得天独厚的雄居霸主地位了。 不管以上的传说可信与否，自清朝以来，山西特别是太谷、平遥、祁县三地的票号确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地。一时间，全国各大都市几乎都有山西票号的联号存在。只是进人20世纪以后，随着银行业在中国的涌现及其迅速发展，票号业的一些弱点也便逐渐暴露出来。后来孔祥熙在分析山西票号终至衰落的原因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今天读来应该是颇有道理的。他讲道： “太平天国洪杨之役，和以后的甲午中日、甲辰日俄两次战役，对于山西票号的影响很大，造成为数可观的巨额损失。除此以外，票号老闆（掌柜）守旧固执，无从改良，以及股东子弟的奢侈淫佚，不肯读书，也是山西票号愈形式微的主因之一。所以我自幼及长一向认为，一个人立身行事，非得苦行孤诣，一滴血一滴汗地向前迈进，否则绝少不失败者。” 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曾一度号称“财神”的孔祥熙，就出生及成长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他从小就耳儒目染了太谷票号业兴盛和衰败过程，并由此深谙了票号业乃至整个生意场上的箇中奥妙。可以说，家乡太谷为孔祥熙日后的发迹、发达并且在中国社会当时的政治经济舞台上一展身手，奠定了第一步坚实的基础。 2.山西孔家溯源 山西省太谷县的孔氏家族，据考系出自山东曲阜小孔村孔氏家族的一支，其祖先即中国古代着名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据太谷孔氏支谱记载，明朝万历年间，至圣先师孔子的第六十一代裔孙孔宏开，考中了三甲进士。放榜那天，孔宏开挤在人群中看到自己金榜题名，不禁欣喜若狂，奔回家中向妻子报喜。欣喜之余，孔宏开望着年轻貌美巴巴瞩望的妻子，望着躺在摇篮里天真可爱的娇儿，不由得感慨系之。他想道，自己昔日寒窗十载，如今总算苦尽甜来，没丢老祖宗的脸面。自今而后，我孔宏开自当宏图大展，干一番于国于民都有功德的伟业来，也好给后人树立个榜样。 不久，孔宏开给朝廷放了外任，赴山西任职。于是孔宏开便骑上头小毛驴，携上爱妻娇子上路了。一路上，在书童和挑夫的簇拥下，孔宏开放眼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一时间吟诗作文，不亦乐乎。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激发了孔宏开的热爱之情，同时也更坚定了他“当官要为民做主”的信念。到山西上任后，孔宏开先后在黎城、交城等地任知县，且为官清正廉洁，颇做了几件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他继承了上祖孔圣人的“仁爱”遗风，爱民如子，兢兢业业，因而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戴。只遗憾的是，为开一方民众之兴化，孔宏开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竟积劳成疾，终病殁在交城任上。 由于平日里清廉为官，家中并无些许积蓄，以至孔宏开身后凄凉不堪，所遗妻儿一时竟无钱为故人营葬。最后还是当地百姓及几位乡绅出面，念孔知县生前政绩功德，自发地出力出钱相助，为孔宏开料理了后事。此事当年在山西一度传为佳话。可以说在明朝当时的宦海之中，如孔宏开如此为官者，不说绝无仅有，亦属相当罕见。 孔宏开故去后，当时亦有好心人为孔知县的遗孀及其子女凑齐了一笔川资，并劝孔夫人回归故里教子成人，以不辜负孔大人生前积下的一片仁德。孰料那孔夫人竟思夫心痛，情愿留在山西伴故去的夫君长相厮守。就这样，山东孔氏家族的又一分支自此便在山西落户扎根了。 那孔宏开便是孔祥熙相距不甚太远的先祖了。 公元1644年，大明朝廷为大清朝廷所取代，满人在全国包括山西建立了统治政权。因那孔宏开生前曾是大明朝的七品官员，食过明朝的俸禄。受当时忠君思想的影响，孔宏开的夫人将其两个儿子召至膝前并谆谆告诫他们，要像父亲那样忠心不忘明室，要学晋代名士陶渊明那样绝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孔夫人语重心长地讲，我们孔门后代要有骨气，绝不能助那夷人而欺我华夏。 当时，孔宏开的两个儿子正值年轻，且同其父一样通晓经纬，满腹学问。因为有了母命在上不能违背，这兄弟二人只好放弃了横溢的才华，一生不曾赴试宦途。但为谋生计，在徵得母亲同意后，这兄弟二人便另闢蹊径，一齐步人了商海。很快，孔宏开次子孔闻俊的经商才能便脱颖而出，当发了一笔小财后，为了生意上的便利，孔闻俊哥俩儿便携家自交城迁往了太谷。在太谷城西郊的程家庄，孔家落下户来。从此，太谷孔氏自成一系。 第5页 不过在这里还另有一说，据说也是明朝万历年间，山东孔氏家族有人中了进士并被派往山西任职。但此人不是上面我们所讲的孔宏开，而是孔子第五十六代裔孙孔希翥中了进士，之后外放山西的。据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所说：“明朝确有大量纸坊户从曲阜迁到山西太谷。家谱中记载孔祥熙的先世孔希翥是在明朝时迁到山西的。从孔希翥到七十五代孔祥熙这中间十九代也都是按照曲阜孔族字系行辈取名。” 孔氏族谱是我国歷史上最悠久最完整的族谱之一，自宋朝建藉以来，一直谱系不乱。按照孔氏家族修谱的规矩，每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1937年赶上孔氏大修族谱，当时是由世袭衍圣公孔德成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修谱的，由当时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山东曲阜孔氏祥榕负责。孔德懋是孔德成的姐姐，她的话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她还回忆了1937年修谱的情况，“以前各地有些孔氏族人因年代久远或生活变迁，过去没有续谱的，这次也续了谱。孔祥熙就是这次修谱时续的家谱。” “当时大修族谱所需经费是向全国各地孔氏族人募捐，我曾看到过一本捐款的帐本，不单是孔祥熙，全国各省县都有孔姓族人捐款。少则1元、10元，多则成百上千。孔祥熙因是当时国民党中央财政部长，他捐钱多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孔德成也曾于1979年9月1日在台湾举办的孔祥熙百年诞辰口述歷史座谈会上说：“我们孔家分成60户，孔先生的祖先是属于曲阜纸坊户的。明朝晚年时，由曲阜迁到山西的。民国二十五年，孔先生任行政院副院长时，曾到曲阜城北四水上的孔家河口--其祖先早年居住处凭弔。” 根据我们今天掌握的材料，很难用具有权威性的文字来说明到底是“孔子第五十六代裔孙孔希翥”还是“孔子第六十一代青孙孔宏开”，二者究竟是谁，在一个准确的时间里或在一个准确的背景下由山东曲阜迁至山西并最后落户太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山西太谷的孔家，肯定是由山东曲阜孔姓族中迁人的。 太谷程家庄，距离太谷县城西门5里有余，属城关一带，是一个可以在中国北方农村经常看到的那种自然村落。村风古朴自然，村民诚实和善，多有北中国农民那种特有的吃苦精神。人们默默奋斗，只为着“人往高处走”这一个幻梦般执着坚韧的信念。全村100多户人家，可谓小村，但村中街道宽敞，房屋坐落整整齐齐，并且每家每户的建筑都是雕梁画柱，华丽考究。这在当时中国即便是较发达的城镇也是不多见的。原因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家，十户倒有八户经商从贾，“家家有钱，户户富裕”。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可称得上“小康村”了。 当年山西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守家恋土。家里有了钱便不愿迁到他乡过一种“吃甜没有醋”的日子，更不想搬到城里过一种处处受束缚的生活。所以山西人只要富裕了，都爱在故乡的土地上造起漂亮的房子，既壮了老祖宗的脸面，也能过一种悠闲自得的生活。 也许是沾了老祖宗孔圣人的光，孔家在程家庄算得上是名门望族，说话办事在村里都很占分量。孔氏家族在村里一共拥有9幢房屋，其中1幢有井，俗称“井儿院”。自当年的知县孔宏开之后，这里孔氏族人中就再没有官宦仕途的人，孔家人倒都是自食其力，凭本事靠力气辛辛苦苦挣下了一份殷实的家业。 这里倒并非孔门后人才疏学浅，因而难以金榜题名。孔圣人的后代，家学渊源自是非同寻常。只因当年孔宏开孔知县的遗孀孔夫人有训曰“不为鞑虏做官”，儿孙们个个不敢违背所致的结果。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百余年的沧桑变迁，孔门后人对当年的祖训就渐渐地淡忘了。孔宪昌--孔子的第七十二代裔孙亦即孔祥熙的曾祖父名幼聪明过人，少年有为且又刻苦努力，好强争胜，16岁时应童子试竟荣获头名成绩。 当下血气方刚的孔宪昌在族人的激励下，暗下决心要在下次乡试中再夺魁首，以壮孔门。 当时恰巧有一位同乡，亦即亚圣孟子的后代盂洋，对他威胁最大。两人的学识相差无几，但孟洋的书法要略强于孔宪昌。所以孔宪昌每天发奋练习书法，一写就是几个时辰。果然其书法的技巧大见长进，只是因长期的疲劳过度，致使孔宪昌的体质极为虚弱。 所谓人意拗不过天意。 乡考的前一天，孔宪昌自感身体不适。但为了与孟洋一决高下，第二天孔宪昌还是勉强支撑着虚弱的身子赴考。结果，体力不支加上精神紧张，孔宪昌当场咯血，元气大伤，未能坚持到终场就抱憾先退。最后自然是盂洋荣登榜首，孔宪昌数载寒窗苦读，毁于一旦。 当即孔宪昌羞愧难当，他恨自己半途而废，不能为孔门争光。这一恨一忧，竟使得孔宪昌一病不起。临终前孔宪昌用自己那双握过笔桿如今已骨瘦如柴的手拉着9岁的儿子孔庆麟，艰难地一字一句地立下了家法： “读书所以致用，凡我子孙，但求读书明理，经邦济世。能这样，便是孔家的好子弟，千万不要再应科考试，重蹈我的覆辙，切记，切记！” 言罢，孔宪昌便含愤去世。自此以后，孔门子弟再一次与科举无缘。 第6页 关于后来太谷孔氏家族的沿革发展，说法不一。其中一说即孔门后人弃官从商，最终成了山西巨富。此一说多为现今人们认可。 再说那孔宪昌的弟弟孔宪仁，本来才学人品一如其兄。只因有了前面亡兄遗训无法违背，孔宪仁只好弃官从商，并很快创办了志诚信票号，当上了票号掌柜。在孔宪仁的精心操持下，太谷志诚信票号的生意迅速红火起来，业务规模也不断扩大，利润直线般年年递增。没用多久，志诚信就发展成为当时太谷城内三家规模最大的票号之一。 可惜的是，孔宪仁膝下无子。而他也因为票号业务日渐庞大，自己一个人又精力有限。最后，孔宪仁只得把偌大一份票号生意，交给了长侄亦即孔宪昌的儿子孔庆麟来掌管。而他自己呢，索性做了志诚信票号的大股东，坐享其成便是了。 这孔庆麟便是孔祥熙的祖父了。他字瑞堂，堪称是一位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且十分讲究实干的能人。在孔庆麟身上，当时人们依稀能够辨出其父孔宪昌的影子来，这便是精明强干，富有韬略。就这样，在孔庆麟的苦心经营下，并且有孔宪仁在背后撑腰支持，太谷孔家的票号生意越做越红火，同时又兼做杂货生意。一时间，孔家在太谷城内有义源盛票号、在北京有志一堂缥局以及会通盛、会通远和义合昌等票号或买卖，此外在广州还有广茂兴、在渖阳有源泉博以及从别人手中买下的太谷三晋源等买卖。最繁盛时，孔家的票号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远至新疆的迪化、外蒙的库伦及至安南（今越南）的西贡和日本等地。 当年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即在北京的义和昌任文书，后来又遵父令返回太谷主持义源盛和三晋源买卖。 孔庆麟眼光远大且心胸开阔，为了孔家的生意能不断拓展，他常年风尘僕僕地奔走于国内各大都市及商埠之间，可谓不辞辛劳，兢兢业业。按理说，有了前述那众多的买卖所赚得的丰厚利润，一年下来的收人应该是相当可观的。只是因为当时孔家票号的真正老闆并不是孔庆麟，而是孔庆麟的二叔孔宪仁，所以孔庆麟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挣得的收人也不过小康水平。以致当年太谷人讲起志诚信票号，只认得老掌柜孔宪仁，却并无多少人知晓还有一个孔庆麟忙里忙外，实际上支撑着局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当年的孔庆麟也就不过是个高级的打工马仔，充其量一个白领阶层的高级职员罢了。 不过，关于孔庆麟经营太谷志诚信票号一说，至今史界仍有质疑。因篇幅限制，我们不在这里-一辨识了。 后来大约是在本世纪初叶，伴随着近代社会银行的出现，票号业便每况愈下，渐趋没落了。也就当此时，孔氏家族亦家道中落，由“小康”下坠至勉强维持温饱了，以致孔祥熙出生后没赶上几天好日子过，便将最该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掩没在生活困顿的重压之中。据有关史料记载，孔祥熙幼时曾在冰天雪地的寒冷冬天，和穷人家的孩子一起到太谷城里捡烂炭（一种燃烧过但仍可再燃取暖的煤渣），以至弄得浑身污渍，蓬头垢面。 有关太谷孔氏的家道中落原因以及孔祥熙幼时所吃辛苦等，除上述所谓票号萧条原因之外，尚有一点不容忽视，即当时正值孔祥熙之父孔繁慈吸食鸦片最凶的一个时期。而孔祥熙幼年所吃辛苦的原因，则除了家道中落之外，主要在于他6岁时便失去了母亲。没有母爱的呵护，一个人的童年难免黯淡无光。尽管孔祥熙的父亲为了他和妹妹不至受到委屈，竟终身未再续娶，也无法替代那世间本属弥足珍贵的母爱。 常年奔波在外的商旅生涯，使得孔庆麟见多识广，心胸也变得十分豁达。在生意场上，他从不计较一时一事上的绳头小利，这在当时中国的旧式商人中应该是不多见的，因而也备受钦佩。孔庆麟虽然自奉勤俭，却也乐得扶危济贫，热心于修桥铺路之类善事。在当时当地乡亲们中间，孔庆麟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和爱戴。一年当中，孔庆麟奔走在外，难得有几天消停日子能在家度过。尽管如此，每逢孔庆麟自外埠归来之际，他总要左邻右舍的到众乡亲家中走一走，问候问候有无需要他帮忙出力的事情等等。可以说，当年的孔庆麟在太谷老家人缘极佳，以至人们不称他为掌柜或老闆，而是普遍亲切地称他为“孔先生”。这在旧中国统称商人为“老闆”的时代背景下，应该是十分难得了。在当时的太谷人印象中，孔庆麟堪称一位公认的文化修养极高的儒商了。 “孔先生”不仅经商在行，教子也很得法。虽然一年之中，孔庆麟难得在家，但他仍不忘严教子女。他用儒家的传统孔教，也就是自己老祖宗的“仁爱”思想，对子女从小就加以培养，教育他们要遵守祖训，尊师爱长，做到爱人爱己。为了给孩子们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孔庆麟还请“西席”为子女们授课。由于孔庆麟的5个儿子，本来就个个天资不凡，受到良好的家教后，长成在商业上大都有所作为。只是为了遵守祖训，没有一个去应科考试。孔庆麟甚至定下家规：儿子不许取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为媳，以免除官府衙门习气凌侵门庭，嫁女则不在其列。 为了鼓励子女读书，晓谕他们如何做人处事，孔庆麟别出心裁地亲笔写了一副对联以作为家训： 第7页 “做几件学吃亏事以百世使用， 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 横批是“虚心味道”。 这幅对联后来被孔祥熙挂在他一手创办的铭贤学校的书房里，成为勉励全校师生的座右铭。 正因为孔庆麟的清高和乐善好施，并且“学做了几件吃亏事”，所以他留给后人的资产也区区可数。据资料表明，当年孔家的财产只不过是太谷县北寺石（今武家堡村）大约30来亩贫瘠的土地和程家庄的一处房产。这座祖传的房产是内外两个院子组成，内院属旧式四合院，南北长44米，东西宽12米，东西正房各5间，南房4间，中间为2门，院心只有3米宽。因为院内有1井，故名“井儿院”。外院有厨房＊道和茅草房不过5间。前面是高坡门楼，面南，屋嵴左右置挑角兽。这样的房屋建筑和占地规模，在当时的程家庄只能算是中等人家。而且这笔家业要由孔祥熙父辈5兄弟分享，其生活状况之艰辛不易，应该可想而知。 此外，还有一块坟地在杨家庄，也是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死后，为了不回程家庄安葬而购置的。 当然，后来孔祥照自家在太谷城里确实拥有颇为讲究的房产（现为太谷师范学校校址）。该房舍共有9个院子，院连院房按房，亭台楼阁以及后花园，真是应有尽有了。全院共有192间房屋，迄今仍存有159间。1934年蒋介石到山西太谷视察时，就曾下榻此处。 但这并不是孔氏家族传下来的祖业，而是后来孔祥照发迹之后为政界显要，于1924年从当地乡绅孟广誉手上买过来的。 当年孔庆麟一共生有5个儿子。除长子孔繁泰自幼身体欠佳以至学业未成即早早病殁外，余下亠子皆天资良好，身体健康并且事业有成。其次子孔繁恩曾出任志诚信票号西北区的总管；其三子孔繁慈即孔祥熙的父亲；其四子孔繁忠亦在北京的义合昌担任总帐。而孔庆麟的第五子孔繁杏，虽亦是天资聪颖不凡，却没有走前面几位兄长的经商老路，相反竟违背了祖训，于歷岁时去应科考并中了秀才第一名。其后孔繁杏赴北京就读于北洋政法学堂，毕业后相继任过保定藩台御门承审官，直隶省新城县、大城县、盐山县以及山西省榆次县的知县等。在保定期间，孔繁杏曾跟随当时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合组过孔教会且被推举为会长。 也就是这位五叔孔繁杏，后来与孔祥熙脾气较为投契。并且在山西教案中，孔祥熙亦因这位五叔而获救。此亦为后话了。 孔庆麟膝下虽然养了5个儿子，此外还有3个女儿。不想儿辈的下一代却人丁稀少，或无子女，或有而早夭。唯有第三子孔繁慈生有一双儿女，即孔祥熙和妹妹孔祥贞。除此而外，据说孔繁杏也曾生有一子取名叫做孔祥珍，字聘之，辛亥革命时因奔走反清活动，被清军枪杀于河北保定。 以上便是山西孔家（或曰太谷孔家）数百年来的沿革溯源，虽显支离破碎却大体轮廓可辨了。 3.母亲、父亲和黯淡的童年 多年以来，国内外许多知名人士抑或专家权威均坚持认为孔祥熙出身于山西“名门望族”。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描绘宋蔼龄与孔祥熙于日本东京相遇相识进而发展成为一对恋人时，就曾大书特书孔祥熙的不凡身世，讲他出身“非同一般，乃孔圣人之嫡余后裔”，更重要的是孔家当年极其富有云云。孰不知，当年宋蔼龄与孔祥熙在东京相遇时，首先吸引她的还是孔祥熙敦厚的品性和杰出的才干，而绝非是其家世的如何富有等等。当然，因为孔祥熙是出身孔门的后代，使得宋蔼龄本来就对孔祥熙持有的一种好感也额外地升华了许多。圣人之后嘛！怎能不令人多加几分敬重呢。 1937年4月孔祥熙作为“中国特使”前往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在英国受到了王室空前隆重的接待和礼遇。据讲当时的英国王室所以如此盛情，并非因为孔祥熙是什么代表蒋介石的“中国特使”，而是因为他是来自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世家孔门的后裔子孙。英国人对我们至圣先师孔子的景仰，使当时的孔祥熙平添了许多的风光。 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病逝于美国纽约后，国民党政府的所谓总统蒋介石在为其亲自撰写的悼词中，再次强调了孔祥熙出身“山西望族”并且孔家为“山西首富”等等。当时蒋氏在悼词中这样写道： “太谷孔氏，本为山西望族。自庸之先生之祖庆麟公起，经营商业，其在太原所设行号为义源盛、在北平有义合昌、在西安有志诚信、在渖阳有源泉博、在广州有个茂兴药材行等。其他内地各重要城市以及东北各省与蒙古之库伦、新疆之迪化、越南之西贡，皆有其分号，遍布于全国。故世人皆称太谷孔氏为山西之首富。” 在台湾的一些作家和学者也都认为孔祥熙自幼生活在“富足安乐的大家庭里，融融泄泄，整天都是笑语欢声”，所以他的“幼年非常之幸福”等等。至少，人们坚持孔祥熙是出身“山西望族”，其家业虽有兴衰变幻之经歷，但“仍不失为殷实之家”。 那么孔祥熙的家世包括其童年的生活到底怎样呢？我们且从其父孔繁慈这里具体谈起。 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1861－1911年），宇和亭，号和成，因生在读书世家，故在严格的家教薰陶下，孔繁慈自幼熟读经书，称得上饱学之士。孔繁慈曾考得前清贡生，后因祖训束缚，才弃学经商。虽然身为旧式商人，但孔繁慈仍不忘严谨治学，他精于文笔且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即便在北京义合昌任文书以及后奉父命返乡主持太谷义源盛和三晋源期间，孔繁慈念念不忘的仍是读书和做学问。做为孔圣人的后代，孔繁慈的身上颇有几分中国旧式文人之遗风。他一生讲究忠恕，对官场的功名利禄看得很淡。孔繁慈一生最崇拜两个人：一位是亚圣孟子，另一位就是当时的维新志士康有为。他认为只有孟子才能真正领会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并且遵守孔夫子的“忠恕”二字。所以孔繁慈也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严格要求自己，就便是在他以后的教书生涯中，他也常用“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达而达于人“来告诫子女和训导学生。当时孔繁慈崇拜的另一个人就是康有为。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此一些有识之士深感中国要想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实行变法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当时，康有为就是这些“有识之士”的带头人，他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革新。孔繁慈非常推崇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认为只有变法革新，古老的中国才有出头之日。为此，孔繁慈曾一度也积极宣讲变法的好处，以及守旧的弊端，且在当地颇受人们的推崇。 第8页 1879年孔繁慈正好年满18岁了。经媒人提亲，他决定迎娶太谷城西南15里之南张村庞宝恆的女儿庞三奴为妻。 那南张村坐落在太谷东山根下，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庞宝恆祖居此地，乃地地道道的大谷人，且几辈上均以务农为生。直到庞宝恆这一辈上，也是受世风影响兼之生计所需，庞家才在务农之余兼顾着经营起小杂货的买卖来。当时庞家的景况虽谈不上十分的富足，倒也不缺穿戴吃喝，也算一个小康水平的温饱之家吧。如此的岳丈家境，倒也成全了孔繁慈保守孔门一贯的俭朴家风的心愿。因为孔家祖上有训，后代子弟一律不准迎娶豪门富族的千金小姐为妻。 再说那位正处豆蔻年华的庞三奴，出落得丰满合度，端庄秀丽。加之她的性情极好，为人善良谦和，话语含笑；且又能背诵许多的古代诗文，还写得一手娟秀的蝇头小楷，故在当年堪称太谷的一枝花秀，人见人爱一般。为了这样一位标緻可人的姑娘，当时登上庞门说亲提媒的人简直络绎不绝。甚至当时就有几位做官的或经商的达官贵人，亲自上门攀亲。然而到底还是三奴姑娘慧眼识人，加之父亲庞宝恆深明大义，于是绣球最终抛向了才貌俱佳的孔家三公子。就这样，在一阵喧嚣热闹的鞭炮声和锣鼓声中，那如花似玉的庞姑娘给仪表堂堂的孔繁慈娶回了程家庄井儿院。 新婚燕尔，两小夫妻婚后的生活自然是卿卿我我，好一番的恩爱美满，相敬如宾。很快的，小夫妻俩便欢天喜地地迎来了他们幸福生活的第一颗果实，这便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孔祥熙出生了。 那是1880年的秋天。那一年的秋天，山西特别是太谷的气候竟异乎寻常地好起来，多少年来头一次破天荒地没有进人以往那令人心烦的雨季。一连着有多少天都是万里晴空，天高云淡。温暖宜人的气候几乎是头一回令当地人感受到什么叫秋高气爽。一时间人们陶醉了，他们惊讶地发现：秋天原来竟是这般的美好呀！ 据史料记载，当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也曾因此向朝廷奏报说：“山西连年遭灾，晋南各郡百姓大都外逃。但去年夏天至今，风雨调和，流亡人等陆续返回，筹备牛具籽种并开垦荒地。” 当时不同寻常的上天吉兆，自然在令人们匍伏感激的同时，也不免莫名地诧讶其由。极大的好奇心刺激着众人不停地在内心琢磨：难道真的是我们终年辛勤劳作最终感动了上苍，以至上苍恩赐给太谷百姓如此难得的好天气和好收成？或许，上苍就是用这样一个丰润的好年景，来证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真实可靠？一时间人们三乡五里地奔走相告，众说不一莫衷一是。到后来，还是一位在方圆数十里内颇有些名望的风水先生，一边摸着山羊鬍子一边作了权威性的结论： “咱们太谷，要有大人物临世喽！哈哈哈！” 当时瞧那风水先生眉开眼笑、喜不自禁的模样，人们不由得左顾右盼，仿佛那预言中的太谷大人物已经降临到了他们中间似的。不过后来，几十年过去后当孔祥熙飞黄腾达，官拜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号称中华民国的“财神爷”并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举足轻重、权倾朝野时，太谷人不禁想起了当年那位风水先生，且始信当年那风水先生的预言果然不谬。 是年的9月11日，旧历八月初七，距传统的中秋佳节还有8天时间了。在太谷程家庄，人们依旧为生计忙碌着，并且准备着要过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忽然，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从井儿院孔宅内传出，紧接着便是“哇”地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传出。那啼哭清脆稚嫩且又格外震耳，仿佛真在提醒着人们，别忘了这一天不同寻常一般。 这一天便是孔祥熙的生日。 根据干隆皇帝当年的钦示，凡孔氏家族所生子嗣，均要依照族谱规定的世系字辈取名。如有不依字序随意取名者，当逐出本族不准加人族谱。可以说，孔氏家族所以千百年来世系不乱且敢于号称“天下孔姓为一家”，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就在于孔门的族谱规定十分严格。 依照当年干隆皇帝钦定的字序，孔繁慈这一辈用了一个“繁”字，那么紧随其后的便是个“祥”。于是孔繁慈就给刚刚出生的儿子取了一个正好吉祥且又温文尔雅的名字：孔祥熙。 孔祥熙出生以后，孔夫人庞氏对孔门的这第一个宝贝儿子倾注了一个东方女性所特有的可说无微不至的爱心。她日夜守护在婴儿的摇篮旁，一边为丈夫缝补着衣衫，一边为儿子唱那一段又一段的古老动听的中华民谣： “树儿静， 风儿轻， 月亮照窗棱。 小宝宝， 快睡觉， 甜甜地进入梦中。 嗯……” 望着儿子那甜美如梦的笑容，母亲庞氏的心简直都陶醉了，她得到了极大的欣慰和满足。 当小样熙1岁多方能听懂大人说话时，母亲庞氏便开始给他讲一些动人的童话和有趣的传说。她娓娓道来，还辅以手势和表情，讲得十分动听。小样熙每每瞪大了眼睛，听得如痴如迷。仿佛，他已经从母亲所讲的那些美好的故事中，得到了不浅的启迪一般。的确，当年孔祥熙最初的启蒙，也正是在母亲所营造的那个童话世界里完成的。通过母亲所讲的那些古老的故事，孔祥熙打小时起就知道了许许多多的歷史人物，初步了解到了人生的艰辛和善恶的分辨，同时也知道了不少大自然的奥秘诸如天上为什么有星星啊？冬天为什么下雪啊？等等。 第9页 1883年孔祥熙3岁时，母亲庞氏又给他生下一个妹妹。依据族谱，父亲孔繁慈给这个妹妹起了一个名字叫孔祥贞。 尽管家中添了妹妹，但母亲并未因此放松对孔祥熙的管教和培养。孔祥熙4岁起，母亲庞氏便开始手把手地教他临摹字帖习字，且开始诵读《三字经》等启蒙读物。其后不久又开始学习《论语》。孔祥熙自幼就显出天资聪明伶俐，记忆力又异乎寻常的强。他听母亲讲述几遍《三字经》后，就能“人之初胜本善”地即席背诵起来。听着儿子那清脆悦耳的诵书声，母亲庞氏坐在一旁简直喜得合不拢嘴了。 但幼时的孔祥熙毕竟是一个男孩，天性好动贪玩，所以练字时常常拴不住心猿意马，一时难能坐下来专心致志。由于书法不见长进，当年的小祥熙没少受父亲的训斥和责打。后来长成之后孔祥熙的字依旧写得一般，这恐怕也和他幼时习字基本功不够扎实有着关联。 有一回孔祥熙又在院里漫处地乱跑，一不小心，他跌了一个跟头。当时，跌伤了额头还流了不少的血。情急之中，家里人便噼头盖脸地训起平素负责照顾小祥熙的丫环来。那小丫环当年也只是个小姑娘，比孔祥熙年长不了几岁，她怎么能看顾好竟日上窜下跳猴子一般顽皮的小祥熙呢。一时间那丫环有口难辨，只好满腹委屈地抹着眼泪，等待东家打发她回家了。当时，孔夫人庞氏走了过来。她先是仔细地察看了一番儿子的伤势，一见跌得并不算重，便劝家人消消气，别再难为那个小丫环了。就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平息了。从此，孔夫人庞氏的仁慈之心也在孔府佣人中间留下了一个好名声。 然而令人扼腕慨嘆的是，果真“好人没长寿，赖人活个够”。自孔家添了女儿之后，那庞氏身上的负担更重了。她不仅要看顾嗷嗷待哺的女儿，又要督促心爱的儿子读书习字，同时还有不少的家务要她照管。终日过度的操劳，最后竟累垮了庞氏的身体，她不幸染上了当时称为痨症的肺病，身体日愈的虚弱下来。但为了夫君也为了孩子，庞氏依旧苦苦支撑着不肯躺下，以至终于有一天她病倒了，并且一病不起。当时孔繁慈虽然也竟日在外奔波着生计，但由于他已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并且毒瘾一度很重，导致家中境况一落千丈。待其妻庞氏病重躺倒时，孔家居然抬据得拿不出钱来为庞氏治病了。后来孔繁慈所以终身未再续娶，除了考虑儿女不受委屈之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当年对爱妻的负疚心理起着作用。 没过多久，庞氏这位年轻贤惠的母亲，便望着自己那一对可怜的小儿女，眼中噙着泪水，依依不捨地撒手去了。 母亲去世那一年，孔祥熙只有6岁，而妹妹孔祥贞则只有3岁多一点。 童年本该是人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因而也格外地惹人留恋。但是当童年生活展现在每一个儿童面前时，却并非都是充满阳光的灿烂日子。童年生活对有些儿童来说，的确是充满无穷乐趣的；而对另一些儿童来说却是悲凉和黯淡的，以至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泯灭了童心的天真和活泼。 幼年失母同时又被困苦的生活所折磨，这段经歷对孔祥熙来说太难忘也太深刻了。本来小祥熙可以天天依偎在母亲膝下尽享那无穷无尽的母爱，可转眼之间他就要和穷人家的孩子一起去“捡烂炭”，这一切都像一幅图画一样，深深印在了孔祥熙的脑海里，简直刻骨铭心一般。所以当他后来上了教会学校读书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愿归返故里，并且也不愿别人提起孩提时代的光景，以免徒增感伤。 而中年丧妻对孔繁慈来说，其精神打击就更大了。过往日子里夫妻感情甚笃，尽管生计后来有些艰难，相互间却始终恩爱体贴，享尽天伦之乐。而今只一夜之间，孔繁慈却要独守孤灯，形影相弔。尤其是老宅屋内遍布爱妻旧物；睹物思人，孔繁慈不免更加心灰意冷，为伊憔悴。 当时也曾有好心人苦劝孔繁慈再续娶一门亲事。一来因为难忘爱妻，二来孩子都还太小，搞得不好恐遭继母的拳头。孔繁慈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婉言谢绝了众人的好意。他决心要父代母职，既当严父又做慈母。这在当年，男子三妻四妾习以为常的旧中国封建社会，孔繁慈为把孩子抚养成人而一生未再续取，应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但孔繁慈毕竟也忍受不了整日触景生情、睹物思人的折磨，思来想去他决定离乡出外谋生。于是料理完妻子的丧事后，孔繁慈带上一对小儿女，锁起程家庄孔氏老宅的大门，投奔距县城15里的南张村岳父那里去了。 只是，孔繁慈的岳父庞宝恆此时也已家道中落，仅仅经营了一个小商铺，卖些本小利微的杂货勉强维持，因此也无力资助孔氏父子了。 最后没办法，孔繁慈只好设了一间私塾，当起了教书先生。最初来人学的儿童并不多，只有八九名，孔繁慈对他们进行最初级的启蒙教育，并以其微薄的收人，领着孔祥熙和孔祥贞艰难度日。直到后来，人学的孩子逐渐多了起来，一来因为孔家乃方圆数十里内最有名的书香世家，开馆设塾亦算家传；二来孔家几代人的人品名声俱佳，乡亲们觉得把孩子交给孔繁慈心里放心。再到后来，路远一点的甚至要托人说情方可人学，最后人学的儿童陆续增加到30多名。孔祥照也做了一名父亲私塾里的学生，而且是一名年龄最小的学生。 第10页 孔繁慈对孔祥熙的学习要求相当严格，没有因为孔祥熙是自己的儿子，就在学习上或其他方面给予优待。相反，孔祥熙在背书、习字和阅讲等方面，都要按照私塾中的规章认真完成，一招一式从不马虎迁就。 孔祥熙被父亲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充满乐趣的世界里，朗朗的读书声强烈吸引了他。而孔祥熙也确实没有辜负父亲对自己的厚望，他严格要求自己，苦练基本功。从6岁到10岁四年的寒窗苦读，使孔祥熙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同时，他也逐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诗经》、《礼记》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后来孔祥熙到教会学校读书后，每次放学回家他都仍然请父亲为他讲解一会儿《诗经》或《礼记》。而且，直到后来孔祥熙留美归来办起了“铭贤”学校，他自己也每每亲上讲台讲授《诗经》、《礼记》。后来，当孔祥熙脐身政界后，在一些社交活动中，他习惯在谈话或讲演中经常地夹带几句《论语》和《孟子》中的警句，以显示其相当深厚的国文功底，此一点已被世人公认。孔祥熙一生崇奉的两句话就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应该说，孔祥熙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首先是得益于其父所办的私塾，而且他真正的启蒙老师，便是他自己的父亲。 太谷人常把孔繁慈比作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其实，这种比喻很不切实的。表面上看孔繁慈和孔乙己相差不多，尤其是孔繁慈站在讲台上向学生讲授“之乎者也”时的模样与孔乙己一边喝着酒一边盯着碗里的茵香豆、嘴里叨念着“多乎哉，不多也”时的形象极为相似。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两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却是迥然相异的。孔繁慈一生淡泊旷达，痴心于教书育人的功德事业并且虽穷困而不悔、虽富贵而不移。此一点恐怕就是孔乙己一类旧文人的没落心态所无法比拟的。通常以当年孔繁慈的能力来说，他凭本事养家餬口以至追求富贵荣华，也不是一件如何虚无飘渺的事情。尤其是在太谷当年，人们都以商为荣以穷为耻，孔繁慈当时却能毅然地弃商从教，选择了当年并不为人看重的穷教书匠的职业，其勇气和执着还是令人十分钦佩的。 即便到了后来，孔祥熙留美归来创办了铭贤学校之后，本该去当老太爷享享清福的孔繁慈却依旧在儿子的学校里执掌教鞭讲授国文，由此亦可见出其对理想选择是多么的坚定，追求是多么的执着。 正当孔祥熙在父亲开办的私塾里苦读诗文。培养本领之际，不期祸从天降。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病袭来，竟差点要了他的小命。然而也正是因为这场大病，就此改变j”孔祥熙一生的命运。 第二章　宋蔼龄家世 1.父亲宋查理的传奇经歷 来蔼龄的父亲宋嘉树，字耀如，英文名字则叫做“查理·琼斯·宋”，简称为“查理·宋”。因为宋嘉树及其奠基的宋氏家族，近百年来无论是事业上抑或是生活上，均与西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所以人们更习惯地称唿他的英文名字，其中文名字则反而叫得少多了，在这里我们为了方便叙述起见，亦称其英文名字“查理·琼斯·宋”，或者干脆就称其为未查理吧。 据史料记载，宋氏家族的祖籍亦在山西，且宋嘉树原本也不姓宋，而姓韩。只是后来由于战乱，韩家才为避战祸而由山西迁至海南并在文昌落户扎根的。宋嘉树的父亲名叫韩鸿翼，是一个崇尚儒家价值观念的所谓“威尼斯”式的商人。由于他极端的重义轻利，以至当年在激烈的竞争中一败涂地。不但本利蚀尽，还将祖传的积蓄都消耗殆尽。就是在这样一个二律背反的家庭中，1866年宋嘉树出生了。 1875年宋嘉树9岁时，他被过继给了当时正在美国波士顿开设茶丝行的舅父作为义子。因为舅父姓宋，他便也改姓了宋，并随舅父前往美国去学生意。至此宋氏家族也便开始了正式的名分。 有关宋氏家族的出身问题，史界迄今亦有争执。较为典型的有讲宋嘉树乃南宋宰相韩琦之后裔，并且算出宋嘉树乃韩琦第29代孙云云；还有一说认为宋家原为战国时秦王朝灭韩国，韩国宗室的一支不畏暴秦统治而渡海来到海南岛的。此外另有人考证又说，当年的宋嘉树本叫韩嘉树，后因其逃至一艘洋轮船上谋生时，人家要用英文登记名字，恰好英文中“韩”和“宋”的发音近似，所以由最初讹传的“松”姓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宋姓，韩嘉树也只好改叫了宋嘉树。最后一种说法则讲宋嘉树9岁时就已随哥哥韩政准去海外拓荒歷险，且第一站就是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等。后来，也就是在爪哇岛上宋嘉树遇到了堂舅，并且跟随这位堂舅一起去了美国。 尽管众说纷结，但关键的几点还是基本可以确定的，这就是宋家祖籍山西，后落脚海南文昌；宋嘉村原本并不姓宋，后来却改姓了宋；而且他是过继给了舅父，并随舅父去的美国。 关于宋嘉树的美国之行，曾有不少人为此慨嘆不已。因为，如果没有宋嘉树的赴美之行及其后来在美国的一系列堪称神奇的冒险经歷，整个来氏家族的命运大概就会是另外一番模样。起码，近代中国社会将缺少一位既是传教士又是实业家的秘密的革命党人，也不会产生三位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后又对中国近现代歷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杰出女性--即宋蔼龄、宋庆龄和宋美龄宋氏三姐妹，进而也就没有了后来声势显赫且在某种程度上左右过中国社会的宋家王朝。 第11页 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宋查理是世界上一位极不平凡的父亲，因为他培养了同样堪称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个女儿。 在现今以至将来的中国，“宋氏三姐妹”恐怕永远都是人们津津乐道且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当年曾有人对她们姐妹作过相当精闢的高度概括：“宋氏姐妹中，老大爱钱，老二爱国，老三爱权。”此一评价可谓微言大义，真真正正地讲到了点子上。 老大宋蔼龄，以沉着老练甚至老辣狡黠着称于世，同时她也是世间罕见的理财能手。事实上她操纵着宋、孔两个家族的命运。当年曾有人断言：“她要是个男人，也许能统治中国。”惯常人们喜欢讲宋子文为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实则不然，真正的掌门人还是大姐大宋蔼龄。以至当年人们有“无冕之王宋蔼龄”的称唿。 老么宋美龄，以雍容华贵、擅长交际并且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着称于世。当年她周旋于各种社交场合，以至美国人至今都承认宋美龄影响了两代美国人，影响了当年美国领导人作出的决定，并通过这些决定影响全世界整整30年。宋美龄亦是人们公认的国民党幕后执掌大权的人物。 而老二宋庆龄，虽然和她的姐妹外表相似，性格和内心世界却截然不同。她是一个毕生为理想和崇高奋斗的东方女性--外表温柔典雅，内心执着坚定。她一生中始终忠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热爱人民，热爱和平，以崇高的献身精神和高风亮节的政治家风度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景仰与爱戴。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被誉为“国之瑰宝”。 宋查理夫妇还生有三个儿子，他们分别是宋子文、宋子良和宋子安。宋子文当年曾出任过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直至行政院长，一度权力炙手可热。而宋子良和宋子安兄弟二人，当年在国民党政府中亦是执掌金融大权的显要人物。 在这里如果再加上宋查理的三个女婿亦即民国史上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孙中山、蒋介石和孔祥熙，这宋氏家族的非凡影响便无以伦比地凸现出来，以至完全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没有加冕的宋家王朝”。可以说，在近现代史上，宋氏家族对中国乃至亚洲和世界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以及对当时歷史形势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都已为举世所公认。但如果我们就此究本溯源的话，则恐怕这宋氏家族的第一功首先应该归于这个家族的最初奠基人--宋嘉树先生。 可以说，是宋嘉树亦即宋查理先生启发和培养了宋家的孩子们，并使他们在长成后都取得了堪称卓越的成就；尤其是他把女儿们培养得出类拔苹，并使她们都嫁给了三位当时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宋查理当初没有大胆进步的思想，如果来查理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重男轻女听天由命；那么他的女儿们也许会缠足裹脚，嫁夫生子，在中国沿海的某个城市或某个小村里蹒跚而行；她们或默默地洗衣煮饭，或做个“老闆娘”呆坐在某条狭窄街道上的一间中国人开的小店里卖丝售茶。 当然，宋查理本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他经歷独特，思想开明。由于他始终资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因而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和非凡的影响。 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宋查理祖籍山西，出生地则在海南岛的文昌县。孩提时他就得了一个威风凛凛的乳名，叫做阿虎。宋查理出生之际，中国社会正经歷着周期性的政治危机，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人侵中国。当时掌权的慈禧太后既怕洋人又看不起洋人，她常常骄傲地宣称，同有教养的中国人相比，外国人皆是劣等蛮夷之族。1875年宋查理9岁时，迫于国内向西方学习的唿声越来越高，并且也想证明一下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否适用于“天朝”，慈禧破例允许少数人到美国及欧洲、日本留学。这种让步在当时实在是一种宽大之举，皇恩浩荡，因为在中国歷史上从来就是这样，凡离国他去即为非法叛逃，而以身试法是要砍头示众的。 当时，恰好赶上宋查理的舅父从美国回来，看到小阿虎长的浓眉大眼，并且透出一股聪明伶俐，便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孩子。于是舅父郑重地向阿虎父母提出，要把阿虎带到美洲去闯一闯，见见世面，并说这样亦可减轻阿虎家里的负担。舅父还发誓说要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照料好阿虎的生活。阿虎自然也愿意随舅舅出洋闯世界。阿虎父母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把阿虎过继给舅父做养子。也就是父母这个决定，从此改变了阿虎亦即后来的宋查理的一生命运。 宋查理的舅父在美国波士顿经营着一家丝茶商店。因为没有儿子，他对宋查理有如亲子一般，每天晚上教他打算盘、结帐查帐、盘查货物，同时教他英语。舅父希望他早日适应这里的环境，以备有朝一日继承他的事业，并且对他能够唯命是从。 如果按照命运的安排，宋查理将通过长期辛勤的工作，学会进口和销售丝茶这项工于心计的业务。波士顿那间发霉的铺子，本该是查理一生活动的天地和归宿。然而宋查理却不肯甘于命运如此的平庸安排，他梦想着有一天能出去探索茶店外的陌生世界。 第12页 不久，来自中国上海的两个留学生温秉忠和牛尚周满足了宋查理的愿望。他们常来查理所在的铺子，开始甚至对这个站在柜檯后面秤着一包包茶叶且一言不发的伙计有些不礼貌，讥笑他活得毫无意义。后来，由于波士顿的中国人很少，所以慢慢地宋查理和他俩竟成了朋友。温、牛二人常劝查理到学校去读书，学一门有意义的知识，以备将来按西方的模式来改造中国。 在温秉忠和牛尚周的劝说鼓动下，宋查理鼓足了勇气，向舅父提出自己想上学的要求。可是讲究实惠又不愿为他承担学费的舅父，却拒绝了他的要求。1879年，为了上学宋查理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失败后，他决定逃跑。 宋查理收拾起自己少得可怜的行李，跑到停泊政府船只的码头，偷偷熘进一艘叫做“加勒廷”号的缉私船躲藏起来。宋查理当时并不能确定自己要干什么，但他知道肯定要做点什么。 这艘缉私船当晚就出海了。宋查理旋即被发现并被带到船长那里。船长埃里克·加布里埃尔森39岁，是一位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挪威人，他虔诚信奉上帝并且工作上果断明确，判断是非亦极为公正。 宋查理遇到他算是交上了好运。 埃里克船长非常同情眼前这个东方孩子，决心帮助他而不是给他处罚。他帮助未查理谎报了年龄，并让查理在船上当了一名杂役。于是来查理剪掉了辫子，穿上美国官方发给的漂亮的制服。凭这身制服，查理在以后的一年多里进进出出波士顿，再不用害怕被人发现了。渐渐地，埃里克船长和他船上这个年轻的中国杂役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埃里克船长是一个坚定的基督教徒，他决心也要把这个东方青年变成一个笃信上帝的基督教徒。他在船上教导着未查理，在家里的炉边也教导他，逢到星期日则带着未查理到卫理公会教堂去做礼拜。 这样有规律的船上生活持续了一年多，查理的前程显见不错，他已被录取在服役一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880年5月的一天，塔里克·加布里埃尔森船长突然被调去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自己信赖和依靠的人走了，查理一连几天闷闷不乐。怎么办？宋查理决心继续追随埃里克船长。他又悄悄躲上一艘从波士顿开往威尔明顿的船上。结果，埃里克船长又当上了这个中国小伙子的保护人，他把宋查理安排在船上的食堂里打杂。 当时，宋查理15岁，对外谎称是17岁。埃里克认为他应该继续接受教育，上学学习是当务之急，便带着查理找到了自己在当地教会的朋友、美国内战时期的军人罗杰·穆尔。罗杰·穆尔是当地卫理教堂的头面人物，可以帮助宋查理解决一切。于是穆尔又把宋查理介绍给了托马斯·佩奇·里考德牧师。正是这位里考德牧师，最终决定了宋查理一生的信念及其一生努力的方向。 1880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在当地教堂礼拜仪式上，宋查理走到前面跪了下去。人们看见一个“天朝”人向他们的圣坛鞠躬，感到惊讶不止。当时的场面十分动人。里考德牧师穿着他通常穿的艾伯特亲王式的双排扣札服大衣，头上戴着假头套，在圣坛前的阶梯上铺一块手绢，他跪下祈祷，然后站起来，用手轻抚宋查理的黑髮。也就是在这一时刻，里考德牧师给这个中国孩子施洗礼并正式命名他为查理·琼斯·宋。 礼拜完毕后，人们走出教堂步人了黄昏之中。宋查理当众自豪地宣布：他已找到了救世主。他告诉身旁的会众，他很想在不远的将来，返回自己的祖国去当一位职责神圣的传教士。 里考德牧师决定，把一个得救的异教徒送回他来的地方去向他的异教徒同胞传教，第一步就是让宋查理尽快上学。 美国圣三一学院是南方经歷了战争后保存下来的少数几家学院之一，院长布拉克斯顿·克雷文在当地公理教会的支持下，靠6名教职员维持着上课。1880年12月，宋查理接受洗礼后不久，里考德牧师给克雷文写信，请求圣三一学院录取一个中国男孩，让他为了伟大的传教事业上学。 至于学费，那位叫罗杰·穆尔的退伍军人答应帮忙。他写信给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朱利安·卡尔，请他帮助查理。卡尔将军为了能使查理以后回国向“每个人传播福音”，同意资助查理的一切费用。卡尔将军的慷慨解囊，再次帮助来查理这个年轻人走出人生的关键一步。后来，卡尔成为查理及其整个宋氏家族的大恩人，宋查理直到死都和卡尔将军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1881年4月，一个温暖有雾的夜晚，一列从威尔明顿开来的火车，把宋查理和里考德牧师带到了达勒姆。当时，达勒姆还是一个边境小城。卡尔派了一辆马车到火车站迎接这个中国男孩和他的传教士里考德牧师。 卡尔夫妇让查理住在家里，并为他单独准备了一个房间。查理随身带的惟一家当是他一直在船上用来编织吊床的小木梭。编织吊床是宋查理向船上水手学来的。他表示要在达勒姆继续编织吊床出售以赚点零钱花。通过这件小事，充分体现了宋查理的独特性格和顽强奋斗的精神。 第二天，卡尔带宋查理到圣三一教堂，把他介绍给全体教友。查理穿的是一套体面但款式并不时髦的哗叽西服，亚麻布衬衣外面加上一件背心，领子下面是卡尔太太给他结的一条活结领带。头髮短而光滑，经过仔细擦洗的脸笑容可掬。按西方的标准来说，宋查理漂亮得使人感到意外。 第13页 夏天，查理正式进人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成为该院惟一的一名中国学生。由于事前没做过进正规学院学习的准备，校方把查理当作一名“特别生”安排在课程紧凑的预备班进行补习，准备把其他学生用10年时间完成的课程，压缩到几个月给他完成。 宋查理和教师们心里都明白，查理做为一名传教士，许多知识都可以省略，只需要略懂就行了。所以教师们集中力量教他英文，并想方设法使查理完全沉浸在《圣经》里。 宋查理在圣三一学院学习期间，一个很有趣的学习方法是，他住在甘纳韦教授家里，功课却在克雷文院长家里完成。院长同他的妻子一起担负辅导查理功课的工作。院长的妻子同这个实际年龄只有15岁的中国男孩坐在一块，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她耐心地给查理讲授西方文化的难解之处。查理本来就是一个机灵的仿效者，他很快就能够复述读过的《圣经》上的句子和他在布道会上听到的说教，并且仿佛真地懂了似的。实际上，查理这时并非真的理解了《圣经》，从当时他的信里可以看出，他到处引用《圣经》，但不知要说明什么。 这样过了一个夏天，宋查理的英文程度很快就提高到了能顺利自如地写信了。 放假时，未查理就去威尔明顿看望里考德牧师，或是去“恩人”卡尔将军家那巨宅大院里散步、思考。 卡尔给查理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宋查理喜欢称他作“卡尔父亲”，从卡尔身上查理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几十年后他还效仿着卡尔的生活方式包括模仿卡尔身上某些细微的动作。从宋查理后来给孩子们取名及对妻子的呢称以及他本人所从事的事业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同时，卡尔还给了查理一些非常有效的商业知识和做生意时准确的判断能力，培养了他做为企业家的职业本能。 有了卡尔将军如此的薰陶和关怀，身为他乡异客的宋查理，竟没有感到生活中的孤独。并且，他的注意力越来多地集中到了异性身上。最后，宋查理的目光瞅准了一个叫埃拉·卡尔的姑娘。埃拉的父亲卡尔教授在学院里教希腊文和德文，是卡尔将军的堂兄弟。查理时常到卡尔教授家做客，卡尔一家也都喜欢这个中国留学生。不知不觉中，查理和埃拉--一个瘦高个儿有着一副修长双腿的姑娘相爱了。爱情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查理终于控制不住自己。一天他鼓足了勇气，紧紧抓住埃拉的双手，望着埃拉那激动在密密睫毛下扑闪着的目光，两个年轻人紧紧拥抱在一起，热烈地亲吻起来。 遗憾的结局发生了。查理被埃拉的母亲赶了出来，并不许他再到她家来。更为严重的是，这次过分的“冒失”，竟使未查理在圣三一学院的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猝然结束。 卫理公会的牧师为了帮助宋查理这个“误人歧途”的中国青年回到正路上来，决定以宗教为名义让查理转学，转学到遥远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去；并断言“这位年轻中国人在范德比尔特会取得更大的进步”，他在那里既能够继续接受教育，又能够通过同在纳什维尔的理事会理事接触而接受传教方面的正规训练。 宋查理在圣三一学院的最后一天是忧伤的。他给克雷文太太送去了一件告别礼物--他做的最后一张吊床。他还想对这位关心过他的“老太太”说些什么，却终于没待说出来，便抱住克雷文太太伤心地哭了起来。 宋查理乘火车到了纳什维尔后，马上到当地的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并托友人转交给圣三一学院的埃拉·卡尔小姐。几十年过去后的1937年，未查理的那张照片还仍然为埃拉·卡尔所珍藏，尽管她已是海波因特镇上的德雷德·皮科克太太了。 查理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的最后两年，经常被派出去同巡迴布道的传教士一起工作，并时常在布道会上进行演说。这些难得的锻鍊，使查理有了更加从容自如的神态，英语也讲得更加流利了。两年以后，宋查理已能熟练地给北卡罗来纳州罗利的教会报纸《基督教倡导报》写文章了，并且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也就是从那时起，宋查理深深感到，他毕业后将被派到上海去。这个决定后来是校长霍兰·马克谛耶主教做出的，他本人就是上海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的负责人。他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在上海的林乐知博士。未查理在1883年春天收到了林博士一封简短的正式确认此事的函件。 为此查理给林乐知博士写了封回信：亲爱的林乐知博士： 接奉手书已有数日，确实不胜欣慰。我看到你完全把我的工作、生命和精神奉献给了上帝。我希望上帝恩赐，让我尽快见到你。我不知道我在美国还要逗留多久，但我将设法尽量使自己切（彻）底作好准备，只要这次机会允许我这样做。在我结束我的学业后，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生活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对别人行善，拯救他们免遭永恆的惩罚。但愿上帝帮助我。几天前有一个卫理公会的女教友问了我一个不平常的奇怪问题。她说：“宋兄弟，你是一个传教士，你会不会为了任何信念受苦，会不会为了基督的事业牺牲？”我当时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但是为了表示我的真心诚意，我按照我的感受作了回答。我回答说是的夫人，我愿意在任何情况下为基督受苦，如果上帝帮助我。她又问：“那正是我们都应该有的感受，因为上帝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信赖他的话。”愿上帝帮助我们大家，把我们的财富置于天国，以最大的热情侍候他，最后我们才能够说：“我已忠于信仰，我已进行了尽力的战斗，因此今后我将接受生活的荣光。”上帝保佑你和你的一切努力。 第14页 宋查理 1883年7月27日 人们通常说宋查理是以优异成绩毕业的，但情况并非如此。为了让他尽快在中国为上帝的意旨办事，当时教会让他急急忙忙地完成了学业。 但到了后来，宋查理却不想走了。他不想到上海去，而是想去学医，而且就是卡尔也支持他。但马克谛耶主教坚决不同意，因为他已向上海的林乐知做了暗示：亲爱的林乐知博士： 我们希望今年秋天把“松”（宋）同柏乐文博士一起派到你那里。我相信你会立即派他从事巡迴布道区工作，即使不是坐车去，也要步行去。“松”（宋）希望再逗留一两年学医，使自己具备更有益于人的能力等等。他慷慨的贊助者宋利安·卡尔先生也不是不愿意继续帮助他。 但是我们认为最好是：不应该在他还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努力工作之前，就把他身上那个中国佬的精力耗竭用尽。他早已“尝过了安乐椅的滋味”一而且并不反对享受高级文明的舒适。这不是他的过错。让我们为之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我们这位年轻人也开始辛苦吧。让他上阵；没有候补的位置。对他希望学医的心情，已经告诉他：我们已有多得足够布道团所需的医生，不再需要了。我很希望，在你贤明的处置下，我们的“松”（宋）可能干得很好。如果他干得好，这里的类似工作将大受鼓舞。许多人的命运同他的情况拴在一起…… 你的教友霍·马克谛耶 1885年7月8日 1886年1月，宋查理阔别了祖国11年后，乘船回到了上海。他先到虹口的卫理公会去会见那里的大人物林乐知。在这位林大人的眼里，查理只不过是一个有抱负的中国农民，所以不应得到特殊的待遇。林乐知只给查理每天15美元。如果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农民，没有任何奢望，15美元足以维持其生活。不过对于既不平庸又不驯顺的查理来说就很难了，但他还是暂时忍受下来，直至后来查理为了摆脱林乐知的控制而提出调职日本的申请，结果也未获批准。 宋查理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上海近郊吴淞传道，那里的会众早已是忠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同时他还要在教会的学校里教他们的孩子。可这样一来，查理就必须学会讲上海话，还要重新学习上海的社交风范。 为此，宋查理还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有一个星期天，宋查理在教堂里看见一个中国姑娘羞涩地看了看他，于是他打定主意向姑娘作一番自我介绍，就像在美国他向姑娘作自我介绍一样。可是查理忘了这是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体面的男女青年在结婚之前是不交谈甚至不可以见面的。虽然上海比起中国其他地方要开放一些，接受西方的东西也快一些，但上海人依然是守着这个习俗，未婚年龄的女孩子进出教堂，甚至都要有她的家人陪护才行。 不过查理还是打听到了这个姑娘是上海西郊南翔一所教会学校的教师，校长是严厉的洛基·兰肯女士。她是南方卫理公会在中国传教的第一个女传教士。当时她正用东西方文化中最严格的道德规范加上她自己想当然的一些规章制度来管理学校。 可惜宋查理并不了解这一点。他竟跑到南翔，很礼貌地问洛基女士他能否拜访一下这位漂亮的女教师。查理的话让洛基女士感到震惊和愤怒，她把那位年轻的女教师锁在她屋里，直到把查理赶走才放出来。。 等到宋查理学会了上海话以后，他被派到崑山当一名巡迴传教士。查理用微薄的收入租了一间村舍小屋，做为他的落脚之处。在崑山宋查理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不喜欢他。原来，喜欢群居和天生幽默的农民对陌生人存有很大的戒心，就连查理穿的西装他们也看不顺眼。为了更好地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查理只有再次从头做起，他脱下了美国西装，穿起中国长袍并戴上瓜皮帽。 宋查理在孤独与寂寞中苦熬着，直到有一天他时来运转。他在街上散步时碰到了一个熟人，这个人就是查理在波士顿时的朋友--中国留学生牛尚周。见面之后俩人亲切地聊了起来，牛尚周在听完了查理的诉苦后提出了一个最实际的解决方法--结婚，并自告奋勇地把自己19岁的妻妹介绍给查理。 当时牛尚周刚刚同中国最古老最卓越的基督教家庭结亲，这个家庭便是明朝宰相徐光启的嫡传后裔。徐家在1600年由于耶稣会的先驱传教士利玛窦而皈依天主教。牛尚周的岳母生在上海西郊徐家的产业所在地，她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姓倪的学者，也是圣公会教徒。长期相处后，她嫁给了自己的老师，从而也成为圣公会教徒。这对夫妻共有三个女儿。当年，倪太太要求每个女儿都要缠足以保持她们三寸金莲的古典美。不想小女儿反应不好，经常发高烧，最后倪太太只好作罢。虽然这样小女儿的双足得以保持为无足，但从此以后任何人都不会考虑同她结婚了，倪太太每念及此不免黯然神伤。 倪家这个丑小鸭的名字叫倪桂珍。她长大后父亲高兴地发现，这个小女儿尽管有着一双大脚，却特别喜欢读书。她5岁时就在家跟一位家庭教师学汉字、学书法、学经书，而在别人家的女孩子这时正学刺绣。倪桂珍8岁到布里奇曼女子学校学习丿4岁毕业时因成绩突出被保送进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中学，直到17岁毕业，她还学会了弹钢琴。 第15页 牛尚周留学回来娶了倪家大小姐，他的知心朋友加表兄温秉忠娶了倪家二小姐。最后只留下一个小妹妹--就是受到新式教育且会弹钢琴的大脚姑娘倪桂珍。 如果说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倪桂珍找夫家难的话，其实当时的宋查理找妻室也不容易。于是牛、温二人想了个办法，让查理陪他们去教堂，因为倪小姐在唱诗班唱赞美诗。结果查理看到的是一个使他心满意足的美人--一个朴实的姑娘，脸颊丰满且有一双温柔的眼睛，髮型轮廓呈可爱的圆形，一边的头髮里插了很小一串珍珠。19岁的倪桂珍和刀岁的宋查理个头差不多一样高，都不超过五英尺。她流露出的气质绝不同于那些年轻貌美但难免有些俗气的女人。 不久，宋查理拜见了倪桂珍的父母，倪氏夫妇对查理的人品感到满意。 1887年仲夏，这对年轻人举行了婚礼，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主持了仪式。仪式后，还举办了传统的上海式家宴。 婚后宋查理把新娘带到了崑山。小俩口的生活甜甜美美，只是收人太少了点，幸亏新娘的陪嫁丰厚，才使俩人一次次度过人不敷出的困境。 1888年，查理被提升为正式的牧师。第二年被调到上海市区。第三年，查理停止巡迴布道，成为上海郊区川沙地方的传教士。 1889年，为了生计宋查理到处找路子想弄点外快。因为这时倪桂珍已经怀孕，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世了。最后查理找到了一份兼差一给美国圣经协会当代理人，销售宗教书刊，这个组织向世界各地提供不同文字的《圣经》。 宋查理的工作是出售英文版的《圣经》和中文版的《新约》。这其中查理发现，如果他能买几部印刷机，用当地的纸张和本国的排字工人来全天开工生产，他就能以很低的价格复制和印刷大量的外文书刊出售。其价格是大部分中国人都能承受得起的。当时白话文的《新约》、们日约》在中国已经出现，如此一来凡是能读书看报的中国人便都能看得懂《圣经》了。 1889年7月15日，宋查理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天使一般的小女孩，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格外地惹人喜爱。望着自己可爱的小女儿，当时宋查理心中简直陶醉了，万千往事情不自禁地奔涌心头，令他不胜感慨。那一剎那间，宋查理想起了自己十几年来奔奔波波的坎坷经歷，想起当年在美国时所遭受的种种歧视和怠慢，想起了那艘叫做“加勒廷”号的缉私船，想起了在美国的威尔明顿曾有过一位叫做埃拉·卡尔的姑娘。想着想着宋查理蓦地发现泊己许多年来久久渴望并且每天都在祈求上帝的，原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爱心和尊重。于是他取“和蔼可亲”之意，为自己刚刚初生的小女儿取了一个名字：宋蔼龄。 后来，宋查理又给女儿起了一个英文的教名：南希。这是为了纪念朱利安·卡尔的夫人--南希·卡尔。1892年宋查理夫妇又有了第二个女儿宋庆龄，英文名字是罗莎蒙德，这是为了纪念里考德的女儿--罗莎蒙德·里考德。 关于宋氏三姐妹的名字，这里尚有另外一脉说法呢。 据说，宋查理一生中最崇拜的人就是曾任美国总统的林肯。他认为是林肯解放黑奴的壮举，拯救了美国并使美国逐渐强大起来。所以宋蔼龄一降生便起名“爱琳”，本意就是热爱林肯的意思。同时，宋查理也希望中国出现林肯式的人物。正因此，他给后来的两个女儿依次起的名字叫做庆琳和美琳。 那么，后来宋爱琳怎么又变成宋蔼龄了呢？ 那还是1904年的春天，宋爱琳留美前夕。一天，宋查理带着女儿去拜访当年《万国公报》的主笔沈毓桂先生。这位已97高龄的老人看到风华正茂的爱琳由衷地喜欢，他亲切地问到：“你叫什么名字？”当得知姑娘叫爱琳时，沈毓桂老人沉思了片刻微笑说：“爱琳是洋人的名字。我们中国人应当有我们中国人的名字。” 宋查理早就知道沈老先生满腹经纶，并且也是一个起名的高手，于是请求他给爱琳另起一名。老人深情地说道：“女性的名字应该文雅些，可以把“爱”改为“蔼”，“琳”改为“龄”。”宋查理听了这有根有据的解释，当即决定将“爱琳”改为“蔼龄”。于是，大姐名字一改，后面两个妹妹的名字也就随着改了过来。 当二女儿庆龄出生的时候，宋查理已渡过了经济难关。他用妻子的嫁妆钱，加上两位姻兄支持他的一部分钱，以及洪帮兄弟的投资这时查理已是反清的三合会亦即洪帮的成员了，洪帮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且最耐人寻味的民间组织之一。在上海除非你是洪帮成员，否则你就微不足道。也是为了事业上的发展，查理加人了三合会买了几部印刷机，还在法租界买下一幢不大的房子来当厂房。这座房子原是山东路上一个年久失修的货栈，所以后来三合会的成员经常在那里开会，进进出出从未引起清廷探子的注意。 宋查理把自己的公司称作华美书馆，并很快就得到了替美国圣经协会印制《圣经》、为卫理公会印小册子和为其他传教组织印赞美诗的合同。这时的宋查理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而日夜奔波，已把传教变成了兼职工作。1892年春天，宋查理完全辞去了南方卫理公会中国布道团的工作。 第16页 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对查理辞职的反映是强烈的。教徒们都说：“宋查理重又崇拜起木偶来了。”为此查理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基督教倡导报》主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亲爱的里德兄： 北卡罗来纳州某些人士中盛传一则与我有关的毫无根据的谣言，我想借贵报一角说几句话，以正视听，不知您能否惠子刊登？我从一位友人的来信中得知，他所在的城市中有消息说我“重又恢復了崇拜偶像的异教习俗”。我写此信就是要指出，这种说法纯系无稽之谈。我自皈依本教以来，脑子中无论何时都从未产生过背弃我敬爱的救世主、重新崇拜无生命的木石之神的念头。一个人放弃水生去崇尚永死，那是愚蠢的行为。但是，这一无中生有的谣言的制造者可能会说，所罗门是有史以来世上最聪明的人，然而后来却崇拜偶像，为什么别的人就不会那样做呢？我的回答是：我不如所罗门那么聪明，也不像他那般愚蠢。但是，本人的确自认头脑尚称清醒，深知应竭尽全力为主效力，而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将继续如此。我离开布道团的原因是它给我的薪俸不足以维持生活。我以每月15美元左右的薪金无法养活我自已、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我离开布道团并不意味我将停止宣扬基督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目前我同美国圣经协会来往，但我仍在从事与我们教会有关的布道工作。我在洛德、希尔兄弟和邦内尔公司里的教友们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我离开布道团只是意味着，我现在是我们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的一名独立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是一位尽其所能为布道团工作而又不依赖美国国内的教会来维持生计的工作人员。我现在负责我们卫理公会的新教堂，那是由（美国）堪萨斯城穆尔兄捐赠的，是中国本国最好的一座教堂。我们这座教堂开设了一所很大的主日学校，配备着一批优秀的教师。我自已也在主日学校里负责着很好的一个班，该班里有青年男子，也有老人。我们非常喜欢“国际主日学校课程”。假如你们之中有谁在某个礼拜日上午偶然来访，我们一定会给予你们永生难忘的欢迎，并且让你们看到孩子们的日课背得多熟。我希望那些听说过我“重又恢復了崇拜偶像的异教习俗”的人能不吝费心读一下我的这封信，亲自看看我究竟站在哪里。我喜欢我的宗教信仰，并且希望我所有的朋友也喜欢他们自己的信仰。最后，朋友们，我对你们有一个请求那就是，首先，请为我祈祷，愿我能成为争取人们的心灵归向基督的有用工具；其次，请为布道团在这个愚昧国度的工作祈祷；第三，请向我主祈祷，祈求他派更多的劳动者到田间里来劳作，因为庄稼已经成熟，正等待着收割呢！ c·j·（查尔斯·琼斯·松） 1892年9月8日于中国上海 从这一天开始，查理·琼斯·宋又恢復了自己的中国姓氏，姓宋名嘉树，字耀如。 2.资助孙文革命 1892年宋耀如同美国卫理公会宣告决裂之后，可以说重新获得了自由，并成为当时第一个不受外国教会控制的中国牧师。他在自设的一座小教堂里继续布道，犹如一匹脱缰的骏马在布道的路上奔驰。很快他就得到了教友们的同情，而且还得到了来自美国的捐款。 1894年，宋耀如和孙中山相识了。当时孙中山刚刚给清廷重臣李鸿章写了一封信《上书李鸿章》，准备到天津亲自向李鸿章陈述自己救国的主张，途经上海时他和宋耀如相遇了。 孙中山和宋耀如第一次接触是在穆尔捐建的卫理公会教堂里，孙中山向宋耀如表示：“我不属于由各种教会组成的基督教而是属于革命者耶稣的基督教。”于是两个人谈得十分投契，以至后来成了挚友。孙、宋二人能够成为可共生死的挚友，原因是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广东人，讲同一种方言；而且都学过英语；两个人都是在国外接受的西方新式教育；而且都是基督教徒；都是亦农亦商的家庭出身；都曾想学医；都有远大的抱负。并且，两个人都能从对方的身上找到一种同类同源的自我形象。 当时，宋耀如对孙中山的天津之行不抱什么希望，但他尽力促成此举。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孙中山白白在天津等了许多天，李鸿章不仅不想接见孙中山，更没有兴趣考虑一位卑微的南中国农民出身的草药商所提出的在他看来并不得要领的社会改革建议。 无奈孙中山又回到了上海，寄居在宋耀如的家里。为了朋友宋耀如实践了自己在孙中山北上时的诺言，给了他很大帮助，并设法把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作为一篇论改革的文章发表在林乐知办的《教会新报》上。这应该是孙中山的革命观点的首次公诸于众。 在宋耀如的家里，在他的印刷所里，孙中山和宋耀如及其他人作着长时间的讨论。孙中山提出：社会改革绝无成功希望，现在应该按照秘密社团的样子组织一个新的政治团体，以便领头进行革命。 当时，经过紧张的筹划、准备以及串联等活动，“三合会”在全国各类社团已有近3500万名成员，这是一支革命的潜在力量，孙中山明确表示他要献身反清事业，并邀请宋耀如和他一起战斗。 就这样，宋耀如成为孙中山秘密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 第17页 此后孙中山就一直住在宋耀如的家里。二人常在宋耀如的书房里谋划反清大计。而对宋家的孩子们来说，孙中山俨然成了他们的教父。 当时，不论孙中山走到哪里，宋耀如都随时向他报告新的情况，并从腰包里掏钱替自己的朋友支付各种费用。 公元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应立即组织人马举行暴动。但因此要有一个广泛的团体和足够的经费。于是孙中山动身去檀香山筹集经费和争取支持，让宋耀如留在上海以便经常把国内的动态向他报告。 1894年11月24日，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小团体--兴中会，经孙中山的倡议在檀香山宣告成立。 《兴中会章程》中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磷，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唿，承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 所有人会者必须宣誓。其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復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满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伟大目标。 1894年12月，尚在国外的孙中山收到了宋耀如的一封急信。宋耀如在信中说：“中国政府在日本人手中遭到了一系列丢脸的失败，公众对满清气愤至极，他们必须迅速行动。”孙中山接信后及为振奋，他一面回信要宋耀如留在上海照管财务，继续充当长江流域的革命眼线，一面准备回国以领导他们已商定的第一次暴动。 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广州发动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很快就被清廷镇压下去了。当时许多革命者都被捕遇害，孙中山逃亡日本。不过，革命的挫折并没有使孙中山灰心。在日本他联络华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孙中山断髮改装（今天的中山服由此产生），以示革命决心。也就是自此时起，孙中山成了反清斗争中公认的伟大旗手。 在以后的16年中，孙中山始终做为一名被清政府通缉的逃犯亡命国外。因为无法返回故土，他不得不经常依靠宋耀如经济上的接济，并依靠宋耀如及其他革命党人帮他料理国内的革命事务。而孙中山则从一个国家辗转到另一个国家，四处寻求支持和援助，始终都在奔波之中。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及失败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出现了新的势头。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含愤东渡日本，渴望着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和军事知识。于是这批青年志士很快形成了一支新的更为革命的核心力量，他们团结在孙中山周围，公认孙中山是他们的领头人。孙中山在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后，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这就是后来的同盟会。 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章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章程》中提出了同盟会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復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还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孙中山首次公开倡导了自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主张。 宋耀如应邀从上海赶到了日本，孙中山决定让他挑起为革命解决经费的重担。孙中山知道若要取得成功，必须要弄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款子，单是依靠点点滴滴的捐款是不行的。而只有宋耀如在美国认识一些非常富有的人，所以会议决定派来耀如专赴海外为革命筹集巨额经费。 在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的几年中里，宋耀如惨澹经营的出版事业，已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发展起来。华美印书馆陆续出版了许多世俗和宗教的书籍，其中包括他的老朋友柏乐文教士出主意编印的中国最早的方言圣经之---《苏州方言圣约书》。 宋耀如成了上海滩小有名气的人物，西方人都称他为“印圣经的宋查理”。他和别人合资创办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专为中国出版西方教科书并且大量印刷商业本册报表。这家印书馆后来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出版社之一。宋耀如还投资兴办了香菸厂、棉纺厂和面粉厂，并为工厂进口了大量机器设备。到1904年，他私人的产业已相当殷实。宋耀如把自己的流动资金几乎全部贡献给了革命事业。 为了给革命者找一个安全的活动场所，宋耀如创建了上海华人基督教青年会。革命党的高级领导人仍旧在他虹口的宅第和他的印刷所里开会，一般成员则把基督教青年会当作安全的处所，他们可以在那里开会和相聚，而不致引起别人的注意。 宋耀如这时已体态发胖，眼神里隐约带着一丝忧郁和疲惫，就仿佛一位终日辛劳的小报编辑。在他的朋友中只有几位知道他加人革命党的底细，其中包括传教士步惠廉夫妇。宋耀如为了预防万一，买了一张葡萄牙护照，自称出生在澳门。虽然当时世界上还没有普遍使用护照，比如当时去日本就不用护照。但是有了葡萄牙国籍就可以避开美国新颁布的排华法，一旦出事就可以携带儿女到美国去避难。 1905年，宋耀如远涉重洋赴美国为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募捐。旧地重游不免感慨万千，所不同的是，20年前他去美国是为个人奋斗，20年后他做为一个颇有成就的实业家出访美国并且实际上是为一项伟大的革命事业工作。 第18页 此次赴美宋耀如完全是一副阔人派头，在太平洋邮轮公司的一艘轮船上，他独自一人包了一个单间。抵达美国旧金山码头时，他受到致公堂成员的欢迎。宋耀如被接到致公堂总部，在那里他被逐一介绍给当地的华人银行家和实业家。致公堂打出了一个令人感到亲切的招牌，名日：“世界华人自由共济会”。有了这个招牌，那些腰缠万贯的美籍华人热切希望证明自己是爱国的，所以从募捐角度来看，宋耀如此行的收穫很大。 在美国期间，宋耀如还专门赶到北卡罗来纳州去拜望了他的大恩人朱利安·卡乐。当他们二人在达勒姆的火车站紧紧拥抱的时候，在卡尔的眼里宋耀如已经从一个朴拙腼腆的中国少年，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信心十足的大企业家了。卡尔看着如今和自己地位不相上下的宋耀如，心里不胜的自豪。 当晚他们二人在卡尔的书房里促膝畅谈时，宋耀如向自己的恩人透露了这次来美的真正目的，并详细介绍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几次起义失败的经过。宋耀如着重说明几次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经费不足造成的革命党人的装备不足。宋耀如向卡尔解释道：“只有推翻满清政府，中国亿万民众才能真正获得新生，西方的文明也才能真正传到中国，基督教才能给中国人带来福音。”听罢宋耀如有理有据的坦言相求，卡尔立刻答应提供一笔巨额经费以资助中国的革命党人。 宋耀如用了半年的时间，在美国各地奔波，游说企业家、银行家，为孙中山也为革命事业积极进行募捐活动。 回到上海后，宋耀如向同盟会上缴了200多万美元。由于宋耀如赴美筹资获得巨大成功，同盟会任命他为司库。在过去，他只是非正式地担任这一职务，现在则正式地专门负责革命事业的经费筹措了。同时来耀如继续兼任孙中山在上海的执行秘书，并仍从自己的腰包里掏钱供孙中山开销，他基本上保证了孙中山在任何情况都有钱花。 1907年以后，宋耀如和孙中山的联繫越来越困难了。在清廷的外交压力下，孙中山被迫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过着漂泊式的苦行僧般的生活。 宋耀如在与孙中山联繫不上的情况下，只得默默发展着自己的事业，并相机从事着各种革命的工作。 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爆发了。孙中山当时仍在美国，宋耀如负责与孙中山的联繫以及负责上海与全国各地的联繫。11月4日上海“光復”，宋耀如情不自禁地高举《圣经》挥舞，感谢和赞美上帝。 根据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美国取道欧洲风尘僕僕地回到了上海。宋耀如携全家到码头亲切迎接。在宋耀如的书房里，孙中山和他分析了当前形势并展望了革命的未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孙中山要来耀如帮忙物色一位精明强干且精通英文的秘书，以便帮助他处理日常工作事务和往来的信件、电稿等。 宋耀如马上想到女儿来蔼龄，便向孙中山推荐。于是，宋蔼龄开始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同时宋耀如自己也协助孙中山工作。 那还是孙中山先生结束流亡生活自海外归来时，在上海码头宋蔼龄随父亲宋耀如前往迎接。当孙中山先生见到着一身西装。胸口还别了一朵漂亮的红宝石花的宋蔼龄时，禁不住失口“啊”了一声，连连惊讶地说道：“这么大了，没想到，没想到！在我的印象里，你还是个扎着羊角辫、穿灯笼裤的小姑娘呢。”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宋耀如带领全家陪同孙中山从上海赶赴南京。宋耀如坐在前排的观礼席上，亲耳聆听孙中山先生那庄严的誓词：“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宋耀如看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心里想着革命就要成功，情不自禁地热泪纵横。 然而事与愿违，很快国内形势急剧变化。迫于内外的压力，孙中山在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趁机篡夺了革命果实。 辞职后的孙中山做为全国铁路总监，任命宋耀如为国家铁道部的财务局长。为了追随孙中山也为了革命事业，同时也为了振兴国家的实业，为了实现10年修铁路20万里的宏伟计划，宋耀如欣然领命成为孙中山的随员。并且宋蔼龄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从此来耀如及其一家公开的和孙中山密切联繫在一起了。 宋耀如的夫人倪桂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从不干涉丈夫的活动。她明明知道丈夫从事的事业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她信任自己的丈夫，相信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于国于民都有益的。她只是默默地祈祷，愿上帝保佑丈夫，并默默地准备着随时与丈夫一起亡命天涯。 1913年，以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为导火索，“二次革命”爆发。由于革命党人的仓促应战，经过两个月的奋战，“二次革命”失败了。孙中山逃往日本。宋耀如为了继续追从孙中山也为了全家的安全，便紧急关闭了他在上海虹口的宅第，旋即带领全家包括蔼龄、子安、子良和他们的“妈咪”倪桂珍，乘船东渡日本。自此，和孙中山一样，宋耀如也成了政治流亡者。在日本，宋耀如的到来，受到了已先期到达的国民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第19页 在日本的日子里，宋耀如撮合了自己的长女宋蔼龄与孔子的七十五代裔孙孔祥熙的婚事。当宋蔼龄准备结婚时，她向孙中山推荐了自己的妹妹宋庆龄，建议由庆龄继续担任秘书工作。 在宋蔼龄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其间，尚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因为迄今人们说法不一，这里也只好简述几笔以为后来存照。人们的其中一种说法是，辛亥革命后不久，因为革命成果为袁世凯所窃取，孙中山先生心情抑郁，性情也变得日愈焦躁起来。也恰在此时，他萌发了对宋蔼龄的倾慕之情。但当某一天晚上，孙中山在其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陪同下，前往来家正式求婚时，却遭到了他多年的老朋友亦即来蔼龄的父亲宋耀如先生的断然拒绝。当时，宋耀如怎么也没料到自己多年来一直敬重和信赖的好朋友孙中山会提出这样在他看来荒唐已极的要求。他震惊了，怔在那里许久说不出话来。后来过了好久，宋耀如才异常疲惫地对孙中山说道： “逸仙，我是基督信徒。我一直以为你也是。我把孩子养大，不是要他们像你要求的那样随便。我不习惯跟那种视婚姻为儿戏的人交往。我们一家都是基督徒，倘若上帝不弃，我们将永远如此。” 事情糟糕到如此地步，显然也是孙中山来前始料不及的。当时他也怔怔地站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直到听见宋耀如以低缓的语调对他说“逸仙你走吧”时，孙中山才仿佛大梦初醒一般，无力地转过身朝门口走去。无疑，方才老朋友那一番措辞激烈的话语，简直兜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似的。不过，据说最终使得孙中山冷静下来的，倒还真不是宋耀如当晚兜头设下的那一盆冷水，而是对爱情婚姻持务实态度的宋蔼龄。当年的宋蔼龄无论在年龄上还是为人处事方面，都显着成熟得多也世故得多。在跟随孙中山先生任秘书这一段时间里，她已经发现孙中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他多年以来一直为其信念苦苦的追求和奋斗，结果却屡战屡败，迄无成功。跟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除了受他牵连整天的担惊受怕之外，其他别的都显着十分的渺茫。权衡再三，宋蔼龄正式告诉孙中山说，她不能嫁给他。于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到此也就结束了。 不过，人们尚有另外一种说法，其内容却与我们刚才讲过的截然不同。据说，当年宋蔼龄出任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秘书之后，由于竟日地跟随中山先生东奔西走朝夕相处，渐渐地便在心中懵懂产生了一种爱慕之情。她仰慕孙中山的雄才大略和过人胆识，敬佩孙中山为中华革命的坚定执着和无私奉献。每当孙中山先生那亲切的面庞和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宋蔼龄面前时，她的心中便涌现出一股莫名其妙的激动，以至久久难以平静。每逢此际，宋蔼龄便悄悄地忆起自己在美国威俾里安学院毕业时，同学们写给她的那段临别赠言。当时，不少同学预言她回国后将从事一番“伟大的变革”，将成为“革命后中国的总统夫人”云云；甚至还有两个喜欢恶作剧的同学，将她簇拥在半空中高声嚷道：“第一夫人驾到--”惹得同学们一起哈哈大笑，直笑得捧着肚子弯下了腰。可眼下，所谓“革命后中国的总统”，不正是自己称之为叔叔的孙中山先生么？一连多少天里，宋蔼龄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就是闭不上眼睛，她第一次失眠了。 在当时，面对宋蔼龄频频发出的爱情信号，孙中山不是没有觉察。但他却以极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因为当时的孙中山，毕竟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他既不能委屈了蔼龄姑娘，又要对得起一直守在广东家里的太太。况且，当时的革命形势又是异常的严峻，袁世凯篡逆之心几乎昭然若揭。虎狼正屯于阶下，哪里还容人儿女情长呢。 后来，还是父亲宋耀如发现了宋蔼龄为焦灼和痛苦熬煎着的心事，当时父女俩正在日本随同孙中山先生考察铁路并筹措资金。在横滨海滩上，宋耀如挽着女儿一边散步一边欣赏着绚丽的海滨风光，当宋耀如问及女儿“是不是有了心上人”时，父女俩的谈话陡地艰难起来。当时，宋蔼龄垂着头默默地走了好远，才勐地抬起头来对父亲异常坚决地说道： “我要嫁给孙先生！” 宋耀如闻言不免一惊，但他旋即冷静下来。他知道此时发火是无济于事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劝女儿冷静下来，仔细权衡之后再作选择。并且，宋耀如还提醒女儿，别把对孙中山的崇拜混淆等同了爱情，而且一旦这种不切实际的结合变成现实后，就会被居心叵测的人所利用，其结果除了败坏我们来家还有中山先生的名声之外，无疑还将对中山先生的革命大业产生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最后宋耀如劝女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而当时已然执迷不悟的来蔼龄，对父亲这番苦口婆心的劝说自然是一句也听不进去。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非孙中山先生不嫁！除非，除非中山先生亲口对她说，他不喜欢宋蔼龄，不需要她！除非这样的结局，她宋蔼龄才肯改变初衷。 结果，父女俩不欢而散。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从国内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当时，国民党刚刚在国会大选中获胜，宋教仁正准备北上去北京组阁以便同袁世凯的反革命復辟阴谋作坚决的斗争。不料想，壮志未酬身先死，一代伟大的精英就这样凋谢在黄浦江畔。闻听噩耗，孙中山先生不禁悲痛欲绝，一连着多少天他都失魂落魄了一般。 第20页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宋蔼龄正式向孙中山先生表达了爱心。结果却令她大失所望：孙中山亦正式地拒绝了她。眼睁睁地瞧着落花有意却流水无情，宋蔼龄再也忍受不住内心难言的苦楚。自日本归国后，她便以回家养病为由，辞去了孙中山秘书的职务。 以上两说孰真孰伪，我们一时的确难以辨别。不过，相信总有一天事情会水落石出的。 3.女大不由父 宋庆龄是1913年6月离开美国的梅肯城，假道檀香山于8月到达日本横滨的。当时父亲来耀如到码头迎接了她。宋庆龄开始以为现在国内局势动乱，父亲和全家是暂时到日本避难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日本一住就是两年多，并且也就因为在日本居留这段不寻常的日子，奠定了她一生奋斗的目标即献身革命，而且她还与孙中山先生结为了夫妻。 当时，因为姐姐宋蔼龄向孙中山先生推荐了自己，宋庆龄便十分认真地担当起中山先生的秘书工作。由于整天跟随孙中山在一起工作，使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并且使两个人的同志之间的友情，发展升华为彼此之间的互相爱慕之情。一时间，他们沉浸在热烈的爱情之中，当时孙中山年近50，而宋庆龄刚刚20岁出头。 在前一节我们已经讲过，孙中山当时已是有妻室儿女的人了。他的妻子叫卢慕贞，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旧式女人。当初也是在双方父母的包办下，卢氏小小年纪便嫁到了孙家，并为孙中山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结婚以后，孙中山先是在香港读书，只是学校放假时才回家里与妻儿团聚。再后来，由于他奔走革命，长期逃亡海外，回家与妻子团聚的机会就更少了。长时间的分居，加之卢氏对孙中山从事的革命事业缺乏理解和支持，致使两个人的感情日渐隔阂。待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卢氏坚决反对孙中山的流亡生活并独自返回澳门生活，夫妇二人实际上已经正式分居了。 尽管孙中山和宋庆龄想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守他们之间的爱情秘密。但宋耀如还是很快发现了这方面的苗头。1915年6月，宋耀如出其不意地宣布宋家要返回上海。回到上海不久、宋家便宣布他们的女儿宋庆龄与一个名门子弟正式订婚了。而宋庆龄坚决反对，发誓决不与那位名门子弟成婚。 无奈，宋家把他们的亲生女儿扣了起来，宋耀如把宋庆龄禁闭在楼上她自己的寝室里。庆龄秘密写信给孙中山，询问她能否返回日本。这封信被她的女佣偷带出房发往日本，孙中山立即回信叫庆龄前去日本，说他迫切需要她。待等宋庆龄把实情告诉了自己的父亲时，宋耀如执意不肯并对女儿的想法表示愤慨。他命令女儿回自己的房间去。庆龄也不示弱，警告父亲她要出去。宋耀如採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把女儿锁在房间里。但是当天晚上，宋庆龄的女佣替她看守着楼梯，她爬出窗户逃走了。当天夜里，宋庆龄便登船前往日本的神户。 对于一个年轻貌美且有地位的中国姑娘来说，这样的行动是大胆的，必须要有相当勇气。因为它严重违反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 此时，孙中山也意识到保持暧昧关系是愚蠢的，于是他为结婚作了各种必要的准备。“在我到达之前，我不知道他已经办了离婚手续并且想同我结婚，”多年后宋庆龄回忆说，“他解释说他担心他不这么办，我就被称作他的妾，这个丑闻就会损害革命，我同意了。我从未反悔。” 就在宋庆龄随父返回上海后，孙中山派人把夫人卢慕贞从澳门接至东京。在东京，夫妇二人协商办理了分离手续。照顾卢氏当时的社会影响，孙中山先生只得採用名日分居、实则离婚的变通办法。分居后，卢氏仍回澳门独居，其子孙科等人依旧对她奉养如前。 宋庆龄到达日本的第二天上午，孙中山便携她来到牛达区袋町五番地日本着名律师和田瑞家中，俩人签订了婚姻《誓约书入其全文如下： 暂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二、将来永远保护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之幸福。三、万一发生违反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採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在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 同上宋庆琳 见证人和田瑞（章） 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切手续完毕，当天下午，孙中山携宋庆龄乘车来到大久保百人町三百五十番地的梅屋庄吉家举行了简单的结婚典礼。当时，宋庆龄戴着大花边帽，穿一件粉红和淡绿花图案的裙子，衬裙透出白色，手里捧着一束鲜花显得光彩动人。孙中山则一身笔挺西装，神采奕奕，仪表堂堂。典礼在梅屋家的二楼大房间举行，客人有五六十人，其中有犬养毅、宫崎笸藏、营野长知、头山满、内田良平、古岛一雄、小川平吉、杉山茂丸、寺尾亭、佐佐木安王郎等许多日本政界的人士，以及孙中山的同志和朋友若干人。他们向新婚夫妇表示了祝贺。然后梅屋夫妇充当主婚人，让新郎和新娘喝交杯酒。犬养毅唱《祝福歌》。 第21页 结婚后不久，宋庆龄在写给卫斯理学院的一位同学的信中说：“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俩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来信。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我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翻译出来。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了。” 宋耀如发现女儿失踪以后，立即四处打听，后来得知她已乘一艘日本轮船渡海了。他紧咬牙关，订购了太平洋邮船公司的一张船票直追日本。抵达神户后他乘上一辆火车便赶奔横滨。但是太晚了，待宋耀如赶到时婚礼已经举行完毕。 据宋庆龄回忆，当时她父亲怒气沖沖地来到新郎新娘面前。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中，他指责孙中山背叛了他们的友谊，所做的事愚蠢至极。激愤中，宋耀如提醒孙中山不要忘记他们共同奋斗了20多年，现在胜利指日可待，他最好的朋友怎么能够因为失去理智而破坏彼此的相互信任呢？ 当场孙中山镇定自若，他一句话没讲。 宋耀如感到很痛苦。他认为孙中山这一次做得太过分了，并发誓再也不同孙中山或他的冒险行动发生任何关系，同孙中山及其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宋耀如还脸色铁青，威胁女儿说要和她脱离父女关系。接下来，他便拂袖而去，搭乘下一班轮船返回了上海。 后来，每当提到女儿宋庆龄的问题，宋家老俩口只是说她“正式同孙博士结合”，然后便缄口不语了。 几个月后，宋耀如对自己的老朋友，传教士步惠廉发泄了他心中的苦闷：“比尔，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的最好的朋友害的。” 尽管当时宋耀如对亲生女儿和多年好友的“背叛行为”十分气愤。但没过多久他还是原谅了他们。他不仅为宋庆龄补办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包括一套古朴典雅的家俱和一床百子图缎绣被面；而且还一如既往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虽然在当时，宋耀如尚未必能意识到，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已经为宋氏家族的未来前程，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就在宋耀如与孙中山的关系异常紧张时，这期间发了一段小小的插曲。也许是歷史有意的安排，这个小小的插曲大大缓和了宋耀如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 1917年，宋耀如的大恩人朱利安·卡尔的夫人南妮太太去世了。卡尔悲伤不已。于是宋耀如建议卡尔作一次环球海上旅行，并在上海小作逗留。卡尔最初反对，后经过再三考虑，接受了宋耀如的建议。 当卡尔抵达上海时，宋耀如戴着通常戴的那顶灰色软呢帽，胖得连他那件蓝哗叽上衣的扣子都扣不上了，亲自到码头迎接了这位恩人。然后他把卡尔带回自己的家中，把自己的夫人和家里的子女-一向卡尔作了介绍。当然宋庆龄除外。 由于卡尔在资助中国革命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出面热情款待他。而卡尔又是宋耀如的恩人和朋友，捐赠的钱也是经过宋耀如的手来资助中国革命的。这样一来，宋耀如和孙中山只得先把一切怨恨都撇在一边。于是卡尔成了宋耀如和孙中山二人共同的贵宾。有两次宴会还是由孙中山亲自主持，宋耀如作陪。孙中山还特地送了三个精緻的大瓷瓶给宋耀如的老朋友卡尔将军。 这次歷史性的会面，对宋耀如、对孙中山、对卡尔来说都是极其难得的，因为在卡尔访问中国几个月后，宋耀如就因患胃癌而不幸病故。 公元1918年5月3日，52岁的宋耀如溘然长逝。临终时，5个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都守护在他的身边。这种三姐妹的团聚就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是极为少见的。 如果宋耀如当初没有结识孙中山，而是沿着实业家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他或许早就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巨富，但却不一定能成为一个积极从事反清活动的革命者。正是由于宋耀如在特定的歷史时期和特殊的环境下结识了孙中山，才改变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从而成为一个革命者和一个曾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不小影响的杰出人物，为自己本就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添上了不平凡的一笔，也为宋氏家族的辉煌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 4.民主家庭的典范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大多数的中国传统家庭男子都以家长自居，他们的话像法律一样具有威力，不管对与错都可以强加在孩子头上。或者说他们的话本身就是法律，不管孩子理解不理解愿意不愿意，都要执行。而孩子的要求不管对不对，提出的愿望应该不应该，则全凭家长的一句话：“对”或“不对”和“行”或“不行”。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最可怜了。他们的童心很早就泯灭了，唯命是从，看大人的眼色行事，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者说按照时代的潮流自由的无拘束地发展。因而也就註定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多数成不了大气候。 宋蔼龄的家庭则不是这样。在这个家庭里，不论大人小孩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而且当孩子的要求和大人的愿望相。浮时，孩子均可以据理力争并最后使父母满足自己的要求。 宋蔼龄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当年就是自由恋爱（当然父母也同意）而结合的。当年，宋耀如可以因自己上学的要求被拒绝后而“逃跑”，并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倪桂珍也可以因缠足发烧而后保持“天足”，当同龄的女孩子在父母严厉的督导下苦学“女红”时，她则可以徵得父亲的同意去上学读书，还学会了弹钢琴。 第22页 宋耀如的夫人倪桂珍，是一位极端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不仅坚信上帝，坚持祈祷，还烙守着传统的观念。在她看来，即便不讲“女子无才便是德”，起码女孩子在读书之余，还应该学会女红，以备将来嫁人后不致受窘。为此宋夫人专门为宋蔼龄请了一位家教师来教小蔼龄学习刺绣。但生性活泼好动的宋蔼龄怎么能忍受得了如此枯燥乏味的刺绣活计呢。她开始消极地抵制或者怠工。老师教了好几天，她却脑子里一片空白。并且每当那老师把“女红活计”读得就象“女叫花子”时，她便忍不住地窃笑起来。以至最后惹恼了那位老师，在宋夫人面前狠狠地奏了宋蔼龄一本。结果，自然是母亲倪氏严厉地训斥了蔼龄一顿。最后还是父亲宋耀如出面才给小蔼龄解围。在宋耀如看来，孩子们应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发展。既然刺绣蔼龄不喜欢学，何必勉强她呢。 后来当这些民主的传统沿袭至宋蔼龄他们作了父母时，当然就被很好地继承下来。他们在教育孩子时，就能保持大家风度，而尽可能满足孩子们正当的要求，并且答应了孩子的绝不食言。当年，宋美龄所以10岁时就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其原因就是在她生病时父亲答应了她“病好以后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句话。 宋耀如和倪桂珍夫妇，一生恩恩爱爱，感情笃深。不管是生活富裕还是经济桔据，他们都能勇敢地面对现实并渡过难关，力争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宋耀如总是随孩子们一起称夫人作“妈咪”，体现了美国的民主和东方的幽默。 宋蔼龄在童年时代接受的完全是正规的西式教育，接受的是正统的宗教生活薰陶，因而民主精神和独立意识非常强烈的执着。这些都应归功于宋耀如这个民主的父亲。 宋耀如通过自己的磨难和经歷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压抑个性的陈腐式教育必须改掉，否则民族就会沉沦。因此他完全摈弃了“三从四德”的封建传统，採取民主的教育方式，对男孩女孩一视同仁。比如做为女孩的宋蔼龄也可以接受新式教育。宋耀如常对女儿说：“身为女人不应妨碍自己成为对祖国有成就、有作为的公民。”宋耀如坚持把三个女儿先后送到大洋彼岸的马克谛耶学校接受教育，并让他们寄宿以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个人奋斗精神。 宋蔼龄在过去很多年后，还清楚地记着她第一天上学时的情景月b天她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一条绿裤子和一件方格呢上衣，辫子上繫着蝴蝶结，右口袋里装着一小盒卡拉德和鲍泽公司的黄油硬糖，左口袋里则是一小盒该公司出的又苦又甜的巧克力。她和父亲坐在前一辆黄包车上。后面一辆黄包车上放着一只崭新的黑提箱，里面装的是她的衣服和其他用品，所有物件上都按照寄宿学校的要求，端端正正地写着名字。直到父亲把她留在校长的书房里，走出屋重重地把门关上时，宋蔼龄才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来。 然而也正是家庭这种特有的民主和独立训练，培养了宋蔼龄坚韧不凡的性格。记得她刚学走路时，走一步就要摔一跤。而站在一旁的父亲并不扶她，反而笑着鼓励说：“勇敢的小姑娘，爬起来，自己走！”同时拍着皮球在前面逗她，结果很快蔼龄就能满院子跑了。能走能跑后，宋蔼龄开始和妹妹庆龄在院子里玩耍，在田野里奔跑做各种游戏。一次她和妹妹玩“拉黄包车”的游戏，蔼龄是车夫，庆龄当乘客。结果“车夫”过分投入，用力太勐而使车子失去“控制”，庆龄被抛出车外“哇哇”大哭起来。 想起自己在美国读书时赴乡村漫游的乐趣，宋耀如也要为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于是他在上海虹口郊区盖了一栋房子，并带全家搬到农村去住。在房子的周围，宋耀如筑起一道围墙，以便给孩子一个“狂跑”的小天地。可惜围墙太矮，孩子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爬过去，到别人的菜地里跑来跑去。每逢这时，宋耀如都要给村民们一些小钱，解释清楚，然后告诉孩子们要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才能玩得痛痛快快。 紧挨着菜地是一棵桃树，每逢5月蜜桃成熟时，姐妹们总要翻过围墙，爬上桃树摘下蜜桃大吃特吃起来。而当一声吆喝，果农来了时，姐妹们则全给吓哭了。逢到此时，作为父亲的宋耀如只好掏钱赔桃并连声道歉。 宋耀如在乡下这个家设计的是中西合壁，半土半洋。主楼后面是一些较小的房舍，为僕人的住处、贮藏室和厨房。再后面有一个大菜园，他经常在菜园里劳动，栽种蔬菜或收穫果实。宋耀如要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和培养孩子们奋斗向上的精神。 宋蔼龄做为家中的长女，宋耀如夫妇特别喜欢她，甚至有些宠爱。虽然蔼龄长得身体矮胖，相貌平平，但她生性机灵，敢做敢为，甚至有些任性调皮。宋耀如出外往往都带着她。他带她去参观他的印刷厂、面粉厂以增长她的见识，带她坐私人的黄包车（拉车的兼当保镖）在大街上兜风，向她揭示城市背后隐藏着的弱肉强食的真相。做为长女蔼龄和她父亲的感情非常深厚，她是宋耀如办公室里的常客，在商人和她父亲谈生意时，蔼龄总是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平静地瞧着，圆圆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父女二人的志趣也十分投机。宋耀如喜欢唱歌，嗓音纯美洪亮，尤其对美国音乐很熟悉。蔼龄继承了父亲的音乐天赋，也酷爱唱歌，很小的时候就跟父亲学会了许多中外歌曲。每逢夏日的夜晚，父女俩引吭高歌。伴着歌声，父女二人的心灵进一步沟通了。 第23页 当年宋耀如最爱骑自行车，据讲他是当时上海第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国人，学着父亲的样子，宋蔼龄也爱骑自行车。蔼龄10岁生日那天，宋耀如送给她一辆从美国订购的自行车做为生日礼物。从此以后，父女俩常常一块骑车外出兜风。每当路过南京路的外滩时，宋蔼龄总绕着站在那里的外国交通警一圈圈地转，仿佛根本不把那外国警察放在眼里似的。父亲则急得大叫，女儿却十分得意。 宋蔼龄就是在这样一个民主气氛很浓的家庭中长大，她的民主意识的启蒙老师，就是父亲来耀如。这些都决定了宋蔼龄从小就兴趣广泛，业余生活丰富而又充实。在青少年时代，阅读、讲演和办报是她业余生活的三大支柱。 宋蔼龄很小的时候就总缠着父亲，让他给讲故事。宋耀如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讲的故事细緻人微，富于戏剧性和幽默感。他给蔼龄和妹妹们讲过无数的故事，其中很多都是他在美国的亲身经歷。父亲向孩子讲述美国人的热情和友好，旅美华侨的苦难血泪，以及身在异国他乡游子思归的惆怅，教会上层人物的歧视和傲慢等等。他把基督教的平等博爱观点和反清爱国的思想融为一体，向她们进述着。这些故事潜移默化，滋润了蔼龄幼小的心田。 上小学后，宋蔼龄就开始自己阅读父亲从美国订购的大量儿童读物。从父亲的故事和这些儿童读物里，蔼龄觉得自己好像到过地球的那一头，由此她萌发了去美国留学的念头。 1898年，宋蔼龄与父亲宋耀如别出心裁地编了一份《上海儿童报》。这是一份英文打字的小报，报上刊出的文章全部由孩子们自己独立编写。在这块创作的小天地里，宋蔼龄用手中的笔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她儿时的所见所闻，描绘了她未来的打算和理想。打字工作最初由父亲担任，蔼龄稍大便接替了父亲担任打字员。这份健康而富有趣味性的家庭小报，一直办到家中最小的两个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进人上海圣约翰中学才停刊。宋蔼龄从小在这种创造性的自主活动中，得到了很大锻鍊。 讲演是宋蔼龄喜爱的另一项活动。6岁时，这个刚上一年级的小学生就开始演习并锻鍊演讲。每年蔼龄放假的时候，宋家都要举行一两次小型的家庭演讲会，主要是给宋蔼龄提供一个锻鍊提高的机会，也满足她的好奇心和求知慾。有时为了更好地培养蔼龄对演讲的兴趣，父亲也要学着孩子的口吻参加演讲，结果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 宋蔼龄就是在这样具有浓厚民主思想的家庭里培养和薰陶出来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的家庭和宋耀如、倪桂珍这样的父母，才能够培养出宋霭龄这样的人来。 5.一个远涉重洋的中国小女孩 宋蔼龄5岁以前，父亲就多次带她参加教堂的礼拜仪式，让她初步了解教会与教堂，而后了解和喜欢教会的学校。因为教堂里的唱诗班是由马克谛耶学校16岁以下的女孩子组成的。 宋蔼龄5岁的时候坚决要求上学。当时母亲倪桂珍认为女儿简直是开玩笑，因为蔼龄太小了，恐怕适应不了离家在校的独立生活。宋耀如听了女儿的要求却非常高兴，他举双手贊成蔼龄，认为这是孩子早熟的表现。并且他说服了夫人，郑重其事地领着蔼龄去见马克谛耶女子学校的校长海伦·理查森小姐。 马克谛耶女子学校，又名“女塾”，是外国教会1890年3月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收费女子学校。学校根据美国教会办学的宗旨和教育内容，培养亦中亦西的通才。因此设置了语文、英语、歷史、地理、宗教、刺绣和烹饪等课程。除语文外，一律用英语教学，甚至连中国的歷史和地理课本也是由美国人编写并在美国出版的，而且还由美国教师讲授。应当说马克谛耶女子学校是专门为外国小姐和上海的上流社会子女开设的学校。 海伦校长在办公室接见了宋家父女。 宋耀如郑重地问海伦校长能否收下他5岁的女儿。理查森小姐怀着好奇的心理打量着这个身穿花格呢上衣和绿裤子、梳着两根朝天辫的中国小姑娘，用英语半开玩笑地问道： “学校可不是捉迷藏的地方，你真的想上学吗？” 宋蔼龄很坚决地点了点头，用英语执拗地答道：“我想上学胜过一切。” 理查森小姐惊愕异常：“这小女孩能用英语对话了？” 宋耀如不以为然地回道：“没什么，她刚刚学说活时我就教给她讲英语。” 海伦校长真想不到一个5岁的孩子竟能这么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愿望，而且一脸的庄重让人无法怀疑也无法忽视。校长被小蔼龄吸引住了。她亲切地与这个中国小姑娘交谈起来。交谈后海伦校长才发现，这个小女孩非常的早熟，她知道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同龄孩子所掌握的范围。于是，海伦校长破例同意了蔼龄的要求，让她人学试读，以“特殊学生”的身份对待。 蔼龄笑了，她用自己的童真战胜了海伦校长。 马克谛耶女子学校从来没有这条规定。 从学校回来后，宋耀如和宋蔼龄都兴奋不已。宋蔼龄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准备自己的东西，家里特意为她准备了一个黑色的浅底箱子，这是宋蔼龄私人的第一件物品。她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装了进去但仍未满，便嚷着要把冬天穿的衣服也装进去，一直到装不下为止。 第24页 学校开学了。父亲陪着女儿来到学校，办妥了一切手续。当父亲和她分手时，宋蔼龄突然感到孤独和陌生，上前紧紧搂住了父亲的脖子，伤心地哭了。 这是蔼龄记事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流泪。是啊，上学之前她从来没离开过父母一天。 由于学校没有其他和她这么大的孩子，也就自然没有适合霭龄学习的班级。于是她由海伦·理查森小姐专门负责，单独教了她两年。 对于宋蔼龄来讲，学校的生活和家里的生活相比真是太苦了。她不仅要过学习关，还要过生活关。两年以后，蔼龄能跟班学习了，但她仍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学生。上课时，宋蔼龄坐在椅子上，双脚离地悬在半空，一节课下来，腿脚都麻木了。小蔼龄用极大的毅力忍受这个痛苦而终于坚持了下来。同样，吃饭的时候同学们你争我抢，可宋蔼龄个子太矮且胳膊太短，够不着饭桌中央的饭菜，吃的又慢，所以饿肚子是经常的事。特别是到了晚上熄灯后，屋子里一片漆黑，她独自一人躺在被窝里难免感到孤独和害怕，小时候听过的鬼怪故事这时也都跑出来吓唬她。小蔼龄越是害怕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反就越害怕。但她咬牙坚持，睁着双眼静候天亮。当海伦校长知道这些事后，情不自禁地称赞说：“这样有毅力的孩子，从没见过。”因此她也更加喜欢宋蔼龄了。 宋蔼龄从不认为她上学是个错误决定，也从来未要求父母把她接回家。她顽强地坚持下去，终于腿长长了可以够得着地板，胳膊也长了可以够到饭桌中央的饭菜。当蔼龄的两个妹妹--庆龄和美龄分别于1900年和1904年进入马克谛耶女子学校读书时，姐姐早已是“老资格”的学生了。 在学校学习期间由于经常和小朋友一起，还培养了蔼龄后来那特有的幽默感。有段时间她正在换牙，两颗门牙刚掉。有个大女孩逗她：“宋太太，你的牙怎么啦？”“太太”，蔼龄幽默地回答：“前门被人偷走了。” 1903年，宋耀如决定将自己只有14岁的女儿来蔼龄送到美国留学。为此将她从马克谛耶女校接回来，在家由他亲自教授有关课程，并自称“家庭留美预备学校。”对于这件事当时很多亲朋好友不理解，他们质问宋耀如：“你是不是疯了？孩子还这么小，她去美国怎样生活？” 人们提的问题有一定的道理。为此，宋耀如去找自己的老朋友步惠廉徵求意见。步惠廉激动地对宋耀如说：“你真在女儿身上创造奇蹟了。”并答应愿意帮助宋耀如。 宋蔼龄也表示她愿意去美国上学。蔼龄很小的时候，宋耀如就多次给她讲述美国的风土人情和人文地理，以及他自己在那里的充满神奇乐趣的生活，从而使宋蔼龄每每如身临其境一般。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是小蔼龄虽然没去过美国，但对美国并不陌生而且非常嚮往。 步惠廉给乔治亚州梅肯市的卫斯理学院的贾·杜邦·格里写了封推荐信。卫斯理学院是美国第一所特许设立的女子学院，同范德比尔特大学、圣三一学院和埃墨里学院一样，也是南方卫理公会办的一所学院。 卫斯理学院院长格里是步惠廉的密友。步惠兼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介绍宋查理的身世以及在范德比尔特成为卫理公会牧师的经歷还有他在中国取得的成就，同时还介绍了宋查理的家庭和几个非凡的儿女特别是宋蔼龄的情况。 1903年夏末，步惠廉收到了格里的覆信。录取一位中国牧师的女儿入学念书的前景打动了格里的心。卫斯理学院过去录取过几名美国印第安姑娘，但从来没有录取过中国姑娘。格里建议让宋蔼龄住在他家里，等她适应环境（而且学院里的姑娘们也适应她）之后再人学。当时人学的标准伸缩性很大，特别是那些专为富家子弟开办的小型私立院校，格里表示可以让宋蔼龄作为预科生人学。 当时宋耀如担心如何把蔼龄送到乔治亚州去，正巧步惠廉打算偕家眷回乡度假，他表示愿意携蔼龄同行。 宋蔼龄开始计算日子。当严冬逝去大地回春的时候，她已打点好行装。步惠廉全家计划在5月28日乘太平洋邮轮公司的高丽号轮船离开上海。宋耀如给蔼龄也订了高丽号的船票，然后到葡萄牙领事馆缴了一笔“特别费”给蔼龄买了一张葡萄牙护照。跟他自己自1895年以来，为了预防万一而随身携带的那张护照一模一样。宋耀如自称出生于澳门，所以父母的籍贯决定蔼龄是这块葡萄牙殖民地的公民。这样弄虚作假的做法在当时屡见不鲜，只要破费些钱即可。宋耀如希望至少能够为宋蔼龄提供这点有名无实的保护。 5月的一天，一位身材苗条的姑娘倚着“高丽”号轮船的栏杆，目不转睛地盯着“维多利亚”号小船（宋家并没有合家为宋蔼龄送行，怕她伤心。只是由父亲宋耀如乘维多利亚号小船送女儿上高丽号轮船）。小船上载着她的父亲，沿着黄浦江向上海码头航行。宋蔼龄一动不动地站着，神情自若，直到小船淹没在一片浓雾之中，她这才突然低头哭了起来。然而随即她自言自语道，没有什么可哭的，这毕竟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作为宋耀如的长女，她正开始实现最亲爱的父亲的理想--让自己所有的孩子都能在美国受到教育。 第25页 当高丽号轮船离开中国港口驶向美国旧金山时，蔼龄对渐渐远离的家庭充满怀恋之情。此刻，父亲已回到上海郊区的家里。她知道，家里早就习惯沏好了香茶等着，一家都在那里--母亲。妹妹庆龄和美龄、弟弟子文和子良（弟弟子安当时尚未出生），他们啜着清香的热茶，咀嚼着从英国进口的美味夹心糖，听着一家之长讲述带蔼龄登上高丽号轮船的经过。 蔼龄从来就是一个刚强的姑娘，她为自己流泪感到难为情。与她同行的是悉心照顾她的幸福快乐的传教士一家人--步惠廉牧师夫妇和他们的4个儿子。刚才蔼龄伤心落泪时，步惠廉牧师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装作没看见。因为他知道，她要这样哭一下才好。 轮船航行3天到达日本，头等舱的乘客一路上平安无事。蔼龄是头等舱里独一无二的的东方人。但是，当船抵达神户的前一天，统舱里有个中国乘客死亡，船上的医生诊断是死于急性肺炎。船人港后大群日本检疫官员上船检查。他们不同意船上医生的结论，认为死者显然是得了淋巴腺鼠疫。 日本人对鼠疫谈虎色变。高丽号在继续驶往横滨之前，必须从船首到船尾彻底用熏剂消毒，船上所有的人统统都得上岸，在盛满加人大量难闻药水的浴盆里浸泡全身。步惠廉夫人也不能例外。 高丽号客轮在神户港滞留了10天后才被允许驶往横滨。这时步惠廉夫人已经虚弱得连路都走不动了。步惠廉心急如焚，想法安排送妻子上岸进横滨总医院急救。他雇了一辆马拉的救护车把妻子送进医院，然后回船上去接孩子们。他们不能继续往前走了，至少暂时要在横滨住下来。 步惠廉向蔼龄说明了情况。蔼龄必须赶到梅肯去，以免错过秋季学期的开学时间。步惠廉不想耽误她。蔼龄表示愿意一个人继续航行。船上有一对南方卫理公会传教士夫妇也是步惠廉的朋友，他们答应路上关照蔼龄。 高丽号轮船继续驶往檀香山和旧金山。一天，蔼龄在船上感到孤独，于是就下到舱里去找那对传教士夫妇。当她走近他们的舱房时，无意中听见过道里传来他们的谈话声： “离开这些国家真让人感到舒畅。”那位太太说，“我真讨厌那些骯脏的中国佬和可怕的日本人。我希望我们能不再见到他们。” 宋蔼龄听罢转向快步走回了自己的舱房。 在以后的横越太平洋漫长的航程中，除了同富有同情心的美国年轻姑娘兰曼交谈外，其余的时光宋蔼龄都是独自一个人度过的。兰曼小姐是在横滨上船的。她也是南方卫理公会教徒，因此这两位年轻的小姐之间有着共同的纽带很快互相结成了朋友。 高丽号最后抵达终点港旧金山的时候，港湾浓雾茫茫，连人港口都看不清楚。轮船在码头停稳后，移民局的官员登上船在休息室的一张桌子后面坐定。乘客们则排成一条长队，挨个出示证件。蔼龄掏出她的葡萄牙护照，移民局的官员接过去以后，立刻沉下了脸。据蔼龄和兰曼说，接着发生了下面一段对话： “你想凭这种玩意儿矇混过去，是不是！”移民局的官员轻蔑地嚷道，“许多别的中国人都是这么干的，小妞儿。这可不行！你就呆在这里别动，我们要把你送进拘留所。” 蔼龄凝视着自己的护照。移民局的官员无法知道她的实际出生地，因此惟一可以提出怀疑的是护照本身是不是真的。但这确实是葡萄牙官方的合法护照，上面赫然盖着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的章印。护照上的内容可能有错误，但护照肯定不是伪造的。 蔼龄昂起头，无所畏惧地正视着这位官员： “你不能把我送进拘留所”。她不无矜持地大声说，“我是头等舱的乘客，不是坐统舱来的。” 那位移民局的官员听罢顿时大为吃惊。 这时兰曼小姐跨前一步坚决地说：“绝不能把她送进拘留所！我要留在这里同她呆在一起，不让你们把她送进拘留所！” 移民局的官员们匆匆地讨论了一会儿。一位叫加德纳博士的富有同情心的卫生检查员也反对把宋蔼龄送进拘留所。他说：“那个地方不是像样的人呆的！” 违反移民条例的中国人一般是被关在太平洋邮轮公司码头上的一间小屋里。小屋的条件异常恶劣，通常只有最好斗或诉诸暴力的人才被关进拘留所。然而，眼下这些移民局的官员竟然扬言要把一个年仅15岁的中国女孩同那些人一起关进拘留所。 看来还是兰曼小姐的坚定决心扭转了局面。移民局的官员没有把宋蔼龄关进拘留所，而是把这两个年轻姑娘一起扣在了高丽号船上，而且很快就把她们置之脑后了。兰曼和宋蔼龄被关在一间小舱房里，一日三顿饭吃的都一样，全是牛排、土豆和面包。没有人知道她们的困境，因此她们似乎也无法求助于任何人。 3天过去了，兰曼几乎烦得有些支持不住了，移民局的一位低级官员允许她上岸去给里德博士打电话。她一连查问了十几个地方，最后在旧金山市一位长老会牧师的帮助下，总算找到了里德。 实际上在高丽号停靠码头的时候，有个人曾来接宋蔼龄。他就是当年主持宋耀如婚礼的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博士。里德上船后由于移民局的手续尚未办完，他没有马上见到宋蔼龄。又等了几个小时。见蔼龄一直没有出现，里德只得匆匆离船去参加一个约会，而对宋蔼龄的遭遇一无所知，以至3天后才得到蔼龄的消息。 第26页 第二天清晨，里德带着一名护士上了船。女护士负责看护这位中国姑娘以接替兰曼小姐。于是，宋蔼龄又被转移到一艘别的船上，前前后后被扣留了19天。 宋蔼龄没有哭，她不是那种人。有时她也流泪月p完全是因为感到失望和气愤。她一向性格倔强、机灵，不愿轻易暴露自己内心的想法。这些日子是令人苦恼的，因为她毫无办法，只能无可奈何地等着。在这期间，里德博士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通过教会的渠道把这件事反映到华盛顿。最后，他的唿吁总算成功了。宋蔼龄突然获得自由，她的证件不再有任何问题，再也没有人对她的护照提出异议。美国政府现在愿意收留她了。 小蔼龄在里德博士的陪同下上岸，并同里德博士在旧金山逗留了3天，然后同一道乘火车前往圣路易斯，又转车前往梅肯。她于当年8月2日午夜到达卫斯理学院。此时的宋蔼龄，已经比在上海时老成和坚强得多了。 到达乔治亚州后的第一个早晨，蔼龄醒来时发现梅肯《电讯报》在显着位置报导了她的消息： 在前来卫斯理学院途径旧金山时被扣在船上的中国姑娘宋蔼龄小姐，已随同步惠廉牧师于今天凌晨零点30分来到梅肯。步惠廉牧师离开上海后在路上耽搁了一段时间。大家不会忘记，步惠廉夫人在回国途中在横滨病逝。这位中国姑娘在旧金山耽搁的时候一直在等着步惠廉。 宋小姐的母亲是一位中国基督教徒，她是在上海长大的。她的父亲希望把她送到美国来念书，完成学业后回国在她的同胞中传播基督教。 “她从小就受到我们教会的薰陶，”卫斯理学院院长格里昨天说，我们的传教士步惠廉先生今年夏季回国休假时很乐意带她来美国。他当然希望最好是卫斯理学院录取她，因为他的许多姐妹和侄女甥女都毕业于我们学院。” 步惠廉牧师给格里院长写了一封信，欣然为这位基督传教士的女儿前来美国作好了安排，并按照卫斯理学院的规定为她作好了一切准备。 步惠廉牧师到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姑娘同他会合。因此她不再是孤零零地一个人横越大洋，前来卫斯理学院的。据说这位姑娘相当聪明。 “当然”，她不会勉强其他小姐同她交朋友，也不会被迫同任何其他小姐交朋友，”格里院长还说：“她们不会受到约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一点也不担心，相信她定会受到友好和有礼貌的对待。” 根据格里院长所掌握的情况，宋小姐是来卫斯理学院念书的第一位中国姑娘，但是众所周知，该学院过去曾几次录取过印第安姑娘。 格里在自己家里给她腾出一个小房间。宋蔼龄来到梅肯后的第二个月，就作为“预科生”人学了。 如此的遭遇和如此的折磨，给宋蔼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一直耿耿于怀没齿不忘。 1905年冬天，宋蔼龄的姨父温秉忠受清政府学部派遣赴美考察教育，他将宋蔼龄接到华盛顿并带她一起出席了白宫的宴会，还介绍她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认识。席间，罗斯福总统与这位中国少女亲切的交谈起来。当总统问她对美国印象如何时，蔼龄直率地说：“美国真是美极了，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快活。但如果不是我初来美国的痛苦记忆，我还会更快活。”接着宋蔼龄叙述了自己去年来美国时的遭遇。”我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之邦，可你们的官员把一个15岁的姑娘拒之门外。这和我们中国的待客之道大不一样，我很失望。”据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听罢当场向宋蔼龄这个中国少女表示了道歉。 第三章 混沌时代 1.因病得福的小祥熙 那是1889年的秋天，孔祥熙刚刚过完他9岁的生日不久，同往常一样，他依旧随父亲在私塾里一门心思地苦读着圣贤之书。在孔繁慈不徇私情的严格督导下，孔祥熙小小的年纪却已能够饱读诗书了。他就犹如一块厚厚的海绵，贪婪地吸吮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厚营养和精华，一点一点地丰富着自己，武装着自己。然而就在此时，一场悄悄袭来的大病，差点就夺去了孔祥照那嫩芽般的小生命。以至慌得父亲孔繁慈匆匆将私塾关了门，便背上爱子四处求医问药去了。 此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那是秋天里的一个早晨。孔繁慈起床后发现，平日欢蹦乱跳的小祥熙竟在一夜之间蔫了许多，不爱跑跳也不爱说话了。孔繁慈不知发生了什么，摸摸儿子的头并拉拉儿子的手一问，才知道孔祥照自觉身体不适。孔繁慈二话没说，赶紧跑出家门找乡里郎中来给儿子看病。郎中来后一检查，原来孔祥熙患了虾腮。当地人俗称“虾蜞瘟”。这倒是当地常见的一种小病，用不着惊慌害怕，当下那郎中用中药敷治加上每天用热毛巾敷上几次，只几天的工夫，孔祥熙就又恢復了平日里那种天真活泼可爱的模样。 谁知祸不单行。没出一周的功夫，孔祥熙的脖子上又生起疮来。并且这次乡里郎中来也不行了。孔繁慈只好去请太谷城内着名的中医师来给儿子治病。岂知这一次吃药热敷均不管用，伤口继续溃烂，一天天地扩大蔓延，孔祥熙更是痒痛难忍，人也明显地消瘦下来。孔繁慈看着小祥熙那痛苦的样子，想到儿子的病情日见严重而且久治不愈，最要命的是根本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医治办法。 第27页 爱子如命啊！何况那时孔祥熙又是孔家一脉单传的独苗苗。孔繁慈竟日寝食不安，心如刀绞，但又有劲使不上。当时考虑再三，孔繁慈作出了一个使孔氏家族及四周乡里都不免勐吃一惊的大胆决定：他要送孔祥熙到太谷城内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术医院里去医治。 孔繁慈作为孔子的后代，且一向是崇尚国学，笃信中医，骨子里有着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尊王攘夷”的观念，有着强烈的排外心理。但独生儿子是他的命根子，是他的掌上明珠。为了儿子不至于受继母的虐待，当初他可以终身不再续弦。现在儿子重病缠身了，他能眼看着病魔夺去儿子幼小的生命吗？不能！万般无奈之际，孔繁慈只好有病乱投医了。 想不到的是，孔繁慈这个举动，竟遭到了本家族人和乡亲们异乎寻常的鄙视。 有病投医，这本是极正常的举措，为什么还会遭到如此指责和鄙视呢？ 事情坏就坏在那仁术医院是洋鬼子办的医院上面了。 提起洋人在中国设教堂、办医院的事，说来可就话长。最初，是西方的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输人中国。在清朝以前，这种输人成规模的大致有三次，且歷经了几百年的时间，结果却收效甚微，得不到中国民众的普遍信从。原因主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且遭遇到在中国已居统治或主导地位的佛教、道教的顽强抵制。因此当时一直未能打开在中国的局面，以至西方的基督教会一度中止了基督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但当进入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基督教会发动的第四次对华传教运动，却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百余年歷史上，留下了种种抹不掉的罪恶劣迹。从当年在北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一句俗语中（“酒肉和尚、风流尼姑、奸邪神父”），我们就不难看出，当年中国老百姓对西方基督教输入中国的评价如何了。而且，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尽管西方的基督教会都以文化形式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但因裹夹在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冲突背景下，以至遭到中国社会普遍的激烈抵制。如果说，这一次西方社会的宗教人侵能够最终得以成功，恐怕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的落后和贫穷。 从十九世纪70年代开始的30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于是帝国主义国家间掀起了争夺亚非殖民地的狂潮。正是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的海外传播恶性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传教事业做为侵略工具，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掠夺。他们直言不讳地承认：传教事业可以代替殖民讨伐战争赢得殖民地人民。就这一点来说，“一个传教士低得上一营军队”，所以“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有传教士，就像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军队一样必要”，而且，“与其设立9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9个教堂更为有力”。在维持殖民统治的同时，“传教士是殖民统治必不可少的，殖民统治者与殖民地人民中间的联络官”。在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侵略的战争中，当地教徒可以为帝国主义国家充当“不必花钱的义务警卫队”。就经济上来说，教会分子公开宣称：“为传教事业花1镑，就能推销10镑的货物”，“投资传教事业，可以从商业中获得10倍的利润”，“一个在海外20年的传教士就意味着每年1万镑的生意”。传教事业之所以能起到这样巨大的作用，“其秘密就在于它是宣扬善意、友谊的活动”。对于慈善事业，西方教会利用传教医生骗取人民的信任。教会在当地创办学校，则可以“防止殖民地人民的反叛”。 十九世纪为基督新教传人我国开闢道路的是英国伦敦宣教会教士马礼逊。马礼逊于公元1907年来到中国，曾译出第一部中文的《新约全书》。但他直接布道的效果不大，7年后才对第一个中国教徒施洗礼。当时中国人对他们所传播的福音实在不感兴趣，传教士所散发的宗教小册子，不过被当地人用来包东西或剪鞋底纸样用。 形势的发展要求传教士要不断调整目标和方法，探索新的传教途径。于是他们转向了在当地盖教堂、办医院和办学校这方面来。随着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1842年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及《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这3个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五口通商。即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二、赔偿英国军费、鸦片费以及偿还广州行商所“欠”英国商人的款项共zi00万元。 三、割让香港。 四、协定关税。 五、废除原在广州实行的行商制度，实行对外贸易自由的政策。 六、根据南京条约中的有关规定，清朝皇帝应通令全国免除一切与英国有牵连的汉奸的罪。 七、《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如在通商口岸的英国人犯罪，不能由中国处理。 八、《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每一通商口岸准许停泊一只英国“官船”。 九、南京条约中规定英国人可以携带家眷到通商的这五个港口居住。 《南京条约》之后不久，侵略战争和伴随着战争的讹诈，又使中国承受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如1844年的《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1858年的《天津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等。传教士不仅是这些战争讹诈的直接参与者，而且这些不平等条约从起草到签订也都有他们的参与和策划，有些甚至出自他们的手笔。如郭士立参与《南京条约》，俾治文参与《望厦条约》，卫三畏参与《天津条约》。 第28页 这些不平等的条约明文规定外国传教士可随意在华“开设教堂”，不仅在通商口岸，而且可“安然人内地传教，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丝毫不得苛待禁阻”。更有甚者，当签订《北京条约》时，其中有关外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回地，建造自便”的条款，竟完全是充当翻译的传教士艾德擅自添加的。由中我们可见当年传教士之猖狂和清政府之昏庸。对此，他们曾欢唿：“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几乎出乎意料地对传教教士、商人和学者开放了，这个国家事实上已落入我们的手中，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18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 自《南京条约》之后，各帝国主义教会完全打开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大门。它们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以五大通商口岸和原有的传教点为基地长驱内地，传教士的足迹一时间遍及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到1900年，在中国的西方教徒已达72万人。 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初期，遭到了中国各阶层人士的抵制和反对。有身份地位的传统世家，即“上层社会”因为受“尊王攘夷”的传统影响，视基督教为洪水勐兽而敬而远之；自食其力、尚能温饱的小康之家即“中层社会”则也是採取现实一点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我们知道，传教士要传教要布道就需要有固定的听众，于是他们专从街头召集一些穷苦人家即“下层社会”的孩子，以提供免费的吃喝为条件对他们进行传教。然而，广大的劳动大众最终也无法成为外国传教士传教的真正对象。因为他们大多有很深的传统意识，认为基督教是邪教，认为信仰洋教就是忘记祖宗大逆不道，该遭众人的唾骂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孔繁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肯下决心去洋人办的医院为儿子治病，而且为什么孔繁慈这个有病投医的正常举动会遭到族人的指责和乡里鄙视的真正原因。可以说，它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直接布道之路走不通，才另寻他途转向了慈善事业。他们办学校、办医院。很多的基督教传教士想通过生活接触诸如开办学校、医院和出版机构等社会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通过办学校和教学生圣经、科学和数学，同时配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课程，培养出一批聪明的教徒，一批亦中亦西的人才，从而提高基督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时通过那些聪明的教徒作为他们的助手，帮助他们在中国传播福音。另一方面，办学校、办医院，可以通过学校让中国人了解西方人的理想和他们生活习俗，进而引导中国人崇敬这些西方人的理想和习俗，达到他们占领中国文化领域的目的。其本身也是对中国礼俗、教育和文化的一种新的冲击和挑战。在传教士眼里，学校首先是传教机关，其次才是教育机关。学校对于那些家境好、能请得起家庭教师或有能力在私塾读书的孩子来说无所谓，而对于家境不好的孩子来说，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读书学习的机会，让他们通过学习英语和数学等知识而开闢一条通向财富和权势之路。外国传教士还试图和中国官员合作，对少数中国绅士进行西语。科学方面的专门训练。当时，教会还创办女子学校，开展医学和农学方面的研究。逐渐地，中国人开始把教会学校当做学习西学的基地，做为进一步出国留学的阶梯。 教会办的学校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确实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截至1890年，已有近百所小学规模的学校在中国建立，同时还有中学、大学和女子专门学校等等。 上述情况在山西也不例外。1880年，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基督教公理会的教友们，成立了一个以中国为传教目标的“中华团”。并委派曾传教于北京大学的美国传教士丁嘉立来到山西进行考察活动。继而在1883年，“中华团”的骨干成员文阿德、贝如意、卫禄义、高雅格等传教士都先后到达山西，选择布道点。那时基督教公理会已在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设立了布道点，这次来山西也已有了一定的经验。这些传教士住在距太谷县城25公里的美庄村，开始了他们的传教活动。印刷包括基督教教义、教规及信仰的小册子，散发给当地的人民。并且根据当地人对此的反映，进而选定太谷为基督教布道点。 基督教的教义通常包括： （一）论神（或称上帝）：它是创造天地万物、审判万人的大主宰，它是圣智，全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二）论人：讲人有罪性（即所谓“原罪”，由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开始，全人类都犯了罪），同时上帝又给人自由。人既有自由，又有与生俱来的罪性，所以人就不能不犯罪，永远无法自拔。 （三）论基督与救赎：上帝看世人犯罪无法自拔，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己身，成了完全的赎罪祭，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洗净了信众的罪。世人要想从罪恶中得拯救就必须皈依基督，世人除基督之外别无希望。 （四）论教会：得救的信徒组成得救的团体，即教会。它是基督的身体，它在地上要为基督争战，等待最后成为在天的得胜、荣耀的教会。 第29页 （五）论来世：世人既犯了罪，罪的代价就是死。世上既充满罪恶，将来基督要乘威荣从天降临，基督为王，审判活人死人。凡信徒就进入天国得享永生，不信的罪人就被丢人地狱硫磺火湖受惩罚。 这些教义反映为一般教徒的信仰就是： （一）世上充满了苦难。 （二）苦难的根源就是人自己犯了罪。 （三）基督教就是教导入学会忍受苦难，相信一切不幸遭遇都是上帝的安排。人在地上忍受苦难，死后可以进天国享永福。 （四）信基督教，凡事蒙上帝祝福；不信基督教，就是得罪基督，凡事被咒诅，样样事情都倒霉。 基督教的教规通常根据圣经即旧约《申命记》第五章中的所谓“广西十诫”即： （一）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二）不可拜偶像； （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 （四）六日勤劳作工，第七日守安息； （五）当孝敬父母； （六）不可杀人： （七）不可姦淫； （八）不可偷盗； （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十）不可贪人一切所有的。 基督教会的活动和组织： 一般基督教会的基层单位是堂会，通常每一堂会有一个牧师负责传教活动。在牧师之下，由教徒骨干组成堂董会负责行政事务。在一个地区内，同一宗派的各堂会组成地区性组织，全国范围有全国性组织。 基督教会的主要活动就是每周一次公共礼拜。此外还可以组织小组活动，小组活动教徒可以自由参加。 教会的宗教仪式中有五桩所谓“圣事”：洗礼（教徒人教仪式），婚礼，殡葬，圣餐（通常每月一次，教徒分领饼、酒，说是吃喝耶稣的肉和血，就此罪得洗清有了耶稣的生命），圣职（按立牧师的仪式）。 这些圣事都是必须由牧师主持的。 基督教会的教牧人员一般分为二级或三级：主教、副牧长和牧师。教牧人员一般都是终身制。 当年，基督教在太谷最初的传教活动，即遇到了乡民的抵制和反对。人们见到这些金髮碧眼的不速之客，不仅有些畏惧也有些仇视。传教士走在路上，有时会有砖头瓦块突然投向他们，常常打得这些外国佬措手不及，狼狈窜逃。 为了消除或减轻人们对基督教的反感情绪，在太谷活动的传教士们改变了策略。他们除了建立教堂讲经布道之外，还在太谷设立了诊所，创办了小学，供人们免费医疗免费入学。 孔繁慈就是在这个时候，带着他的独生儿子孔祥熙来到教会办的仁术医院诊所求医的。 孔繁慈在万般无奈下才来教会，原本是因为他并不了解基督教。然而在太谷的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却大都知道中国的孔子--孔圣人，甚至了解孔圣人的后代孔繁慈。 当时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尊孔信孔的，他们认为只有孔子是最正统的，只有用孔子的思想才能治理好国家，使国家逐渐富强起来。从客观上讲，这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抵制了基督教的传人，使洋人的传教事业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现在，连孔圣人的后代都主动上门求医，对那些洋教士来说可谓“福从天降”，高兴得他们有些手足无措，直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传教士认为传教十个中国下层社会的贫民，顶不上传教一个有影响的上层社会分子。孔祥熙父子即是圣人之后，名门出身又知书达理。眼下小祥熙既是他们的病人，更是他们值得培养的一个对象。从这个中国少年身上或许能打开与中国上层社会联繫的缺口，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应该是一个难得的宣传机会。立此存照，孔家父子本身就极具说服力。 出于这些目的，传教士对待孔祥熙格外地亲切和蔼，彬彬有礼。10岁的孔祥熙毕竟因为一直生活在封闭的环境里面显得有些“不开化”，刚刚接触这些金髮碧眼的外国传教士兼医生时，难免有些局促不安。一位洋医生高雅格大夫给孔祥熙做了初步诊断和处置后，告诉孔繁慈保证为他的儿子精心治病，而且表示几天就能治好。为了让孔祥熙更好地配合医治以便好得更快些，洋医生还要求他住院治疗。但小祥熙怎么也不肯答应。洋医生恐怕由此闹僵甚至吓跑这父子二人，只好作罢。他们最后决定，孔祥熙每天上午到医院门诊。于是，孔祥熙的病情很快便得以控制。 仁术医院开设在太谷县城南街，在当时是一座设备较为先进的现代医院。由于中国人吃惯了膏散丸丹，不相信西医西药，所以生意一直很冷清。当时人们还不了解，西医西药是很先进的一种治疗方法，对某些疾病尤其像孔祥熙这种生疮的病，医治起来要见长于我们的传统中医。 孔祥熙每天一趟门诊，一连去了两个星期。实际上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传教士为了多接触孔祥熙而有意拖延了，病情大大好转，溃烂的疮口不仅已经被止住而且四周开始长出嫩肉。随着病情的好转，孔祥熙的心情也渐渐开朗起来。和洋大夫接触时，他话也多了，脸上也有了笑容。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高雅格大夫婉转地问孔祥熙：“你可不可以到我们医院住几天？这样，你的病会好得更快。” 孔祥熙想了一会儿，想到每天从家到医院足有6华里，实在不方便，赶上颳风下雨，更是对病情好转一点益处没有，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反覆。再说仁术医院的免费治疗和热心周到的服务，都使孔祥熙的内心深处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慢慢地已不再畏惧洋人了，而且愿意多和他们亲近亲近，多聊几句天。 第30页 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孔祥熙点头答应了。 孔祥熙在仁术医院住院期间，教会方面在他身上可谓煞费苦心。医院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医生、护士、传教士和有关人员都争先恐后地抢着为这个中国男孩做这做那，忙个不停。特别是专门护理孔祥熙的那位看上去恬静文雅的女护士，对孔祥熙更是格外热心，百依百顺。这位西方式的美人儿不仅打针换药时动作轻柔，面带微笑，而且只要有空就拉着孔祥熙的小手，给他讲圣经故事和童话故事。虽然10岁的孔祥熙这时还难以理解基督教义中博大精深的真谛，但基督教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如耶和华，耶稣以及安息日、十字架等已深深印入了孔祥熙的脑海之中。 在外国医生、护士的精心治疗和苦心照料下，人院一周孔祥熙的病果然痊癒了，疮口也平復如常。孔祥熙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父亲孔繁慈的身边。 孔祥熙的归来，使得当初争论该不该去洋人医院而引起的风波自然平息了，也使得孔繁慈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当初送儿子去教会医院，实际上已是死马当成活马医，没想到眼前的儿子欢蹦乱跳健康如初。何况在给儿子治病的过程中，高雅格大夫得知他常年吸食鸦片，还主动地给他服用了戒菸药，使其多年的恶习终于去了根。这一切怎能不令孔繁慈感激和高兴呢。为了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孔繁慈特意备了一份厚礼，带上孔祥熙来到仁术医院对医生、护士和传教士表示酬谢。医院的洋人们一见他们的工作已经收到了初步效果，哪还在乎什么礼品不礼品呢。院方当即婉言谢绝了孔繁慈的好意，表示为了传播福音他们不收取任何报酬。非但如此，洋医生还表示以后每隔一段，就要到孔家看望孔祥熙一次，为他定期检查身体同时也做一些宣传工作。这样一来二去，孔祥熙觉得这些外国人非常和蔼可亲，便从心里愿意和他们接近和交往。于是彼此之间成了朋友。 为了进一步诱导孔祥熙热爱基督信仰基督教，传教士不时地邀请孔祥熙参加一些宗教活动，像踏青郊游等等。因为太谷本就是个歷史悠久的古城，名胜古蹟很多，如城关西南的白塔和光化寺等，在当时都颇有名气。此外传教士们更多地还是领着孔祥熙到教堂、医院、学校和其他教会机构参观，让他对西方文化更多地开开眼界，受受薰陶。一边参观，传教士们一边为孔祥熙作讲解说明。教会中的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对他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吸引着孔祥熙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以外的新知识，及至渴望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正是由于这次生病而引发的种种铺垫，所以待后来教会学校招生时，孔祥熙毅然决定要去那里读书。 2.初入华美就学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一种凄悽惶惶的无奈中，人们迎来了1890年的春天。这一年可谓又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年。西方各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正欲谋掀起新的瓜分中国的浪潮。而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眼看着给外患内忧搞得焦头烂额，以致广大的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竟日忧心忡仲。 国家民族的空前危机和灾难，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到山西、波及到太谷，因而也在太谷孔家--这个中国最古老的家族中，引起巨大的不安和恐慌。尤其是对孔繁慈父子俩来说，国家时局的日趋恶化，实在令他们深深地为之担忧。尤其是对孔祥熙这样一个刚刚接触了洋人并因此肯于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少年来说，其心灵的震憾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摆在面前的诸如强大与软弱、新思想与旧观念、科学与愚昧等种种矛盾冲突，如一股强大的潜流，时刻拍击着孔祥熙的心灵。使他深深地感到，中国之外还应该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渐渐地孔祥熙对自己苦心学习的中国传统文化感到悲观失望，他在脑海中萌生了弃旧而求新的念头。他要了解外面美好的世界，也要去享受外面这个美好的世界。而孔祥熙希望得到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父亲孔繁慈和家族中任何人都无法满足的。惟一的也是可行的办法，就是去洋人办的教会学校去读书学习。 这一年的春天，刚刚10岁的孔祥熙听说基督教会在当地所办的华美公学即将招收新生的消息，就郑重其事地向父亲孔繁慈提出，他想到华美公学去读书。 华美公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一所西式学校，学制为5年，在这所学校里，不仅有美国传教士讲授数学、自然、地理等课程，还有中国国学基础较好的老师讲授四书五经。 “知子莫如父”。听到儿子的要求，看到儿子一脸的认真和庄重，孔繁慈深深地知道自己肚子里的那点东西已不够孔祥熙用了，因为他懂得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所打下的基础对其一生前途的至关重要。况且父子俩一直相依为命，儿子的志向、秉性、以及所要追求的美好理想，孔繁慈比谁心里都清楚，清楚的就像自己手掌上的条条纹路。当即父亲微笑着点头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孔祥熙一蹦老高，转身就去报名并认真准备着录考和开学。 曾在父亲所办的私塾里苦读4年的孔祥熙，有着比同龄孩子更深厚的国学基础，接受能力也很强z孔祥熙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够学好新的知识。教会学校对孔祥熙来说，一切都是新奇和神圣的，而＿个十来岁的孩子对神圣新奇的东西的追求是强烈的，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第31页 当然教会学校对孔祥熙还有一个很大的诱惑：不收学费。孔祥熙上了华美公学，不仅可以学到知识，还可以帮助父亲减少家用开支，这样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岂料此事刚一传开，立刻又在孔氏家族内部掀起轩然大波。程家庄井儿院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与融洽。 当时孔氏家族中的所有人都认为，孔圣人的后代进洋人办的学校学习，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简直败坏门风。如此不成体统的先河一开，将来不可收拾。 于是族中的一位长者，自恃年高望众，噼头髮问孔繁慈： “你们是不是孔家的后代？” “是”。孔繁慈答道。 “是就好，你说说是外国人的洋玩意儿好，”老者说着翻了孔繁慈一眼，“还是咱们老祖宗的东西好？” “这--这--”孔繁慈语塞了。 看到孔繁慈答不上来。那老者进一步教训孔繁慈道：“以玄圣的后裔，竟然降格以求，信奉洋教，这不仅是孔门的耻辱，而且更有失神明华胄的体面。小孩子不明事理，你怎么可以答应他呢？” 对于族中长者的发难，孔繁慈无可奈何，知道一时也解释不清。他只好硬着头皮陪笑应道：“您老人家有所不知，进洋人的学校，不一定就非信洋教不可”。 “那也不能进洋学校。和洋人发生关系就不行，会有生命危险。”那老者怒视着孔繁慈，气得鬍子一抖一抖的。 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 孔繁慈是个知书达理之人，思想较为开化，对世界潮流的发展大趋势，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站在儿子一边，对孔祥熙上“华美公学”读书坚决表示支持。 不过，孔繁慈也深知眼下中国民众痛恨洋人，其反侵略、反洋教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当时，在全国各地杀洋人、毁教堂的事时有发生。比如前些年在孔祥熙还没有出生时，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对于这一切，孔繁慈认为那都是因为个别的洋人造成的，准确地说是由于个别洋人一些过激的作法造成的。在太谷，孔繁慈亲身经歷了儿子有病进教会医院治疗这件事，他接触到的洋人都是和蔼可亲且对他们父子都是倍加关怀和照顾。事实最具说服力。孔繁慈相信太谷的洋人干不出什么“坏事”，既然不干“坏事”，也就发生不了杀洋人，毁教堂这类的事，他们父子的生命也更谈不上有什么危险。 当然，在这里孔繁慈的看法和推理是不够全面的，带有严重的感情色彩。应该说，当年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那种群众自发的反侵略、反洋教运动，是由于洋人普遍的不法行为造成的。绝不是“个别”，而是大多数。或者说在中国，洋人传教和群众反教这对矛盾中，传教士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当年有一个西方传教士曾直言不讳地说：基督教传人中国，就是要“统治中国，使中国基督教化”。他们要使中国人“爱其教主，乃过于爱其朝廷”。 清朝末年，大批的传教士，在中国宣传基督教，招人“信教”，以张扬外国势力；引人“投教”并出钱收买贫苦的人“吃教”，他们恶意挑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关系，愚弄和控制教徒的思想，甚至明目张胆地勾引中国人背叛祖国。他们办赈灾，办医院，办育婴堂，乃是传教士“用极小的资本，获得最大的结果”的一种传教手段；他们办报刊，办学校，输送留学生是为了培养服从基督教会的各种“人才”，也是“控制中国发展”的“最圆满和最美妙的方式”。传教士以教会、教堂、学校、报馆、医院和育婴堂等为据点，在中国撒开了一张大而密的文化侵略网。可以说，当年的基督教教会，就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侵略政策的大本营。 也正是因为当年那些外国传教士在华罄竹难书的罪恶行为，在神州大地广泛流传并传至山西太谷之后，才在太谷孔氏家族中引起强烈的牴触和巨大的恐慌的。所以说那位族中长者及其所代表的一部分孔门族人，才出面强烈反对孔祥熙到教会开办的学校去读书，尤其反对孔繁慈父子去信什么洋教。在这些因循守旧、顽固不化的人眼里，孔家父子的行为简直就是背叛，一种对祖宗的叛逆行径。所以他们要出面制止，要替天行道。甚至这些人还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对孔繁慈父子的一种爱护或说一种拯救。倘若没有他们的这么一种爱心，孔家父子俩指不定要堕落到什么地方去呢。 在当年的中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抱着这样愚顽不灵的心理。他们不肯睁开眼睛看世界，只一味地知白守黑，指鹿为马，蒙自己也蒙别人。本来，刚刚发生不久的孔祥熙洋人医院治病的事，已经证实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包括医学方面）的确比我们先进了许多。我们中国人自己不行的，就首先应该承认，应该虚心学习，然后迎头赶上就是了；而绝对不该为没脏水连同盆里的孩子也一齐倒掉。 写到这里，我们才由衷地感受到，鲁迅先生当年为什么要提出并那般地强调“拿来主义”。 不过在当时，也有一些思想较开明的人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科学。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中国的闭关自守。中国要想变得和西方国家一样强大，就必须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并且，当时也确乎存在一些有识之士，决定用自己从西方洋人手里学来的先进科学知识，来拯救自己的国家，拯救自己的民族。 第32页 孔繁慈正是抱定了这种思想，才坚持让孔祥熙上教会学校学习的。 双方在僵持中，眼看着华美公学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族中的长者和一些“守旧派”人士，看到孔繁慈父子全然不为所动，深恐到时候一开学孔祥熙真的来一个不管不顾，背起书包上学校，那就在族人面前丢尽脸面丧尽长者之风了。没办法，他们只好请出“说和人”出面讲行折衷调解。 “说和人”提出的条件是，让孔祥熙在众人面前答应“只在教会学校读书，不许信奉洋教”。 谁知，孔祥熙也是个难以驯服的孩子。他连这一点要求，也不肯点头答应。在众目睽睽之下，孔祥熙咬紧嘴唇不肯开口，还高昂着脑袋，眼睛向上，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一时间事情差点又成了僵局。 还是那位“说和人”，毕竟有本事。他一副自嘲的样子，息事宁人地对族中长者说：“孩子既没申辩，也没摇头。没摇头就算表示同意了。” 那位族中长者明知再僵下去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只得顺水推舟做个好人，以家长的口吻训导了孔祥熙几句，然后长嘆一声拂袖而去。 孔祥熙父子胜利了！我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孔祥熙高兴地用小手抱着父亲，摇了又摇。 开学的那一天终于盼来了。孔祥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在父亲的陪伴下，高高兴兴地到华美公学报到。一路上，孔繁慈想到自己一生没有多大作为，想到儿子治病已和洋人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又想到儿子的将来……不免感慨万千。他一再叮嘱孔祥熙要用心读书，将来一定要为孔家争光。孔祥熙默默听着父亲的话，不住地点着头。他心里在想，今天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是通过“斗争”换来的。自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读书，绝不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 华美公学当年就设在太谷县城。其教学宗旨是培养亦中亦西而且对教会有用的人才。当时学校任职的教员中，除了一位教授四书五经的刘凤池先生是中国人外，其余的教师都由美国传教士担任。而且讲授四书五经，只不过是装装门面，表明基督教会也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学校最初的课程安排，完全仿照美国的教育方式，计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圣经》摘要等等；后来又增设了哲学课。学校还要求学生要德智体三方面发展，开设的体育活动有打球、赛跑、跳高、翻槓等。因为这些课程和玩差不多，与中国传统的私塾相比，学生们自然感到新颖别致，都喜欢参加，孔祥熙也不例外。 孔祥熙因为有国学的基础，人又聪明，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很强，学习成绩很快就在班上拔了“尖”。老师们都喜欢这个有着一双大眼睛和一个圆圆的大脑袋的中国男孩。同学们也都把孔祥熙当成学习的榜样，愿意接近他，和他一起玩。 学校要求学生每天早晨做一次礼拜，每周三有一次祈祷讲经会。这每周一次的讲经会，是孔祥熙最感兴趣的一门课，也是孔祥熙最引以为自豪的一门课。中国传统的授课方式是只许老师讲，不许学生说的“一言堂”，而担任讲经会这门课的美国传教士却教学方法灵话，每节课老师都要留下少许时间，引导学生发言。辩论，学生们可以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谈自己的看法。 对孔祥熙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学生自由发言和辩论，因为他比别的孩子都聪明且反应又快，所以说是学生自由发言，实际上大多数时间是其他学生听孔祥熙的发言。 孔祥熙的儒学基础扎实，又是师从家门，对人世间的一些事情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和基本立场。他理解基督教义，不是盲从地接受老师的观点，而是拿西方的基督教与中国的传统儒学进行比较和分析，然后向老师提出自己的疑问。孔祥熙提出来的疑问往往是惊人之语，老师如果反应慢一点，还真被他给难住过。 有一次，主讲老师讲述完上帝创造万物、而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操诸上帝之手的教理后，宣布同学们如有问题可以提问和发言。孔祥熙第一个举手。老师允许后，他从自己的位子上站了起来，从从容容地向老师问道： “老师，传授科学浅说的老师讲一切风云雷雨，都是自然现象，这话对吗？” 讲经的老师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是对的。” “那么”，孔祥熙接着再问：“既然风云雷雨都是自然现象，那么您为什么又说，世间一切事物都操诸上帝之手呢？”孔祥熙在提问之前，显然是经过了逻辑推理。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满腹经论的讲经老师想不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竟提出这样的问题，支吾半天也难以自圆其说。 尽管孔祥熙在校期间，不能算一个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但中外老师对他一直都很钟爱。传教士们认为，孔祥熙对基督教义好提问题，正说明基督教会施教的一大成功。 学校里有位年轻貌美的女教师，名叫贝如意。她多才多艺，生性活泼，对孔祥熙格外喜爱并另眼相看。贝如意有时看到孔祥熙做了她认为不对的事，就把孔祥熙叫到自己的房间，先是批评几句然后安慰几句，以示关怀。没事的时候，她就教孔祥熙唱歌，给他讲故事。到了星期日，贝如意便带上孔祥熙和其他几个孩子外出游玩。太谷是座古城，建县早而古蹟多。贝如意拉着孔祥熙的小手，带他逐一参观，真使孔祥熙心里感到了几分温暖。孔祥熙从小就失去了母爱，使他的童年生活乏味了许多。现在有了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对他关心，给他照顾，也算孔祥熙人生不幸中的大幸了。贝如意始终坚定地认为，孔祥熙是个智力超群的孩子，如果好好培养，日后定会前途无量。果然，孔祥熙日后的发迹，恰恰证明了贝如意当年预言的先见之明。 第33页 在华美还有一位卫禄义牧师，对孔祥熙也倾注了很多心血。井且，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孔祥熙的一生，是孔祥熙没齿难忘的恩师和义父。可惜，庚子年间卫禄义遇难，孔祥熙后来常将此事引为终生憾事。为了报达恩师，孔祥熙发迹后每次赴美都要去探望卫夫人。1934年，孔祥熙还把卫夫人从美国接到太谷住了整整一年。 终于，那美好的让人不胜留恋的5年学习生活，就要过去了。在即将毕业之际，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对孔祥熙触动极大，以至终生难忘。 1894年7月，孔祥熙即将从华美公学毕业。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双方激战朝鲜牙山一带。清廷对日宣战后，急调各省军队出关增援，四川、陕西的军队日夜兼程出关参战（当时战火已到我国东北），恰巧山西省的太谷、榆次是清廷援兵必经之地。 一个星期天学校放假。当时正是隆冬腊月，孔祥熙出城办事，途中看到几十个身着单衣、脚穿草鞋的士兵的路边围了一堆篝火取暖。虽是烤火取暖，可士兵们还是混身打颤，冻得鼻红脸青。街口是一家山西刀削面馆，店里贴着纸条写着价钱，一碗面12文钱。可当士兵进店买面充飢时，店老闆却声称少于15文钱不卖。士兵们是冷饿交加，没办法只得照价付钱，吃完面还要强作笑脸向店老闆讨碗面汤。 看到这一切，孔祥熙顿生恻隐之心，走上前和士兵们攀谈了起来：“你们开到哪里去？” “远哩，到关外去跟日本人开仗。” 关外？那里滴水成冰，比山西要冷得多，孔祥熙吃了一惊并脱口而出：“你们就穿单衣、草鞋去关外吗？” “那有什么办法，只有这些。” “你们从哪里来呀？” “四川。”回话人长嘆一声：“别说跟日本人打仗，到不了山海关只怕我们早冻死喽。” 这只言片语的简短对话，像一磅重锤，重重地击在孔祥熙的心上。他站在路旁，一言不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视死如归的士兵，在军官的驱赶下又踏上了吉凶未卜的征途。 由于激动，孔祥熙白胖的脸上涌现出一抹红晕，一脸悲愤的表情。他握紧拳头，暗自发誓一定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以不辱自己的一生。 “路边取暖”这一幕深深印人了孔祥熙的脑海，返回学校后，孔祥熙慷慨陈词，发表了平生第一次反清言论： “国家发生外战，檄调大军，保卫国疆，最低限度要使将士们吃得饱，穿得暖。如今皇室驱使这种饥寒交惫之师，万里赴援，效死沟渠。这么样的荒谬愚昧，惨若昏愦，岂不是在拿国民性命作儿戏吗？”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于1894年7月，结束于1895年3月，歷时8个月。因这一年是甲午年故史称“中日甲午战争”。 这场战争在日本方面是蓄谋已久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后开始走上资本本主义道路，却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它从一开始就强烈地要求对外侵略扩张。1874年日本曾武力侵犯中国的台湾。1879年日本吞併了琉球国。与此同时，日本还积极向朝鲜扩张其侵略势力，并且企图对中国实行侵略战争。1885年起，日本开始进行10年扩军计划。这个计划提前两年于1892年完成。1893年日本成立战时大本营，作好了武力吞併朝鲜并进而同中国作战的准备。 当时朝鲜处在腐朽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倾轧也很厉害。日本侵略势力乘机在政治和经济上渗透朝鲜内部。1885年，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立一个有关朝鲜的条约，规定以后遇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需要派兵朝鲜时须互相通知。日本后来就是利用这个条约出兵朝鲜，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1894年春天，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机。它先诱使清朝政府出兵朝鲜，表示“贵政府何不代韩勘乱？……我政府必无他意”。清朝政府得到日本的这种“保征”，又应朝鲜的请求，于五月初一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进驻朝鲜京城汉城以南的牙山。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日本随即也派兵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大举人侵朝鲜。五月初七（6月10日），日军占领了朝鲜京城汉城。在战争形势逼在眼前的时候，清朝政府却先后央求俄国和英国进行“调停”。当时英国政府公然站在支持日本北进的立场上，因而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调停。至于沙皇俄国，虽然对日本军国势力的向北扩张持一种警惕的态度，但它又居心叵测地希望中日之间进行一场战争，以便坐收渔人之利。这样一来，沙俄帝国甚至巴不得希望日本早点发动对中国的进攻呢。于是就在满清朝廷磕头作揖地乞求国际调停的时候，日本军阀竟杀气腾腾地动起手来。 1895年春天，在日本下关一个阴沉的日子里，中国清政府的全权代表李鸿章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署了完全依照日方条件而订立的屈辱的《马关条约》。届此歷时一年有余的“甲午中日战争”，最后以中方的惨败而告彻底结束。 大约就当此际，孔祥熙以优异的成绩自华美公学毕业了。 3.脱颖而出 第34页 人的一生真就是这样，关键的时候往往只有几步，朝东或者朝西仅一步之差，就可能影响甚至改变其一生的命运。假如当年孔祥熙不是突然得了那么一种病并且莫名其妙地医治不好，因此才进入教会医院才接触了洋人，直至后来才有了机会进华美公学读书，并由此和洋人乃至西方社会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那么，恐怕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歷史就要改写。起码所谓的“四大家族”当不復存在了。 正当中日“甲午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孔祥熙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华美公学。5年的求学生涯一晃过去了，孔祥熙也由一个乳臭未干的幼稚顽童，出落成一个容貌不凡且才华横溢的少年。但拿到毕业文凭后，孔祥熙没有忘乎所以，也没有因老师对他的最佳评语而陶醉。相反，他却是一脸惆怅和茫然。5年含辛茹苦得到的一纸毕业证书，虽然说明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但他深知仅仅这点文化知识是不够的。孔祥熙需要继续读书和深造。而在华美公学的毕业，则意味着自己将失去学校的庇护，意味着从此要自己去寻找前程和出路。当时孔祥熙想到，在自己的家乡，在太谷方圆百十里内，还没有一所合适的学校能满足自己学习的要求。 孔祥熙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为自己的前途徘徊和仿惶，竟日忧心忡忡。其实，孔祥熙过虑了，华美公学早已考虑到孔祥熙在校期间的表现，认为他是一个天资聪颖、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个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这些因素促使校方决定，保送孔祥熙去通州潞河书院深造。 当时的潞河书院是一所设在直隶省（今河北省）通州的一所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办的教会学校，创办于1867年，创始人名叫谢卫楼。1905年由基督教长老会、公理会和伦敦会合办后，改称华北协和大学。1917年该校与汇文大学合併。1920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人，从而成为蜚声中外的着名学府--燕京大学并且校址迁入北京，原潞河书院改为通县中学。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燕京大学併入国立北京大学。 不过当时，对于华美公学校方的安排，孔祥熙一无所知。一天，孔祥熙正在家里读书，忽然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身高体胖满脸堆笑的外国人。这位不速之客就是那位卫禄义，孔祥熙在华美公学读书期间的一位教师兼传教士。在华美期间，卫禄义和孔祥熙的关系非常好，孔祥熙有什么话都愿意跟卫先生讲。卫先生也非常赏识他的这位中国学生。卫禄义早已从孔祥熙苦恼的表情上，看出他毕业后一时找不着合适的学校的窘况。所以这一天，他特意来孔家告诉孔祥熙父子一个天大的喜讯：“如果你有意进潞河学院，我可以负责代为办理入校手续。同时要是你家中不放心，我愿意亲自送你入学”。 接着卫禄义向孔祥熙介绍了潞河书院的来歷及其环境和师资的情况。 去潞河书院读书，孔祥熙自然没有问题。他怎能拂却卫先生的一派好意呢，何况他自己也正为没有一所合适的学校去读书而犯愁呢。 父亲孔繁慈想的则是：儿子已经在教会学校学了5年，半途而废总是不好。尤其时下局势日趋不稳，到教会学校读书一来可以得到教会的保护，二来可以学到一技之长，对将来可以肯定地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想到这里，孔繁慈就像当年支持儿子人华美公学一样，毅然决然地同意孔祥熙远行潞河书院读书。不过，孔繁慈心里也明白，他这一点头意味着将又有一场风波再起。进教会医院给孩子治病、人华美儿子上学读书，父亲为了儿子的前途，在重大的压力下都挺过来了，而眼下这一次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孔繁慈暗下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果然不出所料，在孔繁慈答应儿子去潞河书院上学之后，族中的老辈守旧之人旋即向他群起而攻之。 仍是那位有着花白鬍子的长者，怒沖沖地找到孔繁慈，见面就噼头盖脑大声呵斥： “祥熙在本地教会学堂念了5年书，退一步说，就算叫他去散心游玩吧，也未尝不可。现要你居然叫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给洋人带到通州去上学。“父母在，不远游”，老祖宗早有明训。你让这么一点点大的孩子离乡背井，千里远行。你究竟是何居心？难道，将来洋人要把祥熙漂洋过海带到外国，我们也可以准吗？” 事情就是这样，无巧不成书。说者无心的话几年后竟果真被听者有心的人实现了。几年之后，孔祥熙真的漂洋过海去了外国。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时孔繁慈只好以理据争，反覆向族中人解释现在时代进步了，潮流不可阻挡。朝中的王公大臣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新式学校读书，或者送出国去读书，有眼光的革新人士都在倡导西学，操练新兵。念新学校、学新文化，有什么不好呢？你们难道真的愿意让小群熙一辈子呆在这山沟沟里，不得施展抱负？难道这样做就符合祖宗的意愿吗？如果你们真的爱护小祥熙，就应当随潮流而动，何苦一味阻拦呢？ 孔繁慈的这一席话，当下说得众族人无言以对。孔繁慈的脾气，族人们已领教过一回，知道他一拗起来，天王老子都休想把他拉回来。 于是，族长带着族人知趣地走了。但事情并未就此罢休，众人商议后，决定使出“声东击西”的一招--他们派人去找“洋鬼子”卫禄义算帐。 第35页 派去的人找到卫禄义，向他严正警告： “孔祥熙的门第和家世你总知道的。你用邪门左道，把他父子俩迷得昏头转向，念了5年华美公学，居然还要带他上通州。你这种行为，等于拐带玄圣裔孙。别说孔氏家族，地方官府也不许可，就是奏报朝廷晓得了，也要治你的罪。” 孔门族人的责难，使卫禄义一时不知所措。他想了想，连忙解释说：“赴通州求学，完全是孔祥熙和他父亲的意思。这一个问题你们似乎应该去跟他们讨论。” 孔门来人不听卫禄义的这一套，继续威胁道：“我们只知道你要带走孔祥熙。请你记住，太谷官府和地方都不允许你胡作非为。倘若你拐带孔祥熙离开太谷一步，对不起，不论发生任何事情，一概由你自己负责”。 话说的如此强硬，如此绝决，使得卫禄义的心里不免有些害怕。联想到各地不断发生的烧教堂、杀传教士的不愉快之事，他在心里产生了放弃带孔祥熙去通州的念头。 来人见卫禄义低头不语，知道他害怕了，也便转身回村復命去了。 族中长者听了事情的经过，满心以为这次他们得胜了，不免欢喜异常。哪知物极必反，他们这种做法激怒了孔繁慈，并由此更坚定了让儿子去潞河书院读书的决心。他连夜风尘僕僕地赶往县城去见卫禄义，向卫禄义请求道：“我决计把我的儿子孔祥熙交付给你，就像交到上帝手中一样，无论你带到哪里，我都十分放心。” “孔先生……”一时卫禄义左右为难，想说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 孔繁慈不等他回答，马上接着说道：“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请你留意，祥熙虽然聪明颖悟，根底不差，不过他的奇心大，言行每易失之于放肆。我要请先生转告学校当局，对他务心严格管教，不可稍存姑息。否则的话，他的学业便不易精良。” “孔先生，我……”卫禄义不免耸肩摊手，一时哑然。 “卫教圣，我今天和你约定，只要祥熙来日学业有成，我一定叫他永远不忘你的爱护栽培之恩。叫他祝你如父！至于太谷地方上和我族中诸人的反对，你尽可置之不理，而且只管放心，我自有应付的法子，断乎不会使你为难的。” 言之恳切情之真诚，卫禄义深深地被孔繁慈的一席话感动了。他当即责无旁贷地表示：“好的，孔先生的吩咐，我一定照办。” 就这样，孔祥熙父子终于冲破了世俗的偏见和外部的压力。虽然孔祥熙进潞河书院读书一事歷经艰难曲折，但最后终告成功。待孔祥熙收拾停当，卫禄义马上亲自陪他启程去通州。 山西太谷与直隶通州，虽属相邻省份，但交通却极不方便。孔繁慈把儿子送了一程又一程，路上叮嘱儿子要听从“义父”的安排，最后才依依不捨地与儿子和他的“洋朋友”分手告别。 在潞河书院学习期间，孔祥熙以他的聪明伶俐，很快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老师们也都非常喜欢他。老师们的“宠爱”，并非只因为孔祥熙聪明伶俐，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孔祥熙接受基督教洗礼并进入教会学校读书，视作来中国传教的重大收穫和成就。 因为，潞河书院的教师教书一般都属“第二职业”，传教才是他们的主业。平日里，他们传教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中国士大夫阶层对基督教的指责。当时，许多中国士大夫指责基督教为：“崇天主之教，弃孔氏之经，但知有天，无所谓君；但知有天，无所谓父。蔑中国之人伦，从夷狄之谬妄广面对这些指责，西洋教士往往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现在则好了，连孔圣人的后代--孔祥熙都来了。传教士们认为，孔祥熙到教会学校读书，本身就是最有价值的宣传。所以，每当出去布道总要带上他，让他以身说教。 孔祥熙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西方基督教义的洗礼，加上他的伶牙俐齿，他确实能自圆其说地找出儒学和基督教相似的地方来。孔祥熙向人解释说：基督教称天为父，称一般男女为兄弟姐妹。而《论语》中就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训，宋代人也有“民吾同胞”之说。所以，从平等博爱的角度看，中西学说可谓殊途同归。渐渐地，孔祥熙成了传教士讲经传道的得力助手。 就在这时，传来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消息。1895年春天的日本下关，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该条约规定： （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丶实际上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附近岛屿给日本。 （三）中国赔偿军费库白银2万万两。第1年交一半，余分6年交清沫交清前每年须偿付利息百分之五。 （四）添开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为通商口岸。 （五）开闢内河新航线，一自宜昌上溯长江至重庆，一自上海沿吴淞江和运河至苏州及杭州。 （六）日本人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意设厂制造货物，并运销中国内地，且只按进口货例纳税，免除中国一切内地税。 《马关条约》是个极不平等的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划分势力范围的新高潮，中国近代社会亦更进一步殖民地化了。所以，《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传出，便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尤其是台湾人民，得知割台消息后群情激愤，哭声四起。人们一致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第36页 孔祥熙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此时皆是西方列强横行霸道、侵略中华大好山河的种种劣行，以及中国的清朝政府腐败黑暗，皇宫贵族穷奢极侈。连年的战争和对内横徵暴敛造成国家日见贫穷，人民屡遭涂炭。这铁一般的事实，使得孔祥照周身热血沸腾。他在心灵深处萌发了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青年人所特有的狂热和责任感，激励着孔祥熙决意要做出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4.做爱国青年 甲午战争中中国方面的最后惨败，宣告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满清政府中一部分高层官员所推行的“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当时的满清朝廷全权代表李鸿章自日本一回来，便被朝廷宣布革职处分。其后朝内以光绪皇帝和太傅翁同等人，便力主启用康有为、梁啓超等维新变法之士，以求摆脱危机、富国强兵的根本出路。因而在当时的歷史背景下，中国社会一度沸腾起来；“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唿声一浪高过一浪，举国上下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头，中华民族又一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1895年春天，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积极宣传变法的主张并组织了有1300多人签名的“公车上书”，提出三项主张即：“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一时受到各方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当时，图有虚名的光绪皇帝也想藉此有所作为，以摆脱慈禧那拉氏的控制，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天子”。因此他对改良派的主张表示接受，并召见了康有为等人，授予他们官职和权力。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光绪皇帝下令在全国推行新法，从而使改良革新运动达到了高潮。 光绪皇帝和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所推行的新法，从一开始就遭到慈禧那拉氏的坚决反对。那拉氏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她不仅对新法极端仇视，对维新派人士也是恨之人骨。表面上她已把朝政交给了光绪皇帝，暗里却联络顽固派，勾结袁世凯发动政变把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并不加审讯就下令把当时改良的着名代表人物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和刘光第6人处死。他们就是着名的“戊戌六君子”。其他参与新政和倾向变法的官员，也被慈禧太后革职的革职，放逐的放逐。于是，资产阶极改良派所倡导的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就这样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下去了。 这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至全国各地，也传到潞河书院孔祥熙的耳中。孔祥熙受此刺激，激愤中他萌发了推翻封建专制、剷除封建思想的念头。并且，他开始在暗地里联络更多的仁人志士，准备组织一个革命团体，大家共同进行爱国活动。 在潞河书院和孔祥熙最要好的朋友要算是同班同室的同学李进劳。李进芳的年龄比孔祥熙略大一点，也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朝夕相处在一起，便孔祥熙与李进芳结成了一对志趣相投的知己，以致整天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在这期间，二人通过各种渠道阅读了大量的有关革新变法的书籍，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梁啓超的《变法通义》、《说群》；谭嗣同的《仁君》；严復翻译的《天演论》等等。每天晚上，两个人爬进被窝便交换彼此不同的看法，以达到统一。有时赶上统一不起来，两个人就再爬出被窝促膝交谈，共同研讨。 一天，孔祥熙把要组织革命团体的想法，告诉了好友李进芳，并徵求他的意见。李进芳心中也早有此打算，便完全贊同孔祥熙有主张。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 孔祥熙依稀记得，在卫禄义陪同他启程来通州的路上，曾听人说过南方现在出了一个反清斗士，号称“洪秀全第二”。此人名叫孙文，受过西式教育，也是个“基督教信徒”。眼下此人已在檀香山成立了一个叫兴中会的所清秘密组织。由此孔祥熙望文生义，他很想仿照孙文，也组建一个类似兴中会的反清团体。 孔祥熙和李进芳开始打听和收集有关孙文和兴中会的材料及消息。几经周折，到底“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得知兴中会当进的宗旨是“富国强兵，化民成俗”，其中有一条章程规定：“支会宜广也，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仿照章程，随处自行立会……每处新立一会，至少须有会员15人，方算成会。” 孔祥熙和李进芳读罢兴中会的章程，兴奋极了。经过仔细商量后，他们开始秘密地着手建立支会。鑑于校方早已知道“兴中会”是个反清的革命组织，故而绝对不会同意本校也出现一个“兴中会”支会的情况。孔祥熙和李进芳在暗中联络了十几位平时感情较好且思想趋于一致的同学，自行成立组织。对内是“兴中会通州分会”，对外则化名为“文友会”。“文友会”的名字，正好便于开展活动，大家可以用研究学问的名义经常聚在一起。当然，实际上他们是研讨时政，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因为文友会的参加者，都是一些手无寸铁的教会学校的学生，这就决定了他们充其量只能定期聚会一次，大家一起高谈阔论，或抨击政府腐败，或抒发个人志向而已。受当时当地条件以及各人的思想制约，一时还无法将革命目的付诸行动。 第37页 在台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有一段文字对孔祥熙大加吹捧，不免言过其实： “辛亥以前，山西革命运动虽在同盟会领导之下，然其内部运动，可分为文武两系。文系以孔祥熙、李歧山、景梅九、张士秀、续西峰诸同志为主，而以孔同志创办之铭贤学校为总机关。当戊戌政变时，孔同志适在通州潞河书院肄业，愤清政不满，闻总理在粤创办兴中会，即纠合同志李进芳等，组织“文友会”于校内，实为兴中会，以从事革命运动。其后，姚以介、温寿泉、阎锡山诸同志，由日本归国训练新军，遂以陆军学堂为机关鼓吹革命，是为武系。” 兴中会与“文友会”的斗争方式不能等同。兴中会一成立，就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决心用武装斗争的形式推翻清朝统治。而“文友会”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斗争方式，因为缺少经费并且人员不足，其反清目标当时还仅仅只停留在口头上。 兴中会与“文友会”的社会影响更无法同日而语，兴中会是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它的影响下，中华大地才先后出现了华兴会、光復会和日知会等一批革命组织。兴中会也是后来形成“中国同盟会”的三个主要团体之一。 而“文友会”则既无组织联繫，又无斗争方略，并且活动亦不定期，几乎谈不上什么较大影响。它只是一个由一批具有爱国思想并想走改良道路的知识青年，自发组成的维护光绪皇位的保皇小团体而已。 以往潞河书院的传教士每次外出讲经传道，都要把孔祥熙带在身边，以增加基督教的“宣传价值”。面孔祥熙也凭着自己的家世、成绩和口才成为传教士的得力助手。当时，每当孔祥熙往讲经台上一站，传教士就会对着“观众”洋洋得意地介绍说： “列位请看，这位皈依基督教的孔祥熙君就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山西太谷人氏……” 而当中日甲午战争惨败，看到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以及列强在中华大地上的胡作非为后，联想起在家乡那天亲眼目睹的四川士兵出关北上的悽惨景象，孔祥熙不禁萌发了爱国和革命的思想，他的行为随之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某日，当传教士依照习惯又介绍到这里的时候，孔祥熙假藉此机会，利用自己的“宣传价值”大声疾唿，抨击朝政。其情绪之激昂，大有一吐胸中郁闷而后快之势： “现在的政治，祸国殃民，腐败不堪！王公亲贵执政，昧于事理，愚蠢万分。倘若再不革新变法、彻底改造，我们炎黄子孙，来日何以自拢？地大物博之中华，又将何以立国？” 孔祥熙此时态度的大转变，让站在一旁的传教士大惊失色，措手不及。要知道在当时的年代里，随便讲这种犯上作乱的言论，一旦被告发，不仅要招致杀身之祸，还要株连他人。所以那位传教士急忙拦阻孔祥熙继续说下去，并把“讲经会”草草收场。 归途中那位传教士一再埋怨孔祥熙道：“中国正处于专制统治下，你怎么可以如此抨击政府和权贵呢？你不怕惹事？须知连累了我们也一样的会有大祸临头的。” 孔祥熙听后若无其事地耸耸肩道： “老师，你叫我别往下说，我不是已经听从你的劝告，停止讲演了吗？” 渐渐地，外国传教士谁也不愿意带孔祥熙外出讲经传道了。偶尔带他出去一次，心里也总是七上八下地一百个不放心。最后，校方为解决孔祥熙激进言行问题专门开会研究并正式决定，此后不准他再出去参加布道。 一位潞河学校的教师，和孔祥熙关系较好的美国女传教士麦美德，为此和孔祥熙在她的住所进行了一次耐人寻味的谈话。麦美德女士说：“你在外面所讲的话我都听见了，我以为这种行为很不好。宣传圣道，只可以讲解《圣经》，决不许涉及朝政，更不得任意批评朝廷官吏。” 孔祥熙听后答道：“但是，那些话如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往往不知不觉便冲出口来，你又叫我怎么办呢？” 麦美德：“孩子啊，你应该比我更明白，你生长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度，你必须为你自身的安危着想。我懂得你不吐不快的心情。但是，今后万一有话非说不可，你也是稍微技巧一点，隐讳一些，最好是笼统地讲些道理，不要引证朝廷所作所为的种种事实。你应该时时刻刻记住，我们登台演说，原意是为主作证，我们不需要批评政治，也无须跟谁作对。” 孔祥熙听后，连连称是后诺诺而去。可是，第二天一到街头面对民众，孔祥熙又忍不住流露出愤世嫉俗的反清言行，弄得麦美德和其他老师，都拿孔祥熙没有办法。 按照中国传统的看法，在老师和学生、教与学这对矛盾中，老师具有绝对的权威。换句话说，老师让学生干什么，学生就要干什么；老师让学生怎么干，学生就要怎么干；绝不允许有任何的异议，“师徒如父子”嘛。 但是，既然街头巷尾不再允许孔祥熙发表反清救国的“过激”言论，宣讲“反清”的讲台，就被他搬进了课堂。孔祥熙凭着自己特殊的身份，常常别出心裁在课堂里大谈救国宏论，做一些让身穿长袍马褂的老先生难以容忍的事情。 第38页 1898年冬季期末考试，国文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石蜡大义灭亲》。说来也巧，老师讲授《春秋》时，孔祥熙生病缺课，对“灭亲”内容一无所知，因此一时不知如何下笔。孔祥熙思考了一会儿，决定要改题目。自拟了一个《振兴教育为富国强兵之基础》的题目，挥挥洒洒写了一大篇。 国文教员是位思想守旧的老先生，本来对身为圣人之后的孔祥熙极为看重，大抱希望。岂料他拿过作文一看题目，不禁大为光火，毫不客气地拿起笔在上面打了一个大丶。结果，孔圣人的后代孔祥熙的国文成绩为零分。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男人和女人永远都是不平等的。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却要尽忠守节，并且承认此事天经地义。就连济世贤明的孔夫子孔圣人都认为，一切祸端均源于女人。所以他警告男人，要谨防女人与自己平等。万想不到两千年后，身为圣人的后代的孔祥熙却不这样认为，他受的是新式教育，信的是基督教义。基督教义称世间的男女都应以“兄弟姐妹”相称。孔祥熙想“兄弟姐妹”是平等的，那么男女也就应当平等，这样才能发扬光大“平等博爱”的精神。然而潞河学院，做为基督教的教会学校，说的和做的却大不一样。学校当局对于男女关系，防范的十分严格。比如在教堂做礼拜，不但男女分座，中间还要拉上一道布帘，遮住双方的视线。孔祥熙对此大为不满，曾要求校方取消这道布帘，却未被採纳。 一次在教室里，孔祥熙大发感慨肩老师大声发问： “老师，你们常常跟我们讲自由、平等、博爱的道理，可是我发现本校有一件极不平等、极不自由的事月阝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老师和师母们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又或并肩携手，在风景名胜之地邀游。像这样的幸福快乐，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 洋教员做梦都想不到孔祥熙竟会当众向他提出这种难以启齿解释的问题，不免一时误塞，不知怎样答覆才好。过了一会儿，老师才严肃地回答道： “你们年纪还小，知识太浅，此刻是没有资格享受这种幸福快乐的。等到你们大学毕业，或许还差不多。不过，以你们的政体和社会习俗而论，恐怕大学毕业也不容许你们这样！我告诉你吧，孔祥熙，西洋人所享有的自由平等，你们一时绝谈不到，你们只能享有基督教所讲的平等自由，那是心灵的享受，而不是形体物质的享有！” 洋教师所说的这番明显瞧不起中国人的话，大大刺痛了孔祥熙的自尊心。对于孔祥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决不能仅以精神上的平等自由为满足，人们对“形体物质上的平等自由”同样充满渴望，渴望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孔祥熙决心通过努力，满足自己追求平等自由的这种渴望。 鑑于孔祥熙不安分的表现，鑑于孔祥熙屡屡做出“出格”的事情，1898年潞河学院当局就他的品行问题，郑重其事地开会进行讨论，并最后形成了三条决议： “一、孔祥熙虽然聪明伶俐，逗人喜爱，但言行激烈，长此下去诚恐发生意外。 二、等他年龄大些，学问充实、阅歷丰富以后，可能不会再有轻举妄动之事发生。 三、不过，以他的种种行动而论，最好送他到美国读书。因为惟有美国的国情，才可容忍他的行为。” 当时学校对孔祥熙做出的这3点结论，凭心而论，对孔祥熙还是有利的。但孔祥熙一直自认为是天之骄子，又是“上帝”的宠儿，所以还是受了很大的刺激。他经过“闭门思过”之后，认识到自己身上那种青年人特有的锋芒毕露、遇事好激动的“毛病”必须彻底改掉。从此，孔祥熙的身上浮躁明显少了，稳健多了。同时，在麦美德老师的美怀和指导下，孔祥熙一头扎进了学习文化知识的王国，学习成绩很快大幅度提高，成了潞河书院最优秀的学生。后来，潞河书院成立荣誉室。他的学习成绩单就展览的荣誉室里。另外，学校当局还将他居住过的居室作为因学习成绩好而获得奖学金的优秀学生的居室供人参观，并视为一种荣誉。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5.为救“洋人”惹祸 自从西方教士跟随各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和精神鸦片打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天起，中国民众自发兴起的反洋教运动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中国各地城市及乡村焚毁教室、杀戮传教士的事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待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惨败、各帝国主义列强因此又掀起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时，多年都积在人民心中的仇视洋人洋教的怒火便再也无法抑制地爆发出来。于是，中国民众又一轮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浪潮又掀起了，其发展势头迅勐如燎原之火，很快就遍及大河上下，长江南北，这便是世纪之交震惊中外的伟大的义和团运动。 当时反洋教运动最初的一个着名的口号就是：“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这个口号，可以说典型地反映了清朝末年中国百姓的苦闷心声。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他们要奋起，要抗争，要夺回失去的大好山河，要重铸迷失已久的中华民魂。就这样，以义和团为首的各地反帝群众运动，终于在山东等地率先揭竿而起，锋芒所向，直指各帝国主义列强及其他们在华地侵略急先锋--洋人教会。 第39页 当年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首当其冲。本来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山东胶东半岛人民就已饱受了战争的残酷蹂躏和掠夺。不料战争结束以后，这里民众的灾难却丝毫不见减少，反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896年初，山东济宁州群众打毁教堂并伤及教士，兖州滋阳和兖镇居民群集抵制德国主教安治泰入城传教，并伤其从人、毁其住宅。德国帝国主义以“兖州事件”为由借端生衅，无理要求赔款代修教堂胚要求“令县令迎接（安治泰入城传教），绅士摘顶”等等。当时的山东巡抚李秉衡“素不喜谈洋务”，本就是个排外保守人士，对于这种有伤统治阶级体面的要求，亦表示坚决拒绝。 1896年冬和“1897年初，德国政府曾两次向清政府要求“租借”胶州湾，清政府“恐他国援例效尤，”表示拒绝。加上所谓的“兖州事件”，当时的德皇威廉二世几欲动用武力实行强占，但不知何故最后都没有付诸行动。 1897年11，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大刀会攻击张家庄天主教堂，杀死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二人。随后济宁州、兖州府寿张县、曹州府菏泽、单县和城武等州县，焚毁教堂及教士住宅，打伤教士及教民的事件不断发生。山东南部的反洋教运动进人了一个新高潮。 于是帝国主义德国借“巨野教案”为口实，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犯。侵略者一面向清廷提出6项无理要求，一面派兵舰3艘进入胶州湾，并派海军陆战队立即登陆强占胶州。德国侵略者终于实现了“租借”胶州湾的目的。 1898年，卖国的清政府竟完全接受了德国的要求，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赔偿孝堂“损失”并代修教堂及教士住宅，还下令屠杀和监禁“闹事”之人，保护德国传教士等等。同时，清政府还将胶州湾内各岛屿（包括青岛）及湾外海面群岛“租借”德国，以99年为期；并允许德国在山东建造两条铁路，开採铁路沿线30里内的矿产。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侵略的加紧，外国传教士的文化侵略活动也随之更加猖撅。列强铁蹄践踏到哪里。宗教“十字军”就开到哪里。这些传教士在中华大地上肆无忌惮地设立教区厂建教堂，散布殖民主义思想；有的甚至非法组织武装力量，拥有武器并纠集教民欺压百姓，干涉地方政务，一时间简直为所欲为。面对这一切，清朝廷不但不出面制止，反而包庇迁就，有的传教士还得以加官晋爵。如德国传教士安治泰，即被清廷赏以二品顶戴以上的官衔，凌驾督抚之上，成了地方上的太上皇。 到十九世纪末，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以及沙俄东正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已多达3300多人，而加入各种洋教的中国教徒多达8万余人。 1898年10月，义和拳组织冠县十八村庄的乡民，宣布“誓与教民为难，将境内天主堂焚毁”。又在日照县发动群众反对传教，打伤德国教士，烧毁街头教民住宅。接着，曹州、沂州、柳水等处也随之掀起反洋教的斗争。曹州的大刀会并且提出了“灭洋人。杀赃官”的口号。 德国帝国主义者为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和扩大侵略权益，于1899年2月公然派兵占领兰山、日照、即墨等地，并继续向高密。沂州进犯。而清朝统治者不但不加抵抗，反而派兵与德军“会同弹压”，屠杀爱国人民。于是，终于激起了以朱红灯和东明和尚为首的义和团武装起义。 义和团这个组织来源于长江以北各省中流传很久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在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和1813年的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起义失败以后，几十年间白莲教的支派继续在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以各种名义暗暗流传，其中八卦教传播最广。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山东的有些地区已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鲁南活动的大刀会，也同义和拳组织广有联繫。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义。义和拳开始时并不自称为“团”，“团”的名义是后来在一种特殊条件下才使用和被义和拳接受的。 和流行在长江以南的哥老会（天地会、三合会）系统一样，白莲教也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而是分散在各地的许多平行的组织。它的成员中有大量的贫苦农民，但江湖游民在里边起主要作用。它是江湖游民和各种贫苦劳动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互助团体，缺乏明确的政治斗争纲领，因而也往往抵制不了混进来的地主豪绅的影响，甚至为他们所把持。比起南方的哥老会来，白莲教的迷信色彩更浓厚一些。他们所请的神五花八门，大多是神话故事和流行小说中的角色，如洪钧老祖、俪山老母、关羽，张飞、黄三太、黄天霸、孙行者和猪八戒等，反映了义和团在组织上的分散性。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必然没有统一的“神”。 1899年，山东全省包括省城附近，都有义和团在活动。山东西北部沿运河一带，义和团的声势最大。这里是全省中外国教堂最密集的地区，广大群众与教会、教民的矛盾极为尖锐。越来越多的人卷进了以练拳为名而形成的与洋教会为敌、与官府作对的斗争。 朱红灯，山东茬平人，自称明青，号天龙。东明和尚，杨姓，善拳法。1899年春天他们在山东思县、平原一带率命起义，“列队千人，开放大炮，拒敌官兵”。前往镇压的清军多次被击败。是年秋末冬初，起义之火烧到了高唐、在平、长清等州县，集众8000多人。 第40页 为了争取“合法”地位，朱红灯揭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号召一致对外。在民族危机极为深重的形式下，某些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小地主及官僚们为着“扶清”的目的，纷纷参与了“灭洋”运动。于是，义和团的声势更加壮大。 这时任山东巡抚的亦是“痛恨西人”的守旧派官僚毓贤。一方面，他从封建守旧的立场出发仇视“洋教”，讨厌帝国主义分子的蛮横干涉和妨害其统治权，甚至认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同时，他看到“扶清”的口号及部分地主、官僚参加了“灭洋”的活动，觉得对义和拳大有控制和利用的可能。所以，清军统领袁世敦应平原知县蒋楷的请求，与朱红灯大战时，毓贤认为蒋楷办事谬妄并奏参革职。1899年冬，毓贤决计与义和拳妥协。他请让义和拳改称“义和团，承认了它是“团练”一类的合法团体。于是朱红灯等竖起“扶清灭洋”及“毓”字大旗，在义和团的名义下，取得了公开在山东境内活动的条件，势力进一步发展。 毓贤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是为了对义和团加以控制和利用。但他没想到，朱红灯等人是不会轻易听从毓贤摆布的，所以毓贤设计诱捕了朱红灯和东明和尚，囚于省城。毓贤这样做的结果，无异火上浇油，激起了群众的更大愤怒。王立言统领在平、高唐一带团众继续斗争，济南、东晶、曹州三府、济宁、临清二直隶州共有团民数十起，每起数百人，仇教如故、抗官如故。结果弄得毓贤惶恐不安，束手无策。 毓贤的“顽固”与“无能”，招致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满。1899年10月，美国公使康格向清朝的总理衙门直截了当地提出把毓贤撤职的要求，要求清府改派能够和愿意“镇压暴徒”的人去代替毓贤。 慈禧太后虽然很赏识毓贤，但是不敢违抗洋人的旨意，于是毓贤被调任山西巡抚。在戊戌变法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志士，其后仍在天津小站练兵。他所统率的“新建陆军”7000人是一支拥有新式武器的军队。后来他在山东把这支军队扩充到2万人。当时，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立即发布“禁止义和拳匪告示”。断然否认义和团的合法性并开始实行武力镇压。这以后山东的义和团没能以坚固的组织和强大的声势来对抗袁世凯的武力镇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毓贤愚弄的缘故。 袁世凯虽然做到了使他统治下的山东没有大规模的义和团的活动，但是毕竟他不可能完全扑灭已经燃烧起来的这场大火。从1900年开始，义和团运动的重心便自山东转移到了直隶省。 当时，由于通州在北京城以东40华里处，是京杭大运河的北源头和平通铁路的起点，又是北京通往南方各省的交通枢纽，水陆交通方便异常，亦是京东重镇。清朝过去的漕运和军队的调遣，都是由大运河运到通州集中，然后改为陆运转送北京。所以，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尤其是其重心转到直隶省之后，很快便在通州地区传播开来。因为这个缘故，当时所在通州的潞河书院不得不停课放假。1900年6月，即将毕业的孔祥熙途经保定、石家庄。太原和榆次，返回老家太谷。 归途中，孔祥熙一路所看到的都是焚烧教堂、剿杀洋人的轰轰烈烈的场面。 当时，山西省因为紧靠直隶，故亦是义和团运动发展速度最快且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 从1900年5月开始，以省城太原为中心，义和团运动遍布全省各地。6月27日，义和团群众在东夹巷教堂前示威时，教堂内的外国武装竟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群众4人、伤1人。愤怒的群众当即焚毁了教堂。在巡抚毓贤（由山东调任，义和团被镇压后毓贤流放新疆并在途中病故）的暗中指令下，义和团群众还烧毁了太原的寿阳教堂，并将适居于太原太平巷客馆的44名外国人以及罪恶相同的7名教民一起擒获，立即正法”。有位老教士在巡抚大堂受审时抗辩道： “我们是传教士。我们只传播福音，宣扬真理。我们原有的罪恶都已蒙主洗刷清楚了，我们不再有罪。”毓贤听后勃然大怒，拔出利剑一下就把受审的老教士砍死了。 是年7月10日，愤怒的群众又毁烧了太原北门的天主教堂，并杀死了教堂内的200多名修女。 在太谷受省城太原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当地民众也抓获了几个借讲经传道而横行霸道的外国传教士并将其处死。此即史称的“山西教案”。 当时年仅20岁的孔祥照看到这一幅幅悲惨的场面，既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么多的传教士被杀和这么多的教堂被烧，更不能放弃自己本身信奉的基督教转而去同情义和团运动。他只想赶快回到太谷，去看望和保护曾经关怀、培养过自己并且和自己亲如父子的几位传教士。 途经榆次，孔祥熙登门拜访了他的五叔孔繁杏。孔繁杏时任榆次知县。对于子侄辈孔繁杏最偏爱的就是孔祥熙。在孔祥熙眼里，除了父亲，最能谈得拢的就算这位小叔叔了。在孔家人的眼中，叔侄二人都是违背祖训的叛逆者，一个应科考走官场，一个背家训皈依基督教。相同的经歷，使得叔侄二人同命相怜，心心相印。 第41页 由于信任这位小叔，孔祥熙把要回太谷救“恩人”的打算告诉了孔繁杏。那知，孔繁杏听了大惊失色。也是出于对爱侄自身安全的考虑，孔繁杏劝孔祥熙不要回老家去招惹是非。为此叔侄二人争了起来。孔繁杏一看说服不了样熙，一气之下，把孔祥熙“软禁”在榆次县衙内。 一天孔繁杏外出办案，孔祥熙乘机熘出县衙，跑回了太谷家中。孔繁慈看到儿子平安归来，自感万分庆幸。但又转念一想，儿子就读于教会学校，眼下正值家乡也不太平，于是脸上不免又多了几分愁云。看到父亲犯愁的样子，孔祥熙自然也不敢再说出自己的打算了。他只是向父亲要了一笔钱，暗中买通了看守洋人的乡民，两次看望了包括卫禄义、高雅格在内的9名外国传教士，嘱咐他们寻机赶紧逃跑，并留下了一部分钱。后来没过多久，其中3名传教士便越狱逃跑了。 只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孔祥熙的行动再诡秘，也逃不过众人雪亮的眼睛。当义和团得知孔祥熙看望并放跑3个传教士的行为后，团众们不禁个个怒火满腔，声言抓到孔祥熙要立即处死。并由此将孔祥熙这个名字，列人义和团通缉的名单。 没办法了，孔祥熙在父亲的帮助下，东躲西藏。但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紧急中孔祥熙的父亲只好求助于他的五弟孔繁杏。 孔繁杏毕竟是孔祥熙的五叔，吵归吵闹归闹，关键时刻总要伸出手来拉爱侄一把的。怎么救呢，也是急中生智，孔繁杏想出一条妙计：他託辞回老家搬运器物，带了县府内的一批人马，鸣锣开道回到太谷。他们把大木柜底部打了几个通气孔，把孔祥熙藏在其中然后抬上骡车。就这样孔祥熙从义和团群众的眼皮底下熘走了。 就当孔祥熙在太谷老家营救洋教士的同时，1900年吕月下旬，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和天津。这是继40年前的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北京城再一次沦陷为帝国主义强盗所占领。北京沦陷的时候，慈禧太后携了光绪皇帝和一些皇族大臣，仓皇离宫自北京城西北出德胜门逃走了。一路上他们经昌平、出居庸关，辗转进入山西省境内。一时间，大内无主，真真是天下大乱了。 侵略军占领北京以后，并没有停止进攻。当年8月20日侵略军进至保定，稍事休息后又向南攻至正定一带，并做出了要进兵山西省的姿态。当时应侵略军的要求，在直隶省境内的清军都自动向西撤退，一直退到了山西省灵丘和平型关一带。同年12月德法两国军队由正定向西出兵，清军再次后退至娘子关。次年3月，法军又进占了娘子关。后来也是侵略者自感兵力不足，才放弃了攻占山西的计划。 大约也就在此时，孔祥熙接到潞河书院发来的复课通知，于是他便收拾行装从山西返回北京通州。 但是，当孔祥熙回到北京通州后，并没有立即回校上课，而是穿梭于外国传教士之间，与他们频繁地接触起来。孔祥熙先后拜见了英国传教士叶守贞和李提摩太。叶守贞是英国贵族，有30年在中国传教的歷史，精通多国语言，现正在八国联军总部担任要职，干着有损于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李提摩太也是一个有名的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办有广学会，侨居中国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时正应李鸿章的邀请，帮助协调中外关系。 孔祥熙不愧是基督教会培养出来的好青年，很会揣摸洋人的心理。当叶守贞询问“山西教案”的情况时，孔祥熙特别解释道：“山西教案完全应由山西巡抚毓贤一人负责，与一般平民无关。”并进一步提醒说：“教案之发生，纯因人民无知所至。为求永息教案，必须先开通民智，提倡科学及兴办新文明教育。”孔祥熙还请求二位传教士，用他们的地位去影响八国联军，停止对中国的进攻特别是对山西的进攻。由于彼此气味相投，孔祥熙当即得到了叶守贞和李提摩大的欣赏。 不管是不是真的由于孔祥熙的乞求，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当时八国联军果真停止了对山西的进攻。对此孔祥熙在1943年11月1日，其就任财政部长10周年纪念会上，曾非常生动并大加渲染地描述了他一生中这段最为得意的一页： “当八国联军占了北京、天津，将要再向西进攻的时候，清廷恐惧万分，以为如果再攻山西，和议必不能成，国家就要全盘动摇了。当时，我接到潞河学院通知，复课在即，我便赶回北京，希望完成毕业考试。 “到京后，有英国的叶守贞大夫来询问其在山西太原所设立之医院情形……当他问到山西拳匪杀害教士教民的情形，我就特为解释，并述明晋省的拳匪暴乱，完全应由山西巡抚毓贤一人负责，与一般贫民无关。例如巡抚衙门门口200余外国男女老幼之屠杀，即为毓贤卫队以红布包头，伪装拳匪所为者。叶大夫听到我的报告以后，他又转知（告）了李提摩太先生……固自教案发生以来，议和大臣李鸿章在外交上十分困难，为了便利外交工作的进行，他就聘请李提摩太先生协助，代为折冲此案。 “当时问题的癥结所在，就是联军对山西进军一事，主张分歧。李鸿章的意思，希望借重李提摩太先生的关系，来设法阻止联军向山西进攻。倘使能将山西教案作一合理公平的解决，就使交涉上便利的多了。同时他还拨出库平银75万两，作为山西殉难教士的抚恤金，交付李氏处理。李提摩太先生由叶大夫处知悉我来京消息，次日即来访我，我们二人当天曾作了一次很深很长的谈话，谈话内容是先将教案之经过详细说明，其次将拳匪倡乱动机仔细剖解，结论指出，此案之发生，纯因人民无知所致…… 第42页 “李鸿章虽身为议和大臣，而清廷却无人主政，办理交涉，颇费周章，尤以德法意三国力主向山西进军最感棘手。由我对叶。李两氏说明山西教案之真相，而英美乃坚定立场，决定由联军要求清廷惩办祸首毓贤等，不再进军扰民。于是联军人攻山西计划，就因外交之折冲而作罢。 “联军方面的放弃山西，连李鸿章都觉得有些奇怪，他摸不清联军的态度何以会由强硬转为缓和了，就向各方面打听其中的原故。……吴挚甫（汝给）知道联军态度转变，其中有一部分是我的作用，所以就把这始末根由向合肥（李鸿章）说了。 “合肥那时已经七十有八岁了，凭他几十年办理外交的经验，知道折冲是很难办的一回事，这个刚刚走出茅庐的后生晚辈，居然可以片言解纷，化干戈为玉帛，替国家在外交上解决了重大的困难，使他非常警异，凭着他那喜欢‘奖掖后进’的脾气，立刻命吴挚甫……来找我，约去谈话，并且想要邀我出来‘参办教案’，给我一个‘帮办洋务’的名义。但是我因前时曾发誓不与西太后主持下的政府合作，同时觉得要为国家做事非求新知不可，所以就谢绝了李合肥的好意。 “后来我想起山西那几位被害的传教士，有两位是美国人，曾经托我把他们的信送回家去，我借着这个机会，何不到美国去一趟，而且顺便在美国读书深造呢？我把这个意思间接和李鸿章说了，李鸿章很表同意，……发给了我一个赴美的护照，动身的时候，李鸿章还电我国驻美公使伍秋府关照。这种殊荣，简直就不是我始料所及的了。” 据说，当时孔祥熙在太谷冒险援助教士，并在北京进言洋教士促成山西教案的解决之事不胜而走，很快传遍了潞河书院，师生们引以为荣。事后当他返回学校时，校园内竟组织了自发的欢迎活动。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位在太谷被孔祥熙救出的洋教士麦纳女医生，她是专来潞河学院搜集有关孔的资料的，并曾专程去过太谷考察孔氏家世。后来，麦纳以孔祥熙和与另一位也曾营救洋教士的潞河学生费起鹤的事情为题材，写成一部名为《华夏两英雄》的书在英国出版。 实际上，当时无论是孔祥熙与外国传教士的密秘接触，还是李鸿章与八国联军的公开议和，结果都是以牺牲中国人民利益为代价，来换得外国侵略者的满足和清朝反动统治的苟延残喘。同时，必然会出现这样一幅凄凉的画面：一方面是爱国志士被屠杀示众，另一方面则是传教士又捲土重来耀武扬威。此真所谓“反帝爱国有罪，侵略卖国有功”啊！ 6.所谓“谋刺西太后”的一段小插曲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爱国反帝运动，就这样被卖国的清政府和穷凶极恶的八国联军镇压下去了。1901年9月7日，清政府特命奕勛和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同德、俄、英、法、美、意、日、奥共8个出兵人侵国家以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3个未直接出兵的国家共同签订了又一个极不平等的条约亦即《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共十二款，其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中国清政府必须为这次各帝国主义列强人侵及其由此而遭受的所谓“损失”，付出一笔巨额的“战争赔款”。其数目经当时清朝卖国政府再三乞求最后降至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并在40年之内分期付清。如此再加上利息，最后本利高达九亿八千二百万两白银，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所谓“庚子赔款”。当时，这笔“赔款”相当于清政府至少12年的财政总收人。 其次在《辛丑条约》中，还规定清政府此后要切实负责严厉镇压中国民众中一切反对各帝国主义列强的组织和行动。凡是在此一方面督办不利的官员不论大小，清朝廷一定要予以严办。当时各列强帝国是想藉此一条款，杜绝义和团运动的东山再起，同时也为防止原山东巡抚毓贤那样的清廷官员再度出现。 条约并且规定，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划出一个外国使馆区，帝国主义各国都有权用他们的军队来“保护”其使馆，于是使馆区实际上成了国中之国。清政府必须拆除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沿线的全部炮台，并且不能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驻扎中国军队。而帝国主义列强则有权驻扎军队，以保证从北京到沿海的通道。这就使清政府承认了列强军队驻扎在从北京到天津到山海关沿铁路的12个地方的既成事实。并且在北京城内也有外国军队驻扎。实际上，当时的清政府已完全处于列强刺刀监护之下。 而清朝廷对于《辛丑条约》的态度却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说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给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各国”，使它们感到这个朝廷是值得加以“保全”的。 投降派代表李鸿章在签署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后两个月就死了，从而结束了他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和走卒的罪恶一生。 不管清政府如何腐败无能，卖国投降，人民的意愿仍是不可违的。正像仁人志士吶喊的那样：“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此时的孔祥熙已返回潞河学院，听到《辛丑条约》的签订，心灵又一次被深深地震动了。当时他和李进芳多次商量，认为西太后慈禧不除，中国将永无宁日。何况文友会当初就立的是“剷除慈禧，恢復光绪的皇位”的宗旨。 第43页 再说那慈禧太后，原本是清朝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的生母，乃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着的一个人物。她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年11月29日），满洲镶黄旗人，姓叶赫那拉。咸丰元年（1851年）例选秀女，16岁的那拉氏被选中，次年5月入宫。她入宫后，深受咸丰帝奕泞的宠爱，被封为兰贵人。咸丰四年（1854年）晋封为懿嫔。咸丰六年（185年）她生了载淳（即同治帝，咸丰的独子），“母以子贵”，于是又晋封为懿妃。翌年，更晋封为懿贵妃。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死前遗诏立年仅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7月18日，那拉氏以嗣皇帝生母的身份与咸丰的皇后钮枯禄氏同被尊为皇太后，钮枯禄氏称“母后皇太后”，那拉氏称“圣母皇太后”，合称“两宫皇太后”。9月，恭上两宫皇太后徽号，钮枯禄氏为“慈安皇太后”，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此后人们习惯称那拉氏为“慈禧太后”。由于她曾住在紫禁城内西宫，因而俗称“西太后”。 慈禧在咸丰死后，利用嗣皇帝幼沖的有利时机，诱胁慈安太后并勾结恭亲王奕诉等人，发动宫廷政变从诸贊襄政务王大臣手中夺取朝政大权，慈禧一跃成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她曾总揽同治、光绪两朝的军国政要，主宰一切。其统治时间长达48年之久，是仅次于康熙、干隆而位居第三的满清王朝统治者，也是大清帝国空前绝后的大独裁者。西太后慈禧在位的48年中，做下了大量祸国殃民的坏事，可以说是罪行累累馨竹难书。 1894年11月，正当中日甲午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并且局势发发可危之际，慈禧太后却全无心肝地要在北京城举办她“60整寿”的万寿庆典。从这次极度奢侈糜费的所谓“六旬庆典”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大清帝国已是多么的荒淫无道。此正应了当年坊间的一句民谚：“大清国不亡，天理不容哇！” 当时，为了筹办慈禧的这次“生日庆典”，清政府早在两年以前就开始大肆铺张地进行准备。后来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究其原因其中一条就是装备不行。岂不知，当年装备北洋海军所拨的巨额军费，就全给慈禧挪用修了颐和园了。所以当年在北京某城门口就曾贴出了这样一副对联： “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甚至还有人更加尖锐地讽刺道： “一人庆有，万寿疆无！” 由此反映出当时人民对统治者不顾国难当头而大办“万寿庆典”的无比愤慨。 当时为了举办这次规模宏大、豪华铺张的“万寿庆典”，需要大量的经费开支。这笔数目巨大的“庆典用款”，一部分由“部库提拨”，一部分由“京外统筹”。部库提拔之款，从“筹备购需、边防经费两款”中提用100万两，从铁路经费中“腾挪”200万两，“共筹备银300万两，专供庆典之用。”此外，“应由户部行知各直省督抚，量力筹解，以供需要”。这即是“京外统筹”部分，也就是向京内外臣工摊派的报效银两。据档案记案，宗室王公、京内各衙门和各省督抚将军等文武官员，报效庆典需银（由官员俸廉银中按二成五厘扣缴）1214100两，报效工需（点景）银共1767400两，两款共计达2985000两。 慈禧这次“六旬庆典”所挥霍的白银总数不下于1000多万两，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清政府收人的六分之一。这些银钱，自然不会由王公大员们自掏腰包，而是以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把沉重的负担转嫁于劳动人民身上。慈禧过一次生日，不知有多少贫民百姓绝于生计，家破人亡。她的奢侈享乐和挥霍无度，可以说正是建筑在劳苦大众的斑斑血泪和累累白骨之上的。 以上我们所讲的，关键还不在于慈禧太后当年是多么的腐化奢侈。当时人民的无比痛恨的，还是这个女人误国误民、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丑恶行径。纵观慈禧太后的一生，指她为“祸国殃民第一人”，恐怕是绝不冤枉的。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从一开始慈禧太后和那些投降派大臣，就没有认真准备并真正想和日本一决胜负。就连最初宣战都是被迫的，以至后来一看形势不利，慈禧太后马上派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去日本，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特别是割让台湾一款，使台湾再次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太后为了保住个人利益，先是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削弱西方列强的势力，后来又勾结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以致数以万计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换来的却是《辛丑条约》更加屈辱地签订，并造成清朝政府最终落在列强刺刀的“监视”之下的局面。这简直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对于这样一个对内专制、对外投降的祸国殃民的西太后慈禧，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无不希望立杀之而后快。 孔祥熙和李进芳经过多次的商量之后，制定了一个谋刺慈禧太后的周密计划。当时他们认为，只要慈禧太后一死，光绪皇帝立即归政，则形势就会大变，中国就还有希望。 第44页 不久，李进芳对孔祥熙说，他已和宫中的一位太监交上了朋友。为了能让这位朋友把他们带进宫去，他要孔祥熙设法筹集一笔钱作为这次行动的经费。也就是贿赂宫中的太监。只要能进宫，就有办法接近慈禧，只要能接近慈禧，就有办法杀死她。现在最要紧的是怎样进宫。筹钱好办，孔祥熙假说有事进城一趟，很快就筹齐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回来交给李进芳。 二人又仔细商议一番，决定採取如此行动：他二人先到紫禁城周围转悠，寻找李进芳所认识的那位太监。待拿钱收买了那个太监后，让他设法把他们带进宫去，然后搜寻慈禧太后并乘人不备甩出事先准备好的炸弹，炸死慈禧。其后再借混乱之际，出宫逃回通州。 于是，这一天孔祥熙和李进芳双双潜人京城，待机行刺。 但他们旋即发现紫禁城作为明清两朝的皇宫，气势磅礴，占地有22万平方米，周围有3公里长的几人高的宫墙，四角有威严的角楼。一条宽5米的护城河环绕四周，形成了一道森严的屏障。这岂是两个异想天开、赤手空拳的青年所能进得去的地方。 看到这威严的城墙，孔祥熙和李进芳顿时心里凉了一半。那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也是一落千丈。、他俩装成游人的样子，围着宫墙转了一圈又一圈。望着那进进出出的文臣武将和太监宫女，仔仔细细地辨认再三，可惜就是没有李进芳所熟识的那张面孔。 潞河书院当局发现孔祥熙、李进芳二人几天不见踪影，便派人进城寻找。于是孔、李二人担心的又一件事情发生了，他们担心校方大概已查觉出他们的不轨苗头。加上二人心虚胆怯，看到希望全无，只好悄声返回学校，孔祥熙继续做他赴美前的准备。 就这样，后来讲得很响的孔祥熙“欲谋刺西太后慈禧”一说，当年就是如此简单的草草收场了。 第四章 留美生涯 1.孔样熙漂洋镀金 1901年2月，潞河书院应届毕业考试完毕。平时成绩并非科科都是突出的孔祥熙竟然一举夺取头名，同班同学费起鹤也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有些人认为孔祥熙的成绩有假，心中不服。但因只是猜想。所以也就私下里嘀咕嘀咕了之。 按照潞河书院的院规，歷届毕业生中各方面最优秀者，院方负责资送赴美进修。获得第一名的孔祥熙和第二名的费起鹤理应获此殊荣，加上特别赏识孔祥熙的麦美德女士的极力推荐，很快校务会就通过了孔祥熙和费起鹤作为应届优秀毕业生，被资送到美国欧柏林大学留学。 当时，摆在孔祥熙面前的实际上有两条路：一条是出国留学；另一条对当时的孔祥熙以及对许多的中国青年来说，应该说也极具吸引力的。原来，《辛丑条约》签订后，虽然中国丧失了很多主权但却没有割让一分土地。因为“天朝”的脸面得以保全，昏庸的清朝廷居然以阿q精神为标榜，搞起论功行赏来了。当时正好实权在握的李鸿章认为，八国联军放弃进攻山西，和孔祥熙大有关系。是孔祥熙影响了叶守贞和李提摩太，进而叶守贞和李提摩太又影响了八国联军，最后才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战后李鸿章极力保举孔祥熙，让他出来“参办教案”，并封了一个“帮办洋务”的官衔。李鸿章或许以为，这对孔祥照应该也是颇具诱惑的。 不过在这里，年轻的孔祥熙想的却和李鸿章完全不一样。 孔祥熙从小就失去了母亲，跟着父亲孔繁慈来回奔波，思想深处有着极浓厚的“光宗耀祖”的“大志”。孔祥熙从10岁进太谷仁术医院治病，11岁到15岁就读于华美公学，16岁至20岁只身到潞河学院学习直至毕业。这中间每次都要经过他自己顽强的苦苦拼搏奋斗，都需要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来冲破中国封建传统观念的阻碍，包括他的特殊家族的指责，而最终得以实现的。这些经歷都给孔祥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印在孔祥熙的脑海中了。所以，每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孔祥熙都非常珍惜。可以说。他这些年来每次都是怀着对基督教十二分的真诚，去接受传教士的传经布道，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知识。 孔祥熙小的时候，在父亲的教导下读过四书五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谓是知之不少。经过对中西文化的反覆比较，加上他在潞河学院读书期间中国所发生的种种事实，他对当时中国发展之大趋势，心里已然是非常清楚。所听的、所见的和所亲身经歷的都使孔祥熙深深地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已成落败之势，不能适应今天世界发展的需要了。只有打破中国几千年的闭关自守和固步自封的传统局面，吸收西方文化之精华，华夏才能进步，民族才能自立，人民才能获得新生。此时正处敢想敢干的年龄段的孔祥熙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抱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他决心远涉重洋，赴美留学。 所以，当李鸿章盛情邀请孔祥熙“参办教案”时，却被孔祥熙婉转而坚定地拒绝了。这在李鸿章看来的确是很不能理解的。实际上，孔祥熙和外国传教士接触，劝其影响八国联军放弃进攻山西的计划，更多的成分里出于一种“热爱家乡和保护家乡”的人之本能。当时，孔祥熙要在山西乡亲面前树立一种良好的形象，为他今后的发展打下一个好基础。 第45页 既然李鸿章对孔祥熙留下了“良好”印象，也就为孔祥熙更多地接触李鸿章创造了机会。对此，孔祥熙也就必然会对自己的未来留学美国，设计出多种方案。 孔祥熙生活的时代，是我们中国最贫穷落后也最黑暗的清朝末年。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家几遭蹂躏，使当时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心灰意冷，认为在国内没有前途可言，都把出洋留学看成一条最为理想的出路。当时许多聪明的青年人，都拼命地上“洋学校”、学“洋知识”，认为有朝一日出国留学后身价就可以高出十倍，就能“高官任做、骏马任骑”。 这些人实际上是把出国留学当成了变相的时髦的洋科考。 实际上留学和科考是不一样的。应赴科考，只需下决心熬过十载寒窗，或十一载或更长一些，苦读圣贤书，到时多能金榜题名而青衫换紫袍。出国留学就不一样了。虽然想出国留学的人很多，但最终能成行的人却很少。因为留学需要大量的钱。日本离中国最近，当时费用也最便宜，但一年下来也要五六百块大洋。留学西洋就贵得多了，一年大概要五六千块大洋，比日本多了10倍。如果再读硕士、博士，少则五六年多则七八年，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白花花的银子作后盾，就只好是望洋兴嘆了。 清末的留学生，以经费来源上分，大体有官费、自费和公派3种。首先是“官费”：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清政府内部有了洋务之说。为了培养洋务人才，政府开始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去学习西方科技。当时因为是刚刚开始，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人并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一是受“父母在不远游”的影响，二是他们也不相信洋人的东西就一定能强得过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因而也就更谈不上自己掏腰包了。所以那时出国留学的多是平民家的子弟，因为自己负担不起学费，费用自然要由国家负责。真要由自己出钱，他们也就出不去了。此为官费生。那些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看到留学归来的学生大多掌握了一技之长而且官运亨通，且日渐受到朝廷的重视，所以从此官费留学生就成了这批有权官僚垄断的一种专利和特权了。他们从反对自家子女出国留学到利用特权送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以培养他们和扶植自己的亲信势力。这里说明了人们观念上的转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同时也证明了世界发展的一个大趋势。 其次是“自费”：官费留学被达官贵人垄断后，沾不上官府光的那些商人和所谓的“土财主”，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出国留学，将来学业有成归国后好继承自己的事业，或当官发财超过自己以光宗耀祖。这些人有的是钱，他们自己掏腰包把子女送出去，这样一来就有了自费留学生。 最后便是“公派”：既沾不上官府的光，自己家又没钱，这样的学生要想出国留学，就只有走最后一条路亦即“公派”了。这些学生一般都是出身比较贫苦，家里无权无势无钱，只好依靠传人中国的各类教会，皈依洋教併到教会学校读书学习。因为在校期间认真刻苦，努力读书，让学校觉得自己有培养的价值。而这些传教士所在的国家也愿意出钱培养一些中国青年。培养他们是想让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这类学生一般通过公开招考，教会学校保送，宗教团体推荐等形式被派送到和教会有关系的各大学去学习，享受助学金待遇。毕业后仍回中国充任神职。是为公派。 孔祥熙拒绝李鸿章的邀请，下决心出洋留学后，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官费留学。要想争取到官费，孔祥熙虽说是孔子的后代，出身显赫，身份特殊；但当时的孔家人却没有在朝廷做高官的，最多是个知县（如孔祥熙的五叔孔繁杏），说不上话顶不了事。所以，孔祥熙要想官费留学，必须首先搭上一位有权有势的朝廷命官做他的靠山才行。为此，孔祥熙想到了和他有一面之交的李鸿章。 前面我们讲过，孔祥熙在协助洋人处理“山西教案”时给李鸿章这位握有清朝外交、军事大权的实力派人物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所以李鸿章才邀请孔祥熙出来“参办教案”，并授衔“帮办洋务”给孔祥熙。因孔祥熙当时无意于此，所以拒绝了李鸿章。但为此两人并没有“割袍断义”，当孔祥熙为留学之事求见时，李鸿章破例召见了他。而且，那天这一老一少和洋人有着特殊关系的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李鸿章很赏识孔祥熙这个从着名教会学校出来的青年人，一再挽留他，要他留在国内；做官也好，读书也罢，都不必远涉重洋。并带着一种对青年人的关怀，责问孔祥熙道：“难道中国的书不够读吗？” 孔祥熙答说：“倒不是我国的书不够读，学生只是想到外国去求些切合实用的学问。” 李鸿章有意要测试一下这位小青年，随即问道：“什么是切合实用的学问？” 孔祥熙答道：“窃以为富国强兵之术，都是切合实用的学问。为了获此学问，研究声光化电之学，显系当务之急。西人每谓：声光化电是发达实业之母，而发达实业又为富国强兵之基……这些只不过是学生的一得之思，管窥之见，还请中堂大人有以教之。” 李鸿章听后对孔祥熙说道：“你的见解，透闢得很！我们堂堂中华，泱泱大国，其所以被外人侵扰，疆土日蹙，利权外溢，多半是我们咎由自取。这咎便是我们不能富强安乐，脐身世界大国之林，跟他们并驾齐驱！你年纪小，居然能有此见识，有此抱负，有此眼光，有此志向，可见得你来日必定前程远大，光芒万丈。不过，老夫今天有句话要奉送给你：‘见闻宜广，学贵专一’。” 第46页 那一天恰巧李鸿章的兴致很好，于是便海阔天空地跟孔祥熙抒发一番感慨，其中不外是吹嘘自我如何如何等。当然，对眼前孔祥熙这个年轻人，李鸿章也以过来人的身份和口吻，着实地嘉奖和勉励一番。 最后，李鸿章答应了孔祥熙出国留学，并送给孔祥熙一包银子以作学费。为了减少孔祥熙办理出国护照的麻烦，李鸿章又予孔为“全权议和大臣一等肃毅伯”随员的名义。后来，李鸿章还致电驻美公使伍秋庸，请他对孔多加照顾。 李鸿章想的是把孔祥熙培养成自己的亲信，将来学成归国为大清朝卖命效力。可没料到，李鸿章再也见不到大洋彼岸的学子归来了--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死在寓所。而10年后，他们极力挽救的大清王朝也在革命党人的隆隆炮声中覆灭。 有了李鸿章做靠山，孔祥熙心里踏实了许多，整天高高兴兴，有说有笑。他不想别的，一心只想着参加毕业考试拿到毕业文凭后，立即远走高飞去美国。 “运来铁也成金”，毕业考试成绩大出孔祥熙的意料，他居然高中头名，得了“状元”，和“榜眼”费起鹤一道被学校保送到美国欧柏林大学留学，转眼之间他又成了公派留学生。 真是喜从天降，孔祥熙如今又是官费、又是公派，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有了双重身份，留学费用自然雄厚无比。此刻他既有李鸿章的赠银，又有学校的贊助，孔祥熙算是吃了一颗真正的定心丸。 孔祥熙和费起鹤的出国手续，由麦美德代表潞河书院找清政府进行交涉。1901年夏秋之际，孔祥熙在等待出国手续期间，特地告假一月。他要回山西太谷老家，与父亲，与族人，与乡亲辞行。在孔祥熙看来，他这次还乡，虽谈不上“衣锦”，也算是给家里一个惊喜。 孔祥熙途经榆次时，少不了要看望一下他的五叔孔繁杏。一来对五叔在他“落难”之时将他救出“虎口”表示答谢之情，二来也想和五叔讨教讨教今后处世为人的良方妙策。孔繁杏是个守旧之人，又上了年纪，当然说不出顺乎潮流的一些深刻道理，只是勉励爱侄几句“刻苦努力”之类的话。于是孔祥熙告别五叔，启程回太谷了。 孔祥熙回家后，见到父亲身体还算硬朗，只是白髮又陡增不少，心中不免几分激动。孔繁慈见到爱子无恙如初，出落成一个翩翩美男子了。现在已是学业有成、出国在即，老人的心中快慰不已。父亲还询问了儿子逃出太谷回京以后情况，儿子把自己回京以后的所作所为一一向父亲做了说明。听着孔祥熙绘声绘色的描述，孔繁慈真不忍孔祥熙再离他远去。但见儿子决心已定，想到将来可以出人头地，也就像从前一样，不加阻挡了。 过了几天，孔祥熙向族中前辈和亲朋好友-一辞行。自然又是一片反对声、惋惜声、责备声和挽留声不绝于耳。可是孔祥熙已从一个偏居太谷一隅的不懂事的毛头小孩，变成一位接受过新式教育且有自己主见的新时代青年了。他对众人的说词只是成熟地一笑了之。待假期一满，孔祥熙便告别了父亲，离开故里返回北京的潞河学院。 启程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1901年秋天，孔祥熙和他的同学费起鹤，作为潞河学院保送到美国的留学生，在美籍教师麦美德女士的陪同下，从天津塘沽启程、乘海船经上海、日本，然后径赴美国。 有生以来第一次告别父母、告别家乡和祖国而漂洋过海的孔祥熙，此时站在巨轮的甲板上，凝视着滚滚奔涌的海浪，他想了很多很多，一种酸甜苦辣混合而成的说也说不清楚的滋味，直涌心头。 想着自己幼年时期飘泊不定的生活，想着自己和小伙伴们一起背诵着“人之初、性本善”的情景，想着人教会学校时的艰难，想着自己在潞河书院一幕幕的“壮举”，想着自己的祖国现在正处生死存亡的紧迫关头，而他这个“匹夫”又如何呢？做为一个炎黄子孙、热血男儿，他不但束手无策，反而要投身异邦，这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用”吗？ 孔祥熙心里内疚了。当即他暗下决心：祖国啊，原谅你这不肖的子孙吧。待游子归来，我一定要报答你--伟大而软弱、富饶而贫穷的母亲。 为了消磨时光和解除旅途劳顿，孔祥熙和同船青年谈天说地聊起来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无意中孔祥熙听说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的横滨联络志士，扩大革命组织。想到自己当年在潞河书院组织“文友会”时，曾称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的分会，并且从那时起，孔祥熙就一直非常想见到孙中山，向他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时，孔祥熙暗下决心：等船靠横滨，自己要悄悄上岸，请朋友引见一晤孙中山。 横滨在东京湾以西，离东京很近，属于东京的外港。它几十年前还是个小小的渔村，自从美国的炮舰打开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后，这里很快成了自由贸易港。1889年建市以来，横滨迅速繁荣起来，现已成为一座近代化的日本大都市。 海轮稳稳地停靠在横滨大码头，要等吕小时以后才能重新启航。孔祥熙怀着热切的心情，赶紧离开了轮船。孔祥熙没有去欣赏横滨的街市，也没有光顾商店看一看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是争分夺秒地从一号街一直穿过七号街，赶到了孙中山先生寓所所在地--“中华街”。 第47页 中华街是华侨集聚区。置身“中华街”，就如生活在中国一样，孔祥熙感到非常亲切。可是事情太不巧了，待他急匆匆地赶到孙中山客寓时，孙中山已于数日前启程去欧洲了。 万里求见而失之交臂，孔祥熙引为憾事。他久仰孙中山之盛名，就是无缘一见。后来，孔祥熙为见孙中山，又白跑了几回。直到1905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同孙中山初次见面，才算了却了这桩心愿。 轮船自横滨启锚，继续航行，1个月后抵达美国西部沿海城市旧金山。 在孔祥熙等待例行检查时，闹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由于李鸿章给了孔祥熙一个“全权议和大臣一等肃毅伯随员”的名义，于是孔祥熙的行李上和护照上全都有“议和”大臣随员的头衔。轮船停泊靠岸，美国海关和移民局的官员要登船检查，无意中发现了船上还有这么一位中国的高官，当下甚为吃惊，立即拜见。见面之后又觉得不像，在美国人的印象里，中国朝廷的命官大都是身穿长袍马褂且斯斯文文的老者。哪有二十几岁、西装革履又说一口流利英语的青年人就能当上“议和大臣”的道理呢。可是又不敢怠慢，怕弄假成真，于是美国官员绕着弯子对孔祥熙进行试探。弄得孔祥熙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最后，还是麦美德女士出面解释，才使一场误会化解了。误会是解开了，可孔祥熙觉得自己是受了委屈。同宋蔼龄一样，他也是一到美国就出师不利。一怒之下，孔祥熙把行李的官街全部撕掉。由麦美德女士陪同离开了旧金山。 到美国后的第二站是西雅图。麦美德女士已经事先做了联络，当地一位阿尔拔·毕克医生亲往车站迎接。毕克医生也是一位基督教徒，兼职教会中心的服务工作。孔祥熙在美国读书期间，得到了毕克医生的很多帮助，二人成了忘年之交。就是毕克的子女后来也成为孔祥熙发迹后的朋友。 由麦美德女士陪同，再由西雅图赴美国中部的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大学。孔祥熙和费起鹤经水陆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麦美德女士为孔、费二人安排好食宿，便也匆匆离他们而去了。 美国的欧柏村大学，据说是为纪念约翰·费里逊列克·欧柏林面创建的。孔祥熙一生崇敬的外国人很多，其中最为敬仰的人之一，就是这位约翰·费里逊列克·欧柏林。 欧柏林祖籍德国，1774年出生法国的史特拉斯堡，家境小康，18岁完成大学学业后专攻哲学并获博士学位。但他决心献身于基督教的布道工作，于是又带着哲学博士的头衔进神学院进修学习。 毕业后，欧柏林首先在军队中服役，做一名随军牧师。不久他辞去了军队职务，返回故乡史特拉斯堡进行传教。那时整个欧洲有哲学博士头衔的人都少得可怜，欧柏林要想谋个好职业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却选择了为改变自己故乡的面貌而奋斗终身的道路。 欧柏林的故乡地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气候是冬长夏短，长期处于寒冷之中；自然条件极差，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很落后。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欧柏林没有退缩，而是立志要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改变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欧柏林不顾顽固分子的反对，四处奔波，游说疾唿，要求当地人都要捐款出力，以兴建道路，创办学校，开荒种地，改良农业；而且他率先献出自己的薪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获得了成果。家乡的面貌大大变样了，繁荣取代了荒凉，荒地变成了良田，学校普遍设立，交通四通八达，居民生活大大改善，家乡一片气象万千的景象。 欧柏林这种艰苦奋斗、造福人类、服务大众的精神，使他名声远播，法国政府为表彰欧柏林造福人类的精神，向他颁发了头等嘉禾勋章，当时法国皇帝还特别致电祝贺。 按照孔祥熙的说法，欧柏林使家乡“一变荒凉为繁荣、贫嵴为肥沃，气象维新，大非昔比！” 欧柏林于1825年病逝。 欧柏林死后的第5年，1830年，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和一位牧师，被欧柏林不为名利造福人类的精神所动，决心学习欧柏林，把他的精神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二人出资并出面主持募捐，要在美国中部地区的俄亥俄州建造一所大学，取名为欧柏林大学。 当时，美国的俄亥俄州也属穷困地区，自然和人文条件都与欧柏林的家乡相差无几。所以这两位开拓者遇到的困难也大体和欧柏林当年遇到的困难一样。为了创建欧柏林大学，他们和欧柏林一样，垦荒建屋艰苦奋斗，最后终于在美国中部的俄亥俄州建立起了着名的欧柏林大学。欧柏林如果泉下有知，应当可以欣慰了。 事实上，当年的欧柏林先生并没有到过美国的俄亥俄州。所以，欧柏林在有生之年做梦都不会想到在美国会有人用他的名义建立起一所大学。更不会想到在他死去72年后的1907年，在遥远的东方，在比他家乡更加荒凉的黄土高坡上，会出现一所以贯彻欧柏林精神为宗旨的中国的铭贤学校。孔祥熙每次谈到铭贤学校办学的宗旨，都声称是取法欧柏林精神。他曾讲道： “铭贤学校不设在通州大邑，而设在太谷乡间，其旨趣完全取法于欧柏林大学。再往上溯其源流，那么，我的办学纯粹是效法欧柏林”。 实际上是不是果真如此，就该当别论了。 第48页 进入欧柏林大学后，孔祥熙在此学习了4年，从1901年到1904年。在校学习期间，孔祥熙称得上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好学生。他读书用功，孜孜不倦，恐怕落在美国人后面而让人看不起。本来在潞河学院读书时，孔祥熙的英语已具备了一定的根基，每次考试在所有考生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现在环境变了，条件也变了，孔祥熙掌握的那点英语单词不够用了。在学习理化课程时，由于专业名词太多，孔祥熙感到非常吃力。但他咬牙坚持拿出比其他同学多几倍的时间去补习英语，拿出所有的课业时间，甚至放弃了一切课外活动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去钻研课堂上没有听懂的内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孔祥熙终于彻底地攻克了语言关。 孔祥熙最初主攻的是自然科学，选择的是理化专业。从他的朴素爱国之心出发，孔祥熙想将来学有成就，走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当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和科技比西方国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强大了就可以不挨打甚至可以打人。这就是当初孔祥熙的朴素想法。 两年以后，孔祥熙的兴趣变了方向。这期间孔祥熙外出听的演讲多了，阅读的课外书多了，所以改变了自己以前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强大，最关键的是人。所以改造一个国家，要从改造社会制度人手，使人民都安居乐业，民智开化后，才能真正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样国家才能慢慢强大起来。 基于这种想法，孔祥熙后两年选择的是社会科学。其最后的结果是，理化不曾修完，社会科学也不曾学好。 孔祥熙每每总结这段经歷时，都会痛切自悔地说：“一个人要学商便学商，想学工就学工，必须就个人志趣之所在，早早拿定主意，万万不可脚踏两只船，犹豫不决。脚踏两只船的结果，准定是跌到河里成了落汤鸡。” 1901年孔祥熙赴美留学，是他的第一次出国。虽然他在国内从小上的教会学校，受的是新式教育，思想上和生活方式上受美国的影响很深。但是孔祥熙初到美国还是感到很不适应，中国和美国判若两个世界，清政府给人民带来的生活中的两大累赘--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缠足，在西方人的眼里真是太可笑也太落后了。孔祥熙决心在生活上先做一个反叛者，他当机立断地剪掉了那条拖在脑后的长辫子。 1905年，孔祥熙4年的欧柏林大学生活结束了。他取得了毕业文凭。可这文凭对他来说又有什么用呢？理化和社会科学，二者平分秋色，都是半途而废。谈什么学以致用呢，回去之后又拿什么来报效祖国呢？毕业文凭对孔祥熙来说只是一张废纸。只能说明一个人喝过“洋墨水”或“镀过金”了，实际能力一点也说明不了。 因此，孔祥熙决定继续留在美国深造。经教会批准，这年秋天，孔祥熙考人了着名的耶鲁大学研究院，专攻矿物学。 为什么专攻矿物学呢？孔祥熙经过再三考虑，结论是“中国人只知道自己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殊不知中国矿产蕴藏量之丰实，甲于全球。有这么丰实的宝藏委弃于地，而全国处处仍在闹穷，这是多么的愚不可及。” 孔祥熙决心学好矿物学，将来回国以便开发地下的诸多宝藏，以此来拯救国家之贫穷。 耶鲁大学位于美国康纳狄克州的钮海文市，创办于1701年。在美国当时的二千余所高等学府中，其校龄仅次于美国的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创办于1636年），声望则与哈佛齐名，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哈佛大学。有人曾对美国500名杰出工商领袖的出身作过统计，发现其中36名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占美国高等院校的第一位。又有人对美国的1万名大学生的收人作过调查，结果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位居前三位。由于耶鲁大学是一所师资力量雄厚、学生素质优良的着名大学，所以一旦考取便身价倍增。当时耶鲁大学的东方学生很少，中国学生只有孔祥熙一人。 孔祥熙赴美留学时期，正是美国经济经过长时间恢復，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时期，但孔祥熙认为当时的美国比不过他的老家太谷。1907年他回国后，对铭贤学校的师生发表留学感想时曾说：“6年前，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发现纽约的房屋建筑，普遍的不如太谷之华丽而坚固。” 人们当时都觉得不可思议，孔祥熙进一步解释说：“当我儿时，太谷一县拥家资300万两以上的富户，即有13家之多，七八层楼的大宅院，到处可见--太谷县城里有一家姓孙的修盖花园，竟用汉代的白玉铺砌地面，因而引起县里一名秀才藉词勒索敲诈。姓孙的不理，秀才使向朝廷举发，说孙家庭园规模胜过皇宫，诬他谋叛造反。皇帝三次派钦差来查办，孙家便拿金银财宝出来打点，清朝官吏爱钱的居多数，回奏的时候都说孙家是良民，并无叛逆事情。最后一次皇帝命人将姓孙的拘到北京，同时掘出铺地的汉玉呈上朝廷作为证物，由皇帝亲自审问。姓孙的到达北京，有人面授一计。在审问时皇帝问他花园里地面是用什么铺的？姓孙的假痴假呆，答道：“都是这些白石头子。”皇帝见他土头土脑，错把白玉当石子，也便哈哈大笑而了之。” 但是，孔祥熙毕竟接受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美国人爱干净、勤洗澡这件事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回国后他大加提倡，并常常对自己的学生和部下发牢骚： 第49页 “中国人真是骯脏，洗脸只抹一把脸盘子，绝不儒洗颈脖，洗手只洗手背掌，从不肯顺便也洗洗胳膊，清洗界限，截然分明，洁与不洁，永远保持楚河汉界。这种决不越俎代疱的洗涤，究其肇因，而不洁之故端在不洗澡”。 接着孔祥熙还说： “谈到洗澡，我们中国人竟有人一生一世只洗过三五回的。你们若不相信？那么，请看所谓世家子弟的身上，污垢满布一层，油腻无处不有。像这么样的骯脏，生活既不舒适，发汗更难畅通，因而体格赢弱，百病丛生，这就是东亚病夫绰号之由来！ 所以，孔祥熙一生遂以洗澡为习惯，自从美国返归中国后，一直保持一日一浴，到死为止。不仅是洗澡讲卫生，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二人因都受过美国式的教育，生活西方化、饮食西方化和谈话西方化等等在他俩身上体现得也非常鲜明。 可能是受西方夜生活的影响，孔祥熙和宋蔼龄都是以昼作夜、以夜作昼。孔祥熙每天一般睡到上午10点钟才起床。上午一般不会客，也不出门，随便看看报纸。午饭前要洗一次澡，有专人服侍擦背修脚。下午1点半去财政部办公，一些兼职机关的办公人员（行政院、中央银行）都是到财政部碰头，向孔祥熙请示工作。晚上办公时间没有定，有时七八点，有时一、两点。 当时的党国要人，一般都是政治在南京，经济在上海；幕前在南京，幕后在上海；办公在南京，玩乐在上海。孔祥熙也不例外。宋蔼龄常往上海，规定孔祥熙每到周末须下午5时从南京坐火车9时抵家。宋蔼龄一般来说不去车站接他，偶尔遇有约会，才到车站接孔祥熙，然后直接赴约定地点。依照惯例，孔祥熙要在星期天夜里坐夜车赶回南京，参加星期一上午7点半举行的总理纪念周的有关活动。 孔祥熙的早点（相当于半中午饭，他起的很晚）是一碗蛋白燕窝汤，并备各式高级点心轮换着吃。无论在南京还是在上海，孔祥熙的早点都是单独吃，中饭则一家人在一起吃。一般是6个菜，2个汤，生熟冷热俱全。全家人都喜欢吃无锡大米饭，只有孔祥熙一人爱吃山西老家的拉面，每顿吃一中碗约3两，或是两个山西煎饼。孔祥熙家里共有3个厨师，一个做上海菜，一个做西餐，一个山西人专门制作家乡菜给孔祥熙一人吃。山西人都喜欢吃陈年老醋，孔祥熙也有此嗜好，而宋蔼龄和子女们则都不吃。有时赶上家里吃西餐，菜和汤并不按“六二”配备。孔祥熙在南京办公的时候，下午3点家里派人送去乳汁莲子羹一碗，夜间回到家里，吃人参鸡汤一小碗和自制山西煎饼一小盘。 孔祥熙除了每天午前洗一次澡外，大约每周洗一次汤山温泉澡，有时也约上蒋介石一起去。那里设有专房，设备讲究，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孔祥熙家有自己的医药顾问，专给孔祥熙看病的是一个犹太人，是上海保隆医院着名的医生，据说每月由中央银行支付薪金数百元给此人。孔祥熙身体肥胖，血压较高。遵照医嘱，孔祥熙不喝酒倒喜欢吸菸。办公会客都要抽菸，可是当着宋蔼龄的面，孔祥熙从来不吸菸。宋蔼龄自己不吸菸，也不准丈夫吸菸，如果发现孔祥熙吸菸，就会埋怨道：又吸菸了吧？孔祥熙每逢这时，就会低头不语，丢掉香菸不吸了。 发迹后的孔祥熙不大爱看书，卧室里连书架都没有。但每天要看报纸，《中央日报》每天必读，《新闻报》的商业行情也是每天必读，孔祥熙每天看报的时间，大约一、二个小时。 孔祥熙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信仰基督教。但孔祥熙很少去做礼拜。这一点和宋蔼龄大不一样，宋蔼龄住上海时，每周都去做礼拜，只是每天吃饭时免除了祷告谢饭的仪式。 旧社会的有钱人家，盛行打麻将牌，孔祥熙家却不流行。孔祥熙对这些没有兴趣，一心只想着赚钱。宋蔼龄倒是喜欢打牌，可不是麻将牌，而是扑克牌。宋蔼龄也是每天上午10点左右才起来。她一天中最热闹的黄金时刻是在晚上。有几对夫妇是她的密友，每晚必来，家里成了宋蔼龄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有盛老七夫妇，盛老七名叫盛升颐，是清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他的妻子虽徐娘半老，却风韵犹存且妩媚动人，尤其善于辞令，一望便知是交际场中能手。她是宋蔼龄的挚友，也是智囊，为之出谋定计操纵市场，配合得非常出色。此夫妇二人几乎天天来。此外还有税务局长樊充夫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夫妇等，一来就是一双。大多是在这里吃晚饭，有时打电话叫冠生园送一桌广东莱来，吃过了即打扑克牌，赌兴极浓，直到深夜1点左右吃过点心方各自散去。有时不打扑克，便在家里办个舞会尽欢始散。 宋蔼龄每天早起，喝一碗珍珠粉燕窝汤。她认为长期服用可使皮肤细腻。宋蔼龄的外表并不漂亮，可是极爱打扮，平时穿的衣服和皮鞋、使用的化妆品都是舶来品，式样是最流行的，走起路来都香扑鼻，俨然一位贵妇人。 宋蔼龄亦非常讲究卫生，每天早点后洗澡，用的是英国女皇用的洗澡香粉。当时的上海只有一家外国洋行出售这种香粉。衣服穿不了几次就换新的，袜子和皮鞋换得更勤。她换下来的衣服，一般都分给花园里的女工。 孔祥熙和宋蔼龄虽然都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受美国的影响很深，但二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宋蔼龄泼辣锋利，说话算数，家里的规章都是她定的。孔祥熙有点怕她，所以要老老实实地遵守。孔祥熙单身住南京时，未曾有过外遇。每逢星期天下午没有客人的时候，夫妇二人便出现在花园里散步说话，看起来很亲密。 第50页 家里的孩子们，都怕母亲，不怕父亲，以至影响到家里的佣人也是如此。 如果说孔祥熙在生活习惯上受美国的影响很深，那么在学业上还算是为中国人争气的。孔祥熙人耶鲁大学之初，每天都是平平和和、温温吞吞的样子。本来东方学生就少，美国人就更瞧不起这个黑头髮黄皮肤的中国青年了，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孔祥熙心里清楚，表面上装得满不在乎，暗里却刻苦努力。不久，孔祥熙便以优秀的成绩，征服了大家。人们终于发现，这个不动声色的矮胖子，是个思维极为严密、做事极为认真的人。没有人看不起他了，接近他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都愿意和孔祥熙做朋友。 正是因为孔祥熙为人谦和，学习成绩突出，所以孔祥熙留学6年，交了很多美国朋友。其中和孔祥熙称得上最为知己的要算是欧柏林大学的保罗·考宾。 保罗·考宾是孔祥熙在欧柏林大学读书时的密友，二人友谊深厚，无话不谈。在孔祥熙的影响下，保罗非常嚮往中国这块神秘的东方大地。为此，孔祥熙还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康保罗，字乐三。 孔祥熙曾不止一次地向康乐三讲述当初山西教案的情况，并且每每难过地说： “回忆庚子殉难的那些教士，在太谷设医院与学校，传布福音，使太谷一城百姓获益无穷，他们辛辛苦苦所建立的基础，被庚子事变摧毁无遗，好不容易皈依基督的一些信徒，经过庚子那样大事杀戮，虎口余生，心摧胆裂，再也不敢上教堂的门。而西洋教士为了自身的安全，更无不视中国为畏途，殉难先贤的事业，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恢復。 康乐三听得非常激动不禁地动情地说： “听你所说的，你的故乡太谷，竟比欧柏林先生尽瘁一生的史特拉斯堡环境更加恶劣，造福人群必须有冒险犯难的决心，基督精神原本是信、望与爱。孔君，如果你学成归国还愿意本着欧柏林先生的精神回到你的家乡去继续先贤未竟的事业，那么我们不妨邀几位志同道合、不避艰危的朋友，大家一齐到太谷去！” “好极了！”孔祥熙高兴道：“我决心放弃祖传的许多事业，不做官，也不接受任何人的邀请，我愿回到故乡，将殉难先贤的作为发扬光大”。 孔祥熙后来真的回到老家太谷，继承了先贤的事业，但所谓不做官的诺言，却很快给证明是假的了。 一次推心至腹的谈话，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康乐三先于孔祥熙毕业于欧柏林大学，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带着夫人一同来到中国，主动地到太谷主持教会，他的夫人做为助手，也在教会里担任一些工作。后来孔祥熙回国，在老家太谷创办铭贤学校，康乐三夫妇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康乐三本人还应邀在铭贤学校担任教员，支持孔祥熙的欧柏林精神。对此，孔祥熙曾这样说过： “铭贤草创之初，其困顿艰苦，祥熙固力任而不辞。惟熙每有一得之见，辄若不为时有所惊，而君（康乐三）不独谅之，且更助之成之，世言知己之交，熙与君有焉！” 1905年，孔祥熙刚刚考人耶鲁大学研究院不久。一天，孔祥熙听说孙中山先生旅美正经过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这消息使孔祥熙万分激动。他决心再不放过这次机会，1901年，孔祥熙在日本横滨已曾错过了和孙中山见面的机会，当时他觉得非常遗憾，甚至有几分失落感。孔祥熙是带着遗憾与失望，从横滨启程去美国的，以至他一路上都闷闷不乐。后来在美国他又错过了两次与孙中山见面的机会。这次孔祥熙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也要见上孙中山一面，当面向这位革命的先驱请教。 放下每天要听的课程，放下手中研究的课题，孔祥熙坐上火车，从康狄纳克州赶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去与孙中山先生进行歷史性的会面。 克利夫兰是一座位于美国中北部的重要工业城市，1796年以城市的筹建者--克利夫兰将军的名字命名。 这一次孔祥熙在别人的指点下，很快找到了孙中山先生寄寓的地方。站在门前，孔祥熙的心“咚咚”直跳，按门铃的手停在半空有些颤抖。他想像不出孙中山--这位革命的领袖，肯不肯见他这个20岁出头的“楞小子”。如果不见自己该怎么办呢？如果见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会面呢？孔祥熙犹豫着。但随即孔祥熙想到，会晤孙中山先生不是自己长期的夙愿吗？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呢？强烈的愿望促使他鼓足勇气，使劲按响了门铃。 门开了，站在孔祥熙面前的是位身材中等、留着两撒鬍子且双目炯炯有神的中年人。他热情地向孔祥熙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把孔祥熙让进屋里。此刻种种疑虑和担心转眼之间全消失了，孔祥熙迫不及待地声音有些激动地向孙中山先生述说了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经歷，谈了自己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和对中国未来前途的种种忧虑，表达了自己愿意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的强烈愿望。 孙中山先生耐心地倾听着孔祥熙的述说，深深地被眼前这位出身于中国传统世家而又接受西方新式教育长大现在又留学海外的游子的经歷所感动了。孙中山想到中国多一些这样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青年人该多好啊！这样的年轻人多起来，中国的革命就有希望、华夏民族就有希望啊。 第51页 初次见面的投缘引来了孙中山与孔祥熙的彻夜长谈。孙中山先生热情而坦率地向孔祥熙阐发了革命宗旨和民族大义，以及革命的方略，向他介绍了中国的革命形势，介绍了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復会等反清革命团体已经“合成大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由他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志士携手合作，如今革命的浪潮正风起云涌一日千里。 那还是在1894年。当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革命出现了新的形势，便再返檀香山。在檀香山他奔走逾月，在华侨中动员了20多位关怀祖国命运的人（主要是经营小商店和小农场的华侨），于1894年11月创立了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其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復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2月，孙中山先生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虽然兴中会带有狭隘的地域性，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的成立发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信号，不仅标志着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革命活动的正式开始，并且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组织形式上的初步形成，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初步发展。 接下来便是由湖南的留学生黄兴、刘葵一、杨毓麟域、陈天华等人发起于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成立的华兴会。当时到会的有本省的和外省人士共百余人，其中大多数是学界中人。他们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葵一为副会长。黄兴先生（1874－1916年）系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县学出身，肄业于武昌的两湖学院；1901年官费到日本留学，进师范学校同时学习了军事。当时黄兴等人计划在华兴会成立9个月时，在长沙发动起义。但因1905年10月10日是清廷实际掌权人物慈禧太后的70生辰，于是他们计划趁省里文武官员在这天集会行礼时，引爆炸弹，并由省城内的武备学堂的学生发动起义，哥老会在省城外各地响应，然后分路进军长沙。后由于一个混在华兴会的内奸向官方告密，官方立即下手逮捕有关人士。当即黄兴靠基督教会里朋友的帮助逃出长沙去了上海。刘葵一等人也都脱险，起义宣告失败。黄兴、刘葵一等人毁家筹措的四、五万元革命经费付诸东流。 再有就是光復会。光復会于1904年冬在上海成立。参加的人多是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的学界人士。狱中的章太炎也参加了。刚从日本回国的龚宝全是推动光復会成立的主要人物。主持中国教育会的蔡元培被选为会长。实际的核心人物是陶成章。陶成章（187－1912年）系浙江绍兴人，年轻时当过塾师。他于1900年前后萌发反抗清朝统治的思想。1902年陶成章留学日本，本来想学习军事，却被清朝官方阻挠。一气之下他于1903年回国开展革命活动。。 光復会成立后，曾同华兴会联繫，准备在长江下游发动起义以响应湖南的华兴会。后来因为华兴会的起义流产，光復会的配合行动也就中止了。 当时光復会还进行了联络会党的大量工作。 华兴会和光復会都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它们的发起人和参加者都抱着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上一笔的，还有秋瑾。秋瑾系中国近代着名的女革命家（1877－1907年），出身于地主家庭，受父母之命同一个富绅家的纨绔子弟结婚，后终于因为意气不相投而与丈夫决裂。她看到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决心献身救国事业。1904年，她自费到日本留学，先后加入光復会和同盟会，并被推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1906年回国参加革命活动。 除了光復会、华兴会以外，当时全国各地还存在着一些规模较小的革命团体。如湖北的日知会、江苏的励志学会、强国会和四川的公强会、福建的益闻社、汉族独立会以及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会、广州的群智社等等。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邀集在日本的各省有志革命青年和旅日华侨等70余人，在日本东京召开筹备组党的会议，其中包括华兴会、光復会等革命团体成员。关于党的名称，当时有人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孙中山先生提出革命不专在排满，还要废除专制和创造共和，因此提议叫做“中国革命同盟会”。又有人提出此会为秘密组织，不必明用“革命”二字，于是后确定了这个革命政党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并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復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个字为宗旨。吕月20日同盟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有几百人。除甘肃省当时因没有留日学生外，全国各省的留学生代表都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会章，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并确定了执行会务的其他成员。 同盟会的领导机构除总理外，还有译议部、司法部和由总理指定的人组成的执行部。它是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鼎立”的原则而选举产生的。执行部权力最大，由总理直接领导。会议一致推选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工作。 同盟会总部设在日本东京，国内有东、南、西、北、中5个支部，国外华侨中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国内支部则按省设立分会，并有各省主盟人。 第52页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仅把分散的革命的团体统一起来，使全国革命从此有了一个指导中心，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 那天夜里，孔祥熙怀着一种虔敬的心情，聆听着孙中山先生畅谈革命大计，他觉得能结识孙中山先生是自己的荣幸。因为孙中山是着名的反清斗士，年纪也比自己大了将近一倍。在当时，能追随孙中山这样的反清斗士，是孔祥熙这样的时代青年最大的愿望。孔祥熙当即向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加入兴中会的要求，孙中山则十分高兴地答应了孔祥熙的要求。 从此，孔祥熙加入了兴中会，投身反清斗争，后来又自动转为中国同盟会会员。 当孙中山问起孔祥熙未来的抱负时，孔祥熙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孙中山听后，认为孔祥熙其志可嘉。但教育和实业两件大事一同做，恐怕要失之于大而不当。为此，孙中山告诫孔祥熙，“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恆，方始可以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为始，西北各省距离海口很远，风气开通较晚，所以启迪民智的革命基础必须极早建立。” 孔祥熙听到孙中山先生贊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异常激动。后来，他回忆这段初次会晤孙中山的情形时，曾感慨万千地说： “听了总理的这一段训示，顿时便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多年以来横亘胸中的一大矛盾，至此迎刃而解。总理的寥寥数语，能给我这么重大的启示，使我敬佩万分。所以，当时我便提出了追随革命、加盟同盟会的请求。而承蒙总理不弃，他欣然的立予应允。 “从此自觉行有道，学有云，不像以往那样一味在黑暗中摸索，一言一行，骤然之间比较以前更为慎重。这一转机，对于我个人来说，实在是关系重大。” 经过这次歷史性的会晤以后，孔祥熙继续回耶鲁大学学习。但是孔祥熙变了，以前他的学习时间要多于思考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现在二者颠倒了过来。孔祥熙时刻思考着怎样用行动证明不辱与孙中山先生这次的会晤和彻夜长谈。他要切切实实地拿出一个行动，拿出一个向欧柏林先生学习的行动，拿出一个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行动。孔祥熙在等待着机会的出现。 2.宋蔼龄过海求学 1904年夏天，当孔祥熙即将跨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深造的时候，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未来的妻子宋蔼龄，自上海出发来到美国，也开始了自己的留学歷程。和孔祥熙相比，宋蔼龄在美求学却是十分轻松而愉快的。 宋蔼龄就读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位于乔治亚州的梅肯市，濒临奥克穆尔吉河西岸。市内林木葱葱，幽静闲雅。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创立于1836年，原名为乔治亚女子学院。1843年改名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附属于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当初学院规模不大，仅有一幢主楼，学生自然不多。其学生来源一般都是南美富裕人家的小姐。后来才增建了配套建筑。二十世纪初，主楼由希腊復兴时代的建筑风格改为维多利亚式的华美楼房，又增盖了双层斜坡式楼顶，使之成为“教育用房之最完美的大厦”。学生宿舍在顶楼且内部装备舒适，有大洗脸室和更衣室，每层楼还有一间浴室，里边有浴盆和瓷制便器。1900年学院又建了一座附属建筑，以为新入学的住宿生提供住处。校园内清静、舒适的环境，为来这里读书的女孩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宋耀如的3个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和宋美龄，都曾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后来，这所女子学院也因培养了宋氏三姐妹而名声大振。 宋蔼龄最初在学院里的“预科班”学习，与她未来的丈夫孔祥熙一样，她也是这里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开始的时候，人们都用一种好奇的目光看待她，用一种说不清楚的复杂心理对待她。宋蔼龄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最初她含蓄持重，落落寡合，不苟言笑。就好像全校的学生里只有她懂得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服饰打扮，不在于她的外表而在于她的学问。平时没事的时候，宋蔼龄就会站在一旁，去欣赏和研究其他学生的美式服装。宋蔼龄能从一个人的服装上推算出每个同学的父亲到底拥有多少财产。当然这种推断都是她心里琢磨出来的。宋蔼龄的同学们都把她的沉稳含蓄看成羞怯，而且都以为这个矮胖的圆脸中国姑娘不会给她们构成任何威胁。 但是，宋蔼龄的学习成绩异常突出，尤其是数学成绩，是所有同学都望尘莫及的。 慢慢地，同学们发现这个看上去很庄重、很严肃的中国姑娘，实际上待人非常坦率和友善，并且热情、开朗，很好接近，在音乐和表演方面也很有才华。于是，宋蔼龄成了同学们喜欢谈论的“热点”人物。 自从同学们发现了这位中国姑娘的真正性格后，闲暇时都愿意聚集在她的身边，或者怀着极大的兴趣挤进她的宿舍，聆听宋蔼龄用甜甜的声音，讲那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故事。宋蔼龄的故事永远也讲不完，她的宿舍成了同学们的“俱乐部”。宋蔼龄的嗓音甜润而宏亮，在家父亲又教过她唱歌，这使她在演出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每当学校集体活动或联欢时，宋蔼龄自然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第53页 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格里院长的太太格里夫人。 格里夫人是个和蔼可亲的热心肠妇女。是她尽力设法使宋蔼龄不感到拘束，慢慢地宋蔼龄对格里夫妇产生了终生难忘的感情。宋蔼龄变了，变得更加能适应美国的环境。她穿的全是美国服装，还学会了五花八门的美国俚语，且英语口语也运用自如。到美国仅1年宋蔼龄就剪掉了辫子，梳起了流行的高髮式。 宋蔼龄的成长还得益于父亲的指导。宋耀如经常写信给自己的女儿，向她介绍最新的上海情况，推荐有关的中国歷史书籍，鼓励她要自己努力。宋蔼龄从父亲的信中得到了启示也得到了力量，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用东方人的眼光看，宋蔼龄的长相併不漂亮，她的外貌常常使人发生误会。有一天、威斯里安学院的一位教授打量了她一下，说来蔼龄已经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美国公民”。宋蔼龄听了非常生气，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反驳说：“我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一位中国公民，并且我为自己是中国公民而感到骄傲。” 宋蔼龄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极为动盪不安的年代。当时中国的落后和美国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来蔼龄不愿做美国公民，而为自己是一名中国公民而感到骄傲呢？也许是因为她的出身、她的家庭以及受的传统思想的影响造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宋蔼龄自始至终都有一颗不变的爱国之心。 为了这位教授的一句话，也为了她初来美国时所遇到的遭遇，宋蔼龄的心里始终憋着一股火。这股火一旦遇到机会，就会发泄出来。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06年1月，宋蔼龄经学院特别批准到北方去了一趟，原因是她的姨夫温秉忠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来了。温秉忠是受慈禧太后的派遣，率领一个清朝教育考察团来美国考察美国教育的。 一向瞧不起洋人但又十分惧怕洋人的慈禧太后，怎么会一下子变得开明起来了呢？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被清朝政府勾结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下去了，慈禧太后携带光绪皇帝出逃西安后重又返回北京。这时，不知何故慈禧一改往常主意，突然高喊起“变法”，并似乎真的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政”了。 慈禧太后之所以高唱“变法”，主要是为了应付国内外的危机。《辛丑条约》的签订虽然缓和了来自国外的威胁，但她要顺应帝国主义的要求，以一种新姿态出现在列强面前，向他们表明她的政权决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政权，而是一个能顺应“时代”需要的政权。与此同时，慈禧也深知来自国内的危机更加严重了。不但在被剥削压迫的下层广大群众中到处埋伏着待燃的火种，而且属于上层社会的一些阶层，包括各地的士绅、中小地主和商人等新兴的资产阶级对清朝政权的不信任感也空前增加了。为了缓和这种矛盾，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也为了使人们感到清政权还是有希望的，慈禧太后不得不高喊变法，实行新政。 当时慈禧的“新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1903年9月，朝廷成立商部，由皇亲贵族载振任尚书，工矿业和铁路都归该部管理。同时，提出《奖励公司章程》，允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等等。以前清朝政府一直把新式工业紧紧控制在官方手里，到了外国资本已经深深地侵人中国工矿各种部门，官方再无力控制时，清廷才鼓励私人资本加人。这虽然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让步，但为时已经太晚。 二是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并提倡出国留学。清政府下令，考试中废除八股文，整顿京师大学堂，把各省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各省选派学生用官费送到外国留学。同时，承认了西学合法的地位。 三是改革军制，裁撤旧式的绿营和防勇，组成新式军队。清朝末年的各省“新军”均是在这时形成的。为了培养新式官兵，各省设武备学堂，并以从1904年起，每年要有百人左右到日本学习军事。 1905年，慈禧太后还接受了一些大臣的建议，居然要实行“君主立宪”了。其实，这只是清王朝妄图以此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做一些让步，以达到他们“解散乱党”目的的一个伎俩而已。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蔼龄的姨夫温秉忠率团来到了美国。宋蔼龄立即前往华盛顿看望姨夫。见到温秉忠之后，宋蔼龄非常高兴，这毕竟是她来美国后第一次见到来自故乡的亲人。 随后，宋蔼龄作为温秉忠的客人，一同出席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中国教育代表团举办的招待会。席间，宋蔼龄就自己初来美国时的遭遇，向美国总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批评了美国的“民主”。当时，这位美国总统也许是被眼前这位中国姑娘的气势给“镇住”了；据说，罗斯福总统当场向宋蔼龄表示了歉意。 当时，宋蔼龄的父亲来耀如也正在美国为同盟会进行募捐活动。他从当地报纸上得知爱女的表现时非常激动。消息也在同学们中间传开了。宋蔼龄成了新闻人物，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她，向她打听当时的情况。 而最令同学们羡慕的还是宋氏三姐妹相聚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情景。 第54页 宋蔼龄和姨夫温秉忠在华盛顿参加完有关活动后，又前往纽约。在纽约，宋蔼龄和自己的父亲宋耀如重逢了。站在父亲面前的宋蔼龄已经不是两年前离家时梳着一根大辫子、脸上充满稚气的小姑娘了。她已经变成了一位操着一口流利英语且打扮入时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妙龄少女了。宋耀如看着两年独立生活给女儿带来的变化，心里溢满了欣慰之情。 父女俩从纽约分手后，宋蔼龄返回梅肯市，宋耀如随着温秉忠渡过哈得孙河，到新泽西州的小镇萨米特去参观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创办的一所朴实无华的学校。宋耀如很喜欢这所学校的气氛，所以他当场询问波特温小姐，明年是否愿意录取他的女儿宋庆龄和宋美龄来这里就学？ 波特温小姐欣然同意了宋耀如的要求。 1907年夏天，二度赴美考察教育的温秉忠，带上外甥女宋庆龄和宋美龄，乘坐“满洲里”号邮轮启程。宋家的二女儿和小女儿步大姐宋蔼龄的后尘，后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当时庆龄只有14岁，美龄只有10岁。 10岁的宋美龄是个非常天真和活泼的小姑娘。在旅途中，一天宋美龄同一位从上海回家的美国姑娘在甲板上谈天。美国姑娘问她：“你长大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呀？” “我要当大夫。”宋美龄脱口而出。 “大夫！哦，天哪，我想你不应该干那行，当大夫要去锯掉人家的腿，你知道吗？” “是吗？”宋美龄大为惊讶，“那我不想当大夫了。这太脏了！” 抵达大洋彼岸时，她们没有遭遇到大姐蔼龄入境时所遭到的可怕经歷，很顺利地在旧金山通过了关检。 最初，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俩被安排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小镇，在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办的私立学校补习功课。这是去年来耀如赴美时说好的。 波特温的学生埃米莉·唐纳对宋氏姐妹要来学校的情景记忆犹新：“在我们这个小天地里，这是件饶有趣味的事情，但是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再听到进一步的消息，因此大家把这件事情忘掉了。可是，有一天早晨我们来到学校的时候，发现她们已经来了。大的那一位非常庄重、文静，年龄约摸有15岁，看来比我们都大得多。我们当时都9岁左右。她的中国名字叫庆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是称唿她‘罗莎蒙德’……我们不常见到她，因为由于年龄和性格上的差异，她自然不会来参加我们那些小孩子的玩耍和戏闹。但是，同时还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美龄。她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非常活泼和欢跃，而且相当淘气。她长得像个滚圆的小黄油球娃娃，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兴致盎然，不论是新奇的花草树木，还是房屋和人，她都要盘根问底，打听清楚。 “这两个女孩来波特温小姐的学校后没有多久，她们的姐姐宋蔼龄就来看望她们。蔼龄已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女子，她非常和蔼，非常友善。她脸上敷着厚厚的一层粉，嘴唇和两颊涂着朱色。当时已经是1908年，她这种打扮使我们大为吃惊。我们知道，象她这年龄的中国姑娘都喜欢这么打扮，就像年龄大一些的美国姑娘都喜欢轻轻地往脸上扑点香粉一样。我看得出，她是打扮得很漂亮的。但是我记得，当时还是个小女孩的我，确实是从内心里希望美龄长大后不要把面孔抹成这副模样。 “有一天，庆龄和美龄收到一个从中国寄来的包裹，里面全是给她俩的花花绿绿的漂亮衣物，其中有给美龄的一套漂亮的黑绸服，包括一条黑绸小裤子和一件绣有青龙图案的上衣。美龄穿上这套衣裤去爬树玩，爬到树梢上下不来了。我哥哥赶紧爬上去扶她下来。我们都提心弔胆地站在树下翘望，只希望她那身漂亮衣裳别扯破了。还好，衣服没有扯破。” 1908年9月5日，宋庆龄正式考人了姐姐蔼龄就读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此时，宋蔼龄正念四年级。 刚入学的宋庆龄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姐姐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姐姐还帮助她尽快熟悉那里的环境，宋庆龄对哲学课最感兴趣，文学水平很高又热心社会活动，因此担任了校刊《威斯里安》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信干事。 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期间，在《威斯里安》上发表了《四小点》、《阿妈》、《现代中国妇女》和《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之影响》等。这些文章宣扬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表达了她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 宋庆龄在美国度过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青年时期。正是留学期间的学习，使宋庆龄由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成长为一个成熟丰润的大姑娘，其爱国主义思想也随之日趋炽烈，逐渐升华到为革命献身的境地。 1909年宋美龄12岁时，也考进入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此时宋家三姐妹欢聚在了一起。美龄年纪太小，一时还不能当一名正式学生。她也受到了大姐的无微不至的照顾。 美龄从小就崇拜大姐。因为幼时姐妹们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她的年龄最小。每当她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伤心地大哭时，大姐蔼龄就会轻轻走过来安慰她，为她擦去眼泪和鼻涕。 每逢这时，美龄还是抽抽噎噎地问：“姐姐，你说我能够长大吗？” 第55页 “能！你一定能长成一个大人！”大姐蔼龄肯定的话语给小美龄极大的鼓励。从儿时起，美龄就产生了对大姐英雄般的崇拜，以后又逐渐转化为深厚的爱。可以说，这种爱在宋美龄则终其一生末已。 不久，宋美龄和另外两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美国小姑娘，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班级。她们效仿大姐姐们组织的联谊会，成立了一个名叫“三个小傢伙”的组织。为了使自己的组织有一间会议室，她们发展了院长为该组织的会员，从而获准使用大音乐室顶层的一间空房。不久，学校许多老师都成了她们的忠实会员。为了健全“三个小傢伙”，她们还制定了口令、秘密暗号和组织规则。如规定在会议室开会时不准嚼口香糖。一般老师注意不到这一规定，总是津津有味地嚼着口香糖走进会议室，于是三个小傢伙立即大喊大叫表示抗议。 她们还创办了一份报纸，美龄当文学编辑，另外两个女孩任美术编辑和记者。报纸是抄写的，每天发行5份，但每份内容各不相同，售价是每张5美分。 报纸内容独特，大受同学们欢迎，每天都销售一空。如其中一份的社会专栏评论说：“多萝西·迪尔是全校最聪明的姑娘！” 这份报纸卖给了多萝西·迪尔。 另一份报纸在同一专栏里写道：“校园里所有的姑娘都说帕蒂·布朗长得美，昨天，有人见她……” 这份报纸卖给了帕蒂·布朗。 三个小姑娘，每天经过辛勤的劳动挣得25美分。她们用钱买来冰激凌、花生和糖果，然后美美地大吃一顿。 三个小姑娘由于办报办出了名。一天，她们接到东部一所大学的学生来信，信中说他们听说了这份独特的报纸，很想得到一份，以便把它作为美国最年轻编辑的一项纪录。能受到如此的尊重，当时三个小姑娘们真高兴极了。 一个小姑娘说：“我们赶紧给他们寄一份吧。” “不，”小美龄见解很深刻，“他们没有附订报的5分硬币来。如果这样便宜地送给他们，我们的报纸不是太没价值了吗？” “对，我们必须让他们寄钱来。”另一个小姑娘说道。 于是，由文学编辑宋美龄执笔，她们写了一封信寄去，向对方指出没附订报费这一严重疏漏。寄信花了她们2美分。她们耐心等待着消息。 不久，东部的索报人寄来了5分硬币，小傢伙们这才把她们的报纸寄出去。这次又花了2美分邮费。 宋家三姐妹欢聚在威斯里安子学院，这一事情是值得回忆和值得纪念的。但是欢聚的时间太短了。1909年，宋美龄刚刚跨进学院大门，而她的大姐来蔼龄做为学院的五年级学生马上就要毕业，并且面临着毕业后的选择。 由于宋蔼龄在音乐和表演方面的才能，其主演的《学院生活的变迁》，友善地取笑了卫理公会所属的学院。这个剧本是学院里的三名高年级的学生根据贝蒂·韦尔斯的着作改编的。其改编人之一就是宋蔼龄。 毕业典礼上，自然少不了宋蔼龄的表演。她先是朗诵了一段根据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原歌词改写的台词，然后出演了被涉世不深的美国海军中尉平克尔顿遗弃的忠贞的日本妇女巧巧桑。为了这次演出，宋蔼龄专门写信给父亲宋耀如，要他寄绸缎来制作和服。宋耀如给女儿寄来了4丈玫瑰色的锦缎。 5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909年宋蔼龄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言册上，同学们为她写下了美好的预言： “看这头版惊人的新闻！世界前所未闻的中国最伟大的改革领袖的妻子是人真正的靠山和力量，由于她的远见，中国已大步前进。我们现在才理解，当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一位教授称她是一个优秀的美国公民时，她为何感到奇耻大辱。” 1910年，宋蔼龄带着一纸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毕业文凭，带着同学们的良好祝愿，告别了正在同校低年级就读的两位妹妹，穿着一身时髦的美国服装，回到了风云变幻中的故乡。 可惜，同学们的美好预言并没有实现。后来宋蔼龄没有成为“领袖”的妻子，她未来的丈夫--孔祥熙，此时正在太谷老家继承和发扬着欧柏林精神，以实现他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 再后来，宋蔼龄嫁给了孔祥熙，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女人。 3.归来报国 欧柏林先生的奋斗精神和创建欧柏林大学的两位开拓者，时时都在鼓舞和鞭策着孔祥熙，使他的性格稳重而务实。几年的留学经歷更使孔祥熙认识到，一个人做任何事都不能想人非非，而要脚踏实地。这就更强化了孔祥熙固有的性格特徵。 1905年孔祥熙和孙中山先生会晤后，特别是他得知孙中山贊成他的教育兴国和实业救国的想法后，孔祥熙便下定决心，毕业后要返回老家太谷创办欧柏林式的学校，走教育兴国之路。 1907年，孔祥熙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这一年孔祥熙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参加了毕业典礼。随后孔祥熙匆匆赶到母校欧柏林大学，因为在他回国之际，欧柏林大学的中国同学会特地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回国欢送会。 欧柏林大学的中国同学会是教会扶植起来的一个学生组织。学会的宗旨是会员要人人立志研究中国学术，远涉重洋到中国为社会人群服务。 第56页 所以在这次欢送孔祥熙的会议上，一个重要的议题是趁孔祥熙回国之便利，让他带上一笔捐款，为那些被清朝官吏和义和团战士处死在山西尤其是太谷的传教士建立一个纪念馆，以纪念他们“献身人类”的精神。这个议题立即得到了同学会全体同学的贊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建一座什么样的纪念馆，且碑文内容怎样写更合适云云。 最初，是一位美国传教士问孔祥熙：“孔祥熙先生，可不可以借您返乡之便，带一笔捐款为那些被杀的传教士建立一所纪念堂？” 孔祥熙认为继承发扬欧柏林精神、献身人类人人都有份，自己更是责无旁贷。于是他一反平日里的温和态度，两眼炯炯放光，激动地申明： “您的意见很好。然而，建筑好纪念堂和立碑勒石，是死的纪念物。死的纪念物固然重要。可是，能够造就活的纪念物岂不是更好？什么是活的纪念物呢？那便是设立学校，造就人才，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 显然，孔祥熙要以兴办学校的形式来纪念“庚子殉难的传教士”。这里，除了他要以教育救国的原因外，还有其歷史根源的。孔祥熙一直认为传教士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如果这些人受了教育、有了文化就变成了“有知”，自然就不会再恨传教士了。因为这“教育”和“文化”本身就来自传教士。孔祥熙建学校的提议显然是符合美国传教士口味的，所以与会者一致表示贊同并通过了孔祥熙的提议。学校由谁去办呢？自然是孔祥熙了。中国同学会为此筹集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办学经费。 1907年秋，孔祥熙带着耶鲁大学的硕士文凭，带着欧柏林大学中国同学会的重託，踏上了回国的归途。孔祥熙是乘海轮迴国的。轮船途经日本时，孔祥熙特地在日本停留了几天，以考察日本的教育情况，并坚定自己兴办教育的决心。 孔祥熙留学归国之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之际。前面讲过，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后，慈禧太后为缓和国内矛盾，实行所谓“新政”，曾先后派大员到美国及英、法、德、俄等国进行考察，准备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1906年9月，清政府实行中央官制的改变，使用了度支部、法部、邮传部、民政部和农工商部等新名目。各部堂官规定设尚书1员（部长）、侍郎2员（副部长），并规定满汉不分。但实际上大多是满人，汉人只有4人。 “新政”的内容之一，就是设新式学堂，鼓励留学。对留学归来的人员给以足够的重视，包括给留学生以各种优待等。所以，一时间留学生在当时封建专制制度已趋没落的年代里很吃得开。孔祥熙持有美国耶鲁大学的硕士文凭，更是前途无量。当时国内的许多部门都慕名请孔祥熙到部里任职。邮传部尚书陈壁耳闻孔祥熙在处理“教案”时的能力，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在孔祥熙刚刚回国的时候，他便亲自找上门去，请孔祥熙到邮传部任职。铁路和邮电是当时国内公认的待遇优厚的部门，有的人想进都进不去，而孔祥熙却对这“主动上门的买卖”没动丝毫心思。后来北洋大学堂请孔祥熙去任教职，湖南旅京绅士请孔祥熙到长沙去办学校，二者都许以厚禄，但孔祥熙主意已定--即学习欧柏林精神，到山西太谷老家在穷乡僻壤办学校。为此孔祥熙-一谢绝了人家的好意。时值李提摩太要在太原创立山西大学，聘请孔祥熙去任校长。面对“恩人”的盛情，孔祥熙心里有些犯难，但他随即想到，要办好教育必须由小学中学人手。因而他也谢绝了李提摩太的邀请。 此后，山西太谷便诞生了一个后来曾名扬四海的“铭贤学校”，横亘在孔祥熙心头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孔祥熙的这一举动，确实是一个向欧柏林学习的最好形式：从信仰到行动，从表面到内容，都与欧柏林一致。 最初，孔祥熙利用太谷县城南街基督教公理会的明道院办了个小学，教职员四五人，学生三五十人。明道院不过是个小小的四合院，地方狭小没有发展的余地。过了一段时间，孔祥熙认为明道院没有发展前途，很难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迁址，学校才有希望得到发展。 1909年2月，学校迁至距太谷县城约2里地的东关外杨家庄的孟氏花园内，并增设了中学。 孟氏花园内环境清幽，景物宜人。北有乌马河，南依凤山，确实是个理想的学习园地。此外还有土地400余亩，对学校今后的发展大有好处。 孔祥熙请来能工巧匠，精心建设，兴建了大量的楼房并细心装修。首先在花园中心为美国制铝工业的大资本家、欧柏林大学毕业生查理·霍尔建立了一座沉思默坐的塑像。因为欧柏林大学从查理·霍尔的遗产中拿出万万元作为了建校基金。当然，建立霍尔的塑像对于孔祥熙来说，也是炫耀自己身份的一个极好机会。这一点，孔祥熙心里是十分清楚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学校已初具规模。学校叫什么名字呢？孔祥熙决定用“铭贤”二字做为学校的校名。“铭贤”有两层意思。一层顾名思义也，铭者，纪念也；贤者，圣贤也。铭贤者，乃纪念圣贤之地也。这里所谓的铭贤就是纪念庚子年间美国传教士在山西太谷为道殉难的“先贤”，即铭感美国传教士的意思。另一层，则是为纪念和崇尚欧柏林艰苦办学的精神，表示在美国欧柏林大学资助和领导下创办的眼前这所学校。故英文校名为“oberlln^sansi^memorial^school”，即欧柏林大学山西分校。 第57页 孔祥熙亲自出任铭贤学校校长。 孔祥熙的教育救国事业开始并不顺利。第一年铭贤学校只有9名学生。尽管学生不多，孔祥熙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认真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首先，铭贤学校充分体现着教会办学的特色。它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博爱济公，服务社会的人。” 其校训是：“学以事人。” 铭贤学校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在美国欧柏林大学内的铭贤託事部。这个託事部是在美国备案的，直接听命于美国政府并把握学校的办学方向。託事部由14人组成，主席由欧柏林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充任，成员大多数也是该学校的教职员或校友。凡铭贤学校的方针、财政、人事、教学等重大问题，均由託事部来决定或批准。 铭贤学校在国内的管理机构为校董会（在国民政府立案前为理事部），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是为了应付当时的中国政府才成立的。因为北代战争以后，政府曾通令全国各教会学校均须先以校董会名义在中国政府立案，并按中国当时教育法令办学。按铭贤学校校董会的组织法规定：孔祥熙自任校长兼董事长，董事会内有铭贤学校毕业生3人、欧柏林大学毕业生3人、社会名流4人，加上孔祥熙本人共11人。校董会主要是根据美国铭贤託事部的各项指示来办校，但不管什么人做了校董，均须以孔祥熙的马首是瞻。所以校董会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对孔祥熙歌功颂德而已。校董会要定期开会研究校务，但孔祥熙做了国民政府的高官以后，长期住南京或上海，所以每次开会，校董们只好跑到南京或上海去开会。每次开会都是由董事长孔祥熙大作报告，信口开河地吹嘘一番，把开会的时间全部用完，最后差不多了才用一二十分钟的时间把学校负责人（代理校长）带来的议案，随便吩咐一番了事。所以后来每次开会校董们都说，我们不是来开会，而是来听训。 不管孔祥熙做了多大的官，他还是兼着铭贤学校的校长。为什么呢？一个小小的校长不是和孔祥熙的身份有些不成比例吗？这是因为孔祥熙要遵守他自己在美国欧柏林大学对校友们许下的“诺言”：即不忘欧柏林精神。同时铭贤学校在孔祥熙的人生歷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也特别珍爱这光荣的歷史。所以，后来孔祥熙始终都是铭贤学校的校长和校董会的董事长。 铭贤学校从一建立，就有中美互派代表的制度。学校建立后，除有美国人携家眷长期住校办理校务外，最初由美国欧柏林大学每3年选送1位毕业或未毕业的单身男性代表来山西铭贤学生担任教师职务，每人任期3年。以后改为每年选派1人，每人任期2年，这样就同时有两人在铭贤学校。最后又改为每年选派1男1女（单身），每人任期2年，即同时有4人在铭贤学校（两男两女）。欧柏林大学有山西学生委员会，负责选派代表和筹措经费。欧柏林大学到山西铭贤学校任教的男性代表共约20余人，女性代表10余人。这些大学毕业或未毕业的代表，年纪都很小。初到中国，他们都不能讲中国话，甚至连中国山西的风土人情都很难适应。故只能教英语，兼教音乐和体育课。他们初为人师，又是出国任教，经验不足，很难教好；等到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后，也就到回国的时间了。 就是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师资队伍，被孔祥熙视为珍宝，大肆宣传，说铭贤学校的英语是由美国人直接讲授的，并且这些教师是训练有素、善于诱导云云。因此吸引了不少崇美亲美的青年到铭贤学校就学。而这些美国教师也颇有一套笼络人心的方法，如宣传宗教、教导歌舞和进行交际等；并对一些贫苦学生施以小恩小惠的拉拢手段，这样又更加助长了学生们的崇美亲美情绪。进而加大了铭贤对学生及家长的吸引力，生源源源不断。 至于说到中美互派代表，中方去美国的人，也就是选派教职员去美国留学。此一项进行的较晚，从铭贤开办到解放前夕，前后只有十余人次。他们最初是到铭贤学校的母校欧柏林大学留学，后因该大学只有文理、神学和音乐等几个学院，故以后学工学农的亦可到其他大学留学，但要回母校联繫几次。 孔祥熙创办铭贤学校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革命、宗教与教育三者的结合。宗教思想对孔祥熙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孔祥熙从小便受到深刻的宗教教育，他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是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所以，铭贤学校大部分师生都是基督教徒，学生要上经课，学校组织圣诞节、团契会和主日会等教友活动。更重要的是孔祥熙曾出国留学，特别是受到欧柏林先生和欧柏林大学较大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放。这样就自然在办铭贤学校时，容易吸收西方的现代教育方法，注重学生德、智、体三方面的全面发展。孔祥熙曾多次向铭贤师生强调他的这种主张：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的人才，就是我的富国强兵之策！希望人人都有这样的信念，都要身体力行的去做，那么我们的国家由弱转强。由贫转富，将是指日可待的。 孔祥熙在办学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革命思想，主要是受到孙中山先生反清思想的感召，并且要通过教育救国的形式来实现其目的，这是迎合潮流的举动。 正是革命、教育和宗教三者的结合，使孔样照较全面地设计了铭贤学校的课程，如初中设有党义、歷史、地理、数学、英文、自然和工艺等，高中除上述课程外还设有法制、心理、经济、哲学、医学、物理、化学、生物、会计商法学、货币银行学、教育和农业等学科。 第58页 全校之初、高中均设有体育和音乐课。 同时，铭贤学校的学生课外活动相当丰富。除体育活动外，校内还有很多社团组织，组织各种活动让学生参与，以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如学生会、青年会、国学研究会、英文研究会、文艺研究会、经济研究会、语言练习会、料学社、宗教研究会、证道团。平民教育宣传会以及各省县同乡会等，还有新剧表演团、晨曦社、海涛社、火花社等文艺社团。学生们可以自由参加这些组织，在这里交流思想，研究学术，练习写作。 从铭贤学校的课程安排和学生们的课外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孔祥熙为铭贤学校操心的程度。孔祥熙的本家侄女孔令华老人至今仍赞嘆他当年办学的劲头：“三叔那时真是把心全操在了铭贤。一个普通学生的事都装在心里。三叔为铭贤操心真是没明没黑。” 当时，孔祥熙不仅是铭贤学校的校长，还是歷史、地理和体育课的教师，同时兼任总务长。30年代由胡春霖整理出版的《山西铭贤辑要》所载都是孔祥熙当年在铭贤学校上歷史课时的讲稿，内容共分为山西的帝王类、侯宰类、勤良类、将领类、忠烈类、廉洁类、文史类和艺术类等。内容之全面，堪为山西文史集揽。 此外，孔祥熙还以高薪从省内外聘请一些较有水平的中国教师来铭贤学校担任有关课程。其中，他的父亲孔繁慈就在校内讲授经史课。 当时，孔祥熙要以山西太谷的铭贤学校与天津的南开、北京的师大附中一决高下。 铭贤学校的学制，最初是初小4年、高小3年、中学4年。1916年又添设大学预科3年（高中）。全部课程共14年。1923年遵照国民党全国教育会议决策，改为新学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全部课共12年。停办大学预科。 1928年起，铭贤学校办起了农科，担任农科主任的是美国欧柏林大学文学学士、康乃尔大学的理科硕士穆懿尔。农科聘用了大批的农业大学及专科毕业生从事实验研究工作。除对作物育种、畜牧兽医、园艺果树等进行理论研究外，并办有农场、牧场和园艺场，在太谷南山有果园、在清源县有萄葡园以供实验。该科还培育了“金皇后玉米”、“169小麦”等很多优良品种，并每年举办一次大规模农业展览以展出各地作物和农村产品。穆效尔还藉此分析实验了我国各地的土壤，调查研究了山西的农村经济。1931年铭贤又增办工科，主要是制造农具为农科服务，如制造冰铁犁、中耕器、除草机、喷雾器和玉米脱粒机等。此外还办有翻砂厂、机械厂、肥皂厂和印刷厂等。但是，当时农、工两科都是研究性机构，初期并未招生授课。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占华北并致北平沦陷，太原告急。铭贤学校被迫西迁，经河南狭县、西安、洒县，歷尽艰辛于1939年春到达四川省金堂县。租赁宅地开始上课，生源主要是华北逃难的学生和山西的商人子弟。1940年铭贤又专门开办农工专科学校并于1943年扩展为铭贤学院，内设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农艺、畜牧兽医、农业经济、银行及工商管理八系，并附有农场、牧场、机械厂、纺纱厂、酿造厂和制药厂等。 孔祥熙在1929年7月，曾搞了一个铭贤学校建校zi周年的纪念活动，井亲自为《铭贤学校zi周年纪念刊》写序。序中说： “盖铭贤者，实纪念前贤之学校也。命名之义，即在铭心不忘前贤也。 “学生之在校及已毕业者，不下千余人，升学于国外大学要求深造、以及散之四方服务于社会国家者，亦所在多有。 “教职员自4人增至80人，学生自30余人增至800人，经费自8000元增至每年45000元”。 铭贤学校纪律严明，教学始终坚持从难从严。学院成立后实行学分制。凡一年内不及格学分超过该学年应修学分总数的三分之一者，即勒令退学。考试舞弊者，除取消该学科成绩外，还要给予一定的处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铭贤学校迁回山西太谷。后来铭贤学院的工科合併于太原工学院，农科发展为山西农业大学。 铭贤学校虽为孔祥熙所创立，孔祥熙又是校长兼校董会的董事长，但他为铭贤学校并没有直接花过多少钱。铭贤学校固定的办学经费，都是从美国得到的。美国发明电解法制铝的查理·霍尔是欧柏林大学的毕业生，后来成了制铝工业的资本家之一。他去世后从他的遗产中捐赠给铭贤学校75万元美金，作为办学基金。这笔款子一部分系制铝公司的股票，一部分则存入银行吃利息，每年共约有3万多元美金。欧柏林大学学生会每年以其所收会费的一半捐助铭贤学校，连同一些零散的捐款，每年亦将近1万多元美金。铭贤每年的固定经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45000元美金左右。 正是有了比较充足的办学经费，孔祥熙和铭贤学校才能在孟家花园内大兴土木，增加设施。这些设施大部用美国友人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如田氏楼、韩氏楼、杭氏楼。还有的以孔祥熙和宋蔼龄父母命名的，如嘉桂科学楼、亭兰图书馆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30年代的内地太谷，铭贤学校内的楼馆里就都配有暖气、自来水和电灯、电话、发电机、抽水马桶、壁炉、书橱等，试验室里都配有完备的教学仪器和药品。这在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校里是很少有的。 第59页 其实这些开支都是从美国资本家手里得来的。 再就是孔祥熙从外国为国民党政府购买物资时，常顺便敲外国商人的竹槓，让他们对铭贤学校有所捐助，如英国和德国厂商就曾对铭贤工科捐助过机器等。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到底还是剥削中国人民的钱。孔祥熙有时也运用他的关系从国外机构方面弄到一些经费，铭贤学校曾得到过美国的中美文化委员会和美国的罗氏基金会的捐助。因此可以说铭贤的办学经费自始自终都很充裕。 除得到美国方面的资助外，铭贤学校还在国内进行过大规模的募捐。19m年孔祥熙对铭贤学校在重庆的毕业生们（包括校董们在内）发脾气说：“不趁我在台上的时候，赶快给学校弄几个钱，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些毕业生下去研究了一下说：“老先生（铭贤毕业生对孔祥熙的称唿）的意思，是叫我们用他的名义去募捐啊广于是马上成立了庞大的募捐委员会，印了捐启并通过当时孔祥熙任部长的财政系统（各地税局及关卡），以及孔祥熙任总裁的中央银行系统（各地分支行、信託局）和其他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募捐”。王正廷当时就曾在重庆中国银行出名请客，为铭贤学校募捐，杜月笙、刘鸿生和萧振瀛都是当时的座上客。募捐结果，得到了若干亿元。这些捐款除学校用掉一部分外，其余部分因管理不善，随着法币不断贬值而逐渐化为乌有。 孔祥熙还利用职权把国民党政府的物资拨给铭贤学校，如他曾令农本局经理穆藕初把两套七七式印度纺纱机拨给铭贤学校，既非送也非借，只是一笔煳涂帐。后来铭贤从四i！i金堂县迁往成都，曾把一整套纺纱机借与四川大学，安定以后连要都不敢要，就是因为这套纺纱机来路不明，说不出口。 孔祥熙作为铭贤学校的校长兼董事长，一方面以代理人的身份通过办学为教会服务，为美国“大老闆”服务；另一方面，孔祥熙始终把铭贤学校看成他的私人财产来培植自己的亲信，并以此来扩大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孔祥熙担任国民政府的高官以后，就渐渐地显露出来了。 孔祥熙在中央银行任总裁及财政部任部长期间，用人行事皆成系统。他为了植党营私，紧紧抓住人事大权，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里安插了大批“亲信”。当时，财政部人事司长即是他的铭贤中学门生、山西太谷小同乡高晓楼。高晓楼开始只是孔祥熙的一个秘书。后来，孔祥熙的另一个秘书陈廷柞倚仗着孔二小姐的势力爬了上来后，收集了高晓楼的贪污材料，向孔祥熙告发。因为证据确实，孔祥熙只好把高晓楼撤职。但过了没多久，高晓楼一跃而升任财政部的人事司长，大出众人所料。为什么犯了错误反而升迁呢？原因很简单，就因为高晓楼既是铭贤学校的学生，又是孔祥熙的同乡。凡是铭贤学校的学生，都属孔祥熙“亲信”之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只要是毕业于铭贤学校，无论成绩优劣，几乎都可以飞黄腾达，在国民党政府里位居要职。最低限度也可以在中央银行或中央信託局当一名专员。在铭贤学校读过书的人，也可以得到破格提拔。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中央银行。财政部、中央信託局里的山西人极多，而且大部分都担任主任、科长以上的要职。 这些人因为和孔祥熙有师生关系，即使是碌碌无为的低能儿，也都自命不凡，高人一等。于是有人说孔祥熙是“用人唯亲”，“用人唯晋”，“用人唯贤”。其中“用人唯贤”的“贤”，指的就是铭贤学校。 当时，孔祥熙听后不以为然，他反驳道：“常常有人说我，或者攻击我喜欢用山西人，在中央银行或中央信託局里延用了大批山西人。要知道全世界最会理财、最会办金融事业的，是犹太人；英国人当中，最会理财的是英格兰人。我们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和英格兰人，办了几百年的票号，在金融理财方面是天才，有传统的经验。因此我在财政金融方面，大量使用山西人，用其所长。我也是山西人，才能在财政金融上身负重任，做出一些‘成绩’。我用山西人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的，金融事业今后还要发达，还要大量使用，决不是因为同乡关系才用的。” 实际上，孔祥照所用的山西人，除了孔家的亲友外，大都是“铭贤学校”毕业的学生，如何谈得上是一般的山西民众呢？ 4.荣膺“总统秘书” 公元1910年夏天，在美国威斯里安学习整整5年的宋蔼龄终于学成回国，当她乘坐的那艘客轮在水天相接的海面上出现时，已经在码头上等了差不多大半天的宋耀如夫妇激动地流下眼泪：他们可爱的大女儿尤其是妈咪日夜想念的蔼龄，终于又回到了他们的怀抱。 在码头上好一番亲热之后，宋耀如带着她们母女俩乘车回到他们的虹口家中。一路上，宋蔼龄透过车窗不停地打量着上海--这阔别5年的城市。同刚刚离开不久的美国小城梅肯市相比，中国的贫穷、落后尤其是那已经让人无法忍受的骯脏，令宋蔼龄下意识地皱起眉头。其后一连多少天里，她都觉着什么都不适应，都格格不人。喝水，她觉得水里有一股又苦又咸的味道；洗澡，她感到澡盆又小又脏，远不如在美国用那淋浴喷头冲起来来得方便和惬意。除此而外，上街漫哪儿都是拥挤的人群，都是骯脏的尘土，都是难闻的气息和麻木的面孔。宋蔼龄痛感在这飞速旋转变化的世界中，祖国落伍了，甚至保守得让她无法忍受。于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不由地开始在宋蔼龄身上流露出来。 第60页 父亲宋耀如很快就察觉出大女儿身上有着一股不健康的苗头。于是当有一天宋耀如听到女儿在用英语向他请求要加入同盟会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十分不悦地对女儿说道：“你最好用中国语同我讲话，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这不是美国。在自己的祖国你应该讲中国话。”宋耀如缓和一下口气接着又说：“我想你首先应该学会做一个中国人，然后才能有资格加入同盟会。我可不希望你用一种美国人的眼光在中国看这看那，更不喜欢一个‘美国小姐’来给我作什么秘书。”说罢，宋耀如起身心情十分沉重地踱出屋去。 宋蔼龄当下简直震惊了。她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父亲方才那一番话可谓是一句中的，击中了她内心深处那虚荣的要害。顿时，羞愧的泪水一下奔涌出来，宋蔼龄勐地侧转身，跑进了自己的卧室。 但宋蔼龄毕竟是宋蔼龄。自幼养成的刚强执着的性格，马上给了她改正错误的勇气。所以当第二天的阳光照进来家客厅时，宋蔼龄已穿上一身地道的中国旗袍由卧室里走出，并用十分纯正的上海话向爸爸和妈妈问了一声好。当时，宋耀如脸上立刻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随后，宋耀如便带着女儿来到了自己在华美印书馆的办公室。他指着窗前一张崭新的办公桌对宋蔼龄说：“蔼龄从今天起你就坐在这里给我担任秘书。不过我说的秘书，并非我们华美印书馆的秘书，而是同盟会司库的秘书。”说到这里，宋耀如加重语气且目光异常严肃地望着女儿说：“这项工作是很危险的，你随时都可能成为敌人追捕的目标。所以你要作好思想准备。因为这就是革命！” 宋蔼龄低下头去思索了片刻，然后抬起头坚定地望着父亲期待的目光说：“爸爸，我想我行，我能干好。”说着她走到桌前，拿起一本《圣经》并把右手按在上面，激动地又说：“我发誓--” 就这样，宋蔼龄回国后第一项工作即给父亲宋耀如担任秘书，公开身份是教会学校的主日教师。她很快就全身心地投人了，认真地帮助父亲募集资金，登记造册，并把会党名册和资金收支绘制图表等。这时，宋蔼龄身上的优点开始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她把一切都做得那样认真、那样扎实，同时也那样的出色。以至父亲宋耀如不时赞许地对她子以表扬和鼓励。 的确，有了女儿这样一个精明强干的助手，宋耀如一下觉得肩上的担子轻多了；并且办公室的一切都开始变得井井有条起来，桌子上不再那么杂乱无章了，每日须办的事情也给蔼龄依次记在备忘录上。宋耀如开始有了时间，并腾出精力去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开闢更多新的财源等。很快地，宋耀如感到女儿这个助手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女儿几乎已经成了他的左膀和右臂了。 没过多久，辛亥革命爆出了。 1911年12月25日，在海外长期流亡的孙中山先生回国并抵达上海。当天，在上海的金利源码头到处是彩旗和欢迎的人群，锣鼓声更是一阵高过一阵。人们是在这里热烈地迎接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归来。当时，宋蔼龄跟随父亲一起，也站在欢迎的人群中，并且心情十分激动。 孙中山先生抵沪后，旋即住进了虹口宋耀如的家中。他此次回国，即是准备赶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因为时间异常紧迫，所以宋耀如等人都围绕在中山先生周围，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南京就职的筹备事宜。因为当时内政外交千头万绪，孙中山感到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他便向宋耀如提出，帮他尽快物色一位精明能干且又能懂英文的秘书，以便协助他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包括陪同他去和一些外交使团接触等。当即，宋耀如便向孙中山先生推荐了宋蔼龄。因为孙中山是宋家多年的老朋友了，甚至可以说当年他是看着蔼龄长大的，对这位侄女辈的宋家大小姐，实在是太了解了。尤其那天在码头上，当孙中山先生第一次见到长大后的宋蔼龄时，他的印象更是好极了。所以当时孙中山二话没说，即同意了宋耀如推荐的人选。 就这样，宋蔼龄又成了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也就是说，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秘书。 上任伊始，就把个“宋秘书”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孙中山久居海外，对国内的情况及方方面面的局势均不甚了解。所以他抵沪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国内各同志的汇报。而宋蔼龄的任务，就是把孙中山先生同这些同志的谈话认真地记录下来。当时，来汇报的人络绎不绝，有黄兴、汪精卫、李平书、陈其美等等。宋蔼龄坐在孙中山的身旁静静地听着，手中的一支笔飞速地记录着。作完记录后，只要稍有间歇，宋蔼龄便立把记录整理出来，并摘出要点送给中山先生。很快的，“宋秘书”的出色工作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表扬和赞许。中山先生对宋耀如说： “你推荐的秘书我非常满意。可以说是美国式的高效率！” 公元1912年元月1日，宋蔼龄陪同孙中山先生来到南京就任。当中山先生乘坐的专列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受到了南京各界人士的隆重热烈的欢迎。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中外军舰鸣了21响礼炮，以示对“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莅临南京就职的最热烈的欢迎和祝贺。当时，人们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中华民国万岁”、“大总统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在万里晴空中久久迴荡。 第61页 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权诞生了。 当晚11时许，在胡汉民等人的簇拥下，孙中山先生来到典礼堂。就见他健步登上主席台，站在五色旗前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道：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文。” 孙中山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千头万绪百事待举，一时忙得不可开交。作为总统秘书，宋蔼龄的工作量也异常繁重起来。每日的电报、函件、请示和报告等文件，像雪片一样飞落在她的办公桌上，文件堆积得如山一样。尽管总统身边还有其他助手，但因为宋蔼龄是孙中山最信任的一个，所以来蔼龄的工作负担也较他人格外地重了许多。但她不愧为一个出色的总统秘书，既有魄力又有条理，工作很快给她安排得有章有法，一丝不苟。其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很快影响了其他同仁，一时间在孙中山先生周围，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序，大家都在忘我地拼命工作着。 因为孙中山待人本来就很随和，加之他和宋家一向很熟，宋蔼龄就几乎是他看着长大的，所以他在宋蔼龄面前从不摆什么总统架子。每逢闲暇时，孙中山常常来和宋蔼龄聊天，两个人探讨一些问题。甚至有时遇上意见难以统一时，宋蔼龄还敢和孙“大总统”争执几句。当时，因为尚属非常时期，兼之孙中山先生的家庭生活并不十分理想。辛亥革命后，中山先生夫人卢慕贞女士只短暂来宁小住，旋即返回澳门。为此中山先生十分苦恼且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愈来愈糟糕。恰在此时，宋蔼龄陪伴在孙中山身边并以“子侄一辈”的特殊身份照料着他的饮食起居，给了孙中山以弥足珍贵的体贴、关心和安慰。以至后来，宋蔼龄这种不无过分的关心和照顾，竟引起当时亦一路随行的孙中山先生的女儿孙金淡、孙金流的一度误解和反感。后来，当宋蔼龄决定辞去总统秘书的工作时，中山先生亦曾十分诚恳地再三挽留，直至后来，宋庆龄的出现才作罢了。 就当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会聚南京创立共和、准备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做一番大事业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势力蠢蠢欲动，按捺不住杀机了。加之当时革命党内部也确有一批人对袁世凯心存幻想，总以为只要袁世凯逼退清宫，就能领导国家实行民主共和，就该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等。尤其是汪精卫等人，当时竟和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搅在一块且打得火热。除此而外，由于袁世凯长期在北洋军界经营，势力深厚。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就有北洋军阀48名将领在袁世凯的怂勇下联名通电反对，甚至示以武力威胁。在这种内外相煎的紧急情势下，孙中山先生不得不开始考虑辞去“大总统”职位的问题。当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说： “孙文几十年冒死捨生推进革命，实为国家民生，并不在求个人地位。……只要他袁世凯贊成共和，让清室退位，中华民国得以确立，我孙文随时准备把大总统的职位转交给他。” 于是，在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博仪签署退位诏书的第二天，孙中山先生即向参议院正式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世凯来继任总统。 当时，对于孙中山先生深明大义、以全局为重的做法，宋蔼龄尚无法理解和接受，甚至她还措辞激烈的指斥中山先生为“扶不起来的天子”等。而面对宋蔼龄的一腔激烈，孙中山又能说什么呢？惟有无语苦笑而已。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旷世孤独，往往是无法期盼别人理解的。此正所谓古人云“高处不胜寒”啊！ 卸下总统重任后，正好袁世凯答应由孙中山先生出任全国铁路督办，于是中山先生也兴致勃勃，准备好好施展一番创办实业的伟大抱负。当时，他与亦是革命党人的黄兴约定，他孙中山去搞全国的铁路建设，黄兴则去大西北搞开发，大家共同把新生的中华民国建设好。尽管当时来蔼龄因种种不易说清的情绪所困扰，打算辞去总统秘书的职务，但后来在父亲宋耀如的鼓励下，就又坚定了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决心。当时，孙中山还请宋耀如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处的司库职务，为他总理铁路筹建费用的一切收支。 于是，孙中山一行自上海出发，先赴广东，然后广西、福建、湖北，最后又北上考察了华北各地，一时间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他们都受到了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不论走到哪里，孙中山先生都念念不忘宣传他的革命主张和社会理想。 当年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构想，筹建全国铁路及其所需资金大体上可分三种形式筹措： 1.与外国订立合同贷款，自行修筑； 2.订立招股章程，成立中外合办的公司，招股修筑； 3.批给外国人修筑，期满或达一定期限后，由中方採取有偿或无偿方式赎回并收归国有； 但孙中山当时也约定了三条基本原则决不动摇，即是： 1.不失主权； 2.不用抵押； 3.利息甚轻。 依据孙中山先生的设想，拟在10年之内修筑20万里铁路，并沟通全国三大铁路干线，初步实现每年运输收入达10亿元的目标。当年构想的三大铁路干线是：第一条从广东南海起，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最后进入西藏并北上新疆天山；第二条则由上海出发，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最后由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并抵达终点伊犁；第三条铁路干线将起于秦皇岛，然后穿过山海关进入辽宁及东北各地，并由此西折人内蒙，最后北穿外蒙到达终点乌拉海。当时，孙中山认为，现在共和革命已经完成了，可以专心致志地修铁路了，所以他决心10年之内不问政治，以便专心完成其铁路建设计划。后来，当他们路过北京时，孙中山依旧抱着幻想十分诚恳地与袁世凯相约： 第62页 “今后我们两人分工合作。10年之内，你练精兵百万，我筑铁路20万里，我们共同使中国富强起来。” 然而事情总是不以善良人的善良愿望为转移的。1913年春，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之后，其狼子野心已然暴露无遗了。尤其是不久之后，袁世凯又相继解除了各省由国民党员担任的都督，并十分嚣张地宣称：“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託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终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勐醒了。1913年7月，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宣布独立并声讨袁世凯，随即黄兴在江苏、陈炯明在广东、许崇智在福建、蒋翊武在湖南纷纷响应，讨袁的“二次革命”爆发。只遗憾的是，由于是事到临头仓促起事，即缺乏组织又没有策应，以至讨袁革命不到两个月便告失败。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又一次走投无路，只好再度亡命日本，至此，孙中山“实业报国”的伟大抱负也便付诸东流了。 因为当时未耀如一家与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的关系已成公开的秘密，为防不测，宋耀如全家也追随孙中山来到了日本。是年秋初，宋庆龄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也径来日本与家人团聚。 不久，宋蔼龄辞去了“总统秘书”的职务。 5.“铭贤”轶事之一 前面我们讲过，铭贤学校的校址设在太谷县城东关外杨家庄的孟家花园内。孟家花园占地大，环境幽雅，是个理想的学习场所。铭贤学校从校园环境、课程设置、师生生活及各个方面，都有着丰富的佳话和趣闻值得一谈。 由铭贤学校的校门往里走，首先映人眼帘的是一块大而醒目的匾牌，写着“渐人佳境”四个大字。孔祥熙向学生们解释其含义即：为使学生读书既不要踏步不前，也不要急于冒进，必须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循序渐进，越走越光明，所谓渐人佳境。 对于铭贤学校，当时有人写文歌颂云： “凤山之阳，箕城之东，有校特立，中美同风。忆自庚戍，有清季年，孔君来归，乃创铭贤，由晦而显，自微而着，鼓度来游，銮翔凤翥，三育以兴，五教以修，冠裳济济，步武流洲，郁此园林，锦簇花团，蒸为库序，玉树芝兰，高楼矗云，可以穷经，广堂带星，可以携铭，大庇欢颜……学以事人，群英竞爽，服务精神！” 事实上，铭贤学校的风景比颂词中说的还要好，铭贤师生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一向自诩、自赏和自豪。他们把自己的学校概括为“双八景”。 这双八景是： 1.崇圣晓晴。崇圣楼是一座中西二层建筑，宏峻崇丽飞楼插空，每届铭贤毕业学生的毕业会都在这里举行。破晓时分，旭光辉映，衬着四周的花木扶疏，宛是一幅天然的图画。 2.义家芳草。铭贤之南的庚子殉难教士墓园，每当夏日来临，芳草凄凄，悄然冷寂，别有一番风趣。 3.公厅夏静。崇圣楼西，是孔祥熙的办公之处。一间办公室，一间卧室。窗前不但花木茂盛，而且每年夏天搭起凉棚，清凉幽静，胜如仙境。 4，曲径秋明。孔祥熙办公处的游廊环抱金屋，曲径通幽。每到秋天，坐在这儿赏月最好不过。 5.南楼对峙。这是铭贤副校长田俊清捐赠的一座楼房，是铭贤的自然科学实验室，因此又有科学楼之称。这座楼与韩氏楼遥相对峙，故得此称。 6.东校野操。这是四周垂杨的大操场，在萧瑟的冬天，学生们仍在这里上操，显得生机勃勃。 7.韩楼灯火。铭贤的美国教员韩明卫的母亲捐赠的一座三层洋楼，建筑豪华、设备先进。一到夜晚灯火辉煌，蔚为壮观。 8.南园云树。指校园南面的搜倩芬蔚，绿云合匝。 9.环山叠翠。在四明厅南建造的一座假山，山之畔还建有两个亭子。 10.宾馆逐霞。铭贤特为招待各方参观人士下榻而设的一座迎宾馆。花木披纷，长廊寂寂。馆里还藏有不少名人字画、珍奇古玩。 11.石桥疏雨。四明厅北的一口人工池塘，上面架有石桥，题为“色映花池”四字，指的是满池碧油油的绿水。 12.精舍斜阳。铭贤教员宿舍，每晚斜阳返照，光灿然。 13.亭下晨钟。假山上的一座钟亭，是铭贤全校师生作息授课的指挥者。 14.斋窗夜读。铭贤学校的西北隅，是全校学生的宿舍。每至夜晚学生挑灯诵读，书声朗朗。 15.严杞秋鲜。钟亭附近种植的拘杞，一到秋天果实纍纍，鲜艷欲滴。 16.堂槐夜合。图书馆旁有几株夜合槐，叶密花红，像绒线球一样，白天开花夜间卷合。 以上是铭贤学校校园的双八景。这在当时的中小学里恐怕是找不到的，就是今天的中小学里，有这般景色的也未必多见。 孔祥熙亲自制定了铭贤学校的校徽，採用英文校名的第一个字母“o”，“铭贤”的校旗也是一个大“o”。“铭贤”学校的运动员背心上，印着一个更大的“o”。当地群众戏称铭贤学校为“圈儿学校”，称该校学生为“圈儿学校的学生”。 山西太谷县在本世纪初还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内陆小县城。当地各个阶层的人们习惯于封建社会的社会生活秩序，他们处处恪守着祖训，在戏院、电影院和教堂里，一向都是男女分座，妻妾亦不例外，以免闲言碎语。孔祥熙是留过洋的洋学生，思想比较开明。再说他年轻在潞河书院读书时，就曾对径渭分明的男女之防提出过自己的异议。所以后来他对铭贤学校的男女关系并不是很介意的。建校初期，当地人看到铭贤学校的洋先生洋小姐们接吻拥抱，心里感到厌恶，斥为太不“正经”，有伤风化。 第63页 一天，贝露女校的校长、美国传教士贺芳兰气沖沖地找到孔祥熙质问：“你的学生常常偷看我的学生，在礼拜堂里，这成什么样子？” 孔祥熙从容不迫地反问：“贺女士，如果你的学生不偷看我的学生，又怎知我的学生在偷看你的学生呢？” 这真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贺女士先是一怔，然后自觉理亏，一笑了之。 正因为铭贤学校是一所教会所属的学校，当地一些思想守旧的人对一些外国人的行为，即使感到厌恶，也无可奈何，只有背后议论议论发发心中的牢骚而已。 当地人都说铭贤学校的学生是“三长一短有味道”。学生们的“三长一短”指的是英文、体育、辩论是长处。这是一种讽刺。英文者，洋学生；体育者，体育不是正道哪能叫课，只能算是玩玩；辩论者，就更不用提了，孔圣人早有“巧言令色”之说。有了这“三长”，必然有“一短”，那就是古代圣贤的学问短了。人们在背后责骂孔祥熙：你一介孔圣人的后代，居然搞起了这一套，真是辱没祖宗，不成体统。至于说铭贤学生有“味道”，其实是讲卫生。当时，孔祥熙要求铭贤学生养成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习惯，并鼓励大家多从教务处领用肥皂。 有一次，孔祥熙给铭贤学生训话。他问道：“考察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文明进化程度，应该以什么为准呢？” 台下的学生七嘴八舌。有人说“礼貌”，有人答“交通”，还有人说“建设”。孔祥熙在台上摇手然后说：“不对，不对，你们说的都不对。要欲知一国一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得看他们用水的多少。” 当场学生们惊讶不解。 孔祥熙微微一笑并解释道：“对喽，要看水。越是文明进步的人，用水便越多，否则反之。一个人爱清洁，必定会把水当作他的好朋友。其实依我之见，光用水还不够，还得多用肥皂。” 民国初年时山西没有肥皂厂，太谷乡人也没见过肥皂朋巴皂要从外地运来并且价格昂贵。铭贤学校的学生没使过肥皂也不想使，于是抱怨说太贵买不起。 岂知这话传到孔祥熙的耳朵里以后，他马上派人到太原一口气买了十几箱肥皂回来，然后向学生宣布道： “我听说有人嫌肥皂贵，这不要紧，本校长别的供不起，供给全校学生用肥皂还不成问题。我已经买了不少的肥皂，谁要谁就自己去拿。” 开始，谁也不好意思带这个头。孔祥熙向学生鼓励道：“叫你们去拿肥皂呀，你们越拿得多，就越用得多，我也就越喜欢。” 渐渐地，铭贤学校里用肥皂的学生多了起来。 而那时的肥皂，有一股强烈的刺激气味。铭贤学校的学生们用了肥皂后，身上带有肥皂味，一出校门老百姓老远就闻出了肥皂的味道。但他们不知肥皂是何物，只晓得孔大人办学校、教学生都是按洋人的规矩办。于是，出自猜想并以讹传讹，纷纷传说“哎呀，可不得了啦，学生一进铭贤，身上马上就有了洋味，老远的便能闻到。这种洋味沾上了身，准是一辈了也脱不掉。” 今天看来这真是太可笑了，但当时，老百姓的确误把肥皂味当成了“洋味”。 实际上，铭贤学校后来能和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师大附中一决高下，正是得力于孔祥照这位留过学的洋学生。正因为孔祥熙的学贯中西，所以才能把西洋的新式教育和中国的传统教育在铭贤学校里加以结合併互相取长补短。在铭贤学校里，既有西装革履的洋先生，也有穿长袍马褂的中国老夫子。既讲授孔孟的四书五经，也讲授林肯、瓦特和华盛顿。总之，目标都在“育才”。 孔祥熙要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多方面促使学生注意体育锻鍊，并亲自教授体育课。但当时国内学校尚无开设体育课程的前例，因而也无现成的体育课本。孔祥熙东拼西凑，自己编了一套体操。他把美国当代的步兵操典，带到大清帝国的学校里来了。 孔祥熙教学生们‘立正”、“稍息”、“开步走”或者“跑步走”，待到幸体学生走得步伐整齐、进退有序以后，他就给铭贤学生配起了“武装”。 铭贤学生所私下拥有的第一批“武器”，是孔祥熙自备的一把指挥刀和60多把用榆木自制的步枪。 上体育课时，孔祥熙把130多名学生分成两批，一批作徒手操，一批作假枪操。孔祥熙则跨着大刀往旁边一站，俨然是一位真正的指挥官。 铭贤学生操“洋操”、练“洋枪”的事情，很快就在当时保守而又闭塞的太谷县城传开了，竟成了太谷县的一大新闻。好奇的当地人都想目睹一下这新奇之事。于是每当孔祥熙给学生们上体操课时，操场四周总有一些人围观。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学生们则更是兴致盎然，步伐也就更加整齐。围观的人见此情景都喷喷称羡，并为之四处宣扬。因此，孔祥熙能操洋兵法、编练“新军”的名声，很快就满城皆知了。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多少也改变了一点当地众人对铭贤学校的偏见。 孔祥熙能编练“新军”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太谷县商会会长的耳朵里。这个商会会长原先掌握着一支称为“商团”的武装。但是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商团”中的不少恶棍望风而逃，商团也就名存实亡，处于行将瓦解的状态。 第64页 一天，商会会长带着礼物，慕名亲往铭贤学校欲以重金礼聘孔祥熙担任商团教官，代为训练并指挥商团。孔祥熙对此邀请很感兴趣，也正中他的下怀。他想藉此机会掌握一支地方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商团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购买真枪真炮。 其后孔祥熙训练商团也颇有成效，于是太谷警察局也前来约聘孔祥熙，请他出任顾问，每月到警察局去一次，对警察进行训话。在警察局，孔祥熙主要是宣传一些美国的治安管理方法，同时灌输自己的一套东西。 这样，孔祥熙很快便掌握了太谷一带的全部武装力量，他就像地方大员一样，常常身穿西装，腰佩指挥刀，挺胸昂首，威风凛凛地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巡视。而街上的警察、商团团员和铭贤学校的学生及其他学校的学生，见到孔祥熙都要立正向他敬礼。 如果说孔祥熙让铭贤学生操练体操，是把西洋先进的东西介绍给中国人的话，那么他对中国传统的国学也是注意加以改进的。 孔祥熙身为一校之长，遇有教师因故临时请假不能到校上课时，所缺之课都由孔祥熙替代。特别是在替别人上国文课时，孔祥熙常常结合时事，拟出作文题目让学生去做。不过，有一次他这样做却碰了“钉子”了。 那天，孔祥熙又临时替别人代课，并且偏巧又是作文课。他给学生出的题目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孔祥熙刚把题讲解完，国文教师赵昌变气沖沖地走了进来。赵昌变是清朝拔贡，以书法洒脱扬名三晋，是一位众人景仰的老先生。孔祥熙与他过从甚密并且也对他相当敬重。 可今天赵昌变是冲着孔祥熙来的。当即他责问孔祥熙道： “你一代作文课，作文题目都和武事有关。孔校长你办铭贤学校，性质是文呢还是武？你出这些作文题目，总不是让学生毕业后都去当兵吧？” 孔祥熙听完急忙解释：“哈，赵老夫子，我是有这么一个念头，铭贤的学生毕了业，虽然不必全去当兵，可当兵的观念和准备却必须有。” 接着，孔祥熙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清政府如何腐败和国外各国徵兵制的区别及优劣，讲一个公民应该有保家卫国的能力和意识。这一通说教，使愤然前来质问的赵昌变缄默不语了。他心里不得不佩服孔校长确实要比其他人站得高，看得远。 在和赵昌变讨论之后不久，孔祥熙作了一条正式规定：今后凡写作文不必非引经据典，只要能言之有理，即使方言俗语人文也可评为上佳之作。 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是在新文化运动时，白话文当时被普天下的道学家视为不成体统、不伦不类的“洪水勐兽”。因此，胡适被尊为白话文的倡导人。其实孔祥熙早在清朝末年，就已在自己办的铭贤学校提倡白话文了，此真可谓敢为天下先。 孔祥熙不仅敢提倡白话文，而且还敢对学生进行“性教育”，这在当时，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需要多大的胆量啊！ 既然孔祥熙从小就敢背叛自己的老祖宗，而去接受教会的教育，既然孔祥熙是一个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那么他就能在当时比较落后的自己的家乡去开风气之先，揭造化之奇。他就敢于公开与传统的礼教相违背，做一个实施“新风”的表率。当时孔祥熙在铭贤学校开设了“性教育”课程，他每季两次或者三次，把那些已发育成熟、即将从铭贤学校毕业的学生，集中于一室并亲自讲解“性的卫生”、“性的道德”、“性的神圣”和“两性结合”等问题。 这些题目的讲解，在当时来说实属“大胆”而“先进”的不凡举动，对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学是一个极为有力的冲击。孔祥熙对“性”的讲解，把当地那既没有真本事、又道貌岸然，并且常常说三道四的伪道学们搞得晕头转向，目瞪口呆。 当然，孔祥熙对性问题的理解和讲解，主要是从积极的方面去引导学生，使之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全面揭开人生的秘密，消除年轻人对此的神秘感。用今天的话说，纯属正面教育。 孔祥熙在每次给学生进行“性教育”时，总是对那些好奇心切的学生们说：“老先生们制止性慾，有如鲸之治水，筑堤防、防外溢，不知浚疏河道，只晓增强堤坝。这个方法最危险，因为水不暴发犹可，一旦暴发堤决坝溃，必将无法收拾。所以我们制止年轻人的性慾奔放，应该用大禹治水的法子，疏浚沦排，顺着水性逐步导人正轨。” 当时，孔祥熙还明确地告诫学生：“手淫最能残害身体，初期为神经衰弱，浸渐便成不易治疗的重症。你们切切不可玩忽，万万不许任性妄为，要知道你们将来能否成功立业，能否为圣为贤，几乎完全以可否克制性慾而为断。” 为了使铭贤学校的学生都能身心健康地发展，孔祥熙採取了一些积极的办法。他特别注意学生们的起居生活，言行举动，严禁学生看课外的那些有害于身心健康的不良读物；并大量准备体育用器，让他们积极锻鍊身体，白天认真学习并加强身体的锻鍊，这样晚间就能按时人睡，永远有一种饱满旺盛的精力。 正是孔祥熙对学生们进行的这些有意的新式教育，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15年4月，华北第一次运动会在太原举行。铭贤学生共取得6个主要项目的第一名，一时威震华北各省。当时许多人面面相觑，不知山西怎么突然冒出这样一支劲旅。从此，铭贤的声誉不胜而走。 第65页 后来所谓的“三晋学府，私校典范”，就是当时人们在通过一段时间对铭贤的了解之后，对其比较公正的评价。 孔祥熙不仅注意铭贤学校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对当时地方上的一些陋习，也是极力主张从根剷除，就连自己的父亲也不例外。 孔祥熙虽然很早就开始接受西洋教育，对基督教会也是感恩戴德，但他痛恨外国对中国大量输人鸦片。怎样才能禁绝鸦片呢？在他看来，林则徐在广州焚烧鸦片有点感情用事，太冲动了。虽说此举一时大快人心，但最终兵败于大英帝国，带来的后果是五口岸的通商和香港的割让。当时曾有铭贤学生向孔祥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监督（铭贤学生对孔祥熙的称唿），假如你奉命禁菸，您会如何办理呢？” 当即孔祥熙不假思索应声而答： “除了尽焚鸦片烟，对于抽鸦片的我还有一个顶好的办法，那便是把这些人统统充军到甘肃、新疆和古北口外去，叫他们开垦种田，从事畜牧。其中若有人吃不来苦，或者暗中还在抽鸦片，干脆掘一个大坑，丢他们下去活埋。” 看来孔祥熙对吸食鸦片是深恶痛绝併力主彻底根除。那么他是这样说的，做得又怎样呢？ 当时铭贤学校所在地的周围，吸食鸦片的人相当多。每当这些吸食者菸瘾发作时，就要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伸举自如。一些瘾大者，更是面黄肌瘦，肩耸项缩，奄奄一息。孔祥熙每每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不免又气又恨。他决心要用自己的力量，根除这种恶习。于是孔祥熙备了酒席，请来村长和当地的士绅，商量给“菸民”戒菸的方法。席间孔祥熙力陈鸦片之害，终于获得了村长和乡绅的支持。大家达成共识后，决定由村长负责管理，把当地的“菸民”分批送进村公所关起来，强行戒菸。同时孔祥熙提议，菸民之中凡是自家有钱的，伙食自备。家里没钱的，由铭贤学校供给。数日之后，戒菸活动有了明显的效果，菸民日渐减少，到后来杨家庄几乎菸民绝迹。 起初，孔祥熙把自己的父亲孔繁慈找来给铭贤学校讲授经史，本意是加强学校的师资力量，以利于自己对铭贤的控制。不料，这个孔繁慈却实实在在给儿子添了不少麻烦。 当地有很多人嗜酒如命，自称“臣是酒中仙”，终日酩酊大醉，还振振有词曰：“一醉解千愁。” 孔繁慈就是这些“酒仙”中的一位。他好酒成癖，每顿必斟，且往往是每斟必醉。这对铭贤学校的教学活动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为了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孔祥熙规定师生一律不准吸菸饮酒。可是孔繁慈对此并不太重视，依然我行我素。孔祥熙对此非常反感。他想校长提倡戒菸戒酒，而身为教师的校长之父都可以例外，这怎么能说服其他人呢？于是，他先是暗中命令厨役不要为孔繁慈备酒，继而又当面向父亲讲明其缘由，请求父亲能身体力行支持儿子的戒菸戒酒活动。孔繁慈听罢虽说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他毕竟是读过书的人，面对族中众多人的压力，当初都能支持儿子冲破阻力去上教会学校、去留学美国。今天孔繁慈为了支持儿子的工作，也为了儿子把铭贤学校办得更好，以提高孔祥熙在家乡的威望，孔繁慈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早已证明了抽菸和过量的饮酒，都是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人们也多能自觉地去戒菸和控制酒量。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孔祥熙提倡戒菸戒酒，真可谓先见英明且难能可贵。 就在孔祥熙一心一意地为办好铭贤学校进而为桑梓做出贡献的时候，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再一次改变了孔祥熙的人生轨迹。在时代潮流的感召下，孔祥熙慨然投身到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第五章 革命狂飙乍起 1.山西都督阎锡山 公元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城内，新军官兵打响了反清起义的第一枪，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早在1904年，武汉知识界即成立了科学补习所，名为补习科学，实则酝酿革命。后由于该组织同华兴会的联繫较频繁，以至当华兴会起义计划暴露时，科学补习所也受到了牵连，被清政府强令解散了。 当时，这个补习所的主要成员都是当地新军中的官兵，包括一些学界人士参加。所谓新军，系湖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在任上编练组成的。当时有新军第八镇（张彪为统制）和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为统领），并且还在武汉设立有陆军小学堂和陆军中学堂。新军编成后，当时许多有革命要求的知识青年纷纷投人进去，并在新军中迅速形成一股势力发展壮大起来。 后来，科学补习所的一些成员又在日知会的名义下开展活动。所谓日知会本是当地基督教会所办的专供教徒阅读书报的一种机构，后于1906年亦为清政府强迫停止了活动。这样1908年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又以为群治学社名义，成立一秘密组织（后改为振武学社）。当时日知会和为群治学社（亦即振武学社）这两个组织，实际上在武昌地区起了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和积蓄革命力量的作用。 首先，他们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人，直接组织兵士，并且有些革命知识青年还直接当了兵，并在士兵中起了骨干作用。 第66页 其次，他们接受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先前因湖南方面轻易发动起义而受牵累的教训，因而对待起义行动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由于他们处于军队的环境中，更使他们懂得要注意组织严密。 1908年，由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共进会，派人到湖北省活动，并在武汉设立了秘密机关。他们主要是联络会党，试图立即发动起义。由于会党力量不受约束，起义计划不能实现，后来共进会在湖北的活动只得停顿下来。到了1910年下半年，共进会在武汉重新活动起来，并开始进入新军中开展工作。 当时，在有着16000多人的湖北新军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加人了秘密的反清革命组织。 是年8月下旬，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于武昌举行联合会议以筹划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军事总指挥部。当时大家推选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尧微（復基）和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同时会议还决定在汉口设立政治筹备处草拟文告，制定旗帜，并负责将来建立革命军政府的工作。会议原议定10月6日（旧历中秋节）起义，后因准备不足而推迟起义日期。10月9日上午，因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置炸药失慎爆炸，清朝政府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刘復基、彭楚藩和杨洪胜等33人被捕，蒋翊武被迫在混乱中逃离武汉。孙武受伤住进医院。其他领导骨干或隐蔽，或逃亡，起义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当晚，刘、彭、杨3人在湖广（相当于湖南、湖北二省）总督的审讯法庭上慷慨陈词，坚贞不屈，怒斥清政府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在被押赴刑场时，他们高唿“民国万岁”、“孙中山和未死同志万岁”等口号壮烈就义。兇狠的瑞徽在杀害3烈士后，又下令封锁新军各标（相当于团）、各营和各队（相当于连），禁绝往来并全城戒严，四出捕人。清政府的镇压和恐怖手段，更激起新军中一批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强烈反抗。第二天，即10月10日晚上七时许，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一个排长在巡查楼上营房里，发现革命士兵熊秉坤、金兆龙等正在准备起义。当场他厉声责骂：“你们要造反吗！”金兆龙毫不畏惧，大声回答说：“造反就造反！”当那个排长命令士兵去捆绑金兆龙时，金兆龙一跃而起大喊一声：“同志们，反了吧！”顿时，革命士兵们一拥而上，开枪把那个反动排长打死了，接着又打死了前来镇压他们的连长和营长。随后士兵们鸣笛集合了40多人，把清朝政府颁发的肩章撕掉并臂缠白布，在熊秉坤、金兆龙的率领下，斗志昂扬地冲出营房，迅速攻占设在楚望台的清军军械库，夺取了枪枝弹药。 这时，武昌城内步、炮、辎重各营兵士和革命党人听见枪声纷纷响应，奔向楚望台。晚11时左右，各路起义士兵3000来人联合起来，分兵三路勐攻清湖广总督署。他们组织了40多人的敢死队，直冲到督置东辕门，仿佛一把尖刀一样勐插进敌人的心脏。炮队也在蛇山连续发炮，配合士兵进攻。督署前枪炮和喊杀的声音震天动地，瑞徽和新军统制张彪等清朝官员仓惶登上泊在长江上的“楚泰”号兵舰出逃。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在武昌的清政府势力已被基本消灭，革命军士兵于清晨胜利地攻克总督衙门，并于次日正午占据了武昌全城。其后又迅速占领了汉阳，并宣告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再过一天，起义士兵乘胜攻占汉口，武汉三镇连成一片。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汉取得了胜利。 “革命党举义成功”的消息，立即飞传中国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当即，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繫的革命小团体，在各省领导下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到11月下旬，仅一个多月的工夫，全国24个省区中已有14个省宣布独立，其他各省区也普遍开展反清斗争。一时间，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 在武昌起义胜利的第12天后，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湖南、陕西两省省会发生起义，宣告对清朝政府独立。紧接着在一个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份以及上海这个有特殊地位的城市，稍晚一点还有四川，也都纷纷树起了独立的旗帜。在此期间，清王朝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海军舰艇也在一些中下级军官的发动下，全部参加到革命党方面。虽然，当时各省起义和独立的情况极为复杂，但总的说来，起义各省均不再承认清朝政府的统治了。 山西省也不例外。武昌起义直接影响了山西，1911年10月29日凌晨，山西新军二营管带姚以价在太原秋村大操场集合500名士兵宣布起义。经过顽强战斗，大批清军投降，太原起义取得成功。不过，实际上山西太原起义的指挥和策划者都是阎锡山。所以太原起义成功后，起义主要领导人和同盟会山西分会的成员以及当地的社会名流在省咨议局集会，一致推举阎锡山为山西军政府都督，并採用黄帝纪元年号，悬挂八卦太极旗，号称中华民国。 阎锡山字百川，又伯川，号龙池，乳名万喜。堂名为斌役堂。1883年10月8日出生。他的父亲叫阎书堂，字子明，母亲叫曲月清。阎锡山是山西五台县人。素以“华北屋嵴”着称的五台山巍然坐落在山西省的东北部。是与普陀、九华、峨眉齐名的四大佛教名山，佛教文化早在隋唐时代就已名播四方。而五台县亦以五台山于公元606年得美名矣！ 第67页 据阎锡山本人讲，他的先祖并不是五台县人，而是由“洪洞大槐树”下移民来到晋北的，开始迁居阳曲县坡子街，继而迁居五台县长条坡，最终定居河边村。而就在距河边村不远的永安村，本世纪又出了另一位伟大的军事家、革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这就是着名的徐向前元帅。 从阎锡山的曾祖父间兴泰起，阎家家道好转，基本脱离了贫寒状况。而当年阎兴泰的发家，并不是靠种地而是靠经商做生意。到了阎锡山祖父阎青云时，阎家有土地五六十亩，除自耕自种一部分外，与另一家合伙用一家佃户给他们种地，阎青云除了收取一些地租外，还做点小买卖。在当时属于当地的一个小地主，生活比较富裕。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除了继承父业外，后以500吊钱的资本在五台县城里开了个“吉庆昌”钱铺并雇了一个小伙计，自己做起了掌柜。所以说阎锡山是出生在一个地主兼高利贷者的家庭里。 阎锡山6岁时，他的生母曲月清去世。其父阎书堂续娶邻村（陈家营村）的陈秀卿为妻，过门时陈秀卿提出以不养前妻遗子为条件，因此阎锡山是在外祖父母家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 因为阎锡山是阎家后代的独苗，又放在外祖父家抚养，从小就很娇惯。不过，阎锡山虽然异常顽皮，却很聪明，他念私塾时像《百家姓》、《三字经》、《大学》和《中庸》等等，基本都能大段地背诵下来。 阎锡山16岁时，遵父命在春天的一个吉日良辰，与和他同庚的建安村徐一敬的长女徐竹春（字友梅）结婚。 婚后不久，阎锡山便到五台县城里和父亲一起经营“吉庆昌”钱铺。在“吉庆昌”他很快就把投机商人那套精打细算、唯利是图、投机经营和巧取豪夺的手段都学到了手。阎锡山18岁时因和父亲一起经营“吉庆昌”钱铺赔本，父子俩两手空空狼狈回家，一时连生计都难以维持下去。当时，一些债主追到河边村讨债。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告别了父亲到五台山去当兵。只是，当兵也并没有给阎锡山的前途带来转机。他只是在军队上当了一名马夫。阎锡山认为整天的餵马遛马、担水铡草、清理马圈的活计“不是人干的”，于是他在军队没干多久，就开了小差又跑回家里。 后来阎氏父子又跑到太原，去投靠魏仰微（魏老五），因魏老五年轻倒运的时候，阎锡山的祖父阎青云曾救过他一命，阎家是魏老五的恩人。 当时，阎锡山拜魏老五为干爹，“干爹”把“干儿子”安排在繁华的钟楼街柳巷“裕盛店”里，当了一名小伙计。 阎锡山每当在“裕盛店”闲下来的时候，就到处走动进行社会交往活动。距“裕盛店”不远处有一家陕西人开的“四海店”。一天阎锡山串门进了“四海店”，由此而结识了两个青年，一个叫张瑜，一个叫黄国梁。因为三个年轻人谈得非常投机，后来三人举杯盟誓“桃园三结义”，拜为换帖兄弟。也就是这次结拜，由此而改变了阎锡山的一生。 1902年，山西恢復武备学堂，招生时三兄弟一同前往应试。当时应试题目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没过几天，他们就接到了武备学堂录取通知书，阎锡山、张瑜、黄国梁拜把三兄弟都被录取。当即他们又备了一壶酒，举杯庆贺。后来人们才知道，阎锡山的论文写的并不好，他所以能考取，全凭他的口试。口试时阎锡山对答如流，没得挑剔，而且精神状态好，很有点军人风度，当场深得考官们的赏识。这样一来他就被录取了。 阎锡山在武备学堂学习了两年。1904年他做为武备学堂的优秀生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牛达区振武学校里学习了两年，后转人日本弘前步兵31联队实习，然后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学习深造。 阎锡山在日本第一批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并成为准军事组织“铁血丈夫团”中的一员。当时孙中山先生有意培养山西的一批革命青年。因为同盟会把革命任务分为江北。江南两部分，举事的地点定在江南。因江南离北京较远，革命发动起来，北方的清军不易集中反击，而且江南有海口，易于运输军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革命热情也比江北高。当时按决定山西所负的任务是当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出兵石家庄，接应革命军北上。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对山西革命的重视。 到底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孙中山先生当年曾对阎锡山和赵戴文等山西的革命骨干进行过一次考验。当时阎锡山和赵戴文一同回国度假；奉孙中山先生的嘱咐布置华北革命，两人由东京携带炸弹回山西，经上海海关时因检查甚严，阎锡山把二人所带炸弹都集于一身，并且对赵戴文说：“如被检查出来，我一人担之，汝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人。”检查时阎站在前列，赵站后列。赵说：“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阎说：“后列有怕检查之嫌。”故阎锡山仍在前列。经检查果然是检后列比前列更为细密，二人遂得渡此难关。 后来，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成功的实践证明，孙中山先生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 阎锡山从日本留学归来，担任了山西省陆军小学的教官，3个月后升任监督。到太原起义时，阎锡山做为八十六标标统领导并指挥了太原起义，并在太原起义成功后被推为山西都督。所以说阎锡山虽然比孔祥熙小3岁，但就当时的活动能力及影响力来看，要比孔祥熙大得多。当孔祥熙对武昌、太原起义不甚明了时，阎锡山已威风凛凛地坐在山西军政府都督的交椅上了。 第68页 阎锡山被推为山西都督后，山西军政府也很快成立。接着阎锡山召集了重要的同盟会员和起义有功人员，研究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首先扩充武装力量，光復全省；尤其应当派兵防御清军的反扑。于是军政府决定都督之下成立四个标，任命张煌为第一标标统，苗文华为第二标标统，刘汉卿为第三标标统，张瑜为第四标标统。又以姚以价为东路军总司令，赵戴文为参谋长，率张煌第一标前往娘子关防御清军进攻。以张瑜为北路军总司令，率部北上攻占雁门关并向大同进军。以刘汉卿为南路军总司令，南下河东光復平阳和运城。 当时，阎锡山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在辛亥革命太原起义中所作的一切，直接加速了清廷的覆灭。为此清政府十分恐慌，以袁世凯为首的反动势力急忙调兵遣将，并于1911年11月4日派北洋陆军第六镇（相当于师）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人曰。 吴禄贞字寿卿，湖北云梦人，由湖北武备学堂选送留学日本，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打人清军并一直担任重要官职。当时，他看出清廷总理大臣袁世凯派其带兵人晋扑灭革命烈火的阴谋，便给同盟会会员亦即他士官学校同学、太原起义的实际领导者阎锡山亲笔致函，联络共同革命行动。函件开头一句便是：“公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可谓雄矣！”吴禄贞此函件大意是革命的障碍是清奴袁世凯，欲完成革命，必须阻袁人京。袁若人京，无论忠清与反清，均不利于革命。希望山西的革命军，尽数开来石家庄，共同组织革命联军，并由吴、阎分任燕晋联军正副都督。阎锡山得此函甚喜，但其幕僚提醒阎锡山防其有诈。当即阎锡山激动地说：“吴公亦为同盟会盟友，岂有骗人之吴寿卿乎？”阎锡山当即復函吴禄贞，约好娘子关会见，共商北方革命大计。 1911年11月5日，阎锡山与吴禄贞在娘子关前会面。俩人商量的结果是立即决定组织“燕晋联军”，公推吴禄贞为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温寿泉为联军参谋长。山西出兵两营车运石家庄，听从吴总司令指挥并共同作战。吴禄贞申明已与滦州张绍曾及山东靳云鹏约定日期会师北京，扫除清室，以使革命早日完成。当时大事已决，吴禄贞又说：“闻袁世凯野心勃勃，近来大肆活动，他若到京就成了革命的最大障碍，等他过石家庄时杀之，以除此害。” 吴禄贞可算是孙中山先生手下的勐将之一。他回到石家庄便对剷除袁世凯作了完善的布置，预备在石家庄车站接送袁世凯时，借保护为名，暗伏下手枪连和机枪连一齐动手。然而可惜的是，吴禄贞将军事不机密，暗杀袁世凯之事，被打人其内部的清廷密探所侦知。遂以3万重金买通了吴禄贞旧部周符鳞。周符鳞原为第二十协统领，因曾被吴禄贞撤职而仇恨在心。接受行刺任务后，他便去找他的东北老乡、骑兵第三营营长马恩田，马恩田在一大堆金银财宝面前，亦决定刺杀吴禄贞。 马恩田曾当过吴的卫队长并颇受信任。当时吴禄贞的参谋何遂觉得马恩田行迹可疑，向吴禄贞做了报告。但吴禄贞却说：“不要紧，卫队长马恩田是靠得住的。” 那天夜间12点多，吴禄贞正在石家庄车站附近一座小院的办公室里的批阅机密文件，马恩田突然出现在吴的面前。马进门便说：“我来向大帅贺喜。”行跪礼时突然掏出手枪向吴禄贞一击，吴禄贞当即绕案躲避并谕以大义，并未持枪还击。但马仍追击不已，后吴禄贞破窗而出，马向院外奔去引吴进击。吴不知是计，追击中不幸中了伏兵的袭击，当场头部中弹而死。叛贼周符麟和马恩田刺死吴禄贞后，将头割去向袁世凯去献功了。 吴禄贞一死，燕晋联军娘子关会商的进攻北京、扫除清室的计划，顷刻之间化为泡影。 1911年11月15日，袁世凯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率曹锟第三镇开往石家庄，准备攻破娘子关并向山西开进。 娘子关一战山西民军失利，阎锡山被迫撤回太原。不久，由于民军内部发生矛盾，自行其事，阎锡山和赵戴文各骑一头小毛驴行动。取道保德，攻入绥远，占了包头，阎锡山才算生存下来。 这时的北京政府，有不承认山西、陕西的革命之说。而孙中山先生从辛亥革命中已认识到了山西革命的重要性，认识了阎锡山等山西同盟会员及“铁血丈夫”团组织成员的领导核心作用。所以，孙中山先生给袁世凯打电报23次之多，一再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表示如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即使南北和议破裂也在所不惜。袁世凯迫于无奈，于1912年3月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1912年9月18日，孙中山先生从石家庄出发，正午时分抵达山西境内的岩会车站。当时，都督阎锡山身着军礼服在车站仁立恭候。然后陪孙中山前往太原。访问太原是孙中山一生中的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抵达太原时，阎锡山仍然按国家元首的规格迎接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在太原逗留两天三夜，他的访晋十分成功。临行前，孙中山特嘱阎锡山：“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办法，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 当年，阎锡山的确曾很好地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即便后来孙中山先生逝世留下《总理遗嘱》后，阎锡山曾下令此后每星期一上午为“总理纪念周”，所有省政府官员逢这一天都要在总理孙中山遗像前举行纪念活动，并且阎锡山要到会讲话。 第69页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阎锡山在山西无不受到北洋军阀强大势力的压迫，山西的革命烈火有随时被扑灭的危险。为了更好地贯彻实行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也为了自身的生存，阎锡山在做了山西都督特别是在孙中山先生访晋之后，採取了“保境安民、惟力是视”之方策，并以此和北洋政府相对抗，以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的设想。 在民国初年，阎锡山对山西的国民教育、基层政权的建设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定了“宏伟”的计划。可以说这些计划都是孙中山先生访晋期间，向阎锡山指示并要其加以实现的。阎锡山在自己的施政纲领中，提出民德、民智、民财三大目标。所谓“民德”即以信、实、进取、爱群为民德四要；所谓“民智”即推广国民教育、人才教育和职业教育；所谓“民财”即改良农业，提倡工业，以利民生。的确，当时阎锡山在山西大抓各项建设，工业和农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军工生产成绩显着。这样才有力量抵御北洋各派系的武装进攻。 正是阎锡山在山西很好地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才为孔祥熙在辛亥革命中及以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2.民军司令孔祥熙 当年尽管孔祥熙和阎锡山同处山西一地，且同是同盟会员又同时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清革命以推翻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但由于当时歷史条件所限，两个人却一直没能建立联繫。辛亥革命前夕，孔祥熙是太谷铭贤学校的校长，整天办他的学校、讲他的经史、练他的洋操；而阎锡山呢，当时是清军八十六标标统（相当于团长），实权在握，可以说当时两个人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并且武昌起义成功，不久，山西太原响应武昌起义也取得成功。当时阎锡山威风凛凛地坐上了山西军政府都督的交椅，沉湎于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中。但由于当时交通和通讯条件所限，近在飓尺的孔祥熙却对武昌起义和太原义举不甚明了。尽管如此，辛亥革命的爆发还是为孔祥熙提供了一个施展其“才智”的绝好机会。而且，他也立刻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 就在太原起义的当天，太谷县的清廷官吏早已闻风隐匿，不知藏到哪里去了。同时，警察也随之无影无踪。一时地方治安无从谈起，人心惶惶，群龙无首。从太原溃退下来的一队士兵一路向南逃窜，四五百人的逃兵全部荷枪实弹，直趋太谷。当时太谷县是全国金融汇聚的地方，有很多资金殷实的票号和腰缠万贯的大富豪。这些逃兵的本意，分明是要放开手脚大抢特抢，人人发上一批横财，然后各奔东西。 这天，太谷商会会长打发一位商人，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到孔祥熙，向他说道： “先生不好了，有一大批散兵游勇径奔我们太谷来了。” 在旁的一些士绅闻听全都吓坏了，众人一起向孔祥熙苦苦请求如何办法，一时间议论纷纷。 “这批散兵既不是革命党、又不像正规的清军，直扑太谷究竟是何用心？” “恐怕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呀！” “孔先生，您得为民作主，速想退兵之计啊！” 在这种情形下，孔祥熙显然已被逼上梁山，他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要逃走已是不可能。要打，凭这几个民军、拿这几支破枪，显然不是对手。怎么办？只有先关闭城门，稳住阵脚再作打算。 想到这里，孔祥熙壮着胆子对大家说： “请父老乡亲们放心，那群乌合之众是不敢进咱们太谷城的。” 眼下找警察是没有指望了，孔祥熙只得临时拼凑了一些没有走掉的商团团员和青年学生，将四个城门统统关闭，各要害之处都派人持械把守。 布置完毕，孔祥熙带了几个人登上了北门城楼，等待着逃兵的到来。不大一会儿，就见一大群溃兵乱乱闹闹地向太谷县城扑来。这批散兵在城下架起火炮，摆出了一副要攻城的架势。并且一名军官模样的人站在最前面，双手叉腰高声嚷道： “城里的人听着，再不开城门，我就下令开炮。” 孔祥熙只好硬着头皮出来应付，他举起双手连连摇晃着说：“请不要开炮，不要开炮。在下是太谷民军司令。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开始孔祥照确实有点紧张，但很快便镇定了下来。“太谷已经光復，在下便是新推举的民军司令。诸君过境，本县军民无不欢迎，只不过太谷城小，难以歇马，尤其妇孺无知，不善招待，诚恐贻笑大方。在下想诸君一定是急于赶路，也不会在敝县停留。为诸君计，不如由敝县立刻筹出一笔盘费，聊为犒劳，就不知道诸君是否应允？” “不行！”城下的那个乱军军官指着孔祥熙大骂：“你好大的胆子，我军奉令赶路通过此城，你居然胆敢关闭城门阻挡我军前进。我要你立即开门，否则叫你和你的手下一起上西天。” 孔祥熙看一计不行便眼珠一转，马上施出第二计道：“实不相瞒，太谷城内也有几门炮，而且这儿的城墙也还牢固。刚才我接到电话，太原府里正有第二批队伍在往太谷开进。兄弟还是劝诸君先拿一笔盘缠吧。” 第70页 城下军官对孔祥熙此话又信又疑，似乎真有些害怕太原方面派兵追来，于是和孔祥熙讨起价来：“多少？盘缠给多少？” “一千两银子，马上可以筹到！” “不成。太少！” “二千两。” “这样吧。”那乱军军官说道：“孔司令，你今天走马上任，兄弟我给你个面子，你赶快凑足三千两银子，少一两也不行。这三千两银子一到手，俺马上开拔，决不犯太谷的一草一木。” 孔祥熙觉得三千两银子似乎多了点，但是为了太谷的安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当下孔祥熙只好无可奈何地说： “好吧，三千两就三千两。” 说完孔祥熙急忙跑下城楼，同早已等在下面的商会会长商议了一番，并决定立即由商会凑足三千两银子，交给了城下的那个乱军军官。 实际上这批溃兵就是为了银子而来的，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又看到孔祥熙派人送来的银子成色很好，乱兵们便绕城扬长而去。 这次溃兵过境事件后，孔祥熙藉此极力强调建立地方武装的重要性。由于孔祥熙的举动才使得太谷县城倖免于难，使得全城不分老幼都对孔祥熙刮目相看，一时间他成了全县的风云人物。众人都认为孔祥熙在危急时刻有胆有识，因此他的建立地方武装的建议，自然也容易得到各方的支持。而且太谷的士绅们也确实感到有建立属于自己的地方武装的必要，起码有了武装就不会把白花花的银子拱手送给别人了。 孔祥熙在太谷各方面的支持下，将太谷的警察、商团团员以及铭贤学校的学生集合起来，组成了一支民军并命名为“太谷营务处”，孔祥熙自任营务处司令。 很快，孔祥熙孔司令统率的这支武装有1000多人，而且火力齐备，拥有过山炮4门，最新式步枪100多支，他的幕僚参谋也多达十几人。 起初，由于是新成立的临时拼凑的队伍，纪律较为松弛，战斗力也不强。于是，孔祥熙一面加紧对队员进行军事训练，一面为队员做了统一的服装。队员的服装都是当时各省“流行”的式样，孔司令自己则例外，他身着自己设计的戎服，或是红衣白裤、长靴齐膝、胸前几道缨穗，或是呢质军装、软皮套裤、胸前缀上三五枚从外国带回来的徽章。他整天在太谷县的大街小巷巡视。当时有人评论说，孔祥熙没什么卓着战功，服饰上却大为讲究。 太谷民军成立不久，邻近各县也纷纷仿效，并请孔祥熙亲临策划指导。所以山西中部民众自发的武装力量发展很快。面对这种形势，榆次、徐沟、文水、交城、汾阳、平遥、介休和孝义等县的地方当局和绅士集议，推举孔祥熙为“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于是，“太谷营务处”的牌子被“山西中路军军政分府”的牌子所取代，孔祥熙也随之成了“军政分府”的实权人物。 1911年11月，袁世凯在派人暗杀了革命党人吴禄贞之后，旋即派曹锟亲率北洋军第三镇进攻山西，企图扑灭山西的革命之火。一时间，娘子关前清军与山西革命军展开激战。 消息传来，铭贤学校的学生群情沸腾；他们自动请缨，矢志从军，要去娘子关与清军决一死战。孔祥熙先后派出30人组成“敢死队”，携带枪核弹药奔赴娘子关前，与革命军一道抗击清军。 这些青年作战英勇，与革命军一道，曾一度阻止了清军的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武器简陋，最后娘子关失守。孔祥熙派出的30名青年也辗转返回铭贤学校。 那天，孔祥熙在铭贤学校的礼堂--尚德堂，为30名返校的学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 首先，由参战学生汇报了他们赴娘子关与清军作战的经过，然后由孔祥熙登台致贺词说： “30多位同学自动请缨，到娘子关和清军作战，他们的动机，纯粹是为革命主义而奋斗，而实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至理名言。” “30多位同学俱已得到‘智、仁、勇’的三大荣誉，云智，则他们歷经艰险，能够安然返校。云仁，则他们热血沸腾，无法遏止，是由于他们‘爱众心切’。云勇，则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志愿参加正式军队，抗御强敌。” 孔祥熙的慷慨陈词，博得了学生们的阵阵欢唿。其热烈的气氛深深感染了孔祥熙，他高声宣布：“我已准备了茶点，下面同学们可以表演节目了。”于是，学生们边谈、边唱、边跳，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1912年1月1比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改年号为中华民国元年。这是中国歷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然而好景不长。1912年4月1日，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限于特定的歷史条件，被迫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于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演变成了一场“换汤不换药”的歷史闹剧，国内形势由此发生急剧变化。 在山西太谷，孔祥熙神气活现的日子就此结束了。临时拼凑起来的“民军”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孔司令”的头衔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但是，孔祥熙在政治舞台上本就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当时，显然一些人对袁世凯都抱有一定的幻想，但孔祥熙却不这么看。他认为眼下仍是前途未卜，必须另寻出路。孔祥熙左思右想，终于把注意力又转移到了洋人身上。他觉得只有依靠洋人，自己才有出头之日，于是便牵头组织了一个叫“中美同盟会”的团体，以求政治上的发展。 第71页 孔祥熙四处活动，积极地向传教士宣传和介绍自己的主张。他认为： “灌输新思想，改革旧习惯，绝非少数人所能胜任，更非短时间所可奏效，必须多方罗致人才，广泛宣传，而后持之以恆。如此进展才能迅速、普遍。” 在孔祥熙的热情奔走和积极努力下，终于他领导组成了一个超乎宗教之上的机构--“中美同盟会”。 为此孔祥熙还特地提出了两句口号： 一、“灌输新思想”。 二、“改革旧习惯”。 1911年6月10日，在太谷南街福音院里召开了“中美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在山西的外国传教士云集太谷，为孔祥熙撑腰。地方上的绅士名流也接踵而至，为孔祥熙捧场。铭贤学校的师生全体出动，担任大会的工作人员。 主席台上交叉悬挂着巨幅的中国五色旗和美国星条旗。孔祥熙作为大会主席，和传教士及社会名流一起坐在主席台中央，春风满面，非常得意。 在成立大会上，孔祥熙即席发表了一个说明宗旨的讲话。他激动地说：“中美同盟会的推一愿望，在于干部人员从速组织就绪，然后逐渐扩大范围，在全国各地成立分会。如此逐渐推展，像一撮发酵粉，可以发成一大块面粉团一样。 “为什么本会不名之为中英、中法或中意等同盟会，而特名为中美同盟会呢？这是因为美国人士对于我国向来亲善，同时也由于本主席留学美国多年，结识的美国朋友比较多，所以暂以联络美国人士为人手工作，等到本会组织就绪，工作稍有成效，我们再成立中英、中法等同盟会。” 当谈到“中美同盟会”的宗旨时孔祥熙说：“远者如美国国父华盛顿创导美国独立，近者如我国惟一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都得力于友邦之襄贊协助。否则，虽不能说绝无成功之望，但是成功势必较缓、较难，这是势所必然。所以本主席认清了‘独木不成林’的道理，愿与友邦人士携手进行，更愿友邦人士作为嚮导，事功进展，方可以更加神速与更加顺利。 “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平等自由的表面工作，虽告完成，但是细加研究则我们不难发现，专制余孽犹仍猖撅，士大夫积习如故，乡愚更不知何为平等自由。因此，革命工作必须继续努力，不容吾停止脚步稍事休息，我们必须积极从事以下的两项工作： 1.感化有权有势的军政要人； 2.诱导无地位、无官守的多数民众。 接着孔祥熙对参加大会的外国传教士继续说道：“中美同盟会”的宗旨，实际上是自由、平等，再加上耶稣基督的博爱，进而促进世界大同的宗旨。” 这次成立大会后的第3天，孔祥熙专门僱人制作了一块会牌，长5尺，宽1尺，牌子上刻着“中美同盟会中国支部”9个大字。当即这块牌子就挂在福音院大门口。 在以后的活动中，孔祥熙以“中美同盟会”为依託，一方面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一方面同各界名流建立广泛的联繫。但是，由于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的政治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希望“中美同盟会”的发展，能壮大其教会的势力；所以孔祥熙在开展活动时经常受到外国传教士的制肘。孔祥熙虽四处奔波，但终因事倍功半而影响不大。到后来，参加“中美同盟会”的人一直不多。 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美同盟会”的会址设在福音院，使许多不了解“中美同盟会”的当地人都望而却步。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中美同盟会”和教会差不多，都是一码事，都是“洋人”们进行的传教活动，与中国人没多大的关系。这样一来，渐渐地“中美同盟会”便名存实亡了。 可以说，孔祥熙组织的“中美同盟会”本来就是一个松散的。宗教色彩浓厚的资产阶级团体。尽管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孔祥熙的活动也没有多大的影响，但就组建“中美同盟会”这一组织的本身来说，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这在当时的歷史条件下，应该说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就在“中美同盟会”开展活动遇到重重困难时，孔祥熙听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孙中山先生即将抵达山西太原开展活动。 辞去“大总统”后的孙中山先生，当时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并开始筹措全国铁路建设，用实业救国实现他的革命理想。 在孙中山看来，修铁路是消除中国贫困的重要因素，他始终认为美国在有铁路之前是贫困的，但一旦美国借钱铺设了20万英里的铁路后，它就成了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由于中国比美国还大一些，所以它应当修更多的铁路。 据说当时的某一天上午，孙中山先生在列车上邀见澳大利亚籍新闻记者端纳。端纳发现孙中山先生正在凝视着挂在墙上的一幅很大的中国地图，手里挥动着一支毛笔。孙中山先生在各个城市之间画上线，并把它们联结起来。端纳在一旁註视着。当端纳明白了这个人正在做什么的时候，他暗自思忖，“我确凿无疑地看到孙中山先生不仅发了疯，且疯得还较厉害。” “我希望你帮我设计这幅铁路图。”孙中山对端纳说道，“我建议在10年之内筑20万里长的铁路。我正在地图上把它们标出来。你看见从一个省会伸向另一个省会的粗线吗？它们将是铁路干线。其它的是一些支线和次要的连结线。” 第72页 在后来的几天内，端纳每天上午7时就来到孙中山先生的车厢，看着他标画铁路线--他涂掉画弯曲的线，将它们改成直线。最后当列车快要抵达一座预定要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大城市时，端纳讲话了：“我不想向记者展示您的铁路图，”端纳漫不经心地说，“您会打消您的这些特殊想法的。” “我不。”孙中山先生不以为然地说，“我不在乎。我想让人们知道它们。我的铁路图将能拯救中国。” “几天以前您说您将在10年之内修20万里，”端纳反驳说，“这恐怕是不可能的。首先，这需要大量的钱；其次我认为您在30年内也不会修出那么多的铁路。” “这很简单，”孙中山先生答道，“我们将会得到我们想要的全部款项。我将用英国资金修一部分铁路，用美国资金修一部分，用德国资金修一部分，用日本资金再修一部分，等等。” “您难道不知道满清也曾想这样做吗？他们企图将铁路收归国有，依靠外国资金来经营，结果招致一场铁路风潮。” 当孙中山先生听罢默默不语时，端纳指着地图上的西藏高原说：“孙先生，围绕西藏的那条铁路是永远也修不成的。您可以用毛笔和墨水来修它--只此而已。您的铁路要经过的一些山口位于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原上。” “那儿有道路，是不是？”孙中山先生巧辩说。 “没有道路，孙先生。只有崎岖羊肠小径，盘旋直上云天，非常陡峭，陡得连一头健壮的氂牛也很难爬上去。” “哪儿有路，铁路就可以修到哪儿。”孙中山先生回答说，并就这样把这个问题丢开了。后来端纳记录了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梦想的私下反应：“他简直发疯了，这倒不是因为他画了铁路图，因为只要有钱和充足的时间，他画的每一条线，甚至更多的线都可以建成，而是因为孙先生竟以为只要他画了线，外国资本家就会给他足够的钱，在5至10年内修成所有的铁路！” 孙中山于1912年9月18日抵达太原，寓于皇华馆。孔祥熙闻讯后立即赶赴太原迎接。19日上午和20日下午，孙中山先生分别在山西大学礼堂数千人欢迎大会上和文瀛湖北岸的二层小楼前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说。孔祥熙在场亲耳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亲切教诲。 孙中山先生首先赞扬了山西民众响应辛亥革命的伟大精神，他指出：“前在日本之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迅疾告成也。”接下来孙中山先生又讲，“留学海外之学生，对于中国早具有一种理想，如能以各民族合而为一，则可称雄地球。故归国后即宣扬此说之真理。凡在旧政府所蕴之心理，处今时代，悉当屏除。革命非既能使中国富强也，不过藉此过渡，以达彼岸。吾人必牺牲目前私利，而求将来之幸福。” 当时，孙中山先生的这两次讲演，都给孔祥熙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随后他又在太原同孙中山先生作第二次会晤，并“有所密谈”。也就是从这时起，孔祥熙同孙中山先生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繫。并且，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密切的联繫，孔祥熙正式开始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伟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3.亡命日本 还是在1913年夏，孙中山在南方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时，即曾写信给山西的孔祥熙，期盼他接信后即束装赴沪，以襄贊“二次革命”。孔祥熙当时接到信后，倒并没有踌躇，当即就把铭贤的校务交待一番，便匆忙上路了。从这一点来看，倒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当年的孔祥熙确是真心投身革命，为了革命不惜抛家舍业。毕竟，当时的孔氏家族已非其幼时那般潦倒那般不值珍惜了。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待孔祥熙行色匆匆赶到上海时，“二次革命”已告失败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亦已逃亡日本，一时无从与之联繫。只两月之间，局势即发生如此逆转，孔祥熙不免目瞪口呆，不知所向。当时又正逢袁世凯政府白色恐怖最严重之际，反动势力在上海大肆搜捕革命志士。面孔祥熙自辛亥以后又一直是北中国地区最活跃的革命党人，如在沪滞留下去，恐怕要难逃罗网。万般无奈之下，他也便只好横下决心：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孔祥熙决定东渡扶桑追随孙中山去了。 一艘远洋客轮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颠簸前行，悬在半空中的太阳惨白惨白地将光芒洒落在已经发暗的海面上，仿佛在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船尾的海鸥惶恐地尖叫着，上下翻窜，一时找不到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归宿似的。天与地间所有所有的一切，都显着那般的无精打采，那般的惶惶不可终日。仿佛，所有这一切都衬托着站在船舷旁那位中年男子的黯淡心态。 这位男子便是正处天涯亡命之中的孔祥熙。 曾几何时，也是这天也是这海，同样也是这位孔祥熙，怀抱一腔科学救国的热情，不远万里飘零海外，赴美国求取救国的知识和本领。当时，他也是倚在这船舷旁极目远眺，心情是那样的兴奋，澎湃如眼前那汹涌的万顷碧波一样。然而时隔仅为数载，命运竟如此严酷地降临在孔祥熙头上，以至他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奔，只好这般子然一身孤零零地漂泊再漂泊，不知漂泊到什么时候，才能重返那熟悉可爱的故乡？ 第73页 不知因为什么，此次出洋孔祥熙心情异常的沮丧，也异常地思念故乡。 当时导致孔祥熙情绪低落的原因，并不只是表面上革命的久未成功屡战屡败，这只能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且为一般局外人所不知的，却是孔祥熙内心中正忍受着刚刚丧偶的痛苦煎熬，所谓孔祥熙当年丧魂失魄的苦恼，相当大一部分即源于此。 如今一般世人都知道孔祥熙的夫人是宋蔼龄，却不知宋蔼龄并非孔的结髮妻子。孔祥熙当年的结髮妻子叫做韩玉梅。1908年孔祥熙留美返乡并创办了太谷铭贤学校之后，已过而立之年了。事业有成，当然就该到了成家的时候。经媒人介绍并且在老父亲的积极张罗下，当年秋天孔祥熙在家乡太谷与韩玉梅女士拜了天地。 那韩玉梅原本是个孤儿，是由太原的一所教会学校将她抚养成人的。姑娘生得端庄清秀，娇小纤弱且又性情温婉，知书达礼。由于同是受的教会学校的薰陶，夫妻二人倒是有着相同的志趣和共同的语言。结婚以后两人你敬我爱，夫唱妇随，生活非常的幸福和谐，且又不失年轻人的浪漫色彩。然而好景不长，自幼失去父母呵护且又长期生活在宗教礼仪压抑中的韩玉梅，长期以来身体瘦弱并患有肺病。在今天，肺病已经不是什么绝症，只要及时医治便能很快康復，但在当时我国对肺病尚无根治的药品，一旦染上便成不治之症。韩玉梅没等为孔家留下一儿半女，便于1912年撒手西归。 虽然仅仅作了3年多的夫妻，但是孔祥熙对韩玉梅却情深似海，他把爱妻安葬在先父孔繁慈墓的右侧。 韩玉梅的病故，对孔祥熙来说是个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一度陷于悲痛之中，情绪异常低沉。一时间爱妻的影子时常在眼前浮现，晃来晃去搅得他心神不定。但远大的救国理想和手头忙碌的工作又不容孔祥熙一味地沉浸于心中的悲伤。当时的两全之策，只有找机会换换环境，以沖淡心中那难以磨灭的记忆。 “呜”地一声汽笛长呜，将沉浸在回忆与思念中的孔祥熙唤回，举头前望，日本列岛已在眼前了。一想到马上就可以和自己敬重的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党同志见面，孔祥熙一路阴郁的心清不禁好了许多。“二次革命”失败后，为避袁世凯政府的疯狂镇压，当时一大批国民党人如孙中山、黄兴、李烈钧。胡汉民以及宋耀如一家均逃往日本避难。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孔祥熙追求孙中山先生也来到了日本。 孔祥熙此次来日本，除政治上暂避锋芒之外，还有一个可说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当时有人推荐他来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简称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 在孔祥熙的一生中，他曾几次经歷这种遇难呈祥、因祸得福的事情。比如童年时他因生那场大病而得以接触洋人并进教会学校；比如后来抗战胜利前夕，他在蒋介石那里过早失宠以至一气之下去了美国，才避免了后来国民党政权大陆崩坍之际随老蒋主子一块死一块埋了。这一次同样，假如不是因为“二次革命”过早失败以至他也仓惶之中亡命日本，恐怕基督教青年会这份美差也未必会轮到他的头上。 当时所谓的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是一个宗教性团体组织。它最初由英国青年商人乔治·威廉斯于1844年在伦敦创设。1876年传入中国，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会。其后在沿海和内地一些城市也陆续有了青年会组织。1910年各地青年会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确立上海为所属会的中心并设立了总部。总部名称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其组织分成“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它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为此该组织经常开展各种活动，并要求寓活动于德、智、体、群全面发展之中，对当时的青年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个组织还曾帮助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建立戒菸会，希望他们永远戒除吸菸的恶习。这些都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革，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时正值二十世纪初，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留学热，为了适应留学生越来越多的新形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分会。国内动盪不安的政治局势和一片混乱的社会境况，同样在广大的中国留学生身上引起了反响，致使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很不景气。当时担任总干事的王正廷恰好是孔祥熙留美时的同学，由于他在政治上的一些失误遭到了一些学生的围攻，最后只好被迫辞职。于是教会工作出现了更加混乱的状况，为此王正廷向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约翰·罗·莫特推荐孔祥熙来继任并得到了批准。不想莫特的邀请真可谓是雪中送炭，正中孔祥熙的下怀。 孔祥熙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一职，当时并没有指望捞到什么好处，只求借一方宝地避避风雨，能干好就干好，干不好也是得过且过。同时也算解了老同学王正廷之围。在王正廷看来，孔祥熙算是对他有恩之人。事情就是这样，孔祥熙无意无奈中的投之以李，王正廷却有心报之以桃。从此王正廷极力提携孔祥熙这位耶鲁大学的校友兼“恩人”，为他脐身政坛步人官场架桥铺路。反过来孔祥熙也要报答王正廷的知遇之恩，曾一度忠心耿耿地一直追随王正廷左右，成为王正廷班子里的一员大将，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后来王正廷失势下台，孔祥熙便原封不动地接收了王的老班底，并把这些人安插到自己担任要职的机关里，这也算是继承了王正廷的衣钵。 第74页 在日本期间，孔祥熙一方面走马上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之职并管理该会会务，处理日常工作。更重要的是利用总干事的工作之便，广交留日革命党人，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 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处境非常困难，住房只有十几米大，每月的生活费用主要靠朋友们的支援。孙中山在闭门思过的过程中，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指出“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当时的国民党只求人数的发展不计素质的好坏，结果造成了党员虽众内部却意见分歧，以致号令不能统一。孙中山先生决心改造这个“一盘散沙”的党。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召集一部分国民党员进行重新组建，当年7月8日在东京举行了中华革命党的成立大会。大会重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旗，准备继续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当时到会者有300余人，孔祥熙也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他和与会人士一致表示： “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中山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造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 当时孙中山规定：“凡人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务文一人，毫不犹豫而后可。”并且还要求每位加入新党同志要捺印指模，以示真诚。当即，廖仲恺、陈其美、张静江和孔祥熙等人表示拥护，并相继在契约上端端正正地按了各自的手模。但黄兴等人对此却持异议，认为这是会党旧俗，有辱人格。当场孙中山先生断然拒绝了黄兴和汪精卫等人的不同意见。他决定不勉强黄兴等人参加，并劝黄兴休养两年以便反省自己。至此，尽管在革命目标上孙中山和黄兴两人并无分歧，但在具体的革命方式上两个人可以说是正式的分道扬镳了。不过，当日后黄兴高日旅美行前，设宴与孙中山叙别时，孙中山先生不免对黄兴的离去十分惋惜。当时中山先生即席赋联予黄兴： “安危他日终须仗，苦苦来时要共尝。” 孙中山在日本流亡期间，孔祥熙作为一名革命新秀，赢得了中山先生的信赖和倚重。孔祥熙也竟日跟随左右，协助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还负责革命经费的劝募筹集等。也就是当此之际，孔祥熙偶然地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宋蔼龄。 第六章 天作之合 1.千里有缘来相会 孔祥熙接替王正廷出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后，果然不负众望。他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凭着一股热情和高度的事业心，加之他多年来受西方文化培养薰陶而成的学识和能力，所以没过多久，那基督教青年会便一改往日沉迷衰败的局面，出现了一派勃勃的生机。而孔祥熙正好也利用“总干事”这一职务之便，遍游日本列岛，广交留日的中国学生，一时间声名鹊起，年轻有为的孔祥熙赢得了社会各方的一致赞许和信赖。 也就在此时，因“后生可畏”之声望吸引，宋耀如亦来孔祥熙处慕名拜访，结果造就了一段后来举世瞩目的美好姻缘--孔祥熙和宋蔼龄结为伉俪。 在前面我们曾介绍过，“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与宋耀如联袂逃亡日本，因此宋耀如一家在日本也成了政治难民。其时，宋蔼龄基本上已决定辞去孙中山秘书的职务，并推荐了刚刚由美国来日本的妹妹宋庆龄接替她，孙中山对此也同意了。而宋耀如则一如既往地随同孙中山一起，为革命奔走不辍。 在东京的一处寓所里，孔祥熙接待了自己未来的岳父宋耀如先生，并很快以不凡的谈吐和横溢的才华博得了宋耀如的赏识。据说，那一次会面两个人谈了许多也谈了许久，且越谈越投机，双方均有相见恨晚之感。渐渐地，竟一方无意而另一方则有心。宋耀如心里灵机一动，忽然想到眼前这位虽然身材不高却水平不低的孔祥熙，倒很合适自己的女儿宋蔼龄啊。想人非非之际，宋耀如竟以岳父的眼光打量起眼前这个年轻人来：虽然身材不够理想，但恰好来蔼龄也有些矮胖，尤其是孔祥熙那儒雅渊博的谈吐，虽显老成却亦不失年轻人的热情和活力，那一双精明的大眼睛里，更透着一股令人不可小觑的潜在能量。此外，再想到孔祥熙出身孔氏名门，又留学美国笃信基督教，凡此种种在宋耀如当时看来，孔祥熙与他家宋蔼龄都很般配。就这样，因为有了要孔祥熙作东床快婿的念头，当即来耀如竟一再盛情地邀请孔祥熙到家里去作客。而孔祥熙呢，一来正巧闲暇无事，二来宋耀如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多年好友，如此盛情实在难却，当下也便愉快地答应了下来。当时他哪里想得到，他此一番应邀前往宋家作客，竟遭遇了可说梦中恋人的宋蔼龄，并与之结成了百年之好；而且他的整个人生命运，就此也发生了幸运的转折。 那是191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万家灯火刚刚亮起之际，孔祥熙随同宋耀如来到了宋家在日本的寓所。站在客厅门口，宋耀如显然有些激动地向家人介绍道： “这位就是孔夫子第75代孙，山西首富孔祥熙先生。” 当时正在壁炉旁的椅子上与蚂咪畅想未来的二女儿宋庆龄闻听介绍，脱口惊讶道：“是圣人呀！”就只因宋庆龄随意地嚷了这一句，后来孔祥熙在宋家便得了一个“圣人”的绰号。这么一个当时曾令他脸上一红，随后也便习以为常甚而常常自认当之无愧的绰号。 第75页 然而就二妹庆龄这一句无意的惊讶，却搞得宋蔼龄在旁边不禁怦然心动。当时，她已是23岁了，正是应该考虑终身大事的年龄。而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这个身材不高、有些微微发福却也显着慈眉善目的男子，不知为什么竟莫名的惹她兴奋。尤其刚才进门时父亲的介绍--“孔夫子第75代孙”和“山西首富”之类字眼，仿佛一块磁力巨大的磁铁一般，顿时吸引了她。她来蔼龄从来都是一个务实的人啊！一瞬间她想起，午后父亲就已捎话回来，说晚间家中有一位重要的客人光临，并特意嘱咐宋蔼龄不要离开。难道，这一次幸运之神即将光顾自己？一想到那丘比特的爱情之箭正向自己射来，宋蔼龄脸上不禁红了起来。 好在当时全家的注意力都在孔祥熙那里，并没有人注意到宋蔼龄怎样。 晚宴开始了。宋耀如夫妇有意安排宋蔼龄和孔祥熙坐在自己身旁，以便有意撮合他们两个，席间的气氛倒是十分热烈，大家都是亡命之人，难得有这么一次温馨随和的故人相聚，所以很快就谈得很投机。那天，除了宋子文和宋美龄仍在美国留学之外，宋氏家族的其他成员都到齐了。首先，孔祥熙提起一件往事，说他在美国曾遇到过宋蔼龄。顿时，宴会出现了高潮。 那还是1906年，在美国纽约的一次社交聚会上，当时正在耶鲁大学研究院读硕士学位的孔祥熙与正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的宋蔼龄，同时作为客人出席了那次聚会，并因此有了一面之交。但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迄今已无法考证了，恐怕双方当时都没给对方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甚至已经全部淡忘了对方。因为据今可考的资料证明，孔、宋二人自美国学成回国后，都沿着各自的人生轨迹继续运行，双方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繫。直到8年之后的这一天，同作天涯亡命人的孔祥熙和宋蔼龄，居然阴错阳差地在日本再度会面了。 此真可谓“千里有缘来相会”啊！ 那宋耀如本来已经十分赏识孔祥熙了，闻听他这么一说，并且女儿来蔼龄也点头认可确有此事，不免在心下更加坚信这两个年轻人的缘份了。一时间，高兴得他神采奕奕，手舞足蹈，其情绪之热烈顿时感染了席间所有的人。 那孔祥熙虽然在美国留学多年，讲着一口十分地道的英语，但一遇到国人，他还是喜欢操起那一口山西老陈醋味的口音与人交谈，并且津津乐道。由于山西话中有些发音习惯十分特别，诸如“拿过酒壶壶，俄来满！”还有“俄吃不了这底些，马刻拿走！”以及“一槐人一个花碗碗”等等，席间逗得子良和子安两个孩子笑个不停。孔祥熙毕竟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了，所以对此并不觉得窘迫，反而益发地淋漓发挥，以活跃席间的气氛。 渐渐地，谈话的中心由宋耀如与孔祥熙之间，转移到了宋蔼龄与孔祥熙之间。因为前面重提过的俩人在美国那一面之缘，所以眼下两个人俨然以故知旧友的身份，热烈地叙谈起来。在旁喜得来耀如和倪桂珍夫妇，一时乐得合不拢嘴：这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宋夫人情不自禁地暗下祈祷起如此的天赐良缘来。就这样，席间大家边吃边谈，谈到了各自在美国留学的经歷，谈了回国后的革命工作，谈到了早年在教会学校的种种趣事。真是越谈越投机，越谈越感到彼此相见恨晚。孔祥熙还讲述了自己在庚子年间的种种冒险经歷，并且讲得绘声绘色。连宋夫人听得都人了迷，并暗暗喜欢上这个青年人了，认为孔祥熙能干而富有朝气。当晚主客之间谈笑风生，没有半点虚假客套。宋耀如主动告诉孔祥熙，宋家祖籍也是山西。1644年清军入关后局势混乱，才被迫逃往海南，后来在海南岛文昌县的一个小渔村定居下来。如此说来孔祥熙和宋家算是老乡关系了。临分手时，宋耀如和倪桂珍都一再嘱咐孔祥熙：到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不必客套。 那天晚上，孔祥熙和宋蔼龄度过了永远难忘的一段美好时光。 孔祥熙那因为丧偶已然冷却的心復甦了。 宋蔼龄那充满憧憬的芳心也萌动了。 另外有资料记载，那天晚上在宋家的客厅里，孔祥熙和宋蔼龄作了彻夜长谈。但据说，当晚两个人谈话的中心议题却并非谈情说爱，而主要是谈钱。所以后来世人才有宋蔼龄“谈钱得婿”之说。 当时宋蔼龄讲，她从小就有一种“钱这东西真不可思议”的感觉，感觉钱有种神奇的魔力，它常常搞得人头脑发晕，既干好事也做蠢事。讲到这里，宋蔼龄故意问孔祥熙： “你说到底是人掌握钱，还是钱掌握人？” 孔祥熙当即答说是人掌握钱。宋蔼龄听后不满意地摇摇头。她说当我6岁多一点刚开始上学时，就已经亲身体会到钱的重要。钱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你比如说我当时穿得好一点、时髦一点，教师和工友也就自然高看我一眼；我周围也就会聚集一帮好朋友，甚至甘愿听我驱使。相反如果不是这样，那等着瞧吧，我将尽遭白眼。 听着宋蔼龄这样一个小女子如此令人怦然心惊的高论，孔祥熙当下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宋蔼龄自顾在那里继续说道：“后来我去了美国，最初的时候美国人一听说我是中国人，便自然把穷联繫到我的身上，并且都不爱理我，不同我交朋友。但后来，我让父亲给我寄钱，寄我们中国的火腿、腊肉还有丝绸……我只用了一点小钱就改变了自己的处境，以致当时许多人都来恭维我。后来当我毕业时，她们还在美国的报纸上吹捧我……”讲到这时，宋蔼龄忽然停下不讲了。沉默半响，她才接着总结式地说： 第76页 “现在我逐渐明白了，有些事情太理想化了不行。有些人整天空喊革命，好像志向远大的很，其实他们的理想和革命，不过都是糕饼上的糖霜。而糕饼只有靠钱才能买到。所以我说，一个不懂得怎样赚钱的人，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人！” 讲到最后来蔼龄表示，她眼下最渴望的，就是掌握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有了这样一笔财富，父亲和孙中山先生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修筑铁路和再造共和，就可以帮助天下的穷人摆脱贫困。当即听得孔祥熙是目瞪口呆，竖起拇指连称高论高论，真是与君一席语，胜读10年书哇！ 后来，孔宋夫妇果真济命抓钱，并且真的成了“四大家族”的首富。而所以如此，关键恐怕还是宋蔼龄当初对钱的这一番深刻认识的指导吧。 宋蔼龄尽管身处优越环境，自身的条件也很好，但要想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也并非易事。和孔祥熙接触以后，她渐渐地发现孔祥熙正是她想要找的理想男子。 前面我们已经不止一次讲过，宋蔼龄是个讲实际的人。她认为“理想主义是蛋糕上的糖霜，蛋糕用动力才能烤熟，而且动力却是要钱的”。在长期的生活中宋蔼龄认识到，人们崇拜卡尔将军，是因为卡尔有钱。父亲从一个极普通的巡迴牧师变成上海商界的实力人物，也是因为有钱。而孔祥熙“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并且“赚钱赚得很得法”。 恋情往往需要一个契机才能拨动双方心中的和弦，进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孔祥熙和宋蔼龄两个讲求实际的人相遇后，即产生了这种共鸣，于是他们的恋情迅速发展了。 1913年秋季的一天，宋蔼龄喜形于色地对全家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惊人的消息！”全家人都注视着她。这时宋蔼龄以幸福的口吻向全家宣布：“我们准备到横滨去举行婚礼！” 听到这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消息，全家人顿时欢唿起来。倪桂珍高兴地合手念道：“上帝祝福你们。” 宋耀如半开玩笑地说道：“怎么这么快呀！” 宋蔼龄娇嗔道：“还不是你嘛爸爸！” 宋耀如想了想，旋即哈哈大笑起来。 1914年春季的一天，孔祥熙和宋蔼龄按照基督教礼仪，在横滨一所坐落在山丘上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婚礼规模不大，只有宋家的人和孔祥熙的堂兄及几位好友前来参加。那天新娘打扮得高雅而艷丽，粉红色缎子上衣配着长裙子，衣服上绣着深红色的梅花图案，象徵着大吉大利，头上还扎着一朵梅花绸结。新郎则穿着一身西装，白衬衫的领子上扎有黑绸花结。 那天由于气候的原因，使这场婚礼增加了一份特殊难忘的记忆，甚至也是一种象徵和寓意。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横滨大雨滂沦。4月正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雨水把粉红色的樱花打落得遍地都是，真可谓“雨打残红”。空气里洋溢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但是当新郎新娘动身去教堂时，天空却突然放晴了。大家极目远眺横滨市区，只见蓝天、白天、绿树、红花、青山和大地都像用水洗过一样，清爽洁净，如诗如画。等到大家用过婚餐，蔼龄且又换上绣有金色飞鸟的苹果绿缎装，夫妇乘车到游览胜地鎌仓度蜜月时，有趣的是当他们走下车刚刚踏进旅馆大门后，大雨又倾盆而下。如此成人之美的天气，不由得使孔祥熙连声赞嘆道：“这是大吉大利之兆！” 后人还为此作过一副对子盛赞当时景况： “风调雨顺，乃为天公作美助兴； 金玉良缘，原是泰山牵线穿针。” 从此，孔祥熙和宋蔼龄正式结为夫妇。 孔祥熙与宋氏家族联姻，又有了能干的贤内助，此后不仅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而且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也产生了当时人们尚意想不到的重大影响。 自1926年开始，孔祥熙在国民党的政坛上活跃了20余年，曾身兼国民党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宋蔼龄虽没有什么名义上的官衔，但其活动能力、才干和智谋心计均为中外人士所称道。当年宋庆龄曾说：“倘若大姐是个男人……她在15年前就会统治中国。” 还是在婚前，宋耀如曾对孔祥熙和宋蔼龄二人提出要求：“你们婚后能去做一个时期的传教工作吗？或者从事相当于传教的崇高事业？”二人同时回答说：“能！” 宋蔼龄接着说：“爸爸，我考虑过了，打算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去办一所大学。” 宋耀如问：“哪里？” 孔祥熙回答：“山西太谷，我们想尽快回去。” 接着宋蔼龄又向父亲说明了她已建议由妹妹庆龄接替自己的秘书工作，只等国内形势有所好转，就马上回国。宋耀如听后点头应允。 婚后孔祥熙和宋蔼龄住进了东京的新家。除了每天看报读书和偶尔的社交活动外，宋蔼龄白天几乎无事可做。好在孔祥熙全力帮助孙中山处理党务，一些白天没干完的工作，晚上回到家里由妻子帮助处理。同时宋蔼龄也通过孔祥熙了解了外面的一些情况，就这样他们在日本东京又度过了一年的美满幸福时光。 1915年袁世凯在篡夺了总统宝座之后，又在北京紧锣密鼓，积极筹备洪宪帝制。袁世凯的復辟活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密切注视着国内政局的变化，并决定派人回国，策动和组织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 第77页 2.夫妻双双荣归故里 1915年，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孙中山先生命孔祥熙夫妇作为中华革命党的特派员，先行一步返回山西太谷从事秘密活动。但他们回国的公开理由，是回太谷老家，增设铭贤学校大学预科。所以临行前孔祥熙特意花了几天时间，在东京参观了几所大学，购买了一大批图书资料和教学仪器。1915年秋天，孔宋伉俪先宋耀如一家一步回到上海。孔祥熙回到上海后并没有急于启程回太谷办学，而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意见，积极联络上海军政要人中的革命党人，策动反袁起义。当时国内的云南、广东、贵州及广西各省先后宣布独立，讨袁声势浩大。但是孔祥熙在上海却出师不利，他的行踪很快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并准备将孔给予拘留。幸有上海都督陈其美暗中传递消息，通知孔祥熙火速离沪。 于是孔祥熙夫妇只得暂时放弃策动武装起义和军事讨袁的使命，离开上海前往太谷。 从上海启程前，宋夫人（这时宋耀如已回到上海）担心女儿过不惯山西太谷那种穷乡僻壤的苦日子（后来的情况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她一边帮女儿收拾行装，一边讲述文成公主的故事以鼓励女儿。宋蔼龄完全理解母亲的苦心，她安慰母亲说： “妈咪，你是怕我中途返回对不对？你放心好了，什么样的精神准备我都有了。爸爸当年十来岁出海还闯出了名堂，我去内地有什么可怕？何况，还有他呢！” 宋蔼龄说完深情地看了一眼孔祥熙。 女儿的话使母亲好不欣慰，当然还有孔祥熙。 回山西太谷继续办学，既是孙中山的主意，也是孔祥熙本人的愿望。孔祥熙当时曾表示说： “革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武力推翻或许在一夜之间结束，但是然后呢？你到哪里去找接下来的建设人才？治国是需要训练有素的人才的，而教育正是革命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正是出于重视教育，孙中山才让孔祥熙夫妇归返故里办学校，这也是他对革命的通盘考虑。孙中山还指示孔祥熙回到太谷以后，要利用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威望，加紧联络北方军政要人。 对于第一次到内地的宋蔼龄来说，从上海到孔祥熙的家乡--山西太谷，可谓是一次漫长而又充满乐趣的旅行。火车到达山西榆次后，铁路钱中止，榆次距太谷虽说只有20公里的路程，可一路上全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跟一些有钱人一样，宋蔼龄坐进了八抬大轿，孔祥熙则骑马相陪，走完了余下的路程。宋蔼龄坐在轿子里不时地拉开小窗上的布帘极目远望，就见远近都是一色的黄土高原，当时庄稼已经收割过了，茫茫的原野上只有衰草随风向她点头，远处偶尔出现牧羊人赶着羊群唱着小调在漫游，如此可谓是满目苍凉。宋蔼龄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跌落，她已做好了迎接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但是当她来到太谷，看到家家户户优越的住房条件，当下不免大吃一惊。孔家的家具都是质地坚硬的袖木制成，房屋也是规模宏大，这是宋蔼龄做梦都想不到的。孔祥熙夫妇拜见过族中的长辈后，直接搬到铭贤学校的校长公馆居住。铭贤学校的全体师生早在翘首以待，为了迎接他们一别数年的校长回校主持校务，他们特意把学校整修一番，楼台亭阁雕樑画栋，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就连生在南国长在异邦的宋“师母”，也对铭贤能有如此幽雅的环境，特别是室内拥有的洗澡、盥漱、电灯、电话、壁炉和暖气等应有尽有的先进设备而颇感惊奇。她怎么都想不到在山西太谷，在偏远的内地小县竟有如此之环境。这不禁使她想起了在日本与孔祥熙那天晚上的彻夜长谈。当时听到孔祥熙夸耀自己的家乡太谷，她还不信，以为是孔祥熙夜郎自大的胡乱吹牛呢。 当时，两个人谈起美国纽约的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时，孔祥熙禁不住脱口说道，纽约某些方面还不如俄太谷呢。当即讲得宋蔼龄震惊不已。她绝不相信，堂堂的世界一流大都市的纽约，居然会赶不上你山西一个山沟沟里裹着的太谷，这简直是开玩笑。所以当时宋蔼龄也半开玩笑地逗孔祥熙说：“你该不是刚刚从夜郎国来的吧！” 见宋蔼龄不相信，孔祥熙只好给她讲起太谷的沿革由来：俄太谷在清代中叶就已经是商贾云集的热闹地场了。当年江南的茶叶、丝绸以及蒙俄的羊毛、皮货，还有全国各地的山货、药材，都在太谷做着大宗的批发交易。而太谷的当地人则不去费那个事地捣来捣去，他们只做票号生意，就是开钱庄、当铺等。太谷的这些金融生意专门给各地的商贾提供汇兑或者现银担保，因而也是一本万利，收入十分的丰厚。当年的一句民谚就讲，“银祁县，金太谷……”见宋蔼龄依旧不肯相信，当下孔祥熙便不免有些着急地跟她数起了指头髮誓般地说：“俄有事实为证，俄有事实为证。俄太谷现在有经商的人家两千多户，比全城的一半还多。你在什么地方见着有这么多做买卖的人家？俄小的时候，在太谷城里家藏几百万两银子的，就有十几家。七八层楼的高宅大院，你去太谷到处可见。到太谷街头你会发现，来来往往人们穿的尽是绫罗绸缎。哪里像什么美国纽约，街头建筑陈旧简陋不说，街上你看那些美国男女穿的尽是些棉布衣服。” 第78页 当时，孔祥熙讲得有根有蔓，宋蔼龄也不好再作不相信的奚落了，只好半信半疑，姑妄言之姑听之吧。然而眼前，当刚刚经歷随夫荣归故里这一种听起来似乎可怕实则异常舒适排场的旅程后，尤其是经歷了孔氏家族操办的虽说古老、俗气却也极尽铺张奢华的迎亲仪式后，宋蔼龄的印象里已经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仿佛第一次真正找到了归宿一般。看来，这山沟沟里裹着的小小太谷，的确不可以等闲小觑啊。 当日参加婚宴的客人散去之后，宋蔼龄才得暇仔细瞧瞧孔祥熙的祖宅--这令人久仰的山西首富孔家大院。不瞧则已，一瞧果然是气魄非凡。就见那院落屋宇，全是巨石垒成，粗木为梁，一进一出的庞大院落迴环九曲，仿佛迷宫一般，很有些中世纪欧洲古堡的风格。尤其令宋蔼龄这个自幼生在江南的南国女子惊诧不已的是，在这荒凉贫瘠的大山之中，孔氏宅内居然还藏了一座错落别致雅似江南的大花园。园内一汪莲花池水倒映出无边寺里的白塔，周围画廊曲折，亭台点缀，好一派难得的江南风光哟！一时间喜得宋蔼龄心往神迷，留连忘返。直到夫君在旁唤她到赏花亭中小坐，她才勐醒过来。 其实，在这里孔祥熙跟宋蔼龄是打了埋伏的。此处豪华宅院虽眼下确属孔门，但却并非孔氏老宅。孔氏家族的祖宅我们知道，是在城关以西程家庄的井儿院，亦即孔祥熙自幼吃尽艰难困苦的那个地方。而眼前这座高宅大院，却是孔祥熙后来自美留学归来且小有发展之后，才从太谷一位姓孟的秀才家里购得的。说来也真是命运捉弄，冤怨相报，那落魄的孟秀才祖上，便是当年与孔祥熙曾祖父孔宪昌争夺拔贡且胜了孔宪昌的那位孟拔贡。不过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宋蔼龄一直把这座孟家花园宅第视为孔家祖宅，并以此向外人炫耀，以此证明孔家确为山西的首富。不知她是确实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也不愿挑明，就这么一直胡涂着再胡弄别人。就宋蔼龄的性格来说，这后一种可能也比较大。 宋蔼龄自幼是在都市里长大的，并且一直受的西方文明薰陶，身上自是洋气十足。不过在都市里住得久了，冷丁来到乡村，唿吸唿吸山野乡间满带泥土芳香的新鲜空气，倒令来蔼龄一下惬意了许多，仿佛返朴归真了一般。特别是孔家做出的各种吃食，虽不及西餐那样富丽堂皇的讲究，却也十分的好吃可口，令宋蔼龄大开眼界也大饱口福。那么多的美味佳肴暂且不说，光是山西风味的面食，就足以令人膛目结舌，不知先吃哪一口才好。什么剔尖啦、擦片啦、豌豆面疙瘩啦，好多名堂简直宋蔼龄闻所未闻。关键是这些东西都十分的好吃，每每香得人不忍住口且又回味无穷。当时未蔼龄心下暗忖，都说是皇帝老子过得日子好，能好到什么地步，怕也不过如此罢了。每念及此，她不禁感嘆，这要多大的家业才能铺陈得起呀！ 尽管前面讲了许多，都是令人舒服惬意的事情。但毕竟宋蔼龄是在大都市里住惯了的人，眼下来到太谷孔家，举头四望尽是大山，满眼苍凉，时间一久宋蔼龄不免有些闲极无聊，有些想家想爸爸和妈咪了。特别是当时二妹庆龄已经和孙中山先生成婚。同是姐妹想想人家再看看自己，宋蔼龄不免有些黯然神伤。说到底，她还是一个见过世面且不甘平庸的人，她怎么能忍受像一个财主婆子那样，整天山珍海味绫罗绸缎的醉生梦死呢。想当年，她宋蔼龄小小的年纪便只身一人飘洋过海去闯美国，美国总统她见过，中国的总统她也伺候过，难道这辈子她就跟这么个孔样熙终老山沟？不！绝不！黯然神伤之余，宋蔼龄在心下已打定了一个主意，重新设计孔祥熙。然后再和丈夫一起，重新走出这大山，再干一番经天纬地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不久，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的第一个女儿孔令仪出生了。 3.“铭贤”轶事之二 孔祥熙此次荣归故里，来铭贤学校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计划增设大学预科并付诸实践，新扩建了许多教室和办公楼。等到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即将开学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使“孔夫人”或“宋师母”同时成为一位执掌教鞭的“良师”。 当时开学在即，可原来应聘的一位美国欧柏林大学的教师突然变卦，表示不能来中国任教了。这样一来，使铭贤学校原来就感到不足的师资力量，更显紧张。再续聘其他教师已经没有时间了。怎么办？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为何不请现成的老师--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校长夫人出来任教？”就这样宋蔼龄这位年轻的女子拿起教鞭走上讲台，主讲英语，同时指导卫生和环境卫生课。当时在太谷这样落后的县城里，传统的看法是年轻女子不配占据“先生”这个神圣的受人尊敬的席位，况且这里的学生有的年龄还超过了宋蔼龄。但是宋蔼龄以高雅的风度和女人特有的勇气博得了学生们的爱戴，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师母”。为了表示对“师母”的敬意，大家特意集资买了一个金手镯赠给宋蔼龄。礼物虽轻，却表明当时的人心所向。孔祥熙和宋蔼龄心里自然十分高兴。后来由于长女需时照顾的缘故，宋蔼龄才结束了这段教学生涯，退居家中协助丈夫处理校务并料理家务。 当回忆这一段难忘的经歷时，宋蔼龄说： 第79页 “我根本不配做这种工作，我相信即使在一所普通学校里，我也不够格。我之所以能够教书，只是因为当时的情况特殊……我记得在一次英语课上，一个学生问我，为什么在一个英语复合句里，有时候不能重复使用一个名词。我回答说：‘哦，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对于那些使我和学生都感到不解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好的回答。从此以后，每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就说：‘哦，这是不言而喻的！’” 孔祥熙办学一向重视体育，重视学生身体的锻鍊，他认为身体是发展智育和德育的基础。所以铭贤学校一向是以体育好而闻名的。1916年春天，山西省举办第一次中学以上运动会，这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孔祥熙倍感兴奋，觉得一展铭贤学生体格和学校风貌的大好机会来了。于是他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些在当时认为新的花样，藉此机会宣传铭贤也宣传体育的重要性。运动会在太原举行，只有100多名学生的铭贤学校竟派出了20多名选手前往参加，其规模在各学校中绝对第一。孔祥熙让铭贤学校的运动员穿上整齐的校服，精神抖擞地在太原市绕行一周。运动会开幕那天，孔祥熙又亲率只穿背心短裤的选手们绕场小跑一圈，向观众挥手致意，使整个运动场掌声不断，轰动一时。 在这次运动会上，铭贤学校的选手们夺得了200米跑、400米跑、撑竿跳、掷铁球、平跳和跳远六个项目的冠军。任何一所学校与之相比都相差甚远。于是各学校纷纷派人与孔祥熙联繫，拟在铭贤选手中聘请体育教员。孔祥熙为了进一步推动山西全省的体育而婉辞说，铭贤选手并非专攻体育，他答应代为各校向平。津、沪、宁各大都市延揽大批体育人才人晋，分赴各个学校担任体育教员。自那时起，山西的体育一度雄居华北之首。 1916年夏季，孔祥熙在太谷凤凰山酿泉亭举办了山西全省第一届学生夏令营。参加夏令营的各校学生欢聚在一起，交流知识，研讨学术，并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活动，学生们积极踊跃地参加。这次活动使得学生们演讲、辩论等方面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锻鍊和提高。 当然，孔祥熙和宋蔼龄回太谷继续办铭贤学校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两件事：一件是“发财”，一件是“革命”。 在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中，有重学问、重名望而轻财富的特点。做了铭贤学校校长的孔祥熙，在一般的太谷商人看来已经是富得流油了。但孔祥熙认为经商发财要“志当存高远”，他不能受“一群少年去赶集，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见推车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之类一般百姓的人生哲学的束缚。 古人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意思是说袖子长善于跳舞，财富多益于经商。 孔祥熙最初经商的资本并不多。据说，山西人喜欢攒银子，集到一定数量就把它铸成1000两一个的大锭收藏起来，称为“莫奈何”，最初是防盗贼的意思。当初孔祥熙就是凭着3000两银子起家，后来竟发展成为国民党“四大家族”中的“首富”，足见其发财确实是“有术有效”。 早在孔祥熙组建“中美同盟会”时，他通过和外国传教士的频繁接触发现煤油乃百姓生活之必需，煤油生意有大利可图。当孔祥熙听外国传教士告诉他英国商人要在山西倾销煤油时，立刻伙同他的五叔孔繁杏，设立了“祥记公司”（又称祥记商行）。他向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了25000英磅的保证金，按当时汇价16银元兑换一英磅，共付出40万元，取得了山西省亚细亚壳牌火油总代理权。此外，孔祥照后来曾对别人说，他开始发财是在欧战时期，代美国购买山西铁砂。孔祥熙因为和教会有关系且和美侨较多接近，又因为火油生意和美国使馆商务参贊处有所来往。一次，他听说美国商人要收购铁砂，立即跑到太原把山西铁砂定购下来，每吨银币1元，运到天津交货。美国给他的收购价是美金1元，转手之间获利一倍多。 祥记公司的买卖为孔祥熙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利润，这可以说是孔祥熙组建“中美同盟会”的意外收穫。同时也为孔祥熙日后经商积累了资金，为其成为一个买办商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5年，孔祥熙与陈光甫、庄得之等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记载，在该银行最初发起人集聚的约10万元资金中，有孔祥熙股金1万元。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旧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之一，它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后改称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和新华信託储蓄三家私营银行合称为“南四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提倡小额储蓄、举办小额工商放款为招揽业务的手段。抗日战争以前，它在国内各地的分支机构多达80多处，直到解放前夕还尚存40余处。 1917年，孔祥熙又借中华书局面临危机、濒临绝境时，投资人股并渐渐控制了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是陆费伯鸿于1872年创办的，最初以出版中小学课本为主，并印行古籍、科学、文艺着作和工具书等。1917年因缺乏资金，几乎倒闭。正当此时，孔祥熙以投资相利诱，企图夺取中华书局作为他的政治资本。但因中华书局旧有股东害怕孔祥熙喧宾夺主，就採取一边利用、一边限制的办法，仅借了大宗款项，来增加书局的资金。 第80页 后来书局为了更好地吸收资金，又採取厚发股息的方法，从而资金迅速增加，由初期的25000元增至160万元，后又增至400万元和800万元。期间，孔祥熙逐渐在书局打下了基础。 书局的资金收足以后，又因美金、法币等币制形同悬崖转石，每况愈下，所以中华书局不得不降低股息，中华股票价格也迅速跌落下来。当听说孔祥熙又想收买中华股票时，老闆陆费伯鸿对孔祥熙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为此孔祥熙说了不少陆费伯鸿的怪话，什么“不商量事情”、“不接受意见”、“想搞独立王国”等等，这些怪话传到陆老闆那里后，陆总是一笑了之。因二人相互猜疑，也使孔祥熙收买股票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 直到1941年陆费伯鸿在香港逝世后，孔祥熙马上把自己的亲信李升明扶上台，接替了中华书局总经理的职位。因李升明对孔祥熙唯命是从，孔祥熙由此当上了中华书局的董事长。从此，经过几十年苦斗，中华书局终于完全落人了孔样熙手中。 孔祥熙喜欢搞独资经营。他的私人企业基本上都是商业资本。除了祥记公司以外，他办的商业还有山西裕华商行及广茂兴和晋丰源商行。 山西裕华银行创设于1915年，天津的裕华银行是由裕华银号改组而成。后来在重庆和上海又都先后成立过裕华银行。广茂兴、晋丰源商行原来是经营药材生意的，抗日战争期间迁到重庆，大搞投机生意。裕华银行是孔祥熙私人企业的核心，负责人都是他的心腹，总经理一直是由铭贤学校总务主任武渭清担任的，孔祥照所办的企业有它的特点，不讲求外表，不重视宣传，只求实惠。孔祥熙所开设的铺子，店号头一个字，总是“广”字。孔祥熙为什么对“广”字有如此特殊的兴趣呢？是因为他在广东经营过许多企业，自己的家眷又是广东人，所以他很喜欢“广”字，认为“广”能给他带来财运。 办学同时，孔祥熙念念不忘的另一件事就是革命了。孔祥熙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广泛结交北方军政要人如阎锡山、冯玉祥和张作霖等。 1916年元月，国人的强烈反对最终没能阻挡当时已利令智昏的袁世凯一意孤行。是年元旦，袁世凯在北京改元“洪宪”并皇袍加身，登基当上了皇帝。从北京传出消息，“洪宪”皇帝特令孔祥熙的侄辈、孔子第七十六代嫡孙孔令贻仍袭封衍圣公，并授予“一级大绶宝光嘉禾章”加“郡王”衔。孔祥熙在山西太谷得到消息后，大为愤慨，当即写了一篇《上袁世凯书》的洋洋千言，发送到报馆公开发表。文中孔祥熙写道： “吾公（指袁）将谁欺？欺天乎？他人数吾公十大罪状，或八大罪状，熙不再深责，即以称帝而言，已属罪不在赦。何况其他？尝思吾公之称帝，不是不智，即为不仁，不智不仁，两者必居其一。然一再思索，二者竟兼而有之，此吾公所以为国人所弃绝而誓不两立也！ “吾公不图报效，不图尽责，乃欲推翻共和，自立称帝，丧心病狂，一至如此，尚何言哉？惟事已至此，熙为吾公计，为吾公子孙计，丞应悬崖勒马，幡然改图，通电自责，退栖山林。且将吾公承认之二十一条，宣布取消。如此尚不失为勇于改过之英雄，国人亦必能见谅，而与以自新之余地。否则，若执迷不悟，冒天下之大不违，以断送吾炎黄子孙之大好河山，则身败名裂，在指顾闻尔，何暇作皇帝迷梦焉！” 孔祥熙这篇讨袁檄文，通篇义正辞严、语锋犀利，大有革命者的精神和气概，表明了孔祥熙这个时期是站在中华革命党人的立场上，维护孙中山先生革命与民主这面旗帜的。文章发表之后，颇受各界瞩目。港台报刊杂志评价此文是孔祥熙一生之中，对外公开披露其政治主张的第一份通电。世人一般都知道这份电报给铭贤学校带来了荣耀，同时也为孔祥熙涉足政坛并扶摇直上添色不少。而实际上，首倡上书并参与谋篇布局、润色斟酌的首功，却应记在孔祥熙的“贤内助”宋蔼龄的头上。实际上，这也是宋蔼龄设计夫君的第一个强有力的步骤。后来当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组成革命政府后，又是宋蔼龄代夫君以探亲为名先走一趟以为铺垫，然后孔祥熙才正式开始了广东革命政府的仕途生涯。直到后来，宋子文因挨蒋介石耳光愤而辞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之职后，也又是宋蔼龄出面找蒋，孔祥熙才又得到了一顶“财政部长”的乌纱帽，我们这样说，倒并非是贬低孔氏无能，而是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的确该有一名非凡的女性。宋蔼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时，这篇讨袁檄文不仅使孔祥熙出尽了风光，同时也使他与阎锡山之间，就此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繫。 第七章 “山西新政”纪事 1.投奔阎百川 在前面我们已经写到，当年为响应武昌起义，阎锡山等人发动和领导了太原起义并亦取得成功。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但是由于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势力的压力，当时北京袁世凯政府于1912年3月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之后孙中山访晋，阎锡山做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遵照孙中山提出的“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的设想，贯彻执行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一方面对北京政府和袁世凯作些表面的应付，一方面推行保境安民的新政以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将各省同盟会员任都督的大部撤换，只留下山西阎锡山和云南唐继尧未动。1914年5月袁世凯将各省都督改为将军并授阎锡山为“同武将军”。阎锡山以此为殊荣，特意在五台县河边村建门楼，镌刻“同武将军府。” 第81页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宽曾对人说：“阎锡山脑后没有反骨，所以令他执掌山西军政。”实际上在民国初年，人们都知道阎锡山对山西的教育、基层政权的建设、工农业的发展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却并不详知这些计划都是孙中山访晋期间向阎锡山指示并要其加以实现的。 1912年阎锡山做了山西都督以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积极推行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时所制定和颁布的30多条有利于民主政治和民生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和政令。尤其是禁止买卖人口、提倡男女平等、剪辫子、禁止妇女缠足、改革教育制度。推行新政（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等方面，阎锡山做了极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当时阎锡山通令全省男人剪辫子，女人不得再缠足，已裹脚的要放脚，且“听从者奖、违抗者罚”。并且在五台，定襄家乡率先做起。要求同盟会员首先自己带头，村里设立“保安社”定期检查。委任其同乡也是同盟会员和日本留学生康佩瑜负责推行。康佩瑜本人无疑是最早剪辫子的，当时村里人都叫他“康秃子”，他的老婆也是最早放脚的妇女。 “破旧立新”并不是件容易事。当时一个缠脚妇女，因为拒绝放脚曾被罚了一块银元，有钱人家还要多罚。 清朝统治时代男女必须梳一根长辫子垂于脑后，象徵着对新潮代的归顺。不留辫子则被砍头，所以当时有留头不留髮，留髮不留头的说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脑后的“尾巴”自然要割掉。做三百年来传下来的这根辫子突然被剪掉，在一些守旧的中老年人当中首先通不过。有些人怕剪辫子，上街时都把辫子盘在头顶用帽子盖上，还有的人跑到偏僻的山村藏起来。但因当时把剪不剪辫子作为革不革命的标志，这样一来男人头上的辫子慢慢的都剪掉了，女人的脚也放开成了“天足”。 旧中国北方的习俗与南方有很大区别，北方的妇女再穷也没有打赤脚的。阎锡山指示道： “女人们放了脚，不缠脚布也得穿双袜子吧！有钱人家好说，穷人家的女的也不能叫光着脚板子走路呀？这样吧，放了脚的女人，每人发给两毛钱，扯上三尺土布做双袜子穿！” 就这样当时凡是放了脚的妇女，每人都得到了两毛钱的奖励。如此一来，放了脚的女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当时的山西人都说：“阎锡山实在管的宽哩，连男人的头、女人的脚他也管。” 对于阎锡山号召乡镇搬掉泥神、腾出庙宇办学堂的主张，守旧之人更是反对。阎锡山的家乡五台一带就曾传诵着这样一段顺口熘： “初三十三二十三， 河边出了阎锡山， 阎锡山，灰拾翻， 剃了辫子留了洋， 搬了神像立学堂。” 可是等到后来推行国民教育，城镇办起中学和高等小学，农村办起初等小学，人们又夸奖阎锡山做得对了。改革教育制度，发展国民教学育，可以说是阎锡山主政的一大功劳。继在农村。乡镇举办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校，阎锡山在太原创办了一所私立“进山”中学，又在家乡河边村创办了私立“川至”中学和附属小学。 1915年阎锡山私人出资，在河边村创办了两所小学校。学校聘请了大建安举人徐一监先生任校长，郭琅任庶务主任。入校学生全部免费。 1918年阎锡山又出资兴办中学。这便是后来定名为“川至中学校”的私立学校。 “川至中学校”以阎锡山的字百川的川字命名，“川至”名称又有各种解释，川者百川归大海也。 川至中学的校训是：“公毅敏洁”。另将阎锡山对山西全省学生的告谕：“苦学救国”四字刻巨匾悬挂礼堂。 川至中学编有自己的校歌，学生入校都得会唱校歌。校歌的最后两句是“苦学救国嘱吾曹，切莫负主人之设学意”。 川至中学原为五台县立中学，新校址在河边村建成后遂由五台县迁来，改为私立川至中学。1922年至192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徐向前曾在川至中学附属小学五年级担任教师。 川至中学的成立，主要目的是阎锡山造就家乡子弟。学生主要是五台县籍的，尤其是以河边村人为主。起初川至中学不但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制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再后来由于开支太大，不但不发制服了，还得交纳学费。 川至中学的学生和山西其他学校一样，其附属小学的二年级就有军事操课。操场上学生持木枪练习立射、跪射、卧射各种姿势。中小学校都有童子军组织，有童子军军歌。当时就有这样的歌词： “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崙。 脚踢五大洲，气吞东西球， 不竞争，安能存！ 谁云儒子不知兵！ 万岁！万万岁！！伟哉吾军人！” 由于阎锡山是军人出身，所以对中小学生以至国民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军事训练方面要求都非常严格。一次阎锡山回家乡河边村，派人通知川至中学及附近各学校的学生，第二天都到j！侄中学的大操场集合听阎督军训话。 可是这天夜里，忽然下起了大雪。清早起来，鹅毛大雪仍飘落不止，这时副官进来请示道： 第82页 “雪下得如此之大，还要不要露天集合学生训话？” 当即阎锡山答道：“正是考验国民精神的时候，准时前往不误。” 就这样学生们冒着雪雨，集结在川至中学的操场上接受训导。当时阎锡山训话的头一句便是：“人不是纸煳的，下雪不是下刀子洞学们今天能来这里，是很不错的。” 办川至中学的另一个目的是为阎锡山在山西统治培养人才。该校毕业生大部分都在阎锡山的军政府的机要部门做事。所以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挂。”说明阎锡山对家乡子弟的重视。 1919年，阎锡山又创办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阎锡山的密友、同盟会员也是后来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的赵戴文。 阎锡山办这所学校，确实下了大本钱。当时学校建设分东西两大块，东边是校本部建有教室、大礼堂、图书馆、理化实验室、教员办公室、学生自习室和宿舍。西边是大操场、校园、“园师里”（教员职工宿舍），还有附属小学，校址是太原市小北门街。 师范学校的课程当时设有军事、语文、数学、地理、歷史、心理学、教育学还有音乐、体育、美术、武术等。学生生活半军事化，一律军人装束，上军事课的教员都是阎锡山部队中营级以上军官，要求非常严格。 这个学校为阎锡山在军政方面补充了大批干部，同时也培养出一批爱国人士。可以说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出一批军事家和政治家。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徐向前就是国民师范学校毕业的，还有薄一波、李雪峰、程子华和王世英等也都毕业于这所学校。 孙中山访晋期间就指示阎锡山，推翻清廷、建立民国须大搞经济建设。也就是在这以后，山西资源丰富的煤和其他矿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和段棋瑞当政时期，改各省都督为督军。阎锡山为山西省督军兼省长。这期间阎锡山大力推行了“六政三事”。所谓“六政”即水利、种树、蚕桑、禁菸、天足、剪髮。“三事”即种棉、造林、牧畜。 六政中开发水利资源包括开渠、凿井、修筑蓄水池。植树，阎锡山也抓得最紧，限令每人必须种植数株，还提倡道路两旁种树成荫。他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 三事中阎锡山则把种棉列为第一件事。山西除了晋北、晋西北，许多地区都适合种植棉花。为了推广种植，他还下令设了试验场，改良品种，为种棉人设“奖金”。阎锡山要造林并设了大、小林区，还设了林业传习所和林业促进会，号召“种用荒废山野造林”。 同时阎锡山在山西大力推行村治。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为保持山西这块华北仅有的革命基地，阎锡山颁布了《山西督军兼省长阎告谕人民八条》的通告： （一）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国民三大义务，不可不知。 （二）身体不壮，为人生之大不幸，不可不知。 （三）尚武为国民必要之精神，不可不知。 （四）人能有所发明，才算真本领，不可不知。 （五）卫国以武，备战以财，不可不知。 （六）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狗，不可不知。 （七）治病要在人未死亡前努力，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不可不知。 （八）军官能力的军队，抵不住政治能力的军队，不可不知。 阎锡山又颁布《山西督军兼省长阎立身要言六则》规定： （一）公道为社会精神，国家元气，故主张公道，为国民之天职。 （二）桀做不驯，为野蛮人之特性。 （三）真血性男子，脑筋中有国家两字。 （四）欲自立，先从不依赖人起。 （五）欲自立，先从不碍人自由起。 （六）能忠于职务者，才是真正爱国。 阎锡山推行“村治”的同时，将上述告通彙编成册，取名叫做《人民须知》发给各县、村，作为训练一省人民的教材，同时也是附加给国民学校的课本。 以后阎锡山每到一地巡视，路过某一村庄，都要仔细询问该村“六政三事”的执行情况，询问植树、种棉和水利的情况。当他了解了太谷下庄村情况后，便命名这个村为模范村，还赏给村长一枚双穗奖章，授其一块刻着“功在桑梓”四字的牌匾以示嘉奖。 孙中山访晋时曾指示阎锡山说： “此次到山西，见山西煤铁甲于天下。方今为铁钢世界，有铁有钢可以自制武器，即能争雄于世界。兄弟拟在山西设大炼钢厂，制造最新武器，以供全国扩张军备之用，要求军界诸君贊成。” 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阎锡山开始了炼铁炼钢厂和兵工工业的筹建。1917年以后山西实行自己制造军火，并成立了军人工艺实习厂，由当时的旅长商震兼总办。所辖工厂除原修械所的电气厂、机械厂、铜元厂、熔炼厂、翻砂厂之外，又陆续修建了炸弹厂、酸厂、无烟药厂、炸药厂、枪弹厂、炮弹厂、炮厂、枪厂、铜壳厂、双用引信厂、铁工厂和罐头厂等等。1924年还建立了飞机制造厂在不过配装过几架教练机不能生产飞机。1926年又添压钢弹设备，与铜壳厂合名为水压机厂，并又增设压药厂。至此，山西的军火制造初具规模。制造军火以弹药为主，日产手榴弹一万颗。枪弹先造六五、七九步、机枪弹，后增造冲锋鎗弹，日产二万发。接着建成火药厂，后来又加紧火炮的制造。炮厂建成后可仿造日本的三八式七点五公分山炮，能制造一四式步兵曲射炮并大造迫击炮。为适合山西地形要求，还仿制法国十点五公分口径能驮载的重山炮和八点八公分野炮。仿造时作了改进，能平射又能曲射，能马拉又能驮载。阎锡山在山西自制的军火武器弹药，1925年与樊钟秀军阀部队作战时便初显威力。其后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时，傅作义防守琢州，使用山西自造的手掷弹和手雷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张作霖重兵进攻山西，晋军娘子关和雁门关守军，均以加大火炮杀伤攻击之敌，张作霖的部队不攻自退。山西的工业生产建设，截至对日抗战开始时，山西的建设已有一机器厂，其中较好的机器有4300余部。一个炼钢厂有日出500吨的铁炉、日出250吨的钢炉。焦炭炉之建设亦即将完工。一个化学厂建设费200万美元，其地址房舍均已建好，机器正在安装中。洋灰厂设计生产能力日出250吨，当时已能日出120吨。一个制造铁轨钢板厂，50万美元的机器已经购回但尚未安装。在兵工制造业上，步枪厂月出3000支，枪弹厂月出4万发，轻机枪厂月出300挺，重机枪厂月出50挺，冲锋鎗厂月出800支，手枪月出600支，山炮厂日出七五山炮30门、野重炮12门，火药厂日出120吨。抗战初期阎锡山晋北指挥国民革命军抵抗日本侵略军作战，其大部分作战军械弹药，都是山西自己供应的。 第83页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山西铁道建设。山西的铁路建设，虽然动工在1932年阎锡山復职太原绥靖主任以后，但他修建山西铁路的思想，也是当初受孙中山先生的指教和影响而萌生的。 正是因为阎锡山在山西根据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思想推行“新政”，才为孔祥熙在太谷以至山西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1915年阎锡山为了更好地在山西全省推行“新政”，以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充实实力，听说孔祥熙在家乡太谷办铭贤学校取得很大成绩，便派人请孔祥熙出任山西省教育厅长。他希望启用孔祥熙，以便大刀阔斧地整顿山西教育。但是，孔祥熙当时既想到省城供事为阎锡山效力，又怕自己无力承担全省的办学重任；同时也不想得罪教会，捨不得离开铭贤学校。便以此为理由假意推辞，表示一定随时提供意见，从旁襄贊。阎锡山可谓政坛高手，马上明白了孔祥熙的言下之意，无非想得到一个实惠而体面的职位，便当即任命孔祥熙为山西督军署参议。 于是孔祥熙再也顾不上教会和铭贤学校了，旋即高高兴兴地走马上任。 开始阎锡山对孔祥熙说：“为三晋人士体面计，勉允担任贵宾招待之责。”孔祥熙一听要自己同“洋人”打交道，便满口答应下来。 自1916年至1925年10年间，孔祥熙奉阎锡山之职可算得上是尽心尽力，他协助阎锡山承揽了几乎所有接待外宾的活动。孔祥熙在外国人面前显得很谦恭，服务也很周到，这是他的长处。为了迎接外国人，孔祥熙往往是亲自出马到车站接站，经常是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同时在外国人面前，他又替阎锡山吹嘘其“施政方针”，“吹嘘山西”“在安定中求进步”，从而使得阎锡山这位督军大人也感无限风光。 1919年初夏，华北运动会在太原举行。当时的山西已有了“模范省”之“荣誉”，英国、美国和瑞典等国的公使、参贊、武官及随员都前来参观。孔祥照应邀担任接待任务。运动会开幕的前一天，孔祥熙便风尘僕僕地亲自到石家庄去远迎各国贵宾并陪同他们乘专车直抵太原，安排他们下榻于布置一新的正太饭店。当天下午陪同他们拜会了阎锡山，并权充嚮导领外宾参观机关和各学术团体。孔祥熙详细介绍了山西的教育状况和省政措施，替阎锡山做了不少宣传。从华北运动会开幕到闭幕，孔祥熙一直陪着外宾在看台上观看。运动会闭幕后，他又同各国公使畅游山西名胜，瞻仰了古朴庄严的晋祠，还游览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由于孔祥熙的努力，第一次接待外宾的任务圆满完成，外国人对山西所谓的“模范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孔祥熙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感激。 在旧中国的官场上，留过学并懂得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又愿为“洋人”办外交的人很少。孔祥熙从小就受教会学校的教育，一直在一种和外国人接触的特殊环境下生活，懂得怎样去取悦“洋人”以博得洋人的好感，同时洋人也不时对孔祥熙施以小恩小惠，使其更加卖力。 1920年美国公使克兰率领一批参贊武宫再度人山西游玩，孔祥熙又一次出任招待和嚮导，陪同他们游歷考察。晋祠里和五台山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孔祥熙还带着他们来到太谷参观铭贤学校。在铭贤学校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孔祥熙在致词中对美国公使克兰大加吹捧，盛赞他“胸襟开阔好交朋友”。接下来，这位公使在演说中也对孔祥熙大加称赞，他赞扬孔祥熙“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先知先觉，铭贤学堂尤为英才荟萃之学府”。 1917年以来，阎锡山在山西推行所谓的“村政改革”。村政改革主要以养蚕、植树、水利、天足、剪辫、戒菸六个方面进行，所以亦称“六政”。“村政改革”得到了孔祥熙的全力支持。孔祥熙当时逢人便说： “整理村范地就是实施村政，我们人人有责，尤其是居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读书人。读书人的知识比较常人为高，因此应负责领导重任，而且必须认真从事、广得宣传。” 孔祥熙发动铭贤学校的师生大力宣传“村政改革”，在寒暑假期里，师生们带着盖有山西都军府及关防大印的证书，以半官方的身份向家乡父老兄弟姐妹宣传、讲解“村政改革”。他还告诫铭贤的学生说：“讲话不可疾言厉色，好像是在训斥一般，以免听讲的人发生反感，不愿接受”。 孔祥熙认为阎锡山的施政内容和他从事的“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然后实际上，当年没有哪一个军阀真正切实地关心过老百姓的生活和死活，阎锡山当年的“村政改革”，也不过是一种政治欺骗，是对付北洋政府的一种手段。其实只是在不能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做做表面文章而已。因而在实施过程中，不免出现只说不做、多说少做、弄虚作假等等。而阎锡山通过“村政改革”排挤了反对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且还有像孔祥熙这样的“名流”政客替他鸣锣开道，大肆吹捧。结果，阎锡山骗取了他统治下的山西省为“模范省”的荣誉。 在积极推行阎锡山的“村政改革”中，孔祥熙尤其对戒菸一条执行的最坚决。当年从日本回到太谷之初，孔祥熙就声言学校四周，决不允许有人抽鸦片烟。孔祥熙的具体办法是“集体戒菸”。 第84页 当时，孔祥熙责成村长把本村的菸民分批送进村公所关起来，由村长负责管理，强迫这些人戒菸。第一批集体戒菸的菸民共11人，孔祥熙每月付给村长50元钱的管理费（当时一个人一月消费3元钱已是较高的生活水平了）。 就这样，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孔祥熙所负责的村庄就菸民绝迹了，因此被阎锡山评为全省的“模范村”。 不久，孔祥熙又发动太谷全县的官绅、机关和学校组成“太谷拒毒会”，公推太谷县长安恭己为会长，很快在全县境根绝了吸毒者。 这时期的孔祥熙，可算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连村民吵架这类的小事，只要是让孔祥熙碰上，他都要出面调停。因为他有知识、有见解，每每这种调解都能让大家心服口服。乡民们还送了孔祥熙一个官称儿“孔大人”。在旧中国，“大人”是百姓对父母官的称唿。孔祥熙一分文人，即使有“校长”头衔也不是官方任命的，大家叫他“孔大人”，足以说明孔祥熙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阎锡山为了感激孔祥熙及铭贤师生积极推行“村政改革”，后来特赋诗两首给孔祥熙： 其一《对学生吟》： “其一、我问学生，求学何因？学生答我，本在修身。学了有饭吃，学了做好人。 其二、我问学生，设学何因？学生答我，立志爱群，教人有饭吃，教人做好人。 其三、我问学生，我来何因？学生答我，整理乡村。盼人有饭吃，盼人做好人。 其四、我问学生，你来何因？学生答我，为表欢迎。开了同乐会，都是新村人。 其五、我爱学生，爱你何因？学生的话，句句是真，说了就要做，不可等别人。 其六、我勉学生，勉你何因？学生前程，远大无穷。改造新社会，全凭少年人。” 其二《太谷歌》： “山西富足，首推太谷，今人其境，我心不乐。村中房舍多拆毁，巷中儿童多零落，衰老锄禾苗，少壮不见出。有妻被夫卖，掩袖途中哭。人贩催行急，妇哭声愈促。 我见此情状，我心如绳束，我问受何病？齐答全丹毒。（即吗啡） 一听这句话，我心呆半日，令车手，赶快行到地头，好像我绅商学生说：“大学齐来，发个公道愿，结个爱群团，帮着村闾邻长认真做，整理村范，就能还我原来的太谷。” 这叫诗吗？世人心中雪亮。可孔祥熙接到阎锡山这两首不伦不类的诗后，受宠若惊，推行村政更加卖力。他再次动员铭贤师生大力宣传“村政改革”，还把全校师生分成二十个组，规定每一位教师督率六七名高年级学生，逢星期天和节假日便全体出发，开赴所指定的各自负责的村庄进行宣传，并且督促各地方务必在定期内实行“村政改革”。各组师生的行动，除了必须接受孔祥熙的监督与考核外，还要经山西督军府特别设置的“六政考核处”加以考核。还宣布，消极怠工者严加惩罚，成绩优良者资以重奖。所以说阎锡山推行“新政”的政绩，是和孔祥熙当时的积极贡献分不开的。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多而平地少，素有十年九旱之恶誉。1919年山西全省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全省七十余县夏秋两季干旱少雨，当时灾情十分严重，有不少的县竟颗粒不收。山西歷史上曾有过的哀鸿遍野的惨剧，在这一年又发生了。当时北洋政府内外交困，人不敷出，各机关、学校和团体常常一连数月欠薪欠饷，对山西的实情更是无能为力。阎锡山对此也是异常焦急。 不久灾情愈发严重，灾民日益增多，一些地方民众的反抗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形势。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为了缓和事态的发展，阎锡山特命孔祥熙速想办法弄些钱来以救济灾民。 对于救灾救民，当时的孔祥熙尚认为自己义不容辞。他信心十足地一个一个地挨个拜访官僚、政客、商人和实业家，劝他们解囊相助。可这些人却都是铁公鸡一般--一毛也不肯拔。 最后，孔祥熙只好凭着自己在官场上的一些关系，代山西灾民向华洋义赈会请求贷予100万元救济灾民。主持华洋义赈会的一位外国传教士，虽说和孔祥熙私交不错，但因会中贷款的硬性规定是任何贷款必须提出抵押担保。因此这位传教士向孔祥熙提出： “凭你个人的信用，我可以大胆主张借这笔巨款给你。可是问题在于这笔钱是要借去发放救济灾民的，你将来如何归还？” 的确，这么大的款项将来如何归还，又拿什么做为担保呢？经过认真思考，孔祥熙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 “我们不妨採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请灾民修筑公路，将来再以公路的收益分期偿还贷款。” 这倒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当时那位传教士考虑了一会儿，便点头答应了。 于是孔祥熙再赴督军府，向阎锡山汇报。孔祥熙的这一举措算是解了阎锡山的燃眉之急，这位山西“土皇帝”得此意外之助，顿时喜出望外。他立即表示贊同“以工代赈”的方法，并表示督军府将全力协助实施。阎锡山希望孔祥熙将此事负责到底，从筑路到贷款归还清楚为止。当即孔祥熙表示同意，但提出这项工作应由督军府派专员执行和督办。于是两人最后商定的结果，由督军府派赵友琴为公路督办。 第85页 赵友琴乃军人出身，在阎锡山部下当团长。孔祥熙举行太谷夏令营时曾邀请赵友琴担任导师，教授学生的健身运动，和孔祥熙有过一些交情。在修路过程中，赵友琴经常找孔祥熙商量一些具体问题，孔祥熙也乐意帮赵友琴出一些点子或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孔祥熙还拉来教会中的一些人担任工头，并且放假期间铭贤师生也加入了筑路行列，当然也是担任工头。 当时孔祥熙的华洋义赈会的贷款正好是100万元。至于说这笔巨款在修路中用了多少，孔祥熙和赵友琴又是怎样分配的，这些都无人知晓。总之，只是用了一部分钱雇用灾民，修筑这条由平遥经汾阳至离石军渡之晋西公路，以及由平定、阳泉经昔阳。和顺至辽县之晋东公路。 这项工程从1919年一直持续到1920年。它的修通对当时发展山西交通，开发山西经济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修路期间，一次孔祥熙险些断腿。 那次，孔祥熙和赵友琴一同坐车去视察工程。归途中不料汽车坏了，二人只得步行而归。他们结伴而行，边走边谈，不知不觉走出了十多里。而且是越走越黑，越走越累，越走越饿也越走越渴。 孔祥熙问：“从这儿到太谷还有多远？” “大概还有四五里。”赵友琴答道。 “我看没有，顶多还一二里”。孔祥熙觉得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了。 “这么说我们的罪快受完了。”赵友琴觉得有点对不住孔祥熙，“我受这份罪倒应该的，你跟我吃一场苦实在犯不着”。赵友琴不安地说。 孔祥熙从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人又胖，此刻已经是汗流泱背，气喘嘘嘘了。但为了面子，孔祥熙硬着头皮说道：“有什么犯着犯不着的，为了公共利益即便跑上20里路，也谈不上是吃苦啊。” 说话时孔祥熙在前、赵友琴在后，就听孔祥熙一个“苦”字余音未断，紧接着便是一声“哎呀！” 赵友琴一听大惊失色，就见孔祥熙倒在一个坑里呻吟着：“哎呀！我的腿快断了！痛死我了。” 原来，孔祥熙不小心掉下了一个四五尺深的坑里。在坑里孔祥熙低声说道：“快拉我上来。” 孔祥熙身沉体胖，赵友琴费了很大的劲儿，出了一身臭汗，才把孔祥熙从坑里拉了上来。在赵友琴的搀扶下，孔祥熙一跛一跛地返回了太谷。 孔祥熙在华洋义赈会洋教士的支持和帮助下，通过“以工代赈”的办法，为北洋政府和阎锡山解决了一大难题。从而也大大地缓解了山西的社会矛盾，因此总统黎元洪和督军阎锡山不得不有所表示。 黎元洪赠给孔祥熙一块匾额上日：“急公好义”。孔祥熙将它送给了太谷教会。 阎锡山送的匾额上日：“扶危济困”。对于督军的“礼物”，孔祥熙自己留下了。 太谷的绅士们也对孔祥熙有所表示，他们送给孔祥熙一对功德牌联，上书： “太息大旱成灾，莫道救荒无善策； 幸得以工代赈，须知实惠济斯民。” 不仅如此，孔祥熙对山西地面的其他事情也多有“操劳”。 1921年春，山西基督教会存在着一些问题。各派划区传教且各自为教，对教义解释的不一致，造成教友的信仰不一致。教会主权大部分被外国人操纵，妨碍了教会的发展。为此，孔祥熙决心对教会加以改进。他与刘宝箴等人在太原南有墙街创立了“山西中华基督教会”，为日后基督教在山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孔祥熙对地方公益极为热心，乡绅们对他无不称颂，他本人的威望与日俱增。孔祥熙正是利用这些，和号称“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搭上关系并且日趋密切。 2.“结张交吴”缘为革命 1915年秋，当孔祥熙携夫人宋蔼龄自日本回国前夕，孙中山曾找他们来寓所面授机宜，其中交给孔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他相机结交当时北中国的一些实力派人物诸如张作霖、吴佩孚和冯玉祥等，以为将来的全国性革命作准备。回国以后，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孔祥熙在经办铭贤学校的同时，积极活动于北方各界，并很快就与当时的几位北方军界要人结成至交。 1916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一命呜唿。随即就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段棋瑞出任北京政府总理，但却没有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留下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才开始了反对北洋政府独裁统治的新一轮斗争。当时的政局是阴晴不定，变化无常，因而使得一些北洋系统的知名将领，如张作霖、吴佩率等人也主动与革命党在北方的代表人物孔祥熙联繫，以为不时之需。 即便如此，这倒也正中了孔祥熙的下怀。 因为当时，无论张作霖还是吴佩孚都是北中国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如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倾向革命，那恐怕北京的北洋反动政府赖以支撑的军队就未必再听其摆布了。 张作霖在中国旧军阀中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由一个土匪头目，受抚为清廷营官；后经投机钻营扶摇直上，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天督军和东三省巡阅使。后又一度称兵关内，攫取北京政权，一直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在民国初年，他不仅是个“东北王”，并曾一度“同鼎中原”统治华北的广大地区。当年的“不逞之徒”“居然空据神器”，成为横行一时的“枭雄”，统治奉天、东北、华北达13年之久。可谓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久的军阀。 第86页 张作霖和当年的皖、直系军阀段棋瑞、曹锟等不同。这些军阀的形成和称霸，有其原有的反动政治地位的继承性。他们原来就在“北京政府”中任军政要职，以致后来他们的称霸是较为容易的。张作霖则不然。他“既无宦途履歷，又与中央政府无因缘”。他的称霸除需要武力、需要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这是旧军阀必备的基本条件）外，还靠他有一套比上述军阀更善于投机钻营的本领。这种特点，是他在向上爬的过程中磨练出来的。提起张作霖，人们往往以为他不过是“一介武夫”，“头脑简单”。其实不然，他是“长于权谋数术”的。张的亲信杨宇霆说：“张不是军事家，而是政治家。”有人说：“张是临机应变的泰斗”，“两只狐眼，机警过人”。张自己也有句经验之谈：“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这些都说明，张作霖是个“机略纵横”的军阀。当然他的“霸业”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的。他和日本侵略者相互利用狼狈为奸。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力、财力的支持，他想称霸东北角逐中原，是根本办不到的。 张作霖出身“绿林”当过胡匪，是众所周知的。因而在他当上“督军”和“大元帅”的时候，一些官僚、军阀都以讽刺的口吻称他为“胡帅”。不过，张作霖投入匪帮，绝非偶然。当年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父亲的所作所为对他影响极大。 他的祖先是河北河间人。道光初年，他的曾祖张永贵“因家无恆产，衣食维艰，遂出关谋生，止于海城，在海城城西小洼村落户。他的父亲张有财，“不事生产”，不务正业，先娶邵氏为妻生一女，邵氏死后又娶王氏，生三子，长子作泰，次子作孚。张作霖是第三个儿子，小名“张老疙瘩”，生于1875年。张有财因不肯务农，乃带领全家到海城驾掌寺开个小商铺。 张有财是个赌徒。在张作霖14岁的时候，其父在赌场与个姓王的结仇，被人打死。张有财死后，张家母子5人生活更为困窘，乃投奔镇安县外祖家中就食。 张作霖由于受他赌徒父亲的影响，从小即诡计多端，游手好闲，出人赌场不务正业。进私塾念书，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念了不到一年，中途辍学。做小买卖，卖包子他馋了就吃，因而也常常赔本；当货郎卖些针线，他稍赚几个钱就到赌局，结果连货郎担子都输了。最后他母亲托人教他学兽医，他对马发生了兴趣，学会了一些相马、医马的本领。 甲午战争爆发时，正在营口街头游荡的19岁的张作霖，投到了宋庆标下马玉昆部的赵得胜营中。因为他“精于骑射”，曾被提为哨长，不久他就开小差回小黑山了。回家以后，因为有当过兵的资本，张作霖招摇过市自吹自擂，身价也就抬高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看他不错，便把次女许配他为妻。不久，张作霖在营口附近大高坎镇设了兽医桩子，又当上了兽医。当时，附近一带有些村镇已经成立了“保险队”。这些“保险队”好多是马队，常到他那里医马，因而他结交了一些“保险队”和土匪小头目。后来张作霖因当兽医赚钱少就不干了，也像他父亲那样，靠赌博和放赌度日。再后来他毅然离家去找巨匪头目冯麟阁，在冯的介绍之下，在广宁加入了董大虎匪帮。张作霖当“鬍子”之后，主要充当“兰把子”，负责“看票”亦即看守绑来的“人质”。后来，他感到干这种“绑票”、“看票”的事没什么意思，不久也便脱离了这个帮头。 ”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张作霖求他的地主岳父和附近村屯有钱有势的大户议妥，网罗散兵游勇近30人，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后逐渐把“保险区”扩大到附近20几个村屯，张乃移驻中安堡镇。“保险队”打着保护地方安宁、维持社会治安的招牌，实际上是给有钱有势的人做“保镖”。 当上中安堡镇“保险队”头目的张作霖，与受俄军招募的“保险队”匪首金寿山发生冲突，张奔向台安县的八角台镇。 八角台是张景惠的“保险区”。张景惠不但认为张作霖够朋友，而且想把他留在八角台合作，并情愿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他，让他当“大当家的”。张作霖为迴避“鸠占鹊巢”之嫌，故意推辞一番，最后还是接了第一把交椅，当上了八角台的团练长。 张作霖在当“保险队”头目的过程中，很快懂得了壮大自己势力的门路。他感到，要发展自己的势力并使自己有足够的粮饷，单靠坐地抽捐和四出抢劫是不够的；还必须取悦于当地豪绅，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他交结了不少地方“名士”。他们每月支给张作霖近3000两充响。因为有地主豪绅的支持，张作霖在辽西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 在当时的众匪帮中，张作霖的特点是政治野心较大，热衷升官发财。他在当上“保险队”头目之后，积极勾结绅商“攀权结贵”，以便有朝一日当上清朝官员。 1902年2月，盛京将军增棋决定收编“保险队”，一来补充官军之不足，二来以加强地方之统治。张作霖当即表示愿意接受清政府收编，誓死效忠清廷。张作霖为了抬高自己身价，扩大实力，除了率原来所部约200人接受收编外，还临时网罗了其他匪股约100人加入，总共有300多人，被编为游击马队一营，步队一哨。从此张作霖由地主武装“保险队”头目，一跃当上了清朝地方官军的营官。 第87页 1903年张作霖任游击马队营管带，张景惠任帮带，汤玉麟、张作相等分任哨官。1904年经奉天巡防营务处批准，由民间筹响改为由政府发炯。从此张作霖身价逐渐抬高，他再不用担心被看成“胡匪”和“马贼”，而是地方官军的“堂堂”营官了。 张作霖当上清朝营官两年之后，1904年2月爆发了日俄战争。我国东北成了日俄角逐的重要战场。反动腐朽的清政府竟可耻地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辽河以西为“中立区”。张作霖不敢不遵守清政府所宣布的“中立”。不过，善于投机取巧、看风使舵的张作霖，在日俄战争期间对清政府的“中立”採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在战争初期他看到俄军强大，为了应付和讨好俄军，就接受俄军贿赂的金钱和枪械，暗地帮助俄军搜罗粮草，供应俄军一些情报；有时也抓住机会换上俄军军装，偷袭小股日军，缴获些枪枝弹药、粮袜柴草和金银细软。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当看到日军明显地转为优势，他又暗地倒向日本一边，干了不少为日军效劳和从中渔利的事情。 1905年，张作霖所部新民游击马队营扩编为三营。1906年，又奉盛京将军赵尔巽、新民知府沈金鉴之命扩编为五营，张作霖任五营管带。不久，赵尔巽设立巡防营务处，任命张锡銮为总办，整顿全省地方军队，编成八路巡防营，张作霖所部五营编为右路。另一个地主武装大头目冯德麟所部被编为左路。 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正式建省。任命北洋老官僚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上任不久就着手调动新军，整顿旧军以剿灭东北的“胡匪”。在“剿匪”过程中，使徐世昌最感头痛的是辽西巨匪杜立三拒不投降。为消灭杜立三，徐世昌特令张作霖前往讨剿。 张作霖在受抚前，曾和杜立三有过冲突，杜当时曾要和张作霖决一死战。后来经过镇安县大地主“汤二爷”的调解，张和杜都认“汤二爷”为“义父”，双方并建立“金兰之交”。为了向清廷效忠，张作霖设计诱杀了杜立三。张作霖因灭杜“有功”，蒙赏银2干两，并被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 19if年5月，清政府派赵尔巽出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提高巡防营战斗力，在省城设讲武堂，轮训各营中下级军官。张作霖的老伙伴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都奉命前往受训。当他们起身时，张作霖谆谆叮嘱他们：要把省城情形随时写信告诉他。野心勃勃的张作霖羽毛渐丰，此时已经不甘心蛰伏一隅，想过问全省大计了。 19if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 早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革命党和民主革命的支持者，即在东北特别是奉天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宣传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武昌起义后，东北地区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决心推翻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此时正在黑龙江视察的赵尔巽急忙赶回奉天省城，连夜召集文武要员开会，磋商如何阻挠和防止东北人民响应武昌起义。张作霖看准这是他巴结奉天最高统治者，实现个人野心的关键时刻，便率部星夜兼程向省城附近移动。赵尔巽面见张作霖后，在张作霖的武力支持下，赵尔巽宣布“保安会”正式成立，由他任总会长，其他内政、外交、财政等部都是旧官僚充任，张作霖当上了军事部副部长。革命党人只有张榕占了一个席位，任参谋部的副职。“保安会”宣布成立后，张作霖所部约2500人陆续开进省城，增强了省城的反动统治力量。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密令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张作霖也列名参加，开始干预全国大政。袁世凯为了笼络东北反动将领，鼓励他们更坚决地与革命作对，并特别赏给张作霖约值二千金的军需物品；张作霖也回敬袁世凯人参1支约值六千金。这样，取得奉天统治者信任的张作霖，又开始博得了大军阀头子袁世凯的赏识。 1912年1月中旬，赵尔巽与张作霖定计，对“联合急进会”首领张榕等暗下毒手，于是一位年仅28岁的青年革命党人，就这样被他们杀害了。 张榕被杀后，赵尔巽为嘉奖张作霖“专折特奏”清廷。当时已是奄奄一息的清王朝为表彰张作霖，任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并将其所部改为二十四镇（师）。张作霖升赏受宠若惊，为报答皇恩，他曾在赵尔巽的策动下，主张“武装勤王”保卫朝廷。后来看到清廷即将瓦解，张作霖才摇身一变，转而贊同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当听到袁世凯被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时，他立即通电致贺并表示对袁“效忠”。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宣告退位。至此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被推下了歷史舞台。 1912年9月11日，袁世凯将张作霖所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并任张为中将师长。他的亲信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等，分任该师的旅长、团长；并命张作霖所部驻防省城。从此张作霖掌握了东北地区最兇悍的一支反动武装，成为左右奉天军权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1915年至1916年上半年，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涨作霖见有机可乘，又进行了一番投机表演--对袁世凯企图称帝的举动先捧后压。果然不久即得到回报，于是张作霖终于当上了奉天督军。 第88页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后，大肆论功行赏，封爵晋位。当时大省的上将军授公爵或侯爵，小省的将军则授伯爵和子爵。巡阅使授男爵，中将级师长和镇守使授轻车都尉等。张作霖则以师长资格，被袁世凯封了个二等于爵。在袁世凯看来这已是破格笼络。但素抱“封侯爵当督军”大志的张作霖，听说只封他个二等子爵便大失所望，甚为不满。他询句左右：“子爵是怎回事？”左右有人回答说：“子爵下于伯爵一等，再上为公为侯。”作霖不悦说：“吾何能为人作子？！”逐立即“递呈请假”以示反抗。袁世凯后又以调虎离山的手段来对付他，调他作绥远都统，张作霖索性一口拒绝。 袁世凯復辟帝制的丑剧遭到全国的反对，同年12月底，蔡锷于云南组织护国军首先兴师反袁。此后西南各省相继称兵独立，全国一致要求取消帝制，处罚段芝贵等12名元兇。连原来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日、英等帝国主义，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张作霖目睹全国的反袁形势，深以为是。但他对袁世凯要他带兵南征，却“拍胸愿为前躯”，目的在骗取饷械。当饷械到手后张作霖“突然变了脸”，立即在“奉天人治奉天”的口号下，开始驱逐段芝贵，并乘袁垂危之际伸手夺取督军大权。 1916年4月22日，袁世凯只好发布命令，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併兼巡按使，任冯德麟为军务帮办。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北京政府颁令各省把将军改称督军，巡按使改称省长，于是张作霖又任了奉天督军兼省长。至此，张作霖终于在全国反袁的形势下，乘机进一步攫取了奉天军政大权。 当上奉天督军的张作霖，后来也被称为奉系军阀。这是因为他也是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部下，所以奉系也是北洋军阀的一支。 孔祥照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和张作霖建立起密切联繫的。 1916年底，张作霖派遣专使持一封张作霖的亲笔信和一份聘书，专程从东北赶到山西，请孔祥熙到奉天督军府担任参议，主持外交事宜，名曰“协助处理外交事宜”。 在函件中，张作霖特意对孔祥熙吹捧了一番，他说道：“先生善于创造，勇于负责，且擅长交际，熟悉洋务。倘蒙荷台赐予臂助，对于此间之内政处交，必有莫大稗益。”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张作霖作为东北的大军阀，不会不知道孔祥熙非平常人，当时已是山西督军府的“参议”，是阎锡山的重臣和心腹。张作霖明知这一点，却还要打孔祥熙的主意，是何原因？是真的看中了孔祥熙“熟悉洋务”而“求贤若渴”，还是有什么其他想法？今天都无从考证了。 孔祥熙仔细看完张作霖的信件并听完信使对东北情况的介绍后，便陷入了矛盾之中。他想当前国内军阀割据，国家在短期内没有统一的希望。自己千里迢迢到东北去为军阀效力不划算，何况现在身为阎锡山的参议又怎能弃近求远呢。他以为，还是张大帅的条件不够“优厚”。 孔祥熙热情接待了来使之后，请其转告他对张作霖的谢意，又强调自己办铭贤学校的重要性，接着就向这位专使大肆吹嘘了自“铭贤”学校的所谓培养“英才”取得的伟大成就。最后孔祥熙婉转地说：“请转告督军，铭贤学堂是我一手创办，我不能轻易离开。” 在信使回到东北以后，向张作霖作了汇报并说明了孔祥熙的情况，张作霖听后闷闷不乐，但嘴上又不好说什么。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孔祥熙的真实思想，对孔祥熙作进一步的拉拢，张作霖又亲自致电孔祥熙，请他赴奉天会晤。 孔祥熙虽说已近“不惑之年”，但羽毛并未丰满，需要在军阀中间找一个比较可靠的靠山。他不想成为张作霖的幕僚，却想和张作霖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为今后的前途打下良好的基础。况且孙中山先生交给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结交北方的军政要人，和张作霖往来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也是大有种益的。 于是1917年春天，孔祥熙带上准备好的高级礼品，亲赴渖阳会晤张作霖。 孔样熙被张作霖视为上宾热情接待。当听罢孔祥熙不能离开“铭贤”的理由后，张作霖非常失望并仍劝孔祥熙三思。张作霖拍着孔祥熙的肩头说：“老弟啊，白山黑水，任君驰骋。”孔祥熙答道：“谢谢！只是这次行前匆匆，铭贤事务未曾交待。待我回山西物色好校长人选，当即北来效力。”话已至此，张作霖也不好再作强留。 在渖阳孔祥熙同张作霖进行了多次的密谈，相互之间取得了一定的默契和信任。虽然孔祥熙没有留在张府任“参议”，却给张作霖提供了不少山西的情况，并一再地向张作霖表示了自己忠诚之心。后来孔祥熙在渖阳充任中俄交涉督办驻奉天代表期间，更进一步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同时张学良也把孔祥熙视为知己。正因为如此，才有后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首先想到孔祥熙并专函孔氏以请求出面“明示”的举动。可以说，孔祥熙与张家也算是父子两辈的交情了。 当时为了进一步拉拢孔祥熙，张作霖还在孔氏临回太原前，特意派人送来东北特产的狐裘、人参等贵重礼品。对此孔祥熙自然客套一番之后，照单全收完事。孔祥熙此行返回山西之后，自是同张作霖函电不断互通信息，彼此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繫。 第89页 就当孔祥熙与张作霖建立密切交往的前后，另有一位当时也是北洋军阀中的裊雄人物吴佩孚，也开始出面极力拉拢孔祥熙为其臂助。当时，吴佩孚正担任着北洋第三师师长的职务。吴、孔二人虽未直接谋面，却建立后来世人所谓的“神交”。 吴佩孚字子玉，1874年4月22日生于山东蓬莱。据说，他出生那天，其父梦见了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于是就取戚继光的字“佩念”来给吴佩孚命名，即名佩孚，字子玉。 后来吴佩孚得势后，曾多次夸耀自己的身世：“我家是吴泰伯的后裔，祖居江苏延陵郡。吴泰伯有24个儿子，其中有1个东渡到日本，现在的明治天皇是泰伯121代嫡裔，我也是泰伯121代嫡孙啊！” 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是一个小杂货铺的店主，做小本生意。母亲张氏除帮助丈夫照料小店外，晚上还纺线织布，以赚些钱贴补家用。吴佩孚弟兄三人，他是家中的老二。由于长子夭折，吴可成便将厚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吴佩孚6岁时，家里便把他送到私塾中读书。没有桌子，母亲只好每天将他抱到石磨上，让他骑在磨脖子上读书写字。 吴佩孚14时，吴可成患病身亡。也就是那时起，吴佩孚仿佛一下子长大了，每日除了发愤读书，还要为母亲分挑生活的重担。 不久，吴佩孚到登州府水师营里当了一名学兵，每月可得二两四钱的银饷。望子成龙的母亲怕荒废了儿子的学业，省吃俭用，攒下几两银子，买了礼品亲自带着吴佩孚去拜师。吴的老师叫李丕森，字汉卿，是登州府有名的饱学宿儒。在他的门下，出过不少秀才和举人。 清贫的家境和紧张的生活，使少年吴佩孚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文才武略的人。 甲午战争中，日军进攻威海，吴佩孪在长山岛亲眼看到了日舰、听到了炮声，这些给21岁的吴佩孚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几十年后，吴佩孚成了一个领兵的将领时，回首往事还曾填写一首《满江红·登蓬莱阁》以抒其志：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 想当年， 吉江辽渖 人民安乐。 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 到而今， 倭寇任纵横， 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削！ 甲辰役，主权弱！ 江山如故，夷族错落。 何日奉命提锐旅， 一战恢復旧山河。 却归来， 永作蓬山游， 念弥陀！” 1896年吴佩孚应童子试，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县试、府试并进入院试。结果他竟一鸣惊人，中了第三名秀才！可是过了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吴佩孚生活的道路。有一天蓬莱电报局局长作寿请来一个戏班子，男女混杂，同台演戏。吴佩孚认为这件事伤风败俗，十分气愤，闯入寿堂兴师问罪。惹恼了正在吃酒的县太爷，立即下令缉捕吴佩孚，吓得他连夜逃离家乡。 吴佩孚来到北京城，投奔了父亲的朋友孙庭瑶，后通过其堂兄的介绍，到天津投武卫军去了。 吴佩孚最初做了一名勤务兵，又到营里文案郭绪栋那里听差。郭绪栋得知吴佩孚是蓬莱宿儒李丕森的门生后，自愧不如，于是提议二人结拜成了兄弟。吴佩孚得势虎踞洛阳时，果然将郭绪栋请去做了他的师爷。 1899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吴佩孚第一次看到了打仗。后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聂士成战死，武卫全军土崩瓦解。吴佩孚只好躲在郭家。几天后吴佩孚出门一看，繁华的天津已是十室九空，景象悽惨，目不忍睹。看到这一切，吴佩孚决定出走。吴佩孚来到了离唐山不远的一个小镇开平。这里有一所武备学堂，是个培养军事人才的地方。后来人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棋瑞。冯国璋都是这所学校的早期学生。武备学堂吸引了吴佩军，他想学习军事以报效国家，便投考了开平武备学堂。 后来袁世凯将开平武备学堂迁到保定，改为“北洋武备学堂”，并规定开平武备学堂的教官和毕业生一律到北洋武备学堂当教官或队长；没有毕业的，可以直接去军队，也可以随着去北洋武备学堂，但要从头学起。吴佩军决定去当兵。由于他没有毕业，不能当军官，只好到天津陆军警察队当一名正目（班长）。此时年届26岁的吴佩孚仍然是还是光棍一条，只好和老把兄郭绪栋朝夕相处了。 在陆军警察队做事，吴佩孚作事认真，很快就升为二级初等官。后来，吴佩孚弄了一张文凭，又进了陆军速成学堂。1904年吴佩孚被派往天津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工作，正式成为北洋系的一员。 1906年吴佩孚被派往保定第四镇服役。当时第四镇由段棋瑞任统制，吴佩孚只是以原身份（上尉）充当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候差员。对此吴佩孚并无异议，整日无事正好藉机读书，埋头研究中外兵法，并自觉大有长进。当时吴佩孚的专心读书引起了段棋瑞的注意，他感到这个青年人学习刻苦、品行端正，是个可用之才。于是段让吴佩孚去步兵第十一标第一营当了管带。不久吴佩孚又结识了一个好朋友，叫张福来。二人结为异姓兄弟，后来张福来也成为吴佩孪的手下大将。 1907年吴佩孚又跟随曹锟出关剿匪。 驻防长春市时，他的房东叫赵尊贤，是长春商务总会的头面人物。他的妻妹张佩兰，是个没出阁的大姑娘，住在姐姐家中。由于张佩兰和吴老太太十分投缘，很快就认了干妈，每天呆在吴家。不久又十分关心起干哥哥吴佩孚来了。后来，吴佩孚依照母亲的意思，娶张佩兰为侧室。从那时起，张佩兰和吴佩孚休戚与共，相随32年，并在他后半生的事业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第90页 由于吴佩孪剿匪有利、有功，曹锟对吴也从起初的不重视到后来的另眼相待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成功后各省相继起义，到11月底有14个省宣告独立。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覆灭了。 山西独立后，新军第二标标统阎锡山做了晋军都督。当时清政府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前去镇压。吴禄贞本是革命党人，遂暗中与阎锡山取得联繫，准备合兵进攻北京。耳目灵通的袁世凯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人在正太车站杀害了吴禄贞，然后派曹锟的第三镇前往山西镇压。 第三镇第一协担负镇压山西革命军的任务。第一协协统是卢永祥，吴佩孚为炮三标的管带。吴佩孚上了第一列火车，其顶头上司刘标统也在这列车上，火车深夜开动。按原定计划，火车应在某站停车。不知过了多久，火车在某站唿啸而过，吴佩孚心头一惊，火车再往前走，就该到娘子关前的平地了。吴佩孚叫醒身边的张福来，带一些士兵前去找刘标统。 刘标统本来同情革命军，与山西有秘密联繫。这次曹锟入晋，他早已通知了山西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姚以价。姚在娘子关上设下伏兵，单等曹锟入围。本想夜间行车不会被人发现，偏偏让吴佩军看出了破绽。 吴佩孪推开刘标统的车厢一看，刘标统和一些人都自穿崭新的革命军军服。对北洋军和袁世凯忠心耿耿的吴佩孚立即逮捕了他们，并马上命令火车退回井隆。这下吴佩孚可立了大功。曹锟和卢永祥都十分感激他，曹馄当即说：“子玉，这炮三标归你带了！”于是吴佩孚踏着革命党人的鲜血，爬上了标统（团长）的位子。后来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但要求袁世凯去南京就职。于是袁世凯又一手导演了“北京兵变”，并在北京宣誓就任总统一职。 北京兵变中，曹锟立了大功，不但被允许在北京、河南招兵补员，而且被任命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担任师部副官长，后又被保荐为第三师第六旅少将旅长，统领6000人马，成为北洋系中数得上的一员大将和勐将。 1917年6月，辫子军大帅张勋率领辫子军马、步、炮兵10个营，约5000人，开进北京上演了一幕復辟丑剧。 大总统黎元洪坚决反对復辟，于当天写了一道起用段棋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责成他起兵讨逆。段棋瑞接到命令后，于天津南的马厂成立讨逆军司令部。段棋瑞本人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以段芝贵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曹锟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并发表讨逆檄文，发兵攻打北京。 吴佩孚的第六旅作为先头部队立即出发，不久进驻卢沟桥和宛平县城，随即攻下丰臺。 很快，上演了12天的復辟丑剧草草收场。“大总统”黎元洪亦因此被迫辞职。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皖系军阀首领段棋瑞则以国务总理名义总揽政府大权。 1918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通电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并号召北伐。段棋瑞则要以武力统一的手段，巩固其反动统治。 1918年3月中旬，担任第三师代理师长的吴佩孚率兵大举南下。每次开战他都冲杀在最前面，靠着他内心想当湖南督军的野心，其所部连克岳州、长沙、衡阳。这样一来，本来属于晚辈且名不见经传的吴佩孚声名大振，同行们都称他为北京政府的“南天柱石”。 可是结局却出乎人们的意料，段棋瑞将督军的位置给了皖系亲信张敬尧，只授给吴佩孚援粤军副司令和孚威将军的虚名。吴佩孚大失所望愤怒至极，一气之下公开发表“罢战求和”通电，与段棋瑞反目相向。在私下场合里，吴佩孚说：“这叫投桃报李，来而不往非礼也。” 或许孔祥熙看到了吴佩孚主张的可取之处。认为这是自己和吴佩孚建立友好关系的大好时机。当时孔祥熙主观地认为吴佩孚“爱国忧民，敢做敢为”，就立即亲拟了一封电报公开发表，吹捧吴佩孚为“有识之士”。 拍发电报孔祥熙的目的十分明显，一方面通过这份电报公开表明自己对时局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也想同吴佩孚这位“有识之士”建立关系。 吴佩孚在堆积如山的响应推崇电函中，发现了孔祥熙的电文，竟大喜过望。吴佩孚平生尊孔，对孔祥熙其人也有所耳闻，知道这位阎锡山的高参并非凡人。当下他便提笔復函孔祥熙，邀孔祥熙“出山为助”，代为运筹帷幄。孔祥熙则仍以对待张作霖的态度对待吴佩孚。他回信说：“自己正在兴学救国，手上的铭贤校务丢不得，只能对大帅的盛情好意深表感谢！” 吴佩李大概看出孔祥熙不愿轻易离开山西，也就没有再加勉强，只又復了一封信给孔祥熙，信中说了一大堆客气话，对孔祥熙兴学救国的理想与抱负表示“钦佩”，并誓与孔祥熙结为“神交”。看到这些字句，当时的孔祥熙真是心里甜滋滋、脸上乐融融。 就是这样的鱼雁往来互相吹捧，居然使两人建立了后来曾被某些人赞誉的所谓“神交”。 不过，后来二人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孔祥熙青云直上，成为国民党政坛的显赫人物，“四大家族”之一，许多小军阀都拜倒在他的门下。而吴佩孚虽称霸一时并继冯国璋、曹锟之后，成为直系军阀的头子且统兵几十万之众，但终于在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中败北，吴佩孚先是避居四川后又隐居北平，直至1939年一命呜唿。 第91页 在吴佩孚隐居期间，孔祥熙每逢路过其所居城市，必定抽空拜访，有时还赠送大捆现钞和礼品。尽管这些款项都由孔祥熙的亲信从南京政府的财政部开支，孔祥熙并不出分文，但吴佩孚对孔祥熙的情义还是感激涕零且每每回赠的。于是，这位大帅穷兵黩武所掠取的大量珍宝古董，有不少又悄悄地转到了孔祥熙的手里。 在吴佩罕死后，孔祥熙还撰祭文将其大肆吹捧了一番： “赫赫吴公，能武能文，嘘气寒天，上薄浮云，手握韬铃，取威定霸，虎视中原，暗呜叱咤，役驱风雨，嘘嗡雷霆。玄女之诀，握其之经，孙吴镇直，以逮壮缨。说礼敦诗，是式是鹊，读综诸教，贤圣佛仙……” 通篇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 由此亦可见孔祥熙与吴佩军当年的交情之深。 从以上孔祥熙与张作霖、吴佩孚交往的过程来看，的确是比较复杂且难以用非此即彼的态度来褒贬的。尽管后来的结果在今人看来，已少有积极意义。但起码孔祥熙当初与北方军阀接触及至交往的初衷还是应该肯定的，即当初他的确是奉孙中山先生的命令，来北中国开展军界要人的争取工作，以扩大力量为未来的更大规模的中国革命作准备。这一点在最初，孔祥熙的确是忠实执行了，包括后来他对冯玉祥将军的争取工作，也是如此。 3.发迹赖有王正廷 辛亥革命后在山西，孔祥熙追随当时的山西军政首脑阎锡山推行“新政”，确实鞍前马后做了不少事情。为此孔氏捞到了包括提高声望在内的不少实惠，阎锡山还给了他一个都军府参议的职务。大约与此同时，孔祥熙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为在北方军阀中开展革命工作，还相继结识了张作霖、吴佩孚以及冯玉祥将军等，并与这几位北方军界要人之间建立了相当亲密的联繫。 只是，孔祥熙毕竟不是那种甘心寂寞的等闲之辈，加之夫人宋蔼龄在身后也一直窜摄丈夫跃跃欲试，渐渐地孔氏开始不满意“参议”、“帮办”一类闲职，他渴望正式地脐身政界，以便进一步施展自己的宏大抱负。 就当此时，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经王正廷推荐，自天降临般地摆在了孔祥熙的面前。当时担任北京政府鲁案善后督办的王正廷，风风火火地给孔祥熙这位耶鲁大学当年的同学拍来一封电报，邀他即赴山东济南出任督办公署的实业处长。于是，对孔祥熙来说一个官运亨通乃至飞黄腾达的好运命，自此开始了。 却说那位王正廷（1882－1961年），字儒堂，浙江奉化人，一代巨枭蒋介石的同乡。王正廷早年毕业于天津的北洋工学预科；后于1906年留学日本，其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8年王正廷又赴美国就读于耶鲁大学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就此论来，他尚属晚孔祥熙1年的小师弟呢，因为1907年孔祥熙即已由耶鲁大学毕业回国了。当年王正廷自海外学成归国后，就走了仕途。他先后出任湖北都督府外交副主任；后中华民国成立后，又歷工商部代部长、国会参议院副议长、广东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等要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春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召开和会。当时计有27个国家参加。因大战期间中国亦参加了对德、奥等国的宣战，故属战胜国之一併出席了巴黎和会。此次和会王正廷即随当时的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微样以及驻美公使顾维钩等人一起，以中国政府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出席。会议期间，中国代表根据当时中国政府的指令以及留学欧美中国学生代表的请愿主张，向巴黎和会提出如下三项要求： 一、取消列强在华特权（诸如放弃各列强在华划分的势力范围、撤走外国驻华军警、撤消外国领事在华所谓的裁判权以及归还租借地、中国关税自主权等等）； 二、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卖国政府订立的所谓“zi条”不平等条约； 三、归还第一次大战期间为日本帝国主义夺取的原德国在中国山东胶州湾的领地及其各项权利。 当时问题的焦点，首先集中反映在这第三项要求上。日本政府代表即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收回胶州湾的主张提出威胁和反对。在其后的讨论过程中，美国提出主张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暂交协约国方面代为管理。此议亦遭日本方面反对。日本政府代表以其获得原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时已得到英、法等国承认并且当时中国政府方面亦有“欣然同意”之换文为藉口，拒绝将其在山东新获的利益交还中国或委託协约国代管。最后“巴黎和会”的结果，仍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向日本方面作出妥协。如此一来，当时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作的一系列外交努力便告彻底失败了。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至国内后，即引发了着名的“五四”爱国反帝运动，长期以来郁积在中国人民心头的爱国义愤终于像火山一般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结果，不仅迫使当时的北洋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样和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电令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同时也给当时气焰嚣张的各帝国主义列强以极大的震摄，使其不得不适当收敛一些对华的侵略企图，并对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作出迫不得已的让步。 第92页 1921年11月，经美国发起又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当时共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义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以及中国的北洋政府共九国政府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即《九国公约》。 在《九国公约》中，虽然规定中国政府恢復对山东的主权，并要求日本帝国主义归还胶济铁路及撤出山东；但同时又规定中国政府方面须将胶州湾原德国帝国主义的占领地全部开为商埠，并准许外国人在此区域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业等；除此而外，关于日本归还胶济铁路问题，《九国公约》亦规定“应于该铁路产业移交完竣同时以中国国库券交付日本。此项库券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抵”云云。依照如此的《九国公约》，不仅胶州湾由原来的日本独占转而变为各帝国主义列强共享，而且实际上胶济铁路仍然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总而言之，《九国公约》尽管在脸面上照顾了当时的中国政府，但实际上中国山东却仍然为各帝国主义列强所占领和控制。如果一定要找出其积极的意义，那就是《九国公约》至少在名义上使中国第一次收回了其被别国侵占或掠夺走的行政主权。仅此而已。 根据《九国公约》的规定中关于接受胶州湾主权之需要，当时的北洋政府于1922年3月在济南成立了“鲁案公署”，特派王正廷出面督办“鲁案”善后事宜，其任务主要就是收回山东青岛的主权。当时，这实在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王正廷一时感到为难，并且身边也缺少得力的助手办事。这样思来想去，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在美国耶鲁大学时的同学孔祥熙。 本来在此之前，王正廷即已同孔祥熙有过一段瓜葛且因此王对孔氏印象极佳。事情说来，还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随孙中山先生一起逃亡日本时，正遇上王正廷在日本处于艰窘困境之际。最初，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日本东京设立分会后，由王正廷出任总干事。由于当时中国国内一直处于动盪局面，波及到日本，致使留日的基督教青年会很快也陷于低谷。加之王正廷担任总干事期间政治上的一些不应有失误，终致引起内部严重的分裂，甚而王正廷本人亦遭到一些学生的围攻，从而更严重地影响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存在和发展。就当此际，当时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约翰’莫特先生决定由孔祥照前来接替王正廷，担任留日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在约翰·莫特看来，基督教青年会就应该有孔祥熙这样办事执着、有事业心的年轻人来牵头办理。而且后来事情的发展及孔祥熙走马上任后的表现，也确实没有让约翰·莫特失望。当时在客观上，也正是孔祥熙的到来和接替，才解了王正廷的围。所以尽管后来王正廷被迫辞去了青年会总干事的职务，对孔祥熙这个人他还是始终心存感激的。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王正廷知恩图报且“鲁案”公署又极需人手，他便极力举荐并盛情邀请孔祥熙即日赴鲁，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的实业处处长。 当时，因为收回青岛主权问题，关系民族尊严之大计，在孔祥熙徵询孙中山先生意见时，中山先生当即復电敦促孔祥熙早日成行，出任王正廷“鲁案”公署所聘职务。就这样，孔祥熙于公于私已均属义不容辞，便回復王正廷表示接受聘请不日赴职。 随即孔祥熙向阎锡山辞去了省府“参议”之职，于1922年3月前后束装赶赴济南，就任“鲁案”公署实业处长。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当时北洋政府的管员职务，也是他正式步人仕途的一个标志。后来，为了青岛接收上的工作便利，王正廷又兼任了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长，面孔祥熙也由实业处长同时兼任“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之职。 1922年12月，王正廷及孔祥熙为“鲁案”公署官员由济南专程赶赴青岛具体承办各项接收事宜。到任后孔祥熙经过调查研究，很快制订出各项接收细则和具体的执行步骤，为此王正廷对他大加赞许。但“鲁案”公署毕竟是个临时性的机构，只限于接收期间，且当时的接收工作又进展得较为顺利，所以截至当年的12月中旬整个接收工作已告结束。当时，为了妥善安排部分办理“鲁案”的人员，也为了培训中方人员以接替日本话务员等善后工作安排，孔祥熙一直滞留到次年的春天，才由山东返回山西。 经过这一次当官的经歷后，孔祥熙给撩拨得更加难以超脱了。每一想起在鲁期间，他跟随王正廷整日前唿后拥居高临下的日子，真真是好不威风。加之在济南期间，整天的游山玩水，无限风光也无比享受，比起太谷眼下这穷山恶水落后闭塞的景象，也实在是令人眷恋不已。孔祥熙突然意识到，太谷乃到山西这穷山沟沟已经呆不下他了，他还得走出去闯闯世界。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正等待他去施展一番也享乐一番呢。孔祥熙这种出外闯世界的想法，尤其是出外谋官的愿望，自然得到了夫人宋蔼龄的赞许和支持屈为这本来也属于宋蔼龄打算重新设计丈夫的一个范畴。所以当下孔祥熙就给王正廷写了一封信，其后又多次写信，请求王正廷设法在官场上再作提携之德，帮他谋上个一官半职，以图进一步发展。 对于孔祥熙的这般请求，那王正廷倒是乐于成全。1925年春末，他即打电报给山西的孔祥熙，请孔祥熙速来北京“中俄会议”督办公署报到，政府别有重任。 第93页 原来，此一段时间里北洋军阀政府正准备与当时的苏联新生政权--苏维埃政府恢復邦交。苏联方面委派加拉罕为代表，中国北洋政府方面则委派王正廷为代表。当时为洽商中苏两国间有关一切事宜，特设立了“中俄会议”督办会署，并且正式委派王正廷出任督办。当时所谓的“中俄会议”，是指中苏双方为协商解决帝俄时代强加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召开的专门会议，其督办公署则为该会议的常设机构，专门处理日常事务。因为此事涉及两国之间大量歷史遗留问题，包括好多主权归属问题，干系重大且非常棘手，王正廷考虑再三，决定还得请老同学孔祥熙出山以助一臂之力。 当时在督办公署一共设置了两名要员，一日“会办”，另一曰“坐办”。当时“会办”一职由张作霖推荐的郑谦出任；而“坐办”一职测由王正廷保荐孔祥熙来担任了。 只是当孔祥熙到任后才发现，这个“坐办”的官职，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办。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且中国的北洋政府又腐败无能，致使所谓的“中俄会议”后来也并未谈出什么结果。如此一来，难免有人形容孔祥熙当时的“坐办”一职，不过是“案犊劳形看报纸，职权行使唤茶房”罢了。因为无事可坐，闲极无聊时，孔祥熙便跑到附近的东安市场下馆子喝小酒，用以打发时光。当时，每至饭后他都喜欢去市场里的命馆相室跟人家聊天穷侃。命馆里的“星相家”们一见那孔祥熙生得是方面大耳，背厚腰圆，且又衣冠楚楚，以政府要员自居咱然便免不了一番奉承和恭维，什么日后“官至特任”啦、“资累巨万”啦等等。在旁随行的其他公署官员闻听即随声附合，所以每每搞得那孔祥熙飘飘然不知所以。笑过之后，他亦出手大方，给那帮“星相学家”多赏了不少银钱。 4.“总理遗嘱”见证人 辛亥革命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无论在山西、在日本以及后来在山东和北京出任北洋政府官员期间，孔祥熙在政治上均始终紧跟孙中山先生并与之保持密切联繫。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不断加强了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联络并谋求建立反对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大联盟。此外，孔祥熙还做了大量争取冯玉祥将军的工作，反覆向冯氏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并最终促使冯玉祥逐渐倾向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方革命政府。其后当孙中山北上并且在北京病重期间，孔祥熙又一直守护在中山先生病榻前，成为《总理遗嘱》的见证人之了。凡此种种均可表明，在孔祥熙早年的活动中，他的确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名忠实的追随者。 1922年初，当时已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的孙中山先生，曾致电要求孔祥熙来广东参加轰轰烈烈的南方大革命。同年4月应宋庆龄之邀，孔夫人宋蔼龄又携刚刚出生不久的长女孔令仪自山西出发，赶赴广州看望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其时，孙中山已在广州就任南方革命政府大元帅，并设寓所于观音山粤秀楼。宋蔼龄母女抵达羊城后，即受到了孙中山夫妇的热情款待。孙中山先生亲切地对宋蔼龄说：“你劝劝庸之，来南方参加革命吧。现在广东形势很好，正准备进行北伐，很需要人呢。”当即孙中山还允诺孔祥熙来粤后，在革命政府内给他安排一个部长的职务。宋蔼龄闻听自然也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并表示马上就让孔祥熙来广东追随孙中山先生。 但当宋蔼龄回晋后，孔祥熙当时并未马上赴广东参加南方政府，其原因之一是孔氏当时正在“鲁案”公署任职，手头上的许多事不能撂下一走了之。此外另有一个原因，即当时他正在秘密地联络东北王张作霖父子，马上亦脱不开身。 那还是1922年春天，孙中山先生为争取皖、奉二系军阀，以便建立反对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的三角同盟，曾致电指示孔祥熙相机加强与张作霖、张学良等奉系上层人物的联络，力图加强或促成奉系军阀与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为此，孔祥熙忠实执行中山先生指示，多次北上渖阳做张家父子的工作。当年春末，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宣布“东三省人民自主，并与西南各省取一致行动”，以共同反对直系军阀暨北京政府。但仅隔数日，奉军即告败北，张作霖率部退出关外。不久，张作霖再度正式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继续准备与直系军阀再决一战，同时又表示出明显的“南倾意向”。”此一成果的取得，应该说与孔祥熙当时的多次北上斡旋不无关系。 就这样，直到1924年年初，孔祥熙方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邀请，赶赴广州正式加人革命政府。抵穗后孔祥熙亦受到孙中山夫妇的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当即还拿出他刚刚脱稿的《建国大纲》给他看，并徵询他的意见。孔祥熙当即表示这个《建国大纲》是一套很好的救国方法，并请求中山先生允许他将《大纲》带回去仔细研读。孙中山先生亦答应了孔祥熙的这一请求。 数日后孔祥熙兴致勃勃地求见孙中山先生，对其《建国大纲》大加赞赏并建议说：“应该把《建国大纲》宣传一下，现在国家情形如此黑暗，大家都嚷着没有办法。我想把总理的《建国大纲》拿到各地去宣传，让大家知道对于救国治国已经有了整个的办法，岂不好吗！”见中山先生边听边赞许地点头，孔祥熙更加兴奋了。他进一步建议道：“第一，我回到上海时，先把这份《大纲》印做宣传品，分送各方。第二，我还想拿去给冯焕章先生看看，因为要想革命成功，非全国一致努力不可。北方人士因歷年受种种压迫，对于革命思想不及南方发达，对于总理三民主义救国方法，更认识不甚清楚。我受了总理的命，在北方秘密工作，这几年来很注意军人中有革命思想的人。冯先生要算一位。他既是我的好朋友，又在北方，他的军队纪律亦好，战斗力也强。不过，他对革命虽具热心，但常说没有好办法拿了。我去跟他研究研究，也许能够得到他的同情，不就可以增进他的奋斗精神吗！” 第94页 一听孔祥熙说得满有道理，孙中山先生当即点头应允。 于是孔祥熙又束装上路。他先到上海在中华书局印了3万本《建国大纲》，然后即带着《建国大纲》转赴北京。在北京南苑，孔祥熙与冯玉祥亦即冯焕章将军进行了会晤。 冯玉祥将军是当时一位着名的爱国将领，也是当时北方军界中一位实力派人物。他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竹柯村人，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青县兴集镇。其父名冯有茂，家境清贫，初以泥瓦匠兼为人打工为生，后因平素喜爱习武而径投淮军，走了吃粮当兵的道路。直至升为下级军官始復员回家。冯玉祥父母一共生了7个孩子，但只有冯玉祥及其哥哥冯其道倖存下来。1892年冯玉祥11岁时，其母游氏不幸病故。其后冯玉祥即为其长嫂代为抚养，直到4年后他15岁时入伍为止。冯玉祥人伍不久，其父便被裁復员。因当时復员在保定难有川资为生，其父便只好留玉祥于营中而独自归还故里。当时军队中，每哨里都有一个喊口令的教习，专代替官长喊操。教习的待遇比一般士兵高，其至可以高出一倍。冯玉祥为了当上教习，刻苦自学并练习喊操，每天早晨天未明即到教场学习喊操，一直苦练了4年。 冯玉祥自小失学，仅入过私塾1年零3个月。在军营中他发奋自学，读过《论语》、《孟子》、《左传》、《古文观止》《曾胡治兵语录》等，由此文化和歷史知识有了很大长进。 1902年3月，冯玉祥到袁世凯所练的新军卫队第三营左队左哨六棚当了一名士兵。由于他勤学苦练所以升迁很快，秋天升为副目，次年升为正目，同年12月又升为第二营左哨哨长，1905年7月升为第三营后队排长。这时的标统（团长）王化东对冯甚为赏识，时值陆建章任协统。陆有内侄女刘德贞在家寄养意欲择配。王化东要介绍与冯玉祥。冯玉祥初以地位低、晌俸薄为辞，但因王力促后乃与刘成婚。因此冯玉祥与陆建章成为姻眷，以后提拔很快。至1910年冯玉祥已是第二十镇八十标第三营管带（营长）。 这时的冯玉祥还抱着“忠君即爱国”的思想，读一些俗文正家书》之类的书，想封侯拜相。后来受工兵营排长孙谏声的影响，他开始读《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书籍，知道了清军入关时虐杀汉人的骇人史实，才把爱国思想与“忠君”分离开来。此后他正以一种为种族雪恨的復仇观念参加了辛亥革命中的滦州起义。 但当与冯玉祥约定一同起义的同仁王金铭、施从云仓淬起义于滦州时，冯玉祥尚未获得已经起义的消息，犹在海阳镇期待烟臺民军。后来起义失败，冯玉祥被拘4天后递解回籍交地方官看管。对冯这样的从轻发落，主要因为陆建章已成为袁世凯的亲信’，陆对冯玉祥非常器重又有烟亲关系，所以冯玉祥得以保全。 1912年陆建章奉命编练左路备补军五营，委冯玉祥为第二营营长，令其自行招募。次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玉祥升任左翼第一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 冯玉祥任团长时，曾由刘芳牧师介绍人基督教。他以为信基督教的人都放足、识字、讲卫生、不吸大烟、教人平等博爱，这些总是好事，便把基督教引人军中作为练兵的辅助方法。直到“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冯玉祥才认识到传教士的真面目，乃通电同他们决裂。 冯玉祥在南北混战期间，力主议和。当时他只简单地认为和比战好。至于和是怎么样的和，战是怎么样的战？同谁和又同谁战，战与和的幕后又有什么背景、搞些什么名堂？对这些问题，他是全然不知。 以后冯玉祥曾驻守信阳，督军陕西、河南，当过十一师师长和陆军检阅使等。尤其是在1917年讨伐张勋復辟中，冯玉祥所部立有大功。 早在冯玉祥在驻常德的两年时间里，他已和孙中山方面的人士有所往来，初步读到了孙中山先生的着作，且对孙中山先生十分佩服。在孙中山的革命影响下，冯玉祥的部队与广东方面的军队结为友军，互不攻击。 1920年夏天，当冯玉祥的部队由常德北撤驻于武汉附近的湛家矾时，冯玉样曾致信孙中山表述了自己对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事业的景仰之情。冯在信中说：“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先生一人。”并在信中表示“今欲追随，乞多指示”。 孙中山接到冯玉祥来信后，当即派徐谦、钮永建携带他的亲笔信专赴汉口拜见冯玉祥，希望冯玉祥“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当时令冯玉祥十分的兴奋和感激。1923年2月，马伯援又奉孙中山之命赴北京拜访冯玉祥，当时冯玉祥亦表示要与孙中山先生及其他革命党人建立往来。 面孔祥熙与冯玉祥之间则早有交往。因为两人同是北方人又都笃信基督教，所以在交往中逐渐默契以至互为密友。所以，后来当孙中山先生分析当时形势并认为联络冯玉祥的工作势在必行时，自然想到由孔祥熙出头去办更为合适一些。 此次赴京孔祥熙在南苑约见冯玉祥将军时，考虑到冯氏早有倾向广东革命政府的初步思想基础，便在冯玉祥为他准备的接风宴上，开门见山地问冯玉祥道：“焕章兄，你在北方怎么样？” 冯玉祥苦笑着说：“我不说，你还不明白吗！” 孔祥熙又问一句：“你有没有办法？” 第95页 冯玉祥摇摇头答道：“在这样局势之下，如何能有好办法呢？” 孔祥熙马上接过话说：“你没有办法，我这里却有很好的办法。”说着他拉起冯玉祥走进宴会厅侧旁的一间密室，打开口袋取出孙中山手书的那份《建国大纲》递给冯玉祥说： “总理把他手定的这份《建国大纲》送给你，并问你有何意见，有何需要增减补充的地方。” 冯玉祥当即双手接过孙中山先生的那份手书《建国大纲》，激动地紧紧握住孔祥熙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孔祥熙走后，冯玉祥摒去左右，一个人在屋子里将那份《建国大纲》打开仔细研读了两遍，不禁击掌叫绝，连连称道：“太好了！太完全了！”冯玉祥当时感到，这实在太难得了。不仅难得在中国终于有了救国的办法，而且难得在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革命党对他冯玉祥这份信赖和看重。自1920年以来，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事业对冯玉祥的影响逐日加深，到了眼下孔祥熙给他捎来中山先生亲笔手书的《建国大纲》，使得冯玉祥倾向广东革命政府的决心终于坚定了。于是不久之后，他发动了着名的“北京政变”。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当时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率20万大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大战于山海关。一时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冀辽一带遍处硝烟瀰漫，四下炮声隆隆。战争爆发后，吴佩孚即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并率部开赴前线。同年10月19日当冯玉祥在滦平得知前线失利的消息后，认为举事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即他下令全军班师回返，并于10月23日未鸣一枪即率部占领北京城。占领北京之后冯玉祥即囚禁了当时有名的“贿选总统”曹锟，并迫曹下令前方全线停战，同时下令免去北洋反动军阀吴佩率的本兼各职。这便是歷史上轰动一时的“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就把所部统统改称为国民军，并成立了以冯系为中心的临时混合内阁。是年11月初曹锟被迫辞去总统职务，至此，为直系军阀控制多年的北京政府宣告结束。其后不久，冯玉祥即下令所部进宫将当时一直赖在皇宫里的清朝末代皇帝博仪驱逐出宫，并废除了自民国成立后又延续了13年的所谓“帝号”。当时，冯玉祥将军的这些革命行动，受到了国内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的贊同与支持。 “北京政变”后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以冯玉祥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棋瑞共同支配且由段棋瑞为临时政府总执政的所谓中央政权，于是三方之间又形成了既联合又争斗的新的复杂局面。由于当时在北京的三个方面依旧各怀心腹事勉强合作，致使许多事情无法协调并且新的矛盾又不断涌现。最后，三方竟各怀不同的政治目的，一齐电邀广东革命政府领袖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 接到北京政权三方邀请后，孙中山先生为求得全国的真正统一，亦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 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女士是于1924年门月13日自广州出发北上的，一路经由香港、上海且取道日本转赴天津，辗转达一月有余方才于是年的12月31日风尘僕僕地抵达北京。当时，由于多年来艰苦的革命生涯消磨，致使孙中山先生已然积劳成疾，身体十分的虚弱。此次北上又一路辛劳奔波，加之途中因段棋瑞等人公然的卖国谬论所致的一度怒不可遏，待孙中山先生抵达北京后，竟突然病情恶化以致一病不起。当即送他到协和医院诊治，即被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本来已先期到达北京的孔祥熙立即与孙中山先生的随同人士宋子文等四下焦急奔波，延医问药，并协助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悉心照料已身患绝症的孙中山先生。当时众人心下一直默默祈祷，企望能有奇蹟的突然出现。但至1925年2月以后，孙中山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当时协和医院的代院长刘瑞恆先生以英文函告孔祥熙，中山先生之病已经不治，其函曰：孔庸之先生转孙先生家属暨国民党员诸君览： 孙先生人本院即发觉所患癌最末时期，为不治之症。经于剖割及将癌之外皮用显微镜考察，证明诊断正确，病自不好而至极不好。余等以孙先生之生存，为无希望矣。 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恆 2月17日下午1时 1925年2月24日午后3时许，医护人员出来吩咐准备后事。当时在场的人在徵得孙夫人宋庆龄同意后，一致公推孔祥熙、宋子文、孙科和汪精卫等4人进入病房，拟徵询中山先生的最后遗嘱。 当时见几位一齐进来，孙中山先生就问：“诸同志何为？”然后就又闭上眼睛，稍过一会又睁开眼睛继续问道：“汝等前来，将有何言耶？不妨直陈。” 孔祥熙等人一见中山先生如此模样，不禁心酸，犹豫半晌尚无人开口。又过片刻，还是汪精卫按捺不住，上至近前对孙中山先生试探着说：“当1月26日先生进入医院，诸同志皆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许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即痊癒，固无说矣。如或不痊癒，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尽管当时汪精卫讲得较为婉转，但孙中山先生还是听明白了。他沉默良久，然后缓缓说道：“我何言哉！我病如若痊癒，则所言甚多，惟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设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復何言哉！” 第96页 当即孔祥熙等4人再次恳请道：“吾等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见中山先生仍沉默不语，汪精卫又说：“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一请听，先生如肯贊同，即请签字，当作先生之言。如不贊成，亦请别赐数语，我可代为笔记。” 事已至此，孙中山先生便说：“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当即取出所拟手稿，即后来着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慢地读了起来。读毕只见孙中山先生微微点头说：“好，我极贊成。”待等汪精卫取来笔具请中山先生签字时，孙中山想想又说：“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须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待到3月11日孙中山再度病危时，孔祥熙、宋子文、吴敬恆、何香凝以及宋庆龄、孙科等人围拢其病榻前，还是汪精卫将那拟好的文稿呈上去。由于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经无力举腕，后还是在夫人宋庆龄的托助下，用颤抖的手执笔签上“孙文”二字。当时在场的孔祥熙等人，即成为《总理遗嘱》见证人。 公元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不幸病逝，年仅59岁。 当时由于孔祥熙与孙中山的连襟关系，加上同仁中他的年纪稍长几岁且场面上的事较为熟悉，众人便一致推举他为负责人，主办中山先生治丧事宜。并且由他在其西总布胡同的住宅里，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以存放花圈輓联等。4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推定，由孔祥熙、张人杰、汪精卫、林森、于右任、邵力子和宋子文等人，共同组成葬事筹备委员会。 此前的3月19日，宋氏家族为了哀悼亲人，曾小规模地举办了一次丧礼。其后，葬事筹委会又决定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小礼堂举行公开丧礼。丧礼由加拉罕作主祭人，前司法部长许崇智出面作悼词，当时场面甚为隆重庄严。待至3月24日发丧致祭，前后参加致祭悼念的人数多达14万余人。孙中山病重期间，葡萄牙公使符立德等外国友人曾前往医院探望。待其逝世后，苏联公使馆还立刻下了半旗以示衰悼。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先生遗体移发北京香山碧云寺石塔，使整个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当天前住送行的，竟有十余万之众，足见各界民众对革命领袖的爱戴和怀念之深。当时，孔祥熙在中山先生灵前悬挂的輓联上书： “功高华盛顿，识迈马克思，知易行难，并有史言传海内；骨葬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当时，自孙中山先生北上及生病住院到最后病故发丧，其所需费用都是由孔祥熙出面筹集的。发丧之际所需组织和维持，又多是孔祥熙请冯玉祥将军协助解决的。而后为了安排丧事，孔祥熙又在北京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在孙中山先生晚年弥留之际以及先生身后的善后安排上，孔祥熙的确是出了大力的。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移葬于南京紫金山南麓。当时国民政府为此举行了盛大庄严的奉安大典，孔祥熙又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理奉安迎接指挥，兼总理奉安委员会办公处总干事。南京中山陵建成之后，在北京香山碧云寺为中山先生又设衣冠冢，即将中山先生衣帽封于碧云寺，于石墙中再筑冢而成。 中山陵园建成之后，孔祥熙曾撰写手字祭文以为纪念，其祭文如下： “太谷孔祥熙谨于中央党部祖钱之辰，爱献鲜花素果，致祭于灵前而言日： 日月之易迈，伤圣哲之速迁，怅音容之久隔，奄忽愈乎四年，青旗明于薄海，灵风郁其高赛，溯丹心之救世，如白日之经天，发端绪于三民，致治平以五权，新大同之速脐，谁审识乎知难，为众生之先觉，予群速之指南，留福音于六合，虽百世其莫殚，藉流施以表德，斩古今而谁先，窃微生之多辰，得追随于生前，敢致谏乎鸿烈，惟略陈其私言，忆负笈于被美，接清房于逆旅，密谈娓其珠霏，高论纷如花雨，讶天禀之职睿，喜经邦之洪绪，愤昏淫于虏廷，怀侨压而危惧，幸同气以相求，忝谋国之必兴……誓努力于未死，期无负于九原，哀江南兮魂归，昭万古兮埃尘，呜唿尚餐。”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无论当年孔祥熙以及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在孙中山先生生前多么忠诚谦恭，待先生故去后却几乎同时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思想。尤其是孔祥熙，后来竟一百八十度地向右转，卖身投靠蒋介石反动独裁政权，以至最终辜负了孙中山先生生前对他的一片殷殷瞩望。这不能不令人慨嘆再三，扼腕哑然。 第八章　从此人生向右转 1.蒋介石得志猖狂 1926年底，正值广东国民政府挥师北伐、北洋军阀的部队节节败退之际，孔祥熙自美国归来。归国以后孔祥熙直赴广州并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广东省财政厅长，同时兼任广东国民政府代理财政部长，一时总揽后方财政大权，以支持北伐前线战事。 当时参加北伐的革命武装力量即广东国民政府统率的国民革命军，其总司令就是适时年仅39岁的蒋介石。自1925年春孙中山先生逝世以来，经过广东革命政府改组、国民革命军东征两广以及两广统一，还有当时轰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当时的蒋介石已经一手独揽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事大权，成为当时左右局面的真正实权人物，且也正在窥视国民党的最高统治地位，伺机企图据为己有。 第97页 孔祥熙的此时归来赴穗，可以说正属适时。他平素一向自诩的“做大官”飞黄腾达的绝佳机遇，终于摆在了他的面前。由于和孙中山先生的特殊亲属关系，以及中山先生葬事过程中孔祥熙的出色贡献及由此而来的巨大声望，正应发迹之初的蒋介石所急需，所以两个人一拍即合。孔祥熙于是便不再犹豫，正式投靠了彼时正冉冉上升的民国新权贵蒋介石。自然，其整个的许身投靠过程，亦少不了孔夫人宋蔼龄背后的一手策划和怂恿。 却说那蒋介石，原名瑞元，学名志清，出走江湖之后方改名为介石，字中正。1887年10月引日，蒋介石出生于浙江奉化县溪口镇一个平常的商人家庭。 浙江奉化的溪口镇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小镇，位于四明山的南麓，距宁波市仅几十公里，距奉化约15公里。是通往新昌、坪县、余姚以及郊县的交通要地，亦是附近几个乡镇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此地四周群山怀抱，九曲剡溪绕山而至，景色秀丽，风光磁妮，显然一个人杰地灵的不凡之处。相传当年的溪口有十大景致，如奎阁凌霄、武储浪暖、平沙芳草、碧潭观鱼、松林晓莺、溪船夜掉、锦溪秋月、雪峰晚照、屏山雪雾、南园早梅等等。而蒋氏的祖宅，就坐落在溪口镇那条长不足数里的街上。 根据《武岭蒋氏家谱》所记载，蒋介石的祖先可以上溯至五代时期后梁国的“摩诃居士”算起。所谓“摩诃居士”本名蒋宗霸，字必大。据说此人心地慈善，行为温谨，口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乡人都称他为蒋摩诃。蒋摩河在宁波小盘山上结庐而居，潜心佛事，自称“摩诃居士”。 蒋宗霸一支向下传承，至蒋浚明一代，才迁至奉化禽孝乡三岭。蒋浚明生前最高官至金紫光禄大夫，这即使在蒋氏家族以后的子孙中也是最为显赫的，所以蒋家们堂的祖宗牌位就是从蒋浚明供起的。 到了蒋家第十六代传人蒋仕杰时，举家由奉化禽孝乡三岭迁至武岭，世世代代皆以务农为本，此后300年间，再没有一个人外出做官。待到了蒋家的第二十六代传人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时，开始弃农经商。 根据《蒋氏宗谱》记载，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又有称蒋玉表，“清嘉庆十九年甲戌十一月二十日子时生，光绪二十年甲午十月二十四日午时卒”。蒋斯千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昭过继给其兄，次子肃庵，即蒋介石的父亲，又有称蒋肇聪。蒋斯千在溪口镇上开设了一家以经营盐、酒、石灰为主的店铺，称“王泰盐铺”，主要面向雪窦山地区的乡村山民，生意颇好。 蒋肃庵22岁那年，蒋斯千将店铺传给儿子经营。由于肃庵的头脑灵活，精明能干，经营有方，王泰盐铺的生意日亦兴隆，家业小康。设于溪口中街的店铺颇具规模。除盐铺之外，蒋家尚有薄田30多亩，成为当地十甲户之一。 蒋肃庵前后共娶过三位妻室。元配徐氏，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卒子光绪八年二月。继配孙氏，生于咸丰五年六月，卒于光绪十二年十月。蒋肃庵的第三位夫人王氏，也就是蒋介石的生母，生于同治三年十一月，卒于民国十年（1922年）六月。 这位王氏夫人名采玉，是与奉化毗邻的峰县葛溪人。据《王氏宗谱》记载，王采玉的祖父王毓庆，生于清干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卒于清咸丰六年十月，为清朝的迪功郎，生三子二女，长子王有则就是王采玉的父亲。 王采玉是王有则继室所生之女，自幼聪明伶俐，袭承父教，稍识文字，精于女红。她的祖父王毓庆在世时，曾做过山货生意，为王家积下了一些产业。到了王采玉父亲时，由于王有则不事生产，家道中落，祖业已难以维持家用，常常人不敷出。为贴补家用，王采玉拼命作活，帮人缝缝补补，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18岁那年，王采玉由父母作主，嫁给溪口曹家田俞某为妻，曾育一子，少而夭折。不久丈夫俞某染病身死，王采五年纪轻轻便夭子丧夫，精神倍受刺激。 适逢父亲王有则病故，王采玉回家奔丧，目睹母亲中年孀居，又想到自己年轻轻的便作了未亡人，不禁悲从中来，无限辛酸。从此，王采玉心灰意懒，萌发了适人空门的念头。 王采玉的决定得到了一心向佛的母亲的支持，于是王采玉带髮修行，遣人空门。王采工人庵以后，一方面拜佛念经，一方面种菜植瓜，粗茶淡饭日子到过得平淡而安稳。 但是，此时的王采玉毕竟是个年轻貌美的少妇，虽然丧夫寡居，遁入空门，但长此已往却并非一件妥事。当时许多人纷纷劝其趁年纪尚轻，早早改嫁他人为是。又有一相面人说王采玉生就一副福贵之相，日后必会母以子贵，光耀非凡。闻听人言，王采玉不禁思绪纷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溪口的蒋肃庵两年之间，连续丧妻，所造一双儿女年龄尚幼，家中无人照料意欲再娶。恰巧，玉泰盐铺的帐房王贤东，是王采玉的堂兄，知道了东家的想法之后就回葛溪找王采王母女说合此事。 1886年6月，23岁的王采玉还俗再嫁到溪口，作了45岁的蒋肃庵的第三房继室，并当上了玉泰盐铺的老闆娘。 王采玉婚后第二年也就是1887年，顺利地产下一个小男孩，取名瑞元，此即后来的蒋介石。按《蒋氏宗谱》排列，蒋介石为周字辈，故又名周泰，又有志清、中正名。继蒋介石之后，母亲王采工又接连生下瑞莲、瑞菊、瑞青，共二男二女。加上蒋肃庵元配徐氏所生一男一女，组成了一个老少三代的大家庭。 第98页 转眼近10年过去了，不幸的命运再次向王采玉接踵袭来，首先是一向疼爱蒋介石的公公蒋斯千以八旬高龄撒手人寰。次年（1895）丈夫蒋肃庵又身染时疫，抛下店铺和年轻的妻子，还有年幼的儿女一命呜唿。是年王采玉32岁，蒋介石年仅9岁。 在父亲去世后没有几年的时间里，蒋介石的小妹妹瑞菊、幼弟瑞青相继夭折，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又提出了分家另居的要求。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落在王采玉母子的头上。分家以后，蒋介卿分得玉泰盐铺全部资产及房屋，而王采玉母子仅分得所居祖宅、20几亩薄田和一片竹山。母子靠这份产业相依相傍，艰难渡日。在经歷过家庭的不幸变故之后，王采玉愈发地礼佛诵经，同时将她的全部心血用于培育孤儿蒋介石，并对其倾注了毕生的希望，期待他早成大器，光耀门楣。 幼年时期的蒋介石是顽劣异常的，他在所撰《王太夫人事略》中说：“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 据说蒋介石小时候爱动好斗，常常闯祸闹事，不仅街坊邻里对他的顽劣行径叫苦连天却又奈何不得，就是家里对他的所作所为也表现得束手无策。母亲王采玉常常将他关在房内痛加鞭挞，而他对于生母的责打视着寻常，依旧我行我素。因此，时常将母亲气得嚎陶大哭。更有甚者的是他的刁顽任性无人能及，每当他遇到不能达到预想目的的时候，他便採取惯用的伎俩，倒地而卧大耍无赖，让人无可奈何，于是当时人们纷称他为“瑞元无赖”。 1892年蒋介石6岁时，他的父母及祖父深恐他顽劣成性贻误终生，于是决定在他未及入学年龄之时，即请师设塾。 蒋介石先后从师于任介眉、蒋谨藩、毛凤美、竺景崧、毛思诚等人，诵读古籍史书。关于蒋介石小时候求学的情况，陈布雷在他所编的《蒋介石先生年表》中写道：“公六岁，始人家塾从任介眉读”；“公七岁，仍就读家塾”；“公八岁，改从蒋谨藩读《大学》、《中庸》”；“公九岁，春夏从任介眉读《论语》、《孟子》，六月又从蒋谨藩读《礼记》”；“公十岁，读《孝经》”；“公十一岁，读《春秋》、《左传》”；“公十三岁，始出就外傅往嵊县葛溪从姚宗元读《尚书》”；“公十四岁，赴榆林村从毛凤美读《易》”；“公十五岁，赴畸山下村读于皇甫氏始作策语”；“公十六岁，赴岩溪村从毛忠诚温习《左传》，圈点《纲鑑》，应童子试”；“公十七岁，赴县城肄业风麓学堂受新式教育”；“公十八岁，仍肄业风麓学堂”；“公十九岁，赴宁波从顾清廉于箭金公学，读周秦诸子、说文解字及曾文正集并研究理性文学。顾先生授公认孙子兵法，且讲述民族大义”；“公二十岁正月赴县城肄业龙津中学，四月东渡日本肄业东京清华学校，冬返国。” 在蒋介石漫长的求学过程中，曾对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几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清廷将领无限崇敬。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特地手辑了一本《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并写了一个序，序中说：“辛亥以前，曾间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不禁而嘆胡阔之之才略识见，与左季高之败，必有所本也”。他又说：“治心即为治兵之本，吾故择曾胡治心之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据说。蒋介石生平最爱的书是《曾文正公全集丶无论何时总是将此书置于案头油此可见青少年时期所爱之深，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促使他走上习武之途。 1904年蒋介石年满18岁，转入离家较远的宁波箭金学堂读书。这次结髮妻毛福梅随蒋同往宁波，伴读半年。此期间，蒋介石从师于顾清廉，他不仅从顾先生那里学到了深厚的国学知识，而且从那里第一次听说了孙中山的名字，并对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顾清廉以日本明治维新后由弱变强的歷史为据，向学生灌输强兵是富国之本的思想。他说：“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洋留学异邦”。蒋介石由此决定东渡赴日，学习军事。 1906年，蒋介石第一次东渡日本，拟进入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学习陆军。但当时清政府与日本方面有约定：凡中国学生要进入日本军校受训，必有清廷陆军部保荐方可。蒋介石首次赴日本未能如愿以偿，冬季返国。 蒋介石回国后不久，正赶上1907年夏季清政府陆军部属下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在全国各省招考，蒋介石在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一举高中，并于翌年被军校保送去日本留学。 蒋介石到达日本以后，很快便进入振武学校学习，并于1910年毕业。离开振武以后，蒋介石被分配在日本驻新渴县高田市（现上越市）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充当二等兵，以后上升为上等兵，称士官候补生。 蒋介石在日本3年的留学生涯，对其今后一生的影响极大，成为他日后教育部下的资本，也是他蒙受孙中山器重的先决条件。 第99页 蒋介石在日本3年的留学生生涯，除了军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收穫以外，还认识了陈其美。通过陈其美他还加入了同盟会，并结识了孙中山。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今后的仕途发展提供了条件。 蒋介石最初认识陈其美是在1906年他第一次去日本时。陈其美学英士，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生于1878年。其家境贫寒，曾在上海同康泰丝绸栈当助理会计。1906年受蔡元培反清革命演说的鼓动，决计出洋留学并于同年东渡日本，先进入警监学校学习，后转人东斌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期间，陈其美结识了孙中山并深受其影响，其后亦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蒋、陈二人由于志趣相投又是同省乡亲，所以关系非常密切。蒋介石同陈其美一起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并成为陈的得力助手，后经陈其美的着力推荐而受到孙中山的重视。为此蒋介石一生视陈其美为恩人及良师益友。1908年蒋介石再次赴日，由陈其美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湖南、江西、陕西、山西及云南等省随之也相继宣布独立。为配合武昌，当时担任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长的陈其美一面在上海积极筹划武装起义，一面电召蒋介石等同盟会员回国参战。 这一年夏天，蒋介石由日本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託故假归”，在上海参与陈其美密商起义计划，营救被关在牢狱里的同志张恭，计划暗杀出卖了张恭的刘光权、何震夫妇。假期结束蒋介石返回日本。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陈其美再次致电蒋介石等，催其火速回国。蒋介石当即向师团长长冈外史请假回国，长阿外史以“因受陆军省委託管理，不能许可擅自回国”为由加以拒绝。蒋介石转而与联队长飞松宽吾请假，飞松宽吾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准了蒋48个小时的短假，同时获准的还有同盟会员张群等人，飞松宽吾同时告诫蒋介石等：“如果你在48小时内不回队，就作为逃兵处置，由宪兵查缉。” 蒋介石、张群等人由高日乘火车赶到东京，向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了回国的路费，然后乔装改扮，与另外23名留学生一起乘船回国。阴历九月九日蒋介石抵达上海。 蒋介石抵沪后，陈其美派他率领100名“先锋敢死队”队员，迅速奔赴杭州参加起义。 9月中旬两湖起义成功，王金髮、蒋介石、王文清、张伯歧、董梦蛟、孙贯生、蒋着卿等人携带印信、旗帜、手枪、炸弹等到达杭州。蒋介石承担了攻打浙江巡抚衙门的核心战斗并担任炸弹队临时指挥官。战斗进行到15日夜晚，杭州全城被起义军占领，浙江巡抚曾温被活捉。起义军建立了浙江军政府，由汤寿潜为都督。就此，浙江的辛亥革命宣告成功。 杭州光復以后，蒋介石回到上海，继续追随陈其美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沪军都督府成立后陈其美任都督，命蒋介石协助整编革命军潍持上海治安。不久滁其美组建沪军第五团，任命蒋介石为第五团团长，隶属于黄郭的第二师。经过数年的接触，此时陈其美、黄郭、蒋介石三人之间的关系已非同寻常，他们在战斗中结下生死至交。于是也就此时，三人互换兰谱，结为盟兄。这对蒋介石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蒋介石日益受到陈其美的着力培植，开始独挡一面。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宣告中华民国建立。浙江都督汤寿潜调任临时政府交通总长，浙江都督一职出现空缺，许多人诸如上海都督陈其美、苏州都督程德全、镇江都督林述庆、吴淞都督李珳和等，都虎视眈眈窥视着这个位置。恰恰在这个时候，光復会的革命党人和浙江多数革命党人极力推举陶成章继任，尤其是章太炎首先通电推荐。陶成章也因在光復会与同盟会之间的关系上，极力主张“以浙江光復（会）代之为革命正统”的思想，所有这一切在革命党人内部引起了激烈的派系之争。在这种情况下，陈其美一方面为达到个人目的，一方面为抚平派系之争，指使蒋介石刺杀陶成章。蒋介石买通了光復会会员王竹卿，乘陶成章住进上海广慈医院休养之机，将陶枪杀。 陶成章案发后第二天，孙中山从南京致电陈其美，令其“严速究缉，务令兇犯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灵下之愤。”陈其美则悄悄打发蒋介石离开上海，远避日本。 蒋介石此次去日本呆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日期间，蒋介石筹办《军声》杂志。他指出办此杂志的目的是为了“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暗，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缎之计者”。同时发表了《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战后军政之经营》、《巴尔干战局影响中国与列国之外交》、《军政统一问题》等一系列涉及时政的文章。这份杂志只出了4期就因故停办了，蒋介石也由日本返回中国，在老家溪口镇闲居。 1913年3月来教仁被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6月蒋介石来到上海，找到陈其美要求启程赴德国学习军事。当时陈其美正在上海组织举兵准备征讨袁世凯，正需要人帮助，便劝说蒋介石留下来帮他组织武装讨伐袁世凯，孙中山也同意陈其美的主张。蒋介石便留在上海，到袁军第93团去做发动工作，并追随陈其美“躬赴火线，往来指挥”。但是不到一个月，“二次革命”就失败了。 第100页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陈其美跟随孙中山赴日，出国以前他将上海方面的工作交给蒋介石负责。9月1日蒋介石也乘船到达日本的长崎，进入由黄兴开办的设在东京的军事教育机关“浩然庐”学习，此期间他又接受陈其美的指派赴东北活动。 与此同时，远在日本的孙中山为了重整旗鼓，于1914年7月8日在东京重新组建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为总理。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张静江为财政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胡汉民为政治部长，歷时逾年的改组工作终于以中华革命党的正式成立而宣告结束。而蒋介石本人则早在1913年10月29日在上海由陈其美的盟兄张静江作盟誓人，加入了当时尚在改组中的中华革命党，成为在国内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几个人之一。同时给孙中山呈上《上总理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指出“此次欧战时期延长一日，即袁贼之外交势力薄弱一日，范围扩大一步，即吾党之外交关系胜利一步。若吾党不于此袁贼亲西排东之外交失败期间，乘势急进，则时不再来，后悔莫及矣。”此期间，蒋介石在国内与日本之间往返频繁，继续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活动。 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孙中山仍以反袁革命相号召，任命各省的中华革命军司令，派干部深入各省。1915年2月，陈其美由日本返回上海进行反袁活动，蒋介石留在东京处理善后。临别时蒋介石对陈其美表示：“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氏所害，余当为兄之第二化身，以成未竟之志！”这年10月，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 陈其美走马上任后即致电蒋介石，催他火速返回。 蒋介石回到上海以后，在湘沪司令长官总机关工作，与陈其美策划上海起义，并亲自拟订了一个详细的“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且参加了运动肇和舰、袭取应瑞舰，攻夺陆地各官署的军事活动，屡次身陷险境而侥倖逃脱。 陈其美等人在上海的讨袁活动，引起了袁世凯及其爪牙的刻骨仇恨。1916年5月18日，袁世凯设下圈套，以70万重金悬遣刺客李海秋，在住沪日侨山田家中将陈其美暗杀。蒋介石闻噩耗后几不欲生。陈其美一死，蒋介石顿时失去了依靠，孙中山也失去了一个军事上的得力助手。于是，作为陈其美亲信的蒋介石，开始受到孙中山器重。蒋介石也设法全力投靠孙中山，以获取孙中山的信任。 前面我们讲到，早在1910年，蒋介石就在东京认识了孙中山。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最初印象颇好，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而陈其美在以后的日子里，时常在孙中山面前大加赞赏蒋介石，并将蒋介石作为军事人才推荐给孙中山。所以尽管蒋介石与孙中山的直接接触不多，但是由于他的聪明才智和勇敢顽强，到底引起了孙中山对他的重视。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继续高扬民主革命的旗帜，主张武装斗争，但却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所以在以后的十多年的军事斗争中，孙中山採取了联合甲派军事力量打倒乙派军事力量的军事政策，结果到处碰壁。蒋介石正是在这个时候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与提拔。 1917年7月1日张勋復辟。孙中山在上海通电全国，号召全体国民讨伐叛逆，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拉开了序幕。 7月17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广州，发表了护法演说。这时的孙中山，手中没有军队，只能依靠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的力量，在广州建立起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府，并当选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 当时，蒋介石正在上海，听到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并积极准备北伐的消息，精神为之一振，于9月20和10月两次上书孙中山，提出《对北作战计划》和《滇粤两军对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他在上述两文中对当时的时局进行了精闢的分析，并对敌我力量的优劣势态进行了对比，指出了以长江沿岸作为主战地，先克武昌，稳定南京，然后直捣北京的作战方针。蒋介石的这两份作战计划得到了孙中山的重视和赞许。 1918年3月5日蒋介石应孙中山电召，由上海南下广州，参与孙中山的军事活动。先后在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任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第二军前敌总指挥官等职，并拟有《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他参与指挥的大埔攻防战，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部队中深得陈炯明的信任。同年9月18日，蒋介石被任命为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统领1000人马。这个任职意味着，蒋介石从此由“参佐军务”而开始独挡一面了。 就在这个时候，粤军中出现派系之争且愈演愈烈，形成了以陈炯明为首的惠州派、以邓铿为首的粤东派和以许崇智为首的福建派。三派之间相互倾轧句心斗角，军中一片混乱。蒋介石本人虽然不参加任何一派的争斗，但他和陈炯明之间渐生嫌隙，便于1919年9月正式辞去第二支队司令官一职。10月13日蒋介石赴上海拜见孙中山，提出去欧美留学的要求。当时孙中山正在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需要大批得力的干将，便极力挽留蒋介石，蒋答应留下住在上海，时刻准备听从孙中山的召唤。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蒋介石除了潜心读书外，开始涉足于上海的股票交易所并颇有所得。 转眼到了1920年，粤军有了很大的发展，由原来的8000人发展至20000多人，扩编成两个军。 第101页 但是由于粤军派系林立的痼疾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蒋介石到任后一直难以开展工作，于是再次请辞。据统计，从1918年蒋介石在援闽粤军中第一次辞职算起，到1924年4月他正式就任黄埔军校校长的6年间，他辞职復职、復而又辞的次数达十多次。 1920年9月zi日，倍受孙中山器重的朱执信不幸遇难。孙中山写信给蒋介石，信中言说：“执信忽然夭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兄性刚而嫉借过甚，故常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从此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孙中山最为倚重的心腹人物。尽管如此，孙中山仍然并未在国民党内和军队中为蒋介石安排重要的职位。 同年12月，孙中山在广州恢復军政府，并决定西征。在此前后，曾数次电召蒋介石赴粤。1921年1月10日蒋介石在奉化拟就了一份军事意见书邮寄给孙中山，对当时的时局、军事准备、北方出师准备、处置四川、军费预算、军制、外交、筹备兵工厂、修建粤汉铁路等九个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意见。是年的4月8日和21日、7月20日、11月16日和12月17日，孙中山先后数度给蒋介石致电，催其南下，共商西征之事。 1922年3月zi日，粤军参谋长邓铿惨遭暗杀，陈炯明加紧步伐策划谋反。在桂林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力主讨伐陈炯明，巩固广东根据地，再图北伐，而孙中山却寄希望于陈炯明能够悔过自新，主张先行北伐。蒋介石一气之下，返回奉化溪口老家。 6月2日陈炯明阴谋反叛被发现，孙中山紧急电召蒋介石：“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髮，有船即来至盼。” 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乔装打扮，移至永丰舰上。18日，孙中山再次电告蒋介石：“粤局危急盼速来广同时，汪精卫从上海致电蒋介石：“惊悉粤变，尤幸总统无恙。” 蒋介石见电后于当月25日由上海启程直奔广州，29日抵粤即冒险登上永丰舰。见到了孙中山后，孙中山立刻将海上军事指挥权全权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登舰后沉着应战，从容镇定。他的到来给处于危难之中的孙中山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孙中山曾为此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了二万援军。” 吕月9日，孙中山偕蒋介石等离开永丰舰，乘英国“摩汉号”炮舰由广州赴香港。10日转乘“俄罗斯皇后号”邮船赴上海。 从6月15日至8月15日，陈炯明叛乱事件歷时两个月约60余天时间，最终得以圆满解决。在此次平定叛乱的事件中，蒋介石所起的作用的确是至关重要的，由此他亦更加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倚重和信赖。自此以后，中山先生开始重用蒋介石，并将蒋介石喻为“如身之臂，如骖之靳”。 1923年3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广东革命政府大本营参谋长。同年8月，孙中山又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同行成员有张太雷、沈定一和王登云等人。当时，蒋介石一行在苏逗留了3个多月的时间，广泛考察了苏联当时的社会状况；蒋介石还特地了解一下苏联军事组织的情况，并参观了苏联的军校以及相关的武装设施。同时代表团还相继拜会了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托洛茨基等。回国以后，蒋介石将这3个多月行程及考察资料，写成《游俄报告书》，转呈孙中山，并于1924年1月16日亲抵广州，再次向孙中山作了口头报告。这次考察使蒋介石感到俄国人在对待中国国民党的态度上缺乏诚意。这一点，蒋介石在给廖仲恺的信中亦有所论及：“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低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在当时，正值国内第一次国共合作已初露端倪之际。经过辛亥、讨袁和护法之役，使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局势，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革命主义未能施行，革命所以未获最后成功，关键还在于没有一个坚强团结的党和一支党领导下的训练有素且极具战斗力的军队。 于是，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决定建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确定以广州市郊区黄埔长洲岛上的原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旧址为校址，这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黄埔军校。 同年1月24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2月1日復任命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等7人为筹备委员。2月6日在省城南堤2号设立筹备处，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区五部，并推定王柏龄、李济深（由邓演达代）、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为临时主任分部办事。2月吕日蒋介石召开校务筹备会议。两天后开始分配各省区招收学生名额。 1924年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同月9日孙中山特派廖仲恺为陆军军官学校党代表。不久，蒋介石与廖仲恺联名呈请孙中山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王柏龄为军校教授部主任、戴季陶为学校政治部主任、何应钦为军校总教官。后来，军校又增设政治科，孙中山特命邵元沖为政治教官。 第102页 1924年6月16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包括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计499人，连同军校的教职员工近千人出席了开学典礼。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女士亦出席典礼并发表了着名的演说《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 自此以后，黄埔军校发展迅勐。其第一期学员虽只有不足500人，但至1927年3月时，该军校学员就已达12万余人。当时，虽然孙中山先生在世时亲任军校总理，但实际上军校的一切事务统由蒋介石来负责。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北上途中于北京病逝。临终弥留之际，孙中山特意吩咐由廖仲恺、汪精卫和蒋介石三人共同负责其身后事，并安排蒋介石负责军事方面工作。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上层顿失重心，最高权力结构面临重新划分。而当此之际，蒋介石的突出表现即对孙中山的无限崇敬，并藉此标榜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1925年3月30日，蒋介石特作《祭总理文》，文中写道： “弟子蒋中正，致祭于总理孙先生之灵前日：呜唿！山陵其崩乎！三千学子，全军将士，将何所依归託命耶，二十载相从，一朝永诀，谁为为之。……抚今思昔，瞻前顾后，举凡可歌可泣，可悲可伤，心摧肠断之，终身隐痛，其谁与诉？其谁与知？而今而后，岂復有生人之乐趣乎？……今惟有教养学子，训练党军；继续生命，復兴中华以慰在天之灵。” 尽管当时蒋介石表现得哀痛欲绝，但听其言观其行则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在国民党内部就相继发生了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以及“中山舰事件”，及其后的“整理党务案”等等。当时的矛头指向直接对准中国共产党人，对准轰轰烈烈的工农大众革命运动。此后蒋介石便大权在握，得志猖狂。直至1927年4月12日，他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其背叛孙中山先生及其“三民主义”革命理想的狼子野心，就已昭然若揭了。 “四·一二”政变后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便在蒋介石的唆使操纵下正式挂牌亮相。当时，推举国民党右派的着名代表人物胡汉民为南京政府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但实际上胡氏只不过前面立个牌位而已，真正执掌大权的铁腕人物还是蒋介石。1927年5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通过《国民革命军组织大纲》，其中决定组成超然于政府之上的由各部人员参加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并决定该委员会受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全权总揽一切事务。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国史上蒋介石时代的正式开始。 2.孔祥熙卖身投靠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还是在北伐战争进展顺利捷报频传之际，当时正在美国进行考察的孔祥熙看准“升官发财”的绝好时机已到，便于1926年冬天匆忙赶回国内，并迅速投身于当时的国民革命大浪潮中。最初，孔祥熙靠着他出色的理财能力，担任了广东省财政厅长，旋又兼任广东国民政府代财政部长等职，一时总掌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此时，孔祥熙以其“最能把握时机”的敏锐洞察力，开始捕捉孙中山逝世后应该出现的政治新秀，并迅即将目光落到了当时正统率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的总司令蒋介石身上。当然，孔祥熙的这种政治赌博，其最终的押宝决定，也还是孔夫人宋蔼龄作出的。 据说当年孔祥熙夫妇曾就孙中山身后谁为接班人问题，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当时孔祥熙认为：“那不是秃子头上明摆着的事情吗？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不都是先生的副手么。还有那位老资格的张静江，也算一个。”夫人宋蔼龄打住他的话头说：“你的目光短浅了，问题不能只看表面。我看这个事情很复杂，你说得那四个人，我看都未必。” “那依夫人之见呢？”孔祥熙忙问。 “我问你，如今谁在掌握军权？”宋蔼龄故意卖着关子。 孔祥熙当即一怔，搔着头皮半晌答道：“眼下握有军权的人，当然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了。” “正是他呀！”夫人宋蔼龄终于为丈夫的聪明惹出笑脸，“蒋介石这个人你可千万不能小看。他作事圆滑，上海青红帮那里又有一定的势力，眼下又军权在握。我看他这个人野心不小。恐怕最后最有实力接中山先生班的人，也就是他蒋介石了。” 孔祥熙听完再一琢磨，不禁也会心地笑了：“倒不是没有想到他，只是总觉得在党内老资格人物面前，他还有些嫩。不过眼下经夫人一提醒，我倒真觉得此事八九不离十了呢。” 但当时宋蔼龄尚有些发愁的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门路靠上蒋介石。幸而后来，蒋介石死追宋美龄，才给了宋蔼龄和孔祥熙两口子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再说蒋介石此时，正值年富力强之际。此前他已在孙中山先生在世时，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深获孙中山的信任和倚重，并荣登了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宝座。然而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尽管已然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了，他的政治野心却并未因此得到满足或者遏止。恰恰相反，尤其是当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对政治权力的追求，一下便膨胀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自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之日起，蒋介石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注重对自己队伍的培养了。首先，他在黄埔军校中物色了一大批亲信。于是这些人就成为他日后从事反革命政变的资本。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布置他的嫡系部队进兵东南各省，趁革命形势高涨和敌人内部激烈分化的时机，他收编了大量的军阀部队，扩大自己的武装近20万人。 第103页 1926年冬天，蒋介石到达南昌后，这里旋即成了拍卖革命的交易所。当时各派云集南昌活动，有亲美派政客王正廷、亲日派政客且同北洋军阀有密切关系的政界要员黄郭、张群等人，一时都成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座上客。美、英帝国主义联合起来，派它们的大买办虞洽卿到南昌和蒋介石谈判，以“反共灭共”为条件，允诺蒋到南京后援助蒋6000万元的巨款作军晌。于是，蒋介石于1926年12月21日在南昌向外国记者公开发表谈话，对“美国表示友谊”并要求美国给予援助。与此同时，日本也派遣大佐永见俊德、松室孝良到南昌与蒋介石密谈。其后1927年2月戴季陶和吴铁城二次被派往日本，与日本进行接洽，表示“中国人民永不反日。”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加紧勾结的同时，蒋介石与奉系军阀之间的信使往来更加频繁。1927年1月27日，日本电通杜东京电中说：“中国南北妥协的机运，渐呈浓厚之状，双方常有代表往来，结局或将稳健的孙文主义，实现大团结”。 两湖江西之役以后，革命势力已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并继续向黄河流域发展，武汉已成为革命的中心。为了进一步将革命形势推向新的高潮，加上两湖初下人心未定，急需政府坐镇领导以巩固胜利，安定民心。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接着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上。 在迁移过程中，由第一批到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会议，代行最高职权。就在第二批从广州北上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后，原先贊成迁都武汉的蒋介石突然变卦，提出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留设南昌，并提出于1927年3月1日在南昌召开三中全会。 蒋介石的建议立即遭到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反对，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定都武汉。 同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举行了正式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统一革命势力决定议案》、《总政治部组织大纲》、《对人民宣言》《对农民宣言》、《对农民问题案》、《国民革命总司令条例》等一系列决议和宣言。 会议坚持了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特别是支持了正在蓬勃发展起来的工农运动，尤其是湘、鄂、赣三省的农民运动。会议提高了党权，限制并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规定了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之最高军事行动机关，它的一切决议、措施须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能生效。总司令要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高级军官任免及作战动员令等，亦须经军委会决议并提交中执委通过然后再交总司令执行；而中执委常委会採取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这实际上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权力。大会给蒋介石以纪律制裁，免去了蒋介石、丁惟汾、陈果夫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的职务，并产生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武汉国民政府，但大会保留了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 同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部长。 可以说也从这时起，孔祥熙的立场就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 自北伐军占领武汉、南昌等南方大都市以后，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各省的工农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到1927年2月一3月间，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20万增加到200万，并且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工会组织，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初步建立了自己阶级的武装。各地工人阶级积极配合北伐军，参加当地的解放斗争。其中仅上海的工人阶级就为解放上海，从1926年至1927年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谱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光辉的篇章。 随着城市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农村的农民也积极行动起来。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于1926年11月从广州到上海担任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负责工作。全国性的农民运动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份迅速全国展开。 北伐战争的胜利以及全国工农运动的高涨，不仅使吴佩孚孙传芳等反动军阀纷纷溃败，而且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于是，它们一方面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一方面迅速寻找新的代理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帝国主义及其军阀走狗们把目光集中在蒋介石身上。 蒋从南昌到安庆，他一路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随后直奔南京、上海，准备执行更大的反革命叛变计划。 1927年4月1日，因与蒋介石有嫌隙而辞职赴法的汪精卫，由国外回到上海。当即由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出面，邀请汪精卫下榻位于西爱威斯路的孔氏公馆。 当晚孔祥熙夫妇又在其寓所宴请汪精卫与蒋介石，以促成汪蒋会晤，“商谈合作”。蒋介石希望汪精卫能够留在上海参加他的所谓“清党活动”，汪精卫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应该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解决”。并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决定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来解决“党事纠纷”问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第104页 汪精卫回到武汉以后，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身份出现，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同年4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公开斥责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罪行，并开除其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 于是，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另一个蒋记国民政府。至此，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占据了闽、浙两省全部和江苏、安徽两省的江南部分。 1927年4月22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共计见人联名讨蒋，武汉与南京之间形成对峙局面。随后双方一齐开始争夺拥有重兵的冯玉祥，而冯玉祥本人对武汉、南京的两个国民政府均採取接纳的态度。 在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对峙期间，孔祥熙竭力为蒋介石奔走效力。初夏的5－6月间，正值北方热浪袭人。孔祥熙冒着酷暑，不辞辛劳地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帮助蒋介石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希望他们能够支持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 1927年6月20日-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李宗仁、吴稚晖、胡汉民、张静江等在徐州举行特别会议，会商“分共”与宁汉合作问题。会议决定由冯玉祥通电武汉，并在电文中将武汉国民政府称为伪政府。当即冯玉祥致电汪精卫、谭延阁等人，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国民无一安宁”。冯还敦促武汉方面“设法使鲍（罗廷）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暂资休息之外，余均可合二为一”。宁汉双方“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最后冯玉祥希望武汉方面“速决大计，早日实行”。 至此，在孔祥熙的通力协作下，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首功告成。 南京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将武汉政府司法、交通、财政部部长徐谦、孙科、宋子文等人一律免职，并责令其他各部部长应即表明立场。 同年4月20日，蒋介石命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当时担任武汉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正在上海。面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强大压力，宋子文陷于极度恐慌之中。 适时，武汉国民政府不断派人来沪，促使宋子文回武汉。而南京方面则通过孔祥熙、宋蔼龄夫妇不断地给宋子文施加压力。宋子文每次去西爱成斯路孔宅时，都会陷人孔氏夫妇的“围剿”之中。最后不得已，宋子文躲入了莫里哀路宋庆龄的空房内，不想却又受到青红帮的监视。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宋子文的立场开始动摇了。 经过一番权衡利弊之后，宋子文决定留在上海，开始倒向蒋介石一边，同意参加“宁汉合作”的活动。 1927年7月12日，宋子文带着蒋介石交予的使命回到了武汉，要求武汉国民政府的要员们抛开共产党和鲍罗廷，并同南京方面合作。宋子文同样将这一要求转达经宋庆龄，并声称这是他们的母亲、宋蔼龄及孔祥熙的意思。但当即遭到了宋庆龄的严辞拒绝。 就在此时，武汉政府汪精卫等人却同意了蒋的要求，并由宋子文密电孔祥熙。宋在密电中详细说明了汪精卫提出的几点保全面子的办法。孔祥熙将电文转给了蒋介石，蒋命孔祥熙于13日回电宋子文日：“告诉卖主，商人同意按所索取的要价支付。他希望再商定日期交货。”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了“分共会议”，宣布正式和共产党决裂，并提出了“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血腥口号。顷刻之间，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死在反革命的屠刀之下。 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失败了。 但其后不久，国民党内部即发生新的勾心斗角。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旋又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同年9月28日，蒋介石东渡日本，随行有亲日派人物张群等人。 当彼之际，孔祥熙又开始四处奔波，各方为蒋说项。他“团结各忠实同志，苦心疏解，歷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并与冯玉祥通电，唿吁国民党内部要以“精诚团结，共同合作”为主，孔祥熙的这一唿吁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群起响应，一时间请求蒋介石回京復职的唿声愈来愈高。同年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1928年1月，蒋介石再次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次月蒋又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重新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全。 在这场南京、武汉势力的角逐争斗中，孔祥熙竭尽所能效忠于蒋介石，并多方为其奔走和周旋。终于，他以其尽心竭力的“忠诚”和办事的委婉温厚，博得了蒋介石的赏识和重用。 3.宁汉合流的骯脏内慕 孙中山逝世后，孔祥熙又回到了中俄会议督办公署。此时，身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棋瑞仍想欺骗人民，便组织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想以此选举他为正式总统，从而巩固北洋军阀的统治。不久，孔祥熙觉得在“中俄会议”中无事可做，便于1926年初离开北京，飞到美国进行了大半年的考察。 这时，中国的政局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可以说中国正处在又一次大革命的前夜。从形式上看，中国同时存在着两个政府，一个是以段棋瑞为代表并被各国列强承认的在北京的反动政府，一个是在广州的由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组成的代表新兴阶级的革命政府。在这两个政府内部，又充满着各种矛盾、各种派系的争夺和斗争。 第105页 1925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由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制，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同年10月，国民政府领导的革命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进行了第二次东征，全歼了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残部，实现了两广统一，为北伐奠定了基础。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10万人在广州誓师北伐。此次北伐共8个军，分三路向湖南、江西和福建进军。北伐开始后，捷报频传，在两湖战场击溃吴佩孚主力并在江西重创孙传芳。一时间，北洋军阀节节败退，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就在这时，孔祥熙由美国回到了广州，就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同时兼任广东国民政府代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 1927年1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同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长。但当时孔祥熙并没到武汉就职，在广州等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回上海找他的夫人宋蔼龄去了。 当时全国的形势已日渐明朗，国民革命军顺应民心民意，所向披靡。而北洋军阀失道寡助，节节败退，统一中国已然是早晚的事情。国民革命军在控制了南方数省、特别是浙江、上海后却停止了北伐。当时，蒋介石并非不想消灭段棋瑞，而是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裳，亦即不愿在汪精卫手下当个二把手。在没和汪精卫摊牌之前，在没有按他的意志统一国民党之前，在没有绝对控制全部军权之前，他决定不再向北出动一兵一卒。蒋介石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的裂痕，顿时公开化了。 1927年3月末，蒋介石到了上海。他随即便到了那座极为豪华的西爱威斯路宋氏家族的住宅拜访了孔祥熙夫妇，希望孔氏夫妇能支持他。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孔祥熙面临着选择。 国民党原本就是一个松散的政治组织。1913年宋教仁将其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党后不久，便被袁世凯暗杀。1924年孙中山下决心重组国民党，实行新的“三大政策”。但不幸于1925年孙中山也病逝北京。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被公认为接班人，但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右派和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左派的矛盾日趋激化，后终于酿成于1926年的廖仲恺被暗杀。 蒋介石借北伐和廖被暗杀而地位迅速上升，但当时他尚并不是公认的领袖和“合法”选出的主席，而汪精卫却是。当时从名义上和形式上，汪精卫代表着国民党和原来的广州革命政府；再则汪精卫也拥有一部分军队，特别是当时由苏联影响控制的共产党和在北伐中膨胀的桂系军队都支持汪精卫。 蒋介石虽然由北伐捞到了政治资本，拥有几十万大军但毕竟势单力薄且名不正言不顺。 孔祥熙追随孙中山多年，和宋蔼龄结婚后又一直效力于国民党的民主革命，看到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状况，不禁忧心忡忡，此时，蒋介石的拜访更使他对未来感到迷茫。 但宋蔼龄却当即态度鲜明。她在蒋介石走后劝孔祥熙承认蒋介石是很有潜力的政治领袖，况且当时蒋介石正在和宋美龄热恋。只要蒋宋联姻，蒋家的军队和宋家的金钱联合起来，就能形成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集团。当时宋蔼龄认为，当前的当务之急是说服汪精卫同蒋介石联手，并认为他们的矛盾再大也没有和张作霖的大，他们的矛盾再深也没有和孙传芳深。只要蒋汪携手北伐，国民革命大业即可告成。 孔祥熙以前对蒋介石的印象并不好，他有一个基本的信条，就是中国必须由受过高等教育、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来治理、来统治。可这许多年来，他目睹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状况，深感军队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而军人一般都缺少现代的民主思想。军队要打仗，就要讲纪律、讲服从、讲统一意志，而这样的土壤必然培育出独裁而不是民主的种子。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当时，人们都已逐渐看出了他独裁武断的本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如果不独裁武断，他怎能统帅一支几十万人的军队？宋蔼龄说，他们将来可以在政府里影响甚至控制蒋介石，当然这恐怕是幻想，因为蒋介石需要的是奴隶和工具……但汪精卫行吗，他更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靠一次所谓的“谋杀”大捞了政治资本，靠一支笔写了几篇文章倾倒了一部分青年，靠察言观色和伶俐的口齿赢得了孙中山的信赖。可这样的人能成为党的领袖吗？缺少大气魄，缺少大胸怀，缺少决断的能力和敢于承担后果的勇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汪精卫没有受过西方教育，不会讲英文。在北京孙中山身边工作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孔祥熙虽然觉得汪精卫有几分才气，但绝对缺少共同语言。孔祥熙还觉得汪精卫这个人很虚伪，有时又很傲慢，但汪毕竟是国民党全国代表正式选举出来的主席呀。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在紧要关头的确就只有这几步。孔祥熙当时已经47岁，已走过了人生道路的一多半，所以他不愿再拿自己的后半生去做赌注、去冒险。 但宋蔼龄和孔祥熙的性格完全不同。孔祥熙喜欢静，她喜欢动；孔祥熙喜欢稳，她喜欢“乱”；孔祥熙不愿冒险，而她最喜欢探险和下赌注。在1927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宋蔼龄如鱼得水似地成了一个人物。自从跟随孙中山以来，她还从没有找到现在的这种感觉。当时，她正在进行着一桩足以影响中国命运的“事业”，即促成蒋宋联姻。当然，对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关系，她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于是孔氏夫妇，一个开始积极为宁汉合流斡旋，一个开始为蒋介石宋美龄牵媒拉线。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最终都成了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帮凶和重臣，并且也为他们自己的歷史填写了不那么光彩的一笔。 第106页 1927年4月，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为了缓和蒋、汪之间的矛盾，维护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孔祥熙和宋蔼龄在其寓所设宴请蒋介石、汪精卫同时出席。 那天，蒋介石、汪精卫果然应邀赴宴。一方面是孔祥熙、宋蔼龄的面子他们谁也不好驳，二来蒋、汪也确有共同利益，“国民革命”尚未成功，他们暂时还谁也离不开谁。蒋介石需要汪精卫在政治上和舆论上的支持，汪精卫需要蒋介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力量。但他们既相互需要，又各怀鬼胎，各有各的打算。特别是蒋介石，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心眼儿里反对。他到苏联考察，对那里没留下什么好印象。无奈那时羽翼未满，需要仰仗孙中山的威望。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的反动本性日益暴露，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在控制了江浙一带后，他决心依靠上海的青红帮和江浙一带的财阀，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但他希望得到汪精卫的支持，这样在名声上要好听得多。不过他在反对共产党上却决不妥协，如果汪精卫要继续保持有苏联顾问鲍罗廷参加、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武汉国民政府，他宁可摊牌一决雌雄。 当天晚上在孔祥熙、宋蔼龄的宴会上，蒋、汪二人表面上谈笑风声，孔床二人也频频夹菜敬酒，活跃气氛。酒过三巡后，蒋介石终于谈到了正题，希望汪精卫留在上海帮助“清党”；并说共产党建立苏俄之目的和国民党倡导的三民主义是南辕北辙，如不进行“清党”而继续北伐，必然养虎成患。等共产党在北伐中翅膀硬了，他们就会来革我们的命，杀我们的头。 汪精卫则认为蒋介石危言耸听，共产党不过屈屈十几万党员，根本构不成对国民政府的威胁，他甚至怀疑恐怕是蒋介石想假借“清党”排除异己，实行军事独裁併篡夺国民革命成果。于是汪精卫对蒋介石说：“实行‘清党’事关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解决。” 当时闻听汪精卫如此说，蒋介石不禁暗自骂道：这书呆子！等你讨论明白的时候，人家早跑得跑，藏的藏了，你还能清着谁？ 但蒋介石就是蒋介石。也许从那一刻起，他就暗下了要实行反革命政变的决心，要取汪精卫而代之的决心。但在表面上，为了稳住汪精卫稳住共产党，他旋即在上海公开发表了一个“拥汪通电”。同年4月4日，也就是蒋介石发表“拥汪通电”的第二天，汪精卫在上海也发表通电，声称他与蒋介石、张静江及各军事领袖举行了重要会议，决定一致合作；由汪復职，处理内政外交重大事宜，并要求各团体行动应趋正轨，不合正轨者应加以纠正。 随后，汪精卫秘密离开上海，乘船逆江而上直赴汉口。 汪精卫是带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上海的我们不得而知，他对蒋介石的承诺有几分信任也值得多问几个为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对当时国民党最高层的劲敌在孔祥熙和宋蔼龄那里都找到了一种感觉，一种把他们维繫在一起的歷史的、感情的和政治的渊源和利益，使他们觉得至少在目前，他们的共同点多于不同点。 果然，汪精卫走后不到一个星期，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为了巩固自己窃取的北伐革命的成果，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 1927年4月is日，蒋介石竟不顾众多人的反对，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并在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典礼，似乎故意向在汉口的汪精卫示威。 汪精卫也迅速作出反应。他回汉口后即被任命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于是，汪精卫于4月18日召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会议，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各种职务。几天后，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计40余人联名声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 蒋介石和汪精卫最后摊牌了。如果说，中山舰事件只是蒋汪斗法的序幕，那么蒋置汪精卫和武汉国民政府而不顾，擅自在南京成立以自己为首的新政府，则是这齣戏的高潮。这不是以平等为基础的谈判，而是以武力为基础的要挟。你汪精卫和武汉政府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反正我就这么干了。 蒋介石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承分裂国民政府的恶名，是有原因的。他已经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他已经掌握了当时中国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军队，他所“领导”的北伐受到了各阶层广泛的支持。当时，江南各有势力的财团纷纷向他靠拢，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也向他伸出橄榄枝。蒋介石明白，如果他想在上海、南京站住脚，他想把上海、南京做为自己的根据地，就必须取得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承认，就必须代表上海、南京大资产阶级和诸如青红帮之类的势力的集团的利益。要想取得这些人的支持和承认，就必须同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决裂，同共产国际决裂，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决裂。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和凶毒于此可见一斑。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在宁汉对立、蒋汪对立的情形下，孔祥熙为什么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孔祥熙受的西方教育，和宋蔼龄都是基督徒，对苏俄有着本能的反感。宋蔼龄的父亲从传教发展成为一个买办资本家，和共产党宣传的阶级斗争又格格不人。所以他们认为，只有蒋介石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站在蒋介石一边比站在汪精卫一边有更多的好处。 第107页 蒋介石在南京擅自成立政府后，国民党内也顿时分为两大派系。并且由此在宋氏家族中也分为两派：宋蔼龄、宋美龄和孔祥熙同情蒋介石；宋子文、宋庆龄则反对蒋介石，同情汪精卫。为此，孔祥熙和宋蔼龄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服宋子文投靠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老实说，宋家对蒋介石的印象并不好。特别是宋子文，根本看不上蒋介石--没受过教育，没有文化，在上海滩不过是个靠着青帮势力的混混儿，而后靠着曲意迎奉孙中山和一点点手腕，居然爬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位置。即使如此，宋子文还是看不上蒋介石和他的那些所谓军队，认为那不过是一帮没有纪律的乌合之众。所以，他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财政部长，就开始努力为武汉政府工作，认为那是合法的革命政府，是代表他希望的政府。1927年4月初，宋子文曾到上海，力图勾通上海金融界、商业界和武汉政府的关系，像当年他父亲支持孙中山的同盟会一样支持现在的汪精卫政府。但上海金融界更看好的是蒋介石，认为蒋氏拥有军权，而且又在上海附近驻军。他们想把钱借给蒋介石，当时宋子文劝阻未果，便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从中阻止。蒋介石得知后针锋相对，他不同宋子文商量，派了自己政府的财政官员到处筹款，并派人查封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 宋子文回到在上海的家中，大骂蒋介石是个流氓，但却没有得到家人的响应。此时，孔祥熙、宋蔼龄积极投靠蒋介石的立场已经明朗，宋蔼龄还在积极促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当然，宋蔼龄也没忘记宋子文。这个宋家的长女，在父亲去世以后，就一直想为重振宋家的势力而绞尽脑汁。她是最早看出蒋宋联姻会给中国带来什么的人。于是，她不但不随着宋子文骂蒋介石，反而劝宋子文到南京政府任职。 “什么？叫我到南京任职？”宋子文听到姐姐的话后顿时把眼睛瞪得熘圆。 “对。汪精卫没有军权，成不了大事。当今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国民党完成统一大业。”宋蔼龄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蒋介石是个独夫党贼。他视党纪国法为儿戏，自恃手里掌握兵权，就公然和大多数人做对，这和袁世凯当年威逼孙中山下野有什么两样？”宋子文仍不依不饶。 “子文，”宋蔼龄继续劝说道：“这完全是两码事，袁世凯是想復辟封建王朝，蒋介石则是想北伐。” 见宋子文想不通，宋蔼龄又换了一种口气说：“子文，你好好想想，苏俄支持共产党北伐，目的是什么？他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完了帝国主义就要来打我们。汪精卫靠他们能靠得住吗？再看看李宗仁、白崇禧，完全像是土匪一样，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国家将来能靠他们吗？不错，现在是群雄逐鹿，各霸一方，但战国最后为什么被秦始皇统一？蒋介石现握有50万北伐军，谁人能比。更主要的是，蒋介石崇敬欧美文化，并正在想方设法和欧美国家打通关系，对咱们宋家也极为看中。那天他亲口对我允诺，你若能到南京，他就任命你为财政部长，让咱们宋家主宰财政大权。中国有句老话你不是不知，‘良臣择主而仕’，只要咱们宋家能和蒋结上亲，这将来的天下……” 宋子文听了姐姐的这一番宏论，虽不能完全同意，但也确实打动了他。特别是共产党要革资产阶级命和苏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他觉得有些道理。苏俄目前支持国民党，无非是想借国民党之力打击欧美在中国的势力。如果欧美在中国不支持军阀而支持我们，那苏俄还会支持国民党吗？但蒋介石这个独夫也太嚣张了一点，刚刚有了点权力就忘了自己是老几。想当初来家支持孙中山闹革命闯天下时，你蒋介石不过是一个一名不文的小卒子，现在竟敢封了我在上海的办事处！即使让蒋介石的政府合法化也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不然他大权独揽，指不定要干出什么倒行逆施的恶事来呢！ 就这样，在孔祥熙和宋蔼龄反覆劝说下，宋子文终于明白汪精卫绝不是能成大器之人。不管蒋将来能不能成功，应先到上海。当务之急是利用蒋的军事力量保护住家业。上海、南京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是外国列强投资最多的地方。保住上海就保了天下，失了上海就失了天下。宋家应团结一致，用自己的影响力，最大限度地影响和说服蒋介石继续北伐，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愿。 终于，宋子文答应了以宋蔼龄为首的家族亲蒋势力，参加“宁汉合作”的活动，并去武汉充当说客，说服那边的人同南京合作。 1927年7月20日，宋子文抵达武汉，带来了蒋介石的要求，他对汪精卫说，蒋介石并不是想取你而代之，只是希望你能立即抛开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同南京联合，组成新的国民政府。 汪精卫也开始琢磨了。蒋介石是铁了心反共了，如果再和共产党合作，就必然要和蒋介石成为对立面。只是，我汪精卫如果也反对共产党，蒋介石能使我得到什么呢？…… 宋子文在当晚还找到宋庆龄。他向宋庆龄转答了母亲、宋蔼龄、宋美龄及孔祥熙等人的“问候”和劝告。但和汪精卫不同，宋庆龄当时就坚决拒绝了宋子文的要求，她表示决不同蒋介石合作，决不到蒋介石的政府里任职。 第108页 正像孔祥熙来蔼龄和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声称把蒋介石开除党职的汪精卫不过是个懦夫，为保全自己的地位哪里会坚持什么原则。原来的剑拔弩张就像是一场戏，下了台卸了装他和蒋介石又成了朋友。汪精卫妥协了。他提出了几条保全面子的办法，无非是文字游戏，无非是为了他个人能重享荣华富贵。对蒋介石而言，这几条可以说是在乞求了。 据说，当时汪精卫的条件是：南京政府必须重新选举，并由武汉政府提出迁都南京。在新政府中，蒋介石掌握军权，而汪本人则应掌党政大权。 汪精卫立场变化之快令人咂舌，宋子文到武汉后的第二天，汪氏便同南京蒋介石达成了协议。难怪抗战爆发不久，汪精卫便很快地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当然这是后话了。 对汪精卫的这些条件，蒋介石喜不胜收。这实际等于承认了他的先斩后奏，承认了他在国民党中的权威，承认了他有主宰中国政局的力量。南京和上海当时已成为蒋的势力范围，你汪精卫到了南京，就好比是到了如来佛的手掌心，即使是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又能怎样？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并大肆诬衊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是“暴徒”。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个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大规模地逮捕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使中国革命再次受到了重大损失。 孔祥熙及其夫人宋蔼龄则在促使“宁汉合流”中，在争取说服冯玉祥的过程中，均有上乘表演。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因“北京政变”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待北伐开始时，冯已号称50万军队（实际只有30万），是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争取的一支力量。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并且宁汉对立公开化后，冯玉祥表示，对蒋江双方都没有厚薄之见，一视同仁。而且在宁、汉两个政府中，他都派了代表，两个政府给予他的任命和军费，他也都照收不误。 1927年6月，冯玉祥约汪精卫到郑州会谈。汪精卫企图说服冯玉祥反蒋，并列举了蒋介石的种种恶行。冯玉祥当然知道蒋介石的为人，但对汪精卫也没什么好印象。他崇拜的是孙中山和廖仲恺，可惜他们都已逝世。因此，对汪的劝说，冯玉祥的回答只是希望江蒋二人能以国民革命大业为重，继续北伐，停止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争。汪精卫为了表示对冯玉祥的信任，以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他，冯玉祥做为答谢，亦表示他的军队今后完全拥护武汉政府的一切命令和决议。 冯玉祥的这，着令蒋介石寝食不安。蒋介石最看中的是军力，如果冯玉祥的这30万大军真跟他较上劲，他蒋介石还真做难。且不说这仗能否打胜，要是段棋瑞再和冯玉祥挂上钩，他蒋介石不就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当时蒋介石急在眉头，孔祥熙急在心头。他找到蒋介石说，他和冯玉祥曾有过交情，能说上话，愿前往冯处游说。此外，他觉得冯玉祥未必就真会听汪精卫的指挥和蒋作对，冯无非是觉得形势不明朗，想看一看然后再做决定。 孔祥熙和蒋介石秘密商讨后，便赴河南去见冯玉祥。几年前，孙中山得到冯玉祥有革命倾向，曾派孔祥熙前去联络，当时二人谈得十分投机。所以这次孔祥熙来，冯玉祥自然欢迎，以礼相待。孔祥熙虽不擅言辞，但对大是大非倒也说得明白。他给冯玉祥分析当今天下之事，指出只有国民党能得人心得天下。各派军阀虽雄踞一方，但思想保守，利益冲突；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就像战国七雄战到最后终究要被消取。而在国民党中，惟有蒋介石能得天下。孔祥熙向冯玉祥分析了当时蒋已占尽的天时地利，汪精卫只是徒有其表。只有压汪和蒋联合，才是当务之急。而宁汉一旦合解，则国民革命大事告成。 在孔祥熙的撮合下，蒋介石、李宗仁等和冯玉祥于当年6月20日举行了着名的徐州会议。会议就反共问题达成共识，冯玉祥亦表示要支持蒋介石代表的南京政府。 同月zi日冯玉祥向武汉汪精卫发电报，电报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冯玉祥还在电报中提出应让鲍罗廷回国，并督促汪精卫尽快与蒋介石谈判沟通。 冯玉样的电报正中蒋介石和孔祥熙下怀。蒋介石当即表示拨赠军费50万元给冯玉祥以资鼓励，还表示从这一年的7月起每月拨给冯玉祥军晌250万，顿使冯受宠若惊。 由于孔祥熙等人的斡旋，宁汉双方开始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实现妥协，双方的对抗暂时出现缓和。 但一波未平又起一浪。1928年8月13日，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旋即又于9月28日同张群等人东渡日本，暂时远离了国内政治漩涡。原来汪精卫同意反共后，蒋介石（代表南京）、汪精卫（代表武汉）和李宗仁（代表桂系，当时桂系在蒋北伐后已在南方迅速扩展了势力）在上海会谈，正式组成了“特别委员会”以接管国民党政权。汪精卫未能在“特别委员会”中掌握实权，就又重回到武汉，勾结军阀唐生智反对特别委员会。李宗仁也藉机“逼宫”，要挟蒋介石要么交出兵权，要么出兵消灭汪精卫和唐生智。蒋介石一看事情不妙，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硬把个烂摊子甩给李宗仁。 第109页 同年10月下旬，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宁方（蒋介石未曾料到的半路杀出的一匹黑马）下令讨伐唐生智，宁汉双方再次开战。不过上次是唇枪舌剑，纸上交锋；这次则是真枪实弹、血流成河的较量了。 此时的孔祥熙，又开始了四处奔波。他穿梭于宁汉之间，希望双方停止战斗，又西去太原老家说服阎锡山和冯玉祥不要参与李宗仁与唐生智的纠纷；他已汇同各方联合发出通电，希望双方息事宁人，并希望蒋介石速回南京復职。 1927年10月，唐生智军大败，李宗仁虽胜犹败，因为他得罪了太多的人。 这一年的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抵沪后即拍电报给汪精卫，希望与他到上海共商党务。于是汪精卫和蒋介石在上海相见，原来的深仇大恨已被桂系的干扰驱散。他们达成共识，由蒋出任总司令，由江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以便共同对付桂系。 但时隔不久，国民党内就有人对汪精卫进行弹劾，说汪是变化无常的势利小人，不能一心为公而只想个人争名夺利，一旦当不上主席就去勾结旧军阀反对革命，这种人还有什么资格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无奈只好再度出访法国，以求暂避锋芒。于是，蒋介石重新成了核心人物。1928年1月，蒋介石復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又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重新控制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 这段歷史给史学家们留下了不尽的课题。孔祥熙自不必说，在“四·一二”政变前后，在宁汉双方明争暗斗中，他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为蒋介石充当说客，为协调蒋汪之间的矛盾可谓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但当时在中国颇具实力的几派中，蒋、冯、阎及桂系的表演却如同走马灯一般，转换变化之快令人咋舌。宁汉又合又斗，冯玉祥则坐山观虎斗，桂系更真刀实枪……蒋介石重掌国民党大权后，这四派又突然联合在一起继续北伐，以共同对付占据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被逐出北京不久，蒋介石终于完成了所谓的“统一”大业。但时隔不久，共同北伐的盟友之间又爆发了战争，原来在北伐战争中桂系基本控制了平津和两湖地区，对蒋介石构成了“威胁”。于是蒋介石又对桂系开战，冯玉祥亦又由拥蒋变为反蒋。 1929年6月，桂系黄绍闽、白崇禧兵败后，逃往香港。 后来，蒋介石对孔祥熙和宋蔼龄自是“知恩必报”。1928年蒋介石重掌国民党军政大权后，就任命孔祥熙为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并推选其为国民政府委员；宋子文亦被蒋介石任命为财政部长。当时，还有陈果夫被任命为组织部长等。届此，可以说“四大家族”初具模样了。 1929年3月，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经蒋介石安排，孔祥熙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将工商和农矿两部合併为实业部，孔祥熙出任实业部长。 1933年蒋介石和宋子文因财政预算撕破脸后，孔祥熙又接替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从此开始主掌国民党财经大权达11年之久，成为其后11年中国民党最高决策层的核心人物之一。 可以说，1927年对孔祥熙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时期，一个人生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当时，他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心投靠蒋介石，并在蒋介石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和宋蔼龄全力以赴地帮蒋渡过难关，进而赢得了蒋介石的信赖。如此一来，便为他在后来尤其是抗战时期爬上国民党政治经济权力的巅峰，奠定了基础。 4.蒋宋联姻 1927年可以说是蒋介石最风光的一年，这年他刚满40岁，北伐大出了风头，和汪精卫的争斗中亦占了上风，并看到了自己政治上的光明前途。更重要的是，他娶了自己梦想许久的新夫人宋美龄。而促成蒋宋联姻的最大“功臣”，就是宋蔼龄和孔祥熙。 1922年，蒋介石在孙中山家里第一次见到宋美龄。那天宋美龄本是看望姐姐宋庆龄的，不料恰巧遇到也在那是的蒋介石。世界上最说不清的也许就是婚姻，宋美龄1917年由美国乔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回国前，在美国遇到了英俊潇洒的留学生刘纪文。二人一见钟情，并且一直把恋情保持到同蒋介石结婚前。一般认为，宋美龄对刘纪文是真心实意的，刘纪文也是如此，但他们为什么没能结婚呢？ 关键还在宋美龄。一是她不想过早地结婚，让家庭的羁绊妨碍自己自由的生活；二是她虽然钟情刘纪文，但并不认为他就是理想的丈夫。他只是个理想的情人。宋美龄曾不只一次对宋蔼龄说，她爱他，但不想嫁给他。当年的宋美龄风姿绰约，儒雅秀丽，精通几国语言，又善于交际，早已成为上海乃至江南红得发紫的“明星”，崇拜者无以计数。宋家也一直在为她物色一个才貌双全、权高势大的如意郎君。可这谈何容易。歷数上海滩的大亨大腕，哪个没有三妃六妾，哪个不是抬花惹草，叫宋美龄嫁给他们怎能放心？再看那些军阀虽威震一方，但举止粗鲁庸俗，美龄又怎能看得上？ 这次巧遇蒋介石，二人四目相对，不禁心动怦然。蒋介石那时虽还未成大气，但他初得孙中山信任，人又长得仪表堂堂，言谈举止颇见风度，宋美龄心底盪起了春波。那蒋介石早闻宋家三小姐才貌出众，是一绝色佳人，今日相见，果然名不虚传。于是想占有美龄的欲望和意念便像钉子钉在了他的脑子里，越钉越深，怎么也赶不走了。 第110页 蒋介石虽然对宋美龄有意，但毕竟没傻到立即表白的程度。他有自知之明，知道以当时的身份前去求婚求爱，必遭冷遇。自古美人爱英雄，只要自己卧薪尝胆，紧跟孙中山则必有出人头地之时。到时天下美女尽可选择，何愁一个美龄？再则，蒋介石当时还正恋着陈洁如，恋得如痴如狂。宋美龄再美，还是水中月镜中花，而陈清如却是活生生的伸手可得的美女。 但到了1927年，情况就不同了。蒋介石已成为北伐军的总司令，成为北伐成功的“英雄”，成为国民党最有希望的新领袖。以这样的身份去向宋美龄求婚，不能不说是郎才女貌了吧。再则，宋美龄已年近30。俗话讲：“男过三十一枝花，女过三十豆腐渣”，宋美龄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恐怕也会是“一失足而千古恨”的。 当然，促使蒋介石正式向宋美龄求婚的深层原因，远不仅仅是渴望对宋美龄肉慾的占有，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宋家在上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宋家和美英等国的上层和实力人物有着密切的交往，宋家和两广乃至东南亚的资深商家有着广泛的联繫。宋蔼龄曾为孙中山的秘书，掌握着许多孙中山的秘密和关系，宋庆龄是孙中山的正式夫人，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和宋家联姻，就能取得宋家的支持，就能使他在和汪精卫、李宗仁的争夺中多一个决定性的砝码，可谓一箭双鵰。 上海的四月正春意盎然，河边的柳枝吐出了嫩芽，田野里一片片黄灿灿的油菜花，雪白的玉兰花挂满了枝头，天空也是瓦蓝瓦蓝的，偶尔飘过团团的雾。 一天，蒋介石托他的好友张静江来到宋家，正式向宋美龄提出求婚。这个举动，却如一块巨石投进了平静的湖水，顿时激起了片片涟漪。 最高兴的恐怕要属宋蔼龄了。在经歷了和孙中山一段不长不短的一厢情愿的“感情纠葛”后，宋蔼龄已决心脱离政界。她嫁给孔祥熙，又随孔来到山西，在孔家生了两男两女，也做了几年的贤妻良母。可天生不肯安分的宋蔼龄突然想念起大上海，怀念起和孙中山进行革命的那无数个日日夜夜。她突然发现，在太谷的这个山中小城过这种贤妻良母的生活是多么平庸无聊，是对生命的一种多么大的浪费。所以待儿女稍大一点后，她便举家东迁又回到上海。在孔祥熙随孙中山东奔西忙时，她在上海也没忘了支持丈夫，还时不时地帮孔祥熙一些忙，使他能安心在外面干一番革命事业”。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但北伐仍是当时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窃取革命成果，妄图成为新一代的独裁统治者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宋蔼龄想，中国没有铁腕行吗？歷史上哪一个成功的皇帝不是靠铁腕、不是靠军权、不是靠“无毒不丈夫”而最终成的器候？当今中国，群雄逐鹿，国民党最有希望统一中国。而国民党中，蒋介石又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宋家虽说有钱有势，但要把这种钱势保持下去发展下去，没有政治军事上的强有力的支持是不行的。而促成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结合，就是这种支持的最有效的保证。 宋蔼龄和孔祥熙这样想，宋子文可不这样想。宋庆龄和宋美龄更是各有各的主意。所以，当张静江踏人宋家时，遇到的并不都是好脸色。 “这事我和祥熙商量过几次，”宋蔼龄在讨论宋美龄婚姻的家庭会议上说：“大家都看到了，在上海，蒋介石已经取得了青帮的支持。武汉那边迟早要垮掉。如果我们能和蒋介石拧成一股绳，就能打下中国的天下。所以，小妹这门亲事应尽快答应下来，以免夜长梦多。” 孔祥熙在一旁帮腔说：“汪精卫是个靠不住的人。我在北京和他相处过多日，此人性格浮躁易变，决不能成大事。国父去世之后，国民革命任务只有蒋介石才能够承担。所以，我们应和蒋介石同唿吸、共命运”。 此时，宋家的老太太倪桂珍也加入了进来：“我们先谈家事，再谈国事。这事美龄要考虑好。蒋介石不光结过几次婚，而且人品也不好，整天和什么青帮混在一起，能学出什么好广 宋子文在一旁冷冷地说：“在上海滩，谁都知道蒋介石是个色鬼，他向小妹求婚，为什么不和陈洁如离婚？ “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离婚，我听说陈清如就要一人去美国读书深造。”宋蔼龄插嘴说道。 “小妹。你愿意嫁给蒋介石吗？”宋子文一针见血，气得宋美龄挥起她那双玉手向宋子文背上乱捶。 “你别烦了好不好，让我再想一想……” “美龄”，倪桂珍说：“你也老大不小了，这婚姻之事是该下个决心了。如果真和哪个好，就去教堂，光明正大地结婚。不要老不切实际，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不过蒋介石嘛，我实在对他没什么好印象……” 当天夜里，家人都已散去休息，宋蔼龄来到宋美龄的卧房，还在做她的工作。 “好妹妹，你想想，你姐姐我就是一步没赶上，才嫁给了庸之这么个和事佬。而庆龄，爸爸妈妈全反对，可她就是不怕，半夜偷偷跑出去，一个人到了东京和孙中山结婚，现在成了第一夫人。蒋介石现在虽然还没有当总统，但依我看他的前途无量.你嫁了他将来也会是第一夫人。想开点吧，感情和生活本来就是两码事。再说，你是夫贵妻荣，宋家也能跟着沾光呢！” 第111页 “真没想到，大姐你也那么俗气。”宋美龄撅起嘴说道。 不过，宋美龄嘴上说来蔼龄俗气，心里却动了情。是啊。自己也老大不小，不能再这样晃荡下去了。蒋介石虽然有些毛病，但人无完人，只要他对我真心。再说，以目前的形势来看，蒋介石很可能会成为国民党新的领袖毛少他现在掌握了军权。能做一个国家领袖的夫人，成为众人瞩目的贤内助，这是多少才女和姑娘梦寐以求的目标。再说，正如姐姐讲的，宋家的基业是父亲含辛茹苦创下的，不能砸在我们手里。嫁给了蒋介石，就等于给母亲、给宋家带来了护身符……但刘纪文怎么办，怎么对他讲这件事？他是那么爱我，那么真诚，他若知道我要嫁给蒋介石，非气得上吊…… 宋子文和宋美龄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蒋介石不但好色，而且已经结过3次婚了。 1901年，蒋介石只有15岁时，其母就为蒋包办娶了一个大媳妇，叫毛福梅，是岩头村富商毛鼎和的女儿，年芳19，比蒋介石大4岁。那时蒋介石还小，觉得母亲是为了自己好，再说当时乡下都这样。那毛鼎和在那一带开着铺子，是远近闻名的富老闆。蒋当时是个孝子，便随了母亲心愿和那新娘拜了天地。新婚蜜月不久，蒋介石到保定读书，毛福梅在家孝敬公婆，操持家务，倒也相安无事。1910年毛福梅临产，生下了蒋经国。本来，有了儿子夫妻更应恩爱，但蒋介石却相反。随着他不断在外面闯荡，视野不断开阔，野心日益膨胀，便越来越瞧不起这位没有文化却十分贤惠的乡下妻子。当时，他几乎不回家，妻子来了信也不回，终年在上海滩鬼混。中间还几度赴日本留学，并在日本和其他女人同居，终于导致1931年正式和原配妻子离异。但蒋介石和毛福梅的离异还不能叫离婚，而是蒋介石“休”了毛福梅，抛弃了毛福梅。按当年旧中国农村的风俗，蒋介石写了一份“休妻书”，经村里乡里的名门望族认可，就算结束夫妻关系。据载，当时蒋介石的休妻书是这样写的： “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顿生怨痛者，亦勉强从事，尚未有何等决心欲夫妻离也。不幸时至今日，家庭不成为家庭，夫固不能认妻，妻亦不得认夫，甚至吾与吾慈母水火难灭之亲情，亦生牵累，是则夫不夫，妻不妻，而再加以母不认子，则何有人生之乐趣也……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之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之言也。高明如见，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 蒋介石就用一纸体书将毛福梅抛弃了。 蒋介石的第二位女人是姚怡诚。 蒋介石好色，经常光顾技院。在一次嫖妓中，见到了一位妓院的“房侍”姚怡诚，当即又被姚的姿色所迷惑，于是半夜三更的前来寻情。 那姚怡城当时觉得能得到蒋的青睐是自己的福分。自己一妓院“房侍”，地位低下，巴不得找一个正经人家嫁了过去。但这姚恰诚也有几分心计，为了试试蒋对她是否真心，数次未让蒋介石得手。谁知蒋介石也是风月老手，对姚竟紧追不捨，任凭她对蒋介石怎么冷淡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得成了蒋介石的“俘虏”。 当时在一段时间里，因讨厌毛福梅，蒋只得把自己全部的感情寄托在姚身上。这令姚激动不已。但由于姚的身份，蒋介石不愿使他们的关系公开，所以二人还得常常装得如同路人一般。这又令姚怡诚十分痛苦，好在姚并不太计较，并对蒋介石有充分的信任和理解。当时姚怡诚总想，自己一个女流之辈，能好好服侍一条汉子，将来他若真能成大事，自然有一分光彩。即使成不了大事也无妨，两个恩爱一场，也并没有辜负青春时光。 于是，姚怡诚对蒋介石百依百顺，言听计从，这是事实。当蒋把姚玩够了之后，又想换换口味，就提出让姚回奉化老家做蒋纬国的养母，姚亦欣然答应。 1912年冬，蒋带着姚怡诚“光明正大”地回到了浙江奉化。这时，蒋和毛福梅还没有“离婚”，却又带回了另一个老婆和一个男孩儿。 然而，在宋美龄之前，还有一个女人，和蒋介石生活了很久且和蒋介石感情最深，并正式在上海举行了结婚庆典的，就是陈洁如。 陈浩如原名陈凤，小名阿凤，上海人。其父是一位纸商，家庭颇为殷实，母亲受过教育，因此在陈清如10岁时将其送到上海海宁路的爱国女子学校上学。这所学校是着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办的，因此收女生。1918年陈洁如13岁，却已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有人说陈洁如是一个高级妓女，蒋介石是在一家妓院和陈洁如相识的，但这只是传闻而已。据团结出版社出版的《陈洁如回忆录》一书中介绍，陈洁如是1919年春在张静江家中和蒋介石初次相遇的。蒋对其一见钟情，紧追不捨，而那时陈洁如尚不足14岁。此后，蒋介石通过张静江等向陈的母亲施加影响和压力，最终促使其和蒋结婚。在此之前，蒋向陈洁如和陈母坦白了以前的两次婚姻，并保证说以前的两位夫人均已同意接受一笔财产后与蒋了却关系，放弃对蒋的一切要求。 蒋介石在向陈洁如求婚时曾对天发誓，说海枯石烂、山崩地陷，对其爱永远不变。并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发亮的刀片说，为了证明其心意，愿在陈面前断其一指。陈洁如那时才15岁。对蒋的表态感到紧张和满足。也许从那时起，她就已经决定将一生託付给蒋介石。所以，当蒋介石要为她改名“洁如”时，她欣然接受。 第112页 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婚礼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的大宴客厅内举行。 此后，蒋介石、陈洁如开始了长达7年的夫妻生活。 蒋、陈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是在1926年。那一年，随着动盪的政局和各派政治势力的撕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作为一颗迅速上升的新星，攫取最高权力的欲望压倒了一切。为了能达到目的，蒋介石准备同陈洁如摊牌而和宋美龄结合。而促成这幕婚姻悲剧的直接责任者就是宋蔼龄。也可以说，蒋介石、陈洁如的婚姻悲剧就是宋蔼龄一手导演的。 1927年春，国民党内部的争斗达到白热化。蒋介石准备在南京成立一个由他控制指挥的政府，而拒绝汉口汪精卫政府的一切命令。但汉口政府为了制服蒋介石，不仅拒绝供应他军队及军切，还每隔几天发过一封谴责他抗命的文件。蒋介石虽然控制着大约总数为50万的官兵，但也架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最主要的还是缺钱。为此，他想到了宋蔼龄及其身后的宋氏家族。蒋介石还是在宋蔼龄做孙中山秘书时就已与其相识。在蒋眼中，宋蔼龄是宋家三姐妹中最有办法的一个。她意志坚强，精力充沛，醉心权势，灵活狡诈又野心勃勃。宋蔼龄从太谷返回上海以后，在交易市场大搞投机，迅速操纵了工商业和部分企业的股票，并使孔祥熙一跃而成为政治上的潜在实力人物。 蒋介石写信给上海的宋蔼龄，请她到九江说有要事商量。当即宋蔼龄心领神会，立即登船来到九江。但她没有下船而是请蒋介石上船。据说二人在船上谈了整一天一夜23小时，待宋蔼龄走后，蒋介石即开始和陈洁如“反目”。 蒋介石告诉陈浩如：“宋蔼龄今天给我指明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就是要我和你做一笔交易。如果我要想走出目前的困境，就只能同你暂时断绝关系，而娶宋美龄为妻。这样一来，宋家就会利用他们在上海和国外的影响，动员银行家们为我筹款。做为交换条件，我必须让孔祥熙出任内阁部长，让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 这对陈洁如无疑于晴天霹雳。她恨蒋介石的薄情，但她又确是真爱蒋介石的，因而她理解他。她最受不了是蒋介石向她乞求时的那种泪涟涟的目光。 蒋介石还对陈洁如说：“我已走投无路。我不能期望汉口方面再给我一分钱、一斤军粮。如果我仍然想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就必须考虑，不--是必须接受宋雹龄的条件。我恳求你帮我，你要真的爱我，就帮帮我，度过这个难关。我永生永世都会记住你的恩情。” 陈清如反问说：“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避开5年，”蒋介石立刻回答到，“让我娶宋美龄。” 陈洁如的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她全身心血液像凝固了一般。因为自从她和蒋介石结婚的那一天起，她就把自己的生命和蒋介石系在一起。而今，这种牢不可破的关系竟要视同儿戏一般被抛弃，她怎能无动于衷。 蒋介石看陈洁如不肯答应，便又使出了他求婚时的拿手好戏。他对陈洁如说：“现在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机会，也许是惟一的一次机会，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去实现总理的主义。这件事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不是这样，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情愿去死……” 正是这一段话，打动了陈洁如。终于，陈洁如含着眼泪说：“如果我同意走开，只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不是为了你，更不是为了宋蔼龄！” 宋蔼龄和蒋介石达成默契。且蒋介石做通了陈清如的工作后，宋蔼龄那边却不那么顺利了。除了宋美龄以外，宋子文、宋庆龄都持反对立场，宋的母亲更是一万个不愿意。但蒋介石已不管那么多了，他开始动手了。 1927年3月下旬，蒋介石占领了南京。而后他在上海一手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旋即着手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并以南京政府首长的身份，要求汉口鲍罗延及其手下的共产党人必须离开…… 当时宋蔼龄、孔祥熙正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奔走游说，蒋介石与陈清如分手并正式向宋美龄求婚，这一切都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 蒋介石在南京向武汉汪精卫叫板后，遭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其中闹得最凶的就是国民党的一群元老派，这些人当初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孙中山去世后却被蒋介石冷淡，而且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于是这些元老批评蒋介石说，鲍罗廷是孙中山请来的，蒋介石基于个人恩怨，未经国民党开会通过就予以驱逐。这种做法，和蒋介石眼下正在讨伐的北洋军阀，有什么两样？ 武汉政府在汪精卫的领导下，也继续强化着倒蒋工作，他们的口号是：打倒独裁者蒋介石！ 蒋介石终于发现，如果他继续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北伐实际上无法进行。因为国民党内正掀起一个倒蒋的高潮。在北伐中壮大的桂系军队准备东征讨蒋，而不愿先打北方，蒋介石指挥的部队不得不准备同另一支“北伐”的军队作战。 可以说，这些危机都是蒋介石一意孤行、独裁专制造成的。他手下的不少人对当前的情况表示不满，认为这种情况同军阀时代一模一样，根本毫无正义和革命而言，因此亦对蒋介石也失去了敬意。 第113页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实际上是暂避锋芒。因为他依旧控制着军队的大权，他是以退为进，以不变应万变而且他随时可以復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要利用下野的机会前去日本，拜见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女士，说服其同意和宋美龄的婚事。这意味着，蒋介石不仅要同原配夫人毛氏离婚，而且也必须与姚恰诚、陈洁如一刀两断。 蒋介石东渡日本前夕，单独来到上海的陈洁如家，让陈洁如与张静江的女儿一起坐船去美国。而且他当时保证说，只要陈离开5年，5年后待蒋站稳脚根，统一中国，一定把陈清如再接回来。 陈洁如当时说：“我已经让开，我已经离开了你，让你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为什么还要来逼我，难道非要我到国外流亡吗？” 蒋介石作出可怜兮兮的样子说：“你必须离开上海，到美国去。这是宋美龄的条件之一，我知道这样做对你来说过分了。但我这样做是为国家的统一。再说，你出国5年进修学习，以后可以在政府任职，为国家服务，这对你今后是有好处的。” “那么5年回国之后，我们还能恢復夫妻关系吗？” “当然能。”蒋介石立刻肯定地说，“我可以发誓，5年之后，我一定将你接回。” 陈洁如当然不相信蒋介石的这个誓言。她和蒋介石结婚已近7年，听到蒋介石多次发誓，但这些海誓山盟有什么用呢？当政治利益需要他娶宋美龄时，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忘掉曾经有过的誓言。但陈洁如当时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在上海、在中国，她还能找得出一个像蒋介石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来做为依靠吗？再说，蒋介石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如果她不走，硬留在上海，等待她们母女的又会是怎样的命运？单是从母亲的生活着想，也应该走，因为蒋答应给母亲优厚的生活待遇。再说，蒋介石毕竟没有宣布离婚，蒋介石送她去美国毕竟是去学习、深造和提高。 陈洁如就这样说服了自己，就这样自己舔净了自己心上流出的血。蒋介石在一旁安慰说，“你到美国不会感到寂寞的，你的一切费用都由政府支付。你还有两个同伴，她们会很好的照顾你。”但陈洁如仍觉得自己像一个被人遗弃的孩子，将孤苦伶什地漂浮在大海上…… 陈洁如于1927年8月19日在张静江两个女儿的陪同下乘船去美国。船行到日本时，上海报界还刊登了“蒋夫人搭轮赴美”的消息。但船行至太平洋时，陈洁如通过无线电波听到了上海各报刊登的所谓《蒋中正启事》，说“各同志对中正家事，多有来函质疑者，因未及启蒙復，特此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两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除有二子外，并无妻女。” 陈洁如听后几乎痛不欲生，几次要跳海自尽，均被护送者劝阻。好在随着时间流逝，陈洁如慢慢抚平内心的创伤。到美国后苦修英文、养蜂和园艺，并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学位。只是自此以后，她终生未嫁。 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陈洁如由美国回上海后，便深居筒出，闭门谢客，而且不再和蒋介石见面。但抗战爆发后，她在重庆却和蒋又有了交往。因为有一段时间宋美龄住在香港，这便给蒋介石重温旧梦提供了机会。但很快被宋美龄发现，于是宋美龄和蒋介石大闹了一场，据说还动了手脚。后来在宋美龄的逼迫下，蒋介石专门在一次有国民党党政军首脑出席的会议闢谣，说他和陈洁如秘密接触纯属造谣，此真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 上海解放前夕，陈洁如既没去台湾，也没去香港，而是留在了大陆。这使很多人觉得颇为奇怪。解放后陈洁如被邀请为上海市卢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去香港定居，改名“陈璐”。1967年陈洁如完成了自传并由美国一家公司准备出版，但受到台湾蒋家的阻挠。最后蒋家以30万美元的价格买走了这部书稿，使陈洁如的这部自传在其在世时未能问世。1971年2月12日，陈洁如在香港自己的寓所里中风而死，终年65岁。 临终前她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为了保持君等国家荣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云云…… 尽管有宋蔼龄从中牵线，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也是颇费了几番周折。 孙中山还在世时，蒋介石就曾向孙中山提出，希望能把妻妹介绍给他。并说他已经“休”掉了原来在农村的妻子，却闭口不谈陈洁如，其实那时他和陈结婚才一年多。 孙中山没有直接找来美龄，而是把蒋的意思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当即回答，她宁可看到妹妹嫁给一个老百姓，也不愿让她嫁给蒋介石，因为蒋介石至少有两个情人，尽管他自称说没有结婚。据说孙中山并没有把宋庆龄的意思告诉蒋介石，而是劝蒋介石说“等一等吧”。 其实，蒋介石当时对宋美龄虽然爱慕，也知道不可能立即搞到手。越是珍贵的东西就越要付出大价钱，越是出色的女人就越难弄到手。蒋介石明白这个道理，好在来日方长，他的政治野心还没有实现；而且好在还有陈洁如和他朝夕相处，他和宋美龄的事就暂时被放在一旁。 1922年至1927年，仅5年时间，蒋介石的地位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114页 这时，蒋介石再向宋美龄求婚，当然是今非昔比了。 1927年5月，宋蔼龄说服了孔祥熙和宋美龄，从中撮合，安排蒋介石携宋美龄同游镇江焦山共10余天，蒋宋二人终于互相认可。随后，蒋介石逼陈洁如赴美“深造”。宋美龄私下对人说，她已决定同蒋介石结婚了。 这里需要提一下刘纪文。宋美龄在最后下决心和蒋介石结婚前，最觉得过意不去的是对不仕刘纪文。宋美龄早年留学美国，也曾有过浪漫理想、渴求纯洁爱情的少女时代。正是在这时，她遇到了留美学生刘纪文，二人一见钟情，保持了多年的情入关系。其间，刘纪文多次提出和宋美龄结婚，因为宋美龄虽然和刘纪文要好，但并不想和他结婚，便都拒绝了。弄得刘纪文茶饭不香。宋美龄不嫁给刘纪文，并不说明她不爱刘纪文。在她心目中，唯一能占据她爱情空间的就是刘纪文。有多少男人众星捧月一般围着宋美龄转，宋美龄唯一倾心的就是刘纪文。但是宋美龄深信一点，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爱，就应该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就要全身心地投人，就不能考虑名誉、地位、财产和责任，爱是疯狂的、无条件的、是不求任何回报的冲动。而婚姻却相反，婚姻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更多的是理智的思考和权衡，是在一个理智的框架内的两性的结合。这和爱是两码事。 尽管这样想，但当真的要和刘纪文分手，她又捨不得。她曾问宋蔼龄，难道真的必须要牺牲一个换取另一个吗？ 宋蔼龄怕宋美龄再和刘纪文约会，传出去影响和蒋介石的关系，就亲自出马找到刘纪文，和刘纪文摊牌。 据说刘纪文虽然觉得和自己多年的恋人分手十分痛苦，但也能面对现实。宋蔼龄接着许愿说，如果蒋当了主席，一定让他提拔你当个大市的市长，另外再付你一百万现金做为补偿，我担保。 宋蔼龄的条件到底有没有兑现，人们不得而知，结果是肯定的，刘纪文答应和宋美龄和平分手，并绝不再打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私生活。 这样一来，宋蔼龄和孔祥熙撮合蒋宋联姻，只剩下最后一个堡垒需要攻克，那就是宋氏姐妹的母亲。 父亲去世后床氏兄妹对母亲十分敬重，母亲也十分理解儿女。但在反对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婚姻上，宋母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决。 宋母首先觉得蒋是一个军人，在那时有文化、有地位的人眼中，军人的地位是低下的。再则，蒋介石个人生活不检点，也或多或少传到宋母的耳朵里。蒋介石在乡下有原配夫人，在上海又结婚又纳妾，美龄嫁给他岂不是自跳火坑？三是蒋介石不是基督徒，而不是基督徒就很难和宋家有共同语言。正因为如此，宋母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拒绝和蒋介石见面，这本身就是一种拒绝。 前面我们提到，宋家为宋美龄的婚事曾开过专门的家庭会议，结果不欢而散。后来宋子文虽被说服，但宋庆龄坚决反对，宋母也不退让。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纠缠，宋母干脆东渡日本疗养去了。 即使宋母反对油于有宋蔼龄的积极活动，有蒋介石、宋美龄双方之间的共同需要，蒋宋联姻已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 1927年9月17日，《纽约时报》在头版首先向公众披露了蒋宋即将结婚的消息，这篇题为《蒋总司令即将与宋美龄女士结婚》的报导这样说： “这场在中国空前隆重的婚礼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据说蒋已请来了一位英国着名裁缝，正在为他赶做礼帽、礼服，宋家正在为其妹赶制嫁妆。据说这份嫁妆价值3.5万美元，是中国姑娘中至高无上的。据说蒋总司令已同结髮之妻毛福梅离婚，採取的是中国最传统的做法--休妻制，宣布她不再是他的老婆了。除了原配夫人外，蒋似乎还送走了两个‘老婆’。宋美龄也同她的情人、当年赴美留学生刘纪文分手。” 这报导还说： “种种迹象表明，即将举行的美龄的婚礼没有因为这些形形色色的蒋夫人的存在而推迟，他们之间的婚姻完全是以双方的爱情为基础的。蒋同宋家的罗曼史将使蒋身价倍增，成为中国第一人……” 这篇报导是该报驻上海记者米塞尔维茨写的，令人吃惊的是，提供这一重要消息的既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宋美龄，而是孔祥熙的夫人，宋家姐妹中的大姐大--宋蔼龄。同年9月16日，她在自己的寓所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让人看出了她在宋家的地位和作用。开过会后，她把到会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一介绍给大家，并让记者们拍照。 照片也拍了，消息也发了，生米煮成了熟饭，但没有宋母的同意，他们没法举行婚礼。 蒋介石和宋美龄没法去求别人，只有还找宋蔼龄。 宋蔼龄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宋美龄随后也写了一封，前后不差几天寄到了日本。 说实话，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宣布结婚和合影拍照的消息，宋老夫人已经知道。在此之前，蒋介石几乎两天一个电报打到日本，请求拜见宋母。宋母到日本后先住在长崎，后为了摆脱蒋介石的干扰搬到了鎌仓。不料几天后蒋的电报又打到了鎌仓。宋母便知道这是家人和蒋疏通好了。接着老夫人又收到宋蔼龄和宋美龄的信，看来不见蒋介石是不行了。 在此之前，蒋介石和张群已到了日本长崎。原想在长崎拜见宋母，不料宋母去了鎌仓，便不敢冒然打扰，怕惹怒了老太太鸡飞蛋打，只得静等宋蔼龄的消息。 第115页 1927年10月3日，对蒋介石是个不平常的日子。在鎌仓的宋母倪桂珍老人，终于答应见蒋介石了，也就是说，蒋介石宋美龄婚姻道路上的最后障碍终于被清除了。 那是秋天里的一天，低重的铅色云团压在鎌仓上空。蒋介石精心打扮了一番，他脱去了往日的军服，换了崭新的银灰色马褂，脸上擦了油，下巴颳得精光发亮，手里提着一盒张群亲自选购的精制的日本点心。 渴望以久的见面实际上平淡无奇，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蒋介石见到了宋母。 “妈……”蒋介石一进门，先叫开了声“妈”。这对他是很困难的。蒋从小失去父亲，是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抚养长大，他对妈妈这个词的感情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 “妈，我这次是向您老人家提亲的。” “你不是有夫人吗？”宋母一个字都不肯多说，面孔上也几乎没有表情。 “我们已经离了婚。”说着，蒋介石将几张预备好的证明递了过去。 宋母接过证明看了一下又问：“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 蒋介石回答的也巧妙：“我不妨试一试，要学习《圣经》，并尽力去做，但我不能未经体验就随便做出保证。” 当时，宋母对蒋的回答基本满意，也就默许了这件婚事。 但据说宋美龄在正式和蒋结婚前曾提出了个条件，一是蒋介石必须信奉上帝，受洗礼成为基督徒；二是宋美龄不生小孩；三是宋美龄不担任公职，不参加高层决策，只对外从事活动。 1927年1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回国后即发表结婚启事。这一年，蒋介石41岁，宋美龄29岁。 据说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地点曾令宋母极为失望。因为宋家全是虔诚的基督徒，而孔祥熙和宋蔼龄是在日本结的婚，孙中山和宋庆龄是“私自出走”。宋母希望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能按基督徒的传统在宋耀如的教堂里举行，由本堂牧师主持。但由于蒋介石离婚多次，卫理公会禁止牧师主持离过婚的人的结婚仪式。没办法，只好在上海西摩路宋家的宅邸为蒋介石、宋美龄举行婚礼，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证婚。后因余日章生病，又改请蔡元培作证婚人，何香凝、李德全等也参加了证婚。男方主婚人为蒋介石同父异母哥哥蒋锡侯，女方主婚人是宋子文。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在上海举行。 婚礼共分为两个部分，先是在上海西摩路宋家按基督教徒的方式举行的婚礼，人们聚集在耶稣的像前，最前面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第二排是宋氏家族的人，其次是来宾和朋友。 宋母的情绪那天显得格外好，她头髮虽已花白，但面色红润。神采奕奕。 应邀前来的主婚人也风度翩翩。 蒋介石和宋美龄更是激动不已。 在一阵朗朗的祷告后，唱诗班的歌声便漫过宽敞的大厅，向寒冷的天空飘飘远去。 人们注意到，宋代家族中只有一个人没来参加婚礼，她就是宋庆龄。 宋庆龄是9月30日收到请柬的，在此之前，她一直试图说服宋美龄不要嫁给蒋介石。她接到请柬便赶回上海家中。但是，她在上海没住几天便匆匆离开了上海，同一位美国朋友去了莫斯科。据说，当她试图再次说服宋美龄时，发现一切都已经晚了，于是只好离去，并以此种方式表示自己的原则。 在宋家举行完基督教式的婚礼后，接着他们又随来宾前往大华饭店，举行了世俗的婚礼，这在中国的歷史上也堪称空前绝后。 据说那天，几乎所有能赶到上海的各界知名人士都来了，都想亲眼看看来氏家族和前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结合的场面。 同年12月2日，《上海时报》对蒋宋婚礼作了如下报导： “这是近年来的一次辉煌盛举，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赫的结婚典礼。这次婚姻使得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国民党创始人、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家庭联结成一体。 “昨天下午举行婚礼时，大华饭店的舞厅里足足有1300人。当蒋总司令同男演相一起出场时，桌边的椅子上坐满了人，还有许多人站着，鼓掌欢迎这位前军事领袖。 “上海以及其他地区的中外知名人士在这里济济一堂…… “在这次结婚典礼仪式上担任接待委员会主任的郭先生站在大华饭店舞厅的人口处，来宾们向郭先生出示请柬后，即被引人舞厅。 “步人装饰华丽的舞厅时，人们立刻就被那很有气派的满堂花卉迷住了。这里花卉是由刘易斯育婴堂布置的。讲台上如果可以这样称唿的话挂着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博士栩栩如生的大幅肖像；肖像一边是国民党党旗，另一边是孙中山博士的旗帜。 “乐池里，一支俄国管弦乐队正在忙着调弦定音，等待下达演奏孟德尔颂《婚礼进行曲》的命令。四时十五分的时候，新郎新娘都还没露面，舞厅外面，大约聚集着1000名中国人，他们都站着恭候这位前总司令及其新娘的到来。 “在大华饭店内外，布置了一大批中外侦探，严密地监视着周围的动静，谨防出现任何乱子。在舞厅门口，必须出示请柬并签到之后方可进入。签到之后，签名者即可被赠给一枚刻有总司令和宋小姐名字的徽章，同时还得到一张印着汉字的婚礼程序单。 第116页 “据程序单的安排，这次结婚盛典共分十个项目，这十个项目分别如下： 1.来宾入场。 2.主婚人和证婚人入场。 3.新郎入场。 4.新娘人场。 5.向孙中山博士肖像三鞠躬。 6.宣读结婚证书。 7.在结婚证书上盖公章。 8.夫妻对拜。 9.新娘新郎向主婚人和证婚人鞠躬，以示感谢。 10.新郎、新娘向来宾鞠躬，以示感谢。 “……在大华饭店举行的中国式结婚盛典，是由北京大学前校长、南京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主持的。 “结婚典礼开始之时。管弦乐队奏起悠扬的外国乐曲。舞厅里的人们屏住唿吸，伸长了脖子。蒋介石在男傧相的陪伴下步人舞厅，摄影机开始转动。 “人们又一次屏住唿吸，又一次伸长了脖子，后面的人因被人挡住了视线而登上了椅子。伴随着“新娘来了”的古老名曲，宋小姐挽着她的哥哥宋子文先生的臂膀走了进来了…… “宋小姐捧着一束白色和粉红色的玫瑰花。在结婚仪式举行之前，她和新郎摆好了照相的姿势拍了照片。然后向位于讲台正中的孙中山博士的肖像三鞠躬。肖像的右边是孙博士的旗子，左边是国民党的旗子。新娘和新郎先向右边鞠躬，然后又向左边鞠躬，最后再向中部鞠躬。 “一个中国人开始宣读结婚证书，然后证书上盖了公章。接下去的程序是，夫妻对拜，向“证婚人”鞠躬，向全体来宾鞠躬。 “当宋美龄和丈夫一起在乐曲声中离开讲台，来到一个由玫瑰花装饰成的巨大花团下而摆好姿势合影的时候，场内爆发出一片掌声。 “与基督教的习惯相反，牧师或其他人都没有拥抱亲吻新娘。这次结婚仪式本身是短暂而简单的，新娘是由她的哥哥宋子文交给新郎的……”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的当天，上海的《申报》同时刊登了两条启事：一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二是蒋介石与毛福梅离婚声明。蒋介石还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生日》的文章。美其名曰：“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据说，这篇文章中的话都出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手笔。 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后，原准备到奉化度蜜月，后因国民党内矛盾斗争尖锐，各派互相攻击且又谁也不服谁，谁也吞不了谁，于是就又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 1927年12月初，蒋介石结婚没几天，国民党m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即在蒋的上海新居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官復原职，重新执掌了国民党的党政大权。 再说宋蔼龄，促成了蒋介石和小妹的婚姻，自然是松了一口气。但二妹宋庆龄没来参加婚礼，也给这场隆重的婚礼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宋蔼龄很生宋庆龄的气，觉得她不给面子，事情做得太绝。 大约也就是从此时起，宋美龄和孔家的关系极为密切。宋蔼龄是她的姐姐自不必说，因为庆龄和她都没有孩子，所以对孔祥熙和宋蔼龄的几个孩子关心倍至，其中最为关心的是孔令侃和孔令俊。孔令侃是宋氏姐妹里的第一个男孩，长得漂亮人又聪明，从小就深得宋美龄的喜爱。孔令俊虽是女孩儿，但性格脾气都像男孩，宋美龄也特别偏爱，后来竟做了孔令俊的干妈。 孔令俊受宋美龄的宠爱，便常去寓所找她。宋美龄的卫兵开始还给孔令俊敬礼，后来来得多了又讨厌她那身不男不女的打扮，就不再给孔令俊敬礼。孔令俊见卫兵故意不理睬她，就跑到宋美龄那里告状。谁知宋美龄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偏袒她，而是说你不是政府官员，他们当然可以不向你敬礼。 孔令侃也是宋美龄家的常客。抗战胜利后，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老虎”运动中失触及了杜月笙，也触及了孔令侃，孔令侃跑到宋美龄那里一闹，宋美龄就去找蒋介石。蒋介石有时也是个“妻管严”，对宋美龄言听计从。于是孔令侃逍遥法外，“打老虎”运动草草收场。国民党的江山便更处风雨飘摇之中了。 宋美龄晚年在美国纽约长岛的一栋别墅里居住。这里一个占地约15顷的院落，离纽约市区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房子原是孔祥熙的，后为孔令侃所有。宋美龄抵美后，孔令侃自然希望她住在这里。宋美龄也觉得住在那儿有个依靠，便答应住下来。宋美龄最后一次由台湾赴美是在1991年，并且从此再没回台湾。在孔令侃那里，她原计划写一部回忆录，但不知为何迟迟没有问世。 1992年夏，孔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孔祥熙、宋蔼龄死后和蒋家关系最为密切的孔令侃病逝，这对宋美龄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为此，当时宋美龄借用庚信的《枯树赋》来表达自己的悲哀心清： 昔年种柳，依依江南， 今看摇落，凄沧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5.枪弹·银弹·军阀重开战 1928年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在此之前，蒋介石曾于7月间日，把四位集团军总司令请到南京郊区的小汤山开谈话会，在会上抛出了《军事整理案》，企图採取整编、混编、调集训练等办法，达到同化异己军队的目的。这一企图当然遭到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白崇禧等人的反对，汤山会谈遂不了了之。 第117页 蒋介石之所以召开二届五中全会，目的是利用此次会议压服各派军事领袖，然后召开编遣会议，实现其独握兵权的目的。但是，这一计划终因各实力派领袖的反对而告流产。蒋介石不得不另闢蹊径，继续作他的独裁梦。 恰在这时，胡汉民、孙科等人回到国内，胡汉民还表示要与蒋合作，实施“五权宪法”。这一政治主张使蒋介石及各地方实力派均感到可以接受。于是，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了《训政大纲》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孔祥熙在这一届政府中被任命为工商部长。 新的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筹备主任，积极准备召开全国编遣会议。但阎锡山躲在山西一步不肯离开。桂系的李宗仁守在武汉，白崇禧守在北平，黄绍宏一心一意经营广西桂系老家。只有冯玉祥，对蒋介石封给的官表示不放在心上，但对编遣会议很感兴趣。10月3日，冯玉祥先于别人到达南京。因为他要利用编遣会议实现他的裁军计划。 蒋介石看到只有冯玉祥一个人来开编遣会议，于是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发《整理军事宣传标语要点》，大力宣传整理军事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是实行训政的先决条件，从事建设的前提，是“绥靖地方，革除人民痛苦”的保证，是“预备外交的后盾”等等。总之，把整理军事说成是解决国民党一切矛盾的惟一方法，唿吁各军事首领“在编遣会议上团结起来”，并要求全国都支持召开编遣会议。 蒋介石的宣传起到了作用。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评论，支持整理军事。一些富商大贾，从有利于他们的生财之道出发，以申诉广大民众受兵战之苦为名，要求统一整编军队，打破军阀割据。各实力派的首领顶不住上下的压力，只好都跑到南京去开编遣军队的会议。 蒋介石知道编遣军队的困难重重，于是他就实行以派制派的方针，在各派之间进行挑拨与拉拢。蒋介石“热情地”单独邀请冯玉祥到汤山温泉洗浴，以闲谈的方式，挑拨冯玉祥与其他实力派作对，并假意尊重冯玉祥的意见，几次请冯先提出一个裁留标准方案来。冯玉祥禁不住蒋介石的诱惑，在预备会议上提出一个“三有三无加齐全”为标准的编遣方案。即：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枪械齐备者编，枪械不全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遣。按这个标准，冯玉祥提出：第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八个师。 这样一来，蒋、冯的军队编的最多，这引起了其他人的勐烈攻击。蒋介石对冯案不加可否，却在暗地里数次请阎锡山到家里吃饭，向间表示希望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再增加一个中央区，请阎锡山考虑一个方案提交会议。阎锡山明知这样一来蒋介石就成了最有实力的一派，但他考虑到不顺从蒋介石的旨意，也难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于是阎又写了一个方案：一、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杂牌军编六至八个师；其余六至八个师由中央处理。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开幕。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的总司令、总指挥等60余人参加会议。全体与会者先对中山像作忠诚宣誓。 在正式会议上，蒋介石把冯、阎的两个方案同时提到会议讨论。他不表态，一任各派去争吵。同时他又在採取种种办法，争得多数人倾向阎锡山的方案之后，才以仲裁者的面目在会上表态，同意阎锡山的方案。并又提出增加东北编遣区，使张学良十分感谢他。这样，蒋介石在编军队最多，又把张学良拉到自己一边，更增加了实力。 最后，会议制订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各部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各级军官仍照旧工作，静候委任。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这样，各实力派的军事大权被剥夺了。 至此，阎、冯、桂李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都中了蒋介石的圈套。于是他们从相互攻击转为相互同情，并设法抵制编遣会议。在会议最后阶段，冯玉祥提出抗议，称：“刚刚打完仗，不是编遣军队的时候，应当先休整一个时期再编遣”。阎锡山也提议休会。蒋介石看到一时难以使各派就范，也只好宣布以后再开编遣实施会议。吵吵闹闹的编遣会议，到1929年1月25日终告收场。 编遣会议激化了蒋介石与各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地方实力派的首领认识了，蒋介石不把他们彻底搞垮是不会罢休的。他们不等宣布散会，即纷纷返回原地，积极准备力量，誓与蒋介石较量一番。于是，连年不断的派系混战又将开始了。 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以蒋、桂之间的战争拉开序幕的。 1929年2月19日，桂系的武汉政治分会发出决议，撤免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兼18师师长职务。同时派叶琪的第9师，夏威的第7军向长沙进兵。鲁涤平措手不及，慌忙乘外轮逃往南京，桂军控制了湖南。至此，桂系占据了两湖，接通了广西，势成能攻能守、可进可退，要与蒋介石较量一番。这就是所谓的“湘案”。 蒋介石消灭白崇禧部的办法是，利用唐生智与桂系的矛盾，起用唐生智，驱逐白崇禧。白崇禧带到河北的李品仙、廖磊两部原是唐生智的主力军。白崇禧既想长驻河北，又想向西北发展，这引起部下的不满。唐的部下都想早日回到湖南家乡，又都觉得当桂系的军官不光彩。蒋介石抓住这个矛盾，广泛传播唐生智将要復职的消息。唐生智在上海也活跃起来，派人向蒋介石表示竭诚拥护中央。蒋介石不但答应唐可重新指挥部队，还赏以巨款，并促其立即北上平、津，收回旧部。 第118页 此时蒋、桂之战已在弦上，白崇禧计划率部南下浦口，配合李宗仁部攻蒋。但此时部队已不听白的指挥，併到处张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把反桂迎唐的标语贴到北平、天津的火车车厢上。白崇禧在军中不能立足，化装由塘沽搭日轮逃走。 3月20日唐生智在塘沽登岸，受到旧部的欢迎。3月zi日宣布讨伐白崇禧，蒋介石立即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在北平顺承王府设立总指挥部。蒋介石扶唐倒自计划完全实现了，这等于砍去了桂系的一只手臂。 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在广东做官。在政治势力的划分上他属于粤系。广东财力充裕，但士兵的战斗力较差。广西较穷，士兵勇敢。李济深利用乡士关系，长期以来与桂繫结为一体。广东支援广西经费，广西支援粤省兵力。李宗仁、白崇禧带兵远离广西之后，李济深与黄绍密切配合，使蒋介石无法插手两广。蒋介石要消灭桂系，不拆散粤、桂联盟是难以成功的，因此，蒋介石阴谋暗算李济深。 李济深本不想来南京参加三全大会。蒋介石以人格担保，特派吴稚晖、张人杰、蔡元培、李石曾四大国民党元老请李到南京来调停湘案。李济深信以为真。不料在3月21日晨，蒋介石突然下令将李济深逮捕，关押在汤山俱乐部。3月28日国民党三大闭幕的当天，蒋介石又派兵去抄了李济深在南京的住宅。全国编遣会议后，蒋介石到处阅兵、演习，向地方实力派示威，李济深曾为此电责蒋介石。蒋介石因而对李怀恨在心。 蒋介石无理扣押李济深，引起各方面强烈不满。帮助蒋介石劝说李济深入京的吴稚晖和张人杰，首先怒气沖沖地跑到蒋介石的面前斥责他的暴行，然后他两人搬到汤山与李济深同住，以表示抗议。蔡元培、李石曾也谴责蒋介石毫无信义。广东将领群情激奋，蒋光鼎、蔡廷锴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立即恢復李济深的自由。又电邀黄绍宏到广州商议对策。但这时蒋介石已派粤籍将领陈铭枢、陈济棠二人到粤活动，说服粤省将领服从中央。二陈以貌似公允的两面派手法，用避免牵人战争为理由，把桂系孤立起来。随后，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8路总指挥。陈济棠从此主宰了广东。 蒋桂战起，各实力派多为自己打算，3月29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响应蒋介石的讨伐令。四川的刘湘为防止蒋介石以追击桂系为名进入四川，也声明讨桂。 冯玉祥在蒋桂战争中，採取两边应付的办法，桂系曾请冯协助反蒋，冯满口应允。蒋许给冯行政院长职位，冯为利所动，答应出兵14万助蒋讨桂。但冯在兵下徐州时，印刷了大批讨逆布告，却不印所讨之逆为何人，只印“贪赃枉法、横徵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之类的罪名。他的用意是蒋、桂谁败，就在布告上填写谁的名字，并企图先于蒋介石占领武汉。冯玉祥的这种态度，不仅害了桂系，自己也遭到蒋介石的暗算，受到双方责难。 蒋介石于3月29日亲自担任总司令，到九江指挥作战，讨伐桂系。何应钦任参谋总长。共出动3个军：刘峙的第1军，朱绍良的第2军和朱培德的第3军，并有14艘舰艇配合作战。 然而，蒋介石最拿手的办法是从对手内部收买叛将。蒋介石知道任何地方派系中都是派中有派，不可能没有矛盾。蒋介石採用以派制派的方针从内部分化瓦解，利用他手握中央大权的条件，许诺投靠者以高官厚禄，往往容易找到叛投者。这种办法瓦解对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见效甚快。 蒋桂战起之时，李宗仁从上海返回广西，白崇禧正从塘沽逃往广西途中，黄绍宏坐镇广西，致使武汉军中无主帅。武汉前线总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这时李明瑞和杨腾辉已被蒋介石买通。同时蒋介石又通过朱培德争取张发奎，任命张为第1路军右翼军总指挥·，任务是叫张发奎抢在冯玉祥的前面占领武汉。蒋介石手令：委任何键为讨逆军第4军军长，拨发该部给养70万元，并应允事成之后：湘省一切要请芸樵（何键字）负责。何键立即发电錶示“竭诚拥护”中央。就这样，蒋、桂未经交战，桂系占据的湖北、湖南两省，从地方到军队，都已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郑介民在武汉市内指挥蒋系的特务，已经做好了内应的安排。4月6日，蒋介石到达武汉，他宣布：“兵不血刃而定武汉。”因为李明瑞带部队脱离了战斗，桂军几乎不战自退了。冯玉祥先于蒋而人武汉的幻想也破灭了。 蒋介石进入武汉之后，封官犒赏，发给李明瑞部大批现金。又在武汉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大骂叛逆。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蒋介石还在武汉单独召开了冯玉祥的部将韩復榘，蒋氏夫妇“盛情”款待，当面许韩任河南省主席职，并赠数十万巨款，开始作瓦解冯部的工作。 从武汉败下来的桂系第4集团军的残部，在胡宗驿、陶钧、夏威的带领下，退到鄂西，想联络四川军阀杨森。蒋介石岂能容他们在鄂西立足，他命张发奎、朱绍良、夏斗寅部追击，同时发出招抚桂系的《告桂系军队书》，称：“官兵如带械归来，各赏洋五元；官兵如为待手来归的一律收容；如能杀了你叛逆长官来归的，必得重赏官级。杀了你连排长，赏银百元官升一级；杀了团营长赏银五百元，升二级；杀了师长总指挥来归的，赏银五千元，升三级。于是，胡、陶、夏三人顶不住蒋介石的武力与金钱双管齐下的手段，三人同时宣布下野，部队听候改编。桂系第4集团军至此全部瓦解。 第119页 蒋介石“彻底剷除”桂系的战争是从5月5日开始的。蒋介石限5月25日前占领柳州，他又从武汉跑到长沙督战。此前蒋介石也曾诱迫过黄绍宏叛桂投蒋，但黄未能听命。 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宏在蒋介石的紧逼之下，决定争取主动，以攻为守。在蒋介石向广西进攻的同一天，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打起“护党救国军”的旗号，由白崇禧、黄绍宏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攻，企图对粤作战取胜后打开新局面。李宗仁则去香港联繫其他反蒋力量。5月21日，粤、桂军在广东白念进行血战，桂军失败，退回广西。白、黄在广西虽反覆作战，但无力抵挡蒋介石从四面八方调来攻桂的军队，6月，白崇宏、黄绍宏由广西南端的龙州败逃越南，待机再起。 蒋介石剷除桂系的方针及其阴险手段，引起国民党各派系的极大震动，并感到惊恐。迫使他们各寻出路：或者奋起反抗，或者委身投靠，或者以两面派的手法左右去逢迎。 蒋介石倒桂得手之后，他极力拉拢阎锡山，加紧攻击冯玉祥，採用的仍是各个击破的策略。 冯玉祥本想利用蒋、桂之战，抢先占领武汉。但被蒋介石所窥见，早有了防备。冯玉祥的打算落空，还增加了蒋介石对冯玉祥的怨恨，使蒋、冯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了。蒋介石占领武汉之后，立即调集了主力部队，准备进兵河南、山东，对冯系作战。 蒋介石为了剷除冯系，使出了全身的解数。首先，他开始大肆收买冯的部将。在武汉已把冯玉祥的老部下、最忠实的将领韩復榘收买。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到襄樊，给石友三送去几十万元，进行收买。石友三本是反覆无常的小人，立即答应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后来，蒋介石又用同样的办法，收买了刘镇华、马鸿逵等部将叛冯附蒋。西北军在蒋介石的瓦解下发生了激烈的分化。其次，蒋介石广泛散布谣言，制造冯玉祥勾结苏联、要南攻蒋介石并向山西发展打击阎锡山的舆论，挑拨冯、阎关系，使阎锡山半信半疑。再次，蒋介石企图诱骗冯玉祥入京，使西北军群龙无首。当时，蒋接连电请冯玉祥人京供职。冯玉祥明确表示他不去南京的根本原因是“恐为李济深第二”。同时冯玉样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反蒋，冯自任“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要求各部收缩兵力，缩短战线，冯军从山东、河南一律撤至潼关集结，迎击蒋军。冯军西撤之时，将归德至马牧集段13座桥樑炸毁以阻止蒋军运兵。 5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蒋介石为主席，23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革除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下令查办。在这之后，国民党中央发表的各项文告中，称冯玉祥为“统一之梗”，“破坏革命”，“阴险成性”，“反覆无党”，“勾结苏俄”，“背叛党国”，总之是“十恶不赦”。蒋介石对他这位“死生不渝如胞兄”的冯玉祥，大有寝皮食肉而后快之意。文的、武的、正面进攻与内部瓦解一齐向冯玉祥的西北军打过去，使冯玉祥的处境十分困难。 冯玉祥对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不敢贸然迎战，他突然宣布：“自5月27日起，所有各处电文，一概谢绝，从此人山读书，遂我初衷。”冯玉祥下野当然不是为了读书。目的是使蒋介石失去进攻西北军的藉口，以保存实力，然后冯设法拉阎反蒋。冯玉祥这一招果然收到一些效果，蒋介石的武力进攻暂时停止了。但是，战场上的争斗立即转变为一场曲曲折折的蒋、冯、阎之间纵横的政治斗争。 阎锡山在蒋、冯冲突中，既媚蒋任冯，又拉冯抗蒋。媚蒋压冯，是想借蒋之力把西北军挤出豫、陕、他好称王北中国；拉冯抗蒋，是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抬高身价，阻止蒋介石进攻晋系。蒋介石为了各个击破，紧紧拉住阎锡山先把冯玉祥赶下台，然后只剩下晋系就好收拾了。冯玉祥要想抗拒蒋介石，必须联合晋系方能立足。这就是此时蒋、冯、阎三角关系的微妙之处。 6月7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要求阎锡山帮助他进攻西北军，逼迫冯玉祥出洋，冯玉祥只“入山读书”是不行的。阎锡山表示不主张内战，提倡和平解决。并扬言他要与冯玉祥相偕下野出洋。随后，他派人到天津订购船票，到日本安排住处，摆出一副决心引退的样子。阎锡山曾多次邀请冯玉祥到太原共商反蒋大计，但冯玉祥怀疑阎锡山别有他图，不敢贸然入晋。冯看到阎的上述举动，消除了冯的怀疑。阎又派冯玉祥敬重的老友李书城向冯说项，冯玉祥即决心人晋。6月zi日，冯玉祥为了表示诚意，特带上夫人李德全和女儿，从华阴山动身去山西，于24日到达太原，受到阎锡山的热情接待。 冯玉祥到山西后，阎锡山并不认真地与冯商讨反蒋大计，却派人四处活动，准备出国的服装用具，似乎阎、冯即刻就要手拉手起身出洋了。这下可急坏了蒋介石。果真冯、阎并肩出洋，无疑是使西北军与晋军联合起来，蒋介石的各个击破的目的就难以实现了。于是蒋介石又委任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全权处理西北善后事宜。阎锡山对蒋的委任不加可否，却又以更强硬的态度向蒋介石提出，一定要与冯玉祥同时出洋，如果中央不批准，则坚决辞去国府委员的职务。蒋介石又急忙致电挽留阎锡山，并决定自己屈尊赴北平与阎锡山晤谈。这无形中使阎身价倍增。 第120页 6月25日，蒋介石到达北平，他要尽全力改变阎锡山脚踏两只船的态度。6月27日，蒋介石派吴稚晖、赵戴文、孔祥熙三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太原见阎锡山，请阎锡山赴北平与蒋商讨处理西北善后事宜。阎锡山一面电请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一面随同吴稚晖等人于6月30日来到北平。蒋、阎在北平经密谈，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阎的地位在军队中途提高到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阎锡山答应蒋介石尽快解决西北军，蒋、阎达成了共同对付冯玉祥的秘密协议。这时，阎锡山的阴谋才暴露出来。他是先把冯玉祥骗到太原，手握冯这张王牌与蒋介石讨价还价，一直要到蒋介石在北平许他任副总司令，价码才算要足了。 阎锡山于7月2日突然“得病”住进了医院，闭门谢客。7月4日他又退了去日本的船票。从此，阎锡山对冯玉祥也改变了态度。 他以冯住晋祠不便为名，将冯玉祥诱骗到建安村软禁起来。村庄四周派军队封锁，使冯与外界隔绝。 阎锡山背信弃义的行为，受到其他派系的谴责。说服冯玉祥人晋的李书城搬进建安村与冯玉祥同住，表示对阎锡山的抗议。 冯玉祥被阎锡山出卖，噬脐莫及，却又不甘心坐以待毙。他已知蒋、阎有了新的交易，也不露声色，只想设法拆散蒋、阎的勾结，以寻出路。他在软禁之中，设法授意留陕主持西北军的宋哲元，要他绕开阎锡山，直接与南京政府接通关系，向蒋介石靠拢。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的背信弃义十分愤恨。冯玉祥被扣在建安村，军饷无法解决。西北本属贫嵴地区，穷困万状，亟待接济。他们得到冯玉祥的指令之后，感到靠拢南京也是一条出路。于是，西北军在7月中旬派参谋长陈琢如到南京求见蒋介石，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要求接济军饷。蒋介石认为西北军向他屈服了，瓦解冯系已经不需要藉助阎锡山了。狡猾的蒋介石不知自己中了冯玉祥韬晦之计，于是，他派于右任、贺耀祖到西安宣慰与点编冯玉祥的部队，安抚冯的部将，供应军饷。为了笼络西北军将领，蒋介石下令把已经被免职的鹿钟麟、薛笃粥、熊斌、唐悦良等人又请回南京。亲自召见、宴请。8月17日特任命鹿钟麟为军政部长。8月22日又任命冯的另一亲信李鸣钟为全国编遣委员会遣置部主任。从此，蒋介石与西北军的关系由对抗转为密切了。 1929年8月，全国编遣实施会议之后，阎锡山开始感到他自身也难保了。冯系靠拢蒋介石，更使他狐疑。他猜想蒋、冯可能已有新的交易，下一步将是蒋、冯联合起来对付晋系。阎锡山感到媚蒋压冯的方针有些失策，为了摆脱困境，他准备再走拉冯抗蒋的道路。 中秋节之夜，阎锡山亲往建安村，当面向冯玉祥赔礼道歉，提出联合反蒋。冯玉祥指示宋哲元靠拢蒋介石，本为拆散蒋、阎联盟。冯见目的已经达到，遂欣然向阎锡山表示，愿摒弃前嫌，合作反蒋。9月26日，阎、冯同游五台山，以示重归于好。 这次冯间发动反蒋战争，採取的办法是：冯玉祥仍住在建安村，指示西北军的宋哲元、孙良诚领衔发动反蒋。冯躲在幕后，以留迴旋之地。西北军先发动战争，并拥戴阎锡山为首领，然后晋军再起而响应，共同反蒋。 10月9日，宋哲元等先致电阎锡山、冯玉祥，列举蒋之罪状，声言他们被迫起来反蒋。阎、冯即于10月10日復宋哲元等一电，称：“应从长计议，以求政治趋人正轨，仍望先行切实编遣，冀达诸同志救国之初衷，国事当由国人解决也。”宋哲元与阎、冯电报往来的目的，是要造成阎、冯与此次反蒋无关的假象，以掩护他们在幕后的坐镇指挥。 1929年10月10日，宋哲元等27名西北军将领、联合发表拥戴冯、阎，讨伐蒋介石的通电。 宋哲元等人的讨蒋通电慷慨激昂，所开列蒋之罪状均为事实，有一定的号召力。西北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向河南进军。但却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就被蒋介石打败了，原因何在？主要有三方面： 一、蒋介石在财力、物力、兵力上都占优势。宋子文在宁、沪。浙一带筹集军饷，甚至把编遣公债也拿来打内战，因为中央掌握国库，财力充足。宋美龄组织的慰劳队，带着20万现金到前线奖励官兵。而西北军穷得不能按月关饷。蒋介石还能得到帝国主义的装备，武器弹药充足。还有德国的军事顾问献计献策。蒋介石以嫡系军队为骨干，还有许多投靠他的杂牌军，兵力也超过西北军。 二、在政治策略上蒋介石也压倒了西北军。国民党派系之间的混战，本无正义可言。宋哲元的讨蒋通电固然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但是，蒋介石回敬了一篇《告全国将士书》，称西北军“本属利害结合，封建集团。只知有集团，不知有国家，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主义”。“此种封建集团，一日不消灭即国家统-一日不能成功”。宋哲元等对蒋介石的责骂也无法回答。 三、西北军内部不团结。冯玉祥不在军中，宋哲元与孙良诚争当首领，互不相让，互不服气，指挥不能统一，作战各行其事，因而削弱了战斗力。 然而，这次西北军反蒋失败的重要原因是阎锡山的再一次背信弃义。 事先讲好的是冯、阎共同反蒋，否则冯玉祥不会单方贸然发动反蒋的。宋哲元等出于对阎锡山卖友求荣的痛恨，没有按原来的约定推戴阎锡山为首领，只是笼统地提出拥护冯、阎。因此，西北军发动之后，阎锡山按兵不动，使西北军孤军作战。蒋介石看到冯、阎的裂痕，立即採取拉拢阎锡山、孤立冯系的策略。10月11日，南京以五院院长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请其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10月28日，蒋介石把特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公布于众。10月31日，蒋介石特派何应钦、方本仁等到太原，代表蒋介石与阎锡山勾结。11月5日，阎锡山宣布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同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以表示晋系完全拥护中央。阎、冯再次分离，蒋、阎重又勾结。随后晋系对西北军处于敌对状态。战败而又彻底孤立了的西北军退回陕西，固守陕县、潼关一带。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次反蒋又失败了。 第121页 1929年，国民党各派系几乎都捲入了内战的漩涡，枪炮声没有一天停止过，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蒋介石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不得不急忙于12月3日召集党国要员开会，谋划对策。商讨结果，蒋介石认定，争取阎锡山和张学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拉住阎、张，反对改组派，各实力派之乱则不难平復。于是蒋介石派吴铁城以劳军的名义去东北拉张学良，派赵戴文回山西劝说阎锡山。张学良在吴铁城的说服下表示支持蒋介石。阎锡山与张学良早有往来。本已表示支持改组派的阎锡山，害怕奉军入关，自己受到蒋、奉的夹击，转而支持蒋介石。于是，阎、张联合发表通电，“毅然决然拥护中央”，反对改组派。这时，蒋介石派何应钦入粤与陈济棠联合击退张发奎和桂系的“护党救国军”，调嫡系部队刘峙部北上攻打唐生智。阎锡山亲自到郑州督战，配合蒋军攻打唐生智。1930年1月，唐生智溃败，通电下野。石友三重新投降蒋介石。国民党改组派的反蒋军事投机宣告失败。 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30年代，但由于反蒋派实力犹存，而且并未屈服，所以，一场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之中。 1930年元旦给南京政府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严重的危机。虽然蒋介石因接连战胜对手而趾高气扬，却并不能使危机有所缓和。 首先是政治危机。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黑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燃起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迅速腐败与“恶化”，恰恰与红色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照。人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扩大，红军在发展。中心城市的工人、学生、青年和妇女等革命运动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了。1927年以后的那种沉闷、压抑的状况，已经有了根本改变，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南京政府产生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此外，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矛盾远未解决。反蒋派的实力犹存。阎锡山、冯玉祥的手中握有50万大军，蒋介石为此昼夜不安。改组派继续串连反蒋，频繁活动，利用南京政府的腐化堕落到处作反蒋宣传，给蒋的国民党中央造成了不小的威胁。这也是造成南京政府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外交危机。蒋介石指使张学良无端挑起中东路事件，引起中俄武装冲突。不仅给边境地区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与苏联的外交谈判旷日持久地进行，一直没有达成和解的协议。蒋介石所搞的裁赃陷害冯玉祥的把戏，到头来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最后还有财政危机。连年不断的内战和长时期的边界冲突耗资巨大，榨干了人民的血汁。更为严重的是，宋子文等推行的卖国主义金融政策，把中国深深地拖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之中。1929年，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金价勐涨、银价狂跌，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货币严重贬值。因为当时只有美国收购白银，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往美国，以维持中国的现行货币。美国靠中国廉价的白银减少了损失，却使中国陷人了“民生凋敝、国库空虚”的境地中，民怨沸腾，一时间国内社会秩序混乱。 财政危机是南京政府最急迫的问题，蒋介石拿不出解决危机的有效办法，他绞尽脑汁，还是要从强化南京反动统治上耍花招，提出所谓“刷新政治”，“增进政治效率”，加速全国统一等项措施，企图压缩开支，消极节流。而且他的“节流”办法也仅只是“紧缩”。即紧缩编制、机构、裁减兵员等。但是，蒋系的军事编制不缩，蒋系的御用机构不减；蒋介石收养的鸡鸣狗盗之徒，不仅一个也不裁，还要派往各地去当官。对其他派系，蒋介石则以“国库空虚”为理由，以“实行紧缩”为藉口，要求他们迅速按编遣方案缩编。在未实现缩编之前，则拖欠或停发非嫡系部队的军饷。蒋介石还多次下令，调各实力派的部队到指定地区点编，抽调各级军官到中央军校受训。他企图通过这些办法，使各实力派的武力掌握到他的手里。蒋介石为了摆出“紧缩”的样子给人看，再次淘汰了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精减”了部分无用的雇员。各实力派为了应付蒋介石，也照样办理，这样，导致兵变蜂起，化兵为匪到处害人，使老百姓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除此之外，蒋介石又藉口国库空虚与国家不统一密切相关，强令地方必须服从中央，并以武力相威胁。这样一来，国民党反动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加深，那些尚未公开反蒋的实力派也惴惴不安起来。新军阀们置国家安危与人民死活于不顾，只为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又展开了一场新的争斗。 1930年国民党内部的争战，首先是从蒋、阎之间的争吵开始的。 多年以来，蒋、阎关系一直飘忽不定，这是由于蒋介石的阴险和阎锡山的投机习性所造成的。阎锡山曾多次与蒋介石合作，但又多次破裂。桂系、冯系、唐系都先后受到蒋介石的致命打击，唯独阎锡山一直像游蛇一样，安然迴旋于各实力派之间，使晋系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以往的经验证明，蒋介石要利用他时，就给他一些利益，但往往过了河就拆桥，使阎空欢喜一场。如蒋介石为了笼络晋系，曾把平津地区划归阎锡山治理，但平、津换旗后仅半年，到1929年1月，蒋介石即派宋子文到北平，以划分“国税”和“地方税”为名，将平、津的税收归为“国有”也即“蒋有”。阎锡山忍气吞声服从了这个安排，同时向宋子文提出，平津卫戍部队的军饷应由中央财政部发给，以此作为让出平、津“国税”的交换条件。宋子文表面上答应了，但只发了一个月的军饷，此后就再也不发了。阎锡山知道上了当，便申请发行省公债3千万元，以抵补北伐时山西银行垫付的3千万元军费，蒋介石却没有批准。阎认为这是蒋介石企图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晋系，为此，一直气愤不已。国民党军占领平、津后，在国民党的内争中，阎多次帮了蒋介石的忙。但蒋对阎却只有利用而从不信任。阎亲自率兵到河南助蒋灭唐，蒋又自食诺言，没有把河南给阎，而是任命韩復第为河南省主席，又委任王金钰为安徽省主席，马鸿逵为皖南剿匪总指挥。蒋的嫡系部队也纷纷北调，集中于徐州、蚌埠，并在河南驻扎重兵。这种态势，无疑是为了防备晋系与西北军，使晋军不能在河南立足。阎的如意算盘落空，无可奈何地将晋军撤回原防地。屡屡遭到蒋介石的算计，使阎锡山看出，蒋介石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就要轮到自己头上了。这样，在拥蒋还是反蒋的问题上，阎锡山不得不尽快作出抉择了。 第122页 1930年1月16日，阎锡山回到太原，随后，吴铁城即衔蒋之命从北平赶来，为贯彻蒋的“刷新政治”方针，请阎补行副总司令就职宣誓仪式。这不仅是个手续问题，而是蒋介石要阎锡山表示服从中央的一种形式，阎锡山明白蒋介石的用心，他不愿意再表示沉默。1月22日，阎锡山在太原补行了就职宣誓仪式，藉机发表了对抗蒋介石的演说，提出要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反对蒋介石把持中央大权，指责蒋介石造成了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蒋介石一面继续调兵遣将，对晋阎武装示威，一面公开向阎发出警告。2月9日，蒋介石向阎发出电报，称“武力平定两广，极为有把握”，并特请赵戴文早日返京。面对蒋介石的威胁与恐吓，阎锡山也不示弱＊日即回蒋一復电。以此为发端，南京、太原之间展开了为时两个月的电报论战，间以谈话、文告相辅，互相责骂，喋喋不休。蒋、阎的电报争论展开之后，’双方的阵线逐渐明朗。反蒋各派纷纷通电，表示拥护阎锡山。拥蒋的军人政客打着维护中央的旗号为蒋介石摇旗吶喊。蒋介石在他的控制区掀起大规模的声讨阎锡山的运动；阎锡山也在自己的辖区内召开讨蒋大会，查封蒋记中央主持的各地方党部与报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蒋、阎论争，使阎锡山与改组派的关系亲密起来了。阎锡山否认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合法性，就必须树一个“合法”中央才能与蒋记中央相对抗。为此，阎需要得到改组派与西山派的帮助。改组派在南方相继失败，他们军事投机的本钱输得差不多了，只好向北方的阎、冯找出路。同时，由于蒋介石袭击了改组派的联络机关，捕杀改组派的成员，封禁改组派的总部，也迫使他们寻找新的活动场所。这样，改组派上海总部的成员便于1930年3月转移到北平。 桂系将领胡宗锋，先在天津租界建立了活动据点，派潘宜之到阎锡山那里从事反蒋的串联活动。胡宗驿不断把蒋、阎关系的变化及时向香港的汪精卫通报。由于阎锡山在派系斗争中採取狡免三窟之策，与改组派的关系一直明来暗往。1930年1月中旬以后，蒋、阎关系恶化。胡宗择向改组派总部通报了这一情况之后，陈公博、王法勤分别由香港、上海北上天津。陈、王在平、津间开展活动，先后与阎部的重要首领，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北平警备司令李服膺、市长张荫梧、师长王靖国等晤商。改组派主张以阎锡山为盟主，把各路反蒋诸侯军拉到一起，以改组派的二届中央相号召，组成反蒋联合阵线。但是，经多次会商，阎优柔寡断，顾虑重重，不肯明确表态。他一怕与冯部的关系搞不好，二怕驾驭不了石友三、孙殿英部，三怕东北军入关助蒋，四也感到来自南京的压力太大，没有胜利的把握。在阎锡山的算盘上没有算出有大利可图之前，他是不肯下赌本的。 西山派首领邹鲁、谢持、傅汝霖也来到了天津，联络阎锡山反蒋。西山派是在南方受到蒋介石的沉重打击之后来到北方的。1929年福建曾经发生反抗南京政府的兵变，譁变部队是许崇智的旧部。蒋记中央以此为据，于12月12日召开国民党第五十六次中央常会，通过决议：“许崇智、邹鲁、居正、谢持，阴谋反动，危害党国，交国民政府通缉”。居正在上海也想策动熊式辉反蒋。熊式辉狡猾地设计逮捕了居正。西山派的头头们只好逃到天津租界避难，并积极与阎锡山打通关系，以求生存。天津租界与上海。香港一样，是在野的各派政治势力杂居的地方。这给改组派、西山派联络各方势力造成了方便条件。 冯玉祥虽然被困建安村，却冷眼观望时局变化，预测蒋、阎之间总有一天还得闹翻。他认为，要反蒋还得採取老办法，力促蒋。阎关系破裂，结成阎、冯反蒋同盟。为此，1930年1月初，他乘阎锡山赴河南指挥作战之机，密召隐居于天津的鹿钟麟潜赴建安村，委託他立即回陕西办两件事：一、重整西北军，准备再出潼关；二、招抚石友三、韩復榘等西北军叛将，以增强兵力；三、派人与蒋介石联络，并故意让阎侦知，使阎产生蒋、冯勾结的错觉；四、公开给间发报，要求送还冯玉祥，共同反蒋。鹿回到西安后依计行事，果然起了作用，阎锡山再次前往建安村，向冯陪礼道歉，言归于好。2月28日，阎、冯回返太原，3月10日，冯玉祥离开太原返回潼关。 冯玉祥回到潼关之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作反蒋部署。冯玉祥树起反蒋大旗之后，3月原第2、第3、第4集团军的将领57人发表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桂林分别就任副总司令。当天，阎锡山发表就职通电，揭露蒋介石的罪恶。 在反蒋派与蒋介石的中央之间，张学良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蒋介石的代表和各反蒋派的代表云集渖阳城，纷纷去争取张学良的支持。然而张学良都不动声色，严守中立。 1930年4月，中国歷史上空前的新军阀大混战开始了。反蒋联合阵线总共集中了70万大军，作战目标直指南京。蒋介石投人的总兵力大约近60万人，其中有一半是杂牌军。这样，反蒋派在实力上占有一定优势。可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蒋介石对各实力派的反蒋联军的进攻，早有应变准备。4月5日，南京政府就下令通缉阎锡山。5月1日，蒋介石向全国下达了讨伐令。5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誓师典礼，表示了他要同反蒋派拼杀到底的决心。5月8日蒋介石渡过长江北上，先后到蚌埠、济南、兖州检查作战准备情况，然后坐镇徐州指挥作战。 第123页 蒋介石派何应钦率领广东陈济棠部、朱绍良部和湖南何键部，以较优势的兵力与南方的桂系、张发奎部作战，想迅速解决南方之战，然后集中兵力对付冯、阎。战事初起，双方打得难解难分，行于胶着状态，虽互有胜负，但蒋军显得被动些。到了7月份，西北军大量歼灭了蒋军有生力量，缴获辎重无数，操纵了战场的主动权。西北军的骑兵灵活机动，经常袭击蒋军的后方。有一次，郑大章指挥的骑兵夜袭朱集车站附近的归德飞机场，击毁蒋军飞机十几架。此时蒋介石带二百名卫队住在车站列车上，列车又没接上火车头，蒋介石想跑跑不成，吓慌了手脚。只是因为郑大章的骑兵队急于转移，没有发现蒋介石的行踪，他才得以倖免。 湖南战场的桂、张军6月4日攻人长沙，6月8日又攻克岳阳，蒋军全部撤退到贺胜桥以北，武汉吃紧。可惜冯玉祥将西北军过早的东移，停止了继续南下武汉，贻误了战机。陈济棠的粤军从南面断了桂、张军的归路，蒋介石又调集了9艘军舰进入洞庭湖参加作战，桂系和张发奎军在前有重兵阻击，后有追兵截尾的困境下，掉头撤退。在南撤途中，又遭到蒋军三路夹击。桂、张军突围中损失惨重，几乎丧失了老本，桂、张军此次出师北上，前功尽弃。撤回广西境内后，从此一蹶不振。 蒋介石取得了对桂、张作战胜利之后，集中兵力与西北军和晋系作战。这时蒋介石看出阎、冯之间的矛盾已明显地暴露出来，冯军奋力苦战，晋军却总想保全实力，双方配合不足，拆台有余。战争开始不久，阎锡山就断绝了冯军的接济，使贫困的西北军吃穿无着，弹械奇缺，吃尽了苦头，冯玉祥气得发火不已。针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决定对晋军採取打垮、对西北军採取拖垮的方针。于是，蒋介石将军队集中到津浦线打阎锡山。8月1日蒋军在津浦线发起全线总攻，8月5日将晋军逼退到泰安。阎锡山尝到了蒋介石的苦头，这才想起给西北军送去给养，请冯玉祥在陇海奋力配合作战，以解他在津浦线的挨打局面。阎锡山临时抱佛脚，为时已晚。晋军的战斗力向来很弱。山西盛产鸦片，官兵几乎都是大菸鬼。时逢大雨连绵，晋军的大烟枪点不着火，吸不上鸦片，晋军将士精神不振。但蒋介石从德国买来的大炮却在雨中能点着火，不停地轰鸣。晋军招架不住节节败退，蒋军于8月15日占领了济南。蒋介石于8月zi日坐飞机到了济南，命大军渡过黄河追击晋军。 被蒋介石拖在陇海线上的西北军，一向待遇低，生活苦。冯玉祥的封建家长式的治军方式，表面看来军纪森严，人人尊敬并服从冯玉祥；实际上西北军整天为军阀争战，早已不耐其苦，都渴望有改善现状的机会。蒋介石看到西北军的这一致命弱点，认为打西北军不应用炮弹，而应该採用“银弹”加“肉弹”的攻势。遂即命令陇海线6个守备区都在前沿办起阵地俱乐部，他特命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负责办理此事，用火车车厢、或者汽车，布置成流动酒店，备有中西大餐、菸具、赌具，僱佣上海舞女、妓女充当招待。凡是西北军官兵前来，均请人内，任其受用，分文不取。玩乐之间，蒋介石的特务从中拉拢。临别时还根据官阶的高低、对蒋军作用的大小，赠送数额不等的现金以及菸酒等物品。大受封建家长制之压迫、饱尝艰难生活之苦的西北军官兵，对蒋介石这一手很欣赏，他们羡慕蒋军的这种高待遇（其实蒋军并无此待遇），想改换门庭。很快就有许多人消极，或充当了蒋军的坐探。这时，蒋介石已作好了在陇海路发动总攻的准备。 8月底至9月6日，蒋介石将津浦线上打垮晋军的部队集中到陇海线上，遂发动了总攻击。冯玉祥指挥西北军奋力冲杀。但遭到蒋介石“银、肉两弹”打击后的西北军已今非昔比，斗志锐减，开始向陕西撤退。 反蒋联军在战场上与蒋军炮战了5个月，联合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派在会场上舌战了5个月。大家希望呆在香港的汪精卫赶快北上主持局面，调解争执。但汪精卫却想等桂系和张发奎战胜后重新在两广开府，建立基地。因此迟迟不北上。一直等到桂张联军在战争中失败，他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北平。遂于7月15日偕同夫人陈璧君及顾孟余等人转道日本北上，于7月23日到达北平。汪精卫来到北平后，为了结束党务问题的争吵，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活动。协调各派关系，开谈话会、筹备会，拉人人伙，对权力分配讨价还价，终于在1930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了。会议选举常委、秘书长及委员会主任、委员等，通过了宣言。决定组织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选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反蒋派从组织形式上大联合了，但这时在中原战场上，阎、冯军已呈败局，阎锡山9月9日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可是，阎锡山在国家元首的宝座上仅仅坐了9天。9月18日张学良突然通电反对扩大会议，就任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9月19日奉军人关。21日扩大会议主要成员由北平逃到太原，扩大会议及其国民政府垮台。汪精卫不久又从太原逃到香港，其他成员都作鸟兽散。至此，国民党改组派便宣告瓦解。 张学良在两派相争拉他人伙的形势下，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开始，张学良力主和平，极力想避免东北军卷人这场内战。因为东北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威胁，父丧未已，内部未固；如参加内战引起内部分裂，家仇难报还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于是，他曾多次发表和平通电，希望通过会商解决分歧。但双方都把他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双方的代表穿梭般地到渖阳与张学良会晤。这就促使张学良不能不考虑站到哪一边了。 第124页 蒋介石为争取张学良煞费苦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决心要把张学良拉到南京政府一边。他派出亲信张群、李石曾、吴铁城等人轮班长期盯在张学良的身边。张学良到何处，蒋介石的人跟到何处。蒋先委任张学良为副总指挥，又委任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这等于把平津、河北地盘给了奉系，这些对张学良很有诱惑力。同时，蒋介石还有更阴险的招法，就是分化瓦解东北军，以高官厚禄买通张学良的部下。如蒋以300万现洋收买了东北军23旅旅长马廷福率兵叛变。这使张学良很忧虑。他知道蒋这个人不择手段。最后，张学良从东北集团的利益出发，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相形之下，反蒋派拉张学良的手段就大为逊色了。首先他们拿不出什么切实的玩艺给张学良，态度又比不上蒋介石那样坚决和“诚恳”，只能做一般性的交谈。使张学良感到冯玉祥与阎锡山对自己不够尊重。 由于张学良9月18日决定东北军主力入关，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反蒋联军，张学良从此加入了蒋介石集团，把东北的命运交给了南京政府，换取了占据华北的既得利益。他自认为这是万全之策。但事实证明，张学良犯了一个无法换回的错误。他倒向蒋介石的结果即东北军主力入关，给一年以后的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了方便条件。他指望南京政府会保护东北利益，但蒋介石与美、英帝国主义勾结，拿东北主权同日本帝国主义作了交易。 1930年与1931年出现的两个“九·一八”，应该说都是张学良一生中的最大失策。 蒋介石与张学良对反蒋派採取了军事压力与安抚收买并用的方针。首先是“倒戈将军”石友三投奔了张学良。晋军也背着阎锡山自找门路，纷纷与蒋介石、张学良接上了关系。西北军在蒋介石派出的说客策反下，梁冠英、万殿尊、吕秀文、李肖庭、部子举等，也都相继倒戈。其他杂牌军大都很快就换成了蒋军的旗号。 10月16日，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邹鲁、谢持、陈公博等在太原开会，商讨如何收场。他们希望东北军能提出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阎锡山还企图保住山西地盘。但不可一世的得胜者蒋介石，趾高气扬，不给阎锡山、冯玉祥等留有迴旋的余地。10月3日，蒋介石发布大赦通电时，就已把阎锡山、冯玉祥列入了不能赦免的名单之中。随后，又对阎、冯多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下野。蒋介石只答应在改编晋军和西北军时，适当考虑不拆散他们的原建制。蒋介石对山西进行经济封锁，蒋机不断轰炸。10月25日，蒋介石命令杨虎城部攻克潼关，守备西安的刘郁芬由蒋军策反，献城倒戈。宋哲元率领残部逃到晋西南维县、汾阳一带驻扎。阎、冯的军事实力到此已经瓦解殆尽。 蒋介石让张学良改编晋军，他自己收编西北军。张学良于11月上旬在天津邀集晋军将领开会，决定将晋军改编为四个军，分别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为军长。蒋介石委任西北军的孙连仲为26路军总指挥，但调往鲁西驻扎。冯玉祥的部将李鸣钟为鄂豫皖三省边防清乡督办，指挥第22路军到淮阳、项城一带“围剿”红军。经过蒋介石批准，西北军的宋哲元部改由张学良收编为29军，委任宋哲元为军长。 11月4日，阎锡山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但蒋介石逼迫他们必须出洋，并发布了对阎、冯的通缉令，不给他们留住国内的余地。阎锡山被迫逃到日本占领的大连居住。冯玉祥先由大同北上，秘密转人晋西，到他的部下宋哲元驻防的稷山县居住。1931年夏，宋哲元部移防晋东南平、阳泉。冯玉祥遂移居汾阳县内的峪道河。冯在这里表面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实际是在总结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他自己读书学习，同时开办了一所小型军官学校，训练骨干。有几个共产党员也秘密地参加了军校学习。峪道与陕北苏区接近，蒋介石鞭长莫及。冯选择此地隐居，也为了防备万一被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时，打算渡过黄河，进入陕北苏区。 至此，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在与蒋介石较量了7个月之后，终于失败了。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在这场大角逐中获胜，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钱是战争的命脉。蒋介石利用他所掌握的中央大权，不择手段地聚资敛财，加上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大力相助，又得到了江浙财团和所有官僚买办的支持。这样，蒋介石手里又有金钱又有中央大权，在对反蒋军队进行收买时，可以一手给钱、一手给权（中央的委任状），所以很快就使反蒋联盟瓦解了。 二、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精心培植的代理人，在关键时刻，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全力支持他的反动政权，蒋有这样的“国际援助”，条件大大优于反蒋军事联盟，所以能够长期进行大规模的内战。 然而，蒋介石虽然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却无法缓和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因此，他仍然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困境，日子并不好过。 第九章 认一个主子没错 1.“航空部长”梦 有道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其实就是大人物，也免不了这个借。蒋介石刚和宋美龄结婚，就琢磨着怎样答谢孔祥熙和宋蔼龄了。 第125页 在某些国民党元老眼中，孔祥熙不过是个操着洋腔调的乡巴佬，只能炒个股票、做个煤油什么的。然而，蒋介石却从孔祥熙那貌似平庸的外表中看出他的不凡来。 1928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支持下，恢復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整顿军务，而是任命孔祥熙为国民政府的工商部长，并推荐他为“国民政府委员”。自然，蒋介石的推荐就等于是任命，从此孔祥熙正式走上政坛。 要说那时的孔祥熙有多大的野心，那倒也不是。当时他只是想，既蒙蒋介石器重，当然是恭敬不如从命。从骨子里讲，孔祥熙当然看中的还是钱，但有了权那钱不是来得更容易吗？！再说，当年跟随孙中山鞍前马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宋蔼龄给孙中山当秘书时，蒋介石还在上海码头当瘪三呢。这任命不仅是个面子，更重要的还是对孔祥熙、宋蔼龄革命功绩的一种承认。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就是挺怪，你越想得到的越得不到，你没想得到的，没准哪一天就来了。如果来子文早就看出孔祥熙取他而代之，他也不会在蒋介石面前说孔祥熙的好话，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的孔来之争了。 孔祥熙比宋子文会做人。不仅因为他比宋子文大十几岁，还在于他的阅歷，不像宋子文30出头就当上了财政部长，而且还总那么书生意气，那么盛气凌人。孔祥熙从来都崇尚的是孔子的中庸，不管骨子里怎么想，他在表面上总以孔子的后裔自居，处处为人谦逊，夹着尾巴做人。因此，在没进入政府之前，孔祥熙就已经博得了众多国民党政要们的好感。 1929年3月，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孔祥熙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执行委员。1930年12月，国民政府的工商、农矿两部合併为实业部，孔祥熙又被任命为部长。之后孔祥熙在宋蔼龄的帮助下，使出浑身解数，在工商、农矿领域为蒋介石革新除弊，一时间光是立法就多达百余种。 辛亥革命后虽然建立了民国，但封建主义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势力也仍在中国横行肆虐，作威作福。体现在工商界，各种税法、规定、制度更是杂乱无章。蒋介石虽然篡权当上了总司令，但对经济一窍不通。当时他最热心的就是如何消灭共产党。为报蒋的知遇之恩，孔祥熙自然愿效犬马之劳。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蒋介石玩命似地工作。任实业部长仅三个月，就主持修订了各种工商法规的条种，其中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等，从而在经济上为蒋介石的统治作出了贡献。这些法律法令的出台，在当时各种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发展经济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孔祥熙和他的主子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一样，是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里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因此，他们的才能。品质及他们本能阴暗、骯脏的世界观，在歷史的折射下同时也暴露得特别充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藉口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用大炮轰击驻扎在渖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翌日，双方在渖阳展开激战，东北军全线溃退。蒋介石因奉行不抵抗政策，密令东北军向关内撤退，东北四省转瞬间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 东北的迅速沦陷，在全国各阶层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要求抗日、抵御外侮的唿声响遍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从9月19日至30日的11天里，上海和南京的学生十几万人上街游行请愿，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公开抨击。原来迫于实力不及蒋而暂时俯首称臣的国民党内部各派也觉得时机已到，便借“九·一八”事变大做文章，在南京城内掀起了一股倒蒋浪潮。 在全国人民抗日激情空前高涨的情况，蒋介石第二次玩弄了以退为进的伎俩。且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宣布他将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职务。 蒋介石的辞职，在南京政府内引起了混乱。蒋介石的死对头汪精卫蠢蠢欲动，各派军阀也都八方串联，四处活动，探听消息以决定取捨。也有人劝孔祥熙，说蒋介石虽然老奸巨猾，毕竟不得人心，何不乘此动盪之秋脚踩两只船，为自己留个后路呢？ 孔祥熙则以良臣择主而侍为由，谢绝了这些“好心的劝告”。孔祥熙当然明白，自从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后，他和蒋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对蒋的品行他当然了解。当初宋家在讨论和蒋的结合时，就有人以此为由力主宋美龄拒绝。可又一想，当今天下军阀纷争，列强割据，没有点手腕和狠心的人焉能成大事。蒋介石从一个上海滩上的小人物成为北伐军的总司令，一路过关斩将，确实表现出不凡的才略，这岂是区区书生所能媲美？！再说，歷来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大臣认主子只能认准一个，脚踩两只船只能落个不忠不义的恶名，并且也从来没有过好下场的。 因此，当蒋介石表示辞职后不久，孔祥熙就宣布辞去实业部长的职务，表示与蒋介石患难与共。 在将实业部大印交给陈公博之后，孔祥熙在实业部高级幕僚会议上说：“有人说我放着实业部长不当而主动辞职是鼠目寸光，其实，国家官吏的卸任上任，都是正常的事情。我平时常对大家讲，什么事要拿得起放得下。今天我就来实现这个话。我觉得我们拿得起的时候，应以天下为己任。放得下的时候，应弃天下为敝履。这才合乎我们的身份。不管什么人上台什么人下台，政府还是国民政府！” 第126页 孔样熙的这一番表白应该说是言不由衷的，但确表示了他死心踏地跟着蒋介石走的决心。 1931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以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新一届国民党政府。这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间斗争最后妥协的结果。果然，由于蒋介石的背后捣乱和各派之间心怀叵测，新政府无法形成权威和凝聚力，在财政和外交的双重危机下很快就焦头烂额，不能自顾。仅不到20天，孙科就被迫宣告辞职，新政府宣告流产。随即蒋汪密谋后再次暂时达成妥协。1月28日蒋介石復出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推出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1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3月6日，又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军事季员会委员长（这也就是蒋委员长的由来）。 值得一提的是，促使孙科这个短命政权“垮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侵略军对上海的人侵和由此引发的“淞沪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得手，大大鼓舞了日本国内的好战分子。他们随即把目标对准上海--这个当时远东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孙科政权外交努力的失败，1932年1日28日，就在蒋介石重登委员长宝座的当天，日本侵略军的大炮向上海市开炮了。 当时蒋介石和孔祥熙都在南京，听到消息后极为震惊。虽然他们事前得到消息，说日本可能会採取行动。但他们并不知道会採取什么行动和在什么时间行动，有多大规模；特别令孔祥熙担忧的是，宋蔼龄此时就在上海。 而此时的上海，已陷于一片炮火之中。 宋蔼龄不但滞留在上海还和宋庆龄一起组织了一个临时的“军官励志社”，鼓励那里随时准备开往前线的年轻军官，并租用了一座小楼，把楼内整修一新，做为该所的活动场所。 宋氏姐妹还组织了红十字救护队，救助从闸北前线下来的伤兵。 一天夜里，宋蔼龄刚睡着，就接到上海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说各医院的抢救室都被伤兵住满了。还在许多伤兵躺在走廊里，需要帮助。 “一个小时前，还有人向我报告，说床位充足。”宋蔼龄皱了皱眉头。 “一个小时？明天床位就不够了，很多医院把办公室都腾出来做病房。再不想办法，伤兵只能住在大街上。” 宋蔼龄再也睡不着了。她明白，伤兵如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就会丧失生命。可现在到哪里去找床位呢？她立即想到几个最要好的朋友。于是她也顾不上什么礼节了，直接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宋蔼龄把情况一说，大家都感到问题严重，再募捐也来不及。于是大家纷纷拿出个人的存款，当天夜里就凑了8万美金，并立即选址建立了一个有400张病床的培德医院。 之后宋蔼龄开始在工商界中活动，又募集了一笔捐款，建造了一所1000张床位的私人医院。 宋蔼龄在上海从事救助活动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并且上了报纸。孔祥熙等战事稍缓后来到上海。在他们的寓所里，宋蔼龄对孔祥熙说：“怎么样，我这不是还好好的么？” 孔祥熙忙对宋蔼龄陪出笑脸说：“你有先见之明，有先见之明。” 孔祥熙心里自然明白，宋蔼龄在“淞沪抗战”中的一系列活动，等于给他脸上又贴了一层金。 孙科政府因“外交不利”，没有阻止日军对上海的进攻而被迫倒台，但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的指挥下，在上海人民的全力支持下，挫败了日军的企图，打了胜仗。蒋介石却指令蔡廷锴不要乘胜出击，将日军赶出上海后就可罢手，绝对避免再与日军决战。3月初日军向中国守军发起总攻击，中国守军失去战机，只能撤至崑山福山一线。3月13日南京政府决议中日双方停战事宜，后派出代表与日谈判，竟承认了日军对上海部分的占领和日商在上海的特殊利益；并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这反到成了蒋介石赖以炫耀的政治资本，而上海人民的热血就这样被一张协定出卖了。 1932年4月3日，即淞沪抗战结束不久，孔祥熙被特派为“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出访欧美各国。 孔祥熙这次出访的目的，实际上是接受蒋介石的委託，在德国和义大利接洽购买军械、飞机事宜的。鑑于“淞沪抗战”中没有空军的教训，南京政界军界一致唿吁要加强国防，特别要首先建立空军。蒋介石当时对德国情有独钟，希望在军事上无论是购买军火、还是聘用人才方面都要倾向德国。 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于1932年4月13日由南京启程，开始了他们婚后的第一次欧美之行。出访的第一站就是美国。 这是一趟美差，等于公费出国旅游，孔祥熙自1907年留美归国后，就再也没去过美国，因此十分兴奋。临行前，蒋介石曾亲自召见孔祥熙，希望他能在这次出访中充分展示其外交才干，为国民党政权和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打通关节，特别是在财政和军事上，争取得到欧美等主要国家的支持。当下孔祥熙心领神会。 对这次出访，孔祥熙是充满信心的。其一他和宋蔼龄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都是在美国留学并获得学位，都能讲流利的英语，也极熟悉美国和欧洲的文化传统和风土人情。‘况且，孔和宋的很多老同学都在美国政府和工商界担任要职，美国及西欧国家也极重视在华的利益，重视改善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谈笑风声、觥筹交措之间便能完成出访重任。孔来在飞机上俯瞰着浩瀚无垠的太平洋时，心中充满了自信。 第127页 不料，出访的结果却出乎他们的预料。 刚到美国时，他们便被表面洋溢着的热情友好的气氛所陶醉。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到处是掌声、鲜花和问候。他们每天都要至少出席两个酒会或招待会，每天都要接到过去的同窗好友的电话约他们重温旧情。 但不久，这种彬彬有礼的气氛便被媒体的传闻打破。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率先刊登了蒋介石在上海向宋美龄求婚的秘闻，并称这种联姻与其说是出于爱情，不如说是处于政治的需要，“中国唯一能够控制现代军队的人和中国唯一能够控制财政混乱的人成了郎舅。”还说孔祥熙、宋蔼龄极力促成这条婚事是为了找到自己发财致富的机会。 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骂总统的文章都敢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更何况是讲另一个国家的事情。不久，其它报刊也纷纷报导类似的消息，有的还添油加醋无中生有，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说得活龙活现，弄得孔祥熙、宋蔼龄自觉如过街的老鼠，极爱面子的宋蔼龄几次提出要中断这次访问，以免在同窗好友面前出丑。孔祥熙不像宋蔼龄那样回国心切，但也有度日如年之感。试想在中国大陆威震四方、说起话来响噹噹的孔家大少爷，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何时受过这等污辱。但无奈国事在身，也只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强打起笑脸了。事后有人分析推测说，孔祥熙这次美国之行之所以徒手而回，与他当时的恶劣心境应该不无关系。 当时在美国会见过来蔼龄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友杂志主编尤妮斯·汤普森回忆说： “我看见孔夫人非常真实地流下了女性烦恼的眼泪，并且亲自去把她的氨水精拿来，以便使她的神经镇定下来……她担心是在最后一刻可能丢人现眼也许会受不了。但我们答应她，不加张扬，而且在朋友们的配合下兑现了这个诺言，因为这些朋友都能理解，她确实多少需要保持镇静和不受打扰。她的同学得到通知，从全国各地赶到威斯里安学院看望她，安慰她。整整两天，她看见和她在一起的全是过去的同学和朋友。于是，她把祖国的苦难置于脑后了。” 在美国一些同学的关心下，宋蔼龄的恐惧和苦恼情绪渐渐被化解。她又打起了精神开始投入了她的外交使命。为了在美国公众中树立起她和孔祥熙正面的形象以批驳那些“谣言”，她竟破天荒地向美国新闻界宣布从个人的积蓄中拿出一笔巨款以“奖学金基金”的名义，献给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但这只是为了在美国公众面前挽回一点面子的权宜之计罢了。如上所述，他们并没有完成蒋介石交给的“接洽军械飞机之购买及设厂自制事项”。在最后匆匆礼节性拜会了美国总统胡佛后，他们带着抑郁和遗憾，离开了此前不久还是梦寐以求的美国。 他们欧美之行的第二站是义大利。还应了中国那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老话。他们原想在美国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义大利及后来的德国得到了。 因宋蔼龄在美国的心情不好，她先于孔祥熙到达了义大利的威尼斯。 威尼斯是一个有着悠久歷史的古城，城内河道纵横，游船如梭，是闻名世界的水城和旅游盛地。宋蔼龄到达威尼斯时，正值初春，树枝吐出了嫩芽，大地披上了绿装，玉兰花飘出阵阵清香，一切都令来蔼龄心旷神。冶。 义大利对孔祥熙夫妇的到来非常重视。靠发动政变上台的法西斯分子、当时的义大利首相墨索里尼，亲自主持会议研究了接待和会谈等问题。接着，几名高级官员赴威尼斯，陪宋蔼龄玩了个够。他们出动了一艘装饰极为豪华的游艇供宋蔼龄乘坐。游艇内布满了专门从义大利南方运来的鲜花。服务人员身着皇家僕从穿的高贵服装，彬彬有礼又热情周到，义大利方面知道宋蔼龄爱吃法国菜，还专门请来了一个擅长法式西菜的厨师。 在美国受到冷落的宋蔼龄感慨万分，对义大利顿时充满了好感。这种好感也影响到后一步来到的孔祥熙，并为后来购买军火奠定了基础。美国有一句谚语：“没有免费的午餐”，义大利人的热情好客背后是巨大的利益。孔祥熙在异国他乡也没能抵挡住诱惑，用蒋介石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资金，购买了义大利军火商的一堆破烂货，这是后话。 孔祥熙到威尼斯后，宋蔼龄对他说：威尼斯太美了，这里的人也非常友好，他们为我布置了很大的场面，使我感到紧张。这几天，我一直都在阅读有关义大利的书籍，我发现义大利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它不仅有悠久的歷史和灿烂的文化，还有非常优秀的人民，能和这样的国家人民交朋友，是我们的福份。 随后，孔祥熙和宋蔼龄来到义大利首都罗马。在义大利他们尽情地游览了许多世界着名的名胜古蹟：古罗马的露天竞技场。摇摇欲坠的比萨斜塔、圣玛丽亚修道院和那幅闻名的世界、价值连城的名画《最后的晚餐》，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时，他们的访问开始进入主题。一天墨索里尼和孔祥熙进行了正式会谈。在此之前，意方已得知孔祥熙之行的使命，知道了他们在美国访问并不成功。义大利还知道他们下一站是德国，而德国无论在技术、产品和工艺水平都优于义大利。所以，他们不从孔祥熙身上榨出几两油来是不会放孔祥熙走的。 第128页 当时墨索里尼并没摆国家元首架子，而是像老朋友似的和孔祥熙聊了起来。 “孔先生可曾听说过日本的山本五十六？” “当然听说过。”孔祥熙回答说。 “贵国可知道山本五十六为什么能从一个下级军官成为一个高级将领，可知道山本五十六对日本军队的贡献？” “这……”孔祥熙支吾着。当下不仅孔祥熙，连他的随从人员都觉得这位义大利首相问得有点莫名其妙。 “山本之所以在日本军界占了一席之地，就是因为他最先在日军中倡导空军决胜的理论；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他的努力下，日本正在建造着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在太平洋和美国抗衡的航空母舰，和最先进的攻击机、轰炸机及最优秀的飞机员。在现代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是你有多少个骑兵师，而取决于你有多少个飞行中队，有多少架飞机……”墨索里尼开始他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 “贵国建国建军，也应向日本那样，首先发展空军、海军，特别是空军。空军所需经费比海军少，投资少、见效快，在战争中能立即发挥作用。贵国要想和日本抗衡，没有一支强大的空军是极为困难的。在这方面，我们愿意和贵国进行真诚的合作。” “首相所论极是，首相所论极是。令鄙人茅塞顿开。”孔祥熙连连点头表示赞许。 出国之前，蒋介石虽有交待，但对具体购买哪国军火及购买军火品种之比例并无一定规定，要孔和国防部官员具体磋商。孔祥熙本人对军事知识知之甚少，他也不感兴趣。这次出访，一来是可以歷游欧美风光；二是可以接交新朋旧友；三是可以为南京蒋介石政府争取外援。至于购买何种军火，他并无定型的想法。这次听墨索里尼的一通胡侃，也挺受启发。他受的是欧美教育，深信技术决胜。曾几何时，英国的少数军队利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八国联军对义和团，哪次战争都显示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因此，他对墨索里尼的“应先发展空军才能赶上日本”的论调极为赞赏。 在向蒋介石做了汇报（当然要美化义大利和墨索里尼的诚意了）并得到蒋的同意后，孔祥熙又亲赴义大利飞机制造厂参观，听取介绍，并观看了飞机表演。最后，孔祥熙终于决定购买一大批义大利生产的飞霞式轰炸机。这种被墨索里尼吹嘘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机。 当时孔祥熙还和墨索里尼商定，飞机交货后，由意方组成军事顾问团赴中国帮助中方安装使用维修这批飞机。墨索里尼将此事交给了他的女婿、义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承办。到这里，义大利开始的长时间的对宋蔼龄的“感‘清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 作为加快中国空军发展的一部分，在孔祥熙在欧洲访问期间，杭州览桥建立了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飞机制造厂，在南昌、杭州、西安开始了大规模的机场扩建工程。 离开义大利后，孔祥熙又携宋蔼龄来到德国，这是他们第一次踏上德国这片神奇的国土；第一次正式和以严谨着称的日耳曼人打交道。此时，正是希特勒刚刚就任德国总理不久，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大厦刚刚奠基。他为了主宰这个工业强国，正在做全力的冲刺。因此，希特勒对这个从遥远的东方赶来的客人并没有太多的兴趣。 在和孔祥熙的会谈中，希特勒一直在谈他的思想和建立大日尔曼帝国的雄心勃勃计划；当时孔祥熙也有自知之明，除了随声附和外，并不发表更多的意见。 在和德国外交部长和工业巨头的会谈中，最后敲定了中国购买2500万美元的德国军火，这才使希特勒对孔祥熙露出了笑脸。要知道，1933年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在经济上刚刚开始復甦的德国，一下能出口2500万美元的军火，对他们出口贸易该是多么大的鼓舞。但孔祥熙由巨款购买的这批军火，绝大多数被蒋介石用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去了。 孔祥熙出访近一年。回国后他详细向蒋介石汇报了这次出访的情况。蒋介石认为他对中国空军的建设有功，遂任命孔祥熙为中央航校校务委员。 孔祥熙鬼迷心窍，竟不满足干这个无名无利的“校务委员”之职，而妄想当航空部长，尽管他对航空一无所知。有人说，孔祥熙想当航空部长是看中了发展航空工业中的巨大利润。不管孔祥熙出于怎样的动机，他确实在积极争取这一职位。他曾邀请蒋的亲信、航空学校校长葛敬恩到家里作客，并开门见山地说：“建设空军，实乃国防之必须。目前有义大利政府的援助，财力物力都有办法。如将航署扩充为航空部，我愿出任部长，请葛以首席次长负实际责任……” 就在孔祥熙做航空部长梦的时候，由他订购的义大利飞霞式轰炸机运到了中国。航空署立即通知了孔祥熙。由于意方军事人员尚未来到，便派美国空军专家前去检查验收。验收后发现，这批所谓最先进的轰炸机全是意军淘汰的产品，炮管中的来复线都已磨光。葛敬恩很生气，主张退货，又怕得罪孔祥熙，只得将实情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表面上说要认真追查却并无下文，但孔祥熙想当航空部长的升官美梦，也随此而彻底泡汤了。 第129页 2.终于做了财政部长 1933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春寒料峭，宋蔼龄在客厅内焦急地来回踱步。今天早上六点半，孔祥熙被蒋介石的电话叫醒，早饭也没来得及吃就匆匆离去，到现在还没回来。 这是他们夫妇二人出访欧洲回国的第三天，宋蔼龄心里直打鼓，是不是哪个爱进谗言的小人又在打小报告，指责他们在欧洲的所作所为？在官场上混了多年宋蔼龄深知这其中的奥妙，自蒋宋结亲之后，孔家的势力急剧膨胀，自然就有人犯红眼病…… 宋蔼龄正在胡思乱想，孔祥熙回来了。当满面春风的孔祥熙见宋蔼龄的眉头皱成了八字，就打趣地说：“夫人，什么事愁成这样？” 宋蔼龄娇嗔地拧了他一把：“这么晚才回家，把人都急死了。告诉我，老蒋找你干什么？” “咱们的鸿运来了。”孔祥熙一字一句地说。 “鸿运？”什么鸿运？！” “老蒋要我出任中央银行总裁。” “什么！”宋蔼龄吃了一惊，“那……那大弟往哪儿放？” “老蒋没说，估计另有重用。” 不知为什么，宋蔼龄听到这个消息后竟喜忧参半。喜的是丈夫又得高升，而高升的不仅是官职，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忧的是宋子文的被贬黜，给宋家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其实，蒋介石和宋子文的矛盾由来已久。只是由于蒋介石娶了宋美龄，一是碍于情面，二是利用宋家在上海及江浙一带的财力，才没有公开化。 1926年广州革命政府派宋庆龄、宋子文、孔祥熙和鲍罗廷等前往武汉，考察迁都问题。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革命政府的首都由广州迁往武汉。1927年2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宣布，国民政府驻武昌，中央党部驻汉口。 蒋介石为此开始发难。在1926年11月开会时，他原本同意迁都武汉，而时隔两个月蒋介石却突然在南昌组织召开了一个残缺不全的“中央政治会议”，并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不迁往武汉而暂迁到南昌，迁都问题留在3月的中央全会讨论。原来，蒋介石为了达到排挤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独掌国民党大权，篡夺北伐革命成果的目的，正在筹备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右翼反共政府。蒋介石推迟定都决定，是因为他准备作为反共政府统治的中心的上海和南京还未到手。1927年3月，蒋介石指挥白崇禧等部相继开人上海和南京，紧接着就在上海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月18日，蒋介石独自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央政府。旋即汪精卫在武汉也宣布成立中央政府。从此蒋、汪开始了长达几个月的讨价还价的争斗。 宋子文因受宋庆龄的影响，原是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劣根性的分析也曾对宋子文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广州国民革命政府迁都武汉一事，宋子文是积极参与的，对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临时的中央政府亦是不满的。 1927年初，宋子文离开武汉到上海，从事他的金融生意，但蒋介石却怀疑宋子文受宋庆龄的影响，所以对宋子文在上海的生意不积极配合。作为回答，宋子文也拒绝一家银行向蒋贷款。蒋怀恨在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蒋介石便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宋子文为此也气得要命，但又奈何不得蒋介石这个政治无赖。 当时，蒋介石对宋子文是打一打又揉一揉，封闭了他的办事处后，又诱惑未参加南京的中央政府。这时两边都来做工作争取宋子文。宋庆龄动员他参加武汉汪精卫的中央政府，宋蔼龄动员他参加蒋介石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宋子文权衡再三，最后终于倒向了蒋介石。 但好景不长。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在渖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开始武装吞併东北。1932年日军又蓄意挑起“-·二八”事变，开始向中国内地渗透。于是和宋子文联繫密切的金融家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而蒋介石当时却明确表示不抵抗政策。如此一来，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矛盾再次引发。 据说，宋子文曾几次找宋美龄，希望妹妹能说服蒋介石，对日採取强硬政策，哪知宋美龄一张口蒋介石就变了脸色。 当时，蒋介石不但不积极抗日，反而动用国库储备，耗费巨资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在讨论“围剿”经费时，蒋与宋之间再次发生冲突。宋子文不满蒋介石一贯独裁的霸道作风，并且力陈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的道理及国家平衡财政预算的重要，当场弄得蒋介石下不了台。 1932年5月，上海、浙江及江苏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学者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作“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内战。当时同盟会成员做出决定，所有成员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的公债和借债。 宋子文虽然没直接参加“同盟会”，但“同盟会”成员中有许多是宋子文的同窗好友和生意场上的伙伴。更主要的是，内战会影响国家金融及商业发展，使原来发展的经济倒退，且宋子文原本就是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决心“剿共”，这就引起了“同盟会”成员的反对。第三次反“围剿”开始后，宋子文见上谏无效，便以“把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调走了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理由，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第130页 将介石虽然对宋子文的书生气和抗日情绪很反感，但这时孔祥熙出访欧美未归，蒋介石又觉得宋子文在上海金融界有较高威望，便再三挽留。结果，在来美龄的斡旋下，他们相互做了妥协。宋子文同意继续担任财政部长为蒋效力，蒋则许诺将来提宋为行政院长，封官许愿。将还同意来用贩卖鸦片的不义之财，来秘密填补因“围剿”工农红军造成的财政赤字。 时过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又被蒋介石耍了。他为了支持抗日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阻挠，对热河省的国民党军队原准备抵抗日军进攻，也被蒋一个命令撤了回来。不久汪精卫从海外回国，蒋介石为了拉拢汪，遂让他登上了行政院长的宝座。 宦海沉浮，蒋介石心狠手辣，使宋子文心灰意懒。他决心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借参加世界经济会议的理由，到美国散散心。这正中蒋介石下怀，他当然不会阻拦，反而劝来去美国安心开会，南京的事不用操心。 于是，孔祥熙的主要竞争对手就这样轻易地被蒋介石缴了械。所以，当孔祥熙得知宋子文要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之后，宋蔼龄说：“这下你可如愿了。” 的确，孔祥熙和宋子文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留洋受过美国教育，都是基督教徒，都和孙中山、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通过家族关系在政界发迹，在商界也都是出了名的大亨。自蒋宋联姻之后，就有人说如今的中国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但是，他们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如孔祥熙虽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却热衷于儒学，崇尚中庸，为人随和，被认为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对蒋介石从来是唯命是从。而宋子文虽有学子风度，注重礼仪但却为人耿直，在官场不善于见风使舵，说话态度也直来直去，因此为政期间在南京树敌较多。在一段时间内，他甚至对蒋介石都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认为蒋介石出身卑微，不过是一个政治投机家、一个在乱世中靠手腕混迹于政坛的暴发户。他曾私下对好友说：“给蒋介石当财政部长，就跟当他一条狗差不多。” 正是在这种时候，蒋介石召见孔祥熙，向他透露了准备接班中央银行总裁的信息，孔祥熙怎能不感恩涕零呢。 宋子文走后不久，孔祥熙便走马上任。为报知遇之恩，孔祥熙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筹措经费。 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加上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又发动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内战，使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滞缓，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到1933年孔祥熙上任时，每月的赤字就达1200万元。 为筹齐对工农红军“围剿”反需经费，孔祥照专程赶到江西，同正在那里坐镇指挥的蒋介石进行了讨论。最后两人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向国内外发行1亿元新公债。不过，发行的名义是支援国家建设。 孔祥熙从江西再到上海后，立即紧锣密鼓地进行发行公债的准备。没过几天，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都在显着位置上刊登了发行新公债的消息，还把这次购买公债说成是国民爱国的具体表现。 善良的人民当然不知道这是蒋介石和孔祥熙玩的把戏，于是1亿元公债很快销完。孔祥熙为此十分得意。只是1亿元公债一分一毫也未用于改善国计民生，而是全部被用于蒋介石购买军火，进而去攻打江西的中国工农红军去了。 第一、二、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又紧接着组织了第四次“围剿”。当时他动用了四十万军队，下决心要把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为配合蒋介石，孔祥熙又发行了第二期“关税库券”，并通过越来越多的银行借款透支来支持这些军费开支。 孔祥熙的“锦囊妙计”，实际上是高利率夺走了本来应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农村经济萧条，民族工业也因资金紧缺困难重重，银根奇紧。在各行各业急需资金振兴的时候，孔祥熙却把资金都用来给蒋介石购买军火以支持内战，这对国计民生无疑是杀鸡取卵。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萧条之风愈刮愈烈，日益影响到中国大陆。1933年美国为了缓和经济危机对本国生产和金融业造成的打击，决定放弃金本位，开始储备白银做为财政准备，并宣布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金融家极具吸引力。他们觉得，把白银运到美国而不是去买孔祥熙发的债券，就能大赚一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白银大量流人国外，债券销售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于是银行和贷款利率急剧上升，南京政府的财政面临破产的境地。 孔祥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为了防止白银外流，他开始对白银出口徵收10％的关税。同时他又採取高压手段，颁布了《储蓄银行法》，迫使私人银行家必须购买国家公债，并强行规定每家银行都必须以四分之一的资金购买国家公债或证券，将此做为中央银行的总储备金。 在这一系列高压政策下，原来许多不准备购买公债的企业家银行家们不得不参与购买公债，但他们对孔祥熙的这种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第131页 四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出访归来。本来，他这次出去就是公费旅游，参加一些不痛不痒听起来口号大得吓人、做起来却无实质性意义的会议，然后北上加拿大观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南到巴西漫步在布满珍禽异兽的热带雨林，晚上要么会友闲谈要么舞厅酒吧，真真悠哉悠哉！不料回国后，看他的生意场上的朋友一个个怨声载道，多年呕心沥血积累起来的家当被蒋介石、孔祥熙一纸文件就剥夺了四分之一。宋子文又得知自己做中央银行总裁时为蒋家政权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几十亿元的积累，也被挥霍一空，就越发对孔祥熙恼怒，对蒋介石不满。于是这种不满的日积月累，终于酿成了后来路人皆知的“耳光风波”。而这场风波的最大受益者，仍旧还是孔祥熙。可以说，尽管孔祥熙和宋子文是朋友又是亲戚，但孔祥熙是踩着宋子文的肩膀一步一步爬上去的，最终成为国民党财经领域的“皇帝”。当然，宋子文也非等闲之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抗战后，宋子文又復掌大权，并对孔祥熙狠狠地报了当初那一箭之仇。当然这是后话了。 此次宋子文回国又和蒋介石发生公开争执，是因为实行并坚持年终预算审计制引发的。 “预算审计制”，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在制定规划、投拨经费时都必须遵守的制度，也是国际惯例。但在中国却不那么吃香。几千年来的皇族统治，对当权者影响极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一言九鼎，需要用什么就要满足什么，想要什么就必须拿来什么。到了蒋介石这辈上，就叫经济必须服从政治，必须为满足他的欲望、巩固他的统治服务，怎么能让一个“预算审计制”捆住手脚呢。预算是给老百姓看的，谁还当他真的要实行？！ 宋子文留学西洋，对中国封建主义这套东西当然反对，他认为，建国的根本在于法，经济的根本在于制度。作为财政部长，他为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财务制度，国家收支都要有计划，花销需有预算，预算要经过审计部门审核，不允许随意突破。这在宋子文看来无疑是天经地义的。 哪知蒋介石也和封建皇帝及当年的北洋军阀不无两样。对国民预算之类的东西毫不关心，“围剿”屡屡受挫使他心烦意乱。他不相信堂堂几十万国军且装备精良，给养充分，竟会屡次败在一直在山沟里土生土长的红军。因此他正在和将军们筹划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准备动员百万大军参加，这样一来必然耗费无度。于是蒋、宋矛盾由此引发了。 本来，国民政府并无专门的预算机构，是宋子文再三进谏蒋才勉强同意的。这次宋子文把1934年的年度预算反覆核实，精心修改，怕蒋介石通不过，还故意为军费多增加了几个百分点。谁知送到蒋那里，被蒋划改得乱七八糟。最主要的是，蒋修改过的预算根本文理不通，牛头不对马嘴，因此也根本无法实行。因为蒋对这个预算的要求只有一条，必须保证第五次“围剿”。 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简直幼稚可笑。国民党当前最大的敌人是谁，主要的威胁在哪儿？是共产党，是工农红军。不消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再严密科学的预算也没用。 而宋子文对蒋的反感此时也达到极点。他认为。连年的军阀混战，百姓民不聊生，急需发展生产，使人民休养生息。资金本来就不足，应用在最需扶持的项目和国家急需的交通、能源建设上。“国家经济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强，谁还会拥护共产党？！” 蒋介石和宋子文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预算，因制订的不同出发点，引发了他们的公开对抗。 宋子文主持制定的预算因久通不过，心中着急，就打电话向蒋介石询问，蒋便要宋到他的住处来。 宋子文到了蒋的住处，在客厅刚坐下，蒋介石便从书房走了出来。 蒋介石说：“子文，今天叫你来，是和你商量一下预算的事。” 宋子文见蒋介石态度诚恳，就开城布公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特别提出要减少军费、平衡预算、停止内战和积极抗日的问题。 哪知蒋介石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火了，指着宋子文大声吵道：“停战停战停止内战，你就知道停战。共产党要推翻我们，我们却要停战！” “可现在国库空虚，我虽然是财政部长也没办法。”瞧蒋氏那副没教养的样子，宋子文只好无奈的说。 “没办法要你这个财政部长干什么？” “干什么？我要对全国的财政预算负责。”宋子文忍不住顶了蒋介石一句。 “你负什么责，南京政府谁说了算，中央谁当家？你应该向我负责！” “我是向你负责，更要对党国负责！” “就是你们这些人不积极剿共，后方补给不足，才造成剿共的失利！” “岂有此理！仗没打胜，你这个总司令没责任，倒怪起我们来了？！” 宋子文的这句话一下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蒋介石满脸通红，“啪”地一声手掌拍到桌子上。 “娘希皮，你不想剿共，给我滚出去……” “你骂人，你敢骂人广宋子文火气也被逼了上来，用手指着蒋介石的脸质问到。 第132页 “骂你，老子还要打人呢！”蒋介石怒不可遏，上前就是一巴掌，打在了宋子文的左脸上。 宋子文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当他反应过来正想发作时，侍从们已从两侧跑了进来。 当时蒋介石额头的青筋突突直跳。 宋子文坐在沙发上，用手捂着脸气喘嘘嘘，半晌说不出话来。 据说宋子文挨打之后，宋美龄对蒋介石不依不饶，非要蒋对宋子文认错。其实，蒋介石也明白，他和宋子文已是一根绳上拴的两只蚂炸，谁也离不开谁。也正因为如此，他更不能容忍宋子文公开对他的权威挑战。所以，蒋介石虽然把宋子文赶出了财政部，却并不想和他摊牌。在不久的一次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虽然接受了宋子文的辞呈，但蒋却当着众人的面一再为宋子文评功摆好，说他为了国家作出了如何的贡献，并让他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等职。 在宋正式提出辞呈之前，蒋介石曾约孔祥熙密谈，实际上是对孔交底。当时蒋介石对孔祥熙说：“财政部长没有别的人选，非你莫属。你也不要推辞，早点进入情况作点准备，早点就职，以稳定大局。” 当下孔祥熙自然表面上谦虚一番，说自己“才疏学浅，怕不能胜任”之类的套话，心里却乐此不疲，恨不能马上就走马上任。 于是1933年11月，孔祥熙正式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开始走向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这一年，他刚好53岁。 不过另据资料透露，宋子文因“耳光风波”辞去财政部长后，南京政府内部立刻有人活动，想得到这个肥缺。宋蔼龄得知后，当即赶赴南京找蒋介石。由于当年的特殊沿革及其姻亲关系，宋蔼龄见蒋是不用客气的。她只一个“介兄”，便开门见山步人正题。当时，蒋介石尚火气未消，当着宋蔼龄仍指斥宋子文，甚至讲子文有私下搞武力欲谋不轨之举。当下宋蔼龄听了，不禁淡淡一笑说：“子文究竟是自己人，我想事情实在不实在，要留一着，人家离间计要留神。我看叫子文下来也很好，换哪一个要慎重一点。万一不听你的话，军费发生问题，后悔也来不及了。” 蒋介石闻听宋蔼龄如此一说，当时气也消了大半，并且也明白了宋蔼龄此来的意图，便问“庸之为什么没来？” 宋蔼龄忙答说：“明天来。” 蒋介石说：“庸之来了，请他谈谈。” 就这样，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的幕后交易达成了。由此可以说，这是夫人宋蔼龄设计老公仕途的又一精彩之笔。 孔祥熙上台时，全国的经济形势是极为严峻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强占了我国东北，东北四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与此同时，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掠夺。1929年至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他们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输出资本，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和工业交通，使中国的殖民化经济更加深了。 当时，中国的农业情况也不容乐观。蒋介石上台后，维护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占不到10％人口的地主富农拥有了70％到80％的土地。他们垄断了土地，採取分散出租给农民的办法，以榨取高额地租。贫农和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不但要对地主交纳高额地租，还要承担沉重的苛捐杂税，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据当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省14个地区1934－1935年的调查，当时农村自耕农、半伯农和佃农负债的百分率高达71％，佃农高达78％，其中安徽平均高达80％。广东等地农民的借贷率增长了9％。 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举步维艰。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官僚买办的从中盘剥，民族工业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濒临破产半破产的边缘。如在工业和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传统手工业，在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进一步衰落了。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对进口商品设置关税壁垒，使中国向外国出口的手工业品销量锐减；他们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使洋货充斥中国市场；加上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商品市场缩小，以及官僚垄断资本的盘剥，这就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手工业的衰败。如我国着名土布产地河北高阳，1929年有平面织布机2.5万架开工，提花机4300架开工；而到1932年，平面机减少到2万架，提花机减少到l100多架；到1933年平面机开工的只有700多架，提花机只剩下200多架，土布产量更急剧下跌。传统手工业走向破产，使我国手工业产品出口量锐减，产值比重在国民经济占比重逐年下降。1926年手工业产品出口值为银27911万两，到1934年则仅有11298万两。 殖民化经济的加深，农民的贫困化和传统手工业逐步走向破产半破产，使原本就不稳定的经济生活更加动盪和恶化，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朝不保夕，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进行一次调查，被调查的1001县中，农民逃荒在外的达2000万人。1934年，四川省合川县60余万人口中，生活无着者达40余万。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军事摇役和对农民的压榨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仅为内战修公路一项，蒋介石就下令徵集湖北、浙江、江西三省民1550万人。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不得不承认农民的惨状，该报在一篇报导安徽农民的惨状的文章中说：“逃生无路，水藻捞尽，草根掘尽……阖户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四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 第133页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仍下决心打内战并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1933年11月，孔祥熙上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伊始，蒋介石就宣布了对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动员令。 为了吸取宋子文的教训，孔祥熙在蒋介石发布的命令的第二天，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支持“剿共”是他施政的第一方针。当时他煞有介事地表白：“保证最大努力筹集所需经费；平衡预算固然重要，但‘剿共’作战的胜利比保持平衡预算更重要。”说这话，正讨蒋介石的喜欢。”其后蒋介石不无得意地对宋美龄说，孔祥熙就是孔祥熙呀！ 其实，孔祥熙也并没什么灵丹妙药。前面讲过，他在宋子文出访美国时，就用滥发公债，用高利率夺走生产用资金的办法为蒋介石的“剿共”筹款，其后果只能是加速国民经济的退化和使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 除滥发公债外，他还利用中央银行的垄断地位对他人进行盘剥。他把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为此，他让中央银行享有许多特权，如控制垄断政府收支，有权发放金融债券并可做为兑付关税之用。实际上使银行成为国库的代现机构。1934年10月，孔祥熙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他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要别的银行出口白银上税，而他自己所主管的中央银行却趁机大做白银出口生意，当然是不上税的。仅这一项，就赚了几千万。正由于有这样的特权，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迅速发展，成为最能获利的机构。后来有人统计，1934年它的资产只占中国银行界的n％，但它的利润却占中国银行界的37.4％。 熟悉孔祥熙的人都知道，表面上孔祥熙为人谦和，态度温顺，提倡中庸。但在商战中，他绝对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豺狼；他对财富的追逐如同政客对权力的追逐一样，表现一种永无止境的贪婪。 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取得了中国银行界的统治地位之后，又把攫取的下一个目标盯在了当时颇具影响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上。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上海两家老牌银行，美英法等国在这两家银行中都有大宗存款。这两家银行占有的资金约占当时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三分之一。因此，这两家银行当时也成了孔祥熙的眼中钉、肉中刺。 孔祥熙为了筹集内战经费大发公债时，中国银行就进行过抵制。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嘉敖说，共产党就那么一点点人，怎么会对党国构成威胁？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军队不去打日本人，却在“剿共”作战中用去那么多钱。当时他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债券，还暗自联络交通银行共同採取行动。拒绝为孔祥熙和中央银行提供资金。 孔祥熙不止一次在宋蔼龄面前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要让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敖滚蛋！” 孔祥熙虽然早有此心，但在具体行动时却十分慎重。他知道，对手也非等闲之辈，更主要的是一旦矛盾公开，弄不好会影响全国的金融形势甚至会危害自身。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阴险又重要的目的呢？ 他不得不请教求助于他的主子、在玩弄阴谋和手腕上比他更高一筹的蒋介石。 1935年2月28日，孔祥熙邀蒋介石、宋子文（蒋介石此时又需要宋子文并许愿以高官；宋为了宋家的利益也希望和蒋、孔联手，于是他们又走到一起来了）来到汉口英租界的一栋别墅秘密会谈。在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採取行动上达成了共识，并研究了如何迫使两家银行就范的具体步骤和策略。当时，蒋介石引用一句成语把这个策略称为“欲擒故纵。” 孔祥熙回到上海后对宋蔼龄感慨万千地说，以前只知道委员长精于计算，今天才算口服心服了。 宋蔼龄听后亦半是讥讽半是认真地说，那你就好好拜老蒋为师吧。 待孔祥熙把他们在汉口的计划告诉了宋蔼龄后，宋蔼龄也禁不住连声说：“妙，真是一盘好棋，一齣好戏，一个连环套。” 当时受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的经济也不景气，资本短缺，银根奇紧，大量现金都被用于发动内战，工商界人士怨声载道。孔祥熙立即召开了一个工商界座谈会，题为如何振兴民族工业。在会上，他含沙射影地说，“据我所知困扰各位的问题都是银行家们造成的。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和手工业主得不到贷款？银根为什么这么紧？利率为什么这么高？根子在银行，左右是银行家们在底下捣鬼……” 宋蔼龄则和他一唱一合，晚间在高级宾馆大摆酒宴招待他们，使这些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受庞若惊。 宋蔼龄对他们说：“祥熙很想帮助你们，可你们都知道中央银行是空架子。真正的财神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你们应该向他们要……” 为了搞垮中国、交通这两大银行，孔祥熙还找到了青帮头子杜月笙。孔祥熙和杜月笙早有交往。孔担任财政部长时，杜月笙送了一份礼表示祝贺。当时，杜看中了孔掌的权，孔则看中了杜的钱和他在上海的影响。 杜月笙答应了为孔祥熙帮忙，孔祥熙则答应在搞垮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后分一杯羹给社，二人开始沆瀣一气。 第134页 于是杜月笙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工商界会议，请孔祥熙做报告。孔讲：“如果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能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状况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就能使我们的民族经济来一次振兴。” 当时，孔祥熙、宋蔼龄的这一系列阴谋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并渐渐取得了效果。工商实业界的资本家对这个外表忠厚谦和的财政部长颇有好感，对他讲的话虽不是言听计从也几乎是句句当真。如果他们那时就知道德国有个戈培尔，知道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的话，他们还会对孔如此相信吗？渐渐地，这些工商界的实业家们在孔祥熙的煽动下行动起来了。首先，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并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向中央、中国和交通三大银行提出申请，要求增加500万元的紧急贷款，无担保地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以振兴经济、繁荣市场。他们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作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復。 鱼儿上钩了，工商企业家的这些要求马上被孔祥熙利用起来做为向银行界施加压力的工具。那些日子，孔祥熙频繁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脚步匆匆，面容严肃，俨然一场大战将临，而他就是这场大战的总司令一样。 在上海，他召开了一系列由大小银行家组成的会议，专门“商讨、研究”如何筹措资金向工商实业界贷款问题，理由都是冠冕堂皇的。什么为了国计民生呀，什么为了抵御外海呀，什么银行界必须精诚团结为民谋利呀等等。 下有工商实业界的唿吁，上有孔祥熙的吶喊，当时以中国、交通银行为代表的银行界不得不认真考虑了。虽然他们此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蒋介石、孔祥熙的真正目的，但贷款一事确实形成了气候，如不放点血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他们开始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发放了一些贷款，并在贷款中增加了一些条件，以求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么小规模的贷款当然不能满足实业界的需要，于是更大的不满如潮水般涌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对他们说应该找孔祥熙控制的中央、农民银行要贷款，而中央、农民银行称是中国和交通银行操纵着金融界，使其无款可贷。孔祥熙还利用上海的新闻媒体大造这种舆论，把实业界的怨恨都引向中国和交通银行，他则坐山观虎斗。 豺狼的本质终于暴露了，孔祥熙觉得时机成熟了，在请示蒋介石获得赞许之后，他终于对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下手了。 1935年3月28日，在事前不打任何招唿的情况下，孔祥照以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名义突然宣布：现有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必须由中央政府接管，两行都须增资而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 当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职员们一下都懵了。这对他们如同晴天霹雳，好生生的私人银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政府的呢？这和大街上强盗公开抢劫有何不同？无非大街上抢劫的都是小流氓，抢劫的也不过数十数百元的小钱，而这次抢劫的主角是政府，抢劫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财富。中国、交通银行的总裁们这才明白了几个月因贷款风波引发的一切，但为时晚矣。 更加阴损的是，孔祥熙规定的政府必须控制两行的半数以上的股份全是空头支票。 由孔祥熙签署的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写道：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宜及时充实资本，查原有资本2500万元，内官股500万元，应再增官股2500万元。随文发给24年金融公债500万元预约券5张，仰即填具2500万元官股股金收据送部备查，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孔祥熙给交通银行签发的命令也大同小异。也就是说，孔祥熙是用他发行的2500万元的债券，做为这两家银行50％的官股（而且是强行人股）。这样，他凭藉手中职权，不费一分一毫就控制并掌握了他原来的宿敌：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 紧接着，孔祥熙自恃有蒋介石撑腰，又宣布了中国银行的人事变动：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傲、董事长李铭双双被免职，由宋子文接替这两个职务；为了给公众一个大度团结的印象，他还任命了张嘉傲为中央银行的“第二副总裁”。当时中央银行的总裁是孔祥熙，第一副总裁是陈行。那么，这个第二副总裁还能管多少事呢？纯粹形同虚设。 张嘉敖此时已认清了孔祥熙的嘴脸，便以“身体不佳恐怕难以胜任”为理由，要求不担任此职。孔祥熙正好顺水推舟，张嘉敖从此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匿生活，从上海金融界消失了。 挤掉了张嘉敖，孔祥熙面前的大路就是一马平川。他亲自为中国、交通银行的股东们重新办理了手续，并选出了新的理事会。原来和这两大银行一点不沾边、甚至为这两大银行竞争对手的宋子文、宋子良还有杜月笙等人都堂而皇之地成了理事会的成员。当然，孔祥熙也没忘记安插了自己不少的亲信和死党。 在夺取了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之后，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三家重要银行，即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发起进攻。 1935年6月，上海的这三家银行突然发现他们的“信誉”垮了。他们莫名其妙地发现面对无数前来要求提款的人，而他们却无法兑现他们发行的现钞。 第135页 这又是孔祥熙在背后耍的手腕。不过和整治中国、交通银行略有不同，整治中国、交通银行靠的是强权，而对这三家银行，如果故伎重演，会被舆论所指。于是，工于心计的孔祥熙开始在几个月前通过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大量囤积这三家商业银行的钞票。到了一定时间便突然要求全部兑现。这三家银行当然不可能马上兑现。孔祥熙藉机说这些银行管理混乱，信誉丧失，以政府的名义向这三家银行施加压力，最后迫使这三家银行经理辞职。 三家银行经理辞职后，孔祥熙乘机在其中安插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并最终控制了三家银行的董事会。随后，他又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为由，向这三家银行以“政府紧急增资”为由各拨款500万元，从而亦最后完成了对这三家银行的吞併。 当年，孔祥熙在上海银行界的所作所为，彻底摧毁了上海原民族资本银行的地位，并逐步形成了全国的金融垄断，表现出他贪婪狡诈的本性。同时，他也为四大家族在金融界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3.完成“法币改革”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失去东北的财源后，在华北各地的税收也遭到严重损失。大批白银从华北被偷运出境，上海银根日益紧缩。孔祥熙为支持蒋介石“剿共”提出了大量本该投入市场的资金，加之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货币制度的矛盾，使南京政府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在各种形势下，国民党内的亲英美势力便希望通过藉助英美的力量来遏制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同时希望英美支持货币改革，以解决当前面临的经济危机。 长期以来，上海一直通用银两、银元并用的双重币制。在国际贸易中，支出收人都用银两结算，而实际支付多用银元；零售商在贩卖时收取银元，进货时却用银两。这种币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进货要进行两、元换算，极不方便，而且两者的比价还经常随时国际市场的变动而变化，使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随时冒着亏损的危险，故极大影响了进出口生意。还有，企业平时要准备两种支付手段，缺一个就可能引起资金周转不灵，造成经济动盪。 孔祥熙、宋子文对这种币制的问题早有认识。早在1932年7月，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提出币制改革的设想。宋子文想废两改元，统一币制，然后实行纸币的政策。次年初，宋子文通过南京政府正式宣布废两改元，并规定今后国内外大宗贸易一律使用银元。废两改元是我国货币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但宋子文的改革刚刚开始，就因和蒋介石在“剿共”问题上的分歧被免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但他的这项改革为推行纸币制度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白银价格上涨，中国国民的大量白银外流。孔祥熙虽然採取了徵收白银出口税等政策，但仍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白银从公开买卖转人到地下交易，走私风大盛。再则南京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也需出口一部分白银。 此时，已在政治上站稳了脚根、在金融上扫清了“政敌”的孔祥熙明白，仅靠积极支持“剿共”、讨蒋介石欢心不是长久之计。作为南京政府在财经方面的最高长官，第一把手，他必须要做出实质业绩，才能真正树立威信并慑服众人。而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来说，要想解决和摆脱当前在经济上的困境，首先就要实行币制改革。 人们常说，宋蔼龄是孔祥熙的内当家，这话不假。孔祥熙不论有什么大事，都要先找宋蔼龄商量，这次也不例外。 宋蔼龄听完孔祥熙的想法后立刻说：“好，你早该这样。不能什么事都跟着老蒋走。想想看，你当总裁、部长，如果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你跟老蒋跟得再紧，他早晚也得把你撤下来。” 孔祥熙想，搞币制改革毕竟是宋子文先开的头。如果这时主动找他商量，不仅可以从他那里找到现成的思路，还会落个宽容大度的美名，何乐而不为。 于是，宋蔼龄主动提出去当说客，先探听一下弟弟的口气，然后再次定下一步的行动。 宋蔼龄找到宋子文肥孔祥熙的想法一说，宋子文便立即答应协助孔把币制改革搞下去。当然宋子文当政时就有这个计划，无奈蒋介石不懂经济，不但不支持他反而怨他不支持“剿共”。宋子文虽留学西洋，毕竟还有些民族荣誉感，不甘心中国经济如此衰落。这次听到姐姐一说，如同遇到知音，心情顿时也好了许多。 于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又成了密友。二人商讨后，觉得要想使这次币制改革成功，首先得争取英美的支持。于是，他们动用了所有的关系，一方面向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人士吹风动员，一方面到英美使馆宣传解释。1935年9月，英国政府派高级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访问，孔祥熙立即接见、宴请、送礼、戴高帽，并亲自陪他游览了西湖、太湖、庐山和黄山。李了解了中国币制改革的思路后，觉得符合英国的利益，回国汇报后不久，英国国王伊丽沙白便发布命令，要求在中国的全体英国侨民接受新的法币，并将银元换成法币。 英国带头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纷纷效法，到1935年底，除日本之外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承认了中国新发行的货币--法币。 第136页 1935年11月3日，法币改革正式出台。当天，孔祥熙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向全国发表了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当时孔祥熙在宣言中说： “自各主要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制以及世界银价暴涨以来，我国货币之价值，经其过度抬高，国内通货紧缩之现象，至为显着。而失业者增加，破产迭生，资金外流，国库收入短少，国际收支不利，种种状况，纷然并起。自去岁7月起，仅3月有半之期间，国内现银流出在2万两以上。葡政府当时不迅采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必有外流之虞，此为国内所昭见者。幸政府于同岁10月15日下令，徵收银出口税及平衡税，藉以制止对外汇率之上腾，及银货之公开流出，而紧急危机得以倖免。顾此种举措，其效只限于一时。苟货币价值始终昂贵，则通货紧缩将继续存在，且日益加厉。苟币值下跌，使世界银价与我国外汇价格之差额，继长增高，一如事实所表现，则现银大举私运出境，为必然之结果。政府为保存全国准备金，并为巩固币制与改善金融起见，特参照近年来各国之先例，颁布紧急法令，自本月4日起有效。”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还发布了《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布告对币制改革阐述了6条具体规定：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年2月，中国兆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所有定量、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m月3日止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确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即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委员会保管。其核收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併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栈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之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为了防止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麻烦，孔祥熙成立了一个“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由财政部及中央、中国、交通三个银行派出的代表组成。孔祥熙还把他在生意场上的老搭档、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也拉进了这个委员会。英国的高级顾问李兹罗斯认为杜月笙名声太坏，向孔祥熙提出质疑，孔祥熙则以杜虽声誉不佳但却是青帮首领，上海有成千上万的人听他指挥为由，硬把杜月笙拉了进去，成为法币改革中一个丑闻。 实事求是的讲，孔祥熙所搞的法币改革对缓解通货紧缩、恢復经济发展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法币在全国流通后，物价开始回升，黄金白银投机行为明显减少，对外贸易呈活跃和上升的势头，对外汇价也趋于稳定。此外，老天爷也帮了孔祥熙一把，1936年基本上属于风调雨顺的年景，全国农业丰收，农副产品也较为丰富，市场一度出现了繁荣景象。于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显露出復甦的迹象，有些行业和企业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孔祥熙曾不无得意地对他的同僚说：“使用银元是多少年留下来的传统，可在我手里改变了，而且获得了成功。这是天助、也是人为。幸也，幸也！……” 的确，法币改革在我国货币改革史中是值得一提的一笔。它统一了全国的货币，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金融财政危机。对稳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后的八年抗战在财政上打下了基础。 但是，孔祥熙等人决不是那种爱国忧民的君子，即使他顺应歷史潮流时做了一些适应经济发展的决策，也绝没有忘记对他人进行盘剥，并怀着阴暗的心态为自己敛财。 孔祥熙为了取得在金融界的霸主地位，在吞併了中国、交通。农民三大银行之后，通过法币改革又开始扫荡一些中小银行。在币制改革前，市场上还流通着十二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法币改革后，使得货币的发行权完全集中在孔祥熙之手，其他银行的发行权被无条件取消。所有银行储蓄的白银一律要移交到有关银行。这样一来，一般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的中心银行。于是，孔祥熙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可以利用法币来直接间接地控制一般的商业银行。所以法币的实行不仅确立了国民党政府对金融业的最终控制权，还为孔祥熙等人盘剥中小银行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实在法币改革的同时，孔祥熙就已经向人民下手了。比如法币发行时，孔祥熙规定所有民间白银必须向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集中，并规定各地银行、商店、公共国库及个人，凡持有银币、生银、银锭或银块，都必须在三个月内到兑换部门换成法币。由于在商品交换中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将手中的白银换成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只能换到1元法币，而法币在1936年及1937年两年内就贬值了三分之一。农民兑换到的法币等于随即开始贬值，即损失三分之一。1937年9月前，孔祥熙所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共收到白银3亿元。孔祥熙由此暴发，而人民则在不知不觉中便被剥了一层皮。 第137页 不过，在国际上，法币改革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但因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未受威胁，因此改革得到英美的大力支持。在法币与英磅的外汇比价上，英国政府率先做出姿态，支持由中英双方确立的比价，美国紧随其后。英美之所以这样，也是为了操纵中国的货币，加强对中国金融和货币的影响和控制，从而有利于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在孔祥熙大力推行法币改革时，英美和孔祥熙做了一大笔白银生意。他们大量收购中国的白银，孔祥熙从中大发横财，英美也获其利，并通过此举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 孔祥熙是个惯于操纵投机市场的老手；在币制改革中，大发横财，剥削面之广，受损人之多，他获财之巨均实属罕见。然而，他也遇到过麻烦，比如后来和杜月笙的矛盾，就是一例。 本来，他为了更好地控制上海的金融界，硬着头皮把杜月笙拉进了“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但看到杜月笙春风得意，对他表面恭敬背后讥嘲的样子，他又恨恨不平。这种情绪在公开场合当然不宜外露，回到家中就难免不对宋蔼龄说出。 宋蔼龄见丈夫有了委屈，自然要进行安慰。而且，她早就对杜月笙之流没什么好感，认为他们不过是穿上西装体面一些的高级流氓。于是，宋蔼龄便心生一计。 法币改革后，法币和英镑等西方主要货币的汇价是金融家们最关心的问题，杜月笙也不例外，曾几次打电话找孔祥熙、宋蔼龄探听。有一次宴会后宋蔼龄“无意”中透露，说是孔本来没告诉她，是孔和英国代表李兹罗斯密谈时她偷偷听到的，法币和英镑的比价又要变动，让杜月笙赶快去投机。 杜月笙信以为真，立刻行动，将手中的现金全部抛出。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但一分钱没赚着，还赔了整整5万英镑。 当杜月笙发现受骗后，立即打电话找孔祥熙和宋蔼龄。宋蔼龄狡辩说当时她说得没错，是杜月笙喝得醉醉的把话听错了。杜月笙哪里会吃这一套，就说不管是怎么错了，这5万镑你要给赚回来。 孔祥熙一听也不高兴了，说你做生意赔了钱，我凭什么给你赚回来。 当时两个人闹得很僵。 那是一天中午，孔祥熙回绝了杜月笙的要求小憩了一会儿，下午去参加一个会，天黑了才回来。不料车开到自家住宅的大门前，发现一个黑乎乎的长方形木箱摆在那里。下车一看，才看清是一口大棺材，棺材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杜字。 孔祥熙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什么都明白了。杜月笙这个流氓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当晚他没把棺材的事对宋蔼龄讲，但第二天就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银行董事会的特别会议。会议前，他和几个心腹打了招唿，所以会议开得很顺利，一致同意把银行要建的一幢大楼的工程让杜月笙下属的一个公司承包。孔祥熙心里早盘算好了，这个工程下来，杜月笙赚的钱足以抵销那5万英镑。 事后，孔祥熙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在电话里闭口不谈棺材的事，只是一个劲地表示感谢，好像以前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当年的孔祥熙和杜月笙，就是这样一对又勾结又争斗的朋友和对头。在后来，他们多次联手或权钱交易、或共同合作、或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坑国害民的勾当。 随着孔祥熙对全国金融界的控制、垄断和法币改革的成功，孔祥熙在国民党及南京政府中的地位迅速上升。1935年11月，孔祥熙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加上已担任的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使孔祥熙迈进了南京政府的最高层，成为在蒋介石身边的核心层少数几个决策者之一。 4.“哈哈孔”其人 据有人解析孔祥熙的名字，说“祥”自然是当“吉利”讲，“熙”则有“光明、和乐或兴盛”的意思。如此从字面上讲，这个名字倒也算得上喜气洋洋了。再把这个名字和孔祥熙的相貌外表尤其是他那个浑圆元方的富态劲儿联繫起来，倒难怪当年有人不无揶揄的说孔祥熙“名如其人，字如其人”。恰巧孔祥熙又有个英文名字叫做“n.n.xong”，以致人们常常在私下里干脆就称他“哈哈孔”了。 “哈哈孔”其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曾一度背负骂名，晚节不保。即便在当年整个“四大家族”中，孔氏也多被人们认为是庸庸碌碌，哼哼哈哈，整日里大腹便便地昏聩无能；就知道自己搂钱，就知道效忠蒋介石或者唯太太宋蔼龄之命是从，以至于混到最后口碑极差，惶惶如丧家之犬一般。不过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当年人们对“哈哈孔”的评说往往是多看了表面或者字面，将其简单化了。尽管孔祥熙字庸之，的的确确沾了“庸”字，并且这个“庸”字里面，也确多庸俗、庸碌的一面。只是，正如常言所谓“人不可貌相”一样，我们今天看孔祥熙亦不能只看他的表面。正如当年孔祥熙身边的一些亲随人员所说： “孔祥熙与宋子文比较，一般人都以为宋精明而孔庸碌，其实并不如此。孔有时装胡涂，都为应付一时环境，他的精明厉害处比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子文一派欧美作风，孔祥熙却是‘中西合璧’，待人接物，因人而施。特别是对蒋的逢迎献媚，既有内线更借外力，所以蒋宋迭起风波，蒋孔则始终如一。” 第138页 讲上面这番话的人，是当年曾任孔祥熙官邸秘书以及中央银行秘书处处长的谭光。此人长期跟随孔祥熙左右，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孔的身边机密之事，因而对孔祥熙的其人本性应该有比较透彻的了解。 另有一位也是长期跟随孔祥熙左右的人，即当年中央银行的人事处长潘益民则还认为，孔祥熙性格的一个核心就是那个“庸”宇。 孔祥熙本人倒也常常自诩他那个“庸”宇，就是中庸之道的那个“庸”。可以说此一点上孔祥熙倒确有自知之明。纵观孔氏大半生在官场上混事的经歷，此人待人处事的确分寸把握慎重，尽力做到适可而止，留有余地而不走极端’。当年曾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孔祥熙“用人是善善而不能用，或虽用而仍故掣其肘，不尽其才；恶恶而不能去，或虽去而仍藕断丝连，不种仇恨。”此即所谓孔祥熙的处世哲学，圆滑，世故，外圆内方。而孔祥熙所以能将自己修炼得如此炉火纯青一般深诸世故，自然也和他很早就投身商界磨鍊，尤其脐身政界以来阅世渐深有关。 从当年紧随孔氏左右的谭光和潘益民来看，他们倒一致认为孔祥熙的精明只在人情世故方面，在才识能力方面，“哈哈孔”确是一个庸碌昏聩之辈。 而且当年就便在蒋介石看来，他相中孔祥熙的恐怕也是个“庸”字。因为老蒋深知“哈哈孔”的分量，充其量也不过是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的材料。但当年蒋介石矮人开店，也真就需要孔祥熙这种没棱没角肯于听命的人。何况老蒋也知道，孔祥熙背后已有个身手不凡的夫人宋蔼龄。有那么能干的一个“贤内助”做孔祥熙的坚强后盾，那么孔氏即便能力弱些，蒋介石也就不担心了。事实上，自孔祥熙荣任财政部长等要职以来，其财政金融方面的许多绝妙好主意，专利都在孔夫人宋蔼龄那里。 所以当年人们都知道孔祥熙办公事时常讲的一句口头语就是：“让我问问太太怎么说？”并且孔祥熙对此“妻管严”的形象还不觉难堪，以致常常当着客人或同事的面，就抄起桌上办公电话打至家里，向夫宋蔼龄请示某事如何如何，毫无顾忌。一次正巧赶上新闻记者在场，于是“哈哈孔”唯夫人命令是从的秘密便给传扬出去，一时传为笑谈。尽管如此，孔祥熙仍一如既往，凡事与他幕后策划人宋蔼龄请示机宜，并且言听计从。 不过，从孔氏夫妇二人的性格来看，孔祥熙如此行为倒也不足为奇。因为他的性格歷来缠绵，常常缺乏当机立断的魄力和决心。本来不很复杂的事情到了孔祥熙手里，他也经常地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最后斟酌不下时只好找太太请示。偏赶上夫人宋蔼龄又确实是办事精明强干，快刀斩乱麻一般。尤其令孔祥熙不得不佩服的是，宋蔼龄每临大事既不胡涂也不慌张，且常常于冷静自持之际就想出妙策高招孔祥熙破解难题。因为最初经歷过这么几次事情之后，孔祥熙发觉夫人确属高人，因而也便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以至当年有人讽刺说，“孔内阁”只不过是个宋蔼龄幕后操纵的前台木偶而已。 宋蔼龄虽然在国民党政府没担任什么职务，但她仰仗着宋家的势力，加上自己的财力和手腕，什么都想插手，什么都想过问。不要说孔祥熙，连蒋介石在公开场合都要让她三分。 抗战前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时，曾密电张学良，商讨财政部扩充税营团一事。密电为何应钦手下的译报员破译，何应钦将电报转给蒋介石，蒋介石极为不满，认为宋张二人在背后搞鬼。当时国民党内政学系正在私下活动，力图执掌国民政府大权。得知蒋介石有撤换宋子文之心后，便四方联络，八方串联，妄图取而代之。此事又被陈立夫、陈果夫知道，他们为了防止政学系把持财政部，便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要宋蔼龄转呈蒋介石。 宋蔼龄仗着是宋美龄的姐姐，去南京见蒋介石从来不办正常的手续。就是她闯人蒋介石的会客室，蒋介石也拿她没办法。那一次来蔼龄去见蒋介石，蒋虽正因宋子文生气，宋蔼龄的面子却不能不给。结果，财政部长的肥缺最后落到了孔祥熙手里。 宋蔼龄“垂帘听政”，还有一个例子。1943年春，《战地钟声》作者海明威夫妇打电话给宋蔼龄，要到中国来考察，收集素材，准备将来成书。宋蔼龄从香港打电话给孔祥熙，叫孔祥熙派人到香港来接，孔祥熙就把这个活派给了秘书夏晋熊。夏到香港之后，常到孔府在香港的别墅在看宋蔼龄。宋对夏说，她很想见到英国《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麦克唐纳，并要夏代她联繫，夏表示这事有点难办。宋蔼龄说，海明威夫妇和麦克唐纳是朋友，你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就说海明威夫妇是作为我的客人到中国的，再问问他是否愿意和我见面。夏按照宋的意思找到了麦克唐纳，促成了他们在香港的会面。宋蔼龄在和麦克唐纳的交谈中，大吹特吹孔祥熙主持财政工作后的所谓政绩，希望《泰晤士报》能向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宣传。宋蔼龄这样做，就是为了维持孔祥熙在抗战后期摇摇欲坠的统治，继续坐稳她第二夫人的位置。 宋蔼龄爱玩，年轻时爱逛夜总会。歌舞厅、老了就爱打麻将。在上海时，她几乎天天晚上打，一打就是通宵。然后睡觉，通常是睡到次日10点到12点。有几对夫妇是她的牌友，如清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盛升颐夫妇，税务局长樊光夫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夫妇等。特别是盛升颐的老婆，虽已是半老徐娘，但极会修饰打扮，又善于辞令，八面玲拢。以至后来，她竟勾上了比她小十几岁的孔令侃，演了一出海上结婚的闹剧。 第139页 但这么说来，倒并非讲孔祥熙一无是处，其与夫人宋蔼龄倒真可称得上是一张一弛，刚柔兼备了。孔夫人当然经常表现得身手不凡，但孔祥熙也每每在关键之时露上一手，以便和夫人比翼齐飞，相得益彰。比如在上一章中我们所讲的宋蔼龄意气用事得罪了上海黑道首领杜月笙的事，最后就是孔祥熙发挥长项“世故圆滑”给摆平的。可以说，当年孔祥熙好多看似“无能”的举措，骨子里常常都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孔祥熙、宋蔼龄夫妇性格上绝不属同一类型，但却能互为补充，配合得十分默契。只是，由于宋蔼龄性格泼辣进攻性强，所以常常搞得孔祥熙节节败退不是对手。在孔氏家族内部，说了算的是夫人宋蔼龄，而孔祥熙对夫人则除了怕就是服。孔家的章程都是孔夫人定的，并且孔祥熙还要带头模范遵守。当年孔祥熙在南京政府供职做单身时，宋蔼龄却住在上海并要求孔祥熙每周周末准时回家看她。于是孔祥熙每至周末便匆匆忙忙赶回上海与夫人团聚。当年在南京国民政府中，花花绿绿的好色之徒的确不少，但当时在孔祥熙身上，却很少有类似的花边新闻。老子如此，以至孔门的后代孩子们亦復如此，对宋蔼龄都很怕，但就是不怕父亲孔祥熙。 当年孔祥熙遇事不能决定时，除了“问太太怎么说”之外，在雇员中他经常找来商讨的，便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长期追随孔氏左右的谭光。自从孔祥熙1931年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开始，直到1946年孔氏失庞后凄悽惶惶地赴美流亡为止，总计有18年之久谭光始终侍候着孔祥熙一个人。当年这个谭光所以得到孔祥熙的信赖和器重，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走了夫人路线。当初当这个谭光发觉孔祥熙对夫人最迁就且遇事言听计从之后，他便开始曲意逢迎。宋蔼龄平时讲话讲的是苏州国语，有时还夹上几句英语。恰好谭光也能够讲苏州白话，并且也懂几句英语，还讲得柔声绘色，所以深得孔夫人宋蔼龄的喜欢。以至后来，每当遇有什么牵涉谭光的事，或者有人在孔祥熙面前讲谭光的坏话时，孔夫人则多为其巧为开脱，以还报谭光的逢迎之情。 至于说到孔祥熙当年的昏庸胡涂，我们这里倒有两个小掌故，于惹人捧腹之际亦惹人扼腕再三。 当年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里，一度盛行聚赌之风，给孔祥熙得知后，他决定前往训话。当时孔祥熙大发雷霆，声色俱厉，把下面属员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可万没想到的是，正骂的欢呢，孔祥熙却突然面孔一换，嘻嘻哈哈地说：“其实，打麻将可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输钱不着急的人，涵养一定好，也可以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将来选用人才，不妨让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说着孔祥熙竟自顾地哈哈大笑起来。一时搞得下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认不清孔老闆是贊成打麻将呢，还是反对打麻将。倒是一些跟在孔祥熙身边且对他性格较为熟悉的人，知道“哈哈孔”又犯起胡涂来了，便附和着一起闹笑起来。 当年还有一件事情，因为孔祥熙驴唇不对马嘴地胡讲一气，也搞得众人一时啼笑皆非。 那是1943年11月的一天，重庆中英文化协会和外交协会等文化团体，为欢送中国访英团出国，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饯别茶会。当时邵力子等国民党政要多有出席并上台致辞相送。那天，孔祥熙是晚到的，到场即被邀请发言。他倒也不客气，上台即侃侃说道：“古人云，睦邻有道，礼尚往来。诸位这次为答谢去年英国议员访华团而赴英回访，意义异常重大。我曾先后访英六次，可以称为访英老前辈，其中三次，系代表政府正式招聘，两次系私人考察实业，最后一次是参加英王加冕典礼。”说着孔祥熙便情不自禁地炫耀起他赴英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时的风光经歷，那次“礼毕后，曾应威林顿爵士之邀，出席欢宴。是日参加宴会者，有英国国会议员18人，均属中国问题小组。席间威林顿爵士起立致词，谓以后英国政府如有不利中国政策之实，彼应据理力争。我当时致答词，盛赞威氏之善意，并谓中国人与英国人，实有血统关系。众皆愕然，我说这个毋庸惊奇，因为马来亚、香港生长之华侨，都称为british^subject（英国臣民）。”听了孔祥熙这番胡言乱语后，当时在座的各位简直就如听了天下奇谈一般，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堂堂泱泱大国的部长老爷，居然连“殖民地”这种常识性的问题都搞颠倒了，却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自我炫耀并且居然也能自圆其说，这真是惹夭下耻笑的尴尬之事。不过，据说当时孔祥熙竟对下面嘲讽的哄堂大笑全不介意，无动于衷，这倒也是“哈哈孔”不同凡响的一大本事。 初次见到孔祥熙的人，都容易为其“哈哈孔”的外表所迷惑。因为乍看上去，这个人性情平和，既不锋芒毕露又不潇洒风流，甚至于没有什么明显的个人喜好，不打牌不搓麻将也几乎不找女人，惟一爱抽一点菸还要背着老婆。当年许多人记得孔祥熙比较突出的一个爱好，就是和部属嘻嘻哈哈的聊天，而且乐此不疲常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不过，当年真正熟悉孔祥熙的人都知道，孔祥熙的这副好脾气仅仅是表面上的，其骨子里则酸性得要命，说翻脸就翻脸。所以当时有人给孔氏性格概括为：貌宽厚而性偏急。当时在孔祥熙手底下办事的人都知道孔祥熙好发脾气。有时候，其手下属员向他汇报或者请示工作，常常就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譬如一句话说错啦、一个字写错啦等等，孔祥熙立刻就拉下脸去连怨带损，以至盛怒之下朝地上摔东西，或用英语骂娘等，根本不容人有半点分辩。尤其令下面属员难办的是孔祥熙的喜怒无常，难以捉摸。其任性程度，常常令人感到就是小孩子，也未必会如此，说耍就要说闹就闹，简直如7月的梅雨天一样，说不准哪块云彩下雨。而且更无法让人容忍的是，孔祥熙一发起脾气来，顿时斯文扫地，全无半点教养，动辄让人“滚蛋”，对属员一点人格上的尊重都不给。还是在三十年代初孔祥熙在南京政府做实业部长时，一个湖南籍的秘书因为一点小小过失惹怒了孔祥熙。当下孔祥熙根本不容分说，张口就让那个秘书“滚蛋”。偏偏遇上那个秘书也是个桀骛不驯的倔强脾气，虽然当时给孔祥熙骂了个晕头转向，言语不得，但心下却是根本不服气的。孔祥熙当时骂得凶，痛快过后也就没事了。没想到那个秘书却不依不饶了。正好第二天是周日，当天孔祥熙就回上海与夫人团聚去了。那个秘书便穷追不捨，乘上特快晚车也去了上海。星期天一大早孔祥熙还没起床呢，那秘书便上门叨扰。于是孔祥熙只好披上睡衣出来见客，一见又是自己手下的那个秘书，方待发作，没料却给对方抢了个上风。就听那秘书说道： 第140页 “昨天你在部里骂我‘滚蛋’，为尊重国家体制和纪纲，我当时只好不作声。今天特来私人住宅，骂你孔祥熙这个老混蛋，老子不干了！” 骂完之后，那湖南籍的秘书竞勐一转身，扬长而去，搞得孔样熙晃晃圆脑袋，半天也没缓过劲儿来。事情过后，孔祥熙对那位秘书倒是不无欣赏并有了挽留之意，但对方却好马不吃回头草，以“我与部长同为国家命官，不容侮辱人格”为理由，断然拒绝了孔部长的“厚爱”。 当年在孔祥熙身边工作的属员中，稍有一点骨气或血性的人，都因受不了孔祥熙那份鸟气而离孔而去。比如孔的中文秘书雷克瑞、英文秘书黄中勛等人，都是因与孔祥熙性情不合且难受屈辱，而相继离职而去。当时没有走的人，后来也逐渐都学乖了，大体能够把握住“哈哈孔”的脾气秉性的基本走向。少数对孔祥熙性格心态了解较多的幕僚，还基本掌握了孔氏喜怒哀乐的晴雨表。这就是孔祥熙的心情多与蒋介石对其的褒贬好恶紧密相关。每当蒋介石夸奖孔祥熙几句时，他便笑逐颜开兴高采烈，且因为人逢喜事心情开朗而对下属也较为平易随和。比如抗战中，一次孔氏官邸秘书处的一部分被日寇飞机炸毁，正好第二天就赶上了孔祥熙在范庄召开会议。于是会上孔祥熙难免意气用事，对属下各部门首脑极尽刁难之能事，特别是那个赈济委员许世英，给孔氏训斥了个茄子皮色。恰在此时，蒋介石前来慰问，当即孔祥熙雨过天晴，嘻嘻哈哈，甚而对许世英也一反前态，说说笑笑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反之每逢孔祥熙在蒋介石那里讨了没趣或者挨了臭损时，他也便由心情恶劣而态度粗暴，遇事吹毛求疵喜怒无常，从而把自身的火气发泄到下属身上了事。每当此际，在“哈哈孔”身边工作的人也便“哈哈”不起来了，一个个小心翼翼敬而远之，唯恐给孔老闆捉住，做了替罪羊。 而尤其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孔祥熙本来脾气糟糕再加之昏聩胡涂，于是常常难免尴尬人偏做尴尬事，以至每每搞得当事人耸肩摊手哑然苦笑，却欲笑不能欲哭不得。抗日战争中在陪都重庆，一次孔祥熙在官邸秘书处对陈立廷、陈炳章两位得力秘书大发一通脾气后，一脸严肃地说：“从今天起，你们俩人被免职了。”事情过后，孔祥熙稀里胡涂，竟把这件事给忘个干干净净。没几天春节来临孔又与二位秘书相遇拜年，其间闲谈竟又布置起了工作。当二位告孔他们已被免职了时，孔竟一脸惊讶，连连追问是什么人给免的职。一时搞得陈立廷、陈炳章两位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简直啼笑皆非一般。于是，这件当初在孔氏官邸轰动一时的事，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了结了。 当年的“哈哈孔”就是这般的不可貌相，这般的荒唐至极。 不过，孔祥熙尽管如上所述脾气糟糕得很，却也并非一触即发不忍不让。他发脾气从来都是看对象的。比如孔祥熙就从不向夫人宋蔼龄发脾气，对蒋介石更是一忍再忍一直在忍，始让终让始终在让。在孔样照眼里，蒋介石是他真正敬畏的上帝，是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活生生的上帝。所以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蒋介石一个电话打来，孔祥熙总是立刻毕恭毕敬地听话并唯命是从。在国民政府做官的十几年里，凡是蒋介石亲自批的条子，孔祥熙总是立刻照办，绝不打半点折扣。当年孔祥熙曾对属下讲过，“我今天完全是由蒋先生的支持而上来的，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滚蛋。” 孔祥熙当年的忍让之心，亦只体现在对宋蔼龄和蒋介石两人的态度上，因为他们之间毕竟有根本利益一致的关联。除此之外，孔祥熙的忍耐则就极有限度了。抗日战争后期，国内好多新闻媒介，常常对孔祥熙及其身后家族的大发国难财的罪恶行径，予以冷嘲热讽其至毫不留情地尖锐批评。孔氏官邸也常常收到一些匿名信，信中把孔祥熙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甚至恨不能一杀其头而谢天下。对此孔祥熙心下是十分恼怒的，但他圆滑的另一面却促使他表面上无动于衰，全当了耳旁风一般。据此有人夸说孔氏的“肚量大”，“宰相肚里能撑船”，实则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孔祥熙不仅报復心极强，而且手段也极其的阴险毒辣。比如当年着名的财经专家马寅初先生就因抨击孔祥熙的财经政策不留情面，招致了孔氏及其蒋介石政府的残酷报復，被无理羁押在息烽集中营达21个月之久。这件事当年在民国史上亦是一件特大的丑闻。 当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马寅初先生是1939年春辗转来到大后方，并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最初，马先生本意是只想办好商学院为祖国培养更多的经世致用之才，同时亦想利用在陪都重庆的机会，着重研究一下中国战时的经济问题。然而当时正值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极端黑暗腐败、前方吃紧而后方却紧吃的年代，以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四大家族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大发国难之财；尤其是以孔祥熙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机构滥发钞票，以致造成歷史罕见空前绝后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中国社会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一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濒临崩溃的边缘。当时的马寅初先生作为一位正直且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位具高度责任感的学者和经济学家，目睹时弊不免痛心疾首。于是马先生便义不容辞地在重庆公开发表演讲，不畏权贵敢怒敢言，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黑暗尤其是其战时的错误经济政策；并针对孔宋家族利用权势中饱私囊的丑恶行径，马寅初提出开徵“临时财产税”等新举措，以重徵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补充抗日经费之不足，且强调要求从孔祥熙、宋子文开始。 第141页 1939年秋的一天，马寅初先生借重庆道门口银行工会场址，召开1939年度中国经济学社年会。当时，马先生特地亲自邀请财政部长孔祥熙参加。会议开始后，马寅初先生首先致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说：“今天我们很幸运，我们的社员、现在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先生，在百忙之中参加这次年会。孔先生是财政经济专家，又是掌握全国财政命脉的最高主管长官，现在我想先请孔部长对国家当前的财经情况和政策，对我们作一指导。”于是，在一片掌声中，孔祥熙面红耳赤地走上台去，胡诌八扯随意地敷衍了一番。 待孔祥熙发言即将结束之际，马寅初先生出其不意地将了孔祥熙一军。他提问道：“请问部长先生，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财政当局没有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澜地造成财政上的大紊乱，使物价更勐烈地上涨，我们学识浅薄，不知用意何在？”讲到这里，马先生特意瞧了一眼表情此际已然僵硬的孔祥熙，接下去又讲道：“听说这次调整美元比价公布以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都拼命向市场上抢购美元、黄金和白银，还通过种种方法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不顾人民死活，一夕之间都发了大财。请问部长先生，这又作何解释？”当被之际，孔祥熙站在台上面色苍白，仿佛死人一般。马寅初此时也完全豁出去了，继续无情抨击道：“我们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和我个人微薄的储蓄，都存在国家银行分文未动。就是将来在法币继续贬值下不值一文了，我们为了维护国家财政的稳定和政府的信誉，决不拿那些存款去做投机买卖，兴风作浪，扰乱市场。请问部长先生，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这样的呢？” 马寅初先生这末后一句提问，搞得孔祥熙僵在那里呆着木鸡，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当时在座的各位与会代表，都明显听出马先生上述一番话的锋芒所指，并且都为马寅初这种不畏权势。敢讲真话的精神所深深感染。于是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响起来了。在掌声中，那孔祥熙赶紧託辞有事不能耽搁，夹着尾巴灰熘熘地走了。尽管当时在会场上面对马寅初的无情抨击，孔祥熙未置一词表示反感，但在内心里却已经把个马寅初恨得咬牙切齿。 偏偏那马寅初先生既不知趣又不买帐，当时蒋介石两次派人请他去蒋处晤谈，都给马先生不客气地拒绝了。这还不算，马先生在第工年的1940年中国经济学社再度年会时，接下来仍就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措施等加以严厉的批判和抨击。尽管这一次孔祥熙鑑于前车，不敢冒昧参加了，但对马寅初在会议中抨击当时弊政尤其是抨击孔宋家族的暴敛钱财罪行的做法，却-一记录在其帐上，准备以后寻机报復。当时孔祥熙心下笃信的一个信念就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咱们走着瞧吧。 果然没过多久，孔祥熙报復的机会来了。在蒋介石的直接唆使下，孔祥熙等人为了剷除异己，禁铜舆论，竟于1941年使用最卑鄙的手段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劫持了马寅初先生，旋即又将其送到贵州的息烽集中营中软禁起来。一时间，国内舆论譁然，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义愤；人们对“哈哈孔”外表敦厚内存险恶的可鄙嘴脸，也认识得更清楚了。 就这样，直到1942年8月，迫于中国共产党和世界爱国民主人士尤其是重庆大学学生运动的压力，国民党政府才将马寅初放出来。但马寅初返回重庆后，仍为特务们软禁在其歌乐山的家中，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马寅初先生才最终恢復了自由。只是，非常令蒋介石和孔祥熙之流头疼的是，马寅初先生恢復自由之后，依旧大声疾唿，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贪污、腐败和暗无天日。 孔祥熙性格中最突出也最持久的一个因子，就是对金钱和财富的贪婪攫取。他一生中主要的奋斗目标，第一是抓钱，第二是抓钱，第三还是抓钱。所不同的是，在抓钱的过程中孔祥熙逐渐认识到，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及时行乐。所以发迹之后，孔祥熙变十分贪图眼前的享受。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当时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基本上都是做官在南京，赚钱或享乐在上海。当时，孔祥熙亦在南京、上海同时各置了一套房产。孔办理公务在南京，其夫人宋蔼龄长住上海。每逢周末，孔氏便同当时许多政要一样，搭上赴沪特快列车赶赴上海孔公馆与孔夫人宋蔼龄团聚。除了沪、宁两地各有一处房产外，孔祥熙及孔氏家族已在北平、广州、香港以及太原、太谷等地，都置有自家的豪华住宅。 当年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在上海的住宅坐落在旧法租界的霞飞路和西爱威斯路上，分别为50号，51号两幢西式风格的二层洋楼；且装饰得十分富丽堂皇。而其在南京的宅第，坐落在南京高门楼20号上，系当年孔祥熙出任工商部长时，兴建起来的一幢中西合璧式的建筑。这套住宅平时只有孔祥熙一个人住，夫人宋蔼龄带着孩子均住在上海。只有宋蔼龄来南京有事时，才偶尔住上一晚然后就回上海。南京孔宅内一共有两间卧室、两间会客室和两间办公室，规模不算太大，装修也较为简单，只陈列了镜框油画，以及悬挂几幅谭延阎和于右任等人撰写的对联等。院子里是一条市道直通大门，两边各有一排厢房供属下警卫人员使用。此外这套住宅的厅前厅后都是花园，一年四季绿林成荫鸟语花香，环境甚为宜人。 第142页 而在上海那边孔家一共有两幢洋楼，房屋装饰布置得就十分富丽堂皇了。其中不仅有各式新潮的像俱以及古色古香的装饰，房前屋后还栽种了不少的奇花异草，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饭厅门口摆了一张画着一头狮子的大屏风，画面上那狮子站在一块隆起的巨石上，昂首挺胸向上怒吼的样子。屏风右角上题有一句：“睡狮已醒--赠给为唤醒中国商业之狮作出最大贡献的孔祥熙”。这幅巨画是当年上海展览馆的董事们送给孔祥熙的。当时，孔祥熙夫妇及其子女分别住在上海这两幢洋楼里。全家上上下下包括总管、佣人及警卫人员等共有70多人。上海的孔公馆里，除了大、小客厅以及餐厅外，还分别设有书房、古董陈列室、休息室、弹子室、写字办公间以及接待室、传达室等，可谓是兼具办公和别墅休闲之功能。 当年孔氏家族的成员们，基本上是根据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来决定到各地居住的。 在前面我们说了，孔祥熙没有什么太多的喜好，只喜欢吸吸菸或跟下面属僚聊聊天等。孔祥熙所吸的烟，其中亦有不少的名堂。平素他在家时，全吸的是进口高级洋菸，尤其喜爱吸三五牌的洋菸。但在外面公开场合露面或开会时，孔氏则专用一只中国烟听，里面装上三五牌洋菸，于是“哈哈孔”便一面吸着洋菸，一面还大言不惭地批评他人不吸国产香菸而专门喜好外国洋菸，俨然一派热爱国家的正人君人模样。不知情者当时还真以为孔部长抽的是中国烟呢，孰不知这傢伙阳奉阴违，虚伪透顶。虽然，这种偷梁换柱的勾当是下属中那些拍马屁的人干的，但显然也是“哈哈孔”愿意如此，下面人才投其所好的。由此倒可见出，孔祥熙其人性格虚伪狡诈的另一侧面。 孔祥熙因为常常胡说八道地发表演说，有时于不伦不类之中倒也不乏些许的幽默感，当年的许多新闻记者都曾目睹和报导过这位惹人捧腹的所谓新闻人物。比如一次孔祥熙出席广东建设研究会第一届年会时，人家恭请他莅临训话，他便也不客气地登上台，操一口山西老醋口音大放厥词讲其与广东有特殊关系、特殊渊源。当时他讲道：“第一、我自己所开设的铺子，店号头一个字总是‘广’字；第二、我在广东经营过许多企业；第三、我自己的家眷是广东人；第四、我还在广东做过官。因此--讲到这里时，孔祥熙站在台上一脸的煞有介事又说道：“如果广东同乡会允许的话，我也可以毅然决然地加入广东籍……”当即，台下发出一片掌声和闹笑声。而“哈哈孔”站在台上却全不察觉，一副自鸣得意的派头。瞧了他那个样子，台下益发地闹笑起来。 孔祥熙当年的迷信也是有名的，而且他无论是信上帝还是信江湖算命，全带有极强烈的功利色彩。这也许和孔祥熙当年发迹时走了基督的路子有关吧。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一度全然不知所措，便又去祷告上帝乞求神明。当时他用《新约福音》为蒋介石的凶吉卜了一次洋卦。孔祥熙卜卦的方法亦很特别，他常常闭上眼睛随便翻开《圣经》中的一页，用手指按上其中一段，然后睁开眼睛去读其中内容讲的什么。这一次给蒋介石卜卦，孔祥熙翻出《圣经》中的一页说的是“耶和华和一个妇女一起获救的故事，于是他马上跑去告诉宋美龄。后来，果然是宋美龄亲走西安斡旋，终使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这件事当年使得孔祥熙得意了好一阵子，他到处跟人吹嘘自己占卜的洋卦如何如何灵等等，仿佛真有了半仙之体似的。此外，后来一直追随孔祥熙左右的那个潘益民，前面我们讲过就是给“哈哈孔”当年算命有功，才被孔祥熙屡屡提携的。 孔祥熙在婚姻生活方面一直是比较严肃的。他得势后身边也曾美女如云，但他并不好色。在宋蔼龄之前，他曾结过一次婚，但他是在妻子死后才和宋蔼龄相识并结婚的。不过，孔祥熙当时对婚姻的想法，与其说是为了爱，还不如说是为了权、为了钱。因为他总觉得，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成天拜倒在石榴裙下，每日迷恋于粉脂气中，是不会有太大出息的。因此自从和宋蔼龄结婚后，他几乎是一直“安分守己”，宋蔼龄在这方面对他也挺放心。 孔祥熙下午上班很准时，一点半到。所以财政部司局以上的干部有时上午不来，但下午都来，而且比孔祥熙提前半小时，以表示他们的“敬业”精神。孔祥熙有很多兼职，如行政院、中央银行等，都集中到财政部办公。如当时的行政院秘书吴国桢、财政部常务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等人，也都汇集到财政部碰头。除非有重要会议或重要活动，孔祥熙才到那边去。 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后，党政要员们大都工作在南京，消遣在上海，幕前在南京，幕后在上海。每逢周末，南京到上海的路上是冠盖如云，车马如流。孔祥熙当然也夹在其中。宋蔼龄常住上海，要求孔祥熙每个周末的下午5点必须赶到上海的住所，孔祥熙唯命是听。一到周末便在办公室里“坐卧不安”，秘书知道了这个秘密后，也在后来对来访者进行挡驾，不是特别紧要的公文也就压一压。据说一次因为一件紧急公文需要处理，孔祥照周末9点才赶到上海，宋蔼龄不但不在门口迎接（一般她是在门口迎接的），而且还给孔祥熙甩脸子看。孔祥熙在南京虽为堂堂财政部长，上上下下都要看他的脸色，回到家里却现了原形，要看宋蔼龄的眼色。 第143页 和宋蔼龄结婚后，孔祥熙是比较规矩的，并不像很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一样，到处沾花惹草。一方面是天性使然，孔祥熙属内向理智型。外表给人的感觉是和善敦厚，初次婚姻及再婚，使他对女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青春期对异性的渴望便让位于对权；力、事业和成功的渴望。他曾私下和密友说：女人嘛，不能没有，。但不能太多。古人云万恶淫为首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宋蔼龄的厉害。宋蔼龄跟随孙中山做秘书，曾对孙中山产生了爱慕之情，无奈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使她心灰意冷，最后委屈嫁给了孔祥熙。孔祥熙知道，无论从身价、知识、能力、财产还是势力，他都比不让宋蔼龄，他娶了宋蔼龄实际上是“高攀”了。而且，靠着宋家的势力，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是加重了许多，他是万万做不得惹怒宋蔼龄的事的，特别是在私生活上。 但好色几乎是所有成功男人的本性。好汉难过美人关，这也是一句古训。连古人的三十六计中都要附上一条美人计，可见女色之厉害。多少年来，研究民国歷史的人一直在发出这样的提问，孔祥熙果真是不近女色的大丈夫？在韩玉梅、宋蔼龄之外就再没有别的女人？ 的确，在孔祥熙主掌国民党财经大权以后，他遇到的美妇数不清，尽管孔祥熙从不跳舞，一般也不去夜总会，更不去逛妓院，但仍有一些必要的应酬必须参加，这就免不了有一些接触别的女人的机会。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前孔祥熙和宋蔼龄分住南京和上海，如没有特殊情况，一个星期见一次面，这就使孔祥熙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寻欢作乐的条件。 但孔祥熙真正“下水”只有一次。 那次是一个叫约翰的英国人来和孔祥熙谈一笔生意，随同约翰同来的是一位绝顶美丽的女人。会谈后，他们一同到一家饭店用餐，孔祥熙不禁向那女人多看了几眼。而且这一细节，被细心的约翰发现，并对孔祥熙说：“荣小姐是我的私人秘书，久仰孔部长的大名，一直渴求一见。” 那女人也赶紧顺着说：“我年轻幼稚，刚刚进入商界，还请孔部长多多关照。” 孔祥熙当时也没多想，就和他们边聊边喝。不料荣小姐没什，么量，才喝了几杯便头晕胸闷，倒在了椅子里。无奈，约翰便搀扶着荣小姐走出了酒店。付帐时，约翰叫孔祥熙帮助扶一下荣小姐，孔祥熙不得已扶起了那女人的肩膀，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心跳加快，血液奔涌起来。 和宋蔼龄结婚十几年来，他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女子如此亲近。那荣小姐白晰的皮肤粉里透红，就像刚出水的嫩藕。肩膀和胳膊软绵绵的像春天的柳枝，浑身上下散发着芳香。孔祥熙的心弦像被一只手拨动起来，并勐然升腾起一股强烈的占有欲望。 后来，约翰又带着荣小姐拜访过孔祥熙，并说他有事要先回英国，在南京的生意由荣小姐负责。他为她在金陵饭店订了一个包房，有事可直接联繫。 约翰“走”了。孔祥熙记下了荣小姐的房间号和电话号码。孔祥熙到荣小姐那里去了没有，去了几次，和荣小姐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孔祥熙和荣小姐的秘密接触被宋蔼龄知道了。 孔祥熙虽老谋深算，但还是不能跳出宋蔼龄的手心。宋蔼龄人虽不在南京，但南京孔宅里的人，却有宋的耳目。孔祥熙出去干什么，夜里回没回家，在上海的宋蔼龄知道得一清二楚。 一天晚上，宋蔼龄突然返回南京，铁青着脸走进卧房，宋蔼龄没吵也没闹，更没有把事情扩散出去。孔祥熙心里明白，也挺感激，他庆幸那晚他没出去。他原来是动了想出去一趟的念头，只因为白开工作有些疲劳，才没出去，他暗自庆幸，但宋蔼龄的突然出现使他明白了，他根本不能忘记、忽视宋蔼龄的存在，哪怕是为了像荣小姐那样漂亮多情的女人，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当年孔祥熙和那个荣小姐虽然时间不长且后果不大，却提醒了宋蔼龄。从此夫人管束加强，不给半点机会，孔祥熙自然也老实了下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未听说孔氏夫妇这方面的排闻。人们倒常常见到，每到星期天休息，孔祥熙便携夫人出现在后花园里，散步说话一派恩爱亲热的样子。尽管当年还有其他一些传闻，甚至有人讲孔二小姐为能从其父那里弄权勒索，私下里也曾给老爹拉过皮条等，因都属坊间传闻飞短流长，故均不大可信。就此可以说，孔祥熙与宋蔼龄夫妻二人的感情，还是相当融洽的。 第十章 “西安事变”始末 1.古城是个火药桶 公元1936年12月12日，中国歷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当时任国民党代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而这种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对被蒋介石派到西北“剿共”的东北军影响很大。 东北军从将军到士兵全是东北人，眼看自己的家乡被日寇占领，自己的亲人被日寇蹂躏，而他们做为职业军人，不能回去保卫家乡和亲人，却被蒋介石派到西北来打内战。到1936年，东北军的大多数官兵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反对内战，打回老家去，从日本人手中收復东北。这些想法，和蒋介石的计划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第144页 东北军抵制蒋的计划不是孤立的。在1936年，所谓桂系白崇禧、李宗仁也曾公开批评蒋介石不抵抗的“亲日”政策。蒋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是向他的领导权威的公然挑战，当下曾派军队前去威胁。但经过几个星期的在战争边缘徘徊后，双方都认识到开战是两败俱伤，于是达成妥协。但这件事对全国，特别是对东北军产生极大的影响，白崇禧、李宗仁为他们树立了一个敢于“反蒋抗日”，而蒋又拿他们无可奈何的榜样。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的救国会领导下，尽管国民党政府採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全国各地的抗日浪潮依旧风起云涌。1936年10月，日本关东军指使驻蒙的伪军在日本控制下的热河和察哈尔装备训练后，大举进犯绥远北部（内蒙）。当即国内外舆论普遍把这看成是日军对中国的公开侵略，是中国政府忍耐的“最后限度”和全国抗战的“信号”。但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南京政府对此向新闻界的答覆是，“攘外必先安内”，只有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团结抗日才可能实现。蒋介石的这一主张违背民心民意，招致南京很多学校学生和爱国人士提出强烈批评。他们要求蒋接受成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有的甚至到南京政府门前请愿。但前去请愿的群众却被当作“卖国贼”和“捣乱分子”，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监狱。 这时，西北地区的抗日情绪尤为激烈，东北军身在其中共鸣也极为强烈，但当时蒋介石对此却毫无认识。在蒋介石和孔祥熙等南京政府的高级官员看来，西北地区是个交通闭塞、文化经济落后的边远的地方，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无足轻重。也很少有记者到那里採访，把那里的情况公之于众。只有一个例外即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女士，继斯诺访问延安之后，又于当年10月访问了西安，并发回了极有价值的报导。蒋介石当时如果能认真研究一下这些报导，就不可能亲赴西安督战，歷史也可能会改写。然而，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从来不会因一个记者的报导改变自己的决定，所以才导致了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危机，同时也为孔祥熙展示他的政治外交才干，提供了舞台。 韦尔斯女士当时的报导是这样写的：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队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25万人，如今只剩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採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激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许多“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它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公开热情的领导下，他在这方面採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着他们逼迫的话。 当时，蒋介石显然低估了这个警告的严重性。当年10月，蒋介石手下最精锐的部队第一军去进攻甘肃的中国工农红军，他得到的情报是，工农红军经过万里艰苦跋涉已疲惫不堪，一触即溃。当时，蒋介石也多少知道东北军和红军秘密接触的情况，因此他决定亲赴西安督战。为了取得这次围剿红军战役的胜利，他甚至在兰州和西安准备了近百架飞机，运去了大批炸弹，据说还有毒气弹。在赴西安途中，蒋对他的幕僚吹嘘说，只需两个星期，至多一个多月，就可以彻底消灭“赤匪”的全部。 直至蒋介石到了西安之后，他才发现他大大低估了东北军的抗日决心和张学良的意志。张学良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公然提出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纲领。当时蒋介石十分生气地回答，在杀尽中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此事。 但这时全国民族情绪越来越高涨，社会各界要求抗日的唿声一浪高过一浪。而日本政府也似乎摸到了蒋介石的脉搏，要求南京政府镇压逮捕救国会，因为中国的抗日宣传是他们煽动起来的。蒋介石为了讨好日本，竟下令逮捕了救国会7位最着名的领导人。其中有在公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银行家。律师、教育家和作家。对此，蒋介石学嫌不够，又查封了当时14家畅销的杂志。恰在这时，上海日商纱厂的数千名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下，抗议日军侵略绥远，却遭到了国民党政府派出的警察的血腥镇压。而在青岛也爆发了爱国学生领导和抗日游行，日本军队竟派出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光天化日之下逮捕中国学生。 所有在新近发生的一切，都越来越强化了那个早已在东北军官兵心中生根的念头。当年11月，张学良代表所有东北军官兵及西北军将士，向公众发表了他在西安事变前最着名的唿吁，要求蒋介石允许他的部队开住绥远前线，打击日本侵略军： 我们要信守诺言，一有机会就要让他们实现打敌人的愿望。否则他们就不仅把我本人，并将把钧座视为骗子，此后不再服从我们的命令。因此恳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我本人和我部下10万余人愿追随钧座到底。 第145页 当时张学良在西北军事委员会的这份公告里措辞恳切，要求报仇雪恨的心愿之真诚强烈，希望通过上前线抗日以恢復东北军声誉之愿望均溢于言表。但顽固不化的蒋介都断然拒绝他们的请求，仍要求东北军立即准备同在延安地区的红军作战。 张学良也不气馁，他以坚韧的意志又去了洛阳，再次请求在洛阳部署“剿共”事宜的蒋介石，同意他及东北军的请求；同时他还为被捕的救国会领导人说情。在扣留了蒋介石之后，他在解释扣蒋原因时曾向外界披露了那次谈话：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领袖，……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们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採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蒋总司令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 但严格地说，张学良当初还未下发动事变的决心，因为蒋介石向张许诺，说他不久将再到西安，向东北军师以上将领阐明他这次行动的计划和战略。张学良回西安后，焦急地等待着他的领袖的第二次驾到，以平息部下的越来越难以控制的情绪。 但就在蒋介石到来之前，又发生了两件事，进一步激怒了西北军和东北军，使事态朝着越来越不利于蒋介石的方向发展。 第一件事是德日反共协定的签订和义大利墨索里尼非正式参加这一签订仪式。义大利早就和德日法西斯沆瀣一气，默认日本霸占东北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承认义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亚（今天的衣索比亚）。墨索里尼同“满洲国”建交。这一系列文件激怒了张学良。他发誓要消除义大利在中国的影响。当时张学良在向军校毕业生发表讲话时说：“这是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末日！”另外，德国军事顾问当时正在训练蒋介石的空军去轰炸工农红军。德国既然和日本是盟友，谁能保证德国不把所得到的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送给日本呢？他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怎么能和与日本结盟的德国军事顾问合作，去打共产党和红军呢？ 此外也是在这个月里，又传来了胡宗南所吹嘘的“铁军”第一军在“剿共”中吃了败仗的消息。胡宗南被蒋介石认为是国民党军队中最善战的军事将领之一。自蒋介石1936年10月到西安下令后，胡宗南部就一直迅勐地向甘肃北部红军控制的地区挺进。但就在胡宗南洋洋得意地向蒋报告，说红军正在溃退和不堪一击时，工农红军突然在一个深谷里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那是在一天的黄昏，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胡宗南的飞机飞回了机场，气温下降到零度。红军突然向行进中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一夜之间，胡宗南最精锐的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就被全歼，还有约一个团投诚参加了红军。胡宗南的其他部队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后撤，一时间把在几天前“占领”的地区全部又送给了红军。 这件事给了东北军又一个极深的印象：他们假如真的服从蒋的命令去和红军作战，谁能保证他们的下场会和胡宗南不同呢？更何况胡宗南就是本地的军阀，他手下的官兵也大都是本地人而且熟悉地形。 张学良深感和红军作战绝非易事，要想取胜更是难干上青天。想当年在江西的“围剿”中，哪次不是总司令亲自坐阵，而哪一次不是以失败而告终呢！ 蒋介石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于1936年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的。而这时的西安，由于各派势力的明争暗斗，已变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当时，蒋介石在西安及附近没有正规军，除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外，蒋介石在西安通过他的侄子蒋孝先控制了一个特务组织--蓝衣社。这个蓝衣社大约有1500名特务，分布在陕西全省。他们作为蒋在西北的耳目，曾诱捕、监禁、杀害、绑架了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同时也在密秘监视着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一举一动。 蒋到达西安的第5天，也就是12月9日，西安几千学生游行示威。游行的队伍向临潼蒋介石的驻地进发，要向“总司令”递交一份请求抗日的请愿书。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下令驱散学生队伍，警察在蒋介石亲率的宪兵的支持下，向游行队伍开枪，两个学生被打伤，其中一个恰好是一个东北军军官的孩子，这等于给本来就不满蒋介石的东北军火上浇油。消息传来，张学良亲自前往干涉，制止了警察对学生的殴打，并劝说学生回城，答应一定把请愿书转交给蒋介石。 此时早有人跑到华清池把事情告诉了蒋介石。所以当张学良随后到蒋的住宅后，蒋对张学良大发雷霆，怒斥张学良立场不稳，对党国不忠。以后的很多年里，蒋介石一直认为他们俩人的这一事件是后来发生反叛的原因。 当天，蒋介石把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全部集中在一起，但并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一起接见他们，老奸巨猾的蒋介石想通过分别接见的办法来分化瓦解东西北军的联盟，以便各个击破。但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又破产了。不论蒋介石接见哪一派的将领，这些将领只有一个请求：到绥远抗日前线去。虽然他们仍都承认蒋是他们的总司令。 第146页 然而已经利令智昏的蒋介石却不顾一切反对，决定在当月10日召开大本营会义，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他在日记中写到：“我告诉他们（指大本营将领），剿匪已到最后5分钟就可最后实现胜利的阶段。” 蒋介石随之向已驻扎在甘肃、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南京军队发布总动员令。并拟在12日向全体将士公布总动员令。蒋在动员令中声称，如果张学良拒绝服从他的命令，东北军将就地被南京派来的部队缴械，张本人亦将被撤职。 与此同时，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得到一个消息，蒋孝先控制的蓝衣社同警察已拟定了一份他们部队中同情共产党和同共产党有秘密接触的人的黑名单，准备在总动员令发布的同时，将这些人立即逮捕。他们还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秘密任命另一位国民党将领蒋鼎文来接替张学良任“剿匪”总司令。 12月11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召开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会议，面对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最后下定了兵谏的决心。张学良当即调动了一个师的东北军和一个团的西北军解决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和蓝衣社，另派自己的心腹、卫队营长孙铭九前往华清池蒋的住处去抓蒋介石。当时张学良对孙铭九说： “孙营长，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率兵去华清池（蒋介石的住处）执行任务与白凤翔师长一起去。他是干过掏窝（土匪）的。千万谨慎小心！千万别把他（蒋介石）打死了。万不得已时，打断他的一条腿！可千万别叫他跑了！千万不能把他打死！”接着张学良还颇为伤感地说： “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你我就见不着面了。你死，还是我死，都说不定了……” 1936年12月12日凌晨3点，孙铭九率领的200多名东北军驱车赶赴华清池。5点钟行动开始，蒋介石的警卫和孙铭九部在宾馆门口交起火来，但不到一刻钟，孙铭九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只是当孙铭九率部冲进蒋的卧室时，蒋已不见了踪影，而蒋介石的假牙还泡在水中，帽子和皮包等散落在室内。孙铭九一摸蒋介石的被窝还有余温，于是断定蒋介石没有走远，就带领下属在附近搜索。终于在不远山坡上的一块巨石的石缝里，他们发现了身穿睡衣睡裤、冻得哆哆嗦嗦的蒋介石。 英国的一名叫詹姆斯·贝特兰的记者事后採访孙铭九并报导了当时的情景说： 孙铭九向他打了招唿，总司令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们抗日。” 蒋介石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 “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 总司令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一会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宽阔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僕人送来他的鞋子，然后在山脚下上了汽车开到西安去。 “既往不咎，”孙铭九对他说。“从今开始中国必须採取新政策。你打算怎么办……中国的唯一紧急任务就是打日木。这是东北人民的特别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红军？” “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蒋介石大声说。“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东北军和西北军还控制了西安市。蓝衣社的特务在睡梦中被惊醒、缴械和关押起来；“剿匪”参谋总部的人员在西安宾馆的住处亦被包围；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长也成了张学良的阶下囚；蒋介石派到西安的50架轰炸机和飞行员同时在机场被扣。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便以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的名义联合通电全国。这封简短的电报说，为了促使蒋抗战，已要求蒋“暂留西安”，同时保证他的安全。提交给蒋的“救国要求”也同时向全国广播，但遭到国民党控制的新闻单位的封锁，报纸也没有发表。当时张杨的“救国要求”就是后来着名的8条纲领，其主内容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内战，採取武装抗日。 （三）释放上海爱国七领袖。 （四）大赦政治犯。 （五）保证人民集会自由。 （六）保证人民组织爱国团体的权利和政治自由。 （七）实行孙中山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当时的这八项救国主张，立即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以及各界群众的多数拥护和支持，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反响。 2.孔祥熙机关算尽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孔祥熙、宋蔼龄和宋美龄正在上海。 那是12月12日下午3时，机要秘书脚步匆匆，叩响了孔祥熙书房的门。 “什么事？”孔祥熙放下后中的报纸，抬头漫不经心地问道。 “加急电报！” 当即，孔祥熙从秘书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和眸子惊慌游散的目光中，感觉到了什么，但仍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摆摆手说：“你出去吧。” 第147页 秘书走后，孙祥熙从邮封中抽出电报正文，顿时一行细小的5号来体字映人他的眼帘，他的心一下子窜到了嗓子眼，全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凝固了。 “西安有兵变……蒋介石在何处尚未查明，已派飞机前往侦察……” 电报的落款是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 这难道是真的？孔祥熙头脑中剎那闪闪过了无数念头。他素知何应钦和桂系白崇禧、李宗仁有深交，与蒋介石也是面和心不和。但如此重要的情况，料他何应钦也不会视为儿戏。 孔祥熙立即要通了南京的电话，几经查问，最后从南京财政部秘书那里传来的绝密电话，证实了何应钦的消息。同时，南京也收到了张学良的电报，还有一封专门是给孔祥熙的。 接完电话，孔祥熙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像一尊雕塑一动不动。 窗外大块大块的云团从远处飘来，挡住了蓝色的天空。 此刻孔祥熙的心像被压住了一块大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脑子急速旋转着：张学良用意不清，蒋介石生死不明，日本这时咄咄逼人，国民党内部刚刚缓和的派系之争必将再次发起；更主要的是他已通过法币改革，死心踏地投靠了蒋介石，孔家的命运已和主子的兴衰沉浮紧密地联繫在一起。 半响，孔祥熙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拨通了一个电话：“谭秘书，准备晚上火车票回南京，并约苏联大使馆的秘书鄂山荫明早在南京孔宅见面。” 就在这时，宋蔼龄也走了进来。看到桌上的电报后她也惊呆了，片刻后才说：“小妹知道了吗？” “她还不知道。” “小妹要是知道了，会要死不活的。要想好了办法再告诉她。” “我知道，小妹的脾气我知道。” 但孔祥熙心里明白，如不赶快通知宋美龄，她从其它渠道得到了消息会更加气愤和悲伤。于是，他和宋蔼龄立即驱车前往宋美龄在上海的往处。 碰巧，这天下午来美龄正在主持召开“航空事务委员会”常务会议，商讨改组“全国航空事务委员会”事宜。 孔祥熙派人把宋美龄叫到客厅，对她说：“有件事很紧急，我专程赶来告诉你。” “什么事？”宋美龄立即预感到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你别着急，事情还没弄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宋美龄越发着起急来。 孔祥熙示意宋蔼龄坐在宋美龄身旁，然后一字一句地说：“西安发生了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 宋美龄惊呆了，脸色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灰。接着，她便用双手掩住面颊硬咽起来，肩膀像秋风中的树叶不停地抖动。 宋蔼龄急忙劝说。一会儿宋美龄停止了抽泣。在这种时刻他们都明白，眼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唯一要紧的是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而最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只要蒋介石还活着，一切都好办。 经过紧急商议，他们决定明日清晨一起前往南京，并约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同行。 那一晚，是孔祥熙进入南京最高决策层后最难熬过的一夜。窗外寒星点点，屋内灯火黯淡，孔祥熙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他脑海中不知为什么，总是浮现出张学良手持左轮手枪在大声训斥蒋介石的画面。 不行，得立即给张学良发电报，稳住这位年轻气盛的少帅，确保蒋介石死里逃生。 老谋深算的孔祥熙拿出在商战中揣度对方心态的技俩，披衣坐在写字檯前，在一叠几十张信纸上写满了草稿，并且写一张扔一张；再写，不满意再扔……当时，孔祥熙想到给张学良发电报，也是有原因的。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宣布“东三省人民自主，并与西南各省採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直系军阀。不料时隔不久，张作霖的奉系在战争中大败，于是撤回关外准备整军备战伺机反攻。此时，在广东的孙中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便密令孔祥熙到东北，代表南方革命势力和张作霖谈判，以求形成南北联合共同对付直系军阀的局面。就是在那时，孔祥熙第一次见到了少帅张学良。 孔祥熙在渖阳受到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热情招待，孔祥熙在东北半月余；和张作霖张学良成了“知心朋友”，尽管彼此都知道是相互利用，但毕竟共同利益大于分歧。 孔祥熙进入国民党决策层后，仍和原来各大军阀保持着联繫，私交甚好，如阎锡山、冯玉祥等，对张学良也是一样。当时，他想以私人身份给张学良发一电报，是想通过此举稳住张学良、说服张学良、感化张学良，使张学良不至採取过激的行动。至少可以摸清张学良的思想脉络，保持一条和张学良沟通的渠道。于是，孔祥熙在电报里这样写道：急！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吾兄勛鉴： 密。顷由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致弟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徽吾见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復，及袍泽之环伺呈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先復布意，位候明教。 第148页 弟孔祥熙叩文亥沪寓印。 这封电报，态度比较委婉，措辞也不激烈，没有指责攻击威胁之词，反映了孔祥熙对这一事变的基本态度--即和平解决的愿意。 当晚岂止是孔祥熙没有睡觉。12月12日这天夜里，对在南京的所有的军政大员来说，都是一个难眠之夜。 夜幕深深浅罩着六朝古都南京。 在南京何应钦的官邸客厅里，依旧灯火通明。 国民党中央委员云集于此，正在召开中央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处理“西安事变”的对策。 在这次国民党中央的紧急会议上，平时养尊处优、傲慢专横的国民党高级党政要员大都乱了方寸。他们都被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弄得目瞪口呆。据说戴季陶第一个站起来大叫大喊到：“对张学良一定要明令讨伐，张学良胆敢对委员长非礼，实属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如不明令讨伐，则主不为主，国将不国！” 这种极力明令讨伐的言辞激烈的演说，当场立即引起了共鸣，于是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这次会议决定： （一）免除张学良的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属部队，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张学良背叛党国，交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三）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 （四）军事委员会由原5人增至7人，并推举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 （五）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会长及常务委员负责。 （六）军队指挥调动由何应钦负责。 直至13日清晨，没有参加会议却被推举为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的孔祥熙才携宋美龄、宋蔼龄姐妹俩一起来到了南京。 当时，何应钦也不顾事先约定的礼节，急匆匆地闯进了孔祥熙的寓所，向他通报了昨晚会议的内容。 这时，宋美龄也来到孔祥熙的寓所。当听何应钦说已决定对张学良、杨虎城动武的决定后，立即和何应钦吵了起来。 宋美龄质问何应钦：“我问你，你大力主张讨伐是何用意？假如仗真的打起来，你能控制局势吗？你能保证救出委员长并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吗？告诉你，无论谁要发动这场战争，都是对他的谋杀！” 何应钦本想安慰宋美龄几句，不料宋美龄却向他发起了“进攻”，“幸亏是你在领导这批饭桶。要是换了别人，我一定把他看成是异党和别有用心。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委员长的安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何应钦自然不敢得罪宋美龄，特别又当着孔祥熙的面。“那--照夫人的意思是……”何陪着笑脸问。 “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宋美龄斩钉截铁地说：“停止讨伐的命令，想尽一切办法把委员长救出来。把他活着救出来，活着回南京！” “夫人，讨伐不是我一个人意见，是会议……”何应钦还想要滑头。 “会议又怎么样？我们可以重新开会。我和孔祥熙一同出席！” “那倒不必，那倒不必……”何应钦说，“不过，据我所知，总参谋部已命令20个师出发了。” “出发了也得调回来！”宋美龄把眼睛都气歪了。“何总司令，你想过没有？一旦爆发战争，西北方面决不会孤立无援。你好好想想，有多少省都希望你去讨伐，日本人也盼望着你去。这样矛盾就会更加激化，委员长的生命就更无法保证，中国就会大乱。谁希望中国现在大乱？你主张讨伐到底是帮助委员长还是在害委员长？” “这……这……”何庆钦理屈词穷，鼻头上渗出了汗珠。 宋美龄又看了一眼孔祥熙说：“明天我就派端纳到洛阳，转道去西安。子文也快回来了，他回来后我们一同去。” “夫人，”何应钦说。“可以让冯玉祥代替委员长做人质，让他去一趟好了。” “不--谁也代替不了我。我要亲自去，告辞了。”宋美龄不等何应钦反应，起身出了孔宅。 宋美龄走后，孔祥熙对何应钦说：“夫人的言辞激烈可以理解，我一会儿会去劝她。不过，对西北动武，军事解决问题，千万要慎之又慎。” 何应钦走后不久，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鄂山荫如约来到孔宅。 孔祥熙忙出门迎接，满脸堆笑。孔祥熙虽自小经商，但工于心计，对政治也极为精通。他急着约鄂山荫见面，就是想通过苏联的力量和影响来控制中国共产党，从而影响张学良和杨虎城，以期保护蒋介石的生命。如此可谓机关算尽，用心良苦。 上过茶后，孔祥熙真诚地对鄂山荫说： “阁下想必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情。试想蒋委员长如果遇险，中国的亲日派必然得势，中国的人力物力将成为日本军阀向东北及世界扩张的资本，这对亚洲对苏联都将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希望苏联能通过自己的影响来保证蒋委员长的安全……。” 会见完鄂山荫后，孔祥熙又紧急召见了日本驻华领事须磨。含蓄地告诫其“西安事变”乃中国民众抗日情绪爆发使然，日方对此事应保持理智，不能乱插手，以免激怒中方，造成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149页 12月13日下午，孔祥熙匆匆吃了午饭就又赶到总统府的国民党中央会议室，参加政治委员会常务会议。此次会议的议题仍是怎样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 会上，主战派和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何应钦自然是主战派，宋美龄上午对他的警告他并没放在心上。相反，他还把宋美龄要去西安的消息密告了日本人。所以，这次会议一开始，何应钦先声夺人先人为主，报告了由飞机侦察的西安的情况及军队中高级将领对此的反映。 孔祥熙则寸步不让，随即报告了在上海听到的“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工商界的反映及希望和平解决的愿望。 于是两派各执一词，陈述利害，争论不休。如何应钦、吴稚晖等仍然主张立即讨伐，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则以为先缓解为佳，孔祥熙亦说张学良是可以商量之人。 次日，会议继续且争吵继续，最后依旧是毫无结果。为此孔祥熙甚至和戴季陶吵得面红耳赤。 孔祥熙想军界力主讨伐，除了亲日派作祟外，忠君思想也是重要原因。平日里蒋一直对军队灌输效忠思想，一旦蒋本人遇难，部属无动于衷岂不荒谬。军人力主讨伐，也表明了对委员长的一片忠心。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想利用此及大做文章，以达到个人目的。因此，要多做工作，向高级将领陈明利害，考虑长远顾全大局，关键时刻切不可意气用事。 14月中午散会后，孔祥熙特邀冯玉祥到其住处密谈。孔祥熙知道，要想制止何应钦和桂系的战争叫嚣，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军力来制衡，而现在掌握兵权的将军里，他能说上话的就是冯玉祥了。 当年孔祥熙奉孙中山之命赴北京同冯玉祥会面，二人一见如故，彻底长谈，从此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而且也正是由于受了孙中山及孔祥熙等当时的革命党人的影响，尤其是听了孔祥熙的劝说，当年冯玉祥才发动了北京政变，并从此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的。当时去找冯玉祥将军之前，孔祥熙就已得知，冯玉祥在“西安事变”后曾立即致电张学良：“请先释介公回来，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公开陈述”，并表示愿意替蒋介石到西安去当人质。 于是见面后，孔祥熙开诚布公地对冯玉祥说：“我的意见你在会上都听到了，这个仗无论如何都不能打，和解是上上策，讨伐是下下策，于国、于党、于民、于委员长都不利。” 冯玉祥说：“此话正合我意。” 当下两个人还商量如何做好部队将领工作，以保持稳定以及请英美和苏联出面调停等事宜。 几天来，孔祥熙异常忙碌，代理行政院长一职给他以受命于危难之时之感。在和宋蔼龄商量后，他即秘密派人赴各地，打听各省实力派人物对西安事变的反应。表面上，他又做些官样文章，公开致电各地，极尽分化拉拢之能事，以便做到即抑制何应钦亲日派之势力，又从各方面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施加压力。孔祥熙把这一套办法归纳为“乱其心，孤其势，憷之以力，动之以情”。 孔祥熙发出致各省市的通电，大都要求各地当局要“遵照蒋委员会长的既定方针，以最大的努力与全国上下共策国家之安全。”他还分别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宋哲元、韩復榘、商震、沈鸿烈、阎锡山和刘湘等各省各军要人，从不同角度并以不同的口吻，或娓娓交心，或商讨救蒋之策，或暗示威胁，或封官许愿，企图彻底孤立张、杨于西安；使其成为共讨的孤军孤将。他要宋哲元“坐阵冀察”、“共挽时艰”；他致电韩復榘，告之“蒋公安全，以坚其信”，并“望韩专电劝张，祛除误会，免阅墙之争，招覆卵之祸”；旋又致电阎锡山“即电汉卿，促其反省”，并请阎考虑能否设法利用地利之便，将张学良接到太原，以阎做为中间人进行谈判。 在这盘险棋中，孔祥熙除了拉拢分化各地党政要员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了一些虽名望不高、官阶不大却可以加以利用的小人物。如有个叫冯钦哉的，只是个师长，他却几次致电对其表示关心和关注。孔祥熙如此作为例并不是为了礼贤下士。这个冯钦哉是山西人，和孔是同乡，又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24师师长，驻防在离西安很近的同州。“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孔祥熙就给驻洛阳的64军军长樊嵩甫拍发电报，并请樊转交冯钦哉。电报中孔祥熙要冯钦哉站稳立场，在这事关党国安危的关头与蒋保持一致，并希望冯能在西北军多做疏导工作，及时将部队中的动态和西安的详细情况报告给他。 冯钦哉接到孔祥熙的电报后极为高兴，这个官迷原来日盼夜想的就是怎样才能抱住一个粗腿好升官发财。这次“西安事变”把命运之神送到了家门口，过去想高攀都高攀不上的孔祥熙竟主动发了电报给他，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当下，有奶就是娘的冯钦哉，立即背叛了的“救国主张”，同时为了表示对孔祥熙的忠诚，他还秘密会见樊嵩南，就自己所了解的西安及西北军的情况密报了上去，并明确表示要效忠蒋介石和孔祥熙，随时准备反叛参加“围剿”东北军，并设法收容影响门路军即西北军。 孔祥熙不久便接到了冯钦哉的来电。随后他亦立即给冯钦哉回电。在表达了对冯的欣赏佩慰之后，要求其将下一步的具体行动计划密报南京。 第150页 冯钦哉做为西北军中为蒋介石、孔祥熙卖命的内线，就这样与南京建立了联繫。他一面復电孔祥熙，表示“希惠我南针，立即勉效驰驱”，一面与樊嵩甫联繫，公开发表“声讨”西安的声明。这样，孔祥熙通过略施手腕，达到了分化杨虎城西北军的目的。 据说何应钦在得知樊嵩甫和冯钦哉密报孔祥熙一事后，极为恼怒。他立即打电话到洛阳，将樊嵩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当时何应钦在电话中说：“你好大的胆子，胆敢瞒着我直接向孔院长告密。我看你这个军长是当到头了！” 樊嵩甫忙自己辩解说是孔直接打电报给他。他做为一个小官，实在不敢得罪。 何应钦命令地说：“今后凡属军情只能向我和刘峙长官汇报，不准再越级上报他人！” 精明世故的樊嵩甫又将此消息告诉了孔祥熙，并讨好说，他并未被何应钦吓倒。以后有了重要情况，第一个报告的仍是孔院长，只是希望孔院长保守秘密，不要向外界透露。 。孔祥熙是何等聪明，听出樊嵩甫话中有话。为了稳住樊，立即给樊嵩甫汇去大洋1万元，说这笔钱暂做为军事费用，以后还会再次追加，对其在南京读书的子女也会好好照顾。孔祥熙希望樊对南京中央政府和蒋孔忠心不改。对于冯钦哉，孔祥熙为了给其打气，还任命他为“渭北剿匪司令”，并派专人连夜送去巨款安稳军心。 冯接到委任状和巨款后，对天发誓要忠于孔祥熙，为南京卖力。这件事又可见孔祥熙其人的手腕之阴险。 有人说，孔祥熙在处理西安事变中使用了他在经商理财中的杀手锏--金钱铺路，但在他当代理行政院长这段时间，到底有多少钱经他手流出，至今还是一个谜。但一般认为，宋子文是当时中国仅次于杜月笙的第二大富翁。孔家和蒋家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孔祥熙又是财政部长，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大管家，拿出些钱来贿赂绝对不成问题。再说，依当时的情景，金钱对孔祥熙已不那么重要了。只要能保住主子，只要蒋介石能活着回来继续执掌大权，他的财源就仍旧如同不尽的长江之水，滚滚而来。 尽管南京政府当时封锁了一切从西安传来的消息：广播、报纸、宣传品和电报……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还是传了过来。一时间，南京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什么“西安遍地是火，处处是红旗和枪炮声”；什么“西安城四周已布满了正在修筑阵地、挖掘壕沟的士兵”，什么“共产党和东北军一起在城内杀人放火，抢劫掠夺”等等，无奇不有。 “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就和宋蔼龄、宋美龄商量，决定先派端纳去西安探听虚实。 端纳何许人也？他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里斯峪，30年前以报社记者的身份踏人中国的土地，由于他精通华语，为人热情，笔头子来得也快，故很快就成为一个活跃于旧中国政治舞台的时髦人物。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使端纳很快喜欢上了这块沃土，他又善施手腕，八面玲珑，广交好友。当年既和同盟会交往，又是一些清朝官吏的坐上宾。在孔祥熙青年时代，他就成了孔、宋两家的常客。辛亥革命以后，端纳又投靠了革命并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私人顾问；继而又成了张作霖的顾问，及张学良的英语老师和好朋友。他不但给张学良出谋划策，据说还助其戒掉了多年难以戒断的毒瘾。端纳曾陪张学良赴欧洲考察，考察期间两个人如同至交，竟日形影不离。 后来不知谁向蒋介石推荐了这位“洋大人”，说他为人真挚，学贯中西，深谋远虑。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面又将端纳调人南京中央政府，成为美英驻华大使和蒋介石之间的联繫人。端纳亦积极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提供信息，出谋划策。 1928年，端纳曾和孔祥熙做过一次生意。结果，在官场上运作自如的端纳败给了在商场上老好巨猾的孔祥熙，赔了一大笔钱。当时，端纳曾诅咒发誓，再也不和孔祥熙这种人交往。然而没过多久，“他的赌咒就一钱不值了！”为了英美的在华利益和他的地位收入，端纳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誓言，成为蒋介石、孔祥熙的“幕僚”和“随从”了。 端纳跟随张学良多年，深知他的为人和秉性。所以当孔祥熙和宋美龄找到他后，他自信地说“我不相信少帅会背叛蒋介石搞兵变，我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 孔祥熙、宋美龄虽然吃了一粒定心丸，但他们仍催促端纳赶快去西安，一来看看蒋介石现在的情况；二来充当他们的调解人，并摸摸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虚实。 当时他们觉得，端纳是最佳人选。 1936年12月14日下午，端纳忐忑不安地走下飞机。他环顾西安机场，并不像他原来想像的那么可怕，而到处是欢迎官员且都堆着笑脸。为首的，就是他的“故友”张学良将军。 在机场寒暄了几句后，端纳便提出要见蒋介石。 “这么急，不到宾馆小憩片刻？” “你不知道蒋夫人和孔院长有多么着急，他们要我一下飞机就去见委员长，我也是受人之託呀！” 于是张学良答应端纳的要求，二人驱车来到关押蒋介石的宾馆。 第151页 进门后只见蒋介石坐在一张简易沙发上，面色灰黄，两眼布满血丝，但还算有点精神。端纳上前握手，蒋介石不起身迎接，二人相握的手在空中使劲摇晃，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为好。 三人落座后，端纳突然从兜中掏出钢笔，草草拟了一份电报后交给张学良说：“能否派人把电报发给南京，这样他们晚上就能见到。” “端纳先生……”蒋介石有些沉不住气了，“什么事这么急，我们还没开始谈话……” 端纳知道蒋的意思就说：“我们谈话的内容和这里的一切我随时可以向南京发报。但这封电报必须马上发，我要让那边的人知道，委员长您安然无恙。” 端纳从公文包里又掏出了宋美龄的亲笔信说：“这是夫人给您的信。” 蒋介石也顾不上和端纳说话，连忙打开信细细读了起来。当他读到那句“南京现在是戏中有戏”时，一向严肃的面孔却忍不住笑出声来。 孔祥熙很快收到了端纳的电报。12月15日端纳飞到洛阳，又用电话向孔祥熙及宋美龄报告了他在西安会见蒋、张的情况及所见到的一切，并着重强调了张学良的善意，及其张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 与此同时，张学良也向南京政府发了电报，希望孔祥熙、宋美龄或其他要员前去西安，商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当时张学良的电报内容是这样的：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採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以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我因此打电报欢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来听总司令的意见，并与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内战的发展。总司令自然强烈要求释放他回南京，我个人虽然完全相信总司令会履行诺言，但不能贸然让他在回南京后被人劝说继续内战……他同意了这一看法，此后他即与我们一样等待南京派有权处理此事（即提供适当保证）的人员前来，以便总司令能回京，但迄今并无结果。 情况就是如此。如此贻误，实在令人奇怪。若派员前来，他几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但当南京的党政要员接到这封情真意切的电报后，多数人却持怀疑态度。有人认为这是张学良在耍手腕故意拖延时间，有人认为这是张在变向提出索价的条件，还有的人甚至认为不能派要员去，认为张学良想趁机多抓几个人质，做为以后讨价还价的筹码。 “委员长他们都敢扣，孔祥熙为什么不能扣？”何应钦在会议上大声喊着。 在政界军界一片“讨伐”的叫嚣中，孔祥熙也慢慢改变了温和的态度。一是他觉得如果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他会控制不了南京的局面；二是他自进入官场以来也养成了多疑的习惯，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不太信任；三是他觉得对张、杨也需要採取恩威并重、打拉结合的手段，一边伸出橄榄枝，一边高压威胁，对解决事变可能更有益一些。 正是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孔祥熙当时接受了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的採访，并发表讲话宣称张、杨对蒋的劫持影响了国家前途且十恶不赦等等言论。此外他在致阎锡山的电报中亦说：“汉卿劫持介公，迄无悔悟表示，中央同人，愤恨万端……若汉卿执迷不悟，则中央同人以国家民族计，势必取断然之处置，兴讨伐之义师……”此时孔祥熙的态度又同12月12日深夜他致张学良电报中的态度判若两人了。 当时，孔祥熙态度的转变，使国民党高层内关于“缓和”和“讨伐”的争论及两派相持的局面发生了变化。12月16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并作出对张、杨进行武装讨伐的决定，会议推选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迅速调动部署军队，完成对西安的包围。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向国内外公开发布讨伐令。当天，孔祥熙和林森两人立即以中央国民政府的名义向全国公布了《讨伐令》，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斟酌情形于必要地区宣布戒严令》。根据上述命令，从16日起，南京市实行了所谓“戒严”。 1936年12月17日，人心浮动且流言四起的南京市大街上行人稀少，街市冷落，不少店铺早早地上了门板，只有偶尔一两辆人力车从街上穿过。这时，几辆美国福特牌轿车急速驶向位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丁家桥。车停稳后，孔祥熙从车内钻出向中央党部大院内的广播电台播音室走去。晚8时整，孔祥熙对全国、全世界亿万关心着“西安事变”的人们，发表了《“西安事变”与勘乱》的讲话。 在广播讲话中，孔祥熙用略带山西口音的普通话提高了嗓门说到：“全国同胞们，今天本人受中央广播电台之邀，为‘西安事变’一事向同胞们演讲。”他首先为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决定乱吹并诡辩了一通，然后对张学良、杨虎城所谓“叛变行为”进行了谴责： “张学良、杨虎城等竟敢犯上作乱，劫持蒋委员会长，为了区区小利不惜破坏国家，陷民族于万劫不復之地。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虽然我们都非常关心和渴望解救委员长，但我们的态度是，不允许一个人的安全而妨碍一贯国策，不能因一时事变有所迁就……” 第152页 他接着说：“中央现在明令讨伐，就是明是非、分顺逆、整纪纲，望我同胞，一致奋起，声罪致讨，拥护政府迅速削平叛乱。”孔祥熙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向全国各地，并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 发表完演讲后，孔祥熙还担心一些帝国主义列强不了解、不支持他们的决定，于是特地派了一位外交部官员专门到英国驻华大使馆，向大使体格森爵士传达了孔祥熙本人对採取军事行动的信心。同时这位外交部官员还向英方表示，他们已得到情报，苏联政府称他们同“西安事变”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採取军事行动不会引起中国同其他列强的冲突和对立。 在以往的文章和传记中，都反覆介绍说明孔祥熙力主和谈。反对讨伐的言行及动机，却很少提到孔祥熙在一段时间内也曾贊成讨伐，并向国内外发表公开演说这一事实。虽然发表演说是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之授权，但他本人若态度坚决，恐怕也不会有那样的结果。 这样，孔祥熙由事变刚开始主张和谈（有12日晚致张学良的电报为证）到17日贊同讨伐，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很多疑问也待歷史学家们去研究。可以肯定地说，宋蔼龄、宋美龄和宋子文等都是反对讨伐的，孔祥熙何以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是惧怕何应钦为首的强硬派，还是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使他不得不在世人面前摆出一种不能屈服的姿态？一时还以难下定论。但从他和宋蔼龄、宋美龄的谈话来看，他内心是不主张讨伐和武力解决的，起码在没救出蒋介石之前。 讨伐令一下，战争机器便开始起动。何应钦信心十足，精神抖擞，立即指挥大军由各方向陕西进军。一时间飞机轰鸣，马达声声，很快东路集团军便在潼关一带和东北军接上了火。飞机也飞临东北军驻地上空，成排地丢下了内战的炸弹。当时，只是因为突然飘起大雪，才未轰炸西安。 上面提到，讨伐令发出后各方反应激烈，而这些反应对后来形势的变化发生了影响。 当时，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人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公开致电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的出现是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如果继续扩大内战，必是亲者痛。仇者快，直至亡国灭种。中国共产党希望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採纳张、杨八项救国民主纲领，立即变内战为抗战。 当月17日，中共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秦邦宪和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进行谈判，以表示中共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亲自驾机飞赴延安，同周恩来进行过彻夜长谈且受益匪浅，并由此对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对周恩来的到来，张学良及杨虎城两将军表示热烈的欢迎。 12月19日沖华苏维埃政府及中共中央发出对孔祥熙等人的通电，全文如下： 南京孔庸之（群熙）、孙哲生（料）、冯焕章（玉祥）、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以哲）、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勛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述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过全国各党各派务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正确主张，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特别是周恩来等亲赴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的直接会谈，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说张学良、杨虎城原来举行“兵谏”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并不真想加害于蒋介石。听到孔祥熙的讨伐令后，张、杨不禁义愤填膺，东北军官兵也情绪激烈，纷纷表示要和何应钦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一时间，西安古城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 12月16日，也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讨伐决定的当天，端纳就向蒋介石通报了宋美龄透露给他的国军即将进攻西安的消息，要求蒋介石明察大局，下令制止。当时，张学良刚巧也在蒋介石身边，他十分气愤地说，何应钦做得太过分了。 第153页 张学良还就南京的讨伐专门回了一份电报。他在电报中说“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尚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意轰炸，果谁动干戈？谁起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 张学良的电报铿锵有力，表明了寄希望于和平但又并不惧怕战争的气概。 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最担心的人物莫过于蒋介石了。事变因他而发生，围绕着他的命运，各派力量又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而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对此自然是再明了不过了。在问鼎中国最高政治权力的过程中，蒋介石也曾多次遇险。但这一次，却是他在获取最高权力之后的第一次，也是他从政以来最危机的一次。为了他的生存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的生存，他虽身陷囹圄却也绞尽了脑汁。 当端纳将南京政府决定採取军事行动的决定告诉蒋介石后，蒋的第一个反应是假如大战开始，我个人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到时候，各派都会以他为赌注，进行一次空前的大赌博，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自己成为牺牲品。因为张学良肯定不是何应钦的对手，被逼急了他什么事干不出来。即使张学良不愿那么做，但他能制止、控制住他的部下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一点，蒋介石和宋美龄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并非不恨张学良和杨虎城，并非不恨共产党，而现在是小命搭在别人手里，哪儿还能摆什么委员长的威风！当时蒋介石心里想，古人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现在是三十六计活为上计。 经过一夜苦苦的思考，12月17日蒋介石写了一个“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的手令，叫同他一起在西安被扣的蒋鼎文带回南京，并亲手交给何应钦。 次日，蒋鼎文飞抵南京，孔祥熙和何应钦看到了这份手令。当下孔祥熙心中暗喜，何应钦无可奈何，南京政府中的讨伐派顿时像泄气的皮球，蔫了下来。 与此同时，英国对孔祥熙、何应钦的讨伐也作出了反应，且明确表示反对。18日英国驻华大使驱车前往孔祥熙住处，孔祥熙忙出面迎接。当即这位傲慢的大使以英国人特有的口吻对孔说： “尊敬的阁下，我受外交大臣艾登先生的委託，向您转达他的意见。他认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张学良可能被说服释放蒋介石，如果他本人的安全得到保障的话。如果是这样，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来保证他的安全，这对事诚是否会有所帮助呢？” 在孔祥熙听来，这位英国爵士虽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讨伐，但宇里行间反对军事解决的意见是再明显不过了。于是，孔祥熙只得陪着笑脸说：“欢迎文登大臣的建议，如果艾登先生能推进这一安排，我们将十分感谢！” 国内国外的压力、特别是蒋介石的手今，迫使孔祥熙必须考虑怎样通过谈判来解决事变的问题。而谈判的核心是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把蒋介石安全救出又不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面子；二是派谁去西安才能把这个事情办好。 当时，张学良、杨虎城希望孔祥熙、宋美龄去谈，因为他们俩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比较合适，并且能代表国民党最高决策层的形象。 宋美龄急切地希望早日见到蒋介石，觉得无论谁都无所谓。孔祥熙这一边就不同了，尽管不断有消息传来说蒋介石安然无恙、西安城内秩序井然、张学良为人坦诚等，但毕竟这些只是消息。有人就对孔祥熙说，蒋委员长已被扣做人质，先生现主持全国行政，如轻人虎穴再被扣押，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孔祥熙决意不去西安，他找宋美龄商量，并推举宋子文出面前往。宋美龄听后也觉得孔祥熙说的有道理，便打电话给当时正在洛阳的端纳说：“孔祥熙因代理行政院长，主持全国政务，不便离开。能否以宋子文代替，请同张学良商量。” 端纳立即面见张学良，提出南京方面的意见。事已至此，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只有同意了。 却说宋子文自辞去财政部长后，也是无官一身轻，整日盘旋于生意场和酒吧、舞厅之中，日子倒过得十分惬意。同时，生意他也没耽误，钞票也是大把大把地往腰包里装。西安事变前，他正赴香港谈一笔生意。12月12日宋子文正在香港回上海的船中，得知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举事的消息后不禁也大吃一惊。但宋子文并不像来美龄、孔祥熙那般加热锅上的蚂蚁。一是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二是他觉得张学良年轻气盛一介武夫，决不能成什么大气候。当前的关键，是怎样能想办法哄着张学良答应把蒋介石放回南京。 宋子文接到孔祥熙的电话后，即刻赶赴南京。前几年两个人名争暗斗、面和心不和，终以孔祥熙得宠宋子文失意为结果。宋虽对孔祥熙个人无甚成见，但毕竟心里也不舒服。只是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共同的利益又把两位金融大腕的命运拴在一起。 宋子文听完孔祥熙的意见后，立即同意了和宋美龄同赴西安的安排，并问何日启程。为了表示自己对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支持，宋子文回南京后还在中央银行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面对记者们一个个刁钻古怪咄咄逼人的问题，宋子文一派儒雅风度，从容不迫。他讲道： 第154页 “蒋委员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我有各方面包括张学良、杨虎城方面的保证。当然，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国家之悲哀。目前急需拿出对策，以求妥善解决。本人与蒋委员长决非一日之交，与张学良也是多年的朋友，这都不是密秘。因此，我愿前往西安尽绵薄之力，在政府的领导支持之下使事件圆满解决。” 不料，宋子文召开记者招待会并表示要代替南京政府赴西安。与张杨谈判的消息在南京传开后，南京政府内竟有不少高层人士认为孔祥熙选人不当，说宋子文名声不好，不宜担任重任。还说他与蒋介石前段时间积怨甚深，又身兼国民党中执委员，如赴西安会有政府与叛逆讨价还价之嫌疑，于南京的形象不利。 当时时间紧迫，虽说有蒋的手令，但一心想讨伐的何应钦仍跃跃欲试，中共派周恩来等赴西安更加重了南京的疑虑。张学良和杨虎城也非等闲之辈，邀孔祥熙不来，换宋子文又不来，难免授人以柄。时局瞬息万变，端纳也在西安几个小时一个电话打来，向孔祥熙询问结果。 这个时候的孔祥熙不愧为谋略大师，既然国人认为宋子文以政府官员出面不好，他就想出了个点子，让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即以蒋的舅兄身份去西安探询情况，总得可以了吧。这一招还真灵，在国民党执委会上，孔祥熙和宋美龄一唱一合，终于通过了允许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出访西安的决定。到此，孔祥熙总算喘了一口气。 19日，孔祥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并且为了解救蒋介石，南京政府讨伐军对西安的空中轰炸，将推迟到12月22日以后进行。 会后，孔祥熙仍觉得似乎还有漏洞，宋子文赴西安固然已是天时地利，但张学良的请柬当初毕竟是发给我个人的。将来蒋委员长凯旋迴京，我却于危险之时没能去西安探望，难免为后人留下话柄。 此时已是傍晚，宋蔼龄几次催孔祥熙用餐，孔都说他要一个人再想一会儿。终于，面对残血夕阳，孔祥熙走到写字檯旁，提起他擅用的狼毫小楷，给蒋委员长草书一封，准备让宋子文带到西安亲手交给蒋。 孔祥熙当时在信中写道： 介石钧鉴：在沪闻事变消息，焦急异常。当即扶病同三妹来京。本拟即同三妹赴陕省视，嗣闻尊意不欲三妹前去，而弟则以中央决议在吾兄未回京以前，暂代院务，因致未果，无任帐恨。遂商三妹派端纳飞陕奉候吾兄，继据自洛阳报告吾兄起居安适，于焦急之余，始较安慰。 弟等日日为吾兄祈祷心身安定，得以早日返京主持中枢大计，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三妹在此，有大姐及弟等陪伴，幸为释念。吾兄衣服多已遗失，至以为系。兹因子文弟赴陕之便，特购制数袭，附机奉上，即祈察纳，诸希为国珍重，不尽欲言。专此，敬颁钧棋。弟祥熙手启。十九日。 后来人们评价说，孔祥熙这封信可谓机关算尽，即讨好了蒋介石，又将不能去西安的原因都推给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他自己不负任何责任。 即使这样，孔祥熙还嫌不够。在这危难之时，不能和主子同赴国难而一个人留在南京，无论如何“良心”不忍。于是，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孔祥熙当时又演了另一齣戏。他每日清晨为蒋烧一柱香，每晚在十字架前向耶稣祈祷，并用《圣经》占卜蒋的安危。那天他从《新约福音》中看到“耶和华和一妇人一起得救”字样，便像发现了珍宝，急忙打电话告诉宋美龄，说是一个吉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西安之行，一定有了耶稣在上天保佑。当即说得宋美龄心里也美滋滋的踏实了不少。 12月zi日端纳从西安返回南京，向孔祥熙报告了蒋介石在西安的情况及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会谈的情况。他还在南京到处说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使主张讨伐的何应钦等人大煞风景。第二天，孔祥熙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便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正式宣布同意宋美龄、宋子文去西安谈判。 1936年12月22日晨5点30分，三架“福克”式飞机唿啸着降落在西安机场。当即在东北军的护卫下，宋美龄、宋子文走下飞机，并驱车前往蒋介石的住处。 当天早晨6点整，车队准时到达。张学良打头，宋美龄紧随其后，然后依次是端纳、蒋鼎文、宋子文等一行人鱼贯而人走进蒋介石的客厅。真巧，这一天距离蒋介石被押刚好整10天光景。 当时，宋美龄第一个走到蒋介石面前，夫妻相遇万语千言，但此时却说不出口。宋美龄只是说：“伤在哪里？伤在哪里？让我瞧瞧……” 蒋介石不愿当着众人有什么过分亲呢的表示，只是淡淡地说：“还好，还好。回去再找大夫吧。” 宋美龄听了当即眉头一皱：“啊！’他们没给你找大夫？” 张学良在一旁忙解释说：“有的夫人，我们天天都有大夫替委员长看病、换药……”。 扯了一阵子客气话后，张学良自觉告辞。 于是蒋家夫妇同宋子文三人重新坐定后，宋美龄先说道：“我们应尽快争取离开西安，回到南京，不让姓何的再搞鬼。祥熙本来要来的，考虑到南京的情况，他也需要留在那边。对了，临来西安时祥熙还为你祈祷，果然有了吉言，说耶和华将由一位妇人之手显示奇蹟。” 第155页 宋美龄此番话说得众人都笑了。 最后蒋介石说：“谈判我就不参加了。我参加了反而不好办，对日作战我口头已经答应。主要的要他们放人，其他你们看着谈，一切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绝！” 随即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帮助下，张学良、杨虎城和宋美龄、宋子文几人连续几天反覆会谈，商讨蒋介石答应的条件。宋美龄和宋子文信誓旦旦，声称只要保证蒋介石安全飞回南京，蒋答应的联共抗日、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召开由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等承诺就一定兑现。 张学良、杨虎城则坦言相告，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是对蒋介石的保证有所顾虑。而且，即使他们两人信了蒋介石，他们也不能保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相信蒋介石。而这些将领正是促使张杨发动事变的直接原因。 在此之前，中共代表周恩来专门同蒋介石谈了两个小时。周恩来还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耐心说服杨虎城和张学良放人。 由此看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已成定局，放蒋介石回南京也是大事所趋。但是，谁都知道蒋介石的为人，谁都知道蒋介石如果活着回到南京，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意味着什么。但日军大军压境，咄咄逼人，国民党内部宗派林立，虎视眈眈。一旦蒋介石毙命，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新的内乱，这无疑对妄图吞併中国的日本侵略者是最有利的。因此，当时亲日派都希望蒋介石能死在西安。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时，西安机场挤满了人群。东北军、西北军的数百名高级军官及各界两千人在欢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同时欢送蒋介石回南京。 蒋介石面如灰藁、右手抓住宋子文的大衣，左手提住宋美龄的手臂，步履匆匆地走向停机坪。 这时，张学良也带领着随从赶到了机场。杨虎城则带领着一批高级军官担任警卫。 当即蒋介石、宋美龄等人匆匆上了飞机，张学良也跟着上了飞机。杨虎城在他们分别的剎那间只说了句：“汉卿弟保重！” 飞机在欢送的人群上空插人蓝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各方的努力下终于和平解决。然而，等待着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厄运。 3.蒋介石出尔反尔 有人曾这样形容“西安事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起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演变，各种政治力量、各种人物的较量--有的人获得了胜利，有的人遭到了失败，有的人成为英雄，有的人成为小丑，他们之间进行的决斗就像旧戏舞台上两支军队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吶喊，手中勐舞刀剑，令人胆战心惊，但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着对方。因为双方心里都明白这是演戏。最后，战败者颓然倒地，表示阵亡。但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甚而威风凛凛，比胜利者还自豪。 这就是蒋介石回南京后给全国人民的感觉，人人都“得胜”了，只有歷史是受骗者。 那天，孔祥熙和其他国民党军政要员在飞机场，象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欢迎着蒋介石的归来。 就在蒋介石回南京的当天晚上，孔祥熙和宋零龄便前去探望，孔祥熙并当即提起辞去代理行政院长一事。 在几天后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会议上，张学良沉痛地对在坐的人说：“兹汗颜随钧座返京，听候惩处，以昭军纪。” 而蒋介石此际已恢復了他昔日的尊严，并以长者的“宽容”检讨说：“由于本人无德无才，教导部下无方，以致发生此史无前例之事变……汝既有悔过之意，自当转呈中枢，採取适当措施，以挽堕局。” 挽救的措施是什么？美国着名记者斯诺在1936年写到：“留心请看一切严厉措施都何等巧妙地因双方表示谅解而得到宽容，惩罚和赔礼都做得恰到好处。真不愧是妥协折衷大师的杰作，完全掌握中国人所说‘有实无名’和‘有名无实’之间的细微差别。”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并没有立刻把孔祥熙辞去代理行政院长一事放在心上。孔祥熙是一定要这样做的，其实辞不辞的结果都一样。蒋介石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即向全党发表了一篇声明。其声明中说，他身为委员长，不仅没能制止叛乱，反而给国家带来危机，责任不可推卸。因此要求辞去他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在辞职之前，他下令把前去围攻西安的全部政府军撤出陕西，以履行他“停止内战”的诺言。 蒋的辞职没有得到“批准”，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把蒋介石提出辞职当真事，谁也不会幼稚到以为蒋介石真的想辞职，那不过是一个姿态罢了。但蒋介石又连提了两次，好像他真心地想辞职，就像孔祥熙一定要蒋批准他辞去行政院代院长一样。 和蒋介石上演的辞职闹剧一样，对张学良的‘’审判”同时也在进行。1936年12月29日国民党召开中常委的紧急会议，会上孔祥熙等一改“西安事变”时对张学良的谦恭，开始义愤填膺地口诛笔伐，大肆声讨张学良犯上作乱的“暴行”。会议决定把惩处张学良的工作交给军事委员会来完成。 第156页 12月对日，也就是1936年的最后一天，“西安事变”发生的20天以后，国民党最高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实际上，在判决的第二天，张学良就被释放。一切都像事先演练好的一样，张学良被一辆黑色轿车接到了宋子文家中，并天天晚上和宋子文、宋美龄一起打麻将消遣。 1937年元旦一过，蒋介石见自己的辞呈没有被“批准”，便向中常委请了病假，回他的浙江奉化老家养病去了。不久张学良也押往溪口。 蒋介石这一走，在南京的头头脑脑都慌了神。因为蒋介石一请病假，一回老家，就意味着高层要出现人事变动。而这次人事变动，又肯定和“西安事变”有关。那些沉不住气的，讲了真话或预谋趁机夺权的人便惶惶不安起来。 孔祥熙这时在干什么？他心里有底。蒋介石在西安时宋美龄就向他讲了孔祥熙在南京的所做所为。蒋介石对孔祥熙是满意的，也是放心的。但“西安事变”还是让孔祥熙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他不只一次地想过，假如蒋介石真的回不来怎么办？假若蒋介石真的被张学良和共产党杀了怎么办？尽管他表面上不露声色，或是在关键问题上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但他非常清楚，他这个代理行政院长的位子实际上只是政治集团的一个筹码。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局面，从骨子里他是向着蒋介石的，不希望何应钦或汪精卫之流得势。但他又确实没法说服那些性情急躁的将军，比如他们要用飞机去轰炸西安等等。 南京的冬天也是很冷的。在蒋介石去浙江的那段日子，孔祥熙一直没敢休息，他怕蒋介石一个电话打来找不到他会误事。望着窗外灰濛濛的天空，干枯的树枝和偶尔飞过的一两只飞鸟，孔祥熙又一次感到了命运的无常和官场的冷酷。蒋介石下一个目标是谁呢？他想，会把何应钦怎样？那个一脸横向对他表面上恭敬骨子里鄙视的傢伙。 有时下午太阳出来的时候，孔祥熙也到庭院里走走。他的秘书就会在客厅等候。而就在这时，蒋介石的亲信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在搜集“西安事变”后拥蒋和反蒋力量的新的对比，并重新估计拥护蒋介石的实力，把像孔祥熙这样忠于蒋的人同那些准备在西安投炸弹炸死蒋的人区分开来。宋美龄就对宋蔼龄说，“西安事变”也是件好事，叫她看清了一些原来围着蒋介石阿诀之人的真面目。 1937年2月10日，就在蒋介石还在奉化“养病”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发出一封电报，电报向南京政府祝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即将和平统一”全国。这份电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了抗日救亡大业，应对自己的政策做四项重大修改。这四项修改主张即：停止内战；保证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制订全国抵抗日本侵略计划；恢復实行孙中山遗嘱中的“三大原则”亦即当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度实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还说，中国共产党为加速全国统一和抗日，准备停止一切推翻政府的尝试，并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苏维埃政府更名为“中华民国边区政府”，同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集中人民力量投入抗战。 5天之后，蒋介石由奉化回到南京，并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第一次正面讲述了他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的全过程。他还特别强调了自己如何临危不惧，如何拒绝书面保证履行“叛军”的要求，如何反过来说服了张、杨同意他的观点，最后才不经意地谈到“叛军”的8点要求。 蒋介石的亲信在南京的调查活动此时已被人传出，国民党高层人士中不少人人心惶惶。既然蒋介石已经活着回来，谁还愿意再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所以此次全会坚持拒绝了张、杨当初提出的8点要求，再次对张学良的叛变行为进行谴责；同时亦再次表示对蒋介石的拥护、信任与爱戴，再次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第三次辞职的请求。 在西安当狗熊、回南京当英雄，蒋介石这齣自相矛盾的戏就这么唱下去了，而且越唱越来劲儿。到了这次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蒋介石还没健忘到那种程度，还没有把临回南京时的许诺当成放屁一笑置之。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又做了长篇发言，在发言中他破天荒地提到了要给人民以更大的言论自由，而且第一次没有提到“共匪”，并且说今后不再使用“赤匪”和“共匪”这些字眼。当时，蒋介石还要释放政治犯等等。 当时，蒋介石学向全会建议，要给共产党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即共产党必须答应4个条件，他就可以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蒋的这4个条件是：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解散苏维埃共和国；停止与三民主义相对立的宣传；放弃阶级斗争。 这实际上等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报的条件，不过给人的印象倒是反了过来，好像是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国民党的条件。 显然，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国民党通过“西安事变”达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 第157页 蒋介石的这一切做法，真是煞费苦心，但却也颇有成效。这样他就可以既不降低他在国民党中的威望，又能同反对派和解（“西安事变”使他认识到了反对派的力量）。他几乎满足了当时全国各反对派别的政治要求，又不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所以最后很明显的结果是，长期的内战停止了，至少在表面上是停止了。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就要率领中国人民抗日了，因而也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了。 当时，蒋介石走的这是一步险棋。如果换了别人，很可能会轻率地採取报復措施。当时南京政府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连孔祥熙这样的“稳健派”都坐不住了，都希望能做点什么让西北当局看看，他们粗暴扣押蒋介石应付出怎样的代价。但这时蒋介石却能“忍辱负重”，这也许是他比别人的高明之处。其实，蒋介石的报復观念是最强的。但作为一个政客，他太知道利用机会和抓住机会了。“西安事变”就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新树立自己形象的机会，一个重新打击、削弱反对派的机会，一个重新为自己大捞政治资本的机会。 于是蒋介石没有收回在西安时期作出的承诺，也没有马上对张学良和其他扣留他的人进行报復。他只是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并且在不久就成功地把东北军从陕西调到安徽和河南，把西北军整编和归属了中央军。 到1937年2月下旬，蒋介石派出的嫡系部队不发一枪一弹就进驻了西安，并开始正式和共产党谈判。 也只有到这时，孔祥熙才真正领略了蒋介石在处理“西安事变”时的全部计划和手腕。当下他对宋蔼龄说，难怪委员长能统一天下，成为一国君主，这次他真是领略了。 蒋介石在这完成了这一切部署之后，在重新稳固了他的根据地之后，就开始对张学良下手了。而且最开始软禁张学良时，就是在孔祥熙的一栋别墅里。 此前一天孔祥熙还和张学良喝茶聊天，第二天再去时门口的哨兵已是荷枪实弹。蒋介石下手之快、之狠，连孔祥熙事前都没得到半点消息。 蒋介石终于违背了他在西安时的诺言，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 当时，听说张学良又遭蒋介石的“毒手”，孔祥熙和宋蔼龄都起了怜悯之心。1937年1月，宋蔼龄曾找过宋美龄，希望能做做蒋介石的工作，放张学良出来，哪怕给个闲职养起来，出出头露露面也能显示出蒋介石的海量。但深知蒋介石秉性的宋美龄却没去当说客。孔祥熙也曾在1937年初密电南京政府，请求特赦张学良，电文中说到： “西安事变发生之日，张即电孔表示负责保护委员长的安全。孔乃以私人资格，在这次復张函电中，表示张如能迅速护蒋回京，孔亦保证张的个人安全。” 张学良自然知道孔祥熙的态度，因此在宋蔼龄前去探望时，向宋倾吐了心中的焦虑和后悔。 然而后来，张学良将军却始终没能获得自由。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加看管下，他先后被软禁在南京陵园、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和湖南郴州等地。1949年又被秘密押往台湾。而杨虎城将军则被长期关押在重庆，并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被蒋介石派人秘密杀害了。 虽然孔祥熙在软禁张学良的问题上给蒋介石提过意见，但总的来说，在“西安事变”中的孔祥熙为了蒋介石和蒋家王朝的利益，可谓鞍前马后忠心耿耿，从而进一步赢得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信任和好感，成为蒋介石在政治上继续巩固其势力的资本。同时，孔祥熙得到的回报就是，奠定了在八年抗战中大发横财的基础。 第十一章 出访欧美 1.英国人不给面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万众称贺之后，南京又恢復了往日的宁静，国民党的派系之争也由公开转向隐蔽，蒋介石亦在“隐退”了一段时间后又“官復原职”。从表面上看，当时一切照常如旧。但一些有头脑的人却在反思这一事变的缘由：张学良为什么明知“犯上”，还要发动兵变？当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为什么不愿攻打红军？ 所有的人都在想，蒋介石也在想，南京政府从1927年正式建立至今不到10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现在仅五六年，中国却是内忧外患一派危机。特别是邻国日本野心勃勃，武装到了牙齿，自甲午战争以来一直就在觊觎着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如果不对日本的侵略採取一个符合民意的决心和政策，谁又能保证不再发生内乱，不再发生第二个“西安事变”？ 孔祥熙宋蔼龄几乎每个月都要去拜谒一次蒋介石。他们发现，蒋介石经过“西安事变”，一下子显老了许多。 “日本，该死的东洋鬼……”蒋介石每每在睡梦中常常骂道。 的确，当时由于日本的侵略引发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是造成“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演变使日本的法西斯分子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了。 自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好战分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便利用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日军侵华的成果，推动国内法西斯运动的发展；同时还对国内尚持民主观点的政党和内阁成员进行暗杀，实施恐怖手段。在1932年“五·一五”事件后，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分子分裂成“皇道派”和“统制派”，两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终于演化成两派的血腥残杀。如“皇道派”干将湘泽三部就亲自刺杀“统制派”核心人物永田铁山未遂。事后他公开说，“不能一刀结果了永田，我对此深以为耻。” 第158页 其后日本国内的军阀分子又在“二·二六”事件中，第一批官兵首先冲进了sl岁的藏相高桥是清的卧室。当时高桥被称为是日本的理财圣诞老人，平时不修边幅、满面白花花的鬍鬚，因反对扩大军费开支招致了“皇道派”的忌恨。当场暴乱的官兵们掀开高桥的床单，在一片叫喊声中向他开枪射击。而此刻的高桥在睡梦中突然被惊醒，刚刚睁开朦胧的双眼，就命丧黄泉。 紧随其后，当时的日本海军大将斋腾实是第二个袭击的目标。这位性情温和的将军发现了从楼梯涌上来的士兵，但他来不及弄清原委就被集密的枪弹击倒。事后有人数过，他全身共被47颗子弹射中。 第三批军官与此同时沖向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的别墅，这位刚刚穿好睡衣的68岁的将军，刚想向他们问明来意时；就听见“阁下，没时间了，”紧接着3发子弹已射中了他的身体。庆幸的是，他虎口余生，在山本五十六的积极协助下脱离了危险。 日本军人的这次政变4天后被镇压了。但由此产生的广田内阁却在法西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为了服从日本军部对外扩张侵略的意志，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代，日本政府通过了《帝国国防方针》和《国策基准》，确立了“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发展”的根本国策，其后日本又同德国签定了《关于共产国际的决定》，迈出了和德国法西斯结盟的第一步。 日本与德国联盟，除了反共有共同的认识以外，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法西俾式的独裁统治，都在执行一条侵略扩张的战争路线，有共同的敌人即英美法等西方国家。虽然日本和德国在争夺中国胶东和一些地区的权益上曾产生过矛盾，但从根本上讲，他们这时的共同点已大于不同点了。 日本除了制订占领中国的侵略计划外，还制订了向南洋发展的战略。当时很显然是把矛头直向了美国。 在欧洲，德国纳粹的崛起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穷兵黩武，也引起了新的不安。 墨索里尼出兵干预阿比西尼亚（现在的衣索比亚），最后公然吞併了这个主权国家。 希特勒则命令部队占领了一次大战后凡尔赛和约规定的中立区即法国北部地区，公然向英法挑战。 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亦推行绥靖政策，妄图以牺牲弱小国家人民的利益来保持和平和国际关系的“稳定”，实际上是助长了法西斯分子的嚣张气焰。 而当年的国联对这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除了发出几声空洞的抗议谴责和无法实现的制裁外，同样也是束手无策。 1936年底至1937年初，世界上空瀰漫着战争的阴云，国际间正义和非正义的较量日趋白热化。各个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和安全开展的穿梭外交使国际关系呈日益复杂的形势，法西斯势力的侵略叫嚣咄咄逼人…… “庸之，”一次在例行的国务会议开过之后，蒋介石叫住了孔祥熙，“我有个想法，想叫你再到欧美去一趟。” 孔祥熙立刻明白了，蒋介石是想让他去寻求支持。一旦中日开战，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外交上，中国都是弱国，都需要支持。 “庸之，”蒋介石接着说：“你也知道，为了使国家免遭战火，我一向对日妥协，乃至引发张扬兵变。但现在看来，日本吞併之野心剧增，我们也不得不防。经济方面是一个问题，最主要是欧美各国的态度。即使咱们吃了亏，也要吃在明处，也要讨个好名声。” “委员长的意思我明白。我一定尽力去做。”孔祥熙认真地回答道。 当天晚上，孔祥熙就把这事和宋蔼龄说了。宋蔼龄听罢开玩笑嘲讽他说：“哎呀--你什么时候变成外交家了？” 孔祥熙忙说：“莫开玩笑，莫开玩笑。我要去肯定要带上你的。你才像外交家，中国第一夫人的姐姐，比第一夫人还风光呢！” 的确，蒋介石知道孔祥熙并不擅长辞令，也有意让来蔼龄陪他一同出访，两口子既能在一块朝夕相处，又能遇事互相有个商量。蒋介石一直对宋蔼龄刮目相看，他甚至有些提防着这个女人。但表面上，却很给宋蔼龄面子。 蒋介石曾当面对孔祥熙、宋蔼龄说：“庸之温文尔雅，蔼龄机敏伶俐；庸之沉稳老练，蔼龄开朗热情；一柔一刚，一火一水，正好互为补之，相得益彰啊！” 另外，孔祥熙和宋蔼龄两年前曾出访欧美，虽然在义大利购买飞机时有一点小小的闪失，但毕竟积累了经验。所以，此次出访欧美办理洋务，蒋介石首先想到的就是孔祥熙，其次才是宋子文。就像清朝末年一提办理洋务就总要首推李鸿章一样。 再则，蒋介石当时对日本的野心一清二楚，但抱有幻想，认为一旦和日军开仗，必然是鹬蚌相争两败俱伤，而最后便宜了共产党。他还认为，美英在华有着巨大的利益，他们未必会看着日本人把他们嘴边的肥肉叼走而无动于衷。如果能利用英美等国的影响，制止日本的侵略是再好不过的。日本人占领中国时发明了“以华制华”的方针，其实不能算什么发明，因为蒋介石早就在玩弄“以夷制夷”的把戏了，只是玩得不好，屡遭败绩而已。 这次孔祥照出访的主要是美、英、法、德四国，对外宣传是加强往来，增进友谊，扩大经济合作；实际是想利用这些国家的力量来遏制、推迟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同时寻求对中国的支持。 第159页 另外，蒋介石也在抓紧和日本摊牌的最后准备。他知道，这是早晚的事。虽然他最不愿意、最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出现；但他已然清楚，日本是决心要灭亡中国的。 孔祥熙曾和一些军政要员秘密计算过，如果真的与日军正面交火，仅步枪子弹每月约需7亿发，而自己国内只能生产两到三成，还不要说其他军需装备了。因此，购买军火也是孔祥熙此次出访的秘密使命。 孔祥熙出访的第一站是英国。当时的飞机性能比较落后，续航能力不过几百公里，最远程的也只能1000公里。所以，从中国到英国只能乘船。如从上海起程，需在海上漂泊一个多月才能到达英国本土。即使如此，孔祥熙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也要不辞长途跋涉之苦，决心去英国寻求支持。 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到了1937年，其在国际上地位和影响已日落西山，后起之秀美国、德国和日本等都在经济和军事上超过了英国。特别是德国，和英国同属欧洲国家，极想和英法在各大洲争夺势力范围。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以至希特勒上台之后就更加咄咄逼人，整个日尔曼民族在希特勒的煽动下復仇心切，并把矛头直接对准了英法。所以，英国当时不能说内外交困，但也确是困难重重。当时的英国政府把希望寄託于和美国的合作以及通过和希特勒妥协换取欧洲的和平上了。而中国因为是个东方国家，对英国当时在全球设置的棋盘中，只不过是个小卒而已。 为了能引起英方对孔祥熙出访的重视，蒋介石早已策划在先。此次正好利用英王乔治六世举行加冕典礼的时机，他派代表前去祝贺，显得既合情合理又不失国格。再则，在孔祥熙出访前，蒋介石又在南京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并邀请了美、英、法等国公使参加，并请他们及早向本国政府投书此事以便引起重视。 1937年春的一天晚上，南京中山大酒店彩灯闪烁，灯火辉煌。一辆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前，各国公使身着晚礼服，扶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缓缓步入宴会厅。 当时的行政院代院长王宠惠主持了这次宴会。他看了一眼在前台就坐的孔祥熙、宋蔼龄后，发表了即席讲话。王宠惠说道，“英王之加冕典礼，异常隆重。而中英之邦交，素称敦睦，是故我国参加英王加冕。此次参加英王加冕典礼之特使，由孔副院长担任。以孔副院长之学问、道德、声誉及地位而论，深伏得人。孔副院长在国内虽政务繁重，但因此行使命重要，故毅然决然前往。希望孔副院长此去对于中英邦交，益谋敦睦，将来归国之后，復以此行之获贡献于国家。” 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之后，孔祥熙迈着四方步走近话筒。他轻声哼了一声，向前探了探腰然后说：“本人奉使赴英，祝贺英王加冕，愧不敢当。庸之才疏学浅，幸得委员长之信任，焉能不效犬马之劳。此次专程前往参加现今世界罕见的隆重典礼，除代表国家向英王致贺外，亦代表政府和人民向英国朝野表达亲切之热忱，使两国邦交益臻敦睦。事毕，顺道至各国考察各项建设情形，以为我国经济建设之借镜。” 尽管孔祥熙不是外交部长，但几年来的修炼亦使他在这种场合表现出一种雍容大度，从容不迫，不拿讲稿也能侃上几十分钟。 宴会开始后，孔祥熙举杯向各国公使，特别是英法美公使祝酒，以表真诚。而这些惯于外交辞令的公使们自然是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反正是不花钱的晚宴，不吃白不吃。 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孔祥熙专门到蒋介石处辞行。蒋介石意味深长地对孔祥熙说：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西安事变’，更见庸之的一片忠心。将来的国家大事，更要委庸之尽心。此次赴欧美，关系更大，望能忠心尽责。” 孔祥熙对蒋介石歷来是毕恭毕敬。当下他连连点头应是，表示一定把蒋的话铭刻在心。最后，他提出能否让他的长女孔令仪、次子孔令杰随同前往。 蒋介石应允后，孔祥熙告辞出门时，已是深夜了。 1937年4月2日，孔祥熙以“中华民国特使”身份，率30余人从上海启程乘坐义大利豪华客轮“维多利亚”号前往英国。 孔夫人宋蔼龄及孔令仪、孔令杰随同孔祥熙一起前往。 国民党行政院代院长王宠惠、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以及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汪精卫的代表曾仲鸣等众多显要，一齐到码头送行，足见对孔此次出访的重视。 初春的海面上，风和日丽，海面上波光粼粼。“维多利亚号”穿过台湾海峡，两日后到达香港。10天后抵达印度西海岸孟买，4月20日抵埃及赛特港。 埃及是孔祥熙一行的中转站。他们决定在这里休息几日，长途的海上奔波使孔祥熙有一种渴望陆地的感觉。每日早上、中午和傍晚，面对的都是那一望无际、深不可测的大海，心里不但没有产生自豪感，反而觉得悲凉，流水落花，岁月无情，眼下虽然事业有成，但付出的毕竟是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年华。再则，宦海沉浮，就如同这大海的波浪一样，变幻莫测。自己在南京政府身居高位，又和宋家联姻，就像这艘大船可以在海中噼波斩浪。但大海毕竟不能总是风平浪静，一旦阴沉下脸，谁能保证它不会发怒；不会把这艘大船打翻呢？当孔祥熙得知到了埃及后，不禁心花怒放，立即和夫人宋蔼龄商量，乘着时间允许，一定在这里多休息几日。 第160页 当时也是天公做美，他们到达埃及的当天，正是埃及的传统节日“闻风节”。成千上万的埃及群众穿上光彩夺目的服装，带着自制的食品走出家门，在野外游玩，就像上天有意字排的欢迎中国人的到来一样。 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美国留学时，金字塔等举世闻名的古蹟就成了孔祥熙和宋蔼龄想往的地方。没想到几十年后才梦想成真，这使他们既感到高兴，又不免因为命运对人的左右而产生淡淡的迷惘。 孔祥熙常以孔子的后裔自居，最爱说的几句就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那天到埃及，他在金字塔下对宋蔼龄说：“我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对一切都不应再感到困惑，都应顺其自然。这次欧美之行，也应如此，不管别人说什么……” 宋蔼龄当即驳道：“尽说胡话。出访欧美在南京看来是趟美差月b是老蒋看你在‘西安事变’是有功而作出的报答。” “是啊是啊，”孔祥熙答应着，不禁心潮起伏。走仕途如同爬台阶，就像那金字塔，一层比一层难爬。而那塔尖众人瞩目，谁能爬上那尖顶，就是最了不起的。而那攀临塔尖的英雄，不知在其脚下要有多少人为他垫脚。而且，你爬上了塔尖，也就进入了险境，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但那毕竟可以俯瞰大地，体验到凡人俗人所不能体验到的美感。埃及人真聪明，发明建造了金字塔，能让人体验到仕途的伟大与艰险，孔祥熙当时在心里由衷地赞嘆着。 “在想什么呢？”宋蔼龄在一旁问。 “我在想，我现在已接近了塔顶。我是不是再加一把劲儿爬上去呢。” “小心老蒋把你一脚踹下去！” “他敢？” 孔宋夫妇二人言罢掩嘴，环顾四周，发现没人听见他们的谈话，才又一阵大笑，接着游览去了。 离开埃及以后，孔祥熙又经义大利、德国等国，终于当年5月5日到达英国伦敦。 不料，英国显然没有把孔祥熙的来访当回事。在其一行浩浩荡荡到达英国港口时，英国政府只派了一名一般官员前来迎接。 孔祥熙却并不气馁。如他自己所说，已到了“知天命”将“耳顺”的年纪，所以他一到英国，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向英国及世界各地的记者发表演讲。当时他在演讲中说： “余此次奉命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英王盛典，异常荣幸。余愿藉此机会，向英帝国转达中国民众祝贺之意。中英关系向称友善与融洽，在过去数十年间，中英两国曾有进行积极之经济合作机会，以求商务与财政情形之稳定，此不仅对两国有利，且对全世界亦有裨益也。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已臻财政平衡及政治统一之阶段，目前一切努力，正集中于经济实力与农村之建设。在此伟大之工作中，中国欢迎友邦之合作。余为供给我国政府最新材料以协助推进经济建设之程序起见，拟于加冕典礼完成后，考察与研究欧陆各国经济与实业之发展。余回顾5年前首游此邦，甚感愉快。今愿藉此机会，重修旧好，交结新知。” 孔祥熙这番肉麻的表白，使一向傲慢的英国人也不得不有所表示。但平心而论，中英两国属不同的文化背景，两国又远隔万里，只是自1840年以来，英国列强屡次侵犯中国，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强迫清朝签定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直到孔祥熙访问的1937年，仍有许多不平等条约没有废除。 几天后，英国外首艾登为答谢孔祥熙的一片“真情”，在中国驻英大使郭泰棋举行的宴会上，发表一篇称赞中国政府和孔祥熙的话。当时他说： “凡具有想像力的人，莫不看到中国的长处，且为中国的復兴感到惊异。中国此次復兴，英国尤为欢迎，因英中两国之间的友谊由来已久。再则中国能自10年前的艰难困苦中復兴，也证明中国民族自身有坚强的活力和与环境相适应的能力。” 艾登的这番表白，真是虚伪透顶。但若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也算是权益之计。当时中英两国虽然不可能在对付德国和日本上达成什么一致，但毕竟都有着共同的敌人。所以谁也不提过去两国不愉快的歷史和本来存在着的分歧。 艾登讲完话后，中国驻英的那位大使郭泰棋也没忘记拍拍孔祥熙的马屁。他早已得知孔祥熙这时已是蒋介石的红人，而且大权在握。于是，“诸位，诸位！”郭泰棋起身说到：“请允许我在这里介绍一下，孔祥熙先生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中国圣人之后裔，参加英国国王加冕之盛典，尤为难得，大为可喜啊！” 当即，孔祥熙、艾登及郭泰棋频频举杯。新闻记者在跟着拍照，一时宴会掀起了高潮。 艾登虽亲自出席宴会，又在宴会上吹了一通孔祥熙和中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几天后，英国国王加冕典礼开始，来宾被分为三六九等。国家元首一等、副首相和外长为二等、其余为三等。在整个加冕过程中，孔祥熙所率领的中华民国代表团仅被当作三等一般宾客接待安排，而且自始至终排在美、法、德等大国之后。 当时孔祥熙和宋蔼龄看在眼里，闷在心中。国力衰弱，且此番又是有求于人，只好装聋作哑强颜欢笑地把典礼应付了下来。 第161页 虽说身为堂堂中华大国的行政院副院长被当做一般宾客接待，但孔祥熙此行还算开了眼界。伦敦的白金汉宫和皇家骑兵，以及组织严谨、令万人瞩目的英王加冕典礼的盛况，都令人流连忘返。在古老的中国，封建皇帝登基也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仪式。只是自辛亥革命以来，这种仪式被当做封建陋习废除了。而英国，这一最早开始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这最早进行机器革命的国家，这最早建立议会制的国家，却还保留着女王（尽管是形式上的），还有传统的加冕盛典，这又不能不引起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的极大兴趣。 总的来讲，孔祥熙的这次英国之行并不成功。不过，这倒不是说孔祥熙、宋蔼龄无能。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也是费尽了心机。除了亲自参加加冕典礼，他们还频频举行新闻发布会、酒会和招待会，接待记者採访，频繁会见邀见英国政界及经济界的高层人士，极力向英国兜售中国的“復兴”计划等。同时夫妇俩亦在极力鼓吹在华投资的巨大的利益和帮助中国可能会带来的种种好处。 但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从来都是实利政策。在欧洲，面对德国和苏联这两个新兴的工业大国又是军事大国，英国人忧心沖忡，且当时英国朝野一致认为，这两个国家是他们的最主要的威胁。因此，怎样使这两个国家互相牵制，就成了英国当时欧洲外交政策的核心。 在亚洲，英国一方面要保持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一方面还要考虑怎样处理和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分配，怎样处理和日本的关系。因为德日曾向英方施加压力，不希望英国在经济上或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帮助。因为那样会损害德。日在中国的利益。因此，对孔祥熙的一些要求，对购买潜水艇以装备中国海军的要求，当时的英国政府就没有答应。 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一次会议上曾专门对亚洲政策作了说明。他说，英国政府主要应考虑如何在中国扩大投资c张伯伦是绥靖政策的代表，他一直认为通过外交努力可以防止战争爆发，所以他才大谈特谈在中国投资），而不是对中国进行所谓援助。张伯伦认为，日本现在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市场，在北方进行投资；而我们英国则要占领中国的华南，在那里投资。我们不会参加战争。假如中日开战，我们将迴避或保持中立，切不可因帮助中国而激怒日本或德国。 孔祥熙一行30人万里迢迢来到英国。一路游山玩水，在英国又滞留半月有余，耗资数十万，最后英国伦竟一点不给面子，只签订了一项关于建设广梅铁路与浦信铁路的借款协定。该项借款分两批，共co00万英镑。此外，孔祥熙还和英国国家银行商定待时机成熟时，争取在伦敦银行发行中国债券3000万镑等。孔祥熙访英的成果也就如此而已。 同年5月25日，孔祥熙一行多少有些无精打采地离开了英国，去日内瓦、义大利和法国。 2.法国佬全来虚的 孔祥熙对法国的访问，比在英国稍好一些，双方达成了几项协议（后因中日开战，法怕得罪日本，协议未履行），但也不能真正算成功。究其原因，一是法国当时正处在对德日关系的困境中，二是法国国内自身经济不景气。 就在孔祥熙访问法国前大约半年，德国军队的4个旅兵力，在事前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占领了被洛迦诺公约规定的非军事区--法国的莱因兰地区。 对于这个公然的挑衅行为，法国政府竟採取了一个极为软弱的立场，并没有立即出兵将德国侵略者驱赶出去（事后希特勒承认，如果法国人动武，他会立刻命令德军撤退的。因为当时法国在数量和装备上都优于德军）；而是优柔寡断，拖了数月后才向国联提出上诉，并悄悄派使者前往英国，询问如果法国採取军事行动英国会不会与其联手抗德。英国人说，那是法国的领土，是你们法国人自己的事。于是法国因害怕引发战争竟对德军的占领表示了容忍，这大大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气焰。 孔祥熙到法国时，当然不知道莱因兰事件，因而他不知道法国政府正为这件事而困扰：打还是不打？孔祥熙来的主要目的，公开是加强两国友谊，实质是要米要钱要军火要援助。 此时的法国从1929-1932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刚刚復甦，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是仍面临着诸如失业、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因此，在对中国进行援助的问题上，中法双方都只在外交辞令上兜圈子。 孔祥熙一到法国，就拜见了法国总统等一系列法国政府高层官员。会见后，他根本无心在法国观光旅游，便和当时的法国总理勃鲁姆进行会谈，会谈的中心是太平洋协定与借款问题。 一个国家的安全，不是靠本国的实力和本国政府的努力，而要仰承于所谓大国的鼻息，依赖于这些大国的一些空泛的协议，现在读者听起来觉得幼稚可笑。可在当年孔祥熙看来，却如同克敌制胜的法宝。太平洋协定是澳大利亚总理莱昂斯提出的，即由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签订一个一般性的互不侵犯条约。当时莱昂斯特别希望欧洲国家能支持这个条约，使这个条约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孔祥熙和法国总理勃鲁姆讨论的就是这个条约，并且孔祥熙希望这个条约能得到法国的支持。对中国来说，最大的侵略威胁来自日本，如果这个条约生效，就能对日本起到遏制作用。其实这只是善良人们的美好愿望，狼总是爱吃羊的，日本灭亡中国的方针早已确定，为了实现其野心连美国也要打。而在这之前，日本又和美国签订了多少和平条约呢？ 第162页 因为这个条约和法国没有利害关系，勃鲁姆当然愿做个人情。他当即向孔祥熙表示支持这个协定，并提醒孔祥熙，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希望孔祥熙再同美国谈 不知道孔祥熙是真傻还是装傻，反正据当事人在回忆文章中介绍，当勃鲁姆总理在会谈中大谈中国在远东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法国支持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签定互不侵犯条约时，孔祥熙当时竟乐得合不上嘴。也许孔祥熙并不傻。他是搞经济的，当然知道什么最实惠。现在常常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孔祥熙当年是“政治”搭台，经济唱戏。果然，在谈完国际形势后，马上就契入了实质问题，孔祥熙向勃鲁姆开口就要借钱。 那法国人勃鲁姆也滑得象泥鳅。他说，具体的借款问题请孔祥熙和法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及银行总裁再谈谈。 当下孔祥熙趁热打铁，又和法财政部长奥里奥尔会谈。这次会议就没有同勃鲁姆那样空泛而美妙了。 会谈中，奥里奥尔先发制人。他问孔祥熙“借钱是要还的，你要向我借钱，请问拿什么来偿还？” 孔祥熙沉着应战地说：“自从中国法币改革以来，中国的外汇兑换率一直平衡，工业全面復甦，在铁路、航空等方面还有巨大进展，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良性发展轨道。政府预算平衡，外汇储备充分，有足够的偿还能力。” 奥里奥尔又问，“既然你国经济形势如此之好，又为何要借钱呢？” 顿时，孔祥熙陷入了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困境中。但他没有丝毫慌张，继续侃侃而谈：“准备向法借款数亿法郎，但并不是用于投入经济，而是准备用做发行纸币的准备金。而且这笔钱存在法国银行，如果法国政府要急用，任何时候都可以动这笔钱。” 孔祥熙还说，他这次到欧美游说；主要是为了争取贷款，而贷款的目的是为了清理现存的内债，并利用外币在国内的差价抵销内债的利息。如能贷到希望的款额，政府每年可节约8000万法币。 美国有句谚语叫作“没有免费的午餐”，法国也不例外。既然向中国贷款法国不但不受损害，还能获利，奥里奥尔当然答应可以考虑。但是他说，这件事还要和法银行总裁拉贝里商量。 奥里奥尔和拉贝里商讨后，原则上同意向中国提供贷款2亿法郎。这使孔祥熙喜出望外。但是，这两位法国的财神爷又提出，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提供这笔贷款，还要请双方各派一两位代表进一步讨论细节。这又使孔祥熙不安起来。 只有装进兜里的钱才是钱，这是孔祥熙在商战中滚爬多年探索出的经验。那么，这些法国伦又耍什么鬼把戏呢？ 孔祥熙又同法国军界打开了交道，就空军、海军等一系列问题狮子张大口，总之是摆出一副乞求的样子：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 结果是空军可以提供飞机，但不是最新式的。孔祥熙一听就急了，要就要最新式的，过时的我们不要。几年前，他在义大利买飞机的教训在胃里还没消化完呢。 海军方面，孔祥熙是要潜艇，结果碰了个软钉子。海军部长说，海军只负责技术问题，要出卖潜艇你得找政府谈，政府答应卖给你，你就去找公司和工厂。 孔祥熙想，我找政府，政府说让我找你们，你们又让我找政府，原来法国也会踢皮球。 孔祥熙想得不错。在法国一周，匆匆忙忙，结果得到的空口许诺多，实际东西少。互不侵犯条约一纸空文，支持不支持都没能阻止战争的爆发和蔓延；借款问题倒是口头答应，但不久中日正式开战，法国怕给中国贷款触痛日本从而触及法德关系，结果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购买飞机和潜艇的事也都是口头协议，并没实行。然而事情后来的结果，法国最终还是“得罪”了德国。德国一个战略包抄，马其诺防线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巴黎则竖起了降旗，成了德国的“俘虏”。 3.拜会“大独裁者” 1937年6月9日，孔祥熙一行离开法国前往德国。 在德国，孔祥熙的运气不错，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他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和接待。 孔祥熙在德国受到“欢迎”是有原因的。1937年，是希特勒在德疯狂扩军备战、准备战争并称霸世界的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德国的军队扩充了一倍，德国的军事工业继续高速度增长，德国研制出了更新式的坦克、飞机并装备了部队。在去年占领了法国的北部地区后，德国正准备吞併捷克的苏台德区，还有奥地利和波兰等国家和地区。 德国的疯狂扩军备战，在全民族中倡导大日尔曼主义，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猜忌、怀疑和警觉。此时希特勒非常明白，他的羽翼尚未丰满，他还不能和英法抗衡。因此他需要和平这颗烟雾弹。再则，德国军事工业的高速发展，一方面造成资金短缺，一方面已造成军工产品过剩。而此时孔祥熙到来，可谓雪中送炭，正中下怀。中国需要德国的支持和理解，特别是对稳定中日关系的帮助，德国需要中国帮助它树立“和平”的形象；同时中国亦需要德国的军火，很久以来德国就是中国最大的武器供应国；而德国则需要中国的白银，正可谓相得益彰。 孔祥熙到达柏林的当天下午，柏林技术大学就邀请其参观。在学校的会客室里，还煞有介事的地举行了一个仪式，由该校校长亚尼姆授予孔祥熙荣誉工程博士。孔祥熙虽早年留洋读了几天理工科，但早已忘到九霄云外，而且授予仪式之前也没打招唿，纯粹是风马牛不相及。 第163页 为了使这次荣誉博士授得名正言顺，亚尼姆校长还胡侃了一番。他说，该校之所以给孔祥熙博士学位，是因为他为稳定中国货币做出了突出贡献，并在恢復发展中德友谊中作出了不懈努力。 孔祥熙为中国货币稳定作出贡献关你国一所技术学校屁事，为中德友谊关系做出不懈努力又与工程博士何缘？看来德国人这个马屁拍得也挺蹩脚。 但当时的孔祥熙却美滋滋的，被人家一吹就忘乎所以。他马上答谢说，对于贵校授予学位，本人深表感谢。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幸，也是中国的荣幸，是中德关系良好的象徵。 紧接着，孔祥熙又参观了几家兵工厂，并与德国外交次长麦根森举行会谈。 麦根森在会谈中极力表白沖德关系一直非常好。德国和第三国签定的条约，决不损害中国。特别是去年德国和日本签订的反共条约，绝没有涉及到中国。孔祥熙则大谈日本的种种劣迹，他说一次大战后，日本在远东和中国侵占了很多原来德国人的地盘，日本的友谊是最靠不住的等等。 在德国访问期间，孔祥熙最重要的活动是会见戈林和希特勒。 4年前，孔祥熙也曾到德国访问，但那时他只是一个实业部长。而这次他已是行政院副院长，而且是主掌中国财政大权的关键人物，因此德国方面也极为重视，专门安排了戈林和希特勒的接见。 戈林原是一名空军飞行员层在纳粹党的积极表现和对希特勒的“忠诚”，逐渐晋升为纳粹党“五领袖”之一，并出任普鲁士总理和议会议长。1940年被希特勒封为帝国元帅。当年希特勒曾说，我如遇难，戈林将是继承人。可见戈林在德国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戈林和孔祥熙的会见是礼节性的，没有实质性内容。然而就是这样一次礼节的会见，也给孔祥熙留下了一丝不快。 当孔祥熙一行来到德空军大楼会客厅时，见不到戈林的人影。主人接见客人，却让客人等候；大约5分钟后，神态傲慢的戈林才提着手杖走了出来，而且没一点道歉的意思。 孔祥熙访德的高潮是拜见希特勒。关于希特勒，当时孔祥熙略知一二。4年前他访德时，希特勒刚刚宣誓就任总理不久。那时的德国，还没从西方经济危机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工人失业，道路破旧。4年过去了，孔祥熙此次来访发现德国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好像全国都沉浸在一种亢奋之中。据说月b希特勒出身贫寒，经歷坎坷，没受过高等教育，最困难的时候靠在街上卖画为生，近乎一个流浪汉。而今这个流浪汉眼下却主宰着近7000万德国人的命运，而且让美英法等强国刮目相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蹟。当年，这个身材矮小的德国元首，在孔祥熙心中充满了神秘感。 6月13日清晨，孔祥熙一行乘车从柏林出发，去离柏林200公里以外的沙尔兹堡别墅会见希特勒。 希特勒的这幢别墅有一个别名叫做鹰巢。因为纳粹把鹰当做他们的象徵而得名。 鹰巢建筑在半山腰上，海拔1000米以上。孔祥熙乘坐的轿车盘旋而上。渐渐地，一幢被绿荫掩映的灰色建筑出现在视线中。 由于事先得到通知，当孔祥熙的车队驶到门口时，大门自动打开，门卫的车队举手敬礼示意，并高唿：“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住在一幢两层的楼房里。孔祥熙来到这幢房子前。在陪同人员的带领下进门，穿过衣帽间和小客厅，来到大客厅。这个大客厅呈长方形，前截中央放着＿张圆桌，四周是十几把椅子，后半截一侧放着一个大地球仪，另一侧摆着两对沙发和茶几。透过落地窗向外望去，是风景秀丽、层峦叠峰的山谷。据说在山谷的那边就是奥地利。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因此他在这里修筑别墅，便能随时看到他的故乡。 孔祥熙在客厅稍候片刻，希特勒便从里屋走了出来。二人握手问候后，宾主分别就座。 希特勒身材不高，穿着整齐的军服，腰间扎着棕色的武装带，上唇蓄着一撮鬍子。还好，他不像戈林那么傲慢无礼，孔祥熙心里便渐渐踏实了。 孔祥熙首先转达了蒋介石的问候及他个人对希特勒的仰慕之情，并谈到了这次出访的目的，希望德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各方面和中国加强合作。 希特勒也很清楚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他对孔祥熙说，德国和日本签订协约，并不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共产国际。中国和日本应该和睦相处，如果中国和日本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争执自身又无力解决的话，德国愿意充当调解人。 当时，希特勒还对孔祥熙散布和平谣言。他说，欧洲现在平安无事，并无美国或英国报纸说的有战争和侵略的危险，德国决不首先对他国使用武力，但也不怕别人发动侵略和战争。 希特勒还和孔祥熙大谈特谈了“共产主义危害论”和“苏联威胁论”等，认为共产主义是当前世界最主要的危险。孔祥熙当即也随之一唱一合，就象遇到了知音一般。 会议持续了一个小时，双方好像都感到很满意。最后，孔祥熙向希特勒赠送礼物：一对朱红漆雕花瓶、一册精装宋画、一幅精美的湘绣和两盒龙井茶。希特勒这时略显尴尬，因为他并未准备任何礼物，于是在卧室里随便找了一张自己的相片，签上名后做为“礼品”回赠孔祥熙。接着他又同孔祥熙在门前合影留念，才算没太失面子。 第164页 孔祥熙回到柏林后，又会见了德国国防部长白龙培。4年前那次访问时，孔祥熙曾和德国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即中国向德出售钨砂、锑砂等矿产，以换取德国的枪炮军械。现在合同已到期，孔祥熙希望这份合同能续签，白龙培表示同意。 孔祥熙对在德国的访问是满意的。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详细汇报了访德的情况，特别详细汇报了和希特勒会谈的情况。但蒋介石似乎对德国这位独裁者了解得比孔祥熙透彻。他在孔祥熙回国后对孔说，德国对中国的支持是最靠不住的，因为希特勒是个政治流氓，他公开说过在国际关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果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德意日轴心国的形成和德国对日本的支持，中德关系开始恶化，希特勒对孔祥熙所表白的不首先使用武力也成为歷史的笑柄。 在欧洲这段时间，孔祥熙为“国事”频频奔走于英法德之间，无暇外出观光游览。宋蔼龄带着儿子闺女可尝足了“公款旅游”的好处。他们住最好的饭店，吃名贵的饭菜，游遍了这几个国家的名胜古蹟，尝遍了这几个国家的美味佳肴。6月16日当孔祥熙离开德国起身赴美时，孔令仪、孔令杰还恋恋不捨地说，“为什么不能在德国多呆几天，好多地方我们还没去呢！” 4.转来转去还得美国 1937年6月16日，孔祥熙一行结束了对德国为期7天的访问，乘英国的“玛丽皇后号”前往美国继续访问。 孔祥熙对美国有着特殊感情。他幼时能人华美公学会读书是因为美国人的帮助，后来他能到洛河学院读中学也是因为有美国人帮助。再后来他能出国赴美留学，仍是因为美国人的帮助。可以说，是美国人和美国文化培养了孔祥熙，他也一直把美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孔祥熙进入政界后，和蒋介石、宋子文一样，立即投入了美英的“怀抱”，主张亲美排日。所以，孔祥熙把这次欧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放在美国，就是希望能使这次访问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当月21日，孔祥熙一行横渡大西洋后到达美国东部的大城市纽约。一到纽约，他就对新闻界发表讲话，阐述访美的目的。当然他说，他这次到美国来，一是向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和摩根财政部长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支持；二是为解决中国的外债问题；三是考察美国经济及工业发展的经验。 其实，孔祥熙所说的三个目的，一头一尾是虚，借钱才是实的。到美国之前，就听到美国一些人对中国的偿还能力、外债用途等表示怀疑。所以孔祥熙就干脆对新闻界交牌。他说，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发展和上升时期，极有利于国外投资和偿债。中国政府将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当时中国每年的海关收入约为4.5亿银元，可以用其中的四分之一做为外债的担保。 美国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当欧洲列强拼命向外扩张时，美国总统门罗对他的伙伴英、法、德、意等妄图插手美洲事务就发出警告。这位总统说，美国不插手欧洲事务，但也不允许欧洲插手美洲事务。这就是着名的门罗主义。 20世纪初，由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除本国市场急外需向海外扩展，美国政府也就不能恪守门罗主义了。他们开始插手别国事务，特别是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美国处处表现出侵略和霸权。但门罗主义在美国有颇深的影响，所以，尽管罗斯福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但由于不愿触怒日本和因此损害美国所谓“公正”、“中立”的形象，美国国会当时还通过了禁止向交战国出售军火的中立法案。 孔祥熙抵达美国7天时，在白宫会见了罗斯福总统。这和4年前他在美国的尴尬处境大不相同。 罗斯福总统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看好中国，不仅是因为中国歷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还因为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使罗斯福隐隐感到了威胁。尽管日本在外交上对美国一直提倡亲善友好。罗斯福觉得，中国在亚洲是一个重要的平衡力量，是最能遏制或牵制日本侵略的战略力量。在反日及维护太平洋地区稳定上，是美国的盟友。所以，罗斯福对和孔祥熙会谈也很有兴趣。 孔祥熙虽极为精明，深谋远虑，但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口才上却略逊一筹，特别是在罗斯福面前，更显得笨拙得要命。 当时，罗斯福总统说，“今年（193年）是世界走向和平还是走向战争的十字路口，世界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都力争在动盪的世界形势中扮演主要角色。他希望中美两个国家能从维护世界和平角度出发，携起手来，为太平洋地区和亚洲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孔祥熙听后答道，中国目前在外交上最主要的困难是和日本的关系。日本不顾中国方面的警告，一而再、再而三挑起事端。为了避免中日开战，希望美国能从中多做工作，并尽可能地给中国提供援助以对日本实行有效的威慑。 为了使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完全倒向美国一边，当时罗斯福对孔祥熙要求的援助尽力予以满足。但因美国国会曾在不久前通过了中立法，规定不允许各大公司向交战国提供武器弹药及军事装备，所以罗斯福暗自授意有关方面负表人办理此事。 第165页 当下美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玛斯心领神会，立即和孔祥熙会谈并同意贷款1000万元。随后这笔贷款在美国週游了一圈，又变成了购买美国军队的购货款。 孔祥熙对此颇为感慨。他回到宾馆里曾对宋蔼龄说：“你看，前不久美国通过了一个中立法说是不允许向交战国提供武器装备。按他们的说法，中国目前是交战国，就不能提供军事装备。可是我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政府帮助买到了军火。” “这有什么奇怪，哪里都是一样，灯下黑。”宋蔼龄不屑一顾地说。 “那你说，美国能卖给咱们军火，会不会也卖给日本人军火？” “为什么不会？美国人最讲实用，只要对他有利，他就干。” “妈的，我还以为他是特别关照咱们呢？”孔祥熙愤愤地骂到。 “他的工人要开工，他的工人要吃饭，他的政府要收税。他当然要想办法扩大出口。”宋蔼龄看了看孔祥熙又说，“你最近看报纸了没有，日本军部现在权力大得很，早晚有一天还要占咱们中国的便宜。咱们几时回去呢？” “好不容易来这一趟，还不多挤出点油再走。” 孔祥熙其实也能理解美国，因为他太了解这个国家了。正如宋蔼龄说的，美国人是最讲实用的，不触犯他的利益，你就是掉进茅屎坑里他也不见得拉你一把。但你要真和美国叫真，美国人也决不手软。本世纪初的美西战争，就是因为美国客轮“梅因”号被西班牙击沉而爆发的。当然，孔祥熙还没料到，真正把美国推到英国和中国一边的还是日本。是日本突然袭击了珍珠港，造成了美国的直接参战。而美军打破了门罗主义参加到欧亚的反法西斯战场，对二次大战最后战胜法西斯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此之前，美国人在中立法的掩护下，正热衷于和日本和德国做生意赚钱。仅1937年至1940年，美国就向日本输出各类物资价值9.8亿美元，其中军用物资7亿美元。美国国会的所谓中立法如同一纸空文。 孔祥熙当然不会放过美国。在获得1000万美元的贷款并把它变为军火之后，他又向罗斯福请求购买石油。当时中国不能生产石油，汽车、飞机用油完全靠进口。因此当年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说法。 对此罗斯福总统亦表示同意。于是购买的汽油由美国轮船公司运往香港。在经过香港时，香港政府所徵收的保证金是750万元，可见数量之大。这批汽油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战略储备，为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另外，孔祥熙在访美期间还达成了不少其他协议。如美国进出口银行同意中国购买20个蒸汽机车车头，价值7.5亿美元，可先预付一部分定金，其余5年内还清。 中国银行和美国国家银行签定“金银交换协定”，规定中国政府可以用白银向美国购买一批黄金。这批黄金可以暂存于纽约，以备急用。 孔祥熙还为中国驻美大使馆选定了新址。孔祥熙曾多次到美国，知道中国驻美大使馆是清朝时留下的老房子，虽已经修缮但房屋老旧，设施落后，而且是在黑人区，极不方便。大使馆人员也希望能换一处好一点的房子，以树立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威信。这次访美孔祥熙决心了却这桩心愿。他和宋蔼龄亲自在纽约双橡园地区为大使馆买了一幢房子，作为使馆新址。老馆旧址也不卖，而作为大使馆职员的宿舍。此举深受大使馆职员欢迎。 孔祥熙此次访美，为美中关系发展走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希望扩大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影响，希望能控制中国，希望能在中国捞到更多的实惠和好处。而蒋介石、孔祥熙则希望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援助，只要能得到钱，只要自己能从中取利，哪管子孙后代，哪管是不是丧权辱国呢？！ 就是这次访问开始，孔祥熙开始大举向美国借债。到了1945年，美国在国民党政府所借的所有外债中占了75.55％。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向国民党政府共贷款1.2亿美元。同时，他们也把军火偷偷卖给日本。在这点上，美国人绝不会考虑蒋介石或孔祥熙的意见。他们从出口中大发横财。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政策才有了改变。因为不希望中国在抗战中失败，他们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仅1942年2月的信用借款，就达太平洋战争前给国民党政府借款的三倍多。 当时，美国不仅通过借款来控制中国，还通过掠夺中国的战略物资来影响中国。每次借款，他们都要以桐油、茶叶、生丝和钨、锑、锡等产品做抵押。 美国还基本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海关。孔祥熙当然明白，这样大举向美国借债对国民党政府意味着什么。他这次访美，将国民党政府所有的黄金、外汇的70％存在了美国的银行，总数达9500多万美元。后来，他又两次与美国订协议，希望美国出面收购法币，以“稳定”法币市场。美国为了达到进一步控制中国金融的目的，一度也同意了孔祥熙的要求，前后两次共收购法币5800万美元。特别是1942年，孔祥熙因滥印钞票引起了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竟饮鸩止渴，又向美国贷款5亿美元，使国民党政府在金融上完全依赖于美国。 1943年，由美国人出任国民党政府海关总税务司，于是英国人担任100年之久的这一职务，终于为美国人所代替。美国从此又取代英国，完全控制了中国的海关。 第166页 当然，后来孔祥熙也和美国人产生了一些矛盾，以致成为蒋介石决心撤换孔祥熙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孔祥熙和美国的渊源是从小就註定的。尽管为了一些利益和美国人发生了矛盾，但他始终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也是最好的国家，是他最想往的国家。因此，在他下野之后，他把自己的归宿放在了美国，也把子女的归宿放在了美国。当然这又是后话了。 就是孔祥熙访美期间，日军大举向北平进攻，爆发了“七七”事变，中日抗战全面开始。孔祥熙本来想立即回国，但当时蒋介石却打电报让他借这次事变再次与欧美列强会谈，寻求进一步的支持。 其实，日中开战之事欧美各国早有预感，所能给中国的支持也都已提供。所以，孔祥熙的再次回访除了平添辛劳，多花一些旅资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是，蒋介石的命令他又不能不执行。于是，孔祥熙于当年的7月19日又返回英国。在伦敦他再次和英国党政军要人会谈。英国却仍态度暖昧。因为当时他们最头痛的是欧洲事务，是怎么处理德国和苏联的关系。但在英国，孔祥熙亦有点意外的收穫，就是他与英国银行家会谈，商定了关于建筑广梅铁路与浦信铁路借款问题。英方答应分两批借出，共计700万英镑。 8月5日，孔祥熙又抵巴黎。法国这次也算给了面子，当即同意贷款2亿法郎。 8月14日，孔祥熙又抵捷克斯洛伐克，购买了轻武器一批。 由于急火攻心，连日操劳，孔祥熙患了急性睫膜炎，双眼红肿，一见阳光就流泪。无奈只能遵照医生意见到德国巴德那海滨疗养了一个月。这时在中国国内，在长城内外，宋哲元将军率领的29军正在与日军奋力撕杀，一时间血流成河，废墟遍地。 9月24日，孔祥熙和宋蔼龄及孔令仪、孔令杰一行人总算自义大利乘“维多利亚”号回国。 在海上漂泊数日，终于到达马尼拉。回国日期屈指可数，突然美军在菲律宾的基地送来消息，说日军得知孔祥熙的行程，准备中途劫船。 这一消息非同小可，把孔祥熙宋蔼龄都吓出了一身冷汗。日军的海空力量他们都略知一二，要说劫船易如反掌。于是，他们紧急预订飞机票，并且仅带了随身常用的东西奔赴机场。飞机到达香港后，他们又和普通旅客一样登上了一般法国邮轮，几天后到达上海。 此时又恰逢淞沪会战，什么船都不敢靠近码头，以免被误伤。孔祥熙因有国事在身，不能在船上停留，最后和上海的法国领事馆商量后，由他们出一小船以接送法国邮件为名将孔祥熙夫妇接回上海。 此时的上海已是硝烟瀰漫，瓦砾成堆，且隆隆的枪炮声时有传来。吴漱口外悬挂着太阳旗的日军战舰一字排开，与孔祥熙出访时上海滩上人声鼎沸、鼓乐齐鸣大相迳庭。 夜半，孔祥熙、宋蔼龄及子女登上悬挂着三色旗的一艘法国小船，江面黑沉沉的，各处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光。上海码头沉闷的钟声响起，瑟瑟秋风带来了阵阵寒意，此情此景不由使孔祥熙吟起了这样的诗句：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此刻的宋蔼龄及孔令仪、孔令杰也失去了往日的欢笑，偎依着孔祥熙，望着不尽东逝的混浊江水一言不发。无须多说，他们一下子明白了，日军的占领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 第十二章 为蒋当家理财 1.“财神爷”的绝活是垄断 当年，孔祥熙出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后，人们就不无椰榆地送他一个绰号：蒋介石的“财神爷”。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叶，孔祥熙管理财政10余年，结果如何呢？结果就是他没有辜负“蒋介石的财神爷”这一称号，无论给蒋还是为自己都把钱财搂了个足足的。 1937年孔祥熙恰值57岁，接近“耳顺”的年纪，又正在携宠妻爱女在欧美週游。虽说有公务压身，但一路风光，又吃又喝又拿又要，着实在国外做了几天人上人。然而，命运终究不让他顺顺噹噹地进入六十甲子，不让中国太平。当时日军对中国的步步紧逼和国民党政府的节节退让，终于酿成“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为形势所迫也为自身的利益驱使，抗战初期，孔祥熙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场生死攸关的民族抵抗战争中。 “卢沟桥事变”的最初引发经过是这样的。 1937年7月7日，驻丰臺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带领，以卢沟桥为假想攻击目标，在宛平县城北举行军事演习。晚11时许，日军以听到宛平城内有枪声和一名日军士兵失踪为由，要夜间县城搜查。中国军队当即表示同意“先调查后处理”，由县长王冷斋领着中日双方各3人人城调查。结果城内驻军29军何基沣旅吉星文团金振中营的全体官兵经过检查，各种枪枝不缺。在检查期间，日方失踪士兵也已归队。但日军发动侵略、妄图占领北平蓄谋以久，因此决心利用这次机会挑起战事。所以，翌日晨5时，日军在事前没打任何招唿的情况下，突然炮击宛平城。中国驻军吉星文团长忍无可忍，遂下令还击。于是，中日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7月8日，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宛平县大举进攻，中国守军严阵以待，冒着勐烈的炮火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 第167页 11日上午，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专题讨论了“卢沟桥”问题。此时法西斯分子已在日本内阁占了主动地位，因此决定向北平增兵。当即日本军部从国内派遣3个师团和航空兵团，从关东军派遣2个旅团，从朝鲜军派2个师团。法西斯分子向日本天皇狂妄叫嚣，3个月内定能解决中国问题。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之后，日军向中国北平守军军长宋哲元提出：“限29军在24小时撤离北平城区，移驻河北省南部。否则，即以飞机大炮攻城。中国守军在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的支持鼓舞下，奋勇抵抗，并在八宝山一线取得了局部胜利。后来，终因装备落后且寡不敌众，伤亡惨重。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以身殉国。同月29日，卢沟桥事变的22天后，北平落入日军之手。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彻底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分子妄图全面灭亡中国的野心。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此时亦终于明白了不抵抗就没有出路的道理。 7月17日，蒋介石通过无线电波在庐山向全国发表讲话，正式宣布中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他在讲话中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更要认清楚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孔祥熙回到南京，南京已是一片混乱。淞沪会战后，投降派甚嚣尘上，“再打必亡”的论调时时可以听到。蒋介石虽然在大会小会上讲要铁了心打下去，但孔祥熙立刻发现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正暗地布置迁都一事。 孔祥熙自然不能管军事方面的事。但他明白一点，日本的入侵已经把他和蒋介石以及他们一同创立的基业紧紧地拴在一起。如果日本阴谋得逞，占领了中国，他的一切就全完了，他大概只能到国外过流亡生活了。因为，“卢沟桥事变”是一个标志，在这之前抗日是假的，在这以后抗日是真的。不仅是真的，还得竭尽全力。 孔祥熙回到南京后立即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对他们说：“中国亡，我们就亡了。中国存在，我们就存在。所以，我们现在要紧的，就是抗日。” 宋蔼龄在很多地方和孔祥熙想得不太一样，但在抗日这一点上，倒是想到一起了。早在“一二八”事变中，宋蔼龄就积极参与，出钱出力，显得很大方。她也痛恨那么矮小却蛮横无理的东洋人，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却要跑那么老远来占别人的地盘，抢别人的饭碗，实在太可恶了。 孔祥熙决心抗日，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却使他感到心寒。不久上海丢了，南京也丢了，他们退到了武汉。 1938年1月，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改组，蒋介石以“身为最高统帅”，时刻需应付紧急战事为由，辞去了行政院长职务，并提请孔祥熙接替此职。当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孔祥熙为行政院长。 当年1月3日，孔祥熙在汉口走马上任。此际，孔祥熙在权力的宝座上达到了巅峰的状态。 但孔祥熙很快发现，这个位置并不像想的那般美好，而是一个吃苦受累、出力却不讨好的位子。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好事要算他领导有方，决策英明；出了错却是下属迟纯无能，执行无力。加之战时不像平时，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各种矛盾也极易激化。因此孔祥熙觉得，当行政院长等于把他放在炉火上烤。他私下向蒋介石表示，他愿望做行政院的领导工作，替蒋分忧，但还是请蒋恢復做院长，他当副院长为好。 在得到蒋介石的默许后，1939年11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孔祥熙提出，“因战时需要高度集中，恳请蒋总裁自任行政院长，以使政治军事统一指挥，而利于全国的抗战建国工作”的建议。 这样，蒋介石再度出任行政院长，而孔祥熙则改任副院长。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除担任行政院长和副院长外，还兼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成为主管全国财政金融的首脑。 当时，为了有效地动员全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持久抗战，为了使平时的经济体制转为战时的经济体制；为了报答蒋介石的提拔与重用，也是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占稳脚根，孔祥熙确实动了些脑筋，为动员全国力量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内容有7条，都是孔祥熙亲自参与制订的。 这7条的内容是： “十七、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鼓励海内外人士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十八、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疏通水利。 十九、开发矿产，树立重工业的基础，鼓励轻工业的经营，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 二十、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 二十一、统制银行业务，从而调整工商业之活动。 第168页 二十二、巩固法币，统制外汇，整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 二十三、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 后来一些经济金融学家评论说，孔祥熙及宋子文拟定的这个《纲领》，一方面提出了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树立重工业基础，以建立国防经济体系（帮助内迁工厂、战时重工业比重比战前增大，并在整个工业中居于优势地位，都体现了这一精神）；提出扩大战时生产和各地手工业，鼓励轻工业经营，以发展战时经济。并要求优先发展交通运输，并增筑铁路，加辟航线，以反封锁开拓交通。这些对当时的抗战都是有利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为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垄断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如在纲领中提统制银行业等条款，对孔祥熙是极为有利的。孔祥熙、宋子文原来就控制了上海江浙一带的金融界，这次借抗战建立战时经济体制为名，通过中央银行和四行联合会，进一步垄断了全国的金融业，从而控制工矿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等工贸组织。这就为他们日后徇私舞弊，侵吞国有资产打下了伏笔。 另外，这个《纲领》在税收方面，只是笼统地提出“推行战时税制”，却迴避了在当时对人民群众最为关键的苛捐杂税问题。以致后来以抗战之名行剥夺为实的苛捐杂税越来越多，使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广大人民群众困苦不堪。 在对农村经济方向，提出了“发展农村经济”的口号，并提出了“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开垦荒地，疏通水利”等项措施，这些措施如能顺利实行当然很好。但由于对农村所急需解决的土地垄断的地租问题一字未提，这就不可能使上述措施得到落实。因为当时只占15％左右的人口控制了约70％的土地，广大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的土地，自身生存都极为艰难，根本没有能力再去进行扩大再生产。 1941年4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八中全会。在这个会上，又通过了孔祥熙策划制订的关于进一步强化战时经济体制的11条决定。 这＊条决定内容依次如下： 1.改进财政系统，制定国家与自治两大财政系统； 2.田赋直接归中央，施行田赋徵实，以解决民需、军用粮食问题； 3.实施统治经济，务使全国人力、物力集中于战争用途； 4.在行政院下设立贸易部（其后改在财政部下设置贸易委员会），以统制战时贸易； 5.确立战时经济体系； 6.举办盐、糖、烟、酒等消费品专卖，以求物价稳定和财源增力d； 7.实行土地政策，举办地价申报； 8.改进桐油统制，以求外汇增加； 9.发展边区交通文化经济，以求抗战长期之维持； 10.扩大水利，以求农产之增加； 11.战时计划经济之确立。 当时这种经济上的统制政策，根本上还是有利于官僚资本对人民的掠夺的。因此当时有人就指出：所谓统制实则是为少数官僚之垄断，于国无利、于民有损。 着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当时也指出：孔祥熙、宋子文是做生意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制者，是一种公私不分的制度。而正是由于孔祥熙、宋子文等少数官僚资本的代表把国家财政和国家银行看成了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故利用抗战发国难财便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特色之一。当时的这种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人木三分。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孔祥熙还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经济行政事业机构，重叠臃肿，政出多门，分工不清，号令不一。比如主管经济的部委就有十几个：全国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实业部，以及军事委员会直辖的一些机构，如资源委员会等，第三部（主管重工业动员）、第四部（主管轻工业、农业、外贸动员）等。1937年10月，军事委员会为适应战时需要，又设立了农产、工矿和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并于成立不久，在全国各重要地点设办事处。但由于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因与原来的经济领导机构权限不清，造成人浮于事，互相推倭，办事效率低下。 要是在以前，孔祥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从侧面探听一下蒋介石的口气。但现在不同了，日军自攻占南京之后，水陆并进直逼武汉，大有占领全中国、不把蒋介石彻底消灭决不罢休的架式。民族矛盾的上升促使国民党内部的高层领导不得不以整体利益为其制订政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孔祥熙决心向蒋介石“进谏”，改革精简重叠的机构，提高效率，以便能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对日作战的政府。 正好孔祥熙和蒋介石当时的想法不谋而合：不精简机构，不丢掉一些人的饭碗，就可能迫使整体都丢掉饭碗，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一次首脑会议上这样说。 1938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调整中央行政机构》的规定，规定中指出： “1.凡工作因战事影响，不能继续进行之机关，暂行停办或裁撤；2.凡工作因与战事无关，不必继续进行之机关，暂时停办或裁撤；3.凡某一机关之工作与另一机关之工作性质重复者合併之；4.凡工作有继续进行之必要机关加强之；5.凡工作有进行之必要，而尚无机关办理者创设之。” 第169页 于是，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后，根据上述精神对所属机关进行了必要的改革。 其具体的做法是：将原来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将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第三、四部，以及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还有国民政府所属的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的水利部，一併纳人经济部；将原属于军事委员会管辖的贸易委员会隶属于财政部；将农业调整处、四省合作事业办事处并人农本局；设立交通部，并将铁道部及全国经济委员会下属的公路部一併纳人交通部。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由三大块组成。行政机械为行政院，孔祥熙任院长，下设财政部、经济部和交通部；监察执法机构为监察院，下设审计院；“立法”机构为立法院，下设财政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同时将经济行政权集中于行政院。 这些改革虽不大彻底，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克服了机构设置紊乱、政出多门的现象，对建立国民党的战时经济体制和酉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我们应看到，尽管当时从总体轮廓上看，政府机构部门精简了许多，实际上仍很臃肿。因为裁减不仅涉及个人利益，也涉及派系利益，谁都不愿将自己这一派的人裁减出去。所以形成了机构改革后的头小肚子大的情况。 如行政院下属的经济部，由原来的几个部门合併而成。为了尽可能地安排位置，该部的行政单位竟有十司七处三厅一署共计21个之多；此外还有专业单位九局七会四所二处，共22个。加上孔祥熙、宋子文等手下都有一批亲信，亲信手下又有亲信，层层裙带，又都视经济部为肥缺，想方设想安插进来。所以，虽然1938年进行改革后又做了一些调整，却始终未能摆脱冗员过多的情况。以致在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总结抗战工作时不得不承认： “多年来，官僚主义早已构成最大弊害，以敷衍塞责、假公济私为尤甚。人事与政策不配合，机构庞大繁多与法令纷歧牴触，以致责权不清，减低效能，亟待调整，分别有废。” 除了行政、经济体制改革外，当年孔祥熙还直接领导了金融体制的改革，以便适应全国抗战的需要。 还是在1937年“八·一三”上海会战时，上海、南京的一些资本家听到炮声，生怕中国守军不敌日军且上海会立刻沦陷，所以即刻到银行提款，以致形成后来的挤兑风潮。那时孔祥熙还在国外访问，听到消息后立即发电报回国，在国外遥控指挥“战斗”。 当时孔祥熙急令以国民政府名义宣布上海、南京各银行先停业两天。 然后就在这停业的两天里，孔祥熙命人起草出台了《安定金融办法》。当年8月15日，该《办法》经政府批准正式出台。其中规定，因抗战爆发，每户每周只能提取存款的5％，且提款量最多不能超过法币150元。 与此同时，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于8月17日组成“四行联合办事处”，统一协调处理外汇储备、现金流量及突发的事件。 同年11月，国民政府迁往汉口。孔祥熙随即将“四行联合办事处”改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授予其更高的权限，即作为“战时全国金融枢纽”，统一负责抗战中一切费用的预算和支出。这一举措对于当时稳定金融、阻止资金外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9年9月，已经迁至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并改组了“四联总处”。改组后，蒋介石亲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孔祥熙任副主席。 从此以后，“四联总处”实际上成为蒋介石手下的有关经济。金融的办事决策机构，其工作范围和职权都大大加强，成为蒋介石、孔祥熙决定战时财经问题和其他经济问题的大本营。 当时，孔祥熙不仅控制了金融财经业，还插手其他行业。如在对农业、矿业、商业管理等方面，他均有干预或参与。 抗战爆发不久，孔祥熙就参与制订了《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其后不久当他担任行政院长后，又对该《条例》进行修改。以经他修改的《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为例，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对燃料、金属及其制品、水泥、酒精、橡胶、电器、粮食和药品等重要的战略物质，军事委员会有权对其生产、销售进行监督。必要时有权干预这些物品的生产和流通，以服从战争和全局的需要。这就标志着国民党政府开始对经济进行战时的全面统制。 外汇歷来是金融市场的重要方面，孔祥熙当然不会放手。他参与制订了《购买外汇核请办法》，对外汇严格控制。从“七七”事变开始到“八·一三”事变止，国民党政府共售出外汇750万英镑。在此情况下，孔祥熙还让财政部宣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为防止资金外流，还为银行订立了“君子协定”，要求各外商银行对投机与逃资购买外汇者，不予供给。但实际上，这些规定只限制了一些中小资本家和投机者，像与四大家族有密切联繫的人却利用战时的特殊政策大发了一笔国难的横财。这又是后话了。 当时，为了保证战时经济体制正常运作，孔祥熙在积极参与行政机构、金融机构的改革时，针对军费支出急剧增加、国家财政人不敷出等严重局面，又抓了以下几项措施： 第170页 一是实行“公库法”。 所谓“公库法”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规定各级政府机关的一切收入，都必须集中于公库，不得私自截留或存留；二是国民党政府财政收支分三级管理即中央、省、县三级，“公库法”要求减化层次，将三级财政体制改为两级财政体制，即县和中央级两级，即将原来省这一级的财政管理职能直接纳人中央级。这样一来，就减少了中间环节，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二是增加税收。 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收入是税收，主要税收来源于关税、盐税和统税（含香菸、粮食、棉纱、水泥的出厂税）。如1937年，这三种税收占国民党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77.2％。 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各省相继落人日军之手，国民党政府的收入因此受到极大影响。1938年的税收，尚不及上一年的一半。因此，增加税收对孔祥熙当时来说，已成了当务之急。 但怎样增加税收，其中却有不少奥妙。孔祥熙推出的办法是以新三税取代旧三税。 所谓新三税，就是指货物税、直接税和食盐战时附加税三种。 货物税和食盐战时附加税和过去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又一次合併同类项，增加了一些矿产税等。新三税里主要增加的则是直接税。 直接税是以前没有的，它是直接向纳税人或依其财产价值徵收税款。直接税为五种：印花税、所得税、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营业税和遗产税。 孔祥熙当时推行的新税制，确实为国民党政府开闢了财源。比如1940年至1942年，仅三年的货物税就占其税收总额的24％，食盐附加税也异常沉重，抗战后期几乎占了整个税收的一半。 新税制虽然为国民党政府带来了收入，但却坑害了群众和中小企业商业主尤其是广大农民。在抗战后期，由于各地官员中饱私囊，乱开税种，使广大人民群众叫苦不迭。如新开了竹木税后，一把扫帚要征1元的税，一个粪箕也要收5角，一把锅刷竟要收3角；在四川的一些地区，竟连一只鸡、一个蛋或一棵白菜都要徵税。 三是举借内外债。 蒋介石曾当着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的面，说孔祥熙是好管家，会当家理财。孔祥熙当家理财的第三招就是大举借债，扩大赤字财政。 孔祥熙曾洋洋得意对宋蔼龄说，理财无非就那么几下子，借债、增税、发钞和募捐…… 他还说，这几招里借债最好。一是来钱快，来钱多，可用以应急。二是人民不感到压迫。三是借外国人的钱，不伤自己人和气。四是自己做了好人，让后人负担。 做为一个长期主管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孔祥熙当然知道借债的弊端。这就像一个家庭过日子，借钱买大件，能长久得了吗？你将来总要还吧。 但孔祥熙不怕，先借了再说。到时候还了再借，借了再还，新债还旧债，管他以后呢，把眼前胡弄过去再说。 从1937年下半年起，也就是孔祥熙出国回来后，他立即开始在全国发行公债，并且其名目繁多令人咋舌。这里略举一二，什么“救国公债”、“建设公债”、“军需公债”、“国防公债”、“赈济公债”等等，不计其数。 抗战爆发后，广大人民出于对抗战的支持和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开始认购公债还比较踊跃。后来慢慢发现，战争越打越糟，国民党节节败退，通货膨胀愈烈，购买公债所得的本息不及原来的本金，以及不断传来的在公债中徇私舞弊现象，公债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誉便一落千丈，也再没有多少人去买公债了。 但孔祥熙不怕，内债不行他就去借外债。抗战期间孔祥熙频频和英、美、苏等国来往信函；或亲自出访，大讲中国战局对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以寻求支持。 美、英、苏出于战略考虑，也确实慷慨解囊，在本国面临战争考验、急需经费的情况下支援中国。整个抗战期间，美国共借给中国大约7.5亿美元。苏联则借给中国一共3.6亿美元，英国借给中国1.23亿英镑。 此外，法国、比利时和德国还给了中国不少借款。这些借款，对缓解国民党战时的经济困难起到了一定作用。 四是大量发行钞票，大搞通货膨胀。 在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后，即增加了大量法币发行，到“七七”事变前夕，约发行了14.07亿元，比币制改革前的4.39亿增加了2.05倍，由于币制改革后大量银元退出流通领域，增发的法币代替了这部分银币的流通，所以法币虽有增发，流通还是正常的。到1937年门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召集张群、张公权、周作民、唐寿民等人开会，决定增发纸币的总方针。这时，走通货膨胀的道路，就已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决策。 当时孔祥熙说：“战争紧急之时，正常的收入来源不能满足需要，就要利用政府行为，用发钞的办法来筹措资金，刺激生产。他还为通货膨胀制造理论依据，美其名日“为了抗战”。 1939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召开了五中全会。会上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孔祥熙当时滥发钞票的方针。于是，国民党政府不管人民死活，藉口战时财政困难，积极开动印刷机，使法币的发行量1941年底比1938年底增加了5.5倍以上。物价在1940年后上涨的速度也大大超过了法币发行的速度。特别是1942年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成为国民党政府垫支财政亏空、任意增发法币的金库。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是平行的机构，按国际上的通例，中央银行提供财政垫款给政府，必须先履行一定的手续和保证条件，如垫款的限额、期限、追加预算案的成立，偿还办法等等。但在国民党政府，人的关系可以高于一切，宋子文和孔祥熙作财政部长时都兼任中央银行总裁，两个机构的权力集于一身，在事实上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因此，在国民党政府1939年制定一个由行政院长用“支付命令”拨款的办法后，财政部只要一接到紧急命令，就立即通知中央银行国库局拨付，也不管其当时有无库款。由于国库的存款不够，就只有发票子来应付需要。随着紧急支付命令的越来越多，法币也越发越滥，使得法币迅速贬值，物价跳跃上升。 第171页 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38年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发行法币23.l亿元，1939年上升为42.9亿元，1940年为78.7亿元，1941年为151亿元，1942年为344亿元，1943年为754亿元，1945年为10319亿。数字还不是实际数字，实际数比这还要多。然而就是这个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出，1945年比1938年整整多发行了448倍的钞票。 由于国民党中央最后确认了孔祥熙用增发法币的办法解决。 由于滥发钞票.法币一元的购买力，在1938年合抵1936年的6角，到1939年只值2.8角了。到了1940年，只抵1936年的8分，到1943年，只合0.5分。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则只值5毫了。也就是说，这时的法币2600元才合抗战前的1元。 孔祥熙当家理财的这几招，以这一招最损。因为直接受害的是底层的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薪阶层和中小业主，包括国民党政府机关的下层职员、公务员和银行、公司的职员、店员，还有各大。中、小学的教职员等。他们依靠固定的工资收入为生，俸给有定额，增加有定时，但物价上涨却是直线上升，因此他们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只能逐年下降。 有人做过统计，重庆国立大学的教授，1937年上半年最高为400元，到1944年5月，其最高收入，包括正薪、生活津贴、平价米补贴及研究费等等，全部加起来不过8700元，仅为战前的22倍。但同时重庆的物价上涨幅度却是战前的400倍。 工薪阶层尚且如此，受战争影响逃难的难民就更是痛苦不堪了。后来董必武对他的子女谈到抗战时日军进攻湖南和难民逃亡的生活时曾说：“湘桂、黔桂等省有铁路交通，集中在这里逃亡的难民有四五十万。政府对难民完全不管，不接待、不疏散、不安插，听任难民纷纷扰扰地乱窜。抢到铁路车箱上去的，原只有一层坐人的，变成五层人，车箱顶篷上一层，车箱内放东西的一层，坐人的一层，坐位下的一层，车箱底至铁轨间还有一层。上下两层出事的很多，死人也不少。在车箱内的人不敢离开占有的地点，大小便就在车内方便，甚至闷死了人，一时都拖不出去。还有的抢不到车上去的，便日晒夜露，风吹雨打，白天买不到吃的，夜晚找不到住宿，疾病更是无医无药。 当时有一家两夫妇带着小孩逃难，丈夫逃难途中走散不见了，不知是死是活；两个小孩都病了，女的急得没办法，拿出1000元摆在路上，要求过路人把他的两个孩子抛到河里淹死，就拿这1000元做报酬，她自己好去寻死。 总之，当年在外有日寇侵略、内有通货膨胀的中国，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店员、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等等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痛苦已到达了极点。 当时，孔祥熙进行所谓的“改革”、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结果，就是加速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从金融垄断到产业垄断。 抗战初期，孔祥熙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如新税制、金融管理法、统制、专卖等等，把很多本属于正常市场和民间的商业交易行为集中在中央，集中在少数官僚手中，这就为官僚资本的膨胀创造了条件。1936年，官僚资本在工矿业资本中只占15％左右，而到了1945年则占了50％。 官僚资本垄断工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依靠行政的力量和金融垄断，强制吞併民族工业。如在1937年9月，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所谓的工矿委员会，规定其管理工矿的主要方法是：一是协助厂矿资本不足筹措资金；二是对厂矿採取政府入股的办法，由政府统筹或共同经营，赤裸裸地要吞併民族工业，还美其名日为了抗战。 1938年，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非常时期农工商管理条例》。该《条例》中宣称：为了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各矿业、制造军用品的工业和电器事业，要分别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或採取接办、合併、代管、收买和合办等形式经营。 这些规定，为孔祥熙等官僚资本借抗日之名兼併民族工业提供了所谓合法依据。 当年的孔祥熙等人代表的官僚资本如何吞併民族工业，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膨胀很能说明问题。这个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是1932年11月宣告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受蒋介石的直接领导，是蒋介石以准备长期抗日为名，联络知识界、金融界和产业界并以此和德、英、美3个国家加强联繫，从而牵制汪精卫亲日派而成立的。1935年，蒋介石把这个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从名义上放弃了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权，并把它归属经济部，由孔祥熙直接控制。但幕后的老闆仍是蒋介石。蒋介石经常以手令的方式指挥这个委员会，使它能在各方面享有特权，从而在抗战时期成为一个拥有众多工矿企业的官僚资本机构。 再比如在1935年，这个委员会只是一个领导机关，没有一个企业。到1937年，它开始拥有了11个小企业。而到了1941年，它所支配的企业已达到78个了。到了1945年竟增至128个。其中，包括冶炼、机械、化工、煤炭、有色金属、电业、水利工程等等，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的所有工业领域。 当年国民党的中央银行有过统计，蒋介石直接写条子从该行提取的特别费用，1939年占国民党政府财政支出的2.39％，1945年则竟占整个政府支出的38％。 第172页 于是孔祥熙也上行下效。1938年10月和1939年2月，他先后写信给中央银行，要银行拨给他秘密费用各20万元。1942年他又以财政部长的名义要中央银行拨给他任董事长的中国兴业公司现金600万元。 除了资源委员会外，孔祥熙、宋子文所控制和领导的部门也吞併了不少民族工业。如刘鸿生办的中国毛纺织公司、中国火柴原料公司等，因缺乏资金不得不向孔祥熙求救；孔祥熙旋即利用手中职权向公司贷款，并控制了该公司的大部股份。当时所赚的利润当然多数也流人了孔祥熙个人的腰包。刘鸿生后来对人讲，在上海时我是大老闆，到重庆我变成了小伙计。在上海时我为自己赚钱，在重庆我为别人赚钱。 孔祥熙不仅掌握了经济大权，还用手中的大权大力发展自己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的商业企业，以及为自己的亲属、亲信创造条件。这就为他在抗战期间徇私舞弊，大发横财奠定了基础，也创造了条件。 2.田赋--对农民残酷剥夺 孔祥熙当家理财主要是靠两手，一手是抓钱，一手是抓粮。抓钱，如上面所说就是抓增税、抓借内债外债、抓滥发纸币、搞通膨胀；而抓粮，就是靠田赋，抓徵实了。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歷代统治者都重视农业，都重视抓粮食。明太祖朱元津就有“高筑墙、广积粮”的要诀。当然，在封建社会，没有工业或只有少量的工厂、手工业，田赋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关于田赋的徵收办法和改革也特别多。 如明朝以前，田赋多以实物徵收。嘉靖年间实行了“一条鞭”法后，停止徵收实物，改为徵收货币--银子。田赋第一次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但无论实物税还是货币税，在蒋介石政权建立以前，都由中央政府徵收并纳入国库，无地方和中央之分。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后，对田赋进行了改革，即将田赋纳人地方收入系统。这样可以调动各省的积极性，徵收的是货币而不是实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丧，沿海富庶地区几乎全部落人日寇手中，国民党控制的产粮区日益缩小。加上战争对生产的摧残，军队数量的增多，大量人口的内迁，都使大后方的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 起初，孔祥熙以为，只要手中有了钱，粮食不是问题，生产不出来可以到国际市场购买。但自抗战以来的情况表明，他的这种看法越来越与实情不符。 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英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1941年，日军袭击珍珠港，日美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 世界大战使世界粮食市场遭到破坏，粮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价格也一路上扬。当时对中国来说，即使买到了粮食，怎样运进来都成了问题。日军对东南亚地区的占领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海运。 从国内来看，由于粮食日趋紧张，不少大地主奇货可居，纷纷囤积粮食以求高价出售。原田赋又以徵收货币为主，征来了法币由于不断贬值，实则买不到实际需要的粮食。于是，田赋改革势在必行了。 孔祥熙做为国民党政府主管财政的负责人，对这种情况当然清楚。当时，经常有报告送到他这儿来，要他调运粮食给某省某地，报告都签着蒋介石等要人的大名。还有就是军队，常常抱怨军粮供不足，新组建的部队吃不饱。 于是粮食问题关系到民心军心，关系到孔祥熙的位子能否坐稳。因此孔祥熙下决心改革了。但一改革就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使他又不能不慎重考虑。 1940年，就在美日关系日趋紧张，开战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孔祥熙曾找到蒋介石，向他当面汇报粮食问题。 孔祥熙说：“太平洋战争如若爆发，一则美国全力对日作战，军费剧增，必影响对我国的援助。二则太平洋战争势必影响我国的水上通道，从水路运送国内物资将越未越困难。因此，储备战略物资以应将来之需已成为当务之急了。” 当下蒋介石问道：“依庸之弟意该当如何？” 孔祥熙说：“我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是粮食。大后方几百万军队，数十万官员和几亿民众，一日三餐是每天少不了的，二是粮食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大……” 孔祥熙将粮食的重要性及怎样改革田赋的思路向蒋全盘托出。 蒋介石听了以后说，“好，就由你全权负责这件事。既要办，就要把它办好。” 当时，孔祥熙改革田赋的思路主要是：一是将1927年以来划归各省的田赋税重新由中央政府掌握；二是将明嘉靖以来实行了数百年的货币税恢復成实物税。 孔祥熙在解释他为什么这样改革时说：“吾国田赋，现以国币徵收，但目前粮价飞涨，以过去所定之税率，徵购现在粮价涨后的田赋，显不妥当……”但通货膨胀是谁造成的呢？孔祥熙当然不会说了。 孔祥熙实行田赋改革是有阻力的，主要来自各省地方官员。长期以来，他们已将收缴田赋做为自己中饱私囊的一个重要途径，一下让孔祥熙把财源截走，这些人当然不肯罢休了。 地方官员虽然不愿意，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再说这是在抗战时期，谁胆敢抵抗就以破坏抗战论处。所以，在1941年初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孔祥熙正式提出田赋改革方案时竟以全票通过，并从1941年夏粮收购时开始实施。 第173页 孔祥熙知道上面开会通过了，下面还别着劲呢，要使田赋落到实处还将有具体措施。 于是他听从了宋子文、宋蔼龄的建议，在财政部里新增设了一个机构：整理田赋委员会，统一全权处理田赋徵收事宜。同时在各省及县设立相应的机构，由各省、县首长亲自出任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县以下也设置机构，多少为以纳粮户往返不超过60里为限。 这样，孔祥熙就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到乡村设立了大大小小数万个田赋徵收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田赋改革的实施。 在落实了组织机构后，为了使各级机构便于操作，孔祥熙又亲自主持制定了田赋的具体徵收额度和折征标准。即各省征额应依当年田赋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两市斗。 比如云南省1941年度田赋正附税额为1500万元，按每元征两斗的规定，应徵稻谷300万担；广西赋额为900万元，应徵稻谷180万担。 1941年夏季田赋徵收后，孔祥熙觉得此价定低了，于是在1942年又把徵实额向上翻一番，即每元折征稻谷4市斗。1942年法币比1941年贬值了约20％，折征稻谷却增加一倍，这对农民该是多么大的剥夺。孔祥熙对此却振振有词，他说购粮标准，应根据各地粮产的丰啬情形而定，不需定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 另外不产谷物的地方，农民便要交纳小麦、玉米、豌豆、青梨、大豆和花生等等，而且各种杂粮的折合比率均比稻谷压得更低。 为了推行田赋改革，孔祥熙还不辞辛苦，亲自下去检查，并接见田赋徵收机构工作人员，给他们壮胆打气。 在一次接见中他说：“你们都是国家的中坚，你们肩负的使命是国家的希望。”他还说，“田赋徵实自古已有之，但弊端丛生，现在实行改革，适应战争，合乎民意，你们要提高认识，树立信心。要唤起民众，支持政府。” 孔祥熙不仅亲自出马，还经常派他的大员下到各省各县监督检查。当时他对财政部提出具体要求，每年不能少于50人下乡检查田赋徵实；各省每年不能少于200人下乡；各县在旺征期间，官员应全部出动。他还要求财政部在全国各地建立自己固定的联繫点，以便以点带面。财政部根据他的指示，在全国1000个乡里聘用了1000个通讯员，及时向他反映基层在田赋徵实时的情况。 由于孔祥熙採取了这些措施，田赋改革取得了成果，实物徵收也一年强似一年。如田赋改革的1941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徵收稻谷及其它粮食455多万担，超额10.39％，1942年徵收6600万担，1943年徵收了644万担，1944年徵收了544万担。4年累计徵收粮食2.3亿担，基本上满足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的需要数量。 孔祥熙的“政绩”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剥夺的基础上的，在他向蒋介石报告的那一串串数字的时候，广大国统区的农民正处在无衣无粮的水深火热之中。 比如据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报导，陕西省在1941年，除要负担中央政府的600万担粮赋外，农民还要负担所谓八战区、五战区和二战区的代购及地方各级“公粮”，农民交纳这些粮物后所剩尚不及三分之一。西安的《民众导报》披露说，陕西省榷县中山乡1944年每亩旱田除缴纳粮食二斗二升外，还要出公款8000元，合小麦4斗。当年还是大丰收，所交公款公粮要占三分之一强。1943年，四川省稻谷每人平均4市担，但其中约有2.5担要被充做公粮。 这是从平均数来看，如果具体的每户农民，那情景就更为悽惨。因为田赋徵收採取的是比例制而不是累进位。 在四川省长寿县，一个年收入为4500担稻谷的地主，须交缴田赋150担，只占其收入的3％；而一个收入10担的自耕农，须交纳田赋1.3担，占总收入的13％（因为他没有别的收入）；而一个收入只有几担，当时靠租种地主部分土地的贫农，处境就更为困难。除了缴纳田赋，所剩无几根本不能养活家人。这还仅就田赋而言。事实上，除了田赋，农民还要负担很多苛捐杂税，实际负担要比田赋所反映出来的重得多。 孔祥熙在田赋改革时保证，改革田赋是针对每一个人，是“有粮者出粮，有力的出力”，而实际上，地方大地主总是利用自己的金钱和影响及权力，在田赋徵收中大做手脚，尽量把负担转嫁到自耕农和贫农身上，从而形成了实际上的“有粮者不出粮少出粮”，而“无粮者多出粮”的局面了。 除了地主大地主的转嫁，国民党基层组织和地方官员也大捞小捞，从中舞弊。如田赋收购一般是通过县、区、保、甲等系统分片包干的。这样，县长、区长、保长或甲长就在实际徵收中作弊。上面要一担，他说要两担，完不成就罚。弄得当时农民怨声载道，却敢怒不敢言。 孔祥熙经常派财政部的官员下去检查。一次一名检查官在给孔祥熙的报告中写到：“各地经办人员浮收、冒斗现象非常之普遍，如未身临各地，几难置信。经我在几县调查，凡50户中就有37户处于浮收、冒斗和勤派三种形式之下，多收原粮一半者6户，多收原粮十分之三者11户……” 孔祥熙在田赋改革一开始就宣称，田赋归中央，改徵实物，为了解决战时军民用粮之急需，孔祥熙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同时也为自己捞了不少。 第174页 比如在重庆，从1941年7月开始，中央公务员及其家眷（以一家4口为限）每人每月可购平价米2斗。从第m年开始，公务人员的食粮免费定量供应。如31岁以上的每月发大米一担，26岁至30岁的发8斗，25岁以下的6斗。据统计，自1943年至1945年，免费发放的大米小麦及杂粮为6700万担，而且三年收购的田赋谷物却是1亿多担。剩余部分，则全为孔祥熙等官僚无偿或低价占有，或成为他们手中的投机商品，投放黑市后大发其财。 孔祥熙的田赋改革由于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的基础之上，所以收缴田赋在数量上有一定上升（抗战后期开始下降），但却使农业生产陷入日益萎缩的境地。 首先，自耕农和贫农的生产再生产资金大半被田赋和重税所消耗。如《云南日报》曾对昆明附近各县进行调查，调查后在报上撰文说：近年来秋收后能够有余粮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过年后还能有余粮供一家3个月食用的，每村更不过数户而已。 更有甚者，乡村保甲的摊派使农民被迫将存粮出售，于是谷雨一过，连播种都成了问题，只得忍痛去借高利贷。 金陵大学农学院后来也曾进行调查，1941年成都附近的几个县的粮食生产成本剧增，1941年比1940年增加1倍，比抗战前增加门倍。其中粮种、畜工及人工费涨幅最快。 国民党内政部长周钟岳1941年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粮价固已大涨，但农民未得到好处盖收益全人于地主之手，地价愈高，自耕农愈少，大多数农民都被迫到农村高利贷手中借款。” 其次是劳动力严重不足。由于国民党的兵役制度，使乡、镇及保甲长乱抓壮丁。甚至像土匪那样“绑票”，交了相当数量的财钱才能放回。但放了再抓，抓了又放，形成无休止的对农民的敲榨。从1937年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抓壮丁275万人，且几乎全是贫苦农民。 兵役和抓丁的结果，造成农民劳动力枯竭，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抗战8年，前方对农产品需要的增加，本来应带动后方农业生产的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在8年抗战中，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除1938、1939年两年丰收外，农业生产非但没有增长，反而一天天萎缩。如《农报》统计，1941年大后方比战前撂荒了842万亩耕地。1943年至1945年，四川省的冬季作物面积从6删q亩减少为5700万亩。 抗战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农业生产全面萎缩，是国统区封建性的土地关系造成的后果。孔祥熙所进行的田赋改革，非但没有使这种土地关系减弱，反而使其加强了。广大农民在抗战中建立了伟大的功绩，在前方苦苦杀敌，在后方生产粮食，还要出重税养活那些贪官污吏，而他们自己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美国一位大学的教授在抗战期间来华考察，虽然在重庆他受到了国民党官方的热情接待，但在考察结束后仍用真实的笔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介绍了国统区广大农民悲苦的生活状况。他说：“农民对政府的愤怒正在明显地迴响在全国的乡村，在农村地区和民众中，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和影响力也许已经达到了最低点。” 3.专卖--黔驴技穷之后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还着重抓了沿海工厂的内迁及专卖事业，积极为国民党战时经济体制增砖添瓦。 抗战前期，通过一系列改革和建立战时的经济体制，使西南地区的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使整个大后方的工业有了较好的基础。 所谓大后方，主要是指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这些省基本上没被日军占领和骚扰，有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抗战全面爆发前，这些地区的经济落后，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如四川，当年仅有电力一家、水泥厂一家、面粉厂一家、造纸厂和机械制造厂各一家。其他省份就更少，有的一个省里竟没有一个像样的工厂。 “七七”事变后，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加快了向内地迁厂的步伐。1938年3月，蒋介石正式下令，拆迁沿海工厂到内地。而在1937年8月，上海的各工厂已开始向内地迁移。 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工厂。各工厂不论大小，凡对敌后军需民生有用者一律内迁。一时间，车轮滚滚，马达轰鸣，大大小小沿江而上的船舶，成为一条条车龙船龙，婉蜒在从武汉至重庆的长江水道及两侧。仅不到一年，上海、武汉两市就内迁工厂300余家。同进江苏、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郑州、许昌、太原等地也都迁出不少工厂。 沿海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拆迁内地，极大推动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如上海、汉口等地的电厂拆卸电器设备2.5万多千瓦入川；汉阳、大冶等炼钢设备运大渡河。这些内迁的机器设备运到内地后，或扩展革新了原有的厂矿，或新建了工厂。 由于沿海工厂的大量内迁，许多立志报国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也纷纷涌入大后方。因此，抗战前期大后方工业呈发展趋势。 1937年到1942年，大后方的工厂数目由200多家发展到1000多家，固定资产由2000多万元上升到10亿多元，扣除通货膨胀后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孔祥熙经常把这些挂在嘴边，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到处吹嘘。他在“四联总处”的会议上和接受记者採访时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大后方工业发展是行政院不懈努力的结果，言外之意就是他努力的结果。 第175页 应该承认，孔祥熙在抗战中为了适应对日作战，对机构进行调整，对财政进行改革，为抗战做了一些事情。但他所以这样做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蒋家王朝及自己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从主观上考虑人民的需要、尊重经济规律。1942年后，大后方工业呈日益衰败之势，就是证明。 一般经济学家认为，大后方工业之所以能有所发展，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抗战初期工业内迁和技术力量的内流，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同时，沿海地区的大量资金内流，也为大后方工业发展提供了所需要的资金保证。由于抗战激发起来的人民的爱国热忱和坚决支持抗战的决心，也是大后方工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共渡难关、打败日寇的精神鼓舞下，近2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日夜工作在生产第一线。除领导工业生产外，还大胆革新，努力创造，作出了不少特殊的贡献。如水利专家们在西南地区先后勘查了40多条河流，最后在四川的桃花溪、清渊河，青海的汉水，贵州的修文河，甘肃的天水，西康的东河等地建起了多座水电站。地质学家经过长途跋涉，歷经千辛万苦，终于在荒凉的高原找到了石油，并成功地将石油开採出来。化学专家先后研制出了酸硷、橡胶、水泥、甲醇等战时急需的化工产品等，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工业的发展。 再一是有相对独立的市场。抗战全面爆发后，特别是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大后方和海外市场的联繫几乎被全部切断。内地各省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品原来主要靠外国进口和沿海各省供应。抗战以后西方各国对华输出大幅度削减，沿海各省的民族工业产品的内销几乎中断。与此同时，由于沦陷区人口的大量移人后方对工业品需要的增大，正在进行的战事对军需品及药品、交通工具等需求的增多；供应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就刺激了生产的发展，并为大后方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大市场。 同时也应当承认，在抗战前期国民党政府採取的一些扶持工业发展的措施，在政策上对大后方的倾斜，对大后方工业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支持沿海工厂内迁。沿海工厂内迁是上海爱国工商界人士发起的，国民党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并投款56万元做为拆迁补助费，而且所经车站、码头、关卡一律免验免检放行。工厂拆迁到内地后，在征地建厂中，又给了很多支持，如提供低息贷款，免收附加税等等。 当时实施的“行业专卖”政策，亦是孔祥熙为了维持国民党政府财政正常运转的又一重要举措。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越来越捉襟见肘，孔祥熙在抗战初期所採取的种种办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资供应也愈来愈紧张。 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八中全会时，虽然蒋介石对孔祥熙的经济工作还是肯定的，但来自其他方面的不满却使他不安起来。特别是宋子文，虽然在位置上宋子文不能与他抗衡，但宋子文深通经济。孔祥熙的那些所谓“改革”把戏经不住宋子文一驳，加上宋子文是“国舅”，哪天到宋美龄那里吹吹风，揭揭他的老底，他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因此，孔祥熙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田赋改革的同时，就琢磨着怎么能想出点新招，维持日益亏空的国库。 孔祥熙的办法，就是要对重要的四种商品进行政府专营，由政府赚这几种商品的钱，而不再让别人赚。这四种商品分别就是当时销量最大、日常生活又最离不开的盐、糖、捲菸和火柴。 其实，这还真不是什么新玩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对盐进行过专营。而后的封建王朝，都对一些重要的商品进行专营，如秦朝的盐、铁等。 食糖专卖是从1942年2月开始的，紧接着是盐类专卖、烟类专卖，然后就是火柴专卖。 食糖专卖一开始就出现了麻烦。按照所谓的《食糖专卖条例》，应对食糖实行实物收购。但要全部收购则需要大量资金。1942年夏，当各地政府部门纷纷向孔祥熙伸手要钱时，孔祥熙才发现这样划不来。大量资金拨下去，自己手头紧张不说，谁知下面这些贪官污吏拿这些钱干什么。到时候食糖收购不上来，你还能砍他的脑袋？ 当下孔祥熙又规定了一条办法。他对各省官员说，食糖原则上按条例全部收购，但具体操作的方法是，食糖中央暂不收购，只按照收购价格的30％徵收“专卖利益”，其中15％为代征统税；收购价格的30％人专卖利益帐。 这里我们不必在经济学的术语上兜圈子。他的这个办法简单说来，就是收购资金由地方应缴中央的税款中支付，等于孔祥熙一分钱不往外掏却照样能获利。 “食糖专卖”一实施，糖价立即大幅度上涨，社会各界议论纷纷。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蒋也颇为不满。原来说的实行专卖是为了平抑物价，防止投机，怎么适得其反呢？ 于是蒋介石一个电话打到孔祥熙那里，孔祥熙连忙採取对策。即採取行政规定糖价，各商业网点的经销单位一律不许涨价。但孔祥熙没有弄明白，食糖生产主要在民间，他们出售给收购者的价格并不多。都是一些中间盘剥商从中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如不调整收购价，就会影响生产，供应失调，专卖收入也会随之减少。但孔祥熙当时已经感到了蒋介石的压力，不敢再提高收购价格。他只能强行命令甘蔗和食糖照旧价出售。而蔗农售出后都不够成本，又不能不售，因甘蔗属于时令产品，不易保存和贮藏，结果种甘蔗的老百姓受到很大损失。 第176页 规定限价，中间商一见无利可图，便纷纷囤积压货，于是黑市发生，社会上的百姓买不到平价糖，只能以高出几倍的价格到黑市上去买，这样一来难免也怨声载道。 据说，当年的四川省主席张群一次乘车从成都到重庆。内江等地的蔗农得知消息，将甘蔗砍下来，在公路上铺了一里多长，以阻挡汽车前进。制糖业的业主和工人上千人自发聚集起来，向张群请愿，结果闹得张群狼狈不堪。 烟类专卖也是一样，一开始就遭到民族资本家和个体手工业者的反对。因为专卖局不但要到工厂仓库登记要货，而且要派出工作人员长期住厂“监督”。这使生产菸捲的工厂极为恼火。过去，他们生产菸捲只要交纳统税，而现在除纳统税外，还要缴纳“专卖利益”。在烟盒上贴上专卖标籤，比过去的税高出近一倍，又不让提价。 连卖烟的小贩也受到了限制，原来小贩批发到香菸就可以到市场上叫卖，现在不行，要到登记处登记，缴纳一笔“专卖税”后才可出售。本来获利微薄，眼下又被孔祥熙的专卖事业扒了一层皮。 而火柴专卖也迭起风波。因为战时火柴原料无法进口，各火柴厂家只能仰仗孔祥熙的恩惠分配原材料。孔祥熙便把火柴原料的分配大权交给了他的一个亲信。这个亲信藉助孔祥熙的权力，把其他厂-一挤垮，最后他自己担任了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于是被挤倒的火柴厂联合各界群众和工人，到重庆国民党政府门前请愿，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专卖制度为孔祥熙摆脱财政困境带来了一些好处，但由于它是以政府独占生活必需品的经营权，就必然造成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掠夺，以及对生产的严重破坏。对国民党的经济来说，这些举措无益于饮鸩止渴。所以，专卖制度难免又是极短命的。 从1942年开始到1944年夏天结束，实行了2年的食糖专卖终于废止了。1945年2月，国民党政府又废止了盐、烟和火柴的专卖，改为徵税。其中，近四项专卖为孔祥熙及国民党政权带来了22.7亿元的收入。而这22.7亿元的收入，简直就是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啊。 4.通货膨胀堆起的金山银山 在抗战期间，对人民生活影响最大的就是通货膨胀，孔祥熙的所谓一系列“改革”和战时经济政策，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如由于靠通货膨胀弥补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以致1942年法币印刷不及时，“关金券”被作为货币大量出笼了。关金券本是用作海关缴纳关税，不在市面流通。1942年把旧存的关金券以每单位折合法币20元大量抛出，开了大额钞票的先声。接着就是百元、500、千元的大面额币也像浪潮似的涌入市场。由于通货膨胀政策，引起物价无止境的上涨，人民对国民党的经济已失去信任。为免遭法币贬值的损失，当时人们普遍产生重货轻币的思想，纸币一到手就立即购买实物，各种投机活动日益猖撅，货币流通加速。若以1940年周转速度为1，1941年为1.5；1942年为1.8；1943年2.5；年为3.2；1945年（1至6月）为9.2。这样就使物价上涨的速度超过了货币发行的速度。1941年12月，法币发行累计已达151亿元，比1936年6月的14.l亿元增长了1076倍，而同期重庆的物价上涨了2133.2倍，超出了5倍多。据杨荫博的计算：抗战8年中，随着通货政策的发展，法币1元的购买力，在1938年底值战前0.6。到1945年6月，已只值战前法币5毫。就是说这时的法币2000元才值战前法币1元，其价值只有原法币价值的万分之五了。抗战前，四大家族主要靠发行公债进行搜刮，在抗战期间，则主要靠增发钞票了。孔祥熙就说过：“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籤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确实，“四大家族”通过法币贬值对人民的掠夺，远远超过发行公债的掠夺的。据专家测算，1936年至1948年12年中，只法币贬值一项，“四大家族”即从人民手中掠夺财富达57亿美元。同时“四大家族”通过法币贬值把过去他们大量发行的公债几乎变成了废纸（如1936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20.82亿元公债。其中14.6亿是换旧债的。规定还本期限是12到24年，其他新债还本期也在10年以上，而到1945年6月时法币二千元只等于战前1元的价值，所以国民党政府把这笔债款几乎赖掉了），并向民族资本进行侵蚀，大大扩大了他们的工业独占。这真是像有人指出的那样，这一政策是“人头税性质的慢性财政没收政策”，“以全民为对象，最普遍、最残酷的掠夺！” 在法币贬值中，孔祥熙还利用金融政策的变动，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投机倒卖活动，以套取外汇，大发其财。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见到出售外汇太快，一方面由财政部颁布《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限制企业及私人提取银行存款，规定了每次提取存款的限额和时间，以防止资金外逃；另方面与外商银行订立“君子协定”，要求外商银行对投机和资金外逃购买外汇的不予供给。又因为日伪以伪“联银券”换取法币套购外汇，1938年3月13日公布了《购买外汇请核办法》，规定凡需要外汇者，必须说明理由，经申请核批后，才能向银行购买外汇。但是这些办法只是阻碍了正当工商业者对外汇的需要，却不能阻止日伪套取中国外汇和国民党权贵的资金外逃。于是外汇出现了黑市交易，且黑市价格逐步上涨。1938年10月，中央银行曾拨出英币100万镑暗中维持法币的外汇行市，但当时法币的通货膨胀已露头，购买外汇的日益增多，黑市价格仍继续上升。每元法币的币值很快由1先令2便士半跌至8便士左右。1939年3月，国民党政府又与英国共同组织“中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由中国、交通两银行提供500万镑，由中国政府负责、由滙丰、麦加利两银行承提500万镑，由英国政府担保，成立1000万镑的“中英外汇平准基金”，以稳定法币黑市价于8便士又1／4。但此汇率仅维持了3个月，法币黑市汇率又继续下跌。1941年4月25日，在向英美借款的基础上成立了“中英美平准基金”l1000万美元，继续供应外汇，但不再维持固定汇价，而是採取“自然水准”了。1942年7月，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政府借到5亿美元，放弃法币对英镑的联繫改为单独与美元联繫，确定法币对外汇价为1美元等于法币20元。此项官价外汇直到抗战胜利都没有正式变动过，但外汇黑市与官价外汇价格悬殊，给“四大家族”利用垄断外汇的特权攫取暴利创造了条件。例如，据1939年8月6日上海《大美周刊》披露的香港电传说：“渝某重要部长夫人电某外籍经纪人，嘱购入英金4万镑之巨额外汇。”这位部长就是孔祥熙。他利用外汇的审批大权，套取大量外汇，高价抛人黑市，以牟取暴利。许性初在转告《香港日报》的密电中指出：“孔任财长以来，操纵外汇自肥，对战费一筹莫展。”有人说他妻子宋蔼龄，在抗战初期的外汇投机中，就‘“捞到了巨额英镑”。 第177页 美金储蓄券和公债的问题，曾引起过美国财政部的注意，该部部长摩根索为此事在致总统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中国政府发行及出售了美金公债券来收回法币，并自美国给予的援助中拨二亿美元，来偿讨此项公债券。我相信这个方案对于控制通货膨胀，没有重要的贡献。”“中国目前在美国有4亿6000万美元无需作担保而可动用的款项；同时由于我们的各项支出，每月可获得美金2000万元。中国可以用这些钱以出售黄金或美金资产来换取法币。不过我认为这些计划，在过去很少效果，只给了参与内幕的人、投机者、囤积者以额外的利润，把中国可以好好利用来作建设之用的外汇浪费了。”摩根索在1945年5月8日致宋子文的备忘录中也指出：“在美国现已产生一种印象，就是2亿美元美金储备券与美金公债，以及在中国出售的黄金，都已落入比较少数人的手中。结果个人发了大财，而对中国经济没有真正的帮助。” 孔祥熙、宋子文及其亲信的贪赃，引起社会舆论大哗。后来这项美金公债本息到期，国民常政府当局不得以外汇牌价折合法币支付。 除套购外汇购买美金储蓄券、公债大发其财外，孔祥熙还利用其独占金银收兑的特权，时而收兑，时而抛售，大搞投机，大发横财，进一步促进了通货膨胀。1939年9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间不得私存黄金，由四联总处附设的“金银收兑处”收兑黄金，禁止自由买卖，因而集中了大批黄金。国民党政府还用1942年5亿美元借款中的2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570万两。于1943年6月开始实行所谓黄金政策，表面上以收回法币、制止通货膨胀为号召，实际上是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提供大发国难财的机会。开始由中央银行委託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国国货银行出售黄金现货，1944年11月3日后，改售期货，到1945年5月28日停售止，共售出黄金114.5万两，收回法币250亿元以上。与此同时，1944年8月开始，由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託局两局同时举办黄金存款，直至1945年5月22日止，共收存黄金162.4万两以上。但国民党的黄金政策在实际上不仅未平抑物价，而且还在物价上涨中推波助澜，为大量法币出笼做掩盖。事实完全和国民党政府大喊大叫的制止通货膨胀、平抑物价相反，黄金政策的实施，通货膨胀不是得到抑制，而是更厉害了。 黄金政策对国民党和孔祥熙来说是一桩能大捞好处的“买卖”。作为卖出的黄金，一部分是以低价向人民强制收购来的，更大的部分是以5亿美元借款中的2亿美元所买的570多万两。按当时美汇官价，每市两只值法币700元，但最初出售的黄金官价即在1万元以上，以后逐月上升，到1945年3月29日，已上升到每市两3.5万元，而停售黄金期货的6月8日，更上升为每市两5万元。这出人之间的巨大差额使他们大捞好处。但这对以巧取豪夺为务的四大家族和国民党政府来说却并不满足。于是，1945年7月31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作出一纸决议：“为充实反攻军费起见，所有黄金存款一次捐献四成。”这也就是说80多万两应属于人民的黄金，又被强制没收去了。但是，“和中央银行有关系、能购到现货的人，黄金早已到手”，私囊早已填满了。 黄金高价出售的政策刺激黄金黑市价格上涨，引起黄金投机，加速法币贬值。出售黄金的官价是不断提高的，市价不仅随之上涨而且上涨得更快。例如1944年＊月16日黄金官价加搭“乡镇储蓄”二成，每市两共2.4万元，当月黄金市价高至3.6万元一月8日每两黄金官价上升至5万元，当月每两市价更涨至18.2万元。加上随着黄金政策的实施，国民党政府又宣布准许黄金自由经营。这样在国民党统治区便自发地形成了一些黄金投机市场。四大家族及其亲信不仅是黄金政策的决策者，而且是黄金市场的大投机者。1945年3月轰动社会的黄金舞弊案（194年3月黄金官价由2万元调离至3.5万元，内部有关人员探悉后，在先一日银行停业前大量甚至挪用公款买进，翌日牌价挂高，便于一夜之间获得巨利）只是暴露出来的一例。正如1946年5月11日《周报》杂志36期的文章所揭露的那样：“在黄金政策的幌子下，翻云覆雨，作浪兴风，又不知制造了多少暴富。这种暴富唯制造消息的权贵才有十足把握。”“每次变动前后，市场总是谣言蜂起，作浪光风。最后谣言十有九成成为事实，则其内幕如何，也就可想而知。”黄金价格的上涨，直接表现出法币的贬值，物价也必然上涨得更厉害。黄金政策引起的投机者对黄金的兴趣，逐渐消灭了当时黄金上涨率落后于商品的情况，“呈现金价与物价一齐上涨，因而有人认为金价是促进物价上涨的因素”。 国民党政府声称在黄金政策实施中牺牲了大量黄金，也同样是完全骗人的谎话。把国民党政府拿出的黄金扣去捐献的四成，实际还不到200万两，只约等于向美购人黄金的1／3。这些黄金绝大部分转移到四大家族及其亲信手里去了。出售的黄金现货，一般都在10两以上，最重的每块400两，在黄金存款时也规定存款5两以下到期不兑现，这就说明黄金买卖仅仅是给官僚资产阶级的发财的机会。即使是流人普通人民手中的一小部分黄金，也只属于暂寄的性质（在1948年8月，这些黄金跟着人民手里的其他黄金、白银和外币等重新回到了国民党政府之手）。因此，国民党政府这种时而对民间黄金进行收兑，时而又允许黄金自由买卖的作法，完全是为了“四大家族”积累官僚资本的需要。正像有人提出的：实行“黄金国有的目的是把民间存金集中到他们控制的国库，而恢復黄金自由买卖，则是把国库的黄金，再大部分转入他们的私库。”这就是国民党政府黄金政策的实质。 第178页 法币通货的不断膨胀，造成了社会财富及国民收入更加不合理的再分配，使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财富越来越多，劳动者的实际所得越来越少，加速了两极分化。“四大家族”等官僚资产阶级，在滥发纸币中，在黄金、外汇等投机中，因拥有政治特权和雄厚的金融势力而获得了暴利。滥发纸币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也造成了社会上闲散资金抢购土地的狂潮，“加速了土地集中”，并“经常给中农或自耕农带来厄运。”由于原料、机器的日益昂贵，正当的民族工业有的制品销售所得，尚不足以弥补其所耗用的，因而濒临破产。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和靠工资收入度日的人们，在通货膨胀中受到更加严重的剥削。“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迫性公债，它使工人和贫民和生活状况急剧恶化”。 据统计，1943年重庆各级教员的待遇仅及战前15％，公务人员仅及战前9％，士兵更只及战前5％，简直已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又怎样能进行抗战呢？另据统计：以1937年1至6月为基数，则1942年重庆各种制成品的价格指数为141，而同年的工资指数只增为＊，各种制成品的价格上涨率，几乎为工资上涨率的］3倍。广大农民在通货膨胀中也受到极大的剥夺。由于在物价上涨中，工农产品交换价格的剪刀差迅速扩大；例如按1945重庆年物价指数，农产品中的食物上涨1585倍，而工业品的纤维上涨3151倍，燃料上涨4864倍，金属上涨2774倍。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落后于一般工业品上涨的程度，所以农民的实际收入也必然下降。据计算，以1937年为准，农民实际收入1939年下降到64％，到1943年下降到58％。 孔祥熙自1933年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到1945年辞去全部职务，共执掌国民党政府财经大权12年。 在抗战爆发前，孔祥熙在财政上大力支持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他通过增加税收、发行公债和大举筹借外国货款等手段，为蒋介石的内战提供了大量经费。同时，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及宋蔼龄的关系，严密地控制着上海的商业银行和钱庄，建立了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的银行网，并为此和宋子文发生了矛盾。孔祥熙在抗战前在财政金融内的最重要的实绩是推行了币制改革，这标志着南京的国民政府在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确立了对金融机构及其重要业务的统制。这对缓和当时的金融危机、稳定经济秩序、恢復和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亦有利于英美等国在金融方面对中国的控制。 抗战爆发后，孔祥熙做为国民党政府主要财政金融上的首脑，为坚持抗战，维持战时经济，也作出了一些努力。 如“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孔祥熙亲自起草、由财政部颁发的《非常时期安定金融法》，对提存现金特别是硬通货和外汇做了规定和限制，为维持金融稳定、防止巨额资金外流作出了贡献。 在大后方经济开发方面，孔祥熙对内迁工矿业採取了扶植政策，并给予优惠贷款，使抗战前期大后方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收入，孔祥熙实施了战时税制，颁布《公库法》；并行铂由全国开徵了所谓“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遗产税。财产租赁所得税和财产邮卖所得税等，开闢新税源税种，使政府的财政收入逐渐充裕，但同时也加重了工商界和民众的负担。 孔祥熙还实行了“田赋徵实”和专卖政策”。在当时，这对保证军队和民众的消费品供应，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严重影响了后方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孔祥熙曾把自己主持财经工作以来的主要做法和实质，归结为10条所谓的经验，并在各处宣讲。客观地讲，在抗战期间，孔祥熙确实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为蒋介石政府效力，对外摆尾乞怜，对内盘剥压迫，并大肆贪受贿赂。巧取豪夺、走私贩私，可谓是劣迹重重，最后终因引起公愤被赶下了政治舞台。 第十三章 “四大家族”称首富 1.敛财手段之一：炒股 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孔祥熙出身于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自小身儒目染金钱之魔力，后虽然人教会学校读书，但烙在心底的烙印却是怎么也抹不去了。 当年，孔祥熙和宋蔼龄谈恋爱时还是一个热血青年。有一次在谈到未来的理想时，他竟也脱口而出，说他真想拥有一大笔财富。说罢怕宋蔼龄觉得他俗气，又灵机一动说，他拥有财富的目的是想把它捐献给革命事业。 据说当时宋蔼龄也把自己装扮成圣母玛丽亚，她附和孔祥熙说，我也渴望拥有巨大的财富，用它来造福于人民。 孔祥熙、宋蔼龄后来确实拥有了巨大的财富，确切地说是成了中国的首富之一。但那些财富却全都是从人民手中剥夺来的，而且他们既没有用于革命，也没有造福人民，而只是供他们花天酒地了。 孔祥熙从1933年10月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到1945年10月先后辞去全部职务，前后达11年的时间，他真正发家致富了。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孔祥熙及其孔氏家族脐身“四大家族”行列并且位列首富之尊。但他到底有多少钱，谁也说不清。1939年，一个美国记者披露说，宋蔼龄在美国的存款是重庆政府中所有要人在美国存款最多的一位。在国民党高层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熘：蒋氏父子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也就是说，若论财产，蒋宋孔“陈四大家庭”中孔祥熙列居首位。 第179页 孔祥熙所以能在短短的10年之内暴富起来，就是利用他手中掌握的行政、财经和金融大权，通过炒股、公债、操纵控制金融市场和插手商业买卖、走私及兴办实业等三条渠道获得的。 孔祥熙最早涉足金融界是在1915年，那年他35岁，正值年富力强。他在山西开办了自己经手的第一家银行--山西裕华银行，并将总行的办事处设在天津。读者也会奇怪，银行在山西，却要跑到天津办公，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其实，这正是孔祥熙的精明所在。 当时孔祥熙正做煤油生意，他和美李石油公司谈妥，要他全权代理在山西推售煤油。当时广大农村包括城镇都没有电，要靠煤油照明。孔祥熙看准了是一桩能赚钱的好买卖。但美方提出，你代理经销可以，但必须要有一家银行做担保。孔祥熙初出茅庐，在金融界举目无亲，于是和宋蔼龄一商量求人不如求已，便自己办了一个银行。名义上有註册资金200万元，银行设在天津，自己为自己做保。在与美方的谈判中，美方也曾对这家新银行的来歷表示过怀疑，但孔祥熙却编得滴水不漏，说这就是由原来的老字号“志诚信票号”改组而来，本部就在山西太谷。其实，此时的志诚信早已关门了。美方也不会跋涉千里去山西考证，孔祥熙就这样矇混过关了，并因此为自己赚了一大笔。 当年，孔祥熙急于下海，急于赚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宋蔼龄。 宋蔼龄原来做孙中山的秘书，由仰慕孙中山的英名渐渐产生爱慕之情，无奈一厢情愿，几次向孙中山“表白”都没有结果，便自知之明地退却了。但这时她已是23岁的大姑娘，于是其父宋查理就为她和孔祥熙从中撮合。 当孔祥熙第一次出现在宋家时，宋查理是这样为宋蔼龄介绍的：“这位是孔子第七十五代孙，山西首富孔祥熙先生。” 其实，孔祥熙心里非常明白，他所谓孔子七十五代孙就可能是讹传，山西首富更是子虚乌有。但为了得到宋蔼龄的青睐，他便默认了。 从此，他经常出入于宋家，和宋蔼龄频频约会，并努力装出首富人家的样子，一掷千金。当然，那时的孔祥熙也并非是穷光蛋，但和宋家相比，他总觉得囊中羞涩。于是当时在发愤要在官场上闯荡一番、成就一番事业的同时；他从来也没忘了生意。能赚一把是一把，起码先填补一下因恋爱结婚之急需而造成的赤字。 孔祥熙和宋蔼龄的婚礼是简陋的。虽然同为留过洋的宋蔼龄并不太拘泥于形式，但作为丈夫，作为男子汉的孔祥熙，内心却隐隐地感到不安。此外当时他已深深感到，即使要想到政治上发展，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也是不行的。因此，孔祥熙下决心经营好自己在山西的根据地，为自己将来走上政坛打好基础。 当时孔祥熙虽然这样设想，但在此后的10余年内，他在经济上并无太大建树。裕华银行和他后来办的一些实体虽能运转下去，但也没发大财。特别是和当时上海的大亨们相比，他更是自愧不如，这也许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按现代时髦的词是成了他的一个情结。所以，在孔祥熙掌权之后，他对财富的贪婪，他对金钱的攫取之疯狂，他对其他金融界大亨打击之无情、残酷，都到了无以復加的地步。孔祥熙是在向他昔日商业的对手和朋友证明，谁是中国金融界真正的主人。他对宋蔼龄大搞投机活动的宽容甚至怂恿，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的补偿。既然宋蔼龄“屈尊”嫁给了他这样一个部长--孔祥熙没能给予她像宋庆龄、宋美龄那样的地位和荣耀，便只有用让她拥有更多的金钱来补偿了。 孔祥熙掌握国民党的财经大权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山西裕华银行”。1937年，他亲自布置将该银行由上海、山西等地迁人重庆，然后对设银行处处予以照顾扶持，使其在重庆金融界的地位迅速上升。孔祥熙还在中央银行破例为裕华银行开了透支帐户，裕华银行如遇资金周转困难可随时到中央银行透支。 在业务上，裕华银行成了孔祥熙在金融界安插的一匹黑马，成了他捞取不义之财的炮弹。如在1941年抛售黄金的投机风潮中，裕华银行直接受控于孔祥熙的指挥之下，孔祥熙说买它就买，孔祥熙说抛它就抛。后来内行人看出了门道，知道了裕华的后台，便纷纷效仿。只要裕华买，大家都跟着买，致使当时金价陡涨；裕华抛，大家也跟着抛，于是金价狂跌。到抗战后期，裕华银行的资本已达1亿元，其部门负责人全是孔的亲信和死党。孔则亲自出任董事长，也不管别人怎么看了。 孔祥熙在金融界翻云覆雨的同时，宋蔼龄不甘寂寞，甚至比孔祥熙更胜一筹。早在1936年，为了实现自己的发财梦，宋蔼龄就在孔祥熙、宋子文的庇护下，指挥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和国货银行董事长宋子良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三泰公司，并由她做后台老板娘。 当时孔祥熙为弥补财政经费不足，正巧放了很多国债。宋蔼龄就操纵三泰公司大做国债的投机生意。当时日军已占领东北全境，正向华北逼进，形势日益紧张，中日即将全面开战的谣传遍布上海滩。宋蔼龄觉得这是一次机会，便四处散布，说政府准备发行一种新的公债，来取代旧有公债，并对旧公债停付利息。 这时的人们本来就害怕一旦中日开战手中的公债变成废纸一张，听到这个消息后便纷纷抛出，几天之间公债就低于面值，最低时仅值面值的一半。 第180页 当徐堪、陈行等把消息告诉了正在打麻将的宋蔼龄后，宋蔼龄立即发布“命令”说，明天立即吃进。 宋蔼龄通常和牌友打麻将，手气总是不错的。但那段时间却牌运特别臭。所以那一天她气恼地对孔祥熙说：“今天糟透了，输3000多块。” 孔实熙听了却不动声色，依旧不紧不慢地说：“你没听人说吗，赌场失意，情场得意。” 宋蔼龄没恼却笑了：“我到真想得意一回，就怕把你鼻了气歪了。” 孔祥熙也笑了：“3000块就成这个样子了，我看你真成不了大气。” “3000块？”宋蔼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看吧，我要赚回它300万。” “我看没问题。” “你都知道了？”宋蔼龄惊异地看着孔祥熙。 “过几天等着瞧吧，”孔祥熙心有成竹地说。 果然，在三泰公司把大批公债廉价吃进后，南京政府的财政部正式出面闢谣。一时间，报纸、广播都在重要版面和黄金时间宣传财政部的公告，说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有足够的金银储备，决不会发生贬值一说，而且为了取信于民，财政部将决定为到期公债的利息上调1.5个百分点，请民众坚信对公债的信心云云。 官方出面辟摇后，宋蔼龄又操纵她手下的干将四处放风，结果公债市场出现反弹，价位直线上升。 宋蔼龄看时候到了，又指示三泰公司派人将手中的公债抛出。也就几天时间。三泰公司靠这一涨一落、一进一出稳稳地赚了3000多万。而这3000万，大多数都落人宋蔼龄的腰包。 然而正如民谚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在三泰公司将公债全部抛出后，公债价格又开始回落。开始低价抛出的不用说是吃了亏，后来高价买进的也吃了大亏。有的人因承受不了心理打击竟跳楼自杀。这时人们才发现，全是三泰公司从中捣鬼。于是当时上海编出了顺口熘讽刺说：三泰公司是三不公司，徐堪不堪。子良不良、陈行不行。但是，由于当时三泰公司的高层人士守口如瓶，人们并不知道宋蔼龄、孔祥熙是他们的后台。 公债风波过后，宋蔼龄还和从前一样，每天晚上不是找牌友打麻将就是泡歌舞厅。 孔祥熙呢，还是每天上午10点坐他的专车去财政部上班，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倒是徐堪、陈行他们事后悟出了什么。 妈的，老闆娘真够黑的，赚了3000万才给咱们这么一点。事后陈行发牢骚说。 但他们明白，如果他们不照宋蔼龄说的去做，恐怕这一点点也都得不到。 人家吃肉，咱们只能啃骨头，徐堪最后总结到。 孔祥熙利用手中权利巧取豪夺，但本人一般并不出面。而是利用他直接开办的或由亲信开办的公司，他在幕后策划。抗战前，他曾办过几家公司，如裕华银行、祥记公司等。抗战爆发后，孔祥熙所直接控制的公司，包括宋蔼龄、孔家少爷小姐和亲信死党办的公司多达几十家，其中有些公司在当时赫赫有名，经营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如庆记纱号专做棉纱生意，强运搞运输与贸易，大元搞五金交电，恆义和升和专营洋货，广茂则经营参茸药材等等。 这些公司和商行做生意当然能赚钱，但毕竟要付出许多，而且有时还要担一定风险。有时搞点投机、走私，一旦被识破还会给自己找来麻烦。由于抗战后孔祥熙集金融、财经大权为一身，当时他就想出了一个更恶劣的点子，拿国家政府的信誉当赌注，利用美国钞票公司和英国德纳罗钞票公司，在无准备金的情况下超限额地印刷钞票，一方面供给蒋介石的政府使用，一方面从中大赚其钱大发其财。 孔祥熙派自己的亲信凌实担任中央信託局印刷处的经理，专门负责印刷钞票和运送钞票一事。这些钞票对别人当然按严格法律程序交接有序，但对孔祥熙则像是自己家里的锅碗瓢勺，孔祥熙利用多印钞票不知贪污了多少，而把多印钞票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恶果转嫁到人民头上。 另外，当年在国民党政府中，特别是高层领导和核心人物中，公用和私用的界线很难分清。如蒋介石，他不爱财、不管钱、不用钱，那是因为他有权、有钱；当时整个中国都是他的，他要用多少钱都是一句话的事。正因为如此，孔祥熙才上行下效，肆无忌惮地从中央银行拨钱供个人消费使用。如1936年，他以财政部长身份，令财政部拨给“行政院孔院长秘密费国币20万元”。次年，又一次以财政部长的名义给自己拨出20万元，还美其名日公务需要。而当时，孔祥熙的月薪按规定只有400元。 孔祥熙还把国民党中央银行看成是他家里的帐房。中央银行的财产成了他家里的储蓄。孔家几乎所有的开支，都可以到中央银行报销。大到孔祥熙、宋蔼龄、孔令仪、孔令侃等人的专车，小到从英国进口的香皂等等。最令人惊奇的是，一向称赞自己善于当家理财的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居然不建立最起码的预决算制度。 在国民党政府里，有些和孔祥熙不对付的，曾写信给蒋介石揭发孔祥熙在中央银行的所有做为。但蒋介石在开始时并不以为然，他自己就最讨厌什么预算决算。在他看来，经济要服从于政治。 第181页 孔祥熙得知有人在蒋那里告他的黑状后，便生气了。他立即指使亲信调查，看哪些人在背后搞他的鬼。在一次行政院的公务会议上，一向态度温和的孔祥熙竟一改平时的谦和，拍着桌子对着众人发怒说：“听说有人想查中央银行的帐，我看他们是发疯了 当年孔祥熙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的最大一桩“买卖”，就是1942年那次侵吞美金公债了。这次侵吞公债是孔祥熙、宋蔼龄赚得最多的一笔“生意”。但他们也因此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可以说，这是他们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作出了最后的挣扎，继珍珠港事件和美国宣战以后，他们为了孤立澳大利亚，扼制美英对日的反攻，占领南太平洋的战略资源；又相继发动了珊瑚海战役和占领纽几内亚等战役。在东南亚，则发动了滇缅战役，切断了大后方与缅甸和越南的通道。在中国的沦陷区，日军就开始了残酷的扫荡，实行了野蛮的“三光”政策，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时候。 美国为了在太平洋战争中占据主动，为了让中国军队在陆地上拖住日军以减轻美军的压力，于1942年由国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决定向国民党政府贷款5亿美元，以支持中国抗战。 这对蒋介石、孔祥熙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孔祥熙在和蒋介石等研究后决定，这5亿美元中3亿用于向美国购买黄金，以做为战略储备，1亿购买军火，1亿作为发行美元公债的准备金。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是相当紧张，人不敷出。孔祥熙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藉助这次美国的援助再玩弄一次寅吃卯粮的把戏。 这次公债的名称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共发行1亿美元。当时国民党官方公布法币对美元的比值为1元、3元、5元、10元四种，待抗战胜利时向储户兑还美金。 孔祥熙为了使这次公债能发行成功，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向社会各界反覆兜售。说什么“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民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等等。 另外在形式上，发行公债是由蒋介石以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主席名义函电各省分会主任委员（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员，按照规定的指标，向各阶层人士摊派认购，并照比例上缴国库。可实际上，却是由财政部交中央银行国库再分发各地银行经售。 由于当时战争的破坏和国民党政府的盘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多已无力购买公债。一些有钱的权贵富商虽然拥有大量游资，又多用来抢购物资，囤积居奇。因为以前国民党政府发的公债太多了，很多都不能兑现，很多人对公债失去了信心，甚至认为这是政府玩弄的又一次花招。 美金公债发行开始了，购买者寥寥无几。蒋介石得知后大怒，亲自打电话给各省主席，让他们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在蒋介石、孔祥熙的压力下，公债购买有了缓慢的进展。从1942年冬季开始形式销售，到1943年10月，10个月的时间共售出美金公债约一半，即5000万美金。 而且很多买公债的人是迫于压力，他们并不相信到时候就能兑现美金。即使兑现美金又无处可用，到哪去花？所以很多人在买了公债后旋即又把公债抛出。因此，公债发行初期，在黑市上公债多低于面值出售，最低时仅10几元法币。 但时隔不久，公债市场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孔祥熙滥发纸币，致使大后方通货膨胀呈直线上升。1942年至1943年不到两年时间，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0％。法币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不值钱，于是有人又想起了美元公债。于是美元公债的价格又开始攀升，由10几元上涨到30几元，而且仍在看涨。 孔祥熙原来正为这公债发行一事发愁，看这公债价格上扬，心里暗自欢喜。他叫人把风透出去，说美元公债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是以美国贷款为担保的。而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购买公债绝对有利可图云云。于是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美金公债开始受到青睐，并逐渐成为抢手货。面值也迅速上升到100元，比发行时高出5倍。 当宋蔼龄知道这种情况后，觉得这是个大捞一把的好机会。便找到孔祥熙问，“现在还有多少公债没卖出去？” 孔祥熙前几天为卖不动公债发愁，这几天又被公债突然火爆弄得晕头转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还剩了大约一半吧。” 宋蔼龄说，“剩下的别卖了，我全包了。” 孔祥熙一下明白了，他怕这样一来要惹麻烦。这笔贷款的分配是蒋介石亲自定的盘子。发行美金公债也是又登报又宣传，要是突然停止销售，一旦内幕披露出去，上上下下他都没法交待。 还是宋蔼龄鬼点子多，当时她说“你这呆子，不会想点办法？还说你会当家理财，我看你还不如我呢。你把剩余的公债扣下，对老蒋就说分给政府的各级官员和将军们，他们日夜为国为民操心受累，没时间到市面上买公债，我们派人送去，他们怕谢还来不及呢？其实呢，你送给他们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明白了吧？” 孔祥熙摸摸额头，又摘下眼镜用手帕揩了揩，心里还是不住地打鼓。但这笔公债的利润实在太大了，没有一个人会不被它诱惑，最后他一横心，将来万一走漏风声，再想别的办法就是了。 第182页 和宋蔼龄商量好以后，他立即打电话给国库局长吕威和业务局长郭景琨，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 此时已是深夜，夜深人静，月白星稀，孔祥熙放下电话，总有一种不祥之感，因此毫无睡意…… 第二天，重庆各大报却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称：由于民众抗战热情高涨，购买爱国公债空前踊跃，全部美金公债可望周内告罄。又过了一天，刚好是星期五，由于报纸登出消息，黑市公债价格翻番，各代销点更是人山人海，有的人半夜便起来排队。结果人越挤，卖得越慢。到下午5点各代销点同时挂出牌子：公债全部售完。 其实这时，孔祥熙手里还有整整一半--5000万美元的公债。 1943年10月15日，孔祥熙指令财政部正式下文，通知国库局“将美券停售，所有尚未出售的5000万美元，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 国库局长吕威在孔祥熙、宋蔼龄授意下，要各省把剩余的美金公债速押解向中央银行，并转存国库局。然后，吕威还冠冕皇堂地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关于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美元公债发行遇到一些困难，为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拟决定将剩余公债全部按官价购进，这符合政府吸引游资之宗旨，并能用以平抑物价，调剂人民生活。 报告送到孔祥熙办公室后孔祥熙不知哪根神经动了。他没签自己的名字，只是批了一个“可”字，并叫手下在“可”字下盖上了“中央银行总裁”的章。 吕拿着孔的批示，就等于有了尚方宝剑，立刻明目张胆地干起了贪赃枉法的勾当。他首先购进了第一批美元公债350万美元，照官价折合7000万法币，全部送给了孔祥熙。 几天后，孔祥熙、宋蔼龄又伙同吕威购进了第二批800万美元的公债，按官价折合法币1.6亿元。 就这样，5000美元的公债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分别按官价被吃进了。 吕威、郭景琨按孔祥熙和宋蔼龄的旨意，把侵吞公债的一部分按身份等级，分送给了一些权贵和金融以及财政系统的要员，其余的则全部进入了宋蔼龄所办公司的帐户。 孔祥熙在这次公债活动中赚了多少钱呢？孔祥熙是在1944年1月批了吕威的那份报告，当时美金公债在市场的最低价已涨到250元法币（高出面值12.5倍），最高价为273元（高出面值13.6倍），面孔祥熙全是以20元的官价吃进的，仅以孔祥熙第一。二次购买的1150万美元公债计算，一倒手就可非法获利26亿元法币。相当于四川省一省全年的储蓄总额。若是以5000万美元公债计算，他们又该贪污了多少呢！ 后来美元公债的利润披露出去以后，有人估计，在这次丑闻中孔祥熙、宋蔼龄至少赚了30个亿。； 的确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美元公债一事还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派戴笠秘密调查了此事，证明属实后，把鼻子都气歪了。蒋介石觉得这件事孔祥熙太不像话了，做得太过分了。但他还不能公开流露。因为蒋介石知道他对某个重要官员流露出的任何一点不满，都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此时他对孔祥熙的厌烦已是肯定的了。这也为不久蒋介石罢黜孔祥熙提供了根据。 事后也有人说孔祥熙是聪明人办了个蠢事，已经有了那么大的权力，那么多的财产，几辈子都吃不完，何必因小失大呢？ 话虽这么说，但这就如同在赌场上一样，赢了还想赢，永远也没有止境。那些官迷，当上了小官还想当更大的官，当上省长还想到中央；对他们来说，不进则退，停止不前就等于将被淘汰。孔祥熙也是一样，他爱钱如同爱命，其至超过了爱他的生命。他有了还想有，赚了还想赚，绝对不会有什么止境。当然，他确实急了一点，那就是这个江山姓蒋，蒋介石让不让他赚这个钱还是要命的关键。 此次孔祥熙侵吞美元公债，是抗战以来他一次赚取的最大的一笔财富。不过，也是他为相10年赚取的最后一笔财富。 2.敛财手段之二：走私 孔祥熙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暴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走私。这说起来有点叫人难以置信，他身兼国家要职，执掌国家财经大权，参与制订修改法规法令，对部属、对下级天天讲廉洁。要缉拿走私犯，而他自己恰恰就是一个最大的走私犯。 当然，孔祥熙不是3岁的小孩，不会傻到自己亲自去干，然后给人抓住把柄，招来无端的是非。他可以叫他手下的人去干，叫他的亲属去干，赚了钱大头是他的，出了事找个替罪羊一推了之。他孔祥熙还是个“廉洁公正”的好部长嘛。 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当时与外界相连的还剩下两大出口，一是香港的海上通道，二是西南和缅甸、越南相通的陆路通道。国民党政府的进出口物资主要靠这两条通道。 因为战争爆发，加之国内和大后方有的工业产品不能制造和生产、或虽能制造生产但数量很少，远不能满足需要，这就使一些工业品和轻工产品的价格和海外市场的价格拉得很大，也为从境外向境内走私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在国民党上层，稍微明白一点的都看出了运输部门是个肥缺，因此都绞尽了脑汁向里面渗透。当时国民党内除蒋介石稳坐第一把交椅外，军统的戴笠和中统的陈氏兄弟是两大势力。在政界和经济界，孔祥熙和宋子文则分庭抗礼。这几大势力都看中了香港和西南这两个黄金通道，纷纷向其中插手。 第183页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日军占领香港，国民党政府的南大门被堵塞。因此，对外联繫的重点自然地转到了西南。 当时负责西南陆路运输的是国民党政府设立的西南物资运输处，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下设业务处、秘书处、警卫处等十几个部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警卫处。别看牌不大，权力可不小，它是军统直接控制的特派机构，直接监督西南运输公司的全面工作。当时西南对外联繫主要是从越南的海防到桂林的海桂铁路，从缅甸仰光到云南昆明的滇缅公路以及后来修筑的从印度到云南保山的申印公路。 这些战略要道，一方面的抗战运送着大批物资，一面也为国民党豪门人物夹带走私货。而那主管运输大权的大小官员们，则靠着这两条公路一条铁路大发横财。 孔祥熙是何等人物。别看他表面上文质彬彬，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其实他最见不得的就是看别人在赚钱，最听不得别人在发财。眼看着宋子文、戴笠在西南运输处大把大把的捞钞票，而他只能像一个不能上场的后补队员那样坐冷板凳，那滋味真比用刀子挖他的心都难受。 还有就是宋蔼龄和她的那几位少爷小姐，那种从娘胎里带来的、与生俱来的贪婪，比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重庆搞运输公司？”在一段时间里，孔令侃几乎每天吃晚饭时都要这样问紧锁眉头的孔祥熙。 孔祥熙何尝不想插手运输走私。但他明白，在中国要想干任何一件事都必须讲名份，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通。西南运输处在宋子文和戴笠的控制下，你怎么能插得进去。因此尽管宋蔼龄、孔令侃成天吵吵，孔祥熙一直不动声色。 1939年，孔祥熙吞併华西公司初步得手，他主持拼凑了一个中国兴业公司，下属的企业有十几家而且都是重工业。孔祥熙的想法是把中兴办成全国的钢铁生产基地。当时，中兴公司的成立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他肯定了孔祥熙的做法，认为国家应该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钢铁工业掌握在手里。孔祥熙也由此找到了一个插手公路运输的时机和理由。 他以中兴公司和他所属的金融财政系统的实业需要物资交流为由，在他所直接掌握的中央信託局下面新成立了一个运输处。在上报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这个运输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兵工储料”及“中央银行运钞和装运国家急需之特种物资”。于是，孔祥熙借着这个运输处，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干起他想往已久的走私勾当了。 为了使走私万无一失，孔祥熙任他的少爷孔令侃为中央信託局负责人，直接掌管运输处的工作。孔令侃则向他老爹推荐他的心腹，原中央银行事务科主任林世良为运输处处长。这个林世良原本是个熘须拍马之徒，并无真才实学，只是在吃喝嫖赌上与孔令侃臭味相投，又心甘情愿当孔令侃的奴才，才被孔令侃相中。孔祥熙对中央银行这一层的干部都不了解，他只是叮嘱孔令侃，运输处长职位虽不高，但权力很大且油水也不小；非精明能干又忠心耿耿之人不能胜任，孔令侃则拍着胸脯向他老爹保证没问题，于是林世良走马上任。 再说林世良，原本是个无职无权的芝麻绿豆官，因行为不轨和行里其他同事关系也不好。这次突然荣升运输处长，感动得他泪流满面。当即他称孔令侃是他的恩人，并表示为孔家出生入死，在所不辞。 结果林世良真的竟为孔家而死了，这是后话。 中央信託局运输处成立以后，由于背靠着孔祥熙这棵大树，便有恃无恐地大肆走私。他们打着为中央银行运钞票和其他一些理由闯关过卡，运送的都是当时重庆四川最紧俏的物资，大到冰箱沙发，小到菸酒发卡，甚至连孔家养的猫狗的吃食等等都来走私。 各路哨卡虽然也多如牛毛，但那也多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能在滇缅公路走私的人都有头有脸，什么证件都能搞得到，就是检查出了问题，扣了他们的车扣子他们的货，不到两天一个电话，你还得放车放人。1939年到1942年缅甸被日军攻占3年多时间里，孔家在这条公路上不知捞到了多少好处，林世良也因此成为红极一时的大腕。 1941年初，日军为了配合太平洋战争和美军作战，决定发动攻缅战役，目的就是切断国民党政府和国外联繫的惟一陆路通道--滇缅公路，从而使蒋介石投降。这时，蒋介石也风言风语听到不少关于滇缅公路走私的消息。特别是戴笠，别看他本身就干走私的买卖，但为了向主子表忠心，他还是供出了不少他的走私同伙。 “依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当时蒋介石问戴笠。 “我恐怕力不胜任，只好能派出一钦差大臣，既和各派利益无关，又有委员长的尚方宝剑，才能出于公正剷除弊端。” 蒋介石觉得戴笠说得有理，滇缅公路的状况不扭转，会直接影响到大后方的物资供应。就像这条血脉里出现了严重的血栓，如不及时清除，这条大动脉就有瘫痪的危险。最后，蒋介石决定派他的表弟俞飞鹏出马，并委任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副主任”的头衔，常驻仰光。 这个俞飞鹏以前是个小学教员，后藉助蒋介石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当个小官，论德论才论貌都极一般。但有一条，对蒋介石绝对忠心耿耿。蒋介石明白，选用监察、执法一类的官员，忠诚和铁面无私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能力。 第184页 果然，俞飞鹏一到仰光，便开始“整顿”滇缅公路的运输秩序。他发布命令说，从他上任之日起，不论公车私车，都必须承运西南运输公司的军用物资。没有他的手令，一切车辆不能在路上通行。 走私是被暂时遏制了，但正常的运输也陷于瘫痪，因为滇缅公路每天要通行数百辆汽车，几十个车队，要-一检查后签发通行证当然要造成交通堵塞。而俞飞鹏为了表示自己执法如山，为了要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事必躬亲，甚至每辆军车的车篷他都要撩起来查看。一时间，仰光到处挤满了运输的车辆，仓库里堆满了急需运输的物资。 1942年春，日军没有在史迪威设想的地段展开正面进攻，而是从泰国迂迴，向史迪威的背后扑来。这大大出乎赴缅远征军的预料。正面构筑的工事屁用没有了，后路又被日军切断。如不撤退，恐怕只有全军覆没了。 史迪威一撤，俞飞鹏也得跟着撤，可满大街堆放着的物资怎么办，总不能交给日本人吧。于是，俞飞鹏就对军统局负责人潘其武说：你去派人把东西烧掉，不能留给日本人。 潘其武也不傻，当即就说：“那些都是供给大后方的军用物资，你叫我去烧，军统的条例里没有撤退时放火这一条。” 俞飞鹏火了，“这里我说了算！你去还是不去？” 潘其武说：“我去放火可以，但你必须写条子，不然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潘其武知道，在长沙撤退时，一位军官就是因为撤退时放火而被枪毙的。 俞飞鹏自知难办，如烧了这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事物资，罪责难逃。但若不烧，留给日本人，则更无法向国人交待。最后一咬牙，写了条子给潘其武。 潘其武拿到俞飞鹏的手今，又派人坐专机将手令带到重庆报告给戴笠。戴笠默许后，才开始放火。即使这样，焚烧大批军用物资一事还是由新闻媒体爆了光，重庆方面为之譁然，纷纷要求追究当事者和领导者的责任。 为了转移目标，欺骗人民，必须要找一个替罪羊，否则戴笠没法交待。因为火是他手下的人放的，俞飞鹏也没法交待，他到任3个月，大批物资不但没运到内地，反而要落人日军之手，他又是蒋介石的亲戚，等于又给蒋介石抹了黑。 当即戴笠打电话到昆明，找到他的心腹，滇缅公路警务处处长李崇诗，要他立即想办法补救。李崇诗对戴笠心领神会，接到电话后即到昆明西站，将一队装满货物的卡车扣留。一检查，全是没有上税的走私货，价值数千万法币，货主就是中央信託局运输处处长林世良。 李崇诗打电话给戴笠：“是中央信託局的货，扣不扣？” 戴笠早就对林世良不满。林世良狐假虎威，借着孔家的势力为非作歹，每次私卖黑货，都不把军统放在眼里，有几次还抢了军统的生意。戴笠平常已注意搜集了一批林世良的材料，这次正是个报復的好机会，于是用电话命令立即逮捕林世良。 那天，林世良正在昆明的太和酒店搂着他的情人唱小曲呢，突然从门外走进几个全副武装的宪兵。 林世良还想摆摆他的臭架子，叫那些面若冰霜的大兵出去。谁知来者不动声色地从兜中掏出了逮捕证。到这时，林世良仍没把逮捕证放在眼里，对前来逮捕的几个宪兵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一个小头目说：“当然知道，不过戴局长有令，抓得就是你，兄弟也是奉命行事。 “走就走，不出两天，你们也得把我放出来。”林世良听到戴笠的名字，心里不由有点虚。但一想到孔家的势力，又把腰板直了起来。 再说俞飞鹏听说抓住了林世良的消息后高兴得不得了。他立刻跑到蒋介石那里，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他在仰光的失误全推到林世良身上，说他仗势欺人，假公济私，借孔家的势力故意和他做对，才使他的政令不通。 蒋介石听完了俞飞鹏哭诉，当时并不动声色，只是说了句“你去吧，我心里有数”，就把俞飞鹏打发走了。 但当时蒋介石不露声色，并不说明他不在意。实际的情形是，俞飞鹏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就在去年重庆市长贺耀祖根据他的命令，追查囤积居奇者的时候，也是在孔家碰了钉子。 那是日军攻占香港以后由于对外的海上通道被切断，商人们立刻预感到这是一次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于是纷纷囤积居奇。一时间重庆市商品奇缺，物价飞涨，并且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陈布雷将情况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觉得有必要採取措施，重新树立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于是他想了两个办法，一是让新闻媒体大量宣传报导中国赴缅远征军英勇作战并取得节节胜利的消息，并暗示来自西南方面的供应将会大大增加；二是由政府发布，规定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几十种商品。凡经营这些商品的公司和商店都不得囤积居奇，而要按规定的价格出售，如发现违犯规定者，严惩不贷。 另外，为了杀鸡吓猴，蒋介石也准备抓几个典型。这时，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大户在暗中做梗，如果不动点真格的，这整顿的政令恐怕要落空了。 “谁？”蒋介石噼头问道。 “这个……”戴笠张了张嘴，马上还是没说出来。 第185页 没说出来蒋介石也明白了。他问戴笠：“情况搞清楚了吗？” 戴笠马上说：“一清二楚，只要总司令下决心，我保证他人赃俱在。” 当即蒋介石要通了贺耀祖的电话。半小时后，贺耀祖来到蒋的办公室。 蒋介石和戴笠、贺耀祖商量后，决定由重庆市政府出面去执行这项任务。蒋介石为此亲自写了手谕。戴笠、贺耀祖都答应守口如瓶，因为如果宋美龄知道了这次行动，就极有可能告诉宋蔼龄。 要说也怪，蒋介石那么器重孔祥熙并委以重用，孔祥熙对蒋也绝对唯命是从，并且为蒋家政府弹精竭虑，但当孔祥熙危及蒋介石的根本利益时，他却决不手软。面孔祥熙呢，自然是深知老蒋的秉性，一方面对蒋忠心耿耿，一方面为自己大捞特捞，等着有朝一日老蒋一翻脸把他撤下去时也能享尽荣华富贵。 当天从蒋介石那出来已是深夜。贺耀祖连夜召开了紧急会方。但当他说明了明天“攻击”的目标时，他的部下都像泥鳅似地一个个地滑掉了。这时他想起吴浩宇。 吴浩宇是市政府的秘书，30当头年纪，平时温文尔雅但却足智多谋，而且对贺耀祖也绝对忠诚。 吴浩宇被找来后，贺向他摊了牌。不料吴浩宇听了之后不但没有惧怕之色，反而拍着胸脯说：“市长让我去，是看得起我吴浩宇。有委员长的手谕，有市长您的支持，我豁出去了。” 第二天上午，吴浩宇按照戴笠提供的地址，直捣孔家设在西郊的仓库。那个仓库是宋蔼龄名下的一个公司办的，经理姓周。 周经理认识吴浩宇，但一见那卡车连跳下来的全是头戴大盖帽，揣着盒子枪的大兵，就感到来者不善。 “吴兄，哪陈风把您给吹来了？” “我今天执行公务，不能和你称兄道弟。”吴浩宇一本正经。 周经理把吴浩字引进接待室，吴浩字便掏出了蒋介石的手谕。 “老弟，不是和你过不去。看见了吧，我也是没办法的。” “是啊，是啊……”那周经理一面应酬，心里一边打鼓，看来外面的车队是来截货的。这批货要是让他们运走了，宋蔼龄不得扒了我的皮。 “怎么样，看看货吧？！”吴浩宇一脸大功告成的样子。 “不急不急，”周经理想起了他们在一次宴会时的情景，吴浩宇特别爱喝酒。 “有委员长的手谕在，我哪敢抗命。只是你们大老远的来，又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吃完了饭再装货也不迟吧？” 吴浩宇一想也是，他姓周的还能耍什么把戏？吃饱喝足，下午装车走人。贺市长还说这件事如何难办，纯粹是神经过敏。 当下那吴浩宇被周经理请进了一个单间，里面七大碟八大碗摆了整整一桌子。 “你这是何必呢，都是自己兄弟。” “哪里哪里，你老兄为执行公务远道而来，薄酒素菜，不成敬意。”周经理一脸堆笑。 “怕不是‘鸿门宴’吧？”吴浩宇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有总裁的手谕在此，我哪里敢啊！” 周经理一挥手，服务员上来了两瓶茅台，吴浩宇的小眼睛里变得闪闪发亮。在当时的重庆，别说喝茅台，大街上你见都见不到啊！不过吴浩宇还是有点不放心，又问一句：“弟兄们都怎么安排？” “一样，到食堂就餐，酒肉伺候。” “兄弟公务在身，应先清仓点库，再喝这茅台不迟。”吴浩宇说罢起身要走。 周经理不慌不忙地说：“吴兄，你还怕我跑了不成？现在我这人的小命都握在你手里，我上有老下有小，今后可全靠你照应了…… ”说罢，那周经理竟还眼圈红了起来。 吴浩宇这人吃软不吃硬，见周经理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顺水推舟地坐了下来。 “周经理，别难过。咱们都是为别人当差……来，咱俩先喝上一杯！” 吴浩宇本来贪酒，加上又是很久没喝茅台，不觉得上头。连喝了十几杯，只觉得嗓子有点发热，连声说：“好酒好酒。”又不知喝了多少，头脑昏沉沉地就记不得事了。 周经理见吴浩宇醉了，立即派人将他送回家，接着一个电话打到宋蔼龄那里。 宋蔼龄接到消息十分吃惊，按说这样的事以前也有过，但孔祥熙事前都知道。因为事前採取了对策，“严打”、“检查”什么他们都能安然无恙。这次居然滴水不漏，显然是冲着孔家来的。 “我已经把他灌醉了。”周经理不无得意地说。 “我马上派人去把货转走。”宋蔼龄放下电话，找到孔令侃，调集了十几辆卡车直奔仓库。 吴浩宇带去的那帮宪兵和特务见头头进了餐厅就再没冒头，不知出了什么事，吃完饭后就仨一群俩一伙地聊天。不一会儿，见公路上尘土飞扬，十几辆卡车开进了院内。 为首的一个穿皮夹克的“小伙”从车上下来，忽啦啦跟出了上百人，全都荷枪实弹。 那“小伙”便是孔令侃。只听他大吼一声，“下他们的枪”，这十来个宪兵特务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缴了械，赶到一间屋子里去了。 第186页 孔令侃和那周经理连夜组织装车，并把货物运走。等吴浩宇酒醒了赶回仓库时，已是货去库空。 事后，贺耀祖臭骂了吴浩宇一顿，并把他调出市政府。蒋介石闻听哭笑不得，又批评了贺耀祖用人不当。但孔祥熙、宋蔼龄囤积居奇的印象蒋介石是刻在脑子里了。而这次在滇缅公路，又是孔家的势力在作对，看来得打打这个孔祥熙了。 这时，戴笠把逮捕林世良的报告递给了蒋介石。蒋介石马上在报告上批：严加查办。 林世良被关进了监狱，戴笠组织人连夜审讯，逼问他任职期间一共走私多少回？都是什么货？谁是后台等等。 林世良承认自己走私，但想到孔家对自己的恩德，便把全部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绝不牵连他人。 再说孔祥熙得知林世良被捕的消息后，气得大骂孔令侃：“找了这么个好人，结果惹了一身骚！”孔令侃也不服气，说林世良赚的钱还不都进了孔家，你当初也没不高兴啊。见父子僵持，宋蔼龄便从中调解道：“吵有什么用！现在的问题是怎能救出林世良。他要招了供，咱们都跟着倒霉。” 孔令侃查了一下，林世良的那批走私总价值为3000万元。按照规定，这样巨额的走私要被判处死刑的。但有钱能使鬼推磨，孔令侃在宋蔼龄的授意下立即开始四处活动。 他们首先买通了军法总监何成浚。何成浚收了孔家的银子，自然要为孔家说话。他反覆看了案卷，认为走私案里有漏洞，可以把走私的恶名向下面推，是林世良的部属走私。林世良只是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这样顶多只判10年徒刑了事。 半年多过去了，由于孔家的干涉，林世良的案子拖延了下来。除了中统和军统，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在为林世良说情，林世良在监狱里住上了一个套间，里面设备虽不说豪华，也极其舒适，高级饭店的伙食应有尽有。林世良的情人来看他，还被留下过夜。连监狱里的看守都觉得惊讶，这哪里是坐牢啊，分明是太上皇。连监狱长见了林世良都客客气气。 当时那林世良心里也美滋滋的，心想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被放出来。到时候我林世良还是一条好汉。 这时，由于滇缅公路交通被日军切断，重庆市的物价再次飞涨。林世良的那批走私货按时价已由原来的3000万涨到6000万元。负责缉私的中统为了奖励打击走私，又出台了一个新规定，即几查获走私证据确凿的，可提取走私物品价格的10％做为奖金。这样林世良6000万元走私案要是真能结案，办案人员就可得到600万元的奖金，这对那些在中统办案的特务来说不亚于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他们当时的月薪只有800元。 本来油于孔祥熙、宋蔼龄从中阻挠，林世良的案子已骑虎难下。国民党上层官员都明白，连蒋介石都感到难办。不办，国法难容。杀了吧，宋蔼龄那边又不好交待。但办案人员由于有了co00万奖金的动力，又象加足了油的汽车，开始疯跑起来。他们纷纷给上面写报告和检举信，提供关于林世良贪污、走私、贩毒和嫖娼的更多的证据，而且还故意把这些证据透露给新闻界。一时间，林世良一案在沉寂了半年后又成为重庆报界的头条新闻。 戴笠见时机成熟了，又将林世良的罪行重新整理出了几条最突出的、最容易招致激烈批评的送到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看了戴笠送来的报告，眉头皱了皱，然后就在案卷上批了四个字：“立子枪决”。 戴笠如获至宝，他拿着有蒋介石批示的报告来到了监狱，想借这个报告从林世良嘴里榨出点东西来，做为今后倒孔的资本。 无奈林世良不上戴笠的当，他无法知道上层的矛盾，但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孔家为了考验他而设的一个圈套。只要他忠于主子，主子一定不会牺牲他这个奴才，而且以他之见当今的国民政府，除了姓蒋恐怕就姓孔了，保他出狱是迟早的事。戴笠施诈不成，愤愤地走出监狱。 不久，林世良被执行枪决。临死前，他还抱着幻想。据说，直到被枪决的前一天晚上，他还托看守给孔令侃捎话。 枪毙了林世良，自然是大快人心。给人们的印象是，政府还是公正的，廉洁的，都是下面有一帮人把经给念歪了。孔祥熙也是打掉了门牙往肚子里咽，有苦说不出。 但孔祥熙和戴笠这个仇是结下了。蒋介石却通过这件事对戴笠更加信任。蒋介石的原则是不能对一个人太重用，不让某个人拥有太大的权力。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他就要想法分出一些权力，想出办法对他进行牵制。他启用戴笠就是这个目的。 林世良被枪毙后，孔家因走私的收入并没有减少。因为滇缅公路已被日军切断，林世良也就失去了意义，孔家在其他方面的生意照样做。 但是，对戴笠的这口恶气，孔家却始终没出。孔令侃性情直率，曾公开大骂戴笠欺人太甚。宋蔼龄也给宋美龄吹过风，说戴笠这个人玩阴的，要防着他一手。孔祥熙也一直在寻找报復的机会。 没过多久，机会终于来了。 因为日军的封锁，物资短缺，物价上涨，很多物品都要计划供应。有的是有价无市，有的公开地卖高价，使走私活动越发猖撅。因此，国民党政府准备设立一个专门负责缉查走私的机构--缉私处，并直接归蒋介石的侍从室指挥。这标志着，缉私处将是一个权力极大的机构。于是，围绕着缉私处长人选问题各派展开了一场争斗。 第187页 宋蔼龄得知，戴笠正极力争取这个位置，并力图把缉私处纳人军统的范围。她急坏了，立刻打电话给正在开会的孔祥熙。 “赶快回家，有要紧的事。” 孔祥熙也不敢怠慢，知道一定是急事，当即跟秘书交待了一下就驱车赶回孔府。 宋蔼龄把戴笠想当缉私处长的事说了以后，孔祥熙果然气得咬牙切齿。 “这个坏蛋，上次就坏了我们令侃的事，现在还想来卡我们。” “得赶快想个办法。” “我会想办法的。”孔祥熙握紧了拳头说。 缉私处虽直接归侍从室，但因是政府部门的事，还要从行政院走一下手续。于是孔祥熙在行政院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根本没提戴笠的名字，而是推荐了一个姓杨的人。杨某在行政院是一个处长，是孔祥熙在上海时看中的一个青年人。 孔祥熙想，缉私处不管怎么说，在名义上还是属于行政院，不属于军统。我这个行政院长总不能一点作用都不起吧。 与此同时，宋蔼龄也积极活动，利用她的关系在国民党上层之间散布戴笠的摇言，说他走私贩毒、私设公堂、执法犯法等等。 然后没想到的是，孔祥熙的阴谋最后还是破产了。因为蒋介石已决心起用戴笠，做为对国民党原老派的牵制。其中也包括孔祥熙。因为戴笠毕竟年轻，和其他派系没有更多的瓜葛。 所以，蒋介石在孔祥熙送上的报告中，把杨某的名字删去，而加上了戴笠。 孔祥熙和戴笠虽然结了怨，但大面上还都过得去，只是每每在关键时刻却互相拆台。比如，戴笠当了缉私处长后，以缉私为名也大肆走私，发国难财和战争财。他还通过关系，把大后方的禁运物资运到沦陷区去卖。尝到甜头之后，戴笠又想把沦陷区东西运到大后方来卖。但从沦陷区返往大后方运送违禁物品需要财政部发通行证，孔祥熙当然不会把通行证发给戴笠。 戴笠知道壳卡在孔祥熙那里，就想了一个办法。一天，他派亲信把一封信带给孔祥熙。孔祥熙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一张500万元的支票。孔祥熙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表面上多么有修养，无论在场面上多么讲原则，无论和谁有多深的冤雠，只要有钱，一切都可以抛弃，一切都可以化解。因为金钱就是他的上帝。 于是，孔祥熙破例为戴笠签发了一张通行证。于是戴笠的那批货--几十辆卡车的烟土，价值几千万元的走私货，就顺利地通过了路卡。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一家通过走私赚了多少钱，恐怕将永远是一个谜了。据美国一家报纸披露，孔家当时在美国的存款额达30亿美元。这在美国的巨富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对此孔祥熙当然矢口否认，但从孔祥熙后来移居美国的情况看，这种说法也并非毫无根据。 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才指使戴笠，用铁腕堵住这些漏洞。戴笠也才敢拿孔家开刀，着实给了孔祥熙和宋蔼龄一点颜色看看。不久，戴笠又把缉私处扩展为缉私署，把军统中的骨干派进去，将海关的权力缩减小得不能再小了。到了抗战后期，海关的职能仅限于徵税补税，所有查缉走私的任务和查缉后的处理，包括走私物品的保管和处理，全由缉私署一手遮天。孔祥熙一点也插不上手。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孔家原来走私多么严重，以致连国民党上层人物都犯了红眼病，要成心和他作对。 3.敛财手段之三：吞併 孔祥熙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爆富，其所採取的另一个手段是赤裸裸地吞併，以强凌弱。 别看孔祥熙留过洋，自称是大户人家且娶的是中国最富有家庭的小姐，自己又身居高位主掌着国民党政府的财经大权，但一样犯红眼病。看谁的生意好，他就嫉妒不舒服。看什么行业能赚钱，他就想插手什么行业，哪怕是别人正在做的事，他也要想方设法抢过来变成自己的。 抗战期间，被孔祥熙和他下属的公司吞併挤垮的公司很多，而最典型的，要数他吞併民生和华西两大公司的事了。然而天公不做美，他的宏大理想后来只实现了一个。 孔祥熙首先想吞併民生公司是有原因的。 民生公司1925年成立于重庆，是专门在长江上承担航运的私人轮船企业，总经理卢作孚。 民生公司成立前，长江上游的航运一直是未被开发的处女地。虽然英国和法国等在长江中游的武汉设立了办事处，弄了几条船从事航运，但远远没有形成规模和批量。上海南京的一些航运公司，大都把目光盯在长江中下游水域平缓的地带，所以长江上游地区当年一直无人投入大量资金开发。 四川是天府之国，人川之陆路交通十分不便。当时四川又没有铁路，四川的大量物资运不出去，外地的物资运不进来，商品交换严重滞阻，当地经济发展亦受到很大影响。 正是看到了这些情况，当年的卢作孚决心投资开发长江上游地区的航运，从长江水面上打通人川的通道。他看好这个行业，认为前途无量。 而抗战的爆发，又给民生公司带来了新的发达机会，也证明了卢作革当年的远见。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向四川转移，大批沿海工厂、学校内迁，都需走水路沿长江逆流而上。于是当时的民生公司成为承担大后方运输的主要运输企业。 第188页 为了公司的生意，也为了民生在国民党中的声誉和形象，卢作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日夜在公司上班。他积极想办法从香港和内地招募、培训工程技术人员，并从湖北、江苏等地收购船只。日军占领南京后，很多船舶公司纷纷将运输船只抛售，卢作孚看准机会，能买的买，能修的修，能租的租。一时民生的实力大增。抗战前他只有各种船只40多艘，而抗战开始时已发展到100多艘，不到两年增加了一倍多。 为了使民生公司的发展有足够的后劲，当时卢作孚派得力人员到香港（那时香港还未被日军占领）採购大量柴油、润滑油及修造船舶用的五金机械，以备一旦战事发展可能遇到的不测。在武汉和广州陷落前，民生公司已从广州香港两地运回了柴油4000多吨，各种机器设备2000多吨。 民生公司一跃而成为当时大后方尽人皆知的大企业，生意红火，利润丰厚，这就难怪孔祥熙要垂涎三尺了。 于是，孔祥熙下决心要吞下这块肥肉。他首先派人调查了这家公司的背景，当他得知民生只是一家私人公司时，不禁皱起了眉头。 说实话，这要是一家官办公司，孔祥熙一个命令或一个指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弄到手。而这是一家私人公司，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现在正是抗战，这家公司正在为抗战出力，国家又明令鼓励私人企业发展。如果公开地去吞併恐怕对自己不利，但民生公司巨大的利润又使孔祥熙欲罢不能。 在和幕僚商量后，孔祥熙决定下手了。他首先向民生公司伸出橄榄枝。孔祥熙派人到民生公司，说他们为抗战作出了贡献，中央政府对他们很满意，决定由孔院长看望公司职员。卢作孚知道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但又不能拒绝，于是在一天上午孔祥熙大摇大摆来到民生公司，对着卢作孚和民生的全体员工做了一次讲演（其实是拿着稿念的）。在讲演中，他把民生公司和卢作李大大表扬了一番，说他们同中央政府同心同德，努力工作，为国尽力千古流芳。反正都是些东拼西凑的赞扬词句。最后孔祥熙说，民生公司应成为私人公司的一面旗帜，政府也将对公司给予特别的关怀和关注，不能让这面旗帜倒下去给政府抹黑。 接着，孔祥熙派人到民生公司找到卢作孚，对卢讲，听说贵公司前一段从香港进货后资金有些紧张，孔院长特别关照中央信託局给民生公司投资20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 当下卢作孚一听就明白了，因为民生公司那时资金并无困难，这200万元分明是个诱饵。一旦接受，就很难摆脱孔祥熙对公司业务的控制。可是不接受，又会得罪孔祥熙，真是左右为难。 卢作孚想起了张公权。张公权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长，和卢作孚是知交。 卢作孚当即在重庆着名的桂花楼酒家请张公权。张自然应邀到来，听了卢作孚讲的情况后，张公权的脸色立时也变得沉重起来。 “作孚兄，”张公权说：“不瞒你说，这件事实在难办。孔祥熙现在是蒋介石的红人，得罪不起呀！”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民生被蚕食吞併不成？民生公司走到这一步不易啊。这其中也有你老弟的一份心血吶！” 这话说到要害处，张公权在民生也有一些股份。如果让孔祥熙吞併，对张公权也没什么好处。 二人商量后决定，先找人向孔祥熙推掉这笔贷款。理由是民生公司是私人企业，不宜接受官方的投资，特别是中央信託局的投资。民生如确有资金方面的困难，可向对口的交通银行贷款。 于是，卢作孚、张公权请出了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来办。钱新之和卢、张二位既是同事，又是好友，便欣然前往。 钱备了一份厚礼送给宋蔼龄，然后又向孔陈述了拒绝那笔投资的理由。孔祥熙听了心里极为不快。但他也感到民生虽为私人企业，并且眼下正和交通部及交通银行的人打得火热，居然还有这么多人为民生说情，看来收拾民生的条件还不成熟。 送走钱新之，孔祥熙对宋蔼龄说，‘“你看着吧，早晚我要把民生弄到手。” 孔祥熙平时只看《中央日报》，可自从“关心”民生公司后，他也时常叫人送一些小报来看。不久，果然有一件事被孔祥熙抓住了把柄。 那是一家小报登了一则消息，说是某月某日民生公司的一艘叫民惠号的客轮在小南海翻沉，乘客死伤数十人。 孔祥熙如获至宝，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先是利用自己控制的两家报纸《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发表评论和消息，渲染沉船事件的后果和对死难者家属带来的悲伤，接着便兴师问罪，要调查事故原因并追查当事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在“舆论界”作了铺垫之后，孔祥熙在一次国民党行政院院务会议上亲自跳了出来，提出了要进行“民惠轮沉没调查案”的调查，以对人民负责。 但调查来调查去，结果都一样，民惠轮翻沉不属于责任事故而是因为暴风所致。孔祥熙兴师问罪的举动只好草草收场。 民惠轮事件不久，孔祥熙又开始给民生出难题了。 在重庆中央银行附近，民生公司有一幢四层楼房，是公司财务处的办公地点。有一天，卢作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人自称是中央银行的总裁助理，口大气粗地提出要民生公司把这幢楼房让给中央银行。 第189页 卢作李立刻感到此事非同小可，肯定又是孔祥熙妄图吞併民生的又一招棋。他一面在电话里安抚对方，一面答应尽快给予答覆。 放下电话后，卢作革找到张公权和钱新之等人商议，他们都觉得此事以退让为好。于是卢作串亲自打电话给孔祥熙，表示马上设法找另一处房子让财务处迁出，并希望孔祥熙能付给适当的补偿，不一定和原来房的造价相等，也不要使民生吃太多的亏。 卢作李哪里知道孔祥熙的手段。孔祥熙一面在电话里答应，一面授意中央银行的人如此这般。 几天后，中央银行就向民生公司下了“最后通碟”，要他们在某月内腾出。随后不久，民生公司在生意上遇到了麻烦。民生公司曾承担了很多政府部门的运输，而到期没付的运费财政部找出种种理由拒付，与此同时民生公司向中央银行申请的流动资金也扣押和冻结。 孔祥熙还在一次重庆工商界头的聚会中公开说：“卢作孚太不够朋友了”等等。 这种种消息传到卢作孚那里，便他感到从四面八方扔来的绳索已将他套住，如果他现在不想办法解脱，绳索将越拉越紧，最终会致他以死地。 他只有丢卒保车。一个月后，民生公司财务处搬到其它地方，这幢四层楼房卢作孚无条件地送给了中央银行。 当时卢作孚只想用这栋房子买孔祥熙一个好，藉机缓和和孔祥熙的关系。但他又错了，孔祥熙得了便宜并不买帐，于是又一条无形的绳索又向卢作孚逼来。 一天，民生公司主任秘书张梁找到民生公司的另一位负责人，要这负责人将民生主要股东姓名及所拥有的股数抄一份给他。这位负责人见他是本公司的主任秘书，便认为这一定是老闆的意思，就按要求把股东的情况抄给他了。几天后，张梁又约这位负责人吃饭。吃饭时张梁又问起民生公司股票转让买卖的事。这位负责人告诉张梁，民生公司的股票都在私人手中，没法在交易所进行买卖。 张梁又问这位负责人，若有人想大量购买民生的股票，有什么办法。 这位负责人感到奇怪，便问是谁要买？要买多少？ 张梁回答说，大概一二百万吧。 这位负责人大吃一惊。因为据他所知，民生现有定股700万且分散在几百个散户手中。其中超过10万的也就几十户。若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能拥有200万民生的股份，那么这个人或这个集团就可以操纵民生公司了。 对这个非同小可的消息，这位负责人立刻报告了卢作孚。卢作孚马上找到张梁，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张梁回答说，没什么意思，他只是觉得现在法币不断贬值，物价不断上涨，为了防止有人从中投机，了解掌握一些情况以备不测。 尽管张梁对答如流，卢作孚还是起了疑心。他立刻召集几个心腹商讨对策，决定财务处对股票过户一定从严掌握，防止民生的股票被“大户”套购，同时对张梁加强戒备。 卢作孚没有看错，张梁正是孔祥熙打入民生的“暗探”。 张梁原为国民党政府的主任处长，一贯跟随孔祥熙，后由孔祥熙授意经第三者介绍到民生公司。实际是处处为孔祥熙通风报信。孔祥熙原来投资民生的计划不成之后，就又想出用大量收购民生公司股票的办法来控制民生公司。不料又被卢作孚识破了。 孔祥熙觊觎民生公司多年，且多次伸手多次失败，这使他心下十分恼怒。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民生是一家私人企业，不是他的行政下属，他的命令到不了那个地方去；採取强硬手段，他又觉得损失太大。因为民生是一家有较大影响的公司，为国民党政府内迁做出过贡献，和许多上层人物都有联繫，强硬地去吞併会引起连锁反应。然而对民生施展的一些小手段又-一被其识破，孔祥熙怎能不恼？ 最后还是宋蔼龄想得明白，她知道孔祥熙的心思。一次夫妇俩商量如何对付民生时她说：“办实业是最傻的，吃苦受累出力还冒风险，要说赚钱还得靠股票和公债。有你对付民生公司的功夫，我们在其他方面早不知赚了多少了。” 也许是宋蔼龄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孔祥熙别的事太多，孔祥熙再没提起民生公司的事。这也算民生的一大幸事。 其实孔祥熙是不甘心的，虽然他吞併民生未成，但他吞併民族资本的念头一直未断。孔祥熙觉得，仅搞股票和公债投机，还有走私什么的虽然能赚钱，但毕竟不是正面八经的实业，而他一直想过过当实业家老闆的痛。后来不久，孔祥熙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他终于用卑鄙的手段将华西兴业公司变为他的囊中之物，也算补偿了他没能吃掉民生的遗憾了。 华西兴业公司是1932年中国民族资本家胡仲实和胡叔潜兄弟合办的。这兄弟二人当时只有30几岁。别看他们年龄不大，活动能量却不小。当时他们打通各种关节，以高额利润吸引四川军阀、官僚政客和金融界人物投资，一成立便有了较雄厚的资本及较高的层次。胡氏兄弟在大学都是学管理的，因为他们办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兴办实业，而当时在西南地区，这方面几乎是空白。 仅几年的时间，华西的业务迅速拓展，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先后在四川开办了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和华西汽车修理厂等十几个实业。此外他们还承包工程，先后承建了重庆电力厂、重庆水泥厂、重庆自来水厂，并在重庆和成都等地建立银行、学校和仓库等等。 第190页 当年胡氏兄弟还有一个打算，与当地驻军中最有影响的国民党21军合作，由21军和他们共同出资对华联钢铁厂进行扩建改造，使之成为西南最大的钢铁企业，从而垄断华南地区的钢铁生产。后因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要迁都重庆而此计划告吹。 像这样一个规模巨大、效益颇丰的综合性公司，孔祥熙当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不久，孔祥熙就象注意民生公司一样注意到了华西公司。孔祥熙在经济上要想在西南立足，没有一两个直接控制的大型企业是不行的，因此他开始打华西主意了。 而这时的胡氏兄弟，也正在打国民政府的主意。因为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内迁，一些四川当地的军阀和官僚便有自顾不暇之感，也不再想向华西投资。因此，华西要想发展，一是要寻找资金来源；二是要找到新的势力做靠山。 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为了安抚人心和稳定局面，曾出了一个“扶植奖励西南实业”政策。其中有对西南地区实业在资金。原料上给予支持优惠等条款。当时胡氏兄弟想，何不利用这个政策早申请贷款，趁内迁厂立足未稳，发展华西事业。因此他们开始与重庆国民党高层人士接触，并提出申请贷款和扩大华联的要求。 胡氏兄弟仍想採用过去和军阀打交道时的办法，即“借其力量谋发展，经营管理得自主”。既要利用官僚资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力量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又要使企业的经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受他人牵制。可他们未曾料到，这次他的对手是老谋深算的孔祥熙。 孔祥照得知华西申请贷款的消息后非常高兴，这和他主动要贷款民生却不给面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早在国民党政府暂迁汉口时，孔祥熙就派人到重庆摸清了华西公司底牌。华西公司有一支较强的技术队伍，工程技术人员多为留洋学生；华西公司又有较完整的设备和直接控制的矿厂，已初步具备了一个现代钢铁联合企业的规模和基础。另外，华西公司还开发当时在技术上处于领先的半导体无线电技术，并在西南建立了第一家无线电公司。 当时孔祥熙的如意算盘是，如能将华西全盘接管，稍加投资扩建，就能成为大后方钢铁企业之首。 孔祥熙首先派出亲信与华西接触，随后孔祥熙又亲自和胡氏兄弟会谈，商讨华西扩建一事。 1936年1月1日，经过一年的“商讨”后，终于成立了一个“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从名称上可以看出，“华西”二字已被“中国”取代。从此，华西胡氏兄弟在孔祥熙的设置的陷井里越陷越深。 华西兴业公司原计划将华联扩建为日产30万吨钢材的炼钢厂，扩建资金预算300万元。其中华西自筹150万元，还差一半。孔祥熙力主这后面的150万由其下属一家公司投资。胡氏兄弟得知后表示担忧，认为这是“引狼入室”，主张申请贷款。贷款是借钱，付利息且到时本息两清，谁也不欠谁的情。投资则不同了，接受投资就等于是合办，投资方根据资金比重大小就可以对企业拥有监督甚至管理经营权。 胡氏兄弟不接受投资想申请贷款的情况反映到孔祥熙这里，孔祥熙接受了民生的教训，决定变投资为贷款，目的是防止其他势力特别是宋子文的势力插手。先稳住华西再说。 再说胡氏兄弟听说孔接受了他们的条件，自然欢欣鼓舞庆祝胜利。于是扩建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哪知到中央信託局提取贷款时傻了眼。因为中央信託局给他们的贷款不是180万，而是60万。 胡氏兄弟这才感到事情不妙，这时他们想见孔祥熙已是难于上青天了。中央信託局的官员对他们解释说，贷款只是一时有困难，先拿去这60万，剩余的部分筹齐后再通知。 话说得是不错，但华联厂的扩建工作已全面展开，而且一环套一环，一部分资金不到位，预购的部分设备付不了现金，人家就不发货，从而整个扩建工程因此停顿下来。 原来，这是孔祥熙早就预谋的缓兵之计。先同意贷款，但只让你拿到其中的一少部分，这就等于鱼上了钩，想吐都吐不掉，只能乖乖地跟着钓鱼线走。 胡氏兄弟心急如焚，工程停顿不能预期完工，企业将蒙受重大损失。他们天天打电话到中央信託局，问剩余的贷款何时能到位。 孔祥熙见时机到了，就派了一个心腹到华西跟他们摊牌。孔祥熙告诉他们，抗战时期钢铁需求量很大，加之日军海上封锁，国外运输困难，因此主要要靠国内生产。华西的华联厂是一个基础很好的企业，只有扩大规模，更新技术，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这关系到抗战的胜负国家的存之，希望他们能和国家合作。 胡氏兄弟正被资金匮乏弄得焦头烂额，见孔祥熙派人来，又说得如此恳切，不禁有所动心。但他们仍担心国家一旦出资，企业的性质将发生变化，他兄弟二人创下的事业也将落入他人之手。 这一切都在孔祥熙的预料之中，于是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孔祥熙在他居住的范庄官邸亲自召见胡氏兄弟。在宴席上，孔祥熙又对胡氏兄弟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说华西公司对国家的贡献多么伟大、胡氏兄弟对民族工业的发展功不可没等等。又说即使国家投资，也一定要请他们主持公司业务等等。一个劲儿地给胡氏兄弟灌迷魂酒，吃定心丸。 第191页 对孔祥熙的话湖氏兄弟不能不认真考虑了。孔祥熙当时是行政院院长，又是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能以“平等”的身份和他们商讨企业的发展，并提出了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前景，他们实在是不好回绝了。再说，他们以前投靠的是四川当地的军阀和官僚，比起孔祥熙，那些人简直是土包子。孔祥熙力图以华西为基础，以华联钢厂为龙头，建立一个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前景也着实诱人。况且他们兄弟二人在这个企业中也能保留一定股份，并且还能担任要职啊。 当下胡氏兄弟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只能接受孔祥熙的条件，同意接受“官僚资本”投资改组中国兴业公司（既华西公司），并商定该公司资本总额为1200万元。 华西的大门终于被轰开了。孔祥熙立即以“西南经济建设为中央急需进行”为由，指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四行筹集资金，向华西投资，并致函经济部和四川省政府向华西投资。孔祥熙还指示他自己经营的裕华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筹措资金向华西投资。而华西方面则把自己已有的固定资产评估后也列入投资之中。 孔祥熙和他控制的国家及官僚资本的介入，使华西公司的实力大增，一跃而成为四川乃至全国资金最雄厚的实业公司之一。但其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投资的结果大大超过原来的设想，“官股”占了共总额的81％，而胡氏兄弟控制的民股只占资金总额的19％。华西公司就这样被孔祥熙改变了颜色。 虽然，孔祥熙吞併华西司的第一个战役以他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因为公司的主要管理权还在胡氏兄弟手里。以胡氏兄弟为首的民股还占公司总资本的四分之一。所以，孔祥熙并未因为第一次的胜利而高枕无忧，而是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不给胡氏兄弟以喘息的机会，以便将他们彻底摧毁。 当中兴公司（此时华西已变为为中兴的一部分了）的华联各厂的建厂工程快要结束的时候，孔祥熙又提出因为物价上涨。法币贬值等因素要使中兴公司增强竞争实力，需再增加资金投入2400万元，使公司总资本由原来的3600万元扩大到6000万元。 当时，胡氏兄弟和许多民股持有者都认为增资无大必要。公司刚增资不久，第一次增资的项目已快建成，建成后就可产生效益，而一经生产产生效益公司资本自然就会增加；二是时值抗战，各方资金都很紧张，谁能一下再拿出很多钱来增资；三是增资必然涉及公司的人事变动，投资多的一方自然要更多地享有对企业的发言权，刚刚稳定的领导班子又要面临动盪。 然而此时的孔祥熙根本不听胡氏兄弟和民股代表的意见了。他强行召开了第二次股东大会，大会选在他的官邸--范庄召开。由他的秘书亲自发请柬，股东们一看是孔祥熙发的请柬，谁敢不来。胡氏兄弟甚至私下说，这哪里是开会，这是去赴鸿门宴。 胡氏兄弟想的果然不错。这就是一次鸿门宴，不过是一次不拿刀剑的鸿门宴，但比拿刀动剑还厉害。孔祥熙堂堂一国“宰相”，居然屈尊亲自主持了这次股东大会，因这时他所控制的官股无论在人数上还是资金数额上都已占了绝对多数，所以否决了胡氏兄弟的意见，并顺利通过了增资决议。 在会后带有最后通碟意味的决议中说：计增新股2400万元，由旧股东按比例摊认（这一招就够损的，孔祥熙提出方案，但自己不拿钱，而让大家平摊）。增认的股金须于当月zi日前交清（开会是11日，只给了10天的时间）。 按这个决议，胡氏兄弟为首的民股要缴纳增股资金446万元，而且10天内缴齐，这是根本办不到事情。 孔祥熙在通过这个决议后又假装仁慈地解释道，如果有的股东确实资本困难，可请其他股东代为认足。实际上，孔祥熙就是故意给民股股东出难题。他明知他们10日内不可能筹集到400多万元，却故意这样定。于是华西的股东大部分自愿放弃，他趁机指示他的银行代为认购。通过这增资扩股，孔祥熙所控制的资本达到了公司资本总额的89％，比原来上升了8％。而胡氏兄弟的份额则由原来的19％下降到11％。 几年后，孔祥熙故伎重演，再次提出要公司增资扩股，并要将原来的6000万元翻番，增至1.2亿元，所使用手法与上次一致，其结果是他所控制的总资本上升到公司总额的95％，而胡氏兄弟的资本下降到5％。 这时，华西公司可以说已完全成为孔祥熙的囊中之物了。 前面我们说过，孔祥熙的目的是要把华西兴业公司及华联钢铁公司、中国无线电公司全部纳人中国兴业公司。他不仅要以股份占公司的绝对优势，更要在人事上使其成为自己的驯服工具。因此，表面上他对胡氏兄弟客客气气，称兄道弟，骨子里却一直想把他们整掉、整垮。 再说这时的胡氏兄弟对孔祥熙已有了彻底的了解。孔祥熙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也一步步地暴露了其狰狞的面目。原来胡氏兄弟想的是如何保住自己这几个“小公司”的控制权，但对能不能保住，他们心里也是没有底。 在中兴公司刚成立不久，孔祥熙为了拉拢华西公司，便将中兴公司的扩建工程交由华西公司承办。当时胡氏兄弟拟将扩建工程分别交于本公司的建筑工程部、华兴机器厂与中国无线电公司承办，并将建筑用的铁、煤、耐火材料、木材和矿石等原材料与中兴公司签定了长期的供销合同，仅此一项就有十分丰厚的利润。 第192页 可当合同签订不久，孔祥熙竟出尔反尔。在一次会议上，他突然提出要将华联、华兴与中国无线电公司合办一个公司，同为中兴公司的下属企业并建立统一的财务帐号。这一提议立刻遭到胡氏兄弟的反对，但为了不把关系搞僵，也是为了华西公司的这笔生意，胡氏兄弟当时也做了让步，即同意华联钢铁厂与中兴合办，其余两个企业必须保持独立经营。 孔祥熙却不答应，中兴公司不是空架子，他必须有实体。华联当然要成为其一部分，其余的也必须理顺关系，否则将撤回投资，停止和华西签定的合同。 一时间，双方在会议上僵持起来。 会后，孔祥熙又派人探听胡氏兄弟的口气，得知其仍不准备让步时，他便使出了最后的手段。孔祥熙旋即在给财政部、经济部的一份批文中写到：钢铁、电业和矿业均属重工业，与抗战建国息息相关，必须由华西、华联、中电三公司组成中国兴业公司，统一领导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此意向已向总裁（蒋介石）兼报，并深荷总裁赞许云云。 当孔祥熙命秘书将批文送到了胡氏二兄弟手里后，胡氏兄弟一看此事惊动了蒋介石，感到十分害怕，便托人找孔祥熙，表示愿意就孔祥熙提出的条件谈判。其实孔祥熙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蒋介石，蒋介石对这些具体的问题也不太关心。但胡氏兄弟不知底细，他们知道孔祥熙的背景，知道来蔼龄和宋美龄的血缘关系，他们实在是不敢得罪啊。如果不是事关他的祖辈创下的家业要落人他人之手，他们也许早就向孔祥熙举手投降了。 经过几次商谈，胡氏兄弟终于得到孔祥熙的“谅解”。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华西公司保留，但其下属的华联钢铁厂、华兴机器厂和中国无线电公司等一併纳入中国兴业公司，中兴公司兴建工程，仍由华西承包，仍由原来的几个公司分别承建。但华联、华兴等在承建中的利润的大部分不是流入了华西公司，而是流进了中兴公司，也就是流进了孔祥熙的腰包。 孔祥熙在中兴的人事安排上向胡氏兄弟发起新一轮的攻势，妄图一举掌握中兴公司的经营权凸至于胡氏兄弟，虽然在资本侵人上一再退让，但他们心里也自有打算，胡氏兄弟知道中兴虽然在资本上占有优势，但缺少懂经营的管理人才。在办实业中，更缺乏懂技术的人才，而他手中有经过多年培养和磨合形成的这两支队伍，这是他的资本。就凭这一条，在中兴的人事安排上他可以占到上风。 于是，双方争夺人事权的斗争又疾风暴雨般地展开了。 先是在董事会名额分配上互不相让，中兴公司董事会设董事23人，监察11人，按规定均由董事大会产生。但孔祥熙为了控制董事会，在公司章程里规定，本公司各股东每股（10元）有一表决权，一股东而有11股以上者自11股起，每5股有一表决权；100股以上者自101股起，每10股有一表决权。按照这样推算，孔祥熙控制的官股有9800多份表决权，而胡氏兄弟代表的民股只有2300份表决权。按少数服从多数和超过半数有效的原则，孔祥熙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董事会的选举。 胡氏兄弟对这个办法当然不满，他们四处积极活动，要求改变选举办法，为民股在董事会中争取更多的地位；并且还提出应在原来董事会的基础之上进行选举，并要求相应增加管理人员的比重。 当即孔祥熙表面上作了让步。他又修改了董事监选条例，并增加了“在第一届营业年限内加入本公司之华西矿业组华联钢铁公司，中国无线电公司代表得推选董事7人”。胡氏兄弟取得了局部胜利，但选举后孔祥熙所控制的董事仍有16人，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二。 至于董事长的人选，众人心里更是明镜一般。孔祥熙虽然表示自己力不胜任，但其本意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结果，经董事大会“选举”后，又有一帮吹喇叭抬轿子的联名上书劝驾，孔祥熙才“极不情愿”地出任了中国兴业公司董事长，而且一任就是10年，直到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至此董事会的竞争告一段落。在总经理、总会计师等职位上双方又是一番撕杀。自然，胡氏兄弟还是落得个惨败而归。 当时孔祥熙曾就中兴的人事安排问题和胡氏兄弟通过气。孔的意见是，总经理和总会计师都由他的亲信出任，一个叫傅沐波、一个叫李达，而胡氏兄弟一个任协理，一个任总工程师。 这时胡仲实已意识到这是孔祥熙的又一个花招。他说协理可以另选他人出任，我过去以常务董事参与企业管理，现在我仍愿以这个身份为中兴公司服务。 这正中孔祥熙下怀，他正不好打发胡仲实，没想到胡仲实激流勇退了。这样，除了总工程师以外，中兴公司的其他要职全部被孔祥熙的亲信把持了。 中兴公司扩建初期，因新旧交接胡氏兄弟尚能发挥一些作用。但后来，随傅沐波羽翼日丰，便大权独揽，安插亲信拉帮结派，处处排挤原华西公司的留用人员。上上下下不论什么事，一切都得傅沐波做主。胡仲实便渐渐感到插不上嘴了。 胡叔潜一看处境不妙，便为自己找了退路，当时正好四j！；省建设厅厅长位置空缺，他便托人谋了去。剩下胡仲实一个人更为孤家寡人，孤掌难鸣了。 一个好端端的民营企业--华西实业公司就这样被孔祥熙占为己有，并很快成了孔祥熙的一棵摇钱大树。 第193页 4.“每一笔巨大的财富后面都罪恶累累” 孔祥熙在站稳了脚根、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之后，贪婪的本性就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看见哪有好处，他要不伸手，心里就痒痒。抗战爆发后，在觊觎和图谋民生、华西等民营公司的同时，他还把手伸向了国民党政府中的经济部。 经济部是抗战时期蒋介石孔祥熙进行体制改革的产物。由原来的农林部、实业部、建设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军委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合併组成，当时由翁文灏任部长。 成立经济部的目的，就是为了理顺关系，提高效率，改政出多门为政出一门。但经济部真的要行使自己的职权，就必须要触及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将原来一些权贵们主管的业务或肥缺划归到经济部掌管，孔祥熙也不例外。他当财政部长以后，和宋蔼龄等兴办了一些公司和实业，同时他的狐朋狗友也办了不少公司。现在这些公司大部分的业务都归口到经济部，他们说不上话，办事只能公对公，这些平日里以权贵自居、骄横跋扈惯了的人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宋蔼龄一次为了一笔棉花生意想走走翁文灏的后门，结果翁文灏说棉花一事由常务次长何廉分管，他不好插手。宋蔼龄又打电话找何廉，不料何廉出差不在，这件事就耽误了下来，生意没做成。宋蔼龄却对翁文灏一肚子不满。一次吃饭她把这件事对孔祥熙说了，还说有什么了不起，这那么一点棉花，他签个条子不就调出来，至于推给何廉吗？！ 当时孔祥熙也觉得翁文灏做事有点过分。当了个部长，就觉得身份倍增，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以为只听老蒋的，谁都可以不放在眼里。另外，孔祥熙还害怕经济部在财经上不配合，搞小金库。经济部上交给财政部的钱少，财政部完不成预算，就要被认为是领导无方和失职。而在经济部那一方面，觉得你财政部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财政支出收入预算除了保证战争，就是要保证经济建设，财政应该围绕经济转，因此在工作上也发生了矛盾。 1939年，日军加强了在军事上的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沿海、沿江工业城市不断陷落，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一时造成大后方物资匾乏，特别是粮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紧缺。翁文灏虽然採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不明显。由于供给不足，军队的军需品得不到保证，将军们便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了经济部。在重庆、成都和昆明等大城市，物价也不断上涨，黑市泛滥，民众亦是议论纷纷。 孔祥熙认为时机到了，便吩咐财政部次长、孔的死党除堪等向经济部发难。孔祥熙利用徐堪的部下搜集了经济部商业司司长章元善的材料，准备用章元善为靶子，打倒他身后的翁文灏，以达到夺取经济部大权的目的。 很快徐堪将调查的所谓材料交给了孔祥熙，孔祥熙看后即交到侍从室，由侍从室又转到了蒋介石的手里。 蒋介石看后大怒，抗战伊始正需要严明党纪国法，树立他的绝对权威。此前不久，蒋介石亲自发手令，以抗战不利、丢失山东的罪名枪毙了军阀韩復榘。现在，国民政府内部又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在太岁头上动土，不严惩岂能服人心、镇天下？！ 蒋介石一个电话找到戴笠，对他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几天后，章元善就在梦中被叫醒，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双冰凉的手铐就烤住了他的双手。 紧接着，由军统和财政部联合组成的工作组进住经济部。经济部顿时大乱，和章元善关系密切的不是被革职就是被调换，主管粮棉的经济部次长何廉也险些人狱。翁文灏一看这来头，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来了个主动撤退，向蒋介石提出辞呈。 蒋介石虽然抓了章元善，但心里也明白，粮棉油短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大举进攻造成的。抓章元善，是在用曹操杀粮官的办法，是用一个替罪羊来平息各界对政府因粮棉油供应不足而引起的不满。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深知他手下的官员的特点，这方面他确实比孔祥熙高出一筹。孔祥熙对经济部不满，根本原因是想取而代之。如果让孔祥熙取而代之，不仅会造成孔的权力过于集中强大，而且未必就能保证不产生新的贪污。因此，蒋介石採取了他惯用的伎俩，分权，叫你们人人都分管一方面，人人都有一点权，但又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互相牵制，互相争斗，而他蒋介石高高在上，在维持调节这些矛盾和争斗中实现自己的最高统治。但在表面上，蒋介石还是请孔祥熙来，谈谈对改组经济部的意见。 孔祥熙自然“人套”，他向蒋介石建议，为了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形成的弊端，应将经济部管辖的粮棉两项权力划分出来。在行政院内设粮食局专门负责管理（这几乎等于倒退到抗战前，抗战前就专有农业部管理此类事情）。 蒋介石部分採纳了孔祥熙的意见，对经济部的业务范围做了调整。将粮食业务全部划出，在行政院内设粮食局管理，将经济部主管的花纱业务全部划出，由一位和孔祥熙关系密切的棉纱业巨头穆藕初掌管，然后将经济部直辖的平价购销处的职权大大缩小。粮食局划归行政院后孔祥熙又使之升格为粮食部，由徐堪任部长，而花纱业务则由财政部接管。 但做为一种平衡，蒋介石亦没有批谁翁文灏的辞呈，翁仍然是经济部长。到这时翁文灏才明白，孔祥熙当初推荐他任经济部长的目的何在。为了不再得罪孔祥熙，翁文灏把经济部大权拱手让给孔祥熙，只是过问一下该部下属的资源委员会的企业。部长之职形同虚设。 第194页 经济部改组之后，粮食棉花的供应情况并未因此好转，根本原因是国民党上层的各大势力集团都想插手，利益均沾，而不是想怎样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因此1940、1941两年物价仍旧飞涨不止，民众苦不堪言。棉花花纱布因有巨额利润，对其争夺也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孔祥熙能向蒋介石“奏本”，别人也可以向蒋介石告孔祥熙。在陈布雷那里，就经常有反映孔祥熙及亲属如何徇私舞弊的“奏本”。巧的很，蒋介石当时刚刚批准戴笠枪毙因走私而犯罪的孔令侃的“把兄弟”、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就又有人反映穆藕初在花纱收购中欺上瞒下，中饱私囊的罪行。 蒋介石为了平息舆论，直接插手这一具体事务。他命令经济部设立一个物资局，专管收购销售大后方的花纱布任务，由他亲自选了一个叫何浩若的人担任局长。 穆藕初是孔祥熙的亲信，当然不愿让这块肥肉让给何洁若。但无奈这是蒋介石亲自安排的，又不能公开反对。 穆藕初找他的主子孔祥熙想办法。当下孔祥熙对他说：“你急什么，要以不变应万变。先让何浩着高兴几天，他长不了。” 穆藕初见孔祥熙胸有成竹，也信心大增，准备和何浩若打一场持久战。果然，何浩若一上任，穆藕初就採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因为经济部改组两年多来，棉花花纱业务一直是穆藕初管辖，何浩若一时还不可能全盘接手，加之人也不熟，就感到工作起来很困难，到处都是软钉子。 比如何法若一上台就规定，农本局和各纱厂每个星期都要结付纱价一次。但穆藕初私下对纱厂老闆说：“别看何浩若趾高气扬，他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故意给何拆台。因为穆自持有孔祥熙撑腰，不久终于和何洁若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物资局成立后不久，何浩若即在重庆邀请各纺纱厂老闆，希望他们同心协力，支持他的工作，完成花纱布的购销任务。何浩若感觉需向老闆们谈谈他的指导思想：物资局管理的方法是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管理的步骤是先统制棉花，再统制棉纱，再统制布匹。何洁若还表示，在座各位老闆所需的原料，由农本局负责供应。 何浩若的想法不错，可他忘了一点，当时棉花收储业务撑握在他的死对头穆藕初手里。穆藕初在仓库里囤积了大批棉花，就是不供应。纱厂拿着何洁若的批文来要，穆藕初就以日军进攻交通阻隔运输不畅为由，说仓库里没有棉花。 在正常渠道纱厂用棉不能保证，于是纱厂就只好到市场採购。棉商一看棉花需求量大，就趁机抬高物价。纱厂一看市场价高得根本无法承受，就到产棉区陕西等地自行收购。棉商见囤积棉花有利可赚，也到产棉区收购棉花。棉花价格暴涨，市场更加混乱。 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向何浩若询问此事。孔祥熙隔岸观火，穆藕初喜上眉梢。何浩着却急了，亲自跑到西安，宣布国家将对棉花实行统购统销，不允许公司或单位不经批准擅自囤积棉花。考虑到市场上棉花价格已经抬得较高，为了不损害棉农的利益，鼓励棉农把棉花卖给国家，当时何浩若决定将棉花的徵购价格定为每担100元，并初步计划徵购10万担。 穆藕初收购棉花的价格是比较低的。这样一来，棉商和棉农肯定会把手中的存棉卖给何浩若，穆藕初企图利用棉花做武器挤垮何浩若的计划就会流产。因此，当穆藕初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他立刻到孔祥熙那里汇报了情况，并说何浩若将棉花价格定得太高，建议将每担棉花的收购价限定为60元。孔祥熙当即批准，并由经济部下文。在重庆的经济部左右为难，无奈天高皇帝远，他们看到孔祥熙的批示，就按60元1担下了批文。 再说何浩若在西安以为大功告成，正准备摆酒宴庆祝击败了穆藕初的阴谋进攻，一看经济部核准的价格不是每担100元而是60元，不禁大吃一惊。他立即乘飞机飞向重庆，但一得知是孔祥熙拍的板便也没了脾气。 收购价格之争只是揭开了序幕，孔祥熙争夺花纱购销权的斗争随后进入了白热化。当然，孔祥熙不会那么傻，每次争斗，他都坐在幕后让穆藕初沖在第一线。 一次行政院召开国家总动员会，蒋介石亲自主持。翁文灏、何洁若走进会议室时，发现出席会议名单上没有的穆藕初坐在沙发上，就预感到来者不善。果然，会议一开始，当何浩若提出应该调整棉纱徵购价格时，本来是列席会议的穆藕初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棉花实行统购统销后，指定纱厂棉纱徵购价格为20支纱每件6900元，16支纱6400元，10支纱5600元，因棉花和机油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各纱厂都要求调整收购价格。何浩若迫不得已，决定将各支纱上调20％至25％不等，并决定根据市场变动情况决定以后每三个月调整一次棉纱价格。 当场，何浩着谈完自己的意见后，穆藕初立即表示反对。他说虽然市场价格上扬，但各纱厂都有大量存棉，这些存棉均是低价进的货，不能按现棉价计算成本。 就这样，何浩若和穆藕初当着蒋介石和众多国民党元老的面，脸红脖子粗地吵了起来。 穆藕初因岁数大了，说着说着就有些顶不住劲了。而何浩若则血气方刚，口齿伶俐。孔祥熙坐不住了，就站起来给穆藕初打气。 第195页 他说穆老长期从事花棉业务，情况熟，经验丰富，他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的，应该认真研究，认真考虑。 蒋介石从内心是偏向何浩若的，但见孔祥熙出面讲了话，要直接否定穆藕初就太驳孔祥熙的面子，当即就说，纱价还是可以调的，但幅度不要太大，请翁部长孔部长再好好商量一下。 何浩若和穆藕初的斗争可谓一波三折，调整棉纱徵购价格最后以何浩若获胜告终。孔祥熙不敢违背蒋介石的旨意，和翁文灏商量后确定上调50％。 通过这次会议何浩着认识到，穆藕初是和自己干上了。这个老傢伙有孔祥熙做后台，对我分管棉纱工作耿耿于怀，千方百计地破坏捣乱，不把穆藕初整倒日子就没法过。于是，何浩若开始了他的倒穆计划。他先到各纱厂煽风点火，说穆藕初如何如何在孔祥熙面前捣鬼，故意压低棉纱价格，想搞垮棉纱生产，以此证明他以前在位的正确。当时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扬，各厂都希望提高棉纱价格以增大利润，因此对穆藕初的这一做法极为反感。他们都称穆初为“木偶”、“木乃伊”和“殭尸”，纷纷找门路想办法搬掉这块绊脚石。 豫丰纱厂老闆束云章与宋子文是朋友，两人曾做过几笔生意，宋对他印象不错。束云章就去找宋子文，把穆藕初不按规定供应纱厂棉花，囤积居奇，压欠纱厂款项，阻挠调整纱价，造成各纱厂效益下降，经营十分困难等情况；还将穆藕初故意捣乱，到陕西强迫农民以低价卖给他棉花，破坏棉花的统购统销，造成陕西棉花减产、棉农破产的情况也告诉了宋子文。 宋子文对穆藕初这样横跋十分不满，加上穆又是孔祥熙的亲信，就想利用棉花问题做点文章。他叫秘书根据柬云章的介绍整理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材料，并徵求了部分纱厂老闆的意见，见老闆们对穆藕初确实不满，就决定放出这一炮。 不久，国家总动员会例行召开。宋子文按预想的计划在会上宣读了这份材料。宋子文说，陕西现在是国家棉花生产的重要省份，陕西棉花减产、棉农破产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这直接危害了抗战也扰乱了民心，而农本局穆藕初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穆藕初就坐在宋子文不远的位置上，听到宋子文直唿其名地提出批评，额头顿时冒出了冷汗。 果然，蒋介石听完了宋子文的发言，勃然大怒。没想到看似老实忠厚的穆藕初背后竟耍了这么多手段，成心拆何浩若的台。何浩若是蒋介石亲自任命的，自然不能对穆的行为置之不理了。蒋介石当场对孔祥熙说，“行政院要立即对穆藕初进行严肃处理，处理报告要交给我看。” 两天后，行政院即发文说：“农本局总经理穆藕初，对于业务阳奉阴违，推倭卸责，贻误要事等情，应予撤职查办。” 听说穆藕初被撤职的消息，翁文灏和何浩若摆开了庆功宴。他们俩约好到重庆一家有名的饭店大吃了一通。何浩若对翁文灏说：“对穆藕初这种人，就得坚决斗争，决不能手软。他仗着有孔祥照做靠山，狐假虎威，这下怎么样，也栽到我何浩若手里。”翁文灏也觉得除掉穆藕初是出一口恶气。长期以来，他这个经济部长有职无权，有名无实，干什么事都要先看看孔祥熙的眼色，又不能发作，实在憋屈得很。 但他们俩忘了，在孔祥熙、宋子文这两个砝码上，蒋介石肯定倾向于孔祥熙一边。 穆藕初是孔祥熙的一根棍子，孔祥熙当然不会对他的失势不管不问，只是因为那天开会，宋子文有备而来，蒋介石又大发雷霆，不便立刻为穆藕初辩护。过了半个月后，孔祥熙便到蒋介石那里为穆藕初说情，说穆藕初压低棉纱收购价格，是为了平抑物价，贯彻蒋介石加强价格管制的指示，并无个人私利。何浩若等管理无方，造成棉花价格上涨，却嫁祸于人。 蒋介石对这些具体的经济问题并不太明白，今天这个跟他这样说，明天那个跟他那样说，弄得他也拿不定主意。但比较起来，孔祥熙比宋子文对蒋介石更多效忠，因此他情愿相信孔祥熙是对的。于是，他哼哈了几声之后，就把话题转到了别处。 孔祥熙见他的话起到了作用，就把对穆藕初的处理问题压了下来。那些盼着穆藕初倒台的人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了半天，不见下文，知道事情恐怕有变。果然，又过了一段时间，孔祥熙控制的报纸《时事新报》忽然发表了一则消息，说农本局有些官员正准备联合上书行政院，请求穆藕初復职。 虽然只是一则“豆腐块”似的小消息，但出自孔家的报纸就非同小可，它预示着穆藕初不仅没被撤职查办，而且可能官復原职。这对翁文灏、何洁若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 不久，行政院再次举行例会，讨论棉纱生产、加工和销售问题。何浩若首先发言，建议撤销农本局，可在物资局下设一个处，专门负责花纱布购销业务。何浩若使的是釜底抽薪之策，想趁穆藕初尚未復出之际，撤销农本局，叫你有人无职，有职无权。 孔祥熙一听便知道何浩若的目的所在，于是坚决反对。他在会上说，农本局成立时就明确了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官办机构，而是一个半民半官的官民合组机构，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撤销，而要充分考虑到民间的意见。 第196页 孔祥熙一出来说话，别人一般地讲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谁都知道当时孔祥熙的位置是何等重要，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是何等密切。何浩若虽然背地里也大骂孔祥熙，但在这种场合，特别是当着蒋介石的面，也只好认了。 孔祥熙看把大伙威慑住了，不无得意地接着说，“我也和在座的各位一样，认为现在机构太多。单说纱花的购销，就有物资局、农本局、管制司三个单位。当初成立物资局时，就是想把纱花的事办好。可物资局成立1年多来，这方面确实毫无成效，如想精减机构，我建议将物资局先撤销了吧。” 何浩若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不叫抛砖引玉，而是抛砖引虎，引火烧身。本想借这个机会整掉穆藕初，不料整到了自己头上。 其后又有几个人发言，大都是帮孔祥熙的腔，也有态度模稜两可的，却都不发言专看蒋介石的脸色。连何浩若的“忠实朋友”翁文灏都静坐着一言不发。急得何浩若心里直骂娘。他原以为穆藕初积怨颇深，他只要开头一炮就会群起而攻之，不料孔祥熙一个反击便风向大变，自己跳了出来，好像被众人出卖了一样。 看到无人表态，蒋介石站了起来，何洁若泪眼汪汪地看着蒋介石，叫了声“委座”；就见蒋介石把手一摆，示意他不要再讲下去。然后用命令式的口吻说：“农本局撤销缓议，物资局即刻撤销，业务暂交农本局接管。” 何浩若的身子一下子瘫软了下去。 孔祥熙利用自己的威信和权势斗倒了何浩若，但农本局仍隶属于经济部，虽然翁文灏已向他俯首称臣，但孔祥熙仍觉得碍脚。过了大半年，他又以经济部管理无方为由，将农本局直接隶属于财政部，弄得不伦不类。后来孔祥熙又将农本局干脆直接改为花纱布管制局，委派自己的一个亲信任局长，穆藕初任副局长。至此就完全控制了花纱布的购销和生产权，使这个行业成为他的又一棵摇钱树。 写到这里，我们不仅想起巴尔扎克当年讲过的那句着名的话：“每一笔巨大的财富后面都罪恶累累。”从整个孔氏家族敛财暴发的全过程中，无论是其炒股、走私、吞併，还是为谋不义之财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骯脏罪恶内幕，都无不印证了老巴尔扎克当年那句话说得是多么的准确，多么的一针见血。只是我们不应忘记先人的另一句话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孔祥熙及其身后整个家族为了攫取财富贪婪无比，不择手段到了无以復加的地步，这无疑也加速了其最终的垮台。 听吧，冥冥之中孔氏家族败亡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第十四章 内外斡旋 1.孔祥熙和日本特使密谈内慕 在抗战时期，孔祥熙作为国民党上层的核心人物，作为决策者，作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不仅在金融财经上独挡一面，为蒋介石效大马之劳，在外交上也付出了巨大努力。国民党虽有外交部长；但蒋介石却常将最重要的使命赋予孔祥熙，这充分表现了蒋介石对孔祥熙的信任。 在抗战时期，孔祥熙曾多次访美，在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返往穿梭，这已被人们所熟知。而孔祥熙充当蒋介石的密使，悄悄与日本人接触，并就中日和谈问题进行了多次会晤，却鲜为人知。 将介石和邱吉尔、史达林不同，在二战爆发前，在没有最后下决心进行战争前，他们都幻想用和平的手段，用政治谈判或用牺牲一些小国的局部利益防止战争。当这一切失败时，当战火终于熊熊燃烧起来时，邱吉尔也好，史达林也好，就都义无返顾地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哪怕到了最困难的时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战斗。而蒋介石不是这样，即使卢沟桥事变后，即使他已向全国。全世界公开表明了抗战的态度，他心里仍存有着一丝幻想，想和日本握手言和。想效仿封建皇帝如清朝慈禧那样，通过牺牲一些国家利益保全他的面子，保全他在中国的统治地位；还有就是想借日本人的力量消灭共产党。 在抗战的前两年，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德国也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当时英德尚未开战，德国不想放弃中国在舆论上的支持及其在华的经济利益。德国又与日本有较好的关系。因此，德国自愿出面做日中关系的调解人。 蒋介石梦想和谈，日本也想用和谈做为手段争取时间，向中国施加压力，又有德国充当中间人，蒋介石和日本人的秘密接触有了前提和可能。惟一的问题是，蒋介石派谁担此重任呢？派谁去才能既显得蒋介石非常重视又保证消息不会传到汪精卫耳朵里呢？蒋介石想到了孔祥熙。 1937年11月5日，孔祥熙正在上海召集金融界的巨头开会，商讨如何向香港和内地转移资金的问题。秘书急急地推门而进，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谁也听不见内容的话。随后，孔祥熙对在座的各位董事长和总裁们说，你们先议着，我马上赶回南京。 孔祥熙赶回南京，蒋介石正在国民政府的一间会客室里等他。见孔进门便告诉他，把他急急地找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而且绝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 孔祥熙立刻觉得此来非同小可。 蒋介石接着说，德国大使陶德曼正在另一客厅等着我们，他要将日本政府委託的一份和平协议交给我们。 第197页 孔祥熙听后心里一怔，卢沟桥的血迹未干，“八·一三”大战硝烟未散，全国军民正同仇敌忾，一心要与日军作战，怎么私下又接受了日本的和平协议呢？再说，日本灭亡中国的方针已是他们的基本国策，如不是进攻中遇到困难或准备不够充分，他们是断然不肯和谈的。 但孔祥熙只是心里想，嘴上并没有说出来。蒋介石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似地说：这件事不必急于答覆，先看看他们的条件再做决定。 一会儿，陶德曼由陈布雷带领来到客厅。陈布雷等人随即退出，客厅里只剩下蒋介石、孔祥熙、陶德曼和一名翻译。 陶德曼将日本的和谈协议交给蒋介石后，蒋介石看都没看就说，我们希望和日本和谈，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恢復到战前（指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蒋介石还说，请你转告日本政府，如果国民政府被日本击败了，共产党就会在中国占优势。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及他们对抗日的态度你们是清楚的。 陶德曼走后，蒋介石把那份和谈协议丢在一旁说：“纯粹是扯淡。”并问孔祥熙对此是什么看法。 孔祥熙能说什么呢？出访欧洲仅半年多的时间，就有“人事依旧，江山全非”的感觉。堂堂的中国政府要员，不能在自己国家的港口停泊，却要乘法国的一艘小艇悄悄地熘进港，好像是走私犯。再看南京，正忙着向武汉迁都，人心惶惶，一片混乱，从上到下对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这时却要和日本人谈判，怎么谈？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吧？”孔祥熙慢悠悠地说。 孔祥熙平时说话从不带脏字，即使对他最恨的事最恨的人。但这次，孔祥熙鲜明地表示了态度。 孔祥熙恨得不错，蒋介石恨那日本也恨得一头包。日本的入侵使东北军群情激愤才出现了“西安事变”；日本入侵使他恨不得斩尽杀绝的共产党有了喘息之机；日本的入侵使得他在政治上的劲敌汪精卫又增加了同他对抗的筹码；日本的入侵使他不能为所欲为在中国大地横行……只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既然自己无法改变这一歷史的进程，就只能一切从实际出发。蒋介石这般想着，忽然说道： “庸之，只有你知道我的心吶！……”说完，蒋介石仰望窗外灰色的天空和被秋风吹落的枯叶，不禁长嘆一声。 孔祥熙心里也跟着一颤。因为，他下意识地意识到，这桩难办的差事将又要落在他的肩上。 12月初，日军攻占上海后，大兵压境南京，南京保卫战打响，国民党政府临时迁部武汉。 在武汉，蒋介石与陶德曼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时，蒋介石对陶德曼第一次来华调停中日战争一事向德国政府做出了答覆。一是对德国政府表示感谢，中国政府接受调停；二是进行调停中方有三个前提条件，即在中日恢復和平的过程中，只有德国充当双方的调解人，不让第三国插手；还有就是中国对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最后是应对此严格保密，不对任何人透露。 德国为了自己在华利益，很想对中国施加影响，充当日中两国调停人，结果却不理想。因为就在陶德曼和蒋介石会谈后不久，中日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2月13日，国民党政府首府南京失陷。随后日军水陆并进，直逼武汉。 随着日军军事上的胜利，日本国内速胜论又有所抬头，日本军部气焰日益嚣张，“6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似乎很有把握。于是，日本外相广田向德国大使表示，如果中国想和日本重开和谈，必须同意4个条件：一是必须放弃容共、抗日、反“满”政策，与日“满”两国合解；二是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及特殊政权；三是中、日、“满”订立密切的经济合同协定；四是中国必须付给日本所要求的赔款。 同年12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要求蒋介石接见，蒋介石知道是这件事，就委託孔祥照处理。孔祥熙得知了日本的这四条后，感觉实难接受，但又怕因回绝一下关闭了中日和谈的大门，就採取了中国官场上常用的拖延办法，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也不说答覆也不说不答覆，只说要研究研究。 同年12月30日，日方通过陶德曼，就前几天提出的四条做了具体的解释，大概是认为以前说得过于笼统，中方不好答覆。 这四条的具体解释是：第一是必须首先承认“满洲国”，有积极排共反共的证据；第二“非武装地带；是指内蒙、华北、上海附近已为日军占领区，不得有中国的武装人员出现；第三“经济协定”是指关税与商务方面；第四“赔偿”是指国民党政府必须付给日方战争赔偿费，日本在中国占领军的费用也须由中国负担。 这4条可以说是4把尖刀，在刺进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心脏。蒋介石和孔祥熙虽不是什么善人，但当另一个强盗要抢走他们的财物时也会拼命。承认“满洲国”？放屁！那本来就是中国的地盘叫东北，怎么会出来一个“满洲”！第二条更是荒谬，中国的领土不让中国人有武装，倒允许你日本军队横冲直撞。至于最后一条更是扯淡，你占领我的国土还让我当爷爷供着…… 条件没法接受，可他们又不想公开说不接受，就这样拖着。可是日本也弄明白了，仗着军事上有点优势就得寸进尺，不让你拖着。日本方面向孔祥熙发出最后通碟，1938年1月12日11时55分之前必须答覆。但是，离答覆的时间只剩下1分钟了，蒋介石、孔祥熙还没想好应该怎样答覆。 第198页 最后还是孔祥熙说：“干脆，咱们还是拖着再看看。” 蒋介石表示贊同，他说“古人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看是三十六计拖为上计。” 在孔祥熙的授意下，国民党政府在最后的时刻终于给日本了一个答覆，但却是一个含煳其词的答覆：“贵国提出的条件仍嫌宽泛沖国政府希望对新条件有更具体的了解，以便认真研究后作出明确答覆。” 几天后，见日本方面没反应，孔祥熙又给日本外相一个照会，说沖日两国间现在进行的武装冲突对两国都有灾难性后果。中国急切盼望与日本达成真正的谅解，以维持东亚地区的持久和平。我们已了解了贵方提出的条件的内容，但我们迫切需要了解具体的细节，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和谈的诚意。如果贵国能就具体细节同我方进一步交换，我们一定会认真研究并作出决定的。 孔祥熙的解释是在玩耍外交辞令，日方也是在使用外交手段。其实，就在日方请陶德曼进行调停的同时，日军已经攻占南京，随之向西进攻，企图一举将蒋介石政权摧毁。 这和日本与美国的态度颇有相似之处，就在袭击珍珠港的舰队已破浪起航的时候，日驻美大使使还在向美国伸出“橄榄枝”，提出所谓的和平新建议。 果然，孔祥熙的两次“答覆”都没得到日方的回答。因为日方也不想回答，他们已决定暂时关闭外交的大门，而以军事手段为主，占领更多的中国领土和消灭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以为后来的谈判创造基础。 1月1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德国，中方的“答覆”不能令人满意。随后日军向武汉发起攻击，并在湖北境内和中国军队展开激战。 1月18日，日本召驻华大使川激茂回国。做为回应，孔祥熙召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国。中日两国至此处于实际的断交状态。 陶德曼调停失败，武汉随即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诸多方面，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都面临严重考验。但蒋介石和中国歷代封建王朝的皇帝一样，总觉得外患不如内忧，虽然日本人比西洋人更难对付，但毕竟还是外国人。他们打中国，无非是占据中国国土后掠走更多的资源和财物，他们终究还是要走的。但内忧就不同了，它可能伴随你终身……而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内的汪精卫。虽然汪精卫目前不能从根本上对他构成威胁，但毕竟是重要的威胁，而且汪精卫跟日本有着极特殊的关系，这使蒋介石不得不防。 中日两国互撤大使之后，官方的交往已经断了。德国因上次调停的失败不愿再做中间人。这事还不能让美国人知道，尽管美国人私下里尽和日本人做交易，但你要是也做，他知道了就不高兴，美国人就这么霸道。再说，蒋介石还指望着美国的援助呢，他不愿得罪美国人。 迁都重庆不久，蒋介石把孔祥熙找了去，对孔说：“虽说中日官方的关系已断，但和日本还应保持一条接触的渠道，这样对我们或许有些用处。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由你来办这件事，你看如何？” 孔祥熙自然应充，只是又讲了些客观上的困难。 蒋介石说，“我知道，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接触的层次不要太高，这样不会被人抓住把炳，不到最关键的时刻你不要出面；二是要严格保密，不要让人说我们是假抗日真卖国。现在党内人多嘴杂呀！” 孔祥熙心领神会。不久，就找到了一个可以担当此等使命的人。 此人叫贾存德，和孔祥熙是同乡，又是师生。从1938年起，就在孔祥熙手下做事。贾存德热情好客，仗义疏财，又好喝酒，广交朋友，因此各方面的关系很多。抗战爆发后不久，贾存德曾托他一个朝鲜朋友从日本驻沪武官处获取了一份极重要的情报，其中有“对华作战协议书”和“江阴要塞图”。特别是这份“江阴要塞图”，对江阴一带山形水势都有极样尽的描绘，对日军在此地作战有极大的意义。贾存德也并未因此而被日军发现和引起有关人士怀疑。因此，孔祥熙对贾存德的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春，贾存德一次和朋友韦竹轩相聚，几杯白酒下肚后，话题便越扯越远。韦竹轩告诉贾存德，说有一个叫萱野长知的日本人，很有钱，早年曾参加过孙中山在东京组织的同盟会，会讲中国话，现在就在上海。问贾想不想见上一面，认识认识。 前不久孔祥熙找到贾存德，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关系和日本人交朋友，从中获取一些有用的情报。因此，贾存德正在寻找这方面的关系。听韦竹轩一说，便立刻答应了下来。 贾存德化装和韦竹轩一同来到上海。并很快找到了萱野长知，几位在旅馆彻夜长谈，很是投机。贾存德为了吸引对方，便主动说出自己是孔祥熙的朋友，能和孔说上话。不料他这一说，萱野立刻说他已久仰孔祥熙的大名，在东京时曾和孔祥熙擦肩而过。不过那时因不太认识，所以没多说过话。不想现在孔祥熙飞黄腾达，主持国民党金融财经大印，很想托贾存德代为引见。 萱野的话正合贾存德的心意，但为了谨慎起见，贾存德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想再进一步证实萱野的身份和可利用的价值。所以说现在中日开战，重庆路途遥远，不如请萱野先生写书信一封，由我代为转交，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必定引见。 第199页 萱野赶紧接过话题说，他本人极不愿意看到中日之间兵戎相见。中日两国是近邦近邻，古来素为友好，他又是孙中山先生的崇拜者。所以要求见孔祥熙别无他意，一是叙旧；二是想为日中两国化干戈为玉帛贡献微薄之力。随后营野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信託贾存德带回，三人随即动身。 贾存德当时没法和孔祥熙联繫，使乘船赴香港，因为他知道孔令侃经常在香港，那里有孔令侃开的公司。贾存德在香港找到了孔令侃，碰巧孔祥熙的秘书王良甫、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也在。于是，贾存德和宋蔼龄、王良甫一同乘专机飞抵武汉。 孔祥熙这时忙得一塌煳涂，但听说贾存德回来了还是立刻接见了他。因为孔祥熙已答应了蒋介石，尽快找到一条能和日本官方接触的渠道，孔对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孔样熙和贾存德在一间密室进行单独会谈，连宋蔼龄也被甩在一旁。孔祥熙详细看了萱野的信后又问贾存德和其相识的经过；确信没太大的问题后才说，我在东京时见过萱野，他曾做过孙中山先生的副官长，我们是老朋友了。 孔祥熙还对贾存德特别交待说，目前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你和萱野的接触应特别小心，特别应注意保密。如果一旦暴露，要坚决否认和我有任何关系，就说是你的私人朋友，国民政府也会通缉你。但你不要害怕，我会暗中保护你的。 随后，孔祥熙叫秘书按他的意见起草了一封简讯，叫贾存德带给萱野。孔祥熙叫贾存德看了这封信。信的大意是：得知萱野兄在华，为两国关系和利益而从中努力，万分感谢。但中日关系走到目前这一步责任全在日方。如日方真有诚意和解，就应拿出切实可行的条件来，中方永远为此敞开大门等等。 应该说，孔祥熙为此走的是一步险棋，万一此信落入他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即使全盘否认或杀人灭口，但白纸黑字，私通敌寇的恶名也难以洗清。但了为主子蒋介石，孔祥熙也只有孤注一掷了。 再说贾存德拿到孔祥熙的信后不敢怠慢，第二天便乘船赶往上海。正好，由于事前办好了一切有关证件，一路上经过了几个关口，但并未遇到麻烦。 到了上海萱野的虹口景林庐寓所，贾存德便将信当面交给了萱野，萱野读罢也甚欣慰；一是相隔近20年后，终于又和孔祥熙联繫上了；二是能为日中两国政府传递信件，也算为两国尽了一点力量。他对贾存德说：“我马上返回东京，将孔先生的竟见向政府有关部门转达，在这期间若有什么事，我的朋友松本藏会转达给你的。” 萱野回东京半个月后，松本藏果然给贾存德送来一份电报，电报是萱野给孔祥熙的，内容是日本并未放弃和中国和谈，但对和谈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蒋介石必须下野；二是共同防共。 贾存德不敢耽误，马上将电报内容发给孔祥熙。孔祥熙一看电报，要蒋介石下野，这根本不可能接受。而要蒋介石下台，要汪精卫上台，这正是日本的真实目的。 孔祥熙随即发电报给贾存德，叫他告诉萱野，日方提出让落下野是无理的，也是中方不可能接受的。如果日方不撤回这一条，谈判根本无法进行。 萱野在东京接到孔祥熙的来电后给孔祥熙復电时说，关于要求蒋介石下野这一条并不是日方一定要坚持的，而是国民政府。国民党内部一些委员向日方提出的，并举例说高崇武就曾代表汪精卫、张群等27名中央委员口头向日本当局提出希望蒋介石下野。 7月中旬，萱野肩负使命，再次来到上海与贾存德会面，商谈中日和谈之事。二人虽感到中日和谈前途渺茫，但仍抱有一丝希望。萱野说日方已同意将“共同防共”做为条件的第一条，以中日经济合作为第二条，取消了要求蒋介石下野的条款。 8月初，贾存德遵照孔祥熙的指示，带着萱野的亲笔信和日方关于中日谈判的先决条件的文件，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再由香港乘飞机到武汉。因日军已准备在湖北与中国军队决战。贾存德到武汉时形势十分紧张，贾乘坐的航班在一民用机场降落，而民用机场出入的旅客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以防日伪特工携带违禁品 贾存德身带萱野和日方的秘件，当然不能被搜查出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贾存德在检查关口和警察发生了冲突。一个非要检查，一个不让检查，一直吵到稽查处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见贾存德提一棕色牛皮箱，一身绸衣绸裤，知道有些来头，但也不肯轻易俯首，便对贾存德说：“汉口现在是临时国府，机场又是军事禁区，蒋委员长有令除了端纳先生，任何人出入这个关口都要检查。莫非你有蒋委员长的手令？” 贾存德也是经过些世面的人，当下他不动声色地说：“蒋委员长的手令鄙人没有，但确有重要公务在身，先生可打电话给孔院长。” 这位主任看贾存德提出了孔祥熙，自知得罪不起。心想若真是孔祥熙的人也可以从中买个好，便将电话打到孔祥熙的办公室。 当贾存德一身臭汗、急匆匆地赶到孔府时，已是傍晚时分。孔祥熙饭也顾不得吃急急地问：“在稽查处没事吧？” “没有。他们没敢把我怎么样。”说罢贾存德掏出萱野的信和日方的文件递了过去。 第200页 孔祥熙一面表扬贾存德遇险不惊，一面对他说，我有一旧时好友马伯援，他和萱野也是朋友，现正在汉口，今晚不妨一见。原来，孔祥熙担心贾存德一个人势单力薄，也害怕他被日本人收买，万一出了差错会误了大事。就又物色了一个和萱野有过旧交的马伯援，让马和贾二人共同完成这一使命，也好有个照应。 贾存德、马伯援为孔祥熙也是尽心尽力，极力在萱野和孔祥熙之间穿梭斡旋。当年9月中旬，终于在香港促成了一次比较正式的会谈。 日方代表自然是萱野和松本，中方则是马伯援和贾存德，虽然双方代表都不是政府官员，但都代表了最高层的意见。中方的意见是，同意日方提出的先决条件，但要求日本天皇下诏，对世界、对中国声明休战，并将军队撤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的地带。然后中日双方可商定谈判的具体问题，如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派谁参加以及谈判的程序等等。 孔祥熙这一着实在也是将了萱野一军。萱野自知无法答覆，日本政府和军部也决不肯同意。日军当时气势正盛，虽然在上海会战、台儿庄大战中有些失利，但总体是持进攻态势，并在军事上占有优势。谈判本是城下之盟，想以此向中方、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怎么能由天皇下诏罢兵呢？！ 萱野松本故意拖延，一会儿说身体不适，一会儿又说需要请示，致使香港会谈陷入僵局。 这时湖北战事愈紧，国民党又迁都重庆。国民党内部主战派和主降派的对立日益公开化。不知怎么香港公谈在这种关键时刻走露了风声，被香港一家报纸披露了出去。蒋介石马上僻谣，说那是居心叵测者有意造谣，妄图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但冯玉祥却有意和蒋介石作对。他在重庆对一些前去採访他的记者说：“日寇侵华目标已定，就是要变中华为其殖民地。大敌当前，有人不是积极抗战，打击敌寇，却在背地里藉口和平谈判，破坏抗战阵营，助长了投降派的气陷……” 孔祥熙见事已败露，便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也觉此时还是以谨慎为好，便命孔祥熙从香港召回马伯援。 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桩几乎令所有人都震惊的事件--汪精卫失踪了。 汪精卫是12月底在他的寓所失踪的。其后没几天，有消息传来，说有人在越南看见了汪精卫。但蒋介石和孔祥熙都已预感到，汪精卫的真正目的地是日本。 孔祥熙立刻派马伯援返回香港，并代表孔祥熙对萱野说，如果日本支持汪精卫等少数人组织伪政府，结果只能是使中国的抗战长期持续下去。其实，孔祥熙的这一做法是过于天真了，他的意见也毫无意义。汪精卫的出走本来就是日本策划的结果。其目的就是要汪精卫组织一个和蒋介石对立的政府，日本当然要支持汪而不支持蒋。 果然，汪精卫事件发生后，萱野对贾存德和马伯援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谈判几乎无法进行。因为日方的意向已基本明确，待江政府成立后就只和他打交道，而置重庆的蒋介石政府于不顾了。因为当时日本军界对形势估计的比较乐观，他们的重点也逐渐从中国转向了东南亚甚至太平洋。他们已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他们觉得国民党政权已不再是所谓“大东亚战争”的主要威胁。 但孔祥熙仍不死心。一方面是他对整个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认为美英还有能力遏制战争；一方面认为蒋介石既然交给他和谈使命，就要有始有终，只有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工作就要做下去。这也表现了孔祥熙的韧劲。 萱野于1938年底从香港返回上海，孔祥熙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但落款是贾存德（为了不授人以柄），叫贾存德即刻赴上海将信交给萱野。在这封长信里，孔祥熙歷数了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和谈的过程，指出陶德曼作为中间人，曾转达中方谋求和平的意见。日方也表示为了尊重中国的问题，不攻南京。不料日方背信弃义，侵犯中国首都南京且滥杀无辜，使和谈陷入僵局。 孔祥熙在信中还说，日本近年来工业迅速发展，实力是较之中国为强，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有外授，日本要想战胜中国也非易事。战争想必旷日持久，其结果必是两败俱伤。如日方能从实际出发及时停戈体武，以谈判解决问题，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孔祥熙这封信写得极为恳切，主旨不言自明，谋求妥协，尽早结束战争。只要日方的条件不要太苛刻，都可以坐下来谈。 但由于汪精卫的出走，日方已想关闭谈判大门。于是，萱野在拿到这封信回国后，便沓无音信，任凭贾存德怎样查找也徒劳而返。萱野就此再没来到中国，和孔祥熙的交待也以这封长信为标志划了句号。 萱野“失踪”后，孔祥熙曾请示过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对汪精卫的叛逃极为气恼，但也是无可奈何。汪精卫的出逃和萱野的失踪并没有使蒋介石关闭和日本谈判的大门，反而更激起他要找寻一条新的和日方接触的渠道。他又找到孔祥熙，他也只能找孔祥熙。因为当时国民党上层虽然也不乏人才，但像孔祥熙这样熟悉“洋务”又掌握实权，而且和蒋毫无二心的人却不多。和萱野“和谈”虽然失败，但也不是孔祥熙的错。所以在中日实际断交的情况下，此任务可以说非孔祥熙莫属。 第201页 孔祥熙从事此秘密活动终于没有瞒住家人，宋蔼龄虽不想插手此事，她最讲实惠，像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她一般不干。但出于对丈夫的关心，她也提醒孔祥熙，小心鸡没捉到反蚀一把米。 孔祥熙知道蒋介石的用心，更知道自己的对手日本人的原则。可以这样说，和谈几乎没有希望。但有些事就是这样，明知没有希望也要办。为了全局，为了从其他方面得到一些东西，有些事就是这样。 孔祥熙找不到合适人，只有还求贾存德。就像蒋介石还找孔祥熙一样，贾存德也许是从上次和萱野的“谈判”中尝到了甜头，觉得干这一行也不错，就死心塌地为孔祥熙干了起来。 贾存德果然找到了突破口。他从一个同乡那里知道了自己过去的同学王子惠现在汪精卫手下当实业部长，同日本主和派人物有密切的关系。贾存德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利用的线索，在请示孔祥熙后便只身前往南京，找到了王子惠。 王子惠虽供职于南京伪政府，但对结束战争还抱有希望。另外，他也希望能为蒋介石、孔祥熙办事，将来一旦有变，也好多一条退路。 贾存德和王子惠接上头以后，孔祥熙即给王子惠写了一封信。信中希望王子惠辞去实业部长一职赴东京，利用自己的关系在东京联络主和派，抵制主战派，以便早日恢復和平。王子惠也觉得汪精卫的南京伪政权长不了，便听从了孔祥熙的意见，辞职到日本去了。 1940年四月，王子惠返回上海，找到贾存德后对他说：“日本主和派现正在联合起来，准备向天皇裕仁进谏。进谏的内容一是劝天皇责令军部迅速结束对华战争；二是和谈应以重庆政府为对象，而不和汪精卫政权发生关系。而且主和派首领是宫金子伯爵、天皇的叔父、前海军总司令等极有地位和影响的人物。” 贾存德因接受了和萱野打交道时的教训，尽管你说得天花乱坠，我也要沉得住气。所以他并没有急于这把这消息告诉孔祥熙。 同年5月，王子惠又带给贾存德一封日军中将板垣征四郎（也是主和派）用铅笔写的中日和谈5项条件的草稿。其内容是：1.共同防共；2.中日经济合作；3.取消汪精卫政权；4.休战；5.撤兵。 王子惠对贾存德讲，日方真的有诚意和孔祥熙和谈。板垣就亲口对他讲，如果孔祥熙同意5项条件，板垣即可亲自签名作为正式公文送交孔祥熙。然后双方各派特使，正式商讨会谈的时间、地点和程序等。王子惠还告诉贾存德，日本裕仁天皇已决定6月前宣布承认汪精卫政权，如孔祥熙能代表中方在此之前表明态度，日方主和派就可以以此说服天皇延迟对汪精卫政权的承认。王子惠还说，因事关两国命运之大计，他非常想当面和孔祥熙陈述利害。 贾存德这时才将王子惠所讲内容电报孔祥熙，孔祥熙虽然半信半疑，但内心仍掠过一丝喜悦，这毕竟是来自日本上层的主和派的声音，说不定谈判就能取得结果。但事关重大，他不能只凭一封电报就下决心或向蒋介石汇报。因此，他让贾存德速来重庆面谈。 因战争造成交通不便，贾存德尽管接到孔祥熙的电报就起身，还是辗转了半个多月，直到6月下旬才赶到重庆。 赶到重庆后，贾存德即将板垣提出的5项条件的铅笔草稿及其它文件交给孔祥熙。孔祥熙阅后对贾说，你回去告诉王子惠，说板垣提出的5条我们同意，可以商讨下一步正式会谈的问题。孔祥熙还说，蒋介石已命令胡宗南的50万军队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对付共产党，所以“共同防共”一条日本尽可放心。 贾存德还没来得及离开重庆，日军就对重庆採取军事行动。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日方自己在打自己的耳光。当年7月初的一个早晨，一阵尖利的防空警报把孔祥熙和贾存德从睡梦中惊醒，他们急急地钻进防洞。就见十几架日本轰炸机正飞临重庆上空，就像成心似的第一排炸弹就落在孔祥熙的范庄寓所，随后又将他的寓所也炸了个粉碎。孔祥熙写到：“这些挨千刀的！一边送和谈文件，一边送炸弹，什么东西！” 事情还没算完。没几天又传从上海和西南传来消息。上海孔祥熙寓所的管事姚文凯某天晚上突然被人绑架，后查明是日本特务干的。西南方面日军封锁了滇缅和滇越公路，使国民党政府的物资供应发生了困难。 孔祥照不是傻子，这一连串的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是冲着他来的，是要逼近他迅速承认和谈条件，向日方表态。但在这种军事压力下的谈判一开始就不可能是在平等地位上的谈判，这也极大地刺伤了孔祥熙的自尊心。叫他立刻去对一个刚刚把他的寓所炸成一片废墟的国家的特使做出笑脸，这实在是不可能的。 为了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孔祥熙也决定作出一点样子给日本人看看。但他没有飞机去轰炸东京板垣的寓所，于是就把气撒在贾存德身上，似乎他目前的一切麻烦都是贾存德造成的。于是孔祥熙和他的“特使”贾存德之间又上演了一出苦肉计。 一天，孔祥熙上班后，孔令仪突然对贾存德（贾一直住在孔家）说，他今天必须搬走。 贾存德一楞，昨天还和孔祥熙谈得好好的，怎么今天就突然要搬家。 孔令仪说，叫你走你就走，少罗嗦。 第202页 贾存德说，我要见孔院长才肯走。 孔令仪说，他去外地疗养了。这几个月都不在重庆，你不可能找到他。 就这样，贾存德被孔令仪“赶”出了寓所。消息传出后，人们议论纷纷。因为那时很多人都知道贾存德和日本人来往密切。他被孔家赶出，自然表明了孔的一种立场和一种态度。 孔祥熙将贾存德“赶”走，并非想关闭和平大门，而只是想出一口恶气。因为王子惠带来的消息和原来萱野的不同。王子惠带来的是日本上层之间矛盾的信息，这正好可以被利用。如果日本的主和派能团结起来，一起向军部施加压力，战争的局面就会改观。这比出动几十万军队在战场上撕杀得来的结果还要实惠。 因此，孔祥熙对王子惠送来的情况是重视的。他“赶”走了贾存德后，就在南温泉寓所秘密地接见了王子惠派来的蔡森。蔡森将这段时间他们共同奔走于中日之间力主谈的情况写出了一份报告，孔祥熙亲自修改后交给了蒋介石。 同年8月上旬，蒋介石亲自来到南温泉寓所看望孔祥熙，实际是为中日和谈而来。孔、蒋二人在卧室里谈了半天，无人知晓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从结果来看，蒋介石是基本同意那5项条件的。因为蒋介石走后，孔祥熙即召见蔡森要他回上海转告王子惠必须拿到板垣的亲笔公文而不是铅笔草稿，以做为板垣会谈的保证。另一方面，孔祥熙又叫孔令仪秘密找到贾存德，让他随同蔡森回上海，实际是监视蔡森和王子惠的行为，看他们是不是和日方有什么猫腻。同时孔祥熙还让人在重庆四处散布，说贾存德因怕遭到政府逮捕已逃跑，下落不明，给人们造成是贾私下里日寇接触，他孔祥熙是大义灭亲。这个烟雾弹还真起了作用，除了蒋介石及孔家的极少数人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事情的真相。 蔡森返回上海后，将情况向王子惠做了汇报。随后不久王子惠便导演了一场“和谈”闹剧。 8月下旬，王子惠约日本板垣的代表岩奇请七到上海正式“谈判”。而中方首席代表就是王本人，列席的有蔡森、贾存德。整个谈判过程，基本就是日方代表一人发言。这位岩奇诸七大言大惭地说，日本在考虑和中国和谈时最关心的是防共问题。因中国目前的政府军不足以防共，所以就需要邀请日方在华北地区留兵协助。 他还说，中国是独立国家，如果外国派兵来干涉中国内政，在国际上恐怕会引起争议，所以应由中方提出主动邀请日方留驻兵力协同防共，这样比较稳妥。 贾存德开始以为王子惠是真的代表国民党政府和日方谈判，现在他明白了。这根本不是谈判，是“宣判划押”。岩奇诸七讲完.了话就让王子惠在记录上签字，而王子惠的屁股是坐在日本人一边的，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没为中国人说一句话。整个谈判就像事前排练好的一幕闹剧，既没有实际意义也不平等。因此贾存德站在孔祥熙和蒋介石的立场上，最后拒绝在记录上签字。于是谈判不欢而散。 2.为“史蒋失和”暗中擦屁股 1941年12月7日，日军在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指挥下，突然袭击了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基地珍珠港。 日军袭击珍珠港的第二天，英国首相邱吉尔就对他的同僚谈，上帝终于把美国人给我们送来了。果然，珍珠港事件在美国引起强列反响。美国总统即刻宣布对日作战，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1942年1月，中、苏、美、英正式结成反法西同盟，并由蒋介石担任了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 因为中国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共同敌人都是日本，在军事方中美两国很多问题需要协调。因此反法西斯同盟成立不久，蒋介石便打电报给罗俾福，请美方派一名高级将领来华，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参谋长。 美国方面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出陆军中将史迪威来华。除了任命他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外，同时授予他另外五个官衔：美国驻华军事代表、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和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 总之，史迪威集多权为一身，成为美国国家利益在华的代表。如此众多的权力集于一身，这也是他后来和蒋介石闹矛盾的资本。 本来，蒋介石要罗斯福派人来，只不过是作出个态度，要美派个人来表示统一战线。其实是要通过他来争取更多的外援。不料这个史迪威一来中国就趾高气扬，他头上的6个官衔有5个是蒋介石无权过问的，这样蒋介石能不恼火吗？ 还有就是蒋介石歷来对外来援华物资随意分配，但史迪威却被美国政府授权监督援华物资的使用，防止被贪污和挪做他用。这也极大地刺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史迪威西点军校毕业，一身贵族气派，办事认真，说话直率，所有主张也都使蒋介石不快。所以史迪威来华不久，就和蒋介石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史迪威来华不久便到各地视察，结果发现了许多使他百思不解和震惊的现象。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忙于太平洋战争，暂时放松了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但蒋介石不是藉机休养生息，或开展对日军的进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把他最精锐的50万大军布置在西北战场，以对付八路军和共产党。在华东，自“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重新站立起来，动员群众建立根据地，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国民党蒋介石早就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及物资供应，1943年又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使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在物质上陷入了极大困难，以致中共毛泽东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第203页 史迪威看到，和日军作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物资供应情况极差，很多部队弹药不足，军服破旧；不仅如此，国民党军队中也有很多部队的装备陈旧，士兵面黄飢瘦。 当即史迪威非常生气，他觉得美国政府受到了愚弄。美国政府对华进行了那么多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和物质援助，这些东西都到哪里去了呢？ 回到重庆后，史迪威向蒋介石直言不讳地提出，请他把对付陕甘宁边区的50万大军调到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同时给八路军、新四军补充武器装备。 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史迪威的意见，他一开始就对这个黄头髮、高鼻樑、蓝眼睛且目空一切的美国人没有好感，当然更不会让他为共产党说话。 “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赤色宣传，史迪威将军。”蒋介石说到。 “不，不！我所看到的都是事实。” “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更谈不上对日作战，我为什么要给他们更新装备。” “蒋先生，我从来都尊重事实。如果您和您的部下能亲自到延安去看一看，我相信你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 “史迪威将军，”蒋介石的两道眉毛在额头抖了起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要提醒你，我现在是中国战区的最高长官，你只是参谋长。” “大家都心平气和一点好不好？”宋美龄在一旁劝解说。 当天的谈话不欢而散。 史迪威回到住所后，马上写了一封信给罗斯福。在信中，他把两个月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统统说了出来。他说蒋介石政府贪污成风，根本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还说美国的援助多数没落到实处，建议美国政府重新考虑要不要与这个腐败的政权进行合作和支持。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把蒋介石称为地道的“独裁者”，说他那个刺得精光的脑袋就像一粒花生米。后来他在和别人交谈时就轻蔑地用“花生米”代指蒋介石。 自然，风声很快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于是蒋介石在家里大发雷霆。在中国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反对自己，不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蒋介石也立即致罗斯福，要求撤换史迪威，并说史迪威不了解中国国情，不适合在他身边做参谋长。 本来，蒋史之争反映的是美国政府在支持中国抗战中和蒋介石的一些分歧，也和蒋介石、史迪威两人的个性有关，和孔祥熙。宋蔼龄是八桿子也打不着的事。可当宋蔼龄从宋美龄那里得到了这一情况后，便觉得这又是一次显示自己的机会。她决心从中调和蒋史的矛盾，从而表现自己和孔祥熙的能力；也可以进一步向蒋介石表示孔宋二人对蒋的忠心。 宋蔼龄把自己的想法对孔祥熙说了以后，孔祥熙便指出，关键要了解罗斯福对史迪威的态度。如果罗斯福还想用史迪威的话，就不宜掀起一个倒史的浪潮，而还应以和为好。 宋蔼龄觉得孔祥熙说的有理，史迪威性格直率，不了解中国的人情事故，真心想抗日又有罗斯福的尚方宝剑，当然不会虚情假意的。但他也有弱点，就是不希望和蒋闹僵，上任几个月后就被中国人“驱逐”出国。从蒋这方面来讲，美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美国的支持是蒋介石政权得到的最大支持。因史迪威和美国搞僵，应该说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确定了方针之后，孔祥熙、宋蔼龄正式向史迪威发出了请柬，说是宋蔼龄过生日，请史迪威前来赴宴。 史迪威如约前往，一到餐厅便被满桌珍奇的佳肴惊呆了。史迪威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物，刚到中国时就出席了蒋介石准备的欢迎宴会。但象孔家这么丰盛的宴席，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叫什么？” “这叫满汉全席。”宋蔼龄对史迪威解释说：“是过去满族人招待最尊贵的客人时才准备的宴席……”接着宋蔼龄又详尽介绍了满汉全席的歷史、特点和吃法。 史迪威感嘆到：“这太奇妙了，这太奇妙了！” 但是，这位性格直率、外号“醋性子乔”的陆军中将，并没有中国人所谓“吃人家嘴短”的毛病。吃归吃，但一扯到正题却表现出了态度的原则性。 宋蔼龄和孔祥熙都尽量用英语直接和他谈话。言谈中对美国文化极尽赞扬之能事，对美国的经济也一个劲地讲好的。但当一涉及和蒋介石的关系时，史迪威立刻警觉起来。 “宋小姐，”他说。“我认为蒋介石的国军在正面战场确实作战不力，而且何应钦从中做梗是重要原因。何应钦是个亲日分子，我们有大量的情报证明他和日本人保持着秘密接触，像这样的人，蒋委员长还让他当军队的参谋总长，还让他指挥部队抗日，这太不可思议了。所以说，我和蒋先生的分歧不是个人之间的分歧，而是我负责任和他的不负责任的分歧。” “我也很讨厌何应钦这个人。”在一旁的宋美龄接着说，“在西安事变中，就是他极力主张用飞机轰炸西安。后来看到了委员长的手今，他还是主张讨伐，真正别有用心。” 宋蔼龄、宋美龄和孔祥熙都表示同意史迪威的意见，表示他们要向蒋介石进言，尽快撤换何应钦。 不久后的一个中秋之日，宋蔼龄和宋美龄又发出邀请，清史迪威仍到孔府作客。 第204页 史迪威虽然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印象很环，对宋氏姐妹和孔祥熙印象却很好。她们良好的修养，彬彬有礼的举止，对美国文化的了解特别是会讲英语，使史迪威深有宾至如归之感。 史迪感来到孔府的客厅，屁股还没坐热，宋蔼龄的一席不热不冷的话语就叫他头皮开始发麻。 “史将军，我们早已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了。所以，我们有责任把我刚刚得到的消息告诉你。你知道吗？现在有人正在酝酿撤换你呢。” “这个……我听说了。最近蒋先生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但被总统拒绝了。”史迪威回答。 “不，史迪威将军，情况不是这样。我说的是现在美国有人在策划撤掉你。”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的国家里有人在策划撤掉我？”史迪威像被子弹打中了一样，身体不禁一颤。 “你太单纯了。”宋蔼龄像一位老师教导一个学生一样，“你当然知道，美国有一个院外援华集团。” “知道，这是一个由在民间影响很大的议员们组成的非官方团体。他们通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便使政府制度有利于中国的政策，增加对中国的援助。”.＿ “告诉你，这个集团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和蒋委员长有着很好的关系。他们许多人都来过中国，和我们也有很深的感情。” “你是说他们同情蒋先生吗？蒋先生的不满可以通过他们变成向总统施加的压力，达到撤换我的目的？”史迪威点燃了一支雪茄，深吸了一口后说。 宋美龄接过话碴说：“史将军，你的话讲得太直露，太难听。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这样表述。” 这等于是承认了宋蔼龄讲的内容，史迪威感到事情有点麻烦了。他知道，美国虽不像中国这样有各种派系，搞宗派和裙带关系，但白宫和国会之间的予盾是由来以久的。特别是当总统竞选期间和遇到关系到重大的对外政策上，国会和白宫往往发生矛盾。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也会争吵不休。有时为了平衡各种利益，树立白宫的形象，总统也会“丢卒保车”。 想到这里，这位傲慢的陆军中将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宋蔼龄和宋美龄交换了一下眼色后说： “史将军，你的意见和作法实际把蒋委员长和援华集团推到了一个坑里。援华集团现在在美国到处宣传，说蒋委员长是抗日英雄，是远东抗日的战略家，为他树碑立传以争取援助。而你却往白宫报告，说他发布的战报是假的；说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说他领导的政府腐化堕落；这不等于说援华集团在和蒋委员长沆瀣一气，欺骗蒙蔽美国政府和人民吗？你的报告不仅伤害了蒋先生，还伤害了援华集团。你现在明白了我刚才讲话的意思了吧？” “可是，我直接写给总统的信件和报告，怎么会让援华集团那些人知道呢？”史迪威还是有些不解。 “史将军，”宋美龄说，“你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怎么连美国的新闻自由都忘了呢？我在美国住了近10年，我知道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几乎没有秘密可言。总统本人的私人信件，都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刊登，令人去评判。有些记者，以专门刺探个人隐私为职业，什么样的秘密只要有人出钱，就能拿到，就可以在报纸上登出来，何况是你的呢？” 宋蔼龄接着说：“其实，用不着谁到白宫偷看文件，是你自己没把你的想法控制好。你看，”宋蔼龄递给史迪威几份材料，”这是你前不久到西安视察时的讲话，这是你给飞虎队的讲话录音，这是你在缅甸当着英国远征军讲的，美国的随军记者就在一旁。” 当即，史迪威的脸变得纸一样白。 宋美龄紧接住大姐的话说：“我这里也有几份材料，是一位朋友偷偷交给我的。你看看。”宋美龄指着那一份用红笔标的特别明显的段落说：“这是你说的，俞飞鹏像土匪。你知道不知道，俞飞鹏是蒋委员长的表弟？还有这份美国报纸。这份报纸说你曾说过你讨厌中国人，说中国人天生的劣根性。这下面还配有评论，说你这种思想很像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思想，一种典型的种族歧视。这种思想决定了你根本不宜于在中国任职……” 一番“和风细雨”般的谈话，一阵由“红粉兵团”策划的进攻暂告一段落。在预备投放的炸弹全部爆炸了以后，客厅里出现了沉默。 墙上的英式挂钟滴滴答答地响着。 一会儿，史迪威恢復了常态。他站起身，迈开大步走向门外又走了回来： “不错，那些话是我说的，你们提供的材料都是准确的，可那又怎么样？我现在仍坚持我的观点，因为我仍然认为我讲的是对的。如果因为我坚持了我的观点，有人想撤换我，那就叫他撤换好了。甚至我可以主动提出辞职！对不起，我告辞了。” 史迪威甚至连手都不准备握，到衣帽架前取下军帽，戴在了头上，准备结束这场谈话。 宋蔼龄和宋美龄都被史迪威弄得措手不及，她们没想到史迪威会有这一手，她们还以为史迪威会向她们俯首称臣，虚心请教解脱的办法呢。 第205页 “史将军，你好啊，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孔祥熙迈着四方步，笑盈盈地走进客厅。 “我……准备告辞。”史迪威说。 宋氏二姐妹也对孔祥熙的突然到来似乎感到意外。 “如果没什么紧急公务，不妨再坐一会儿，我也有很多话想和史将军谈谈。” 盛情难却，史迪威只好又坐了下来。 其实，孔祥熙根本就没出去。史迪威一来，他就在客厅旁边的套间里静观“‘局势”的发展。当看到宋蔼龄和宋美龄的攻势被史迪威-一破解后，他只有亲自出马了。 孔祥熙向宋蔼龄、宋美龄姐俩使了个眼色，宋蔼龄立刻恢復了常态。 “史将军，庸之刚回来。他也久慕将军的大名，一直想找机会单独拜会……” 史迪威只好说：“我也久仰孔院长的大名。上次来府上，只见到了您美丽贤惠的妻子。” 此时来美龄也来了灵感。 “史将军，姐夫不是外人，所以我想把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出来。真的，我觉得关键不在于你对事情从什么角度看，而在于在公众心目中，你是个胜利者还是个失败者？” “这话中的意思？” “很简单，”宋蔼龄和宋美龄配合得天衣无缝。她回答说：“如果援华集团那伙人把你整得下了台，你就是失败者。如果他们费尽了心机，你仍在台上，仍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你就是胜利者。这就如同演员上戏，你的演技再真，观点再正确，人家不让你上台向观众表演，你能说你是一个好演员吗？观众也许根本不认识你。” 宋美龄看史迪威被说动了，又趁热打铁地说：“其实，在我们姐妹心中，你是最出色的将军，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我们都希望你能留下来，直到抗战胜利的一天。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抗战的中途又来了一位不熟悉的人到中国。” “可是，那些议员们的势力是强大的，我恐怕真的要被撤换了。” “不，事情不一定会那么糟。”宋蔼龄说：“这个援华集团的成员都是我们下力气一个一个争取来的。与我们都有私交，都是朋友。所以我和美龄可以保证，只要努力，他们的态度不是不能转变的，不过…… 宋蔼龄故意吊起史迪威的胃口。 “不过什么？” “蒋委员长那里，还得请将军给点面子哟。” “我们已经吵翻了，按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撕破脸了。” “委员长对你还是很有好感的。你应该了解中国。中国的领袖不同于美国的总统，什么人都可以批评。在过去，中国的皇帝是至高无尚的，谁见了都要下跪朝拜，你应该理解蒋先生。其实，他也希望能和你和解，只要你给他个面子。” “怎么给？”史迪威似乎仍有点冥顽不化。 “认个错。”宋美龄说。 “不，我不想改变观点，也不想去认错。” 宋蔼龄道：“我了解西方也了解美国。在美国人看来，实际的利益最重要，而中国人最看重面子。只要你给他面子，什么话都好说。所以和蒋委员长和解很简单，不用真认什么错，也不用改变观点和立场，你去做一个姿态就行了。再说，你从中也可以得到很多，就算做一笔交易，你付出的只不过是一文不值的面子，保住的却是你的尊严、地位和你在中国拥有的一切。这一点都不吃亏呀，史将军。” 宋蔼龄的这番话显然打动了史迪威。 孔祥熙点燃了一支三五牌香菸抽了起来，他递给史迪威一只，史迪威摆摆手谢绝了。 史迪威想了一会儿抬起头来说：“做出一个姿态，或者如你们所说给他一个面子，问题就能解决吗？” “当然，我保证。”宋蔼龄非常肯定的回答。 史迪威又看着宋美龄。 “没问题，我这就回去做工作。”宋美龄亦打保票说。 “史将军，”孔祥熙这时插话，“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七级风八级风，不如枕边风。” 一句话说得史迪威也笑了起来。 不久后的一次宴会上，史迪威就像一个演员，在孔祥熙、宋蔼龄和宋美龄导演下，和蒋介石合演了一出“将相和”。 那是在一年一次的民国诞生纪念宴会上，他们有意安排史迪威和蒋介石在一个桌上，而且史迪威就坐在蒋的旁边。 史迪威知道这是他们有意安排的，在宴会开始前主动向蒋伸出了橄榄枝。 “蒋先生，”他说，“我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你们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如果我有什么话说的不对，但绝非我的本意，希望你能谅解。” 当翻译将这段话轻声说给蒋介石时，蒋介石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微笑。因为这个傲慢的美国人从来到中国那一天起，就没有对蒋介石表示过应有的尊重。而今天不管他说的是什么，他主动向蒋介石“套瓷”本身，就说明他至少在形式上、在公开场合已正式承认蒋介石是总司令，是他的上级。 第206页 蒋介石微笑着和史迪威握手的照片，第二天就出现在重庆的各大报的头版上。很快美国的重要报纸也发表了类似的消息和图片。 蒋介石也抓住这一契机大加发挥，在一次军事委员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给史迪威以悔改的机会，所以继续留用。” 将介石虽然恨史迪威，但他不愿因史迪威和美国把关系搞僵，是有原因的。 别看蒋介石口口声声要三民主义，要民族的自立自强，在骨子是他和孔祥熙一样，是极崇洋媚外的。但外国列强很多，要依靠哪一个呢？蒋介石把在中国官场上的原则运用到外交政策上。他也认为靠主子只能靠一个人，只要认准了，就死心踏地。认多了反而会坏事，到关键时刻哪个也不帮你。而当今世界，美国是最有希望的。第一是美国幅员辽阔，经济基础雄厚；二是美国隔着中国很远，不会对中国有直接威胁；三是美国人比较傻（他这样认为）比较直，并且好交；第四他手下的骨干很多都是美国留学的，如宋氏一家。所以当孔祥熙确定了举借外债的经济方针后，美国就成为中国主要的债权国。 抗战期间，中国举借的外债是惊人的，其中光是向美国借款，就占全部借款的一大半，高居75.5％左右、当然，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是有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各类援助是战前的三倍多。美国还任命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的盟军最高统帅。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消耗日本的军力和资源。1942年，罗斯福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他们可以攻打澳大利亚，攻打印度，他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地方打下来。那样一来将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他们可以和德国会合，和德国联合起来举行一个大的反攻，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 美国陆军将军泰勒也曾说，美国对华政策的总目的是要使中国人处于这种状态：要使之衰弱到惟命是听，强壮到能执行命令。 美国的巨额借款，对支持国民党抗战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另一方面，又使国民党政府一天天地沦为美国的附庸。 在抗战期间，美国不仅在政治上左右着中国，而且还在金融。海关、矿产、财经等多方面控制了中国。如1944年国统区的金融界争购美钞，大搞外汇投机，充分表明了国民党在金融上对美国依赖性。 因此，蒋介石在对美国的关系上特别予以重视，对来自美国方面的意见特别予以考虑。像史迪威，若是换了其他国家的人早就轰走了，但因为他是美国人，是罗斯福派来的，就不能不有所顾忌。 反之，主子的心思，奴才想得最明白。孔祥熙、宋蔼龄积极为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从中斡旋，也就是这个道理。 1943年10月，孔祥熙、宋蔼龄使史蒋风波终于告一段落。然而，好景不常。一年之后史蒋矛盾再次爆发，而且比第一次来得更勐烈、更难以收拾。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自中途岛战役日军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重巡洋舰、300多架飞机并使3500名日军丧生后，日军企图在瓜岛挽回败局。结果，战役又遭到惨败。在近两个月的争取占领瓜岛的战斗中，日军损失了各类舰艇24艘，阵亡5万多人，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航几乎全部被摧毁。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进行的一切企图都宣告失败，而美军则开始转入全面进攻。 1944年6月，美军出动3海军陆战师和1个后备陆战师，3支大舰队。其中航空母舰7艘、战列舰12艘、巡洋舰32艘、飞机1000余架，总兵力13万人在马里亚纳和日军太平洋舰队所剩余的最后几十艘军舰展开了决战。最后将日太平洋舰队全部击溃。其后当年偷袭珍珠港的南云忠一中将，向太平洋舰队司令剖腹自杀，数万名日军阵亡。但美军在进攻塞班岛和关岛中遇到了日军的顽强抵抗，几万名日军全部自杀或战死，无一投降。美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为了挽回在太平洋战场中的失利，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更多的兵力支援日本本土作战，1944年4月，日军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于当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腐朽的国民党军队如惊弓之鸟，战役刚刚打响不到几天，便全线溃退，望风而逃。日军则趁胜追击，又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 罗斯福得到这一情况后极为重视，立即和国防部官员进行了紧急磋商。他们认为，如果国民党军队再不加强管理、纪律和统一有效的指挥，就有可能遭受到更大的损失，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也发发可危。这样一来，日军就可能抽调更多的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加大美军的压力，影响太平洋战争胜利的进程。鑑于国民党军队目前派系林立，山头众多，指挥不灵，管理混乱的情况，罗斯福于当年7月7日向蒋介石发出“紧急建议”，要求由史迪威统一指挥中美在中国的全部军队，授以全责和全权，其他人不得干涉。 蒋介石虽不同意，但为了不和美国闹僵，只得採取缓兵之计。因此在7月8日的復电中表示“原则同意”。 尔后蒋介石又给在美访问的孔祥熙发电，告之史迪威今天已控制了中国全部租借物资，若再统率中国的全部军队，并给共产党提供装备，后果不堪设想；希望孔祥熙在美国加紧活动，一定要设法阻止史迪威大权独揽。 第207页 孔祥熙的处世原则歷来是只认蒋介石为主子。在国民党内他对谁的话都是先看再想再办，只有对蒋介石的话要立即执行，从来不打折扣。 孔祥熙立即向陪同人员交待，请求约见罗斯福总统。 7月15日，罗斯福同意会见，孔祥熙如约前往。在此之前孔祥熙绞尽脑汁，怎样用简练精僻的语言说服罗斯福呢？他在头天晚上打了腹稿，又背得滚瓜烂熟。所以一见罗斯福，他就滔滔不绝地说到，中国的军队情况复杂，由于歷史、地域、派系等等缘由，除了法令、纪律的约束外，主要要依靠统帅与将领之间的个人感情来指挥与调动。决不是任用一个什么人、发布一个什么军令就能执行的。所以让史迪威做中国军队的总指挥恐怕不妥，望总统能三思。 说完之后，孔祥熙颇为得意。这些话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又恰到好处，不失外交礼仪。不料罗斯福并不为之所动。当时他问：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蒋先生的意见？” “当然是我个人的意见。”孔祥熙连忙回答。 罗斯福说，“你们的蒋委员长已打来电报，表示原则上同意，你就不必多虑了。” 孔祥熙只好悻悻地走了。 当晚孔祥熙把情况向蒋介石通报。蒋介石立即再派来美龄赴美，再次为史迪威一事游说。 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所以美国方面还是在礼仪给子相应规格的接待，到机场欢迎的是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宋美龄对霍普金斯说，她这次到美国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疗养和休息。但是她希望能尽快见到罗斯福总统，以转达蒋介石对他的问候。 霍普金斯回答的也很有意思，他说既然你不是为国事而来，也就不必要专门拜访总统了、你安心去医院疗养，总统夫人会去看望你的。 宋美龄一看弄巧成拙，也就顾不了别的了。她开诚布公地对霍普金斯讲，她是来美疗养的，但疗养期间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说服罗斯福总统收回他的命令。 宋美龄态度坚决地要霍普金斯转告罗斯福，史迪威肯定不能胜任指挥全局的任务，他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军队，他只是用美国的观念按照个人的意志指挥战争。他曾强迫蒋介石把最精锐的55师派到缅甸作战，最后这个师全军覆灭。宋美龄说，蒋介石非常尊敬罗斯福总统，非常珍惜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所以才派她亲自来，希望美国方面能予认真的考虑。 宋美龄的游说仍然没有奏效，这可急坏了孔祥熙。他对宋美龄说，咱们俩人都不能说服罗斯福，看来中美关系真要降低到冰点了。 宋美龄说，能不能叫大姐也来美国，她在外交方面比你我都更加灵活。 孔祥熙立即给远在太洋彼岸的宋蔼龄发电报，将他们在美国受阻的情况通报过去。 宋蔼龄接到电报后反覆考虑，决定先不去美国。她觉得孔祥熙代表官方去谈不成，宋美龄以私人身份去谈也不成，她宋蔼龄论官位没有孔祥熙大，论身份没有宋美龄高，她去美国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而且问题的关键是罗斯福铁了心要史迪威指挥，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指挥官。但是假若史迪威自己不愿意，或者他认为自己指挥不了呢？由史迪威去对罗俾福说不是比蒋孔说更为有利吗？！ 于是，她下决心再次邀请史迪威。 史迪威来中国多年，当然知道来蔼龄是何许人也。虽然这个女人无官无职，但从某个角度说，她随时代表的是国民党最高层利益的意见。所以史迪威不敢怠慢，立刻按邀请的时间来到了孔公馆。 宋蔼龄开门见山，说请你来就是为了罗斯福命令一事。宋蔼龄说：“你应该了解中国。中国是一个讲人情讲伦理讲关系的国家，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张学良和杨虎城捉住了蒋介石为什么不敢杀？就是因为没有第二个人能指挥的了全国的军队。中国军队现在分几派你也知道，有老蒋的嫡系、白崇禧的桂系、龙云的滇军、阎锡山的晋军，你能凭罗斯福的一纸命令叫他们乖乖地听你指挥？” 史迪威说，“这些情况我都了解，要我做总指挥确很困难。但是，这不是我要当的，而是总统根据他掌握的情况让我当的。” 宋蔼龄进一步说：“如果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全交给了你，日本人知道了就会抓住这个机会，说中国已沦陷为美国的殖民地，他们进行的战争是在帮助中国人摆脱美国的侵略，这会不会损害美国在世界上的自称的自由、民主的形象呢？” 史迪威被宋蔼龄说服了。当即他向宋表示，他可以服从蒋的指挥，将来有机会他会向罗斯福总统陈述这一切，使其了解中国的实情。 蒋介石得到了孔祥熙、宋蔼龄的报告后，增强了和罗斯福对抗的决心。因此他故意拖延、迟迟不宣布史迪威的命令。 当年8月23至9月18日，罗斯福在蒋介石故意拖延宣布任命的情况下两次致电蒋介石，要蒋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并说如果蒋违抗的话，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要由蒋负责。 罗斯福的指责，迫使蒋介石和他的“盟友”摊牌了。 9月15日，就是罗斯福发出电报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到“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25日，他亲自打电报给罗斯福，电报中说：“来电所言，自当尊重尊意，但有三点不能稍事迁就：一、我之立国主义；即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二、立国命脉，即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伤；三、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恤……” 第208页 蒋介石在给罗斯福发出决心赶走史迪威的电报后，又立即给在美国的孔祥熙发电，告之“此事不解决，纵使盟国作战胜利而我国格已失，虽胜犹败……予已下最大决心，如有人前来说情，应严正拒绝，并请从速撤换。” 同时蒋介石还电告孔祥熙在此事没解决之前，不接受美国的任何接济，并随时做好准备迅速回国。 蒋介石和孔祥熙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一起将了罗斯福一军，使罗斯福陷了一种不大不小的困境。要么继续施加压力使蒋接受让史迪威掌握全中国的军队，但这样要冒着同蒋介石决裂的危险；要么收回命令，向蒋介石屈服，但个人的面子要受到损失。 罗斯福选择了后者，结果蒋介石下赢了这盘棋。当年10月1日孔祥熙电告蒋介石，说霍普金斯已告之他，说罗斯福准备召回史迪威。原来孔祥熙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立刻找到霍普金斯，向其陈述利害。说如果罗斯福不改变决定中美关系将受到严重损害，而罗俾福这个决定本身确实有点强加于人，让中方接受不了。霍普金斯也很快把孔祥熙的话转告了罗俾福。 对日作战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共同的目标使罗斯福考虑到中美合作在当前的重要，因此他只能退步了。 同年10月4日，罗斯福在白宫正式召见孔祥熙，向他说明了美国准备正式召回史迪威的决定。 10月8日，美军副总参谋长请孔祥熙转告蒋介石，美军准备让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 10月19日，罗斯福正式致电蒋介石，让魏德迈接替史迪威。次日下午史迪威便乘机返回美国，结束了他在中国3年的参谋长生涯。 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在这次“史迪威事件”中又为蒋介石效尽一次犬马之劳，并且终于赢得了胜利。 3.老蒋是爸爸，美元是妈妈 虽然蒋介石、孔祥熙因史迪威的问题和罗斯福大闹了一场，但这在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不过是个小插曲。孔祥熙明白，在中国和所有外国的关系中，美国是最重要的，是蒋介石首先考虑的。 美国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他的工业发展之迅速令世界瞠目。到了本世纪初，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一跃为世界第一位。仅洛克菲勒创办的美孚石油公司，一年的纯收入就超过2亿美元。美国工业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大量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于是也效仿英法等国进行资本输出，其中两个重要地区就是位于美洲和亚洲地区。因此，美国在亚洲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蒋介石之所以看好美国原因就在于此，一是美国资本雄厚，可能为中国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二是美国在亚洲有经济利益，而日军的侵略破坏了这种利益。在抗日这一点上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日直接开战，中美之间的纽带连接得更加紧密，蒋介石就越发想从美国身上揩油。所以尽管在表面上蒋介石宣称对所有国家实行平等外交；但实际上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重点在美国。即把争取美国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做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点。孔祥熙也公开说：我于外交、军事和经济各端，莫不集中目标于华盛顿。 在对美外交上，蒋介石主要依靠的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但侧重孔祥熙。因为孔祥熙比宋子文显得更谨慎，宋子文当时已宣称再也不为蒋家卖命，而独自做自己的生意。蒋介石虽然认为宋子文是个人才，但也不能屈尊去请他出山。离了你还有孔祥熙，地球照样转。孔祥熙就这样，又变成了蒋介石发展对美关系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人了。 1938年9月，南京被日军占领不久，孔祥熙向蒋介石建议，派胡适去美国，接替王正廷为驻美大使。 蒋介石不解，问为什么非派胡适去，况且胡适当时正在英国。 孔祥熙说，这件事也考虑了很久。抗战以来，国家急需外援，而美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伙伴。胡适为着名学者，在美国信誉极佳。胡适的书在美国连年畅销，胡适被美国的舆论界称为美国之友。胡适是一学者，自然清高，不去请其出山，他断不肯主动到政府谋职。想当年刘备为求得人才，三顾茅庐。如今国难当头，国家急需人才，胡适又为国家所必需，只要我们诚心去请，他一定会尽力。 蒋介石此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孔祥熙极力推荐胡适，自有道理，也不必多加干涉，就同意了孔祥熙的意见。 孔祥熙得知蒋介石同意，即给在英国的讲学的胡适发了一封电报，告之政府已令他为新任驻美国大使，直接到美国上任。 胡适是着名学者，比孔祥熙小12岁，也是喝过洋墨水的。因着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而享誉学术界，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之一。孔祥熙和胡适原本并不熟，后来在山西成立“中美同盟会”，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引起了国人的注意。1912年孙中山抵太原时，孔祥熙专门拜见。孙中山对孔祥熙的“中美同盟会”表示赞赏。胡适闻讯后也对“中美同盟会”发了贺电，孔祥熙知道了胡适。后来孔祥熙到上海，赴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后又和宋蔼龄结婚，自然读了不少新书，其中最喜欢的便是胡适的。孔祥熙曾对宋蔼龄说，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成就最高。1924年，孙中山为了革命大业，拖病弱之身赴北京做张作霖、段棋瑞的工作。当时孔祥熙随同前往。在北京，孔祥熙第一次见到胡适。因为二人都留美崇洋，又都性情温和，崇尚中庸，自然成了朋友。然后孔祥熙从政，胡适从文，虽相隔千里却也心心相印。因此孔祥熙在这种时刻首先想到的就是胡适。 第209页 他在给胡适的电报中还说：“此次赴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惟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务希设法运用促进。” 却说胡适，接到孔祥熙电报后，受宠若惊。他曾对朋友谈过，永远不从政；并说官场龌龊，小人当道，实乃我辈之耻辱。中国的文人歷来如此，一会儿出世，一会儿人世。出世时自命清高，抨击时政，纵横排阂，好像天底下就他一个真君子；一旦皇帝下诏人宫，又感恩涕零，为谢知遇之恩竭尽全力万死不辞。 胡适中断了在英国的一切学术活动安排，即刻乘船横渡大西洋，到美国就任。孔祥熙担心胡适一个文人不懂金融财经之事，又派美国财长摩根索所信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陈光甫前去辅佐，并委任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 胡适和陈光甫在美接头后，研究了主攻方向。决定第一个目标是和美国财长摩根索会谈，请求贷款。因准备用中国的工业原料桐油为抵押，所以这笔货款又称为“桐油贷款”，希望贷款额为4亿美元。 胡适的政治观点是反共的，希望中国欧化而深受美国人喜欢，陈光甫曾做为美国的代理人与摩根索十分熟悉。所以他们的活动很快得到摩根索和美国务院的支持。消息传达到国内，孔祥熙十分得意，即向蒋介石汇报，其中不乏他选人得当的自满。 不料几天后事情有变。原来这项贷款计划在罗斯福审查时出现了麻烦。按美国法律规定，这样数额巨大的贷款必须由总统审批核发，还要到国会去表决才能生效，而总统同意是致关重要的。 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抗日决心一直持怀疑态度，对国民党上层的贪污腐败也略有所闻。他可不愿意把美国人的纳税款填到一个不见底的大窟窿里去，或者流入一些军阀官吏的私人腰包。当时他对摩根索说：“我同意贷款2000万美元（数量上先大大降低了）。但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保证他继续抗日，而不是继续撤退和妥协。我真不明白，他的军队5个人为什么打不过1个日本人。第二是蒋介石应明确这2000万美元的确切用途。” 胡适、陈光甫把罗斯福的意见转达给孔祥熙后，孔祥熙又向蒋做了汇报。蒋介石觉得这两条都好办，尽管他已经打定主意再撤退，把武汉留给日本人，而退守重庆。 10月30日，蒋介石在离开汉口前发表了一个《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表示要以日军血战到底。可实际上，在蒋介石发表这个告全国军民书后，除了张自忠指挥的武汉保卫战和1942年史迪威指挥的滇缅战役外，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再没有大规模的交锋。 孔祥熙为弄到贷款，也积极配合蒋介石，在各大报纸上撰文，表示要坚决抗战，并将蒋介石的声明和他的讲话致电罗斯福。 1938年12日中旬，“桐油贷款”由罗斯福批准。次年2月8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正式签订协议并互相交换了备忘录。这份协议规定：由美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世界贸易公司出面，美国给予中国250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用以购买美国商品，但不得购买军火、飞机和汽油等重要物资；中国以22万吨桐油分5年运美出售，以售款还本付息。 据说协议签定后，当蒋介石得知协议的具体内容后并不满意。首先是为什么不能购买军火？我借你的钱，又不是不还，又不是不付利息。你需要桐油，我需要美金，是互惠互利的。蒋介石觉得谈判的焦点是在利息上。就这么一个一点便宜没占、美国人一点亏不吃的谈判，还拖了一个多月。 胡适、陈光甫也觉得这批贷款谈判并不特别成功。但孔祥熙三天五天一个电报地催，他们就只能到处求人说情，结果瓜没熟就硬要摘下来，当然不会有多甜。 1939年，由于国政党政府滥发纸币和战争的破坏，法币和1937年相比贬值了46％。孔祥熙战前曾去英国活动，乞讨贷款，却成效不佳。1939年德国发动战争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英国政府为了支持中国抗战--打击日本就是打击德国，决定向中国提供50万英镑的信用贷款和500万英镑平准基金贷款。但这也没能阻挡法币继续下跌。因此身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又想起了在美国悠哉悠哉的胡适。 其实，这时孔祥熙已对胡适的能力产生了怀疑，自己向蒋介石推荐胡适可能是个错误。但现在已无退路可走，不可能马上把胡适换下来，只能将错就错，死马当做活马医赶着鸭子架，说不定还真能逼出点名堂来呢。 孔祥熙急电胡适、陈光甫，让他们在最短时间内设法再弄到7500万美元的贷款，以解国内的燃眉之急。孔祥熙在电报中煞有介事地说： “我国币制关系各国在华商务利益至巨。币制动摇，与其在华产业价值关系尤为密切，维持我国法币，亦即以保其权益……若再不援助，则一旦情形恶化，美在我国资产及商务，势必无法立足，同归于尽……” 孔祥熙在给胡适的另一封电报中建议： “查欧战时，英负美债甚巨，迄未偿还……能否可运用由美转移债款与我，或委託我国代收……” 孔祥熙的一封封电报，像电棍打在驴屁股上，急得胡适和陈光甫团团转。美国人有一句俗话，再亲密的朋友也有两个字不能提--借钱。美国人是恪守这一传统的，除非有极特殊的理由，或是有第三者的法律担保，你要想向别人借出钱来难上加难。对于中国这个穷朋友，美国人自然不那么情愿掏腰包了。 第210页 无奈之际湖适和陈光甫厚着脸皮一次次要求见罗斯福。罗斯福以为他们有什么急事，见了面才知道又是要钱--这次学乖了点，没有狮子张大口，一张口就是四个亿，而是7500万。 罗斯福也学会了踢皮球，他把球踢给了琼斯--美国联邦委员会贷款办公室主任，一个身材高大、但说话没有表情的爱尔兰人后裔。 胡适和陈光市又一次次地约见琼斯，并一次次地像背台词似的重复着中国决心抗战、决不投降的套话，直说得自己的腮帮子都发酸了。 琼斯是任你说破了天，任你说出的唾沫点着了灯，他也是拿定主意不松口。他还不如罗斯福，罗斯福还要考虑中国若真的被日本占领会给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带来损害。而他想的是中国抗不抗战和我有什么关系，除非你能确实给我们美国人带来好处。 胡适和陈光甫在美国心急火燎地攻不动，孔祥熙在重庆也焦灼不安起来。他推荐的好人，他建立的关系，这么一点子事情都办不好，怎么向蒋介石交待？总不能为了这7500万美元让蒋介石求罗俾福吧，太栽面子了。 到1940年2月，第m批贷款已提出5个多月了，美方仍没有一点松动迹象。孔祥熙直接敦促桐油的生产和出口，并再次致电胡适和陈光前说，我们是极讲信誉的，第一次贷款的抵押桐油我们已向美国运出了大半，在约定期限内完全不成问题，应以此做为凭证向美方提出会谈要求。 孔祥熙还给胡适、陈光甫出主意，让他们继续以中国的矿产或美国缺少的急需金属为抵押，设法促成这笔7500万美元的贷款。 不知是孔祥熙的这两着果然奏效，还是琼斯被胡适、陈光甫缠得没办法，琼斯终于同意从美国援助芬兰的援助中拨2000万美元给中国，而且可以自由支配，只是仍规定年息为4厘，7年内本息付清，但抵押是不能含煳的。抵押为中国向美国出口4万吨一律是九九成色的滇锡售后款。 陈光甫在签定这次协议后深有感触地对胡适说：“今后抗战必须自力更生。我先自助，人方助我，我先自强，人方帮我。否则，求人之事难若登天。” 陈光甫的话道出了几分真理，但孔祥熙怕是听不进的。他认准了洋主子的主意是不会变的。这次“华锡借款合约”签字后，蒋介石很满意，因为贷款可以自由支配，用不着他美国人规定必须买什么。孔祥熙也颇为得意，他觉得这种钱就像白捡的j样，那些桐油、那些锡有什么用？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同破烂一样，而到了美国就成了宝贝，就能换回白花花的银子，就能为我所用，给自己带来数不清的好处。还有就是你向他借钱越多，他就越离不开你，到时候他不想帮也得帮，不想管也得管，他总不能看着自己的钱打了水漂，这就叫钓鱼，钓上了一条大鱼。 孔祥熙的外交思想和他的从政理论差不多，以主子只能认一个，交洋朋友、找洋靠山也只能找一个。自从他上潞河学院那一天起，他就认准了美国人是朋友，是靠山。他曾不止一次在家中对孔令仪、孔令侃说，像咱们这样的穷国家，不靠美国靠谁？ 从反面来说，美国佬的钱也没白花，他们千方百计在中国找他们的代理人和代言人。就像做生意的先期投入一样，看准了一个项目，先期投入一小笔，项目成了就赚回来一大笔。他们在孔祥熙身上花了几个小钱，就为美国在中国大陆赚回了“大钱”。即使不说在政治、军事等大的方面，孔祥熙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就单讲那几笔贷款，尽管胡适和陈光市求爷爷告奶奶，孔祥熙也绞尽脑汁，美国人在哪笔贷款吃了亏？那桐油、那纯锡，都是美国国内极缺的物资，要从欧洲或非洲进口价格要高出一倍多。你当美国人是傻子，发扬风格把钱借给你以支援抗战？！ 孔祥熙不仅自己“效忠”洋主子，还积极影响蒋介石。让蒋介石也相信只有美国人是真正的朋友。只要有机会，他就向蒋介石吹风。渐渐地，蒋介石也受到了孔祥熙的影响（当然不是孔祥熙，在蒋身边的人大都亲美）。而美国处于自身的利益，也确实给蒋介石政府不少的支持。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和中国有了共同的敌人--日本，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便迅速增加；抗战初1938－194d年，美国对华援助贷款不足5000万美元。而从1941至1945年，美国对中国的各种贷款达7亿美元，超过前几年的12倍。 这些援助，对支持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渡过经济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各方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史迪威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据说孔令侃曾问过孔祥熙，如此巨额的援助会不会使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 孔祥熙说，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有什么不好，比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要强得多。 孔祥熙虽然在效忠中国主子蒋介石的同时极力巴结美国“主子”，但并不是就没有矛盾。孔祥熙看中的是美国“主子”的钱，而美国看中的是孔祥熙的权，还有中国的钱。所以当这种“交易”出现赤字时，或一方太贪婪过于霸道时。“主”、“仆”之间也会大打出手。孔祥熙就因为不满“主子”的剥削和美国佬大干了一场，最终失宠。而孔祥熙失宠于美国又和在蒋介石面前失宠有重要的关系，因为蒋介石罢黜孔祥熙除了国内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想得罪美国。孔祥熙因为蒋介石因为国民党政府而得罪了美国，而蒋介石却因怕得罪美国而把孔祥熙驱逐出政坛，这不说是政坛丑闻，也算得上是蒋介石歷史中出彩的一笔了。 第211页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联合抗日，美军陆空军人员来华的越来越多，他们有的是做军事顾问，有的则直接对日作战。为了争取美国对中国更多更大的经济援助，捞取更多的美元，孔祥熙曾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军在华人员需要的生活用品和食品，不必从美国运来，而由中国政府供给，美方表示同意。另外美军为了轰炸日本，控制制空权，在昆明、成都和湖南怀化等地修筑了能供b－29远程轰炸机起降的7个大型军用机场。修筑机场所需的人力物力由中方提供，折合费用待战后结算，由美方一次付清。中国因供应美军军需物资和修建机场费用两项，共垫付6亿美元（由法币折算）。 1943年11月，美、英、中首脑在开罗聚会，商讨战争大计。蒋介石向罗斯福申请再要10亿美元的贷款，罗斯福没答应。开罗会议后中国经济继续恶化，法币贬值严重，工业生产停滞，贪官污吏横行。蒋介石在一筹莫展之时，又请孔祥熙到美国活动，一方面争取新的贷款，一方面希望美国尽快拨还所欠垫款。 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大势已去，瓜岛战役后日军主力航母和进攻型战舰再遭重创。不久，山本五十六视察时在空中被美军击毙。美军已完成了在海上对日本的包围，但在海上失去进攻能力的日本在陆地上还做垂死挣扎。当时日本在中国的兵力还有两百多万，1944年又相继在中国发动了几次战役，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大败，用大批美元购买的军火也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孔祥熙就是在这时候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去美国的，这是他作为官方代表最后一次去美国，也是他第一次在美国遭受到严重“挫折”。 蒋介石在信中把罗斯福吹得天花乱坠，但罗斯福不领情，对实质性问题即10亿美元的贷款问题闭而不谈，弄得孔祥熙十分难堪。 其实在孔祥熙到美国之前，美驻华大使高思就向罗斯福建议说，美国给了蒋介石大量的援助，但蒋介石的军队并不努力作战，而且屡现败绩，给他们再多的援助等于浪费。高思还说国民党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正从美国的援助中贪污挪用，中饱私囊；美国的援助正在加速蒋介石政府的腐败。 孔祥熙见贷款无望，就向罗斯福提出第二个问题，即拨还中方的军需供应和修筑机场代垫的6亿美元，并说明了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及这部分资金对中国的重要性。 罗斯福无法拒绝这个要求，就原则上答应了。但具体细节要孔祥熙和美财政部、国防部磋商。 这一磋商就出了问题，孔祥熙提出应按中国官方汇率1美元兑换20元法币计算，而美财政部长摩根索认为应该按中国目前的市价1美元兑换200法币计算。如按美方的算法，中国方面将吃大亏，因为法币贬值有个过程门美元兑换200法币是1944年重庆黑市上的比价）。 两种不同计算比价方法的结果，是相差几亿美元。事关重大，孔祥熙和摩根索互不相让。有一次他们俩在会谈中竟争吵了起来，吵得脸红脖子粗，令陪同人员十分尴尬。 孔祥熙知道目前国民党政府面临着怎样的处境，他在抗战初期实行的种种改革都已走进死胡同，靠大量增印钞票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已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944年的财政赤字已达数百亿法币，如果付不回这几亿美元，他这个财政部长真该引咎辞职了。 孔祥熙和摩根索互不退让，使谈判毫无进展。孔祥熙在美国呆得索然无味，又不能就这么回去，就叫宋蔼龄也到美国陪着他。宋蔼龄来后想缓和孔和摩根索的关系，就在宾馆里设了一顿便宴，邀请摩根索参加。 摩根索也不怕吃人家嘴软，邀请便来且来了就吃。席间，宋蔼龄察言观色，旁敲侧击，摩根索就是不吐口。最后摩根索大概被逼急了，说了一句让孔祥熙、宋蔼龄都吃惊的话：“孔博士，你何必为了蒋介石伤害咱们私人间的感情呢？” 孔祥熙当时脸色就变了，尽管他是一个大人物，代表一人泱泱大国的政府。他说：“摩根索先生，咱们朋友是朋友，但工作是工作。蒋委员长是我最尊重的领袖，他代表一国政府，我为蒋委员长服务义不容辞……” 摩根索见孔祥熙认真了，知道自己言重了，宴会不欢而散。 在孔祥熙的一再坚持下，美方终于作出了让步。双方初步答成了协议，即所有驻华美军使用的中国法币，分两次结算。第一次按照中方意见，以中国中央银行结汇官定价格核算；第二次採用折衷方案，孔祥熙和摩根索都作出让步，取得一个双方都认同的汇率另行结算，修筑机场费用战后结算。 孔祥熙在美大半年，为蒋介石从美国多挖走了1亿多美元，为解决重庆政府的财政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从此和美国人结了怨。 这次是孔祥熙下野之前在美国时间最长的一次出访，除了催讨垫款外，孔祥熙还做了两件事，其中之一是到美国国会讲演。 这件事说起来有点意外。一是孔祥熙本人不善讲演，虽说年轻时办教育他常出头露面，但那毕竟是小门小户。从政以后大都讲官话，拿着稿子念，讲演的技术也就慢慢荒废了；二是美国国会都是美国各界要人的荟萃之地，一般不让外国人到这里讲话。整个抗战期间，美国了为支持战争，团结人民，一共只邀请了荷兰女王、英国邱吉尔首相和宋美龄3人到国会讲演，这次主动邀请孔祥熙，对孔祥熙来讲不能不是一大殊荣。 第212页 二是在美国购买了大量黄金。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孔祥熙决定向美国购买6亿美元的黄金。当时美国黄金官方价格是每英两35美元，而中国市场的黄金价格是法币3万元1两。当1美元折合200法币，100美元可以在美国买到官价黄金3英两，而在国内市场只能买0.66两，相差近两倍。 如能在美国按官价买到3亿美元的黄金，再运到中国出卖，这一出一进该赚多少钱。 当然，孔祥熙是在为国家做这笔生意。前不久侵吞美金公债后，他心里一直有种不祥之兆。宋蔼龄到美国后，他曾向宋蔼龄，老蒋有什么表示。宋蔼龄回答说没听到什么反应。但孔祥熙还是不放心，他决心为蒋介石做一个补偿。 他成功了。罗斯福觉得这件事美国不吃亏，即可以把多余的黄金卖出一部分，又能做一个好人，也作为对不同意给蒋介石10亿美元贷款的一种补偿。他还提出用美国军用飞机帮助运送这批黄金，不收运费。 然而孔祥熙并不知道，就当他和宋蔼龄在美国像孝敬老子那样为老蒋奔波时，在重庆陈氏兄弟正在秘密策划一场规模空前的倒孔运动。而蒋介石在听到了对孔祥熙越来越多的非议后，也准备牺牲这位“宰相”了。 孔祥熙帮助蒋介石弄到的这批黄金成了蒋介石在财政上的定心丸。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就是用这批黄金髮行了“黄金储蓄存款”，积累了一笔打内战的经费。然而这场内战加速了蒋家王朝的崩溃，这却是蒋介石和孔祥熙者流所始料不及的。 4.难得姐妹再聚首 当年在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看来，宋蔼龄在孔氏家族中的位置甚至超过孔祥熙。有人曾开玩笑说，孔祥熙当国民政府的家，宋蔼龄当孔祥熙的家。此话虽有点过分，却也不无几分道理。 当年的宋氏三姐妹可谓叱咤风云，一个是孙中山的夫人，一个是蒋介石的老婆，惟独大姐宋蔼龄“屈尊”做了孔祥熙的妻子。所以人们说这三姐妹，一个爱国，一个爱权，一个爱钱。 爱钱不爱钱，反正宋蔼龄爱管事，爱出风头表现自己。别看来美龄、宋庆龄出面都比她风光，但她常常能影响两个妹妹的感情和意向，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不当家却爱做主。抗战初期她就成功策划了宋氏三姐妹赴渝行动和支持参与“工合”运动，从而和孔祥熙所谓的“经济改革”相得益彰，为孔氏家族捞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 1938年5月初，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在长江汉口的武汉关码头，孔祥熙送宋蔼龄上船，去庐山参加谈话会。“西安事变”后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后，户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成为所有爱国人士、所有阶级和政治派别的共同任务。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急需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作出一种姿态，树立一种形象，以证明他们是抗战之中坚、民族之嵴樑。因此庐山的这次会议虽然只是妇女界的一次集会，但意义深远，影响颇大。 因为参加会议的妇女都是知名学者、专家和党政军首脑的夫人。宋蔼龄决心不放过这个机会，孔祥熙也全力支持。 宋蔼龄之所以想去庐山，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宋庆龄。 宋家三姐妹个个才貌双全，宋庆龄当时不顾全家反对，毅然和孙中山结合的壮举，使宋蔼龄不得不对这位平日里端庄娴静的妹妹刮目相看。宋美龄欲和蒋介石结合时，宋蔼龄极力撮合，宋庆龄却坚决反对。以后宋庆龄和宋家的裂痕越来越大，宋氏姐妹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特别是在1929年以后，宋庆龄公开宣布，如果蒋介石不回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上来，她决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工作后。此后宋庆龄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迅速恶化，以致宋庆龄和何香凝等人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蒋介石一直视为心腹之患，竟于1933年6月18日派復兴社特务暗杀了孙中山当年的秘书，亦即宋庆龄的得力助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 抗战爆发后，民族统一战线重新形成，宋庆龄再次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蒋介石对宋庆龄也是无可奈何。孔祥熙深知蒋介石的忧虑，于是和宋蔼龄商讨，能否利用这次机会做做宋庆龄的工作，使其回到国民党中来，起码不发表攻击国民党政府的言论。 宋蔼龄和宋庆龄为同胞姐妹，过去一同漂洋过海赴美国同窗苦读，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时手足情深，歷歷在目。然而回国后不久，便都投身于政治斗争，又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以至后来视为路人。现在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有了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目标，自然又有了共同的语言。宋蔼龄也是极想尽其所能说服宋庆龄的。 上海失陷后，宋蔼龄得知宋庆龄去了香港，便同宋美龄一首去了香港，三姐妹同住了一段时间并达成了谅解。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从今天开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开始新的一页。但宋蔼龄知道，过去的事可以不提，但埋藏在心中的创伤却是很难熨平的。特别是杨杏佛的被害，使蒋介石和宋庆龄之间设下了一条不可能沟通的鸿沟。但即使这样，宋蔼龄也决心去沟通去谅解，因为这是上帝给她们送来了一次机会。 同年5月20日至25日，全国各界优秀女性云集庐山，会议如期举行。 会上，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史良和邓颖超等全国着名妇女活动家就抗战期间动员妇女民众、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改善妇女工作团体状况、战时救护和赈济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第213页 当时会议的气氛民主而热烈，尽管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但抗战的大目标一致，大家都能本着开诚布公的态度，求同存异。 为了在宋庆龄面前做出一个姿态，宋蔼龄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她说：“能认识大家我很高兴。我虽然住在国外（香港），心却一直留在国内。我希望全国的姐妹们能真诚团结，努力工作。我表个态，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新的强盛的中国，我将献出我所有的忠诚。” 宋蔼龄还说：“不论我们现在是什么党，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无党派代表，只要我们以平等的身份参加讨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就一定能把全国的妇女同胞团结起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宋蔼龄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宋蔼龄虽然有她自私、虚伪、贪婪的一面，但平心而论在抗战问题上，她还是热心的。早在“-·二八”淞沪抗战时，她就捐赠数十万元，建立了一所能医治近千名伤员的医院，被抗战官兵称为“救死扶伤的卫士”。在前线伤兵的提议下，宋蔼龄又担任了“伤兵之友”理事。随着战斗的深入，战争的扩大，伤兵也源源不断地送到后方救治，一时医院床位告急，资金缺乏救护药品不足。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宋蔼龄和几家大医院院长商议后，决定成立“伤兵之友总社”，统一指挥协调有关伤兵救治、转运的一切问题。孔祥熙担任了总社理事长，宋蔼龄任了理事。 上海沦陷后，宋蔼龄迁居香港，把在香港的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又成立了香港“伤兵之友协会”，自己任会长。为了使伤兵的治疗、住宿及出院后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宋蔼龄以“伤兵之友总社”的名义发起了徵集伤兵之友活动，这项活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仅几个月的时间，全国就有70万人参加了募捐，捐款100多万元。 不过，与其说是宋蔼龄的“诚意”感动了宋庆龄，还不如说是宋庆龄深明大义。困难当头，应捐弃前嫌共同抗日，以解救民族之危亡。正是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宋庆龄接纳了宋蔼龄。 于是不久后，香港成为姐妹二人活跃的舞台。宋庆龄积极为推进“工合”事业奔波劳碌；宋蔼龄也为“伤兵之友”日夜操心。恰在这时，宋美龄也来了。就这样，宋氏三姐妹在抗战的高潮中，又在香港团聚了。 说起来宋美龄此次赴港，还颇有些偶然因素。宋美龄原本没计划此时赴港，虽然宋蔼龄给她打过电话，希望她能及时赴港，使姐妹团聚。但当时抗战正酣，宋美龄被美国极有权威的《时代》周刊杂志评为世界第一夫人。宋美龄决心帮助蒋介石做点实事，为抗战做出贡献，为自己再添光彩，便驱车到前线。不料正遇日军飞机轰炸，宋美龄的汽车翻出了公路。好在没受致命伤，但也断了两根肋骨，随行人员劝宋美龄治疗休息，但宋美龄却执意不肯。她说，我要去前线的消息已通告将士，如不前往必将失信于官兵。于是她忍着剧痛来到前线，当晚便对官兵发表演讲，还连夜到医视察看望伤病员，第二天才回来治疗。因为延误了治疗，肋骨落下了病根，一到劳累过度或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 当时宋美龄还主动请缨，担任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秘书长。1938年她到美国访问，商讨组建立空军事宜，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回国后她积极参予了中国空军的筹建工作，甚至熟悉每一架飞机、每一个飞行员。但由于敌强我弱，日军不仅在飞机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性能和飞行员的素质上也占有优势，因此在“八·一三”上海抗战和南京保卫战时，中国空军遭到严重损失。上海抗战前，中国空军能升空的飞机约有250架，而到南京保卫战快结束时，仅剩下6架。到1940年，由于日军飞机对中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中国空军的发展到了最低谷。宋美龄心急如焚。一方面请求蒋介石免去她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一职，一方面直接找当时负责中国空军建设的美军官陈纳德，要求美国立即提供500架飞机并帮助中国建立新机场和培训飞行员。 由于重庆屡遭轰炸，空军建设又一时没有实质性进展，宋美龄急火攻心以至旧病復发，每夜肋骨伤部剧痛，难以入睡。经蒋介石、孔祥熙劝说和宋蔼龄做工作，才动身来到香港。 宋美龄到香港后，住在了宋蔼龄的住所。这是坐落在香港沙逊街的一栋别墅。宋庆龄也因此搬了过来。从那天起，这栋房子里就常常传出三姐妹朗朗的笑声，真可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三姐妹仿佛回到了20多年前在美国留学时的情景。没有分歧，没有隔阂，没有戒备，没有争吵，用亲呢的上海话聊天。她们一同回忆往事，谈论起童年天真无邪的时光和赴美留学时的感受。那时她们豆蔻年华，天真活泼又胸怀大志和一腔热血，都发誓要做妇女解放的先驱…… 同年3月8日，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一同出席了香港有关人士组织的纪念“三·八”妇女节茶话会。当宋氏三姐妹一同亲密无间地出现在茶话会会场时，新闻记者们立即发现这是一条爆炸性新闻，特别是宋庆龄的出现，绝对含着丰富政治意义。因为近10年来，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宋氏三姐妹从没有走到一起，更不要说在公开场合下露面。 第214页 一位新闻记者在事后的报导中写到：“我相信她们俩人在那里，但没想到孙夫人也在那里。她从来不和她们在一起。这预示着，中国已团结起来，进行着一场保卫民族的战争。” 几天后，香港的爱国人士组织了一次抗日集会，邀请宋氏三姐妹参加，她们欣然前往。在那次集会上，宋美龄首先做了讲演，并公开赞扬了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和“工合”运动。宋庆龄、宋蔼龄也在集会上发言，宋庆龄还代表“保盟”向宋蔼龄领导的“伤兵之友”运动捐款。 就在宋氏三姐妹在香港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时候，在国内在国民党内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汪精卫叛逃了。 汪精卫逃到日本后，日本的宣传机器大肆渲染，说国民党内部如何分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如何不合，中国抗日领导层各抒己见、形不成核心等等。由此引发日伪占领区的一些小报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甚至拿来氏三姐妹开刀。说这三姐妹逃避现实，害怕艰苦，在群众和士兵在前线作战时，却跑到中立地区去过和平舒适的生活。 于是，宋氏三姐妹乘坐一架中国民航的客机，从香港启德机场启程赴渝。 宋氏三姐妹这次的四川之行正是汪精卫在南京的伪政权宣布就职的第二天，因此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的确，当时正处于抗战的相持阶段，由于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投降、认贼作父，以及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一系列反共活动，使人民意识到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抗日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都将存在。不少人因此为民族的团结和抗战的前途担忧。而宋氏三姐妹结伴返回四川并在重庆公开露面，无疑给重庆沉闷抑郁的空气中吹进了一缕新风，给人民带来一线希望和信心。 当天，宋庆龄、宋蔼龄和宋美龄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重庆珊瑚坝机场。蒋介石特派侍从室主任张冲到机场迎接，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仪式，还专门致了欢迎词。张沖对宋氏三姐妹说，本来蒋委员长准备亲自到机场欢迎各位，因要主持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不能前来，请她们原谅。他特别请宋庆龄原谅。” 而后，张沖带领满载武装警卫的军车开道，宋氏姐妹的小车鱼贯而出，驶入市中心。3月的山城阳光灿烂，春意融融。远远望去，歌乐山苍茫沉静，像一个沉睡的巨人；近处路边鲜花盛开，翠柳吐绿，一片温暖一片春意。 应宋蔼龄的邀请，宋庆龄住进了孔府，这是宋蔼龄和孔祥熙精心安排的。一来可以使宋庆龄生活的安逸舒适；二来可以有宋蔼龄陪伴，不显得寂寞；三来也可以在客观上限制宋庆龄和左派及共产党人的交流。宋庆龄之所以同意住进孔府，也是从抗战大局出发，为了更好地做国民党右派的工作，并且希望能使姐姐蔼龄的思想发生转变，向好的方向转变。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聚首，立刻成为各新闻单位的热门新闻。记者蜂拥而至要求採访，社会各界也极注意三姐妹在重庆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宋庆龄，曾与妹夫蒋介石势不两立，一个支持共产党，一个要消灭共产党，甚至兵戎相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首先报导了这一消息。报导中说：“孔夫人、孙夫人及蒋夫人3月31日联袂来渝，孔夫人及孙夫人尚系初次访问战时首都，彼等对于增强抗战力量，表现最大热忱，故此次利用蒋夫人赴港疗养返渝之机会，相偕而来。三位夫人同来后方，将共同从事抗战建国工作，致力于奠定新中国基础，发扬中国旧有的光荣。” 4月3日，《新华日报》又发表短评《欢迎孙夫人来渝》，对宋氏三姐妹联袂来渝及抗战以来所从事的工作予以高度赞扬。短评说：“我们除向领导女运、积劳成疾且病后重新工作的蒋夫人，及初次来渝的孔夫人敬慰外，谨向久与我们阔别的妇女界领袖孙夫人，表示最热烈诚挚的欢迎和致意。” 短评中还指出：“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后，始终积极的坚决的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奋斗。抗战爆发后，宋庆龄转赴香港，继续从事爱国救亡运动，并通过自己的影响和努力，团结广大爱国侨胞，为祖国的抗战而工作。” 短评最后说：“宋氏三姐妹重新走到一起，对团结各族人民英勇抗战有着重要意义。相信重庆乃至全国各界妇女，在蒋夫人。孙夫人领导之下，能够使妇女运动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这必将会大大增强抗战的力量，促进入民所需要的民主实政，保证抗战的早日胜利。” 重庆《大公报》也对宋庆龄来渝表示欢迎，并撰文说：“我们欢迎孙夫人这次到内地来。因为自抗战以来，孙夫人还未到首都来过。孙夫人此次到重庆来，无论其任务有无或大小，都是团结的有力象徵……因为，敌人已走向败亡之路，我们已看见胜利的曙光。” 《大公报》的文章还说：“新兴的中国，是孙中山先生所手创，也正在孙先生的精神领导下而抗战而建国。我们欢迎孙夫人，更希望孙夫人帮助政府，使抗战早成，建国早成！” 宋氏三姐妹同赴重庆，以实际行动向海内外和全国人民显示了她们心系团结抗战和民族解放大业、抛弃前嫌共赴国难的博大胸怀。她们的行动也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和理解。当时在重庆不论她们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狂热的人群夹道欢迎，哪里就有数不清的群众致敬问候，以致她们不得不私下订了一条纪律：任何个人都不能接受私人的邀请，仅仅各个群团组织和委员会的特许招待她们才接受。为了祖国的抗战事业，当时宋氏三姐妹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 第215页 同年4月3日，宋庆龄、宋蔼龄和宋美龄三人前往视察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并与该会全体工作人员合影。接着她们又接见了“妇指会”高级干部训练班学员，与学员们共进午餐。当天下午，她们驱车同赴乐山，探望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一保育院的500多名难重。难童们对这三位“妈妈”的探望十分感激和高兴。难童们在保育院广场上举行了欢迎会，还表演了合唱“打倒汪精卫”。宋庆龄与一个其母在战区工作的女童合影留念。宋蔼龄也与一父母双亡的孤儿合影，并表示负责孩子的抚养。归途中她们又参观了“新生活运动”妇女工艺社，对妇女们的工作表示肯定和赞扬。 第二天，恰是当时的儿童节，重庆各区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宋庆龄、宋蔼龄购买了大量精美糖果计co00余份，分别赠送给第一儿童保育院的孩子们。 4月7日，重庆蒋介石黄山官邸里，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宋美龄身着传统的紧平绒旗袍，在此邀请重庆党政军及妇女界知名人士，欢迎她的两个姐姐到这里聚会。下午4时整，聚会正式开始。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邵力子夫人、吴国帧夫人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夫人及180多位妇女界知名人来到这里。 聚会在房子前的草坪上举行。草坪上摆着长条桌，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上面摆着水果和茶点，桌子两旁摆放着一把把藤椅。 每一位客人来到的时候，都先到客厅拜会宋氏三姐妹。5时整三姐妹携手并肩，满面春风从室内走出，来到草坪上。顿时，全体来宾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宋美龄首先致词，她说：“我不会演讲，今天开这个会，是为了欢迎孙夫人和孔夫人，同时介绍她们和大家见见面。因为她们俩不仅是我的姐姐，还是全国姐妹的同志。抗战以后，孙夫人在国外努力做宣传工作，孔夫人在上海在香港也做了大量工作。最近，她又在香港推动‘伤兵之友运动’，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请允让我代表全国妇女，请求我的姐姐--宋庆龄和宋蔼龄长住重庆，领导全国的妇女工作。” 全场热烈鼓掌，表示贊成这一提议。 接着宋庆龄也发表了热情扬溢的讲话。她说：“此时，我和在场的各位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又看到了在抗战中不屈不挠的姐妹。这次我和蔼龄到重庆来，看到了日军的轰炸给人民带来的损失，看到了无数流离失所的难民；但更看到了人民团结一心、共抗日寇的决心和令人鼓舞的抗日的场面。” 宋庆龄在发言中还说：“我们不要做表面文章，我们需要的是多做实际工作。我们应对广大妇女多做教育工作，提高她们的参政和民主意识，因为民主政治与妇女解放有着重要的关系，正在推进的宪政运动和妇女也是不可分离的。” 宋蔼龄随后也发表了即兴演讲。她说：“孙夫人和我虽然是初来重庆，见些故交也结识些新知。其实我们的精神和心始终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新中国而奋斗。” 就在这时，人群后面突然人头攒动。旋见人群自动分开闪出一条市道，一个身穿黄呢子军服的人走了进来，后面则跟着他的随员。 “蒋介石！”不知谁说出了声来。 蒋介石原本知道这个茶会，无奈近日来日军空军连续轰炸重庆，给重庆带来很大的损失。蒋介石也非常恼火。因此这天上午他约好去见美国驻华大使，商讨请美国尽快帮助提供更多的飞机，在空中打击日军以保卫重庆的安全。尔后蒋介石又要参加一周一度的国家总动员例会，抽不开身。开会期间又因为物资分配问题吵得不可开交，蒋介石感到十分头疼。这时孔样熙在一旁提醒蒋介石，反正议题一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如先回去参加宋美龄举行的茶会。 蒋介石一想也是，宋庆龄来重庆以后，一直没同她见面，这次正好是个机会。而且这个茶会，还是一次很好的宣传。 孔祥熙当下说：“委员长尽可放心走，这里由我主持，没问题的。” 蒋介石这才急匆匆赶回官邸，此时茶会已进行过半。 蒋介石的到来，使茶会的气氛又掀起了一个高潮。而对着十几个记者的话筒，蒋介石侃侃而谈：“孙夫人和孔夫人到重庆来，不仅使全国姐妹们欢喜，也是全国人民都欢喜的事。因此我代表全国民众和国民政府欢迎你们。” 的确，宋庆龄为了抗战大局，抛开了政治分歧和个人恩怨来到重庆，无疑是对蒋介石的巨大支持。但宋庆龄想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只要为了抗战，她个人的委屈实在算不了什么。她不是不知道蒋介石的为人，当初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时，她就坚决反对。在以后的岁月里，蒋介石凭藉自己的手腕和野心，一步一步地爬上了中国政治权力的顶峰。但他背信弃义，屠杀人民，勾结帝国主义并和黑暗势力的军阀妥协，又干了多少坏事，手上沾了多少人民的鲜血。特别是1933年暗杀了杨杏佛，就如同在宋庆龄的胸口上捅了一刀，至今还留下难以癒合的伤痕。但想到孙中山的教诲，想起孙中山的胸怀和气度，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大总统可以不当；为了救民众于水火，他拖着病残赢弱的身躯乘船北上和段棋瑞、张作霖谈判，最后病死在北京。想想孙中山先生，宋庆龄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 第216页 德国记者王安娜曾有幸目睹了那一次歷史性的场面，在几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她这样写到：“蒋介石微笑着，与他视为异端的自由主义者的大姨子站在一起，使得摄影记者们拼命照而不停。而宋庆龄身着一套黑色套装，头髮平滑光亮，双眸安然自若，宛如一尊雕像。” 这时，宋蔼龄提议四人合影留念。宋美龄开玩笑说：他（指蒋介石）老是那么严肃。”蒋介石也笑了，说：“我不是在笑吗？！” 深谋远虑的宋蔼龄挽着宋庆龄的胳膊站在了蒋介石的身旁。于是只有在抗日战争那个特定歷史条件下，才可能出现的特殊影像随着照相机快门“咔嚓”一响永久地留下了。 而后蒋介石还假惺惺地走到宋庆龄身旁，握住宋庆龄的手说：“欢迎你到重庆来，欢迎你到家里来。” 宋庆龄则不卑不亢地说：“谢谢！希望在你的领导下，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取得全面胜利。” 茶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几天之后，蒋介石又在他的住所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晚宴，欢迎宋庆龄和宋蔼龄。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孔祥熙、宋子文、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及夫人、伦敦《泰晤士报》特派员麦克唐纳和英大使馆参贊等人。这又是一次难得的聚会。宋氏三姐妹及他们的丈夫蒋介石、孔祥熙，还有宋子文代表了中国当时最显赫的家族，是当时上层社会最有实权的人物。尽管他们因政治观点、经济利益的矛盾以往有很多冲突和磨擦，但为了抗战他们抛开分歧，重聚一堂欢声笑语，呈现出一派和睦友好的家庭气氛。这无疑预示了中国人民的团结，给了汪精卫和日本宣传机器污衊中国内部分裂以有力的回击。 当月的1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为了表示其团结抗战的决心，又以招待苏联驻华大使为名宴请宋庆龄及各国驻华大使。 15日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盛大茶会，欢迎宋庆龄来渝。同时出席的还有蒋介石、宋美龄以及英、法、美。苏四国驻华大使及妇女界领袖等中外知名人士300多人，从而把欢迎宋庆龄到渝活动推向了高潮。 就在孔祥熙，宋蔼龄在嘉陵宾馆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的时候，100多架日军轰炸机开始唿啸着从武汉、孝感、应城的三个空军基地依次飞向天空，开始执行代号为“一零一号作战”计划。 为了迫使蒋介石政府投降，日本军国主义一方面拉拢分化国民党上层人上，策划扶持了汪精卫伪政权的出台，另一方面则加紧了军事上的进攻，做为全面进攻的准备。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海军与中国方面舰队司令达成了轰炸中国内地的《陆海军中央协定》。日军把这次大规模的轰炸行动的代号定为“一零一作战”。而“一零一作战”的首要目标就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重庆。同年4月上旬至7月下旬，是重庆地区上空雾少、能见度高的时间，利于空军飞行。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日军加紧了对重庆的轰炸。 15日傍晚，日军飞机飞抵重庆上空，立即对重庆市区进行狂轰滥炸。半小时后轰炸的日军飞机除了两架被防空炮火击落外，其余的均完成任务返航。剎时间，重庆的部分地区陷入了浓浓的火海之中。 宋庆龄住在孔祥熙和宋蔼龄的范庄住所，此次也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只是弹投偏了点，只炸中了几间偏房，而且由于提前都进了防空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空袭警报解除后，宋庆龄想了解日军飞机造成的伤害和人民群众的情绪，便不顾宋蔼龄的劝阻走了出去。只见远处有几处冒着浓烟胭柱倾斜着涌上蓝天。近处有一股刺鼻的硝烟味和焦臭味。几辆被炸坏的卡车歪斜地躺在公路上，街上除了少数穿军装和警服的人穿梭忙碌外，几乎看不见一个老百姓。宋庆龄心中不由升起团团怒火。 此时宋蔼龄也忐忑不安，回重庆前，她便想让宋庆龄住在自己家中。开始和孔祥照商量时，孔祥熙不同意，说蒋介石最烦宋庆龄，宋庆龄总和蒋介石对着干，不给蒋介石一点面子，还爱和共产党搅在一起，你让她住在这里，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但宋蔼龄自有道理。她对孔祥熙说：“那是过去，这次她同意来重庆，就是来还蒋介石的面子。你想想，重庆是国民党的首都，蒋介石是国民党的主席，她肯来不就是面子，不就是表示承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吗？！” 当然最重要的是，让宋庆龄住在这里，是为了控制宋庆龄。从表面上看住在姐姐家里会显得自由，实际上是限制了宋庆龄的自由。孔祥熙不禁佩服宋蔼龄在某些方面毕竟高他一筹，既买蒋介石的好，又买宋庆龄的好，自己则能从中得到巨大的政治资本和看不到的种种好处。把宋庆龄控制在了自己手里，等于在官场上又多了一张王牌，妙哉妙哉。于是孔祥熙同意了宋蔼龄的建议，专门给宋庆龄准备了一幢房子。 但宋蔼龄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宋庆龄到重庆没几天，重庆就两次遭受日机轰炸。这一次日本飞机还把炸弹投到了孔府，幸亏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宋庆龄会不会以此为藉口要搬出去？这些天来，虽然总的来讲姐妹三人团结和睦，在公众场合也能统一口径，步伐一致，似乎有了默契。但在骨子里，宋蔼龄却隐隐地感到宋庆龄和她的不同。宋庆龄不那么贪图财富和虚荣，宋庆龄不爱打麻将和在交际场上应酬，除非是抗日的需要。宋庆龄对蒋介石和孔祥熙态度仍然是有保留的热情、打了折扣的亲近。因此宋蔼龄担心弄不好鸡没抓成反而蚀了一把米，反而被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所利用。 第217页 就在这时，宋美龄打来电话，询问日机轰炸的情况，并告诉宋蔼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邀请她们三姐妹对美国公众演讲。当得知轰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时，宋美龄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对宋庆龄外出未归感到担忧。 宋蔼龄告诉美龄，宋庆龄不会走远，她现在就去把宋庆龄找回来，并一定说服宋庆龄到中央电台演讲。 宋蔼龄原来预料宋庆龄对到国民党中央电台演讲可能有顾虑，或提条件。没想到她对宋庆龄一提起这事，宋庆龄就爽快地答应了。原来宋庆龄目睹了日军飞机的暴行后，正义愤填膺，想如何通过宣传媒体向世界人民揭露法西斯的真相。 第二天早8点，3辆轿车分别载着宋氏三姐妹来到国民党中央电台。路上被日军飞机炸毁的房屋还在燃烧，个别地方还不时传来一两下爆炸的响声。 在电台负责人的带领下，三姐妹来到播音室。为了迎接她们的到来，播音室地上铺上了地毯，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的遗像，遗像两旁贴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 这次播音主要是对美国听众，所以必须全部用英语。按照事前的安排，宋庆龄第一个走到了麦克风前，用她那女性特有的充满魅力的声音说到： “民主国家的朋友们，中国人民艰苦抵抗日本的军事侵略，很快就要满3年了。日本借着它拥有的优越的武器，在开战以前，曾向世界夸口说，要使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在三个月内向日本屈服。可是我们中国已经始终不屈地作有效的抗战，在33个月以上。而且抱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自信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太平洋和全世界人民的将来歷史，一定和以前不同，而且将更见光明灿烂。因为中国不愿做奴隶的四万万五千万的人民，已经拿起了武器，争取自由。同时也是为世界人类，为你们大家争取自由……” 宋庆龄抛开讲稿，完全凭着自己激盪的思绪慷慨陈词。以致她讲完后，心情十分激动。宋美龄爱怜地扶着她到休息室去休息。 第二个演讲的是宋蔼龄。她的语调比宋庆龄平缓，但也字正腔圆。她着重讲了中国抗战的团结问题，愤怒谴责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无耻行为。她说： “……那所谓‘政府’也者，完全是一个笑话，这是人类智慧上的一个侮辱。它不能代表中国，它只是政治污水中的渣滓。这些日本利用的工具，是中国人民所咒诅的叛徒。世界上任何具有自尊心的国家，都会加以唾弃的。中国各将领间，是毫无问题地团结一致，他们充满了异常坚强的继续抗战的决心。” 宋蔼龄在表述了中国不仅没有被打垮，而且越来越有战斗力的时候继续说： “我们在财政经济上，也已经有抗战到底的计划和准备，在中国西部，我们已经建成了人力物力的储蓄所，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取出来应用。在保证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最值注意的就是，全国妇女界的活动和全国民众对于士兵观念的转变。以前大家把士兵看作佣人，地位很低，现在却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有国民军，军队和民众一起工作，民众也和军队一起工作。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是可以击败敌人的。” 宋美龄是最后一个进行演讲的，她讲的时间也最长。她曾多次访问美国，并被美国刊物评为“第一夫人”。因此，美国人认识她、了解她，她也认识美国、了解美国，并且相信美国。 宋美龄首先用流利的美式英语讲述了在太平洋彼岸的进行的抗日战争对美国的影响、日本称霸太平洋的野心以及对美国的威胁，宋美龄批评美国部分人持有的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绥靖政策。渐渐地她的语调开始激昂有力起来。 “美国朋友们，早安。我只用不长的时间，对孔夫人、孙夫人的话做几句补充。我们说的话是要请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知道中国应该立即得到正义的援助，这是中国的权利。中国为了正义已经经过了近3年的流血和困苦的奋斗，我们请你们制定法律的美国国会议员们，对下列两件事选择其中的一个：或是对侵略不再表示恐惧；或者停止鼓励侵略的行为，也就是对日本禁运石油及其它战争原料。 “坦率地讲，我们是面临着许多困难。我们甚至有放弃斗争的可能性。但是在艰难困苦之中，我们仍继续战斗着，为着自由而继续抗战。我不知道贵国的国会议员是否想到，如果中国被日本武装征服了，将发生何等的情形。结果是很明显的，日本将保有它完整的军事实力，并可以利用中国的领土和人力资源来和民主国家为难。日本会将他的侵略魔爪伸向印度支那，伸向马来群岛，甚至伸向澳洲和纽西兰。 “如果美国继续帮助日本，如果美国对日本採取纵容和姑息迁就的态度，后果是极其危险的。因此不认识援助中国抗战的重要，而只表示同情和道义上的援助，对贵国和民主国家的根本利益都将成损害。因为日本的野心是要称霸太平洋。所以我唿吁一切富有正义感的美国人，应该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中国军队使日军陷入中国的泥潭而动弹不得，然后最终将他们消灭。到那时，世界将会发现，中国对于人类有怎样伟大的贡献。” 宋氏三姐妹的演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尽管日本施用了干扰手段，但由于中方早有准备，实施了反干扰，使大洋彼岸的美国听众清晰地听到了宋氏三姐妹的广播。据说三姐妹演讲的第二天，美国纽约就有数千名大学生集会并上街游行，声援中国抗战。有的国会议员还向国会递交了要求对日本进行制裁的意见书，美国国内的舆论明显向支持中国抗战一边倾斜。 第218页 同年5月1日，国民党元老派冲破了重重阻力，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国府大礼堂举行了欢迎宋庆龄集会。由于这个会是专为宋庆龄准备的，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国民党元老派大都不在一线执政，而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所以出席会议的百余名元老中大都是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了欢迎词，称赞宋庆龄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人民所作的贡献。 宋庆龄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言，她对国民党元老们在抗日战争中团结奋斗的精神表示敬佩，对到重庆后作见所闻感到满意。宋庆龄还揭露和谴责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可耻行径。 宋氏三姐妹到重庆时，正值大雾瀰漫的天气刚过，晴空万里的春天来临。日军利用天气晴好对重庆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宋氏三姐妹在重庆的日子里，正是日军轰炸的高峰期。但为了给全国妇女同胞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形象，为了鼓舞全国同胞的抗日决心，宋庆龄、宋蔼龄和宋美龄都冒着危险，在重庆及成都各地视察，看望伤员、慰问孤儿院。 一天，设在重庆的第五陆军医院被安排接受宋氏三姐妹的视察。 当时，为什么宋氏三姐妹视察第五陆军医院呢？说起来还有个插曲。该院院长是个40岁出头的二流大夫，仅被授予少校军衔。后来经人点拨，也学会了弄虚作假的那一套，悟出了官场上“报忧得忧、报喜得喜”的真谛来，于是一个劲地向上面吹牛弄景儿。上面一来检查，好吃好喝地供着，临走时土特产往车屁股里一塞。果然不出一年，第五陆军医院成了样板，他也被晋升为中校。 这次听说宋氏三姐妹要来视察，急得此人像屁股底下着了火。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是什么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弄好了一步登天，弄不好一次玩完。可现在医院里问题成堆，由于缺少经费病房里没有暖气，医疗设备和抢救设施陈旧落后，药品特别是奎宁等抗生素奇缺，需要输血的伤员又找不到血源。特别是近日来日军对重庆狂轰滥炸，伤员剧增，每个病房都是满满的，到处是垃圾，遗弃物和一股股难以人鼻的味道。 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宋氏三姐妹来到陆军第五医院。她们身后拥簇着一群记者和随从。 当下那位院长跑上前去，“啪”地一个立正，睁圆了因熬夜布满血丝的眼睛，提高嗓门说：“第五陆军医院院长前来报到，请夫人吩咐。” 宋美龄向他挥了挥手说：“我们先到病房看看吧。” 宋美龄一头捲曲的黑髮，自然地梳向后颈，在后面挽成了一个髮髻。她一身深蓝色的旗袍，没带任何装饰物。 宋美龄明白，她到医院视察决不只走走过场，让记者们拍个照片发个消息以捞点政治资本。她已不需要这种廉价的资本了。她是第一夫人，她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蒋介石的威望。前方的战事正紧，一批批伤员被送到后方。照顾好伤员就是对前方将士的鼓舞，就是在提高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群众中的威望。另外她一刻也没有忘记，她始终是在和宋蔼龄、宋庆龄同行。她时刻要给舆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宋氏三姐妹是团结的，她对两个姐姐是尊重的。 宋蔼龄到医院来则纯粹是为了捞政治资本，她和宋庆龄、宋美龄不同。在政治上她无法和这两个妹妹匹敌，她时刻有一种危机感。一方面她借着这次姐妹同行提高自己的身价，像月亮靠着太阳发光一样；另一方面，她也要做出一些实际的事情，以证明自己确实是一位品格高尚、才华出众的妇女领袖。 此外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宋蔼龄也很想了解各大医院目前的实际情况，所面临的不足。她知道医院有时也会成为焦点和热点，在这上面小投入一笔就像放出一个鱼饵，可以换成一名大鱼。 走在最前面的是宋庆龄。同宋蔼龄、宋美龄相比，她显得朴素、大方、高贵而又平和。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旗袍，没戴任何首饰。每逢记者拍照时，宋庆龄总是谦逊地站在一旁，让宋蔼龄、宋美龄走到镜头前，而且很少讲话。 宋蔼龄当然注意到宋庆龄的这些细节，并想办法把宋庆龄向前推。说起来三姐妹之间的关系也挺微妙，宋庆龄是国父的夫人，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都被称为“第一夫人”，而宋蔼龄又是大姐。所以当行进时她们三个总是几乎并排前行，照相时总是一字排开。特别是宋蔼龄，她极力想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她们三姐妹是亲密无间的。她说服宋庆龄到重庆来，她要宋庆龄住在自己家里，她要孔祥熙向蒋介石建议，在黄山专门为宋庆龄修建一幢名为“云峰楼”的别墅，以供宋庆龄消夏之用。在回渝的全过程中，她随时注意宋庆龄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从宋庆龄这方面讲，她当然明白宋蔼龄的用心，但生活中有时需要作出一些让步。大敌当前，国家需要团结统一，汪精卫的分裂活动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少口实，不能再做亲痛仇快的事。她对蒋介石保留着自己的看法，但为了抗战，她还是来到重庆。她来重庆本身，就是向世人说明了她对蒋介石抗战的支持。另外她来重庆以后，一直致力于演讲、视察，口径一致地是如何唤起民众打败日寇侵略，决不发表有关国内政治方面的言论。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正表现出宋庆龄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品质。 第219页 “孙夫人，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药品，很多伤员因为药品不足而延误了抢救……”院长一边走，一边对宋蔼龄喋喋不休地讲。 “需要什么药品，你列个清单，我们争取给你想办法。”宋蔼龄回答说。 说话间她们来到一个病房，碰巧看见一个腹部受枪伤的士兵，由于伤口感染停止了唿吸。 宋庆龄从人丛中走上前来，将一束鲜花放在死者的床头，并用白被单慢慢蒙到了死者的面部。 周围有人忍不住哭出了声来。 宋蔼龄也被这沉痛肃穆的气氛所感染。在与其他重伤员一一握手后，她说我要让这里的每位受伤的官兵出院或退伍时，都可以得到一套新军装、一包食品和一些零用钱。宋蔼龄说她所领导的“伤兵之友”将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募捐，募捐到的钱将全部作为伤兵退伍后的补贴。 宋氏三姐妹又来到手术室，并现场观看一次手术，被手术的是一个年轻的士兵。他腿部中弹，而且已经感染，手术大夫原来想为他截肢。 宋庆龄对大夫讲：“能不能不截肢，设法保住他的双腿，今后他还能有希望。” 宋蔼龄在一旁说：“要多给他输血，钱由我来付。” 宋美龄也说：“一定要想法保住他的腿。” 主刀大夫在她们的鼓励下，开了几处难度很大的伤口，把里面的弹片碎片-一取了出来，并做了严格的消毒和缝合，看来这个小伙子的双腿是有希望保住了。 安排完重庆的日程后，宋氏三姐妹又决定去成都。当时成都和重庆之间又没有铁路，并且恰逢日军连日轰炸，坐飞机更不安全，于是她们决定乘汽车去。 孔祥熙曾为宋蔼龄她们担心，考虑是否有必要千里迢迢赶往成都。要路遇日机轰炸躲避不及，岂不因小失大？一席话说得宋蔼龄有点拿不定主意，便去找宋庆龄商量。宋庆龄听后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是应该去看看。我们去会对那里的军民产生很大的鼓励，他们觉得政府没忘记他们，打日本抗战会更有信心。 宋蔼龄又打电话给宋美龄，宋美龄也决定去。她在电话里笑着对宋蔼龄说：“在上海我就被日军飞机炸过一回，现在不是也好好的吗！” 的确，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进入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汪精卫叛变投敌，日军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等西方国家里有一些人对日本採取绥靖政策，国民党内部则有人高喊要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一时间中国上空阴云密布，不少人对抗战能否取胜忧心忡仲。而这时宋氏三姐妹的视察和“出访”，确实能起到坚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宋氏三姐妹终于安全抵达成都。两天来她们躲过日军的一次空袭，沿途看见了逃难的人群，以及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苦难，更激起她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动员人民坚决抗战的决心。 宋氏三姐妹由重庆赴成都，也引起了很多新闻媒体的关注。一位外国记者在重庆《大公报》这样写到： “她们（指宋氏三姐妹）在中国旅行就要投宿于当地的客栈里，这样不仅床上有臭虫咬而且天上还有飞机追赶，但你别指望，例如孔夫人，会很自然地适应这种环境。她看起来似乎还是呆在城市中自家舒适安全的房子里为好，那才是她这种人住的地方…… 但是，她吃苦耐劳，三姐妹个个能吃苦耐劳。面对空袭，她们面带微笑，旁若无事，谈吐自然。” 寥寥数笔，真实地记录了宋氏三姐妹旅途的艰辛和她们坚韧不拔的毅力。 4月25日，宋氏三姐妹前往中国合作社成都事务所。数百名女工集合在广场上为她们举行欢迎仪式。当时宋氏三姐妹也发表了即兴演讲。 宋蔼龄说，我们在前往的路途中看到了日寇的暴行，看到了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也看到了人民奋起抗战的决心。 宋美龄在演讲中着重谈了合作社的工作。她说：“正因为有了你们，纺织女工们，不懈的努力和夜以继日的工作，前线的将士才能英勇无畏地去战斗、去杀敌。合作社的工作要进一步发展，社员要进一步扩大，现在合作社有5万社员，要增加到50万。要让每一个有工作能力、有爱国热情的成年妇女都参加，这是一种责任，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 由于连日旅途疲劳，宋庆龄正患牙痛。但全场女工一再以热烈的掌声邀请来庆龄讲话。 宋庆龄走到台前，用洪亮的声音说：“工合社事业，就是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各位对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使总理遗旨早日实现。” 三姐妹演讲完后，即由合作社领导陪同下，参观了展览台。 三姐妹兴致勃勃地参观展品，完全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并细心地询问展品的生产过程以及工人的生活情况。当她们来到毛纺班参观时，恰有一些女工正在工作，赶制军衣。宋美龄也挨着一名女工坐了下来，亲自动手缝制军衣。随同的美国摄影师抢拍了这一场景。于是，宋美龄坐在缝纫机旁，聚精会神地为抗日将士缝制军衣的照片，不久就登在了全国各大报刊上。 宋美龄还别出新裁，由她做东在成都的一个励志社举行集会，欢迎宋庆龄和宋蔼龄首次来蓉视察。实际上这主要是为了宋庆龄。1927年以后，宋庆龄和蒋介石积怨甚深，和宋美龄、宋蔼龄也基本断了联繫。虽为同胞姐妹，却视为路人。这次好不容易说服宋庆龄到四川，宋美龄和宋蔼龄都想尽办法，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感情投资”，以设法弥合（至少在表面上）长期以来因政治观点不同而造成的裂痕。 第220页 宋美龄的这一安排有点出乎宋庆龄预料。她对宋美龄说，“咱们三姐妹歷经风险来到成都，一起看望抗日将士，慰问后方姐妹，本来已情投意合不分彼此，怎么突然又要开这样一个会，还分什么主客？！” 宋美龄笑着说：“姐姐莫要多心，小妹心里一直有姐姐，只是这许多年来实在不便联繫。这次你肯来四川，我真是十分感动，借成都的茶表表心意，也算是借花献佛吧。” 宋蔼龄早已明白，便插嘴说：“咱们姐妹三人，早年一同留美，四年寒窗手足情深，都是那些男人们为了自己的私利你争我夺，害得咱姐妹天各一方。现在好了，咱们有机会相聚于此，是要好好地祝贺一番。” 宋庆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于是三姐妹便一同出席茶会。 不料这个会比在蒋介石家里的那个还大，成都各界近500人出席。这也难怪，宋氏三姐妹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特别是宋庆龄，第一次来四川，大家都想一睹三姐妹的风采。所以尽管人员一压再压，还是突破了400人。 三姐妹既然有客有主，发言自然就要遵循各自的角度。宋蔼龄、宋庆龄自然是表示感谢，同时都强调了妇女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宋庆龄特别强调了抗战工作与民主政治是相辅相成的，妇女应积极参与。 宋美龄在致词中鼓励各界妇女要积极投身到抗战救国的伟大事业中来，不要辜负两位夫人的希望，并对出席会议的抗战将士的家属表示感谢和慰问。 宋氏三姐妹的四川之行是整个抗战史中的一段佳话，也成为当时新闻界的热点。被大量报导以致后来被拍成纪录片，在国内外广泛放映。当时此事产生了很大影响，并被国内外有识之士看成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象徵。特别是宋庆龄，她和宋蔼龄一同回重庆，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人民认识到，虽然汪精卫集团从中国分裂了出去，但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阵营却更加巩固和纯洁。 从某种意义上说，宋蔼龄和孔祥熙的目的达到了。他们和宋美龄一起做宋庆龄的工作，使其自然而然地来到重庆。特别是宋蔼龄，利用和两个妹妹结伴而行的机会，大出风头占尽了便宜。当然，我们尚不能说这里没有真情实意。然而从宋蔼龄这一方讲，确实抱有明显的功利目的。但宋庆龄在重庆、成都等地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又要返回香港，又使宋蔼龄觉得懊丧。岂止是宋蔼龄，连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没料到宋庆龄着急要回去。宋美龄曾明确地希望宋庆龄能长住重庆，指导全国的妇女工作。蒋介石也带来口信，希望宋庆龄长期在重庆住下来，不想住想什么时候走或走后想什么时候回来都欢迎。但宋庆龄还是决定回去。宋蔼龄发现，她这个外表柔顺的妹妹骨子里还和过去一样，认准了的事情谁也别想把她劝回来。 当年孙中山虽为革命领袖，也为军阀憎恨，他们几次妄图对孙中山下毒手。而宋庆龄嫁给孙中山，等于把自己献给了漂泊。危险而又光荣伟大的革命事业。 宋庆龄执意要回香港，宋蔼龄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宋庆龄出于团结抗战的目的，和宋美龄、宋蔼龄同来重庆。但她并不喜欢重庆，特别是不喜欢重庆瀰漫着的官场气氛，那种阿谀奉承、吹吹拍拍和拉拉扯扯、那种言不由衷的官话套话、那种等级森严消磨个性的礼仪和规定，以及迎来送往的客套。 还有，宋庆龄这次来重庆，所以同意住在孔府，就是想和孔样熙有所接触，以求得孔祥熙对“工合”运动的支持。孔祥熙虽然只认蒋介石，但碍于情面总能多少对“工合”运动有些帮助。即使他不出钱，只要能出力，出席“工合”组织的活动，也会在商家和企业界中产生影响。但遗憾的是，孔祥照对“工合”的态度令宋庆龄失望。他总是口头上表示支持，而实际上缺少行动。好在宋蔼龄对“工合”运动极为热心，使“工合”运动在重庆有了较大的发展。所以宋庆龄为“工合”运动发展来到重庆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再无久住之理了。 再则，宋庆龄住在宋蔼龄家里，名义上安逸舒适，实际上处处受到监视和限制。她知道这也许正是蒋介石、宋美龄和宋蔼龄为防止她自由活动而作出的精心安排。宋庆龄回香港后说：“在那里，我当然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去。但实际上，我的一举一动都被注视着。” 宋蔼龄、孔祥熙藉口避免打扰，对宋庆龄进行变相封锁，只允许宋庆龄按他们安排的计划行动。所以宋庆龄感到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她。虽说出人自由，但想去见什么人、或什么人想见她，都要由孔府事先约定。一切来往信函、电报都要先经宋蔼龄过目。更有甚者，有一次冯玉祥将军前来拜访，宋蔼龄竟不通知宋庆龄而擅自代宋庆龄会见冯玉祥，还说孙夫人身体不好，不能见客。 如果说，在孔祥熙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处处能见到宋蔼龄的影子。那么在宋庆龄住在孔府的这一个多月，就处处能见到孔祥熙的影子。尽管他表面上对宋庆龄客客气气，背地里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宋庆龄犹如一根扎在国民党政府心脏里的刺一样。 宋庆龄回到香港后，即接受了记者採访，并对记者谈及了她对大后方的印象尤其此次四川之行的感想。当时她说中国人民只要团结抗战，就必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日军虽占领我沿海各省，但中国仍将有广大自由地区，人力资财仍无比富厚。而且抗战3年来，民族意识大为增强，在文化落后的偏僻农村，也有很多青年应徵人伍，以执戈保国为荣……” 第221页 5.孔祥熙割肉助“工合” 赴渝期间，宋庆龄和孔祥熙除了礼仪上的接触外，谈论最多的就是“工合”这个字眼了。而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亦最能表现他这个人的人生哲学及其行为准则。在抗日战争期间，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可谓是其沽名钓誉的杰作了。 “工合”运动即“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同时开展的一项生产自救的经济救亡运动。宋庆龄后来成为这一运动的实际领导人。当时曾有“经济国防线”的美称。 “工合”的发起人是上海工部局工业科科长路易·艾黎。他当时在上海，亲自参加和目睹了“八·一三”上海抗战及日军对沿海工厂狂轰滥炸的情景，便产生了组建“工合”运动的构想。当时他说：“沿海一带工业区已沦陷，抗战将是长期的，而且主要是游击战。因此应以合作社会动员后方的人力和物力，从事日用工业品和简单武器的生产，以供应军需和民用，支持游击战争。” 美国记者斯诺称“工合”为“游击工业”。即利用沿海工人的技术，鼓动生产性救济，开办数以千计的小型、半移动性的合作工业。 艾黎的这一倡议立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1937年，在武汉就成立了以艾黎为首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共同拟定了一个旨在“引进外援、发展生产、生产自救、抗日救国”的计划，目的是动员那些必须自谋生计的非敌占区人民、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残废军人和一般失业者，在合作的基础上从事战时必需品的小工业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 这件事本来和孔祥熙没有必然联繫，孔祥熙当时正忙于协助蒋介石确立战时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机构和调整经济政策等“国家大事”，对这种来自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发的生产自救运动无暇顾及。 但世界上的有些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该你得到的你想得也得不到，该你得到的你想躲也躲不开。 “工合”运动首先得到了宋庆龄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的支持。他们觉得，要想使这项利于抗战、利于人民的事业长久地坚持下去，除了要取得国际援助外，最重要的是要取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于是卡尔大使便将“工合”计划交给了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而宋庆龄则把“工合”的情况介绍给了宋蔼龄和宋美龄。 上海失陷后，宋氏三姐妹在香港同住了一段时间，那是对她们幸福而又难忘的一段岁月。抗日战争激发起来的民族感情，国共的再次合作，使她们（宋庆龄和宋蔼龄、宋美龄）之间因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而出现的裂痕暂时得以弥合。特别是宋蔼龄，她是大姐，总想以一种大姐的身份说服宋庆龄来到她的身边。但在抗战前的上海，虽然她们同住在一个城市，却形同路人。所以当宋庆龄提出利国利民的“工合”运动时，宋蔼龄和宋美龄自然都要积极地响应了。 宋蔼龄在抗战前就在上海办过几个实验性质的救济性工厂，“工合”的想法和她不谋而合。国难当头，她极愿意做一些既合她身份、又能实际帮助抗战、同时又扬名的“实绩”；她也希望通过类似的活动，把宋氏家族重新团结在自己周围。 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和宋蔼龄却截然相反。其一是“工合”都是散落在各地的小型工厂或小作坊，形不成规模、形不成垄断，无大钱可赚无大利可图，对四大家族和各大垄断财团没有根本的影响；其二是这些小企业或小作坊打的都是抗日的旗号，肯定要来贷款借钱，找他的麻烦；其三是眼下是国共合作，“工合”弄不好会被共产党利用，成为共产党手中的一张牌，这就成了政治问题。而且他深知，蒋介石对共产党是恨到骨髓里去的，有利于共产党的事半点也不能干。 世上的事总是这样，有人讨厌就有人喜欢，有人反对就有人贊成。孔祥熙对“工合”的事反应冷漠，关于“工合”的报告他能推就推，有时甚至看都不看。宋子文却是“工合”的热心支持者。当然宋子文支持“工合”，与其说是热心抗战，还不如说是热心和洋人交往。因为宋子文发现，很多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对这件事感兴趣。可因势利导，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声誉，趁机作一个振兴民族工业的表率。 英国大使的态度和社会各界的响应使蒋介石、孔祥熙不得不同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并表态说财政部将提供500万元做为“工合”的开办费。 但从1937年12月卡尔向蒋介石转交了“工合”计划、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创立“工合”后，到1938年7月，8个月过去了，“工合”的具体成立日期还没确定下来。孔祥熙答应的拨款500万元也像是水中月、镜中花一般。 宋庆龄对此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宋蔼龄和宋美龄也着起急来，她们深知蒋介石和孔祥熙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像这种和他们的根本利害无关的事你不去催不去办，就可能永远办不成。 宋蔼龄和宋美龄实在沉不住气了。孔祥熙的拖延实际等于给她们的脸上抹黑。在香港，她们一直在宋庆龄面前说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好话，说他们如何坚决抗日，如何爱国，对“工合”事业也绝对贊同。哪知艾黎等人的计划如同泥牛入海，她们不能坐视等待下去。 第222页 宋美龄从香港赶到武汉，恰巧孔祥熙正主持由各路财神参加的讨论“工合”成立的会议。一问得知这种会议已开了数次，都是议而不决。这次会议也从上午开到现在，连“工合”理事的人选还不能确定下来。宋美龄不由怒从心头起。她闯进烟雾缭绕的会议室，对正在开会的孔祥熙、艾黎和端纳说：“你们跟我出来！” 孔祥熙一见宋美龄脸色煞白地闯了进来，不知有什么大事。看了艾黎、端纳一眼，乖乖地跟着宋美龄走了出来。在旁边的一间小会客室里，宋美龄对孔祥熙说：“你已经毁掉了我的很多计划，但这一次你毁不了。你必须为‘工合’提供支持，明天一早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拨款。” 自从孔祥熙和宋蔼龄结婚以来，宋美龄在他的眼中一直是端庄大方，美丽得如同天使一般，也从未对他发过脾气。这是第一次，孔祥熙害怕了，这天下能让他害怕的只有蒋介石一人。宋蔼龄虽让他退让，但他从本质上不怕宋蔼龄。但宋美龄不同，尽管他知道蒋介石对宋美龄并非一往情深，但宋美龄毕竟是蒋的夫人。 宋美龄这一吵一闹，就像给“工合”打一支催产剂。1938年8月初，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后，终于在武汉诞生了。孔祥熙担任了理事长，宋子文为领导委员会常委，宋美龄为名誉理事长，宋庆龄为名誉理事，宋蔼龄为顾问。 另外国民党方面还有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灏、张治中和俞鸿钧等人参加。共产党方面有林祖涵、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人参加。民主人士有沈钧儒、黄炎培、于斌等人。沙千里和胡子婴还担任了推进处的处长和副处长。 孔祥熙虽然担任了“工合”的理事长，但自知是个挂名，并不能左右和影响“工合”，也捞不到多少政治资本和经济实惠。所以他以抗战期间经费紧张为由，只在“工合”成立伊始给了20万元，以后就再也不拨了。 原来计划500万，现在只给了20万，缺口太大，“工合”运动很快受到了资金短缺的困扰。原来设想的一些计划不仅不能实现，连“工合”总部的正常活动经费都出现了困难。一些原来想在“工合”运动中大显身手的人离开了“工合”，艾黎沮丧地给斯诺写信说，我快破产了，我的人离开了我。 宋庆龄、艾黎、斯诺等人认识到，“工合”运动要想真正在中国立足，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基金，而不单是依靠孔祥熙和国民党政府。为此他（她）们决定在香港建立了一个筹款机构。这些想法得到了宋蔼龄、宋子文的支持，也得到了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的支持。经过努力，‘工合’国际委员会于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 “工合”国际委员会一成立，就立刻着手进行在国际间的宣传和募捐。普律德女士受命奔赴纽约，筹建了“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罗斯福的夫人担任了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将军任主席，普律德女士任秘书，委员有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等百余人。罗斯福总统对“工合”十分关心，多次询问“工合”运动的发展情况，罗斯福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工合”运动的关注，并希望得到一份关于“工合”运动发展的详细情况的报告。罗斯福总统夫人还在《纽约世界电讯报》上着文，指出“中国人民就工合运动，作极有趣味之试验，我本人对此极应予以贊助。盖中国之胜利及其经济的建立，将可保证远东在民主政府下生存的民族间之交换自由。” 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参观了“工合”企业，对中国“工合”运动给予支持和赞赏。由于美国友好人士的帮助，“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抗战期间，美国各界友好人士和在美华侨通过“工合”促进委员会，共对华援助300多万美元。 此外斯诺夫妇在马尼拉、宋庆龄在伦敦等地的筹款和募捐中，也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这些涉外的募捐筹款活动中，宋子文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宋子文之所以积极投身于“工合”运动是有深刻原因的。首先，宋子文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日军的入侵毁了宋家在上海和江浙经营多年的工业和金融业，使宋子文对抗日有着比较坚定的决心；二是孔祥熙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和金融大权，他宋子文没有发言权，极想通过发展民间的工业来扩大自己影响和势力，以和孔祥熙抗衡；其三是“工合”运动是宋庆龄极力推荐和发起的，他和宋蔼龄一样，想通过抗日战争--姐妹、兄妹找到了共同的敌人，来圆宋家团圆的梦。因此在许多关键时刻，宋子文都坚定地站到了维护、支持“工合”运动一边。这和孔祥熙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工合”运动在国内最大的一次募捐，要算是1941年7月至百月间，在香港举行的持续了两个月之久的“一碗饭运动”。这次募捐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也引起了陈氏兄弟派对“工合”空前的忌恨，以至引起了宋氏家族和陈氏兄弟之间的冲突。当时，孔祥熙身不由己也卷人了这场冲突之中。 “一碗饭运动”是美国医药援华会于1937年首倡的。每年举行一次，主要是在美国友人和华侨中募捐，募捐所得善款用于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以支援抗战。为了使这项活动能长期地开展下去，并且范围更大、影响更大，1941年5月，在香港成立了“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委员会确定了募捐方式：即由委员会发售餐券一万张，每张二元，买到餐券的人可到指定的餐室吃炒饭一碗，由参加贊助的饭店、酒家、茶室等提供炒饭。整个活动得到的捐助将作为“工合”国际委员会扩大救济伤兵、难民的基金。 第223页 当时香港总督虽因故未能来，却写来了贺信由罗文锦律师在大会上宣读，给这一运动以有力的支持。香港总督在信中说“‘一碗饭运动’是一项弘扬正义、激发善举的运动，相信它在香港会和在英美一样成功。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援救侵略战争中的遇难者。凡有爱国之心、凡属血气之人，均应引为己任。”接下来，宋庆龄等也纷纷发言和致词。路易·艾黎还放映了他亲赴各地拍摄的影片，生动形象地介绍了中国的“工合”运动，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生产自救的动人场景。在大会主席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宋庆龄捐赠的孙中山先生生前珍爱的墨宝和纪念品，当场义卖。顷刻间，这些珍品便被销售一空。 8月1日，“一碗饭运动”正式举行，为期3天。而这时，不算捐款捐物，仅捐助的炒饭就达14700碗，超过原来计划的47％。整个香港沸腾了，许多街道两旁的gg牌上，出现了一个个大碗的模型和画面。人们自发地在市中心街道游行，并喊“多买碗饭，多救一个难民！”公共汽车上也贴出大幅标语：“为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全部收入拨交中国工业合作社扩大救济工作”等口号到处可见，有的饭店还在门口贴出“欢迎来吃爱国饭”等标语。 香港各界群众盛赞“一碗饭运动”，以此为荣，纷纷购买饭券。8月2日和3日正好是周末和周日，市民全家出动，抉老携幼去吃这顿不平凡的炒饭。香港的驻外使节、香港当局的官员、军官也都购餐券去吃爱国饭，原是3天的期限一再延长。 “一碗饭运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共募集2.5万元港币，扩大了“工合”的影响，并且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一碗饭运动”结束不久，宋蔼龄、宋美龄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主动发起“保盟”和“工合”联合举办的“嘉年华会”，又在香港开展了。这是一种普及民众的娱乐集会，採取民众联欢的形式。会场布置了各种游艺玩具，同时展销工商产品，其中展出了100余种“工合”生产的产品，类似现在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意思。 嘉年华会歷时三周，每天都有大批人士参加。原定每天上午10时至晚10时，后经各方要求延长到晚12时。“喜年华会”成为“一碗饭运动”后，香港民众爱国抗日的又一个焦点和热点。几十万人次参加“嘉年华会”，不仅扩大了“工合”的影响，还为“工合”募集了大量资金。 “工合”运动的蓬勃发展终于引起了国民党极右势力的仇恨派头子陈果夫首先对“工合”发难，他派人四处搜寻“工合”支持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证据。然后向蒋介石写了个秘密报告，说“工合”总会和各区负责人有的被“共党赤化”，有的本身就是共产党，如不对“工合”加以控制或改组，于国民党极为不利云云。 对这份报告，蒋介石没有批示，但却叫侍从室带话给陈果夫，要他拿出一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解决办法来。蒋介石知道，“工合”虽有共产党和“左派”参加，但折腾得最凶的却是宋氏三姐妹和一些英国人美国人，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是不好轻易採取得行动的。陈果夫对蒋的意思心领神会，便以为适应抗战新形势为由，提出要在国民党内新设立一个“合作社管制局”，名为加强对民众的领导和引导，实际上就是对着“工合”来的。陈果夫在关于成立“合作社管制局”的报告中指出：“合作社会管制局为国民党政府的政府机构，对一切形式的合作社具有管理权……” 然而鬼使神差，这件事赶巧让孔祥熙知道了。说心里话，他对“工合”本来是反感的，但无奈宋蔼龄对“工合”却很投入。宋蔼龄办过几个小厂，尝试着通过劳资合作，把工厂办成福利性的“实际工厂”，“工合”运动正投其意。在孔祥熙看来，这纯粹是胡闹，他只能认为那是一种女人特有的表现欲。现在不同了，“工合”越闹越大，共产党也掺合进来，“工合”越来越具有政治色彩。而这些，宋蔼龄认识不到，宋庆龄是同情共产党的，可宋蔼龄却把她们宋家姐妹的面子看得比政治都重要。但他对陈果夫也不满，认为陈果夫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宽，你一个组织部长管好组织就得了，什么都想插一脚，成立“合作社管制局”也轮不到你头上。他凭着本能已隐隐感到，陈果夫将来必是他的心腹大患。 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先和宋蔼龄通个气。因为共产党虽然是根本威胁，但却毕竟不是直接威胁，而且太远。而陈果夫眼下咄咄逼人，却可能直接威胁到他的地位和影响。 果然，宋蔼龄听说“合作社管制局”一事就火了，说“什么合作社管制局，纯粹是红眼病，看见别人把事业搞得红红火火，他在一旁坐冷板凳心里不舒服。当初成立‘工合’时你为什么不积极？现在桃子熟了你想伸手了，没门！” 宋蔼龄知道，要阻止这些孔祥照不便出头，因为孔祥熙一出面，就会和陈果夫的矛盾公开化。谁都知道孔是“工合”的理事长，尽管不理事，况且蒋介石对陈的建议颇为欣赏呢。宋蔼龄只好去找宋子文、宋庆龄商量此事，恰巧宋子文在美国访问，她们就给宋子文写信，宋子文一向对陈氏兄弟不感兴趣。在他的眼中，陈果夫和戴笠就是一群流氓，连蒋介石都是流氓。 第224页 宋子文接到信后立即给蒋介石、宋美龄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正在美国活动，争取美国对中国的援助。美国各界对中国“工合”运动很有兴趣，极愿为此投资。但如果“工合”的领导权为陈氏兄弟把持，就会失去美国人的兴趣和支持，失去大量的国际援助。 宋子文的这封信可谓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当时蒋介石主要有两个担心：一怕共产党发展；二怕失去美国人的支持。如果因为陈立夫陈果夫得罪了美国人是得不偿失的，虽然陈氏兄弟是一片忠心。因此他大笔一挥，在陈果夫于建立“合作社管制局”的报告上批了“暂缓办理”4个字。 孔祥熙和陈果夫就是这样，既勾结又争夺。有共同利益时，他们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利益不同时，又勾心斗角互相拆台，恶语相加甚至大打出手。在对待“工合”的问题上，他们可谓表现得尤为突出。 “合作社管制局”虽然没能成立，但陈氏兄弟对“工合”的报復由此却变得变本加利。孔祥熙一看陈果夫争权的计划破产，就又和他携起手来共同对付“工合”，使“工合”运动再次面临困难的处境。 陈果夫通派和军统戴笠的配合，对“工合”大搞特务活动，不断以“通共”的罪名迫害“工合”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从1939年到1945年，仅西北“工合”办事处，他们就逮捕、关押了30多人。“皖南事变”中，不仅叶挺被俘、9000余名新四军将士遇难，当时皖南茂林的“工合”事务所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也被关进了江西的上饶集中营。 更有甚者，他们对“工合”运动的发起人、国际友人、纽西兰的路易·艾黎也下了毒手。他们先是捏造罪名，说艾黎是第三国际打人中国的间谍、特务，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非法活动”，并扬言要将路易·艾黎逮捕移交军事法庭。 恰在当时，国民党极右势力和顽固派又掀起了反共高潮，到处杀戮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袭击八路军、迫害进步民主人士，实行白色恐怖。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这个双手沾满新四军鲜血的刽子手宣布路易·艾黎在他的战区是不受欢迎的人，并扬言要将艾黎逮捕后驱逐出境。 艾黎尚且如此，“工合”其他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但由于宋庆龄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及国际友人还担任着“工合”的领导，蒋介石还不敢取缔“工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工合”国际委员会便迁往成都，继续开展工作，但影响和规模较之以前已缩小了许多。 发生在抗战初期的中国“工合”运动，是一场在爱国民主人士领导下，在共产党影响下，对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进行的“人民战争”。它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的，成果也是显着的。据1942年7月“工合国际委员会”的统计显示，各区“工合”办事处共设立了72个事务所，组织工业合作社3000余个，社员3万余人，每月生产总值达2500万元，社员股金600万元，总会和银行贷款8000万元，国际援助500多万美元。1938年到1945年底，“工合”共获捐款和贷款1.8亿法币，i业合作社遍布全国16个省市。 “工合”运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是无数热爱和平。共同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国际友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它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工合”运动团结了中小企业主和广大手工业工人，调动了他们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并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忱，为解决战时的军需民用，建立巩固的国防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年“工合”运动亦对陕甘宁边区大力支援，并因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私援助，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工合”运动的伟大与不朽。中国共产党利用“工合”运动的合法性派遣党员去国统区开展工作，既推动了“工合”运动的发展，又向广大群众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既扩大了影响，也团结了群众。 第十五章 众矢之的 1.“孔宋”硝烟再起 孔祥熙被称为“哈哈孔”。他自己也多次声称信奉中庸，为人宽容，从不做强人所难之事。其实孔祥熙为人处事自有一套准则，那就是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唯命是听。除此而外他判断事物只看利害，不分对错；只看轻重，没有是非。只要不损害蒋介石，并且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便该捧的捧，该损的损，该打的打，该治的治，从不手软。为此，孔祥熙几乎和国民党上层所有派系都发生过冲突。 当年美国的一位着名政治家林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你可能在某些时候矇骗所有的人，你也可能在所有的时候矇骗有些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矇骗所有的人”。 正是当初，当有人对宋子文说，孔祥熙如何仁义如何好时，宋子文就曾用这句话回答。他从自己的亲身经歷中认识到孔祥熙的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宋子文一生中都在和孔祥熙明争暗斗，尽管在表面上，他们是亲戚，是朋友。 照理说，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嫡亲加郎舅关系，这两大家族，又是蒋介石在财政金融上的两大支柱，本应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但是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个性不同，利益矛盾，争官争宠，因此二人之间一直面和心不和，明争暗斗此起彼伏。 第225页 孔祥熙和宋蔼龄结婚时，宋子文就有些瞧不起这位相貌平平、说话略带山西口音的姐夫。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问题上，二人的立场又尖锐对立。但是他们公开闹翻还是在1933年，那一年孔祥熙被任命为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东北沦陷后税收减少，可蒋介石又积极“剿共”，使军费开支剧增。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为1500余万元，而支出则达2200万元，其中仅军费一项就达1800万元，每月不足的700万元，只得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维持。 面对如此巨额的赤字，当时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极为不满，并发现自己一再受到蒋介石的欺骗。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压制。他出席华盛顿和伦敦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因“剿共”使国库的赤字又增加了6000万元，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当即宋子文急匆匆找蒋介石劝谏，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挨了蒋的一记耳光。 当年10月，宋子文一气之下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蒋介石随即任命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就从骨子里生出一种憎恨来。 孔祥熙一上台，就立即对上海和江浙金融界下手，切断了宋子文通过他们发挥其政治影响的渠道2使宋子文通过控制金融界来影响政府的计划破产。而在表面上，他却充当蒋宋之间矛盾的调解人。从那时起宋子文就领教了这个他原来瞧不起的山西佬的厉害，在玩弄权术高过他一筹。但佩服归佩服，怨却从此结了。 宋子文辞职来到上海，继续他金融家的生涯。当时报纸报导说，宋子文辞职是健康原因，就有好事的新闻记者来到上海，想了解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好以此再来一篇“花边”新闻。不料宋子文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你看我现在气色怎么样？那记者看宋子文红光满面的样子，便知道这里面有文章。宋子文接着说，我的身体一向很好，有人说我体健如牛，也不过分，这次辞职完全是因为政见不合。合则留，不合则去。为了党国大业，我也只能如此了。 如果说，宋子文对新闻记者还有所保留的话，那对他的秘友则是坦露无遗了。一次喝醉了酒后他说，“给蒋介石当财政部长，跟给他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此真可谓酒后吐真言。 宋子文下野以后，担任了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在官场上，他败给了孔祥熙。在金融业务上，他决心打一个翻身仗，叫孔祥熙看看，在中国谁是真正的财神爷。他买通交通银行，也与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对着干。凡是孔祥熙想到的，中国银行都想到了，而且先行一步，弄得中央银行处处被动。从1933年到1935年沖国银行迅速发展，现金储备比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多50％，存款多一倍半，有价证券多150倍，资产多近三倍。 对孔祥熙和宋子文的矛盾，蒋介石心里明镜一般，但却无可奈何。准确的说，他甚至有点幸灾乐祸。做为一个玩弄权柄的高手，蒋介石深深懂得如何控制他的这些大臣。给孔祥熙一个肥缺，但又给宋子文一些政策，让其也能发展，客观上对孔祥熙是一个刺激。使你孔祥熙别认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竞争，你就得想办法改进工作。你就有危机感，你就得求我来平衡你们的关系。蒋介石就是这样，对于派系之间，他从来都是今天支持一下这一派，明天支持一下那一派；今天拉这个打那个，明天拉那个打这个；使下边的人们谁也成不了大气候，谁想占住脚都是靠他蒋介石帮忙。 因此，宋子文是下野，但并没有失势。在金融界，特别是在民间金融界和买办金融界，宋子文还是执牛耳者，而且不买孔祥熙的帐。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和美国关系密切，他从美国借款有一个专门的帐本，但离职不交给孔祥熙，也不向孔祥熙汇报。他离开财政部时，财政部次长以下的高级职员大都辞职不干了，弄得孔祥熙十分难堪。当时只有赋税司司长贾士毅没有辞职。贾士毅不是宋子文的死党，他原是旧北洋政府财政部人员，因工作勤勉、为人忠厚、业务熟练，所以被宋子文启用。宋子文辞职后，他觉得自己若跟着辞职没有更好的地方去，就没有跟着走。事后觉得有点不合适，就去宋子文的家中探望。哪知宋子文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请你出去。”弄得贾士毅偌大一把年纪，眼泪直在眼框里转。 贾士毅知道宋子文真的生自己的气了，心里十分害怕，就去找新任部长孔祥熙。孔祥熙听了他的陈述后本来想给他鼓鼓劲，叫他跟宋子文对着干。后来看他一副老实窝囊的样子，就说你也不必为难，在我手下干，我也不会亏待你。 贾士毅说，“既然已得罪了国舅（宋子文），再在南京恐怕不合适，请孔部长高抬贵手，让我到外地当个职员算了”。 孔祥熙想即使让贾士毅走，也不能太随便，否则人家更会觉得我孔祥熙怕宋子文，损坏我的声誉。于是孔祥熙决定让贾士毅去湖北，但不是去当职员，而是去做财政厅厅长。 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后，不仅在人事上和孔祥熙捣乱，而且对原财政部的一些直属事业单位，仍抓住不放。比如关务署署长关吉玉，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梅乐和、张福运，盐务总局局长缨秋杰等。这说起来有点叫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却是如此。这些人都是宋子文的亲信，宋辞职后仍听宋子文而不是孔祥熙的。这是因为，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亲自提拔了他们，对他们有知遇之恩；再者宋子文给他们制订了一套严格的英美传统的人事和工作制度。说话全部用英文，起草任何书信文件也全是英文，上下级之间的批件批文也全是英文，除非对这些部门的人员大换班，否则外人根本无法涉足其内。另外孔祥熙任用的人虽也有留洋的，但和宋子文手下的人很少有私交。因此孔祥熙的命令在这些部门不太管用。 第226页 抗战爆发时，孔祥熙正在英国。为了集中财力抗战，宋子文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由宋子文主持。孔祥熙得知后，立即命孔令侃出面，在上海组建财政部驻沪办事处和宋子文唱对台戏。孔祥熙回国后即要夺“四联办事处”的权，后因战事愈紧，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夺权一事暂搁。“迁都”武汉后，孔祥熙就在武汉把“四联总处”恢復起来，并由自己担任主任。宋子文却呆在香港，不到武汉来参加四联总处的一切活动，也不派人到武汉和孔祥熙接洽。他说你孔祥熙自封为“四联总处”主任，事前并没和我商量，我为什么要派人去捧你的场，拍你的马屁？ 孔祥熙当了“四联总处”主任不久，就发现这“四联”实际上就是“一联”，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国银行都和他貌和神离，特别是宋子文直接控制的中国银行，从来不把他这个主任放在眼里。孔祥熙还算明智，看到不行就激流勇退，建议蒋介石出面兼任“四联”主任，这才结束了这种名为四联、实为四不联的局面。 对于宋子文的种种“挑衅”，孔祥熙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有机会便奋力反击。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宋子文因亲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谈，并将蒋介石安全带回南京。一时成为南京国民党人中的“英雄好汉”，报纸电台纷纷发表文章吹捧。孔祥熙听后极为不快，在家中对他的同僚说：他算哪路英雄？西安事变时是我主张他领蒋夫人去西安，是想给他一个机会，好恢復他同蒋委员长的感情。他却恩将仇报，联合人来倒我。 但孔祥熙无论怎样攻击宋子文也无济于事。一方面，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认识一致；另一方面，他们在很多利益的问题上相互矛盾。孔主要依靠的是蒋介石，而蒋介石还得利用甚至依靠宋氏家族。所以孔祥熙明白，他对宋子文的反击是有限度的，仅仅在于警告宋子文包括宋氏家族，什么事做得不要太过分，中国现在不姓宋。 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这样看。他们认为，宋氏家族在中国最有影响，甚至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除了宋庆龄外，宋氏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想尽办法捞钱。美国一位记者说，宋氏家族捞钱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玩弄阴谋骗取中国人通过租借法得到的物资，并把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 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关系确实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话题。靠蒋介石撑腰，孔祥熙取得了官方的财经和金融大权，也正是由于担心或畏惧宋子文过于膨胀的势力，蒋介石才让孔祥熙取宋子文而代之，这一方面体现了蒋介石的精明狡诈，一方面又体现了宋子文和由他代表的宋氏家族的力量。在以后的十多年里，蒋介石的基本原则是，在财经上依靠孔祥熙，其次才是宋子文，但又让他们两位相互牵制。为了防止他们的权力过于集中，一贯崇拜威胁和讹诈的蒋介石还培养了自己的两支秘密警察队伍，戴笠的军统和陈氏兄弟的中统，以致形成国民党政权内四大家族的“鼎立之势”。但在这四大家族中，宋氏家族无疑是最强大、最长久的一支。 孔祥熙和宋蔼龄的关系也极微妙，宋蔼龄是孔祥熙的妻子，理应站在孔家一边。但同时宋蔼龄又是宋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在很多问题上又站在了宋家一边。 美国驻中国事务处官员谢伟思长期研究中国问题，他曾向美国国务院写过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其中很重要的篇幅是讨论宋氏家族及宋子文、宋蔼龄和孔祥熙的关系的。 这位美国人说，宋家真正的智囊人物是宋蔼龄。她是一个邪恶又聪明的女人。她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而宋子文只是一个执行者，在中国发生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必须至少通过宋家的一名成员。据说未蔼龄在中国僱佣过很多刺客，很多中国高级官员都听说过她的行动，但对此都一言不发。 在宋家唯一的例外是宋庆龄。谢伟思在抗战期间专门拜访过宋庆龄。宋庆龄出于正义，提出要对宋子文领导的环球贸易公司进行调查，触发了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人最敏感的神经，也给蒋介石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当时，环球贸易公司是宋子文创办的，总部设在美国，专门处理美国根据租借法提供的物资。 宋庆龄对专程拜访她的谢伟恩说，她听说现在有人在利用租借法得到的款项大发横财。现在正值抗战，国家急需财力支持，这样做等于玩火自焚。她希望谢伟思回国后提醒美国总统，应检查这些钱财的分配和使用情况，特别要对环球贸易公司进行调查。宋庆龄是因为担心宋子文越走越远，最后不可收拾才提出这种意见的，而且她自己的心里也并不好受。 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关系以前一直比较好，她喜欢这个有魄力、有能力、有头脑的弟弟。在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上，在对北伐革命上，她们都曾有过一致的立场。大革命失败后，宋子文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到武汉革命政府做事。但后来由于宋蔼龄做工作，宋子文才又被拉到了蒋介石一边。宋子文离武汉赴南京前，曾去看过宋庆龄，企图说服宋庆龄也去投靠蒋介石，遭到拒绝。从那以后宋庆龄和宋子文虽然还一直保持着联繫，但在政治上的分歧和裂痕越来越大了。 第227页 宋庆龄提出要求调查环球贸易公司，不想竟再次引发了孔来两家的“大战”。 1940年，为了争取外援支持抗战，宋子文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宋子文欣然接受任命，并随即出访欧美；一方面利用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即有共同利益而争取外援，一方面藉机谈判废除以前各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取得了成效。为了办理接受国租借法和各种外援而得来的美金及物资，宋子文在美国成立了环球贸易公司。 据说这些美金及物资总额高达35亿美元。因此环球贸易公司一成立就引起了人们的注目。紧接着大量的半真半假的消息通过各种媒体传遍美国，也传遍中国--如大量军用物品在运输中丢失；运送几百辆新式坦克的轮船在太平洋中遇风暴而沉没……而有人看见这些“丢失”的军用物资正在美国的黑市上被高价出售，而那些“沉没”的坦克根本就没有运出库房。 英国一位外交官竟直言不讳地说，宋子文把数亿美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很多挂失的物资根本就没离开美国领土。 无风不起浪，这些传闻和报导引起了国民党上层人物的震动。宋蔼龄、孔祥熙首先“发难”。孔祥熙因和宋子文的关系不便出面。宋蔼龄就找到宋子文，委婉地提出如果宋子文在运输方面有什么困难她可以提供帮助。宋子文一听就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一方面对大姐的关心表示感谢，一方面婉拒了宋蔼龄的“好意”。 接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也开始“关心”起环球负贸公司的业务来。宋美龄给宋子文打电话，通告了外界的种种传闻，希望宋子文能拿出确实的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宋子文对那些指控坚决否认，弄得宋美龄也挺恼火。于是和蒋介石一谈，蒋便想把宋子文的外交部长拿掉，让孔祥熙干；至少把争取和管理外援的任务交给孔祥熙，因为蒋介石觉得孔祥熙毕竟比宋子文听话。 但要和宋子文摊牌，绝非易事。宋子文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蒋介石领教过。况且谁的屁股上没屎，要揪住宋子文不放肥他惹急了对谁都没好处。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眼看着让人家攻击国民党是腐败政治、听着外国的广播里讲什么发国难财，谁心里舒服。况且要真是这样，以后谁还敢再援助什么，将来怎么好再张口跟人家要？！ 想解决宋子文的问题没招，不解决又不行，蒋介石感到十分棘手。最后还是宋蔼龄出了个主意，採取谈心的办法，宋家姐妹加上你这个委员长，一块邀宋子文谈谈。争取说服他，让他和平地交出权力。古人有杯酒释兵权咱们能不能来个“谈心释兵权”。 事到如此，蒋介石也只好同意了。 宋子文被召回国后，很快接到宋美龄的电话，说蒋介石想找他谈谈。 宋子文顺水推舟地说，他也正想去看看委员长，二人商定明天在蒋的官邸见面。 第二天傍晚，宋子文如约来到蒋介石的住所。一进客厅，见宋蔼龄坐在那里，就预感到事情不对。 “子文，”宋蔼龄满脸堆笑，招唿宋子文坐在她身旁。宋子文半推半就，坐在了宋蔼龄对面。少顷蒋介石和宋美龄从里间出来，寒暄了几句后，宋美龄马上进入正题。 “哥哥，最近美国舆论界对环球贸易公司处理租借法物资和钱款上议论很多，想必你也听说了。我想，为了避免洋人的猜忌，维护国家的形象，你能否暂时先迴避一下。” 宋子文立刻明白其中的意思，他看了一眼坐在一旁的蒋介石，故意问道：“美龄，这是你个人的意思呢，还是……” 蒋介石插话说：“今天找你来，是以你们兄妹的身份，事情商量着来。” 宋子文说：“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在盯着环球公司，都在盯着租借法和外援的那些肥肉。说我管得不好，谁能管得好？既然今天是家庭会议那就恕我直言，如果你能说出谁比我强，我就让出。” 宋子文的话声音不重，但火药味十足，一下子把谈话的气氛弄得挺紧张。宋蔼龄见状便说：“子文，不是大家信不过你。要说这次外援，还不都是你的功劳。只是现在外面议论太多，为了证明你为党为公，为了证明你的清白，才让你暂且迴避一下吗？” 宋蔼龄话说得恰到好处，但是没有从正面回答宋子文的问题。因此宋子文只是嘿嘿一笑，未做回答。 蒋介石一看这样下去不行，岂不让宋子文占了上风，便说：“我想，从关系上讲，由财政部掌管，是不是更顺一些呢？” 宋子文听后不慌不忙地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写满了英文字母的信纸，像早有准备似地说：“财政部？我先来念一封美国人给财政部的信吧……‘我们寄去的是北卡罗来纳州查佩尔布尔的斯帕西圣诗班的一小笔经费。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富人，但我们了解孩子，知道飢饿的滋味。所以我们愿意从我们并不富裕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救济中国的儿童。但我们最近看报纸上说，我们捐献给可怜的孩子们的钱，被在中国黑市上高价出售，肥了某些贪官的腰包，愿基督在天上睁开他的双眼，惩罚那样毫无良心的恶人吧！”’ 宋子文念完信，对蒋介石说：“这笔对华救济联合会的捐款可是由财政部掌管的，怎么样？这笔捐款总共有1700万美元，干什么用了？再让他们去掌管租借法物资，结果难以想像！” 第228页 宋蔼龄坐不住了，这不是冲着孔祥熙去了吗？！ “子文，”宋蔼龄说：“这话你说得可有点出格，那笔钱并不是财政部直接掌管的。财政部只是代收，然后转到专门的机构去处理，与财政部没关系。” 宋子文看了宋蔼龄一眼，没反驳她，总算给了姐姐一点面子。但旋即宋子文又说：“好，救济款与财政部没关系，通货膨胀和财政部有没有关系呢？最近美国公布了我国近几年的通货膨胀率，1938年是49％，1940年124％，到了今年已涨到235％。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有如此之高的通货膨胀率？这也跟财政部没关系？！” “子文！”宋美龄觉得宋子文扯得太远了，她分明看见宋蔼龄脸都被气红了，想来制止宋子文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 可宋子文正在兴头上，话匣子一打开就剎不住车了：“财政部--财政部的官员都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我再举一个例子，按照财政部的规定，一美元换20法币。可你到大街上看看，哪家银行会给你20法币？现在黑市的价格就一美元250法币，有哪个国家对美元的汇率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 “好啦，你说完没有？”蒋介石显然沉不住气了。他堂堂一国之君，怎能容忍宋子文目无一切地侃侃而谈。10年前就是因为宋子文目无君臣父子之规，口出狂言才挨了蒋介石一记耳光，并从此丢掉了财政部长的位子。难道他今天又想重蹈覆辙不成？ “目前国家经济出现的问题，是日寇入侵造成的。如果要追究责任，就要算在敌人头上，怎能同室操戈，说出亲痛仇快的话来？” “我是……”宋子文还想解释。 蒋介石一挥手，从座位上站起来说：“环球贸易公司的事，你必须查个清楚，并保证以后不再在美国给中央政府丢脸。否则，你要负责任！” 蒋介石说完便看也不看宋子文一眼，独自进入卧室。宋子文也喘了一口浊气。蒋的话表面说虽硬，实际已做了退步，不再提换人的事，而是让他调查，等于是放了他一马。当宋蔼龄回去后把这一晚的情景和孔祥熙说了之后，孔祥熙瞪圆了他那双本来不大的眼睛说：“不可能，这怎么可能？” 宋子文的这次胜利虽然是局部的，但却大大鼓舞了他的士气。因为这是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公开挫败了孔祥熙的“进攻”，这是近十余年来所没有的。宋子文虽然不善于奉迎和在官场上周旋，但也懂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道理。他发现孔祥熙并非不可一世，并非无懈可击，他一方面放手做他的生意，紧紧拉住美国做为自己的后台老板，大赚其钱，一方面寻找一切机会发泄对孔祥熙的不满。 抗战后期，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批评孔祥熙的浪潮。说他的子女在美国吃喝玩乐，挥霍无度；说他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在这些方面，宋子文透露的情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m年，孔祥熙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和“橡树园会议”，向美方提出拨还战时欠款的问题而得罪了美方。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财政部长。当宋子文又一次坐在客厅里向蒋介石谈起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时，他似乎找到了感觉，蒋介石不动声色地听他把话说完，而后一言未发。但宋子文感到他已胜券在握，因为孔祥熙失道寡助，蒋介石也要权衡利弊。而要把孔祥熙赶下台，唯一能接替的人就是他宋子文。 1944年12月，宋子文终于如愿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曾大度地打电话给孔祥熙，对其“不幸”下野表示安慰。1945年抗战胜利前，宋子文又担任了行政院院长。 孔祥熙对自己的失宠当然是悲痛的。他也知道有人在背后搞他的鬼，但并不十分清楚是宋子文。他觉得那个书呆子在政治的角斗场上表演还是嫩了一点，况且他也不相信宋子文比他强。但后来他发现，宋子文上台以后在公开的场合不断发表抵毁原财政部工作的讲话，有时甚至不点名地提到他本人，他才慢慢发现宋子文也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事后孔祥熙曾对宋蔼龄说：“想不到你这个弟弟还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 抗战胜利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重庆找到蒋介石，说抗战胜利了，燕京大学将重新选举一个校长，这个校长最好由中国人来当。孔祥熙得到消息后很感兴趣，就打电话给司徒雷登，说他有意得到这个位置。可能是下野之后空虚无聊，想到年轻时办贤铭学校的情景，有点怀旧吧。司徒雷登很当回事，立即打电话给在北平的美国燕京大学託事部，但却如石沉大海没有了回音。后来孔祥熙才知道美方不同意他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原因是他政治色彩太强，而且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声誉不好。孔祥熙十分气恼，就怀疑是宋子文在搞他的鬼，因为宋子文一向和他作对，和美国人关系又好，便对宋蔼龄说起了此事。但孔祥熙这次却是冤枉宋子文了，因为宋子文当时正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事。 但孔祥熙耿耿于怀。1947年藉口去美国探望宋蔼龄，准备离开中国到美国定居。临行前一些旧友到家中送行，但见家中冷清，院内枯叶满地，不禁怨恨陡出。当时他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造孽呀！” 第229页 后来国民党监察院通过调查发现，孔祥熙所说的不错。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所发的国难财共有外汇9亿美元，黄金600万盎斯，日伪工厂及固定资产10亿法币，联合国救济总署救济物资数亿美元，而这笔庞大的财富似乎不翼而飞。到了孔祥熙走时的1947年底，国民党国库空虚，负债纍纍。宋子文也因“不善理财”被免去了财政部长职务。但此时的蒋介石已无暇顾及这些“琐事”了，在军事上的连连失利使他夜不能寐。 孔宋两家的角逐，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而结束了。但这段歷史却为后人留了下来，他们相互利用又相互争斗，餵肥了自己，坑害了国家和人民，终于落得个身败名裂、死在异国他乡的下场。 2.与陈氏兄弟反目成仇 当年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陈果夫和陈立夫系是后起之秀。当时有一种说话，即因陈果夫、陈立夫名字英文写法的第一个字母都是c，所以美国人就把陈氏兄弟和他们领导控制的派别称系，后又叫豪门。 国民党内部派系繁多，最后形成四足鼎立是有深刻原因的。如汪精卫、林森和张静江等虽也担任过党或政府的第一把手，但终究不能形成气候。究其原因就是他们都没能在政权或党内控制一个或几个重要部门，没有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派别，没能充分利用矛盾团结其他派系，所以最终难免昙花一现。 而在蒋、宋、孔三家中，蒋孔都是围绕宋家结成的姻亲。蒋孔之间虽没有直接关系，但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关系却好于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这里除了孔祥熙对蒋介石言听计从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名义上宋子文是宋家的代表，但一般以为宋蔼龄才是宋家的核心。所以蒋介石对于宋蔼龄的丈夫亦即孔祥熙不得不加以重视，这也是蒋介石起用孔祥熙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氏兄弟与这三家没有亲缘关系，但与蒋宋之间却有着歷史的渊源。 陈果夫和陈立夫的父亲叫陈其采。陈其采的弟弟陈其美曾是上海青帮最有影响的头目之一。辛亥革命前，陈其美受同盟会委派打人青帮，随后便迅速发展自己的势力。辛亥革命时陈其美夺得了上海军政府都督的宝座，可见其影响之大。当年蒋介石混迹于上海时，就是陈其美手下的人，对陈其美崇拜至极。因陈其美不听袁世凯的招唿，被袁世凯派来的杀手杀害于上海。陈其美死后，陈其采代替了陈其美继续在青帮活动，蒋介石又通过陈其采和青帮挂上了钩。在蒋介石以后的政治生涯中，青帮一直是他利用的帮凶。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青帮头子杜月笙就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放烟雾，诱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所以蒋介石和青帮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繫，因而对陈其采的儿子陈果夫、陈立夫另眼相看，也就不足为怪。 但陈氏兄弟真正在国民党中起步，却大大晚于蒋、宋、孔三家。1927年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政变后，陈果夫在国民党内成立了国民党中央俱乐部。不久陈果夫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又掌管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国民党的高中级干部都必须经过政治学校培训后产生）的领导权；而陈立夫则掌握了国民党意识形态大权。自此开始兄弟二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夺，并以国家的名义，先后投资于银行、商业和工业等领域，逐渐成为不仅在政治上势力强劲而且在财力上也可以和孔宋争雄的国民党政权中的新豪门。 当年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自修德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描写过陈氏兄弟： “一个腐败的派别控制着国民党，它既有坦慕尼大厅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又有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一些最恶劣特点。沉默寡言、神秘莫测的兄弟俩陈立夫和陈果夫……实际上通过恩赐、秘密警察、间谍活动和行政权力控制着全国思想界。哥哥陈果夫完全控制着通天的大门，送委员长的文件和备忘录，都要通过此人转交。 ‘他弟弟陈立夫身体虚弱，面色清秀，比他更加重要。陈立夫工作起来孜孜不倦，刻苦、廉洁。他的带有神秘色彩且气魄很大的、貌似富有哲理的文章，几乎没有人看得懂。” 孔祥熙和陈氏兄弟原来的关系一直不错，特别是陈氏兄弟当初羽翼未丰之时，便极力和孔祥熙搞好关系。但随着抗战后期孔的权力极度膨胀，作风也日益霸道起来，便和陈氏兄弟派发生了摩擦。以后则愈演愈烈，终于反目为仇。在1944年前后的倒孔运动中，陈氏兄弟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1932年蒋介石和宋子文的“耳光风波”之前，蒋介石因宋子文对“剿共”的消极态度便准备撤换他这个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内的政学派积极活动，想谋求这个位置。因政学派和汪精卫关系密切，蒋介石虽然一直想把江置于自己之下，但有时为了长远利益也不得不做一些妥协。为此蒋初步决定让政学派的张群接替宋子文的位置。 歷史就是这样微妙。如果张群当时真的担任了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命运将大相迳庭，国民党的歷史也许还要改写。当政学派听到这个没有最后落实的消息欣喜若狂，一个年轻的记者不知轻重地在上海影响很大的《中报》抢先发出了消息。而就是这则几百字的消息，改写了孔祥熙的歷史。 第230页 当时陈果夫天天看《中报》，张群即将出任财政部长的消息立即引起了他的注意。陈氏兄弟要发展自己的势力，政学派为主要障碍。财政部长一职若落在他们手中，后果不堪设想。陈果夫找到陈立夫商量后，由陈立夫起草了一封秘信，派人立即送到宋蔼龄家中（宋家在上海投资发迹，和青帮也是密友）。 宋蔼龄接到陈果夫的信，看后大吃一惊。立即驱车从上海赶到南京，直奔蒋介石的官邸。因宋蔼龄是宋美龄的姐姐，门卫侍从皆不敢阻拦，任凭她直闯了进去。 蒋介石一见宋蔼龄来了，当时也没给她好脸色，还没等宋蔼龄开口，就把宋子文臭骂了一顿。宋蔼龄就听着，也不吭气。等蒋介石把火发完了才说：“子文是有他的不对，但他再错也是自家的人。张群对你百依百顺，但再好也是别人的人”。 蒋介石一听她这话中有话，就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宋蔼龄说：“这事本来不该我管，可我怕你吃亏，给你来提个醒。要换一定要换一个知根知底的，不能只看表面上是不是花言巧语。一旦上来了，再下去就不好办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蒋介石明白了宋蔼龄的意思，就问：“庸之为什么没来？” 宋蔼龄立刻回答说：“他是要来，明天来。”其实宋蔼龄来南京孔祥熙当时并不知道。 蒋介石显然是被宋蔼龄说动了，就对宋蔼龄说：“明天你叫他来，请他来谈谈。” 蒋介石想让张群当财政部长实属迫不得已。宋子文有才，和美国人英国人关系也深，可太孤傲，好像从来都不把蒋放在眼里，财政部成了他手下的独立王国。蒋介石想到过孔祥熙，一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干；二是不知道他会不会也像宋子文那样，靠着宋家的势力要挟自己；三是不知道他到底能不能胜任。他自己不提出来，这事就根本没有可能。 第二天，孔祥熙来到南京。宋蔼龄是极不愿意让财政部大权落人张群之手的。她觉得那对宋家是个威胁，这点她和陈氏兄弟一样。她立即给孔祥熙打电话，让孔从上海赶的南京，向蒋介石表白自己对到财政部工作的要求。那年孔祥熙已52岁，如再不拼搏一下，恐怕将永远躺在实业部长的位子上直到退休。 孔祥熙成功了。他的谦逊、他的中庸、他的忠顺和他对财政部工作的设想，都使蒋介石觉得把财权交给他比交给张群要合适得多。于是，孔祥熙在仕途的道路上完成了一次最重要的飞跃，而帮他完成这次飞跃的关键人物是宋蔼龄和陈氏兄弟。 孔祥熙当了财政部长后不久，又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以后便官运亨通。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投降日寇做了汉奸，蒋介石在政治上最主要的对手自我爆炸，国民党就形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包括孔祥熙、宋子文、陈氏兄弟等几大势力集团。其中又以孔家最为得宠，因此势力也最大。此后和宋子文、陈氏兄弟的矛盾也日渐显露，日渐激化。 孔祥熙与陈氏兄弟的矛盾与宋子文不同，与宋子文是表面上都相互尊重，骨子里相互提防，谁也不想得罪谁，谁也不想撕破脸。对陈氏兄弟就不同了，孔祥熙。宋蔼龄压根就没把他们和自己放在同一个档次上，因此无论在表面上还是骨子里，他们都流露出对陈氏兄弟的瞧不起。 就说孔令俊的婚事。孔祥熙宋蔼龄有意让其嫁给胡宗南，是想在军界找一个靠山，找一门亲戚，好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但他们和胡宗南不熟，是陈立夫帮着李的线。后来好事未成，他们也不和陈立夫打个招唿。陈立夫还是从别人那里知道孔令俊去西安的结果，心里好大的不满。他心想别人是真心帮忙，成与不成都要有个回话，这是人之常情，好像我也是孔门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不名一文的走狗似的。 对孔家假公济私。贪污受贿、巧取豪夺和中饱私囊的劣迹，陈果夫通过自己的耳目也早有所闻。抗战以来，陈氏兄弟对孔祥熙的本来面目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高秉坊贪污一案。 高秉坊何许人也？怎会成为孔陈两大势力结怨的扣子，这说来话长。高秉坊是山东博山县人，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后，被分到了南京政府做职员。因为他业务熟练，为人精明，八面玲珑又能吃苦，所以从一个普通职员很快晋升。孔祥熙做实业部长时，高已升为实业部的总务司司长。 总务司长本来就管机关的事，可高秉坊会做人，不仅管机关的事还把孔家的事也“管”了起来。孔家的吃喝拉撒睡都成了实业部的公事，连孔家几个孩子的上学放学也都是实业部派车接送。这样的司长当然深得主子的欢心，当时孔祥熙常对高秉坊说：“好好干，将来我不会亏待你。” 高秉坊和孔祥熙混熟了，和孔家的其他人也很熟，因此说话办事就随便了许多。特别是对孔令侃和孔令俊，这二位公子小姐脾气极大，不但不听话，还常常对高秉坊表示出极大的不敬。有一次当着孔祥熙的面，孔令侃叫高秉坊小老头。当即孔祥熙对高说，你是长辈，他要对你不敬，你可以教训他。 话虽这么说，可高秉坊并没有忘记主僕尊卑，只是有时和孔令侃、孔令俊开玩笑，以长辈的身份在他们的头上拍两下。哪知孔令侃、孔令俊生下来就像王子公主一样从来没有人拍他们的脑袋，于是就哭着到宋蔼龄那里告状，说高秉坊欺负他们。宋蔼龄因此怀恨在心。她根本看不起高秉坊，不过是一个管家，敢在孔家和我们平起平坐。连我宋蔼龄都捨不得动孩子一指头，你高秉坊凭什么来管教。一次孔令侃淘气，接他上学的汽车在门口等着，他却非要吃奶油冰淇淋，不吃就不上学。孔令侃最近常常迟到，学校反映到孔祥熙。孔祥熙对高秉坊交待，对孔令侃要严加管教，一定不能迟到。高秉坊见孔令侃又耍赖，怕挨孔祥熙的批评，也不管孔令侃高兴不高兴，抱起他就往汽车里送。孔令侃在高秉坊身上又打又踢，还高声叫喊，惊动了孔府里的人都出来看热闹。孔令侃见周围来了许多人，更加上脸，哭着喊着说高秉坊欺负他。最后高把他放在地上，他就躺在地上打滚耍赖，说什么也不起来。众人无奈，只好打电话叫来了宋蔼龄。 第231页 宋蔼龄一来，孔令侃在地上折腾便更加厉害。宋蔼龄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对高秉坊训斥到：“叫你管孩子，就把孩子管到了地上，又不把他抱起来，弄得这么多人围观，这是在出谁的洋相？” 高秉坊连忙对宋蔼龄赔出笑脸道歉，当天晚上，又带着一份厚礼来了孔府赂罪。宋蔼龄表面上原谅了他，但心里对他却怨恨得要命。不久孔祥熙正式接替宋子文当上了财政部长，并立即着手在财政部组阁，高秉坊被内定为总务司长。不料这份内定的司局长名单落在了宋蔼龄手里。当年孔家的事情就是这么怪，孔祥熙在前台表演，宋蔼龄在幕后听政。像财政部的班子的组成这样的大事，不经过宋蔼龄过目是万万不行的，所以孔祥熙对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宋蔼龄看了名单后对孔祥熙说，“别的人我不管，就是高秉坊不能当总务司长。”孔祥熙问为什么？宋蔼龄说“什么也不为，我不喜欢，不愿看见他成天在咱们家转来转去，像个特务。” 孔祥熙拿夫人有时没办法，她不跟你讲理，而是跟你要小性子，大丈夫再有雄才大略也无奈，更何况是宋蔼龄。孔祥熙只好再想办法。高秉坊跟随孔祥熙多年，可以说忠心耿耿，在实业部当总务司长，除了和宋蔼龄有点过不去外，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弄得不错。这次纵然不能提升，也决无降职之理。可为了一个高秉坊和宋蔼龄闹僵了也不值，想来想去，孔祥熙大笔一挥，让高秉坊当上了财政部赋税司司长。 再说高秉坊，原以为总务司长的位置稳稳的，谁也夺不走的。没想到在临宣布任命前一天，突然又变成了赋税司司长，当时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赋税业务从来也没做过，赋税司长从何谈起？但高秉坊在官场混迹多年，深知官场内幕。这官员任免升迁是最关键的一个坎，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人人在这种时刻都拼命找门子、通关节，为了达到目的什么都捨得送，因此原内定好了的东西经常变化也不以为怪。好在还让自己当了赋税司长，这说明孔祥熙还没忘了他。 高秉坊到赋税司后还挺卖劲，不久就熟悉了里面的业务。抗战爆发后，为了向主子孔祥熙效忠，落实孔祥熙的改革方针，培植亲信以控制财政部所属的税务机构，高秉坊决定在重庆开办一个“财政部税务人员培训班”。此举得孔祥熙的赞赏，但却引起了陈氏兄弟的不满。于是，孔陈两家围绕高秉坊和“财政部税务人员训练班”展开了第一次正面交锋。 抗战爆发后，陈氏兄弟的势力急剧膨胀，并把持和控制了国民党中高级干部的晋升大权。当时在军界，黄埔系已占绝对统治地位，各集团军、方面军的位置已被占满。但在政界，由于权力角逐此起彼伏，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汪精卫出走后，以陈氏兄弟为首派逐渐成了国民党党政干部的。黄”埔军校”。当时陈果夫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并把持着国民党中央的“中央政治学校”的领导权。中央政治学校又办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负责培训国民党高层干部，其他干部的培训一律由中央政治学校负责。没有经过这些学校培训的干部要想正常升迁是极为困难的。当年有人形容，陈氏兄弟把持“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就像基督教加入基督教的洗礼仪式一样，没有经过洗礼的教徒不算正式的教徒。而不经派的训练，不能算是真正进入国民党上流的圈子。因此陈氏兄弟垄断着这些培训，不允许任何人插足干部培训。任何不派所建立、设立的干部培训都被认为是非法的，是离经叛道，是对陈氏权威的挑战。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高秉坊只办了一小小的税务人员训练班，为何引起陈氏兄弟的极大不满。 高秉坊知道自己如果办培训班，必然引起陈氏兄弟的不满。为了使培训班能长久办下去，并更好地与陈氏兄弟抗衡，最好能把军界拉进来。高秉坊和当时担任全国学生军训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是朋友，而桂永清是黄埔系的骨干、陆军中将，当下正受蒋介石宠爱，系也不买帐。高秉坊就向孔祥熙建议，能否让桂永清兼任税务训练班训育主任。 孔祥熙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就写了个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马上就批了。于是孔祥熙命财政部正式下文，聘任桂永清为税务班训育主任，这样就封住了陈果夫的口。报告是蒋介石批准的，陈氏兄弟只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气在肚里了。 当时孔祥熙也知道这样做会冒一些风险，但他实在看不惯陈氏兄弟的霸道作风，把中央组织部弄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连他这个行政院想办一个小小的培训班都要瞻前顾后。他就是要做出样子给陈氏兄弟看看，我孔祥熙是何许人也。 再说桂永清，接到财政部的任命后也高兴得忘乎所以。本来，他一个陆军中将当这么个训育主任实在是大材小用，但他却心甘情愿。一是可以和孔祥熙接上关系，官场上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二是向陈氏兄弟示威，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以为天下就姓陈吶！一个堂堂的陆军中将办个什么班，还要看你们的脸色？！ 1942年，各省市所办的营业税奉命合併，改为统收直接税，由财政部赋税司统一接管，实际上就是由高秉坊统一接管。这一下陈氏兄弟坐不住了，因为全国的税务局长中，有不少派的人。仅四川省各地的营业税分局中，就有6个是陈果夫的死党。现要将营业税合併为直接税，由高秉坊负责接管，实际上要向高交权和交钱。当下电话打到陈果夫家里，陈果夫就急了。 第232页 陈立夫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会得寸进尺。当初咱们要是採取强硬措施，也不会有今天。” 陈果夫说：“当初是老头子批的，咱们顶得住吗？现在得赶紧想办法。” 陈立夫说：“找孔祥熙？没用。他一推了之，说什么也不知道。再说宋蔼龄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个善茬子吗？” 陈果夫沉思了一会儿说：“看来也只有以退为进了。” 几天后，陈果夫派他的秘书见高秉坊。 高秉坊官虽不大，但这些年跟着孔祥熙。另外各省、县的人也都知道高和孔的关系，也没少向高秉坊上贡。因此高秉坊虽不像孔祥照那样有万贯家财，也是小有财富。 听人报告是陈氏兄弟派人来了，心里对来人的意图已猜出了八九，高秉坊心想我就是想摸摸陈果夫的老虎屁股，给孔祥熙争回一点面子，你就是说出了吐沫点着了灯，也别想从我这捞到什么。这时陈果夫的秘书已进了客厅。这位秘书个子虽不高，但精悍异常，一身青色的中山装，一双黑色的三接头皮鞋，两眼炯炯有神。 “高兄，小弟冒昧，前来打扰，见谅见谅。” 高秉坊心里骂到，跟我装什么孙子呀，谁跟你称过兄道过弟啊，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但表面上，他不得不摆出一副宽容大度的样子说：“请坐，请坐。”并吩咐左右沏茶。 “小弟听说嫂夫人最近身体欠佳，特备了一份薄礼。” 高秉坊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只说：“都是自己人，小弟何必多礼，何必多礼。” 陈果夫的秘书话锋一转说到：“小弟今来打扰，一是来看望嫂夫人，二来是有事相求。” “有事请讲，不必客气。”高秉坊仍满脸陪笑。 谈话此时切人正题。陈果夫的秘书便将主子的意思详尽转达，希望高秉坊能顾及孔陈两家关系，高抬贵手。在这次直接税的合併中给陈家一点面子，今后必报答不尽。 礼--高秉坊收了，但事他决定是不办的。陈家的面子能给他带来什么？陈家能跟孔家比吗？！高秉坊因此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请转告陈部长，尊意我一定认真考虑，并向孔院长报告，有消息会通知你。” 将陈果夫派来的人打发走后，高秉坊就要通了孔祥熙的电话。碰巧孔祥熙不在，宋蔼龄接的电话。她听完高的报告说：“办税务培训班是财政部内部的事，跟他们没关系，也不欠谁的情。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高秉坊一想也是，财政部办了个培训班关你陈果夫屁事。你着得哪门子急，真有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次税务合併，也是老头子的意思。为的是抗战大局，决无情面可言。 高秉坊没把陈果夫的忠告当回事。接管之后，立即着手对各地营业税分局的局长进行考核。合格的就留用，不合格的就撤换。结系的6个分局长一下子被撤了4个，剩下的两个一个被调任其他职务，留在原来位子上的只有一个。 消息传出，陈氏兄弟不禁勃然大怒。大骂高秉坊是个不识抬举的傢伙，并发誓要进行报復。高秉坊也知道这一举措必定引起陈氏兄弟的不满，但却能赢得孔祥熙和宋蔼龄的欢心，权衡利弊只得舍一取一了。 两年后，陈氏兄弟终于等到了机会。 19m年6月，宋蔼龄按照医生的建议，离开中国前往巴西，同行的还有孔令杰及宋美龄。 宋蔼龄的出走，直接影响到孔祥熙。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向蒋介石建议，要求更换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财政部长孔祥熙。于是，蒋介石下了决心，要免去孔的职务。 兵败如山倒，破鼓乱人捶。孔祥熙失势使多年来的积怨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射出来。陈氏兄弟也是在这时跳出来参加到倒孔的行列中。 1945年2月，国民参政会召开的前夕，有几位爱国人士将孔祥熙侵吞美金公债的材料搜集起来，提供给国民参政员们，并写出提案，准备请国民参政会讨论通过后送请国民政府严办。这些情况，陈果夫、陈立夫一开始就很清楚，但出于倒孔的目的，他们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暗中支持，帮助提供证明材料，并派等内煽风点火，以至一时间国民党内也形成了倒孔的小气候。 与此同时，陈果夫看准了孔祥熙为应付美金公债事件焦头烂额，毫无反击能力后，又从侧面向其发起了进攻。1944年底，中国农民银业董事会改选董事，陈果夫堂而皇之地进了董事会，并通过人股投资、封官许愿等手段让他的三叔担任了常务董事。一下子就将孔祥熙经营多年的金融圈子撕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并像楔子一样楔了进去。国际金融会议在美国召开，孔祥熙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在这期间，孔祥熙先后被迫辞掉了几乎所有重要职务。陈氏兄弟派趁机向财经金融系统渗透，为抗战派的极度膨胀奠定了组织和人事基础。 当然，此时的陈果夫也没有忘记那个高秉坊。孔祥熙失势后，高秉坊不仅不跟着辞职，反而表示要继续干下去。高秉坊跟随孔祥熙多年，又曾派结怨，陈氏兄弟当然不会放过他。于是他们动员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开始寻找击倒高秉坊的线索。 陈氏兄弟很快就找到了他贪污挪用国家税款的“证据”，并向法院提出起诉。 第233页 事后有人说高秉坊，孔祥熙都倒了，你还不赶紧来个见好就收，跟着辞职办个公司什么的；还硬挺着，这不撞到枪口上去了。其实，高秉坊辞职不辞职，陈氏兄弟都不会放过他派要想在国民党上层取孔而代之，就不仅要从组织上彻底清除孔家的势力，而且必须在声誉上把他们搞臭，让孔家势力在政治上永远不可能抬头。陈氏兄弟一直想对此下手，只是由于条件不成熟而暂时等待。揪出高秉坊的意义不仅在高本身，还表明孔祥熙在支持包庇，实际上就打击了孔，使孔祥熙彻底垮台。所以孔家有人说，陈氏兄弟揪着高秉坊的案子不放，是在已经被打倒在地的孔祥熙身上又捅了一刀。 1945年2月，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参议员们对孔祥熙侵吞美金公债表现出了极大义愤。这时高秉坊的贪污案开始审理，无疑是火上浇油。高秉坊开始还抱着侥倖心理，觉得我堂堂一个财政部司长，又跟随了孔祥熙那么多年，他们能把我怎样？所以对法院的审理，开始他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对法庭举出的证据也多加以否认。 但这次他确实轻估了他的对手。陈氏兄弟既然把他揪了出来，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就像武术中的搏击，不出手便罢，一出手必须击中敌方要害而置之于死地。陈氏兄弟动员几乎所有的力量，寻找到了大量“证据”，因此高最后被宣判为死刑。 当高秉坊听到自己被宣判死刑时，才如梦初醒，明白了自己和孔祥熙的处境。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他不禁又想到了当年那个林进良，也曾为孔家效力，最后落了个被杀头的下场。念及此处，高秉坊不禁万念俱灰。 再说孔祥熙此时仍在美国，听到高秉坊被宣判死刑的消息为之一震，恍忽间不禁生出当年唐人陈子昂登幽州台后的怅然之感，同时也顿生报仇血恨之心。杀高秉坊等于是当众扇他孔祥熙的耳光，他怎么能坐得住呢？ 当时孔祥熙本想直接找蒋介石，求蒋放高秉坊一马，看在孔跟蒋多年的情份上留高秉坊一条生路。他转念又想，自己现在和蒋已有些生分，蒋眼下要依靠的是宋子文和陈果夫之辈。自己目前已属人微言轻，以蒋的为人是断不会给我什么面子的。宋蔼龄知此事后对孔说，可以找美国人帮忙，他们出面比我们有力。孔祥熙觉得有理，就把他所熟悉的美国人歷数了一遍，最后觉得赫尔利可担此重任。 赫尔利是美国驻中国大使，和孔祥熙及宋蔼龄私人关系一直不错，对罗斯福等建议撤销孔祥熙部长职务也表示过同情。 孔祥熙找到赫尔利一说，赫氏的立刻答应倒有点出乎孔的预料。其实赫也并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对像孔样熙这样的中国官吏，他都有一种比较透彻的看法。他们虽然为自己掏国家的腰包，但也确实拼命为国家挣钱。比如这次到美国孔跟美国人闹僵，实际上是为蒋介石的政府，况且孔现在已经失势了，同情“弱者”是人类的天性。 这个赫尔利也挺有意思。他找蒋介石并不提孔祥熙，只是说他听说最近中国法庭准备判处一名高级官员的死刑后有些想法，想和蒋介石交换一下意见。 蒋介石本来是一国之君，因为要靠美国的财政支援所以只能忍气吞声地和这位美国佬大使交换按中国法律处决一个中国人的“意见”。 赫尔利说文明国家都在废除死刑，死刑是不民主、落后和愚昧的表现。中国要想做出现代化的表示，在对待死刑上就应该表现出宽容。比如高秉坊，只是贪污并没有杀人，判死刑是否合适。 蒋介石当然听明白了赫尔利的“意见”，他也知道是谁在背后指使赫尔利。但顾及这位大使专程来访就为了谈这件事，蒋介石当然要给赫尔利一点面子。再说像高秉坊这样的贪官也一抓一大把，杀他本来是杀鸡吓猴，不杀也没有太大的利害。所以蒋介石对赫尔利表示，他一定认真考虑其意见。 于是蒋介石叫侍从室通知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当然立即改判，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蒋介石又亲自打电话给孔祥熙，叫他以后不要把什么事都往美国人那捅。孔祥熙得了便宜，自然连声说是。 陈果夫也无回天之力，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法院改判。但总的来讲他还满意，把高秉坊抓进监狱，没杀头也吓了他一身冷汗，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孔祥熙和陈氏兄弟的争斗通过高秉坊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此后孔家在政坛日渐衰落，陈氏兄弟则日益兴旺发达。但也好景不长，陈氏家族只在极度膨胀了两三年后，就也被蒋介石罢黜，比起孔祥熙来显得更为短命。 值得一提的倒是高秉坊。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被释放出狱，从此结束了铁窗生涯。 3.竭力讨好杜月笙 在前面我们介绍过，孔祥熙的字是庸之。他常对人说，这个“庸”就是中庸的庸，什么事都是适可而止，留有余地，留有退路而不走极端。这些话，当然是说给别人听的。在官场上他也自有一套行为准则，那就是对蒋介石绝对顺从，对宋、陈等派系则明合暗斗。 当年宋蔼龄爱打麻将，孔祥熙虽不常打，但对麻将术中的“顺着上方、扣住下方、瞒着对方”的口诀极感兴趣。他曾说“麻将不愧是我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那三句口诀可谓精闢之极”。孔祥熙之所以能从阎锡山手下的一个普通“参议”一跃而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一个部长，又一步一步地登上权力的宝座，一度成为国民党政府中仅次于蒋介石的核心人物，不能不说他确实有过人的精明之处。 第234页 孙中山去世后，孔祥熙就认准了蒋介石，死心踏地地为蒋卖力。1927年宁、汉分裂期间，他冒着酷暑奔走于上海、南京及河南等地，为蒋介石当说客，游说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孔祥熙和宋蔼龄还亲自宴请汪精卫，请求汪精卫“顾全大局”，和蒋介石“共图大业”。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孔祥熙又去做宋子文的工作，希望他背弃武汉政府到南京为蒋介石做事。 抗战初期，孔祥熙任行政院院长，有人建议他联合&ldquo系”共同对付政学系。当时他说：“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完全是蒋先生给的，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捲铺盖回家，我才不去联繫那伙人。” 正因为孔祥熙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才对他委以重任，并事事维护，使孔的势力急剧膨胀。 有一回在一次会议上，政学系的陈仪与孔祥熙因意见不一致争吵起来，双方互不相让，最后竟拍了桌子骂出脏话，一时影响极坏。蒋介石知道后，连忙叫何应钦等陪着陈仪到孔府向孔祥熙道歉。不久陈仪便由行政院秘书长调至浙江省任主席，孔祥熙对蒋介石感恩戴德。 孔祥熙靠蒋介石维持了他的地位，他也为蒋介石和蒋介石政府拼命敛财聚富。1933年以后，孔祥熙开始主掌国民党财政金融大权，到抗战结束时，“四大家族”的财产据说已达200亿美元左右。 当然，孔祥熙也并不仅仅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他知道要想在政坛上站住脚，就必须培养发展自己的势力。从他进入政界那天起，他就开始网罗孔家的帮派。 孔祥熙首先选用的“人才”，即是自.己山西太谷铭贤学校的校友。别看孔祥熙留过洋吃过洋饭，他最信奉的还是“亲不亲故乡人”。抗战时期，铭贤学校迁到了四川金堂，学校里毕业的学生中后来很多都成为孔祥熙的死党，职位最低也能在中央信託局或中央银行当个专员。 随着孔祥熙的地位不断上升，势力不断扩大，孔祥熙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派系。而在孔家派系中又分为几个小派系，如以宋蔼龄为代表的公馆派系；以高秉坊、李毓万为代表的山东派系；以孔令侃为代表的儿女派系等等。这些人都以孔祥熙为核心，相互串通为非作歹，最后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打击自己的反对派和竞争对手，孔祥熙还特别注意拉拢和讨好青帮头子杜月笙。 杜月笙是旧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帮会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当年在中国他的势力之大，触角之多，名声之高，连蒋介石也要让他三分。 杜月笙是上海浦东高桥镇人。1888年出生于清朝光绪年间，比提携他的黄金荣小了整整20岁。他父亲是个颐荣馆的“堂馆”，出身极贫寒低微。杜月笙4岁丧母，6岁丧父，只得依靠外祖母收养。他只上过半年私塾，讨过饭。因后来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少年时便被舅父赶出家门。当时，无依无靠的杜月笙只有在上海滩厮混，卖水果跑码头。后来经朋友介绍参加了黑社会，拜青帮“通”字辈头目陈世昌为师。后由陈世昌推荐，在黄金荣手下押运烟土。黄金荣自称是青帮“大”字辈，比陈世昌大一辈，在青帮中颇有影响。杜月笙因在押运烟土等活动中十分卖力，多次化险为夷。因此深得黄金荣赏识，在黄金荣的提携下逐渐发达，最后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杜月笙靠贩运烟土发家成势后，也想做点善事洗涮一下恶名。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上的其他派别和势力也需要依靠青帮的影响和力量。因此杜月笙便堂而皇之地成为了知名人士，他担任的职务之多恐怕要创中外名人之最了。据不完全统计也有70多个。其中由他亲自出任董事长、常务董事的就有32家，其挂名的如面粉、造纸、百货、制药、化工、报馆、电影、饭店等90多家。 另外，杜月笙还兼有诸如“国民政府军委少将参议”、“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顾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等等政府和群团的职务。 杜月笙的罪恶和劣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他贩卖烟土，坑害人民；他勾结黑暗势力，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他巧取豪夺，损人利己。只是，在他黑暗的歷史中也曾闪烁过火花。在抗日战争中，他也做出一些对民族、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中，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各团体组成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了救护队10个，急救队13个，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徵集救护车98辆，并特约公、私立医院16所接受伤员。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工作人员大都撤退至汉口，杜月笙亲自坐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医疗队37个。 杜月笙还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进行抗战。戴笠是黄埔系中的主战派，在抗战问题上和杜月笙观点一致。他们俩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据说当年这支别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与日军展开激战，其中大部战死。杜月笙为此极为悲痛屈为那支别动队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1938年春，杜月笙移居香港。在香港，他除了继续从事救护工作外，还接受海内外援助的物资，筹措中国红十字会开展工作所需的经费。当时国民党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处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统设于一处，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当时海外侨胞向抗战捐助的物资大都通过香港，再转运汉口或重庆。 第235页 孔祥熙刚当财政部长时，就意识到和杜月笙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为此他曾问过宋蔼龄。当即宋蔼龄的答覆是：“杜月笙是不能得罪的，连蒋介石都怕他三分。当然咱们也用不着怕，现在办事黑道白道都得有人。” 当然，孔祥熙曾经领教过杜月笙的厉害。在法币改革时，因提前没给杜月笙报信，叫他损失了5万英镑，杜月笙派人半夜在孔祥熙门口放了一口棺材，孔祥熙至今记忆犹新。因此孔祥熙给自己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罪杜月笙。 其实岂止是不得罪。为了讨好杜月笙，争取杜月笙对自己的支持，孔祥熙还多次出卖经济情报给杜月笙，让杜大发国难财，以此表明他对杜月笙的感情。 比如“卢沟桥事变”刚一开始，一向不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杜月笙忽然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在公开场合大声疾唿，要准备迎接抗战。当时上海战事迫在眉睫，杜月笙开始大量购货囤积。果然不久“八·一三”战事打响，很多人都佩服杜月笙有先见之明。杜月笙也利用这一声势，牵头组织了抗敌后援会，向上海工商界摊派和募集了巨额物资和现金，总额达数千万元，全部由他支配。几个月后上海沦陷，这笔巨款成了煳涂帐。人们忙着撤退、逃命，谁也没有清理过这笔帐目。实际上这笔捐款大都落人他个人的腰包，可以说杜月笙成了第一个发国难财的上海人。 原来，最初是孔祥熙在知道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并已为蒋介石迫不得已接受后，旋将“中日两国大战在即”的信息及时透露给杜月笙的，致使杜趁机大捞了一把。 抗战胜利后，日军在投降时向国民党交出的很多棉纱积压在仓库中。蒋介石觉得那些东西不易久放，又要费人费事去照顾管理，便决定将这大批棉纱向社会抛销，以回笼货币筹措内战资金。 孔祥熙得知这消息后，立即告诉了孔令侃，要他所办的“扬子公司”不要经营棉纱。其后孔祥熙又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赶紧将手中的棉纱出手。一个月后日军积压的棉纱上市，市场上棉纱价格大跌。就这样孔祥熙的一个信息使杜月笙免受了重大损失。 孔祥熙为杜月笙通风报信，杜月里也给孔祥熙涂脂抹粉。 抗战胜利后不久，四川发生了一次水灾。当时灾情较重，数十万难民流离失所。四川省参议会派向传义和何北衡到上海募捐。他们先找到上海市长吴国恢，吴对他们说真不巧，前不久苏北刚闹过几次灾，上海为他们募捐已弄得人疲财乏，战后经济又尚未復甦，实在没有办法。 那些四川人见官方不行，就去找杜月笙。杜月笙听说了吴国桢的态度后，觉得这是个扬名的好机会，就对四川人说：“抗战期间，我杜月笙吃了那么多年四川的饭，今天四川遭了灾，我当然义不容辞。”随后杜月笙便召集他的朋友和门徒，募集了一大批捐款给四川。 本来他可以直接把这笔款子交给四川代表，但想到孔祥熙对自己的种种关照，便想来个一箭双鵰，既还了四川的情，又买了孔祥熙的好。于是杜月笙给孔祥熙打电话，说四川来上海募捐，吴国桢不肯帮忙，又说只要孔祥熙出面他愿意代办。 孔祥熙当时已在政治上失意，一看杜月笙还这么给他面子，当然乐此不疲。随即安排四川代表向传义、何北衡到家中赴宴。 四川两位代表来到孔府后，见杜月笙也在座，也就明白了几分。这时孔祥熙请他们一同入席。就听孔祥熙说：“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抗战8年，四川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四川有难，孔祥熙我义不容辞。” 然后指着杜月笙，孔祥熙又说：“这件事我已经关照杜月笙帮忙具体筹划，一定会对得起四川老乡。” 杜月笙当时也像演戏似的站了起来，对孔祥熙说：“既然孔院长信得过我杜某，我一定效犬马之劳。” 熟悉内幕的人都知道，在抗战期间，孔祥熙和杜月笙的关系最好。因为他们一个走黄道、一个走黑道，基本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像宋子文，虽然下野但时刻可能復出。因此孔祥熙总把他当做一个隐患、一个心腹大患。而杜月笙则不同。孔祥熙把他这种“外交策略”归结为远交近攻。 为了进一步巩固孔、杜两家的关系，他们不仅频繁往来，而且相互结为干亲。如杜月笙最庞爱他的三姨太姚玉兰，因为常到孔府家搓麻，宋蔼龄三弄两弄就变成了姚玉兰的干妈，而姚玉兰成了宋蔼龄的义女。杜月笙有哮喘病，吃了多少中药不也见好，一到冬天就犯。宋蔼龄就利用到美国出访的机会为杜月笙买药，然后带回国给杜送去。杜月笙的儿子社维藩、杜维屏和孔令侃、孔令仪都是最要好的朋友。孔令侃当了扬子公司总经理后开始走私欧美名车，赚了点钱就买了一辆最新式的美国轿车送给杜月笙，令杜月笙感激涕零。 孔祥熙最初和杜月笙交好，根本原因还在于蒋介石。虽然孔很早就听说过蒋介石早年混迹于上海，曾在黄金荣手下做过事，和杜月笙有过私交的传闻。但却不愿相信那些传闻，尽管可能是真的。蒋介石取得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后，得到了英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孔祥熙也发现只有蒋介石能成为国民党的真正领袖。因此当他决心跟随蒋介石走的那一天起，他就为自己的言行定下了一个原则，以蒋介石的好恶为好恶、以蒋介石的原则为原则，想蒋介石之所想，急蒋介石之所急。于是，当孔祥熙发现蒋介石真的和杜月笙有一种默契后，他便也开始对杜月笙另眼相看了。 第236页 当然，杜月笙的顶峰是在抗战以前，随着日军占领上海，青帮的势力便开始流向内地和香港。日本投降后，虽在上海还颇具影响，但也是令非昔比了。 后来杜月笙的下场比孔祥熙还惨。蒋介石逃离上海前，曾在復兴岛最后一次召见杜月笙，劝杜随他去台湾。但杜明白，他如果随着蒋介石去了台湾，也绝没有什么好下场。看看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哪一个能跟得久。孔祥熙算是久的人，十几年高官厚禄，但关键时刻蒋介石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将孔卖了出去。他太明白蒋介石的为人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联络那个算计这个，表面上亲亲热热，背地里就能下毒手。可是，如果不去台湾，到哪里去呢？留在大陆，等着共产党吗？ 当时黄炎培、章士钊来做他的工作，说共产党希望他留下来，协助维持上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并说只要他真心拥护共产党，将功折罪，就不计前嫌。话是那样说，但谁能保证一定会是那种结果呢，他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四·一二”大屠杀像钉子一样，将杜月笙钉在了歷史的耻辱柱上，他害怕呀！ 想来想去，他决定去香港。台湾不去，也不留在上海。国民党不得罪，共产党也不得罪，都保持着联繫。这年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年前还稳稳噹噹的蒋家王朝转瞬间就土崩瓦解，来日会怎样谁又能想得到呢。 1949年4月27日晚，上海郊区已响起了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就在这天晚上，杜月笙乘上了一艘荷兰客轮“宝树号”，和妻子、子女及随从数十人匆匆离开上海，而此时的孔祥熙正在美国看蒋介石的“好戏”。 杜月笙逃到香港后不久，大陆就被解放。1950年台湾当局趁韩战爆发的机会也有了喘息之机。这时共产党又开始抓紧做流落香港的知名人士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中共高级干部乔冠华、潘汉年一直与杜月笙保持着联繫，并派金山、章士钊赴港劝说杜月笙回上海。 老谋深算的杜月笙一面暗地里和台湾保持着联繫，一西对中国共产党的关心表示感谢。但他又表示因身体欠佳暂时不能回大陆，可以尽自己所能为人民服务，在香港绝不从事反共活动，也绝不去台湾。并找人带去口信，要留在大陆的弟子和门生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报效国家。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也频频派人赴港，说服杜月笙赴台，结果亦被杜婉言拒绝。 1951年4月上旬，台湾方面突然派人来找杜月笙，告之上海人民政府将于“四·一二”政变纪念日举行公审大会，届时将公审黄金荣、杜月笙杨虎等兇犯，并且黄金荣、杨虎将当场被枪决。中央大陆政权还将押杜月笙回上海接受宣判，这时如不乘机到台湾，性命难保。 杜月笙听到这个消息，着实吓得几夜没睡一个安稳觉，但对去台湾他仍心有余悸。只是，一旦大陆真的派人到香港来抓他，他又当如何？直到后来，从多方得到消息证实台湾的传话是无稽之谈，他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台湾方面想诱骗杜月笙的阴谋终究没有得逞。 由于杜月笙在香港心情苦闷，经济拮据，不愿去台湾又不敢回大陆，终日彷徨，终于抑郁成病，于1951年夏天中风并随即下肢瘫痪。 没过多久，一代枭雄杜月笙在香港一命西归。据说，杜氏死后，还因为他的真假遣嘱闹了一通。 杜月笙死前确立下遗嘱，即将自己所有财产依次分给妻妾及子女。但这时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以探望杜月笙为由，节外生枝，带了一份由台湾国民党当局炮制的所谓“杜月笙遗嘱”。内容是：“杜月笙跟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未能亲见台湾復兴，死不瞑目云云。” 杜家当时对洪兰友的这一招真有点不知所措。杜月笙虽是弥留之际，但真遗嘱墨迹未干，要公然废真立假，不仅违背良心且与情与理都说不过去。但若不从，又怕得罪不起这位“钦差大臣”。最后还是杜月笙的秘书胡叙玉技高一筹。他表面上接过了洪兰友的“遗嘱”，并表示同意假遗嘱公开披露报端。 当即洪兰友满意而归。但日后港台各报纸登出的杜月笙“遗嘱”既不是杜月笙真正留下的遗嘱，也和洪兰友带来的那份有很大出入。原来胡叙玉表面上答应了洪兰友不过是缓兵之计，他实在不愿做这旷古未闻的罪人。于是无奈中採取了偷梁换柱之法，将洪兰友的“遗嘱”删改一遍，凡涉及政治的统统删去，再重新添笔润色，整整忙了一夜。 杜月笙病逝的消息传到上海后，杜留在上海的亲属希望能在上海的报纸上登出讣告，上海市人民政府予以批准。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上海，几家报纸都出现这样几行简短但却引人注目的讣告：“杜月笙老先生于1951年8月16日下午5时在香港坚化台18号寓所寿终谨此报闻。” 4.马寅初当面痛斥孔祥熙 孔祥熙在抗战时期集数权于一身，成为国民党金融财政的化身。又靠着蒋介石的庇护，得意于一时，致使当时众多的阿谀奉承承、熘须拍马之徒也纷至沓来。但中国的知识分子，歷来就有不畏权势，敢于捨身取义的。因此没过多久，“春风得意”的孔祥熙不仅受到了党派争斗之煎熬，而且也遭受到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的公开批评和抨击。其中最着名的一次，就是当时中国着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当面痛斥孔祥熙。 第237页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了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本来马寅初完全可以留在美国，过一种舒适安逸的学者生活，因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他毅然返回了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所以对孔祥熙制订出台的一系列有损国家利益和主权的法案、政策，马寅初先生当时特别痛恨并7再仗义直言，而且即使是在有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亲自出席的会议上，他也毫不留情。 孔祥熙曾对他的秘书说，他还从来没见过像马寅初这样敢于在大会上公开顶撞他的学者。 1939年春，马寅初到重庆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一片混乱。而孔祥熙。宋子文等豪门却利用手中权力，巧取豪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当时，物价开始大幅度上扬，法币逐渐贬值，市场上出现了黄金、白银和美钞黑市。而在此时，孔祥熙突然命令财政部宣布将法币对美元的比价降低一倍，这等于无形中承认法币贬值一倍。一时间人心动盪，物价如脱缰的野马直线上升，市场一片混乱。对此孔祥熙不但不想办法，反而事前利用职权购进换进大量美元和黄金。一时间上行下效，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官员们也借了大量法币抢购黄金和美元，法币一宣布贬值，他们即可用一半美金偿还借款，自己净得一半。 马寅初目睹了这一切后，不禁痛心疾首。当即他便借召开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的机会，邀请孔祥熙参加时，准备和孔祥熙好好理论理论。孔祥熙平日里作威作福服本没想到马寅初会拿他是问。届时果真坐着高级轿车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还装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和到会的学者专家们握手微笑。 会议开始后，马寅初首先发言。在介绍了各位来宾后他说：“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我们的社员、现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先生在百忙之中到会。孔先生是财政专家，又是现任主管全国财政命脉的最高行政长官，我想还是先请他来对当前国家财经情况作一指示。” 孔祥照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每次发言都要预先准备。这次出于情面原想应付一下，想听听别人的意见再考虑是否发言，根本没想到马寅初会将他一军。但这时大家已鼓起掌来，只得硬着头皮走上台去，装模做样地讲了几句。 孔祥熙讲完后，马寅初走向讲台说：“刚才部长先生讲了一通形势，我想请问一句，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财政部不但不设法出面于预，防止因通货膨胀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降低法币对美元的对价，无形中对物价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一些大倒小倒，利用手中职权，在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在黑市上转手倒卖，大发横财，坑了国家和百姓。对此不知部长先生有何感想。” 听到马寅初这番人木三分的言词，孔祥熙变得面红耳赤。但当着众人的面又不好发作，真是坐又坐不得走又走不掉，只好在那里干瞪眼白生气。 马寅初如人无人之境似的继续讲道：“我们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和我个人微薄的储蓄，都存在国家银行分文未动，就是将来在法币继续贬值下不值一文，如果国家需要，我们也决不会去提那些存款……” 当时不少到会的社员见马寅初敢当着孔祥熙的面揭那些丑陋的伤疤，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但又为马寅初不畏权势，敢于讲出大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而感到由衷地敬佩。于是会场上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时孔祥熙在主席台上已如坐针毡，大汗淋淋了。赶巧这时有人提议休息10分钟，总算为孔祥熙解了围。孔祥熙趁机熘之大吉，但从此对马寅初恨之入骨。 第二年，马寅初又牵头组织召开了1940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大后方地区的社员都应邀出席了年会。孔祥熙虽接到了邀请，但回想起头一年被马寅初当场质问的情景，便以公务繁忙为由推辞了，只派了他的几个助手代他前往。 大会在马寅初的主持下又一次反映了民意，对当时重庆政府的财经政策提出了批评。会后孔祥熙的耳目把会议的情况向孔祥熙做了汇报。孔祥熙当即气得大发雷霆，当着秘书的面大骂马寅初不识抬举。 马寅初是着名学者，在学术界颇具声望。孔祥熙觉得自己不便直接对马寅初下手，就让宋蔼龄去向宋美龄吹风，让蒋介石下决心剷除马寅初。 其实除了孔祥熙，当时戴笠的军统和陈氏兄弟的中统也把马寅初在公开场合批评重庆政府的言论反映给蒋介石，并建议蒋介石下决心採取措施。否则会导致其他人效仿，对政府的威信不利。 蒋介石何偿不想把马寅初抓起来，但马是留美博士，在美国和在重庆都有不少支持者。如果仅因为他发表过一些批评意见就採取行动，会遭到很多人反对，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反而会惹下麻烦。所以蒋介石并没有立即下令逮捕马寅初，而是想找他好好谈谈。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和知识分子打过不少交道，总觉得他们难成大气。有时别看他们怒气冲天，给一点小恩小惠，或“招安”后封个一官半职，马上就会对你感恩戴德服知遇之恩。 宋蔼龄几天和宋美龄通一个电话，当得知蒋介石对马寅初的这一态度后，即打电话告诉了孔祥熙。于是孔祥熙马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提出要让马寅初出任财政部副部长。 第238页 马寅初真是一代人杰，挣挣风骨。他先是对孔祥熙的邀请表示谢绝，并对前来充当说客的孔祥熙的秘书说，“本人无人仕之意，也无人任之才，只适合在学校教书或搞点学问，请转告孔部长，谢谢他的好意。” 蒋介石想找马寅初谈谈，但不直接说出这层意思，而叫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来，叫叶元龙和马寅初说，欢迎马寅初到蒋府作客。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以直接找他蒋某人谈。 叶元龙不敢怠慢，回去后找到马寅初并转告了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却说，“他是一党一国之领袖，我一个区区百姓，有什么可谈呢？无非是要见我一面，好让我领他一个情，我看还是不去为好。” 叶元龙劝不动马寅初只好回来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一听就翻了脸，训斥叶元龙说：“你怎么可以让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是怎么骂孔院长的吗？” 由于当时马寅初不肯向黑暗势力低头，终于招致了蒋介石和孔祥熙的毒手。 1941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群便衣特务乘车来到重庆商学院。他们来到院长室对正在办公的马寅初说，政府有一个特别会议请马寅初参加，让马先生立刻跟着他们走。 马寅初抬头看看这些要他去开会的人，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因而平静地说：“我把这个报告写完，就跟你们走，请稍等片刻。” 这时，特务要绑架马寅初的消息已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校园。几万名学生自发地来到办公室前，将特务的车团团围住，要阻止马寅初上车。 马寅初从屋里走出来，看到群情激愤便说：“同学们放心，他们不会把我怎样，我就会回来。”当时，马寅初是怕学生们因为他和特务发生冲突，以致连累他人。 特务们将马寅初带到军统的一个据点，又在那里换上了一辆囚车，从重庆一直开往贵阳。就这样，马寅初来不及和家人告别，就被秘密押解到贵州息烽一个秘密处所软禁起来。 蒋介石及孔祥熙以为将马寅初秘密关押起来，就能平息人民对他的批判和揭露。可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马寅初被捕以后，重庆大学商学院和社会各界掀起了一个营救马寅初先生的浪潮。美国、英国的学者和一些国外华侨也纷纷给蒋介石写信打电话，询问马寅初的下落，并希望蒋介石严惩逮捕马寅初的特务；与此同时纷纷谴责这种完全不符合法律的特务行径。 1942年8月，马寅初先生秘密被捕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外民主人士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以及重庆大学生的压力，不得不将马寅初释放回重p，但仍被软禁在歌乐山家中。直到1944年，才将马寅初完全释放。至此，马寅初终于重新获得了走上讲台的机会，当即重庆商学院为马寅初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孔祥熙对马寅初的迫害，进一步在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面前暴露了他表面中庸平和、内心残忍兇狠的本来面目。虽然后来，他对马寅初先生实施了阴险的报復；但毕竟将其丑恶的嘴脸，尤其是其大发国难财的罪恶勾当因此曝光，并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密切关注。可以说，这件事亦为孔祥熙日后不久的垮台，埋下了一个有力的伏笔。 第十六章 四面楚歌 1.极尽“荣光”之后的悲凉 1943年11月1日，孔祥熙失庞前夕，还鬼使神差地着实风光了一回。 这一天，国民党党政军要员600余人聚集重庆市的国民党中央大礼堂，举行庆祝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10周年纪念会。 这事确实有点蹊跷。要说重大的庆典，一般是国庆、党庆、军庆；要论人物，国民党最高首领为蒋介石。而在蒋介石之下，虽说孔祥熙位高权重，也不过是一名大臣，和宋子文、陈立夫等别无二致。为一个大臣任职10周年举行这样规模巨大的庆典，别说在国民党的歷史上空前绝后，就是在中国歷史上也绝对少有。 那么这其中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最直接的原因是，人们听说蒋介石要来，并要在纪念会上发言。蒋介石要出席这一纪念会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尽管人们还不知道蒋介石出席的动机，不知道这个纪念会要达到到什么目的。但人们相信，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聚会，是在蒋介石、孔祥熙面前亮相从而取得他们好感的一次重要聚会，这是要比那些公开的、法定的全会或常委会更为重要。 一时间，那印着烫金“孔府”二字的请柬成了最紧俏和最珍贵的商品。孔祥熙的秘书班子原准备了200份请柬，不料消息传出，打电话甚至亲自上门索要请柬的人接连不断。连孔祥熙的秘书们都有点懵，这究竟是个什么会，怎么比开国民党中央全会都积极？ 这个纪念会原本是财政部为了拍孔祥熙的马屁而筹办的。孔祥熙独掌财政金融大权，自然是自己吃肉，给部下啃骨头。财政部的大小官员啃了孔祥熙甩给他们的骨头，就要想办法得到更多的骨头。但张嘴要吃是最愚蠢的，哄着主子高兴，让他心甘情愿把自己那一份分出来一些给部属，是最文明的。因此他们绞尽脑汁拍孔祥熙的马屁。孔祥熙、宋蔼龄的生日自然不必说，一年两次又送又拍。孔宋的4个孩子的生日也成了阿谀奉承的好理由。1939年9月11日，孔祥熙60大寿，他们就成功地策划了一次庆祝大典。当时五院首长、各部主管以及民间首领、军界要人纷纷前往祝寿，赠送的礼品不计其数。这次恰逢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的10周年，孔的属僚们又故伎重演，想借着庆祝拍主人的马庇，自己也能从中小捞一笔。 第239页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对陈布雷说，“告诉庸之，这个会我要去的。”本来，这一年12月初蒋介石就要赴开罗参加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准备工作十分繁忙。因而蒋决定参加孔祥熙的这个会，实在有点出乎陈布雷的预料。 蒋介石的心态，分析起来极其复杂，但有时又很简单。对孔祥熙这个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忠臣”，他隐约感到不那么放心了。民间有一句老话说“你要在师傅手下表现得很能干，但你千万别超过你的师傅”。孔祥熙虽然没有想超过师傅，但他在财政金融界大权独揽，处处插手，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自居，谁又能相信他没有一点觊觎最高权力的野心呢？自从蒋介石培植了又一亲信戴笠后，戴笠就不断地把他们知道的孔的一些阴暗面报告给蒋介石。于是蒋介石发现，那些他自认为是亲信，见了他的面对他毕恭毕敬的官员，大都在瞒着他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其中就有孔祥熙，这是他万万设想到的。 蒋介石承认孔祥熙的才干。但他像所有的皇帝一样，认为一个大臣不能在一个位置上做久了，不能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月p样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如果抗日战争不爆发，如果日本人不打进来，他会把那一个个刺头全收拾掉。至于孔祥熙也要动一动，不然他就会以为那个位置是他的，是他应该得到的。 蒋介石何时动了要动一动孔祥熙的念头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要在出访前参加孔祥熙的一个他认为名不正言不顺的庆祝会，从而使那个会的规格迅速提高，那个会的知名度迅速升温；从而更加强化了孔祥熙的错觉，他是一个成功者，一个除了蒋介石之外在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从而头脑发热利令智昏后，作出不理智的决定；从而被别人抓住了破绽和把柄；从而被别人击倒在政治舞台的角斗场上。 事实证明蒋介石想得没错，事件的发展正如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就在那次庆祝会不久，国民党军界一些人企图发动一场倒蒋政变，而宋蔼龄被牵连了进去。孔祥熙也胆大包天地“公开”侵吞美元公债，并由此身败名裂。亲信林世良的被处决，更令孔的部下心寒胆颤……当时，蒋介石撒下一张大网，他可能是有意识撒下的，撒网时候并没有想到在什么时候收，想到一定能捕获到什么。但蒋介石却从容不迫地撒下了，并在那次庆祝会告诉了在座的国民党权贵，他是相信孔祥熙的，相信各位的。只要大家像孔祥熙那样效忠党国、效忠他蒋介石，并尽心尽力的工作，就能得到孔祥熙所得到的一切……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蒋介石的网口开始收了。面孔祥熙和那些被鲜花、美酒和阿谀弄得晕乎乎的官员们，还自以为他们全平安无事呢。 当时的纪念大会在重庆中央大礼堂举行。舞台的正上方挂着一条横幅：“庆祝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10周年纪念大会广礼堂的顶棚和墙壁的四周被彩灯和鲜花装扮得灿烂夺目。身着燕尾服、脖子上扎着黑绸领花的乐手在乐池里奏着欢快的迎宾曲。门外一辆接一辆高级轿车缓缓驶来，排成两排，警卫在驱赶企图向前靠近的人群…… 孔祥熙身着中式长袍，头髮被进口头油抹得净亮。他眯着眼睛在众人的簇拥下，从侧门进入礼堂中央前排正中的位置上，宋蔼龄则抱着一束鲜花坐在孔祥熙身旁。 而蒋介石此际亦身着一身蓝色长袍坐在孔祥熙的另一侧，目光扫视着对面的来宾。 说实话，当时孔祥熙自己也没想到这个纪念会会搞得如此隆重，他知道这原本是部属的一片真心奉承。他同意这样做是因为近来中统军统都对他颇有微词，他需要这样一个仪式来表明他的地位，以及他对抗战的贡献。表明大多数人对他的成绩的承认；特别是蒋介石的光临。事前宋蔼龄曾提醒过他，规模搞这么大好不好？会不会给人造成一种功大盖主的误解。 但孔祥熙却不以为然。怎么能说功大盖主呢？要说这10年来我的功劳，也是在委员长的领导下取得的，我的功劳也是他的功劳呀！表扬我实际就是表扬他吗。 然而亲临现场，孔祥熙心里又隐约感到不安，隐隐地感到这样的盛会对自己未必是件好事。只是、此时后海已然晚矣。 纪念会开始了，首先自然是请蒋介石先讲上一通。 在一片掌声中，蒋介石站了起来。先看了一眼孔祥熙，然后操着浙江口音念了一段陈布雷为他起草又经他修改的为孔祥熙的颂词，那颂词道： 度支之任，经治国用，遭时艰虞，厥责弥重。 来战之先，为战之血，革法圄法，实惟至汗。 文战之时，肆应益劳，排除万难，虽免夕朝。 冉二十载，鬓髮已苍，继是戮力，为国龙光。 下关民力，上计帮储。自强不息，日居月诸。 中国的官场就是这样，不管什么会，只要一把手定了调，余下的全跟着这个调走。当年的重庆也是一样。蒋介石发完言笑着坐了下来，孔祥熙带头鼓掌。接下来就一个比一个吹得邪乎了。 先说何应钦。西安事变那会儿，他一看老蒋快完了，就惦记着汪精卫要上台。于是那主意就一个劲往亲日派身上出；后来看老蒋有救了，又来个大转弯，骂亲日派比谁都狠，还积极向蒋表忠心，叫嚣要千刀万剐张学良和杨虎城。这才保住了参谋总长和军政部长的位置。这次听说财政部要开这么个会，又听说蒋介石要来，立刻感觉到了这里的意味。于是他把什么都推了，让秘书准备了一份贺词五天天在家背，直背得滚瓜烂熟。 第240页 蒋介石发完看后，何应钦紧接着站了起来，先向蒋介石及孔祥熙深鞠了两个躬后，然后戴上军帽，亮开了嗓门说道： “抗战迄今已达6年多。战争开始时，敌人根据我国当时经济与武力情况，估量我们最多只能支持一年半载，不料后来在财政方面意外坚强。财政部在孔部长策划下，对长期抗战之所需均能供应无缺，不虞匮乏，而使我们的军事形势稳定下来。现代战争为消耗战，经济较武力尤为重要。战争所需之粮草弹药，无一不赖财政维持，战争之胜负，全视财政有无办法。中国抗战能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表面看来是前方将士浴血牺牲的结果，殊不知财政实为重要因素。目前敌人在我国，深陷泥潭的陆军有100多万，被牵制的空军有五分之一，这庞大数字的敌军随时处在被消灭中。这种功绩，就是因为在财政上有办法，能强力支持军事的结果。也是孔兼部长苦心孤诣大力维持的功勋。现在前方将士，士饱马腾，军粮无缺，均为孔兼部长所赐。我谨代表全国陆海空军将士，向孔兼部长致以十二万分的谢意！” 何应钦讲完后，宋子文意想不到地登场了。宋子文和孔祥熙既是亲戚又是冤家，既是朋友又是对手。当下宋子文想的明白，不就说几句大家都爱听的话吗？我说了不掉一块肉，你听了不进一分财，互相给个面子，大家在生意场上正是朋友。 孔祥熙注意到，此际一身笔挺西装的宋子文是一脸的春风得意。他虽然不在政府任职，但他的影响力是举世公认的。特别是他的赫显家世更是孔祥熙望尘莫及的。所以当宋子文站起来走到话筒前时，孔祥熙丝毫没有感到幸福和荣耀，反而感觉到一种挑战，一种只有男人间才有的那种挑战，尽管宋子文笑容满面。 这时宋子文对数百位国民党党政要员和蒋介石侃侃谈到： “本人以往也曾把任财政部工作，深知抗战财政有一般人想像不到的困难。因为平时财政办理不善，其失败仅是负责财政责任者个人，战时财政办理不当，那就不是个人的失败或政府的失败，而是全民族国家的灭亡。因此在抗战六七年当中，孔兼部长担当艰巨，为国家辛勤奋斗，卒能克服一切困难，使抗战经济能平稳发展，不但军事需要不虞匮乏，就是经济建设也能齐头并进。这种成就，实在是对国家民族的伟大贡献，为歷史上显着功绩。” 孔祥熙这时感到，宋子文的话还是挺中听的，就带头鼓起掌来。宋子文也低头向孔祥熙致意。一时间，似乎这时冤家成了挚友。 余下发言的也比着干，一个个把孔祥熙吹得上了天。似乎中国离了孔祥熙，马上就会向日本投降。坐在一旁的宋蔼龄就不高兴了。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本来这纪念会就够铺张了。再当着蒋介石的面这么吹孔样熙，蒋介石能高兴吗。 宋蔼龄悄悄地督了一眼，蒋介石正襟端坐，面带微笑，看不出一点破绽。但宋蔼龄正是在桌下悄悄揣了一下孔祥熙的衣襟，叫他说话时别走了嘴。 可当时孔祥熙对宋蔼龄这些小动作很反感。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场面，你不给大老爷们点面子，还尽想着窝着自己。孔祥熙把袖子一甩，起身走到话筒前，这时下面就有些起闹捧场的鼓起掌来，那掌声把孔祥熙心里鼓得甜滋滋的，他提高了嗓门说： “刚才领袖和各位所言，实在是对庸之的谬奖，不敢当，实不敢当。不过……”孔祥熙把话题一转，说道：“本人在任期之内，也做了10件事。这10件事就是： 1.废除苛捐杂税，以苏养民生； 2.实行关税改革，整理内外债，以树立国信； 3.建立国家金融机构，以奠定金融基础； 4.实行法币制度，以统一币制； 5.创办直接税，以开拓税源； 6.施行主计制度，以执行预决算； 7.推行公库制度，以稽校收支； 8.改正国家财政收支系统，以期达到平衡预算之目的； 9.举办田赋徵实，以调节军粮民食； 10.举办专卖事业，以创造国家资本，调节社会供应。 孔祥熙也够大言不惭的。要知在1943年n月时，国民党的财经金融都面临着严重危机，财政收入人不敷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业生产停滞，农民纷纷破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把挽救危机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美国援助上的孔祥熙，居然还在大庭广众之下为自己评功买好，不能不说是国民党政治歷史上的一大奇闻和一大讽刺。 由于是纪念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10周年，孔祥熙也自认为是主角，讲了“10大功绩”之后，还想接着说。于是在一帮捧场者的阿议声中，他又说道，“这些成就的取得，一靠国父（指孙中山）遗教；二靠领袖（指蒋介石）指导；三靠民众拥护和同仁支持；四靠盟友特别是美国在经济上的支持……” 当下孔祥熙还着重谈了他理财的三大诀窍：一是“政重于财”。所谓政重于财，就是首先要想到政。而以往搞财政的人，往往是迷于财而忘了政。殊不知财政财政，财是为了政，政好财自来，政劣财便穷。 二是民重于官。所谓民重于官，是对那些漏税逃赋的无知商民，不妨从轻发落。而对于那些中饱私囊、徇私舞弊的官吏，不妨重罚。一切税源的启发蕴税，只要藏富于民都可酌量宽大，一切徵收对象，最好是有钱者多出，无钱者少出。驭吏严、驭民宽，方能财茂双源。 第241页 三是事重于人。每用一人，应先看其是否明白事理。只要其人对事务能负担得起，操守足于伏众，不管是仇是亲，识与不识，都应用之。 孔祥熙这几条讲得不错，但他是否按着做了且又做得如何呢？ 孔祥熙讲完话后，蒋介石带头鼓掌，纪念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各路大员纷纷上前向孔祥熙祝贺，连平日里和孔祥熙最不对付的戴笠也特制了一个又大又高的算盘送来，并在算盘的横樑上烫了一行金字：“民国铁算盘，理财第一人”。 纪念会结束了，孔祥熙回到家里仍处在亢奋中，并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山西家乡小调。 宋蔼龄可没他那么兴奋，她冷冰冰地扔给孔祥熙一句话：“还高兴呢，我看你这个部长当到头了。” “这你怎么讲？”孔祥熙立时像被二盆冷水浇到头上。 “亏你还是孔家的后代。我问你，孔子的礼你可记得？” “当然记得，可我并没有非礼呀。” “你以为老蒋出席纪念会是来抬举你，我看他是来害你！”宋蔼龄此话可谓一针见血。 “为什么？为什么？”孔样熙在这方面似乎永远没有宋蔼龄反应得快。 “哪有为庆祝一个部长担任10周年举行这样隆重的纪念会的？比国庆都隆重？你说说，有哪个部长敢这么干？这分明是炫耀，是挑战，是犯上。我早就跟你说，要你收，会的规模不要搞这么大，你就是不听。你看看老蒋那张脸--” “我看你是神经过敏，你们女人都有这个毛病。”此刻孔祥熙仍不愿相信宋蔼龄的话是真的。 但那天晚上，孔祥熙确实没睡好觉。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戴笠送给他的那把大算盘压在他身上，他怎么搬都搬不掉，急得满头大汗……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想起了宋蔼龄说的话，更觉得这不是个好兆头。 2.莫须有--宋蔼龄“倒蒋”成后台 中国有句老话：“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就在孔祥照政治、经济地位达到颠峰状态的时候，他的末日也悄悄地来到了。而和所有中国内部重大消息几乎都是由国外媒体首先披露一样，孔祥熙的輓歌首先也是从美国一家报纸唱起的。 19m年3月的一天，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发出一篇在美国公众中毫无反应但却令孔祥熙胆颤心惊的报导。报导说在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经出现的时候，重庆却变成了一个充满忧虑、猜疑和诡计的女巫施术场。 孔祥熙当然知道，这个女巫指的就是宋蔼龄。而这个指责的最终目标，就是他。 19m年4月，一位与国民党南京政府接触密切的美国官员写下了这样一份备忘录： “目前最明显的事实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受到几乎所有派别的攻击。同他一道成为众矢之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小姨子蒋夫人。” “孔夫人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似乎变得不那么活跃，夏天可能要去美国渡长假。” 其实，在美国记者披露孔祥熙的丑行之前，香港《大公报》就曾对孔祥熙进行过揭露和抨击，并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可以说，那是蒋介石第一次对孔祥熙产生了反感的真正缘由。 当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发发可危，驻香港的《大公报》一位负责人向国民党政府求援。蒋介石遂电告香港当局，由重庆派一架飞机将这位负责人由香港送回内地。 12月9日，得到消息的《大公报》记者到重庆珊瑚坝机场守候迎接。谁知等那架班机在珊瑚坝机场降落后，记者们没有看见他们的老闆，只见从飞机机舱里却走出几只大洋狗、几位保姆和一大批贴着孔府封条的箱子。身着男装的孔二小姐也趾高气扬地走下飞机，然后钻进了一辆在机场守候多时的小汽车。一时，令在机场守候多时的记者们瞠目。 12月12日，《大公报》为此发表了一篇《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论。社论中指出：“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65万元公款又买了一所公馆。 这篇社论虽然不长，一下子揭露了两件丑闻，使蒋介石极为恼火。文中指的“某部长”是指外交部长郭泰棋。蒋介石为了平息舆论的抨击，不得不将郭泰棋撤职，让宋子文接替其职务。 而洋狗事件却直指当时红得发紫的孔祥熙，弄得蒋介石很伤脑筋，蒋介石授意交通部“妥善”处理这个极敏感的问题。几天后，交通部便给《大公报》写了一封公函，要求其为洋狗事件做出更正，结果却欲盖弥彰。 这封公函中说这架飞机原本是要载很多因战争逃难的旅客，但因为传闻敌机要来轰炸机场，故飞机要提前起飞。又由于通讯联络因战争被日军切断，所以无法通知众多旅客。飞机要提前起飞，旅客又无法提前赶来，所以飞机上有很多空位子。这时恰巧交通部和中央交通银行有一批箱子要运回重庆，就顺便装上了飞机。决不是私人带洋狗、老妈子。洋狗是美国机师带的，和中国人无关等等。 第242页 这封公函虽洋洋洒洒数千字，却破绽百出，自相矛盾。信的结尾处居然还盖着交通部一枚殷红的大公章。 《大公报》做得更绝，12月30日也就是1941年的倒数第二天，竟将这封欲盖弥彰的来信在报末全文发表。 来信见报后，在西南特别是重庆引起强烈反响。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和在昆明市的联合大学的爱国学生，先后发动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向蒋介石政府抗议并要求严肃处理飞机洋狗事件。 不久，《大公报》还发表了一篇《晁错与马谡》的文章。文中授引汉景帝杀晁错而败七国之兵、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以正军法的故事后说： “述说以上两段歷史有什么意思呢？这说明，当困难当头，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戮败将以服军民之心，是大英断，是甚必要。” 文章的柔头指得很清楚。“除权相”就是要求孔祥熙应该对此事负责，要求罢免孔祥熙。“戮败将”是指要杀何应钦，因为当时何氏主要负责军事。 像这样尖锐的带有政治倾向的文章蒋介石以前从来不依不饶，但这次却没有追究《大公报》的责任，因为《大公报》的文章大得民心了。还有就是孔家做得也太过分了。运送旅客的飞机变成运送自家家眷洋狗的专机，又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紧在关头，这实在是给蒋介石脸上抹黑。 当然，使蒋介石对孔祥熙反感的根本原因，是他发现这位冒似谦和的老好人极为贪婪。有人曾告诉蒋介石，抗战期间孔祥熙利用职务之便大发国难财，至少为自己聚积了10亿美元。一位美国人说，孔氏家族至少有30亿美元。孔家的暴富还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其他派别的猜忌、妒恨和攻击。最积极的要数陈立夫。陈果夫二兄弟。作为一个惯于耍政治手腕的蒋介石也不能不考虑，为了一个孔祥熙而失去那么多的支持值不值。而最终促使蒋下决心搬掉孔的直接原因，却是宋蔼龄“参与谋划”了一起由高级军官发起的倒蒋的未遂政变。实际上，这对孔祥熙来讲真有点“莫须有”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3年12月，中美英在开罗举行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携来美龄前去出席。就在蒋介石身着陆军上将的高级呢套装，带着雪白的手套，面带微笑和罗斯福，邱吉尔握手会谈时，在重庆一群新近晋升的高级军官却在秘密策划一起倒蒋政变。 当时这些激进的军官认定，中国的落后挨打局面是由于将介石极其腐败无能的走狗帮凶。要想挽救中国，必须捨身成仁，推翻蒋介石及其核心人物。这些军官秘密地同为国民党军队做军事顾问的美国准将延伯曼接触，希望能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方面显然对此持慎重态度，他们暂时还看不出这次政变有多大的把握，但他们显然对此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至少可以勐击蒋介石一掌，使蒋对自己和国民党的阴暗面有所重视；所以美国方面对政变计划不置可否。 于是政变在有条不紊地准备着。时间选在蒋介石出访期间的12月12日，这天也正是当年“西安事变”发生的日子。那一次张学良、杨虎城只是捉蒋介石没有倒蒋，而这次他们是要倒蒋而不是捉蒋。 但政变还没有进行就流产了。就在蒋介石出访后的第3天，也就是政变者们秘密聚会商讨最后行动的那天晚上，事先得到情况的特务头子戴笠联络中统的陈氏二兄弟，一举捕获了这个企图政变的军官团伙。600多名军官被捕入狱，其中16名将军最后被处以极刑。 当蒋介石回到重庆后，对宋蔼龄又恨又怕的戴笠和陈氏二兄弟旁敲侧击地提示，这次政权的真正策划者很可能是埋在蒋身边的定时炸弹，亦即宋美龄的姐姐宋蔼龄。 蒋介石心头一颤，难道……宦海风云，官场险恶，亲族间仇杀的画面一串串在他眼前浮现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蒋介石一惯的准则；再说如果没有核心层的支持和纵恿，一些军官怎么有如此的胆量。 于是蒋介石又走了一步险棋。他去找宋子文，请宋子文谈谈对孔祥熙、宋蔼龄的意见，或徵求宋子文对当前政坛的看法。 宋子文对10年前孔祥熙从自己手中夺走权力始终耿耿于怀，对宋蔼龄参政揽权也一直心怀不满。这次蒋介石找上门来，他虽不是受庞若惊，也感到了一丝欣慰。于是，不太客气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宋蔼龄对宋美龄的影响和控制等等。 蒋介石的目的达到了，他安慰了宋子文。他知道，把孔祥熙赶下台后，宋子文肯定愿意再次接替财政部长这个位置。 蒋介石又立即召见了戴笠和陈氏兄弟，叫他们严守秘密，有关这次政变的消息不能向外界透露一个字，有关材料尽可能销毁。 当做完了这一切后，蒋介石才找宋蔼龄而不是找孔祥熙。要她陪宋美龄到美国治病。蒋介石说，宋美龄最近身体一直不好，需要到美国疗养一段时间，最好能有亲人陪着去。思来想去还是宋蔼龄为好，你宋蔼龄去了美国，把孔祥熙一个留在中国也不好，就叫他随你一块去，顺便考察一下美国的实业。 对孔祥熙失庞宋蔼龄是有预感的，但没想到来的这么快。抗战还没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在这种时候撤换财政部长于国不利呀！但是这些话也说不出来。蒋介石并没说要换，只是让他们到美国去住一段时间，但这还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么。你一去美国，因为你的工作要有人做，财政要有人管，等你再回来时随便一个理由就让你復职的梦想泡汤。但蒋介石的这番话不是随便说的，硬抗能抗得过去吗？再说已经有人向她通风报信，说重庆前一段秘密处决了一批高级军官，这事和她有关。 第243页 1944年春天，重庆多雨的季节。宋蔼龄也像窗外渐渐沥沥的天空一样，成了泪人。几十年来，这个意志坚强、精于算计的女人，一直春风得意。虽然她没像两个妹妹一样当上第一夫人，但是她得到了比第一夫人还要多的东西。现在她明白了。人不可能总是顺境，花园里不可能总开满鲜花。就像这天空，昨天还晴空万里，今天就淫雨霏霏。人生变幻，世事无常啊！ 宋蔼龄难受，孔祥熙更难受。他劝宋蔼龄不必为蒋介石哭泣，要多想想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成就。只是在劝的同时，他的心上也在滴血。孔祥熙想起了10年前自己接任财政部长时宋子文的话：“给蒋介石当财政部长等于给他当一条狗。”那时他不理解，觉得宋子文过激了。现在他才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在官场上一个人的成功可以有几十次、几万次，没有止境；但不允许有失败，哪怕只有一次。 抗战胜利前一年发生在“四大家族”内部的这次倾轧，为后来的歷史学家留下了不尽的寻味。一般的看法是，当年所谓的“未遂政变”将宋蔼龄以及孔祥熙牵扯进去，纯粹是莫须有的捏造。或者干脆就是蒋介石为了打鬼而藉助的一个钟值。但不管怎么说，因这次“未遂政变”引发的内讧，对每个家族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并註定了国民党核心层的分裂和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孔祥熙从此一蹶不振，再没重返政坛。陈氏兄弟一时得宠，但好景不长。在人民解放大军渡江、蒋介石清算大陆失败之责时，二陈被指责为一己私慾而对孔祥熙造谣中伤，使蒋失去理财专家，导致抗战后国内经济混乱。二陈就此背上黑锅，被迫退出政坛并从此消声匿迹。蒋介石本人为了表白自己坚持廉政、大公无私，不断披露孔氏家族贪污黑幕，最终殃及自身，也被人们认为是腐败政权的首领，终于失去人心，被赶出大陆躲到台湾。宋子文虽然得势于一时，并復得了10年前为孔祥熙取代之职，但宋氏家族的分裂已使他孤掌难当，再也形成不了左右政局的力量。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子文被蒋介石一脚踢开。在倒孔中立了头功的戴笠，下场更为可悲，两年后的一天，他从北平飞往南京，飞机中途“失事”，机毁人亡。 3.蒋介石“挥泪赶财神” 虽然蒋介石已决心让孔祥熙下台，但绝对要做得“合情合理”，以免引起政坛动盪和人们非议。特别是不能投鼠忌器，伤了自己的老根和元气。 的确，孔祥熙从南京政府一成立就任实业部长，以后步步高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成为在国民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仅在1年前，祝贺孔任财政部长10周年的纪念会上，还都是一片颂扬之词，怎么能说倒就倒了呢？！ 为使孔祥熙“合理”倒台，蒋介石绞尽了脑汁。首先，他让孔祥熙到美国讨债，这样就为在国内倒孔留出了空间。一方面他和戴笠、陈氏二兄弟交待，要严格控制对孔祥熙攻击的分寸。在政治态度和涉及与蒋个人关系方面的情况不允许走透一点消息。另一方面从整顿经济秩序、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人手，先从经济上搞臭孔祥熙。 孔祥熙和宋蔼龄也非常清楚目前的处境。宋蔼龄失庞，必然累及孔祥熙，孔祥熙丢了乌纱帽，他庞大的财产就会被慢慢侵蚀掉。于是宋蔼龄借出国的机会，趁蒋对孔的斗争还没有公开化之前，赶紧把国内的巨额资金转移出去，以为下台后的归宿作好准备。他们把目标放在了南美，那里和中国的联繫较少，受国际政治的影响较小，比较安全。而且南美有丰富的矿产，很多地区都是未开发的处女地，投资后能获得丰厚的利润。于是宋蔼龄于1944年6月到了美国后不久，便开始在巴西购买了大量的企业股票，在圣保罗银行存进了巨额资金。 就在孔祥熙夫妇加紧转移他们财产资金的时候，倒孔的计划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后，也公开登台了。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会上，陈立夫、陈果夫兄弟首先跳来向孔祥熙发难说“权力太集中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监督，必然造成贪污和腐败。”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沖孔祥熙去的。 陈氏二兄弟发完言后，孔祥熙偷偷看了一眼坐在前面的蒋介石。蒋介石还是老样子，腰板挺得笔直，面部严肃看不出任何表情。但从他那双射着毒光的眸子里，孔祥熙看出了杀机。 孔祥熙顿时觉得嵴梁骨上直冒凉气，汗珠不由自主地从额头浸出。他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掏出手帕揩了一下脸，然后对端坐在中央的蒋介石说：“鄙人才疏学浅，本是委员长赏识，能为党国贡献绵薄之力，如有贻误，本人愿承当责任。为了国家大计，我请求委员长恩准，辞去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之职。” 蒋介石像早早知道孔祥熙要提出辞职一样，没有丝毫的惊异之举。他在最后的总结讲话中，照例把孔祥熙赞美了一番，但却同意了孔的辞职请求。 “诸位觉得怎么样？”蒋介石为了表示民主，又问了一遍在坐的其他人。 你都同意他辞职，别人还能说什么。在坐的其他国民党要员一概默不做声。 接着蒋介石又提议由宋子文接替孔祥熙的职务，当即就以“全票”通过。 第244页 孔祥熙辞职的消息在重庆慢慢传开。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最要好的伙伴，美国人对孔祥熙的指责也不胫而走，似乎和孔的辞职遥相唿应。 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正在重庆。在一次招待会上，他当着众人说：“中国要人的子女有170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其中有孔祥熙和他的红人徐堪的子女。”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公布过一份材料，1942年孔祥熙动用2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上海向商人购买货物，结果你猜他购买了谁的货？他买的是他老婆宋蔼龄的货。 蒋介石发现，孔祥熙辞职仍不能平息各方面的愤怒，特别是来自美国的指责。于是他下决心丢卒保车，把孔祥熙推出来，并且就从孔私分美金公债开刀。一来表明他能大义灭亲，在政治上强化自己的统治；二来可以讨好美国，把美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指责推到孔一个人身上。 实际上，蒋介石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他倒孔实际上是在揭自己的伤疤砍自己的膀臂，是自己要流血。孔祥熙是他的红人和死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同僚和“宰相”。但公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全重庆似乎都在议论，纸包不住火。这张包火的纸已变成一个火团，他蒋介石还能说那是一张纸吗？ 1945年7月，国民党政府的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这时抗战胜利大局已定，但重庆及大后方的经济情况却越来越糟。此时传来的少数金融界要入侵吞美元公债的消息，就像在布满干柴的大地上放了一把火，一时间群情激愤，参政会就成了这场大火的中心。 参政员黄炎培、陈庸稚等代表民意首先发言，向会议提出质问案。质问案将美元公债一案由幕后拎到了幕前。由于孔祥熙赴美出访未归，众多议员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对政府的腐败贪污勐烈抨击，并一致认为要一查到底，并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而不管他是谁。 侵吞美金质问案在参政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参政会主席团负责人王世杰因是孔祥熙的朋友，就私下找到黄炎培和陈庸稚说，这个案子事关重大，弄不好会授人以柄，成为别有用心的人攻击政府的藉口，就会影响政府的威信和抗战的前途，亲痛仇快。如其想查清此事，不如採取其他办法。再说此案查若不实，对提案人的信誉也会造成极大的损害，望二兄考虑再三。 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布雷这时也找到陈庸稚说，“你们的提案很好，材料准备的也很翔实，但这里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如果此案真像你们说的那样，向全社会曝光，那么全世界都会认为我们是一个贪污腐败、徇私舞弊的国家，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对团结人民不利。不如将这个提案改为书面报告油主席团交给蒋介石查办，我也将尽力协助，使此问题能在一定范围内解决，这样比较稳妥。” 黄炎培、陈庸稚见如此状况，便同意把提案改为书面报告检举。 即便这样，孔祥熙的地位已处于风雨飘摆之中了。 蒋介石听了参政会主席团的汇报后，即找有关负责人谈话，同时亲自打电话给财政部代理部长俞鸿钧，要迅速查清此案。 俞鸿钧自然不敢怠慢。他找到其密友、公债司司长陈炳章，决定立即派调查小组到中央银行查帐。孔祥熙不在，俞鸿钧、陈炳章又有蒋介石的支持，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发现美元公债自登报停业出售后，所剩约5000万美元公债也几乎全部售完。买方姓名地址也大部是假的。甚至连南京、上海的沦陷区也“出现了大宗买主”。孔祥熙原来办的山西铭贤中学也是买主，大多数买主的地址姓名无法查实。所传中央银行和各级官员的每股，确有其事，但到手的都是副局长，副处以上的干部，还有一笔是专门分给国库局职员的。国库局的业务局长郭景琨和国库局长吕咸二人是孔祥熙的死党，他们对调查组的调查极不配合，说一切都有孔祥熙批示，他们执行的。但在查帐过程中却查不到孔祥熙的一个批字。 陈炳章把这些情况一一向俞鸿钧报告，俞鸿钧则向陈布雷汇报，并转呈蒋介石。 蒋介石听完汇报后，嘆了口气说：“没想到事情搞得这样糟，我看庸之只好辞职了，侵吞的美金公债分期偿还吧。” 陈布雷虽跟随蒋数年，但对蒋的这一态度仍有些捉摸不透。蒋想牺牲孔，但牺牲到什么程度，这件事是否就此罢手，要知道几百名参政员都在看着蒋的态度呢。 “对孔院长是否提立公案，还请委员长明断。”陈布雷又小心翼翼地补充说。 蒋介石慢慢从沙发上站起，转身凝视窗外说：“你知道吗，此事一列人提案公开，会对政府造成极坏的影响，美、英、苏等友邦会认为我们是一个循私舞弊的国家，对继续抗战不利呀！” 尽管蒋介石想小范围地处理孔祥熙，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参政会上对孔的批评浪潮刚一平息，社会上对孔祥熙的批评浪潮又起。一时间，孔祥熙侵吞公债、询私舞弊成为重庆各报纸的热点新闻，整个工商界和国民党军政上层都被孔祥熙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孔祥熙之举谁人不知，孔祥熙都能被披露，谁能保之。有的社团竟公开提出了要“除奸相”、“杀晃错以谢国人”的激进口号。孔祥熙的名声从参政会议一直臭到了重庆的大街小巷。 第245页 这时，监察院根据参政会部分议员的提议，派人到中央银行检查。中央银行失去了孔祥熙的保护，如同暴露在旷野没有遮挡不的士兵，立刻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倾刻之间便缴械投降了。 如同半路上杀出程咬金，就在蒋介石为孔祥熙一事怎样了结苦思冥想时，监察院因查出郭景琨瓜分美元公债对其提出弹劾，并将其移交司法机构立案审判。 就在这时，孔祥熙从美国回到了重庆。 孔祥熙一回来，就有人给他报信，说蒋介石正亲自调查美金公债一事，要他赶快想想办法。 孔祥熙自然知道目前的处境，但他并不惧怕。毕竟做了10年的政府要员，权倾朝野，为党国忠心耿耿。这次又为老蒋讨回债务且购了黄金，量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再说老蒋把我搞臭了，对他自己又有什么好处。我当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不仅是个人的面子，而是代表政府，代表你蒋介瓦。我是坏蛋，你能是好人吗？ 所以孔祥熙仍大摇大摆地上班，仍像从前一样和他的部属同僚打招唿。他听说郭景琨被拘捕后，专门去郭家看望了郭的妻小，还为郭景琨请了一名极有名望的律师端木恺，并送了端木恺很多钱，叮嘱他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郭景琨为此感激不尽。 国库局局长吕成看到郭景琨被捕，整日坐立不安，心想下一个目标就会转到自己。这年头人都是明哲保身，关键时候谁也不会帮你一把，发给国库局职员的这笔公债，只是孔祥熙口头同意，没有证据，一旦要查下来岂不成了我的罪状。左思右想不对劲，就补写了一个签呈，想叫孔祥熙补批，这样就能与自己无关了。但转念一想，这不等于给孔祥熙找麻烦吗？哪有奴才遇上了麻烦往主子身上推的？应该是奴才替主子担责任，才能得到主子的赏识。但看这架势，孔祥熙能不能保住乌纱帽还难说呢，这年头谁管谁呀？ 想是这样想，他始终没勇气主动把这事提出来，倒是孔祥熙看出了问题。一次在办公室里问吕咸，为什么愁眉不展，吕咸道出了原委。孔祥熙听后哈哈一笑说，“吕咸弟你为何不早说，拿来我签字就是了。” 吕咸听后大喜，赶忙递上自己起草好的签呈。孔祥熙看都没看，就在上面写到：“同意。孔祥熙。” 倒不是孔祥熙多仗义，因为孔祥熙知道蒋介石不会把这件事摘大，但也不会放手不管。反正结果是一样的，不如做个人情，多为将来留条后路。 事情正像孔祥熙预料的。几个月后吕咸并没有被捕，郭景琨也被无罪释放了。 郭景琨被释放后，孔祥熙在自己的寓所范庄为他设宴压惊。一时间也成为重庆国民党上层的热门话题。 孔祥＿回到重庆后，俞鸿钧曾专门看望过他，并把蒋介石和参政会上的意见给孔祥熙做了转达。据说孔祥熙虽然拒不认错，但最终还是同意“吐出”侵吞的款项。从后来了解的情况看月b5000万美元公债的分配比例是，孔祥熙、宋蔼龄得到了70％；吕咸、郭景琨得到了25％；其余的关系只得到了其中的5％。 但这些贪污犯到底什么时候能“吐出”，也只有天知地知他们知道了。 1945年8月，也就是国民党参政会闭幕大约一个月后，重庆的《中央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及国库局长吕咸，辞职获准。”寥寥zi个字，没有任何解释。 孔祥熙在美国半年多，利用他最后的影响力为将介石讨回了1亿多美元的垫款，又购买了大量黄金，做为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金融准备。作为回报，蒋介石虽然提出了孔祥熙的问题，但并没有公开揭露和批判，保全了孔祥熙的面子。这是蒋孔十几年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次合作和交易，而且彼此心照不宣。但无论如何，孔祥熙下野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不可逆转了。 正如当时《中央日报》公布的那样，无可奈何之中，孔祥熙继辞去了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之后，又相继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四行总处副主席等职务。 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孔祥熙先后辞去了5个最重要的职务，只剩下中国银行董事长、国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些有名无实的闲职。原来被人们认为“坚如磐石”的孔氏江山，就这样“忽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了。 4.再别太谷流水落花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八年抗战艰苦卓绝，3500万同胞的热血洒在了华夏大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凌辱，歷次战争无不以战败和签订屈辱条约而告终。而抗日战争则是近代史中第一次以中国人民的胜利、侵略者失败宣告结束。为此，中国人民怎能不欢欣鼓舞、高歌胜利呢？ 然而对孔祥熙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只是给他平添了几分凄凉。 1945年秋天，国民党政府开始回迁南京，孔祥熙也回到了在南京的故居。 日军的占领使孔祥熙的故居已面目全非，残垣断壁，枯藤乌鸦，满地的枯叶蜷缩着。秋风一起，凉气人窗，枯黄的树叶发出瑟瑟声响。更令孔祥熙悲伤的是物是人非，昔日车水马龙的庭院，已变得冷冷落落无人问津了。此时孔祥熙方深感人的趋炎附势，并由此倍感凄凉。 第246页 这时，宋蔼龄从美国回来。看到孔祥熙被如此冷落，孔氏家族被如此欺侮，实在气愤不过。她决定去找蒋介石一争，即使不能使孔家东山再起，也要为孔祥熙争回些面子。 “我劝你别去，蒋介石的为人，你们宋家最清楚不过。”孔祥熙给宋蔼龄撤火。 “我咽不下这口气！”宋蔼龄愤愤不平。 “我已65岁了，早已过了耳顺之年，还有什么看不惯听不顺的？” “65岁又怎样？现在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哪个不是65岁以上 宋蔼龄不听孔祥熙的劝阻，还是找到了蒋介石。她觉得孔祥熙窝囊，她不能跟着他一起窝囊。好歹她还是蒋介石的大姨姐，是蒋介石和宋美龄联姻的主要撮合者，她怕什么？！ 自然，蒋介石也知道这一层。所以宋蔼龄打来电话请求见面，他马上同意了。 宋蔼龄见到蒋介石后，开门见山就说是为孔祥熙来的。当下她歷数了自1927年以来孔祥熙对蒋忠心耿耿的政绩，特别提到孔祥熙在担任财政部长以后，宪行法币改革、统一金融市场，并且力排众议，对蒋介石的“剿共”军费有求必应，为蒋氏家族的个人财富增值不遗余力。而蒋介石却恩将仇报，过河拆桥。她要蒋说清楚，孔祥熙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蒋的事，蒋要这样对待他？！ 蒋介石听完宋蔼龄的指责后并没有发火，也没有反驳，只是不冷不热地说：“庸之为党国效力不假，我也对庸之极有好感，所以才力主重用，但下面揭了那么多问题总不能视而不见吧。我们身为国家要人，代表一国政府，总不能不考虑民意和各国的反应。庸之这次辞职，一是为了照顾影响维护大局。二也是考虑他年纪已大。好了，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在适当的时候，我会为你们说话的……” 尽管宋蔼龄没谈出什么结果，但总算当面出了一口恶气。从蒋介石那里回来，心情舒畅了许多，回来后和孔祥熙一说，孔祥熙答说：“我原本就没指望他能发什么善心。只要他没有什么新仇，能让我们安度晚年，我们也就阿弥陀佛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面对一个烂摊子，也是百废待兴。但蒋介石一心想打内战，要消灭共产党以了却埋在心头多年的心病。 孔祥熙深知蒋介石的秉性，一旦做出决定，谁也不准更改。虽然那时他还看不透几年后蒋介石的大势已去，国民党在大陆土崩瓦解。但内战一起，又不知又要持续多少年，也不知又要涉及到何人何事。再加上蒋介石多疑多变，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吧。 就在孔祥熙、宋蔼龄决心到美国定居后，国民党政坛又围绕孔祥熙出现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起因仍源于宋蔼龄。 宋蔼龄总觉得孔祥熙就这样退出政坛太窝囊。孔祥熙为蒋介石鞍前马后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怎么能说撤就撤呢？知道的是老蒋整人，不知道的还真以为孔祥熙真犯了什么事。贪点捞点算得了什么！国民党的大小官员，从上到下哪个不捞哪个不贪？蒋介石你偏偏拿孔祥熙开刀，天理不容！宋蔼龄越想越气，便决心在出国前再折腾一阵子。倒不是真要再为蒋介石卖命，而是为了让他看看，孔祥熙还有人拥护还有人缘。 宋蔼龄要闹的事，就是让孔祥熙竞争立法院院长这个职位。 但此时的孔祥熙听说宋蔼龄在四下活动，急忙阻止说：“你别瞎忙，我什么也不想干。咱们给老蒋干了十几年，又怎么样？别人爱什么说什么，我不再乎。到美国过几年安稳日子行了。再说，行政院长我都辞了，再去争什么立法院长，你这不是要我难堪吗？！” 宋蔼龄瞥了他一眼说：“你知道什么？行政院长是老蒋任命的，立法院长要靠选举。你若能选上，不是给老蒋当头一棒。” “什么选举，国民政府什么时候靠过选举，那不过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看，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幼稚？！。” “立法院不是要害部门，老蒋需要用它做做门面，以表示他推崇民主。我了解了，这次是要靠民选的。” 孔祥熙说不过宋蔼龄，只好任宋去折腾。于是没几天，正在出席伯国大的蒋介石，听到了一个消息，说连辞了5个要职的孔祥熙正在四处串联八方活动，竞选立法院院长。 蒋介石对此极为敏感。他找来陈布雷和陈立夫等人询问了解，消息果然属实。很多人都发现孔祥熙正利用自己的“山西帮”大作文章，他正积极联络冯玉祥、阎锡山等北方省份的代表，请客送礼，和他们套近乎。而很多参政议员原来反孔，现在看到孔祥熙下台了混得挺惨，又产生了一股怜悯之情。毕竟为政多年，对党国有功，一时竟也有不少人拥戴，竞选颇成气候。 蒋介石冷笑了一声，骂了一句“娘希皮！还想再蹬蹬腿。”就没再说什么。 但此后陈氏兄弟却加紧活动起来。立法院歷来派和政学系的“世袭领地”，从不容外人插手。这次听说孔祥熙要摘桃子，立即停止了内讧，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他们急忙召开大会小会，上下串联通气，最后联名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孔祥熙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连辞五职，名声已是很坏了。立法院为人民秉公执法之地，要让孔祥熙当院长实为对国民政府极大之讽刺，望委员长明察秋毫。 第247页 此信正中蒋的下怀。在伯国大正式开会时，有人还真的提出孔祥熙的问题，蒋介石便拿出这封“群众来信”搪塞，最终使宋蔼龄的计划破产。 孔祥熙虽没有竞选上立法院院长，但他这一折腾，也使蒋介石出了一身冷汗。使蒋认识到孔虽然下台，却还有影响和力量，今后不可小视，不如把他们赶出洋，免得留在国内又生出麻烦为政敌所用。 孔祥熙、宋蔼龄也颇为得意。这次竞选，总算显示了败而不亡，给自己争回了一点面子。于是夫妇二人开始专心清理财产帐目，准备在美国长期定居。 不料就在孔祥熙准备离开南京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孔祥熙和宋蔼龄又伤了一番脑筋。 1946年秋，由重庆迁都南京的工作基本结束，国民党军政大员纷纷离开雾都重庆，开始经营自己在南京、上海的巢穴。一天，蒋介石正在家中养神，陈布雷走了进来，递给他一封来自重庆的公函。 蒋介石打开一看，吃了一惊。此信是四川省资深的地方官员严昌衡、刘存厚、田颂尧等60多人联名写的，内容是请孔祥熙回四川任省长，“主持川政”。 立法院院长竞选风波刚过，又冒出了这么一出，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繫呢？蒋介石想。 “布雷，你看看--”蒋介石把信递给陈布雷，想听听他的意见。 陈布雷将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说：“这纯粹是天下奇文。什么根据四川民意测验的结果，一致拥护庸公来川主政，真是荒唐。” 的确，这封信言辞中确实透着一股叫蒋介石感到荒诞的味道。信中把孔祥熙大大吹捧了一番，说孔祥熙辞去了中央职位，但可以在四川发挥作用。还说四川人民一向尊孔，孔氏后代来川主政，大有四川省长非孔祥熙莫属的意思。 这着实让蒋介石为难。不同意吧，显得自己过于不近人情；同意吧，又怕孔祥熙到四川捣鬼。四川人称天府之国，地势险要，三国就有诸葛亮三国鼎立，让孔祥熙去四川无异于放虎归山…… 就在蒋介石接到四川的联名信同时，孔祥熙也接到了内容相同的来信，着实让他激动了一番。他想起自己在重庆将近8年的时光，不禁感慨万分。想当初自家门庭若市，院内车水马龙，过一次生日收的礼品装了整整一屋子。而现在，下野才一年，就处处冷落，连平日里最要好的朋友也极少登门。这次四川同仁没忘记我孔祥熙，一致在委员长面前保举我復出，我怎能辜负了他们的一片真情。 宋蔼龄回来后，孔祥熙把信塞到她手中，满脸流光溢彩，就像一个孩童。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宋蔼龄不解地问。 “怎么样？”孔祥熙看宋蔼龄读完信，在一旁得意洋洋地说。 “这是把你放到炉火上烤！”宋蔼龄把信丢在茶几上，不屑一顾地说。 “什么什么？我这是宁做鸡头，不当凤尾。” “你呀，真是越老越煳涂。”宋蔼龄拉着孔祥熙坐在沙发上说：“你想想，信上说让你当省长是四川民意测验的结果，这可能吗？蒋介石什么时候搞过民意测验，你在四川时什么时候搞过民意测验？你当行政院长、财政部长是民意测验的吗？就算真是民意测验，也敌不过蒋介石的一个屁。别晕了头，刘存厚这些人，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想想看，四川的主管那么好当吗？蒋介石歷来和四川的军阀矛盾就深，四川军阀内部也是派系林立，谁也不买谁的帐。这一定是他们之间互相争斗谁也吃不了谁的结果，让第三者去，又是一个失庞的第三者，将来出了问题，往你身上一推了事。再说你堂堂的行政院院长，屈尊去当一个省长，要不是官迷心窍也是利令智昏。” 宋蔼龄的话虽然犀利，却也句句在理，让孔祥熙口服心服。就像一盆冷水浇过去，孔祥熙清醒了许多。 是啊，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还拆腾什么？想开了，什么功名利碌，不过是过眼烟云，生带不来，死带不去。 宋蔼龄见孔祥熙冷静下来，便偎在了他的胸前“……庸之，我真的想离开这里，离这儿远远的，永远不再回来。你我已都是白髮之人，应该好好珍惜现有的时光，过一种我们想过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再也不用看别人的眼色行事……” 此际，孔祥熙也颇动情地说：“我听你的，跟你走到海角天涯 第二天，孔祥熙托人给将介石带了口信，说他接到了四川方面的邀请，但无意应邀赴川，请蒋介石原谅。 蒋介石当然顺水推舟，托人告诉孔祥熙，他完全理解支持孔祥熙的决定，并希望他们的美国之行愉快顺利。 那些天里，孔祥照总是做恶梦，一群手持枪炮、青面獠牙的士兵在后面追赶，他拼命的跑，就是跑不快。眼看快要叫敌人追上了，面前就出现了一条深不见底的山谷。他一咬牙，纵身跳了下去，却觉得自己轻飘飘的像一片鹅毛，在空中飘浮，两条胳膊像两只翅膀，拼命的扇动，却怎么也飞不高，飞不远…… “蔼龄，蔼龄厂孔祥熙半夜被恶梦惊醒，总要到隔壁的房子里找宋蔼龄，让她帮他圆梦。 “你梦中总是遇到山谷，是想家了吧？” 第248页 “家……”孔祥熙隐隐约约、模模煳煳地想起，他在梦中梦见的山谷就象是他的家乡--太谷：远处裸露着黄色嵴樑的高原，一望无际随风飘香的沉甸甸的庄稼，如白云般美丽的羊群，以及在阡陌上纵横交叉的水渠、道路，和一头头被车辕压得气喘嘘嘘。口吐白气打着响鼻的黄牛。那就是生他养他的故乡，一股淡淡的哀愁瀰漫开来，把他盪游其中。他发现，只有失去的才显珍贵，只有要离开家乡时，才愈发想念家乡。 他真真地想家了，想起了过去的一切。50多年前一个头上盘着辫子、身穿蓝布长衫的少年，提着布包，穿过喧闹的街市，沿着那条由青砖铺成的笔直的路向教堂走去，众人投过的都是羡慕和敬佩的目光。后来漂洋过海，更是像中了状元一般，全家族的人都来为他送行。父亲老泪纵横的握着他的手喃喃地说，咱孔家，将来就靠你了。那时，他是一个何等有为的青年，胸怀大志，风流倜傥、半个山西都知道太谷有个孔家，孔家有个极有才气的少爷……可自从投靠在蒋介石手下，整日逆来顺受，见风使舵唯命是从，虽说占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但看主子眼色的滋味始终伴随着他。他本来并不多么崇尚中庸之道，父亲给自己的字“庸之”也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但为官数十年，越发发现中庸的奥妙，越发觉得父亲的先见之明。庸之，就是庸俗之人呀。昔日仰鼻敬羡的满朝文武哪里去了，蒋介石的一个手腕，他们就毕恭毕敬地去拜见新主子去了，眼中哪里还有我孔祥熙…… 孔祥熙彻夜难眠，浮想联翩。宋蔼龄也是如此。别看着她给孔祥熙圆梦，极力安慰丈夫，但在这个要强的女人心中，痛苦不知比孔祥熙要多多少倍！ 想当初，15岁考入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那是何等聪慧，放眼中华四万万同胞，能在15岁考人美国高等学府的女子有几人？回国之后，在父亲手下，出谋划策，投身革命，又经歷了多少艰难险阻。孙中山回国后，她担任了孙的秘书，更是和孙中山一样日理万机，一同处理军务，一同赴日本考察，一同谋略国家大计，一同躲避军阀的暗算。生活虽漂泊不定，却生机勃勃，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自从和孔祥熙成婚，虽换回了万贯家财，却失去了当年的纯洁与理想。整日明争暗斗，不是提防别人算计，就是去算计别人。良心泯灭，感情麻木，到头来被老蒋一巴掌打下去，只能葬身异域他乡，真真是好不凄凉啊…… 当下孔祥熙、宋蔼龄夫妇二人夜不能眠，便面对星空，拥装而坐，最后商量着，到美国之前，再回山西太谷老家一次，最后为列祖列宗烧上一柱香。 1947年春天，天高云淡，风轻气爽。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又双双回到太谷还乡祭祖。然而这次家乡之行，使他们原本就灰暗的心情中，又添了一层灰色。 和32年前他们离开时相比，太谷显得更加破烂不堪。房屋没有改进，街道如旧只是更加破烂，当地小官员的阿谀奉承之俗令人难以忍受。远处的黄土高原上一条条山沟，全都裸露着，没有一点点绿色。而太谷的百姓也没有一丝笑容且全部面呈菜色，破衣烂衫。想当年孔祥熙在美国留学时曾和同学争辩说“纽约不如太谷”，现在这位前任财政部长真不知作何感想。民国成立20余年，自己做了十余年的部长，家乡竟还是如此残破，他的心象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揪疼了。 临近家门时他们碰了一人。此人蓬头垢面，衣衫褴楼，一根分不出什么颜色的布带系在腰间，满脸的皱纹像被刀刻上似的又深又重。宋蔼龄突然想起，这个面孔骯脏的人叫二赖子。32年前自己嫁到孔家时他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曾和几个调皮的年轻人一起大闹洞房，有人把二赖子往宋蔼龄身上推，当二赖子不由自主地“撞”到宋蔼龄身上时，他就发出响亮的笑声，并眨着一双快活明亮的眼睛。 可能是动了测隐之心，宋蔼龄叫住了他：“哎，这不是二赖子吗？” 二赖子显然也认出了他们，但他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活泼和淳朴。他木然如同一段木桩似地看着他们，然后立刻间到一旁，不无冷漠甚至敌意地给他们让路。 “不到家里坐坐？”宋蔼龄说。 二赖子仍像段木桩一动不动，对宋的邀请无动于衷。 “走吧。”孔祥熙拉了宋蔼龄一把，进了家门。 孔家的亲戚听说孔祥熙回来，都赶来看他。虽说孔祥熙在南京的中央政府里大势已去，但在太谷在孔家的儿女子孙看来，孔祥熙是他们心中的“明星”和“偶像”。自孔氏家族从山东西迁至山西以来，可曾出现过像孔祥熙这样的大人物吗？可曾出现过象孔祥熙这样的大富翁吗？在太谷不独孔家，就连其它姓氏的人家，也常常以孔祥熙为荣，用孔祥熙作榜样来教育自己的子女。 那天，为父母最隆重的一次祭祖活动在孔祥熙的主持下开始了。 孔氏家族的列祖列宗的坟墓在一片翠绿的柏树中。在孔祥熙父母的墓前，摆满了新鲜水果和各色点心。其它的墓前也都摆放着丰盛的供品。孔祥熙和宋蔼龄并排站在一大排孔门子侄的最前面。孔祥熙甩了一下袖子，跪倒在地，后面的一排人也唿拉一下跪了下来。孔祥熙点着了香烛和纸钱，团团纸灰黑蝴蝶般地在坟前线绕起来…… 第249页 在所有的人中，只有宋蔼龄没跪，但她把腰弯得很低。 回太谷以后，宋蔼龄一直注意着自己的形象，对孔祥熙言听计从。她要用行动去回击那些说她如何厉害、如何“管制”孔祥熙的谣言。但在这种涉及信仰的仪式中，她不能迁就。因为她信奉基督，只有在耶稣基督面前，她才可能下跪。 其实，孔家的亲朋好友并不在意宋蔼龄是弯腰低头还是下跪。他们都知道，宋氏三姐妹有着怎样的才华和地位，孔祥熙能娶宋蔼龄为妻是孔家的福份，是孔家家谱上最添彩的一笔。 据说，孔祥熙和宋蔼龄那次回太谷，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大陆结伴而行。不久宋蔼龄先去了美国。随后，孔祥熙以宋在美国开刀，需要照顾为名也跟了去。此后他们就再也没回大陆。大约一年半后，人民解放军便攻克南京。其后更势如破竹，一举解放全国大陆，这实在是在美国的孔祥熙夫妇所没有料到的。 还有传说，孔祥熙那次回太谷，曾向宋蔼龄坦露了自己真正的家世。宋蔼龄一气之下先去了美国，而这以前他们是约好一块走的。但此说未必可信。 那是他们预备返回南京的前一天，孔祥熙把宋蔼龄带到离太谷5里远的程家庄。在一座简陋的四合院前，他站住了脚步。 “你带我看这个干吗？”宋蔼龄问。 “有些话我一直想对你说，埋藏在我心底有30多年了。” “什么？”宋蔼龄睁大了眼睛。 “小时候我家并不富有，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家，我睡在西厢房的土炕上，我甚至还捡过煤渣…… “你不是一直讲，是生在山西的首富之家吗？怎么会住这种房子，还检煤渣？” 孔祥熙向宋蔼龄承认那是他编造的，他向所有的人隐瞒了幼年时贫困的歷史。开始是为了面子，怕说出来被人瞧不起，但后来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证明我的财富都是祖传的，并非利用官职、徇私舞弊。 “你……你居然骗了我……”宋蔼龄嘴唇颤抖着。但看着孔祥熙那双含泪的眸子，却一句指责的话也说不出来。 上面这段对话，很可能是人们杜撰出来的。但关于孔氏的出身是贫穷还是富有，史学家们却一直争论不休。一般认为，孔祥熙出身在富庶之家，只是到他这一辈上他家已不算富裕；但他族中其他支脉当时仍极强盛、极有钱。不过，孔祥熙歷来对此缄默不语。 从太谷离去，他们又到了北平。夫妇二人倘祥在前门大街，游览了景山、北海和八达岭长城，还拜会昔日的亲朋好友。 北平的官员对这位已失势的前行政院长虽然还算热情，但热情之中却透着冷漠和怠慢。倒是几位原来官职不高又没有得到孔祥熙什么好处的旧交，对孔祥熙和宋蔼龄表现出了异常的热情。孔祥熙当然没有忘记他们，但回忆起自己在位时，很少照顾他们什么，甚至当时他们提出一些小小的请求，也被孔拒绝了，因此内心不兔有点内疚。回到宾馆，一向以沉稳老练、不露声色的孔祥熙再也忍不住地感慨起来。 “这有什么奇怪？人在人情在，人一走茶就凉。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宋蔼龄倒想得明白。 孔祥熙骂到：“屁！我就是要骂骂那些人，出出我这口恶气。骂那些得到我好处却故意冷淡我的人，骂那些没得到我好处也来亲近我的人。他们是在嘲弄我、讽刺我，说我过去瞎了眼，不分好坏人……” “别说别人，你不也是一样。”宋蔼龄在一旁说：“你在位时，不是一样趋炎附势么。你不是也巴结杜月笙吗？不是也巴结蒋介石吗？人吶！就都是那么贱。要不怎么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呢。” “美国人就不这样。”孔祥熙顶了一句。 “美国人？咱们是中国人！” “走，咱们明天就到青岛，那儿有美国人在等着我们。” 孔祥熙此时想到青岛不是偶然的。因为青岛是他步人政界的发祥地。那美丽的海滨、翻卷着的海浪，和他英姿勃勃的身影，那时是多么令人怀念的一段美好时光呵。孔祥熙还想起了当年鲁案公署的衙门，想起了潘益民当初相面时，给自己带来的希望与遐想。真的，那时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但潘益民当时却肯定地对孔祥熙说那绝对不是幻想。可现在呢，潘益民为什么不肯说出他最终的结局？莫非他真有先见之明？ 孔祥熙对宋蔼龄说出了他怀念青岛的原因后，宋蔼龄说：“亏你还是个留洋博士，还信相面那一套，不过闹着玩开开心罢了。” “可潘益民说得真很准呢。” “什么准？还是连唬带蒙。要说准，是因为你本身就具备这种素质。我从来不相信算命相面，自己命运如何只会在自己手中掌握。” 提起当年潘益民那挡子事，不过是说说罢了。真正使孔祥熙动身去青岛的原因，却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那时就在青岛，他们要去和柯克探讨去美定居的很多问题。其中有很多都需要柯克帮忙，因为他们觉得，和美国人打交道，要比和中国人打交道容易得多。 孔祥熙、宋蔼龄访美时，宋蔼龄和柯克将军有过交往。这位英国人的后裔对孔祥熙夫妇也有着很好的印象，所以当孔祥熙。宋蔼龄提出和他会面时，他当即愉快地答应了。 第250页 他们的会面在青岛海滨一幢德国式的别墅里如期举行，柯克将军的热情友好使孔祥熙在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您好，孔先生。”柯克首先伸出手来，令孔祥熙有点受宠若惊。要知道，从他太谷辗转北平以来，已饱尝了世态炎凉，这次和柯克会面，事先他也做好了心理上的准备。会面前宋蔼龄还告诫说，即使柯克将军傲慢无礼，我们也要忍耐，将来到美国用得着他。但孔祥熙从柯克那双和善热情的眼里，看出了他们之间依然没有距离。 宋蔼龄从一只黑色皮包里拿出一个精緻的花瓶对柯克说：“这是明朝万历年间景德镇烧制的。”随即，孔祥熙夫妇将花瓶送给了柯克将军。 柯克对中国悠久的歷史也略知一二，当然知道这只花瓶的价值。他连忙用不大熟练的中国话说：“实在不敢当！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我只好谦让不如从命了。” 当下他们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孔祥熙先没有直奔主题，而是详细谈了他认为美国军方感兴趣的一些东西。如国民党的财政和军事情况、工业潜力、港口建设、土地问题和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对峙，以及宋孔两家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当时他希望柯克能听明白，即使他孔祥熙不在位子上，他仍能够对中国的大事产生作用和影响。而且他对美国怀有友好的感情，不论什么时候都愿做美国忠实伙伴。 美国人表面上看起来天真直率，实际上也一样工于心计。对孔祥熙的为人和政绩，和中国打交道的美国高级官员当时都略知一二，柯克当然也知道。不过在今天这个会晤中，他不想谈及那些不愉快的话题。一是国共两党正在军事上作最后的殊死搏斗，国民党对外需要一个团结稳定的形象。再一个是因为孔祥熙答应到美国后为柯克将军在商业上的发展提供帮助。而作为回报，柯克也答应为他们在美国定居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会晤后，柯克在别墅里设宴款待了孔祥熙和宋蔼龄，使他们坚定了去美定居的信心。 “愿我们的合作愉快，干杯！” “干杯！” 三只玲珑剔透的高脚杯碰在一起。此刻，孔祥熙连续多日呆板的面容上，终于露出了由衷的微笑。 离开青岛后，他们乘船来到上海。并在他们上海的寓所里度过了夫妇俩在中国大陆上的最后一段时光。 在这期间，宋蔼龄在上海万国公墓拜谒了她父母的陵寝。苍松翠柏之中，几块石碑矗立，而碑前只有她一个人。宋蔼龄不像孔祥熙，大造声势地祭祖，以表示他的仁孝之心。宋蔼龄是以她的心来向父母的亡灵告别，她一个人来，就是表明她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此时的宋蔼龄也是心潮起伏，热泪涟涟了，因为明年就是她父亲逝世30周年。而明年她还能再回到这里为父亲祭奠吗？时光如梭，斗转星移，原来的满头黑髮已变得灰白，时间和歷史一样不可抗拒。国民党的腐败已使宋蔼龄感到，在和共产党的较量中前景不容乐观。那么她在有生之年还能再回此地为父亲祭奠吗？如果有可能，哪怕是百分之一的可能，她也要把宋家的姊妹们召集在一起，在明年父亲30周年逝世纪念时都来这里，以了却做儿女们的心愿。因为她宋蔼龄在家里是老大，是大姐姐呀！ 几天后，孔祥熙驱车和宋蔼龄来到上海虹桥机场。为了不引起更多的人猜疑，他们决定宋蔼龄先去美国，公开的理由是到美国治病。所以这次因私“出访”就没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在机场候机时，随从突然给宋蔼龄送来一封电报，宋打开一看是宋庆龄打来的。电报里除了祝她旅途顺利、到美国生活愉快外，还希望孔宋夫妇能认清形势，适当时回国为祖国的建设出力。 宋蔼龄心里不禁掠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庆龄妹”之感。的确，宋庆龄的话说到了她的心上，她是多么不愿意离开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啊。她不愿意走，可孔祥熙目前的处境，蒋介石对自己的成见又使她不得不走。正是在这种极其矛盾的情景下，宋蔼龄登上了飞机的弦梯。 飞机在跑道上开始滑行，速度越来越快，窗外的景象也变得一片模煳。宋蔼龄的思绪随着腾空而起直插蓝天的飞机，开始像大海一样翻腾。想当年，她5岁时候进入马克谛耶女校，在同级的中国女孩中是年龄最小的，可成绩却是最好的，被人誉为中国神童；15岁入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豆蔻年华，意气风发，成为中国大陆女孩中的姣姣者；学成回国之后，也曾立志报效祖国，在父亲和前辈的帮助指导下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歷经艰辛坎坷。孙中山自海外回国后，她被推荐当了孙中山的秘书。在那段难忘的岁月里，她跟随孙中山，也是日理万机，但却朝气蓬勃……可自从孙中山去世，她和孔祥熙一起和蒋介石联手后，情况就发生变化。虽然孔祥熙在仕途上一路绿灯，虽然她来蔼龄享尽了荣华富贵，又积累了万贯家财，但年轻时那种勃勃生机宛若隔世的梦幻。整天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或策划于密室、或立威于黑道；违心地拍蒋介石的马屁。不管他人的死活，明争暗斗，屈辱取荣，混灭了人性，最后却仍落得个孤家寡人似的，只能到异国他乡聊度余生，真是好不凄凉呀！ 她又想起孔祥熙。想当年那是一个何等有为的青年。出身虽不富贵但才华横溢，气度高雅谈吐不凡，也是立志要为国家为民族干一番大事业。可是后来，自从投身于蒋介石的麾下，学会了逆来顺受，于是八面玲珑瞒上欺下，政界都称他“哈哈孔”，变得又庸又俗，哪里还有一点当年的影子。蒋介石忘恩负义，孔祥熙也连个屁都不敢放，被人卖了还帮着别人数钱，等到真正明白了蒋介石的用心后已经什么都晚了。十几年来，孔祥熙为蒋家王朝尽心竭力，到头来却落得个妻离子散流落异乡，而蒋介石连一句挽留的话都没有！ 第251页 她又想，像蒋介石这样小肚鸡肠，一点容不得人；今天拉这个打那个，明天又拉那个打这个，喜怒多变反覆无常，恐怕好日子也长不了。看看他手下那些人，除了阿谀奉承熘须拍马之外，就是索贿受贿，有几个是真能干点实事的。国民党的江山完了，民国的气数尽了。所以走了也好，看你蒋介石还能蹦跶几天。宋蔼龄这般一想，心上倒宽慰了许多。 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宋蔼龄看的不错，蒋家王朝的气数已尽，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挽救他这个败局。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本质，决定了其必将灭亡。 1946年秋，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还能假惺惺地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并签订了一个“和平协议”。但很快，这个“和平协议”就被国民党军队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的炮声所撕毁。蒋介石自认为有美国的支持，自己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并扬言要在三至六个月内解决问题。但他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他领导的那个庞大的上层建筑早已腐朽，他手下的那些将军和士兵大多并不准备为他真心卖命。 于是，仅只打了几个月，他的所谓全面进攻就被粉碎了。但在南京的广播电台里，他得到的信息却是“国军获得了全胜，共军只剩下少数流窜部队”云云。 1947年秋，宋蔼龄走后不久的一天下午，孔祥熙接到了一份来自美国的电报。电报上说宋蔼龄在美国生了病，需要孔祥熙速去美国陪伴。 这种假电报的手法是过于幼稚了，其实也无所谓幼稚。蒋介石和孔祥熙都明白这是他们最后的告别，只不过孔祥熙是真的带着惆怅和眷恋去找蒋介石的，而蒋介石却没有那么多柔情蜜意。他正在国防部大骂他手下的将军们，骂他们无能，是饭桶！因为在前不久的苏北战场上，他手下的六个精锐旅被中共陈毅和粟裕的部队吃掉了。当时，他正准备立刻发动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蒋介石当时抬眼看了看孔祥熙，看了看这个满头灰发、眼睛浮肿、略显苍老体态肥胖的旧时搭挡，但没说什么，就在那封电报上批下了“同意”二字。 1947年深秋，孔祥熙就像天空中南行的孤雁，只身飞往美国，从此在中国政坛上消失了。 孔祥熙在中国的政坛上消失了，但中国的政坛并没有消失。就在孔祥熙走后的两年里，还上演出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最精彩、最雄壮的话剧。 蒋介石声嘶力竭地亲临指挥并没有奏效，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都失败了。他又损失了几十万人马，包括他最宠爱的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式装备的整编第七十四师。 剩下的事情就像被狂风吹起的海浪一样不可阻挡地向南京政府砸来。在经济上，由于内战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比孔祥熙在位时有过之而无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令人不可思议，最后变成一面袋纸币只能买回一袋大米；在政治上，派别之间的相互倾轧更加剧烈，蒋介石的心腹戴笠突然死于飞机失事，跟随蒋介石多年的陈布雷自杀身亡；对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的逮捕和暗杀也空前残酷。但所有这些此时只能更加激发人民越来越反抗国民党政府，同时地越来越坚定人民支持共产党的决心。 最重要的还是在军事上，重点进攻的战火停熄了不到半年，人民解放军就开始了与蒋介石的战略决战。中共毛泽东主度和蒋介石最后摊牌了。在辽渖、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绝望中的蒋介石又玩弄起“下野”的把戏，他推出李宗仁代总统去和共产党谈判，自己又像“西安事变”不久后回到奉化一样，回到了家乡看望自己的祖宗。但这次他不灵了。1949年4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发起了渡江战役。国民党精心设计、苦心经营的长江天险被一举攻破。蒋介石为拖延时间苟延残喘，妄图划江而治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他只好带着残兵败将逃到了台湾，做了一个偏安小岛的“皇帝”。 有人说孔祥熙失宠赴美对他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在他走后的两年中，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年后，新中国成立了。而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孔祥熙是惟-一个没有被中共列人战犯名单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并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中，给予她相当重要的职务。后来，宋庆龄曾几次写信给在美国的宋蔼龄，希望她能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或者回来看看也行。 但已不知当年是宋蔼龄还是孔祥熙的原因，抑或是他们的共同原因，反正他们没有回来。宋庆龄的那些邀请信也都如同石沉大海。 从此宋蔼龄再也没有见到宋庆龄，直到1973年她在美国病逝。 第十七章 子孙不肖 1.奢侈的孔令仪 孔令仪是孔祥熙宋蔼龄的大女儿。生于1915年12月，深得孔祥熙的喜爱。因为孔令仪不仅长得像孔祥熙，性格脾气也像。孔令仪长大以后，也最崇拜自己的父亲。 和她的三个弟妹相比，孔令仪是最老实的，这可能和她是老大有关。有了弟妹以后，她总是要谦让，所以和孔令侃、孔令俊相比，她在个性上要温顺、谦逊得多。有人讲过一个吃水果的故事，说孔家每餐饭之后都要吃水果，宋蔼龄为了不让孩子们挑肥捡瘦，就把苹果、梨、桔子等水果放在一个大盘里，“盘子依次转到每个人的面前，转到谁面前，谁就从最上面的拿起，碰到什么算什么。 第252页 有一次，当盘子转到孔令侃面前时，孔令侃发现上面的梨上有一个地方坏了，就说“我今天不想吃水果了。”盘子转到孔令仪面前，孔令仪没说什么，伸手拿了孔令侃不愿要的那个梨吃了起来。 结果转了一圈后，盘子又转到孔令侃面前，孔令侃又说，“我还是想吃点水果，”说罢伸手拿了一个好的。 孔令俊在一旁叫了起来：“这不公平，孔令侃骗人！” 孔令侃眨着狡黠的目光说：“这不是不公平，而是水果策略。” 高中毕业后，孔令仪考入上海沪江大学读书。在孔家四兄妹中，她是惟一没有进洋人大学读书的，对后来孔令侃、孔令俊等到圣约翰大学读书也没有怨言。 在政治上，她没有野心，她不像孔令侃、孔令俊那样爱出风头，又办公司又插手父母的事务。她曾经说“妈妈（指宋蔼龄）没有当部长、当经理，生活得不也挺好吗，干嘛非要去做官？” 孔令仪虽然不弄权惹事，但生活奢华，浪费惊人，完全是一副贵族大小姐的派头。她像孔祥熙一样，每天早上起来要喝燕窝汤，并备有各式高级点心。其中有很多是专门用飞机从香港运来的洋货。中午饭至少要六菜二汤。化妆用的香水、粉脂、唇油一律法国货，衣服一天一换，连洗澡粉都用英国的。 孔令仪出身豪门，又出落得娴静大方，自然就有人为她拉縴说媒。但孔祥熙、宋蔼龄对孔令仪的婚事管得很严。一般介绍的，他们都认为不合适，孔令仪也都不见面。他们觉得，像孔令仪这样的出身，不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不足以显示其身份。 最初，宋美龄曾找过宋蔼龄，说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就属胡宗南年轻而且是单身，和胡联姻还算是郎才女貌。宋蔼龄把美龄的意思说了以后，孔令仪不愿意。她见过胡宗南，觉得他是一介武夫，缺少温情浪漫，她可不愿意为了虚名而牺牲自己的青春。 后来又有人给她介绍卫立煌，卫立煌的妻子得病去世，也是孤身一人。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是陆军上将，也是蒋介石的宠将。孔令仪还是不愿意，她总觉得嫁给那样的人就像去做小老婆，年纪相差一二十岁怎会有共同语言呢？ 两次拒婚使孔祥熙和宋蔼龄明白了女儿的心，原来她不想找个老头子，而想找-个年轻的英俊小生。恰巧这时国民党新建的空军里出了个“英雄”，一下子又勾引起孔祥熙夫妇的女婿梦。 大军阀韩復榘手下有一个师长叫孙桐萱，孙桐萱有个4弟孙桐岗在德国学习飞行。孙桐岗学成后突发奇想，想独自架机从德国飞回中国，创造一个飞行记录。在得到了批准后，孙桐岗一人驾驶一架德国教练机从柏林起飞，飞越地中海、印度洋，最后安全在南京降落，当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一时间，慰问电和求爱信雪片般地飞向孙桐岗的驻地。 孙桐岗当时只有三十几岁，少年得志。孔祥熙刚从德国访问归来，又想当航空部长，因此对孙桐岗极为赏识，在家里吃饭时大加吹捧。当时财政部参事李毓万是孔祥熙手下做事，碰巧和孙桐岗的哥哥孙桐萱是结拜兄弟，听说了此事后就想从中牵线，想给孙桐岗和孔令仪做媒。孔祥熙本来就对孙桐岗颇有好感，就同意了让李毓万从中撮合，不料却引出了一幕不大不小的闹剧。 “大姐，”一次晚上孔令俊熘进孔令仪的卧室说：“你知道吗，李毓万那条老狗又拿你当敲门砖呢？” “什么意思？”孔令仪一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这两天天天到家里来，要把从德国开飞机回来的那个傻小子送给你做丈夫。” “有这样的事？” “我还骗你不成，爸爸都同意了。” “爸爸知道我不想嫁军人，为什么还这样做？”孔令仪委屈地泪水溢出了眼眶。 “这事不怨爸爸，都是李毓万那条老狗。他快50岁了，还是个参事，就想拼命讨好爸爸再捞个一官半职。我们也是叫过他叔叔的，他要是真为你好就应该先对你说。” “不怕，到时候我不同意，看他怎么办？” “那岂不便宜了那条老狗。” “那你说该怎么办？” 孔令俊眼珠一转，说：“有了，父亲不说，你就假装不知，早晚得捅破这层窗户纸。到时候，你就说不同意，他们也没办法。至于李毓万，我自有办法对付他。” 果然几天后，孔祥熙、宋蔼龄叫孔令仪去客厅，向她说起了孙桐岗的事。孔令仪当场拒绝。孔祥熙虽然有些恼火，但也无奈。宋蔼龄看女儿态度坚决，也没再说什么。叫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飞行员，也确是太委屈了她。孔祥熙、宋蔼龄都是明白人，知道强扭的瓜不甜。不过他们确实也为此烦恼，看着长大的女儿，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骨肉，平时宠得不行，什么都没有保留。怎么在婚恋问题上总像和父母拧着劲，简直像是陌路人一般。他们看上的，孔令仪一个也看不上，真不知现在的年轻人心里都想什么。你问她，她给你来个一言不发，你却急不得恼不得，真没办法。 再说孔令俊，实在咽不下这口恶气。其实，李毓万又没给她介绍对象，可是她觉得那比给她介绍对象还缺德。因为李毓万知道孔令仪平时为人谦和，就背后捣她的鬼，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姐姐头上，他又能从父亲那里买个好。于是报復的“阴谋”在孔令俊头脑里形成了。 第253页 一个月后，身在上海、南京两地的国民党财经官员和一些金融家、企业家，突然收到一份请柬，那上面写着：“兹订于x月x日四弟孙桐岗、长女友琴举行结婚典礼，敬请阖第光临。”落款是“桐萱李毓万拜。” 李毓万是财政部参事，又是孔祥熙的红人，写了请柬谁敢不去，去了又不能空着手。于是，各路大员纷纷准备礼金礼品，于那天来到李毓万住所，恭贺新喜。 那天正好是星期六。李毓万正换好衣服准备出去听戏，忽见门口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不一会儿，财政部的同事像商量好了似的蜂拥而进，连声拱手恭喜，弄得李毓万莫名其妙。 “喜从何来？”喜从何来？李毓万对前来贺喜的人问。 “令媛今日成亲，这婚姻大事难道不是大喜？”来客反问道。 “这……这从何说起，”李毓万的脑门上立马浸出了汗珠。他倒果有一女儿，今年芳龄17还未成年，更未与任何人谈起过婚嫁，怎么突然会结婚。 来宾拿出请柬，李毓万才知道这是有人在恶作剧，拿他女儿的信誉在恶作剧，不禁大怒，但又不知道该向谁发，因为来宾都是受骗上当者。而且，他们也觉得受了愚弄，一份假请柬害得花钱花功夫，准备了这许多礼金礼品。 事后，李毓万知道了这是孔令俊的诡计，但他忍了。孔祥熙是他能得罪的么？但他的夫人和女儿都不依不饶，非要到孔家评出个子丑寅卯，还女儿一个清白。还有就是孙桐岗，听到消息后也暴跳如雷。 不依不饶也好，暴跳如雷也好，把孔令俊、孔令仪放在一端，把李毓万放在一端，在孔祥熙心中谁轻谁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李毓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白白被孔令俊戏弄了一番，打掉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咽。他因此领教了孔氏姐妹的厉害，再也不敢在孔家家事上多嘴了。 世界上最说不清的恐怕就是婚姻。有的人天天见面，就是留不下一点印象；有的只见了一面，却象刻在心底，念念不忘；在旁人看来，好像是天生地设的一对，可他俩在一起时就是没那种感觉；而在旁人看好像根本不可能的两个人，往往却能奇蹟般地产生爱恋之情…… 孔令仪也是这样，千挑万捡。从陆军上将到名牌大学的博士生，从大户人家的公子到腰缠万贯的实业家，她一个也没看中，却在一个酒吧的舞会上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并且一见钟情。 说起来，那是在舞场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故事。一次孔令仪去跳舞，一个身穿黑西服、扎着黑领花的小伙子邀请她跳舞。那个伙子舞跳得不错，她只是随着他在舞池华丽的地板上旋转着。她和他挨得很近，她无意中瞧了他一眼，发现他正直视着自己，而且那目光像是过了电似的有几分热量。 跳完舞，他请孔令仪喝咖啡。要是在平时，她会断然拒绝。但那天不知为什么，她跟着去了。孔令仪对跟着她的随从说，“别跟着我，到外面的车里等我。” 他们坐在用隔断隔成的单间里喝着滚烫的咖啡。那小伙子说：“你显得很高傲。”她吃了一惊，从来没有哪个小伙子用这种审视的口吻这样评价她，她的浑身不由一颤。 “我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很少到这里来，但是……我希望明天还能见到你。”那小伙子接着又说。 孔令仪又是一颤，圣约翰大学，就是那所她想往已久的大学，就是弟弟妹妹都进的那所大学，她觉得和这个小伙子的距离感一下子消失了。 “再跳一会儿好吗？”小伙子显然向她发起进攻。 “不，”她把脸一变，又拿出了她平日里惯有的冷漠和高傲，“我要回家。” 可那天晚上，她却怎么也睡不着。小伙子身上散发出来的青春的气息，一头自然的捲髮和那双像美国人似的蓝色的大眼睛总是从她心底向眼前浮来，令她久久难以忘怀…… 第二天她去了，他果然在那里等她。 等到孔祥熙、宋蔼龄发现了孔令仪的秘密后，已经晚了。孔令仪已坠人了情网，而且如痴如狂。 孔祥熙通过他的耳目把这个小伙子的情况弄得一清二楚。小伙叫陈纪恩，今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父亲是一个舞场乐队的指挥，也曾留过洋，家里却一贫如洗。 孔祥熙、宋蔼龄决心阻止孔令仪的冲动，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服女儿不能和陈纪恩这种人交往，更不能和他结婚。 一向顺从的孔令仪因此和父母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 “令仪，”孔祥熙苦口婆心地说：“你爸爸是行政院长，又是中央银行总裁、财政部长，你和什么人结婚，决不单单是你个人的事，这关系到国家的利益你懂吗？” 宋蔼龄说：“令仪，陈纪恩虽然是个大学生，可他父亲只是个乐队指挥，家里没有一点背景，和我们这种人家门不当户不对。和这种人家结亲，是要被人耻笑的。” 孔祥熙、宋蔼龄说了半天，孔令仪一言不发。气得孔祥熙直翻白眼。 “好吧，这件事你再想想。爸爸妈妈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是认真的，也是明确的，不同意你继续和陈纪恩来往。”宋蔼龄又强调说。 “爸，妈，我也再说一遍，我也是认真的！他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当即孔令仪一字一句清楚的回答。 第254页 “可他们家……” “他们家怎么啦？”孔令仪也被逼急，站起来说：“你们无非是说他们家没钱，没势没地位。可这些我们家全有，你们可以给他。可他人生的漂亮，性情温柔，能体贴关心我，能明白我的心。这些，谁能给我呢？你们找的人能给我吗？不管你们怎么说，我跟他跟定了！” 孔令仪说完一甩手走了出去，房门“咣”的一声被重重地关上。 这一声重重的门响使孔祥熙和宋蔼龄清醒了过来。他们终于明白了，他们已经无力阻拦孔令仪和陈纪恩的交往，无力切断孔令仪与陈纪恩的恋情。事已如此，他们只能听其自然了。 不久，陈纪恩被孔祥熙任命为国民党中央银行业务局的副局长。可谓飞黄腾达，令他的同学咋舌（他的同学能进中央银行也只能是个小小的办事员）。上班没几天，又被公派美国，成为中央银行在美国办事处的业务代理。 孔祥熙、宋蔼龄这样安排可谓煞费苦心。不知底细的人都以为孔令仪找了个门当户对的大官。在舆论上面子上过得去。但一般人又见不到这个女婿，因为孔家已宣布，孔令仪和陈纪恩的婚礼将在美国举行。 孔令仪心花怒放，和陈纪恩去了美国。宋蔼龄要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的妻子，主持财政部妇女工作队，连夜为其制做嫁妆。一个星期后八个大樟木箱的嫁妆被送到重庆的珊瑚坝机场，孔祥熙包了一架专机，将这八箱嫁妆送往美国。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这架专机起飞不久，便一头裁到了山上。八大箱嫁妆连同那架飞机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孔祥熙和宋蔼龄又叫人赶制了六箱送到了美国，这才觉得了却了父母的一桩心愿。 那时下是1943年，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新闻媒体对国民党上层的腐败丑行不断有所披露。而孔家因身居高位，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就在运送嫁妆的飞机失事后不久，长沙《大公报》就以“谈孔小姐飞美结婚”为题，对此事做了评论，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令仪乘飞机赴美的花费（暂以损失一架飞机计算），可以使2000名灾民一年有吃有穿，还可以使他们维持简单再生产。如果把孔令仪的全部花费加起来，是可以救济万人以上的难民。第二是财政部连夜为其加工制做嫁妆也实在令人惊嘆。如果把财政部两次为孔令仪制做嫁妆的人力用来赶制前线将士的服装，大约供应两个师的被服不成问题。如果用这笔款子建一所大学，那么在决定了校长之后，只需聘任教授，出示招生gg就够了。” 《大公报》的抨击，引起了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响。试想在灾民于苦难中呻吟、前方将士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孔，祥熙和宋蔼龄为女儿赶制嫁妆，耗费财政部的人力物力，然后计在财政部的帐上。如此贪赃枉法，怎能不令人愤慨！ 孔令仪陈纪恩在美国呆了两年，抗战胜利后又回到中国。虽然他们不像孔令侃那样横行霸道、耀武扬威，但也利用孔祥熙来蔼龄的关系和影响，结党营私，中饱私囊。 为了使自己占稳脚根，孔令仪把过去她的老师黄应荣拉进中央信託局，并担任了法律顾问；把她的小姐妹的男朋友拉进了中央银行，当上了部门经理。陈纪恩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亲朋好友纷纷跟着他进入中央银行。从处长科长到办事员，到处安插亲信。即便后来孔祥熙逐渐失宠之后，在一段时间里仍是如此。以致有人讥讽到：现在中央银行、中央信託局是“无孔不入，非孔不进”。可见孔祥熙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们几个子女在继续左右和影响着国民党政权的财政金融。 其实，孔祥熙之所以能死而不僵，除了他几个儿女能兴风作浪外，他长期以来培养的亲信也渗透在国民党政府的各个部门，特别是财经和金融部门，这是他的后任所一时无法改变的。 孔祥熙在位10余年，共培养了自己的三大势力。一大势力是山西派，即原来孔祥熙在山西办学时结识的一帮朋友。二是上海派又称公馆派，即孔祥熙任财政部长时和孔祥熙宋蔼龄关系密切的上海金融界的一些关系朋友。三是儿女派，即通过孔令仪。孔令侃、孔令俊等人结交的一大批少壮派。这帮人都听孔祥熙的指挥，为其尽心尽力。 孔祥熙对原来山西的老乡极力纵容包庇。孔府官邸秘书处有个叫高晓楼的，是山西人，后来被另一个秘书陈延祥代替。陈延祥和孔令俊关系极为密切，他倚伏孔令俊的势力，想证明自己的忠心，就搜集了高晓楼的一些领污材料，向孔祥熙报告。因事实确凿，孔祥熙只得把高撤职。哪想到高晓楼在闲荡了一段时间后，突然被任命为财政部人事司司长。财政部内议论纷纷，皆敢怒不敢言。后来人们知道了，高晓楼是孔祥熙所办的铭贤学校的学生，又是孔的同乡，孔祥熙并不掩饰自己任人唯亲的做法。他在一次财政部召开的会议上说：“有人攻击我，说我喜欢用山西人。不错，我是在中央银行和中央信託局里用了大批山西人。在全世界，最会理财的是犹太人。在英国，最会理财的是苏格兰人。在中国，最会理财的就是山西人，所以我要用他们。” 孔祥熙对自己的部属都如此袒护，更不要说对自己的儿女了。因此，对新闻界的批评和舆论界的指责。他一概置之不理，这也为他以后的倒台埋下了伏笔。 第255页 2.霸道的孔令侃 1933年9月，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学。新生们欢天喜地地走进大学宿舍不久，便发现在二楼靠东头有一间空房。不久，这间空房里住进了一个相貌平平的男孩儿，灰布大褂，圆口布鞋，和大多数新生一样。 一个新生住了一个单间，消息像长了翅膀立刻飞遍了校园。要知道，别说新生就是四年级学生也都是两三个人一间宿舍，只有老师才可能一人住一间屋子。一个新生怎么可能住单间呢。不久，谜底揭穿了，原来这个看上去其貌不扬的男孩儿，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 孔令侃生于1916年12月10日，是孔家的大公子，在家排行老二。 后来人们渐渐发现，不仅仅是住单间，孔令侃比任何学生都享有特权。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学校的规章制度、校纪校规对他都如一纸空文，连美国校长都敬畏他三分。 如学校规定学生在校读书期间必须住校，不得在校外留宿。孔令侃当时刚学会跳交谊舞，舞瘾极大。每天晚上都出去跳舞，还常拉着一些漂亮的女同学一块去，一跳就跳到深夜。学校每晚11点关门，孔令侃就从墙上跳进去，有时干脆就在外面过夜。他有的是钱，想到什么旅馆住就在什么旅馆住。开始还有同学反映，看到校方对此装聋作哑，也就没人管了。 一到星期天早上8点，必定有两辆轿车开到校门口接孔令侃回家。一辆孔令侃自己开，一辆上坐着几个“保嫖”。学校的学生和一般教职员工都在大灶吃饭，校方官员和一些教授吃小灶。为了照顾孔令侃，校方特别允许他吃小灶。可只几天，孔令侃就受不了。从小花天酒地的孔令侃觉得小灶的饭菜实在难以下咽，就和宋蔼龄讲学校伙食不好，叫家里到宾馆订饭送到学校里。于是，只要孔令侃一个电话，到时就有人用车专为他送饭送菜，风雨无阻。 存在决定意识，环境改造人，孔令侃从小就受骄宠。但孔祥熙、宋蔼龄对孩子管束得还比较紧。而到了大学，就可以天天不回家看老子的脸色，周围又全是阿谀奉承熘须拍马，孔令侃越发唯我独尊，飞扬拔扈，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到了大学二年级，他把宿舍里原来的旧家具换了个遍，重新布置购买了转椅、沙发、弹簧床，地上铺上了地毯，墙上挂上了壁画，并配备了电唱机、收音机等，伊然像一个高级酒店的客房。 孔令侃虽是个执绔子弟，但也颇有点野心，这可能是从爸妈那里继承而来。在圣约翰读书时，他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起名“南尖社”。把那些成天在他四周左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同学“团结”起来，以便形成自己的势力和网络。从这一点上讲，孔令侃比之孔祥熙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据说为这个团体取名时孔令侃还颇费了一翻脑筋，他不学无术，自然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而他的左右提出的名字，也没一个让他满意。就在这时，孔祥熙第一次出访欧美归来，给他带回了有关希特勒和德国纳粹的消息。孔令侃对希特勒组织的纳粹党很感兴趣。于是，他就别出心裁地用德语nazis（纳粹在上海话中与“南尖”极相似）的译音做为这个团体的名字，“南尖”之名由此而来。 南尖社成立初期，并没有多少成员。除了那些想抱住孔府大腿的小人外，就是孔府里的一些闲杂人员。但自从孔令侃大学毕业，在政府里任职后，南尖社就迅速扩大了。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很多人不论经商做官，都要走孔府的关系。而孔令侃就是孔府的“继承人”，谁愿意为加入一个不疼不痒的“南尖社”，而得罪孔大少爷呢？！ “南尖社”只是孔令侃自己鼓捣的玩意儿，使孔令侃真正走进政界和商界的当然不是“南尖社”，而是孔祥熙。 宋家三姐妹，只有宋蔼龄有两男两女，而孔令侃就是宋家三姐妹最早的子嗣。宋美龄、宋庆龄包括蒋介石都时不常地恭维几句。所以孔令侃大学一毕业，就当了南京政府的“特务秘书”。这个职位原本没有，是专为他而设，也不好评什么级，实际上的权力却大得很。孔祥熙为了“锻鍊”孔令侃，常拿一些公文让他审阅，并教他批改公文。后来孔祥熙觉得这样还不行，孔令侃在政界要这样混下去还很难较快发展。就又和宋蔼龄商量，出了一个主意--在上海孔府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就叫孔府办事处，由孔令侃负责。 孔令侃即刻把自己在大学一些要好的和“南尖社”的一些好友邀到办事处，组成了一套办事机构，孔令侃当主任。孔祥熙又派了一个自己多年的亲信王梁甫当副主任。下设机要、秘书、财务、总务4个组。 就这么折腾了一阵子，孔祥熙觉得孔令侃积累了一些政治经验，就想让其进入商界。孔令侃也对成天看公文、写文件、上传下达极为厌倦。碰巧，这时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中央信託局，由财政部领导，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或和国家有密切关系的信託业务。财政部还准备一次投给其启动资金100万元。中央信託局成立时，孔祥熙任理事长，张嘉璈以中央银行副总裁的身份兼任局长。不久，张嘉璈被挤出金融局，孔祥熙就有意让孔令侃顶这个肥缺。 可那时，孔令侃刚刚20岁，一下子当局长显然还不行。于是孔祥熙就想找个岁数大、老实听话的人当个傀儡局长，而让孔令侃掌握实权，他在幕后操纵。财政部的人和金融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孔祥熙的这种意图，结果有点本事的不愿意来，想来的孔祥熙又看不上。要说也是，说是让你当局长，上有孔祥熙、下有孔令侃，有好事是人家的，出了麻烦就得往自己身上揽，谁干吶？！ 第256页 找来找去没有合适的人，孔祥熙又不敢让孔令侃干，最后就把皮球踢给了蒋介石。还是蒋介石老谋深算，他没用孔家势力范围里的人，而是任命了一个蒋介石的同乡，叫叶琢堂的人当了局长。这个叶琢堂是个明白人，知道县官不如现管，到了中央信託局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孔府拜见孔祥熙和宋蔼龄。不久，抗战爆发，中央信託局由上海撤到武汉，又由武汉撤到香港。到香港后，叶琢堂任命孔令侃为常务理事，主管中央信託局的业务和人事大权。那时孔令侃不过二十四五岁，却成了中央信託局的太上皇，大事小事都要管，于是叶琢堂倒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局长。 轻易到手的巨大权力使孔令侃更加狂妄自大。除了少数个别人，如蒋介石、宋子文、杜月笙、叶琢堂外，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对一些曾支持蒋介石上台的江浙一带的财阀，直唿其名一点不留情面。当时的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曾发牢骚说，这位孔大少爷给我打电话，就像训孙子一样，一点礼貌都不讲。要知道，我和孔祥熙是同辈份的人吶。 孔令侃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到处横行霸道。抗战爆发前，他有两部车子，尾号都很怪，是一连3个7。他经常驾车在上海和南京的大街上横冲直撞，警察后来都知道这个号码，所以任其违犯交通规则，无人敢问敢管。据说还有一次财政部正在办公，忽然从秘书办公室里传出枪声，大家惊恐万分，以为发生了意外事件或来了土匪刺客。后来才知道，孔令侃的抽屉里常年的放着两把左轮手枪，那天他突然心血来潮，说要和人比枪法，便从抽屉里掏出手枪，打办公室天花板上的灯泡。 孔宋两家有矛盾，孔令侃对宋子文也一点不客气。他最崇拜蒋介石，而对宋子文则没放在眼里。小时候，宋子文常来看他，给他买些玩具、糖果，他还能叫声舅。长大了，他反而不叫了。他称宋子文为“tv”，即宋子文英文名的缩写。幸亏那时没有电视（电视的英文缩写tv），不然要闹出更大的笑话。有一次孔令侃听说美国市场猪鬃紧俏，就赶快叫人去收购猪鬃，准备运到美国发一笔横财。不料几天后手下的人报告，说猪鬃收购困难。孔令侃一了解，原来宋子文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正派人四处收购。他马上打电话给宋子文，让其让出一块地盘，让让他这个外甥，还说好处大家占、有钱你我分之类的话。 宋子文一直就看不惯孔令侃那股横不讲理的劲。自从孔令侃踏入政界商界后，除了必要的应酬，从不和他说话。这次收购猪鬃一事，自然不会相让，就回电话搪塞说，猪鬃收购一事他并不清楚，如查明和孔家有冲突之处，自会妥善处理。 孔令侃见宋子文不买帐，就直接驱车来到宋子文的办公室，和宋大吵了一顿，并布置手下的人到贵州云南等地收购，如遇到宋子文公司的人作对，就砸车绑人，然后一切由他负责。 后来，宋子文找到孔祥熙，二人商讨后最后划定了势力范围。四川、广西由宋子文收购，云南、贵州由孔令侃收购，才算避免了一场拳斗。 孔家有个习惯，每天晚上要搓麻。孔祥熙不爱玩麻将，主要是宋蔼龄，还有几个是孔家的好友。如清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盛升颐夫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夫妇和税务局长樊光夫妇等，其中属盛升颐夫妇来得最勤。盛升颐的妻子虽已年近40，但保养得极好，看上去就像30岁左右一样，而且性格外向，极善辞令。只要她一来，满屋子就听她一个人在说话，而且她生得标緻，皮肤极白，人称“白兰花”。 孔令侃和“白兰花”可谓“一见钟情”。尽管他们年龄相差十几岁。盛升颐常来打牌搓麻，孔令侃就和“白兰花”藉口散步出去约会。开始还只是搂搂抱抱，不久便上了床。孔令侃是个色鬼。以前，只要是漂亮的女孩，他总要想办法弄到手，到后来玩腻了，就觉得女孩子没劲，还是结过婚的女人更有魅力，就专门和有夫之妇约会。在和“白兰花”之前，他曾经看上宋子文妻子张乐。冶的妹妹，鬼混了几次之后便提出要结婚。当即孔祥熙、宋蔼龄和宋子文、张乐恰听后都大吃一惊，觉得这绝对荒唐。孔祥熙、宋蔼龄夫妇专门找孔令侃，就这件事和他谈，并列举了种种不妥的理由，说明这件婚事的不合理性。孔令侃听后说：“娘舅怕什么，讨了他的小姨子，我和他（宋子文）不就平起平坐了。”当时，弄得孔祥熙和宋蔼龄哭笑不得。但在他们的强烈反对下，孔令侃的计划终于未成。另一方面，张乐恰的妹妹当初就不情愿，后见孔宋两家都真的反对，也就大着胆子拒绝了。实际变成了孔令侃剃头挑子一头热乎。好在孔令侃也多变，很快他对那位“小姨子”失去了兴趣，又开始向别的女孩发动进攻。 可以说，“白兰花”是孔令侃遇到的所有女人中，最令他销魂。最令他动心的一个。她特别能理解（或者说操纵）孔令侃，知道怎样逢迎。她比孔令侃大十几岁，有着多年的生活阅歷和交际经验，经常能为孔令侃出谋划策，并在孔令侃最需要帮助时，出现在他面前。 “白兰花”属于那种交际型的女人，她也清楚的知道和孔令侃的相遇，可能是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机会。否则，就可能永远呆在盛升颐那死气沉沉的家中。孔令侃年轻英俊，充满了活力，而且前途无量。和孔令侃相比，盛升颐像是一具披着一层华丽外衣的殭尸。因此，她使出浑身解数，百般妩媚，赢得了孔令侃对她的好感和信任。 第257页 一天，盛升颐又携“白兰花”到孔家打牌，中途盛升颐觉得身体不适先回去了，说好了打完牌由孔家送“白兰花”回家。午夜两点，宋蔼龄觉得有些乏，便招唿收桌。吃过几道广东小点心后，几位牌友纷纷起身告辞，孔令侃主动提出要送“白兰花”回家。 孔令侃将车开到了自己的一幢别墅前，二人便进屋洗浴上床甜蜜一番。尔后，“白兰花”不知为何流下泪来。一时令孔令侃迷惑不解。他将心上人搂在怀中，一边为她擦泪，一面说：“美人，为什么要流泪？” “白兰花”说，盛升颐已听到了些风言风语，近日来对她横眉冷对。今天要不是宋蔼龄打电话来，他是绝不肯带她来的，而且来之前还说，要是发现她有什么不轨，决不放过。 孔令侃听后笑到：“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有我在你怕什么，那个老傢伙要敢对你非礼，看我不砸扁了他！” 白兰花说：“我知道你对我是一片真心，可我毕竟是盛的妻子。这事要公开了出去对你我影响都不好，不如就此了断了吧。” “不！”孔令侃说，“我决不会让你离开我。我想好了，我要你和他离婚，我要娶你。” “白兰花”一听心里像吃了蜜似的，她要的就是这句话。 “你和我结婚，你妈妈宋蔼龄会同意吗？” “我的事他们管不着。” “我怕…” 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孔令侃下定了要娶“白兰花”的决心，上一次要娶“小姨子”未成的创伤，开始在他脑海中浮现……这一次，他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目标。 说是这样说，但一想到孔祥熙冷冰冰的面孔和宋蔼龄的心计，孔令侃还是有些担心。毕竟，他翅膀未硬、羽翼未满，离开老爹老娘还不能闯天下。通过张乐恰妹妹的事，他也明白了孔祥熙、宋蔼龄的意图，是想让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名门闺秀。当时也确有不少热心人给他介绍，他出人交际场所也认识了不少漂亮女孩。可说实在的，他觉得那些女孩子大都有一股子令他讨厌的做作，而那些不大做作且能大胆向他表示“爱情”的又都浮浅粗俗。他已隐约感到孔祥熙和宋蔼龄不可能同意这桩婚事，况且，“白兰花”还没有离婚。而要想让“白兰花”离婚，自己首先就要做出承诺。 孔令侃和“白兰花”秘密约会同居的事终于暴露了。那是一天晚上，“白兰花”对盛升颐谎称去戏院看戏。盛升颐派人暗自跟踪，终于发现了她被一辆黑色轿车接进了一幢洋楼里。不久，在国民党上层的家庭里，孔令侃和“白兰花”的事就成了热门话题，盛升颐也和“白兰花”摊了牌。“白兰花”哭着去找孔令侃，不料孔令侃正在家中受到孔祥熙的训斥。 孔令侃也有个怪脾气，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弄到，想办的事一定要办成。那时，武汉已被日军占领，孔祥熙随国民党政府一起去了重庆。孔令侃则被派到香港，做为中央信託局（该局当时设在香港）的代行理事长替孔祥照行使职权。孔令侃到了香港以后，办了一个刊物《财政评论》，办了一份报纸《星报》，利用这一报一刊为孔家歌功颂德。为了能及时和重庆联繫，孔令侃违反港英当局的规定，在《财政评论》办公楼里秘密地设立了一部电台。不料这部电台被港英当局查获，而孔令侃却利用这一事件和他心上的美人“白兰花”成婚，因祸得福。 当时港英当局允许重庆政府在港设立的电台有两个：一个是中央银行的电台，设在罗湖深圳边界；一个是戴笠军统在西环海岛上军火库内设的。其它一些驻港机构要想开展无线通讯业务都要到交通银行公开设立的中国电报局办理。孔令侃觉得那样做不方便，特别是他想独立地搜集整理一些有价值的军事、经济情报及花边新闻，直接发给孔祥熙和宋蔼龄，这就必须设自己的电台。 孔令侃设立秘密电台用密码向重庆发报的情况被日本在香港的特务发现了，这些特务多次截获了孔令侃的电报，在拿到了确凿的证据后，开始向港英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查办。 一天上午，港英当局出动警察突然包围了《财政评论》办公大楼。不到一小时，就将孔令侃私设的电台、密码及有关资料起获，并带走了几名工作人员。孔令侃当时就在楼上，也束手无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手下的人被英国人带走。 更糟的是，第二天香港的几家报纸几乎同时报导了这一消息，说是破获了一个间谍情报电台，这一下孔令侃真有点跳进黄河洗也洗不清了。他想说自己不是间谍情报电台，人家反问他，不是间谍情报，为什么偷偷摸摸？为什么不到公开营业的中国电报局去发电报？ 孔令侃自知理亏，在香港这个地方，又没人买他的帐，他真有了落魄之感。于是，他捨出血本，向经办这件案子的港方人员大量行贿，又委託律师办理罚款交保手续。 港英当局查来查去，也觉得难以处理。一是《财政评论》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信託局办的，案子涉及到中国政府；二是该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孔令侃是孔祥熙的儿子。于是，港英当局就把该案的全部案卷和证词都移交给了中国驻香港的外交代表，并表示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但孔令侃明知故犯，不能原谅，希望中国政府将其调回。 第258页 消息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指示要孔令侃回重庆，当面说清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宋蔼龄怕孔令侃一回来会成为众矢之的，一旦威信扫地就很难再爬起来。就说通了宋美龄，让孔令侃去美国留学。 这时孔令侃突然想起了“白兰花”，就给“白兰花”发电报，让她速来香港。 “白兰花”自然心领神会，立即从重庆坐车到昆明，又从昆明转道去了香港。 1939年秋的一个早晨，一艘美国公司的客轮在香港起锚了。在头等舱的房间里，孔令侃和“白兰花”相对而坐。茶几的花瓶上插着一束鲜艷的郁金香，空气中飘浮着温馨与甜蜜。 几天后，船行至马尼拉，孔令侃突然对同行的几个随从说，他要在马尼拉与“白兰花”结婚。孔令侃的这一举动令他的随从大吃一惊，他们都知道孔祥熙和宋蔼龄是坚决反对这一婚事的，他们原以为孔令侃叫“白兰花”来，只是为旅途枯燥解闷。 在马尼拉港，孔令侃打电报给宋蔼龄，通报了他的婚事。他早想好了，来个先斩后奏，生米煮成熟饭，同意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反正我们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了。 为了把婚礼办得像点样，他还事先托在马尼拉的朋友帮他在一个旅馆租了个房间（船在马尼拉停了两天），并请了一个牧师做他们的证婚人。 宋蔼龄在重庆接到孔令侃的电报后，立刻打电话给孔祥熙，孔祥熙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嘴里嚷到：“孽种，这个孽种！”宋蔼龄在电话里说：“光骂有什么用，得赶快想个办法。”孔祥熙说：“叫他立刻回香港，美国的事不办了。” 还是宋蔼龄沉得住气，她立刻通过关系弄清了孔令侃在马尼拉的地址，然后发了一封措辞恳切的电报。大意是让孔令侃冷静下来，认真对待婚姻大事，并再次明确表示不同意这门婚事。 无奈这封电报发出后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就在孔祥熙、宋蔼龄焦急地等着马尼拉电报的时候，孔令侃和“白兰花”已在旅馆如期举行了婚礼。 孔令侃去美国是被迫的。这是他一生中极少遇到的情况，因为有“白兰花”，他才答应了这个要求。否则他是一定要回重庆的，看看那些“正人君子”能把他怎么样。 孔令侃和“白兰花”漂洋过海，一路上花红柳绿，到了美国也根本没心思读书。无奈宋蔼龄发了脾气，拿不到哈佛大学的硕士文凭就别回来见我。孔令侃只好硬着头皮去读书，在“白兰花”问题上已经弄得老爹老娘很没面子，这学习的事说什么也得顺从。 可此时的孔令侃哪有心思坐下来读书呢，在教室坐了两天，就比坐了两年还难受。晚上他逛夜总会，早上就起不来，懵懵懂懂地赶到教室，老师的话一句也听不见，满脑子里还是在宇宙灯下大幅度摇摆扭动的红男绿女，这时“白兰花”给孔令侃出了个主意，说你真不想读也没关系，以孔家的势力和影响，找个替身应该说是毫无问题的。孔令侃一拍大腿说，是啊，这一层我怎么没想到呢。于是，他想起了吴方智。 吴方智原是中央信託局在香港的一个职员。广东汕头人，大学毕业，英语讲得极为流利，脑子也很灵光。因和孔令侃年龄相仿，平时还能和孔令侃说上活。 孔令侃立即发电报到香港，叫他速来美国。吴方智见到孔令侃的电报，自然不敢怠慢，立即乘船来到美国。到了以后才知道孔令侃要他来是为了当替身。 孔令侃按事前和“白兰花”商量好的办法，让吴方智用孔令侃的名宇在哈佛大学缴费註册，攻读硕士学位，并对吴许愿说，这次拿到学位，帮了孔令侃的忙，将来一定重用。 吴方智出身贫寒，能为孔令侃这样的大少爷效力也心甘情愿。于是他寒窗苦读，发奋忘忧；加上聪颖的天赋，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学位文凭。但文凭上的名字却写着孔令侃，当孔令侃把文凭捎回重庆时，孔祥熙和宋蔼龄还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以为这个捣蛋的儿子改邪归正了。 “拿到”文凭后，孔令侃怕吴方智久居美国会带来麻烦，就让他回到了香港，并给了他一笔酬劳。抗战胜利后。孔令侃将吴方智提升为中央信託局购料处副经理。当时，一些知情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地下硕士。 孔令侃在美国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时期。在太平洋战场，美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并在中途岛、瓜岛等战役中重创日军，从海上完成了对日本本土的包围。苏联则进行了史达林格勒保卫战，首次取得了一次歼灭德军精锐30万人的重大胜利，从此扭转了苏德战场的局面。在北非，蒙哥马利领导的英美联军重创隆美尔的德国坦克部队，并一举攻占了义大利的门户西西里岛，这一切都表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孔令侃利用孔宋两家的努力在美四处活动八方串联，争抢美国各大公司在中国产品的经销权，为在抗战胜利后取代日本在华地位的美国商人铺平道路，也为自己将来大发横财奠定了基础。 1945年，宋美龄访美，孔令侃担任了宋美龄访美代表团的秘书长。孔令侃利用这个机会，同美国着名大公司进行洽谈，并取得了很多大公司在华经销其产品的合同，为其回国建立扬子公司创造了条件。一年前，他的老爹--执掌国民政府金融大权的孔祥熙因群起而攻之，被蒋介石解除了职务，孔令侃从政的阶梯失去了支撑。他本来还雄心勃勃想杀进政府为孔祥熙挽回面子，但宋蔼龄劝他，官场污浊，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不如趁现在年轻干一点实业。于是孔令侃回国后，利用孔家的财产和影响，利用自己在美国多年建立的关系，在抗战胜利不久开办了一家扬子公司。 第259页 扬子公司由孔令侃独资经营，实际上背后却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背景。这事说起来叫人难以理解，孔宋两家的矛盾由来已久，怎么会在扬子公司上又利益一致呢？其实不然，孔祥熙被撤职后，宋子文接替了孔的位置，就像10年前孔祥熙接替宋子文一样＊年又掉了个个儿。二人自然是水火不相容。关键是宋美龄。她一生不能生育，蒋经国、蒋纬国已渐渐长大成人，她急需在下一代中找几个侄辈的来与之抗衡。宋氏一门几个兄弟，都是晚婚而且儿女稀少，只有孔家人丁兴旺，而其中孔令侃又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因此宋美龄对孔令侃“情有独钟”，并极力培养他来与蒋经国、蒋纬国抗衡。 而且，当时宋蔼龄对宋美龄的影响也起了一定作用。到美国定居前，她曾专程拜访宋美龄，姐妹俩相对垂泪，心潮难平。临了宋蔼龄拜託宋美龄，多多关照自己留在大陆的儿子，当下宋美龄自然应允。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种背景，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才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崛起，大赚其钱，成为上海滩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孔令侃做生意，既有从老爹孔祥熙那里继承过来的手腕，又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如炒外币美金当年就是孔祥熙的拿手好戏，可轮到孔令侃手里。他玩起来也一点不比他老爹差。 抗战后，外汇由中央银行统一管理经营，外汇价格由官方规定。当时1美元合法币1.2万元。但不久黑市涨到1美元换法币4万元。孔令侃一看这里头有油水可赚，就想尽办法套购官价外汇美元。他通过宋美龄，一次就搞到几百万美元。他还将2辆进口高级轿车送给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外汇部主任就源源不断的将平价美元卖给孔令侃。靠着这近千万美元的外汇，孔令侃在美元市场上进行炒做并大发了一笔。不过，孔令侃赚钱最多的，还是走私和汽车生意。二战期间，美英等国全力以赴进行战争，民用轿车生产都停业了一个时期，于是二战结束后便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为了保障供应，美英等国组织了汽车联合会的垄断组织，规定了汽车销售的两种价格，即组织成员可买到平价车，而非组织成员则要到市场上去买高价车。孔令侃发现了这一差价，立即在汽车生意上动开了脑筋。他翻开了所有关系单位中曾经和扬子公司、中央信託局有过业务往来的通讯名录，终于找到了利威汽车公司。 利威汽车公司是在香港註册的一家英国企业，是美英汽车垄断组织的成员，在上海经营汽车已有100多年歷史。为了能达到打人汽车垄断组织，搞到平价轿车的目的，孔令侃用130万美金将利威汽车公司95％的股权买下。孔令侃买通了利威的老闆后，却没有到香港去变更股权登记。所以从表面上看，利威还是英国的一家公司。 孔令侃这样做是有目的。这既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使一些竞争对手弄不清他的真实意图，又可以在表面上保持利威英国企业的性质，必要时又可以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于是，利威公司成为孔令侃在商战中的一件“秘密武器”。 孔令侃在操纵控制了利威公司后，很快通过其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关系，购进了一批美英生产的新型轿车。要使这批汽车在黑市上卖出好价钱，当时孔令侃也颇动了一番脑筋。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凡是新车，其销售都不能超过一定的最高限价，旧车可不受限制。美国法律又规定，只要车里放有猫或狗，就说明这辆车已不是新车而是旧车了，价格也不再限制。 孔令侃发现了这个破绽后，就去买了些猫和狗，放进购买的新车里，然后以高出新车最高限价几千美金出售。当时美国的汽车市场是供不应求，尽管孔令侃的价格较高、购车者仍十分踊跃。由于车里有了猫或狗，官方又不能说这是新是旧（实际上就是新车），孔令侃就靠这种手段大赚了一笔。 另外，英、美汽车厂还有一种规定，凡是从中国去英美的人，不分国籍，只要与利威公司签有合同，事先由利威公司以电报形式向汽车生产厂家预约，这个人到达纽约或伦敦后，可以凭合同按优惠价格购得汽车1辆。这种办法被英美商人称为“本上供应”法。孔令侃在这上面也大做手脚。他派人了解即将到欧美定居的人员情况，然后选择对象，许诺说谁能与利威公司签订假的“本土供应”合同，就可以得到一笔好处费。很多出国人员到美英并不想立即买车或买新车，但一笔可观的好处费使他们成为孔令侃的驯服工具。于是他们行前先签合约，到美国后则由扬子公司驻纽约分公司的负责人“伴同”一起凭假合同取车。当时去美国的人很多，孔令侃就通过这种手段，源源不断地得到了价格优惠的汽车，然后再转手倒卖。 孔令侃的精明狡诈，可以说有时令孔祥熙也望尘莫及。这一点从他的用人也可略见一斑。 当时，扬子公司恐怕是设官职最多的公司。这一点不仅令孔祥熙、宋蔼龄不解，连孔令侃的朋友和公司里的一些同事也颇为奇怪。公司除孔令侃当总经理外，共设有副总经理30余人，其中多为洋人。如英、美军官各1人，英国勋爵1人，美国华尔街代理1人，买办若干人。此外财政部、军政部官员若干人，最令人不解的是还有3名德国纳粹战俘在公司任职。 抗战胜利时，美军向国民党政府移交了一批纳粹战俘，国民党政府选择后准备留下几个有背景、有学歷的为中国所用。孔令侃知道后，立即和有关部门联繫，从中挖来了3人。当时有人不理解问他，你弄来那些德国佬干什么？他们是战败国，有功夫多和美国人联繫联繫才好。 第260页 孔令侃不听，不仅要来了3个德国战俘，还委以重任，使那些德国人十分感激孔令侃。孔令侃看的没错，德国虽然战败，但德国的技术、文化和巨大的工业潜力是不可忽视的。果然没过多久，德国的工业开始復甦，中国对德国的贸易也开始復甦。孔令侃利用这3个德国人回德国，很快和德国搞颜料的垄断资本家挂上了钩，而当时中国的颜料市场几乎是空白。不久大批的德国颜料进入中国市场，扬子公司又趁机发了一笔财。 1948年8月，蒋家王朝行将崩溃前夕，国民党政府又进行了所谓的“币制改革”，即废除法币起用金圆券。金圆券刚发行的两个月里，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出现了暂时的稳定，但很快便出现了和法币同样的命运。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由于在军事上的失利，金圆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便像钱塘江的潮水，不可抑制地飞涨起来，于是想靠“币制改革”挽救国民党经济危机的计划破产了。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反应最为激烈。资本家一看金圆券贬值如同脱僵的野马，纷纷囤积物资。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更看出这又是一次发财暴富的良机，便利用资金雄厚的优势，用外汇在美国购进大批日用品。运到上海后，以黑市美钞价抛售，再以官价购运美货在上海囤积，转手之间便获利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他们还自备了一艘6000吨的轮船，来往上海武汉之间。大量收购粮食和土特产囤积起来，准备高价出售。于是在上海就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怪现象。一队队市民揣着一叠叠崭新的金圆券，就是买不着需要的东西。粮店大都关门，百货店和副食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人们瞪着发绿的眼睛四处张望。而那些官吏豪门们，却依旧花天酒地，等着物价进一步上涨就可坐收厚利。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急了。近几个月来，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节节失利，不仅毫无进攻能力，反而被分割包围在几个大中城市不敢轻易出击。蒋介石的脾气也随着南京夏季的气温不断升高而火气越来越大。听说上海又有人利用币制改革囤积居奇，闹得物价飞涨，人心惶惶，他怎能不火顶脑门儿。 蒋介石把电话打到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家里，告诉他要立即进行干预，动员全部警力查办投机商，坚决平抑物价。 宣铁吾不敢怠慢，立即亲自布置调查，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凡是在上海能囤积居奇的，个个都是大腕，人人都有后台。而闹得最欢的，就是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和扬子公司总经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 宣铁吾左思右想，几天吃不香睡不着。如果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乌纱难保。如果执行了又势必得罪杜月笙和孔令侃。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年头他谁也得罪不起。于是他以身体欠佳为由，向蒋介石写了个辞职报告，请求免去警备司令兼警察局长之职。 蒋介石一看报告就知道宣铁吾在耍滑头。可现在，谁能搬动那些大官呢？于是他想到了蒋经国。 蒋经国被叫来了。蒋介石坐在藤椅上微闻双目，像一尊泥菩萨。蒋经国以为蒋介石是为军事上的失利而闷闷不乐，就说：“爸爸，你让我去试试。给我20个师，20个坦克团，由我亲自指挥。”蒋介石一听就烦，又夸什么海口，什么20个师、20个坦克团，你知道装备这些部队要多少钱。现在的军费开支已超过20万亿法币，而全年财政收入还不足20万亿。他缓了口气对蒋经国说：“前线的事你就别管了，你马上到上海去一趟，那里已经乱了套 蒋经国知道了上海的情况后，觉得责任重大，心里也没多少底。于是他在去上海前给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风打了个电话。毛人凤便命令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大队改为经济检查大队，受蒋经国直接指挥。 此时，蒋介石也电告宣铁吾辞职不准，已派蒋经国去上海，共同执行查处任务。 蒋经国手中有了尚方宝剑，便来到上海，在外滩的中央银行三楼安营扎寨。旋即蒋经国向上海金融和商界明确宣布，他这次来，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整顿经济秩序，平抑物价并查办投机商的。他不打苍蝇，专打老虎。 最初，杜维屏和孔令侃并没把蒋经国放在眼里，像这样的阵式他们见得多了不过喊几句口号、开几个会，最好抓几个小萝蔔头应付应付舆论。所以他们拒绝检查并继续在黑市上投机。 可此时蒋经国也不是软柿子。他回国多年，一直没主管过什么正经事，这次受命于危难之中，他必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徇私情。况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这次如果不抓几个大头，哄抬物价和投机倒把之风是断然不能煞住的。于是蒋经国抡圆了板斧，向“老虎”的头上砍去。 当下查有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大搞股票投机，人赃俱在；上海警备区经济科长张业区利用职权，敲榨勒索；行政院长孙科的经济人、大富商王春哲囤积居奇，明知故犯。这3个案子报到蒋经国那里，蒋经国大笔一挥：“杀！” 开了杀戒后，蒋经国发现杜维屏等还没有主动交待的表示，便在一天傍晚突然查封了他最大的一个仓库。经查发现里面堆满了政府明令禁止囤积的物品。 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被捕了。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上海滩，连孔令侃听了头皮都直发麻，莫非这个俄罗斯儿子（孔令侃称蒋经国为俄罗斯儿子）真敢太岁爷上动土？ 第261页 当时孔令侃的确想错了，他自称太岁爷是过分了。国民党的江山是姓蒋而不姓孔，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若按过去皇帝的规矩，蒋经国就是皇太子。你孔令侃不过是皇亲国戚，见了皇太子也得请安。 果然，蒋经国在逮捕了杜维屏后，立即在浦东大楼召集所有巨商开会。那些平日里横行霸市、趾高气扬的大亨们都乖乖地来到会场，连青帮头子杜月笙都亲自到会，当然杜月笙也是来者不善。 蒋经国开这个会的目的很清楚，杀鸡吓猴，杀了三个，抓了一个大头。谁敢不听我的命令，他们就是榜样。当即到场的巨商们无不脸色铁青，额头冒汗，纷纷表态拥护南京的禁令，要为币制改革出力，做遵纪守法的良民。蒋经国不禁暗自得意，以为大功告成。不料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就在蒋经国要宣布散会的时候，杜月笙站了起来，轻轻地咳嗽了两声。 蒋经国预感到不妙，抓了杜维屏，就是给杜月笙看的，但他杜月笙又怎么样，犯了法我一样抓。 就听杜月笙说道：“我不是来为儿子求情的，他做了错事，违犯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的不好，我一是让他把违法囤积的物资。交出去。二是将他交给蒋先生法办。但我想说一句，既然蒋先生以国法为重，执法如山，就应该一视同仁。据我了解，在上海滩囤积居奇的不止我儿子一家，扬子公司也有不少，蒋先生为何不到他们那里查查……” 蒋经国心里直冒凉气，他早就听说孔令侃的扬子公司，但也不愿意一下子把孔令侃得罪。查了杜维屏，就是给孔令侃提个警告，叫他主动交待。不料杜月笙当众将了他一军，看来孔令侃是不能不查了。 蒋经国当场对杜月笙说：“扬子公司我当然要查，这次不管是谁，触犯了国家法律，我都不会放过。” 杜月笙冷笑了一声连说：“好，好！那我敬候佳音。”说罢两袖一甩，走出了会场。 当天晚上，蒋经国率领经济检查大队直扑扬子公司的几个仓库，当场查获扬子公司囤积的违法物资两万多吨。蒋经国一咬牙说了句：“封！”就把这两万多吨的物资全部封存，仓库负责人也给扣了起来。 再说孔令侃，听说仓库被封的消息后，知道蒋经国是铁了心跟他干，再找他说也没用。当即他就乘飞机到南京去找宋美龄。宋美龄歷来对蒋经国没有好感，听说他在上海乱抓乱杀气就不打一处来。孔令侃又以要公布宋美龄在美国的财产相威胁，宋美龄终于答应让蒋经国住手。 此时蒋介石正在北平督战，宋美龄急邀蒋介石回来，说上海现在乱了套，到处乱抓乱杀，都搞到了她宋美龄的头上。蒋介石一听，也顾不上北平和东北的战事，急急地乘飞机回到南京。 蒋介石回来之前，宋美龄已到了上海。她找到蒋经国，劝他不要对扬子公司下手，说那样会从根本上影响国民党政权的声誉，给反对的人找到藉口。 蒋经国不服，说蒋介石派他来上海整顿上海秩序。现在是小官看大官，百姓看上头。如果欺软怕硬，怎么能服人呢？ 就在蒋经国和宋美龄争执不下时，蒋介石回到了南京。不久就在南京宣布：扬子公司一案撤销，上海的经济管制结束。 据说当时蒋经国在见蒋介石后垂头丧气地走出来，自言自语地说：“我只有先在家里尽孝，而后对国尽忠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就这样有头无尾、草草收场了。而那孔家的大少爷孔令侃守在上海，依旧我行我素，横行霸道。 3.不男不女孔令俊 孔令俊（又说孔令伟）是孔令侃的妹妹，在家排行老三，比孔令侃小三岁。人称孔二小姐，一生下来就墩墩实实，活泼好动。上小学时，孔令俊喜欢和男孩子玩，打架、斗嘴。13岁时她就学会了驾车、打枪。有一次孔家的保姆对孔令俊说，女孩应该文静一些，孔令俊听了大笑一声：“那我就偏不文静，看你能把我怎么办！” 孔令俊长得眉清目秀，十四五岁时就已出落得像个大姑娘。可她偏要女扮男装，把头髮剪得短短的，有时穿黄呢子军装像个年轻的军官；有时西装革履像个年轻的学者；有时又一身长褂像个绅士，一般不认识她的人第一次见面很难分清她是男是女。 孔祥熙和宋蔼龄对其自然娇惯宠爱，她不仅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且想要什么便能得到什么。和孔令侃一样，她也老子天下第一，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在南京和后来的重庆，她都横行霸道且无人敢管。 孔令俊15岁便敢独自开车上街。尽管孔祥熙、宋蔼龄吩咐过秘书要管住孔令俊，但秘书们哪里敢惹孔令俊，最后的结果就是浪费了半天口舌孔令俊还是把车开了出去。虽说她会开车，但毕竟年龄小经验不足，所以常出事。有一次她在南京开车兜风，违犯交通规则，警察不知道她是孔家二小姐，就上前训斥了几句。孔令俊看一个警察竟敢训斥她，掏出枪来就打。可怜那警察被子弹打中，送到医院后因流血过多而死。当即孔祥熙令人给警察的家属送了一笔抚恤金，才算了事。孔令俊照旧没事人似的，开车在大街上乱转。这件事后来在南京的交通警中传开了，以至后来流行了这样的笑话，两个人一斗嘴，一方便说：“你不要神气，小心出门碰上孔二小姐！” 第262页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首都从南京移到了重庆。为了防止日军的空袭，在夜间实行灯火管制。车辆在街上行驶不能开灯，而且要限速。有一次，孔令俊晚上出门办事，回家的路上，正遇上空袭警报。所有的车都关了车灯。可孔令俊不但不关车灯，还加大油门向孔家的住所--范庄官邸驶去。警察一看有车子违犯规定，想上前阻拦，孔令俊竟丧心病狂地开车向警察身上撞，当时就把这个警察撞倒在路边。 重庆警备司令部有个稽查处，是军统直接管理的部门。官阶不高却权力极大，平时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对一般的资本家也不放在眼里。不料有一次碰上了孔令俊，于是双方来了个狗咬狗，一嘴毛。 那是一天深夜，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和军统本部的总务处长沈醉两人带着几个特务去机场处理一件案子。车开到一个涵洞附近，迎面开来一辆轿车，亮着大灯，速度很快。陶一珊的车停在原地未动，并用开灯熄灯的方式示意对方让开，不料对方不但毫不理会反而向陶一珊的车直冲过来。陶一珊虽是处长，但却是上面的红人，一个处长就授予了少将军衔，平时横行霸道，开车从不让人。看见这辆轿车的骄横，气就不打一处来。当下他也开着大灯迎了上去。结果，因道路狭窄，车速又快，两辆车的前保险槓撞在一起。 陶一珊气势汹汹地跳下去，张口就骂。不料对方车里也下来一个穿军装、看上去象个年轻军官的人。她抬着眼皮瞥了一下陶一珊领章上的军衔，不屑一顾地说：“我以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原来不过是个小小的少将而已。” 陶一珊一听觉得此人来头不小，便一下子压住了火，只是脸憋得通红说：“你是什么人？夜间一个人高速驾车？” “无可奉告。你马上给我让开！” 陶一珊一听不对呀，这一身男装的青年军官怎么一口娘们腔。就在这时，重庆警察局长唐毅开车赶来了。看见路被堵塞就走下车来。陶一珊一看唐毅来了，以为来了救星上前迎着说：唐局长…… 不料唐毅根本没理陶一珊，而是走到那青年军官跟前，“啪”的一个立正敬礼，然后恭恭敬敬地说：“孔二小姐……” 孔令俊哼了一声问唐毅：“那傢伙是什么人？” 唐毅连忙向孔令俊介绍陶一珊，并说他们的确因为公务在身，才和孔令俊发生了误会。 孔令俊一甩头说：“今天我还有事，明天带他到办公室来见我。” 第二天，唐毅果然带着陶一珊到孔府去赔礼道歉，以至后来成为军统中的一则笑话。可陶一珊并不以为然。他说你们别笑话我，要是你们遇到了那种情况，说不定还得管孔令俊叫大姐呢。 还有一次更邪乎，孔令俊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和云南军阀龙云的三公子因一点口角，在重庆中央公园开枪对射，误伤了不少游人，当即成为重庆市轰动一时的新闻。 重庆又名雾都，难得有几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某一日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又正好是个公休日，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来到位于北碚的中央公园。孔令俊也带着两个随从，骑马来到公园。不过她破天荒地没穿男装，而穿了一身猎装，露出了女儿的本色。 她们经过一片绿林时，忽然听到一阵放荡的笑声。孔令俊侧目一看，不远处的假山旁，四、五个公子哥模样的青年，正向她们打着飞吻。 孔令俊哪受得了这个。她对两个随从一摆手说，走，教训教训他们。就径直向那几个青年走了过去。 那伙人也不含煳，为首的一个身穿皮夹克的小伙迎了上来，斜着眼对孔令俊说，“好漂亮的小妞。” 孔令俊还没等对方把笑脸收住，飞起一脚踢向他的下身。 皮夹克向后一闪，没踢中，便露出了几分狰狞。 “没想到你还会几下拳脚，今天我要叫你知道什么是少林武功。” 皮夹克上前一把拧住了孔令俊的胳膊，孔令俊大喊一声，两个随从冲上来解围，紧接着还没等那伙人反应过来，孔令俊已从怀中掏出了手枪。 令孔令俊吃惊的是，对方并没有象她想像的那样，一见手枪就下跪求饶或吓得屁滚尿流地逃跑。为首的皮夹克额头上青筋直跳，也“嗖”地从怀中掏出一支瓦蓝瓦蓝的驳壳枪。 孔令俊还没受过如此奇耻大辱。她脑袋瓜一热，挥手向对方扣动了扳机。只听“啪”的一声枪响，刚才还宁静温馨的公园顿时变成了杂乱无章的闹市一般，人们叫着、跑着、哭闹着……剎时乱成了一团。 “啪”！“啪！”皮夹克一伙滚到了假山后，利用石头做掩护开始还击。 一时间，公园里枪声大作，宛如战场，而有几个游人因躲避不及已倒在了血泊中。 后来警察宪兵闻讯赶来，才平息了这场枪战。事后，双方也才知道了对方的底细，原来那“皮夹克”是当时云南省主席、云南军阀龙云的三公子。 孔令俊虽然没吃什么大亏，但确憋了一肚子火。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碰壁，第一次有人不买她的帐，跟她真刀真枪的干。回家后，她在孔祥熙、宋蔼龄面前又哭又闹，说龙三公子如何欺侮她，要他们为她做主，一定要严惩龙三公子，否则孔家太丢面子。 第263页 孔祥熙照例安慰了孔令俊一番，并把龙云大骂了一顿，说一定要到蒋介石那里告上一状。可实际上，孔祥熙什么也没说。因为他明白，国民党政权退守西南以来，这些西南的土皇帝就身价倍增。就是龙云，集云南的军政大权为一身，号称“云南王”。他的滇军名义上归蒋介石指挥，实际上老蒋一兵一卒也调不动。日本鬼子要进攻云南他就打日本，中央军要进云南他也会打中央军，连蒋介石现在都让他哄他三分。再说滇缅公路是国民党政府的战略要道，连孔祥熙的走私货也要从那里走，要真是把龙云得罪了，对孔家也没有好处。 孔令俊虽然嘴上吵得凶，心里也明白，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再说又是自己先开的枪，先伤的人。所以她吵闹了一阵后，也就把龙三公子的事忘得九霄云外去了。 孔令俊自尊心极强，个性极强，她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不公道。为什么只能男人嫖女人，女人就不能嫖男人，女人就不能嫖女人？她最崇拜的是武则天，一心想做一个不受任何约束、我行我素的女强人，以致后来发展到同性恋。她常对她的随从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女人天生也贱，为了几个臭钱就让男人胡折腾，还活不知耻地说什么爱呀情呀，我要把这颠倒了的一切颠倒过来。 她平时从不着女装，骑马、开车、打枪、射箭，言谈举止样样模仿男人。最可笑的是，她这种个性的畸形发展又没有人加以引导，而是一味地姑息放纵，使孔令俊最后发展成为同性恋。 她先后结交了四川军阀范绍增的老婆邓某和顾祝同重庆办事处庞处长的老婆葛某，成天鬼混在一起，闹得满城风雨。邓某病逝后，她干脆和葛某同居，形影不离，俨然夫妇。一个“葛太太”还不够，她还要依照旧中国男人的传统做法“纳妾”。为此，她经常出人酒吧舞厅，看中了漂亮的女孩，就想方设法接近，或托人去当说客。有一次，孔令俊在一个舞会看中了一位陆小姐。那位陆小姐和孔令俊一个舞跳下来，也动了芳心，情意绵绵。孔令俊一看有戏，就陪陆小姐又吃又喝，一直折腾到午夜，最后用车把陆小姐拉进自己的别墅。 几天后，陆小姐如梦初醒，觉得自己一个姑娘和孔令俊这样鬼混实在不清不白，就提出要回家，和孔令俊分手。不料孔令俊把脸一翻说：“你以为这是大街上的茶馆，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告诉你，没有我的吩咐，你哪也去不了。”无奈陆小姐只得强颜欢笑，陪着孔令俊，由其胡闹，等孔令俊又有了新欢后，才离开那个魔窟。 孔祥熙和宋蔼龄对孔令俊虽然娇宠，但对她在外面的行迹也有所闻，觉得毕竟是孔家的千金，将来应该有个好的出路。经商量决定，还是要先给她弄一张文凭，再谋其它的发展。 可孔令俊生性好动，喜武厌文，让她坐下来读书，比什么都难受。宋蔼龄想了一个办法，她打通了老关系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请了一名美国教授武道来重庆。欢迎筵席上，宋蔼龄直截了当地说，请你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孔令俊弄一张大学文凭。武道在中国多年，对中国的事情门清，所以便答应下来，并出主意说，可以在重庆找一些老师，就算是圣约翰大学的特邀教授，按大学的要求专门教孔令俊，读满了一定的学分后，就算毕业。 宋蔼龄採纳了这个建议，就找了几个才学出众的青年学者，聘为圣约翰大学的特邀教授，轮流来为孔令俊上课辅导。 孔令俊原本不想学习，她对宋蔼龄说，弄个文凭还不容易，随便到哪个学校盖个章不得了。宋蔼龄说，圣约翰大学的文凭值钱，美国都承认，拿了这个学校的文凭，将来到美国很吃香的。 一想到去美国，孔令使动了心。再说，她大姐和哥哥都有大学的文凭，她也就无话可说。 给孔令俊安排的课程是每天一小时。可实际上，每次上课只有十几分钟，多数情况下聊天。宋蔼龄结这些教师的报酬也大大高于学校，所以，这些老师对宋蔼龄、孔令俊百依百顺，就这样“读”了一年多，一张圣约翰大学的文凭就到手了。事后孔令俊说，以前光听姐姐（孔令仪）、哥哥（孔令侃）讲什么圣约翰大学如何如何，看起来不过如此，关键还要有钱。 孔令俊拿到文凭后，孔祥熙、宋蔼龄又开始关心起他的婚事了。虽说孔令俊成天疯疯颠颠、女扮男装，但她毕竟不是男的，是女的就要出嫁。搞同性恋只能是暂时的刺激，找个可靠的男人才是正当的归宿。可孔家子女的婚姻没有一个让孔祥熙、宋蔼龄满意的。孔令仪找了个乐队指挥的儿子，门不当户不对。孔令侃找了个半老徐娘，更是荒唐。孔令俊的婚姻一定要慎重。 当然，关心孔令俊婚事的人大有人在，谁都想借这个机会讨好孔祥熙，成不成的总有人想着，尽的是一份“孝”心。但那些人介绍的孔祥熙一个也看不上，或者说，孔祥熙根本不想领他们的情，唯一能让孔祥熙和宋蔼龄动心的就是陈立夫介绍的那个。 陈立夫给孔祥熙、宋蔼龄推荐的“乘龙快婿”，就是当时被称为“西北王”的胡宗南。 胡宗南祖籍浙江孝丰，读过几天私塾，在家乡当了个小学教师，后不满县城闭塞平淡的生活，到广州考上了黄埔军校，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在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中，黄埔一期学生最受重用。这些人大都参加过北伐，有一定的作战经验，稍微有点头脑的便能弄上个师长军长的干干，而胡宗南就是他们中的姣姣者。在陈立夫给孔令俊介绍对象的1942年，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统辖29、37、38几个集团军。在黄埔军校毕业的数千名军官中，第一个被蒋介石授予陆军三星上将，可见其深得蒋的信赖。因此，胡宗南也是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中最有实力的少壮派。 第264页 胡宗南在家乡当小学教师时，曾娶过一个妻子。后来因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便把糟糠之妻抛到九霄云外。在以后的日子里，胡宗南也没少沾花惹草。抗战以后，他还常到成都、重庆，叫人找些漂亮的女孩陪他过夜，但并未再娶，如今40好几仍是光棍一条。 再说孔令俊虽然热衷于同性恋，但也并非不想尝尝异性的滋味，只是天下男人没一个她看得上的。听说胡宗南后，也颇动了动心。胡宗南虽说大她十几岁，但毕竟刚刚40出头，年轻有为，志向远大；在同龄的国民党军宫中，最受蒋介石的赏识。所以她就答应了这件事。 胡宗南听了陈立夫的介绍后，心里也有几分欢喜。孔祥熙是中国最大的财神爷，不仅和蒋介石连襟，在国民党政府中也举足轻重，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尤其那位孔夫人宋蔼龄也神通广大，做了他们家的女婿，等于给自己的前途加了双保险。 就在胡宗南暗自得意之时，有人暗地给他捎过话来，说孔令俊平时行为不轨，和有夫之妇搞同性恋，而且性格乖戾。娶她当媳妇可是引狼人室，引火烧身，劝胡宗南三思而行。 胡宗南一想也是，孔令俊不比其他女子，不顺眼就休了，玩腻了就甩了。这孔令俊要能对我俯首称臣，百依百顺也行，可这望门闺秀哪个没有点脾气，弄不好我成了“妻管炎”，不成了天大的笑话，还叫我怎么领兵打仗？！ 胡宗南能从一个教书匠平步青云，也颇有心计，在处理和孔令俊的关系上，就很有分寸感。首先不能冒然拒绝，否则必定得罪孔府，留于后患。但也不能答应，而是先接触接触再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你孔令俊是骡子是马只要到西安来一趟，就能露出庐山真面目。因此，他电告陈立夫，近日军务繁忙，不便离开，只能烦孔二小姐大驾亲自到西安来一趟了。 孔令俊却没那么多心眼，来西安就来西安，相亲不成可以旅游一趟，重庆那个潮湿烦闷的地方她住上两天就已够了。 胡宗南将孔令俊安排到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到西安住的地方，但没有去迎接。胡宗南的心计是，先来个“微服私访”，看看孔令俊的真相，然后再决定取捨。 孔令俊在华清池住了几天后，没听到胡宗南的消息，这大突然说有个记者要来採访，便欣然应允。 “记者”便是胡宗南所扮。他身着西装，肩挎照相机，还粘了一撮假鬍子，把自己装扮得不伦不类。 胡宗南被侍从引进孔令俊的临时客厅，只见孔令使身着黑哗叽西装，扎一条红色领带，一只手拿着一支古巴雪茄，一只手牵着一条黄毛哈巴狗，正冲着窗户吐着烟圈。 孔令俊没用正眼看胡宗南，一边逗狗一边似问非问的说：“找我有什么事？” “想……请教几个问题。”胡宗南慌忙递名片。 “就你这个德性，还当记者……”孔令俊出言不逊。“也不撒泡尿照照，就想採访我？回去告诉你们社长，叫他直接来找我，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胡宗南少年得志，平时也是趾高气扬惯了，哪里受得了这般训斥。他脸色一沉，把手往腰间一拍，才发现那是照相机而不是手枪。他强忍住怒火，继续陪出一副笑脸。好在孔令俊一直没有正眼瞧他，没发现他情绪的变化，否则准露馅。 “鄙人供职的《民报》是家小报，斗胆打扰二小姐，实在是西安的百姓早闻二小姐的英名。听说二小姐驾到，都想一睹二小姐的风采，故派我前来拍照……” “在上海，我的一张照片值10万块。滚吧！”孔令俊对胡宗南更加不屑一顾。 照片没拍成，胡宗南却憋了一肚子气。回到住所，胡宗南把假鬍子一扔，照相机一摔，骂到：“什么东西，不就是个婊子吗，跟我装什么大头！”弄得勤务兵莫名其妙，也不敢往里进。 孔令俊给胡宗南的印象太坏了，举止粗俗，毫无教养，不男不女，目无一切，还端着个臭架子。这样的婆娘娶进来，还不得像姑奶奶供着。胡宗南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多亏长了个心眼，没直接和她见面，要是见了面再说不同意，这个台阶又怎么下。这没见面就好说了，她孔令俊和孔家也不会丢人。 胡宗南给陈立夫打了个电话，说日军在秦岭准备发动进攻，他必须立即到前线督战，军情紧急，个人的事只好暂时放一放，请他原谅。 陈立夫不知道胡宗南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通知孔令俊，说胡宗南有紧急军务到前线去了，一时不能见面。 孔令俊虽说不通人情世故，但也不是傻子。她是孔家的二小姐，大老远的从重庆跑到西安，就是为了和胡宗南见上一面。现在突然说胡宗南有紧急军务，纯粹是胡说八道，想唬3岁的小孩。要有军务他早干嘛不说，再说能有什么军务。 孔令俊没理陈立夫，直接把电话打到胡宗南的司令部，对胡的参谋说，她这次来是见胡宗南的，如果胡宗南约她来又故意躲着不见，必须讲明原因，否则她就呆在这儿不走，看看胡宗南还能耍什么花招！ 有人很快把话传给了胡宗南，胡宗南才发现问题不像他想的这么简单。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便叫部属给孔令俊打电话，说两天后亲自到华清池向孔令俊道歉。 第265页 两天后，胡宗南带着两个贴身卫士来到华清池。这次他一身戎装，腰扎武装带，手带白手套，肩挎左轮手枪。孔令俊也学乖了，身着套裙，脚穿高跟鞋，头上和脖子撒满了香水。 胡宗南故意装出粗鲁木讷的样子，和孔令俊故作多情形成鲜明的反差。胡宗南提议，能不能到外面边走边聊，孔令俊随胡宗南出去后便发觉上当了。沿华清池攀援而上的山路越走越难走，孔令俊平时以车当步，也很少穿高跟鞋，走了不一会儿便磨出了血泡，疼痛难忍。她提出能否休息一下，胡宗南说当然可以。可在那山上，既无椅子可坐，又无水可饮，孔令俊只能坐在一块冰凉的石头上。胡宗南在一旁说，当兵就得吃苦，打起仗来几天几夜吃不上饭，睡不着觉是常有的事…… 孔令俊跟胡宗南出来，对他没留下什么好印象，即没风度又没情趣，说话办事像个木头桩子，一点不知道拐弯。特别是明知道孔令俊走不惯山路，还一个劲地往上爬，还说些什么当兵吃苦的鬼话。她原来想像的胡宗南可不是这样，要嫁给这么一个只知道打仗吃苦的土老帽，还不如像姐姐那样找个温顺体贴的小白脸。 胡宗南似乎对孔令俊的情绪毫无反应，过了一会儿说，再往上爬爬？ 回家！孔令俊说完，头也不回，一瘸一拐地向山下走去。 于是，由陈立夫牵线、孔家和胡宗南都做了精心准备的“联姻”还没开始就永远结束。从此孔令俊再没有和任何男人正式谈过恋爱，更不要说结婚。 但有些事情就是不可思议。孔令俊不男不女阴阳怪气，很多人都讨厌迴避，连她的亲生母亲宋蔼龄都嫌她三分；但她却得到宋美龄的宠爱。宋美龄性情优柔寡断，就觉孔令俊敢作敢为的性格特别可爱，似乎她个性中失去的东西在孔令俊身上得到了补偿，这也是她们宋家的荣耀。所以当孔令俊和胡宗南的“恋爱”失败以后，宋美龄就把孔令俊认做干女儿。 孔令俊的婚结不成，就决心学习武则天，“弄权干政”。她觉得女人要想成就大事，就必须抛弃儿女情长。所以，她当着宋蔼龄、宋美龄的面发誓终身不嫁，她发誓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孔祥熙听说后，也不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就让秘书陈延柞带带她。陈延柞对孔令俊百般迎奉，只要孔令俊张口，什么文件都拿给她看，什么事都说给她听。以致后来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中央银行、财政部的很多公文，都是先由孔令俊过目，然后再送到孔祥熙那里。孔令俊觉得这个文件要压一压，文件就送不到孔祥熙那里去。有的人发现了这个情况以后，就来拍孔令俊的马屁，想通过孔令俊打通和孔祥熙的关系。 孔令俊不仅管孔祥熙的事，还管蒋介石的事。有一次参谋总长何应钦起草了一份关于军事编制装备的报告，准备交蒋介石。碰巧蒋介石不在，孔令俊在宋美龄那儿发现了，就拿回去看。几天后何应钦打电话问蒋介石，蒋说他根本没看到这份文件，问侍从也说不知道，何应钦才想起那天他送文件时看见的孔令俊，就打电话找孔令俊。原来文件就在她那儿，那天她看完后随手丢在卧室，后来又忘了。这份重要的文件在孔令俊那里被压了好几天，事后蒋介石也没有责备她。 还有一次，蒋介石的车队要从重庆码头乘轮渡过江。码头戒严，任何车辆不得人内，碰巧孔令俊也驾一辆车过来也要过江。宪兵将她拦住，让她等下一趟，她大吵大闹，非要乘这一班船，宪兵不认识她，就要将她扭送警察局。她一见宪兵动手，勃然大怒，狠狠打了宪兵一个耳光，然后拨出枪说，要再拦她她就开枪。 这时蒋介石的车队到了，见了孔令俊在这里吵闹，也打起官腔训了几句，但没做任何处罚。孔令俊打了宪兵是打了白打，最后还是和蒋介石一块过了江。 1945年，孔祥熙大势已去。宋美龄访美时，便带上了孔祥熙的两个孩子，孔令侃任代表团秘书长，孔令俊任秘书。宋蔼龄孔祥熙希望孔令侃孔令俊能通过这次访问，打开在美国的局面，多结识美国的军政要人，为将来到美国定居打下基础。这兄妹二人也四处活动、八方串联，还真拉了不少关系，只是孔令俊到美国后又出洋相。因为她爱着男装，有几次弄得美方接待人员不知所措。因为他们开始常分不清她是男是女，不知如何安排住处。 从美国回来后，孔令俊也学着孔令侃的样子，在上海四j；i嘉陵大楼开了一个公司，自任总经理，专门干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的勾当，大发国难财。后来，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她看蒋家王朝也大势已去，就把资金和财产向美国转移。最后同她的老爹老妈一样，她也移居美国。但她和孔令仪，孔令侃和孔令杰不同，在美国混了一阵后，就又返回台湾，一直跟随她的干妈宋美龄身旁。 起初人们以为她消失了，到处打听她的消息，但没人知道她的下落。孔氏家族的人也闭口不谈，一晃就是20多年。直到1975年，她搀着宋美龄出现在蒋介石的葬礼上，人们才发现她原来隐居在台湾。 一些好事的新闻记者开始打探她的个人生活，他们极想知道这位在抗战时期红极一时的孔二小姐，这位女扮男装、差点成了胡宗南夫人的少奶奶是如何“隐姓埋名”、远离功名尘世了20多年。然而他们得到的结果却使他们觉得索然无味。原来孔令俊在这么多年里仍是孤身一人，没弄出任何可以让新闻界炒热的“桃色新闻”。她在默默地做着宋美龄的干女儿，宋美龄的贴身管家；而且变得循规蹈矩，这实在叫人难以置信。 第266页 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主持国民党的朝政，宋美龄为了避嫌移居美国。但这时孔令俊又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就像她隐居20多年让新闻界大吃一惊一样，这次她竟没跟她朝夕相处的干妈一块走，没去美国找她的兄弟姐妹，而是独自一人留在了台湾，做了一家叫做圆山大饭店的总经理。 圆山饭店位于台北市北郊，由土林宫邸出面贷款而建，总资产达23亿元，其规模之巨在台湾屈指可数。它虽然没评星级，但装修之豪华，设备之现代，在台湾人眼中，就是真正的国宾馆。蒋介石在世时，就常在这里举办国宴，或招待外国使团。 后来的孔令俊已不再神秘，公开对外营业的饭店使她成为公众心目中的新闻人物。她也常常身着西装出现在饭店内。在年轻的台湾人看来，孔令俊根本不像他们听说的那么怪异，那么可怕。孔令俊像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妇女，在彬彬有礼、井井有条地管理着一座现代化的圆山大饭店。 人们渐渐将她遗忘了，将孔氏家族遗忘了。社会在前进，歷史要翻开新的一页，新一代有新一代的追求和起点。但歷史似乎成心要和孔家过不去。1988年7月，在孔祥熙故去21年、宋蔼龄故去15年之后，孔令俊突然又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家台湾报纸首先向公众披露，说孔令俊在圆山饭店藏匿了一批价值连城的故宫博物院的珍宝，并随时准备偷运到境外。 消息传出，立刻在台湾各界引起轰动。这时的人们对“四大家族”早已失去了敬畏感，只是像欣赏古董一样谈论着这些当年的国民党元老。而当他们听说孔令俊还有如此神奇的本领，竟能把国宝藏匿数十年而不露声色（这种贪污的技能恐怕是从她老爹那里继承的），皆愤怒之极。 当即民进党籍委员林纯子主动请缨，前去查办。 8月中旬，林纯子带领一帮人马突然来到圆山大饭店。孔令俊不在饭店，经理徐润勛闻讯出来迎接。二人相遇，表面上虽然客套，心里却都打着鼓，有道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林纯子是怀着提赃必胜的决心气宇轩昂，徐润勛则是胸有成竹不卑不亢。 林纯子在会客室只呆了几分钟，就直奔事先了解的可能藏宝的三楼一间屋子。进门一看，里面果然有很多只木箱撂在一起，林纯子一行顿时情绪高涨，认为赃物必藏此内。于是一边吆喝一边动手开箱，不料打开箱子后，里面全是些旧衣物，并无故宫珍宝，不禁失色。这时在一旁的徐润勛却不紧不慢地说：“林兄是否还要到别处转转？” 林纯子本想抢一头功，为民进党在台湾民众中捞几张选票，不料竟当众难堪，便只好以退为进了。 林纯子走后，徐润勛即打电话和孔令俊通报情况。话筒那边，孔令俊冷笑了几声，想那林纯子一个毛头小伙不知深浅，刚入道就想摆威风，哪有不栽的道理。要知道孔家自1927年正式进入政界，风风雨雨五六十年，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人物没遇过，别说你一个小小的林纯子，就是李登辉来了又能如何？ 林纯子“兵败”圆山饭店后，无人再到圆山找孔令俊的麻烦了。但在台湾民众中，这种传闻依然很多。有的说，早年蒋介石常在圆山饭店举行“国宴”，招待外国使团和各方宾客。宴会前往往要向客人赠送礼品，这些珍宝可能已被赠送一空；有人说，这批珍宝原是蒋介石兵败大陆时带来的，属宋美龄的私人财物，曾托孔令俊寄藏于圆山饭店，很可能早已被秘密转移；还有人说蒋经国掌权后，宋美龄移居美国，宝物一时不好运走，肯定还在饭店，只是藏的隐蔽，一般的搜查恐怕难以奏效。 但不论人们如何猜测，报纸如何分析，却再也没人敢冒然前去检查了。于是，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孔令俊仍然控制着圆山大饭店，仍然住在台湾，过着几乎与世隔绝、深居筒出的生活。 4.神秘的城堡主人孔令杰 孔令杰是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最小的儿子，在家排行老末，1921年生人。年轻时曾到英国留学，后来一直过着类似“隐居”的生活。快30岁时才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而那时，蒋介石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赶到了台湾岛。当时蒋氏在清算大陆失败之责时，方痛悔误信了当年对孔祥熙的中伤，致使他失去了理财专家。为此蒋介石也极想做出一些补偿。于是他的助手告诉说孔祥熙还有一个小儿子，长得英俊漂亮，人也聪明老实。因此蒋介石就任命孔令杰为外交部的一个司长，不久又被派出到德国。 孔令杰和孔令侃、孔令俊一样，对孔祥熙那种热衷于权力的愿望嗤之以鼻，就算你当了行政院长，还不就是一个高级奴才，还不得看着主子的眼色行事。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当老闆，自己当皇帝，自己给自己打工。 在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圈子里，孔令杰做了10年官也为蒋介石卖了10年命。当然同时也为自己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待他认为已还清了蒋介石的情了，就毅然弃官经商，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下海。当时，他瞄准了美国德克萨斯州那片广袤神奇的土地，那土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他决心以洛克菲勒为榜样，白手起家成为举世瞩目的石油大亨。 靠着孔祥熙、宋蔼龄在经济上的资助和自己在外交界交的朋友，他在休斯敦组建了“西方石油开发公司”。趁多数美国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在德克萨斯州用很便宜的价格购置了在大片看似荒原的土地，自然也取得了那里的石油开发权。 第267页 这决定性的一步使孔令杰在美国一举成功。埋藏在地下的滚滚石油变成了滚滚而来的财富流进他的腰包，使他一下成为超过孔令侃、孔令俊的巨富。到了后来，连孔祥熙和宋蔼龄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财产。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孔令杰似乎又过起了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人们只是从报纸上发表的豆腐块似的消息中知道了孔令杰娶了好莱坞影星狄波娜·贝姬为妻，但并不知道这位中国巨商和这位影星的浪漫史。孔令杰和狄波娜婚后不久，便有了一个棕色头髮、蓝眼睛的漂亮的混血儿。人们还发现，在休斯敦最繁华的地区，一座现代化的建筑物拔地而起，后来才知道那是孔令杰出资建造的。这座建筑物后来成了孔令杰公司的本部，那里可以起落飞机。又有传闻说，孔令杰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达10亿美元。他拥有4架飞机，一辆装甲卡迪拉克车，一个专供他打猎的狩猎场，并雇有一队武装卫士。孔令杰在美国公众中，已成为一个神秘人物的代表，这在信息发达、新闻界无孔不人的美国，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1985年美国的一家杂志以《天下奇闻的详情与内幕》为题，向美国公众和海内外华人揭开了蒙在孔令杰头上的这层神密的面纱。 这篇报导中说，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郊区，一位神密的人物修建了一座神密的建筑。这位神密人物就是孔令杰--已故的中国名人孔祥熙的最小儿子，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的外甥，现为美国石油业首屈一指的大亨。孔令杰修建的这座建筑，奢侈豪华、防范严密、坚固异常，是一座拥有地下城堡的巨厦。它不是那种一般美国人想像的古典式的城堡，而是用巨额投资兴建的、总价值为1800万美元、既能办公又能作为别墅的私人官邸。它的坚固程度可以使它抵御一切投弹的袭击，面积之大到可以容纳1100人长期在里面生活……不知这位记者从哪里得来的材料，在这篇报导中，记者对“城堡”内的结构和设施也做了详尽的描写。 那篇报导接着说：在这座建筑物内，有最现代化的中心空调和冷暖器设备；有能清洗和消除任何辐射污染的淋浴器；有供人们消遣娱乐的酒吧、迪厅、游泳池、健身房；有图书室、阅览室、储水池和可供近千人吃饭的餐厅，地下城堡内的门全是电动的，只要轻轻一按电钮，门窗就会自动打开、升降，宛若一个梦中的科幻城。 这座建筑周围约有1500英亩占地，全部用交流电的铁丝网包围着。建筑物的所有窗户，全由防弹玻璃制成，各个出口皆由荷枪实弹的警卫把守。在办公大楼以西，有一栋两层小楼。小楼的旁边，开凿了一个占地约1英苗大小的人工湖。在这座小楼附近，特别修建了两座小型宝塔，两座宝塔的底端，就是地下城堡的两个人口处。 本来，孔令杰耗费巨资修筑这座建筑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新闻界对此一无所知。可是，由于孔令杰与承包这一巨大工程的负责人陶布森博士之间，因金钱问题出现纠纷，又因没有及时沟通形成僵局，两人成见越来越大，隔阂越来越深，最后终于变友为敌，双双走上法庭，控告对方，孔令杰秘密修建豪华建筑一事终于被披露出来。 说来有趣，孔令杰比陶布森大26岁，年龄是可以做陶布森的父亲。可是在一次狩猎中，两人却一见如故，成为密友。 那年陶布森才14岁，可已经完全发育成熟了，像一个威风凛凛的男子汉。陶布森出身贫寒，没有机会受教育。14岁时为了生计，在一家俱乐部的狩猎场里做一个侍童，专门为客人提供服务。孔令杰见陶布森长得很帅气，人也机灵，为客人服务周到热情，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因此便以长辈的身份邀请他一道狩猎一起用餐，并与陶布森的父母建立了友谊。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陶布森虽然年幼，但却颇有志向，决心用自己的奋斗来改变命运。他靠平时打工，积攒些钱缴纳学费，读完了小学到中学、大学的课程，并且学习成绩优异。大学毕业后，陶布森又读建筑设计的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孔令杰虽然一直未同他见面，但两人的联繫始终没中断。孔令杰一直关注着这个年轻人的学业和发展。 1980年，孔令杰59岁了。一次到网球场打网球，和陶布森不期而遇。两人都十分兴奋，就找了个酒吧聊了起来。这时陶布森正在德克萨斯州专门从事网球场的设计和建筑业务，并变得老道成熟。他告诉孔令杰，他刚刚和太太离婚，孤身一人，恰巧孔令杰前不久刚好也和那位前好莱坞影星分手了。于是两人更觉得这是缘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那一天，他们从上午一直聊到深夜。 不久，孔令杰在德克萨斯州创立了“游骑兵建筑公司”，并以该公司最大股东的身份，聘任陶布森担任公司总裁。除每年给他6万美金的年薪外，还分给他10％的公司股票做酬劳。这对陶布森来说，等于是天上掉馅饼，他苦苦奋斗都没能得到的东西却在一夜之间降临了。他因此窥探到了孔令杰的全部秘密，他的私慾和野心也由此而膨胀。他发现了一个他那个阶层原来所无法想像的奢侈豪华的世界。 而那铺张和豪华的主人，竟是一个来自太平洋彼岸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有人分析说，这也许是后来陶布森和孔令杰反目成仇的根本原因。 第268页 孔令杰为什么这么重用陶布森？这始终是一个谜。一般认为，孔令杰觉得陶布森出身低微，因此工作勤奋、能吃苦、忠于职守。而且一般说来，美国人比中国人要直率和简单。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一般不拐弯抹角兜圈子，耍两面派。加上他们几十年的友谊。但这些说法都并不可靠，在金钱和利益面前，谁也不是君子，这是后话。 “游骑兵建筑公司”的第一项工程，便是孔令杰的西方石油开发公司计划兴建的总部和那座神密而又耗资巨大的办公楼加别墅。 陶布森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我承认，当初我听了工程的规模与复杂的情况后，大吃一惊。因为这和我原来从事的修建一个普通的网球场大相迳庭。在这个庞大工程的蓝图中，几乎所有的建筑、附属建筑都要求绝对安全，要求超过普通的标准以上。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必要，比如只有4层的防弹玻璃窗的大楼，实际比六层还高。在这座大楼中，公司办公室在中间两层，底层是专供职员用餐的餐厅，第四层全部是孔令杰的私人住宅。房顶有人造花园，还有一片空地，可以停落4架直升飞机。 陶布森接着说，“孔令杰在休斯敦郊区设计修建的地下堡垒，甚至比德国的大独裁者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室，还要大。其特殊的设备，也比希特勒多得多。这座地下城堡的设计师，即是美国在加州设计mx飞弹发射窖（又为发射井）的设计师所为。城堡共分上下两层，总面积38000平方米，所有由钢筋水泥造的墙壁都有两尺多厚。地下的防空厅备有3套发电与紧急时期的供电设备。此外，在这座地下城堡中还有3套消防灭火与各种防毒系统的设备，有500到700个简单的床位，十几间豪华的双人卧室，男女厕所、盥洗室、急诊所、文娱康乐室，以及四间分别用钢栏隔开但却是四四方方的所谓拘留室。” 然而，就在这座坚固的地下城堡及办公楼即将完工的时候，孔令杰和陶布森突然闹翻了。1982年6月，也就是陶布森担任“游骑兵建筑公司”总裁两年之后，孔令杰和陶布森这对昔日的好友和忘年交，居然反目为仇并且一直闹到对簿公堂。 关于这场官司实在没什么好说。陶布森是原告，孔令杰是被告。陶布森说孔令杰拖欠他一笔巨款不还，孔令杰说陶布森是欺诈，还说他玩忽职守、浪费公司财物、贪污等等。 两人的委託律师在法庭上舌剑唇枪，你来我往，官司一直打了两年，最终不了了之。1984年10月，休斯敦地方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陶布森对孔令杰的指控。但陶布森不服，声称要继续上诉。但事实上他并没在上诉，而是就此罢手了。 陶布森和孔令杰的正式合作是从修筑这座“别墅”开始，他们的矛盾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出身贫寒的陶布森对孔令杰如此的奢华感到惊呀！他尤其不能理解一个公司的办公室为什么要修建得像飞弹发射井那样坚固。孔令杰自己也说不清，或许是蒋介石被共产党打败的痛苦记忆在潜意识中作祟，或许是当时美苏之间的对抗威胁世界，因而令人担忧和恐惧。因此，陶布森和孔令杰在观念上、阶级地位上的不同引发了他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不同，认识不一致。另外，从孔令杰这方面讲，他渐渐发现陶布森并不是一个忠实的“奴才”。他的个性、独立性太强，而且什么事都较真。再者，他的才气也并不象孔令杰原来想像的那样大。他设计、组织的施工也是破绽百出。当然，这只是人们的猜测和分析，因为孔令杰是最讨厌记者的，对任何採访他永远是一付冷冰冰的面孔，永远是那四个字：“无可奉告”。 倒是陶布森利用这场官司大出风头，一时间成了休斯敦的新闻人物。 孔令杰欠了陶布森多少钱？更准确的说到底是谁欠了谁的？孔令杰把陶布森从一个不名一文的平头百姓一下子推到了一个大公司总裁的位子上。使陶布森拥有了过去他想都不敢想的权力，拥有了超过过去几倍的年薪。但孔令杰是否有权力解僱他，或者是降低他的年薪；抑或是他们发现彼此的矛盾并且准备私了、却没谈好条件？所有这些都扑朔迷离令人费解。 反正在陶布森宣布离开“游骑兵建筑公司”后不久，这个公司在一次董事会上宣布公司自行解散。名义上分给陶布森的10％的股票倾刻化为乌有。陶布森愤怒下，要求孔令杰付给他应得的10万美金。孔令杰断然拒绝并说，公司因经营不善而破产，所有的股东都遭受了损失而无法补偿，为什么要单单付给你。 陶布森不信，他认为这是孔令杰玩弄的一个阴谋。因此再次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赔偿他100万美金的损失。陶布森的要求当然没有实现，从此两人分道扬镳，陶布森也因此消声匿迹了。 孔令杰的晚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极少与外界来往。美国《德州月刊》杂志记者曾这样描写到：他是一个体型略胖的人，身高约5.6英尺，体重185磅，满头是略带灰丝的黑髮。他虽已年愈花甲，但因为保养极好，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低得多。他行迹诡秘，一切言行都非常谨慎而保守。他不愿为人所知，也不想跟外人打不必要的交道。他拒绝接受记者的採访。因此，人们只能从陶布森向休斯敦市地方法院控告他的公案中，获知一些这位休斯敦神秘市民的秘密。在美国，即使熟悉他的人，一般只知道他叫路易·c·孔，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孔令杰。而且，自从陶布森出走以后，关于孔令杰和他那座神秘别墅包括地下城堡及一切其它细节，就几乎成为永久的秘密，再也无人知晓了。 第269页 第十八章 晚境凄凉 1.献媚尼克森 从1947年秋天起，孔祥熙和宋蔼龄便开始在美国长达20多年的流亡生活。他们把自己的定居点确定在纽约。一则纽约是美国乃至世界上最繁华、最发达的城市。二则孔祥熙还兼着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董事，每星期还要装模作样地去上一两天班。 同时，孔祥熙和宋蔼龄花了160万美元在纽约郊区买下了一栋豪华别墅，并在纽约最繁华的百老汇路一家高级宾馆常年包租了一个套间。 他们有钱，在纽约他们同样可以过奢侈豪华的生活。但物质上的丰裕代替不了精神上的痛苦。孔祥熙虽算不上亡国之君，但“亡国之侯”的滋味他也是尝够了。尽管那一年他已经68岁，已超过了耳顺之年。他常用老祖宗的话来安慰自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到了这个岁数什么都能想得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乱世，一切都毫无秩序，混乱不堪。我们能这样活着，不愁吃，不愁穿，能安度晚年就很不错了。 说是这样说，但一到夜深更阑，往事便像电影画面似的，一幕幕在脑海中闪现，便又生出无限的惆怅和伤感来。因为不论从大陆还是从台湾，都不断传来令他心惊肉跳、令他幸灾乐祸、也令他想自杀又想发狂的消息。 当时被蒋介石称为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在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倾刻间土崩瓦解。南京总统府的青天白日旗被踩在脚底。蒋介石带领他的残兵败将连同家眷200多万人蝗虫一般地涌入台湾。到1949年11月底，尚留在大陆准备坚持所谓长期“游击战”的宋希濂兵团被歼、胡宗南一败涂地、卢汉在云南起义；连号称最能打仗的白崇禧部几十万大军，在广西亦成了瓮中之鳖。 而在台湾当时的情况也很不妙。昔日和他争风吃醋的国民党“元老”一个个威信扫地，贬得贬、逐的逐。宋子文1949年逃到台湾后，很快遭到国民党上下的群起而攻之。有人竟声称要把他逐出国民党，吓得宋子文于1950年逃往美国，来和孔祥熙“作伴”。陈果夫、陈立夫亦被“请”出了国民党最高决策层。何应钦。阎锡山、白崇禧、薛岳等一个个全被夺去实权，甚至垂头丧气地躲进山里，钻研什么理论去了……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昔日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的“将军”，今日就能变为一文不名、唯唯诺诺的草民。孔祥熙深深感到了冥冥之中那神秘的不可抗拒的命运力量。 一棵大树，只有倒下去的时候才能量出它的长度；一个豪门，只有失意或破落时，才能更加看清自己。后来孔祥熙在审视自己时发现，如果说自己从政有过什么过失的话，那就是也许他根本不应该从政。如果当年他不从山西到上海，如果当年他不去追寻孙中山而在山西办他的学校、做他的生意，他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可能不会像曾经一度的那样显赫，但绝对比现在安稳。对人生来讲，财富、爱情和安逸都是人们渴望的目标，但到底哪个更重要呢？ 那青青的天、蓝蓝的海、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昼夜闪烁的霓虹灯gg，以及那些行色匆匆的黄头髮、蓝眼睛的美国人，都在告诉孔祥熙：他生活在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对过去的追悔是无用的，关键是怎样面对现在。但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人生的他，经歷了大荣大辱、大起大落的他，正像就要落人云海的夕阳，在地平线上的尽头闪着一缕残光，还能有什么希望呢？！ 孔祥熙是彻底弄明白了，什么名、什么利、什么权、什么国家，或者什么政治、爱情、友谊，全是身外之物，全是人自找的附加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于是，他决定安下心来，读读闲书，弄点花草或者热带鱼，过一种真正淳朴自在的闲居日子。叫中国、叫世界。叫所有的人慢慢将他忘记。别来打扰他，他也不去打扰那个世界。 但这是他的一厢情愿，这个世界并没忘记他。蒋介石并没忘记他。特别是1947年以后，蒋介石越发后悔不该听信谣言把孔祥熙赶走，使他失去了一位好管家。以至后来百事不顺，终于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的全线崩溃。他想再和孔祥熙和好，却不那么容易。俗话说：“树怕伤根，人怕伤心”。两人既已撕破了脸，就谁也不愿意再向对方低头。然而，政治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有一天又会将在大洋两端的蒋介石和孔祥熙拴在一起。 1945年罗斯福突然逝世，副总统杜鲁门担任美国总统。当时，杜鲁门虽然支持国民党政权，反对共产党，却对蒋介石印象极坏。爱屋及乌，恨屋及乌。蒋介石的左右，在杜鲁门那里也都是贪官污吏。1949年人民解放军陈兵百万准备横渡长江，蒋介石宣布退位，李宗仁任代总统。杜鲁门喜出望外，立即宣布给予承认，杜鲁门和他的幕僚认为，不把蒋介石赶下台，国民党永远没有希望。蒋介石就是国民党腐败的根源、落后的代表和保守势力的总头目。 此后，直到国民党兵退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韩战爆发，杜鲁门始终在和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打交道。杜鲁门始终认为，李宗仁才是代表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总统。 退位是蒋介石惯用的伎俩，政治形势一旦出现逆转，他就宣布退位，但不久他又復位。所以国民党的高层人士谁都知道不能拿蒋的退位当真，而这次李宗仁在美国的支持下当了真，就弄得蒋介石很下不来台。无奈到台湾不久，蒋介石又自行宣布復位，只是，以杜鲁门为总统的美国政府不予承认，当下弄得蒋介石左右为难。 第270页 蒋介石和宋美龄早已和好。当此之际，夫妇两人均年事已高，处境艰难，于是宋美龄又开始积极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关键是怎样才能取得美国对蒋介石而不是对李宗仁的支持，然而现在除了宋美龄，所有亲美的官员都已离蒋而去。蒋介石这时才发现他是离不开宋家的，只有利用宋家的关系，重新开通和美国最高层--白宫的联繫。蒋介石在台湾的位子才能坐得稳。否则，一旦美国放手，台湾肯定会受到人所解放军的攻击，而仅靠蒋手下的那点残兵败将，是根本无法抵挡的。 还是刚到台湾不久的一个夜晚。在陈诚新建的别墅里，蒋介石佝偻着在客厅内踱步，满头的白髮在灯光下显得那么刺眼。他一边走，一边发出一两声哀嘆。 “我到美国去一趟吧，找找大姐……”宋美龄在一旁说。 蒋介石终于点了点头。 宋美龄飞到美国后，先给宋蔼龄打了个电话，然后就去医院看望李宗仁。 李宗仁因胃出血到美国治疗，临行前，命令行政院长阎锡山主持政府工作，不许蒋介石插手。而蒋介石觉得李宗仁到美国治病正是他宣布復位的一个好机会，关键是美国的态度。 宋美龄想看望一下李宗仁就走，不料李宗仁说出的一个消息，却使她大吃一惊。 李宗仁对宋美龄说，“本来我也想安心养病，可是杜鲁门总统请我，我不去恐怕有失国体呀！” “杜鲁门总统请你，他什么时候请你？” “艾奇逊国务卿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着，李宗仁从抽屉里抽出了一张信笺。 宋美龄一看傻了眼，艾奇逊在信中仍把李宗仁称为总统。 “德公，”宋美龄有些沉不住气了。“您是老前辈，也是德高望重的领导。现在共产党大兵压境，虎视台湾。国民党只有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才能克服危机，化险为夷。希望您能以大局为重。蒋先生在大家的拥戴下正准备復职，带领三军将士和共产党决一死战。此时，您如果以总统身份去见杜鲁门，岂不为人耻笑，歷来国无二主，天无二日…… 李宗仁见宋美龄摊牌了，也就收去了客套，严肃地说：“蒋夫人，我个人当不当总统倒是无所谓，但总统一事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需极认真慎重为好。特别应符合法统。党国之所以几年内在大陆溃败，党纪废弛、法律如同废纸是重要原因。当初蒋介石宣布退位，总统缺位由副总统代任，这是宪法49条明文规定。正副总统均缺位，由行政院长主持国政，并在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现在蒋介石要復任总统，他说了不算了。要我下台，我说了也不算。一切应依据宪法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如果还沿袭过去的做法，视法律为儿戏，视国民大会为橡皮图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搞独裁专制，台湾的国民政府才真的发发可危呵。” 当即宋美龄和李宗仁说不到一块去，便来到了孔家，想寻求他们的支持。 孔祥熙对宋美龄并不热情，因为宋美龄的到来又勾起了那些不愉快的回忆。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才想起了他们这些元老重臣。早干什么去啦？而且宋美龄那么老远跑到美国，也绝对是有事相求，八成又是借钱？！ 宋蔼龄虽然欢迎来美龄来，几年不见确实有些想念。宋氏三姐妹现在天各一方，想起来又有几分凄凉。为了孔祥熙的面子，宋蔼龄又“数落”了宋美龄一顿，说蒋介石不识好歹，不辨忠奸，坏了孔祥熙百年的名声，如果不公开道歉没法和蒋和解等等。 宋美龄当然是个明白人，一听便说蒋介石现在后悔得不得了，说想来想去还是庸之跟他最亲最近，只怪当时他一时煳涂。现在他真有心请庸之回去，但李宗仁占着总统的位置不退，弄得台湾岛人心惶惶。 “李宗仁是什么东西，竟敢跟你们做对。”宋蔼龄不屑一顾地说。 “他是个老朽，但有美国人撑腰……” “美国人？” “杜鲁门！”宋美龄说。“蒋介石不知什么时候得罪了杜鲁门，杜鲁门老跟我们过不去。你也知道，李宗仁能镇得住吗？在国民党还不是蒋介石说了算，但杜鲁门好像成心和你过不去，就是不理你。据说最近还要接见李宗仁，你说这可怎么办？” “办法倒是有，就看老蒋用不用？”宋蔼龄故意卖关子。 原来，孔祥熙、宋蔼龄到美国不久，宋蔼龄就开始物色美国政府的代理人。她深深懂得，在美国定居，和在中国一样得多交朋友，多建立关系，特别是在政界。这叫感情投资。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肯定不行。于是，她发现了尼克森。 尼克森是加利福尼亚人，当年还不到40岁，却已当选为国会参议员，并且是共和党内强硬的反共派。当时的尼克森有强烈的政治进取心，当上参议员不久，就开始竞选美国副总统。但由于年轻没有经费，所以竞选遇到困难。宋蔼龄得知这一切后，觉得尼克森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政治领袖，就主动让孔令侃和尼克森联繫，给尼克森提供政治活动的经费，还动员加利福尼亚的华人都投尼克森的票。 尼克森对这一切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一来二去，尼克森成了孔祥熙、宋蔼龄家里的常客和密友。从尼克森那里，宋蔼龄知道了美国正面临着总统大选，以共和党的候选人、二战时着名的将领艾森豪为代表的总统候选人正在向杜鲁门发起“攻击”。孔祥熙和宋蔼龄只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希望艾森豪和尼克森这一派能够获胜。宋美龄这一来，宋蔼龄便发现李宗仁的事，可以成为尼克森向杜鲁门发难的一发炮弹。 第271页 一天，尼克森应宋蔼龄的约情，来到孔家和宋美龄见面。 孔令侃向宋美龄介绍说：“这位就是尼克森先生，是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核心成员。尼克森先生听说你来了，很想和你谈谈。” 宋美龄把尼克森恭维了一番，又说到了台湾的处境。特别是国民党内部的分裂状况，以及即将出现的两个总统的难堪局面。 尼克森当即说道：“这些情况我都听说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对台湾是有利的。问题是杜鲁门，他目前是总统，谁拿他也没办法。但他不是终身制。再过一年多，美国就要举行大选，我们正在进行竞选。如果我们胜利了，他就会下台，那时你听说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是支持我们竞选并争取获胜。” 宋美龄说：“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为你在政界崛起提供援助。” 尼克森又说：“现在可以做做杜鲁门的工作。他想把台湾建成一个民主政治的示范区，并且认为蒋介石是贪官污吏的总代表。所以，蒋先生如果想改变自己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应该有所表示。” 这时，有人来报告，说李宗仁离开医院，正乘车前往白宫。 宋美龄一下慌了，忙说：“肯定是见杜鲁门去了，将来报纸上照片一登，说杜鲁门会见了李宗仁代总统，蒋介石的脸往哪儿放啊？！” 宋蔼龄说：“他爱登什么就登什么，天高皇帝远，老蒋要真有能耐，就在台湾宣布復位，看杜鲁门怎么办。” 宋美龄说：“对，就这么办！。” 于是不久，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復位了。消息传到美国，白宫反应极为冷淡。而杜鲁门仍在准备以代总统的身份接见李宗仁。这下可乐坏了一帮新闻记者，他们正发愁怎么去向总编交差，一下子冒出条大活鱼，一个“国家”出现了两个“总统”，而且是在刚刚被打败、逃到台湾的一个苟延残喘的政权。 当时的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真是伤透了脑筋。从内心来讲，他是亲蒋的，而蒋派他到美国的目的是要他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他反对李宗仁、阻止李宗仁和杜鲁门会见，不仅会遭到李宗仁的忌恨；更重要的是会得罪美国人。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话说得很明白，一定要以代总统的身份介绍李先生，否则就会降低美国总统的身份。 顾维钧只好去到孔府找来美龄、宋蔼龄商量，最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以代总统的身份介绍李宗仁。 这时，李宗仁的汽车已驶到白宫，顾维钧也赶快赶到白宫。他受宋美龄之託要看看杜鲁门和李宗仁到底谈些什么。 杜鲁门在艾奇逊的引导下迎接李宗仁。然后他们穿过一间小客厅，进入了另一间客厅。顾维钧想跟进去，艾奇逊却拉了他一把，叫他坐在外面等着。 待回来见到宋美龄时，顾维钧差点哭出声来：“他们不让我进去…… 宋美龄气得咬牙切齿：“杜鲁门，咱们走着瞧！” 宋蔼龄说：“别着急，我叫令侃去想想办法，他在美国朋友多，咱们也可以弄得他下不来台。” 当杜鲁门、艾奇逊送李宗仁从白宫出来，准备回家时，却被一大群记者堵在门口。 一个记者开门见山地问：“总统先生，听说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先生已在台湾復位，你却在这里以总统礼遇接见李宗仁先生，你这样做会不会被人理解为干涉别国内政？” 当即杜鲁门从容答到：“李宗仁先生的总统地位是按中华民国宪法继任的，蒋介石先生的‘总统’怎么来的，我就不清楚了。在我看来，符合法律程序产生的总统，就是我承认的总统。难道不是这样吗！” 又一个记者问：“蒋介石先生宣布復位是深得台湾军心民心的，这一点请问总统有什么考虑？” 艾奇逊说：“我请问，如果有一个神经病突然宣布他是美国总统，你们是不是出准备立即宣传呢？” 孔祥熙和宋蔼龄巴结尼克森、暗中帮助宋美龄与杜鲁门较量，却激怒了这位性情直爽的总统。当杜鲁门获知宋美龄的活动受到孔家钱财支持时，杜鲁门决心查清他们的家底。 美国总统杜鲁门似乎老早就是孔祥熙的死对头。在抗战末期，他对孔祥熙就没什么好感，并极力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孔下台。眼下他当了总统之后，仍是如此。 韩战爆发后，台湾问题一直是美国国会讨论的热点。一些众议员都表示不能抛弃台湾，应该通过法案给台湾政府大量军援。可这事一提到白宫杜鲁门就头痛，从抗战后期到1949年蒋介石失败，经他本人批给蒋介石的军事援助不下几十亿美元。可钱呢？中央情报局有可靠的情报证实，这些援助中至少有10亿美元变成了私人存款存在美国银行，而孔祥熙就是其中最大的存户。 “他们全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介石的38亿美元中偷走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些钱，却把这些钱堂而皇之地投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存在美国的花旗银行中吃利息！”一次杜鲁门曾这样生气地骂到。 这时，杜鲁门的助手对杜鲁门说：“可以想些办法，如利用新闻媒体的力量和影响力，让孔祥熙和宋子文拿出一些钱来支援台湾。” 第272页 闻听此话杜鲁门的一双小眼睛顿时变得闪闪发亮：“让孔祥熙和宋子文拿出钱来？好主意？……” 几天后，美国《镜报》刊出了一篇文章，说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人在美国的私人财产已达8.5亿美元之多。 这篇文章还说，美国多数民众及国会议员认为，必须协助国民党政府防守台湾，以免落人共产党之手。不过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中国人首先应先行自救，孔宋二人都曾为国民党重臣，又素以爱国自称，岂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管？ 不久，一位美国广播评论家在纽约广播电台介绍世界首富时，又把孔祥熙列为其中之一。 一时间，美国舆论界掀起了一股揭露孔宋两个家族的隐私的热潮，有的报纸说，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很多城市都有宋蔼龄及其子女投资购买的房产和大楼；有的报纸说，在洛杉矾郊区范奈斯一个偏僻的私人机场，发现了孔祥熙从中国偷偷运来的大量黄金。 尽管这些报导说得有鼻子有眼、头头是道，但要它来作为制定政策、作出决定的依据则完全不行。于是，杜鲁门决心彻底调查孔宋家族在美国的财产。但对私人财产的调查有悖美国的法律，特别是按法律规定并没有对孔祥熙提出起诉时。于是，杜鲁门只得动用他的情报机构，秘密进行。 孔祥熙的发财肯定是在他当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之后，特别是抗日战争之中。他从政之前，虽然很有经济头脑，并取得了山西省的美孚石油公司的经销权，但最多只能算是个山西省的土财主。据说孔祥熙和所有的山西人一样喜欢存银子保值，钱攒到了一定程度，就换成银子铸成一个大锭，称之为“莫奈何”，也就是3000两银子。这和他后来所拥有的财产相比，还不过是一个零头的零头。 美国联邦调查局接受杜鲁门的命令着手进行调查，他们首先察看了关于宋家在战时的档案。他们发现，宋子文担任公职后在美国的存款很有限；但到了1943年，却已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这7000多万美元在纽约分别存在大通国民银行或花旗银行。而宋蔼龄在其中的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则在这两家银行存有1.5亿美元。而关于孔祥熙的存款情况则还是一个谜。 不久联邦调查局又发现，孔祥熙也拥有至少数千万美元的资产，但大都存在纽约的中国银行里，而且大多以流动资金的形式出现，宋子文的流动资金大都在他所控制的旧金山的广东银行里。而要让这两家银行提供他们主子的有关材料，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杜鲁门并不死心，他想进一步证实《镜报》所说的孔宋有8.5亿美元存款的消息，并想以此为依据来修订对台湾援助的法案。 孔祥熙、宋蔼龄已察觉到这些调查，于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开始了反调查，使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开始碰壁。 几乎所有的银行在问及孔宋存款的数额时都说：他们无可奉告。因为他们如果不遵守为储户保密这条银行工作人员基本的职业道德，泄露了储户存款的秘密，那些大户就可能取走存款转存他处。这样银行就会面临经营上的困难。如果调查局真的有迫切的理由想知道这些情况，就必须依照法律出示传票。但这样又会暴露出总统调查的秘密，容易被政敌抓住把柄，对白宫不利。 于是，联邦调查局所能得到的确切数字就是1943年及以前的那些，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获。杜鲁门也一筹莫展，但这并不妨碍爱打听小道消息和喜爱猎奇、编造花边新闻的记者们的兴趣。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守候在孔祥熙、宋蔼龄住的别墅旁，而孔样熙、宋蔼龄则像躲避苍蝇一样躲避着这些记者。然而有时光想躲避是躲避不过去的。于是，在一天下午宋蔼龄回家时，被一群记者在家门口堵了个正着。 一个金头髮蓝眼睛的、像个洋娃娃似的女记者开口便问：“孔夫人，听说你一直在躲避我们，怕向公众暴露自己的家底？” 宋蔼龄虽然在美国已居住多时，仍受不了美国记者这种直接的丝毫不留情面的提问。 “我从来不躲避记者”，她回答道。 一个像骆驼似的大鼻子男记者紧逼过来问道：“孔夫人，最近你妹妹在美国唿吁美国人必须援助台湾，请问你和孔先生对援助台湾有什么具体想法？” “我和孔先生当然会帮助台湾……” “有人说，你和孔先生准备了3亿美元，帮助台湾蒋先生购买先进武器，以防止共产党的进攻？有这回事吧！”大鼻子紧追不捨地问。 “我们是流亡美国的难民，仅靠退休金和平素的积蓄度日，哪里来的3亿美元……” “请问你们到底有多少财产？” 宋蔼龄有点招架不住，她觉得一阵晕眩。要不是随行保姆挽扶着，她可能会一下倒在地下。这哪里是採访？简直像是围攻。她觉得这是和孔祥熙到美国后遭遇的最困难的局面。她真恨这些爱刨根问底的混蛋记者。要是过去，要是在中国，他们怎么敢这样无理和放肆！ 反而是没受过教育的保姆替她解了围，保姆毫无惧色地对那些话筒和面孔大声喊着：“你们没看见孔夫人不舒服了么？你们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连家都不让人家回？连水都不让人家喝？孔夫人要是因此住进医院，我要向你们讨还药费！” 第273页 宋蔼龄回家后；越想越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就找孔祥熙商量对策，认为这样下去等于被动挨打，一定要想个办法扭转一下。 孔祥熙这时已过了70大寿，正在潜心练习气功，对那些流言蜚语早已不放在心上，当下便说：“无风不起浪，风停水自平。他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什么，不理他。他们说上一段时间没人理，自然就不会再说了。” “这不是中国”，宋蔼龄说，“他们不问你个底掉决不甘心。” 和孔祥熙说不通，宋蔼龄就去找尼克森。尼克森给宋蔼龄推荐一个朋友，是“中美文化交流协会”的副主席。 这位副主席自然受到孔家的款待，并且原来存摺的尾数上一下子多加三五个零。他顿时喜形于色地对孔祥熙、宋蔼龄说：“可以动用我们的关系，也来个调查，然后再找一个比较权威的机构，公布调查结果，就可以给那些流言蜚语当头一棒。 “这谈何容易”，孔祥熙说。 “尼克森正在帮助艾森豪竞选美国总统，一旦艾森豪当上总统，他就是副总统。” “如果那样简直太好了！”宋蔼龄禁不住叫了起来。 果然，1952年艾森豪当选为美国总统，尼克森被任命为副总统。不久，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公布了一个华人在美国资产的内部调查材料。这个材料上说，全部华侨连同各银行在内，所有在美国的存款额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100万美元，而这些超过100万美元的华侨，都已在美国居住了很久并且经营着商业。 这里面虽然没点出名字，但显然是包括孔祥熙和宋蔼龄的。 材料公布不久，一向深居简出的孔祥熙突然破天荒地在华尔街一家酒店举行了一次规模不小的记者招待会。 招待会上，满头银髮的孔祥熙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个并不富裕但却心地善良、极为值得同情的落难者。他扯动着干枯的噪音颇为动情地说，他祖上虽然有一些积蓄，但轮到他这一代已所剩无几。为政十余年虽然有些积蓄，但大部投在大陆工商和房地产业中，随着大陆被共产党接管，这些财产损失殆尽。现在尽靠菲薄的退休金和儿女们接济生活。所谓富翁之说不知从何谈起……云云。 记者们注意到，一向对自己的身世闭口不谈的这位前国民党财政部长，今天却像唠家常似的，向与会者喋喋不休地谈起了他的身世和家资，这倒真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几天后，报刊广播里开始出现了“孔博士丢掉大陆财产，来美后生活桔据”的报导。但这类报导除了孔祥熙、宋蔼龄等极少数人关心外，大多数美国人是不会关心这类消息的。谁会关心一个穷人、一个落魄者呢？大多数美国人所关心的，是成功者及其为什么获得成功。 当晚，孔祥熙、宋蔼龄睡了一个好觉。并且也就在这天晚上，他们更加坚定了中国人关于“不露富”的古训。看来，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确实博大精深，要好好琢磨琢磨才是。因为这对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太重要了。 2.痴心妄想復出梦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宋蔼龄进攻性的性格是天生的。在挫败了杜鲁门的财产调查计划后，她说服孔祥熙，利用孔家的财力和有限的影响力，又打响了一场保卫自己在美利益的战斗。他们联合院外援华集团，暗中支持尼克森并给他提供活动经费，终于搞垮了杜鲁门。在195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艾森豪当选为总统，尼克森则被提名为副总统。 尼克森当上了副总统后，孔祥熙夫妇原本打算请尼克森吃一顿饭祝贺祝贺。不料却被尼克森拒绝了。后来他们才知道，在美国政府官员一般都不接受吃请和礼品。因为那样就有受贿的嫌疑，会被认为失去了公正。这不免令孔祥熙、宋蔼龄有点失望。他们到美国后精心培养数年的关系，就是为了将来需要时能走走后门。 这时，台湾又传来要召开第二次国民大会和要重新选举总统届人总统的消息。 1952年朝鲜半岛停战，美苏仍处于对峙状态。蒋介石在坐稳了国民党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后，这时便异想天开地又开了一次“国民大会”，走走形式，以便给人以为，他这个“总统”是民选的。 蒋介石这么一搞，在美国的孔祥熙心里就痒痒了。国民党的元老们现在有点“朝气”的恐怕就剩下孔祥熙了，加上尼克森当选副总统的刺激，使他觉得还可以再拼搏一次。几年前蒋介石被李宗仁和杜鲁门“威胁”时，宋美龄跑到美国求援，当时孔祥熙、宋蔼龄不是倾囊相助吗？！ 但宋蔼龄对这个想法没多大的兴趣。 “别天真啦！”她对孔祥熙说，“你要回去和他共事，他就会把你当成敌人。” “不可能吧？” “他现在要实行新政，要起用新人。你看看，现在台湾政府里哪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元老。” “我去当副总统，协助嘛。” 宋蔼龄明白孔祥熙，70多岁了，还能真的在乎那个副总统的位子吗？他想要个名声，要个“公正”的评价，要在临终前有个说法。自从跟了蒋介石，不能说忠心耿耿，也是一心一意。从1928年当工商部长起，整整16年，他为蒋介石鞍前马后玩命似的干。特别是抗战8年，那么困难，对蒋介石也没起过二心。虽说后来贪了点，但谁不贪？你蒋介石不贪，宋美龄不贪？总不至于因此就一棍子打死呀。把个孔祥熙赶跑了怎么样，不出4年，就被共产党打到了台湾。说孔祥熙不行，换上一个还不如孔祥熙呢。这一点蒋介石心里明镜似的。但他就是不认错。他不能认错，有了错都是别人的，他不能有错，他永远是正确的。这就是蒋介石！孔祥熙是想在有生之年，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划上一个句号。他要在台湾划上这个句号，而不是在美国。 第274页 宋蔼龄把孔祥熙的这个想法和孔令侃说了，来了美国后，宋蔼龄倒是有什么都和孔令侃商量。 “真是！”孔令侃毫不犹豫地回答：“蒋介石怎么可能起用他呢，挂个名都不可能。老蒋在台湾正推行新政，他把在大陆失败的原因都推到像爸爸这样的老臣身上。你让爸爸去竞选副总统，不等于揭老蒋身上的伤疤吗？” 宋蔼龄觉得孔令侃说得有道理。但孔祥熙听不进，非要试试。宋蔼龄也就不好再坚持。她怕和孔祥熙僵持起来，把老头子气出毛病不好收拾。 宋蔼龄找到一个叫魏道明的心腹，叫他先去台湾摸一摸情况，然后再做决定。 魏道明原来担任过台湾省主席，在台湾有一定的人缘。所以到台湾之后，很快弄清了陈诚是副总统的主要候选人。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就派陈诚到台湾，把台湾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以至后来，国民党兵败大陆，才有了一个落脚之地。所以蒋介石为了“论功行赏”，便让陈诚当副总统，根本没有起用孔祥熙的意思。到台湾之后，蒋介石虽然说过几句孔祥熙的好话，只不过是想利用一下他们在美国的关系，打击李宗仁和杜鲁门，纯粹是权宜之计。 虽然是这样，魏道明还是去找宋美龄，把孔祥熙的意图透露了出去。宋美龄嘴上说帮忙，心里却很难。蒋介石知道了魏道明来台湾的真实意图后，为了给宋美龄和宋蔼龄留个面子，对孔祥熙的问题就一直不表态。但没过几天，台湾的《中央日报》就出现了批判豪门的文章。说什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民党所以在大陆失败，是因为有一个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豪门贵族集团。如今，这个集团的残渣余孽还妄图死灰復燃，要提高警惕云云。文章矛头所指，一目了然。 魏道明也是愚蠢之极，见到这篇文章后，不但不收敛，反而继续为孔祥熙拉选票、搞串联。他也不想想，这种政治性的文章是随便发表的么？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到来，如果不是针对孔祥熙，《中央日报》怎么会神经病似地又批起了“豪门贵族”？ 消息传到美国，孔祥熙不信。他对宋蔼龄说，肯定是陈诚背着老蒋干的。可宋蔼龄信，她劝孔祥熙放弃竞选副总统的打算得了，并叫在台湾的魏道明停止活动。哪里知道，蒋经国、陈诚怕魏道明在竞选期间捣乱，竟把魏软禁了起来，更不许魏回美国。 不久，台湾按时召开了“国大”，蒋介石“当选”为“总统”，陈诚为“副总统”。孔祥熙想重返政坛的念头随之破灭了。后来，宋美龄出面做了蒋介石的工作，蒋才同意魏道明离开台湾。：魏道明这次受孔之託回台湾，虽只半年时间，但却比一年都长。他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直到今天才懂了什么叫政治。 当不了“副总统”，孔家便把主要的精力用在生意上。孔祥熙年事已高，不再过问具体事务。宋蔼龄却像焕发了青春，整了容，染了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十几岁。整天不知疲惫地出人于交际场所，奔波劳顿在生意场上，今天飞到圣保罗，明天赶往马西利亚，在里约热内卢、在加拉斯加，到处都留下了她的身影。她的产业在一天天扩大，她的存款尾数的零在一个个增加。她试图让世人相信，试图向台湾证明，孔家和宋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姓氏。最优秀的人。从政可以爬到权力的颠峰；经商，可以攀上财富的宝座。有一次，她和孔令杰一同去加利福尼亚，去他们新开的一个油田参加开钻仪式。她不顾别人的劝阻，慢慢登上了几十米高的井架平台，极目眺望。在蓝色的苍穹下，几十部拔地而起的井架巍峨矗立，视若一片钢铁的树林，而埋藏在几千米地下沉睡了几千年的滚滚原油，将随着她的一声命令喷薄而出，她禁不住飘飘然起来。人人都渴望成功，一个实业家的成功也许比一个政治家的成功来得更实在。当此之际，她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为什么美国会比中国发达。在这一片钢铁井架面前，她明白了。只有把人类最优秀的人才，把这些最优秀人才的最优秀的智慧，用在征服大自然上，而不是用在人事关系上，人类才能繁荣富裕，人类社会才能向前发展。可惜，她明白得已经太晚了。而孔祥熙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他们都将退出歷史舞台…… 当时，孔祥熙、宋蔼龄在生意场上确实是成功的。在他们的财产不断增值的情况下，他们也想为后人留下点好名声，做点善事，这倒是挺有意思的。 1959年，孔祥熙应邀去他曾就读的欧柏林大学参加纪念会，并被请上了主席台。当他老态龙钟的出现在一群乳臭未干的小伙子面前时，当他步履蹒跚地走上主席台时，他听到了掌声--那是为我而鼓起的掌声吗？他眯着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心里翻起了阵阵热浪。 会上他宣布，他将拿出50万美元设立一项奖学金，奖励那些学业优异的学生。于是喜爱探听他人隐私的记者又一次掀起了猜测孔祥熙财产数额的热潮。但这次记者们比较理智，他们只是私下猜测，并没有见报。因为孔祥熙毕竟为了美国的教育一下子拿出50万，他们希望孔祥熙以后拿出的会更多。 但事后，还是有一位记者按捺不住好奇心前去探问，孔祥熙则又重弹了几年前的老调，说他的大部财产在共产党大陆取得政权后随即丧失。他现在是靠少量退休金度日等等。 第275页 但这位记者和他的同行们估计，孔祥熙大概有5亿美元的资产。或许还不止这些。 3.孤魂漂泊何时归 1960年9月11日，孔祥熙在纽约的住所度过了他的80大寿。那天是极热闹的。孔令仪、孔令侃、孔令俊和孔令杰及他们的家人几十口团聚一堂，孔祥熙特地穿了一件中式的对襟长袍，以示自己不忘华夏血脉。宋蔼龄原准备在酒店包几桌，大家热闹一下。因孔祥熙年迈体弱，行动不便，就改在了家里。宋蔼龄照孔祥熙的意图，在客厅里摆了一个孔家的牌位，上挂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的画像，并专门到华人餐馆订做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寿桃。画像两旁，挂着一幅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对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那一天，孔祥熙早早就起了床，洗漱完毕后就叫佣人去喊宋蔼龄。宋蔼龄爱睡懒觉，半天起不来。孔祥熙就坐在客厅里，凝视着祖宗的牌位，并续上了几柱香，缕缕菸丝在孔繁慈的画像前线绕、徘徊。也把孔祥熙的思绪带回到那个久远的年代。 古人云，人活七十古来稀。可他已经活了80岁。他知足，不仅因为高寿，还因为做为一个人、一个有限的生命，能经歷的都经歷过了，并且没有的都有了，该见的都见了。想那国共两党合而分之，分而合之，最后决一死斗；家族之间，亲亲疏疏，争争斗斗；宦海沉浮，亲朋反目；少年留洋，青年得志；中年崛起成为国家栋樑，晚年却在一片声讨中悽然退出政坛……但这所有的一切，和生命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人就如天上的一颗流星，在歷史的长空中一闪而过，能留下一道痕迹就算不错了。幸福和悲伤都是旁人的看法，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的心境。 这时，孔祥熙开始想家了，真的想家了。只有到了这个岁数，才真真地感到了什么叫叶落归根，什么叫寻根。这里的楼再高。装修得再豪华，也不如太谷的四合院；烧牛排再香，再可口，也不如山西的拉面和玉米煳；这里的美国人再友好，再支持，也不如看到中国人亲切。特别是想到自己不久将久别人世，而骨灰却留在美国、留在纽约，孔样熙的心就像被小虫咬噬一样难受。他情愿像一个穷光蛋一样死在中国自己的家门口，也不愿做一个大富翁死在纽约的大饭店里。这个念头，不知何时扎了根似地留在他脑海里，任凭什么也赶不走了。 当天吃完团圆饭，儿女们就一个个告辞了。随即孔祥熙把宋蔼龄叫到了卧室。 当下宋蔼龄觉得孔祥熙的目光有点异样。 孔祥熙头顶上几根干枯的白髮微微地抖动，半天，他终于喃喃地说：“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回大陆看看……” 宋蔼龄情不自禁地一下握住了孔祥熙的手，半晌才劝说道：“庸之，别动这个念头了，这是不可能的。” “可我们不是战犯，共产党没说我是战犯……再说，战犯又怎样，那么多战犯不都放出来了吗？” “共产党不会饶恕我们的……”宋蔼龄的嘴唇颤抖着。 “要不，去找找庆龄？” 宋蔼龄知道，孔祥熙想回大陆看看，想把自己的骨灰送回大陆。但这是不可能的。惟一可能的是回台湾。毕竟和蒋介石共事那么多年、又已到了垂老之年，蒋介石这个面子是会给的。但宋蔼龄实在不知道怎样说服孔祥熙。这些年来，她觉得和孔祥熙交流越来越难，孔祥熙最近总会冒出一些奇怪的念头。这使她想起了人们常说的“老小孩”。老小孩老小孩，老了就又变成小孩。难道事情真是这样不可思议吗？ “你不去，我自己去。”孔祥熙说完闭上了眼睛，表示不再愿意说话。宋蔼龄只得快快地从室内走出来。 情绪是传染的，孔祥熙自己没法回大陆，也没法回台湾。而宋蔼龄却日益受到孔祥熙情绪的感染，越来越感到一种异域独处的寂寞和孤独。每到夜晚进入梦乡时，她就开始做梦，全是孩提时代的景象和故事。 她想起了家里的小院，四周是绿茵茵的原野，一条小河欢快地从门前流过。河水清澈见底，一座江南风格的石桥直对着院门。蓝天下，燕子在飞翔，白云在飘荡。从田野里飘来阵阵油菜花香…… 她想起了母亲，一个她认为最漂亮也最美丽的东方女性，脸颊丰满、圆润，一头黑髮整齐地盘在脑后，一双深潭般的眸子放着慈祥的光。母亲从小教她们文化，教她们烹调，教她们刺绣。当年，宋蔼龄最讨厌刺绣，总想尽办法逃避，甚至捉弄母亲请来的那个刺绣老师，最后受到了母亲的严厉训斥。 她想起了黄浦江，想起了南京路，想起了从大海吹过来的那略带海腥味的风，和重庆那一年到头都赶不走、驱不散的…… 终于，宋蔼龄理解了孔祥熙。从感情上而不是从理智上理解了孔祥熙。 旋即他们作出了决定，回台湾定居。尽管他们在美国有钱。有房子、有家、有世人羡慕的一切，但他们觉得这不是自己的家，不是自己最后的归宿。既然他们无法回上海，回山西，那就回台湾。因为，不管怎么说，台湾毕竟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于他们要回台湾定居的举动，孩子们都表示理解。倒是一位华侨邻居来告别时说：“你们到了美国，总感觉不适应，总觉得这不是你们的家。等你们回了中国，就会发现你们已不适应那里的生活，而适应美国的生活。到那时，你们会发现哪里都不是你们原来想像的那个家，你们就真变得无家可归了。” 第276页 当时，宋蔼龄只当这是昏话，没往心里去。不料她和孔祥熙回台湾几年后，才慢慢悟出了那邻居话中的含义。这是后话了。 1962年春天，孔祥熙、宋蔼龄乘坐的飞机在台湾桃园机场降落。当他们瞄珊着走下弦梯时，蒋经国正在下面等候他们。孔祥熙心里还着实一阵激动，老蒋还没忘了旧情。当即蒋经国也假戏真做地说，父亲身体欠佳，不能亲到机场迎接，望孔老原谅。 这就是他想像中的家吗？孔祥熙举目四望，只见一队军警在不远处瞪着警惕的眼睛，机场上飞机起飞和降落声和十几年前没什么两样，只是声音更刺耳了些。 还有和以前一样的青山、绿野、蓝天。 在台湾郊区，蒋介石为孔祥熙安排了一幢别墅。宋美龄第二天晚上驱车前来看望，姐妹俩几年不见，倒也热热闹闹，说说笑笑。只是都上了岁数，叙完旧之后便话题不多，各自回家就寝。 几个月过去，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台湾的每一个角落，阿里山。日月潭、工业区、商业区，并和昔时的朋友叙叙旧。蒋介石为了照顾情绪，给了孔祥熙一个“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评议员”的虚职。孔祥熙也装模作样地出席了一次评议会。到会场一看，全是像他一样七老八十的白髮人，心里就凉了大半，知道了这纯粹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 渐渐地，孔祥熙和宋蔼龄都产生了厌倦，他们又后悔了，后悔不该回台湾来。 在台湾，没有把他们当回事。除了刚回来那几天蒋介石见过他们一次外，他们就再没有见到其他掌实权的要员。 当时，台湾正在按自己的轨迹发展。而他们，却像一件不值钱的古董被人遗忘了似的孤零零地整日呆在那栋空荡荡的房了里。和他们保持联繫的，都是一些过去的国民党元老，而这些元老所谈论的，不是儿童就是死亡。而且每隔几个月，他们当中就真的有人死去，好像他们现在活着就是为了死亡。 在新一代国民党执政者中，对他们都怀着一种本能的蔑视，认为他们贪污腐败无能；认为他们都是一生只顾个人不管国家；是没有责任心和事业心的小人；把大陆拱手让给了共产党，才导致了现在台湾的困难局面。 台湾的自然风景远没有大陆富于东方特色，但台湾的社会风气和城市建设却逐渐西化。走在台北的大街上，你越来越找不到中国的感觉，连霓虹灯、gg牌上都印着英文。 更要命的是，台湾的医疗设备、医疗技术远没有美国先进。一次孔祥熙不慎腹泻，被车送进医院。孔祥熙一看门诊楼内骯脏的墙壁就对随从挥挥手说：“回家。”他实在不能容忍在这种环境中看病。 还有就是台湾的空气，潮湿、多雨。本来孔祥熙已比较适应了纽约的气候。对这种四季不分的多雨天气极不舒服，总觉得那股阴潮侵人到骨髓，使全身的关节隐隐作痛以至彻夜难眠。 这就是他梦牵魂绕的台湾吗？这就是他“梦里寻他千百度”的归宿吗？ 孔祥熙和宋蔼龄这时才想起、才明白了当初他们从美国回台湾时，邻居的那段话。他们真真地感到自己已无家可归了。 此时的孔祥熙已86岁高龄，身患糖尿病、肺心病、高血压和消化道溃疡等多种疾病，就像一盏快要熬干了油的灯，在生命的尽头勉强发出微弱的光亮。于是，从小就不安分的宋蔼龄在孔样熙生命的最后时刻又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让孔祥熙回美国治病。 宋蔼龄的这个决定引起了家人的反对，孔祥熙虽然在台湾生活的并不太如意，但他已经无所谓了。到哪里能如意，到美国就如意了吗？！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如意或不如意，关键看你怎么想。 大女儿孔令仪主要担心孔祥熙的身体，从台湾到美国对年轻人只是一次短暂的旅行。可是10个小时的飞机，对于一个86岁高龄的多病的老人，就不啻是一次冒险、一次拿生命健康做赌注的冒险。 但宋蔼龄觉得，如果让孔祥熙在台湾住下去，情况也许会更糟。不如冒点险，美国的看病条件毕竟大大好于台湾。 一时谁也说服不了宋蔼龄。 蒋介石考虑的首先是政治。孔祥熙宣布回台湾定居，无疑是给蒋家王朝脸上添了彩。住了几年又要回去，等于又给其抹了黑。但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都没有理由阻止孔祥熙去美，便只有在宣传上做做手脚了。 1966年2月28日，孔祥熙藉口赴美治病，和宋蔼龄及孔令仪离开了台湾。 同年3月1日，台湾的《中央日报》对此发了一条消息： “（中央社台北28日电）三年前向国定居的前行政院长孔祥熙博士，今天下午2点20分由他的夫人宋蔼龄及长女孔令仪陪同，搭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机赴美，接受短期的健康检查及治疗。 已是87岁高龄的孔祥熙博士，在台湾居住了三年四个月，他在美国接受治疗后，仍将返回台湾。今天下午前往机场送行的包括蒋经国、徐柏园、陈庆瑜、蒋纬国及财经界旧属等人。” 孔祥熙带着他病人膏育的躯体走了，从此再没有踏人中国的土地。临终前，他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决定，辞去了中国银行董事职务。这个职务，从1947年孔祥熙去美国后一直被保留着。孔祥熙一直靠这个职务从国民党政府领取一份不算太高的月薪。那就像一条线，将孔祥熙和国民党、和蒋介石、和中国连在一起。也是孔祥熙曾经效力于国民党政权20余年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记。蒋介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孔祥熙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谁都不提这件事。 第277页 ，然而这次，孔祥熙提出辞去这个职务，却在蒋介石心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他已隐约感到，这是孔祥熙和他做的最后一次交易。孔祥熙宣布回台湾定居，在政治上给蒋介石帮了忙，这是作为蒋介石一直保留着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的一种回报，一种感情的偿还。现在，孔祥熙已不欠蒋介石什么了，他可以坦坦荡荡地离开台湾而且公开辞去这个职务了。 当时，恐怕只有蒋介石心里明白，孔祥熙是带着怎样的心态在机场和蒋经国告别的，他将永远不会再回台湾了。 在纽约，孔祥熙的经纪人帮他和宋蔼龄在长岛的洛卡斯特谷菲克斯港买了一栋新的别墅。那栋别墅的前院，就是一片海滩。从卧室的窗户中，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和那遥远的水天连接的地平线，以及每天早晨冉冉升起的太阳。 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个垂暮老人，当他的愿望未了时，他的生命就如同顽强的枯藤怎么也扯不断。而当目的一旦达到，他生命的墙就像被大风吹过一样轰然倒塌，变成一堆瓦砾。 孔祥熙也是这样，在回到美国一年多后的一天晚上，他突然感到胸闷气短。他想咳一下，却觉得有什么东西卡在嗓子里，使他咳不出来。他摇响了手铃，家人们跑了进来，发现他已经瘫倒在沙发里。 1967年7月22日，孔祥熙被送进了纽约州立送院，进行全面检查后便将他推进了监护室。这个曾经一度掌握着众多人命运。影响着国家前途的重要人物，此时却像千百个即将告别人世的普通老人一样，没有任何威严，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浑身上下被插满了管子；在医护人员的呵护下，苟延残喘着随时都可能丧失的生命。 开始，他还有意识，还能辨别亲人和医生，还能握握宋蔼龄及子女的手。到后来油于心力衰竭，他的意识完全丧失了，终日昏迷如同死去了一样，只有那微弱的心跳还能证明他是活着的。 同年8月16日，孔祥熙的极限到了。心脏监护仪上的波纹渐渐平缓，最后变成了一条直线从萤屏上最后消失了。于是，被近半个月来的抢救弄得疲惫不堪的医护人员和守候在旁边的亲属，都不约而同地轻轻嘘了一口气。似乎他们期待的，就是这一刻的到来。 孔祥熙病故这一年，正好88岁。 当宋蔼龄闻讯赶到医院时，孔祥熙已进入了他原来不能想像的天国。他的手脚冰凉，全身僵硬，下巴上几根白色的鬍鬚歪倒着，一双浮肿的小眼睛变成了两条下垂的弧线。 当时，宋蔼龄没有哭，但全身像秋风中的树叶似地颤慄着，一种莫名的恐惧紧紧攫住了她的心灵。因为她突然想到不久后的某一天，她也会像孔祥熙一样，走进那个永远黑暗的世界…… 孔祥熙的葬礼在纽约第五街的马布尔联合教堂举行。宋美龄带着一个五人护旗队和蒋纬国从台湾乘飞机赶来参加。宋蔼龄、孔令仪、孔令侃、孔令俊、孔令杰身穿黑色服装率先来到教堂，同孔祥熙素有交往的中外人士几百人也同时出席了葬礼。 值得一提的是，宋子文当时就在美国，而且身体还可以。但他听到了消息后，只是给宋蔼龄打了个电话，并没来参加葬礼。多年的积怨，使宋子文对孔祥熙产生了难以消除的恶感，直到孔祥熙死，宋子文也不愿原谅他。 孔祥熙死后，美国《纽约时报》发了消息，在介绍了孔祥熙的简要生平后，文章这样评论孔祥熙： “孔先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以前的一位下属最近说：‘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他喜欢闲谈，但是他从来不愿意发出明确的指示。至于他的能力，他像所有山西银行家一样，是一位精明的办事员。但是，他不是一位有政治风度的理财家’。” 对孔祥熙的死，反应最强烈的是蒋介石。他不仅派宋美龄和蒋纬国到美国参加葬礼，他还亲自写了所谓对孔祥熙盖棺定论的“总统褒扬令”，其内容如下： “总统府资政孔祥熙，性所敦笃，器识恢弘。早岁负籍美邦，志存匡济，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宣力效忠。北伐以来，领贊中枢，歷任实业部长、工商部长、国民政府委员、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行政院长等职，多所建树。万以财政金融制度，擎画兴革，克臻统一，八年抗战，长期勘乱，而军需民食，未曾匾乏，其汁漠勋业，自是千古。况时值政府戮力安攘，乃以外交军务，或承命以驱驰，或排难而再乱。在艰弥励，益懋勛献。综其生平，为国尽瘁，不矜不伐，当兹復兴之际，方冀老居匡辅，遽闻磕谢，震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示政府崇报耋勛之至意也，此令。” 对孔祥熙的评价，自然要涉及到对他当政的那段歷史的评价，及对他突然退出政治的解释。而这种评价和解释，出于蒋介石之口，又必须带着政治色彩。于是，蒋介石在那个“总统褒扬令”之外，又专门写了一个2500字的《孔庸之先生事略》。在这个《事略》中，除了仍把孔祥熙乱吹一通外，还把抗战末期孔祥熙被迫下野的责任推到了共产党身上，这就真是弥天大谎了。在这里，我们亦不妨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告终，即我抗战结束之初，共党乃千方百计，造谣惑众，动摇中外舆论，企图推倒我国民政府者，必先推倒我财政当局之阴谋，于是其矛头万集准庸之先生之一人，使其无法久安于位，而不得不出于辞职之一途…… 第278页 要说蒋介石也是损到家了。孔祥熙死了，他还要从其身上捞一点政治资本，为自己开脱罪责。不知宋蔼龄和其他国民党元老们看后，会做何感想。孔祥熙在天有灵，如果再次领教蒋介石这种撒谎不脸红的绝技，还会死心塌地跟蒋介石干20年吗？应该不会了。 孔祥熙的骨灰被安放在纽约北郊哈兹代尔的斐思克立夫墓园。 孔祥熙死后，宋美龄希望宋蔼龄回台湾和她作伴，宋蔼龄没答应。当时中国大陆还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宋蔼龄和宋庆龄也失去了联繫。她孑然一身，守在纽约自己的别墅里。 1971年4月，宋子文在美国旧金山病危。消息传到纽约，宋蔼龄心急如焚。但是她年迈体弱，根本无法前去看望，只能在家中默默祈祷。但没过几天，宋子文就病逝了。终年74岁。 宋子文的死对宋蔼龄本来就衰弱的身体是又一次沉重打击，以致数月之后，她的双腿关节僵硬不能行走。两年后，她终由于病人膏盲，住进了她一直不想住进的医院（当时家人曾几次想把她送进医她都不同意，认为送进等于宣布死亡）。 1973年1月19日，宋蔼龄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医院故去。终年85岁。 宋蔼龄死后，《纽约时报》也发表了一篇评论。这篇评论对宋蔼龄是这样评价的： “这个世界上一个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就这样在一片缄默的气氛中辞世了。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妇女，她也许是世界上靠自己的精明手段敛财的最有钱的妇女。她是介绍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媒人，是宋家神话的创造者，是宋家王朝掌权的真正设计师。” 1994年1月的一天，某新闻社发出一篇报导《四大家族油尽灯枯，孔宋子孙异域飘零》。报导说，目前四大家族第一代在世的只有宋美龄和陈立夫，第二代也已进入风烛残年。孔氏四姊妹中，孔令侃最为短命，他于1992年死于纽约，终年75岁，蒋纬国则疾病缠身。其他人都在美洲大陆定居，和中国人少有来往，新闻媒体也少有披露。在一般的赴美华人印象里，他们仍是颇具神秘色彩的一代。 附录1:孔祥熙年表 1880年（清光绪六年）：1岁 9月11日诞生于山西省太谷县程家庄。取名祥熙，字 庸之，号之渊。 相隔2年后其妹诞生，取名祥贞。 1884年（清光绪十年）：5岁 附父始读《三字经》、《论语》等。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6岁 母庞氏不幸病逝。其后随父至外祖父所居地太谷县南张村，并就读于其父创办的私塾，自此读经习字为时4年。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 因患病求治于传教士创办的基督教诊所，并很快获痊癒。此事令其改变对西方传教士的看法，由心存畏惧转而为仰慕和信赖。 是年7月15日宋蔼龄生于上海，初名爱琳，英文教名为南希。 1890年至1893年（清光绪十六~十九年）11－14岁 在基督教公理会所办的小学校就读，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1894－1899年（清光绪二十~二十五年） 由基督教公理会保送至潞河书院就读，在此皈依基督教并成为一名讲经布道人。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21岁 6月义和团运动波及北京后，潞河书院停课。孔祥熙赶回太谷老家后不久，便和当地洋教士一起被困在福音院内；被救出后一直藏匿至形势稍有缓和，方才赶去北京向教会文面汇报山西局势。旋即陪同文阿德返回山西处理当地“教案”。 1901－1907年（清光绪二十七~三十三年）22－28岁 2月孔祥熙在潞河书院通过毕业考试并位列榜首。旋即由潞河书院保荐并得清朝廷重臣李鸿章关照赴美留学。始人欧柏林大学展又人耶鲁大学并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受欧柏林大学中国同学会委託及资助，回国办学。 1904年5月28日，宋蔼龄只身赴美国留学，年仅15岁。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29岁 与潞河书院同学韩玉梅结为夫妇。 1909－1910年（清宣统元年-宣统二年）30－31岁 孔祥熙返回故乡后创办铭贤学校并当此际将学校由太谷县南关迁往东关盂氏花园内。孔除主持铭贤校务併兼课任教外，同时还担任太谷县商团教官并被聘为县警察局顾问。1909年来蔼龄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乔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旋即归国。 1911年（清宣统三年）32岁 10月辛亥武昌起义并获成功，旋即山西及全国各地相继响应。孔祥熙组织学生奔赴娘子关参战。铭贤学校因此停课达半年之久。 是年秋，其父孔繁慈逝世。 是年末，宋蔼龄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之秘书。 1912年（民国元年）33岁 孔祥熙看准火油（今称煤油）生意有大利可图，便创办“祥记公司”专门经销英美火油，同时创办“裕华银行”。是年，其妻韩玉梅因患肺病早逝。 1913－1914年（民国二年-三年）34－35岁 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再度逃亡日本。彼时孔祥熙亦亡命日本并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同时协助孙中山先生筹集革命经费。与此同时和宋蔼龄女士相识。 第279页 1914年（民国三年）35岁 春天在日本横滨与宋蔼龄结为夫妇。 是年，宋蔼龄25岁。 1915－1921年（民国四年一十年）36－42岁 与宋蔼龄结婚后即偕夫人回国并径返家乡山西太谷。返乡后继续办学同时经商。其夫人宋蔼龄除操持家务外，亦在铭贤学校兼授一段时间英语课。不久，长女孔令仪出生。其后6年间，长于孔令侃、次女孔令俊（又称令伟）、次子孔令杰相继出生。最初孔祥熙为阎锡山聘为山西督军兼省长公署参议，孔亦在此时组织戒毒会从事戒毒活动。后来适逢“五四”运动爆发，孔祥熙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说，并决定停课10天以便组织学生参加声援活动。大约与此同时，山西境内大旱。孔祥熙向华洋义赈会借贷100万美元，并商定以工代赈方式修筑晋西、晋东两条公路。 因此事解悬拯溺，救济灾民，一时令孔氏声名鹊起。 1922－1923年（国民十-~十二年）43－44岁 头年3月应王正延之邀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后又任胶澳商埠电话局长。翌年春返晋，至秋天又为王正廷邀为中俄交涉驻奉天代表，为时半载。 1924年（民国十三年）45岁 1月应孙中山先生之邀，赴粤共商联络北方军界将领事宜，旋即密携中山先生手稿《建国大纲》赴北京，联络时任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将军。冯因此而受启发并发动“北京政变”，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以共商国是。 1925年（民国十四年）46岁 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病逝。孔祥熙为《总理遗瞩》签字见证人之一，并出面主办中山先生丧事。 1926年（民国十五年）47岁 初春赴美考察并宣传国民革命。在欧柏林大学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在些期间为铭贤学校募集基金款项达100余万美元。是年冬由美径飞广州，就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同时兼任广东国民政府代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以支持北伐前线战事。 1927年（民国十六年）48岁 1月随国民政府迁至武汉。3月就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宣告分裂。自此孔祥熙开始歷时二月的幕后撮合，最终促成蒋汪之间的“宁汉合流”。 1928年（民国十七年）49岁 2月当选为国民政府委员。3月就任工商部长，其间主持釐订了工商法规百余种，包括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 1929－1930年（国民十八一十九年）50－51岁 继续担任工商部长和国府委员职务。不久又兼任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旋改任常务委员）、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赈灾委员会委员，同时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出任“总理奉安”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处总干事。其后又任中国国货银行董事长和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工商、农矿二部合併后成立实业部，孔又出任实业部长。 1931年（民国二十年）52岁 继续担任实业部长等职。期间主持釐订了劳工法、银行法、渔业法和海关税则等数十种法规和条例。“九·一八”事变后，为国内外形势所迫，蒋介石辞职，孔亦随同辞职。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53岁 年初随同蒋介石一起官復原职。旋即被委派为“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出访西方各国，实则是向德、意等国洽购军火、飞机等。宋蔼龄与之同行。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54岁 3月自欧洲返国。4月就任中央银行总裁。10月兼任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11月又出任财政部长。这一期间孔祥熙除继续延用增税、借债等办法为蒋介石打内战筹措军费外，还对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三家实行增资改组，以扩大其金融控制权。与此同时孔氏亦实施了减轻田赋附加、直接税、废除苛捐杂税等财政措施。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55岁 继续担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职务。是年6月北上视察民财两政、顺便抽暇返乡并邀请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视察太谷县。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56岁 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后成立中国农民银行，孔祥熙出任董事长。是年11月中央银行设立中央信託局，孔自兼理事长并宣布，自当年11月4日起实行“法币政策”。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57岁 2月就任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主持发行“统一公债”并整理旧债。7月兼任国防会议委员。是年12月爆发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后，孔出任代理行政院长，并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58岁 4月被委任为“中华民国庆祝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前往伦敦。此行目的仍是秘密洽商贷款与购买军火等事宜，以备抗战。夫人宋蔼龄随同前往。不久，孔 在美国耶鲁大学被授予博士学位。 是年10月中旬。孔祥熙携夫人宋蔼龄回国。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59岁 1月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同时继续兼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务。在此期间孔氏採取战时措施：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大量增加农贷并制定若干新条例以加强对金融的控制；同时实行战时税制和“公库法”；田赋徵实；对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等。大约与此同时，孔祥熙又兼任了赈济委员会委员长、工业合作协会董事长等。 第280页 1939－1941年（民国二十八~三十年）60－62岁 1939年末改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同时继续兼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1941年5月兼任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吕月又任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0月再任重庆外汇统制委员会主席。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63岁 继续担任前述各职。是年春天主持财政部发行美金公债。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64岁 是年春法币贬值。孔祥熙命令将所剩的5000万元美金公债停止发行，以便内部“私分”。是年7月法币发行权统统收归中央银行管理。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65岁 2月就任中国银行董事长。6月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赴美参加“国防货币基金会议和橡树园会议”。赴美期间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私人全权代表”名义，专程拜会了当时美国的罗俾福总统。孔祥熙此行成就有三：1.索回美军在华军费垫款约2.2亿美元；2.购买价值3亿美元的黄金；3.争得世界第四.强国地位及在联合国的否决权。是年11月孔样熙辞去财政部长职务。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66岁 5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任期5年），同月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职务。7月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职务。10月辞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务。届此仍继续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67岁 11月当选为伪国民大会代表并为大会主席团主席。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68岁 继续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是年春携夫人宋蔼龄赴北方私访，在京津暂短停留后，旋即返回故里山西太谷。在家乡辞亲别旧并处理家务，不日离晋经青岛返沪。 是年秋，孔氏离沪前往美国。 夫人宋蔼龄此前已先赴美国。 1948－1949年（民国三十七一三十八年）69－70岁 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受蒋介石委託支持杜威竞选美国总统，结果败北。 1950－1961年：71~82岁 此一期间应聘为台湾“总统府”资政。 1962－1966年：83－87岁 由美返台向蒋介石祝贺生日，并在台逗留数年。其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1966年春因宿疾復发再度赴美就医。 1967年：88岁 是年8月16日，在美国纽约病逝。 1973年10月18日，孔夫人宋蔼龄亦病逝于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长老医院，享年83岁。 附录2:本书参考书目及资料《孔祥熙和宋蔼龄》王松等着《孔氏家族秘史》王炳林主编《宋蔼龄全传》陈廷一着《孔祥熙其人其事》谭光等着《四大家族兴衰》唐汉着《大财阀孔祥照传》王松等着《未加冕的女王宋蔼龄》杨者圣着《抗日烽火中的宋氏三姐妹》唐曼珍主编《孔二小姐》侯新书、芜影山着《宋氏家族秘史》王炳林主编《宋氏家族》埃米莉·哈恩着《民国春秋》张普着《20世纪中国全纪录》吴少秋等主编 其他还包括： 《北伐战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阎锡山》、《冯玉祥将军》、《文史资料选辑》、《近代八十年》，以及本世纪20年代-40年代末部分国内报刊资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