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重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九卷）》 第1页 [史学研究] 《欧洲的重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九卷）》主编：[英]阿诺德·托因比【完结】 第 9 卷 欧洲的重组 阿诺德·托因比 [英国] 维罗尼卡·m·托因比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5 导言 第一编 走向经济復兴的最初步骤 第一章 战争的经济后果 第二章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上) 第二章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下) 第二编 东欧 第一章 波兰(上) 第一章 波兰(下) 第二章 波罗的海国家 第三章 芬兰 第四章 罗马尼亚 第五章 保加利亚 第六章 匈牙利 第七章 东欧各国和约的缔结 第八章 南斯拉夫 第九章 阿尔巴尼亚 第十章 捷克斯洛伐克 1945年春至1947年2月和约的签订 第三编 希腊 希腊 1944-1946年 第四编 义大利 第一章 解放了的义大利 1943年9月至1947年2月 第二章 对意和约的领土条款 第五编 西欧 第一章 法国 第二章 比利时 第三章 荷兰 第四章 丹麦 第五章 挪威 地图 地图索引 第一编 走向经济復兴的 最初步骤 导言 一、主题与卷名 二、苏联势力区内人口的强迫迁徙 三、国界的变动 四、中欧和东欧权力真空引起的问题 五、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的破裂 六、重组后的欧洲各国对重组的反应 一、主题与卷名 本卷的主题，是写“希特勒的欧洲”瓦解后的事态发展。德意志第三帝国发动军事侵略频频得手，显赫一时，一度曾使旧大陆的好大一片土地形成暂时的统一局面，其版图最大时，北起北角，南迄利比亚沙漠，西自加来，东至史达林格勒西郊。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为了军事上、政治上、从而还有经济上的目的，这一广大地域都在不同程度上给统一了起来。这是由一个欧洲大陆民族国家以欧洲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超民族的大国，其昙花一现的兴亡过程，已在第5卷中作了记述。本卷所记述的，则属于世界史中的下一个篇章，内容是“希特勒的欧洲”废墟上发生了哪些演变。 “大联盟”消灭了德国的军事力量，粉碎了德意志的短命的欧洲帝国，组成这一联盟的三大国政府当时在描述他们经过力战而刚刚完成的这番事业时，都使用了同样的措词，而且就此一直使用下去。不光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就连俄国人，也把他们的这一共同事业叫做欧洲的“解放”；因为，时至二十世纪中叶，“自由”这个词，就象“民主”和“科学”两个词一样，至少在口头上是谁都得表示赞赏的。那时普遍存在着一种同情和信任的气氛，超越了当时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一切地理界线，在这种气氛下就得使用这种褒扬的字眼。可是实际上，在军事分界线的英美一侧和俄国一侧之间，对“自由”这个词的解释有很大的差异。在德国军事上全面崩溃之后，按照三大战胜国事先达成的协议，两支胜利大军已沿着从波罗的海南岸到亚得里亚海顶端的军事分界线形成对峙的局面。西方盟国为一方，俄国人为另一方，从各自进驻前德军占领区的第一天起，就互不同意对方的自我标榜，说对方的作法并不是使早先沦于德军铁蹄下的当地人民真正得到解放。双方都指责对方建立当地的政权是滥用权力，这些政权并不真正表达当地的“民主”意向而是强加在名为“解放了的”各族人民头上、为他们新主子的利益服务的。在西方，人们无疑真的相信，在现已处于俄国军事控制下的原“希特勒的欧洲”的非德国地区，俄国人确是在这样行事；他们也同样真的相信，在现已处于西方控制下的其他非德国地区，西方各大国总是一俟军事条件许可，就立即把真正的、完全的政治独立权利归还给遭受希特勒荼毒的非德国人。西方人真心诚意地相信，他们的这种看法是符合事实的。可是他们不知道，对方俄国人内心真正的感受和想法，同俄国人嘴上所说的，是不是也那样表里一致，直到1954年动手写本书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其时，双方都还是继续使用“解放”这个词，不过含义则截然不同。含义不同是客观存在，恐怕也只有在这一点上双方是没有分歧的。在这种情况下，歷史学家就只好避免使用“解放”这一有争议的词，而代之以“重新组合”这样涵义明确、不致有何争论的字眼。不管人们所说的欧洲“解放”真相究竟如何，从1942年秋天“希特勒的欧洲”开始走上灭亡的道路起到1946年末，这段时期内欧洲确实发生了一次“重组”，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一时期之初，那个地区还是一个单一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集团，被强行统一于一个欧洲大国的统治之下；而到了这一时期之末，那个地区的政治结构却已摆脱了德国的控制而“重新组合”，按不同的格局和不同的规模，纳入了另一种政治结构。到1946年底，西欧加上希腊已组成了一个新的超国家集团，其中心在欧洲之外的北美，而东欧除去希腊，则组成了另一个新的超国家集团，其中心同样也在欧洲之外——即在俄国。显然，欧洲的这一重新组合是一件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大事。 第2页 在1942年到1947年之间，欧洲就这样被划分为一个俄国势力区和一个英美势力区，中间的那条分界线，同过去就有的那条分界线——不是军事、政治上的分界线，而是一条社会、文化上的分界线——颇为吻合，虽然还不是百分之百地吻合。有一些欧洲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多，能力强，力量大，议会制政治稳固而有效，这类国家多半在英美势力区里，而另一类欧洲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少，没有经验，软弱无力，议会制政治同当地传统格格不入，徒具形式，这类国家则大都在俄国势力区内。不过，俄国势力区却也包括芬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西方”式的国家，而在英美势力区也有两块地方是“东方”式的，一处是希腊，另一处是义大利南部。欧洲新的军事分界线和老的文化分界线之间这一局部的不吻合情况，本来也许是可以有助于弥合苏联与西方之间的那条正在迅速重新扩大的鸿沟的，要不是种种不利因素凑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把这种划分上的交叉现象所可能起的调和作用都抵消了的话。 二、苏联势力区内人口的强迫迁徙 自从宗教战争结束以来，在欧洲的天主教和新教地区，由战争引起的国界变动就不再伴随着人口的驱逐或交换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缔结的和约中，欧洲国界重划的规模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但当时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想到要强迫居民迁徙，以便使各民族的地理分布符合于各国边界的新格局。即便是从1888年起由德国当局安置在波森和西普鲁士的那些德国移民，他们当初迁来时占用的土地都是从波兰族的土地所有者或佃户那里强行夺取的，在波兰国家刚一重建而着手把他们赶走时，他们还是从国际联盟那里得到了一些保护。巴黎和会不仅对驱逐少数民族的做法不予纵容，甚至还採取国际条约和宣言的形式，用法律制裁的办法，来支持少数民族应得的道义上的权利，从而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少数民族在占多数的异族人统治下生活还能过得去。 1922年，当土耳其境内信奉基督教的希腊族和亚美尼亚族的少数民族，由于希土间一场“战后之战”的灾难性结局而被赶出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时，西方舆论很不愿意默认这一既成事实，更不愿意贊同其逻辑上的必然后果，即规定让希腊境内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按对调办法迁至土耳其，并把迁出一方不得不遗留下来的财产没收归公，作为给予另一方的补偿。对于这样一个在西方看来极不道德的野蛮行径，西方之所以就这样容忍了下来，其聊以自慰的一个想法是，发生这一野蛮行径的地点是近东，在那里，这类野蛮做法不幸还没有被废弃。西方的人们显然认为，象希土“人口交换”(对这件事的委婉的说法)那样的事是绝不可能在西方世界发生的，就西方世界而言，1685年取消南特敕令后胡格诺派教徒被逐出法国一事，要算是这类突出的野蛮做法的最晚近的一个例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大战以后欧洲人口大规模强迫迁徙的事实，不幸完全粉碎了西方的这一乐观的期望。诚然，在德国崩溃后的英美占领军和俄国占领军的分界线以西，第二次大战后同第一次大战后一样，并没有德国人或其他任何哪一国人被强迫迁徙，这是西方世界的可嘉之处。可是在另一方面，截至1947年7月1日为止，在奥得-西尼斯河线以西的德国领土上所收容的来自该线以东的德国人，却已超过了九百五十万人，也许已接近一千零五十万人。这些人都是从匈牙利，从捷克斯洛伐克，从德国东部实际上已经併入苏联和波兰的那些地区逃亡出来或被驱逐出来的。其后，从德国东部没有被吞併掉的那部分地区也即苏占区里还源源不绝地有德国难民流出来，使流落在德国西部的德国人人数续有增加。在那里也还有不少非日耳曼族的流亡难民——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哥萨克人、甚至还有一些“大俄罗斯人”——其中一部分是战时被纳粹押送到德国做工，战后不愿返回业已落入苏联统治下的家园去的，也有一部分是在苏联军队西进时望风逃入西方占领区的。这类难民中，仅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就估计有三十万人左右。 这场移入德国西部的二十世纪的“民族大迁移”，是东欧居民被迫离开家乡的结果，此种现象发生于西方占领区与苏联占领区的分界线以东，其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在旧世界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图上所引起的变化，也是公元375-675年左右的“民族大迁移”以来所未曾有过的。 从中欧、东欧和俄国战前的民族分布图上，可以看出歷史上一股向东推进的征服和殖民的潮流的痕迹，从公元772年查理大帝对莱因兰和易北河间异教的大陆撒克逊人发动第一次进攻时开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个世代，最后一批德国移民迁居在波森和西普鲁士原由波兰人居住的土地上，这股潮流还没有止息。根据1939年大战爆发前夕的民族分布图来看，可以看到有三股人口东侵的浪潮连在一起，一股是日耳曼人的浪潮，沖向立陶宛人、波兰人、捷克人、马扎尔人和斯洛维尼亚人；一股是波兰人的浪潮，沖向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还有一股是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的浪潮，沖向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以北大草原上的土耳其人，沖向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山区的土耳其人和芬兰人。每一股浪潮都激起了一些浪花，飞溅到浪峰的前头，有时竟老远的飞在前头——这就是由最早的移民所开闢的孤立飞地。例如，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东普鲁士、波兰西部、斯洛伐克、匈牙利的奥尔弗尔德平原、特梅斯瓦尔-巴纳特、特兰西瓦尼亚、布扬克(比萨拉比亚的东南部)等地区都有过日耳曼移民的飞地；甚至东至伏尔加河，在萨拉托夫附近也有过一个日耳曼人的移民区，横跨该河两岸，人数在十九世纪达到高峰时曾有六十万左右。在科夫诺、维尔纳和利沃夫等地区则有波兰移民的飞地。而在乌拉尔河、额尔齐斯河、阿穆尔河、乌苏里江等沿河一带以及日本海海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有大俄罗斯人和哥萨克人的飞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的那股浪潮仍还存在，而且还在向东推进，波兰人和日耳曼人的浪潮则已消失了。 第3页 日耳曼人的浪潮从奥托一世在位时起持续到现代，算起来已不下一千年。一千年来这股浪潮一直侵占着斯拉夫人的地盘而不断推进，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在希特勒本人的命令下第一次作了后退。1939 年，波兰的军事抵抗垮了台，两次大战间的那个波兰国家被德意志第三帝国和苏联两家瓜分之后，希特勒即同苏联政府商定，从苏联新的西部边界以内的苏方领土上，把所有的日耳曼族居民统统撤走，这个范围包括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加上两次大战间的波兰领土中居民属白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的东部各省。就这样，大批日耳曼人被迫迁离了他们在东欧的家园，其中有一些是从十三世纪起就世世代代住在那里的，希特勒命令这批人重新定居在已被他併入德国版图的那块波兰族聚居的领土的东南边界上，其用意是用他们作为一道“人堤”，掩护这道堤坝西北后方的那块波兰族聚居的领土，以便逐步使其日耳曼化。由于一个日耳曼族独裁者的教条主义政策而不幸受害的这些日耳曼人，还没有来得及在波兰完全安顿停当，向西作最后进军的俄国军队就赶了上来，于是这些人又不得不再次迁移——这一次，是迁入德国西部。 最大的一支德国难民队伍来自东普鲁士以及奥得-西尼斯河线以东的德国本土，计约七百五十万人。当邱吉尔决定同意以那条大致与波兰族聚居地区东部边缘相符的“寇松线”作为苏联和波兰之间的战后边界时，他的心里其实也已经同意可以用一部分德国土地来补偿波兰的领土损失，藉以安置从寇松线以东地区流散出来的多达三、四百万的波兰族难民，这块德国土地的面积应尽可能小些，但要容纳得下这许多波兰族难民，好让他们在那里重建家园；他也已经打算听任德国居民从德国所割让的这块土地，被赶到德国的其他各地去。事实上，让数目大致相等的波兰人和德国人各自离开乡土向西迁移的这个办法，看来最初还是邱吉尔自己想出来的主意；而且当史达林要求以奥得-尼斯河线作为波兰的未来边界时，他之所以会默认，是因为他思想上认为议论中的那条河是指东尼斯河而言，而且相信这条线以东的那部分德国领土事实上已可以满足从波兰迁出的那些人的需要了。及至他发现史达林心目中的那条河是西尼斯河时，他就力持异议，因为按照该项建议，被逐出家园的德国人数目比他先前设想的不知要大多少。可是，他的抗议是徒然的。因为，虽然根据正式的讲法，德国未来的东部边界问题须留待最后的和会予以解决，但波兰人和俄国人一朝进驻以后，就迫不及待地把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以东所有前德国领土上的德国居民都驱逐出去了。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保护下復国之后，大概有数达二百七十五万名的日耳曼族人被逐出捷克斯洛伐克；另外大概还有十七万八千名日耳曼族人被逐出匈牙利。至于罗马尼亚境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则并没有被正式驱逐出境，但是在1951年，某些地区的日耳曼族居民中凡体格健全的男子都被集中起来，遣送到苏联去做工。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割让给罗马尼亚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又还给它的那块前匈牙利领土上的马扎尔少数民族，则由俄国人作主保留在那里，这有点象苏联卵翼下的一个保护国，它成为俄国人干预罗马尼亚内部事务的一种工具。 芬兰在1944年9月第二次投降之后，卡累利阿地峡上的芬兰族居民就因此而不得不第二次抛弃家园，再度易地安置，这一次终于定居在芬苏新边界以西的芬兰领土上了。 遭遇最为悲惨的，则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民族——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有一部分人在大战期间被遣送到德国去做工；有一部分人则在战争后期俄国人第二次占领这三个国家之前设法渡过波罗的海，逃到了瑞典。可是，俄国占领时还留在这三个国家里的那些中产阶级居民，后来显然就全部被放逐到俄国去了，他们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位则为大俄罗斯和其他殖民者所填补。俄国人有意通过这一不人道的办法，竭尽一切力量，把这三个民族各自的民族生活都给扼杀了。这一非日耳曼族的新兴中产阶级原产生于农民阶级，是两次大战间在这三个国家发展起来的，至此即告消灭，回顾1700-1721年“大北方战争”中爱沙兰和利夫兰这两个波罗的海省份最初併入俄罗斯帝国时，该地日耳曼族中产阶级和地主贵族阶级的遭遇，两者真有天壤之别。那时候俄国的吞併，对波罗的海地区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来说，不但不是宣告了他们的死刑，相反倒是让他们得以进入有利可图的内地，使他们都发了迹。波罗的海贵族可以在俄罗斯帝国的军界和官场大展其才；而资产阶级则在波罗的海口岸同俄国内陆间的日益扩大的贸易事业中大有可为。这一歷史对比，正是这二百二十年间文化倒退的一个可悲标志。 东欧的这几起破坏性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其总的结果是一笔勾销了一千年来日耳曼族、波兰族和立陶宛族的征服和殖民活动在民族分布上的影响，使民族分布图又大致恢復到了公元1200年以前的原状。这样，就只有在奥地利，日耳曼移民的后代和日耳曼化斯拉夫人的后代还得以保有自己的家园。另一方面，在波罗的海南岸和东岸一带，日耳曼人从十二世纪末叶以来建立的各个着名的工商业城市中，也仅有卢卑克一处仍为日耳曼族的聚居地。斯德丁、但泽、哥尼斯堡、美美尔、利鲍、里加、累发尔这些城市，无论就其名称或就其居民来说，都已不再是日耳曼的了。西里西亚的首府布雷斯劳，过去七百年来一直为日耳曼族所居住，到后来发展到人口比当时的英国城市谢菲尔德和美国城市休斯敦还多。布雷斯劳这个名字本来就一直表明它原是个斯拉夫城市，而现在它又重新成为一个斯拉夫城市了。在一个斯拉夫民族和另一个斯拉夫民族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十三、十四、十五世纪时，非斯拉夫族的立陶宛大公国和斯拉夫族的波兰王国曾征服了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的广大地区，其后成立了一个愈来愈波兰化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征服这些地区所得的好处最后也都归于波兰人一方，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一样彻底地扫除了这段歷史在民族分布方面的影响。 第4页 民族分布图上的这些变化是不可能復原的了，哪怕部分的復原也是办不到的，除非以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代价，而且甚至要以所有被捲入的人们再遭受空前浩劫为代价，包括那些参加或被迫参加在名义上胜利的一方的人们也在所难免。不管这段可怕的歷史的下一章会是什么样子，在1954年的今天看来，1939-1946年间的那一场“民族大迁移”总是一个重大事件，很可能要在旧世界的这西北一隅的歷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国界的变动 和这些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欧洲国界的变动，就不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么大了。 在西欧，变动既少且微。在1946年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各大国和苏联对于事关他国的局部性问题作出决定时，所考虑的首先只是这些战胜国自己争夺世界霸权的迫切需要，因而一致拒绝了南蒂罗尔奥地利族居民要求纠正第一次世界大战媾和时，把他们的家乡割让给义大利的不公正的做法。这个做法虽然涉及的人数和土地面积都比较小，其不公正的性质，却是臭名昭着的。但在1946年，西方各大国和苏联谁都不肯为了使南蒂罗尔归还奥地利而甘冒把义大利推入其对手怀抱的风险，因为在国际斗争的棋盘上，义大利的潜在价值显然大于可怜的奥地利“卒子”。什勒斯维希地区的丹麦-德国边界，也照旧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1920年什勒斯维希公民投票结果而划定的那条原线，不作变动。当初德国人占领丹麦时曾克制了自己，没有重新吞併丹麦的北什勒斯维希；而现在，丹麦人也反过来表现了克制，还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没有打算重新吞併南什勒斯维希，没有趁德国这一失势和受辱的倒霉时刻来为丹麦捞点好处。除了西阿尔卑斯山一带的法意边界有一些微小的调整以外，西欧唯一的领土变动是萨尔地区脱离德国，同法国联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还象第一次大战后一样，坚持要求取得萨尔，这再一次典型地表明，他们缺乏丹麦人那种审慎明达、善自克制、两次没有要南什勒斯维希的气度。1935 年公民投票的结果已确凿无误地证明，萨尔在民族感情上是不折不扣地、不可动摇的向着德国的，正如阿尔萨斯-洛林之于法国一样；萨尔目前的这种处理办法肯定要给未来的法德关系带来不幸的后果，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其他各地都同萨尔当地一样人心激愤，而且还因为萨尔地区矿藏丰富，工业发达，人口稠密，使它具有一种远非其小小面积所能显示的重要性。 在东欧，就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以南的那一部分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变动之少且微，也是值得注意的。在“希特勒的欧洲”的建立过程中，南斯拉夫曾被分割为各个小块，现在则又重新合併了起来。特别是，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奥地利、匈牙利间的边界都恢復了两次大战间的原状；同样，匈牙利同罗马尼亚间的边界也恢復了两次大战间的原状。因而，东南欧两个最大的争夺对象，马其顿和特兰西瓦尼亚。现又都重新回到了两次大战间的原主人手里。同1939年前的原状相比，东南欧只有四个地区有所变动，那就是南部多布罗加、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布拉迪斯拉发桥头堡和威尼斯-朱利亚；而在这四个地区中，三个地区的变动是符合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如果可以假定(虽然这种假定不是经常都很站得住脚的)当地的居民总是愿意併入他们本民族占多数的国家，而不愿意併入异民族占多数的国家的话。 南多布罗加是罗马尼亚于1913年从保加利亚那里偷偷夺去的，1940年由轴心国交还给了保加利亚，现由俄国人作主仍归保加利亚所有。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则由捷克斯洛伐克让给了苏联，它同两次大战间波兰领土中的一些乌克兰族聚居的省份一起，併入了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于是，除了在寇松线以西的波兰领土上还有一个人数很少、不难调整的乌克兰少数民族外，所有的乌克兰人现都已联合在一个国家的疆界之内了，这在歷史上也还是第一次。捷克斯洛伐克在让出当时由它管辖的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乌克兰族地区的同时，得到了一块小小的领土，这就是在多瑙河以南，布拉迪斯拉发对岸的一个桥头堡。据认为，这一变动所依据的地形方面的理由，要比反对这一变动的居民种族方面的理由更充分。 至于威尼斯-朱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把该地区中的南斯拉夫人集居区大部分从义大利划出来移交给了南斯拉夫，这样就纠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铸成的一个大错(那次和会曾决定把近五十万南斯拉夫人置于义大利的统治之下)。今天，的里雅斯特自由区问题还有待于最后处理，但是，目前仍处于义大利统治下的南斯拉夫人和现被置于南斯拉夫统治下的义大利人为数都比较少。威尼西亚本部的东北角，居民是讲南斯拉夫语的，但从公元1420年到1797年一直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管辖，从1866年起又一直隶属于义大利王国，1946年四大国委员会的西方国家成员在访问威尼斯-朱利亚的同时也去该地访问，他们直接得到的印象是，这些操南斯拉夫语的前威尼斯国国民颇似瓦莱达奥斯塔区里那些操法语的前撒丁王国臣民，从政治感情来看完全是义大利人，他们希望继续当义大利国家的公民。现处于南斯拉夫统治下的那些散处在萨拉、阜姆、伊斯的利亚以及“的里雅斯特乙区”里的义大利人(“的里雅斯特乙区”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划归南斯拉夫管辖，实际上已为南斯拉夫占领)，则不如奇维达莱区里操南斯拉夫语的义大利人或“的里雅斯特甲区”里的居民那么幸运。就以“的里雅斯特甲区”而言，当地的南斯拉夫少数民族同当地的义大利多数民族一样，一概照旧得到英美占领当局的保护。 第5页 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一线以北的东欧，同该线以南的东欧并同西欧对比之下，就显得第二次大战后领土变动极大。但是必须指出，在这一地区的最北部分，对两次大战间的苏芬边界所作的三处有利于苏联的修改中，有两处是恢復早先的原状。苏联从芬兰收回了镍矿蕴藏丰富、并有出海口通向北冰洋的佩特萨莫地区，这样苏联便又重新同挪威接界了，其实早在十四世纪，挪威拓荒者就由西向东，俄国拓荒者则以诺夫哥罗德为基地由东向西，分别开发了这一带海岸，从此一直到1918年，这里的边界一向就是沿着目前这样的界线划分的。在1944年，苏联重新确立维堡(芬兰语叫维普里)西北卡累利阿地峡的1940年俄芬边界。这一行动，其实就是夺回了从1721年到1918年两个世纪中一直属于俄罗斯帝国的土地，虽然当地的居民并非俄罗斯族。苏联併吞爱沙尼亚以及包括里加市在内的那部分拉脱维亚(指相当于1918年以前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利夫兰省)，其情况也是如此， 苏联现已在波罗的海、芬兰湾和里加湾的东岸取得了一大片临海的土地，北起维堡(维普里)，南至哥尼斯堡(现改称加里宁格勒)。两次大战间一度独立自主的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现已丧失了独立，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维尔纳地区在两次大战间原为波兰所占，当时一直是立陶宛和波兰间激烈争夺的对象(该地区的城市居民中犹太人曾占绝大优势，乡村居民至今仍以白俄罗斯族为主)，现则划给了苏联的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两次大战间属于波兰的所有其他领土，凡是在寇松线以东的，现在都已为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分得。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还从罗马尼亚那里取得了居民为乌克兰族的布科维纳西北半壁和比萨拉比亚西北角，以及各族杂处的比萨拉比亚东南端(布扬克)。整个比萨拉比亚地区是俄罗斯帝国于1812年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得的，1918年它被罗马尼亚占领。但对于这一暂时性的既成事实，苏联事后始终没有承认，现在，苏联又从罗马尼亚手里夺回了这个地区。经过这一项领土变动，苏联便成了一个多瑙河沿岸国家，正象俄罗斯帝国从1812年起到1917年崩溃时为止一直是个多瑙河沿岸国家一样。比萨拉比亚没有併入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那些部分，则同德涅斯特河以东罗马尼亚族人居住的一小片领土合併成为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 再往西去，东普鲁士的西南部分，那是并没有被苏联併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现在事实上已被划给了波兰。波兰所分到的东普鲁士部分还包括马祖里湖泊群以南的一条狭长地带，那里的居民讲的是波兰语，但是在宗教信仰上是新教徒，在民族感情上则是德国人。波兰现还取得了两次大战间的但泽自由市的那块领土；收回了两次大战间波兰在西普鲁士的那条“走廊”；而且，这条波兰走廊原来的短短的海岸线(两次大战间波兰政府曾在这里兴建了格丁尼亚港)，现在向西拓展到了奥得河一线，在奥得河入海处还越过了这条河，把什切青港(斯德丁)也包括在波兰的版图之内。事实上已由苏联指定了的、但在法律上还没有为西方各大国所承认的那条与前大不相同的战后波兰西部新边界，就从这里划起。它沿着奥得河上溯到该河与其西岸支流西尼斯河的汇合处，然后再沿西尼斯河一直上溯到这条支流的发源地，即奥得河与易北河的分水岭厄尔士山脉，在这里，这山脉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从奥得河河口起到厄尔士山山顶为止的这条事实上的波兰西部新边界，是阿登山脉以东，可以一举穿过北欧大平原的最短的一条交通线。 时至二十世纪中叶，由于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使人类事务不得不以一种空前的行动规模来进行，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北欧的战后国界线肯定要比两次大战间原有的国界线更为合理。例如，俄芬边界现在就不再象1918年到1944年间那样近在列宁格勒市的大门口了。从西北方面通向这座城市的陆道，现又与城市本身同属一个国家管辖了——本来在1721年到1918年间情况一向就是这样，两百年来，城犹原城，地仍此地，只是名字始而叫作圣彼得堡，继则改称彼得格勒而已。又例如，沿波罗的海东岸和南岸一带的几个前属日耳曼人的滨海城市，从累发尔一直到但泽，现在都同其经济上的后方腹地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这对塔林(累发尔)、里加和利巴雅(利鲍)来说是1918年以来的第一次；对格但斯克(但泽)来说是1795年以来的第一次，对克来彼达(美美尔)和加里宁格勒(哥尼斯堡)来说则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两次大战间那条插在两块德国领土中间的波兰“走廊”现已消失；现在的波兰也同苏联一样，其波罗的海海岸线的长度已足以与其领土的幅员相称，因为这个国家仍然需要依靠波罗的海作为海外贸易的进出通道。苏联及其卫星国所组成的国家集团在北欧平原上的西部疆界，正好位于波罗的海与中欧诸山间平原宽度较小的地方。而且，在这些合理化了的边界以内，民族分布情况也得到了合理的调整。歷史上日耳曼族和波兰族人口向东推进的浪潮曾在地图上留下突出的痕迹达数百年之久，现则已统统抹掉。波兰在十四世纪把最西面和最北面的一些领土丢失给了日耳曼人，同时则从乌克兰人那里取得了东加利恰的统治权作为补偿；而现在，十四世纪以来第一次，波兰人居住的地区和波兰国家的版图又重新一致了。 第6页 欧洲东北部这一次在民族分布图和政治地图上同时大刀阔斧地作了合理化调整，从长远来看，是不是能为这一长期来扰攘不宁的地区保证有一个比过去较为和平繁荣的前途，这在今天1954年还无法预见。但是这次变动中有一个已成为既成事实的特点，而且是以个可悲的特点，即为了东欧的这一番结构的改变，人类备受苦难，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在这一次通过野蛮手段强迫实现的惨无人道的人口再分布中，受害最深的，除被德国人消灭的犹太人外，便莫过于德国人自己了。在东欧，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一千年中，日耳曼人一直和犹太人共同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发挥作用，这不仅对非日耳曼族、非犹太族的受惠者很可宝贵，对从事此项工作的人本身也大有好处。向东流动的日耳曼族移民和犹太族移民是西方文明的技术和工艺的两大主要传布者；当时他们的贡献深为东欧国家的一些开明的政府所重视，这些政府往往为了吸引日耳曼移民到它们的领土内定居，特地给予他们土地和商业特权，甚至城镇自治权。因此，在1933年1月之前的那千年之中，日耳曼移民主要通过“和平渗透”，不断向外扩散，从易北河下游两岸一直扩散到伏尔加河下游两岸。结果是，日耳曼移民和当地原有的非日耳曼族多数居民均受其利。对日耳曼人来说，他们在东欧的这一文化势力范围，较之用德国武力建立起来的任何一个政治上的帝国都更为有利，更为光荣。可是希特勒，这个苏台德区日耳曼移民的儿子，曾经夸口说他的第三帝国将歷千年而不衰，到头来他在歷史上所干的却是把在他之前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千年之久的日耳曼移民区从整个东欧(包括他自己的波希米亚故乡)的地图上统统抹掉。 希特勒做了两件不但手段卑劣而且也是鼠目寸光的事情，从而决定了东欧所有的日耳曼移民区被消灭的命运。他或以利诱或施威胁，要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苏联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充当第三帝国的第五纵队，配合第三帝国进犯其东方的一些邻国；这样一来，对因此而被当地的日耳曼同胞出卖了的那些国家来说，就不能再容忍日耳曼少数民族存在于他们的国土之上了。然而，希特勒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不惜以两个日耳曼族居民区的居民作为牺牲，亲自示范，教东欧怎样消灭日耳曼移民区。希特勒同墨索里尼达成一项协议，结成了并不神圣的同盟。根据协议，南蒂罗尔地区操德语的奥地利居民必须狠心地作出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国籍，要么抛弃自己的家园。希特勒同史达林也达成一项协议，结成了并不神圣的同盟，协议规定：1939 年瓜分线的史达林一侧领土上的日耳曼族移民，都应迁移到希特勒那一侧去。希特勒的这些行动合在一起，就决定了一旦第三帝国失败，东欧各地的古老的日耳曼移民区就必然要被消灭。希特勒把这些散处国外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搞得不容于人，同时又以实际行动表明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少数民族可以怎样加以消灭，这样，就使这些日耳曼移民区不可能存在下去。 四、中欧和东欧权力真空引起的问题 在1870年和1871年义大利和德意志相继取得政治上的统一之后，紧接着有六、七年时间，欧洲的政治地图显得比罗马帝国崩溃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简单。在那几年里，五大强国和一个没落了的大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占了欧洲的绝大部分，一些小国则嵌在这六个大国之间的缝隙里，特别是欧洲的中部和东部，在那个短短的时期里，其政治格局是最为简单的了。那时。除门的内哥罗和希腊是这一广大地区仅有的其他两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外，整个中欧和东欧都是四大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直接统治的领土或拥有宗主权的藩属。然而，那时欧洲地图上表面标明的颜色却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例如，奥斯曼帝国事实上早在 1768-1774年俄土大战一结束就已开始瓦解了，而到了1798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一瓦解所达到的严重程度，已使西方各大国面临了一个“东方问题”。1875-1878 年间，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东南部埃迪尔内以西和以北一带国土的瓦解过程又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个帝国迟早必将彻底解体，至此已经成为定局。东色雷斯以外的“欧洲土耳其”终于在1912-1913年间迎来了自己的末日；而到了1918年，整个哈布斯堡帝国，连同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一大部分。也都已走上了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土(一小块残余领土除外)所走的道路。 1875-1878年和1912-1918年的两次欧洲政治大动盪，使欧洲的政治地图在两个方面大为改观。经过这两次大动盪，中欧和东欧原来简单的政治地图大大复杂化了，相形之下西欧的政治地图现在反而显得比较简单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地图上，西欧那些建立已久的较小国家——瑞士、三个低地国家、三个斯堪地那维亚国家和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反而少于中欧和东欧几个被肢解、被割裂的帝国领土上迅速崛起的那一大批新兴国家了。这些新兴的国家现占据着这样一大片领土：南起希腊，北迄芬兰，西自南斯拉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东至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 第7页 两次大战之间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处境之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四个国家都象楔子似地硬挤在德国和俄国这两个伤而未残的大国之间，但事实上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内中欧和东欧的所有新兴国家都处于同样的困境。人们虽不明言，却都公认，这些国家“尚不足以自立于今日世界的艰难紧张环境之中”；可是，同奥斯曼帝国废墟上新建起来的阿拉伯国家不一样(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条文中，在讲到这些阿拉伯国家时，就直言不讳地写下了上面那句话)，欧洲的新兴国家并没有被置于大国的委任统治之下，国际联盟盟约中给予所有会员国的一般保证，就是这些国家赖以生存的全部倚靠了。不过有关各方同时也都承认，如果真要让这些新兴国家生存下去的话，除国际联盟提供的安全措施外，这些国家总还需要有某种形式的更实质性的保障。大家还承认，仅仅在新兴国家之间相互订立——些防御性条约(如参加“小协约国”和“巴尔干协约国”的各国很快就做到的那样)，还是不够的。欧洲各新兴国家总的力量本来就不强，又何况这些国家也象其周围的各个大国一样，是分做前战胜国和前战败国两类的，换句话说，是分做“富国”和“穷国”两类的；而仅仅缔结一些区域性的同盟，既不能向“穷国”保证物归原主，也不能向“富国”保证其领土完整。在这种不顺遂的情况下，这两类新兴国家都不得不向周围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大国寻求庇护，或拜倒在其霸权之下，它们意识到，如果要保卫自己，或是要伸雪旧恨，只有这样做才是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于是，“富国”一类的新兴国家便成为法国的卫星国，而“穷国”一类则成了义大利和德国的卫星国。 中欧和东欧那片象嵌花图案般地由一群新兴弱国分占着的广大地区，事实上是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这一真空最后将怎样来填补，却是两次大战间欧洲强权政治的基本问题。法国的力量——至少，在法国军队还据有着莱茵河桥头堡的情况下——是否强大得也足以保住这一布满新兴国家的地带，作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呢？还是，德国和意人利将能在这里取法国而代之呢？还是，苏联终将成为中欧和东欧四个十九世纪帝国的遗产承受人呢？ 这宗未卜属谁的彩物，是非同小可的。因为，虽然这些新兴同家不论总的说来还是各个说来都是弱的，但各国的领土、物质资源和人力合在一起，如果被有效地掌握在外来的某一个大国的手里，则获得这笔资产的那个大国就会超过侪辈，取得可能是决定性的优势。在两次大战间的那段时期中，英国同美国一样，都真心诚意地而且明显地力求不介入中欧和东欧的纠纷。法国和义大利则都不足成为争夺中欧和东欧的敌手，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力量掌管好这笔资产；而且，法国也同英国美国一样有个不利条件，即在地理位置上同新兴国家地带没有直接通路，中间被罗马-柏林轴心隔断了。当时，在地理位置上，在本身力量上，有可能把这一批新兴国家一起併入自己的国家而使自己变得愈益强大的，唯有德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当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心目中所想望的，无疑就是要通过这一场武力的赌博，第一步征服中欧和东欧各新兴国家，第二步进而征服全世界；而后来当他沿着这条道路达到其胜利的顶峰，使第三帝国不仅成了整个新兴国家地带的主人，而且也成了东至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史达林格勒城下的苏联西部广大领土的主人，成了庇里牛斯山脉以北除瑞士和瑞典外的整个西欧大陆的主人时，他那征服世界的目标确是已经在望了。 “希特勒的欧洲”的解体，早在1942年秋天就开始了，此后则逐渐加速，这就又一次在欧洲产生了一个权力真空，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1875-1878年事态发展所造成的真空，甚至比1912-1918年事态发展所造成的真空还大得多。这一次的真空遍及于整个欧洲大陆，因为，虽然瑞士、瑞典和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在第二次大战中也象在第一次大战中一样，始终没有遭到侵犯，但如果三大战胜国真要一致决定剥夺其独立主权的话，这些国家是谁都维护不了自己的独立的。当时的形势很明白，这个新的欧洲权力，真空是要由苏联、英国和美国三大国来共同填补的了，但是如何填补，则还是个有待回答的问题。一直到后来，三大国就怎样占领战败的德国和重建的奥地利的问题作出回答时，就自然而然地也对上面那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含蓄的、甚至可能是出于无心而作出的答案。 占领德国和奥地利，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可以各用一支在盟国联合指挥下由盟国共同组成的驻防部队占领全境；也可以把德国和奥地利各自划分成几个区，分别由一个盟国单独占领一个区。两种方案都被考虑过，但採用的是第二种方案，因为当事者认为(无疑是很有道理的)由几个盟国联合占领德国或奥地利都是不好办的。作为解决这样一个局部问题的方案来说，把德、奥划分为几个占领区的决定也许是深谋远虑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各大盟国为德、奥这样一个局部问题选定了这项解决方案，实际上同时也就决定了由“希特勒的欧洲”脱胎未久的这个巨大权力真空地带的其余大部分地区的命运。假使战胜国通力合作共同占领德、奥的办法当时果真可行的话，这本来很可能就是走向建立一个全欧政府，也许还是最终走向建立一个全球政府的第一步。反之，当时决定把德、奥划为几个各自为政的占领区，这也就意味着作出了一个决定：凡介乎德、奥两国苏联占领区和苏联西部边界之间的一切欧洲国家应属于俄国势力范围，凡位于德、奥两国美、英占领区以西的一切欧洲国家则应属于美-英势力范围。这样一来，欧洲一些国家战后的结盟关系也就此定局——德、奥两国的苏联占领区与西方国家占领区之间的边界，成了贯穿德，奥心脏地带的一条军事分界线，在该线俄国一侧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好，英美一侧的丹麦、挪威、低地国家和法国也好，它们归入哪一个阵营，都就此定局了。而且，欧洲国家的这一重新组合，是和当时军事力量的现实情况相一致的；因为，在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军事力量已被消灭的这个地方，德、奥境内苏联占领区和英美占领区之间的商定的分界线，大致也就是俄国的势力同来自北美的、经英伦三岛这个中继站而到达欧洲大陆的势力处于均势时的交界线。 第8页 就这样，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分割占领也决定了欧洲很多其他地区的命运，可是义大利和东南欧的问题却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因为，在欧洲的这一地区，俄国势力和美英势力之间的平衡线并不是穿过奥地利和德国的。这里的界线位置，除非能象划分奥地利和德国一样事先谈妥，否则就得试着去找，也即是说，对崩溃中的希特勒帝国的这一部分领土，双方就得去竞相占领。1944年10月9日邱吉尔在莫斯科曾就这一地区的问题争取达成协议，他在半页纸片上写了如下的建议，作为英苏之间的一项谅解：在希腊，英国同美国一起应拥有百分之九十的决定权，苏联则拥有百分之十；而在罗马尼亚，双方势力的比重则应颠倒过来(就是说，那里百分之九十的决定权应归苏联)。邱吉尔在计划中还提出：在保加利亚，苏联应占决定权的百分之七十五，而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双方应各占一半。邱吉尔把写有这些决定人们命运的数字的半页纸片推到桌子对面，史达林在上面用蓝铅笔勾了一下，又递了回来。 诚如邱吉尔随即就向史达林指出的那样，作成这笔非正式外交交易的方法和速度都可能给人以一种玩世不恭、不够郑重的印象。可是，这两位政治家在1944年秋天这样谈妥的百分比，如果从全盘来看而不是就各个项目分别来看，那确乎是颇有先见之明的。后来在“希特勒的欧洲”的这一部分彻底瓦解之后进行的最后重组，证明当时预计的准确程度相当惊人。最终的结果是：苏联在罗马尼亚操有决定权的百分之百，美国则接替英国在希腊掌握了百分之百；虽然苏联在匈牙利的势力也达到了百分之百，而不是只有百分之五十，但这里的所得却被1948年的损失抵销了，那年苏联在南斯拉夫，连邱吉尔划给它的百分之五十也一併丢掉了。只有在保加利亚，最后的结局明显地不同于邱吉尔的预计，因为在那里，西方国家连邱吉尔当初要求的百分之二十五也没有到手。不过，苏联在保加利亚取得百分之百决定权的这一好处还抵不上由于土耳其加入西方国家阵营而带来的损失。先是，苏联曾威胁土耳其，要它同意对外高加索的苏土边界作一番调整，并把黑海海峡一带的土耳其领土和领海上的几个基地租借给苏联，但是结果都没有如愿以偿。因此到最后，苏联势力范围和西方势力范围之间的界线便起自波罗的海南岸，贯穿了整个欧洲大陆，达于黑海西岸。罗马尼亚连同保加利亚和匈牙利都划在这条界线的苏联一边，而希腊连同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则归在西方一边——南斯拉夫人经过了短时期的亲身体验，尝够了俄国霸权的现实滋味，终于把先前自愿同苏联建立起来的友好结盟关系割断了。 五、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的破裂 由此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重组，就是把德国武力征服下的欧洲统一局面，变为分成两大势力范围的局面；这种分割是由于各大战胜国未能保持欧洲大陆统一的结果，而这种统一恰恰曾经是被它们打败了的对手的唯一的然而却是非凡的建设性成就。希特勒用强力造成的欧洲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统一，是针对欧洲最迫切的需要而提出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答案；诚然，希特勒解决欧洲问题的方式方法是蛮横的，是通过侵略行动来实现，採用野蛮手段来推行，而且是以此来为德国民族的自私目的服务的，这一切都使欧洲那些不情愿的受益者们感到深恶痛绝，但是，欧洲为了摆脱德国的残暴统治，竟不得不把这种残暴统治带给欧洲的仅有的一大好处抛弃掉，以作为一部分代价，这是欧洲很大的不幸。如果再考虑到，在“希特勒的欧洲”分成两大势力范围之后，处于分界线俄国一侧的那许多欧洲国家与过去唯一的不同只是德国的残暴统治换成了俄国的残暴统治(除芬兰外都是这样)，这就越发使人感到不幸了。但最不幸的还是：德国的对手胜利后造成的欧洲结盟新貌，使希特勒的受害者们和反对者们赖以熬过整个战争的那些希望都落了空。欧洲分为两大阵营、各由一个非欧洲的超级大国充当盟主的这一新秩序，不仅没有给这个备受破坏、困顿不堪的大陆带来它所渴望的那种政治稳定的局面和免于恐惧的生活，反而带来了又一个回合的政治对抗和紧张相持，大有爆发成为一场以欧洲为战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势。 欧洲战后分成俄国势力范围和英美势力范围，这个局面本来已很不幸，而不久前曾经结成同盟对共同敌人作战的两个大国集团的一场争吵，又进一步使事态变得如此严重，这是什么缘故呢？当然，根据那套强权政治经来看，大家知道，若是仅仅为了要打赢一场战争而缔结同盟，则胜利到手，同盟往往也就分崩离析。大家也都知道，取得的胜利愈彻底，同盟的拆伙大概也愈快。这个道理似乎很可以说明，1945年合力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的这些大国为什么到了1946年就会闹翻；因为当初的实际情况很明显，苏联和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联合，只是由于双方都面临着即将被德国人毁灭的共同危险；同样也很明显，在1945年欧洲胜利之日，第三帝国军事力量之耗竭，尤甚于1918年第一次大战停战时的第二帝国或1806年耶拿之战败北后的普鲁士。然而，对1945年的战胜国来说，歷史上的这两个先例却也是两个触目惊心的前车之鑑，就是说，对德胜利不管看来多么彻底，往往难免与时俱逝。那末，这些连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歷史事实的教训，为什么未能在1945年欧洲胜利日之后保住最近这一次反德同盟而不使散伙呢？ 第9页 也许，美国人之所以对美俄保持友好关系的必要性估计不足，是由于他们对始终存在着的德国军国主义威胁没有充分觉察的缘故；因为美国人也许从来也没有意识到，在1940年法国沦陷之后，美国一度也同英国一样有被德国武力征服的危险，那时英国要是垮了的话，美国可能也会感到自己是支持不住的。可是，俄国人的头脑就不至于这样不开窍，1946年苏联之不惜同美国和英国闹翻，是不能用这一条来解释的；因为，俄国人在一生中已经两次目睹自己的祖国横遭德国军队的蹂躏破坏，这种一而再的可怕经歷必然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打上了畏惧德国的烙印。那末，为了什么缘故，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打赢，苏联就开始採取一系列行动，日益挫伤它西方盟国的善意呢？为什么在那些靠俄国武力而摆脱德国占领或支配的东欧国家的战后重组问题上，苏联要这样咄咄逼人，不许西方盟国有一点点实际的发言权呢？为什么1946年4月29日莫洛托夫要拒绝贝尔纳斯提出的一项为期二十五年、到期还可展期的四大国条约的草案呢(该条约草案规定，德国应完全解除武装，应採取检查措施防止其秘密重新武装；万一条约遭到今后哪一届德国政府的破坏，四大国应立即进行军事干预)？为什么在同年苏联政府宁愿放弃美国建议提供的一笔贷款，而不肯接受美国的建议所附带的经济条件呢？为什么在1947年苏联自己既拒绝马歇尔援助，又不准它的东欧卫星国接受这项援助呢？ 推测起来，俄国人是不相信美国或任何其他西方国家嘴上所讲的友谊和建议提供的合作和援助是出于真心的。相信了这一点的话，就同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统信念冲突了；而且，尽管克里姆林宫里的决策者们可能也同近代早期的罗马红衣主教一样根本没抱多大虚幻的信念，但是他们象十六世纪的红衣主教一样，也难免要受到他们自己那个世界里当时流行的信仰的影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总是受了自己官方信条的约束的；而共产主义的信条则要求其信徒相信所有“资本家”一律都是兇恶成性的野兽。可是，克里姆林官的主人即使再做些表面姿态，继续把色迷迷的美国“资本家”搂在怀里，这对他们又有什么损失呢？他们肯定决不会由于缔结了拟议中的那个针对德国的相互提供保证的条约而给自己招来什么危险；订了条约以后他们完全可以一面假意敷衍，一面把美国的财政经济援助收受下来，用这笔意外之财加强自己的实力，静待将来某一天，等到坦然不疑的美国老百姓再一次迫使华盛顿政府撒手不管欧洲那些歷来使人受到损害的纠葛之后，再动手也不迟。为什么苏联政府偏要这样直率地在美国人面前公开表示出对美国的敌意呢？要是俄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存心要引起美国人对苏联的警惕，是要促使他们奋起反对俄国的图谋，那末，俄国人要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妙的办法，倒是无过于此了。但是谁也不相信他们的目的真是如此。 当然，由西方来解释俄国的政策，至多只是作些猜测，看来最说得通的一种猜测就是：苏联政府在採取行动、挑起同美国的争吵时，并非不知道后果的严重，不过他们认为，两害相权，同美国保持友谊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因而就准备承受这一较轻的祸害。俄国要同美国保持友好的话，代价是必须放弃它在东欧和中欧的目标；苏联政府权衡之下一定是认为，为苏联的安全着想，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这些目标所能获得的好处，肯定要胜过对美关系上化友为敌所会造成的损害。 俄国人一生中已经两次眼见配备常规武器的敌人地面部队从西面由陆路侵入自己的祖国，因此对安全问题一定已变得非常敏感；而在1944-1946年这一决定俄美关系前途的关键时刻，他们一定还是在用原子武器出现以前的战争条件考虑着他们国家的安全问题。在这种战争条件下，苏联防止另一次来自西路的入侵的最可靠的保障，看来恐怕并不在于同德国以西的一些岛国订立同盟，因为，这班岛民至多也只会象上次大战中那样，迟迟才来开闢第二战场救援俄国，弄得不好的话，他们下一次说不定还会同他们的德国资本傢伙伴勾结起来，一起对俄作战。苏联最可靠的保障看来恐怕是，在德国东侧也即苏联自己一边取得一条宽阔的缓冲地带，永远置于红军的军事控制之下，而且，在俄国人看来(就西方观察家所能推测的而言)，有两个非军事性的条件如得不到满足，这一军事控制还是不保险的。一个条件是，红军通向后方的交通线沿线各国，也就是从德国境内的红军前沿阵地到苏联西部边界以内的红军基地之间的那些国家，都必须在经济上不受西方的任何干预，不论这种干预表现为私人工商企业，或表现为多瑙河内河航行权之类的条约权利，都要一律清除干净。第二个条件是，这些国家掌权的政府必须是顺从苏联政府的意志的，而且其顺从的程度必须是苏联政府能够信得过的。后来的事实表明，苏联政府简直不惜牺牲西方的一切友谊，决心使用一切手段，正当的也好，不正当的也好，务必要在俄国势力范围内的所有欧洲国家中把听话的政府都搞上台去，并使它们长此保住政权。在苏联政策制订者的心目中，这一首要目标凌驾于其他考虑之上，这正仿佛是一块礁石，一等到德国那股征服的浪潮退落下去，露出了礁石时，战时的大联盟就触礁破裂了；因为，在中欧和东欧大部分有关的国家中，唯一能够指望听命于莫斯科的，只有实权操在该国共产党人手里的那种政府；但是，在大部分这样的国家中，如果真是让人民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自由表达其真实意愿的话，要由选民以多数票自愿选出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政府是永远办不到的。 第10页 当红军在东欧和中欧节节推进，把德国人从一个又一个国家中驱逐出去，因而产生了现在该怎样重新组织这些国家的政府的问题时，俄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发现他们是能够找到一个双方都同意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新成立的政府必须既是“民主的”，又是对苏联友好的；可是，由于双方都把“民主”政府理解为自己那一种色彩的政府，而现时俄国的政权性质和西方国家又大相迳庭，因此双方的协议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要使双方真正能够就双方同意的原则中那两项条件的基本实质取得一致意见，那就必须使俄国人相信，在现已处于他们控制下的国家中，他们尽可以容忍西方观念中的那种“民主”政府(即由自由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议会，以议会中的多数为基础组织政府)而又不致危及苏联的安全。然而有这样体制的政府而真能见容于俄国人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芬兰。 乍想起来也许会觉得奇怪，在这许多国家中俄国人偏偏挑中了芬兰予以优容宽待，甚至还颇加尊重；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各个卫星国中，早已证明芬兰是俄国人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尽管第三帝国业已崩溃，芬苏边界也已移至维堡以西的新线，可是芬兰那无法更改的地理位置仍然使它紧贴在列宁格勒的旁边，近得令人不安。那末为什么苏联唯独要对芬兰採取这样一种政策呢？要是它在别处，特别是在波兰也实行这种政策的话，它同西方盟国的友谊本来是可以保持下去的。俄国人的对芬政策可能决定于这样两个考虑，第一，在这一地区他们能够使自己的国家在军事上处于极为安全的地位，而且事实上确也做到了这一点，因而再在政治上採取进一步的保险措施就显得多余了；第二，他们深信，芬兰人已经有过教训，知道芬兰若要生存，决不可再刺激苏联来把芬兰从地图上抹掉，这个教训必将成为芬兰人指导今后行动的方针。 芬兰投降之后，由于芬苏边界的后移，由于芬兰把它南海岸上赫尔辛基以西的波卡拉半岛的一个基地租让给了苏联，由于苏联取得了从芬兰湾南岸起直到加里宁格勒(哥尼斯堡)并包括加里宁格勒在内的波罗的海东岸各地，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波罗的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都已从德国移到了苏联手里，因此，苏联政府十分放心：今后与苏联为敌的西方任何侵略者想要象德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利用芬兰作为进攻列宁格勒的“跳板”，在战略上是再也办不到的了。再者，从俄国人的角度来看，波罗的海对岸的瑞典保持中立，不但是增加了一重安全保障，而且也是苏联对芬兰较为宽大的一个特殊的理由，因为，要是苏联把国际棋盘上的这个小卒吃掉的话，瑞典看到俄国人这一步棋威胁太大，可能会因此而投入西方盟国的阵营寻求保护，对此俄国人是不能不有所顾虑的。 而芬兰人呢，他们对俄国的反感并没有消释——这种反感还是在 1890年前后到 1918年之间由于一再要使芬兰俄罗斯化而种下了根子的，1939 年以后又由于两次俄芬战争而进一步加深了。但芬兰人已经认识到，他们在军事上完全处于苏联手掌之中，现在是这样，今后还将是这样，因此他们如果还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话，今后必须小心谨慎，避免做出任何会引起俄国人疑心的事情，也只有在这个前提条件下，俄国人才愿意让他们保留这份独特的权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被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时，苏联在斯堪地那维亚这一段交界地区的表现是很不错的，不但对它过去的敌国芬兰是如此，对它的盟国挪威和丹麦也是如此。对于这两个盟国它都扮演了西方那种含意的所谓“解放者”的角色，红军赶走了挪威极北地区和丹麦波恩霍尔姆岛上的德国驻军之后，都及时撤出。因此在斯堪地那维亚，那不可避免的重组过程终于获得了一个使有关各方都比较满意的结局。不幸的是，在另外那一段大得多的交界地区，即从波罗的海南岸直到黑海西岸和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欧洲半岛整个颈部地带，情况就没有这样良好。在那里，苏联要取得军事上的安全保障比在斯堪地那维亚地区困难，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处境也不是那么有利。不错，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跟芬兰人不同，他们对旧敌哈布斯堡王朝的传统仇恨，遗下了一股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感情，把他们同俄国联繫在一起；特别是塞尔维亚当权的那一派，今天有双重的理由同苏联关系格外密切，一是他们都信奉共产主义，二是南斯拉夫需要俄国人支持他们对的里雅斯特的领土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波兰人、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其敌视俄国则都不亚于芬兰人，而且对俄国人来说他们也肯定要比芬兰人难弄。这三个民族都明显地缺乏现实主义的常识，而芬兰人则正是凭着这种现实主义的常识，才奇蹟般地赢得了俄国人的信任。罗马尼亚人可能性格柔顺些，但是马扎尔人的倔强，波兰人的既死硬又不现实，则都是出了名的。 “希特勒的欧洲”解体以后，俄国人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便面临着一个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难题，其不易应付，同英国人在希腊碰到的问题不相上下。不过，英国人在希腊终于搞得比俄国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一国(芬兰除外)都成功。由于希腊各个派别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而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又决心要用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这就促使英国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市内和周围一带对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採取了军事行动；邱吉尔也从不讳言，为了挫败共产党在希腊搞突然袭击的企图，只要有此必要，他就打算在希腊动用英国的军事力量。但英国人在希腊一旦在战场上击败了希腊共产党人之后，也就达到了迫使其就范的目的；随后，他们又充分利用了共产党人的过火行为在希腊所引起的反感。在这样一种改变了的气氛下，英国运用外交手腕，使希腊举行了一次大选；以希腊当时激烈而又充满报復情绪的政治空气而言，那次大选的投票情况也许可以说已是最近乎自由的了，大选结果，反共分子赢得了多数票。相形之下，苏联对待划入其势力范围的各国，除芬兰外，手法都极为拙劣，往往自打嘴巴。诚然，红军从来没有象英国军队在希腊那样同卫星国内的哪一派公开打过仗；因为，1948年南斯拉夫同苏联发生争吵而闹翻时，俄国人并没有试图用武力把南斯拉夫拉回来；而在其他有关各国，红军都牢牢控制着局势，任何反共派别都无法同它打上一仗，见个高低。可是，俄国人最大的成就也仅是避免了公开的战斗而已。在政治方面，他们不但没有把敌人争取过来，反而连朋友都给搞得离心离德了。 第11页 狄托元帅同俄国人向来有种种感情上和利害上的联繫，而俄国人却把他逼上了造反的道路，这是他们在东欧和中欧最大的一次惨败。从西方的角度看来，仅次于此的另一个严重失着是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执行的政策，在那里他们搞掉了贝奈斯的政权，因而失去了捷克资产阶级的好感。可是，俄国政策上的这两个岔子都出在1948年，也就是在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争吵已经闹到了沸沸扬扬的那个时期。这两件事是争吵的后果，不是争吵的原因。在当时的形势下，俄国人不敢再冒风险，一心想的是加倍小心为上；他们之所以拧紧螺丝，致使狄托要维护其独立，又使贝奈斯失去其独立，其动机都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那时贝奈斯的确也和狄托一样，是有迫切的理由要同苏联保持牢固的同盟的，这跟泛斯拉夫情谊之类的感情因素是两码事。凡是捷克人，不论属何党派、属何阶级，都对1938-1939年间的往事记忆犹新。那时英国和法国都不肯援手，至少是没有能够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使其免遭德国的吞併，而在这两个西欧大国同希特勒作成的那笔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交易中，苏联是没有参与其事的。而且，后来到1945年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护”解除之后，在贝奈斯领导下重建起来的全国政府还採取了一个自绝后路的行动——把国内人数众多的日耳曼少数民族除留下极小一部分外统统驱逐出境。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在欧洲胜利日以前的经歷也好，在胜利日以后採取的行动也好，都理应使其对红军有所依赖，把红军看作是防备德国復仇的唯一可靠保障。但是尽管如此，俄国人一定还是担心，既然俄国与西方间的关系已经公开破裂，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最后不得不作出不愉快的抉择的话，贝奈斯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府只怕会站到西方一边去。这一担心是否有根据，姑且不论，总之，俄国人准是因为存着这份戒心，所以在1948年才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行事。 至于俄国人为什么要对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各个非共产主义政党实行“划一化的革新”，这就不那么容易解释了；因为，这两个国家中都普遍存在着希望实行彻底变革的强烈要求，虽然这些激进分子的宗旨并不是要在保加利亚或匈牙利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但其革命色彩已极强烈，为此激进分子担心反革命势力会进行反抗，因而他们就贊成同苏联友好，如果这样往后就能取得俄国人支持的话。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当时正需要俄国的支持来实现其革命纲领这一点，是这一地区的局势中有利于苏联的一个因素，因为当地的这种革命势必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同过去决裂，因而也势必能提供一个机会，可以把匈牙利人传统上对俄国所怀的敌意和保加利亚人传统上对俄国存有的疑虑一併消除。可是事实证明，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俄国人政治手腕不够精明，不能利用这一机会，更正确地说也许是不愿意利用这一机会。他们本来很可以运用外交手腕促使当地的非共产党政权自愿亲俄，从而充当这些政权的保护人，以谋取苏联在军事上的安全保障。不过，俄国人在保、匈两国的行动并不是导致苏联同西方破裂的决定性因素，真正的癥结所在是波兰，而在波兰问题上，要找到一种能使西方和俄国的要求都得到满足的解决办法，的确是困难的。 在英国和美国看来，苏联对待波兰的态度是检验苏联总的意向的“试金石”，这有好几个理由。理由之一是，1939 年英国就曾把德国在波兰问题上的表现看作是检验德国总的意向的试金石。当时就是因为英国向波兰作了一旦波兰遭到德国侵略即予援助的保证之后，德国却侵入了波兰，英国才对德宣战的。然而，英国并没有作过决不允许苏联侵占波兰领土的保证，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绘欧洲的政治地图时，对于波兰兼併那一片以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为主要居民的领土，英国曾表示反对，这是记录在案的(当时苏联由于暂时力量薄弱，不得不屈服于波兰向东扩张的领土要求)。英国人当时就已施展其政治手腕，确定了一条线，提出波兰的东部边界就应当在这一线，因为该线以东的居民就大都是非波兰人了；而一当“希特勒的欧洲”加速瓦解，俄波边界问题重又提出来时，俄国人也施展其政治手腕，机敏地选中了英国人早先提出的这条“寇松线”，作为苏联向波兰索取的领土的西部边界，后来使邱吉尔和罗斯福同史达林搞坏关系的波兰问题，所争的并不是这条边界。史达林要求以寇松线作为边界，他们两人都是默认的，邱吉尔还极力劝说波兰人，要他们也乖乖的同意这条界线。在波兰领土问题上，西方政治家同史达林的唯一的重大争执，在于波兰应从德国取得多大一片土地，以补偿它要割让给苏联的介乎寇松线和里加线之间的那片领土，而这一争执的起因，则是由于西方政治家不同意史达林的方案，认为三大国不应牺牲德国而厚偿波兰。关键性的重大争执，倒并不在于波兰的未来边界，而是在于它未来的政府。史达林认为符合苏联安全要求的那种波兰政府，在西方人看来是一点也不“民主”的，他们认为那只是一个傀儡，要不是俄国那双力大难抗的巨手硬把它拉上去的话，是永远上不了台的。史达林坚持要把这样一个没有代表性的政府强加于波兰，邱吉尔和罗斯福一度安插进去的不多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波兰人，很快也就给史达林排挤掉了，这才是使战时的“大联盟”在战后归于破裂的作用最大的唯一的因素。 第12页 西方在波兰问题上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触动，另一个理由是波兰人所特有的那种在极端不利的处境下百折不挠的精神。波兰没有吉斯林那样的内奸，在德国的残酷占领下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那种大胆、坚韧和顽强的表现，博得了西方的钦佩，从而部分地消除了两次大战间波兰暧昧不明的政策和第二次大战初期波兰不光彩的军事溃败留在西方人头脑里的不愉快的记忆。 但是另一方面，在史达林看来，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光荣战绩却不是波兰的好事，因为红军既已在逐步取代德军成为里加线以西原波兰领土上的外国占领军，那末波兰爱国者抵抗德军的那股勇勐劲头就很可能转而用来对付红军。而且，俄国人过去有切身体验，深知波兰人和芬兰人性格之不同，可以推想这对史达林大概也是有影响的。芬兰人之敌视俄国并不亚于波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芬兰人在战场上抗击红军，较之波兰正规军抗击德军更为顽强。但是到最后，芬兰人还是承认了现实，俯首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命运，而史达林则报之以：在不危及他所坚持的有效军事保障的前提下给芬兰以尽可能宽大的条件。可是，波兰人却和芬兰人不一样，人们很难相信他们会识时务，会甘心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而且，在这里，政治上只要有一点信不过，军事上再增加保证也无补于事，因为，由于波兰的地理位置关系，苏联在战略上是无法把它孤立起来的，而对于芬兰，苏联就有可能用占领爱沙尼亚和波卡拉半岛的办法来使它陷于孤立，而且事实上也确是这样办到了。波兰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心，对俄国来说，波兰的位置具有关键性的战略意义，因为不管把它的边界向西推移多远，只要地图上还有一个波兰，其版图必然横跨北欧平原，北欧平原则必然是从西方进攻俄国的主要通道。波兰对于苏联的安全，比之譬如说捷克斯洛伐克，还要关系重大。有人说波希米亚是“欧洲的堡垒”，谁据有波希米亚，谁也就掌握着欧洲其余部分的命运，这话也许是不错的。希特勒就曾在1938-1941年间证明了关于波希米亚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正如史达林在1945年2月6日雅尔达会议上提请邱吉尔和罗斯福注意的：有史以来波兰一向就是俄国的敌人假道进攻俄国的一条走廊。近三十年内德国人已两次假道波兰。” 史达林说他根据这些地理上和歷史上的情况得出了结论，就是苏联的利益要求它的邻国波兰不仅应是同俄国友好的，而且还应是自由而强大的，因为俄国希望这条经由波兰的走廊对未来可能的入侵者紧紧关闭，而能够替俄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波兰自己。可是，鑑于波兰人的性格和传统，很难设想会有这样一个波兰政权，既能使克里姆林宫觉得它的友谊是靠得住的，而同时其本身又真正是自由的；因为，自从西科尔斯基将军不幸失事去世之后，克里姆林宫所能信赖的波兰人就只有波兰共产党人了，而一个由共产党人控制的波兰政权却不会是波兰的多数选民自愿选择的。因此，当史达林着手在波兰建立一个在同苏联友好这一点上满足他要求的政权时，他的西方盟国就认为他是违背了他以前明白表示的同意尊重西方的愿望、让波兰自由独立的诺言。相反，史达林却觉得自食其言的是他的西方盟国，他认为，西方盟国力图扩大卢布林政府的基础，硬要把波兰流亡政府和波兰国内地下抵抗运动的代表塞进这个政府中去，这是违反它们以前明白表示的要顾及苏联在波兰的军事安全的诺言的。 史达林的不满，同邱吉尔和罗斯福的不满一样，无疑是真实的；因为，不仅对苏联的军事安全来说波兰比中欧或东欧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重要，事实上只要俄国的欧洲势力范围内有它在德国的一块占领区，波兰也就当然处于它的势力范围之内了。史达林可能以为，他的西方盟国应该认识到，从地理形势上看，俄国在波兰具有特大利害关系乃是理所当然的，虽然1944年10月9日他同邱吉尔在莫斯科按不同比例划定苏英两大国的势力范围时，并没有把波兰包括在内。史达林也许觉得，既然苏联遵守他同邱吉尔的这一协议，严格注意避免在希腊进行反英活动，那末英国和美国在波兰给苏联找麻烦就是不友好的行为了——要知道在波兰，苏联的利害关系要比英美重大得多。 围绕波兰问题的这一场利害、观点和感情的冲突，正如一出希腊悲剧那样具有悲剧的必然性。如果史达林要确保在波兰有一个同苏联友好的政权，他就不可能满足他的西方同事的要求，把他的波兰傀儡政府改组成为西方式的“民主”政府；反之，假使邱吉尔和罗斯福能在波兰建立一个符合他们那种“民主”标准的政权，他们恐怕也无法保证一定能使这样一个波兰政府同俄国友好。事实上，这个难题也许不是凭政治家的聪明才智所能解决的。 六、重组后的欧洲各国对重组的反应 在一度曾沦入“希特勒的欧洲”的那许多欧洲国家中，这段时期的惨痛经歷虽为时不长，却都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影响，这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影响，也是希特勒遗留给他的后继者们的最棘手的遗产之一。在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所有国家中，正常情况下的各种公民美德都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罪恶，而正常情况下的罪恶却变成了美德。只要掌权的当局是通过军事侵略的非法犯罪行动而上台的，那末同他们合作就是可耻的通敌叛国，而同他们斗争，使他们受骗上当，用一切办法对他们进行阻挠破坏，则都是爱国行动，即使有些办法，若不是其矛头指向不义政权的话，会被认为是违反社会道德准则的，也并不例外。在这种反常的情况下，参加抵抗运动的主要是社会上的这样三种人——不满现状者、理想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这三种人尽管彼此很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他们都缺乏在正常情况下行使政治权力、负责掌管政府的经验。“希特勒的欧洲”崩溃之后，这些背景各不相同的战友，就成了取代那些被逐的德国征服者及其在本地的傀儡而继之当政的自然的人选；因为谁也不能否认抵抗运动在战时确曾出生入死，备歷艰辛，同流亡政府较为安全、较为舒适的战时生活相比，他们扮演的角色显得分外光彩。问题是：今天盟国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其中也有抵抗运动的一份功劳)，胜利的到来自然而然地恢復了社会常态，一个好公民对政府应尽的责任就不再是设法使它瘫痪，而是协助它开展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前抵抗运动人员又将採取怎样的态度呢？ 第13页 战后最初一个阶段，在重组后的欧洲各国，前抵抗运动人员命运如何，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是本国的民族传统；二是重组后该国处于两大势力范围分界线的哪一边，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重组时的去向，部分地决定于它的地理位置，部分地决定于军事方面的事态演变，部分地还决定于三大国之间的默契。除南斯拉夫外，当地人民并不曾有多大的发言权；至于南斯拉夫，决定该国在重组时的去向的，也并不是该国大多数人民按宪法程序自由表达的意愿，而是南斯拉夫国内一个武装抵抗组织以武力战胜了另一个武装抵抗组织。 在重组后处于两大势力范围新分界线西方一侧的那许多西欧国家中，前抵抗运动人物想要在战后政权中扮演主角的雄心都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这一失败，其实也象他们当初的雄心一样，都是很自然的。一旦在宪政条件下从事政治活动，理想主义者以及不满现状者就无法保持他们在反对短命的外国征服者的战斗中所赢得的地位，这是不足为怪的。战时在抵抗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理想主义者中间，象皮杜尔那样具有政治才干、能够在战后世界的第一流政治家中长期占有一席之地的，真是寥寥无几。至于共产党人，他们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曾对抵抗运动作出过引人注目的贡献，但并未赢得群众的充分支持，因此到歷史演变的下一个阶段，便无法以合乎宪法的手段取得政权；凡是立宪政府真正得到了重建的国家，而不是象分界线俄国一侧除芬兰外的其他各国那样备受势大难敌的占领国的干涉践踏的，情况都是如此。所以，在经过了重组的各国，凡文化传统彻底属西方式的，包括芬兰，当然还有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和义大利，当地的共产党无不遭到了这样的失败；而在西方传统也很彻底的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在半西方式的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或在半西方化了的东正教国家如罗马尼亚，看来共产党人的遭遇本来也未必会好些，要不是俄国人插了手，把当地居于少数地位的共产党硬拉上台的话。 另一方面，在保加利亚，当地共产党人即使没有苏联的有力支持，也是有可能在德国那股征服的浪潮退落以后取得政权的，虽然这样的可能性也许不是很大。在南斯拉夫，他们事实上是不靠别人帮助而夺得了政权；而在阿尔巴尼亚，如果说当地共产党人得到了什么外国援助的话，看来也是由南斯拉夫人而不是由俄国人给的。至于希腊共产党人，他们在战后最初一个阶段也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在那个阶段史达林遵守他同邱吉尔的约定，俄国不向他们提供援助；但虽然如此，要不是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在没有外力帮助下发动的突然军事袭击遭到英国武力的抗击而被挫败的话，希腊几乎肯定也会走上南斯拉夫的道路。然而，希腊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即使该国共产党人能够在没有俄国援助的情况下夺得政权，这也并不足以证明多数希腊人所希望建立的就是一个共产党政权；因为，共产党搞的政变遭到外国强有力的反击而被挫败之后，希腊接着举行了一次尽可能自由的大选(希腊是一个东正教国家，在那里，西方的那种“民主”当时还只是一种引进不久、没有完全适应于本地环境的外来事物，在这种政治气氛下，那次投票已算是尽可能自由的了)，选出了一个由反共分子占多数的议会。希腊共产党人发动没有外援的夺权行动失败之后，却出现了反共的结局，这一事态发展使人们联想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那次成功了的没有外援的夺权行动或许也未必反映着南斯拉夫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综观经过重组的各国在战后最初几年的不同遭遇，有一点是明显的，即在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命运时，本国文化政治遗产的性质所起的作用，大于其现今所属的那个势力范围的外国盟主的性质所起的作用。希腊和芬兰两国遭遇之间的对照特别鲜明。在邱吉尔和史达林的那次交易中，希腊原是划在西方国家一边的；而且上面也已提到，史达林在这之后的最初一个阶段的确不错，没有在希腊插手。可是，尽管英国运用了政治家手腕，作了真诚而机智的不懈努力来促使素来不和的希腊各派按照西方的那种“民主”方式相互合作，结果还是免不了发生一场武装冲突的悲剧，冲突的一方是希腊的一派，另一方是一个素有亲希腊感情的西方大国，该大国最关心的是要让希腊人民有机会争取到一个真正能代表多数选民的希腊自己的政府。希腊依然保留着本来的政治传统，其西方化还只是表面的，正是这方面的缺陷，终于使希腊陷入了内战，虽然它比较幸运，在二次大战结束时站在战胜国的一边，成为其保护人的那个西方大国本身又是具有议会立宪制的那种“民主”的政治传统和理想的。而在另一方面，芬兰原是二次大战中的一个战败国，曾不得不以俄国人所开的条件向苏联投降，可是，多亏它过去同瑞典合在一起的那段歷史给它留下了西方的宪政传统，所以它终于得以保住了自由，把十足西方式的议会制度维持了下来，虽然它现在完全处于苏联势力的支配之下，俄国熊的两只前爪紧紧地把它圈在中间。 在西欧，对比一下挪威、丹麦、荷兰为一方和比利时、法国、义大利为另一方的战后不同遭遇，也能明显看出在经过重组的国家，本国的歷史遗产对于决定国家的战后命运具有多大的重要性。后三个拉丁国家同前三个条顿国家一样，那里的共产党人既没有长时期参加战后内阁，也没有试图用不合宪法的手段夺取政权。在这三个国家中，也如在西欧的其他国家中一样，共产党人不放一枪就退居在野地位。但是，他们在这歷来熟悉的在野地位上，较之早先他们愿意参加联合政府时所扮演的那种既当官而又不能左右政府的不痛快角色，更显得可怕；何况在这几个拉丁国家中，这一阶段的政治社会总形势肯定是有利于共产党人现在这种静待时机的策略的。在这些国家，几个条件促成了共产党人大为走运，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不起作用，产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尖锐对立，资产阶级不愿作出必要的最起码的让步来使无产阶级相信有可能不经红色革命而实现社会正义。在比利时、法国和义大利，资产阶级一面胆战心惊，深恐性命不保，一面却继续死抱着钱包不放。一些温和的改革派，要是在英国或荷兰的话就会加入工党来谋求实现其目标，但是在法国和义大利，他们往往都参加了共产党，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唯一的态度认真的左翼政党。拉丁国家战后国内政治中这一不幸的、从长远来看很令人担心的发展趋势，是同这些国家议会制的歷来实施情况相一致的，因为在那里议会制实施得始终未能令人满意——只有比利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太平日子里也许是例外，那时活跃在该国政界的只有自由党和天主教党两个政党。反之，条顿国家战后在政治上日子比较好过，看来就是由于这些国家过去议会制实行得比较成功。条顿族的荷兰和只有一半是条顿族的比利时之间在政治上的迥然不同，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如果根据某些人的理论，认为唯有经济才是人类生活的真正实质所在，政治、文化和宗教都只是经济现实的反映(持这种论点的并不只限于马克思主义者)，那末这个现象就无法解释了。 第14页 如果经济繁荣真的必然会导致政治安定，那末比利时就应该是战后全欧洲治理得最好的一个国家；因为当时欧洲肯定以比利时最为繁荣——这部分地是由于復国后重建的比利时政府所採取的经济措施明智、大胆、及时，部分地也是由于比利时比较幸运，在欧洲战祸中遭受的创伤不怎么严重，在中部非洲还保有一个完整的殖民帝国，那里的居民还是象驯服的“土着”的样子，那里的地下资源有大量的铀矿。可是另一方面，荷兰则不得不放弃它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帝国。以前荷兰的国内经济依赖这个殖民帝国，较之英国依赖英属印度有过之无不及，而现在，战争给荷兰造成的破坏和饥馑使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藉助于这个殖民帝国的资源，而恰恰在这时荷兰把这个殖民帝国丢了。要是经济史观的理论真是一把万能钥匙的话，那末，荷兰和比利时的经济情况既如此悬殊，前者的政局理应动盪不宁，而后者则应能在国内政治上欢度一个和平融洽的蜜月。然而，事实上，战后两国在政治方面的处境不仅不能反映它们在经济方面的相对地位，实际情况倒是恰恰相反。荷兰目下的经济困难，勾销不了它从十六世纪以来就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而养成的立宪自治传统的有利政治影响。由于荷兰的工党具有英国式的选民基础，打破了欧洲大陆上传统的政治分野，所以荷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避免了各个教派政党同反教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之间选民尖锐对立的危险。比利时的宪政传统不象荷兰那样悠久，它迟至1830年才开始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而实行立宪自治；因此，当德国那股征服的浪潮业已退落、政治重建的任务需要比利时同荷兰一样发挥出巨大的政治潜力时，比利时尽管经济特别繁荣，却还是不能弥补它在政治传统上比较嫩弱之不足。在战后这样沉重的压力下，比利时的基督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佛兰芒族和瓦隆族之间，在位国王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之间，都立即出现了巨大的政治裂痕；特别是因为这三条不同的界线大有併合成为一道深刻的裂口之势。所以这种政治上的分裂现象就格外具有危险性。 根据上述情况，似可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对于经过重组的欧洲国家来说，即使象重新组合那样天翻地覆的经歷，也不如各国本身的传统和精神气质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国家眼下被划在俄国势力范围或西方势力范围之内这一偶然性的遭遇，归根到底，未必就能决定它们的命运。 第一章 战争的经济后果 当战事方酣之际，人们就已预见到一旦和平恢復，便需採取国际行动，以对付如此巨大的经济动乱。1943年11月9日，缔结了设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的协定。在协定的前言中申述了设立联总的目的，签约国表明它们已经 决定：任何区域，一经联合国家武力予以解放或因敌人撤退而解放时，其居民应立即获得衣食住以及为防止疫病与恢復人民健康所需的援助与救济。对俘虏和流亡者的还乡，农工生产復业的协助，与主要公用事业的恢復，也应有所准备与布置。 因此联总拟紧随武装部队之后开展工作。军队只能根据自身的需要，负责在其所占领的地区或者在其交通及通讯系统所通过的地区对当地居民提供必要的供应品。但是，从军事当局行使权力到即使是临时性的有权能的政府的恢復，当中可能有一段空隙时间。联总的主要目的是要在这段时间内提供必需的供应品与劳务，协助“恢復”迫切需要的生产。联总的资金由会员国捐助，捐助的数额为各会员国每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资金总额为十八亿美元，其中美国捐助十三亿五千万美元，英国捐助三亿二千万美元。当人们获得解放的时候，经过极短期的实践，就发现这些捐款是不够用的，所以在1945年8月，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同意把捐助的数额加倍。即使如此，联总也只能在协助恢復经济生活方面採取一些初步的措施。只有当千百万难民、获释的战俘以及復员军人转入“恢復”迫切需要的生产时，才能使人们活下去。确切地说，重新建设乃是这个世界在几十年内所要从事的工作。 欧洲经济的衰竭，其严重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不仅是直接的战争摧残与物质破坏耗尽了欧洲大陆的资源，而且战事的重负阻碍了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移用了工厂保养与更新所需的资金与各种财产。必要资本支出的大量拖延已成为日积月累的事情，由此造成的工业固定设备状况的恶化，则意味着生产力的严重下降。而且这种恶化并不限于物质的生产手段。艰难的生活在很多方面使劳动人民的体力削弱，工作效率降低。几百万人脱离了和平时期的职业，或在武装部队服役，或从事专门的战时工作，失去了培养与锻鍊才干的机会。 直接的破坏是由几种不同的方式造成的。空袭破坏的面最广。由于发展了精确的瞄准方法，轰炸愈来愈集中于一些特定的目标。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英美对德国及其占领国的轰炸，使交通运输工具、公路及铁路桥樑等遭到了特别广泛的毁坏。另一方面，德国使用的无人驾驶飞机与火箭所造成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坏，比以往的轰炸破坏更为严重。 实际作战地区遭受的破坏，又比空袭地区更为集中。武装部队出于军事行动的需要，仅仅经过一个地区，也会造成破坏，但是敌对两军进行实际战斗的地区，则出现极为严重的破坏。在战事持续数日或数周的地区，所遭到的破坏几乎达到了彻底摧毁的程度。 第15页 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曾经沦为战场：1939年是波兰，1940年是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1941年是希腊和南斯拉夫，然后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西部。义大利在1943年遭到进攻；1944年战火重新在法国、比利时及荷兰燃烧，并逐渐导致对德国本土的进攻。在东方，俄国的沦陷区是在进一步遭到破坏的代价下逐步获得解放的，而俄国军队的反攻，又横越了德国的卫星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及其受害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奥地利)，从那里一路打进了德国。 有些地区由于实行了“焦土”政策而受到更大破坏，这就是说退却部队採取种种措施将所放弃的地区破坏殆尽，尽可能地使追来的军队无法立足于此。乌克兰在红军于1941-1942年退却时，以及在德军于1944-1945年退却时，深受这种破坏的苦难。而且有些地区除了遭受过境军队恣意抢劫之外，还要受到占领军有计划的徵用和掠夺，这在长期遭到德军占领的西欧国家尤为突出。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所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于1946年9月18日给理事会的一个报告，对欧洲所遭受的破坏作了深刻的调查。 战争结束时，欧洲的粮食严重缺乏。大多数国家耕种的土地面积减少，产量普遍下降。由于农业劳动者被征入伍以及被迫离乡背井，使农业丧失了劳动力，而化肥、农业机械、牵引力和种子以及农药、麻绳之类也甚感缺乏。制面包的谷物(小麦和黑麦)播种面积比战前的平均数字约少百分之二十三。1945年的严重干旱又影响了收成，每英亩的收成较平常年景约减产百分之二十五。欧洲大陆(除苏联外)制面包的谷物产量仅为三千一百万吨，而战前的平均数字是五千九百万吨。牲畜的损失也极为严重。猪的头数减少了一半多，牛与羊也损失严重，特别是东欧，动物油与植物油的生产降低了百分之四十。 小组委员会甚至在1946年夏就已估计到： 在欧洲有一亿人口的食物热量水平为一千五百卡或更少些，这将使健康大受损害，使工作能力迅速削弱或丧失。另外四千万人正依赖一千五百卡到两千卡这种仍然是危险的水平维持生活。这些人的住房、家庭设备、用具以及衣服和鞋袜等也非常缺少。 住房供应情况的恶化是由于遭受破坏和限制建筑新住房的缘故。1949年向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表明，欧洲十七个国家内，有两百七十五万六千幢住宅完全被毁，有两百九十二万三千幢住宅部分被毁(不包括受到轻微破坏的住宅)，分别占这些国家 1939年所拥有的六千五百万幢住宅的百分之四点二四和百分之四点五。战前每年平均兴建新住宅达八十二万四千幢。新住宅拖延未建的非常之多，而且大部分建筑材料需要用来修理部分被毁的房屋。 上述统计数字尚不包括受害最重的德国与苏联。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的估计，德国就有四十九万幢住宅被毁，另有四十一万五千幢住宅遭到严重破坏。 当战争于1945年年中停止时，欧洲整个经济所依赖的错综复杂的交通网实际上是瘫痪了。在一段时间内，除了军事运输队之外，简直没有任何国际交通运输可言。铁路、港口与桥樑曾经是破坏的主要目标。在法国，四千公里的铁轨以及一半以上的铁路编组车场和交通工具转换场都已被毁。在南斯拉夫和希腊，三分之二的铁路系统已不能使用。在捷克斯洛伐克，四分之一的隧道被堵塞。在波兰，百分之七十的桥樑和约三分之一的车站、工场与其他设施都已被毁。 在比利时、法国和波兰，只有百分之四十的蒸汽机车尚能使用。在荷兰，有一半的机车丧失了，剩下的一半已不堪使用。货车的损失相应地也是同样严重的。铁路车辆散失于全欧，所以首先得鑑别货车，使各归原主。由于缺乏备件与设备，及时的修理工作大受阻碍，尽管在这方面军事部门还能给予相当大的援助。 在攻入德国本土并迫使其投降而达到高潮的最后军事行动过程中，设置了路障，毁掉了重要的桥樑。因此公路运输到处都发生困难，在许多地区则根本无路可通。大量的公路车辆被徵用或被破坏，而且整个欧洲严重缺乏汽油、润滑油和轮胎。长途民用货运与客运事实上已告停顿。 内河航运同样陷于停顿状态。空袭与破坏活动已毁坏了运河、堤坝与桥樑。当法国于1944 年夏天解放时，九千六百二十四公里的内河航线只有五百零九公里可以通航。莱茵河上的船队船只损失了百分之三十五。奥得河上的船队船只则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欧洲大陆大多数地区的工业生产水平大大降低。解放初期，工业生产降到了最低点，法国、比利时、荷兰、希腊、波兰和南斯拉夫等国的工业生产下降到不及战前水平的五分之一。到1945年夏天稍有恢復，法国的指数为四十四，比利时的指数为三十三，然而困难仍然是严重的。 阻碍工业生产的主要因素是缺少煤、机器和运输工具，劳动者流落四方，体力虚弱和缺乏训练。在许多情况下也感到原材料缺乏，有时是因物资普遍缺少，如木材与皮革等；有时是因外汇困难或是运输中断。 煤的缺乏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欧洲大陆上(苏联除外)1945年7月的煤产量仅为战前的百分之四十二。煤矿业所受战争的影响总的说来并不下于工业，缺乏人力与运输工具，此外煤矿业的维修工作严重地跟不上，又缺少机器与设备来弥补战时的破坏和进行必要的更新。 第16页 英国所遭遇的困难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但困难同样是严重的。英国受战争的直接破坏也是严重的，但比法国、荷兰或德国为轻。然而由于英国把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集中于持续六年的战争方面，所以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财富已消耗殆尽，而巧妙地得到平衡的经济结构也遭到了破坏，这个经济结构不但依靠出口，而且也依靠国外投资的收入以及商业、金融和航运业的收入来平衡大量的粮食和原料进口。 根据租借法从美国获得的物资供应，对维持作战力量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贡献。然而供应这些物资的目的与效果是增加受援国的作战力量，而不是放松其利用自身资源的努力。当租借法于1941年3月通过时，美国尚处于和平时期。当时要求国会贊成向交战国提供物资援助这一方针，要防止政治上的批评是不容易的，因此，美国政府认为在号召美国纳税人提供援助之前，有必要说明英国自身的资源利用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英国的出口贸易被无情地牺牲了。从出口工业方面转移到军事任务的人力、原料与生产设备达到了最大限度。1944年，出口数量已下降到1938年水平的百分之三十一。削减某些进口是可能的，但是必不可少的粮食与原料以及军火与军事装备的进口则必须获得供应。这一差额是由美国租借法和加拿大互助协定提供的援助来弥补的。 压缩出口只不过是将生产资源普遍转移到军事任务的一个方面而已。此外，不仅通过徵收重税，而且还通过直接限制民用物资的供应，来压缩消费。通过控制颁发工程许可证、管制物资与限制发行新的有价证券等等措施，使非军事的资本支出缩减到了绝无仅有的地步。不仅是设备的改进与扩充受到禁止，而且必要的维修与更新也被拖延下来，达到了灾难的程度。 英国除了由于战争破坏和由于忽视设备维修与更新而招致的贫困之外，它的国外资产也遭到严重损失。英国人持有的以上市的有价证券形式表示的外国投资，被政府徵用并在美国、加拿大和其他自治领及印度出售，其数额达到十一亿一千八百万英镑。国外举债(主要贷自美国和加拿大)达到三亿零三百万英镑。英国向英镑区以及其他地区和一些国家获得物资供应，价款以英镑结付，这些国家接受的这笔英镑款项在战时条件下是无法动用的，因此给英国带来了一笔巨额的短期英镑债务，这笔英镑债务在1945年6月达到三十三亿五千五百万英镑，后来又上升到三十七亿英镑(1946年12月)，而当1939年大战爆发时，英国相应的净债务(短期英镑债务)仅为四亿七千六百万英镑。事实是，英国已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了。 而且，战争的直接破坏在另一方面又严重损害了英国的无形出口收入。敌人的军事行动使它的商船总吨位损失了一半以上。一部分损失通过新造与获得的船只而得到补偿，但是当战争结束时，英国商船队的吨位不及战争开始时的四分之三。 因此，英国用来进口必不可少的粮食与原料的支付手段严重地减少了，这一缺口是通过从美国获得的租借物资弥补的。但是因为日本出乎意料地突然投降，租借法也就突然停止执行了。1945年8月21日，经杜鲁门的许可，美国通知接受租借物资的各国政府说，租借法立刻停止执行。积存的物资或者已在输送中的物资将通过会谈解决，这就是说对所有这些物资必须付款了，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长利奥·克劳利宣布说，为了支付这些物资的货款，可以从美国获得三十年为期的贷款，利率为二点三七五厘。这就是说，或者按照固定年息四点七五厘计算，或者分期等额偿还本金，一开始年息应为五点七一厘。英国经济由此而受到的打击，通过1945年12月6日英美两国缔结的贷款协定，只是部分地得到了补偿。 邱吉尔首相于1945年8月24日在下院宣布，他已接到了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长的邀请，“立即开始会谈，以本着最能增进相互间利益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为此要派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当时在英国)偕同凯恩斯勋爵及其他人士前往华盛顿。 凯恩斯于9月12日在美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了他访美的背景。他说，英国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一直想派一个代表团到华盛顿“讨论在彼此有利的基础上结束租借协定和逆租借协定，并讨论随后的财务和其他方面的安排，从而度过正常贸易条件重新建立之前的过渡时期”。在几个月前，当时估计对日作战的时间要延续到1945年底之后，乃决定9月份为开始会谈的适宜时间。日本的突然崩溃打乱了这一时间表。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理由期望租借法在战事结束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执行，也没有理由期望租借法除了用于战事结束阶段的支出外，还可以用于其他任何支出”。 接着举行的谈判持续了将近三个月，于12月6日达成协议。规定的贷款额是四十四亿美元(其中六亿五千万美元用于支付战后剩余的租借物资)。 凯恩斯在上院发言支持这一协定(1945年12月18日)，他承认本来想从美国获得一笔无偿赠款。然而根据这一协定而获得的贷款较之按一般商业条件所获得的贷款实际上远为优惠。利率是二厘。直到1951年才开始还本付息，而偿还期长达五十年，每年的偿还额仅为本金总额的百分之三点一八。任何一年，如果英国的出口能力不足以获得相当于1936-1938年期间的年平均进口额，从而使英国政府感到外汇与储备状况欠佳，需要停止付息，它就可以不付利息，不光是延期付息。 第17页 在缔结贷款协定的同时，英国同意支持美国提出的关于“提请国际贸易与就业委员会议考虑的一些建议”，其中包括罗斯福政府掌权之始就遵循的自由化政策。1933-1944 年期间担任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长期以来就贊成民主党所一贯主张的低关税政策。由于民主党党内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一政策过去却经常受到刁难，因此罗斯福政府于1934年使国会通过了贸易协定法，授权总统同外国缔结贸易协定，并规定如果关税的变动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则这种协定就无须获得参议院的事后批准。又规定最惠国的待遇可以适用于不对美国实施贸易歧视的一切国家，换句话说，对任何一国的某种产品降低关税将适用于从一切不实施歧视政策的国家所进口的同类产品。英国在其自由贸易的极盛时期首创了类似的政策，它在1860年同法国缔结的科布顿条约，就包含了最惠国的条款。 但是在实施最惠国待遇这一原则时却遇到了阻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世界受到空前严重的贸易萧条的打击。世界物价暴跌使任何国家的出口贸易都无利可图。许多国家并不甘心忍受通货紧缩所引起的苦难，也不甘心让它们货币单位的汇价下跌，乃乞灵于进口限制与外汇管制。对任何产品进口实行数量限制，产生了在各个进口来源国之间分配所规定的进口额的问题，从而为在各国之间实行歧视政策，开了方便之门，而最惠国条款对此却无法加以防卫。 实行歧视政策给美国带来了严重困难。一个国家如果是出现国际收支赤字的弱国，则无须对它实行歧视政策，因为为偿付来自该国进口产品的支付手段是绰绰有余的。歧视政策总是针对享有国际收支盈余的强国，其中众目昭彰的就有1934年实行美元贬值后的美国。因此，谋求普遍放弃引起这种歧视待遇的各种措施就成为美国商业政策的最高目标。 1942年2月23日缔结的英美互助协定(租借法“总协定”)第七条就是这一政策的体现。作为补偿租借物资供应的一个方面，受惠国保证“取消国际商业中一切形式的歧视政策，并且降低关税和消除其他贸易壁垒”。 美国政府要求英国支持的、与1945年12月6日贷款协定有关的建议，就是上述第七条的进一步阐述。其中规定将成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来“促进国际商业合作”，特别要“促进国内和国际行动以扩大商品的生产、交换与消费，降低关税，消除其他贸易壁垒以及取消国际商业中一切形式的歧视待遇”。 提出的建议特别针对以下两种形式的歧视得遇：一是诸如大英国协和英国所通行的特惠关税，二是通过分配进口限额所实施的歧视。要英国政府同意放弃英帝国的特惠关税，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邱吉尔在同意互助协定第七条时，得到罗斯福的保证，即英国“在放弃帝国的特惠关税方面，就象美国在取消它的高关税方面一样，不承担义务”。 然而，1945年12月的建议的确明确地规定：“作为废除特惠关税过程中的第一步”，特惠关税不应当再扩大而在有些情况下应予以缩小或消除。这些建议使英国政府稍为明确地表示，原则上支持逐步降低特惠关税直至取消。但是英国政府所表示的同意只限于宣布： 英国政府完全同意这些建议中的一切重要之点，同意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讨论，并且在考虑到其他国家所表示的意见的情况下，愿和美国政府一道竭尽全力使这些讨论获得圆满结果。 毫无疑问，美国所关切的是英国从自治领与殖民地所获得的特惠而不是英国所给予它们的特惠。英国之所以执行这样的政策，不仅是出于帝国的感情，而且也出于想保有大大有助于恢復英国出口贸易的有利条件。 英国政府所承担的义务的性质和范围并不是非常清楚地表明出来的。不言而喻，美国政府在拟议的会谈中将走在前面，而英国人则将予以支持，即使根据英国的利益感到有理由加以反对时也不予反对。但是他们不必採取主动，也不必敦促业经阐明的原则付诸实施。“您不该杀人，但也无须爱管闲事地去帮人求生嘛。” 美国的建议要求在进出口方面“普遍废除数量限制”，但是允许有重要的例外。英国政府对未来的国际收支平衡感到担心，不愿放弃重要的限制。然而例外的范围不仅包括战后过渡时期所实行的限制，而且也包括在任何时期为了维护国际收支平衡而可能需要实行的限制。虽说在实施这些限制时应一视同仁，然而这并不能防止一国“利用不能兑换的通货去购买所需要的进口货”。 如果外国拥有一个国家的通货，而其使用只限于购买该国的产品，那么这一通货就是“不能兑换”的通货。这种通货之所以称之谓不能兑换的通货，就因为它不能兑换成其他国家的通货，不能用来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 英国的外汇管制就是利用这一办法来冻结非英镑区所持有的英镑。美国所持有的英镑可以兑换成美元，但这是一个例外；在其他情况下，居住在英镑区以外的人所蓄积的英镑，只能用于购买英镑区的产品。同英镑区往来而发生国际收支顺差的所有国家因此往往要从英镑区进口产品。由此而造成了对于从别的国家进口产品的歧视待遇，而这正是美国的政策所要防止的。 第18页 在1945年12月6日的英美贷款协定中加进了第八条(ii)和第十条(ii)，规定在协定生效后一年内，英国将放弃下述措施：凡是可用于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下收支的英镑余额应能“自由动用，用于任何通货区的经常性交易，不得有所歧视”。这一点不适用于由于英国的战时开支而累积起来的英镑余额，但是贷款协定认为英国已准备作出安排以便早日解决这些英镑余额问题。 在缔结贷款协定的同时，英国政府答应遵守1944年7月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復兴开发银行。由于要遵守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又再次涉及货币兑换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条款禁止“对经常性国际交易的支付和资金转移加以限制”，但是因为已对“战后过渡时期”作出了有利的例外安排，所以这一条款并未添加额外的限制。凡申请加入基金组织的国家，必须为它的货币单位确定一个黄金平价，从而定出该国货币对美元和其他货币单位的汇率，并且只有在该国国际收支出现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才能变动这一平价。平价的变动连同以前的变动在内(不管是提高或是降低)，如果超过原先平价的百分之十，则必须徵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 要英国政府承担的各种义务，其整个作用就在于限制英国不得自由採取任何旨在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的措施。特别是，虽然这些义务并不妨碍英国维持对进口的限制和对资本转移的管制，但是英国在採取这些措施时，不能歧视对那些国家(即英国对其货币有特殊需求的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的支付行为。 这并不是英国独有的问题。整个欧洲都极为贫困。只有西半球尤其是美国的生产能力尚未受破坏，因而能够对欧洲的需求提供有效的帮助。租借业务结束时曾提供了一些应急的物资，此外还有美军留下的剩余物资等等。法国获得七亿二千万美元的贷款(进出口银行的贷款除外)，以购买上述物资；苏联获得三亿六千万美元贷款以支付租借法的剩余物资；其他国家所获贷款较少；荷兰从进出口银行获得三亿美元贷款，荷属东印度群岛获得一亿美元贷款，比利时获得一亿美元贷款。 加拿大虽然从一开始就参战，但它度过了战争时期，还有多余的生产能力，并对战后欧洲的迫切需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它除了对英国提供十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外，还对法国贷款二亿四千万美元，对荷属东印度群岛贷款一亿四千万美元，对比利时贷款一亿美元。 这些贫困国家的需求具体表现为国标收支逆差。国内不能供应的物资，它们就取之于国外，由此带来了因入超而造成的日益沉重的外债负担。但需求本身并不就能自行取得物资供应。要使需求兑现，就必然涉及到购买力问题。 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不一定是该国需求的真正尺度；它也许倒是不节制的货币政策的症候。战争留下了一笔无法避免的通货膨胀遗产。由于经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得到了教训，财政部长们和货币主管当局警觉到了这一危险。岁入和真正从储蓄得来的贷款不可能完全弥补战事的开支，其缺额只能由银行增发的货币来填补。政府则通过物价管制来尽力抑制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趋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作的努力相比，这一权宜之计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在战争条件下，有可能对民间消费和使用的物资供应加以限制，而战争本身确也需要这种限制。如果不管制物价，那么限制物资供应将会加剧通货膨胀性的物价上涨，但是，由于对物资供应和物价都进行了管制，那么货币的支出自然受到了限制，因为缺乏用货币去购买的东西。多余的货币必然无法花费。 欧洲只有匈牙利和希腊两个国家的货币遭到彻底的崩溃。其他国家则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的祸害。比利时解放后于1944年10月立即设法对付这一威胁，它採用了强制性的贷款办法去消除一大部分通货和银行存款。荷兰、挪威和捷克斯洛伐克于1945年採取了同样的手段来消除各自的多余货币。 英国和美国在战时都实行了物价管制，战后也继续管制。但是美国于1946年6月要延长物价管制法时遭到了反对，所以管制大为放松，到那年年底实际上已取消了管制。 结果是：爆发通货膨胀的潜在力量被释放出来了，物价跟着上涨并持续了两年以上。由于英镑同美元保持固定不变的汇率(一英镑换四点零三美元)，美国的物价上涨便扩散到英国，英国尽管实行物价管制，仍然感到了通货膨胀的趋势，随着物价的上涨，美国给英国的贷款所能购买到的物资也就减少了。这笔贷款直到1946年7月才由国会批准，而那时美国物价的上涨已经影响到英国的进口货价格。到1946年底，当英国仅动用了这笔贷款中的六亿美元时，美元的购买力已较一年前缔结贷款协定时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因此，原来认为这笔贷款是够用的，而实际上则不够用了。 美元为所有各国提供了一个规定汇率的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会员国的外汇平价应以黄金或美元来表示。以美元作为外汇平价的基础不过是认可那个行之已久的惯例，而黄金只不过是按照美国一盎司黄金值三十五美元的价格成为美元的等价物而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46年12月16日首批公布的外汇平价表就是以美元为基础规定汇率的，而其中大多数平价在战争时期就已实行了。 第19页 任何国家如果必须作出努力以维持其货币的外汇率，那么美元购买力的下降就减轻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该国可以容许有一点通货膨胀，而不至于危及它的外汇平价。 法国和义大利在军事占领之下，不得不忍受通货膨胀的后果，两国都感到无法採用物价管制的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趋势。法国不能维持在解放时所採用的五十法郎兑换一美元的汇率，于是在1945年12月把汇率改为一百十九点一个法郎兑换一美元。这就是它通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外汇率，但是到了1948年1月又得再次把法郎贬值。义大利象法国一样，不得不放弃战时的汇率。1946年1月，官价汇率已从一美元兑换一百里拉提高到兑换二百二十五里拉，但即使这一汇率也不能维持下去。在义大利，对于不同的交易规定了几种不同的汇率，义大利并未能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规定的条件。 在欧洲以外，战争也同样造成了破坏性的经济后果，但是不同的国家所遭受的损害是不同的。中东所遭受的直接破坏比较小。埃及遭受过入侵，但是几乎整个北非的战事是在沙漠地带进行的。埃及同其他中东国家乃成为物资供应的重要来源。在埃及基地上的英军和盟军开支庞大，因此埃及、巴勒斯坦以及其他毗邻国家积累了英镑余额。在战时条件下，这些国家的进口被限制到最低限度。这笔货币不能用来购买商品，它的持有者也不愿将货币冻结在证券上。结果积累了大笔货币，等待花费，而且相应推迟了这种花费。这笔货币的一部分分别以各有关国家本国的通货形式掌握在私人手中，货币主管当局(埃及国家银行、巴勒斯坦通货管理局等等)拥有的英镑是这些通货的后盾，另一部分则以英镑的形式掌握在相当多的商人手中。 因此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强大的，有关国家企图以物价管制的办法来加以控制，然而所取得的成就却比英国小。由于它们拥有英镑作为多余通货的后盾，这样就把通货膨胀的压力又转嫁到英国，加剧了英国通货膨胀的趋势。 印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印度从1942年到战争结束一直都存在被入侵的危险，防务支出沉重。但是印度也是中东和东南亚地区英军和大英国协军物资供应的重要来源，所以它积累的英镑余额达十亿英镑以上。 远东是几个主要战场所在地。中国自1931年以来就同日本发生冲突，而从1937年起同日本激烈作战。整个东南亚或被日本占领，或者至少也是在它的控制之下。那里遭到了同欧洲一样的破坏和经济情况恶化的悲剧。 除中国外，联总所给予亚洲的援助是微乎其微的。各个殖民地由它们的宗主国负起责任，可是这些宗主国所能分让出来的只不过是它们业已枯竭而负荷过重的资源中的很小部分。由于中国重新爆发内战以及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缅甸和马来亚各国出现的国内混乱，恢復工作的进程不久就受到阻滞。 然而那些按照原始方式组织起来的农民社会，其恢復能力是颇为显着的。农业由于能够自给自足，一向不依赖机械化设备，所以能够依靠自身的努力，採用惯常的简单的生产方法来进行恢復。 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锡矿开採已经减少到很低的水平，但是锡是非常重要的产品，可以吸引资金来重建已被破坏了的工厂。另一方面，日本的制造工业不仅遭受到破坏，布局被打乱以及原料缺乏，而且失去了市场，所以1946年的产量只有战前的五分之一，而在随后的岁月里进展也极缓慢。 第二章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上) 引言 第一节 联总的起源 (一)关于需要成立战后救济组织的早期认识 (二)1941年9月在圣詹姆斯宫召开的盟国政府代表会议及其结果 (三)1942年2月2日提出的“战后救济大纲的建议草案”以及美国国内的反应 (四)1942-1943年的三个协定草案 (五)1943年10月劳-凯恩斯代表团前往华盛顿 (六)1943年11月9日的最后正式协定 (七)资金的供应 第二节 联总全会及其工作 (一)1943年6月30日盟国间委员会提交全会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二)全会的各次会议 1943年11月至1946年12月 (三)全会所属各委员会及其工作 第三节 联总行政部门的人员和组织 (一)工作人员的聘用 (二)华盛顿总署 (三)欧洲地区署 (四)中国署 (五)服务处与派遣团 (六)同“受援国”的关系 引言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创建的组织之一。这个组织一开始就打算成为临时性的，而且在那些非永久性的组织中，它也是比较短暂的一个。可是联总在这类组织中很突出，因为它虽是临时性的却并不短命。创建这个组织的思想本身就是歷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联总成功地把这一思想变为行动，也是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联总业务结束后五年多的1954年，我们可以相当有信心地预言，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临时性组织，今后还会三番五次地被人们提到。而联总在其短暂的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所取得的经验，使未来的政治家在遇到类似任务时，将仍然会对它发生实际的兴趣。 第20页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内，联总经歷了酝酿、诞生、活动与解散的过程，当时地球表面上凡有人居住和可以通行的地方，已由于近代西方技术的惊人发展而联结成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人类在技术方面实现世界规模的联合，这一成就，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其结束以前终于确实达到了全世界范围的事实所证明。可是这个令人伤感的事实，也证明这样一个真实情况，即这一代人虽然为了贸易和战争的目的而已经有效地联合起来，却还没有做到四海一家。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迫切需要刺激了一种残忍的技术发展而发明原子武器时，人类显然已进入了一个不断遭受自我毁灭的危险时期，要避免这一危险，就得在全球因技术上的联合而组成一个单一战场之后，使全人类在道德上联合成一个单一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怀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情从事活动。 联总的重要歷史意义在于：它向人类力求达到的当前这个非常迫切的目标，迈出了值得注目的一步；创建联总的决定，犹如发布了全人类在道义上团结的宣言；这一宣言之所以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是由于它不是一纸具文，而是一个实际的行动纲领。尤其是，成立联总所要进行的活动已卓有成效地展开了，它通过那些虽遭受战争但损失较小而能提供援助的其他国家的人民自愿慷慨解囊，对经受战争而需要援助的一些国家的人民进行了救济。 在联总的工作中，一批相对地说比较富裕和有力量的民族，有意识地担负起对遭受战争摧残的国家的更为不幸的人民进行善后救济的责任，有组织地满足仍然活着的整个一代人的需要，而不管他们的种族、宗教和文明如何。例如，联总既向以大米为主食的人类半数提供救济，也向以面包为主食的人类的另一半提供救济，虽然世界范围救济事业的创始人以及当时掌握军事和政治局势的一些人全都属于吃面包的那一半，虽然他们为了要救济吃大米的民族而不得不对自己这一半人类必需的食品消费实行严格的配给。 这种乐善好施的美德当然并不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闻的。过去，当一些社会遭受了诸如战争、饥荒、洪水或瘟疫的摧残而处于紧张状态时，常常得到遥远地区私人的施捨，甚至一些国家的政府偶而也仿效其臣民的这种美德——例如，在公元前227年的古希腊世界，一些政府对遭受地震破坏的罗得岛上的居民就竞相进行救济。联总的新特点是，在这个二十世纪中叶的国际组织里，当时存在的绝大多数政府都相互合作，为全世界遭受苦难的各族人民提供善后救济。事实上联总已成为未来遍及全世界的福利国家的无庸置疑的先驱；而且，虽然它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遗留下来的黑暗中的一次短暂的闪光，但它确实铺设了一条照明跑道，如果人类要使自身免受它自己的专门技术目前所造成的毁灭的威胁的话，就得沿着这条照明跑道所指的方向前进。 第一节 联总的起源 (一)关于需要成立战后救济组织的早期认识 联总是……对于当前联合国这一世界合伙组织及有关政府有无能力达到和平时期目标的首次重大考验。它是自由人民为培育有效的协同工作习惯而作的第一次大胆尝试。现在临到我们大家来证明，世界上的国家，不仅为了战争与破坏，而且为了互助与医治创伤，能够联合起来从事公益活动。这样，在和平方面所赢得的胜利，将不亚于战争的胜利。 首先预见到“善后救济”的需要并加以详细说明的，是英国经济作战部，这是一个专门扩大敌国经济困难的部门。1940年8月，封锁已扩大到整个欧洲。当时，人们对这样一个问题相当怀疑，那就是流亡在外国的盟国政府及其为盟国事业服务的人民(特别是挪威的海员)将如何对待他们在敌占区的家庭和人民所受到的封锁威胁。因此，人们感到，在封锁的同时应当发表一项宣言，说明欧洲一解放就可获得食物供应，英国政府并将为此而建立储备。必须记住，此时美国还仍然是一个“中立”国家。 与此同时，贸易的停顿引起了或者将会引起物资过剩的问题。过去出口到德国、义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法国和中欧的粮食与原料不再能找到正常的市场了。因此生产国看来似乎要有大量的存货积压起来，从而给生产者带来苦恼。由于缺乏运输船舶，这些困难又进一步加剧了。 过剩问题影响了大英国协的许多国家，影响了法国的非洲殖民地(它们已同戴高乐和“战斗法国”同患难，共命运)以及比属刚果。这也是南美国家所关切的问题。1940年7月在哈瓦那召开的美洲外交部长会议，讨论了一些措施，将那些对于美洲的共和国具有重大意义的积压商品进行临时处理和有组织地销售。 英国于1940年8月成立了政府剩余物资输出委员会(主席是下院议员阿瑟·格林伍德)，还成立了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委员会，由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经济作战部大臣)担任主席。这些委员会所面临的问题是：(1)如何使过剩问题同战后欧洲的救济工作协调一致起来，(2)探讨同美国合作的可能性。美国当局对于当时向它进行的试探所作出的反应是令人失望的。它似乎倾向于特别救济措施的想法。 因此，联总的筹备史可分为两个阶段：(1)1940年8月至1941年9月(圣詹姆斯宫会议)——物资过剩时期；(2)1941年9月至1943年11月(联总协定签字时期)，这时已是物资匮乏而不是物资过剩了。到了此时，政府有关“过剩与救济”的工作也已从经济作战部移交给贸易部了，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委员会则更名为战后商品政策与救济委员会。在1940年8月(这是联总筹备史的起点)，正在考虑中的过剩物资有花生、干椰肉、椰子油、棕榈仁、棕榈油、棉子、亚麻子、蓖麻子、小麦、玉米、大米、肉类、牛、皮革，糖、咖啡、可可、胡椒、香蕉、棉花、剑麻秆、铜和菸草；受到影响的生产国都是大英国协成员国(当时包括缅甸以及未来的巴基斯坦、印度或印度联邦的领域，此外还有锡兰)，英国的非洲殖民地、马来亚、西印度群岛、法属非洲殖民地、比属刚果、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及中美和南美一些国家。 第21页 温斯顿·邱吉尔于1940年8月21日向欧洲被侵略国家提出了最终要对它们进行救济的肯定保证，他提出： 我们的意图是，不仅对德国，而且也对义大利、法国以及被德国占领的所有其他国家，实行严格的封锁，并且还要加强这种封锁。……由希特勒来承担全部责任，并且希望呻吟于希特勒枷锁下的欧洲各族人民以一切方法提供协助，加速砸烂枷锁那一天的到来。同时我们能够并且愿意事先作出安排，以便在任何遭受奴役的地区完全肃清了德军并真正获得了自由之后。就可以迅速运进粮食。我们将竭尽全力鼓励在全世界建立粮食储备，从而使欧洲各族人民，我慎重地说明，包括德国和奥地利人民在内，能够始终看到这个确定无疑的事实，即一旦纳粹势力被粉碎，他们所有的人将立即获得粮食、自由与和平。 这种随着胜利的到来就可获得救济的保证就是联总活动的基石。在英国经济作战部下面设立了一个救济司，负责使过剩问题和对已“解放”国家的救济问题，协调一致起来。 本章要说明一个伟大的国际组织是如何从这个小小的开端发展成为有效地展开活动的组织的。联总首次作出了有组织的努力，去消除所造成的破坏，是创造而不是毁灭。在一系列大的国际组织中，诸如国际復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者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产物)，国际贸易组织，粮食与农业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及联合国组织本身，联总走在最前面，成为创建一个新的、联合的、和谐的与建设性的世界所不可或缺的先驱组织。创造这种新世界的工作后来因冷战爆发而受挫。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事实证明联总对民主国家和共产党国家来说都是同样需要的，它也曾得到苏联真诚而有效的支持，虽说有时也遇到麻烦和阻难。 于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创建起来了，在其鼎盛时期曾雇用了两万五千人，四年中(1943年12月至1947年12月)它分发了约九亿二千万英镑的商品。这个组织发展了它自己的国际文官体制。它获得了半主权国性质的权利，它能够同各国的政府和军事当局缔结条约。 联总的工作重点是救济而不是善后；当战后的救济与善后这两个问题获得解决后，仍然存在着重建的问题有待处理，而后来是由美国政府和人民建设性的慷慨援助(这体现在马歇尔援助计划和欧洲復兴计划中)，以及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这一国际团体加以处理的。然而善后与重建不同，善后是属于联总职责范围的事，是经济重建工作之前的过渡阶段，包括的范围很广。人们不久就发现，向欧洲运送耕犁、拖拉机与种子比运送大批谷物更合算，运送原棉比运送纺织品更为合算。因此，虽说善后工作在原先关于联总目的的宣传中或许并未予以重视，但它却成为联总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所以联总在其本身的设计构思方面，在其实际活动方面，在其行政管理的形式与地位方面，都成为当代社会、经济及外交诸方面事态发展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新国际主义的一个开端，而这种新国际主义后来就体现于或者原来就打算体现于联合国组织中。 到了1941年4月，租借法已开始执行，美国政府正准备改变其对待救济和善后问题的态度。美国还在讨论支持太平洋地区大英国协成员国经济的可能性。到7月，美国官员就半正式地暗示，美国政府准备同英国及生产国共同讨论参加收购和储存物资的问题。 对联总业务首次提出实际需要的(远在成立联总之前)是欧洲一些沦陷国家的流亡政府驻伦敦代表。为满足这些唿吁而提出的第一个大规模计划，实际就是创立联总的计划，主要是由英美专家拟订的；因为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美国，认为一旦战事结束，美国将成为最大的物资供应来源。 英国的倡议、“已解放”国家的需要和美国的物资，这是善后与救济的三个要素，必须设法使之协调并发展成为一项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当时，战争仍在继续进行，而且由于法国的陷落，义大利的参战，中欧和希腊的被入侵，德军早期在俄国的胜利以及日本的介入，前景并不十分光明。救济计划是否会形成得太早或太迟呢？或者是否不会形成了呢？ (二)1941年9月在圣詹姆斯宫召开的盟国政府代表会议及其结果 1941年9月24日，英国政府召集了对德作战的十五个盟国政府的代表，在伦敦圣詹姆斯宫开会，讨论建立一个机构以处理有关战后欧洲救济的一些初步设想，美国政府未出席会议(当时美国尚未参战)，但事先曾与其进行磋商，它发来一份表示鼓励的贺电。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其要点如下： 1. 我们的“共同目的”是取得粮食、原料以及最必需的物资的供应，以便满足“已解放”国家的战后需要； 2. 各国政府虽主要负责各自人民的需要，但各自的计划应本着盟国间合作的精神进行协调； 3. 所有与会国政府欢迎已採取的准备措施，并表示愿意在将来进行合作； 4. 与会国政府将着手估计所需的各种物资，并指出哪些需要应优先考虑； 5. 本着协调一致的精神，在向欧洲补充粮食时，作出最经济地使用船舶的估计； 第22页 6. 由英国政府成立一个局，各个盟国政府在估计各自的需要时应与之合作；该局需向以f·李滋-罗斯爵士为主席的盟国代表委员会(后来称为盟国间委员会)提出建议。 荷兰政府要求保证该决议不妨碍各国政府的行动，艾登同意作出这项保证并补充说：我想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想法是，帮助各国人民的责任首先应落在各该国政府自己身上。但是我们也要尽力相互支援。”这一保证连同圣詹姆斯宫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以及邱吉尔在 1940年8月的演说，是联总将要诞生的最早预兆。 但是在苏联和美国表态之前，创立联总的计划是无法完成的。 苏联代表并未全盘接受圣詹姆斯宫的决议，苏联政府也未派代表参加盟国间委员会。苏联政府 认为该局应根据与会各国政府具有同等代表权的原则建立。苏联政府提出，关于该局的规模、形式与工作方式的详细计划应提交盟国政府进行初步考虑，以便在下一次盟国间委员会会议上作出最后决定，并保留在今后对决议中有关该局体制部分提出某些新建议的权利。 英国关于未来救济机构的盟国间秘书处的想法是，那个指导机构即盟国间委员会，应当由各国代表组成，而秘书处则应当託付于一人，由他负责组织该局而不必考虑国籍问题，他将对盟国间委员会负责，而不是对其本国政府负责。苏联政府则欲设置五个秘书，由各该国政府任命并对各该国政府负责。正是由于这种意见分歧，俄国人没有参加盟国间委员会的工作。 苏联的建议于1942年1月13日提交圣詹姆斯宫会议与会国政府以及美国政府(这时美国已是一个正式参战的盟国)考虑。除了上述秘书处这一问题外，苏联的建议与其他政府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三)1942年2月2日提出的“战后救济大纲的建议草案”以及美国国内的反应 1942年2月2日提出的以“李滋-罗斯计划”闻名的战后救济组织大纲，是联总的第一个“蓝图”，是向战后经济重建工作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这个大纲是由英国经济作战部的救济司拟定的。它虽不是英国政府的一项正式声明，但英国政府有关各部认为其中的建议是切实可行的。它将首先被用来同大英国协国家和美国进行磋商，以便英国在向盟国流亡政府发表任何政策声明之前，能够先听取大英国协国家和美国的意见。所提的建议是以这样的假定为依据的，即战后救济将为恢復国际合作提供首次机会，因此战后救济的原则应以大西洋宪章为依据，同时也将成为大西洋宪章的第一个具体说明。 这个计划很自然地可分为三个部分： 1. 调查需要情况(由为盟国间委员会服务的英国的一个小规模办事机构来进行)； 2. 查明供应物资的来源以及能够使用这些供应物资的条件； 3. 安排收购、运输以及向消费国进行分配。 对于执行这项计划的机构也作出了规定。盟国间委员会和盟国间战后救济局业已存在，又同意下一步应成立一个盟国间全会及行政委员会；已设立的英国局则扩充为计划和情报部；还应当增设一个救济服务中心和一个财务部；最后，应当成立採购、船舶和运输部，如有可能，应当利用已成立的各种盟国机构。 李滋-罗斯计划提出了战争结束时预期在欧洲和远东可能会普遍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缺乏食物和原料，财政拮据，外汇短缺，同时提出了为应付这些困难所应採取的手段，如物资的分配与船舶的调度，设立机构负责物资的採集并进行有效转运与分配等。该计划认为救济组织工作的主要职责将由美国、英国和苏联分担。它建议，盟国政府编制的需要物资估算书应当由现在的英国局进行协调，同时应在盟国和中立国探明潜在的物资供应来源。它还建议在缔结停战协定之前，应当成立一个其成员为部长级的国际救济全会，该组织应当拥有充分权力以管理输送到欧洲、中国和决定给予救济的其他任何地区的救济物资和救济事宜。参加全会的代表应当来自所有的盟国和对之提供援助的中立国；主席由美国人担任，再设两个副主席，一为英国人，一为俄国人。 国际救济全会将任命一些人组成负有特殊使命的一些谘询委员会。全会将由一个专职的行政部门负责，由美国人任救济署长，另有大约六个人负责主要的救济工作部门。 现在的英国局要继续工作到设立了新的全会和行政委员会时为止，然后这个局将进行扩充，增加来自全会成员国的有资格的专家。并将改组成为计划部或情报部。 行政部门的任务在于不断获得现金和实物，以满足那些“已解放”国家的迫切需要。当物资的来处及其可资利用的情况一经查实，行政部门就设立一个财务委员会进行採购。协调採购事宜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一些政府同救济总署或者同其他政府会发生竞购。行政部门有权根据需要设置盟国粮食物资供应处以採购和管理这些物资。在战后条件下，也将以某种形式保存盟国“船舶总调度处”，因为没有船舶，物资无法运出，那么积存物资也就无用。 李滋-罗斯计划认识到美国在战后救济捐助方面要承担占压倒多数的份额。计划建议由一个美国人担任国际救济全会的主席，由另一个美国人担任行政委员会的主任。 第23页 李滋-罗斯计划于1942年2月2日送交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翰·g·怀南特；美国政府于1942年5月作出答覆，对该计划以及对1月13日的苏联备忘录表示了意见。 美国的照会同意该计划中有关救济全会的部分，但是建议全会应予扩大，包括对救济工作关心或可能关心的一切国家的代表，使全会成为同一些主要的国家联繫的渠道，成为这些国家发表意见与进行讨论的场所。照会同意以拟议中的行政委员会作为制定政策与执行政策的上层机构，但它不处理业务琐事。照会建议该委员会应由一个“救济工作署署长”来领导，并建议由署长组织一个“联合国救济局”，作为他的工作部门，该局相当于李滋-罗斯计划中所设想的“行政委员会”。 美国政府所设想的行政委员会将由参加救济全会的英国、美国、俄国和中国的代表组成，美国代表“可能担任主席”。 美国的答覆还建议英国、美国、俄国和中国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圆桌会议，在这之后，所有参加联合国救济全会的政府将举行一次会议。伦敦的盟国战后物资供应局将改组为“欧洲救济常设谘询委员会”。 李滋-罗斯被邀前往华盛顿参加四国会谈。他于1942年6月底抵达华盛顿；而四国会谈却在好几个月以后才举行。于是他就同代表美国政府主要部门的美国部际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会议主席是当时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美国人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新计划草案，该方案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李滋-罗斯计划，正是国务院1942年6月提出的这个草案而不是李滋-罗斯计划成了救济机构最后体制的基础。美国计划的主要特点是将行政与决策部门明确分开，将行政权力委诸一人(署长)，并规定那些常设委员会需对全会负责，而不是对行政委员会负责，所有这些特点都反映了美国的观点而不是英国的观点。英国当局附和他们美国同事的意见，因为事情很清楚，如果让美国人来主持计划工作，他们当然要担负起领导责任。关于联总体制问题上的主要争论涉及行政委员会或政策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和权力问题。美国人当时主张决策权力仅由“四大国”掌握(后来他们改变了这个主张)，英国政府(在加拿大开始要求取得一个席位之前)也是这样想的。李滋-罗斯计划是要让署长在某种程度上归“地区委员会”领导。美国人则贊成赋予署长最大限度的权力，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结果是联总的最高行政权力中心是在华盛顿而不是在伦敦。 围绕着拟议中的机构的规模问题也存在着分歧与争论。它是只限于狭义的养活飢饿者的“救济”工作(就象 1918年胡佛的救济机构那样)呢？还是广义的包括经济恢復与重建在内的使残破的国民经济得以復兴的工作(大致就是按照马歇尔援助计划和欧洲復兴计划后来所走的路子)？ 美国委员会对于设在伦敦的盟国间战后救济局所做的工作是怀疑和不放心的，认为它要的东西太多。李滋-罗斯引用了英国前救济署长威廉·古德爵士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救济工作的报告指出，如果不要无限期地延长救济，就得让遭受战争灾难地区的居民重返工作岗位，重新自食其力，而这就需要进行运输、燃料和原料等方面的组织工作。单纯的“救济”是不够的。其后美国委员会也同意联总的职责应包括善后部分；然而即使如此，在最后通过的关于联总职能的说明中，善后工作还是放在极不重要的地位。美国代表知道，要求国会投票贊成拨款救济挨饿的人，那是容易的，但是要求国会为经济復兴工作作出贡献，亦即贊助重建国外能同美国竞争的工业从而能限制美国出口商品的市场时，则会遭到批评与反对。 李滋-罗斯于1942年9月初返回伦敦，向英国政府和盟国间委员会提出报告，极力建议接受他在华盛顿已谈妥的协定草案。他的美国同事们要求他向他的委员会说明，他之去美国是为了同美国官员们进行非正式会谈，让美国人对伦敦盟国间委员会的工作和经验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与印象，并使他们能够向总统提出明确的研究报告。美国对此虽感到极大兴趣，而且准备在适当时机参与其事，但认为要正式讨论出一个达到这些目的的协议，时机尚未成熟。 (四)1942-1943年的三个协定草案 关于联总体制的协定草案计有三个。1942年8月的第一个草案是李滋-罗斯同美国委员会会谈的产物。1943年5月的第二个草案是由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代表(即期待已久的四国会议)所起草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草案(1943年11月正式通过)是由四国政府于收到其他有关政府的意见后起草的。现将这三个草案的起草过程叙述于后。 联总的活动范围(这是李滋-罗斯同美国委员会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在第一个草案中规定如下： 计划、协调并在适宜的场合採取国际性措施，对联合国家的任何成员国控制下的任何区域内的灾民进行善后与救济，供以食物、燃料、衣服及其他主要的必需品，诸如住房设施、医药及其他必需的服务，并根据适当的救济措施的需要，在这些接受救济的区域内对此类物品的生产和运输予以便利。 上面加着重号的词句是在“善后”问题上所达成的折衷办法。 第24页 在随后的两个协定草案中，主要的争论是关于联总的实际机构，以及关于政策委员会(或行政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的规模、权限和投票表决程序。在第一个草案中，规定全会(它将成为联总全体成员国的议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常会”，在休会期间，由全会的政策委员会对一切政策问题作出临时决定，政策委员会只由四大国(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的代表组成。 第一个协定草案(李滋-罗斯同美国委员会会谈的产物)是1942年9月提出来的，经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罗斯福总统批准后，送交英国、苏联和中国政府，目的在于早日召开全体有关国家参加的救济工作会议。 结果会议暂时停止举行，因为1942年下半年军事局势呈现出惊人的不稳定；英国政府欲同它的自治领商量；美国国会选举迫在眉睫(11月份)。华盛顿的美国政府非常担忧，为“救济”而拨款，尤其是为“善后”而拨款，可能被利用为攻击政府的竞选口号。因此，关于1942年6月至9月在华盛顿所进行的活动，极少公之于众。 事实上在1943年1月之前出现了一个间歇时期。到1943年，美国的选举业已结束，并且由于阿拉曼、北非和史达林格勒战役以及对日本的反攻，军事局势好转。此外，当时的欧洲盟国愈来愈不耐烦了，它们急于着手採购救济物资。流亡在外的盟国政府这时开始希望返回本国去，它们知道可能会遭到冷遇，尤其是如果两手空空回去的话。 1943年1月，英国、苏联和中国的代表在华盛顿的国务院同迪安·艾奇逊开始进行一系列的会谈；会谈一直进行到5月，这时总统批准了第二个协定草案，随即把它散发给其他四十个盟国和有关政府。在第二阶段的预备性会谈中，主要的分歧与争论，正如前述，是关于政策委员会(或行政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的体制问题。 英国政府原先贊成由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国四大国组成政策委员会。随后，加拿大(一个重要的物资供应国家)开始极力要求成为该委员会的正式成员。美国政府转而贊成该委员会由七国组成，其中另外三个国家则由全会逐年遴选。英国政府主要由于受到加拿大的影响，此时也转而贊成成立七国委员会的主张。而苏联政府则继续坚持成立四大国委员会，理由是，联总的体制将成为未来联合国组织的模式，遴选额外三个成员国同四大国同席共事，在一些有争论的问题上，将会产生最大的阻力。美国政府深受苏联论点的影响，转而支持四国委员会的主张，反对七国委员会，但是英国政府仍然贊成设置七国委员会，因为它认为四国委员会仅能赢得对救济组织的半心半意的支持。最后妥协的结果是将政策委员会的成员限于四大国，但更其名为“中央委员会”，并另外设置一个“物资供应委员会”，以削弱中央委员会的权限，凡提供物资的主要国家包括加拿大在内都可有代表参加物资供应委员会。当全会讨论到涉及物资供应的问题时，就邀请这个新委员会的主席参加。苏联政府同意这一妥协办法，而加拿大也满意了。苏联政府还建议，政策委员会表决一切事项时，有必要採取各国一致通过的原则。这是联合国宪章中着名的“否决权”条款的预兆。不过苏联政府这一次却作出了让步，收回了它的建议。 在这些问题上的拖延不决(1942-1943年的冬季一直是如此)很可能会破坏联总的整个规划，因为在这整个时期内，美国看来好象随时都可能放弃国际性的计划，转而採取一项独立的美国方案，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胡佛所主持的救济机构一样。如果出现这种行动，那么对于战后盟国之间的一切合作关系将会是一个凶兆。 在此期间，英国政府于1942年7月成立了它自己的中东难民救济总署。罗斯福总统于1942年11月18日设置了海外善后救济执行局。11月21日，他任命纽约州州长赫伯特·h·莱曼担任该局的领导，并令其“着手组织美国参与对联合国家武装部队收復地区的灾民提供救济和其他援助等活动”。 罗斯福总统在提交国会的《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七号报告(1942年12月11日)》中说： 我们已经宣布的美国政策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我们武装部队所占领的任何地区的人民提供食品、药品以及其他必需品，以减轻他们的飢饿和病痛。……执行这一政策的方法将因地制宜而有所不同，即使在同一地区内也可能需要採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在供应物资的各种商业渠道被切断的地区，租借法可能成为进行恢復工作的手段。哪里需要分配救济物资，就可以通过租借法向之提供。……收復地区的救济善后事宜将是所有联合国家的共同责任，必须採取象军事行动那样的联合行动。成功地使我们所解放的国家恢復元气，将是缩短战争和让已获解放的人民分享胜利果实的一个重大因素。 美国政府的这些行动和声明表明了它将坚持设立一个国际救济机构的想法。1943 年 4月，莱曼及其特别助理休·r·杰克逊前往伦敦，讨论联总未来的各种计划。莱曼参加了盟国间委员会在4月16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他主持的那个机构起草了“美国代表团工作手册”，而这个手册就成了指导全会首届会议和其后设立联总的指南。 第25页 (五)1943年10月劳-凯恩斯代表团前往华盛顿 四大国政府所批准的关于联总体制的第二个草案于1943年5月30日分发给各盟国。9月23日又分发了第三个草案，採纳这个草案是为了照顾各盟国的意见。有三个重要问题仍待决定，那就是採购救济物资的资金来源，联总同联合委员会的关系问题以及联总的救济工作同军方救济机构的救济工作的关系问题。1943年9月，以理察·劳(外交部政务次官，后为科尔雷因勋爵)和j·m·凯恩斯(后为凯恩斯勋爵)为首的英国代表团访问华盛顿，讨论战后的货币与商业政策。这样，他们就为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以及1947-1948年关于贸易与就业的哈瓦那会议和关于关税与贸易的总协定做好了准备工作。劳与凯恩斯还奉命就联总救济物资的分配方法以及向联总捐献资金的标准等问题，同艾奇逊和美国其他代表达成最后协议。英国代表团获得美国同意，规定联总将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旨在通过现行的分配机构(即联合委员会)取得用于救济与善后的物资和劳务，规定联总将把这些救济品分配给缺乏外汇来支付进口商品的国家。联总将监督这些物资与劳务在各地的分配情况，并设法保证使掌握在联合委员会手中的物资与劳务得到公平的分配，即从其实际利用的数量来说，以及对一些不那么贫困但也竞相要求救济的国家的正当要求来说，都是公平的。 劳-凯恩斯代表团成功地使美国同意：联总提出的要求应当受制于联合委员会；劳与艾奇逊彼此同意的一项备忘录就成了对出席11月首届全会会议的美国和英国代表团下达指令的基础。此外又达成了协议，贊成那些对救济物资付款的政府(例如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有权独自向联合委员会取得物资与劳务——这一规定促使西欧脱离了联总的活动范围，并产生了当时所未预见到的结果。还认可了联总具有处置权和否决权，以保证在各个申请国之间公平分配物资。 简言之，劳-凯恩斯代表团为联总全会首届会议做了准备工作。它制定了可行的方针，使联总在世界物资短缺时期能公平地分配救济物资，而又不打乱已经建立起来的盟国物资供应组织的机构。它还为解决联总的活动经费规定了成员国捐款的标准。 (六)1943年11月9日的最后正式协定 在这一协定上签字的有下列国家的政府：澳大利亚、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大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埃及、萨尔瓦多、衣索比亚、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希腊、瓜地马拉、海地、宏都拉斯、冰岛、印度、伊朗、伊拉克、赖比瑞亚、卢森堡、墨西哥、荷兰、纽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共和国、波兰、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非联邦、苏联、英国、美国、乌拉圭、委内瑞拉、南斯拉夫。 因此，参加者计有四十八个国家。 在序言中规定了联总的任务如下： 1. 提供衣、食、住方面的援助与救济； 2. 协助联合国家武装力量所解放的任何地区的人民预防疫病，恢復健康； 3. 安排遣送战俘及流亡者返回家园； 4. 协助恢復迫切需要的工农业生产，恢復必需的服务。 协定的第一条非常详细地阐述了序言部分所揭出的任务，规定了总署的权限、宗旨和职能。 第二条载明联总的会员将是签署协定的各国政府以及以后可能申请入会的政府。 第三条规定了作为总署决策机构的联总全会的体制(全会的例会规定一年不得少于两次，必要时得召集特别会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体制(由中国，苏联、英国及美国代表组成，以署长任主席，署长无表决权)；规定了供应委员会、全会欧洲委员会以及全会远东委员会的体制。全会欧洲委员会将接替欧洲战后救济联合委员会(即李滋-罗斯委员会)并接收后者的案卷。还授权全会可根据需要设置其他常设的区域性委员会。 第四条：行政权属于署长，署长由中央委员会一致推荐而由全会任命；全会得根据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之意见而罢免署长。署长享有全权；可以任命副署长；他应就联总活动总的进展情况向中央委员会以及全会提出定期报告；他也应就每一地区的活动进展情况安排定期报告。 第五条：各会员国政府应为支持总署而负担费用。由此而获得的供应品与资源应由署长加以审查，会员国政府在其领土以外的地区採购物资，须与署长磋商后始得採购。 第六条：署长应提出年度预算，必要时再提出追加预算，经全会核定的预算总额，须依照全会所定比例，分摊给各会员国政府。 第七条：任何地区如尚有战事，非经该地区军事指挥部的许可，总署不得在此开展救济工作。 第八条：此协定经全会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可以修订，但协定中涉及第三条与第四条的修订，在全会的三分之二票数中，须包括中央委员会务会员国的一致同意。 第九条：本协定对各签字国自其签字之日起生效。 第十条：任何会员国政府在本协定对该政府生效六个月后，有权通知退出联总，而此项通知则在其送达十二个月后生效。 第26页 (七)资金的供应 根据联总协定创建了主持救济事宜的机构；这个机构将由各会员国政府在“其宪法规定之主管机关许可范围内”捐助资金，来给它提供动力。 联总筹备时正当战争时期……没有人能够预言获得解放的国家的需要究竟有多大，也没有人能够预言提供救济物资的政府究竟掌握着多少资源。这里有很多变数，唯一的常数也许是救济的需要将超过满足这些需要的资财。 美英两国政府就如何筹措救济资金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明确了： 对行将採纳的一切财务计划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普遍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接受救济不应当引起债务负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救济主要是通过贷款获得资金。……从理论上说，这类贷款必须偿还，事实上偿还的极少，而且这些债务的长期延宕又使国际关系蒙上阴影。在制订联总财务计划的过程中，却并不存在长期贷款或信贷的问题。…… 第二个被接受的原则是规定那些具有财力的国家应当为其所得的救济物资付款。需要救济的已解放国家事实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象波兰和南斯拉夫，可能没有什么外汇资金，因此必须通过无偿捐助提供全部救济物资；另一类象法国和比利时，估计在战争结束后尚有充足的财力。…… 第三个原则从国际合作的角度来看是很重要的，即所有国家，包括沦陷的和未沦陷的国家在内，都应当出资负担联总的费用；这样，捐款国与受援国都是这一组织的共同参与者，而所有国家，不管其是捐助国还是受援国，在联总全会中都有同等的发言权。 最后，一致同意不管制订什么样的财务计划，这个计划必须博得美国国会的欢迎，因为大部分物资不可避免地必须由美国提供。 英国代表(理察·劳和 j·m·凯恩斯)在许多次会谈中基本上贊成将救济计划纳入当时已有的供应机构内。这样的计划将不包括设立一笔特别救济基金。但是这类安排不大合美国代表的心意。最后，美国财政部的哈里·d·怀特(他是晚些时候才来参加会谈的)提出一项建议，规定所有未受敌人侵略的国家分担一定的费用。捐助额为一年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捐助不是逐年徵收，也不是在任何规定的期限内徵收，而是一次徵收，除非实际需要证明必须追加捐助额时，才可进一步徵收。怀特建议，捐助款项的百分之九十须以捐助国的货币开立信贷户，但至少百分之十的货币可以在该国以外的地区使用。根据这一方案，美国的捐助额约为十三亿五千万美元，英国约为三亿二千万美元，加拿大约为九千万美元。 这一计划的优点很快得到了公认。因为它在平等与有条不紊的基础上为总署提供事先确定的收入，这就有可能博得美国国会的欢迎。另外，它为估算一些国家——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捐助额提供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这些国家关于国民收入的概念是人们所熟悉的，而且它们可能是最大的捐助国。因此，这一财务计划在第一届全会会议上就获得通过。 所通过的计划细节反映联总在成立前已有了这样的决定，即拥有必要资金的国家应当为其所得到的救济物资付款。“要求署长徵求‘全会所属的有关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的意见，以决定某个国家有无能力付款’。”获得解放的国家如果希望从联总得到免费的救济与善后物资，它可以向支付能力审查小组委员会提交一份能够说明该国财务状况的外汇储备、出口收入以及其他有关资料的详细情况的文件。 判定一国有无支付能力所採用的标准在所有情况下基本上是相同的。有关的小组委员会只要知道：被审查国家的外汇储备除了扣除最低限度的货币储备之外，在加上该国预期可能从出口以及其他来源而获得的外汇收入和减去迫切需要的非救济物资进口开支之后，剩余的外汇在未来的六个月或十二个月内是否不够支付必要的救济物资进口。……联总并未严格执行按能力支付的原则：货物的装运并没有因为按能力支付这一点尚未作出决定而受阻。例如，在按能力支付问题上尚未作出决定之前，大批物资就已运入波兰，因为波兰的问题究竟是由伦敦的波兰政府或者是由卢布林的波兰临时政府提出来尚不清楚。而且，中央委员会决定，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对有关地区的政府尚未判定其有无支付能力，署长也可以进行紧急救济。1945年3月作出的关于向西北欧国家提供紧急救济的决定，成为后来在芬兰、匈牙利、朝鲜和菲律宾等地实施紧急救济计划的先例。 联总收到的最后总捐助额如下： 提供的物资： 联总按照会员国政府规定的政策来执行它的业务，从而获得的商品、劳务和现金，(总的物资)如下： 捐助的商品和劳务以及作出的承诺 会员国政府 3,062,098,114美元 其他 206,492,140美元 小计 3,268,590,254美元 捐助的现金 会员国政府 598,850,341美元 其他 5,308,426美元 小计 604,158,767美元 收到的其他现金 来自接受商品等物资的政府和机构 40,734,212美元 来自利息和汇价差额(净额) 559,733美元 第27页 小计 41,293,945美元 总计 3,914,042,966美元 规定只用于解放地区和前敌国地区的现金捐助 (当地通货)54,349,759美元 提供的物资总额 3,968,392,725美元(按4美元=1英镑计算约合992,098,181英镑) 联总的支出如下： 支出的物资： 按照下列总分类处理并登记的商品、劳务和现金： 分配给各国的商品 3,683,582,239美元 行政费用(包括解散费在内) 46,751,255美元 业务费用 135,469,568美元 小计 3,865,803,062美元 对联总后继机构的捐助 48,239,904美元 小计 3,914,042,966美元 支出的当地通货 54,349,759美元 支出的物资总额 3,968,392,725美元 从上表可以看出分配给各国的商品总额是三十六亿八千三百五十八万二千二百三十九美元(约为九亿二千万英镑)。在“官方歷史”的另一表格中所列的“总装运量”毛重是二千四百十万零六千八百九十一长吨，计值二十九亿零三百四十一万二千九百美元(约为七亿二千六百万英镑)。这一表面上的差额或许是由于上表数字包括了运输费用之故。 三十个未遭入侵的会员国政府向联总提供了业务经费；八个遭到入侵的会员国政府除了提供行政经费外也提供了业务经费；所有四十八个成员国政府都提供了行政经费；五个非会员国政府(阿根廷、爱尔兰、葡萄牙、南罗得西亚和义大利)也提供了捐款；非政府方面的捐助来自自愿认捐与自愿募集。自愿募集大部分是通过捐衣运动募集旧衣服。美国从三次大规模的捐衣运动中募集了七万五千吨衣服。加拿大募集了价值一千七百三十一万零一百七十四美元的衣服；澳大利亚募集了四百八十三万零九百七十三美元的衣服；纽西兰募集了一百四十九万七千五百五十九美元的衣服。这些自愿捐赠的衣物大部分直接提供给一些特定的国家，例如希腊、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和暹罗。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捐助的数额相当于联总全部业务经费的百分之九十四。三国政府所提供的捐助总额如下： 捐助国 第一次捐助(1944年) 第二次捐助(1945年) 总额 (兑换率：4美元=1英镑) 百万美元 百万英镑 百万美元 百万英镑 百万美元 百万英镑 美国 1,350 (337) 1,350 (337) 2,700 (674) 英国 320 (80) 300 (75) 620 (155) 加拿大 77 (19) 77 (19) 154 (38) 至于联总的“支出”，前面已提到的分配给各国的商品的全部价值(可能包括海运费及其他运输费用在内)为三十六亿八千三百五十八万二千二百三十九美元或约为九亿二千万英镑。行政费用合计不过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一点一八——这一数字对那些责备联总在行政方面存在浪费现象的批评者来说，是一个有力的回答。这笔行政费用包括下述机构和会议的活动经费：设在华盛顿的联总总署、设在伦敦的欧洲地区署、设在开罗的巴尔干派遣团、设在雪梨的西南太平洋地区署、全会的会议、各个採购团体以及其他专门团体。行政费用大部分是支付职员的工资。业务费用(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四一)包括下述各方面的开支：派往受援国的派遣团、难民救济、其他派遣团和联络处、其他象训练班之类的活动以及代联总的后继机构付出的开支。所谓联总的后继机构，系指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这是主要的接受遗赠的机构，它获得三千四百万美元)、中华民国救济事务託管委员会(五百万美元)、世界保健会(四百万美元)、国际难民组织(三百六十万美元)以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一百十万美万)。 第二节 联总全会及其工作 (一)1943年6月30日盟国间委员会提交全会第一届会议的报告 提交给第一届全会会议的文件中，有一份是给参加盟国间战后物资供应委员会(主席是f·李滋-罗斯爵士)的盟国政府的报告，其日期是1943年6月30日。根据1941年9月24月圣詹姆斯宫决议而设置的这个委员会，其任务是为盟国政府与有关当局收集并调整关于战后需要的物资估算书以及优先考虑的事项。该报告涉及解放后最初六个月的最低进口计划(总计为四千五百八十五万五千公吨，其中二千三百四十八万五千公吨需要海运)，旨在满足比利时和卢森堡、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希腊、荷兰、挪威、波兰以及南斯拉夫的紧急需要。 人们假定，在沦陷区收復以后，会有一个短暂的初期军事紧急救济阶段，这将由盟国军事指挥部作出决定。在此期间，需要的物资将限于那些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需要物品：主要是粮食、衣着、住房、燃料和医药，这将由军事当局进行全面控制与负责。然后由联总从军事当局接管这一工作；该委员会的报告旨在为接管后六个月内上述八个国家已解放的地区恢復了民族政府后对食物、原料以及最必需物品的需要情况制定估算书。估算或者以英国定量分配物品的消费额(例如食品与纺织品)为根据，或者按战前消费额并参照英国战时民用消费额打折扣(例如食用油脂与皮革)。最低限度的营养需要量定为平均每人每天两千卡。 该报告还提请人们注意到，对于已查实的所需物资，尚无迹象表明将作出供应的安排(国际小麦会议除外，它设置了一个有一亿蒲式耳的救济小麦库，拟对遭受战祸的国家以及世界贫困地区进行政府间救济)；注意到未来在採购物资方面的协调工作，其必要性并不亚于目前；注意到战后初期船舶缺乏情况可能成为限制救济活动的因素；注意到该委员会无力应付提供资金这一非常重要而棘手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仍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注意到由于欧洲目前内陆运输不畅，将会遭遇严重的困难；注意到关于现场派驻机构和现场劳务虽存在种种复杂问题有待考虑，但已解放地区的工业区还是有必要尽快地提供就业机会。该报告以及所附的专门报告是提交给盟国政府去考虑的，特别是要它们考虑上述几个问题。f·李滋-罗斯爵士还亲自将该报告提交给联总全会第一届会议。毫无疑问，这个报告就是总署后来据以进行准备工作的基础，然而当它初次提出来时，美国代表们却群起而攻之，认为盟国政府夸大了它们的需要。 第28页 盟国委员会在其报告中还提到了“难民”问题，估计欧洲至少有一千六百万“难民”，其中或许有一半仍然留在本国，但已离乡背井，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难民人数最多的是德国，至少有六百五十万人，主要是来自被占领国的战俘和工人，其中大多数为波兰人，可能多达两百万人；有一百多万被俘的法国士兵和五十多万做工的法国平民流落在国外。 难民问题的演变与预计的情况大相迳庭。关于这个问题的演变情况将在下面加以叙述。 (二)全会的各次会议 1943年11月至1946年12月 联总协定签署之后，全会第一届会议立即在大西洋城举行，时间是1943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参加的国家有加拿大、中国、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希腊、印度、荷兰、纽西兰、挪威、苏联、英国和美国，而比利时、澳大利亚、挪威、南非、英国和美国还派出“代理代表和顾问”出席会议。 全会通过下述委员会进行工作：(1)组织与行政委员会；(2)总政策委员会；(3)财务与物资供应委员会；(4)善后救济政策委员会。 “全会首次会议完成了。在协定中已部分制定的组织体制。它标志着第一个联合国家的组织和第一个开展工作的大型国际机构的实际诞生。” 第一届全会进一步规定了联总的活动范围。联总将在“已解放的地区(亦即在联合国家会员国的领土上)开展工作，非经全会特别授权，不得在敌国领土上开展工作”。 联总要提供救济物资(例如，食物、衣服、医药)；提供各种救济(例如，卫生与福利)；提供善后物资(例如，在已解放地区提供为制造和运输救济物资以及恢復公用事业所必需的原料等等)。 “因此，总署不打算从事长期性的重建经济的活动；它是临时性机构，专门从事救济及与之有关的活动。” 它要协助人民自力更生。凡其政府有能力以外汇付款的任何国家，联总不向它发放救济物资，以免耗竭它的资金与物资。然而它也不鼓励外国政府举债来获得外汇以购买善后救济物资。 联总救济物资的分配，应一视同仁，不得因种族、信仰或政治关系之不同，而有所歧视。“因此，救济物资任何时候都不能作为政治工具来使用。” 构成总署宪章的这些总的指导原则，体现在全会第一届会议所通过的四十一项决议中。 指明这次会议在何种程度上限制了联总的活动范围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协定的条款，总署可以在任何联合国家所控制下的地区，对灾民採取救济措施。这一定义包括的范围很广，不仅对已解放国家进行援助，而且甚至对英国，对其被空袭炸得无家可归的人民也加以援助。这是原来的起草委员会所慎重考虑过的意图。可是英国政府还是决定不向联总提出任何援助要求，而后来英国政府则不能提出救济要求，因为第一届全会作出决定，任何地区，“凡其政府拥有适当外汇支付手段者”，联总不予以救济。然而这后一规定还有更广泛的影响，它要求希望获得援助的政府接受一次“支付能力审查”，并使总署相信该国政府确实没有支付能力。这一决定使得西欧大陆上所有国家都没有可能得到联总的援助。这些国家为了对抗德国人的占领，冻结了它们在海外的资产，所以它们在国外拥有相当大的一笔可资利用的外汇，而且为了威望关系，它们也不愿让署长去审查它们的资产。那时它们尚未认识到这些资产与它们国家所需要的恢復及善后费用相比，是多么不足。以后，所有这些国家都通过马歇尔援助计划获得了大量的援助。 对“救济物资需要付款的国家”，联总没有从事救济活动的责任，但下述事项不在此限：(a)紧急救济物资，(b)帮助不是所在国国籍的难民。此外，联总还必须对付款国家提出的物资要求进行审查，并将审查报告提交联合委员会；事实上联合委员会对于物资的供应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控制，联总没有必要去插手。英国的政治利益在于促使西方国家重新站起来，当证实联总没有可能援助这些国家时，对英国来说最恰当的办法是由英国直接援助这些国家(多半要通过信贷去购买那些有可能获得的物资)，而不是把这笔钱花在对东欧的慈善援助上。因为，一旦禁止总署去援助西欧国家，法国、比利时、荷兰与挪威就不再对联总有什么实际兴趣了，而当初所设想的大部分将用于西欧的资金事实上将主要用于俄国的卫星国以及义大利、奥地利和希腊了。因此，那时看来非常合理的财务决定却改变了总署工作的一切计划，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即把联总的资金(大部分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捐助)用来恢復已变成潜在敌人的那些国家的经济，而操英语的国家在西欧的朋友以及英国本身倒是一直在等待援助，后来终于由美国通过马歇尔援助计划向它们提供了援助。 如前所述，全会第一届会议通过的第一批四十一项决议，成为联总政策法规的最初构成部分。全会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事实上全会一共举行了六次会议： -- 日期 地点 主席 1 1943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 新泽西州大西洋城 迪安·艾奇逊(美国) 2 1944年9月15-27日 蒙特娄 莱斯特·皮尔逊(加拿大) 第29页 3 1945年8月7-25日 伦敦 吉尔贾·申卡尔·巴杰派爵士(印度) 4 1946年3月15-30日 大西洋城 蒋廷黻(中国) 1946年5月9日 华盛顿 蒋廷黻(中国) 5 1946年8月5-17日 日内瓦 安德斯·弗里哈根(挪威) 6 1946年12月10-14日 华盛顿 亨里克·考夫曼(丹麦) 临时议程由署长准备；虽说中央委员会以及全会各个成员都有权提出议题，但它们却很少这样做，总务委员会往往会改变临时议程，更动议题的讨论次序，并决定哪些应包括在议程之内，哪些则不包括。从第二届会议起，总署为全会设置了一个秘书处，由副署长郭秉文在1944年8月至1947年7月期间负责该处工作。全会的大部分工作是通过委员会而不是通过全体会议来进行的。 “出席全会的人通常是从各国政府主要负责人中遴选出来的；供应物资的主要国家还派了一批有资格的顾问陪同他们出席全会。”在后来的几次会议中，美国和英国的主要代表们倾向于将愈来愈多的工作移交给下属人员去办。 全会的工作有：(1)讨论署长的报告；(2)制定新的政策，这体现在以后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 “在第一届全会会议之后的五届例会中通过的七十四项决议，涉及的范围很广，从一些小事，如批准联总的钤记，到一些重大的决定，例如把联总援助范围扩大到前敌国地区，规定第二次捐款并对联总工作的时限提出建议。” (三)全会所属各委员会及其工作 全会中央委员会最初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的代表组成，由署长担任主席，他没有表决权；第三届全会时(1945年8月)增加了加拿大与法国的代表；第四届全会时(1946年3月)又增加了澳大利亚、巴西和南斯拉夫的代表。 中央委员会于1943年11月11日召开首次会议，任命了首任署长(赫伯特·h·莱曼州长)。1948年9月24日举行了第六十六次会议，也即最后一次会议。从1948年9月30日起取消署长一职(当时由洛厄尔·w·鲁克斯少将担任)；这就是联总作为一个业务机构正式结束的日子。 在全会会议期间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会议次数如下： 全会会议 日期 委员会成员数 委员会会议次数 第二届 1944年9月 4 1-8 第三届 1945年8月 4 9-16 第四届 1946年3月 6 17-27 第五届 1946年8月 9 28-35 第六届 1946年12月 9 36-42 其后 1948年9月 9 43-66 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是不公开的；会上讨论联总的整个活动。会议的气氛是融洽的，所作的决议通常是一致通过的。但是有一次(1946年3月)，当美国的提案要求获得有关贸易协定、进口和出口的情报时，苏联代表投票反对，中国代表弃权；在联总的后半部歷史中，苏联、南斯拉夫、有时还有中国，趋向于形成一个少数反对派。然而就大多数问题来说，并不存在什么争议。 中央委员会的权力与日俱增。它有权作出紧急决定，虽说这要提请全会审议，但是事实上这些决定极少有修改的情况。全会(在1945年8月的第三届会议期间)规定署长的主要活动计划，即对有关国家分配救济资金，亦即总署的中心工作，需由中央委员会批准。因此，“中央委员会对制定政策以及对总署业务控制的权力超出了协定所规定的范围”。 署长通过一系列的月报(月报于1945年初开始，一直继续到1947年6月)使中央委员会能随时了解他的工作的详情。从那以后，中央委员会执行了全会的权力——主要是为了结束联总业务——而月报也就改为两个月一次了。 除了全会(最高权力机构)和中央委员会(最高执行机构)之外，联总的管理权原应掌握在一系列委员会手中。 第一届全会(1943年)建立了欧洲地区委员会及远东地区委员会；还建立了物资供应委员会、财务管理委员会以及物资供应委员会所属小组委员会(决定受援国的支付能力)。此外又有审计小组委员会、规划小组委员会以及五个专门谘询委员会(处理农业、难民、卫生、工业的恢復和福利事宜)。这些专门委员会应就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向全会、中央委员会和署长提出建议；但是 整个说来，它们在开展联总工作方面只起次要的作用。……为这些委员会规定的细则都是表面文章。原来指望这些委员会能成为重要的工具，能促进会员国政府对联总工作的好感、参与和支持，但结果却使人们担心这些谘询机构会延误联总的行动。联总的工作要求能迅速满足紧急需要。联总的存在是短暂的，不能让这些在政策方面提供意见的各种委员会通过漫长的讨论而推迟联总的活动。因此，总署并不鼓励委员会开会。到第二届全会期间(1944年)，会员国政府都表示不必再添设委员会。第三届全会(即1945年)解散了许多专门委员会，会员国及总署对此是欢迎的。 全会欧洲委员会和全会远东委员会具有重要的职能，如： 1. 提出整个物资需要数量的根据，提出公平合理分配现有救济物资的意见； 2. 接受并讨论定期报告，并就协助难民的组织工作以及就协调各国关于医疗及其他善后救济事宜的行动提出意见。 全会欧洲委员会的代表来自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希腊、冰岛、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苏联、英国、美国和南斯拉夫。丹麦、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土耳其是以后参加的；而义大利和奥地利的代表(1946年以后)被邀列席会议，无表决权。 第30页 这个委员会从1943年11月至1948年3月共召开了三十八次会议；先后担任主席的都是英国人，如粮食大臣j·j·卢埃林上校(现为卢埃林勋爵)；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欧内斯特·布朗议员；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勋爵；肯尼思·p·扬格议员。 全会远东委员会是一个有影响的重要机构。直到第一次南京会议(1946年6月7日)为止，它的事务主要是讨论总署关于当前工作的双月报告，讨论官方或专家派遣团的考察报告。在它转移到中国之后，它成为 决定总署远东政策的一股力量……它特别讨论了下述问题……如难民工作的规模，需要更多的当地通货的情况，以及救济物资在某个国家内分配不均的情况。1947 年是远东委员会、也是联总在中国的活动遭到很大干扰的极为困难的一年，因为内战扩大，运输困难，通货膨胀日益加剧，迫使这个地区委员会的活动超出了它的谘询职责范围。 第三节 联总行政部门的人员和组织 (一)工作人员的聘用 联总的工作人员在1946年6月份达到最高峰，当时有第一类人员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九人，第二类九千九百六十二人，第三类一千三百九十八人(总共将近二万五千人)。在第一类工作人员中，男性占百分之五十八，女性占百分之四十二；就国籍而论，美国占百分之三十五，英国占百分之三十四，其他欧洲国家占百分之二十二，英国自治领占百分之七，中美洲和南美洲占百分之一，其他国家占百分之一。在全部工作人员中，总部聘用了一千八百二十三人，欧洲地区署聘用了一千六百零一人，中国署聘用了一千二百十四人，德国的难民救济署聘用了五千一百九十一人，欧洲地区各个派遣团聘用了二千五百十九人。 第一类雇员“根据国际就业条件和规定有可能在本国或外国服务”；第二类雇员在当地聘用，只在受聘国服务，不受总署关于国际就业条件和规定的约束；第三类雇员是志愿机构的工作人员，总署不付给薪金。 这些工作人员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文官体系，保证决不“因性别、种族、国籍或信仰”等而有所歧视。“聘用国际性的工作人员班子或许是总署所遇到的最重要而又最困难的大问题。”在联总开始聘用工作人员之前，欧洲的战事已进行了四年，美国也已参战两年。因此，合格的人员几乎早已被某些政府部门吸收去了。 一直到1945年5月欧洲战事获得胜利后，情况才较为好转：随着復员的开始，离开武装部队的男女兵员愈来愈多了，从军事工业中出来的人也有了，劳动市场上劳动力的供应总的来说是松动得多了。幸运的是，总署直到此时才开始感到迫切需要人员，从事欧洲的难民救济工作。联总在这方面的活动中所雇用的人员最多。 联总先在美国开始聘用人员，主要是从政府机构中招聘。应聘的人很多。“总署的实际问题在于：虽不能确切知道需要做什么以及何时去做，然而却知道一旦需要行动时，就得迅速行动起来。联总在许多方面有如一支军队，但是一支军队拥有整装待命训练有素的人力后备。”而总署在建立人力储备问题上却犹豫不决。因为这样会造成浪费；此外，人员，闲置过久将会懒散松劲。在这期间，设在伦敦的欧洲地区署一直在为难民救济署招聘人员。考虑到这样做会造成浪费，因此招聘工作停止了。 总署早期阶段的招聘工作提供了“秩序，反秩序，无秩序”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结果除了引起管理混乱和人事部受到重大压力之外，还对工作人员产生了不愉快的影响，使他们有一切理由怀疑总署的办事效率，并且引起了很大的不满以至随后的忿忿不平。所谓“为欧洲派遣团人员储备”招聘的人员，无专职岗位，一再重新安排和调动，他们深信总署不知道要干什么，在一个短时期内，情况确实如此！1945 年春天以后，招聘工作便能按部就班地进行了。 “官方歷史”写道：“人们当初曾对联总表示好感，它是当之无愧的，但是无庸置疑的是，由于开头雇用了少数不称职的人员，这种好感就此消失了。”该书以强烈的不贊成的态度指责了联总的巴尔干派遣团，这是总署在海外的第一次也是最不愉快的冒险。人们是“根据总署代表的态度和行为来评价总署的。“遗憾得很，这些不称职的人竟然被雇用了。更遗憾的是，竟把他们派到了国外，让他们出头露面。” 一切事业无论是私营的或是公营的，无论是商业性的或是政府的，其成败取决于它的指导人、它的人事管理、它的技术效能以及(在许多情况下)它的gg宣传活动。对于象国际联盟、联合国组织和联总这类国际性事业来说，也同样如此。一项事业在其初创阶段，常常会出现混乱，但其领导人如能有力地掌舵，随着岁月的增长，经验的积累，不断的试验，不断的总结教训，这项事业是能顺应环境的。联总的情况也是如此。它到了快解散的时候，已经成为一项管理得法、人员称职的事业了。但是外界的批评者却往往记住这个组织成长过程中的痛苦时期，而不是它取得成就的年代。 联总的朋友与批评者都对联总有着很大的期望。它是拯救千百万贫困人民的一种临时性的、应付紧急需要的手段。它也是使遭受战祸国家衰竭的经济重新获得活力的一种工具。所有这一切希望、责任以及平凡而艰苦的工作都落在联总人员身上，即落在总署人员身上。他们有错误与缺点，有成就与业绩，“因此根据他们的业绩，你们是会认识他们的”。 第31页 (二)华盛顿总署 联总总署设在华盛顿。“它之所以註定要设在华盛顿，是由于联合委员会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都设在此地，是由于要採办的大部分供应物资必须通过美国的国家供应机构才能获得。” 总署的领导是署长，他由一位高级副署长协助。先后担任署长的有赫伯特·h·莱曼州长(美国人)，1943-1946年；菲奥雷洛·h·拉瓜迪亚(美国人)，1946年；洛厄尔·w·鲁克斯少将(美国人)，1947-1948年。高级副署长是阿瑟·索尔特爵士(英国人)，1944年；r·g·a·杰克逊海军中校(澳大利亚人)，1944-1947年。 总署各部门及其主要职位的安排本来是从下述一些活动中形成的：同政府代表们进行了会谈；由海外善后救济执行局的前工作人员(特别是卢瑟·古利克及休·杰克逊)、高级副署长阿瑟·索尔特爵士以及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等人一起起草了一系列计划；为适应主要职位的可能候选人的特殊资格或者适应他们在接受任命时所要求的条件而进行了调整。索尔特于1944年3月9日提出了“关于联总机构的意见”草案，它根据这些初步讨论与安排的结果，规定了总署的主要部门及其权限。这个草案就成了制定联总初期体制的非正式根据。 署长之下有几位副署长负责下述行政部门的工作：物资供应局、财务和行政局、地区局、秘书处、地区联络署。还有三位理事与副署长同级，他们负责卫生、福利和难民等职能部门的工作。 总署体制的缺点，特别是职责含煳这一缺点，很快就暴露了出来。物资供应局享有最大部分的权力；财务和行政局成了许多互不关联部门的松散的集合体；地区局微弱无力，职权不明；职能部门缺乏必要的上级监督。 这个失去平衡而又调节失灵的机构还得推动下述一些组织的工作，如欧洲地区署，联总中国署，二十九个服务处和派遣团，派往受援国的十六个派遣团，以及在德国、奥地利、义大利和中东的难民救济署。 (三)欧洲地区署 设在伦敦的欧洲地区署，根据署长的授权，得管理与监督联总设在欧洲和中东的办事处、派遣团、难民救济署及其管辖地区内的人员招聘和救济物资的採购等，但无控制权。欧洲地区署必然要发展成为一个对华盛顿的母体机构有高度独立性的组织。欧洲地区署谋求独立的斗争耽误了不少工作，引起了相当多的摩擦；但是终于赢得了胜利，通过在伦敦设立署长办事处，它的半独立性获得了承认。在改组期间，该处主任高级副署长r·g·a·杰克逊海军中校，作为总署署长的私人代表进驻伦敦。他于1945年10月返回华盛顿，而让中将汉弗莱·盖尔爵士(他曾担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行政官)留驻伦敦作为常任“署长私人代表”。 欧洲地区署主任拥有署长授予他的决定一切事务的权力。事实上，它是由前盟国战后物资供应联合委员会脱胎而来的。1943年11月之后，它在联总全会的指导下继续发挥行政部门的职能。它由一个三人小组领导，这三个人是负责行政的副署长(英国的f·李滋-罗斯爵士)、负责物资供应的副署长(苏联的尼古拉·i·费奥诺夫)和负责地区工作的副署长(美国的利思戈·奥斯本)。一个机构配备三个领导者，这不是理想的行政管理形式，不过这三人小组在一起工作得很不错，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是极少的。这三个领导者名义上受莱曼州长指挥，但他们同心协力地处理华盛顿发来的非常原则的指示。“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主持卫生、福利和难民处工作)由总署委派，他奉命直接向署长汇报工作，而不是向欧洲地区署的任何人报告工作，这样就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这种局面导致利思戈·奥斯本回到了华盛顿，而他所负责的地区部也就消失了。到1944年底 “欧洲地区署的组织，形式甚至使善意的人也感到不能放心了。……这个机构的最高管理权可以分散在五、六个人手中，他们每人都握有行政权。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职责重叠与责任不清。但是问题似乎不止这些，此外，还有好几个职责渠道通到两千多英里外的一个城市。在经过歷史上最残酷的一次战争之后，对欧洲大陆上密度大而社会结构先进的人口进行善后救济，是不能由一个松散的分支机构来完成的，而这种分支机构即使对一个小的商业公司的业务也会带来灾难。” 确立有效的行政管理显然是非常必要的了。 1945年，对总署全会之下的体制进行了简化，“负责职能部门的理事”“至少在名义上”是置于它的管理之下了。 莱曼州长在其1945年5月3日的署长指令中规定，他要通过总署来执掌联总的全球政策和活动；特别规定受援国提出的物资初步申请书应提交华盛顿，因为在华盛顿可以根据当地物资供应与海运当局对现存商品与船舶运输能力所提的建议，可以根据各个派遣团的情报汇总，可以根据总署关于联总可能获得的物资的消息，而作出最妥善的最后决定。 此后，物资供应就成为联总的主要活动；查明物资供应情况的中心地点是华盛顿；联总只有一个领导(在华盛顿)而不是两个。欧洲地区署从未声称有最后决定物资供应的权力，但是全会欧洲委员会按其职权范围来说有权对物资需要提供根据，而欧洲地区署也就贯彻了全会欧洲委员会的要求，敦促对物资供应作出安排。 第32页 欧洲地区署就成了联总在欧洲和中东(包括衣索比亚和中东的难民营在内)一切活动的管理中心。联总授权它负责上述地区内联总的各个派遣团、服务设施及各项活动的计划、组织和管理工作，决定所需行政费的总额(须经总署批准)，以及随后将这笔费用在各派遣团之间进行摊派。派驻在上述地区内的各个派遣团团长，应向欧洲地区署汇报工作，欧洲地区署需审查各个派遣团关于人员需要的申请书，接受他们的定期汇报和专题报告，以及批准对派遣团的视察。 因此，到1945年年中，欧洲地区署和总署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对欧洲地区署的任务也作了明确规定，对它的体制重新进行了改组，以适应任务的需要。这件事做得很及时，因为莱曼州长的指令是1945年5月3日发出的，而德国则于5月6日投降。这时联总已在中东、希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开展工作了。 (四)中国署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欧洲地区署是先于联总而存在的，因为在其体制内保存了盟国战后物资供应局的残余。联总的另一个区域性分支机构中国署却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前身。中国署是全会远东委员会的业务机构。 “总署……对于建立另一个地区署毫不热心。因为这个署几乎也是不可避免地要由三人小组来进行管理，而这种管理方式已使伦敦署苦恼不堪”。况且，由于日本的占领，最初也不可能在中国开展工作，尽管全会远东委员会的中国委员一直敦促要在未沦陷的重庆设一个办事处。 全会远东委员会于1944年10月12日召开的第六次会议，决定尽快地在雪梨召开委员会，决定一俟对日作战的发展情况允许时，就将该委员会的总部移至中国，并立即在雪梨和重庆建立地区署(分别为西南太平洋地区署和中国署)。 联总在中国的工作开展情况与欧洲不同，这是由于下述原因造成的：内战扩大，运输困难，通货问题和通货膨胀加剧，救济物资分配不公平，以及对共产党地区应否给予救济物资的问题和关于出售联总棉花所获资金的利用与管理问题。全会远东委员会归联总全会领导，中国署则归总署领导，但是由于问题特殊并受地理条件限制，联总在中国的代表拥有非常大的自由行动权。 (五)服务处与派遣团 中国署所以能“成为联总的一个地区署，只是由于它在上海的总部最终控制了散布在这个辽阔国家内的十五个地区办事处。中国署的组织与职责相当于联总派往受援国的一个标准的派遣团”。 西南太平洋地区署起了与澳大利亚和纽西兰政府、盟军当局以及中国署进行联络的作用。它监督西南太平洋地区内救济物资的採购与人员的招聘。它还指导联总派往菲律宾的派遣团，直到1946年1月这一任务移交给华盛顿为止。 1944年5月1日在开罗成立的巴尔干派遣团“接近于一个地区署的地位”。它的设置是为了在希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能够容许接纳联总人员之前，为联总筹办派往这些国家的派遣团，1945年3月，中东署接替了巴尔干派遣团，从事难民遣返和就地採购救济物资的工作。 西欧和西北欧无权要求联总救济，因为这些国家拥有足够的外汇，能够获得它们所需要的物资。然而它们接纳了联总的联络小组，听取他们对卫生、福利和难民工作的意见。在卢森堡、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和丹麦的联络小组就属这种性质。在瑞典和瑞士也驻有联络员。义大利境内也有几个联络小组。 到了1946年年中，救济物资採办局已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古巴(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墨西哥(包括萨尔瓦多、瓜地马拉、宏都拉斯)、乌拉圭(包括巴拉圭)以及委内瑞拉(包括哥伦比亚、哥斯大黎加、厄瓜多、巴拿马)等地开展工作。在新德里(为了在印度、缅甸和马来亚等地开展工作)和安卡拉也设立了救济物资採办局。在上海、巴黎、新德里、檀香山、马尼拉还设立了採办军事剩余物资的办事处(1945-1946年冬)；在卡塞塔也设立了这种机构——这一机构后来迁往罗马办公。 (六)同“受援国”的关系 联总的“前线”是受援国，在受援国所进行的工作是检验这一巨大事业成败的标准。派遣团的后盾是总署、地区署以及各地的物资採办机构。 所有这些办事处的联总职员努力从世界各地获得救济物资，物色合适的人员，他们有时太着重于物方，而忘记了这一切活动都是援助那些无力付款的国家，援助德国及中东的难民。多亏总署和欧洲地区署的高级人员，他们总是竭力提醒全体职员注意，受援国和难民营里的人们目前的生存和未来的希望，取决于来自环球各地(秘鲁、冰岛、美国、南非)的救济物资和专家服务，而这些物资与服务的获得，又取决于总署一个秘书的勤奋，欧洲地区署一个卫生顾问的才智，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物资採办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还充分地认识到，最大的责任落在派往受援国和难民营的派遣团身上。一旦由联总其他部门提供的物资与指示不能下达时，派遣团的人员必须处理由此而引起的失望与混乱局面；而当救济物资与指示已经下达时，派遣团人员就得努力促进不灵活的政府机构行动起来，并说明各项政策，以保证最广泛最周密地利用联总所提供的援助。派往各国的派遣团是联总组织的核心。……每个派遣团的领导都根据下列一些总的指导原则办事：联总的决议，全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署长或署长的个人代表所下达的专门指示，这类指示带有普遍意义，但其中也有一部分适用于驻在国的特殊情况；总部的一般政策指导，如果是驻欧洲的派遣团，还得接受欧洲地区署的指导；以及联总与驻在国政府之间所签订的协定条款。 第33页 联总并不是对所有已解放的国家都提供援助。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的条款，前敌国当然被排斥在救济之外，虽然义大利和奥地利后来也获得援助(匈牙利和芬兰获得的援助要少得多)。向联总申请援助的国家必须证明它们缺乏足够的外汇。这一条件就把西欧所有国家排除在外，虽然除了瑞士与瑞典(它们在战争中发了财而不是蒙受灾难)外，所有西欧国家最后都被迫向国外乞求贷款，成为马歇尔援助计划的申请者，因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不得不在联总之外又提供巨额救济资金。 联总的活动主要涉及中欧和东欧国家。 受援国是芬兰、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义大利、圣马利诺、阿尔巴尼亚、希腊、多德卡尼斯群岛、衣索比亚、中国、朝鲜和菲律宾群岛。这些国家都驻有联总派遣团。 奥地利、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希腊、义大利、波兰和南斯拉夫七个受援国，在一些地区中心设置了地区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的少数职员主要是受命对联总救济物资的分配情况进行监督和上报情况。他们就运输困难、仓库拥塞、救济物资在地区和各类受援者之间分配不均等问题向地方政府官员提出意见，有时候当所有的方法都失灵时，他们就亲自抓这些事。他们各处巡游，在其所工作的地区内进行现场检查，附带地还对联总的工作进行解释，敦促地方当局注意一些急需救济的情况。他们定期向派遣团团长报告工作，不仅要详细报告所在地区内有关联总救济物资的情况，还要报告该地区的经济状况以及物价管制与配给制度的实施程度。这些报告不仅为派遣团团长向总署或欧洲地区署呈交的月报提供了材料，而且当发生的情况证明不能在地方一级解决而要请示中央时，也提供了根据。……不管採用何种体制形式，每个派遣团的工作效能主要是取决于工作人员之间的同心协力、善于适应和坚韧不拔。尽管派遣团的某些部门经常人手不足，又是在联总指挥鞭长莫及的陌生国家，处于比较孤立的环境中进行工作，并且要受到全球物资供应变化多端的影响，但它们却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这主要是由于它们异乎寻常地发挥了主动性并进行了艰苦的工作。 联总所有的救济物资首先要由总署按国别加以估计(即所谓“规划”)。然后总署将其需要的物资数额送交有关的局(配给和批准物资的有关当局)，因为除联总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申请者，而所需物资大多是供应不足的。总署在获准可以取得可能少于它所申请的数额之后，还得通过官方或商业渠道进行採购。它还必须获得船舶吨位，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其后这些物资就转送给有关国家的联总当局，由它移交给该国政府，在联总代表的全面监督之下加以处理，而拿到物资的消费者则需要付款。联总代表应该注意在分配这些物资时不能有政治上、种族上或宗教上的偏见。 第三章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下) 第四节 物资供应的管理工作 (一)关于估计和满足进口物资需要的政策 (二)物资供应规划的发展与执行 第五节 实地工作 (一)联总同军事当局和“受援”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 (二)对“受援”国家的善后救济工作 (三)营救在德国、奥地利、义大利和中东的“难民” 第六节 联总的解散 第七节 对联总成绩的评价 第四节 物资供应的管理工作 (一)关于估计和满足进口物资需要的政策 “联总救济物资供应工作的开展和完成经歷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43年11月，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关于联总最后究竟会拥有多少救济物资与船舶吨位，这是不能肯定的……因为这时正处在不断变化的战争状况之下。”然而，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已决定了欧洲所需救济物资的依据，而採购救济和善后物资的政策也同提供物资的政府一道规定了下来。 第二阶段始于1945年8月，一直持续到1948年9月底。随着战争的结束……要由联总进行援助的那些国家的物资需要已确定下来，联总所掌握的物资又在各国之间根据审慎制定出来的总的活动规划进行了分配。 到了这一阶段末尾，尽管物资供应与财力上都存在困难，“联总在十个国家负担的全面供应任务和在七个国家执行的规模较小的供应规划，已经履行了业务规划中交货指标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对于已解放的国家战后需要进口物资所作的许多估计书，最全面的一份已收在盟国间战后物资供应委员会的报告中(通常称为李滋-罗斯报告)，它“详尽地列出了九个欧洲国家进口物资的需要。……根据联总协定，盟国委员会已由全会欧洲委员会取代”。全会欧洲委员会是在联总全会第一届会议上成立的，它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作出决定：接受李滋-罗斯报告所提出的依据还是加以修改。根据美国驻英大使兼美国出席全会会议的代表约翰·g·怀南特的动议，採取了第二种做法。他贊成修改的论据有四点： (1)从该报告起草以来，对于已解放地区的情况可能已掌握了更多的情报；(2)由于盟国间委员会无法处理苏联的需要问题，那么对于盟国间委员会所据以工作的某些总原则进行修改看来是必要的；(3)该报告的起草时间是在第一届全会规定联总的业务范围之前；(4)……预期美国和英国军事当局不久将就军事管制时期所能提供的救济物资问题向总署提供意见。 第34页 怀南特还建议成立两个小组委员会，一个是粮食特别小组委员会，一个是纺织品特别小组委员会。这是在已成立的三个专门小组委员会之外增加的，已有的三个小组委员会是：农业技术小组委员会、工业善后小组委员会和卫生小组委员会，这三个小组委员会曾参预上述报告的起草工作。 怀南特的建议获得通过，五个小组委员会于1944年5月开始工作。7月份它们提出了工作方面的意见。它们的任务是： 重新审查以前由盟国间委员会提出的依据，使之完全纳入全会决议所规定的善后救济范畴。…… [在粮食特别小组委员会上]主要讨论是否要设法将已解放的国家的消费提高到统一的最低水平，还是提高到它们各自的战前水平。通过了一项折衷办法，如果那些依据不能充分应用时，那么小组委员会建议可採用估计物资需要和分配物资原则都适用的依据。小组委员会所採用的依据是每人每日二千六百五十卡；对于一些专门团体还有补充供应。……小组委员会规定的卡数和盟国间委员会所规定的相同，……参照当时英国的战时消费水平。……据认为，维持二千六百五十卡水平所需要的物资，是可以通过与一些政府协商而获得的。…… 纺织品特别小组委员会的建议也是以当时英国的定量配给制度为依据的。这个小组委员会认识到，各个国家对进口物资的需要无论在数量上或者在种类上(即需要原料还是制成品)都有所不同，但认为应当维持的最低标准……则应当大略相同。建议的标准是“保持健康、温暖和工作、效能的最低需要”。……编制了最低需要的衣服样品单，每件衣服上标明了所需要的配给票证数量。还建议总署在同各个盟国的专家代表协商之后，应当参照建议的标准来估量各国进口供应物资的需要。为了保证生活所需，採用的水平是成人每人每年要有四十二个单位的配给票证。 这一水平是参照英国当时的衣服配给标准。但产生了未曾预料到的结果。“到服装分配规划付诸实施的时候，英国的服装配给量已经减少，因此联总规定的标准超过了英国当时的标准，英国非但得不到救济，而且还向联总捐助了大量的原料和制成衣服。” 关于鞋类最低需要的估计是不太宽裕的，规定为 每人配给一双可以穿着的鞋或靴。鞋类需要量可用多少双鞋来表示，也可用皮革或代用品、或者原料来表示，这要根据各个国家的需要来决定。……小组委员会以概括性的措词来起草建议，它规定可以进口原料而不进口制成品(如果这更加适合一些国家的需要的话)，这样该小组委员会就是在帮助全会贯彻这样的政策，即恢復那些从事生产救济物资的工业部门。 对于医疗物资，没有提出“有关物资需要依据”的建议。对医疗物资的估计方法 与盟国委员会所使用的方法基本相同。医疗物资需要清单的编制是根据居住于温带的、平均每十万人口所必需有的医疗物资。以十万人口为一个单位所需要的医疗物资，这一标准应用到各个国家时，要考虑到有关国家的人口多少、战前的医疗物资供应标准和穷困程度而加以调整。 农业技术小组委员会， 它的职权范围不止是提出有关物资需要的依据，它还就欧洲农业提出意见与一般情报。它指定专家小组对下述一些具体产品的生产提出建议：作物(包括种子、肥料与农药)；农业机械装置与食品加工厂；牲畜(包括饲料与兽医物资)；水产业。专家小组广泛地听取盟国间委员会的建议。……小组委员会提交给欧洲委员会的报告，其指导原则是：“在救济工作的第一年中，关于恢復农业和水产业所需要的物资供应量，其依据是要完成最适宜的食物产量规划。”为达到此目的，建议应当(i)提供农业物资，例如种子、化肥、机器、饲料、育种牲畜和商品牲畜；(ii)向农民供应充分的设备与物资，换取他们手中储存的农产品，以抵制农民的囤积居奇和他们之间的非法买卖。…… 为达到这种救济目的，他们所作的努力不仅涉及善后工作，而且在某些生产领域还包括经济重建工作，如果经济重建可以解释为改造经济而不是恢復其原有水平的一些活动的话。这种趋势可以从许多事例中看出来，如以拖拉机代替畜力；在一些国家引进了家畜人工授精方法(过去它们不习惯这一套)；在一些习惯于使用畜肥的国家使用化学肥料。…… 工业善后小组委员会在制定物资需要的根据时，没有採用象食物方面应用的卡路里数据那样的客观消费标准，也没有象与农业善后物资需要基础有关的那种最大食品产量规划。而且，由于破坏程度的不同，可能需要的救济物资与设备的范围也许较任何其他领域为广。 小组委员会建议，应当最优先考虑恢復内地的运输和交通、公用事业，以及为一般工业维修所必需的服务项目。就这些活动而言，估计其物资需要是根据：(i)提供必要的维修以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ii)修復被破坏的设备，要使运输系统、公用事业和其他设施能够满足救济阶段的迫切需要。其次需要优先考虑的是消费品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后者是为生产必需品、燃料和提供劳务等部门生产必要的原料、装备和其他供应品的。要为生产下述消费品提供原料与装备：衣着、鞋类、肥皂、医疗和卫生用品；也要提供兴建临时性住所、进行必要的房屋修理和制造基本家庭设备之用的原料。…… 第35页 小组委员会的建议有一个方面是独特的。恰恰只是在这一点上，小组委员会成员才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看成是影响欧洲整体的、超越国家利益的问题。小组委员会建议，联总一般应当把工业善后问题看成是整个已解放地区的一个大问题。……如果分散处理方针看来是有益的话，那么对这个方针作出某些例外安排也许是可取的，但是“联合国家这一大家庭的利益应当始终凌驾于一个国家的利益之上”。这个建议……被写入了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中，而全会欧洲委员会和全会对此没有表示异议就接受了。它被列入第五十五号决议而束诸高阁，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过，而各个国家关于工业善后物资供应和其他物资供应的规划还是严格按照国家来制定并竭力加以维护的。 欧洲物资需要的依据，由该小组委员会提出，经全会欧洲委员会通过，并由全会在1944年9月举行的第二届会议上予以批准。 然而关于远东物资需要的依据，却没有通过决议。中国代表建议，应当採用类似欧洲的那种依据。这个建议遭到了反对，因为全会前已授权全会远东委员会提出关于它应当採取何种依据的建议。结果并没有制定相当于欧洲所採用的物资需要的依据。全会远东委员会考虑了这个问题，认为要为远东国家制定统一的依据是难以实行的。各国分别制定自己的规划，同意“为了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各国必须作出努力，使彼此对于严重缺少的物资所採用的标准能协调一致起来。全会在1945年8月举行的第三届会议上採纳了这些建议”。 联总所採用的依据， 充其量不过是所要达到的目标而已。虽说这些依据最初被认为是对善后救济规定了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需要，可是面对着严酷的现实，这个最低限度也是难以实现的。联总的资金与物资十分有限，而可利用的救济物资数量也十分微薄。结果，不得不制订使各国的需要量降到更低水平的计划。然而这些依据还是提供了一个标准，据此可以对物资需要量加以公平的缩减。 第一届全会决定，为了估计与满足已解放地区物资进口的需要，下述四个步骤是必要的： (1)应由全会欧洲委员会和全会远东委员会对各自所在地区救济物资需要量的依据或标准表示同意； (2)把这些建议提交全会； (3)总署根据全会所批准的依据，编制包括所有地区物资需要量的总估算书； (4)要把这些估算书连同其他申请者的估算书一併呈送联合委员会裁酌。 从逻辑上讲，应该先规定物资需要量的依据，然后再提出物资分配的请求；然而由于时间紧迫，无法遵循这种逻辑顺序。首要的工作在于从一切可能的地方获得物资，再把这些物资运送到迫切需要的地方。要求署长“把迫切需要的救济物资的分配与採购事宜作为头等重要任务来考虑”。在此情况下，他不能等待编制详细的统计表。 1943年11月签署联总协定时，联合委员会这一机构刚成立，所以协定中并未特别明确要总署通过联合委员会来进行工作。英镑区内的物资储备或多或少是处于英国掌握之中的，因而联合委员会内的英国代表能够控制这些物资储备。同样，美国代表也能够控制美国的物资储备。但是联合委员会不能控制南美、北非或中东一部分地区的物资。这种控制之所以能够存在，主要是由于实行封锁与颁发航运执照制度之故。有些盟国政府一直不愿接受这种控制，力图建立自己的物资储备，例如荷兰与挪威政府就是这样。一般认为，一旦欧洲获得解放，一旦对德战争突然结束，联合委员会这个制度将受到严峻的考验。西欧国家——还有苏联——对于联合委员会的体制有着不少的保留看法。联合委员会代表着供应物资的主要国家美国和加拿大，也代表着主要的消费国家英国，因而一些国家怀有很大的疑惧，认为英国政府通过其在联合委员会中的地位，将谋求在委员会同意供应欧洲其余国家以任何物资之前，要为英国争取到它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关于船舶情况也是这样，盟国有关方面也是要反对继续让联合船舶委员会控制船舶。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盟国间委员会才竭力主张其他盟国在联合委员会应该有更充分的代表权。 (二)物资供应规划的发展与执行 到了1944年初，在华盛顿新成立的物资供应局总部已经进行了“粗略的估计”， 对总署预期能够获得的资金与物资同它必须满足的善后救济需要进行了比较。……物资供应局由于编写了这份报告，对受援国目前状况(会影响联总救济物资需要的规模)的估计有了初步经验——对受援国状况的估计包括下述几个方面：本国的生产与储存数量，定量配给与分配制度的管理效能，欧洲运输事业的效率以及遭受敌人破坏的程度。 这时不曾把这些估计同联总事业可能面临的财务问题联繫起来考虑。事实上这种估计带有极大的推测性，而且也不能不如此。 根据这些估算而制定的数字送交了联合委员会，作为1944-1945年这一特定时期所要争取的初步需要量。 在初步的物资需要报告所列国家中，包括西北欧的六个付款国家——比利时、丹麦、法国、卢森堡、荷兰与挪威。然而在1944年初，上述六个国家的政府也各自着手把解放后它们所需物资的估计书送交联合委员会，于是情况很清楚，它们不会向联总要求资金援助了。它们的需要逐渐地不与总署发生直接关系了。 第36页 下一阶段是初步试图估算各个国家的需要。1944年7月，向欧洲大陆所有政府发出了调查表，请它们对 军事管制阶段之后六个月内所必需的善后救济物资的进口数量作出估算，并说明为採办与运输这些物资，需要从联总获得多少资金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波兰和南斯拉夫四国政府表示需要大量的援助。 提出的规划远远超出当时联总的全部资金与物资。 尽管基金可能是不足的，在全会第二届会议上又承担了另外两项义务：在义大利进行有限的救济工作以及为多德卡尼斯群岛制订一项救济规划。 总署根据第二届全会所通过的计算进口物资需要的依据与政策，对会员国政府提交的估算书进行调整，使之适应联总的依据；结果缩减的数字，按美元计算约缩减百分之四十六，按吨位计算约缩减百分之五十。 在这个初步运算之后，又“根据确定的支出规划，制定了按国别编制的预算。会员国政府急欲知道可从联总获得的援助”。然而总署却不愿意在这方面作出任何许诺，因为对欧洲的情况没有获得精确的情报，这意味着所作的估算只能是最粗略的。 然而，经断定，会员国政府所需要的是获得有关援助的情报，而不愿冒风险去提供情报。 制定了按照以十亿美元预算为基础的资金与物资暂行分配计划，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五(以救济物资数量来表示)将让各会员国政府知道，余额则留作紧急准备金之用。……那时并没有为中国规定数字，因为中国政府代表认为到1945年后期之前，联总不大可能在中国开展大规模的王作。为义大利规定的二千五百万美元这一数字是任意决定的。利用“填平补缺”的方法为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波兰和南斯拉夫编制了预算。“填平补缺”这一方法在1945年秋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改进，其时制定了包括联总整个工作时期在内的第一个范围广泛的工作规划。 要把所有受援国的救济规模提高到全会所通过的基础上，联总显然缺乏必要的资金与物资，所以“填平补缺”这个方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使每个国家的匮乏程度大体上趋于一致。一国预算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本国原有的物资之外所需要的额外数量，这个额外数量是为了补足按人口计算的每种重要商品的缺少额，使这个国家同最少匮乏的国家能够拉平。在五个国家的预算拉平以后，剩余下来的救济物资就按照人口平均计算来分配。 在为每个国家编制暂定的商品预算时，规定了以下的轻重缓急次序：医疗卫生物资，食物，农业善后物资，衣服与鞋类，以及工业善后物资。…… 第一期六个月的暂定规划通过“派遣团对进口需要物资的指导手册”而传达给受援国政府，这些手册是在1945年初编成的。它们体现着制定工作规划的萌芽阶段。在这个规划中受援国政府开始起着积极的作用。 1945年4月初，联总从预备阶段进而开始业务工作……它之所以成立也正是为了进行这一工作。……随着各受援国向外开放，总署在输送救济物资时採取的政策是竭尽可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金与资源，尽量满足能够运进救济物资的已解放地区的需要。……只要最先获得解放的地区有迫切需要，那么联总如果使物资储备闲置起来以应付尚待解放地区的需要，似乎是不明智的。……到了1945年5月底，联总向它所负责援助的那些欧洲国家输送去的物资总计达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五十五吨。 其中希腊获得的物资总数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它所获得的物资确是超过了捷克斯洛伐克、义大利、波兰和南斯拉夫四国的总和。其原因是联总对希腊所承担的义务并不是要开展救济工作，而是要继续并扩大自该国于1944年10月解放后军事联络组一直在进行的大规模採办与装运物资业务。希腊各港口每月能吞吐的货物共达二十万吨以上。另一方面，当联总承担了供应救济物资的义务时，在南斯拉夫只有两个港口可供远洋轮船之用，每月的吞吐量估计共为六万五千吨至九万五千吨。整顿内地运输所需的现有设备规模也是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 “全会欧洲委员会对于导致联总向各国输送救济物资数量悬殊的环境并不重视，因而那些从救济物资总数中只拿到很小份额的政府的代表们，对于存在这种差距是极为不满的。”这种愤懑又对全会产生了更大的反响。 “署长在第三届全会上提交了一份工作规划，它包括了直到1945年12月31日为止这一期间总署拟进行的活动。”很清楚的是， 联总能否继续工作到善后救济任务宣告完成，要取决于它是否能获得补充资金。……如果得不到补充、资金，[那就势必要对]1945年的工作规划进行重大的修改，因为余下的资金与物资很大一部分将要从欧洲转移到远东以开展工作。这又势必导致大量削减对欧洲的援助，尽管联总对中国的援助仍然会是严重不足的。……第三届全会上所通过的一些决议是一项折衷办法。……决议条文预测了联总工作的大约结束日期——对欧洲运送物资的工作将于1946年12月31日结束，对远东则为1947年3月31日。建议接受第二次捐助，数额与第一次相等，同时要承担更多的供应任务，包括一项对义大利“提供足够的物资供应的规划，以满足义大利人民的迫切需要”，还有对奥地利的供应规划、对朝鲜和台湾的供应规划……以及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供应规划。 第37页 由于第三届全会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总署才于1945年秋首次开展长期的工作规划。 第三届全会也处理了一些国家(它们后来被称为“铁幕”后的国家)提出来的关于救济物资分配不公平的责难。结果，在中央委员会下建立了一个规划小组委员会。 由于出席规划小组委员会的国家就是出席中央委员会的那些国家，所以控制联总救济物资分配的权力操在提供物资的国家手中，而受援国的一些要求则基本上被否定了。建立规划小组委员会的一个次要影响是它可能会削弱总署对于分配联总救济物资的行政权。可是事实上规划小组委员会并没有产生它可能产生的那种强大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代表署长参加该小组委员会的戴维·温特劳布(物资供应局副局长)的能力和个性强。 由于第三届全会作出了决定，联总第一次能够“进行估算并且通知每个国家它可以指望获得的五个商品类别的每一类中的救济物资的总价值”。 在联总要供应的物资中，凡是本国已有生产的，要将这部分从最低消费需要量(按照联总规定的“物资需要量依据”计算)中减去。在远东，中国政府所计算出来的“物资需要量”按比例予以缩减，就从十亿美元左右减为五亿六千二百五十万美元。 因此，总署在最后阶段制定的“国别规划”，就是根据受援国提出的估算书加以调整，使它符合联总规定的“物资需要量依据”以及可能获得的资金数量。然后总署将数字提请规划小组委员会加以讨论，再由后者呈交中央委员会进行最后的批准。总署坚持要在各个类别中保持自由变动的权利，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但是未经中央委员会同意，总署在各个类别之间自由变动的数字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 到了1947年第二季度末，欧洲规划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已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六点七，而中国规划则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三点七。在此期间以及直到1947年9月30日停止採购一切新物资之前，已经作出了一切努力，如通过补充採购、物资移用和资金筹集，使所有受援国的预算完成情况达到同一百分比。当物资供应局于1948年3月提出《最后工作报告》时，已经可以看出整个物资供应规划将完成百分之九十九点八。 联总为“各国制定的规划”中所供应的物资有下列一些主要类别： -- 单位：千美元 长吨 食物 1,230,129 9,109,086 衣服、纺织品、鞋袜 419,074 535,807 医疗卫生 116,565 133,797 农业善后 320,549 2,313,957 工业善后 677,032 11,282,686 这些数额加上接收的军需品(一亿零八百零三万七千美元或五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长吨)，那么“国别规划”的小计应为二十八亿七千一百三十八万七千美元或二千三百九十八万三千四百九十三长吨。这些数字还应加上特别规划(难民、衣着和食物募集运动、中东难民救济署非洲难民营、西北欧的紧急救济规划)的小计三千二百零二万五千美元或十六万八千三百九十八长吨。因此，全部“货物装运量”总计为二十九亿零三百四十一万二千美元或二千四百十万零六千八百九十一长吨。 第五节 实地工作 (一)联总同军事当局和“受援”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 总署通过同已解放地区或占领地区的军事当局，或者通过同有关国家的政府所达成的一系列协议来开展工作。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正式协定规定了下述内容：总署提供善后救济物资与劳务并不要求以外汇偿还，提供给受援国政府的这些物资是在卸货港口或在边境移交，受援国政府在分配这些救济物资时应遵循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全会的政策(按照需要分配，不得有所歧视)；出售救济物资(这是为了在一国之内开展进一步的善后救济工作)收入的利用；设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遣团以监督救济物资的分配和履行总署在执行协议中的其他职能；根据全会决议的建议，授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人员各种便利、外交特权和豁免权；交换情报，处理协议满期问题。 最初负责对这些协议进行谈判的是联总总署(即华盛顿总署)；后来由欧洲地区署负责；再后，又由联总派赴各地的派遣团主持其事。协议有三种类型： (1)同解放初期军事当局签订的协议，如1944年4月3日的开罗协议，它指导着联总参与占领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的事宜——后来加上一个“说明”，并于1944年10月11日得到参谋长联合委员会的同意；还有“关于在巴尔干提供劳务的条件的协议”，该协议于1944年11月18日获得参谋长联合委员会批准。 (2)同军事当局签订的关于救济难民工作的一些协议。如1944年11月25日签订的联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协议，它涉及西方在德国的三个占领区；其后同各个占领区司令签订的协议；同驻奥地利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司令签订的临时协议；1945年7月15日同地中海盟军最高统帅部签订的关于将义大利境内非义大利籍难民转交联总负责处理的协议。 (3)同受援国政府签订的协议。这些协议规定联总在各地的工作，例如关于救济物资的接收、移交、分配和监督等事宜。签订协议的国家与签订日期如下： 第38页 阿尔巴尼亚 1945年8月1日 奥地利 1946年4月5日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45年12月18日 中国 1945年11月13日 捷克斯洛伐克 1945年2月26日 衣索比亚 1946年7月4日 希腊 1945年3月1日 义大利——首次协议 1945年3月8日 义大利——补充协议 1946年1月19日 波兰 1945年9月14日 圣马利诺 1945年7月14日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45年12月18日 南斯拉夫 1945年3月24日 同芬兰(1945年12月18日-1946年1月11日)、匈牙利(1946年2月13日-3月19日)和菲律宾(1946年6月11-12日)达成的协议，其格式不太正规，系採取交换信件的形式。关于多德卡尼斯群岛协议是同代表英国军事管理当局的英国陆军部签订的。关于朝鲜的协议，系採取同北韩的苏军司令部(1946年6月27日)以及同南韩的美军司令部(1946年7月3日)交换备忘录的形式。 联总在被占领国家与已解放国家的工作是根据协议来进行的，而协议则又以第一届全会的第一条决议为依据，该决议规定，署长必须“同当地执掌政权的政府或当局(军事的或文职的)进行协商并徵得其同意之后”才能决定联总的活动。各个协议的形式与条文差不多是千篇一律的，以总署的法律总顾问室于1944年秋所制定的一个“总协议”作为范本。 (二)对“受援”国家的善后救济工作 联总的成功与否应根据它作为一个国际合作机构的效能来判断，也要根据它对有关国家是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来判断。它的效能是不平衡的，一如“播种者”那个寓言中所述的种子一样。一些种子落在多石的土地上，枯萎了；一些种子则被缺乏效率和贪污舞弊(虽说要比人们所设想的为少)等杂草扼杀了；但多数种子是落在肥沃的土地上，长出了果实。在英国普通老百姓看来，对德国难民救济署也许是太重视了，根据这种看法，联总的整个工作是专门同这一部分工作等同起来了。它在赈济饥民、恢復运输和防止疾病等方面更为重大的任务，是在远离英国的一些地方进行的，因此英国人对这些工作了解得不那么清楚。 在中东，联总于1944年1月31日接管了中东难民救济署的工作。这是英国主持的一个机构，它在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设有难民营，收容成千上万的希腊人(他们是在1942年和1943年德国军队和义大利军队入侵时从希腊、多德卡尼斯群岛和克里特岛流亡出来的)；收容1942年经苏联、土耳其和波斯而逃亡出来的波兰人；也收容1944年经过义大利而到达上述地区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员。 中东难民救济署署长威廉·马修斯爵士改任联总巴尔干派遣团(总部设于开罗)团长。开罗协议(1944年4月3日签订)规定，在希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还处于军事占领时期，联总要对医疗工作、救济物资和紧急善后工作进行直接的、全面的控制。 这是联总开展工作的有力开端。它始于埃及——就象攻克东北非的伟大军事攻势始于埃及一样。巴尔干派遣团的目的在于(1)在军事占领时期，通过制定工作计划以及估算和协调救济物资需要量，对军事当局进行协助；(2)经管中东难民救济署所属的难民营工作；(3)实施培训计划。派往希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三个半独立的派遣团要在巴尔干派遣团的监督之下工作，而后者又要接受华盛顿总署的控制。于是产生了许多混乱。 到了1944年11月，希腊派遣团的先遣队已在希腊登陆。派往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小组也正在义大利集中待命。到了1945年3月，派往三个国家的派遣团脱离了开罗总部，直接归属欧洲地区署管辖。巴尔干派遣团就此解散了。在开罗另外成立了中东署，管理难民营工作，遣返难民，并为联总办理採购当地物资(亦即埃及棉花)事宜。 这就是联总怎样开始其为期三年的紧张活动的情况。我们已经叙述了联总派赴受援国的派遣团的总的情况及其规划。下面是分配给十七个受援国的援助数额： -- 单位：千美元 阿尔巴尼亚 26,250 奥地利 135,513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60,820 中国 517,846 捷克斯洛伐克 261,337 多德卡尼斯群岛 3,900 衣索比亚 884 芬兰 2,441 希腊 347,162 匈牙利 4,386 义大利 418,222 朝鲜 943 菲律宾 9,880 波兰 477,927 圣马利诺 30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88,199 南斯拉夫 415,642 从上表数字可知，最大的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受益国，而波兰则居第二位。义大利、南斯拉夫、希腊与捷克斯洛伐克受惠于联总救济物资也是非常之大的，乌克兰、奥地利与白俄罗斯也是如此，虽然总额要小一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联总救了希腊(包括多德卡尼斯群岛)和波兰。这两个国家最迫切的需要是食物。在联总运往希腊的救济物资中，食物几占百分之六十；在运往波兰的救济物资中，食物几近一半。希腊人民“简直就是由联总救活的”。“若不是联总迅速有效地给希腊运去了必需的物资，该国的情况将会比今天不知坏多少倍。” 第39页 除了使希腊人吃饱之外，联总派遣团还为该国引进了某些永久性的改进措施，这在卫生方面尤为突出；并且还为希腊树立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而且并非完全不起作用的范例，表明了为国家而不为某一政治集团工作的重要性。如果说希腊终于从内战的灾难和共产党人的统治下被拯救了出来，那末拯救的功劳应部分归于联总。在曾经处于义大利统治之下的希腊的多德卡尼斯群岛上，联总派遣团与英国军事代表团密切配合开展工作，不但使居民免于飢饿，而且还教会岛民如何经办公共工程和福利设施，使他们在联总派遣团于1947年1月结束业务之后能够接管并继续经营这些工程和设施。 在所有欧洲国家的救济规划中，联总向波兰供应的救济物资以美元价值计算为数最大——占联总全部救济物资的百分之十六，占整个欧洲规划的五分之一以上。波兰在战时遭到了彻底的摧残和破坏。当和平来临时，这一片废墟本身势必要迫使任何波兰政府採取某种形式的国家管理经济制度，并且要“把重点放在促进农业耕作方法现代化和机械化上，以及提高工业化程度上”。波兰在1946年和1947年相继遭到歉收，而这两次都由于联总救济物资的及时到达，才避免了饿殍载道的威胁。除食物外，联总对波兰最重要的馈赠是农业机械(例如拖拉机)以及种子、牲畜、化肥、拖网渔船、渔网、钓鱼用具和罐头工厂——实际上是提供了能协助波兰恢復自己食物供应的一切物资；联总不仅供应了拖拉机，而且还教会波兰农民如何使用拖拉机，因为这是首次大规模向波兰引进农业机械。在卫生设施方面，同样地，联总不仅供应了药物和医院设备，而且为了满足“波兰医学界全体成员所表示的要改进其服务质量的迫切心情”，又提供了医疗新技术的指导，这种新技术现在“已融合在该国的医疗实践之中”。 到了1945年底，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年并未为欧洲带来和平，而是带来了新的冲突，这就是共产党国家和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对峙。波兰政府则是站在分界线的共产党国家一边，这也是非常清楚的。然而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这些国家是提供人力与物力的主要国家——却继续对一个可怕的潜在敌人过分慷慨地提供物资和援助，并且重建其经济，这种经济将成为共产党势力在东欧的堡垒之一，而且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调动起来反对它们。联总对波兰的援助是国际性慷慨施捨的最惊人的努力之一，是史无前例的。 对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援助，虽说为数略少，但也是前述同样努力的一部分。这两个苏维埃共和国的疆界除原属于苏联的领土之外，还包括1939年从波兰兼併的地区。它们由于遭到德国的征服和占领，受到红军撤退时所执行的“焦土”政策的破坏；其受害之深不亚于波兰，苏联所遭受的全部战争破坏，有一半是在乌克兰的工业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共和国代表了苏联的主要力量，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家们也许会感到惊奇，他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手们此时既然已使苏联在经济上听任他们摆布，却没有推翻雅尔达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决定，没有把他们自己的条件强加于苏联。事实上，美国、英国和加拿大非但没有利用它们的机会，而且还继续以联总的援助去医治俄国的创伤。1945年8月，苏联申请要七亿美元的善后救济物资。这一申请未被接受，而代之以给予这两个共和国二亿五千万美元的救济物资，其中为数一半是食物，由俄国的“联总救济物资署”主要在城市地区进行分配。俄国的这个机构“工作非常勤奋，并且总的来说是抱合作态度的”。 再者，联总不仅派巴尔干派遣团前往希腊，而且也派它到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这两个国家都是共产党政府当权。南斯拉夫的善后工作是联总的主要努力之一。那里的派遣团团长是一个苏联公民。向南斯拉夫提供的物资四分之一以上是食物，约四分之一是“工业善后”物资。起初有人怀疑，一些救济物资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而出售和分配的，是把非共产党人排斥在外的，是由南斯拉夫军队加以利用的。联总总署派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于1946年10月访问了南斯拉夫，查明这种怀疑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派往阿尔巴尼亚的派遣团是小型的。阿尔巴尼亚的需要不大，它的经济比较单纯。该派遣团“始终未能消除该国政府对它的怀疑，认为它只不过是推行英美罪恶意图的一个幌子而已”。 捷克斯洛伐克——该国在战争中遭受的物质破坏是比较轻微的，它不光是一个“受援”国，而且还是一个“物资供应”国。它以馈赠方式供应了糖、蔬菜和水果，它还向联总出售了价值达八百五十万美元的褐煤、焦炭、苜蓿以及蔬菜种子、土豆，裸麦种、小麦种和土豆种。联总也送给它价值二亿六千一百万美元的货物作为回报。象在南斯拉夫一样，联总派往捷克斯洛伐克的派遣团也由一位苏联公民彼得·i·阿列克谢耶夫领导。实际工作是由捷克人自己进行的，也就是通过弗兰蒂塞克·奈麦茨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善后救济署来进行的。派遣团的职能主要是谘询性的。“当联总于1947年年中结束工作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状况比任何其他接受联总援助的国家更好。” 第40页 义大利是受到联总帮助的第一个而又是主要的前敌国。全会(1944年9月第二届全会)的苏联和南斯拉夫代表，甚至还有美国和英国代表，起初都不认为义大利提出申请是得当的。首次估算的九千四百八十万美元被削减为五千万美元。但是到了1946年1月，义大利在对德作战中的贡献已经得到肯定，因此到1947年义大利政府接管联总工作时，联总已给予义大利价值四亿一千八百二十二万二千美元的物资和劳务，而且“按照吨位计算，联总为义大利确定的救济规划是所有受援国中最大的一个”。义大利政府按照联总提供的物资和劳务的外汇成本，相应地建立了一笔里拉基金，用这笔资金来资助另外一些善后救济规划。救济物资中一半以上是食物，四分之一以上是“工业善后”物资，包括煤和液体燃料。为纺织工业提供的原料也同样重要。 另一项专门活动是为义大利难民提供住房，即一般称之为援助无家可归者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这项工作是维修而不是新建，地点集中在艾米利亚、托斯卡纳、拉齐奥和阿布鲁齐等遭到严重破坏的大区。到1947年春天，该委员会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为义大利遭到最严重破坏的一些大区的十万零三千七百二十五人重新提供了住房。这项工作的大部分资金来自“里拉基金”。 联总在义大利的工作对于重建这个国家，对于恢復有条不紊的环境，对于减轻人们的苦难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而且由于义大利和联总的代表们合作得当，这些成就是在极少发生浪费和侵吞公款的情况下取得的。 奥地利的情况也如此，食物也是迫切需要的，因此联总在使人民吃饱(特别是在维也纳和其他城市)以及在使人们振作精神方面，作出了难以估价的贡献。 联总对匈牙利和芬兰的救济规划，其目的不过是进行紧急救济，以救急难。联总派遣团在衣索比亚的活动(1944-1945年和1946-1947年)“集中于开展卫生、福利和农业善后等培训计划方面”；但是由于语言上的困难以及由于人民的落后和多疑，联总的活动并不是卓有成效的。 在远东，联总向菲律宾群岛供应了食物和医疗物资以及衣着；联总的专家也对该群岛进行了一些有用的技术性测量工作。但是菲律宾所迫切需要的救济，大部分直接来自美国。 在1945年8月的第三届全会上，朝鲜和台湾作为“已解放的地区”而被列入联总的救济范围。台湾归属在中国的规划内。对朝鲜的救济只有过一个开端，但联总人员未能获准访问接受联总大量物资援助的北韩有关地区，而且，救济物资也不能在两个占领区之间自由移动。联总全会中的苏联代表于1946年12月提交了朝鲜的要求，然而署长由于上述原因予以拒绝。这是在联总范围内因一个重大问题而同苏联代表发生的一次直接冲突。最后，中央委员会于1947年2月作出决定，对朝鲜毋需制订全面的救济规划。 联总在中国的工作，从其规模来看，可以说是它所从事的事业中规模最大的，而从许多方面来看，也是失败得最惨的。关于全会远东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中国署的体制已如前述。中国政府于1944年9月向联总署长申请援助，要求九亿四千五百万美元的救济物资和二千二百名外国专家的服务，总署并未同意这样巨大的救济规划，但它最后还是向中国提供了价值五亿一千七百八十四万六千七百美元的物资，其中“工业善后”物资远远超过四分之一，“食物”略超过四分之一，“衣着、纺织品和鞋类”略低于四分之一。整个援助数额差不多是1901年由于义和团运动而向中国索取的赔款数额(即臭名昭着的“义和团赔款”)的两倍。但是，普通的中国人虽然能够懂得被索取作为罚款的巨额款项的逻辑性，却显然较难领会作为施捨分配给他们的这笔为数更大的款项所体现的精神。这就是联总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悲剧的一面。联总的工作使中国人受益匪浅，解除了无数人的痛苦，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但是它对于人们的感情以及政治事态的发展却并未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 中国署是在将近1944年底开办的，起初有一支小规模的骨干力量，后来逐步发展，在上海有一个规模庞大的总部，在南京有一个首都联络处，另外还有十五个地区分署和若干直辖办事处。中国政府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代表政府作为联总的对应机构，共党产方面也成立了共产党解放区救济总署。向共产党区域供应救济物资也许是联总在中国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第二个最大的困难是财政方面引起的问题，特别是通货膨胀不断加剧所引起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辽阔的国家处理救济物资也是一个困难。联总在中国的十五个地区分署中只有两个分署(上海和福摩萨)所照料的人口在一千二百万以下。五个地区分署所照料的人口是三千万和三千万以上(杭州、镇江、渖阳、青岛和平津)。因此，中国每一个地区分署的任务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任务。 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是通货膨胀和物价急剧上升。以1937年1月至6月的批发价格指数为一，则1939年12月上升为二；1940年12月为十一；1941年12月为二十八；1942年12月为五十七；1943年12月为二百；1944年12月为五百四十九；到1945年8月，即对日作战的最后一个月，则为一千七百九十五。此后，物价一度暂时停止上升；但是到 1946年12月(此时内战已真正打起来了)，物价指数(上海)又上升达五千七百十三；到1947年12月，物价指数仍在“无止境地”上升。由于通货膨胀，联总在中国不可能象在欧洲那样，通过出售物资的办法来筹集活动款项。他们不得不依靠直接的政府拨款或由政府保证的银行贷款来进行工作。“行总和其他政府机构十分缺乏现金。”参加联总工作的人员和参加联总工程的工人，他们的报酬是以食物，而不是以现金来支付的。在1947年初，终于特别准许从联总基金中拨出一千九百万美元来购买原棉，再以这批原棉在中国换取棉纱。“这样就使得联总能够掌握一种可以出售的、具有相当固定的实际价值的商品……而不必积聚当地通货了”。联总的工作于1947年底结束，虽然从其需要来说，是不应结束的。它遗留下来的未完工作，它的物资储备以及一笔五百万美元的资金，当时就移交给中华民国救济事务託管委员会，这是一个有外国代表参加的极为称职并享有极大威望的中国机构，由这个机构来执行一些长期项目，例如制造农具的农业工场规划，发展捕鱼业和建造捕鱼船，继续进行黄河水利工程，制造药物，经管善后物资总库(处理供应、维修和出售工作)等等。 第41页 联总的“官方歷史”对中国署的工作作了如下的总结： 拯救了两三百万赤贫的人，使他们不致活活饿死，至少有八百万至一千万以上的人，其中包括一百万难民(他们通过迂迴曲折的路线返回家园)，获得了联总在食物、衣着与医疗物资等方面的某些援助。此外，由联总资助的各项事业雇用了两百多万人，其中大多数人有家庭负担。通过这些事业，修復了数千英里的公路和铁路路基；完成了大量的环境卫生、疏浚和建设工程；恢復了许多小型地方工业；兴修了八个大的和许多小的水利工程，从而恢復了四百多万英亩土地的生产并且使大约三千万英亩的土地增加了抗灾能力。 联总的“官方歷史”接着特别注意到联总在华的下述有关工作：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技术与行政人才，对“在救济、卫生、农业、运输和交通等方面工作的数千名年轻的中国人加以突击培训，供应农业善后物资，增加煤炭生产，添置机器工业的装备，恢復纺织品生产，恢復沿海和内河航运以及铁路与公路交通工具。从一些主要捐献国的政治利益的角度来看，联总的工作可以说是浪费了时间、金钱和精力。但是，联总的工作记录始终是真正的国际性慈善事业的一座纪念碑。 (三)营救在德国、奥地利、义大利和中东的“难民” 1943年11月9日签署的联总基本协定，在其序言中规定了联总未来的主要目标，其中有一项是“对战俘和流亡者的还乡也应有所准备和安排”。1943年11月第一届全会上所通过的第十号决议引伸了这一指示，强调要使“战俘、流亡者及其他难民返回家园”。不用说，自然有许多战俘和流亡者要遣送回家；但是难民问题的核心在于有些难民(其中有波兰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南斯拉夫人、乌克兰人、犹太人及其他人)，已不愿回到故乡去了。 然而，人们认为当战争结束时，欧洲(以及在别处)已解放国家和敌国内将有数百万难民渴望返回家园。人们也认为对于这项工作联总会承担协调及执行方面的任务。从第一届全会起，联总高级领导部门花费了大量时间，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特别致力于寻求有关两个问题的答案：具体地来说，联总的任务是什么，哪些准民有资格获得帮助。 如前所述，联总所做的第一项难民救济工作就是在1944年初从英国当局手中接管中东难民救济署设在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难民营。中东难民救济署收容的难民大多数是等待遣返的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事实上他们当中多数人也终于被遣返回国了。 1944年5月30日，安置欧洲难民常设技术小组委员会在伦敦举行首次会议。6月6日，盟军开始进攻诺曼第。还在6月2日，联总就已“正式询问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政府以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军事阶段和军事阶段之后是否需要联总在照顾和遣返难民方面给予帮助”。苏联通知说，在苏联占领区内不需要联总的帮助。其他政府的答覆则相当含煳。这些政府希望，对它们国内进行援助要採取供应物资的方式，在国外则要採取帮助它们的公民的方式。这些答覆为后来在联总与军事当局之间正式缔结救济工作的协议开闢了道路。 1944年11月25日，联总署长莱曼和最高统帅艾森豪将军签订了联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协议，这个协议承认联总是军事阶段之后处理难民问题的机构。这个协议明确规定了联总作为执行盟国有关这方面政策的代理人的地位。协议签署后，立即要求联总採取行动。1941年12月2日，军事当局要求联总派出两百个工作队，每队十三人——首批二十五个工作队要在1945年1月1日准备就绪，最后一批五十个工作队要在4月1日准备就绪。即使对于有此迫切愿望的联总来说，这一要求也未免过分了——特别是它们要求工作队必须完全配备自己的运输工具，而在当时几乎一切运输工具都是由军事当局控制的。 工作队未能按照规定的日期准备就绪，另一方面总署也未能取得它所要求的援助。直到1945年3月，它才能够在诺曼第的格朗维尔成立一个中心。它的规模是不够大的，地点也不理想，而总署方面的管理工作也并不很好。在整个工作过程中到处都出现了拖拉和肯定缺乏行政效率等弊端，使总署同军事当局产生了摩擦，使总署的名声不好，并且毫无疑问地给现场工作人员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难，使得他们经常许多星期领不到工资，装备很差，接不到指示，常常与总署失去联繫。 1944年夏天和秋天，已有一些联总人员配属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后来又配属于美国和英国的集团军群。随后签订了联总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协议，而在4月底的时候，早已有十五个以上的工作队奔赴现场，到6月底的时候，已有三百二十二个工作队“会同军方人员参与照顾难民的实际工作”。1945年7月，联总在法兰克福附近的赫希斯特成立了难民工作总部；1946年1月这个总部迁至阿罗尔森。它归属“德国难民救济署总监”中将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管辖，此人以前曾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副参谋长。 联总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协议于1945年4月失效，因为苏联政府当时通过其在欧洲谘询委员会的代表提出照会，表示无意邀请联总到德国的苏占区开展工作。因此难民救济署的权力不得不转移到以地区为基础。这一变动在联总第三届全会上经过长时间辩论后获得通过(1945年8月)，接着进行了谈判，并签署了地区性的协议：英占区协议于1945年11月27日签订，法占区协议于1946年2月16日签订，美占区协议于1946年2月19日签订。这些协议将救济难民的职责让联总和军事当局分担。事实上，在1945年整个夏秋两季，联总已逐渐承担起管理设于德国的难民“居留所”的任务，因此协议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这三个占领区各有一个与现有军事机构相对应的地区办事处。根据协议条款，各工作队就归这些办事处管辖。 第42页 工作队的任务与活动由现场视察员加以协调，他们是地区办事处派出的。他们有时根据华盛顿层层下达到欧洲地区署、中央总部、地区总部与地区办事处的指令、命令和训令办事，有时则根据来自某些中间环节的指令、命令和训令办事。实际的现场工作人员人数在 1945年秋季达到最高峰；而视察人员人数则在1946年夏季达到最高峰。 1945年10月1日，受僱在居留所工作的第一类联总人员的总数为三千三百六十九人(以每队十三人计，大约有二百六十个工作队)。居留所的数目大约有二百十个(一年之后为数更多)。归联总照顾的在德国的难民总数略超过六十万人。联总工作队的任务不仅要象军队所做的那样给难民供应衣食住，还要指导他们把自己组织起来，提高生活乐趣并树立自尊心，还要提供和扩展教育设施、医疗服务和照顾儿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然就涉及的人数来说，其艰巨性比开头所想像的小一些。但联总所面临的，并不是必须把几百万流亡者遣送回国的问题，而是有几十万永久的难民问题。 联总总共“遣返了”一百零四万七千个难民：其中自德国遣返的约七十万人，自奥地利遣返的约二十万人。但是联总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和管理住在帐篷、棚屋和“简陋住宅”(在乡村和城镇的一部分住宅区)内的那些不幸的人们。各难民营或居留所人数不等，少的约五百人(新巴勒斯坦)，多的超过一万五千人(维尔德弗勒肯)。平均规模是二千至三千人光景。联总所照顾或管理的难民总数，最高峰时，在德国为七十一万五千人；在奥地利为四万六千人；在义大利为二万六千人；在中东为三万七千人；在中国为四万五千人。1945年(12月)时，在这些难民中至少有一半是来自波兰以前所辖领土内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1946年(9月)时，情况大致还是这样；但是到了1947年(6月)，波兰人的数量比人数较次的两个民族集团(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人和犹太人)下降的幅度更大。其他重要的民族集团是希腊人(大多数在中东)和南斯拉夫人。联总也参与遣返俄国人、法国人、义大利人、北美和南美人、中国人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工作。联总不过问战俘、前敌国国民和日耳曼人(指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德国人，以及来自现在归波兰政府治理的前德国领土的德国人)。当1943年11月签署联总协定时，并没有预见到会有“敌对行动停止后出现的难民”和“内部的驱逐”等现象。“在战争结束之后，有大批人离开波兰与南斯拉夫；另外一些人则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逃出。他们当中多数人迁入德国、奥地利或义大利，并在那里申请取得难民的身分。这批人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最后，联总当局决定，如果一个人由于战争而“流落异域”，那么这种外在原因所引起的迁移究竟何时发生，这一点并不重要；可以有把握地假定，犹太人都是由于战争而“流落异域”的。“总署根据这一裁决，判定所有犹太人都是当然地符合条件的人(即有资格接受联总援助的人)，除非能提出相反情况的确实证据。” “停战后的难民”必须提出因受敌人迫害而造成内部驱逐的具体证据，但属于“遭到纳粹立法歧视”的情况(亦即犹太人)不在此例。总署由于执行这些决定，遭到了苏联代表的批评，他们谴责总署把难民营变成政治上亲法西斯和反苏流亡者的庇护所；英国代表则提出抗议说，人们正在利用联总作为向巴勒斯坦非法移民的渠道；人们普遍抗议把难民营变成苏联间谍的巢穴。 关于取得联总援助资格的规章确定之后，就得执行这些规章；而执行规章，即“甄别”这类援助的申请者，不仅要依靠联总的官员，而且也要依靠各个占领区的地方军事当局。 联总的宣传工作人员从未清楚地阐明联总对德国和奥地利难民救济署的责任范围。虽说联总并不对德国与奥地利的所有难民担负责任，它却因为难民营中存在的情况而遭到批评，虽则这些难民营并不归它管辖。即使在它所管辖的难民营内，它也并不负责运输、住房和基本供应品的事宜，然而它却由于缺乏这三者而经常遭到非难。……西方谴责它把一些难民遣送到命运未卜的东欧去；东欧则痛斥它照顾通敌分子和吉斯林分子。 联总第五届全会决定：联总有关救济难民的工作必须在1947年6月30日移交给新的(其时尚未组成的)国际难民组织。鑑于情况即将发生变化，1947年2月在巴黎设立了难民救济总部以管理德国、奥地利、义大利和中东等地的所有难民救济署，而撤销了设在德国的总部。1947年6月29日，联总署长和国际难民组织筹备委员会执行秘书籤订了协议，根据协议，在国际难民组织成立以前，国际难民组织筹委会将自1947年7月1日起承担难民署的工作。按照这项协议，整个机构，包括全体职员、难民营、资金及其他一切都要移交给新的管理部门。 各个难民救济署的工作虽说是由原先的联总协定(1943年11月9日)所规定的，但从联总主要渠道——救济与供应物资的渠道——来说，这项工作走的是另一条渠道。这些工作无疑起到了两个有益的作用：(1)遣返难民，这是预计到的，(2)照顾那些不能够遣返的难民，而这基本上是未曾预计到的。结果产生了不少混乱，而且还有一些滥用职权的情况。 第43页 联总在其他工作方面，有点象是国际圣诞老人，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批评。礼物可能会引起羡慕和忌妒，但是由于人们对它极端需要，原则上是不会被拒绝的。在同难民打交道时，联总遇到了种种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偏见。而且，这是联总工作中唯一需要招聘一大批从事救济工作的人员来做的；招聘来的工作人员有时极不称职。正如军事当局不久就发现的一样，欧洲的难民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1945年3月之前，西方的军队不肯让联总人员在法国登陆，但却要求联总在数月之内就提供几百个工作队，照料七十多万难民。到了1945年6月，联总实际上设法向现场派出了三百二十二个工作队。这些人未经充分训练，就开始了工作，最后是相当不错地完成了任务。这毕竟是一个临时仓促组成的组织；差错主要出在军事当局方面，首先它们经常改变政策，忽而邀请联总进来，忽而又取消这一要求，过后，当它们确实需要联总时，又不能为联总从管理运输事务的地方司令官那里获得必要的支援。与此同时，如果出现任何毛病的话，它们总是把一切都归罪于联总，并且动辄埋怨联总缺乏效率。 事实上联总为军事当局省却了不少工作负担和麻烦，在这些方面，它们不如联总那样胜任，但如果联总不在现场，那么从仁慈角度出发和为了维护秩序起见，军事当局仍不得不尽力设法去处理这些问题。 救济难民组织是联总工作中引起公众注意和招致批评的部分，但是这并非联总的主要工作，它的主要工作是对已解放国家的政府提供善后救济物资。 第六节 联总的解散 联总第五届全会会议(1945年8月)第八十号决议就已预示了联总工作的结束。当时规定的结束日期是1946年底，而在远东则推迟三个月。第五届全会会议(1946年8月)未要求进行第三次国际性的捐助，这就使联总的结束成为确凿无疑之事，并使准备结束的工作成为当务之急。 联总的卫生工作部门于1947年初移交给世界卫生组织临时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于1946年12月11日批准设立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这个机构在1947年6月底接管了联总向前联总国家中最不幸的儿童提供卫生、恢復健康和福利的工作——同时接管了联总的职员与款项。 联总的社会福利工作部门在1947年之后逐渐衰落，因为联合国组织无意接收它，而受援国也不愿或无力按照永久性体制来继续进行这些工作。 联总的一些有关农业善后的职责(还有联总的一些职员和款项)在 1947年期间移交给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如前所述，救济难民的工作是在1947年7月1日移交给国际难民组织筹备委员会的。 “联总的裁撤工作是总署所处理的秩序最为良好的一项行政工作，它同成立联总时那种仓皇混乱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 “裁撤”计划是在1946年8月第五届全会期间由设在日内瓦的改组专门委员会所制定的。该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给予额外津贴的办法以防止联总人员过早地提出辞职；委员会又为筹备编写“官方歷史”，为职员的调职(即转业)和遣返回国以及为处理总署的财产作出了一些安排。 到了1947年年中，欧洲地区署的人员已减少到一年前的一半。该署最后于1948年9月底关闭。 所有在远东的派遣团与办事处除了新德里(1948年1月31日关闭)，雪梨(负责南太平洋地区，1948年6月30日关闭)以及中国署(1948年1月关闭)之外，都在1947年底关闭了。设在南美的办事处(里约热内卢)是在1948年10月25日最后关闭的。 在华盛顿总署方面，高级副署长、海军中校杰克逊于1947年10月离开联总，其职位就此取消。署长鲁克斯少将于1948年9月30日离职，联总到此结束。 主计官哈里·w·豪厄尔被任命为清理主管员，负责结束联总的未完活动。 第七节 对联总成绩的评价 关于进行战后善后救济工作的想法起初萌芽于伦敦的经济作战部，这个想法是当时担任经济作战部大臣的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所提出的。邱吉尔在1940年8月21日的演说里首次公开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它是对战时和战后初期的政策的重大贡献之一。美国在接受这个思想的过程中，最初有些犹豫，但终于对它表现了特有的热忱、大方和慷慨。在美国方面和李滋-罗斯对等的主要人物是迪安·艾奇逊，他后来当上了国务卿。他是李滋-罗斯的老朋友；这两个人的合作——他们是使联总诞生于世的两个助产婆——对于一个很可能成为问题儿童的婴儿来说，对他的未来健康与成长，是一件好事。 联总诞生之后，艾奇逊虽然仍旧友善地照管这个组织初期遇到的一些困难，但已不再直接负责它的发展事宜，而李滋-罗斯则以负责欧洲地区署财务与行政事宜的联总副署长身分，继续为联总做着有益的工作。 联总的成就也应归功于三位署长的地位和资格——他们都是美国人。赫伯特·h·莱曼是一位知名的民主党政治家，担任过纽约州州长(1932-1942年)，也是一位具有参议员才能的杰出人物。1949 年，他被选为纽约州的参议员，他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朋友。任命他为署长表明了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准备从人力、财力和物力上尽力支持联总。1946年3月，他由于健康不佳而退职，4月，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菲奥雷洛·h·拉瓜迪亚继任此职。拉瓜迪亚绰号“小花朵”，作为纽约市长(1934-1945年)，他或许比莱曼甚至更加出名。他任职署长的时间只不过九个月(1946年4-12月)，虽然他的一些决定如果多加思考还可以更好些，但是毫无疑问，在一个艰难的时期里，他的性格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而他的离职是令人遗憾的。拉瓜迪亚对于联总与欧洲的重大贡献在于他应付1946年春严重粮食危机时所表现的果断与魄力。他亲自向联合粮食委员会申请增加物资供应以拯救陷于饥荒的欧洲，这导致了国际粮食应急委员会的成立，于是这个组织取代了联合委员会。拉瓜迪亚反对联总继续存在下去，他建议应当同联合国的一些专门机构一道作出安排，以便让这些机构继续进行关于难民、卫生和福利方面的工作。他的态度对于国务院似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拉瓜迪亚的继任者是洛厄尔·w·鲁克斯少将(任期是1947-1948年)，他曾在驻欧洲的美军中担任过一项重要的战时职务(曾任助理参谋长)。结束联总的活动，解散职员和处理资产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就落在他身上。他以军事行动的效率完成了这项工作，并把不满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第44页 联总有它得力的领导人员，这是值得庆幸的。要从署长领导下的、为联总事业服务的来自许多国家的有才能的男男女女中，挑选一个人予以特别表扬，这是厚此薄彼易招反感的事情——然而 r·g·a·杰克逊海军中校却可以作为例外。他是一位年青的澳大利亚海军军官，原在开罗的中东署任职，后被调到联总接替退休的阿瑟·索尔特爵士担任高级副署长。他任职的时间是1945年至1947年，也就是说是在联总活动规模最大的时期，他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改组了欧洲地区署，并澄清了该署同华盛顿的关系。 联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项美国的事业，因为大部分的财力和物力是美国提供的。联总的总部设在华盛顿。其工作方式基本上是美国式的，很大一部分的高级职员也来自美国。联总协定是由四十四国代表(后来有另外四个国家加入)于1943年11月9日签署的；联总诞生后的结构是：它有一个全会，有一个中央委员会，有一个总署(总署设在华盛顿，由署长指挥)，有一个权力很大的欧洲地区署(设在伦敦)，还有一个中国署(曾暂时设在华盛顿，后来移至远东)。 从1943年12月至1945年1月是一个筹备时期，也是一个受挫折的时期，此时的联总看来是不活跃的。在这个阶段，它从事于创立自身的组织，从事于制订物资供应规划、安排物资採办事项等等。在招聘优秀工作人员方面存在着困难。同军方救济工作当局的关系也不是和谐的，因为它们有冷淡联总的倾向。欧洲地区署的地位也是不稳定的，它同华盛顿的关系是不明确的。 1945年2月，杰克逊海军中校被任命为高级副署长。他的影响、威望与能力迅速使华盛顿总署和欧洲地区署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李滋-罗斯被任命为欧洲委员会主席；中将汉弗莱·盖尔爵士被任命为副署长负责欧洲地区署工作；中将f·摩根爵士被任命为负责救济难民署的首脑。这些人以及其他一些有才干的助手是正当联总开始积极开展活动时参加工作的。他们同军方有联繫，这就使得他们能够同军事当局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他们过去的行政经验对于推动联总在一旦情况许可时就全速开展工作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联总的受挫和挣扎时期就此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稳定和顺利前进的时期。 1944年春，随着联总接管了中东难民救济署的难民营，它的积极活动时期开始了。1944年4月3日签署了开罗协议。这一协议以及其他协议承认了联总作为胜利、收復失土和解放事业机构的一个部门的地位。但是在1944年，联总获准进行的唯一实际活动只是中东难民救济署的工作，直到1945年4月，它才受权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组织救济工作，受权照顾难民，受权优先照顾在义大利的一批人。 在1945年和1946年，联总的活动规模达到了最高峰。“在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联总是全世界唯一最大的出口机构，在这一年的八个月中，每个月从西半球装运出去的物资毛重都要超过一百万长吨；到了1947年3月底，从世界各国运出的物资总量已在二千二百万吨以上。” 在1945年8月的第三届全会上，投票通过了第二次捐献的决定，这使得联总能够继续进行工作。当时决定联总应于1946年底停止工作；可是在194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其业务并未停顿，那一年成了完成(规划)与清理业务的一年。联总的正式结束日期则是1948年 9月30日。 英国政府倡议组织一个国际救济机构这件事是否正确？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联总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合适的机构呢？ 英国原先设想的机构是一个代表所有盟国的救济全会，由它来仔细审查救济申请书，分配船舶与物资。至于採办物资和实际管理救济事宜则是每个盟国各自的责任。英国的设想并没有要成立一个大规模的国际机构。它的想法的根据是这样一种假定：战争突然结束，要立即展开战后的救济工作。这种想法由于拖得很久的 1943-1944年义大利战役而变得不现实了。事情很清楚，救济工作不得不在战争状态下进行，一部分由军方负责，一部分由文官当局负责。 在此期间，联合委员会应有权继续分配粮食、原料和制造品，这是必要的。在这种方式下，英国由于是一个主要交战国而感到处于有利地位，然而作出的安排却并不符合英国原来关于成立一个分配救济物资的国际性全会的设想。联总没有成为最高的分配当局，而西欧国家由于有支付能力，可以购买自己所需的物资，因此它们对联总也不再感到兴趣，它们所要求的物资是依靠它们可以接近的联合委员会提供的。因此，英国政府的政策在下述两方面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是原先的救济全会的想法，另一方面是它对保持联合委员会也感到兴趣。 为了区别各国有无支付能力而进行的支付能力审查，严重影响了联总的活动范围，使它缩小到只对义大利、中国以及中欧和东欧已解放国家从事救济工作。西欧国家虽然最终都需要大量援助，可是由于它们在解放时拥有充足的财力可以为其紧急需要的物资付款，所以根据支付能力审查，它们被排斥在联总活动范围之外，联总无权援助它们(极小规模的援助不在此例，例如处理在这些国家领土内的外国难民问题)。英国本身就属于这一批国家之列；虽然它在战事结束后数年内显然需要援助以应付其需求，但由于考虑到威望，因此它不愿以一个接受救济者的身分出现。 第45页 在提供救济方面，美国不得不承受最大的负担。为了使国会同意拨款，美国政府必须保证救济物资将得到有效的、对任何人不歧视的分配。这就需要一个中心管理机构和足够的工作人员来监督分配事宜，而根据全会所制定的原则，分配事宜是完全由受援国自理的；这种做法更加背离了原先的英国方案。 一个代替联总的方案就是要把救济工作让军事当局去处理，直到文职政府恢復并能负担全部责任为止。军事当局拥有物资、运输工具、机构和权力，而且它们可以从联合委员会获得战略上的优先考虑。军事当局或许能避免采自华盛顿和伦敦的政治影响。然而它们不会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来处理除了防止饥馑这一基本问题以外的其他事情。如果它们不是为此目的而去招聘和训练一批专门工作人员的话，它们是无法完成联总所做的工作的。而且，根据英国人的看法，这样做势必会增加军事开支，从而要使英国财政部增添沉重的额外负担。反之，通过联总进行救济工作，这样大部分费用就由美国承担了。此外，联总对公众的吸引力要比军事救济所能具有的吸引力大得多，所以联总更加适合于处理医疗和儿童福利计划以及农业和工业善后事宜。事实上，联总也广泛地依靠军方的支持——特别是运输工具方面——来进行它的许多工作，而这种依赖在早期阶段常常造成摩擦。然而到了后来，军事当局感到联总倒是一个可以推卸棘手问题的有用场所——特别是关于难民问题，因为军事当局感到对此无能为力。但当突然要联总提供工作队以照顾七十五万难民时，联总最初并没有能提供非常有效的服务，这是不足为奇的。 联总于1948年9月消亡后，遗留下来的主要事业是救济难民工作(移交给国际难民组织)、帮助受援国穷苦儿童的工作(移交给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会)、卫生设施(移交绐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一些农业技术工程(移交给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开始时，联总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它逐个地予以克服了，并且在其资力所允许的范围内顺利地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人道主义事业。资助它工作的捐献总共约为九亿二千万英镑。这笔资金不仅用于粮食、衣着和医疗物资，而且也用于农业和工业的善后工作。结果，饥馑和疫病得以避免，运输得以恢復，农业生产大为提高，工业生产活动得以重新开始，受敌人摧残最严重的那些国家的通货膨胀情况得到了控制。按这样的规模组织了国际援助工作，这是一项出色的成就。今天欧洲的情况已是够糟糕的了；如果没有联总的援助，那末欧洲的局面究竟会怎样，这就很难想像了。 在反贫困斗争方面，联总虽然没有取得百分之百的成功，但它的成功的百分比肯定是非常高的。前面所列举的事实表明，在一些国家里联总的工作确实是有成效的——特别是在希腊(以及多德卡尼斯群岛)、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义大利。联总工作中最明显的失败是在中国，这儿也是联总尽了最大努力的地方。然而中国与其他有关国家不同。中国与其说是象一个国家，不如说是象一个大洲，这个国家年代久远的长期贫穷是难以估量的。而且，联总是在中国内战时期开展工作的，而这场战争发展的方向不利于联总的努力。 联总确实打算在没有政治歧视的条件下提供援助，它获得了参加联总的全体成员——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的积极支持。如果有人曾经希望联总通过改善一些国家的贫困状态而可能把这些国家从共产主义之下“拯救”出来，那末他们对中国、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情况感到了失望，虽然他们可能对希腊、芬兰、奥地利、义大利以及南斯拉夫(它和前面这些国家有所不同)的情况感到安慰。联总的行动是否具有任何政治效果，那是很值得怀疑的。贫困是否就会“产生”共产主义，这也是大可怀疑的。贫困的结果会产生冷漠无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少数派就能够创造奇蹟，特别是如果得到近旁的一支强大红军支持的话。 有人批评联总无能和混乱，有人甚至批评它偏心和贪污。 关于偏心的指责，前面已经论及。不可否认，在创办联总这一巨大事业时，是存在着许多混乱现象的，因为那时虽然它的总方向是清楚的，但不可能制定出精确的工作程序。不过它已认识到了错误并加以纠正，而且在纠正过程中也看不出有什么无能的迹象。在联总服务的，不仅有强有力的领导，还有当时的许多聪明才智之士。最后的裁撤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这证明联总的工作是有效率的，而不是混乱的。 在早期动盪不定的日子里，特别是在象开罗那样显然存在着人浮于事的地区(人浮于事是军事当局提出特殊要求的结果)，士气是涣散的。那些没有获得更多经验就离开了联总的人员，无疑会有些不愉快的回忆。但在联总的工作真正展开后，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的情绪是非常高昂的。 坦率而不受约束的“官方歷史”，愤怒地拒绝接受关于联总有不诚实行为的指责。 那末联总是人浮于事吗？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大规模的物资供应机构，它必须到能够买到东西的地方去订购各式各样的货物(在联合委员会的同意之下)，在接收货物之前，还要检查其质量，安排运输，然后再把它们运送给盟国政府。分配救济物资是盟国政府的责任，而联总派遣团只有有限的视察员去对分配事宜进行粗略而迅速的检查，以防止歧视行为和侵吞滥用等情况。联总花费了三十六亿八千三百万美元用在“已分配的商品”上，在其业务活动的旺盛时期，每月平均要装运二百万吨的物资。鑑于这些事实，批评联总“人员过多”和“管理费用过大”，这是没有理由的。任何一个国际机构都得保留一定数量的备用人员，以便在配备工作人员方面发生民族偏见时予以调整，而一个以美国为基地的国际机构又得以美国薪水标准支付其很大一部分人员的薪金。但是整个“行政”费用只占支出的百分之一点一八，而“业务费用”也只占百分之三点四一。根据情况来看，这些比例不能说是过高的；工作人员最多时约有二万五千人，其中七千人是照顾难民营救济工作的人员(每一百个难民大约有一个“工作人员”)。在华盛顿与伦敦的中心管理部门约有三千五百人；其余的人员分配在遍及全世界的三十多个派遣团或採购物资的机构内，派往中国的是一个最大的派遣团，约有三千人。 第46页 如果未成立联总，每个政府得自己设置其供应物资机构，那么整个工作人员人数就要大得多，而费用也就要高得多，因为这些机构将会彼此竞争，争出高价。 “官方歷史”写道：“有人提出指责，说贪污行为涉及数百万美元之巨。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说，这种指责完全是无稽之谈。”“官方歷史”还指出，总署自己经手的资金是微不足道的。大部分的支出规划(达到百分之九十)是由捐助国政府掌握的。外来审计员和专门委员会的审查都表明贪污和滥用公款事情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有相反的流言蜚语(其中一定有一些并不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总署中的贪污和不诚实行为可以说是简直到了不存在的地步。”铺张浪费无疑是有的。这是战时情况下的铺张浪费，是同那个阶段的通常支出额协调一致的，而且联总发生的铺张浪费是为了慈善目的。“官方歷史”声言，“根据任何公正的评价，联总——就联总的工作，就联总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就联总作为一个业务机构而言——并没有失败，这一点是毋庸怀疑的。” 联总基本上是美国和大英国协的共同事业，但是它却得到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热烈而有效的支持，它没有遇到任何国家的反对。如果欧洲落入纳粹的、法西斯的或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那末就未必会出现任何类似联总这样的机构去帮助欧洲摆脱苦难。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之下，经济实利主义就非常可能会占主导地位；地位弱的受害者就要屈服；政治上的异端分子就会被消灭或者被送进毒气室处死；疫病就要流行起来；千百万人民就要死亡；而欧洲的人口压力倒会因此相应地减轻。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这也许是可取的。联总的创建及其以后的成就却证明，胜利了的盟国所从事的斗争，其目的远远超过民族的、集团的或种族的利益。这也表明存在着一股不顾邪恶势力阻挠而为世界谋求福利的力量。联总的事迹是人类歷史上的一段光辉插曲，而且在它的工作完成了以后，它留下的纪录，仍然是未来世世代代人们的榜样，并将对他们起极大的鼓舞作用。 第二编 东欧 第一章 波兰(上) 第一节 1941年6月至1943年11月的俄波关系 (一)纳粹侵俄的影响 (二)波兰国内抵抗运动部队之间的冲突 (三)关于边界和国籍争端的初步迹象 (四)卡廷事件 (1)1943年4月26日俄波断绝外交关系 (2)后来的事态发展 (五)苏联扶植的政府和军队的由来 (六)德黑兰会议上的波苏边界问题 第二节 红军在波兰 (一)1944年1月红军进入波兰 (二)国家军部队与红军的最初几次接触 第三节 华沙起义 1944年8月1日至10月3日 (一)起义的发动 (二)斯塔雷-米亚斯特科之围 (三)米科拉伊奇克未能实现的政治方案 (四)起义的结束 第一节 1941年6月至1943年11月的俄波关系 (一)纳粹侵俄的影响 波兰流亡政府，以及同这一政府保持联繫的在波兰国内活动的地下武装部队，对苏联怀有敌意，主要是由于他们认为苏联曾于1939年9月17日从背后攻击了波兰部队，当时苏联政府同德国人合作，再次瓜分波兰。后来由于1939年11月1日和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两项法令把“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的东部领土，那里的居民大部分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併入苏联两个相应的共和国，又加深了这种敌意。俄国人侵入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的东部领土时曾俘虏不少战俘，苏联把这些战俘连同苏联占领区的居民大规模流放到苏联，这就使波兰人更为愤慨。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使波兰人对苏联政府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正如这个事变导致英国人和美国人态度的变化一样；波兰总理兼总司令西科尔斯基将军在 6月23日的一次广播演说中表示，希望俄国宣布1939年9月28日签订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无效。苏联政府起初不愿考虑对这个条约的领土条款作任何修改；但是，由于7月间德国人在军事上一再取得胜利，再加上英国政府的压力，创造了更加有利于同波兰人举行谈判的气氛。经过长时期的并有英国政府代表参加的谈判，波苏两国政府于7月30日在伦敦达成了协议，协议由西科尔斯基和苏联大使i·m·迈斯基签署。 通过这项协议，苏联政府承认纳粹和苏联之间关于领土变动的1939年条约已“失去效力”。苏波两国政府恢復了外交关系，波兰保证将不同任何第三国签订旨在反对苏联的任何协议。苏联在协议中还同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领土上成立一支波兰军队，并由[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徵得苏联政府同意后任命一位司令指挥，这支军队将隶属于红军最高统帅部，该统帅部内将包括一名波兰军的代表。详细办法待以后的协议中商定。”协议附带的一项议定书表明，苏联政府“对于所有作为战俘或根据其他充分理由而拘留在苏联境内的波兰公民”给予特赦。另一份秘密议定书还表示，所有各项公私要求将在以后的谈判中考虑。 西科尔斯基-迈斯基协议意味着波兰态度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将在整个战争期间使波兰与盟国之间的合作过程变得错综复杂，矛盾重重。在反对纳粹德国的剧烈斗争的情况下，发生着一场波兰的新旧概念之间的冲突。有一些波兰人，特别是军官，他们同毕苏茨基和贝克的波兰有过较深的关系，仍希望看到波兰能强大得足以在普鲁士和俄国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这一派人的理想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波兰，把那个国家传统的贵族社会结构永久保持下去，并试图对它的邻国採取冷淡生硬的不採协态度。他们必然认识到，只有在他们的传统敌人德国和俄国都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重新建立这样一个波兰。但是，也另有很多人——那些贊同西科尔斯基想法的人和以前的某些反对党的领袖们——他们决心不让独裁或反动的波兰復活，希望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苏联的朋友，但应该是真正独立的而且具有健全的民主基础。然而，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因素，它註定要产生最深刻的影响。苏联和共产党的领袖们所设想的波兰，大大不同于凡尔赛条约和里加条约所建立的国家。当红军在1944年进入波兰时，人们记得1920年时红军曾进入过波兰，当时的目的是扩展俄国的革命，而且，在毕苏茨基靠着魏刚的帮助把俄国军队赶回去以前，甚至还在比亚威斯托克成立过苏维埃政府。同时人们也记得，波兰对于有争议的东部领土的主权是以1921年的里加条约为根据的，后来西方国家就把波兰对这部分领土的主权含煳地同东欧的现状等同了起来。但是俄国人认为这些领土是在他们处于被胁迫的情况下硬夺过去的，决不承认这是最后的解决。此外，这个有争议的地区的人种地理方面极端复杂的情况，还提出了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第47页 1939年10月31日，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就俄国对外关系发表讲话时，为9月间俄国人的入侵波兰辩解。他说，入侵是为了解放少数民族——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他们由于波兰的瓦解而处于无人照料的困境。瓜分波兰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标志着波兰国家的完结——“这个凡尔赛条约的丑恶产物本来就是依靠压迫非波兰族居民而存在的”。英法政府为“恢復以前的波兰国家”而“继续目前的战争”是“荒唐可笑的”。 可见，俄国人是反对1921年的俄波边界的，而波兰人则没有忘记五次瓜分(最后一次近在1939年)，因而对俄国人疑虑很深；但是只要作为他们共同敌人的纳粹德国还拿着武器，双方最好还是撇开这样的问题而共同对敌。然而不难预见，随着战局的转变，象这样根深蒂固的分歧必然会再次出现。 继1941年7月30日在伦敦签订俄波条约之后，华西列夫斯基将军和博胡斯-希什科将军于8月14日在莫斯科又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其中明白地指出，西科尔斯基将军已任命瓦迪斯瓦夫·安德尔斯将军为苏联境内波兰军队的总司令。而且安德尔斯已着手在那里组织一支波兰军队。 安德尔斯在8月间被任命为这支军队的指挥的时候，刚从莫斯科的卢卞卡监狱获释，当时身体很衰弱，据他自己说，这是由于1939年在反击侵略者的战斗中受了八处伤，以及后来在苏联监狱中又受虐待的缘故。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当他努力从当初被押在苏联各处的监狱和劳动营里的大批波兰人中组织一支军队时，他受到俄国人的礼遇。安德尔斯得到伦敦波兰政府派驻苏联政府的新任大使斯坦尼斯瓦夫·科特和由博胡斯-希什科率领的来自伦敦的波兰军事使团的协助。在开始时，波兰人被转移到古比雪夫(萨马拉)，这支军队的最初集中地在附近的布祖卢克。从8月到12月，安德尔斯募集到了好几千名在苏联的波兰人，他们那时被特赦释放后，乘德国人向莫斯科进军的混乱时机，利用他们所能够找到的一切运输工具向着古比雪夫这一总的方向迂迴曲折地移动。虽然很难说这批波兰人的命运比当时俄国人的遭遇坏多少，但在布祖卢克，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因为这些新兵在俄国的初冬季节来到这里，都害着病，营养不良，而且长期经受着风吹雨打。安德尔斯在替他的部队搞装备、食品和御寒服装方面遇到不少困难。从一开始，他和科特就同苏联当局在履行特赦和释放波兰公民问题上陷入了一场外交战。据安德尔斯说，在组织这支队伍的初期阶段，波兰人就由于几千名非常需要的军官和军士的失踪而深感不安，这些人从1940年春季起就不知下落。他们寄给苏联政府的查问信没有得到答覆，他们就更加担忧了。1941年12月，当西科尔斯基从伦敦到达莫斯科进行视察，并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时，又提到了这个问题。安德尔斯陪同他去莫斯科，并亲自向史达林陈述了他在设法使劳动营中的波兰人得到释放以参加他的军队，以及在为他的部队获得装备和粮食方面所碰到的困难。由于气候寒冷，安德尔斯还要求把他的部队转移到苏联更南一些的地方。在这次会见中，西科尔斯基建议应该让波兰人转移到中东某个地方去——譬如说波斯，那时波斯由英国和苏联共同占领着——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英美的给养并在较暖和的气候中训练。史达林表示他怀疑这是英国的一个花招，西科尔斯基说，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愿意建议让这支军队留在苏联，如果它能够得到适当的给养和装备的话。虽然波兰人在失踪的军官这一问题上仍没有得到满意的答覆，但这次会议在改善波苏关系方面是成功的，史达林似乎极愿意合作，他答应了波兰人大多数的请求。苏方同意增加波兰军的兵力，答应作进一步努力，以使那些被拘留的波兰人获释，并命令红军参谋部的潘菲洛夫将军负责为苏联境内的波兰军提供军粮和装备。会谈于12月4日结束时，史达林和西科尔斯基签署了“友好互助”宣言，保证在对德战争及以后的和平时期中都相互合作。第二条写道，为了执行7月30日的西科尔斯基-迈斯基协议，“两国政府将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军事上相互全力支援，在苏联领土上的波兰共和国武装部队将与苏军并肩打击德国强盗”。 按照史达林在这次莫斯科会谈中作出的一项决定，这支波兰军队于1942年初从布祖卢克转移到了塔什干附近的扬吉尤尔；同时由科特在12月和1月谈判达成了两项协议，商定由苏联政府向波兰人提供贷款，以维持大大扩充了的波兰军队和救济苏联境内的波兰公民。当时在科特的主持下，向那些因特赦而获得自由的波兰人分配了救济物品，这些东西大都是租借法的物资。1941年12月23日，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在苏联境内，任命十九名外交代表和他们的办事人员，以推进这项工作。与此同时，尽管有了这些较为协调的气氛，苏联当局在1941年12月初重新逮捕了几个波兰领袖，包括两名犹太人社会党的工会活动家艾尔利什和阿尔泰；另有迹象表明在关于前波兰东部领土上非波兰族居民的身分问题上，正在同苏联当局发生一场新的争论。 1942年初，安德尔斯与伦敦的西科尔斯基磋商之后，拒绝了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当局要他分别派几个师到前线去与红军一起作战的请求(他后来说，他不愿把他那些身体疲惫、配备简陋、还没有训练好的部队一支一支地派往前线，因为到了前线，他们很快就会被吞掉而失去作用，他宁可把他们集结在一起，直到他们能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战斗)。据安德尔斯说，“朱可夫将军和潘菲洛夫将军对这个答覆明显地不满意。”的确，这个事件预示着波苏关系的转折点，因为苏联领袖显然怀疑波兰人不肯行动是别有原因的。这一拒绝后来被俄国人解释为违反史达林-西科尔斯基宣言的精神，特别是违反其中的第二条，在这一条里波兰人保证“与苏联武装部队并肩”战斗。从此苏联官员对苏联境内这支波兰军队的意图显然有了怀疑。并且，随着俄国人军事地位的改善，他们就不那么需要同苏联境内的波兰人或伦敦的波兰政府进行合作了；照安德尔斯的说法，俄国当局不再掩饰他们在设法阻挠他组织这支军队了。 第48页 1942年3月，波兰人接到通知，说他们的口粮将被缩减到二万六千份(虽然那时他们的兵员有七万人)。史达林在答覆安德尔斯的唿吁的回电中说，採取这个措施，是由于美国参战，因而减少了经远东运到俄国的粮食供应。因此，他说，有必要“减少对不在作战的各个师的供应”，以优先满足正在作战的各个师的需要，但是，如果安德尔斯希望到莫斯科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就请他来。安德尔斯接受了这个邀请，3月18日，史达林同意对俄国境内的波兰士兵供应四万四千份口粮，并让安德尔斯把他的军队的其余部分撤退到波斯。苏联当局执行这项决定时有魄力，也很有效率，3月间，在同英国官员磋商之后，就把第一批约四万名士兵和难民经由克拉斯诺沃茨克撤到了波斯。一直到8月间，经过长期交涉，包括安德尔斯乘飞机到伦敦去了一趟(这期间，他在苏联的部下的境况更坏了)，他才终于又使十一万五千名波兰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撤到了波斯。安德尔斯自己也到了德黑兰。 在撤退时，安德尔斯得到消息说，齐格蒙特·贝林格中校已擅离他在克拉斯诺沃茨克的职守，并带走了他所掌管的全部文件。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俄国人还占领着“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那些有争议的领土时，曾有一些波兰军官自愿参加红军，贝林格就是其中之一。1942 年初，他因在安德尔斯军队中犯了不服从上级的罪行而被调到克拉斯诺沃茨克。后来他在战争时期作为红军中的一支波兰部队司令员出现时，他的那次逃离职守就显得耐人寻味了。 (二)波兰国内抵抗运动部队之间的冲突 波兰“地下政权”和“国家军”在1939年秋天成立之后的改组和活动，已经在另一卷中作了叙述。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之后，他们的活动集中于打击在波兰的德国当局和德国武装部队，并接受伦敦的波兰政府的领导，通过该政府与被占领的欧洲的其他地下组织取得协调；同时他们通过空运从西方盟国那里得到物资给养。 可是，“国家军”和“地下政权”并不是进行抗德秘密活动的唯一组织：还有一些较小的、统一不起来的集团，他们抱着不同性质的目标。有由苏维埃游击队发展而成的“人民近卫军”，他们的领袖是从俄国空降下来的，他们组织了波兰工人党，波兰工人党是波兰共产党的化名，因为在1942年1月的波兰，“共产党”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名字。后来这个集团同一些从流亡政府和地下政权内不那么保守的政党中分裂出去的派别合作。此外还有国民民主党的武装组织“国民武装部队”，他们公开反俄，在战争后期同苏维埃游击队和各个新建立的工人政党对抗。1942 年，国家军和人民近卫军之间发生了摩擦，每一方都不愿隶属于对方，共产党人指责国家军执行“等待”政策；而社会党和农民党的地下出版物则攻击波兰工人党，就象他们过去攻击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治制度一样。1943年初，波兰共产党领袖提出国家军领袖必须废除1935年宪法，并立即公开对德国人发动战斗，作为合作的条件，这时，冲突发展成为僵持局面。国家军司令罗韦茨基将军提出了一个反要求：波兰工人党和人民近卫军的领袖应当承认伦敦的波兰政府，并接受在波兰的波兰当局的领导。他还要求波兰工人党领袖明白表示他们不隶属于共产国际，不听命于某一外国。结果，没有就任何一方的要求达成协议。 波兰“地下政权”和苏维埃游击队的互不相容，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的政治和宗教冲突。它的根子在于波兰各社会主义政党同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斗争，在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波兰社会党成立于1892年，曾参加过1905年的俄国革命。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它成了苏联共产主义的敌人，参与过毕苏茨基领导下的反布尔什维克斗争。社会党和农民党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反俄倾向，自从反俄情绪(以及反普鲁士情绪)同波兰独立的理想密切联繫起来后尤其如此；因此毫不奇怪，1940-1941年间被放逐到苏联去的那些人中间有很多着名的社会党领袖。另一方面，波兰共产主义的力量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很弱小，1937 年波兰共产党被共产国际解散，有几位共产党领袖在1940-1941年间重新出现，在苏联占领下的“两次大战间的波兰”东部领土上工作，但是随着德国人的入侵，他们又消失了。这样，在波兰国家军和苏维埃游击队之间产生仇恨就毫不奇怪了。因为，尽管社会党和农民党本身分成各个派别，它们总是地下政权和波兰流亡政府中两个实力最强大的党，随着波兰的苏维埃地下武装用波兰工人党这个名字重新建立了波兰共产党后，一场宣传战就在这两个组织之间打响了。 (三)关于边界和国籍争端的初步迹象 虽然安德尔斯发现在签订1941年7月30日协定之后最初几个月内，苏联领袖比较合作，但是早在1941年11月就有迹象表明苏联政府认为1939年“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併入苏联仍然有效。然而，波兰人却声称波兰的边界仍然同1939年时一样，是里加条约所确定的那些边界。这些相互冲突的看法就是战争期间逐渐发生的大多数争吵的根源。 第49页 1941年11月，在驻阿拉木图的俄国将军谢尔巴科夫根据“中央当局”的命令徵召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和犹太族的前波兰籍公民参加红军，而不让他们参加苏联境内的波兰军之后，这个问题在波苏两国政府的外交换文中被提了出来。当波兰人提请俄国人注意这个事实时，苏联政府在1941年12月1日的照会中，提到苏联最高苏维埃1939年11月29日的法令，该项法令已使那些“发现自己”处于1939年11月併入苏联的前波兰领土上的人成为苏联公民。照会说，虽然苏联出于“善意和特别照顾”，把归併以前居住在这些领土上的波兰族居民看作是波兰的公民，但这并不适用于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或犹太人的后裔，因为波苏边界问题还“有待于将来解决”。当西科尔斯基在12月间与史达林会见时，史达林强烈暗示波兰流亡政府应该只管波兰人的事，不要旁及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或犹太人，而且按照安德尔斯的说法，当波兰军转移到扬吉尤尔时，苏联当局曾发出过指示，禁止“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边界以内非波兰族的波兰国公民参加波兰军。与此同时，波兰政府在12月9日的照会中阐明了波兰的立场：在1939 年 9月以后苏联占领时期援用苏联国籍法是违反1907年第四项海牙公约的。苏联政府在1942年1月5日的答覆中，否认1939年有任何违反第四项海牙公约的情况，因为当时苏联并没有占领该地区，只是由于“这些地区的人民自由表达意志的结果”，把这些地区归属于苏联罢了。 1942年一年中，这场关于国籍的争论，连同波兰军官失踪问题和苏联境内波兰公民特赦执行问题的争论，一直通过外交途径在继续进行。1943年1月16日，苏联政府在照会中说，由于波兰政府的“消极态度”，他们取消了1942年12月1日的照会中提出的对波兰裔居民予以特殊对待的办法，这一问题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这一新的事态发展，不仅对波兰国内的波兰部队来说，是挫伤了他们的士气，而且对盟国所有各条战线上的波兰部队也莫不如此。安德尔斯描述了这一演变对他正在伊拉克训练的部下的严重影响，说：他们很明白这对于那些仍然留在俄国的人和对于那些没有被强迫迁离有争论的波兰东部领土的大多数波兰族居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乌克兰族的苏联作家亚歷山大·考涅楚克在1943年2月20日的《苏维埃乌克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了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在这篇文章中，他攻击伦敦波兰政府的很多成员，骂他们不该反对“西乌克兰”与苏联的乌克兰合併。波兰政府于2月25日作了答覆，宣称他们期望俄国恢復里加条约所确定的波兰东部边界。与此同时，波兰新任驻莫斯科大使塔德乌什·罗默尔于2月20日同莫洛托夫讨论了苏联改变态度的原因之后，于2月26日得到了史达林的接见。在会谈中，史达林承认两国政府在看法上有明显冲突。 1943年2月间，由于发表了苏联驻美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一封信，说1941年12月间重新逮捕的波兰工会领袖艾尔利什和阿尔泰已于1942年判处死刑并已执行，冲突就更加激烈了。3月8日，波兰外交部长拉茨齐尼斯基提出的强烈抗议，遭到了苏联政府3月31日照会的坚决拒绝。同时，关于波兰东部边界的争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苏联在3月1日的声明中提到寇松线，说这是符合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要求的西部边界，波兰则在3月5日通过波兰电讯社再次重申，1939年在这些地区举行的公民投票是违反国际法的，而波兰对这些领土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 (四)卡廷事件 (1)1943年4月26日俄波断绝外交关系 1943年春，西方各盟国全神贯注于作战任务，对于来自条顿人和斯拉夫人互相残杀已有许多世纪的地区所发生的严刑拷打和大屠杀的报导，无暇作出深思熟虑的判断；而且多数消息是相互矛盾的。人们还觉得盟国间的合作关系已经够难维持的了，任何不利于合作的事最好放在一边，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可是，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传出了一则使西方人的情绪大为震动的报导，它透露，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发现一批埋有成千上万名波兰军官的万人冢，这些军官是被人有步骤地、熟练地用手枪从脑后枪毙的。这则广播说，墓冢里共有一万多具尸体，这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子，这些屠杀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1940年春天干的。起初，西方人简直不相信那些曾在华沙犹太人区和其他地方干了那么多暴行的纳粹所表现的对俄国人的义愤。但是对波兰人来说，这个报导却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是别人很难体会的。因为被这样杀害的那几千个人，正是波兰军事和知识界的领袖，他们本来很可以在建立未来独立的波兰的事业中起强有力的作用。不管是谁下的毒手，波兰业已永远失去了这些被害者的才能。 4月初，在华沙的德国人特别召集一批波兰人，向他们发表了这个消息，在克拉科夫和卢布林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然后把这三个地区的九名代表用飞机送到卡廷森林现场，再把他们送回来向他们的朋友证实这项报导。波兰地下组织把这些人的观察报告送往伦敦，并表示相信，那些确是波兰军官的尸体，不过尸体的数目要比德国人估计的“一万多具”要少得多。几天后，另有一批波兰人，大多是波兰红十字会的成员，被送去参观这些墓冢，其中有些人还留下来参与挖掘尸体和认尸的工作。在这批代表访问之后，波兰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相信了死者的身分是确凿的，但拒绝派代表到德国的战俘营去散布这项消息，德国人于是强行“组织”一批批波兰战俘去访问现场。 第50页 纳粹在4月13日宣布这一发现时，对这样一个败坏俄国人名誉的机会感到如此兴高采烈，以致他们的报导充满了失真和夸张之处，其中有些报导，由于证据越来越多，他们不得不加以修正；而这很自然地使人们对整个控告的真实性发生了怀疑。 德国人还组织了一个外国记者访问团去卡廷森林，不久，中立国和卫星国的报纸上就开始出现了报导。其中罗伯特·布罗斯写的发表在4月13日一家阿根廷日报上的报导，被轴心国的电台广播了。从这些记者所写的报导来判断，他们似乎相信德国人的说法是正确的。 波兰领袖们过去就失踪的军官问题向俄国人作了旷日持久的、徒劳无功的查询之后，若干时候以来已经无可奈何地相信这批军官已不在人世了，但安德尔斯军中的士兵们对此是不知道的，因此当德国人的发现宣布后，整个军队陷于一片焦虑和沮丧之中。4月15日，安德尔斯向伦敦的波兰政府送去了一份报告，综述了他和他的部下于1941年和1942年间如何徒劳地探听那些军官们的消息，并建议政府领导人要求苏联官方作出解释。他的这个报告和波兰地下组织证实这些尸体身分的报告差不多同时到达，博尔-科莫罗夫斯基曾派自己的组织的一个人员去现场，撇开波兰红十字会，单独进行了调查，他很快就得出了罪责在谁身上的结论。 经过两天的沉默，俄国人在4月15日发表了一份公报，骂德国人“无耻捏造”，并把这次屠杀的罪名推到德国人头上。公报说，1941年这些战俘在斯摩棱斯克以西从事建筑工作，那年夏天，苏联部队撤退后，他们落入了德国人手中。关于德国人提到的那个地区的其他墓冢，公报说，靠近现场的格涅兹多瓦亚村是一个歷史上的埋葬场，曾经在那里进行过考古发掘。4月17日由苏联情报局发布的另一份公报说，纳粹可能在1941年就已屠杀了这些战俘，它举出一些理由，说明为什么上层的尸体保存得这样好，并把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推到“盖世太保档案库”头上。 波兰人尽管感到惊异，起初还是谨慎行事。4月15日，伦敦发行的一家波兰报纸刊出一篇文章，希望德国人对俄国人的这一指控“将会象过去常见的那样，证明是谎言”。可是到了4月17日，波兰人不再讲究谨慎了，波兰国防部长库基耶尔发表了一份公报，叙述了失踪军官事件的始末以及波兰当局为了从俄国人那里获得这批军官的下落所作的长期努力。公报说，从来没有得到过答覆，因此，虽然波兰人对于德国人宣传中的撒谎已司空见惯，但根据他们早先注意到的情报，波兰政府已与国际红十字会联繫，以便使这些指控“由一个合格的国际机构来加以鑑定”，并已要求派一个代表团到现场去。同一天，伦敦的波兰政府在一篇声明中公开证实了这一意图，这篇声明还提到纳粹的某些暴行，这就在道义上使纳粹无法从这个事件中捞取“政治资本”。同时波兰红十字会代表在瑞士把波兰政府的这一请求交给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位代表。就在这之前不到一小时，德国的代表作了同样的请求。 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由于各种相互牵连的问题，波苏关系已有相当一个时期处于紧张状态。自从安德尔斯的军队撤出苏联以来，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使两国政府间的距离每天都在扩大。在当时看来，使波苏关系急剧恶化的原因，似乎并不单单是卡廷事件。但是，当4月19日《真理报》上出现了一篇题为“同希特勒勾结的波兰人”的社论时，波苏关系发生了这种剧变就很明显了。这篇文章勐烈攻击波兰流亡政府附和“希特勒分子的卑鄙挑拨”。文章提醒人们注意德国人干下了那么多人所共知的暴行，并且要人们注意在这个事件中有人企图把罪名加在“犹太人民委员”头上，因此，文章说，波兰同红十字会的联繫(在德国同该会联繫的同时)必须看作是“对希特勒分子的挑拨的直接和明显的帮凶行为”，文章说，波兰民族并不相信这些污衊，并以厌恶的心情唾弃这些与希特勒勾结的波兰人。 这篇文章引起了国际上的轰动。西方盟国的新闻界人士当时正全神贯注于战争的进行，没有注意到波苏交涉的背景，深恐这次事件会引起波苏关系的危机。在他们看来，波兰人似乎选择了一个特别不适当的时刻帮助了敌人的宣传，并且对一个友好的盟国作了如此激烈的指责。然而西方报纸的评论并没有能阻止波兰外交部长在4月20日正式要求对失踪军官的命运作出解释。4月20日，塔斯社确认《真理报》的社论是与苏联官方意见一致的，并又一次攻击波兰流亡政府中的“亲希特勒分子”恶化了与苏联的关系。 4月26日，波兰驻苏大使被召到外交人民委员部，由莫洛托夫交给他一个照会。照会说，波兰政府没有向苏联政府询问或请苏联政府解释，就“背着苏联政府”与德国人同时採取行动，一起要求红十字会作调查，并“以同样的方式”搞报纸宣传运动。既然他们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致走上了与希特勒政府沆瀣一气的道路”，并对苏联採取了敌对的态度，因此，俄国人“决定中断与波兰政府的关系”。 事态的这一变化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吃了一惊，他们当时表明，他们更关心的是怎样弥合分裂，而不是去判断谁是谁非。报纸舆论对联合国家的两个成员国竟发生不和，对波兰政府竟作出如此错误的判断，即在战争的这一关键阶段，在盟国间的合作必不可少的时刻，居然根据德国人所提出的指控掀起争端，表示深为遗憾。《纽约时报》认为俄国人和波兰人都落入了纳粹的圈套。它批评波兰人不该提出这个争端，俄国则不该贸然中断关系。《泰晤士报》只批评波兰人，说他们助长了戈培尔的这一胜利。外交界开始了紧张的努力来弥合这一破裂。4月27日和28日，西科尔斯基、邱吉尔、艾登和美国驻伦敦大使怀南特之间举行了几次会议。与此同时，波兰在伦敦的内阁商定了一篇宣言的文本，并于次日发表。宣言说，“在波兰共和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基础上”波兰政府仍希望奉行同苏联友好的政策，还说波兰方面早于上一次公报(1943年4月17日发表的)里就已指出德国人无权妄图利用这一悲剧来达到他们“自己的奸恶目的”，所以没有必要因为有人指责他们同希特勒勾结而为自己辩护。经盟国政府施加更大压力之后，波兰人在4月30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们认为他们向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的请求由于被德国人用于宣传目的而已失效，邱吉尔因此在5月3日(波兰国庆日)给波兰人的一封信中，赞扬了他们在协同盟国一致抗击德国人方面作出的努力。5月4日，史达林在书面回答《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记者所提的问题时，宣称他希望有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波兰，说他愿意在“牢固的睦邻关系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战后关系，因此人们认为事态已有所好转。但是恢復外交关系的任何幻想都被维辛斯基在5月6日打消了。他在一篇对报界的声明中，回顾了自从1941年7月30日的协定签订以来同苏联境内波兰人的关系，并得出结论说，由于波兰人拒绝与红军并肩战斗，又利用分配救济品的便利来从事反对苏联的间谍活动，他们已表现出一种敌对的态度，这一态度“只能成为真正友好亲密的苏波关系的障碍”。 第51页 尽管波兰人在5月7日对这些指控作了否认，但争吵的根子显然比关系破裂时所暴露的问题深刻得多。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一心希望关系能够恢復，他们聊以自慰的是，俄国人4月26日的照会中所用的措词是“中断”关系而不是“断绝”关系。 (2)后来的事态发展 国际红十字会由于俄国人不同意作中立的调查而拒绝调查卡廷事件，于是德国政府组织了一个“中立的”欧洲委员会，这一委员会虽然也有中立国瑞士的一名代表，但是主要却是由被占领的国家和卫星国的医务专家组成的。1943年4月28-30日，这些专家在卡廷花了三天时间，据说他们访问了见证人，了解了一直在进行的挖掘和查验工作，并亲自进行了几次尸体解剖，然后在这次访问的调查报告上签了字，提出了法医学上的看法。调查报告中详细描述了这些墓冢、尸体的状况和尸体上发现的物品，同时也发表了他们所作的结论：大量证据表明这些人都是在1940年3月和4月间用相同方式枪杀的。德国人在宣传中试图把这次调查说成是由一个“中立的”团体进行的，但是没有成功，因为大多数的专家来自德国控制下的国家。因此这一调查报告没有对世界舆论产生多大影响。 但是，德国人继续利用这项发现在宣传上可能带来的好处。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们鼓励各色各样的人去访问墓地。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的各个地区，在各行各业的人中间，都组织了这种旅行。德国人把一批批的战俘送到现场。他们鼓励访问者同当地居民交谈。他们还组织大批轴心国和卫星国官兵去参观这个地区，并要求他们用航空信把他们的印象告诉家人。纳粹甚至还拿出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材料”，试图用这些东西来证实他们的说法。 1943年9月中旬，在德国人被红军逐出这个地区之前，柏林的德国新闻总署发表了他们所收集的证据的详细摘要。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最使人感兴趣，它叙述墓冢的发现经过，还有对墓冢内容的描写。其他两部分是关于向国际红十字会所作的唿吁，以及盟国方面在外交上处理这个事件的情况。 1943年9月，在德国人的这一摘要发表后不久，俄国人收復了这个地区。这一问题逐渐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1944年1月正当俄波边界发生争议的时期，苏联报纸发表了一份由“确定和调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波兰战俘军官情况的特别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特别委员会由院士、教育家和各种官员组成，在各种苏联法医学专家的帮助下，进行了未经说明多少时间的工作之后，发表了这一报告，以证实苏联关于卡廷事件的说法。据这个报告说，下述说法有事实为证： 以前波兰各次照会中所提到的那批波兰战俘军官，早在1940年春天就由俄国人把他们从科泽尔斯克、斯塔罗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撤出，送到斯摩棱斯克地区的三个“特别营地”；1940-1941 年期间他们在那里从事建筑和修路工作。德国人入侵时，这批战俘未能及时撤退，因此在1941年7月落入德国人手中。那年秋天，德国人对逃散在那个地区的波兰战俘进行了严密的搜捕，把他们一小批一小批送到卡廷森林(据这份报告说，在苏联统治下，卡廷从来不是禁区)。就在那里，一个表面上打着“第537工程营”的特种警察队处决了他们。尸体当时就埋葬了，但是到了1942-1943年冬天，由于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德国人决定利用这些墓冢来进行挑拨。他们于是威胁当地的目睹者以便得到假的证词，同时掘开坟墓，拿掉一切写有1940年春天以后日期的文件，并把一些新的材料放在尸体上。1943年3月，德国人从别处用卡车运来很多尸体，放入这些坟墓，藉以增加数量，来达到宣传目的。他们使用五百名俄国人干这项工作，后来把他们都处决了。这报告还说，根据法医检验，这批战俘的枪决用的是典型德国方式，发生在1941年的秋天；墓中有一万一千具尸体。 在特别委员会报告中，用一些证人的证词、苏联法医专家的报告以及苏联当局掌握的一些“文件资料”，来证实上面这些说法。俄国人认为这一报告充分证明了德国人的罪责。但是，根据西方的法律标准，证据还是不足的，这一点在1946年纽伦堡审讯时就表现得很清楚。苏联检察官鲁坚科企图要法庭不加讨论就认可这个报告，纽伦堡法庭上的其他法官不同意。鲁坚科的这一企图，以及他在德方证词的对质下两度改变说法的事实，都是苏联方面理由不足的明证；而且，波兰流亡政府手中的大量材料还没有被允许用作证据。纽伦堡裁决中对卡廷屠杀事件避不明确表态，这确是意味深长的。 但是，卡廷事件在1943年所具有的重要国际意义，并不在于是谁(德国人、俄国人还是波兰人)的说法正确。它之所以重要，第一，是因为波兰从一开始就确信这是俄国人干的——不仅同波兰流亡政府有关的那些波兰人是这样确信的，而那些同安德尔斯一起从俄国撤出来的人尤其如此；第二，因为英美政府在面临这一抉择时，採取了偏袒苏联政府反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态度。在当时以及在此后几年中，英美政府都倍加小心，不让公众知道他们所掌握的和波兰流亡政府所掌握的有关卡廷事件的情报。因此，直到好多年以后，这些证据才开始一点一点地传出来。的确，卡廷事件是促成俄波分裂的最终因素；西方盟国在採取了偏袒俄国人的态度之后，现在面临着有必要把这一不可调和的争执弥合起来的难题。 第52页 (五)苏联扶植的政府和军队的由来 安德尔斯的军队开赴中东之后不久，人们可以看到，在苏联境内的波兰人中有一系列新的事态发展。一家原在利沃夫发行的名叫《新天地》的报纸，当初由于德国人的入侵而突然停刊，已在不久以前復刊了。1943年3月1日，《自由波兰》周刊的创刊号出版了，不久后它就自称是一个叫做“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团体的机关刊物。这一伙人对战后波兰问题的观点，同苏联政府的观点一致，譬如说，从该周刊的5月13日一期上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时，有一点愈来愈明显了，即原来随着波兰大使馆离开古比雪夫而结束了的领导苏联境内波兰人的一些机构设施和权力地位，现在将转交给波兰爱国者联盟了。6月2日，波兰爱国者联盟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6月18日，公布了代表们给史达林的感谢电上的签名，因而也就透露了他们的姓名。他们的领袖是万达·瓦西莱夫斯卡。她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里一位部长的妻子，本人是波兰共产党党员。军事领袖是贝林格(不久前擅自逃离安德尔斯队伍的那个军官)，他转变到苏联的立场已有相当长的时期。波兰爱国者联盟的其他成员是具有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波兰血统的人，他们联合起来的一个共同基础，是同情苏联的观点。 1943年1月20日的《新天地》上登载了一篇署名“塔德乌什·w”的文章，根据这篇文章的倡议，波兰爱国者联盟提出并通过了一个决议，建议在苏联成立一支波兰军队，以便同红军“并肩”战斗。该组织然后将这个决议提交给苏联政府，要求准予开徵兵员。塔斯社于1943年5月9日发布一则公报，宣布苏联最高苏维埃已批准这个请求，同意成立一个师，就以波兰爱国者塔德乌什·科希丘什科命名。贝林格将担任指挥。5月25日，通过苏联徵兵局开始了这个师的徵兵工作。9月1日，红军报纸《红星报》宣布科希丘什科师已开往前线。 与此同时，波兰国内新的地下工人政党也活跃起来了。“人民近卫军”在其领袖“罗拉”(齐米耶尔斯基)领导下，不断巩固他们的力量，并在7月间改名为“人民军”。共产国际已于5月间被史达林解散，作为对盟国进行合作的一个友好姿态。但在1943年夏天的华沙，波兰工人党的一些组织者，在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鲍列斯瓦夫·贝鲁特领导下，政治上很活跃，力图得到各左翼集团的合作。他们通过波兰工人社会党的领袖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争取该党的合作，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当时该党脱离了社会主义者地下组织(wrn)，决定与共产党合作，因为他们不贊成国家军和社会主义者地下组织对苏维埃游击队的政策。出于同样的动机，贝鲁特又争取到农民党的一些左翼派别和其他一些政党的合作。有报导说，1943年12月1日，在华沙举行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左派的地下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后来这一代表会议连同波兰爱国者联盟一起，发展成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1943年的夏天给国家军和波兰流亡政府带来了极严重的挫折。6月间，德国人俘虏了国家军司令“格罗特”(罗韦茨基)将军，因此，副司令“博尔”(科莫罗夫斯基)被任命接替他的职位。7月4日，波兰人遭到了另一个更严重的打击，曾经领导他们、鼓舞他们前进的那位军人总理西科尔斯基，由于飞机在直布罗陀附近的海洋中坠毁而遇难。他原曾希望看到当时在盟国各处前线上作战的波兰军队打回波兰去，就象过去波兰军团做过的那样，同时希望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下的国内秘密政权会配合行动，领导反抗德国人的起义，并承担起解放后的波兰的行政管理工作。波兰人在悲痛中一定意识到西科尔斯基的政治智慧是难以替代的，因为他能够在各个温和派领袖同比较保守的文官和支持流亡政府中保守政治派系的职业军官之间保持平衡，并使他们相互合作。西科尔斯基还曾卓有成效地提出了一项同捷克人修好的政策，从而使在伦敦的捷克和波兰政府举行了会谈，以消除宿怨，并为战后更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繫预作筹划。1940年11月11日发表了一项联合公告，此后进行的商谈，促成了1942年1月23日签署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协议。这个协议是向建立一个人们广泛期望的战后联邦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该联邦将与1942年1月15日希腊-南斯拉夫协议中所拟议的希腊-南斯拉夫联邦联繫在一起)。只是在西科尔斯基死后，这些关于中欧联邦的计划才被放弃，因为俄国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些计划。西科尔斯基之死所引起的伤感并不只限于波兰人。1943年7月6日，邱吉尔对他作了动人的颂扬。 农民党的一位领袖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7月14日受命继任总理。他同西科尔斯基一样，也有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但是波兰武装部队的新总司令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以及流亡政府的很多其他官员和军官——都曾是毕苏茨基的支持者，都是俄国人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他不会使新总理的不幸处境有丝毫改善。 米科拉伊奇克和盟国方面的想法一样，都强烈希望俄国人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能够恢復。1943年10月，当艾登打算去莫斯科时，米科拉伊奇克要求他运用他的影响，以促使关系恢復。当时国家军正准备在德军后方展开广泛活动，并且希望这些活动能与推进中的红军相互配合。苏联领导人的答覆很明确，莫洛托夫表示，只能同“对苏联抱善意”的政府恢復关系。伦敦的那个政府，特别是索斯恩科夫斯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不仅如此，莫洛托夫再次指责了国家军不同德国人作战而是採取“消极”政策。 第53页 (六)德黑兰会议上的波苏边界问题 关于苏联政府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在国籍问题上的照会来往，上文中已有所叙述，从这些照会中已看得很清楚，俄国人无意让他们在1939年占领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重又成为波兰的领土。早在1941年12月艾登访问莫斯科时，俄国人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把寇松线作为俄国和波兰边界的要求；1942年英俄双方关于后来在同年5月26日签订的英苏条约进行谈判时，只是因为邱吉尔坚决不愿意在这个阶段作出任何影响波兰领土的让步，并且由于科德尔·赫尔和罗斯福发表强有力的声明，支持了这一立场，才使俄国人放弃了这一要求，即：在这项条约中应承认苏联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所获得的领土是苏联的一部分。1943 年末在德黑兰会议上，史达林说，如果俄国得到哥尼斯堡这个不冻港，他将同意邱吉尔的建议，以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同时让波兰从德国那里取得一些土地，以补偿它东部领土的损失。当时暂行商定，东普鲁士(如已阐明的那样)和西里西亚的奥佩伦地区应属波兰，它的西部边界应该是奥得河。至于从奥得河向南的界线的走向问题则没有作出决定。罗斯福没有积极参与这些讨论。据悉他是贊成让波兰保有利沃夫和德罗霍贝奇和斯坦尼斯拉夫的油田的。这三处地方都在寇松线以东；但是也许还可以把寇松线解释为划在利沃夫和德罗霍贝奇以东，如果它在加里西亚地区被认为是按照1919年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所属波兰事务委员会所建议的“乙”线而不是“甲”线的话。当提到与波兰政府的关系问题时，莫洛托夫重又提出了他对波兰流亡政府、对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国家军的指责；史达林则提到，需要有一位波兰的巴锡基维，才能搞好关系。 第二节 红军在波兰 (一)1944年1月红军进入波兰 1943年末，当形势已很明显，红军即将越过1939年以前的波兰东部边界时，波兰人不得不考虑地下的国家军应该和俄国军事行动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他们过去一直殷切希望英美部队能首先进入波兰，并在他们的支持下由国家军发动武装起义。当俄国人将首先进入波兰已属无可怀疑时，波兰人只好勉强地开始按照新的情况调整他们的行动计划，可是他们调整的速度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1944年1月4日，波兰流亡政府接到报告说，红军已经越过“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边界进入沃林。第二天他们发表了一个照会，强调波兰歷史上从没有出过吉斯林，强调地下组织所进行的活动以及波兰武装部队在盟国各地前线为共同事业所作的努力；鑑于这一切，波兰人在解放后理应得到公正的待遇。照会说，这种公正待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波兰有权建立独立自主的行政当局；并说波兰政府是“要对民族的命运负责的”，因而拥有“不可摧毁的”独立权利。他们因此期望苏联政府尊重这些权利，因为，他们说，波兰人是不会承认别人强加的解决办法的。尽管他们希望与俄国人达成协议，以便使波兰人的地下活动能与红军配合，他们还是在1943年10月27日指示地下组织，要国家军加强对德国人的抵抗，避免与红军发生冲突，并在波苏关系一旦得以恢復的条件下同苏联指挥官合作。 但是，波兰照会所提到的指示，只是索斯恩科夫斯基针对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于10月27日发出的命令的一部分。如果情势不宜发动西方援助下的总起义，国家军将在波兰德军后方加紧进行破坏活动和牵制性的攻击。这一行动的代号为“布尔扎”。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总理为恢復外交关系所作的努力能够成功，“布尔扎”将在与俄国人合作下进行。但如果两国仍然处于断交状态，“布尔扎”将独力进行，行政当局和武装部队将继续处于地下。 索斯恩科夫斯基是为答覆博尔的请求而发出这些指示的，博尔曾要求澄清对前进中的俄国人应採取怎样的态度。博尔说，尽管如此，他当时并没有执行他的总司令的指示，而且他在这方面是得到扬科夫斯基的支持的。博尔在1943年11月20日发出命令，执行关于“布尔扎”行动的建议，但他命令当地的指挥官公开自己的身分，并主动向红军当局联繫。他命令他们避免与苏维埃游击队和红军发生冲突，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诉诸战斗，但应拒绝任何想把国家军部队编入红军的企图。博尔为他决定拒绝执行指示辩护说，既要对德国人作战又要继续处于地下，这是不可能的。他指出，这样做法只会证实苏联人对国家军所抱的怀疑，而且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国家军的领导人物是完全知道的。他对苏联“并不抱有任何幻想”。他知道他的士兵与“人民军”部队发生的摩擦意味着什么，他也知道俄国人正在採取步骤建立一个同他对立的波兰政府和军队，并要求人们接受寇松线。因此，当他命令他属下的指挥官暴露身分时，他必定知道俄国人会有什么反应(虽然他明确地说还没有看到有关俄国人态度的任何迹象)；但是他决定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身上，认为它们是有能力保护国家军和地下政权的行政机构的，而伦敦的索斯恩科夫斯基却没有这种信心。 这时在波兰的政治活动并不限于国家军。波兰工人党(即波兰共产党)于12月间在华沙成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一事，在波兰地下组织的成员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因此波兰流亡政府接着就在1月9日决定扩大其“政治代表性”，把原来的四名主要政党代表扩大为“民族团结会议”的十五到十八名成员。1944年1月30日，苏联控制的科希丘什科电台宣布，组成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不仅有波兰工人党的成员，也有波兰农民党和波兰社会党的成员，这一宣布引起了坚决的否认，伦敦的波兰人于是把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说成是一个“虚构的机构”。 第54页 1944年1月11日，俄国人在回答波兰1月5日照会的復照中，明确地提出了苏联为波兰制定的方案。復照提到1939年公民投票表达了“当地人民的愿望”以来，苏联宪法中明文规定的苏波边界，说这就使“1921 年里加条约所容忍的不公正”得到了纠正。因此，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加入苏联并没有损害波兰的利益，反而为巩固永恆的友谊奠定了可靠基础。照会重申苏联已经宣布的希望有一个强大独立的波兰，说俄国人甚至贊成缔结同盟，并建议波兰可以按照最近签订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条约的精神行事，以促进这一同盟的缔结。照会赞扬波兰爱国者联盟和“它所组织的”波兰军团在共同斗争中所作的努力，并说，重建波兰的途径应该是收復被德国人“夺去了的”波兰故土，而决不是去夺占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地方。东部边界并非是“不可改变的”，在波兰人占多数的地区可以进行调整。这样，今后的边界就大致接近于寇松线了。照会再一次提出苏联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指责，说事实证明它既不能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又不能组织积极的抗德斗争。但是它提醒波兰人，建立友好关系并为共同的事业而通力合作，对两国都是“有利”的。 波兰政府在1月14日的公报中作了答覆。公报说，为盟国之间的团结着想，他们希望苏联照会所提出的问题不要在此时公开讨论。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公正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但波兰人不会承认“单方面的决定或既成事实”。他们现正与英国和美国政府联繫，希望通过他们的斡旋，在英美代表的参与下，举行一次波苏磋商，以讨论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 苏联1月17日的答覆，使人毫不怀疑波兰的这一倡议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因为波兰人在照会中没有提边界问题，苏联政府认为这就是拒绝了寇松线。而且，波兰建议举行正式谈判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外交关系中断的情况下不可能举行谈判。苏联认为，波兰的这一行动又一次证明波兰政府并不希望与苏联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 波兰人在1月16日递交英国政府一份照会，要求英国人从中斡旋，以便能举行1月14日波兰公报中所设想的那种磋商。他们说，迫切需要在俄国人和国家军之间达成一项协议。此外他们还要求让波兰、英国和美国的部队与苏军同时开进波兰，以保证波兰的安全。1944年1月20日，米科拉伊奇克在伦敦会见了邱吉尔。邱吉尔用明白无误的语言对他说，英国认为波兰的国土应从寇松线到奥得河，并应在波兰族、乌克兰族、白俄罗斯族和日耳曼族居民之间作一些适当的调动。米科拉伊奇克表示反对，邱吉尔说英国并不是为保卫波兰的东部边界而打仗的，将来英美也都不会为此而打仗。他说，如果现在可以达成象他所建议的那样的协议，那是可以由英国和苏联共同担保的，虽然罗斯福因碍于美国宪法不能保证任何外国的边界。邱吉尔然后建议米科拉伊奇克至少在原则上同意寇松线。至于象史达林要求撤换索斯恩科夫斯基之类的事(邱吉尔认为这是对波兰内政的干涉)，那是可以置之不理的，如果米科拉伊奇克应付得法的话。但是米科拉伊奇克说他不能同意，因为俄国人之要求承认寇松线作为边界，只是俄国为实现其不仅吞併整个波兰而且吞併整个欧洲的目标的第一步而已。不过，他答应向波兰政府和地下组织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尽快给邱吉尔答覆。 1944年1月23日，波兰政府给英国政府一份照会，主要想弄清楚英国政府对邱吉尔的建议准备提供何种程度的具体保证。对此，艾登答覆说，必须先搞清楚其他政府的意见。尽管邱吉尔已经讲过上面那些话，米科拉伊奇克还是向罗斯福提出了另外一系列问题，询问美国政府对战时解决领土问题、对保证边界问题以及对邱吉尔的建议的态度。美国总统与国务卿商量后，在2月1日作了答覆，大意是说美国政府不能保证边界。他向波兰人暗示，鑑于最近的事态发展，波兰人自己应该毫不拖延地设法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他说美国政府准备支持邱吉尔为促进重建波苏关系所作的努力。 米科拉伊奇克还把邱吉尔的建议，连同苏联关于撤换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库基耶尔的要求，一起送交波兰地下组织的领袖们。民族团结会议经过磋商，通过了一项决议，于 1944年2月15日通知伦敦。决议说，他们同意以奥得河为西部边界，但不同意拟议中的东部边界，因为在西部之所得不能抵偿在东部之所失。他们认为里加条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没有讨论余地的；但是他们希望在西方盟国帮助下，在波兰的全部主权得到尊重和不“干涉我们内政”的条件下，与俄国人恢復外交关系。他们说，鑑于波兰人已经作出巨大牺牲，他们理应得到盟国的支持，但是不管怎样，“波兰人决心抗击新的苏联侵略”，决不向武力屈服。 这个决议所表现的顽固态度说明了波兰人那种典型的缺乏政治头脑，尽管盟国领袖们一再向他们提出了劝告。不管它所表达的是波兰人民的集体意见(这是可疑的，因为这样的意见如何能够集中起来呢？)或仅仅是波兰地下组织的领袖们的意见，它总是束缚了政府的手脚，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决定，政府就不可能接受俄国人的要求，哪怕政府成员之间也许可以同意这样做。那些地下组织的领袖们採取的是一种高傲而愚蠢的立场，这种立场，不论从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地区居民种族分布的事实来看，或是从俄国人在波兰问题上的打算这一迫切的现实来看，都是站不住的；不仅如此，他们这样做也决定了他们的组织和流亡政府的命运。 第55页 更不幸的是，博尔在俄军向前推进所造成的困难处境下，为国家军制定了行动方针。尽管他曾经公开表示过对苏联的仇视，而且同苏维埃游击队发生过摩擦，他仍然希望俄国人会允许已经公开身分的国家军部队继续受华沙和伦敦的指挥，而且尽管国家军已奉命拒绝苏联人要他们解散或併入红军的要求，他却仍然希望俄国人会让波兰地下组织的领袖们在红军向柏林挺进时，在红军后方接管波兰领土的行政权。他和其他波兰军事领袖们还抱着另一个希望：即红军在波兰境内击败德军之后，会由于英美的干预而停止追击，让波兰流亡政府接管行政权。他似乎忽略了军事上的一条原则，即任何军队的统帅只要力所能及，就不会允许潜在的敌对部队在他后方保持着它的组织。索斯恩科夫斯基最后也同意了博尔和扬科夫斯基的观点，1944年2月18日，他从伦敦给波兰地下组织发去了一个与博尔的11月命令相似的通知，对1943年10月27日的指示加以修正。国家军的领袖们这时正式奉命带着一项宣言去会见苏军司令员，说明他们代表波兰共和国政府当局建议与红军合作，共同打击德国人。通知还说，国家军的领袖们应强调说明，他们作为波兰武装部队的一部分，将继续受波军总司令和波兰流亡政府的指挥。 同时，波兰流亡政府终于在2月15日答覆了邱吉尔的建议。答覆中表示，他们已准备好在英美的合作下开始同俄国人对话，不“排除”谈边界问题，但他们不能接受俄国人关于寇松线的“命令式的要求”。他们说，这样的问题，只有在战争结束时才能解决。但是他们提出了一项替代的建议，即划一条经过利沃夫和维尔纽斯以东的临时分界线。他们建议这条线以东的地区由西方盟国和苏联共同管理。但这条线以西的地区则应由波兰政府接管。波兰人反对俄国人想把东普鲁士的一部分併入苏联的意图，声称这样做将会限制波兰出海的自由通路。至于俄国要求撤换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库基耶尔的问题，波兰照会坚决表示任何外国都不能命令波兰政府作人事更动。 邱吉尔“大为恼火”地说，如果苏联的领土要求得不到满足，波苏关系就不可能恢復，米科拉伊奇克宣称他无权放弃祖国的一半国土；邱吉尔说，他不久将对这个问题发表公开声明。可是波兰的答覆还是由邱吉尔转交给苏联政府，但遭到了史达林的断然拒绝。 1944年2月22日，邱吉尔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提到史达林在最近的德黑兰会议上曾经向他表示，贊成有一个强大的和独立自主的波兰。他说，英国从来没有向波兰保证过一条具体的边界，而且英国关于什么是公平边界的观点，在1919年提出寇松线时可能已经表明了。虽然他仍然认为领土问题应该留到战后去解决，但是由于俄国人的进展，在所有反希特勒的力量之间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了。他提到英国最近在这方面对波兰流亡政府所做的工作，并说他虽然对波兰人极表同情，但也理解俄国人的观点。他们有权要求得到保证，不再遭受德国的侵略，而在这一点上，他们除有自己的力量可以依靠外，还有英国的全力支持和“联合国家的贊同”。他提到拟议中的将在西部给予波兰的土地补偿，并且说他不认为俄国要求保证其西线安全“超出了公平合理的范围”。 英国支持俄国对波兰的要求的公开声明，引起了波兰人的强烈抗议。安德尔斯当时正带着他重建起来的波兰军团驻在义大利，他送了一封信给索斯恩科夫斯基，说他带领的波兰军队虽然正在抗击德军，同时也把布尔什维克看作是敌人。2月24日，外交部长罗默尔向英国外交部提出正式抗议，指出里加条约所划定的波兰东部边界，曾经得到1923年大使会议的贊同，而寇松勋爵(当时的外交大臣)在表示贊同的过程中起了突出的作用。 (二)国家军部队与红军的最初几次接触 红军与国家军部队第一次在作战中取得联繫，是在1944年3月间在沃林发生的。由于在打击德国人的具体行动中进行了成功的合作，国家军第二十七师的司令员与科威尔地区红军司令员建立了直接的联繫。他得到消息说，红军在某种条件下将乐于与国家军合作。第二十七师可以继续与它的上级保持充分的联繫，并被承认是隶属于华沙和伦敦当局的波兰武装部队的一个师；但是在作战方面，不管是在布格河的哪一边，它都必须完全接受红军的领导。必须经过改编，把原来的游击部队改编为正规的步兵师，因为苏军司令部不允许在他们的后方有游击队。这个师将获得充分的装备、运输工具和给养。博尔在原则上同意了，但提出了保留意见，认为战术上的隶属关系将是暂时的；同时他指示当地的司令员“奥利瓦”上校通知俄国人，说第二十七师只是红军经过波兰向前推进时将遇到的很多部队中的第一个部队，为使行动协调起见，在较高一级达成一项总的协议是可取的。 有一个时期，在科威尔地区打击德国人的行动中合作得很成功，但在4月9日，这个师的司令员接到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的一项建议，要他加入贝林格将军(前中校)指挥的那个军。博尔说，他的总部这时不断接到波兰东部其他各个地区的报告，表明俄国人在同德国人打仗时，和国家军部队合作得很好，但是在后方却执行不同的政策。在占领了一个地区之后，当地的国家军部队就被解散，它的领袖被逮捕，有时甚至被枪决；在这之后，俄国人就开始把一切壮丁都征入红军。早在1944年3月4日，米科拉伊奇克就对这样的事件表示忧虑，请求英国加以干预。4月4日，波兰政府发表公开声明，又一次表示他们的担心。 第56页 同时，在邱吉尔2月22日的声明之后，苏联在伦敦散发的一些文章和报导都声明说，不可能和波兰人合作，除非他们同意承认寇松线，同意从波兰流亡政府中撤换几个不友好的人：索斯恩科夫斯基、库基耶尔和科特。科特当时公开地表示不同意俄国人有权要求以寇松线为界。在3月间，出现了一个反对国家军的宣传运动，它只字不提国家军与红军配合作战的成就，这项宣传运动当时正取得某些效果，因为英美两国领导人已开始在波兰人面前表示怀疑国家军司令部和流亡政府是否真正控制着整个波兰地下组织。由于有这些疑虑，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博尔发动了一个“尤拉行动”。他们选择了波兰东南部一个地区，在4月6日这天，波兰地下武装把那里的铁路在三个不同地方切断了(照博尔说)达三十三小时到四十八小时。英国经济作战部大臣塞尔伯恩勋爵5月3日写信给索斯恩科夫斯基，表示英国总参谋部对这一英勇行为和波兰秘密军队的其他活动感到钦佩。 在1944年头几个月中，波兰国内地下组织的领导有一些变动。1月间成立了民族团结会议，接着在4月26日，扬科夫斯基被任命为副总理；5月3日，他提名三个主要政党的代表行使部长会议的职权。 5月份给波兰人带来了鼓舞人心的喜讯。安德尔斯将军的军队这时已经改组，并扩大成为波兰第二兵团，在英国第八集团军司令部的领导下，在义大利作战。作为他们与德国人进行有组织的战斗的首次考验，他们被派去攻占蒙特卡西诺修道院，该修道院当时已成为德军的堡垒，封锁着通向罗马的道路。5月11日，他们发动了攻击，一星期后(5月18日)，安德尔斯才报告攻击成功。波兰第二兵团得到了盟国军事领袖和波兰政府领导人的嘉奖，说他们在战斗中“为自己赢得了荣誉”；5月25日，亚歷山大将军授予安德尔斯将军第三级巴斯勋章。 米科拉伊奇克在6月3日预先录制了一篇讲话，准备在盟军越过英吉利海峡开始大规模进攻欧洲大陆的那天，向法国境内的波兰地下组织广播，号召他们和法国“马基”游击队一同起来帮助进攻的部队。他还向那些被迫编入德军的波兰人唿吁，要他们叛逃到盟国这一边来。波兰政府最近刚承认了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解放委员会，并为“马基”游击队同法国境内波兰地下组织的合作作出了安排。 米科拉伊奇克把他的讲话录好音之后，在国家军副司令“塔博尔”的陪同下，乘飞机到了华盛顿。一些时候以来，米科拉伊奇克一直想访问美国，以便弄清楚波兰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靠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因为当时英国政府已经明白表示不准备支持波兰拒绝俄国的要求。但波兰人也不能指望罗斯福在总统选举年会明确地答应支持他们，不过他们希望罗斯福由于对国内政治脉搏的敏感，可能会对他们表示一些好感，以免得罪六百万波兰裔美国人。然而米科拉伊奇克这一拟议中的访问，却由于美国方面的主动要求而被推迟了好几次；1944年3月18日，波方发表了关于对波俄关系的看法的一个详细声明后，所得到的唯一反应是访问再次被推迟。随同这一声明，还附送了一份说明波兰人民情绪的资料(由地下组织提供)，以及给罗斯福的一个唿吁，要求他向俄国人说项，以保证国家军和地下政权机构的安全。最后，米科拉伊奇克和罗斯福、赫尔、斯退丁纽斯(那时已是副国务卿)和其他军政官员之间的会谈，终于安排在6月初举行。米科拉伊奇克和“塔博尔”于6月6日到达华盛顿。他们与总统进行了几次淡活。罗斯福对波兰歷史的知识和对波兰处境的了解，使波兰领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谈到德黑兰三大国会议时，他说他本人是反对以寇松线作为最后解决办法的，他和史达林本来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后来还是邱吉尔提出来的。这样史达林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罗斯福向米科拉伊奇克明白表示，在选举年他不能在波兰问题上承担任何义务。不过他希望将来在某种“比较轻松”的气氛中，他能说服史达林让波兰保有利沃夫、斯坦尼斯拉夫和德罗霍贝奇油田，虽然也许得不到维尔纽斯。他想，波兰应该得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史达林不会坚持要哥尼斯堡。他说，史达林并不希望波兰灭亡，而且波兰灭亡这样的事无论如何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波兰有着美国人民的道义支持。他认为，史达林一旦认识到国家军的规模和影响，就会向波兰人作出某种“友好姿态”。 总统极力建议，为了创造“比较轻松”的气氛，波兰人应该尝试一下，以消除他们与俄国人之间的分歧。他建议米科拉伊奇克去访问史达林，同他讨论一些“你们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问题，而不是那些使你们发生分歧的问题”。他同赫尔都强调，米科拉伊奇克应该准备为友好关系作一些让步。波兰人必须设法迴避领土问题的任何最后解决办法，但是如果能同意在他们的政府中作一些更动，也许是可取的。在他所提到的那些条件和建议的前提下，他将一如既往支持一个强大和独立的波兰。有必要作一些让步，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种情况，如果他处于他们的地位，他也会这样做。他说，英国和美国不会为了波兰而与俄国开战，同时波兰人应该记住，俄国人在人数上要比波兰人多得多。他谈到了戴高乐，作为向米科拉伊奇克提出的一个突出的例子，说戴高乐“在军事考虑的重要性高于一切的时候，却很固执，而且老是着眼于政治问题”。米科拉伊奇克在回答中着重表示，要对俄国人让步是难以得到波兰人民授权的。“塔博尔”向罗斯福介绍了国家军的活动，关于这些活动，罗斯福早先已从地下组织的信使杨·卡尔斯基那里听到过(卡尔斯基是1943年夏天特地派到华盛顿来向总统说明这个组织的规模的)。“塔博尔”同华盛顿的一些军政官员进行了会谈，结果增进了波美之间的合作，并使美国人答应向国家军送去更多物资。 第57页 米科拉伊奇克还被说服去同奥斯卡·兰格教授晤谈了一次。兰格是波兰裔的美国公民，他刚访问过史达林(就象另一位波裔美国公民s·奥莱曼斯基牧师那样)。兰格也有这样一个印象，即史达林不会坚持要求哥尼斯堡。 罗斯福在会谈后给史达林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米科拉伊奇克愿意去莫斯科作一番真诚的努力，以重建与苏联政府的关系。他在电报中还表示了他的“关心”，希望史达林能接待米科拉伊奇克。苏联驻波兰流亡政府的大使列别杰夫从米科拉伊奇克处获知流亡政府愿意合作后，于6月23日提出了苏联的建议；撤除拉奇基耶维奇、索斯恩科夫斯基、库基耶尔和科特，换上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波兰人；波兰政府还必须公开声明他们在1943年就卡廷屠杀案向国际红十字会申诉的行动是错误的。米科拉伊奇克干脆拒绝了这些条件。史达林在答覆罗斯福的电报中说，国家军与红军的合作是“当务之急”，但只有改组了那“流亡的”波兰政府，让来自美国、英国、苏联的，特别是来自波兰本国的“波兰政治家”参加进去之后，这一合作才能实现。此外，波兰政府必须承认寇松线。由于米科拉伊奇克的表态中没有“前进一步”的任何表示，史达林觉得很难建议他访问莫斯科。但是，显然由于邱吉尔给史达林发去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米科拉伊奇克终于应邀在8月的第一周访问莫斯科(当时红军离华沙已不远了)。 7月间，华沙的波兰人接到报告(这一报告又从华沙转送伦敦)说，在沃林建立的那种格局正在维尔纽斯和利沃夫重现，将近7月底时，又在卢布林重现。俄国人当时设想该地区是苏联领土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他们还小心地採取预防措施，务使该地区内不能建立象1939-1940年间曾经建立过的那种反苏地下组织。 1944年7月，当红军的攻势开始时，波兰国家军奉命把俄国人当作反抗德军的战友。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俄国人认为东部地区是苏联的一部分，又由于波苏外交关系还没有重建，因此应当把俄国人看成是对波兰独立的威胁。所以，国家军部队同红军的合作只能是有限的。国家军要尽可能独立作战，只有在俄国人提出要求时，才向他们提供有关德国人的情报，只有在“战术上极端必要”的条件下，才可与苏军人员建立联繫。战斗中的协作只限于特定地点；对任何要把国家军部队併入红军或贝林格指挥的部队的企图，都要加以拒绝。 实际的情况是，在维斯杜拉河以东地区，有组织的国家军部队与进攻中的红军建立了联繫，进行了合作(维尔纽斯战役之后俄国指挥员曾对他们的协助正式表示感谢)。但是一旦俄国人牢固地控制了每一个军事目标之后，他们立即要波兰部队编入贝林格部队或者解散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如果他们拒绝第一种办法，他们的领袖就被逮捕或绑架，他们的部队则被包围和解除武装，甚至被关押。 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对这些事态发展大为震惊，7月下旬，米科拉伊奇克给罗斯福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详细叙述了事态的发展，请求他派美国军官到苏联前线去，因为他们的出现也许能对俄国人产生影响，使他们停止对国家军的暴行。而且，俄国人既在7月间越过了寇松线(它的中段与布格河重合)，即使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这也意味着他们当时正在进入波兰领土，因此必须澄清一下苏联对波兰的政策。 5月间，据苏联报纸宣布，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以便了解波兰爱国者联盟的活动，并受到史达林的接见。那时，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详情已经公布，人们已经知道它的权力是以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为基础的，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组织类似。6月23日，波兰爱国者联盟承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代表波兰人民的。根据7月20日和21日发布的两项法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取得了对波兰爱国者联盟和苏联境内由贝林格指挥的波兰军的领导权，在第二天发布的另一项法令中，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任命了一个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临时行政当局”，准备在解放区设立临时总部。这个委员会由二十名委员组成，其中十名来自波兰爱国者联盟，十名是“地下运动的领导人”。在后十名中，公开身分的只有五名，因为其他几名仍处于地下状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席是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中左翼社会主义者集团的领袖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 7月21日苏联境内的波兰军和波兰国内的“人民军”合併，成为统一的“波兰军”；7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任命齐米耶尔斯基(过去一向以“罗拉”闻名，原是人民军的司令员)为总司令，同时任命贝林格为副总司令。无庸赘言，在作战时“波兰军”必须听命于红军。在红军进入海乌姆的同一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发表了“告波兰人民书”，三天后，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这个文件。告人民书宣布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法令所规定的组织变动，还宣布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治理解放了的波兰领土的计划。它说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所依据的法律基础是1921年3月的“合法的”宪法，而不是伦敦“逃亡”政府所依据的那个“不合法的”1935年宪法。在选出制宪议会以制定一部新宪法之前，1921年宪法的条款继续有效。告人民书号召波兰人与红军合作，奋起打击德国人。它宣称，波兰人与他们东方邻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歷史性的转折，过去他们一贯互相打仗，现在他们有了兄弟般合作的坚固基础。 第58页 红军既已到达了“苏联和波兰之间的国界”，苏联政府就于7月26日宣布了它的意图。它说，将让波兰人自己行使政权；俄国人对波兰或波兰的社会制度没有什么企图，红军的出现“完全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因此，他们决定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就红军统帅部和波兰行政当局间的关系订立一个协定。于是就在同一天签订了一个协定。协定中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应在解放了的波兰土地上设立行政机构。这个机构将支持为建设“波兰军”而採取的措施，并同苏军总司令进行合作和建立有效的联繫；苏军总司令将在作战所需要的时期内在波兰执掌最高统帅权。在这以后，波兰的行政权将由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掌握。 8月2日，塔斯社的一项新闻公报宣布，苏联政府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将互派使节。尼古拉·布尔加宁上将被任命为苏联驻波兰政府的代表，w·日莫夫斯基则是民族解放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波兰爱国者联盟在8月3日的一则广播中，宣布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已经到达卢布林。十二天后，1944年8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并宣布他们这次会议的所在地卢布林为波兰临时首都。 第三节 华沙起义 1944年8月1日至10月3日 (一)起义的发动 当米科拉伊奇克于1944年7月底离开伦敦乘飞机去莫斯科时，他同波兰的事态发展失去了直接联繫。一到开罗，他获悉苏联政府已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了一个协定(这一消息使他考虑不再继续旅行而返回伦敦)；而且仅仅几天以后，他就得到消息说，随着红军接近维斯杜拉河，华沙市内的国家军已在该市大多数居民的支持下举行起义，对德国人展开了攻击。 在起义开始前的几周里，波兰流亡政府和国家军的军政领袖们，对波兰境内的抵抗活动应该採取哪种形式问题，看法上有过许多混乱和矛盾。米科拉伊奇克和其他政治领袖显然贊成搞一次遍及整个波兰的总起义，但是索斯恩科夫斯基则反对在没有英美支持的情况下这样做，特别在波兰东部最近事态发展之后更是如此，他建议继续在德国人的后方搞“布尔扎”(即破坏和牵制)活动。“布尔扎”活动的计划原来并不包括城市内部的武装行动，但在1944年7月间国家军军官们修改了“布尔扎”计划，把华沙市内的起义也包括进去。然而，华沙起义的实际行动计划，作为准备在西方盟国支持下或在德国崩溃的情况下举行的总起义的一部分，已经制定了好几年了。当时的局势还由于米科拉伊奇克和索斯恩科夫斯基都因公不在伦敦而变得更加复杂；按照波兰政府的一项决议和米科拉伊奇克所发的一项指令，关于起义这一议而未决的问题，就留给在华沙的副总理扬科夫斯基去斟酌决定了。 虽然博尔声称他同意索斯恩科夫斯基的意见，他还是详细地阐述了他当时贊成在华沙单独举行起义的理由。他说起义之所以必须举行，不仅是为了向全世界表明国家军坚决抗德的大无畏态度，以驳斥俄国人宣传的所谓国家军在执行“等待”政策，从而在暗中帮助德国人的说法，而且也是为了防止那些急待奋起抗德的华沙人民接受“人民军”(现已与那些同红军“一起”作战的波兰部队合併)的领导，以及防止他们日后接受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因此，博尔的希望是，国家军至少应在红军入城十二小时以前完全解放华沙并控制其市政机关，而且这一希望是得到民族团结会议一致支持的。如果这个计划成功的话，俄国人将被迫对国家军採取措施，这些措施将不象在波兰东部採取的那样隐蔽，而是公开使用暴力，地下组织的领袖们希望这样一来会震动国际舆论。既然国家军的计划是独力解放华沙，因此防止同红军指挥员协调行动，显然有利于博尔，而且事实上他在7月间就已向各地的国家军司令员发出指示，命令他们在同德国人作战时尽可能不和俄国人协同行动。 俄国人显然指望红军在8月上旬进入华沙，并且希望华沙城内举行起义，但是他们希望起义由地下的“人民军”领导，这样就能使起义和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然后由贝林格指挥的波兰部队进军援助波兰首都，而这支新的“波兰军”将把那个城市的行政权移交给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些打算由于国家军领导的起义而落空，因此设法使“博尔的起义”或政变(他们以后就是这样称唿它的)归于失败是符合俄国人利益的。所以，在起义的头几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通知他们城内的同事说，华沙起义不能指望俄国人帮助，他们应尽量设法少浪费生命。 7月下旬，在俄国的攻势面前，德国人的撤退似乎正在变为溃败。华沙几座横跨维斯杜拉河的桥上挤满了车辆，挤满了德国军队和平民。有一段时间，华沙的德国民政当局撤离了该市，市内已是一片紧张期待的气氛。博尔在他的总部里不断接到很多报告，说东线的德军部队在崩溃，俄国部队在逼近华沙市郊，维斯杜拉河西岸华沙周围地区德军后备力量明显不足，等等。莫斯科电台和前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办的电台经常广播文告，号召波兰人奋起反抗德国人，到7月底时这样的广播似乎愈来愈频繁了。7月26日，博尔通知伦敦说，他将把起义的日期和时刻报告波兰政府。由于总理和总司令都不在伦敦，由一位内阁部长克瓦平斯基发出一个回电(显然没有能及时到达)，回电中说由于索斯恩科夫斯基曾指示要避免举行公开起义，因此如果博尔下令起义，必须由他自己负责。 第59页 尽管华沙驻有盖世太保和纳粹党卫队，警备森严，但由于国家军的通讯系统组织得很完善，还是能够在通知发出后二十四小时内动员四万名男子和四千二百名妇女。7月27日，当德国总督菲舍尔回到华沙，採取措施要把居民动员起来建筑工事时，发动起义的必要性就变得很明显了。“人民军”领袖们已在张贴通告，号召华沙居民在他们的领导下奋起抗德。7月31日，博尔的司令部接到报告，说红军已占领了维斯杜拉河东岸华沙郊区的很多地方；在听到苏联部队已突破普拉加前沿德军防线的消息后，博尔就得出结论，认为行动的时刻已经来到。他同副总理和国家军的参谋部人员进行了一次磋商，当扬科夫斯基同意博尔的决定后，就发出了在次日(即8月1日)下午5时起义的命令。事先已向伦敦提出了一个请求，要让国家军正式取得战斗人员的地位，同时请求派波兰伞兵旅来支援华沙，并供应弹药武器。 后来，在选择起义时间的问题上，博尔受到了很多批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新“波兰军”的那些波兰人不无理由地指责博尔的战略错误。据后来透露(博尔还引了德国古德里安将军供词中的话来证实这一点)，虽然德国人似乎是在混乱中溃退，事实上他们却正在后撤到维斯杜拉河防线，沿着这条防线，他们筑有非常强固的防御工事，而且他们还打算守住普拉加，作为河东岸的一个桥头堡。据说俄国人当时了解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打算不用正面攻击而改用包抄行动来夺取华沙，这就需要时间和准备。而且，红军在波兰的7月攻势过分拉长了交通线，因此他们自然应该在维斯杜拉河这一天然障碍前暂停一下，以巩固战果。俄国宣传部门很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有力的论点，说博尔根本没有打算把起义和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因为他自己承认这次起义不要依靠俄国人的支持。根据此后的事态发展来看，博尔认为该地区德国后备力量不足的估计似乎是不准确的，他自己就提到赫尔曼·戈林装甲师于7月30日开入华沙，增援防守普拉加的德国第七十三步兵师。也许，俄国人攻势的放慢有助于德国人调集后备部队，因为在起义稍后阶段，除负责镇压华沙起义的党卫队大队长冯·巴赫的部队外，又增加了“骷髅”师和党卫队“北欧海盗”师。 在起义开始时，国家军和华沙人民都充满了爱国热情，为能够发泄积累了五年的对德仇恨而兴高采烈。在发动攻势的最初二十个小时内，波兰人占领了维斯杜拉河西岸约占华沙三分之二的地区。波兰共和国国旗又一次在华沙上空飘扬：国家军的报纸《新闻公报》每天发表战况和国家军领袖们激励人心的讲话，街上偶或可以听到以前的革命歌曲“华沙维扬卡”的旋律。可是德国人迅速击溃了河对岸普拉加区的起义，固守着那里的桥头堡。华沙的铁路交通在起义期间一直中断，公路交通则绕道驶经架设在华沙北面的浮桥。战斗是残酷的，因为德国人把波兰人当作“土匪”对待，有时拿平民作盾牌用。在开始几天，由于人们情绪激动，波兰领袖们阻止不了弹药的大量消耗，不多久博尔就不得不下令节约弹药。波兰的攻势力量因此减弱了。考虑到武器比较缺少，市民们在同德国装甲部队格斗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夺得了好几辆坦克和大量的装备，博尔在8月4日接到报告说，已有五十辆坦克被击毁。打坦克的最有效武器是用一瓶汽油制的叫做“莫洛托夫鸡尾酒”的临时凑合的代用品。 起义期间，博尔无疑掌握了华沙人民的绝对领导权，因为甚至共产主义的波兰工人党和“人民军”部队当时也同国家军和华沙人民并肩作战。然而到8月4日，德国人在俯冲轰炸机和重炮的掩护下开始了有组织的进攻，攻势集中在奥霍塔和沃拉。8月7日，博尔被迫把他的司令部从沃拉转移到斯塔雷-米亚斯特科；到8月10日，德国人已能把斯塔雷-米亚斯特科的部分地区、市中心、若利博日、莫科托夫、波维斯莱和切尔尼亚科夫孤立起来。专门镇压起义的老手冯·巴赫，大约在8月的第一周来到华沙负责指挥这次攻势。 8月10日以后，形成了一个多少有点稳定的格局。双方的防线可以辨认出来了，波兰人在德国人攻势下失去的土地经常通过反攻而收復。在各个被孤立的地区之间利用城市地下的下水道网建立了通讯联繫。8月4日，由两架英国哈利法克斯式轰炸机进行了试飞后，接着从8月11日到16日，每天晚上都有英国、南非和波兰飞行员驾驶的从义大利境内基地飞来的英国皇家空军飞机空投食品和武器弹药；但由于飞机的损失很大，不得不改变空投的地点，把物资改投在市郊的一些接收点。虽然英国广播公司在8月2日就广播了起义爆发的消息，莫斯科电台起初却对此保持沉默。在7月下旬和斗争开始后的最初几天里，波兰人就听得到维斯杜拉河对岸俄国重炮的炮声，也看到了俄国战斗机同德国飞机在市区上空交战；但在8月4日那一天，炮轰突然停止，俄国的飞机也从华沙上空消失，到了8月10日，俄军向华沙的推进显然已经停止了。 与此同时，米科拉伊奇克已决定继续他的行程，离开罗去莫斯科。在德黑兰，他接到罗斯福和邱吉尔发给莫斯科的电报副本，在电报中，他们要求史达林给予友好接待，并改变其(指史达林)对波兰政府的态度。米科拉伊奇克在他的同事格腊勃斯基和罗默尔的陪同下，于7月30日到达莫斯科。他们在飞机场上受到的接待是冷冰冰的，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也已经来到了莫斯科，并同俄国人签署了互派使节的协议，这一消息并没使局势明朗化。第二天，当莫洛托夫冷淡地问米科拉伊奇克来此干什么时，米科拉伊奇克回答说，他想要会见史达林，以便讨论联合抗德和波苏关系等问题，并拒绝了莫洛托夫要他首先会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建议。其后四十八小时内，米科拉伊奇克通过英国人的途径，首次获悉华沙发生了起义，这就使他在8月3日晚上9时半与史达林的第一次会晤有了思想准备。 第60页 在回答米科拉伊奇克关于联合抗德方面的问题时，史达林暗示波兰国家军并不想抗德(俄国人一直不无理由地怀疑，实质上波兰抵抗运动对他们的敌视至少不亚于对德国人的敌视)；米科拉伊奇克向史达林指出国家军在德国占领区从事抵抗和破坏活动的事实，指出红军曾公开感谢过它的帮助，指出西科尔斯基曾试图为国家军取得俄国人的援助(当时史达林曾说为时“太早”)。这时，史达林说，国家军没有大炮和坦克，不知能不能控制华沙的局势。米科拉伊奇克问红军是否将提供必要的支持，史达林于是表示他不信任波兰流亡政府，他说，流亡政府怀疑他想占领波兰。他提请米科拉伊奇克注意苏联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之间的协议(这协议在米科拉伊奇克离开伦敦之后签订)，并坚持说波兰国内现已有了新的力量和新的当局。他宣称波兰必须承认寇松线，它将得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但不包括哥尼斯堡。米科拉伊奇克表示反对，说这违反大西洋宪章和以前的波苏条约，史达林说可以对寇松线作一些有利于波兰人的调整。不过波兰流亡政府必须首先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取得协议，因为从今以后史达林只想同一个而不是同两个波兰政府打交道。他还说，他不能帮助国家军，因为他们与俄国人之间没有建立联繫，但他愿意用飞机空降一些通信军官去建立这样的联繫。 米科拉伊奇克最后同意会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并在8月6日举行了联席会议，由三名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会晤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人万达·瓦西莱夫斯卡、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安德雷伊·维托斯和“罗拉”-齐米耶尔斯基将军。米科拉伊奇克又一次拒绝承认寇松线，拒绝废弃1935年宪法而改用1921年宪法的建议，会议以僵局结束。但他还是向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个充满热情的请求，唿吁他们援救华沙人民。这个请求显然使他们有所感动，虽然万达·瓦西莱夫斯卡坚决否认华沙有任何战斗(在米科拉伊奇克访问期间，俄国人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员一直对华沙当时究竟是否在进行战斗表示怀疑，米科拉伊奇克提出博尔发来的电报为证)。齐米耶尔斯基则表示了要向华沙的守卫者提供支援的愿望，要求得到关于他们所在地点的更具体的情报。次日，米科拉伊奇克会见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最有权威的成员、波兰工人党的共产主义者领袖鲍列斯瓦夫·贝鲁特，他是不久前刚从华沙回来的。米科拉伊奇克要求他援助华沙人民，帮助维护波兰的主权，设法阻止俄国人逮捕国家军的成员，贝鲁特对之毫无反应。他说，他认为与苏联的关系比边界更重要。但他准备提出一项具体的建议。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承认他(贝鲁特)是新波兰政府的总统，米科拉伊奇克就可以回到波兰当他的总理，此外还可以把十八名内阁部长中的另外三个部长的职位给与米科拉伊奇克在伦敦的同事。米科拉伊奇克不同意，说只有在达成的协议(指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之间的协议)“合乎宪法”、合乎波兰“最高利益”的情况下他才会回来。这次会见终于不欢而散，因为贝鲁特对米科拉伊奇克说，如果他作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朋友回到波兰来，他们是会接待他的；但是如果他以一个不再被苏联所承认的政府的总理身分回来，他们将把他逮捕。次日，莫洛托夫也参加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与米科拉伊奇克的会议，打算亲自听听前几次会议的结果。他很快就发现米科拉伊奇克将继续拒绝共产党人的建议，要在他的访问期间达成协议，看来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 8月9日，米科拉伊奇克和史达林的第二次会见没有象第一次那样亲切。当史达林问华沙是否有战斗时，米科拉伊奇克拿出了卡卢金(他在起义发生后不久来到博尔的司令部，自称是红军的情报官)致史达林的信，具体列举了华沙守卫者的需要，请求史达林给予援助。史达林告诉米科拉伊奇克说，他原曾指望红军于8月5日或6日到达华沙，但德军的坚强防御造成了无可避免的“小小耽搁”。他说，第一次会见后派往华沙的两名红军通信军官都在跳伞降落时牺牲了，但他将查询有关这个卡卢金的情况，如果这些信件和请求是真实有据的话，他将派一名苏联联络官去，并将尽力去帮助波兰人民。 米科拉伊奇克进行了一次毫无成果的访问之后，于8月10日离开莫斯科，回到了伦敦。 共产党报刊继续按照俄国人的调子否认或贬低这次起义。他们说，那只是“逃亡”政府在幻想华沙有什么战事，他们还指责国家军与德军勾结。莫斯科电台对这件事一直保持沉默，直到8月8日才承认起义的事实，它表扬了“人民军”的英勇，同时否认国家军提出的关于红军的攻势已在华沙市郊停下来的指责。8月13日的一份塔斯社公报(莫斯科电台和英国广播电台都广播了这份公报)说，在苏联最高统帅部和起义者之间从来没有建立过联繫，所以华沙的事态发展，只能由伦敦的“逃亡者集团”负责。 (二)斯塔雷-米亚斯特科之围 德国人在华沙拥有完全的制空权，他们运来了重型攻城武器，除了坦克部队和步兵部队通常所有的设备，又加上炮兵掩护外，他们还使用维斯杜拉河上的炮艇、装甲列车、迫击炮和专门引起爆炸的小型“歌利亚”坦克。但尽管如此，波兰人还是保持他们高昂的斗志。每个被孤立的地区每天都各自出版报纸，报导战斗情况。华沙守卫者所办的“闪电”电台在整个起义期间始终按时向华沙、向全波兰并向外界广播。波兰人控制区的扬声器以一种可悲的傲慢语气叫喊着要德国人投降。地下兵工厂不顾炮轰，继续生产小型武器和弹药。英国皇家空军的空投接济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粮食开始缺少起来。在华沙城外农民的协助下，市内有些地区可以用偷运给他们的粮食来增加储备。然而，鑑于供应情况十分严重，博尔于 8月14日通过伦敦给波兰东部的所有国家军部队发布了一个命令，要他们兼程前去援助华沙，希望这个措施能有助于该市居民的士气，并希望能有更多的武器和物资偷运过德军防线。从8月16日起到8月27日止，给养都是空投到卡姆皮诺斯森林，这是华沙城外的一个集合地点，也是一支有几千人的国家军游击队的隐蔽所；从那里把给养转运到若利博日，再通过德国人阵地下面的下水道而运到斯塔雷-米亚斯特科。 第61页 8月17日，冯·巴赫派人向波兰人提出条件：如果他们投降，就按照日内瓦公约给予国家军士兵以战斗人员身分，这样就可以作为正式战俘对待；如果他们拒绝，华沙城和全城居民就要被消灭。博尔说，他当时下令对这些条件置之不理，而是在市中心区发动一次有限的攻势作为间接的答覆，在这次攻势中，国家军竟然从德国人手中夺得了几座建筑物和几小块地方。 8月19日，德国人开始集中力量攻打斯塔雷-米亚斯特科，使用了四万人左右的兵力来对付五千名国家军。在这个半英里见方的地区内还有二十万平民。德国人每天进攻，採用精确轰炸、重炮和迫击炮的排炮轰击，用“歌利亚”坦克扫平障碍物，然后继之以坦克和步兵的进攻。国家军战士虽然十分缺少弹药，仍设法守住了大多数阵地，同时运输队和市民们则通过下水道建立了一条组织得很好的通向若利博日和市中心的交通线。德国人在9月初发现了这些活动后，就开始封锁下水道，投掷手榴弹和瓦斯弹，有时把燃烧着的汽油倒入下水道，当时下水道里挤满了人，有的正在运送给养，有的在传递消息，有的只是在走动。 8月27日，同外界的无线电联繫被切断的危险变得严重时，博尔偕同副总理扬科夫斯基以及他的参谋人员，在夜间穿过德国人防线下面的一千七百码下水道，把他的司令部转移到市中心区。然后他和该区的国家军司令员“蒙泰尔”一起制定计划，准备把仍然守卫着斯塔雷-米亚斯特科的一千五百名战士救出来。8月30日，他们发动了一次密切配合的攻击，但被德军的勐烈火力所击退，于是他们在9月1日下令从下水道撤出一千五百名国家军留守部队，同时撤出的还有五百名市民和一百名德国俘虏。8月29日，有消息说英美政府已正式给予国家军以战斗人员身分，但这对于留在斯塔雷-米亚斯特科的那些没有自卫手段的市民们起不了什么安慰作用，斯塔雷-米亚斯特科接着就被德国人占领了。 波兰东部的国家军部队试图按照博尔的命令从俄国人的后方驰援华沙，在途中被俄国人包围并被解除了武装。 米科拉伊奇克“空着双手”从莫斯科回到伦敦之后，在8月13日和14日向史达林连续发出唿吁，要求派兵援助华沙。史达林在几天之后回答说，虽然作出了派兵援助的尝试，但“对这个问题作了更仔细的研究之后”，他相信华沙的这次行动是在红军统帅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的，是一次“造成居民不必要损失的轻率冒险”。而且，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已经发动了一场“诽谤运动”，企图造成“苏联统帅部欺骗华沙居民的假象”。因此，苏联统帅部不准备再过问这次起义了。 与此同时.邱吉尔和罗斯福再三敦促史达林，要他援助华沙的波兰人——如果办不到这一点，至少在西方盟国援助他们时从旁给予协助——但是除了史达林早已给米科拉伊奇克的那种冷酷的否定答覆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早在8月4日，邱吉尔就打电报给史达林，说皇家空军正在给华沙的波兰地下军空投装备和弹药，措词中含有俄国人当然也会去援助波兰人的意思。可是史达林5日回电时，在语气中对波兰人是否在认真行事表示怀疑。 美国人要求史达林准予使用俄军防线后面的空军基地，以便用穿梭轰炸的办法给华沙空投补给品，史达林对此断然拒绝，理由是，他虽然答应过米科拉伊奇克将给予帮助，但是到了8月12日，他已从伦敦波兰人所发表的言论中得出结论，这次起义是由那些仇视苏联的人鼓动起来的。8月16日，维辛斯基告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说，苏联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或英国的飞机在华沙地区空投武器之后降落在苏联领土上，因为苏联政府不愿意直接地或间接地同华沙的冒险行动发生关系”。史达林还拒绝了邱吉尔和罗斯福在8月20日联名向他发出的一项唿吁，在这一唿吁中，他们提到了世界舆论，希望俄国人自己给波兰人空投武器和给养，或者同意在英国和美国飞机去空投时给予协助。8月25日，邱吉尔向罗斯福建议，如果史达林拒绝英美的又一次联合请求，不肯让派往华沙上空给波兰人空投补给品的英美飞机在苏军后方降落和加油的话，那就命令这些英美飞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照样降落。他说，俄国人是不敢向他们开火的。但是，罗斯福没有同意。邱吉尔在9月1日把他的这个建议告诉了米科拉伊奇克。9月4日，他又发了一个措词更强硬的电报给莫斯科，要求俄国人重新考虑那种自己不肯援助华沙又拒绝美国飞机为此目的而在苏联基地上降落的决定，暗示这种拒绝“不符合盟国之间的合作精神”，也许会对今后的英苏关系带来不利的影响。就连这个照会，也没有对史达林产生什么影响。他仍然拒绝改变他的立场。同一天，邱吉尔再次向罗斯福唿吁要他命令美国飞机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照样降落，但还是没有达到目的。 (三)米科拉伊奇克未能实现的政治方案 1944年8月30日，米科拉伊奇克分别给英、美、俄三国政府送去一个在解放后的波兰成立政府的方案的副本，他认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可能会接受这个方案(他早先曾拒绝过该委员会建议的方案)，俄国人也可能会同意(他原来希望该方案能得到他自己的政府和波兰国内地下组织的批准；但伦敦的波兰社会党和国民党都反对它，社会党还另外起草了自己的方案，而地下的议会，即民族团结会议，虽然一致通过了它，却只是在“形势的压力”下不得已而出此的，因为它完全背离了以前的政策，而且是受到博尔坚决反对的)。 第62页 波兰政府内部的不团结，在这个方案的辩论中清楚地表现出来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很久以来一直很明显：俄国人认为寇松线以东的土地是苏联的领土，并要求(一)承认寇松线，(二)从伦敦的波兰政府中撤换索斯恩科夫斯基和其他几个明显反苏的领导人，(三)提供某种保证，务使1939年以前的那种独裁不致重演。然而，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们虽然毫无疑问是了解这种形势的，也了解国内的混乱局面，却不能一致同意米科拉伊奇克的方案，何况这一方案本身还没有达到俄国人可以接受的程度呢。 这一方案在第一部分中规定，在将来解放后的波兰政府中，目前波兰流亡政府里有代表的四个主要政党，再加上共产主义的波兰工人党，都应有均等的代表权。准备在华沙成立的这个新政府将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并就波兰领土上的军事行动问题同红军签订一项协定，以保证维持俄国阵线后方的秩序。战争结束后，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离波兰，并应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立宪议会，以制定一部新宪法。新政府还应立即进行各项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同时将同英国、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结盟，并同美国保持“最亲密的友好联繫”。 如果说计划的这一部分俄国人也许还有可能接受的话，那末下面的部分肯定是接受不了的。它声称，考虑到波兰在战争中的表现，决不能让它在战争结局中蒙受任何领土损失，它的文化中心和主要原料基地都必须保留在波兰疆界之内。维尔纽斯和利沃夫都是波兰的文化中心，而在波兰人的心目中，里加条约边界线以西的其余领土是波兰的主要原料基地；因此这一新的方案并不表示他们以前关于里加条约划定的边界不容侵犯的说法有任何明显的改变。而且，关于遣返公民问题，方案中还提到了那些被放逐在苏联的前波兰公民，说应该把他们送回波兰(虽然这个早在1941年下半年就曾引起过麻烦的问题，在俄国人看来是早已结束的了)。方案还规定成立战时内阁，以统率波兰的一切武装部队，虽然波兰东部地区的部队在作战上仍将暂时受红军的统辖。人们可能怀疑米科拉伊奇克是否知道，当他把这一方案送交莫斯科时，根据过去几次会谈的情况来看，这个方案要得到俄国人贊成，是极不可能的，虽然，在他本国人民中，这也许是能够取得最大限度一致的一个方案。 (四)起义的结束 博尔虽然很明白如果他被俄国人俘虏将会遭到什么命运，他还是在1944年9月初决定把他自己的身分以及他的副司令和参谋长的身分一起向俄国人暴露。副总理(扬科夫斯基)、地下议会议长和博尔的新参谋长奥库利茨基等人的姓名则仍然保密。 斯塔雷-米亚斯特科陷落后，德国人接着在9月6日占领了波维斯莱。前一天，德国人派人来谈判从被围地区撤出平民的问题，并再次提出类似上次提过的投降条件：如果波兰人同意放下武器投降，国家军战士将被给予战斗人员的身分，否则城市的残余部分连同它的守卫者都将被消灭。博尔希望俄国人将会发动进攻，并且援助华沙，因此拖了好几天没有答覆。 波维斯莱陷落后，德军转而集中攻击维斯杜拉河旁的切尔尼亚科夫。9月10日，河对岸的长期宁静突然被俄国人大炮的吼声所打破。与此同时，苏联的战斗机又出现在华沙上空。红军已经开始进攻普拉加，同一天俄国人通知美国政府，同意开放一个空军基地供穿梭飞行向华沙供应补给品，尽管由于“技术上的困难”而要求再稍稍延迟一些时候。博尔可以看到，红军在进攻河对岸的普拉加，而德国人则在靠近红军最前沿的地方进攻切尔尼亚科夫。9月12日，红军占领了普拉加，并宣布占领的部队是贝林格指挥的“波兰军”第一科希丘什科师。次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办的电台广播了一则消息，正式宣布波兰第一师在普拉加“与红军并肩战斗”，号召华沙的守卫者们坚持战斗下去。“不管那些没有取得红军的同意而过早发动起义的人的动机是什么”，对华沙人民的支援终于要来了。 9月13日晚，有若干架俄国飞机试探性地空投了一些给养和武器，从9月14日起，苏联空军每夜向华沙空投补给。皇家空军通常是每夜空投一次补给，而俄国人则使用载重较小的飞机，一夜之间要进行好几次空投，都是从低空投下，不用降落伞。虽然很多补给品因此而毁坏，但博尔说，他的守城战士从这些俄国的空投中所得到的帮助，不论在物资方面或士气方面，都很有用，而且相当多。 到了9月15日，整个普拉加都落入了苏联人的手中。尽管博尔多次通过伦敦并专门派出信使渡过维斯杜拉河，想争取援助，并试图同红军协调行动，都没有能够建立起联繫，直到9月20日，才有两名苏联空降人员在华沙降落，博尔的副手“蒙泰尔”通过他们用无线电同俄国司令部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建立了联繫。 经过长期的、令人气恼的拖延之后，待命在义大利准备空投补给品的美国空军机群，终于在9月18日飞临华沙高空。虽然用降落伞投下的补给品有很多箱被风吹到德国人那边去，但波兰人还是好不容易弄到了其中很大一部分。而且，比物质上的好处更为重要的是，它鼓舞了守城战士们的士气，因为它象徵着西方盟国对华沙起义的支持。 第63页 在俄国人占领普拉加之后，德国人恢復了对切尔尼亚科夫和若利博日的进攻(这两个地区都沿维斯杜拉河)。为了回答“蒙泰尔”和切尔尼亚科夫区司令员要求支援的唿吁和进行合作的建议，科希丘什科师派了两个营到切尔尼亚科夫和若利博日。虽然国家军和人民军的战士一起战斗得很出色，切尔尼亚科夫还是守不住。两支部队都有一些人从下水道逃到了莫科托夫，科希丘什科师有一些人退回到维斯杜拉河对岸去了，而国家军的“佐斯卡”营则在试图逃越德军防线的时候被消灭了大半。切尔尼亚科夫终于在9月23日陷落。莫科托夫在守军遭受了百分之七十的损失之后于9月27日陷落。在若利博日，到了显然不能再继续抵抗时，科希丘什科师的残余部队，就同“人民军”的一部分，在俄国人的排炮掩护下，撤退到维斯杜拉河彼岸，但该区司令员“齐维希耶尔”和他手下的国家军战士则遵照博尔的命令，停止了战斗。9月28日，博尔向伦敦发了一份电报，报告莫科托夫的陷落，并说，如果到10月1日红军还不发动进攻，那末，他因为粮食断绝，将不得不停止斗争。他还通过无线电向罗科索夫斯基发出大意相同的最后唿吁。但到9月29日，仍未接到答覆，他于是派人通知德国人，说国家军愿意讨论停战条件，并在同一天与德国人签订了撤退平民的协议，然而华沙人民对此没有什么反应。 9月30日，博尔接到通知说，他已被任命为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接替索斯恩科夫斯基的职务。由于他已决心与他的部下共命运，所以，他任命奥库利茨基(这个人的身分一直没有泄露)接替他为波兰境内的国家军司令，并在9月30日命令奥库利茨基带领一批能干而可靠的参谋人员离开华沙，以继续进行斗争。10月2日，国家军的代表会见了德国人，就停战条件签署了协议，这一协议对国家军的军人及其妇女辅助人员，一律给予1929年8月27日的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战俘待遇，虽然它对“人民军”或波兰工人党的人员没有作出安排。根据该项协议，凡华沙的国家军军人在起义开始前干过的事或在地下组织中担任过职务，一概不追究其责任；对华沙人民也将不援用集体负责的原则来追究其在起义期间或起义以前的行动的责任。居民撤离时，将使他们尽可能少受痛苦，同时协议中还包括关于遣返德国战俘和医疗伤病员等的内容。博尔和冯·德姆巴赫在第二天作了最后的安排。 博尔的部下守住了小小一块地方达六十三天之久，这块地方在他们看来象徵着波兰的独立。他们共有一万五千人阵亡(德国人的损失则是一万人阵亡，七千人失踪，九千人受伤)，一般居民的伤亡更为惊人。博尔明白，如果他和他的许多部下落在俄国人手里，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因此他以体面的条件同德国人签署投降协议，也许是合乎逻辑的。他和伦敦之间的最后几次通讯，特别是博尔的最后一份报告，反映了华沙守卫者的勇敢气质和世界各地波兰人对他们的深厚感情。博尔在那份报告中说：“我们部队的表现是了不起的。它使敌人也敬佩。” 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最后一天出现时穿着便服，他的部下以及在这壮丽的两个月中和他同甘共苦的其他人也都如此。作为向华沙——这个曾经是波兰共和国首都的一堆瓦砾——表示最后的敬意，也是象徵性地提醒那些在一旁等待着的德国人注意波兰人不朽的勇敢精神，他开始唱起了《波兰未亡》这支歌，其余的华沙守卫者也陆续跟着唱起来。 第一章 波兰(下) 第四节 从华沙起义到雅尔达会议 (一)莫斯科的10月会议 (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卢布林波兰临时政府 第五节 1945年2月4-11日雅尔达会议上的波兰问题 (一)三大国的态度 (二)雅尔达会议上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 (三)罗斯福和邱吉尔为自己在雅尔达会议上的政策辩护 第六节 从雅尔达会议到1945年6月28日波兰联合政府的成立 (一)波兰对雅尔达宣言的反应 (二)关于波兰问题的雅尔达协议未能履行 (三)波兰地下政权领袖的被捕 (四)波(华沙政府)苏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 1945年4月21日 (五)哈里·霍普金斯的最后一次出使 (六)十六名波兰人在莫斯科受审 1945年6月18-21日 第七节 从1945年6月28日波兰联合政府的成立到1947年1月的选举 (一)民族团结临时政府 (二)波茨坦会议上的波兰问题 (三)苏波边界和赔偿问题的解决 (四)波兰的社会经济情况 (五)波兰国内的政治冲突 (六)1946年6月30日的公民投票 (七)1947年1月的选举 (八)波兰和西方国家战后关系中的一些纠葛 第四节 从华沙起义到雅尔达会议 (一)莫斯科的10月会议 由于俄军推进到巴尔干，又由于波兰的最近事态发展，在英美同俄国人之间迫切需要进行会谈，以便在对德作战中协调行动，设法就巴尔干地区达成一项行得通的协议，并再次努力来解决波兰问题。因此，邱吉尔和艾登在1944年10月初突然访问了莫斯科。邱吉尔到达那里后不久就写信给米科拉伊奇克，希望他作好准备，如果邱吉尔能够设法重新恢復8月间中断了的波苏会谈的话，就请他带几位同事乘飞机到莫斯科来。米科拉伊奇克早就听说，英美政府是支持他的方案的(该方案于8月30日提交给三大国)，但俄国人则把它交给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第64页 接着他又接到艾登发来的电报，保证在波苏领导人会谈时邱吉尔和艾登也将在场，并支持波兰人的方案(米科拉伊奇克坚持以这一方案作为会谈的基础)，还说，如果会谈成功的话，所有与会各方将会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人。艾登说，这是达成协议的最后机会，伦敦的波兰人必须利用莫斯科的友好气氛。米科拉伊奇克于是立即从伦敦动身，并于10月12日到达莫斯科。 俄国人、英国人和在伦敦的波兰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会谈，于10月13日举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代表美国以观察员的身分列席。会议开始后，米科拉伊奇克首先为8月30日的波兰政府方案辩护；他在回答邱吉尔提的问题时，谈到俄国人在波兰的交通线的安全将由波兰人负责，这时，俄国人就针对这个方案完全未提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避而不谈以寇松线为波兰东部边界而提出集中的批评。史达林说，若不承认寇松线“是一个基本原则”，苏联政府和波兰政府之间就不可能建立关系。米科拉伊奇克说，他无权放弃“我们国家的百分之四十八的领土”；当史达林把他叫做帝国主义者时，他补充说，即使承认了寇松线，剩下的那部分波兰的独立也不会有保证。这句话激怒了史达林，他怒气沖沖地责问米科拉伊奇克，是不是意指苏联威胁着波兰的独立。 然后，莫洛托夫提到德黑兰会议。他要求在场的亲身参加过那次会议的“见证人”，在他万一引证失实的时候加以纠正。他说，他记得罗斯福在德黑兰说过“完全承认”寇松线，认为这是俄波之间的公正边界，不过罗斯福当时要求“暂时”不要公开这个意见。因此，莫洛托夫说，所有三大国对寇松线的观点都是一致的。说完这话之后，显然有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哈里曼严格按照他的观察员身分行事，对莫洛托夫的说法没有作任何纠正。莫洛托夫接着说，当时还认为把西面的边界推到奥得河是公平合理的；这一次他得到了艾登的支持，艾登说，确曾商定“按照波兰人希望的那样”以奥得河为界。邱吉尔把准备划归波兰的新领土描述为一直延伸到哥尼斯堡以西和以南，并问波兰“新的联合”政府，能不能在保留该问题于和会上最后解决的条件下，承认寇松线为波兰的东部边界。米科拉伊奇克仍然表示拒绝，甚至当史达林和邱吉尔提到斯德丁(什切青)也将划归波兰时，他仍不同意。邱吉尔然后把有争论的问题归纳为两点：第一，事实上承认寇松线，但波兰人仍保留权利，可以在和会上提出这个问题。第二，在伦敦的波兰政府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之间实现友好谅解，从而使这两个机构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政府。这时史达林站起来并且坚定地说，俄国人不能同意邱吉尔的那个“事实上承认”的公式。史达林说，在最后划定边界时可以有一些小的变更，在三至七公里的范围内向东或向西移动，但“必须承认寇松线为苏波将来边界的基础”。 邱吉尔和艾登在13日晚上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几个领导人作了一次商谈，接着于10月14日会见米科拉伊奇克，试图找到一个折衷建议的基础。邱吉尔说，这是决定波兰命运的关键时刻；他决心设法说服米科拉伊奇克，叫他不要怕“某些波兰人”，而要负起承认寇松线的责任。他提醒波兰领导人，要是他们在1944年1月间他建议承认寇松线时就这样做的话，那就不会有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现在这个委员会有着俄国人的支持，甚至也许会在波兰酿成内战)，而且很可能已同俄国恢復了外交关系。他以前就曾说过，如果米科拉伊奇克同意了寇松线，俄国就不会继续支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因为史达林亲自向邱吉尔表示过他对该委员会一些成员的不满。而且，如果现在能达成协议，它将会得到英美的支持。可是，米科拉伊奇克念念不忘莫洛托夫所说的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承担的义务，因此不相信波兰将会得到任何保证。 根据波兰人的一些报导说，这时，邱吉尔责备波兰领导人，说他们不懂得这里涉及到的利害关系有多大；他说他不会由于波兰人之间的争吵，或由于他们坚持要行使他们的“无限否决权”，而“破坏欧洲的和平”；如果他们一味固执下去，英国政府将“不再过问这件事”。他提醒米科拉伊奇克，英国在二十五年前帮助过重建波兰。英国现在又在作同样的努力，但米科拉伊奇克却“不愿配合”。米科拉伊奇克仍对莫洛托夫所说的那句话耿耿于怀，说波兰的命运在德黑兰会议上就被断送了。邱吉尔回答说，德黑兰会议拯救了波兰。他接着说，如果波兰的领导人继续固执下去，那将意味着波兰的灭亡。据同样的一些波兰人的报导说，艾登这时插进来排解，但未能阻止米科拉伊奇克作出一个戏剧性的姿态。他要求邱吉尔让他空降到波兰去，因为他宁可现在死去，“而不愿将来当着你们英国大使的面被俄国人绞死”。 邱吉尔说，不管怎样，他将拟定一个折衷方案于当晚交给史达林。当有人问他，如果他处在波兰人的地位，他是否会同意割让英国的领土时，邱吉尔回答说：是的，“并将因此而流芳后世”。有人指出，任何英国议会都不会同意这样的解决办法，邱吉尔回答说，波兰人失去了盟国的支持后，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他们对俄国宣战了。 第65页 英、俄、波之间的谈判继续到10月19日；在邱吉尔和史达林的一次会谈中，一些观点得到了部分的澄清。史达林坚持必须承认寇松线是一条确定了的边界，而不是象邱吉尔所建议的那样只是一条分界线。他不同意把利沃夫和加里西亚的油田留给波兰。对邱吉尔提出的在波兰成立以米科拉伊奇克为总理的“波兰民族团结政府”的建议，他也拒绝。他说，在伦敦的波兰人必须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必须在双方同意下建立一个新的波兰政府。10月19日，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决定，波兰流亡政府应继续与俄国人保持“友好关系”，米科拉伊奇克应回到伦敦去劝说他的同事承认寇松线，明确地把利沃夫让与苏联，在这之后将作进一步的努力，来“找出某种解决办法”。 10月24日和27日，米科拉伊奇克向波兰流亡政府的内阁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报告了俄国人提出的条件。他说，在东部边界问题上，他们面临着一个“英苏联合阵线”。他谈到了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等处的领土，如果波兰承认寇松线，俄国人和英国人答应把这些领土给予波兰。如果能就波兰成立一个新政府的问题达成协议，他们就可以在俄国人保证不加干涉的条件下治理波兰，他们不仅可以把1939年8月23日的英波协定延长二十年，而且还可以和俄国订立一项范围广泛的条约，以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还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在波兰其余的领土解放之前”立即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 邱吉尔在10月27日向下院作了报告。他叙述了关于波兰问题的重大争端，并且说，虽然他对于没有达成一项解决办法感到遗憾，但他觉得已经比以前更接近于解决了。他希望米科拉伊奇克回到莫斯科去恢復商谈，并希望作出“妥善的安排”，使米科拉伊奇克在波兰组成一个能够得到所有已经承认波兰流亡政府的各国政府承认的新政府。如果波兰人浪费时间，那就非常可惜了。以前他们拒绝接受英国的建议，结果产生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再拖延下去，那就只会加深波兰国内各派波兰人之间的分歧，妨碍盟国的共同行动。 10月26日，米科拉伊奇克在第二次召开内阁会议之前，给罗斯福发了一个电报，说明波兰为什么不愿在压力下屈服而承认寇松线，并申述了波兰应保有利沃夫和该地区的油田和钾硷矿的论据。电报追述了总统答应过在适当时候为波兰人保有利沃夫而进行调解，他要求罗斯福澄清美国的态度，希望他“在这个问题上”运用他的“权威和影响”(尽管米科拉伊奇克在6月间访问华盛顿时已得出结论，深信在总统竞选期间，罗斯福是不便在解决波苏问题方面採取直接行动的，但他仍然发出了电报)。 1944年秋，罗斯福的民主党和杜威的共和党各自的全国委员会，正在考虑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一切可能因素，包括大量的“波兰裔选票”，双方都把这批选票看作是可能起决定作用的一个因素。继10月8日杜威在纽约波兰裔美国人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之后，罗斯福于10月11日在白宫接见了“波兰裔美国人大会”的领袖。罗斯福在竞选旅行中于10月26日在芝加哥接见了“波兰裔美国人大会”的查尔斯·罗兹马雷克，他的竞选事务管理人就利用这件事为竞选大造舆论。当罗斯福不在华盛顿的时候，波兰大使把米科拉伊奇克的电报交给了国务院。电报转给了当时在芝加哥的总统，可是与此同时，有人对切哈诺夫斯基说，“在选举日以前不多几天”竟然有必要请求罗斯福进行干预，这是非常不幸的。 在伦敦的波兰内阁于10月30日开始进行审议，第二天，罗默尔向英国政府提了几个问题。11月2日，英方的復文说，英国政府贊成把波兰的西部边界推进到奥得河，把斯德丁(什切青)也包括在内，而且不管美国政府可能干些什么，英国将继续支持这个方案。英国政府准备承担责任，由英苏共同保证新波兰，这一保证将继续有效，直到由“拟议中的国际组织”作出全面保证为止。復文还说，在边界问题上达成协议比在波兰政府改组问题上达成协议更为重要；因为如果后一个问题谈判破裂(在这个问题上英美都将支持波兰人)，对波兰政府所处的地位来说，将比前一个问题谈判破裂较为有利。 当天晚上邱吉尔会见米科拉伊奇克和其他波兰领导人，要求他们立即答覆。次日(11月3日)，波兰流亡政府内阁终于一致决定拒绝“莫斯科会议所定的条件”，要求在波兰流亡政府参加下重新考虑整个问题。当晚把他们的决定通知了英国政府，但在波兰领导人和艾登举行会议之后，决定等待罗斯福的答覆。米科拉伊奇克除于10月26日致电罗斯福外，还曾向国务院发文探询，要求阐明美国对波兰的态度。 11月7日，罗斯福第四度当选总统，但直到11月21日，哈里曼在赴莫斯科途中经过伦敦时，才把罗斯福11月17日的覆信交给米科拉伊奇克。罗斯福在覆信中说，他本来宁可把关于美国政府态度的整个问题推迟到战后解决问题时来谈，但既然波兰人要他谈，他现在就扼要地表明美国的观点。他重申以前表示过的希望，即愿意看到一个“强大、自由和独立的波兰国家，波兰人民享有不容干涉的权利”来管理自己；他说，如果波、苏、英三国政府就波兰疆界达成协议，他的政府不会反对。他的政府按照传统政策不能保证具体边界，不过米科拉伊奇克也知道，他们正在努力创建一个国际组织，这一组织将“负责维护普遍的安全”，其中也包括边界的安全。谈到波兰的新边界，他说，如果波兰人民愿意的话，美国政府准备在迁移少数民族的工作中提供帮助。他的政府一旦得到立法机关的同意，还准备帮助波兰国家的战后復兴工作。哈里曼对米科拉伊奇克说，总统希望表示他对波兰政府在莫斯科会谈后的处境的关切，而且进一步答应“在目前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与支持。他还建议，如果米科拉伊奇克愿意的话，哈里曼可以向史达林提出利沃夫和波兰油田的问题。11月23日，在另一次谈话中，米科拉伊奇克告诉哈里曼，他已经同波兰各政党领袖商量过，除了他自己的农民党外，他们都反对总统的建议。因为他们只要在利沃夫和钾硷矿及油田问题上接受了[美国的]调停，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在所有其他各点上都承认寇松线了。米科拉伊奇克一方面遇到他自己的政府反对向俄国人作近一步妥协，另一方面又碰到邱吉尔愈来愈不耐烦，因此在11月24日辞职，波兰农民党的几位部长不久也跟着辞职。新内阁由其他政党的成员于11月29日组成，继米科拉伊奇克担任总理的，是社会党领袖托马什·阿尔齐谢夫斯基，此人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中都留在波兰境内。 第66页 12月15日，英国下议院就波兰问题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辩论。由于有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英国人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安，邱吉尔和艾登不得不为英国政府对波兰的政策进行详尽的辩护。邱吉尔在辩论开始时，提到他在2月22日和10月27日的两次讲话。他批评波兰人坐失时机，说他们“根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他把他们比作《古罗马神言集》故事中的特尔奎纽斯·索帕布斯。由于拖延而耽误了时间，最后使他们不得不考虑一个早就应该考虑的问题；同时，正由于拖延，解决问题的时机变得更加不利了。邱吉尔为米科拉伊奇克谋求达成协议所作的努力进行辩护，指出他之所以决定辞职，是因为“遭到在伦敦的同事们顽固的抵制，他们的否决权就象以前曾经大大加速了波兰覆亡的无限否决权一样”。他预料，由于波兰政府的这一失着，俄国人和波兰地下政权之间，将随着红军在波兰的推进而产生纠纷。他说，自从米科拉伊奇克辞职以来，波兰政府“几乎已全部改组，对这一改组方式的某些方面，我肯定不能表示赞许。英王陛下政府认为米科拉伊奇克和他的朋友仍然是照耀着波兰最近前途的唯一灯塔。”他接着为那些在德黑兰会议上提出并讨论过的关于波兰的一些新安排辩护。他谈到了准备划给波兰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新领土，并且说，至于就俄国和英国来说”，波兰人“可以在牺牲德国的情况下，自由地向西拓展其领土”。很久以来，英国人早就认为，要解决欧洲这一地区内由于民族杂居而造成的问题，最好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进行得很成功的人口交换的办法，来一次人口迁移。他说，因此，在准备划给波兰的德国领土上，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赶走那里的德国居民。辩论到后来，他的政府受到勐烈批评，议员们说不该坐视波兰丧失其两次大战之间的东部国土(即里加条约的边界线与寇松线之间的那片领土)，邱吉尔则说，波兰人在西方所能获得的土地将抵偿其损失而有余。他还为英国政府支持苏联要求以寇松线为界并将利沃夫地区併入苏联的立场辩护。 首相然后对美国政府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各种因素而不能明确地阐述它的立场表示遗憾。他提到他以前曾几次讲过领土问题应该留待战后缔结和约时解决，但他特别强调波兰应该是个例外，因为那里的情况很紧急，他还说，大西洋宪章中所说的“双方同意的改变”正是就这样的例外而言的。邱吉尔表示他期望美国政府发表一个有力的声明，同时他主张应谨慎从事，指出在“大联盟”各国之间发生争吵是危险的。他说，应记住联盟各国必须同心协力，才能使设想中的国际组织顺利实现，但是他强调，虽然如此，英王陛下政府在波兰问题上仍将按照他所阐述的政策办事。 邱吉尔对美国迟迟不承担义务提出的批评和他希望美国发表声明的愿望，在美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华盛顿政府不可能继续保持沉默。结果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于12月18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大部分内容同11月17日罗斯福给米科拉伊奇克的覆信是一致的。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即它同意邱吉尔提出的把波兰问题作为例外处理的建议，并宣称如果“直接有关的联合国家”一致同意的话，美国政府将不反对在战争结束以前解决波兰的边界问题。 (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卢布林波兰临时政府 上文曾经提到，1944年7月间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曾通过法令，确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为“临时行政当局”，并把波兰国内的“人民军”同苏联境内的波兰军合併成为新的“波兰军”。7月26日，苏联政府同这个委员会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并互换外交代表，从而给予该委员会以事实上的承认。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其7月22日的宣言中声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法律基础是1921年宪法，而不是波兰流亡政府所依据的1935年宪法。9月21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鲍列斯瓦夫·贝鲁特说，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以1921年宪法所根据的民主原则作为典范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行使着议会的职能，并且根据法令使自己具有前众议院和参议院的特权。他说，它的基础是民主的，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它是以波兰已解放地区成立的各“人民议会”的权力为依据的；它将产生将来的华沙临时政府。 11月，在米科拉伊奇克辞职以后两天，苏联报纸发表消息，说华沙居民通过决议，贊成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为临时政府。这个决议是一个开头，接着在12月间就发表了一系列说是由各个“地方组织”和工人群众大会通过的类似决议。这一连串决议在 12月 31日达到了高潮，当时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正在卢布林举行全体会议，四个组成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民主”政党——“波兰工人党”(共产党)，以及三个分别从农民党、社会党和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左翼集团——联名向大会提出一项唿吁，要求把民族解放委员会改为临时政府，随同这一唿吁，还有一些“农民”组织和“工会”组织通过的类似决议。于是贝鲁特提出了一个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为临时政府的立法草案，接着由出席全体会议的一百零五名代表“一致”通过了这一法案。这次会议还“一致”通过了一些别的法案，把贝鲁特原来担任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的职务改称为“总统”，扩大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的权力，使其能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代为行使职权。贝鲁特“总统”然后任命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为临时政府总理，并授权他组织“内阁”。新政府採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是不承认波兰流亡政府所欠的债务，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还明白表示没有可能同伦敦的波兰政府和解，说那个政府的班子在米科拉伊奇克辞职之后比以前更不能令人满意了。而且，米科拉伊奇克本人也大受谴责，因为据说在他10月份访问莫斯科期间和访问结束后国家军所搞的恐怖活动，他是知情的。闭会前，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1945年1月3日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华沙仍旧是波兰的首都。 第67页 局势的发展引起了罗斯福的忧虑。12月16日，他给史达林一个私人电报，要求俄国人不要在即将到来的三大国会议之前承认“卢布林委员会”(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波兰临时政府，他说他希望三大国会议能在1945年1月20日他的就职典礼以后举行。史达林在12月27日作了答覆，说如果卢布林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政府，苏联政府就“没有任何重要理由推迟对它的承认”。他说，米科拉伊奇克那次来莫斯科同卢布林代表们磋商，起到了号召人们对波兰境内红军搞破坏活动的作用，而阿尔齐谢夫斯基政府在伦敦成立，则“造成了波兰和流亡政府之间深刻的裂痕”。他说，卢布林委员会已通过自己的一些行政措施提高了它在波兰的权力和威信，而且它已承认了红军需要在波兰有一个平静可靠的后方。他说，相反地，“逃亡政府”却在那里制造内战的威胁。因此，他建议各盟国应一致同意立即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互换外交代表，以便最后承认它为波兰的合法政府。 12月30日，罗斯福復电錶示深为失望。他说，美国不会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因为它是否代表波兰人民还很成问题，而且，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在波兰解放之前是决定不了的。他说，很难相信史达林加在米科拉伊奇克身上的那些罪名，因为他认为米科拉伊奇克是有可能一同来解决波兰问题的少数几个波兰领导人之一。如果俄国人推迟到三大国会议之后承认“卢布林政府”，这对俄国不会造成“什么大的不方便”。他再一次要求史达林等待即将举行的那次会议，暂缓承认“卢布林政府”，因为他深信，三巨头会晤时是能够找到解决波兰问题办法的。 1945年1月5日，苏联的广播宣布，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已于1月4日正式通知苏联政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已改组为“波兰共和国临时全国政府”，因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承认这个临时政府，同它互换大使，并已任命v·z·列别杰夫为苏联驻波兰大使。《真理报》在一篇社论中解释说，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政府是出于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要求，它还赞扬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从1944年7月成立以来在对德作战中和土地改革中取得的成就。《真理报》宣称，“逃亡政府”却把“它的全部精力都花在搞罪恶的政治阴谋上，一心只想破坏反希特勒联盟的团结”。社论接着说，“根据人民的意志，在从德国侵略者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国土上建立的临时政府，是以民主的1921年宪法为基础的，是代表着最广泛的各界民主人士的，它的成立”，理所当然地将被看作是一件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大事。 史达林在1月17日发布的命令中宣布，红军和波兰第一军一起解放了华沙；次日，1月18日，“波兰共和国临时全国政府”的成员进入了这座自从1944年8、9月间起义以来已成为一片废墟的城市，他们在断垣残壁中安顿了下来。 第五节 1945年2月4-11日雅尔达会议上的波兰问题 (一)三大国的态度 在雅尔达会议上，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围绕着这样两个中心：波兰的东西边界和波兰政府的改组。在苏联政府1945年1月承认了改组而成的波兰临时政府之后，斯退丁纽斯宣布他的政府继续承认波兰流亡政府。英国政府发言人提到首相最近在12月辩论波兰问题时对波兰政府所作的批评；但同时英国仍与那个政府保持外交关系。 罗斯福仍然贊成波兰保有利沃夫和德罗霍贝奇油田(他的国务院里的一些顾问也是如此)。在雅尔达会议以前，美国关于波兰东部边界的政策是，在前俄国领土上承认以寇松线作为边界，但在前奥地利领土上则主张採用“乙”线，这样就把利沃夫及其周围一带包括德罗霍贝奇在内的地区，留在波兰境内。然而英国政府就象邱吉尔在1944年12月15日说的，则支持俄国人关于寇松线的要求，同意寇松线向南延伸到利沃夫以西(寇松线“甲”线)。 斯退丁纽斯和艾登参加雅尔达会议之前，在马尔他进行了会晤，当时他们一致商定不承认新的临时政府。他们还同意波兰应取得哥尼斯堡以南的东普鲁士以及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某些部分。斯退丁纽斯的顾问们反对把波兰临时政府和波兰流亡政府合併的任何尝试。相反地，他们贊成类似米科拉伊奇克1941年10月间提出的计划，即成立“民族团结”政府，由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五个政党的成员组成，其中既包括来自临时政府的某些具有“代表性的”波兰人，也包括来自伦敦的象米科拉伊奇克那样的“温和派”波兰人。 另一方面。俄国人已经正式地和非正式地说过多次，他们关于波兰的观点同波兰共和国临时全国政府施政纲领中所表明的观点完全一致。他们认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应该是寇松线，西部边界应该是奥得河和尼斯河，并应把斯德丁(什切青)港包括在边界以内。 (二)雅尔达会议上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 对波兰问题的讨论，是在2月6日雅尔达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开始的。罗斯福说，他的政府倾向于承认寇松线，但他表示如果俄国人可以考虑把利沃夫和该省的油田划归波兰，也就是说承认寇松线“乙”线，这会对美国的舆论产生有利的影响。至于波兰政府问题，他希望看到成立一个得到各大国支持的有代表性的政府。也许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由波兰各领导人组成一个“总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就从五个政党的人选中组织政府。一定要确保波兰永远对苏联持友好合作态度。史达林插话说，波兰对其他盟国也应保持友好。在他插话后，罗斯福继续说，他对华沙和伦敦两方面的波兰领导人都不熟悉，但他对米科拉伊奇克有深刻印象，觉得他是个真诚正直的人。 第68页 接着邱吉尔陈述了英国的立场。他为他以前就波兰问题发表的各次讲话辩护，说鑑于俄国人在战争中肩负的重担，理应支持他们要求以寇松线为界并占有利沃夫的权利(即採用寇松线“甲”线)。不过他说，如果俄国能把利沃夫让给波兰，那是宽宏大量的行为，将会博得英国的钦佩和赞扬。但是他对波兰的主权和独立比对边界问题更为关心；因为，波兰应建立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能自己当家作主，成为“自己灵魂的主宰”，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关系到荣誉的问题。他要求三位盟国领袖在雅尔达会议上就组成一个将包括米科拉伊奇克、罗默尔和格腊勃斯基在内的波兰政府达成协议，他认为上述这三个人都是可靠的正直人士，同时他对罗斯福提出的成立一个过渡政府的建议表示有兴趣。 史达林说，对俄国人来说波兰的地位问题既是个荣誉问题，也是个安全问题：说它是荣誉问题，因为他们要向波兰算一算旧帐，这是必须清算的；说它是安全问题，因为波兰歷来“是进攻俄国的走廊”。这样在战略上就有绝对必要使波兰成为一个独立、强大和民主的国家，因为单凭苏联的武装部队是不能封闭这个走廊的。因此，苏联的政策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纪时沙皇对波兰实行的高压同化政策。他为俄国人主张採用寇松线并保有利沃夫的要求辩护，他说，如果他和莫洛托夫还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议这条边界线的寇松和克雷孟梭那样能维护俄国人的利益，回去是无法向他们的同志们交代的，波兰可以从西部得到补偿，他要求各盟国领袖支持把波兰边界推到西尼斯河的建议。至于成立新的政府问题，没有波兰人参加讨论是不行的。要使伦敦和卢布林两方面的波兰人和解是困难的。后者甚至不愿与伦敦的波兰人讨论联合的问题；而且他们反对把米科拉伊奇克包括进去。应该把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他们至少已有戴高乐政府那样的民主基础)请到雅尔达或莫斯科来磋商。他们正在确保苏军交通线一带的安宁——这一论点受到邱吉尔和罗斯福的欢迎——而“伦敦政府的代理人”却在试图扰乱它。 邱吉尔立即回答说，据英国所得的情报，临时政府只代表不到三分之一的波兰人民。 那天晚上，罗斯福写信给史达林，表示他的担心，说不要让“我们国内人民”觉得三大国之间有了分歧，同时强调说，他有决心不使发生这种破裂。他说，对俄国武装部队制造麻烦的任何临时政府都是不能容忍的。可是，美国政府不能承认当时那样组成的卢布林政府，但他接受史达林表示过的意见，提议邀请临时政府的贝鲁特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连同波兰国内五名有代表性的领袖名单中的“两三个人”一起到雅尔达来。三国政府首脑可以与他们“共同”商定组织一个波兰临时政府的方案，这一政府无疑应包括国外的某些波兰领袖，如米科拉伊奇克、罗默尔和格腊勃斯基。如果採取这样的步骤，他确信英国和美国政府那时就可以研究他们从原来承认波兰流亡政府改为承认新的临时政府的“条件”。他还说，这样的过渡政府当然要保证尽早举行自由选举。 次日(2月7日)莫洛托夫提出建议，说寇松线应为波兰的东部边界，但在某些地区，可以有五至八公里宽的有利于波方的偏离；西部边界应从斯德丁(什切青)起沿奥得河和西尼斯河向南。关于组织政府的问题，建议中说，俄国人认为，让“逃亡者”集团中的几个民主领袖参加华沙临时政府，并由各盟国政府承认这样一个扩大了的波兰政府，是“可取的”。莫洛托夫说，这个扩大了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尽快“举行人民投票，通过普选来组织波兰政府的永久性机构”。他还进一步建议，由莫洛托夫、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组成一个委员会，一起讨论临时政府的扩大问题，并把他们的建议提交三国政府考虑。莫洛托夫还说，没有能同波兰国内的波兰人及时接通电话，把他们邀请到雅尔达来。 罗斯福表示他对波兰问题上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但他说，他不喜欢“逃亡者”这个词。他要求给一些时间来考虑这些建议。邱吉尔也不喜欢“逃亡者”一词，他建议用“暂时在国外的波兰人”这一提法。他主张在给与波兰人西部土地这一问题上要谨慎从事，因为“用那样多的德国饲料填那波兰鹅，害得它死于消化不良，倒是怪可惜的”。在谈到因此而会产生迁移德国居民的问题时，他建议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特别要研究波兰人是否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和德国是否能容纳得下迁移出来的那些人口。在邱吉尔的要求下，史达林同意在有关文件中提到一下“来自波兰国内的”民主领袖。 第二天上午(2月8日)美国人在英国和俄国代表团中散发了一套反建议。在边界问题上，他们不反对苏联关于波兰东部边界的建议。他们同意，波兰应取得哥尼斯堡以南的东普鲁士、上西里西亚以及直到奥得河为止的西部一带土地作为补偿，但是他们认为没有正当理由把西部边界扩展至西尼斯河。关于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他们建议，由莫洛托夫和美英两国驻苏大使邀请贝鲁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萨皮耶哈大主教、文岑蒂·维托斯、米科拉伊奇克和格腊勃斯基到莫斯科去组织一个“波兰民族团结政府”。这一工作应这样来完成：首先成立一个三人(可能是贝鲁特、格腊勃斯基和萨皮耶哈)“总统委员会”，然后再由这个委员会从华沙临时政府“有代表性的”领袖中，从波兰国内的“其他民主人士”中，以及从“国外的波兰民主领袖”中，各遴选一些人以组成一个政府。美国人建议，这样组成的过渡政府应保证尽早举行自由选举，以便组成制宪议会，这样就可以仿照西方国家的程序，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民主政府。一俟这一建议中的过渡政府组成，三大盟国政府就应承认它为波兰临时政府。2月8日下午，就美国的建议进行了讨论。史达林和莫洛托夫问，如果按照美国的建议，三国政府承认了一个新的过渡政府，将何以处置波兰流亡政府以及它的财产和资金等等。邱吉尔说，在那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将撤销对伦敦波兰政府的承认，罗斯福补充说，他认为波兰流亡政府的财产将归新政府所有。 第69页 邱吉尔然后提出了英国的方案，这个方案接受了俄国关于波兰东部边界的建议，而在准备让予波兰的西部土地方面，则只谈得稍微更具体一些。按照这个方案，波兰将取得但泽、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以西和以南”的地区、西里西亚的奥佩伦区以及奥得河以东“波兰想要的”土地。这些地区的德国居民将被迁移到德国去，而在德国的波兰人，如果他们愿意，也将被移往波兰。关于新政府的组成问题，有“代表性的”波兰领袖们应一起磋商。莫洛托夫、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应与这些领袖商谈，然后就一个以“波兰国内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为基础并包括国外民主领袖的”、“具有充分代表性的”临时政府的组成名单，向三国政府提出建议。这个临时政府成立后应尽快在普选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举行自由的、不受拘束的选举。一切民主党派都应有权参加和提出候选人。邱吉尔说，只要作几处“微小的修改”，他愿意接受美国的建议。 莫洛托夫批评英国和美国的建议都忽略了波兰国内的现政府。他说，波兰人决不会同意对华沙临时政府作巨大的改变，因为它在波兰享有极大的威信，深得群众的爱戴。它的领导人亲身参加了波兰的解放，而米科拉伊奇克、格腊勃斯基和维托斯却没有参加。唯一能取得“实际结果”的办法是扩大这个政府，让波兰国内外其他一些民主人士参加进去。他建议不要象美国计划中所提的那样成立总统委员会，而是邀请三名临时政府的成员和两名罗斯福信中列举的人物到莫斯科来，同三个盟国代表讨论扩大临时政府的问题。这些讨论的结果可以提交给三个盟国政府。 关于自由选举问题，他指出三国政府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他说他对其他两方同意苏联关于波兰东部边界的建议感到高兴，但他补充说，华沙临时政府也同意苏联政府关于西部边界的建议。他对波兰人应在莫斯科同克拉克-克尔、哈里曼和他本人会谈的这一建议表示贊成。 邱吉尔则说，这次会议的关键在于：如果散会后各盟国领袖仍然分别承认不同的波兰政府，那会产生可悲的后果。英国所得到的情报同莫洛托夫所谓华沙政府深得人心的说法相矛盾。不能轻率地漠视波兰流亡政府，特别是因为有十五万波兰士兵正在义大利为盟国作战；如果他的政府抛弃波兰流亡政府而承认华沙临时政府，再加上英国政府已经接受了俄国关于波兰未来东部边界的观点，这在英国将被认为是出卖波兰。这样，他在议会里势将遭到非常激烈的批评。因此，在英国政府同意放弃伦敦的波兰政府之前，必须明确双方在多少是对等的条件下有一个新的开始。在英国转而承认一个新政府之前，必须使英国人相信它是波兰国家的真正代表。如果在波兰能有真正的自由选举，那么英国政府才可不顾目前的伦敦波兰政府，改为承认新政府。三国政府在离开雅尔达之前应该就这个问题达成并签署一项协议。 这时罗斯福插话说，既然他们都同意有必要举行自由选举，那末问题就在于能够举行那种选举以前波兰该怎样治理。 史达林回答说，临时政府在波兰享有很高的威信。波兰民心所向的，并不是那些“逃跑”了的人，而是坚持留在波兰、从地下组织中涌现出来的临时政府的领导人。波兰对俄国的宿仇正随着红军的向前推进而逐渐消除，代之而出现的是对俄国的亲善友好。鑑于邱吉尔很想达成一项协议，他建议应该把两方面的波兰人都找来，分别同他们面对面谈。他重述了他关于戴高乐的论点：如果盟国可以同戴高乐打交道，为什么不能同一个扩大了的波兰临时政府打交道呢？扩大现有的政府比试图建立一个新政府要好——虽然最好是现在立即能举行自由选举。他说，迄今为止，一直由于战争而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如果不出现军事上的挫折，也许可能在一个月之内举行选举。 2月9日，斯退丁纽斯在受命讨论这个问题的外长会议开始时宣称，总统指示他说，如果波兰问题在雅尔达会议上得不到解决，很可能会使他的政府不能参加计划中的新世界组织。他收回了美方关于成立总统委员会的建议。所有三国政府既都同意必须由波兰人自己来决定这个问题，也都同意临时政府必须既包括“波兰国内其他民主人士的代表和国外的某些波兰民主领袖”，也包括华沙政府的成员，那么三国政府的立场相距并不很远。他因此提出一个方案，从三大国所提建议中各取一部分，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目前的波兰临时政府可以“改组成为一个建立在波兰国内所有各种民主力量基础上并包括国外的波兰民主领袖在内的、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改组后的政府将称为‘民族团结临时政府’”。莫洛托夫和西方的两位大使将被授权从“一开始”就同来自波兰国内和国外的波兰人各个派别的成员在莫斯科进行磋商，并以这样的方式来改组现在的政府。改组后的政府将得到三大国的承认，将保证举行象英国建议中所规定的那样的自由选举，“三大国驻华沙的大使将负责对这一保证的履行情况进行观察并向各自的政府提出报告”。 接着艾登发表了英国的观点。他说，国内对他的政府默认寇松线是有批评的；而这可能会成为英苏两国政府之间“引起麻烦的根源”。他说在英国，在欧洲别处，或者在美国，很少有人认为华沙的临时政府是能代表波兰人民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的建议并没有提“扩大”临时政府，而是强调有必要重新开始。他的政府希望在解决波兰问题时把十五万波兰军队的问题也包括进去。他详谈了邱吉尔的另一个观点，即对英国政府来说，决定把承认伦敦波兰政府改为承认一个新政府，将比承认现存的卢布林政府容易得多。他认为临时政府反对米科拉伊奇克，这种做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米科拉伊奇克参加新政府，将会大大增加它的威信，并大大有助于使英国人民相信新政府是具有代表性的。 第70页 莫洛托夫提到波兰的普选和罗斯福的发言。他说，俄国人同意当前的头等大事是：一旦条件许可，尽早在波兰举行普选。通过普选成立永久性政府，现有的困难——即成立一个过渡政府的困难——就会消除。在能够举行选举以前的这段时期里(这段时期可能是短的)，红军将全神贯注于保持它后方的安宁；这就是他建议以增加几个波兰国内外的其他波兰“民主”人士的办法来改组华沙的临时政府的原因。他说，关于接受米科拉伊奇克的问题，他也许是错了，但是这个问题，以及他们政府的改组问题，都必须在哈里曼、克拉克-克尔和他本人作为一个三人委员会根据雅尔达会议同意的原则同波兰人讨论之后，由波兰人自己来决定。 艾登回答说，关于选举对波兰的重要性他也有同感；但他和斯退丁纽斯一致认为，如果选举由华沙的临时政府控制，人们会认为这并不是“真正反映波兰人民意志的自由选举”。 莫洛托夫一直在等待美国建议的译文，他说在他同史达林商讨这些建议之前，愿意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他说他仍然相信新波兰政府的基础应该是现在的华沙临时政府，但必须首先同这些波兰人进行磋商。他认为斯退丁纽斯的最后一点最好删掉，这不仅因为没有必要说大使的责任是观察和报告，而且因为它似乎含有波兰人将在外国外交官的控制下进行选举的意思。 艾登表示，他们全都同意“红军完全解放波兰后将会产生一个新的局面”。那样就会有可能建立一个比以前所能办到的具有更广泛代表性基础的临时波兰政府。他再次声明，这个政府的组成人选，除临时政府的成员外，还应包括国内外的一些波兰领袖，他还同意斯退丁纽斯的意见，这个政府应称为“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在外长们讨论波兰问题的余下的时间里，莫洛托夫拒绝改变他的观点，坚持新政府应以现在的华沙临时政府为基础，再加几个其他的波兰领袖。斯退丁纽斯和哈里曼都竭力主张不要使用“现存波兰政府”这一提法，但没有结果；于是三位外长决定提出报告说，他们寻求达成协议的努力未能成功，但以后将继续讨论。 在2月9日下午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斯退丁纽斯提出了协议未能达成的报告之后，莫洛托夫建议对美国所提的方案作若干修改。他建议第一句话应改为：“现在的波兰临时政府应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进行改组，以容纳来自波兰本身以及现在国外的一些民主领袖，这个政府也将因此而被称为波兰全国临时政府。”他还建议第一段中英国人所提到的民主党派应改为“非法西斯的和反法西斯的”党派。他还重申应删去美国建议中关于大使们观察和报告那段话的主张。 邱吉尔知道罗斯福在别处还有要事，急于在他离开之前把雅尔达的事情料理掉，因此竭力主张三国政府首脑不要匆促决定这个问题；全体会议于是休会半小时，以研究莫洛托夫所提的修改意见。復会后，罗斯福说，他们三国政府在波兰问题上已非常接近于一致，“现在只是个起草的问题了”。他认为，“临时政府”这一提法，对于那些仍然承认伦敦政府的各方来说，是难于接受的，因此建议把它改为“目前在波兰行使职权的政府”。同时他坚持说，莫洛托夫想要删去的那一点(即大使们应把举行自由选举的情况向各自政府报告的那一点)，从波兰裔美国人对选举的关心情况来看，却是至关重要的，他建议把这个问题再交给外长们去讨论。邱吉尔接着发言，主张在协议中写上一段前言，宣布有必要建立一个具有更广泛基础的政府，这是艾登已经建议过的。他说，这也许是一个装饰品，但却是一个重要的装饰品。他转而谈到美国建议中关于大使报告的那一段，首先指出波兰各地下组织之间的争执的错综复杂性，例如，华沙临时政府的一些成员就曾宣布过要把国家军的成员作为卖国贼来审讯。他要求史达林“以他惯有的耐心和仁慈”来考虑这个问题。在波兰选举时设置“观察员”的问题上，尽管邱吉尔继罗斯福之后又作了很详细的发言为之辩护，把南斯拉夫、希腊、义大利和埃及等国的选举作为类比，史达林还是不为所动。史达林说自由选举的问题应该当着波兰人的面来讨论。邱吉尔于是坚决表示这个问题应当在雅尔达解决，以便他能向下院保证将举行自由选举。罗斯福说，他也希望有一项自由选举的保证，来向“美国国内的六百万波兰族人”作交代，因为象这样的保证将会消除对于雅尔达协议有无诚意的一切怀疑。 2月9日深夜，三国外长又举行会议。艾登说，在波兰问题上，他的政府不大可能会接受任何一种不同于英国上一天建议的解决办法，然后他提出了一个“英国修正方案”，其中包括那天上午他的建议中第一段的词句，只有一点微小的改动。这个英国修正方案也包括美国关于观察员的那一点建议。三位外长最后商定了一个折衷的文本，把英、美、苏三方所建议的内容各採用了一部分。由大使来观察和报告选举情况的问题留给第二天的全体会议去解决。 第二天，2月10日上午，罗斯福决定，为了加速取得协议，不再坚持在方案中包括关于观察员的那一点；但是斯退丁纽斯那天中午以前向外长会议宣布罗斯福的决定时，说有一点必须加以充分理解，即在有关美国大使观察和报告波兰选举情况这一点上，总统认为他完全可以不受拘束地发表他所愿意发表的任何声明。艾登回答说，他不同意总统删去这句话的决定；同时他和斯退丁纽斯採取同样态度，一致拒绝莫洛托夫提出的英美政府应“象苏联那样”承认波兰政府的建议。他们认为莫洛托夫的这一建议如果言下之意是俄国人将继续支持华沙临时政府的话，那是无法接受的。因此由一个小组委员会草拟了一个折衷的说法；在三巨头开会之前，邱吉尔和艾登同史达林和莫洛托夫作了一次非正式会谈，在这次会谈中，他们设法使史达林和莫洛托夫同意在声明里加进一段话，即承认波兰新政府必然意味着要互派大使，而这些大使将向各自的政府首脑报告波兰的局势。 第71页 在全体会议上，艾登宣读了关于成立一个“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的商定方案，包括邱吉尔和史达林刚刚达成协议的最后那句话。邱吉尔然后又提到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协议，他说伦敦战时内阁反对给波兰划定一条西面达到西尼斯河这么远的西部边界。莫洛托夫说没有必要对西部边界作出象东部边界那样的具体规定。于是起草了一个声明，列入雅尔达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协议中，这个声明提到了已规定的东部边界(寇松线，只作了有利于波兰的一些微小调整)，但建议应在“适当的时候”就波兰将在北方和西方“实际上获得领土”的范围，同波兰新政府进行磋商，“波兰西部边界的最终确定则应留待今后的和会上解决”。 (三)罗斯福和邱吉尔为自己在雅尔达会议上的政策辩护 当罗斯福和邱吉尔开完雅尔达会议回到本国时，他们都必须为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缔结那些主要的、影响深远的协议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辩护。罗斯福于1945年3月1日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强调指出在波兰问题上达成了一项“妥协”。他为作为波兰东部边界的寇松线辩护说，俄国有权维护其西部边境的安全，并指出这条线以东的居民大部分不是波兰人。按照雅尔达方案组成新政府后，三大盟国将承认其为波兰的临时政府。它将保证尽早举行自由选举，这样就可以在一个强大和独立的波兰国土上，由波兰人民自己建立波兰政府。 2月27日，邱吉尔开始为雅尔达协议辩护时，下院对他持批评态度。作为三天辩论的开场，他的演说一下子就转到波兰问题上来了，并且承认这一直是雅尔达会议上最关键性的争端之一。他说，他总觉得波兰的自由和独立是一个比其边界更为重要的问题。他说明了俄国人对寇松线的要求，他们是始终坚持这一要求的；他还说明了关于在北方和西方对波兰进行补偿的建议。他认为这样划分领土是最公平的，而且他提到1944年12月15日艾登对寇松线的详细说明。他回顾了歷史，说1914年以前沙皇俄国的边界曾扩展到寇松线以西两三百英里处，他还提请人们注意史达林关于不坚持苏联保有比亚威斯托克省的表示。他说，此外，虽然划界时顺着河流或山脉的走向作八到十公里的偏离是合乎情理的，但俄国人还是同意使这种偏离只有利于波兰。他说明了德国人的政策是要消灭波兰国家和人民，并指出，不到三个星期，俄国军队就把德国人赶出了波兰。他的政府并没有“搞什么可疑的妥协，或者向压力和恐惧低头”，他信心十足地断言这一政策是“完全公正”的。他详细谈了有关补偿给波兰人的德国领土范围的协议，说这些北方和西方土地中，有很多地方比寇松线以东的地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普里皮亚特沼泽地)“肥沃得多，发达得多”。各大盟国确信，为波兰作出的这一安排，不会“播下将来战争的种子”，因为他们决心使德国不再有进行侵略的力量，而且还将由新的世界组织来保证安全，防止这种侵略。他解释说，考虑到俄国人在解放波兰时所作出的牺牲和他们的部队驻在那里的事实，他认为他们的领土要求已经是非常有节制的了；他对达成的协议、对“讨论这些协议的过程中所表现的耐心”都感到满意。 然而波兰的自由问题却更不明确、更为悬而未决了。他说，他愿意“极为直率地”道出这个问题的实质所在：波兰人将获得西方所理解的那种自由呢，还是将被迫採用共产主义制度而成为“苏维埃国家的一个影子”？他提到史达林和苏联政府同英美政府一起作出的一项庄严宣告，说波兰应该是自由的、强大的和独立的。他说他个人的看法是，“波兰人掌握着他们自己的前途，只有一个限制，那就是，他们必须协同他们的盟国真诚地奉行对俄友好的政策……那，”他说，“肯定是合情合理的。” 英国政府将继续承认波兰流亡政府，直到它认为“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已经按照协议规定的各项条件在波兰正式成立”为止。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过去或现在立即”承认原已存在于波兰的那个临时政府。 他提到他在以前几次关于波兰问题的演说中曾经说过，如果伦敦的波兰政府早就採纳英国的建议，就不会有卢布林委员会。甚至在10月间，米科拉伊奇克本来还是可以从莫斯科去卢布林当新政府总理的。“但是这些机会都错过了。”他知道，在大联盟的各成员国之间，对于象“民主政党”，“不受拘束的自由选举”之类的提法是有不同解释的；但他接着说：“显然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他告诉下院，他在雅尔达得到的印象是，俄国人希望同西方国家友好相处。 第六节 从雅尔达会议到1945年6月28日波兰联合政府的成立 (一)波兰对雅尔达宣言的反应 1945年2月12日，雅尔达会议的正式公报发表，其中包括那段好不容易才搞出来的波兰问题宣言。第二天，波兰流亡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拒绝承认雅尔达会议的决定。他们反对的是没有同他们商量，虽然在会议之前递交给他们一份英美备忘录，曾经使他们期待着来同他们商量；他们认为，把寇松线“强加给他们”是对波兰的第五次瓜分；而按照雅尔达会议所规定的方式产生一个新政府的决定，只会使苏联干涉波兰内政合法化”。在俄国军队占领的情况下，即使有英美大使在场，也保证不了波兰的基本权利会受到尊重。 第72页 甚至连米科拉伊奇克(人们认为雅尔达的某些决定就是以他的建议为基础的)，也强烈表示异议。他指出他一向主张波兰保有利沃夫和加里西亚油田；他说，他认为东西部的边界应同时确定。而且，他所建议的由民主人士组成波兰政府，从来不是指现有波兰临时政府的扩大和改组而言。 在义大利，安德尔斯于1945年2月13日写信给第八集团军司令麦克里里将军，要求把波兰第二兵团的人撤离战线，因为在雅尔达会议作出这些决定之后，他觉得他没有权利要求这些人作更多的牺牲。但在2月15日和16日同麦克里里将军和马克·克拉克将军举行的会议上，他被说服把他的人留在前线，因为没有别的部队可以调去替换他们。他飞往那不勒斯与陆军元帅亚歷山大会商，后者劝他保持冷静，以待事态的发展。接着，安德尔斯应拉奇基耶维奇总统之请飞往英国，于2月20日到达，第二天受到邱吉尔接见。邱吉尔向他保证，波兰并没有被出卖，雅尔达的决定还是有其公平合理的根据的。他还说，如有必要，盟国没有波兰部队也可过得去。2月26日，当安德尔斯还在伦敦的时候，他被任命为波兰武装部队代总司令，因为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已是德国人的俘虏。然而，自从米科拉伊奇克辞职以后，波兰流亡政府已经丧失了盟国的同情，而且，虽然他们决定他们的部队继续和盟国并肩作战，直到把德国打败，但是安德尔斯和他的部下却发现自己的处境愈来愈孤立了。 (二)关于波兰问题的雅尔达协议未能履行 从1945年2月24日到4月2日，莫洛托夫、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在莫斯科会晤了多次，作为三人委员会来安排同波兰领导人磋商，以便改组华沙临时政府，并且决定邀请哪些波兰人来磋商。不同的解释和观点，在雅尔达会议上原是用模稜两可的词句掩盖起来的，现在却顿时暴露出来了，三人委员会为克服这些分歧而作的努力毫无结果。当该委员会向华沙政府提出准备同它的代表一起在莫斯科进行协商的其他八位波兰领导人名单时，它回答说，参加协商的人应该是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应该声明同意雅尔达商定的原则。因为消息非常少，莫洛托夫于2月27日建议英美政府派人到波兰去观察和汇报那里的情况；但是克拉克-克尔坚持这决不能含有正式承认华沙政府的意思，哈里曼则建议他们应该等一下，等到他们与华沙政府谈过之后再说，这时莫洛托夫收回了他的建议，虽然其他两人都曾表示原则上同意。莫洛托夫对于别人向他提出的一张二十人的名单表示反对，他说，他所比较了解的唯一的人就是米科拉伊奇克，而他确信此人是不会得到华沙政府同意的。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则拒绝了莫洛托夫建议的另一份名单，因为它让临时政府享有四对三的优势。3月5日以后，三国政府参加处理这一问题，英美方面认真接受了莫洛托夫2月27日的建议，莫洛托夫这时却试图把这一建议的责任推给西方国家：他说雅尔达会议上没有提到这一点，而且这会伤害波兰人的民族自尊心。有关这个问题应该直接同华沙临时政府交换意见。在4月2日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莫洛托夫说，这个问题之所以不能取得进一步进展，主要障碍是英美方面坚持要请米科拉伊奇克来参加协商。 同时，自从3月8日以后,由于邱吉尔一再向罗斯福提出请求，因而罗斯福在3月29日，邱吉尔自己在4月1日分别亲自致电史达林，对有关波兰问题的雅尔达协议未能履行提出抗议。4月7日，史达林给他们两人发出了正式答覆，还附了一份给邱吉尔的私人电报，对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在大使委员会上採取的立场提出了反指责。 罗斯福在3月29日给史达林的照会中表示，他对雅尔达会议以来的事态发展，对贯彻雅尔达会议的决定，特别是关于波兰的各项决定所遇到的困难，深感不安。他说，他对俄国人那种明显的漠不关心感到迷惑不解。问题的核心在于苏联政府对雅尔达决定的解释，特别是他们把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和华沙临时政府看作实质上是相同的那种明显的假定。他指出，这种解释不符合雅尔达会议的决定，甚至也不符合作出这些决定之前的讨论；他强调指出，那种只是拙劣地伪装起来的要想永久保存华沙政府的解决办法，美国政府是决不会接受的。莫斯科委员会有权决定该邀请哪些人去莫斯科参加协商，这一权力决不能受华沙政府的限制，也决不容华沙政府分享。他不会排斥莫洛托夫所建议的邀请对象，他期望美国政府的建议也能得到同样的考虑。作为第一步，他建议委员会先召集少数几个能够提出其他人选的波兰领导人。三国政府的首脑应当运用他们的影响，务使波兰的各个对立集团不再相互妨碍，使那里保持平静。他还提出，应按照莫洛托夫2月27日提出的并于当天马上收回去的那一建议，让委员会中英美方面的人员访问波兰。邱吉尔在4月1日给史达林的电报也是同样的意思。 史达林在4月7日给罗斯福的答覆中声称，委员会工作的陷入僵局，是因为英美大使把雅尔达宣言解释为应“取消”华沙临时政府，换上一个完全新的政府。他指责哈里曼关于新政府中可能连一个华沙临时政府的成员都没有的说法。雅尔达会议上商定的是从波兰国内邀请五名波兰领导人，从伦敦邀请三名，但英美政府现在却要求允许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邀请数额不限的波兰人。委员会只应邀请那些愿意接受雅尔达宣言、包括接受寇松线的规定并真诚致力于建立波苏友好关系的波兰人。至于派观察员去波兰的建议(本来是莫洛托夫提出的)，史达林的回答重复了莫洛托夫所使用过的论点，即波兰人将认为这是对他们民族尊严的侮辱。在给邱吉尔的復电中，史达林说对米科拉伊奇克的反对意见可以收回，如果他公开声明接受雅尔达宣言并贊成在波苏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话。 第73页 罗斯福同意邱吉尔的意见，认为他们应联名给史达林一个答覆。然而，就在起草这个答覆时，罗斯福在1945年4月12日去世了。准备让他签署的那个復文，后来经过讨论，作了某些修改，由新任总统杜鲁门和邱吉尔同意并签字后，于4月18日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发给了史达林。他们在復文中说，希望纠正史达林对英美政策的错误印象，他们否认史达林所说的美英政府要求允许委员会每个成员邀请数额不限的波兰人。他们提到罗斯福曾建议过，作为第一步，先邀请少数几个波兰领袖；他们对史达林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华沙临时政府是否有权否决候选人。雅尔达宣言中肯定没有提到这样的权利。他们觉得，俄国人似乎正在退回到雅尔达讨论开始时关于波兰问题的立场上去。 同时，旧金山会议在有关波兰代表权的问题上发生了节外生枝的纠纷。3月5日，报界获悉，会议既不向波兰流亡政府也不向华沙临时政府发出邀请。3月12日，波兰流亡政府发出了抗议照会，并于3月14日进一步由切哈诺夫斯基向斯退丁纽斯提出口头抗议。切哈诺夫斯基被告知说，打算等波兰民族团结政府按照雅尔达宣言成立之后向它发出邀请。3月21日，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在下院作了同样的答覆。 另一方面，有人千方百计想要把华沙临时政府请到旧金山来代表波兰。3月9日，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向国务院递交一份照会，建议如果雅尔达的决定未及在旧金山会议召开前完全实现，应邀请临时政府的成员。接着，华沙政府于3月22日向四个发起国(美、英、苏、中)送了一份照会，敦促它们“以目前行使着职权的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作为波兰代表”予以邀请；3月31日塔斯社又发表了一个公报，声称苏联政府盼望对方早日答覆他们3月9日的照会。同一天，斯退丁纽斯递交了答覆。他再次表示他的政府希望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能按照雅尔达宣言的规定早日成立，以便能及时向它发出邀请；但他说，鑑于莫斯科委员会正在进行协商，他的政府不准备邀请华沙临时政府。 (三)波兰地下政权领袖的被捕 华沙起义结束时，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在向德国人投降之前，把波兰国家军的领导大权委託给了奥库利茨基上校，奥库利茨基上校偕同少数经过挑选的军官和几位没有暴露身分的波兰地下政权的高级政治领袖，偷越了华沙周围的德军防线，并且在俄国人“解放”波兰后，仍秘密地留在波兰。鑑于苏联对待国家军部队的那种做法，特别是在曾经是“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的东部地区的做法，那些在俄国人防线后面成立的游击队当中，有些人对占领该地的红军抱敌对态度，那是很自然的；在1944年最后几个月和1945年初，俄国人和华沙临时政府不时抱怨说，流亡政府领导下的部队在红军后方採取敌对行动。正是根据这个理由，在雅尔达会议之前的若干星期中，波兰地下政权的领袖被指责为奸细和叛徒；也正是在波兰国内的这种气氛下，米科拉伊奇克在雅尔达会议之前建议在华沙举行一次波兰地下政权领袖会议，作为建立一个代表一切民主人士的政府的第一步。他自己后来说，在他辞职以后，波兰民族团结会议的成员对以阿尔齐谢夫斯基为首的伦敦流亡政府感到不满了，于是他们自己主动採取步骤想同俄国人达成一项解决办法。1945年2月末，他们开始同俄国人会谈；对方告诉他们，苏联当局迫切希望各种地下政治力量公开出来，以便能被“吸收到独立的波兰民主力量的整个潮流中去”。这些会谈是在莫斯科委员会审议的同时进行的。 俄国人逮捕十六名波兰地下政权领袖的情况，是不清楚的。副总理扬科夫斯基在3月初接到一个名叫皮缅诺夫的红军上校的书面邀请，请他去出席地下政权的代表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朱可夫元帅的代表伊凡诺夫上将之间的会晤，以讨论尚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扬科夫斯基得到美、英两国政府的鼓励和流亡政府的批准，但他们都建议他要小心从事。从 3月17日到27日，在华沙郊外举行了以扬科夫斯基和波兰地下政权的其他领导人为一方，以皮缅诺夫上校为另一方的预备性会谈。皮缅诺夫要求澄清地下领袖们的态度和将来的打算，双方交换了政治观点。皮缅诺夫显然使扬科夫斯基相信，他是得到朱可夫的授权的，于是就决定在下周开始正式谈判。波兰领袖们同意暴露自己的身分，俄国人则主动提出将释放被捕的某些地下领袖，并提供一架飞机把八名波兰地下当局的代表送往伦敦同那里的波兰领袖磋商。奥库利茨基、扬科夫斯基和普扎克显然是在3月27日那天被邀请去同伊凡诺夫会谈的，第二天其他十三名地下政治领袖则似乎是被邀请去出席朱可夫元帅举行的一次正式午宴。前一批人可能被告知说，将用飞机把他们送往伦敦，而后一批人则可能被告知说，将让他们飞往朱可夫的司令部。事实上这十六名波兰领袖全都用飞机被送到了莫斯科，关进了那里的卢卞卡监狱。 伦敦的波兰政府向英美政府发出紧急唿吁，要求从中调停，并于4月6日发表了他们自己的一份公报，描述了一些同地下领袖失踪有关的情况。这事件开始被广泛宣传，更增加了英美两国国内对俄国人在东欧和东南欧种种活动的日益增长的普遍的愤慨情绪。4月9日，哈里曼在莫斯科就这一谣传询问了维辛斯基，得到的回答是，这些谣传完全不是事实。英国政府也跟着提出这样的询问，得到了类似的答覆。4月12日，波兰政府就维托斯的被捕发表了一个声明。可是，罗斯福总统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暂时减弱了这一声明的效果，也暂时减弱了由于俄国方面继续保持沉默而日益增长的普遍关切所产生的影响。苏联政府继续对英美的询问置之不理，甚至在莫洛托夫和艾登都起程前去出席于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开幕的联合国会议之后仍然如此。4月27日，伦敦的波兰政府打电报给艾登和斯退丁纽斯，吁请他们“查清失踪人员的遭遇”；5月2日，在英国议会里，国务大臣理察·劳面对着议员们就此事向他提出的许多问题，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第74页 (四)波(华沙政府)苏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 1945年4月21日 4月16日，苏联政府通知莫斯科美国大使馆，说他们正在准备签订一项波苏互助条约，类似于他们已同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缔结的那种条约。同一天，史达林向哈里曼建议，作为打开莫斯科委员会所陷入的僵局的一个办法，他们应该採用在建立南斯拉夫政府时使用过的那个公式。哈里曼说，波兰和南斯拉夫的问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哈里曼在那天以及在4月18日，曾两次试图说服俄国人暂缓签订这项条约，等莫洛托夫到了华盛顿再说，那时，美国的看法就可以告诉他，但哈里曼的尝试都没有成功。邱吉尔在4月16日和4月22日分别把米科拉伊奇克的两个声明电告史达林——第一个声明表示接受关于波兰问题的雅尔达决定，另一个则明确表示接受寇松线并放弃利沃夫——但也没有能使他改变政策。俄国人在4月21日给哈里曼的答覆中说，他们已经通知华沙临时政府，同意缔结这项条约：这件事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它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就在这一天(1945年4月21日)，史达林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在莫斯科签署了这一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条约有效期为二十年，它规定：对德作战期间在军事和其他方面相互援助，按照相互尊重独立和主权的原则加强彼此之间的友好合作；消除德国或者直接、间接地与德国结盟的任何国家“重新发动侵略的威胁”；在遭受任何这样的国家所发动的袭击时实行互助。条约的第三条写道：缔约双方将“以最真诚的合作精神参与一切旨在保证各国和平和安全的国际行动”。而且，任何一方“未经彼此同意”都不得同德国签订一项使任何一方的领土完整或安全受到损害的停战协定或和约。双方都保证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同盟或联盟。此外，它们还保证将来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进行合作。 这项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人们的一种印象，即苏联已下定决心要在东欧推行一项单方面的政策，而不管它的盟国会有什么反感。这种印象在旧金山会议筹备时期已经在不断加深，不仅英国和美国的政府圈子里是如此，一般公众也是如此。邱吉尔曾于4月24日到29日之间主动同史达林进行了电报联繫，但通过这些电报往返，他从史达林那里所能得到的唯一东西是后者答应劝告波兰临时政府，要他们收回反对邀请米科拉伊奇克来磋商的意见。甚至在旧金山会议开幕之前，当盟国关系由于波兰问题而接近于危机时，那些希望看到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的理想主义者已经感到幻灭和忧心忡忡了。 莫洛托夫在4月22日到达华盛顿时，有人向他表达了这方面的一些忧虑。他被告知说，用南斯拉夫公式去解决波兰问题是违反雅尔达协议的，美国政府不会承认一个并不代表所有民主人士的波兰政府。人们对莫斯科委员会所面临的僵局表示失望，并说俄国的态度已在那些信奉盟国合作的人中间引起了疑虑。有人直率地告诉他说，苏联政府没有遵守雅尔达宣言，而据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则不论在行动上或在意图上都从未违反过这个宣言；不仅如此，英国人和美国人还决心推进他们的世界组织计划，不管有什么分歧和困难。 尽管斯退丁纽斯已在3月31日表明了他的态度，俄国人继续在报纸文章中，并通过外交途径，催促着要邀请华沙临时政府出席旧金山会议。甚至在1945年4月25日会议开幕之后，莫洛托夫还在竭力主张接纳华沙政府为这一新的国际组织的一员。 5月3日，莫洛托夫在旧金山同斯退丁纽斯和艾登一起出席一次宴会，他突然通知他们说，他的政府已逮捕了早先报导失踪了的十六名波兰领袖。5月5日的一则塔斯社公报证实了他的话，公报说，以奥库利茨基为首的那一批波兰人是由“苏联前线军事当局”逮捕的。他们将被交付审讯，被控的罪名是：在红军后方进行破坏并在那里非法持有无线电发报机。 5月5日，斯退丁纽斯和艾登就这一事件发表了正式声明。他们提到以前曾为此进行过的调查，对事态的新发展表示深为关切，说这一新发展对波兰问题的解决有着“直接的关系”，并宣布他们已向莫洛托夫要求一份被捕波兰人的名单和一个详尽的说明。 正象4月间罗斯福的去世转移了公众对波兰领袖失踪的注意一样，从5月1日德国人宣布希特勒毙命起到5月8日(欧洲胜利日)止的那几天里，德国崩溃和投降的各个演变阶段也势必暂时沖淡由于莫洛托夫宣布逮捕十六名波兰人而笼罩着旧金山的悲观气氛。但是波兰流亡政府5月6日向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各国政府发出公开唿吁，要求它们劝使俄国人释放这些领袖。他们抗议说，俄国人邀请这些领袖出席一个会议，然后把他们逮捕，这是犯了欺诈罪。5月10日，米科拉伊奇克发表一项声明说，如果这些波兰人曾经考虑到他们将被控从事反红军活动的话，他们是绝不会向俄国人暴露自己身分的。 史达林在回答《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5月11日提出的问题时说，逮捕一事同成立新波兰临时政府的事毫不相干。这些波兰人是根据一项同英国的保卫国土法相类似的苏联法律，并遵照红军同波兰临时政府签订的一项协定而依法逮捕的。他们不可能被邀请来进行什么谈判，因为苏联领导人是不会同危及红军后方的犯法分子谈判的。然而，他重申雅尔达宣言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基础，并提到三个条件：第一，在重建波兰政府时，必须承认波兰临时政府为将来波兰民族团结政府的核心，就象承认南斯拉夫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是南斯拉夫联合政府的核心一样；第二，这样产生的波兰政府必须对苏联友好，决不能推行反苏的“防疫圈”政策；第三，波兰政府的重建必须有同波兰人民保持联繫的波兰人士参加。 第75页 (五)哈里·霍普金斯的最后一次出使 莫洛托夫5月3日透露的消息，加剧了西方对俄国人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行径所感到的困惑和愤怒，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盟国自从罗斯福死后，在上年年底所採取的几项触怒俄国人的行动，而使当时的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在波兰问题未能达成协议而给旧金山会议带来的阴黯气氛下，哈里·霍普金斯不顾身体有病，还是被说服飞往莫斯科，试图通过同史达林直接面谈，解决几个妨碍美苏关系的问题。霍普金斯于1945年5月25日到达莫斯科，在那里停留了十一天。他同史达林第一次会见时说，问题的讨论需要他在莫斯科多久，他就准备留多久，史达林回答说，他的时间悉听霍普金斯支配。 霍普金斯对5月26日开始的一般性讨论显然是作过仔细准备的。谈话一开始，他便试图对关系恶化的原因提出美国的看法，而史达林则扼要地谈了苏联对西方盟国，主要是对美国的不满，来作为回敬。象在雅尔达一样，波兰问题在谈话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在这一特定的问题上，霍普金斯必须依靠哈里曼和国务院的专家们。 霍普金斯说，他对波兰问题感到关切，并不是关切这一具体问题本身，而是把它看作为他的政府同俄国人协商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个象徵。他试图说明罗斯福对世界事务的想法，并把美国国内那些一成不变地非议苏联的人，同支持罗斯福政策的大多数美国人区别开来：正是这些大多数人，现在由于俄国的行动，特别是由于它在波兰所採取的单方面行动，而逐渐感到幻灭。 为了消除苏联怀疑美国政府的任何根据，霍普金斯小心地把英国的政策同他自己政府的政策，特别是两国在波兰问题上的政策区别开来。他向史达林保证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诚意，着重说明他们对波兰没有特殊利益。他们将承认任何一个对俄国友好的同时又是波兰人民人心所向的波兰政府。 然而，史达林从一开始就坚决认定，波兰的麻烦在于英国保守党人希望沿苏联边界重新建立一个“防疫圈”。他表示深信，只有苏联对雅尔达宣言的解释才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他说俄国人不是傻子，决不会稀里煳涂地接受任何别的解释。他承认俄国人在波兰的确採取了一些单方面的步骤，例如承认华沙临时政府和签订波苏条约。採取这些行动是有充分理由的，可是西方盟国没有恰当地加以理解。首先，这里有红军后方安全的问题。他说，等盟国间就波兰政府问题达成协议后再採取行动，那是不可能的，卢布林政府在保卫红军交通线方面证明很有帮助，在没有其他可靠政府的情况下，苏联政府不能不承认卢布林政府。他提到了最近英国在希腊採取的行动，他对霍普金斯说，至少俄国人还没有被迫在波兰採取类似的行动。波兰不会被“苏维埃化”，而是将有一个类似比利时或荷兰那样的议会制政府。他详细说明他为什么希望有一个友好的波兰。他十分强调地谈到了德国的进攻所造成的破坏，坚持今后一定要使这样的进攻不可能重演。以往，波兰不是太弱而阻止不了德国人，就是索性同意他们借道通过。这就是苏联希望有一个强大友好的波兰的理由；他不想排斥盟国参与这个问题的解决。 在5月27日的谈话中，史达林建议在未来的波兰民族团结政府的十八个或二十个部长职位中，有四个由英美大使所提名的波兰人担任。如果其他各方同意这个解决方案的话，就可以进而考虑具体人选。他认为，米科拉伊奇克可以被接受为四个人选之一。霍普金斯随时都把会谈情况告诉国务院，并通过国务院告知英国政府，他要求给他一点时间来考虑这个建议。 在5月30日的会议上，他们两人对西方式的自由选举和基本人权等概念都表示看法一致；不过史达林说，在战争时期有必要限制这样的自由，在和平时期限制则可以少一些。当他谈到战争时期必须对战线后方无线电发报机的使用有所限制时，他明显地提到了被捕的波兰领袖。他还说决不能让“法西斯”政党行使这样的权利。 霍普金斯似乎并没有接受史达林5月27日提出的关于成立新波兰政府的那个建议；最后双方同意应邀请十二名波兰人来同莫斯科委员会一起协商：伦敦来三名(但不是来自流亡政府)，米科拉伊奇克应是其中之一；波兰来五名；华沙临时政府的领导人来四名。 5月31日晚上，霍普金斯同史达林进行了一次密谈，试图劝使他释放被捕的波兰领袖。史达林说，这些人不能释放，而是必须予以审判；因为根据苏方掌握的证据，他们从事于阴谋破坏活动。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受了邱吉尔和波兰流亡政府的骗。不过，他暗示这些波兰领袖将得到宽大处理。 霍普金斯最后这一次出使莫斯科的明显成功，使旧金山会议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葛罗米柯(俄国驻美大使，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俄国代表团成员)对否决权问题的解释曾一度使会议陷于停顿；但霍普金斯同史达林达成的协议使代表们有可能在起草宪章方面再次取得进展。这一协议还使莫斯科委员会得以恢復工作。协议得到了杜鲁门的批准；6月12日，在霍普金斯离开莫斯科后不久，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同时发表公告，宣布了将予邀请的波兰领导人名单，莫斯科委员会已同意邀请这些人于6月15日前到莫斯科，按照雅尔达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宣言进行协商。 第76页 邱吉尔曾给米科拉伊奇克看过史达林发来的一个电报，史达林在电报中称米科拉伊奇克及其支持者是“盟国事业的破坏者”。之后，在4月15日，米科拉伊奇克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接受关于波兰问题的雅尔达决定，并表示他支持对苏友好的政策；他决定接受委员会的邀请，因为邱吉尔曾力劝他参与协商。邱吉尔对米科拉伊奇克说，由于他在波兰很有声望，他应该前去，并设法“不仅把你的脚而且把你的腿也伸进门里去”。 推迟了很久的莫斯科协商终于在6月17日开始。莫斯科委员会退居幕后，让聚集一堂的波兰人自行商讨大局。6月23日正式宣布他们已就成立联合政府一事达成协议。正如俄国人所一直坚持的，临时政府仍保持着它的基本结构，虽然它现在已正式“改组”，以包括农民党、社会党、民主党和基督教劳工党的一些成员，同时还为战后的波兰商定了一个纲领。就象雅尔达会议上所决定的，新政府将称为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 (六)十六名波兰人在莫斯科受审 1945年6月18-21日 使盟国间的关系在战争后期搞得这样极其复杂化的环绕波兰问题的政治斗争，于 1945年6月在莫斯科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潮。正当那些按照霍普金斯方案应邀前来莫斯科的波兰领导人在商讨波兰的政治前途时，莫斯科的工会大厦十月厅里却出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6月18日至21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开庭，对十六名波兰领导人进行了审讯。他们从3月间被捕以来，一直在受预审，这是苏联司法程序中公开审讯前的特有步骤。 象苏联以往的审讯一样，主要不是对被告席上的被告人起诉，而是通过他们，对他们在伦敦的、苏联司法权所管不到的领导人起诉。实际上，波兰流亡政府以及他们的地下政治组织和国家军都同这十六名被告在一起受审。 审讯时在场的外国记者和观察员看到被告虽然被驯服，但他们的身体看来还好，而且对审讯的进程极为关心。在西方人看来，很多被告的自我丑化似乎是可耻的，虽然苏联检察官阿法纳西耶夫指出，按照苏联法律，悔改表现是一个“可以减轻罪行的因素，法庭在判刑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西方人眼中，苏联的司法程序始终是非常奇怪的。由于它是从共产主义的政治哲学一贯正确这一前提出发的，因此，不相信就是犯法，不服从就是大罪。 起诉书和阿法纳西耶夫最后一次发言中所提出的被告的罪状是夸大其词的，但被告的供述却揭示了一幅图景，颇能说明华沙起义后波兰国内的事态发展。当红军的推进使国家军在有争议的东部地区的通讯联繫处于混乱状态时，余下的国家军支队有些变成了游击队，从事游击战和破坏活动，既反对俄国人又反对华沙临时政府领导人。1944年，根据伦敦来的命令，在维斯杜拉河以东地区成立了一个自称“尼埃”(波兰语“独立”一词的简称)的秘密地下组织，它所确定的宗旨是保持波兰的独立。1944年12月，奥库利茨基显然通知过俄国人说，国家军业已解散，但同时发出了秘密命令，要把主力部队的核心保存下来，把武器弹药和秘密电台隐藏起来。它的领导人还没有来得及为发展这个组织做更多工作，就被俄国人逮捕了。 这次审讯还有一点令人感兴趣的是，它透露出波兰地下政权里各个政党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以及地下政权和伦敦流亡政府之间已经扩大了的分歧。扬科夫斯基指出，农民党、社会党和国民民主党分裂成为各个派别，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中有的支持华沙临时政府，有的支持流亡政府。据巴京斯基说，农民党的军事组织“农民大队”从来没有同博尔-科莫罗夫斯基那样的国家军贵族领袖们真心诚意地合作过。米科拉伊奇克辞职后，农民党就一直不贊成波兰流亡政府，拒绝参加同“尼埃”有联繫的政治组织。而且，波兰流亡政府拒绝接受雅尔达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宣言，看来引起了整个地下组织的反对。民族团结会议曾表示同意雅尔达宣言，并把他们的决定通知了伦敦，伦敦显然没有理睬它。地下政权方面的大多数党派于是决定公开活动，这就引起了谈判的建议，从而导致了他们的被捕。 阿法纳西耶夫在他的总结髮言中要求法庭判处徒刑，不要求处以死刑。法庭宣告所有被告除三名外全部有罪，并把四个主要领袖分别判处以下期限的徒刑：奥库利茨基十年，扬科夫斯基八年，比恩和亚休科维奇各五年，其余的人则分别被判处十八个月到四个月的徒刑。然而，阿法纳西耶夫着重指出，这次审判是要“给苏联和进步人类的一切敌人，给所有那些妄图举起他们罪恶之手来干扰苏波人民友谊的人一个严厉的警告”。 第七节 从1945年6月28日波兰联合政府的成立到1947年1月的选举 (一)民族团结临时政府 6月23日，莫斯科公审宣判后一天，莫斯科电台宣布华沙临时政府、波兰国内其他集团和国外的各方面波兰领袖，已就临时政府扩大后的人员组成问题达成了协议。除已在莫斯科的波兰人大多数(包括米科拉伊奇克)将参加新政府外，还向波兰国内和伦敦各政治集团的其他代表发出邀请。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里的一些右翼政党，以及伦敦的那个在阿尔齐谢夫斯基领导下一心奉行反俄政策的波兰社会党右翼，则没有被包括在内。整个农民党、波兰国内的着名社会党领袖如祖拉夫斯基等，以及那批同克拉科夫大学有关系的自由-保守派人士都宣布拥护新政府，这时同伦敦的分裂就显得突出了。 第77页 盟国方面对这个宣布表示大为满意。旧金山会议正式表明，将在联合国宪章文本上留出一个供波兰新政府代表签字的空白地位。美国和英国政府明确表示，只等波兰新政府作出举行自由选举的保证，它们就承认新政府并撤销对流亡政府的一切支持。流亡政府就莫斯科审讯以及新政府的性质提出的一些抗议都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 6月28日，参加莫斯科会谈的几个波兰领导人飞抵华沙，不久华沙电台就宣布了新的民族团结临时政府的组成名单。在政府的二十一个部长职位中，十六个由华沙临时政府的前成员担任，其他五个给予“被认可”的领导人：来自伦敦的三名，来自波兰国内的两名。那些从社会党和农民党分裂出来的一些派别，一开始就参加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华沙政府，现在则同各该政党中与流亡政府和地下政权有联繫的那些被认可的成员合在一起了，因此，至少从官职上看，这两个党在新政府中各有六个代表，波兰工人党(共产党)也有六个代表。 给予米科拉伊奇克的欢迎表明，吸收几个有影响的、参加过地下运动的战前政党领袖，也许会有助于取得群众的拥护，而对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华沙政府来说，这正是它一向极其缺少的。与此同时，流亡政府声称他们决不把权力交给这样一个“不合法的”波兰政府。从德国战俘营获释后最近回到伦敦担任司令的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宣布，在盟军统帅部指挥下作战于西欧的波兰武装部队仍然忠于流亡政府。总部设在伦敦的政府和军队都宣称，只有在波兰真正获得自由和独立后他们才回去。 在雅尔达，俄国领导人未能就波兰西部边界推进到西尼斯河一事取得盟国的同意；但俄国人在占领了德国的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各省之后，就让华沙政府在这些地区设立行政机构。然而，雅尔达宣言上规定波兰的西部边界将留待和会解决，因此美英两国政府在4月间表示了他们的关切。俄国人就波兰政府在但泽地区设立地方行政机关一事提出的理由是，德国居民已随着德军撤离该地，只留下了波兰居民；但是这个解释没有被接受，美国政府在5月8日说，华沙政府似乎打算在俄国支持下在这些地区内建立永久性的行政机构。照会指出，未经盟国间磋商就作出这样的改变，忽视了商定的管制德国的原则。美国驻莫斯科代办乔治·凯南说，等波兰西部边界按照雅尔达决定确立之后，他的政府将予以承认，但在此之前他的政府坚持不应该把苏联占领的任何领土移交给华沙政府。维辛斯基5月16日的答覆是含煳其词的。他只谈但泽地区，说雅尔达宣言中波兰应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领土这句话，已预先假定可能在这一地区建立波兰的行政机构，他以此回答了一般的指责。他补充说，不言而喻，波兰的西部边界将在和会上最后决定。 7月间，新的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提出保证说，将遵照雅尔达方案举行自由选举，而且，不仅将向外交官和领事人员，还将向盟国驻在波兰的新闻记者提供观察的方便。美国和英国政府在获得这些保证之后，同意承认新的临时政府。两国政府都在7月5日宣布承认，美国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当即提名阿瑟·布利斯·莱恩为美国大使。 (二)波茨坦会议上的波兰问题 在波茨坦会议上(1945年7月16日到8月2日)苏联领袖继续为华沙政府在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以东的德国土地上建立行政机构辩护，虽然史达林向杜鲁门保证苏联政府并没有对任何波兰西部边界线承担责任。俄国人试图在波茨坦会议上就波兰西部边界问题取得英美的同意，但杜鲁门和邱吉尔都拒绝在那里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关于在争议地区内波兰的行政权问题，俄国人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史达林承认确已让波兰人执掌行政权，并继续坚持认为不能改变这一局面。杜鲁门和邱吉尔当时都一心在考虑德国的经济前景问题，两人都反对让波兰人控制的范围扩展到西尼斯河。邱吉尔争辩说，奥得-尼斯地区各省拥有德国近四分之一的耕地(且不说矿产资源)，如把它们割让给波兰，就需要把八百二十五万德国人从奥得-西尼斯线以东迁移到该线以西，而那里并没有养活他们的粮食。不过，他建议让波兰人在奥得河和东尼斯河一线行使行政权，认为这条线以内的前德国领土已足以安置不得不从寇松线以东迁出来的三、四百万波兰人了。杜鲁门关心的是，这些有争议的领土在计算战争赔偿时是否应该算作德国的一部分，以及是否应把它们看成是苏联占领区的一部分。他不同意在召开和会之前确定波兰的西部边界或承认前德国领土上的波兰行政机构。 雅尔达宣言规定在确定西部边界之前，应与新的临时政府磋商；因此7月24日，三位外交部长听取了全代会(共产党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贝鲁特、外长日莫夫斯基和副总理米科拉伊奇克的意见。他们每一个人，包括米科拉伊奇克在内，都竭力主张把直到西尼斯河为止、包括斯德丁(什切青)港的整个地区割让给波兰人，米科拉伊奇克还趁此机会，私下要求西方代表同时坚持在波兰进行自由选举。邱吉尔在7月24日和25日私下会见贝鲁特，令人信服地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工党在7月26日的英国大选中获胜后，波兰代表向英国新首相艾德礼，同时也向杜鲁门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但据海军上将李海说，他们的陈述并没有给总统留下深刻的印象。经过详尽讨论之后，达成了如下协议：在和会最后划定边界之前，这些有争议的领土应该由波兰政府暂时管理，不应该被认为是德国苏占区的一部分。杜鲁门和艾德礼同意在和会上支持这样一个建议，即沿着西起但泽湾东至立陶宛、波兰和东普鲁士交界处的那一条线来确定俄国的边界，从而把哥尼斯堡地区划入苏联版图。 第78页 邱吉尔从道义的角度反对把德国人强行迁出有争议的地区。经过多次讨论后，一致同意在会议的报告中写明三国政府贊成有秩序地、合乎人道地迁移人口。鑑于难民将给德国造成负担，三国政府要求各国，包括波兰在内，在各盟国管制委员会能够对情况进行调查，对所报导的已进入德国的被驱逐者的人数进行查核，并对他们在全德国的合理分布作出安排之前，暂勿进一步驱逐德国人。至于德国的赔偿，俄国保证从它自己分得的那一份中支付波兰的应得额。 在1945年8月2日发表的波茨坦会议公报中，三国政府正式承认雅尔达宣言关于成立波兰政府的规定已经实现，并已相应地建立了外交关系。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的领导人曾向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保证一年内举行选举，但波茨坦会议公报中却只是说，三国注意到新的临时政府同意按照雅尔达宣言所规定的方案尽早举行选举。它还说盟国报界代表将可以自由报导选举前和选举进行时的波兰国内情况。 在会议开始时，史达林表示他希望“取消”波兰流亡政府。然而，邱吉尔在这一点上竭力争辩；他提到英国政府当初就是为了支持流亡政府所代表的波兰而参战的，并说英国和苏联政府在对波兰的态度上有所不同，那是很自然的。当史达林主张把流亡政府的财产转移给新的临时政府时，邱吉尔指出流亡政府在英国谈不上有什么财产。在讨论流亡政府所负的债务时，史达林说不应要求新的波兰政府承担。杜鲁门则坚持说，不应使他的政府承担这些债务，并说财产的任何转移都应该依法办理。会议的公报採纳了史达林最初的建议，宣布波兰流亡政府已不再存在。三国政府同意由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接收各该国领土上属于波兰国家的一切财产，保证这些财产不落入“第三者”之手；并同意为一切在国外而愿意回去的波兰人，包括武装部队人员和商船海员，提供回国方便，条件是，他们将和其他波兰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待遇。 波茨坦会议正式解决了波兰流亡政府的地位问题和波兰国家财产问题，但是留在国外的大量波兰人同波兰国内新的临时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存在。安德尔斯对俄国人抱有敌意，对波兰临时政府中他认为是俄国人的傀儡或受骗者的人物表示蔑视，甚至在他的部下面前，他也从不掩饰这些情绪。驻在义大利的十一万二千名波兰军人中，大部分是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后，来自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地区，当时这些地区已被併入苏联，而且他们都在苏联各地的俘虏营里住过一些时间。他们这段不幸的经歷，使他们对过去俘虏他们的俄国人积下了不少仇恨，而安德尔斯又助长了他们的这种情绪。因此他们的大多数人几乎不可能甘心顺从波兰的现政权。可是，驻意波军中的一小部分和驻在英国的六万名波兰军队，以及西欧前线的大量波兰人，大多数来自波兰的中部和西部；他们有些是在1939年德军入侵时逃出来，在国外为他们的国家作战的，另一些是被德国人征入国防军或党卫队，在作战时趁机投到盟国方面来的。这一类波兰人就不大会由于他们对俄国有反感，或对新的临时政府的性质有看法，而不愿回国去帮助重建他们破碎的祖国；但是他们很多人对回去有顾虑，因为他们同波兰地下政权及战前各政党有过联繫，生怕人们因此而加罪于他们。当贝文于8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中敦促国外的波兰人回国去担负起他们的责任时，他提到波兰的秘密警察问题“还没有得到澄清”。这无疑是阻碍他们回去的一个主要考虑，当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在9月间宣布对国家军战士和政治犯实行大赦时，显然是认识到了这一事实。 波兰战后实际拥有的那块国土，是遭受了严重破坏的。维斯杜拉河西岸的华沙市几已荡然无存，临时政府最初曾犹豫过，是花力量重建这个城市呢，还是索性迁都至克拉科夫。其他城镇，除但泽外，大多还比较完整，但严重缺少各种形式的运输工具和工业机器。在乡村，由于各种军队来来往往，剩下家畜寥寥无几，农民既没有牲口或拖拉机来翻耕他们的土地，也没有种子来播种下一熟作物。根据1944年9月间俄国人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达成的协议，陆续从寇松线以东迁出的波兰家庭，更增加了原来已过于拥挤的波兰中部地区的人口。由于波兰被夺去了它在两次大战之间占有过的一些领土，因此，几乎所有的波兰人，不管其政治观点如何，都认为他们理应得到俄国人答应让他们管理的那些德国土地。随着红军在1945 年初通过波兰向前推进，并逐渐把这些地区的行政权交给华沙临时政府，华沙政府立即开始驱逐残余的德国人，并把从利沃夫和维尔纽斯地区搬出来的波兰住户迁往马祖里和奥得-尼斯流域各省。但是这些省份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也很惨重，而且有相当大一部分工业机器设备已被俄国人拆下运走。但泽和波罗的海其他口岸的港口设备也是如此。这就是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成立后所面临的局面，使它一开始就得依靠外援。 新政府的领导人在6月28日从莫斯科到达华沙之后，华沙临时政府原来的班子正式解散了他们的政府，从而正式表明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完全是一个新的政府。可是，这个新政府仍然承认1944年和1945年初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后来称为临时政府，先是设在卢布林，后迁在华沙)通过的各项法令继续有效。 第79页 (三)苏波边界和赔偿问题的解决 尽管在雅尔达和波茨坦会议上达成了一些协议，整个波苏边界问题实际上仍有待于苏联和波兰政府之间去最后解决；为此目的，新的民族团结临时政府于1945年8月中旬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同时去商定波兰从德国付给苏联的赔偿中将分得的数额。赔偿问题首先得到了解决，决定波兰将获得波茨坦会议以后德国苏占区拿出来的全部赔偿的百分之十五，再加上由德国的各个西方占领区交付给苏联的赔偿的百分之三十，但这一数额中有一半是要以向苏联政府提供波兰货物来偿还的。波兰人拒绝让俄国人在他们新获得的、前德国领土上的工业中享有控制权，但同意在占领德国的整个这段时期中每年应以每吨一点二五美元的价格向俄国人供应波兰煤一千二百万吨。莫洛托夫声称，波兰人在西部地区所得财产的价值，减去遗留在寇松线以东的波兰财产的价值后，净得收益六十亿美元。 波苏边界的南段，显然早在1944年7月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达成的一项协议中就已解决了，莫洛托夫向米科拉伊奇克出示了这一协议。尽管米科拉伊奇克一再反对，仍决定应按雅尔达和波茨坦会议的规定划定这一边界；1945年8月16日，莫洛托夫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签订了一项确定波苏边界的条约和一项关于赔偿问题的协议。协议规定，在条约批准之后，应成立波苏混合委员会来执行这些规定。至于西部边界，第二天《消息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三大国已在波茨坦原则上决定了这个问题；贝鲁特则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波兰人已沿着奥得河和尼斯河“完全重新确立了”他们“歷史上的西部边界”。 (四)波兰的社会经济情况 战争，以及随着红军而来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华沙临时政府所推行的政策，给波兰的社会经济结构带来了灾难性的变化。德国人曾试图消灭知识分子，消灭波兰文化的精髓，在这方面他们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东欧三百多万犹太人遭到纳粹的毒手，这使波兰失去了它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特有的组成部分：作为波兰商人阶级的犹太人被消灭了。战争和卡廷大屠杀消灭了一大部分战前的军界领袖，他们过去在波兰是很有势力的。1944年9月间，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卢布林成立后最早採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在9月6日)通过一项土地改革法，规定要把现有的大地产没收，把土地分给农户；该委员会一接到俄国当局交给它的行政权力，就立即採取步骤实施这项法律。所以，当新的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在1945年6月成立时，这一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对教会所有的土地实行这些措施，这可能是因为天主教会在波兰人中间有着强大的影响。波兰农民生来反对苏维埃经济政策的态度也被考虑到了，因为，临时政府开始时曾特别留意鼓励个体小农。除教会土地外，现有的五十公顷以上的大地产，甚至连同地产所有者的家用财物，一律无偿没收，而小农的土地则增加到每户至少五公顷。然而，土地再分配对波兰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它已经逐渐进行了一段时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波兰境内已有大约三百二十五万户个体农户。由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发起的土改措施，1945年6月以后由新农业部长米科拉伊奇克继续贯彻；至少在农业领域内，同新的临时政府有关系的各个党派是有可能在政策上取得总的一致意见的。 工业领域中也在进行着再分配。凡雇用四十人以上的企业一律实行国有化，企业主可以选择在新政府领导下当经理，或者无偿地放弃他们的财产。在以前属于德国的各省，波兰人正在巩固他们的行政控制，土地和工业全都被国有化了。 史达林曾经保证(据贝文在1945年8月20日向下议院透露)，俄国军队将很快撤出波兰，只留下少数部队以保护驻德红军的交通线。正如苏联政府在战时不断强调的，它对新波兰的政策是坚决主张波兰在其新边界内将保持自由和独立，因此俄国人力求避免因明显地破坏波兰人新近获得的主权而引起他们的反感。民族团结临时政府中几个主要的部都由共产党人所掌握，这就保证了使史达林有一个“友好的”波兰。所以，1945年下半年，在一些西方访问者看来，波兰国内的气氛似乎要比红军所“解放”的任何其他国家更轻松——肯定比苏联国内的气氛更轻松些。波茨坦声明曾规定，应允许外交代表和新闻记者自由报导波兰选举以前的情况，记者们发现他们果然能比较自由地在波兰各地走动而感到喜出望外，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如此。 (五)波兰国内的政治冲突 在本章执笔之前，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同共产党和一些左翼分裂集团联盟之间的斗争始末，已经由许多亲身参与者和旁观者写过了，其中也包括米科拉伊奇克本人和美国大使莱恩。俄国人煞费苦心以确保华沙临时政府在新的民族团结临时政府中的核心地位之后，现在未必会容许他们的权力落到那些传统的反俄民族主义政党和右翼分子手里，这些传统的政党和右翼分子大多早已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的资格。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开始时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左翼农民政党，但逐渐变成了一个抗拒共产主义和俄国政策的象徵，特别在那些被剥夺了财产和权力的人的心目中是这样。因此，农民党就象罗马尼亚的马纽集团和保加利亚的佩特科夫集团一样，开始获得一大批陌生的政治同伙的支持，从一个主要是农民支持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一般的民族主义反对党。在共产党方面，他们起初希望利用米科拉伊奇克集团作为一个工具，来为自己的政策争取到一些群众支持，他们的政策同东欧其他地方的共产党的政策一样，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包括愿意同他们合作的左翼分子，甚至包括资产阶级分子在内的联合政府，从理论上说，这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但实际上共产党通过掌握一些关键性的政府部门而使联合政府处于他们直接控制之下，这些关键部门已经由俄国人在英美的同意下交给了共产党人，而且他们决心保住这些部门。就这样，共产党人允许资产阶级政党的左翼集团参加政府，但决不容许他们威胁或妨碍共产党对总政策的掌握。 第80页 在共产党人设法阻止米科拉伊奇克的党全面改组时，他才逐渐意识到了这一政治现实。当他试图把他的农民党同曾经支持过临时政府的那个也叫农民党的分裂小集团统一起来时，这个集团的主席班奇克很快就在政府领导人的压力下被迫去职。于是，在他们那位着名的但是身体有病的领袖维托斯的支持下，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决定不参加执政各党派的联盟，而是单独建立一个组织，叫做波兰农民党，想依靠人民的支持来发挥他们的影响。 差不多与此同时，着名的战前社会党领袖祖拉夫斯基试图组织一个社会民主党，但共产党人不让他这样做。相反地，他被说服加入了临时政府中的社会党左翼集团，这显然是共产党人的一大政治胜利，因为它给临时政府带来了社会党过去的主要支柱，即工会和合作社的支持。虽然祖拉夫斯基的归附给临时政府带来了这么多的好处，但他从未被授予权威的职位；联合政府里的重要职位，除关键性的几个部已由共产党人担任外，都给了1944年以后的社会党领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之所以全心全意地同共产党人合作，有的是因为怕俄国人的占领，有的则是由于抱有幻想，以为共产党人会继续尊重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原则，会平等相待。共产党人用以约束左翼社会党人的一个特殊方法是，警告他们要慎防反动的復辟，指出被放逐在国外的一些集团正把希望寄托在东西方之间的战争上。共产党人警告这些不幸的社会党人，如果任何一个党派在波兰掌权而不是由波兰工人党(共产党)掌权，那么俄国人就要占领波兰。 由于新设立了一个由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领导的收復地区事务部，使共产党人能够对已经移交给波兰的前德国领土直接进行统治。虽然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的基耶尔尼克是公共行政部长，但他的权力范围既不包括对警察的控制(警察仍由共产党人领导)，也不包括对新收復各省的行政管理。哥穆尔卡藉助于一项细心制定的封官许愿政策，因而能够使政府在这些地区中得到人们更大的支持；新工业地区的所有各种工作职位，德国人留下的农场，甚至联总的救济物资，只给予那些能够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同情现政权的人。 1945年10月，米科拉伊奇克还在政府中任职，人们利用他从美国政府取得联总的援助；但援助物资的分配权却仍操在临时政府手中。在共产党人不能控制外来援助的分配，或不能利用它来为政治目的服务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阻挠英美在波兰的救济活动。 当米科拉伊奇克加紧努力在波兰组党时，执政党联盟中的共产党人，在受骗的社会党人帮助下，採取了更积极的措施去阻挠他。随着斗争的发展，对立的阵线渐渐形成了，而且这一点已很明显。即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得到了各个旧的传统政党中很多人的支持，这些政党由于他们的反俄性质，当时在波兰是被禁止的。国民民主党甚至在对德战争高潮时期，还保持着它那矛头针对苏维埃游击队和红军的武装组织“国民武装部队”，这时他们仍在波兰活动，它的一些游击队仍在对临时政府採取时断时续的作战行动。人们还认为，同伦敦的波兰社会党人有联繫那个旧的“社会主义者地下组织”也在参与秘密活动。共产党人怀疑当时在波兰的祖拉夫斯基和其他一些温和派社会党人同这一组织有关系。执政党联盟指责米科拉伊奇克集团有地下组织的支持，这无疑是有些根据的，虽然米科拉伊奇克也许从未鼓励过这种支持。同时，在战争之后，由于生活条件非常困难，各色各样的股匪也不少，加剧了当时的混乱局面。 (六)1946年6月30日的公民投票 执政党联盟对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日益增长的影响感到惊慌不安，这在1946年1月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从那时起，共产党人决心要迫使这个政党加入执政党联盟，以便把它置于有效控制之下，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把他们推入一种孤立的反对派地位，这样可以通过国家宣传机器来设法使它信誉扫地。波兰农民党的党员们尽管受到种种限制，却仍能同各种地方集会中支持他们的人保持联繫，仍能向议会里的非共产党分子发出唿吁。可能正是因为农民党能够不顾治安警察、民兵、甚至波兰军队的有组织阻挠，而依旧发挥他们的影响，共产党人终于在1946年的头几个月中决定作一个姿态，表示要履行波茨坦会议上所许下的在一年内举行选举的诺言。然而，很清楚，共产党要用单一候选人名单来进行选举的打算，决不会得到美国人和英国人同意，因此决定就三个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藉以证明波兰人民团结一致地拥护他们的领袖，而且希望採用单一候选人名单来选出一院制议会的议员。所选的三个问题，因而也是波兰大多数政治党派(除战前右翼政党外)的人们都会同意的：废除上议院或参议院，土地改革和国有化(同时保留有限数量的私营企业)的政策，和以奥得河和西尼斯河线为波兰的西部边界。米科拉伊奇克对他在波兰的拥护者的实力很有信心，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波兰和外界显示一下力量。于是，他通过那些受到限制的渠道，向支持他的人发出指示，叫他们投票反对废除参议院，这主要是作为反对政府的一个姿态。当公民投票于1946年6月30日举行时，共产党人为了确保第一个问题的投票结果不致暴露，不得不诉诸暴力行动。米科拉伊奇克所得的支持实际有多大，不太清楚，但共产党人在计算投票结果时无疑使用了非法手段。西方在波兰的观察员就这些事态所提出的报告，促使英美两国政府于8月间分别发出抗议照会，提请波兰临时政府注意雅尔达宣言中关于自由选举的定义。而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在復照中却仅仅抗议外国的干涉。 第81页 公民投票期间，在琴斯托霍瓦和凯尔采发生了大批杀害纳粹屠刀下倖存的犹太人事件。据不同的观察者报告，有迹象表明凯尔采事件是经过细心组织和筹划的，并牵涉到治安警察。但真正的主犯究竟是谁，始终不清楚。这是一个不祥的事态发展，它提醒外界人士，在东欧，反犹主义仍然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老毛病。 共产党人在波兰进行政治斗争的策略是很高明的。为了追求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即把人民对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的支持转为己用，他们力求阻止农民党和社会党这两个波兰最强大的政党联合成为一个反共阵线。 公民投票以后，波兰农民党和执政党联盟之间的距离扩大了。政府採取的阻挠手段愈来愈粗暴，有时达到恐怖主义的程度。各种游击队活动起初使共产党人感到忧虑，但后来证明它们在使米科拉伊奇克名誉扫地的运动中倒是有用的。英美政府对公民投票结果所表示的不贊成，促使共产党人採取公开的敌视态度，从那时起，他们常常把这两个西方国家政府同米科拉伊奇克和他的党相提并论，要不就说它们是在支持波兰国内的地下集团，或支持象安德尔斯和他的军队那样在国外的波兰右翼分子。 1946年下半年，当社会党领袖们发现了他们在工会和合作社方面实际拥有的支持力量之后，开始对他们在政府中所受的不平等待遇表示不满。8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先由波兰共产党的代表，然后由社会党的代表，向俄国领导人诉说了他们的不满，但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在共产党人排挤掉公安部的一名社会党员之后，社会党人就转向米科拉伊奇克的党，并且主动提出建议，要进行合作，答应把新议会中百分之二十五的席位留给他们，如果他们同意参加执政党联盟的话。可是农民党这时同执政党联盟间的隔阂已经很深，对自己的力量又很自信，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听任社会党孤立无援地去对付共产党。 那年秋天，共产党人加强了他们反对波兰农民党的恐怖活动。农民党的很多领袖被治安警察逮捕了，米科拉伊奇克集团的成员们要举行公开集会已变得极端困难了。分配给他们的新闻用纸定额被削减到只有一点点，他们的总部不断遭到无情袭击。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了一篇被大肆宣传的演说，其中提到波德边界未定，共产党人就巧妙地利用这篇演说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宣传武器；因为，如果存在着几乎所有波兰人都持一致看法的任何一个问题的话，那末这就是：鑑于他们已经在东部丧失了领土，因此到奥得-(西)尼斯线为止的西部一带土地理所当然地是属于他们的了。对米科拉伊奇克本人来说，不幸的是，他那时刚巧有事在丹麦，他所举行的批评贝尔纳斯关于波德边界那段话的记者招待会，在波兰国内始终没有被公布，因此政府报纸能够指责米科拉伊奇克站在支持德国的英美人士一边。 (七)1947年1月的选举 姗姗来迟的波兰选举终于宣布将在1947年1月举行，而且，在1946年11月间，鑑于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有争吵，在莫斯科又举行了一次波兰社会党和共产党领袖的会议，在这一次史达林和莫洛托夫也出席了。显然是由于考虑到社会党在波兰国内拥有一股支持力量，又由于俄国领导人对可能出现的选举结果感到担心，因而促使共产党人向社会党人提出了一个建议，答应在临时政府中给予他们更大的代表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来共同反对米科拉伊奇克。当社会党人接受了这一建议时，选举后的政府的人事组成就决定了，波兰共产党和社会党还签署了一项协议，保证社会党享有一个独立平等自主的政党的地位。 在波兰农民党10月7日正式拒绝参加执政党联盟之后，一场组织得很好的反对米科拉伊奇克及其支持者的运动开始了，共产党-社会党集团使用了它所掌握的一切权力和方便，要在选举之前就使米科拉伊奇克在政治上破产。他领导下的几千名农民党领袖和党员遭到了逮捕。在五十二个选区中，有十个选区里支持米科拉伊奇克的力量最为强大，政府把这十个选区的波兰农民党候选人资格取消了。选举运动逐渐成为一场殊死搏斗；在选举前的几个星期中举行了几次审讯，旨在证明米科拉伊奇克的农民党同波兰流亡分子、地下集团和美英使馆等都有勾结；议会中指控的语言变得愈来愈刻毒了。在当时瀰漫于波兰的那种激烈气氛下，究竟能不能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这是很成问题的。选举以前好几个星期，米科拉伊奇克准备了一个备忘录，分别送给史达林和英美两国政府，描述了当时针对着波兰农民党的恐怖统治；他指责共产党破坏了协议，这一协议是在农民党领袖参加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后在莫斯科达成的。米科拉伊奇克详细地说明了自由选举的必要条件，他表示希望这些条件能得到遵守，并希望波苏同盟的基础不致进一步遭受损害。 这个备忘录在华盛顿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因为1月5日，美国政府向英苏两国政府分别致送了在细节上有些必要更动而内容则是完全相同的照会，对波兰国内选举以前的一些活动表示关切。照会说，这些活动证明，要在1月间照雅尔达方案所要求的那样举行自由选举，可能性是很小的。米科拉伊奇克备忘录所述的情况得到了其他一些报导的证实，而且波兰政府不履行它的义务，直接关系到国际协议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照会声称美国政府准备向波兰临时政府再作一次交涉，提醒它有按照雅尔达会议的规定来举行选举的义务，并表示希望苏联和英国能一起採取这种态度。1月9日，美国向波兰政府发出了一个照会，对选举前的事态发展表示关切，并声明，除非这些行动立即停止，否则，波兰政府将被认为犯有在字面上和精神实质上破坏雅尔达协议和波茨坦协议的罪行。 第82页 临时政府在1月14日的復照中声称，选举将按1946年9月27日的选举法举行。美国人所表示的担忧，被说成是以不民主的情报来源为依据的。照会提到了其他政党，包括一些波兰天主教的党派参加选举，以证明选举将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进行；照会接着说，波兰政府认为不需要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 俄国人已在前一天(1月13日)答覆了美国1月5日的照会，从而加强了波兰临时政府的立场。俄国人说美国指责的唯一根据是米科拉伊奇克和他那一派人所提供的情报，并且提到流亡集团正在挑起反对波兰临时政府的地下活动和匪徒袭击。他们为临时政府辩护，说它有权对匪徒的活动採取镇压措施，哪怕犯罪的一伙中有米科拉伊奇克的人在内。因此，他们看不出有什么根据要对波兰政府採取美国照会中所期望的那种态度，因为那将无异于干涉波兰的内政。 从选举前一些照会来往中所表示的态度可以看出，除非波兰临时政府的政策在选举前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选举的结果绝少可能被英国人和美国人所接受。这样的政策转变始终没有发生。共产党人用大逮捕、伪造法令、各种政治花招和诡计来阻挠米科拉伊奇克及其追随者的活动。选举结果于1月20日公布后，美国大使莱恩以辞职表示抗议。选举后，英美政府指责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没有履行在雅尔达和波茨坦承担的义务，并声明1947年1月的选举不能被认为是波兰人民意志的真实反映。 (八)波兰和西方国家战后关系中的一些纠葛 英美两国政府在1945年7月5日承认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以后，它们在同波兰恢復正常外交关系方面的种种尝试都不断遭到挫败。每当美国大使莱恩要求对方按一般惯例尊重外交特权和信守战前波兰政府所承担的条约义务时，他总是碰壁。新政府拒绝给予他的使馆人员以特惠外交汇率的待遇，不让这位大使去探望因犯政治罪而被治安警察逮捕的波兰裔美国公民，也拒不承认1931年6月15日的通商、友好和领事权利条约。1946年1月，波兰方面通过一项法律，把波兰境内一切外国财产，包括美国财产在内，统统收归国有，财产所有人根本得不到任何补偿。此外，共产党人还在美国试图与波兰达成航空协定的道路上设置障碍。 然而，尽管波兰政府的宣传机器宣布波兰决不再受外国资本的剥削，试图以此来为把美国财产收归国有辩护，但与此同时，波兰政府官员却在向美国请求财政援助(上文提到过波兰共产党人使用联总的援助)。1945年11月，波兰政府利用米科拉伊奇克向进出口银行申请相当大一笔贷款，用以购买波兰迫切需要的物资，包括机车和运煤卡车等；1946年4月，美国政府批准了一笔九千万美元的信用贷款，其中五千万美元供购买美国剩余军事装备之用，四千万美元作为米科拉伊奇克向进出口银行申请的贷款。但是，后来由于波兰政府拒绝承认1931年的条约，再加上莱恩所遇到的其他外交上的麻烦，他在5月间要求国务卿贝尔纳斯设法扣住这笔进出口银行贷款的发放。另一笔贷款于6月间也暂停发放，当时美国政府作出决定，对波兰提供的任何进一步援助，都必须以遵守雅尔达和波茨坦会议达成的协议为条件。 英国政府同波兰之间的纠纷甚至更加复杂，因为英国虽然承认了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但它在战争期间对波兰流亡政府欠下了深刻的道义责任。例如，不列颠战役中击落的德国飞机有百分之十是波兰空军的战绩，这是不能抹煞的。英国政府当初为波兰而参战，并且取得了流亡在国外的波兰人的帮助，这些人为盟国的事业作出过宝贵的贡献。在义大利作战的安德尔斯部队现在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政治问题。贝文曾于1945年8月敦促国外的波兰人回到波兰去，从那以后，他作了巨大努力，以保证这些波兰人，特别是波兰军队能够回去；但现在看来，大多数人是肯定不愿意回去的了。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復员和安置问题。 在波茨坦会议上，三大国曾同意保证使波兰国家的财产由波兰临时政府接收，并採取措施保证不让该项财产落入“第三者”之手。按照这个协议，英国政府冻结了英格兰银行中的波兰资产，并因此而不得不面对很多的批评。可是，流亡政府在战争期间欠下了很大一笔债务，又由于波茨坦会议上已经商定，波兰临时政府也好，三个盟国中任何一国也好，都没有必要承担这项债务，因此就得去找一个还债者。英国政府同波兰之间在财务方面的麻烦，虽然与美国在这方面所遇到的麻烦性质不同，却是同样地恼人；在1945年和1946年期间，关于英国境内波兰资产处理问题的争执一直在继续着。最后英国政府同波兰临时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存放于英格兰银行的七百万美元的波兰资产中，四百万美元由英国政府保留，用以清偿波兰流亡政府的债务，其余部分应交给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 在义大利的十一万二千名波兰军人，是使波兰临时政府经常担心的一个根源。临时政府要求有权向留在英国和西欧的波兰武装部队说明自己的立场，他们获得了这一权利，但是，安德尔斯在这之前早已告诫过他的部下，要对政府派来的鼓动者的诡计作好心理上的准备。1946年3月，[英国]与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就波兰军人回波兰去的条件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协议，但是当贝文于3月20日向下院解释这项协议时，他说，他对于波兰临时政府突然提议要改变这些条件深感不安。不管怎样，贝文唿吁波兰人回国的一个文告，连同临时政府列举返回波兰的条件的声明，还是按照协议在波兰武装部队人员中散发了。贝文还说，“遣返这些战士的安排如能获得成功”，将对英国和波兰今后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83页 5月22日，贝文在下院宣布了关于决定留在波兰国外的波兰人復员后的安置计划。他说，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大约已有三万波兰人宣布愿意回波兰，剩下的还有约十万人在海外(主要在义大利)，六万人在英国。他就英国政府为了履行其对波兰人所负的道义责任而制订的“波兰人善后安置团”计划作了说明，这一计划就是使波兰人在重新定居下来或归化以前，有一个确定的身分。具体细节将在以后公布。作为第一步，他宣布他的政府打算把波兰第二兵团从义大利调到英国。 1946年6月8日伦敦举行胜利游行时，英国对波兰武装部队所负的道义责任使英国人深感内疚。波兰飞行员应邀参加游行，但当他们发现未邀请其他波兰武装部队人员时，波兰空军人员就拒绝参加。6月5日，邱吉尔在下院表示对这一情况深感遗憾，并表示他对波兰国内的事态发展很不满意。他接着说，“波兰的命运看来象是一幕无休止的悲剧；当初我们正是为了波兰，才在一切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投入了战争，今天却伤心地眼看着我们的努力所带来的奇怪结果。” 第二章 波罗的海国家 第一节 西方国家对波罗的海沿岸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承认问题 第二节 红军再度占领波罗的海国家 第三节 苏联占领下的波罗的海国家 第一节 西方国家对波罗的海沿岸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承认问题 1944年初，当红军逼近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边界时，三国的政治地位问题又一次突然引起了各大国的关注。直到战争的这一阶段为止，三大国总算有可能避免了在讨论苏联边界地区时所无法避免的原则冲突。战时反对共同敌人的有效合作曾经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但是这种实际需要，即使在它最令人鼓舞的时刻，也没有能掩盖苏联政府为一方和美国政府为另一方之间，在对待苏联西部边界以外的、在1939年前曾经是一些独立国家的地区的命运方面所持态度的根本分歧(英国政府的态度不大明确，并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1940年夏，紧接着法国沦陷之后，波罗的海沿岸这三个共和国就被併入苏联，成了加盟共和国。伴随着那次合併的一些事态发展，是美国和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所持态度分歧的根源，而随着苏军日益逼近两次大战之间的俄国西部边界，分歧的深刻程度也就愈来愈明显了。 1940年7月23日，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表明了美国政府的官方态度。他当时坚定地宣称美国人民反对“掠夺活动”，不管这些活动是通过“使用武力还是以武力相威胁”来实现的。英国政府表明的立场没有这样明确，但也不承认这些新的苏维埃共和国。1940年9月5日，邱吉尔曾说过： 自从这次战争爆发以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採取过这样的立场，即认为各国领土结构是不能改变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打算承认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切领土变更，除非这些变更是出于各有关方面的自愿和善意。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合法政府的外交代表在英国继续享有外交官身分，而且在当时看来，英国的态度同韦尔斯所表明的美国的态度相类似。 1941年8月，罗斯福和邱吉尔在大西洋宪章中重申他们坚持邱吉尔在1940年9月宣布的原则。1941年9月，苏联政府通过其驻英大使告知各盟国说，他们同意这个宪章的基本原则；但人们很快就看清楚，这并不意味着俄国人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态度有任何改变。 从1940年8月3日、4日和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这三国正式併入苏联的那一天起，苏联政府就把它们当作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看待了；随着战事的发展，苏联领导人无意失去这些新增加的领土，这一点愈来愈明显。早在1941年12月艾登在莫斯科时，史达林就详细陈述了苏联在领土方面的目标，其中包括战后把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重新归入苏联这一特别迫切的要求。但在战争的关键阶段不能让盟国间的合作受到损害，因此在 1942年和 1943年，罗斯福和邱吉尔都决心迴避这类有争议的问题，希望能够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推迟到德国战败之后，到那时他们可以在和会上提出来。到了1944年11月，红军再度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当红军正在向前推进时，俄国的盟国没有时间去争论这些国家的地位问题。然而，在本书所写的那段时期内，美英两国政府的官方态度仍然认为这几个新“解放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地位尚未确定。 美国方面，对萨姆纳·韦尔斯1940年所作的声明既没有收回过，也没有否认过，虽然美国对1940年夏天这些事态发展所持的态度，在盟国紧密合作时期已经显示出稍有改变了。罗斯福在给史达林的声明中甚至暗示在战后缔结和约时将不能不考虑到俄国要保证其西部边界安全的愿望。可是在这三个国家重被占领之后，国务院发言人一再指出，美国政府对这几个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既没有给予事实上的承认，也没有给予法律上的承认，这些波罗的海国家仍然被正式看作是独立的国家。1945年10月，当法官杰克逊先生代表美国政府在纽伦堡签字于那份提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德国主要战犯起诉书时，他向其他几位起诉人发了一封信，说明他的签字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承认波罗的海国家是苏维埃共和国。 第84页 1945年8月2日波茨坦会议公报发表后，美国官方态度有一些含煳。在波茨坦达成的协议的第五部分中，美国和英国政府暂时承认苏联的边界如下：从波罗的海向东，在哥尼斯堡以南穿过东普鲁士，到东普鲁士、立陶宛和波兰边界线的汇合点。虽然协议只是在和约最终缔结之前有效，但杜鲁门和艾德礼公开表示过他们将“在和会上支持这次会议的建议”。承认苏联的“西部边界”经过哥尼斯堡以南，那就意味着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是包括在苏联的领土范围以内了。 英国的政策则採取了不同的路线。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在1940年7、8月间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被併入苏联之后，英国政府未加评论，只是不予承认。然而，据后来证实，1940年10月22日，英国政府曾通过其驻苏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向苏联政府提出一项建议，除别的事情外，英政府表示愿意对苏联的合併波罗的海国家给予事实上的承认，以换取俄国人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虽然这个建议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它后来被透露出来，却有助于澄清英国在此后一段时期中对这个地区的政策，它使苏联政府在1942年坚持要英国承认波罗的海沿岸各苏维埃共和国作为缔结英苏条约的先决条件这一要求有了份量。它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苏联政府“以那是俄国和英国之间的事为理由”拒绝同美国人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克里普斯出使苏联时，英国正孤军同德国作战，当时的情况与后来“大联盟”时期大不相同，在后来这一时期中，英国政府为了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设法避免正式承认波罗的海地区和俄国边界的其他地区所发生的领土变更。1942年5月26日，英苏条约签署后，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派驻在英国的外交代表的身分有了变化。在1942年8月间公布的一份外交人员名单中，这三位外交官不再被列为官方任命的外交使节，而只是列为“本人被给予一定礼遇和认可”的个人。除此以外，在1944年初以前，英美两国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官方政策一直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1944年2月22日，邱吉尔在下院的一次演说中宣称英国政府接受寇松线为苏联的西部边界时，就是间接地表示英国不大会反对俄国控制波罗的海地区了。如果英国支持把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地区再度併入苏联，那末，似乎可以推论它至少暂时不会反对在波罗的海地区恢復1940年的边界。的确，在1945年和1946年间逐步显示出，英国政府已在事实上承认波罗的海沿岸各苏维埃共和国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不过未给予法律上的承认。 但是，在处理波罗的海国家难民问题时，英国政府同美国政府站在一起反对俄国人的要求。盟国间签订过一项相互遣返对方公民的协定，战争结束后，苏联政府声称那些逃入西德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难民是苏联的公民。当苏联施加压力要求把他们送回去时，英国人和美国人拒绝遣返那些不愿回故国的人。1946年3月，美国政府把遣返协定解释为只适用于那些“既是公民又确实是在1939年9月1日那一天定居在苏联的人”。 波罗的海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地位问题，在1946年7月和8月举行的巴黎和会上被提了出来，而且在这次会议上，美英两国代表都採取了听之任之的政策。苏联代表带着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一起出席会议，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反对。后来，他们甚至被允许参加辩论。正如一位记者在当时指出的，可以认为这是苏联政府一次外交上的胜利，它也许可以被解释为美国人和英国人默认苏联政府的论点。 然而，在1946年末的几个月中，美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在承认前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外交代表的问题上，继续发生麻烦。代表1939年以前的立陶宛的那位“大使”在华盛顿被邀出席了一次正式外交活动之后，《真理报》上登载了一篇文章，批评美国国务院有“爱好政治殭尸之癖”。 到了1946年末，已很明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波罗的海国家是不会有可能再成为独立国家的了。可是，美国政府的官方态度对当初三国变成苏维埃共和国的经过情形老是耿耿于怀，而且甚至拒绝在事实上承认它们。至于在法律上给予承认的前景就更加渺茫了，因为那首先得有相当充足的证据，证明三国政府不仅实际上是有效的，而且还具有“建立在人民贊成基础上的有效性，因为一般说来，只有人民贊成才能保证其长期有效”。 第二节 红军再度占领波罗的海国家 自从1941年6月发动“巴巴罗萨行动”(德国人入侵俄国的代号)的那个时候起，波罗的海地区一直处在德国人的占领之下，同被占领的白俄罗斯一起组成德国的奥斯兰行政区。在镇压了由满怀希望的立陶宛爱国者们在红军刚撤退时成立的立陶宛独立政府之后，德国东部占领区事务部长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领导下的当地德国行政当局并不装点什么恢復波罗的海各国独立的门面。战争头几年中纳粹的政策是有计划地利用这三个国家的经济来为德国战争机器服务。对农产品的需求很大，人力被徵集去德国做工。德国人还由于实行了他们打算把德国人重新定居在那里的政策中的几个步骤而激怒了立陶宛人。1941年实行的“自治”显而易见是为德国人的直接控制装点门面，而且这一点不久就很明显，即德国人主要是想利用这些自治机构来推行德国政策中一些最不得人心的方面。在较低级别上使工业“恢復私有化”方面，以及在消除苏联经济政策的影响方面取得过一些成就，但是当德国人把苏联政府在1940-1941年间设立的那一套统治机器转为己用时，连这一点有限的成就也化为乌有了。他们打算把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力徵集到武装党卫队去的企图，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取得了几分成功，但在立陶宛却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第85页 在1942-1943年冬天红军反攻时，德国在奥斯兰的殖民政策发生了变化。占领当局在加紧从当地的农业和工业经济中榨尽一切好处的同时，又试图争取当地人民的支持。他们一再发出警告，强调苏联再次入侵将会带来的后果，德国官员们发疯似地向人们保证，说在波罗的海地区将坚守到底。甚至还提出了一些关于将来实行自治的含煳其词的许诺。在立陶宛进行了三次动员的尝试都遭到失败之后，德国人採取了一个极端的步骤，竟允许立陶宛人自己组成地方“自卫”队，以对付“匪徒”和“布尔什维克分子”。德国人作出这样的让步，就是默认立陶宛游击运动的力量。随着俄国军队的推进，游击运动在奥斯兰全境，特别在白俄罗斯发展着，给德国行政当局造成很大麻烦。而且，德国人的报復措施愈严厉，游击队员对德国占领当局的仇视也愈甚。到了1943年末，很明显，德国人已经失去了开头时可能得到过的东西——波罗的海一带当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而且同样很明显，他们不久将会非常需要这种支持。 1944年2月红军对纳尔瓦战线发动进攻的前夕，苏联开始了一个宣传运动，来为“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各苏维埃共和国给世界作思想准备。就在开展这个运动的同时，苏联政府在2月1日作了一个不寻常的姿态。苏联最高苏维埃在听取了莫洛托夫的报告后，批准了一项措施，授权各加盟共和国成立各自的外交部和国防部。虽然这种名义上对自治的让步并不意味着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实际地位有多少改变，莫洛托夫的报告却也透露了一些重要的情况。他提到了红军中的一些“民族兵团”，其中包括立陶宛部队、拉脱维亚部队和爱沙尼亚部队。看来他们是打算用这些部队作为“各加盟共和国兵团”的核心的。但这些部队又是红军的一部分。莫洛托夫的措施宣布后没有几天，苏联报刊上就登载文章，描写这些波罗的海国家的红军部队的成就，这些部队就是打算将来组成各该共和国武装部队的“骨干”。2月7日，《泰晤士报》也刊登了一封寄自莫斯科的读者来信，是由红军中的立陶宛部队和爱沙尼亚部队的司令员写的，表示支持波罗的海各国1940年所执行的路线，当时它们都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1940年时波罗的海各国苏维埃政府的领袖们，在1941年德军入侵时转移到了俄国，现在也参加了为苏军的重新占领作思想准备的宣传攻势。他们对苏联政府在国防和外交方面给予各加盟共和国有限自治的慷慨行动大唱赞歌。 莫洛托夫做上述报告时，列宁格勒前线的红军部队正在纳尔瓦地区发动进攻。红军于1944年2月2日越过爱沙尼亚边界，到了2月13日已占领并肃清了楚德湖东岸和纳尔瓦河东岸。 这时爱沙尼亚是一片混乱和惊惶失措。大量难民从苏联的前德国占领区源源不断地涌到这个国家，加剧了普遍的混乱，同时很多爱沙尼亚人渡海逃往瑞典。难民的流入，给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行政当局造成了严重问题，因而不得不在东普鲁士为收容来自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的大量难民作准备。 在苏联部队越过边界之前，为争取爱沙尼亚人支持而开展的德国宣传活动就已经活跃起来了。帝国总代表利茨曼1944年1月31日发表演说，强调战局的严重以及万一俄国人入侵时爱沙尼亚人必将面临的命运。他对1941年时成千上万“反苏分子”被俄国人大量放逐的往事作了详细的回顾。甚至在此之前一直拒绝同德国人发生任何关系的爱沙尼亚前总理乌卢奥特，现在也发表了演说，说苏联的占领意味着爱沙尼亚人民的毁灭和国家的荡然无存。1月末，当地“自治政府”首脑马耶博士宣布总动员，获得了热烈的响应。从2月3日到15日，响应的人数大大超过动员名额。但是，在苏联攻势开始时的一阵冲击过去之后，俄国人很快就被赶出他们在纳尔瓦河西岸的桥头堡，而德国人的防线则有所加强，德国人对自己有能力顶住沿河一线的俄国人恢復了信心。于是对爱沙尼亚军队的需要不那么迫切了，德国人也就渐渐失去了武装他们和训练他们的兴趣。1944年4、5月间，在德国报纸上宣布发现一个大规模的爱沙尼亚地下组织之后，德国人实行了大逮捕，特别是逮捕自由职业界和知识界人士，同时对试图从海路离开爱沙尼亚的难民则处以严厉的惩罚。 立陶宛处于同样的混乱状态。上面已经提到过，德国人在这里花了很大劲所搞的徵兵活动几乎没有什么成效，将近1943年底时，卖国贼头子库比利乌纳斯将军获准建立本地的“自卫部队”。1944年2月，爱国的立陶宛将军波维拉斯·普列卡维齐乌斯在别人劝说下同意组织一支立陶宛人的“特别部队”，表面上是为了防“匪”；但是，在德国人的徵兵尝试受到那么大的抵制之后，他招募志愿人员的号召却得到了极为热烈的响应，因此当这个部队还在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就引起了德国人的怀疑。1944年5月13日，德国人突然宣布一项决定，要把这些地方部队编入武装党卫队。普列卡维齐乌斯将军拒绝服从，当即被党卫队的欣策将军逮捕，连同他的参谋长一起被押送去德国。同时德国军队包围了考那斯立陶宛军事参谋人员的营房，杀害了很多军官，并解除了其余人员的武装。立陶宛部队和德国军队在马里安波尔发生了一次冲突，在地方部队最后被制服时，双方都遭受了严重伤亡。维尔纽斯地区的几个立陶宛营被解除了武装，但北方帕涅韦日斯附近的其余好几个营则及时得到警报，带着他们的武器和弹药逃进了森林。德国人採取这些措施之后，又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大逮捕，但是他们在立陶宛人中间徵募兵员的尝试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第86页 在每一个波罗的海国家中，对抗德国占领的强大地下运动一直在进行着。在爱沙尼亚，德国人在发现和逮捕地下组织的许多领袖之后，随即于1944年4、5月间发动了一个反对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阶层的运动。6月22日，“爱沙尼亚共和国全国委员会”发出号召，叫大家既抵抗俄国人也抵抗德国人。在拉脱维亚，1943 年夏组织了一个“拉脱维亚地下委员会”以配合那个国家内的各项活动。1943年12月成立了一个“解放立陶宛最高秘密委员会”，它代表着一切“民主的和战斗的”组织，但共产党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立陶宛的地下组织在五十多万立陶宛裔美国人中有牢固的联繫，波罗的海国家驻美各使馆所散发的战时出版物表明他们与地下运动有密切联繫。“解放立陶宛最高委员会”不断地宣称，它正在为建立一个“遵循大西洋宪章所宣布的民主原则的”自由独立的立陶宛而战斗。 在1944年2月对纳尔瓦发动的那次攻势之后，波罗的海各国得到了几个月的相对平静。红军“解放”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下一步行动直到6月22日才发生，当时苏联突然在中央白俄罗斯战区发动了一个多方密切配合的攻势。德国人遭到了惨重失败；在九个星期中，他们就失去了整个白俄罗斯、立陶宛的三分之二、近半个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四分之一。7月中旬以前就已有一支俄国军队推进到拉脱维亚东部和爱沙尼亚东南部，同时另一支由巴格拉米扬将军率领的部队则向北推进，穿过立陶宛，进入拉脱维亚南部，象一个楔子似的几乎一直插到了里加湾。到8月26日，战线从塔尔土向南穿过中部拉脱维亚延伸到了雅各布城附近的德维纳河(道格瓦河)，在那里同插入在里加西南的巴格拉米扬的楔形阵地连接起来。不过，巴格拉米扬的部队在切断东北面的德军之前，被德国人的反攻所击退。北方的爱沙尼亚战线除纳尔瓦被俄国人攻占外，相对说来比较平静。 当俄国人向前推进时，德国人拼命向波罗的海各国的当地居民发出唿吁，向他们保证将不惜任何代价保住爱沙尼亚并坚守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余下部分。的确有一些德国增援部队到来，同时，虽然在立陶宛，人们仍然抵制动员，但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当地“自治政府”首脑为进一步徵募兵员和民工而发出的唿吁，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据斯堪地那维亚人士估计，到8月份，已有十四万爱沙尼亚人和七万五千名以上的拉脱维亚人在军队里服役。而且，地下运动的成员也在组织反对俄国人的游击队。在仍然是德国占领的地区，则挤满了难民。德国人封闭了东普鲁士的边界，不准波罗的海各国人民进去，甚至那些重新定居的德国人未经许可也不能通过。地方当局不得不在可怕的伤寒和斑疹伤寒流行的情况下应付难民问题。8月间，数以千计的波罗的海难民纷纷乘船逃往瑞典，其他一些人则开始长途跋涉，奔向东欧其他地区。 在这次立陶宛夏季战役期间，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之间歷来争夺的维尔纽斯的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随着攻势的进展，苏联报纸明白表示俄国人打算把维尔纽斯交还给立陶宛人，就象他们在1939年干过的那样，这一表态使伦敦的波兰政府大为震怒。史达林7月13日发布的文告，宣布占领维尔纽斯和“解放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从而结束了人们的猜测。但是立陶宛人对收復维尔纽斯可能感到的任何欢庆情绪，由于维尔纽斯和考那斯附近发现了纳粹的一些灭绝集中营而被沖淡。在波罗的海地区，有许多这样的灭绝集中营，它们曾是希姆莱为灭绝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犹太人而设立的机构的一部分。 红军攻入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一系列攻势中的第三个行动是在1944年9月19日开始的，当时戈沃罗夫将军指挥下的部队对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发动了一次各兵种协同的攻击。爱沙尼亚的德军阵地阻挡不住这一排山倒海的攻势，史达林在9月22日发布的文告中宣布攻克塔林。然而，在这个城市被攻下之前，在攻击开始后的三天当中，爱沙尼亚的爱国者发动了一次起义；他们夺取了教堂山和政府大厦，升起了爱沙尼亚国旗，宣布成立以爱国者奥托·季耶弗为总理的爱沙尼亚全国政府。这个“政府”在它发表的正式宣言中命令德国人撤离，同时唿吁俄国人尊重爱沙尼亚的独立。这一插曲于9月22日该城落入红军手中时结束。在9月余下的几天里和10月初，红军正在肃清爱沙尼亚境内的残敌，并攻占了希乌马岛(达耶岛)和萨烈马岛(厄塞尔岛)。里加仍在德国人手中。俄军的高速挺进大大加剧了仍在德国占领下的波罗的海地区的混乱。德国人撤退时採取了“焦土”政策，德国军队现已在向南移动，把极大一批波罗的海国家的难民和牲口赶在军队的前头一起南下，所过之处只剩下一片荒芜破坏了的农庄村落。 10月8日，苏军波罗的海战役的第四阶段开始了。红军部队又发动了攻势，目标是把德国人从他们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剩下的阵地上赶走。史达林在10月13日发布的文告中终于宣布攻克里加。在这之后，苏联军队向波罗的海海岸一带继续挺进。10月23日，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的部队在东普鲁士发动攻击；11月6日的报导说，被切断包围在利巴雅(利鲍)和土库姆之间库尔兰袋形阵地中的三十个德国师正“遭到歼灭性的打击”。 第87页 第三节 苏联占领下的波罗的海国家 从1944年起，西方对波罗的海各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事态发展，至多只能有一些极不完全的了解，因为很少可能从其他方面取得什么消息来核对苏联的官方报导。除了派驻莫斯科的西方新闻记者曾于1944年8月间访问过塔林外，苏联政府只让苏联记者有报导这些地区事态发展的便利。但是有一些事实，人们对之是没有什么不同看法的。毫无疑问，战争和德国的占领给波罗的海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物质上的破坏在南部立陶宛特别严重，德国人撤退时在那一带破坏了数以百计的农庄和村落。除塔林的电厂由于爱沙尼亚爱国者们的卫护而免遭德国人破坏外，三个共和国里其他较大的城市都失去了他们的电力来源。所有车辆都被德国军队徵用了去，剩下来的运输工具极少。在德国占领时期，农产品和家畜被大量徵用，留给俄国人的几乎没有什么了。住房问题甚至比罗森贝格统治下的奥斯兰时期更为严重。但是，波罗的海各国蒙受的最严重的损失是人口的减少。除了1940-1941年间被苏联政府放逐一批人，后来又被德国人押送一批人到德国去从事战时强迫劳动外，在最近这次红军占领之前，又有大批难民从波罗的海各国逃到了瑞典和德国的西部地区去了。当然战争中死去的也很多。 苏联取得了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就使它的西部边界的战略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苏联政府在塔林有了一个海军基地，同芬兰波卡拉半岛上那个租让给它的海军基地正好隔海相对，从而有效地控制了芬兰湾。俄国的波罗的海海岸线，战前只限于列宁格勒地区，现在延伸到了东普鲁士，把帕尔迪斯基(波罗的海港)、里加、利巴雅(利鲍)、克来彼达(美美尔)和哥尼斯堡等一些港口都包括在内。对俄国人来说，敌人利用西方化了的波罗的海各国居民来作为反苏阴谋工具的危险已不再存在。 1945年7月《真理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就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併入苏联一事说明了苏联的观点。文章说，战前这三个“资产阶级”国家实际上并不是独立的。相反地，它们成了资本主义大国的农业附庸，因而陷入了“贫穷的困境，愈陷愈深”。1940-1941 年苏联第一次掌管时期，这些共和国才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那时它们获得了“真正的”独立，这种独立是以苏联的武装力量为后盾的。它们不再有可能成为人们进攻苏联的“跳板”了。这第一次掌管时期由于德国人的入侵而中断，但是同红军并肩战斗的波罗的海各国部队及时地赶走了德国人。苏维埃立陶宛传统上的首都维尔纽斯和它的海港克来彼达(美美尔)，重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篇文章接着还说，现在这三个共和国正在苏联的帮助下致力于建立自己的新生活。 苏联政府不让任何外界人士看到波罗的海各苏维埃共和国内正在创建的那种“光辉的新世界”，可能是很有其理由的。西方对这些波罗的海国家的战前面貌记忆犹新，知道这些国家的人对苏联的政治经济观点很少好感。那些最没有好感的，已有一部分在德国人入侵以前就被流放出去了，但这还仅仅是触及表面。1944年8月获准去塔林访问的英美记者团瞥见了屏幕后面的一些情况，虽然他们回莫斯科后所写的报导是受到新闻检查的，但其中有一个记者回到伦敦就发表了他的全部报导。据他说，整个记者团得到的印象是一致的，足以形成一幅相当完整的图景，表明塔林的爱沙尼亚人是“真正吓呆了的”人，“他们鄙视俄国人，又怕俄国人”。而按照俄国人的说法，也就是这些爱沙尼亚人在1940年夏天“自动地要求”加入苏联。 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被苏联“解放”之后，在德国人入侵前一度放慢了步伐的国有化和集体化政策又恢復了。最初据称，苏维埃领导人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现在贊成较为渐进的变革。据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阿诺德·韦梅尔说，土地将再度分配，但不立即强制实行集体化。工业将实行国有化，但僱工少于十人的小型工业容许私人经营。大学按照苏联的方针进行了改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成了教育的基础。开始实行五年计划，以提高各共和国的工业化水平。根据苏联官方材料，1945年和1946年的发展重点，在爱沙尼亚是页岩油、纺织品和鱼类罐头等工业，在拉脱维亚是金属产品如铁路车辆等，在立陶宛则是燃料工业、工具和某些日用消费品。 尽管缺乏可靠的情报，有迹象表明，苏联政府在同波罗的海各族人民的关系上遇到了一些麻烦。被包围在库尔兰袋形阵地里的德军在1945年还坚持了好几个月，而且据苏联的一些文章证实，这还不是抵抗的唯一方面。虽然波罗的海国家的逃亡者和他们在国外出版的书报上的一些夸张说法还没有得到证实，苏联出版物却偶而间接透露出仍然有一些反对占领国当局的游击运动存在。但很明显，苏联政府正在继续推行其由来已久的把苏联边疆各共和国中的“不可靠分子”迁移到苏联内地去的政策。在德国人入侵之前曾经使波罗的海地区各族人民深感恐怖的这种“流放”，现仍在继续进行，同时，原来住在苏联其他地区的一些家庭则被迁到波罗的海各国重新定居。 当苏联政府把维尔纽斯和克来彼达交还给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它是试图以此消除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之间少数民族纠纷的根子。苏联又一次用出其不意的、大规模迁移人口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1944年9月22日，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署了一个协定，规定“立陶宛族居民撤离波兰领土，波兰公民撤离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撤离将“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此外，在1945年波茨坦会议上达成了“在等待和会最后决定领土问题期间”，把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地区移交给苏联的“原则性”协议之后，也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苏联的易地定居政策这时就推广到了这一地区；1945年秋，塔斯社宣布，已有一千七百户人家从明斯克、莫吉廖夫和其他白俄罗斯地区的集体农庄迁来，定居在前哥尼斯堡、现在改称加里宁格勒的这个地区里。 第88页 第三章 芬兰 第一节 从1944年春芬俄谈判失败到1944年9月19日缔结停战协定 (一)1944年初芬兰的处境 (二)1944年2月至4月同俄国人的不成功的谈判 (三)1944年6月的俄军攻势和赖提-里宾特洛甫条约及其后果 (四)苏方的“先决条件”和芬兰的接受 (五)1944年9月19日停战协定的谈判及其条款 第二节 从1944年9月19日的停战协定到1947年2月10日的和约 (一)停战协定签订后的芬兰形势 (二)德国人被逐出芬兰 (三)巴锡基维政府和芬兰政治的向左转 (四)1944-1946年间芬兰的经济问题 (五)芬兰对“战争罪行”的审判 (六)佩卡拉政府和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的对苏关系 第一节 从1944年春芬俄谈判失败到1944年9月19日缔结停战协定 (一)1944年初芬兰的处境 1944年春，芬兰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恶化。自1941年6月德军入侵俄国以来，芬兰一直是德国对俄作战的“战友”。不过，芬兰的攻势只持续到1941年12月，那时，曼纳海姆元帅命令武装部队由攻势转入守势，因为芬兰的“战争目的”已经达到了。改取守势已迟了一步，没有能够避开英国的宣战(英国于1941年12月6日对芬宣战)，于是，突然之间，芬兰发现它前不久的朋友和支持者已经变成了敌人。芬兰对于德国的战争机器来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它既是木材、镍和其他物资的来源，又是保护瑞典铁矿砂经由波的尼亚湾供应德国的通路；而芬兰本身又在重要物资的供应方面仰赖于德国，因而使德国人能够紧紧控制芬兰的经济。在芬兰北部驻有相当大的一支德军，这就使德国政府有了施加压力的手段。不过，尽管德国坚决要求，芬兰人在1941年12月以后就不再参加对列宁格勒的进攻了；同时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外交压力(芬兰与美国仍保持着外交关系)，他们也没有去切断盟国方面经由摩尔曼斯克往南的铁路向苏联输送物资的交通线。在严格的战时新闻检查和战时管制下保持的那套表面现象的背后，有一种希望摆脱战争的情绪开始在芬兰人民中滋长起来并有所表露，而且随着红军的攻势取得日益巨大的胜利，及早作出抉择的必要性也就日益显得紧迫了。芬兰怎样才能摆脱它同纳粹德国的联繫而同时又能维护它今后的独立？芬兰人民之所以能意识到这一困境的严重性，是由于他们对1940年和1941年间波罗的海各国在苏联占领下的事态发展记忆犹新，同时也是由于最近关于义大利掉转枪口反对德国后的命运的一些报导。 (二)1944年2月至4月同俄国人的不成功的谈判 早在1943年2月史达林格勒战役之后，芬兰人就已经认识到德国的战败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直到一年以后，他们才作出认真的努力来使自己摆脱战争，设法同盟国方面议和。在1943-1944年那个冬天曾经作过一些尝试，想为谈判奠定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础，但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芬兰人不愿意接受苏方对于苏联根据1940年3月和约所取得的、后来又被芬兰军队收復的那部分领土的要求。可是，到了1944年2月，国内外的压力把这个问题推上了紧急议事日程，芬兰政府于是在2月中派尤霍·库斯蒂·巴锡基维(1940年和约签订后负责同俄国人谈判的就是他)去斯德哥尔摩，给他的指示是去弄清楚让芬兰退出战争的条件”。他通过一个瑞典中间人向苏联政府探询是否愿意同芬兰现政府谈判。苏联政府表示同意。2月16日，巴锡基维请求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公使柯伦泰夫人去弄清楚苏方关于同芬兰停战的条件；2月19日，他终于带着苏方开列的条件回到赫尔辛基。 开列的条件有六点，其中三点是先决条件，必须先由芬兰政府接受才能开始谈判。这些先决条件是：第一，芬兰必须同德国断绝关系，并把驻在它领土上的德国军队全部拘留起来(如芬兰政府觉得自己力不胜任，苏联政府愿为此提供援助)；第二，芬兰人必须立即同意恢復1940年和约所规定的原状，并把他们的军队撤回到1940年的边界；第三，必须立即遣返盟国的战俘和平民。如果芬兰政府接受这些先决条件，苏联政府准备在莫斯科接待芬兰代表团，就復员问题、赔偿问题和佩特萨莫省的前途问题等进行谈判。 1944年2月29日，芬兰政府把这些条件提交国会秘密会议讨论。尽管反对的人不少，政府还是在它所提出的建议方面获得了信任票。3月8日，芬兰向柯伦泰夫人递交了答覆，请求作进一步的讨论，并且请求给芬兰一个机会，在它接受那些象拘留德国军队等“复杂的”条件之前，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苏联提出条件到芬兰作出答覆的这段时间里，苏联政府已表现出不耐烦的迹象，而拖延了这么久之后才收到的这个含煳其词的答覆，显然无助于缓和当时的紧张局势。3月10日，芬兰政府接到通知说，莫斯科认为他们的答覆不能令人满意，并说只有在他们接受了“最低限度的、基本的”停战条件之后，和谈才能开始。而且，这一次只给芬兰政府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接受苏联的条件。 在这七天宽限时间里，芬兰受到某些国家政府首脑的很大压力，他们试图劝说芬兰接受苏联的条件，退出战争。可是，尽管有这一些劝告，芬兰政府在国会秘密会议上取得了又一次信任票之后，于3月17日通知苏联政府，说他们不能在“没有确切了解条件内容和含义的情况下”预先接受这六点条件。但是，他们答覆的语气是和解的，而且看来这一点产生了一定效果，因为，两三天之后，他们收到苏联政府通知，建议派遣“一名或几名”芬兰代表去莫斯科。以听取俄国人澄清他们所提的条件。于是在3月25日，巴锡基维和外交部长卡尔·恩凯尔出发去莫斯科。在3月27-29日的会议上，苏联领导人对原来的六点条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详细的说明。芬兰人被允许自行作出选择，在4月底以前或者把德国人拘留，或者把他们逐出芬境。可是。在三个先决条件之外，还有三点，在原先提出的要求中本是故意含煳其词的，这一次则说得更明确了，同时也显得更惊人了：芬兰军队应于5月份一个月内復员百分之五十，并在其后的两个月中把全军缩减到和平时期的规模；要求赔偿六亿美元，五年内陆续用货物支付；“1920年和1940年两项和约中苏联自愿割让给芬兰的”佩特萨莫地区应归还苏联。苏联还主动提出，准备放弃它对汉科区的租用权。 第89页 如果说苏联原先的条件在芬兰人看来是难于接受的话，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则被认为是根本不能接受的。芬兰人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够在不要求俄国帮助(他们当然不愿採取这一步骤)的情况下，一面把自己军队削减到软弱无能的地步，一面又把大批德军驱逐出境。假如他们由于丧失维普里和塞马运河，以及现在再加上佩特萨莫，而被切断其经济命脉，假如他们在卡累利阿地峡的重要工业被夺走，他们不明白怎么能付得出这样一笔巨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赔偿。国会议员们利用復活节周末考虑了这些条件，并在4月12日对总理拒绝接受苏联条件的决定投了全体一致的信任票。4月19日递交的芬兰政府给苏联的答覆，婉转地表示芬兰无法接受这些更为严格的停战条件，其中“有一部分即使仅仅从技术上的原因来说也是不能实现的”。 尽管芬兰迫切希望退出战争，特别是鑑于盟国在德黑兰会议上所宣称的团结一致和红军的节节推进，但是，从2月中旬开始的谈判却毫无结果。4月22日，苏方送来了一份简短的答覆，说“苏联政府注意到芬兰政府在復文中拒绝以苏联所提的停战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并已中断了停战谈判”。同一天，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回顾了谈判经过，严厉地批评了芬兰政府的立场，把谈判的破裂归咎于芬兰同德国的关系和驻芬德军的“影响”。维辛斯基说，芬兰的独立没有受到威胁，因为事实上芬兰并不是独立的，而只是德国的一个附庸而已。 (三)1944年6月的俄军攻势和赖提-里宾特洛甫条约及其后果 芬兰在1944年4月拒绝苏联停战条件以后，美国(以及英国)对芬兰的态度显然更强硬了。这在5月12日盟国联名向纳粹德国的各个卫星国发出的一项声明中表现得很明显，看来芬兰现已正式被包括在德国的卫星国之列了。 6月10日，卡累利阿地峡的芬军冷不防受到苏军的勐烈进攻，这在四年来已是第二次了。戈沃罗夫将军指挥下的大量苏联部队对列宁格勒以北的曼纳海姆防线发动正面攻击，突破了芬军的坚固防御阵地。芬军迅速后撤，而红军已经能够在十天内，在卡累利阿地峡上推进到1939-1940年“冬季战争”中他们曾经到达过的最远的地方。6月20日，他们再次攻克了芬属卡累利阿的首府维普里这一重要的城市。由于俄军的这些胜利，芬兰人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关于不按照苏联条件议和的决定。起初，看来很象要成立一个新政府以便请苏联政府提出条件，但是过不多久，主张不同德国决裂的曼纳海姆的影响，以及德国人自己所施加的影响，压倒了主张同俄国谈判的意见。 如果芬兰同俄国媾和，对德国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它那来自佩特萨莫的宝贵的镍的供应将告丧失；芬兰北部的德军将陷于孤立，苏联占领芬兰或芬兰的一些基地后，将威胁到极关重要的瑞典铁矿砂的供应。因此，当芬兰人向驻在斯德哥尔摩的苏联官员重新进行试探性的接触时，德国就对赫尔辛基施加外交上的和军事上的压力，这些压力随着德国外交部长的来访而达到高潮。到了6月27日，几星期来的谣言和混乱一下子都澄清了。一支德军分遣队行进在赫尔辛基的大街上，同时德芬两国正式宣布：经里宾特洛甫同芬兰领导人讨论后，德国同意给芬兰武力援助。不过公告没有提到赖提总统主动同德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其中保证，为了报答德国的援助，芬兰政府将不单独媾和。 在这以前，西方国家对芬兰的地位还有些捉摸不定，对它的困境也还有些同情，但是，赖提-里宾特洛甫条约的公布，看来消除了对它的立场的任何怀疑。6月30日，美国驻赫尔辛基的代表要求发给护照离境后，芬兰同美国的最后联繫也断绝了。随着德国支援的到达，卡累利阿战线转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因为，这时苏联攻势的重点转移到白俄罗斯去了。 芬兰不再是在打一场“孤立的战争”了。它的命运现在似乎已同德国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虽然如此，同德国签订的协议在芬兰人中却不得人心。因为这项条约的签订未经议会授权，人们认为是发生了一次政变。事实上，对政府这一行动的反对竟如此强烈，险些造成一场内阁危机。但社会民主党人鑑于有保持团结的必要，决定不撤回他们的支持，政府才得暂时维持下去。 7月份整一个月中，赖提总统政府不稳固的基础愈来愈削弱了。看来，红军再次发动攻击只是时间问题。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后，芬兰从德国得到的援助小得令人失望，因为德国这时正忙于防守其他战线。当俄军穿越爱沙尼亚向波罗的海海岸挺进时，芬兰的处境已毫无希望，这一点到7月底已非常明显了。议会里对政府的强烈反对又一次出现了，这一次的结果是赖提于8月1日宣布辞职。芬兰议会选出了那位曾三次出任总司令、被视为芬兰独立象徵的曼纳海姆元帅继任总统，来领导国家渡过即将来临的危难时期。 新总统于8月4日宣誓就职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组成一个更加适合当时情况的政府。8月8日，公布了新内阁名单，其中一大部分阁员是老于处理对苏关系的人。以具有反俄情绪闻名的赖提、林科米耶斯和唐纳都没有包括在内。曼纳海姆组成的显然不那么仇视苏联的新内阁，是走向新的和谈的一个预备步骤。 第90页 (四)苏方的“先决条件”和芬兰的接受 1944年8月末，德国军事处境的恶化给芬兰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俄国向巴尔干各国的推进，再加上盟国在法国的胜利，使人们看得很清楚，德国将有必要集中全力于其本国的防御，要它履行赖提-里宾特洛甫条约的规定向芬兰提供军事援助，即使心有余也力不足了。8月17日，曼纳海姆向凯特尔表示，他不再认为赖提签署的协议对自己有约束力。随后不久，芬兰政府就向俄国人表示了求和的意向，这一次又是通过斯德哥尔摩。8月25日，格里彭贝格向柯伦泰夫人递交了一项声明，要求苏联政府同意接待一个谈判停战或和约的代表团。随同这一声明附去的，还有一份“普通照会”，叙述曼纳海姆同凯特尔会谈的经过。 苏联在8月29日交给格里彭贝格的答覆中要求，作为谈判开始前必须实现的先决条件，芬兰政府应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同德国断绝关系，并限德国武装部队在两星期内或至迟在9月15日以前撤出芬兰。德国部队届时如仍未撤出，应予解除武装，并作为战俘移交给盟国方面。芬兰人还被明白告知，这一答覆是得到英国政府同意的，也是通知了美国的，而且后者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9月2日，芬兰议会举行秘密会议，批准了总理接受俄方先决条件的决定。当天晚上，哈克策尔发表广播演说，向芬兰人民说明他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他回顾了令人沮丧的军事形势和使赖提-里宾特洛甫条约归于无效的种种情况，他叙述了同苏联政府往还的照会，指出这一次苏联政府并没有坚持要求无条件投降。此外，他还希望德国人能够合作，在规定日期前撤出他们的军队。 也是在9月2日，格里彭贝格把曼纳海姆的一项照会递交给柯伦泰夫人，对于在正式接受俄国人的先决条件之前，为实现这一条件并结束敌对行动，提出了一些建议。曼纳海姆建议：由芬兰自行负责使芬兰南部的德军撤走或把他们拘留起来；停止对俄国的敌对行动；在俄军推进到1940年边界的同时，芬兰军队应撤退到这一边界；一俟收到苏方答覆，即宣布同德国断绝关系。格里彭贝格还说，芬兰人准备参加解除芬兰北部德军武装的行动，但在这一问题上希望同莫斯科有一项谅解。9月3日，苏联政府答覆，同意在先决条件满足后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同意帮助解除9月15日后仍留在芬兰的德军的武装。所有其他问题将在谈判中解决。同一天的晚上，芬兰政府广播一项声明，宣布同德国断绝关系。与此同时，芬兰最高统帅部宣布，自9月4日上午8时起停止对俄国的敌对行动。两天后，苏联政府宣布，红军最高统帅部已发布命令，自9月5日上午8时(即芬方停火后二十四小时)起停火。 (五)1944年9月19日停战协定的谈判及其条款 苏联政府的先决条件既已实现，曼纳海姆毫不拖延地指派了议和的代表。代表团由总理哈克策尔率领，下面还有其他一些同俄国打交道富有经验的团员，他们被授权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都可以作出决定。代表团于9月7日到达莫斯科，但由于外交人民委员会正忙于同罗马尼亚谈判停战协定，谈判推迟了一星期才开始。 当代表们等候在莫斯科的时候，下面的情况已变得很明显：虽然芬兰南部德军的撤退工作在顺利进行，但北部德军的撤走不可能在9月15日前如期完成。因此，芬兰人遵照俄方的停战先决条件，开始准备在必要时对北方那部分德军採取行动，而与此同时，德军司令伦杜利克则一面尽可能地在最后限期之前多撤出一些部队，一面着手巩固他的阵地。这时，芬兰还遇到另一个复杂情况，即芬属卡累利阿的居民纷纷越过1940年划定的边界线迁走，因为他们现在知道俄国占领该地已不可避免。 9月14日，以苏联和英国为一方、以芬兰为另一方的停战谈判在莫斯科开始(美国始终没有对芬兰宣战，因而不能参加谈判)。两天后，谈判由于哈克策尔病倒而突然中断，但立即派来了外交部长卡尔·恩凯尔任芬兰代表团代理团长，于是讨论就恢復了。9月18日，盟国向芬兰代表提出他们的条件，并要求立即接受，以便次日举行签字仪式。芬兰议会在9月19日清晨六时召开会议，出席的议员一致投票贊成接受这些条件。就这样按照宪法手续取得了必要的授权之后，芬兰代表当天在莫斯利，在停战条款上签了字，同时在赫尔辛基，芬兰代总理恩斯特·冯·博尔恩在一篇广播讲话中宣布了停战条件的要点。当冯·博尔恩讲到“1944年9月19日将是我国歷史上最痛苦的一天”时，他对某些条件之苛刻表达出了一种忧郁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但他劝芬兰人民正视现实，并记住他们必须“作为强大的俄国的紧邻而生活和居住下去”。 这项协定的二十三点比4月间提出的六点详尽得多了。虽然在某些方面条件比以前更苛刻，但也对芬兰人作了一些让步——特别在要求赔偿的数额方面——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将不象罗马尼亚人那样遭受俄军的占领。协定的条款使苏联政府处于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甚至占领芬兰这样一种地位；但也讲清楚，实行控制的方式将决定于芬兰人如何履行停战条件。 停战协定规定，芬兰军队应撤退到1940年边界以内，1940年和约所规定的局面应予恢復。苏联政府放弃汉科半岛的租借权，但作为交换条件，得租借“波卡拉半岛地区的一些土地和海域，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苏联海军基地”，租借期限为五十年。此外还规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政府割让给芬兰的佩特萨莫地区(佩特萨莫州)应归还苏联。在这次战争持续期间，芬兰在“盟国(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要求下，应当把芬兰南部和西南部的各个机场提供给盟军使用。9月15日后仍留在芬兰的德国军队应由芬兰人负责解除其武装，并将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得到苏联政府的帮助。芬兰应于停战协定签字之日起两个半月内。把它的军队缩减到“平时编制”。它应立即遣返所有“苏联和盟国”战俘，同时，芬兰战俘也将被遣返芬兰。芬兰应赔偿苏方的损失，赔偿总额为三亿美元，用货物支付，六年内付清(这就是说，只有同年春天所要求的总数的一半，清偿的期限也延长了一年)，对盟方其他国家及其国民所遭受的财产损失也应赔偿。1940年关于阿兰群岛非军事化的协定将重新有效。其余各项条款大都是关于盟国和德国在芬兰财产的处理问题，但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二条却同芬兰最近将来的发展前途有重要关系。第二十条规定释放政治犯。第二十一条要芬兰负责解散所有“在芬兰领土上的(属于法西斯类型的)亲希特勒组织”，今后也不容许其成立。第二十二条规定设立盟国管制委员会(由苏联主持)，该委员会“[将]负责管理和监督本协定的执行，直到同芬兰缔结和约时为止”。 第91页 第二节 从1944年9月19日的停战协定到1947年2月10日的和约 (一)停战协定签订后的芬兰形势 在两次大战之间芬兰人保持独立的短时期内，他们的政策有三个主要目标：培育芬兰自己的民族传统(这个目标在操芬兰语的多数居民和操瑞典语的少数民族之间引起了微妙的问题)；发展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保持对俄国的独立。可是，1944年芬兰同苏联和英国签订停战协定之后，它的地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它要是同俄国为敌，那末它的边境是无法防守的；对这一形势的现实估计，迫使芬兰人得出结论，即他们今后的命运几乎完全取决于一个因素——他们同苏联的关系。 芬兰同许多东欧国家不一样，并不处于苏联实际占领之下，但领土则大大缩小了。它丧失了卡累利阿地峡和北卡累利阿部分地区的肥沃土地和伐木工业。北冰洋上的佩特萨莫港和佩特萨莫地区的宝贵镍矿重又划归苏联。曼纳海姆防线现已起不了防御作用，因为，苏联既已在极靠近赫尔辛基的波卡拉半岛地区取得了一个海军基地，而且还拥有出入该地区的运输权，包括通过赫尔辛基的过境权，那末，芬兰就明显地处于它东面和南面的那个强邻摆布之下了。 随着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的莅任，俄国人对芬兰的地位和政策的重视变得明显了。安德烈·日丹诺夫曾在爱沙尼亚併入苏联的那段时期内负责该共和国的领导工作，他是苏共政治局委员，由于领导列宁格勒保卫战而享有盛名，对德军围困的恐怖想必记忆犹新。他的任命似乎意味着，俄国可能有意要对这个离列宁格勒极近、又充当过德国帮凶的国家採取不妥协的严厉政策。 然而，从签订停战协定之日起，苏联政府的对芬政策却出乎意料地温和。除了对芬兰的战时领导人以及对“法西斯类型的”和“沙文主义的”组织採取某些行动外，总的来说，它并不干涉芬兰人的国内事务。在对德作战期间由盟国使用的空军基地，连同那些在战争持续期间受到限制的通讯联络系统，都在1945年8月归还给芬兰人。1945年3月的选举没有遭到直接的外来干预，这一点很突出，事实上它竟为美国同芬兰正式恢復外交关系提供了基础。芬兰保住了它的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这同东欧其他国家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俄国人此时对芬兰採取的怀柔政策，和他们在同一时期内对其他东欧国家，特别是对波兰所用的高压手段迥然不同。这种政策上的显着差别，部分原因可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个世纪中，他们在同芬兰和“[波兰]会议王国”打交道时有不同的经歷。就芬兰而言，无疑这种待遇上的差别，部分地是由于俄国人在1939-1940年的“冬季战争”期间和那以后的一段时期中已经有了教训，认识到了芬兰人的倔强性格。史达林1945年时对一个芬兰人说，苏联的对芬政策“不是仁慈，而是常识。我们决不能再犯老沙皇的错误”。俄国人可能还有这样一个考虑(至少在稍后一段时期中是如此)，即不要惊吓和疏远了芬兰人的邻居，即中立的瑞典人。但是，归根结底，芬兰能够在1944年停战协定签订后保存它的自由主义政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政治家的才能。1944年11月起任总理、1946年3月成为总统的巴锡基维，具备着一个很大的(也是罕见的)有利条件：他了解俄国人。他也有足够的远见认识到，芬兰的生存和得以保持其西方式的制度，有赖于它对苏联奉行一项现实主义的政策。他有勇气同过去的政策决裂，执行一种同国际形势的变化相适应的方针。同波兰和东南欧的事态发展对照起来，就可以看出，巴锡基维在这些年中所执行的政策，对芬-俄关系，因而也对芬兰的命运，有着显着的影响。 (二)德国人被逐出芬兰 1944年9月停战协定签字后，芬兰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履行它所承担的解除芬兰北部约二十万德军武装的义务。芬兰人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时，对德国人原来并不怀有什么仇恨情绪。相反地，他们感到有一种在共同奋斗中结成的、不容易割断的关系。但当9月15日德国人企图夺取芬兰湾中的霍格兰岛(“苏尔萨里岛”)时，芬兰人的感情起了变化。经过激烈战斗，德军被击退，但他们的这个企图，在不久前的“战友”中引起很大愤恨。同时德军还在拼命为固守芬兰北部作准备。当撤退中的德军破坏他们背后的桥樑和其他交通设施时，芬兰人就愈加愤怒了。9月20日，芬兰军队开往北方，占领了奥鲁，与此同时，德国人声称决意保卫他们在芬兰北部的阵地，如被迫撤退，则将实行“焦土”政策。第二天，苏联政府严厉地提醒芬兰人。《消息报》的一篇文章提请他们注意，根据停战协定第二条，他们负有解除芬兰领土上德军武装的义务，并警告他们不要拖延，而要利用这一机会，通过驱逐德国人来赢得独立。 苏联政府特别关心的是，要保证使德国人撤出沿北冰洋的那块既有战略价值又有丰富资源的佩特萨莫地区。早在1940年6月，莫洛托夫就说过，苏联政府感兴趣的不仅是一些矿砂，“而是这个地区本身以及其中一直蕴藏着的镍矿，因此必须把英国人从这个地区清除出去”。俄国人曾于1940年和1941年两次试图在这个地区取得立足点，都未能如愿，但是现在，他们能够把“英国人”清除出去了。然而，佩特萨莫镍矿是由德国拉普兰集团军所建立的坚强防线保护着的，很明显，从南方开来的少量芬兰军队如无人帮助，是不大可能在对付德军方面取得多大进展的。于是，根据停战协定中关于必要时苏联政府将协助芬兰人完成此项任务的规定，苏军于1944年10月中旬在佩特萨莫地区发动进攻。10月15日，德国拉普兰集团军被包围之后，德国人被赶出了佩特萨莫，其后不久，红军就进入挪威北部，于 10月25日攻占基尔克内斯港。史达林11月1日的文告宣布整个佩特萨莫地区德军已被肃清。 第92页 德国拉普兰集团军的消灭，大大减轻了芬兰人的负担。11月23日，芬兰军队从南方推进到了挪威边界。与此同时，他们正在陆续復员中，到了12月1日，芬兰人已把他们的军队削减到规定的大约三万九千人的平时编制。用这样小的一支军队来对付残余的作了充分防御准备的德军，是不可能取得迅速进展的。因此，在1945年的头三个月中，芬军进展比较缓慢，战绩不显着。3月1日，芬兰政府才迟迟对德宣战，从而使9月15日以来就进行着的战斗合法化。4月11日，对残余德军发动了一次春季攻势，到4月底，芬兰境内就不再有德国军队了。 (三)巴锡基维政府和芬兰政治的向左转 停战一经实现，在芬兰，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立即出现了一股强烈反对那些同战时政府有关系的政界人物的力量。这个党的领导人唐纳是战时内阁的阁员，素以仇视苏联闻名。正是由于人们对唐纳和其他战时领导人表示不满，才导致1944年11月17日在巴锡基维领导下成立一个新政府，并使芬兰的政策有了一个新的方向。巴锡基维政府不包括战时政府的任何领导人，但他却邀请了一些极左的政治活动家，甚至还邀请了新近重建的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参加他的内阁。巴锡基维所宣布的施政方针更是同过去一刀两断，说他将设法同苏联达成“尽可能好的谅解”，并将致力于“诚心诚意地履行停战协定的各项条款”。 社会民主党内部有人起来反对唐纳的领导，这还导致了其他一些事态发展。很多持反对意见的人退党，参加了新成立的、同共产党结盟的“人民民主联盟”。然而，最重要的国内问题还是即将于1945年3月举行的选举和芬兰今后的领导权问题。当雅尔达宣言宣称盟国打算在必要时干预前轴心国附庸国的内政时，芬兰人对自己所处地位的担心加深了。1月间，左翼方面要求巴锡基维把战时领导人逮捕起来交付审讯。巴锡基维就这一问题的法律依据徵询了前总统斯托耳伯格的意见后宣称，芬兰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过可以把犯了政策错误的公选的领导人交付审讯，不过他要求战时领导人以苏芬关系为重，今后不要谋求担任公职。于是同战时政府有牵连的一些议员候选人退出了竞选，从而为左翼打开了上台的道路。不仅如此，就在选举前夕的3月17日和18日，巴锡基维再次提醒芬兰人民认识这次选举对芬兰的重要性，要求他们给予议会一个“新面貌”。巴锡基维的这两次讲话，就同前些时候由政府成员、前工会领导人埃罗·武奥里所作的那篇强调雅尔达宣言对芬兰独立的含义的讲话一样，都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选举举行了，俄国人没有插手干涉。选举结果是，人民民主联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人民对极左翼各党派的支持，在巴锡基维4月间组成的新政府中得到了反映。人民民主联盟的成员得到了内阁中某些最重要的部长职位，其中包括教育部和国防部，内政部长的位置则给了共产党人伊尔耶·莱诺。但在4月间，三个主要政党宣布，它们打算相互合作，以设法解决芬兰面临的许多问题。 1945年4月新内阁的成立，使巴锡基维能够推行其奠定对苏友好基础的政策。在新成立的拥有极多会员的苏芬协会之类的组织的帮助下，开展了一个对芬兰人民进行“再教育”的运动。军事性的和“法西斯类型的”组织，连同一些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文化团体，都被取缔。凡是用1939年以前的观点来看待芬兰歷史的戏剧和书籍，都遭到禁止。新任教育部长是人民民主联盟的成员，他负责保证使芬兰歷史教科书里反俄的部分统统删除或改写。同时，开展了一个运动以清洗文职人员和军队里的“法西斯”分子。 (四)1944-1946年间芬兰的经济问题 芬兰除有许多其他问题外，还由于停战协定所规定的领土改变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失调。芬兰不得不作出调整，以便自己适应于卡累利阿地区工业和资源的丧失，适应于它那残破了的运输系统，而与此同时，它还必须收容安置那些割让给了苏联的领土上的居民。此外，按照停战协定，它还有义务在六年内向苏联偿付价值三亿美元的赔款，而且它必须发展工业来生产所需的商品。因此，在停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芬兰在经济上完全处于苏联的摆布之下。但是，虽然这个任务乍看起来几乎是无法完成的，芬兰人民却表现出非凡的韧性，他们以巨大的决心挑起这副重担，履行他们对苏联的义务。 1944年10月，停战协定签署后几星期之内，就任命了一个专门代表团同苏联当局讨论赔款问题。在赫尔辛基谈判了几个星期之后，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芬兰交出总值达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机器和船只，其余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赔款则以木材和同木材工业有关的其他产品支付。支付的办法是每年交付价值五千万美元的货物。双方商定以1938年的物价水平作为支付的计价标准，每类货物的具体结算价格则在这一标准的基础上稍为增高一些。这意味着大大增加了赔款的总数。 大战前很兴旺的芬兰木材工业，没有多大困难就恢復了。停战后不久，瑞典就对邻国进行援助，给予信贷，让它购买原料，以建立其金属加工工业。瑞典还向芬兰提供了许多过去从德国进口的必需品。 第93页 1945年10月，教育部长黑洛访问莫斯科回国后宣布，鑑于芬兰在取得原料方面有困难，史达林同意把芬兰支付赔款的期限从六年延长为八年。但是，尽管有瑞典、美国和苏联的经济援助，芬兰人的赔款负担还是十分沉重。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到1945年底，食物、衣服和住房都严重不足。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于1946年3月间访问芬兰，发现那里的情况很严重，回到美国后唿吁给予援助。结果，寄来了一大批赠品包裹，暂时缓和了芬兰的困难。使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化的是，停战时约有四十万卡累利阿人迁入芬兰，这些新增加的农业人口都需要土地和住所。芬兰人不得不在自己经济本已极其拮据的时候收容安置这些人。1945 年春，议会通过两项法案，授权政府徵用土地和其他财产。卡累利阿族农户有的同芬兰族农户合营一个农庄，有的在原有的农庄旁边另外新建农庄。由于可耕地不足，很多家庭分配到的是需要开垦的森林地。 (五)芬兰对“战争罪行”的审判 根据停战协定第十三条，芬兰有责任“同各盟国合作逮捕和审判被控犯有战争罪行的人”。巴锡基维在大选前对战时领导人所採取的措施，俄国人是不满意的，1945年7月，当内政部长、共产党人莱诺宣布许多人被捕同芬兰军官中隐藏武器的阴谋暴露有关时，俄国人就更不耐烦了。如果听任战争罪行问题再拖延下去，苏方的不耐烦有突然爆发为恼怒的危险，因此巴锡基维面临着非立即採取行动不可的局面。 7月28日，为调查从1938年到停战为止这一段时期内芬兰政府的政策而设立的“霍恩博格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后来就成了战时领导人被控罪状的主要内容。报告发表后，巴锡基维政府起草了一项法案，规定成立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审讯战犯的特别法庭。9月11日，正当左翼方面的鼓动造成一场政府危机时，巴锡基维把这个法案作为对他内阁的信任问题提出来，芬兰议会当即以一百二十九票对十二票通过了这个法案。11 月 6日，有八名受到指控的战时领导过芬兰的政界人物被捕。对他们的审讯于11月15日开始。由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并提出证据，审讯一直延续到1946年2月2日，中间休庭两次。第一次开庭从11月15日起到17日止，然后休庭到12月10日，让被告有时间准备答辩。在12月10日到21日第二次开庭期间，赖提和唐纳的自我辩护词一度使气氛相当紧张。最后一次开庭从1月9日起延续到2月2日，对这次审讯的新闻报导比对以前的一些报导检查得更为仔细。 如果说，在1945年的选举中没有苏联政府进行干预的迹象，这次审判的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巴锡基维似乎经常跟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商谈，以设法减少俄国人对西方司法方式的猜疑，并使法庭作出的结论能为俄国人所接受。苏联政府不许赖提的律师提出有关“冬季战争”的证据，从而干预了为赖提进行的辩护。盟国管制委员会通过它的苏联主席对赖提证词在芬兰国内的发表预先作了审查。同时苏联报刊对八个被控的领导人开展了一次宣传运动。俄国人虽然施加影响并有时进行干预，但他们还是注意让芬兰人自己主持审判，让他们照芬兰的司法程序办事。在和盟国管制委员会长时间磋商之后，芬兰政府于2月21日宣布八个被告全都有罪，分别判处两年到十年徒刑。管制委员会对判刑没有提出正式异议；但是，苏联报刊虽同意审判的结果，却很不满意人们竟对这些“反动的”领导人表现出这么多的同情。 “战争罪行”审判的主要结果之一是它对曼纳海姆总统的名誉的影响。这位极得人心的芬兰前总司令自1945年春天以来一直在生病，不时把他的许多总统职责委託巴锡基维代行。审讯开始时，他正在葡萄牙南部养病。也许就是因为他很得人心，苏联报刊在攻击各被告时没有点他的名。但是，审讯中出示了他的证词，连同关于他在1941年同德国人配合作战计划中所起的作用、他在对英作战问题上应负的责任以及他推荐缔结赖提-里宾特洛甫条约等的证据。主要由于曼纳海姆同战时政府有关系，苏联在审讯结束后施加压力，要他去职，而且，不管是否由于苏方这种要求的结果，政府在1946年3月宣布，严重的健康状况迫使他辞去了总统职务。 (六)佩卡拉政府和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的对苏关系 曼纳海姆辞职后，芬兰议会的议员们在1946年3月9日举行了一次特别选举，选出巴锡基维继任总统。巴锡基维在决定总理人选问题上花了一些时间，但在3月24日他要求前国防部长佩卡拉组织内阁。佩卡拉是社会主义统一党党员(该党是人民民主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预料，他组成的政府将比巴锡基维的政府更左。佩卡拉分配了六个部长职位给人民民主联盟的成员，其中三人是共产党人。新任总理立即宣布他打算推行“和平”政策，打算进一步加强他的前任所建立的对苏友好关系。4月间，为了表明他的意图，他率领了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徵求苏联政府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芬兰代表团同史达林和莫洛托夫举行几次会谈之后，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宣布苏联政府同意不再要求芬兰人对他们过去从苏联搬走的财产作进一步的赔偿，并同意售绐芬兰十万吨谷物，帮助它渡过收穫季节前青黄不接的困难。作为交换，芬兰将把供应佩特萨莫镍矿电力的亚尼索基发电站租借给苏联政府。可是，苏联政府拒绝考虑改变停战协定中关于领土的条款，史达林认为这是“不可更改的”。芬兰方面希望减少赔款数额的请求也遭到拒绝。但芬兰代表团确也从苏联领导人那里取得了这样一个诺言，即他们同意考虑恢復由于停战协定而陷于混乱的芬兰运输系统。苏联政府这些经济上的让步，不久就被盟国方面的一项决定所抵销，这项决定规定，芬兰境内的德国财产应移交给苏联政府，而对于德国人在芬兰北部破坏的大量财产，则没有给芬兰人以赔偿。 第94页 1946年五一节的一系列示威游行，给了政府更加向左转的一个机会。几个“右派”组织被取缔，共产党的一次示威开始了一场清洗公职人员的运动，莱诺则又重新开展了他反对芬兰总参谋部人员的斗争。 佩卡拉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处理芬苏关系时的那种友好气氛，后来继续保持了三、四个月，但在1946年8月的巴黎和会上就烟消云散了。关于对芬和约草案的内容，芬兰政府事先已经获悉。按照外长会议的安排，芬兰政府应邀派代表团赴巴黎，就对芬和约草案向和会提出芬兰的看法。代表团由总理、外交部长和四个执政党的代表组成，由外交部长(恩凯尔)负责陈述芬兰的观点。8月15日，在和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恩凯尔谈到了芬兰过去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表现，也谈到了它履行停战协定各项义务的事实。他代表芬兰政府表示希望在和约的领土条款和赔偿条款方面都“能作一些有利于芬兰的修改”(和约中的这些条款是同停战协定的有关条款完全一样的)。 显然，俄国人对这一事态发展是没有料到的，因为，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在这之后不久同芬兰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一次私下谈话中，表示了强烈的反感。他指责芬兰人谋求其他国家的支持来反对苏联，他说，“芬兰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肯定已有所恶化”。在和会上，莫洛托夫也对芬兰人的发言作了评论，他提到芬兰没有被军事占领，并警告它不要听信“冒险分子”的话。当恩凯尔发言的消息传到芬兰国内时，共产党掀起了一场攻击那些在巴黎的“反动分子”的运动，运动发展得如此激烈，以致代表团的部分团员不得不在和会期间返回赫尔辛基去恢復秩序。当代表们再次回到巴黎时，他们发现尽管美国为他们作了努力，大会并没有理睬他们请求修改和约条款的唿吁，关于领土和赔款的条款仍然照旧。事态的这一发展似乎暂时减少了苏联领导人的敌意，但是，莫洛托夫在最后一次发言中再次表示他怀疑美国和英国在试图影响芬兰，他提醒芬兰人不要忘记过去外国干预所导致的不幸后果。 随着1947年2月10日对芬和约的签订，履行停战协定各项规定的时期正式结束了。现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及其苏联主席将由两位“协商行事”的英苏政府外交使团的团长所接替，但以十八个月为期，他们将负责执行和解释和约的条款。 从1944年签订停战协定起到缔结和约止这段时间里，芬兰在巴锡基维领导下，设法做到了始终没有被占领，甚至使它同苏联的关系达到一定程度的友善，但是，在强大的东邻的阴影下，它所处的地位始终是危险的。在这方面，和约的签订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很清楚，芬兰的命运仍然主要地取决于它所奉行的对苏政策。当盟国管制委员会撤离芬兰时，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利用这一机会提醒芬兰人，芬兰政策的改变可能会造成什么后果。当他讲到谣传有些芬兰人想要“使芬兰的政策开倒车”时，他强调指出，如果竟以芬苏关系的“前途为儿戏”而铸成大错，那将是莫大的“不幸”。 第四章 罗马尼亚 第一节 1944年9月12日罗马尼亚和盟国之间的停战协定 第二节 导致1945年2月俄国干预罗马尼亚的事态演变 第三节 格罗查政府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情况 第四节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的波茨坦会议：盟国在罗马尼亚和巴尔干问题上的争执 第五节 波茨坦会议后盟国在罗马尼亚政局问题上的相互关系 第六节 1945年12月27日的莫斯科协议及其执行情况 第七节 罗马尼亚的选举 第一节 1944年9月12日罗马尼亚和盟国之间的停战协定 罗马尼亚和盟国的停战谈判是在1944年3月开始的，一面由罗马尼亚反对派领袖马纽在国家首脑扬·安东尼斯库元帅同意下指定代表在开罗举行，同时也通过俄国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同安东尼斯库本人进行。谈判开始前，俄国人就明确表示，罗马尼亚在1940年割让给俄国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必须予以确定，在三月底交给马纽的停战条件中，他们更坚持罗马尼亚必须倒戈，必须同德国绝交，站在盟国一边作战。另一方面，俄国人宣布他们无意“取得罗马尼亚任何领土或改变罗马尼亚现有的社会秩序”，他们还提出愿意帮助罗马尼亚解放特兰西瓦尼亚，并把1940年8月第二次维也纳议定书划给匈牙利的北部地区还给罗马尼亚。 1944年4月初，红军就已完全占领了比萨拉比亚，并且越过普鲁特河进入了摩尔达维亚，但直到8月份的最后一周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实行政变之后，停战谈判才进入最后阶段。那时候，摩尔达维亚的德军阵线已被俄军攻破，国王和罗马尼亚的政治领袖们因而得出结论，罗马尼亚现在可以倒戈而不致有遭受到德国毁灭性报復的危险了。8月23日，根据国王的命令，逮捕了安东尼斯库元帅及其主要副手同姓的米哈伊·安东尼斯库。两天之后，罗马尼亚对德国宣战。为使罗马尼亚倒向另一个阵营作好准备，国王米哈伊委派了一个以萨纳泰斯库将军为首的政府，其中包括四个政党(民族自由党、全国农民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代表，这些党组成了一个全国民主集团。8月27日，国王及新政府无条件地接受了俄国人春天提出的停战条件。8月31日，罗马尼亚的一个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议订停战协定。 第95页 谈判于9月10日开始，9月12日签署了协定。俄国代表团是由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率领的，英美两国驻莫斯科大使虽然讨论时也在场，但在拟定停战条件方面绝少参与其事，因为英俄在1944年5月间达成的关于巴尔干半岛势力范围的协议已承认罗马尼亚属于俄国势力范围，美国人也于是年6月勉强接受了英俄间的这一协议。根据停战协定规定，罗马尼亚人至少应派出十二个师在苏联最高统帅部指挥下对德国人和匈牙利人作战。他们还应确保对敌作战的俄国军队自由移动不受阻碍，应遣返盟国战俘，释放政治犯，交出德国的财产和军事设备，并向苏联最高统帅部提供它在罗马尼亚境内作战所需要的一切。鑑于罗马尼亚已对德宣战，俄国人同意对罗马尼亚军队在俄国领土上所造成的损害不要求全部赔偿，罗马尼亚应付的赔偿总额规定为三亿美元，在六年内用商品支付。罗马尼亚人应把“战时从苏联领土上搬走的一切贵重物品和物资”归还苏联，应在逮捕和审讯战犯方面进行合作，并应解散“法西斯类型的”组织。苏联最高统帅部将对罗马尼亚的期刊、其他文学、戏剧和通讯联络系统等实施管制。和约缔结前，应由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在苏联最高统帅部总的领导和命令下，负责监督停战条件的执行情况。罗马尼亚的民政机构将恢復到离前线五十到一百公里的地方，但关于停战条款的履行，罗马尼亚官员要听从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盟国务政府宣告第二次维也纳议定书无效，在取得和会确认后，将把特兰西瓦尼亚(“或其大部分”)归还罗马尼亚。俄国人还同意支持罗马尼亚军队对德国和匈牙利採取军事行动。 第二节 导致1945年2月俄国干预罗马尼亚的事态演变 米哈伊国王发动政变后的几个星期中，罗马尼亚呈现一片混乱景象。萨纳泰斯库和军官们正忙于把俄国战线上的十五个师调到特兰西瓦尼亚前线去对付德国人和匈牙利人。8月底，红军进入布加勒斯特，接着就进而占领罗马尼亚的其余地方。9月12日后，俄国人开始执行停战条款，通过曾在开罗参与停战谈判的维肖亚努同罗马尼亚政府打交道。不多久，萨纳泰斯库政府内部就开始发生分裂，也就是以“歷史上的一些老政党”为一方，与共产党及其政治盟友为另一方之间的分裂。共产党人同农民阵线中的盟友及左翼的一些分裂集团合作，在城市和乡村中组织力量来支持自己取得相当大的成就。10月初，他们就组成了“全国民主阵线”，要求在政府中分到较多的席位。他们要把或多或少同安东尼斯库的政策有牵连的分子清洗出政府机构，这也是促成分裂的一个原因。政治派别间的摩擦，加上特兰西瓦尼亚北部罗马尼亚族人和匈牙利族人间的摩擦，不久就导致红军占领了这一地区。从歷史上一些老政党方面来说，他们一则由于认为自己遭到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抛弃，同时又由于对苏联在罗马尼亚的政策一般地都感到不满，因而很快就变得满腔怨忿。他们最重要的领袖马纽并未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停战谈判，他们认为俄国人把停战条件强加于罗马尼亚之后，现在又用一种笨拙的，有时甚至是残暴的方式实行这些条件。履行经济条款方面出现的困难最为严重。11月5日，在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维诺格拉多夫将军对延迟执行停战条件提出抗议之后，萨纳泰斯库政府宣告辞职。接着萨纳泰斯库组成了另一个内阁，其中来自全国民主阵线的阁员占较大比重。这个政府就着手採取立法手续，以便能逮捕以前的铁卫军成员，废除早先的反犹法律，并把特兰西瓦尼亚境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统统驱逐出境。共产党和马纽的党在内政部问题上发生的一场争执，导致了12月2日萨纳泰斯库的辞职。于是在俄国人同意下，拉代斯库将军继任总理，并掌管内政部。 同时，邱吉尔和艾登于1944年10月访问莫斯科时，就1944年6月关于势力范围的协议作了进一步的安排。俄国人答应，如果英国不得不在希腊採取行动的话，他们将不予干涉；作为交换，他们得到非正式的保证，可以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势，并将得到对南斯拉夫的同等控制权。从12月6日到1月中旬，英国军队一直忙于平定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叛乱，而且正如邱吉尔后来所说的，在雅典战斗的整个过程中，史达林一丝不苟地信守着10月协议中的诺言。 当然，史达林有权指望邱吉尔也履行10月协议中他那方面的诺言，以作为交换。也许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巧合，1月中旬，正当希腊的战事将告结束时，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安娜·波凯尔和乔治乌-德治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得到指示，要他们一回到罗马尼亚，就由全国民主阵线全力发动一个独占国家权力的运动。他们的纲领是强调有必要诚实地履行停战条款，清洗政府和军队中的“法西斯分子”和战犯，把马纽逐出政界，并立即实行土地改革。为了进一步诱使罗马尼亚人支持全国民主阵线，苏联宣布一俟该阵线执政，就把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归还罗马尼亚。这场运动还得到了俄国广播的支持。 1945年2月上旬，当这个政治运动正在进行时，雅尔达会议在一个战时主要由罗马尼亚军队占领的苏联地区举行。史达林和邱吉尔之间的10月谅解，并没有能够阻止雅尔达会议的议定书中含有“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尽管谅解和宣言显然是直接矛盾的，因为根据宣言，三大国政府同意在被解放的欧洲协调它们的政策，一起磋商并相互合作。要把划分势力范围的军事协议同三大国就政治解决办法进行磋商的做法协调起来是有困难的，在东欧举行自由选举的想法同苏联政府坚持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同苏联友好的要求也是互不相容的，这些问题在雅尔达会议上都未予正视。 第96页 与此同时，在罗马尼亚国内，1月间开始的权力斗争正愈演愈烈。在全国民主阵线鼓动下，爆发了反政府的示威和罢工。当拉代斯库总理试图利用他作为内政部长的权力压制示威时，他就站在歷史上一些老政党的一边而被捲入了。然而，拉代斯库和他的一些有相同观点的同僚们并没有足够力量来制止事态的发展。大部分军队正在匈牙利前线忙于作战，要行使政府权力来对付全国民主阵线的支持者，则又由于有几个部长是该阵线的成员而受到牵制。上面已经提到过，要使全国民主阵线上台执政的这一决定是1945年1月间在莫斯科作出的，从此以后，仅仅是这个变动何时实现的问题了。由于大部分罗马尼亚军队都不在国内，俄国人支持的共产党人必然会赢得这场权力斗争。在2月24日布加勒斯特举行一次示威之后，维辛斯基进行了干预，俄国人直接帮助共产党人解除了首都罗军的武装，使米哈伊国王不再有选择的余地，于是他接受了佩特罗·格罗查所领导的全国民主阵线政府。用骚动和内战的危险作为藉口(莫洛托夫后来说，俄国进行干预是由于红军后方有发生动乱的危险)其实是多余的。盟国在义大利和希腊的行动已经成为俄国人单方面行动的先例。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仍然希望军事上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能够同政治上的解决办法分开；在他们看来，雅尔达会议通过的“关于已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所重申的大西洋宪章原则，已经取代了东欧划分势力范围的原则。 雅尔达会议刚开过，维辛斯基如此迅速地就在罗马尼亚採取行动，这在美国人看来简直是明目张胆地违反“关于已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当事情发生时，驻布加勒斯特的美国代表和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哈里曼都提出询问而没有得到满意的答覆，美国代表发来的关于维辛斯基在布加勒斯特活动的详细报告，使罗斯福对苏联在东欧的意图感到不安。在苏联进行了干预并于3月6日组成了格罗查政府之后，美国人毫不掩饰对新政权的不满，而且从此以后，他们对歷史上一些老政党的主张越来越表示同情了。 第三节 格罗查政府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情况 全国民主阵线政府既然是在这种情况下取得政权的，就不可能不对罗马尼亚的一些老政党抱敌视态度。在2月24日的骚动和随之而来的俄国干预之后，拉代斯库逃进了英国公使馆。马纽和布腊提昂诺本人以及农民党和自由党都同3月6日后当权的政府脱离关系，右翼社会党人也跟着他们的领袖蒂泰尔·佩特雷斯库採取了同样的步骤。格罗查政府说服了那位西方国家早已熟悉的前自由党人塔塔雷斯库，他同意担任外交部长。其他部长选自农民阵线、共产党、左翼社会民主党以及同它们有联繫的一些从其他政党分裂出来的集团，这些集团据认为代表着罗马尼亚社会的各种成分。正式由共产党人掌握的只有内政部、司法部和公共工程部，但他们非正式地操纵的权力，要比他们在政府中的阁员人数所表明的大得多。为了履行全国民主阵线在夺取权力时所作的诺言，俄国人在3月9日将北部和东部特兰西瓦尼亚交还给罗马尼亚新政权控制。交还时有这样一个默契，要保护当地的马扎尔人不受迫害，要鼓励特兰西瓦尼亚境内不同种族的人和睦相处。土地改革措施原是选举运动中的主要争端，现在则认真实施了。许多农民本来已经自动分占了一些小块土地，但现在的新措施却是要纠正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曾经使以前的土地改革不能令人满意。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罗马尼亚，感觉赔款的负担十分沉重，而且，它的经济至少暂时处于严重困难之中。 虽然格罗查政府在俄国人支持下现已稳固地掌握了政权，但它象华沙临时政府一样，缺乏人民的支持。内政部和地方政府机构的清洗工作，有效地为它们提供了实行控制的手段，但在取得人民支持方面却并不见效，共产党由于不得人心，于是不得不採用有组织的控制群众的方法来阻止反抗。盟国管制委员会没有能力对事态演变的进程施加影响，这在全国民主阵线夺取政权时就已看得很清楚，3月6日以后，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改变。 第四节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的波茨坦会议：盟国在罗马尼亚和巴尔干问题上的争执 波茨坦会议并没有使盟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相互关系发生多少变化。美国领导人强烈地认为雅尔达会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受到了破坏，特别是在罗马尼亚，因此他们向会议提出建议，要三大国採取联合行动，重行改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政府，以便使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能参政，并要求联合监督东欧的选举。可是波茨坦的气氛不同于雅尔达。正如最近作为杜鲁门总统特使到莫斯科访问的霍普金斯所发现的，俄国人现在对英国的东欧政策表现出明确的敌视态度，而另一方面，邱吉尔也表示公开反对俄国的巴尔干政策。在讨论中不时可以听到1944年10月协议的迴响：每当美国或英国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或匈牙利的事态发展表示不满时，莫洛托夫总是提出希腊问题。不仅如此，俄国人还试图利用美英方面想就义大利问题取得一项解决办法的愿望，作为讨价还价的一个条件。他们表示希望更多地参与讨论义大利事务，并坚持要把巴尔干地区几个条约的准备工作同义大利和约的准备工作一起进行。当英美在罗马尼亚的权益被提出来讨论时，史达林和莫洛托夫固执地为把属于英国和美国公司的设备搬到苏联一事辩护，理由是这些东西最初原是德国人的，因此根据罗马尼亚停战条件应予没收。 第97页 美国人想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中有较大发言权的愿望在波茨坦没有能实现。会议公报中确曾写进这样一条，说由于现在战事已经结束，三国政府同意要对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加以修改”，但这仅是一种空洞的姿态而已。会议公报规定，对义大利以及对轴心国的各个附庸国的和约准备工作，应由外长会议负责进行，接着又加上这样一句：“三国政府同意在最近的将来，根据当时的局势，各自分别考虑，尽可能在与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匈牙利缔结和约之前，先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三大国还同意，鑑于战争结束后情况已发生变化，盟国的报界代表应“享有充分的自由向全世界报导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国内动态”。 第五节 波茨坦会议后盟国在罗马尼亚政局问题上的相互关系 8月6日，俄国人和格罗查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于是盟国间在罗马尼亚问题上的关系就更为紧张了。英美两国政府并不跟着採取同样的行动。8月20日，贝文在下议院的演说中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政府形式“给我们的印象是，它们并不具备足够的代表性，还不够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 第二天(8月21日)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美英两国代表给国王米哈伊递送了一份照会，宣称格罗查政府是他们的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国王于是要求格罗查辞职，同时要求三个盟国政府协助组织一个“根据柏林会议公报可能为三大国所承认”的政府。国王的这一声明由贝尔纳斯首先向报界透露，贝尔纳斯还表示，他已通知英苏两国政府说，他的政府已准备好进行“所建议的磋商”。当格罗查同俄国代表商量后拒绝了米哈伊国王要他辞职的要求时，国王就退居锡纳亚的山上行宫，拒绝签署政府的法令或批准人员的任命。格罗查政府于是在没有国王参与的情况下继续开展政府的工作。 1945年9月，外长会议在伦敦召开，贝尔纳斯试图在会议上打破这一僵局。他和莫洛托夫的坦率谈话至少把问题归结到了它的主要癥结所在。当贝尔纳斯说目标是要组成一个既对苏联友好又能代表该国一切民主分子的政府时，美国观点中的内在矛盾就清楚地表达出来了。在东欧，特别是在罗马尼亚的政治中，这样的双重目标是无法达到的。罗马尼亚的自由选举决不会产生一个与苏联友好的政府。前不久，罗马尼亚人还表示了传统的反俄情绪——他们曾支持德国对苏联作战，至少在战争初期是如此。这一对抗情绪并没有随着战争胜负形势的转变而消除。当贝尔纳斯重述美国的意见，对维辛斯基插手扶植格罗查上台一事提出责难，说这是违反“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时，莫洛托夫象在波茨坦会议时那样，以攻击西方盟国对希腊的政策作为答覆。 伦敦外长会议结束后，贝尔纳斯说他希望确证美国对这些国家内部情况的看法并不是以错误的或有偏见的情报为依据的；为了核实他从巴尔干地区所收到的报告的准确性，他派了一位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颇有名望的美国报纸发行人马克·埃思里奇去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贝尔纳斯通知国务院不要让埃思里奇看到国务院的报告，这样他可以没有成见地承担他的使命。埃思里奇于10月和11月访问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访问了莫斯科，他的出使在这两个巴尔干国家的左翼和右翼政治党派中都引起了很大激动。他结束旅程后提出的报告，证实了以前关于维辛斯基2、3月间活动的种种报导。埃思里奇报告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政府都是独裁主义性质的，都由一党统治，有许多民主分子被排除在政府之外。 与此同时，俄国人对格罗查丢开国王独立行事的作法表示支持，并在9月间，在莫斯科接待了一个包括格罗查和塔塔雷斯库在内的代表团，当时就宣布，双方已就俄国向罗马尼亚提供经济援助并放宽停战协定中某些经济条款等方面达成了协议。可是，格罗查政府的这一成就并没有使它赢得国内的民心。罗马尼亚公众从来没有对格罗查有过很大的热情，而国王的态度则显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 月间，政府的一些成员愈来愈意识到人民很少支持他们的事实。布加勒斯特的紧张气氛日益增加，到了11月8日米哈伊国王生日那一天，一大批人聚集在王宫前，表示对格罗查政府的反抗。政府採取了一些有组织的措施，想驱散示威群众，都没有成功，尽管这些措施引起了暴力行动，造成了一些伤亡。 第六节 1945年12月27日的莫斯科协议及其执行情况 1945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时，贝尔纳斯把埃思里奇关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行的报告副本交给莫洛托夫。当贝尔纳斯看到这一报告似乎并没有打动莫洛托夫时，他就坚持要求同史达林谈这件事。贝尔纳斯用埃思里奇报告作为根据，向史达林提出了那个早已在伦敦会议上向莫洛托夫提出过的美国的建议，即格罗查政府应予改组，使其包括一切民主分子，改组后的政府应尊重“基本自由”，并早日举行自由选举。史达林说，保加利亚已举行过选举，要改变有困难，但在罗马尼亚则比较容易些。他提醒贝尔纳斯，罗马尼亚军队曾深入俄国领土直达伏尔加河，但是他对美国的要求还是作了有限的让步。1945年12月27日，公布了一项关于罗马尼亚问题协议的条款。作为对米哈伊国王8月21日就组成一个三大盟国所能接受的政府而徵询意见的答覆，三大国建议这一政府应包括全国农民党党员和自由党党员各一人，由维辛斯基和驻莫斯科的美英两国大使所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将确保这两个当选者能够代表他们党内那些在政府中尚未有代表的派别，同时也要确保他们是“合适的，而且将忠诚地和政府一起工作”。三国政府特别提到，这样改组后的罗马尼亚政府将宣布它准备尽快地举行西方式的自由选举，在这一选举中，一切“民主的和反法西斯的”党派都有权参加并提出候选人。改组后的政府还要“就容许出版、言论、宗教和结社的自由提出保证”。在所有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先前已经得到俄国人承认的这一罗马尼亚政府也将得到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承认。 第98页 英国和美国的政府人士都不会指望那些老政党的这两个代表能在罗马尼亚政府的决策中发挥什么作用，这个政府即使加上了这两个新增加的阁员，基本上仍将原封不动；也不可能指望俄国人会允许自由选举，因为自由选举不可避免地将产生一个反俄的政府。尽管如此，英美方面的发言人仍一再表示，他们认为自由选举将是对格罗查政府是否有诚意的考验。 1945年12月31日，维辛斯基、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从莫斯科到达布加勒斯特，去执行莫斯科协议的条款。三人一起会见了现又重新视事的米哈伊国王，其后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又接见了老政党的代表。反对派的领袖们由于对格罗查政府抱着敌对情绪，要求在他们的党选派代表参加执行协议以前给予一定的保证，他们还拒绝要他们的代表在只被授予次要职位的情况下对内阁行动承担责任。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明白地劝告他们接受改组后的政府根据莫斯科公报将作出的保证，老政党方面于是提出它们所推荐的代表，i·米哈拉凯和b·布腊提昂诺。格罗查政府大概是根据维辛斯基的意见拒绝接受这两个人的提名，理由是他们是，“反动分子”；但经过了一些讨价还价之后，接受了全国农民党的埃米尔·哈西耶加努和民族自由党的米哈伊·罗姆尼恰努。1946年1月8日，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两位新阁员表示他们打算在政府中忠诚地工作，但是他们只是在实现莫斯科公报的条件方面承担责任，而不对内阁的其他行动负责。在同一次会议上，格罗查宣读一份声明，其中包含着莫斯科协议中同意作出的保证。第二天，美国和英国大使坚持要格罗查就这一声明作更为详尽的说明。在得到口头解释后，哈里曼、维辛斯基和克拉克-克尔同国王举行了另一次会议，会后宣布莫斯科协议中所规定的条件已经实现，委员会已完成了它的任务。 2月间，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承认了罗马尼亚政府，但附有仔细规定的条件。1946年2月5日，美国和英国各送给罗马尼亚政府一份照会，特别强调格罗查对内阁宣读的声明以及他向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口头所作的进一步解释，为将来的外交行动打下了基础。照会声称，格罗查曾对两位大使详细说明了他准备为在罗马尼亚举行自由选举和保证基本人权而採取的那些步骤。他还曾向他们保证，他的部长们，特别是司法、内政和宣传部长，将负责把这些保证立即付诸实行。美国的照会表示，履行这些保证的责任应该由“改组后”的整个政府共同负责，而不是由个别几个部长负责。美国照会还表示希望选举将在4月或5月举行，而英国照会则提到英国政府的理解是罗马尼亚政府打算至迟在5月间举行选举。 第七节 罗马尼亚的选举 格罗查政府中的一些关键性职位仍由共产党人掌握着，而且他们心目中的“民主”选举的概念和西方的概念大不相同。不仅如此，反对执政党联盟的一些罗马尼亚老政党，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看来是“民主分子”，但在共产党人看来却并不如此。俄国人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人不无理由地认为，这些反对党的唯一目的是要把政府赶下台，建立一个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罗马尼亚执政的那种政权。这样一个纲领，不仅共产党人，就连罗马尼亚许多其他政治党派也是不能接受的，这些党派对于战前“民主”政府的垮台如何为独裁政权开闢了道路，都还记忆犹新。 1946年春天，情况变得很清楚，俄国人既不打算让格罗查按照符合西方解释的那种方式来实现他在1月间作出的保证，也不想容许举行西方式的选举。马纽的副手米哈拉凯想召开一些政治性集会的尝试遭到了有意的破坏，格罗查政府还採取步骤冲散一些老政党的集会，限制它们的宣传，妨碍它们的组织。在採取这些反对各个老政党的措施的同时，还有组织地作出努力来加强其他政党中支持政府的力量。在3月间召开的社会民主党大会上，政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当时大部分代表同意左翼提出的要和共产党人组成联合竞选集团的建议。可是，这导致了该党的分裂，蒂泰尔·佩特雷斯库连同这个党右翼的他的一些追随者退出了大会，和那些老政党一起反对执政集团。 关于格罗查政府在1946年春天对反对派所採取的策略，西方的记者和官员们都有充分的报导。5月间，美国和英国政府试图劝说俄国人一同对布加勒斯特採取联合步骤，促其立即举行选举。当俄国人拒绝时，美英政府就于5月27日照会罗马尼亚政府，对2月5日的保证“不论在文字上或在精神上”都未实现表示不满，特别不满的是，1月份参加政府的两位部长由于政府中其他成员不予合作而无法履行职务。照会强烈主张早日颁布选举法并宣布选举日期。格罗查政府于6月3日答覆了这些照会。復照宣称选举法的初步草案即将完成，说他们打算“毫不拖延地着手”拟出选举名单，在这以后他们将徵求选民意见。但他们坚决否认没有履行格罗查的保证。復照提到有必要维持“公共秩序和治安”，把已经发生的一些不幸事件统统归咎于反对派“煽动和散布仇恨的运动”。他们说，反对派掌握了十六种报纸，而且在2月里并未对新闻检查活动表示过不满。1月份任命的两个部长仍在出席内阁会议，虽然他们行使的“只是观察员的而不是合作者的职能”，但这符合于他们在参加政府时所发表的那些意图的声明。 第99页 英美两国政府于6月14日又发出照会，对罗马尼亚的照会表示不满，说它的答覆既不够充分又不符合事实，指出它没有提到颁布选举法和举行选举的日期。罗马尼亚政府在復照中，指出苏联政府并未提出类似的反对意见，并且採取这样的立场，认为任何建议都应由英、美、苏三国政府联合提出。罗马尼亚政府声称，他们的目的是要“忠实执行”莫斯科协议中的各项决定，而且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尽早举行自由选举。 这次交换照会显然产生了一些效果，因为，7月14日米哈伊国王签署了一项选举法，规定了一个一院制的议会，并且第一次给罗马尼亚妇女以选举权。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在准备选民登记方面採取了一些步骤，最后于10月中旬宣布选举将于1946年11月19日举行。 同时，政府愈来愈有力地施展各种手法，限制反对派报纸的发行，不准反对派领袖广播，破坏政治集会(必要时不惜使用暴力)，以及阻碍反对派根据选举法为登记选民所作的努力。另一方面，反对派则不断地从具有各色各样政治观点的、敌视现政权或敌视俄国人的一些党派中拉拢人员以充实力量。 在选举运动的最后几个阶段中，以英美政府为一方，罗马尼亚政府为另一方之间，又交换了一些照会，在照会中，西方两个大国再次对罗马尼亚各执政党的做法表示关切，罗马尼亚政府则对这样“干涉”他们的内政提出抗议。来自伦敦和华盛顿的、在10月28日递交的第一对照会中，英国政府描述了西方国家举行自由选举的做法，而美国政府则提醒注意这一事实，即格罗查关于尊重“四大自由”的保证是“美国政府据以承认罗马尼亚政府的基础”。罗马尼亚11月2日的復照拒绝接受西方政府的抗议，但再次保证罗马尼亚人民将能在选举中自由表达他们的意志。然而，华盛顿和伦敦仍不断收到报告，大意是说，反对派正在遭到有组织的恐吓，有的在试图举行群众集会而引起的冲突中受伤，甚至被杀害。两国政府还收到马纽的一份唿吁书，要他们进行干预，以保护那些歷史上的老政党。11月16日，两国政府向布加勒斯特递交了另一对照会，驳斥了把它们关心选举说成是“干涉”罗马尼亚内政的指责。美国那份照会还说，美国政府“将不遗余力地支持自由和正义的民主原则，美国力求以这些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并且相信，世界未来的和平和幸福都有赖于这些原则”。 三天之后，11月19日，罗马尼亚全国各地都进行了选举。几天后公布结果，属于执政党联盟的各个党派分得了新议会中的大部分席位(四百十四席中的三百四十八席)。民族自由党里追随塔塔雷斯库的那一派得了七十五席，稍多于共产党的七十三席和农民阵线的七十席。追随沃伊泰克和拉达恰努而反对蒂泰尔·佩特雷斯库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也取得七十五席。余下的席位中，马纽领导的反对党全国农民党取得三十二席，而从该党分裂出去的、加入了执政党联盟的左翼那一派只得了二十席。支持政府的一些候选人所得的席位中，全国人民党人得二十六席，无党派人士得七席，犹太人得二席。除了马纽的党以外的其他一些反对党共得三十四席；其中人民匈牙利联盟得二十九席(可以特别提一下，这个党是不同意马纽的党的观点的)，反对政府的民族自由党人得三席，民主农民党得二席。选举结果无疑并没有正确反映出反对党的真实力量，但是即使把一些执政党在选举前和选举过程中所使用的有问题的做法充分考虑进去，选举的结果还是说明罗马尼亚人民的情绪就象战后其他东欧国家和芬兰人民的情绪一样，真的有了一个向左的转变。选举后的执政党联盟包含了一些来自传统党派中的左翼分子和某些持温和政见的人。可是，主要的几个部仍由共产党人掌握着，而红军部队就在近旁，则是他们得以继续控制政治权力源泉和决定政府政策的保证。如同在波兰一样，俄国人决心不让传统党派重新掌权，这是罗马尼亚政治中起着支配作用的因素，而且罗马尼亚方面要和西方友好的任何愿望是无法表达出来的。 美英两国政府10月和11月间致布加勒斯特的那几个照会表明，他们了解到罗马尼亚并不存在西方所理解的那种“民主自由”的事实，他们所收到的关于选举情况的报告，只能进一步证实他们的如下看法，即格罗查政府并没有履行它据以获得美英两国承认的那些诺言。然而，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这两个西方国家政府觉得除了再表示一次抗议外已别无他法，虽然他们必定知道这一次抗议象他们以前几次抗议一样，对事态的发展不会有什么影响。美国国务院在1946年11月26日向记者发布的新闻稿中，提到雅尔达会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和格罗查的保证，并表示了如下的看法：由于选举前进行恫吓，选举那天又使用了各种手法，使“居民中一些重要的阶层”被剥夺了选举权利。因此，美国政府觉得有必要公开宣布它认为罗马尼亚政府没有信守自己的诺言。英国外交部次官于1946年12月2日在下院表明了英国政府的观点，他说罗马尼亚的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平，执政集团以外的党派没有充分的自由，由于这一点，又由于选举那天的情况，这次选举并不“真正代表罗马尼亚人民的意见”。 第100页 第五章 保加利亚 第一节 1944年9月祖国阵线政府的组成 第二节 保加利亚的停战协定 第三节 波茨坦会议和1945年11月18日的保加利亚选举 第四节 1945年12月的莫斯科协议和随后的外交照会往来 第五节 1946年9月8日的公民投票和10月27日的选举 第一节 1944年9月祖国阵线政府的组成 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于1944年8月23日发动的政变，为苏联军队通过罗马尼亚前进到多瑙河开闢了道路，这就引起了保加利亚人心惶惶，那里的人们在如何避免大祸这一问题上意见有分歧。1944年9月2日，农民党领袖穆拉维约夫组成了一个新政府。他和支持他的那些温和派希望在西方的援助下坚持下去，但是他们得不到兼有泛斯拉夫倾向和“左派”政治见解的祖国阵线的支持。政府派使者去开罗徵询英美两国的条件，但此时红军已到达保加利亚北部边界，9月5日，苏联政府对保加利亚宣战。穆拉维约夫政府于是採取了早就该採取的步骤：9月7日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第二天即向它宣战。与此同时，保加利亚要求俄国人停战，俄国军队于是在9月9日停止在保加利亚的军事行动。可是祖国阵线其时并不是在睡大觉。游击队员从山上下来，在农民协助下夺取农村的政权，同时有经验的“兹维诺”集团的军官们则在保加利亚军队中巩固他们的势力。1944年9月8日夜，祖国阵线在维尔切夫和斯坦切夫两将军的领导下在索非亚夺取了政权，推翻了穆拉维约夫政府。这次政变很得人心，新政府可以指望得到大多数保加利亚人民的支持，人民把新政府看成是使国家免受俄国人破坏的救星。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战时在莫斯科的广播大大地帮助了祖国阵线的发展。季米特洛夫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苏联政界中很有影响。他建议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同各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党合作，按照大战期间俄国人一直在向所有中欧和东南欧各国共产党人推荐的那种加入联合政府的政策行事。保加利亚的联合政府起初似乎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在9月初成立的政府中，共产党同农民党以及“兹维诺”党是在名额相等的基础上共同掌权的，而社会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也各有代表。可是，就象别的一些国家里发生过的情况一样，共产党人得到了关键性的内政部和司法部，而且他们还控制着游击队，控制着保加利亚农村中的共产党政治组织，这就使他们的权力占了优势。由于“兹维诺”党一些军官还控制着保加利亚军队，暂时抵消了共产党的一部分势力，但是，红军就驻在境内，共产党人一直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抑制“兹维诺”党方面的任何叛乱倾向。 由于保加利亚现已同德国交战，“兹维诺”集团的领导人着手部署军队，准备在南斯拉夫战线对德军发动攻势。与此同时，新政府的支持者们开始清洗那些同战时歷届保加利亚政府有牵连的官员。通过“人民法院”的审讯，年轻的国王西美昂的三个摄政以及许多以前的部长和议会议员都被判处了死刑，其他许多人(包括温和的穆拉维约夫政府的成员，他们唯一明显的罪名是迟迟不同德国断交，感情上又倾向西方)被判处长期监禁。在农村，游击队在恣意大搞清洗，受害者有地方官员、警察，也有个人的仇敌，他们这种过分的做法，既没有提高他们的声誉，也没有增加人们对他们的拥护。1944年9月，农民党领导人g·m·季米特洛夫博士回到了保加利亚，战时大部分时间他是在开罗同英国人一起工作的。他决心要把衰退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使它成为一支足以同共产党抗衡的力量，因此他拒不参加政府，而担任了农民联盟总书记的职务。 第二节 保加利亚的停战协定 保加利亚的政治前途及其南部疆界问题，是1944年10月邱吉尔访问莫斯科时讨论的问题之一，它是包括在英俄双方就巴尔干地区划定势力范围的协议范围之内的。在那以前，已经初步商定，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保希边界作为领土划分线。10月11日，三个盟国政府发表公开声明，大意是说，作为停战的条件，保加利亚政府必须承诺在十五天内从希腊和南斯拉夫领土上撤走一切保加利亚军队和官员。这一撤退工作将在俄国代表任主席的联合军事代表团的监督下进行。保加利亚立即接受了这个条件。格奥尔基耶夫总理通知盟国说，从希腊领土上撤走保加利亚军队的行动实际上已于10月10日开始，至于官员的撤退和把行政权移交给当地人，则在10月10日以前就已完成。他保证，保加利亚当局将给予盟国军事代表团以最充分的协助。 10月19日，邱吉尔离开莫斯科时发表的公报宣称，已就保加利亚停战条件中的“其余各点”达成协议。10月26日，在莫斯科开始停战谈判。保加利亚外交部长斯塔伊诺夫一开始就宣读一篇准备好的声明，承认战时保加利亚政府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声称祖国阵线政府决定执行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斯塔伊诺夫说，政府现正在对德国作战，并且已经在开始肃清战时政府的官员了。他说：“人民司法的巨掌将毫不容情地把他们统统打倒。”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斯塔伊诺夫接受了停战条件，他说，其中有些已经在履行了。保加利亚代表团对某些细节提出了一些问题并得到了解释。10月28日，停战协定签字。条件同罗马尼亚所接受的大致相同。应给予俄国军队在整个保加利亚领土上自由活动的权利，苏联最高统帅部的一切需要应予以供应。保加利亚政府保证释放盟国战俘并负责供应战俘和战时难民的生活需要；保证解散“法西斯类型”的组织，并对战犯採取行动。戏剧、出版物和通讯设施均置于苏联控制之下。保加利亚同意解除他们境内德军的武装；同意提供保加利亚部队，在红军司令部指挥下参加战斗；同意废除所有有关併吞希腊领土或南斯拉夫领土的各项立法，以补充他们早先承担的从战前疆界以外领土上撤走的义务；同意归还过去从苏联或从希腊或南斯拉夫领土上被德国或保加利亚搬走的各种财物。可能是由于保加利亚军队从未侵入苏联国境，没有规定它支付一定数额的赔款，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行决定；但是，保加利亚人应把一切属于保加利亚自己的或属于德国其他盟国的战争物资，包括战舰在内，统统交给苏联统帅部。保加利亚的商船也归俄国控制。主要是由于美国对罗马尼亚停战协定中关于盟国管制委员会权力在措词上不够清楚有意见，因而在保加利亚停战协定的相应条款中特别提到西方代表要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同时也规定在整个对德作战期间该委员会应一直受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全面领导。 第101页 甚至在停战谈判开始之前，斯坦切夫将军指挥下的保加利亚军队已向南斯拉夫境内发动进攻，以切断德国人从希腊撤退的后路。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领导人于9月间举行了一次会议，以协调他们的对德作战行动。斯坦切夫指挥下的保军攻占了德军主要交通线上的南斯拉夫重镇尼什，消息传来，使10月间在莫斯科谈判的保加利亚代表团的地位大为加强。1944年11月，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两国的共产党领袖就马其顿问题取得了一个勉强的妥协之后，正在考虑组成一个南部斯拉夫人联邦的方案，但无法就下面这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即保加利亚是以现在的南斯拉夫联邦各成员国这样一种身分加入进去(也就是说，应当併入南斯拉夫)，还是以相当于整个南斯拉夫这样一种身分加入南部斯拉夫人的联邦(即作为南斯拉夫的一个合伙者，而不是作为它的一部分)。这个争论最后提请史达林仲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组织联邦的这些建议并没有什么下文。 1944年12月，希腊发生内战，英国军队进行干预，反对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引起了保加利亚共产党人的猜疑，他们担心英国已在着手採取一些行动，以镇压巴尔干各国“左派”政治集团和“左派”政府。这一形势对农民党领导人g·m·季米特洛夫的地位有不利的影响，战争时期他曾在英国人手下工作过，共产党人现在把他看成是英国的代理人，是来执行英国企图制止俄国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扩张的传统政策的。季米特洛夫为加强农民党实力所作的努力，引起了共产党人极大的敌视，因此他那农民联盟总书记的职务无法再保持下去了。1945年1月18日，他辞去了这一职务。 g·m·季米特洛夫的辞职，只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和农民党人之间摩擦日益增加的迹象之一。城市和乡村中的祖国阵线委员会的工作从来就不是很顺利的，没有多久，共产党人和农民党人就相互大肆指责起来。1945年5月，共产党人採取了一些分裂农民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步骤。继g·m·季米特洛夫担任农民联盟总书记的尼古拉·佩特科夫也被迫辞职，继任的是一个对共产党更顺从的农民党人奥鲍夫，他同时也控制了农民党的党报。大约在同一时间，共产党支持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奈科夫控制了社会党的报纸《人民报》，两个月后，奈科夫集团又夺得了社会党党组织的领导权。结果，农民联盟分裂成两派，一派由奥鲍夫领导，主张同共产党更紧密地合作，另一派人数更多，纠集在佩特科夫的周围。同样，社会民主党人中也分裂出一个小派，支持奈科夫同共产党合作的政策，而人数较多的一派，则追随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切什美季耶夫和卢切夫。社会党右翼在帕斯图霍夫的领导下，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政府的。佩特科夫和切什美季耶夫暂时仍留在政府中，虽然他们的追随者实际上已组成了反对祖国阵线政府的新党派。 第三节 波茨坦会议和1945年11月18日的保加利亚选举 在1945年7月至8月的波茨坦会议上，外长会议受命草拟对保加利亚和其他德国附庸国的和约。上文已经提到过，波茨坦会议公报已就怎样在和约签订以前这段时期中同这些国家打交道的程序作了规定，西方国家并没有同意史达林要美国和英国立即承认共产党控制下的巴尔干各国政府的要求。会议开始时，邱吉尔提到马其顿一带的希腊边境上有着保加利亚部队这一事实。他说，修订边界的事应留待和会解决，决不能诉诸武力。这事提交外长们去处理，但史达林支持保加利亚在爱琴海上取得一个出海口的要求，他认为用私下会谈的方式最容易达成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1945年6月18日，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政府宣布将于8月26日举行选举。在7月间，政府成员中对选举程序问题的争执越来越激烈，8月初，六个部长(大部分是农民党和社会民主党人)联名向摄政提出一个备忘录，要求除了政府提出的名单外，也应允许各反对党公布候选人名单。摄政在答覆时所提出的保证，不能使农民党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佩特科夫和切什美季耶夫满意，于是他们辞去了政府职务。 美国政府接到报告说，祖国阵线在对反对党候选人施加压力和威胁，因此它于1945年8月18日向保加利亚政府提出一项照会，宣称只有在美国政府确信大多数保加利亚人民通过自由选举表明拥护他们的政府后，它才会承认保加利亚政府，才会同它签订和约。美国政府现既无法认为目前的“临时”保加利亚政府是有充分代表性的，也无法相信选举将能在容许国内一切民主分子都能不受威胁地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三天后，英国也送出类似的照会，对竞选运动中所採取的方法表示抗议，宣称英国政府“不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选举产生的保加利亚政府是民主的或者是有代表性的”。同一天(8月21日)，据宣布，那位现已几乎成了传奇式英雄人物的共产党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已获准辞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职务，并放弃了苏联国籍，以便在保加利亚选举中充当候选人。在这种情况下，索非亚是不大会好好接受西方政府这些抗议的了；8月23日，斯塔伊诺夫外长在提到英美照会的一项声明中採取了这一立场，即按照停战协定的规定，对保加利亚的任何要求都必须向盟国管制委员会提出。西方代表于是召开了一次盟国管制委员会会议来讨论选举问题，并成功地使会议同意了他们的观点，这也许是很使斯塔伊诺夫感到诧异的。8月25日，保加利亚政府宣布，经考虑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建议后，决定推迟选举。就在这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保加利亚人民将能在稍后的日期通过自由选举选出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使美国政府能够同它签订和约并建立正常关系。他特别感到满意的是，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三位代表一致同意选举应推迟举行。他觉得这“突出地表明了”三国政府在帮助已解放的欧洲各国人民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民主政府这一点上有着共同一致的目标。 第102页 也许是由于希望早日签订和约，早日取得英美的承认，保加利亚政府在9月间修订了选举法，并容许反对党候选人的名字在另外的名单上公布。政府还允许三个反对党(农民党、社会民主党和穆沙诺夫领导的“右翼”民主党)出版党报。9月中旬宣布选举将于11月18日举行。反对派的报纸当即斥责祖国阵线联盟在竞选运动中的行径。他们要求不再让共产党人掌管内政、司法两个部；当政府予以拒绝时，三个反对党于10月11日宣布他们将抵制选举。 10 月下半月，马克·埃思里奇(被派往巴尔干地区了解政治情况的一个美国报纸发行人)在索非亚耽了一段时间，访问了执政党联盟和反对党两方面的支持者，他的访问使人们激动，并对访问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猜测。另一方面，11月7日共产党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从莫斯科回到了国内，这大大加强了祖国阵线联盟的地位。他立即对各反对党发动勐烈攻击，他提到穆沙诺夫时，措词特别激烈，说在国会纵火案审讯时，当时担任首相的穆沙诺夫拒不恢復季米特洛夫的保加利亚国籍。季米特洛夫说，是史达林救了他，给了他苏联国籍。 1945年11月16日，即选举前两天，美国又向保加利亚政府递交了一个照会。照会说，据埃思里奇报告，保加利亚并没有採取步骤来改组它的政府使其更具有代表性；公布的是一张单一的候选人名单，许多民主的候选人被排除在外；而且有威胁和压制的迹象。美国照会最后说，没有理由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选举，其结果会反映保加利亚人民所选出的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政府”。继美国提出照会之后，保加利亚各反对党领导人公布了一封信，告诫保加利亚政府，要它再次推迟选举，说如果政府固执己见的话，必须“对人民和国家承担歷史责任”。这些抗议毫无效果，选举于11月18日举行。同一天，保加利亚答覆了美国的照会。復照着重提到8月间推迟选举后对各反对党所作出的各种让步，追述了各反对党领导人于10月11日声称要抵制选举这一事实。既然反对党后来未曾参加选举，那末，指责对他们进行威胁和压制就不可能有什么根据了。照会又说，政府打算“在选举后，主动地扩大祖国阵线现政府的民主基础”。 在1945年11月18日的选举中，祖国阵线在议会中取得了四分之三的席位，新政府全部由祖国阵线联盟的成员组成。反对党的一些领袖，特别是农民党领袖尼古拉·佩特科夫，对选举结果表示异议，并且声称只有撤换了内政和司法两部的共产党人部长，并保证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另一次选举，农民党人才愿意参加政府。格奥尔基耶夫总理于是指责佩特科夫是凭藉“外国势力”行事的，并说，既然反对党已经退出了政府，他们不能再指望在内阁中取得职位。 第四节 1945年12月的莫斯科协议和随后的外交照会往来 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期间，贝尔纳斯在同莫洛托夫和史达林讨论埃思里奇报告时，发现俄国人在保加利亚问题上甚至比在罗马尼亚问题上更不愿意满足美国人的愿望。莫洛托夫告诉他，由于保加利亚已经举行了选举，俄国人不愿意干预该国的政府，不过，史达林后来同意“建议”保加利亚政府吸收两名在政府中还没有代表的政党的成员，但坚持说，他的“建议”不能靠任何压力来支持。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起初反对美国起草准备放在莫斯科会议公报中的一段文字的措辞，这段文字把保加利亚政府接受俄国“建议”说成是英美承认保加利亚政府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最后美国的草稿还是被接受了。大家同意，一俟英美政府确信两名反对党的阁员已经进入祖国阵线政府，英美两国就象俄国那样承认保加利亚政府。 可是，不久就清楚，关于保加利亚的这一协议，就象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所订的其他协议一样，是可以有不同解释的。保加利亚政府虽然接受了俄国的“建议”，但是，同俄国人一样把它解释为两个反对党部长将无条件地参加政府。反对党领袖佩特科夫和卢切夫却无意这样做。等到祖国阵线领袖同他们接洽，以及后来维辛斯基于1946年1月9日访问索非亚时，他们都坚持以前提出的条件，即必须举行另一次真正自由的选举，内政、司法两部必须不再受共产党控制，只有这样，他们才同意参加政府。这激怒了维辛斯基，他说他们没有权利提这样的条件。 不久美国方面就表示，他们不同意维辛斯基对莫斯科决议所作的解释。2月16日，维辛斯基和美国国务院的科恩在伦敦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会谈。科恩一回到美国，就于2月22日送了一份备忘录给保加利亚驻华盛顿的代表，提出了美国对莫斯科协议中关于保加利亚那一部分的解释，即应该促使保加利亚的政府和反对党就莫斯科公报中所提到的增加两个代表的事寻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而不是对反对党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提出两个人选来无条件地参加政府。科恩的照会引起了俄国3月7日的强硬答覆；答覆中宣称莫斯科公报所提到的反对党成员参加政府的条件仅有两个，即他们必须是他们党的代表，他们必须忠于政府；并未提到什么“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此外，俄国照会还指责美国驻索非亚代表巴恩斯一贯怂恿反对党不要根据莫斯科的决定行事，鼓励他们提出参加政府的新条件；照会还宣称，美国2月22日的备忘录同样在鼓励保加利亚的反对党破坏三大国在莫斯科作出的决定，是美国未作任何努力来同莫斯科协议的其他两方进行合乎程序的协商而提出的一个单方面声明。3月10日，贝尔纳斯对此作了答覆，他说他的政府从来没有想到过两名反对党成员应在并非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参加保加利亚政府，在美国政府看来，这就是莫斯科协议的实质所在。贝尔纳斯提到2月16日科恩向维辛斯基解释美国观点的那次伦敦会谈，以证明美国政府并没有片面行事。美国没有採取过与产生莫斯科协议的友好合作精神相矛盾的任何行动；“巴恩斯是遵循美国政府的指示行事的，即他应该向有关各方着重表明这种合作的必要性。美国政府真诚希望，“关于保加利亚的莫斯科协议将在这种精神下得到贯彻”。 第103页 3月下旬，保加利亚内阁辞职，摄政们要求格奥尔基耶夫另组一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新政府。他同各反对党领袖举行了会谈，讨论他们将在什么条件下同意参加政府。他们要求在6月中旬以前举行新的选举，要求由他们来掌管司法部并在内政部占有一定的地位。格奥尔基耶夫拒绝这些建议，但他提出愿意在9月中旬举行选举，允许在选举时让所有各党都分别提出各自的名单，并同意对司法、内政两部作一些有限的调整。但是，他坚持，参加政府的反对党成员必须同意与祖国阵线联盟忠诚合作。谈判终于破裂。3月31日宣布格奥尔基耶夫组成了一个新政府，它的成员仍然全部来自祖国阵线联盟。3月28日，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基尔萨诺夫发表一项声明，宣称反对党所提条件同莫斯科协议相牴触，因而是不能接受的，而格奥尔基耶夫提给各反对党领袖的建议则应认为是公平合理的。另一方面，美国和英国政府在第二天宣布不承认新的保加利亚政府，理由是未曾执行莫斯科协议中关于接纳反对党成员入阁这一条规定。 1946年6、7月间在美、英、俄外长巴黎会议上，保加利亚代表团团长瓦西利·科拉罗夫再次同英美政府打交道。贝文告诉他，应让反对党在政府中占有公平合理的一份，贝尔纳斯则再次提到埃思里奇报告，告诉他在保加利亚当局容许反对党行使充分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之前，美国决不承认保加利亚政府。贝尔纳斯说，在莫斯科讨论保加利亚问题时，他的目的无非是要创造条件，使反对党能够行使其权利。科拉罗夫于是答应在三个月内，保加利亚将举行具有充分保证的自由公开选举以产生制宪会议。7月19日，保加利亚政府宣布将于1946年9月8日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应否废除君主制，宣告保加利亚为“人民共和国”；还宣布将于10月27日举行制宪会议的选举。 与此同时，共产党利用盟国在准备对保和约过程中提出的要保加利亚裁减军队这一要求，对那些拥有更大势力的“兹维诺”集团的军官们採取行动。有影响的陆军部长维尔切夫被立法机关剥夺了大部分权力之后，终于辞职，担任了保加利亚驻瑞士代表的职务。对许多仍然坚持军队应不介入政治的保加利亚军官採取了措施。甚至斯坦切夫，尽管他是大战后期抗德作战的英雄，也都免不了被捕；到了8月，据报导被撤职的军官已达一千八百人。经过1946 年春夏两季的清洗，共产党人达到了双重目标，既符合了西方提出的要大量缩小保加利亚军队规模的要求，又打垮了足以严重阻碍共产党人巩固其对保加利亚统治的唯一力量——“兹维诺”党的那批军官，而且他们还能在签订和约之前，红军还在保加利亚的时候，就做到这一点。在1946年8、9月间的巴黎和会上，讨论到保加利亚战后经济和领土方面的和约条款时，保加利亚代表团特别提到了这些裁军的措施，希腊和保加利亚对西方所提希-保边界线应採用战前边界线的建议都表示反对，希腊人是为了“安全的目的”而要向北扩展他们的领土，而保加利亚人则在东斯拉夫人集团的支持下要求得到西色雷斯，以便在爱琴海上取得一个出海口。不过，在对保和约中最后还是採用了战前的边界。 第五节 1946年9月8日的公民投票和10月27日的选举 从7月份起，为9月8日举行公民投票所作准备工作就一直在进行，届时将由保加利亚人决定是否要保持业已统治保加利亚将近七十年的科堡王朝。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意见一致。所有八个保加利亚政党都唿吁人民投票取消君主制，甚至在举行公民投票之前，对投票的结果就已毫无疑问了。投票于1946年9月8日如期举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件。第二天宣布结果，说是有百分之九十二的选票贊成取消君主制，虽然这里面可能有些夸大，但毫无疑问，保加利亚人民是贊成这一措施的。组织了盛大游行；因为这不仅是否决条顿王朝的日子，而且时间上正好安排得同祖国阵线夺取政权二周年纪念日相吻合。在这之前，名义上由摄政者(两个共和党人和一个共产党人)行使的权力现在都移交给了国民会议主席共产党人科拉罗夫。年轻的国王西美昂立即同他的母后约安娜离开保加利亚去跟他的祖父前义大利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一起过流亡生活。在9月15日的国民会议上，祖国阵线政府宣布保加利亚为“人民共和国”。接着就开始为即将在10月27日举行的大国民议会的选举作准备。 1946年8月，在巴黎和会上，贝尔纳斯再次抗议莫斯科决议没有得到执行，格奥尔基耶夫在答覆中否认这是保加利亚政府的责任。贝尔纳斯在同格奥尔基耶夫进行了这些对话后，于9月24日发表了一封信，对8月份以来在履行莫斯科决议方面毫无作为表示不满。因此他已指示美国驻保加利亚盟国管制委员会代表罗伯逊将军，要求委员会代理主席比尔尤索夫上将安排一次有各党领袖列席的委员会会议，听取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和对总的政治情况的意见。罗伯逊将要求召开一次盟国管制委员会特别会议，来考虑为了确保举行自由选举而可以採取的步骤：保证给反对党出版和广播的自由以及集会的权利；禁止民兵从事于除维持法律和秩序外的任何其他干预；释放政治犯，否则就应对他们提出公开的控告；消除选举后搞政治报復的任何可能威胁。 第104页 几天后，格奥尔基耶夫在给贝尔纳斯的覆信中声称，8月份以来，形势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将要举行的自由选举，其结果不仅将决定政府的组成，也将决定同反对党“调整关系的方式”。他接着试图说明，贝尔纳斯所提的那些保证自由选举的条件大部分已在实施。出版自由已在“现行法律容许的限度内”得到保证，反映反对党观点的、批评政府的报纸正在毫无阻碍地发行。政府已同意，一切政党都可以在国家广播电台上发表它们的观点。集会自由也有了保证。民兵除了维护秩序、确保每一个公民都有按自己意志投票的自由外，将不干预选举。由于政治原因而在押的犯人，只要未违反现行法律的，已採取措施予以释放。保加利亚政府已经採取措施和将要採取措施，以充分保证人们在选举后不会有遭受报復的任何危险。格奥尔基耶夫说，举行自由选举已具备了良好条件的一个证据是祖国阵线已在全国各地公布了九十九张候选人名单，联合反对派方面(农民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公布了十八张，民主党公布了三十五张。他最后提出一个保证，说保加利亚政府将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务使保加利亚人民可以在10月27日自由表达他们的意志”。 10月1日，罗伯逊执行贝尔纳斯给他的指示，要求比尔尤索夫作出安排，让“保加利亚所有的政界领袖”都有机会在盟国管制委员会谈一谈他们的意见，并把原定在10月3日召开的委员会例会改为一次特别会议。罗伯逊说，英国代表奥克斯利将军已贊成这个建议。迟至10月4日才正式发出的比尔尤索夫的答覆，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他说，保加利亚政府为保证自由选举，“已採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他指出那些抵制上次选举的反对党已决定参加这次选举，以证明他的说法。他说，这种问题并不在盟国管制委员会职权范围之内，因为这在同保加利亚签订的停战协定中已有明确规定；採纳罗伯逊的建议，将侵犯保加利亚政府的主权，将是“对保加利亚内政的粗暴干预”。罗伯逊于同一天覆信表示收到了这份照会，声称他不同意比尔尤索夫的结论，并说他正把照会转给贝尔纳斯，以便採取可能被认为必要的行动。 10月21日，正当竞选运动处于高潮之际，保加利亚政府和美国政府间的来往函件向美国报界发表了。同一天，奥克斯利将军送交比尔尤索夫一个照会，援引雅尔达会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作为盟国有权干预的依据，追叙了以往关于保加利亚选举的几次交涉，声称英国政府完全同意罗伯逊10月1日的信件。10月22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暗示他的政府可能不会承认选举后组成的保加利亚政府。10月24日，在索非亚举行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上，罗伯逊提出了美国的另一项建议，这次是建议採取一些具体步骤以保证选票的正确计数。比尔尤索夫拒绝在会上评论这个建议，第二天，国务院宣称，俄国代表阻挠了美国为促进保加利亚自由选举所提出的新建议。 这样，10月27日的选举就在俄国和西方国家间关系紧张的气氛中举行了，这种情况同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局面差不多。在竞选运动的最后阶段，阻碍反对党活动的措施可能没有象在罗马尼亚所採取的措施那么激烈，但是，反对党的集会都被政府的支持者冲散，反对党领袖抱怨政府的保证到头来只是一句空话而已。在选举前一天，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宣称，投反对党的票是背叛的行为，并提醒反对党领袖们不要忘记南斯拉夫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命运。这个讲话很使一些拥护反对党的人担心报復而不敢投票；而那些没有被吓倒的，有的则阻于路障而不能顺利地出席选举集会，有的则由于选举卡发得太迟而使他们投票发生困难。此外，还有许多本来可能成为反对党候选人或反对党支持者的人被拘留在监狱中。尽管如此，官方发表的选举结果表明，农民联盟和社会党两党组成的联合反对派取得了多达百分之二十二的选票，使它们得以在新的国民议会中占有一百零一个议席。祖国阵线保持三百六十四席，但是，这些席位中极大部分(二百七十七席)现在都归共产党人所有了。在选举后组成的新政府中，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接替格奥尔基耶夫任总理。他的内阁仍然由祖国阵线联盟的成员组成，但这一次有九个部由共产党人任部长，这就使政府中的“联合”成分减少到只是装潢门面罢了。1946年10月30日，季米特洛夫在接见记者时说，既然选举已经举行过了，莫斯科协议就属于过去阶段的事了。他责备反对党没有执行协议，并说选举已经表明了保加利亚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他声称，虽然党派的代表比例有了变化，但是，共产党和祖国阵线联盟中其他各党之间的合作仍将继续。事实上，这次选举最重要的结果是季米特洛夫从幕后走到前台来正式出面掌权。从此以后，他可以从容地对付各反对党的敌人了。 11月2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来自保加利亚的报告表明，选举是在恐怖气氛中进行的。他提到了一些阻挠反对党竞选活动的手法，包括使用路障，奥克斯利将军本人就曾被一个路障所阻而无法通过。他宣称英国政府所得到的情报完全证明奥克斯利将军 10月 21日抗议保加利亚没有公民自由的照会是言之有据的。英国政府直到1947年2月10日同保加利亚签订和约后才承认季米特洛夫政府，而美国政府则甚至在这之后还是不予承认。 第105页 第六章 匈牙利 第一节 德布勒森政府和停战协定 第二节 土地改革 第三节 市议会选举和全国普选 第四节 经济状况 第五节 1946年2月至12月的政治事态发展 第六节 1946年12月一件民族主义分子阴谋案的揭露 第一节 德布勒森政府和停战协定 1944年10月16日德国人在匈牙利採取的一次成功的突然行动，挫败了霍尔蒂海军上将想要效法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同苏联停战的尝试，结果是匈牙利国土由于俄德两军在那里作战而大受破坏，直到1945年4月最后一批德军被逐出匈牙利，两军的战斗才完全结束。萨拉希及其追随者完全听命于希特勒，紧紧依附于希特勒的事业，他们同纳粹党卫队一起竞相虐待犹太人(在这之前匈牙利对待犹太人还是比较温和的)，并且虐待他们的马扎尔人政敌。10月间，红军进入匈牙利领土，占领了德布勒森。萨拉希政府随德国人一起西撤，带走了许多公务人员和早先属于特权阶级的一些人(后一类人中有许多已经离国或失踪)。因此从东方进来的俄国军队发现这个国家备受蹂躏，没有行政机构。当匈牙利首都的德国守军以他们对待俄方劝降的态度来表明他们已奉命死守该城时，想使这个首都免遭华沙同样命运的希望完全消失了。 匈牙利象俄国人占领的其他地区一样，政治发展是同军事进展齐头并进的。在德国人占领时期，就由共产党、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一个地下“匈牙利阵线”，打算在战后组织联合政府。红军是随同在莫斯科受过长期训练的马扎尔共产党人一起到来的，人们不久就看出，他们最近期内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成立了一个政治委员会，其中除匈牙利阵线的三个党的代表外，还包括全国农民党和无党派的代表。在这个委员会名义上的督导之下，全国各地都仿照保加利亚的格局设立了国民委员会。还选出了出席临时国民议会的代表，这个临时议会在俄国最高统帅部的扶持下，于1944年12月在德布勒森召开。12月22日，临时国民议会以鼓掌方式认可了一个临时国民政府，共产党、小农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政府中各分得两个部长，其余的部长则分配给其他党派的成员，包括一两名在霍尔蒂政权中任职过的前部长和将军。“莫斯科派”共产党人(它的领袖拉科西·马加斯同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一样，暂时还留在莫斯科)在受训期间受到过告诫，叫他们不要重犯1919年库恩·贝拉的那种错误。如前所述，共产党的政策是试图在各国首先同那些和前政权没有联繫的政治团体进行合作，来赢得全国支持；匈牙利德布勒森政府中的共产党成员，在早期阶段曾公开帮助执政党联盟中的其他政党做组织工作。在临时国民政府中，正式由共产党人任部长的只有农业和贸易两个部，但是由于共产党人被委任为一些重要的部的副部长，该党的地位就大为加强，他们居然能够改组警察和保安部队，虽然内政部名义上是掌握在全国农民党手里。东部匈牙利处于俄国人直接占领下，因此临时政府完全受红军统帅部摆布。但是不管怎么说，政府中的共产党和非共产党成员之间，最初确实真正想要进行合作，来实行他们认为必要的某些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在特里亚农条约所规定的边界范围内的匈牙利国土上，并没有进行过经济和社会改革，而在每一个从它分裂出去的后起国家中，却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这样一些改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中，甚至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匈牙利始终保持着一种半封建的秩序。它那已经过时的经济制度，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工业巨头和地主的控制下。他们勾结在一起，保护他们的利益，反对革命，现在则是到了根本改革的时候了。因此，在这初步阶段，匈牙利共产党人能够和那些对推翻现制度同样感兴趣的党派进行合作，而现制度的许多支持者，则早已随同萨拉希一起逃跑了。 12月28日，德布勒森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谴责巴尔多希和萨拉希政府的政策，对10月间建立了萨拉希政权的德国暴力行动特别表示愤慨，宣布对德作战，并宣告临时政府已向各盟国政府请求停战。1945年1月20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对匈停战协定，是仿照已在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使用过的格式办理的。协定所规定的条件有：解除匈牙利境内德国人的武装，释放政治犯和废除种族歧视的法律，保证俄国军队可以自由通过匈牙利，遣返战俘，归还战时从匈牙利所占领的苏联和其他邻国领土上运走的贵重物品和财产，由俄国人没收一切德国战争物资，包括战舰在内，作为战利品，并在战争持续期间，由俄国人使用一切其他船只，支付苏军统帅部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一切开支，恢復盟国的权利和产权；在逮捕和审讯战犯方面予以合作；解散亲希特勒的“或其他法西斯类型”的组织；由苏军统帅部接管一切宣传工具。由俄国人任主席的盟凰管制委员会将调节和监督协定的执行；在对德战争持续期间，该委员会应在俄军最高统帅部指导下进行工作。临时政府负责至少提供八个步兵师用于对德作战，除此之外，其余的匈牙利军队则应置于“和平时期”的基础上。应採取措施防止德国财产运出匈牙利。协定上的领土条款再次把匈牙利缩小到两次大战之间的疆域。1938年11月2日和1940年8月30日的维也纳议定书均被宣布无效，并规定要撤出以前曾划归过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或罗马尼亚的领土，要废除一切有关匈牙利吞併这些领土的法律和行政条例。而且，还要匈牙利支付赔款，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两国将分享赔款一亿美元。应付苏联的赔款数额规定为二亿美元，可能还要赔偿其他盟国所受的损失留待以后另行估计。匈牙利的民政机关将恢復到离前线五十到一百公里的地方，但必须服从苏军统帅部为执行停战条件所发布的命令。 第106页 停战条件中提到的民政机关是由各地设立的国民委员会构成的，这些委员会名义上受德布勒森临时政府管辖。当战争尚在匈牙利西部进行时，控制着交通的红军当局，有时不免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他们那些被保护的共产党人的偏爱；国民委员会的合作基础在许多情况下只是理论而已。尽管如此，在1945年头几个月里，执政党联盟中的大多数党派，特别是小农党，还是能够在组织上有所发展。1945年2月攻克布达佩斯后，虽然布达的城堡在苏军围攻时大部被毁，但临时政府仍能于1945年4月间转移到该城。 第二节 土地改革 在匈牙利，重行分配土地的必要性长期以来一直遭到忽视，这就为德布勒森临时政府建立后头几个月中的合作行动提供了又一股推动力；1945年3月中旬，政府发布了土地改革法令，并立即付之实施。新法令适用于一切农业庄园，不管其所有权属谁。早先为匈牙利地主所有的那些大得异乎寻常的庄园，以及属于天主教会的巨大地产的大部分，都被划成小块分掉，每块一百约赫或一百约赫以下。到了1946年9月正式宣布土改完成时，土地重新分配的进程已经达到了永远无法逆转的地步。土改法在执行过程中并非没有过火之处，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土地是由农民自己动手夺取的；但尽管如此，参加临时政府的各党派似乎都一致同意，土改执行速度之迅勐和改革性质之激烈，都是当时形势下应採取的最好的方针。这次改革使六十四万二千人分得了土地。 第三节 市议会选举和全国普选 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根据早在1944年10月10日所达成的一项协议，订立了一项全面合作的公约，其中包括两党最终要合併的一项谅解。他们觉得两党合作在布达佩斯周围的工业地区特别有利，因为那里的工会领导权已经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他们预期那里的工人将会给予有力的支持。共产党-社会民主党集团对自己的地位很有把握，因而向小农党领导人建议，在匈牙利全国普选前，应先举行布达佩斯的市议会选举，小农党同意参加1945年10月2日的市议会选举，条件是普选必须接着在一个月内举行。选举是在非常公平的情况下进行的；除了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组成一个选举集团外，其他的每一个党派都各自单独有一张候选人名单。选举结果，小农党获得百分之五十一的选票。小农党认为这是他们党的巨大胜利，而共产党-社会党集团则认为这是“反动分子”操纵的结果。市议会选举的这一结果对即将于1945年11月举行的普选来说意味着什么，俄国人是清楚的；因此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在10月间决定亲自控制事态的发展。他召见小农党的领袖们，迫使他们接受一张由整个执政党联盟共同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起先答应他们可在新议会中占百分之四十的席位，后来改为百分之四十五，最后答应百分之四十七点五。伏罗希洛夫的行动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忧虑，它们当时正在密切注视匈牙利的竞选运动，着眼于选举对它们以后承认匈牙利政府的可能性有什么影响。小农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拒不接受伏罗希洛夫的建议。在小农党领导人发起召开的各党联席会议上，共产党人最后同意由各党分别提出名单，但是他们的条件是，不论选举的结果如何，联合政府应继续执政；各个党派在政府中实际各占多少名额的问题可以在以后决定。达成了这一协议之后，以“独立阵线”名义发表了一项共同的政策宣言，各党间停止了互相谴责，这样就为匈牙利歷史上举行一次空前自由的普选扫清了道路。1945年11月4日投票，小农党获得巨大胜利。他们在议会中所获得的席位几乎占总席位的百分之六十；甚至伏罗希洛夫也深为所动，他宣称苏联政府愿意把苏匈友谊建筑在他们同小农党关系的基础上。 因为选举前有协议，小农党不能组织一个单一政党的政府，他们还担心如果坚持要在内阁中占大部分席位的话，共产党人会拒绝参加政府。经过各党间的讨论，最后同意把内阁成员从十二名扩大为十八名，各部部长职位则按9:4:4:1的比例在小农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全国农民党间分配。在十分重要的内政部长职位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执，最后当共产党人以退出政府相威胁时，小农党把这一职位让给了共产党。小农党领袖之一蒂尔迪·佐尔担任总理，他的党分得了农业、外交、财政、国防、建设和供应等九个部的部长职务。投票前夕，美国政府给匈牙利政府事实上的承认，以表示赞赏竞选进行的情况；英国政府则在 11月中旬匈牙利新政府名单宣布之后才予以承认。 选举前实现的党派融洽情况不久就受到了威胁。在驱逐匈牙利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问题上各党意见分歧。伏罗希洛夫所发的一项指令，建议立即把整个少数民族统统驱逐出境，共产党和社会党支持这一指令。可是，小农党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主要是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斯瓦比亚人”有许多本身就是小农党人，其中有些甚至还是匈牙利爱国者。虽然如此，若干持不同意见的小农党人还是投票贊成伏罗希洛夫的解决办法，于是通过了这一办法。可是，投票反对的那些小农党领袖仍然对所建议的办法抱着敌对态度，这一争执逐渐发展成为新政府内部小农党领袖和左翼集团之间严重摩擦的根源。 第107页 另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是要不要保持君主政体。在这个问题上，新执政联盟中的各党派总算设法消除了彼此间的分歧。1946年2月1日，匈牙利国民议会宣布匈牙利第三共和国成立，蒂尔迪·佐尔坦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于是，在实际上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那个有着九百四十五年歷史的、由圣史蒂芬王冠的光辉所神圣化了的匈牙利王国被宣告废止了。由于蒂尔迪当选总统，空出了总理的职位，但是各党不久就一致同意应由小农党领袖纳吉·费伦茨继任该职，在这之前他是国民议会议长。 第四节 经济状况 虽然俄国人要把匈牙利经济同他自己的战后经济恢復计划联繫起来的意图是逐渐透露出来的，但在将近1945年底时，苏联和西方国家间日益紧张的关系，还是在匈牙利经济方面表现出来了。上文已经提到过，停战条件规定，匈牙利应在六年内向俄国提供价值二亿美元的商品作为赔偿，并且要负责红军统帅部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日常给养。俄国人和德国人在匈牙利作战所造成的破坏本已使履行这些义务非常困难，更何况萨拉希政府及其追随者跟着退却的德军一起逃跑时又带走了能够到手的一切财物，包括匈牙利的黄金储备。此外，在俄军占领初期，已有大量工业设备和机器被搬运到苏联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停战条件规定的沉重义务是匈牙利的经济所无法负担的，于是匈牙利人不得不转向其他方面寻求帮助。1945 年夏季，匈牙利派了一个贸易代表团去莫斯科，表面上是去讨论俄国人建议的一项协定，使匈牙利得以用工业制品向苏联换取急需原料的进口。事实上，谈判发展成为讨论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条约，这一条约规定要在为期五年的时期中在一切主要经济领域里密切协作，并为设立一些俄匈股份公司打下基础。由于美国和英国政府提出抗议，使这件事搁了一个时候，但是，终于还是在1945年秋季签订了这一条约并于12月间予以批准。条约的具体条款没有公布，大概是由了双方都想隐瞒苏联对匈牙利的经济渗透的程度。整个1946年内，俄国的政策是要加强条约所建立的经济联繫，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俄国代表总是力图阻挠美国所提出的经济援助的建议，虽然他的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4月间，纳吉带了一个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商得了史达林的同意，将匈牙利支付赔款的期限从六年延长为八年；可是，到了5月，俄国人从这一让步中可能赢得的一点好感，却由于苏联政府同意外长会议的决定，允许罗马尼亚重行占领整个特兰西瓦尼亚而被抵销了。俄国人已经发现他们自己无法阻止匈牙利政府接受美国政府提供的一笔价值一千万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贷款；而在1946年6月，以纳吉为首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团又访问了华盛顿。虽然代表中有共产党领袖拉科西，这次访问还是取得了显着成功，因为他们得到了美国政府的保证，说在德国美占区中的相当于三千二百万美元的匈牙利金块将归还给匈牙利政府。此外，又把购买战争剩余物资的贷款增加了五百万美元；双方还达成一项谅解，即在多瑙河上的那批匈牙利船只可以悬挂匈牙利国旗行驶，不过，船只所有权的最后决定还得留待以后作出。 1946年6月27日，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向记者发布的新闻稿中透露，从1945年底起向匈牙利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一直在引起美苏两国政府之间的摩擦。早在1945年12月3日，匈牙利政府就要求盟国管制委员会指定一个联合委员会来调查匈牙利的经济情况，并提出援助重建的方法；在同月召开的一次管制，委员会会议上，美国代表建议成立一个小组委员会来考虑匈牙利的财政、工业和经济问题。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俄国主席拒不考虑匈牙利的要求，也拒绝了美国的建议。1946年3月2日，美国政府给苏联政府一个照会，建议根据雅尔达会议“关于已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应共同努力改善匈牙利的经济状况，照会把匈牙利的经济说成是由于受到赔款、红军的徵用和占领费用等压力而负担过重。照会建议拟订一项计划，以恢復匈牙利的经济，并使其结合到欧洲总的经济中去。4月21日，维辛斯基在復照中否认匈牙利经济状况的恶化是由于美国人所称的那些原因。照俄国人的看法，经济恶化的主要原因，一则是战争造成的损害，再则是由于美国政府没有能够归还那笔由萨拉希政府带到奥地利和德国、现在留存在美国占领区内的约值三十亿美元的匈牙利财产。维辛斯基拒绝了美国所提的採取联合行动的建议，理由是恢復经济是匈牙利政府“权力范围内的事”。美国政府在7月22日的復照中，作了详细的经济分析，以支持他们3月2日照会中所提出的论点。照会说，维辛斯基所估计的匈牙利在美国占领区中的财产价值是“大大地夸大了”，虽然目前还不能得到确切的数字。照会着重指出了匈牙利代表团访问华盛顿时美方所作的让步，包括归还金块；声称美国政府并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只是想对匈牙利政府关于援助的请求作出反应，同时吁请对方指示苏联代表及时与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採取一致行动，协助实现匈牙利政府准备于8月1日实施的一项金融稳定计划。 这一唿吁没有产生什么效果；苏联政府在7月27日的照会中再次拒绝同西方国家合作拟订一项恢復匈牙利经济的联合行动计划。照会在某些段落中甚至表示根本没有採取任何特别措施的必要。它提到匈牙利新建了一批工厂，并提出数字表明匈牙利轻重工业的生产能力都有所上升。俄国人坚持说，他们所要求的赔款并不过分；红军的徵用和搬走一些工业设备都为数甚微；匈牙利从经济条约中所得的利益比俄国多得多。可是，在照会的其他一些段落中，又把匈牙利经济情况的恶化归咎于美国扣留匈牙利财产。到了这时，情况已很清楚，俄美间的照会往返只会使盟国间的关系愈来愈恶化。因此，美国在1946年9月21日发出的一份照会中承认交涉已陷于僵局，从而结束了这段交涉。美国政府在重申了前几个美国照会中所作的声明并驳斥了俄方的指责之后，得出结论说，在匈牙利的经济状况以及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等问题上，他们无法同意俄国人的意见。因此，“进一步的申述和否认”都不会有什么益处，但是，由于匈牙利确实需要援助，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美国代表随时准备同大家一起採取象美国前几个照会中所建议的那种联合措施。 第108页 第五节 1946年2月至12月的政治事态发展 虽然纳吉通过自由选举拥有全国国民给予他的党的强有力的授权，但他和蒂尔迪总统都没有能象芬兰的巴锡基维那样，使他的国家平安度过对俄关系中最关键性的时期。纳吉奉行一条竭力维持执政联盟团结的政策，并把这一点放在其他一切考虑之上，同时在期待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那时和约一签订，俄国军队一撤走(他设想这是会跟着实现的)，匈牙利就将获得新生。在蒂尔迪的不很靠得住的协助下，他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了执政联盟的团结，不过，只是在付出了下述的代价后才获得的，即默认共产党人控制政府的关键部门，并在他自己的党内引起了灾难性的分裂。后来共产党人由于政策改变，要採取步骤来消灭他们以前曾经帮助加强过的主要政敌小农党，他们就利用了该党的这一分裂。在纳吉以逐渐退让来保持团结的政策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1945年11月自由选举后把内政部的控制权让给共产党人。 纳吉于1946年2月23日就职后不久，他的党内就逐步出现分歧。分歧不仅表现在驱逐日耳曼少数民族的问题上：小农党内有一些党员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观点和修改边界的要求，希望把原来从奥匈帝国分裂出去的一些国家中的马扎尔少数民族连同他们居住的领土一起併入匈牙利。还有一些小农党员在原则上反对政府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政策，对纳吉为了保持执政联盟的团结而在重要问题上对共产党让步的政策持批评态度。因为情况很清楚，不管匈牙利民族主义具有怎样的吸引力，如果採取一种企图修改边界的政策，各党间的联盟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纳吉在这一政策上就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作为缔结和约时的“有限”目标，只要求周围各国给予其境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以平等权利，只要求盟国把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再次归还给匈牙利。 为了对纳吉施加压力，共产党首先在政府内部组织了一个由共产党、社会党、全国农民党和工会委员会联合而成的左翼集团。此外，他们可以用退出政府来威胁；如果这还不够，他们可以发动工人罢工和示威。伏罗希洛夫也证明是一个非常起作用的同盟者，因为他可以合法地施加压力，要求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履行停战协定的经济条款。1946年3月间发生的显然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某些小农党人，包括舒尔约克·戴希代尔，在国民议会中批评政府的政策。舒尔约克主张修改边界，特别是在斯洛伐克问题上，因为那里的匈牙利人正在遭受虐待。他批评最高经济委员会，说它在共产党人瓦斯·佐尔坦领导下，应对政府的大部分激进的经济政策负责，包括主要资源和能源的国有化政策在内。他抱怨说，该委员会的设立，在匈牙利造成了双重政府的局面。他还批评共产党控制了警察。舒尔约克的演说引起了共产党宣传的勐烈攻击，这种攻击得到莫斯科电台的支持，也得到布达佩斯市内示威游行的支持，同时，配合这种攻击，还提出了关于清除小农党内“反动分子”的要求。这些可以说是由俄国官员施加压力予以支持的要求，是纳吉所无法拒绝的。3月12日，他终于为了各党派联盟的团结，同意了左翼集团的要求，把二十二名党员开除出党。此后，党派之间的分歧在表面上算是消除了，但是，在和睦的外表下，共产党人却採取了若干步骤，以巩固他们的地位。狂热的好斗分子劳伊克·拉斯洛接替了纳吉·伊姆雷的内政部长职务。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个共产党人实际控制了国防部，他立即组织了一支由共产党人保尔菲-瓦斯泰赖伊切将军指挥的“机动边防部队”。共产党人现在不仅控制了最高经济委员会，也全部掌握了各个关键性的部，因此他们的领袖拉科西作为副总理可以随时正式接管整个政府，如果为了共产党的利益而有必要这样做的话。到了1946年4月，小农党于11月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看来确实是徒有其名了。 因此俄国领导人很有理由欢迎以纳吉为首的代表团于1946年4月访问莫斯科。虽然史达林和莫洛托夫已经在1945年2月罗马尼亚政变后将特兰西瓦尼亚交还给了他们的罗马尼亚傀儡格罗查政府，他们仍然设法使纳吉抱有希望。莫洛托夫建议他同格罗查政府直接谈判，但是同格罗查的这番交涉并没有什么结果，5月7日又宣布说，在巴黎开会的外长们已同意向和会建议应让罗马尼亚继续保有全部特兰西瓦尼亚。当匈牙利人提出抗议时，俄国人则归咎于美国人，虽然据后来透露，俄国外交部长自己就曾坚持要把停战协定中关于把大战期间为匈牙利併吞的那部分特兰西瓦尼亚归还罗马尼亚的那项规定不加变动地确定下来。匈牙利代表团于1946年5月访问华盛顿期间，美国人和俄国人之间仍在相互指责。 俄国军官和士兵被匈牙利平民杀害的两起事件，预示着匈牙利共产党同天主教会间的一场冲突即将来临，作案的一些青年，不是同小农党就是同天主教会有关系，或者同两者都有关系。俄国当局把这些暗杀事件故意说成是一种阴谋的一部分，以此作为进行干预的藉口，来对付匈牙利反对共产党政策的人们。斯维里多夫将军在6月28日发出的一份照会中指责匈牙利政府对于危害红军安全、危及匈牙利“民主前途”的人没有採取有效行动。他要求：(一)天主教青年组织和童子军(训练青年仇恨红军的“反动温床”)应立即解散；(二)应勒令红衣主教明曾蒂领导下的教会人士停止对“民主”和红军的攻击；(三)某些小农党员地方官应予停职；(四)司法部政务次官普费伊费尔·佐尔坦有意阻挠对兇犯的迅速调查和惩处，应强迫其辞职；(五)同这些事件有牵连的两个小农党领袖应取消其不受逮捕的议员豁免权。美英两国，政府都对这一行动提出抗议，英国政府称这种行动是“不正当地干涉该国内政”，但是，纳吉对头两项要求同意照办。第三项要求已经在做了，不过不肯对最后两项让步，至少暂时他还维护着他党内那几个受到威胁的党员。 第109页 8月间，反犹情绪引起了两次政治性的事件，而这种情绪是由现已成为共产党党员的前匈牙利法西斯分子鼓动起来的。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这些犯罪的人得到了共产党人的保护。纳吉试图掩护这些共产党人不使公众注意，结果是，他自己党内的两个党员却被共产党人及其在执政党联盟内的同盟者所选定的法院判处了死刑。这两个小农党党员后来经上诉法院宣判无罪，但是，这一事件加剧了共产党人和小农党人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 到了1946年秋天，纳吉虽然还担任总理职务，但实际上已经无权。几个重要的部和权力的工具已经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而且他们的控制范围还在不断扩大。“机动边防部队”早就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俄国军事小组负责人康德拉托夫将军的细心密切监督下进行了改组。小农党人已放弃他们关于举行地方选举的要求，并且正在徒劳地为按照1945年11月普选结果的比例分配地方政府中的席位，和单独成立一个代表匈牙利农民的组织而进行挣扎，他们想制止共产党人在清洗官僚机构时那种歧视的做法，同样没有成功。在舒尔约克领导下新成立的自由党，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终于在10月间得到斯维里多夫的允许，被正式承认为一个新政党。它是直接反对政府的，并且具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因而一开始就确信能获得一部分人的拥护。 小农党尽管在1945年11月选举时赢得多数议席，但是，到1946年秋季，陷入了象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反对党那样的反对党地位，纳吉也只是随波逐流而已。共产党-社会党集团开始公开批评他的党，并对它所拥有的多数议席的基础表示异议，断言这种多数是“反常的”。有人在一次宣传运动中把该党的右翼叫作“反动的温床”。纳吉这一次同右翼站在一起，他的副手科瓦奇·拜洛以牙还牙地回答了左翼的攻击。这场政治斗争的主要争端不久就被明确地说成是应不应该把小农党的右翼开除出党。纳吉同俄国代表间的谈判预示着共产党同天主教会之间的决战即将来临，虽然天主教会的大部分土地已在土改中被没收，它仍是共产党推行其政策的一大障碍。1946年秋，共产党发动了一个根本改变匈牙利教育制度的运动，这意味着要对教会学校这一根深蒂固的匈牙利传统发动一次大进攻。作为这一运动的第一步，他们着手施加压力，要求撤换教育部长，由他们自己推选的人接替，此人名叫道尔沃斯·约瑟夫。 第六节 1946年12月一件民族主义分子阴谋案的揭露 1946年12月，国防部和内政部中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既未通知总理又不同他商量的情况下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当公众渐渐了解到有许多军官和政界人物在遭受秘密审讯时，纳吉试图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没有成功，而且由于受到俄国人的压力，他似乎已同意了不让小农党人参与共产党人正在进行的审查。秘密审讯了几天之后，内政部长劳伊克发表一项公报，宣布发现了一起大规模的阴谋案，这一阴谋是由一个战前就存在的名叫“马扎尔公团”的民族主义组织搞的。据称，一个七人委员会(委员大多是军官或政府官员)准备在和约签订时或者俄军撤离后发动政变。阴谋的军事领袖是韦赖斯·拉约斯将军，文职领袖中包括以前小农党的一个执行秘书鲍休特·阿拉尼。阴谋的政治目的据说是重建1944年3月德军占领前那样的霍尔蒂政权。直到这时，纳吉一直耐心地要消除同共产党人的分歧。但是，随着秘密审讯在1月间继续进行，愈来愈多的小农党领袖被逐渐牵涉进去，其中有些是纳吉的亲密同事。共产党试图进一步分裂小农党，削弱小农党在议会中的多数，这就使纳吉重又担任起调解人的角色来。在一次记者访问中，他承认有反国家的阴谋存在着，并表示小农党要清洗自己的党员队伍。可是，到了1月底，大多数小农党人已认识到了共产党的意图，开始显示了反抗的迹象。当纳吉的密友和同事科瓦奇·拜洛也被控同阴谋案有牵连时，小农党中的农民党员群起为他辩护，并且公开抗议所谓他有严重嫌疑的说法。拉科西和共产党-社会党集团的其他领导人要求中止科瓦奇的议会豁免权，但是，虽然他被迫辞去了党内的职务，并放弃了他同党报的关系，他还是保住了他不受逮捕的豁免权。2月初，小农党的一个农民党员在议会中提出一项动议，建议指定一个二十五人的委员会对科瓦奇所受的控告进行调查。议会不顾左翼集团的反对，通过了这一动议，左翼集团不承认同这个动议有任何关系，并扬言如果提案付之实施，他们就要退出政府。纳吉和蒂尔迪的主要目的仍是要保持各党间的和平，因此纳吉安排了一个妥协的解决办法，根据这一妥协办法，小农党人收回这一动议，作为交换，共产党-社会党集团的领袖们则同意停止攻击小农党。尽管共产党人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科瓦奇还是没有放弃豁免权，这是应该归功于纳吉的；但是这位总理的义气救不了他的同僚。科瓦奇终于同意连续三天到案接受警方的审讯，条件是晚上应该允许他回家，以及不能把他视为被告之一。这时，或许是俄国人失去了耐心，或许是象他们后来所说的那样，他们发现了科瓦奇同反红军的间谍活动有牵连，1947年2月26日，即阴谋案开始正式审判的前一天，在科瓦奇第二天到案接受讯问时，俄国人突然逮捕了他，并且带着他到他家里进行搜查之后，就神秘地把他抓走了。 第110页 共产党人这次揭露出一个民族主义秘密组织，使他们有了一个所需要的机会，以打击仅存的一个重要政治对手。俄国人逮捕了科瓦奇，是共产党为消除一切重大反对势力而进行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斗争不久就把纳吉本人也卷了进去，并迫使他流亡国外。 第七章 东欧各国和约的缔结 西德尼·洛厄里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5 第一节 战后形势 第二节 对德国前盟国的几个和约产生经过 (一)程序 (二)巴黎和会，1946年7月29日至10月15日 第三节 对轴心国附庸国和约的内容 (一)和约同停战协定的关系 (二)巴黎和会上讨论的问题和通过的建议 第四节 和约的最后定本 第一节 战后形势 在盟国着手草拟对一些前轴心国附庸国的和约时，东欧事实上已经形成其战后的格局。大战初期，史达林曾想谋求西方盟国承认1939年8月23日德苏条约秘密附加议定书中的领土条款而没有如愿；但是，随着史达林格勒战役后苏联实力和信心的增强，他已经能够不顾盟国的态度，重行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和以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为主的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领土，又进而占领了居民属于波兰人的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西部领土。担心俄国西部边界的安全，可能是促使史达林把手伸向西部边缘地区的主要考虑。控制了这些地区，他就可以弥补在大平原上缺乏“天然国界”这一缺陷；因为这些边缘地区如果掌握在俄国手里，就会构成一片辽阔的缓冲地带，来自两面的任何新的入侵者必须先穿越这一地带，才能打到苏联本土。苏联政府之所以于1939年对芬兰开战，就是为了要重新占有俄国在1721年到1918年间在这一带拥有过的那片土地，以掩护列宁格勒大门；而安全方面的考虑也是1940年8月间它之所以要吞併波罗的海国家并使之苏维埃化的一个动机。在寇松线以东的战前波兰领土这个问题上，安全的考虑是同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民族愿望相一致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安全问题就同俄国决心要清算它对里加条约领土条款的政治宿怨结合起来了。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部分由乌克兰人居住、部分由罗马尼亚人居住的比萨拉比亚地区。俄国对比萨拉比亚有着以歷史为依据的领土要求，这段歷史可追溯到1812年，那时它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征服该地并从此一直占有到1918年；但是，就北布科维纳而言，俄国不能用以前曾经占有过作为理由，于是提出苏联安全的需要作为理由，来补充乌克兰人的民族要求。在战争稍后一些阶段，俄国人把寇松线以东的波兰和上述的其他领土併入了苏联，虽然从德国人轻而易举地就攻入了俄国这一事实来看，这些边缘地区在战争技术发展的这一最新阶段能对苏联有多少安全价值，是很可怀疑的。芬兰沿北冰洋一带海岸直到挪威边境为止，现在也重新为苏联所得；而且，当史达林取得西方盟国的同意，把苏联领土一直向西扩展到不冻港哥尼斯堡时，不言而喻，他也取得了他们对德苏协议中有关该港后方腹地的一些领土条款的默认。1945年6月，史达林又从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外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正式割让，这就完成了把所有乌克兰人居住的地区都包括在苏联国境之内的政治统一过程，并消除了乌克兰分离主义运动在苏联领土外可能进行活动的最后一个潜在基地。苏联取得了这块领土，就使它同斯洛伐克有了共同的边界，也使它在喀尔巴阡山以南同匈牙利有了共同的边界。 西部的这条新的缓冲地带，并不是史达林所取得的唯一好处。根据同前轴心国附庸国所订停战协定的规定，芬兰和罗马尼亚，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现在都已经在经济上同苏联连结起来。同芬兰签订的停战协定还给了俄国人种种战略上的好处，从而使芬兰人在万一发生另一次俄芬战争时简直处于无法自卫的地位。这样，芬兰的生存现在就完全依赖于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了。史达林还不顾西方舆论的义愤和伦敦波兰政府的抗议，採取了严厉无情的措施，建立了一个“友好”的波兰，并在西部给它大片德国领土，补偿它在东部不得不割让给苏联的那些白俄罗斯地区和乌克兰地区，从而确保了“友好”波兰的持续的“友谊”。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把波兰的主权扩展到奥得河和西尼斯河的解决办法，也为了防备德国发动復仇战争的危险，1945年4月签订了波苏条约，使波兰在这两点上完全依赖它的东邻。同样地，史达林把轴心国在1940年8月强迫罗马尼亚归还匈牙利的全部土地又还给罗马尼亚人，这就使罗马尼亚不得不依靠苏联的支持来防止匈牙利的领土收復主义的可能復活，从而取得了罗马尼亚“友好”的保证。 俄国人1944年同英国政府所订的建立势力范围的协议，使史达林指望能在西方的同意下在希腊之外的巴尔干半岛发挥支配性的影响，同时这一协议也助长了他想使俄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黑海海峡的希望。另一方面，史达林想保持三大国间融洽关系的愿望，促使他于1944年在希腊、义大利及法国等问题上作出一些姿态，也促使他提出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人民民主制”这一模式作为东欧国家最好的政府形式。然而，他的压倒一切的考虑则是从传统的地面战争的角度所设想的苏联西部边境的军事安全，而当他被迫要在军事安全与保持对美国友好关系之间作出选择时，他选择了他心目中所设想的军事安全。直到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为止，史达林一直摆脱不了将来德国要復仇这个思想，这是1944年和1945年内他的对欧政策中，特别是他要获得一个“友好的波兰”的决心中高于一切的考虑。1945年2月间，俄国的干预罗马尼亚，部分地是可以用史达林的信守约言来辩解的，因为他在希腊问题上已经实践了他和邱吉尔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中的义务；但是，罗马尼亚在俄国关于黑海海峡问题的传统政策上也占有特殊地位，而且俄国人对于罗马尼亚入侵部队在大战的关键阶段给俄国造成的损害记忆犹新。建立了“友好”的波兰和“友好”的罗马尼亚，就可以防止这些国家一些传统的政党重新取得优势。 第111页 但是，正象战前共产党的活动造成“人民阵线”政策的失败一样，大战刚结束后不久，“人民民主”政策所标榜的宗旨，由于推行时使用了共产党式的革命方法而遭到失败。此外，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存在着矛盾。俄国在1945年和1946年间拟订的经济计划，其目的是要把东欧各国的经济同苏联的战后重建结合起来，这些计划是同西方在势力范围问题上重行考虑后的一些想法相冲突的，也是同西方想建立经济机会均等的企图相冲突的。大联盟”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是逐渐发展起来的，最早可以追溯到1944年下半年。在那以后的十八个月中，俄国控制下的东欧各国共产党人所採用的方法引起了西方的愤怒和焦虑；西方的反应则使俄国人怀疑英美要在同苏联交界的一些国家中重建反俄政权，而在这些怀疑的刺激下，俄国人就毫不掩饰地通过共产党代理人在东欧国家夺取政权。事实上，当红军向前推进，推翻了以前的统治集团，摧毁了它们的政权基础而产生某种真空状态时，就已经把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扫清了。 正是在单方面解决东欧问题的发展过程的这一阶段，在东西方之间对中欧问题发生政治冲突的背景下，外长会议和他们的副手们开始了草拟和约的工作。参加者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的世界观、概念和理想彼此都不相同。凡尔赛和约的拟订者们也没有经歷过这样的困难；因为1919年时的三大战胜国实质上同属于一个世界，即自由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的世界。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在原则问题上或现实政治问题上并不总是意见一致的，但是至少他们理解彼此的语言习惯。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联盟”各国代表间却没有共同语言。即使在战时同志间的友谊达到高峰时，苏联和它的西方盟国之间仍然保持着一条鸿沟。作为共产党人，俄国领导人决不会接受西方的民主概念，他们认为那种概念不过是一种幌子，用以掩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抬。史达林敌视资产阶级，在他早期搞地下活动时就扎了根，共产党人总是把资产阶级同西方民主联繫在一起。共产党在採取人民阵线政策时一度停止过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后来在“大联盟”的全盛时期，当共产党人正式献身于扞卫“民主”时，又再一次放弃这种攻击；但是，如果说“资产阶级”这个词作为一种骂人的话，有时可以出于策略而弃置不用，它却从来没有被忘记过。可是，西方领导人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并不试图去理解共产党人的观点，而是继续以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行动。1923年7月6日的苏联宪法曾把共产党敌视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据概述如下： 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时起，世界上的国家就分成两大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在资本主义阵营那一边是民族仇恨和不平等、殖民奴役和沙文主义、民族压迫和集体屠杀、帝国主义暴行和战争。在这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各族人民间的相互信任、和平和兄弟般的合作。 由于有这种敌意，掩饰真情就成为苏联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特点。大战期间，史达林作出了一些支持盟国间合作事业的姿态，但是，到了拟订和约的时候，共产党关于阶级斗争的一些概念又在官方文件中使用了。 在制订和约时，东西方之间的关系由于俄国人在东欧实行强权政治以及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民主”(或自由资本主义)所抱的态度而受到了损害。此外，对民主和自由这类字眼，解释各有不同，对什么才算是自由选举和基本自由，也有不同的概念(西方国家坚持在同德国附庸国签订的和约中必须列入一些保证自由选举和基本自由的条款)。结果，没有一方确切地懂得另一方在说什么或想什么。 第二节 对德国前盟国的几个和约产生经过 (一)程序 外长会议在波茨坦产生后不久，就于1945年9月11日去伦敦开始举行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在确定草拟对义大利和对前轴心国附庸国和约的程序方面尚未取得进展之前，突然破裂了。尽管如此，还是初步交换了意见，并提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成为1945年12月贝尔纳斯和贝文访问莫斯科时达成协议的基础。就在这次访问期间，三大国于12月24日宣布，已一致同意，每一项和约都应由那些曾在有关投降文件上签字的外长会议的成员国起草(这就意味着中国不参加，虽然作了一个特别规定，让法国参与起草对义大利的和约)。于是，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和约将由苏联、美国和英国的外长起草，而对芬兰的和约则将只由英俄两国的外长起草。条约起草完毕后，将召开一次会议来审议这些和约草案，召开的日期应不迟于1946年5月1日。出席会议的将是外长会议的五个成员国(美国、英国、俄国、法国和中国)，“连同联合国中一切曾以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积极地同欧洲诸敌国作战过的会员国”。这些国家共计二十一个，都列举在公报中。 会议结束审议之后，曾在对意、罗、保、匈、芬五国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国家——就对意和约而言，法国应作为停战协定签字国——将考虑会议的建议，然后制订和约的最后文本。这样定稿的各个和约最后文本将由曾同各该敌国交战而又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的代表签署。各和约文本然后将送交曾同各该敌国交战的其他一些联合国家。 第112页 和约待起草国一批准即告生效，但是，它们也交由有关的敌国批准。12月24日发表的公报宣称，已要求法国和中国遵循这种程序，并说各国外长的副手们将以在伦敦举行的外长会议第一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达成的谅解(想必是在莫斯科达成的)为基础，立即在伦敦恢復工作。公报中没有提到外长们在莫斯科也已同意，在他们建议的将于巴黎召开的那次会议上，应给有关的前敌国的代表以发言的机会，使每一个人得以就和约进行讨论并提出他的见解。 外长的副手们不久后就在伦敦开会(1946年1月18日)，但是，在起草条约的工作上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主要是由于在对意和约上发生了争论。尽管如此，外长的副手们还是审议了苏联代表团提出的条约草案，这些草案显得有点简短，大多是停战条件的扩充。美英两国代表然后对苏联的建议提出一些修正意见，根据贝尔纳斯说，在达成协议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可是，到了1946年4月初，情况已很明显，如果和会要在5月1日如期召开的话，必须加紧完成和约草案的拟订。贝尔纳斯建议在巴黎召开另一次外长会议。英国政府和苏联政府都同意；选择巴黎作为开会地点，对法国人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当外长们于4月25日开会时，他们取得了莫洛托夫的同意，让法国参与讨论所有五个和约。阻碍进展的最主要问题，是人们所熟知的那些关于对意和约中某几个方面的争执和关于波斯当时局势的争执(西方国家对俄国部队继续留在那里和俄国干预波斯事务表示不满)。不久就把行将到来的和约审议会议的召开日期推迟了。美国提议在同轴心国附庸国签订的和约中加进一些保证经济机会均等和多瑙河上自由航行的条款，莫洛托夫斥之为资本主义西方企图实行帝国主义扩张。当贝尔纳斯催促要规定6月间的一个日期召开和会时，莫洛托夫坚持外长们应首先对“基本”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然后再规定和会日期。到5月中旬，许多条款仍未得到解决，贝尔纳斯对拖延感到不耐烦，于是在14日提出建议，说由于讨论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外长会议应休会到6月15日，在休会期间，外长们应重行审查他们的立场，“以期能找到协调各方立场的办法”。两天后，其他几位外长同意了他的建议。 休会期间，虽然贝尔纳斯和莫洛托夫各从本国首都彼此互相指责，他们的下属还是能够在巴黎继续工作，所以等到外长们于6月中旬再度开会时，他们发现又有不少条款取得了一致意见。可是，许多问题仍未能解决，莫洛托夫坚持先要把这些问题逐一解决后，再决定和会日期，而这是同贝尔纳斯和贝文的愿望相牴触的，他们两人认为尽管还有若干争执之点，和会应尽速召开。莫洛托夫利用贝尔纳斯想早日举行和会这一明显的愿望，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让步。他还得到了贝尔纳斯的承诺，将在对各附庸国的所有和约上签字；7月4日，美国人又同意义大利给苏联赔款的一个确切数字(一亿美元)，接着又就和会应採用的议事程序问题发生了一番争执，不过，最后大家同意，外长会议应提出议事规则草案，而且仅仅作为“建议”，送交应邀出席和会的各代表团。到7月9日请柬已经发出，和会的第一次会议也决定于1946年7月29日召开。 (二)巴黎和会，1946年7月29日至10月15日 在外长会议五个成员中的四个成员发起下(中国外长没有出席)，巴黎和会于7月29日开始。各代表团收到了和约草案的副本，其中有许多条文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当即设立了一个和会的全体委员会来审议外长会议所“建议”的议事规则草案，该委员会在7月30日到8月8日的讨论中採纳了外长会议的许多建议。决定设立一个行政秘书处，一个总务秘书处和几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中有一个是总务委员会，由会议的所有二十一国代表组成，其目的是“协助全体会议”；有五个政治和领土问题委员会(针对五个敌国)，它们的成员是外长会议的四个发起国以及出席和会的国家中那些曾同各该敌国交战的国家(亦即莫斯科公报中规定的、以后要在各该和约上签字的那一批国家)；一个关于义大利的经济委员会，由所有曾同义大利交战的和会与会国组成(二十一个国家中的二十个，只有挪威不在内)，以审议对意和约中的经济和财政条款；一个关于巴尔干各国和芬兰的经济委员会，由四个外长会议国家以及和会与会国中所有曾同轴心国附庸国交战的国家组成(总共十四个)，一个军事委员会，二十一个与会国全都包括在内，以审查所有五个条约中的陆、海、空军条款；一个法律和起草委员会，也是由二十一个国家组成，它的权限始终没有明确规定。 和会全体委员会的委员们在贝尔纳斯鼓励下制定他们自己的议事规则，他们拒绝採纳外长会议的某些建议，例如，只有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建议才应为外长会议接受等。经过很多辩论之后，和会通过了英国所提的意见，即以简单多数通过的建议也应接受。在审议程序问题的过程中(后来证明这种审议是重要的，因为建议具有宣传价值)，贝尔纳斯同莫洛托夫之间展开了一场斗争，贝尔纳斯坚决要加强和会的建议权，莫洛托夫则徒劳地试图削弱这种权力。当贝尔纳斯在和会上公开保证将力求使一切以三分之二多数作出的和会建议都得到採纳时，莫洛托夫说这是违反外长会议以前达成的协议的。可是，莫洛托夫的反对并不很有力，未能阻止英国提案的通过，于是和会得以进而讨论实质性问题。 第113页 从8月10日到15日，按照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会议听取了五个敌国代表的意见，他们被允许对有关各和约陈述他们的看法。由于各代表团在提交修改意见方面有所拖延，直到8月下半月各委员会才开始认真审议和约草案。即使在那时，进展也还是缓慢的。8月底，外长会议开会要决定採取哪些措施来加速和会的进程。9月8日，联合国大会推迟了一个月召开，从9月23日推迟到10月23日。这就给和会规定了一个明确的期限，于是决定和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于10月15日举行。9月12日，筹划指导委员会宣布各委员会的工作必须在10月5日完成，以便留出足够时间让全体大会考虑它们的报告。为委员会里的发言规定了一个期限，各委员会终于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它们的工作。全体大会对各委员会的报告讨论了两天之后，在10月7日到9日之间就它们关于义大利和约的建议进行了表决，在10月10日到13日之间举行了关于各附庸国和约的表决。当和会在10月15日正式结束时，它已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了五十三项建议，并以简单多数票通过了四十一项。这些建议于是被提交给外长会议，以便他们在条约最后文件制定之前进行考虑。 10月14日，在和会结束之前，决定外长会议于11月4日在纽约举行，其议事日程中应包括巴黎和会关于对各附庸国和约的建议。可是，会议一开始就很清楚，外长们对待议事日程上这些问题的态度仍有分歧。外长会议的各位外长中只有贝尔纳斯一人作过保证，将接受和会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的一切建议，苏联代表则似乎决定完全不考虑和会的建议，而对尚有争论的和约草案条款则坚持他们原来的立场。不多久，贝尔纳斯宣称，他宁可放弃和约达成协议的尝试，而不愿投入又一场恶言恶语、令人沮丧的辩论，这个声明立即使俄国人改变了政策。莫洛托夫作了很多让步，并且在巴黎和会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的五十三项建议中，他最后同意了四十七项，以普通多数通过的四十一项建议中，同意了二十四项(对其中有些建议要求在措词上略作修改)。甚至那些一直无法解决的悬案也达成了协议，到12月6日，和约实际上已制订完成。经决定于1947年2月10日在巴黎举行签字仪式。按照莫斯科公报的规定，和约一经停战协定签字国批准(对意和约则还需经法国批准)即告生效。 第三节 对轴心国附庸国和约的内容 (一)和约同停战协定的关系 虽然起草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和约是一个漫长而又费力的过程，和约的许多政治条款却来源于对各该国家的停战协定。这些停战协定又是在一定程度上以义大利投降时所订的协定为依据的。1943年9月3日同义大利签订的最初的停战协定完全是军事性的，但9月29日签订的停战补充条件却包括了一些政治和经济条款。这些协定是在以义大利为一方，以英国和美国为另一方之间签订的，1943年10月赫尔和艾登访问莫斯科之前，俄国人并没有参与同义大利就政治解决办法所进行的谈判。在赫尔和艾登访问莫斯科的那个时候，俄国领导人提出了七点意见，希望把它们包括在同义大利所订的协定之内。虽然艾登向莫洛托夫保证，这些意见大部分已经採用了，但莫斯科会议还是一致商定应发表一个关于义大利的联合声明，把俄国人所提的七点包括进去。1944 年春天和初夏，俄国人在同罗马尼亚人和芬兰人谈判那两个终于在1944年9月间签署的停战协定时，显然借鑑了对义大利的停战补充条件和莫洛托夫的七点。在10月中，罗马尼亚停战协定就被利用来作为同保加利亚签订停战协定的样板，后来又在1945年1月间作为同匈牙利签订停战协定的样板。 关于逮捕和审讯战犯、解散法西斯组织和机构、废除种族歧视和其他歧视性的立法、释放由于对联合国家表示同情而被捕在押的人，这些都是一切停战协定上共同规定的一般条件——其间只有一些为适应各该国当地情况而作的小变动——这些显然都来源于1943年9月29日的对意协定。停战协定中的军事条款大部分是关于停止对盟国的敌对行动和继续对德作战，因此同和约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另一方面，停战协定中的领土条款却是很重要的。就罗马尼亚来说，这些条款进一步肯定了1940年6月28日所划定的苏罗边界，当时罗马尼亚把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割让给了苏联。同时还取消了1940年8月30日把北特兰西瓦尼亚划给匈牙利的第二次维也纳议定书，宣布特兰西瓦尼亚(或其大部分)应归属罗马尼亚。没有提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边界。对保加利亚的停战条件在划界方面没有作出什么规定，但是，停战有一个先决条件，即保加利亚的武装力量和民政当局应从希腊和南斯拉夫领土上撤走，保加利亚兼併这些领土的法律应予废除。因此，保加利亚暂时恢復了战前的国界，它和邻邦的领土纠纷留待以后解决。至于匈牙利，条款订得比较明确。1938年11月2日和1940年8月30日的维也纳议定书被宣布无效，而且匈牙利承担了义务，要从1937年12月31日那个时候的边界以外的领土上撤走它的武装力量和民政当局，并废除把这些领土併入匈牙利的立法。这样匈牙利至少暂时又被限制在1920年6月4日特里亚农条约所规定的边界范围之内了。对芬兰的停战协定恢復了1940年3月12日条约所规定的苏芬边界，只是俄国人放弃了汉科半岛的租借权，改为租借波卡拉半岛地区的领土和领水五十年，并把佩特萨莫省归还给苏联，从而割断了芬兰同北冰洋的联繫，使苏联拥有前俄罗斯帝国所曾拥有的同挪威的共同边界。对芬停战协定还重行确认了1940年10月11日关于阿兰群岛非军事化的芬苏协定。 第114页 停战协定的经济条款是起草和约时不能不考虑到的。这些条款规定：要恢復各个联合国家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要归还从苏联运走的“贵重品和物资”；就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而言，还规定它们要归还从战时占领的邻国领土上运走的财物。根据停战协定，俄国人取得了某些战争物资作为“战利品”；停战条款还规定未经盟军(苏军)统帅部特准，不得运走或没收任何德国财产。在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的停战协定中也有关于匈牙利财产的同样规定。各附庸国所属的商船归苏联控制使用。规定罗马尼亚、芬兰和匈牙利各应支付赔款三亿美元，在六年内以货物偿清。罗马尼亚和芬兰的赔款应全部付给苏联，而匈牙利则应付给俄国人两亿美元，另外再提供一亿美元，分给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以赔偿该两国在匈军占领期间所受的损失。至于保加利亚，并没有给它确定赔款数字，停战协定第九条只规定应“按照以后可能作出的决定”付赔款给包括希腊和南斯拉夫在内的一些联合国家。 停战协定中的许多非军事性条款都陆续被写进了和约草案。停战条件中关于边界的规定，除有关匈牙利的以外，并未成为争议的问题。对罗停战协定规定要把特兰西瓦尼亚“或其大部分”划归罗马尼亚，这就给了匈牙利政府要求保留一部分特兰西瓦尼亚的机会。贝尔纳斯原来是贊成匈牙利的要求的，但是，为了减少争执的问题，他后来同意在和会听取意见以前，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恢復战前的边界。 (二)巴黎和会上讨论的问题和通过的建议 和约草案中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条款，可以在巴黎和会上根据交来的许多修改意见重新审查。本节所能提及的，只是各委员会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问题，原已由俄国人作了有利于罗马尼亚人的解决，会上匈牙利人试图修订罗匈边界，但没有成功。在处理对保和约的政治和经济条款的委员会中，保加利亚同希腊的边界问题引起了许多争执。保加利亚提出应让它保留西色雷斯和爱琴海上的出海口，这个建议得到苏联和东方斯拉夫集团的支持，而大英国协和某些西欧国家则支持希腊所提出的建议，即为了安全的理由，应允许它向北扩充其领土。美国所提出的把希保间战前边界非军事化的折衷方案，在巴黎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可是后来在纽约的会议上莫洛托夫又突然接受了。 在审议匈牙利和约的委员会中，捷克人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第一次维也纳议定书已为匈牙利停战协定所取消；但把捷匈边界恢復到战前原状，还不能使捷克人满意，他们提出一个修改方案，要把匈牙利西北角靠近布拉迪斯拉发的几个村镇割让给他们。捷克人为取得这片领土所提出的经济方面的理由，给多数代表团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纽西兰代表团提出修正案，同意给与捷克人所想要的那片面临多瑙河的土地，但把要割让的面积和人口减少了一半，并规定捷克斯洛伐克有责任保证该地居民的“人权和公民权”。这个修正案作为一项建议，为和会所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又提出，1946年2月捷匈协议签订以后还留在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问题应通过逐出二十万马扎尔人的办法来解决，并暗示，如果这样的修改意见不被接受的话，将把剩下的那些马扎尔人重行定居并使之同化。匈牙利人争论说，它容纳不下这些从捷克斯洛伐克迁来的马扎尔人，但这种论点没有得到人们的同情，因为大家知道，战时该国人口——日耳曼族的、犹太族的和马扎尔族的——都有所减少，而且最近匈牙利又驱逐了日耳曼人。尽管如此，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团还是希望有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最后和会所通过的修正案并没有规定要强制迁移居民，只是要匈牙利承担义务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关于斯洛伐克境内马扎尔少数民族问题的谈判。它规定，如果在一定时期内没有达成协议，捷克斯洛伐克将有权把这一争执提交外长会议。捷克斯洛伐克向和会提出并为和会所接受的另一项建议是：在和约中加进一个条款，禁止匈牙利修改边界论者的宣传。 在关于巴尔干各国和芬兰的经济委员会中，美国代表团试图减少匈牙利和芬兰的赔款数字，但没有成功。在讨论到保加利亚赔款问题时，希腊贊成把赔款额定得尽可能高些，而南斯拉夫则在东方斯拉夫集团的支持下主张规定一个尽可能低的数字。巴黎和会终于採纳了美国的折衷建议，把赔款额定为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但是这个数字后来在纽约会议上由于莫洛托夫施加压力而减到七千万美元，其中规定给希腊四千五百万美元，给南斯拉夫二千五百万美元。 会议中讨论的其他许多问题是比较次要的，或者，从苏联和西方国家当时正在东欧进行的经济斗争的角度来看，已变得毫无意义了。在东欧，苏联政府决心要防止西方进一步经济渗透，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排除西方现有的经济利益，西方则为保持它的经济地位而斗争。为了使在罗马尼亚的西方石油公司取得公平价格而发生的一场争执，就是西方进行斗争的反映。俄国人这样想方设法要把西方国家从东欧排除出去，其用意无非是要扫清道路，以便通过组织股份公司等各种方法，逐渐把东欧经济同苏联经济连结在一起，经济委员会里的苏联代表，为了使人们承认俄国在东欧的特殊经济地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至少取得了一个成就：当时和会通过了一项特殊规定，使苏联能够以同罗马尼亚进行双边谈判的办法，来代替条约中关于归还财产的条款。西方想在东欧争取到经济机会均等并从有关各国争取到最惠国待遇的种种尝试，都遭到以苏联为首的斯拉夫集团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这些都是在谋求资本主义的经济渗透，并且也侵犯了苏联在东欧国家的特殊地位。关于多瑙河航行权的争论，是这种经济斗争的进一步表现，虽然在这里，俄国对安全的关心也起着一部分作用。无论如何，苏联作为一个沿河国家(因为它已收回了比萨拉比亚)，显然可以控制多瑙河的航运，如果苏联政府认为这样做对它有利的话。 第115页 第四节 和约的最后定本 1947年2月10日，在巴黎签订了对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的和约，这样就正式结束了这些国家和盟国间的战争状态，结束了在盟国管制委员会监督下实施停战条件的时期，同时至少也正式恢復了前德国各附庸国的主权国家地位。 根据和约的领土条款，除匈罗间和芬俄间的边界外，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三国的边界都恢復到了1941年1月1日的原状。以罗马尼亚而论，和约确认了它在1940年因割让给苏联和保加利亚而遭受的领土损失。苏罗间又恢復了沿普鲁特河的边界，于是苏联重又象以前的帝俄一样成了多瑙河三角洲上的一个沿河国家。停战协定中宣布废除第二次维也纳议定书的条款也订入了和约，罗马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匈牙利所取得的一切领土都还给了罗马尼亚。就保加利亚来说，恢復1941年1月的边界，使它能保住南多布罗加，这是根据1940年9月5日克拉约瓦条约由罗马尼亚割让给它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保希边界在保加利亚和约中得到了确认，但规定这一边界应该非军事化。这样，希腊想向北扩充领土的愿望和保加利亚想经由色雷斯通向爱琴海的愿望都未能如愿以偿。保加利亚同南斯拉夫在马其顿地区的疆界，按和约规定应恢復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条线，暂时仍然是需要在南保两国共产党人之间解决问题。 对匈牙利的和约不仅把它同罗马尼亚的边界，而且也把它同南斯拉夫和奥地利的边界都恢復到1938年1月1日的状态。除了依照和会的建议由匈牙利割让给捷克斯洛伐克的那块新划出来的“布拉迪斯拉发桥头堡”之外，匈捷之间的边界也恢復到了战前的原状。匈牙利应同捷克斯洛伐克就留在斯洛伐克的马扎尔少数民族问题举行谈判，并禁止匈牙利的修改边界论者进行宣传。 就芬兰来说，恢復1941年1月的疆界等于确认了“冬季战争”以后在1940年3月12日签订的俄芬条约的领土条款，但1944年9月19日停战协定作了修改的地方除外，因为，和约已吸收了这些停战条件，即规定把佩特萨莫省归还苏联，并把波卡拉半岛周围的芬兰领土和领水长期租给苏联。 四个和约的政治条款，确认并进一步发挥了停战协定中有关下列各点的政治性规定：禁止种族歧视和其他歧视性法律，释放因同情联合国家而被拘禁的人，解散并且今后不许再有“法西斯类型的组织”，逮捕和审判战犯及卖国贼。此外，每个和约都包含一项条款，保证在四国政府治理下，人人都应享有基本人权和自由。 军事条款对四国武装力量的规模作了限制，并禁止试验原子武器和飞弹。条件规定的这些限制将保持有效，直到“盟国和参与国”同意予以取消或这些前轴心附庸国获准加入联合国组织为止。对芬停战协定中关于阿兰群岛非军事化的规定仍予保持，同时对保加利亚的和约则按照莫洛托夫在纽约所接受的妥协方案，禁止保加利亚在希腊边界线上建筑可以安放能轰击希腊领土的武器或可以设置能控制这种火力的观测所的永久性工事。军事条款还规定停战条件中关于遣返战俘的那几条继续有效，同时还规定所有盟国军队应于九十天内撤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只有苏联有权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境内留驻必要的军队，以维持通向奥地利俄国占领区的交通线。 和约确认了停战协定的赔款，并把和会对莫洛托夫在纽约修改过的关于保加利亚赔款的那项建议也包括了进去。史达林在1945年作出的让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的赔款偿付期限从六年延长为八年的决定，也订入了和约。停战协定中关于把占领期间运走的“贵重品和物资”归还苏联的条款，在和约中得到了引伸和发展；和约还把那些规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应向它们战时占领的邻国归还财物的停战条件也包括了进去。对匈牙利的和约第十一条规定应将某几类文物归还给那些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分裂出去的国家，这些文物是1848年后“由于匈牙利在1919年前统治这些领土”而为匈牙利所据有的。另一方面，和约宣布1945年1月20日以后为萨拉希政府运往德国的可辨认的匈牙利财产应归还给匈牙利。对罗马尼亚的和约包括了巴黎和会上商定的一项特别条款，规定可以用双边谈判来替代停战协定中关于罗马尼亚向俄国归还财物的安排，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三个和约，把原先按照停战条件冻结在各该国家的一切德国资产都划给了苏联。在那些曾同这三个国家交战的国家领土上的罗、匈、保三国财产，应听由那些国家自由处置，但对芬兰的和约中，却有一条规定芬兰在国外的财产应予发还，在这一点上芬兰得到了优惠待遇。 和约的经济条款中包括一些防止德国利用东欧和巴尔干国家重新武装的保证条款。多瑙河的国际地位问题，在起草和约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有争论，只是部分地得到了解决。在和会上，法国政府曾就英美和俄国双方的观点冲突提出过一个妥协方案，建议在和约中包括一项条款，规定多瑙河自由航行，同时规定在和约批准后六个月内召开一次由四大国和沿河各国参加的会议。虽然和会通过了法国这一提案作为向外长会议提出的一项建议，但后来在纽约开会时，莫洛托夫还是做到了使和约不提及召开会议之事，只是同意另外签署一个宣言，规定在和约批准后不久召开一次会议，由四大国和多瑙河国家一起商讨一项关于多瑙河的新国际公约。尽管如此，和约中确实还是包括了一些关于多瑙河航行自由和平等对待一切国家船只的条款。 第116页 和约的最后条款规定了关于和约执行的监督和对和约的解释，并且规定在和约生效之日起十八个月时期内，盟国及参与国应由美、英、苏三国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外交使团团长以及英苏两国驻芬兰的外交使节来代表。如对和约的条款发生争论，而各外交使团团长和所涉及的国家政府不能解决时，和约规定由争执双方和经双方同意选定的第三者组成调解委员会。 第八章 南斯拉夫 休·塞顿-沃森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5 第一节 革命政权 第二节 政治上的巩固 第三节 对外关系 第一节 革命政权 南斯拉夫的“解放战争”，到1944年秋胜负已成定局，当时有一半以上的领土已清除了德国军队。这次战争不仅是一场民族战争，而且是一场内战；不仅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社会革命。由此而掌权的不仅是一班全新的人物，而且是一套完全不同的国家机器。事实上，南斯拉夫的革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仅有的三个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之一，它后于俄国革命二十五年，先于中国革命五年。从此以后的年代里，不仅南斯拉夫的对外关系，就连巴尔干半岛的整个形势，都受到这一革命新政权的性质的影响。因此必须在这里对它的主要特点作概括的叙述。 南斯拉夫革命是由战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组织者所领导的，他们是一批具有列宁传统的职业革命家。这些人的社会出身有的是产业工人，有的是知识分子。其中有很多是贝尔格勒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但是，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或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那些职业革命家一样，他们已不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了。献身于党的干部都置身于阶级之外，社会之外；对他们来说，党就是唯一的社会。他们始终和他们所出身的产业工人阶级或知识界很不一样。这两个阶级都为共产党所领导的运动提供新人员，其中来自知识界的比人们可能想像的要多，而来自工人阶级的则比人们预期的要少。可是，党的新生力量绝大部分来自农民。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不仅南斯拉夫主要地是一个农民国家，而且战争大部分是在最僻远的地区进行的，那里居住的是最贫苦、最落后的农民。但是这场游击队运动并不是农民运动。同中国的共产党军队一样，南斯拉夫的军队也是一支由共产党牢牢控制并为他们的目标而运用的农民队伍。如同在中国一样，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领导和利用农民，所凭藉的是爱国主义这股力量。也如同在中国一样，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爱国主义宣传是有效的，因为它符合实际。爱国主义斗争并不因为被共产党所利用而减少其必要性。 南斯拉夫共产党，就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样，成功地把前政权下简直从不接触政治的成千成万的人吸引到斗争中来，并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对于波士尼亚和门的内哥罗那些不识字的山区人民来说，就象对于俄国和中国的农民一样，“解放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崭新而广阔的天地。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看重他们。这种情况在妇女方面比男子方面也许更为真实，特别是波士尼亚或桑亚克的伊斯兰教妇女，尤其如此。在共产党控制下，陆续产生了一批很类似于俄国和中国的苏维埃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些民族解放委员会，同它们的样板一样，虽然大多是由共产党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却仍然是真正地、尽管有点粗卤地代表着以他们的名义行事的人民大众。它们所吸收的新人，并不限于一定的政治背景，而是一些具有天赋组织能力的人。新的男男女女通过这些委员会和军队而飞黄腾达，他们成为新政权的军官和官吏。他们把一切都归功于党和狄托元帅，而且后来事实证明，他们始终忠于他们的领袖。入侵者摧毁了旧南斯拉夫的国家机器。帕韦利奇那个克罗埃西亚国的傀儡政府从未有过牢靠的基础。在游击队控制的“解放区”里，一个新的既是军事的也是民政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了，准备接管整个国家。这同中国1928年以后在毛泽东领导的地区所经歷的过程基本上一样。它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上幼稚的群众和政治上老练的职业革命家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从各方面来说，也曾经是列宁一生事业取得成就的关键。 人民解放阵线(战争结束后改称人民阵线)是共产党控制的“群众组织”，其目的是在政治上把群众动员起来。在这一阵线的那些表面上显要的领袖人物中，甚至还有一些曾经是战前政党的成员。他们参加了阵线，提高了阵线的地位，但是，他们过去所属的那些政党，并不在阵线以外另有独立的组织。表面上似乎有两个例外，但也仅仅是表面上而已。一个是残余的克罗埃西亚农民党，它的党员中有几个是南斯拉夫议会的前议员，另一个是德拉戈利乌布·约瓦诺维奇博士领导的(塞尔维亚)人民农民党。克罗埃西亚农民党的巨大声望对共产党人相当有价值，它过去那些激进的口号同共产党战时提出的口号很相适合。约瓦诺维奇在塞尔维亚有一批为数较少但很重要的追随者，他的名字也对共产党人有用。但是残余的克罗埃西亚党的那些领导人是顺从共产党人的，而当约瓦诺维奇试图另外执行一条独立路线时，他发现他的党的基础已经削弱了。 第117页 在南斯拉夫解放区，人民委员会行使了地方权力。在狄托的部队于1944年秋天和1945年春天先后进入塞尔维亚和克罗埃西亚的平原地区和大城市时，产生了伤脑筋的问题。来自山区的解放者，拿自己颇为重视的那种英雄行为和艰苦经歷同那些在敌人占领下毫无作为的被解放者的消极状态作比较。而城里人则往往看不起山区人，认为他们是半开化的农民，永远不会理解复杂的城市生活。管理城市的人，一部分来自山区，一部分是敌人占领城市时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共产党时刻提防和控制着的非党专家。这些新的权力机构，能象战时山地解放区里的人民委员会那样具有代表性的为数极少。共产党政权在英勇奋斗的日子里曾经有过的那种自觉性和地方主动精神都迅速消失了。 这个革命政权的一个奇怪特点是，共产党尽管无可怀疑地控制着其他一切权力机构和“群众组织”，却一直是退居幕后的。同那些不是靠共产党人的行动而是靠红军的成功而得到解放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截然相反，南斯拉夫共产党并不想引人注目，也并不花很大力气去发展大量新党员。报刊上简直不大报导党的活动。甚至连党机关的所在地也不公布。总之，共产党几乎就象当年遭受亚歷山大国王政府迫害时那样行动诡秘。1948年南共同共产党情报局破裂时，这一诡秘作风也成了被指责的一条罪状。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人确实有可能认为，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这样隐秘，它没有象它本来应该做的那样有力地活动。可是，这并不是事实。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人民阵线的控制，远比几个邻国的共产党对“群众组织”或对它们当时所属的“党派联盟”的控制牢固得多。 第二节 政治上的巩固 1945年3月联合政府的组成，至少在西方的舆论看来是狄托和国王彼得之间、苏联观点和英美观点之间的一种妥协。国王同意任命三个摄政——斯尔扬·布迪萨夫尔耶维奇博士(塞尔维亚人)、安特·曼迪奇博士(克罗埃西亚人)和杜尚·塞尔奈茨博士(斯洛维尼亚人)。政府中包括四个流亡回来的着名政界人士，即前塞尔维亚民主党领袖米兰·格罗尔，担任副总理；克罗埃西亚农民党的伊凡·舒巴希奇和尤拉伊·舒特伊，分别担任外交部长和不管部长；塞尔维亚农民党的瓦萨·丘布里洛维奇，担任农业部长。 可是实际上，这同波兰的解决办法相比，甚至还说不上是西方与东方、共产党人与流亡者之间的一种妥协。米科拉伊奇克回到波兰后，至少暂时能够重新组织他的农民党并举行群众大会。而回到南斯拉夫的流亡者，是决不能这样做的。他们可以用执政党联盟一分子的身分讲话，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他们一度领导过的党的成员，也可以从他们党的纲领里提出一些符合人民阵线正式纲领的极广泛的民主原则的要点来。但是，他们不能重新建立他们的党组织或单独召开群众集会。他们抗议说，他们一直受到由共产党牢牢控制着的、无所不在的保安警察的钉梢。作为回敬，对方指责他们正在设法获得“战时通敌分子”和“反动分子”的支持。政府的选举法草案建议把一切犯有同敌人“主动或被动勾结”罪行的人统统剥夺选举权。格罗尔认为这条法律势将被广泛解释为把一大批实际上是爱国的、只是反对共产党的人都剥夺选举权，因此他在8月18日辞去了政府的职务。选举法于8月23日以三百七十票对十六票在临时议会通过。9月初，格罗尔同塞尔维亚激进党、农民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人组成了一个竞选联盟，声称他将推荐一批反对政府的候选人。 与此同时，狄托表明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他同彼得国王的妥协的。8月7日，这位元帅在人民解放阵线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极力主张废除君主政体。第二天，彼得国王从伦敦作出答覆，把三个摄政“免了职”。他还唿吁“各伟大盟国”进行干预，下令推迟那时正准备在秋季举行的选举。国王的行动对南斯拉夫的事态演变进程丝毫不起作用，也没有引起各大国的任何反应。 9月间，据宣布外交部长舒巴希奇有病，不能进行原来计划的一次出国正式访问。几天后，获悉他已被软禁，英国大使想去看他而未获同意。10月8日，他和舒特伊一起辞去了政府职务。华盛顿半官方的评论认为，这是雅尔达协议所产生的联合政府的告终，原先答应的关于自由选举的条件没有得到履行。但是，西方国家没有继之以採取任何正式行动。对舒巴希奇的辞职，狄托的答覆是在10月13日报纸上发表一封信，他在信中指责舒巴希奇在玩弄手法，为外国干预南斯拉夫内政制造藉口。这位元帅坚持说，他已经严格认真地履行了对舒巴希奇的一切诺言，并且按照三大国在雅尔达会议后所提出的一切要求行事。 9月底，格罗尔获准出版一份持反对立场的报纸《民主报》。由于受到阻挠和暴力行为，使报纸的发行发生了困难，但它一直出版到选举的前夕(那时选举已定于11月11日举行)。10月间，又出现了一种持反对立场的报纸《人民唿声报》。这是克罗埃西亚农民党二十年代的领袖斯特潘·拉迪奇的遗孀出版的，目的是要反映该党的见解。报纸出版了两天就被禁止。在选举前的竞选运动中，反对党(格罗尔领导的塞尔维亚集团和克罗埃西亚农民党)既不能举行集会，散发宣传品，也不能同各地的地方代表联繫。11 月初，格罗尔在《民主报》上号召他的支持者抵制选举。英美两国政府发出照会，指出有显然违反狄托-舒巴希奇协议的情况。11月11日举行了选举。投票站上另设一只票箱，供投票人表示反对政府的意见，虽然这时已没有什么反对派的候选人名单可供投票者选择了。当时有一批英国议员，由k·齐利亚克斯带领，并且有几个曾经同游击队联繫的前英国联络军官作为报纸特派记者，跟他们在一起，观看投票的进行，他们宣称并没有什么不正当行为。官方宣布的选举结果是百分之八十八点六的选民投了票，其中百分之九十点五投票贊成人民阵线。 第118页 11月29日，南斯拉夫全国反法西斯解放委员会纪念亚伊采大会两周年的那一天，新议会正式宣布南斯拉夫为共和国。 1946年1月31日，议会正式通过新宪法。这个宪法完全以苏联1936年的“史达林宪法”为蓝本。公民权利义务的提法很相似。议会及其主席团的权力相当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权力。法院和检察官制度也是从苏联搬来的。地方政府机构是人民委员会。1946年5月25日另外颁布了一条关于规定地方政府职权的法律，清楚地说明，这些委员会的职能将同苏联的苏维埃一样，成为共产党控制的中央政府的从属工具。它们将相当于战时那些比较自发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委员会，犹如1936年的被阉割了的苏维埃相当于1917年时比较自发、比较有代表性的苏维埃。 南斯拉夫宪法与苏联宪法相比，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肯定地也是同外交政策最直接有关的相似之处是它的“联邦”体制。南斯拉夫共和国划分为六个组成“联邦”的共和国，相当于苏联的各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它们的苏联样板一样，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的政府隶属于而不是平行于中央政府。事实上，宪法规定的体制并不是联邦，而是一种可以把某些权力下放给地方当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而且，权力下放的实际价值是很有限的，因为各共和国政府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而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这一行之有效的制度组织起来的。 尽管如此，“联邦”这种组织在政治上是重要的。新政权公开承认南斯拉夫是几个不同民族之家，这是战前歷届政府所断然否认，或者很勉强地承认的，它们的臣民们很怀疑政府的诚意。新政权明确表示它要消灭一切基于民族血统或家庭宗教信仰而对个人的歧视。甚至许多不喜欢共产党组织政府的理论和实践的公民，还是对新政权在这一点上所表明的要制止那种严重损害了旧南斯拉夫的、具有破坏性的民族纠纷的决心，有着良好的印象。 六个共和国是：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门的内哥罗、波士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马其顿。塞尔维亚共和国包括一个自治区(相当于苏联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和一个自治省。后者是西南部的科索沃-梅托希亚地区，居民大部分操阿尔巴尼亚语。前者是伏伊伏丁那，其中包括斯雷姆地区、巴奇卡和巴纳特。斯雷姆在歷史上原属克罗埃西亚，但居民是塞尔维亚人；巴奇卡和巴纳特在1918年前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在伏伊伏丁那的当地人口中，属于日耳曼族的那部分(约四十万余人)都已逃离或被逐，他们的土地给了从南斯拉夫较贫苦的地区迁来的农民。属于匈牙利族的那部分人(近五十万人)则许其居留，并答应他们享有同其他公民一样的平等地位。这一宽容的态度，同共产党支配下的佩德罗·格罗查博士的罗马尼亚政府所採取的态度相类似，同捷克政府的那种极端民族主义态度则成为显着的对照。对伏伊伏丁那两个较小的少数民族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也给予平等地位的保证。 克罗埃西亚共和国包括歷史上着名的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埃西亚(斯雷姆不在内)。斯洛维尼亚同克罗埃西亚的边界一如以往。斯洛维尼亚和克罗埃西亚都想从义大利取得领土，前者着意在威尼斯-朱利亚方面，后者则在伊斯的利亚方面。门的内哥罗要求另外成为一个共和国，是以歷史传统，而不是以语言、宗教或民族上和塞尔维亚人不同为根据的。让波士尼亚-黑塞哥维那自成一个共和国，对于一个无法通过划分政治边界以符合种族边界来解决的问题，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在波士尼亚共和国中，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和穆斯林三个民族集团相互保持平衡。这一解决办法，不能使塞尔维亚和克罗埃西亚民族主义者感到满意，每一方都认为这是对方为了要消灭他们而策划的。不过，人们也许会怀疑，即使报喜天使亲自出马，不知双方是否都能满意。 在所有的试验中，最有兴趣的也许是建立马其顿共和国。战前掌权的塞尔维亚政治家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马其顿人不是“南塞尔维亚人”。可是，大家都知道，很多马其顿人都极其同情保加利亚，保加利亚长期以来以马其顿自治的口号来掩盖它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从1941年到1944年期间，保加利亚兼併了马其顿，使人们大失所望，因为索非亚政府当时毫不含煳地表明他们决不容忍自治。南斯拉夫共产党从解放战争一开始就抱着这样的看法，认为马其顿人既不是塞尔维亚人，也不是保加利亚人，而是一个不同的民族，必须在未来的南斯拉夫范围内有他们自己的自治地位。这个问题一度曾是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个地下共产党之间的一个争论，但是，南斯拉夫的看法取得了胜利。狄托很快就把他的计划付之实施。他的行动非常不受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欢迎。这行动还引起了国际问题，因为从1913年起，歷史上的马其顿的某些地区就已分别成为希腊和保加利亚两个国家的一部分。这些问题以后还要提到。 德国战败时，切尼克队伍大部分已退出南斯拉夫。可是，米哈伊洛维奇将军自己仍带着一小批追随者留在波士尼亚。1946年3月间，据宣布他已被俘。6月底，他以叛国罪受审。这次审讯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很多争论。在西方，特别在美国，人们在抨击南斯拉夫政府时，都强调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即米哈伊洛维奇并不是德国的代理人，而是一位塞尔维亚爱国者，他营救过好几十个在南斯拉夫上空被迫跳伞的盟国飞行员。南斯拉夫政府在反驳时，强调了一个同样无可置疑的事实，即米哈伊洛维奇指挥的部队在他本人知情和同意下参加过义大利和德国军队攻打游击队的联合军事行动。如果南斯拉夫政府想同西方国家修好(西方国家以前曾真心诚意地支持过米哈伊洛维奇)，或者想对一个由于他自己始终不了解的政治力量(一如他在法庭上最后一次发言中所说的由于一阵“旋风”)而被捲入对敌“合作”的人表示宽大的话，他们是可以饶他一命的。可是，狄托在1946年7月间似乎把西方国家视为敌人，他和他的追随者也都很想为他们在切尼克手里所遭受的一切损害报仇。因此，米哈伊洛维奇于1946年7月17日被枪决了。 第119页 在狄托自己的人民阵线内部，仍有一些人反对他的政策。塞尔维亚左翼农民党领袖约瓦诺维奇是作为人民阵线的候选人而被选入议会的。到了1946年夏，他已认识到人民阵线的广泛民主纲领并没有履行。7月间，他在议会发表演说，批评政府政策的三个方面。第一，他声称，农民的利益正在遭到牺牲，塞尔维亚的农民合作社在战前起过小小的、但却是有益的作用，现已完全屈从于中央政府的意志。第二，他反对检察官制度。象它的样板苏联检察官制度一样，它拥有使所谓的司法独立完全失去意义的权力。检察官有权“要求扞卫合法性而反对法院和行政机关的有效判决”，这就是说，如果他认为不符合国家利益，或换言之，不符合共产党的利益，就可以推翻法院的裁决。第三，约瓦诺维奇批评政府向苏联一面倒的对外政策，要求象人民阵线正式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同三大盟国都发展友好关系。最后这一点批评使政府最为恼火，给约瓦诺维奇招来了一阵勐烈的谩骂和威胁。他在塞尔维亚共和国地方议会中的席位经多数票通过而被剥夺了，他在贝尔格勒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职位，由于全体教师在院长带领下“主动要求”而被解聘了。1946年8月11日，他所属的人民农民党在贝尔格勒举行了一次大会，大会是由共产党人召集的，会上挤满了共产党人，把他正式开除出了他自己的政党。这一年晚些时候，他被逮捕。并在1947年9月间受到审讯，罪名是替“英国情报机关”搞颠覆活动。 南斯拉夫这一时期的政治审讯中具有极端重要性的而且引起了最大国际争论的，是对萨格勒布天主教大主教、全克罗埃西亚天主教会的首席主教阿洛伊集耶·斯特皮纳茨的审讯。这一审讯在南斯拉夫国内外所引起的强烈感情中，出于政治上考虑的，大大超过了关于大主教个人是否有罪的考虑。一方面，西欧和美国天主教总是认为天主教的大主教顾名思义是清白无辜的。另一方面，西方的反天主教者以及南斯拉夫国内的塞尔维亚舆论则把他们对斯特皮纳茨所代表的那些势力的愤怒统统发泄在他个人身上。 这一审讯如果不联繫到塞尔维亚同克罗埃西亚之间的冲突，不联繫到大战期间帕韦利奇的克罗埃西亚法西斯政权虐待塞尔维亚人，是无法理解的。成千成万的塞尔维亚人都被帕韦利奇的乌斯塔舍特务所屠杀，个别的天主教神父也参与屠杀。天主教上层领导从未对这些暴行公开提出过抗议，某些主教还特意对帕韦利奇歌功颂德，而斯特皮纳茨本人则象对待国家元首那样对待帕韦利奇。数以千计的塞尔维亚人只是由于改信了天主教才得免于一死——改信了天主教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克罗埃西亚人的民族身分，放弃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身分。斯特皮纳茨对大批人被迫改信天主教并没有提过什么抗议，也不指示他的神父们拒绝接受他们。在波士尼亚和塞尔维亚本部的塞尔维亚族公众看来，斯特皮纳茨是企图毁灭塞尔维亚民族的那些势力的一个代表。 狄托政权在塞尔维亚人中有许多敌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虽然是错误地认为——游击队运动是一种非塞尔维亚或反塞尔维亚的运动。这种看法由于处决了米哈伊洛维奇而更有所加强，因为米哈伊洛维奇虽然同入侵者合作，许多塞尔维亚人仍把他看作是民族领袖。但在如此严厉地对待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之后，狄托无法对这样一个在塞尔维亚人看来不仅是克罗埃西亚民族主义的、也是克罗埃西亚人对塞尔维亚人进行迫害的代表人物宽大为怀。而且，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是天主教的死敌，这不仅是由于一般的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因为在他们看来，梵蒂冈是同义大利国家联繫在一起的，而义大利则不但在1941年入侵过他们的国家，现在还在强烈地抗拒南斯拉夫关于兼併威尼斯-朱利亚和的里雅斯特的要求。因此，不可避免地，这一行动要被许多克罗埃西亚人(其中不仅包括帕韦利奇的拥戴者，也包括那些仇恨帕韦利奇、甚至支持过游击队的民主派)看作是贝尔格勒对克罗埃西亚民族的民族压迫。 以上所述，大多同斯特皮纳茨的功过没有什么关系。从形式上看，斯特皮纳茨确是犯了叛国罪。他作为公民的那个国家被人征服了，征服者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他却承认这个傀儡是合法当局。要是流亡政府回来执政，或者要是米哈伊洛维奇获得了胜利，他们肯定也要惩处斯特皮纳茨。至于斯特皮纳茨是否应对一些暴行负责，那就远没有这样肯定了。相反，有证据证明他救过一些有生命危险的人，而且一般说来，他的行动曾使这个政权的严酷程度减轻。他同帕韦利奇的关系以及他对大批人改变信仰一事所持的态度，是可以有不止一种解释的。审讯时(1946年9月30日至10月9日)採用了最坏的解释，把大主教判了十六年徒刑。 第三节 对外关系 在狄托政权的头几年中，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对苏联政策的一味顺从。鑑于共产党的纪律和南斯拉夫新领导人的忠诚，这是循理成章的事。他们认为苏联是世界上一切劳苦大众的祖国，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基地，是受到“好战的帝国主义阵营”威胁的“和平民主阵营”的领导国家。南共领导人竭力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间培养对苏联的好感，既利用了它作为陆上最大军事强国，从德军占领下解放了东欧的“解放者”的威望，同时又利用了南方斯拉夫人(特别是那些信奉东正教的南方斯拉夫人)对俄国所怀有的那种带着泛斯拉夫主义色彩的传统感情。 第120页 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南斯拉夫抛弃了它的一些旧友而结交了一些宿敌。英国和美国现在成了它的敌人。英美的朋友也是南斯拉夫传统的朋友希腊，同样成了敌人。法国并不被认为是重要的，虽然在法国共产党参加巴黎政府期间，偶而也对它说了几句有礼貌的话。新结交的朋友中，一个是罗马尼亚，过去曾是它的盟国，但从1941年起却是德国的附庸国；还有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都曾分到过一小片南斯拉夫领土作为希特勒赏给它们的酬劳。在南斯拉夫从前的朋友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仍作为友好国家相待，因为它也是“民主阵营”中的一员，虽然南斯拉夫的对捷友谊因后者在抗德战争中表现不好而带有浓厚的藐视色彩。 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极端民族主义，南斯拉夫的敌人则将它称之为帝国主义。它向义大利、奥地利、希腊，甚至新交的朋友保加利亚，都提出过领土要求。由解放战争激起的、并由现政权的宣传有意培养的那种强烈的爱国情绪变成了左右对外政策的一个积极因素。新统治集团，那些在游击队伍中起家的军官和官吏们，不仅希望赶走入侵者，以社会“新政”取代战前的政权，而且希望南斯拉夫成为一个强大的，至少在巴尔干半岛上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这种观点受到共产党中老资格领导人的鼓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领导人也同样持有这种观点。他们在战前虽受过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学说的训练，但是，由于他们同过去几乎完全不了解的农民群众的密切接触而使他们的观点有了明显的改变。 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中的民族主义，由于採用了新的准联邦制的国家组织而更有所加强。南斯拉夫的各个非塞尔维亚民族，过去都是从属于塞尔维亚的利益的，现在他们的独立民族地位既已获得理论上的承认，他们就开始提出要牺牲邻国的民族领土要求，并要求承认这些主张为整个南斯拉夫的主张。拒绝这样的要求是十分危险的，即使政府有意拒绝的话。斯洛维尼亚人要求从奥地利和义大利取得领土，克罗埃西亚人要求从义大利取得领土，马其顿人要求从希腊和保加利亚取得领土。这些要求的一个有利之处是，除了保属马其顿之外，所有这些领土都是由西方“反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国家占有着的。这样，南斯拉夫帝国主义就正好同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相一致了。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同对苏联的顺从之间发生了矛盾；或者更确切地说，无限忠于南斯拉夫的爱国主义是同无限忠于一切劳动者的祖国的爱国主义不相容的。但是，这暂时在外表上还不很明显。 南斯拉夫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北方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受经济方面考虑的影响很大。南斯拉夫需要波兰的煤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各种冶金产品及机器。1946年3月和5月，它先后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在名义上这些条约是针对德国或德国的任何同伙的，实际上矛头都指向西方国家。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实际上并不如表面那样亲切。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对1948年2月以前捷克斯洛伐克还残存着“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一事感到遗憾。他们认为自己是最纯洁的，他们用不耐烦的优越感对待差劲一些的弟兄们。他们觉得——许多不是共产党员的南斯拉夫人也有同样的感觉——捷克在解放自己方面没有做些什么，所以现在应该为那些对解放有过贡献的人做些事情了。南斯拉夫正在着手从事一个雄心勃勃的迅速工业化的计划。它需要工业设备，而在大量重建工作完成以前，它并没有多少东西好用来偿付所需的设备。捷克人能提供大量这种设备，南斯拉夫人认为在目前一段时期内，捷克人供应设备的条件应该有利于他们那些更为英勇的斯拉夫亲属。精于生意经的捷克人对这些论点不感兴趣。泛斯拉夫主义的花言巧语就是他们愿意提供的商品，至于要供应机车和工具机，那又是另外一码事了。 同匈牙利的关系比人们预料的来得好。匈牙利领导人，一则自己国内驻有苏联占领军，再则充当过希特勒最后一个附庸的这一污点还有待洗刷，是经不起同南斯拉夫人闹别扭的。根据1946年的巴黎和约，匈牙利有义务按“1938年的价格”用商品向南斯拉夫支付赔款。1947年3月，南斯拉夫同匈牙利签订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贸易协定，在某种程度上，打算通过它来协调两国的经济计划。匈牙利能够提供南斯拉夫所需要的不少设备，却没有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大的讨价还价力量。南匈关系的改善，也是因为相对地说来南斯拉夫政府给与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待遇比较好。在解放后的头几个月里，匈牙利族人中被怀疑有“反动”情绪的，可能要比犯有同样嫌疑的塞尔维亚族人或克罗埃西亚族人处分得更严厉些。但是，新的宪法体制一经实行，伏伊伏丁那自治区的匈牙利族居民就和操斯拉夫语的南斯拉夫公民享有同等地位。在那些匈牙利人占多数的城镇或乡村中，行政权掌握在匈牙利族共产党人或能够为共产党所接受的非共产党匈牙利族人手里。1947年12月签订了南匈结盟条约。 同保加利亚的关系则比较复杂。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一直是阋墙兄弟。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在所有彼此敌对和兵戎相见的年代里，以及在所有较为短暂的相对友好的时期中，两国间的关系一直是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手足之情和强烈的仇恨同时并存，既相信南方斯拉夫人的伙伴关系，又不可调和地争夺着有争议的领土。甚至在南保两个共产党之间，也不仅有从事于共同革命事业的同志关系，而且还表现出一种在俄国人面前争宠的勾心斗角情况。在刚解放时的兴高采烈情绪中，两国都有许多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相信两国之间在相互关系方面已出现一个新时代。在“联邦制”的南斯拉夫建立一个作为联邦一员的马其顿共和国，应是走向南保间更密切关系的一步。正如一句常用的共产党口号所说的，马其顿将不再是引起不和的祸根，而是相互了解的桥樑。但是一旦承认了马其顿人是既不同于保加利亚人也不同于塞尔维亚人的另一个斯拉夫民族，那末主张把那部分由保加利亚于1913年取得的、马其顿人喜欢称之为“皮林-马其顿”的马其顿领土包括到马其顿人民共和国中去的理由就变得极其有力了。再有，如果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将成为一个联邦，那末，就要决定保加利亚同南斯拉夫的六个共和国之间将是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使贝尔格勒和索非亚发生严重摩擦。 第121页 1944年11月，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南、保联邦的协议草案，送给了保加利亚共产党。12 月，南斯拉夫副总理爱德华·卡德尔率领代表团到索非亚讨论这个计划。保加利亚人不象南斯拉夫人那样渴望组织联邦。他们宁愿两国结成一个简单的联盟。但是，当他们同意讨论联邦问题时，便出现了重大分歧。南斯拉夫人建议，保加利亚应成为扩大后的南斯拉夫联邦中的第七个共和国，保加利亚人则主张联邦应由现有的两个国家——由六个共和国构成的南斯拉夫和由一个共和国构成的保加利亚——在对等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当然，保加利亚独立的时间比南斯拉夫各共和国中除塞尔维亚以外的任何一个共和国都来得长，人口和土地也比它们中任何单独一个共和国都来得多。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即让一个民族竟然同人口加起来是它两倍左右的三、四个民族处于同等地位，那是不公平的。没有达成圆满的协议，只好把这一争执提交给莫斯科。在1954年写作本书时，西方还不了解莫斯科当时持什么观点。但是，等到发现西方国家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任何合併时，整个计划就被搁下了。苏联政府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同西方国家发生争论。西方国家之所以反对，一则是因为他们关心希腊的安全——这种安全可能由于它北面边界上出现一个单一的强大国家而受到威胁——再则也是因为它们有意不让保加利亚因为同一个盟国方面的国家合併而逃避它同希特勒结盟所应得的后果。 保共领导人虽然在原则上承认皮林-马其顿同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合併，置于南斯拉夫版图之内，但是，他们却显得并不急于使之实现。他们争辩说，这只有在一个由所有南方斯拉夫人共同组成的联邦国家中才能办到。在组织联邦的事被无限期地推迟后，他们还希望皮林-马其顿问题也拖延下去。1945年间关于这件事没有听到什么消息。1946年初，南属马其顿发生了一些内部纠纷，因为马其顿议会的议长安东诺夫-特森託辞去了共和国政府中的职位，7月间他被捕了。他被指控为图谋搞一个“完全独立的马其顿”。8月2日，马其顿总理拉扎尔·库利舍夫斯基在斯科普里的一次演说中宣称：“在南斯拉夫国界之外提出马其顿合併问题，那是明明白白的挑衅，是不利于马其顿人民的独立和利益的。”如果说这种计划是在马其顿之外的任何地方酝酿的话，很难设想不是来源于保加利亚，因为过去五十年来保加利亚在马其顿的扩张就是在支持马其顿“独立”这一常用的幌子下进行的。根据南斯拉夫方面的报导，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在1946年8月6日举行的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通过一项决议，原则上同意把皮林-马其顿併入南斯拉夫的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可是，这项决议不仅在提法上有某些保留，而且从未公布，显然甚至还没有对党员传达过，这就使得它对南斯拉夫人也没有多大价值了。1947年8月，狄托同季米特洛夫在布莱德会谈时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保加利亚人仍坚持他们的观点，认为皮林-马其顿同南属那部分马其顿的合併，应该等未来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邦建成之后实行。可是，狄托还是迫使对方作出了这样一点承诺：保加利亚政府将容许其管辖下的马其顿人有充分的“文化发展”。当年年底，这个诺言兑现。当时有九十三位南斯拉夫教师被派往皮林-马其顿“去协助正确地教授马其顿文学和马其顿歷史”。后来不论来自南斯拉夫方面或保加利亚方面的报导都表明这些教师的活动并没有使贝尔格勒和索非亚更接近于达成协议。六个月后，当贝尔格勒和共产党情报局的破裂公开化时，保加利亚政府立即把这些教师驱逐出去了。 这里不妨顺便把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邦这件事的始末一直讲到南斯拉夫同共产党情报局破裂的前夕。1947年8月，季米特洛夫访问布莱德，改善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的一般关系之后，11月间，签订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联盟条约，这是苏联集团中任何一国同以前的敌国签订的第一个联盟条约。事先显然没有把订约的事通知过苏联政府。1948年1月，季米特洛夫在布加勒斯特接见记者访问时，就东欧组织联邦的事情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招来了1948年1月29日《真理报》的攻击。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国政府奉命派遣代表团到莫斯科。史达林当时告诉两个代表团说，他不贊成搞什么东欧联盟，而是希望能看到分别组成三个联邦，即波捷联邦、罗匈联邦和南保联邦。南斯拉夫人现在更是不想同保加利亚组成联邦了。他们同莫斯科之间的摩擦这时已发展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知道保加利亚受莫斯科控制的程度要比南斯拉夫受控制的程度大得多，同时也知道，把保加利亚包括在拟议中的新联邦里面，就会使莫斯科有一个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整个联邦施加压力和控制的更有效得多的手段。这无疑就是莫斯科在这时主张搞联邦的原因。根据卡德尔本人的说法，史达林当时曾宣称：“条件已告成熟。首先，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应该合併起来，然后再把阿尔巴尼亚归併进去。”南斯拉夫代表回到贝尔格勒之后，南共中央委员会于1948年3月1日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不同保加利亚组成联邦。在这以后的几个星期，南斯拉夫同苏联的紧张关系就达到了危急阶段。 第122页 有两个因素影响着南斯拉夫同希腊的关系；一是希腊内战及其余波，二是马其顿问题。甚至还在德军占领期间，希腊和南斯拉夫两国共产党就曾为了希属马其顿问题发生过摩擦。但是，只要希腊共产党还有希望在整个希腊掌权，那末将来的希南边界和希腊境内操斯拉夫语的少数民族的未来地位都可以视为次要问题。由于这个原因，南斯拉夫政府表面上没有向希腊政府提出关于马其顿的任何正式要求。但是，对斯利普里共和国政府中那些热中于马其顿民族主义的人来说，他们喜欢称之为“爱琴马其顿”的那个地区的前途却决不是一个次要问题。时常有人发表演说，鼓吹必须从希腊的君主-法西斯枷锁下“解放”爱琴马其顿。实际情况是，自从1922年被土耳其人逐出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在马其顿重新定居以来，希属马其顿已不再是一个斯拉夫区或者甚至也不是半斯拉夫区了，现在该地居民密密麻麻地都是希腊族人了，其中只有为数极少的操斯拉夫语的少数民族；但是这个事实真相，对南属马其顿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不起作用的。当他们为新近获得的国家地位而兴高采烈时，对于那些令人烦恼的事实却漠不关心。他们这种过分的做法对希腊的反共宣传者颇有用处，同时使希腊共产党人感到为难，不过，不应过高估计他们对南斯拉夫政府政策的影响。当希腊内战于1946年底重新开始时，南斯拉夫的支援是给整个希腊共产党人的，而不是只给希腊西北部操斯拉夫语的共产党人的。只是到了共产党情报局谴责南共之后不久，希腊共产党才不得不站到保共那一边来反对南共。支持一项矛头指向南斯拉夫的“解放马其顿”计划。 从战胜德国之日起，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就日趋恶化。根本的原因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把自己看作是“民主阵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英勇先锋。确实，他们比苏联政府本身更迅速地表现出对西方的更大敌视。 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敌视的具体原因。英国于1944年12月对希腊共产党人所採取的行动，在贝尔格勒引起了真正的惊慌，贝尔格勒似乎认为，这“同样也是针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南斯拉夫要求取得的里雅斯特和奥地利的卡林西亚的一部分，引起了同西方国家的尖锐矛盾。这里我们只要提南斯拉夫人心目中的两点考虑就够了。第一，他们认为义大利曾给南斯拉夫带来很大的损害，因此应该迫使它作一些补偿。而南斯拉夫自己则因为受到战争破坏，没有力量支付赔款。通过割让的里雅斯特及其周围地区，它可以对南斯拉夫今后的经济发展提供极有价值的工业资源。第二，南斯拉夫认为奥地利人对待南斯拉夫人的残暴，不亚于德国人。奥地利不仅给德意志帝国提供了一个希特勒和一个卡尔滕布龙纳，而且还提供了两个在占领南斯拉夫方面居于领导职位的人物——诺伊巴赫尔和格莱斯-霍尔斯特瑙。在南斯拉夫人看来，盟国竟然会支持奥地利反对南斯拉夫是不可思议的。这些论点如果是通过外交途径并以外交语言提出来，本来也许能使西方政治家产生更深刻的印象。可是，南斯拉夫人却宁愿在报刊上讽刺挖苦，诋毁人家有邪恶的动机，辱骂，夸口，并以武力威胁，从而不必要地损害了自己的事业。 另外还有两点不满使南斯拉夫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搞得更坏。一个不满是关于那些被称为战犯的人的引渡问题。当傀儡的卖国贼已有不少被送回南斯拉夫，包括塞尔维亚的傀儡总理米兰·奈迪奇将军。可是，南斯拉夫对“叛国罪”和“战犯”这两个词彙的解释却比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律概念所能容许的广泛得多。西方政府坚守自己的原则；南斯拉夫当局则把西方的行动看作是出于罪恶的反动动机；在那些终于漏网的人中间，有一些只要公开露面就会被群众视为犯罪分子。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克罗埃西亚的卖国贼、屠杀群众的刽子手安特·帕韦利奇。他的漏网在南斯拉夫引起了真正的和广泛的愤怒。第二个不满是西方军用飞机在义大利和奥地利之间飞行时经常穿越南斯拉夫领空。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在的里雅斯特和卡林西亚问题上的敌对情绪，以及一切共产党政府所共有的那种唯恐边境不安全的思想，这种种合在一起，就使南斯拉夫人认为这些飞行有着一种阴险的目的，可是事实上却没有这种目的。1946年8月9日，一架美国飞机被击落，机上人员全都丧命，从而使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这一事件在美国引起愤怒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南斯拉夫经济之得以恢復，主要是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助，而向联总提供资金的，主要又是美国。同英国的关系，也经常由于南斯拉夫同奥地利英国占领区之间的边境线上发生事故而受到损害。英国士兵误入了或据称是误入了南斯拉夫领土不多几码路，就被关进南斯拉夫监狱，在很不舒适的条件下拘留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遭到侮辱，有的还遭到虐待。有一次，一个英国军官被南斯拉夫士兵枪杀了。 同苏联的关系从外表看来非常好。1945年3月签订南斯拉夫-苏联联盟条约。南斯拉夫发言人在联合国总是支持苏联的行动的。可是，在骨子里矛盾却在日趋发展。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纠纷。苏联一些经济学家以轻蔑的口吻谈论南斯拉夫的工业化计划。苏联提出要组织一些南苏“合营公司”，类似于已设立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那种公司，在建议中还有一些南斯拉夫人所不能接受的要求。苏联出口到南斯拉夫的货物价格定得高，而从南斯拉夫进口的货物则价格定得低。苏联官员傲慢的态度和奢侈的生活方式引起了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南斯拉夫官员的反感。苏联的保安人员在南斯拉夫居民中，特别是在铁路人员中发展间谍。苏联政府硬要南斯拉夫人以非常高的价格接受大量苏联影片和书籍。贯串着所有这些行动的共同特性是对一个小盟国的傲慢和藐视，总括一句话就是“帝国主义”，这个名称，所有思想正确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以往一直是把它同资本主义国家联繫在一起的，在实践中他们通常总是专门用它来描绘西欧人和德国人的。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苏联对南保关系的态度是令人害怕的。1948年2月卡德尔在莫斯科同保加利亚人商谈之后，莫洛托夫命令他签署一个已经拟好了的、规定南斯拉夫必须在一切对外政策问题上同苏联商量的文件。一个月之后，就开始了那一系列措词尖刻、终于导致共产党情报局的谴责的信件往返。 第123页 南苏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本章(第八章)一开头就谈到的那个问题。在解放战争过程中，狄托建立了他自己的民事和军事的国家机器。他下面那些新的军官们和行政官员们之有今日，都得归功于他。他们的忠心首先是向着他的。所有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是由苏联“军事和政治专家”一手建立或在他们的主持监督下建立起来的。莫斯科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把狄托作为对等的一方同他合作，或者试图把他变成一个傀儡。如果平等相待，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将会证明是忠诚的同盟者。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不忠于苏联，他们也丝毫没有表现出同情西方的迹象。但是他们是不愿扮演傀儡角色的，他们对国家机器的有效控制使他们有可能成功地拒绝扮演这种角色。有一段时候，莫斯科似乎决定把他们作为同盟者相待。尽管当地的苏联代理人表现得骄傲自大，苏联的领导人却大谈友谊。1947年9月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大会上，有权有势的a·a·日丹诺夫允许南斯拉夫人尖锐地批评法国党和义大利党，他自己也表示支持南斯拉夫人，致使杜克洛和隆哥两位先生狼狈不堪。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莫斯科改变了态度。这可能是苏联共产党内部斗争或日丹诺夫势力下降的结果。到1948年3月，史达林已决定支持他在南斯拉夫的最傲慢的代表，并使狄托丢脸。不过，丢脸的却是史达林。 第九章 阿尔巴尼亚 休·塞顿-沃森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5 阿尔巴尼亚游击队运动紧紧追随着南斯拉夫的游击队运动并直接受其影响。1945 年在阿尔巴尼亚出现的革命政权同南斯拉夫的非常相象。 阿尔巴尼亚政权的“群众组织”是民主阵线，即原来的解放阵线在大战结束后所改的新名。同它的南斯拉夫样板一样，它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个政权之间的一些差别，反映着阿尔巴尼亚在政治和社会发展上远为落后。在1939年被义大利征服之前，阿尔巴尼亚没有一个称得上政党的组织。有的至多是一些依附于某个地主或某个部落酋长的团体。民主阵线内包括一些非共产党的游击队领袖和教会人士——例如穆斯林贝克塔希修道院院长巴巴·法贾。1939年以前的政权的那些统治集团人物对该阵线一致抱敌视态度，因而它决心要搞掉他们。这些反对者中的许多人渡过亚得里亚海逃走了；其余的则被处决。决定性的一击是1945年8月的土地改革，这次土改分散了所有的大地产(估计这些大地产过去要占到全国为数不多的可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规定每户地产至多不得超过二十公顷，并在以后的几年中陆续把三十万公顷左右土地分配给六万农户。新政权的领导人，来自那些曾在法国、义大利或南斯拉夫大学里受过西方教育的为数很少的年轻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1939年前已是共产党人，更多的则是被苏联和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威望所吸引来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阿尔巴尼亚是微不足道的因素。新政权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同农民的一种合伙关系，而阿尔巴尼亚的农民即使以巴尔干的标准来衡量也是特别落后和愚昧的。游击队运动对群众的吸引力是同上面所描述的南斯拉夫的情况类似的，一部分是出于爱国心，一部分是社会方面的。象它的南斯拉夫样板一样，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运动答应给人们的前景是某种社会方面的“新政”，是经济现代化，以及不管什么社会出身的新人，只要有能力、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又驯顺听话，就可以有新的灿烂前程。 1945年11月，三大盟国承认了恩维尔·霍查的政府。在此之前，曾有一个英国军事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1945年4月17日还签订过一个给予救济的协议，救济先是由军事联络组(一个英美方面的军事组织)提供，以后则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1945年5月8日，美国政府派去了国务院的官员j·雅各布斯对那里的形势就地进行调查。美国在承认阿尔巴尼亚政府的照会中提到雅尔达宣言，要求对方保证通过自由选举产生制宪议会，要求给予外国新闻记者自由活动的权利，并要求阿尔巴尼亚政府确认在1939年4月7日仍然有效的阿美两国之间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英国的照会同样地也提到自由选举和新闻自由的问题。苏联的照会未提任何条件。 选举于1945年12月2日举行。由于共产党的压力和上面提到的总的政治形势，没有反对派的候选人。官方的数字是：百分之九十二的选民投了票，百分之九十三的选票贊成民主阵线。余下的百分之七选票投在特别的票箱里，象在南斯拉夫一样，这些票箱是为了记录一般地反对政府的票数而设置的。 新政权迅速清除义大利势力的残余。由义大利部队组成的“葛兰西师”曾在1943年义大利投降后站在阿尔巴尼亚游击队一边同德国人作战，在德国人撤出阿尔巴尼亚后八个月的1945年6月2日，这支部队回到了义大利。在这八个月期间，义大利政府就此提出过询问，所得的答覆是搪塞和故意为难。可是，在部队离开前，恩维尔·霍查发表了一个文告，赞扬他们在共同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意阿关系依旧不友好。11 月间当所有意籍的神父和修女突然被阿尔巴尼亚驱逐出境时，两国关系更趋恶化。 第124页 这几年中更为重要的是阿尔巴尼亚同希腊的关系。在共产党失败后掌握政权的希腊民族主义者，决心要兼併阿尔巴尼亚最南面的、他们称之为北埃皮鲁斯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大多数是阿尔巴尼亚族，但宗教上则大多数是信奉正教的基督徒，同时还有一个当地的希腊少数民族，其在文化方面的影响一向大于其实有人数。希腊对这片领土提出主权要求为时已久，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期间，希腊部队就曾进入这一地区，1941年在打败义大利人的战役中又曾为此而战斗过。他们现在提出要取得这片领土作为他们替盟国事业出过一点力的酬劳，并提出阿尔巴尼亚人曾“站在轴心国一边作战”这一可疑的论据来支持他们的要求。实际上，阿尔巴尼亚在1939年是轴心国侵略的受害者，阿尔巴尼亚的通敌者对义大利军事行动所出的力肯定要比阿尔巴尼亚抵抗者给轴心国造成的损害来得小。1945 年发生了一些希阿边境事件，雅典还接到报告说，霍查政权在迫害它管辖下的希腊族公民。1945年5月27日，来自北伊皮鲁斯的希腊族人在雅典集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盟国部队占领这一地区以保护希腊族人的生命财产。7月间，希腊总理沃尔加里斯海军上将给盟国代表一份备忘录，要求盟国在和会就北伊皮鲁斯的归属问题作出决定以前予以占领。这个请求没有得到同意，11 月，盟国承认了霍查政权。承认霍查政权一事在雅典引起了群众的抗议示威，示威者对盟国政策进行了勐烈的攻击。以后希阿关系一直不好，1946年夏末，当希腊内战重又爆发，阿尔巴尼亚为希腊叛乱分子提供武器、粮食和庇护所时，关系进一步趋向恶化。 阿尔巴尼亚敌视英国政府的情绪不断增长。这部分地是由于英国支持希腊政府，部分地是由于南斯拉夫的影响，而根本的原因则是共产党人对西方国家的普遍憎恨。阿尔巴尼亚政府拒不同意由一个曾在战时同阿尔巴尼亚游击队一起工作过的军官担任拟议中的英国驻地拉那公使馆的一等秘书，结果英国于1946年4月决定了根本不向地拉那派驻外交使节。5月22日，阿尔巴尼亚的海岸大炮向经过科孚海峡的两艘英国巡洋舰开炮。10月22日发生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件，两艘英国驱逐舰在科孚海峡中被击伤，死三十八人，伤四十五人。自大战结束以来，该海峡已经过两次扫雷，看来可以肯定，这次造成这两舰损害的水雷是阿尔巴尼亚人放置的。英阿两国政府通过英国驻贝尔格勒大使馆交换照会。英国政府于 12月30日宣布阿尔巴尼亚12月22日的答覆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他们把这一争端提交到联合国组织和国际法院。 1946年11月，美国公使馆撤离阿尔巴尼亚，因为阿尔巴尼亚政府拒不承认从战前时期继承下来的对美国的条约义务，从而没有能满足美国在1945年11月所规定的承认阿尔巴尼亚新政权的条件。1947年9月，阿尔巴尼亚政府认为有必要把地拉那美国技术学校的前校长哈里·富尔茨“牵连”到他们不时掀起的某一个间谍审讯案里去，于是美阿关系更加恶化了。他们把这所也许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中阿尔巴尼亚境内最好的学校说成是一个进行破坏活动的中心。 这几年中，在阿尔巴尼亚发挥主要影响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共产觉人在解放战争中曾给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以援助和指导。他们也参预了阿尔巴尼亚战后的经济改组和计划工作。阿南关系处于感激和怨恨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心情的支配下，局面颇不稳定。所有阿尔巴尼亚人，不论是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都知道有七十万阿尔巴尼亚族人——大约占阿尔巴尼亚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被划在南斯拉夫版图内，有的在科索沃-梅托希亚“自治省”，有的在马其顿西部的边缘一带。这些领土在1941年瓜分南斯拉夫时被义大利人划给了阿尔巴尼亚。大战期间，甚至在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人中也都存在过一种希望，认为狄托将会让“民主的阿尔巴尼亚”保有这些领土的一部分或全部。狄托元帅却决定不这样做，这无疑是因为他不愿触怒塞尔维亚或马其顿的民族主义。经济问题也引起了摩擦。建立了一些南阿合营公司。一位南斯拉夫权威人士声称，这种公司和苏联强加给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想兜售给南斯拉夫而没有得逞的那些帝国主义型式的合营公司完全不同。他争辩说，苏联设立合营公司只是为了谋利，而南阿合营公司的目的主要是在于发展阿尔巴尼亚的生产力。南斯拉夫帮助建筑了从都拉斯到爱尔巴桑的阿尔巴尼亚第一条铁路；南斯拉夫还对几个工厂提供了设备。南斯拉夫并不从合营公司中提取它那份利润，而是把利润再投资于这些公司。1946年7月9日，南斯拉夫同阿尔巴尼亚签订了同盟条约。接着于1946年11月27日制订了一个经济计划，规定要使两国各自的经济计划相互协调，要建立关税同盟并使两国货币具有相同的币值。1947年，南斯拉夫给阿尔巴尼亚二十亿第纳尔信用贷款，1948年又给了三十亿第纳尔。南斯拉夫人同共产党情报局破裂后，声称在1946年11月条约实施期间，他们交付给阿尔巴尼亚货物的总值达十六亿第纳尔，而从阿尔巴尼亚收到的货物只有一亿五千万第纳尔。阿尔巴尼亚人方面则在破裂后声称，他们在国家重建方面的所有成就都是不顾南斯拉夫的种种阻挠而取得的，还说南斯拉夫人对阿尔巴尼亚实行“殖民剥削”。 第125页 当然，对外国的援助并不总是带来感激的。不管南斯拉夫人怎样慷慨，他们的光临这件事本身就很可能在一个较为原始的国家中引起反感。曾被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如此雄辩地痛加谴责的西方“帝国主义”官员们，对此是富有经验的。看来很清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有的是南斯拉夫的朋友，有的是南斯拉夫的批评者。主要的朋友是内务部长科奇·召捷。1947 年，当史达林向卡德尔问起他对阿尔巴尼亚的那些领导人的看法时，卡德尔不无天真地答道，他认为恩维尔·霍查“总的来说是好的，是诚实可靠的，虽然他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并“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训练”，但是，“那里最优秀、最坚持不渝的人是科奇·召捷，他是一个工人，虽然也缺乏训练”。1946年，阿尔巴尼亚着名共产党人塞于富拉·马莱绍瓦的失宠可能是由于他反对南斯拉夫人。兰科维奇于1946年5月告诉史达林，召捷是阿尔巴尼亚政治局里最受信任的人，又说该政治局已“揭露出一些错误”，而塞于富拉·马莱绍瓦是应该对这些错误负责的。 根据本书写作时所能得到的很少一点点材料看来，似乎在最初两年中，苏联政府把阿尔巴尼亚完全放手交给了南斯拉夫人，但在将近1947年底时，也就是说在他们改变对南政策的同时，也改变了这一政策。12月间，签订了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联盟条约。很明显，没有苏联的同意，这是做不到的，因为保加利亚完全处于莫斯科控制之下。南斯拉夫对保阿条约的反应没有公开表示过。1948 年初，恩维尔·霍查要求南斯拉夫人派两个师到阿尔巴尼亚南部，以便万一希腊前来进攻时可以加强自己。这时希腊内战正全面展开，希腊共产党人正从阿尔巴尼亚取得大量援助。南斯拉夫政府原则上决定答应阿尔巴尼亚的要求，而且是事前未同莫斯科商量就作出这一决定的。在1948年2月的会谈中，史达林就拿这一点来责备南斯拉夫政府。南斯拉夫人不无理由地认为，霍查向他们提出请求，是史达林为了要使他们为难而挑唆出来的。前面提到过，史达林在2月会谈中怂恿南斯拉夫在同保加利亚组成联邦后併吞阿尔巴尼亚。这个建议该怎样解释，不是最清楚。可能在这个时候，俄国人的如意算盘是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一个单一的共产党国家。在这个南部斯拉夫人的联邦中，将让更为可靠、更为驯顺而且在地理上更容易接近的保加利亚人占有支配的地位。通过保加利亚人，莫斯科可以更紧密地控制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整个联邦，并在适当的时候对它进行清洗，加以统治。很自然，阿尔巴尼亚应该归入这一扩大了的国家。保加利亚人于是可以在马其顿共和国中建立他们的势力，最后，从保加利亚经过马其顿通往阿尔巴尼亚的铁路交通线就可以开闢出来(这是俄国人加紧他们在巴尔干扩张的一个老计划)。这个包罗万象的巴尔干共产党国家将能对希腊共产党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最后将能成为对义大利的严重威胁。 这个计划在南斯拉夫拒绝同保加利亚结成联邦的情况下成为泡影。既然南斯拉夫现在要脱离苏联集团，对苏联来说，就有必要把阿尔巴尼亚从南斯拉夫的势力下抢救出来。因此，苏联的政策现在是支持阿尔巴尼亚的一切反南分子，科奇·召捷遭到了贬黜，后来还被处以绞刑；通过一场对“民族敌人”塞尔维亚人发动的仇恨运动，恩维尔·霍查在莫斯科以及在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面前都立了一功。 这样，我们所能掌握的并不充分的材料表明，标志着阿尔巴尼亚战后歷史第一阶段终结的南阿破裂，并不是南斯拉夫和苏联关系破裂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第十章 捷克斯洛伐克 1945年春至1947年2月和约的签订伊莉莎白·威斯克曼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5 1945年4月3日，贝奈斯总统从伦敦经莫斯科回国，在当时已经解放了的那部分斯洛伐克领土上的科希策市，建立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1944年斯洛伐克起义时的情势使他不能不接受起义领袖们要求斯洛伐克自治的主张，但是，虽然布拉迪斯拉发第二天就解放了，他还是不同意斯洛伐克人要把政府设在那里的要求，而宁可留在科希策，直到回布拉格的时候为止。人们看到，贝奈斯总统对于他同苏联的关系是比较乐观的；他认为他的国家在对外政策上能够而且应该同莫斯科合作，他又採取了一种类似于英国工党的态度，认为在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国内，有必要广泛实行国有化。 随同贝奈斯在一起的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政治流亡者，既有来自伦敦的，也有来自莫斯科的：看来他的对俄政策防止了他们之间的摩擦——的确，也有人认为他的这次重访莫斯科，防止了一个共产党贊助的政权抢先一步把他完全排斥在外。不管怎么说，国内绝少有什么对手能够蔑视这些回国的流亡者；国内的抵抗运动主要是由捷克人在伦敦搞的广播鼓舞起来的，它的一些倖存的领袖如前布拉格市长增克尔等都曾关在德国集中营里。因此，在这位总统身上体现着全国的团结，在那时全国团结已成为现实，而不只是自我吹嘘。这一团结由于组成了一个包罗四个捷克政党和两个斯洛伐克政党在内的民族阵线而有了进一步的表现，这四个捷克政党是：捷克国家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人民党和捷克共产党，两个斯洛伐克政党是斯洛伐克民主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其他政党在法律上是不许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这种决定似乎很难同贝奈斯所代表的西方传统相符合，这样做的理由据说是因为当初第一共和国就是吃了政党过多的亏，总的来说，这确是事实。 第126页 在贝奈斯到达科希策后没有几天，他就任命了一个临时政府，1945年5月，该政府随同他一起迁回布拉格。左翼社会党人费林格担任总理，他是一位职业外交家，曾任捷克斯洛伐克驻维也纳和伯尔尼的公使，战时曾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驻在莫斯科。同他一起入阁的还有其他两位社会党人部长，七位共产党人(其中三人是斯洛伐克人)，三位捷克国家社会党人，三位天主教人民党人，以及三位斯洛伐克民主党人。一直在伦敦流亡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的扬·马萨里克，继续担任这一职务。他和斯沃博达将军(曾指挥过附属于俄国军队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现担任国防部长)不是任何一党的成员，但马萨里克同捷克国家社会党有关系，而斯沃博达则似乎是从他在俄国军队里的同事们那里吸取他的政治观点的。共产党人控制的有内务部(部长诺塞克)、教育部(部长内耶德利)、农业部(部长杜里什)和情报部(部长科佩茨基)，同时一位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克列门蒂斯担任马萨里克的副手。每个党的领袖都任副总理——共产党由哥特瓦尔德任副总理。 临时政府一经组成，民族阵线中的各政党就签署了一个体现着它们目标的纲领。这个文件的第一部分是关于怎样进行当时尚未结束的战争，除其他内容外其中还特别规定由红军训练捷克斯洛伐克部队。这个所谓科希策纲领，把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对外政策建筑在“国家同苏联结盟以及决心在东欧大力推行泛斯拉夫政策”这一基础上。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有着一个隐约地带有泛斯拉夫色彩的传统，对这种传统，波兰人一直是有反感的，而在 1945年波兰人又一次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有一系列的波捷边界争执，当然对切欣地区的丰富资源争得特别凶。1938年时，波兰人取得了整个这一地区，现在希望保有它。1945年6月20日，莫斯科把波兰人和捷克人召去商讨这件事。7月6日有报导说，捷克部队在以前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那部分切欣接替了波兰驻军。大约在同一时间出现了这样一个事态发展，即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东端的附属地卢西尼亚将被併入苏联的乌克兰共和国。俄国的这一干预既不是完全没有料到的，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该地人口中最大的一个种族成分是操乌克兰语的，在宗教上他们大多象东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一样，是“尤尼埃特”教派的罗马天主教徒，也有一部分则象苏联的乌克兰人一样信奉东正教，而该地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则从未为捷克斯洛伐克生活所同化。但是这一改变就使苏联的边界越过了喀尔巴阡山脉，同斯洛伐克及匈牙利的边境接壤。虽然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是俄国军队的同盟者，他们也发现俄军在他们国家内的行为是令人讨厌的原始人式的。在经济上，他们只付出一笔大的代价，这就是把耶希莫夫(耶希姆施塔尔)铀矿让给苏联，据说是以此来换取一项“战利品”——德国人建造在摩斯特的一座合成汽油厂。1945年12月，俄国和美国的部队都撤离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国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问题，科希策纲领则提到把捷克和斯洛伐克作为两个各别的民族。按照以前发表的声明，这一个双民族的新斯拉夫国家将不容忍非斯拉夫少数民族存在，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除非能证明自己在战前或战时曾是反法西斯的积极分子，都将被驱逐出境。将设立特别人民法庭来审判战犯和通敌分子，他们的财产要加以没收。这后一规定对大多数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都适用，其中的日耳曼人当初都曾欣然同纳粹当局合作，至少在战争后期以前是如此。1945年5月，在总统回到布拉格之后不久，就颁布法令没收财产。随着纳粹政权的消灭(该政权曾接管过许多捷克工业)和它的犹太受害者的消失(其中有些人是大工业家)，就留下了大量的无主土地和为数更多的无主工业。这样就创造了条件，得以根据科希策纲领的规定，加紧实施早先开始过的土地改革，并实现主要工业、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国有化。同时，纲领保证“支持僱主、商贩及其他生产者的私人积极性”。它也规定要通过社会福利和工业中的工人自治委员会来实现经济民主，并保证一切政治自由。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内，捷克斯洛伐克的行政管理曾被批评为过于集中，因此现在规定，各地将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来解决当地行政管理问题，在必要的选举能够举行之前，将由各地反法西斯民族委员会(这是德国权力垮台时组织起来的)负责当地的行政管理。后来即由这些委员会推定临时国民议会的选举人，该临时议会于1945年10月间召开。 在1945年夏季，总统和民族阵线的一个核心委员会用法令统治国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慷慨，可是，那时整个欧洲所共有的经济问题，不可避免地是捷克人所最关心的事情。这些问题以及对激进改革的普遍要求，首先是通过试图把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土地政策推行到底的办法来应付的。1945年6月21日法令就是打算执行科希策纲领中有关土地的规定，要把土地“一举而从异族的日耳曼-马扎尔贵族手里和一切卖国贼手里统统”夺取过来。在第一共和国时倖免于没收的施瓦尔岑贝格大庄园和图恩大庄园，以及被判驱逐出境的日耳曼人和匈牙利族人的农场，都将分配给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的移民，每户不超过十三公顷。面积不超过五十公顷的林地可以分配给法人团体(包括合作社)，但仍由国家控制。可供分配的土地大多是在边境地区，而且，由于党派利益影响到移民的挑选，这种挑选总是偏向于以前的流亡者和游击队员的，因此最强大的党就能在一些大的农业地区得势，于是这些地区就变得很象是共产党的殖民地。 第127页 工业问题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可能是更为基本的。除奥地利外，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就是多瑙河流域唯一高度工业化的地区，虽然，一般地说，人们对这一点都有一致看法，即仍然落后的斯洛伐克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工业。上面已经提到过，纳粹分子的所有权被剥夺后，很大一部分捷克工业处于无主状态。捷克工厂，其中许多还是在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建立的，亟需现代化。布拉格、布尔诺和比尔森的重工业都是如此，那些小的消费品工业从来没有从三十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中真正恢復过来，那就更是如此了。因此，一切国有化计划都面对着要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和合理化的问题，而这总是需要由国家提供资金的。所以，1945年10月24日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国有化的三个法令是以需要进行广泛的改组为出发点的。好在德国和奥地利一样，由于银行业和工业是密切关连的，所以把银行业同时国有化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所有在农业以外的工业中实行国有化的只有大约百分之六十五，许多私营企业和合作企业仍听其继续存在。虽然象里普卡那样的一些部长从一开始就对所有国有化都感到遗憾，实际上，当时的目标却是“以私营、合作社营和公营三种所有制为基础的三角经济”。 在颁布国有化法令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多少有点混乱。驱逐日耳曼人的工作已于1945年6月18日发表一项公告后认真开始。在波茨坦会议原则上同意驱逐出境的这一措施之后，曾推迟採取行动，以待就日耳曼人的去向问题作出决定，但后经商定从1946年1月25日起应把其中的大部分人送往德国的美国占领区。自从朗西曼出使和慕尼黑协定以来，捷克人已这样默然地忍受了这么多的痛苦，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45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要对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如此狂暴。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的头几个月中，许多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在能够逃离以前，遭到了严重的虐待或被关进捷克的劳动营，或两者都有。他们有时被故意用纳粹分子对待斯拉夫人或犹太人的那种办法对待，不过有一点不同——他们中因此而致死的比较少。实际发生的情况究竟怎样，决定于当地的头头们和共产党的影响，因此各个地方是不同的。虽然贝奈斯和他的同僚们长期来鼓吹要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国家，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对初期阶段的这些过火行为是感到遗憾的，而且本来曾想把驱逐的范围限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前日耳曼少数民族的一个较小的百分比。二百七十五万日耳曼人的逃亡或被逐，再加上卢西尼亚的丧失，使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国大大不同于第一共和国。不仅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移民被迁入波希米亚，而且整个国家的人口也明显地有所减少，这对斯洛伐克人是有利的，使他们当时在整个共和国总人口中占有较高的百分数。虽然苏台德日耳曼人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工业久已不再有什么生命力了，但在许多人看来，在极端需要熟练劳动力的时候失去这些日耳曼熟练工人，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结构中一个灾难性的变化。可是必须指出，到1946年底，当驱逐日耳曼人的工作宣告结束，剩下约二十万日耳曼人以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身分留在该国境内时，捷克斯洛伐克似乎已顺利地走上了经济恢復的道路。而且，熟练体力劳动者的缺乏，也不仅仅是由于驱逐的关系，也许其他的原因至少是同样重要的，例如被吸引去从事战后政权中的政治工作和机关工作、党派的活动以及国有化和土改所需要的办公室工作和其他工作等。还有一些新的重要的全国性组织，如青年的组织、农民的组织和工会等，所有这些看来都需要大量人员。共产党似乎在这些组织中都占优势。 临时议会于1946年10月28日即第一共和国建国二十七周年纪念日开幕。这一临时议会，由各个民族委员会选出的两百名捷克人和一百名斯洛伐克人所构成，在这些民族委员会里，六个党派所占的人数几乎是相等的。议会着手批准临时政府所颁布的各项法令。但它的主要任务是准备选举制宪国民议会。这次选举定于1946年5月26日举行。那年年初，有两个新的斯洛伐克政党获准加入了民族阵线。一个是由斯洛伐克的社会党人组成，这样一来，社会党人脱离共产党就得到了承认。另一个是斯洛伐克民主党中一些天主教徒对该党的新教调子实行造反的产物；它叫做斯洛伐克自由党，为旧赫林卡党的许多前党员提供了一个政治避难所。 在选举准备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尖锐的争执：选举人如果不把选票投给八个民族阵线政党中的一个，是否应容许其作一票登记？很奇怪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贊成这种自由，而其他政党则表示反对，它们希望从压制这一自由中得到好处。最后，议会以一百五十五票对一百三十一票认可了“白票”(即不是投给任何一个政党的选票，表示对民族阵线的不满)。开始享有选举权的年龄从二十一岁降低为十八岁，选举是强制性的。当选举实际举行时，政治派别大不相同的各个目击者都同意，投票是真正秘密而自由的，是正确地遵守了民主形式的。选举结果如下： 共产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2,177,033 2,695,915 共产党(斯洛伐克) 518,882 国家社会党 1,298,917 第128页 人民党 1,110,920 斯洛伐克民主党 988,275 社会民主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855,771 社会民主党(斯洛伐克) 49,983 斯洛伐克自由党 67,575 “白票”或废票 516,428 这意味着制宪国民议会将由一百十四名共产党人、五十五名国家社会党人、四十六名人民党人、四十三名斯洛伐克民主党人、三十九名社会民主党人和三名新的斯洛伐克自由党成员组成。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合在一起(即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将拥有一个微弱的绝对多数。 共产党获得的选票几占民族阵线所得票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和选民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的这一事实，使各个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深为震动。众所周知，捷克斯洛伐克在东欧国家中，社会进步是首屈一指的；虽然它具有传统的亲俄情绪，这种情绪又由于慕尼黑和史达林格勒而有所加强，但它是最西方化，同西方的关系最密切的；然而，在1946年5月，它却表明了它拥有欧洲东半部最强大的共产党。对那些表示诧异的人不难这样答覆，即正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发达，马克思主义思想在那里扎根很深，而从1938年以来的种种事态发展，又合起来使社会党人的渐进主义名誉扫地，从而有利于共产党。不管怎么说，义大利和法国毕竟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尽管理由不那么充分。 然而捷克共产党在1946年5月取得成功，还有其更特殊的原因。战前捷克农民惯常是投农民党的票，但是这个党后来曾同德国人合作，现在已被取缔。地方上的共产党势力，往往通过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协会”施加影响，取得了这些选票的一部分，当然也得到了边境地区新移民的许多选票；这样，共产党第一次在工业地区以外享有相当巨大的支持。在工业地区内，在工人群众中，曾组织对德抵抗运动(先是组织怠工破坏活动，后来是保护工厂防止德国人破坏)的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一个新的“革命工会运动”；由扎波托茨基主持的执行委员会在选举前一个月召开了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45年时“革命工会运动”能够象苏维埃那样自发地崛起这一事实很为人们所强调，的确，当人们想到能有一个革命的组织作为工业自治的基础，以代替三十年代的那种自满的、体面的工会，就产生了很大的热情。 另一方面，虽然选举日的投票是正常地进行的，但毫无疑问，人们的恐惧心理，有助于1946年5月26日共产党的胜利。内务部长诺塞克是共产党员；正是他决定哪些人因为以前曾同德国人合作过而应该从投票人名单上除名。特别人民法庭在1946年初开始审判战犯和“通敌分子”，由美国人引渡给捷克人的那个臭名昭着的卡尔·赫尔曼·弗兰克就恰好是在选举前四天被处绞刑的。在其他一些不那么明显的案件中，司法部长(捷克)国家社会党人斯特兰斯基运用他的影响以制止不公正的做法，但是，由非专业的和专业的法官一起主持审判的人民法庭却是半独立的。 可是，共产党人只是在捷克的波希米亚省和摩拉维亚省获得巨大胜利，他们确实在那里赢得了整整百分之四十的选票。在斯洛伐克，情况正好相反，民主党人所获的选票几乎是共产党人的两倍；在这里，倒是共产党人感到了惊异；因为很明显，他们本来以为把斯洛伐克人争取过来要比争取捷克人容易得多。正因为这样，他们曾支持一种为斯洛伐克制订的几乎是分离主义的政治(不是经济)政策，有时还暗示，如果斯洛伐克成为苏联的一个成员国，境况也许会好些。事实上斯洛伐克人已做到了两全其美，因为他们既在布拉格有着充分的代表权，同时又小心翼翼地为设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斯洛伐克民族行政委员会，保留着对斯洛伐克事务的一切控制权。不可避免地，捷克人中间重又燃起了一股反斯洛伐克情绪，而且鑑于战时斯洛伐克同德国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如此。作为对新的双民族体制的一种抗议(这一体制似乎给与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同等重要的地位，虽然在共和国中，捷克人比斯洛伐克人仍要多一倍以上)，捷克人建议採用一种鼎足三分的行政区划，把全国分成三个省：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但这显然是一种虚假的手法，因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之间，就同[英国的]沃里克郡和肯特之间一样，并没有多大不同之处。 在1946年5月选举以后，民主党在斯洛伐克民族行政委员会中的代表额几乎是共产党人的两倍；从这时起，共产党人就转而反对斯洛伐克自治，成了布拉格中央政府权威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他们现在也发出一向是捷克国家社会党人所提出的抱怨，说斯洛伐克民主党收容着过多的前赫林卡和蒂索的追随者，这批人只是在这个新政府里避难而已。这当然是真的，虽然共产党人自己也是会乐意欢迎这些人到他们中间去的。但现在共产党的政策却把捷克国家社会党人推到同捷克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反共联盟中去，然后共产党人转过来嘲笑贝奈斯-马萨里克的党同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分子”搞在一起。也许全国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什么人对1946年8月20日图卡被执行死刑提出指责，但当时蒂索正在等待受审，而他的这一审讯势将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引起截然不同的感情反应。 第129页 与此同时，一个新政府组成了。它和上届政府没有多大不同，只是共产党的优势稍有增长，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自然地接替费林格成为总理。新内阁比以前多了两个共产党人，使财政部、国内贸易部和社会福利部均归共产党控制。国家社会党人斯特兰斯基现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而另一个国家社会党人德尔蒂纳则继斯特兰斯基而任司法部长。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政府只包括五个而不是七个斯洛伐克族的阁员。 继1946年5月选举之后的十二个月[据说]是这重建起来的共和国最美好的一段时期。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贸易，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贸易在迅速增长；收成很好，食品还比较丰富，同时共产党看来满足于它在政府中所处的领导地位，准备按照正常的西方惯例，遵守议会政治的规则。同波兰的领土纠纷已束之高阁，只是同匈牙利的一场争吵扰乱着捷克斯洛伐克宁静的国际关系。 如果说共产党在一些捷克省份中所得选票之多使其敌手感到惊异的话，那末这一事实在当时却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沮丧。整个说来，新制宪国民议会中的情绪是乐观的，非共产党人相信，他们将会在1948年的下一次选举中赶上他们的对手。制宪国民议会的第一个行动是再一次选举贝奈斯为共和国总统。从理论上说，它的下一个任务是起草宪法，但它当时的注意力却首先对准经济计划问题。虽然科希策纲领未提到订计划的事，但自从全国解放之日起，人们就普遍地认为，在当时的情势下，经济的恢復和发展都将有赖于国家来组织。政府从一开始就是按这种假设行事的。因此，1945 年成立了一个经济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内阁中负责经济事务的各部部长、国家银行的总裁、斯洛伐克民族行政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工会理事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协会主席、中央合作总社主席以及一位秘书长；后者还主持一个直接对总理负责的中央计划委员会。总计划的实际拟订工作是委託给国家计划局办理的，计划局的局长也是经济委员会的一个成员。1945 年银行和重工业的国有化为制订一个正式计划提供了基础，这个计划事实上于1946年由国家计划局专册发表，称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重建》。有了一位共产党人担任总理，计划的大纲就于7月5日提交国民议会。接着，在10月25日，一个详尽的两年计划得到了议会的批准。三天之后，1946年10月28日，即召开临时议会和公布国有化法令的周年纪念日，总统签署了这一计划。计划于1947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一直执行到1948年底。 捷克斯洛伐克这第一个短期计划基本上是一个恢復经济的纲领。其总目标只是比并不特别繁荣的1937年的生产水平提高百分之十；另一方面，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工业方面的人力比战前损失了将近百分之二十，还不算技术方面的退步。同那个时候所有东欧各国的计划一样，重点是放在发展重工业以及发展电力和运输方面。捷克斯洛伐克过去有名的纺织业和制鞋工业相对地说来遭到了忽视。可是，不能忘记，这些工业大部分还在私人手里；让它们衰落是符合共产党人的意图的，因为它们以往依赖西方的市场，而要完全重新占有这些市场无论如何总将是困难的。计划考虑到农业机械化，但它所作出的安排是在比1937年为小的耕作面积上进行更集约的耕种；因此农业生产只有很少的增长。 在大战期间斯洛伐克的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共产党人在1946年5月间过高地估计了他们在工业方面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对地区自治或民族自治的概念是同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类似的，一方面对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化实体十分强调，同时又倾向于使它的经济生活受制于来自布拉格——或者可以说实际上是来自莫斯科——的许多指示。尽管在蒂索时期有了一些发展，斯洛伐克的社会仍处于东欧其他地区的水平而不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水平。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过剩要求进一步工业化，而这既适合于俄国的需要，又符合于共产党的学说。1946年5月选举以后，哥特瓦尔德和他的同志们特别热中于推进斯洛伐克的工业化，以便加强他们的控制并结束那里的倾轧混乱状态。因此，到了制订两年计划的时候，就规定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投资总额为七百亿捷克克朗，其中有二百二十亿要用于发展斯洛伐克，发展它的工厂、它的矿山，特别是它的发电站。 两年计划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公众一致默认下开始实施的，而且，除官方的口号外，确实还有某些真正的热情。戴蒙德在1947年初写道：“在过去一年中，任何访问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人，都能证实这样的情况，即几乎对每一个行动，政府的也好，任何机构或任何个人的也好，人们都是以对‘计划’是否有利作为衡量的标准来判断它的是非得失的——看来，‘计划’几乎已自成一体。”在国家重建时期，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类措施的必要性往往是愿意承认的；有着象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混合经济，加上土地改革迄至那时所造成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增加，他们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保障的，可以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方面的演变鼓励人们产生这种希望。直到1946年头几个月为止，人们一直有着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任务应该是为东欧和俄国供应机器，认为它天生要在这方面取代德国以前的地位。1946年4月，当里普卡在莫斯科同苏联签订贸易协定时，甚至在演说中提到世界(即资本主义)市场上的“竞争性变化”(意思是指萧条和需求的突然紧缩)的危险。但东方国家既不能供应捷克斯洛伐克所需要的原料，也不能供应它需要的消费品，而且，东方国家的货币用处又是有限的。的确，在1946年这一年中，因在战时保持中立而得以大大发展其对各方面贸易的瑞士，成了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供应者和主顾，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同英国、瑞典和美国的贸易额也不比它对俄国的贸易额差多少。1947 年的头三个月中，同俄国的贸易额暂时落后于同西方国家的贸易。这样，给人们的印象是，捷克斯洛伐克同西方国家的联繫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 第130页 也许，如果没有1947年夏季的旱灾，没有莫斯科同华盛顿关系的恶化，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希望可能不一定是虚幻的。就算是这样吧。但实际的事态发展是，当时得到政府支持的一些国有化工业往往完成或超额完成它们的计划指标，而大部分仍留在私人手中的行业，譬如说建筑业，景况却很不妙。这样，两年计划加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论据，使形势对他们格外有利。事后回顾起来，很难不把这个计划看作是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国走向彻底社会主义化的一大步。 第三编 希腊 1944-1946 年 威廉·h·麦克尼尔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5 1944年10月18日，以乔治·帕潘德里欧为首的希腊民族团结政府回到了雅典。但是他们的战时流亡时期结束并不是他们的困难告终。一大堆问题要求他们採取最有力的果断行动。但是帕潘德里欧政府不可能採取有力果断行动，因为他们内部严重分裂。政府的这种分裂如实地反映着整个希腊社会左右翼之间的分裂：一面是活跃的左派，已组成了一个人民阵线，叫做eam；另一面是刚拼凑起来的右派，它的支持者中有许多人由于曾同德国人合作过而名声不好。毫无疑问，大多数居民对这两个极端都不予积极支持；但是在希腊社会的整个制度结构接近瓦解时，温和的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也许可以说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刚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的这几年的希腊歷史，是由道德观念上的混乱、经济方面的苦难、革命的行动和反革命的暴力等因素交织而成的。 可是，在被占领状态结束之后的希腊歷史中，起决定作用，的不仅仅是希腊人自己。当希腊政府返回雅典时，邱吉尔正在莫斯科访问；邱吉尔访问的结果之一是他同史达林达成了一项把希腊划入英国“行动范围”的协议。美国政府是抱着相当勉强的态度同意这个协议的。实际上，1944年10月的这一协议仅仅是批准了一个存在着的事实。自从大战的最初几年起，英国在希腊事务中的影响一直是头等重要的，对希腊流亡政府和希腊游击队的行动都起着作用。1944年9月26日，正当希腊政府即将迁回雅典时，在卡塞塔签订了一项协定，确认英国在希腊事务中的优先地位并使之正式化。卡塞塔协定有两个主要条款：第一，两个主要游击队组织s和edes同意自己归希腊流亡政府领导；第二，希腊政府把其统率下的军队交给地中海战区盟军总司令梅特兰·威尔逊将军指挥，并接受罗纳德·斯科比(一译罗纳兹·斯科维)为希腊战区部队总指挥官。 使英国在希腊事务中发生影响的这一法律依据，由于德军撤走时只有英国部队紧跟着在希腊登陆这一军事事实而有所加强。几乎同样重要的另一个事实是，希腊民族团结政府这一脆弱的机构主要是英国人建立的，帕潘德里欧是英国官员挑选出来当首相的。希腊政府的软弱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后能否获得权威、声望和实际的力量，都要靠英国的道义和军事支持。因此，几乎所有需要希腊政府作出决定的重大事情，帕潘德里欧都老老实实地同英国大使雷金纳德·利珀(后为爵士)商量。 经济问题是解放后的希腊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农村既备受蹂躏，城市又贫穷不堪(虽然没有遭到物质上的破坏)，这样一个国家若要避免在解放之后跟着发生饥荒，就亟需迅速运去救济物资。国内交通的破坏阻碍着正常的贸易，并给救济品的分配造成困难；港口所遭到的破坏甚至更为彻底，使卸货受到妨碍。这些问题是预见到的，为了在刚解放后的那段时期内对希腊进行救济，成立了一个名为军事联络组的英-美军事组织。 在希腊政府能够认真地把注意力转向经济事务之前，有一些行政和政治方面的紧急问题必须首先予以解决。德国人统治时期的那套行政机构，解放时几乎在希腊的每一个地方都瓦解了。只有在雅典，市政警察和公务员系统还作为有组织的工具存在着，可供政府驱使；但是希腊内阁的政令要在各省得到贯彻，有必要先任命一批新的官员。在雅典以外的地方，日常的实际行政权落在抵抗组织手里。在希腊西北部，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一帮人接管了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希腊的几乎所有其他地区，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军事组织全国人民解放军维持着社会秩序，估价和徵收捐税，着手处分“通敌分子”，并建立了地方权力机构以处理地方上的行政事务。 希腊民族解放阵线有五个代表(后来增至六个)在帕潘德里欧内阁里任阁员，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参加了民族团结政府。但是希腊民族阵线的领导人，特别是该阵线中最活跃、最有影响的因素共产党人，并不真正信任民族团结政府里的其他成员，而且事实上，希腊的地方当局并不受这个新近回国的政府的节制，而是在许多场合对它抱敌视态度。 局外人要对民族解放阵线在解放后最初六个星期里所显示出来的精神和目标作一客观的叙述是困难的。一个显着的特点是民族解放阵线在其追随者中间激起的那股强烈热情，这种热情是利用了许多希腊人对过去曾给他们带来这么多苦难的旧制度的痛恨，再加上燃起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而激发出来的。国王往往被看作是人们所痛恨的旧时代的化身，民族解放阵线的鼓动者特别强调要求不让希腊国王乔治第二重登王位。在左派看来，乔治国王同战前统治希腊的梅塔克萨斯独裁政权完全是一回事，而那个独裁政权又同社会保守主义和外国干预是一回事。 第131页 民族解放阵线的公开纲领中的第二点是要求惩办“通敌分子”，这在当时形势下很容易被曲解为处罚那些在战时和战前主宰着希腊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团体和个人。除非对“通敌”罪能够有一个大家都同意的相当确切的法律定义，对“通敌分子的惩办就很容易被转变成为革命的恐怖统治，而这正是反对民族解放阵线的希腊人和英国人所害怕的。 在1944年10月和11月间，民族解放阵线的追随者大部分都是对这一运动的公开声明或多或少地按其表面价值信以为真的人(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希腊的共产党是比较小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它一直有意压低着革命的调子。然而，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中占着领导地位，照其他东欧国家中类似的“人民阵线”后来的发展来看，很难避免这样的结论，即假使民族解放阵线在希腊当权的话，它本来是会朝着彻头彻尾的共产党独裁的方向演变的。 在解放的时候，英国人以及那些不信任民族解放阵线的希腊人就已认为民族解放阵线不过是为共产党革命打掩护的一个工具。他们不很相信解阵所提出的公开政策宣言，认为那都是些半真半假的东西，是故意用来掩饰远为激进的意图的。解阵领导人也报之以不信任。他们认为，英国人和希腊右翼分子是在试图用武力或用欺骗的手段把国王弄回来，是想破坏而且最后想毁灭民族解放阵线在战时所建立的人民运动。在这样的气氛中，真诚的合作显然是不可能的。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一方或另一方是否会不诉诸武力而让步。 11月初，双方就争论起来了。争执的问题是关于政府用以在希腊维持其权威的武装部队应如何建立。大家都同意，游击队的“私家军队”应由不是效忠于一个党而是效忠整个希腊政府的部队和警察所替代；但是，当谈到应怎样、应通过什么步骤来实现这一转变的问题时，无法调和的意志冲突很快就显露出来了。 希腊内阁内部以及希腊政府同英国当局之间就未来的希腊武装部队的组成问题进行谈判的详细情况，本书写作时还没有公布。诚如希腊共产党总书记后来所说的，关于武装部队的争执是1944年12月间爆发暴力行动的诱因而不是它的根源，因此详细考虑公开破裂之前的种种策略活动是没有益处的。双方的行动都有点近于非法。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利用它们的军事力量进行含蓄的恫吓，至少从11月30日起他们就开始採取步骤调动那股力量对雅典市本身施加压力。这种行动完全没有把斯科比将军对全国人民解放军的统率权放在眼里，而这一统率权是由卡塞塔协定合法化了的。另一方面，帕潘德里欧和英国当局则把卡塞塔协定解释为授权斯科比下令解散全国人民解放军，甚至在同民族解放阵线的部长们就该军解散问题进行的谈判已告破裂之后仍是如此。 争吵迅速发展成为危机。12月1-2日的晚上，帕潘德里欧内阁中民族解放阵线方面的部长们集体辞职。看来很清楚，解阵领导人所预期的和希望做到的是，搞垮帕潘德里欧政府并代之以一个解阵能在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新联合政府。为了保证得到这种结果，解阵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示威按时地在12月3日举行。解阵领导人还宣布将于1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 面临着这些事态发展，帕潘德里欧和剩下来的他的那些阁僚们惊慌失措。他们没有可供指挥的、堪以同解阵的部队较量的武装力量，他们所代表的政党也不具备那种能够有效地抗衡解阵的组织和士气。只有英国大使和英国军队可以制止民族解放阵线在希腊当权；但是在事变发生之前，英国政府是否敢于以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那种规模进行干预，是完全不清楚的。 英国第一次採取行动的时机并没有拖延很久。12月4日，帕潘德里欧决定辞职，让位于年迈的自由党领袖塞米斯托克莱斯·索富利斯。可是，在索富利斯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应付民族解放阵线在新内阁中该占有多少席位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之前，来自伦敦的两份电报改变了形势。12月5日凌晨，邱吉尔发电报给斯科比将军，告诉他对採取行动不要犹豫，应象他是在一个被征服的城市中对付一场当地人的叛乱那样，接着又补充说，雅典必须守住并牢牢予以控制——如有必要不惜流血。同一天，他还指示利珀，要他反对希腊首相人选的任何变动，利珀的权力再没有比这一次显示得更突出的了。12月5日，当他把邱吉尔的意见告诉了帕潘德里欧时，这位几乎已经辞职的帕潘德里欧很快就重新视事。同时，英国人已出来公开地、有力地支持希腊政府。12月4日，斯科比命令全国人民解放军于12月6-7日半夜前撤离雅典附近的一个地区；他威胁说，不遵守这个命令的任何部队都将作为敌军对待。 英国人的这些行动使民族解放阵线面临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他们在精神上或军事上都没有准备同英国部队公开作战。经过热烈的争辩，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支持者说服了较为稳健的解阵领导人，使他们也相信，坚决违抗斯科比的命令是唯一的出路。决定是在12月4-5日晚上作出的，前一天解阵示威的不幸遭遇对这一决定的作出有着很大的影响。12月3日，当示威者到达雅典中心，冲过警察的警戒线走向该市的中央广场时，守卫着警察总部大楼的少数警察从近距离向他们开了一排枪。有若干人被打死，另外有许多人受伤。警察竟对手无寸铁的人群开了枪，并且是在英美新闻记者面前开枪的，这批记者从大不列颠饭店的阳台上真就象坐在最前排看戏那样地目睹了这场屠杀。目击这种疯狂的暴行，震动是极大的，这一感受使在场的大多数记者一下子成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同情者，如果说他们原来还不是的话。这一事件为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採取激进政策提供了很好的道义根据，并通过那些深受震动的英美记者们自由发送回国的新闻报导，使他们肯定能获得英美国内舆情的支持和同情。 第132页 全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企图在12月5-6日晚上实行政变，办法是夺取雅典中心区的一些政府大厦，从而剥夺掉帕潘德里欧政府还剩下的那一点点权力。他们的计划大概是想在斯科比12月4日的最后通牒到期之前就给他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但是这个企图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几幢主要的政府大厦前有一些英国兵站岗，作为对希腊警察的象徵性补充。全国人民解放军显然仍奉有不打英国兵的指示，因此仅仅几个英国哨兵的在场就足以挫败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计划。 第二天，12月6日，英国人採取了攻势。全国人民解放军已拒不理睬斯科比要他们撤离雅典的命令，因此虽然最后通牒要到午夜才到期，斯科比就下令对雅典公园区的一些全国人民解放军据点进行空袭。原来的意图是以此显示军事力量，藉以威吓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使他们的态度更和解些。可是，结果适得其反。英国皇家空军飞机的一些偏离了目标地区的火箭毁坏了几栋民房，这一攻击的消息使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一般人员加强了抵抗到底的决心。抵抗运动的稳健分子无法制止强硬派，后者的论调是，根据12月6日后新的形势发展，毕竟还是有必要同英国人打仗。 然而决定是迟迟才作出的，并且始终是勉勉强强的。12月6日之后有一个多星期，全国人民解放军把他们的军事行动限制在比较小规模的骚扰上，等待“政治”解决。他们所指望的是，英美国内舆论的压力再加上替他们说话的俄国的外交干预，将能迫使邱吉尔退出他那由于希腊危机而陷入的突出阵地。但是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番估计，是在不知道邱吉尔同史达林之间有协议的情况下作出的，这个协议早就把希腊划入了英国的“行动范围”，而只要史达林信守协议，单靠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舆论力量是不足以迫使邱吉尔退却的，虽然这种舆论力量肯定使他踌躇了一下。 事实上，英军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地位都不适合于真正作战，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力量远在北方，根本没有调来参加雅典之战。英军则以小分队的形式散驻在雅典和外地各处。如果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全国人民解放军就已在精神上和军事上有了攻打英国人的准备，看来很有可能他们会赢得完全的或近乎完全的胜利。但是他们没有准备，在12月1日到15日这段时期内，他们心理上的犹豫不决和行动上的半心半意给了英国人一个机会，使他们得以把分散的部队撤入萨洛尼卡、佩特雷和雅典-比雷埃夫斯等地比较安全的防线。即使在这一调动完成之后，英国人最初还是只能进行防御战。12月11日之后才下令从义大利调英国战斗部队去希腊增援斯科比指挥的军队，到了12月17日，英军才有力量在比雷埃夫斯地区发动认真的进攻。 于是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大约直到这个月的月中，双方都在观望，指望另一方让步，使某种政治妥协得以实现；而到了12月15-16日晚上，当全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以孤注一掷时，为时已经过晚，不再能赢得彻底的军事胜利了。然而，甚至在来自义大利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后，英国人还是不大愿意使用他们所掌握的全部火力；在月底之前，他们只採取小规模的、有限度的行动，目的只在于保持英军早先撤入的雅典-比雷埃夫斯的三个地区之间重要交通线的畅通。 当军事主动权随着全国人民解放军12月15-16日攻势的失败而转入英国人手中时，邱吉尔首先採取的途径是进行谈判。圣诞节那天，他和艾登从伦敦飞到了雅典。在同利珀和斯科比商量并同扎马斯基诺斯大主教会见之后，邱吉尔召开了一个希腊政界领袖会议，其中也包括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些领袖，会议由大主教主持。这次从12月26日到27日举行的会议不欢而散，没有谈成任何可以结束雅典战事的妥协办法；可是，虽然会议在这一点上是失败的，邱吉尔的希腊之行并非毫无收穫。会议一致建议委託邱吉尔要求希腊国王任命扎马斯基诺斯大主教为摄政，授权他组织一个(不包括共产党人的)新政府，并在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君主政体的前途之前，代行国王的权力。同样重要的一点是邱吉尔在亲自接触之下，很赏识这位大主教，深信这次任命是明智而审慎的。 因此，邱吉尔从雅典回去后，接见了希腊国王，并以必要时将撇开他採取行动相威胁，说服他任命扎马斯基诺斯大主教为摄政。大主教于1945年1月1日就任新职；他採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是接受帕潘德里欧及其政府的辞职。两天后，1月3日，以尼古拉斯·普拉斯蒂拉斯将军为首的新内阁就职。 希腊政局的这种变化大大削弱了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位。摄政制的建立清楚地表明，国王终究不会在英国刺刀保护下回来了；至于惩处“通敌分子”的事，普拉斯蒂拉斯作出保证：“我的政府将採取严厉措施”。普拉斯蒂拉斯本人就是一个很可以迎合解阵一般人员中那些共和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愿望的人物。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困难局面中出了名的，当时他所领导的政府曾迫使乔治国王第一次流亡国外。这样，普拉斯蒂拉斯出任首相，似乎就是对解阵宣传中的一个主要论点的活生生的驳斥。然而，他可不是共产党的朋友；1944年12月16日，当他刚刚重新踏上希腊国土时，他就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认为首先必须用军事手段使共产党人就范，才能在希腊恢復正常的政治生活。 第133页 政治上的这些变动，是有军事方面的迅速变化与之配合的。1944年12月27日，英国军队发动了一次大攻势，很快就把全国人民解放军逐出了城市的南半部。在暂时停留进行整顿之后，英国人继续推进，到了1945年1月4-5日晚上，全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断定有必要撤退。解放军表明了它能够在此后的二十四小时内，指挥一次迅速而熟练的撤退行动，把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丢给了英国人。 在整个战争进行期间，斯科比同民族解放阵线、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间的非正式谈判不时在举行，当军事形势在1月的第一个星期中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时，认真的停战谈判就开始了。结果达成了停战协议，从1月14-15日的午夜起生效。根据停战条件，全国人民解放军要撤出希腊中部的一大片地方、萨洛尼卡周围的一个地区和某些外围岛屿。此外，双方还同意交换战俘，全国人民解放军保证交回所有英国籍和希腊籍的战俘以交换同等数目的解放军战俘。 公开宣布的停战目的是要使民族解放阵线与全国人民解放军同希腊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得以进行。因此，安排了一次和谈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瓦尔基扎协定，这是在1945年2月12日签署的。总的来说，这个协定是政府以及大力支持政府的英国人的胜利。全国人民解放军同意缴械解散，而那些在中东地区组成的希腊陆军部队，当初在11月间的谈判中曾由解阵与解放军方面要求予以解散，现在却得以保留下来成为新的国家军队的骨干。作为交换条件，政府方面同意保证民权，取消戒严，对12月3日以后所犯的“政治”罪实行大赦，清洗文职公务人员和警察部队中的“通敌分子”。最后一条是关于选举问题的： 应在尽可能早的日期。无论如何必须在本年度内，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并要尽一切努力做到名副其实的自由)，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最后决定宪法政体问题(即君主政体的前途问题)，一切均须交由人民决定。在那之后，应尽快地继之以选举，选出制宪会议以起草国家新宪法。双方代表同意，应要求各大盟国派遣观察员以核实民意的真正表达。 全国人民解放军和英国人之间的雅典之战对希腊具有深远的意义。举一点来说：占领时期出现的那样一个民族解放阵线垮掉了。由于该阵线中共产党一方所採取的暴力行动，一般地说，使温和派和好心的人都与之疏远了。引起除极端分子以外所有人反感的，与其说是同英国人打仗的这一决定——虽然这一决定疏远了一些人——倒不如说是全国人民解放军本身在雅典和希腊其他各地的所作所为。全国人民解放军处决了几百个被认为是“通敌分子”的人——他们中许多是地位低下的，显然都是些无害的人；而且在处决之前只经过最草率的审讯，有时候还伴之以毒刑和各种残酷的暴行，使战后看到掘出的尸体的所有的人都大为震惊。在全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下的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一些地区，出现的不是自由的统治，而是某种类似革命的恐怖的东西。在各省中也发生类似的暴力和压迫，虽然没有那么普遍；因此，各地居民一摆脱全国人民解放军所能施加的压力，就表现出反感。 结果是，当全国人民解放军按照瓦尔基扎协定如期交出了大部分武器并解散之后，一个反革命浪潮就席捲整个希腊。自封的“民族主义”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兴起，它们的许多追随者争相仿效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向以前压迫他们的人报仇。希腊政府指挥下的军事部队的性质更加剧了这一反动浪潮。在雅典战斗中，国民近卫军是从英军防区内的居民中招募来的；随着英国部队取得对城市其他地区的控制，就一个区一个区地续募新兵。虽然法律有关于徵兵制的规定，事实上国民近卫军大多是志愿军；激励着他们的是一股激烈的反共精神。当雅典的这些近卫军开进各省，从全国人民解放军手里把控制权接管过来时，他们对瓦尔基扎协定里所写明的公民自由和大赦诺言等那一套根本不予尊重。结果是，在全国许多地方，“右派”恐怖代替了以前的“左派”恐怖。 对事态的这种发展，英国人和希腊首相普拉斯蒂拉斯都是不高兴的；但是他们所能做到的，都不过是对暴力报復精神的某些非常激烈的表现稍加限制而已，当时仅有的几个有组织的反对共产党、反对民族解放阵线的团体就是在这种暴力报復精神的激励下活动的。事实证明，不可能在共产主义革命者和反共的“民族主义者”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建立温和政府的心理基础和物质基础都不具备。虽然如此，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央政府在建立一支新的军事力量来支持它的权威的过程中得到了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大力帮助。这个代表团既负责训练，又提供物资装备，在紧接着的六个月内，成功地用一支纪律较为严明、较能遵守法律的新希腊陆军部队来代替那些雅典的国民近卫军。另一个几乎是同样困难的任务是为各省物色民政官吏，而在这方面希腊政府就只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了。纸张和铅笔这样的必需品都缺乏，使工作大受影响，只是过了一个时候才慢慢地得到改善；到1946年，正规的行政管理工作才在全国范围内初具规模。 同时，在雅典产生了新的困难。在任命军官的问题上，普拉斯蒂拉斯同英国军事代表团发生了争吵。英国人主张按专业资格来任命，这个原则在实际运用上对保皇派军官有利，因为共和派分子在1933年和1935年以后几乎已全部被清除出希腊军队。普拉斯蒂拉斯的主张则相反，他要委派他个人的朋友和政治同情者，这种政策是英国军事代表团能够有效地加以反对的。 第134页 普拉斯蒂拉斯遇到困难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政府缺乏任何有组织的群众支持。中间道路的各党都是软弱的，而普拉斯蒂拉斯个人主张的共和主义在广大居民中很难取得什么进展。它遭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民族解放阵线攻击它出卖真正的人民事业，保皇派则攻击它为第二次共产党政变开闢道路。 由于他同英国军事代表团、同希腊政界右派人物相处都有困难，普拉斯蒂拉斯决定于1945年4月7日辞职。继而执政的是以佩特罗斯·沃尔加里斯海军上将为首的“业务”政府。在理论上说，新政府是无党派的，的确它的各部部长都是同政治组织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沃尔加里斯同普拉斯蒂拉斯一样没有能力阻止局势向右倾。有两个主要的宣传题目支持着民族主义者。他们对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提出野心勃勃的领土要求，用大量恶毒的宣传指责保加利亚人，特别是责骂他们在战时一度被保加利亚兼併的希腊北部那部分地区中的所作所为。“大希腊”的这一理想在许多希腊人心中激起强有力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如此强有力，以致民族解放阵线也不能不提出一些领土要求来同右派提出的要求相匹敌——虽然民族解放阵线所瞩目的是赛普勒斯和土属色雷斯，而不是巴尔干北部那些新“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土。 右派还强调需要有一个国王来制止共产主义。他们把国王和共产主义作为非此即彼的两种前途提出来请希腊人民选择，并极力把国王乔治二世的回来说成是美好的旧时代的回来，旧时代虽然有困难，但肯定没有象国家在战时和战后所遭遇的境况那样坏。 在1946年5月之前，民族解放阵线和希腊共产党处于守势，甚至在追捕一队不肯按瓦尔基扎协定交出武器的全国人民解放军顽固分子方面可能还曾同政府合作过。很可能，解阵和共产党的领导人起初想靠早日举行选举来恢復他们所失去的地位，至少能恢復一部分。沃尔加里斯担任首相之后，他们才得出结论，认为选举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失败，如果是在那股反动势头过去之前举行的话。因此，1945年4月之后，左派不再催促遵照瓦尔基扎协定举行选举了，相反地他们提出各种反对意见，试图推迟选举。1945年5月希腊共产党领导改组之后，在奉行这一合法斗争的政策之外，还有限度地辅之以一些“自卫”措施，也就是说，以战时全国人民解放军为样板，再一次组织武装队伍。 沃尔加里斯政府有两项主要任务：准备选举和稳定经济。1945年4月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从军事联络组那里接过了对希腊供应救济品的责任，同时交货的规模有所扩大，因为在刚解放的最初六个月中曾经使卸货和分配工作那样难以进行的某些物质条件方面的困难，现已克服。但通货膨胀象脱缰之马，政府无法做到收支平衡。1945年4月，沃尔加里斯政府试图应付财政问题。它以法令公布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内容是限价、配给和某种虽然粗糙但尚起作用的直接税制，可是为实行这种管制所需的行政机构一时无法凑成。来自右翼方面商人和资本家的不断抵制，以及来自左翼方面民族解放阵线和共产党人的反对，使这种努力到6月间就宣告失败。 这次失败为通货膨胀的捲土重来打开了大门，使沃尔加里斯政府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失。7月间当英国选举结果工党获得多数而重行执政时，沃尔加里斯政府又受到了一个打击。希腊人普遍认为英国新政府将急剧改变对希腊的政策；预计到英国政策的这种转变，再加上没有能解决的经济困难，促使沃尔加里斯于1945年8月初提出辞职。接着作出了一番努力，想由(共和主义者的)自由党和(君主主义者的)人民党这两个主要的“传统”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毫无结果；但是经过一个星期动盪不定的局面之后，沃尔加里斯接受劝说，稍稍改组了一下内阁，重新执政。 这位海军上将领导“业务”内阁重新执政的目的是要准备选举。根据瓦尔基扎协定，他向英国、美国、法国和苏联发出邀请，请它们派观察员出席即将举行的选举，看看选举进行得是否公平。苏联拒绝派人出席，可能是怕给东欧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对选举进行监督的先例，其他三个国家接受了邀请。下一个问题是举行选举的日期。沃尔加里斯发现自己处于两种相反的强大压力之下。保皇派要求早日举行选举，认为早日选举可使他们获胜；共产党人和共和派人士则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争辩说，只有在全国恢復了和平和安静之后才能举行公正的选举。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所提的意见(这一次得到美国的支持)起了决定的作用。英国人经过1944年12月的事件之后，在希腊採取了一种只要局势许可尽可能不加干涉的政策。在这个时候，利珀不肯再象从前给帕潘德里欧出主意那样提供意见了，而是或多或少消极地观望普拉斯蒂拉斯政府和沃尔加里斯政府自己去对付面临的问题。但是，在选举的问题上，英国人却有明确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一个坚强的民选政府上台执政之前，治安情况不大可能有显着的改进；而且只要希腊的政府不是由人民授权而当政，英国由于12月事件所处的地位——即在全世界多数人心目中，英国对希腊政府的一举一动负有某种道义责任——将始终是不舒适的。因此，当人们向英国人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建议早日举行选举，同时提出劝告，希望推迟关于君主政体问题的公民投票，等到人们的情绪平静之后再举行。 第135页 沃尔加里斯遵从各大国的意见，于10月初宣布选举将于1946年1月20日举行。这促成了一次新的危机，因为民族解放阵线和自由党都宣布他们将抵制这样的选举。当事情变得很清楚，只有保皇派将参加投票时，沃尔加里斯承认无能为力而辞职了。接着发生了一个月的政治危机，英国政府尽管不太愿意，还是认为不得不再次进行干预。国务大臣赫克托·麦克尼尔于11月13日到达雅典，经过了一些激烈的、戏剧性的场面之后，把自由党领袖索富利斯扶上台当首相，领导一个几乎清一色地由自由党人组成的内阁。 当索富利斯于11月就职时，全国的财政情况正愈来愈坏；但是他被扶上台，主要并不是为了对付这一问题。索富利斯发现自己处于根本违反自己本意的地位。他明知他的党在选举中获胜的机会极少，因而力图用各种办法尽可能地把选举推迟。但是英美的压力很大，他不得不同意于1946年3月31日举行选举，虽然他提出异议，认为治安情况还不足以保证选举获得公平的结果。对事态发展的这一新形势，民族解放阵线的反应是宣布一切好样的民主主义者都将拒不投票；另一方面，保皇派劲头十足地、热烈地投入竞选运动，索富利斯的党则尽其全力同他们竞争。 选举在一千多人的盟国代表团的注视下于1946年3月31日按时举行。代表团后来证实，选举的进程是“有秩序的，令人满意的”，虽然在投票名单上有一些弊端，左派和右派两方面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採取了一些威吓投票者的做法。选举的结果是希腊各派政界人物早就一致料到的。保皇派获得全胜，在议会的三百五十四个席位中得了二百三十一席；彻底共和派只取得五十一席；在君主制问题上没有明确表态的党派取得了剩下的席位。民族解放阵线根据实际投票人数只占选民名单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九这一事实，宣称整个选举是一个骗局，并声称大多数希腊人民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名单中许多人当时已死亡，另外还有许多人已迁离原籍，因而是不能投票的。解阵支持者的实际人数只能加以猜测。他们可能总共占全体选民的百分之二十，但是由于他们根据解阵的指示拒不投票，所以这部分希腊民意在新的议会中得不到反映。 选举后，保皇派主要政党的领袖康斯坦丁·察尔扎里斯担任了首相。新政府第一件关心的事是加速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君主政体的前途。公民投票于1946年9月1日举行，结果贊成国王回来的占百分之六十九，反对的百分之三十一。国王乔治乃于1946年9月27日到达雅典，及时地恢復了王位。 千真万确，从1944年到1946年间左右着希腊政治的那场关于希腊君主制前途的漫长而激烈的辩论，是一件分散人们注意力、荒谬透顶的事。国王个人和国王的权力，都不足以对政府处理国家问题的成败起到任何重要的影响；然而这个争端却掩盖了一切需要作出决定的更重大、更紧迫的政策问题达两年之久。 这在1946年3月选举之后变得特别明显；因为，察尔扎里斯政府上台不久，下面这个事实就很清楚，即那些保皇的党派甚至连试图解决国家当前问题的计划都没有。他们鼓吹拥护国王，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王的回来不会自然而然地解决任何事情。一般说来，保皇派的那些政客们并不熟悉经济问题。他们的唯一政策是自由放任政策；对他们中许多人来说，拥有政治权力只是意味着给他们的亲友和政治拥护者以官方特权和外快的机会。结果是经济上继续放任自流，通货膨胀扶摇直上。在希腊政府看来，向英美借款似乎是逃出恶性循环的唯一希望；但是英美两国政府都不愿给予贷款，除非能对贷款应如何使用附有严格条件。结果，谈判进展缓慢，1946年内只借给了希腊一些小额的应急性贷款。 部分地由于政府的政策(或政府的缺乏政策)，部分地由于希腊面临的经济问题的巨大困难，1946 年底国民经济又处于岌岌可危的局面，同刚解放时完全一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军事联络组、私人救济机构等所提供的巨额救济和重建物资以及英美提供的政府贷款，至多只能解救燃眉之急和推迟经济灾难的到来。希腊政府缺乏一项认真的经济政策，同时却起劲地奉行一种极为愚蠢的外交政策。察尔扎里斯及其追随者大肆宣扬希腊对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领土要求，宣扬得那么厉害，以致人们很容易怀疑他们有意无意地企图转移人们的不满并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国内转移到国外。察尔扎里斯亲自出席了巴黎和会(1946年7-10月)，满怀希望地想模仿他那杰出的前辈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在外交上的成就，为希腊赢得北方的新土地。但是各大国对希腊所提的领土要求意见有分歧，察尔扎里斯不得不在挫败中后退，只争得了多德卡尼斯群岛和希腊向义大利及保加利亚所提赔款要求的一小部分。 从1944年12月起，希腊国内的事态演变使希腊处于同北方三个“人民民主”国家对峙的危险地位。小的边境冲突时有发生，希腊北部边界上一切正常交通都被封锁。这种形势于1946年8月间引起了世界注意，当时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对希腊提出控告，说希腊边防人员的行动反映着希腊政府的侵略政策，这一政策构成了对国际和平的威胁。经过从1946年8月28日起到9月20日止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乌克兰所提的这一控告被撤销，没有採取任何行动。 第136页 乌克兰的控告以及安全理事会对此事的处理，事实上都是俄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所爆发的宣传战中的一些插曲；提出控告的时间可能也是有意选择的，着眼于正好在那个时候把希腊政府搞臭，那时，希腊共产党所组织和领导的游击队在希腊的重新活动，刚刚开始显示出新的关键性的重要意义。1946年5月新的共产党队伍在希腊北部出现，起初是小规模的；但到了夏末，游击运动的力量大增，很快地发展成为希腊政府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1946年游击战在希腊重新爆发的原因，在本书写作时仍只能加以推测。希腊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大大有助于游击队的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希腊政府派出的官员採取高压手段，任何人只要被发现曾经积极参与民族解放阵线或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活动，就必定会受到政府的歧视，并且随时有遭到各种非正规的“民族主义”队伍暴力袭击的危险。这无疑有利于游击队招募新兵，要是人们处于比较愉快的环境，那么招募工作就不会这样容易。此外，成千上万希腊家庭在经济上濒于绝境，也促使年轻人乐于手拿着枪到山里去寻找出路。但是可以很有理由地假定，触发这些不满情绪的决定性因素是共产国际在政策上有意作出的一项决定。1945 年，当希腊共产党报纸谈到有积极“自卫”的需要时，曾出现过为数不多的共产党队伍，可是到秋季又消失了。但在1946年，情况却截然不同，5月间组成了游击队，而且力量愈来愈壮大；同时在很多情况下，构成这些队伍核心的是从南斯拉夫或其他地方回来的人——也就是1945年春天全国人民解放军解散时撤过边境去的那些人。在武器弹药方面也有一定数量的援助来自希腊北部边界以外；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边防人员则经常给这些新的共产党队伍提供庇护所。从这些事实看来，几乎可以肯定，1946年夏季游击队恢復活动是很高级的共产党作出的一项决定的结果，这一决定是能够支配希腊所有这三个邻国的行动的。 随着新爆发的这场游击战的规模之大和组织效能之高日益明显，这个新问题很快就掩盖了希腊政府所面临的一切其他问题。战争加重了经济困难，反过来这又使游击战的火焰烧得更旺。军事上的反措施并不十分成功。希腊军队的士气不适合于打内战，许多老百姓和好些士兵决定不冒风险，在争夺希腊控制权的这场新搏斗的结局未明朗化以前採取消极态度。 这就是1946年12月3日希腊政府在联合国提出控诉时的国内形势，控诉所依据的理由是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对希腊游击队的支持构成了对国际和平的威胁。12月10日，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开始辩论， 12月19日，安理会决议派一个代表团去现场，对希腊的控诉和希腊北方各邻国所提的反控诉进行调查。 安全理事会的这一决议，保证了希腊内部安全方面的危急状态将留在国际公共事务的议事日程上；可是，它并不有助于解决希腊问题本身。希腊政府方面的士气本已严重下降，更由于英国不能给希腊以进一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而愈益恶化。直到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宣布决定对正在同游击队进行搏斗的希腊政府给予援助之后，战后希腊动乱的歷史才又揭开了新的一章。 第四编 义大利 第一章 解放了的义大利 1943年9月至1947年2月凯萨琳·达夫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5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英美的政策和停战前的保证 第三节 停战协定的影响和盟国的军事行动(1943-1945年) 第四节 布林迪西政府成为参战友国 第五节 盟国管制机构 第六节 对德作战的义大利武装部队 第七节 国内政治 (一)各个反法西斯政党和国王 1943-1944年 (二)“六党执政” 1944-1946年 (三)1946年的选举和共和国的建立 (四)共产主义的挑战 1946-1947年 第八节 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分子的惩办以及行政机构的清洗 第九节 盟国管制的放宽 第十节 战俘和战犯 第十一节 经济重建 第十二节 圣地、歷史文物和艺术珍品等的保护 关于轰炸罗马问题的注 第一节 引言 1943年9月3日的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义大利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作为一个战败的侵略国，各盟国凭着征服的权利对它实施管制，它的一些受害国指望在缔结和约时从它索取适当的赔偿；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正处于被解放过程之中，是暴政和侵略的受害者。各盟国让义大利有机会作为一个共同对德的“参战友国”来“将功补过”——事实上盟国方面是坚持要它这样干的。许多义大利人是衷心同情于盟国事业的，而另外还有许多人，虽对盟国没有什么好感或怀有敌对情绪，却因出于爱国之心，或者出于共产主义的动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所以自己就很想同德国人和法西斯党徒作战。然而，对南部义大利的大部分人民来说，成为参战友国，只是意味着在二十多个种族和民族组成的英美军队正在作战的战场上怎样想尽一切办法保全性命，而在义大利北部，则月復一月地等不到武器和解放的来临，使许多抵抗运动战士愈来愈觉得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在出于政治原因故意把他们抛在一边。 第137页 事实真相是，从英美的观点看来，义大利战役的直接目的，不在于尽快地解放全半岛，而是在于取得一些空袭德国的轰炸机基地，攻占罗马以振军威，使德军疲于奔命并使其调离法国；而就英国人来说，目的在于利用南部义大利作为进攻巴尔干的跳板。这个战役原就是作为全球范围内对德对日作战的一个辅助部分来计划的，因此常常因为人员和装备被输往别的战线而推迟，特别在美国说服别国同意了它那集中全力进军西欧而置巴尔干于不顾的观点以后更是如此。 义大利人在漫长而痛苦的解放过程中经歷了严峻的考验之后，又面临着特别艰巨的重建工作，因为，义大利是西欧最贫困、人口过剩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经过了二十年的法西斯统治之后，它的政治制度非得从根本上彻底重建不可。这就无怪乎义大利在战后会有怨恨和幻灭的情绪，无怪乎义大利人要责怪英国人和美国人用和平和繁荣的虚假的诺言骗他们投降了。 第二节 英美的政策和停战前的保证 毫无疑问，对义大利人是作出过一些诺言的，而有些诺言从当时情况看来显然是轻率的。英国和美国在对意政策上的各种不同观点不容易完全协调起来，这也就不利于改善义大利和盟国之间的关系。据报导，1943年8月曾在魁北克会议上有过谅解，同意英国人在地中海享有较大比重的控制权——一句没有什么实惠的空言，如果英国人不能得到巴尔干的话——但是在实践中，整个这段时期内盟国的政策始终是邱吉尔和罗斯福以及双方军事和文职顾问的不同观点之间某种不稳定的妥协。也不能不考虑社会舆论。虽然英美两国政府(特别是英国政府)都担心，一般老百姓可能会反对太便宜地放过了义大利人，那些可以称之为“国际新政派”的英美人士却一直在鼓吹给义大利以更多的粮食和更多的政治自由。也还必须考虑到美国国内的义大利裔美国人。 停战以前，在英美的宣传和政策声明中，除採用“避开即将降临的严厉惩罚”这一极为有效的论点之外，还加上了一些劝诱之辞，这种劝诱不可避免地促使义大利人抱有这样的希望，以为只要抛弃德国，他们就可免于再参与任何作战，甚至他们的战争罪责也可不予追究。例如，美国政府宣布过，从1942年10月19日起，意侨将不再象德国人和日本人那样被视为敌人；邱吉尔的一些广播演说则特别挑出墨索里尼，说：“只有一人”应对义大利可耻的、悲惨的参战负责，并且唿吁义大利的“王室、全国人民和军队”“对义大利的存亡和前途稍加关心”；美国和英国的宣传都决心不仅要在义大利人同德国之间，而且也要在义大利人民和他们的领袖之间打开一个缺口。同义大利的一些流亡分子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接触。法国沦陷后，英国人曾帮助上述流亡分子中的某些人逃到美国和拉丁美洲去，让他们在那里帮助建立“自由义大利”运动；后来，又帮助一些反法西斯分子横渡大西洋回来，以促进义大利内部的秘密反抗活动。对这些“自由义大利运动分子”并没有给予足以改善义大利战后地位的任何一种承认，可是有过的那种接触无疑有助于提高反法西斯分子的希望。 英美政府的对意政策，除受当前战争需要的影响外，也还受到两国政府对战后和平方案总的想法的影响，而在这一方面义大利人也觉得他们有理由可以找一些希望。不错，这些缔结和约的目标是有它们较为严峻的一面的。盟国明白宣布他们要根除法西斯主义和惩办战犯。罗斯福特别着重要惩办“首恶分子”及其死党，邱吉尔也不反对迫使义大利人交出法西斯头子，只要不因此而牺牲军事上利益。而且义大利也不能指望保有其在法西斯政权下征服的土地。到1943年时，衣索比亚早已失掉了，而英美两国都已承认了阿尔巴尼亚独立的权利。然而，关于法西斯掌权以前义大利本来就有的那些殖民地，关于南蒂罗尔，关于的里雅斯特，则除艾登于1942年1月8日在下院发表过决不能再容许义大利统治昔兰尼加的塞努西的那句话以外，英美没有宣布过任何定论，而许多义大利人则希望(不管怎样不合理)能获得比最后强加给他们的较为有利的条件。 有关义大利国家前途的两个主要诺言是：第一，在义大利人抛弃了纳粹德国和本国的法西斯领导人之后，“重组后的义大利”可望在欧洲各国大家庭中占有一席受人尊重的地位；第二，他们“最后”将有机会“依照自由、平等的基本民主原则选择自己的政府”。这两项保证显然都是能够办得到的，也是不大会引起不切实际的希望的。可是，其他的一些诺言，虽然完全是出乎诚意的，但在当时比较容易引起误解，或者易于因后来事态发展而变得无法履行，而这些事态发展，也许可以说，是应该更清楚地预见到的。例如，1942年11月14日伯利的讲话就把解放描绘得实在太容易而且毫无痛苦，同时他关于美国无意把“惩罚性”的和平条件强加给义大利的主张，可能已经助长了义大利也许不必支付赔款或不必放弃的里雅斯特的幻想。1943年7月28日，罗斯福曾亲自着重指出各占领国决意要使西西里免于匮乏。当艾森豪1943年7月29日的广播文告正在草拟时，美国三军参谋长建议这位将军在文告中应提出，如果义大利投降的话，将释放“好几十万”战俘。在邱吉尔对此表示反对之后，文告仅仅提出以拘留在突尼西亚和西西里的战俘同被拘在义大利的盟军战俘相交换；而后来，停战条件却只是规定释放盟军战俘，根本不提交换。阿尔及尔盟军总部向义大利进行的宣传中许了过多的愿；占领军发行的流通券，背面印有“四大自由”，象徵着盟方特别是美国人本来的良好意愿。 第138页 卡萨布兰卡宣言(主要是罗斯福的主意)要求义大利无条件投降。谈判的时机成熟时，艾森豪认为提出一些体面的条件将会促使义大利人早一点退出战争，但是原先主张把义大利作为例外而从宽处理的邱吉尔，现在却一心一意要确保义大利的完全投降，以便盟国可以毫无拘束地放手进行下一战役。然而，他是第一个提出只要义大利人对德国人实行抵抗就应给以支持这一想法的，这一想法后来具体体现在英美对义大利人通过里斯本提出的合作建议的答覆中。英美在这个答覆中坚持必须无条件接受停战条件，同时规定，对于这些条件能否作有利于义大利的修改，须视义大利政府和人民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联合国家对德作战而定，义大利人凡是同德国人作战的，联合国家都将给予力所能及的一切支持。 第三节 停战协定的影响和盟国的军事行动(1943-1945年) 停战给盟军带来了一些好处，但决不是原来所期望的全部好处。他们得以占领南部义大利的许多地方，包括福贾的飞机场，还占领了科西嘉和撒丁；义大利舰队服从他们的命令开到了马尔他。另一方面，墨索里尼一垮台，德国人就开始准备他们的反措施，不出几天就控制了大半个半岛，并把墨索里尼从监狱里抢出来，使他成了傀儡共和国的首脑。八万盟军战俘大部分被运往德国，但有一万多人多亏义大利各阶层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给予帮助，得以越过敌人防线南撤。 起初，盟国认为德国人很有可能会放弃整个义大利中部，撤至守卫亚平宁山脉南麓的“比萨-里米尼线”，这些希望虽然终于化为泡影，却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约德尔确曾计划把一系列防线中最重要的一条部署在亚平宁山脉南麓，而希特勒本人也曾一度怀疑过是否能够不太冒险地防守住更多一些的义大利地方。甚至在凯塞林成功地利用义大利瓦解后的局势，暂时给德国人保住了罗马之后，这个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直到 11月间，当经过非洲战役的亲身教训，因而力主德军北撤的隆美尔被调往法国，他的部队被併入凯塞林的部队之后，这个问题才算解决。 9月30日，盟国部队开进了那不勒斯(已为本城公民所解放)，但在那里被穿过卡西诺的德军坚固防线挡住了好几个月，而在亚得里亚海沿岸，他们的秋季攻势也只是使他们到达奥尔托纳，不能再北进。1944年1月22日，盟军在安齐奥登陆，但尽管如此，直到1944年5月间才攻破德军的“冬季防线”。他们于6月5日进入罗马，8月12日进入佛罗伦斯，但由于兵员弹药不足，不能在入冬以前突破亚平宁山脉进入波河流域和利古里亚。1945年4月，盟军再度出击，德国人终于在5月2日投降。 第四节 布林迪西政府成为参战友国 1943年9月出现的“解放了的义大利”是由国内最贫穷、最偏僻的地区组成的，因此它很难自助，要是当初解放是从北部开始的话，情况就会好得多。它给盟国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骯脏落后。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由他的首相巴多利奥元帅和他的三军参谋长陪同，在停战宣布后的那天一早就离开了罗马，逃往布林迪西(一译布林的西)。因此，签署停战协定的那个政府可以说仍然存在着。至于它能管辖到多远的地方，则是另一个问题。关于设立临时国都的问题，事先没有作出过安排。鑑于停战协定必须严守秘密，事前的确也很难作出什么安排。要不是国王和他的顾问们怕德国人挡住他们通向海岸的路的话，他们本来是要去撒丁岛的，而且不管怎么样，看来他们原是指望在一两星期内盟军为他们清除罗马市内的德国人之后立即就返回罗马的。随着这一前景的逐渐消失，他们不得不在几乎一切从头开始的基础上拼凑一个行政管理班子，以应付特别困难的局势。 盟国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这一个以国王和巴多利奥为首的政府，一开始就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不论在义大利国内或国外，对这两个人都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国王由于他默认法西斯主义达二十年之久，早已声望扫地。1922年10月法西斯“进军罗马”时，他怕引起流血事件，危及君主制，因而拒绝宣布戒严，而且任命了墨索里尼为首相；1925年，当反对党领袖们向他提出马泰奥蒂被谋害一案中法西斯罪责的证据时，他毫无作为。巴多利奥虽然不是一个积极活动的法西斯党徒，但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是个唯唯诺诺的人，左翼方面是把他算作“反动分子”的。 布林迪西政府在盟国方面的主要支持者是邱吉尔，他深信，对义大利来说，就象其他一些已解放的国家一样，立宪君主政体作为一支稳定局势的力量、一种保持正统延续性的东西、一个号召武装部队效忠的中心，是必不可少的；而任何一个由反对法西斯的各党领袖组成的政府(他把这些领袖说成是“一群年迈贪婪的政客”、“义大利政治残渣”)，都将是软弱的、没有代表性的，只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内战或共产党独裁。艾森豪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也希望利用国王对武装部队的权威(在突然下令把舰队驶往马尔他的情况下，这种权威也许真起了作用)；同时他们是准备承认任何非法西斯的政府的，只要在他们看来，这个政府能够执行投降和停战的条件，能与盟国合作，能维持足够良好的秩序以省却盟国自己来管理这个国家的麻烦。可是，在英国也好，在美国也好，自由派和左翼的意见则认为，支持布林迪西政府就象是重蹈同达尔朗做交易的覆辙，而且这个观点有一个雄辩的鼓吹者，即非常接近罗斯福总统的哈里·霍普金斯。罗斯福本人，虽然并不主张君主政体这一制度，却准备暂时容忍国王和巴多利奥，不过他希望尽可能快地由反法西斯各党派所能接受的政府去接替他们。 第139页 停战条件签署后採取的解决办法是给艾森豪如下的指示，布林迪西政府如能对德宣战，应准其作为义大利政府、作为盟国方面的参战友国而行使其职权，但由盟国管制委员会加以指导和监督。义大利将保留其选择自己的民主政府形式的权利，但这必须要等到德国人最后被驱逐出义大利之后。使义大利成为参战友国的建议，是由邱吉尔在9月9日致罗斯福和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中首先提出的，接着在9月10日广播了罗斯福和邱吉尔的联合文告，号召巴多利奥和义大利人民起来同英国人和美国人并肩作战，13日，一个以梅森·麦克法兰将军为首的盟国军事代表团到达了布林迪西。可是，给艾森豪的指令迟至9月22日才发出，那时艾森豪已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出建议，极力主张接纳布林迪西政府为参战友国，而邱吉尔则已在下院作了一项声明，并已再次就此徵求了罗斯福的意见。 然而，下一步不是义大利的宣战，而是9月29日艾森豪和巴多利奥在马尔他一艘英国战列舰“纳尔逊”号上签署全部停战条件。早在7月底，这些条件已由英国人拟就，但是按照邱吉尔的意见，为了加快谈判，在里斯本和西西里只採用了一个较简短的文本。这个“简短的停战协定”除了纯属军事方面的条款外，还授予盟军总司令以全部权力，并规定义大利必须接受今后将提出的政治、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各项条件，所以义大利人好比已经签出了一张空白支票，由“详尽的停战协定”填入具体数字。罗斯福本来主张不要签署那详尽的停战协定，以便让艾森豪可以根据情况需要自由行事；坚持要签署这详尽文件的是邱吉尔，他甚至还借重了史达林的支持来达到这一目的。 停战协定不仅规定要解除武装、復员和非军事化，不仅规定联合国家可以根据需要占领多大一部分义大利，而且还把整个义大利及其资源统统交给联合国家支配，供其用于对德作战。国内外贸易、银行和生产都要受联合国家控制，报刊、广播、电影和戏剧都要受检查；同时详尽的停战协定中的政治条款则要求交出墨索里尼、他的主要同伙和联合国家所索取的其他战犯，解散法西斯组织，压制法西斯思想意识，取消反犹的和其他歧视性的法律，释放政治犯，释放同情联合国家的人。 这些详尽的停战条件是交给义大利派到里斯本来的第二个代表扎努西将军的，据说 9月5日就已送到了罗马的陆军参谋长罗阿塔将军手里，同时还附去了艾森豪将军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的一张便条，说如果义大利能同盟国合作的话，这些条件是可以“放宽些”的。可是，巴多利奥在他的回忆录中却说，直到他去马尔他前几天，他对这些条件还一无所知，还说，这些条件改变了以前签订的条件，这种做法是不大方的，不光彩的。他在马尔他所表示的主要反对意见是：详尽的停战协定与简短的不同，使用了“无条件接受”这一短语；德军的占领使协定的许多条件无法实现。协定签字以后，艾森豪给了巴多利奥一封信，大意是说，协定是根据义大利同联合国家合作以前的局势拟订的，协定的某些条件已经实现或者失效，协定的条款可视军事需要和义大利的合作情况而加以修改。事实上确于1943年11月9日签署了一份附加议定书，但是这份议定书只是进一步强调了无条件投降和交出战犯。它也就使苏联成为停战协定的签字国。 停战协定条款直到1945年11月6日才公布。早在1943年12月间，美国国务院就愿意公布这些条款了，但美国陆军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和英国外交部却担心这样做将为德国宣传机构利用，并将使义大利国内反对派得到一个藉以攻击他们政府的不公平的武器。义大利人不仅对这种秘密做法极为不满，而且开始把停战条件猜想得比实际的更为苛刻了。有谣传说，义大利已经同意在它的各主要港口让出一些自由区——甚至还要割让潘特莱里亚岛和西西里岛——或者说已同意提供二百万工人为盟方各国进行重建工作，或者说已接受英美对银行和重工业的永久控制。他们甚至把已公布的苏联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所订的停战协定文本拿来作猜测性的对比，觉得自己的还不如人家。 详尽的停战协定一经签订，艾森豪就要求义大利对德宣战。国王想藉此作为交换条件，为军队弄到一些装备并使撒丁岛上的军队得以回来，因此一直拖着，直到10月10日才表示同意；宣战书则直到13日才提交给德国驻马德里的大使。同日，邱吉尔、罗斯福和史达林联名发表一项声明，接受义大利作为参战友国，但表明将并不因此而影响停战条款，这些条款只有在盟国一致同意下，才能视义大利对盟方所作贡献的大小而有所调整。声明还表示注意到了布林迪西政府在那天向义大利人民发表的公告中关于他们最后将服从人民的意愿的保证。三大国在10月19-30日莫斯科会议之后发表的另一项声明中，用了更有力的措辞详细谈到要剷除法西斯主义和恢復民主，并敦促尽快地把各个反法西斯的政党吸收到政府中去。这样，在公开场合，苏联政府也参与作出了这一贊成义大利政治自由的姿态，可是在莫斯科的幕后活动中，它却坚决要求取得义大利舰队的三分之一作为战利品。 第140页 第五节 盟国管制机构 盟国通过下列三个机构对义大利实行管制：占领区盟国军政府(1943年10月起删去“占领区”三字，即称盟国军政府amg)；盟国管制委员会()；和谘询委员会。占领区盟国军政府这个机构是在义大利尚未成为参战友国之前就筹划设置的，并在西西里开始了工作，它是以各占领国的名义直接进行统治的。它的负责民事的官员随盟国军队在义大利北上，去恢復并维持社会秩序和各种必要的公用事业，主要是为盟军服务，但在军事需要容许的范围内也兼顾居民的利益；它的活动多种多样，从分配粮食，修復被破坏的发电站，一直到重开中小学和大学，保护文物，清洗政府机关中的法西斯分子，等等。 另一方面，盟国管制委员会并不是代替义大利政府行事的，而是通过该政府进行工作的。它成立于1943年11月10日，其任务是：为联合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提供一个同义大利政府联繫的渠道；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使义大利的人力和其他资源能用于盟国作战。它在盟国军政府管辖范围之外的那部分义大利(即所谓“国王的义大利”)到处都设有大区一级的和基层一级的官员，从而把义大利分割成为各个也许过于互不通气的地区，甚至在有关粮食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没有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批准，不得制定任何法律或任命任何官吏，即使是地位较低的官吏。1944年1月，盟国军政府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总部机关合併，但它们的两套不同的控制管理形式仍各维持着。美英两国对盟国军政府和盟国管制委员会在财政上和法律上都分担着对等的责任，这两套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是按大体上对等的原则配备的。到1945年4月时，盟国军政府和盟国管制委员会共有总部人员三百名，其全部工作人员则为一千三百零四名军官和二千八百零八名士兵，其中半数以上的军官和士兵是英国人。盟国管制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凯尼恩·乔伊斯少将是美国人，1944年1月由英国将军诺埃尔·梅森·麦克法兰爵士继任此职，1944年6月又由另一个美国人埃勒里·斯通海军少将接任。还有一名法国观察员和若干名苏联观察员派驻在盟国军政府和盟国管制委员会。 “国王的义大利”起初只包括阿普利亚和撒丁岛，其疆域随着盟军的进展而扩大。1944年1月，义大利政府获准迁至萨勒诺，接着在7月15日迁至罗马，虽然该城及其周围地区直到8月15日仍在盟国军政府管辖下。从1944年10月16日起，军政府管辖地区和义大利政府管辖地区之间的分界线是沿着托斯卡纳区的南界划定的，然后穿过翁布里亚区和马尔凯区延伸到亚得里亚海。托斯卡纳的大部分，以及翁布里亚和马尔凯的其余部分，则分别于1945年5月和6月移交给义大利政府；艾米利亚、卢卡省、阿普尼亚和安科纳港于8月5日移交；皮埃蒙特和伦巴第以及威尼托的大部分地区于9月15日移交；那不勒斯、比萨和里窝那等市以及潘特莱里亚、兰佩杜萨和林诺萨等岛屿于12月31日移交。威尼斯-朱利亚和乌迪内省则始终由盟国军政府统治，直到1947年12月最后一批盟国军队离开义大利时为止。 谘询委员会是莫斯科会议的产物，由三大国的代表以及法国民族委员会、希腊和南斯拉夫的代表组成，最初设在阿尔及尔，后来才移到义大利。该委员会的设立，看来是为了使苏联政府更密切地接触义大利事务，也是为了安抚那些因义大利上升到参战友国的地位而多少有些惊惶的法国、希腊和南斯拉夫三个流亡政府：它除有权处理经常性的非军事问题外，还有权提出有关协调盟国政策的建议。例如，放宽对布林迪西政府的限制问题就曾提交给它，但总的说来，它比较难得开会，是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的。 第六节 对德作战的义大利武装部队 义大利的三军中，得以避免德方的占领而几乎保持完整无损的只有海军。1943年9月23日，为了补充停战协定，地中海战区总司令海军元帅安德鲁·坎宁安爵士(停战协定草拟时，未曾同他商量过)同义大利海军部长海军上将德库尔滕签订了一项关于使用义大利舰队和商船队的专门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四艘巡洋舰(后来增为六艘)、八艘驱逐舰以及约四十艘的鱼雷艇、驱潜快艇和小型船只仍悬挂义大利国旗继续服役，用以护航，扫雷，并与被占领各国保持联繫，等等。协定规定义大利潜艇暂时不得调动，但据报导，其中有一些曾在1943年秋被用来向爱琴海诸岛上的英军供应补给品，后来则成队地停泊在百慕达和科伦坡。坎宁安-德库尔滕协定还规定，商船队虽然仍悬义大利国旗，但应併入盟国统一调度的船队，集中使用。1943年11月17日又签订了一项补充协定，规定联合国家有权以不同于坎宁安-德库尔滕协定的方式处置义大利的船只，并有权给义大利商船另外配备船员而不用义大利海军部提供的人员。这一补充协定可能同苏联要求取得义大利军舰有关，它的签订引起了德库尔滕的书面抗议。 义大利航空人员经常在巴尔干各国的德国交通线上空飞行，并向南斯拉夫游击队空投供应品。起初，空军只能在南方凑集二、三百架老式飞机，但从1944年7月起，盟国就向它提供飞机，到战争结束时义大利空军的十四个中队中就有五个是用盟国的飞机装备起来的。 第141页 除少数几次英勇表现外，装备拙劣、领导无方而又厌战的义大利陆军，在停战后对德国人绝少抵抗。南部义大利原已驻有四个师，又增召了一些兵员，但开小差的十分普遍。另一方面，对渴望组织志愿军的许多反法西斯分子，并没有得到盟国鼓励。盟国军事代表团的报告说，布林迪西周围的义大利军队只配充当劳动队伍；多德卡尼斯群岛的义大利守军表现很坏，而科孚岛和克法利尼亚岛上的义大利部队虽然确曾抵抗过德国人并因此而于投降后被枪杀，但盟国方面的人却从未与这些部队有过联繫。义大利战区盟军司令亚歷山大将军不大相信义大利战斗部队的能力，因此尽管巴多利奥不断唿吁，希望不要剥夺早先答应给义大利的“将功补过”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是极为有限的。从撤丁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调来的各个师始终未被解散，但甚至这些部队也被改为劳动队，他们的装备则给了南斯拉夫游击队。一支五千人左右的“摩托化部队”曾于1943年12月间投入战斗，初次交火就遭受严重伤亡，随即从前线撤了下来。这支部队后来改组成为义大利解放军团，为数约二万二千人，在 1944年的夏季战役中表现良好，并且被扩充成为六个“战斗大队”(总数约五万人)，其中有些大队参加了攻入伦巴第的最后进军。三十万义大利陆军中的其余人员则用于清除地雷，从船上卸货，赶骡车和开卡车运送补给品以及其他非战斗的、但往往是危险的工作。从停战到1945年8月31日止，陆军伤亡总数是死二万零六百十六名，伤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二名，失踪一万七千一百七十一名。除正规陆军充当劳动队伍外，还有三十三万五千名民工在船坞、补给修理站为盟军工作，英美军中的义大利战俘也有许多志愿充当“合作者”，这是享有比战俘较多自由的非战斗性辅助人员。 第七节 国内政治 (一)各个反法西斯政党和国王 1943-1944年 墨索里尼垮台之前就已在义大利全国各地(遍及战线两侧)重燃起来的政治活动之火继续在发展，这一发展同布林迪西的那个影子政府并没有什么关系。到停战协定签订时，已经有了许多政党，有的是原有政党恢復活动，有的是新建的。社会党在法西斯主义上台时曾是左派的主要政党，不仅在产业工人中而且在北部和中部义大利比较穷苦的农民中都曾拥有大量的追随者，现在却有了共产党这样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而且社会党内以前的改良主义倾向和极端主义倾向相互冲突的歷史还将在战后政治中继续下去。行动党建立于1943年初，但推动它的精神力量却来自更早一些的由卡洛·罗塞利创建的“正义和自由运动”。这是一个以大学校为基地的知识分子的党，它继承了马志尼的共和自由主义和反教会自由主义的传统，并且兼有一种更合乎现代精神的对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兴趣；它表现出一种天真的轻信，认为一旦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被打败，就可以通过一个自由的政府和一项实行根本改革的政策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受旧时代污染的新义大利。在一些歷史较久的政党看来，行动党人很象是反法西斯运动中的一批肆无忌惮的人，但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却比谁都毫无逊色。天主教民主党所继承的是法西斯上台以前的人民党——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信仰天主教，但并不属于教会。天主教民主党后来成为解放后的义大利的三大政党之一，但变得比它的前身右得多。中间偏右的是自由党，它以同样的热情主张经济放任和政治自由，因而更多地带有十九世纪的而不是二十世纪中期的时代特色；它不仅是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党，而且也是有产者的党。就是以上这五个政党，再加上一个在北方并不活动的、中间偏左的小党劳工民主党，联合组成了一个联盟；参与策划推翻墨索里尼的就是这个联盟，停战协定签订后在德军占领下的义大利各地组成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也是这个联盟。 国王曾坚决主张不让所有这些政党参加第一届巴多利奥政府，的确，这个政府甚至拒绝承认任何政党的合法地位；后来当他在盟国强迫之下邀请这六个政党参加布林迪西政府时，它们都拒绝在国王在位时参加政府。其后六个月中，国王的退位问题，君主政体的前途问题，以及如果国王退位，应以怎样的方式在战后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君主政体存废之前暂时保留王权的问题，主宰着义大利的国内政治，并在各政党之间引起了严重的分歧。天主教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中有些是共和派，有些是君主派，而君主派中也有许多人希望国王退位，认为这是保全王朝的最后机会。社会党、民族主义党和共产党都是主张共和政体的，但共产党一开始就表现出没有其他两党那样坚决。 随着流亡人士陆续从美国回来，有一些新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其中之一是“自由义大利”运动的一位领袖、1920-1921年时曾任外交部长的卡尔洛·斯福扎伯爵。斯福扎在向美国政府申请准予返意时曾表示，在全部德军被逐出义大利以前，他愿意支持巴多利奥政府；途经伦敦时他会见了邱吉尔，给邱吉尔留下的印象是，可以信赖他将同巴多利奥和国王合作。然而，当他还在美国时，他就已说过贊成国王退位的话，而一到了义大利，他首先拒绝了巴多利奥要他出任外交部长和副首相的建议，接着又拒绝了国王请他出任首相的建议。从此邱吉尔就认定他不适宜担任公职。 第142页 克罗齐和南方其他一些反法西斯领袖的态度是，如果国王退位而由摄政团以国王六岁的孙子那不勒斯亲王的名义代为执政的话，他们愿意参加政府。这个建议华盛顿是贊成的，但邱吉尔不同意，罗斯福因而又回到艾森豪的建议，即如果国王不愿退位(他是极不愿意退位的)，巴多利奥政府应维持到罗马解放为止。然而，英国和美国的新闻记者和那些负责政治战的军官们却往往同情反对派远甚于同情政府，而盟国的广播和义大利政界领袖所收到的国外表示友好的函电也都令人感觉到，在义大利国外反对国王和巴多利奥的情绪是多么强烈。 邱吉尔和罗斯福之间关于布林迪西政府的争论在新的一年里再度爆发。1944年1月22日，当盟军在安齐奥登陆时，美国国务院建议不要让国王返回罗马，应放手让“自由派方面的各种力量”立即建立起一个代议制的政府。邱吉尔则坚决主张盟国在能够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以前应当支持国王和巴多利奥，他再一次提醒罗斯福要对反对派有所警惕，特别是对斯福扎。2月11日，当事情已很明显，不再有希望在安齐奥取得速胜时，罗斯福才对邱吉尔表示，在军事形势改善到可以不必担心义大利部队发生变乱以前，美国将不做任何引起政治方面变动的事。 1944年1月28-29日，六个政党在巴里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公开要求国王立即退位，要求组成反法西斯的联合政府，并在战争一结束就召开制宪会议。当他们要求盟国支持这一政策时，不仅新任地中海战区盟军最高司令英国将军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贊成给予支持，美国政府也表示贊成。而且，2月20日国王同意了一项新建议，即国王不退位，而是把权力授予他的儿子作为副摄政；这项决定立即通知了英美政府，虽然在义大利国内还是严格保密的，这显然是因为国王仍然坚持在他未回罗马以前不退位。 2月22日，邱吉尔又一次在下院声明支持国王和巴多利奥，从而使六党抱有的希望化为泡影，对此，义大利的共产党、行动党和社会党在那不勒斯安排了几次抗议示威。然而，美国政府却对美国驻义大利的代表们说，不必把邱吉尔的演说看作是对六党要求的最后回绝，协商一致后作出的盟国答覆还有待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来发表。罗斯福同邱吉尔在这个问题上又争论了一个月，仍未能达成协议；3月24日，赫尔把这个问题提交给谘询委员会。 谘询委员会里的英国代表最后同意，应告知国王现在已是他引退的时候了。然而，直到苏联政府插手干预之后，这一僵局才告结束。3月3日，罗斯福透露了苏方要求把一些义大利军舰交由苏联处置的建议，使人们整整惊讶了几天；继此之后，苏联政府于14日宣布已同意与义大利重建外交关系。苏意两国政府都没有在这次宣布之前通知盟国管制委员会或谘询委员会，因此，美国国务院提出了抗议。莫洛托夫解释说，关于对义大利的处置，一直没有人同苏联进行过充分磋商。英国和美国并不立即同义大利恢復完全的外交关系，但它们在这方面确是跨进了一大步，分别委派诺埃尔·查尔斯爵士和亚歷山大·柯克先生为各该国的高级专员兼派驻谘询委员会(现已由阿尔及尔迁到义大利)的特别代表。柯克本人还带着大使衔。3月28日，发生了一件甚至引起更大轰动的政治事件：义大利共产党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莫斯科寄居多年之后回到了义大利。4月1日，共产党建议，不论国王退位与否，六党应当立即参加政府。其他政党除同意外别无选择，因而于6日向公众披露了设置副摄政的计划，12日正式宣告成立副摄政制，从罗马解放之日起生效。六党联合政府于4月24日就职，巴多利奥留任首相兼外交部长。 (二)“六党执政” 1944-1946年 6月4日的罗马解放，除了导致6月5日国王移交权力给王储外，还带来了一次政府改组。罗马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拒绝在巴多利奥领导下工作，于是仍由原来这六个党组成了一个新的联合政府，而罗马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席、劳工民主党人伊凡诺耶·博诺米则成了新政府的首脑。好不容易说服邱吉尔同意这个改变，却又在拟议任命斯福扎为外交部长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个更为尴尬的局面，因为梅森·麦克法兰对这项任命的否决立即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后斯福扎就任了不管部部长。新任各部长都必须保证遵守当时尚未透露的停战条款。 从1944年6月起至1946年6月选举时止，共有四届政府先后当政。1944年12月组成的博诺米第二届内阁内有共产党人，但不包括行动党人和社会党人；组阁时斯福扎的任命又一次遭到英国人的否决，这次否决适值希腊和比利时也都在发生政治纠纷，加在一起促成了整个这次战争中英美之间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之一。北方解放后，行动党人费鲁乔·帕里组成了一个远较博诺米政府为左的六党内阁，帕里是抵抗运动最杰出的领袖之一，他的背后有义大利北方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一强大的(虽然是短命的)权力机关的支持；但是，由于自由党人转而反对他，也由于他自己作为政治领导人缺乏经验，终于在11月24日被迫辞职；12月10日，天主教民主党领袖阿尔契德·德·加斯贝利沿着比较保守的方向改组了“六党执政”政府，特别在经济政策方面是如此。 第143页 “六党执政”有着某些明显的不利条件：各党不管其实力大小，在内阁里都占有同等地位，而且各党间平衡得非常均匀，甚至有一个时候一位正统派的经济学家在国库部负责总的经济政策，而一位共产党人则在财政部主管税收。而且“六党执政”的时候，正是日子很不好过的战争最后一年和继此之后的那段几乎可以说更使人痛苦失望的时期，那时重建工作刚在困难重重中开始，而旧时代的种种腐恶已在悄悄地死灰復燃，来嘲弄抵抗运动所抱有的很高期望。这个时候最危险的特徵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这不仅是由于共产党的鼓动，同样重要的也是由于贫困和社会不公正这样一些无可迴避的事实。必须处理的首要问题之一是游击队员的復员。游击队员中有很多人，也许多达五十万人，只是偶尔帮助过一下抵抗运动，或者参加得很迟，只来得及赶上最后总起义，或者甚至更迟；但是也有二十万左右男女队员，服务于抵抗运动的时间相当长，相当负责，足以称得上“战斗的游击队员”。政府对待他们并不是很慷慨的，也没有能及时地关心解决他们的疾苦。左派坚持要把大量这样的游击队员吸收到辅助警察部队或陆军中去(虽然军事当局怕共产党渗入，极不愿意吸收他们)。许多游击队员，如果能找到工作的话，是乐于重返平民生活的，但是抵抗运动里当然也有恐怖分子和带枪的好斗分子。而且，游击队员的装备有许多始终没有上交给盟国或义大利当局，据信这些装备被那些遍布于义大利北方的共产党人和右派游击队藏匿起来了。 在可能举行地方选举以前，市长和市政委员会是由各省省长徵得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意后从六党党员中选拔委任的。然而，省长们自己是由盟国军政府或义大利政府任命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职业文官，同当地的抵抗运动毫无关系。盟国军政府据说甚至任命过这种人去接替代行省长职权的抵抗运动领袖，或比这更糟，还任命过一些同法西斯有瓜葛的人。作为重建正常的议会制政府和准备选举的第一步，政府召开了一个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1945年9月25日在罗马举行。协商会议的成员是由所有各个党(不限于参加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那几个党)、各个工会、各个专业人员协会以及退伍军人组织等提名的；某些反对法西斯的前议员也被邀参加协商会议。可是，在协商会议和市政委员会之外，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各省市中的组织系统网实际上形成了另一个临时行政机构，对国王和政府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的确，根据与盟军达成的协议，北部义大利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从4月25日起至1945年6月盟国军政府接管时为止，曾经统治过伦巴第。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各党——共产党、社会党和行动党——原希望在未举行大选以前让民族解放委员会行使广泛的行政权和立法权，甚至司法权；但是，为减轻右派的顾虑起见，于1945年6月间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商定即使在选举以前，各民族解放委员会也只应有谘询的权力，而在选举之后就只能保留这些委员会作为党派间的一种联络机构。1946年7月经作出决定，索性把它们全部解散了。 地方分离主义也是一个不能不估计在内的问题。在西西里，以安德里亚·菲诺基阿罗-阿普里尔为首的分离主义运动，在某几个负责民政事务的西西里裔美籍军官的贊助怂恿下，显然一直在向两个占领国当局接近，表示友好。义大利当局最后取缔了这个运动，并不得不于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间派兵去对付分离主义者的队伍。在瓦莱达奥斯塔也有类似的运动。总的说来，许多义大利人也都感到现在是改变一下那种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时候了，这一中央集权的制度还是在十九世纪中，当义大利的许多情况各异的地区被统一起来时由皮埃蒙特人强加给这个国家的，后来中央集权方便了法西斯统治，而法西斯党人又大大地扩展了中央集权。到1946年底，西西里、撒丁和瓦莱达奥斯塔都已获准採用了特殊的地方自治制度。至于南蒂罗尔，除了国际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地方自治方面的问题，以及威尼斯-朱利亚的情况，都将在下文说明。 最近，1948年的义大利宪法把全国划分为十九个大区，除行政权外还各赋予立法权。天主教民主党以前虽曾是地方分权原则的有力支持者，但并不急于要冒在国内建立一些共产党国家的风险。实际建立地区自治制度的立法被长期拖延着，到本书执笔时，除西西里、撒丁、瓦莱达奥斯塔以及包括南蒂罗尔(阿尔托-阿迪杰)和特兰提诺的一个大区外，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实行地区自治。 (三)1946年的选举和共和国的建立 1946年6月2日举行了制宪会议选举并就君主政体问题举行了公民投票。制宪会议的五百五十二个席位中，天主教民主党得二百零七席(八百零八万三千二百零八票)；社会党得一百十五席(四百七十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九票)；共产党得一百零四席(四百三十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二票)。包括自由党在内的民族民主集团得四十一席；行动党(已开始分裂，最后于1947年12月解散)只得七席；而古格利埃尔莫·齐安尼尼的那个新冒出来的平民党却获得了一百二十万九千九百十八张选票和三十个议席(该党致力争取的对象大体上也就是1919-1922年间法西斯主义所吸引的那部分下层中产阶级分子)。市政选举在1946年3-4月间举行，但米兰以外的其他各个大城市不在此列(它们到10-11月间才举行市政选举)，南蒂罗尔和威尼斯-朱利亚也不在内。在这些选举中占优势的仍然是6月大选中领先的那三个党，在许多地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是结成联盟参加竞选的，他们赢得了多数大城市。平民党在罗马和南方各地的秋季选举中表现得不错，但此后就湮没无闻了。 第144页 公民投票结果，贊成共和政体的占一千二百七十一万七千九百二十三票，贊成君主政体的为一千零七十一万九千二百八十四票。少数票为数也不小，这也许是同5月9日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让位给他儿子的这一行动有点关系的。北方倾向于投共和政体的票，南方则倾向于贊成君主政体，但各个区的详细投票数字表明，南方投票贊成共和政体的远较预期的为多。公民投票结果初步公布后，乌姆贝托国王不愿立即同意宣告成立共和国，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紧张气氛，直到他在政府的压力下终于在6月13日离国后，气氛才缓和下来。政权的改变是以相当和平的方式完成的。28 日，制宪会议选举那不勒斯的一位律师、无党派人士恩里科·德·尼古拉为临时国家元首。 (四)共产主义的挑战 1946-1947年 7月12日，德·加斯贝利重新执政，其内阁不仅包括天主教民主党人和其他两三个非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留在内阁里近一年之久。然而，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都已在摆开阵势准备“冷战”了。天主教民主党在各大党中是最靠近右派的，它所吸引的选民有许多是想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或极端保守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但也有许多是那些认为危险主要来自左派的人。反共成了把该党内部两个极端——大小僱主及地主等的既得利益为一端，主张改革者和较穷苦的人为另一端——连繫起来的一条最坚固的、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纽带。不久就在一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改革这一迫切而重要的问题上)暴露出意见纷歧。在义大利，倾向于民主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天主教徒不象在法国那样有力量(加斯贝利本人是个突出的例外)，而许多属于温和左派的知识分子则觉得接受不了一个天主教的党，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正被挤压在黑色和红色两大磨石之间。那些较下层的、较少关心政治的选民，特别是乡村中的选民，在作出政治取捨方面，反应就远没有那么迅敏：要是选举日适逢星期天，在去做弥撒的同时顺路投共产党的票，他们是不会觉得有什么错或甚至有什么奇怪的。1946年选举时教会曾插手反对共产党，而在1948年和1948年以后的各次选举中，教会捲入党派政治的程度就更深了。1949年7月，教会宣布共产党人很可能被开除教籍。虽然天主教民主党仍然否认它是教会人士的党，但在1948年以后，该党的选民工作很大一部分是靠天主教行动会——一个听命于教会的非神职人员的组织——进行的，就象它的很大一部分经费来源靠它党员中的富人一样。 义大利共产党当时是苏联以外最大的共产党(党员人数在1945年12月有一百七十六万二千零五十六人，1946年6月有二百十二万五千人)，虽然法国共产党在1946年选举中得票比它还多一百万张左右。“所有正派的工人……不论种族、宗教信仰和哲学信念如何”，都可加入共产党。知识分子、天主教徒、妇女、退伍军人、前法西斯分子等都受欢迎。共产党在某些农民中取得的成功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1946年共产党员数占当地人口比重最高的两个区是艾米利亚和托斯卡纳，前者是肥沃的农业区，有着大量的贫苦农民和无地僱工，后者虽远没有那么贫困，但那里的农民寄希望于共产党，希望共产党能给他们带来土地改革，使他们从佃农变为自己田园的主人。在皮埃蒙特，共产党的力量强；在伦巴第则是社会党的力量强。共产党员总数中，南方人所占的比重在 1947年时只有五分之一，在 1946年和1948年只占八分之一。在开始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很不重视，甚至有报导说，该党的主要知识分子孔切托·马凯西教授曾于1945年4月间公开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没有教条的经济社会纲领，而把辩证唯物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糟粕”。 的确，共产党从其早期——特别是从它最优秀的组织者和思想家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1937年死于法西斯监狱)——继承了一种比较具有自由思想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入党的许多知识分子中重又出现。两三年后，似乎对那些“主张‘自由发表意见’和‘自由犯错误’的人”採取了比较严厉的态度。在当时的共产党报刊和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可以找到一些颇能反映出这方面情况的长篇大论，谈的是党内自由讨论在使马克思主义“活的理论”适用于每个国家特定时刻的具体情况方面所起的作用，和怎样才能使党员们的思想同党的指示命令“协调起来”等等。 1943-1946 年间共产党的迅速发展是不难解释的。它在法西斯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内保存着秘密地下组织，使它在抵抗运动方面有一个飞跃的起步，其他的党则因完全缺乏经验而在丧失优秀成员。共产党人的勇气和工作效能，在对义大利的解放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党树立了很大的声望，而且正是这些品质，加上它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对手採用的那种毫无忌惮和残酷无情的策略手段，为它赢得了支配抵抗运动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运动中，三个左翼政党是常常合力对付其他党派的。由共产党领导、但对非共产党人也开放的“加里波迪”大队，是替该党招募和训练积极分子的一个极好的工具，这种积极分子对党开展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各项活动来说都是极为必要的。 第145页 战后共产党人在地方管理和社会福利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例如，他们在乡村里开创了孩子在外搭伙这样一个值得称道的办法。他们的领袖，如果当上了收入优厚的官职，就把薪金交给党(党发给他们较低的生活津贴)，或者，如果富有私产的话，则为革命事业慷慨捐献。例如两个当时有公职的共产党人福斯托·古洛和路易吉·德·菲尔波都在南方富有田地，但据悉前者曾把几百万里拉捐献给党，而后者则把他的九个农场交给了佃农。在1944-1947年的义大利，许多人感到，共产党是能够而且愿意帮助他们的唯一政党，而社会党的全盛时代则已经过去了。 然而，共产党人远不是以社会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往往表现得要比社会党和行动党稳健得多，他们觉得与其把他们的前途押在大胆的重建政策上，不如在政府中获得一个立足点。在土地改革和产业国有化问题上，甚至在拟议中的资本税问题上，他们的表态都很审慎。象其他一些共产党一样，他们在和平、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自由、尊重人格的问题上一再发表最无懈可击的观点，并且常常痛斥反对他们的某些人，说对方背叛这些理想；但同时，他们常常利用恐惧和仇恨等群众情绪作为手段。1946 年时共产党的恐怖活动仍在继续，特别是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区，虽然不象1945年和1947-1948年时那样激烈，而且同样地也是右派恐怖分子的挑衅所引起的。 事实上，直到1947年，共产党人始终是试图通过全民族团结的途径来取得政权的。他们创立了同志协会、青年阵线、义大利妇女联盟等一些非党派组织，并从这些组织内部取得了对它们的控制。他们还通过同社会党结盟，终于也控制了原来是在所有党派都参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总工会。他们谋求同天主教民主党达成某种谅解(但后者全然无意于此)，还试图把共产党和社会党合併起来。1934 年以来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有一个关于採取一致行动的协定，但共产党曾不止一次为了攫取某些眼前的政治利益而置之不顾，1946年10月27日订立了另一个协定来代替它，从而把两个组织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个新协定所规定的共同目标是没有什么害处的，但它赋与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就不是无害的了。这是反对合併的社会党少数派所不能容忍的，于是朱塞佩·萨拉盖特和其他一些人于1947年1月间退出了社会党，另组义大利工人社会党，而社会党的余下部分则仍在彼特罗·南尼领导下，继续同共产党合作。1947年2月，德·加斯贝利内阁改组，南尼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仍被保留在内，但到同年5月都退出了政府。1946年底，共产党由于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主张对南斯拉夫让步而在一段时期内声望有所下降，1947年以后，它的党员人数增加极少。然而，正如1947年开始的义大利政治新阶段中事态发展所表明的，它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组织。 第八节 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分子的惩办以及行政机构的清洗 1944年7月27日的一项法令授权对下列人员提起公诉：(1)最上层的法西斯分子，对建立和维持法西斯政权及对义大利的参战和战败应负特殊责任者；(2)虽不那么显要，但在政治上活跃的法西斯党徒，特别是早期就加入该党，组织过政治恐怖活动，或者本人犯有罪行而为法西斯政权所包庇者；(3)停战协定签订后同德国人合作者。 此后的几个月里，许多法西斯党徒、战犯和通敌分子被提交给按上述法令建立的高级法院。这些审讯中最轰动的是对罗阿塔(前军事情报局长)、菲利普·安富索(前齐亚诺的私人秘书，审讯时为义大利驻柏林大使)、前阿尔巴尼亚总督弗朗切斯科·亚科莫尼和其他十二人的审讯。这次审讯是在1945年1月至3月间进行的，审讯时就象整个法西斯政权被押上了被告席，其罪状是发动侵略战争；在西班牙内战中搞破坏和恐怖活动(包括进行细菌战的计划)；1934年参与杀害南斯拉夫国王亚歷山大和法国外长巴尔图以及1937年参与杀害反法西斯知名人士卡洛·罗塞利和内洛·罗塞利。在这次和其他几次审讯中，法院判决了若干人死刑，许多人被判处长期监禁；但许多被告或者躲藏了起来，或者仍在北方逍遥法外，而罗阿塔则在审讯过程中脱逃。普通法院在处理较小的法西斯分子方面也行动迟缓。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报纸鼓譟着要惩办所有的人民公敌，其中也包括前政权在大企业界里的那些支持者，他们由于发了战争财而又在重新活跃起来。人们的情绪激动到如此程度，以致在审讯前罗马警察局长彼特罗·卡鲁索时，闹事的群众竟杀害了一个过去当监狱长的证人。 这一事态的发展随着1945年4月北方的解放而达到了高峰。提交特别陪审法庭的通敌卖国案约有三万件，每一个这样的法庭设有专业法官一名，另有若干名从民族解放委员会编制的名单中抽籤选定的“人民审判员”从旁协助。在随后的六个月里，这些法庭判处了两百多人死刑；但是被处死的新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分子还要多得多，他们有的在抓到时立即被枪决，有的则在经过革命群众方面类似“私刑审判”那样的手续后被枪决。这样死去的人究竟有多少，无法肯定。“义大利社会运动”常常引用的三十万人这个数字大概是远远太高了，至于说1945年4月25日至5月5日间被杀死和失踪的为一千七百三十二人(内政部长马里奥·谢尔巴1952年6月提供的数字)则又失之过低。皮埃蒙特的游击队司令部有过命令把俘获的所有新法西斯志愿部队人员统统处死；虽然这道命令后为设在米兰的游击队总司令部所撤销，但为时过晚，已来不及阻止许多人被枪决。总之，暴力行动的浪潮一直持续到6月底以后。1945年的新闻报导中提到：有九千到一万人，甚至也有提到二万人，死于政治杀害；到5月5日止，都灵的游击队法庭已判处了二千人死刑；连续好几个星期米兰郊外每天清晨都发现尸体；有越狱和私刑；嫌判决过于宽大而发生暴动和罢工；藉机报私仇；杀害逃亡者以谋取其财物等。 第146页 然而节制和通融逐渐占了优势。原来的一些判决经过上诉后减轻了或者撤销了，看到有人逃走，就假装不见了，而1946年的大赦更使数以千计的人身受其惠(到1952年时，游击队恐怖分子已在被提交审讯了，而仍在狱中服刑的法西斯分子只剩下了三百十五名)。政治上活跃的法西斯分子被褫夺公权的时期要到1952年12月31日才告结束，但远在这时以前，象阿基尔·劳罗(那不勒斯的航运业巨头，在法西斯党内从未真正担任过高级职务)这样的人早就能重返政界，充当保皇派的一名吹鼓手。早在1946年12月间，就已成立了一个新法西斯党派“义大利社会运动”，公然自命为墨索里尼的“义大利社会共和国”的继承者；据它自称，成立不到一年，它就吸收到了十二万七千名成员。 公务人员和专业人员的清洗，原定仅仅是要惩办那些积极活动的和有影响的法西斯分子或“法西斯战斗队”时期的老资格党徒，而对于那些只为谋求或保住工作而参加过法西斯党的多数人将不予追究。可是最初，有相当多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公营公司职员和其他一些人被勒令停职，但审查程序却使人们有许多机会可以故意拖延和在法律上玩花招，而且右派势力又强烈地偏向于从宽处理。1944年的那些法令在1945-1946年间打了折扣，结果，被撤职的一千八百七十四名和强迫退休的六百七十一名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中，大部分都恢復了原职，所有较小的处分也都免予执行。到最后，在八十万机关工作人员中被撤职的只有几百人。 1944年7月27日的法令还授权国家，对凡是担任过官职或政治上活跃过的法西斯党徒或其近亲或企业合伙人在1945年1月3日以后所取得的资本增益，如提不出足以证明其合法取得的证据的话，得统统予以没收。最后宣布，国家将从五百多个法西斯党徒的财产中收取约二百亿里拉(一千二百万英镑)，可是，这里也许同样不难找到法律上的空子。 第九节 盟国管制的放宽 早在1943年12月27日，义大利政府就要求容许它宣布拥护大西洋宪章原则的愿望，接着于1944年2月和4月又一而再地要求给予完全的盟国地位。英国认为这两项让步可能会有损于盟国在战时管制义大利的自由，也有损于盟国在战后缔结和约时迫使义大利作出领土和其他牺牲的行动自由，因而都表示反对。美国人在义大利宣布拥护大西洋宪章这一问题上同英国人争论了达三个月之久，但在对给予它以盟国地位的问题，则部分地由于考虑到法国、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反应，採取了和英国人相同的观点。 然而，1944年8月23日赫尔在答覆博诺米的一项请求时，不无同情地表示停战条件可以修改。同月，邱吉尔访问了义大利，通过此行他得出结论，应该给予义大利政府某种信任的表示，即使不是真的订一项初步和约的话。9月26日在海德公园发表的罗斯福-邱吉尔声明宣布了即将就盟国管制委员会、外交关系、经济救济和其他方面作出的一些让步。从1944年10月25日起，盟国管制委员会删去“管制”两字，改称盟国委员会，其中的军职人员越来越多地为文职人员所替代。11月10日，英国驻中东的常驻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继亚歷山大担任该委员会代理主席。接着，1945年2月24日的一份盟国备忘录通知义大利政府，此后对日常行政的管制将仅以盟军军事利益所需要者为限；结束了盟国对立法和官员任命的否决权(少数几个军事上重要的任命除外)；并宣布除某些联络官和技术专家外，委员会地方一级和大区一级的工作人员统统撤走，设在“国王的义大利”的大区级机构将于4月1日以前全部关闭。委员会的总部则一直保留到1947年1月31日才撤销，撤销后它的工作移交给了盟军司令部。 1945年2月的备忘录还声明，以后将给予义大利在外交事务上使用秘密通讯的便利(但不包括未经备案的密码的使用)，作为条件的默契是，义大利政府将随时把它同别国政府的谈判情况通知盟国。早在1944年10月26日，美国政府就曾宣布同义大利重建完全外交关系的意向，1945年1月8日和3月8日，柯克和阿尔贝托·塔尔基亚尼两位大使分别在罗马和华盛顿递交了国书。然而，英国人却只是给他们的高级专员个人加上大使衔，一直到后来和约批准之后才恢復完全的外交关系。 雅尔达会议没有给义大利人带来什么鼓舞，他们对自己被排斥在旧金山会议和联合国之外也深感不满。在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上，以及在会议之后的整个秋天，美国都曾建议修订停战协定，作为对义大利共同对德作战的酬报。义大利政府是愿意就有关占领的一切事情缔结协定的；但苏联政府不同意给予义大利不同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待遇。1946年5月至6月的外长会议谈妥了一项经过修正的停战协定，撤销盟国委员会和某些军事管制，并授权就英美军队保卫义大利境内交通线问题由意英和意美直接签订协定，但义大利政府对此建议显然没有反应。几星期后，巴黎和会就着手拟订和约。和约于1947年2月14日签字，最后一批占领军则于1947年12月撤走。 第十节 战俘和战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作为战俘或“军事拘留人员”的一百五十万义大利人中，落在英美手里的有五十五万八千人。这些人中，到1945年4月时已有一万八千人以年龄、健康，或具备特殊条件等理由而被遣返，其余人员的遣返工作，虽由于缺乏运输船舶以及英国不愿失去农业劳动力而被推迟，但在1947年初亦告完成。到那时，1943年被德国人拘留的那些人中已有六十三万五千人从德国回来，有九万人从巴尔干回来。最悲惨的是1942-1943年苏军冬季攻势后在乌克兰失踪的那十万人的遭遇。1943年初的苏联广播谈到过好多万名战俘，但到1945-1946年间开始遣返时，苏方正式宣布将予遣返的义大利战俘总数仅为二万一千零六十五人，而其中的八千五百二十二人原来是在德国人手里而不是在苏联人手里的；1947年2月27日，义大利国防部长明确地说，这些战俘有百分之九十四已死于俄国，大部分死于1943年上半年。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把还有些人在劳动营里活着的希望完全抛掉。 第147页 战犯的审判和惩办，是说明义大利处境异常的又一个例子。英国军事法庭不仅受理对盟国军民所犯罪行的案件，也受理对义大利人所犯罪行的案件，审讯结果，有一个德国将军被判处死刑，另一个被判处十年徒刑。同时凯塞林本人和他的两个部下冯·马肯森将军和梅尔策将军也被判处死刑(后来减刑为终身监禁)。因为他们三人曾下令在罗马郊外阿尔德阿蒂内的沟坑里屠杀三百三十五名人质，而凯塞林还发布过对平民实行报復性暴行的命令。 另一方面，义大利人被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列为战犯的有一千二百零四名，列为嫌疑犯的有六十九名；被英国和各自治领提出控诉的有战犯一百七十名，嫌疑犯九名；被希腊提出控诉的有战犯一百七十九名，嫌疑犯十一名；被南斯拉夫提出控诉的有战犯七百六十四名，嫌疑犯四十二名；被法国提出控诉的有战犯八十名，嫌疑犯五名；被衣索比亚提出控诉的有战犯八名，嫌疑犯二名。在战争罪行委员会自编的该会工作《歷史》上发表的那些较为出名的被判罪的战犯的一长串名单中，唯一的一个义大利人名字是尼古拉·贝洛莫将军，他是因杀害再度被俘的英籍战俘而于1945年被枪决的，但是在盟国法庭上还审讯了许多别的义大利人，作出并执行了别的一些死刑判决。在科西嘉和希腊，也有一些义大利人被控对当地居民犯有罪行而受审(在科西嘉，全部是缺席审判)，在挪威则有一名义大利人由于他在参加德国保安机关工作期间犯下的罪行而被处决。墨索里尼本人和其他一些本来可能会被要求提交审判的人，有的当场就被义大利人自己处死了，有的则受到义大利法庭的审判。然而，另一些“被要求交出”的人不仅仍然活着，有的还在政府中任职。衣索比亚提出的战犯名单中第一个就是巴多利奥；南斯拉夫提出的战犯名单里有1947年时任义大利国防部秘书长的塔德奥·奥兰多将军和那年的内政部副部长阿基尔·马拉佐。该两国政府都一再要求盟国把它们所提名单上的战犯交出来，但都没有结果。 第十一节 经济重建 即使在大战以前，义大利的经济情况一直是险象环生的。它的人口出生率，以前是欧洲各国中属于最高之列的。尽管当时推行着法西斯的人口政策，出生率已从1921-1925年的千分之二十九点八下降到1936-1940年的千分之二十三点三(到1950年时已下降为千分之十九点二)，但即使如此，在此后若干年内每年大概还要多养活四十万或更多的新增人口。在略小于英伦诸岛(包括爱尔兰全部)的义大利，人口已超过四千万人，义大利远没有英国那么物产丰富，煤和其他矿藏贫乏，它的土地除波河流域最好的一些地区和其他一些得天较厚的地区外，往往都是土质差、贫瘠或肥力耗竭了的。义大利的食品供应有一部分要依靠进口。[在多数年份]甚至还得进口一些小麦，而它所需的大部分燃料、肥料和许多工业原料也都有赖于进口。它用以偿付这些进口的出口，主要是一些工业制品(制造这些工业品所需的燃料和原材料还得要进口)以及水果、蔬菜、酒、手工艺品和其他的义大利土特产(那又都是些最容易遭受进口国家贸易限制影响的商品)；进出口相抵后尚不足的收支逆差则靠移民汇款、航运收入和旅游业收入来抵补。因此，义大利是最受世界价格波动或别国经济政策变化的摆布的几个国家之一。 墨索里尼为了想减少义大利对外贸的依赖性(同时也为了备战)而扩大了工业，但这并没有提高工业的生产效能。新的自给自足的做法是不经济的，因此生产成本增加，质量则有下降趋势。在农业方面，为了鼓励多种小麦而使畜产和土地的肥力受到了损害。生活水平下降，1929-1930年以来预算连年发生赤字。经过三年战争，累计赤字达二千八百亿里拉，纸币流通额从二百五十三亿增至九百六十四亿里拉，零售食品价格为1938年水平的五倍，而燃料和物资供应的不足则又阻碍着工业生产的发展。面包的配给量——许多人除面包或面条之类的食品外是很少吃得起其他什么东西的——是欧洲最低的，而且还常常买不到。法西斯政府在採取管制措施方面行动迟缓，缺乏条理，在实施的过程中则又贪污无能。有钱人仍能买得到奢侈品，使来自严格实行“战时经济”国家的人们为之惊讶不止。而且义大利人也不习惯于(或者说，生性不乐于)接受管制措施，特别是当东西显然不够分配时更是如此；因此黑市已很活跃了。 义大利人曾指望解放后生活能有所改善，但解放带给他们的却是更严重的穷困和冻馁。的确，在1945年以前，南方缺乏食品更甚于北方，物价也是南方比北方更高，虽然通货膨胀的程度北方要严重得多。南方在它同远较肥沃的北方的联繫被切断后，先是要负责供应一个大城市，接着是供应两个大城市的居民生活，而它自己的农地很多是饱经战火蹂躏的，它的本来就不如北方的公路和铁路遭到的破坏则更为严重得多。盟军不仅对自己修復的运输设施有优先权，对其他各种物资供应、服务和房屋建筑物等也都如此；而且盟国军人花钱之挥霍，并不亚于他们来到之前曾在这里的德国人，他们的生活水平很高，义大利人必然会拿自己的生活水平与之相比。全部占领费用都要义大利负担；盟军自行印发占领军军用通货，在1943年的一个短时期内印发的是“金印美元”和“军用英镑”，后来则是“盟军军用里拉”(盟军里拉)；这后一种通货，到1946年3月义大利政府负责提供里拉时，已经发行了九百亿里拉。人们一看到“盟军里拉”，就会想起占领带来的财政负担，那是北方所没有的，德国人在北方是使用义大利纸币的；而汇兑率之所以定为每美元一百里拉和每英镑四百里拉，据说是由于英国财政部想压缩开支，这种汇兑率一开始就被人们批评为里拉贬值太甚，而且提出这种批评的，不仅是义大利人。通货膨胀很快就远远越出了盟军或义大利当局所能控制的范围，到战争结束时，罗马的零售食品价格高达1938年的三十倍以上。 第148页 战争的破坏遍及各地，破坏得特别严重的是西西里的东北部，萨勒诺和安齐奥两处桥头堡，经歷过冬季防线各战役和向罗马进军之役的那条从东海岸一直延伸到西海岸的地带，以及德军向哥特防线撤退时在那里进行过阻击战的托斯卡纳区和马尔凯区的城镇、村落。义大利本来已经苦于人口过分拥挤，现在又有近二百万间住房被毁，另有四百五十万间遭到损坏。仅在利里河流域一带就有十万人无家可归。亚平宁山脉以南的农地，被水淹、被布雷或用作飞机场的将近两百万英亩。至于房屋、公路和铁路所受的轰炸和炮击，由于盟军在作战中是进攻的一方，又掌握着制空权，他们所造成的破坏实际上大概要比德国人造成的大些，但后者在撤退时进行了有计划的、恶意的破坏和洗劫。以那不勒斯为例，他们不仅破坏了煤气、水电设施(他们撤离城市时通常总是这样的)和港口，还在邮政总局和其他地方安下定时炸弹，就象是蓄意要杀伤和平居民似的，而且还纵火焚烧大学建筑物。他们使中部义大利十分之九的发电能力失效，并劫走了技术工人、机器、粮食、铁路车辆、卡车，甚至还运走了属于波伦亚大学的镭。德国的瓦解，使北部义大利得以避免破坏和长时期的争夺战；尽管有盟军的轰炸，北方工业设备被毁的只有百分之六，而南方工业设备被毁的却达百分之二十三。然而，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工业陷于停顿。在战后运费率高昂的那些年份中，特别感到可惜的另外一种战争破坏就是：原居世界第六位的义大利商船队(总登记吨位达三百五十万吨)丧失了约十分之九。还应当记住，义大利所受的损失虽然比波兰或乌克兰要小些，但由于自然资源远较贫乏，因而也就更难于恢復。 1943-1945年，解放了的义大利是靠盟军从海外运入供应品过活的。截至1945年春，在义大利卸下的供应物资已不下二百五十万吨，包括一百四十九万六千吨粮食，其中半数以上来自英国及各自治领或是由英国在中东採办的。总计起来，这整个“军事救济计划”(该计划于1945年8月31日正式结束，但实际上在这之后的几个月中还继续有物资运到)一共供应了义大利五百九十五万三千七百吨物资，价值约四亿九千万美元。盟军竭力促进义大利的国内生产和物资分配工作。他们还在紧急的土木工程方面建立了一些突出的功绩。例如，抢修那不勒斯港，不到一星期就使其恢復了一些港口的作用。但是，除了那些为盟军部队直接需要或为防止义大利居民中发生疾病和骚乱而非搞不可的项目之外，盟军政府或盟国管制委员会是不管其他的重建工作的。盟方制订计划时不得不更多着眼当前怎样节省运输吨位，而不是义大利人的长远利益；其所能增产的产品大多要留给盟军部队。不管怎么说，恢復义大利经济的这一任务，远不是盟国军政府或盟国管制委员会权力范围内的事。 义大利政府为寻求经济重建所需的财政援助，于 1944 年夏申请租借法贷款，并于1944-1945年冬派出一个代表团去纽约谈判私人借款。这两个尝试都没有成功，但1944年10月10日罗斯福宣布愿意将下列款项记入义大利帐户的贷方：一笔相当于为支付美国部队军饷而发行的里拉数的美元，再加上从美国汇入义大利的美元汇款和义大利向美国输出商品的美元货款收入。由于在整个占领期间，美国财政部一直把用于发军饷以及在义大利採办军用物资的“盟军里拉”等值的美元拨出留存起来，行政部门就可以在职权范围内提供一笔款项，使美国政府无需承认义大利所提出的美国人应在财政上对“盟军里拉”负责的要求。结果，到1945年底为止，这第一批提供的款项达到一亿六千四百万美元，相当于军饷开支(其中四百万美元由加拿大提供)，还有来自私人的汇款五千三百万美元。英国政府没有参与这一计划，因为它认为鼓励义大利经济建设的时刻尚未到来，认为这个计划不会得到英国舆论的贊同，而且将会给一些已解放的盟国要求更多援助的藉口。而且正如过去那样，英国政府不愿意开创可能影响和约最后解决办法的先例。 1944年秋，交给居民消费用的和建设用的商品有所增加。盟国委员会对工业作了一次调查，加速了工厂的修復和被徵用工厂的发还，并增加了这些厂所生产的产品中留给义大利人自用的部分；但是，这些走向经济重建的初步措施并没有能使义大利免于在第二个冬天再度挨饿。面包配给定量在南方仍只有每天三百克，在罗马和中部义大利仍只有二百克。美国国内要求给义大利运去更多食品的唿声愈来愈高。1945年1月初，英美间的这一政策分歧竟成了美国报纸上的头条新闻，那时由于国务院泄密，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弄到了英国于1944年8月22日表示不贊成立即开始经济重建的一个备忘录的文本，并公开披露了这一文件中着重表明英方不愿意给义大利运去食品的几段摘录。罗斯福发表了一个安抚人心的声明，大意说，是会运去更多食品的；同时霍普金斯和斯退丁纽斯在去雅尔达途中于那不勒斯停留时，同当地英国当局进行了讨论，除更为棘手的义大利国内政治问题外，也讨论了这一问题。据斯退丁纽斯说，当时亚歷山大对能否腾出较多的船舶吨位来给义大利输送食品是表示怀疑的。 但与此同时，盟国委员会和义大利政府(在盟国委员会英国人主席麦克米伦的怂恿下)拟订了一个1945年必需进口的联合计划，包括：(1)救济方面，由盟国军事支出项下支付；(2)重建方面，由美元贷款项下支付。对盟军有用的那几种工业仍应给以优先考虑，而军火工业的恢復则仅以供应盟军在义大利战线和其他战线方面的需要为度；但除此以外，义大利可以在资金和航运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不受限制地进口经济重建所需的物资材料。义大利向华盛顿派出了一个技术代表团；另外又拟订了一项1946年的联合计划，为该年规定了总值不下于十一亿美元的进口。仅1946-1947年度的义大利工业重建计划就需要六亿九千零三十万美元的燃料、原料和设备，而这些物资所需的运费估计再得花三亿零八百万美元。1945年5月，根据1945年计划所订购的进口物资开始陆续运到义大利。还得再过一年，才能运到足够多的物资以使经济有所恢復，但是，进口的规模即使这样不能满足需要，不到1945年底却就已耗尽了第一笔盟军里拉贷款。为补充这一贷款的不足，美国根据一项不是正式属于租借法的、却是使用租借法资金的安排，从对外经济管理局另外拨出了一笔一亿三千四百万美元的赠款。1946-1947年间来自美国的其他形式的经济财政援助包括：增加“盟军里拉”贷款一亿五千万美元，相当于美军在义大利为购买物资和劳务而支出了的金额(加拿大也增加了它的“盟军里拉”贷款)；供购买剩余战争物资用的长期贷款，为数可能达一亿七千八百万美元；美国海运委员会提供的贷款六千二百万美元，用以购买“自由”货轮和油轮；进出口银行提供的供购买棉花用的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供购买菸草用的贷款四百万美元；由同一银行提供给工业的中期放款一亿多美元；还有约三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联总援助。这一些，再加上已经发放的军事救济三亿七千万美元，就使1943-1947年期间的援助总数达到约十八亿美元，其中约十一亿美元是全部无条件赠予义大利的。此外，还发还了1941年在美国水域内俘获的义大利船舶，美国政府并承诺以“自由轮”来补偿那些为联合国家服役而损失的十八万吨义大利船只。美国私人也给了不少援助，有的是寄给他们自己亲友的，有的是通过1944年4月间成立的美国对意救济协会捐赠的。1944-1946年间义大利收到总值达七千八百万美元的私人救济物资，大部分来自美国，其中三分之一是以私人包裹形式寄来的。当时以及后来根据马歇尔计划提供的美国的援助，对义大利左翼人士来说，竟然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是帮助了义大利的资本家，这是令人遗憾的，但这也表明了这些年中社会关系的紧张。事实上，在义大利的一些美国专家本身，也许就倾向于不去注意经济问题的社会或政治方面，而他们正是被请来担任经济问题顾问的。 第149页 至于英国，它提供了大约九千五百万美元的军事救济开支和近九千万美元的联总援助；它还把价值七百万美元的援助加在对外经济管理局的那笔赠款里。从1943年9月起，英国政府向义大利部队提供了价值四千五百万英镑的物资和劳务，大战结束后还把库存价值为七千五百万英镑的剩余战争物资移交给了义大利政府。根据1947年4月17日签订的一项关于解放后债权和债务的协定，义大利为某几类军事开支所提供的货物、劳务和义大利通货共作价为二千六百二十五万英镑，作为英国对义大利的一笔欠款。这笔欠款用以抵偿英国移交给义大利政府的剩余战争物资的价值、提供义大利部队的物资和劳务的价值以及为数达一千二百二十万英镑的其他项目；其差额则由义大利支付八百万英镑来结清。英国也象美国一样，放弃了对义大利的赔款要求。英国对义大利的援助估计为六亿美元，而美国则为二十亿美元。 1946-1947年间救济和经济重建的主要渠道是联总。1944年9月联总全会不顾南斯拉夫和衣索比亚的反对，批准了一项为数五千万美元专为儿童、孕妇和非义大利籍难民提供医药用品和救济物资的援助计划，在1945-1946年间实施。接着，1945年8月又按照一般给予已解放的盟国的同样待遇，批准了一项全面救济计划。唯一投反对票的是南斯拉夫，但这项计划后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里却一度遭到反对。向义大利交运物资，在1946年夏天就已在全面进行了，一直继续到1947年底，到那时，义大利已经收到一千万吨物资，价值四亿一千八百万美元(连同运费和保险费则为五亿七千万美元)。得到联总救济的数量比这更多的只有中国和波兰。联总还同义大利政府合作，组织了一些在义大利生产廉价纺织品和服装，以及兴建新住房等计划，而它运来的医药用品则为控制疟疾开闢了新的前景。 同时，义大利人自己显然也在用很大的精力和技巧从事于经济重建工作，但往往过多地出现一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风气。农民们不避艰险、不辞辛苦地使战场重又成为田园，但不顾政府的徵购计划，在黑市出售他们的产品。房屋中最先修復翻建的，往往都不是对社会最有价值的；例如，在费用如此昂贵的情况下，修建贫民住宅就不是一种有吸引力的生意。联总救济物资在投机商手里转来转去。1945年12月，当德·加斯贝利继帕里出任总理，起用老派经济学者埃皮卡莫·科比诺教授为他的财政部长时，国内经济政策明确地转向了自由放任，帕里政府原来在考虑收回和调换通货并开徵资本税的建议，被束之高阁。而另一方面，1945-1947年间当政的歷届德·加斯贝利政府是仍然保持着下列各项措施的：原就在实行的、但不起什么作用的物价控制，小麦补助，对解僱冗余产业工人所规定的限制(没有解僱的冗余产业工人约有十万名)，四十小时工作周制，以及1945年12月6日由僱主和工人双方代表在政府调解下商定了的那种随着生活费用的高低而相应调整的工资标准。 1945年7月31日以前，不仅进口贸易是通过盟国委员会进行的，连出口贸易也是这样，其后，该委员会仍然保持着对贸易政策的控制，并且确曾以1945年8月的义大利-瑞士协定在义大利积欠债务的清理问题上过于对瑞士有利为理由，否决了这一协定。有一段时期，美国从义大利的进口业务是由美国商务公司处理的，至于出口，则在1945年9月11日，至同年12月10日的一段时期内义大利被列为少数需要单独许可证的国家之一，但在那时以后，它取得了与大部分盟国和中立国相同的地位。从1945年9月10日起，英国进出口商就可以同义大利人自由签订合同，在义大利方面，对外贸易一直是全部由政府经营的，到1946年2月15日才在一种发给许可证和外汇管制的制度下恢復私人贸易。早在1946年1月，由于对进出口交易採取了升水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办法，里拉实际上已贬值到二百二十五里拉对一美元；又从1946年3月起，凡出口商品输往的国家没有同义大利订有清算协定的(其中包括美国和英镑区的大部分国家)，出口收入的半数，允许出口商持有，条件是，他们应在两个月内自己用这笔外汇来偿付进口，或者把它卖给其他进口商。 1940年以前一向曾是义大利主要市场的地区，现在有些是完全或部分地不再对它开放了——例如德国、义大利的前非洲殖民地、巴尔干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义大利人作了很大努力去发展它同阿根廷、中东、巴基斯坦、南非、澳大利亚和英国等的贸易，至少暂时取得了一些成功，特别明显的是同英国的贸易，义大利很快就在英国积存了一大笔英镑余额。然而，在进口方面，义大利现在变得依赖美国了，依赖的程度如下表所示： 对外贸易百分比 出口 进口 1938 1946 1947 1938 1946 1947 欧洲 51.7 47.4 57.8 62.7 31.6 27.4 德国 19.1 0.7 1.0 26.7 0.8 1.1 英国 5.6 13.1 9.1 6.5 18.4 4.5 美国 7.5 13.7 6.3 11.9 51.3 44.6 1946年义大利人的生活艰难情况，比1945年多少好了一些，但改善不大。面包的配给是费了很大劲才勉强供应的。虽然用不同于“法定”价格的“自由”价格总可以买到面包。甚至在1947年，粮食的消费还远低于1939-1940年本来就不够高的水平。义大利的工业尚在开始恢復，首先是丝绸工业(丝绸在美国市场上是有销路的)；然后是棉纺织工业和毛纺织工业，它们由于同英国公司签订合同而得到好处(有一个时候这些英国公司向它们提供足够的原料使定货得以生产，同时也即以此来偿付定货的价款)。工业的普遍恢復有赖于煤的进口，而在1946年煤的进口由于美国发生罢工而受到阻碍，直到1947年夏才达到战前水平。到了那时，工业实际开工的比重达到了战前生产能力的四分之三，但国外市场上求过于供的有利局面已趋于消失，而义大利的一个最好的主顾英国又捲入了英镑兑现危机。而且，对物资和硬通货的抢购，庞大的政府开支，财政赤字，高昂的生产成本(由于採取了救济失业的措施而又进一步抬高了生产成本)，这一切合在一起，造成了第二个通货膨胀浪潮，直到当时的财政部长路易吉·伊诺第完全改变了科比诺的政策，大大收缩了信贷之后，这第二阵通货膨胀才最后得以制止。 第150页 尽管义大利人接受了援助，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们仍然处于战后第一个经济非常时期的摆布之下，他们的基本问题依然严重如故。不仅大战以来义大利的失业人数从未低于一百六十万至二百万人，而且还有大概近乎这个数目的半失业者，例如，人浮于事的产业工人和只在部分季节里有工作做而且工资又极低的农民。怎样使工业现代化？在大量生产而进口又受限制的时代，义大利的许多小厂和手工业作坊的出路是什么？谈论了很多的土地改革究竟会不会实行？怎样实行土地改革，才能既满足农民自有其耕地的要求，又能实现整个国家所需要的最好、最高产的农业经营方式？这些和诸如此类的其他一些问题都还没有找到答案。 第十二节 圣地、歷史文物和艺术珍品等的保护 大战使义大利和世界失去了一些珍贵文物，其中有毁于盟军轰炸的帕多瓦的曼泰尼亚壁画和那不勒斯的圣克莱尔教堂，还有贝内文托的大教堂。比萨有好几个星期处于无人地带内，该城坎波桑托的壁画因炮火而受到损毁。盟军轰炸了蒙特卡西诺的贝内迪克廷寺院，错误地认为它被德军占领着，但结果证明，轰炸反而妨碍了自己；而且，拉文纳的桑塔波利纳雷-因-克拉塞教堂的镶嵌珍品也可能有些危险，要不是佩尼亚科夫上校(那支有名的一般称为“波普斯基私家军”的特工部队的司令)的侦察证明，该教堂的塔楼并不是德军观察哨的话。德军在撤退时炸毁桥樑、钟楼、城墙以及整座整座的村庄，在军事上常常是完全无此必要的。故意焚毁那不勒斯皇家学会图书馆(作为对枪杀德国兵的报復)，焚毁已经迁到诺拉附近一座别墅的那不勒斯国家档案和菲兰杰里博物馆的画的，都是他们；在投降前五天炸毁了维罗纳的全部中世纪桥樑，并于1944年8月炸毁了佛罗伦斯的大部分桥樑的，也是他们。希特勒(他表示过希望能在战后重访佛罗伦斯)发出这一爆破的命令时，独独放过了他认为桥樑中“艺术水平最高”的韦基奥桥，但是为了封锁上下该桥的通路，佛罗伦斯城中世纪街区的三分之一给破坏了。 的确，几乎义大利的每一城镇都受到某些破坏，要是把那些风格不那么别致，没有什么盛名，但却会给任何国家增添许多妩媚和特色的建筑物都算在内的话。然而，有名的艺术珍品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了。负责保管这些文物的义大利人，除了令人遗憾的少数几个人之外，都能事前尽力做好保护工作，破坏发生之后，又以惊人的热忱和技术加以修復，他们在危墙残壁下的瓦砾中找寻碎片，用千百块小片拼合壁画，甚至跳入阿尔诺河把破碎了的雕像一块一块找出来。 艺术文物所遭到的危险，以及为保全这些文物而冒牺牲士兵生命的风险，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的这一难题，当时曾使英国和美国的许多人大伤脑筋。艾森豪在1943年12月29日的一项命令中定下了这样的原则，即盟军必须“在战局许可的范围内”尊重艺术文物。“如果我们必须在破坏有名的建筑物和牺牲我们自己的兵员之间作出选择的话……就该放弃这些建筑”；但是，“凡是更正确地说所涉及的仅仅是军事上的方便或甚至只是个人方便的地方”，就决不要乱用“军事上的必要”这个藉口。登陆进军之前，英国和美国的一些专家委员会曾就那些应尽可能不予轰击以及在占领时应不让占领军部队闯入的建筑物编制了一份清单，作为保护欧洲文物的总计划的一部分。例如，威尼斯是完全禁止轰炸的，只有一次，威尼斯的咸水湖里落下过炸弹。佛罗伦斯的铁路线是被轰炸过的，但没有炸到任何艺术文物。附设在盟国军政府里的负责艺术的官员一俟条件许可就赶去察访艺术古蹟；同负责保管的义大利人接触；就保护古蹟文物使之不受战争破坏和抢劫等问题向盟军当局提出建议；保护它们，使其不致在盟军工兵部队的推土机下遭殃，这些工兵部队一心只想尽早把废墟清除干净，对损毁的建筑能否恢復，瓦砾堆中还能否找回些珍贵的东西等一概不管。当紧急抢修所需的经费别无其他办法可以筹措时，由盟国军政府暂垫。盟国部队不是完全不犯抢劫和破坏的罪行，但总的说来，纪律是好的，印度师的表现尤为突出。 德国人也有一个保护艺术的组织——艺术保护会。有些德国人，如托斯卡纳艺术保护会的海登赖希教授和德国驻佛罗伦斯的领事沃尔夫，当时都曾是义大利艺术的真正朋友。然而，所谓“保护”也包括大规模的掠夺。德国人大肆宣传赫尔曼·戈林师怎样在蒙特卡西诺拯救了大量的艺术珍品和古董文物，却只字不提这些宝藏只是在梵蒂冈国务秘书处施加了压力之后，才交由义大利政府寄存在梵蒂冈城的，而且有不少于十三箱的艺术珍品，包括提香、拉斐尔和勃鲁盖尔的名画和赫尔丘莱尼昂城出土的古物等，被扣了下来，献给了戈林本人。不但如此，在德军于1944年7、8月间撤离托斯卡纳以前，艺术保护会自己运走了的七百件艺术珍品，去向不明，其中仅佛罗伦斯所收藏的最珍贵的画和雕像就被运走了四分之一左右。从法恩扎、弗利和义大利北方其他城市的博物馆里也有一些文物被运走。经过好几个月的情况不明之后，人们才发现劫自佛罗伦斯的那宗赃物被藏在南蒂罗尔。当时运到该地去，既没有妥善包装，沿途又经常要冒空袭的危险。据说希姆莱曾下过几道密令，要德国人在被迫撤离南蒂罗尔时毁掉这批文物，不要让它留在那里；后来，只是由于抵抗运动中专门负责文物保护的特工人员小组获悉了这些密令，设法诱使艺术保护会来提出抗议，这些密令才被撤回。戈林的那十三箱宝物，后来发现有很大一部分在奥地利阿尔陶塞大盐矿的地窖里，要不是奥地利矿工及时提请盟军注意的话，这些珍品也可能已被纳粹党卫队毁掉了。 第151页 即使在战前，纳粹的艺术鑑赏家早就对义大利的艺术感兴趣了。对德国人的这一风雅爱好，那位认为艺术没有男子汉气概，乐于出卖义大利任何名画的墨索里尼，曾不止一次地不顾艺术品出口条例的规定和他自己的艺术专家们的抗议而予以满足。法国沦陷后，希特勒答应只要义大利官员们在艺术品流向德国方面不太刁难，他愿意把当年被拿破崙带走的艺术品还给义大利，但是，尽管法西斯教育部部长博塔伊不同意这个异乎寻常的建议，他还是不能阻止艺术品以日益增长的规模源源流入德国，有的是纳粹买去的，有的是由墨索里尼和齐亚诺送给他们的。仅在1941年11月一个月间，就有三十四箱发运给戈林，第二年他又从佛罗伦斯一个收藏家那里弄到一批画，以交换九幅法国印象主义派的画(其中七幅显然是从犹太人那里偷盗来的)。这些运出国的艺术品，许多是德国的、荷兰的或佛兰芒的，有些甚至并不是第一流的，但也确有许多是义大利的或古代的艺术品，其中有兰切洛蒂铁饼运动员雕像那样的大杰作。 寄放在南蒂罗尔的那批艺术品，因为是在盟国军政府的辖区内，1945年7月就运回了佛罗伦斯，但那些被劫往德国和奥地利的就不那么容易收回了。有权要求赔款的国家同义大利不一样，它们提出要补偿自己的损失；就连义大利人自己也曾在那九幅印象主义派的画归还法国的问题上多方留难。后来，在1947年8月间，终于把为数刚好超过一千件的盗自各个博物馆和美术馆的画、雕像和其他东西以及一些教堂的钟，归还给了义大利。在美国管制委员会的某些官员的支持下，巴伐利亚州政府和德国艺术专家们曾力争要把1943年前卖给或送给德国的艺术品留在德国，理由是，它们是合法取得的。这些艺术品中，第一批是在1948年11月送回义大利的；1949年又送回了第二批；但即使到了那时，仍然还有八十四件艺术文物留在慕尼黑(几乎全部都是从佛罗伦斯盗窃或非法运出去的)，也还有不少于六百九十三件仍然下落不明(其中有一些原是私人收藏的，有一些是公家的)。 关于轰炸罗马问题的注 “高贵的罗马！王冠上的明珠和地球上的主人， 世界上最优美的城市， …… 我们赞美您——愿上帝世世代代地保佑您。” “您，神圣的废墟，悲惨的景色， 只留下罗马这个名字， 古老的遗蹟啊，使那么有名的人物， 其荣誉尽管仅余灰烬，却由此而长存着， 凯旋的拱门，尖屋顶直耸云霄， 您将看到上天自己也惊吓， 啊，您逐渐飞向虚无， 人们的传说，所有人的战利品。” 如果不是从中世纪朝圣者或文艺復兴时代诗人的观点，而是从负责制订1943-1944年盟军作战计划的人们的观点来看，罗马虽不是大工业城市，却是义大利的一个主要铁路中心，同时设在那里的政府机关以及意德武装部队的各种各样的司令部也都是合适和合法的轰炸目标。各盟国的一般公众中间确有着那么一些人，他们在一部分报界的支持鼓励下，希望他们的政府在轰炸罗马问题上不要有什么犹豫，他们争辩说，盟国城市的被炸就是轰炸罗马的充分理由，甚至还说，希望保全罗马古蹟文物的那种想法，就意味着对伦敦和考文垂被炸得无家可归的穷人毫无心肝。伊斯特本商会呈递给邱吉尔的一份决议写道：“罗马人心目中的罗马并不比伊斯特本人心目中的伊斯特本更为美丽。”然而，幸运的是，各盟国政府採取了较为文明的政策。除了对毁灭它们自己的西方文明部分遗产可能有些顾虑外，单是政治上得失利害的考虑也就足以促使它们尽可能不去破坏罗马的古蹟和圣地了，因为，对世界各地(包括它们自己的国家在内)舆论中那些强大而有组织的阶层的反应，它们是害怕的。 在1929年2月11日拉太朗条约的第二十四条中，罗马教廷曾宣布梵蒂冈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中立的和不可侵犯的。尽管它的这一地位没有得到除义大利以外其他大国的承认，但在整个这次大战中盟国对此是始终尊重的，虽然德国人并不如此，他们从梵蒂冈领土内绑架走了义大利抵抗运动的一些成员。至于罗马城的其余部分，据梵蒂冈方面的消息说，英国政府曾在义大利参战后不久回答教皇的询问时，表示过：承认罗马的圣地性质，可能的话，将避免轰炸该城，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尊重宗教上的文物和建筑物。然而，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公开声明却大致都是说它有轰炸罗马的完全自由，而且将尽可能勐烈地予以轰炸，如果战争的进程需要这样做的话。它还作过保证，说如果轴心国轰炸开罗，它也就要轰炸罗马。美国政府对于国内外可能会有的反应比较敏感，而较少受到军事考虑的影响，也较少注意不让自己捲入那种在保护这个“不朽之城”的同时也可能保护敌人的让步中去。 1942年11月至1943年1月间，英美政府同梵蒂冈就罗马中立化的可能性交换过意见，但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来自梵蒂冈的压力促使轴心国的某些军事参谋部离开了该城，但其他军事目标依然在那里。1943年7月19日，盟国飞机轰炸了蒂布尔蒂纳铁路车场，严重损坏了半英里以外维拉诺的圣劳伦佐长方形教堂。8月13日罗马近郊再次遭到空袭。次日，巴多利奥政府宣布罗马为“不设防城市”；而且在9月10日德军控制罗马之后，仍然把它说成是这样的城市。1940年和1941年，布鲁塞尔、巴黎、贝尔格勒、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都曾宣布为“不设防城市”，但都只是在兵临城下时才宣布的。事实上，这个名词在国际法上是看不到的，虽然1907年10月18日海牙(陆战)公约所附章程第二十五条有不准轰击“没有设防的”城镇的规定。 第152页 不管怎么说，盟国从未同意把罗马当作“不设防”或“没有设防的”城市看待。1943年12月28日，盟国飞机再次空袭罗马，此后断断续续地常常进行空袭，直至德军被赶出为止。该城附近的铁路车场和飞机场是主要的目标，但许多居民被杀伤或被弄得无家可归，多数是比较贫穷地区的居民。罗马市中心和梵蒂冈城都没有遭受损失，虽然在罗马城外有一段距离的卡斯特尔-甘多尔福地方，教皇夏季住所的园地曾被炸，躲避在该处的难民有些死亡；除圣劳伦佐外，歷史上、宗教上或艺术上的重要建筑都未受到严重破坏。 第二章 对意和约的领土条款 玛格丽特·卡莱尔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5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法意边界 (一)小圣伯纳德山口 (二)瑟尼山高原 (三)塔博尔山-夏贝尔通地区 (四)蒂内河、韦絮比河和鲁瓦亚河的上游 第三节 意奥边界 (一)引言 (二)战略形势 (三)居民种族情况 (四)经济情况 (五)1946年9月5日的意奥协议 第四节 意南边界 (一)引言 (二)居民种族情况 (三)经济情况 第五节 的里雅斯特 (一)引言 (二)居民种族情况 (三)经济情况 第六节 四大国委员会提交外长会议的报告 第七节 的里雅斯特自由区 第八节 义大利的非洲殖民地 第九节 多德卡尼斯群岛 第一节 引言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举行的波茨坦会议的议定书规定，英、美、苏、法、中五国外长会议1945年9月间在伦敦开会时，其第一项任务是“草拟对义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和约，以便提交联合国家，并就欧洲战争结束时未解决的领土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外长会议决定先从对意和约着手，9月13日起就开始讨论英国提出的对意和约草案。苏联同西方盟国观点之间的对立，在会议的最初几天里就显示出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连一般的报纸读者也清楚看到，的里雅斯特、南蒂罗尔以及前义大利殖民地等问题是不会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处理了，也不会把它们作为义大利人、奥地利人、南斯拉夫人、利比亚人、厄利垂亚人、衣索比亚人、索马利亚人和其他直接有关的民族之间的争端来处理，而将成为西方和苏联之间争霸世界的斗争场所了。形势表明义大利是一个处于西方世界和斯拉夫世界之间交界地带的国家，因而苏联全力支持南斯拉夫对的里雅斯特的要求，希望因此而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控制住一块俯瞰全局的地盘。关于对前义大利殖民地的各种形式的託管建议，似乎也给了苏联一个机会，使其终于能在地中海上取得长期来梦寐以求的一席地位，而俄国人的这一希望，却同西方国家关于西方在地中海的利益，关于义大利在这个海上的战略重要性等的观点不相容。至于南蒂罗尔，四大国一个心眼地都不想去认真考虑怎样纠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缔结和约时在这一问题上所造成的不公平，其理由想必是，每个国家都力求不要由于结怨于义大利而在当前东西方之间的强权政治游戏中失去一分，因为很明显，在政治天平上义大利所能加上的份量要比奥地利大。 除了东西方之间这一观点上的冲突外，义大利所处政治地位的特别，也是使义大利缔结和约问题复杂化的一个原因。义大利业已于1943年10月13日对德宣战，波茨坦议定书第九条中提到了这一点：“义大利是首先同德国断绝关系的轴心国家，对击败德国作出过巨大贡献，而且现已参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1944年2月22日，邱吉尔在下院说：“这些义大利部队曾不遗余力地同我军合作”。5月24日，他又说：“义大利政府……正竭尽全力帮助盟军推进。”对这些话，许多义大利人是记住了，然而他们往往忘记了他们不久前的那段法西斯歷史，而且忽视了象邱吉尔在1944年8月28日对义大利人民广播时所提醒他们的那些话：“当一个国家让自己陷入一种暴政统治时，它就逃避不了由于那个政权的罪恶给它带来的责任。”不过，人们也必定记得，义大利一些较有见识的人士，如1945年9月间任首相的帕里先生等，是认识到这一责任的。帕里声称：鑑于1943年以来义大利的表现，以及义大利将在欧洲重建中起一份作用的事实，他虽然期望和约的条件将不是惩罚性的，但他不能指望和约给义大利开脱罪责，义大利人民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 至于南斯拉夫人，他们觉得，西方是在毫无道理地偏袒一个不仅对南斯拉夫发动过野蛮战争，而且在1919年到1939年间对其统治下的南斯拉夫少数民族虐待了二十年之久的国家，因而激烈地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西方各大国对于象南斯拉夫那样一个曾为西方和苏联的共同事业作出过如此巨大牺牲的国家所提出的要求，并没有给予应有的考虑。 在这样一些情况下，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的外长会议第一次会议几乎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就不足为奇了。在义大利的边界问题上，决定意奥边界应保持不变，意法边界只应作些小的调整，意南边界应主要根据种族原则来划定，的里雅斯特应建立一个国际控制下的自由港。还决定，义大利应不再占有其非洲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将置于联合国所作出的託管安排之下，但对託管应取的形式没有达成协议。 第153页 1946年4月25日至5月16日的外长会议第二次会议甚至更少成果可言。各位外长的副手们从1945年10月起已在就这一条约进行工作了，并派出了边界委员会就地审查法意边界和南意边界问题，但是，不论在有关南斯拉夫边界的一些困难问题(特别是的里雅斯特问题)上，或在前义大利殖民地的前途问题上，外长们都未能达成协议。 1946年6月15日至7月12日，外长们重又会晤时，取得了一些协议，使召开一次有关各国的代表都参加的和会具备了足够的条件；于是商定于1946年7月29日召开这一会议，以审议外长会议所准备的和约草案并拟订出和会对条约草案问题的建议。外长会议同意採用法国人提出的意南边界线，并同意建立一个的里雅斯特自由区——虽然谁都不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也没有就它的行政管理形式达成协议。他们还同意应把多德卡尼斯群岛归还希腊，但在义大利前非洲殖民地託管形式的问题上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只能建议推迟一年作出有关这些前殖民地的决定。 当和会按商定日期在巴黎开幕时，摆在它前面的是这样一个条约草案，其中有外长会议一致同意了的条款，也有就没有达成协议的问题所提出的各种不同建议的原文。参加外长会议的各国代表必须支持他们所一致同意了的那些提案，但和会的其他成员国可以提修改意见或提出新的建议。在意南边界问题上以及在的里雅斯特将建立什么样的政权问题上，争执得特别长久，也特别激烈，使双方又一次得以极详尽地摆出各自的理由。下列各节试就各个领土争端所提出的问题作一些说明。 第二节 法意边界 在1945年9月外长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外长们曾一致同意法意边界的变动应只限于一些小的调整。1939年时的法意边界是由1860年2月24日在都灵签订的条约确定下来的，在这一条约中，加富尔实践了1858年6月他在普隆比埃同拿破崙三世约定的秘密协议，把尼斯和萨瓦割让给法国，作为法国在1859年提供军事援助，从而有效地帮助了他把奥地利人逐出伦巴第的酬报。义大利没有认真提出过归还这些省份的要求，但法国人记得，1938年11月30日义大利法西斯议会曾是怎样叫嚷要把尼斯、科西嘉和突尼西亚交给义大利的。法国人也还记得1940年义大利对他们发动的卑鄙攻击，因而决心要加强他们在那条边界线上的战略地位，分界线所穿过的是一个人烟稀少的阿尔卑斯山区，但他们希望在对该线作一些调整之后，能够从这里控制走向波河流域的通道。 为满足法国人的要求而进行的调整，影响到这一边界的下列四段： (一)小圣伯纳德山口； (二)瑟尼山高原； (三)塔博尔山-夏贝尔通地区； (四)蒂内河、韦絮比河和鲁瓦亚河的上游，即一般所称的唐达-布里加地区(用的是该地两个主要村镇的名字)。 (一)小圣伯纳德山口 这里的调整所涉及的，是一块约十五平方英里的地区，其中除山口法国一侧的山坡顶端上有一些人住在一个教会办的招待所外，别无村落和居民。法国人说在此处作这一变动是必要的，以便使他们能更好地在战略上控制从瓦莱达奥斯塔走向边界的通道，特别是从普雷-圣-迪迪埃上来的那条路，并防止义大利人从高处俯视法国的防御工事。 (二)瑟尼山高原 此处边界线的修改使法国取得了对一些重要水力电源的控制。瑟尼山区的那个湖转入法国手中，从而使法国掌握了义大利韦瑙斯大发电厂的水源，而格朗-斯卡拉发电厂则移交给了法国。 (三)塔博尔山-夏贝尔通地区 此处边界的修改起了纯粹是战略上的作用，它消除了某几处法国人认为会对布里昂松构成威胁的突出地段。 (四)蒂内河、韦絮比河和鲁瓦亚河的上游 这里的一些边界变动范围比较大，也比较复杂，因为他们所涉及的不仅有战略上和经济上的问题，还有大约四、五千人(大多是阿尔卑斯山牧民)在政治上效忠谁的问题。1861年由法国和皮埃蒙特联合委员会划定的边界线，大体上就是採用皮埃蒙特和尼斯专区间的边界，但是，从科拉伦加起到鲁瓦亚河畔的布雷南面某一点止的那一段，却离开了这一边界，也不按照那条沿着较高一带山岗走向的分水岭线，而是循着另一条近乎平行的，顺着一个较低的山嵴朝南和朝东走向的线划定的，当初的用意是使意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能照旧在山岗西侧猎取小羚羊而不必越出他自己治理的国境。把这一片荒芜的山地转让给法国，对义大利是无关重要的，可是顺着鲁瓦亚河谷再向南去，却有几个发电厂，其中包括圣达尔马佐的发电厂，它所发的电力供应着利古里亚的铁路系统和热那亚、萨沃纳、因佩里亚等地的工业。 法国方面断言，这一边界地区的居民讲的方言是法国的一种方言，他们是希望成为法国公民的，这一说法在1945年和1946年间引起了义大利人相当大的愤慨。法国也曾就瓦莱达奥斯塔提出过类似的论点，但没有能说服什么人。有一个瓦莱达奥斯塔人的委员会，很活跃，不仅向罗马而且也向各盟国清楚表明，这一河谷的居民虽操法语，却是忠诚的义大利人。义大利政府给了瓦莱达奥斯塔人很大程度的地方自治权，而且这一点后来在1948年的义大利宪法中得到了确认。可是，散居在鲁瓦亚河谷的那些农民们却没有人出来替他们申述关于愿意或者不愿意併入法国的理由；1945 年时有报导说，法国军事当局在对他们施加相当大的压力。 第154页 外长会议感到有关该地区的现成资料太缺少了，于是在1946年4月底派出一个由法、英、美、俄四国代表组成的小型委员会去那里作现场调查。但是不善于表达自己意见的山地人民的愿望，外来人在仅仅两三天的访问中是了解不到的，而且，正如义大利人在巴黎指出的，有提出领土要求的当事者一方的代表参加在内的委员会所作出的结论，无论如何是不能认为不偏不倚的。很自然地，委员会作出了有利于法方要求的报告；1946年6月27日，外长会议接受了法方的要求。 上述这些边界变动，除了使义大利失去一些发电厂外，没有一处给它造成什么严重的物质损失，可是它们却给两国间的关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虽然义大利1940年的行径使法国有理由要求更多的安全保证，但法国所得到的好处是否抵得上结怨于义大利人的这一代价，是颇成问题的。 第三节 意奥边界 (一)引言 在 1945年，义大利的北方边界省份阿尔托-阿迪杰(在义大利以外的其他地方，人们更多地称它为南蒂罗尔)，是欧洲具有下述情况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在该地区当时所属的国家中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一个种族，不仅在该地区占居民人口的大多数，而且，在国界对面紧紧接壤的邻国土地上也居住着这同一种族的人。1921年的义大利人口普查(这是按语言划分的人口分组数字的最近的一次普查)表明，当时阿尔托-阿迪杰的居民有百分之九十是操德语的；1939年12月31日为使一部分人迁入德国而举行公民投票时，义大利政府承认有二十二万九千五百人，即当地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二操德语。这些人口是由1919年的圣日耳曼条约划交给义大利的；不仅在奥地利，而且在英国，都有一种强烈的看法，认为当时的做法是不公正的，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缔结和约，是纠正那项条约的一个机会。 义大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内对待这些操德语的少数民族的做法，进一步加强了人们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义大利没有保护少数民族的条约义务(不象一些较小的国家那样在1919年签署过负责保护少数民族的条约)，它在这方面的暴虐行径是有案可据的，早在1919年时已有所表现，1922年法西斯一上台更是变本加厉。它花了很大气力(虽然都没有能奏效)，想把德语完全禁绝，所用的办法，一方面是在教育上採取措施，另一方面是使所有的行政职务一律由操意语的官员担任，再有一方面是从外地迁入一部分人口(大多迁自义大利南方一些人口过剩的地区)，使其定居在某些城镇中，特别是在波尔萨诺(博岑)和梅拉诺(梅朗)。 1919年意方提出这一领土要求，主要是基于义大利的战略需要。1945年，它还提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该省经济发展的性质来加强它的关于战略需要的论据，而奥地利方面提出的反要求，其依据仍然是：南蒂罗尔人要同奥地利境内的蒂罗尔其余部分重新统一起来的无可争辩的愿望。 (二)战略形势 1939年时的边界线正好在勃伦纳山口上，并沿着山口东西两侧的阿尔卑斯高山伸展。义大利人强调这是意奥间的天然边界，说歷史证明义大利的安全有赖于保持这条线作为义大利的边界。然而，义大利的这一论点是有问题的。阿尔托-阿迪杰自六世纪起就居住着操德语的居民，当时拜奥瓦里人(巴伐利亚人)占领了现代奥地利的蒂罗尔-福拉尔贝格州，并越过勃伦纳山口进入了南蒂罗尔。在这之南的特兰托省约在同时为伦巴族人所占领，因而保持着和义大利其余部分相同的语言和文化，它的原来操德语的伦巴族征服者则已被他们的义大利臣民所同化。事实上，阿迪杰河(即埃奇河)流域中操义大利语的那部分地区和操德语的那部分地区之间的峡谷，是一个较埃奇河-因河分水岭上的勃伦纳山口更为巨大的天然障碍。包括巴伐利亚和伦巴第两地在内的加洛林帝国瓦解之后，蒂罗尔由它本地的封建伯爵统治，到1363年，伯爵领地通过婚姻关系落入哈布斯堡王室之手，从那时起一直到1919年，蒂罗尔始终留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最后成为奥地利王室领地)，以因斯布鲁克为其首府。1803年，蒂罗尔这块哈布斯堡王室领地由于併入了操义大利语的特兰托省而有所扩大(在这之前，特兰托原是神圣罗马帝国下面一个自治的主教统治地)，此后在十九世纪后期，特兰蒂诺地区就成了义大利向奥地利提出的收復失地要求的重点对象之一，并于1919年公平合理地併入了义大利。 因此，在1919年以前，奥意边界从来不是在勃伦纳山口上，而且有充分理由认为，在这以南更远的地方可以找到一条坚固的战略边界，那里，深深的萨洛诺峡谷大体上沿着阿尔托-阿迪杰和特兰托这两个义大利省份间的省界形成一种天然屏障——这样一条边界，除了少数几处飞地外，也是同居民种族分界线相一致的，它同北面和东面的阿迪杰河上游以及南面和西面的诺切河之间的分水岭线也是吻合的。 (三)居民种族情况 阿尔托-阿迪杰的居民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从事农业的；那些向两侧伸展的谷地——其中最大的两个是瓦尔-韦诺斯塔(芬奇高)和瓦莱-普斯泰里亚(普斯特尔塔尔)都只有一些村落——在语言和文化上几乎全部属于奥地利；而且这些西斯-阿尔卑斯地区操德语的居民还同边界以北的蒂罗尔人之间有着强烈的一体感。1939 年时，为义大利所承认的操德语的二十二万九千五百名居民中，约有十六万六千五百名，即占百分之七十三的人，选择了要移居德国；而且具体的数字还表明，投票表示愿意留在义大利的人有相当一部分也只是城市居民，特别是波尔萨诺的在义大利统治的二十年间已经义大利化了的新兴工业人口。农业人口主要是些自耕农家庭，他们世世代代定居在这一主要从事奶牛饲养和水果生产的富庶的阿尔卑斯农村里，生息在自己田地上已有好几百年。对这些人来说，那次公民投票是一个可怕的抉择，而投票结果，愿意取得德国国籍并移居到德国去的人数之多，就表明他们这些人对义大利统治的仇恨是多么强烈。操德语的居民中投票要保持义大利国籍的只有百分之十二，虽然义大利把另外那些没有投票的百分之十五的人也说成是心向着他们的，但看来许多弃权者之所以弃权，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忍离开他们那祖祖辈辈的老家，尽管心里也不喜欢义大利人的统治。 第155页 投票要求移居德国的十六万六千五百人中，真正迁离义大利的约有七万人，但这些人大部分来自波尔萨诺、梅拉诺和布雷萨诺内(布里克森)等城镇，从乡村地区迁出去的为数很少，主要是些无地的农业工人。迁走的少数几户有地的家庭，也都至少把一个家庭成员留下来看管田宅。1943 年在义大利试图摆脱其轴心老大哥的尝试部分地受到挫败，致使义大利北部落入德国人之手以后，这些移民中有许多在战时就跟在德军后面回到了南蒂罗尔；另一些人则在同年5月义大利北部的德军抵抗被打垮之后相继回来。阿尔托-阿迪杰的居民中有许多人有着强烈的亲纳粹情绪，这一点加强了义大利要保有这个省份的决心，可是义大利人未能理解，省内这种深堪遗憾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二十多年来义大利压迫的结果。 (四)经济情况 义大利为自己保有阿尔托-阿迪杰辩护的最有力的论点，是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中该省的经济发展以及这一发展对义大利全国经济的重要性。水电动力是义大利最重要的原料，是义大利北方各工业城市的命根子。到1939年时，阿尔托-阿迪杰已成为它们的主要电力来源之一，波尔萨诺附近伊萨尔科河上的卡尔达诺水电站则是义大利全国最大的水电站，1942年发电达六十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三千瓦小时。在布雷萨诺内，在波尔萨诺和布雷萨诺内之间的加尔德纳桥，以及在梅拉诺附近的马尔伦戈，还有一些重要的水电站，较小的水电站更是遍布全省各地。除已建成的电站外，义大利在1939年时还计划再兴建一些，其中有几个已在义大利参战前动工。如果这片领土归还给奥地利的话，奥地利是准备向义大利输出水电动力的，甚至还准备考虑在现有电站所在地区给予义大利治外法权的可能性，但是义大利要进一步发展，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而这种发展对义大利来说比对奥地利更为重要，因为奥地利在别处还有很多动力来源。 阿尔托-阿迪杰的工业化并不仅限于建设水力发电厂。特别是化学工业和制铝工业，在波尔萨诺有相当大的发展，赫赫有名的蒙特卡提尼公司在该地设有各种各样的工厂。但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即操德语的居民对这些企业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大部分仍然从事农业。工业是由义大利人控制的，工业雇用的，主要也都是义大利人，有许多人雇自人口过于拥挤的南方，而且主要的工业产品和水电动力是用来为伦巴第平原的一些工厂服务的。 (五)1946年9月5日的意奥协议 外长会议在1945年9月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过一项声明，大意说，意奥边界将不予变动。对南蒂罗尔归还给奥地利的要求则拒绝予以考虑，这使奥地利人感到很痛心；外长们最后同意可以考虑对边界作一些小的调整。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把边界线划在从勃伦纳山口到阿尔托-阿迪杰和特兰托两省省界去的中途附近的地方，这样，就会把居民全部是操德语的那几个北部谷地划归奥地利，而把波尔萨诺和梅拉诺连同一些最重要的发电厂——虽然不包括它们的水源——留给义大利。这样分界，还会把那条沿着瓦莱-普斯泰里亚(普斯特尔塔尔)谷地把东蒂罗尔的利恩茨同勃伦纳山口和北蒂罗尔连结起来的铁路线划给奥地利。这个建议后来也遭到外长们的拒绝。然而，他们却需要在意奥两国间取得某种形式的协议，并使它们认识到彼此间相互依存的重要性。因此，对意和约第十条是这样写的： 1. 义大利应与奥地利作出安排或确认已有的安排，以保证北蒂罗尔和东蒂罗尔之间旅客和货物的自由通行。 2. 各盟国和参与国已注意到1946年9月5日奥地利和义大利两国政府已达成协议的各项条款(条款全文载附件四)。 在巴黎达成的这一项最后协议共分三节。第一节答应让波尔萨诺省(阿尔托-阿迪杰)操德语的居民以及特兰托省内使用两种语言的各邻近城镇中操德语的居民都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第二节规定要让该地居民行使地区自治的立法和行政权力；第三节答应要修订1939年希特勒-墨索里尼协定中关于国籍选择的规定，要缔结一项相互承认大学学位的协定，拟订一项关于北蒂罗尔和东蒂罗尔之间通行问题的协约，并将作出努力以扩展边界地区的越境贸易。 1946年后义大利是採取了一些行动来履行上述协议的，但操德语的居民对于意方解释那些最重要的条款——答应在立法和行政方面给予该少数民族以一定程度地区自治的那些条款——并不完全满意。1948年的义大利宪法，确是把特兰提诺-阿尔托-阿迪杰承认为全国五个具有特殊地区法规的大区之一的。但是，由于这一大区除了阿尔托-阿迪杰外也包括特兰提诺，全大区人口中义大利族占多数。在自治区内部，根据法规赋予波尔萨诺省(德语居民占人口多数)地方政府的权力是很有限的。 第四节 意南边界 (一)引言 修订意南边界——正如事实所表现的那样，还包括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的利亚半岛的处置问题——是对意和约中必须予以处理的一个最为复杂的问题。南斯拉夫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约中无疑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在1945年，他们是对德作战各大国的盟国，1943年以前也还是对意作战的盟国，同时又是在苏联特别提携保护下的一个国家。使局面更加棘手的是，有争议地区的一部分已在1945年5月间由西方盟国的部队占领，另一部分则已为南斯拉夫部队所占领，而南斯拉夫本身就是提出领土要求的一方。 第156页 威尼斯-朱利亚区 1918年以前，那块后来在义大利统治下叫做威尼斯-朱利亚的地方，曾全部是在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王国的疆界之内。从十五世纪起，不论是起初的威尼斯共和国也好，或者是后来的义大利王国也好，其东部边界都是从亚得里亚海顶端的伊松佐河口以西几英里处的一点起，朝着大致正北的方向延伸的，但是在这条线的东面，的里雅斯特市和伊斯的利亚半岛的沿海各城镇，从它们接受罗马化之日起就一直居住着义大利族居民，具有义大利的文化，虽然由于罗马帝国瓦解后民族大迁徙的结果，直到城镇门外的所有乡村地区的居民却都是斯拉夫人了——在的里雅斯特周围和该市以北的乡村是斯洛维尼亚人，在伊斯的利亚则是克罗埃西亚人。1866 年威尼托併入新建的义大利王国之后，当时仍留在奥地利统治下的的里雅斯特就成了义大利收復失地主义者的主要目标(威尼托从1814年起到1866年止隶属于奥地利，的里雅斯特则从1382年投身于哈布斯堡王朝保护之下起一直在该王朝统治之下)，它也是义大利在1915年伦敦秘密条约中同三大协约国所作那笔交易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1919年时义大利人认为，在刚过去的那次大战中，他们的东部边界上发生过激烈的战斗，这一事实加强了他们根据秘密条约所提出的领土要求的分量。 威尼斯-朱利亚歷来是重要的，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也是中欧与地中海之间的一条重要交通地带。在它的境内，有在罗纳河谷东面的、穿越地中海与欧洲内陆之间那些高山的一些最低的山口。而这一交通比较方便的有利条件，也正是当初的里雅斯特作为奥匈帝国主要港口时所以能繁荣起来的原因。的确，甚至在高涨的民族意识已开始在政治上把的里雅斯特人拉向义大利王国之后，的里雅斯特的经济生活仍然是同那个多民族帝国的继续存在紧紧联繫在一起的，帝国的存在保证着的里雅斯特同它商业上的后方腹地之间的交通自由。事实上，随着哈布斯堡帝国的瓦解，的里雅斯特确是不再能起它的优越地理位置所带来的那种经济作用了；可是在义大利人的心目中，那个一向耸立在它东北边界外的不友好大国的消失，并没有减少的里雅斯特的战略重要性。 由于1920年到1924年间的各项协议而使义大利获得的那条边界线，主要地是由战略考虑所决定的。该线从奥地利边界上的蒙特福尔诺起，顺着地中海和黑海间的分水岭朱利亚-阿尔卑斯山的山嵴定，再由此大致朝着东南偏南方向行经地势较低的卡尔索(卡尔斯特)那一带多孔、荒凉的石灰岩山地，到了离夸尔内罗湾顶端的海岸不到一英里处转而向东行若干英里，以便把义大利通向阜姆的铁路线以及阜姆这个前匈牙利港口本身都划在义大利境内。这条界线最后在隔着一条小河的阜姆和苏沙克两地之间到达海岸。义大利还获得了亚得里亚海中的某些岛屿，其中有北面的刻索岛(茨雷斯岛)和路辛岛(洛希尼岛)和在遥远的南面的拉戈斯塔岛(拉斯托沃岛)和佩拉戈萨岛，还在达尔马提亚大陆上取得了扎拉这块小飞地。从战略上看，这条边界线无论在陆上或海上处处都使义大利比南斯拉夫占上风。在朱利亚-阿尔卑斯山以南，边界线划在分水岭的南斯拉夫一侧，从而使义大利得以控制从南斯拉夫那边过来的通道，而义大利的占有普拉和那些岛屿则保证了它对亚得里亚海的海军控制。 这条界线没有考虑到当地居民的种族情况，把四十万左右的南斯拉夫人划在该线的义大利那一边；而在这一地区，如同在阿尔托-阿迪杰一样，义大利在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内的表现也是不好的。南斯拉夫族的学校被取缔；义大利语被定为处理官方事务的唯一用语；1929 年签订拉太朗协定以后，甚至对南斯拉夫族居民在有关教会事务方面的自由也有所限制(南斯拉夫族居民同义大利族居民一样都是信奉天主教的)，规定威尼斯-朱利亚地区内的所有神父都必须是义大利臣民，而且必须能讲义大利语。 1943年义大利崩溃之后，德国人接管了的里雅斯特，并把该城作为亚得里亚海滨海行政区的首府；但是在1944年一年中，南斯拉夫人逐渐赢得了对威尼斯-朱利亚山区部分的控制，并在义大利共产党游击队的配合下，在的里雅斯特保持着一个秘密组织。1945年2月间，陆军元帅亚歷山大曾在贝尔格勒同狄托元帅达成过口头协议，言定威尼斯-朱利亚应归西方盟军管辖，但1945年4月下旬，南斯拉夫部队向前推进，越过了伊斯的利亚半岛，并于4月30日向的里雅斯特的德国驻军发动了进攻。然而，德军拒绝向南斯拉夫人投降，坚持了两天，并在5月2日向纽西兰部队投降。同时，邱吉尔于4月30日就坚持的里雅斯特应由英美部队占领的政策徵得了杜鲁门的同意；5月12日，杜鲁门用更有力的措词重申了他的立场，并顶住了华盛顿内部的反压力，坚持不改变这一立场，虽然他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威尼斯-朱利亚有过一段持续七星期的紧张时期，当时的里雅斯特及其邻近一带由亚歷山大的部队和南斯拉夫人同时占领着，但最后，按照1945年6月20日达成的杜伊诺协议，南斯拉夫军队撤到了那条所谓“摩根线”的后面。这样就保证了由英美军队占领的里雅斯特，由他们占领一条包括往北通向伊松佐河谷顶端的公路、铁路交通线的狭长地带以及伊斯的利亚半岛南端包括普拉在内的一小块飞地，而同时仍然让南斯拉夫人控制着这一有争议地区的大部分，包括伊斯的利亚的一些沿海城镇。 第157页 这就是外长会议着手考虑义大利东部边界问题时的当地局势。这条边界在1948年南斯拉夫否认苏联霸权之前，将成为西方和俄国平分世界的分界线的一部分。南斯拉夫要求整个威尼斯-朱利亚都归它，包括的里雅斯特在内，它的主要理由是，当地居民极大部分都是南斯拉夫人；义大利人承认乡村地区居民主要是南斯拉夫人，但主张大体上还是应该按照1919年的“威尔逊线”来划定边界，这样就会把伊斯的利亚的重要矿藏，连同的里雅斯特、戈里齐亚和伊斯的利亚沿海各城镇都留在义大利境内。由于有关该地区的资料不足，且已陈旧，而且即使对于这样一些现存的资料，争议双方或其中一方还认为是不可信的，从而使这个问题增加了困难。1945年9月，外长会议决定成立四大国(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调查委员会；1946年2月28日它派出了一个委员会去威尼斯-朱利亚就地调查并提出有关边界的建议，所建议的边界应“大体上是一条种族分界线，务使居民留在异族统治下的人数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虽然也要考虑到经济上和地理上的各种特点。 (二)居民种族情况 1919年在考虑按种族分布线来划定边界的可能性时，曾证明这样的一条线是可能划出来的。它在戈里齐亚西北的一个地点离开1918年前的奥地利边界，通过戈里齐亚正北方，在东部绕过该城，而后一直向南走，到蒙法尔科内以东的杜伊诺入海；然后在这以东几英里处重又进入大陆，紧紧沿着的里雅斯特边缘绕行，把该城划在边界线的义大利一侧，然后继续向南行，穿过伊斯的利亚半岛，同该半岛西海岸平均保持着七英里到八英里的距离，一直到达普拉东南南方的海边。在这条线的义大利一侧，南斯拉夫族聚居较多的只有戈里齐亚、的里雅斯特和普拉，而在这几个城镇中，义大利族的人数都远远超过他们。在南斯拉夫那一侧，则只是在路辛、阜姆和扎拉有一些人数较多的义大利族居民群。 但是在1945年，情况就没有这样清楚，虽然主要的一些特点还是一样的。人们不了解，自从1924年意南罗马条约把阜姆划归义大利以来，居民的种族组成情况是否有了变化，如果有的话，变动有多大。最后一次表明语言分布情况的人口普查数字，还是义大利1921年的人口普查数字，但南斯拉夫人拒绝接受这些数字；无疑，这些资料确实在某些地区中夸大了义大利居民人数和缩小了南斯拉夫族居民人数。其他可以找到的唯一现成的统计资料是1910年奥地利的人口普查数字(就阜姆而言则是1910年的匈牙利人口普查数字)，其中南斯拉夫族的人口数可能是略有夸大的。尽管资料陈旧了些，威尼斯-朱利亚委员会最后还是採用这一普查数字作为基础。 争议中的领土，除扎拉和一些岛屿外，包括三个主要地区：戈里齐亚-格拉迪斯卡、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的利亚。关于这三个地区，1910年的人口普查提供了下列数字：-- 义大利族 塞尔维亚-克罗埃西亚族 斯洛维尼亚族 其他 合计 戈里齐亚-格拉迪斯卡 90,156 187 214,798 22,477 327,618 的里雅斯特 118,959 2,403 56,916 5l,232 229,510 伊斯的利亚 160,13l 140,966 57,319 41,451 399,867 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就显示出问题的复杂性。在戈里齐亚-格拉迪斯卡地区的戈里齐亚市，甚至在1910年时义大利族就已经占着多数(义大利族一万四千八百十二人对南斯拉夫族一万零八百六十八人)，但在该市以外的全区人口中占压倒优势的却是南斯拉夫族：南斯拉夫族有七万零六十二人，而义大利族仅二千七百七十四人。在伊斯的利亚，沿海城镇的居民主要是义大利族——卡波迪斯特里亚有义大利族居民九千三百四十人，南斯拉夫族二千四百三十二人；皮拉诺有义大利族居民一万二千一百七十三人，南斯拉夫族二千三百二十七人；罗维尼奥有义大利族居民一万零八百五十九人，南斯拉夫族一百二十人；普拉有义大利族居民三万零九百人，南斯拉夫族一万九千九百四十一人——但内地人口却以南斯拉夫族占压倒优势。阜姆则是另外一个格局；该城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由匈牙利发展起来的，当时匈牙利曾鼓励义大利人在该地定居，因此到1910年时，阜姆总人口四万九千八百零六人中义大利族达二万四千二百十二人，而南斯拉夫族为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七人。的里雅斯特的情况和戈里齐亚类似，市内居民以义大利族占极大多数，而周围地区却都是南斯拉夫族居民，连近郊区也是如此。在路辛等各个岛屿上，有义大利族九千八百八十四人，南斯拉夫族一万零九十人；在扎拉，有义大利族一万一千四百七十七人，南斯拉夫族七千一百零八人。因此，威尼斯-朱利亚全区大约有南斯拉夫族居民共四十八万八千八百人。 (三)经济情况 撇开那些与的里雅斯特工商业有关的特殊问题不谈，1946 年时如果仅仅考虑居民种族的因素来确定边界，也是会引起严重经济困难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内，义大利曾在威尼斯-朱利亚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该地区的原料资源如水力、铝矾土、煤、汞等，对义大利这样一个原料贫乏的国家来说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不仅如此，义大利人在威尼斯-朱利亚也象在其他地方一样，已经开发了潜在的水电资源，为了满足威尼斯-朱利亚地区的工业日益增长的需要，战前就已在伊松佐河谷建成了一批新的电厂，还有一些则已在兴建中，或已有了兴建的计划。另一方面，区内需要的电力有半数以上是从威尼托各电厂通过高压线输送到的里雅斯特正北山里的奥皮奇纳地方的大变压站来的，而伊松佐各电厂所发的电大部分由该区东部和伊斯的利亚的铁路和工业所使用。 第158页 对义大利来说，伊斯的利亚的矿藏可能比伊松佐的水力资源更为重要。义大利已对伊斯的利亚东部的阿尔萨煤矿投下了大量资本。墨索里尼曾大力强调阿尔萨煤对义大利的重要性，特别是在1935-1936年义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中义大利受到制裁而英国的煤停止向它供应的那段时期内。但事实上，阿尔萨煤的质量很低劣，几乎抵不上运输费用；这种煤大部分由海路运到的里雅斯特作为船用煤使用，它之所以还有点价值，仅仅是因为义大利国内其他煤源匮乏。到1942年时，阿尔萨煤矿的年产量约为一百万吨，即义大利全部煤产量的三分之一。 然而，伊斯的利亚的铝矾土矿却很有价值：其产量约为义大利总产量的一半，而铝矾土和水力发电是义大利重要工业产品铝的两种基本原料。但从另一方面看，义大利也还有别的一些铝矾土矿，较有名的如阿普利亚区加尔加诺半岛上的铝矾土矿，尚未充分开发，而伊斯的利亚各矿则处于南斯拉夫族聚居地区的中心。伊德里亚的汞矿对义大利是有价值的，但是它在锡耶纳以南的蒙特阿米亚塔另有一处产量很充足的汞矿。 在这一石灰岩地区，水的供应是很重要的。戈里齐亚的用水，来源于该城东北的山间泉水，这是南斯拉夫族居住的乡村地区；同样地，伊斯的利亚西北部各义大利族城镇的用水系来源于圣乔万尼-迪-平古恩泰和圣玛丽亚-德尔-里萨诺的泉水，两者都是位于南斯拉夫族居住的地区内。 伊斯的利亚的本地交通主要是靠海路和公路，虽然还有一条穿越南斯拉夫族居住地区的从普拉到的里雅斯特的铁路线。但是，随着汽车交通的发展，从普拉经由西部伊斯的利亚通向的里雅斯特的那条公路，已变得同铁路一样重要，因此如果把铁路划归南斯拉夫而把公路划归义大利，是不会引起什么严重困难的。至于争议中的这个地区的北部的那些铁路交通线，却重要得多，因为它们是的里雅斯特同北部义大利平原以及同中欧联繫的生命线。 这些铁路线上的交通自由，对该港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它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过去是这样，今后必然仍是这样。从的里雅斯特出发的两条最重要的铁路线，是经由波斯图米亚通往卢布尔雅那、维也纳和奥地利东部的那一条，以及经由蒙法尔科内和切尔维尼亚诺通往义大利北部平原的那一条。第三条线经过戈里齐亚和皮埃迪科莱通往萨尔茨堡和布拉格；这是把的里雅斯特同奥地利西北部和德国南部连结起来的一条最直捷的铁路线，不过它是一条单轨线，坡度很陡，还没有电气化。第四条线也是单轨，却是电气化的，坡度不象经由皮埃迪科莱的那条线那么陡，路线则相当迂迴，经由乌迪内和蓬泰巴到达塔尔维齐奥。 第五节 的里雅斯特 (一)引言 怎样处置的里雅斯特市及其港口，这是威尼斯-朱利亚问题的癥结所在。的里雅斯特位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又处在通往中欧的陆路所经的各个山口的山脚下，它的这一地理位置，在当初作为奥匈帝国的主要港口，因而其商业活动得以通行无阻地进入一个广阔富饶的腹地的整个时期中，一直是极有利于该港的贸易发展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的里雅斯特在十九世纪中，特别是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很快繁荣起来，人口也迅速增加。1836年成立了奥地利劳埃德航运公司(1919年后改称的里雅斯特劳埃德航运公司)；1831年至1838年间设立了一些规模宏大的保险公司；从维也纳、格拉茨经由卢布尔雅那而来的那条主要铁路线于1857年通到了的里雅斯特。的里雅斯特曾于1719年被规定为自由贸易港；1891年，当它的自由港地位被取消时，建立了两个由报税仓库公司管理的自由贸易区。1918年的里雅斯特划归义大利后，自由贸易区仍保持不变。作为一个港口，的里雅斯特还具有天然深水港的优点；1900年就有的那些老船坞的码头边水深达八浔，而维克多·艾曼努尔船坞的海水甚至比这还深。 (二)居民种族情况 的里雅斯特从罗马帝国时代起，其居民和文化主要都是义大利族的，但自1382年併入哈布斯堡王朝的版图以后，它的人口逐渐变成了义大利族、南斯拉夫族(斯洛维尼亚族)和德语民族等各族杂居的一个混合体，而以操意语的人为主。十八世纪起，人口迅速增长；1880年至1930年期间几乎增加一倍——半世纪内从十三万一千人增至二十五万人——而且这增长主要是由于移民，义大利人从西面移入，斯洛维尼亚人从东面移入。1910 年的奥地利人口普查表明，那时的里雅斯特的居民仍然以义大利族占多数——操意语的奥国臣民为十一万八千九百五十九人，操南斯拉夫语的为五万九千三百十九人，操德语的为一万一千八百五十六人，还有外国人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七人，其中二万九千四百三十九人是来自义大利王国的义大利人(王国臣民)。到1946年时，的里雅斯特的义大利族居民无疑是增加了，南斯拉夫族居民是减少了(1921年义大利人口普查的数字是：义大利族居民二十万零二千三百八十二人，南斯拉夫族居民一万八千一百五十人，再加上来自南斯拉夫的南斯拉夫人八千三百零七人)，但这个事实对于四大国委员会所要处理的问题来说，是相对地无关重要的，因为，南斯拉夫也好，支持它的人也好，都并不想否认该市人口的种族组成中义大利族占着大多数。他们的要求是以其他理由为根据的，理由之一是人们所公认的这一事实：的里雅斯特是嵌在南斯拉夫族聚居地区中的一块飞地，连该市的郊区也都是由南斯拉夫族居住着的，而且从六世纪以来就一直如此。 第159页 (三)经济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的里雅斯特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的里雅斯特过去不仅是奥匈帝国的主要港口和造船业中心，而且，由于当时在关税税率和铁路运价方面有着特殊的安排，奥地利帝国的内陆地区通过的里雅斯特来进行其对外贸易，较之通过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港口更为有利。奥地利帝国政府的这一政策，是该城繁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因为，经由的里雅斯特的那条同海路联运的陆路交通路线是要越过亚得里亚海岸与多瑙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的，通向的里雅斯特的铁路的造价和维持费(虽然它们所经过的山口的海拔比较地说来还是低的)，总是要比通向与之竞争的那些港口(汉堡、但泽、什切青、格丁尼亚等)的铁路线更为昂贵，因为后面那些港口都是通过长长的河谷同内地连接起来的，在这些河谷中造一些补充天然水道的铁路比较容易，也比较便宜。1918年后出现的那些继多瑙河帝国而起的国家，是可以自由地考虑到运输费用的高低来选择它们所要利用的港口的，同时它们又倾向于根据某些并非尽属经济方面的理由而尽可能地选用那些位于自己领土范围内的港口，就象过去奥地利帝国政府基于同样的理由而偏爱的里雅斯特(匈牙利王国政府则偏爱阜姆)一样。这些变化产生了很不利于的里雅斯特的后果，于是南斯拉夫人在1946年时提出了这样的论点：的里雅斯特在义大利统治下是永远不会繁荣的，因为有别的义大利港口同它竞争，只有把它併入它那“天然的贸易腹地”南斯拉夫，才能使它恢復繁荣。这样来解释的里雅斯特港的贸易衰落是太过于简单化了，而且也不是完全真实的。虽然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义大利通过的里雅斯特所进行的贸易有一部分确乎是人为地发展起来的，但的里雅斯特总是义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唯一深水港，甚至威尼斯也不是完全代替得了它的。正如上面已经提到的，二十年代初期，的里雅斯特贸易所以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奥地利帝国的瓦解和中欧的经济崩溃，而其后在二十年代晚些时候，德国为了想夺取中欧的贸易，对中欧奥匈帝国瓦解后那些继起的国家运货去北德各港，特给予低廉的运价，这就进一步加甚了的里雅斯特的困难。 贸易统计的数字，不论是当初南斯拉夫部分地区还属于奥地利帝国的那个时候的数字，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的数字，都没有证实南斯拉夫人所说的南斯拉夫是的里雅斯特的真正贸易腹地的这一论点。尽管义大利鼓励对意贸易，1937年度在的里雅斯特经由铁路运输的贸易额中仍有近四分之三是同义大利以外的其他国家进行的；那时对奥贸易占百分之三十四，对意贸易占百分之二十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贸易占百分之二十，对匈贸易占百分之七点五，而对南斯拉夫的贸易却只占百分之五点五。在经由海道运输的贸易额中，以义大利港口为对手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其余的主要是同地中海东岸一带和比这更远的地区进行的。 对于非义大利籍的使用者来说，这个港口的价值主要在于它所提供的自由港便利。除1891年设立的维克多·艾曼努尔区和达奥斯塔公爵区这两个主要的自由贸易区外，到1939年时又增闢了两个自由贸易区，木材码头区(木材堆放处)和圣萨巴区(石油提炼厂)。人们在自由贸易区内经营着各种加工工业，这些工业再加上它们的原材料和产品的买卖和转运，给的里雅斯特带来繁荣。没有证据表明，义大利对该港的控制削弱了它在商业上的价值或导致了偏向于控制国或只有利于任何某一个国家的过分歧视。 义大利对于的里雅斯特工业方面的发展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义大利建造战舰和大客轮，使该城拥有一万七千名直接雇员的主要工业——造船工业——得到好处；建立了一座雇有一千人的钢厂；1931 年后义大利对石油精炼产品课以进口税，这就刺激了的里雅斯特发展起一个大规模的炼油工业。到三十年代后期，该港工业雇用的人员达六万人；也许两倍或三倍于直接靠该港贸易为生的人数；工业的这一发展是战前早就有的趋势的继续，并不完全是由于义大利官方政策的人为刺激，虽然贸易和工业(特别是重要的保险业)都是紧紧地同义大利经济连结在一起的。 第六节 四大国委员会提交外长会议的报告 尽管西方各大国都同意採用1910年的奥地利人口普查数字，四大国委员会还是没有就意南边界问题作出一致的决定，在1946年5月提交给外长会议的地图上，标示出来的不是一条而是四条拟议边界线。西方国家建议的三条线都把的里雅斯特留在义大利境内。英国和美国代表提出的两条线几乎完全相同，都很接近于上面所描述的1919年的种族分界线。这两条线将会使每一方留在异国统治下的居民人数减至最低限度——大约将有十一万五千名意族居民留在南斯拉夫和七万名南族居民留在义大利。而且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的里雅斯特的南族居民，阜姆和扎拉的意族居民——是产业工人，如果需要交换的话，交换这些产业工人要比交换土地耕作者(特别是自耕农)容易得多。俄国提出的那条线几乎把南斯拉夫人要求的所有土地，也就是说几乎把整个威尼斯-朱利亚都划归南斯拉夫。法国拟议的线则使留在异族统治下的双方两个少数民族加在一起的总人数减至最少。但这也许可以认为只是在字面上而不是在精神实质上贯彻了委员会的指示。如果採用法国拟议的线，那末留在南斯拉夫统治下的意族居民要比留在义大利统治下的南族居民多得多，而且伊斯的利亚海岸上的所有各个意族城镇将被统统划在南斯拉夫那一边。 第160页 俄国人(以莫洛托夫为代表)接受了南斯拉夫人的观点，认为对“朱利亚-马奇”(即两次大战之间的威尼斯-朱利亚)的任何分割都会给它的经济繁荣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主张，既然整个说来该区居民大多数是南斯拉夫人，那就应该把该区全部，包括的里雅斯特在内，都划归南斯拉夫。他承认的里雅斯特居民大多数是义大利族，但他支持南斯拉夫的观点，认为只有南斯拉夫能够利用的里雅斯特来使朱利亚-马奇和邻近的国家得到好处。如果朱利亚-马奇是一个躯体的话，的里雅斯特就是它的头部。 西方国家的外长们反对这一意见，其部分理由是：这个意见无视外长会议于1945年9月作出的联合决定，当时原决定要找到一条基本上以居民种族来划分的边界线，以使异族统治下的居民人数尽可能减少，但俄国提出的那条线却把五十万以上的意族居民留在南斯拉夫境内，而几乎没有什么南族居民将会留在义大利。他们还指出了南斯拉夫人关于的里雅斯特的那个经济论点的错误。贝文认为的里雅斯特与其说是朱利亚-马奇的头，不如说是好几个国家的一个出入口；他主张：的里雅斯特应留给义大利，但解决方案中同时应体现外长会议于1945年9月达成的协议，在的里雅斯特设置一个在国际控制下的自由港。 也考虑了既不使的里雅斯特归属于义大利也不使之归属于南斯拉夫的另一种办法，那就是建立一个国际共管地区。西方盟国倾向于把这个计划看作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他们忘不了两次大战之间在但泽所作过的尝试的不愉快的结果，并且无论起草一份外交文件的本领有多大，也不大可能避免在的里雅斯特设置一个国际共管地区的危险或克服它的困难。但是，在1946年7月1日，外长会议还是放弃了裁决义大利和南斯拉夫关于的里雅斯特的争议的企图，接受了法国人提出的界线作为南斯拉夫的西部国境线，并且同意设置一个国际共管地区。 第七节 的里雅斯特自由区 关于意南边界和的里雅斯特前途问题的争论，在和会中重新展开了，和会是在1946年7月29日至10月15日在巴黎举行的，它给义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再一次各自陈述理由的机会。有一点是两国意见一致的：它们都不贊成建立的里雅斯特自由区这个建议。义大利人对失去一个义大利的大城市感到恼火，而且真的害怕建立自由区就会在事实上导致南斯拉夫确立其对亚得里亚海顶端的控制，特别是因为，法国提出的线给予义大利的一条边界是在的里雅斯特以北，这条边界在义大利人看来是抵挡不住敌人攻击的。南斯拉夫人也感到委屈。他们认为，他们为盟国事业所作的牺牲应当得到报酬，而另一方面，义大利人应由于曾虐待义大利境内的南斯拉夫少数民族而丧失了受照顾的任何权利。然而，这里所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义大利和南斯拉夫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所涉及的是世界范围的强权政治；而且在战略问题上，义大利人的看法是正确的。谁占有的里雅斯特和控制它的铁路交通线，谁就掌握了对中欧和地中海间海拔最低的几条山口通道的战略控制；而这一点，在西方国家和苏联集团间的天平上将会是一笔有些分量的资产。 尽管义大利和南斯拉夫提出了抗议，它们并没有改变外长会议作出的决定；和约第二十一条规定建立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并在第二十二条中具体划定了它的边界。自由区是从那些拟定法国线的专家们原来准备留给义大利的地区中划出来的。 自由区面积约三百一十平方英里，约有人口三十四万五千人，其中二十六万以上住在的里雅斯特市及其近郊。自由区居民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义大利族。自由区几乎完全不生产粮食、原料和消费品，因此它的主要工业所需的原料完全依赖外界供应。从上述关于的里雅斯特市经济状况的说明可以看出，1918 年后该市怎样依赖于它同义大利之间的贸易，以及一个同义大利其他地方的工业紧密结合的当地工业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关于自由区的前途，东西方有着矛盾的看法，同时双方都担心外界干预自由区的事务，这两点，在巴黎和会为拟订自由区规章而设立的小组委员会的讨论中就表现得很明显。双方嘴上都说有必要建立民主统治，而且规章中也明文规定要有一个由自由区人民选举的人民议会和一部由制宪会议通过的宪法。但是，掌握着控制大权的将是总督，总督要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与义大利和南斯拉夫磋商后任命，任命后实际任职多久也取决于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当时安全理事会对所提的几个总督候选人一个都不能同意接受，正说明总督这个职位十分重要。 1947年9月15日和约生效时，义大利对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主权随即终止，但由于安理会未能就总督人选达成协议，和约附件七所规定的临时政权无法实现。按照临时规章第一条的规定，自由区仍由盟国军政府管理——英-美军政府管理甲区，南斯拉夫军政府管理乙区，这两个区是由1945年6月20日杜伊诺协议所确定的摩根线划分的。两个区里军政府的施政情况很不一样，从1945年5月到1947年9月，对甲区的管理是按照管理义大利其他各地区的同样原则进行的。西方国家认为，军政府就其性质来说只是一种看守政府，它受国际协议的制约，有责任按照义大利的法律去管理它控制下的那个地区，并应尽可能地利用当地原有的政府结构。可是，在这一边界地区，条件是困难的；那里找不到多少地方官员，没有警察；直到1949年才举行地方选举；英-美军政府必须对付的不仅有乙区中南斯拉夫人的敌意，而且还有甲区内的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党员既有南斯拉夫人，也有义大利人。这个党鼓动了许多次罢工，并且企图利用的里雅斯特战后的不景气，这样，就使该区经济更难于走上较健康的轨道。实际上，1945-1947年间通过该港的仅有的一点业务是进口运往奥地利的救济物资，因此无论在1947年9月15日之前或在这之后，英-美军政府都不得不鼓励发展的里雅斯特同义大利之间的经济联繫，以促进工业的恢復，因为，只有工业恢復了，才有希望减轻该市沉重的失业负担。 第161页 乙区的南斯拉夫军政府并没有受以看守政府身分行事之类想法的约束。从1945年起南斯拉夫就开始了这样一个过程：把他们那个区的施政管理机构同南斯拉夫本国打成一片，特别是在司法领域中，他们用人民法庭来取代执行义大利法律的义大利法庭。1947年9月自由区建立以后，这一过程在乙区继续进行，所以乙区的施政管理方针是同按照和约规定併入了南斯拉夫的威尼斯-朱利亚地区如出一辙的。 第八节 义大利的非洲殖民地 大战结束时，义大利的殖民地除费贊自1942-1943年间被勒克莱尔将军征服后一直由法国人统治外，管理权都掌握在英国军政府手中。早在1943年9月21日，邱吉尔就对义大利要求收回其殖民地这一问题发表了英国政府的看法：“义大利……帝国已经失败——无可挽回地失败了。”1945年9月，外长会议一致同意不存在义大利保留其殖民地的问题，但对这些殖民地的前途没有作出决定。这些殖民地同的里雅斯特一样，也是国际角逐的一个焦点；外长们都同意这些殖民地应根据联合国规定的託管办法处理，但所应採取的託管形式问题——是国际共同託管还是由一国託管——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西方盟国一致反对可能使苏联成为这些殖民地之一的托管国或哪怕只是成为参与国际共管的一个成员国的任何建议，因为不论前一种或后一种身分，都会使苏联获得插足地中海的门径。与此同时，美国人怀疑英国有“帝国主义”野心，而法国人则不愿看到同他们自己在西北非的保护国和领地接壤的这些北非地区有走向独立的任何发展。 由于外长们没有能对意属殖民地的前途达成协议，对意和约第二十三条只是说“义大利宣告放弃其在非洲的属地利比亚、厄利垂亚和意属索马利兰的一切权利或所有权”，并规定上述属地在最后处置办法未决定前继续由目前的行政当局管理，其最后处置办法则应由法、英、美、苏四国政府于本条约生效后一年内予以决定。如四大国政府不能取得协议，这一问题应提交联合国。 盟国与义大利之间的停战协定于1943年9月签字后不久，义大利政府就曾试图把法西斯上台以前已有的义大利殖民地——厄利垂亚、索马利亚和利比亚——同法西斯统治下的义大利所征服的土地区别开来，并声称义大利在1884年获得厄利垂亚和在1889年获得索马利亚，都曾得到英国的鼓励。对于英国的论点，说义大利的表现证明它不配拥有任何殖民地，义大利政府从不试图答辩，他们也显然不能意识到近二十年的法西斯暴政在当地居民间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义大利人还企图使全世界相信，他们之所以要殖民地，主要是因为他们实在有必要为众所公认的义大利人口过剩的严重问题找一条出路。这个论点是说服不了明白情况的人的，因为，如果不把衣索比亚计算在内(这是对的)，即使要每户人家负起沉重的经济担子，也没有一块义大利殖民地能够供养得起几千人以上的欧洲殖民者，而区区几千人的这个数目，同义大利每年四十万的人口自然增加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义大利的政治家们很明白这个事实，而他们听任义大利舆论在这一问题上被引入歧途，以致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义大利公民心里产生了怨气，特别是对英国的怨气，为此，这些政治家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 不过，义大利取得厄利垂亚、索马利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它取得利比亚，确实和后来的法西斯征服性质不同。促使义大利占领厄利垂亚和索马利亚的，是它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野心，这和十九世纪后期创建殖民帝国的其他欧洲国家的野心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也并不比后者更应该受谴责。当时义大利政府的动机是，想藉此表明刚统一不久的义大利已是一个必须认真看待的国家。在厄利垂亚，直到三十年代为止，义大利政府的政策虽然老式了些，还是合乎情理而没有激起人们的反感。当时住在该地的义大利人为数甚少，只有四、五千人；欧洲人要进行大规模的殖民只有在较富饶的高原地带才有可能，但义大利政府并没有纵容他们去掠夺住在这些高原地带上的土着的土地。有少数义大利人在山脚边耕种一点小块坡地，在西部地区还有一个小型的棉花种植园，但是并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农民殖民区。居住在厄利垂亚的义大利人大部份是官员；该殖民地对义大利唯一明显的经济价值，仅仅是它提供了一条通向衣索比亚富饶的内陆地区进行贸易的道路。后来义大利开始准备对衣索比亚发动战争，整个局势就发生了变化。从1935年起，约有七万名义大利人被派往厄利垂亚——筑路人员、汽车机修工、官员和军人——去发展这一矛头指向厄利垂亚的内陆邻国的侵略战争的极好基地。 索马利亚无疑也是为了威望关系而被取得的一块殖民地。其居民大部分是游牧和半游牧民族，当地的气候对欧洲人殖民或对农民耕作来说都是极不相宜的。1931 年前，该地只有一千六百名左右义大利人，主要是些生产香蕉和棉花的大种殖园式产业的经理人员。这块殖民地只是靠罗马付出了大量财政援助才维持下来的。 义大利在利比亚的殖民尝试同样证明是无利可图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都是天生的穷地方，沙漠绿洲里生产的一点水果和蔬菜只够供应当地消费。这两个地区都是主要靠同非洲内地的贸易来繁荣其经济的；义大利人所从事的扩大农业，生产成本很高，是仰赖于义大利国内人为保证的市场的，而最糟的是，这种农业生产是把原来从事耕作的阿拉伯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之后才搞起来的。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最早的殖民者定居在一些购自阿拉伯人或从总面积不很大的国有土地中租让给他们的小块土地上；但是经过了1922年开始的叛乱和随之而来的1922-1930年间格拉齐亚尼镇压叛乱的战争之后，义大利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国有土地的总数有了大量增加，其中一部分是购买得来的，一部分是没收叛乱者的土地，还有一部分则是把未开垦土地划为国有而来的。 第162页 在昔兰尼加，塞努西的顽强抵抗，受到义大利人野蛮手段的对付。绿山地区较肥沃土地上的部落土着被赶出，部落的结构遭到破坏。1933年开始在昔兰尼加大规模移殖义大利农民，在绿山建立了四个村庄；到1940年时，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两地合计已有了二十四个定居点，常住的义大利人共达十万人左右，而且还进一步计划让另外五万名殖民者去那里定居。毫无疑问，义大利人在该两地的经济发展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他们修筑了质量极好的道路，有沿着海岸东西走向的，也有从海岸朝南伸向内地的；扩建了港口，勘测了水源并修建了水渠，在本地人的耕作技术方面也作了一些改进。可是，义大利在这里的殖民，是通过从合法拥有土地的本地人手里夺取大片较好的耕地，以及强迫大量阿拉伯居民迁往较贫瘠的土地才实现的。在这方面，义大利对待利比亚居民的办法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在昔兰尼加有所不同。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是把相当大一部分耕地面积留给利比亚人，而在昔兰尼加，所有较好的土地都被拿去给了义大利殖民者。 第九节 多德卡尼斯群岛 义大利应把它在1912年占领的多德卡尼斯群岛割让给希腊，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和约谈判中从未有人认真反对过，虽然俄国人有一个时候不肯表示同意。对意和约第十四条规定这些岛屿应由义大利割让给希腊，并应成为非军事化。 这些岛屿——斯坦帕利亚岛、罗得岛、卡尔基岛、卡尔帕托斯岛、卡索斯岛、蒂洛斯岛、尼西罗斯岛、卡利姆诺斯岛、勒罗斯岛、佩特莫斯岛、利普索斯岛、西密岛、科斯岛和卡斯特洛里佐岛——上的居民几乎全是希腊族人。1939年，罗得岛上有少数操西班牙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罗得岛和科斯岛上有少数土耳其人，还有少数义大利移民(特别是在罗得岛上)。但其余的居民在语言上和政治感情上都是希腊人，而且都信奉东正教。从1522年起直到1912年止，这些岛民一直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享受着相当大的地区自治权，在他们祖传的希腊语言方面和希腊民族感情方面没有受到过什么迫害。1912 年，义大利对土耳其发动战争，先后夺取了斯坦帕利亚岛和罗得岛，后来又占领了卡斯特洛里佐以外的所有其他岛屿。1912年的意土条约规定土耳其撤出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义大利则撤出上列岛屿。土耳其按时撤出了利比亚，履行了条约义务；可是，到土耳其站在德奥同盟国方面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义大利仍然占领着多德卡尼斯，接着，通过1915年4月26日义大利同协约国缔结的伦敦秘密条约，义大利被许诺“对其目前占领着的多德卡尼斯群岛享有完全的主权”，这一许诺后来在1923年7月24日土耳其同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各个敌对国家缔结的洛桑条约的第十五条中得到了确认。 义大利人对待多德卡尼斯群岛上的希腊族臣民，象对待威尼斯-朱利亚和蒂罗尔的南斯拉夫族和奥地利族臣民一样坏，特别是，他们在语言方面执行一条不公正的高压政策，取消希腊语作为当地教育用语和行政用语的合法地位。在多德卡尼斯，义大利语成了法庭正式用语，1937 年又被定为正式的教育用语，希腊语课当时只限于在较高级的学校内才得开设。义大利人还企图损害多德卡尼斯的希腊东正教教会，特别是试图使当地教会同君士坦丁堡的普世基督教最高教庭脱离关系。 因此，多德卡尼斯应该与希腊王国合併一事，除了因为当地绝大多数居民是希腊族和他们在政治上嚮往希腊外，还因为义大利统治该岛期间管理不良，使合併更有了理由。 第五编 西欧 第一章 法国 奇尔斯顿子爵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5 第一节 国家歷史性分裂的永久化 第二节 解放前的发展趋势 (一)地下法国以及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各种政治趋势和宪政理论 (二)共产党的崛起 第三节 戴高乐的独裁统治 第四节 政党的演变 (一)旧政党的状况和新政党的兴起 (二)戴高乐和各政党在制宪问题上的斗争 (三)第二个回合 第一节 国家歷史性分裂的永久化 当戴高乐将军在1944年8月26日进入巴黎时，人们满怀希望，认为他的到来预示着法兰西不仅将从四年来德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且还将从它过去的一切不幸中解放出来。也许，自贞德时代以来，这个古老国家从未燃起过象这样一种要求全面復兴的真正热情。可是，尽管人们做了大量工作，并经过无休止的辩论，到头来这第四共和国却跟它前面的第三共和国并没有多大不同，而更糟的是，那些曾使法国分裂和瘫痪了若干世代的一些旧的分歧——尽管在抵抗外敌时有过暂时的团结——在战争中重新出现了，而且比以往更深，更难弥合。政治图景中所出现的一些变化，与其归因于宪法所设计的任何一种新的体制，不如归因于自从法国第一次革命以来一直在该国活动的那些力量的自然演变和它们的重新组合成为更强大的集团。例如，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变化就是：战前为数过多的政党缩减成为少数几个训练有素的“庞然大物”。的确，这一简化过程迅即发展到这样勐烈的程度，以至不久右派和左派都竞相吸收中间力量中的那些最接近于自己一方的边缘派别，因而促使左右之间的鸿沟扩大了，并且隔着这条鸿沟而相互对峙。但同时，正是由于在紧接着战争结束之后那段至关重要的制宪时期中，这些“巨石般的庞然大物”是如此势均力敌，而又如此严阵相对，因此新制定的宪法就不可能不是一种妥协的产物。 第163页 当然，法国战后局势中这两个主要特徵——左派与右派间旧隙的加深和那些“巨石般的庞然大物”的出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错，共产党是出现的第一块巨石；是它的挑战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组成强大抗衡力量的反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要是没有旧隙的加深，共产党是不可能在战争中变得如此强大的；这种旧时的裂痕，远没有因战争和占领时期经受共同的严峻考验而有所弥合，事实上却因此而更加扩大了。 但是，如果法兰西民族没有设法去培育一支缓冲力量来抵销这些极端倾向，那就无异是自取灭亡。事实上，人民共和党这一新的温和的天主教政党的诞生和迅速兴起，最初曾使人们产生了一些希望，以为它将满足这一要求。可是，战后初期，法国政治气氛中左翼处于压倒优势，在强大而自认不讳的右翼力量尚未出现以前，人民共和党迫于形势，不得不扮演着右翼的角色。同时，它一方面要努力表示进步，并作为抵抗运动的儿女，要继续保持这一运动过去的革命斗争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努力表示保守，要维持它跟政治上可疑的教会以及政治上同样可疑的戴高乐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妥协和节制的气氛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使人民共和党失去了许多支持。支配着解放后法国政治舞台的那第三块、虽然总是最弱的一块巨石社会党，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无力独自担当起缓冲者的角色。因为社会党一方面由于它同“教会的、反动的”人民共和党合作并受其牵累而在同共产党较量中遭到严重的损失，另一方面，当它过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时候又输给了人民共和党好多选票。因此，这两个可能的中间派政党都愈来愈失势，终于损害了它们自己而便宜了这一个或那一个极端派政党。的确，在一段时期内，看来好象法国是在有意造成极端派之间的冲突，从而招致民族自身的毁灭。但幸而，自我保存的本能产生了所谓“第三种势力”。这是一个由这样一些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和人民共和党人混合组成的缓冲力量，在这些人看来，共产党还是太左，而戴高乐的党则还太右。此后，这“第三种力量”取得了足够的群众支持，得以在世界事务进程的一个重要关键时刻在法国执政，他们之所以能赢得支持，是因为人们相信，舍此而外的任何另一种选择都必然意味着内战。 只有在抵抗运动富于魅力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而且象徵着这一运动的令人畏惧的人物戴高乐暂时引退之后，人们才看清楚，战争不仅出乎意料地没有带来什么变化，而且使早就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变得更加明白无疑了：基本的政治冲突仍然是阶级斗争——虽然即便如此，它往往还有几个相互交错的侧面。例如，它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无非是中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同时却也是城市工人阶级同农村工人阶级的冲突，部分地也是大资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冲突。但是现在冲突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了。大战期间，共产党人凭着他们在抵抗运动中所处的卓越地位，几乎赢得了爱国主义的全部专利权。很大一部分农民和工人曾不加怀疑地跟着共产党人，在他们强有力的领导下抵抗侵略者。但在这以前，爱国主义几乎全部是由资产阶级独占着的——事实上这是他们手里的一张王牌。然而在战争期间，资产阶级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如果他们同德国人合作，他们就明显地犯了最赤裸裸的卖国罪行；可是，如果他们参加了抵抗运动，那末不仅使他们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不忠于国家的合法当局——尽管那就是维希政府——而且还使他们自己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 法国资产阶级中，那些虽选择了服从维希政府的道路，却没有在任何方面同德国人实际进行勾结的人，除了只是有点软弱被动或判断失当之外是没有什么更大的过错可以责备自己的；但事实是，他们确是受到了责备——而且这种责备常常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己在这方面有着比被指责者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现在攻击自己的邻人则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自己的注意。这种事实也是法国战后社会中所出现的悲剧之一。另一方面，那些参加了抵抗运动的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在战争结束以后，他们的内心痛苦也许同样巨大；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原是想在国家危急时期抛开政治分歧，但是为了实现这一值得赞美的愿望，却使他们自己落入了共产党人的手掌之中，而共产党人则是一心要在战争胜利之后永远结束资产阶级在国家公共事务中的特殊势力和统治地位的。然而在最初的时候，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党似乎为诸如这样的一些人提供了一个集合点和一个追求理想的工具，人民共和党在战后早期选举中之所以能获得惊人的成功，其理由就在于此。而且在开始时，左倾气氛曾是如此普遍，竟使人民共和党看起来几乎象是一个右派政党了。但当人民共和党的基本“左派性质”甚至也变得明显的时候，一大部分资产阶级就都转而支持那些应运而起的新的右派政党——自由共和党，戴高乐联盟，最后则是戴高乐的反共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不再支持人民共和党了。 如果说资产阶级在法国据有支配地位为时已久——也许是已经太长久了——那末就占全国起作用的人口总数和选民人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农民阶级而言，这也同样是适用的。尽管存在着城乡之间的总的对立，这两个阶级却都以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真正继承者和反对专制政府的个人自由扞卫者自居，夸大而且过分地延长着它们原先扮演过的这一角色，因而都已养成了在国家事务中发号施令的习惯。更有甚者，法国的经济结构，在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欧洲，是很有些不合时宜的：赋税制度使资本家和农民有可能逃避他们应付的那份纳税负担或甚至几乎完全豁免这一义务；同时，他们对工业化或现代化存有偏见，因而不大肯向工业投资。小农所有制的盛行意味着一般都用现钞而不用支票作为交换媒介。而这又转而意味着对那些为人们所广泛需用的产品征课消费税要比徵收直接所得税更加便当。政府财政的依赖消费税，则又意味着在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势必要藉助于举债以增加其收入，而这又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同时，与此相应的一个情况是，普遍存在着小型的工商企业，而店主们又没有记帐和编送会计报表的责任，这就不但给政府造成了类似于小农制所带来的困难，而且妨碍着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採用。 第164页 不幸的是，政府不得已而採用的间接税和通货膨胀性的财政措施，其主要受害者正就是法国为保持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健全发展而最需要鼓励的那个阶级——城市产业工人。这些人，充满着对社会不公平的愤懑，觉得自己所承受的负担最多最重而所得的报酬却最少最薄，就变得越来越想反抗，转而求助于那立誓要摧毁特权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了。同时应该记住，一个经济社会集团和其他经济社会集团之间的这种怨恨情绪总是双方面的。如果说城市工人由于看到农民没有能付足他们应负担的那份政府开支，以及当城市工人们在挨饿时农民们却吃得好喝得好的那种景象(甚至在经济萧条时期也是如此)而大为不满的话，那末，在农民方面，也通过对照自己无休止的辛苦劳动，而对城市工人所享受的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工资照付的休假等等好处同样地感到愤愤不平。同样地，那种想把进步立法所规定的待遇扩大到全体人民的尝试，引起了各个享有特权的、不靠工资为生的阶级的反感，并激起了他们对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的敌意。事实上，解放后兴起的劳工，拥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并在精神上胜过那些信誉扫地的僱主势力，这一事实本身使后者的态度变得更加僵硬，更加不肯和解。其结果，不仅是政治上更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公民感的进一步下降——每一个社会集团和阶级都趋向于以我为核心，趋向于只关心它自己的利益和苦难——而且每一方都下了更大决心要把自己的力量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资产阶级集合在新出现的右派政党周围，以抗衡集合在共产党一边的工人们，这一事态发展，只能使法国政治中的离心倾向更加严重。 不仅如此，在远非战前年代所能比拟的这一次空前强大的右派力量的集结中，一些新政党的组织者们有时会由于太热中于组成一条反共“阵线”而对维希分子、法西斯分子等不受欢迎的人所有的缺点错误予以宽容。这样就又加剧了国内的分裂，而且使共产党人所竭力利用和传播的那种观点，即凡是反对共产党的人都是“反动”分子”，成为可信的了。不过，那些拥护共产党的法国人对于共产党的缺点错误、反覆无常及其国外联繫等所抱的那种熟视无睹的态度，也同样是令人惊奇的。法国工人们之所以易于忽视共产党的这些缺点，一个理由可能是因为他们本能地感觉到：在过去，工人们的革命成果总是被人夺走；他们总是被那些并不真正代表他们和他们利益的领导者或同事们所出卖或踢开。而且，和共产党採取共同立场，这一方针是一条阻力最少的道路，这是战时所走道路的自然延续，在战时，共产党不但培育了那种既反对过去旧事物，又反对维希反动政权的自发反抗精神，而且还给了人们很深的印象，使人们觉得，积极体现着这些反抗精神的抵抗运动是由他们共产党人主宰着的。 最后还必须提到这样一点：解放时的气氛特别有利于极端的政治主张。首先，物质方面的损失比1918年巨大得多——并不那么突出地限制在局部地区，而是非常普遍。所有大港口都被毁坏了。其次，精神上的冲击显然更要大得多：惨败以后接着又遭到胜利者的占领，这对法国来说比对其他受到类似遭遇的国家更加难堪，因为好几个世纪来它是一向列为强国之一的——往往还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其三，确有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情况，虽然可能还不普遍，但从个别的一些事实和地区来看，也严重得足以引起广泛的愤恨了。例如，在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里，有为数相当可观的一小部分人靠战争和德军的占领而发了财，由于有黑市，他们在过去四年中简直没有感到任何艰苦。而在同一城市内，却有一大批人只能在生命线上勉强挣扎。这种异乎寻常的不平等正是革命所由产生的土壤，而且，要不是共产党人认为妥协更符合他们的计划的话，解放后流传了好几个月的关于即将发生共产党政变的谣言是可能成为事实的。 第二节 解放前的发展趋势 (一)地下法国以及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各种政治趋势和宪政理论 当人们考虑到，戴高乐在能够实现他那恢復祖国伟大稳定的目标和抱负之前，首先不仅要争取到盟国的承认，而且还必须赢得他自己的同胞们(法国国内的以及在国外的法国人)的认可，人们就不能不对他的个人成就致以更大的敬意。他的流亡奋斗歷程，在本文所涉及的这段时期以前的，大部分已在别处另有详细叙述。如果他真要达到他的目的，他就有必要在率领民族解放委员会返回法国本土以后，立即拿出证据来证明他对民主的信仰以及他对恢復民主政体的诚意。早在流亡阿尔及尔期间，就已成立了一个临时协商会议(1943年9月)，由一百零二个成员组成，其中二十人是维希政权之前的议会议员，余下的五分之四是法国本土和北非各个抵抗运动团体的领袖和成员。曾有很长一个时期，盟国的领袖们对戴高乐是否代表着法国国内足够大的一部分民意，因而是否值得给予承认，是有怀疑的，而这一点同抵抗运动中许多左翼领导人对这位将军是否真心信仰共和主义所抱的怀疑态度不是没有关系的。不过，这些怀疑终于克服了，抵抗运动的领袖们同意接受戴高乐的早已被公认了的全面领导地位，至少到法国国土重获自由为止。作为交换，戴高乐也同意尊重抵抗运动关于法国的前途和制度方面的愿望。 第165页 在这以后，戴高乐所面临的最困难、最迫切的政策问题是对第三共和国应採取什么态度。很多法国人现已认识到那个政权的许多缺点以及它在某种程度上对法国遭受的大灾难应负的责任。最初，当维希政权正竭力诋毁它之前的歷届政府时，戴高乐并非不自然地感觉到他很难在这方面超过它所唱的调子；而且，为了想使他的一切行动看起来具有严格的合法性，他曾于1940年10月在他的“布拉柴维尔宣言”中保证他要恢復第三共和国宪法。但到了1942 年，当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明白表示了他们准备同他合作的条件之后——条件之一是完全屏弃第三共和国——他认识到非放弃这一立场不可，他不得不发表一个新的宣言，象维希政府一样地痛斥第三共和国，并答应在解放以后召开一个制宪会议来制订新宪法。 事实上，戴高乐和抵抗运动都认为第三共和国是不可取的——其理由却完全相反。且撇开当初设计1875年宪法时的真正目的是想为復辟君主制铺平道路的这一事实不谈，这种类似英国式的议会制政府一向同法国人的有歷史意义的共和主义理想格格不入，而这些共和主义理想正是抵抗运动所自称代表着的。真正的共和传统是“由议会直接执政”的那种传统，它的典型例子是1792-1795年间革命的国民大会，当时行政和立法两种职能融合在一起，由一院制的议会统一行使，不设总统或内阁，议会所任命的行政委员只是执行议会意志的工具。另一方面，戴高乐则被认为是贊成美国式的强调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政府的。事实上，在抵抗运动早期，连许多同情左翼的领导者(共产党人当然除外)也都倾向美国制；但到了1943年，他们已开始后悔自己一时误信邪说，并自我解释说，美国行得通的政治制度不一定也适合于法国。事实上，美国的总统制是建立在一种联邦制结构上面的，这样就自动地限制了总统的权力，而赖以建立这种政体的美国的特殊环境，法国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法国，总统滥用职权的机会可能会多些。而且，维希政权不正当地使用强大的行政权的坏榜样也不是没有促退作用的。但尽管如此，在一些由无党派知识分子所控制的抵抗运动团体中，这个想法却仍然保留着，这些知识分子无疑还记得达拉第和其他几个战前总理所发布的那些“起法律作用的行政命令”，并懂得它们的真实含义——就是说，确实需要加强一些行政权，否则连普通的日常行政工作也无法有效进行。这些人还贊成在解放前就拟订好一部现成的宪法；于是由一个综合研究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体现着他们想法的草案，希望能在解放前为大家所接受。 但1944年初共产党人参加宪法辩论，使想要在这一问题上拟订出一个抵抗运动的联合纲领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因为他们持有一种同其他党派截然相反的见解，坚决认为以往的弊病不是由于立法机关对内阁控制得太多而是太少了。他们举出了战前各届政府常常被赋予“特别权力”的一些事例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虽然正象刚才所指出的，这些例子恰恰更能证明相反的论点。他们因此要求在解放后尽早召开一个制宪会议，并开始活动，争取人们支持把一个单一的、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作为今后任何宪法的必要条件。假定认为这一情况意味着共产党人不久就可能要丢掉自由民主的假面具而暴露出他们的极权主义真面目，那末戴高乐就有责任着重表明他自己忠实于民主，同时要鼓励培植足与抗衡的力量了。因此，他虽然最初曾倾向于用一个广泛的政治大联盟来替代原来的政党制度，但不久就改变了想法，决定鼓励旧政党復活，其部分目的也是为了向人们表明，那种认为他计划用一个类似法西斯式的政权来抵销共产党人的过大影响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就是在这方面，他也面临着困难。在解放前的协商会议里，各旧政党的出席代表人数是根据1939年9月3日那时国民议会下院内各该政党代表人数的比例确定的，虽然旧政党代表总数不超过新协商会议总名额的五分之一，抵抗运动里的人却仍然觉得他们是多余的，在“新法国”代表不了什么人。 的确，抵抗运动中许多不但任政治工作的人员——“左派”除外——责怪戴高乐错误估计了解放前夕的法国形势以及失去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认为1944年时他本来可以大大改造法国而不必流血，并可以通过带头领导革命运动而使共产党失去其立足点。总之，他们觉得他是过高估计了共产党人的影响，动辄把所有一切抵抗运动力量统统看作是危险的共产主义乱民；他们认为，戴高乐的这种看法同事实相差甚远，要是他能透过表面现象深入观察一下的话，他自己也会发现的。而且，他们这些人四年来一直在梦想有一个新的法兰西并一直在为之而斗争，在他们看来，戴高乐似乎一心想重建旧的社会秩序而不是要创立一个更好的新秩序，即使他所提出的一些进步措施——如煤矿、许多银行、广播事业、电力公司和航空公司的国有化，以及对战前所实行的飞机制造业和铁路国有化政策的追认等——似乎都不是衷心自发的表现，而只是一种对他所并不同情的社会舆论勉强作出的让步。 产生这种隔阂的根源可能是，虽然戴高乐并不真正具有极权主义的观点，但他却认识不到真正的民主是同政治上的多样性分不开的，政治上的多样性有助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手中。这样，他自己就不时地试图取消政治上的多样性，建立起一种没有意见分歧的民主。虽然他一度鼓励过旧政党的復活，但到了1947年，当他打出他那个联盟(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旗号时，他又回復到了原来的立场，因为这个联盟虽然主要地是针对共产党的，实际上却旨在取代所有一切政党。 第166页 (二)共产党的崛起 人们很可以认为，戴高乐关于共产党威胁的看法，已由后来的事态发展所充分证明，尽管左派分子以及甚至连那些只有点自由思想的人都在竭力贬低这种看法。而且，还应该看到，戴高乐在採取组织他自己的党这样一种极端的步骤之前，曾表现出很大的耐心，作出过真诚努力，想通过一些老办法来达到大家克制的目的。他自己曾力图鼓励组成一个强大的中派集团来掌握左右两派势力之间的平衡，虽然他的一些更不妥协的助手们，如勒内·加比唐等，从一开始就认为左右两派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希望集合起一支强大的反共力量来为这种危险预先作好防范。此外，尽管抵抗运动里面有着各色各样的人，，成分异常庞杂，但事实仍然是，到大战结束时共产党已经成功地控制和渗透了该运动的很大一部分，比该党在全国拥有的支持所真正应得的大得多。如果考虑到共产党在法国最近的那段歷史，这一成就越加显得非同小可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共产党遵循着莫斯科那条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派以共同抵制扩张中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在法国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撇开意识形态问题，光从政治、军事方面的权宜得失来看，苏联在当时确是法国人可以指望的唯一重要盟国，因为那时候英国的意向仍然显得非常暖昧，令人痛心疾首。再者，共产党人由于放弃了他们公开从事颠覆的国际性任务而代之以一种表面上是进步的、民族的立场，并同别的改良主义党派一起支持1936年的人民阵线政府，因而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追随者。由于上述这些理由，国际共产主义方面所提出的这一新的号召在法国就显得特别有力，特别能吸引人，因此，尽管在战前和战后有过暂时的挫折，也有过几次使人恍然大悟的“暴露”，但仍然对法国的命运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使法国成了比它的许多邻国都更有利于共产主义发展的肥沃土壤。这一事态发展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点也许是，不但工人阶级，就连中产阶级的一些重要阶层最后也都觉得共产主义很有吸引力。这一趋势实在是同社会上另外一大批人的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相对应的，因为它的根源也在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人们对自由主义议会制度理论和实践普遍感到幻灭。 可是，在另一方面，1939年希特勒-史达林条约的签订使共产党遭受到了一次突然的打击。在法国就象在其他各国一样，共产党除表示贊成外别无选择余地，虽然党员们都大为愕然，简直觉得无法相信。然后，紧接着这一打击而来的就是战争的爆发和共产党的被明令取缔。但尽管如此，共产党仍完整地保住了它最坚定的核心力量并在地下继续活动，它并没有失去什么重要的党员，虽然它的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在法军中开了小差，逃往俄国去了。共产党的这种相当凄凉的处境，一直持续到1941年希特勒进攻俄国而又一次改变了它的处境时，才告结束。 俄国既遭到了进攻，史达林就把这次战争称为“卫国战争”——开始时原是叫做“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当时法国的抵抗运动士气涣散，组织松弛；共产党虽然外表上暂时威望低落，其潜在力量却始终是组织得很好的。现在他们就用惊人的速度和精力抓到了很大一部分抵抗运动的控制权，但并没有公开地拿他们的共产党招牌来炫耀，却组织了一些所谓“无党派”的团体(他们在里边执掌着主要职位)，从而建成了一个“民族阵线”，甚至把一些教会人士和政治上的右翼分子也都包罗在内。因为他们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领导、组织和战斗得都很出色，别的爱国者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到什么东西可以挑剔。而且，史达林于1943年5月24日解散了共产国际，这一姿态似乎表明——这也正是它的用意所在——没有必要担心苏联将来会干涉其盟国的国际事务。 也是在这同一年的同一个月(1943年5月)，成立了全国抵抗委员会r)来协调各个抵抗组织的行动。它的第一任主席让·穆兰(“马克斯”)被德国人逮捕杀害；他的继任者，是一个註定要在国家事务中担当日益重要的角色的人——乔治·皮杜尔。皮杜尔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一事实当然可以证明抵抗运动并不完全是由共产党所控制的；但是共产党在全国抵抗委员会中确实扮演着一种双重的角色。他们一面通过其所控制的那些团体间接地从事活动(表面上他们控制这些团体只是为了组织方面的目的)，而另一面又作为全国性运动中一个不同于其他团体的独立单位，保持着他们的特徵和独立性，从而保持他们的“灵魂”完整无损，以备有朝一日他们可以卸去一切伪装而重新以其本来面目出现。 虽然好多人担心在德国人已被赶走、戴高乐的威信尚未确立的这一段混乱期间会发生共产党的政变，但莫斯科显然认为时机还未成熟，或者是对这样一种行动必然要引起军事上的麻烦有顾虑。的确，共产党人开始时是心甘情愿地服从戴高乐的，甚至当戴高乐把他们为了维持解放后法国国内治安而组织起来的爱国民警队解除武装时，他们虽然曾大声表示抗议，却还是俯首听命的。他们在解放以后所追求的目标，看来并不是在准备发动政变，而是宁愿通过合法方式扮演一个共和主义大政党的角色，充当这一悠久而光荣的法国传统的继承人。抱着这个目的，他们使自己的宣传巧妙地适应于社会上各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他们的这种做法非常有成效，因而其党员人数从1944年的三十八万五千人发展到1945年的一百万人。共产党甚至愿意在戴高乐的临时政府中充当一个小角色，小心翼翼地避免对他作任何直接批评，并大事宣扬它要对法国的经济恢復作出贡献。这一点，它确是特别有条件做到的，因为，凭着它对工人的控制，它可以抑制罢工和劳资纠纷，可以使工人牢记保持高产的责任。于是，又象在大战临近爆发前那段时期中一样，共产党不得不再次在策略上从国际主义者变为民族主义者，从革命派变为宪政派，从不妥协者变为机会主义者。 第167页 而且，在莫斯科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不妥协态度还没有严重到令人无法容忍之前，要把苏联的对外政策说成是唯一和平的政策而把所有别的国家的政策都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也是相当容易的。同情共产党的人回忆起当初法共在同民主派人士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和纳粹分子，共同支持1936年民主阵线政府时所表现的姿态，而且相信，在慕尼黑那个时候，苏联方面的类似姿态遭到了法国和英国那些愚蠢而抱有偏见的政客们的无理拒绝，并因此引起了大战的爆发。在更近一些的往事中，他们更念念不忘共产党人在反对德国人占领的抵抗运动中所作出的惊人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实用主义地忘掉了介乎这前后两件事之间的、苏联曾同希特勒缔结过一个条约的那段时期，再不然，他们也许用自己国家的政府和英国政府没有能对苏联表示更多的谅解为词而原谅了苏联的那个行动。的确，如果说“史达林总是正确的”这一信条对于真正的党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话，那末对于一个喜欢跟着别人跑的同情者来说，这信条也有着不容置疑的吸引力，因为这样可以省得他自己独立思考。 第三节 戴高乐的独裁统治 戴高乐的自由法国部队，来自法国国外，要指望它和长期来在国内拥有强大势力的抵抗运动部队实现统一整编而无摩擦，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上面已说过，由于盟国和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方面都对他抱有怀疑，戴高乐所扮演的角色特别微妙而且吃力不讨好。可是，尽管处境困难，他仍毫不犹豫地担负起了他自封的使命，不但当上了解放后极关紧要的最初几个月里的国家元首，而且成了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法国政治中的枢轴和某种意义上的试金石。 1944年6月2日，在盟军登陆诺曼第之前四天，上年成立于阿尔及尔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使用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名称。但三大盟国对戴高乐在法国是否深孚众望仍有怀疑，因而犹豫着不想承认这一重大改变。不过，随着攻入法国的行动取得进展，这些疑虑也就消失，7月11日美国给予事实上的承认；接着在8月22日签订了一个关于民政事务方面的协议，同意法国临时政府有权任命法国整个内陆地区的官吏，但前沿地带仍置于盟军最高统帅的权力之下。10月23日，三大盟国都对临时政府予以法律上的承认。 戴高乐在打消了盟国的顾虑和担心之后，下一步就是要在他的政府中妥善安排他自己从伦敦和阿尔及尔带回来的部下和法国国内抵抗运动方面的人，使其相互间有一个适当的平衡。他很愿意承认这两方面都有一些正当的要求和愿望，但他总不免倾向于更倚重那些在他流亡的几年中一直为他所信任而又信任他的人。这一倾向在他的第一届政府中表现得很明显，其中过半数的成员都来自阿尔及尔，这就引起了抵抗运动派的不满，他们坚决要求改组。在改组后的所谓“举国一致政府”(1944年9月9日成立)中，在法国被占领时期始终留在国内的仍只有九名，作为对比，曾在阿尔及尔政府中担任过职务的却有十三名。当然，从技术上说，来自阿尔及尔的那些人中大多数也是抵抗运动的战士，因此，就抵抗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它在政府中的代表性已很大，可是那些一直留在国内的人，是天天冒着生命危险的——其中许多人冒这种危险达四年之久，他们总想不通，为什么来自阿尔及尔的人竟也可以和他们受到同样优待。不过，这个政府在其他方面确有广泛的基础。它包含了这样一些很不相同的人物，如年高德劭的前参议院议长朱尔·让纳内，他体现了“共和国的正统性”；前天主教报纸《黎明报》主编、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乔治·蓬皮杜，代表抵抗运动；共产党人夏尔·狄戎；社会党人阿德里安·蒂克西埃；贾德鲁将军；以及戴高乐的两个最忠诚的助手勒内·普利文和勒内·加比唐。 同时又把1943年最初设在阿尔及尔的那个临时协商会议加以改组和扩大，使能增加法国国内抵抗运动的代表名额。会议总名额从一百零二名增加到二百四十八名，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十九个委员全部加入了会议，而抵抗运动中的各个组织也各自派出它们的代表。有意义的是，代表战前国民议会的名额虽从二十名增加到六十名，但这些代表的入选是严格地以1940 年时曾投票反对授予贝当全权的这一有名动议为前提的。自然，这一协商会议未经人民授命，不能象正式的议会那样行事，它只能起到谘询机关的作用。在临时政府有所谘询时，它有责任提出意见；政府虽然在有关财政问题上必须徵求它的意见，但不一定要听从它的建议，政府不但掌握着行政权，而且掌握着全部立法权。 的确，在随后的十四个月内——从1944年9月到1945年11月——法国政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裁政府——虽然这个独裁是人们自愿接受的，而不是强加的。戴高乐拥有无限的权力，除他自愿设置的一些限制外，不受任何约束；他的部长们又都是他一手提拔任命的，只对他一个人效忠负责。但尽管如此，戴高乐的态度始终是完全“正确”的。他到巴黎后两周，就许下诺言说，一等到法国全部解放，所有被俘和被放逐的人都得到遣返后，立刻举行制宪会议的选举。但二百万被俘和被放逐者的返回祖国，不可避免地是要花很长时间的，因此，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不可能会有制订新宪法的任何尝试的。的确，事后回顾起来，鑑于围绕着新宪法和制订新宪法的机构而展开的斗争引起了长时间的剧烈争吵和幻灭外，许多法国人反而觉得当初这位将军如果不是这样严格地拘泥于形式，而是索性就恢復第三共和国，或者毫不迟延地就召开制宪会议，倒还好些。也可以这样说：延迟成立制宪会议，就使得独裁统治的时期成为必要，而这无论如何可能会对新的共和国、对新共和国所由产生的审议工作，产生可疑的不良影响。 第168页 对戴高乐的权力和威信的第一个考验，发生在怎样处理法国国内抵抗运动中通常称为“马基”(更正式的名称是“法兰西国内军”)的那些非正规部队的地位和最后归宿这一棘手问题上。在诺曼第登陆前夕，戴高乐作了一个姿态，承认国内军为法国陆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当然丝毫也没有能使德国人改变其对待“马基”的行径；但是戴高乐之所以受到责备却并不在此，而在于他没有能够说服盟国让“马基”得到更多的武器。在伦敦和阿尔及尔的法国当局被人们——特别是共产党人——指责为奉行看风使舵的机会主义政策。实际上，正如戴高乐于1944年7月25日在协商会议上所指出的，6月和7月间输送给他们的武器为以往任何一个月份的七倍；但在那时法兰西国内军的实际兵员数已经——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增加了两倍。后来，国内军由于在配合盟军攻入法境从事敌后活动方面起过重要而可贵的作用，因而也许很自然地把自己看作是法国新军的核心而不愿交出他们的武器。但戴高乐早已有了大量来自北非的部队(大部分是由美国武装和装备起来的)，而且他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厌恶那种关于用非正规的、大部分受到共产党宣传影响的游击队来建立新军的想法。因此政府决定取消“法兰西国内军”的独立地位，把它併入陆军。这一决定在受到影响的那些人中引起了一些抗议，但还没有象其后不久(1944年10月28日)未经徵询全国抵抗委员会意见就决定解散“爱国民警队”时闹得那样厉害。后一决定是对共产党威信的直接挑战，然而政府胜利了，这部分地是由于政府有着大部分居民的无声支持(民警队那种不受管束的、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的行动正引起居民们的严重不安)，部分地则是由于共产党本身仍渴望保持它所已经赢得的作为一个爱国的合法政党的地位。 戴高乐非常关注法国新军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当抵抗运动方面正竭力向他要求由他们来充当法国新军的核心，并为此而同他激烈争辩时，戴高乐将军本人则在“大联盟”那个更大的范围内同样有力地提出了法国的主张，要求让它在欧洲战事的最后阶段中起积极的作用。他到达巴黎后不出几个星期，就恢復了徵兵制度，陆续徵召各个入伍级别的青年去进行训练。只要战争在继续，从政府预算中拨出极大一部分用于武装部队，人们是没有什么反对意见的，虽然维持一支一百万人的军队的费用对于一个如此残破的国家来说确是负担很重的。可是，德国投降以后，人们就对继续保持这样一笔不相称的支出提出了抗议，抗议不仅来自左翼——来自这方面的反对是意料中的——最后甚至连那所谓“忠诚的党”人民共和党也在1945年9月间抱怨说，法国人留在武装部队或军事部门中竟还有二百七十万人之多，而从事于经济重建的却只有二百三十一万八千人。这个问题是最终导致戴高乐于1946年1月暂时“引退”这一危机的主要原因。 戴高乐的朋友也好，他的政敌也好，都认为他没有能利用1944年这个至关重要的冬天来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实在是可悲地错过了机会，因为在那个时候，法国人初获解放，兴奋之余，本来可能容忍得了各种经济管制和紧缩措施。的确，在这方面法国同它的邻国荷兰和比利时相形之下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在荷兰和比利时，几乎转瞬之间经济就从战争影响下恢復了过来。法国就象上述这两个国家一样，经济恢復的主要障碍在于铁路、桥樑、车皮、机车和船只等遭到破坏，因而运输能力不足。运输能力不足反过来又造成燃料用煤和工业动力用煤的供应不足，以及城市中食品的不足。乡村中的食品供应却是充裕的，这一事实不仅引起城乡之间的摩擦，而且也是阶级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原因，因为黑市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触动，依然很猖獗。同时也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有通货膨胀问题，但戴高乐不採取荷兰和比利时行之有效的那种严厉措施，却乞灵于提高工资百分之三十这一治表办法，结果，工资的增加很快就为生活费用的上涨所抵消。等到最后财政部长普利文要收回这些膨胀了的通货时，为时已经太晚了，因为他曾拒绝按照荷兰和比利时的榜样立即限制银行提存和徵收没收性的重税来打击那些发战争财的人。实际上，普利文採取的措施只不过等于调换一下钞票而已。 然而，在理论领域里，戴高乐开始时是以一种令人抱有极大希望的革命调子表态的。1944年9月12日，他在解放后的巴黎第一次演说中宣布：在战后法国，“国家巨大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决不能仅仅为少数人的私利服务，而应该有利于所有的人”。10月1日，他在里尔发表演说时，宣称有必要实行“统制经济”；还说“象托拉斯那样的资本利益集中不能再容许其存在了”，“国家应该引导法兰西民族的全部经济努力，使其能为全体人民谋利益，这样做时不一定要排斥私人的积极性和合法利润”。早在几天之前，就已作出了一个预示这些意图的步骤：政府决定要临时性地把某些煤矿收归国有并徵用雷诺系统的工厂。这两项行动中的第二项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的惩罚性措施，因为厂主在法国被占领期间曾是一个“通敌分子”；但共产党人则认为煤矿国有化应该也按同样方式进行——就是说，一切矿山都得彻底予以没收。 第169页 走了这大胆的第一步之后，戴高乐似乎倒退了，他採取了这样一种立场，认为一个临时的政权是没有资格对国家的经济制度作根本性变革的。这就使左翼和抵抗运动的那些人大失所望，这些人在1945年3月间再次对他施加压力，要他立即实现结构改革——换句话说，把基本工业收归国有。但戴高乐却把增强国力放在第一位，认为结构改革至少应等到制宪会议选举以后。同时，国家的财政政策由于财政部长普利文同国民经济部长孟戴斯-弗朗斯之间观点有分歧而蒙受损害(这两人后来都成为法国总理)。前者倾向于採用“正统经济学”的自由放任的做法，而后者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纲领，要採取一些严峻的措施和管制手段来达到经济稳定、加速国民经济恢復的目的。经过长期摩擦之后，孟戴斯-弗朗斯愤然辞职，由普利文接管了他的国民经济部(1945年4月)。这样一来，用真正激进一点的办法来处理当前问题的前景都成了泡影。 可是，当地方选举结果表示出很明显的左倾趋势以后，戴高乐在1945年5月24日的一次广播中答应在年底前“作出决定，以便有组织地把煤电等生产的基本工业……以及信贷的管理(通过信贷管理就能指导整个国民经济)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使其只能为全民族谋利益”。同年6月，他向协商会议提出了由国家控制民用航空的建议，7月间又提出了徵收资本税和对1940年到 1945年间的财产增益课以特种税的两项建议。但甚至这些措施也远未能满足左派方面的要求。勃鲁姆在1945年8月18日的《人民报》上写道：法国人民不满意，因为戴高乐“没有给他们提出明白的目前行动纲领和明确的今后目标”。实际上人们是在责备这位将军没有能更好地适应当时的革命气氛，是在提醒他，群众对他的支持是以他答应要作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一诺言为基础的。 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戴高乐之所以迟迟不肯搞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是由于怕冒犯美国工商业界和政界的舆情，从而失掉取得煤、食品、军用品等急需物资的机会。但是，更可能接近实情和更简单的解释则是：第一，戴高乐对经济事务和社会问题根本不感兴趣；第二，他认为重振国家的实力和威望，即他所说的“上升到强有力的地位”，是当务之急，应该优先考虑。他梦寐以求的是法国重新成为强国，这就使他把重点放在重整军备和外交政策上，而经济重建和国内政策则因此而大受影响。他的重整军备政策和这一政策所引起的反响，前面已经提及；他的外交政策则比较成功，同时也较少引起误解。的确，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三大主要目标，是法国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政党都不会不拥护的：法国重新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确保法国今后安全的充分保障；参与世界和平组织。而且，达到这些要求的主要条件也已充分具备。阿尔萨斯-洛林归还了法国；萨尔和德国的一部分已划归法国占领；法国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和柏林军事管制总部里都已派有代表，还取得了对柏林一个区的管理权。最后，它又作为五大国之一得到了外长会议上五个席位中的一个，而且成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 戴高乐为使他的国家重又成为世界事务中的第一流角色，採取的办法之一是力图使它充当英国和俄国之间的联繫人或仲裁人。于是，在1944年掌权后不久，他就去莫斯科访问，并于1944年12月10日在那里同苏联签订了一项二十年同盟互助条约。但另一方面，与上述行动相辅相成的一个步骤，即同英国也商订一项条约，则不得不推迟到英法两国关于德国问题的分歧解决之后，而且事实上，直到戴高乐离职后又过了一年多，这一步骤才最后完成。同俄国缔结的这一条约，除了能堵住戴高乐的那些左翼批评者们的嘴之外，无疑地也是符合于人民大众的总的愿望的。他为恢復法国过去的强国地位而作的努力，也是如此。的确，要是他回到法国以后给人留下一点他是受制于另一大国的印象的话，他的声名和威望就不可能持久。正是他同华盛顿和伦敦关系搞得不那么融洽，以及他在那里以不肯随和出名，因而大大有利于他在国内的处境，因为，法国近来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已在人民中间引起了类似的心情，即那种倔强自信、处处强调独立自主的心情。 第四节 政党的演变 (一)旧政党的状况和新政党的兴起 战争给法国政治生活带来的变化，最容易看得出的，莫过于政党的性质、各党派的规模、党派的数目等方面的变化了。诚然，法国的政党，同其他国家例如英国的政党比起来，一向有着全然不同的性质，然而它们最显着的一个特色是它们为数很多而每一个都单独起不了什么作用。过去常有人说，在法国，一般的政客都认为一个理想的政党应只包括他自己再加上一些足以使他当选做官的投票者。总而言之，当时确是存在着过多的党派，其名称常常只是些没有什么意义的标籤；这些党派，即使还不是直认不讳的机会主义政党，其据以立党并据以相互对立的东西，往往都是些比较琐细的概念和比较微不足道的利害关系，而不是什么主义或观点上的巨大分歧。因此，在所有这些政党或多或少都拥有一些代表的议会里，当时的政府要确保一个足以进行工作的多数(哪怕只是确保暂时一段时期的多数)的话，就必须在这许多党派之间作成一些交易。由于同样的原因，政府的更迭也大多只是调动几个部长，以使议会内各党派各种意见之间的均势发生了波动时能有所反映而已。这样，就加甚了第三共和国宪法体制下行政部门所固有的软弱性，而依靠形形色色支持者们的奇想怪念所支持的政府，也就被弄得更束手无策和更不稳定。不过，其中也有某些与之相应的有利之处。如果说倒阁容易，组阁至少也是很快的。政党内部党员之间的关系既松散，共同组阁的各党之间的关系也松散，这就有助于培养出那种特别有才华、独立自恃的政客，他们比较地不受党派的束缚，因而在必要时可以对党派间的争议作出仲裁，不费劲地充当联合政府的首脑。这一旧秩序也还有如下一个好处：由于经常有妥协的必要，就不会形成那种庞大、固定、相互不容和解的集团，而那样的集团是很可能会抛弃民主程序而诉诸武力来达到它们的目的的。这一点，对于一个过去常常发生内讧的国家来说确是重要的。 第170页 到大战结束时，法国的大多数旧政党都已或多或少地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这是由于人们把这些政党同引起战争、导致法国战败的种种事态联繫起来，因而认为它们应该对这些事态负责，或是由于这些党的党员后来对维希政权所持的态度，或是这两种原因兼而有之。判断政党好坏的后一个标准，如同判断个人好坏的标准一样，是看它们同抵抗运动有无关系，如果有的话，是怎样的关系。法国解放一年以后，莱翁·勃鲁姆在1945年9月28日《人民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这一现象概括如下： 政党取得多少民意支持，取决于它们接受了多少抵抗运动精神，或者说，取决于它们通过同抵抗运动分子的接触而使它们的态度发生了多少变化。 照我个人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激进党人和右翼方面的那些老组织都遭到失败而人民共和党却能取得惊人进展的理由所在。从一种意义上来说，人民共和党无非是一些旧政党——天主教右派、中间派集团等——的大联合，不过这个大联合的所有各个部分都是曾由抵抗运动的放射性电流畅通无阻地渗透过的。 根据这种考验，一向在抵抗运动中拥有卓越地位的共产党势必成为最强有力的政党，事实上，它确也做到了这一点。同时，旧的右翼政党如共和联盟和民主同盟，过去就一向是很不巩固的，现在不可避免地成了最信誉扫地、遭到最严重削弱的政党，因为它们的领导人有好多曾归附于维希政权。但即使是中间的和左派方面原来的那些大党，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曾在战争和战败前夕执政而招致公愤，而且也因为它们在对维希政权和德国占领军的态度方面，通不过抵抗运动所要求的那种严格的品德考验。甚至是那个激进社会党，在战前时代本来深得小商人和个体农民阶层很大支持，在议会中介乎左派和右派之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在组织当时的每一届联合政府时，它总是随时准备提供几个强有力的部长人选来担任重要职务，但尽管如此，在战后重登政治舞台时，也不免大为逊色。这个党的国会议员中有极大一部分曾在1940年投票支持贝当；虽然许多人后来已经改悔了，其中有些人甚至遭到了共同敌人的杀害或监禁，但就整个党而言，它在抵抗运动中的表现仍是微不足道的，抵补不了当初的过失。 但是，除了这些考虑之外，形势也变得不利于象激进社会党那样组织起来的政党。激进社会党向来只是一些为选举而集合起来的人物的一个松散的团体，并不是一个结合得很紧的严密的组织，因而它一开始就无法在那些战后出现的、强大而且组织严密的“巨石般的庞然大物”面前保住它原有的地位。没有德高望重的赫里欧的领导(赫里欧被放逐在德国，直到1945年年中才回国)该党在自我重建时必然是缺乏自信，举棋不定。而且，它所奉行的主义，也已随着情势的演变而显得荒谬可笑，因为它虽然一向是一个主张改革的党，但从来不是一个革命党——而当前的时代气氛则是革命的。诚然，它曾经两次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而甚至同共产党结盟，结盟的基础是两党都讨厌戴高乐强有力的个人领导，都不喜欢他对国家的控制。但是，由于它固执地抱住十九世纪法国的一些老观念不放，反对国有化，至少是反对比较极端的计划经济形式，最后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倒向了右派——特别是在皮埃尔·科特所领导的党内“极左”派寻求并取得了同共产党人的密切联繫，从而孤立了激进社会党的真正核心并阐明它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后，就更是如此。 激进党最显着的特徵，除了它的改良主义热情外，就是它的反教权主义。但宗教与民主这一对老的对立面，已由于这次战争的影响而搞得模煳不清了，在战争期间，不仅天主教的教徒们，而且他们的神父和主教等，都抛却了他们的信条，同最极端的左翼分子携起手来，共同抵抗入侵者及其法国走狗们。的确，所有的政党战后都显得向左移动了，连那些实质上保守的党派(如人民共和党)也都带上了一些社会主义色彩，虽然它们更倾向于强调精神和道德方面的价值，而不是象真正左翼政党那样更多地注重物质方面。甚至连一个新成立的君主主义政党，也出于机会主义和赶时髦两方面的动机而把自己命名为“君主社会党”。 乍看之下，更使人大感诧异的是社会党的衰落，因为就在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该党在莱翁·勃鲁姆的杰出领导下还扮演着一个起支配作用的角色。然而，如同激进党一样，正由于它曾如此长期地参与管理国事，它才容易受到人们的责难，说它应对国家的战备不足和外交政策的处理失当负责，这就不能不损害到它的威信。更糟的是，旧国民议会的社会党议员中竟有半数以上曾在1940年7月投票贊成授与贝当以全权，虽然后来这个党也曾力图赎罪，雷厉风行地把它战前的参议员和国民议会议员清洗掉了三分之二，并在抵抗运动中作出了一个总的说来是很好的表现。但是，这个党之所以衰落，还有其更基本的原因。在战后的法国，在那革命的、极端主义的气氛中，社会党同更富有生气、更毫无顾忌、更加机会主义的共产党较量，是肯定要败下阵来的。在勃鲁姆那样一些人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战后时代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之间，确实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道义上的鸿沟。前者是从人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而后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却是国家的无限权力。虽然社会党人经常重申他们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可他们却越来越成为一个改良主义的而不是革命的政党了。甚至在1945年(8月份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勃鲁姆还重申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信念；可是，部分地由于他的主观倾向，部分地由于客观形势所迫，正就是他，在法国把社会党引上了民族主义道路——扩充防务力量，把原来那条在防务和战争事务上应持不合作态度的信条完全置之脑后。他认定，社会主义必须通过合法的、议会的道路来达到它的目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解地连结在一起的，是相互依存的。达尼埃尔·梅耶在《人民报》(1946年3月28日)上为该党提出的主张，说得更加彻底：“法国社会党既是民主的又是革命的，既是民族主义的又是国际主义的。” 第171页 可是，这样一种值得赞美的和解精神却同战后法国的社会情绪不相协调，这一点很快就在几个方面表现出来。社会党在工会方面的势力步步下降，最低时它在共产党占优势的法国总工会内所能掌握的票数只有五分之一略多一点；而且共产党在工会中的这一支配地位并不靠压服，而是更多地靠高明的政治手腕，通过说服来取得的。法国工人从切身经验中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自己境况的改善。举例来说，1946年7月间，就是依靠共产党坚决的领导，才挫败了政府的冻结政策，使工资得以普遍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社会党人对自己左右两边的力量都迁就容忍，但正是由于这样，却落得个两面都不讨好，使自己日益陷于孤立，日益削弱。例如，当该党一部分人建议成立一个基础广泛的劳工联盟时，另一部分人反对，认为容纳资产阶级分子加入联盟，会驱使工人阶级分子更无可挽回地投入共产党的怀抱。另一方面，它在实行这样一些建议方面的犹豫不决，以及它的迟迟不停止同共产党人的调情，又使它疏远了许多在思想上同情中左派的法国人(这些人在过去也许是会归向激进党的)，同时却有助于壮大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党的队伍。要不要同共产党人联合，确是社会党人特别感到苦恼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还固执着这样一种错觉，认为既然就技术意义上来说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们之间照理不可能存在最近二十年来事实上分隔着它们的那种巨大鸿沟。 1944年11月，哈罗德·拉斯基教授就当时在巴黎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撰文报导说： 法国的社会党一般都是愿意同共产党联合的，要是能够使他们确信在以后几年中法国共产党将会在巴黎而不是在莫斯科找到其精神所寄的中心的话。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同我谈到工人阶级怎样由于这一荒谬的分裂而遭到削弱；但他们深感不安的是(我认为他们不安是有道理的)，共产党人同其他共产党人打交道时用的是一套道德准则，同党外的人打交道时用的却是另一套道德准则，而这后一套准则很难说是合乎道义的。 至少拉斯基是意识到这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的这一道德观念上的深渊的，但也象许多别的社会党人一样，他不愿意正视这样一个“荒谬的分裂”的事实。他却用这样的想法来聊以自慰：“谁都不能否认社会党[运动]这一活生生的现实……你只要和这些代表们打成一片，你就不可能不感觉到，他们是作好了准备并热切盼望着执政的。”可是，这里他又让主观愿望来影响自己的估计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法国社会党人正明显地缺乏自信心，特别是，他们由于莱翁·勃鲁姆被放逐出国(要到1945年年中才返回法国)而失去了他们的导师和先知，其境况类似于赫里欧被放逐之后的激进党人。然而，也正是他们的党魁受到德国人迫害这一事实，再加上他在“里翁审讯”中的良好表现(这两点都大大有助于消除早先的幻灭感)，使社会党和勃鲁姆本人都拥有某些可以开始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这些资本的价值在 1946年12月间勃鲁姆组成其十分成功的“看守”政府时就充分显示了出来。他这次成功的组阁，又导致他的社会党同志拉马迪埃继他之后任政府总理，而另一位老资格的社会党人奥里奥尔之得以选任为新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与此也不无关系。 因为实际上所有战前的政党(除共产党外)都由于战争和国家的被占领而遭到削弱和不得人心，到战争结束时就有了一个需要填补的政治真空。在填补这一真空方面，一个崭新的政党——人民共和党——做得很起劲，也相当成功。这个党在法国被占领期间就已开始秘密活动，当时乔治·皮杜尔和他的一些朋友们(其中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有莫里斯·舒曼和弗朗索瓦·德芒东)凭他们的本能想到，新法国需要有一个新的政党，它将建立在对大部分法国人具有持久吸引力的某些重大的原则基础上。第一，新党将是共和主义的，将继承1789年的传统；第二，它虽然绝不自称为天主教的政党，但对道义力量和精神力量将持尊重态度；第三，要有助于推动那场因机器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出现而引起的社会经济革命，促使其达到合乎逻辑的结局——虽然这是要合法地进行的，不能因此而扰乱公共秩序。 1944年11月，这个新政党在巴黎正式成立时，通过了一个宣言，肯定了它的革命目标，其中包括教育自由、主要工业和信贷事业国有化、工会参加工业管理等。因为，虽然人民共和党获得天主教会和许多右翼分子的支持(他们贊成它的宗教和教育政策，即使未必同意它的社会经济思想)，却深恐人们把它和“反动”这一概念等同起来，或被看作是“天主教政党”。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法国政局中存在着巨大的真空，因此人民共和党肯定能从许多方面立即赢得大量的支持；而且，和大多数其他政党不一样，人民共和党打入了从知识分子到工人阶级的所有各个社会阶层。它的主义的宗教基础吸引着许多具有这方面情感的人，包括天主教工会的会员们，而它那大胆的社会观点，则为它博得了社会上另外一大部分人的好感。但最使它赢得人心的一点是，不论在它的人员中或在它所信奉的主义中，抵抗运动的精神都是显而易见的。开始的时候，还由于它是对戴高乐“忠心耿耿的党”，因而捞到了不少资本。当它託庇于这位将军的威望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断定他走运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由于他作为一个反动分子的名气愈来愈大，将来只会妨碍它作为一个进步政党的发展前途。但是使它深感懊丧的是，它发现，它一割断了这一关系，选民们就开始抛弃它。在戴高乐最后带着他自己的党“法兰西人民联盟”重又出山之后，离弃人民共和党的动向加速了，因为它的许多支持者现在都转向了戴高乐。这似乎又迫使人民共和党不得不更加强调它同这位将军之间的分歧，其用意大概是想着重表明并保持它有别于其他党派的特色。然而这样一来，不但导致了个别重要人物的退党，而且又引起了成批人的离去。 第172页 为了想抵销它同戴高乐和教会方面的关系，人民共和党不论在临时政府的日常施政方面还是在制宪工作方面，都在它认为正当的限度内(有时还超过这一限度)尽量地同左翼携手合作。但这也是一种走钢丝式的惊险表演，它在这种表演中有时不免失去平衡，有时差一点断送性命。它的合伙对象共产党人，变得愈来愈不肯迁就，愈来愈不意气相投了，而与此同时，原先支持它的人看到它同共产党搞关系而被吓走的却愈来愈多。同时，社会党人也远不是可靠的同盟者，因为他们老是在提心弔胆，怕同“带有戴高乐主义-天主教色彩的”人民共和党交往过密，会触犯自己党内更极端的左翼。后来，虽然晚了一些，人民共和党终于认识到，那个在共产党思想指导下草拟的宪法的第一草案是它无法容忍的，即使从互让和国家团结的愿望着想也还是无法容忍的。因此它就退出联合政府，并力劝选民们拒绝这一草案——这一点它是做得恰当的。可是，它又去同社会党和共产党合作主持搞宪法第二草案，并为此而勉强容忍了许多原则上不愿容忍的事，而且，正如后来(1946年11月)的选举所表明，尽管它费尽心机，它的这种做法使它失去了很大一批支持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另一个新政党——自由共和党——开始具有了一定的重要性。自由共和党建立于1945年12月，创办人是右翼方面的一批第一流的律师-政治家——朱尔·拉马罗尼、安德烈·米特、约瑟夫·拉尼埃、弗雷德里克·杜邦等，它吸收了从前两个最有名的右派集团共和联盟和民主同盟的全部成员或其中的一部分。在1946年1月戴高乐暂时引退以前，法国的右派势力一直停滞不前，组织散漫，而且信心不足，因为他们对戴高乐究竟意欲何为并不真正有把握，虽然他们也许本能地感觉到他是在为他们服务。所以那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这三个主要政党身上，这三个党从歷史上看都是左派政党，虽然就目前而言，它们却分别地成为左派、中间派和右派政党了。可是，随着自由共和党——一个公开反共的右派政党——的出现，人民共和党发现自己很可能代替社会党而成为中间派政党，而社会党则将自然而然地被进一步推向左派方面，推向共产党那里去。 而且，自由共和党的纲领中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也就是人民共和党纲领中的那套进步加保守的混合物，这样它就不可避免地占先窃走了人民共和党的某些法宝，因为，人民共和党作为(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执政党联盟的一员，是不可能公开反共的。的确，许多人民共和党的支持者现在反而觉得，是自由共和党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党在扞卫他们最关心的切身利益。例如，自由共和党公开表示它坚决反对国有化，而人民共和党的议员们却不顾他们的许多选民反对国有化的这一事实，投票贊成国有化；又例如，对宪法第一草案真正、一贯、全面地加以反对的，除激进党外只有自由共和党一个党。自由共和党提出了它自己的草案并要求付诸表决，但以二百八十六票对三十七票遭到否决，而在这次投票中，人民共和党人却意味深长地弃了权。然而，在1946年6月举行第二届制宪会议大选时，自由共和党却採取了一个局部“切腹自杀”的行动：为使反共的票数不致分散，它在三十个选区内退出竞选，这样一来，就使人民共和党不再有从右面来的竞争了。因此，从长远看，自由共和党根本没有改变各政党间的力量均势，也没有时间去有效地改变法国人的投票习惯。结果，人民共和党竟成了法国的第一大党，但根据这个党此后在宪法第二草案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软弱性——或顽固性——来看，自由共和党后来很可能对自己这一自我克制的行动深感后悔。 戴高乐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组成，给了人民共和党和自由共和党一个巨大打击。也许，在人民共和党的领袖们与戴高乐之间，从未真正有过足够的共同政治基础，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至多只是一种权宜的结合。的确，戴高乐从没有想要在这一结合中当一个积极主动的伙伴，虽则他在开始时也许愿意有这样一个表面上志趣相投的政党来利用他作为它的“福星”。当他们分手时，吃亏的是人民共和党，而不是戴高乐将军。 一开始，戴高乐的某些追随者就希望他会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一个广泛的戴高乐主义者联盟，把除了共产党人和死硬的反动派这两个极端以外所有各种政治主张的人统统包括在内。但最初戴高乐认为他的作用只是充当全民族的一个象徵；他并不认为有必要去参与政党政治的一般活动，或者去试图影响政党政治的趋向。可是，1946年6月16日，这位将军从他退隐生活中跑了出来，在贝叶发表了一篇论新宪法必须具备的条件的重要演说，而他最忠实的信徒勒内·加比唐就把这认作是他要组织一个政党的暗示。于是，法国政治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个“为第四共和国奋斗的戴高乐联盟”，其目的是要把那些接受“贝叶纲领”作为新法国的基础的各党各派人士集合起来。戴高乐的一些最杰出的追随者大多数都没有参加这个联盟，戴高乐自己也并没有给予赞许；可是他也许把它看作是一个有用的试探性气球。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他这次谨慎行事是聪明的，因为，加比唐对盟员入盟条件掌握得不够严格，竟使该联盟成了许多可疑分子、反动分子和维希分子的避难所，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怀疑它又是那种战前曾使人们痛苦地熟悉的近乎法西斯性质的团体。这样的怀疑，再加上领导不善，使这个联盟起不了什么作用，并终于导致了它的毁灭。而且，戴高乐联盟最初成立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只是一个社团，作为一个社团，它的成员中包括着一些分属于诸如人民共和党、自由共和党、民主社会抵抗联盟等这样一些不同政党的人。但当戴高乐联盟的领袖们试图使它显示出更鲜明具体的政治色彩时，困难就来了，因为，作为一个政党，他们是主张对两个宪法草案都加以抵制的，但作为另一政党的人民共和党，却是参与了这两个草案的制订工作的，并且对第二个草案更是一直支持到最后一刻的。 第173页 所以，到了1947年春天，国内国际条件都已成熟，相对地说其声望还没有玷污的戴高乐又可以东山再起，担当政治领袖了。他本人在共产党问题上迄今还没有明确表过态：他所做的只是象其他许多法国人一样，努力争取民族的团结，希望从共产党人那里得到较好的合作的表示——虽然他对于共产党人能否改变心肠无疑地没有某些人那样乐观。但现在，美国总统已经宣布了杜鲁门主义，从而发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向共产主义发动反攻的信号，而且这一行动已经在惊惶失措、无力自救的欧洲引起了极为巨大的反应。戴高乐现在只要在法国发出号召，就大可以希望趁势达到在国内反共、在国外反俄的目的。因此他宣称，不能再容许法国继续“沿着深渊的边缘徘徊了”，并当上了一个公开扬言要在全国范围内为修改宪法大造舆情的新政党——法兰西人民联盟——的领袖。可是，这新党并不具体说明在第四共和国宪法中它要修改的究竟是那几条。考虑到它想要讨好的社会阶层的面是广的，而它的创始人又是信赖神秘主义的，它所提的反对意见也许非含煳其词不可，但这些反对意见却是用这样一些口号表示的：“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行分权制”、“结束党派无政府状态”、“在法兰西自己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等。尽管如此，它还是显示出了两个为人们所熟悉的、很不平凡的特点：第一，不相信或不理解政治上的各派分立是真正民主政府的基础，相信一些棘手问题可以靠直接诉诸公民投票来解决；第二，特别欣赏美国式的总统制。 建党后不到一个月，法兰西人民联盟就拥有了一百万党员，在1947年10月的市政选举中它赢得了百分之三十八点五的席位——从前投票支持人民共和党的人有半数以上投向戴高乐阵营了。还留在戴高乐联盟里的那批人则全部归附，倒霉的加比唐地位下降，成了一般成员，而前社会党党员、人类学家雅克·苏斯戴尔却当上了总书记。过去曾是共产党人的安德烈·马尔罗也是戴高乐将军在党内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的确，正象其他独裁性质的政党一样，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力量主要在于它把一些很不相同的、在某种程度上一度相互对立的人联合在一起。在这个党的普通成员中，有着一些先前曾经投身到人民共和党内去寻找出路，而后来一等到出现了更右的党派(如自由共和党)时，就又投身到这些右派政党中去的分子。这些人来自教会人士、小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特别是教会人士，他们有大批人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虽然即使在这些人之中，还远不是全部都倒向该联盟的。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这些不同类的人的一个共同动机是反对共产主义，对于这一敌人，他们和他们的领袖现在终于可以指名揭发了。共产党人接受这一挑战也不慢；他们给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回敬是特地成立一些“戒备委员会”，来同这个联盟的影响和活动作斗争。这个联盟同样地也引起了社会党人的敌意，甚至连人民共和党人也对它没有好感，他们在同共产党人长期携手之后不可能设想同该联盟合併，但也还不敢对自己从前的庇护者决裂到兵刃相见的地步。因此他们禁止自己的党员参加“戒备委员会”。但是，不论是好是坏，也不管人民共和党作出的种种姿态，法兰西人民联盟还是自然而然地吸收了人民共和党中的右派和中间派分子，至少吃掉了旧激进社会党的三分之二，并把三个极右派政党完全吞没，使其不再成为独立的组织。这样，法兰西人民联盟就成了右翼方面主要的、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大党；这也就为法国政界最终发展成为三大势力——共产党、戴高乐派和所谓的“第三种势力”——鼎立的局面扫清了道路。 原来的中间派政党，对于自己被那些“巨石”挤出政治舞台，并不完全甘心。它们中间仍然有一部分人无法在极左或极右的政党中找到精神上的归宿；甚至在人民共和党中也无法找到这种归宿，因为，人民共和党一面标榜天主教教会主义，一面又标榜社会主义，在信奉反教会的个人主义的那些老派激进分子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是令人厌恶的。因此，在 1946年4月间，以原来的激进社会党为核心，连同独立激进党、“共和青年”以及右翼组织“民主同盟”中较温和的一部份人，联合组成了一个叫做“共和左翼联盟”的中间派集团。为使这个混合体带上一些必不可少的时髦的抵抗运动色彩，还把头号抵抗运动政党——民主社会抵抗联盟——的成员也拉了一些进去。但是它仍然有着原来那些老政党(如激进社会党)各自本来就有的弱点——就是说，它只是一些党派为了便于搞竞选而拼凑起来的松散联合，绝不是当时那几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政党的真正对手。直到后来，只有当那几个政党中的两个——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发现它们自己也同样地处在两大极端派巨人之间的无人地带时，一个多少能起点作用的、更称得上“第三种势力”的缓冲集团才得以建立起来。 (二)戴高乐和各政党在制宪问题上的斗争 法国政治生活结构的这一颇为迅速的简化过程，由于下面两个因素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和加速：一个因素是由戴高乐建议实施的新选举制度；另一个因素是新宪法产生过程中不免要有的一些相互勾心斗角的活动。解放后的一般倾向是主张採用“纯粹的”比例代表制作为法国今后选举制度的基础，虽然也有些地位牢固的少数派另有其他的看法。一个由激进社会党人领导的少数派贊成恢復第三共和国的“第二轮投票制”；另一个由勒内·加比唐领导的少数派则贊成採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那种只要得票比别人多就可当选的制度。而戴高乐却提出了一个最初似乎对什么人都不讨好的折衷办法。这是一种改变了的比例代表制，是以比利时和瑞典的选举制度作为依据而设计的，在这种制度下，投票时取捨的对象是各个党派的候选人名单，落选名单所得的选票就算是白投了——不是象魏玛德国的选举制度所规定的那样汇合成全国数字而起作用。后面这一种特点往往是有利于拥有强大地方势力的政党，同时也给了人们一些抱怨的口实，说这是牺牲城市和工业区居民的利益而使富裕农民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权势长此保持下去，从而挫抑了目前正席捲法国的激进潮流。但其总的作用，则在于减慢任何这样的趋势，即或者走向两党制，或者走向进一步增加政党数目。因此，它有助于发展一种新的政治格局——由四、五个强有力的党派机器代替战前政治舞台上的那些纪律松弛、易于伸缩变化的组织。事实上，这种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容许党的领导人或党的“机器”可以提名他们所愿意的人到议会里去作为党的代表。选民只投政党的票，谁当候选人则由党指定。 第174页 影响党派演变的第二个因素——宪法问题上的斗争——并不完全是由戴高乐挑起来的。正如早已指出的，抵抗运动内到处都渗透着共产党的强大势力，而共产党是支持人们希望有一个新宪法的普遍要求的，因为这样做他们既可以消除那种认为他们不太喜欢宪法的怀疑，还可以赢得一个机会来争取到一种便于他们控制和操纵以实现他们自身目的的宪法。但戴高乐也是代表抵抗运动的，而且也支持採取步骤来搞一个新宪法或至少对旧宪法作某些修改。部分是因为他真诚渴望能同法国人民的愿望一致起来，并感到有必要揭穿那些含沙射影地说他意在独裁的风言风语，而部分则是因为他看到有一个机会，可以藉此修改旧宪法中他认为应对法国最近遭受耻辱负有很大责任的方面。因此，就最广泛的路线而言，可以说在共产党和戴高乐之间有共同利害关系和目的；但在具体细节问题上却存在着十分巨大的分歧。抵抗运动的这两个孪生的象徵，各自都享有极高的威望，又都各自抱着极大的决心，因此既不可能由其中的一方压倒另一方，也不可能长此保持这样一种假象，似乎双方在怎样实现法国復兴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必然是一致的。所以，双方在一个短时期内勉力扮演了形势暂时要求他们扮演的角色之后，就又回復到了他们原来自然就有的那种赤裸裸的相互敌对状态。 公开的斗争开始于1945年5月31日，当时戴高乐突然宣布，由于战争已经结束，被俘和被放逐的人正在陆续回国，选举制宪会议的大选应尽早举行，具体地说，应在当年的 10月份举行。此后不久，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暗示说，在怎样制订和由谁来制订今后的宪法问题上存在着三派不同的想法。第一派坚持认为1875年宪法仍然有效，现在需要做的事仅仅是按照这一宪法的规定选出议会，如果选出的议会愿意对宪法作一些修改的话，可以由它来进行修改；第二派主张选举一个全权的制宪会议以产生出一个全新的宪法；第三派则建议专门为此目的而成立一个“被箍上了紧身衣的”制宪会议，其权力和任期都应有所限制，这些限制应由临时政府拟定，然后由公民投票批准。尽管戴高乐宣称他本人是不偏不倚的，但左派方面因为他多少还在考虑恢復第三共和国而深感震惊，同时他们对举行公民投票的想法也强烈表示反对。接着，戴高乐在作出了这一不偏不倚的敷衍姿态之后不久，就颇为斩钉截铁地阐明了他自己的立场和贊成什么，从而大大加甚了左派的震惊。7月7日，他在内阁会议上说，他已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一定不让选举出一个拥有全部最高权力的制宪会议，这样的制宪会议可能会无法控制，会引起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因此，他自己的抉择是搞一个受公民投票的裁决所制约的制宪会议，虽然要是人民作出另一种选择——也还是通过公民投票——表示宁愿恢復1875年宪法体制的话，他也不会阻挡。如果採取前一种抉择，制宪会议的任期将被限定为七个月，而且在此期间它不得推翻内阁；将由它选举新的临时总统，但一经选出，它就不能把他撤职。 虽然左派方面对这些关于总统制政体的暗示感到惊慌，但在内阁中，即使那些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阁员为了保持团结，仍然准备在形式上批准这个方案；可是在全国范围内抗议的唿声很高，戴高乐因此退让了一步，同意在公民投票时加上一个第三种选择——全权的制宪会议。这本来可能会使左派的不满平息下来，要不是戴高乐明白表示他将投入他全部个人威望去力争给准备召开的制宪会议“箍上紧身衣”的话。接着，老资格的社会党人樊尚·奥里奥尔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这个方案在那即将退出歷史舞台的协商会议里遭到了否决(对于任何涉及到公民投票的事情，该会议都不再有丝毫兴趣)，可是却被戴高乐所採纳了，戴高乐是不受协商会议决定的约束的。奥里奥尔的方案建议，不要保证给总统以七个月不受任何机构约束之权，相反地应使他始终对制宪会议负责。另一方面，为使行政权不致过于削弱，折衷方案还规定，要推翻政府，必须由制宪会议举行直接的不信任投票，而且投票表决必须在两天前通知；仅仅政府的一项提案遭到否决，不应认为必须使政府辞职。 因而，总的说来，第一次竞选运动中斗争所围绕的主要问题，不是关于应该有什么样的宪法的问题，而是将来制订这一宪法的机构应该具有怎样的性质和权力。法国选民在投票时，很少有人明确地想到希望自己所选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宪法。除共产党外，所有新成立的或重新改组的政党，都还只刚刚来得及制订出或调整好它们的纲领。然而，在两个根本性问题上，抵抗运动中的三个主要政党——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一开始就有完全一致的意见：第一，大家都坚决认为，法国需要另订一部新宪法而不只是旧宪法的修订；第二，一致拒绝採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政体。而同时，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抵抗运动的另一个伟大的成员戴高乐，却另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得到了很大一部分势力的支持，他根本不考虑各党派的这种明显的观点一致。这一事实，在1945年10月举行的那次公民投票(与大选同时进行)的结果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第175页 三大政党在制宪会议中所得的席位数几乎相等，共产党以微弱优势成了数量上最强大的政党；然而尽管在公民投票中有百分之九十六的投票者拒绝恢復第三共和国体制，却有三分之二的投票者同意奥里奥尔方案，贊成给制宪会议套上某种变相的“紧身衣”，反对授予它以无限权力。因此，意味深长的事实是：法国人民就在同一天里，一面通过公民投票表达了他们对戴高乐的信任，一面又通过选举制宪会议代表而使共产党成为法国最强大的政党。而且，不论是戴高乐也好，共产党人也好，他们之所以处于这样的地位，只是因为，他们不仅在领导反抗侵略者的战斗方面，而且在各自以十分独特、十分不相同的方式给予法国政治以新的推动和新的活力方面，起了他们的作用。 戴高乐的个人胜利有多大，这在筹组政府时很快就显示出来了。首先，他向新选出的制宪会议正式提出辞呈，并立即经全场一致通过再度当选为临时总统。接着，对共产党所提出的由于他们赢得议席较多，因而有权优先选择重要内阁职位的要求，他断然予以拒绝。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共产党人表示不再愿意效忠戴高乐了，要求由他们的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出任总统。戴高乐于是又一次提请辞职，但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人民共和党则表示拒绝参加任何不是由戴高乐领导的内阁。然后，突然之间，所有参与争吵的各方似乎都意识到了争吵所包含的危险而冷静了下来，迅即达成了一项把内阁职位“公平分配”给三个政党的妥协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居然勉强同意了戴高乐玩的这样一个花招：把国防部分为“军事装备”和“武装部队”两个部门，只以“军事装备”部门让给共产党，而戴高乐则除了掌握总统-总理的职能外还保有国防部长的头衔。 然而，尽管戴高乐赢得了所有这一切表面上的胜利，一个新的局面却已经开始了，在这新局面下他很快发现自己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放弃他那奥林匹斯山般高于一切的崇高地位而下降到党派政治的角逐场中来，要么就完全退出政治。在短得出人意料的一段时期内，他就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他在财政和军事政策问题上同制宪会议日益滋长的争吵，他对制宪会议所提新宪法草案建议的激进倾向所公开表示的不满，终于在1946年1月22日导致了他的“坚决”辞职和“战略性”的退出政治。社会党人费利克斯·古安继他任临时总统；再次成立了一个三党联合政府，但戴高乐派人物都被摒除出了内阁。 戴高乐原先一直希望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能携起手来，从而在法国政界中出现一个中间派的温和力量。由于大选的结果，社会党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同人民共和党联合，他们就将拥有一个压倒其他政党的明显多数，但如果同共产党联合，则掌握的多数将会更大。共产党人当然切望能防止前一种联合而促成后一种联合。所有这一些勾心斗角、各自谋求有利地位的活动都发生在酝酿新宪法的那段时期内，因而归根到底不可避免地使新宪法蒙受其害。虽然宪法不是由制宪会议全体而是由四十二人组成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起草的，但委员会的席位是按照各党的实力分配的，即共产党十二席，人民共和党十二席、社会党十一席和其他党派七席。因此在这里，社会党人还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其地位并没有象乍看起来那么值得眼红。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同意：立法机构应该是一院制；总理应该由立法议会选出；共和国总统应该被剥夺一切实权。另一方面，社会党人却同人民共和党人合力击败了共产党人想使将来的立法议会拥有无上权力的那种企图。引起与共产党冲突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想要在宪法中写入一条“政党条文”，连同一些其他的办法，旨在给法国的政党加上某种程度的约束，特别是，防止那些反民主的党派利用民主自由来破坏这个新的共和国。 同时，共产党人对社会党人施加强大压力，促使他们重新认清他们同共产党之间的基本相同点，并通过一种精明巧妙的宣传运动使社会党人很敏感，惟恐被人说成是“反动派”。而与此同时，人民共和党却在对待社会党的态度上变得更苛求，更加不肯容忍后者在某些场合下所採取的支持共产党的行动了。所以到最后，社会党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要求，同它一起订出了一个共同的制宪方针(1946年1月16日)，而戴高乐想要组成一个团结一致足以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中间派集团的希望也就再一次落空了。而且，如果在左右两派间真的出现公开破裂和僵局的话，则法国面临的前景，不是一部完全左派的宪法就是根本没有任何宪法。 要是国家果真这样分裂的话，吃亏最大的当是社会党，因为，除非它能够把裂缝弥合起来，它势必会由于加入到这一边或那一边而降低它的地位。这一点，樊尚·奥里奥尔很清楚，所以他以极大的耐心千方百计地力求达成妥协。共产党人也并不是真的希望宪法搞不成；至少，他们希望自己所主张的那种草案能为全国所接受，他们对此十分重视，认为这是用“合法”手段来夺取政权的一个很了不起的垫脚石。而另一方面，人民共和党却很有可能在领导一场反对某种不得人心的宪法草案的斗争中捞到明显的好处，因此它是不怕逼人家摊牌的。 第176页 因此，当社会党人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要把一项规定用公民投票来检验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条款删去时(这一条款是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早先商定了的)，人民共和党就把事情闹得尖锐化了。当社会党和共产党拒不让步时，人民共和党就表示不再支持这个宪法草案(1946年4月3日)。几天以后，当人民共和党所提的、使法兰西联邦会议成为议会第二院的修正案也被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联合行动所挫败时，三党的合作关系就完全瓦解。奥里奥尔拼命奔走，力求在最后一刻把党派矛盾弥合起来，以求得某种妥协，但共产党人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因此，当制宪会议于4月19日开会进行最后表决时，已不再有任何希望在宪法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了，会议不顾人民共和党的反对，以三百零九票对二百四十九票通过了宪法草案。 由于这个草案在制订过程中受到了极端激进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它规定以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国民议会作为唯一的立法机关，把传统上限制议会权力的各种牵制和平衡大部分都一扫而空。它远不是规定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正相反，却使后两者完全隶属于前者。议会将是至高无上的，而在议会内部，事情的安排又将是使最大政党的意志不会受到严重的妨碍。此外，附在这一宪法上的一个“民权宣言”也在某些有影响的社会阶层中引起严重疑虑。因为这个宣言没有保证绝对的财产权(在某些情况下它限制财产权)，没有保证“教育自由”，也没有给出版自由以直截了当的保证。这三点遗漏中的第一点，在土地所有者中间引起了怕被剥夺产权的担心，因而自称为代表五百万左右农场主和自耕农的“农地产全国联合会”号召它的会员在公民投票时投反对票。第二点遗漏则引起了教会方面的竭力反对，宣称对保障教会学校不作明确保证的宪法，是没有一个天主教徒所能接受的。至于第三点，则当然极容易被理解成为对民主的重大威胁。 人民共和党面对着对其公开标榜的理想那么多的挑战，而又掌握着那么多有利于其自身进展的有力槓桿，它的反应也许颇显得愚蠢和摇摆不定。它一直在真诚地谋求把大部分保守派选民拉向较为中间的立场，以使政府的稳定性和进步的社会政策能够同时得到保证，但是在制宪的头几个月内，它除作了一系列单方面的让步而外，很少有什么成绩可言。这些单方面让步中最主要的是，由该党撤回它关于总理应由共和国总统任命而不是由议会选任的要求，关于各少数党的正当权利应在宪法中有明文保障的要求，关于应使投票成为强制性义务的要求，以及关于选举法应包括在宪法之内，从而使选举法的任何修改都非得经过公民投票不可的要求等。还有，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人民共和党人让好几个月的宝贵时间白白过去，只是在这之后才在制宪会议中提出挑战，来坚持他们所主张的议会应有两院而不是一院的要求；但当他们这样做时，所得支持之多大大出乎他们意料，也大大超过他们的党所拥有的议会席数，因为他们所得的票数比通过他们的修正案所需要的只差二十六票。最后还有，尽管他们非常希望能博得教会的支持，能吸引天主教徒们的选票，但终于还是在教育问题上同意了一个妥协方案。因为没有办法说服左派做到无保留地保证教育自由，他们就同意了左派方面提出的、同意把草案中那句关于教育是公办事业的话删去的这一建议。这句话的删去，不言而喻地意味着教会学校不会被关闭，现行的暂时权宜办法(教会学校继续办，但不给补助)将会维持下去。尽管如此，这一妥协在当时就差一点使人民共和党失去了教会的支持，而且很可能也是使它后来终于失掉那方面支持的许多失着之一。 国民拥有对宪法草案表示可否的最后决定权，在1946年5月5日举行公民投票时，有百分之五十三的选民拒绝接受这个草案。这一投票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戴高乐和教会两方面的影响所促成的，对这两者的影响，那些负责组织政府又负责制订宪法的人们——包括人民共和党人在内——都一贯是估计不足的。诚然，在最后一些阶段，人民共和党有力地开展了反对这个草案的宣传运动。左派方面过于乐观，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从来没有在公民投票中“否决”过一个提案，部分是因为最近几次选举的结果；而共产党人则犯了一个战略上的严重错误：他们认为现在该是他们自己试图在法国领导政府的时候了，并重新提出“多列士执政”那个老的战斗口号。这就擦亮了许多人(特别是社会党人)的眼睛，他们过去被共产党表面上“无可非议”的举止态度蒙蔽着，现在则相信共产党人不过是在试图强行通过最能有助于他们在法国夺取政权的宪法罢了。因此，在许多人看来，这次全民复决已变成为一次贊成还是反对共产党的公民投票。可是总的说来，对草案投反对票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很难说其中有什么一致性。选民们对公民投票之后紧接着就举行新制宪会议选举一事感到迷惑不解，同时在许多情况下，选民们由于政府未能使他们的物质条件(特别是食品供应)有所改善而产生愤慨情绪，因而很自然地(即使不一定合乎逻辑地)把它发泄为对宪法草案的反对。 (三)第二个回合 第177页 虽然人民共和党在早些时候摇摆不定，到了最后一刻才“恍然醒悟”，但从那些汇合起来否决宪法第一草案的各种思潮中得到选举上好处的，却正是这个党。因为，在接着于 6月2日举行的第二届制宪会议的选举中，它赢得了一百六十六席，从而取代了共产党的地位，成为最强大的政党。人民共和党领导人乔治·皮杜尔也就接替古安，当上了临时政府的总统-总理。共产党下降到了第二位，但是，考虑到该党在公民投票策略上的严重失着，他们居然还能保有一百四十六个议席，倒很足以说明他们的坚韧性、良好的组织和宣传能力。社会党为自己在其他两大党间所作的那些无谓的唠叨付出了昂贵代价，他们占有的代表席数减少到了一百二十七席。票数的分配比例正好同公民投票的结果完全一样，有百分之四十七的投票者支持那些贊成宪法草案的候选人，即社会党或共产党的候选人，而投票支持那些反对宪法草案的党派的则占百分之五十三；不过，在法国近代的选举中，还从未有过单独一个政党的得票总数能够象这次人民共和党那样达到全部普选票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二。 无疑，人民共和党由于在制宪工作早期曾同社会党合作，而把一些保守分子的选票输给了各个右翼党派，但是，它也吸收了很大一部分游移在政治中心周围的流动选票，从而补足了它的损失而有余。事实上，到这时为止，这个党已把它的重心稍稍自右向左移动了一些；而且它一点也不为此感到遗憾，因为戴高乐的引退已使这样的移动有更充分理由。温和派分子很不愿意把自己的选票投给靠不住的小党派而白白浪费掉，因而对人民共和党的天主教社会主义，对它的坚实可靠的外表和它严格认真的竞选活动产生了深刻印象。这样，向少数大党对峙局面发展的趋势就更突出并且加速了。 人民共和党在决定它对宪法第二草案的态度时，所着眼的正是这部分温和派的舆论，这种舆论把人民共和党提到了全国首位。戴高乐、激进党和右翼党派都要求彻底从头搞起。戴高乐在其1946年6月16日的贝叶演说中甚至还勾划出了他认为今后任何新宪法都应具备的一些主要特点。但是，人民共和党却毫不犹豫地同左派一致行动，投票主张修改而不是完全推倒第一草案，而且，即使它内心同情戴高乐的观点，却出于权宜考虑，宁愿在宪法问题上追求中庸之道，以满足除了极左派和极右派之外的所有各党派的愿望。然而，宪法委员会还是全体一致通过了两点改变，看来这两点似乎已包含在最近那次公民投票的结果中了，尽管由于有一些重要的保留而削弱了这两点改变的重要性。第一点，虽然两院制的原则得到了肯定，但明确规定不应赋予上院以推翻政府的权力或能力。第二点，恢復了共和国总统提名总理的传统权力，虽然左派方面坚持总理在着手组阁之前，必须先得到议会的批准。除此之外，第二草案与第一草案就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区别了，而且，虽然行政部门的权力略有所加强，但第二草案同第一草案一样，仍把最后决定权保留在议会手里。 第二草案几乎完全是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共同努力的产物。因此，当宪法委员会于1946年8月2日就该草案进行表决时，又出现了在第一草案问题上发生过的同样情况，有一个大党表示拒绝支持——不过这一次拒绝支持的是共产党，它声称“这个方案超出了可以接受的妥协的限度”。此后不久，另一侧发出了一阵隆隆雷声。1946年8月27日，戴高乐在对报界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表示断然不能同意宪法新草案，并要求赋予总统和上院大得多的实权。这使人民共和党人感到很窘，因为他们仍然希望一方面保持(戴高乐的)“忠心耿耿的党”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要作为一个进步的党。同时，这也戳穿了共产党人的论据，他们不再能硬说人民共和党是在支持一个特地设计来讨好戴高乐，以便于他重新上台的宪法草案了。然而，忿懑和幻灭之大，还是要算社会党人。只有勒内·加比唐大为高兴，他所领导的戴高乐联盟的盟员人数激增，因为他们估计戴高乐现在要使它成为他个人的党和工具了。 但到最后，戴高乐的干预却产生了富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反而使各个大党联合起来支持这个宪法草案。它使人民共和党得以摆脱这位将军的催眠术般的影响，更放手去同社会党合作，而且至少能够同共产党妥协了。同时，共产党也宁可同人民共和党妥协而不愿再搞一个第三届制宪会议而冒戴高乐重新上台的风险。但因人民共和党事实上确想使戴高乐回来重当共和国总统，并为此而要求仍保留总统选举的秘密投票制，同时由于共产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以致这一草案于最后一刻，因意见分裂而差一点告吹。但是，樊尚·奥里奥尔再次挽救了这一局面，他建议有争议的这一点和其他几点都不要写入宪法，留待将来的立法机关在“政府组织法”中去解决。与此同时，还要有一个“君子协定”，由各方同意第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选举应“符合于共和的传统”，这事实上就意味着要用秘密投票。制宪会议于是以四百四十票对一百零六票通过了宪法草案(1946年9月29日)。 现在还得由全国人民来对宪法第二草案作出裁决。但在全国人民这样做之前，戴高乐又给了他们一个信息。在制宪会议通过宪法后十二小时，他在厄比纳尔发表了一次演说，完全否定这一宪法，并重申了他自己的宪法理论。支持他的有激进党和右翼党派，当然还有戴高乐联盟。人民共和党再一次感到极度狼狈。它仍然支持这个草案，却希望戴高乐不要为此而把它马上开除“教籍”，使它失去戴高乐派的许多选票。因此它试图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它的想法是最好先通过这一宪法，使国家安定下来，然后再设法修改它，而戴高乐是贊成这一想法的。但戴高乐却于10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天在报纸上表示完全不同意这种想法；他说这次公民投票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问题。如果通过这一宪法，就意味着法国将陷入无政府状态。他声称，制宪会议把总统搞成了有名无实的虚职，可能是因为怕戴高乐有朝一日当上共和国总统。这样一来，人民共和党被弄得惶惶不知所措；有一些重要分子宣布退党。恰在此时，又传出了左派政界人物中间有贪污行为的某些丑闻(据说甚至还涉及古安)。一时间，看来形势也许会变得不利于宪法第二草案，就象当初曾变得不利于第一草案那样。 第178页 1946年10月13日就第二草案举行的公民投票正式通过了这个草案；但尽管如此，投票的结果却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说明戴高乐的势力依然存在着而且他的战略也是成功的。他现在可以不无根据地说，有百分之六十四的法国人对新宪法没有好感；因为，虽有九百万人投票贊成它，却有八百万人投反对票，八百万人弃权；这当然不能说是热情的认可。许多人民共和党的选民听从了戴高乐的话，投了反对票。而现在整个党发现自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有一部分人强烈主张彻底倒向戴高乐；他们认为过去唿吁人们“投贊成票”的做法是错误的，人民共和党再也不该和共产党搞什么关系了。可是，大多数人还是贊成坚持原来的路线，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与戴高乐完全断绝关系，从而招致党员人数的减少也在所不惜。 当1946年11月10日选举第四共和国第一届议会时，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结果倒不是人民共和党的轻微挫折(它仍赢得一百六十二席)，而是共产党的大大进展(它赢得了一百七十一席)和社会党从原来同其他两大党近乎平等的地位上跌了下来(现跌到了一百零二席)。这就意味着中间力量的趋于瓦解和国家的进一步走向两极分化。诚然，当时还不存在紧密团结的真正的右翼，但正是共产党取得惊人进展的事实，势必促使所有反共的力量都汇集起来，产生一个真正的右翼。 同时，人们出于对共产党以及对两个极端间发生冲突的恐惧，产生了一种不顾一切、力求调和的强烈愿望，这种渴求调和的愿望暂时地使饱受创伤的社会党得到好处，而且最终导致了一个象缓冲集团那样的东西的形成。原来担任着临时总统、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三个重要职位的皮杜尔，採取了辞去后两个职务的这一预备步骤，以便让出空缺来由国民议会去另行选任。接着，作为最大政党的共产党提名莫里斯·多列士为他们党的总理候选人，但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未能集合到多数的选票。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危险的僵持局面，直到 1946年12月12日，当社会党元老莱翁·勃鲁姆在人们敦促下同意从退休中挺身出来试行组阁时，僵局才得打开。很可以说明当时那种气氛的是：勃鲁姆在五百九十张选举总理的选票中赢得了五百七十五票，他还取得了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党两方面的同意，由他组织一个清一色社会党人的内阁，在选出总统、成立第四共和国第一届根据宪法组成的内阁之前执行政府工作。到这时，实际上是解放以来第一次，总算有了一个同心同德的内阁，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它所提出的用冻结工资和降低物价来稳定经济的计划，人们起初一般都没有信心，可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勃鲁姆关于立即减价百分之五的号召居然收到了效果。到勃鲁姆卸任时，他本人和社会党的声望都有了急剧的提高。 新宪法于1946年12月24日生效。由于戴高乐事先已宣布他不想竞选，因此在1947年1月16日举行的一次两院联席会议上，国民议会议长社会党人樊尚·奥里奥尔当选为第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奥里奥尔随即挑选他的社会党同志保罗·拉马迪埃出来组阁。拉马迪埃把共和左翼联盟也拉入政府，试图把原来的、现已显得有点缺乏生命力的三党联合执政扩大成为四党联合执政，可是，不出三个月，这一四党合作的实验就宣告破裂。外界事态发展的压力迫使各党间在看法上和立场上的根本分歧暴露了出来，这些分歧本来是由于权宜之计、由于政策和感情等方面的考虑而暂时被掩盖着的。法兰西联邦的每个角落都在动盪不安。在印度支那和马达加斯加爆发了公开的叛乱；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西亚等处的骚动在发展；甚至有热带非洲和塔希提也在闹独立运动的谣传。共产党人根据他们鼓励属地民族主义运动的伪善政策，主张不惜任何代价接受叛乱者的条件，而他们的内阁同僚们(甚至也包括社会党人在内)则都认为，如果还想保存一点法国影响的话，必须用暴力去对付暴力。不过，共产党人认识到他们政策的不得人心——这是解放以来他们第一次甘冒违反传统民族情绪的主流的风险，——没有在这一问题上迫使争执白热化，却另选了一个比较得人心的事由来进行真正的摊牌。 拉马迪埃政府奉行着勃鲁姆的稳定经济政策，这就需要长时期地冻结工资；但是这个计划虽在稳定币值方面似乎确有实效，在降低生活费用方面却显得不那么成功。工人们开始觉得他们在承受稳定政策的全部负担。一连串罢工事件爆发了，共产党支持罢工者并谴责勃鲁姆计划；最后，在共产党人同拉马迪埃发生了一场兇勐激烈的斗争之后，拉马迪埃迫使共产党人退出了政府。这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共产党人不再充当使劳工採取合作态度的保证者的角色，而是恢復了他们作为劳工方面造反领导人的本来面目；同时，也是解放以来第一次，社会党人决定留在一个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内，甘冒尝试同人民共和党人一起参加一个中间派政府的风险。但是后一个事态发展却是前一个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正由于共产党人丢掉了他们的爱国假面具，日益公开地同莫斯科站在一起，从而在法国政界中自陷于孤立，这就给新的联合政府帮了一个大忙——同时也给社会党帮了大忙。与此同时，不久前刚宣布的马歇尔计划连同它给人们带来的经济和财政上得救的希望，发挥着双重的好处，既为温和派民主力量创造更有利的气氛，以便于他们制订出自己的造福于国家的方案，同时也迫使共产党人暴露出他们是民主的敌人的真面目。 第179页 但尽管如此，中间派集团的前途绝不是因此就有了保证。参加这一集团的各党派只是在惊慌之余才走向合作的，它们相互间充满着疑忌，而且又经常受到现已被赶出了政府的共产党煽动起来的瘫痪性罢工的威胁。如果它们不能为国家提供一条行得通的可供选择的出路，那末，前途显然将会充满巨大的危险。但就在这一髮千钧的时刻，戴高乐断然认定时机已经成熟，该由他出来，组织他的法兰西人民联盟来为法国提供至少一种可供选择的出路了。只有到了这时，当那个按照他的意愿创建的组织在一夜之间发展成了这样强大的一股政治力量，以致它同共产党机器之间的迎头相撞看来已可怕地迫在眉睫时，法国民族才出于其寻求调整的本能，产生了一个叫做“第三种势力”的更有分量的中间派集团，来发挥其举足轻重的平衡作用。 第二章 比利时 奇尔斯顿子爵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5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国家的分裂 (一)种族、语言和宗教信仰上的分野 (二)政治上的分野 (三)在王位问题上的分野 第三节 从解放到1947年5月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态发展 (一)皮埃洛政府以及共产党试图通过抵抗运动夺取政权的尝试的失败 1944 年 9月至1945年2月 (二)第一届范阿克尔政府和王位问题 1945年2月至1946年2月 (三)1946年2月大选及此后的事态发展 第一节 引言 1944年底比利时获得解放后，它在外表上和物质方面的恢復速度，与其他被占领过的国家相比，是如此令人注目，以致在一个长时期内，不太仔细的观察者们，很难看清它在战败和被征服时期直接或间接所受损失的严重性。也许，直到解放后六年“王位问题”尖锐化之时，人们才充分意识到占领所带来的影响。的确，在这一问题未得最终解决以前，外表上的政治稳定必然只能是骗人的假象；在许多方面有着如此根本分歧的国家里，君主政体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是起着很重要作用的。在王位空缺着或成为不和或争吵的原因时，国家往往分裂成为各个组成部分。是一些怎样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划分在多大程度上是有交错的，这将在后面另一节中详细论述。这里只需要指出这样一点：由于国王只支持其中一个部分，而不是超然置身于各个部分之上，这就大大增加了这些相互对立的势力之间发生不可挽回的分裂的危险。 不仅如此，在比利时如同在一些邻国一样，德国人的一度占领，留下了危险的心理上的后遗症。违法、经营黑市、怠工、破坏和杀人，曾经被认为是爱国的行动，如此达四年之久。人们学会了怎样自任法官，自任警察，自任执刑人。现在解放后，要比利时人重新记住爱国意味着遵守法律和服从命令，就困难了。德国人的压迫和国内左翼抵抗运动领袖们的鼓动，再加上流亡在伦敦的领袖们的鼓励和许愿，促使人们要求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进行激烈的改革，同时也使人们藐视那个当时已经回国来以“一切照旧”的自满精神统治国家的战前保守政府。 在法国，人们虽也有着很类似的心情，抱着很类似的希望，但由于有戴高乐将军的领导，问题就比较简单，因为戴高乐一开始就曾是抵抗运动的、甚至是革命的象徵，解放以后也仍然是一致公认的权威核心。比利时抵抗运动没有产生堪与戴高乐相比拟的人物。回国来的比利时首相于贝尔·皮埃洛毫无革命气息；不存在什么皮埃洛神话。皮埃洛是一个诚实、疲惫、软弱的人，只希望把他的国家带回到“美好的旧时代”。法国的《人民报》(1944年11月30日)写道：“这恰恰就好象在我们新生的法国来个达拉第重新执政一样。”按常理说，国王可以——实在是应该——担当起国家领袖的角色。但当时实际上这个角色可以说是由他的兄弟查理亲王部分地担当着。国王本人失去了当领袖的资格，因为他没有肯参加或援助抵抗运动，同时还因为他在其他方面名声也不好。皮埃洛政府也并不比他更有资格些，因为尽人皆知，他们在国家刚被占领的时候，在对德国人和对国王的态度上，曾动摇不定，他们是不孚众望的，他们的权威是有争议的。在其他被占领国家，元首或政府也有暂时流亡国外的，但对他们的权威始终不曾有过怀疑，因而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能够给人民提供指导。 所以，没有什么奇怪，一般比利时人在政治问题上本来就抱有的怀疑主义大大膨胀起来，使他们变得难于对付，使他们对战后试图把正常政府的那具“马笼头”轻轻套到他们头上去的那些人心存疑虑。不过，如果说比利时人的多疑和难以驾驭使试图重新统治他们的旧主人深感吃力不讨好的话，他们的这些品质也会对任何想当他们新主子的人产生相当大的怀疑，不管后者伪装得多么民主。比利时民族总的说来比法国人更笃信天主教，而一般的比利时人同一般的法国人比起来，对共产主义所抱的本能恐惧心要大得多，识破共产主义的活动策略也要早得多。德国人在占领期间关于共产主义祸害的宣传，无疑是有些影响的，除此以外，有一些比利时抵抗运动组织肯定是带有右派色彩和反共色彩的。不仅如此，解放后，形势诱使共产党人过早地摊了底牌，这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并不真正得策。从共产党人对他们在比利时和法国遇到的两个类似挑战所作出的不同反应中可以看出，他们知道他们在比利时的地位并不象在法国那么稳固。当戴高乐决定解散民兵，打破抵抗运动部队对民事生活的控制时，法国共产党人提了抗议，但还是让了步，满足于暂且等待时机；可是当皮埃洛採取同样步骤时，比利时共产党人却觉得时间不容再等待了，就进行了反击，结果失败了，衰落了。然而，皮埃洛政府的胜利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因为，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们同共产党人一样威信扫地，其后不久，他们就因斗争中所受的损害而下台了。 第180页 人们原可以指望，通过这次事件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政治稳定，由主张温和与循序渐进的力量组成政府，作为这种政治稳定的基础。可是就在这一决定性时刻，早就被认为是国家隐痛的王位问题公开爆发了，重又彻底毒化了政治气氛。在此之前，君主应超然于政党政治之上，一向是一条普遍承认的原则，同时也从来没有人对君主政体作为一种制度长期存在下去的问题提出过异议。而现在，天主教党公开站出来支持利奥波德的立场；当范阿克尔联合政府不同意国王重登王位时，各天主教党大臣就退出联合政府，自愿放弃行使他们凭战前最后一次选举，以及凭战后第一次选举而无可怀疑地拥有的很大一份权力。拥有如此大的力量而不“当权”的天主教党，必然给那些由于他们的退出而不得不继续执政的人的工作带来有害的影响。自由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合起来只能在国会中拼凑一个很勉强的多数；自由党和社会党在人员组成上是十分不纯的；而在所有这三党之间，除了反对国王利奥波德这一点外，很少有什么使它们联合一致的共同之处。所以，由这些政党成员组成的政府註定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不可能在任何方面执行有力的政策；因而，当天主教党最后同意承担起它应负的那份责任时，它的各个敌对党派所感到的宽慰并不象初看起来那么不近人情。 同时，自由党和社会党都已失去了不少地盘，虽然社会党仍然是国内第二大党。自由党往往在两个方面失去地盘，在左的方面输给社会党，在右的方面输给天主教党，而社会党则往往在左的方面输给共产党。但比利时共产党从来不曾达到象法国共产党那样大的力量；共产党在比利时并不象在法国那样是“可怕的选择”。在法国，政治冲突可以说成是赤色分子与反赤色分子之争；但在比利时，则可以更正确地描绘成为“右翼”利奥波德分子同反“右翼”利奥波德分子之间的斗争——国王已由于右派的拥护而成为右派的代表。使比利时的情况比法国更为糟糕的一个因素是，这个国家居民种族上的不统一——而且这种情况，从它本身方面来说，确实就象共产主义幽灵一样可怕；因为，这一种族上的隔阂，并不是同政治上的分歧无关，并不能缓和后一分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存在，使国家沿着双重的裂痕，分裂得很深而且很明显。 第二节 国家的分裂 (一)种族、语言和宗教信仰上的分野 歷史上使法兰西民族分裂的主要是阶级的分野，可是分裂比利时这个民族国家的却是种族和语言上的分野，这一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宗教和文化上的分野，以及同某些地区的划分相吻合的。佛兰芒族的那部分居民在宗教上清一色地信仰天主教，在政治上大多是保守的，在外交政策和文化方面的总方向上则倾向于反法。另一方面，操法语的称为瓦隆族的那部分居民则往往抱有反教会的观点，在政治上是激进的，在外交和文化政策上是亲法的。从地区分布上看，操佛兰芒语的那部分国民完全集中在王国北半部，操法语的那部分则集中在南半部，而布鲁塞尔则是处于分界线佛兰芒族一侧的一块由两族杂居而以瓦隆族居民为主的飞地。战后，这些原来就已严重的分裂因素由于加上了王位问题而更加严重了，因为，佛兰芒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拥护利奥波德国王，而瓦隆人则几乎也是完全一致地反对国王。 在这两部分国民相互摩擦的歷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们相对位置的逐渐颠倒。这个变动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在二十世纪初期曾有过一个佛兰芒问题，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却有了一个瓦隆问题。1830 年，当比利时诞生为独立国家时，政府权力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以巴黎“七月革命”为先驱的资产阶级掌权时代，在比利时(如同在西方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则刚刚开始。那时，比利时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佛兰芒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人)都只讲法语。的确，当时法语所处的地位竟优越到这样地步：在比利时独立初期，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法院、军队和中央行政机关都只使用法语。这种情况后来逐渐有所变化，但改变得太慢，也太迟，因而没有能阻止佛兰芒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这个运动变得日益强大，而且从大约1930年前后开始，带上了一种鲜明的法西斯的性质。而与此同时，它已为佛兰芒语争得了平等地位；而且，又因为佛兰芒族人口的增长比瓦隆族越来越迅速，佛兰芒语和佛兰芒观点渐渐在全国占了优势。 因此，现在轮到操法语的瓦隆人成为受委屈的一方了。瓦隆人争辩说，在一种全世界通用的“体现着伟大文化的语言”，同佛兰芒语那样只局限在一个小的地区——甚至不足以供商业上和科学上使用——的语言之间，是不可能有什么平等的。他们声称，他们对学习佛兰芒语并不象佛兰芒人学习法语那样感兴趣，因而他们要求至少在他们自己地区的政府机关和学校里单独使用法语。他们还抱怨说，他们的工业在安特卫普港和有较好交通条件和日益占优势的法兰德煤矿的吸引下，有迁往法兰德的趋势(以前，重工业完全集中在垄断着煤矿开採的瓦隆尼亚)。最后，瓦隆人还抱怨自己的利益受到佛兰芒族农业生产者的侵犯，因为后者的家庭一般较大，可赚到较多的家庭补贴，这又转而使他们能够以接受较低工资来抢掉瓦隆族工人的饭碗。事实上，瓦隆人不满的总根子是怕在人数上被佛兰芒人压倒，从而在政治上陷入不利的地位，因为，在一切取决于简单多数的民主制度下，他们是很容易在投票中被击败的。 第181页 在占领期间，佛兰芒族方面和瓦隆族方面都曾有过一个勾结德国人并得到德国人支持的政党，纳粹还设法通过对这两个党施加有害影响，助长了甚至严重激化了比利时这一原有的种族对抗。导致战败和被占领的种种事实，都成了两族间恶言攻击的话题。瓦隆人宣称，正是由于受了佛兰芒人的影响，利奥波德三世才于1936年拆散了同法国的同盟，马奇诺防线才没有能沿着比德边境延伸，因而才使法国和比利时在大战爆发时都处于防御不良的境地。瓦隆人一般还都认为，佛兰芒人对德国人作战只是半心半意的，有几个佛兰芒族的团甚至欢唿过希特勒。瓦隆人还说，是他们在敌占期间为抵抗运动提供了骨干，而佛兰芒人中则有很多德国人的合作者。战后，瓦隆人深怕佛兰芒人又将设法强使国家奉行一条亲德反法的政策，并且担心，正是这种意图促使佛兰芒人贊成亲德的国王重登王位。 在过去，分离主义的或革命的倾向只出现在佛兰芒族那部分居民中，但现在，当人们看到国家解放仅仅一个月(1944年10月)就有人发动一个瓦隆族独立自治运动，也完全不感到意外了。这个运动的机关刊物《高卢报》，主张建立一个由佛兰德、布鲁塞尔和瓦隆尼亚三自治区组成的联邦国家；但其他一些个人和团体提出的方案则表达着不同程度的民族要求。其中最温和的只要有某种程度的分权就满足了，它建议成立一个由对等数目的佛兰芒族议员和瓦隆族议员组成的“地域制参议院”，以抵消众议院中佛兰芒族的多数。比较激进的一些方案则建议完全独立或者同法国合併。主张同法国合併的论点是，比利时既然没有能起到中立的缓冲国作用，最好还是把它的经济财富和军事力量同法国的联合起来，从而加强法国，使它更能保卫自己。主张完全独立的人则担心法国同瓦隆地区合併会造成外交上的复杂情况，同时还考虑到法国是一个高度集中化的国家，不可能给瓦隆尼亚发挥其独立性留有适当的余地。 大战前，佛兰芒势力的兴起和瓦隆亲法势力的下降，使生性倾向于亲佛兰芒和反法的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得以重新奉行过去的中立政策，抛弃同法国的同盟，并培育同德国的良好关系。在1940年投降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内。比利时国内对英法很有一些不满情绪，有些方面的人士认为，英法抵御不住德国人的进攻是“出卖”了比利时。然而，随着战争进程的推移，这种态度有了转变；解放后，皮埃洛和他的外交部长斯巴克都一再重申(用后者的来说)：“英国的友谊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同时他们坚持认为法国必须恢復其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大邻邦的地位。 关于1944年11月英国人帮助政府平息骚乱的行动的失实报导，使公众的亲英情绪有所冷却，而比利时的左派则想方设法助长了这一趋势。共产党和社会党人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想要使比利时的战后外交政策有一个主要“面向大陆”的方针，并同苏联和法国发展密切关系(这些人士认为法国是“够格的朋友”，因为它已急忙地同苏联结了盟)。法国自己这时正在公开地向比利时求爱，希望在它对德国提出的要求方面以及在它想建立一个区域性的欧洲国家共同体的计划方面得到比利时的支持。对这样的政策，佛兰芒人自然是不会贊成的，因为他们不仅憎恨共产主义和苏联，而且对法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也一向抱有怀疑。 这里正可以清楚地看出宗教在加重国家分裂方面所起的作用。苏联和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是公认的无神论的鼓吹者；可是法国，虽然极大多数居民是天主教徒，却是自由思想家和伏尔泰精神的老家，而这些东西以及它们的影响，在虔诚的佛兰芒天主教徒看来，正是法兰西文化的标志，也许表现在比利时法语地区的甚至比表现在法国本身的更多。所以并不奇怪，对比利时天主教党(一个基本上是保守的政党)的支持极大部分来自这个国家的佛兰芒族居民，而自由党和社会党则往往发现它们的支持者大部分来自瓦隆族居民。然而，这样的笼统概括是需要小心地加上一些限制条件的。例如，人所共知，比利时实际信奉天主教的教徒人数远远超过投票贊成比利时天主教党的选民人数。这同荷兰的情况从来就不相类似，在荷兰，天主教政党在国会中几乎正好反映着该国天主教徒人数方面的力量。在比利时，选票总数中天主教党能控制的也许有三分之一，而依据最稳健的估计，该国人口有三分之二是信奉天主教的。该党的支持者极大多数是佛兰芒人，但即使在佛兰德，也有许多天主教徒支持自由党和社会党，这一比重在瓦隆尼亚还要高些。另一方面，天主教党也有一些支持者并不是实际信奉天主教的教徒，但他们贊同该党的保守纲领。 (二)政治上的分野 比利时各主要政党在种族和宗教方面的面貌，比它们的纯粹政治方面的属性更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政治属性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模煳不清。当战争和被占领状态结束时，在比利时如同在法国一样，人们有着一种看法，认为现存的各政党只不过代表选民的投票习惯而已，同较为深刻的民意动向很少有什么关系。 面对现代生活的挑战，这些政党以及它们的政纲为什么都如此不能适应呢，如果不简单地回顾一下它们各自的歷史是无法解释的。在比利时独立后的最初五十年间，只有天主教党和自由党两个政党，当时政治斗争的主题是教会对教育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自由党人主张建立一个以法国革命的理想为准绳的世俗国家。在这段时期(也正是法语和瓦隆族影响上升的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自由党掌握着议会的多数，统治着国家。接着有一段时期，两党的地位颠倒了过来。从1884年到1914年，天主教党单独执政；而且，虽然互争高下的两种语言之间的相对地位并没有立即随着颠倒过来，佛兰芒人却得以在这一比较有利的气氛下大力推进其争取平等地位的要求，最后并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社会党(比利时工人党，建立于1885年)则在使自己巩固起来，成为一个由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合成的强有力的联盟，而自由党想恢復其多数党地位的一切希望则愈来愈化为泡影了。 第182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不久的一次宪法修改，实行了男性公民的普遍选举权，比利时的政治生活由此转入了新的一章。结果是，天主教党和社会党成了几乎相等的两支力量，而自由党则被远远抛在后面，而且，由于没有一个党拥有明显的多数，比利时进入了一个联合政府的时期。有时三个政党联合执政，但更为经常的是——特别是当社会、经济问题惹人注意时——天主教党和自由党联合执政，共同对付在野的社会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内，三党在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面通常是联合一致的。可是在防务政策上，天主教党人对法比军事协定很不热情；社会党人则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合作上，反对增加军事负担；而自由党则主张採取有力的防务政策来对付德国侵略的威胁。 语言问题也在这段时期内获得了1914年以前的年代里所从未有过的重要性。义务教育制的实施和选举权的扩大刺激了佛兰芒人争取语言完全平等的雄心。另一方面，因为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试图(虽然没有成功)用支持佛兰芒人要求的办法来赢得他们的同情，这些要求在某些人士中，特别在自由党内，则遭到白眼。同时，在佛兰芒民族主义的前线党的成员中(该党反对比法军事同盟，自称是“在野的天主教政党”)，除了有几个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德国人合作的“活动分子”外，也包括着一些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压力下，甚至天主教党本身也感到不得不更突出地强调语言问题，更突出地强调传统上对法国的怀疑。 随着希特勒的崛起，佛兰芒民族主义运动的亲德偏向变本加厉，那时前线党已为佛兰芒民族主义党所取代，这是个极权主义性质的组织，它所吸取的精神鼓舞——以及它所需的资金——愈来愈多地来自德国纳粹党。另一方面，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天主教党内部另一个不满分子集团在莱昂·德格雷尔的领导下从天主教党分裂出来，组成了另一个法西斯色彩的政党——资金也由它的外国的样板提供——称为雷克斯党，它的支持者大多来自瓦隆族地区。这两个法西斯政党都特别规定只吸收天主教徒成员，而两党在敌占期间又都曾同德国人彻底合作。因此比利时的反教会人士就觉得完全有理由确认天主教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反动的同义语。战前，教会曾否定过雷克斯主义，说它同正统的天主教义不相容，但是在佛兰德，佛兰芒民族主义党的惊人发展促使天主教党採纳了民族主义党的部分纲领，并在地方一级和省一级的范围内同它结成联盟。这样，在比利时佛兰芒族地区天主教和反动这两个东西比已往任何时候更密切地联繫在一起了，而天主教党战后在“王位问题”上的态度则更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联繫。 天主教党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严格的等级组织所造成的，该党把这种硬性的等级组织强加给它的成分极为庞杂的成员，为时已很久了。全部权力集中在年老的一代人手里，这就促使较年轻的人离开党而另组象雷克斯党和佛兰芒民族主义党那样的反对派。甚至在战前，该党领袖们就已觉察到这一问题，曾试图改变党的结构，使其能适应不同语言集团的需要和不同社会阶级的相互矛盾的要求。但尽管如此，它仍然由一批老派的天主教极端分子、极端保守分子控制着，年轻一代很少有什么表达民主思想的机会。 战后，天主教党作了另一番更为坚决的努力，以扩大它的基础，使它的观点重新具有活力，并洗涤它的法西斯主义的污点。 这个时候，欧洲有这样一股思潮：想摆脱“教派式政党”的观念，不要让宗教上的细小分歧介入政治，并试图建立一些以广泛的基督教义为基础而又能适应较现代化的社会经济进步概念的新的政党。比利时人不可避免地也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虽然在程度上比不上某些其他国家。1945年6月，一个天主教-民主主义的年轻人集团自立门户，另建了一个叫做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党；这个新党否定有教派联繫，突出宣传它民主的一面，试图以此来抢走天主教党手里的那张王牌。可是，1945年8月，天主教党改名为天主教社会党，从而抛掉了它那具有约束性的教派帽子，而且还诱人地暗示它对当时的社会化潮流有所让步。实际上，它现在公开宣布的宗旨是：它的纲领将是“社会化的”和进步的，而它的精神源泉则是天主教的。它将反对“大企业”操纵国家生活，但同时它也反对国有化。它反对阶级战争，贊成以家庭观念作为立国的基础。它主张两种语言享有平等地位，反对地区帝国主义。它甚至拒不承认天主教会对它有任何指导或监护之权，虽然拒绝的口气是极为委婉恭敬的；它争辩说，重要的是，在不涉及信仰和道德的事情上不要由教会公开地对各个天主教政党发号施令。一批天主教青年作家在1945年11月的《新评论》上撰文发挥了这一论点，他们主张让天主教徒分属几个党，让选民们能够在几个天主教政党之间有所选择，说这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些想法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比利时大主教(红衣主教范·罗埃)谴责了这篇文章。他宣称，天主教徒如不保持团结，将失去其全部力量，他警告他的教徒不要“社会化”，理由是，共产党的主要战术是试图分化天主教徒这一伟大多数，如果可能的话用经济划线来进行分化。 第183页 在最后这一点上，天主教党没有理会红衣主教的警告，却并未因此而招致什么恶果，因为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社会化”了，可是这并没有导致分裂。从批判的观点看，可以认为该党的改革主要是想用一种比马克思主义更崇高、更古老的信仰来为劳动者说话，从而破坏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据以立足的基础。然而，即使从这个观点来看，事态的发展表明，这一改革有利而不是有害于增进该党的力量和团结。因为，虽然该党的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暂时地被它的一个支派(新近成立的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初期胜利夺去了一些光彩，但不久该党就恢復了原有的权威，而从它分裂出去的那个支派则迅速衰落下去。这是红衣主教关于单一的具有天主教特性的党的那种思想的胜利，是那些希望有一个广泛的“基督教阵线”的人受到的挫折。 另一方面，天主教党原希望消除它的法西斯污点，但这一希望，由于它对王位问题以及对一般意义上说的不爱国行为问题所持的态度，而大部分落空了。在1946年的战后第一次选举中，改革后的天主教党的得票数，相当于战前最后一次选举中的天主教党、雷克斯党和佛兰芒民族主义党得票数的总和。该党在不爱国行为问题和清洗问题上持有比较温和的态度，从而赢得了前雷克斯党党员和佛兰芒民族主义党党员及其同情者们的选票；它还把一些在王位问题上对它持同情态度的自由党人和其他人争取过来了。这样，虽然从一种意义上说，党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可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却是削弱了，因为，吸收了前法西斯分子，就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青年民主那一翼的优势，而该党对选民的新的号召力，正是建筑在青年民主那一翼的基础之上的。 1946年1月，天主教社会党中一个年轻的富于战斗精神的集团，在“换班”这一激动人心的名称下组织起来了。在这个团体的成立大会上，一些演说者讲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刻的基督教精神再教育”。这正是分裂出去的比利时民主联盟曾试图利用的一个方面。该联盟成员的打算是：从当前趋向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潮流中，得到好处的应当是他们(就象法国的人民共和党在这方面大获成功那样)，而不是天主教社会党；但在这一点上，比利时民主联盟的领袖们犯了严重的估计错误。在1946年2月的大选中，比利时人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们宁愿投传统大党的票。正如当时的一位观察者写道：“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彻底失败，不仅使那些主要希望它成功的人，而且使它的敌人同样地感到诧异。比利时民主联盟直到最后一刻还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它有着许多同情者，然而这些人并没有同情到投票支持它的程度。”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失败，部分地可能是由于它在那样一个时候过分强调自己是抵抗运动的党，因为在那个时候，比利时人已开始对一个运动感到不安，这个运动坚持要进行大规模的“清洗”，使八百万人口中将有三十三万人被指控犯有不爱国的罪行。 就在选举前不久，比利时民主联盟主席安托万·德尔福斯曾有过这样的议论：“社会党人本来是有可能创建比利时民主联盟的，要不是在他们的左侧受到共产党人的牵制的话”，这是对比利时社会党战后所处地位和境况的一个公允的概括。1919 年实行男子普选权后，社会党成了国内第二大党，而它所提出的要求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一些初步社会改革的竞选纲领，不久就得到了实现。在这以后，该党就不曾有很明确的目标；1923年，一小批激进分子分裂出去，组成了比利时共产党，从而使社会党放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事实显得很突出。后来，社会党创建的劳工银行倒闭，也不可避免地使该党在工人中的影响丧失不少；这一点在1936年时就表现得很明显，当时一些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家试图向罢工工人讲话，工人们却大声地把他们嘘下来。过去一直同该党紧密联合的工会，在战后同该党脱离了关系，自成一个独立的实体，奉行一条总的说来比议会中社会党人所採取的激进得多的政治路线。这又转而导致社会党成员大量减少——从几十万人减至几万人。社会党在选举中的失败，也反映了它的衰落：1932年时它拥有(总数二百个议席中的)七十三席；1936年时降为七十席；1939年降为六十四席；损失的席位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 比利时共产党象法国共产党一样，对实力被它这样削弱的社会党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要社会党同它携手合作。1945年1月，鑑于政府危机迫于眉睫，共产党向社会党建议举行一次以统一行动为目标的“兄弟般的交换意见”。2月，建议成立“民主党派联盟”，8月间又建议组成一个“行动集团”，和订立一个以赢得议会中“民主党派多数”为目标的“联合竞选协议”。但是，尽管社会党人感到不安和为难，他们的答覆却是很傲慢的，而且 1946年2月大选的结果，他们又增加了五个议席。诚然，他们把左翼方面的一些票输给了共产党；可是另一方面，却在他们的右翼，从自由党那里夺得了不少选票。 自由党是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分裂的，因为它的右翼是议会中最反动的一批人，同时又有一个进步的左翼。战前，右翼分子占很大优势，因此自由党虽然经常同天主教党联合组阁，但除了参加三党联合政府外，从来没有同社会党合作过。自由党不仅代表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也代表着工商业中产阶级，因而它歷来反对国家干涉个人经济社会事务超过绝对必要的最低限度。可是在战后，它意识到社会改革运动的力量，于是作出努力，希望被承认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因此，在1946年选举前夕，该党主席罗歇·莫茨在一次接见记者时宣称：“在社会立法这个问题上，自由党接受了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和罗斯福总统的原则。他们认为，社会保障必须扩大到所有公民。目前在我们这里，社会保障只照顾到僱佣劳动者。它应当成为全国性的。”这些姿态没有能使自由党在1946年2月的选举中免遭惨败，但是经过这次失败之后，该党仍保确着相当大的影响。 第184页 (三)在王位问题上的分野 1945年6月国王利奥波德宣布他有意重登王位之后，社会党和多数自由党人试图劝他退位，而天主教党则站出来贊成他无条件復位。因此，当国王决定暂时既不復位也不退位，而第一届范阿克尔政府提出一个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復位的法案时，不仅内阁中六个天主教党大臣辞职，而且近乎有两年之久天主教党拒不参加执政。此后不久(1945年9月30日)，国王发表了一项声明，为他过去的行动作辩解，但宣称他将接受人民通过公民投票所表达的裁决。然而，政府坚决反对这个解决办法，坚持议会是全国意志的最后公断者和解释者。他们担心公民投票可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弊病和混乱，到头来也许还会造成内战，这种担心可能是真实的。他们不希望君主制问题成为竞选和政治斗争的一个争端，可是他们的对方却(极不明智地)似乎在力图迫使这一问题成为这样的一个争端，同时又力图把这归咎于政府。 然而，除了共产党人可能是例外(共产党人反正还不准备表明他们的真实意图)，范阿克尔第一届政府的主要人物中，不论是自由党人或社会党人，没有一个是反对君主政体的。1945年12月间，范阿克尔曾对他的社会党战友们说过“他是君主政体派；在比利时，君主政体满足着一种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使国家凝合在一起的水泥”。同样地，自由党领袖罗歇·莫茨也曾于1945年7月间写过如下的话：虽然自由党以极遗憾的心情看待国王退位这一主张，但为了国家更高的利益，他们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他退位要比他重登王位害处少些。莫茨还公正地指出，利奥波德分子看来在试图造成的那种印象——即似乎有人在阴谋反对君主制本身——是没有丝毫根据的。他说，如果只是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倒是容易解决得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反对利奥波德三世的人大部分都是君主政体的坚定的支持者。 那场支持国王、矛头指向反对他的人的运动来势十分兇勐，不久就迫使政府为自卫起见不得不去寻究这个运动背后的邪恶动机。在1945年10月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范阿克尔宣称：“利奥波德派的所有宣传都是在教会学校[私立学校]和修道院里提炼炮制的”，“真诚的利奥波德派是有的，但是很明显，新雷克斯主义分子在王位问题的幌子下重新纠合起来，在阴谋搞一次政变。”他接着断言，利奥波德分子之所以如此放肆，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有势力的财政后台，这些后台能够用比付给内阁大臣还要高的薪金来酬谢他们的吹鼓手。这样，利奥波德分子由于一口咬定说反对国王利奥波德个人就是阴谋反对君主制，结果却落得个自己沾上了阴谋反对宪法的嫌疑。他们这种不明智的做法激起了对方对国王的怀疑——怀疑国王一心偏爱反动势力，偏爱教会主义的、卖国事敌的势力，是得到这些势力的支持并同这些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如果让他復位，这些势力将大为得势，而受其害的将是抵抗运动中涌现出来并以抵抗运动为象徵的各种力量。 不幸的事实是，不管国王自己怎样作相反的表白，他的很大一部分臣民已把他看作是抵抗运动的对立面或甚至更坏。1940年投降这件事本身并不是国王在国内丧失民心的主要原因。相反，投降最初倒使国王深得人心——至少在佛兰德是这样。他的不得人心是1941年他的第二次结婚(同一个平民结婚)引起的，来得很突然。这婚事打破了人们心目中他是个永怀悼亡之思的鳏夫的那种理想形象，而且，在国家处于德国人占领下的国难期间，他的这一举动被认为是有失体统的，几乎是轻浮的。这样看来，反对国王的理由最初是很简单的，是感情方面的；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在投降问题上——后来的、本质上更为严重的指责发展起来。因此，范阿克尔在1946年1月19日答覆国王关于举行公民投票的要求时可以直截了当地说： 当然，投降那件事在这里并不相干。但是，国王在1940年5月间不顾他大臣们的一致意见，违反他们的劝告，使自己被俘，并拒绝在盟国的领土上或在本国的殖民地上继续进行反对入侵者的斗争，这就使他自己逃不了蔑视宪法和严重分裂国家的罪责。 但是，正如国王所清楚知道的，在这一点上，政府自己也并不处于可以指责别人的地位。的确，有些方面人士还说他曾威胁过他的大臣们，扬言如果他们不收回对他的指责，他也要把他们在1940年的活动公诸于众。于是，尽管1940年时皮埃洛政府是有动摇的，但在国王方面，如果他认为可以用使他们丢脸的办法来为自己恢復名誉，那是天真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早已丢脸了。 至于国王自己，人们一般都认为他曾同敌人有过一系列有损名誉的妥协行为。他曾去晋见过希特勒；他曾给义大利国王等人发过贺电或慰问电，还曾在盟军轰炸巴黎之后给贝当发过慰问电。1944年时他拒绝抵抗运动救他，据说也拒绝帮助他们；有报导说，他的宫廷里某些人曾同通敌的记者有过接触。但是，人们责备国王，主要的还不是因为他做了些什么事，而是因为他没有做到应做的事。在社会舆论衡量他功过的天平上，对他最不利的一点是，他不肯担任全民族领袖的这一角色，因为就这一角色来说，他即使不是唯一的人选，至少是最适宜的人选。 第185页 即使国王在战争和被占领期间的举措没有什么问题，他仍会发现自己战后的处境是多少有点尴尬的，因为他曾同天主教保守派站在一起，而后者是应对比利时的战前外交政策负责的，现在正为此而声名狼藉。刚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进步的和反教会的那一派人暂时处于支配地位，而支持国王的那一派则增加了许多公正地或不公正地被怀疑为通敌分子或观望主义分子的人，从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使国王和天主教党的事业都受到损失。 由于强调政治上、语言上和宗教上的分野恰好同时存在，因而王位问题使佛兰德和瓦隆尼亚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坏的地步。在双方较偏激的一些人的心目中，情况就成了这样：瓦隆族人认为，佛兰德住的都是些天主教反动派，他们想要叫一个同样反动、甚至是卖国事敌的国王恢復王位；而在另一方面，佛兰芒族人则认为，瓦隆尼亚住的都是些不信神的革命暴民，他们想要推翻君主制，使国家陷于分裂。事态迅速而又无可避免地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不论王位问题以何种方式解决，失败的一方总会把解决办法看作是奇耻大辱。如果国王恢復王位，所有比利时人都会认为这是佛兰德的胜利和瓦隆尼亚的失败，而如果国王不恢復王位，则所有的比利时人又都会对这结果作相反的解释。 第三节 从解放到1947年5月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态发展 (一)皮埃洛政府以及共产党试图通过抵抗运动夺取政权的尝试的失败 1944年9月至1945年2月 1944年9月3日，盟国部队以出乎意料的速度一举解放了布鲁塞尔和大部分比利时国土。几天之后，长期流亡在外的皮埃洛和他的“伦敦政府”回到国内，但对于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迎接，他们是不无理由地感到没有把握的。当时战争尚在全力进行中，政府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只是召开了一次议会联席会议，推选国王的兄弟查理亲王作为国王不在时的摄政(当时国王尚被俘在德军中)。皮埃洛严格按照办事程序，向摄政提出辞职，但是，因为在强征出国的比利时工人(约五十万人)和比利时战俘(约六万人)从德国回来以前是不可能举行选举的，摄政只能要求皮埃洛留任。政府进行了改组，并作出了扩大其基础的某种尝试，使政府中包括一名抵抗运动代表和两名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入阁，在比利时还是第一次)。新政府还包括七名天主教党人，五名社会党人，三名自由党人和一名无党派人士，这样，政府的组成同1939年4月最后一次大选的结果很相一致，大选后众议院席位的分配如下(各法西斯政党除外)：天主教党七十三席；社会党六十四席；自由党三十三席；共产党九席；无党派二席。 所有主要政党都表示愿意支持这个联合政府，但左翼各党派还加上了一个限制性条件，说必须遵循某一些政策方针，他们才会继续给予支持。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政府都面临着大量复杂问题：运输设备、粮食和燃料的极度不足；通货的状况和严重通货膨胀的威胁；惩办卖国贼和从公务机关中清洗通敌分子的问题，以及抵抗运动的前途问题。解放后的几个星期中，一部分左翼党派和报纸说，政府在对付经济问题和处理通敌分子等方面行动迟缓，因而提出了愈来愈多的批评。抵抗运动以及曾在该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共产党则宣称，政府的组成仍远远不能反映战前时期以来比利时舆情的变化；他们还说，比利时抵抗运动的成员正同身居高位的工业界和金融界通敌分子进行着一场搏斗。 法国共产党人由于意识到他们拥有较为强大的力量，开始时能够做到态度悠然自若，比利时共产党人则与此相反，一解放就採取好斗的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可供他们加强和巩固其在敌占时期取得的势力的机会将是短暂的，是靠不住的。在战前，比利时共产党并没有多少影响，但在这里如同在法国一样，希特勒进攻俄国，使共产党人有机会站出来，控制了大部分抵抗运动。德国人把他们所枪杀的人质和其他人等统称之为“共产党破坏者”那种习惯做法，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此外，德国人破坏了一些正规的工会组织，许多地方性的地下工人组织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成长起来。虽然，共产党在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中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从暂时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主要收穫是在下层中等阶级，是在敌占期间苦难深重的职员阶层中间。 比利时抵抗运动不同于法国抵抗运动，它是分为左翼和右翼的。其中较为强大的是左翼，是由共产党控制的，主要的组织是“独立阵线”，而抵抗运动的右翼，即称为“秘密军”的，则在军方势力控制下。比利时共产党人象法国共产党人一样，都力图把自己的事业和抵抗运动的事业说成是一致的，对任何要解散抵抗运动部队的建议反应特别强烈。他们并不因参加了政府而放松对这个建议的攻击。政府里有两名共产党员任职，但该党拒不承担集体责任。随着粮食情况的日益恶化，共产党人越来越勐烈地攻击政府，责怪它没有能採取更迅速、更有力的措施来满足需要。不仅如此，他们反对黑市，要求纯洁政府机关，要求逮捕通敌分子，他们发动的这一运动所反对的和要求的，正是最能打动前地下斗争战士们心弦的东西，而这无疑使共产党得以在许多爱国的、有干劲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不懂得政治的人们中间扩大其影响(这些人中包括这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青年)。 第186页 面对这一挑战，各个老政党最初的冲动是使自己团结起来，重新去抓过去曾是他们所垄断的权力。解放后不多几天，天主教党、自由党和社会党联合发表了一个政策声明，没有邀请共产党一起签署。它们就组织新政府问题制订了自己的计划，共产党在其中是没有份的。可是，一些目光比较锐利的政治家认识到，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任何政府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都会受到公众激烈的批评，因此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有必要让共产党人分担一部分责任。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改组后的皮埃洛政府包括了两名共产党人。不仅如此，共产党还通过抵抗运动，实际上垄断着武装力量，因为，抵抗运动约有十万名武装人员，比利时的警察只有一万名左右，而且没有武装配备，而比利时仅有的一些经过训练的陆军部队则仍在进行战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认为，策略的做法是不去反对抵抗运动的超过某种限度的一些愿望，——有时甚至违反了他们自已更正确的判断。例如，他们曾想在一段时期内暂且利用一下现存的粮食控制机关(德国人所建立的国家农业和食品公司)，虽然它里面有许多人员是可疑分子；但来自抵抗运动的压力如此巨大，以致他们不得不对该组织进行剧烈的清洗，结果是它几乎停顿工作，而粮食情况则每况愈下。 敌人占领下的比利时国内的地下运动，早在1942年就得到伦敦比利时政府的正式承认，该政府回国后又一再对地下运动在解放事业中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但同时，对抵抗运动有必要加以控制，这一点也立即变得很明显。在某些地区，抵抗运动组织自作主张地徵用财物，捕人，对通敌分子採取报復行动，从而引起了公众的焦虑；不仅如此，看来在某些情况下，共产党在解放后还把政治上的支持者吸收到抵抗运动中去。政府禁止这一类胡作妄为，列出了政府准备承认的八个抵抗运动组织，并规定了一些严格的条件，按照这些条件，这些组织才能在执行任务时携带武器。还制定了计划，准备在国防部正式控制下把抵抗运动各组织统一起来，编入正规部队。虽然这些计划由于军事装备和训练设施不够而推迟实施，但到1944年10月底时，政府已能宣布，从抵抗运动成员中吸收自愿加入陆军、辅助警察或宪兵队以及参加其他公职者，总数将不超过四万人。可是，抵抗运动的领袖们虽也同意其成员併入正规部队，但在应採取什么方法的问题上同政府有分歧，有一部分抵抗运动的人希望能够在他们自己军官带领下作为一些部队的单位去参加，对于要求他们在收编入陆军之前先交出武器的做法极为不满。 最后政府採取了行动，取消了抵抗运动的临时性地位，并责令其在1944年11月18日前交出全部武器，这一行动触发了一次危机。在抗议集会遭到取缔之后，三个大臣——两位共产党人和一位抵抗运动代表——辞职。同时，驻比利时盟军司令部宣布，为了保护盟军交通线，盟军部队必要时将支持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事实上，在比利时政府的请求下，确曾动用英国部队来守卫政府办公楼，但是，同共产党散播的谣言相反，他们并没有介入唯一的一次造成伤亡的事件。而且尽管有一些示威和罢工，大部分武器还是如期上缴的，自愿归编的抵抗运动人员编入正规部队的工作也顺利进行。 这场相对说来微不足道的吵闹，使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企图化为泡影，但同时它也敲响了皮埃洛政府的丧钟，并使英比关系十分紧张。皮埃洛政府在其困难处境中曾把希望寄托在英国的帮助上。他们也希望同英国结成永久军事同盟，他们认为这不仅将是人们所欢迎的，而且也会有助于建立政府的威信。但不幸的是，他们为达到这些目的而作的努力——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些努力所採取的形式——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政府及其支持者的想法是，英国的利益在于支持一个象英国自己那样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权。他们觉得，英国人可以帮这样的忙：让比利时进口足够的食品，使食品供应情况总的有所改善，从而消除公众不满的主要原因。英国人还能够帮助比利时政府对付抵抗运动的潜在势力，办法是：同意提供武器装备，使政府能收编更多的抵抗运动成员到正规陆军中去，同时提供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可是，在这一如意算盘得以实现之前，比利时公众由于看到英国人似乎在公开扶植现政权而对英国人产生了坏印象。人们不懂得，英军司令厄斯金将军是以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将军的私人代表身分行事的，而且，还有两件不幸巧合的事情：起先约束抵抗运动部队的独立行动和后来用显示武力的办法来维持秩序，都出于纯粹军事上的考虑，而且手头可以用于这一目的的部队刚好是英国的部队。 从上述这些情况看来，1945年2月皮埃洛政府的垮台，竟标志着英国在比利时影响的下降和美国影响的上升，这一事实是有某些讽刺意味的。导致这种变化的另一个也许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是，由于比利时需要贷款和原料，而美国则对比属刚果的铀矿感兴趣，因而比利时在刚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在经济上依赖于美国。这种对美国的依赖，加上政府外面的保守主义反对派和政府内部自由主义实业家这两方面的势力，就使比利时没有能象几乎所有其他西欧国家那样推行一项以国有化为基础的激进的经济政策。 第187页 1944年11月的事件，以及皮埃洛政府在处理抵抗运动和清洗等问题上的总的做法，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政府的威信，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对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是暗暗支持的。在比利时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抵抗运动已不再象以前那样受人欢迎了，它的过火行径使它失去了许多原先所获得的同情。大多数守法公民都看出了这些表现的背后有共产党在鼓动，也识破了共产党的粗暴的企图，即在其最得势的时候，通过把所有僱主统统都当作通敌分子来对待，来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清洗工作进度所以发生颇受责难的拖延，主要是由于法庭不得不作出极艰巨的努力，把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捕的受害者，同真正的通敌分子区别开来。 皮埃洛政府所实行的最成功的“清洗”，是无党派财政大臣卡米尔·古特对混乱的通货进行的大胆整顿。到解放时，德国人从比利时勒索去的占领费总计达六百七十亿法郎。解放前比利时人就已认识到，有必要採取剧烈的步骤来控制占领费用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当政府尚在流亡时，伦敦与布鲁塞尔间就进行了秘密磋商来为货币改革作准备(准备发行的新钞实际上是在英国印刷的)。由于有了这些准备，古特才能在1944年10月7日(解放后还不到一个月)发布一系列旨在限制通货膨胀影响的法令。採取的办法是将百分之四十左右的钞票发行额和银行存款额冻结，并将这笔冻结的资金转为年息三厘半的公债。这些冻结的资金虽然不能在市场上买卖，但可用来抵付税款，包括不久后开徵的资本税。 古特的行动尤其显得勇敢，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行动招致了批评，而且招来了共产党人的正当批评，说它使那些靠少量储蓄过活的人受苦，因而它是牺牲穷人而有利于富人的。但是，总的说来，他的动机象他的勇气一样受到人们的赞赏，而且这些措施很快就取得确实而有益的结果，证明它们所获得的广泛支持是受之无愧的。 然而，皮埃洛政府的一些不大成功的方面——粮食、燃料和运输手段的短缺等——虽然大部分是它无能为力的，却很快就超过了它的财政措施给它带来的好处。对政府的不满在1945年1月间达到了高潮。危机是社会党人促成的，虽然甚至在自由党人和天主教党人中间也有抱不满情绪的。共产党人即使在该党参与执政时，也没有明显克制其对政府的指摘，在脱离政府(1944年11月)之后就更毫无顾忌了。皮埃洛在最后一次为他的政府辩护的演说(1945年2月6日)中对他们进行反击。他宣称，他曾尝试过同共产党同僚共事，现在无意重复这一实验——意思是说，他之所以不想留任，是因为他知道有可能不得不再度吸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第二天，他承认他已不再获得议会的信任，因此不等议会投票反对，就向摄政提出辞职。 (二)第一届范阿克尔政府和王位问题 1945年2月至1946年2月 摄政提请社会党人范阿克尔(上届政府的劳工大臣)组织新政府，这是对仍然强烈左倾的公众舆情的让步。不出皮埃洛所料，范阿克尔和社会党，甚至还有某些自由党人，都希望再度吸收共产党人入阁，虽然大家一致认为共产党参加政府必须以他们表示效忠拥护为前提。除共产党人自己外，几乎没有人为该党在两名党员供职政府期间就力图推翻皮埃洛政府的那种行径辩护。可是，最后甚至连天主教党人也克制了不愿同共产党人共事的心情，参加了范阿克尔于1945年2月11日组成的“全国团结”政府，该政府成员中有六名天主教党人，五名社会党人，四名自由党人，两名共产党人和一名无党派人士。 范阿克尔面临着立即需要解决的两大重要问题——食品供应问题和煤炭生产问题。他着手採取有力措施来对付这两个问题，并取得了成功。他亲自抓煤炭问题，而食品供应的改善则无疑主要应归功于粮食大臣共产党人拉尔芒的组织能力，后面这一点很自然地被共产党宣传所充分利用，对抬高该党正在下降的声望不无作用。这两个迫切的问题一经解决，比利时就开始从它战争损失较轻的这一事实中得到好处(它的战争经歷不同于它的那些不这么幸运的邻国，受到的损害是比较轻的)。首先，德国人在这里并没有象在其他地方那样，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本地工业拆迁走或改变为军工生产。他们让比利时工厂就地生产以供应德国国内市场。因此，战争结束后，比利时没有重新把军用工业转变为民用工业的问题。而且，比利时不需要在国内经济重建上耗用很多钢铁——它的主要产品——相反地可以把它输出以赚取外汇，同时它还有获得大量外币的其他途径。在整个战争期间，比属刚果为盟国提供作战迫切需要的原料，美国还以高价购买了大量的铀。解放后，比利时又成了盟军的主要基地，安特卫普成了运进盟军供应品的主要港口，因此它能够积累起一大笔英镑和美元的余额。最后，虽然飞弹和后来伦斯德的阿登攻势给局部地区造成许多损失，但由于比利时的解放一开始就进展神速，这个国家整个说来没有遭受多少破坏。所有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是，解放不到一年，各种战时管制措施就已经能够予以撤销，进口税已可降低，比利时经济的宽裕成为欧洲的羡慕对象。 第188页 在这幅愉快和繁荣的图景中，杀风景的是，笼罩着一个“王位问题”的阴影。富足依旧，但人们的胃口却消失了。国王又自由了，而且宣布了他重返王位的意图。社会党早就下定决心反对任何这样的行动，而自由党则还保持着不太抱成见的态度。国王的宣布促使政府向摄政辞职(1945年6月16日)，两天之后，社会党和自由党正式要求国王退位。天主教党领导人随即同意组织政府。但与此同时，参议院和众议院两位议长已去萨尔茨堡附近的圣沃尔夫冈同国王进行会谈，并从他那里带回一个讯息，说目前他既不准备復位，也不准备退位。范阿克尔政府于是恢復执政，但六名天主教党大臣没有在内，他们都辞职了。继天主教党的这个行动之后，政府方面又迅速採取行动，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復位，这样一来，这几个党派在刚出现紧张和激情的时刻各自在这个问题上採取的立场，就不可改变地固定了下来，从而导致了这一不正常、不健康政治局面的持久化。 此后不久(1945年9月30日)，国王宣布他愿意服从人民的裁决，不论它是怎样的裁决，也不论它是通过什么合法方式表达的。”但这也无助于局势的缓和，因为很快就清楚，他一心想的是通过公民投票来表达这一裁决，而政府则同样坚决地认为只有议会有权作此决定。而且，因为战后第一次选举已定于1946年初举行，这整个问题不可能不成为竞选的争端。 (三)1946年2月大选及此后的事态发展 1946年1月，国王重提旧议，要求在大选后进行公民投票，来决定他的重返王位问题，对此，范阿克尔提醒他说，议会已经作出决定，就这个问题进行公民投票是同宪法牴触的。但是，事实上，大选成了一次关于王位问题的公民投票，因为没有其他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堪与相比，而且还因为各党派早已根据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站好了队。 上面已经提到过，天主教党和社会党这两个主要政党在王位问题上具有明确而相反的观点，社会党想要制服强大的天主教党，就非得争取到自由党和共产党的(往往使它感到尴尬的)支持不可。范阿克尔显然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拒不同意在大选以前就把选举权给予妇女(妇女过去从来没有得到过选举权)，或给予三十万判有“不爱国罪”或有这方面嫌疑的人。范阿克尔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会党的担心。大选于1946年2月17日举行；大选的结果似乎证实了范阿克尔对形势的估计。约有一百四十万张选票支持反国王的各政党，一百一十万张选票支持亲国王的各政党，而被褫夺公权的“不爱国分子”约有三十万人，妇女如有选举权，无疑也会使支持国王的票数略有增加。这样就证明全国两派意见的划分是势均力敌的。 天主教党(现自称天主教社会党)成了议会中最强的一个党，在参众两院中几乎都有议席的半数。但是，即使如此，它在议会中还不能指望获得足够的支持，来组织一个保证能推行它现在所标榜的政策的政府。当该党领袖德施里日韦受命组阁时，由于他坚持要就王位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没有能赢得其他党派的合作。在斯巴克组织政府也告失败之后，范阿克尔再次受命并终于组成了一个内阁(1946年3月31日)，阁员中包括六名社会党人，六名自由党人和四名共产党人，天主教党根本没有代表参加。 当然，这个政府完全不能代表国内各政党真正的力量对比。同时，它实际上也无力推行这样一个由左翼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在正常情况下可望採取的前后一贯的政策。自由党同社会党一起占有了政府中的最大数目的职位，但它享有这一特权地位的资格却远不如占有最少职位的共产党。在大选中真正受损失的是自由党。它和其他政党不同，在王位问题上党内意见是分裂的，结果，有许多右翼党员投了天主教党的票，有许多左翼党员投了社会党的票。可是，在参众两院中自由党人的票，对于维持一个足以压倒在野的天主教党的勉强多数来说是重要的，又考虑到自由党在王位问题上态度没有确定，而它对公众舆论的某些方面又有着持久而有力的影响，因此，用一些官职把它收买过来或至少使它保持中立，看来是得计的。大选前，共产党也许对前景不妙已有一些预感，因而曾约请社会党、自由党和比利时民主联盟同它一起组成一个联合竞选的民主阵线，但这一倡议没有得到响应，各党都宁愿在自己的旗帜下用自己的纲领进行战斗。然而，共产党在众议院增加了十四席的事实(同天主教党的增加十九席对照起来看，虽然共产党总的力量要小得多)，似乎表明比利时政界左右两极的力量在加强，类似于法国当时的事态发展趋势。可是，实际上共产党的前途并没有改善，因为它从进入联合政府的时刻起，力量就受到了损伤。它的支持者们显然是抱着实行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希望而投它票的，但是它作为一个由自由党实业家们占据着要位的政府中的小伙伴，无力实现选民对它的委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威信。 是什么原因，使右翼方面的那个大党能够取得无可否认的成功，而左翼方面却相对地说来遭到失败，而且更糟的是，失败后又显得消极被动呢？第一，右翼试图抢左翼旗帜的那种做法(这在战后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比利时比在别国更为得手。国有化是天主教党人和自由党人深恶痛绝的东西，在社会党人中间也只是受到极不热烈的支持；但除了这一点之外，改革后的天主教党(天主教社会党)的纲领是相当进步的。纲领中包括有如下建议：在经济的各个方面，从政府一级起一直到各个工厂，都要有劳工代表参加。只要天主教社会党由于王位问题而自愿保持不参与执政的在野地位，就不会有要它履行其诺言的多大危险，同时使它多了个胜过对手的有利条件，因为它还能以一个未经考验的进步政党和改革派政党的姿态出现，而它的对手们却已有许多政党被迫背弃了它们的诺言。然而，甚至更为重要、更有深远意义的是，它与教派仍然牢固的联繫，不仅丝毫没有减弱，反而增进了它通过政治上的自我更新而得来的新的威望和影响。换句话说，在比利时，对该党的一些老的特徵仍怀有好感的人，并不少于贊成它新的特徵的人。这种对传统的尊重，也可以在比利时民主联盟这一天主教异端组织的几乎是轰动一时的失败中找到证明。上面提到过，该联盟强调它同抵抗运动的关系，是犯了一个判断上的和时机掌握上的错误；但它在过分强调它的反教派态度方面，肯定也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对于试图使人们在共同接受基督教伦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做法来说，法国和某些其他的国家可能是良好的土壤，但比利时总的说来却不是这样。要在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详细讨论基督敦的基本教义，这几乎是一种违反礼仪的行动。然而，比利时民主联盟还是赢得了象其他少数党那样参加政府的权利(这种权利未必是它所应得的，是很少有什么宪法根据的)；因为范阿克尔选中了该联盟的两名代表来填补1945年夏天六个天主教党大臣辞职后空出来的职位中的两个位子。 第189页 由于改革后的天主教党巧妙地把进步和尊重传统的思想调和了起来，又加以它完全不用承担执政所会带来的责任，因此它能够对选民作有效而又广泛的唿吁。但是，人们却并不仅仅用它的社会经济纲领来评价它——它的行动似乎表明它自己也并不希望人们这样评价它。它的政策的这些方面很快就完全从属于它对王位问题的态度，而被它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所掩盖了。 国王一直在顽固地坚持要求进行公民投票——或如他所说的“徵求国民意见”，他宁愿用这后一提法，因为“公民投票”意味着是一次具有立法效力的投票，这可能会过早地把政府吓得跳起来。他还坚持建议双方公布有关文件。这两项建议都遭到了政府的一再拒绝。1946年5月众参两院议长(吉隆和科勒瓦埃)突然决定自行负责去作一次解决王位问题的尝试。他们建议设立一个非议会的专门委员会(主要将由一些律师组成)，其任务是，就双方掌握的文件所暴露出来的国王在战争期间的活动进行审查并提出报告。国王同意这一办法，但内阁表示反对，声称谈判是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开始的，这一建议是违宪的——议会是有资格作调查的唯一机构——而且，拟议中的委员会的非议会性只会使人们更加怀疑有些事实被隐瞒着。于是天主教党就着手提出一项举行“徵求国民意见”的法案，同时国王则于7月间自行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由比利时名流九人组成，“以确实查明他从1936年以来的态度”。 7月9日，表决一项对于在经济上犯有通敌罪的巨头採取更有力措施的提案时，范阿克尔政府以一票之差被击败。危机拖延了很长的时间，后来由老资格的社会党领袖卡米耶·于伊斯芒斯于8月1日组成了一个和上届政府在色彩上和成分上都很相同的内阁，唯一的不同是范阿克尔没有入阁。外交大臣仍由斯巴克留任。这届政府一直持续到1947年3月。与此同时，天主教党已从1946年秋天起改变了它的策略，宣称它准备和其他政党联合执政，它并不因此而改变它在王位问题上的观点，但希望通过合作会找到某种解决办法。作为表示诚意的一个姿态，它撤回了“徵求国民意见”的提案。但是真的出现它重新上台的机会，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而在这一段时期内，利奥波德派和反利奥波德派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社会骚动更加频繁，更加令人不安了。1947年3月，内阁中有四位共产党大臣由于停发煤矿补贴和提高煤价问题而辞职，这又转而导致了3月12日首相的辞职。于是摄政要求外交大臣斯巴克组织另一个联合政府，斯巴克照办了；但这一次却是天主教党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不包括共产党和自由党。政府由九名天主教党人(天主教社会党)、八名社会党人(斯巴克是其中之一)和两名无党派专家组成。两个执政党在众议院共拥有一百六十二个议席，而反对党方面有四十席。 当时，人们曾感到奇怪，共产党竟然会有意把一个只是由于极偶然的机会才使它能够参加的政府搞垮。事后看来，很可能由于当时美国政策有了变化，宣布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援助计划，因而促使共产党的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有所改变，而比利时共产党人的这一行动正是这一改变的一个表现(不到两个月后，法国共产党也由于在某个类似的问题上有争执而退出了政府，不再装作按宪法办事了)。从此以后，比利时社会党人象他们的法国同志一样，摆脱了共产党的影响，愿意同右翼党派一起在政府中共事了。 另一方面，天主教党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该党的决策大权已从党内保守派转移到了民主派手中，而在战前，占优势的原是保守派，民主派那时虽已存在，但在制订政策方面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尽管该党吸收了大批前法西斯分子，民主派的势力仍然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可能也就是由于这一派的影响，该党才作出新的决策，决定用完全合法的、宪法所容许的手段，而不再用以往採取的那套煽动暴乱的危险做法，来谋求国王的復位了。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和天主教党对调了它们所扮演的角色：正当前者厌倦于按宪法行事时，后者却决定要按宪法行事了。对比利时来说，不幸的是，要把国王的事业从他那些最不体面的支持者手里拯救出来，已为时过晚。共产党人现在不再因担任官职而感到碍手碍脚，可以自由地在街头同利奥波德派中的暴徒们吵架了；天主教党试图把这一争端搞得体面些，但这些尝试大多未能如愿。这一切，使紧张局势持续下去，并且大大增加了内战的危险。 第三章 荷兰 奇尔斯顿子爵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5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流亡回国后荷兰政府所面临的问题 第三节 抵抗运动和共产主义 第四节 旧政治格局的打破 第一节 引言 荷兰从战争和被占领的严峻考验中出现时，其情况要比法国或比利时都糟得多，它在物质上所受到的较大破坏，本来很可能使它在精神上成为滋生国内斗争和共产主义的更肥沃的土壤。它所面临的问题，也不仅仅限于国内的经济恢復和政治整顿问题。它同六十倍于本土面积而又分散在世界各处的属地间的关系，不仅引起了争论，而且情况很紧急。在寻求解决其战后问题的过程中，荷兰的传统和制度的性质以及荷兰人民的民族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190页 在德国人入侵时，荷兰政治生活格局的僵化和不合潮流，已到了危险的程度，因而在荷兰解放以前，国内外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就预言它将重新回到战前的格局，后来甚至认为已经如此了。可是，尽管有印度尼西亚问题的压力，和这个国家中的普遍贫困化引起的各种困难，在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中，令人宽慰的是，没有出现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在这关键性的一点上要比战前年代好。这主要归功于女王和她的政府在流亡中以及在回国以后一贯採取的那种可以称之为预防性的政策。的确，在这方面，女王的个人影响及其对政策的指导的重要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 在荷兰如同在别的地方一样，共产党人由于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而大大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但是，女王和女王政府比其他国家的流亡政府更早、也更欣然地同抵抗运动成员们进行了政治协商，而且还更进一步，先发制人地提出了抵抗运动战士们在宪法问题、经济事务、社会改革等方面所渴望做到的事情，从而使共产党人无法很好利用其开始时拥有的这一有利地位。通过这些办法，政府成功地使那些较为温和的左派分子脱离了共产党的影响。 的确，在荷兰，横在道路上的最大阴影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正在进行反抗的东印度群岛殖民地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国内政治的试金石，又是经济恢復的主要障碍。的确，在荷兰本土，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荷兰没有了印度尼西亚是活不下去的。但同时也有很多人承认，旧殖民主义的政府形式必须加以改变，不能復原。这些想法在政界都有所反映。极右的各个政党要求在印度尼西亚执行强有力的镇压政策，中间党派犹豫摇摆，左翼各政党则按照各自的政治面目而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从给予这些岛屿“自治领地位”到许以独立，虽然各左翼党派的支持者中有许多人并不完全贊同他们的领袖在这个问题上所採取的立场。人们认识到，没有了印度尼西亚，荷兰只有高度工业化才能得救；可是，要使一个其煤炭资源连日常家用需要都难以满足的国家实现工业化，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荷兰是腾不出外汇来进口大量煤炭的；正是由于这一两难处境，才产生了想把邻近荷兰战前边界的部分德国煤田併吞过来的建议。可是，后来寻求的，而且终于找到的却是另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同比利时和卢森堡一起组成了叫做“比、荷、卢联盟”的经济联盟。 第二节 流亡回国后荷兰政府所面临的问题 1945年春荷兰人民获得解放时，他们刚经歷了继1944年秋季盟军在阿纳姆失利之后的那个可怕的冬季，而到了几乎完全精疲力竭的境地。盟军攻势的未能一举成功，不仅使荷兰人想迅速赶走德国占领军的希望落了空，而且德国人还对荷兰居民採取了报復措施，其中有一些措施把荷兰整个国家带到了飢饿线的边缘，在某些地区则真的达到了飢饿线，特别是在鹿特丹。除了这些苦难之外，还有相当大面积的肥沃土地由于德军在荷兰战役的最后一个阶段中採取的防御措施而遭到水淹，而这最后一个战斗阶段一直拖到1945年5月第一周才告结束。 在当时看来，荷兰人遭受的这许多灾难中最严重的似乎莫过于土地的被淹了，但后来结果表明，水淹影响的消除要比人们原来预料的快得多，而使荷兰经济復原速度减慢的最严重的长期影响倒是战争的其他一些后果。荷兰是一个人口过剩而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战前它依靠邻近的城镇市场出售其农产品以赚取外汇。它最重要的一个邻近市场是鲁尔；其次是英国。但是现在由于不同的原因，它们都买不起荷兰的农产品了。荷兰的繁荣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鹿特丹港和阿姆斯特丹港所赚取的利润，但这两个港口的运输业务有三分之二是德国的过境运输，这种运输现在也暂时不復存在了。更严重的是印度尼西亚问题所带来的困难，因为荷兰有六分之一的财富投资在东印度群岛，有百分之十五的国民收入取自这一来源。因此很自然地，大部分荷兰人都把丧失这些殖民地的危险看作是对他们生活水平的严重威胁，他们本来已经由于德国人的掠夺，由于负担十万名左右占领军的费用，又由于近年来人口的飞速增长(而且当时仍以每年二十五万人的数目在增加着)，因而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这就无怪乎印度尼西亚问题成为国内很关切和热烈争论的大事，也无怪乎甚至有一些希望在国内採取激进的进步政策的荷兰人也支持(或至少默然支持)在殖民地採取镇压措施。把它看作是不知悔改的帝国主义而深表愤慨的那些外国观察家们，并没有体谅到上述种种考虑。 在国内政治方面，荷兰无疑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可以普遍地感到人们渴望出现某种新的局面——人们不愿看到解放后国家的政治生活重又回復到战前的轨道上去。抵抗侵略者的共同事业，曾使社会党人、自由党人、天主教徒、新教徒以及其他各种各样政见不同的人都走到了同一个阵营中来；抵抗运动的成员们殷切希望，他们队伍中所做到的这种民族团结能延伸到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去。属于所有各种党派和各种信仰的进步人士想作一番努力，使现存各政治团体联合为一个有战斗力的政党，在现行国家结构范围内实现社会和经济改革。同样，在工会运动内部也有一股推动力想把现存的各个宗派性工会改换成每一种工业有一个工会，并把每一种工业置于一个由僱主、工人和政府三方代表联合组成的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同时，有一些进步的年轻天主教徒则在兜售一种想法，即用一种合作的制度来重建工业，他们以葡萄牙而不是以法西斯义大利作为样板，但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其结果必须是民主的。为此目的，他们准备同新教徒以及接受基督教准则的所有人们联合，但不愿同无神论者——这实质上就是指共产党人——联合。 第191页 这样，存在着一些有希望的迹象，表明许多不同派别的人士，包括各教派政党的成员们，都有一种愿意迎合全民族进步愿望的妥协态度；但同时恰恰在解放前夕，流传着一些谣言，说流亡政府对荷兰民心的向左转(当时所传向左转的程度远较后来事实证明的为大)感到不安，而且并没有採取适当的步骤来适应这一形势。政府发表的因选民名单被毁而不得不推迟几个月进行选举的声明，特别引起人们的非议。关于荷兰国内舆情与伦敦流亡政府间的分歧正在扩大的这些报导，有许多可能是由荷兰共产党人授意的，共产党人看到基督教-社会派的进步分子在挖掉他们的墙脚，急于要为自己的运动搞到一些弹药。 在关于战后第一次大选日期的争论中，档案的普遍混乱并不是推迟选举的唯一理由。各政党都处于变化动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过早进行选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意反映的不确切，甚至完全失实。可是，在选举能够举行之前，临时过渡的那段时期确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和难以应付的。早在1945年2月，伦敦盖布兰迪内阁就吸收了新鲜血液，增加了五位来自部分解放了的祖国的新阁员，1945年5月16日——即刚刚实现全国解放之时——就由荷兰人民运动党(该党是抵抗运动所产生的那种典型的新政治力量，后来就是由它转而形成工党)的领袖威廉·舍默尔霍恩教授组成了一届新政府，并由下院社会党议员、也曾是抵抗运动领袖之一的威廉·德雷斯博士任社会事务大臣。这一过渡性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新政治力量，但它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战前的旧的议会，这个议会虽然清除了通敌分子，仍按战前党派间的力量对比代表着各个老的政党。 不管怎么说，由于荷兰的解放情况有些特殊，恢復国家主权的过程必然要比其他国家慢得多。移交权力的条件是在1944年5月美国、英国和荷兰三国政府的协议中作了规定，并于1944年10月9日由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和艾森豪将军宣布的。随着国土逐步获得解放，协议条款在不同地区先后开始生效。1944 年间由伦敦流亡政府新设置了一个民政管理局和一个军事管理局，开始时受盟军最高司令事实上的全面管辖，这两个机构行使的管理权，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4日女王敕令结束“特别戒严状态”时为止，即使到那时，民政管理局的全部撤销也还是逐步进行的，它的职能只是逐渐地由国家的正规部门接管。 在刚解放的头几个月里，民政管理局是同“评议理事会”保持密切联繫的，后面这一机构是抵抗运动建立起来的，代表它的利益说话，并备政府从伦敦回国后谘询。该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天主教徒、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教徒，但没有共产党人，它是1945年5月解放后行使职能的第一个代议机关。1945年7月，採取了恢復正常宪政程序的又一个步骤——舍默尔霍恩政府任命了一个由四十三名原有政党的成员连同抵抗运动领袖们一起组成的最高谘询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议会清洗委员会，对上下两院议员被指控通敌的问题进行调查。在议会清洗委员会完成了调查任务，并在1945年9月24日发表了已经通过这一考验的议员名单后，1945年11月举行了两院联席会议。女王在会上发表讲话，对国家重建和宪法修改提出了一些建议——特别指示印度尼西亚应当在荷兰联邦范围内实行自治。 第三节 抵抗运动和共产主义 全国一经解放，女王和政府于1945年5月回国之后，荷兰当局——政府方面的、民事方面的和军事方面的——就立即用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同前地下各团体合作，愿意在公务管理和国内保安方面尽可能让这些团体多分担一份工作。为抵抗运动信任的一些人被任命为荷兰军事管理局的官员和重要城市和地区的军事专员。另一些则被邀参加顾问委员会，民事和军事当局在有关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具体步骤等问题上要听取这些顾问委员会的意见。这特别在“清理队伍”的工作中是如此。而且，抵抗运动中有责任感的领导人自己也极希望能有助于促进有条不紊的发展，并且表明他们充分认识到抵抗运动成员可以起作用的范围不可避免地应有所限制。发表在抵抗运动机关报《誓言报》(1944年12月)上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现实地理解这种形势的一个突出例子，它说：“一个不合法的运动如果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以外继续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行事，并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很容易成为国中之国的。我们只要看看比利时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这一可喜的事态发展中的第三个因素，是抵抗运动战斗部队被迅速顺利地编入了正规军事机器。这些部队有的改编成了“突击”和“警卫”部队，组成贝恩哈德亲王指挥下的“荷兰内地军”，成为最高盟军司令部统率下盟军的一部分。还组成了一些半军事性的部队，隶属于荷兰军事管理局，另一些则充任辅助警察部队。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荷兰人民的民族性——尊重法律和秩序，这在荷兰是根深蒂固的。当一次小规模的罢工在荷兰某个新解放的城市中不太费劲地得到解决时，有一位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向军事管理局的代表保证：“我们决不使荷兰成为第二个希腊。” 共产党之所以未能在战后扩张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归因于荷兰民族的性格和气质。当有人请舍默尔霍恩把荷兰政治形势同比利时作对比时，他说： 第192页 我们的局势迥然不同。的确，不仅天主教党，其他的政党也都不愿同共产党合作。事实是，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很尊重理论和信念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觉得共产党关于民主的理解，按西方标准来看，是不健全的。 虽然如此，共产党人在荷兰的地位，战后比战前强大得多，因为，在荷兰如同在别国一样，他们在抵抗运动中赢得了相当大的威信，并至少使一部分居民误信他们所伪装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姿态是真的。另一方面，他们到德国人进攻俄国时才迟迟转变态度，这就使他们在荷兰的抵抗运动中遇到的障碍，比在其他地方的抵抗运动中多些，因为在荷兰，已有别的同他们一样能干的人夺去了运动的领导权；而且，甚至在大战结束以前，他们就已开始撕下同抵抗运动其他成员合作的一切伪装了，当时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抵抗运动委员会”，以抗衡所有其他抵抗运动成员在共同的领导下联合组成的“荷兰内地军”。共产党人这样过早地和不策略地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使他们不能利用潜在的有利机会。此外，他们的这种行动，恰恰破坏了他们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它促使人们同情和支持其他左派政党坚决不同共产党合作——其他国家的一些社会党就曾堕入过这种合作的陷阱而后悔不已。 荷兰共产党人不仅远远不能影响社会党人，反而发现自己处于孤立的地位，被人撇在一边。不过，荷兰社会党人本来是无法奉行这一政策的(就象他们的外国同志们一样)，要不是他们事前主动地通过自我新生和改造过程，改组成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工党”，使其基础扩大到足以同改组后的天主教党合作的话。 第四节 旧政治格局的打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荷兰的政治生活一直冻结在一种不现实的格局中已经很久了，这种格局同现代世界实际存在的问题远远不能适应。传统的政党制度的基础是教派政党和非教派政党间的对立，这一对立起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罗马天主教徒和正统新教徒结成了政治上的同盟，以加强他们要另办自己的教会学校的要求(当时公立学校都是非教派的)。1917年给予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即教会学校)以平等的地位，从而解决了学校问题上的冲突。可是，教派的政治同盟仍维持下去，组成这同盟的天主教和新教两方发展成为一些右派政党，这些政党在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内绐荷兰提供了相继执政的一系列联合政府——其中有五届是由加尔文教派“元老”科林博士领导的。反对党包括自由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但应当强调指出，真正的政治对立是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分野，这是超越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这一划分的。例如，在大部分政治问题上，自由党人採取的立场很接近右翼，而右翼的各个宗教政党本身倒是有分歧的。天主教党中一些较保守的成员和三个新教政党奉行他们传统的政策，仍保持着对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控制，但是有一些较年轻的“教派人士”，在大战期间公开表示贊成採取一项进步的政策，主张同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里的某些人合作，组织一个进步的政党。这样一个党——新的工党——的产生，事实上是荷兰经歷了这次大战之后政治舞台上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动。 工党是战时荷兰人民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当时荷兰人民运动把抵抗运动中大部分进步而非马克思主义的潮疏沟通起来，从而提供了一支抵销共产党影响的有效抗衡力量。组织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想通过给人们灌输诸如尊重个人、信仰自由、工人参加工业管理、社会正义、对公共福利的责任感和调整海外领地和本土间的关系等思想，来使荷兰的政治得到新生。尤其是，它想加强荷兰人的团结，特别是通过排除教派影响和抛弃阶级斗争来达到这一目标。事实上，它利用了欧洲广泛存在的那种想在基督教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改造政治的愿望，同时力图使这一愿望适应于另一种同样广泛存在的嚮往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愿望。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这个运动的领袖和创建者舍默尔霍恩教授在刚解放后的过渡时期内受命组织政府，这样他就有了一个机会，不仅可以向他的国民提供一种在他们看来实际上是处理政治问题的新的做法，而且还可以藉此来证明他的理论切实可行，虽然他的工作是困难的，因为他不得不与那个难免还不能代表新潮流的国会打交道。 新的工党并不是旧的社会民主党的简单延续或改组，而是其他传统政党中进步人士的融合，社会民主党在这里面仅仅起着一个核心的作用。社会民主党自己也很可以被称为“传统的”政党，这同各个教派政党并没有什么两样。尽管该党迟至大战前夕才同天主教和新教的党派合作，也尽管该党在战前最后两次大选中都取得了议会中第二大党的地位，但这些都并没有给该党带来什么好处。它象其他几个西欧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党一样，那时就已患了一种慢性衰弱症，而随着大战的进行和共产党威信的提高，它的威信就下降得更迅速、更明显了。而且，社会民主党和各个社会党工会，都没有能在德军占领期间起来应付时艰，结果是，共产党工会从社会党工会那里吸引走了大批成员。 第193页 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意识到共产党在吸引他们的追随者，但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出现了一个弥补这些损失的机会，其办法是，把自己同那个正在席捲政治上的整个中间派阵地，甚至还渗透到了一部分右派人士中去的强大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等同起来。他们可以说，这个运动无疑是由社会主义思想所启发的，虽然它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代之以基督教的个人神圣原则。因此，该运动在荷兰的第一号旗手舍默尔霍恩把它叫做“个人人格至上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个人人格主义”。它的宗旨是要实现 所有那些基于各自个人的人生观而倾向于同一政治理想的人们之间的团结……以便使本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精神生活上的多样性，在一个稳固可靠的政治力量下统一起来……同时保证各个不同的团体在社会结构范围内各自保持其个性，而不致被某个中央机构的权威所淹没——甚至也不被国家的权威所淹没。 因此，1946年2月建立的新的工党，是由背景和见解很不相同的人们所组成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可是他们都希望创建一个既是民主，又带有温和社会主义色彩，而基本上却是基督教的新型社会，在这一共同目标上他们是团结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党无疑填补了荷兰政治舞台上的一段空白，所以它的一些追随者对它在战后第一次选举(1946年5月17日举行的议会第二院选举)中没有能取得更大胜利颇感诧异。该党原希望在第二院的一百个议席中获得三十五席，但实际仅得二十九席，而天主教党则得三十二席，三个新教的政党得二十三席。正如人们所预料，工党採取的那种断然拒绝共产党的一切友好表示和拒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使它失去许多选票，特别是前社会民主党人的选票，这些人转向了共产党，从而有助于增加共产党在议会中的议席，使其从1937年时的三席增加到十席。另一方面，天主教党成了最强大的一个政党，有百分之三十一的选民拥护它。它由于割断了同它以前的盟友各个加尔文派政党的关系，由于消除了反动的嫌疑，又由于1945年12月间向贊同它的总政策的非天主教徒开了门，因而获得了新的活力。的确，可以这样说，在荷兰象在比利时一样，从敌占期间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中获得最大的好处的是天主教徒。尽管社会上有贬抑教派主义的倾向，但人们所熟悉的古老的教会——只要它的门面稍加现代化——还是比新的含煳的“人道主义”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因为工党没有能在选举中取得它所希望的控制局面的地位，它面临着或者同天主教党合作或者进入反对党行列的抉择。虽然该党领袖们由于怕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对同天主教党合作可能有些踌躇，可是，他们在抛弃马克思主义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因此即使他们愿意，也不可能同共产党人在反对党行列内携手合作，而且，反对党行列中除有左翼极端分子外，还有一些右翼极端分子，同后者搞在一起很可能是窘人的。在荷兰，现代社会党人同进步的天主教党人合作，其所遇到的困难之所以比在大多数国家少些，是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受自己党内极端派的掣肘。同时女王选中贝尔博士为新首相，这也使工党作出抉择更容易些。贝尔博士属于天主教党的左翼，以进步人士着称；而且他也曾是舍默尔霍恩内阁成员之一，参与制订过对印度尼西亚的开明政策。所以天主教党和工党在这一殖民地问题上进行合作，将是比较容易的，而政策的连续性也会得到保证。 在某种意义上，不能否认1946年5月选举的结果是舍默尔霍恩及其社会和财政政策的失败，就这一点而言，也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天主教党虽然参加了他的政府，但对他的社会和财政政策是常加攻击的)。因此，天主教党人现在似乎得到了选民授权来改变这些政策，如果它愿意作这种改变的话；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它要同工党成功地进行合作，在它这方面显然也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并改变它迄今为止所表明的政策。 总之，贝尔博士认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间派集团是当务之急，因此，他致力于实现这一点。1946年7月5日，他在出任首相时发表的政策声明中宣布：荷兰银行将实行国有化；某几个工业部门也将国有化，如果调查结果表明这样做是可取的话；但是他又宣称，政府认为国营的办法将逐渐让位于私营企业，让位于一些被赋予特殊权力的半官方性质的职能性团体。这样，他一只手抛出一点东西去讨好社会党，另一只手也抛出一点东西去取悦于他自己的天主教党。关于帝国政策，贝尔表示他不打算明显地背离前届政府关于同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领袖妥协的政策。由于上面讲到过的理由，印尼问题深深激动着公众舆论，在议会的大部分讨论中占着支配地位。共产党主张让这些殖民地完全独立；工党贊成和解，贊成给予“自治领地位”；反革命党和国家改革党则反对一切妥协。自由主义的“自由党”和基督教歷史同盟，虽然都是右派政党，最后还是同意了政府对印尼的政策。天主教党的态度起初游移不定，但最后该党的多数派支持了政府的妥协计划，那些接受不了这个计划的人则从该党分裂出去，组成了天主教行动委员会。 第194页 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天主教党取得了第二院一百个议席中的三十二席，工党取得了二十九席，两党合起来就几乎控制着该院三分之二的席位。三个新教政党共计有二十三席，共产党有十席，自由党有六席，合起来成为内部极不一致、极无组织的反对派。这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显然完全不是一种健康的局面。共产党人——虽然他们不论在朝在野都无疑地将扮演他们那种现已习惯了的“别有用心”的角色——无论如何总还是有着明确的目标的，可是那些右翼的反对党派(自由党也应算是其中之一)，看来目标既如此模煳，所依据的概念又如此陈旧过时，因此很难提出一般选民会感兴趣的东西。 例如反革命党，它至少在理论上并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争执，然而仍在拼命地同1789年法国革命的传统作斗争。虽然它自称在社会问题上持有民主的看法，但它那种刻板的加尔文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沙文主义的味道，几乎无可避免地使它打上了一个极端保守的政党的烙印。舍默尔霍恩曾这样谈论它：“它尽管原则上讲不保守，却或多或少躲在保守的阵营里。”但他接着又说(这些话很足以表明他的看法老练成熟)：“我认为，没有一个党派敢公开自称保守，这种情况对荷兰的政治是有害的，因为我深信，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中，保守主义同它的对立面一样，都可以起有益的作用。”从理论上说，第二个新教政党基督教歷史同盟应当算是典型的保守党派了，因为它是从反革命党分化出来的，是由反革命党中那些对该党在1900年前后日益增长的民主倾向表示不满的成员组成的。然而，这个新党到头来恰恰在宣传劳工立法改革这一点上，试图把调门唱得比它的母党还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的第三个新教政党国家改革党，象反革命党一样，主张在政治生活和立法方面严格按加尔文教派的原则行事，在印尼问题上也和该党持同样的立场；就这些方面而言，它是另一个实际上保守的党派。但是，尽管存在着一个所谓“全国基督教阵线”范围内的松散的联盟，新教徒的派性仍然破坏着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团结，破坏着他们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有效性；不管怎么样，他们只能是共产党和自由党的不稳的伙伴。 自由党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更有条件来加强反对派的力量。原来的自由国家党一度曾经是抗衡那些属于两大教派的教条主义政党的一股重要的、有影响的力量；可是经过不断的分裂，它的力量大为削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只能指望百分之五的选民支持它。接着，在战后，又有许多自由主义者被吸引到新成立的工党里去。然而，1945年3月建立了一个“自由党”，吸收了原自由国家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大部分成员，以及其他一切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而又不乐于参加工党的人。自由党举着个人自由和自由竞争的旗帜；它主张自由贸易；它虽然在原则上并不拒绝社会立法，却反对国有化，反对限制自由企业。可是在1946年选举中，这一新生的自由党仍然只赢得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的选民的支持。它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中间派的政党，理由是，它既反对天主教党的“教条主义”，也反对国有化和国家干预；但这种说法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这样的角色已经由当时联合执政的工党与进步的天主教党人之间的联盟所担任了。 荷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于战后荷兰情况所发生的变化的主要批评是，局势过于平静、过于单调了——尽管经歷了战争和敌占的巨变，尽管在殖民帝国内发生了造反，国内开始时也有过嚮往改革和进步的热忱，政治生活却仍回復到了几乎令人失望的常态，或者不如说是回復到了战前的原状。因此，当美国宣布了那个帮助反对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时，荷兰财政大臣利夫廷克几乎带有哀伤的情调宣称：我们生活的地方离政治风暴中心还不够近，因而没有条件取得政治贷款。”然而，发生了这么多真正的变化而在外表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改动，这实际上也许是荷兰人和英国人同样享有的那种政治上的顺境的一个象徵。 第四章 丹麦 奇尔斯顿子爵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5 第一节 背景 第二节 解放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恢復 第三节 解放后政治方面的事态发展 第一节 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丹麦已经获得了也许是世界上最成功、最进步的社会民主国家的名声，而且，虽然它在战争期间也遭到了一些邻国所遭受的许多苦难(但人们普遍认为它没有遭受这些苦难的全部)，可是到战争结束时，它同这些邻国不同，国家生活和各种制度的结构大体上还保持完整无损。这一可喜的局面也许该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同别的西方国家的歷史相比，它在政治上走上健全稳定发展的轨道是很晚近的事，而且这些成就是付出了巨大努力才取得的，丹麦人对之记忆犹新，从而使它得以胜利地熬过敌人占领的折磨。换言之，丹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处于一种革命的精神状态：它在被占领期间并没有准备去奴颜婢膝地屈从纳粹的压迫，在解放后的最初年代中也并不感到有共产党图谋夺权的危险。正由于丹麦改革家们的这些成就，丹麦这座国家大厦已被打扫得如此清洁卫生，那种很易于滋生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社会不满的病菌已很难找到几个没有打扫过的角落来建立它的孳生地了。 第195页 丹麦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之所以解放得比较晚，它进入“现代国家”行列之所以比较迟，那是由于1849年它在民主政体道路上跨出的第一步未免过早，也过于突然。当然，那个时候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已经在出现民主外貌的一些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仍然保留着，可是就丹麦来说，却是为时太早，因为它势必从专制制度一下子直接转变为民主，而大多数有关的其他国家，早已在这之前的一系列发展阶段逐渐甩掉专制制度了。 就象别的一些实行议会制过早过勐的国家一样，丹麦先曾于1660年走向另一个极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世袭的专制君主政权。这个在理论上说来是专制的政权，在其后期却採取好几个走向议会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极为重要的步骤，而在1849年，国王还居然让这个国家有了一部民主的宪法。然而，这一措施，却在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那些人中间，压出了一阵反动，这阵反动之强大，足以使宪法条文几同虚设，并把民主自由的实现推迟了达半个世纪之久。继这一挫折而来的转向专制政治的倒退，不仅与西欧当时的一般发展趋势完全脱节，而且也加剧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抗，增强了享受不到特权的那部分人的激进倾向，而当时，激进主义正由于种种其他原因而在到处得势。另一方面，这一倒退也有它激发进步运动的好的一面，这些进步运动，正因为是在反抗精神中产生的，就显得格外有力。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一在其他方面说来是政治倒退的时期中，有一些制度诸如平民中等学校、工人教育协会、合作社运动、工会运动和新闻自由等，却都成了积极推进社会下层群众的公民教育的力量。 1901年，进步的下院战胜了反动的上院，从此开始了一个对国家进行彻底改革的不断前进的运动，结果，不到二十年，丹麦就成了一个模范的民主国家。下面这一事实很能突出表明丹麦在民主方面进步的持续性——以及它的独一无二的好运气：1915年当欧洲各大国都在倾全力于战争时，丹麦人却修订了他们的宪法，这次修订除有其他内容外，特别是把选举权扩大到了所有年满二十五岁的人，包括妇女在内。战后，从1920年起，他们陆续把大庄园产业划分为小块土地分配出去，结果，终于产生了两万户个体经营的小农场。 这些成就表明，在丹麦是左的情绪和左翼党派占着优势，可是从二十世纪初以来，丹麦未曾有过一个党派能够单独在下院中拥有多数议席。这一情况是实行了一种复杂的比例代表选举制的结果，在这种选举制度下，议席分配得很散，每个少数党派都能无遗漏地得到代表，因此除成立少数党政府外，只有组织联合政府一途。事实上，从1920年至1929年，丹麦就是由少数党政府统治着——两届自由党政府和一届社会民主党政府，而从 1929年至 1940年则由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所组成的联合政府执政。需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的合作，才能保证法案在议会中通过，但幸而这一点常常证明是可以办得到的，因此政治上的派系斗争并没有堵塞进步的道路。例如，在1933年，当丹麦也象其他国家一样受到世界经济萧条所引起的劳工风潮的困扰时，社会党、激进党和自由党通过所谓坎斯勒加德协定，共同保证採取一些被认为是应付当时局势所必要的措施。又如在1937年，通过政党间类似的合作，对初等教育进行了一次彻底整顿。大约就在这同时，所有政党还曾联合起来对宪法作进一步修订；可是，虽然它们设法使议会两院都通过了宪法修改案，但议会的这一决定，依法需要有公民投票中百分之四十五的票数贊成才能得到批准，而在1939年的公民投票中该法案却以极微小的票数之差没有能赢得所需的百分之四十五贊成票。 在这段时期内，原来是第一大党的农民党(农民自由党)已把这一地位让给了社会民主党。甚至在1849年国王批准第一部宪法之前，丹麦经营个体农场的农民就已作为自由民主主义的旗手而大露头角了；1870年起，他们的政党(当时称为“统一左翼党”)在下院拥有多数议席达一个多世代之久，虽然保守派内阁仍凭着宫廷和上院的支持而继续掌权。1901年下院的无上权威得到承认之后，农民党就取得了其应有的执政地位，组织了几届内阁，实行了许多改革，但是，农民日益富裕的经济情况逐渐地改变了他们这个政党的性质和观点。它对社会改革的同情开始衰退，到了1920年，它的纲领中主要就只剩下对于曾使农民富裕起来的自由贸易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制度表示嚮往的内容了。而且，虽然在丹麦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城市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但该党对城市工业中的尖锐问题极少关心。严重的城乡对立一直是丹麦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农民党虽然在乡村地区仍有很巩固的地位，却愈来愈不能同它在城市中的原有支持者保持良好关系(原先是它的民主政策把他们争取过来的)，结果，一个叫做激进党(激进左翼党)的新党就发展壮大起来了。 激进党虽然一直是四大政党中最小的一个，但因为它有来自知识界的杰出领袖，同时因为它在其他政党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很快就成了丹麦的一大势力。这个党中那些颇有点教条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民主主义者——一批有文学修养、宗教上抱有自由思想、主张和平主义的人物——成了既是替城市中的手艺工人，也是替地位较低下的农业工人和租种农场土地的佃户们说话的发言人，这些农业工人和佃户感到自己受农场主的剥削，而且农民党又不理睬他们。最后激进党终于因社会民主党的得势而黯然失色，但有一个时候这两党曾携手合作，从而凑成了一个执政的多数派。 第196页 社会民主党在农村居民中有少数追随者，但它主要依靠的是城市工人的支持，随着城市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加和影响的扩大，该党的威望和重要性也相应提高，一直到它成为丹麦的第一大党。然而它的大多数领袖却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工运人物，它的纲领也一贯是温和的。表面上它的最终目的是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但它一贯愿意谋求一些眼前的不越出现有社会结构范围的改良措施。最重要的是，它始终下定决心不同共产党打交道——除非得到共产党所永远不会提供的那种保证。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左翼势力居支配地位的那段时期内，第四个大党人民保守党是经歷过一番盛衰变迁的。这个党作为旧时“右派党”的后继者建立于1916年，多少以同时代的英国保守党作为它建党的样板。在二十年代，有一个时候该党曾被人怀疑有法西斯倾向，但在后来的十五年中凭着党首脑克里斯马斯·默勒巧妙有力的领导而消除了人们的这一印象。 默勒领导人民保守党，对该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他那进步的，带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政策给了该党以蓬勃的生气，但却使党付出了分裂为两派的代价：即分裂为接受默勒主张的进步派和抵制这种主张的正统派。默勒的目的，是要清除残存于人民保守党内的反动精神的一切痕迹，消除人们心目中关于它受“大金融资本”收买的一切怀疑。他还希望这个党能够在政治上摆脱对另一个中产阶级大党——农民党——的依赖，并建立起它在中派政治力量中的地位。他支持防务措施，并主张採取积极的改革政策，认为这是反击社会主义的最好办法。他在大战前夕同其他政党领导人合作，共同草拟了一个新宪法草案，但没有能使广大保守党选民跟着他一起行动，这一宪法草案终于在一次全国公民投票中被否决。 第二节 解放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恢復 战争期间丹麦被德军占领以及丹麦人反对占领军的抵抗运动的逐渐发展，导致了国家团结的加强，而不是象在法国和比利时那样加深旧有的矛盾或产生新的分歧。在丹麦，认贼作父同德国人搞合作的事，总的说来要比其他被占领国家少得多，因此在本民族内部引起的仇恨情绪也少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国家被占领时，它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况都比较健全。尽管国王和政府在战争开始前不久曾同德国缔结过一项条约，但人们并没有对此提出多少严厉的批评，因为国王和政府后来的举动表明，就连这一次屈服于高压的行为也是出于爱国的动机，而且这次屈服在时间上和范围上也都不是漫无限度的。丹麦从没有内奸卖国分子掌过权，1943年举行议会选举时，本地纳粹党人只捞到百分之二的选票。丹麦不得不等到1945年5月5日德国军队投降之后才获得解放，可是一经解放，它就异常迅速地恢復了立宪政府。国王不用从流亡地回来，他本来就在国内，声誉完好无损；议会也还存在着，它虽然在不久前暂停活动，却是新近在1943年才选出的，而且在它的一百四十八名议员中，有一百四十三人是公开反对纳粹主义、反对德国统治的。再有，甚至在德军撤离之前，早就商定了一个内阁名单，其中有不少抵抗运动代表人物参加，因此能够毫不迟延地由这个内阁把国家接管过来。 在物质方面，尽管有德国人的劫掠和本国人搞的怠工破坏，丹麦的生产能力还几乎是完整无损的，工业农业都是如此。战争结束时，国家肉类仓库内堆满了食品，只等布雷的海洋恢復通航，就可以装运出口。所以，丹麦不存在黑市问题，不过为了帮助不那么幸运的其他国家，它曾自愿实行过定量配给制。工业装备着高效率的现代机器(德国人为求增加生产，曾供应新工具)；因怠工和德方报復而造成的破坏大多是可以修復的。另一方面，丹麦没有任何原料可言，只有依靠进口，特别是煤和焦炭。战前它每月要从英国进口四十万吨燃料，在被占领期间则从德国得到燃料，最低时每月也有十二万五千吨。可是在战后，由于船位和原料都普遍缺少，就不能指望维持这样规模的进口了。 因此，丹麦解放后所能获得的工业用煤和家庭消费用煤，反而比被占领时少。而且，使它感到沮丧的是，它出售黄油和熏猪肉所得的价格竟不如战时德国人所付的那么高。当时欧洲物资普遍缺乏，丹麦的农产品本来很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卖得空前高价，但由于煤和航运全部控制在盟方几个大国手里，丹麦人不可能大做有利的买卖。而且，英国和德国以前是丹麦的最好主顾，也是它原料的最大供应国，可是现在这两国都被迫大大削减进口，丹麦也不得不自动地跟着紧缩进口。所以，丹麦在战后初期阶段所遭遇的经济困难，是由于外部原因，而不是它本身条件所固有的内部原因。 第三节 解放后政治方面的事态发展 丹麦虽具备较健全的政治社会条件，但仍不免象它的一些邻国一样，在获得解放之后同抵抗运动发生麻烦。首先，在抵抗运动今后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以及在处理通敌分子的问题上，都有着通常会发生的那种紧张关系。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在一些已知有通敌分子或怀疑有通敌分子的工业部门中发动了罢工，有人还试图给所有议会议员统统加上通敌分子的罪名，虽然在丹麦提出这样的指控要比在其他国家更没有理由。另外，在丹麦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吸收抵抗运动的代表参加内阁被说成是企图收买抵抗运动或捆住它的手脚。当警察重又担负起他们的职责，而且有通敌嫌疑的人只能在警察监督下加以逮捕，作了这样规定之后，警察同抵抗运动成员之间也产生了紧张关系。丹麦境内存在着三十五万名德国难民和伤员的事实，以及解放以后又发现了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德国人的罪行和德国人搞宣传和间谍活动的渠道(甚至也有红十字会在内)，这些也都是进一步引起摩擦的因素。的确，丹麦的抵抗运动总的说来要比挪威的抵抗运动更富于革命精神。 第197页 在丹麦，也象在其他国家一样，虽然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取得了很显着的地位，但其他政党成员也从一开始就在抵抗运动中站稳了脚跟，共产党的影响和威望从未显得有可能压倒传统的政治党派。1932年以前，共产党在丹麦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发言权，但三十年代的经济动盪，使它得以在哥本哈根、埃斯堡和奥尔堡等地的海员和码头工人中争取到了一些追随者。1932年，它在下院赢得了两个席位，党领袖阿克塞尔·拉森占有其中之一。那时拉森是一个不妥协的革命派，他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背叛工人阶级，骂他们否定自己的过去。后来，他遵照发自莫斯科的普遍号令，突然改变态度，转而奉行人民阵线政策，鼓吹同社会党合作。在1939年的大选中，该党在下院中的代表从两席增加到三席。大战爆发时，拉森根据希特勒-史达林条约签订后发来的新指示的精神，重又对政府和其他政党採取了不妥协的态度；的确，在德国对丹麦的占领开始之后，他和他的党把自己看作是唯一的“反对党”，事实也确是如此。德国进攻俄国后，别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遭到德国人逮捕，拉森则“转入地下”，同保守党领袖克里斯马斯·默勒合作出版抵抗运动的刊物《自由丹麦》。1942年11月，拉森也被德国人逮捕，后被押送德国监禁。 解放后，拉森回到丹麦，他完全遵循当时共产党的方式，对其他党派表现出一种和解的姿态，参加了早在德国人撤走前就已任命了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中有九个阁员代表各传统政党(四个社会党人，两个保守党人，两个自由党人，一个激进党人)，另有九个阁员代表抵抗运动，其中两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两个是丹麦统一党的领导人，这两个党当初都各自以党派的名义参加抵抗运动。 社会民主党人维黑尔姆·布尔以丹麦第一大党领袖的身分被任命为首相，克里斯马斯·默勒任外交大臣。还有几个大臣被赋予广泛而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力，以应付刚解放后最初一段时期内的特殊情况，其中有：摩根斯·弗格，教授、精神病医生、共产党员，他在丹麦国土上领导抵抗运动的英雄业绩使他几乎成了传奇式人物，现在他担负了使“抵抗运动正规化”的任务；弗罗德·雅各布森，社会民主党人、教授、抵抗运动的军事领袖，现在负责“逮捕与起诉”事宜；阿克塞尔·拉森；亨里克·考夫曼，曾以丹麦驻美公使的身分在德国侵略丹麦一年后宣称自己是“自由丹麦”的代表。此外，还恢復了共产党原有的权利，让共产党人在议会中占有三个席位——这是该党遭德国人取缔之前在议会中的席位数。 在这解放后第一个夏季的和解气氛中，拉森试图同社会民主党谈判两党合併，对方要求他发表一个毫不含煳的关于信奉民主的宣言，他拒绝了，因此使谈判归于失败；接着在1945年秋天举行的大选中，共产党从社会民主党那里夺取了许多席位。于是拉森带头对大选后成立的自由党(即农民党)政府进行勐烈的反对，特别在政府接受了马歇尔计划援助，政策上显得愈来愈倾向于同西方大国结盟之后，更是如此。 经过战争和被占领，丹麦并没有出现新政党，原有政党的性质也没有多大改变，虽然各党间的力量对比起了一些变化。的确，这次战争对丹麦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比较微小的，这从丹麦纳粹党的遭遇中就能看出，因为人们可以有理由地预期，这个党对德国人占领期间事态演变的反应总要比其他政党强烈些。1935 年，当时刚成立的这个党获得了约一万五千张选票，但没有取得议会席位；1939年，它获得三万张左右选票并取得了三个议席；可是在1943年，当时丹麦完全处于德国纳粹支配下，该党获得的选票却仅增至四万三千张，取得的议席仍只有三个。这部分地是因为广大国民坚决支持当时联合执政的各党，部分地是由于德国人并没有支持丹麦纳粹党领袖弗里茨·克卢森(克卢森此人，说得委婉些，是一个碌碌庸才)。 在战时和战后初期对联合政府提出更棘手的挑战的是丹麦统一党，该党在1943年第一次进入下院，占有三个议席。因为该党是主张无条件地反对德国人的，它的进入议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徵兆；但另一方面，公众如用投丹麦统一党的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德国占领的反感，就不能不削弱联合执政的各政党，因而受到损害的恰恰就是该党所标榜的民族团结。该党的两位领袖阿尔诺·瑟伦森和卡伊·蒙克都是第一流的爱国者(后者由于对德国人傲然不屈而献出了生命)，但作为政治家来说，他们是不可靠的。丹麦统一党在1945年达到了它的事业的顶点，获得了四个议席；可是在1947年，它连一个候选人也没有当选。顺便说一下，当时在其他西欧国家中表现得如此显着的那种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潮，在丹麦，恰恰在这个党里才看得到几乎是仅有的一点痕迹。卡伊·蒙克是路德教会的牧师和诗人；瑟伦森是一个宗教书籍出版商，他曾把丹麦统一党比之于法国的人民共和党和挪威的基督教党，但不承认丹麦统一党实质上是一个宗教政党。 在四大政党中，战后失去地盘最多的是保守党。默勒在德国占领期间曾是联合政府的成员，可是他所持的那种对德国人不妥协的态度，终于使他失去了政府职务和议会席位，最后并导致他逃亡英国。也许，作为丹麦抵抗运动的领袖，他觉得真正发挥出了自己的才能，而他之同意在抵抗运动中同共产党领袖阿克塞尔·拉森密切合作，正是他的观点之非正统性的典型表现。解放后，他重又领导保守党并出任临时政府的外交大臣；但是，1945年10月举行的战后第一次议会选举，就清楚地表明他已失去了很多支持者，不久他又发现在当时舆情最激动的问题——什勒斯维希问题——上他和自己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对立的，接着就为此而退出了这个党。从1945年起，保守党之所以走下坡路，部分地要归咎于默勒任外交大臣时同英国签订的商务条约，丹麦的农场主和工业家都反对这项商约，因为它不惜以逐步降低物价为代价来维持克朗的币值。保守党衰落的另一部分原因是默勒在什勒斯维希问题上的态度分裂了党。 第198页 1945年10月的选举结果是农民党的一次精神上的胜利，虽然占议席最多的仍是社会民主党。1943年，农民党获得二十八席——较1939年少了两席；可是现在，它把分裂了十六年之久的农场主们重又全部团结了起来，从而恢復了它旧日的一些威望，赢得了三十八个议席。它在反对两个左派政党的顽强斗争中，也获得了城市许多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这些人对保守党的传统政策和默勒所提出的新进步纲领都是有疑虑的。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在1945 年的选举中虽仍保持着领先地位，却遭受了它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挫折。这也许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该党执政已十六年，而且，在德国占领时期，它作为联合执政各党中的老大哥，常常不得不承担一些很不愉快的责任。 战后，丹麦同许多邻国一样，有一种嚮往激烈改革、甚至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变革的情绪；因此，社会民主党在1945年8月的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贊成搞一次“和平革命”，其中包括由国家控制全国经济生活，想藉此来加强它对选民的吸引力。可是这一纲领没有能阻止许多左派选民改投共产党的票。上面已经讲到过，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为求实现两党密切合作而举行的谈判毫无结果，接着在选举中共产党人从社会民主党人手里夺取了十八个议席，后者拥有的议席数下降到四十八席。也许，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赢得已经享有很高生活水平并分享着很大一部分政治权力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主要倒不是由于他们的纲领(事实上，他们的纲领同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多少差别)，而是更多地要归功于他们在抵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上一次(即 1943年)选举中他们是唯一被禁止提出候选人的政党的这一事实。苏联在撤离波恩霍尔姆岛这一点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暂时的和解态度(显然是有意的)也帮了他们的忙。 尽管政党间的力量对比起了变化，社会民主党仍然是势力最雄厚的一个党；但是，即使加上战前同它联合执政过这么多年的激进党的支持，它也仍然拼凑不成一个多数，因此它决定退居在野党地位。农民党和保守党，不论在它们两党之间或在它们同任何其他党派之间，都没有能达成关于组织联合政府的协议；最后，在激进党答应全力支持和保守党答应公平行事的情况下，农民党同意出来组织一个由其领袖克里斯坦森领导下的少数党政府。 克里斯坦森在向议会发表的开幕词中宣布贊成改革，贊成进一步推进社会立法。他答应设立一个委员会来考虑修改宪法，要改革税制，要实行一个大规模的房屋兴建计划，但暗示他的政府不贊成扩大国家所加的控制和限制。为了表明农民党并没有忘记它是农场经营者们的党，他答应特别作出努力来使丹麦经济适应于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并为丹麦产品开闢良好的市场。 克里斯坦森政府维持了两年，它的垮台不是因为人们不满于它的经济政策或社会政策，也不是由于什么意识形态方面的争端，而是因为重新出现了一个起源于王朝歷史上的很古老的问题——南什勒斯维希问题。什勒斯维希和霍尔斯坦以前是两个由丹麦国王兼任其君主的公国，1864-1866年战争后为普鲁士所吞併；虽然什勒斯维希不同于霍尔斯坦，原先本是丹麦的一部分而不是德国的一部分，但是到了此时，南什勒斯维希的大部分地区就象整个霍尔斯坦一样，其居民在种族上都已是德意志人而不是丹麦人了。另一方面，在紧靠着日德兰半岛的北什勒斯维希，丹麦族居民仍在人口中占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行过一次公民投票，曾为此将什勒斯维希划分成南北两个投票区。结果，北区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投票贊成与丹麦重新合併，南区百分之七十九的人投票贊成仍属德国。据此，北什勒斯维希就从德国划归了丹麦，随同划过去的有三万名左右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而南什勒斯维希则仍留给德国，因此留下来的丹麦族少数民族大致也有三万人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似乎有迹象表明南什勒斯维希居民的情绪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其程度也许被丹麦民族主义分子夸大了些)，部分地无疑是由于当时丹麦和德国经济状况的显着差别。不管怎么说，“南什勒斯维希协会”(当地专门为了支持同丹麦合併的运动而建立的一个组织)的会员人数远远超过了该地区实有的丹麦族人口。 在丹麦国内，各政党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有分歧的。社会民主党、激进党和共产党怀疑南什勒斯维希的亲丹麦情绪能否持久，他们认为，有关同丹麦重新合併的任何倡议都应由南什勒斯维希人自己提出，另一方面，农民党和大部分保守党人希望在最后缔结的对德和约中写上一条该地区应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规定。当丹麦政府向英国政府(它是德国这一地区的占领国当局)提出这个问题时，否认有修改边界或举行公民投票的任何愿望，甚至也不想交换少数民族。丹麦政府所要求的只是：给予该地区丹麦族居民一般公民权和民主权利的保证；尽速把三十万德国难民迁走；让南什勒斯维希有一个和霍尔斯坦分开的行政管理机构。1946年10月至12月间举行谈判的结果是，英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了这些意见。但是，由于丹麦首相剋里斯坦森的态度，使事态复杂化了，因为他根据他自己的党的观点，继续公开鼓吹在南什勒斯维希举行公民投票，而这违背了丹麦政府致英国政府的照会中所表明的正式立场。这一事态终于使激进党人和以默勒为首的一部分保守党人撤回了他们对政府的支持；于是，在下院.以八十八票对六十八票通过不信任案之后，政府宣告辞职(1947年10月)。在随后举行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再次显示出它是一个最大的党，而且这一次它同意在其老盟友激进党的支持下组织政府。共产党在这次选举中失去了一半席位，不再能在防务和外交政策等这些已变得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向政府提出任何有效的反对意见了。 第199页 大战的一个后果是，防务不再成为党派间意见对立的问题，它已是除共产党以外所有各党都接受的一个原则。丹麦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被德国战败和宰割，其帝国在这之后的若干年中被不断削弱以来，观点上变得愈来愈倾向于和平、中立而不好战了。在农民党极盛时期，它的纲领中很主要的一条就是主张废弃防务措施，而且后来在纲领中删去这一条曾是导致该党一部分人退党而另组激进党的原因之一。当时，激进党人变成了鼓吹中立，鼓吹和平主义，主张把国防力量缩减成为仅仅一支“边界警卫队”的最重要旗手；他们的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执政党，却并没有因这一政策而遭受不幸的后果。而最终遭受这种后果的却是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由于过分专心致力于国内政策，未能腾出多少时间来考虑防务问题，同时他们又需要激进党的支持来凑成执政所需的多数，因而听任激进党人去掌握和制定防务政策。这种政策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是，斯塔乌宁政府在拒绝了瑞典提出的缔结“北欧公约”的建议之后，于1939年5月同意和德国签订一项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1940年5月这项条约被德国撕毁之后，政府在战争爆发前最后几个月中的政策所引起的一些民愤，就落在联合执政各党派中为首的党社会民主党的头上——这一点在战后第一次选举的结果中就反映了出来。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唯有保守党始终主张保持军队和国防而不使削弱。但是在战后，其他各主要政党——共产党总是除外——逐渐地也採取了同样的观点。因此，丹麦政府能够在不引起国内争执的情况下，先是接受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防务义务，后来又在1948-1949年间举行的斯堪地那维亚防务条约谈判失败之后，决定同西方国家通力合作，共同防御来自东方的威胁。 第五章 挪威 奇尔斯顿子爵 [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1955 第一节 背景 第二节 解放时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状况 第三节 战后各政党的演变 第四节 战后在恢復国内经济和调整对外方针上的一些问题 第一节 背景 挪威同丹麦一样，在经歷了德国占领的严峻考验之后，尽管物质上暂时有些困难，精神面貌却很好，这主要是因为，它在政治上获得完全解放是不久前的事，还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丹麦尽管迟至二十世纪初才完全建成议会制政府，却一向是一个主权国家；可是挪威，虽然它享有某种程度的议会政治的歷史要比丹麦悠久得多，却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才有它自己的国王。因此，挪威人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特别强烈，而他们之所以能抵抗德国人，能够在1940年如同在1905年那样把国家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这一点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而且，歷史上挪威人所作的政治斗争是针对其他国家的——最初是针对丹麦，后来是针对瑞典——而不是象丹麦人的斗争那样，以国内敌人为对象；这样他们就养成了民族团结的习惯，没有丹麦人那么多的国内斗争传统。 挪威人的这一歷史遗产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他们对自己队伍中的那帮卖国贼——以维德库恩·吉斯林为首的法西斯运动——特别痛恨，态度特别严厉(吉斯林这一名字已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语而臭名远扬)。民族统一党(亦即一般所称的ns党)是挪威公开反对民主和立宪议会制度的唯一党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动盪不定的时期中，这样一个党的煽动即使在挪威这样的国家也是有可能争取到一些支持的，要是它的领袖是个较强的人物的话。但事实上该党所赢得的支持是微乎其微的。在它成立的1933年，它在全国只获得二万七千八百五十张选票，而在1936年，它的表现甚至更糟。尽管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它在议会中连一个席位也没有争取到。 当1814年挪威人被迫与瑞典联合时，他们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以此来坚持其自决权利。可是，在实行议会制度的早期阶段，议员的人选往往是从过去用丹麦国王名义进行统治的那些极端保守的官僚之中产生的，同时瑞典国王又施加压制性的影响，因此向彻底民主自治的过渡不可避免地是相当缓慢的。但这种迟延在某些方面倒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使挪威避免了一次丹麦发生过的那种过早民主化所引起的激烈反应；而当1884年自由党的巨大胜利终于到来时，民主自治的取得并没有冒革命的风险，而是一次普选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1814年颁布的宪法(这部宪法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后来有过改动)明白指出，立法和徵税是人民通过其代表执行的职权，它还规定通过讲话或书面发表个人意见应有完全的自由。但议会本身的体制却在某些细节上不同于常见的模式。 尽管挪威人的性格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政党的数目却向来是比较少的。十九世纪时，如同在其他国家中一样，代表着由农民占多数的全国人口中那种嚮往个人自由的愿望的是自由党，领导着反对异族统治的斗争的也是自由党。可是，随着十九世纪末水力发电事业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大批工业中心的兴起，人口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成分，他们的要求是必须加以迎合的。在二十世纪的头二十五年中，这一新兴工业无产阶级的要求，是通过工党和有势力的(甚至是专断的)工会组织的迅速成长壮大，通过较早实现产业工人高工资水平和堪为模范的社会福利事业而得到满足的。 第200页 然而，一直等到1927年，工党才通过选举胜利成为全国最强大的政党而组织政府。工党政府提出的纲领是很激进的，因而遭到了其他政党的联合反对，并引起了令人惊慌的资本外逃。政府几乎立即被迫辞职，在随之而来的反应中，自由党人重新上台，农民党人也一度参加执政。1933年的大选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和失业不断增加的影响下举行的，选举结果使工党在议会中拥有了空前强大的力量(在总共一百五十个议席中占有六十九席)；但直到1935年春他们才再度上台执政。在以后的几年中，农民党和自由党的力量都有所削弱，而当时的问题已很清楚，它是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抗衡。然而，从1935年起，除了战时和战后初期的联合政府外，工党事实上一直在执政，并实行了一些重要的社会改革，如失业保险、新工厂法和新学校法等。 挪威工党的观点和纲领本来就较其他西方国家的劳工运动更极端(这无疑主要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工业化给予挪威这样一个缺乏经验的不发达社会的冲击的结果)，何况它又受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的很大影响。1919年，它甚至脱离了第二(社会党)国际而加入了第三(共产党)国际，但在1923年，这些挪威人由于受不了莫斯科强加于他们的严格纪律而中断了这一关系。于是共产党人在挪威另组了一个政党。1938 年，工党重新加入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重新肯定其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共产主义)性质的步骤，但同时也是一个强调其和平主义倾向的步骤。在德国入侵以前的整个时期中，甚至在德国占领的初期，工党的看法一直不象其他政党那么富于民族主义，它甚至还不断给人灌输一种在面临敌人入侵的情况下不利于民族团结的阶级意识。但它的这一态度，在1941年9月德国人枪杀工党工作人员v·汉斯滕和r·维克斯特伦之后已有了改变；虽然很自然地，工党在社会上比较保守的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是相当可疑的。 但是工党的歷史和它的性质有利于使它在共产党面前保住自己的阵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抢先利用共产党的一些法宝。1930 年以前，共产党人在议会中占有过三个席位，但从此以后他们失去了所有议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大战期间，挪威共产党人所採取的策略显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抵抗运动中，他们宁愿单枪匹马，独自抗击德国人，而不是谋求领导和垄断整个抵抗运动。祖国阵线领导人所策划的行动，是为了使挪威方面尽可能少牺牲生命财产，给敌人则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害，而又不致引起可能使无辜者遭殃的报復。共产党人却有他们自己的搞破坏活动的组织，搞了一些比较轻率的活动，又拒不接受祖国阵线的纪律约束。因此很自然的一个结果是，同其他各个被占领国家的情况正相反，共产党从来不曾有代表参加过祖国阵线的领导。共产党人被排斥在外这一点，在他们自己看来是一大恨事，可是事实上倒也有点好处，一则使他们在战后可以表示似乎有理的不满，同时又使他们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不致被一个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却是按宪法行事的工党排挤掉。 第二节 解放时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状况 1945年5月7日晚上，驻挪威德军总司令伯梅将军在广播中宣布德军停火，拥有足足三、四万人的祖国阵线部队接管了全国各处的战略要地。盟军部队只是在以后才逐渐到达，而且为数有限，始终不超过几千人。抵抗运动成员表现得极为克制，在这里很容易看出抵抗运动中两个主要人物，即首席法官伯格和主教伯格拉夫的影响，这两人分别代表着挪威国民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的两大势力——法律和宗教。没有发生不经审讯就草草处决或乘机报私仇等情况，甚至对那些吉斯林分子，也是严格按照挪威法律处理的，没有使用特别法庭或“人民法庭”。的确，在恢復久已废止了的死刑这一问题上(即使是“清洗”时期的暂时恢復)，伯格拉夫主教和其他许多挪威人士是感到踌躇的。大约有一万八千名吉斯林党羽被捕，但被控犯有重大罪行可能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的只有五、六十人。前民族统一党的其余成员(大约有二万人)未遭逮捕，只是自动地丧失了公民权。可是吉斯林本人是被提交审讯、判罪并于1945年10月枪决的。 在挪威，并没有在清洗吉斯林分子这一问题上发生什么政治或道义上的争论。挪威之所以有这一特殊的幸运，是由于它的司法机关统统都掌握在那些在抵抗运动中有所表现或在德国集中营中关过一个时候，因而其忠诚已无疑问的人手里。重要职位上没有重新混进可疑的人。经济奸细——如那些替德国人承办建筑工程而发了横财的所谓“营房大王”之流——则被法院和国内赔偿委员会剥夺了他们的不义之财。因此，总的说来公众满意地感到正义已得到了伸张。而且，同其他一些曾被占领的国家很不一样，在挪威并没有那种感觉，认为“解放”不仅仅是指摆脱德国人的统治。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抵抗运动在它第一次公开的群众大会上就欣然作出了自行解散的决定。抵抗运动的成员来自社会所有各个阶层，因此存在着一股很浓厚的社会和谐气氛。经济方面也有着和谐的气氛，这主要是由于僱主们和恢復了的工会之间能够就增加工资问题迅速达成一项一致同意的协议。 第201页 在政治方面不存在根本性的宪法问题。国王在国家被占领期间表现得态度正确，因而更孚众望，而流亡政府是由1940年迁到埃尔韦鲁姆的议会授予全权的，自那以后，它一直忠实认真地执行着国家利益託管者的职责。最后还有，抵抗运动在早期阶段就被邀请去同政府一起协商问题，共同分担着政府行动的责任。威信多少受点损失的唯一机构是议会。因为议会主席团于1940年时曾要求国王退位。解放前不久，当时的地下报纸《自由国家》曾特别提到这一点，它向议会指出，在下次举行大选以前，议会代表人民说话之权无论从道义上或宪法上说都不是无可争议的。然而人们认识到，没有一个议会，人民的政治生活就会不完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先把1936年当选的议员(占领期间追随吉斯林的人除外)重新召集起来。 德军投降后不到一星期(1945年5月13日)，王储奥拉夫和五名政府成员就返回挪威；首相约翰·尼加德斯沃尔德和政府其余成员在5月31日到达；但国王直到6月7日当确有把握解除德国人武装而不致引起反抗的时候才回来。6月12日，差不多紧接着国王的回国，政府就履行1940年所作的诺言，呈请辞职。国王当即召请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首席法官帕尔·伯格组织临时政府，但伯格没有能把极左和极右方面的人士都团结在自己周围，因而推荐任命工党领袖埃纳尔·盖哈德森为首相，后者及时地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四十七岁的盖哈德森是挪威歷史上最年轻的首相，而且极孚众望。他是祖国阵线积极活动的领导人之一，曾因此而遭德国人逮捕放逐，后在英国突击队的一次袭击之后被押回挪威充当人质，最后又被送回集中营。他的“看守”联合内阁是由六名工党大臣、两名自由党人、两名保守党人、两名共产党人、一名基督教人民党人和一名无党派人士(前抵抗运动成员)组成。共产党人在战前从未担任过内阁职务，在当时的议会中又毫无席位，却让他们在内阁中分得了两个位置，人们觉得，这主要是向苏联表示的一个友好姿态，而不是反映着共产党在挪威拥有的相对实力——虽然人们也正确地估计到该党的实力自战争开始以来已明显地有所增强。 在德国占领的最后几个月中，挪威的生活条件迅速恶化。货币已变得没有意义，因为商店里无货出售，物物交换广泛流行。这部分地是由于德国供应的物资减少了，部分地也是由于挪威国内生产遭到了破坏。德国人徵用的食品数量超过了他们本身的需要，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向挪威供应物资，除大量的食糖和脂肪外，还每年运来二十万吨谷物。在被占领的头四年里，由于德国人开设工业和防务方面的大工厂，所以不存在失业问题；实际上，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短缺，因为有许多青年人已逃到了英国、瑞典或本国山区里去。可是到了1944-1945年冬天，由于破坏活动、轰炸、突击队的袭击以及燃料缺乏所造成的交通普遍瘫痪，上述那种工厂的活动很多已陷于停顿。从那以后，局面就完全改变了，失业成了威胁着人们的一大危险，其严重程度仅次于粮食不足问题。 解放后，必须至少为十五万人安排工作，这些人在解放前直接受僱于德国人，大多从事于非生产性工作。但是，正苦于缺少原料和燃料的挪威私营工业只能吸收这批劳动力的一部分。因此显然有必要由政府插手来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也确有大量公共工程有待进行：住房严重不足(住宅被毁的有好几十万幢，而人口则比 1939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道路和桥樑需要重建或修復，有一些破坏严重的地区，特别是芬马克，需要进行清理。 总的说来，挪威在战争中所受到的最严重打击，也许是丧失了它的“海上帝国”的一半，因为在战前，它一直拥有世界上按人口平均计算最大的商船队和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捕鲸船队。挪威商船为世界各国运输货物所挣得的收入一直是该国商务交易中最有利的一项收益。这些船只由于散布在世界各地，大多数倖免于落入德国人之手，它们遂转而为盟国服务，在给英国运送至关重要的粮食和石油方面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别在英国孤军作战的那段时期中尤其如此。可是在这一服务过程中，它们的实力差不多丧失了一半。要重建这一船队将会给已经拮据的国家财政加上相当大的一个负担，因为重建的费用估计要四十亿克朗，而可以拿到的战时船舶损失保险赔款只有十六亿克朗。 挪威的财政面临着通货膨胀这一战后常见的幽灵。这是由为数达一百十三亿克朗(合五亿六千万英镑)的巨额德军占领费用所导致的庞大货币流通量所引起的。为抑制通货膨胀而採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1945年9月5日颁布货币改革法令。流通中的纸币一律收回，换发新纸币，但持有货币超过一百克朗者，其超过部分的百分之四十被转存入冻结帐户。这样冻结起来的金额达三亿五千万克朗。同时，所有的银行活期存款帐户，其存款额也都被冻结了一部分。1946年5月，冻结帐户总金额达十亿零三千七百万克朗。冻结的这笔金额本身是不足以恢復货币平衡的，因此还必须对物价、租金、股息和利率实行严格的管制，并通过一项由全国共同决定的工资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的确，政府之所以能成功地维持物价水平稳定，部分原因固然是由于实行了物价津贴，但同时也是由于人们在工资要求上表现了节制。 第202页 第三节 战后各政党的演变 挪威有着一个极端激进的工党，因此，战后初期各国都在酝酿着的共产党同其他左派政党联合一事，在挪威似乎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具有良好的基础。刚解放不久，工党机关报《工人日报》(1945年5月16日)就表示希望能够实现合併计划，建立一条“工人政党统一阵线”，并宣称战前使共产党和社会党合不起来的意识形态分歧不再有实际意义，因为“共产党现在也採取了以民主为基础的立场”。1945年5月3日，据报刊披露，工会秘书处曾提议愿为有关政党合併事安排谈判。作为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秘书处提到，1943 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两党的工会代表曾一致认为合併的时机已经到来。5月30日，挪威工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大意说，“挪威共产党人业已表明，他们同挪威工党一样，也是站在民族和民主的基本立场上。既然这样，工人运动没有理由分裂成为两个政党。”因此两党决定在10月份举行大选以前就实行合併。 原先商定，从现存议会里工党拥有的七十个席位中让出十席给共产党人，但不久共产党就要求有更多的席位。在某些选区，联合候选人名单也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而共产党人则开始提出他们自己的名单。事实是，正如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曾一度感到的那样，他们现在又一次感到，如果他们不因同工党联合而受到约束的话，也许更能有所作为。因此，谈论了很多的合併计划终于在最后一刻成了泡影。在10月8日的选举中，工党获得了总选票的将近一半。得到了七十六个议席，而共产党所得到的仅比根据原先协议所能拿到的多一席。选举后共产党人建议和工党合作，但这时他们遭到了拒绝。这一命运不济的求爱事件对于其他政党也有影响；自由党、农民党和基督教人民党中为首的一些人物曾发出唿吁书，要求成立一个“联合党”，伯格拉夫主教和自由教会的领袖哈莱斯比教授也签署了这一唿吁书。但保守党人拒不参与其事，因此这类建议也就象共产党与工党间的谈判一样流产了。 工党在战后第一次大选中能够压倒所有其他政党，在它的歷史上第一次取得明显的多数党地位，这并不使人奇怪，因为在歷届大选中，工党所得的选票都是稳步上升的，而且工党的胜利也符合当时欧洲向左转的一般趋势。但在另一方面，基督教人民党也取得巨大进展这一事实，在当时看来确是令人诧异。大多数政治问题专家原来认为，既然已经在左与右的基础上就主要的争端划分了鲜明的壁垒，那些中间派的小政党即使不失去其全部支持者，也将失去其大部；可是，虽然挪威向左移动了明显的一步，却也通过这次大选清楚地表明它并不准备走一条彻底激进的道路。 基督教人民党的胜利同工党的胜利一样，也是一股欧洲政治思潮的表现。该党是基督教-社会运动在挪威的具体化，这种思潮虽然在斯堪地那维亚的几个姊妹国家中不是那么明显，但在几乎所有其他的西欧国家中却都是战后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显着特色。基督教人民党是由前“左派”代表、坚定的路德教徒尼尔斯·拉维克于1933年创建的，1936年在议会中赢得了两个席位。解放后，该党立即开始了一场新的争取选民的运动，并在战后第一次选举中得到了几达全国百分之十的选票。它的纲领主张改善社会条件，同时又主张发展宗教教育，使其能渗透到整个教育制度中去；这一纲领是不明确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该党所得到的支持表明，它迎合了那种希望在政治和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加强宗教和道德观念的潜在要求。 在1945年的选举中，自由党所受损失之小，出人意料。它之所以能在其他国家的自由党开始衰落之后很久仍继续保持其力量，是可以用挪威工党的过激性质来解释的；就是由于这一缘故，自由党才继续获得一部分稳健的革新派人士的支持，而在其他国家，这部分人早已转而拥护社会民主党了。的确，挪威自由党还倾向于使自己成为与保守党截然不同的稳健的社会改革的鼓吹者，它还拒绝同保守党携起手来去全面反对工党。自由企业与计划经济之争已成为自由党与保守党之间的主要分歧。保守党长期以来(自从它一度被人们看作是始而代表着丹麦人的异族统治，继而又代表着瑞典人的异族统治的那个时候以来)已逐渐培养成了一个良好的民主传统，在战前它一贯坚持要充实国防，而它的这一主张已充分证明是正确的；但尽管如此，它在这一次选举中却没有能保持其原有的地位。支持保守党的力量主要来自大城市和东南一带富庶的农业地区；但在挪威这样从一般意义上说的资本家人数极少的国家里，是不能公平合理地把议会中的第二大党保守党说成是纯粹的阶级政党的。然而，它作为不合当时潮流的右派的代表，还是在这次大选中失去了十一个议席。 相对地说，农民党的损失最重，它的议席从十八席下降为十席。正如这个党的名称所表明的，它是公开地为谋求纯属一个阶层的利益而创建的，所以它最初所得的支持大部分来自它从保守党人那里分离出来的一些大农场主。因此，它实际上所代表的只是农业人口中范围极为狭小的一部分，而这部分人的利益，反正已由于他们在挪威宪法上享有特惠待遇，而且又有了一个非政治性的团体(农场主协会)而得到充分保护。这一事实促成了农民党的衰落，使它下降成为某种自封的象凑足分量用的零星砝码那样的角色，自己没有明确的政策，在党派力量的天平上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虽然近来愈来愈经常地支持工党一方。 第203页 第四节 战后在恢復国内经济和调整对外方针上的一些问题 既然工党在大选中赢得了如此决定性的胜利，国王就要求该党领袖、原看守政府首脑盖哈德森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工党内阁。从理论上说，1945年11月1日就职的新政府已有选民的明确授权，可以执行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政策了，但事实上在许多涉及财政和经济重建的问题上，盖哈德森继续奉行着战时全民族团结时期所制定的纲领。政府为了应付它所面临的种种艰巨任务——稳定通货与物价，国民经济的总的重建，商船队的重建，国防的整顿等——不得不实行一套严格的管制制度，政府的支出也不得不空前巨大。在这一政策问题上，政府起初得到了所有党派的支持，因此在战后第一个年头内没有发生严重的危机。的确，这一年所取得的经济恢復相当显着。关于普遍出现失业问题的担心证明是一场虚惊，没有严重的劳工骚动情况；虽然继续在实行定量配给，但不久就运到足够数量的食物和其他必需物资，从而避免了任何危机。可是，住房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且不久在物价管制问题上重又爆发了政党间的争吵。 1945年，工党政府设法使议会制订了一项新的法案，授权当局向工业界课徵某几种特别税，以保持物价稳定。这一法案激起了相当大的反对，特别是保守党人的反对，从而暴露了政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为了稳定物价，还必须对农业实行补助，而这种补助构成了预算的沉重负担，因此也就有必要增加捐税。尽管如此，农业经营者们还是对他们所认为的农产品价格太低极端不满，虽然政府于1947年同意提高几种最重要农产品的定价，但群情骚动如故，1947 年秋季的市政选举中投保守党和农民党的票数增加就表明了这一点。由于挪威经济资源有限，物价补助的巨额支出势必损害国防，这就使传统上一向强调防务的保守党，对纳税人的钱之用于补助，格外有意见。 在这个问题上，保守党是走在舆论前面的——的确，在战前它就曾如此——但舆论也并不落后太远，因为这时人们的看法正在发生大变化。经过这次战争之后，挪威的一个幻想破灭了。它现在确信，由于它所处的战略地位和它的商船队的军事价值，永久中立的政策是不现实的了。同时它也同样确信，只有在各大国继续合作的基础上搞集体安全，今后的和平才能有保障，又因为它对苏联的善意有信心，它深信和平确乎会这样得到维护。而且，1946年2月，挪威外交大臣特吕格韦·赖伊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给挪威带来了它在该组织中的某种既得利益。在挪威，这种普遍自满的心情和特别对苏联的那一片好心好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英国和美国开始对俄国的政策产生怀疑之后很久，挪威的这种心情还继续存在着，尽管从德国和东欧愈来愈频繁地传来令人不安的报导，它还仍然如此。的确，挪威起初还对自己能够避开西方大国和东方巨人之间很早就出现的那些外交僵局和冲突而自鸣得意。1945年9月，俄国人毫无异议地撤离他们所解放的挪威北方各省——此举堪与他们的撤离丹麦波恩霍尔姆岛相媲美——进一步加强了挪威的这种信心。在挪威方面，担任外交大臣的特吕格韦·赖伊小心认真地对苏联政府採取友好和解的态度，而继他任外交大臣的哈尔伐德·兰格开始时也照他前任的榜样行事。的确，在挪威同样也存在着英国工党上台时所表示的“左派同左派对话”的那种虔诚希望，而且，鑑于挪威工党的歷史，这种希望在挪威最初看来似乎更有根据些。挪威之所以要和苏联维持良好关系，还有这样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由于苏联重新获得了以前通向北冰洋沿岸佩特萨莫的一条在芬兰领土上的走廊，挪威重又同苏联接壤了。 1947年初，当挪威公众第一次获悉俄国人最初于1944年就已提出的共同防卫挪威领土斯瓦巴德(斯匹次卑尔根)的要求时，他们对苏联的善意所抱信念发生了动摇。可是，当他们发现议会对苏联政府要求的坚决拒绝并未引起莫斯科的敌意反应时，这一信念又恢復了，至少暂时是这样。事实上，在其后一年中，尽管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挪威人仍拒不正视事实，坚持不愿承认他们的外交政策方向有调整的必要。然而，较有见识的挪威人士这时已看得很清楚：各大国已在为未来可能的冲突准备战略阵地；在这样一场冲突中，北冰洋很可能成为战略上至关重要的一大战场；而不仅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本身，就连挪威北部海岸也都将构成苏联防线前缓冲工事的一部分。但是，一直到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共产党政变，接着俄国又对芬兰施加压力并对挪威本身也开始了“神经战”之后，挪威一般人的看法才发生真正的转变。这一转变终于导致了对苏联幻想的彻底破灭，并使他们愈来愈愿意同西方结盟。 地图索引 威尼斯-朱利亚区 欧洲的重组[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