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的号角》 第1页 [架空歷史] 《不定的号角》作者：[美]马克斯威尔·泰勒【完结】 前言 在1944年6月6日——登陆诺曼第以前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那些指挥美军空降突击的人，对于德国人在诺曼第我们预定使用的伞降与滑翔机着陆区内所进行的各种新活动，深感不安。每天对该地带所拍摄的航空照片都显示了新构筑的防御工事，这些工事显然是用来抵抗空降攻击的。照片判读员告诉我们说，那些工事主要是用直径约8吋，高度为8呎的杆子构成的。这些杆子按照密集的跳棋盘型式竖插在诺曼第的许多块农田上。我们马上想到，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种插杆的形式，也许就可以判断德国人的防御计划，至少可以知道他们预计我们是如何降落的。 我们每夜都在英国伯克郡纽伯利我的师司令部里仔细研究那些拍摄的照片。但是，尽管做了各种尝试，我们仍然不能在这些插杆活动中，发现任何有意义的插杆型式。到处都竖插着杆子，但没有证据表明，德国人在选择插杆地点或确定某一地区应先于其它地区完成工事构筑方面，有任何计划。因此，我们仍然怀着对德国人的企图和部署困惑不解的心情，于6月5日黄昏乘飞机起飞了。 在进攻欧洲大陆开始日的早晨，我在朦胧的天色中，同连续投下之伞兵一起着陆。接着我就集结了少量的部队，并包围了我们发现的第一座农舍。在获取了有关邻近地区德国人的情报后，我就向该农舍的农民询问其农田插杆的问题。 “我看到在你的屋子以西的那小块土地上插有杆子，而在屋子以东的那一大块土地上却没有杆子，这是什么道理？” 该农民答称：“哦，德国人要我们在6月15日之前在地里都插上杆子。我的牛从来都不喜欢西面那块地，所以我就先在那里插杆。” 就是这样。至少在这一特殊情况下，这个法国人的牛的爱好要比德国人的防御计划有更合理的根据。我猜疑德国人在整个诺曼第农村中都是同样没有计划的。这个故事有它诙谐的一面，但它提醒我们注意在军事计划与行动受非军事因素支配时将会发生的情况。那些随着法国牛的爱好而安插的杆子，对我们的着陆没有任何实际的影响。 我着手写这本书，因为我确信，现在美国的防务大都受非军事因素或已经过时的因素的支配。在我卸去参谋长职务之后和将我的看法着书立说之前，应该有一段缓和的时期，虽然这是没有理由的。但我深深地感到时不待人。正当政治局势日益加剧之时，我们却面临我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削弱的事实。为了在这一趋势恶性发展之前及时予以制止，就必须立即採取某些行动，即本书中所称的“应急措施”。要想永久地改变这一状况，要求我国政府的负责机构全面地重新估价我国的战略。如果本书能够提供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可能的方案，从而使这项重要的重新估价工作得以进行，那么，本书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在提出此问题时，我感到有必要稍微详细地谈谈国防预算的问题。国防预算似乎是一个单调乏味的话题，但是，如果预算能发挥其正当的作用，那么，它就远不是一项仅仅与财务人员有关的编制枯燥数字的工作。预算应将我们未来安全所赖的军事战略化为美元。由于预算所提供之基金将影响今后三、四年内的军事计划，所以，实际上，在同一时期内，预算也会妨碍我国领导人採取决定与行动的自由。因此，我们如欲改变处理防务的办法，那么，现在就应该来做，而不要让新的年度预算重蹈覆辙，以至影响将来。如果我们的军号要发出不同的号声，现在该是重新调整音调的时候了。 我以前在五角大楼的同事们在本书中不会发现多少新的东西。在我担任参谋长的四年中，我曾在国防部中一再地提出过大部分看法和批评。一般说来，为避免引文不精确，我并不试图详细地记录那些与我持有不同意见的能干与爱国的同事们的相反的论点。不用说，在採纳我在本书中所建议的任何行动之前，那些同事们的观点值得极其认真地加以考虑。如果要使我们的战略需要得到最后的满足，就需要三军所有的最有智慧的军人共同努力。 读者在书中某些地方可能感到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我在写作时不得不注意是否泄密或是否恰当的问题。由于这些考虑，所以就省略了一些情况，但我并不认为它们对于本书的主题是很重要的。 我本人对本书负责，但显然有许多能干的男女直接或间接给了帮助，我在同颖悟而勇敢的陆军部长布鲁克共事时，获益不浅。他为我们全体军人树立了一个文职领导人的榜样，他愿意承担责任并为他所信仰的任何事业顽强斗争。陆军参谋部中许多军官在本书所论述的重要问题上，对我的观点有所影响。对于我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它地方用来为我的主张辩护的那些论点，他们是热心的和锐敏的批评家。在我所许可的范围内，他们发挥了十全十美的参谋军官的作用，他们保证使“老头”所犯的错误不至过大又不过多。我同这些能干的人之间的令人鼓舞的共事关系乃是我担任参谋长职务时所获得的最高奖赏之一。 因此，不可能对许许多多在我写本书时给过我某种形式帮助的人士所作的贡献，一一致谢。但我不能不提到我的高级助手罗杰斯中校、普罗克透准尉与专业兵斯柯特。他们都是我的直属部下。我家庭的各个成员，特别是我的妻子利迪亚，我的儿子约翰·泰勒和媳妇普里西拉，在表达非职业军人的观点并为其辩护等方面，对我帮助极大。哈普尔兄弟出版公司的汤姆斯先生协助我进行了那项特别艰巨的工作，这就是减少——如果不是消除——久居住五角大楼的人的笔下所必用的技术术语和呆板的文字。 第2页 最近有人问我，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哪些东西对我作为参谋长是最有帮助的。是去指挥与参谋学院和陆军大学学习吗？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与马歇尔上将共同工作吗？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指挥空降第101师或在朝鲜指挥第8集团军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在入西点军校之前，我所参加的肯萨斯城的东北中学辩论会，是对我最有用的准备工作。”读者从以下各章中可以知道理由何在。 马克斯威尔·d·泰勒 第一章 极端荒谬的论点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担任空降第101师师长时所写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则记载：“1945年7月28日。星期六。驱车前往贝赫特斯加登，与马歇尔将军和巴顿将军共进午餐。参加第二军的径赛运动会。后与马歇尔将军一起返回贝赫特斯加登别墅。第一次听到有关原子弹的消息”。 当时的背景是：德国投降时，空降第101师正在迅速越过巴伐利亚南部，并以贝赫特斯加登作为它的目标。贝赫特斯加登曾是希特勒的着名的休养地，它和柏林一起，在当时成了纳粹主义的最后象徵。据说这个崎岖的山区虽是坚固的防御堡垒，具有严密的组织和良好的防御工事，可以作殊死战，但却在美军步兵第3师、空降第101师和法军装甲第2师的联合攻击下迅速瓦解。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看到的敌人最后一次的射击，就是来自贝赫特斯加登西面山路的一挺德国机枪。 空降第101师一旦驻扎在阿尔卑斯山脚下这个风景区后，就开始接待许多着名的访客。有些是德国的领导人，是在苏军向东进军时逃出来的。他们来时非常匆忙。例如，驻义大利德军司令凯塞林元帅，伟大的德国装甲兵统帅古德林将军以及其他许多职位较低的人物都投到我们空降师这里来。其他的访客则来得较为悠闲，他们都是美国或盟国的领袖。 在这种情况下，当我在1945年7月下旬得悉马歇尔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我在陆军部参谋部任职时，曾在他的麾下服务——将在波茨坦会议后前来访问我们时，我真是高兴极了。当时他带口信给我说，他希望在贝赫特斯加登安静地休养。但愿与巴顿将军共进午餐。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司令部当时设在我师驻地以西约70哩处的巴达杜斯。 我把马歇尔将军的愿望转达给了巴顿将军并按时前往萨尔斯堡机场去迎接参谋长。当他下机后，我把他带到贝赫特斯加登别墅，并将他安置在一所过去经常有纳粹要人居住的公寓里。巴顿将军则在午餐前赶到。于是，我们三人静悄悄地在马歇尔将军的套房里进餐。饭后当谈话的内容转向波茨坦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时，我把这两位贵客引到了当地的运动场上。在那里，第2军和我师的运动员正在举行径赛。在巴伐利亚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我们三人与其他观众保持一段距离。在休息的时候，马歇尔将军转过来对巴顿将军和我说，“先生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些极端重要的事情。你们听到这些事情后，我就毋需提醒你们关于保守秘密的需要了。” 接着，马歇尔将军开始告诉我们一个以前我们毫不知道的故事：十二天之前（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哥多爆炸了第一枚原子武器。他简单地阐述了在小格罗夫斯少将领导下的曼汉坦地区[cdhyy註：似乎应该译为“曼哈顿工程”。]的发展情况，小格罗夫斯及其同事所克服的重重困难以及终于胜利地爆炸了原子武器的情况。他开玩笑地解释说——我想这使我们更加迷惑不解——，这并不是一次“爆炸”，而是一次“内破裂”。 马歇尔将军在叙述了爆炸的巨大威力以及它在军事上的含义后，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这次谈话：“先生们，在八月第一个月明的晚上，我们将把其中的一枚原子弹投在日本人头上，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投掷两枚以上。”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 巴顿将军和我默默相对，仔细地领会马歇尔将军谈话的可怕的含义。至少，我在当时力图设想这些武器对太平洋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接着，又猜测这些武器对未来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用这些武器在欧洲开闢进攻的道路，那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的成千名勇敢的士兵可能因此而得救，的确，我认为，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种武器，它可以保持和平，并使墨索里尼或希特勒之流永远不敢利用战争来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自由世界。 至少这些就是我当时的想法。至于巴顿将军的想法，我是永远不会知道的了，因为这是我和他在他死前的最后一次会面。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俩人都感受了这一荒谬的论点的魅力，认为使用或威胁使用大规模毁灭性的原子武器，就足以保障美国及其友邦的安全。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着说明这种想法确实是一种谬见。 不久以后，歷史就证明了马歇尔将军关于原子武器对日本影响的估计是正确的。两颗原子弹确实结束了对日战争。日本投降了，胜利赢得了，原子时代也来到了。整个世界比贝赫特斯加登径赛运动会上的将军们更加深刻地感到美国手中新武器的可怕威力。这使我国人民很快认识到我们武装部队掌握的空中投掷的原子弹是绝对的武器，可以使独占这些武器的国家——美国——能够通过威胁使用它而维持世界的秩序。这样，一种新的战略原则——最后称为大规模报復政策——就在1945年出现了；并在1953年我国政府採纳的所谓新面貌计划中，作为一种正统的军事思想而被完全接受。在其发展过程中，这种思想曾因韩战的爆发而遇到了挫折，因为这次战争违反了它的许多基本假设。但是它继续存在，而且即使在本书谈到的一些变迁中，也继续发展成长。大规模报復政策有时尽管暂时受到挫折，但仍然是指导我们目前军事准备的基本战略原则。国防问题的发言人虽然有时也反对无条件信仰大规模报復政策，但这种信仰却反映在每年军事预算的数字中。自从韩战结束以来，而且尽管韩战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国防费用首先还是用来满足大规模报復政策和原子大战的要求。俗语说：“不惜为珍视的东西耗尽心血。” 第3页 我认为，大规模报復政策作为战略指导原则来说，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因此，目前迫切需要重新衡量我们的战略需要。在大规模报復政策的全盛时期，它只能使我们领导人面临这样两种抉择：发动核大战或谋求妥协和退却。从最初制定大规模报復政策以来，世界上发生了许多大事。这些事件对大规模报復政策的有效性投下了阴影，同时也揭露了它的虚伪性。韩战是在我国垄断原子武器的时期内进行的一场有限的常规战争，但它却清楚地说明了这项政策并不是普遍适用的。1945年以来的其它许多有限战争——中国的内战、希腊和马来亚的游击战、越南战争、台湾事件、匈牙利事件、中东战争、寮国战争等等——，也清楚地说明了我们的大规模报復战略可能阻止了大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却未能保持住“小和平”，即没有消除局部地区的骚动。 其他的一些事件也要求我们重新衡量我们的军事战略。我们已经丧失了对原子武器的垄断。我们的弹道飞弹的数量可能比苏联少。但我们没有反飞弹飞弹来抵消苏联的优势。我们并没有在抵抗共产党的地面力量方面作出现实的努力。我们的许多军事联盟正在遭受“贫血症”的折磨。我们正在进行没有胜利希望的比赛。因此，应当设法加以改变。但是，由于我们制定战略的机构和方法还存在着缺点，因此要改变这种局面是困难的。特别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缺乏效率，需要进行根本的改变，以便作为我们全面地重新衡量战略的前奏。 因此，我建议用“灵活反应的战略”来代替大规模报復战略。这种战略要求我们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各种规模的挑战，要求我们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战争，从核大战到诸如1955年威胁寮国和柏林之类的渗透和侵略。这项新的战略承认，遏制或迅速赢得有限战争和遏制大战一样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赢得局部战争，就会遭到蚕食，或者投入一场日益扩大的冲突，而这场冲突是可能发展成为我们大家都希望避免的大战的。 为了在战略方面进行这样的改变，就必须进行许多工作。首先，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国防部下达明确的指示。其次，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这项指示确定军事需要的先后顺序。最后，它也要求编造新的国防预算，以确保国防费用能够根据批准的（军事）需要的先后顺序加以分配。这几项行动结合在一起，就成了“灵活反应的军事计划”。这样一种计划是为了克服我们在1961－1964年期间在军事上的严重不利情况所必需的。 为了对国家安全的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就需要在讨论开始时对某些基本术语的含义，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大战”和“有限战争”这两个术语早已需要给予一个定义了。我在本书的前一部分，将按政府制定战略的人员目前所下的定义来使用这两个术语。但是应当讲清楚，我并不同意他们对这两个术语所下的定义，我在此后发表的意见中将会说明这点。但为了便于目前的讨论，“大战”指的是美苏部队直接牵涉进去的，而且在战争一开始就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另一方面，“有限战争”指的是尚未达到大战程度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美国的武装部队将根据实现国家目标的需要去使用原子武器。贊成这些定义的人们也认为，这些局部性的冲突可能在欧洲以外的，比较不发达的地区爆发，而美国只需用有限的部队就能应付。 这些定义只是在经过了非常激烈的辩论后才在官员中间流传开来的。我们正在为修改这些定义进行努力，反对“大战”定义的人们认为，这样一来，一当美苏两国部队交锋时，不管这种冲突的规模多大，也不管它的政治重要性如何，看来我们就必须发起全面的原子轰炸。对定义的这种讨论，并不是生硬无味的，而是有其实际效果的。例如，坚持这样的定义，就会在出现苏联或其盟国封锁我们去柏林的通道的情况时，使我们不能为此而制定合理的对策。在计划应付这种紧急事件时，就可以用这种定义作为理由，反对美国用地面部队刺探苏联的意图，和避免因苏联的虚声恫吓而撤出柏林的可能性。由于这种行动可能使美国部队和苏联部队发生武装冲突，因此，它就可能导致大战的爆发——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大战的定义的话。可是，具有常识的人会说，我们并没有严肃地对待大战的定义。但是，既然它仍是战略制定人的正式用语，那么，除非另有註明，否则我将沿用这一定义。 关于“有限战争”的定义是有缺陷的，因为它似乎排除了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管辖的西欧地区内进行任何有限战争的可能性。这一理由经常在五角大楼的辩论中被提出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曾经爆发过一次有限战争，即1947年的希腊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曾在提供军事顾问和军事装备方面，作了重大的贡献，即使美国在当时垄断了原子武器，也没有人建议使用这种武器和把局部性的敌对行动扩大成为大战。局部战争的定义中所隐藏着的“小规模”的含义，是应该遭到反对的，因为这种含义可以被用来阻止武装部队策划比1958年黎巴嫩登陆还大得多的事件。这种含义甚至还使它的积极拥护者否认把朝鲜冲突说成是有限战争，尽管这一战争在地理、武器和政治目标方面都有其显着的局限性。 第4页 这两个定义都促使武装部队对原子武器的依赖达到了值得怀疑的地步。在大战中，原子武器将立即使用，在有限战争中，则将根据国家的利益使用之。目前虽然没有机会来检验这一假设在大战中的有效性，但是有意义的事情是，在1958年的黎巴嫩登陆中，美国陆军的诚实约翰火箭配置在贝鲁特港口外，但不准上陆，因为它既能发射原子弹头又能发射常规弹头。在这一事件中，我们的政治领袖认为，即使由于原子武器的出现而显示了我们有可能使用原子武器时，也是对我国不利的。此外，这两个定义中所包含的大战将会带来突然的毁灭，而有限战争相对说来是微不足道的论点也被用来做为一种理由，以资反对保持为进行长时期军事活动所需的训练有素的预备人员和备份的军事装备。因此，我们可以公正地说，这些定义规定了军事战略的面貌。它们是被用来为大规模报復战略辩护的，同时又排除了考虑常规战争的需要。为了解释存在这种定义的原因，现在必须回顾一下大规模报復战略的演变过程及其产生的思想背景。 第二章 大规模报復原则的产生 定名为大规模报復的原则最后成了美国军事战略的中心思想。这一原则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义大利杜黑将军的理论及其对美国空军思想的影响。杜黑将军认为，而且空军的军官接受了他的教育后也认为，对敌人的工业和人口中心实施战略轰炸，就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曾致力于实现这一理论。德国空军在大战初期轰炸英国和其它盟国城市的实例，促使英、美空军对城市目标进行大规模的轰炸。随着制空权在战争过程中逐渐转移到盟国手中，它们就有可能在没有很大抵抗的情况下对德国的城市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这些空袭虽然破坏了德国的大部分城区，但在摧毁德国支援战争力量的工业生产方面，却是意外地没有收到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曾分析了轰炸的效果，并将结果汇集在战略轰炸调查局的报告中。这些报告清楚地表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略轰炸在摧毁纳粹德国的军工生产方面，并未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它并不是赢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而只是一种有利的因素。因此，杜黑将军的积极拥护者只能从欧战的结果中，为他们的主张找到有限的支持。 对日战争的结局与欧洲战争不同。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轰炸，为战略轰炸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说法提供了新的理由。原子弹使空中力量具有了一种威力大大增强的新武器，而且又助长了这样的信念：空军现在掌握了终极武器，可以使美国把美国式的和平强加于全世界。由此也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在新的时代里，常规的武装部队很少有所作用，甚至没有任何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核武器的威力、局限性和政治意义虽然只为人们所模煳了解，但它们已开始对战后的军事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看来可以清楚地看出，原子弹代表着一种代价小、破坏力大的武器。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当时我们需要用它来代替战后在“让我们孩子重返家园”的浪潮中被彻底遣散的武装部队。在此后几年中，要想重建同样的部队，就不仅需要支付巨大的费用，而且非常有损于我们的政治威望。 杜鲁门政府和美国人民当时都不准备付出这样一笔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依靠核武器和战略轰炸来保卫我国的想法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就不足为奇了。这样一种计划看来可以使我们不致在地面上和共产党进行一场骯脏的、耗费巨大的战争。这是用机械力量来对付人员的一种方法。它的代价很小，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少花钱，多办事”的口号。但是，这种对大规模报復力量的依靠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原子武器最终可以用美元，也可以用卢布买到。 在这种战后气氛中，美国把大部分国防费用用在空中力量和原子武器体系方面，可能就是非常自然的。的确，当时的一些事件——如共产党领导的希腊内战，共产党在捷克的政变和苏联封锁柏林等等——应当使我们想起应付原子弹所无法应付的各种挑战的需要。然而，当时即使理解到这一教训，也未产生什么效果。为了满足原子力量的需要，常规部队还是被牺牲。 在1948、1949和1950财政年度期间，陆军的预算逐步减少，而空军的预算却急剧增加。陆军的兵力从1945年的89个师下降到1950财政年度的10个师。海、空军的常规力量在这段时期内也有减少，但没有减少得这样多。空军尽管和海军发生了公开的、激烈的争论，但仍然继续被允许来执行b－36型轰炸机的制造计划，作为扩大远程核攻击部队的一部分。 1950年7月[cdhyy註：1950年6月25日。]，北韩部队越过了38°线，美国部队投入了战争，于是战争就开始了。美国部队直接进入了这个遥远的、比较不为人知道的国家以及尔后的军事行动的性质，是对大规模报復政策拥护者的一种打击。因为，如果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对朝鲜和中国北部发出使用原子弹的威胁或使用原子弹，就足以迅速赢得战争的胜利。但事实是，由于某些原因，美国宁愿进行一场目标有限的有限战争而不愿使用原子武器，即使它在当时完全垄断了这种武器。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许多军事评论家不得不面临的冷酷的事实。他们只能责怪说，我们接受这种有限条件下的冲突是愚蠢的。他们说，这等于是把自己的一个臂膀缚在背后去进行战争。如果我们的空军力量能摆脱强加于它的束缚，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对敌人军事力量的源泉进行无限制的轰炸而把战争引向胜利的结局。问题虽然可能如此，但政府中负责的军事和文职领导人在当时已经考虑了这些理由，而且一概予以拒绝。结果，击退共产党侵略的决定性行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进行的那种地面战斗很相似。尽管联合国在空中和海上占有压倒优势，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仍是沿着朝鲜山头部署的步兵部队。这种地面上战线的变化，就是衡量战争胜利的标准。 第5页 我在担任驻朝第8集团军司令期间，对这些事实有很深的印象，因此在停战后不久，我在给李奇微将军的信中，曾经这样写到： “我在韩战中得到的突出的印象是，我们的许多现代化武器都不能适应朝鲜式的有限战争的需要。这里我特别指的是空军、海军和装甲兵的武器，再加上陆军的某些武器和装备。敌人、地形和天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为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在西欧）而装配的许多造价高昂的武器都失去了效用。除了上述局限因素外，尚应加上下述主观上的因素，即我们不愿使用已经投入了大部分军事费用的原子武器和其它特种武器。 “由于缺少对手，我们很多的海、空军力量都不能有效地运用。除在朝鲜半岛的西北角有米格式飞机外，敌人就没有空中力量可以和我们作战。同样，在海上，世界上威力最大的舰只被迫用来炮击海岸上比较不重要的目标，或对微不足道的敌人海军部队进行封锁。 “最后，由于各种原因，其中有些是军事上的，有些是政治上的，我们没有使用特种武器（即原子武器）。在这些原因中，包括：不愿对第二流的敌人使用这些武器，怀疑这些武器在朝鲜这种地形上的效果，害怕敌人对朝鲜和日本的目标进行报復，以及盟国拒绝採取可能扩大战争的行动。不管贊成和反对在朝鲜使用特种武器的理由的利弊如何，我们有意识地不使用原子武器的事实，提醒了我们，特别是随着苏联原子力量的增强，我们在未来的事件中，还可能如法炮制。最后，通过双方默认取消特种武器，我们可能被迫再次依靠常规武器。” 但奇怪的是，在美国，韩战最后的结局不仅没有削弱，相反却增强了对原子空中力量的信心。到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时，美国举国一致厌恶韩战，并对它遗留下来的失败，感到不耐烦。公众对这次冲突未能定局所表示的不满，构成了1952年总统选举中的一项重要政治因素。艾森豪将军就是在许诺早日结束因杜鲁门政府的错误而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朝战僵局的基础上当选总统的。 艾森豪将军就任总统后，他的新政府就立即宣布以新面貌政策作为它的军事指导政策。新面貌政策在其主要方面，和旧的空权理论没有什么不同。它之所以被立即接受，是有其复杂的和不同的原因的，其中有些已在上面提到。它们包括：国内对朝鲜冲突的反应、继续相信空中力量的效力、希望节约开支以及美国人民倾向于採取简单的解决办法等等。而大规模报復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短暂而勐烈的战争的原则是符合这些要求的。大规模报復政策要求以压倒的优势使用空中力量，避免在地面上浴血苦战。这种假定的战争进程的缩短，增强了减少常规动员费用的希望，而另一方面，大规模报復力量的巨大威力又使美国能够迅速击败胆敢反对我们的敌人。 随着新面貌政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确立，它就形成了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原则，其中有些是军事的，有些是政治的。它的出发点是，需要保持一支用来进行长期斗争的武装部队，而又无需接受一个具体的作好全面战备的日期。它重视大规模毁灭性的新武器，把它看作是一种为提供遏制任何侵略（大的或小的）所需的报復打击力量的基础。它贊成削减美国驻在海外的部队，以便在国内建立一支中央战略预备队。武装部队的规模应当缩小，免得我们被引诱来用常规武器进行另外一场韩战。新面貌政策的积极发起者深信，美国应当永不再重蹈覆辙，并且着手裁减武装部队，以便使未来的领导人即使有此想法，也无法使其见诸于行动。 新面貌政策的採纳是新的艾森豪政府所採取的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它确定了从1953年到现在的美国军事政策所遵循的方向。它的直接效果是，武装部队的总人数在1955和1956财政年度有了减少，而核空军的现代化程度和规模则在牺牲常规部队的情况下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扩大。 贯彻新面貌政策的第一个步骤，是改组参谋长联席会议。艾森豪总统在1953年5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道，他已经决定进行这种改组，以表明政府决心採取新的解决办法和与过去断绝联繫。他当时任命了雷德福海军上将接替布莱德雷将军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卡涅海军上将接替费泰勒海军上将为海军作战部长，李奇微将军接替柯林斯将军为陆军参谋长以及特文宁将军接替范登堡将军为空军参谋长。 这种同时更换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是由下列各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新的艾森豪政府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看法和杜鲁门政府稍有不同。新政府认为，参谋长们是政府“团体”中的成员，应当在他们的文职上司的指导下为达成该“团体”的目标而努力。政府希望，参谋长们在提出意见时，应当考虑到他们的上级的观点和看法，并避免提出会引起争论的或使人为难的建议，他们应当不顾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如何，而对政府在军事政策方面的行动公开负责。他们应避免在公众或国会中造成不团结的印象。新的参谋长们的任期没有具体规定（但政府的意图是两年重新审查一次），这清楚地表明参谋长们如有不满就将採取制裁手段。李奇微将军以后指责说，当他表示不满时，他就经常遭到压力，要他遵照官方的政府路线行事，而且也向他表明不准让公众知道他的不满。 第6页 其次，撤换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也是有着国内的政治上的原因的。对于许多共和党人来说，继续听取与新面貌政策准备削减或取消的军事计划有关的人士的意见，似乎是不合理的。同时也有人暗中怀疑，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那种中立的军事专家。特别是布莱德雷将军，更加遭到人们的怀疑。参议员塔夫脱认为，布莱德雷将军干涉了政治，他支持杜鲁门政府在1950－51年把部队派到欧洲去的行动。1953年4月，塔夫脱又主张设立一个候补性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其成员在未正式任命之前就着手审查军事政策。他认为布莱德雷及其同僚已经献身于杜鲁门政府的政策，而且在这些政策里面有其既得的利益。这位参议员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优先注意欧洲的军事需要，因而乐于看到雷德福海军上将接替布莱德雷，因为前者是在太平洋和亚洲薰陶出来的。 不管许多人退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理由如何，对于大多数职业军人说来，这究竟是一件深深令人沮丧的事情。它表明，参谋长联席会议是政府的一个附属品和它的军事政策的发言人。这种职责是和以前公认的职责有显着的区别的。在这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被认为是一个非政治性的机构，负责向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提出专业性的意见。人们曾经认为，他们在提出建议时，应当不太考虑政治的或经济的因素，因为国家战略中的这些方面自有政府机构中其他成员负责。而现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地位就暧昧不明了。这样的一个机构一直保持到现在，而且继续扰乱我们军事战略的制定。 当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新成员就职后，他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决定实现新面貌政策的必要条件。1953年12月，他们提出了一项为建立一支稳定的武装力量——直到1957年——所需的预算和人力。据估计，武装部队的人数约为2,800,000，其中陆军100万。他们认为，维持这样一支部队，每年约需340亿美元。但是只有当某些假设——其中最重要的假设是，不久，美国就毋需在朝鲜投入大量部队——成立时，这些部队和预算才足以满足需要。 我国军事机构从1953年到1959年的发展过程，就是执行以1953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来的估计为基础的新面貌政策的全部歷史。它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基本的安全政策。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年报上被称为“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其中规定了致力于国防的政府各部门的总的指导方针，其次，参谋长联席会议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总的指导方针化为具体的计划，以建立为支持批准了的国防政策所需的武装部队。为此而制定的基本文件被称为“联合战略目标计划”，最后是关于编造每年国防预算的一些活动。在每年的国防预算中，主要是分配财政资源以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武装部队的各项计划。在上述三个方面，新面貌政策都遇到了障碍。这将在下面两章中加以叙述。 第三章 新面貌政策在实施中（1953－1956） 自从新面貌政策推行以来，陆军一直并不愉快。最初，陆军的代表们不安而有保留地接受了这项政策，以后则加以拒绝。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将军于1953年就任后不久，即发现在执行新面貌计划的事宜上，经常处于单枪匹马地反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的境地。他的这种勇敢的行动，虽然是他认为所必须採取的，但终于使他失去了官方的宠爱，并在任职两年以后，即在1955年开始退休。 使陆军对新面貌政策感到不安的，并不是因为政府重视和宠爱空中力量。陆军在韩战中在生命和资源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经歷非常清楚地印在它的领导人的脑海中。他们从武装部队在朝鲜所受到的限制，想起了在危机时政治因素在文职领导人员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新面貌政策中所假定的，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都可以毫无限制地使用原子武器，这是否现实呢？韩战的经歷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不久以后发生的事件也证明，我们对于过于依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以此作为武装部队主要的武器而产生的不安，是完全有理由的。的确，签署新面貌政策的墨迹未干，奠边府即告陷落。这一事件是对新面貌战略的有效性的一个实际考验，并且暴露了它的弱点。1954年初，法国在奠边府的防御形势的不断恶化，使五角大楼和白宫在4、5月间不断讨论美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干涉的性质和程度。有些空权论的支持者要求採用空袭的办法进行干涉，然而很大程度上由于李奇微将军的努力，五角大楼和白宫终于接受了这样的论点：当时如果进行任何干涉，不是时间太迟，规模太小，就是进行错误的干涉。尤其是，当时对于如何使空袭的规模既能使法国具有胜利的希望而又不致危及法军这一点，还存在着疑问。在这些讨论、考虑和犹豫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应付这类性质的局部战争，美国需要有装备常规武器的现成的武装部队。但不幸，在当时，这种部队无论是在实力上或处境上，均不足以使人们抱有胜利的希望。同年5月，奠边府陷落。7月，在日内瓦会议上，印度支那就以17°为界，分属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这就是新面貌政策不能根据我们的条件保持和平的第一个事实，但不是最后一个事实。 第7页 尽管除朝鲜外又有了奠边府的教训，美国武装部队在1953年和1954年仍通过国防预算的拨款，不断地根据新面貌政策的要求进行改组。与此同时，在发展原子武器方面，无论在国内还是苏联，均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美国于1952年在埃尼威托克岛的试验中，爆炸了一种百万吨级的原子武器。这一消息发表后，接着传来了苏联在1953年8月爆炸了一枚氢弹的消息。虽然我们知道苏联曾在1949年爆炸了一枚原子装置，但当时我们对这一成就未予重视。因为我们认为这次爆炸的只是一种原子装置，而不是作战武器。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了，苏联正在发展原子武器方面，迅速地向前迈进。于是我们第一次开始讨论美国丧失原子武器垄断后的影响以及出现相互威慑的时代的可能性。这里所说的相互威慑，指的是东西方在原子摧毁力方面，处于僵持的局面。这种僵持局面会使双方在任何利益冲突中都不会故意选择原子大战的道路。 奇怪的是，苏联是在韩战爆发前一年进行第一次核爆炸的。但是“相互威慑”的可能性和意义却没有更早地影响我国的国防政策。我国领导人在致力于发展“绝对武器”的时候却忽视了，或者有意忽视了大型核武器在政治上的不利条件，也忽视了这种武器不能用于较小的冲突的明显的事实。但公众只是从非官方的对国防政策的评论中，才第一次得到了关于依靠核战略的局限性的暗示。在批评核战略的着作中，包括乔治·f·凯南在1954年所写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一书。书中写道，“总体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今以后，有限军事行动是唯一可以达成任何真正目标的战争”。同样的论点也在李特尔·哈特、w·科夫曼、范尼伐尔·布希和伯纳德·布罗迪署名的文章中得到了反映。这种来自非官方的文章代表了公众对大规模报復政策的有效性的第一次责难。对此，我是热烈欢迎的。鑑于这些作者并不了解关于原子武器的威力的全部情报，因此，他们提出的尖锐的批评更值得引起注意。 在政府的行政部门内，也秘密地出现了一种怀疑新面貌战略的思想。苏联在核武器方面的成就，使我们不能忽视世界局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这一事实。因此，在1955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详尽地审查了1953年发表的关于新面貌政策的声明。在这次审查中，官方第一次承认了相互威慑的可能性，以及美国在这种时代里拥有应付有限侵略的、能够遂行多种任务的、现成的部队的重要性。不然，美国迟早得做出下述选择，即不是在局部侵略面前屈服，就是肆无忌惮地使用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审查的结论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一种脱离依靠大规模报復政策的非常令人鼓舞的趋势。而且这种结论看来为支持一种较为灵活的战略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 陆军领导人对于1955年的这一新的指导思想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在返回美国接替李奇微将军的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前不久，就曾在东京的办公室内接到了一份关于这一指导思想的文件。1955年2月，当我在朝鲜和日本履行远东陆军司令的职务时，我对这项担任陆军参谋长的新任命，感到突然。2月18日，我正在日本视察骑兵第1师的一支部队，我的设在座间的司令部派通信员给我送来了陆军部长罗伯特·斯蒂文斯的一份电报。他要我立刻回华盛顿面商机宜。当时正值霍尔将军即将卸去驻远东美军总司令职务之时，因此我认为，把我召回华盛顿是和接任霍尔将军的职务有关。与此同时，我也知道，李奇微将军在担任陆军参谋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已经引起了他可能退休的谣言。这些情况在我前往华盛顿的前夕，在我的家庭中引起了许多猜测。我的夫人和面临着调动可能性的任何陆军人员的夫人一样，要求在发生调动的时候，立即打电报给她。因此，我们就象阴谋家一样地编了一套家庭通信密语。我们约定，如果我接替霍尔将军的职务，我的电报就是“露茜（霍尔将军的夫人）向你致意”，如果我担任陆军参谋长的职务，我的电报就是，“彭尼（李奇微将军的夫人）向你致意”。 我飞抵华盛顿时，受到了副参谋长韦伯尔中将的欢迎。他向我保证，他和李奇微将军都不知道我返回华盛顿的目的，只有斯蒂文斯部长能把这一点告诉我。第二天，我第一次晋见斯蒂文斯部长，但并未得到全部答案。他指出，我之所以被召回，主要是为了研究继任霍尔将军的事宜，但也有可能还有其他事情。我虽然感到有些神秘莫测，但仍然拍发了“露茜向你致意”的电报。 第二天，斯蒂文斯先生带我去见国防部长威尔逊。正如他惯常所作的那样，他并不立即谈论正题，而是首先长时间地议论东方的情况，尔后开始反覆考查当文职人员的观点和我不同时我对执行这些命令的态度。由于我在37年的服役中没有出现过任何不服从的现象，我问心无愧地向他作了保证。但我必须说，我对经受这样一次忠诚考查，是非常惊奇的。经过这些考查后，他才谈到了正题，说总统正在考虑让我继任李奇微将军的职务。而他是在考查我是否能担任这一职务。 显然，我通过了这次考查，因为威尔逊先生后来让我在2月24日下午2时30分去见总统。这是艾森豪将军就任总统以来，我第一次和我的战时的老上级会面。他以固有的热情向我招唿。但他却在考虑重大的问题。他希望确实了解未来的参谋长的态度。表达的方法虽然不同，但含义是相同的。我又一次轻易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且又一次通过了考查，虽然我仍然不知道他们对我进行这样考查的目的何在。临别时，总统谈到了他的意图，要我首先接替霍尔将军担任远东美军总司令的职务，然后经过一段短促的时期，提名我继任李奇微将军的职务。 第8页 回到五角大楼后，我立即拍发了“彭尼也向你致意”的电报，因而在我的家庭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回日本后，我第一次看到了1955年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的全文。这一文件内容非常广泛，距离“大规模报復”的理论也很远，使我感到惊讶。因而在返回华盛顿以前，我就草拟了“国家军事计划”一文的初稿，根据我的理解，概要地陈述了如何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原则。就任陆军参谋长以后，我就把这份原稿交给陆军参谋部，让大家批评和指正，结果修改得并不多。陆军部长布鲁克（他是在1955年7月21日接替斯蒂文斯的）同意把它作为一项文件，以说明我们认为国家在今后几年内所需要的军事计划。这一文件于是就第一次系统地陈述了新的“灵活反应”的战略，从而成为了与正统的“大规模报復”战略的对立物。鑑于这一文件是本书的论点的基础，故将全文抄录如下： 国家军事计划 一、国家安全计划的目的： 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目的是保护美国的安全及基本的精神价值和组织机构。为了促进此基本目的，美国决意用美国人民能够接受的一切手段改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使其不再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国家安全计划必须包括一切有助于提高美国地位和威望以及实现国家目标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心理与文化等方面的计划。其中心目的就是制止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必须具备足以诱导共产党集团放弃或不敢进行各种侵略的政治、军事、经济和道义上的力量，使敌人深信发起侵略将会是得不偿失的。 二、国家军事计划的目的： 国家军事计划必须与国家其它计划密切配合，其基本目的是保持相当的军事实力，使之既能应付大战，又能应付除大战以外的侵略。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实力应尽可能防止战争，限制已经爆发的战争，并能顺利地击败任何可能威胁国家利益的侵略。 三、国家军事计划的内容： 1.一项健全的军事计划应为实现以下各点提供足够的条件： 遏制大战，遏制局部侵略，击败局部侵略并取得大战的胜利； 2.苏联可能在事先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对美国发起原子大战。与此同时，还可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上採取配合的行动。因此，美国的军事计划应为遏制这类战争做好准备； 3.虽然这种由苏联发动的原子大战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是爆发除大战以外的侵略的可能性看来更大。在即将来临的原子武器十分充裕的年代，必将造成相互威慑。共产党人可能因此倾向于扩大运用颠覆和有限侵略的策略。因而，国家军事计划必须准备遏制有限侵略，并准备在威慑失效时击退这种侵略。否则就可能产生下列后果： （1）除大战以外的冲突可能扩大成为大战； （2）共产党集团的不断胜利可能会侵蚀自由世界的物质和道义力量，并进而丧失遏制局部战争和大战的能力； （3）自由世界大部分地区可能在局部侵略下沦陷，也可能採取中立政策，使美国实际上陷于孤立； （4）共产党的缓慢的侵略不断获得成功，可能促使它们因估计错误而导致大战； 4.必须经常承认这样的可能性，即：尽管我们全力加强威慑力量，但一开始就使用原子武器的大战仍可能发生，并延续很长的时间。因此，美国必须准备应付万一，国家军事计划必须准备迅速扩充，以便顺利地进行大战。 四、国家军事计划在军事上的要求： 据上所述，在军事方面的需要如下： 1.在军事技术方面保持对共产党集团的优势； 2.一个能够有效地对敌人进行报復的原子威慑体系； 3.一个强大的大陆防御体系（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措施），足以防止敌人对美国大陆进行摧毁性的打击； 4.在国外部署足够的陆、海、空军部队，以履行国际义务，并有足以支持持续战斗的后勤支援部队为后盾； 5.能够迅速开赴可能发生局部侵略的地区的陆海空军部队。这些部队应该能够根据命令，适时和适度地使用原子武器，并能立即得到相应的后勤支援部队； 6.其他的现成的陆、海、空军部队，以便能够在大战以外的情况下迅速增援第5项所提到的部队，并能在大战情况下迅速增援第4项所提到的部队。这些部队应能根据命令，适时和适度地使用原子武器，其后勤体系应能在原子或非原子的局部战争中，或在原子大战中进行支援； 7.继续执行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以发展当地国家的军事实力，增强盟国的信心，并协助盟国遏制和击败共产主义的侵略； 8.美国国内的后备队应能迅速动员，俾能（1）接替上面第6项所提到的抵抗局部侵略的部队，（2）应付原子大战的需要； 9.为美国及经过挑选的盟国储存为适应战争需要所必需的装备，直到战时生产能够满足需要时为止； 10.一个能支援原子大战的军事生产、动员及训练的基地。 五、结束语： 1.一项健全的军事计划应能满足上述军事上的需要。它起码应能遏制大战或局部战争，并能迅速赢得局部战争的胜利。在依靠威慑力量时，我们必须牢记：共产党在技术上和战争准备上所取得的进步有可能使我们今天的威慑力量不足以在明天约束苏联集团。 第9页 2.国家军事计划应能灵活地应付未预料到的情况；它不应只适应于任何单一的武器体系、战略思想或某一类联盟，而应能在各种情况下支持我国的政策，既能吸引主要盟国，又不排斥其它盟国。总之，美国的军事计划应包括一切合理的措施，以求防止大战和局部战争，同时又保持了能进行任何大战或小战的力量，以期实现我国的目标，并在敌对行动胜利结束后出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1956年10月1日 这一文件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绝对坚持武装部队的首要任务是遏制战争。它承认故意发动的大战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但鑑于相互威慑形势的出现，它也估计到较小型的侵略战争比之故意发动的大战更有可能爆发。在此情况下，能否迅速地对付有限侵略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局部侵略未遭抵抗，就会削弱我国的世界地位，如果对局部侵略抵抗不力，就有可能扩大成为我们竭力希望避免的大战。如果我们根据威慑的原则採取行动，我们就应在设法满足大战中保全自己或赢得胜利的全部需要之前，为用于遏制大战、遏制和击败局部侵略的部队作好充分准备。我个人认为能否确定前一种需要颇可怀疑，更不用说去满足它了。 如果承认这样的优先努力方向，其结果就会更重视所谓的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并实际上将它放在与原子威慑部队同等重要的地位，就会更重视常规军备，并且更注意满足战争储备物资与动员能力的需要，就会否定“新面貌”计划中短暂战争的概念。这种对武装部队的组织应能灵活地应付各种可能的军事挑衅的强调，使国家军事计划中的这一原则最终赢得了“灵活反应的战略”的称号。 1955年以来，陆军领导人一直认为，批准类似上述的计划，将是朝着适应正在变化着的我国国防需要而前进了一大步，它至少应提供能遏制大战和局部战争，并能迅速赢得局部战争的部队。这支部队应由各军种的部队组成。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与空军都将在其中起光荣的作用。它的灵活性使它能随时适应目前未预料到或预料不到的一切情况。它可以不依赖单一的武器体系和战略思想，而这正是大规模报復政策的主要缺点。它将能因我们的部队能运用逐渐加强的力量而迎合盟国的心意，而盟国对大规模报復政策却没有什么指望。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将为我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国际会议桌上进行外交活动时提供巨大的利益。最后，如果不幸爆发了战争，这个灵活的战略所提供的武装部队既能达到军事上的目的，而又不致看不到理智力量的最终目的——即在战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大规模报復则只能提供无限制的破坏。 这份陆军文件是在1956年3月3日到9日在波多黎各腊迈空军基地召开的一次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第一次提交其他军种考虑的。这次会议是奉国防部长威尔逊的指示召开的，以使参谋长们能够关起门来重新审查一下他们在1953年时所估计的“新面貌”政策的长期需要。我的同僚们有礼貌地阅读了这份文件，然后默默地把它放在一边。那时，其他军种都很满足于现状，要求他们考虑作根本性的改变，尚属为时过早。但是这个问题并未解决，只不过推迟了而已。 波多黎各会议的收穫几乎不值一提。参谋长们之间的基本矛盾隐藏得很深。他们广泛地检讨了形势，并仅仅得出结论说，正在执行的军事计划如能按照今后几年所计划的水平，在时间上延长一下，似乎大致不差了。这个结论实际上正如1953年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的结论一样，认为陆军的兵力应保持在100万左右，整个武装部队的兵力则保持在280万左右。然而参谋长们提高了1953年所编造的财政预算，将1960年以前每年的340亿美元提高到380－400亿美元。除这笔款项外，他们认为每年尚需在对外军事援助计划方面支出40－50亿美元。 尔后的事实很快就证明，参谋长们在估计军事计划所需的日益增长的费用时过于保守。国防部长威尔逊于会议结束时出席会议。他比较现实地提出，既使是400亿美元的最高数字，也将会很快被突破。但是，当政府并不认为国家能负担360亿美元以上的国防预算时，提出这种看法是不会令人愉快的。 参谋长们刚从波多黎各回去，远程飞弹和轰炸机计划的不断增长的费用就暴露了他们在估计未来财政需要方面过于保守。由于政府担心国防开支象滚雪球似地增加，就引起了以军事战略为中心的下一个主要矛盾。这次交锋是在1956年春天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1960财政年度的“联合战略目标计划”时发生的。这是一个制定中期规划的文件。它要求提前四年估计军事上的需要。在腊迈会议后不久，雷德福海军上将确信在财政上不可能按原计划继续实施已制定的军事计划，认为应该牺牲常规部队（非原子部队），厉行节约。特别是，他决心在军事计划中排除任何与苏联进行常规战争的可能性。结果，就大战的定义和武装部队依赖原子武器的程度进行了辩论。我建议承认原子武器的使用可能有某些限制，特别是在和苏联冲突的初期，从而需要可观的常规部队。雷德福海军上将和其他参谋长们反对作此修改，因为如果同意这样修改，就有理由花更多的钱于非原子部队。最后，我的意见被否决，而大战的定义就被确定为美苏直接牵连进去的冲突，并且在一开始就使用原子武器。同一决定授权武装部队不仅可以在大战一开始就依靠原子武器，而且在大战以外的情况下也可根据军事上的需要使用原子武器。实际上，这些做法排除了任何与苏联进行常规战争的考虑，而且削弱了常规武装部队在有限战争中的作用。 第10页 雷德福海军上将既然赢得了使人们支持他的立场的胜利，便于1956年7月带头大力削减常规部队，特别是陆军。他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提出了“新面貌”时期最激烈的建议。该建议如被採纳，将会使我国武装部队的结构在今后四年内发生彻底的变化。这个建议虽未被採纳，但雷德福提案的歷史意义在于，它标志了那些大规模报復政策的极端拥护者准备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它也说明了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处于孤立和少数的军种的不幸处境。 按照雷德福的建议，自1957年开始，部署在欧亚两洲的陆军应削减到配备原子武器的小型特遣部队。抵抗敌人的地面攻击就落在这些得到盟国（指驻在国）部队支援的象徵性的美国部队身上。驻在国内的陆军也将大大削减，并主要限于执行民防任务。有限战争将由空军和海军部队去打，由海军陆战队遂行地面战斗。 这个建议立足于无条件地接受“短暂的战争”的理论。武装部队应使其后勤和人力方面的准备限于满足现存部队的需要，而不必为在紧张时期或战争爆发后建立的部队做准备。于是，他们只准购置必要的器材，以支援在平时组成与训练的现役部队的战斗。 参谋长们于1956年7月9日在雷德福海军上将的办公室里召开行政会议，讨论该建议。显然，如果採纳雷德福海军上将的计划，就会破坏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奉行的世界性的前沿战略，瓦解我们的盟国，并取消作为地面战争有效工具的陆军。因此，我在最得力的参谋的帮助下，仔细地起草了一篇反驳稿，并带着这篇稿子去参加会议。会议一开始，我就採取了攻势，从各个方面——军事上、政治上和财政上——来驳斥这个建议的毛病。概括起来，我的论点是：“主席的观点反映了这样一个计划，它使美国为一种未必会发生的战争进行准备，但却使美国在对付最可能发生的威胁方面软弱无能。它固定了可能的军事反击的形式，其结果是使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政策失去了灵活性和机动性。它将疏远我们的朋友并使他们感到害怕，但恰好迎合了俄国打算把我国军队赶出欧洲和亚洲的愿望。它以“美国堡垒”的概念代替我们过去的战略，后者是以与我们的自由世界的盟国一起在前沿部署我国的威慑力量为基础的。我反覆说明这是一项不能为美国接受的军事计划。” 对这些话的反应，是紧张的缄默。其他的参谋长不表示支持，主席也不答辩。会议不决而散，但是我确信四对一的分歧通常会提交国防部长，而在国防部长那里，我的意见会被否决。 如果没有意想不到的帮助，结果很可能就是这样了。1956年7月13日纽约时报登载了已故的该报驻华盛顿记者勒维罗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雷德福打算削减80万人”。该文章相当准确地叙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秘密会议上刚讨论过的这一建议的某些部分。看来不是勒维罗得到了有意泄露的情报，就是他成功地拼凑了片断的事实，这些片断的事实是他从与了解内情人士的接触中苦心搜罗到的。不管怎样，他机灵地推测了在最高军事人员中间发生的某些问题的性质。 这个所谓的雷德福提案的泄密案在国防部和整个华盛顿引起了激烈的争吵，在国外也有所反应。对泄密的调查立即开始，结果并未查出罪犯。在国外，这次泄密引起了我们某些盟国的很大不安。特别是阿登纳总理对于传说的减少驻欧陆军的建议感到非常不安。他立即派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豪辛格将军与美国国防部重要官员讨论这个问题。 豪辛格将军到达华盛顿后，在几次会议上雄辩地论证，欧洲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地面盾牌部队，作为总的战略威慑力量的一部分。国防部长威尔逊向他保证说，我国驻欧洲的部队不会有重大的削减，这样他才回到德国向总理作了肯定的汇报。 这一事件发生后，雷德福海军上将的建议就被撤消了。建议的书面材料均退回原来的机关。对我国海外驻军和遂行有限战争的部队的严重危险暂时解除了。但是，一年以后又以比较缓和的形式重新出现在1957－1961年的威尔逊－雷德福武装力量发展计划中。 这个阶段的特点之一是国防部和国务院力图不透露参谋长联席会议内就大规模报復和有关问题所进行的斗争。虽然陆军的“国家军事计划”是一个公开的文件，但当我要写一篇文章概要地叙述该文件的思想时，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篇文章是“外交事务杂志”的编辑阿姆斯特朗先生从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的讨论中了解到我的观点的性质后，请我写的。 初稿的题目是“通过威慑争取安全”。我在该文中故意以一种低沉的语调概括地阐述了陆军对国家军事计划的意见。考虑到这个计划可能被称作无所不包的战略计划，需要支出根本负担不了的美元，故我强调首先应当把钱用在有助于加强威慑力量的部队上，只有在满足了它们的需要后，才把钱花在威慑失效后予以运用的部队和计划上。该文章的最后一段如下： “由于对威慑力量缺乏信心和对原子大战中生存的必要条件的考虑，而必须作出一些决定，面对着这样的决定，希望我国的策划者支持上面所概述的灵活的威慑计划。如果採纳这一计划，他们就会坚持首先对显然有助于加强威慑力量的部队提供足够的保障，然后才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东西，供威慑失效时使用。这样，我们虽然会生活在某种危险中，但似乎要比凄凉地生活在洞穴中和沙漠上来得好。如果我们假定，唯一值得准备的战争是对美国的突然核攻击，并始终按此假定行事，那就会导致后一种结果。 第11页 “相反，本文所推荐的军事威慑计划则能灵活地应付各种军事行动。它并不是根据一种武器系统，也不是根据对未来战争的固定观念制定的。它没有忽视原子大战的巨大危险。事实上，它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原子大战的灾祸。同时它也恰当地注意到应付大战以外的战争的需要。它计划保持一个尽可能使战争远离我国海岸的前进姿态。它应该抚慰我们的盟国而不是排斥它们。最重要的是，在未来岁月中的危急时刻，当我国的领袖必须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决定採取适当的军事反击行动时，他们就有广泛的选择余地”。 当这篇文章被审查时，它在国防部和国务院遭到了非难。在国防部，这篇文章被交到雷德福将军的办公室。因为按照国防部长的惯例，为了使参谋长们公开发表的声明能和国防部的政策一致，它们必须取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帮助。 我收到的覆信上有负责立法和公共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的签名。覆信中拒绝批准我的文章，理由是：我的意见和现行政策有矛盾，这些意见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提出，而不应在公开场合进行争辩，而公开发表文章则会严重地损害我国的国际关系。 国务院也认为我的意见不适当，只是理由不同而已。在说明苏联可能加强有限侵略的问题时，我曾说，苏联过去在渗透、颠覆和局部侵略方面取得的相当大的成就，将会促使它们继续运用这种策略。国务院检查官反驳了我的说法，他写道：“美国认为，苏联由于遭到了失败，至少已经暂时放弃了它们的侵略手段”。 正如现在一样，当时我被这种看法弄煳涂了，不明白国务院心目中的“失败”究竟是什么？是朝鲜的流血僵局呢？还是费力的但进展缓慢的降服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的工作呢？如果是的话，从反面来看，共产党取得了除福摩萨以外的整个中国大陆，而且这个胜利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北越已被蹂躏，南越的安全也不断处在危险之中。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日益强硬的言辞，反映了苏联由于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原子武器而日益增强了信心。所有这一切并不象是苏联的失败。 在其它的评论里，国务院的批评家们企图遵循正统的路线，但是陷入了这个路线的自相矛盾之中。他们认为，我们不容削弱对原子武器的依赖，也不容削弱对原子武器的威慑作用的信心。至于我们决心在反击敌人的全面侵略时使用原子武器，那是不容怀疑的，然而我们不会挑起原子大战。但是，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敌人也不挑起原子大战，而是通过常规战争进行侵略，我们该怎么办？ 面临着对我的这篇文章的反对，而且知道向国防部长申诉也无济于事，我就把这个问题搁下来了。如果读者希望看看全文以及审阅者的评论，请看本书的附录。从现在来看，这篇文章的遭遇作为证明当时竭力企图掩盖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存在的深刻分歧以及对“大规模报復”的日益增长的怀疑情绪，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如果能够一视同仁地约束争论双方的发言，同时又认真解决这一争端，那么採取上述态度可能还有些道理。可惜并没有採取诸如此类的行动来解决这个原则的争论，而国防预算却年復一年地使我们的战略计划固定不变。 虽然严重的分歧慢慢地、一点点地透露了，可是直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就1960年度的预算在国会委员会上的证词公布以后，这个基本分歧才完全暴露出来。 第四章 “新面貌”衰老了（1956－1959） 从1956年夏季起，飞弹和重型武器费用的不断增加，仍然是国防部主要关心的问题。显然，如按最初的安排来执行这些计划，以后几年的开支将会大大超过可以执行的预算水平。然而，由于1956年秋末爆发了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就不可能考虑裁减兵员的问题。因而，陆军在1956年秋天编造1958年度的预算时可以继续保持100万兵员。可是在1957年初，人们对欧洲和中东的军事事件的忧虑已烟消云散，而预算费用却继续增加。1957年2月，各军种获悉：1958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估计为380亿美元，军事人员需削减10％。这意味着，陆军将从100万人削减到90万人。 与此同时，在1956年和1957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仍进行了一年一度的审查修改军事基本政策的工作。预算问题的考虑对这些修改有什么影响是很难说的。但是与1955年的修改相比，这些修改对大规模报復战略非常有利。它趋向于鼓励更多地使用原子武器，而削弱了对具有灵活性和选择能力的部队的注意。修正的预算对于各军种为了适应战争最初几个月的需要所能作的准备多方加以限制，藉以支持短暂战争的概念。最后又修改了有限战争的定义，认为有限战争只是在世界不发达地区爆发的，用数量有限的美军就能应付的一种战争。这些修改是对大规模报復政策的支持者的一个帮助，并使他们感到欣慰。结果，他们在编造1959财政年度的预算时，便迅速加以利用。 1957年7月25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引人注意的会议上，这个问题就成熟了。虽然苏联在春天曾就驻扎西方军队和设置基地的后果多次威胁和警告挪威、丹麦、希腊、冰岛等国，但是这年夏天还是比较平静。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是在1956年爆发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所引起的震惊要到1957年10月才发生。在这段没有危机的短暂时期，有人认为良机已到，应该按照去年夏天流产的雷德福建议来裁减武装部队。国防部长威尔逊无疑知道不可能取得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的一致同意，故决定单独制定一项长期计划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据说，威尔逊在制定此项计划时曾依靠了雷德福海军上将，国防部副部长卡利斯和威尔逊的私人军事助理、海军陆战队的朗戴尔准将。总之，三军参谋长都没有插手。 第12页 不管此项计划究竟是谁制定的，它却象炸弹一样震动了三军。三军部长和参谋长是在此计划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前三天才知道这一情况的。计划的期限是从1959年到1961年，准备通过裁减兵员以弥补日益增长的军备开支的办法，把每年的国防预算保持在380亿美元左右，具体说来，武装部队的总兵力从1959年的250万人削减到1961年的220万人。陆军人员裁减得特别多，在三年内将从90万人减到70万人，从15个师减到11个师。 我和陆军部长布鲁克是在7月22日武装部队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才第一次知道这个计划。我们认为，这是威尔逊‐雷德福领导集团为了使国家战略更深地体现“大规模报復”政策而作的努力，因此我们准备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正面解决这个问题。根据我对当时的世界形势的看法，我认为裁减兵员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苏联的威胁有增无减、如果根据国防部的建议裁减兵员，就不可能维持我国海外的驻军和履行我国对欧洲和远东协国承担的义务。经过上述冷静的思考，我就准备了我那部分批驳国防部计划的发言。因此，7月25日，由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就成为大辩论的场所。朗戴尔准将代表国防部长提出了计划，用各种图表说明计划期间我国武装部队的发展趋势。他发言后，主席请三军部长和参谋长表示意见，陆军以老大哥身分首先发言。我的发言曾与陆军部长布鲁克的发言取得协调，对削减三军，特别是陆军的兵员和战斗部队的计划表示深切的忧虑。按照威尔逊的计划，裁减兵员所节省下来的预算应进一步投资于在原子大战中才使用的重型的昂贵的装备。这就使得不仅在大战中，而且在不能使用大型武器的较小规模的战争中所需要的部队，不能进行极有效的现代化建设。一般都认为，未来军事挑战的可能性是：最可能的是冷战，其次是大战以外的军事冲突，最后才是大战。而在这个时候更加强调作好全面核战争的准备，看来是特别不适当的。 国防部长威尔逊的计划忽视了对上述可能性的估计，把重点放在如何满足大规模原子战争的需要上，而未提供迅速而决定性地应付小规模武装侵略的工具。这些侵略如果不迅速制止，就会导致我们首先想竭力防止的毁灭性的核战争。我最后说：很明显，地面部队的兵力不断下降的趋势，就会导致最后放弃前沿战略，并破坏我们的集体安全体系。同时，我们将进一步丧失迅速而有效地对付最可能的战争样式——有限战争——的能力，并将冒险让我们的事业遭到损害或者在无意中招致全面战争。 三军代表发言后，国防部长威尔逊对于他的幕僚公开表示不同意见的迹象显然感到不快。他承认他的计划对陆军特别不利，但是又说这个计划是以已被承认的“最大限度地发展空军、最小限度地发展步兵”的政策作为依据的。如果这不是美国的军事政策，那么他就承认他的计划是没有根据的。 我等待会议桌上的其他人对国防部长的发言提出异议，但是没有人起来反驳国防部长的发言，大家似乎默认这是一篇关于美国正在奉行的战略的通俗而正确的声明。雷德福海军上将插嘴说，这个计划只是“新面貌”计划的一个逻辑的发展——这倒确实如此。然后会议转入讨论国家能否负担380亿美元的预算。有些人对此表示怀疑。会议没有研究国防计划的战略背景的基本正确性。 整个计划从未被明确地通过或否决，但它仍是国防部追求的目标，而且是赖以编造1959年度预算的出发点。陆军应按1958财政年度末为90万人、1959财政年度末为85万人的数字制定计划。和以前不同，这次是根据支出而不是根据任务给予三军以拨款限制的。这个变化要求三军实行一项新的记帐制度。次年，这项新制度就开始严格地限制各军种有效地使用各自的款项。从预算局的观点来看，规定开支限额的好处是可以不动用国库现金储备，因为没有为这方面做准备。但是，尽管规定了开支限额和发布了限制性的指示，当陆军于11月向国防部长提出预算要求时，陆军部长布鲁克和我都认为陆军需要15个师、925,000人，而不是威尔逊指示中所提出的13个师、850,000人。与此同时，我们从俄国人那里得到了意外的、虽然是暂时的帮助。 正如1956年秋季的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使我们保持了三军的力量一样，1957年10月，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又使我们有理由保持我们的人员数量并取得更多的拨款。但是，既然人造卫星主要证明了苏联在重型飞弹方面的进步，因此它就主要为海军和空军的战略运载部队带来了更多的拨款。1957年11月11日，国防部长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一份1959年度的基本预算中未规定的优先发展项目的名单，并为这些项目提出增拨的款项。1957年11月1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提出一分总值约为15亿美元的名单。大多数项目是有利于远程飞弹计划、战略空军司令部和反潜战部队的——，简而言之，是有利于打原子大战部队的。作为一个例外，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拨给陆军362,000,000美元，使它能够保持一支90万人的部队并实现有限度的现代化。这是我得到同僚们支持增强陆军实力的绝无仅有的一次。我当然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关于五角大楼的生活有这样一句顺口熘： 第13页 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 既没有全面的胜利，也没有彻底的失败。 这次陆军在获得追加款项和加强其有限战争能力方面所赢得的胜利，同样也证明了这两句诗中所含的道理。接着国防部就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提议的362,000,000美元削减到198,000,000美元，人员则削减到87万，而预算局又进一步将这笔钱削减到146,000,000美元，也就是国会最后通过的数字，其中有88,000,000美元应用于实现陆军的现代化。可是，这笔为陆军现代化所争得的款项结果还是虚假的，因为国防部为了支付这笔费用，接着就从陆军预算的其他重要项目中削减了一笔数量几乎相等的款目。因此，从整个交易中真正得到的只有58,000,000美元，其中30,000,000美元用来维持87万部队，28,000,000美元用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发展工作。用五角大楼记帐员的术语来说，陆军现代化的需要就这样被“吸收”了。在这件事情中，记帐员们确实比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统一战线还更加有力。 最后定局的新预算提出了新面貌的老趋势。按军种和任务制定的预算的百分比基本上没有改变。我于1957年11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评论这一新预算时，再次强调我对继续削减陆军人员和继续未能使其装备现代化的事实表示忧虑。同时，我国的安全并没有从其它军种的综合能力中得到更大的保证。其他的参谋长们也对美国武装部队兵力的削减及其现代化的速度不如前两年快的事实表示忧虑。对于在美国的安全显然遭到日益增长的威胁的情况下美国的军事力量却有下降的趋势这一事实，其他的参谋长们也有感触。 在1956－1957年日益激烈地辩论国家安全问题期间，国务院代表们採取了一种奇怪的超然态度。他们好象把五角大楼里的冲突看作是日本人所谓的“对岸的火灾”。可是在讨论1959年度预算的过程中，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第一次公开表示对大规模报復政策丧失信心，这个政策曾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联。杜勒斯在1957年10月号的“外交季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国政策所受到的挑战及反应”的文章中作了下述重要声明： “最近几年来，自由世界成员国的军事战略一直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我们在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时进行报復的巨大能力而制定的。人们普遍承认，这一威慑战略在这一时期已经对自由世界的安全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然而，美国一直没有满足于一种只有依靠毁灭极大部分人类的力量才能保住的和平。这种概念只有在没有其它办法的时候才可以接受。最近几年来一直没有其它办法。但是，经过我国科学和武器工程界人士的创造性努力，目前已显示出有可能改变核武器的特性。从目前看来，似乎核武器的使用并不一定要涉及大规模毁灭和对人类的普遍危害。最近的核试验表明，有可能使核武器的毁灭性和辐射作用大体上局限于预定的目标。 “因此，今后有可能减少对大规模报復力量的威慑作用的依赖，而运用机动的或配置于适当地点的核武器来保卫国家的安全。机动的或配置于适当地点的飞弹可以使以常规部队发动的军事侵略成为一种危险的尝试。例如，地形通常可使核炮兵能够决定性地控制入侵路线。因此，同五十年代比较起来，中苏周围的那些国家可能在六十年代，能够有效地防御全面的常规进攻，从而使任何侵略者面临下述抉择：失败或是由它自己对防御国家发动核战争。这样形势就可能发生根本变化，即不是那些非侵略的国家必须依赖全面核报復力量来自卫，而是那些可能的侵略者不能指望在常规侵略中得逞，他们自己必须衡量发动核战争所造成的后果。” 上述这些话表达了一个强烈的希望，即希望能在军事上找到一种更少地依靠大规模报復的解决办法。杜勒斯先生认为，这种希望的实现在于发展陆军几年来一直在探求的低能量的原子武器。1958年春，杜勒斯国务卿在与国防部长和参谋长们开会时，探讨了这一问题。国防部的大多数官员都设法使他相信，我们用以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一般说来，是足够的，我们的军事计划不必进行重大修改。很多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区域防御概念感到厌恶，因为它与在该区域内不会有有限战争这一定论相牴触。我利用了杜勒斯先生对这件事的兴趣，再次强调需要加速发展低能量原子武器的计划，以有助于达成他所希望实现的区域防御。 在与杜勒斯先生讨论这些问题时，开始了对1958年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的一年一度的辩论。这次辩论正值国务卿对大规模报復表示怀疑、报刊上又出现愈来愈多的对这一战略的批评之时，因此，它对于制定美国的战略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如同前几年一样，这次讨论似乎主要是推敲措辞，但对于制订军事政策的人来说，措辞是极其重要的。 在1958年春季审查政策的时候，可以明显地看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内部存在着重要的分歧。这一次，陆军在海军和陆战队的支持下认为，在相互威慑的时代里，以往的关于基本军事政策的声明是不适当的。它助长了对核武器、特别是高能量核武器的过分的依赖，以至于达到了损害各军种的常规作战能力的地步。这是陆军一贯的立场。但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海军和陆战队的支持。海军倾向于陆军的立场已有一些时候，但由于对大规模报復政策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它虽在原则上倾向于同意有限战争的原理，但却没有立即予以支持。因为，一方面，它看到了从水下发射飞弹的核动力潜艇的前途，并且预见到它作为原子报復力量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起的新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海军又要求在有限战争中担负一部分任务，并希望扩大它的作用。不管理由如何，1958年春，海军和陆战队准备与陆军共同提出修正案，要求考虑核对等后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情况，要求对原子报復力量的规模加以限制，并大体上制定一个用以对付有限侵略的灵活的战略。这一新的立场包括承认在使用或不使用核武器条件下进行有限战争的必要性。 第14页 空军丝毫没有这种想法。他们不同意相对核对等和相互威慑的看法。某些空军发言人甚至指责主张这种新原理的人出卖了国家的利益，因后者承认了相互威慑的可能性。他们认为，这种说法会使人们怀疑美国是否准备使用它的核军火库中的武器，并且会使我们的盟国担心我们是否准备支援它们。这些发言人认为，苏联核力量的增长，丝毫没有使局势改观，只是着重说明需要拥有更多的原子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以使我国安然地领先于俄国。 这就是1958年初审查安全政策时的意见分歧。在争辩这个问题时，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都详细地阐明了上述观点，认为：美国必须承认相互威慑的复杂情况，必须准备打使用或不使用核武器的有限战争，并且应该掌握各种当量的核武器。他们建议确定一个普通的尺度，以衡量原子报復力量和大陆防空力量所必具的规模。他们建议从有限战争的定义中去掉认为此种战争仅限于“不发达地区”（即欧洲以外地区）的论断。最后，他们要求承认，只要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就应随时准备为军事行动规定有限的目标。大规模报復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或许连任何问题也解决不了。 军种之间的分歧首先提交国防部长，尔后再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作为陆军、海军和陆战队的发言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表达了我们的共同感觉，即我们非常重视这次一年一度的对“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的审查。去年已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我们在国防上的实力地位和苏联相比已经恶化，它使我们确信必须彻底重新审查我国的军事战略。 似乎没有必要为了敦促就国家政策发表新的声明而详细列举世界局势的变化。所有的事态已经证明了下述冷酷的事实，即苏联的力量正在增长，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正在不断扩大以及我们西方盟国正在被削弱。这个趋势反映在共产党在中东所取得的胜利，他们在中东已经超越了巴格达条约的共同安全的盾牌，反映在印度尼西亚，看来他们也快要超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盾牌，也反映在北非，他们在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南翼也可能取得成功。这些事件是紧随着我们丧失核子方面的无可争辩的优势而来的。 我提醒国家安全委员会说，国务卿最近表示，他认为继续依靠主要以大规模报復为基础的军事政策是不适当的。他曾建议需要审查我们的军事战略，以使其更能灵活应用。为了进行这样的审查，参谋长联席会议需要明确的政策指导思想，作为审查的出发点。正在考虑中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这一文件应提供这个指导思想。一当收到这份文件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能适当地修改我们赖以建立武装部队的战略方针。 在我看来，总的问题是重新调整我们的战略，使其适应我们在相互威慑时期生存的需要。在此时期内，可以假设美国和苏联除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外，都将日益避免故意发动核大战。在此双方均能摧毁另一方的核对等情况下，大规模核报復政策除了作为遏制总体核战争或作为对发起总体核战争的一方的一种报復手段外，就没有其它作用。这一事实已如此明显，以致必需考虑苏联或我们的盟国是否还相信我们除了为保全自己外，将会运用报復力量。 我极力主张我们必须永远注意盟国对大规模报復的态度。我认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较小的国家中，都滋长着一种看法，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变得不灵活了。由于我们越来越依赖核武器和核报復作为我们军事力量的支柱，我们在这些盟国面前显得已经达到了只能运用两种办法来对付共产主义的实力政治的地步，即要就是运用全面的核力量，要就是迴避面临的挑战。在相互遏制核战争的年代里，我国军事力量的这种不灵活性只能对我们的政略提供很少的支持。我们的盟国有理由怀疑，为了应付有限的军事威胁，我们将冒因无约束地进行核反击而引起的毁灭的危险。 我提醒与会者注意，我的上述推论决不表明，保持一支强大的原子报復力量的重要性已有降低，而是建议要经常不断地使这支力量现代化，并保护它，使它成为一块威慑的盾牌，便于我们大家在这块盾牌后面求得生存。然而，这支力量的运载工具的改进和弹头威力的增大，使我们可以在不削弱其威慑力量的情况下缩小其规模。 由于大规模报復除了遏制大战外再也没有其它作用，故有必要更加强调使我们的军事准备能对付除大战以外的一切战争。在相互威慑的情况下，有限战争的定义应重定为不直接威胁美国生存的武装冲突。这个定义将承认在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等地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而在以前的定义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是不包括在内的。有限战争的一切需要也需重新估价。这些需要并不一定就是大量增加专用于有限战争的武装力量，而是为了使部队现代化，为了改进适应这种情况的计划工作，为了肯定战略机动性以及为了集中全力注意有限战争，正如过去我们集中全力注意大战一样。我争辩说，必须向我们的盟国表明，我们随时准备有效地对付大战以外的一切挑战，并打消盟国最近的一种想法，即认为如果我们进行回击，我们只准备用重型原子武器进行回击。 第15页 在使我们的武装力量作好应付有限战争的准备方面，我提到能量很低的原子武器具有伟大的前途。在能够得到大量低能量原子武器之前，我们还必须依靠现有的战术原子武器。必须经常记住，在许多有限战争的情况下，我们根本不打算使用原子武器。 由于相互威慑的结果，预期苏联集团的挑衅必然会增加。我们已经看到，自从苏联在人造卫星和有关的飞弹方面取得成功以来，侵略行动有增无减。看来我们在决策方面可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在决定未来的行动方案时，可以选择多种多样的反应方法，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我在结束我的发言时说，基本的问题是需要重新修正我们的军事战略，以适应由于相互威慑所引起的变化了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原子威慑力量将是我们赖以在苏联威胁下继续生存的盾牌。它能给我们以保护，但不能作为机动的手段。今后我们还必须从这支所谓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去寻找我国军事战略的积极因素。战略上的这一改变并不意味着大量地扩充武装力量，或增加军费开支，而是为了重新明确重点，以便发展一个真正平衡的威慑体系。 这个建议的内容大部分是老的，只有一点是新的，即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打有限战争的部队将起积极的作用，而原子报復力量则只起消极的作用。起初，人们一直认为欧洲和远东的地面部队是美国赖以使用其原子宝剑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盾牌。而现在它的任务已完全改变。原子报復力量已经变成击退敌人原子攻击的威胁的防御盾牌，而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则是一把用来进行刺杀和攻击的灵活的宝剑。所以，这把宝剑的质量就具有新的更重大的意义。 我发言完毕后，特文宁将军和怀特将军提出了空军的观点，即原封不动地保留去年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就军事战略来说，就是维持原状。在会议上讨论很热烈，但是使我失望的是国务卿杜勒斯和他的顾问们并没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大力支持新的战略。会议没有作出什么决定就解散了，但实际上，我们的事业暂时遭到了失败。此后不久，国防部长麦克艾罗伊在发给各军种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明国际形势并未发生变化，因而没有理由对“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作任何重大的修改。为了编造1960年度的预算，最后决定保留旧的指导原则的提法，有争议的部分留待今后继续审查。 这一行动的实际效果是鼓励国防部按照上一年度的编造预算的方法和程序来编造下一年度的预算，并且将这一斗争——使政府的基本安全政策适应显然已改变了的国际形势——一直推迟到1959年。在我写本书时，这项工作尚待进行。 在很少有希望改变国家战略的前景下，编造1960年度的预算工作于1958年仲夏开始，一直进行到秋末。国防部颁布的指导原则对于各军种的限制超过了“新面貌”时期的任何时候。实际上，这一指导原则旨在保持1959年国防预算的最高额，并保持各军种原来的分配比例。从1955到1959财政年度，各军种每年拨款的百分比为：空军约46％，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28％，陆军约23％，其余作为国防部本身的开支。在主要用来购买控制军队现代化速度的新式装备的资金方面，空军在这一段时期内，始终是占总款项的60％，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约为30％，陆军约10％。 随着共产党中国对台湾海峡的沿海岛屿的炮击，预算辩论在夏、秋两季继续进行。共产党准备採取有限战争的新迹象并没有对预算产生任何影响。最后，这项预算于12月送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而没有对前几年的固定分配比例作出重大的改变。唯一的原因可能是认为1954年以来世界形势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人员仍然保持在1959财政年度末的水平。这样，拨给陆军的款项是维持87万人，海军为63万人，海军陆战队为17.5万人，空军为84.5万人。尽管国会通过的1959年陆军的后备队为70万人，然而国防部却指示在63万人的基础上编造预算，比国会通过的数字减少了10％。 在这种情况下，编造国防预算的工作很快就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各军种，特别是空军和海军，已经着手进行诸如宇宙神和大力神洲际弹道飞弹、雷神和丘比特中程弹道飞弹、由潜水艇发射的北极星飞弹系统和鲍马克地对空飞弹等重型武器的长期的、耗费大的生产计划。建立预先警报系统的费用超过了预算的数字。陆军的奈基3型反飞弹飞弹的新项目也要求增加资金。这样，为了不超过前几年的预算限额，就需要取消或削减上述许多正在扩充的项目。结果，削减最大的是中程弹道飞弹和奈基3型反飞弹飞弹计划。 决定压缩奈基3型反飞弹飞弹计划的决定，在当时特别令人遗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陆军就预料到需要有这种防御飞弹的武器，并于1955年就开始认真进行这项工作。那时，我们的飞弹制造商已经取得了研究和生产奈基1型和奈基2型防空飞弹的经验，正准备着手进行击落入侵的弹道飞弹这项新的、更艰难的工作。对我们的飞弹制造商来说，凭着他们已有的经验，完成这项工作并不比在飞弹发展初期制造截击有人驾驶轰炸机的飞弹的工作更困难。迫切的需要激励飞弹制造商们及时提供一种防御武器来对付一种新的、具有威胁性的进攻性武器。鑑于美国的政策是不首先发动预防性的原子战争，这就要求我们能够经受敌人的首次打击并且仍然生存下来，因而对上述防御武器的需要就特别明显。 第16页 同时，苏联显然正在大力研制远程飞弹，而不是如我们空军所预言的正在建立一支大规模的远程轰炸机部队。有迹象表明，苏联的这种努力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而且在远程飞弹方面可能比美国进展得快一些。因此，加速美国反飞弹飞弹计划的主张是不应该遭到反对的。陆军领袖们竭力拥护这一计划。 然而，国防部和其他军种对于奈基3型反飞弹飞弹计划却不大热心。国防部预见到在预算上难以提供加速生产另一种昂贵的武器系统所需要的费用。其他军种则把这个计划看成是争夺1960年以及以后几年的拮据的国防费用的竞争对手。结果，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除了陆军代表外，其他军种的代表建议拨给奈基3型反飞弹飞弹计划的费用只限于满足研究和发展的需要。我的意见是，1960年度的预算也应包括此种飞弹的生产费用，以便及早採购为以后的计划所必需的、需要长时期才能生产出来的各种部件。 由于某种情况，国防部长麦克艾罗伊很难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多数人的建议。不然，他是会欢迎这一建议的。事先他曾指定他的办公厅内的一些人员组成一个以斯基夫特博士为首的科学委员会，责成该委员会就1960年度奈基3型反飞弹飞弹计划的范围提出建议。这个委员会支持陆军的意见，建议拨款708,000,000美元，以便能生产奈基3型飞弹的部分装备。然而，国防部长最后还是不同意在1960年度的预算中拨出生产费用，而把它限制在继续进行研究和发展上。这个决定使这种独特的武器用于作战的时间至少又推迟了一年，而它在威慑失效的情况下对于遏制原子攻击和对于国家的生存却是不可缺少的。 作为一个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参加1960年度预算的编造工作，前几年也没有参加。这件事常常使国会感到惊奇，因为国会总是期望参谋长联席会议能够就预算问题提出充分的意见。但是到目前为止，国防部长从未明确规定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一机构在预算编造工作中的作用。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参预财政事务的程度颇为疑惑，另一方面是由于感到三军参谋长可能会因此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到1958年6月，我们就表现出这种“不切实际”的趋势。那时，我们向麦克艾罗伊先生提出了1962年度兵力估计报告。其费用大约需要480亿美元。国防部长认为这样一笔款项在财政上是负担不了的，因而，在规定编造预算的指导原则时没有考虑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个估计。 由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参加预算工作，所以这次预算仍按常规编造，即各军种孤立地提出各自的预算。国防部长、三军部长和三军参谋长虽然对于各军种的需要进行过很多次认真的讨论，但据我所知，三军的预算从未被并列地提出来过，也从未对预算所支持的整个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作过估计。这种按照所谓“纵的”方法（不是“横的”方法）编造预算，有许多缺陷，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不能编造一个按军事上的先后需要来确定财政重点的预算。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人知道我们用各种特别预算拨款买到了什么东西。预算问题仍将是下面几章广泛讨论的问题。 编造预算的工作接近完成时，国防部长麦克艾罗伊显然感到在提交国会以前，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徵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意。于是，在1958年12月3日，总统邀请三军部长和三军参谋长到白宫去出席午宴。总统的客人还包括副总统尼克森、财政部长安德逊、预算局局长斯坦司、格雷先生和国防部长麦克艾罗伊。我们三军参谋长被告知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让我们与总统一起讨论新的预算问题，但结果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大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后，总统带客人来到图书馆边喝咖啡边谈话。我们并没有专门谈预算问题，而是讨论了一般的经济情况，财政部面临的问题以及各军种参谋长在预算方面需要更好合作的问题。财政部长安德逊就平衡预算和稳定美元的重要性作了漂亮的发言。有些官员奉劝参谋长们更重视经济因素，并共同对即将提交国会的目前形式的国防预算负责。参谋长们在听了一番“鼓励话”以后才得到发言的机会。 当轮到我发言时，我没有反对国防预算总限额，而是说计划中的经费的使用并不能使我们得到最有效的防御。这是老一套的各军种分配预算的固定百分比的办法，年復一年地未加改变。我又重复说明：技术上的迅速变化，新的武器系统的出现以及共产主义威胁性质的改变，要求我们全面地重新估价军事上的需要和实现这些需要所需的经费。没有人公开反对这些意见，但以后的事情表明，这些意见无济于事，1960年度的预算还是按老一套办法编造。 这次白宫会议之后，国防部长麦克艾罗伊第一次将预算提交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特别要求讨论一下能否再作进一步的削减。由于各军种参谋长未能就答覆及时取得一致意见，这个预算就在只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将军一人贊成的情况下提交12月6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特文宁将军发表他个人的意见，认为这个预算在这段时期内将为国防提供一个可靠的计划。 紧接着，麦克艾罗伊先生又继续敦促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经过长时间讨论后，最后我们就下列声明取得一致意见： 第17页 致国防部长的备忘录 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对1960财政年度预算的态度。 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1960财政年度拟议中的40,945,000,000美元的开支足以维持这段时期内国防所必需的各项主要计划。他们从目前预算的主要内容中没有发现什么严重的缺陷，但是对各军种计划内某些项目经费的分配均有保留意见。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特文宁（签署） 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 泰勒（签署）伯克（签署） 空军参谋长海军陆战队司令 怀特（签署）培特（签署） 虽然这个文件事实上只是对预算的较温和的支持，但是国防部长却决定取消它的秘密等级（参谋长们原来将它列为“秘密文件”类），并提交国会。在国会里，这个备忘录很快就成为公开文件。这个行动使国防部自食其果，因为当人们仔细读了这个文件后，发现参谋长们根本没有支持1960财政年度特定的预算，而是在实际上说明了这样一种意见：如果完全按照他们各自认为适当的方式来使用这笔预算经费，总的开支数字是够用的。他们仅仅承认预算没有完全忽视任何重要的方面，但是对某些项目是否适当却有保留意见。这些项目在备忘录里没有具体说明，因此关于这些项目的内容和性质很快就成了国会质询的问题。 参议员詹森的军备小组委员会就赶紧抓住参谋长备忘录大做文章，并且立即要我们到小组委员会办公室强烈的弧光灯面前公开发表我们对预算的看法，然后再要我们发表书面声明，对保留意见做出详细的说明。尽管我们真心希望避免文职监督官对我们的公开批评，但是我们这次出席作证很快就表明了我们对预算的真正看法。某参议员注意到我们这样的看法：总的预算额是足够的，但是各军种的预算距离需要很远，因此他冷淡地说，他不理解的是，在三军都说预算不够的情况下，怎么三军的总预算又够了呢？这一个说法很有道理，但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某些方面的支出可能过多，如果用来弥补其它方面的不足，总起来可能就够了。 军备小组委员会的成员事先知道我坚信需要使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现代化或者加以改进，也知道我对陆军不断受到忽视所表示的忧虑。他们并没有浪费时间来进行公开质询，而是要求我书面提出对预算的看法。结果，我就提出了下述备忘录： 美国陆军参谋长致参议院军备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声明 1959年1月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个题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对1960财政年度预算的态度”的备忘录。下述声明是根据参议院军备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要求，进一步阐明1月19日的备忘录中提到的我对某些陆军计划的保留意见。 我的这些保留意见特别涉及陆军的四项主要计划，包括：（一）陆军的现代化；（二）奈基3型反飞弹飞弹计划；（三）现役陆军和后备队的实力；（四）陆军的地对空飞弹计划。 （一）现代化：陆军的现代化计划旨在使现有的库存装备现代化和逐步增加库存装备的数量，以适应动员的最初几个月及战争对战斗和训练的要求。每年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设法得到经费，以更换一年一度的由于消耗、磨损和过时而平均损失的库存装备。经验表明，每年由于这些原因而需要更换的装备均占现有库存装备的10％。陆军现有库存装备的总值约为140亿美元，因此每年更换装备所需的经费约为14亿美元。第二个要求是将陆军库存装备的水平由现在的140亿美元逐步增加到200亿美元，这是我们的补给系统为了适应动员和战斗初期的需要所必需的装备的数量。这个水平是陆军希望在五年内在武器装备方面所达到的目标。因此，除了用于更换装备的14亿美元外，陆军要求在五年计划内每年再增拨12亿美元，以增加库存装备，达到上述武器装备方面的目标。另外还要求拨给2亿美元用于工业动员和交通运输。因此，在五年内，每年需要採购拨款约28亿美元（不包括奈基3型飞弹的费用），以支持这一阶段的为陆军提供大量现代化装备的计划。与28亿美元的需要相比，1960财政年度预算将拨出1,190,000,000美元用于採购，176,000,000美元用于交通运输。1,190,000,000美元这一数字比原来为了补偿由于消耗、磨损和过时而产生的每年库存量下降所需要的数字大约少2亿美元，而且没有规定把现有的库存量从140亿美元提高到200亿美元。 我对这个计划的保留意见起因于对下述情况的忧虑，即按照1960财政年度预算，在使陆军现有装备现代化和获取必要的更多数量的装备方面，我们不能得到所期望的进展。 （二）反飞弹飞弹（奈基3型飞弹）：1960财政年度的预算为奈基3型飞弹以最适当的速度继续进行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经费。奈基3型飞弹能够保卫我们的报復力量和重要中心，使之免遭洲际弹道飞弹和由潜艇发射的弹道飞弹的袭击，是我国目前正在发展中的唯一具有这种能力的武器系统，但是预算中没有为着手生产战术装备和飞弹提供经费。 我在这方面的保留意见是由于没有人对洲际弹道飞弹威胁的存在表示反对以及由于我深信尽早获得这种独特的反飞弹武器的重要性胜过目前着手有选择地生产该武器可能带来的财政上的危险。 第18页 （三）人力：在编造1959和1960财政年度预算期间，我曾建议现役陆军应该保持15个师、925,000人，领薪受训的后备部队为700,000人。1960财政年度预算将提供现役陆军14个师，870,000人，领薪受训的后备部队为630,000人。关于现役陆军人员的情况，我的保留意见是基于各种报告和我亲自访问国内外陆军主要指挥官的结果。他们都认为他们的人力不足以充分满足所受领的任务的需要。为了弥补美国人员的不足，驻欧洲和朝鲜的陆军指挥官就不得不把大量的外国人编入战斗部队和支援部队，因此造成了对外国人员的很大的依赖。这种依赖在突然事变中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关于削减领薪受训的后备队问题，我所担心的是这会给最近正在与各州州长进行商谈的国民警卫队机构的整编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而且也会对为了迅速适应动员需要的许多国民警卫队和美国陆军后备队部队的战备程度带来不利影响。 （四）地对空飞弹：陆军担任大陆防空和海外战区防空的地对空飞弹部队的数量是在考虑了大陆防空司令部司令和各联合司令部司令的建议之后，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定的。1960财政年度预算中陆军地对空飞弹的费用还远不及为达到参谋长联席会所建议的目标而需要的经费。 我在这方面的保留意见是，我们没有为这种防空武器提供足够的经费，而这种防空武器在将来对付高空和低空的有人驾驶轰炸机和空对地飞弹的威胁，是永远需要的。 三军参谋长在詹森小组委员会的公开作证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这次作证和三军参谋长在国会其他各委员会的秘密证词听取会上的证词一起，第一次暴露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内的纷争以及他们在大规模报復政策和有关战略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这一暴露使许多国会议员和有见识的公民深感不安。这种健康的惊慌状态有助于造成一种气氛，这种气氛有利于对战略的需要进行必要的重新估价。从1960年度预算的编造中，我发现国防部打算在1961财政年度预算中保持同样的不变的结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中所规定的指导原则不会有改变。除非新的力量发挥作用，否则现状将继续保持下去。这种全国气氛的变化使得人们难以固守过去的战略和计划。由于大规模报復战略在1959和1960年已经走进死胡同，我们达到了不得不作出决定的地步，因而要求美国领导人拿出勇气和智慧来。为了了解如何完成必要的战略上的重新估价，必须了解政府内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制定战略的过程，特别要了解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情况。 第五章 军事战略的制定——理论方面 我不打算在本章详细研究制定战略的各部门的组织与作用。然而，如果我们要了解目前体制的优缺点，就有必要简短地说几句题外话。 总统全面负责批准和实施国家安全法，并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两个谘询机关协助工作。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通常包括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民防与国防动员署署长和预算局局长。作为国防部长的参谋人员而参加会议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通常是武装部队的唯一代表。但是当研究有关三军的问题时，通常邀请三军部长和三军参谋长出席会议。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成使它能汇集必要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以便广泛地决定国家的目标和政策。委员会的成员是以个人身份做为总统的顾问，而并不代表他们所属的部门或机构。他们有丰富的经验，因此期望他们就安全问题提出肯定的和高明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仅仅接受综合部门观点的折衷解决办法。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两个重要的辅助机构：计划委员会和活动统筹委员会。计划委员会通常拟定安全委员会会议议程上的各项政策文件，这些文件经安全委员会批准后，即送交活动统筹委员会进行调整和贯彻并与批准政策和计划中的海外部分协调。 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年中最重要的活动可能是一年一度的对“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的审查。“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曾在前面几章中提到过，它规定了与国防有关的各政府机构总的政策指导原则。如果要重新估价和重新修正美国的军事战略，就要通过这个文件进行。这个文件虽然具有严肃的特点，但是它通常只占25页打字稿。文件的本文通常年復一年地推移下去，只有微小的修改。文件里包括对美国国家战略目的概述和对支持总的国家战略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国内等因素的较详细的说明。文件并不估计为贯彻建议中的政策所必需的费用，因此，它与联邦预算的编造没有直接联繫。 这个文件每年修订的初稿是在没有军方直接参加的情况下由计划委员会提出的。然而，在拟定文件时，要将初稿提交国防部、各军种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样，在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前，在拟定文件的过程中，就考虑了军事部门的意见。前几章所提到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大争论通常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最后考虑这个文件时发生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最后批准之后，应该成为政府所有部门制定安全计划的蓝本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战略计划的坚定不移的出发点。 遗憾的是，事情并不如此。按照上述程序最后拟定的文件至今仍是一份内容广泛、措辞笼统的文件，以致在实际运用中只能提供有限的指导。在文件拟定过程中，摆在我们领导人面前的国防方面的尖锐的争论在会议上和讨论中被搞煳涂了。因此，最后的文件可以作许多不同的解释。提倡大规模报復或灵活反应的人，强调空中力量重要或有限战争重要的人和拥护其它各种军事主张的人都能为支持他们的不同观点找到依据。“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这个文件对所有人说来意味着一切，但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第19页 任何方面的有效管理，需要有正确的建议，明确而及时的决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这些决定的贯彻。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採取随之而来的措施方面通常是有缺点的。虽然活动统筹委员会在协调海外作战方面具有一定的责任，但它并没有认真贯彻“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当国防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定期提出发展报告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未认真考虑我军在任何时期的实际情况和能力，没有考虑我们能够使用的军队的种类和数量，及其与我们可能不得不履行的全球性义务的关系。在政府机构中，没有一个部门负责根据政治方面的义务检查我们的军事能力或者根据批准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的要求检查我们的现有部队。同样也没有採取措施来证明联邦预算旨在提供必要的基金，以支持“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所需要的军队。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制定战略的另一个重要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是根据法律建立起来的，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的军事谘询机构。事实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防部长的关系是主要的。它常通过国防部长接近总统，而且除了其主席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外，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没有定期的接触。 作为一个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指挥权，而纯粹起参谋和顾问的作用。作为参谋机构，它被安插在国防部长和国内外联合司令部和特种司令部的司令之间。协助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工作的有一个三星中将级的主任和从各军种抽调的约400名军官，他们组成了联合参谋部，联合参谋部下设一个昼夜值班的指挥所。它在总司令（总统）和国防部长授权下从军事上指导战争的实施。作为一个参谋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可以说是一个委员会，负责执行通常授予作战指挥部最高指挥官的参谋长的职责。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履行这一职责时的效能从未经受过全面战争的压力和紧张的考验，但是许多了解这一问题的军人都相信，在未来的战争中，一个委员会是绝不能代替一位参谋长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作为一个谘询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还负责拟定战略计划并提供长期的军事指导原则，以供各军事部门在拟定各自的计划时使用。为了拟定这些计划和提供这方面的指导，它们需要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军号中听到明确响亮的指导性的号声。否则，它们的调子就会与总的国家战略不合拍。因此，“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这一文件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的可以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媲美的文件，定名为“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其目的在于为四年后的一个财政年度所需要的武装部队的发展提供拟定计划的指导原则。它估计了冷战、有限战争、或大战的军事需要，并包括为贯彻“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所提出的军事战略所需要的军队的数量、部署和运用。它也为军种动员计划的拟定提供了指导原则，并作为每年向国防部长提出军事要求报告的基础，以协助国防部长制定下一财政年度军事预算的指导原则。因此，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达到了这些预定的目的，它就能及时制定未来四年的计划，从而保证当前的国防预算中具有必要的经费，能够有步骤地建立所需的部队。它将向各军种吹出明确的号声，使它们知道如何在所需要的整个军队中起它的一份作用。 联合战略计划通常包括下述内容：对计划期内的军事威胁的情况判断，一项进行冷战、有限战争和大战的战略方针，一个后勤附件，以及一张为支援战略方针所需的部队的一览表。制定所谓的“部队一览表”总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内部引起最大的意见和分歧。 显然，“联合战略目标计划”是为有步骤地发展军事计划而拟定的一项很重要的文件。可惜，象“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一样，它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未能达到它的崇高的目的。最近的三个“联合战略目标计划”中，没有一个适于作为一项真正的拟定四年计划的文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三军参谋长未能就国防部认为是在计划拟定中切实可行的财政开支所能支持的各种部队的最好组合一事取得一致意见。“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原先是作为允许三军参谋长在事先不考虑预算限额的情况下估价军事需要的一项文件。结果，根据“联合战略目标计划”，60年约需480亿美元，以后则每年需要550－580亿美元。国防部长对于这样的预算非常不满，他或者是拒绝这种预算或者是强制规定财政限额来限制他所认为的不合理的计划。结果，“联合战略目标计划”越来越变成争夺下次预算的预演，而不是制定中期战略计划的文件。 这样，尽管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国家战略和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军事战略的程序看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是这种制度由于一些根本原因而失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掌握国防的根本问题，并且未能对武装部队提出明确的指导原则。参谋长联席会议未能就支持业已一致承认的战略方针所需的部队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未能提出各军种所需要的军事指导原则。国防部长在中期战略计划的拟定过程中插进了财政方面的问题，从而使中期战略计划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潜在价值。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为了了解整个问题，需要深入调查五角大楼的情况，了解一下制定战略的实践与理论的区别。首先让我们观察一下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情况。 第20页 第六章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 每星期三、五10点，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五角大楼二楼靠近河口的一套办公室内举行会议。他们的负责参谋长联席会议事务的主要助手们，即所谓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们，提前半小时开会，尽量处理掉一些次要的事情，然后参加参谋长们的会议。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都是陆海空军的三星中将，他们在各军种的参谋部中居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些年内，他们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系统中，担负着日益重要的任务，代替参谋长处理许多次要的事务，并在参谋长们研究重大问题之前，作好初步的准备工作。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议室约长28英尺，宽24英尺。墙壁涂上一层令人讨厌的芥末色。这种颜色是参谋长们在雨天光线暗淡的情况下所不幸选择的。参谋长们坐在削去了两头的椭圆形桌子周围。主席、联合参谋部主任和空军代表坐在陆军和海军的对面。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坐在桌子的一头。他们的对面坐着两名负责会议记录的军事秘书。这样，参加会议的通常有12人。他们是正式的成员。但还可以邀请外人列席会议。事实上，参谋长们要求联合参谋部或其他机构的专家们参加会议，并以他们的特长帮助解决问题，是很常见的现象。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会议议程通常在两天前分发。议程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由三军参谋长对国防部长、联合司令部及特种司令部的职责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发展武装部队的长期计划，由于这些计划而产生的对人员和后勤的需要，新式武器系统的作用以及这些武器的装备部队，对友好国家的军事援助计划；有关海外司令部的作战问题；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国防部在裁军，限制原子试验等问题和与国防部有关的类似的国防问题上所应採取的立场。 正式开会前几小时，参谋长们都从参谋人员那里得到一份关于会议议题的简要报告。为了便于和参谋长们区别，那些提出简要报告的参谋被称为“印第安人”。他们对其上级所持的最后主张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每个参谋长都必须警惕自己变成“印第安人”俘虏的危险。“印第安人”通常是能干而又热情的年轻军官，经过训练，能在上级面前毫不畏惧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我记得几年前曾经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副参谋长（中将）在开会时收到了一张纸条。他笑着念了出来：“如果参谋长想要修改第四页第二行，尽一切力量反对他。米勒和毛克少校”。 我曾经是马歇尔将军手下的“印第安人”。他教导我，每个“印第安人”，不管他的军衔如何，都有权利对所有的军事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比较平静的日子里，我作为参谋长办公室内的一位新提升的少校，向马歇尔将军提出了第一个简要报告。报告的问题是阿拉斯加国民警卫队是否应该再增加两个连的兵力，这是震动世界的问题。我把建议交给了马歇尔将军，然后背靠在椅上，等待他作出决定。他问：“泰勒，你的意见怎样？”我几乎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因为我从未想到我还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以后，我再也没有犯过那种错误。“印第安人”必须有自己的看法，并且要大胆地提出来。但参谋长不应为他们的意见所束缚。 参谋长们研究过的大部分文件很快得到了处理。然而，也有一些文件可能列入会议议程达数周之久。这些文件的涉及面通常很广，关系到三军的长期计划。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量很大，并且还在日益加大。从1955年10月6日到1959年3月31日，共处理了2,977份文件。一般人都认为，参谋长们意见不一致，是平常的事。但是，根据我的记录，在这些文件中，有2,954份都是一致通过的，只有23份文件意见不一致。然而，这23份却是最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 应不应该允许陆军掌握中程弹道飞弹？ 应该储存哪些类型和当量的原子武器？ 应当赋予北美防御司令部司令以什么样的职权？ 太平洋司令部应怎样组织和配备参谋人员？ 应否优先发展小型战术原子武器？ 应该如何使用奈基飞弹和鲍马克地对空飞弹？ 是否有足够的运输工具，可以用来输送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 应否修改“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以便更加强调爆发有限战争的可能性？ 就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考虑的问题的范围而论，指出可能得到它们考虑但却没有被考虑的一些问题，是有趣的。首先，在国防预算方面，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规定的责任。它虽然负责草拟和向国防部长提出与编造国防预算有关的军事需要，但是作为法人，却没有参加预算的实际编造工作。然而，国防部长麦克艾罗伊将1960年的预算交给参谋长们的行动表明，国防部长已经越来越感到有让参谋长们同意他的最后预算的需要。在过去，参谋长们不完全了解全面的国防预算，因此不能提出有份量的意见。现在可以指望进行重新的考虑，以便让他们在编造预算时发挥较积极的作用。因为，如果不这样，就无法统一安排军事需要、军事预算以及由预算所支持的各军种的计划。 参谋长们没有进行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拟定或执行作战计划。这些职权通常属于海外联合司令部或特种司令部的司令。就拿1958年7月黎巴嫩登陆为例，这次活动的计划和具体组织都是由霍洛威海军上将负责的。他以特遣部队司令的资格直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并由后者批准他的计划和保证他获得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需要的军队和补给品。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设在巴黎附近的欧洲司令部总司令诺斯塔德空军上将支援霍洛威海军上将并向他提供通常属于诺斯塔德司令部组成部分的特种部队。参谋长联席会议从美国为霍洛威海军上将派遣了部队和运送了补给品。然后，当它确信霍洛威海军上将有了正确的计划和执行这一计划的手段后，就坐待他的行动，并准备在他需要帮助时，随时插手进去。今天，假如在海外任何地方发生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用实质上就和黎巴嫩登陆时的作用相同。但在发生较大的事件时，它就可能大大扩大它在国内的活动，即组织动员和使预备队作好战备，以增援负责作战的海外指挥官。 第21页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组织具有任何委员会制度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各军种的军事首脑参加这种委员会，可以使国家高级军事领导人的广泛的经验得到利用。这样，我们最重要的军事计划就会反映出了解本军种和本军种优缺点的人员的意见。他们对国防部长的建议都是负责的，并且保证了计划的现实性。这些计划主要是由负责执行的人员制定的。 另一方面，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解决争执时，具有任何一个委员会所具有的缺点。它们在採取行动前，必须考虑和调解各种不同的意见，在统一意见的过程中，又要花费很多时间来消除不同的看法。例如，1958年，国会授权改组参谋长联席会议后，我们曾对联合参谋部的重要职位在三军中的分配，争论了数月之久，才达成协议。当调解失败后，就需要时间准备向国防部长提交争论的问题。我经常认为，我们在处理每天的议事日程时，过于拖拉。这大概是因为委员会很少具有一种迅速处理事物的个人责任感。而这种责任感却是司令官或参谋长在处理本司令部工作时所具有的优秀的品德。此外，既然有不同意见的参谋长能长时期地阻止在一个问题上採取行动，因此，就很难强迫他们考虑不适合于一个或几个军种情况的问题。甚至当国防部长指示进行这种考虑时，他们可能说一些无聊话以资回答，使一些根本性问题模模煳煳或者不能完全解决。 过去解决分歧意见时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歷，是促成在处理重大问题时迟疑不决的另一个因素。因为，文职首长在接到必须由他们自己作出决定的有分歧意见的文件时，往往表现出极大的不满，所以参谋长们不仅常常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寻求妥协的办法，而且还要清理一些长期积压的有争执的文件。类似战略空军司令部和其他原子威慑部队应当保持多大的规模等棘手问题，可以而且已经被搁置了几年之久。如何正确地组织中东军事司令部，是我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一机构时就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但至今仍未解决。如果袒护参谋长们，我们就可以说，在他们上面的决策机构的微不足道的成绩使参谋长们灰心丧气，不愿直截了当地清楚说明矛盾和迫切要求对分歧作出最后的裁决。在这方面，我们应当记住，参谋长联席会议是一个谘询机构，它们不能决定这些问题。决定政策是文职领导人的责任。 既然解决意见的分歧已经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有效地行使职权的主要障碍，就有必要较详细地研究一下出现分歧意见的原因。人们普遍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所存在的意见分歧完全是由于各军种狭隘地维护本军种的利益所造成的。但是，仔细地分析一下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出，这种看法只有部分的理由。在许多情况下，意见分歧是由于远为根本的和毫无私心的原因所造成的。 如果研究一下实际发生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意见分歧大概可以分为三类。首先，有些分歧多少带有点哲学的味道。它们是由于“大规模报復”战略思想和“灵活反应”战略思想之间的不断冲突而引起的。因此应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的文件中加以解决。 其次是由于上述分歧引起的关于未来战争的实施以及准备进行这种战争的方法与手段。这里包括这样几个问题：各种参战部队的数量，新武器系统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对各军种的作用与任务的不同解释；对核武器的依赖程度以及核武器的最适当的储存种类和当量。 最后，以上广泛的争执也引起了大量的专业性的和技术性的分歧。例如：联合司令部和特设司令部的组织与指挥，因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之间、陆军与空军之间、以及空军与海军之间的作用与任务的不明确所引起的特殊问题。此外，还包括陆军航空队的规模与性质；各军种在大陆防空中的职责；陆空联合作战的指挥关系问题；以及最近出现的空间作战问题。 从上述问题看来，这些问题显然并不仅仅是各军种的问题，而且还常常关系到整个武装部队。尽管如此，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讨论和辩论中，各军种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持有自己的立场。虽然我的说法可能过于简单，也可能不完善，但我还是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对比说明一下过去四年来各军种在某些主要问题上的立场。下面段落的长短只能说明我在写陆军情况时比写其他军种更有把握些。 陆军的立场 陆军贊成採取全面的灵活反应的战略。这种战略是根据1953年以来世界局势的变化对美国的战略作出重新估价之后而产生的。它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首先确定战略报復部队、大陆防空部队、海外驻军、有限战争和大战中所需要的战略预备队、反潜部队以及类似的其他部队的需要程度。然后根据上述部队的需要编造国防预算。 陆军认为，一定数量的防空部队是原子威慑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攻击力量的原子运载能力以及代表防御力量的大陆防空部队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战略威慑力量。这两部分力量应该均衡发展，以保证获得最大限度的威慑效果。鑑于日益增长的弹道飞弹的威胁，防空的重点应以比目前预计更快的速度从轰炸机防御转到对飞弹的防御。同时，奈基3型反飞弹飞弹应尽快地用于作战。目前，花在有人驾驶的截击机及鲍马克飞弹系统方面的钱是太多了。有人驾驶的截击机已经过时。随着轰炸机威胁的减小，发展鲍马克飞弹也嫌太迟了，此外，这种飞弹在技术和财力上是否可行，也是值得怀疑的。 第22页 陆军反对“美国堡垒”的思想，而趋向于强调海外驻军的重要性和通过适当的军援计划加强我们主要盟国地面部队力量的必要性。陆军还贊成在海外建立前进仓库，以缩短在对付远离我们欧洲及远东驻军地区所发生的军事情况时所需要的反应时间。 在提出对“灵活反应”战略思想的需要的过程中，陆军成了要求美国增强进行有限战争的能力的主要发言人。它反对海军与海军陆战队能够代替陆军执行这项任务的想法。因为，这是一种持续的地面战斗，所以是陆军特有的任务。但有限战争的任务也不是陆军的专利品，其他军种能够也应当做出具体的贡献。为了加强在有限战争中的联合计划和联合训练工作，陆军贊成设立单一的司令部。它可能是设在美国的统一指挥部，负责使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作好战备。 陆军对迅速调动部队以应付海外有限侵略的能力颇为关心，所以极力主张建立足够的战略空运和海运力量。由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未就应付有限战争所需的战略运输力量的数量取得一致的意见，因此，陆军要求根据对可能发生的有限战争的图上作业确定所需的战略运输力量。为了计划先头部队的行动，陆军主张事先指定一些空运部队。它相信这样做可以加强联合计划的工作，而不会使已经指定的空军部队停止活动。同时，也有必要逐步替换陈旧的飞机和船只，以使战略空运力量与海运力量现代化。 在其他军种的部队方面，陆军认为，空军过多、过长地依赖有人驾驶的飞机、有人驾驶的轰炸机和截击机。鑑于百万吨级的氢武器的破坏力已有巨大的增加，因此，我们现成的战略威慑部队中的运载工具——飞机和飞弹——的数量已经过多。然而，它需要更迅速地以飞弹代替轰炸机，以便实现现代化。其防御能力也应通过防空、预先警报及其他有关的措施加以提高。这种观点的中心思想是，一支现代化的防护良好的、均衡发展的报復部队，虽然数量较小，但其效率要比目前空军、海军和盟国的空军、航空母舰及各种飞弹的结合体高得多。 至于海军，陆军认为北极星飞弹潜艇的确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对于这种潜艇的服役时间表示怀疑。陆军认为，海军的航空母舰计划庞大得毫无理由。它要求海军首先注意反潜作战计划。 至于陆战队，陆军承认它们可以对于在海岸与海岸附近发生的有限战争，作出潜在的贡献，但是强烈地反对这样的看法：陆战队应当成为第二陆军，而且可以接替陆军在迅速而持续的地面战斗中所起的作用。 最后，陆军反对作为大规模报復思想一个组成部分的“短暂的战争”概念（即下一次战争将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结束），而且反对以这种概念来指导动员准备。鑑于未来战争的持续时间尚难预料，因此，如果不做好开战后进行动员的准备，那就会象一个悬赏拳击家一样，面对着决定胜负的战斗，但他只进行了第一个回合的练习。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立场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出席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很迟才和陆军一起支持“灵活反应”的战略思想，反对“大规模报復”思想的鼓吹者。但对按作战职能分配财政预算并不热心，而主张按军种来分配预算。因为他们认为，海军部队不可能分割成为各个专业单位。他们指出，一艘舰只可以同时对战略轰炸、反潜作战和防空作出贡献。然而，他们也趋向于同意目前的战略报復部队按其所担负的任务来说，可能是过于庞大了，故应使其现代化，并缩小其规模。 海军认为，经过这种改组，北极星飞弹潜艇由于具有机动性和隐蔽的特点，就应在履行进攻性的战略报復任务中起主要作用。它强烈地反对把北极星飞弹部队和战略空军司令部合併。大陆防空没有得到海军多少支持。它力图阻止在防空方面花费大量的财力，因此对于奈基3型反飞弹飞弹计划採取了否定的态度。 海军和陆军一样，反对“美国堡垒”的思想。它虽然承认迅速应付有限战争的必要性。但是为了避免让陆军保持庞大的部队，它反对制定大规模的有限战争的计划。它力图说明海军和陆战队结合起来，就能解决有限战争的问题。因此对陆军在战略空运及海运方面的要求，不感兴趣。 海军力图保持庞大的航空母舰部队，企图以大战及有限战争的要求来说明其舰只数量是合理的。虽然其他军种希望看到海军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反潜作战，但海军却要在三个方面同时并进，即企图扩大它在战略轰炸和有限地面战争中的作用，同时又要保持反潜作战的职责。 海军同意陆军的看法：“短暂的战争”的概念是危险的，也同意必须作好开战后进行动员的准备。 总之，海军和陆战队满足于现状，反对对各军种目前的作用和任务进行任何重大的改变。 空军的立场 空军是竭力主张採取大规模报復战略思想的军种。它认为，这是美国赖以取得安全的唯一有效的军事战略。空军发言人的论点大致如下： 大规模报復的战略思想“现实地”考虑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决不可能在保持空中优势的同时，在地面部队方面与共产党争雄。它也是我们财政收入能够支持的唯一有效的战略。它迫使苏联认识到，苏美直接参与的大战将对它们造成很大的破坏，以至成为一种完全不能接受的冒险。空军认为，苏联害怕大战，不仅将使美国避免大战，而且也可以避免有限战争，因为苏联人害怕任何有限战争可能发展成为致命的大战。 第23页 因此，空军认为，无需作好应付所谓有限战争威胁的特殊准备。因为在我们准备大战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它了。任何特殊的准备可能是非常不利的，它会引起对我们在危机中使用报復力量的决心的怀疑，从而削弱威慑力量的效果。这种怀疑也会助长潜在的敌人的气焰和使我们的盟国感到失望。我们必须反对任何可能损害“大规模报復”政策的信服力的行动。 空军认为，我们主要的危险在于苏联的战略空军部队和飞弹部队的日益强大。为了应付这一危险，美国必须在战略打击能力方面经常远远超过苏联。为此，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战略飞弹和战略轰炸机，并在飞弹的战斗力还没有得到完全证实之前保留充分的战略轰炸机。我们虽应确保驻在美国本土的战略打击力量不受敌人的突然袭击，但在战略空战中，强有力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因此，战略空军必须比大陆防空部队和由陆军提供的要地防空部队，优先得到不断的加强。同样，我们也不应错误地以大量的财力发展反飞弹飞弹防御，如奈基3型反飞弹飞弹。因为，它是否可以使用，还值得怀疑，此外，其造价也非常高昂。虽然研究和发展一种反飞弹飞弹可能是正当的，但在没有证明它的有效性以前，就不应投入生产。 空军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立场，来源于前面所说的理论。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预算的重点就应放在进行大战的部队方面，特别是战略空军方面。海外驻军应当减少到只起绊索的作用。国内的战略机动预备队应当缩小到较小的规模。如果这些部队适当地缩小了，就不需要增加战略空运和海运部队来保证它们的运动。由于美国只需要准备应付大战，而且大战也只是短暂的，因此就没有理由在本土储存大量的动员物质。各种部队的动员基地应当减少，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现成的部队——最好是空军方面。 随着有人驾驶的飞机的重要性的降低，空军看到在各军种之间继续保持对它有利的预算，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为了保持对它有利的预算，空军一方面发动进攻，以图接管陆军的大陆防空任务，另一方面又进行防御，防止海军的北极星潜艇插足于它的战略轰炸任务。由于一些不了解的原因，空军代表至今仍反对使洲际弹道飞弹和中程弹道飞弹具有机动的能力。然而，它们对机动的北极星飞弹作了重要的让步。可以预料，在以后，空军的立场可能会有变化。 上面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辩论中显示出来的关于各军种立场的相当精确的陈述。这些不同的立场说明了尚待文职当局作出决定的问题的范围和性质，同时也说明了预算对各军种意见分歧的影响。 事实是，如果大家不知道国防预算的限额，那末，军种之间的许多冲突是可以通过协调来解决的。但是，国防预算的最高限额约达400亿美元的事实提醒了每位参谋长：各种军事计划虽然性质不同，但事实上却是在数量已经确定的美元之间进行竞争。这种考虑影响了参谋长们对兄弟军种的计划的态度，因而也就更难作出一个大公无私的判断。反之，如果不考虑财政因素，就可能作出公正的判断。国防预算有一定的数量，加强了各军种间对经费的争夺，因而也成了各军种发生冲突的主要根源。这种冲突损害了全国对军事计划的信心。 本章一开始就指出，在三年半的时间内，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是在23个文件上存在着分歧。考虑一下这些分歧是如何处理的以及谁的意见最后取得了胜利，可能是有趣的。 每当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个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并且不可能进一步统一意见时，他们就指示联合参谋部主任起草一份报告，将分歧的意见呈送国防部长加以处理。为了便于国防部长比较，这个文件陈述了各种分歧意见。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这些问题上的地位与参谋长的地位多少有些不同。在1958年国防部改组之前，主席在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的过程中没有表决权。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情况。因为参谋长们并不参加正式的投票，而当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时，就把不同的意见提交国防部长。主席通常同样有资格可以用口头方式或以个人备忘录（附在意见分歧书后）的形式，向国防部长陈述自己的看法。雷德福海军上将使用了提交个人备忘录的方式。这种方式在1958年的国防部改组法中作了明文规定。这样，就给主席与其他参谋长以同等的投票权。对此，国会和公众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主席的地位。实际上，并没有作出什么重要的改变。因为，即使没有正式的投票权，主席也已经取得了凌驾于任何一个参谋长或参谋长们之上的地位。 下列的记录清楚地显示了主席的首要地位。同时，也表明了国防部长就上述的23个意见分歧的文件所作出的决定。后面两项数字是指1955－59年期间国防部长在23次意见分歧中同意和否决各军种和主席的意见的次数。 支持否决 陆军320 海军1310 海军陆战队（只参加11次）47 空军176 主席（只参加过21次）183 为了了解上表中诸因素的彼此关系，还应该指出某些事实。陆军通常处于少数的地位。在23次意见分歧中仅得到主席一次支持，空军4次支持，海军10次支持。陆战队在11次意见分歧中支持陆军6次。海军和陆战队对陆军的支持，大部分发生在雷德福海军上将卸去主席职务之后。 第24页 记录表明，在所研究的时期中，主席通常支持他原来隶属的军种。雷德福海军上将在13次意见分歧中支持海军10次。特文宁上将在8次意见分歧中，8次支持空军。记录同时也说明，陆战队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就等于给海军投两票的权利。在11次意见分歧中，海军陆战队有9次支持海军。 经常有人说，即使是为了减轻国防部长在作出军事决定时所遇到的困难，参谋长也有责任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从记录中可以看出，在这一段时期中，国防部长曾经4次否决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致意见。因此，显而易见，即使参谋长们取得一致的意见，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总之，研究了这些数字后，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可以看出，过去四年来，陆军一直处于孤立和少数的地位。实际上，这种充当巴比伦俘虏的处境在李奇微将军任参谋长职务期间就开始了。 雷德福海军上将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期间，陆军就与主席对立，与其他参谋长也常常对立。以后，直到海军和陆战队倾向于支持“灵活反应”的战略和看到有限战争的重要性后，这种情况才逐渐有些好转。但是，仍有这种情况存在，即在过去四年中，要不是陆军参谋长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本领，专门在争论中选择错的一方，便是有人对不同意见採取了堪与塔马尼大楼的优良传统相媲美的压制手段。 另一个主要的结论是，主席这一边几乎经常获胜。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主席是由国防部长亲自选择的。他和国防部长在实质上和精神上都是密切一致的。他们在五角大楼并肩工作。主席以国防部长主要军事顾问的身份陪同他出席国内外许多重要会议。他很快地和国防部长的思想一致起来，并在政府内外，成为武装部队的可靠代言人。人们常把主席的看法和参谋长们的看法混淆起来。并且，还错误地认为主席的立场就是参谋长们的立场。这种情况说明了主席的首要地位。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必然形成了他的首要地位。当然，主席保持这种首要的地位，对国防部长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国防部长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主席来指导参谋长们的工作，使他们操劳不息，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及时的意见和建议，而且最好是那种不令人为难就能接受和同意的意见和建议。但是，有些意见也会是令人讨厌和不受欢迎的。特别是当它们与行政当局所经常考虑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相冲突时，就更是如此。在这种时候，部长就要依赖主席来制止这种意见，并在适当的问题上促成意见一致，以便用来支持国防部的计划。如果要主席执行这个职责，部长就必须在意见分歧的问题上支持他。从记录中可以看出，四年来，部长是很少不支持主席的。 这样，主席已经成为一种官方的督察员。他负责把官方的方针传达给参谋长们，并期待他们以此来指导行动。但在第一任主席布莱特雷上将领导期间，情况却不是这样。他在掌握参谋长们的讨论会时，却保持谨慎的中立态度。而雷德福海军上将是一个有才干而又固执己见的人。他竭力把他的看法强加在参谋长们身上。我在他手下担任参谋长的两年期间，很少和同僚们进行严肃的争论，在争论中，主席和我通常进行激烈的争吵，彼此谁也没有说服过谁。但是，不管我如何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还是非常佩服他的坚持目标的精神和在推行“新面貌”政策时所表现的那种无可否认的效率。 特文宁上将任主席时，一贯採取多少是布莱特雷上将和雷德福海军上将两者之间的立场。同雷德福海军上将相比，他并不很支持官方的方针。但是作为一个“大规模报復”政策的长期鼓吹者，他那张起决定性作用的票总是有利于空军，而反对对战略进行彻底的审查。 研究了上述现象后，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已承担了过去那种令人讨厌的单一参谋长所具有的大部分权力。过去在讨论国防组织时，这样的单一的参谋长一直是为国会和某些公众所害怕的。这种权力本身没有什么坏处。但是，那种毋需对公众负责的隐晦的权力，却是很坏的。主席并没有完全享有一个合法的集权当局在迅速作出决定和加速工作的进行时所具有的那些有利条件。尽管他最后能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别人身上，但仍需遵守同参谋长们进行商讨和争辩时的程序。主席的这种虚假的地位，应在今后研究改变国防部机构和组织时，加以认真的考虑。 如果不提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会的关系，关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作用的讨论，就显得不够完全。和大多数议会制度国家的做法不同，美国三军的参谋长们作为军种的参谋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必须经常出席国会的各个委员会作证。此外每年至少要在两院的武装部队委员会及拨款委员会上各出席作证一次。在正常的年月里，还要就原子能、飞弹、军事人员、后备力量及军事援助计划等等特殊问题出席作证。对参谋长们来说，国防预算证词听取会通常是最麻烦的，因为这些证词听取会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参谋长们对政府的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的责任问题。 参谋长们出席国会委员会作证的目的是：“交代真情，揭发错误”，同时还要对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决定保持忠诚。这项道德标准执行起来，并不简单。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在国防部编造预算和研究其他任何与预算同样重要的措施时，各军种参谋长都应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当他们尽了一切力量把自己的文职首长引到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后，就必须接受本军种部长、国防部长和总统的决定，以此作为最后决定，并在国会中加以支持，不然就辞职。这种态度完全符合我们军官的传统教养。如，陆军和其他军种一样，其参谋人员一定要大胆地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直到指挥官定下决心。此后，他的任务就是支持这项决定，使其发生作用。 第25页 但是，在华盛顿做一个参谋长并不如此简单。在军队里，军官是不应出席军外单位讲话的，但在过去，又必须要求他在那里陈述他向指挥官提出的建议和理由。这就形成了参谋长在国会中所处的地位。他刚读完准备好的支持国防部长的声明后，便会面临一群提问者，要他说明他原来的观点并且把这些观点与国防部长及总统的最后主张作比较。这样，参谋长就会立即发现自己处于为难的地位：不是反对自己的文职长官，就是拒绝向国会提供事实。就我个人来讲，我是没有其他办法来应付这种局面的，而只好不问后果地老老实实地回答问题。 要想寻求一个应付这种任何军人都不喜欢的情况的补救办法，是困难的。一种办法是不让军官在国会作证并且把一切军事问题都交给文职部长去辩护。这是英国和欧洲许多国家所採用的解决办法。但美国将来会不会接受这种办法，我是有怀疑的。因为国会希望听取那些一般认为没有政治动机的军人所提供的事实。 另一种办法是让参谋长向其文职首长提出的意见具有一种特权，即可以不向国会陈述这些意见。但迄今为止，行政当局认为不宜因为採取这种办法而引起一场风波。 这两种办法将使国会得不到在履行宪法规定的对武装部队的责任时所必需的军方意见。国家安全事务的复杂性和技术性正在逐年增加，但国会议员在制定关于这些事务的法律时。仍须非常谨慎。因此，议员们不依靠那些负责国防的参谋长们又依靠谁呢？不让议员知道参谋长们的意见，将会不可避免地迫使他们寻求不可靠的意见，从而有害于他们採取立法行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难道不应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会之间建立合法的关系，并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成为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及总统的顾问的同时，也成为国会的军事顾问吗？这也就是在当前的实践中已经发展起来的关系。 第七章 决策的失败：军事战略实际上是如何制订的 国防部长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共同负责指导我们制订战略的机构的实际工作。的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防部的指导通常是含煳不清的，但这个缺点未必是关键性的障碍。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在“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中，可以找到支持几乎所有的军事计划的字眼。因此，国防部有足够的灵活余地，可以草拟自己的“国家军事计划”（类似于陆军在1955年拟制的计划），以便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各军种提出明确的指导方针。但是，要拟制这样一个文件，首先必须解决多少年来一直搁在国防部中的悬而未决的一些基本争端。 参谋长联席会议内部的意见分歧，往往成为批评我们制订战略方面缺点的重要目标。实际上，这些分歧是疾病的基本症候，而不是疾病本身。其中，绝大部分是由使参谋长们经常发生意见分歧的更为基本的争端所引起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国防部长要求参谋们说明这些基本分歧并把这些分歧提交他作出决定之前，是决不能避免分歧和彻底地整顿国防机构的。现在，让我列举一些在制定有效的“国家军事计划”中所必需特别解决的问题。 战略方面的各种争论主要是由于“大规模报復”战略和我称之为“灵活反应”战略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自从“大规模报復”战略在1953年被接受为正式的官方政策并在迄今为止的国防预算中得到忠实执行以来，虽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中，有一些辞句鼓励了一些人反对这一战略，但是，我们已经为它花费了许多美元。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国防部长愿意把“灵活反应的战略”斥为“异教”，并把支持它的人逐出教堂。反抗的号手一直可以吹出不一致的音调。结果，这种根本分歧不断地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分歧，并且成了引起该机构内部的许多冲突的基本原因。 对原子武器的依赖程度与这个基本分歧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政府毫不含煳地允许军方使用原子武器，其所需要的武装部队的数量、编制和装备显然就将与政府没有明确允许军方使用原子武器的情况有所不同。到目前为止，各军种从未接到过任何明确的文件，可以允许它们充满信心地计划使用或限制使用原子武器，尤其没有接到过在有限战争中应否使用原子武器的明确指示：在这种战争中，各军种必须就政治领导人认为何时决定使用原子武器才符合国家的目标一事进行猜测。由于缺乏明确的指导，空军以及海军（在较小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取消了进行持续的常规战争的能力，而陆军则竭力保持所谓“既应付大战，又应付有限战争的能力”。 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了关于大战和有限战争定义上的争论。在这些争论的后面，存在着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美国是否会进行一次完全使用常规武器的大战？尤其是，当我们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时，我们是否会一开始就毫无限制地使用原子武器？或者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至少在战争的初期，将不诉诸于原子武器？在这些问题上，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能作出决定，因为它们远远超过纯军事范围内的问题，但它能够，而且应该，提出推动决策机构工作的建议。而决策过程最后由总统完成之。 另一个必须解决的基本争端是关于各种所谓“专职部队”（即原子报復部队、大陆防空部队、海外驻军、有限战争部队等等）的数量和组织。这类部队需要多大的数量才能满足需要呢？早在1955年，我就要求威尔逊先生责成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切实可行的、衡量我们作战部队需要量的标准。雷德福海军上将、卡利斯先生及其他人反对这一行动。他们说，这种军事问题不能进行科学的或技术的分析。不能估量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这种反对意见被接受了，所以，直到今天，各种“专职军队”的数量与组织还没有一致的标准。这种情况说明，国防部在没有设计蓝图、设计模型和一致同意的安全系数的情况下就开始确立国家防御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如不首先解决衡量各种作战部队数量标准这个基本的问题，就决不可能得出国家安全所需的部队的数量。这些标准就是为防御计划提供巩固基础所需的积木。 第26页 关于新武器体系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的一些特殊问题，使参谋长联席会议大伤脑筋。参谋长联席会议经常被要求在新武器投入生产前几年，就向国防部长提出关于各军种应当採购的数量和类型的建议。由于新武器的研究和发展往往由一个军部负责，因此在讨论这种武器的未来用途时，该军部就可能成为它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其它军种的参谋长很可能对发展这种新武器的要求产生怀疑，并且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这种武器将来所需要的国防经费。这样陆军和海军就一直对空军的鲍马克无人驾驶截击机泼冷水。同样，空军和海军也对陆军的奈基3型反飞弹飞弹的前途表示寒心。 这种态度并不纯粹是由于军种间的偏见或争取创造者的光荣所引起的。要在新式武器制造者的夸大性宣传和其真情实况之间作出区别，是困难的。任何一个参谋长都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来检查各种武器倡议者的论点。尽管如此，他通常仍须在这种武器问世前或早在它准备投入生产和使用之前，表明自己对它的前途和对它的依靠程度的看法。 这就是国防部长能比参谋长联席会议更好地作出裁决的地方。这里涉及的大都是科学及工程方面的问题，因此，可以让有关军种的军外文职专家去考虑。国防部长如能负责决定对新武器体系技术上的依赖程度，他就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军种参谋长只需回答一些军事上的问题。例如，国防部长在与公正无私的专家讨论后，若能对鲍马克飞弹和奈基3型反飞弹飞弹在技术上的可靠性和达到它的设计要求的时间，提出看法，那么，参谋长联席会议就能轻而易举地确定这种武器是否需要，以及如果需要时，在一定时期内的需要量。 概括起来说，总的问题是：国防部长完全有可能使现有的机构比现在工作得更好。首先，这是因为他可以比威尔逊部长或麦克艾罗伊部长更好地与参谋长们接近。而据我所知，威尔逊先生只有一次与军种参谋长坐在一起，用较长的时间来了解他们的困难。这件事大约发生在1956年3月在波多黎各召开参谋长会议的时候。至于麦克艾罗伊先生，虽然我在他任职后不久，就建议他召开一些非正式的会议，但他从来没有给予参谋长们任何机会来认真讨论一些基本问题。显而易见，他们俩人都喜欢从正式文件上，或从国防部副部长卡利斯先生的口中，或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海军上将和特文宁上将那里，间接地了解军种参谋长的意见。与此同时，总统也不过问军种参谋长之间的争论。他只依靠国防部长排解分歧。曾经好几次有人向总统建议，要求他与军种参谋长举行非正式的会议。他看来总是很乐以接受这一建议。而且在1957年7月，当总统与我谈起这个问题时，他曾指示他的幕僚，每两个月召集参谋长们开会一次。但是由于一些不知道的理由，该计划一直没有付诸实施。 如果一些基本的问题不能通过不太正式的方法加以解决，那么，国防部长就可以指示军种参谋长，要求他们以有助于他作出决定的方式草拟关于此类争论的报告书。然后，当他确定了对基本问题的态度后，就应制定一些明确的毫不含煳的文件，以澄清高级当局的指示中的模煳之处。採取这种领导方式，就可以恢復预期的制定战略的程序，和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履行职务提供健全的基础。可惜，这种领导方式一直没有形成，因此，美国战略或多或少地成了政府编造国防预算时的偶然形成的副产品。 从第三章和第四章关于“新面貌政策”的演变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防部长在规定编造预算的指导方针时，虽然并不一定预见到这种行动的结局，但通过对这种指导方针的运用，却使他成了我们军事战略的真正制定人。对国防部长来说，规定这种指导方针不是一种专横的行动，而是为了执行政府行政部门的政策，尤其是预算局的指示，而必须採取的措施。当战略制定机构无法工作时，他感到必须根据财政部的支出指标规定编造预算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结果，这些基本规则对美国今天的军事态势和今后几年中的军事态势产生了影响。 这种指导方针常常限制了军事人员的数量，总的防御开支以及各军种间军费的分配，有时也限制了装备和补给品的储备量以及各军种为了适应战争需要而储存的弹药数量。在过去几年中，每年都不得不削减核定的军需储备量，因而也就缩短了我们部队在全面扩大战时生产之前所能支持战争的时间。 各军种接到编造预算的指导方针后，应立即根据该方针制定本军种的预算。在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国防部长和审计长经常召集各军种部长和各军种参谋长商谈各军种预算的编造情况。我总是发现，威尔逊先生和麦克艾罗伊先生非常急于规定每个军种“受审”的日期，并且急于得到一个全面的关于预算指导方针对该军种影响的报告。虽然在这些会议上，经常议论纷纷，但我从未看到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对最后的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各军种的代表象我们看到的那样，进行了滔滔不绝的辩论，然而，预算分配的百分比几年来始终未变，即陆军23％，海军和陆战队28％，空军46％。 这种按军种编造预算的方法有严重的缺点。它掩盖了预算对各“专职部队”的影响。换句话说，三军或多或少地孤立地发展自己的部队，以致从未统一考虑每一类部队，如由海军和空军组成的战略报復部队。同样，也不可能确切地说明从国防预算中得到了多少大陆防空部队，因为这是另外一种几个军种都作出了贡献的部队。换句话说，当我们考虑作战任务时，我们是从横的方面看我们的部队，但在编造国防预算时却是从纵的方面看我们的部队。艾森豪总统说得很好：“陆、海、空军单独作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復返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意味着，我们应当根据特遣部队的原则组织我们的战斗部队，即根据所要完成的任务把适当比重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分配给野战指挥官。这种根据战斗需要来考虑部队的组成，但却根据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分类来“购买”我们的部队的现象，是不正常的。其结果是：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美国从单项预算或一系列预算的开支中，究竟“买”到了多少战斗力？ 第27页 为了要解释我们目前用“垂直”的方法编造预算的缺点，我虚构了“一个不幸的给养军士的寓言”，并在1959年6月25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说中提到过它。为了说明这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不妨在这里重述一下： “从前有个连长，他的连里的伙食有些问题。士兵抱怨伙食不好，无故缺勤率很高，士气普遍低落。所以他决定亲自作一次调查。 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从外面请来任何专家。他感到并不需要营养专家或饭店经理的帮助。他正确地认为，外界不负责任的指导未必能有多少帮助——事实上他是一个老式的、即将被淘汰的、凡事都得亲自动手的人。 这位上尉没有花很长时间，就找出了问题所在。这就是给养军士管理厨房的方法不合适。给养军士是一个很好的、诚实可靠的士兵，但对管理伙食没有很多经验。事实上，他是由于在财政部工作出色，最近才被选调来当给养军士的。 “这位给养军士在管理伙食方面不是一个专家，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靠四位厨师。这就是产生问题的关键。这四位厨师脾气很坏，各搞一套，时刻相互提防，因此坚持始终在一起工作，而决不轮班。此外，虽然有一位厨师年龄较大，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头。 “尤有甚者，这四位厨师都各有一套，其中有两个人曾在一起受训，煮的东西大致相同。他们非常喜欢又松又酥的蛋白牛奶酥和肉饼之类的东西。第三位厨师是海味专家——法国厨师称海味为“海中之果”。第四位厨师是一个辛辛苦苦的喜欢肉烧洋山芋的人。他们各有一套，对每天的食谱从没有一致的意见。因此，每个厨师都有自己的食谱。 “结果，当给养军士在早晨到市场去买菜的时候，四位厨师都提出了不同的菜单，并且要求这位窘迫的给养军士接受自己的菜单。因为，时间总是很迟了，所以这位军士只能收下所有的菜单，匆匆忙忙去市场买菜。然而，他知道每张菜单需要他花去大约整个一天的菜钱。 “所以在市场上，他总是感到很苦恼，不知如何是好。四周菜贩大声吆喝，要他买他们的东西。给养军士也是到处都买，至少首先根据厨师提出的菜单买了一些他认为听起来合理、看起来还好的东西，他花完钱后，就回到连里，把东西交给厨师。他总发现厨师的情绪很坏，对他早上的工作很不满意。当然他们完全可能会这样，因为不管他们如何努力，他们从来不能够从给养军士买来的东西中做出三顿比较均匀的饭，来满足全连士兵日益增长的食慾。 “没有多久，这位上尉就决定：所有这些事情都做得不好。他把给养军士和四位厨师召集在一起，进行了坦率的谈话。他说：‘士兵们，我们必须改变这一切。军士，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四位厨师一起决定一张一周内适用的总食谱，并向我说明。如果四位厨师不能一起工作，就挑一位最好的厨师负责这项工作，把其余三位解僱。必须根据伙食标准来办伙食。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注意每一顿饭都分配得很均衡。而且符合营养标准。不要因市场上商人的吆喝而乱买。一定要根据总食谱所规定的去买。菜买来后，要厨师们根据总食谱做饭。如果你在改善伙食方面还需要帮助，可以成立一个伙食委员会，由几个最老的军士组成，并且不时地徵求他们对伙食的意见。’ “这些工作都做了。伙食很快改善了。无故离队的士兵也归队了。士兵们再也不抱怨甜食太多、面包和肉食不足了。该在早饭吃的东西就在早饭吃，不在中午或晚上吃。士气高涨了。给养军士保持了他的饭碗，上尉也提升了。 为什么所有这些都成功了呢？因为这位上尉根据变化了的条件重新估计了情况，并且採取了下述方法，每个厨师都根据自己的技术和士兵的需要共同对每顿饭作出贡献。菜单的制定已经成为一种单一的横的活动而不是由四个敌对的厨师分头进行的纵的活动。结果，整个连就显得非常融洽。” “不幸的给养军士的寓言”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将总统比作这位上尉，将国防部长比作这位不幸的给养军士，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三军参谋长比作厨师，那末，就可以清楚地得到关于改革国防程序的建议了。 按照当前的办法，当三军已分别向国防部长提出了各自的预算后，国防部长就把三军提出的预算合在一起，加上为国防部保留的费用。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作为本军种的首长，都参加了他们本部门的预算的编造工作，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作为一个集体，参与总的预算的编造工作。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国防部长才在1959年将1960年度的预算交给三军参谋长，徵求他们的意见。这件事情在第四章里已有详细的叙述。它反映出，国防部长突然认识到他在将预算提交国会之前，需要取得各军种参谋长的同意。后来公众对这种做法的热烈赞扬，使政府重新考虑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编造预算时的任务。在这种任务没有明确之前，现行的方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它没有提供正式的办法，可以将军事需要、计划与预算结合起来考虑。这三个因素在每一个军部内得到了统一的考虑，但没有适当的步骤使其能在国防部内得到统一的考虑。结果，我们今天的军事战略就成了政府编造预算过程中的一种偶然产物，而不是有分析地估计军事上的需要和科学地编造预算（旨在利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国防资源来支持军事上的需要）的产物。在新的一年中，当预算增加时，我们的军事计划就按照过去几年中编造预算时所规定的方向增加一些。用飞弹制造者们的话来说，这就是，军事计划根据“惯性制导"的方法执行，而很少或根本没有根据“指挥制导”的方法向前推进，使其适应改变了的世界形势。这些军事计划不仅庞大，因而难以修改，而且军界和经济界还有强大的力量主张维持现状。我肯定地认为，继续强调大规模报復政策和大战的需要，既起因于认为这种正统战略是正确的，同时也起因于在克服习惯势力和抗拒外界势力方面存在着实际的困难。从1953年以来就保持的各军种预算的分配比例，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在军事准备方面缺乏灵活性。如果1953年以来世界形势没有发生变化，这种固定的分配方式才算是合理的。可是我并不认为有人会说世界局势一点未变。我们可能对于这几年来的变化程度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很难相信世界形势没有发生变化的论点是正确的。 第28页 第八章 灵活反应——新的国家军事计划 既然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美国在制定军事战略与使用军事资源方面，有着一些重要的缺点，现在就不应再事拖延，而必须建设性地作出决定，以谋补救。现在我愿回过来谈谈我在前面几章中提到的一个论点，即：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需要我们全面地重新估价我们的军事需要。那么，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它们对我国的安全又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个因素是，美国过去在很多武器方面所具有的对苏联的技术优势，现在已经丧失。虽然凭着有限的迹象来作一般的推断是危险的，但苏联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如远程飞弹和某些空际活动方面，已经超过美国，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我对于趋向于夸大敌人实力的情报，一向抱着怀疑的态度，不愿承认所谓飞弹差距的事实及其意义。但是，现在我已经勉强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飞弹的差距是确实存在的，这种差距和下面将要提到的因素加在一起，就对我国的军事安全有着极重大的影响。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苏联早在美国之前，就在高速发展中程飞弹和远程飞弹。它们把制造轰炸机的钱节省下来，用于制造飞弹。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它们的飞弹计划虽然偶尔也有失败，但整个说来，却一直是很成功的；关于这点，飞弹制造商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个人的结论是，在1964年之前，与苏联比较起来，美国在远程飞弹的数量与效率方面，很可能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除非在目前立即採取果断的措施。 在飞弹差距的全部或大部时间中，由于美国没有一种有效的反飞弹飞弹，因此俄国人具有的这种压倒优势的飞弹力量，其所含的意义，将尤为重大。我曾说过，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预见到美国需要一种反飞弹飞弹，并于1955年，经过初步研究之后，就开始认真地研制奈基3型反飞弹飞弹。这种武器便是目前正在发展中的唯一可望对付敌人弹道飞弹的武器。1957年，我曾同其他陆军代表一起，力争通过一项60亿美元的突击计划，以便使这种飞弹能在1961年供作战使用。但当时的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些同事始终反对这项计划。因为据他们说，这项计划能否成功，还没有把握。由于他们的反对，奈基3型飞弹除了得到了一些研究和发展费用外，始终没有得到较多的经费。因此，在今后几年内，美国不可能指望得到一种供作战使用的防飞弹武器——除非在目前立即採取果断的措施。 以上两个因素（即苏联的飞弹优势与美国没有反飞弹飞弹）加在一起，就使我们在未来相当的时期内，处于非常危险的地位。我们目前遏制原子大战的威慑力量，依赖于目前居于优势地位的有人驾驶轰炸机，和有限的飞弹。今天，美国与盟国可以用来攻击苏联目标的原子运载工具，已经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且已经是过多了。然而，我们在有人驾驶飞机方面所具有的优势的作用正在日渐下降。我们现在有各种证据可以说明，苏联已在主要目标的周围配备了强大的地对空飞弹。如果他们的防空飞弹在性能上也与我们一样完善，而且在数量上又有增加，那么，美国的轰炸机要想进入这些目标，对之发动攻击，就需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 到1961年，苏联将拥有一支非常庞大的弹道飞弹部队。这支部队用于攻击时，将处于很有利的地位，并将使我们的报復打击力量遇到严重的困难。可以预期，苏联的飞弹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能找到，至少也是难以发现的。机场可以随时通过航空摄影发现，并成为预定的良好的攻击目标。但飞弹发射场却毫不明显。从我们知道的苏联的规律，可以估计到，他们将使飞弹充分保持隐蔽、分散与机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轰炸机与飞弹即使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也不可能消除苏联的飞弹的威胁。因此，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一种以袭击苏联飞弹部队为主的目标体系，将很少能够占有有利的地位。美国也只能依靠威慑力量来遏制原子大战，从而保证国家的安全。而要纯粹用军事的方法来消除这种危险，则是不可能的。 同样，要想经受住苏联的突然袭击，也变得更加困难了。飞弹的警报时间只有几分钟而没有几小时。只要美国主要仍然依赖有人驾驶的轰炸机，那么，由于其机场非常容易发现，因此轰炸机也就极易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破坏。在飞弹袭击后，很可能继之以有人驾驶的飞机从低空发动攻击。在这样一场灾难中，人民将遭到惨重的损失，尤其是放射性微粒回降所造成的伤亡。在这方面，美国还没有一种全国性防护办法。 总而言之，从现在到1961年期间，由于美国在有人驾驶轰炸机（轰炸机仍有飞抵目标的可能）方面的优势，它如果不遭到突然的袭击，就仍然具有相当的优势。假如苏联偷袭成功，双方继续保全自己的机会就会几乎相等，因为在此种情况下苏联的运载工具虽少，但美国境内的军事目标和一般目标也没有足够的防护能力。 从1961年左右开始的中期时代，美国的报復力量就将由弹道飞弹与从美国本土已知的固定基地上起飞的轰炸机混合组成。为了使这支报復力量的暴露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我们已经採取了一些分散配置与加固的措施。如果一切顺利，美国还可以依赖一些已服现役的北极星飞弹潜艇。但是，在几年以内，还不可能制成反飞弹飞弹（包括预先警报体系）。对轰炸机的防御可能得到一些改进。但低空防御仍是一个问题。居民的防微粒回降也是一个问题。 第29页 在这段时期内，可以设想，苏联将在洲际弹道飞弹、战略目标情报、战略打击力量的保护和隐蔽等方面，具有显着的优势。它可能有良好的对轰炸机防御体系与先进的民防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不管首先发起攻击的方法如何，美国将在原子大战中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然而，也有办法可以减轻这种不利的情况——只要在目前就採取果断的措施。 由于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在目前与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国遏制原子大战的威慑力量的效能将有严重的削弱。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理由可以认为，在两大实力集团中的任何一个集团，都极不可能发起一场蓄谋已久的原子大战，最近经常有人讲到，自从发展了百万吨级的原子武器以来，有限战争将是未来军事行动最可能採取的样式。到目前为止，歷史证明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然而，我们已能看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对于遏制故意发起的原子大战的能力将会日渐下降。在情况发生这种变化时，对于苏联来说，发动突然袭击的吸引力就会大大增加。最后，它们也可能屈服于这种吸引力。 同时，由于误会或估计错误而引起大战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两大敌对集团掌握的原子武器和原子弹头的数量，正在逐年增加，因此，灾难性的意外事件也就更有可能被解释成为敌对的行动。这里，我们就必须考虑到因为上面两个因素而产生的第三个因素，即我们再也不能信赖我们的遏制大战的能力，而是必须作好必要的准备，俾能在苏联人故意发动原子战争或由于误会和偶然事件而爆发战争时，继续存在下去。 这种威慑力量的削弱是严重的，它不仅使我们有可能在大战中遭到失败，而且也增加了我们受到原子讹诈和在世界许多地区遭到消耗式的侵略的可能。最近几年来，一直有人预言，在相互威慑的时代里，苏联进行挑衅的次数将会增加。在1959年，我们正处于这种情况之中，当时发生的许多事件证实了这种预言的正确性。共产党人在台湾、中东、柏林和寮国的行动，就是他们在冷战和有限战争的情况下日益以军事力量支持侵略路线的例证。随着苏联对于它们在进行大战武器方面（特别是在洲际弹道飞弹方面）所居的优势日益具有把握，那么，当它们发现美国人胆怯时，它们就会比以前施加更大的压力，希望美国由于意识到自己力量的薄弱而宣告屈服。苏联和我们的朋友都不会相信，除了为了保全自己外，我们将会为了任何其它目的，而使用大规模报復力量。那么，我们究竟应以什么方法来对付共产党将会发起的挑衅呢？ 由于上述各种因素，我们就必须考虑另一个新的因素，即我们在常规部队方面比共产党集团落后的事实，这种情况是由于我们的领导人有意识决定接受这种劣势，并且企图用大规模报復的威慑来抵消这一方面的缺陷的结果。 自从美国在1945年实行復员以来，苏联在地面部队方面的优势，就在不断增长（韩战时期的一个短短的时期除外）。在最近几年中，苏联始终保持了一支约为250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完全改用了最现代化的常规武器和原子武器。这支军队比苏联的弹道飞弹更是共产党的残酷的力量的象徵，同时也是对苏联具有重大价值的政治力量。在新面貌战略的引导下，美国曾一直设法使全世界的人相信，如果它们侵犯美国或美国的朋友，我们可以通过以原子轰炸将它们从地球上消灭相威胁，来抵消他们的常规部队。现在，我们在进行全面战争的武器方面，正在日趋劣势，因此，大规模报復战略过去所具有的价值也已随之消失。然而，尽管有了这些事实，目前仍然有人认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之内，是不可能发生有限战争的。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假如在柏林，双方巡逻部队发生了冲突，就会自动地导致原子大战。其结果是，除了双方相互毁灭，或者美国在优势的苏联常规力量面前实行退却外，就没有其它出路。这种说法不仅不能使我们的欧洲盟国得到安慰，而且纯属无稽之谈。如果领导国家活动的继续是那些头脑清醒、具有坚定意识的人士，那么，他们在开始时，将首先使用大战以外的办法来抵抗侵略——而不管谁是侵略国。 美国为什么没有毅然决然地发展可以与苏联相比的常规部队呢？理由之一是：我们习惯于说，或者甚至于相信，我们在数量上绝对无法与共产党集团相比。这种说法总的看来，是不真实的。下面的统计表说明了当前共产党地区和自由世界地区内适龄人数的比较情况： 男性适龄人数对比表 （以百万为单位） 自由世界共产党集团 美国31.0苏联41.0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包括美国)54.4东欧卫星国17.4 小计85.4小计58.4 东南亚条约组织(不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20.4共产党中国84.5 美洲国家组织(不包括美国)24.0北韩0.9 伊朗2.2北越1.6 大韩民国2.8 日本18.3 国民党中国2.4 南越1.4 总计156.9总计145.4 事实是：除远东外，自由世界在其它一切战略地区，都拥有绝对优势的人力资源。而且在远东，由于后勤方面的限制，共产党中国的大部分人力都无法使用。因此，自由世界可以单凭常规武器的力量保卫自己，假如它的领导人愿意付出代价的话。所幸的是，为了改变目前常规力量方面的不利形势所需要的提前准备时间，只不过两至三年。因此，为了改变目前形势所需的时间要比我们改变在远程飞弹和反飞弹飞弹方面的不利地位所需要的时间少得多。在那些方面，研究、发展和生产需要更多的提前时间。但是，必须在目前作出决定。 第30页 总而言之，在未来几年内，美国在进行大战的部队方面，以及在进行常规的消耗战的部队方面，却要比苏联弱。在这段时期内，我们的领导人面临着苏联可能增加的压力，将难于维持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些不利的情况将使我们的联盟松弛，并且增加小国走向中立和寻求妥协的趋势。我们的领导人面临着在劣势情况下果断地作出决定的需要，却经常对于由于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或者估计错误而触发原子大战的危险，感到恐惧不已。我国与自由世界的各种软弱无能的状况，可以立即採取一些歷时较短，用钱较少的“应急措施”加以纠正。与此同时，我们还应作长期的努力，重新制订一项灵活反应的国家军事计划。 “应急措施”包括： 1.改进有限战争的计划和训练； 2.充分利用机动的中程弹道飞弹； 3.改善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防护； 4.有限度地防微粒掩蔽部计划。 最后两点毋需作更多的说明。我们部署在已为敌人查明的机场上的有人驾驶轰炸机正越来越易遭到突然袭击的摧毁。但是，既然在未来的几年中我们仍须依靠它们，既然加固基地的代价又非常昂贵，我们能够採取的最好办法便是将轰炸机分散在更多的机场上，并使最大数量的飞机处于空中待机状态。 对敌人进行原子攻击的政府控制中心和居民中心进行相当全面的防护，是一项费用浩大的工程。然而，对原子战争中人口伤亡的每一项研究报告都表明，非常简陋的防微粒掩蔽部也有很大的优越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防微粒掩蔽部不需要花费过多的财力，但它提供的防护将完全使它可以作为一种比较“立竿见影”的办法而被採用。 关于充分利用机动的中程弹道飞弹这一点，需要作一些说明。陆军一直认为，作为原子威慑部队的补充，机动的中程弹道飞弹有很大的前途。这种观点使陆军从1955年11月以来，就要求在约翰·梅达利斯少将、韦纳·冯·布朗博士和他领导下的德国与美国的科学家的指导下，发展丘比特式中程弹道飞弹。然而，1956年11月，威尔逊部长决定将丘比特式飞弹的作战控制权划归空军。这个计划就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这项决定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这个计划。因为这一由陆军制造的武器从来就不合空军的心意。 特别是，空军反对让中程弹道飞弹获得机动的能力。虽然丘比特飞弹在设计时是可以进行战地机动的，但空军参谋部在1958年11月要求陆军完全放弃这一特点，好象这是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空军为什么要採取这种态度，是很难断定的。可能它习惯于按照附有永久性水泥建筑物的机场来考虑问题。也许可能由于机动的飞弹需要象陆军那样的部队来输送、配置、保护和发射。这种部队包括能在公路上进行机动和越野的运输部队、修建公路和发射场的工兵部队、负责战地通信联络的通信兵部队、担任近距离防御的步兵部队，以及负责维修与保养的军械部队等等。总之，欲使丘比特式飞弹实施机动，就需要上述部队，从而也就必然需要将它的作战使用权交回给陆军——陆军始终应当掌握它的作战使用权。 不管产生此种情况的原因如何，美国在中程弹道飞弹方面花费了大量的财力，但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由于美国空军不愿部队使用它，于是政府就竭力使我们的盟国对它发生兴趣。但这个计划碰到了很多政治上的困难，以至目前只有联合王国接受了一种中程弹道飞弹（雷神飞弹）。这里虽然有其它原因，但这些飞弹是固定的、没有机动能力的事实，使接受它的国家想到：它们将成为国内的不动的靶子，在大战中招致原子攻击。与此同时，丘比特式飞弹经过精心的试验，已经发展成为高度准确、潜在价值很大的武器。它的机动性能够恢復。然而在美国面临洲际弹道飞弹差距的时期里，却仍然是没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立刻採取的“应急措施”之一就是立即恢復丘比特中程弹道飞弹的计划，使其成为陆军的机动的野战武器，并且迅速地部署于邻近苏联重要目标的海外地区。我看，将它们配置在美国控制下的领土上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如果这种飞弹可以用火车、卡车和驳船运到山地、峡谷和沙漠，那么，外国接受它的困难，有许多就会消失。 上面提到的第一条“应急措施”旨在充分利用我们已经掌握的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通常部署在美国大陆。它们包括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的、在计划和训练方面都没有联繫的一些部队。这些部队虽是我们增强海外驻军或应付有限战争的主要力量，但在集结、训练和迅速运送方面，参谋长联席会议却一直没有统一的计划。我们也没有一个单一的司令部，来制定海外行动的计划或检查行动的准备情况。涉及某些部队的联合训练演习虽然不时举行，但并不定期，而且经常受到经费的限制。我主张设立一个与战略空军司令部相似的联合司令部，负责为三军中可能用于有限战争的部队，制定统一计划，进行训练和运输。这样一个司令部，犹如战略空军司令部致力于准备大战一样，将专门负责有限战争的准备工作。它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而从中得到的好处却相当可观。 第31页 为了计划迅速运输它的部队，有限战争司令部应当对于可以获得的战略空运力量和海运力量有一些了解。这个问题对于陆军特别重要，因为从它的编制情况来看，陆军必须藉助于空军和海军，并指望它们对它提供战略运输工具。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将运送部队所需要的船只和飞机分配给陆军。当陆军询问向谁要运输工具时，回答是：紧急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会作出决定。因此，海陆空军也就不可能在事先作出计划，以缩短派赴海外的先头部队的反应时间。 既然让飞机专门在机场上等待陆军的可能行动，是不经济的，所以我从来没有建议採取这种行动，而且深信陆军其他负责的发言人也没有提出过这种建议。然而，如果空军能够预先指定一定数量的战略运输机中队来与陆军指挥官共同计划，那就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在平时，它们部队中的飞机可照常在国内进行自己的活动，丝毫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但它们的指挥官却知道，在发生紧急事件时，它们的部队将立即飞至指定的机场，去运送那些特定的陆军部队。这样陆军与空军指挥官就能够制定详细的联合计划，并且可以最迅速与最有效地实施海外行动。有限战争司令部可以进行检查与举行演习，以鑑定这些部队的战备情况。上述这些措施是一种迅速弥补我们有限战争准备不足的代价很小但却很重要的方法。 这些“应急措施”作为紧急措施而付诸实施后，我们就需要着手执行一项影响深远的任务，即审查国家的战略，和朝着灵活反应的战略作出调整；这里，必须考虑促成这次审查的一些新的因素，衡量它们的影响和“应急措施”的效果，并为新的计划规定明确的目的。这些目的应当是遏制对美国的核攻击，遏制或击败对任何地方的有限侵略（包括共产党使用常规武器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进攻），以及准备採取必要的措施，俾能在大战无法遏制，或因估计错误而不幸爆发时，继续生存。 在开始重新审查美国的战略时，我们就应看到和承认我们的原子报復力量，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在我们在今后几年必须预期的情况中，敌友我三方都不能设想，除了为了保证自己国家的生存外，我们将会使用这种报復力量于其它目的。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危及我们的生存呢？这里包括两个明显的情况：一是对美国大陆进行原子攻击，一是发现了无可置疑的迹象，证明这样的攻击即将发生。第三种可能情况就是对西欧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因为那个地区如果落入共产主义之手，最终将危及我们国家的生存。这些就是我们可以想像到的、可能需要有意识地使用原子报復力量的唯一情况，也是我们唯一应该使用威慑力量的情况。 承认了我们原子威慑力量的局限性后，我们就应据此对大战重下定义，即将它看作是美苏之间互相进行核攻击的同义语。有限战争则是指其它一切形式的军事行动。关于在有限战争中是否使用原子武器的问题，则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主要还是依靠常规武器；战术原子武器，则应作好准备，以便在比较少数的情况中，当对国家的利益有利时才予以使用。 灵活反应的国家军事计划，首先应当无条件地放弃对大规模报復战略的依靠。我们应当清楚地说明，美国准备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以适合于情况的武器和部队，作出反应。这样，我们就使战争重新具有其固有的意义，即作为在战后建设更美好的世界的手段。 这些关于我们战略的目的与性质、原子武器的使用、以及确定我们必须进行的战争的定义等基本问题，应由总统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作出决定。这些决定一经批准，就应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行动依据，用来确定为执行新战略所需的武装部队的类型、规模和建设的先后顺序。 军事行动的耗费巨大，因此，我们新的军事计划就应当正确地了解什么是首先需要的东西，并将需要的东西放在前面去做。根据我的判断，我们的军事计划中最首要的事情，就是应当双管齐下。一方面使原子威慑力量现代化并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建立我们进行有限战争的、反消耗的部队来抵消苏联目前在地面部队数量上的优势。此后，我们将仔细地有选择地加强大陆防空，准备全面动员的需要和採取威慑失效后的求生措施。在这些方面，我们的钱会象流水一样的花出去。在比较详细地算出总的计划的经费前，我们是不知道究竟在这些方面能做出多少成绩的。 假若国防部长同意了对这种先后次序的看法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应着手研究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即决定所需的部队的规模和类型及其运用方法——用五角大楼的术语来说，就是决定部队的数量标准，拟定部队一览表和确定战略概念。 可能写入军事计划的战略概念，应当说明美国在冷战、有限战争和原子大战情况下使用其武装力量的方法。它将概括地说明我们的努力重点，并且根据预期的各种意外事件赋予我们国内外部队以概略的任务。 实行这种战略概念所需的武装部队（不按先后次序排列）包括：（1）原子威慑部队，包括进攻性和防御性的两种原子威慑部队；（2）驻在美国本土的大陆防空部队；（3）我们在海外的驻军；（4）驻在美国本土的战略预备队；（5）使战略预备队具有机动性和维持海上与空中交通线的空军部队和海军部队。关于这些类型部队的重要性，三军可能会轻易地取得一致的意见。然而，要决定每种部队究竟要多大，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据估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分歧的。但是，如果我们遵照上面所确定的先后次序，那么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至少可从质量上找到解决。 第32页 关于优先保护原子威慑部队并使之现代化的问题，是不会有什么争论的。我们必须提供一支打击力量，它完全能够经受住突然袭击和使苏联遭到难以忍受的损失。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有进攻性的和防御性的两种威慑部队。进攻性的威慑部队的规模可以很容易地予以确定，即只需根据必须摧毁的敌人目标的数量（这些目标只有数十个，最多只不过数百个）加上未能飞抵目标的武器数量、敌人的防空能力以及人为的和机械上的事故，就可以算出为摧毁敌人目标体系所需要的原子运载工具的数量。即使再加上一些意料不到的损失，其所需的原子报復部队仍要比我们现有的轰炸机和飞弹部队小得多。 部队的规模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质量是更加重要的。我们的军事计划一定要给远程飞弹计划增加新的力量——不是阿特拉斯飞弹、大力神飞弹、红石飞弹、天狮星飞弹，而是它们的后一代，即空军的民兵飞弹、陆军的潘兴飞弹和海军的北极星飞弹。为了加强防护，它们都需要机动、疏散、隐蔽和预先警报设备。 除了这些消极的保护措施外，我们还必须有积极的防御性的威慑力量，即奈基3型反飞弹飞弹。我们需要一项突击的计划，以弥补由于过去犹豫不决而失去的时间。奈基3型反飞弹飞弹是我们目前唯一能够执行这项任务的飞弹。我们不能没有它。同时，我们还继续需要一些能够防御高空和低空轰炸机的力量，因为，奈基3型飞弹固然有能力对付入侵的飞弹，但设计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击落飞机。奈基3型和隼式飞弹在今后几年内将担负这项任务。 关于原子威慑部队的规模、组成及其现代化问题，就讲到这里。与它同等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称之为有限战争或反消耗战争的部队。把这些部队称为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也许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在一旦爆发大战时都将起重大的作用。这些反消耗部队具有进行有限战争和大战的双重能力，而完全从事大战的部队就没有这种灵活性。b－52型轰炸机、中程弹道飞弹和北极星潜艇，除在大战中有很大用途外，别无其它用途。陆军师或战术空军中队可使用于任何一种战争。 根据“灵活反应”的国家军事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必须在今后大大加强对反消耗部队的注意。这支部队需要有什么样的规模，可通过各种研究和举行假想的军事演习确定之。这些研究将表明我们的部队需要按什么速度到达出事地点、恢復和平所需要的部队数量与完成这项任务的时间。尔后，应当根据这些数字决定美国必须维持多大的正规部队和后备部队以及为战时储备多少物资等等。我相信，这些研究将表明，我们需要一项广泛的计划，来增强我们进行有限战争的能力。 在强调这种需要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们目前没有一点进行有限战争的本钱。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三军的结构，就会发现，几乎全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大部分战术空军，一部分航空母舰以及很大一部分的战略空运和海运部队都可称作是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并在一旦发生事件时就能使用。这种说法虽然就其本身而言，是正确的，但并没有考虑到我们还缺乏充分利用上述本钱的计划和组织。正因为如此，我曾以陆军参谋长的身份提出了一项五点计划来加强各军种从事有限战争的能力。这计划包括了已经纳入“应急措施”中的改善计划、加强训练和增强空运能力的问题。此外，这项计划还要求把三军中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的编制与装备现代化。在使部队现代化时，应当考虑到可能发生有限战争的地区的地理特点与潜在敌人的军备力量和当地盟国的军事能力。由于考虑到有限战争不一定是小型的和短暂的战争，因此，使部队现代化的计划应估计到战争头六个月的各种需要——包括我们自己的需要和可能成为我们盟国的需要。至于原子武器，我们的部队则应装备小型的战术原子武器。但同时，我们的部队仍需准备在完全不用原子武器的情况下进行有限战争。应当改变目前的侧重点，而让这些部队主要依靠常规武器，但不是仅仅依靠常规武器。这个改变将对未来的战术轰炸机和航空母舰的设计以及对陆上支援与后勤系统的计划发生重要的影响。设计战术原子武器时，重点应放在发展那些不会使友军和盟国居民遭受严重伤害和没有放射性微粒的当量极小的原子武器上面。 计划中的另外一点是关于加强有限战争部队的战略机动性问题。参谋研究工作和假想的有限战争的演习总是表明：在后勤方面，有一些因素限制和阻碍了部队的机动。1958年7月，我们在黎巴嫩的登陆受到了只有贝鲁特一个机场和一个港口的限制。同样向世界其它地区运送部队的行动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限制。这些限制只有在事先加以认识和消除，才能克服。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可能在全球迅速地显示我们的海军力量，就是因为英美海军在很早以前就确定了海港、港口设备和在全球战略要地储存燃料的需要，并且作了实际的准备。同样，美国和盟国的联合参谋部也需要事先分析有限战争部队在未来实施机动时的需要。推行部队现代化计划也能提高它的机动能力，因为，这项计划包括制造进行战略机动的更好的军舰和飞机。陆军非常喜欢海军已在试验中的可直接在海滩自动装卸的船只。岸基和舰载的新式喷气运输机为迅速提高空中机动性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们的国家军事计划每年必须准备为这些加强机动性的措施拨出一笔款项。 第33页 如果这两项长期计划——使反消耗部队现代化和增强反消耗部队的机动能力——与拟议中的“应急措施”一起付诸实施，那么，我们就可以准备进行最后一项工作了。到那时候，我们就不仅是谈论有限战争，而是可以准备进行一场有限战争。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必须表现出我们能在和平时期把有限战争的部队运送到世界各地去的能力。定期地显示这种能力可以产生很大的政治效果，即可向我们的朋友表明，我们能以重型原子武器以外的手段作出迅速的军事反应。同样，我们也可以使敌人看到我们已经做好迅速而有效地抗击消耗性战争的准备。这样，再加上原子威慑部队，我们就有了一支反消耗性的部队，能够根据“灵活反应”的战略，把我们潜在的军事反应范围扩大到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挑战。 在这种优先发展的力量中，有两种部队值得特别重视，一是我们驻在欧洲和远东的海外部队。它们在遏制和进行大战和有限战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大战中，它们必须掩护它们布防的重要地区，牵制敌人，以待我们用具有巨大毁灭力的武器对其施加惩罚。此后，它们又必须有力量来占领敌人的领土并宣布取得胜利，而不管这是什么样的胜利。为了对付有限战争，它们必须有足够的力量，击退敌人的渗透、袭击和边境骚扰，并争取必要的时间以查明敌人的意图。如有需要，它们必须派部队至邻近的地区，就象我们驻欧部队派兵前往黎巴嫩一样。 除了纯粹的军事上的需要外，这些海外驻军有其十分重要的心理作用。它们向盟国表明美国愿意同它们一起在共产主义枪炮威胁下共同生活。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这种共患难同甘苦的精神。1950年当我们部队被派到朝鲜去阻止共产主义侵略的时候，我正驻在柏林。我对德国人的反应感到兴趣，因此，就去向柏林的一位社会党领导人询问他对此次调动的看法。我惊奇地发现象他这样一个具有长期反战的和平主义倾向的人，竟会非常贊同美国採取行动的决心。当我问他原因时，他回答说：“我们德国人一直知道你们美国人是慷慨而仁慈的。这一点只要看一看马歇尔计划给柏林带来的好处就可以知道了。但在你们为朝鲜贡献自己子孙的生命，而并不仅是给些烧饼之前，我们是一直不能肯定你们真正的立场的。” 甚至随军家属也在证明我们诚意的过程中，起了一些作用。例如，当苏联人对柏林施加重大的政治压力时，我向一位公民询问柏林保持宁静的理由。他回答说：“当你们的家属离开时，我们才开始发愁。” 所以，国家军事计划必须继续提供兵力不少于目前的海外驻军。事实上，近年来，我们经常缩减其人员。因此，目前有必要稍许增加一些，以保持其内部的平衡。 另一点特别需要提出来一谈的是，我们必须以最高的优先权，成立驻在美国本土的战略预备队，以便作为一种支援力量。这一点已在前面提到。但这里还需要强调说明。我们必须有大量的机动部队，随时准备以很大速度进行干涉，以扑灭小型冲突，增援海外驻军，或在局势紧张时，迅速增强我们全面的军事态势。在发生紧急情况后的最初几个月中，必须有现成的正规军来执行当前的任务，但此后，我们便可徵集一批经过挑选的后备部队。这些部队早在平时已经予以特别注意。它们拥有一切装备、补给品和弹药，并且至少能够维持六个月的战斗。然后，经过扩充的军工生产就开始承担这付重担。但是这种初期的支援非常重要，因此，必须在我们的努力中，得到优先的考虑。 现在谈谈重要性略次于前者的部队和活动。我们必须考虑使大陆防空的规模达到上述所建议的为保护我们的报復力量所需的程度。在新的国家军事计划中，这个问题仍和过去一样，是难以解决的。目前，由于防空武器和设施的造价高昂，它们在战争中的效果又未经证实，同时如果对大战的威慑取得成功，它们就将毫无用处等等，因此还很难断定，什么才是正确的途径。但是，显而易见，即使是为了维持人民的士气并最大可能地使苏联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中产生怀疑的因素，一定程度的防空力量是不可少的。这种防御应优先注意到目前已在日益增长的弹道飞弹的威胁。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也不能忽视轰炸机从高空和低空进行攻击的危险。 防空部队的数量也可以通过数学的方法加以确定。可以假定在原子大战情况下为了保存自己而必须加以保护的居民和工业生产能力的百分比，尔后，据此配置为保持很高防护水平而必需的防空武器和设施。然而，其结果不会比最初的设想情况好，因此，目前没有人能够真正预见到大规模的原子攻击对现代化国家的影响，所以，这里含着很大的不肯定性。但尽管如此，这仍是科学地确定防空部队的规模的最好的方法。这样的防空计划，必然耗费巨大，因此，应将任务分成两个部分，即对有限数量的重要地区的防护，其余则用来对本土进行比较全面的防护。对重要地区的防护，应当列为仅次于威慑力量和反消耗力量的项目，而进行建设。对本土的全面防护则应列为防备威慑失效时的万一措施。 原子威慑力量、反消耗力量和大陆防空的规模和质量一旦确定之后，新军事计划的创始人就应着手建设所需的部队，以备在原子大战或持久性的常规战争一旦爆发时使用。在全面的常规动员、较完善的大陆防空、更多的反潜部队、微粒掩蔽部以外的民防措施、用以弥补轰炸损失的物资储备以及其他费用浩大的计划之间都可能发生争夺资源的斗争。对于这些斗争，军事策划者应当根据财政情况和普通常识加以解决。然而他们可以放心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准备是建筑在合理的基础上的，而且对于它们的威慑作用，也是可以有信心的。由于我们相信威慑力量的作用，就不必非常关心威慑失败时的一些措施。 第34页 上面我们很少谈到反潜部队与它们的地位。反潜部队一直是很难加以精确分类的，因为参加反潜作战的许多船只和飞机，也能执行其他任务。例如，一艘从事反潜作战的航空母舰，也可以在有限战争中对陆军部队实施空中支援，正象在韩战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 然而，如果只考虑这些部队在反潜战争中的作用，那么，它们在“灵活反应”的国家军事计划中，又将处于什么地位呢？负责监视苏联潜艇部队和保卫美国海岸不受敌人飞弹潜艇侵犯的海军部队，与那些负责保护海运畅通以便调动反消耗部队的海军部队一样，显然应当优先地进行建设。其余的反潜战部队大都要列入第三类，以备在未能遏制大战时使用，因为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苏联的潜水艇才会大批出海，形成对海运的严重威胁。顺便提一句，从俄国潜艇舰队的规模看来，显然他们的领导人并不认为下一次战争是短暂的战争。 关于反潜部队方面，还必须提到这样一点：它们在使用原子武器方面的困难可能要比陆军和空军少。由于它们的攻击目标是一些通常远离居民区的易于辨认的军事目标，因此，看来有理由可以认为，它们在使用原子武器方面所受的限制将比岸上部队少。鑑于反潜活动通常只可能在与苏联进行的大战中才会发生，因此使用原子武器这一点就更有保证。 现将新军事计划应当提供的部队与兵力按上述的先后顺序，列表于下： 第一类 种类规模与编成 1.原子威慑部队几百枚可靠而精确的飞弹，加上数量日渐减少，但能消灭足够数量的苏联重要目标以保证摧毁其战争制造能力的轰炸机。这种部队应该机动、隐蔽和分散配置。 （1）进攻性的报復部队 （2）积极防御足以保护进攻性报復部队的奈基3型飞弹、奈基2型飞弹和隼式飞弹。能够及时报告入侵飞弹的预先警报网。 2.反消耗反消耗部队的规模应当根据对假想的有限战争的研究加以确定。它应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空运和海运力量，装备有低能量的原子武器，但应作好只用常规武器进行战斗的准备。 3.海外驻军一般地说，部队的编成和现在一样，但应象其他反消耗部队一样加以现代化。数量稍应增加，以便更好地保持内部的平衡。 4.机动的预备队与物资储备在部分动员时，能够保证提供部队、训练有素的人员、补给品和装备，以便至少能支持头六个月的战斗。 5.运送与支援上述各类部队的空运与海运力量空运和海运力量应用岸基和舰载的喷气式飞机与自动装卸的船只逐步加以现代化。 6.反潜部队即：为监视苏联潜艇舰队和保护原子报復部队免遭苏联飞弹潜艇攻击所需的海军部队。 第二类 1.大陆防空侧重对飞弹的防御。主要包括奈基3型、奈基2型及隼式飞弹。其规模应能对xx％的人口和工业给予xx％的防护。（百分比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经过具体研究确定之。） 2.反潜部队即为保卫上述目标（特别是居民）免遭敌飞弹潜艇攻击的海军部队。（如超出上述第一类第6项的需要时） 第三类 1.威慑失效时之措施这类计划的性质和规模不能确定。大都须视满足第一、二类需要后所剩下的资源的情况而定。 （1）总动员的需要 （2）其它的防空需要 （3）民防 （4）其它的反潜战需要 （5）弥补轰炸损失所需的物资储备 上面我们已经充分论述了为支持灵活反应的国家军事计划所需的武装部队的种类和数量。现在应当谈一谈我们应该如何编造国防预算，以保证我们的国防费用的支出符合上述的先后顺序。依我看来，为了支持上面谈到的各种专职部队，可以採取下面一些步骤，以便按照“横的原则”来编造预算。 我们假定在制定新的计划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根据灵活反应的战略确定了一套战略概念，并且也同意了上面列出的建设武装部队的先后次序。他们将初步的成果提交国防部长并取得他的批准。然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应根据上面提到的先后次序，从陆、海、空军中，具体地确定为了满足上述各“专职部队”的需要所需的单位。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他们应当首先要求海外指挥官提出他们对于完成任务所需的部队的数量和类型的估计。但这些需要如果不经过审核，就可能过大。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必须汇总修改，减去指挥官所不知道的重叠，然后把这份经过修改的部队编成计划呈交国防部长批准。 国防部长一直关心国防费用的问题。他必须从预算局那里接到政府对预算的指示。因此，他就会把拟议中的部队编成情况交给国防审计长与各军种，要他们据此提出概略的费用。审计长将监督这项工作的进行，并将结果交还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时，后者已经从国防部长那里得到了关于国防经费的最高限额的指示。 现在，参谋长们就面临着将所需的部队数量压缩到国防费用最高限额之内的艰巨任务。我们希望，这一限额是合理的，使部队的规模能应付敌人的威胁。为了完成压缩的工作，参谋长们将不断地和海外驻军指挥官及各军种商讨。参谋长们如果能够根据不同的财政状况提出两套以上的部队编成方案，就能收到最大的效果。它可以使国防部长清楚地了解到费用方面的限制对美国武装部队的影响。 第35页 最后，国防部长在与总统商讨后，必须负起定下决心的重大责任。这一决心将决定美国在今后三至四年内的军事态势。没有别人可以替他代劳。这是国防部长一项主要的工作。但是，不管他定下什么样的决心，他如果按照上面提出的程序办事，他就成功地把军事任务、部队编成和预算三者结合起来。这项工作是以前从未做到过的。 第九章 号声响亮的新军号 现在，人们很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灵活反应”的国家军事计划是否真正切实可行。如果我们立即行动，这项计划是可行的。国防部内部和国家的态度和行动，都必须有所改变。首先，国防部的阁楼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打扫，清除许多过时的概念、幻想、陈旧的教条和谬论。 这次打扫必须从重新拟定三军的作用和任务开始。三军现行的作用与任务是在1947年举行有名的基韦斯特会议时确定的，而且从那时起，还没有作出重大的修改。从它们的最初形式看来，声明只不过是说明了三军在制定基韦斯特协定时的能力。但从那时以来，武器系统、战术和战略已经发生了变化。三军的能力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 关于三军作用的新观念已经产生。它是1958年改组国防部的指导思想。在这次改组中，三军各部已经不再列入作战指挥系统，它们的主要任务改为组织、装备和训练具有陆、海、空军特徵的部队。为了进行作战，这些部队在完成战斗准备后，就由战地指挥官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的战略思想指挥和统一它们的行动。但是，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必须重新确定我们所谓的陆、海、空军的定义。使它们彼此有所区别的主要特徵是什么？有些什么任务是一种部队能完成、而另一种部队所不能完成、以致使前者有理由成为独立的军种呢？要回答这些有关的问题，需要回过头来考虑一下三军基本的作用和任务。 为了提出关于三军作用和任务的新论点，要求各军种中一些最优秀的人士共同进行艰苦的努力。我在这里只想提出我所同意的努力方向。第一个要求是，我们必须用简明的辞句重新划定三军的界限，说明它们是什么，而不是什么。我将按照它们不同的职能划分陆、海、空三军。它们作为国防部内的军种，各自负责提供为顺利地进行地面、海上和空中的持续战斗所需的部队（这里我避免提到空间活动的问题，因为各军种都对它有潜在的兴趣）。就陆军而言，地面环境系包括陆地本身和为进行地面战斗所需的邻近的空间与海洋。类似的关于海空环境的定义将适用于海、空军。这种按职能划分军种的根本之点是，每个军种都有权掌握为执行其任务所通常需要的各种武器和装备。因此，同一种武器就可能为一个以上的军种所掌握，只要这些武器表明是一个军种进行战斗所通常需要的手段的话。 1956年11月，正当国防部就中程弹道飞弹的作战使用问题作出决定时，我要求威尔逊部长在新飞弹的问题上採取我称之为“国家武器库”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凡是国防部认为国防所必需的飞弹，任何军种只要具有技术条件，就可以发展和最后生产之。一旦飞弹制成后，就被认为是属于国家武器库内的武器。任何军种只要需要，就可以用来执行它所承担的任务。现在，我提议採用这个“国家武器库”的概念，并使之包括三军在他们指定的环境内履行其既定职责所必需的一切武器和装备。 上面提出的修改军种作用和任务的建议，主要将影响到陆军和空军，海军则关系不大。海军目前的组织和装备就是为了能在海上环境进行持续的战斗。 在1946－47年间歷次关于统一问题的辩论中，海军成功地坚持了均衡的自足的海军部队（包括海、空、陆三个部分）的概念。这样，在以后的岁月中，海军一直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军种，并且是主张保持军种关系现状的捍卫者。我可以肯定地说，海军首脑们带着一些愉快的心情注视着陆军对空军关系中的不愉快的心情，并且经常这样对竭力主张改变现状的陆军首脑们说：“我早就这样告诉过你们”。陆军首脑们为了主张三军统一，已经最终地损害了它们在持续的地面战斗中的作用。 重新区分军种的作用，将对陆军和空军产生根本的影响。1947年以来，陆军一直依赖空军提供战术空中支援、战术空运与远程空运力量。在整个这段期间内，陆军一直是一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顾客。它感到空军没有充分履行它们在统一时所答应承担的义务。空军自以为掌握了陆军所需要的某些东西，一直在合作问题上满天要价，并且坚持要陆军在空地支援的程序、空中后续补给和战场上空的控制等问题上，接受空军的观点。当武器装备技术的发展使陆军有可能不依赖空军的时候，后者就极力反对陆军採取这种行动，并且在限制陆军所购买的飞机的大小和重量、空军飞弹的射程以及陆军在战斗前沿的活动范围方面，取得了国防部长的支持。 由于陆军对空军的依赖而发生的一些争论，促使两个军种经常处于敌对状态。它们一直不能就战斗协同原则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对于空军支援陆军的程度以及空军装备是否适于提供这种支援的问题，争论不休。空军的飞机具有良好的飞行性能，而且主要是用来适应目前空战的需要的，因此，空军没有适合的装备，可以履行它在地面战斗中对陆军的职责。十多年来，我一直经歷了这种不愉快的情况，因此深信陆军必须摆脱这种被保护的状态，并取得为迅速和持续地进行地面战斗所需的一切建制的武器。陆军必须有它自己的建制战术空中支援力量和空中运输力量。更确切地说，就是要有自己的新式武器和新装备来履行现在包括在那两大项内的职能。 第36页 关于飞机大小和重量方面的限制以及武器射程的限制，必须永远取消。应当鼓励陆军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来改进它在迅速和持续地进行地面战斗中所经常需要的武器和装备。必须结束目前陆军职能支离破碎的状态。尤其是当地面部队的作用在灵活反应的战略原则指导下已有增加的时候，就更应如此。 只提出陆军的要求而不看到这些要求对空军的影响，是不公平的。我在开始时就提到，空军是负责提供在空中环境中进行持续的战斗的部队的军种。但是，稍经考虑，就可看出，当有人驾驶飞机正在逐渐消失，以及使空军独立存在的持续的空中战斗也随之消失的时候，这项任务就没有什么具体内容了。同时，在这种定义中，也没有承认空军在远程飞弹方面的实际地位。因此，我想赋予空军另外一项任务，即：建立以陆地为基地的部队，以便对地面战区以外的目标实施远程攻击。 这一点对争吵不休的飞弹使用问题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海军不会受到影响。但是，陆军与空军之间仍将发生争论，因为双方都想从地面上发射飞弹，以攻击地面和空中目标。那么，如何划分它们各自的范围呢？ 我认为，机动性以及与陆军在战场上同生活、共战斗的能力是陆军一切装备（包括战斗机和飞弹）的最主要特徵。空军拥有的部队与装备的特点是，它们都需要永久性的基地和固定设施。陆军主要应具有适应海外作战和生活的特点，而空军应能在本国生活，并时断时续地对远程战略目标实施攻击。具体说来，陆军应当拥有各种射程的机动的地对地飞弹（不包括洲际弹道飞弹）和一切为保护其战地部队及活动地域安全所需的防空飞弹。空军可以掌握洲际弹道飞弹和为保护其设施和基地安全的固定的防空飞弹。这种划分方法基本上等于把大陆防空的任务完全交给了空军。 从广义上讲，这些拟议中的改变将使陆军成为进行地面战斗的一支完整的机动部队，就如同海军是负责海上战斗的完整的部队一样。这样一支陆军将承担现在分散于各个国防部门中的大部分及消耗战的职能，从而简化了我们的按作战职能编造预算的工作。陆军的动力是，它必须有自己的强大的和机动的打击部队，随时准备调赴世界各个地区遂行地面战斗。 同样，空军将统一控制配置于美国大陆上的所有原子威慑部队，其中包括进攻性与防御性的威慑部队及预先警报网。这样的统一方法就会大大简化研究与发展工作，作战控制的问题以及编造预算的问题。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军种间的争吵，是很难估计的。诚然，根本的问题将会继续存在，但是问题将集中由最高机构解决，以利于决策过程的顺利进行。空军也有它的动力，但它不再是飞行员的“广阔的蔚蓝色的天空”，而是通过对敌人领土实施报復和保护本土免遭突然袭击来防止原子大战的爆发。 这里，我想起，我还没有具体谈到战略空运方面的问题。我认为，今天，陆军应和其他军种一样，拥有供内部行政管理使用的飞机。将普通用途的战略空运飞机统一组成军事空运局的原则是正确的，应继续执行。但是，我将再次要求制订一项计划，以使军事空运局的货机现代化和减少三军各自控制的、不属于军事空运局的远程勤务飞机。 必须强调指出，拟议中的关于陆军与空军的改革应当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分阶段地实施。如属可行，陆军就没有必要接收那些现在供战术空中支援和战术空运使用的过了时的武器和装备。同样，在“国家武器库”中，除了丘比特中程弹道飞弹外，现在还没有一种供作战使用的地对地中程飞弹可以引起陆军的兴趣。因此，在发挥新的作用和履行新的任务之前，必须有一个逐步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应在国防部长指导下划定。 在澄清和重新宣布三军的基本作用和任务以后，国防部就应当清除一些陈旧的观念。这些陈旧的观念，妨碍了我们高级领导人的思考。其中有许多观念都可以称之为谬论。在过去，这些论点可能显得有某些理由，但经过时间的考验，都已证明绝非正确。本书的一项重大工作，就是要揭露这样一种“大谬论”，即：大规模报復是一种足以对付任何军事挑战的万能的战略。与此有关的还有一种谬论，即认为准备大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有限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小规模的战争，可以在准备大战的过程中加以兼顾。这是一种危险的谬论。如果我们按照这种论点行事，就会使我们处于危险的境地。如果我们接受有限战争实质上是小规模战争的假设，并因此限制了我们在军事方面的准备，那么，很明显，我们所参加的有限战争，就一定是小规模的战争。因为，我们将无力完成在大规模战争中的多种防御任务。然而，问题是，如果敌人准备的有限战争要比我们准备的规模还大，我们又将如何应付这种挑战呢？也许我们只有投降，或者发动一场不能取得真正胜利的原子大战。 在本书的其他地方，我们已经对于我们无法在人员数量上与共产党相匹敌、因此必须依靠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荒谬论点，提出过批评。世界上一些重要的统计材料，完全不能证明这种论点的正确性。我们在地面上的劣势是我们自己强加于自己的。 第37页 国防部中也有人认为，现代化的原子武器减少了对人员的需要，因此可以放心地裁减军事机构内的人员数量。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从陆军方面来看，这种说法纯属荒谬。因为原子武器的使用，固然可以减少前方的兵力，但是现代武器的复杂构造，也要求增加后方的受过训练的人员，以负责维修的工作。由于原子武器进攻的威胁所引起的军事设施的分散，造成了对新的人员的需要。最后，由于考虑到在原子战争中可能造成的人员的伤亡，就有理由要求无限制地补充有训练的人员。因此，说句公正的话，原子武器使用的结果使人员的总的需要量有增无减。但在地区上，却应重新加以调整。 应当提出的另一个谬论是：良好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种说法通常成为牺牲大陆防空、增加战略空军经费的正当理由。然而，它完全违背了运动员都熟知的事实：在任何比赛中，得胜的一方的攻守力量必须平衡。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华盛顿参议员在“美国联赛”中跑本垒的次数最多，但联赛中的名次却落在最后。可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军事联赛中，美国即使得第二名，也是不行的。 上面的例子清楚说明了在我们国防计划中所必须清除的一种煳涂思想。此后，就可以在国防部内推行一些重大的改革，以利于新的军事计划的顺利实现。目前提出这种改革的建议，看来似乎不是时候，因为国防部大概已于1958年进行了彻底的整顿。但事实是，当时所作的改革只是表面的，并没有触及那些危害该组织的根本弱点。 在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体制的第六章中，我已经指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处理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时，具有任何委员会所具有的那些优缺点。只要时间允许，而且并不一定要取得一致的看法时，参谋长们可以，而且也确实对政策问题进行了有益和慎重的考虑。但是，他们无力处理一些需要立即作出决定的作战问题。这些问题是不能等待具有军事会议特徵的辩论会得到结果后才加以解决的。 我所建议的在体制上的最重要的改革，就是要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职责明确地区分成可以由个人负责和必需由集体负责的两个部分。此后，我想解散目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之以单一的国防参谋长和一个暂称为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新的谘询机构。军种参谋长将失去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资格，而回到他们各自的军种中去，作为各军部的参谋长。新设立的国防参谋长将担任联合参谋部的主席（我说的是联合参谋部，而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有两位副参谋长作为他的副手。他们应当分别属于国防参谋长所属军种以外的两个军种。国防参谋长的军衔为四星或五星上将，是美国政府中直接向国防部长和总统汇报的最高军官。他是公开的、合法的参谋长，负有与他职位相称的职责。 最高军事委员会由陆、海、空军的三位四星上将组成，以备国防部长、总统和国会谘询。他们必须是已退休的军官或者是服最后一期现役的军官。他们的名字将不列入各军种的名册中。 最高军事委员会没有常设主席，而由每个成员每月轮流执行主席的职权。委员会考虑国防部长、总统和国会提出的问题，并且根据问题的性质，作出集体的或个人的回答。委员会可以以整体的名义，也可以由其中任何一个成员，对任何相当的军事问题，提出书面意见，包括对国防参谋长的行动提出看法。委员会可以要求政府中的任何军官提供情况或出席作证。委员会下设一个小型的秘书处，协助工作，但主要将依靠现有的机构进行活动。 上面已经提到最高军事委员会应成为国会的合法谘询机构。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由于我看到国会有必要在军事上听取负责的意见。这种新的地位将使最高军事委员会有可能脱离政府的体制，而成为介乎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间的一个机构。这样一个不寻常的地位可能会遭到一些有法律观念的人的反对。但是这种方法使我们有可能实现目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度所没有满足的要求。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职能区分为委员会式的职能和作战职能，并且明确地规定了履行这些职能的责任之后，看来我们就可以克服目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度中所包含的大部分缺点。 这是朝着承认这样的事实迈开了一步，即：在弹道飞弹时代里，委员会是无法管理司令部的。採用经过改革后的制度，就使我们在战争爆发时，有很大的求生的可能。而现行的负责指挥现代化战斗的委员会制度，则在战争开始后的几小时或几天内，就会瓦解。 关于为了推行“灵活反应”的军事计划而必须在国防部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方面作出的改革，就谈到这里。为了贯彻按作战职能编造预算的方法和调整国防参谋长、最高军事委员会与国防部其他部门的相互关系，也必需在其他方面作出改革。但在本书中，就无需详细说明这些问题了。 执行这项军事计划，还必须承认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全国人民对我国安全的态度，需要有一个根本的改变。我们必须设法向人民说明，约从1961年开始，我国将面临一个严重的危机。除非我们能在目前採取果断的措施，否则，以后的几年中，军事力量的对比将严重地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面转变。其中必须採取的某些措施，在前面讨论当前必须立即执行的“应急措施”中，已经提到。在这些过渡措施后面，就应随之执行一项前面也已谈过的中期计划。如果我们要想渡过这段危险时期，并且不致遇到无法容忍的危险，我们就必须採取这些措施并且因此做出一定的牺牲。这种牺牲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缴纳更多的税款，以支持较大的国防预算。目前尚难估计究竟需要多少美元，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弥合我们的差距。但是据我看来，在今后五年内，每年需要500－550亿美元之间的预算。差距一经弥合，以后的预算就不需要保持在这样高的水平上。但是，不管苏联的态度与行为可能发生任何暂时的变化，这种对较大预算的需要，将继续存在。我们必须了解，如果处于劣势，我们就无法与共产主义一起生活。 第38页 在这段时期内，我们必须让我们更多的最优秀的儿子参加武装部队。陆军的总兵力，当前应达到92.5万人，而目前只有87万。此后需要增加到100万人——1955年时的兵力。三军需要的总兵力至少要达到260万人。这些人数已有增加的军队必须现代化，而且应当优先满足原子威慑部队和反消耗部队的需要。美国不能要求他的儿子去准备战斗，而不向他们提供科学技术能够提供的最好的装备。 所有上述的行动，都应与号声响亮的军号所吹出的明确的音调合拍，使得敌人和朋友都能清楚地了解我们的目的和动机。我们的军事行动必须显而易见地和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行动协调一致。我们重新调整战略的行动，不应被苏联误解成为在军备竞赛中注射了新的刺激剂。东西方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如果发生严重不平衡，就会促使战争爆发——即如果发生对共产主义独裁政权有利的变化。所有消除实力不平衡和以灵活反应战略代替大规模报復思想的行动，都是有利于世界和平而不利于战争的。这就是那些对自己的行动和动机有着充分信心的领袖们所应当吹出的音调。这样，我们就可以镇静地准备投入战斗，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准备充分，取得和平的希望是很大的。 附 录 （这是作者在1956年春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但由于国务院和国防部在按语中提出的一些理由，因此没有在该杂志上刊登。按语已经插入文章的有关部分） 通过威慑争取安全 美国陆军参谋长m·d·泰勒上将 国防部按： “国防部的意见是：如果不作很大修改，这篇文章就不应刊登。不宜作为陆军参谋长的文章或演说而加以发表的某些理由如下： “1.文章涉及的许多问题是有很大争论的，而且不符合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长的既定政策； “2.文章建议的对国家政策的修改应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加以讨论，并且通过正常的途径包括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中； “3.如果允许陆军参谋长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中的某些看法，就有可能严重损害我们的国际关系。 “随件附上国务院对这篇文章提出的反对意见和评语的备忘录。 “文章经过修改后，如果仍然保持同样的论点和语气，我们建议送交陆军部长亲自审查，并再送本部审查。” 国务院按语： “国务院的意见是，这篇文章的定稿在交杂志发表或作为演说发表前，均应经过仔细的审查。文章中的一些论点使它更类似于那种只能在军事人员中秘密讨论的文件，而不宜公开发表。” ※※※ 西方世界的所有政府都面临着极难处理的国防问题。一般来说，它们正在设法确定应当保持的武装部队的类型，使其既能最好地满足各种需要，同时又在经济力量范围之内。 这些对国防需要的考虑，是在下述情况下发生的，即最近几年内，军事技术方面的进展已经使得发展和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成为可能。然而，这些武器的最初的费用与尔后的保养费用非常昂贵。而且其中有些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因此，在使用方面受到了一些限制，而且也难以明确规定它们的使用条件。这种情况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而更加难以处理，即以巨额费用购买这些武器的决定必须在缓和紧张局势以便重新讨论裁军问题的情况下作出。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政府不愿通过直接增加现在已经很高的军事预算的手段来获得这些武器，就不足为奇了。相反，它们现在正在推迟购买新武器的时间，或者正在设法削减人员来抵消这笔费用。 在确定武器和防御部队结构方面的另一个困难是，目前还不能肯定未来战争将会採取什么样式。未来战争究竟是大战呢，还是局部战争？原子武器是无限制地使用呢，或是按某些基本的地面战斗原则使用呢，还是根本不予使用？交战国集团双方的本土将成为原子攻击的主要目标呢，或是由于双方都拥有大致相等的破坏力量而形成相互威慑的局面呢？能否将原子武器的使用限制于战场上而不引起原子大战呢？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尚难给予肯定的回答，这就使军事策划人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同时，也部分地说明了他们意见不一致的原因。 计划人员由于充满了对原子大战的恐惧心理，而进一步妨碍了他们制订平衡的计划。最近以来，一直有人着文宣扬原子战争的恐怖性，以至使他们只看到大战的极端重要意义，而不能对国防的需要作出冷静的分析。这种认识有时称为“一种战争”的思想。它使我们认为，应当把所有的力量用来准备原子大战。随着这种思想而来的通常是一种不关心或漠视爆发较小的侵略的可能性的态度，尽管这种侵略最终可能证明将对我国造成与大战一样的危害和可能导致大战。这种毫不了解真正危险所在的现象，在美国特别明显。美国现在第一次成了敌人可能直接攻击的目标。 本文主要讨论一个建筑在威慑原理基础上的国家军事计划。这个计划力图避免由于将力量集中在某种预定的战争上而引起的危险。它要求满足美国在军事方面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盟国的需要。它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即：正确的国家军事计划的目的乃是遏制战争，特别是遏制那种双方都会遭到毁灭，而且极难区分胜负的原子大战。这类战争，迫切地需要加以避免，以致必须首先充分满足威慑力量的需要，然后才能考虑威慑一旦失效时所必须採取的措施和其它的进行原子大战的措施。 第39页 避免故意发动的原子大战，应当不太困难。因为，潜在的交战双方都很清楚地知道，这场战争是得不偿失的。关于原子武器的实际贮藏量，虽然是绝对保密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比较清楚地了解到对方掌握一定数量的高能量的武器，那么不管其具体数量如何，就会深深地感到对它发动进攻时可能造成的后果。（国务院按：“关于避免原子大战问题的一段，特别是开头的第一句话，我们认为是不幸的。用这种信口开河的方式提到这一重要的问题，而且头两句话又说得这样简单，就值得进行仔细的审查。”）确实，由于估计错误或者由于一系列较小的军事行动而引起大战的可能性是经常存在的。从共产主义集团过去进行渗透、颠覆和局部侵略的记录来看，因一系列较小的军事活动而引起大战的可能性特别值得注意。鑑于他们过去的努力取得了非常令人鼓舞的成就，因此，没有理由相信，共产主义将会改变它们的做法，并且永远拒绝把侵略作为推行政策的工具。（国务院按：“这句话中，有两点我们认为不宜强调。一是苏联的努力取得了‘非常令人鼓舞的成就’。因为，美国的看法一直是，苏联至少已经因为失败而暂时放弃了它们的侵略方式；第二，人们普遍承认，共产党人目前已经拒绝把侵略作为推行政策的工具。所以，这句话有一部分不仅不必要，而且不够精确。”）在敌对实力集团的原子空军能用互相威慑来遏制对方的时期内，看来共产主义的实力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可能从有限目的的侵略中寻找出路。这种压力如果不加抵抗，自由世界就会因为遭到蚕食而失败，如果进行抵抗，就有因局部的“小冲突”而引起大战的危险。 如果上述提法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充分的军事计划除了应能遏制大战外，还必须提供遏制有限侵略，或在这种侵略扩大前就迅速加以镇压的手段。我们应能做出迅速的反应，以便不仅防止各个被蚕食，而且需要限制这种危险：小战如果拖长，就可能发展成为我们所要避免的大战。因此，国家军事计划必须提供及时和充分的准备，以便有效地应付在任何地方发生的局部侵略。 顺便提一句，考虑一下相互威慑——即双方拥有大致相等的空中原子报復力量——对大战以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的影响，可能是有一些意义的。看来可以假定，在双方都能在毫无限制的核战争中对对方进行瘫痪性打击的情况下，他们只有在遭到极大挑衅的时候，才会故意发动原子大战。的确，看来可以这样说，如果两大集团都由有理智的人领导，那么，他们只有在绝望时，才会发动原子大战。（国务院按：“在公开场合讲这句话，是否有利，是有问题的。我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说过，我们要‘发动’原子大战，我们只是说，将以原子战争进行报復。但是，这里作者提到我们属于两大‘集团’中的一方，这就有非常严重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预期，既然双方都希望将敌对行动局限起来，那么，就有可能发生不致发展成为大战的相当规模的军事行动。由于同样的原因，看来双方可能因为害怕扩大战争将会造成无法预期的结果，而希望限制原子武器在局部冲突中的使用，如果不是加以阻止的话。这种限制原子武器使用的趋势，可能也会得到遍地烽火的国家的支持，如果它是我们给予军事援助以抵抗侵略的友邦的话。原子武器的破坏力很大，即使是小型原子武器也具有很大的破坏力，因此可以预期，在友邦领土上使用这些武器，可能会遭到居民的严重反对。 上面已经初步说明了所谓的威慑原理及其有关的一些问题。现在可以研究一下国家军事计划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国家军事计划要求强调威慑力量的作用，并集中力量防止原子大战的爆发。具体地说，按照上面提到的对威慑力量的看法，哪些武器和哪些类型的部队应当优先发展呢？ 人们认为，按先后顺序排列，国家军事计划的要素包括：遏制大战、遏制或赢得局部战争，最后，在威慑失败时进行大战。这些要素是按一般的先后顺序排列的。它并不相互排斥。换句话说，它虽然表明了侧重程度的不同，但我们必须对上述计划中的每个项目有一定程度的准备。 在这张先后顺序表中，保持对共产党集团的军事技术优势，被列在首位，如果我们不能在武器系统的质量方面超过敌人，我们就不可能长时期地得到安全。我认为，在充分地利用技术以增强我国武装部队的战术和战略能力方面，飞弹是具有代表性的。在这方面，我国绝不能因为认为我们潜在的敌人正在尽力追赶我们而放松自己的努力。 其次，应当提供充分的、能对任何用原子武器攻击我们的敌人实施迅速而有效的报復的原子运载体系。目前，这种原子运载体系主要由空军和海军的远程和中程轰炸机组成。但在今后几年内将会得到其它武器体系的加强。特别是正在设计和发展中的远程与中程飞弹。 这一原子报復力量的威慑效能取决于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这支力量为完成其报復性破坏任务所具有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有赖于飞机的数量，而且有赖于它们的质量和对突然袭击的防护程度。由于现代化原子武器的破坏力很大，因此，进行大规模破坏的飞机和飞弹就不要很多。然而，最重要的是，它们必须具有最好的技术性能，以便能够毫无问题地飞抵目标上空。此外，它们应当分散配置，并在出发基地上得到保护，从而使企图取得突袭效果的侵略者无法指望毁坏相当一部分报復力量。 第40页 为了使报復性武器有效，还必须具备一种心理上的因素，即我们必须使侵略者清楚地了解到，如果我们遏制攻击，我们将毫不后悔地决心使用报復力量。任何软弱和犹豫的表现，都可能助长敌人冒险发动突然袭击。 除了能对敌人的发动战争的力量源泉实施勐烈的、决定性的报復外，我们还必须能在敌人进攻我国领土时，使它的轰炸机遭到沉重的损失。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大陆防御体系，其中包括足以使敌人不敢对我国原子运载系统和战争能力进行突然的、瘫痪性的打击的积极的和消极的措施。目前，陆军的防空飞弹与空中的战斗截击机一起，构成了这个防御体系的主要部分，但是，究竟需要多少大陆防空部队才能满足遏制战争的需要，则是难得知道的。我们很容易因为在大陆防空方面花费过多的美元而损害了军事计划中其它重要的进攻力量。大陆防空是保证国家少受损失的必要因素。但要想获得百分之百的防护，以防止所有的危险则是错误的。这势必会影响到整个军事计划的平衡。 我国威慑系统的另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就是部署在国外的。准备进行持续战斗以履行国际义务的部队。这些部队主要用来掩护欧洲和远东的重要战略地区。它们不断地表明我们保卫这些地区的决心。目前，我们驻在那里的部队已经很多，能够作出重大的军事贡献。如果加上盟国的部队，它们就能在受到敌人攻击时进行持续的抵抗。 我们已经谈过我国本土遭到空中突然袭击的危险。我们的海外驻军，也可能遭到同样的危险。在欧洲，我们大约有25万士兵和数千名陆军家属一起驻于与部署在卫星国内的优势的共产党地面部队邻近的地区。如果共产党部队不发警告地突然西进，他们就立即会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撕扭在一起，因而也就限制了对他们使用原子武器。（国务院按：“……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在使用原子武器方面的限制，是否应当公开讨论，是很值得怀疑的。”）因此必须在欧洲保持一支强大而作好战备的地面部队。这支部队能够遏制任何诸如此类的突然袭击，或拒敌于一定距离以外，以便我们毫无限制地使用报復性武器。 值得强调的是，要想应付这种突然的地面攻击的危险，光有象徵性的陆军是不够的。必须有真正的地面力量，以便提供必要的缓冲，阻止对方的进攻。在欧洲，有人谈到只要用“绊索性”的地面部队，就足以提供这种保障和引起对侵略者的地面部队进行原子报復。这种“绊索性部队”的思想虽然能减少一些军费，但并不能保证对敌人产生足够的遏制作用。因此，为了争取足够的时间，以便对敌人实施摧毁性的报復打击，就需要有现成的真正的防御力量。同时，只建立“绊索性地面部队”的想法表明了西方愿意在相互威慑的时期里，为了这些部队而去冒原子大战的危险。 如欲使海外驻军发挥最大限度的威慑作用，就应该在战斗发生时对它们进行增援和加以支持。这样，我们的计划就必须提供机动的、作好准备的、可以迅速向海外重要战略地区运动的部队。这些部队将不仅支援我们的海外驻军，而且还要支援最初派出去的、用来抗击预料以外地区所发生的局部侵略的远征军。它们必须配备原子武器与常规武器，以便能够适应在使用原子武器问题上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它们将指望空军和海军提供最快速的运输工具。通过事先拟定的计划（包括在前进地区储存重装备），需要运送的装备的数量和反应的时间就可以大大减少。 支援海外驻军是及时应付局部侵略的需要，是国家军事计划必须提供足够的海军水面舰队（不包括纳入空中报復力量的海军航空兵）的许多原因之一。海军必须保持重要的航路的畅通，尤需保持那些连接可能是未来的海外战区的航路的畅通。美国对侵略的军事反应的速度和规模取决于它对海上航路的不间断的使用。然而，随着现代潜艇的设计的不断的改进，海军保证这种行动自由的任务也就日益难以完成，因此，国家军事计划应该为海军提供一支强大的反潜作战部队。 我们一定要有掌握足够的武装部队，特别是地面部队的盟国。因此，我们应该将援助盟国列为优先的照顾的项目。援助的情况须视我们希望受援国所作出的军事贡献而定。一般说来。我们希望这些受援国具有下述三种力量中的一种，作为最起码的要求，我们希望它们都有必要的军事力量来确保内部的稳定和秩序。其次，我们希望它们在某些情况下建立能够抗击局部军事侵略的自卫力量。最后，对于少数有限的国家，我们希望它们能够在大战一旦爆发时，作出重大的和持久的贡献。（国务院按：“……关于‘最后，对于少数有限的国家，……’这句话。我们认为，这把关于我们发展联盟的动机，说得过分简单了。这类盟国在大战中所作的贡献，是我们发展联盟的一个因素，但肯定不是我们应该公开提到的所谓唯一的动机。”）理想的情况是，当地的军事资源加上美国可能作出的贡献，应能提供足以支持我们在这个地区战略目标所需的力量。 从上述情况看来，我们军事计划的一些优先项目都是一些现成的东西，技术上的优势、原子报復部队、大陆防空部队、海外驻军、保持海道畅通的海军部队以及受到我国不同程度军事援助的当地的军队。这些项目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相当大的力量，并应当成为说服敌人维持和平的强大力量。然而，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后续力量，不能在开战前的紧张时期或开战后增援我们的现役部队，就将是轻率的。 第41页 我们听到有人曾对未来战争中进行所谓常规动员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一般说来，这些怀疑是基于这种假想：正在考虑中的战争将是一场原子大战，由敌人向我国本土发起突然的攻击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会有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出现过的那种动员，确实值得怀疑。然而，即使在原子大战中，敌人可能造成的毁坏程度，也是难以预料的。所幸的是，未来的战争是否将以原子攻击开始，目前尚难断定，而且看来也并不可能。很可能双方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基于前面已经谈到的理由，而避免无限制地使用原子武器。（国务院按：“我们认为最后一句……应删去。因为毫无疑问，我们威慑地位的力量在于，我们将用终极武器对付全面的侵略。”） 动员的各种需要当然与战争的规模和战斗的环境有关。韩战的规模虽然是局部的，目标也是有限的，但是为了能够支持这一战争，却需要很广泛的动员。任何远距离的军事行动总是困难的和开支巨大的，需要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如前所述，在相互威慑的时期，随着人们日益害怕大战的危险，大战以外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程度看来也会逐渐扩大。因此，在我们的计划中，必须准备提供后备部队、补给品和装备。然而，当我们考虑到具体的开支时，我们确定的东西是否能与后勤专家们（通常是一群保守者）可能提出的关于这些项目的建议相同，则是有疑问的。 现在我们可以把上述军事计划从人力、财力和物力方面算一个总帐。不应该幻想我们已经设计了一个低廉的或者轻而易举的军事计划。至于这个计划究竟需要多少费用，还有待军事策划者进行艰苦的工作。这些策划者的责任就是确定该计划中各个部分的需要程度。也许人们不用作具体的估计，就会相信总的开支一定会超过美国歷史上和平时期的任何一次预算。另一方面，这笔钱一定已经大量用来购买威慑力量。虽然这个计划不能提供绝对的保障，但很可能有力量制止大战和局部战争，并且迅速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同时，通过实施分散配置和採取大陆防空等措施，这个计划也使我们进行报復和战争的力量能够免遭突然袭击的摧毁。 这项计划至少会遭到严厉的指责。有人会说，它过于信赖威慑力量的效力，而对威慑也许会失效、美国可能遭到破坏性的原子攻击一事，却没有做充分的准备。的确，上述计划并没考虑到受原子攻击后所引起的一切必需採取的措施。要採取所有这些必需的措施，超出了我国的能力范围。假使我们同意这样一种假定，即我们国家很可能遭到原子弹的严重损害、因而事先必须作好准备，那么，由此而产生的对于军事防御和民防的需要，将是无止境的。但是，无论怎么说，我们都应该建立比较庞大的现成的武装部队，以准备弥补在空袭中可能损失的部分。必须储备大量的军需品，以应付可以预料到的损失。为了增强空中警报系统、加强重要地区的防空和改进民防措施而大量增加开支，是合理的。每个城市、乡镇和村庄应当根据它们都将遭到攻击的假设作好准备；的确，既然我们有这种担心，我们就应该分散主要的人口中心并重新组织我们的整个经济。 在大战中争取生存的要求不仅可以作为改组国内生活的理由，而且可以作为修改我国外交政策和调整对盟国的军事义务的理由。如果我们假定，原子大战是唯一值得准备的战争，而且这种战争将由对美国进行致命的原子攻击开始，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认为，我们将无法在战争中支持我们的海外驻军或给盟国以援助。因此，我们应该尽速撤回我们的部队，并且根据我们对盟国的援助已经减少的情况，调整它们的军事义务。然而，这种做法会疏远这些盟国，使它们更不愿意允许我们使用它们的领土作为前方基地，而且还会助长它们走向中立的趋势。这样，我们就基本上放弃了建筑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基础上的前沿战略，并且把自己孤立起来，以求安全。（国务院按：“应当特别注意这一段的提法。……我们的意见是，这种推测不应进行公开的讨论，建议将这一段全部删掉。这就意味着下面一段应该大加修改，以消除这种含意，即：目前在国家的政策中，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对威慑力量缺乏信心的情绪’”。） 由于对威慑力量缺乏信心和对原子大战中生存的必要条件的考虑，而产生了一些决定，面对着这些决定，希望我们国家的策划者愿意支持上面所概述的灵活的威慑计划。如果採纳这一计划，他们就会坚持首先对显然有助于加强威慑力量的部队提供足够的保障，然后才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东西，供威慑失效时使用。这样，我们虽然会生活在某种危险中，但似乎要比凄凉地生活在洞穴中和沙漠上来得好。如果我们假定，唯一值得准备的战争是对美国的突然核攻击，并始终按此假定行事，那就会导致后一种结果。 相反，本文推荐的军事威慑计划则能灵活地应付各种军事行动。它不是根据一种武器系统，也不是根据对未来战争的固定观念制定的。它没有忽视原子大战的巨大危险，事实上，它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那种原子大战的灾祸。同时，它也适当地注意了大战以外的战争的需要。它计划保持一个尽可能使战争远离我国海岸的前进姿态。它应该抚慰我们的盟国，而不是排斥它们。最重要的是，在未来岁月的严重时刻，当我国的领袖必须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决定採取适当的军事反击行动时，他们就有广泛的选择余地。（国务院按：“这篇文章的最后一个论点——灵活的必要性——当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贯彻全文的强烈主张——威慑政策已有严重的问题——的措辞应该温和一些，论据应该更加深刻一些。”） 第42页 后 记 一九六二年，甘迺迪就任美国总统，决定採用“灵活反应”战略代替“大规模报復”战略，同时重新起用这一战略的倡导者、已经退休的m·泰勒上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翻译了本书，供内部研究使用。 二十多年过去了。但“灵活反应”战略的基本原则并未过时。前几年，有几位美国高级将领在被问到美国现行的军事战略时，曾经明确答覆：尼克森、卡特、里根政府虽然提出过一些不同的战略，但“灵活反应”战略的根本原则——以不同方式对付不同的威胁——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当解放军出版社提出公开出版本书时，我们就同意了，希望能对读者了解美国军事战略有所帮助。但此书翻译时比较粗糙，目前又无更多时间再次进行审校，希读者见谅并不吝指教。 译者王群 1984.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