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名家一起经歷唐朝盛典》 第1页 [史学研究] 《和名家一起经歷唐朝盛典》作者：邢群麟+杨艷丽【完结】 和名家一起经歷唐朝盛典：15位名家携你品读唐史菁华/　邢群麟，杨艷丽编着.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1 （煮酒论史系列） 序一 千古诗话里的绝唱 唐朝，一个最昌盛的国度,一段最旖旎的时节。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唐朝是一个让自信与活力恣意绽放的最闪耀的点。如日中天的国力、血脉旺盛的生命力、八面来风的宏大气度共同绽放出一朵让后世嘆为观止的盛世莲花。 当你漫步于月光中，徜徉在秦岭之下、渭水之滨，便能听到几千年前就瀰漫在这山水间的空灵之声，感受到一个伟大民族的吶喊；当你仰望苍穹，仰望着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仰望过的天空，一种难以名状的冲动瞬间涌上心头，让你不得不去想唐朝，去寻找唐朝的天空。 “八水绕长安”，唐朝的都城因此得到灌溉，土壤肥沃，物产丰饶；茂盛如青障的秦岭，不仅带来了王维在诗中一再赞美的“深林”、“空林”的景致，更孕育了大气魄、大作为、大自信、大开放的帝国胸怀。 倘若来到今天的西安，仰望苍穹，仰望当年一百平方公里的唐朝都城的天空，能否感受到当年的气魄？在唐朝以前，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九个朝代在这里轮番上演着朝代兴亡与更替的歷史大戏，充满着豪情壮志，而且大戏仍在继续，夹着高亢的秦腔徐徐拉开了大幕…… 一曲声势浩大的《秦王破阵乐》奏响了唐人的恢宏气势，思绪跨越千年来到太宗皇帝的登基大典。遥想太宗皇帝当年，手持唐刀，跨下一匹特勒骠，纵横疆场、浴血奋战，为大唐奠基立下赫赫战功；祸起萧墙，玄武门弒兄挟父，一路从“血泊”中走来，登上九龙宝座，“一日之恶”成就“三年之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将天下英雄尽收彀中；贞观盛世，一支胡旋舞跳出百无禁忌的自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一个地地道道的君主，一个名副其实的文人，一个才华横溢的风流才子：集多重角色于一身的玄宗，将一个王朝推向了世界之巅，又无情地将它推入万劫不復的深渊。花开花败终有期限，也许是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摆脱的命运。然而就在这无可奈何中，唐朝人以他特有的品质演绎了一段盛世华年，并让世界记住了中国，记住了唐朝。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大雁塔，多少人文闱及第后，在这里留下诗篇。科举制度，唐朝政治清明强大的一个缩影，莘莘学子由此开始大展宏图、指点江山。然而，世事变化无常，谁料到文人间明争暗斗竟酿成了一场祸乱。大唐的晚秋并不那么平静，一双双觊觎的眼睛盯着那九龙宝座，演绎了一曲大唐王朝的谢幕輓歌。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唿来不上船，自弥臣是酒中仙。” 一壶酒、一杯茶让皇都长安馨香四溢，香气中带着兴旺与繁华，香气延伸到扬州、蜀州，“扬一益二”成为世间佳话；香气挥洒至敦煌，开启了古老的文明；香气漂洋过海，让东西方的文明交汇。唐朝的“两税制”开浚了自由经济的时代，让世人见证了一个伟大王朝的黄金时代。 “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勛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唐王朝以它广博的胸怀，接纳四方来客。你看那一个个身着胡服的少女，弹着琵琶，宛如一幅幅美丽的图画；你听那来自遥远西藏的迎亲曲，声声入耳，唱响民族融合的友谊之歌。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一首悲情的诗，一个伤感的故事，一段跨越国界的友情，诠释着唐朝极度开放、海纳百川的外交胸怀。唐朝在受容、消化和改造域外文化之后，又将这种带有明显华夏特徵的文化向四周输出、辐射，构成更为壮阔的唐代中华文化圈。唐朝正在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金戈铁马之后，一切归于沉寂。面对破败荒凉、繁华不再的唐朝，世人皆为之惋惜。“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一夜风云散，变幻了时空。聚散皆是缘，离合总关情。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长江有意化作泪，长江有情起歌声。歷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沖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一首《菊花》完毕，唐朝盛典的帷幕缓缓落下。往事越千年，岁月的年轮已经掩埋了歷史的痕迹，但永远抹不掉已筑成的辉煌。 唐朝,一个诗的国度，一个盛世天堂。唐朝的歷史像一个个跳跃的音符穿插在盪气迴肠的千古诗话中，留给后人太多的感动、回味与遐想。然而唐朝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一种唐朝人的生存形态,一种激励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博大精神。大唐帝国的辉煌已沉淀在民族的歷史长河中，成为一个民族不朽的荣耀。就像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中说的： 第2页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多少人在苦苦追求着、嚮往着盛唐气象。盛唐以后，中国长期陷在封建社会没落的泥淖中。这一个如日之方中的美好的时代，也就成为千百年来可望而不可即的赞嘆。 编着者 2007年12月 序二　名家品唐朝：回味唐朝波澜盛世 培根有语：“读史使人明智。” 然而对于读史，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无论过去的，还是后来的，都应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可以读，不可以信；可以引以思考，不可以据以当真。大概没有偏见，无以成文人；没有矫情，难以成歷史。 听史学家谈歷史，你能学到严谨；听文学家谈歷史，你能在妙笔生花的文字间体味另一番生动。 唐朝离我们太远了，但唐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个让我们骄傲的时代。 余秋雨在参观莫高窟时有此感慨：“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又喷得一点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壮丽无比的交响乐章……大唐帝国就该这样，这样才算大唐帝国。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驾驭如此瑰丽的色流，而竟能指挥若定。” 柏杨先生说：“唐王朝是中国歷史上贡献最巨、国力最强、歷史最长的王朝之一，共二百七十六年，其中一半时间在黄金时代之内。” 一个纷乱的时代给了李唐王朝一个机会，李唐王朝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时代。究其原因，陈寅恪先生说：“乃在于以游牧民族之武力取得天下，而以汉魏以来的中原文明之文化而治理天下。” 歷史的洪流滚滚而进，制度文明则好似千里之堤，疏导杂乱使其规范有序。钱穆先生说：“唐代是中国歷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唐以后中国的歷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 再完备的制度如果没有经济作为支撑也会变得软弱无力。唐朝的统治者实行了“两税制”，以推动经济的发展。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唐代的租庸调制，结束了古代井田均田一脉相传的经济传统，而两税制则开浚了此后自由经济之先河。”费正清先生说长安是唐朝的经济中心，是唐朝实力的象徵。长安布局的井井有条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统治的有序性。壮观大气的市容市貌象徵着大唐王朝的兴盛和富足。7世纪的中国是远远领先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在汉朝时地中海地区还与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不相上下，而经过唐朝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唐朝经济的繁荣足以让它在世界面前昂首。面对来自世界各国的朝拜，它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并将多元文化纳入自己的文明。李国文先生说：“唐朝的天空下，是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的盛世光景。”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诗更是中国诗歌的高峰。闻一多曾经说过:“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可以说,唐朝文学的繁荣正是以诗歌的高度成就作为标志的。李白杜甫双峰横绝,其余众人峰峦叠嶂,各有拥趸。唐诗中有积极进取的精神、有浪漫主义的气质、有幽静宁谧的心境、有积极入仕的人生态度。难怪鲁迅先生要说：“中国的好诗到唐朝都已作完。” 歷史蕴涵着经验和真知，我们需要拨开歷史的重重谜团，重新审视歷史现象；我们要改变某些歷史的传统说法，对其有清醒的认识。 本书中，15位名家将为我们讲述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性帝国，展示其前所未有的繁荣，带我们一起品读“兴则万国来朝，衰则一落千丈”的大唐王朝。 编着者 2007年12月 第一章　潜龙在渊　高祖岂是平常人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朝代更替、国家兴衰、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人事总在不停地更替变化。歷史的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纵然立下千秋伟业，也不过是为他人添作嫁衣。在歷史对局的博弈中，李渊成为赢家，拉开了一个盛世王朝的序幕；在与儿子的对决中，却成了输家，忍受着后人不公允的评判。自古成者为王败者寇，歷史永远是胜利者粉饰自己最好的工具。高祖等待平反的那一天…… 终于有一天，他等来了这样的评价“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棰以御裊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 作为中国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高祖李渊个人政治生涯中的起伏波折，与大唐帝国的兴衰交替一样，充满了无限魅力。 一张被正史扭曲的面庞 唐高祖是在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他举兵反隋时尽管已年过五十，上了年纪，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又生机勃勃和干练的领袖人物。 第3页 ——费正清 一切开始于一首民谣和一个梦。 隋朝末年，“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谶语广为流传。这一政治预言在给当政的隋炀帝敲响警钟的同时，也为“密谋造反”之人创造了一个有利的舆论环境。当时颇具势力的李密、李渊、李轨都纷纷行动起来，藉助这一谶语招募自己的追随者。 传说这个谶语来自于隋炀帝的一个梦。一日，隋炀帝杨广做了一个怪梦，梦见洪水滔天，淹没了都城长安，沖毁了宫殿，一切陷于一片汪洋之中，唯独城头的三棵李树安然无恙，并且枝繁叶茂，硕果纍纍。杨广从梦中惊醒，吓了一身冷汗。即刻召术士为他解梦。术士安伽陀为杨广解梦，揭示了“杨氏将灭、李氏将兴”的预言，并暗示杨广不可不防。 此事听来蹊跷，不禁让人浮想联翩。陈胜、吴广起义时装狐狸叫声，王莽伪造天命之类似乎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且不说梦与谶语的诸多牵强附会之处，也不说术士心怀鬼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单就这条谶语，有心之人便可借题发挥，伺机而动企划大事了。李渊就将这首《桃李子歌》（“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婉转花园里。”）重新演绎了一番。民谣中，“李”就是李渊的姓氏，“桃”解释为“陶”，是“陶唐”的意思，那是上古的帝王，而恰好李渊在隋朝被封为“唐公”。《起居注》引用李渊的话“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来表示自己的决心和立场。从此，李渊便在天下顺理成章地召集自己的追随者，为起事做好充分的准备。当时李渊已年过五十，上了年纪，仍然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而又生机勃勃、干练睿智的领导人物。 然而，当你想翻开《国史》、《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以及新、旧《唐书》和司马光《资治通鑑》这样的正史，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充满智慧与才能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时候，你会变得一头雾水。因为在这里，你很难看到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建立大唐以及治理大唐的一切积极作用。《旧唐书》中只字未提高祖在起兵事件上的任何贡献；《新唐书》中直接将起兵的功劳归于李世民，并用高祖的优柔寡断来烘托李世民的果敢英武。正如费正清所认为的，唐高祖是中国一切史书中最受贬低的一位君主。 他的声誉之所以蒙受损失，一来，是因为他的统治时期很短，而且是夹在中国歷史上两个最突出的人物统治期的中间，与二人相比，他既没有隋炀帝劳民伤财、昏庸治国的斑斑劣迹，也没有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卓越功绩，他就像波澜起伏的乐章中的一个休止符，被人们所忽略；二来，是因为他建立唐王朝的功绩被他的接班人精心地掩盖了。 想还原李渊的真实面目，还要参考一下与李渊同时代的作者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这位唐王朝建立的目击者，为世人展现了一位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的形象。 隋朝以来儒风日下，三教中地位最低，李渊受到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小，也就不可能像后世的臣子那样忠于一家一姓的朝廷。他出生在一个贵胄之家。关于李渊的家世，《新唐书》记载为陇西成纪人，也有说是李耳的后代，为其加上了耀眼的光环。陈寅恪认为李渊“非华盛之宗门，渐染胡俗，名不雅驯”。且不谈旧史上对李渊的家世渊源、出身籍贯颇多歧义的记载。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在李渊的祖父李虎时，其家族开始飞黄腾达。李虎因为积极参与后魏权臣宇文泰的政变并获得成功，被列为“八柱国家”之一。还因为功参佐命成为西魏的开国功臣，官为太尉，被赐予鲜卑姓大野氏。李唐的祖上显然是依靠军功发迹的，是以八大柱国为核心的军人之家，也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可以想像一个出生在军事家庭的李渊，怀有夺得天下的念头不但显得不足为奇，似乎还有些顺理成章。 此外，李渊深谙道家的精髓，深知“不争，而莫能与之争”的道理。他韬光养晦，从容应对变局，还对李世民说过：“隋朝气数已尽，我们李家顺应天命，我之所以没有尽早起兵，是因为时机未到，你们兄弟未齐。”李渊就像《易经》干卦中说的“潜龙勿用”、“或跃在渊”，他的为人正与他名中的“渊”字一样，犹如那深不可测的水潭，打着漩，积聚力量，等待冲出深渊的那一刻。 太原起兵　谁是主角 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棰以御裊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 ——王夫之 太原起兵是创建唐朝的开端，两《唐书》和《通鑑》均记载太原起兵是李世民精心策划的，《资治通鑑》甚至直截了当地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当李渊听到李世民要起兵的意见时，甚至大吃一惊，“欲执世民送官”。在李世民的一再要求下才无可奈何地说：“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勉强同意起兵。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隋朝末年，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早已形成燎原之势，其中李密、窦建德、杜伏威等是最突出的代表。以他们为首的三支主力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活动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和江淮一带。隋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隋朝仅存的军队主力被分隔于江都(今江苏扬州)、洛阳、长安三处，已经溃不成军，无法形成有效的攻势。那些贵族和地方官吏见隋朝大势已去，也顺势占据郡县，建立割据政权自立为王。国家四分五裂，隋王朝的统治其实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李渊父子早已看清了形势，暗自招兵买马广纳贤才为起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4页 李渊赴晋阳上任时自知此处是西北边防的重镇，“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军事地位十分重要。隋朝在这里储存的大量布帛粮谷等军需物资，为李渊的起兵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李渊留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在河东驻守，暗地里笼络人心，积聚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次子李世民随父亲赶奔晋阳继任，招揽天下贤士为其所用。临近官员刘文静、裴寂、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人亦纷纷前来投靠李渊，共谋起兵大事。 义宁元年四月，李渊已经准备妥当，起兵的时机终于到来了，遂命刘文静伪造隋炀帝敕书，在太原、西河、雁门、马邑四郡徵召20至50岁的男子准备攻打高丽，把人民的怒火和怨气引向隋朝。而后又藉口刘武周占据汾阳宫，命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在十天之内招募近万人，加紧训练准备出兵。李渊又派人将李建成、李元吉和女婿柴绍召到晋阳，兵合一处，蓄势待发。 炀帝对李渊的行动早就有所察觉，派来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暗地里监视其行动，此二人本想拉拢晋阳乡长刘世龙，密谋在晋祠求雨的时候，将李渊杀死。不料刘世龙早就投奔了李渊，将他们的计划全盘托出。李渊大怒，立即採取行动。 五月十四日夜，李渊命李世民率精兵五百埋伏于晋阳宫城东门的左边，加强戒备。十五日晨，命刘文静和鹰扬府司马刘政会控告王威、高君雅企图谋反，私通突厥。李渊没有给高君雅任何申辩的机会，刘文静、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等人不由分说将他们逮捕。旋将其斩首，随后李渊宣告起兵。 看来在这场战役中，李渊是起了主要作用的。汪籛《唐太宗》一文中也认为李渊早就有了叛隋之心，而且是太原起兵的策划者和实施者。王夫之《读通鑑论》中说道，“高祖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而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镇静之也。”天下乱势之中，李渊沉稳持重、深谋远虑，是太原起兵的主持者，是主角。而一直以来“阴结豪杰”、勇而有为的李世民，是得力的助手，是积极的配角，当无疑问。 李渊既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又是沉谋多算、善于决断、富远见善施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棰以御裊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从太原起兵，我们就可以看出作为主角的李渊那过人的军事思想与才能。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借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这种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并且他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 李渊重视军队制度建设。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 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归顺者封以高官，如对关中起义军首领孙华；对抗逆者，在将其打败后，一般只诛敌首，对其余人採取赦“诖误者”和善待俘虏的政策。强调赏罚公平，不分贵贱。霍邑之战后有人主张应募之奴不能与良人同，但李渊坚持按功行赏，因而较大地调动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 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绩等人的因材使用，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从太原起兵到定都长安登基，李渊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虽然，在起兵之初，李渊并不是最强大的一支军队，虽然，他开始打的旗号是——为先皇勤王，讨伐今世昏君，但是如此快的速度，在所有的开国皇帝中是无人可比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唐王朝在高祖统治下胜利地建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制度。它们不仅成了唐代的标志，在许多方面继续深深地影响了直至20世纪的中国的文明，并且还为受中国深刻影响的东亚新兴诸国——日本、朝鲜和越南一一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样板。 ——费正清 焕然一新的太极殿上，李渊意气风发。较之隋朝大兴殿的奢华，按照李渊的意思重新装饰过的太极殿朴素得多，但是在朴素之中却体现出一种至尊的庄严。 作为唐朝的奠基人，李渊的歷史功绩是应该被充分肯定的，也许他的功绩会被儿子的光环所掩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世民的许多政绩是在李渊的基础上发展创造的。换而言之，李渊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李渊前期的励精图治，就不会有唐朝后来的繁荣。 第5页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唐高祖在战火纷飞的内战中要重建一个能行之有效的中央政府，必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在公元617年唐军攻克隋都的时候，纸张极为紧缺，官吏们只得利用以前隋朝和北周的文卷的反面来书写。隋朝的国库和仓储本来几乎空无所有，后来由于唐高祖喜欢大赏他的支持者而弄得更加空虚。经济的不稳定让人们的心理产生恐慌和疑问。唐王朝是否是个短命王朝？他还能继续坚持多久？ 李渊没有让唐人失望，唐王朝逐步扩大的领土统治权显示了它的军事力量，继而恢復了它的财政地位并渐渐获得了民众的信任。费正清说：“唐王朝在高祖统治下胜利地建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制度。它们不仅成了唐代的标志，在许多方面继续深深地影响了直至20世纪的中国的文明，并且还为受中国深刻影响的东亚新兴诸国——日本、朝鲜和越南一一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样板。” 唐朝中央政府的基本结构承袭了隋代所用的三省制度，并逐步被合理化，每一省的职能都得到明确的分工。唐高祖拥有一个最信得过的领导班底：他的密友，他的老臣宿卫，他的亲朋故旧。事实上，唐高祖的中央高级官员不外乎由下列三种人组成：经验丰富的隋朝官吏；北周、北齐或隋代官吏的子孙；以前各朝代皇室的遗裔。 唐高祖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他以这种方式组成的官僚体制，是它的力量的一种源泉。它的成员们绝大多数都有从政经验。大部分高级官员都与皇室有关系，这有助于加强唐王朝的统治，而他们所体现的唐王朝的五湖四海的广泛性则能消除全国不同人士的疑虑，从而促进国家的重新统一。”（费正清） 高祖在总结隋朝用人得失时候说：“隋末无道，上下互相蒙蔽，皇上骄横，臣下谄媚奸佞之徒不断。朕拨乱反正，志在安邦定国，平定乱世要用武将，守城治国要靠文臣，使他们各尽其才，国家才能安枕无忧。” 因此，高祖开科取士。其中孙伏伽是唐代第一科状元，很受李渊的重视。孙伏伽曾于武德初年上书，坦言三事：一是“开言路”；二是废“百戏散乐”；三是请“为皇太子及诸王慎选僚友”，这三项建议非常中肯。李渊看后大喜，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并赐帛三百匹作为奖励。不久，孙伏伽又在灭王世充、窦建德后，建议李渊取消追究王、窦余党的命令，又为平定边防、减税赋等事频频上表献策，又请设“谏官”一职，李渊都虚心採纳了。可见李渊在纳谏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 《旧唐书》中称赞唐高祖善于决策并知人善任，重用了大量有才之士，但也指出了李渊的一些过失。书中说他“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这句话论述的是唐高祖斩杀刘文静这件事。刘文静是李渊起兵时候的功臣，是唐朝的开国元勛。他居功自傲，自恃才能远过于裴寂。而裴寂却位在其上，在他看来这只是因为裴寂是李渊故旧。每论政事，刘文静对裴寂多有驳难，有一次和自己的弟弟散骑常侍刘文起饮酒时，酒后乱言，拔刀击柱说：“当斩寂！”结果被别人告知李渊。李渊派人审讯，刘文静答道：“昔在大将军府时，我和裴寂是一样的官职。现在裴寂已是僕射了，居甲第，而臣却官位低于他，家境也一般，怎能没有怨言呢？”李渊说：“文静此言，明摆着是要造反。”李世民也曾试图营救刘文静却没有成功。裴寂趁机说道：“文静多权诡，而性猜险，忿不顾难，丑言怪节已暴验，今天下未靖，恐为后忧。”李渊遂杀刘文静。临刑的时候，刘文静拍着胸脯慨嘆道：“高鸟尽，良弓藏，果不妄。”这可能是李渊在用人上最大的过失。 李渊这么做也是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是警告李世民不要居功自傲，另一方面是怕刘文静泄露他当年屈节于突厥的事情。这些虽然是后人的分析，但是不管怎么说，对待功臣如此，确实是他用人中的一个重大失误，这可能是君王维护其权威的必要手段吧。 再完备的制度如果没有经济作为支撑也会变得软弱无力。面对唐朝建国初期的财政困境，李渊首先依靠唐军掳掠的战利品和从隋王朝的金库及仓廒中所猎取的财物解了燃眉之急，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唐高祖恢復了由国家控制土地使用和土地分配的均田制度，这是在北魏时期建立的一种制度，后来在北朝和隋代都一直沿用。 李渊为什么要建立这一制度呢？其用意是要根据成年男性纳税人的年龄和社会身份保证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土地，并限制个人手中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和他们自由处理土地财产的权利。与此同时，政府还建立了一种直接税制，即租一庸一调制，在这里规定了每一个登记在籍的纳税人都得支付一定数量的谷物、布匹，并定期服劳役。 唐朝最初使用隋朝的五铢钱，后来唐高祖对唐代的货币制度也实行了改革。自从汉代灭亡以来，隋代第一次试图给中国北方提供一个可行的货币制度，但事实证明，它是很不够的；隋朝后期随着公共秩序的瓦解，伪造货币之风十分猖獗。其结果是，人民使用各种商品以取代钱币。公元621年，皇帝开始铸造其大小、轻重和成色都划一的新铸币。新币取名为开元通宝，终唐之世它都是法定货币。 第6页 李渊不仅善于把握时机开创了一代帝业，而且目光远大，在政治上积极进取，奠定了大唐帝国的基业。作为辉煌灿烂的唐帝国的奠基人，李渊不仅具备我国歷史上所有创业者的杰出政治才干和胆识，而且还拥有很多政治家不曾具备的品格。可以说，高祖李渊个人政治生涯中的起伏波折，与大唐帝国的兴衰更替一样，充满了无限魅力。 第二章　以社稷之乐为己乐的　“天可汗” 法国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中写道：“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买他们撤兵，唐太宗扭转形势，战胜他们，使他们害怕中国。” 他，虽以弓马取江山，但由文治安天下； 他，祸起萧墙当仁不让，从玄武门的“血泊”中，开创了“盛世贞观”； 他，造就了中国歷史上最富独特魅力、充满浪漫、充满激情的时代。 战场上的他，英勇无畏，箭法如神，令突厥人闻声胆裂；龙椅上的他，治国安邦平天下，以社稷之乐为己乐，以人民富足为己福；家中的他，温和仁厚，既是好丈夫又是好父亲。 峥嵘岁月弓马取天下 自从盘古开天闢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也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 ——柏杨 雄浑坦荡的渭北高原，朝北眺望，青山环护之中，一座孤峰昂然崛起，泔水流其前，泾水绕其后。两千年前，李世民狩猎到此，他驱马环顾四周后，就选中这块地方作为自己的墓地——昭陵。对于骑闯天下，戎马倥偬的李世民来说，即使长眠于地下，也要有良驹陪伴，于是他让人镌刻了与他曾经相依为命的六匹战马的青石浮雕，起名为“昭陵六骏”。昭陵六骏正是李世民建国闯天下的见证。 李世民轻抚着“白蹄马”想起了与薛仁杲的那场交战。那是一场艰苦的战争，相持了两月之久。李世民看准战机，以少量兵力正面牵制诱敌，亲率主力直捣敌后，使薛军阵容大乱溃退。李世民趁机追击，催动白蹄马身先士卒，衔尾勐追，一昼夜奔驰两百余里，迫使薛仁杲投降。浅水塬大战奠定了唐王朝立足关陇的政治经济基础。这次战争，“白蹄马”功不可没。 借着浅水塬大战告捷的高涨士气，李世民挥戈东下，踏冰过河，“屯”兵柏壁，决定与宋金刚打一场硬仗，以占领龙门之地。这是一场比智慧比耐性的战斗，最后宋金刚坚持不住了，李世民看准时机跨着黄里透白的“特勒骠”勇勐冲入敌阵，一昼夜接战数十回合，连打了八个硬仗，杀得宋金刚的部队失魂落魄，向北逃窜。 东西均已平定，但紧急的战事容不得李世民有半点懈怠，河南、河北两地还要等待他去平定。 公元621年，李世民与王世充在北邙山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双方刚刚列阵对峙，李世民便乘着“飒露紫”直捣敌军大营，亲自试探对方的虚实。李世民挥刀酣战，偕同数十骑精兵与敌人打得难解难分。年少气盛的李世民杀得性起，与后方失去联繫，被敌人团团包围。突然间，王世充追上来，流矢射中了“飒露紫”前胸。正在这千钧一髮的时候，大将丘行恭赶来营救，他回身张弓四射，箭不虚发，与李世民一道杀出一条血路，突阵而归。丘行恭立即跳下马给“飒露紫”拔箭，只见它双眸噙着泪水望着李世民。箭镞拔出的那一刻，“飒露紫”“噗”的一声跌倒在尘埃之中。 此次大战王世充败北，于是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率兵救援，不料唐军扼守虎牢关，占据有利地形。李世民趁敌方列阵已久、飢饿疲倦之机，下令全面反攻，亲率劲骑，突入敌阵，一举擒获窦建德。在这场战役中“青骓”身中了五箭，当场阵亡。李世民深感痛惜并给予贊语：“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此外，他的另一爱马“什伐赤”也在冲锋时身中五箭殉亡。在平定河南河北的重大战役中，李世民出生入死，伤亡三匹战马，基本完成统一大业。 窦建德失败后，他的旧将刘黑闼勾结突厥人，占据了夏国的旧州县，并自称汉东王。李世民决定讨伐刘黑闼，他的最后一匹战马“拳毛驴”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死亡的。此马身带九箭，由此便知战争的惨烈程度了。自这场战争后，唐王朝统一中国的大业便宣告完成了。 李世民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天骄。六骏马彼此递进着将李世民送上了帝王的宝座，而它们则化作了古朴雄浑的浮雕，以各自的神态被供奉于昭陵，与主人共享尊荣。柏杨先生说：“自从盘古开天闢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他治理国家的一言一行，也成为以后所有帝王的规范。”回顾唐太宗的一生，自18岁起，他整整经歷了35年的政治生涯。在反隋统一的战争中，李世民驰骋纵横数千里，他所表现的卓越的军事才能，不亚于中国歷史上任何一位着名的军事家。 玄武门之变：被美化的权力争夺 第7页 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取得胜利，因此乃兵家必争之地。 ——陈寅恪 窗外，月光轻泻，雾霭缭绕。空旷的楸木棋盘上好似覆盖了一层霜雪，那些黑白棋子在月光下莹莹闪亮，灿若星河。李世民手执一子与虬髯客对弈棋盘之上。虬髯客善相面，自认有天下之份，而且也有打天下的志向。他从李靖那里听说了李世民的一些情况，就约李靖一起赴太原找李世民下棋，实际上是去探视虚实。李世民应邀来到，虬髯客一看李世民神采奕奕，光彩照人，果真是“真龙天子”的模样，心里就有些吃惊。他没等李世民坐稳，就抓起四子摆在四个角上的四个星位上。嘴里还高声大唿：“老虬四子占四方”。李世民不慌不忙地拿起一子，放在棋盘的天元上，朗声道：“小子一子定干坤！”虬髯客立即失掉与李世民争天下之心，远赴他地另建王国去了。李世民赢得此棋，在于对整盘棋局的把握。同样，李世民赢得江山也是靠着对整个战局战事的把握。李世民审时度势，抓住时机，策动了玄武门之变，真正实现了“一子定干坤”。 事实上，唐代政变中有三次玄武门事变，而以李世民这一次最为着名。唐代长安宫城的设计打破了汉长安的格局，以北方为宫城重心，因此，北面的玄武门就成了影响宫城安全的最重要关口，牵动着所有军事家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李世民收买禁军将领、安插心腹亲信，花了至少两年的时间经营此地。李世民的精心布置，就是为了不时之需，这是最后一步必杀技，不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他也不想用到这一招。究其原因一则是李世民当时兵力尚弱，政变成功的机率实在微乎其微。二则出于对道德上的考虑，毕竟都是自家骨肉，无论是谁也不会断然下手。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干预史官隐瞒真相，将“玄武门事件”作了道德上的美化。 玄武门事件前夕，血腥已经扑面而来，不是你抢先动手杀人，就是被别人抢先动手杀你。 李建成、李元吉设下“昆明池政变”的计划泄露为他所知，李渊转交傅奕的密奏亦有暗示逼他自杀之心。这一切让李世民决定抢先动手，占了先发制人之利，也弥补了其兵力不足的弱点。《枭雄兴亡录》有这样的比喻：“就像下围棋一样，全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能紧紧咬住一个可能的机会，置生死存亡于不顾，全力搏击，以求一逞。” 玄武门之变的前一天夜里，李世民曾召集秦王府的将领谋士来谋划部署。李世民嘆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意思很明确，李世民不想首先行动，宁愿后发制人，以免背负骨肉相残的千古骂名。尉迟敬德劝说李世民：“如果大王再犹豫不决，臣将窜身于草泽，不愿留在大王身边一同受死。”长孙无忌本来就主张武力解决萧墙之争，此时更是迫不及待，他甚至威胁李世民说：“如果大王不採纳敬德的意见，不仅敬德要逃走，我也将随他而去脱离秦王。”但久经沙场的李世民心里清楚这次出兵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他犹豫不决，居然想用占卜来定吉凶。正巧幕僚张公谨从外面进来，抓起龟壳投到地上说：“占卜是为了解决疑难。现在事态明白无疑，何必再用占卜？若占得不吉之卦，难道就停止发动？”在众人的劝阻逼迫下，李世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横下一条心孤注一掷。 随后，李世民命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和杜如晦等，房、杜二人因不知道局势的变化，回答说：“奉皇上（李渊）指令，不准再听大王（李世民）命令，今天如果私自晋见，定被处死，所以不敢接受。”这话的意思是：如果李世民仍未作出决定，仍是空泛地商量，他们就不愿奉陪了。李世民大怒，对尉迟敬德说：“房玄龄、杜如晦难道真的背叛我？”取下佩刀，交给尉迟敬德，说：“你去看一下，他们如果真的不肯来，就砍下他们的人头。”由此可见，李世民发动政变的决心已经是十分坚决了。 尉迟敬德认为此刻“不宜群行在道”,房玄龄、杜如晦见秦王这回是真的下决断了，自然不敢怠慢，二人穿上道士服，跟随长孙无忌暗入秦王府，尉迟敬德从另一条道至秦王府，会集于秦王府共同谋划发动政变。 回顾李世民与李建成争权的全过程。李建成和李元吉曾多次设计来打击李世民的势力，但这些计策之间不成体系，相互孤立，虽然能使李渊对他越来越疏远，但始终没有一次打击能沉重致命到令他彻底垮台。而根据史书的记载，李世民对付李建成只有两次，一次是“杨文干事件”，一次就是“玄武门事件”。这两次都是计划周详，能予李建成以沉重打击。自始至终，李世民都以一种军事家的眼光对全局进行把握与控制。将夺权之事，当成一场战争来打，怎能不胜？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胜利了。但这个“弒兄挟父”的罪名终究不太光彩，而且这个问题就像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李世民的心头，久久不肯散去…… “一日之恶”成就“三年之善” 第8页 李世民是在为自己鸣不平。他的“一日之恶”只能是玄武门之变，“三年之善”当然是贞观之治。 ——孟宪实 《庄子·应帝王》中这样说道：“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版的“创世说”，如果这样认为，那么你就流于一种肤浅的认识了。 其实，在庄子“混沌”寓言中所深藏着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罪思想”。西方基督教中也有“原罪”一说，指的是始祖犯罪所遗留的罪性与恶根，并不是实实在在犯的过错。那么中国的“原罪”又指什么呢？庄子说得很清楚，中国人的原罪，就是从倏和忽合伙“谋杀”混沌开始的。尽管倏和忽的主观愿望是善的，但他们是难逃“杀人”之罪的。看来此“原罪”非彼“原罪”。 回到李世民的身上，“玄武门之变”让李世民背上了杀人的罪名。李世民是个好皇帝，但是他的夺权手段，让人不敢恭维。清人王夫之一再质疑，他说唐太宗的行为有些邪恶，但因为他的贞观之治曾是歷史上令人憧憬的黄金时代，千百年来，当人们谈及此事时，多採用迴避的态度。然而无论如何，李世民赢了，李国文先生说的好：“在中国，谁赢了，谁就嘴大，谁就有理，谁输了，谁就会被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一部“二十四史”，从来都是胜利者的大嘴史，失败者的完蛋史。此话不假，李世民当上皇帝后，基于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强烈的“原罪”心理，对史官大加关照，那些史官们端详了一下手中的笔，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也罢也罢，功过都予后人评吧，先保住自己的命要紧。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现在的正史。 李世民虽然对史料进行了修改，但并不能抹去自己的这段歷史。正如孟宪实先生说的“究竟是别人没忘，还是他自己没忘呢？我认为，是他自己没有忘记，玄武门之变成了他的’‘原罪’‘”。某一日，李世民在睡梦中隐约看到李建成与李元吉骑马从天边奔驰而来，二人胸口处均插着一支箭，李世民想上前与他们说话，可是不管他怎样努力，他的嘴都无法张开，李世民急得满头大汗从梦中醒来……他开始仔细思量，如何才能减轻这种道德上的谴责呢？他想到了古人的一句话：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李世民下定决心，一定要铸就一个辉煌王朝，以“三年之善”掩盖这“一日之恶”。 正是对玄武门“原罪”耿耿于怀，在这件事的鞭策下，李世民借鑑歷史，实行仁政，励精图治。他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还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徵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昇平景象。也许贞观之治有些被夸大了，贞观时期比乱世当然好，也比一般的和平时期强，但远没有现在通常吹捧的那样美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们的生活确实在一天天地好转，老百姓们看到了希望。 是不是改了史书，有了卓越的政绩，李世民找到了心理平衡，不再为此事耿耿于怀了呢？鲁迅先生说：“一部中国歷史，概括起来，无非’‘瞒’‘和’‘骗’‘这两个字。”但是对于李世民来说，他瞒得了世人，但能瞒得了自己吗？“原罪”这种东西，在心理上是很难消除的。一直会伴随这个人一生，已近暮年的唐太宗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喜欢回忆，喜欢怀旧，喜欢反思。于是他又恢復李建成太子封号，还把跟李元吉妃子生下的孩子过继到其门下。李世民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寄希望于后代，不要再发生玄武门惨剧。 李世民最终也没有摆脱“原罪”的纠缠，但无论如何他都开创了一代盛世，为中国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又何必要计较“一日之恶”与“三年之善”孰轻孰重呢？ 天下英雄　尽入吾彀中 李世民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他拥有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他们团结一致，投入战斗，因而制胜。 ——胡如雷 自古人心最难测。纵观歷史，有多少宏图伟业功亏一篑，毁于内奸之手；又有多少英雄豪杰没有死于敌人的刀口，反而死于自己人的手中。从来就是强者得天下为王，弱者失天下为寇。而那些争抢天下的帝王将相们，互相较量的除了智慧、勇气，还有知人善任的本领。 歷史中的许多事情往往让人难以捉摸。无论是哪个朝代或是体制,在歷史上总能找到与其相似的地方。李世民与隋炀帝杨广，二人就有着极为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出生贵族，惯于玩弄权术。他们都在父皇的统一大业中都立过大功。两人都是次子，都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取得王位，都成功地在东北亚建立建立了军事霸权，都被各族人民所热爱，一个被尊为“天可汗”，一个被称作“圣人可汗”。然而不同的是二人却得到不同的结局，一个成为让世人尊崇的一代圣君，一个则身败名裂，成为中国声誉最差的皇帝之一。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在用人方面，杨广的问题很大，而李世民则是遵循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原则。 第9页 《隋书》中对杨广有这样的评价“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这个评价或许有点苛刻，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杨广一方面重用宇文述等奸佞小人，另一方面又妒贤嫉能，自然无法很好地治理国家。再加上他穷奢极欲，好大喜功，怎能不最终亡国呢？ 隋朝灭亡的惨痛教训歷歷在目，李世民很怕重蹈杨广覆辙，就注意总结隋朝灭亡的原因。他认识到隋炀帝也不是不聪明，亡国的原因就在于他用一人的才智决断天下，不能知人善任，结果弄得众叛亲离。唐太宗认为要安邦定国，必须要有大批贤能的人才辅佐。 在李世民的身边，既有房玄龄、杜如晦这些智慧而又忠心耿耿的谋士，又有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不为重金所动的勐将，还有不为严刑拷打所屈服的张亮、宁死抗旨的程咬金等这样为之卖命的心腹。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心腹集团是李建成所远远不及的。 反观李建成，虽然他手下也有魏徵、王圭等良臣，但王圭在“杨文干事件”中被谪。而魏徵在李建成手下时，似乎只干过劝李建成参与对刘黑闼的第二次战争以固东宫势力，和劝他及早诛杀李世民这两件事。这其中原因已经不得而知，也许是后来魏徵为李世民重用而成唐初重臣、史官因此而掩饰他为李建成办事的情况，也许是魏徵在李建成手下真的没有受到很大的重用，所以无所作为。若情况属于后者，则更可见李建成在用人上与李世民的差距来。 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建成有要事商量，总是只与李元吉一起谈论。而李世民身边至少始终有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三人环绕在侧。他与这三人事无巨细、推心置腹地讨论，共谋大事。秦王府人才济济而又精诚团结，所以李世民的一切策划从无一次泄露于外。相反，东宫的机密却一再地被李世民事先掌握，李世民先后收买尔朱焕、桥公山、王晊、吕世衡、敬君弘等，都获成功，且均在关键时刻助其一臂之力。 李世民有自己的一套选人标准，他曾说过：“打天下用人在于人和，治天下用人在于无才不用、用尽天下才。”并鼓励任用德才兼备的人，他曾经对魏徵说：“国君在选拔官吏上绝不能草率从事。我现在做的每一件事天下人都会看到，每一句话天下人都会听到。任用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大家都会勤勉工作；任用一个坏人，其他不好的人也就会前来投机。所以，用人一定要慎重！”魏徵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考核官吏要以政绩来决定是否升迁罢免，要以德行好坏来决定用还是不用，并说：“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 李世民识人善用。武德年间的许敬宗是太宗府中幕僚，非常有文采，他曾在唐太宗的马前草拟诏书，挥笔而就，令许多人赞嘆不已。但他跟随唐太宗三十多年都没有获得重用，原因何在？就是因为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后来许敬宗果然投向武则天，差点断送了大唐基业。李世民知人的本领堪与刘备相媲美。三国时的马谡极聪明但华而不实。刘备在白帝城託孤时，问诸葛亮对马谡的看法，诸葛亮还认为马谡通晓兵法，精明强干，是个人才。刘备却说，马谡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后来诸葛亮还是启用马谡去守街亭。马谡死啃兵书，硬背教条，不听从有实践经验的王平的劝告，终于痛失战略要地，被诸葛亮挥泪斩首。 在歷代帝王中，唐太宗是以其“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的开明作风而闻名于世的。唐太宗与魏徵的故事已被世人传为佳话。李世民自喻为一块矿石，矿石在深山是一块废物，但经过匠人的锻鍊，就成了宝贝，而这匠人就是魏徵。 魏徵去世后，李世民说：“用铜制成的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端正；用古史的镜子，可以参照政治的兴衰；用人作为的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成绩与过错。我经常保持着这三面镜子，现在魏徵去世了，我少了一面镜子。” 李世民爱才，更尊重人才，无论出身贵贱，皆一视同仁。他仿照汉光武帝画云台二十八将，命令人在凌烟阁画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像。这些人出身很不一样，有铁匠出身的尉迟敬德，士卒出身的秦叔宝等，但都根据功劳进入了凌烟阁。 唐太宗是我们中国古代久负盛名的明君，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用人理论。唐太宗自己也很得意，认为天下英才都被自己搜罗过来了，称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这种人才济济的盛况被称为“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他在晚年写的《帝范》一书中就反覆强调：“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并且认为“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在他的一生中，可以说彻底贯彻了这个理念。 一支胡旋舞　跳出百无禁忌的自信 宫廷舞会，在西方世界，是习以为常的。在东方，尤其在中国歷代封建王朝里，九五之尊的天子，庄严肃穆还来不及，哪有一国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凌烟阁里的这场舞会，正是最好的写照。你也不能不服气在唐朝的天空下，这种在别的朝代少有的百无禁忌的强烈自信。因为李渊手里的琵琶，是胡人的乐器，那么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可能就是当时流行的“胡旋舞”。这一通狂舞，绝对是那个时期大唐帝国活力的最高体现。 第10页 ——李国文 从建国之初，大唐就具备了征讨四方的实力。贞观年间，大唐帝国四面出击，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征服了一个个强大的对手，降吐谷浑、平高昌、讨焉耆、征龟兹，西域震骇，中西商路復通。 法国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中写道：“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买他们撤兵，唐太宗扭转形势，战胜他们，使他们害怕中国。”太宗皇帝并非一味穷兵黩武，而是採取了“偃武修文，中国即安，四夷自服”的民族政策，唐帝国的威震八方，与其说是武力征服，不如说是文明宣威。“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在这个意气风发、“大有胡气”的朝代中，豪言壮语之下是居高临下的自信与从容。 贞观四年，李靖率兵擒获了当年曾逼得高祖李渊俯首称臣的颉利可汗。《新唐书》中说“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唐灭东突厥以后，大唐军功盛极一时，国威远播四方，慑于大唐天威，“西北诸蕃，咸请上（指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这便是歷史上着名的“天可汗”称号的来歷。 当时身为太上皇的李渊，颇感扬眉吐气。《资治通鑑·唐纪九》中写道：“上皇闻擒颉利，嘆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 歌舞凌烟阁，酒酣意淋漓。李国文评价说：“宫廷舞会，在西方世界，是习以为常的。在东方，尤其在中国歷代封建王朝里，九五之尊的天子，庄严肃穆还来不及，哪有一国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凌烟阁里的这场舞会，正是最好的写照。你也不能不服气在唐朝的天空下，这种在别的朝代少有的百无禁忌的强烈自信。因为李渊手里的琵琶，是胡人的乐器，那么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可能就是当时流行的’‘胡旋舞’‘。这一通狂舞，绝对是那个时期大唐帝国活力的最高体现。” 胡旋舞，立于毯上，旋转如风，音乐狂放，动作粗犷，异域豪情挥洒得淋漓尽致。汤因比曾说，如果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可以在华夏五千年的漫长歷史中选择一个朝代生活，那他一定会选择唐朝。从南北朝至隋唐的数百年间，中原的汉民族与边外的少数民族，在争战中融合渗透、血脉交融。鲁迅先生曾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 从上层来说，皇室李家自称为中国贵族后裔，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他们的先祖歷仕异族，也经常与少数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这种透过民族界限通婚的习惯直到后世登九五之尊犹未终止。因此，唐人既不是魏晋以前中原汉人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胡族单向地融入汉族，而是汉胡互化产生的民族融合体。 黄仁宇在《中国大歷史》一书中说：“唐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奠下立国根基，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熔铸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风采。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歷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按照当时的标准看来，也近于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积月深。” 大唐的自信不仅仅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大唐盛世，国富民强，政治开明，唐文化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一切因素、一切形式、一切风格，在唐代文化中都可以恰得其所：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恆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有来自高丽和日本的称臣朝拜的使节；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 唐朝是一个透露和包含着多种因素的朝代：它是盛极而衰的王朝，它的开国和守国的逻辑是复杂而多变的，它同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正是它的这些丰富和矛盾才构成了它永久和持续的魅力。 第三章　志宏贞观　政启开元的一代女皇 林语堂在《武则天正传》这样说道：“武则天这个女人活了八十二岁，权倾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生活对她而言就如同游戏一样，她有比普通人更强烈的欲望，以至于秽闻不断；争权夺势的游戏，她玩得津津有味，她玩出的不像是一般妇人统治下的正常歷史，更像一出梦呓般异想天开的荒唐戏。她决心要做一个有史以来最有威权最伟大的女人。她最后终归失败了，但绝不是她的过错；她武姓家庭中没有一个人有她一半的智慧、一半的个性、一半的政治才能。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去关心这个女人，也会乐意去看一看那样歷史，去看她怎样从一个才人变成一代女皇……” 明月当空曌　曌功过留予后人评 武则天是自认为她在位时，扶植寒弱，打击豪门，发展科举，奖励农桑，继贞观之治，启开元全盛，政绩斐然，彪炳史册，远非一块碑文所能容纳，留下空碑一座，以示自己功高盖世。 第11页 ——翦伯贊 近年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纷纷在屏幕和银幕上亮相，特别是皇室宫廷的戏更为叫座，描述权力女人的电视、电影颇受欢迎。夺汉朝天下的吕雉，满清开国的太后孝庄，以及导致亡国的慈禧都浮出水面讲述自己的故事。武则天这个中国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岂能沉于水下，甘于平庸？想必她又在蠢蠢欲动，准备来点惊人之举了。 武则天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听老人们说，她这个人篡夺皇位，虽然长得很美但是心肠特别毒辣，杀人不眨眼。但是看过郭沫若先生的话剧《武则天》，听过田汉写的京剧《谢瑶环》后，却会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郭沫若将武则天的地位提升了一个高度，她是我国歷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在她统治中国的五十年中，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使李唐王朝成为我国歷史上空前强盛的封建王朝。 这正应了胡适先生的那句话：“歷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看来，要弄清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人，不仅要多方面参考相关文献，还要看看活生生的资料。在咸阳有一座干陵，这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墓前矗立着两座石碑，一个是武则天为丈夫李治立的述圣迹碑，另一块则是她自己的“无字碑”。自古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多少人为了留名，费尽心机为自己树碑立传。那无处不见的墓志铭，可谓应有尽有。然而武则天为自己立的“无字碑”到底是何用意呢？是她无功可表？还是已经看透世事、释然地离去，想用无字的空白，留给后人一份神秘的答卷，让歷史去填写自己的功过是非呢？这不禁让人想到了歷史上另外两块“无字碑”，一块是南宋权臣、卖国贼秦桧的，另一块则是孙中山先生的。这二者，一个是恶贯满盈、卖国求荣的奸佞小人，实在没什么可写；另一个则是革命导师，丰功伟绩岂是寥寥数语可以表达？干脆什么都不写。那么武则天的这一非常之举的确给后人出了一道难题，于是人们纷纷猜测武则天立无字碑的原因，最主要的说法有三种。 一说武则天认为自己功高德大，不是文字所能表达的，这一点类似于孙中山。翦伯贊觉得：“武则天是自认为她在位时，扶植寒弱，打击豪门，发展科举，奖励农桑，继贞观之治，启开元全盛，政绩斐然，彪炳史册，远非一块碑文所能容纳，留下空碑一座，以示自己功高盖世。” 二说武则天自知罪孽深重，立了碑文恐怕更招世人骂，还是不写为好。武则天建立大周朝之后，内心感觉愧疚不安，一心想在自己死后将江山归还李唐，因而留下无字碑表示赎罪的决心。 三说武则天想让后人去评说她的一生。武则天作为一个女流之辈，却能在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併到达了权力的巅峰。她要后人客观地评价她的文治武功，雄才大略，而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儿子李显肯定不会对自己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所以，武则天干脆将自己的一生的功过是非交与后人作出评价。 这三种说法似乎每一种都有道理，其实仔细想想武则天当政的五十年里，生产力确实得到了发展，就像吴晗说的，在唐代的歷史上，唐太宗打下基础，接着是武则天时代，以后就是开元全盛时代。武则天当权前后的五十年间，生产发展了，土地开发了，人口增加了，疆土开拓了，文化进步了，和许多国家也有了广泛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而且还应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开元时代的政治家都是武则天时代培养的。可以这样说，没有武则天时代长期的巩固发展工作，开元盛世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然而，武则天挨骂的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酷吏政治以及她的私生活了。谈到酷吏政治，在中国可谓由来已久，汉、唐、明、清都採取过酷吏政策，可谓前见古人，后见来者。至于武则天的私生活，清人赵翼为她辩护，“人主富有四海，妃嫔动千百，后既为女王，而所宠幸不过数人，固亦未足深怪，故后初不以为讳，而且不必讳也。”自然这样的看法有些偏执，通过将这样的行为进行比较而减轻对武则天的批判，显然是立不住脚的。还是吴晗说的好：“武则天死了丈夫以后一个两个老公或更多个老公，对唐代社会唐代人民，对中国歷史之发展，有何害处？我看不出有什么害处。”相反，“武则天眼光远大，把国家看成是一个整体，用人从全国出发，从才力出发，选举制度和用人相结合，在这一点上，她是很了不起的，她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武则天的确是个政治家。在她手中，权力得到了正面的运用，这也是她与慈禧、吕后的区别。就像蒙曼说的：“在歷史贡献问题上，武则天促进了社会结构的转型，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型。” 武则天修订《姓氏录》，藉此打击了士族门阀势力，增强了庶族地主的势力。《姓氏录》列后族武姓为第一姓，打破了魏晋以来士族大姓排在首位的格局，对门阀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人们的门第观念为之一新。隋唐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大批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而出身庶族的武则天就是他们的总代表。武则天就是依靠这些人建立和巩固着自己的权力地位。 武则天来自庶族，对下层人民的疾苦有一定的了解，明白农业是根本的道理。她曾经向高宗上《建言十二事》，把“劝农桑，薄赋徭”列为第一条，由高宗诏令全国施行。在掌握政权之后，武则天也一直把发展生产放在首位。她把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决定其升降的重要指标，还组织编写了农书《兆人本业》，颁发全国，指导生产。武则天还大力兴修水利，灌溉了大量的农田，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12页 歷史上对于武则天这一唐初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褒贬不一。唐中宗时期的陆贽、李绛，宋洪迈，清赵翼等人都很尊重武则天，对她的评价很高。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男尊女卑思潮的泛滥，对武则天的歷史评价也越来越低。目前对武则天的评价，还没有一个定论，但一般都是从客观的角度去评价。看来，武则天似乎要成为一个永远的谜，让后人去琢磨了。 铁娘子的铁血手腕 武则天诛杀的范围虽然比较宽泛，但主要的对象是关陇军事贵族。关陇集团经过她的严重打击，在政治上就不起很大作用了。这样一看，武则天使用酷吏的目的很明确，完全是为了打击政敌，巩固政权。 ——吴宗国 在当时重视门阀的社会里，出身大木材商的武则天仍然属于出身寒微的庶族。在宫中，皇妃和九嫔们依仗着门第的高贵，皇帝的宠爱，一个个盛气凌人，横行霸道。严酷的生活养成了武则天刚烈的性格。相传，在她还是唐太宗身边的宫女的时候，西域贡来神骏狮子骢，此马性暴难驯。一天，唐太宗和李治等群臣在御花园赏马。太宗问：“如此神骏，诸卿谁能驾驭？”大家面面相觑，无人敢对。只见武则天拨开人群，站出来自请驯马。太宗为其胆略和气魄所惊慕，笑着问她驯服的技巧。武则天一本正经地说：“臣妾只需三样东西，一铁鞭，二铁锤，三匕首。先用铁鞭子抽它；不服，就用铁锤勐击它的头；再不服，就用匕首刺断它的咽喉！”太宗听了禁不住大为赞赏，但转念一想，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正如雷家骥分析的那样，此事正是武则天具有铁血暴力的思想和权威人格特徵的最好例证。武则天身上具有两重身份，一重扮演贤妻良母圣君，另一重则扮演悍妻恶母暴君。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武则天按照驯兽的方法，成功地完成了由李唐到武周的过渡。在这一过程中，充满着暴力与血腥。武则天统治时期曾出现过一些着名的酷吏，因而人们在评价武则天时往往把武则天与酷吏联繫起来：有人说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有人则把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根据。 其实酷吏政策并非武则天的首创，酷吏在中国歷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当年司马迁写《史记》，就专门为他们作了一卷《酷吏列传》，收录了当时最有名的10个酷吏。在此后两千多年的歷史中，酷吏的种子一直绵延不绝。《汉书》、《后汉书》、《魏书》、《北齐书》、《隋书》等正史中都列有《酷吏传》。可见，酷吏有他存在的道理。尽管他们残暴，影响恶劣，但在政治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汉武帝也曾重用过十二位着名的酷吏，但人们并没有因此将其说成暴君。 相反，武则天两次使用酷吏，却被列入暴君的行列。 仔细分析一下，武则天使用酷吏与汉武帝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汉武帝启用的酷吏名为酷吏，主要都是治恶的，并不是滥杀无辜之人，只是手段太过残酷，不可提倡。那些未列入《酷吏传》的恶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酷吏。而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确实杀害了不少良相权臣，但要特别提出的是她并不是像商纣王那样残暴成性的暴君，而是在改朝换代前后重用酷吏。就像汪钱、吴宗国在《中国史纲要》中说的那样：“武则天诛杀的范围虽然比较宽泛，但主要的对象是关陇军事贵族。关陇集团经过她的严重打击，在政治上就不起很大作用了。这样一看，武则天使用酷吏的目的很明确，完全是为了打击政敌，巩固政权。” 胡戟在《武则天本传》全数考察了酷吏横行时所办的46个案件，区分为登基前后。登基前滥刑指向怨望不服的李唐宗室和大臣，特点是打击面大而且刑法酷重，特别是对宗室王公有斩尽杀绝之势。对大臣的打击使朝臣中不能形成一个反武的轴心。她登基打击对象集中于文武官员，但是处罚不像以前那么重，而且武则天自己结束了滥刑。 我们可以算一下，武则天的政治生涯是很长的。若从显庆五年(660)十月参与朝政算起,到神龙元年(705)正月退位,前后将近半个世纪。若从文明元年(684)临朝称制算起,其独自控制最高权力的时间长达21年。即使从天授元年(690)改唐为周算起,当皇帝的时间也有15年。如果我们把武则天的统治时期划分为辅政、临朝、称帝三个阶段,具体考察一下各个阶段的歷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武则天只是在改朝换代前后的特殊情况下才重用酷吏的,酷吏存在的时间是相对较短的。 史书上记载，武则天主张“以道德化天下”，她曾建议“王公以降皆习《老子》”，反对酷刑与苛政。但政治是冰冷而残酷的，当她的统治权威受到威胁的时候，她还是选择了要用酷吏诛杀异己，摆脱危机。当她的统治稳固后，她又要以循吏治天下，适时地抛弃酷吏来更好地维护其统治。 武则天一直把行政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协助她处理朝政的主要人物不是酷吏，不是外戚，也不是男宠，而是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贤才。她在朝和称帝的21年间,事事躬亲，“宵衣伫旦,望调东户之风；旰食忘眠,希缉南薰之化”。她的勤政和知人善用使得她的统治坚如磐石。 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鑑》中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这段话就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的真实写照。 第13页 酷吏政治既是武则天改朝换代的必要手段，也是必需的步骤。从武则天不出宫门、不用金戈便顺利建立自己的大周王朝这一结果来看，这种政治手段无疑是成功的。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武周政权基本上巩固了，武则天的酷吏政策也适可而止了。酷吏们就像是武则天手中的敲门砖，立号建制的大门一开，敲门砖的使命即宣告基本结束。结果周革唐命的第二年她就杀了索元礼和周兴，此后对渐有尾大不掉之势的来俊臣也加意控制，并一度贬黜。由此也就意味着她的酷吏政策的收敛。 此时，武则天的首要任务就是治国安邦，大展宏图，实现她的伟大抱负和人生理想了。酷吏是柄双刃剑，在为保护政权诛杀异己的同时，也杀掉了人才。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广揽天下英才才是重中之重。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武则天充分利用了前朝的贤才以及来自各方的力量，精心打磨“武周”这块社稷之石。她先看看自己身边的人，掂量着到底谁是可塑之才。曾经甘为自己赤膊上阵的侄儿们，一个个都在做着太子梦，国家靠他们怎能强盛得起来？一次武承嗣在武则天面前谗毁李昭德时，她作了这样的回答：“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劳，汝勿言也。”从此，武则天对武氏家族的倚重就不那么一味孤行了。 于是乎，武则天大刀阔斧地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她认为“九域之至广，岂一人之独化？必伫才能，共成羽冀”。她要求内外各级文武官员，都“各举所知”，凡能“定边疆”、“经邦国”的人才，“无隔士庶，具以名闻”。她还下诏，“内外九品官及百姓”都可“自举”。凡被推荐和自荐的人，一律允许试做其官，称为试官。武则天这样做，自然为庶族地主广开仕途，有利于打破关陇士族控制政治的局面。同时，她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特别是增加进士科，为庶族地主进入政权开了捷径。唐太宗执政的23年中，共取进士205人，而高宗和她执政的55年中，所取进士达1000余人，平均每年所取人数，比唐太宗时增加一倍以上。 要说武则天还真有容人之量，她不计门第，不避仇怨，不分性别，经常破格使用人才。 她手下的女官上官婉儿是被武则天杀掉的宰相上官仪的孙女儿，但武则天发现上官婉儿的智慧与文采，硬是将她留在身边，加以重用。凡是批阅奏章、起草诏令的事情，很多都交给上官婉儿办理。还有，初唐诗人骆宾王在徐敬业叛乱的时候，曾写讨伐武则天的檄文《讨武氏檄》。此文笔锋犀利、句句切中要害。当武则天看到“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弒君鸩母”等句时，第一反应不是生气，而是深为这样的人才不在自己的手下而惋惜。在此期间，武则天提拔了许多栋樑之才。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臣姚崇、宋璟、张九龄等，都是在武则天时开始被提拔起来的。因此，唐朝宰相陆贽赞扬武则天的用人说：“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 武则天少年时代曾在太宗身边度过，耳濡目染过太宗从谏如流的大度胸怀。她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于是在登基后也效法太宗，让群臣各抒己见，使群臣能畅所欲言，以集思广益。她还在皇宫前面设立了东西南北四个箱子，分别接纳老百姓不同的意见，从而了解百姓的想法，以求更好地施政。 太宗皇帝爱才尊才，在凌烟阁悬挂二十四功臣的画像。武则天将这一传统很好地继成了下来。武则天很尊重狄仁杰，称唿他为“国老”，而不是直唿其名。狄仁杰每次去见她的时候，她都不让他下拜，说：“看见你下拜，我的腰也感到痛。”长寿元年，狄仁杰、任知古等人被酷吏陷害坐牢，狄仁杰受刑难忍，被迫承认了自己谋反，但事后他将自己的冤状写在一块布上，放在棉袄中，借天气转热请狱官转交家人。狄仁杰的儿子把它给武则天看，武则天不相信狄仁杰造反，就派人前去调查，但来人不敢实话实说，于是草草了事。后来，来俊臣又假造了一张狄仁杰的“请死表”，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还是不信，亲自召见了狄仁杰，狄仁杰终于有机会说出屈打成招的事。武则天又问“请死表”的事，狄仁杰说没有这回事，武则天就将他放了。后来狄仁杰死的时候，武则天感嘆道“朝堂空了”。每当朝廷遇到重大事件而争论不决的时候，武则天便慨嘆“国老”何以这么早就撒手而去了。 纵观武则天执政的整个歷史时期，综合她用人政策的各个侧面，我们可以发现她的用人政策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大致以周革唐命为界，此前，她主要是任用佞臣、酷吏和裙带，此后，她虽然未能（其实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前期的流弊，但从主流上看，后期的武则天基本上是任人唯贤、尊才重能的。 难怪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武则天：“武则天不仅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榷。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人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 第14页 长安月下红袖香 美国前总统柯林顿与夫人希拉蕊曾两次访问中国。希拉蕊这大半辈子学法律、当律师，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争取妇女权益和男女平等上了。这两次访华，第一次来北京讨论世界妇女问题，第二次她特别注意中国妇女的人权状况。当她听说武则天统治中国达45年之久，便连声赞嘆：“没想到中国妇女的地位有这么高！” 的确如此，武则天的执政把唐朝妇女沉睡的女性意识唤醒了，就像是一针兴奋剂，加速了唐朝妇女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在传统社会中的男性统治者看来，女属阴，男为阳，但在唐代，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屡见不鲜。自武则天当政以来，这种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更为突出。如上官婉儿的一生曲折动盪，并投靠多种政治势力，在参政议政方面，展现了她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其不朽的才华。唐朝妇女学习诗文蔚成风气，仅《全唐诗》中收录的女作者就有一百多人，唐人笔下的美好女性几乎无人不能吟诵诗章。长孙皇后喜爱读书，可以着述。徐贤妃四岁能诵《论语》、《毛诗》，八岁就能写文章。武则天文史兼通，拥有超人的政治才能。许多着名文士的妻子都是丈夫的闺中诗文之友，诗人元稹的前妻韦氏、继室裴氏，着名才子吉中孚之妻张氏，殷保晦之妻封询都是才女。女道士鱼玄机自幼读书习诗，在观看新科进士题名时，曾吟出“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的诗句，表达了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和不能与男子同登金榜、一展雄才的遗憾。 可以说唐代妇女是中国妇女中较幸运的一群，她们的社会地位不那么卑贱，她们所受到的封建礼教束缚和压迫较后代来说是比较少的，有较多的自由，因此也就形成了唐代妇女开朗、奔放、勇敢、活泼的精神面貌，以及独特的风格和思想观念。 唐朝前期的妇女大多大胆追求个性美，多种多样的风格一点不亚于法国巴黎时装周。由于受到胡人的影响，当时很盛行穿胡服、戴胡帽；施面妆也是“浓妆艷抹”。唐朝妇女的日常服装，上身着衫，下身穿裙。衣裙上有瑰丽的花纹，裙子以红、紫、黄等鲜艷的暖色调为主，雍容大气尽显其中。 在唐墓考古发掘品中人们发现女着男装的骑马俑，而且身着男装的仕女所占的比例相当之多。看来唐朝妇女的审美观也因胡风浸染而变得尚武和开放。比起北齐、北周和隋朝，虽然都有胡族血统，都有尚武精神和开放的社会，却还没有见到北齐、北周和隋朝的妇女大量穿男装的现象，这也足见唐朝女性在意识上的开放。 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喝。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这种崇尚醉韵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胭脂，那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着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时代，婚姻思想开放，贞节观念淡漠。唐公主改嫁者达数十人，高阳、襄阳、太平、安乐、永嘉诸公主还养有男宠。《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使唐人对离婚态度较为开通，有的离异书上还有祝福之语：“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白居易在《琵琶行》里叙述了一位商人妇在丈夫外出时夜半与一群陌生男子在船上聚会交谈并弹奏琵琶的事情。宋朝人洪迈曾感嘆道：“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飢也。”唐朝妇女在社交上面体现的这种自主性，一扫六朝充斥着的铅华脂粉，体现出富丽堂皇、多姿多彩的美。 马克思曾说过，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中国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沿着迂迴曲折的道路前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而尤以第二次最为兴旺。所谓最为兴旺的第二次，便是以唐朝作为代表的。显而易见，武则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第四章　缔造中国第二帝国时期的顶峰 一首《忆昔》让人领略了“开元全盛日”，也看到了一位盛世君主的波澜人生。 “一个人的才干是个圆。圆有规则、不规则，完整、残缺之分。人与人的比较是圆与圆的比较。人的某种才干犹如半径，当绝大部分的半径都超过他人时，就是全才，就是接近完整的圆。玄宗就是这样一个奇罕的圆。”赵剑敏先生如是说。 玄宗是个地地道道的君主，恢弘的气度，高瞻远瞩的眼光，势不可挡的吸引力，铸就了一个一流的政治家。他又是个名副其实的文人，舞文弄墨，吟诗唱和，放荡不羁，成就了一个才华横溢的风流才子。他兼具政治家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文人的浪漫主义情调。他既有敏锐果敢的政治行为，又有感情用事的自由任性。 第15页 最终，他文人的气质，矛盾的内心，让他从平凡走向成功，又从成功转入失败，将正剧演成喜剧，又将喜剧演成悲剧。 成也玄宗败也玄宗 骄和侈就是两个。骄是实行言莫予违，侈是贪利边功，轻易用武。终于过犹不及。多次战争让他变得昏昏沉沉，为了虚荣的面子，伤了元气。 ——范文澜 唐肃宗上元二年，李隆基驾崩，“群臣上谥曰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为何取“玄”字？可能里面有着特殊的含义。玄是个象形字，下端像单绞的丝,上端是丝绞上的系带,表示作染丝用的丝结。后假借为“远”或为“原”。《说文》中解释：“玄，幽远也。象幽而入覆之也。”《庄子》中说：“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由此看来，李隆基是一个充满玄妙的奇特之人，他玄就玄在几乎是个文武全才，史书上说他：“性英武，善骑射。通音律、历象之学。”奇就奇在无论在什么场合中，都能出色扮演好相应的角色。 他出生的时候正是奶奶武则天主政要做女皇的时候，所以他年幼时就经歷了错综复杂的宫廷变故，这就促使他形成了意志坚定的性格，也培养了他卓越的政治素质，敢于在铁与血、生与死的光影中进行角逐。 他小时候就很有大志，在宫里自诩为“阿瞒”，虽然不被掌权的武氏族人看重，但他一言一行依然很有主见。他七岁那年，一次在朝堂举行的祭祀仪式上，当时的金吾将军武懿宗大声训斥侍从护卫，李隆基马上怒目而视，喝道：“这里是我李家的朝堂，干你何事！竟敢如此训斥我家骑士护卫！”这一举动让在场的人目瞪口呆。后来武则天得知后，不但没有责怪李隆基，反而对这个年小志高的小孙子倍加喜欢。到了第二年，李隆基就被封为临淄郡王。 李隆基虽然年轻气少，但不失老练，他将各种舆论视为玩物，一切从实际出发，凭需要而定扬弃态度。另外他对政治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可能是受太宗皇帝的影响，他认为政治需要冒险精神，大成功必须大冒险，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顾亲情。 在奶奶武则天死后，中宗懦弱无能，朝政大权落入韦后和安乐公主之手，宰相张柬之被贬官驱逐，太子李崇俊被杀。公元710年，中宗终被韦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杀。之后，韦后便想学习武则天，做第二个女皇。此时的李隆基和姑姑太平公主也没有闲着，他们一直积聚力量，等待时机，终于抢先发动了兵变，率领御林军万余人攻占了皇宫，把韦后等人全部消灭。然后，由睿宗李旦重新即位，李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 权力就像一块巨大的吸铁石。没想到曾经帮助李隆基夺回李氏江山的太平公主野心勃勃，想像母亲一样也做做女皇。开始太平公主并没把李隆基放在眼里，觉得他还太稚嫩。她抓住李隆基不是长子，没资格做太子，更不能继承皇位这一点大肆发挥。其目的就是要废除李隆基的太子身份，为自己以后做女皇帝开路。到公元712年，睿宗厌烦了做皇帝的生活，把帝位让给了李隆基，但当时太平公主仍然掌握了朝政大权。睿宗的让位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准备除掉对方。在公元713年的七月三日，李隆基果断地先下了手，亲自率领兵马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的手下骨干几十人，将倾向太平公主的官员全部罢官废黜。唐玄宗终于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当年，唐玄宗把年号改为“开元”，表明了自己励精图治，再创唐朝伟业的决心。 “开元之治”是一部杰作。杜甫曾用那首《忆昔》对此进行歌颂：“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那时的大唐帝国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成为西方仰慕的天朝上邦。国民生产总值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那么，如果用一些数字来证明唐朝当时社会的繁荣，想必会更有说服力。 第一个数字，7000万。这是唐玄宗统治的天宝（742～755）年间的全国人口数。而那个时候的东法兰克福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是200～300万。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口才5000万至6000万。在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唐玄宗时期人口繁盛，反映了当时中国总的经济实力是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第二个数字，6.6亿亩。这是唐玄宗时期全国的耕地面积。唐朝的版图，比之于汉代，有新的拓展；大运河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更密切地联繫在一起。根据史料推算，当时全国实际耕地面积约850万顷，折合今亩达6.6亿亩（当下的中国为18亿亩），人均占有达9亩多。远远超过我国今日的平均数（1.4亩）。 第三个数字，70余国。这是《唐六典》列举的开元时期前来朝贡的蕃国数。这些蕃国，从东亚的日本、朝鲜到东南亚地区的诸国，从今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到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地区的一些国家，都对唐朝中央政府建立了一种朝贡的政治关系。开元时代，长安、扬州、广州等城市，云聚着从海陆丝绸之路来华的胡商蕃客，成为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与政治联繫的重要渠道。 第16页 第四个数字，53915卷。这是开元年间整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新唐书》中记载唐朝“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着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唿，可谓盛矣！” 也许是在盛世中生活得太过安逸，唐玄宗滋长了许多恶习，而且这些恶习越来越严重地表现了出来。正像范文澜说的，骄和侈就是两个。骄是实行言莫予违，侈是贪利边功，轻易用武。终于过犹不及。多次战争让他变得昏昏沉沉，为了虚荣的面子，伤了元气。 唐玄宗后期的统治，一意孤行，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有併吞四夷之志。于是有很多边将十余年不换，久任边境的将领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以邀战功。唐玄宗将当时的兵制由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使得节度使与军镇上的士兵结合在一起，造成了边将专军的局面。其中安禄山一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重兵。终于趁唐朝政治腐败、军事空虚之机和史思明发动了“安史之乱”。 唐玄宗的一生充满了离奇色彩，他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盛世，创造出举世无双的“开元之治”，却又亲手将其推入万劫不復的深渊。 嗟乎，成也玄宗败也玄宗也。 引领盛唐文化的时尚先锋 有人说，每个人的才干都是一个圆，人与人的才干之比较，便是圆的比较。若把某一个才干作为半径，当他所有的半径都比别人长时，他便是一个全才了。唐玄宗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全才。在他身上除了有政治家的果断，军事家的英武，还有艺术家的气质。也许是他卓越的政治业绩将他才学上的成就掩盖了。倘若他不是一国之君，那么也能成为一个才子，他随潮流而动，始终站在时尚的浪尖，成为引领盛唐文化的时尚先锋。 唐玄宗擅长诗文，他的五律风格雄健，骨气峥嵘，妙句连篇；他的乐府诗作得空灵飘逸、生动自然；他的散文情理并茂，意境交融，他的文学造诣远远胜过唐后主李煜与宋徽宗。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以及孟浩然、王维、储光羲、高适、岑参等竞相辈出，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玄宗身体力行的倡导。 唐玄宗在音乐上的才华丝毫不逊于其政治才干。6岁能歌舞，少年时在府中自蓄散乐一部以自娱。他也擅舞，16岁时曾为祖母武则天表演唐代着名歌舞大曲《长命女》。他还会演奏多种乐器，如琵琶、横笛等，其中羯鼓的演奏技艺尤为高超。他练习时敲坏的羯鼓就有四大柜。他称羯鼓是“八音之领袖”，认为各种乐器都不能与它相比，其演奏技巧之高超被宰相宋璟形容为“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唐南卓《羯鼓录》曾说他“若制作曲词，随音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皆应散声，皆中点拍”。 唐玄宗对唐代的音乐制度做了多次重大改革，调整了原九部乐、十部乐为坐、立部伎，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发展与提高。唐玄宗一生作有无数曲子，闻名于世的有《紫云回》、《龙池乐》、《凌波仙》及56岁时遇上杨贵妃后作的《得宝子》等，最着名的就是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是根据印度婆罗门曲改编，为音乐舞蹈史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代表了唐代音乐舞蹈的最高成就。正是由于这位皇帝音乐家的喜爱和重视，以及与各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盛唐音乐达到了歷史的顶峰。 唐玄宗还被尊为“梨园神”。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一次梨园排戏，玄宗看得兴起，也换上戏衣，参加表演，他演的丑角三花脸惟妙惟肖，演员在演出时将他打了一下，吓得跪下求饶命，他一笑了之，说这是演戏，不必当真。看来唐玄宗还是颇具艺德的，于是理所当然地被尊为戏神——梨园神了。旧时戏班奉他为祖师爷，每逢演出，要在后台他的牌位前供香点烛。在旧戏班里，丑角在诸行当中雄踞首位。在当时，许多名演员有不少出身梨园，梨园也聚集了全国最着名的音乐家，如李龟年、雷海青、张野狐等。梨园的设置，对唐代歌舞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玄宗的书法堪称一绝，各体皆备，且各立门户开宗创派，盛况空前。尤善八分、章草，丰茂英特。唐窦臮《述书赋》云：“开元应干，神武聪明，风骨巨丽，碑版峥嵘。思如泉而吐风，笔为海内吞鲸。”《古今法书苑》云：“唐明皇工八分章草，丰茂英特。” 这个时代是书法艺术的高峰，硕果纍纍，张旭、怀素的狂草，李阳冰的小篆，颜真卿的“颜体”，李邕的行、楷，郑迁、郑逾、郑遇三兄弟的八分体，各显神采，争奇斗艳。 玄宗的才气沖天、才华横溢。让当时的许多文人都自嘆不如。 皇帝贵为一国之君，他们的爱好不像平民老百姓那样仅为自娱。他们的爱好往往隐藏着国家的兴旺，百姓的福祉。所以，了解了皇帝的爱好，也就算了解了这个皇帝统治下的万民的前程。难怪赵剑敏先生这样说：“盛世的文学，盛世的艺术，渲染出了盛唐的风采。” 文人性格走出一条命运的抛物线 （唐玄宗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内外矛盾，前后矛盾。在矛盾中成一代伟业，又在矛盾中沦陷下去。 第17页 ——赵剑敏 回望歷史，多少文人墨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春秋战国时期苏秦联合六国，合纵抗秦；西汉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末年的诸葛亮羽扇纶巾，三分天下……留下多少文坛佳话。他们是国家的中流砥柱，社会的栋樑之才。入则封侯拜相，参与时政；出则清谈阔论，针砭时弊。然而可曾想过，文人具有自己独特的气质，这些气质会影响他们的性格与做事方式。如果这些文人墨客做了皇帝会有怎样的结果呢？伏尔泰说：“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繫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唐玄宗以及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道路，不正是这句话的最好註脚吗？他本人的命运与大唐的命运就像一条抛物线，有低有高，有曲有折。 古代文人，读孔孟之书，闻圣贤之言，自然接受了儒家的入世思想。那个时代，学而优则仕。唐玄宗也不例外，他曾着了迷，发了狂一般地追求权力、成功。古代的大多数文人都有些恃才傲物，最终难成大器。比如贾谊。诵诗属文，精通儒典，18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年轻有为，无出其右。《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文才尽显，词句铿锵，深得文帝赏识。他锐意改革，广提建议，因此遭到周勃、灌缨等权臣的极力反对，遂改任长沙太傅。后遭猜忌排斥，33岁抑郁而终。贾谊同歷史上许多不得志文人一样，不知世事险恶，不通人情世故；过分显露才华，招无德者嫉妒；不思他人利益，任性得罪权贵。然而，唐玄宗是幸运的，因为他的皇帝身份，当然不会受到如此待遇，但他的一意孤行却让他背上了李煜似的亡国之耻。 古代文人行为怪诞、内心孤独。比如李白。别人都是通过科举应试步入仕途，他却不屑于此，偏去游歷名山大川，遍访名人贤士，先造显赫声势，而后平步青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唿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可谓豪放，可谓怪诞，正是李白身上的这些怪与为人的真性情打动了唐玄宗，令得唐玄宗对他极为欣赏。唐玄宗也一点不逊色，后宫佳丽三千，他却偏偏最爱杨玉环一人，而且杨玉环还是他的儿媳妇。这点恐怕后人也多不可理解了。 古代文人思想多元、难悟世事，最终选择归隐田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陶渊明、王维等等，从他们的田园诗中便可窥见一斑。正当唐玄宗真的大权在握的时候，他厌倦了。他感受到整个社会及每一个人都受到权力的制约，没有权力只能当配角，甚至连配角都做不成；有了权力，不仅可以支配人，还可以获得尊荣。临事多年，无休止的繁琐政务，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产生了厌倦，尤其是开创了“开元盛世”这一巨大功绩后，整天受到身边人的称赞与谄媚，他的内心感到强烈的空虚。他看到荣誉背后也有不为人知的艰辛，他感到自己的渺小与微不足道，于是心中产生了“归隐”的念头，他将权力委託给李林甫，就急忙躲进深宫，将自己满腔的政治热情化成了声色兴趣。 唐玄宗是个复杂的人、矛盾的人。正如赵剑敏先生说的：“（唐玄宗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内外矛盾，前后矛盾。在矛盾中成一代伟业，又在矛盾中沦陷下去。” 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君主，恢弘的气度，高瞻远瞩的眼光，势不可挡的吸引力，铸就了一个一流的政治家。他是个名副其实的文人，舞文弄墨，吟诗唱和，放荡不羁，成就了一个才华横溢的风流才子。他兼具政治家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文人的浪漫主义情调。他既有敏锐果敢的政治行为，又有感情用事的自由任性。 最终，他文人的气质，矛盾的内心，让他从平凡走向成功，又从成功转入失败，将正剧演成喜剧，又将喜剧演成悲剧。 他的多情摧毁了一个王朝 这朝廷已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復甦而又欣欣向荣，可是这朝廷反不能与它本身一手培植的繁荣状态相始终。此中尴尬情形在唐朝更为彰着。 ——黄仁宇 几曾见帝王天子有真情，却怎么三千宠爱在一身？辜负了大好盛世千秋业，却原来不爱江山爱美人。 相传：天上一颗星，谓之玄星，又谓之金星，又谓之参星，又谓之长庚星，又谓之太白星，又谓之启明星。初上时，东方未明；天色将晓，那颗星便渐渐地暗下来。先明后暗，谓之玄。中国歷史上一位步入大唐盛世巅峰、又一落千丈跌入低谷的帝王用他的谥号和一生解释了这一星象变化。此人便是唐明皇玄宗李隆基。 借着贞观之治的清明，歷经几朝的积淀，李隆基开创了开元盛世。如果将玄宗的一生分作两段，会发现他前后判若两人：难道爱情真的让人头昏？想当初，经歷了多少刀光剑影，才换来这九五之尊，他勤政不辍，英明果断，任用贤能，重用姚崇、宋璟等，虚心纳谏；后半段，自认为辛勤劳作之后终于到了收穫的时节，收穫政绩，收穫爱情，收穫威名，却忘记了盛世硕果也会有摘尽的那一天，肥了杨家，必将穷了天下。也曾战战兢兢，也曾意气风发，也曾励精图治，最终却在温柔乡中沉沦。 黄仁宇在《中国大歷史》一书中说：“这朝廷已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復甦而又欣欣向荣，可是这朝廷反不能与它本身一手培植的繁荣状态相始终。此中尴尬情形在唐朝更为彰着。” 第18页 开元十七年，张说等人奏请以玄宗生日为千秋节始，奢靡吹捧之风由此而发愈刮愈烈。开元二十四年千秋节时，宰相张九龄没有送银子，没有送珍奇，也没有送时髦的铜镜，而是把歷代兴废之道编到一起，名为《千秋金镜录》，进献玄宗。玄宗接受了，然而，三个月后，张九龄的相职却被罢免，九龄曲江风度成为日后的一句虚言。 南怀瑾说过，歷史如同人生，以三分法来看，汉、唐、宋、元、明、清的帝国之路如出一辙。以唐代为例，初唐是青少年时期，文治武功十分出众；中唐是中年阶段，功业如日中天，帝国的威风，依然远播，但国力已经开始衰退，渐渐走向下坡，少年时的幻想减低了，加上许多惊风骇浪的经验，不再那么大胆而为，步调日趋保守；等到晚唐，便完全步入老年的境界，对许多事物都不再那么起劲，得一日且过一日，有如风烛残年的老翁。 在玄宗的生命中，共有五个女子留下深刻的印记。第一个妻子王皇后在玄宗心中，是有些分量的，但这分量随着临淄王成为九五之尊反而越来越轻，最后留下的或许是一些对于“髮妻”的恩情。舞伎出身的赵丽妃是玄宗第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曾几何时，玄宗击鼓，丽妃轻舞，其乐融融，而后，丰神俊朗的李瑛更是被立为太子。之后，一个默默无闻的宫女淡入皇帝视野，温柔承欢，更弹得一手好琵琶，这位武氏家族的惠妃虽没成为武则天一样的女皇，却也占据帝王心头直至死去。这时，一个占据野史却无名于正史的梅妃飘落宫廷，吹白玉笛，作惊鸿舞，满堂生辉，恍若仙子，然而好景不长，当玄宗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出现时，梅妃只能泪赋《一斛珠》了。 对于李隆基来说，杨玉环已经不是一个妃子，而是名副其实的妻子。意趣相投，情深似海，正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曾几何时，清元小殿上，宁王吹玉笛，玄宗打羯鼓，贵妃弹琵琶，李龟年吹篥，张野狐弹箜篌，贺怀智打拍子，谢阿蛮曼舞，其乐融融，仿佛王土之上都是一片祥和。 表面风光无限，实则危机四伏，只可惜玄宗眼中只剩了贵妃，难容其他。 或许明皇会问：“爱一个人有错吗？”是啊，玄宗在玉环身上找到了真正的爱情。爱之深，情之切，恨不能将全天下捧来给她。她在君王的宠爱中甘之如饴，无心政治权势，只为长相厮守，却不想一笑倾了国。 天宝常和开元合在一起，称“开元天宝盛世”。其实，天宝是盛世的美丽与哀愁共存的时代。唐朝气度恢弘，盛极的时候繁花满天、硕果纍纍；衰亡的时候枝残叶落、萧索暗淡。 对于子民来说，是该为活在盛世而幸，还是为盛极转衰而悲？对于玄宗来说，原说是明月永照长生殿，谁料到渔阳声鼓捲菸尘，到头来，只有马嵬坡前绿草茵茵。 安史之乱——唐朝盛衰的分水岭 不重视民族观念，任用胡人，引发安史之乱（安禄山非汉人），平安史之乱也是以胡治胡（平安史之乱的大将中只有郭子仪一个汉人），中唐边防从此陷于胡人的掌控。 ——钱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十五日，华清池里，唐玄宗和第一夫人杨贵妃正“温泉水滑洗凝脂”。忽然快马来报：安禄山造反了！温柔乡里的唐玄宗说什么也不敢相信他的“干儿子”打起了抢他天下的主意，但事实已经摆在眼前，“胡儿”挥师长安了。唐玄宗这时才清醒过来，想起很多大臣对他的劝告，包括太子。但此时的李隆基处于没有思想准备的状态，安禄山这个政治暴发户的举动十足给华清池泼了一盆闷凉的水，李隆基的盛世也骤然地抽搐与痉挛。 事情之所以发展到这个地步，除了李隆基政治生涯后半生的昏庸，安禄山的“韬光养晦”是他最终大胆向“干爹”出牌的资本。安禄山，何许人？据考“杂种胡人”，一个深谙隐藏锋芒的“胡人”，从普通军队的士兵，平步青云，最后拿下平卢、河东、范阳三镇节度使兼河北採访使等职位于一身。 安禄山一生给两个人当过养子，先是张守珪，后是杨贵妃。前者让他有机会接近长安，后者则是给他的政治资本加上了无耻的裙带关系。张守珪见他作战勇敢又有智谋，把他收为养子，并推荐给朝廷。天宝元年(742年)，御史中丞张利贞到河北採访，安禄山对他百般谄媚，拿出很多金钱结好张利贞的左右人员作为私恩。张利贞入朝，极称安禄山有才干，玄宗便任用他为平卢节度使兼任柳城太守。于是他有了入朝奏事的机会。第二年入朝，他的奏对很符合旨意，唐玄宗很欣赏安禄山办事干净利落，于是迁升为骠骑大将军。第三年，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河北採访使。 但凡能在官职上一路飙升的人，要么个人能力超群，要么后台强硬，要么有点个人能力，外加出色的谄功。安禄山的谄功是出了名的，经歷史鑑定，每每需要写点阿谀奉承的资料，他必是首选之一。在唐玄宗眼里，安禄山几次入朝都表现出他政治思想和实践行动“又红又专”。对这个听话又懂事的“胡儿”，唐玄宗怎会吝啬他的表扬和奖赏？天宝六年安禄山升为御史大夫，他的妻子段氏被封为国夫人。皇帝还给安禄山在京师建立府第，让宦官监督工程，告诫他们说：“要好好部署，安禄山的眼孔大，不要令他笑话我。”台观池沼的华丽超过了他的身份。皇帝登临勤政殿，御座的东间特设金鸡幛，中间放了一榻，给安禄山坐，来表示对他的恩宠。在集大唐的最高级恩宠于一身的同时，安禄山却一点也不张扬，处处装得愚昧无知，而暗中大行韬晦之计。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召集了诸蕃兵马15万人，号称20万，日夜兼程，以每天60里的速度长驱南下中原。 第19页 安禄山，这位来自西域的胡旋舞者，发起兵来和胡旋舞一样，急速、快捷，但长安城的决策者却被他之前一系列的低调动作忽悠了。 一个“杂种胡人”如何敢对他的“干爹”做出忤逆之事，他又凭什么这样做呢？唐玄宗仔细思量了一番，首要原因恐怕还得从自己身上找。 唐朝设立了节度使这样一个武官的职位，即节制调度的军事长官，初设时负责管理内调度军需的支度使，同时管理屯田的营田使，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而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后来渐渐地，节度使也开始过问民政。天宝后，又兼所在道监督州县之採访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还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 唐朝后期的节度使势力大大加强，已经到了独揽军政大权的地步。唐玄宗在边镇设10个节度使共拥兵49万，而中央禁军不过12万人，典型的外重内轻，外实内空。节度使后来又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逐渐发展成割据势力，手握军权。如果在任命节度使的问题上没有仔细考量，节度使一旦起兵造反，后果不堪设想。的确如此，唐室之崩溃，也可说即崩溃在此一制度上。 唐玄宗又想起自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而将国家交给了没脾气也没霸气的老虎，李林甫、杨国忠更替把持朝政，纲纪大乱。安禄山对朝廷的脉象把握得很到位，造反的阴谋日益炽盛。 另外，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钱穆先生在评述安史之乱时，就指责说：“不重视民族观念，任用胡人，引发安史之乱（安禄山非汉人），平安史之乱也是以胡治胡（平安史之乱的大将中只有郭子仪一个汉人），中唐边防从此陷于胡人的掌控。” 唐玄宗前思后量，终于想明白了，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第五章　良将无弃才　明主无弃士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君恩浩大，有诺必践、有恩必报的国士，君上也是完全可以信任的。魏徵带着不达使命誓不罢休的决心赴华山以东，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功名利禄，只是因为有男儿意气在胸中激盪，为了报答高祖的知遇之恩。 初唐一朝，国君识人，名士感恩。在这个英才云集的年代，贤相名将点燃了激情生命，闪耀在万历河山的上空，照亮了华夏大地，他们用忠心和血汗浇筑了大唐帝国的盛世雏形。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荒芜了黄尘古道，淹没了烽火边城，岁月呀，你带不走这一串串熟悉的姓名……”千年过后，游弋在唐史里，重回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 大唐的“长城” 于李密，忠也；于单雄信，义也；于兵士，恤也；于唐朝，始终如一，灭之高丽，功至高也。 ——王夫之评李责力 当年几十万瓦岗军威震中原，惊天动地，在短短几年间，聚集了天下几乎所有的豪杰。一千三百多年来，他们的故事广为传颂。歷史上农民起义不计其数，但像瓦岗军这样轰轰烈烈的并不多，瓦岗军最后投了李唐，并且由于他们的协助，李唐如虎添翼，最终，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王朝高峰。 瓦岗军是隋末农民起义中举义较早、发展最快、势力最强大的三大义军之一。起初，瓦岗军夺取公私行舟的货物，杀富济贫，曾多次击败隋军围剿，这支部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当时人们唱着“扶着爷、搀着娘、携着儿女去瓦岗，瓦岗寨上吃义粮”踊跃参加义军，从瓦岗筑寨时的数百人到洛口建政时的百万之众，曾一度被推为全国反隋义军的“盟主”。瓦岗寨集结了当时名满天下的英雄：翟让、李密、单雄信、徐世勣、秦琼、程咬金、罗成、魏徵等，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了贞观名臣。从这个意义上讲，瓦岗寨为大唐帝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称之为盛世名臣的摇篮丝毫不为过。 后来连续辅佐高祖、太宗和高宗三朝，被朝廷倚之为长城的李勣也扎根瓦岗寨，并在这里迅速成长。关于他的名字，难免让人摸不着头脑。他就是徐世勣，字懋功，后赐姓李，高宗朝为避太宗讳改“世勣”为“勣”，遂以李勣之名闻名于世。李勣名字的变更也说明了他个人经歷的复杂。 李勣一生主要歷经瓦岗寨和唐朝。明末清初着名思想家王夫之对李勣有一段深刻的评论：“于李密，忠也；于单雄信，义也；于兵士，恤也；于唐朝，始终如一，灭之高丽，功至高也。” 他为大唐江山的建立、稳固、强大，立下了不朽功勋。上至皇帝，下至普通朝臣对他的忠心都一致认可。总章元年，在李勣挂帅东征辽东之际，“上又问（贾言忠）：’‘辽东诸将孰贤？’‘对曰：’‘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虽不善斗，而持军严整；高侃勤俭自处，忠果有谋；契苾何力沉毅能断，虽颇忌前，而有统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忧国，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李勣死后，唐高宗悲痛欲绝：“勣奉上忠，歷三朝未尝有过。” 第20页 关于李勣在军事上所取得的出色战果，司马光在《资治通鑑》里有一段评述：“勣为将，有谋善断；与人议事，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临事选将，必訾相其状貌丰厚者遣之。或问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 从司马光的话里，可以归结李勣能谋善断过人之处。李勣自17岁参军，到76岁去世，在近六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他经歷大小战役无数，所在之处，都立下了赫赫战功,表现出杰出的军事家才干。在瓦岗寨期间，他为瓦岗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归唐后，又屡从唐太宗征讨，平王世充，灭窦建德，伐刘黑闼，与李靖奇袭东突厥，贞观二十年再破薛延陀，干封元年平定高丽。为此，唐太宗曾多次称赞他，认为他“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尤其是干封元年(666)，李勣以73岁高龄挂帅远征高句丽，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降伏了高句丽，为唐朝解除了心腹大患，唐太宗生前未能完成的事情总算得到圆满的解决。 李勣不仅对大唐忠心耿耿，在瓦岗寨时对李密也是忠贞不贰。武德二年(619)，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入关降唐，“徐世勣据李密旧境，未有所属。魏徵随密至长安，久不为朝廷所知，乃自请安集山东，上以为秘书丞，乘传至黎阳，遗徐世勣书，劝之早降”。他对长史郭孝恪说：“此间民众土地，皆为魏公所有。我若上表献于唐皇帝，是利主之败，自为功以邀富贵也，我以此为耻辱。今宜籍郡县户口士马之数，上启魏公（李密），让他自己献去。”李勣派郭孝恪到了长安。李渊闻听徐世勣派使者来京，却不见奏表，感到非常奇怪，召郭孝恪询问。郭孝恪把李勣的原话说了一遍，言奏表已送到李密手中，由李密转呈。李渊称嘆道：“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忠臣也！” 李勣一生善始善终，在武将中实属难得。一个军人如果只知晓战场上敌我争锋的道理，而对政治的微妙性不了解，或居功至伟，或目中无人，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后世的郭子仪正是在这方面的楷模。贞观一朝的武将中李靖和李勣二人也是上得战场、下得官场的厉害人物。李靖侍唐太宗，凭藉良好的个人关系，得以功成名就。李勣跨越三朝，他的一生则更加丰富多彩。 在他看来，皇家的事情是他们的“家事”，无需询问“外人”。这样，一方面可以巧妙地避开陷入皇权争斗的漩涡，另一方面，也可以保全自己。唐高祖武德九年玄武门政变前夕，“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唐高宗问勣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结果呢？反对者褚遂良等人或贬或死，而李勣却得到了唐高宗、武皇后的信任。 李勣的审时度势，还表现在他对皇帝意图的深刻领会上。贞观二十三年(649)，亦即唐太宗临终前夕，唐太宗唯恐他身为两朝元老，难以驾驭，特意贬他出任叠州都督。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僕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李勣一生为大唐立下战功无数，荣耀倍至。但李勣时时告诫自己、警醒自己。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因此，唐高宗即位后，召回李勣，并授任他为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进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不久，又拜尚书左僕射。而此时，“李勣固求解职；冬，十月，戊辰，解勣左僕射，以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是一位懂得知足的人。他身居高位，但从不贪恋，多次要求辞官，要求降级。在古今名将中，可谓凤毛麟角。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死神面前，他并不贪求富贵，并不企求长生不老。总章二年(669)，已经位居司空、太子太师、英贞武公重位的李勣，在他病重的时候，除“上（指唐高宗）及太子所赐药，勣则饵之”外，“子弟为之迎医，皆不听进，曰：’‘吾本山东田夫，遭值圣明，致位三公，年将八十，岂非命邪！修短有期，岂能復就医工求活！’‘”他常说：“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陈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在他看来，像他这样一位“田夫”，能出将入相，位列三公，已经心满意足了。所以，面对死亡，他显得坦然、平静。 纵观李勣一生，的确如此——他那充满传奇的成功人生，无疑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君臣的一段理想“婚姻” 魏徵在朝廷起了清廉刚直的表率作用和限制皇权的作用。他是成为太宗时期政治特色的一个象徵，这个特色就是君臣以诚相待，彼此坦率地交换意见。 第21页 ——费正清 “我听说过，要求树木生长，就一定要加固它的根本；想要河水流得长远，就一定要疏通它的源头；想使国家安定，就一定要积聚自己的道德仁义。水源不深却希望水流得长远，根不牢固却要求树木生长，道德不深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十分愚笨，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明智的人呢？国君掌握着帝王的大权重任，处于天地间至尊的地位，不考虑在安逸的环境中想到危难，戒除奢侈而厉行节俭，这也就像砍断树根却要树木长得茂盛，堵塞泉源却希望流水长远一样啊！……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百姓。百姓像水一样，可以载船，也可以翻船，这是应该特别谨慎的。” 这就是歷史上着名的《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徵留给李世民乃至后代帝王最宝贵的治国财富。魏徵在唐太宗时曾任谏议大夫、宰相等职。他是出了名的率直性子，前后共劝谏唐太宗两百余次，成功率很高。尽管魏徵很少直接参与各种政策的制定，但正是他敢做人所不敢做，敢说人所不敢说，避免了唐太宗的不少错误。对贞观盛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他位列凌烟阁二十四臣之一。魏徵与李世民是封建社会中罕见的一对君臣：魏徵敢于直谏，多次拂太宗之意，而太宗竟能容忍魏徵三番两次的“犯上”，而且基本上都採纳。因此，他们被称作理想的君臣。 学者费正清曾说过：魏徵在朝廷起了清廉刚直的表率作用和限制皇权的作用。他是成为太宗时期政治特色的一个象徵，这个特色就是君臣以诚相待，彼此坦率地交换意见。能成就君臣之间的坦诚相待，古往今来，唯有太宗魏徵一对。魏徵的直谏成就了太宗最善于纳谏的美名，而太宗之明反过来也成就了魏徵一代谏臣的荣誉。 归结起来，魏徵的进谏能有出乎预料的效果当然和李世民身为一代明君大有关系。看看商之比干、夏之关龙逢、明之李仕鲁的下场就应该羡慕魏徵生逢其时，换成在商纣、夏桀时代当官，不用说直言两百次，一次就足以要了他的命。当然李世民大多接受魏徵的观点，还在于他的建议基本都是正确的。他一贯重视休养生息，反对铺张浪费，即使在群臣一致要求搞封禅大典、而唐太宗也倾向于搞封禅的形势下，就他一个人坚持反对立场。他提醒唐太宗要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君臣要以诚相见。一些哲理性的名句，魏徵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居安思危”都十分精闢，歷来被奉为治世、修身格言。魏徵还善于运用歷史教训提醒唐太宗的为人处世，尤其擅长拿出隋炀帝这个反面教材来类比，太宗最怕的就是和隋炀帝一样亡国，因此效果极佳。 魏徵让后来者敬佩的地方还在他从来不看皇帝的脸色，管他阴晴变幻，照说不误。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稍一不慎，就有杀身之祸，可是魏徵不在乎，该怎么提就怎么提。 一次，魏徵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沖沖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徵！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徵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太宗的火才算下去。 毫无疑问，魏徵和太宗在贞观年间渡过了一段美好的政治“婚姻”。他们两人的默契配合是贞观一朝政通人和的小缩影。封建社会，君在臣的眼里是不可随意冒犯的，君臣之间有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一个朝代从来不缺少有想法、对君主有意见的人，但能像魏徵那样大胆地说出来，丝毫不留一点在心里的人太少了。魏徵是幸运的，唐太宗也是幸运的，他们相逢在歷史的转折点上，共同奏响了封建社会的一段和音。魏徵每一次的突然出现，唐太宗都能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因此有时也会出现令人捧腹的小插曲。 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鸟，很是喜欢。有一天他正在逗鸟，有人通知他魏徵来了，唐太宗一看不好，鸟没地方放了，就藏在自己怀里。魏徵一进来，发现唐太宗神色异常，再看旁边放着的笼子，大抵明白他之前在干什么，但是没有说什么，继续向唐太宗报告另一件事，从隋朝灭亡开始，大半天没完没了，直到发现唐太宗怀里的鸟不动了才告退。魏徵走后，唐太宗发现鸟憋死了！ 初一看来，此事很容易为人发难：究竟谁是皇帝？但，太宗是理智的。憋死了一只鸟并不可怕，憋死一个国家才可怕，这一点太宗还是明白的。但是唐太宗再厉害，估计也很难想到他当年从太子建成那里招降来的魏徵会是一个“胆大妄为”的谏臣。从魏徵开始侍唐以来，唐太宗歷经了从受不了、到还能接受，直到最后简直离不开魏徵的地步，见到魏徵先正己都成了习惯。 第22页 公元643年，魏徵去世。唐太宗挥泪说出了心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魏徵是特殊时代涌现出来的特殊人物，在君臣促膝而谈的氛围里，有谁不能透过每一段求言、争论、辩驳看到盛世的背影朝着他们走来？ 相视无言千古泪 如果说长孙无忌基本上以个人的方式起作用，是皇帝的心腹谋士，那么房玄龄则是一个卓越的实干家。 ——费正清、崔瑞德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长安。 一生功勣耀眼的唐太宗，急速滑向英雄的暮年。房玄龄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一日，李世民让人把房玄龄抬到殿中，在御座之侧放下，君臣对坐，相视流泪，无言。一千三百年前的这个感人的画面，后世再也没有出现复制版本。三十二年来的情感映红了两个男人的生命的余晖。三十二年前，他们在渭北的萧瑟秋风中相遇；房、李二人不见则已，一见如故。《资治通鑑》卷184隋恭帝义宁元年九月载：“房玄龄谒世民于军门，世民一见如旧识，署记室参军，引为谋主。玄龄亦自以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自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久的君臣之守。三十二来，房玄龄跟随李世民左右，他们融合互补，相得益彰；李世民更有魏徵、王珪、尉迟敬德等人，竭尽忠心，为他效力。李世民当时掌控的局面，真可以说是文臣武将精英荟萃，君王臣子共谋宏图大业，也正因此才造就了唐太宗的贞观政勣，显赫于几千年的中国歷史之中。 房玄龄比李世民年长十多岁，可称兄弟；李世民身为帝王，可称君臣，但那一刻的眼泪超越了所有的关系，也融合了复杂的情感。感激、欣慰、遗憾全都涌上这两位英雄的心头，于是，男儿泪洒长安。 不久，房玄龄离开了他倾尽一生精力的大唐。贞观前后二十三年，房玄龄辅政二十二年，他为大唐鞠躬尽瘁，事无巨细，李世民和整个帝国都离不开他。房玄龄的一生可分为两部分：前十年辅佐李世民开创江山，跟随他四处征战，后二十二年潜心辅助其治理国家。 秋露凝高掌，朝光上翠微。 参差丽双阙，照耀满重闱。 仙驭随轮转，灵乌带影飞。 临波光定彩，入隙有圆晖。 还当葵霍志，倾叶自相依。 李世民有89首诗作收录在《全唐诗》中，其中就有两首是颂扬房玄龄的，除这首《赋秋日悬清光赐房玄龄》外，还有一首《威凤赋》。房玄龄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在贞观国家英雄辈出风云际会的时代，得到李世民青睐和厚遇的不少。文有魏徵、长孙无忌、褚遂良、杜如晦、萧禹等，武有李靖、李世勣、尉迟敬德、秦叔宝等，这些激情四射的人物描绘了浪漫多彩的盛世画卷。在后人看来，在大唐灿烂星空里，他们无比惹眼。他们运筹帷幄，冲锋陷阵，文治武功，颇有成就。房玄龄很容易在后人对个性人物的青睐惯性下淹没在群英张扬的影子里。把房玄龄拿出来一对一地比量，他似乎缺少了几分热血豪情，多了点文人的儒雅大度。但精英层里太需要他这样的人了。 充满个性的人多了，就不好办事，何况这些人一个个才华出众，各有所长，谁也很难轻易能把另一个人说服。有时候就是互相不服气，非要争个输赢。房玄龄在个性人物中，没有张扬鲜明的举止，但性情温和，洞明世事，通达睿智，尤其很能忍，忍来自各方的言语攻击，甚至是本不该由他来承受的痛骂。 皇亲国戚，文臣武将都在他头上撒过气。痛骂、辱骂、出气各种类型都有，不着边际的、误会的、故意的也有，可他并不认为不反击就是懦弱的表现。连李世民这样的明君，也和大臣们一样，经常在宰相头上出气，这似乎是一种习惯。对此，费正清认为房玄龄是朝廷中安定和中庸之道的主要源泉，特别在太宗晚年日益骄傲时更是如此。房玄龄的角色如同润滑剂，多方的摩擦冲突都在他那里得到糅合化解。他办事时谋略细密，待人和蔼可亲，对待争吵豁达大度。口头上的辩驳有时候是平白无力的，行动更能有效地解决问题。身为当朝宰相，他以高效的行动来缓解矛盾。唐人柳芳嘆道：“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王珪、魏徵善谏，房玄龄贊其贤；李积、李靖善将兵，房玄龄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辅太宗，理致太平，善归人主，真贤相也!房玄龄身处要职，然不跋扈，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 费正清拿他和长孙无忌作过对比：“如果说长孙无忌基本上以个人的方式起作用，是皇帝的心腹谋士，那么房玄龄则是一个卓越的实干家，他有着令人惊嘆的办事效率和实干能力。”皇帝定下大政方针，房玄龄和他选拔的一批实用性人才一起埋头苦干，促进政策的实施。 如果把魏徵的直言进谏看成是有效的思想说教，那么房玄龄的办事则是出色的执行力量。后世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唐代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而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所刻《歷代古人像赞》中，在玄龄公画像左上角有对联一副：“辅相文皇功居第一，遗表之谏精忠贯日。”也是很好的註解。 第23页 歷史上宰相多的是，但能像房玄龄辅政长达二十余年，善始善终的太少。他的能力和性格是成就一生美誉的最佳阐释。很多人一旦掌握大权，便颐指气使。因此，总想抓住一切时机占尽风头，只要能风光，就要千方百计地占有，岂能让他人沾上一点光？有利就图，哪能丢失一点？像房玄龄这样默默无闻，忠于国家的不多。 难怪李世民自己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禹也。在世民帷幄中,既策划平天下事，又为世民潜结死士，扩大实力，以为他日非常之用。故玄龄于世民必以帝王期之，此所以世民自比于刘秀，而以玄龄比于邓禹也。” 贵戚豪族英冠人杰 在整个太宗时期，他最亲密和最信任的顾问之一是他的内兄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和太宗的终生友谊和合作以及和太宗的姻亲关系，使他特别受到太宗的器重和成为群臣及顾问中的最有影响的人物。 ——费正清、崔瑞德 唐，无疑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最容易让人心潮澎湃的一个。唐朝时的中国繁荣昌盛，四海归一，影响及于后世，如今海外华人聚居区大都叫唐人衔。古人云：欲成就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至今，那个时代英雄们的名字，如魏徵、李靖、李世勣、房玄龄等还被后人广为传颂。但是在李世民眼里，他才是最大的功臣——他就是凌烟阁中的第一功臣长孙无忌。 李世民手下能臣名将众多，仅凌烟阁的画像中有巨大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第一位，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是太宗绝对信任的宠臣。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喜好文史，有才华。这样的家庭背景让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长孙无忌的妹妹嫁给李世民，即后来的长孙皇后。长孙无忌又与李世民年龄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费正清、崔瑞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提及长孙无忌时，说他是“在整个太宗时期，他最亲密和最信任的顾问之一是他的内兄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和太宗的终生友谊和合作以及和太宗的姻亲关系，使他特别受到太宗的器重和成为群臣及顾问中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曾有人密奏太宗告长孙无忌权力过大可能引发尾大不掉的后果。李世民毫无保留地把这封密疏给长孙无忌看，又对百官说：“无忌有大功于我李家，朕诸子皆弱，现在委託给无忌，朕内中非常放心。疏间亲，新间旧，是不顺之举，朕所不取也。”同年，李世民进行祭祀礼，下命功臣裴寂与长孙无忌两人和他一起同立于皇帝的专车上。 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时期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託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就其才能而论，他在贞观的名将良相中算不上出类拔萃；在军事方面有一定见地，但并不是那种统领千军万马上战场的帅才。李世民对他了解得很：“聪明鑑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但他在初唐发生过的两次重大储君更替事件脱颖而出：一次是玄武门之变，另一次是李治越次成为太子。在这两次关乎大唐命运的事件中，他都和李世民坚定地站在同一立场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尤其后一次，他所施加的影响力更是无人能及。 从李氏父子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陪伴他走完漫漫贞观路。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政变过程中，他立场稳定，尽职尽责，奔波联络。这场政变是李世民一生的转折，倘若没有成功，他就会在歷史上留下背叛父兄的千古骂名。因此他把是否参与玄武门之变看成论功的重要指标。尽管决策上房、杜二人作用更大，但没有长孙无忌，只怕一切无从谈起。因此李世民在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李世民即帝位后，他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李世民正犹豫。长孙无忌力陈道理：“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方才使李世民避免做出错误的决策。 长孙无忌的才能毋庸置疑。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歷史学家纷说不一。但可以肯定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勛的双重身份，一向比较注意避嫌。这一点比汉朝的外戚们好得多。他对权力过大的结果有清醒认识，不轻易接受李世民的封赏。贞观七年，朝廷册拜长孙无忌为司空，他固辞不受，表示自己以外戚任三公，会有私亲得官的物议。 另有一点很可贵，他敢于对皇帝说“不”。 唐太宗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实行周代的分封制，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和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冒死谏诤，唐太宗无动于衷。最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 第24页 在第二场太子更替的事件中，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无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初年，长孙无忌其实是真正的执政者。但他不是有异心之人，否则也不会因为反对立武昭仪为后而落个流放的可悲下场。他没有忘记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在科举上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他亲自编写了一套重要的法律——《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同时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 太宗晚年，长期对高丽的战争使得国家负担沉重，长孙无忌恢復了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徽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 唐太宗向来以善识人用人着称，这次他同样没有看错人。长孙无忌在贞观和永徽之间实现了平稳过渡，避免了如发生在贞观之前的流血事件，使得这件唐太宗即位后一直担心的事终于没有再次出现。 第六章　距东方傲视天下　满城尽带黄金甲 贞观四年，大将李靖击败东突厥，大唐将士饮马贝加尔湖；贞观十四年，唐军战胜高昌；贞观二十年，大败薛延陀，策马郁督军山，降伏咄摩支可汗。永徽元年，突厥可汗车鼻被擒。显庆二年，唐军攻下西突厥；显庆五年，唐军由山东半岛东端渡海，挥军剑指朝鲜半岛，百济降。龙朔二年，唐大破铁勒，笑傲天山。至此，天下初定，四方来朝。 梦回唐朝，这个意气风发的时代，让人纵马四海，无数次地感受什么叫血脉贲张，什么叫横刀仗剑四顾无敌，什么叫踞东方而傲视天下！ 四方遥尊“天可汗” 唐朝前期的对外关系，比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唐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由于战胜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使东西交通畅达无阻，中国和四邻诸国都得到益处。 ——范文澜 强汉盛唐，中华民族歷史上两个最为傲人的封建时代。这两个帝国往事已沉淀在歷史长河中，却也成了华夏儿女不朽的荣耀。拂去歷史的尘土，卫青横扫漠北匈奴王庭的壮举，霍去病封狼居胥的英姿依旧清晰。大汉将士以天威纵横西域，向天下昭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歷史似乎是一个轮迴，秦始皇结束了四百年的东周乱世，随后出现了强大的大汉帝国，而在隋文帝结束了同样是四百年的分裂后，大唐帝国应运而生。和秦一样，隋也是一个短命王朝，皇位接替不过三代。初唐时期，经济实力并不强大，但是他们继承了隋朝先进的军事基础。 建国初，唐高祖李渊大多专注于国内事务和新王朝制度的建立工作。但是当时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内的敌手，而是东突厥。范文澜在其编着的《中国通史》中提到：“中国最强大的敌国，一向是北方边境上的行国。这些行国，总是征服西域诸国，阻塞中国与西方交通的道路。行国以游牧掳掠为业，中国富饶，是掳掠的最好对象。”这个草原帝国所处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落后，能够存活下来的人都剽悍善战，但也因为对草原环境的严重依赖，他们难以抵御重大自然灾害。而中原的农业社会就是他们在没有吃穿时的备用物品储存库。初唐的军事实力尚处弱势，突厥屡次入侵边境，烧杀抢夺，连物带人“满载而归”。为了赢得发展机会，李渊以贿赂政策换来暂时的和平。他在位期间，给突厥可汗送大礼是常例。但是，突厥人索贿的胃口越来越大，李渊的金钱换和平越来越不奏效。公元619年初，大唐逃过一劫，突厥进犯大唐的计划因为始毕可汗之死而搁浅，继任的处罗可汗也在第二年死去。然而武德三年，颉利可汗继位，大唐边塞迎来了十年祸患。 公元622年，颉利率领十五万人的大军进犯太原，被太子建成和李世民统兵击退。但突厥人还是屡屡进犯长安周边地区，以至于公元624年长安不得不宣布戒严。此后，突厥仍不断骚扰唐边，甚至关中地区亦经常受到威胁，迫使李渊萌生了迁都的想法，被李世民力谏后乃止。早在隋朝时期，突厥曾经遭到隋军的沉重打击。隋末动乱，中原分裂残破，突厥抓住了这个好机会重整旗鼓。高祖时的突厥让唐朝受尽了屈辱。唐太宗这个强硬人物即位后，再也不想向外来压迫屈服了。 武德九年，唐朝发生“玄武门事变”，颉利认为有机可乘，乃与突利可汗合兵二十万再次大举南下，很快进至长安附近渭水便桥以北，以观唐廷虚实。唐太宗亲率六骑与颉利隔渭水对话，责其负约。唐军主力继至，军容严整，颉利恐慌，请求议和。李世民因其新立，政权尚未稳固，决定採取“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策略，与其签订“渭水之盟”。 但面对东突厥的威胁，唐太宗时刻为反击做准备。东突厥因连年征战和天灾，国势大减。而唐朝内部安定，经济逐步恢復，又取得了恆安(在今山西大同境)、朔方(治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便于进攻东突厥的军事要地。唐太宗认为战机已成熟，便于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检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恆安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共发兵十余万，皆受李靖节度，分六路进击东突厥。 第25页 一年后，大唐铁骑真正开始了对突厥的战争，李靖率兵十二万深入大漠。李勣在白道(今内蒙古唿和浩特西北)大败突厥军后与李靖合兵，李靖于二月初率三千精锐夜袭定襄。贞观五年，唐军再度大破突厥军，俘颉利可汗，东突厥败亡，大唐终于成功地处理了这块难啃的骨头。 而西突厥汗国在统叶护可汗统治下，亦成为“控制数十万，霸有西域”的强国。贞观二年，西突厥发生内乱，各部互相争斗，经常自立可汗，力量逐渐削弱。贞观六年，泥孰被立为咄陆可汗。其后，西突厥内部依然混战不休，贞观十二年，西突厥再次分裂为北庭、南庭两部。十六年，北庭乙毗咄陆可汗发兵入侵唐伊州(今新疆哈密)，被唐安西都护郭孝恪击败。其后乙毗咄可汗被罢黜，乙毗射匮可汗继立。二十年，乙毗射匮遣使入朝，贡献方物，请求联姻。原被乙毗咄陆可汗封为叶护的阿史那贺鲁于二十二年率其余众数千帐归附唐朝。突厥是北方大国，突厥既平，唐在边境外诸族中建立起无上的声威，四方诸族纷纷来降服。630年，四方君长到宫门前请唐太宗称“天可汗”。此后唐朝皇帝对西北诸族用“天可汗”名义行施号令。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这是当时在高昌流传的一首民谣。突厥的灭亡，让西方的各个部落都感到了唐帝国的强大，纷纷臣服，表示愿意成为帝国的一部分接受唐帝国的保护。范文澜就大唐对突厥的战争作了客观的评价：“行国包围中国的北方和西北方，既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又断绝中国与西方诸国经济、文化在陆路上的交流，这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害的。中国击败北方行国，援助西方诸国脱离行国的统治，这样的战争，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益的。”中原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通向中亚，乃至达到西方的道路也被彻底打开。大唐的天威穿透了风沙阻隔，远播世界。在海上交往不多的时代，陆路承担着国家间交流的主要方式。中华东临大海，西南有高原阻隔，西边的丝绸之路便承载了与外界的交流。以雄武之力、短暂的疼痛换来百年和平，于大唐、西域、中亚和更广大的世界都是完美的一笔。 贞观十五年，唐大将李勣大破薛延陀军。龙朔元年十月薛仁贵大军在天山平定回纥叛乱，此后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二十几个西域小国先后向王师称臣。唐朝建立了以安西四镇为核心的西域统治体系。《资治通鑑》有载：“君集虏高昌王智盛及其群臣豪杰而还。于是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至此，大唐帝国国土已西至咸海，北越过贝加尔湖，西南濒临阿拉伯海，大唐帝国的版图在这个时候基本成型。 大漠外　雄浑音 雪夜风吼、飞沙走石，这些边疆大漠中令人生畏的恶劣气候环境，在诗人印象中却成了衬托英雄气概的壮观景色，是一种值得欣赏的奇伟美。如没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是很难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盛唐诗人，才能有此开朗胸襟和此种艺术感受。 ——袁行霈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旧鹄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犊，忧来思君不能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闺中少妇独坐床沿，瑟瑟秋风凉透了心，挂在冰冷夜空里的皓月和她一样的孤独。心中的人远在边塞，何能不牵肠挂肚？思妇的泪随着曹丕的《燕歌行》流淌了四百多年，时时牵动着戍边将士们的心。东汉后，中华边疆烽烟四起，青壮男人应徵入伍。战争之惨烈，刀剑之无情让人看到了生命的脆弱。漫漫征途像一条孱弱的生命线，一端拉着家乡，一端伸向未知的明天。国势不强，军力萎靡，边塞的声音就这样低吟了几个世纪，少有悲壮激昂的吼啸。 胜败是每一个军人最关注的事情，自信靠不断的胜利来撑起。自东汉以来，西北大漠、北面草原在中国军人的精神里种植了畏惧感。直到大唐彻底一扫蔓延四个世纪的边塞颓势，雄浑之音方兴起，何等壮阔！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军师西门伫献捷。 同样是风沙雪雨、大漠狼烟，在不同时代的军人眼里，却是不一样的景致。可以是恶劣，可以是畏惧。在唐前的军中文人眼里，它们是催生愁绪和失望的资本，少有能傲视万物的情怀。正如着名文艺评论家袁行霈所说：“雪夜风吼、飞沙走石，这些边疆大漠中令人生畏的恶劣气候环境，在诗人印象中却成了衬托英雄气概的壮观景色，是一种值得欣赏的奇伟美。如没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是很难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盛唐诗人，才能有此开朗胸襟和此种艺术感受。”此话一点都不假，唐朝边塞诗的创作者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颀、崔颢等外，还有像李白、杜甫、王维等也加入了边塞诗的创作团队。 第26页 边塞诗早在隋朝已经吹响了号角，到了大唐真正集结兴起。卢思道的《从军行》、何妥的《入塞》，杨广的《饮马长城窟行》、《白马篇》、《纪辽东》，杨素的《出塞二首》、薛道衡的《出塞二首》，王胄的《白马篇》、《纪辽东二首》，虞世基《出塞二首》都吟咏出铿锵的味道。到了骆宾王、高适、岑参时期，读其作品，可以纵览金戈铁马，在雄浑的吟唱声中笑看沙场风云变幻。一场惨烈的战斗可以在豪放慷慨的格调里擂鼓而起，在最后一个休止符处又戛然而止。尘埃落定的血色余晖中，冲杀声依旧盪气迴肠。 唐代边塞诗的数量和质量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唐以前，主要由歷史散文、地理着作来承担反映边塞生活、边塞风光的任务，多以教科书般的感觉来书写军旅生活。到了盛唐时代，诗歌轻松地挑起了重任，但同时它也不排斥在字里行间畅诉儿女情怀。思妇愁肠和征途苦累反而使满怀豪情更加丰满、真实。 唐朝强大的边防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吹起了边塞诗的这股新风。吴庚舜先生指出：“边塞诗的繁荣除了可用大家承认的唐诗繁荣的那些原因解释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盛唐时期国力强盛，当时’‘诗人视野广阔，精神振奋，边塞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当时人热心从军和密切关心边塞，还有政治制度和英雄人物的影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的《凉州词》里更是笑对生死。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盛唐边塞诗中的豪情并非故作旷达，更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而是在面对艰险甚至死亡的情况下，仍然能一笑置之而无所畏惧。这种真正的洒脱与旷达，只有大唐才有。 唐朝的经济发展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可能。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给世人最强烈的感受，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值得骄傲、一个强大无比的时代。虽说宋朝的经济一样发达，但在词作里就缺少了这种气派。大唐的军人们从心底里渴望冲锋陷阵，上前线杀敌。 在盛唐时代，边塞诗是人们共同关注的题材。有人是这样来描述这一盛况的：“唐代的诗人们无论是着名的作家或未着名的作家，至少有一首以上的边塞诗。而上至掌握国事的政治家，统率军队的武人，下至贩夫走卒，以及不知姓名的鄙人也会做一两首关于民族斗争的诗歌。”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下，人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充满信心，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感到自豪。在这种内在的心理驱动下，人们就会嚮往着遍览各个地方。无论走到何处内心深处都是一种自豪感，看到的都是美好的天地。 唐初以后在边境设都护府，增强了边庭的军事力量，不少诗人都曾去过边塞、甚至长期居留在边塞。由于边塞是保卫祖国的前哨，边塞生活本身又是如此丰富多样，因而边塞诗除了有去过边塞的诗人写下的他们的生活感受外，还有为诗人普遍歌唱的价值和魅力。 当然，军中诗人不是杀敌狂，他们怀一腔热血，为正义、为保卫家国驰骋沙场。对于战争的描写，更多的是挥洒时代的豪情和自信。同时，诗人们也对由于征夫长期戍守边疆而造成的夫妇分离、对由于征战频繁而造成的家庭破裂等不幸与痛苦，表现出巨大的关注与深切的同情。尤其太宗晚年的穷兵黩武使得边塞诗中出现了反对征伐的唿声，“万里长征人未还”是歷代以来边疆战争的悲剧，唐代也不例外。 唐朝是中国歷史上一个最意气风发的时代，边疆战争之频繁和战胜次数之多，在中国古代史上实为罕见。因此，只有唐朝才能诞生专门的边塞诗派，诞生像“年年战骨埋荒外”这样的诗句。而“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种豪言壮语，则由于后世朝代偃武修文的风气，甚至成了古代史上中国人尚武精神的绝响。 天威播四海 摩诃末（穆罕默德）在《古兰经》里告诉门徒们说，应该去中国学习知识。当时中国文化独步在世界上，为摩诃末（穆罕默德）所推荐，阿拉伯与中国在精神上的友好关系，从摩诃末时就开始了。 ——范文澜 在中国境内曾出土拿水壶的大食人陶俑，从中原到新疆、到广东都发现过上千枚波斯银币。一个是来自古代的大食国，一个来自古老的东罗马，那里的商人、官员不远万里来到大唐，是为旅游，也为取经。 公元6到8世纪是西欧人眼中的“黑暗时代”，而西欧之外的世界此时并不“黑暗”。西起地中海东到太平洋西海岸，欧亚大陆上三大帝国正书写着自己的传奇歷史：它们分别是唐帝国、阿拉伯帝国和东罗马帝国。 8世纪，中东的阿拉伯人异军突起。自穆罕默德先知和四大正统哈里发以来，穆斯林已经控制了亚述人、波斯人和罗马人想都没敢想过的辽阔版图。从阿拉伯半岛上的几个部落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帝国，向西占领了整个北非和西班牙，向东则把整个西亚和大半个中亚揽入囊中，成为中国、吐蕃之外影响西域的另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8世纪初，中国的富庶勾起了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最高长官哈查只·伊本·优素福强烈的占有欲，他答应他的两个大将——穆罕默德和古太白：谁首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于是前者征服了印度的边疆地区，后者征服了塔立甘、舒曼、塔哈斯坦、布哈拉等大片中亚地区。然而此时的唐朝，又岂是被战争轻易吓倒的时代？借用汉朝的经典外交辞令“犯我盛唐者，虽远必诛”来形容此时的唐朝同样毫不为过。结果可想而知，两个阿拉伯人一步也没能踏上大唐国界。 第27页 八世纪时的唐朝正是天宝年间，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顶峰。此时的天子是唐朝的第七个皇帝唐玄宗李隆基。虽然在这之前，唐朝权力过渡出现了问题，但武则天登上皇位，这个能干的女人除了要和儒家传统和社会道德作长期斗争外，把国家也治理得井井有条。到了玄宗时期，唐朝的国力达到了巅峰。无论从哪方面比，大唐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强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陆路四通八达，海路开闢更多，有三条路去日本，同时开闢了从广州越南海到东南亚、西亚及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因此，唐成为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 长安作为最先进国家的都城，拥有无与伦比的国际威望。建筑上其布局经过精心策划，气象非凡，在隋唐以前的中国不曾有，在当时的世界也不曾有。日本模拟长安的建制，先后兴建平城京和平安京。中亚伊斯兰诸教国以至拂菻、天竺都流传着长安的盛名。随着唐朝国威的远播，长安扬名于世界，成为各国人心目中的天国圣地，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前来东方学习、取经。这里有使节、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等。当时交往国家多达七十多个，外国贵族多派子弟到长安留学。 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里这样写道：“摩诃末（穆罕默德）在《古兰经》里告诉门徒们说，应该去中国学习知识。当时中国文化独步在世界上，为摩诃末（穆罕默德）所推荐，阿拉伯与中国在精神上的友好关系，从摩诃末时就开始了。” 唐朝和大食的外交关系日益密切。唐高宗时，大食遣使来长安通好，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入唐使节近四十次之多。大食商人从陆路和海路来到中国，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不少人在中国定居落户，有的还在朝廷当官。在广州，大食人建立了伊斯兰教礼拜寺，他们的信仰受到唐中央的尊重。中国的造纸、纺织、制瓷等技术，传入大食，又通过大食传到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今天的伊朗属于古代的波斯，即东罗马。唐时，波斯商人是长安城的常客。长安城里的外国人以波斯人最多，波斯富商遍布各地，有些长期留居中国。波斯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转运站，隋唐的丝绸、瓷器、纸张等沿着丝绸之路，源源输入波斯，再从波斯向西转运。 波斯和大唐的亲密往来，不仅仅是学习技术经验的关系，还有求援的成分在里面。范文澜提到一点：“东罗马因受大食的威胁，对无敌的中国，自然抱有相助的希望……在唐朝前期，东罗马来聘凡七次。”贞观十七年（643年），东罗马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并回赠绫、绮等丝织品。中国的丝织品受到东罗马皇帝、贵族、妇女的喜爱，所以东罗马成为唐朝丝织物的重要出国口。东罗马的医术和吞刀吐火等杂技也传到了唐朝。 确实，后来的东罗马不断地受到大食的骚扰，求助于唐朝。但唐朝虑其相隔遥远，没有答应出兵，东罗马不久被大食吞併。唐朝也吃过大食的亏，天宝十年（751年），唐将高仙芝在怛罗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不少唐兵被俘，其中包括造纸工人。大食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厂造纸，于是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中亚，又传到西亚，最后西传到了非洲和欧洲，为那里带去了东方先进的文明。近代考古工作者曾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西岸的沙玛拉城遗址，发掘出大批中国陶瓷，其中有唐三彩、白瓷和青瓷三种，在北非的福斯特（即开罗古城）遗址中，曾发掘出唐朝的青瓷器。 盛唐的气象不仅仅在长安，不局限于中国，它在世界各地留下了美丽的回忆。如今，“唐人街”依然是世界对海外华人居住地的称唿。这是一种自豪，一种穿越了千年也没有随时间流逝的厚重积淀。 府兵乎？募兵乎？ 这样的抽兵法，对生产的影响不大，又有全国保卫朝廷和防守边镇的意义，民众服兵役的劳苦也比较均平，在贞观时期，府兵制是一种好的兵制。 ——范文澜评府兵制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755年12月16日），华清池还在荡漾着美人的笑声，范阳的急报打破了欢快的气氛：安禄山叛变！此后近九年间，唐玄宗再也没有好日子过，大唐也从此一蹶不振。 在众多史学家看来，导致安史之乱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但在制度上和府兵制的败坏有着直接的关系。玄宗时的唐朝到了鼎盛时期，人口比唐初出现很大增长，土地兼併严重。唐朝初期颁布了很严厉的法规进行限制，但是从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土地还是一点点地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失去了田地的农民没有办法负担府兵的徵调，于是只能选择逃亡。 当时没有计划生育这种政策，一个家庭往往好几个儿子。儿子们大了之后自然要分家产，于是人均田地越分越小，直到最后分得的田地少到实在不足以养活自己，最后只能卖掉，土地自然就集中到少数有钱人手中。 农耕社会农民的生活保障还要看老天的眼色，一次天灾就可以把一年收成的希望毁于一旦。没有收成，囊中羞涩的农民们自然就不会有钱买武器了。但是兵役是朝廷的命令，不可不服，最后只有一条路——逃亡。长此以往，兵源不足，到了玄宗时期甚至连护卫皇宫的府兵都招不满了。 第28页 唐朝廷开始用“弓广骑”和“长征健儿”这样的募兵制来取代府兵制。杜牧曾在所着《原十六卫》一书中痛斥唐玄宗、张说君臣废府兵兴骑的失策。他说：“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诏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诏曰：’‘可。’‘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他对于府兵制的废止非常惋惜，认为这是开藩镇割据之端。府兵制的难以维繫更多的是缺少其他兵制的补充，并不代表它完全失去了作用。本来兵力最为雄厚的关中地区便逐渐空虚起来，而边疆地区的实力开始迅速增长，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形成，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而在初唐时期，“举天下不敌关中，居重驭轻之意明矣”（陆敬舆语）。府兵制在贞观年间所发挥的积极影响是不可替代的。形势变化，其作用也不可同日而语。唐朝军队能够在横扫西域、击败突厥，以及后来的多次战争中取得胜利，府兵制有不小的功劳。 唐代的府兵是世兵，职业军人，和汉朝缺乏训练的农民军不同。众所周知，全民皆兵，生产工具就是战斗工具，生活就是战斗，这是游牧民族战斗力强的重要因素。唐代利用世袭职业军人的大量训练，造就出战力更强的农民兵，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游牧民族的优势。简单地可以这样解释，战时为兵，平时为民，战争和生产同时抓，两个都不误。这和满清的八旗制度相类似。范文澜评价过府兵制：“府兵制的抽兵法，对生产的影响不大，又有全国保卫朝廷和防守边镇的意义，民众服兵役的劳苦也比较均平，在贞观时期，府兵制是一种好的兵制。” 唐太宗时府兵制以均田制为基础，达到了比较完善的地步。政府将农民按贫富分为九等，六等以上的农民，每三丁选一丁为府兵。二十岁开始服役，到六十岁才免役。唐太宗时，全国分置634个折冲府，均由十二卫和东宫六率分领。府分三等：上府兵1200；中府兵1000；下府兵800。每府最高长官为折冲都尉。府兵除出征与轮流卫戍外，其余时间均居家种田；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由折冲都尉统率教习攻战之术。遇到有战事发生，府兵由中央临时任命将领统兵出征，战事结束，兵士散于府，将领归于朝，平时每年须轮流宿卫京师，还需定期镇戍边疆。 府兵的任务，最主要的一项是到京城宿卫，多由距京城较近的关内、河南、河东诸道府兵担任，这几道府兵兵额已占全国府兵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职责除宿卫宫禁外，还充当诸王府、各官府及京城警卫巡察等治安之责。 因此，在府兵制下，军民是一家，一个男子既是军人也是农民。但是国家出于省钱的考虑，不给出钱买兵器，连粮食、日常用品都要自备。由于府兵平时务农，生活无异于农民，自给自足，国家又省了一笔军费开销。战争时期，由中央临时配备将领，战争结束后，将帅则解除兵权。这种措施使军队不至于成为将帅私有，减少了军人拥兵专擅或割据的可能性。 政策是跟着时代走的，府兵制的出台是形势的需要。贞观年间，国家刚刚从硝烟里走出来，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百姓朝不保夕，政府和农民一样也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这时候要是把青壮男丁都抽调出来，不仅国家要养着他们，每个家庭也少了一个干农活的主力。这样，家庭和国家的负担都重了。还没来得及喘息，大唐又要背着沉重的负担行进，显然不现实。 鑑于隋文帝统治时期改革府兵制的成效，唐太宗决心加以继承发扬。经过一番精心筹划，制定出进一步发展府兵制的方针政策，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府兵制度。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即位后，立即着手改革兵制，分天下为关内、河南、河北、河东、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共三百余州。贞观十年，下令仿照隋朝鹰扬府和唐初十二道府兵建制，于全国各地设置折冲府，“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皆隶诸卫”。 可是府兵制有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它极其倚赖田地，发生重大战事时候聚集慢。为了克服府兵制的弱点，唐后来设立了临时徵兵办法，这在唐中后期成为主要的兵役制度。自唐五代以后，募兵制取代徵兵制，为封建时代兵制的一大变革。宋朝不论禁兵、厢兵，还是南宋的屯驻大军等，一般都採用招募的办法。灾年招募流民和饥民当兵是宋朝一项传统国策。统治者认为，将壮健者招募当兵后，老弱者就不可能揭竿反抗，这是防止灾年爆发农民起义的对策。 关于是走哪条路线，贞观年间曾经有过一场高层间的辩论，对府兵和募兵的优缺点都有明确的认识。客观地说，贞观时期的决策是正确的，否则后来大唐王师的赫赫战功也就只有在梦里追寻了。 第七章　治国安邦依法制　天光云影共徘徊 一首诗尽显帝王治国的决心。走入时光隧道，回到一千三百年前的唐朝，去经歷盛世王朝那欣欣向荣的春天，波澜壮阔的夏天，歌舞昇平的秋天，颠沛流离的冬天。 一个王朝的兴衰如同四季的变化，四季变化有规律，王朝兴衰同样也有规律可循。李唐王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牢牢把握这一规律。 第29页 “唐以后中国的歷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钱穆） 皇权与相权的博弈 惟就王室论，皇位世袭法，永远无何大变动，只是朝代的更换，刘家换了李家，此等是并不重要。但就政府来说，其间变化则很大。政府中最重要者为“相权”，因于相权的变动，一切制度也自随之变动。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若以现在话来说，汉宰相是採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採用委员制。 ——钱穆 江山易主，朝代更迭，歷史的舞台上总是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皇权更迭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刘家下台李家上。看每一朝政治制度的变化，如果看王室，倒不如看相权。钱穆先生说过，汉和唐，是歷史上最能代表中国的两个朝代。一朝天子一朝臣，各朝政府的变化都是随着相权而动。相权动，则制度动。 钱穆先生在《中国政治歷代得失》借用今语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唐代和汉代政府的不同之处，他是这样说的：“惟就王室论，皇位世袭法，永远无何大变动，只是朝代的更换，刘家换了李家，此等是并不重要。但就政府来说，其间变化则很大。政府中最重要者为’‘相权’‘，因于相权的变动，一切制度也自随之变动。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若以现在话来说，汉宰相是採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採用委员制。” 汉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宰相下有副宰相、御史大夫，宰相掌握的是行政权，御史大夫掌握的是监察权。唐代则分三省六部，把相权分散于几个部门，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职权会合，才等于一个汉朝的宰相，而监察权尚不包含在内。 当统治者限制了原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国之相后，反而更能放手去组建一个治国的精英团队，没有了权倾朝野的威胁，用起人来也多了分从容。唐太宗李世民在歷代君主中，算得上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尤其是有了三省六部的分立，他更能将“人得其位，位得其人”的用人理念运用得得心应手。 后晋刘昫在《旧唐书》中记述：“世传太宗尝与文昭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至焉，竟从玄龄之策也。盖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龄与杜如晦共掌朝政，唐朝之规章法典皆多为其所制。房玄龄多谋略，但优柔寡断；杜如晦善决断，取捨得当，是以人称之为“房谋杜断”。 唐朝名相，前有房玄龄、杜如晦，后有姚崇、宋璟，玄宗前期着名的宰相还有卢怀慎、韩休、裴耀卿、张说等，他们或以清慎、或以才干、或以耿直、或以文学而知名。明君贤相齐心经营出一个辉煌灿烂的大唐。“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具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诗圣杜甫笔下开元盛世时的繁荣景象。 由相权变化知制度，由宰相人选见兴衰，开元贤相张九龄便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见证者。 相比于姚崇的通达时变和宋璟的刑赏无私，张九龄更像是一个勤政思危的老成务实者。“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名相佳句天下知。曾被史称“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的“当朝师表，一代词宗”张说称为“后出词人之冠”的九龄，文採风度俱佳，仿佛盛世大唐第一管理梯队的最佳代言人。 然而，当君主由励精图治转为逸乐享受时，不惜犯雷霆之威、与阿党抗行的贤相便显得有些碍眼了。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罢相，李林甫把持了朝政，这也成为唐代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新唐书》亦言：“罢张九龄，相李林甫，则治乱固已分矣。”虽然当大臣向玄宗推荐宰相人选时，皇帝依然会问一句：“风度得九龄否？”但已是捨本逐末了。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先明后暗的玄宗在安史之乱后终于悔恨莫及，想起九龄慨嘆不已，“每思曲江则泣下”，言道“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一个是“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一个是口蜜腹剑、阴险狡诈。张九龄与李林甫的相位更迭，便是朝代兴衰的指向标。 唐朝最初的相权分立摒除了宰相专权的弊端，然而，自李林甫始，加上后来的杨国忠，一人身兼数职，相权又开始集中于一人之手，权力集中导致的腐败成为王朝衰落的一大因素。 伏尔泰说：“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繫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或许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诠释，君主的性格，决定着管理团队的人选；帝国管理者的性格，则影响着王朝的兴衰。 大唐　中国歷史上最清廉的时代 唐代是中国歷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唐以后中国的歷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 第30页 ——钱穆 “清正廉明”“吏治清廉”一直被视作从政者的主要行为规范。《周礼·天官冢宰》中有六条考察官吏政绩的标准：“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六条标准都离不开一个“廉”字，可见“廉”是做官之本和考察之要的基本精神。 歷代王朝十分重视对廉政的倡导。在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中，“廉洁”“廉平”“廉正”“廉直”“廉谨”也是主要的道德准则。所谓“廉者，民之表”“廉者，仕之本”“廉耻，立人之大节”“廉耻者，士人之美节”等说教，可谓俯拾即是。这些倡导举措，在官员的考察、升迁、旌奖等方面，都有表现。 有人说唐代是中国歷史上最清廉的时代，此话一点不假。魏徵、房玄龄、卢怀慎、狄仁杰等廉吏大批都出自于唐朝，那些歌咏廉洁的诗歌也数不胜数，“见客但倾酒，为官不爱钱”（李白《赠崔秋甫三首》），“以清俭自律，以恩信待人，以夷坦去群疑，以礼让汰惨急”（刘禹锡《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记》），“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杜牧《不寝》），“海涨兵荒后，为官合动情。字人无异术，至论不如清”（杜荀鹤《送人宰吴县》），字里行间都透出对清廉人士的敬仰之情。 为何唐朝政治如此廉明，还得先从唐朝的“防腐双翼”说起。所谓“防腐双翼”，一翼是对官吏的监察制度，一翼是拥有较完备的法律惩处机制。 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目的是对官员的政绩、品德、学识进行考核打分。那时的监察机构主要是御史台，就像香港的廉政公署，虽然官职不高，但是权力却不小，官员的赏罚升降都要通过他们的审核。当时的大理卿孙附加、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就曾受命巡察天下，黜陟官吏。这让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全身心地对贪污腐败现象给予有利打击。 据《贞观政要·择官》中记载，唐太宗为了考察地方官的政绩优劣，可谓殚精竭虑，晚上总是睡不着觉，担心那些都督、刺史是否能够尽职尽责，于是就做了一个政绩簿，用来记录大臣们的得失。真是用心良苦。 太宗又觉得御史台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又特别设立了言谏制度，这样一来，统治集团内部兼听博採，充分调动起各级官吏的主观能动性，全国上下一起打击贪污腐败。 唐太宗反腐措施的特点是他并没有把行政监督权下放给各地政府和诸王，让其自查自纠，形成官官相护，而是全部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反贪事宜。这些派出的检察官们没有了地方的掣肘，查起贪腐案件来毫不手软，也很认真仔细，因为中央还会派员复查。结果使得许多官员在贪腐问题上即使有贼心也没有贼胆，也使得贞观一朝成为中国歷史上唯一没有发生过官员贪污大案的朝代。 与官吏的监察制度并行的是较完备的法律制度。隋唐是中国古代封建立法发展成熟的时期，反贪立法也随之步入发展和定型阶段。唐高宗时颁布了《唐律疏义》，它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把有关惩治贪污犯罪的规定作为法律固定下来，划分了官吏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界限，为惩贪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唐代虽然用刑轻缓，但对贪贿犯罪处罚却极为严厉。对受财枉法一类的处罚尤为重苛，规定正七品官受财枉法、违法之赃达月俸禄收入总数一半以上者处极刑。监临主司受财枉法，受绢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受十五匹即处绞刑。虽有议请减赎和官当制度，但对官吏犯赃则取消一切特权。明确规定对犯十恶及受财枉法者，一律不准上请减免，将官吏贪赃枉法与犯十恶不赦的重大犯罪等同起来。採用重刑惩治贪官污吏，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使封建王朝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的活力和景象。 行之有效的制度是一个国家安定团结、繁荣发展的基础。就像钱穆先生说的：“唐代是中国歷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唐以后中国的歷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 唐朝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还积极大力倡导廉政。中国古代的圣人贤哲早就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把思想教化放在反腐败的第一位。《尚书》中提出：“任官惟贤才，官不必备，惟其人。”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另外，对于廉洁的官吏，国家会重视表彰和重用，把他们树立为廉政的典范，作为官员学习的榜样。唐朝开元初年，宰相卢怀慎廉洁俭朴，当他患病玄宗去看望时，只见他家四面围墙矮陋，床上铺着破旧的竹蓆，门上连个帘子都没有，皇帝甚是感动，立即赐他一所大房并予以表彰。有的廉洁之官在死后则得到哀荣，如唐代的名臣李勣因为“性廉慎，不立产业”，死后，唐高宗“举哀光顺门，七日不视朝”，并“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贞武。给秘器，陪葬昭陵”。这种“诫勉”，事实上是在强调以“廉”为操守、为官德，鼓励官员以“廉”来获取从政的声名。 第31页 唐朝就像一只正在开放的莲花，“百节疏通，万巧玲珑，亭亭物华，出于淤泥而不染，花中之君子也。” 盛世文人的多舛命运 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政治代表，他们与中小地主结盟，反对藩镇割据，从而与代表豪强大地主政治利益的牛党发生冲突。 ——胡如雷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四十六岁的孟郊科举两次落地，这次竟然高中鹄的，金榜题名让他那郁结的闷气已如风吹云散，心上真有说不尽的畅快。他以为从此可以别开生面，风云际会，龙腾虎跃一番了。 科举制度仿佛有一种魔力，它吸引着无数的文人墨客投身其中，它能让你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能让你享受荣华富贵，能让你鸡犬升天，而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让你身陷万劫不復的深渊。 中国科学制度是中国歷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歷经隋、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一千三百年。就像吴宗国在《唐代科举制度》一书中所说：“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开科考试在隋炀帝时就形成了一个层次不同、要求各异，由法令所规定的完整的体系，成为国家纯粹按才学标准选拔文士担任官吏的考试制度。” 唐朝的科举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的选士制度上，有了新的发展，它对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选士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汲取，比较详明严密地开创了考试取士的规模，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多少要凭点才学。在当时的歷史条件下，就可能使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有进入仕途的机会，打破旧的严格的封建等级界线，选拔某些有才干的人。与察举和九品中正制相比较，它是比较进步、比较合理、比较符合歷史发展要求的制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就连着名传教士利玛窦也赞扬中国的科举制：“他们(指中国)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儒生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着整个国家。”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也都肯定中国科举制，称这个制度防止了权力的世袭化，保证了知识阶层的合法对流。法国重农学派奎纳，更主张在西方仿行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双面的，有利必有弊。庶族们的平步青云让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感到强烈的心理失衡。于是，正当文人才子们都在寒窗苦读，为挤过这道狭窄的入仕门而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的时候，一场政治斗争在文人间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让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们摸不着头脑，他们茫然了，无助了，不知怎么就都一股脑地被卷了进去，想出都出不来。 晚唐诗人李商隐无意参与这场斗争，以“青松”自比，超然于外。“恶草岁当路，寒松实挺生”的诗句，表达了他对待此事的厌恶和不为所屈的浩然正气。“永忆江湖归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展示了李商隐、李岩等人“欲回天地”、扭转干坤的政治抱负和恶于竞争的愤懑心情。孟郊也难逃这场灾难，在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中，他无能为力，即使科举高中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一生沉落下僚，郁郁寡欢。飢饿、穷蹙、疾病、羁旅、失子、衰老，接踵而来，使他受尽了苦难生活的折磨。 宪宗元和三年(808)，制科考试时，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抨击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续用。到唐穆宗时，牛僧孺曾一度为相，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等，指斥李宗闵主持科考舞弊。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更趋复杂。朝廷大臣分化组合，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四十余年。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復中央集权；牛党反对用兵藩镇，主张姑息妥协。其实，这样的争论仍然是有一定的歷史意义的。可是自长庆以后，党争的内容已经丝毫看不到有意义的内容，而完全是一些能将对手打倒在地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唐代党争已经完全演变成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这正是唐代党争的实质所在。官僚之间的斗争不断升级、扩大。 “朋党”暴露了封建专制阴暗的一角，它是中晚唐朝政的另一个痼疾，而这些朋党往往是由宦官做后盾或牵线的。汉明的朋党之争主要是宦官与外戚或朝臣的权力之争；宋朝的朋党之争主要是朝臣的政见之争。唯有唐朝的朋党之争有些特别，与其他三个不同的是，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就像胡如雷在《唐代牛李党争研究》中所认为的：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政治代表，他们与中小地主结盟，反对藩镇割据，从而与代表豪强大地主政治利益的牛党发生冲突。换而言之就是，日趋灭亡的士族阶级与科举进士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政治游戏。 这场党争带了严重的后遗症。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支持利用新兴的庶族打击士族门阀。而随着庶族势力的增强，士族不甘心失去已有的特权。双方为了各自利益，进行争斗。在国家强盛时，这种党争对皇权是有利的，皇帝得以用支持或反对来平衡王朝的稳定。而当弱乱来临，则是皇朝灭亡的祸根。唐宗室出身的奸相李林甫，也为巩固自己地位提拔寒门、任用藩将，为以后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种子。 第32页 长安秋多蝇　大唐王朝谢幕晚唱 节度使在其地域，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该地区用人大权，亦在节度使之掌握，于是便形成“藩镇”。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于是形成一种军人割据。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 ——范文澜 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弒君、废君，如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 ——赵翼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白居易用短短一百多个字,揭露了中唐时期藩镇混乱、宦官专权、横行无忌、公开掠夺的霸道行径。当时的唐朝由于多次被叛军占领清洗及连年的削藩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濒临枯竭。宪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巧取豪夺、民不聊生，遭到百姓怨恨。再加上继任者唐穆宗昏庸无能，整天沉醉在歌舞当中，根本没有恢復大业的决心与能力，大唐就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地行走着。 藩镇，在一部中国通史上，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题目。它不过是唐朝中末期盘踞在今河北省及其邻近地区几个闹独立、搞山头的小军区而已。没想到它发展到最后竟成了颠覆一个王朝的因素。 安史之乱虽然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终，但朝廷并没有力量彻底将这些势力消灭，只能顺势下坡，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由其分统原安史所占之地，以求得国家的安宁和表面上的统一。唐朝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无异于养虎为患。藩镇就像一只受伤的老虎，打不得，杀不得，最后反过来咬你一口。这些藩镇内部及藩镇与藩镇之间，得意时称王称帝，纠纷时互相残杀。甚至他们的部下也经常起闹，赶走一个头头，拥立另一个头头。 范文澜曾说：“节度使在其地域，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该地区用人大权，亦在节度使之掌握，于是便形成’‘藩镇’‘。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于是形成一种军人割据。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 唐朝后期，藩镇战争连年不断，朝廷每次镇压藩镇的战争都意味着一批新的割据势力又在酝酿之中。藩帅割据不能消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得到本镇骄兵的支持。这种兵士全家老小随身，兵饷衣粮只供本人消费，家属妻子多赖赏赉为生。节度使对他们厚赏丰赐，他们就拥护爱戴，成为其进行割据叛乱的工具；节度使对他们刻薄衣粮，骄兵就起而逐帅杀将，因而形成了“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现象。 藩镇割据使安史之乱后一百多年的大唐王朝，一直笼罩在中央和地方拉锯战的阴影之中。双方力量虽间或互有消长起伏，但唐室从来没有能够完全控制藩镇。地方势力的过于强大，直接把大唐的琉璃干坤敲得粉碎，所以后来者宋太祖再也不敢让武人掌权，一杯酒削掉了所有的武将功臣，开了一代文治盛世。 唐德宗曾做了一些削藩的准备工作，加强禁军(神策军)，充实府库。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两方面都造成了另一后果，即宦官进一步控制中央政权。当时四方不宁，藩将屡叛，德宗无人可用，再加上宦官位居近侍，对皇帝的一举一动、所思所想十分清楚，所以最容易得到重用。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总结说：“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弒君、废君，如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唐王朝的宦官专权，其黑暗程度可想而知。 宦官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当中的一大痼疾，如果控制不好，往往会跳出来为害。这些人由于自幼为奴，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十分迷信多忌，往往将宫内的一花一草、一井一鹤都当有神灵附体，加以供奉，当然更不会有传统士大夫以儒家理念治国的思想。所以如果他们掌握了黜陟大权，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其实歷代开国之君鑑于往事都会对宦官专权比较警惕，唐太宗就曾规定内侍省不立三品官，最高长官内侍只能是四品，且不许任事，只负责宫廷守卫、洒扫和厨役等事。武后时人数稍有增加，到玄宗朝，天下承平日久，财用富足，随着宫嫔不断增加而宦官人数也跟着增加，达四千余人。只要称旨就拜三品将军。殿前供奉者，委任华重，如高力士；持权监军者，节度使反在其下，这就是高仙芝、封常清被杀之由。长安边上的甲第、名园、腴田多半为宦官所有，所到郡县，地方官奔走不迭，献贿以万计。宦官之害，埋根于此。肃宗、代宗朝，主上庸弱，李辅国以尚父显，程元振以援立奋，鱼朝恩以军容重，然而也还没有固定的兵权。等到德宗为了诛灭朱泚，加强了神策军和天威军，由宦官来统帅，至此，军权下移，政出宦官。奸邪小人，争为养子；巨镇强藩，争出其门。唐王朝的天下也就开始了血腥衰败的一页。 第33页 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到紫宸殿视朝，百官参拜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卫中庭后面的石榴树上，夜里降下甘露。”这被认为是国家的祥兆，李训和舒元舆率百官向皇帝祝贺，并劝皇帝去看看。文宗就带百官到了左金吾卫旁边的含元殿，命李训先去看看是否真有其事。李训去后回来说：“甘露不一定是真的，不可立即宣布。”李训建议再派仇士良等宦官去仔细观察。 事先李训已在左金吾卫院的帐幔后埋伏了几百名将士。韩约领着仇士良等太监，离开含元殿来到金吾卫，韩约由于紧张竟汗流不止，引起仇士良的怀疑。这时风吹起帐幔一角，露出埋伏的将士，仇士良大喊一声“不好，退回!”太监们纷纷退回含元殿，有一些太监抓过一乘轿子，把皇帝塞进里面，踢开殿后的屏风，抬着皇帝跑到了宣政殿，关上殿门。仇士良立即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五百名禁兵，杀气腾腾地冲出阁门，逢人便杀，两省及金吾吏卒六百余人及未能逃脱者都被杀死。仇士良还分兵关闭诸宫门，搜索各司官吏，死亡又千余人，“横尸流血，狼藉满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整个皇宫被搅得天翻地覆，长安城街坊也遭受了一场血腥洗劫。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 从宪宗往后到唐亡的十个皇帝，除了最后一个为藩将朱温所立外，全部由宦官所立，还有两个被宦官所杀（宪宗、敬宗）。唐王朝就在宦官和藩镇的侵扰下再无宁日。 永贞革新昙花现　前波未平后波生 唐顺宗病重，很快就要死去。王叔文等在这种情况下执掌政权，思想上还以为大有可为，未免急于求成，见利忘害。不过，他们在掌权的几个月内，颁布的政令，都是改革弊政，有利于民众，也有利于朝廷。 ——范文澜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木丽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予未信之。 这是柳宗元着名的《永州八记》之一《小石城山记》。不要以为这只是作者附庸风雅、单纯地描摹自然风景的即兴之作，其实它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深厚的思想感情。小石山城的美好风景被遗弃在僻远的荒野中无人赏识，受人轻蔑，正是和自己同病相怜。这是柳宗元藉以倾吐自己的抱负和才能被埋没、遭打击的不平之鸣。 原来，柳宗元是因那场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失败，而遭到当权派的严厉打击，从御史被贬谪为永州司马。这一贬之后，他在仕途上就再也没有抬起头来的时候了。满腔愤懑之下，于47岁壮年之时离开了人世。 对于永贞革新，王夫之在《读通鑑论》中曾评价说：“（永贞革新）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这场把柳宗元害得如此悽惨的永贞革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旧唐书·刘禹锡传》记载，顺宗为太子时，即有变革新政之志。他最宠王伾，而与王叔文尤为志同道合。同时，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晔、陈谏以及陆质、吕温、李景俭等，也都与二王相结，最终形成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党派。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癸巳），德宗死。二十六日（丙申），太子即位，是为顺宗。变革新政的运动，自此拉开了序幕。 这个革新党派，可以说是在顺宗的直接领导下形成的。只可惜，顺宗在即位前，突然患了中风，口不能言；即位后，诸事依靠二王，不能亲自指挥。就像后世人说“这场改革一开始就呈现不祥之兆”。 当时，顺宗用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叔文用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翰林学士掌白麻内命，亦即机密诏令；同平章事为宰相，有职有权。本来这些优势对革新十分有利，但上传下达的渠道不畅。顺宗垂帘问政，仅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上传之事，要一经韦执谊，二经王叔文，三经王伾，四经李忠言，五经牛昭容，才能为顺宗所知晓。下达之事，环节亦同。在这种情况下，变革新政自然也就不可能顺利。 即便如此，这场改革还是做了一些很有实际意义的事情。正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所说：唐顺宗病重，很快就要死去。王叔文等在这种情况下执掌政权，思想上还以为大有可为，未免急于求成，见利忘害。不过，他们在掌权的几个月内，颁布的政令，都是改革弊政，有利于民众，也有利于朝廷。 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革新党派主要做了以下两件事： 一是企图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当时浙西观察使李锜，原兼诸道盐铁转运使，使“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朝廷于是解除他的职务，将财政大权从藩镇收归中央。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支度副使刘辟求总领三川（即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并扬言：“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王叔文听说后大怒，想要杀掉刘辟，只可惜刘辟仓皇逃走了。 第34页 二是企图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具体措施是：先罢禁惊人扰民的宫市及五坊小儿，再减停宫中闲杂人员及内侍多人俸钱，以抑制宦官势力。然后，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京西左、右神策军节度使，度支郎中韩泰为其行军司马，以夺回禁军军权。可惜宦官醒悟，知道“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诸将勿以军权授人，使革新党派的计划落空。 除此之外，就是惩贪鄙，用贤能，免苛征，恤百姓。例如当时的京兆尹道王李实，为唐宗室，此人残暴掊敛，在这次个信中被贬为通州长史，市井为之欢唿。召被贬贤臣郑余庆等回京。郑余庆后任宰相多年，颇有清誉。通过改革，朝廷规定：两税外，“不得擅有诸色榷税”；常供外，“不得别进钱物”。并免除百姓积欠的租赋课税，达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钱）、石（粮）、匹（绢）、束（丝、草）。 因为实力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而革新派则是一批文人，依靠的是重病在身的皇帝，而皇帝基本上又是在宦官们的控制之中，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宦官们随时都可以把改革派一网打尽。 早在永贞元年三月，以宦官俱文珍为首的一干人就将顺宗长子广陵王李淳立为太子，更名为李纯。永贞元年七月，俱文珍又伪造敕书，罢去了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王伾竭力争论，才允许王叔文三、五日到一次翰林院。不久，王叔文母亲去世，王叔文归家守丧，王伾孤立无援。这时王伾请求宦官起用王叔文为相，统领北军，继而又请起用王叔文为威远军使、平章事，但都未得允许。革新派人士已感到人人自危。这一天，王伾又两次上疏，都没有得到任何答覆，知道大势已去。当天夜间，王伾得中风病，第二天回到自己的府第。 与此同时，韦皋上表请求由皇太子监国，又给皇太子上书请求驱逐王叔文等人，荆南节度使裴均、严绶等也相继上表。于是，俱文珍等以顺宗的名义下诏，由皇太子主持军国政事。八月，宦官拥立李纯即皇帝位，即唐宪宗，顺宗则退位称太上皇。第二年，顺宗被宦官害死。 在宪宗即位后，革新派纷纷被贬斥，而像杜黄裳、袁滋、郑絪等依附于宦官的官僚纷纷得到重用。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第二年被赐死。王伾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不久病死。其余柳宗元、刘禹锡等六人都被贬为边远州的司马。这次又被称作“二王八司马”的革新运动就这样被扼杀了。 这场变革新政运动，虽然仅半年便告彻底失败，但对后世的影响，却远非半年所能估算。以柳宗元的个人遭遇为例：被贬之前，官至御史；被贬之后，在永州一住便是十年。这其间，当政者或惜其才，欲渐用之。然最终不可復用，最终亦无转机。正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所说：唐宪宗给他们极重的处罚，完全从争夺权利的私仇出发，根本不顾及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一个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后帝对前帝的私人，不分是非功过，一概敌视，予以驱逐。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继位时，都开始表面化了，唐中期也就向后期过渡。 至于该运动对藩镇和宦官，影响自然更为深远。藩镇叛乱屡屡发生，虽然最终都被平定，但朝廷的元气也因此而大伤。直到唐亡，朝廷也无法对此加以控制。同时，宦官继续掌握军权，势力也一发而不可收。直到唐亡，宦官控制朝政成为定局，唐朝君臣再也无法扭转局面了。 第八章　黄金时代　光明成往 卢照邻笔下的“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演绎着唐朝的盛世繁荣。在这盛世的天空下“双子星座”相映生辉。站在长安的三大殿上，你能望见来自蜀州的商队，你能听到大漠飘来叮咚的驼铃声，你能闻到空气中瀰漫着茶与酒的馨香。 一个伟大而神奇的王朝，它从雄浑宏阔的歷史中拔地而起，以华美雍容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以博大的胸怀接纳着八方来客。难怪英国歷史学家汤因比充满豪情地说：“如果上天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活在中国5000年漫长的歷史中，我愿意活在唐朝。” 大唐经济史上的“双子星座” 唐代的租庸调制，结束了古代井田均田一脉相传的经济传统，而两税制则开浚了此后自由经济之先河。 ——钱穆 安史之乱，拦腰斩断了大唐的黄金盛世。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被反覆蹂躏，经济被彻底摧毁。仿佛是老天眷顾，就在这个百废待兴的时候，出现了刘晏和杨炎两个人，为破解时代困局大显身手。他们一个是中国古代史上最杰出的经济改革家，解决漕运、改革盐法、调控市场；另一个是最杰出的理财家，提出并推行了“两税制”。正是在二人的努力下，唐朝的经济在战乱后復兴并发展起来。 根据《通典·食货七》中记载，764年(代宗广德二年)，唐朝京城的米价升高到每斗1000文，而安史之乱前的开元十三年，每斗米不到20文，通货膨胀率超过5000%。北方的物资紧缺，平抑米价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南粮北调，这可是一件浩大的工程。首先要组织几千艘船只，把长江中下游产的粮食经长江运到扬州，然后再从扬州经运河进入淮河，由淮河转入汴水，再进入黄河。入黄河之后西上，经三门峡之险，再转入渭河，最终到达长安。水路有超过三千里之遥。然而当时战乱造成多处河道淤塞，百姓伤亡，根本无法完成这样大规模的运输。运送途中还常会遇到盗贼，这些都使得南粮北调这件事难上加难。 第35页 正在朝堂之上的所有官员一筹莫展的时候，刘晏挺身而出。先是疏浚河道，接着提出了改革方案。他认为，漕运全程过长，不同地域的安全、地貌、水道、人文因素差别极大。过去一只船从头运到尾，歷经风险，到达目的地时，粮食还剩八成就算优等了。改为分段接运后，运粮船只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枢纽地区新建的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这样一站接一站，到达目的地时，100万斗米没有1斗损失。由于综合措施得力，江淮的租赋、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彻底解决了关中粮荒。 紧接着，刘晏点起了经济改革的第二把火——改革盐法。刘晏下令将食盐交由老百姓生产，但不得私卖。由政府统一收购，储存在盐场里，然后向商人批发。商人自由运往各地自行销售。这样，提高了效率，避免了该过程中的贪污现象。由于他的措施适应市场需求，唐朝盐税从以前的60万贯急剧上升到600多万贯，税收增加10倍，超过唐朝所有税收的一半。 刘晏的盐政对后世影响甚巨。他创设的食盐间接专卖制，为以后各个朝代採用，直至明清，虽有部分变动，但实质上一直是这个办法。 经过刘晏的一番治理，唐朝中期的经济逐渐恢復了元气。此外，刘晏还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和各地气候情况，对市场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他把数学模型运用在经济上。他责成交通方便的产粮州县，统计出最近几十年粮食的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的歷史数据，然后把收购价格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为五等，把收购数量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排为五等，这样产生了两排数字。这些数字上报议定之后，就作为各地政府收购粮食的依据，以便及时收购粮食。具体做法是，价格最贵的，即最高的一等价格的粮食，按收购量最少的第五等数量，少量收购；反之，价格最低的，即第五等价格的粮食，则按收购量最多的第一等数量，大量收购。这样做，既掌握了市场规律，也能有效地保持物价稳定。所以他常常能在市场大波动和大灾害前，率先採取预警和救助措施，以减小损失。因此从764年刘晏任户部尚书到769年(代宗大历四年)任吏部尚书的时候，他管辖的范围成为唐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智者千虑，或有一失。刘晏对当时混乱异常的赋税制度，并没有提出改革，这项工作是由杨炎完成的。 安史之乱导致农民大规模死伤逃亡，人口减少了一半多。之前的“租庸调制”无法实行。因为这一制度的特点是“以丁为本”，不问资产。于是，杨炎提出用“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一，政府量出制入(过去量入为出)，确定全国税额，摊派各地徵收。二，不分原住民和移民，一律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根据每家资产多少定出不同等级的户，确定应该缴纳的“户税”；再根据拥有多少土地，徵收“地税”。三，租庸调和所有其他税费全部废除。流动商人按其经营所在地，收三十分之一的税。四，每年两次纳税，夏税在6月之前缴纳，秋税在11月之前缴纳(所以名为“两税法”)。五，两税一律用钱缴纳，个别情况也可以折收实物。六，除两税之外，严禁另立名目徵收其他税费。 “两税法”收税对象是资产，扩大了纳税范围，减轻了农民负担，简化了税制，集中了纳税时间，方便了民众，增加了政府税收，因此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钱穆认为，唐代的租庸调制，结束了古代井田均田一脉相传的经济传统，而两税制则开浚了此后自由经济之先河。 这一制度的变更，是中国田赋制度上的最大变更，两税制结束了歷史上田赋制度之上半段，而以后也就只能沿着这个制度稍事修改，继续运用下去。直到今天，中国田赋，大体上，还是沿袭这个制度。 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唐朝经济制度的一系列改革，为战后低迷的经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唐朝后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安　中世纪的国际化大都市 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条。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世纪时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唐朝开始的1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费正清 唐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 长安，唐朝的首都，全球顶级的国际化大都市，堪与罗马媲美。 长安，位于秦岭之下，渭水之滨。远从西汉时起，就有“八水绕长安”之说，八水使长安得到灌溉，土壤肥沃，物产丰饶。它不仅是大一统的唐王朝的政治中枢，也是当时最大的工商业都会。白居易笔下的长安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星罗棋布的商户店家在这里演绎着唐朝的繁荣。唐代长安城的城墙周长36。7千米，城市就像诗中所描述的那样呈棋盘状布局，由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分割而成；拥有108个“坊”（小区），由一条条巷道相连。坊外的东、西两市，对称地坐落在皇城外的东南和西南。 东市和西市是唐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当时全国工商业贸易中心，还是中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物品琳琅满目，贸易极为繁荣。 第36页 “东市”在隋代时被称为“都会市”，唐朝时改为东市。位于长安城东，东西南北各长六百步(约1000米)。四面各开二门，中有“井”字形四条大街，把该市划分成九个方形区域。据北宋初宋敏求作的《长安志》记载，东市经营的商品门类有220行，“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唐武宗时，一天东市失火，烧毁曹门以西12行4000多家。由此推算，一行有300多家，东市的220行，店铺总数估计应超万家，可想当时东市的繁荣景象。 “西市”在隋代被称为“利人市”，唐代改为西市。位于长安城西，四面各开二门，市内有四条大街，把该市分成九个方形区域。街宽各百步，两侧有衣肆、药材肆、坟典肆、鞧辔行、绢行、秤行、麸行、帛行、寄附铺，经营各种商品交易的商贾近千家。大街四周又设有很多旅舍、旗亭酒肆及饮食摊点。通过丝绸之路来到长安经商的西域及中亚、西亚等地的“胡人”也多聚集该市，经营金银珠宝，併购买有中国特点的丝绸、瓷器等运回国去转卖。盛唐以后，西市的繁荣超过了东市，被人称为“金市”。 费正清先生指出：“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条。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世纪时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唐朝开始的1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唐代长安城在规划和建设方面的经验对其后中国国都及国外城市建设起到了重要的借鑑作用。如宋代开封城和元、明、清北京城就沿袭了长安城的特点。日本的京都城和奈良城的建设也吸收了唐长安城的经验。 根据考古学家发掘和史籍记载，长安工商业的发展超过隋代。这首先表现在人口的数量上，当时的长安拥有近200万人口，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资，因此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都汇集在长安，兴贩贸易，推动长安东、西两市的商业走向兴旺繁茂。 当你走在唐朝的京城看到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时，你一定会为唐人高度发达的手工业而惊嘆不已。 一般而言，在比较综合国力的各项内容时，经济指数应该是第一位的。唐朝与前朝相比较，其经济上的进步乃至飞跃是多方面的，除了农业，还有手工业和商业，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商业都市。 织纴是民间最广泛的手工业。定州、益州、扬州都以织造特种花纹的绫锦闻名。我们从唐人的服饰上便可窥见一斑了。唐代女性时尚的主要潮流是：服装样式由遮蔽而趋暴露，花纹由简单趋于复杂，风格由简朴趋于奢华，体型由清秀而趋丰腴。服装的面料也是相当讲究：绸裙、罗裙、纱裙、金缕裙、银泥裙等等，让你眼花缭乱。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故事：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的裙子用了各种奇禽的毛织成，正看为一色，侧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且裙上呈现出百鸟的形态，可谓旷世罕见的奇美奢绝。此后官员、百姓纷纷仿效，“山林奇禽异兽，搜山满谷，扫地无遗”——导致了一场野生珍禽异兽的浩劫。从动物保护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要受到批判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了唐朝织纴技艺的高超。 唐朝的制瓷技术享誉世界。邢州白瓷像银木丽雪，越州青瓷木丽玉木丽冰。还有最着名的“唐三彩”，在白地陶胎上，刷上无色釉，再用黄、绿、青三色加以装饰，多姿多彩、花团锦簇，可视为盛唐气象的一大写照。 东汉蔡伦的造纸术在唐代有了更大的发展。新型材料的不断被发现，让纸的价格迅速下降，也让包括书籍在内的各种纸制品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普及。 这些只是许多手工业的一小部分，唐朝的手工业确实超过了以前各代。在手工业增长的同时，农业却没有显着的提高。范文澜分析道：“手工业的进展与统治阶级从农业方面取得财务的增加是联繫着的。隋唐以及后来的封建王朝，尽管每亩产量不比两汉有所提高，但中国南部的继续开发，却使统治者取得大量的财物，藉以满足奢侈品的需要。”因此，从唐朝中期开始，农民破产流亡，农业一直在下降，手工业却一直在上升，与手工业联繫紧密的商业也在上升。 从“飞钱”到“扬一益二”的商业繁荣 盖飞钱之行，大都由巨商为之(特别为茶商)，初非政府所定之制度，且为政府所嫌恶，观《旧唐书·食货志》上明言“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可知。 ——李剑农 在唐代兴旺的商业活动中出现了一种新事物——“飞钱”。 严格说来，“飞钱”只是唐人俗称。《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凭纸券取钱而不必运输，钱无翅而飞，故曰“飞钱”。在官府文案中，这种现象叫“便换”。 关于飞钱的产生，李剑农先生认为：“盖飞钱之行，大都由巨商为之(特别为茶商)，初非政府所定之制度，且为政府所嫌恶，观《旧唐书·食货志》上明言’‘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可知。” 第37页 在“飞钱”产生之前，人们大多用铜钱进行交易，在所需货币增多或者运输条件不好的环境下，它本身的弱点就暴露了出来。《因话录》卷6“羽部”记载：“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置之衣囊。”这里的“川途”可不是山川路途的意思，而是专指三川（剑南东西、山南西道）之途。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虽然是诗人夸张的说法，但蜀道一向被视为险途，是确有其事。剑南三川因地理条件，交通不便，使用携带方便的“飞钱”就成了迫切需要。 为何“飞钱”会产生在蜀地，有两个原因是不得不说的。一是当时唐人嗜茶。而茶之名品中，剑南蒙顶石花茶占第一位。因此，许多茶商便辗转于京城与蜀地之间做起了茶的生意。随着交易的越来越多，“飞钱”也便应运而生了；二是蜀地印刷事业的发达也促进了飞钱的产生。唐后期益州地位陡然上升，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并和扬州一起成为长江流域商业带一尾一头的两个重要中心，唐宋间人称“扬一益二”。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九里则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州一而蜀州次之也。” 长江三角洲本是富饶的地区，扬州就位于长江三角洲上。唐代中叶以后，中原战乱，北方人大量南迁，更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扬州也藉此踏上了发展的捷径。安史之乱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备受摧残，原来富庶的农业地区百废待兴，皇朝的“军国费用”，只好“取给江淮”。当时人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扬州就是江淮的中心。江淮是一个富庶的农业地区，是皇都主要的粮食供给地。这些漕粮大都集中到扬州后才上运至长安，就连从长江以南远逾五岭运往长安的漕粮也都要经过扬州城下，这就增加了由扬州运出漕粮的数量。 另外，扬州周围不仅富产粮食，而且大量产盐，盐税更是国家财政重要的收入。据说代宗大历之末，“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唐代最重要的理财官员盐铁使就驻在扬州。刘晏为盐铁使时，在扬州周围产盐之地设四场十监以相治理，据说每岁所得的钱财，可“当百余州之赋”。 扬州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物产，如锦和铜器，特别是扬州的铜镜也久负盛名。天宝年间，韦坚主持漕运，把东南各地的奇珍异宝和重要物资用船舶载着运到长安。船上所载的是广陵郡出产的锦、镜、铜器、海味。就是这样便利的交通和富饶的物产，促成扬州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唐人赵嘏称道扬州的诗中有句说，“十万人家如洞天”。十万人家似乎有些夸张，至于洞天的说法，则充分道出当时扬州人的心情。 除扬州和成都外，唐代中期以后南方的重要商业都市还有润州、杭州、江州、越州、荆州、鄂州与广州等。 由于南方经济地位的上升与人口的增加，使得唐朝将对工商业的注意力转向南方。长江流域的日渐兴旺发达也就成了唐代中期以后全国商业重心逐步南移的标志。 “丝绸之路”打通东西方文化的任通二脉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往往就是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 ——韩国磐 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是供奉敦煌高僧的殿堂。入口处的墙被泥封护，直到20世纪初才偶然发现，里面原来还有一间暗室。高僧们的塑像被安放在堂内。高僧塑像的左边是树下美人图。这棵树下的女子身着男性装束，这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穿着。这个由表情天真的少女守护着的洞窑里藏有惊人数量的佛典和文书，这些文书被称为敦煌文书。后人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当时的乐谱。这些从未见过的文字、符号到底代表什么呢？经专家研究后，发现这些符号代表的是节段和节奏。 敦煌壁画中绘有在伎乐天伴奏下起舞的舞女的身姿。伎乐天们肤色各异，她们手持西域的乐器进行伴奏。这是跳波斯舞和胡旋舞的舞女。敦煌艺术剧院根据壁画及乐谱，再现了当时的音乐和舞蹈。五弦琵琶曾在丝绸之路广为流传，现在由壁画中復原。西域的舞蹈也传入长安，在长安非常流行。李白在诗中这样写道：“故姬貌胡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这就是敦煌，一个“丝绸之路”上的古城，丝绸之路成就了敦煌，敦煌因“丝绸之路”而被纳入歷史的视野。可以说，没有“丝绸之路”，就没有敦煌文化。而唐代的敦煌文化是多少代的文化于敦煌的沉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诸多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汇沉淀。因此，它独具特色。 在敦煌石壁上有一尊画像被认为是唐太宗像，在中国的歷代皇帝中唐太宗是唯一一个被沙漠绿洲之国尊称为“草原霸主”并给予“天可汗”称号的人。画上唐太宗身后是唐朝官员们，甚至还有西域各国国王的身影。唐太宗统治时制定下来的法制和制度对外国商人也一视同仁。唐朝与突厥、吐蕃进行交涉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敦煌石窟。通过这些做法，唐朝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信赖和声誉，“丝绸之路”也因此备受各国商旅青睐。 第38页 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繁荣，来往商旅络绎不绝。东方的丝绸、瓷器，西方的金银器，几乎当时所有的商品都能在这里找到。大漠黄沙，驼铃叮咚，那是怎样的一幅热闹景象。林梅村先生在《汉唐丝绸之路上的洛阳》一文中，综合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语言、考古发现和东西方史料，认为自汉以来，粟特、印度、波斯和罗马的商队源源不断来到洛阳，以外国的商品换取中国的丝绸。 “丝绸之路”一词出自于西方。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由于中国自古盛产丝绸，中国的海外贸易又以丝绸最为有名，所以19世纪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托芬便把中国从陆上和海上通往西域的国际贸易通道统称为“丝绸之路”。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在丝绸之路上流通的远不止于丝绸这一种物品，还应包括茶叶、瓷器等，甚至还应包括文化、思想。只不过，丝绸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物品。 中国的丝绸歷史悠久。在汉民族的传说中，对丝绸起源往往追溯到黄帝的时代。根据考古事实和文献记载看，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中国的丝绸生产已相当普遍。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甲骨文中已有桑、蚕、丝等字样。在那以后的时代里，中国的丝绸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丝绸在中国成了受人重视的用品。丝织品早就是中国中原地区的消费品，大约在公元5世纪前后，逐渐外运。吐鲁番绿洲出土的公元三至五世纪的墓葬品中发现了丝织物，这说明当时在新疆丝织物已有使用。此后，西方世界逐渐了解了丝绸，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标志着联结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了。 从李希托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丝绸之路”只是一个关于商路的统称。事实上，因为中国是丝绸的宗主国，大量的中国丝织品出口，多经长安西运，故后人称之为古代“丝绸之路”。而从陆路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非洲的贸易通道，称为“陆上丝绸之路”；从海上交通连接东西方的海上通道，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经过草原或沙漠的贸易通道，则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其中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贡献最大，影响最广。 丝绸之路犹如一条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非洲的古文明联结在一起，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在“丝绸之路”上产生了许多着名的城市，比如说敦煌、楼兰、长安、洛阳等。而这些城市无疑在世界歷史上都曾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就像韩国磐先生在《古都洛阳与丝绸之路》一文中说的那样：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往往就是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 “丝绸之路”是世界交通史上的奇蹟。唐代的“丝绸之路”，更因其帝国的强盛而被世人格外关注。它在许多条通道中以其无与伦比的身份和权威，在东西文化联繫中显示了自身的分量和影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敦煌莫高窟共有洞窟六百多个，其中一半以上开凿于丝绸之路繁荣时期的唐代。这些色彩绚丽的壁画和佛像是东西方之间频繁交流的见证。 茶与酒斟就一个清香的王朝 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可可，汽水，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菸酒也是我的好朋友，但它们都是男性的——粗莽，热烈，有思想，也有火气，未若茶之温柔，雅洁，轻轻的刺激，淡淡的相依，茶是女性的。 ——老舍 与赵莒茶宴 【唐】钱起 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 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客中行 【唐】李白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自古书生有七件宝，即琴棋书画诗酒茶。诗、酒、茶三剑合璧奏出了盛唐文化的最强音。那里洋溢着生命的快乐，蕴含着盛世的无限风光，也散发着盛唐独有的浓郁芳香。 孙中山说，茶是“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最良之茶，惟可自产茶之母国，即中国得之”。品唐朝的茶文化就是品一个盛世。在唐朝，茶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将饮茶作为一种愉悦精神、修身养性的手段，将茶文化看做一种高雅文化。因而，从唐代流传下来了大量的茶文、茶诗、茶画、茶歌。如：钱起《过张成侍御宅》吟：“杯里紫茶香代酒，琴中绿水静留宾”；杜甫《寄贊上人》记：“柴荆具茶茗，迳路通林丘”；李中《赠上都先业大师》说：“有时乘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喻凫的《蒋处士宅喜闲公至》描写：“尝茗议空经不夜，照花明月影侵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中唐以后，尚茶的风俗更加普及，从朱门到柴屋皆嗜茶，有的甚至穷日尽夜，啜之不已。其实茶文化的风靡是与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分不开的。自唐贞观以来，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充盈着生机勃勃的气息。这种背景也为茶业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发达的交通和开明的经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茶的种植和贩卖。随着茶树的栽培与加工技术的成熟，各种高品质的茶叶应运而生，从而使得饮茶之风日盛。 第39页 其实，饮茶还借佛教而盛行，并渗透到宗教文化之中。其实佛与差的关系源远流长。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以来就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晋代名僧慧能曾在江西庐山东林寺亲自烹茶招待好友陶渊明，品茶吟诗，以至于通宵达旦，被传为佳话。到了唐代，僧人们更是以茶敬佛，并且通过信佛，饮茶之风开始从佛寺向民间传播。由此可见佛教对茶文化的影响。 盛唐还为我们后世人贡献出了一位不可不提的人物，他就是陆羽，被后人誉为“茶圣”。陆羽从小就是个孤儿，被竟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收养，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寺院度过的。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陆羽在考察了各地饮茶风俗以及总结了歷代的制茶方法之后，写出了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为中国茶道奠定了基础。 着名文学家老舍先生说：“我是地道中国人，咖啡，可可，汽水，啤酒，皆非所喜，而独喜茶。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菸酒也是我的好朋友，但它们都是男性的——粗莽，热烈，有思想，也有火气，未若茶之温柔，雅洁，轻轻的刺激，淡淡的相依，茶是女性的。”确实，茶性宁静清雅、质朴致和、淡泊去欲，并且能够提神醒脑、缓解疲劳，且能修身养性。于丝丝茶香中，品味唐朝，盛世如茶，在生命中流转不息，久久不能散去…… 茶使盛唐宁静得如同处子，而酒则让一个泱泱大唐活跃起来，盛气凌人，直逼人的心脏，让人无法唿吸。 酒自然也与诗有关、古之诗与酒可谓浑然天成，诗中有酒，酒中诗成。而将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者，当属唐代。在大唐，酒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诗人把饮酒聚会、吟诗作赋两项活动融为一体。诗酒唐朝的诗中有诗仙、诗圣、诗丐、诗魔，诗中皆有酒；酒中有酒圣、酒痴，更有酒中八仙，酒中蕴着诗。 唐代无酒不成诗。酒之千秋功过，在文人来说大都充当了消遣情感、排解心中郁积之气的工具，正所谓浇胸中之块垒是也。其送别诗有酒“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之忧愁诗也有酒“五花马，千金裘，唿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即使是身在战场，也不能缺了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唐朝浓郁的酒香被诗人的一支生花妙笔发挥得淋漓尽致。唐朝的诗人，几乎都是诗酒狂客，这个精英荟萃的创作群体，用诗和酒把盛世时代高扬的精神和自信的民族心态表现得愈发潇洒狂放，树立了中国诗与酒的高峰。 谈及唐朝诗与酒，又有三位顶尖的人物值得一提，一位是李白，一位是杜甫，一位是白居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唿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好一位酒中狂客。他可以“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是因为他有着“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的高傲，“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李白因酒而狂，酒也为李白的诗陶醉。 杜甫少年即豪饮，世称“少年酒豪”，他嗜酒如命，“百罚深杯亦不辞”，他喝酒“饮如长鲸吸百川”，只可惜他一生穷困潦倒，“街头酒价常苦贵”。最终没能畅饮如李白，而在生命的尽头，竟然在飢肠辘辘中，一醉竟成千古不醒。 白居易晚年自号“醉吟先生”，可见他十分爱酒，“酒盏斟来须满满”，“谓当饮美酒，终日陶陶醉。”据说他死前要求简葬，只待一坛美酒入墓。后来传说有盗墓者挖其坟墓，先见一个罈子，打开后酒香四溢，不禁喝得酩酊大醉，这位香山居士的遗骨得以保存。 酒承载着诗人的喜怒哀乐，演绎着世间的悲欢离合。酒也点燃了一个盛世的激情，让盛世如酒般肆意挥洒。 茶与酒，动静之间，斟就了一个清香四溢的王朝，留给后人无限的怀念与嚮往。 第九章　盛唐已然振四海何疑宇内坐鲜卑 李唐王朝究竟是汉民族，还是鲜卑族？ 有人认为，李唐王室是鲜卑后人建立的王朝，是胡人王朝不是汉家王朝。陈寅恪先生曾说过：“我国歷史上的民族，往往以文化来划分，而非以血统来划分。”李唐王室虽然有部分鲜卑血统，但毕竟属于汉民族。 其实，在这个中国歷史中最辉煌的皇室内部，值得我们记住的还有很多很多，血统之争与之相比已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一朵光照百代的盛世牡丹 长孙皇后给人突出的印象是理性，理性地分析时局，理性地对待他人，包括理性地对待生命。 ——孟宪实 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艷妾动春情。 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 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这首诗是长孙皇后所作的《春游曲》。所有的人都说，这诗是长孙皇后的自我写照。诗中描绘了这样一幅情景：在一个草长莺飞、桃花盛开的时节，一名美丽的女子徜徉于宫廷的深院中想心事，因为她的美丽，新桃也来偷面色，嫩柳也来学腰身。这样一个美好的女子是谁呢？不用问，她的风流出众早就美名远扬了。 第40页 自然，这个诗中的女子就是长孙皇后。从诗中，我们不难发现，长孙皇后超凡的审美趣味。桃面是外在的，身轻是外在的，翩翩舞姿是外在的，如莺的声音也是外在的。这些，只有在健康精神的凝聚之下，才可以概括为风流。长孙皇后雍容典雅、恬淡端庄、慧黠毓敏、坤载万物，宛如一朵光照百代的盛世牡丹。真正的风流除了外在的美色，更重要的是精神。长孙皇后的精神就在于她生命中所散发出来的理性的智慧之光。正如孟宪实先生认为的：“长孙皇后给人突出的印象是理性，理性地分析时局，理性地对待他人，包括理性地对待生命。” 长孙皇后出生于士族家庭，自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她特别喜欢读书，对于这点史书有明确的记载，她手不释卷，寒暑如一。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经验主要来自间接获得而不是直接获得，读书就是获得间接经验的最重要途径。据《贞观政要》记载，有一次唐太宗要杀宫廷里的养马人，因为一匹皇上喜欢的马无疾而终。长孙皇后知道后，马上出面提意见，最后唐太宗火气消解了，还对房玄龄说，“皇后庶事相启沃，极有利益尔”。而皇后所说的话，几乎就是《晏子春秋》的翻译。唐太宗说过，读书以润身，不论是太宗还是皇后，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都很出色。 长孙皇后理性的一面还表现在她能理性地分析时局，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作了至高无上的皇后，长孙氏并不因之而骄矜自傲。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緻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怎样调节他的生活起居，像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着孝道。 虽然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但她却一直遵奉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中的朴实风尚，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的施行作出了榜样。 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这在歷代都是极少有的。比起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靠专制的政策和手腕来治理后宫，长孙皇后的行为更加让人信服与钦佩。 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它妾就不了解了。”李世民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居安思危”与“任贤纳谏”。 一次,唐太宗回宫见到了长孙皇后，义愤填膺地说：“一定要杀掉魏徵，才能泄我心头之恨！”长孙皇后问明了原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妾闻主明才有臣直，今魏徵直，由此可见陛下明，妾故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得甚是在理，于是没有计较此事。 长孙皇后不仅是口头上称赞魏徵，而且还派中使赐给魏徵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魏徵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 长孙皇后一心为国，从不为自己考虑利益得失。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文武双全，早年即与李世民是至交，并辅佐李世民赢取天下，立下了卓着功勋，本应位居高官，但因为他的皇后妹妹，反而处处避嫌，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唐太宗原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既然已託身皇宫，位极至尊，实在不愿意兄弟再布列朝廷，以成一家之象，汉代吕后之行可作前车之鑑。万望圣明，不要以妾兄为宰相！”唐太宗不想听从，他觉得让长孙无忌任宰相凭的是他的功勋与才干，完全可以“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而长孙无忌也很顾忌妹妹的关系，不愿意位极人臣。万不得已，唐太宗只好让他作开府仪同三司，位置清高而不实际掌管政事，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为高官，恐天下人说陛下为私”。唐太宗正色道：“朕为官择人。唯才是用，如果无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例子；如果有才，虽仇不避，魏徵是例子。今日之举，并非私亲也。”长孙无忌这才答应下来。 其实，唐太宗也以理性着称，在面对秦始皇、汉武帝谋取长生的做法时，他曾经给予不屑和嘲笑。但是，晚年的唐太宗却又重蹈覆辙。也许每个人在面对自己的生命尽头时，恐惧会自然生成、从天而降，从乱投医到不顾一切信一次巫术，很多人都可能会选择这条最后的迷幻之路。 然而，长孙皇后没有，她的理性涤盪了所有的侥倖。她的生命即使到了最后一刻，仍然光芒四射，那是美丽，是庄严，是高贵。在她生命的最后时段，太子承干希望请佛教人士来讲经做法事或者通过大赦天下来治癒她的病情，因为在当时，那是通行的办法。可是长孙皇后自己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她深明大义，终生不为自己而影响国事，众人听了都感动得落下了眼泪。唐太宗也只好依照她的意思而作罢。 第41页 长孙皇后的病拖了两年时间，终于在贞观十年盛暑中崩逝于立政殿，享年仅三十六岁。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 唐太宗并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 愿化干戈为玉帛　风送思念回长安 中国史上越是强悍的朝代，如汉唐，就越是喜欢和亲，越是孱弱自卑的朝代，就越是没有和亲的资格。 ——柏杨 在我国古代，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中太阳是一只金鸟，它栖息的地方是一片幸福安宁的乐土；西部雪域——西藏，就是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西藏有一个宁静而祥和的地方——贝纳沟，这是一条大峡谷，两边的山脉不见边际，矗立在青藏高原的蓝天下。山上松柏如画、山下小河如诗。这里是中国的“三江之源”，是闻名于世的藏族歌舞之乡。 一千三百年前，一位公主从遥远的长安来到这里，播种文明与希望；一千三百年后，这里四季香火不断，酥油灯昼夜常明，前来朝拜的藏汉人民络绎不绝，亲如一家。 中国歷史上，有不少以公主或宗室女下嫁番邦国王和亲的事例，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便是和亲的典范。在她的影响下，汉藏两族的友谊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把文成公主誉为最成功的女外交家实不为过。 此时的唐朝，正是“贞观之治”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那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家富强，是当时的世界强国。世界各地的商人云集长安，和唐人做生意，他们以来到长安为荣。这些商人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为中原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的交往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唐朝的强大，使得周围各少数民族首领纷纷表示臣服。为了加强自己和唐朝的亲密关系，都争先恐后地派使者向唐求婚。就像柏杨先生说的，中国史上越是强悍的朝代，如汉唐，就越是喜欢和亲，越是孱弱自卑的朝代，就越是没有和亲的资格。唐朝的和亲与汉朝不同，汉武帝之前，由于战乱而国力孱弱，汉朝是以被动和亲而换得七十年边界安宁。而唐朝的和亲则完全显示了一个大国的强盛之音。 而在这个时候，一代英主松贊干布也已称雄雪域高原，完成了对一些小国的兼併，定都逻娑(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王朝，并积极谋求与唐朝建立密切关系。从公元634年始，他两次派能言善辩，聪明机智的大相禄东贊出使长安，向唐皇求亲。 因为当时吐善已经击溃了吐谷浑，成为西南举足轻重的强邦；唐太宗深谋远虑，觉得只有对吐蕃加强笼络，才能保证大唐西南边陲的稳定，因此才千方百计地对他们从经济和文化上予以协助，使吐蕃在潜移默化中感激和追随大唐。文成公主实际上就是肩负着这项和睦邦交的政治任务远嫁的，这支送亲的队伍也是前去协助她完成这项使命的。 公元641元，唐太宗终于同意了松贊干布和亲的请求。 文成公主，唐太宗的一个远亲李姓侯王的女儿，端庄聪慧，自幼饱读诗书，她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却又充满了新奇的嚮往。带着一份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与对家人的眷恋，在贞观十五年的一个冬天，她离开了长安。之所以要在隆冬季节出发，是因为由长安经陇南、青海到西藏有一个多月的路程，沿途要经过几条湍急的大河，隆冬季节河水平缓，才便于送亲的队伍通过。 送亲的这支队伍，除了携带着丰盛的嫁妆外，还带有大量的书籍、乐器、绢帛和粮食种子；除了文成公主陪嫁的侍婢外，还有一批文士、乐师和农技人员都在送亲的队伍中，就像是一个“文化访问团”和“农技队”。 经过一个多月的顶风冒雪的艰苦跋涉，春暖花开的时候，文成公主一行到了黄河的发源地——河源，这里水草茂盛，牛羊成群，一改沿途风沙迷茫的荒凉景象，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一路上很为吐蕃环境恶劣而忧心的文成公主这时也松了一口气，于是送亲队伍在这里作了数日的短暂休整。 这时，松贊干布亲自率领的大队迎亲人马也赶到了河源，松贊干布一行见到大唐使臣江夏郡王李道宗纳头便拜，并行了子婚大礼，他已认定把大唐作为吐蕃的上国。李道宗请出文成公主与松贊干布相见，这位驰骋高原的吐蕃王一见到中土的金枝玉叶，顿时为她而倾倒，只见文成公主身着华美的盛服，神态端庄，气度文雅。而文成公主所见到的松贊干布，虽然被高原的烈日和狂风塑造得黝黑而粗犷，但配上他高大健壮的身材和眉宇间流露出来的豪爽之气，显得十分英武。文成公主心中暗自庆幸，自己算是嫁了一个伟丈夫。 文成公主的到来，给吐蕃带来了希望。文成公主把唐朝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给了藏族人民。 当时藏族没有文字，记事时用绳打成结，或在木头上刻一些符号来表示。在文成公主的主张下，松贊干布派人专门研究，创造了20个藏文字母和拼音造句文法，从此，汉文书籍就可以用藏文翻译出来，发展了藏族的文化。 第42页 西藏过去没有完整、可靠的历法，以麦收的三月为一年的开始。文成公主入藏后採用了汉族的历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文成公主带去的乐队，丰富了藏族的民间音乐。 还有那些工匠，这时也发挥了作用，他们帮助藏族人民发展手工业，掌握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农业上也採用了新式的农具和汉族的种植方法。文成公主带去的种子也在藏族的土地上生了根，传了代。据说既耐寒又抗旱的藏族芜菁(蔓菁)，就是其中的一种。 从此以后，汉藏两族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松贊干布将贵族子弟送到长安去学习文化，还邀请了汉族文人到西域为他们缮写汉文的公文。唐高宗初年，文成公主派人再次要求唐朝派工匠传播先进技术，得到了准许。于是，汉族的冶金工艺、农具制造以及纺织、建筑、制陶、碾米、酿酒、造纸、制墨等技术都先后传入西藏。同时，西藏的特产犀角、麝香以及马、金器等也流入唐朝。唐人陈陶《陇西行》中这样描写道“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就充分说明了文成公主对吐蕃吸收汉族文化的影响。 现在，在藏民中间流传着一首歌，歌中这样唱道： 今天文成公主来西藏 狮子进了大森林 孔雀落在大平原 不落的太阳高高升起 西藏从此幸福太平 …… 择机而教微言大义　《帝范》篇篇见真知 唐太宗在位22年期间,居安思危,任用贤能,虚心纳谏,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法,轻徭薄赋,崇尚节俭,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协调民族关系,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而使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出现了歷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然而就在此时，皇室内部却是暗流涌动。皇子与诸王中有的作恶多端，有的争夺皇位继承权，有的企图举兵谋反。隋亡的教训与皇室的矛盾都使他感到,为了李唐王朝长治久安和皇室内不骨肉相残,选立与教育太子、诸王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唐太宗对皇属的基本要求是:第一,克己。不要因为生长于帝王之家而不注意克制约束自己。如果胆大妄为,言行放纵,会遭灭身之灾。第二,惜民力。穿衣吃饭等日常享用,都是蚕妇农夫等辛勤劳动换来的,要倍加珍惜。意思是勿夺农时,勿滥用民力,使百姓安居乐业。第三,戒骄奢。唐太宗希望诸弟“学朕”,外绝游览观赏的乐趣,内去歌舞女色的欢娱。处理军国大事不怕辛苦焦劳,不骄奢淫逸,不倚仗自己的长处而鄙视别人的短处,以“得免于愆过尔”。第四,慎听断。审理案件不要感情用事,高兴时从轻发落,愤怒时从严惩处;要虚怀纳谏。唐太宗晚年多病,太子李治虽仁惠、“孝爱”,但秉性懦弱,又无治国经验,因而放心不下。为使他成为守业之主,便在贞观二十二年即他去世前一年,特作《帝范》赐给李治,对他进行完整、系统的教诫。 《帝范》因是太宗统治生涯的全面总结，所以涉及面是非常广泛的。但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大致可以概括为“君道”二字。《帝范》开篇就集中地讨论为君之道的理论，而且，其他各篇也都是围绕着“君道”这一中心思想而展开的，即“君道”在各个方面的具体体现。宋史学家范祖禹特别称赞“太宗可谓知君道矣”，是有道理的。 在唐太宗看来,古代的明君圣帝之所以功垂万世,就是因为他们善于学习。“黄帝学大颠,颛顼学録图,尧学尹寿,舜学务成昭,禹学西王国,汤学威子伯,文王学子期,武王学虢叔。前代圣王,未遭此师,则功业不着乎天下,名誉不传乎载籍。”今天也是如此,“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唐太宗头脑比较清醒,认为自己的智慧比不上圣人,若不向师傅学习,没有大臣辅助,就不可治理好天下。 唐太宗在训诫太子、诸王过程中,使用了许多方法。情理结合,德法相济。 为了使15岁的李治明白事理,他採用了以事明道、以物喻理的教育方法。见他将要吃饭,便问:“汝知饭乎?”李治回答:“不知。”便告诉他:“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以此使太子明白以农为本的道理。看到李治乘马,又问:“汝知马乎?”李治答:“不知”。便告诉他:“马是’‘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以此使他懂得爱惜民力的重要性。看到李治乘船,又问:“汝知舟乎?”李治答:“不知”。又开导他:“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怕!”以此要他畏惧民众的力量,力戒骄纵。看到李治在弯曲的树木下休息,又问:“汝知此树乎?”李治还是回答“不知。”唐太宗又耐心启发他:“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以此使他虚怀纳谏,防止独断专行。即使到了去世前一年,李治已长大成人,唐太宗还是採用这个方法进行教育。比如在《帝范.崇文》中说:“质蕴吴竿,非栝(按:箭未扣弦处)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意思是虽然吴地生产的直竹可用来造箭,但如果箭末不配上羽,则射之不远;同样,人虽有聪慧之性,如不经常学习,也不能明辨是非。这种教育方法比较直观,通俗易懂,有助于缺少生活经验的青少年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较快地明白寓于其中的深刻道理。 第43页 太宗特别善于以古圣贤为鑑，善于利用歷史上圣主明君等榜样人物的事例来教育后人。如《帝范》的《求贤》篇在讲选贤任能的重要性时列举了尧、舜、商汤、周文王、齐桓公因善于用人而成就王霸之业的事迹;在《纳谏》篇讲如何听取臣下意见时,引用了因为进谏,汉成帝时的朱云攀折了殿槛、魏文侯时的师经投瑟撞坏了窗子、魏文帝的辛毗扯着曹丕的前襟、汉文帝时的袁盎不让慎妃与皇后同坐等故事,指出他们都不仅没有被怪罪,反而得到表彰,从而使君臣相通,忠者竭其忠,智者尽其智。 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太宗动之以理,晓之以情。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歷和亲情去感化他们,现身说法,进行自我解剖与自我鑑定。如在去世前一年对太子说：“吾在位以来,所制多矣。奇丽服,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劳人,此非屈己也。斯事者,吾之深过,勿以兹为是而后法也。”一个创业的君王,能向儿子作这样的自我批评,是难能可贵的。 《管子·君臣》说:“道德立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意思是君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礼记·大学》要求君王与百姓一样要进行道德修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两汉时的刘邦、刘秀、刘庄,三国时的曹操、刘备,南北朝时的萧嶷、萧纲等都重视家教,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唐太宗吸取了歷史上的家教思想,总结了隋王朝败亡的教训与自己对王子们的教育经验,写下了《帝范》、《戒皇属》等经典名篇,把帝王家训推进到了新阶段,是中国帝王家训的集大成者。 皇帝的随心所欲 一句戏言失天下 在唐代，也并无皇帝决不该不经中书门下而迳自颁下诏书之规定。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下一种通融性。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不肯死杀规定，斩绝断制。因此中国皇帝不致如英国皇帝般被逼上断头台，或限定他不得为种种活动。 ——钱穆 皇帝乃九五之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说出的话便是金口玉言。虽然就权力而言，皇帝依旧被有所限制，但偶尔闹个小脾气，还是能够做些无理的要求。 钱穆先生在评点歷代政治得失时说：“在唐代，也并无皇帝决不该不经中书门下而迳自颁下诏书之规定。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下一种通融性。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不肯死杀规定，斩绝断制。因此中国皇帝不致如英国皇帝般被逼上断头台，或限定他不得为种种活动。” 唐代，相权被分散，因此王权无形地增强了。然而，一般来说，皇帝下诏也必须经由中书门下才能颁布。不过，皇帝偶尔固执一下，也会有不符合制度的行为出现。如果君主足够强悍，错便错了，百官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宰相也只是肚里撑撑船；如果君主的翅膀根儿不硬，那么耍小脾气就要斟酌利害关系了。只可惜，我们的中宗皇帝没能提早认清这一点。 唐中宗李显曾经不经两省而迳自封拜官职，但中宗究竟心怯，自己觉得难为情，故他装置诏敕的封袋，不敢照常式封发，而改用斜封。所书“敕”字，也不敢用硃笔，而改用墨笔。当时称为“斜封墨敕”。此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中书门下两省，而要请下行机关马虎承认之意。在当时便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之事，因此在歷史被浓墨重笔写了一番。连皇帝都有些底气不足，更不要说受封者了。因此，当时唐中宗私下所封之官，时人称之为“斜封官”，因其未经正式敕封手续而为其他官员所鄙夷。 既然话说到此，便顺便提提中宗第一次下台时的导火索，也同封官有所关联。李显排行第三，两个哥哥先后被立为太子，结果都没有登上帝位就被废黜，如今龙袍居然穿到了他的身上，着实让他有些兴奋过头。那时，武后余威仍在，为了尽快培植自己的朝廷亲信，他有些迫不及待了。中宗即位后，皇后韦氏的父亲韦玄贞立即从一名小官一跃而升为豫州刺史，充分应验了“一人成仙，鸡犬升天”的旧话。但韦氏仍不满足，在她的要求下，颇有些惧内的中宗又准备升韦玄贞为侍中（门下省长官、宰相中的第二位）。 这次的提升没有那么顺利了，中书令裴炎坚决反对，据理力争，韦玄贞并无大功，仅仅凭藉皇后父亲的身份一下子晋升高位，未免太快了一些。裴炎再三劝谏，惹得中宗火起，怒道：“我是天子，只要我愿意，就算把天下送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何况一个区区的侍中？”或许是为自己的仕途着想，或许也为了李唐的江山担忧，回天无力的裴炎无奈之下便将中宗所言如实转告了太后武则天。 第二日，武则天驾临洛阳宫干元殿，召集百官，废中宗为庐陵王。李显问道：“朕有何罪？”武则天道：“你想把天下都让给韦玄贞，还能说无罪？”中宗这才明白过来，登时无言以对。这样，中宗只做了四十多天的皇帝，就遭废贬。 看来皇帝想要随心所欲，也需要有一定的资本。不经凤阁鸾台何为敕，此是刘祎之批评武则天的话，而刘祎之则因此遭了杀身之祸。中宗因无理封官时的一句戏言而被废，其实也是歷史的偶然，武则天与中宗的力量权衡才是他下台的关键。 第44页 钱穆先生解释，中国传统政治，本不全由皇帝专制，但中国政治史上所规定的一切法制，有时也时常有不严格遵守的特例，因为闹得不大，所以皇帝也可以偶尔任性一下。当然，前提是君主能够有足够的震慑力。 迷恋金丹服饵术　误国亡身皆欷歔 晚唐诗人李商隐的《瑶池》：“瑶池河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讲的是西王母推开雕镂彩饰的窗户，眺望东方，却不见穆王的影子，只听见《黄竹歌》哀动大地，穆王所骑的八骏马飞驰神速，一天能行三万里，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如约而来呢？结合当时背景不难发现，晚唐好几位皇帝迷信神仙之道，服食丹药，企求长生不老，以致服金丹中毒死去。王母所盼望的周穆王已经因此而死去，就连西王母这位神仙也无法挽救他的性命，那些所谓的长生不老之术，自然是靠不住了。 中国炼丹术的发明源自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长生不老的观念。如后羿从西王母处得到不死之药，嫦娥偷吃后便飞升到月宫，成为月中仙子。典籍中没有确切地记录古代的服药者吃什么丹药以求长生，但若根据晋人编纂的《列仙传》，他们所服食的是包括丹砂、云母、玉、代赭石、石、松子、桂等未经制炼的矿物和植物。 公元前3世纪中国就开始出现了炼丹，到了东汉，方士们的神仙思想发展成为道教，炼丹的风气便深入民间。除了中国发展炼丹术以外，8世纪，阿拉伯也出现了炼丹术，他们追求一种叫做阿尔伊克西尔的万应灵丹，指望用它来使人长寿。约12世纪，阿拉伯炼丹术随着伊斯兰教的势力传播到欧洲。 炼丹术在唐朝时期已经进入黄金时代。许多皇帝因服食丹药中毒身亡，因此许多专家均提出方术丹药不可尽信的警告。但皇帝们仍坚持炼丹，因不是所有丹药都是有毒的，有人亦以金丹毒为戒，改用其他方法追求长生，而且当时“以毒攻毒”的观念在现代医学上是成立的。根据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19《唐诸帝多饵丹药》中记载，唐太宗、高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服丹药中毒致死。大臣如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皆因服食中毒而亡。可见当时迷信丹药成风。 唐太宗是唐诸帝中第一位迷恋金丹服饵养生术的皇帝。长期的戎马生涯和紧张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极大地损坏了太宗的身体,至晚从贞观六年开始,太宗的体质就每况愈下。在636年（贞观十年）辽东战役回来时，唐太宗得病，此后一直调养，由此开始服用方士提炼的金石丹药。先前唐太宗还曾经嘲笑秦皇汉武迷恋方术和寻求丹药，后来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陷进去了。到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又与高祖一样得了“风疾”，烦躁怕热，便让人在骊山顶峰修翠微宫。第二年，派人从中天竺求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由于长期服食“延年之药”，结果使病情不断恶化，最终不治身亡。看来太宗服用丹药的动机是治病，反过来却让丹药害了自己。 唐高宗与太宗颇为相像。最初他也不信神仙之说：“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汉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无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有？”然而无奈高宗的体质一直较弱，显庆五年十月，他刚33岁，也得了“风疾”。从这以后,病情就一直没有好转。总章元年(668年),婆罗门僧卢迦阿逸多,向高宗进献了丹药，从此高宗就离不开它了。后来大臣郝处俊以太宗的教训劝阻了高宗。但高宗并没有停止炼丹合药活动。高宗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上苦头重,不能视”，很快也病逝了。 后来的唐朝皇帝似乎接受了先人的教训，唐穆宗即位后，惩办了为宪宗炼制丹药的方士道徒。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对神仙之说也有较清醒的认识。他即位以后,立即杖杀和流放了炼丹的道士赵归真、轩辕集等人。还说：“朕每览前史，见秦皇、汉武为方士所惑，常以为诫……虽少翁、栾大復生,不能相惑。” 可是好景不长，两位皇帝也都不约而同地重蹈覆辙。 据《通鑑》卷二四二长庆二年(822年)十一月条载:“上与宦者击于禁中,有宦者坠马,上惊,因得风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闻上起居。”宦官王守澄曾将懂医术、善治丹的郑注推荐给穆宗,受到厚遇。李德裕曾说:“郑注精于服食。”穆宗为了减轻风疾的痛苦，亲信方士,讨得灵丹妙药,为他治病。不幸的是穆宗也因过度服用丹药致使病情加重而死。 宣宗明知丹药之危害而偏要服食，司马光将之归结为“上晚节好神仙”。但这又很难解释此前宣宗所发的关于神仙的一番宏论。宣宗从小体质就很差，患过大病。此后曾多次求访异人、醉心服食仙丹，终于走上了不归路。 唐朝的皇帝大都自幼生长在深宫,锦衣玉食,体质本来就不很健壮,及至登基以后,更少了约束,内宠成群,加之政事杂务以及恶劣的情绪和不良的生活方式,使体质更加虚弱,极易产生疾病。高祖、太宗、高宗以及顺宗、穆宗、宣宗都是得风疾，而后服用大量丹药致死。首都师范大学的王永平教授认为，唐代诸帝迷恋金丹服饵术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而身体健康因素以及唐帝室家族中有可能遗传一种病症——“风疾”，是导致唐代诸帝迷恋金丹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45页 不管是出于对疾病的治癒，还是单纯地希望长生不老，李唐皇室以及上层社会以服食金丹仙药而求长生的风气是不值得提倡的。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唐代因服丹而引起的炼丹活动也推动了医药化学的产生和火药的发明。 第十章　略无羁束的唐朝天空 李国文先生有一篇文章《唐朝的天空》，其中提到了“所谓’‘唐朝的天空’‘，从广义上讲，以长安为中心，向东，江湖河海，向西，丝绸之路，既无边界，也无极限，因为这是一个高度开放，略无羁束的精神天空。” 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唐朝的天空下，是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的盛世光景。 盛唐佛音：拈朵微笑的花 唐代的禅宗，是中国史上的一段“宗教革命”与“文艺復兴”。 ——钱穆语 在陕西扶风县城北十公里的法门镇，有一座举世闻名的庙宇。1987年春天的那个佛诞日，“从地涌出多宝龛，照古腾今无与并”，在沉寂了1113年之后，2499件大唐国宝重器，簇拥着佛祖真身指骨舍利重回人间！这些是世界上已知仅存的佛指舍利，而与之相映衬的是一个大唐的盛世。因为地宫内出土的稀世珍宝，不论在中国社会政治史、文化史、科技史、中外交流史、美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季羡林先生曾预言：如同敦煌学一样，研究法门寺文物，也将会成为一门国际学问。这一说法道出了法门寺的重要性，也说明了佛教在盛唐时期的地位。为何一个寺庙能和一个王朝盛世联繫起来呢？其实法门寺是隋、唐皇家寺院。唐代皇帝先后八次来这里迎奉舍利，每次迎奉之后，皇帝便回赠大量珍宝，这些珍宝便藏于地宫之内。 盛唐就像一个兼收并蓄的大家，这种包容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经济、文化与国际交流上，还有一个宗教问题，那时最主要的是三个宗教：儒、释、道。同时伴随着外籍人士的到来，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和祆教也传入中国。 歷史学家范文澜说过：“不懂佛教，就不懂中国文化史。”确实，佛教伴随着中国文明走过了两千多年的路，它已经和我们本土的宗教一起参与到中国文化的建设中来，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佛教于西汉之际，即公元前1世纪初已传入中国，在中国百姓中广泛传播。汉末三国时，一些从西方来的僧人开始翻译汉文佛经。两晋时期信奉佛教之风日盛，南北朝时中国境内各割据势力大多积极扶持寺院和佛学的发展。南梁时，佛教寺院多达2846所；北魏时，中国着名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千佛洞、大同云岗、洛阳龙门三大石窟都已初具规模。唐诗人杜牧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可见当时佛教盛行之一斑。 而提到盛唐的佛教，有一个名字不可不提，这就是玄奘。这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字，中国人对他的了解更多是在后世文人吴承恩的笔下，那个唐僧，那个师徒取经的故事，以及那个长演不衰的经典电视剧——《西游记》。 其实在退去了神话色彩后，玄奘的经歷也具有其自身的神奇性。他的西行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东晋姚秦时，鸠摩罗什译天竺人世亲所着属于小乘有宗的《俱舍论》和诃梨跋摩所着属于小乘空宗的《成实论》，在中国传播小乘佛教。在唐朝时，小乘佛教归于消亡。因此，唐代流传的佛教以大乘为主。 玄奘，本姓陈，名祎，他从小即对佛典非常感兴趣，并且笃信佛理。在隋炀帝大业十年的时候，他出家为僧，年仅十三岁，后法号玄奘。从此，玄奘便潜心攻读佛典，修行佛法。不久，他又云游四方，遍访名师。由洛阳到长安，后转往成都，住了五年，随名师学习佛教经典。贞观元年(627)回到长安，从名师学经，对大小乘都很有研究。前辈都推崇他，称他为“佛门千里驹”。 玄奘之所以决定西行取经，首先是为了解决翻经问题。当时尚有很多梵本经典没有传译过来，人们所译的经论，大多採用意译法，因此很多问题都无法解答，让人无所适从。因此玄奘乃发心前往天竺，寻求原始的梵本经典，学习佛法。 贞观元年八月（627）他联同几位打算西行的同伴上表唐太宗李世民，要求领取出西域的通行证。但当时正值突厥侵扰边疆，唐朝为了防止国人私通突厥，严禁人民出关，玄奘等人始终不获批准，因此滞留在长安。直到关中发生天灾，百姓不得食，太宗允许饥民出关就食，玄奘遂伪装为饥民，得以出西域，踏上前往天竺的路程。 他自长安出发，经秦州、兰州、凉州，潜行至瓜州，循北道出玉门关，越过八百里的莫贺延迹大沙漠，到达伊吾。后转往高昌国，国王十分赏识玄奘，热情招待，力邀他留高昌弘法。但玄奘西行之心不变，无奈之间，留此说法一月。高昌王送钱财给沿途各国及西突厥，请其照顾玄奘。于是玄奘再起行。他先后经焉耆，龟兹，越葱岭，最后到碎叶城，见西突厥肆叶护可汗。可汗下令属国保护玄奘，玄奘顺利经昭武九姓国，吐火罗国，而越黑岭至北天竺。 算起来，玄奘从高昌国到天竺，经过了大小二十多个国家。从离开长安那天算起，已跋涉了将近一年，受尽千般苦楚，终于来到了佛教的发源地。 第46页 从此，玄奘遍游五印，广学诸派经论。贞观五年(631)，玄奘到达中印度的伽耶城，前往当时印度最着名的那烂陀寺学习佛法。主持法师戒贤得知玄奘西行的目的后十分感动，对他甚是礼遇，还破例为他主讲大乘佛教“瑜伽”学派的主要经典《瑜伽论》等，从听者达千余人。玄奘在寺五年，成为寺中解论经五十部的十人中之一人。后遍游五天竺，将印度诸派各家学说包罗无遗。 当时有羯若鞠阇国戒日王在其都城曲女城设立大会，有五印度沙门、婆罗门、外道等6000余人参加，有18国国王到会。大会以玄奘为论主，以玄奘所着沟通瑜伽、中观二说之《会宗论》等为标宗。任人破难。但直到18后天大会结束，竟没有一人敢提出异议。于是玄奘声冠五印，得到大小乘诸派的一致推崇，大乘人尊他为“大乘天”，小乘人尊他为“解脱天”。其后，玄奘应邀参加了在钵罗耶伽国举行的万人无遮大会，经过75日会毕，最后辞别东归，沿原来路线经西域诸国，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回到长安。至此，玄奘西行求法，前后歷时17年，取回经典520夹657部。 因所携经像甚多，途中已有损害和遗失，玄奘恐再有失，乃上表唐太宗，报告西行经过，在朝廷引起轰动。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龄等前往奉迎，并亲自于皇宫大内接见玄奘。并下诏将玄奘安置在弘福寺内，专心译经。后太子建造慈恩寺时，又在寺内兴建了一座气势宏伟的大雁塔，专门为玄奘保存和储放从天竺带回的佛经。同时还建造了一座译经院，将玄奘和诸高僧迎至慈恩寺内，后高宗又将他安置在宜君山的故玉华宫中。玄奘先后共译经、论75部，凡1335卷。译经之余，玄奘还和弟子一起撰写了关于他在西行取经途中的诸多见闻——《大唐西域记》。该书真实地记载了西域地区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和歷史传闻，是研究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 高宗麟德元年(664)，玄奘逝世。高宗闻之，十分哀恸，为之罢朝，反覆叨念“朕失国宝矣”。 玄奘西行，传入大小乘佛教，完成中国佛教发展。而太宗皇帝大力支持玄奘翻译佛经，就是尝试平息佛教派别的纷争。无论如何，玄奘的西行取经，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 同时，佛教在唐朝的发展也呈现起伏不定的状态，这从当朝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可见一斑。太宗李世民倡道教，但他依然支持玄奘译经，是因为他试图统一佛教派别纷争，是为了适应政治上的统一，由此可见其胸怀。高宗李治和武则天都崇佛，至玄宗李隆基亦是崇奉佛教。后来的宪宗皇帝李纯曾在皇宫中迎佛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此在盛唐时期，佛教的发展十分兴盛，直到唐武宗才有了崇道抑佛的举动。他大举灭佛，不过那已是公元9世纪的事情了。 在唐朝中期，佛教发生了一场改革运动，形成一个新的宗派，这就是禅宗。禅宗盛行以后，其他宗派的影响逐渐衰微，甚至消失，“禅”成为佛教和佛学的别名。禅宗是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受魏晋玄学影响甚深。有学者甚至认为“禅宗是披天竺式袈裟的魏晋玄学，释迦其表，老庄（主要是庄周思想）其实”。禅宗是天竺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长期冲突融合的产物。禅宗五祖弘忍能“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这种超脱无碍的处世态度与魏晋士风颇为接近。自弘忍之后，禅宗的中国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境，出现了禅宗南宗。 弘忍命门下弟子做偈，想从中选拔一个继承衣钵。一个舂米行者慧能诵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与“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静，何处染尘埃？”两首谈空说无，相比于神秀所作“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来说，说得更彻底，从作为弘忍门下上座弟子的神秀手中夺去了禅宗的传法袈裟。自此禅宗分裂为南北二宗。神秀所立北宗主张通过长期苦修，逐渐开悟成佛。北宗比较重视戒律，强调打坐修行。慧能得弘忍秘传《金刚经》，携袈裟远遁岭南，开创禅宗南宗。 唐代禅宗之盛行，其开始在武则天时代。那时唐代，一切文学艺术正在含葩待放，而禅宗却如早春寒梅，一枝绝娇艷的花朵，先在冰天雪地中开出。禅宗的精神，完全要在现实人生之日常生活中认取。他们一片天真，自由自在，正是从宗教束缚中解放而重新回到现实人生来的第一声。运水担柴，莫非神通。嬉笑怒骂，全成妙道。中国此后文学艺术一切活泼自然空灵的境界，论其意趣理致，几乎无不与禅宗的精神发生内在而深微的关系。所以唐代的禅宗，是中国史上的一段“宗教革命”与“文艺復兴”（钱穆语）。 不论佛教如何发展，它都在盛唐留下了自己的足迹。那些金碧辉煌的殿堂庙宇，那些庄严无比的菩萨造像，蕴藏了大唐盛世的无限气象以及中国悠久的歷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 儒家思想在沉潜中等待绽放 中国歷史上之所以会出现唐代盛世，就个人的作用而言，是因为这个时代拥有一个旷世英明的唐太宗。孔子而唐太宗之所以会取得令人称颂的成绩，是因为他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仁”的主要内涵及其实践。 第47页 ——黄仁宇 原始儒家思想上承周代文化的社会哲学理想，为世人奉献了“四书”、“五经”等诸多经典。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汉代时，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汉武帝所採纳，从而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发展到宋代儒学又出现了一个高峰，即程朱理学。而儒家思想在盛唐虽然没有站在一个歷史的制高点，但它依然风姿绰约，沉潜着，直到宋代的美丽绽放。 一君一臣的儒家仁者胸怀 草昧英雄起，讴歌歷数归。 孟子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翼亮贞文德，丕承戢武威。 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 …… 这是杜甫于至德二年结束了往鄜州省亲之旅返回长安的途中，再一次经过太宗李世民的墓地昭陵时，写下的五言长律《重经昭陵》。诗人在这里讲的是在隋末风起云涌的英雄群体中，最值得歌颂的当属太宗。他手提三尺剑，征战沙场，为天下而身先士卒。而后，天下归一后，又在贤臣辅佐下躬行仁政文治，还告诫后代不要滥施武功。他的胸怀如天地般宽广，他的仁德如光辉般照耀着国家的未来…… 的确，在黄仁宇先生看来，中国歷史上之所以会出现唐代盛世，就个人的作用而言，是因为这个时代拥有一个旷世英明的唐太宗。而唐太宗之所以会取得令人称颂的成绩，是因为他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仁”的主要内涵及其实践。因此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歷史》里说唐太宗“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甚至还将唐太宗关于“仁”的思想及其实践直唿为“人本主义”。这个评价是相当高，也是相当中肯的。 众所周知，儒家学说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仁”，孔子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或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的内容包括孝悌、忠恕、智勇以及恭、宽、信、惠等等。孟子又将孔子所建构的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规范推广到政治领域，提出了“仁政”说。从而产生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而太宗李世民接受的正是这一观念。“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谏臣魏徵劝谏李世民的话，而他也经常以此自勉。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其对为本。”这环环紧扣的“三为本”的思想，意味着以民本与农本合一为特色的“民为邦本”思想已经成为指导当时执政的主导思想，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导致了在百废待兴、民生凋敝、国家几近废墟的基础上创造了初唐贞观之治的奇蹟，打开了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通渠。 太宗充分运用儒家的“仁政”思想，和他身边的一群贤臣们开创了一个盛世。《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宋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确实，国有君如此，岂有国不盛之理？ 然唐朝亦有一位心忧天下的大诗人，可作为臣子忧国忧民的“仁者爱人”思想的代表，他就是再过昭陵作诗的杜甫。杜甫生活在“安史之乱”之际，看透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民的苦难，因此用啼血的声音发出了悲悯世人的最强音。杜甫从小就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传统对他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思想有巨大的影响。 冯至先生在《杜甫传》中给予杜甫很高的评价：“若论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若论作者对国家和人民感情之深挚、对友谊的执着与珍视、对弱小之同情以及宁苦己以利人的思想境界等诸多方面，杜甫则是当之无愧的诗坛第一人。” 这一评论非常精到，虽然杜甫的诗不如李白的飞扬、浪漫，是“沉郁顿挫”的典型，但是他的诗中蕴含的是对百姓苦难的深切同情。杜甫是大儒，可他分明又高于传统的儒家。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提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不在位，都要谋其政，为时代而泣，为百姓而歌。尽管“身已要人扶”，他却说“拔剑拨年衰”；尽管“处处是穷途”，他还是“不拟哭穷途”；尽管“万国尽穷途”，他依然“艰危气益增”。他用诗歌作为记录，记述了他“穷年忧黎元”、“济时肯杀身”的一生。经“安史之乱”，虽然唐朝已是盛世余音，但是只要还有杜甫，那么盛世亦可继续企盼！ 唐朝儒家在沉潜中向宋学系统转变 回到儒学本身，儒家在唐代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经学的发达。 何谓经学？这个词虽然听起来有些玄，但是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研究和阐释儒家经典的学问。 由于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广泛传播，战国后期就发展成一大家，开始出现经学这一门学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被列为官方哲学，从此成为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正统。魏晋南北朝时，受佛道二教冲击，经学地位有所衰落。在唐代由于採取宽容的文化政策，且儒释道三教在竞争中，都得以发展，因而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学復兴。 第48页 唐朝经学的一大贡献是从内部统一了儒学，结束了纷争的局面。唐太宗时，陆元朗撰《经典释文》，详列各经本异同。每字各有音切、训义，使汉魏六朝音训得到保存。从南朝陈后主时陆元朗即开始撰述《经典释文》，採集诸儒二百三十余家的音切和训诂，对汉魏六朝的经学做了一个总结的工作，这也为唐初儒学的内部统一创造了条件。 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歷代相沿的经学，结束了诸如古今文之争、郑学王学之争这类儒学内部的争吵，所有东汉以来的诸儒异说，得以平息。这为儒学在儒、佛、道斗争中争得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从内部统一儒学的另一重要着作是颜师古的《五经定本》。唐太宗令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统一了诸经文字，因文字不同而解释各异的弊病得到了克服。唐代将儒家经典划为三等：《礼经》、《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仪礼》、《周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榖梁传》为小经。大中小三经，唐儒都做了疏文，这对儒学内部的统一也起着很大作用。 《五经正义》和《周礼》、《仪礼》、《榖梁传》、《公羊传》的註疏合成《九经正义》，被唐政府颁布全国，成为唐朝官定的统一课本，是唐王朝开科取士的标准。由于《正义》和《定本》的颁行，儒家学术被束缚，出现思想僵化的趋势。当时的社会，以开化为风气，思想、文化、民风都向着更为活泼的方向发展，有相当数量的儒家学者摆脱经学束缚，开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限于训诂名物、不谈哲学思想的儒学，也谈起穷理尽性来了，汉学系统由此逐渐转入宋学系统。所以唐朝儒学在发展的意义上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化阶段。”（范文澜）到宋朝时，程朱理学继承唐代的经学成果，最终达到一个高峰。 可以说，儒家思想在唐代就是一个沉潜状态，虽然没有出现在理论上可照耀千古的大儒，但是儒家思想已经逐步渗透到人们的潜意识里，渐渐成为中国人的主导思想。这样的人有一国之君，亦有臣民。 道家隐含的唐人生命意识 屈原的《天问》激起了人们对生命的思考；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发了怀才不遇的苦闷心情；鹤梅老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一种超越世俗，物我两忘，归返自然的人生境界；还有范文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种生为苍生、福为社稷的胸怀、理想和气魄；以及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渡阴山”的雄心壮志。 人们在经歷生命的同时，更在体味生命。人的生命意识中承担了太多东西：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思想意识、文化意识……这许许多多都穿插在生命意识中，最终会形成你的思想和信仰。 道教文化的根深扎在中国的土地上。它不同于佛教和伊斯兰教，它不是由外国传来，而是从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它源于先秦的道家，奉老子为教祖和最高天神，同时承袭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巫术和求仙方术，是土生土长的本民族宗教。它在东汉晚期逐渐形成，长久作用于民族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道教追求在现实世界上建立“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的平等社会。因此唐代似乎比别的朝代更好地体现了“平等”这一观念，男女平等、胡汉平等。自武则天后，唐朝女官开始在政治风云中一展风采；平常百姓中妇女不从夫姓称唿，而是有自己的名字；还有当时唐朝流行妇女着男装都体现了这一点。 “道法自然”，自然界的美妙山水间存在着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因此清静无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成了人们最高的精神追求。这些思想都对唐人产生了影响。 看看唐人的诗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种赞美、咏嘆山水的诗词不断涌现。无论是赞美田园美景，还是歌咏边塞风情处处体现了“道法自然”。唐人们希望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期望回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社会。他们借自然景色来表达生生不息的无穷生命力。像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一岁一枯荣”的草原当中，可以感悟到自然的生生不息，并象徵着人的顽强不屈。韩炼丹炉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草色远远地看有一片绿了，但是走近看却又了无踪影，在这么小小的生命当中，蕴藏着一种无穷的生命力，同时也蕴含着一种哲理：有许多新生事物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悄无声息的，但你千万不要低估它。又如他的“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就是这样的草色，其实是春天里最好的景色，它远远胜过后来杨柳飞絮的时候。他认为不要忽视了生命当中的任何景色，若有若无的草色，其实它是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不要等到桃花都开了、树叶都绿了你才去观赏，其实美景就在身边的每时每刻。 第49页 道教认为生是快乐的，活着是好事，死亡是痛苦的。乐生、重生、贵生，热衷于“人如何不死”、“如何长生”的问题。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几乎全都关心“人死之后如何”的问题，认为人今生充满罪恶与痛苦，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企望死后灵魂得到安宁，只有道教与众不同，讲究养生，重视今生的幸福，希望长生长乐。由此，“炼丹服药”便在唐朝兴盛起来，上至皇帝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唐人越渴望延续生命，就越证明唐朝经济的发达与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泰。而隋朝末年，连年征战，百姓们为了不被抓去打仗，宁可自己将手脚截断。可见，正是唐朝富足的生活让唐人对美好的生活依依不捨。 三教合一与百家争鸣 有所创穫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陈寅恪 在《谈诗》一文中,钱穆先生以王维、李白和杜甫代表三种性格和三派学问,他说：“王摩诘是释，是禅宗。李白是道，是老庄。杜甫是儒，是孔孟。” 其实，儒家、佛家和道家同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许多精神层面上是相通的。儒释道三家都非常强调人格的培养。如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跟道家的退隐、归隐有共通之处，虽然它不像道家那样追求成道，追求长生不老，但它同样也在对生命、对时间的伤逝思考当中追求生命超越。佛家也是如此，佛家追求空寂、空静，与道家讲的虚静、儒家讲的静观也有共通之理，同样具有超越意识。孔子的名言中“克己復礼”，认为立己是立国之本，佛教注意个人对自己的灵加以修炼，道教则追求自己对自己的身体修炼。三家都认为根本之道是自身的修养和修炼，但同中也有异。 儒、释、道三家在唐朝达到融合，与当时唐朝的政策分不开。 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在汉代成为经学，定于一尊，并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在三家势成鼎足的时候，儒家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其中之一家遂得如武涉说韩信所谓：’‘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然儒往往兼攻二氏；而二氏未尝合力攻儒者，则因儒为国家典学，自恃根深蒂固，名正言顺，二氏亦知其不可动摇也。” 李渊以道教教主李耳为李氏皇帝的远祖，于是立老君庙，并亲往拜谒。隋朝灭亡的经验，使唐朝统治者十分注意儒、释、道三教的均衡。维持三教鼎立的局面是唐朝歷代统治者奉行的政策。武德八年（六二五）李渊亲自到国子监，正式宣布三教的地位：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最后。 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兄皇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继承权，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拥戴唐太宗。唐太宗迅速获胜。所以唐太宗虽然大崇儒学，但也并未改变道第一、儒第二的秩序。贞观十一年（六三七），唐太宗下诏，确定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佛道两教相争，向来佛教居首位。但在唐初道教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夺得了优势。不过唐太宗偏护道教，主要是确立李姓皇朝与道教教主李耳的亲属关系。其实他也笃信佛教。 唐高宗崇道，以道教徒为自己的拥护者，并亲自到老君庙拜谒，上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而武则天却召集僧道百官议《老子化胡经》，并下令搜聚天下《化胡经》一概焚弃，不得立在道经之内。这一来，佛教徒明显地占了优势。六八三年，唐高宗死，佛教徒助武则天登基有功，于是武则天明令规定，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男女道士之前。 佛、道两教的地位，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而互有起伏。唐睿宗因此而无法判定两教的先后，下诏在法事集会上，僧尼与男女道士并进并退，表示二教平等。 唐玄宗时，佛教的势力已非常强盛，寺院经济相当强大，“天下十分之财而佛有七八”、“出财佐势者尽度法门”，大有佛教控制唐政权的危险。唐玄宗认为佛教无限扩张之后将带来危险，即位之后，即大兴道观，将崇道活动推向唐以来的最高潮。开元天宝时期，道教强盛，佛教相对地衰退。这从佛教徒贺知章弃佛当道士便可见当时道教兴盛气象。但唐玄宗崇道只是以此来抑制佛教的过分发展，而不是从根本上反对佛教。相反，他也接受了佛教徒的灌顶仪式。可见，他崇道的旨意只在于维持三教之间的平衡，以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 综观整个唐朝，除少数皇帝之外，大部分皇帝都知道要调和儒、释、道三教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唐德宗开三教谈论例，促进三教调和。 除了儒释道的融合，唐朝还敞开胸怀接纳了来自别国的宗教。在唐朝，景教、伊斯兰教也得到发展。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638年，唐太宗下诏准许波斯景教僧阿罗本在中国传教。阿罗本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时，允许在各州建景教寺院。此外，唐代在长安、广州、扬州等地曾有不少大食商人，他们信奉的伊斯兰教也在这些地区流传，据说当时长安就建有清真寺。 第50页 唐朝以博大的胸怀包罗来自各方的思想，就像陈寅恪先生说的那样：“有所创穫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唐朝是中国歷史上的又一次百家争鸣。唐朝思想氛围宽松，各种思想教会融合，决不逊色于春秋战国的第一次百家争鸣。这时候的儒家思想绝对不占统治地位。儒释道三教争鸣，皇帝不偏倚于哪一派，而是三教并重，这种开明态度使得唐朝的思想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名家层出不穷。韩愈、李白、杜甫、白居易、玄奘、慧能、义净等学者都在这个时代出现，形成了海量的文献，后来的禅宗、理学、心学——这些中国思想史上的代表性成果，就是在唐朝百家争鸣时奠定的基础。唐朝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已经成熟，大量的思想成果可以保存下来，最出色的就是敦煌宝藏的大量古籍，准确无误地保留了盛唐的文化硕果。 唐朝中国的学者不是囿于中原，而是注重与境外文明的沟通融合，他们的足迹遍布印度、朝鲜、中亚、日本、阿拉伯等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中华文化传到欧洲。基督教、伊斯兰教也在唐朝进入中国，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中国文化成为亚洲的一个重心，就是大唐时代形成的格局。宋以后，儒家再次凭藉理学占据主导地位，大唐百家争鸣的自由思想局面在繁荣了二百多年后草草收尾了。 附录 名家简介 王夫之（1619～1692)，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清三大学者。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歷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鑑论》和《宋论》两部书里。他一生着书320卷，录于《四库》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等。岳麓书院建船山专祠，以纪念这位不朽的大师。着作编入《清代船山全书》。 陈寅恪（1890～1969），古典文学研究家、史学家。江西修水人。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等数所大学，建国前夕由京入粤，后受聘并任教于岭南大学，直至“文革”期间不幸去世。他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着作，内容涉及歷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闢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和推重。 陈寅恪先生一生撰有：《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初编》《寒柳堂集》《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陈寅恪文集》《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等。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歷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期间曾获得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6年，移居中国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他对中国歷史尤其是对中国歷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着述颇丰，专着多达80种以上。其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歷代政治得失》《中国歷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和《从中国歷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黄仁宇（1918～2000），祖籍中国湖南长沙，后入美国国籍，着名歷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歷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歷史的“大歷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歷史不再被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歷史学家斋中之物。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歷史性格功不可没。从歷史观点和着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作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主要着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放宽歷史的视界》《中国大歷史》《赫逊河畔谈中国歷史》《地北天南叙古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 柏杨，原名郭衣洞，笔名柏杨。1920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东北大学毕业后，曾任东北《青年日报》社社长、渖阳辽东学院教师。后去中国台湾。柏杨主要写小说、杂文，后者成就更高。曾被列为台湾十大畅销作家之一。他的杂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梦闲话》（10集）、《西窗随笔》（10集）、《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等。柏杨一生着述丰厚，《柏杨版资治通鑑》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 第51页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1907~1991），美国汉学家、歷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 费正清1932年就来到中国，执教清华，任讲师，讲授经济史。1966年，规模宏大的《剑桥中国史》开始编写，计划出十五卷，由来自十二个国家的一百多位学者分章撰稿，费正清是两位总主编之一。从1985年起，这套“超级专题论文集”(费正清语)的中文译本的各卷在中国陆续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留心学术前沿的人会注意到，这套《剑桥中国史》，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某些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影响。 孟宪实,1962年生，黑龙江省讷河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 1983年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歷史系，毕业后奔赴新疆，在新疆师范大学歷史系任教。2001年获得北京大学歷史学博士学位。2003年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后出站。着有《敦煌百年》、《汉唐文化与高昌歷史》等。2006年12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玄武门之变》，2007年5月主讲《贞观之治》。为电视剧《贞观之治》的编剧（与作家阿城合作）。 胡如雷,中国歷史学家。山西定襄人。生于1926年。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歷史系。1985年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歷史所隋唐史研究室主任。学术兼职有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河北省史学会副会长等。社会兼职有：河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常务委员等。 胡如雷以主要精力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并专攻隋唐史；提倡史学工作者扩大眼界，留心相邻学科的研究课题和分析方法，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他出版了三部专着：《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1979)《唐末农民战争》(1979)《李世民传》(1984)。还在《歷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物》《社会科学战线》《河北师范学院学报》《河北学刊》《社会科学评论》及《山东社会科学》等杂志，《光明日报》的“史学”栏，先后发表过论文五十余篇。《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曾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时代赋予歷史学家的中心使命》一文曾获《光明日报》优秀理论文章二等奖。 李国文,上海人。中共党员。1949年毕业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理论编剧专业。歷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创作组组长，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主任干事，中国铁路文工团创作员，中国铁路文协副主席，《小说选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 着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 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月食》《危楼纪事之一》分别获全国第三、四届优秀短篇小说奖。 吴宗国,当代着名歷史学家，1934年生于南京市，祖籍江苏如皋。北京大学歷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3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附中，1953年起就读于北京大学歷史学系歷史专业，1958年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歷史学系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歷史》隋唐五代史编写组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歷史学科隋唐五代史分支主编，以及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北京歷史学会理事、唐研究基金会丛书学术委员。五十年来，吴宗国先生一直致力于隋唐史研究，读书不倦，笔耕不辍。从政治体制到社会变迁，从科举取士到治国策略，从文化思想到人物评点，吴宗国先生为我们展现了盛唐气象的多重面相，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迷人的黄金时代。 范文澜（1893～1969），着名马克思主义歷史学家，浙江绍兴人。1917年北京大学毕业。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失掉组织关系，1939年重新入党。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任教。1940年到延安，任马列学院歷史研究室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歷任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併兼这两所大学的歷史研究室主任。建国后，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着有：《中国近代史》（上册）、《歷史考略》《群经概论》《水浒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 赵剑敏，祖籍江苏无锡，1955年出生于上海。现为上海大学歷史学教授。长期研究中国歷史、中国文化、中国歷史人物、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等。于京、沪、港、台出版《盛世魂》《竹林七贤》《细说隋唐》《五代史》《远去的牧歌》等着作，另有合着六部，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论文、散文、杂文等数十篇。曾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着作类二等奖”。《盛世魂》《竹林七贤》已由首尔时代出版社推出韩文版。 第52页 李剑农(1880～1963)，武汉大学歷史系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治经济史学家、中国歷史学家。 他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一是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研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所着《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曾译成英文，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和参考；二是开拓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其《中国古代经济史稿》运用唯物史观，探求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箸作。他的史学观点和治学经验，足资后学借鑑。 黄永年(1925～2007)，江苏江阴人。1950年毕业于上海復旦大学史地系（后改歷史系），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先后在歷史系、唐史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几十年潜心精研，着作等身，不仅在古代文学、古代文献学以及唐史研究等方面建树卓越，而且也是陕师大歷史文献学的创建人。 他的着作包括《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以及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的《古文献学四讲》。还有《学苑零拾》《树新义室笔谈》《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等。他还和儿子黄寿成共同点校了《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由中华书局出版。 韩国磬（1919～2003），字漱石，号蘧庵，江苏如皋人，着名歷史学家。194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歷史系。建国后，歷任厦门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歷史研究所副所长。韩国磐是我国第一位隋唐经济史国家级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繫导师，全国专门史（中国社会经济史）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福建省歷史学会会长，福建省诗词学会顾问，厦门市教育工会副主席，厦门大学工会副主席，日本明治大学客座教授。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专于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先生一生撰写着作20部，论文130篇，着有《隋唐五代史纲》《魏晋南北朝史纲》《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等。其子韩昇继其衣钵，亦为隋唐史名家。 后记 一本着作的完成需要许多人的默默贡献，闪耀的是集体的智慧。其中铭刻着许多艰辛的付出，凝结着许多辛勤的劳动和汗水。 本书在策划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行的关怀与帮助，及许多老师和作者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以下参与本书编写的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廉勇、欧红梅、周珊、张艷红、柳絮恆、赵一、赵红瑾、齐红霞、齐艷杰、陆晓飞、赵广娜、徐春艷、王非庶、李秀敏、王杰、张保文、李亚莉、何瑞欣、杜莉萍、李卫平、李敏、梁素娟、许庆元、姚迪雷、毛定娟、尹娜、王巧、杨婧、王娟娟、张艷芬、许长荣、王爱民、李琳、李伟楠、王鹏、罗华杰、武敬敏、甘艷河、阎妍妍、杨英、罗婷婷、李良婷、上官紫薇、杨艷利、于海英、曹慧利、肖冬梅、张乃奎。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借鑑和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和作品，从中得到了不少启悟，也汲取了其中的智慧菁华，谨向各位专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因为有了大家的努力，才有了本书的诞生。凡被本书选用的材料，我们都将按出版法有关规定向原作者支付稿酬，但因为有的作者通信地址不详，尚未取得联繫。敬请您见到本书后及时函告您的详细信息，我们会尽快办理相关事宜。 由于编写和出版时间仓促，以及编者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请广大读者指正，特驰惠意。 和名家一起经歷唐朝盛典——15位名家携你品读唐史菁华 邢群麟　杨艷丽　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