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东（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六卷）》 第1页 [史学研究] 《战时中东（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六卷）》主编：[英]阿诺德·托因比【完结】 导　　言 阿诺德?托因比 中东在当前这个时代，早已不復是旧世界最文明、人口最多的地区了，然而它却在另一方面重新赢得了它占时的中心地位。1869 年苏伊士运河通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环球航空线路开闢，从那时以来，在基督纪元的第二十世纪里，中东就成了世界上两个主要的人口和权力巢中地区之间交往捷径的必由之路。这两个地区，一是印度、东南亚和远东；一是北大西洋两岸的北美和欧洲。它们是人类生活和行动在地理上的两极。主宰中东，就是握有使两极之间直接交往的孔道保持畅通无阻、予以封闭或迫使重行开放的权力；在一场除了原来的欧洲交战国之外，俄国、日本和美国终不免捲入的世界大战中，这样的权力乃是一笔头等重要的资产。 1946年夏，法国陷落，义大利参战，中东战场的重要性陡增，并且从此以后始终是一个全局安危所系的战场，直至轴心国部队全部被驱出北非，而使战争从突尼西亚经由西西里推回到欧洲大陆本土。英国部队从敦刻尔克海滩撤退以后，义大利在利比亚的属地就成了轴心国唯一可以在陆上进攻英国的陆军、基地、盟国、委任统治地和属地的唯一出击场地（从义大利经海路前往为它所占有的海外领土，纵使要同地中海的英国海上力量正面交锋，但比起进犯全民同仇敌汽、誓死保家卫国的不列颠岛来，毕竟还不是那么困难）。1940年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然可以和1798年的拿破崙有同样的梦想，要把埃及当作一块跳板，藉以从大陆欧洲由陆路进犯印度；1941年12月，日本参战，反共产国际公约的欧亚两洲签字国大有希望会师印度洋，以便征服象一大串花彩似地佳在印度洋沿岸的大英国协领土。 这些希望落空了，这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于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此人就是温斯顿?邱吉尔。1940年9月5日，他宣布决定从英国给中东的英国陆军派遣强大的增援力量，这可以说是一项英勇的决策，堪与公元前2211年罗马元老院在汉尼拔的大军兵临罗马城下之际，派遣罗马援军去西班牙的决策伦比；堪与公元622年罗马皇帝赫拉克利当波斯军队已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岸边扎营之后，亲率远征军从君士坦丁堡解缆启航，直捣波斯心脏的决策媲美。这决不是他偶一有之的英姿风发；尽管他的大胆决策立奏奇效，英军屡战屡捷，但是在这以后，事实表明，从利比亚扩展到希腊，后来还伸展到乌克兰的一场大搏斗中，险象丛生，危境迭现，而邱吉尔的大胆、热情和关怀，自始至终支持和激励了中东战场上的英军将上。 轴心国军队在利比亚境内的阿拉曼和在伏尔加河畔的史达林格勒几乎同时转入不利，处于逆境。在此以前，来自中欧的入侵者，大有从埃及和高加索分头出击，会师伊拉克和印度之势，这光景同公元前207年第二次罗马—布匿战争的危急关头相仿佛，当年的汉尼拔和哈士德路巴两兄弟就是一心要从阿普利亚和阿尔卑斯山两路出师，合击罗马。轴心国从此一蹶不振，使中东得以从反共产国际强权国家和它们的对手之间兵戎相见的阴影下脱身。乃不旋踵间，联合国中的英语国家和俄国之间新的“冷战”阴影却又笼罩了中东。第二次世界大战干戈未息之时，反轴心联盟的西方盟国和东方盟国既能利用中东，藉以在德国的东翼携手合围，那末，在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内，第二次把德国征服世界的威胁禳除之后，它们在环球战线中的这个地段的关系必然立趋紧张。战时的同盟国家早就发现，把波斯湾西北端同外高加索和里海连接起来的横贯伊朗的铁路线是一条输送美英两国物资去俄国的方便的陆路捷径，继而又发现波斯首都德黑兰乃是适处中途的驿栈，便于两个英语强国和苏联的政治领袖会晤；而转眼间，出于同样的地理上的原因，它们又不期而然地在这里狭路相逢，短兵相接，进行“冷战”了。 在中东，两个阵营中的每一方都被对方掐着脖子，这样说并不是过甚其词。 从俄国方面来说，只要它的南邻土耳其和伊朗处于它现在视为冤家对头的卵翼之下，它就处境危殆：因为，从俄国的观点来看，伊斯坦堡、卡尔斯，还有大不里士，这些地方都如同出鞘利刃，锋尖全部触及俄国的“软下腹”。乌克兰的麦田、顿涅茨盆地的矿砂和工业，还有高加索的油田，目前都是俄国生命力的源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都有过惨痛的教训，这些地区都曾遭受来自西面的德军进犯、占领和蹂躏。来自南面的英美海空打击，同样可以是致命的，依靠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西部不那么显露而危险较少的生产中心的供应，即使可行，至少也是费时多而耗费大。同时，苏联的关键地区势必继续分布在南部边境地带，换一句话说，就是继续处于危殆境地。 然而，英国在伊拉克东北部和伊朗西南部的石油来源，同样无法防止俄国打击的危险；美国也已把自己的命运繫于阿拉伯东北部一处处偌大的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美国的石油工业就已委身于此了。英美的飞机固然能够从伊拉克的基地或者更远的地方轰炸巴库，但是俄国的坦克也未尝不可长驱直入，沿着喜克索斯人战车的旧辙，或循西徐亚和蒙古骑兵的故道，从卡腊巴赫高地而下。直逼埃及的长河，截断西方海洋强国从大西洋区域通往印度、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捷径。确实，有那么些关系重大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拥集在申东，为数之多，令人不安，而这一地区用航空时代的新的“全球”标准衡量起来，其幅员又是比较小的。最令人棘手的，也许是位于中东的富饶的石油蕴藏；这些石油蕴藏，形成一长条或多或少连接的地带，从格罗兹尼和巴库，经由基尔库克、胡齐斯坦和科威特，延伸到哈萨，它俨然以至尊自居，全不把人世间的公侯封疆和强权国家（直到昨天为止，这些强国都还是有眼不识石油，只有彼得大帝是个出众的例外）的政治界线看在眼里。这些界线，本来就是几个遥远的外交部在中东地图的纸面上漫不经心地一挥而就的，那幅地图对于中东的那些“动力源泉”的所在竟未透露点滴信息，而把人引入歧途。 第2页 从地球上最边远之处往中东挤来了巨大压力，这是中东各国人民的一个祸根，倘在他们的土地上发生一次国际爆炸，首当其冲而要遭殃的将是他们；但是这个千钧一髮的危机此刻还不是中东人头脑里最感沉重的负担，这是因为他们大都蔽聪塞听，见不及此。中东居民的绝大多数是农业无产阶级，差强在飢饿线以上活命而已，他们心头的大事是家中的食粮能不能支撑到下一次收穫。绝大多数人的赤贫和极少数人的豪富之间的对比，在西方人看来是触目惊心的；而那少数人的光景也毫无令人鼓舞之处。虽然少数人当中的少数人，教育和文化水平高，但是总的说来，中东国家的统治阶级热中于盘剥地租，党同伐异，左右国政，再就是致力于民族主义的大业，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许是心怀诚意，但肯定是目光短浅。 中东的这种民族主义，矛头所指，主要仍是西欧的帝国主义列强，它们的引退还不够快，不能满足民族主义者高涨得更快的渴望。苏丹的地位、苏伊士运河、伊拉克的英国军用机场以及英国人在波斯西南部经营的油田和炼油厂，这些都属于最烫手的问题；俄国人大可自我庆幸，他们有先见之明，早就吞併了巴库四周油田所在的亚塞拜然的一块地方，省去了本来也难避免的好些类似的麻烦，那块地方在一百五十年前，同现在的胡齐斯坦省一样，原是波斯国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还有一件俄国人可以自我庆幸的事是，他们没有象操英语的两个强国一样成为众矢之的。这两个国家，恃强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犹太民族之家，继而产生了一个尚武好斗的以色列国，因为有这一段歷史，美国就成了阿拉伯人心目中的凶神恶煞，英国在阿拉伯人和犹太復国主义者双方看来都是同样的凶神恶煞。 在这一片惨澹景象中，当然也有几处明星闪耀的地方。土耳其和黎巴嫩的政治已经朝向西方准则迈出了深有意义的几步，尽管在这些地方，统治的官僚机器对待群众的举止态度也还大有需要改进之处。在天平的另一端，更为原始的、处于家长式统治之下的外约旦、沙乌地阿拉伯和科威特的人民，可算是相对地幸运的；但是，瞩目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的现况，却不能不使人感到莫大的忧虑。 序　　言 本书为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东的作品，它与行将问世的《国际事务概览》丛书战时编其他某些着作有所不同，论述的是一个特定地区的政治、经济事件和概貌。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的一体性发初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在大约从1800年起到1945年的期间，由于该地区同欧洲各帝国主义的特殊关系而有所加强，迫飞机和视沙漠为通途的摩托车辆问世，于是横亘于“近”东与“中”东之间的叙利亚沙漠不再成为障碍，原有的划分也就消除，上述地缘政治的一体性乃益臻巩固。 本书探究的首要目的，正是这种特殊的关系；凡有提到歷次战役之处，都只是为了提供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所需。从战后直至1950年5月25日英法美发表关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和平与稳定的声明，乃至接踵而在次月爆发韩战为止的这段时间中，中东的权力交替更迭，作者拟另撰续编，加以探讨。 本书若干专门章节，承蒙各位特约作者惠赐鸿文，谨此申谢；有关权威人士，对于书中研究的事件，掌握着第一手的极为可靠的知识，笔者有幸得聆教益，并此谨致谢忱，碍于事关机密，未能一一道明。全书取捨编排，以及有所议论之处，均由笔者负责。 乔治?柯克 1952年6月 本书主要引文均已获得许可，参考的着述于第一次提到时一律在脚註中详细註明书名、作者和出版者等。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原为英国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译皇家国际事务学会，通称查塔姆大厦）负责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战时编》（1939—1946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为英国史学界权威阿诺德?托因比，主要编写人员均为英美着名学者。战时编共十一卷，按专题编写：《1939年3月的世界》，《大战前夕，1939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希特勒的欧洲》，《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战时中东》，《大战和中立国》，《1942—1946年的远东》，《欧洲的重组》，《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　　1945—1946年》和《1945—1950年的中东》。 这套二战史大全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注释详尽，文字流畅，叙事生动。书内引用了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档案材料以及当年国际政坛上的国家首脑。重要人物的私人笔记，个人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立论皆有根据。丛书不仅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两大军事营垒的军事态势、实力消长、战争进展的情况，还详细叙述了战争期间、战前和战后一段时间内各主要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涉及当时世界备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全书堪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百科全书，是各军政机关、大专院校、学术机构和有关研究人员了解、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歷史的必备参考书。 第3页 这套丛书的中译本自1978年起由我社组织翻译陆续出版，到1990年出齐。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45—1995年），我社特以精装本形式重印全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1995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一编　　角逐中东的各种政治动机1939—1945 第一章　　阿拉伯民族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整个中东可按其政治演进分为二大地区。北部的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三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摆脱了大国的控制成为主权国家，它们的政府推行强烈的民族主义政策。迤南一带的“肥沃新月”，从伊拉克起，经过近东国家和巴勒斯坦，直至埃及，乃是英法两国生死攸关的势力范围，但加火如荼的民族主义总算向两个帝国主义强国那里争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最后是由阿拉伯半岛和英埃苏丹组成的南方的一批政治上不发达的国家，其中有英国直接治理的国家，也有受英国保护的国家；沙乌地阿拉伯和叶门虽属主权国家，但也处在英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在关系重大的“肥沃新月”的中部，英法霸权，不论是实际存在的（如在巴勒斯坦—外约旦和近东国家），还是在条约里隐而不露的（如在埃及和伊拉克），对于城市里民族主义的中、上层阶级来说，都是不得人心的，而这两个阶级是那些国家里最活跃的（甚至几乎是唯一活跃的）政治力量。这些国家一心要争取主权的独立或使已取得的独立臻于完整，并保持它们的行动自由，以防任何大国企图把它们捲入一场它们认为（不管怎样目光短浅）并不危及它们切身利益的战争。 战争爆发之前，轴心国家就及时利用了民族主义者忿懑不平的悄绪，特别是从1936年以来，巴勒斯坦这个特殊问题使他门的忿懑心情发展到激烈的程度之后。但是“阿拉伯人以眼见为实”。1939年9月，他们见到的是英法两国在中东驻有重兵，德国人虽在过去十八个月中长驱直入，咄咄逼人，但毕竟还远在千里之外。义大利人在非洲有一个殖民帝国，就近驻有军队，是埃及特别感到担心的；但是，尽管墨索里尼摆出了“伊斯兰教保护人”的架势，大多数穆斯林对他的国家所作的评价，仍以定居近东各国的义大利人的不足称道的行径为依据。因此操阿拉伯语的世界也自周旋有方，它们把最后抉择之权紧抓不放，而口头上则对英国人、法国人表示忠贞不渝，因为他们近乎大权在握；虽然如此，埃及和伊拉克两国的舆论在这时候马上又强调说明，他们虽已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也已採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但两国同英国分别签订的条约除了保卫本国的国上之外，并不承担在别处用兵的责任。泛阿拉伯的政治人物，特别是伊拉克的努里?赛义德，也顿时看到，当此英法两国为了欧洲的战事而无心旁骛之时，正是他们在巴勒斯坦和近东国家朝着自治方向谋求让步的良机，所以他们花了1939年最后三个月的时间为此进行交涉，然而未能取得尺寸之功。埃及方面类似的希望也有所抬头，想使它的要求得到满足，即在英埃苏丹的“共管协定”中占有更加平等的地位，并在阿拉伯世界取得领袖资格；但是直至德国入侵挪威和低地国家之时，它也同样未能从英国政府取得任何让步，义大利于1940年6月10日宣战，力量对比显着地改观，战火立即蔓延到中东门口。 盟国的威望在中东出现逆转，这是第一遭，在此以后的漫长岁月中，继之而来的还有在昔兰尼加的受挫，1941年4 月出征希腊的溃败，1942年1月同时发生了中东的失利和远东的灾难，以及1942年夏托卜鲁克失陷之后的轴心国大举进犯。回想起来，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在许多人看来轴心国似乎已操胜券之时，有少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如耶路撒冷的穆夫提、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吉拉尼、埃及的阿里?马希尔之流）巴望轴心国给他们撑腰，而是这些人的种种作为始终不过是孤立的现象；有一批为数大得多的中东政界人士并未对“大英国协忘情”，而在那些危急艰难的时日採取了更加积极的步骤，以保证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国家的安全。设若轴心国穿越西部沙漠。进入尼罗河流域，或者对近东国家的滨海地带出动空运部队，或者渡过马里查河并跨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土耳其和波斯，中东的这些政界人士和人民无疑都会为了保全自己而靠拢他们；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第五纵队之所以如此微弱，或许要归功于以下数端：一是国王阿卜德?阿齐兹?伊本?沙特的影响，他在最暗淡无望的时日还是态度明朗，深信英国必能渡过难关，二是土耳其政府顶住了德国的威胁利诱和软硬兼施，做出了榜样，再是英国对不忠分子和动摇分子採取了行动——1940年6月和1942年2月在埃及的两次行动都不失时机，只是1941年4—5月间在伊拉克的行动失之过慢。 处置伊拉克的挑衅事件（此事在1940年终之前即已险象毕露）之贻误时机，很可能导致重大损失，而其原因在邱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卷中没有讲清楚，书中有关伊拉克的当时局势，是从半路说起的。但是在前一个夏天，惯常对中东和印度的民族主义因素嗤之以鼻的邱吉尔，却是显得过分地看重了一个友好的土耳其可以立即起稳定作用的影响；义大利在北非和东非的殖民帝国突然土崩瓦解，也造成了一种不符事实的乐观，以为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已经稳固；正如这位身居英国首相和国防大臣之职的叱咤风云的“业余战略家”稍后在1941年10月就已催促一位疲于奔命的中东战场总司令孤军出击，进攻西西里岛一样，此时的中东司令部，只有有限的兵力分散把守，徒然心怀希望，以冀能有“良好机会，挡住德军进犯，勿使希腊国土横遭蹂躏”。事实上，这几个月中邱吉尔是在孤注一掷，苦心孤诣地想要立即树起一道屏障，以抵挡敌人朝东南方向发动攻势的咄咄逼人的威胁，但是只要这一进攻一鼓作气而来，那确实是没有希望可以抵挡的；1941年5月21日，他怀着这一战略上侥倖取胜的心理，指示韦维尔不顾“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政治危险”而走一险着，这一指示可就忽略了一个事实：中东是他们“家门口的球场”，万一出师不利，在一批用情不专的阿拉伯“观众”眼里，英国人的威望所蒙受的损失将比德国人大得多，因为德国人毕竟不过是外来的寻衅者。希腊之役对于整个战争进程有何影响，尽管还是个有争论的问题，而此战的直接影响却给中东司令部压上了力不能胜的重担，招致了在沙漠地带首次受挫于隆美尔之手，还使英国的威望下降到使伊拉克的极端分子敢于铤而走险，公然要一决雌雄的地步。这些极端分子之所以归于失败，也许纯粹是因为德国人正全伸贯注于即将发生的对俄国的进攻；但是这次失败却使其他中东国家的极端分子为之丧胆，不敢再作类以的尝试；　　1942年夏，轴心国军队深入埃及远达阿拉曼时，那个在反映舆情力求信实的政府统治之下而其居民大都是文盲的国家，竟始终巍然不动。 第4页 然而深有意义的是，这届埃及政府同前届政府一样，一方面在国防和治安方面同英国人忠心合作，但在英方处于战局危急，不暇他顾的时刻，它又趁机促进民族主义性质的立法，想要砍掉外国公司迄至当时还享有的特权；因此提出了一些法案，迫令各公司在其各类人员中按照规定的百分比雇用埃及人，一切会计工作和正式函件都必须使用阿拉伯语：后者是在1942年6—8月间匆匆通过的法律。　　1943年初，蒙哥马利把轴心国军队驱逐到突尼西亚之后，中东战场的战斗结束，和平时期的政治角逐又復重现，战前的民族主义企求又告抬头，只因有英国的重兵驻屯，这些现象的威力要到战后方才充分显露出来。埃及国王先后于1943年4月和1944年4月两次因英国大使的干涉而未能行使宪法权力，以罢黜他的首相，干涉的理由是纳哈斯政府“不论其过失如何，一直在对盟国提供全面的、宝贵的支持”。可是到了 1944年 10 月，国王法鲁克行使这一权力时就不再受英国掣肘了。还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一项宪法修正案给予伊拉克的君王同样的权力，使他就此可以把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一脚踢开，而不必藉助于军事干涉；毫无疑问，这项修正案是得到英国首肯的，而军事干涉业经证明，在1936年至1941年期间，它的祸害已愈演愈烈。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民族主义分子得以在大战结束时赢得完全独立，则是由于英国和自由法国对近东各国的基本政策的冲突所致，单凭他们自己孤立无援的奋斗和牺牲，是未必能从法国人手中争得独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把“肥沃新月”分割为英法两国的委任统治地，这个局面从来不曾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所接受，他们朝思暮想的是一个自成一体的阿拉伯国家，隶属于奥斯曼帝国，或者独立自主。1943年，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颁布了一份机密的蓝皮书，设想将联合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联合成为一个国家，并对居于少数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给予保障；第二步，建立一个阿拉伯联盟，伊拉克和上述“大叙利亚”应立即归併进去，其他阿拉伯国家参加与否，悉听自愿。至于埃及是否应该包括在内，这个问题避而不谈；但是埃及通过首相纳哈斯出面，主张它理应站在阿拉伯集团的“最前列”。那时候，它的经济实力几可与整个阿拉伯亚洲相坪，那是肯定无疑的；埃及国王法鲁克的祖先易卜拉欣帕夏的霸权曾经统治过那里的大部分地区（1833—1841年），这一歷史先例对法鲁克无疑地也是有利的；埃及的帝国版图扩展到亚洲的史实，还可以上溯到马末娄克王朝、阿尤布王朝、法蒂玛王朝、图化王朝、托勒密王朝，直至公元前第十五世纪到第十三世纪的“新王国”时期。因此进行谈判，在克服解决导致阿拉伯世界领袖人物分裂的那些地区之间或王朝之间的分歧和利害冲突上，就花了两年时间。最后在1945年3月问世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公约，强调的是缔约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而只笼统地提到它们日后更为密切的联合。 第二章　　犹太復国主义 以狭隘的中东观点来看，犹太復国主义只不过是巴勒斯坦五十万犹太人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但是纳粹的迫害所造成的忧伤与忿懑却使它在全世界的犹太人中成了一股最强大的势力。犹太人在全世界金融和政治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们在人数上的力量，精神紧张和物质资源两相结合，使犹太復国主义具有了远比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更为强固的决心和信念。在一卷较早出版的本《概览》中已经提到，　　1939年5月的巴勒斯坦白皮书对犹太民族之家的进一步发展限制得如此厉害，实为战争阴影下的英国政府对阿拉伯世界的姑息求全： 因为犹太復国主义者一方，不论他们是如何满腔怒火，显然是靠得住的，不会去同迫害他们的纳粹冤家结成一伙的，而阿拉伯世界的敌意（在纯粹的军事意义上不论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对于英国在中东生死攸关的地位却会立即构成莫大的威胁。 英国根据巴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书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承担的“双重任务”一开始就是互不相容的，　　1939年的限制同1933年到1936年期间犹太人大批移民相比起来，是政策上的硬化，这些情况在当时造成的后果是出现了可悲的尴尬局面，纳粹铁蹄践踏下的其他国家的难民都把巴勒斯坦当作暂时栖身之地，而英国当局却眼看自己在禁止那些从希特勒的虎口脱身的犹太受难者逃奔巴勒斯坦——其所以如此，既不是出于居心不良的“反对闪族”。也不是由于出身非犹太人而无动于衷，而是因为他们深信，这一条狠心的禁令乃是中东战区的政治稳定所不可或缺的，而中东战区又是个枢纽战区，西方盟国只有通过这一战区支援苏军，才能使之在1942—1943年间继续抗击犹太人和世界文明的当前大敌，直至盟军协同准备就绪，最后会师柏林。如若再遇上一点压力，英国人就非得把这一政策的动机加以掩饰不可，要不然就会使德国人更加起劲地利用这个局势，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端同时上下其手；在1941年和1942年中东的几次军事危机期间，英国的政治顾问和军事当局之间在政策上也曾有过一些龃龉，后者因为人力短缺，很想利用自愿效劳的犹太復国主义的志愿军，而不顾最终的政治后果；英国的白皮书政策在1940年5月以后暂时还受到那位英国首相的宽客，虽然他本人对犹太復国主义和犹太復国运动的领导不胜钦仰；这一政策也得到有五百万犹太子民的美国总统的默认，哪怕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直至为了要争取选票而迫使他表明态度），因为他是当代政治人物中最富有恻隐之心的一个，在他周围又有一批犹太人当顾问。来自东欧城市犹太人聚居区的那些一心一意热中于犹太復国主义的人们，心怀无家可归之痛，抱着对世俗的救世主的信仰，从而使犹太復国运动勃然兴起，无怪乎他们对这一两难的局面只看它的一面，并且在莫名的悲枪中再次吐出了那亘古相传的冤言，“他们无端视我为仇敌。”他们自己的以冤报冤的感情本来就已在千百年来所受到的压迫中愈积愈深，也许不可避免地要在英国官僚阶层那里找一个新的靶子， 第5页 这些官僚阶层已经和那种种政策结下不解之缘，那些政策都把中东视为迄今尚不知二十世纪的乌烟瘴气为何物的世外桃源，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好生保持它玉洁冰清的姿质，以利于维护阿拉伯世界最讲究排场的一切和英国社会最势利的一切。 戴维?本－古里安本来就是一位由于主张立即无限制移民而名声大噪的巴勒斯坦领袖人物。他曾力促犹太社会“不因有白皮书而影响战争，不因有战争而影响反对白皮书”；犹太青年踊跃登记从军，为数之多，使焦急不安的巴勒斯坦行政机关感到为难，而与此同时，犹太復国主义组织则紧张地投入了一场虽说是迂迴曲折，然而却是决心坚持到底的运动，以迫使白皮书政策改弦易辙。他们的努力因为当局採取了立法措施和行政措施而遭到挫败，未能非法引进大量移民，并在巴勒斯坦取得他们日后扩展所需的位于成略要冲的土地，这就使他们认识到，他们从现存的委任统治下所能取得的已经达到最大限度，如果要达到进一步的目的，他们必须获得更大程度的主权。　　1942年夏天，希特勒的政策是把犹太人斩尽杀绝，这项消息点点滴滴由东欧传来，因此，犹太復国运动中的压倒多数贊同“比尔特莫尔计划”，主张把整个巴勒斯坦改变为一个犹太国或共和国。巴勒斯坦犹太復国主义总理事会行动委员会以百分之八十四的多数通过了这项政策，这时德军在阿拉曼败北才不过一周。犹太代办处的人员同英国的委任统治官员接触时的举止态度，也立即变得几乎是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代表了。韦茨曼能够直接同邱吉尔和罗斯福打交道，犹太復国主义者还设法要象英国人和美国人那样同苏联打交道。代办处一面同英国人一起工作，同时又致力于组织它自己的地下力量，并贊助一项有系统的政策，即通过偷盗和贿赂从英国在中东的库存中取得武器弹药。犹太復国主义者随后一面大肆吹嘘他们从事这些非法勾当的手法，而在英国採取反击措施的时候，犹太復国主义的领袖们却又一再发出一阵言不山衷的否认，推卸责任，并且对揭发者反咬一口，大叫大嚷他们搞“反闪族主义”。1944年的恐怖活动到10月上半月为止，造成了巴物斯坦警方十五人的死亡，并猖獗到谋刺高级专员和暗杀英国派在中东的常驻大臣莫因勋爵。这些行径显然与代办处无关，因为该处与从事恐怖活动的“持异议者”的勾结，在大战刚结束时才开始。但是双方在精神上都早已趋向恶化。犹太人的批评者都指责掌权的犹太人领袖缺乏光明磊落的态度所造成的危害，同时，那些捲入这个问题的英国官员和军人则因缺乏经验而不理解，由不理解而产生了隔阂，在激烈冲突的紧张状态中，这种心情又时时勃然发作成为暴怒和仇恨。 第三章　　法国的利益和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掌握着近东国家委任统治权的法国，对于受权委任统治毗邻地区的英国，显然怀有一定的疑惧，这种疑惧肇源于两国在中东由来已久的角逐，英国之终于得居上风则纯系法国在1870年的战争中败于德国所致。除了这场角逐之外，在对这些委任统治地前途的看法上还有着根本的分歧：英国方面自1920年以后，即已对阿拉伯民族运动一再让步（与此同时，既设法引导它沿着健全行政组织的道路前进，又设法确保英国人自身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法国的政策，则以法兰西在近东国家负有歷史性的“传播文明的使命”的观念为主旨，“大体上，它的出发点一般地在于保护人口居少数的基督教徒的权利，而着重的，则是保护黎巴嫩的完整。”因此，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就同那些在1914年以前领导阿拉伯民族运动的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发生冲突。法国的时事评论员指责英国扶植这一运动以损害法国；法国实行委任统治的歷史是两个时期的交替，短时期内设置议会政府，在此期间，居于多数地位的民族主义派立即就同法国的特权发生冲突，而在长时期内，则停止一切议会职能，由法国人通过他们得到谅解的一批当地政客进行统治。表面看来，这种情况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埃及的华夫脱政府和“王宫”政府的相互更迭如出一辙——然而，却有一条根本的区别，即同华夫脱党对立的、以王宫为中心的反对派是以阶级利益和政策的分歧为基础的一个真正的政党派别，虽然不免有点松松夸夸，却也不时有人从华夫脱党倒戈来投，扩充它的阵容。不无相似的是，黎巴嫩的亲法派是以马龙派为主体的那些人组成的，这一派的人，与其说对阿拉伯内地有文化交往与兴趣，确实还不如说是面向着“拉丁”地中海。而在叙利亚则相反，民族主义者几乎包容了一切政见（除了下面要说到的一些少数民族之外），如同1918—1919年间的埃及华夫脱派，即在它还没有定形成为一个政党并开始分裂之前的作为一样；所以法国人所能得到的那种支持主要是他们煽起的少数民族社会的分离主义倾向，或是煽起同民族主义者闹个人意见分歧的结果。此外，1930年签订结束委任统治的英伊（拉克）条约之后，1935—1936年间义大利的侵略威胁促成了英埃条约，使英国的政策目标和华夫脱党的目标暂时得到调和。叙利亚也希望同法国订立这样一项条约作为代价而取得独立，无奈第三共和国不稳定的政府制度，生就没有“和困难搏斗”的能耐，遂使叙利亚的希望化为泡影。 第6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近东国家的议会机构就悉被封闭，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全遭迫害，给他们罗列了一大串罪名，说他们密谋暗杀政敌云云。情况既是如此，无怪乎1940年法国崩溃之后，叙利亚的民族主义领袖们会向德国停战委员会试探实现独立的前景，虽然与此同时，他们似乎也在通过伊拉克和埃及的温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斡旋，同英国人保持接触。1941年6月，近东国家“解放”之时，自由法国的首脑戴高乐和贾德鲁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主权独立必须以订立确保法国的权利和利益的条约为条件。英国政府的希望是，法国对这两国的关系会形成类似他们自己对埃及和伊拉克的关系。可是，自由法国犯了一个错误，它以为只要把法国政府于1938年搁在一旁的那个1936年的法叙草约重新捡起来就行了，似乎法国的威望并未在1940年遭受到一蹶不振的打击，似乎叙利亚的民族主义者理当接受他们的论点：小小的自由法国运动已自动承受了战前法国全部委任统治的权力。事实上，自由法国运动的生存，纯粹是依靠英国的庇护和物质支持。英国人发动近东战役，仅不过是因为这个区域是他们的中东防御体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他们只求它在维希政府手里保守中立就心满意足了，但是维希政府当时却居然荒唐地把它开放给德国空军。在这场战役中，大英国协军队的作用大大超过了自由法国。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英国人正式承认法国在近东国家的利益居于领先地位，但由于迫切需要切实解决防御问题和治安问题以及防止一次行将面临的饥荒（1940年6月到1941年7月的动乱时期造成的后果），这就促使他们一步步地（当然事先是几乎没有经过考虑的，更其是英国式17的）建立起某种形式的共管。此外，法国人未能同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达成谅解，又回过头来施展战前搞傀儡政府的计策，把宣布独立弄成了一场笑话。民族主义者同埃及和伊拉克两国政府都有密切关系，两国政府的友好态度又是英国在 1942 年的战争部署中不可缺少的，这就促使英国人对自由法国施加压力，要它恢復议会政府和举行自由选举。然而，在任何方面交出法国的权力都会使自由法国受到维希政府敌对宣传的攻击，这是他们担当不起的。这种情况，再加上涉及个人的和出于自尊的等等动机，是他们坚决拒绝英国人“在近东国家事实上行使权力”的一个因素。 深有城府的贾德鲁，在其近东国家总代表的任内，本来就已步步为营，坚决扞卫法国的权力，严防他视为英国人越俎代庖的情况出现。到了 1943年春季，他甚至认为不仅有可能保住黎巴嫩信奉基督教的多数派歷来对法国的支持，并且还可以使叙利亚的民族主义从倾向英国转而倾向法国。就在这时候，他奉调前往阿尔及尔，要他在戴高乐和吉罗二人争夺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领导权的角斗中一显身手，代表法国处理近东事务的担子便落到次要的人物身上，这些人全神贯注的只是“同斯皮尔斯代表团日夕口角……而看不见那个敏感而满身是刺的黎巴嫩民族主义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日长夜大”。因此当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者通过选举取得了权力并因英国曾努力保证实行自由选举而敢于大刀阔斧地准备通过立法把法国的委任统治权力一笔勾销的时候，在现场就没有一个能负责任的法国人士出面劝阻法方不要採用高压手段，而採用这种手段显然是戴高乐私下口头授权的。美国政府当即对法国的行动表示大不贊成，英国人则认为法国囚禁黎巴嫩总统和政府当局所引起的泛阿拉伯反感业已危及他们的中东基地的安全，在此关头，自由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公开破裂，总算由于贾德鲁的外交手腕而得以倖免，其代价是把大多数与主权有关的职权界与两国。事关重大的一点却是法国人仍然把持着在当地徵募的特种部队，而两国则想把它作为日后武装力量的核心，同时法国人也尽其所能阻止武装当地的宪兵队。直到1945年2月为止，英国的政策都是一贯地敦促两国，特别是敦促比较难以说服的叙利亚，遵循1930年英伊（拉克）条约的路子去同法国人进行谈判；但是成问题的倒完全不是英伊条约那样的条文在隔了这么些年以后同现时要求完全独立的泛阿拉伯目标之间是否还有调和的余地，而是在于欧洲胜利日之后不久，法国总代表带着方案从巴黎回来的时候，同时又有两支部队从法国战舰上岸，英国人“百般劝阻”都未生效，此举诚属莽撞唐突。法国人宣布这是部队轮换，不是增兵，岂能令人置信。新近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的这两国的政府，明知他们要在胁迫之下举行谈判，也就拒不会见法国代表；骚乱有增无已，情况严重到大马士革的法国驻军司令下令出动飞机和野战炮轰击首都，罹难的叙利亚人为数不下五百。自从法国政府回到巴黎以后，戴高乐就一直同他的美英盟国分庭抗礼，以示独立。苏联和美英一样，也已承认近东国家的独立；在英国再度以对日作战的中东基地的稳定受到威胁为理由出面干涉叙利亚的时候，法国孤掌难鸣，唯有放弃它对叙利亚的一切主张，虽然它在黎巴嫩还有一批追随者。 另一方面，法国人在北非的属地仍然保持着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　　1942年11月盟军登陆以前是如此，盟国渡海进攻西西里岛之后也是如此。所以自由法国在这里能够称心如意地不听英美的耳提面命，放手对付萌芽时期的各地民族运动。美国人来到北非，对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曾大肆宣传，未免不现实地（虽然未必是不自然地）鼓励了这种运动。当时法国人在这里的政策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推行经济计划和小心翼翼的政治改革，务使实权掌握在殖民地的法籍居民手中，一方面对民族主义者进行镇压，比大马士革危机早三个星期，在阿尔及利业东部就引起了势如燎原的农民起义，它遭到无情的镇压。 第7页 义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帝国崩溃的时候，自由法国的军队就赶紧抢占了费贊（的黎波里塔尼亚南方），他们把这块地方视为法国同查德领土和马达加斯加的交通线上用得着的一个环节；法国人担心，如果泛阿拉伯主义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其余地方为英国治理当局所宽容，就不免要从比先前更加逼近的地区波及他们的北非属地，所以他们在1945年4月完成的一项研究，要求把该国的西半部归併法国，以便使锡尔特沙漠成为法属北非和中东之间的屏障。 第四章　　英国的政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在中东的政策在于通过同温和的民族主义力量进行谈判而签订条约，逐步地放弃不涉及不列颠帝国根本利益的那种性质的权力，同时又力求通过那些条约中对英国起保证作用的条款，坚守其根本利益所在的那些阵地。一面实行妥协，同时又把因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解体而暂时落到英国人手中的霸权分为主要成分和非主要成分，区别对待，就是这样一项具有特色的政策起到了（如我们所见）把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同毫不妥协的极端分子分裂开来的作用，虽然温和派能够施展手腕的自由总是受到限制的，即使在他们掌权执政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是由于不负责任的新闻界左右了一批孤陋寡闻、政治上又是感情用事的“知识界”之故。 战前的英国本有“地中海”派战略和“好望角”派战略之争，随着战局的进展，两派的争论又以妥协而暂时得到解决：一是由于英国人如若自行撤出地中海，不啻是听任敌人长驱直入印度洋地区，这是事实所不许可的；一是由于对中东战区的补给（除了在最急迫的情势下铤而走险外）有三年之久（1940—1943年）完全依靠开普敦航线。1940年6月西线崩溃，同时义大利又参战，使中东成为可向轴心国发动攻势的唯一战区，为时达两年以上。这种种情况加在一起，足以突出表明中东对英国的战略意义，如果不是加以夸大的话；为此它通过长达一万一千英里的交通线投入中东的资源远比敌方为多。敌方在义大利的1940年攻势陷于一败涂地；使它下降到卫星国的地位。以及希特勒决心进攻俄国之后，就从未对中东感到多大的兴趣。英国和轴心国对支援中东战区所作努力的悬殊情况，在美国的参谋长们眼中是不言自明的，而要得到不可缺少的租借物资的供应，甚至在他们的国家参战之前，就己非要取得他们的一致看法不可。美国海军高级官员于1941年7月24日在伦敦的一次英美防务会议上“声称不论保住中东的阵地有些什么好处，问题在于这些好处究竟有多大，是否值得我们投入庞大的海运和海军护航力量”；但是就在此时，已在计划打通经过波斯的路线，作为西方强国向苏联运送补给品的一条困难最少的通路。这条路线一经定妥之后，美国就拨出了运输力量和租借法基金使之发展畅通；1942年7月，最后决定把轴心国军队驱出北非，作为美英在欧洲联合进攻的第一阶段。 鑑于战争初起的年月里，英国在中东的处境朝不保夕，因而同这个地区的各国政府和人民，首先是温和的泛阿拉伯运动保持最大限度的和睦合作，藉以撙节它的有限资源，乃是当务之急。在埃及，做到这一点并不太难，英国在那里驻有重兵；　　1941年，伊拉克的极端分子既经挫败，温和派已重新上台，那里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可是，在近东同家和巴勒斯坦就不单纯是英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利害冲突问题了，不论是在近东国家还是在巴勒斯坦，英阿双方都只是构成“三方面的问题”中的两个方面，还有分别由自由法国和犹太復国主义者构成的第三方面。不待赘言，英国与阿拉伯人的谅解为战争部署所必需，因而必须比充分满足自由法国和犹太復国主义者的要求更居优先地位。偏袒自由法国和犹太復国主义者要求的人们责斥此项政策既伤天害理，又急功近利；但是“冥顽不灵，因为是自己的意见而固执坚持乃是异端邪说的特点”。捲入不道德的战争勾当的各国政府都为“事实的规律”所控制，都没有多少纵横掸阖的自由，它们的唯一选择往往只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者。那些批评和谴责英国政策的人们，都该想一想，他们可能另行提出来的任何政策会有何等样的后果，然后再来表明这些后果不会象对负责官方政策的人士所担心的那么严重；批评家们总是做不到这一点，半是由于他们缺少官方人员所能拥有的充分情报，半是由于他们存心无视彰明较着的事实。英国的政策是听命于铁一般的必要性行事的。其他办法必将使温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同我们疏远，危及中东的安全，而在1940年到1943年期间，这里始终是全局安危所系的战区；至于自由法国和犹太復国主义者同我们疏远却无损于战争部署，因为他们究竟还处于不能不和我们同舟共济的地位。 英国政府于1939年7月28日任命韦维尔为总司令，从而把他们在中东地区的战略计划和战略协调工作集中起来；但是类似的政治事务和经济事务的就地协调工作却被延误了近两年之久，到了这个时候，韦维尔肩负的重任，千头万绪，并且又都和政治经济事务密切相关，确实已不是他力所能及。邱吉尔承认：“他手下的作战机构，力量过于薄弱，使他难以应付四五个同时进行的战役加在他身上的一大堆事务”，霍普金森先生在他为本书撰写的一章中对此有所补充： 第8页 根显然暴露出两大问题；……第一，中东总司令……应尽可能减轻他的行政管理方面的负担，特别是补给问题。第二，政治和军事已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在处理整个中东问题时需要某种协调的因素。 结果是在1941年6月29日任命了一位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大臣，并设立了中东补给中心。而在将近一年以前，邱吉尔在“不列颠之战”期间作出果敢的决定，派兵增援中东，使之成为主要战场之际，竟没有任命一位大臣，这是一件憾事。如果1941年德国人对中东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英国的资源无论如何也不足以用来进行抵挡，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如果英国早日在开罗派驻一位国务大臣，至少可以保证与伦敦保持更有效的联络，胜过艾登在1940年底和1941年初先后访问开罗，而且常驻大臣的意见也许多少可以有助于设法避免1941年春天受命于伦敦把资源和力量分散的做法，那种做法是危险的，看来是英国战时中东政策中最严重的错误。 其他在细节上的错误无疑是有的，虽然对于许多问题都还没有发表过官方的说明，同那些比较不负责任的批评进行抗辩。犹太復国主义和自由法国的要求何以会从属于一项安抚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政策，其原因己如上述，抱不满情绪的有关各方指责英国官方政策无理偏爱阿拉伯人，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若说有一些英国文武官员——般不是位居显要的——或者出于感情用事，或者出于利己主义而对阿拉伯人关心，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批评英国的人对于有人也如此对待犹太復国主义和法国，却不置一辞。有人揣度，阿拉伯统一运动和阿拉伯联盟都是英国人搞的花样，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因为英国的政策只限于顺应政治上活跃的阿拉伯人的趋势，并设法使他们对较为过度的激情有所节制，仅此而已。艾登在1941年5月29日的着名伪声明中，表示同情阿拉伯的统一；继而又保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他的首要企图是为了在当时千钧一髮的战略形势下安抚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默认由于一年以前未能对他们作出某种让步，才给了伊拉克的极端分子可乘之机。英国的某些有关方面（虽然也不是最富有经验的方面）或许还存过这样的希望，对他们表示这样的同情之心，加上英国人对1943年和1945年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又给予不可缺少的支持，阿拉伯联盟在战后定会支持英国的政策作为报答；因为，飞机航程的日益增大虽使英国不再象过去那样迫切需要占有中东基地，以维护其帝国交通线，但是这个区域拥有全世界业经查明的石油蕴藏的百分之四十二，这一发现又终将使它保持战后世界战略中心之一的地位。然而，这一批乐天派却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的慾壑难填；没有认识到那些阿拉伯温和派尽管珍惜同英国人的关系，也重视英国人的支持，可就是无力抵挡不负责任的报纸和街头的势力；而且他们怎么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前前后后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承担的种种义务都会象一张张空头支票那样由签发者自食其果。 第五章　　美　　国 马尔他岛距离纽约为地球圆周的四分之一，马斯喀特与旧金山之间的距离则足有半个地球。美国在中东歷时较久的利益，即它的教育与传教设施，两者均非政治性质，它新近在波斯湾地区取得的石油特许权，在大战爆发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美国政府在此阶段甘愿让英国在这个地区的政治中执牛耳，虽然美国驻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两位公使分别在1941年4—5月以及1943年11月的政治危机中都曾立过大功。 美国空军自1942年夏天起就一直在中东作战，然而它在这一战区的主要战略作用还在于非它莫属的补给工作。　　1941年，它开始运来了租借物资的供应。1942年底，它接管了经过波斯通往苏联的补给路线，并作了很大的扩充。它在中东补给中心的活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要是没有它的出口物资和海运，这个地区的民间经济势必陷于混乱。美中不足的是，轴心国的军队一经被逐出北非之后，“经济人”的念头就开始从打赢这场战争转到争夺战后市场上去了。美国嚮往中东对它的出口“门户开放”，英国则希望把中东补给中心的区域计划工作延续到战后时期，这就发生了冲突，英镑区遂被猜疑为限制美国竞争的人为的手段。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形一样，西半球对石油资源的巨大需求在美国造成了过分的担心。英国在波斯享有开採特许权的大量蕴藏，令人垂涎三尺，它还为此蒙受了囤积居奇的恶名；根据美国政府自己提出的要求，英国为弥补伊本?沙特预算中的赤字挑着较重的担子，美国石油界的某些人士却为此而产生了毫无根据的猜疑，担心英国会窃取他们手中的无比宝贵的阿拉伯特许权。1944年，在当地发生的双方人员之间的冲突导致了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之间的外交争执，两国各自调换了驻吉达的公使。到了1943年，罗斯福显然採取了一条独具一格的“反帝”路线。对年轻的民族主义统治者，如摩洛哥的素丹和波斯国王穆罕默德?礼萨所提出的要求，说他们的国家应该摆脱“帝国主义的”条约和特许权，战后应藉助美国的财政和技术支援进行开发等等，他都欣然倾听。美国政府虽然尚未感到有必要发展一项连贯一致的中东政策，美国的工商业者此时却已对这个地区尚未开发的经济资源垂涎欲滴，因此总统“反帝”兴趣的实质，也许未必如他自己想像的那样大公无私。不知箇中奥秘的观察者未能洞悉的一点是，事实上，大战期间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已有巨大的发展，所以当时它不得不破题儿第一道组织一个中东专家班子，此中人选起初大半是从它在那里的教育机构的人员中物色的伎伎者。但是，英美之间的和谐一致，在邱吉尔和罗斯福的支持下，延伸到了巴勒斯坦问题，他们两人都想借重伊本?沙特来扭转局面，排难解纷，无奈未能实现。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1944年总统选举中的一个因素，是由于美国的五百万犹太人（其中约有半数住在纽约州）对于党务主管人有重大关系。然而，罗斯福的政治练达，国务院和陆军部的勉力从事，使此事得免成为战时的一件美英争端；但是他们也只能拖延一些时日，等到一个许了重愿的工党政府在英国上台和杜鲁门政府草率进行干预（至少英国人有这样的看法），这个本来已属棘手的“三方面的问题”变成了马克斯三兄弟的惊险万状的场面在现实世界的无情搬演。 第9页 第六章　　苏　　联 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的相对性及其史达林派的代表人物对公众舆论所表现的寡廉鲜耻、鄙薄侮慢——作为党的工具，那自当别论——造成了苏联政策的反覆无常，除东方专制政体外，在当今这个时代是无与伦比的。苏联在中东策划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未能在两次大战之间把英法从它们的委任统治地和它们有利害关系的地方撵走，从1935年以后即被搁在一边，默无声息地让位给“反希特勒的民主阵线”了。《消息报》对1939年5月12日的英土协定曾表示欢迎，说它是一个有利于和平的因素；但是在克里姆林宫作出决定，认为德国比西方强国更值得结盟，并随即把西方强国一下子挪到它的相对主义判断中的下风地位之后，苏联政府便力阻土耳其同英法结盟，还要设法把英法的舰队拒于黑海之外。苏联向德国提供石油，又转而促使英法两国在1940年初考虑使用飞机越过土耳其和波斯领土轰炸高加索油田。莫洛托夫在1940年底同轴心国家的会谈中坚决主张控制黑海海峡，说它是“英国进攻苏联的歷史通道”，还坚决主张“朝着波斯湾的总方向”扩展苏联势力。在苏联政策倾向纳粹的这一阶段中，它还谋求同两个人，即埃及的阿里?马希尔和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重建外交关系，两人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首领，反对他们本国在战时实现同英国结盟。 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以后，俄国亟需美国和英国的大量物质支援，而波斯湾各港口通向内地的公路和铁路则是向俄国运送物资最少困难的通道。因此而有英苏联合迫使波斯同意发展上述交通线的行动，也因此而有在史达林格勒解围之前盟国在波斯境内一时相安无事的局面。俄国人收到了英国人努力通过这条路线输送的俄国所不可缺少的大量美国战争物资，但他们却没有对盟国好心相报，也没有对盟国推心置腹。相反，他们一开始就把波斯北方诸省纳入他们安全体系的“铁幕”之内，对英美文武官员进入上述地区，甚至是为了办理与共同的战争部署密切有关的事务，都面有难色，对讨论一旦德军突破高加索防线之后何以防守波斯的问题，也极为勉强。他们的占领区是波斯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他们占用了那里的粮食资源，而让西方盟国用进口粮食来供养首都和较贫瘠的南方诸省，并且还利用由此造成的困难情况来达到宣传目的。不管怎样，苏联人要依赖租借法的物资，这就使他们在两年之中不敢与西方盟国公然翻脸。土耳其由于希特勒透露了莫洛托夫对海峡的图谋，已进一步同俄国疏远，土耳其政府在结好于英国的同时继续步步小心，周旋于德俄之间。1942年2月有两名俄国官员和两个马其顿共产党员在安卡拉被控企图用炸弹杀害冯?巴本，从苏联激烈反对将他们逮捕审判的情况看来，似乎他们是受苏联的指使行事的。这事如果属实，那末被指称是谋杀案的动机可以推断为苏联企图使土耳其捲入对德国的武装冲突，以便分散德国人对俄国行将发动的春季攻势，使之部分转向土耳其或者近东国家。所公布的证据还不足以定谳，但是这种转移目标的策略之适合苏联领导人的脾胃，日后却为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所证明；莫洛托夫在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1943年10月）曾建议土耳其应当“遵令”立即参战，用维辛斯基的话说。这“可以从俄国前线调开十五个德国师。……如果土耳其想要分享和平，它就得象俄国人正在受苦那样在战争中受苦。” 邱吉尔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执意要在东地中海开闢一条盟国战线，并要土耳其参加，这倒反而使克里姆林官的热心冷了下来，表面上固然是因为美国的参谋长们说过，要把土耳其装备起来就得推迟在西欧发动攻势，但也可能是由于他们疑心邱吉尔在玩弄计谋，先声夺人，使克里姆林宫对巴尔干实行军事政治占领的算盘落空，也可能是由于他们不想让西方盟国染指这个地区。这样，土耳具政府就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瞻望前途，巴尔干国家尽入俄国掌握之中，固然使他们不寒而慄；而另一方面，前此在 10月到11月间，德国的局部空中优势把英国远征军从多德卡尼斯群岛赶走的战绩使他们犹有余怖，现在如果按照英国的意图行事，他们害怕德国会立即对他们的首要商业城市和主要重工业地区卡拉比克一宗古尔达克进行报復。土耳其于是拒绝在装备就绪之前冒此风险，而它所要求的装备的规模，英国政府认为是过分的、不切实际的，这就导致了英国，继而美国，中止向土耳其运送军事装备（1944年2月），并对它施加外交压力，首先是强迫它停止对德出口铬和其他重要物资（4 月），接着又强迫它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8月）。西方盟国的变卦使土耳其新闻界（其灵活易变委实值得他们的波斯和义大利同行称羡）不禁恼羞成怒，即于同年春天转而讨好苏联；土耳其警察又不早不晚在5月间“破获”了一个泛土耳其主义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秘密组织”，其实该组织以前的宣传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政府还向莫斯科建议缔结一项协定，使两国的政治合作更加密切，以保障巴尔干国家的安全。苏联报纸对土耳其的奉承拉拢报之以冷嘲热讽，而克里姆林宫则曾以土耳其未能参战为由推卸日后在和会中对它承担任何义务，迳自进行对巴尔干国家的军事征服了。史达林在1944年10月的第三次莫斯科会议上向邱吉尔提出了海峡的前途问题，他争辩说，　　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已经过时；后来，他于1945年2月在雅尔达再度提起此事，就立即得到罗斯福和邱吉尔的同意，由三国外长在下次会议时予以讨论。1945年2月23日，土耳其对轴心国宣战，只是引起了苏联报纸更多的嘲讽；3月19　日，苏联政府宣布废除苏土中立互不侵犯条约，理由是该条约需要根据新的形势进行调整，他们的做法在法律上是无懈可击的。在此期间，波斯有一个激烈的“人民党”已在一批为数不多的波斯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成长起来，它立即博得了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会运动的拥护，前者对统治阶级的自私腐化深恶痛绝，后者则在其襁褓之中就已受到该党的抚育和引导。一种活跃的左翼报纸在苏联当局的支援下问世了，并在1943年7月自行组成一个“自由阵线”；但是1943年有一位前任首相赛义德?齐亚丁?塔巴塔巴伊回到波斯，他是个保守党进步派一类的人物，先前为国王札萨贬谪出走，寄居巴勒斯坦多年，他一回来，却惹得人民党给他加上了一个英国代理人的头衔。1943—1944年的秋冬两季，英、美石油公司的代表来到波斯争夺东南部的特许权。或许是意在拖延时日，波斯政府聘请了一批谘议和顾问，责成他们就波斯的石油蕴藏以及与此有关的事项提出报告；但是可能因为事实上接受任命的全是美国人，而在 1944 年 8月8日又公布了一份英美石油总协定，克里姆林宫于是决定重新提出俄国对波斯北部石油特许权的主张，这本来是沙皇政权提出过的要求；虽然他们在1921年同波斯签订的条约中曾经宣布放弃一切类此的特权，但是条约中规定不得将上述权利让与任何其他强国。美国这时正一心觅取新的油源，三个强国原可以就此签订一项分享波斯石油资源的协定，但是克里姆林官不失其特色，宁愿单独行动。1944年9月26　　日，波斯政府接到苏联提出的要求，索取北部五省的特许权，此项特许权在1916年曾归一个俄国公民所有，不过随后就被放弃了。但是波斯政府迫于议会的公论，已经决定，在战事结束以后外国占领军撤走之前，不就特许权的申请作出任何决定。美英政府都接受了这一决定，而苏联的谈判代表则以这样拒绝的后果对波斯进行威胁。驻扎在德黑兰的红军分遣队保护人民党的群众示威，反对波斯当局的抵制行动，并在苏占区听任左翼为所欲为，对政府百般攻击低毁。左翼势力和右翼势力的冲突加剧，整个国家实际上已经一分为二。在北部，俄国人有计划地把不愿遵循他们的政策的波斯官员排挤出去；在南方，好几个城市里的人民党党部都被有产阶级收买的打手捣毁，有产阶级这时已经组成了一个以赛义德?齐亚为首的民族意志党。莫洛托夫在雅尔达声言苏联对波斯的关系并不紧张时，人民党的报纸却于1945年上半年就开展了一场运动，要求设立省议会，特别提到了亚塞拜然，那里讲土耳其语的居民同毗邻的苏维埃亚塞拜然居民的关系，要比对波斯其他地区的居民更为亲密。由此可见，在波斯，“冷战”的开始要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早，它开始于随着史达林格勒的解围而“热战”向西移去之时：早在1943年，波斯的左翼势力就在进行动员，以推翻万恶的现政权，这无疑是苏联授意和支持的，而有产阶级也已开始组织起来扞卫他们的利益和特权。要说苏联的目的不是早就在于把西方的利益，特别是英伊石油公司，赶出整个伊朗国土之外，这是难以说得通的。英美两国在 1944年初寻求东南部的石油特许权这件事的本身就显得既不合时宜，又带有挑衅性，它所产生的后果是促成事态发展的急转直下，把人民党推上了第一线，公开出面，大喊大叫，支持苏联悍然索取北部特许权的要求，而莫斯科的本意或许倒并不准备让人民党在它处于控制政府的地位之前就抛掉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假面具。总之，这里同巴尔干国家一样，“冷战”早在对德战争结束之前很久就已开始，在这两个地区，欧洲胜利日都几乎毫无意义可言。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就不象在土耳其和波斯那样急功近利，这一阶段只求在埃及、伊拉克、近东国家和衣索比亚设立外交使节，使这些国家里的本国共产党得到鼓励就心满意足了。1945年6月，新选出的莫斯科大主教访问近东国家和埃及之行，其用意显然是要削弱上述诸国的正教徒对君士坦丁基督教普世大主教的尊崇，重树沙皇俄国教会对他们的权威；此行还带去了一项建议，重新开办在沙皇治下刨建的许多俄国学校。与此同时，亚美尼亚教长的圣职得到恢復，并在苏维埃亚美尼亚举行了教长选举，这也都是企图赢得这个资质聪颖而流散各地的亚美尼亚民族的支持，这个民族在几个中东国家里处于少数民族的地位，使他们深有俯仰由人之感，他们在土耳其人手下歷尽苦难，还只不过是一两代人以前的事，因此不胜身世之悲。　　1943年11月的黎巴嫩危机中，苏联政府暂时同戴30高乐结盟，这同它的惯常支持“民族解放”是矛盾的，但是不管怎样，伦敦的《工人日报》已能把危机的罪责归之于“反动的英国势力”。到了1945年5月出现叙利亚危机的时候，苏联的支持就已从法国人一边转向民族主义者一边。据说它曾向阿拉伯联盟敲过警钟，它不会允许法国人在近东国家的势力为英国人所取代；1945年7月红军的报纸《红星报》声言“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自1941年以来即已日趋衰微”，这一说法可以看作是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指导苏联在中东的侵略政策的一项原则。 第10页 第二编　　阿拉曼大捷之前1939—1942 第一章　　埃及的独立要求1940年6月 有一位在慕尼黑协定时期深知内情，颇能对埃及舆论进行评价的英国官方人士，曾给笔者作过一番描述，认为情况是如堕五里雾中，既是焦虑不安，又怀有喜悦的期待，期待着英法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日见衰微，或者毁灭无遗。根本谈不上什么惊惶失措，因为公众还没有认识到战祸已迫在眉睫。 1939年3—4月间，德国併吞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义大利兼併了阿尔巴尼亚，接二连三地打击了英法的威望，却并未引起埃及公共舆论任何肯定的动向。它依然无动于衷，至多不过是在试图说明欧洲大事的时候，把表明轴心国的坚定决心和无情手腕的事实同英法方面显而易见的束手无策加以对照。　　1939年春天，德国的将军们访问了昔兰尼加数达八万之众的义大利驻军。该地区的边界距离开罗不过四百英里，而有关的新闻报导所产生的影响，比起埃及人对英国在埃及的驻军（人数约为一万）或mvimage，mvimage，　！03200510＿0052＿1.bmp｝对埃及陆军的信心来，却远远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埃及陆军这时还不过是在改组和扩充之中，英国人出于对这支队伍有朝一日或许会发挥的作用有所怀疑，所以过去一直使它处于萌芽时期和没有实效的状态。 1939年5月初，义大利驻埃及公使访问罗马归来33时，带来了义大利保证亲善的口信；接着在5月9日到10　日又有利比亚总督巴尔波的来访。巴尔波觐见了国王法鲁克，首相为他举行了公宴。有人以为义大利是在引诱埃及上钩，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协定；但是首相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尽管口口声声要同义大利修好，对英埃盟约却是信守不渝。在义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的同一天，沿海公路以南的整个西部沙漠被宣布为封锁区；英国军事代表团增加了人员，以与埃及陆军日益扩大的规模相适应；反英宣传的首要人物、《民族观察家》驻开罗记者保罗?施米茨于5月10日被驱逐出境。7月28日韦维尔将军被任命为中东地区总司令官，印度的增援部队又于8月到达，使埃及的民心士气为之一振；而当德波关系在8月底的几天中陷入危机的消息传来时，埃及的舆情却是沉着镇静的。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华夫脱党由于党争的策略，在这一年的春天还在对英国攻击低毁，不遗余力，此刻也已偃旗息鼓；甚至那个喋喋不休的青年埃及党（米斯尔法塔赫党）的党魁艾哈迈德?海珊（据说埃及警方已经查出了他同德国和义大利特务机关有关系的书面文件证据），也公开宣布他那一派要“站在英国一边，直至最后胜利，为埃及光荣的未来奠定基础”。 但是在此以前，关于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健康不佳的报导，刊登已歷数月，他对首相任务的日益繁重早已感到力不能及，因而在1939年8月12日辞职。他的后任阿里?马希尔是一位从政的律师，于1935年到1936年间做过四个月首相，那时他就已显示出干练有为，公正不阿。国王法鲁克于1937年曾任命他为宫廷总管，从埃及宪法授予国王的大权来看，这个职位的权势仅次于首相一人而已。从那时起，阿里?马希尔就已对年轻的国王树立起非同小可的个人影响，国王几乎事无大小，悉听他的指导，唯他是赖。在此期间，他还树立了左右政府常设机关，特别是警察部门的势力。当时他组成的内阁多少带点民族主义色彩，他任职之后，立即以“撙节开支，励精图治”为由免去了五位副大臣，这就有些引起英国的疑惧。五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阿明?奥斯曼爵士，他是英埃条约的缔造者之一；这位亲英人物，在四十岁时就享受养老金赋闲了。据一位知情的评论员说，阿里?马希尔在此时期有三大雄心。他诚心诚意为了一个独立的埃及而奋斗，希望利用这次大战而为他的国家争取到一个无愧于它的地位。阿里?马希尔希望让整个阿拉伯世界看到，埃及有能力制订一项独立的政策，用不着仰赖英国的批准。……他为了竭力争取利用伊斯兰的宣传而强调宗教仪式，以使埃及在穆斯林世界内部享有更大的威望。 英国对德宣战之后，埃及政府立即断绝了同德国的外交和商务关系，接管了德国财产，并把所有的德国人，除了反对纳粹情况属实者外，悉数集中监管起来。他们宣布了全国处于“戒严状态”，由酋相兼任军事长官；全国港口悉归英国海军控制；对邮政、电报、电话和报刊实行严格的检查，检查工作有英国人参加。必须指出，这些措施不是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由一批常任的英国官员支配的行政当局决定的，而是由一个完全是埃及人的政府和当局决定的，其中至多不过有少数受埃及人聘用的英国专家，但他们无权将他们的建议直接付之实施。首相告诉《泰晤士报》的记者： 埃及和它的人民是对不列颠忠贞不渝、赤诚相见的朋友，我们愿意竭尽全力给它援助。对于任何蛮横恃强、逼我们就范的企图，我们将全力反抗。……我们经过多年斗争取得了独立，为了保持独立，我们不惜作出任何牺牲。 11月18日埃及议会復会，国王致辞，重申政府的意愿，对盟邦英国予以通力合作，并尽其全力以扞卫本国的领土和独立。 第11页 战事还远在欧洲，它给埃及的第一个重大冲击，涉及到正待上市的当年收穫的棉花的出口问题，因为棉花及其副产品，占埃及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前一稔棉花售价一蹶不振，人们希望这次大战会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给棉花市场带来繁荣。但眼下显然看到对德国、奥地利、捷克和波兰的出口已不可能，而这四国在1938—1939年度曾购买了七万吨左右，约为埃及棉花出口总额的六分之一；而且令人担心的是，英国实施的战时船运执照制度也许会妨碍欧洲中立国家的进货大大超过前一年度。因此有人主张英国应补偿埃及的损失。但是亚歷山大的出口商希望至少有一部分棉花的售价要高于英国大宗购买的价格，他们拒绝埃及某些有关方面要英国全部买下本年新棉的建议；最后，他们缩小了要求范围，而是建议英国应买进无法售予大德意志和被占领各国的七万吨。在埃及政府保证按照10月25日的市价购买剩余棉花之后，棉价已开始上涨。　　11月16日，英国政府答应购进七万吨。如果市价跌到11月 11日的水平以下的话，这个水平，比起埃及政府规定的10月25日的基价来，已高出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但是埃及的棉商公会拒绝了这个建议。力争英国应按当时的价格购买，而从11月11日以来，市价又已上涨了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事实上，埃及的棉商并不把英国的收购建议当作是在困难关头的救急措施，而把它作为自己的发财之道，因为棉农早已按先前的低价行市把大部分收成售给这些棉商了。结果，英国和它的盟国比上一个年度增购的数量，除了补偿德国控制的市场的损失以外，还有多余，出售给中立国家的数字也同时增加了；算起来，在最近十年之内，只有一次超过了这一季每一英亩棉田的总收入。然而，不满情绪还是毫无道理地占了上风，埋怨不肯忍受盘剥的英国，对待埃及没有象给土耳其贷款那样慷慨大方；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了颠倒黑白、进行反英宣传的话柄。 英国政府这时对待埃及军队的政策是要使之发展成为一支战斗力强的现代化部队，能够同英军合作以扞卫埃及；当时的设想是投入战斗的埃及陆军，只要当时的埃及政府同意，即可置于埃及英军总司令官的指挥之下。由于埃及尚未宣战，埃及陆军的指挥大权还没有移转，英埃两国部队之间的联络事宜仍由英国军事代表团保持着。代表团的建议并非经常受到埃及总参谋长；那位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阿齐兹?阿里?米斯里的欢迎，所以首相不得已而于1940年2月初将他免职，表面上是给了他三个半月的病假。他被免职的首要原因是瞒不过埃及的舆论的，一位议员在议会质询，英国军事代表团是否有过越权的情况，内阁在维护埃及主权上採取了哪些措施。 2月17日，首相偕同国防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前往英埃苏丹进行正式访问，自从1936年的条约恢復埃及在1924年以前对苏丹的权利以来，这样的访问还是第一次。由于这次访问本来是由英国驻苏丹的总督出面邀请的，所以在首相宣布行将出访的时候，埃及报纸为之喝彩，认为这样一来就肯定了埃（及）苏（丹）统一的民族主义纲领。首相和大臣们在访问期间发表的讲话，发出的电报，经报纸刊登以后，使民族主义的激情持续不衰。国防大臣号召苏丹港的埃及官员们不惜流出最后一滴血以扞卫尼罗河水（防御什么人则秘而未宣）。首相访问回来后在下院讲话的时候，把他的此次出访同穆罕默德?阿里帕夏1839年之行进行了比较，他说：“那时候，欧洲对埃及就是不公平。”有一家民族主义报纸居然进一步号召改变苏丹的地位，澄清英埃关系中这一“暧昧”之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德国人在挪威作战得胜和德国西线攻势的展开，埃及感到义大利的参战己在旦夕。埃及各城市共有义大利侨民六万人，无论如何，这批人的存在显然给敌人的谍报和宣传活动开了方便之门。4 月间，在亚歷山大港的一艘埃及船上捕获一名身藏炸药的匈牙利人弗朗茨?阿科齐，据供炸药是从热那亚德国领事那里得来的，准备在该船停靠的下一个港口马赛进行破坏；报纸上也说义大利的反英宣传，“为害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于是埃及政府颁布了法令，对犯有间谍、谋叛和散布颠覆性谣言罪行的人判处死刑；苏伊士运河设施被宣布为封锁地区；西部沙漠总督也已受权在必要时撤退距利比亚边界一百五十英里以内的沿海小城镇的平民。3 月间，首相曾正式否认一则关于义大利重新提出同埃及商订友好条约的新闻报导，但是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5月30　日这一天的记载里写着，当时已经调任埃及驻罗马公使的穆拉德?西德?艾哈迈德曾以自己的名义说他的政府终将宣布中立。尽管在5月间有过几次公开声明作了郑重保证，无如德国的捷报频来，轴心国的宣传奏效，致使阿里?马希尔，而且可以相信，还有他的国王，在日甚一日地採取一条重新保险的政策，力求避免同轴心国发生冲突，因为它们似乎已经胜利在望。在这一过程中，君臣两人受到埃及新闻界起劲的拥戴。早在 6月，由于义大利的参战有剑拔弩张之势，新闻界即已开始扬言在当前的情况下，英军部队可能使用在法律意义上是中立的埃及境内的基地，发动对义大利的进攻，因而造成了条约中所未能预见的一种局面；各报普遍的结论似乎是埃及不宜採取攻势，除非它首先受到侵犯或者它的重大利益受到威胁。对于宣布开罗为不设防城市的拟议曾被详细讨论，但是有人声称，鑑于开罗作为一个交通中心所具有的重要性，“某方军事当局”势必要以不切实际为由，加以反对。 第12页 墨索里尼在1940年6月10日宣布义大利参战的演说中声称，义大利没有侵略埃及的意图。埃及政府于6月12日同义大利断绝外交关系，但在断交之前把埃及议会的下列决议通知义大利政府： （一）埃及将恪守它同不列颠的联盟，将遵守其义务，并将承担在其领土内向其盟国提供凡所要求的一切援助与方便。 （二）埃及将不参与战争，除非它遭到义大利下列方式之一的攻击： （1）如果义大利军队进犯埃及领土，发动战争； （2）如果义大利以炮火轰毁埃及城镇； （3）如果它对埃及军事目标进行空中攻击。 义大利人很快就空袭了塞卢姆和其他埃及边界哨所；但是阿里?马希尔于6月17日（贝当要求停战的日子）表明态度，认为这些都是边界事件，可以通过外交手段予以解决。两天以后他告诉议会，埃及部队已从边界后撤数英里，以免在政府和议会作出决定之前，就把国家陷于战争状态——这个声明博得了整个议会雷鸣般的喝彩欢唿。6月21日，《泰晤士报》的外交记者报导，埃及方面谣传英国有意迫使埃及在未受到敌方直接攻击的情况下参战，伦敦权威方面已予否认，但是英国当局有合法的权利要求，凡属可能妨碍英国军事行动的种种活动，埃及当局均应忠实地予以劝阻。被认为保障埃及人民利益所必需的国内措施，尚未充分实行。……大使业已接奉指示，敦促埃及政府方面必须採取最坚决的态度。 威尔逊勋爵评论说： 与上一年9月对待德国人相比，埃及政府在拘留义大利侨民和接管银行及商号的房产时採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在前一个年头，我们的保安机关还能够掌握一些碰头的地点和最活跃的特务。现在警察局虽然还是极其合作并且常常根据我们的要求採取行动，但是要使埃及政府尽其职责却会遇到莫大的困难。碰到的尽是遥遥无期的拖沓延宕，有时还会遇到根据某一位部长的命令就予以开释的情况，既不知照，也未磋商。至于有多少是由于传来了法国溃败的消息，有多少是由于一大批埃及人在社交上、财政金融上同义大利人和在埃及的意侨打成一片，殊难估计。 英国外交部于1947年声称： 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我们所能见到的书面证据证实了前此我们已经拿到的证据。这些证据无可置疑他说明了……联合王国为何要被迫向埃及国王如此据理力争，要求更换政府。 国王主持了一次埃及所有政界元老的会议，会议开得很长，但未能就成立一个各党联合的政府取得一致意见。6月23日，国王接受阿里?马希尔辞职。义大利公使连0同他的庞大逾常的使馆班子也终于在同日撤离埃及。 隔了五天之后：哈桑?萨卜里组成了新政府，他是一个无党派人士，　　1938年曾任国防大臣，先前还做过埃及驻伦敦公使。对上届政府所作的调整之一，是屏除了担任国防大臣的民族主义者穆罕默德?萨利赫?哈卜，有人说得很有意思，这可望促进英埃军事上的协作。总参谋长阿齐兹?米斯里原已从 5月31日起再延长“病假” 六个月，但在8月7日就改为享受养老金退休了，接替他的是一位更使英国当局满意的将军。宫廷总管的职位，现在由牛津大学出身的亲英派艾哈迈德?哈萨纳因执掌。有了这些新的支柱，英国也就得到了对它最重要的防务上的密切协作。8—9月间，有相当一批及龄服役或者有嫌疑的义大利人被监禁起来；对于来自德国自称是反纳粹的难民是否可靠也作了更严密的审查；尽管埃及并未宣战，埃及的军事单位却已编入了西部沙漠的防御体制，埃及的防空部队参加了亚歷山大和马特鲁的空防，埃及陆军也担任了三角洲上薄弱点的警戒。 当战争的现实出现在中东门口之日，正好是欧洲大陆上盟军的抵抗土崩瓦解之时，也正好是在中立国看来轴心国已操胜券之时，这对英埃关系的未来是不幸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阿里?马希尔政府蜘蹦不前，不敢贸然同英国人同乘一条船，而要设法给自己留下一条保守中立的后路，以便恢復同轴心国的接触，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个政府本已得到国王法鲁克的贊同，也已取得国民中有政治头脑的阶层中的大多数人的同意，要谋求完全的独立。埃及既要设法给自己重新保险，就使英国别无选择余地，只得以雷霆万钧之力相威胁，干涉埃及的内政，因为下埃及乃是不列颠和义大利两帝国海、空交通线的交点，英国当时面临的战略要务就是保卫这块生死攸关的地盘，防备义大利的攻击。而英国这一干涉的结果却又使埃及民族主义者比过去更加感觉到，　　1936年的条约还没有使他们确实取得完全的独立，他们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第二章　　征服非洲的义大利帝国和衣索比亚的夏国 1940年6月义大利参战的时候，从纸面上看，它在中东和东非拥有的兵力，同英国相比，占有压倒的优势。在利比亚的意军有二十一万五千多人，在意属东非，意军也在二十万人以上。韦维尔将军失去了法国驻近东国家军队的支援之后，从分散各处的管辖地区，那时也包括东非在内，所能张罗来同意军抗衡的约有八万五千人。诚然，义大利的军队中，非洲土着部队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徵募的衣索比亚士兵是靠不住的，但是，话要说回来，他们有几个厄利垂亚团为义大利人忠诚效劳的记录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以上。意军在其占据的地方不能维持自己的给养，英国海军的封锁可以切断他们赖以生存的运输、汽油和轮胎的增援，这也是事实；但同样真实的是，英国在中东的部队不但数量上处于严重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大大不足，空中力量又众寡悬殊，以驻苏丹的部队为例，在1940年6月，除了两门固定的海岸炮和一门供斋月庆典放礼炮用的老式榴弹炮外，别无任何坦克和大炮，而区区一点空军又大多陈旧过时。义大利的参战使英国部队通过地中海进行增援变得异常危险，而义大利驻在厄利垂亚的海空部队甚至使取道好望角和红海这条远程航线也变得很不牢靠，因此，另行勘察取道巴斯拉—巴格达一海法的航线及取道蒙巴萨和尼罗河流域的航线，确实被认为有其必要。按照教本上所说的战略来看，义大利从利比亚和东非发动坚决果断和相互配合的进攻，可望对埃及形成一举奏效的钳形攻势：“不列颠帝国大有可能被一个从纳尔维克伸展到布拉瓦尤的敌方集团纵队分割开来。” 第13页 义大利人果真以为战争已告结束。　　1940年7月7日，齐亚诺向希特勒递交了墨索里尼重组中东的方案： 埃及和苏丹：　　义大利将取代不列颠的政治、军事和法定地位。撤销苏伊士运河公司，建立运河区特别政权。 叙利亚和黎巴嫩：承认独立；义大利占领战略据点。 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与义大利单独结盟的条约；让与石油公司股权〔原文如此〕。 亚丁，丕林岛，索科特拉岛：军事占领。 英属索马利兰和吉布地：割让给义大利。 不过，义大利的负责人士对于同不列颠进行一场殖民战争的前景则是疑虑重重。根据记录，齐亚诺在1939年8月12日与希特勒会晤时曾经说： 阿比西尼亚虽已大部平定，但与英国领地接壤的边界沿线某些地区则不然，英国使用金钱和宣传在这些地区的居民中制造了种种麻烦，因此这种平定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在一场全面的冲突中，只需几架英国飞机在阿比西尼亚撒下传单，扬言全世界已经起来反对义大利，皇帝就要回国，那就足以重新煽起阿比西尼亚人的叛乱。 况且，一旦发生冲突，阿比西尼亚就将完全同祖国割断，在阿比西尼亚的二十万义大利人的命运行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只消几年功夫，在阿比西尼亚就会有一支四、五mvimage，mvimage，　！03200510＿0070＿1.bmp｝十万人的部队，如果那时发生冲突，就有可能向苏丹、肯亚和法属索马利兰进攻而取得成功。 东非黑衫党总监在1940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显露出同样的忧虑；以后几周的齐亚诺日记更是直言不讳： 巴多里奥……对利比亚的局势感到关切。……必须速战速决。最多不能超过两三个月……因为我们的给养极为有限，令人担心。……巴尔波〔利比亚总督〕……认为战事无法速决，也不会轻松，他手下的部队只够应付短期的冲突。……在阿尔卑斯山战线的进攻证明我军完全缺乏准备，进攻性武器一无所有，高级军官毫无能力。……如果利比亚和衣索比亚的战事也照此办理，前途凶多吉少，不卜可知。 处身在独伐者的手下，战场上的失利足以招致严重的个人后果，致使意军将领小心翼翼，不敢造次。英国人行使诡计，搞了些叫他们上当的假情报，把英方的实力夸大了一倍有余，他们对于这些情报，也就容易信以为真。因此他们在开始发动进攻时，极为审慎。据齐亚诺日记所载，格拉齐亚尼藉口埃及正值盛夏酷暑，希望等到来年开春才向埃及进攻，他还口出怨言，说：“给水不足。我们是在走向失败，而在沙漠之中，这种失败必然会迅即招致全军覆没。”他属下的司令官全部反对发动攻势，说：“如此不顾司令官的反对而採取的军事行动，实力前所未见。” 不过，到了9月，格拉齐亚尼还是越过了埃及边界，由于英军一路后撤，他得以跟踪推进五十英里，在抵达西迪巴腊尼后停止前进。东非意军已在 7月间占领了苏丹的卡萨拉、加拉巴特、库尔木克等处边境哨所以及肯亚的莫亚累边境哨所，动用的兵力远远超过守军：在卡萨拉约有八千人，配备十八辆坦克和许多大炮，并对苏丹的两个机枪连和一个骑马步兵连进行了十二小时的空中轰炸；在加拉巴特为了对付一个排就用了二千人，还配备了大炮和飞机；在库尔木克用了一营兵力对付七十名苏丹警察；在莫亚累出动了两旅兵力进攻皇家非洲步枪队的一个连。法属索马利兰的维希行政当局拒不支持勒让蒂约姆继续抗战的意愿，使毗邻的英国保护国只能靠它仅有的三千名兵员加上一个轻炮连去保卫比英格兰和威尔斯还要大的一片国土，而他们所抗击的意军，不但兵力至少要大上十倍，而且装备也远为精良。到了8月19日，即义大利人越过边界两周以后，这一支小规模的英军便被迫撤离这个保护国，伤亡不过百分之五。同韦维尔的“少得可怜的人力和物力”相比，意军尽管占有绝大优势，但是，他们在各条战线上的推进也只能到此为止。义大利人之所以没有乘此机会扩大战果，韦维尔认为其原因是： 首先，我们的空军虽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到处都採取和掌握主动；其次，由于我们在埃及、苏丹和东非的少量防守部队的顽强战斗；第三，敌军既未准备，也不愿意打硬仗。 另有一位知情的英国权威人士还谈到： 义大利人心神不宁，担心最后关头的汽油供应，担心车辆和轮胎是否坚固耐用，也许还担心某些部队的忠诚和素质……此外……又完全误信了关于英军实力的假情报，那些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诱敌上当的情报网所提供的。 义大利人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十分满意地平定了衣索比亚的东部、南部和北部各省，但却始终未能镇压1937年至1938年在西面山区戈贾姆省爆发的严重叛乱。英国政府在义大利人参战之前，不愿触犯他们，因而给韦维尔下了一道禁令，不得与衣索比亚的叛乱首领接触；但是这些首领却设法同流亡在英国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取得了联繫，塞拉西并于1939年下半年派了他手下的洛伦佐?泰扎兹秘密访问了戈贾姆及其邻近地区。据称，泰扎兹在前往苏丹一衣索比亚边界时：曾得到开罗英军总参谋部的帮助，并在返回开罗之后，就此行向他们作了报告。此外，皇帝的友人、在衣索比亚有十五年阅歷的d?a?桑德福上校，也于1939年9月抵达开罗作韦维尔的顾问，并立即同开罗、耶路撒冷和喀土穆的衣索比亚难民接触。一个英埃使团在喀土穆建立起来了，并且得到了少量武器作为训练之用。在义大利宣战的当天晚上，向衣索比亚的爱国首领们送去了信件。6月24日，海尔?塞拉西及其幕僚离开伦敦前往苏丹，但是到了苏丹却使他大失所望，因为可以供他进行冒险所使用的装备竟少得可怜，特别是完全没有空军的支援，也没有炮兵。8月12日，桑德福的使团自苏丹进入衣索比亚，到10月25日圆满地促成了戈贾姆省两位爱国首领曼加夏侯爵和纳加什侯爵的携手合作，而在此之前，他们两人从未想到会有合作的一天。 第14页 在中东战役的这个阶段，韦维尔认为，衣索比亚爱国运动汹涌澎湃，正是利用现有兵力困扰意军的大好时机；但他此时尚未考虑到大举进攻意属东非。事实上，他正在为计划中的西部沙漠攻势集中全部资源；不过，当这一攻势在12月已经取得了完全出乎意料的胜利之后，他就决定将印度第四师从那条战线调往苏丹，以便发劝收復卡萨拉边界哨所的战役。而义大利最高司令部在西部沙漠惨败之后，就已决定将部队从苏丹边界撤退到沿衣索比亚高原边缘阿戈达特一阿杜瓦一冈达尔一带最有利的防线。意军于1941年1月17日按决定撤出了卡萨拉。这使韦维尔改变了他本来的有节制的计划，而命令普拉特中将乘胜追击，直达厄利垂亚的首府阿斯马拉。在邱吉尔的“强大压力”下，驻扎肯亚的东非部队司令官艾伦?坎宁安中将奉命攻打意属索马利兰南端的港口基斯马尤，并且续接指示，如果进攻得手，即应一鼓作气切断敌军赖以取得大量给养的摩加迪沙一亚的斯亚贝巴公路。与此同时，在戈贾姆发动爱国起义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推进，皇帝也于1月20日越过边界进入他的王国。 1月31日，普拉特将军所部在阿戈达特击败了义大利守军，并且紧追不捨，向东进击，直到离克仑不远的高山脚下，“一座黑压压，坚不可摧的高墙挡住了去路”，“悬崖绝壁，峭削如锋，巍然高达二千五百英尺”，只有一条公路和铁路穿过峡谷，但意军已经炸掉二百码长的一段山岩把它堵塞。韦维尔原来希望在2月份第一周拿下克仑，再过一周拿下阿斯马拉；但是帝国军队被数量上居于优势而且是居高临下的敌军挡住了去路，无法前进；起初曾几次试图拔掉意军阵地，但均未成功，因此必须聚集物资，以便大举进攻。与此同时，坎宁安从肯亚一路进军，迫使意军于2月6日撤出基斯马尤。他接着在一周内沿着广阔的战线强渡朱巴河。这时他知悉所有意军各部正溃敝入灌木丛林，敌军已陷于极度混乱的境地。他断定从朱巴河前进二百五十英里，直趋摩加迪沙，势将如入无人之境。一到摩加迪沙陷落，他再进军八百英里到哈拉尔，也将易如反掌。韦维尔将军不顾内阁在2月初决定尽一切可能从中东派遣最大量的陆空部队去支援希腊抵抗即将来临的德军攻势，而批准了坎宁安的计划：“坎宁安将军驰骋纵横，气势磅礴，勇往直前，常常在我还没来得及提出方案和说明意图时就走在我的前面。”2月25日，摩加迪沙陷落，遗下大批战争物资，完好无损，其中有三十五万加仑车用汽油，八万加仑航空汽油，这一笔意外之财使轻武器部队不用等到摩加迪沙港口重新开放，仅仅休兵三天，就继续前进。先头部队平均每天推进六十五英里，于3月17日占领季季加，打通了易守难攻的马尔达山口，这是从东北方进入衣索比亚高原的门户，接着在3月25日占领了穆斯林的东衣索比亚首府哈拉尔。　　29日，兵不血刃就进入了从吉布地到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线上的迪雷达瓦。在这些交战中，到此时为止，意军被俘、被杀和开小差的达五万人，大英国协军队的死伤汉五百人，其中阵亡者仅一百五十人。 意军士气消沉，亚的斯亚贝巴的陷落已是指日可待。坎宁安面临着保护城内处身在十万衣索比亚人中间的二万来名义大利人的安全问题。义大利人的行径表明他们是兇恶的征服者，又是暴虐的统治者，衣索比亚人渴望报仇雪恨，乃是意料中事，就连阿奥斯塔公爵比较温和的施政，也没有希望使他们忘却 1937 年格拉齐亚尼总督遇刺脱险后义大利人到处干下的惨绝人寰的兽行。因此，坎宁安与东非意军统帅阿奥斯塔作了安排，负责保护亚的斯亚贝巴妇孺的义大利武装力量应留驻市内，以待英军前来解除他们的任务。4月6日，进占首都： 衣索比亚人行动举止的知所克制，令人钦佩，除了一些细小的抢劫情况以外，他们方面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义大利人就不然，他们都陷于极度紧张不安的状态，平民和警察都是那样。进城后四十八小时内，义大利人方面就发生了两起枪杀事件。……这两起事件使亚的斯亚贝巴当局相信，听任义大利人持有武器，其危险要比从其他〔例如衣索比亚人〕方面可能出现的更大。 因此收缴武器的计划用最快的速度执行，到4月底，全市已没有义大利警察。他们的职务由听命于英国警官和警士的衣索比亚警察接替。 普拉特也同时于3月15日再次发动对克仑阵地的进攻，到27日胜利结束，全部代价是五百人阵亡，三千人负伤，这是整个战役中最重大的伤亡数字。4月1日，意军放弃阿斯马拉，马萨瓦港口也于8日投降。罗斯福总统于 11 日宣布红海和亚丁湾都已不再是美国中立法案所说范围之内的交战地区，因此美国船只即可循此航线为英国中东部队运送作战物资。 在戈贾姆省，义大利人早已把该省的世袭统治者海卢?塔克尔?海马诺特公爵封为总督。这位“爵爷”是个两面派，从来也没有甘心情愿地承认过海尔?塞拉西的至尊地位。义大利人希望爱国力量将各事其主，形成分裂。但是温盖特上校的一支由苏丹人和衣索比亚人组成的小小队伍成功地骗过了那位优柔寡断的意军司令，没有让他摸清它的实力，迫使他在3月份向东撤退到德布腊马科斯。在这里两军对垒，众寡悬殊之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温盖特的三百名士卒要对付的意军和殖民地部队不下一万二千人。可是这场神经战显出了苏丹人大生骁勇善战的素质，成功地使意方的土着部队中倒戈来投的每天在百人以上，最后并迫使意军于4月1日撤离德布腊马科斯。皇帝于6日驻跸该城，海卢公爵表示臣服，但是人们相信他仍然同敌人有往来。在这六周的战役中，全部的正规力量只不过是五十名英国军官，二十名英国士兵，苏丹和衣索比亚的部队各八百人，仅有四门三英寸的迫击炮，就肃清了整个戈贾姆省的义大利殖民地军队十六个营、两支正规的班达部队（徵集来的土着兵）和四营黑衫党卫军，他们配备有相当数量的大炮和飞机。这一卓越的游击战绩，多半要归功于苏丹部队的机灵善战。那些爱国的非正规部队在此役胜败未卜以前，不愿冒险牺牲，他们害怕义大利人对他们的家属或村庄实行报復，他们所起的真正作用不过是给实际作战的少量正规部队充当掩护；但是在打下德布腊马科斯以后，他们就勇气倍增，越来越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了。 第15页 亚的斯亚贝巴失守之后，义大利人分别撤守位于首都和厄利垂亚之间的三处坚固据点和南方的盖拉族的锡达莫省。这一批分散了的兵力为数仍然可观（单是锡达莫省就有四万人），征服他们的战争正在进行时，夏天的雨季就来临了，大雨如注，不可能作战；最后一个据点冈达尔直到11月底才被攻克。 征服的最后形式乃是一次最大规模的钳形攻势，取道厄利垂亚和索马利兰两路出击……又有爱国力量穿越阿比西尼亚西部的直接插入相配合。这次战役的构思和执行好象是条顿人的方式；然而……如此的结果不是原来的计划所能预见，而是通过战局的发展而逐渐呈现出来的。事实上，同德国人按部就班的作战方式相比，这更象是按英国人的方式临时搞出来的东西。 这一胜利的得来，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运输路线主管部门的调度有方，军需补给都要远道运来，其中有一条路线甚至是要从西非的港口经由查德湖通向喀土穆；皇家空军的一支小规模的分遣队保护了红海的英国航运，也起了作用。 衣索比亚的英国军事当局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观点：维护法律和秩序，撤退五万五千名义大利居民以及对义大利政府和私人的财产在处理前的照管，这些都不能托忖给恢復起来的衣索比亚当局，因为衣索比亚的一批为数不多的受过西方训练的官员，大部分都已在大战开始前被义大利人谋杀了。因此有必要由英国的军事管制政府来治理衣索比亚，等到战事结束而可以把政府正式移交给皇帝时为止。但是皇帝从来没有承认过义大利对他的国家享有主权，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也于1940年8月13日曾经声明： 英王陛下政府前已宣布，本政府不再认为需要遵守先前对义大利政府所作有关地中海、东非、北非和中东等地区的诺言，这当然也包括有关义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主权的任何诺言在内。 海尔，塞拉西在1941年1月20日返回衣索比亚以前就已一再谋求与英国政府签订条约，建立两国之间的关系；但英国政府认为在那个阶段还不能超越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1941年2月4日所作下列声明的范围： 英王陛下政府将欢迎重新出现一个独立的衣索比亚国并承认海尔?塞拉西皇帝对皇位的主张。海尔?塞拉西皇帝业经告知英王陛下政府，他将需要外来的援助和指导。英王陛下政府贊同这一意见，并且认为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任何外来的援助和指导都应是缔结和约时作出国际安排的问题。本政府重申对阿比西尼亚没有领土野心。在此期间，帝国武装力量在阿比西尼亚各地进行的军事行动，将需要採取若干军事指导和控制的临时措施。上述措施的实施将与皇帝协商进行，并将于局势许可时立即终止。 新任命的驻衣索比亚副政治长官同皇帝在2月中旬进行的讨论中显示出他们之间的相当大的不一致。从2月到3月，前意属东非政治长官（菲利普?米切尔爵士，前任乌干达总督）、英国外交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在开罗决定，任何要在衣索比亚建立保护国或强有力的西方行政制度的打算，一律都作罢论。副政治长官于是把总司令的决定带回亚的斯亚贝巴：只有皇帝一人有权以颁布敕令的方式立法，而英国占领当局则可以发布具有临时立法性质的公告；战争罪行和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将由英国军事法庭审判，衣索比亚人之间的讼案则由衣索比亚法院处理；英国当局在任命负责人时要与皇帝协商，并将在可能的情况下接受皇帝提名的人，只有在没有时间或机会同他协商而任命地方负责人时，不在此限；各级政治官员的权力由总司令根据占领军的法定权力授予，他们的建议，不论是向处于中枢的皇帝提出，还是在地方上提出，都应予以接受，这是军事需要所决定的。 4月9日，亚的斯亚贝巴投降三天以后，邱吉尔要求他的防务委员会考虑他们对待皇帝的政策，并说明他本人认为皇帝应该立即正式返回他的首都。但是，还需要解决各种内部的安全问题和收缴义大利居民的武器，而坎宁安将军报告说皇帝似乎信不过英国人的意图。雨季已经开始，向皇帝提供从德布腊马科斯启跸的交通工具也是个大问题：但隆重的返都仪式已经安排在5月5日，那一天就是五年前义大利人进入首都的日子。 英国外交大臣从中东回到伦敦后，于5月17日发出一道关于对待衣索比亚的政策的详尽指示。指示表明，一个独立的衣索比亚国的重新出现是受欢迎的，同时，在现有的军事局势继续存在的时期内，皇帝必须严格遵守英国军事当局的建议。衣索比亚仍然要处于英国的军事指导和控制之下，以俟英国政府作出新的决定。在英国军队占领的地区内，由副政治长官担任总司令辖下的政治和行政首长，占领区的范围将由总司令知照，并可根据对义大利作战的需要予以变更。菲利普?米切尔爵士同皇帝讨论了这一指示，又去伦敦磋商，于6月底回到亚的斯亚贝巴，带来一套建议，谋求按照下列轮廓达成谅解： （一）皇帝同意凡涉及衣索比亚政府的一切事项都接受英王陛下政府的建议。 （二）税收和开支须先经英王陛下政府核准。 （三）对外国人的司法权须由英国法庭行使。 第16页 （四）如总司令认为有必要在衣索比亚的任何部分恢復军事管制，皇帝不得提出异议。 （五）除非得到英王陛下政府代表的同意，不得另行建立武装力量或进行军事行动。 根据上述条件，英国政府将愿意 （1）提供基金以建立衣索比亚所需的武装力量、行政设施和其他； （2）为皇帝提供专家顾问； （3）竭尽全力重建衣索比亚政府； （4）经营必要的交通事业； （5）研究各项方案，以备与皇帝签订条约，其中要包括一项总的财政安排。 这些建议反映了一种观点，就是这个国家需要一个监护阶段，这正是曾在苏丹和东非任职并且知道一点 1935 年以前衣索比亚行政管理情况的许多英国负责官员所持有的观点。另一方面，皇帝对于任何可能限制他的主权，或者甚至似乎会限制他的主权的建议，作坚决顽强的斗争，他的坚持终于使英国政府让步。既然皇帝关心他的主权胜过关心国家的改革，英国又何必去招惹“帝国主义”的罪名。更何况此事花费既大，又不讨好。因此，内阁委员会于11月11日致送了一份新的草案：对先前的建议作了相当大的修改。其中规定，拟议中的英国的财政补助款项应直接拨交皇帝，而不必由任何英国财政顾问过于，这样就取消了英国对衣索比亚的开支掌握任何有效的控制。此外，英国政府先前着眼的是：为了协助建立各级行政机构，向皇帝派出的英国顾问将归一个或几个英国顾问小组组长节制，而这些组长本身的权力和支持则是英国驻亚的斯亚贝巴的公使给的。可是，皇帝却坚持凡是他所任用的顾问一律都要听命于他本　人，或者至多是听命于他已任命为私人政治顾问的桑德福少将。 政治长官于12月12日把这些建议带回亚的斯亚贝巴，再经一番交涉，作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正之后，英国一衣索比亚协定和军事协定乃于1942年1月31日签字。它的有效期可以保持到由一项条约来代替时为止，或者在两年后由签字双方的任何一方在三个月前提出废止。皇帝承诺给予东非总司令在任何地区宣布紧急状态后所具有的权力，这些地区是总司令认为必须对共同的敌人进行军事行动的地区。他同意把奥加登全境〔衣索比亚最东面的一省，1891年归併给它，但从未受它治理；居民几乎全是索马利亚人，1936年以后它併入意属索马利亚领地（governo）了〕在协定生效期间置于索马利亚的英国军事管制之下；他还同意，只要东非的英军总司令认为有必要，英军就可占领从亚的斯亚贝巴到法属索马利兰边界的铁路和从厄利垂亚沿这一段边界延伸到索马利亚的二十五英里宽的地带。英国承诺为徵集、组织和训练衣索比亚军队而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这支军队尽可能用从义大利驻军缴获的军需来装备。英国还将在皇帝未经与英国政府磋商将不另派顾问这一谅解的基础上，为衣索比亚的行政、警察和司法部门提供顾问和官员。英国将给予财政援助，协定生效后第一年为一百万英镑，以后逐年递减，至第四年如协定仍然有效，则为二十五万英镑。在衣索比亚的敌国私人财产将按国际法处理，至于被转移到义大利的衣索比亚的公共财产，英国政府将努力设法追回。 英国有一批人对协定提出不太负责的批评，其中黑利勋爵以其权威与经验而着称。他在上院提出抗议说，苏丹的六百二十五万居民就有四百七十五万镑的预算，给予衣索比亚的财政援助本来“已经不够充分”，如若皇帝果真要按现代方式来发展他的国家，或者甚至要确保法律、秩序和象样的施政，他所需要的财源就要大得多。然而，自治领地事务国务大臣（埃森登的塞西尔勋爵）却声称，衣索比亚在财政上永远依靠英国，是同皇帝所希望的独立自主不相容的；政府遵循的原则是英国的拨款加上当前财政收入的估计数，不宜超过衣索比亚政府最后可望达到的税收所得。英国曾经试图通过在驻有英国政治官的省区组织临时国库的办法，为衣索比亚建立一套西方的财政制度，但是事与愿违，“因为皇帝从一开始就宁愿按照在义大利占领以前的老方法通过各地方的首领和官员尽量聚敛而不藉助于英国军事管制当局”。 因此，英国人所作的安排，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是一次买卖式的安排。如果皇帝准备让他们更加放手地去对他的国家进行改组和现代化的话，毫无疑问，他们也会更加乐于慷慨解囊；但是显然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幻想破灭的感觉与日俱增，因为皇帝既倾向于企求使他的流亡岁月得到实惠的补偿，同时又捨不得让任何外国对于可以由他随意开支的款项进行控制： 一些国家……为了非要他们感恩戴德不可而怀恨，而且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施捨是极其难得完全不抱私心的，受惠的一方通常也都能找到理由去规避不惬意的义务。衣索比亚人可以认为，英国军队之所以使他们得到解放，只不过是为了大英国协的利益而必须採取的军事行动。其次，在被解放的国家中，领导人为了鼓舞全国的士气民心，都以为歌颂抵抗运动的成就比歌颂盟军的胜利更好些。衣索比亚是这类国家中的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而况，衣索比亚人记忆犹新的，不仅是英国在本世纪开头的二十五年间曾经不时捲入的不光彩的外交活动，并且还有在史册所载的那次最为明目张胆的侵略案件中，衣索比亚之遭到国际联盟的遗弃。英国带头反对侵略者时显得如此畏首畏尾，后来同侵略者言归于好时却又那么轻松愉快，算起这笔帐来是对它不利的。诚然，给出走的皇帝提供交通工具和栖身之处的是它，然而，就是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当皇帝平白无故地遭遇大难的时刻，为了他的体面，为了给他支持而使出的气力又是少得可怜。 第17页 另有一位关心这段时期英国与衣索比亚关系的观察家评论说： 由于丧失掉衣索比亚对一个为它恢復它所万分珍惜的独立的那个国家的良好情谊，而去批评驻在当地的英国官员，自然是便当不过的事（批评伦敦当局更加便当），但是也应该承认他们的困难和成绩。这些人在战争结束后为法律和秩序的恢復作出了大好的开端。他们人员不足，一筹莫展，加之大多数人员虽然都是受过训练的殖民地行政人员，却都不曾有过同一个以其自己的文化而自豪和独立的人民打交道的经验。大多数人员有生以来只同迤南一带的讨人欢喜、秩序井然而又驯服易管的东非班图人打过交道。根据他们以往的一套堂堂不列颠帝国的治政方法的经验，他们对周围的腐败无能以及他们要为之负责的那一批人民的公然侮慢和故意阻碍感到没有信心。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未能体察衣索比亚人的性格，把衣索比亚人同英国属地的和蔼可亲、善迎人意的非洲人对比而使前者相形见绌，这一点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最优秀的官员自然有本事对付这一情况，不因衣索比亚人表面上乖戾粗暴的特性而束手无策，他们懂得存在于他们自身和他们的新职务所要治理的人民之间的不同的心理关系；他们也就得到了那些人民忠心耿耿、竭诚拥戴的报答。但是在战争时期，行政人员不能个个都是经过挑选的，很多英国官员提到衣索比亚人的时候，说出许多考虑不周、心直口快的话，对两国人民的关系趋于恶化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说英国的官员以及后来的英国顾问感到他们所处的地位并不十分令人称羡，那么回返故国的皇帝本人也同样发现此时的衣索比亚同他仓皇出走时的衣索比亚相比，问题复杂得多。他必须不断讨好英国人，但又不能搞得那么完善，使自己的一批满腹狐疑的民族主义者同他疏远。他必须使他的玉国现代化，它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已经一去不復返：但也不能搞得那么快，使他的那些反动的贵族和教士们同他疏远。他的知识分子已经被格拉齐亚尼杀光，他不得不起用年轻人担任异常重大的职务。他的各种问题也同伊拉克已故国王费萨尔的那些问题羞不多。此刻在他身边的那些尚未成熟的政治顾问们之所以焦急不安，并且心怀疑虑，担心会有什么外来的政治影响，或许不是不合人情的。…… 说来有趣，衣索比亚人在他们自己的头脑里把英国人严格地划为两类，一类叫做“宗主国的”，另一类叫做“殖民地的”。他们相信，前者大体上都已超越了比较低级形式的帝国主义、肤色偏见和白人主宰的意识。对于后者，他们干脆不信任。不管这一干净利落的分类有什么谬误，可是必须认识到亚的斯亚贝巴对此是深信不疑的。调派到衣索比亚军事代表团去的皇家非洲步枪队的英国军官一开头就在这一方面遇到障碍。如果这些军官里面有谁在入伍前是定居在肯亚的，人们对他的怀疑就更严重。有些人靠以后的表现消除了人家的怀疑；另一些人却不幸成为火上加油的人。说一句不免要显得有失厚道的话，南非部队在解放衣索比亚的部队中所占百分比高，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没有他们及时来援，衣索比亚的解放就会推迟相当长的时间。然而，无可迴避的事实是，南非人对待肤色问题的态度，实在不容易为受到种族歧视的人们所理解。还应该记住一点，解放衣索比亚的兵力都是从非洲各地抽调来的，那些地方的非洲土着在白人面前所处的社会地位决非骄傲的阿姆哈拉人或绍阿人所能忍受。可是，衣索比亚人自己就是把许多非洲种族看作是生来只配充当奴隶的，他们也没有资格对南非人提出指责。 从国内当局方面来说，他们对于重大的政治问题的郑重关汪，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他们把这一次解放的困难看得小了。在战争开始时，负担过重的文官有其他更加迫切的问题须待解决。在这场为了不列颠帝国的生存而进行的规模最大的斗争中，对于那些比较起来毕竟是次要的问题有深切了解的人，或者甚至说，有所关心的人，即使有，也不多。…… 总的看来，可以说，这么一个极易导致相互触犯的阶段毕竟是经歷过来了，其结果也不是那么糟不可言，象当初可能会担心的那样。但是，衣索比亚的新政府在英国的直接控制放松之后，就立即动手把自己身上任何形式的英国建议，特别是英国控制的痕迹，都要急急匆勿地揩拭干净，几乎到了有失体统的地步，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第三章　　伊拉克的独立要求1940—1941年 战争爆发前夕，伊拉克国内最活跃的力量是军队、青年和德国公使馆。常备军约二万至二万八千人，并有一支有四、五十架飞机的空军，主要是想约束北部的强悍多事的库德人以及几乎同样难于驾驭的下伊拉克的阿拉伯部族。委任统治期间，在英国监督下，伊拉克军队的规模一直不大，但1932年伊拉克独立后开始实行徵兵制，军队即已扩大。根据1930年英伊（拉克）条约，英国政府保证：“在可能向它提出要求的任何时候……（给予）一切可能的方便……以提供可以得到的最新型武器、弹药、装备、船只和飞机。……”然而，　　1935年以后，英国武装力量的扩充使英国政府无法满足伊拉克的军备要求：1937 年以后，虽然伊拉克不再坚持要求最新型的武器，并同英方商妥由伊拉克接受英军在更新装备后替换下来并经修復的陈旧枪炮，但在谈判尚未完全结束时，战争即已爆发。一些较年轻的伊拉克军官，所负军事任务不足，对西方世界与文官老爷们怀有同样错综复杂的心情：这种半是明言、半是隐忍的心情中，交织着自卑感和妒忌心，缅怀往昔歷史上依稀存在的辉煌业绩，藉以寄託精神，他们渴望有所作为，把外国巨人打翻在地，象大卫王射杀歌利亚那样凯旋而回；这种隐忍不言的要伤人、要復仇的愿望特别是针对着一个强国，它通过隐藏在一项不平等条约中的监督特权，使他们处于无法动弹（这是他们的想法）的境地，还用翻新的枪炮和废弃的飞机来使他们丧尽体面。 第18页 少年气盛的“知识分子”在中学里面就已饱受令人醉心的民族主义的薰陶，然后被扔进一个落后的经济体系中去，在这个经济体系中，连让他们活命的薪金都难以支付；他们醉心政治，但又难有机会钻进那个壁垒森严的圈子，那个圈子中的政坛耆宿都象玩皮球一样把官职传来传去，英国、犹太復国主义者和法国否定了他们的巴勒斯坦兄弟和叙利亚兄弟的独立，有关这个问题的宣传鼓动，他们听了更是心潮澎湃，块垒难平。 这两股心怀不满的力量都被德国人巧妙地利用过。纳粹党驻伊拉克高级代表朱利叶斯?乔丹博士担任了政府的文物局局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够自由自在地旅行各地并同伊拉克的官吏厮混。1934年以来驻在伊拉克的德国公使弗里茨?格罗巴博士是位才干出众和富有东方经验的人。 格罗巴博士一表人材，令人倾慕，他的浑身活力加上他的阿拉伯语知识和对东方人心理的深刻了解，为他在一大批有权有势的伊拉克人中博得了亲密的交情。他抛弃〔原文如此〕外交的先例，亲身前往政府各部、局去拜访部长、局长们。他经常在德国公使馆大开盛宴，邀请的宾客“无分贵贱”。他又通过举办小型宴会的手段，尽情款待一些精心挑选的伊拉克人，这些人是有指望能给公使馆的特殊工作出力效劳的。 他对伊拉克人的奉承拉拢不会得不到实惠的报答。 1937年，当时担任教育总长的法迪勒?贾马里博士访问德国，他在那里受到正式的欢迎和盛情的款待。回国以后，贾马里博士就彼德国人说服，派遣了一个伊拉克代表团参加1938年的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代表团由……穆罕默德?法迪勒?贾纳比率领，他受到引见，亲自与元首会面。这次会见，加上大会上军容整饬〔原文如此〕的气氛，印象深刻，在若干程度上可能说明为什么贾纳比一回到伊拉克后就如此热中于按照希特勒青年团的方式改组福图瓦（伊拉克青年运动）。代表团成员在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上所穿的特别设计的制服，后来为福图瓦所採用。 在这个时候，要对德国人能在教育部里产主影响这一件事负责的教育专家们，如法迪勒?贾马里博士、萨米?舒卡特博士等人，心目中可能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向伊拉克青年灌输健康的民族主义精神。他们无疑看到，德国和义大利的方法对那两个国家的青年具有神奇的效力，使那里的青年产生了狂热的爱国心。那么，把这种方法应用于伊拉克也必定会有好处，那时伊拉克青年还不知“爱国主义”为何物。他们满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要使一个尚在胚胎之中的国家发育成长，唯一的方法就是向它的人民灌输深切的民族自豪感，他们的说法未必没有道理。…… 医务人员也受到德国人的拉拢劝诱。一些曾经在德国学习受业的医生也被诱导去对医科学生散布纳粹的理想。皇家医院院长、伊拉克医学院院长赛卜?沙瓦克〔原文如此，系舒卡特之误〕，系声名狼藉的穆萨纳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当这个俱乐部后来成为德国人的工具时，他做了它的主席，于1937年访问第三帝国，在那里受到正式接待，并接受了全套纳粹制服的礼物。…… 与此同时，德国人对待军队，也象对待其他社会阶层一样，不惜耗费相当大的精力，灌输纳粹主义。通过他们的教育方针，德国人确保这个国家的青年在成年后能作为受过纳粹制度基础训练的青年军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部队中去。另一方面，除了遍布全国各地的宣传小组外：德国公使馆还竭力对军官们表示殷勤款待的热情，并使唤年轻美貌的德国姑娘为他们的宴会增添异性的迷人色彩。然而，德国人活动的主要焦点仍然是怂恿和资助高级军官搞阴谋和颠覆计划。 1933年国王费萨尔的逝世使这个国家失去一位能掌握其命运的人物，他的儿子加齐（1912 年生）统治的时期也就相应地是一个极度动盪不安的时期，在此期间，军人扮演了政治舞台上的主角。1936年10月，巴克尔?西德基将军建立的军事独裁政权因他在1937年8月被暗杀而告终。继任的贾米勒?米德法伊政府存在了十六个月，它试图通过实施新闻检查和限制主要政敌的自由等办法来遏制那种照常日益增长的反抗。最后，新任命的年轻国防部长萨比赫?纳吉卜侵犯了参谋长的职权，迫使后音愤而辞职：他还把一些年轻军官列入退役名单，以致巴格达附近的拉希德兵营的军官在1938年12月24日至25日要求国王解散内阁和任命那个“不知休息的智囊”努里?赛义德为首相。努里是一位经歷过阿拉伯叛乱的政界显要人士，自从巴克尔，西德基建立独裁政权之日起就奇寓国外。他深知与英国保持密切关系对伊拉克的好处；但他在这个时刻重新掌权却把私人仇杀之风又带回政治舞台。这种风气由于巴克尔?西德基的政变而激化，但在米德法伊政府执政期间有所缓和；努里重新掌权，使伊拉克军队的有害的政治影响復活，并使培哈?哈希姆在以后两年中做了国防部长。此人曾为努里效劳而一手策划了12月24日至25日的政变，但才智有限。他深深为德国的军事力量以及从它那里获得武器的可能性所打动。不久前，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叛乱触发了巴格达的反英骚动，他就是这次骚动的领导者之一。1939年初，努里在伦敦出席关于巴勒斯坦问题（他对这个问题兴趣很浓，因为他和泛阿拉伯运动各方人士已有长久的交往）的圆桌会议，据说他的出国鼓励了军官中一个敌对集团，即已故的巴克尔?西德基的党羽，趁机进行反对他的阴谋活动。但在3月5日他们被发觉了，那个在巴克尔?西德基独裁时期做过首相的希克马特?苏莱曼及其他五十多人被捕，经军事法庭判处徒刑。 第19页 4月3—4日夜间，国王加齐在巴格达的御花园里驾车高速行驶（这是他的爱好），因失去控制，汽车越出路面，撞上路灯支架，支架倒塌，压在车上，国王当场身死，同车二人受伤。当国王去世的消息传到摩苏尔时，据说居住在该市的一个德国眼科专家手下的特务挑动了一伙愤怒的暴民袭击英国领事馆，特务告诉那些暴民，英国人害死国王加齐，罪责难逃，甚至还说前王费萨尔在瑞士中毒殒命，也是英国人下的毒手。在随后的骚动中，英国领事蒙克－梅森被殴倒在地，并遭杀害。伊拉克政府匆忙赔偿损失并正式确认，国王之死完全是意外事故；但是对英国特务卑鄙勾当的指责，很快在近东各国和埃及的反英分了中间传开，并受到轴心国报刊和电台的唿应。 加齐的儿子费萨尔二世继承了王位。费萨尔二世出生于1935年；在王子成年以前，费萨尔的长兄阿里的儿子阿密尔?阿卜杜勒?伊拉（出生于1913年）受命摄政。加齐死后的几个月是平静的，当时人们一心关注的大事是国家的财政，赤字已达一百万英镑，相当于岁入的八分之一，然而，伊拉克石油公司按低息贷款三百万英镑，英国政府又进一步提供用于购买武器的三百二十五万英镑贷款，另外五十五万英镑用于接通着名的巴格达铁道从摩苏尔向南到巴伊季之间尚未完工的一百英里的一段。尽管有这种援助，两位议员还是抱怨说，英国向伊拉克提供贷款的条件同它对其他国家的慷慨相比是不相称的。 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伊拉克政府于9月3日实施新闻检查，并在首相与“伊拉克的老大哥”埃及的首相经过一番电话磋商之后，于9月7日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没收德国财产，并拘留尚未离境的德国侨民。伊拉克首相在说明他的国家根据1930年英伊（拉克）条约所承担的义务时，正确地声明，这些义务限于提供“一切便刊与援助，包括铁道、河流、港口、机场和交通工具的使用”（第四条）；除非伊拉克领土受到直接威胁或伊拉克遭受任何形式的侵略，伊拉克的军队不介入。伊拉克政府继续谋求同阿拉伯各邻国和在萨达巴德公约签字的北面各国的深切了解。　　10月，土耳其同英法两国签订条约后，伊拉克也向它表示祝贺。然而，除了这种表面上的礼尚往来之外，政界人士却对英法两国深怀仇恨，因为它们拒绝让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阿拉伯兄弟们独立。极端分子所持的这种不起作用的敌视态度并不因为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海珊以及伴随他前来的那些流亡的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于10月中旬到达而有所改善。这些极端分子两年前逃离巴勒斯坦后一直在近东各国受到监视。英国外交次官知悉，“穆夫提进入伊拉克，并未获得伊拉克主管当局的许可，并且是在没有被人发觉的情况下越过国境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伊拉克最高当局对他的到来是知情的；对他殷勤接待可以在政治上获得好处：而且，他们似乎曾经希望说服他，他对巴勒斯坦事业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公开宣布，甚至通过电台广播，说他站在盟国一方，从而使英国政府要对他知所报答。他到达伊拉克后不久，摄政即在王宫正式设宴对他表示敬意；努里和其他显贵均出席宴会；此后，穆夫提即开始从伊拉克官方领取丰厚的津贴。可是，努里为了要弥合穆夫提的企求和英国的巴勒斯坦白皮书政策之间的分歧所作的努力，尽管几乎又经过了一个年头，却是註定要失败的。 1940年1月18日，财政大臣拉斯坦?海达尔（什叶派）被刺毙命，开枪行兇的是一名因办事不力而被撤职的前警官。根据兇手（一个笨蛋）在伊拉克军事当局审问下所作的口供，萨比赫?纳吉卜（据说他在一次酒醉时曾辱骂过拉斯坦和什叶派）以及其他政界显要被捕。一个包括伊拉克刑事调查局的英国顾问在内而以一位素有清名的伊拉克法官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根据大多数的意见裁决，没有证据表明受控的那些政界人物是有罪的。这个时候，努里感到他一方面受到什叶派教徒和一些军官的压力，前者希望为已故的拉斯坦报仇，后者则与萨比赫?纳吉卜怀有宿怨而要清算旧帐；另一方面，他又受到三位大臣的压力，他们要求释放那些被告。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他于2月18　日辞职，遗下的真空几乎引起两个敌对的高级军官集团统率的部队之间的火併。在这个紧急关头，年轻的摄政在2月21日授命努里重新组阁。努里得到这两个敌对集团中较强一派的支持，于是遵命组阁。然而，他只答应在涉嫌的政界人士受审期间任职。除萨比赫?纳吉卜外，他们全部获释，纳吉卜则因其“言语容易引起仇恨情绪与纷争”而被判处一年徒刑。一般认为，这个判决不过是为了安抚什叶派教徒和纳吉卜在军队中的私敌；然后，努里就辞职，让位给以拉希德?阿里?吉拉尼为首的新阁。 此人是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的后裔，　　1892年生于巴格达，经过在当地的法律学校毕业后当过法官的途径而在三十二岁的早年首次当上大臣。弗雷亚?斯塔克在描述他的时候，说他是一位“工作努力、言语动听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野心勃勃，不顾一切，经常在激烈辩论时作出当时确是真诚、但以后却无法履行的保证”。上面提到过的一位有地位的权威人士曾经这样强调过他的鲁莽：当他登上高位的时候，他还几乎不曾出过国门，对伊拉克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因此他也就无法看出他的政策和措施将会造成的后果。他不是一个因为抱着民族主义或反英态度而在伊拉克政界出人头地的人：他的突出之处在于他是个毫不克制的人。努里尽管不喜欢他，却仍在1938年12月为他谋到宫廷总管的职位；但人们认为，由于处在这个有利地位，他的影响曾有助于阻止伊拉克象努里所盘算的那样，在英法对德宣战之后也对德宣战。到了1940年3月，努里似乎已经拿定主意，让拉希德?阿里当政比不让他当政要少些麻烦，因此就在上面所说的情况下一手策划，让他当上了首相；然而，这样一来也正好显出了努里的弱点，他制造了一个局面，事后又证明他自己无力加以控制。 第20页 新政府在人事方面没有多大变动，努里仍然主持外交部，塔哈?哈希姆蝉联国防部。公开宣布的政策还是同阿拉伯人民、英国以及萨达巴德公约各签字国保持友好。但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新政府立即解除“戒严状态”，在所谓1939年3月阴谋案发生后，努里曾经利用它把军官们约束在拉希德营里面。1940年4月德国向丹麦发动进攻后，拉希德?阿里同受人支配的丹麦政府断绝了关系；但德国人首先在挪威后来又在西线所取得的节节胜利，使得新闻界的审慎的中立态度越来越带有反对盟国的偏向。义大利参战后，一些意侨立即被夫进集中营，但伊拉克政府仍然不顾英国大使馆的抗议，拒绝同义大利断绝外交关系，尽管义大利公使卢吉?加布里埃利被公认是轴心国安插在这个国家里的间谍头子，并且还传说他曾付给穆夫提一万英镑的津贴。伊拉克政府提出的藉口是，有必要同埃及和土耳其就它们的政策进行磋商：外交大臣努里?赛义德和司法大臣纳吉?舒卡特在6月25日至28　日同土耳其总理和外交部长在安卡拉举行谈判。所发表的公报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但可以认为，土耳其不愿断然与义大利断交，有助于坚定伊拉克政府的决心，继续同英国人拖延一阵。 採取这种延宕策略是由于拉希德?阿里和努里两人都试图利用战争局势为手段，以促使英国政府加速实现1939年的巴勒斯坦白皮书，立即让那个国家走上独立的道路。那里的阿拉伯人对犹太人以二比一以上的优势占据多数。s?f?纽科姆上校于1940年7月对巴格达作半官方访问，伊拉克通过他向伦敦提出，愿意根据这些条件宣战。然而，刚上任的英国首相邱吉尔却已热切地贊同犹太復国主义者的要求，主张让他们武装起来，实行自卫，他认为这样就有机会把巴勒斯坦的英国驻军调往别处，以供差遣。英国政府终于在8月29日拒绝了泛阿拉伯的建议。伊拉克政府因未能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争得一点让步而陷于分裂，只不过在世人面前把这次分裂隐瞒了几个月。它严重地削弱了象努里那样的温和分子的影响，驱使野心勃勃、渴望成为巴勒斯坦解放者而被欢唿喝彩的拉希德?阿里去同义大利公使，同穆夫提和他的巴勒斯坦流亡人士组成的影子内阁，以及同号称“四大金刚”的四名上校的野心集团携手合作。 英国最后拒绝伊拉克政府关于巴勒斯坦的建议之后大约一星期，曾在 6月份陪同努里与土耳其政府磋商的纳吉，舒卡特再度前往安卡拉，这次名义上是为了治病，但实际上是同冯?巴本商量。他在10月28　日才返回巴格达；23日，德国政府和义大利人一致行动，在阿拉伯语广播中宣布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友谊，他们祝愿阿拉伯人万事顺遂，繁荣昌盛，并对阿拉伯人的独立斗争表示关注和同情。英国政府于是怀疑拉希德?阿里同轴心国的一些代表关系密切，接触频繁，怀疑他正在密谋策划，重新挑动一次巴勒斯坦骚动并与德国恢復外交夫系。因此，到11月末，英国大使巴兹尔?牛顿爵士受命极力劝说摄政要努里辞职，并劝说摄政趁此时机扶植一位比拉希德?阿里更加友好的首相。然而，摄政和努里都慑于极端主义者的势力，尤其是统率驻巴格达四周的部队的萨拉赫丁?塞巴格，因此他们暂时採取观望态度。拉希德?阿里此时对英国大使保证他对盟国的忠诚，并否认有关纳吉?舒卡特在土耳其同德国代表会晤以及有关同德国恢復外交关系的建议的传闻。英国人怀疑他在拖延时间，以俟轴心国对他所提出的军事、财政和经济援助的要求给予答覆。根据可靠的权威消息，可以相信他已经提出上述要求。因此，他们明白表示，伊拉克政府在同义大利断绝外交关系以表明它对盟国的忠诚以前，不能期望获得英国的经济援助。　　12月15日，努里给拉希德?阿里一份备忘录，指出美国和土耳其两国政府最近均对伊拉克的外交政策倾向表示关注，并极力主张内阁对维护同英国所订盟约这个已经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合作的必要。他希望藉此促使内阁倒台：但他认为本来会支持他的两位大臣却使他大失所望；接着拉希德?阿里在接到摄政要求他辞职的通知时当着培哈?哈希姆和财政大臣纳吉?苏瓦伊迪之面告诉摄政，政府已决定留任。他于是对财政委员会发出一份有关政府对外政策的声明，在承认与英国有结盟关系的同时，他又说同“其他友好国家”正在加强和谐的关系。 到了1941年1月中旬，有很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拉希德?阿里已从轴心国那里获得了保证，而穆夫提的秘书则被秘密派往欧洲同它们进行谈判。但在这个时刻，尽管撮政的干预并未如愿以偿地引起内阁垮台，但这种干预却的确使努里、培哈?哈希姆和其他三位大臣离开了内阁。拉希德?阿里向各方面谋求支持，终于同“四大金刚”联合起来，在以一次新的军事政变的威胁为背景的条件下，试图以他所提名的人员组成新阁。然而，议院内正在发展的反对派现在又得到刚辞去职务的几位前大臣的支持而加强，形成了通过不信任案的威胁，根据宪法规定，那是可以使政府倒台的。摄政拒绝拉希德?阿里解散国会的要求；为了避免受到强制要挟，他离开首都，前往位于首都以南九十英里的迪瓦尼亚，得到当地驻军司令易卜拉欣?拉维的保护。由于受到这番挫折，拉希德?阿里在1月31日辞职；2月3日左右，摄政返回巴格达，塔哈?哈希姆组成新阁。 第21页 这些事件给英国政府的教训是，它驻在伊拉克的外交代表如果是一位具有专家资格并对伊拉克人民的风俗习惯、性格和语言有丰富经验的大使，那末，他会更有效地代表英国政府。因此，英国政府在2月13日宣布任命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为大使，他毕生在中东任职，1935年退休之前曾经担任过伊拉克内政部顾问达十四年之久。可是，任命发表后整整七个星期的宝贵时间过去了，他才迟迟于4月3日飞抵伊拉克。3月底他路过开罗时，韦维尔向他明确指出，为了恢復伊拉克的秩序而要从中东抽调任何部队是十分困难的：但同时他与陆军中将奎南商讨了对策为了达到使伊拉克恢復秩序的目的，有可能要从印度抽调部队，而奎南中将已彼选派为这支部队的司令。在此期间，塔哈?哈希姆使“四大金刚”就范的努力已完全失败；同时，拉希德?阿里周围的文职政客一直活跃非凡，看来他们不仅夸大摄政对“四上校”所怀的敌意以吓唬这四人，而且唿吁这四人为了国家的利益去反对摄政，以免终于站在英国一边捲入战争。 3 月份，已被任命为外交大臣的陶菲克?苏瓦伊迪首途赴开罗同艾登会晤，后者在不久前重新被任命为英国外交大臣后正再度访问中东。苏瓦伊迪回到巴格达后，内阁在3月26　日决定首先拔掉“四大金刚”中势力最小的一个，它根据摄政的指示，命令他和易卜拉欣?拉维对调职务；但在“四大金刚”又一次发出威胁时，首相便缩手缩脚，结果不了了之。国会按时在 3月31日体会。4月1—2日夜间“四大金刚”出动了他们的部队迫使首相辞职。然而，他们为逮捕摄政而採取的步骤失败了。美国公使保罗?纳本休暗地里把摄政护送到英国在哈巴尼亚的空军基地。伊拉克参谋长宣布，摄政由于未能履行职责而丧失其地位；在拉希德?阿里主持下的国防政府宣告成立，该政府保证恪守伊拉克签订的国际条约，尤其是英伊（拉克）条约。4月10日，根据拉希德?阿里的建议，议会一致选举谢里夫沙拉夫为摄政。他是个六十二岁的汉志人，与伊拉克哈希姆王朝同一个祖先，他本人已是第五代了。拉希德?阿里一再声称，政府将继续信守英伊（拉克）条约，但与此同时，《独立报》却公开宣布，这个新运动必须摆脱“曾经使伊拉克的伟大形象受到侵蚀的那种相沿成习的政策”。 拉希德?阿里的声明之虚伪太明显了，岂能使英国人对政变政府产生任何信任之感。但伦敦方面来得太迟的反应看起来既带有挑衅性，同时又对可能招致的后果缺乏认识。4月8日，邱吉尔通知印度事务大臣：“伊拉克局势已变坏。我们必须确保巴斯拉，因为美国人越来越渴望在那里立即建成一个巨型的飞机装配基地，以便直接向那里运送物资。”有可能立即从印度派遣一个印度师的主力旅，20　日，邱吉尔通知外交大臣： 应该向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说明，我们派遣部队到伊拉克的主要目的在于掩护和建立位于巴斯拉的大型装配基地；并向他说明，除了哈巴尼亚外，发生于内地的一切事情目前完全不在优先考虑之列。……不可就派遣部队到巴格达或假道前往巴勒斯坦，作出任何保证：对于一个通过政变而篡夺权力的政府，或在一个早已在精神实质上破坏我们的条约权利的国家，我们不承认它有权要求这种保证。然而，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也不应擅自解释，以免束缚自己的手脚。 康沃利斯在 17 日宣布主力旅将于次日到达巴斯拉，这消息的确使拉希德?阿里为之愕然，伊拉克的参谋长当即奉命偕同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前往巴斯拉，协助办理部队登陆事宜。然而，他的政府接着便谋求对开抵巴斯拉的部队提出下列条件： 一、必须将该部队迅速运往位于通向巴勒斯坦的大道上的边境防地鲁特巴。 二、今后应将有关英国部队到达的充分情报事先通知伊拉克政府。 三、伊拉克境内的英军总数在任何时候不得超过一个旅。 四、在已抵达巴斯拉的部队越过边境之前，其他部队不得登陆。 他们宣称，在去年夏季同英国政府交换意见期间，他们最后在1940年7月16日的备忘录中坚持“不得在伊拉克境内建立基地或驻军”。这份备忘录发出的日期，是德国在法国取得胜利，伊拉克拒绝与义大利断交之后不久，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当伊拉克人试图单方面对他们应尽的条约义务加以更多限制时，轴心国军队已将消耗殆尽的西部沙漠部队逼回埃及边界，并切断了托卜鲁克的退路；再加南斯拉夫已降服，英国部队正退往希腊中部的温泉关阵线。 据伊拉克5月3日的备忘录说，英国驻巴格达大使已于4月28日给予答覆，表示条约不容许有任何象伊拉克政府所建议的那样限制，英国有权在巴斯拉建立一个基地以开闢并确保通过伊拉克的交通线。伊拉克政府接着宣布，英国的主张是违反条约规定的，伊拉克负有保卫交通线的责任；它还对英国部队最近在伊拉克的活动提出抗议。那时大使宣布，为支援已经开抵巴斯拉的一旅部队，另外三艘载有辅助兵种、后备部队和给养的船只即将到达。拉希德?阿里当即拒绝准许这些人员和给养在已登陆的部队开拔之前登陆。当大使询问，如果这些部队实行登陆的话，伊拉克政府将怎么办的时候，拉希德?阿里回答说，对这种违反条约的行为，应由英国负责。29日，新到达的部队开始登陆，大使命令住在巴格达的英国妇孺撤至哈巴尼亚的英国空军基地。据说那时伊拉克政府认为，这一行动的含意就是将从哈巴尼亚出动飞机轰炸巴格达，并导致伊拉克政府调集一旅左右的兵力驻守在距哈巴尼亚约一千码而可加以控制的高地上。他们在那里掘壕据守，并架设大炮；好几个星期以来，伊拉克部队内就纷纷传说要炮轰哈巴尼亚，现在英国人在希腊部队投降，希腊首相自杀之后，正在撤离希腊，看来时机已经成熟了。无论如何，当英国大使在4月30日要求把这些部队撤离哈巴尼亚时，他被告知去查阅一下伊拉克先前发出的关于英国部队在巴斯拉登陆以及关于他们通过伊拉克的行动的备忘录。与此同时，哈巴尼亚的伊拉克军队又得到增援，至5月1 日傍晚。他们的兵力增加到九千多人，约有大炮五十门，而英军只有从巴条约第五条与第四条之间存在着可供诡辩之处。第五条规定着英国无论何时都能占用的两个空军基地，而第四条的规定是无限制性的：“一旦战争爆发，伊拉克国王陛下的援助……在于向英国国王陛下提供在他权力范围之内的、在伊拉克领土上的一切方便和支援。”看来伊拉克政府把第五条的最低限度的规定解释为英国在任何时候有权援用的最大限度的规定，对第四条的规定则置之不顾；参阅哈杜里，第189—190页。士拉空运到达的大约三百五十名步兵，一个由十八辆装甲车组成的皇家空军装甲车中队，大约一千名皇家空军人员和六连伊拉克徵募兵（亚述人和库德人），在没有炮兵的情况下，他们守卫的阵地外缘长达七英里。一名伊拉克军官向英国空军指挥官（斯马特空军少将）传达了一个口信，禁止一切飞行或部队移动，否则进行炮击。空军指挥官因此“决定，有必要不再提出警告就向这些部队发动进攻。于是，在5月2日清晨，一队临时凑合的空军……向伊拉克部队进攻，希望空中轰炸能够收到动摇伊拉克军队的士气并迫使他们退却的效果。” 第22页 尚未撤离巴格达的英国国民和受英国保护的人已经集中在英国大使馆，并在美国公使特许下，也集中在美国公使馆内。英国人威胁说，如果伊拉克部队不撤离哈巴尼亚，他们将轰炸巴格达的公共建筑物，此后，伊拉克当局也扬言要轰炸大使馆和公使馆以示报復，并在5月4日通知美国公使，他必须立即交出居住在公使馆内的全部英国国民，以便加以拘留。在美国公使要求伊拉克当局出具一份有关这些英国国民将受到符合国际法的待遇的书面保证之后，他们终于免受干扰：但美国公使馆和英国大使馆同外界的联繫被割断了约有一个月之久。 面临哈巴尼亚和驻巴格达大使馆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已经抵达巴斯拉的部队和从印度派来的增援部队（五星期后到达）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因为自巴斯拉向北推进，既受到伊拉克人破坏交通线的阻挠，又受到两河每年一度泛滥的影响。事实上，来自巴斯拉的部队在六个星期之后（6月12　日）才到达巴格达。尽管韦维尔有话在先，说他“在各处的部队已经十分紧张”，从巴勒斯坦抽调兵力势必将该地区置于极度脆弱的地位，因为巴格达正在发号施令，煽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进行一次新的叛乱，参谋长委员会现在还是不得不向他去讨救兵。他们在5月4日发给他的电报如下： 用兵于伊拉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在巴斯拉建立基地，并且控制该港口，以便在必要时确保波斯的石油，由于德国空军在爱琴海上的优势，经由伊拉克到土耳其的交通线已显得更加重要。……即使我们没有向巴斯拉派遣任何部队，但在轴心国的指使下，目前在哈巴尼亚出现的局势也是会发生的，我们日后仍不免要在遇到抵抗的情况下不得不在巴斯拉登陆，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能够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取得一个桥头堡。……接受土耳其出面的调停，当然不成问题。我们不能让步。埃及的安全仍然是首要的。但我们有必要竭尽所能来挽救哈巴尼亚，并控制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 人们获得的印象是，目前在希腊和昔兰尼加遭到惨败后，伦敦已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对这个问题今后可能发展到怎样，无法判断。当邱吉尔决心“确保巴斯拉”时，是否已预见到伊拉克人对哈巴尼亚的围攻？5月4日所说“目前在哈巴尼亚出现的局势也是会发生的”这句话，可以解释为他承认并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韦维尔在5日答覆： “来电几乎毫不考虑实际情况。你必须面对事实。”他怀疑他本人正在集结的部队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解救哈巴尼亚，或者哈巴尼亚是否能够坚持到这支部队可能在1272日到达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有责任用最严重的措辞提醒你，我认为伊拉克战事拖下去，将严重地危及巴勒斯坦和埃及的防务。其政治反响将是难以估量的，其后果可能是我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力求避免的那种情况，即在我们的基地内部发生严重麻烦。因此，我再次最强烈地恳请你尽早谈判一项解决办法。” 对此，参谋长委员会在6日答覆如下： 除非是在伊拉克作出重大让步的基础上，确保轴心国今后对伊拉克不再有所图谋，否则我们不能接受谈判解决的方式。局势的实际情况是，拉希德?阿里一直同轴心国勾结在一起，他不过是想等轴心国能够给予援助时动手罢了。我们的部队到达巴斯拉后，迫使他在轴心国准备就绪之前就开始行动。因此，只要不失时机，大胆行动：就有扭转局势的大好机会。…… 国防委员会指示，应通知空军少将斯马特：他将得到支援。在此期间，他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哈巴尼亚到最后一刻。在埃及的安全得以维持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对我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给予最大限度的空军支援。 在发出这道命令以前，邱吉尔曾提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驻守在哈巴尼亚的军队在5月12日之前要屈服？”；但对身歷其境的人们来说，他们的任务真象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玩笑”。 哈巴尼亚奇蹟的出现是镇定沉着，极端不屈不挠的努力以及无法估量的克制约束的结果。有些军官对于战争的常规是知之有素的，他们懂得什么是办得到的，什么是办不到的；他们在内心深处也明知这个驻军点的陷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只要拉希德?阿里的几旅兵力，有足够的大炮和坦克作掩护，决定扫荡这个驻军点，那就谈不到什么投降，而是整个儿报销。 对被困在哈巴尼亚的英国人和驻巴格达大使馆以及英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地位来说，幸运的是，伊拉克司令官缺乏把对哈巴尼亚的包围圈收紧的决心，他们只满足于进行炮击，相对他说，这几乎是没有什么破坏性的。“我们发现，”邱吉尔写道，“敌人的炮手在受到空袭时。甚至在看到我们的飞机在上空掠过时，就不愿守在炮位上。”在英国人发动机动灵活的反击面前，伊拉克部队在5—6日的夜里从高地撤退；伊拉克的空军已经失掉战斗力；7 日，哈巴尼亚守军出击，把伊拉克人逐退到幼发拉底河。这次侥倖取胜使邱吉尔受到鼓舞，他在7日致电韦维尔： 现在对伊拉克人採取果敢的行动，就可能在德军到达之73前粉碎这次叛乱。……我们必须予以沉重的一击，使他们在德军到达时也鼓不起士气。我认为，如鲁特巴和哈巴尼亚已肃清，〔我们的〕纵队即可占领巴格达，或乘胜尽量扩大战果。 第23页 但对韦维尔来说，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他在次日致电邱吉尔： 我认为，你们应该重视，在今后几个月伊拉克的政局不利于我的情况下我们採取军事行动的局限性。来自印度的部队能够确保巴斯拉，但是据我看来，他们不能向北挺进，除非得到当地居民和部族的充分合作。来自巴勒斯坦的部队：可以解救哈巴尼亚，并固守从巴格达通往哈巴尼亚的通道，以防伊拉克人再度向哈巴尼亚进军，但这支部队不能在遭遇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巴格达，或在那里据守。……因此，为了避免在一个并非极端重要的地区进行重大的军事行动，我仍然建议通过一切行得通的方法谋求政治解决。 对此，邱吉尔于9日答覆如下： 我们获悉，拉希德?阿里和他的党羽正处于绝望的窘境中。不管这一情况如何，你仍须同他们奋战。……在与哈巴尼亚的部队会师后，你应该尽量利用当时的形势，毫不迟疑地设法攻入巴格达，甚至不惜用一支人数很少的部队，採用德军惯于冒险而从中得利的那种行动。 除非拉希德?阿里立即接受参谋长委员会电报中的条件，就谈不到同他进行谈判。这样的谈判只会徒然耗时费日，而德国空军则将在此期间到达。……当前你的任务是在巴格达建立一个友好的政府，并全力以赴地击溃拉希德?阿里的部队。……关键在于行动，即机动纵队的迅速推进以建立巴格达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有效联繫。此事一天也不能耽误，因为德军不久即将到来。 韦维尔能够从巴勒斯坦抽调出来的唯一的机动部队只有一个旅团，外加三个外约旦边防军骑兵连和三百五十名阿拉伯军团的士兵。即使是这支小部队，为它提供足够的运输设备也遭遇到极大的困难，直到5月10日，它才越过伊拉克边境。与此同时，应拉希德?阿里的紧急要求，约有一百二十架德国飞机自5月12日起开始到达伊拉克，通过同维希政府作出的安排，这些飞机在途中使用了叙利亚的着陆场。德军调不出更多的飞机，因为他们即将投入进攻克里特岛的战斗，这次战个从5月20日进行到31日，使他们的“人员与飞机损失綦重，一蹶不振”，为此，叙利亚的轴心国委员会证用了自休战以来一直堆存在叙利亚的法国战争物资，自5月16日起，有几列车的物资从叙利亚取道阿勒颇和摩苏尔运往伊拉克。然而，对伊拉克人来说，轴心国的这种援助是很不够的；或许是为了鼓舞士气，巴格达报纸和电台在5月15日宣布，刚同拉希德?阿里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苏联政府已为伊拉克空军招募俄国志愿兵。 从哈巴尼亚向前推进的英军和阿拉伯军团，由于敌人在幼发拉底河波口的 抵 抗 ， 由 于 洪 水 泛 滥 ， 同 时 也 由 于mvimage，mvimage，　！03200150＿0124＿1.bmp｝敌人对交通线的破坏而受到耽搁，但在5月30日进抵距巴格达不远的地方。从军事上说，这支部队仍未脱离险境：它的实力只有一千二百人，炮八门，几辆装甲车，后方的交通线应发可危，而且无险可守。另一方面，伊拉克人在巴格达几乎有一师之众，并在英军后方幼发拉底河畔的拉马迪另有一支部队。可是，伊拉克人大大地高估了英军的实力，而且由于自己遭到重大伤亡而垂头丧气。拉希德?阿里和支持他的人仓皇逃走，有的去土耳其，有的去波斯。以巴格达市长为首的治安委员会下令解散那些准军事性的编制，向英国人乞降。英方提出的条件计有：把伊拉克的军队恢復到和平时期的常态，移交战俘和拘留敌国国民。因为没有经过正式宣战，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和平条件的问题：英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关系继续遵照1930年的条约处理，由印度调来的部队则作为战时守备部队予以默认。已经随同英国部队从外约旦返回伊拉克的合法摄政和他的一部分大臣于6月1日到达巴格达。德国空军使用过的摩苏尔着陆场也已在德军开往叙利亚之后收復。然而，秩序的恢復却因6月1—2日夜间发生了一次巴格达犹太人区的大屠杀而受到妨碍。 当时在旁观者看来，拉希德?阿里的暴动好象是德国在中东展开大规模钳形攻势的北路行动的一部分，其南路是由隆美尔出兵昔兰尼加。但是我们现在知道，那几个月内，德国人主要考虑的是计划中的入侵俄国。显而易见，伊拉克战火爆发时，德国人并没有做好协助拉希德?阿里的任何有效安排。如果德国人当初从希腊把可以调动的全部空军立即支援而不是从事于征服克里特岛的话（5月15　日　到31　日，包括初期的空中轰炸），那末，英国人恢復伊拉克局势的可能性是很微小的，哪怕是那些真正到达的德国飞机因为当地航空汽油的缺乏而受到掣时。但是，希特勒的视野局限于欧洲，他此刻正全神贯注于即将发动的入侵俄国，他曾想在德军进抵马塔潘角后，就停止巴尔干战役，头脑里当然不是从伊拉克出发来考虑问题。因此，德国同维希法国关于利用近东各国设施的谈判一直要到拉希德?阿里发动政变后四个星期方才开始，而已里宾特洛甫于5月13　　日会见墨索里尼时所说的话显得相当谨慎小心：“如果［从叙利亚或土耳其启运的〕大宗武器能运抵伊拉克的话，把空运部队调入该地区才有可能。”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看来德国在 1940—1941 年冬向拉希德?阿里提供支援的建议，很可能同这个计划有夫：占领直布罗陀并将英国人从当则正在受到雷德尔海军上将进逼的地中海赶出去；后来即使由于希特勒决心进攻苏联而佛朗哥将军的态度又是暖昧不明，这个计划只得作罢，但韦维尔在西部沙漠发动攻势，义大利军队溃不成军，为了分散英国在中东的资源实力而怂恿拉希德?阿里行事，无疑仍然是有吸引力的一着，随着拉希德?阿里在1941年1月底建立独裁统治的尝试失败后，外交主动权暂时转到英国人手中；我们看到，尽管他们没有立即以军事力量支持这个主动权，但康沃利斯的任命以及艾登在3月份对陶菲克?苏瓦伊迪的态度使拉希德?阿里分明察觉，他再也不能坐失时机了。4月1日到 2 日的政变同德国人的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同隆美尔在昔兰尼加的攻势，究竟配合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得而知；但看来政变和哈巴尼亚之围都是拉希德?阿里被迫採取的行动，前者迫于康沃利斯的到来，后者迫于印度旅的登陆，而不是一个“宏伟计划”的组成部分。总之，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德国人对伊拉克这次暴动所持的态度，除了把它看作是一个牵制性的可乘之机以外，还另有企图；已经弄清楚的一点是，迟至希特勒发出5月25日第三十号命令的时候，伊拉克人之所以受到鼓励，只是为了他们具有同英国人捣乱的价值，好让德国人放手入侵苏联。 第24页 从歷史的角度看来，整个事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当时的形势比参与其事的人起了更大的推动作用。伊拉克的政界人士虔诚企求泛阿拉伯独立，不管他们及在其邻国中和他们同样的人的愿望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过度的、长期受到挫折的贪得无厌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是一种得寸进尺的精神病态”。他们希望在战争的压力下强迫英国和法国承认巴勒斯坦和近东各国独立，但是到1940年9月还没有结果：维希法国仍然恃强行暴，压制近东各国的民族主义者；那时，由于1939年的巴勒斯坦白皮书而在国内和美国受到勐烈攻击的英国政府也难以同意对阿拉伯人再作让步。以努里和摄政为首的伊拉克温和派，虽然感到失望，但仍愿意暂时维持现状，以便等待新的机会来提出阿拉伯问题；可是拉希德?阿里和极端分子的视野，在西面仅以伊斯坦堡为限，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在全世界进行的这场斗争的规模，也不理解在这场斗争背后的种种问题，因此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转而向德国人求援。由于他们的无知和自大，他们也可能当真认为不是他们把自己缚在希特勒的战车上，而是在他们自己的斗争中把德国人拉过来作为盟友。就这样，他们彼卷人“行动主义”的漩涡中去，在这个漩涡里，随着伊拉克的每个行动，英国马上採取反行动，如此循环不已，越来越带有必然性；双方都不信对方的决心，而伊拉克人又对轴心国的物质支援过于相信。第四章　　近东各国的“解放”，1941年 第一节　　1940年6月休战以前与英国结盟的法国 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将近二十年的统治继续了十九世纪的工作，那就是把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从破落中振兴起来，法国曾在其中起过主要作用。马末娄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在许多个世纪之中失于治理，致使这两国落到这般地步。尽管发生过1925年到1926年间的叛乱，法国的统治还是保持了一个社会安宁的状态，因而人民的生活水平能有机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劫之后復甦。 然而，无论取得怎样大的经济进展，这个进展还是满足不了居民中那些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一小部分人的欲望，因为他们志在争取政治独立。而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人一直横加阻挠。1936 年的草约提出了半独立地位的诺言，这种独立所受到的限制，同埃及和伊拉克从它们与英国所订条约中获得的地位所受的限制相似；但人民阵线的垮台以及即将临头的战争阴影越来越逼近，致使法国政府于1938年12月决定不批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条约；新上任的高级专员加布里埃尔?皮奥于1939年1月到达近东国家后就提醒民族主义者： 在目前的国际均势中，法国的存在是对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唯一有效保证。如果法国一旦撤出或削弱其兵力，叙利亚的爱国人士就会明白，他们的最宝贵的梦想也就不復存在。 面临法国这种已经强硬起来的态度，连续两届由民族集团党成员组成的叙利亚政府相继在他们的支持者所组织的、规模日益增大的混乱局面中辞职。3月20日，高级专员授权他派驻在大马士革的代表接管叙利亚内政大臣所掌握的维持公共秩序的权力，很多民族主义者被捕。4月6日，无党派政府组成，高级专员就立即前往巴黎磋商。他回来后在5月13日发表广播演说，当他谈到法国政府希望同叙利亚政府达成一项最后正式协议时，他暗示法国将坚持把地方自治权赋予一些地区，在这些地区中，逊尼派穆斯林仅占少数，而且逊尼派的官员在过去三年中在法国政府默许下已被当地居民驱逐出境；他声称法国政府认为国际局势需要一个法叙军事合作的新基础。叙利亚政府于是把已经宣布过的意图付之实施，就是如果高级专员无法在巴黎使草约获得批准，政府即行辞职，时间过了几个星期，新政府仍未组成。6月23日，民族主义者由于法国把哈泰（亚歷山大勒塔州）割让给上耳其而受到一次新的、但不是没有预料到的打击。这就导致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在7月7日辞职。高级专员随即暂时废止叙利亚宪法，并在7月8日成立一个五人理事会；撤销外交部和国防部，这两个部的事务由法国直接80掌管。7月末，很多民族主义者被指控阴谋暗杀新政府成员而被捕。 这样，在战争爆发前夕，尽管基督教徒占多数的黎巴嫩政府同法国人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但是代表着有政治头脑的一小部分人中大多数人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各项要求和法国人准备向他们作出的让步之间的矛盾，实不亚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英国託管当局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不过英国人曾试图在1939年5月的白皮书中弥合他们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的裂缝，即使所付代价是要同犹太復国主义者结下不解之仇；而法国人则把那种相似的尝试，即1936年草约中载明的妥协方案，也抛弃掉了，因此，到了7月份暂时废止宪法时，他们和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已经陷于覆水难收的地步了。 战争爆发时，魏刚将军被宣布为近东地区部队总司令，由于他在 1923年到1924年间任高级专员时已得好评，这次任命深罕众望。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宣布紧急状态，警察和安全机构转归军事当局管辖，并採取措施对付囤积者和投机商，实施严格的新闻检查，禁止公众收听德国广播，违者判处徒刑。对这种种措施，公众无可余何地接受下来，不少着名人士宣布效忠法国，可是投军效劳的人不多，也没有实行徵兵制。9月21日，黎巴嫩宪法也被暂时废止，内阁权力转移到一位黎巴嫩籍的国务部长手中，有一位法国顾问和一个由政府各部的首脑组成的谘询委员会协助他行使职权。政府各部的数目也由九个合併为五个，大量冗员都被辞退。这些改革措施，除了对本身不利的人外，都是深得人心的，因为这个官僚机构对一个仅有一百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是过于臃肿和浪费的；即使假公济私和裙带风的情况并不一定比其他中东国家更坏一些，但是机灵的黎巴嫩城市中产阶级至少更能感觉得到不法勾当比比皆是。 第25页 在叙利亚，法国人赶紧援用在紧急状态下取得的新权力，採取严竣措施对付民族主义者。大马士革的过激的民族行动联盟和阿拉伯俱乐部立即遭到镇压。阿拉伯俱乐部波控接受德国人的津贴已经有些时候了。同样，在法国共产党遭到镇压之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共产党也遭到镇压。9 月末，军事法庭对本年3月和7月被捕的民族主义者进行审讯，判处三年至二十年的徒刑。报章没有透露任何证据，以说明判处这些重刑是适当的。一个星期后，军事法庭以私运军火进入巴勒斯坦和私造炸弹的罪名判决了二十人。10月和11月，在贝鲁特、的黎波里和霍姆斯的叙利亚国民党党员被捕，公安总部声称，他们的首领安通?萨达这时正在柏林，法同人断言，该党从德国方面多次接受巨款。到了1940年4月，公安总部把上年7月的所谓暗杀阴谋案件的档案整理就绪，现在宣布，这个阴谋不过是在德国人支持下发动一次全面叛乱的先行步骤罢了。军事法庭对民族行动联盟和其他组织的二十七个成员宣判，其中逃亡在外的十一人也受到缺席审判：七名死刑，后来死刑被取消，听候军事法庭重新审判，其余的人被判处十年至二十年的徒刑；同上次一样，从未发表过任何具体证据以支持这些判决。 1940年5月17日，魏刚将军应召回国接手指挥欧洲的法国军队。接替他指挥近东三个师的是米泰尔奥塞尔将军，他在贝当元帅通过广播宣布打算要求休战的次日，即6月18比颁发军令，宣布近东部队要继续同盟国并肩作战。与此同时，高级专员皮奥在接见英国总领事后通知波尔多政府。在近东的法国人打算抵抗，并正与法国驻伦敦大使取得联繫；同时也给魏刚和突尼西亚总督佩鲁顿去电。6月20日，米泰尔奥塞尔接待韦维尔的访问，并在法国于23日接受德国人提出的休战条件之后宣布，他打算“继续执行法国在叙利亚的任务，并在那里保卫……法国及其国旗的荣誉”。皮奥确认，“对于近东各国、没有考虑过投降问题。”然而，到了25日，新任国防部长魏刚致电各殖民地司令官，命令他们执行休战条件。摩洛哥的法国总督诺盖将军在取得佩鲁顿的同意后，致电皮奥和米泰尔奥塞尔，声称休战不影响法兰西帝国的自由，佩鲁顿也这样劝说皮奥。　　27日，皮奥向米泰尔奥塞尔指出，如果法属北非投降，就没有希望继续进行斗争。米泰尔奥塞尔整夜思索这个问题，因为有关联合保卫中东的计划，他同韦维尔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但如今他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年已六十七岁，家属又都在斯特拉斯堡；于是，他也在28日屈服了。韦维尔在29日再度来访，但也无法使他回心转意，次日，双方都把巴勒斯坦和近东国家之间的边界封锁掉了。7月1日，英国政府发表如下声明： 英王陛下政府……获悉米泰尔奥塞尔将军……业已声明，叙利亚的战斗己告终止。英王陛下政府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一旦德国或义大利企图占领叙利亚或黎巴嫩以及它们不顾英国制海权而试图这样做的时候，法国部队将不作出任何反抗它们的努力。 但是，为了消除任何方面可能产生的疑虑，英王陛下政府宣布，他们不能容许任何敌国占领叙利亚或黎巴嫩或者利用这两个国家作为基地以进攻陛下政府保证予以保卫的那些中东国家，或者使这两个国家陷于混乱而危及那些国家。 陛下政府因此相信，在他们认为形势需要的时候，有权自行採取任何措施，以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他们为了贯彻这个宣言而在今后不得不採取的任何行动，将完金无损于现属法国委任统治的各地区的未来地位。 正当米泰尔奥塞尔听任法国失败时，他的参谋长拉米纳上校（后任将军）发出一道同他的司令官所作的决定背道而驰的命令。这道命令表面上说“将部队向巴勒斯坦方向移动”，其实是使近东部队继续处于战争之中。可是，据说有两名高级军官因受近东方面反英怀疑的影响，他们同米泰尔奥塞尔一道干涉，促使撤销此项命令。虽然军队中的大多数人本来是会遵令行事的。然而，一小部分部队越过巴勒斯坦的边界同英国人会合。米泰尔奥塞尔下令将拉米纳本人逮捕，但他仍得脱身逃到巴勒斯坦。米泰尔奥塞尔最后还被说服，让波兰喀尔巴阡旅的四千人去同英国人会合，但是不得带走他们的坦克。这个旅是由取道土耳其逃亡到叙利亚的难民组成的。但是米泰尔奥塞尔拒绝了韦维尔的要求，不肯交出外籍军团的三个营。 第二节　　维希政权与轴心国停战委员会，1940年6月—1941年4月 法国在近东的部队退出战争，并没有立即导致中东的法国当局与英国当局的关系破裂。相反，近东国家和巴勒斯坦之间关于一项清算协定的谈判已经进行到达成草约的地步。那时传来了英军于7月3日向迈尔斯—克比尔（奥兰）的法国舰队进攻的消息。两天后，维希政府同英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双方本来在进行谈判，由维希政府以扣留在贝鲁特的三艘英国商船同在海法被扣留的一艘法国班轮交换。但是这时法国海军部也下令中断这项谈判，三艘英国商船上的五十名英籍海员在骯脏邋遢的刚刚释放了一批德国和义大利拘留犯的营房里，被拘留了好几个星期，直到最后获准遣返。英国命令伊拉克石油公司关闭横跨叙利亚沙漠的基尔库克油田输油管线的的黎波里支线，切断对近东国家的原油供应，并对近东国家实行局部封锁，这就立即造成了石油短缺，因为法国人向来的做法是把他们在伊拉克石油公司的那份原油运往法国本上提炼的。8 月，法国採取了报復手段，禁止适龄入伍的英国国民离开近东国家，从而不让他们乘火车前往土耳其，并迫使英国总领事离开贝鲁特。住在十英里以外的阿莱，这样他就不能直接观察或影响首都的事态演变了。 第26页 如前所述，被拘留的德国人和义大利人都获释放，他们的财产已被发还了，罗马法庭也恢復了工作。8 月底。五名义大利高级官员前来监督停战条款的执行，特别要保证落实关于释放被拘留的轴心国人员，削减法国驻军到只需维持境内治安的最低限度，并将库存军需物资加以封存或适当处理。从一开始，他们就摆出了一种显示“征服民族”身分的傲慢态度；但是在他们到达贝鲁特的那一天，他们那种法西斯式的敬礼就被法国人嗤之以鼻，而且随即受到忠告，要是他们考虑自己的尊严，乃至个人的安全，就不要穿着那种豪华的军服招摇过市——这个忠告，他们总算谨慎地接受下来了。虽然如此，他们有时候还是免不了在街上受到嘲笑和乱推乱挤；据报导，平托上校就曾吃过耳光；又据说一个叙利亚出租汽车司机知道了顾客中有两人是停战委员会的成员时，就拒绝为他们开车。他们尽了种种努力以求行使职权，但都遭到高级专员皮奥和继米泰尔奥塞尔任总指挥的富热尔将军的顽强和巧妙的抵制拖延。不管这些高级法国官员为法国在欧洲战败而如何垂头丧气，但至少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并不是败在义大利人手下，而且近东国家的权力仍旧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同时，许多法国官员通过英国驻埃及大使提出一项请求，要求贾德鲁将军回到近东来领导他们起义，反抗义大利停战委员会。贾德鲁将军在8月间从印度支那前往伦敦参加自由法国运动时曾路过中东。邱吉尔和戴高乐决定在戴高乐能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占领达喀尔之后，立即发动这次政变；但在那次行动（9月23—25日）失败之后，在近东的十四名为首的法国策划者因活动保密不严，被维希政府下令逮捕起来。这时近东法国人的舆情极度消沉，并不因为当局採取行政措施清洗了若干有同情自由法国嫌疑的高级官员而有起色。军队中后备人员的遣返工作，正在积极进行：留下来的驻军主要是非洲人和外籍军团，这就使得愿意採取独立行动的法国军官或士兵为数不多了。 但是义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表现，丝毫不能提高停战委员会的声誉。大约有四百名来自近东国家的希腊人，设法偷越土耳其边境参加到希腊军队中去了，事后义大利人才提请高级专员注意此事，得到他的同意不再给余下的希腊人发出境证。11月24日，皮奥接到通知，他所担任的高级专员一职，已另派别人接替，第二天就发表了任命由臭名昭着的亲法西斯的科西嘉人让?希亚佩继任。此人是在1934年2月被激进政府解除职务的巴黎警察长，是替墨索里尼办《格兰瓜尔》周刊的卡尔布恰的岳父。自法国政府于1940年6月撤出巴黎后，希亚佩就一直留在那里担任市议会主席，同德国占领当局勾结在一起。因此，可以相信他会同样忠心耿耿地在近东克尽厥职；但是他所搭乘的飞机于11月27日在地中海上空被击落了，显然该机是在慌乱中闯入了英国与义大利海战的炮火。亨利?当茨将军奉命接替他的位置。这位当茨，倘若真就是1925年建议萨拉伊将军诱骗三名德鲁兹酋长前来开会而当场将他们逮捕拘留的那个人，那堪称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选，那次违反中东礼待客人准则的行为曾引起1925年到1926年的叙利亚叛乱。 在义大利停战委员会的那场闹剧表演过之后，轴心国的老大哥登上了叙利亚舞台。开始只是二流角色登场；1940年9月底，第一个前来的是鲁道夫?罗塞尔。他是福格特伦德光学仪器公司在贝鲁特和开罗的代表，在这个国家有长期的生活经验和多方面的联繫。他在都城饭店建立了他的贝鲁特总部，这家饭店是一家德国老店，迄至解放一直是德国人活动的中心。他表面上的任务是照管德国的财产和权益。他在他的周围纠集了一批同伙，其中着名的有罗兰?艾伦德，此人出生在贝鲁特，同一些黎巴嫩家族有姻亲关系，还有波拉?科克，能讲流利的阿拉伯语和法语，以阿勒颇作为她的活动中心，因为她的家属在那儿经商已近五十年。她的主要助手是一个在德网受过训练的大马士革牙医纳吉卜?坎安。此外，还有萨迪?吉拉尼，别名沙米?皮尔（叙利亚长者），系前阿富汗王后苏雷亚的亲属，他在1938年曾给印度西北边境制造过一些麻烦，他的妻子是德国人，他在古塔（大马士革绿洲）拥有的农庄据说是德国人的一个活动中心，装有一架无线电发报机。贝鲁特一名新闻工作者拉希德?巴比尔也成了《德意志新闻报》的记者。通过这些代理人，德国人同当地那些曾在德国读书，或是娶了德国老婆，或是同德国有着商业往来或其他关系的人建立了联繫。军事官员也逐渐地开始来到。据报导，　　10月间，曾有一名叫冯?普拉特的少校和其他三人到伊拉克边界进行了一次侦察活动。12月，这一类的活动据说在各方面都更加频繁了；又据说有一名德国军官同法国谍报部的一名官员串通，偷偷地进入了巴勒斯坦。随后在1941年1月中旬，德国外交部近东司司长奥托?冯?亨蒂希以全权公使的身分来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参加派往伊朗和阿富汗挑起这两个国家反抗英国和俄国而以失败告终的德国远征军。在向法国高级专员呈递国书后，他在都城饭店举行了一次政界和宗教界着名人士的招待会，对他们表示了非常和蔼可亲的态度。过了一段时期，《在西方的胜利》这部影片在都城放映，法国战败的景象淋漓尽致地被展现在那些或多或少不甘心受法国委任统治的人们眼前。同时，据报导，冯?亨蒂希曾徵求过伊斯兰教徒关于成立一个阿拉伯帝国的意见，曾设想在大马士革举行一次伊斯兰教代表大会，并曾煽动极端分子在旷日持久的巴勒斯坦问题上，在轴心国所断言的英国已经允许把叙利亚北部让给土耳其作为友好的代价这个问题上，起来反对英国，还曾建议他们同伊拉克民族主义分子协调行动计划，并且鼓励他们指望藉助德国从土耳其手中收復哈泰失地。看来，他和罗塞尔多少得到了民族义团中舒克里?库阿特利所领导的《独立》晚报派的响应，而这一集团从总体上看，这时已把德国当作他们实现独立愿望的最有可能的支持者。这两个德国代理人在一次週游叙利亚时，对的黎波里、拉塔基亚、阿勒颇和大马士革作了一连串的正式访问，而且越过幼发拉底河访问了当地的知名人士、宗教领袖和学校，并放映了德国的宣传影片。 第27页 同时，英国对近东国家的局部封锁，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它们邻邦之间在法国投降后开始落下的那道“铁幕”的发展过程。在法国还是英国的盟国的那个时期，法郎与英镑的比价是稳定的，因而近东国家同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以及同埃及——它们全都属于英镑集团——之间的货物交换一直是简便的。可是不但由于维希同英国断交而这些经济上的自然联繫大部分中断，而且叙利亚的生产者和商人这时对战败国法国财政上的稳定也已丧失了他们最后的一点信心，而叙利亚银行和叙、黎纸币则是由法国控制的，因此他们除了换取黄金或其他必需品外，部不愿将这个国家出产的耐久物品脱手。于是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猖獗的黑市市场，进行黑市交易的不单是由于英国封锁造成的真正缺乏的进口货物（如石油、重油、食糖和大米），而且还有这个国家大体上通常可以自给的产品，特别是谷物。占有叙利亚粮田的人，不论是大地主、小自耕农或用谷物交租的佃户，都无意拿出他们的实物去换取正在贬值的钞票；而法国政府当局为各城市粮食管理作出的一切努力，不论是勒令申报存货，试图徵购，实行配给，或者是在想将全国物价固定在1940年6月10　日的水平上，对制止囤积和投机倒把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效果，这是人们对通货普遍失却信任以及叙利亚商人不论大小，只顾个人利益的本能所造成的直接后果。 表明日益恶化的经济局势开始威胁公共安全的第一个迹象早在1941年1月就已出现了，那时发生了多次示威游行，人们手擎旗帜，上面写着“我们要面包、糖和石蜡”的口号。当高级专员颁布命令禁止示威游行时，全市商店一律罢市（有的是自发的，有的是在政治头目们雇用的流氓威胁下响应的），许多罢工的组织人和示威者被警方逮捕了。在大马士革，由于上季收穫的公粮已逐渐耗尽，而私人囤积的大部分粮食，当局又没有去碰它，因之缺粮情况日益严重，迫使当地政府于2月27日将标准面包的传价提高到战前价格的四倍；一种按半价出售的次等面包，专门供应穷人，但在头一大就出现了把便宜面包抢购一空的情况。群众随即袭击了面包点心店，因而警察被迫採取行动。于是，民族主义领导人立即宣布举行总罢工，据说罢工的第一天。就有一千二百人被捕。示威者同警察之间的继续冲突，造成双方都有伤亡。第三天，法国人调来了军队，配备了坦克和装甲车。尽管这样，罢工还是扩大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其他城市，显然具有政治色彩了。地方委员会很快接管了罢工的组织工作，在这些地方委员会中，民族集团的代表似乎起了主导作用。民族集团内的政治人物舒克里?库阿特利看来从罢工一开始就被大马士革的罢工群众公认为他们的领袖，因而法国代表请他运用他的影响来结束罢工。罢工的第六天，民族主义者委员会向法国代表提出了要求，其中包括成立代议制政府，代替自1939年了月以来一直在法国指挥下名义上负责治理这个地区的理事会，并缔结1936年草签的条约。3月15日，理事会辞职，或者说被撤销了。高级专员试图组织一个代议制政府，但他拒绝民族主义者关于实行大赦、废除法国顾问行使的巨大权力以及废止新闻检查制度等温和要求。在进一步举行街头游行示威的配合下，民族主义者明目张胆地拒绝了高级专员的妥协方案，并宣称，就他们来说，这场战争已以法同战败而告终，他们要求完全独立。骚乱持续到月底，其间令人憎恶的塞内加尔军队在主要城镇採取了行动。相当多的平民遭到杀伤。4月1日，高级专员在一次广播中宣称，通过他同叙利亚领导人的会谈，他所得到的结论是： 叙利亚的独立仍然是叙利亚人民的愿望；法国从未停止支持这种愿望，但是独立只有在世界局势稳定时通过调整叙利亚的地位才能实现。鑑于舆论希望有一个拥有更广泛权力的政府，他已经决定设立一个由政府首脑领导的内阁来代替理事会。这个政府将包括一个协商会议，由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备界以及青年一代的主要代表组成。……国务会议将负责立法事宜。 这一完全按照维希政府模式设置的新体制中的政府首脑一职，当茨选中了近两个世纪以来就是大马士革有财有势的阿兹姆家族的成员哈利德?阿兹姆担任。他是一个颇有名望的人，是大马士革商会主席，曾在1939年4—5月那一届短命的温和内阁中任过部长。据说，他在1939年6月拒绝同民族集团的成员在同一内阁中共事；如今他把民族集团从他的国务会议中排除了出去。同时，在贝鲁特和黎巴嫩的大部分地区自3月31日到4月5日总罢工之后，显然由于感到当前的黎巴嫩政府已无作用，亲法的埃米尔?埃德总统和国务部长辞职，由艾尔弗雷德?纳卡什组成了一个新政府。 其后两个月中，经济状况仍不见好转，罢工事件继续发生，但由此而引起的政治危机，经法国人恢復了某些宪法体制，并将一些权力赋予更有代表性的、虽然还不是民族主义者的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之后，暂时得到了缓和。法国人不得不应付的困难问题，主要来自近东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中固有的各种病态，而这些病态（正如在以后四年中终于表现出来的那样）即使没有外来力量的任何重大刺激，也完全可能急剧恶化。“第五纵队的宣传，义大利和德国的‘旅游者’以及当茨将军容许渗入的其他破坏势力，固然造成了深刻影响，正如近东几个显要人物的档案材料所表明的那样”，然而，要象法国报章评论员所说的那样，藉口这些混乱主要是由于德国代理人企图破坏近东的法国政府而造成，那未免是过分轻描淡写，旨在掩饰法国在那里不得人心的程度。由于法国在欧洲的垮台，法国政府在叙利亚已经信誉扫地，在黎巴嫩也好不了多少，只是凭藉法国武装部队的威胁才使民族主义者有所畏惧罢了。 第28页 第三节　　维希勾结轴心国，盟军入侵近东国家，1941年5—7月 4 月底，当中东的英军正为保卫克里特岛、西部沙漠和伊拉克，同时又要消灭东非的意军而心事重重的时候，参谋长委员会向韦维尔指出，德国人有可能在叙利亚取得立脚点的危险，并指示他准备派遣一支部队前往支援法国人在叙利亚对德国人的任何抵抗。韦维尔復称，根据他掌握的情报，当茨将军对维希唯命是听，极不可能抗拒德国人的入侵，并说他在巴勒斯坦所能调动的最大兵力只有一个不足额的骑兵旅团。他不主张按照参谋长委员会的建议同当茨接触，认为那样做的结果只会把他自己的弱点暴露给这个潜在的敌人。当茨在对他的审讯中供称，4月29日英国总领事哈瓦德先生（后为戈弗雷爵士）曾对他说，德国飞机有可能想使用叙利亚机场来进攻赛普勒斯，并说第二天他就向维希作战部发去一份电报如下： 德国人正在把德帝国的作战基地连接起来，藉以实现他们向苏伊士和伊拉克方面的推进。这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他们企图在近东机场建立据点的可能性。他们这样做也许会事先通知我们，但也许不通知我们。停战协定第十条禁止对德军採取任何敌对行动。然而后来发给海军和空军的指示却规定了遇有任何外国飞机着陆或採取行动，即使是从前的敌人的飞机，均应以武力抗击。 根据这些指示，我正在採取必要措施，以抵抗任何武力行动。如蒙立即示知这是否符合法国政府的旨意，并给予处理这一问题的相应指示，不胜感谢。 5月4日（就在这一天，伊拉克军队和英国军队之间爆发了战事）维希作战部长答覆如下： 你不久或许就会遇到德国人试图援助伊拉克的行动，这不是不可能的。倘有德国飞机编队想在你们的机场着陆或飞越你们领土的情况发生，就宜考虑到法国对德国并不处于中立国地位。不能把德国武装力量当敌军对待，但是，如果英国军队想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那你当然要用武力予以反击。 6日，维希把海军上将达尔朗从5月3日以来同德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情形通知了当茨，并告诉他：“要取得谈判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如果开往伊拉克的德国飞机在委任统治的领土内着陆，你应给以继续飞行的一切便利”；对此，当茨于次日復称：“来示敬悉，正下达相应指令；但是，倘德国或义大利飞机在飞行中或着陆时採取敌对行动，则机场指挥官有权进行自卫。”5月10日，一名在前一天飞抵阿勒颇的维希政府密使雅克?盖拉尔向当茨解释说：法国对德谈判中的利害关系是在争取削减战争赔款，缩小法国境内的德占区和大批释放战俘。作为交换条件，一名在高度保密情况下偕同盖拉尔来到叙利亚的德国代表鲁道夫?拉恩将安排使用悬挂“伊拉克”国旗的德国飞机过境前往伊拉克。拉恩还要求将按照停战条款封存在军用仓库内的法方武器、弹药和车辆供给伊拉克使用。当茨于5月11日报告达尔朗说，这些物资可以经由阿勒颇一摩苏尔铁路运往伊拉克，但必须在五天前通知土耳其，因为军车需通过二百英里的土耳其国境；他还说：“我建议，在徵得拉恩同意后，请求停战委员会供给我们同等数量的武器和弹药，以补足我们的战时储备，如有可能，再供给一些……反坦克炮和……高射炮，因为万一英国作出反应，这些武器都是严重不足的。”第一批飞往伊拉克的德国飞机于12日清晨到达叙利亚，当茨力图限制他们只使用叙利亚的巴尔米拉机场，因为那个机场距离居民中心区最远，但随即接到维希命令，饬将阿勒颇附近的奈拉卜机场供他们使用，并拨给他们一中队法国战斗机和一个高射炮连，就地为他们进行防御，据当茨报称，从5月中旬到6月6日，约94有一百二十架德国飞机在飞往伊拉克途中经过叙利亚上空。5月14日、达尔朗电告当茨： 法德会谈业已结束。政府在元帅总统的主持下已决定採取同德国合作的原则。这种合作并不含有对英宣战的意思，但确认关于以武力抵抗任何英国进攻的命令有效。 第二日贝当亲自电示如下： 关于法德淡判情况，昨天海军元帅对你已用电报通知。我必须亲自强调指出这项谈判的重要性以及我将无保留地履行由这项谈判所产生的政策的意图。关于叙利亚的那部分定必使你更有信心尽一切可能保卫在你受权管辖下的领土；象在达喀尔那样，保证其航空线畅通无阻：以及在我所知政治和物质条件都很棘手的情况下，充分表示同这个新秩序合作的愿望。 与此同时，5月14日和15日，皇家空军曾轰炸德国人正在使用的巴尔米拉、拉亚克和迈孔等机场；5月15日，英同外交大臣在下院宣称，政府已授子全权对叙利亚机场上的德国飞机採取行动，因为法国准许这些飞行的行为不符法国政府所作的保证。当茨向英国总领事提出强烈抗议，并于5月16日发表了下列公报： 德国飞机近来曾在途中飞过叙利亚。其中十五架曾95于最近几天在叙利亚机场强行着陆〔原文如此〕。法国当局已根据停战条款採取措施，保证这些飞机将尽快离开。……英国飞机的活动，是对法国的现行敌对行为。 第29页 5月21日签订的法德草约，确定了近东的法国当局应协助德国人补给伊拉克军队，并规定它“应按照互惠原则将所获有关中东英国兵力和战争部署的全部情报传递给德国最高司令部”。鑑于英国已採取积极步骤阻止德国渗透，德国最高司令部也同意放宽停战条款，允许法方从国内取道萨洛尼卡将军需物资和陆空部队从法国运至近东。5月21—22日，当茨劝说他们不要在贝鲁特或的黎波里登陆，“藉以保守机密，并避免英国人可能作出甚至比使用飞机场所引起的更大的反应”。他建议改用贝鲁特与的黎波里之间的沙卡海湾的浮码头。同时，陆军指挥官富热尔将军，在公安部的积极合作下，正在清洗那些涉嫌同情自由法国或对同德国合作政策持批评态度的高级军官和文职官员。富热尔不止一次向法国驻军各部队发表反英讲话，在讲话中，他提到英国自贞德时代以来就是法国歷史上的敌人。英国各领事奉令撤离这个国家，并且据报导，法方已用军用卡车将五千到六千名叙利亚志愿军通过叙利亚沙漠送往伊拉克军中；这些志愿军据说是德国人用现付十英镑，并答应以后每月付十英镑的条件徵募来的地痞流氓。另一方面，有几百名法国士兵，特别是两支彻尔克斯骑兵队，在他们的指挥官菲利伯特?科利特率领下，越过南面边界去参加巴勒斯坦的自由法国军队，不过他们同那些消极等待事态发展的人相比，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 5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宣称： 如果维希政府实行它所宣布的同敌人合作的政策，採取不利于我们的战事或旨在援助敌人作战的行动，或者容许这类行动，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现这种敌人，当然有权予以打击。 韦维尔的兵力有限，同时要兼顾两部沙漠、克里特岛、伊拉克和东非，所以他不愿再在近东承担责任，甚至执拗到于5月20日向帝国总参谋长提出辞呈；但是最后他还是採取措施，以防止德国占领叙利亚的危险： 5月25日，我报告陆军部，我正在准备一项计划，由缩减一个旅的澳大利亚第七师、自由法国军队和第一骑兵师的几支部队向叙利亚推进。这比我认为必需的兵力要小得多，而且我也不喜欢使用自由法国军队，因为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使叙利亚的法国人顽强抵抗，但是我又没有其他军队可以调派。参谋长委员会给我的指示是上述兵力一经准备就绪，就向叙利亚进攻。…… 总的计划是全线向叙利亚挺进。……我明白如果法国人进行抵抗，我们的进展将会迟缓，并且这支兵力也可能力有不足，不能完成任务。维希法国的兵力远远居于优势，且拥有坦克九十辆左右，而我们则无法从西部沙漠调用任何装甲车。空中支援也势必比较薄弱，因为较大一部分的空军力量须用来支援不久将在西部沙漠展开的攻势。 海军将以一支舰队沿着海岸支援我们的进攻。我们手中可调用的战斗机，较大一部分已用于掩护这支舰队以防敌机袭击。 5月30日，当茨以电报向达尔朗建议，鑑于在伊拉克的战役已以轴心国的失败告终，避免在叙利亚重蹈覆辙，实属重要： 德国人员呆在这里，并不能在军事上给我们任何帮助，反而被利用来反对我们，可能作为向我们进攻的藉口。我向你请求，如有可能，就结束现有的任务，不再让德国飞机使用我们的机场，不论是中转或是作较长时间的停留。 1945年，当茨向审判官供称，达尔朗给他的答覆是，并没有什么反对英国的军事合作协议；法兰西帝国必须始终由法国人自己来扞卫；他已要求德国人从叙利亚撤走。然而派到伊拉克的德国空军中队指挥官于5月31日还在力图从他在阿勒颇的基地重新组织力量抗击伊拉克北部的英军，并声称德法两国政府已达成反对英国人的军事合作协议。当茨显然感到有必要坚持要求这些德国人撤离叙利亚领土，因而警告达尔朗说，“我控制着这里的军队，在于提醒他们，扞卫帝国的统一是为法国本身，既不是为了德国人，也不是同德国人在一起。假使这个论点垮掉。我担心他们的忠诚就会受到挫伤。”6月4日，德国最高司令部召回了德国空军中队。6日，当茨正式通知代管英国利益的美国驻贝鲁特总领事说，最后一批德国人业已撤离，当天傍晚他对法国广播说，“地平线现已廓清了。” 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了。6月8日，英国政府宣告，尽管他们在1940年7月1日提出了明确警告，维希政府奉行同轴心国合作的政策，将他们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空军基地听凭德国和义大利使用，并向伊拉克的叛军供应军需物资。德军已开始渗入叙利亚，维希政府且继续在採取措施，其后果势必使叙利亚和黎巴嫩全部沦于德国控制之下。 不能指望英王陛下政府会容忍这些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已远远超出法国停战条款的任何规定，并且悍然违反了贝当元帅最近所作关于法国的荣誉不容它做任何反对其以前盟国的事情的声明。 因此，自由法国的军队在皇家军队支援下，已于今日清晨进入叙利亚和黎巴嫩。 另一方面，维希政府在递交给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备忘录中声明： 在叙利亚，法国人与德国人之间并不存在合作，伊拉克事件期间，可能曾在叙利亚的那些德国空军物资和人员，除了两三架损坏的飞机和大约十名人员外，已全部撤走。 第30页 ……英国的任何进攻：按目前叙利亚的情况，是毫无理由可以解释的，它要冒产生非常严重后果的危险。……法国政府决心保卫他们的领土和属地，不论他们可能在哪里遭到进犯，并将全力以赴。正在叙利亚採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按照这个意旨进行的。但法国政府方面鑑于目前局势的危险性，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以前，避免採取任何可能加剧或扩大冲突的行动。倘若纠纷果真扩大，法国政府将不得不採取必要措施，确保法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的防务。 英国政府在答覆中，提醒维希政府注意英国外交大臣5月22日的声明，并补充说： 因而，叙利亚法国当局奉命给予英王陛下的敌人的协助所引起的后果，应由贝当元帅政府负责。 英王陛下政府高兴地注意到贝当元帅政府将避免採取任何可能加剧或扩大冲突的行动。他们不希望法国人流血，因此愿意建议，如果贝当元帅政府能够设法指示他们在叙利亚的军队对同盟国军队为阻止敌方使用叙利亚作为反对同盟国的作战基地而採取的措施不表示反对，那将会符合双方国家的利益的。 同盟国全线发动进攻。澳大利亚第七师的几个纵队分别沿着纳阵腊角以北的沿海公路和从上约旦河谷通过迈尔杰－乌荣的公路前进，同时自由法国军队则“跃过”已占领铁路交叉点德拉的印度第五旅，向大马士革推进。轴心国立即向维希建议由它们提供空中支援，6月11日，维希作战部长通知当茨： 我们已答覆如下： （一）为了道义上的理由，德国的介入应从外部进行而不要飞越近东地区。 （二）在沿黎巴嫩海岸支援陆上部队进攻的英国舰队，对我们说来是目前的主要目标。…… （三）其他重要目标为安曼、海法和卢德的飞机场，以及海法的港口设施，如可能，后者将是我们的长远目标。而最终目标则是海法与赛普勒斯间的护航舰队。 （四）至于在实战地带介人的问题，这只有在当茨将军提出要求时才有可能，且应经由义大利停战委员会提出。 德国停战委员会还要求在地面空防〔？；“定时类型”（d.a.t.）〕和法国战斗机方面担保德国飞机的安全，并在它们万一着陆时，给予物质上的援助。我们己答覆，当茨将军将在特殊情况下，如德机被迫飞越叙利亚领土或着陆，提供保证和援助。 德国停战委员会最后请求最高司令部组织无线电传送德国空军司令部所必需的一切情报。…… 我们已答覆说，最高司令部将研究保证迅速传送所述情报的可能。 6月12日下午1时半，近东海军司令古通海军上将发给维希一份电报如下： 昨天我请求总司令授权斯蒂卡式俯冲轰炸机使用近东机场，以免我们受到不断北进的英国海军舰队的炮击；在我军的目前情况下，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我相信，这项措施，在英国进攻之前将会遭到全军的拒绝，但在今天则将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当茨将军今天已同意了，并刚刚就这个问题同拉〔恩〕进行了联繫。我请求採取极其快速和持续的行动。 当茨于同日下午7时50分以电报确认上述情况： 一方面由于英国舰队继续不断炮击，另一方面因我军折损较快而我的兵力薄弱，无法补充，所以我己改变了关于德国飞机进行干预的意见。请准予派遣一中队德国飞机来此，使用阿勒颇机场，以袭拢英国舰队或配合陆地作战。已通知拉〔恩〕。 维希于13日晨电復如下： 我们正在派出一中队能够袭击舰队的〔法国〕空军。 由斯蒂卡式轰炸机协助，可能对总政策产生产重反响，因此只有在不仅是需要迅速的和持久的、而且还需要大规模进行轰炸的时候，始得争取。 希查明这些技术条件能否齐备。 当茨乃答覆如下： 派特种空军中队来此，将解除我的因难，也许还可使我凭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 大规模的、持久的支援势必要把防御物资或机场勤务交给德国空军支配，对此我不能提供。这将导致德国人占领整个叙利亚北部。 间隙性的支援无济干事；为了收效甚微的象徵性支援而放弃我们理直气壮的态度和我们的总政策，那是不值得的。 与此同时，维希作战部又给部队发来一份电报说：“为了总政策上的理由，务必尽久地坚持下去，最终不得已而停止抵抗时，应即毁坏所有军需物资和一切具有实际军事价值的东西。” 局势对当茨不断恶化：英国和自由法国军队已逼近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在中部，迈尔杰－乌荣这个战略据点已告陷落；机动化纵队正从伊拉克穿越沙漠前进。当茨报告说，“在这种情况下，立即由斯蒂卡式轰炸机以叙利亚为基地插手干涉，首先对陆上目标，其次对海上舰队进行袭击，将起决定性作用。拉恩宣称，一俟战役结束，游客就立即离开。”据此，维希空军部长贝尔热雷将军于6月17日飞到近东；但在此期间，维希军队了解到盟军力量薄弱，已顺利地对库奈特腊和迈尔杰－乌荣发动了反攻；当茨感到军事形势已不再需要他求助于德国的支援。因此，他又临时发了一份电报给维希：“技术上有困难；而且不急需。”贝尔热雷返回维希后，收到一份较长的电报，其内容是他和詹尼凯因都己同意了的： 第31页 赛达的困难局势，主要是英国炮兵和舰队的行动造成的。指挥近东海军特遣舰队的司令认为斯蒂卡式轰炸机的支援将起决定性作用，但根据下列理由我己拒绝了这项建议。 （一）军需物资、汽油和炸弹的库存量，不容许我们向德国空军编队提供协助和防务，而这些是他们接受邀请来此时势必会要求的。 （二）我认为法国在道义上所处的总形势，使叙利亚的法国军队有责任独自作战，而不需外国军队进入叙利亚协助。 （三）所要求的支援，用以对付敌人的军舰或许有效，但对地面战斗的结局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它将严重损害我们的声誉而得不偿失。 还是让我们单独拼到底，比拉别人下水好。 6月22日，维希政府终于决定不再请求德国空军支援，并电復詹尼凯因：“坚持你的立场，这完全符合政府的决定。” 6月20日，正当印度第五旅和自由法国军队在向大马土革进逼时，当茨曾有电报给维希：“近东的命运现在取决于立即投入突击部队。他们必须用大型运输机运送。德军司令准备提供所需的飞机，条件是由你提出请求”；但当茨把军事形势的严重性给他的政府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之后，却又于当天央请美国总领事探询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达成停战，并于 21 日得到了答覆说，英国政府打算给予当茨本人和所有法国文武官员以战败者的恩典。21日，大马土革失守，巴尔米拉受到了从伊拉克穿越沙漠前进的英军纵队的威胁。因此，当茨于6月26日派遣两名参谋去维希说明战斗已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根据其中一名军官的作证，虽然贝当于28日同意有停战的必要，但是达尔朗却主张尽可能打下去。维希政府政务院副主席的国务秘书雅克?伯努瓦－　梅香于6月25日到7月2日访问了安卡拉，力图说服土耳其政府准许法国军队和军需物资通过土耳其进入叙利亚，但没有得到答覆。一艘辅助舰“圣迪迪埃”号，载有约二百六十名维希士兵以及坦克、武器和弹药，试图从萨洛尼卡驶往叙利亚时靠近土耳其海岸航行，以免遭到截击，但它在7月4—5日在上耳其安塔利亚港内被英国飞机炸沉。7月8日，当茨最后受权谈判停战，这时，沿海公路上掩护贝鲁特的最后阵地达穆尔已濒于陷落。他乃再次求助于美国总领事的调停，后者于次日给他带回了英方的条件。 这些条件提到了战事开始时贾德鲁对近东国家的独立所作的保证，英国政府对此也曾给予支持，还补充说，今后将由自由法国当局确保法国在近东的代表权。凡与最近这次战役有关的维希当局和军队，同盟国准备立即全部实行大赦。戴高乐也无意苛侍那些奉命同他打仗的人。在叙利亚的法国官兵，必须给予参加同盟国军队的充分自由（尽量按他们的资歷录用），并且必须为他们提供便利，使他们充分了解形势和摆在他们面前可作的抉择。至于同盟国方面，将会给每个人以自由选择的机会，那些不愿参加他们队伍的人，如情况许可，将连同他们的家属一道遣送回国。军需物资必须缴出，以防日后用来反对同盟国。军舰必须完整无损地交出，听候扣留；它们将于战后交还给统一的法国，或作价补偿。所有铁路、港口、交通运输、无线电台和石油装置等等，均不得损坏或毁坏，而必须移交同盟国使用。所有被羁押的英国国民必须予以释放，所有在近东的德国人或义大利人必须一律交付拘留。对近东国家的封锁将予解除，这些国家将立即置于英镑集团范围之内。7 月11日，维希政府答覆如下： ……我们很遗憾地注意到第一款所列的政治条件，是同我们对于受託照管居民所具有的权利和特权不相容的。法国始终认为它的委任统治权赋予它的任务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要尽早解放叙利亚和黎巴嫩，并使它们成为自由国家。它不打算背弃这些义务。但是，关于选择独立的时间和决定独立的程序，是它自己的责任。在这方面，其他国家都不能有效地代替法国。 因此，英国政府自称为正在解放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这项声明，只能是无效的。 此外，法国政府也不能在任何藉口下，参与同那些背叛他们祖国的法国人象戴高乐和贾德鲁之流进行谈判。 法国政府不能接受英国政府在第二款中所用的“全部大赦”这一词语。服从本国政府的法国军人是无需大赦的。 法国政府不能签订这样一项企图把如此违反它的利益和尊严的条款强加于它的停战协定。 法国政府授权当茨将军，如果英国政府不惜违反人道，延长这场首先是它挑起的冲突，可由他採取适合他将面临的这种实际局势的措施。 同盟国军队继续向前挺进。英国与维希法国最后达成一项协定，并于 7月14日在阿克（圣贞德）签字。其中最重要的几项新内容如下： 行政官员、技术部门官员以及谍报部官员，为了保证这个国家的行政管理工作不致中断，要留守在岗位上。直到有人前来接替他们时为止。那时，如果他们愿意，可予遣送回国。如果他们的工作或态度不能令人满意，可以解除他们的职务（第九款）。 法国的文化机构，包括医院、学校、传教团体等等的权利将被保证受到尊重。这些机构的权利不得与同盟国的军事利益相牴触（第十二款）。 第32页 总之，很明显，维希法国允许德国人渗入近东国家的主要动机（同盟国报纸曾往往加以夸大），是希望在对法国本上的停战条件上得到从宽发落。自由法国在巴勒斯坦的存在，对于决定当茨5月间的态度以及6月8日以后维希军队对盟军的顽强抵抗，充其量不过是次要因素。戴高乐对近东各国愿意向他投效的军队，在人数上大大地欺骗了自己并迷惑了英国人；但是，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痴心妄想，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想不惜任何代价为自由法国争取到近东各国，就不清楚了。看来很可能大多数维希的法国军官对德国人的渗入是深为不满的，他们视德国人与英国人为一丘之貉。如果说他们因为英国人（他们认为英国人把法国拖入了这场战争，但又没有给它支援，随后还在迈尔斯一卡比尔和达喀尔犯下了“暴行”）终于就要得到报应而有点儿感到满意，那未这种心情大概也已被另一种感情抵消了，那就是德国人正在法国的另一个属地上取得一个立足点，要把他们从那里撵出去是困难的：冯；亨蒂希和罗塞尔为鼓励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而进行的活动，必然也已使这些法国人大有反感。据当茨在其辩护词中的表白，他在 6 月 12日和15日要德国空军前来支援抵抗盟军进攻的请求中，曾104故意提出了一些他明知不会被维希政府接受的条件，但他的这个论证没有使法官信服，他被判处死刑，虽然后来得到了缓刑。 第五章　　英法在近东国家中的关系1941—1942年 随着盟国对近东国家的占领，一连串新的问题相继出现，英国人在这些国家中同自由法国当局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在此后四年内占主要地位。作为英法关系在纯军事性质事务之外的首次经受的考验，近东国家所提供的是一个特别困难的环境。首先，自由法国人同他们的维希同胞刚在那里打过一场小规模的内战，在近东停战后，后者对那些取代他们的人尽情流露出厌恶蔑视之情。自由法国人士怀着一片诚心，对维护战败后的法兰西的威望和权威的重任，有捨我其谁之感。 德国和维希的宣传喋喋不休地斥责自由法国人士，说他们所干的是把法兰西帝国拱手让给英国的勾当，他们岂甘蒙此诟辱，因此，也就非要表明他们要把法国的主权和利益在一切地方部维护得完整无损的决心和能力不可。 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终于要获得主权独立的地位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自然有特殊的困难，然而这却是两国的民族主义者所要求而为英国政府所同情的；这些要求无论如何是同法国人对他们在这个地区或在北非的“使命”的主导思想背道而驰的。何况，近东歷来是英法之间的一个角逐场所；虽然自从法国获得了委任统治权之后，英国政府已经把近东各国的命运置之度外，但是，几乎所有在这一地区的法国人以及在法国本土的许多人，继续对英国抱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怀疑心理，怀疑英国人图谋把他们从这一地区撵走。最105后，维希当局被撵走之后，近东各国的行政和经济的改组出现了很大困难，尤其是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对盟国在占领区相互合作的行政管理，还没有取得经验，工作程序也未制订出来（编写本书时，已出版的大量原始资料都是法国方面的，因此，估计法国行动的动机比较容易：但来自英国方面的材料很少，所以，要详尽地估计英国的动机，就得更多地依靠猜测）。 在1941年春天的那种形势下，能够作出入侵近东各国的决定的，只有英国政府。这一决定的根据，纯属军事性质，即维希政府正让德国武装部队利用法国委任统治下的领土向英国在中东的军事阵地发动进攻。但自由法国“帝国防务委员会”的成员在1941年3月3日就已接到了如下通知： 戴高乐将军希望知道防务委员会各位委员对于下列问题的意见，即一旦英国和土耳其为了保证对德国作战行动中的运输路线的安全和持续，以至于用武力占领法国在近东的委任统治地之全部或一部分时，自由法国应採取什么态度。我们是否应该提出抗议，谴责这样一种行动？我们是否应该保持默从，只限于提出书面意见，保留法国对这些领土的权利？还是应该以法兰西的名义参与这一行动为好？就我们而言，参加进去可以达到三个目的：（1）在法兰西帝国的一个部分重新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便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继续作战；（2）以我们的存在来保障我们的权利；（3）协助我们的盟国。防务委员会的委员们意见不一，戴高乐向英国人提出要求，自由法国在中东的所有部队，都应集结在埃及，他主张一旦在叙利亚的维希部队对德国的入侵进行抵抗的话，他希望这些部队可以立即用于叙利亚。戴高乐在中东的代表贾德鲁将军于4月17日曾制定一项自由法国人协同英国人对近东各国作战的总体计划。当时仍在布拉柴维尔的戴高乐于4月25日催促贾德鲁迫使英国人接受这项计划，并提供必要的军需物资。但是韦维尔已经把他的资源几乎罄其所有地都投入到另外四个战役中去，所以也就没有多余的运输工具或武器可以让给自由法国。关于近东国家和法属索马利兰的“英国政府和统帅部的单方面决定”激怒了戴高乐，他于5月10日从06布拉柴维尔通知韦维尔，他想把自由法国的实际可以作战的部队集结在法属赤道非洲，表面上是出于战略原因，实则藉此使这些部队从英国对中东的防务中摆脱出来。 第33页 两天之后，戴高乐命令贾德鲁尽速离开他在开罗的工作岗位，因为他认为“盟国对我们在中东的利益採取否定的政策”，因此，在开罗保留象贾德鲁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充任代表法兰西［原文如此〕的高级专员，已无必要。但在第二天，英国防务委员会告诉他说： 自由法国部队要不要进入叙利亚，完全由该战区的法军司令官作出决定。英军不能增援法军，因为可供调遣的部队都己派往伊拉克。贾德鲁也就在开罗留了下来。5月18　日韦维尔接到他的通知说，他已确悉，在叙利亚的法国人正把其全部军队撤至黎巴嫩，而把剩下来的叙利亚交给德国人。他宣称，通往大马士革的公路畅通无阻，趁此机会立即派遣一支部队进入叙利亚，实为当务之急。他极力坚持要我当场立即照此发布命令。以往的经验教训过我，对待自由法国方面提供的来自叙利亚的情报，要小心谨慎，我从其他来源所得到的情报，不能证实贾德鲁将军所讲的情况。我坚持要对自由法国的情报进行核实，然后再採取行动。 我把贾德鲁将军的要求报告了参谋长委员会，他们再次催促我在叙利亚立即採取行动，并说如果我不能提供一支部队，就让自由法国人单独进入叙利亚。我指出，自由法国人没有运输工具，就不能行动，而我又无法提供运输工具，况且，如果没有一些英国的炮兵支援，他们也不愿意出动。我提出我的意见……试图用一支象自由法国分遣队那样装备不好的小部队去发动战斗，是极不明智的。韦维尔还说，如果参谋长委员会採纳自由法国人的建议而不採纳他的建议，他宁愿被解除指挥权。因此，邱吉尔于21日电告韦维尔：当前叙利亚的事务决不可妨碍我们在克里特岛战役或西部沙漠取得胜利。…… 正如你所清楚表明的，你没有可供发动一次正规的 107 军事行动的实力。……目前所能做到的只能是为参谋长委员会20日的电报中所说的那种武装政治入侵提供最好的机会。 ……我们的看法是：如果德国人能运用小小的空军力量、游客和地方叛变而取得叙利亚和伊拉克，那末，我们就决不可畏缩不前，不敢去冒同样的小规模的军事危险，不敢去对付由于失败而可能出现的更加严重的政治危险。但在这个阶段，贾德鲁于5月20日黄昏时在外约旦一叙利亚边境上的马弗拉克附近会见了叙利亚南线的彻尔克斯骑兵司令科利特中校，从他那里得知自由法国的情报是不正确的，维希在南线的集结并无变化。会见结束时，贾德鲁说：“因此，我必须放弃单独向大马士革进军的想法。我没有英国部队的支援不行。”贾德鲁回到韦维尔那里时发觉，近东战役早已决定了，韦维尔总算能够在25日把他可以实际投入战斗的兵力告知陆军部。当贾德鲁预定在6月8日盟军从巴勒斯坦越过边界时代表戴高乐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文告草稿送到英国外交部后。艾登通知贾德鲁。英国政府建议把他们的保证加进法国的宣言里去，他还建议这项保证应该在文告本文内出现。然而，戴高乐回答说，英国政府可以採用任何它认为恰当的方式宣布他们的保证，但他不明白，自由法国承认法国委任统治下的两个国家独立的诺言，为什么需要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保证。可是拉希德?阿里的叛乱尖锐地提醒英国政府，至少有必要取得阿拉伯各国中有政治头脑的各级人员的消极默许；6月6日邱吉尔给戴高乐的电报中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支援自由法国的武装力量，我希望你108对此感到满意。我相信你一定会同意，这次行动，乃至我们今后在中东的整个政策，必须体现我们双方和衷共济、同心协力的精神。我们对阿拉伯人的政策必须并行不悖。你知道，我们不想在法兰西帝国中寻求特殊利益，也无意利用法国的悲惨处境从中渔利。 ……我同意，我们在解决叙利亚问题时，决不可危及中东局势的稳定。但是在此前提下，我们双方必须尽一切可能满足阿拉伯人的愿望和感情。我确信，你一定会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牢记在心。 ……我不得不在这一局势严重的时刻向你请求，不要坚持宣布贾德鲁为叙利亚的高级专员。戴高乐的答话部分地透露出他们之间意见和看法的分歧： 我将任命贾德鲁为全权总代表。 我们将宣布并尊重近东国家的独立，条件是同它们签订一个庄严地保证法国的权利和特殊利益的条约。 从法国的观点来看，任何可能损害这些权利和利益的政策，都是不好的，也是危险的。 在局势对我们双方都是同样严重的这个时刻，我认真地请你注意这一点，因为这个问题似乎始终没有被充分理解。 你对维希打击越狠，你必须越要表现出对法国的权利和情感的尊重。贾德鲁的文告也相应地宣布： 我现在宣布废除委任统治，并宣布你们享有自由和独立。 因此，你们从此以后就是享有主权和独立的人民。你们的主权和独立地位将由一项条约来保证，这项条约也将规定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但后面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将不允许把法国在近东积几世纪之久的利益交给敌人。”英国人的看法是，这样一种文告，在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的眼中，其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一年前法国就已惨遭失败；自由法国运动的人数很少，也不是一个政府；“自由法国”在他们自己的心目中才等同于法兰西；入侵部队的大多数，是英国人指挥下的英国部队。因此英国驻埃及大使受命发表了一个支持贾德鲁文告的声明；为了消除自由法国的疑虑，6月10日邱吉尔声明： 第34页 我们对叙利亚或法国领土中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领土企图。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不为自己谋求殖民地和任何私利。但愿我们的法国朋友中没有一个人会受到德国和维希的无耻宣传的欺骗。恰恰相反，我们将竭尽全力以恢復法兰西的自由、独立和权利。戴高乐也就设法要抓住这一番话来使它十足兑现，他在6月19日的备忘录中，把它解释为“英国的一项保证，法兰西在近东将保持其权利和利益”。贾德鲁在6月24日被任命为驻近东的总代表和总司令时所接到的戴高乐的指示，反映了他的意图，凡是关系到法国主权的问题，任何英国的干涉都不能容忍。贾德鲁的行动要“不受英国的任何控制”。因此，甚至在它们发动联合进军之前，显然英国和自由法国对待近东国家的政治问题的立场和动机都是矛盾的。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严重争论产生于同维希法国的停战谈判，涉及对维希法国採取什么态度。早在6月14日，戴高乐和英国派驻自由法国联络代表团团长斯皮尔斯少将（后为爱德华爵士）就极力主张拒绝当茨可能要提出的把维希部队遣返法国的要求，因为他们希望把那些下级军官和士兵团结到自由法国方面来。6月19日，戴高乐要求英国政府保证给予当茨的文职和军事人员“真正的自由”选择权，让他们在维希和自由法国之间作出选择；他还要求停战谈判应有他的代表出席，并以他和英国双方名义缔结停战协定。英国人制服了维希方面的反110对，让自由法国的代表出席停战谈判，但维希的谈判代表德韦尔迪拉将军坚持：维希部队人员在作出投向戴高乐或遣返回国的选择之前，为保持团队传统起见，仍应隶属于其原建制单位并受其原来的长官带领，不得与自由法国有个人接触，那时英国谈判代表感到自由法国已经无可争辩，贾德鲁也终于作了让步。贾德鲁说他毫不知悉戴高乐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有关停战谈判的条件。停战协定的最后文本，戴高乐不是在开罗收到的，要是在开罗的话，他倒可以找到两个意见一致的人，就是英国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和斯皮尔斯，他们都是不肯让维希军队隔离的，那时他又已返回布拉柴维尔（这是当时他已收復的主要的法国领土的首府）去庆祝7月14日。他的火气是一触即发的，当他获悉他竞没有机会从维希军队中收编数目可观的人员，而停战协定中对于自由法国收回维希方面缴出的重武器和在近东国家募集的大约一万五千人的特种部队，也未作任何规定，不禁勃然大怒。因此他飞回开罗，“决心毫不迟疑地採取行动”。7月21日，他交给利特尔顿一份声明，其中说： 在帝国防务委员会主持下由法军和英军协同进行的战役结束时缔结的这一协定和补充议定书〔规定维希部队在维希和自由法国之间作出选择前的地位〕，是同法兰西的军事和政治利益不相容的。…… 自由法国（也就是法国）认为它自己对于上述协定和补充议定书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保留行动的自由。 ……戴高乐将军和帝国防务委员会自1941年7月24日中午起，接收对近东国家的法国军队的完整的和全面的处理权。 第二天，利特尔顿警告戴高乐说，如果他坚持要照着这个最后通牒办理，那就等于是自由法国同英国的彻底决裂，撤销英国的一切援助；当天晚些时候，戴高乐的极端态度有所和缓，他给利特尔顿的信中解释说： 这一安排的动机，我已经对你解释过，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取消同中东地区的英军司令部及其部队的合作。 相反，我准备同你研究这种合作的种种细节，我认为这种合作是必要的，而且必须建立在我们两国意见一致的基础上，我们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的盟国。因此，自由法国和英国的代表德拉米纳和斯皮尔斯于7月24日达成一项“解释性协议”。利特尔顿写信给戴高乐说：它“在涉及英国当局和自由法国当局双方的一切问题上，都可以替代或取消任何其他的解释”。在重武器和特种部队问题上，协议满足了自由法国的要求，并规定： 停战协定第八条规定，各个人员愿归顺盟国或被迫返回国，应由其本人自由选择。这种自由选择的意义只能是，自由法国当局得向有关人员完整地和自由地说明其观点，程度与维希当局通过其在场的军官和军士同他们的士兵所作说明一样。 在这一点上，可能已经作出而可能同停战协定相牴触的任何安排，绝不能违反停战协定所确定的原则。112　　　第二天，7月25日，利特尔顿和戴高乐签署了一项范围更加广泛的“英国和自由法国当局在中东的合作协定”，贾德鲁是第一个公布协定全文的人。协定规定如下： 中东构成一个单一的战场。盟国在这一战场的进攻和防守行动必须协调起来……（第一条）。 任何需要联合使用英法部队的作战计划，或直接影响近东各国领土的作战计划，必须由英国司令部和法国司令部共同拟订。鑑于目前中东的英国部队的实力大大超过法国部队，因此应由中东战场的英国司令部拟订作战计划，并确定法国部队在联合作战中应担负的任务。 英国司令部……将根据戴高乐将军的授权决定此项任务，当中东总司令调派某部队进行与近东各国领土有关的战斗，或必须使用法国部队作战时，上述授权同样适用于该总司令属下的英军司令部的任何部队。同时，如果法国司令部认为所拟订的计划或派给法国部队的任务同它对近东各国所担负的特殊责任有矛盾时，它将向戴高乐将军提出报告。然后这一问题应由英国政府与戴高乐将军取得一致意见作出决定（第二条）。 第35页 在同一战区作战的英法部队的指挥权，在正常情况下由一名英国军官或一名法国军官行使，根据该战区英国部队和法国部队的实力以何方居于优势而定……（第三条）。 不论英国部队和法国部队的比例和任务如何，领土管制权（对公用事业、社会治安、宪兵、警察、地方资源开发等的军事管制或监督）属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法国当局。可能要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领土上作战的英国部队……可以自行确保其战术上的安全，并利用他们所必需的一切资源。对此，领土管制当局应该给于一切可能的援助……（第四条）。 补充协定戴高乐将军承认，在近东地区的英国最高统帅部有权採取一切它认为对抵抗共同敌人有必要的防御措施。 若遇任何上述措施显得与法国在近东地区的利益相牴触时，应将问题报告英国政府和戴高乐将军（第一条）。 ……英国军事保安局将派出一个小组，附设于近东各国的保安总部，目的在于保证与英国司令部和毗邻国家的保安机构保持联繫，并与法国机构协调贯彻英国司令部可能认为必要的一般措施（第三条）。 在送出协定文本时，利特尔顿写信给戴高乐说：我愿藉此机会向你保证，英国方面承认法国在近东国家的歷史性的利益。大不列颠除了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外，在叙利亚或黎巴嫩别无他求。我们不想以任何方式侵犯法国的地位，自由法国和大不列颠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作了保证。当我们採取了这一重要步骤之后，在不损害这一步骤的前提下，我们自愿承认，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法国应在近东国家占有优越的特权地位。……7月27日，戴高乐从贝鲁特復函说： 我高兴地注意到，你如此贤明地向我保证大不列颠对叙利亚和黎巴嫩都不怀私心，以及大不列颠预先承认这一事实，即在这两个国家成为独立国家时法国在近东国家中的优越的和特权的地位。他把协定文本发送给贾德鲁时，还附有一封说明情况的信件，其中提到“大不列颠对叙利亚和黎巴嫩在政治上完全不抱私心”，这样就（象他回答利特尔顿时那样）抹煞了英国所强调的把独立作为一个“重要步骤”。读者将会注意到，戴高乐对英国承认法国的特权地位这句话，擅自插入了“预先”一词，而利特尔顿在其备忘录中却毫不含煳地把承认独立作为这种保证的先决条件：“当我们採取了这一重要步骤之后，在不损害这一步骤的前提下……”。因此，情况并不象贾德鲁所说的那样简单：既然英国在近东国家的唯一目的是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他们就只能以进行军事行动力限，而不去侵犯法国同近东各国的政治关系。但在战时，“取得战争的胜利”和政治之间不可能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已只要近东国家的政治对英国同邻近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而对于英国在中东战役中赢得胜利（或者不如说避免失败）的机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它就不可能是法国的“独占特权”。象希腊或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政府一样，自由法国目前完全依靠英国；他们能得重返近东，完全仰仗英国的照顾；他们也不能把处理如此关系重大的一个地区的事务当作是与更加广泛的英国的利益无关的一种“独占特权”，犹如战后的英国在处理巴勒斯坦（也是一个委任统治地）事务时无视美国的愿望一样，凡此种种事实，自由法国均未予以正视，战前法国人在近东各国之不得人心；1940—1941年法国的威望扫地；自由法国运动未能把德国占领区以外的大多数法国人团结到自己一边；以及英国出于战略上的需要而不让近东国家中受到挫折的民族主义酿成第二次伊拉克危机——这些都是严峻的、不容迴避的事实。但是贾德鲁也好，别的法国人也好，他们都受到一种欲望的支配，要“用‘法国的方式’去发现指导原则的推理方式”，从这些事实中虚构出这样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设：为了把法国人从近东国家撵走，英国故意制订了一项政策，在叙利亚与黎巴嫩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法国人之间煽动不和： 威尔逊〔将军〕在杰齐拉地区和德鲁兹山区的策略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制订的；也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斯皮尔斯将军树立了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大体上也是自拿破崙时期以来英国歷届政府所奉行的政策。甚至还在 1941年了月里的时候，利特尔顿一戴高乐115协议就经受了第一次考验：利特尔顿写情给贾德鲁，“恳切要求”允许斯皮尔斯出席准备讨论关于与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缔结条约的谈判的会议。贾德鲁认为，这是英国以第三方的仲裁人的身分，企图对纯属法国和其委任统治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进行干预。在他表示拒绝的时候，他还向利特尔顿抱怨英国人不尊重法国在德鲁兹山区、沙漠地区、代尔祖尔以及阿勒颇的利益和特权。利特尔顿同戴高乐8月7日在贝鲁特再次会晤时，利特尔顿（根据自由法国的会谈记录）承认，他对英国军事当局执行利特尔顿一戴高乐协议的情况感到不满：向最高统帅部递送协议文本延误时间，还有贯彻协议方面的其他拖延，对此他表示歉意。但是戴高乐在5日已经通知贾德鲁说：“我感到英国人正准备对我们施加一次决定性的压力，迫使我们听任他们实际上在近东国家行使权力”；于是他告诉利特尔顿说，正常执行他们协议的阻力，主要在于“某些少数人”对协议表示故意。当利特尔顿建议把威尔逊将军召至贝鲁特以澄清分歧时，戴高乐认为，在自由法国同威尔逊最近有过交往之后，他对威尔逊是否还能博得自由法国人的信任，不得不有所保留；他尤其没有忘记，据说威尔逊曾威胁要宣布军事管制法来篡夺法国的主权；法国人还未能行使领土管制的权利；在杰齐拉地区发生那样的事件之后，他看不到怎样能在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讨论这一问题。这一次不惬人意的会晤在按照7月25　日和27日信件的模稜两可的调子　再度交换信件之后，就告结束。英国同法国的立场根本互不相容，而且哪一方也不准备公开有所让步。但是“这种危机的严峻阶段，……曾一度把我们推到决裂的边缘，现在已告结束。” 第36页 这样的局面给英国和自由法国双方领导人之间造成了如此之多的产生误解的机会，那就必然会在负责执行他们“协议”的下属之间引起种种麻烦。显然，英国停战委员会觉得，对付即将离开的维希分子要比对付敏感的自由法国人容易些，尽管贾德鲁笔下留情，对此未作详细叙述。英国人对待战败的敌人，犹如在一场足球赛后胜队对待负队那样，英国人的这种固有习性，不能指望自由法国人能够理解：断定英国政治机关已经决定要把法国从近东地区撵走却是比较简单的。自由法国人数较少，而物质上又完全依赖英国，因此他们不可能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完全独立地把领土管制权接收过来。由于需要把近东国家与中东防御体系融成一体，英国人在那里建立了海、陆、空三军的编制，而它们的参谋机构有一个习以为常的倾向，在获准进入一个新的活动领域时，就要扩散开来。斯皮尔斯联络代表团、英国安全代表团117和战地安全部不久便有一大批进行政治和安全工作的军官和军士散布到全国各地；其中有些人自然是由于他们有阿拉伯世界的阅歷而入选的，这一事实只能证明法国人所怀疑的“殖民部和情报部的阴谋诡计”。自由法国对这帮可憎的英国佬也好，对他们自己那些缺乏经验的行政管理人员也好，都是耿耿于怀的，以致对那些准备继续留任原职的前维希文官和商人，一律表示欢迎，也不要求他们宣布效忠于自由法国运动。这些前维希人员被人私下里起了个绰号。叫做为了饭碗而归顺的人们（les　　rallies　　alimentaires），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近东地区是他们全部物质利益的所在，他们的一生大半都是在那里度过的。这类人对英国人在法国委任统治地上的存在，对英国人声明的目的，说要“不断增加叙利亚人在行政机构中的比例”，不等战争结束就产生“一个独立的叙利亚政府或几个政府”，自然抱着非同一般的怀疑态度，视为对他们的生活来源的一种威胁。1942年春，英国发觉，有必要设法获得不大情愿的自由法国人同意。把那些先前支持维希的人员中的一些恶劣透顶的捣乱分子清除出这个国家。威尔逊写道：“人们随时都感觉得到，法国人和叙利亚人之间的恶劣关系，比同黎巴嫩人的关系更加不好，因此我们有必要告诫我们的军官，不要受人利用，给人家做探产”；一位特派记者后来曾响评论说，英国人倾向于“对法国人中间的颟预无能，有时甚至营私舞弊，表示屈尊俯就的不耐烦”。贾德鲁宣布叙利亚正式独立时，《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1941年9月20日）再次强调5月29日艾登在伦敦市长官邸讲话的言外之意，这种做法不太策略： 阿拉伯联盟是中东许多阿拉伯人长期梦寐以求的理想。 不管这种理想在不久的未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但地中海东岸阿拉伯各国在1919年实行的划分，无论就阿拉伯人的感情，就其歷史传统，或者就其是否切实可行来说，显然都不合理。当时英法之间的这种利益或势力范围的划分，已证明对一切有关国家都有害而无益。……既然叙利亚在英国和自由法国部队的共同努力下，己从轴心国的阴谋中解放了出来，巴勒斯坦也己安全无虞，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在它们之间永久保持一种纯属人为的区别。 事实正如格拉布帕夏公开评论的那样： 两国派往当地的代表时常受到批评指责，说他们居心不良，妒忌猜疑，心胸狭隘。这样的指责并不一定公正合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思想结构不同，当一个问题同时提交双方时，他们极少作出同样的答案。因此法国和英国对阿拉伯人的政策，即使不是截然相反，也有根本的分歧。他们採取各不相同的一套办法，并不是出于相互怀有敌意，而是因为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同。每个119政府都认为，只有它自己的政策是明智而合乎逻辑的。当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戴高乐显然就已希望能够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有代表性的团体达成一种政治协定。6月14日，自由法国驻伦敦政治部得悉，戴高乐打算在战斗停止时就召集叙利亚和黎巴嫩议会，而且已经内定贾米勒?马丹为未来的叙利亚政府的首脑，此人曾在1936—1938年流产了的条约谈判期间，同法国进行过谈判。6月24日，戴高乐任命贾德鲁为总代表时，写道：你的任务是：不论何时，只要有可能，就须建立充分代表全体人民的国民议会，并组成为这些议会所信任的政府。…… 尽管由于法国军队的暂时失利造成了混乱，破坏了秩序，尽管进犯我国的侵略者施展阴谋诡计，我们必须把1923年由国际联盟批准的法国委任统治执行下去，直到时机成熟，委任统治可以有效地终止之时，法国的工作必须继续下去。 因此你要以 1936 年同近东各国订立的联盟条约作为同他们谈判的起点。你要向近东各国政府提出，为了适应在这次战争中共同防御的需要，必须共同採取一些临时措施，这些措施也将是为此目的而达成特别协议的目标。 我负责在适当的时候通知国际联盟：在近东以新的政权代替委任统治政权，它将努力实现委任统治建立时所要实现的目标。贾德鲁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取得“独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对法国的特权地位的承认，并认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认为叙利亚民族集团的“不妥协的民族主义”的影响已趋衰落，因此遵循戴高乐的意见，首先藉助于1939年7月辞职的前总统哈希姆?阿塔西，想把法国人在同年同月暂时停止的宪法和议会恢復起来。然而，通过四次会议，关于“未来政府的组成及其纲领，所要订立的条约的内容及其批准程序以及在战争期间法叙关系的总的概念和具体细节”，他都未能从阿塔西那里得到他所要求的“明确答覆”。这位谨慎的叙利亚人却声言，他必须同其他的政界人士磋商：于是贾德鲁决心去依靠一个临时政府，它无需召开议会而可行使权力。他要物色一120个人做它的首脑，此人须是意志坚强，行动果断，能够顶得住民族主义分子，还要有一定程度的公众支持，并且还得是经过充分考验的、真正的法国的朋友，以订立法国所希望的条约来报答法国恩赐给它的独立。他找到了谢赫?塔杰丁?哈萨尼这么一个人物，在他的笔下，此人颇得大马士革保守的中产阶级和温和派的支持，在下层阶级中深受爱戴，同时还得到阿拉维和德鲁兹首领们的信任，他们都希望摆脱大马士革的中央统治。 第37页 总之，如果从叙利亚公众舆论的观点来看，塔杰丁远远不能享有阿塔西总统所能享有的那种全国一致的支持；但如果塔杰丁遇到富有战斗性的民族主义派的反对时……却具有阿塔西所缺少的素质：大胆果敢，政治敏锐，手腕高明，精力充沛。他已经同我们携手合作。我们可以信赖他会俗守诺言，不会为外国人的献媚所勾引，或为其威胁所吓倒。谢赫?塔杰丁同近东国家的委任统治强同曾有过长久而变化多端的政治联繫的歷史。本《概览》前几卷中对此已有一些记载。盟国占领大马士革后，继续执政的哈利德?阿兹姆临时政府现已辞职，一个新政府随之组成，新政府中虽然容纳了三个“持不同意见的民族主义分子”，但民族集团当前的领导人则均被排除在外。9 月27日，贾德鲁正式宣布了叙利亚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这种独立和主权仅仅因为当前战争的迫切要求而受到限制。新国家有权任命其国外的外交代表，并有权徵召自己的军事力量；但在战时，这些军事力量以及一切公用事业，尤其是交通工具，都应受盟军司令官的支配。盟军司令官和总代表也将同叙利亚共和国的宪兵队、警察以及安全当局保持最密切的合作。“战时的叙利亚确实需要保卫，不只是为了抵御外来敌人，还要防备内部敌人。”11月26日轮到宣布黎巴嫩独立。贾德鲁直言不讳地宣称，黎121巴嫩仍然是法国政策的一个“人为的结构”；它本身没有任何聚合力，相反，它是处于的黎波里民族统一主义的一种离心力压力之下。然而，由于“遍于各地、异口同声的……而且异常迫切的”公众舆论使他确信，如果没有法国的继续帮助和友谊，黎巴嫩的独立是不能想像的，他在声明藁中宣布，“自由法国认为，黎巴嫩国在政治上和领土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完整性不容任何侵犯”；斯皮尔斯（根据外交部的指示）对他的保证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他把这说成“与其说是恶劣的描绘，还不如说是一种拙劣的攻击”。德高望重的艾尔弗雷德?纳卡什保持了总统的职位，把两个主要党的领袖排除在外；受到排挤的政党领袖之一贝沙拉?扈利指责新政权不符合宪法，独立是虚假的，要求举行新的选举。他得到马龙派大主教的有力支持。英国立即承认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而且非正式地敦促美国予以承认，它提出的理由是这将给中东带来更大的稳定，并增强盟国在那里的地位。然而国务院却犹豫不决：如果不谈判签订一项新的条约而就予以承认，可能要损害1924年同法国签订的条约中所规定的近东国家美国公民的权利；他们仍然同维希政府保持着关系；而自由法国提出的在近东国家居于首要地位的要求，含意又十分复杂。他们还主张，只要拖延承认，他们就可以留有余地，以便坚持要法国人澄清其提出的特权要求，这一立场却是英国人所难以坚持的，因为他们早已原则上接受了这些要求。不过美国政府还是在11月19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对两国人民的这种自然与合法的愿望表示同情。报纸的控制和配给。 这时，近东地区法英军事指挥部的关系已经安定下来，从技术角度来讲，堪称融洽无间，它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取得战争的胜利而奋斗，而从个人角度来讲，也能相互容忍（事实上常常是亲切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双方政治机构之间的关系却不能与此相提并论，前面已经剖析过的那些根本分歧，甚至连纯粹的技术问题都难免要被波及。例如1941—1942年冬，粮食的严重匾缺是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叙利亚人的囤积居奇（大量的是属于投机牟利的性质，同时也是由于对国家的政治和战略确实有前途茫茫之感和缺乏适当的管理所致）。粮价上涨到战前的十一倍，是1941—1942年世界粮价的两倍半；有些地区和城市贫民受到飢饿的威胁，在一些城镇发生了严重的骚乱。根据驻开罗的国务大臣建议，斯皮尔斯代表团设法通过中东补给中心从海外进口小麦以打垮囤积商人的集团。但由于现有补给不足，他们弄到手的不满十万吨；商人们动用他们埋藏的大批金币，把进口的粮食悉数购迸；“市场象海绵一样吸尽了粮食”；这一试验对粮价的水平还不曾产生任何实效就不得不予以放弃，不过它毕竟还是渡过了飢谨，也制止了抢粮的骚乱。叙利亚出产它所需的大部分粮食，但谢赫?塔杰丁的政府拒绝同法国人所创立的混合办事处合作，除非其中也有他们和英国的代表参加，理由是他们不愿意从属于总代表，也不想领教法国特种后勤部队官员和奉法国之命徵购粮食的宪兵队的那种独断专行的办事方法。既然无法使贾德鲁满足他们的要求，叙利亚政府就（不免使贾德鲁觉得恼火）求助于斯皮尔斯，他已于1942年2月8日被任命为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公使。斯皮尔斯向贾德鲁表明，粮食问题如不解决，事关军事安全，因此建议，粮食的徵购和分配应委託英国第九军总指挥官负责。然而这样做是法国的特权和尊严所不能容忍的。经过在贝鲁特和开罗的长期谈判，终于在5月16日达成协议，建立了一个粮食局，由一名叙利亚人任局长；法国、英国和黎巴嫩都派人参加；由英国人主持财务以保证提供贤金；法国总代表和英国公使有共同的最后裁决权。英国人和法国人担任董事的人数相等，有一大批法国和英国徵购人员，各级机构都有叙利亚的地方官员任事。这一新的机构行使其职能直到战争结束，使粮食的消费和出口得到足够的供应，只是价格上涨在所难免。可是对贾德鲁来说，这样的解决办法乃是“胜败参半”，因为他不得不允许英国人在按照委任统治权和利特尔顿一戴高乐协议规定的法国人权力范围内享有对等的权利。他声称，粮食局的创立，使斯皮尔斯的“一大批经济官员在这个国家里充斥泛滥，这些人大都是政治宣传员”；但是，为了对付法国人的批评而为他的政策辩护，　　124 他争辩说，在这个问题上也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法国人必须作出抉择，如果不同英国人妥协，就是实行决裂，而决裂就意味着自由法国在近东国家的权力到了末日—— 第38页 老实说，尽管黎巴嫩人对此可能会感到懊恼，而叙利亚人却不会。……因此必须坚持……象保卫军事阵地一样，有时打打，有时也谈谈，必要时把战壕和外围工事放弃给敌人也可以。但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要固守阵地的中心。 这时，法国人和英国人对民族集团领导人舒克里?库阿特利的态度，是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之一。盟国占领叙利亚不久，他小心谨慎地离开了那里。贾德鲁把库阿特利说成是一个危险的煽动分子，是轴心国的间谍，证据是他在1941年初同德国停战委员会进行过谈判。民族主义者反对谢赫?培杰丁无疑是引起这种说法的部分原因。贾德鲁要阻止库阿特利回国，理由是他会立即引起国内骚动。但另一方面，英国人把他视为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只要向真正独立採取若干切实可行的步骤，他是愿意同盟国合作的。他们向法国人指出，把他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更可能引起骚动，而不是防止骚动。 因为如果民族主义者继续受到挫折，在某个对于盟国事业不利的时刻，他们就可能倒向德国；英国人终于说服法国人，在1942年夏天准许他回国。在此期间，正如贾德鲁所承认的那样，黎巴嫩宪法仍被停止实施，几乎成为一件怨声载道的事情。4月4日，斯皮尔斯通知他，英国政府希望早日举行选举，并为同一目的继续对纳卡什总统施加压力。贾德兽获悉两个互相竞争的黎巴嫩政党的领袖中更加具有泛阿拉伯倾向的贝沙拢?扈利正在进行活动，企图博取埃及和伊拉克两国首相的支持，乃于4月29日向伦敦的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建议，说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开这种令人讨厌的选举要求，那就是重新召集法国人于1939年9月停止行使权力的国民议会；但是民族委员会否决了这一建议，法律上的理由是那一届国民议会的任期已满。5 月历日，英国新任驻节中东国务大臣理察?凯西，重申英国政府的要求：早日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将于11月举行的选举。贾德鲁同凯西第三次会晤时，认识到必须作出让步，“出于无奈而只得抓住这唯一的机会”向民族委员会提出建议，务必要在6月15日前后宣布此事。民族委员会勉强同意，把责任推还给贾德鲁；但在6月15日前，情况变化到了贾德鲁认为在他意料之中的地步：英军在托卜鲁克以南的一场决定性的坦克战中，吃了败仗，接着就在西部沙漠全线退却。那一年近东国家也就没有举行选举。贾德鲁的保持威望政策只赢得了几个月的时间，恰似前朝法兰西的一个农民攒积下几枚铜币一般；l943年的事态发展证明，贾德鲁是小事聪明，大事煳涂。 7 月，贾德鲁和斯皮尔斯之间发生了一场新的争端，这使他同斯皮尔斯断绝了来往，国务大臣为了息事宁人，写了一封信给贾德鲁，下面是信中的一段： 126 斯皮尔斯将军已向我绝对保证，他绝不会以破坏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影响或阻碍你的活动为己任。他还进一步说明，任何诸如此类的态度，同他所接到的指示，同首相1941年9月9日在下院的声明中所阐明的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都是背道而驰的。…… 你作为法国民族委员会的总代表和近东国家总司令，斯皮尔斯将军完全承认你的特殊地位和权利。至于我，我敢相信，鑑于英王陛下政府目前在近东国家的独特利益，你将承认英王陛下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公使在目前情况下所承担的特别责任。 贾德兽接受了这一保证，虽然他不见得不会注意到，1941年9月9日邱吉尔的声明对利特尔顿—戴高乐协定以及据他说还有其后的换文所确认的那些法国权利，包含有某些限制。在此时期，戴高乐巡行中东，抵达开罗。他立即拜访了凯西，凯西要求他同意宣布近东国家举行选举。7 月初（即撤退到阿拉曼之后），贾德鲁曾同意在8月份宣布举行选举，如果届时英国在西部沙漠重新获得军事优势的话；但戴高乐当时却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近东国家的选举是法国的事情，目前英国人还是专心致志于更加紧迫的事情——打击隆美尔——为好。尽管英国不断唿吁戴高乐返回伦敦，有紧急事务等待他去处理，但当时他还是在近东国家逗留了一个月，公然表明要显示他的决心，对所谓英国要剥夺法国的委任统治权的种种伎俩，寸步不让。当美国驻贝鲁特领事（一个过去亲维希的人），在其总领事休假不在的情况下，要求他对英国的“越权行为”提出一份备忘录时，这位刚愎自用的将军告诉他，他决心要同英国人“立即摊牌”：如果他们不把斯皮尔斯调离，一切合作都将就此结束；法国将准许这两个国家独立，但作要等到两国人民为此作好准备不可，而这在几年之内也许还办不到——这一声明促使科德尔?赫尔127批评它同上一年贾德鲁屡次发表的有关独立的声明不相协调。8月28日，戴高乐在贝鲁特向法兰西联盟中心讲话时又一次强调，“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领土的各个部分和一切民族或宗教集团……几千年来都不知真正的民族独立为何物”。他宣称，现在举行选举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断言，这一问题的决定和时间的选择，法律上纯粹是法国当局的权限。 机器的速度，思想和利益的渗透，以及经济因素的彼此重叠，把这个世界缩小到如此地步，显而易见，独立和孤立不再有丝毫的联繫。任何国家如孤立无援就难以自立，更无发展可言。叙利亚和黎巴嫩懂得，不论是为了它们的进步，还是为了它们的防务，都需要同法国结成紧密的联盟。法国也相应地不想放弃它执行了这么许多世纪，歷尽盛衰而引为自豪地传布文化的使命，也不准备取消因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结盟而理当承担提供安全的保证。 第39页 6 月份第八集团军在西部沙漠所遭受的损失，使奥金莱克将军把驻扎在北方战线——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的大部分部队撤调去增援。戴高乐从而注意到，由于英国第九军在近东国家的人数大见减少，使自由法国部队在数量上大占优势，于是他援用利特尔顿一戴高乐协定第三条，提出当时仍由第九军总指挥官统率的近东国家的法英军队应归自由法国指挥。戴高乐提出这一要求的重要性，正如贾德鲁所说的，既是“政治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但是中东地区的总司令官却回答说，第九军仍有各级官兵四万四千人，因此仍然超过了自由法国的实力。英国人事实上是并不准备因为一时危急而放弃一个基地的指挥权，这个基地迟至1943年秋发生多德卡尼斯战役时仍然具有其重要性；1942年9月30日，邱吉尔直截了当地占诉戴高乐：“指挥权必须仍在英国人手中。” 9月23日，戴高乐离开布拉柴维尔动身去伦敦时，曾通知贾德鲁，说他决心“彻底清除脓疮，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30　日，他同邱吉尔会晤，结果是一切有争议之点都完全陷入僵局，戴高乐公然宣布，不论是叙利亚人还128是黎巴嫩人，都没有举行选举的要求；威尔逊将军作为一个军人，对选举也同样持反对态度。为了缓和这一僵局，英国外交部和自由法国外交事务专员经过一番努力，拟订了一份英国—自由法国关于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事务协商制度建议草案，于10月9日电告贾德鲁：将在伦敦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在近东地区建立一个混合委员会，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选举则在 1943年春季举行。这个意见似乎起源于上一年4月4日贾德鲁向斯皮尔斯提过的一项建议：使一项共同的中东政策的一些原则协调起来，以便应用于英国和自由法国分别负责管辖的地区； 但在10月16日，贾德鲁已看出它是“一杯毒酒”，极力主张拒绝英国的建议。他反对这样一种方案，即双方都必须同意做到一切服从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一共同目标，因为军事安全的动机常被英国人援用来迫使法国人作出政治上的让步：“假如共同胜利不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权利和利益，那么对于法国来说，这种胜利就失去了值得注意的意义。”无论是给予近东国家什么样的独立，无论对中东总的局势会引起什么反响，这些权利和利益都必须坚定不移地予以保持。法国不能为了适应英国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策，而调整它自己在近东国家的传统政策，“主要是基于大体上保护基督教徒少数派的权利，而特别要维护黎巴嫩的完整”。拟议中的这种英国一自由法国的伙伴夫系，势必把法国置于次要地位，所以他本人宁愿保持目前这种意见不合的状态，以使法国的权利得到保护。而不愿达成协议来使法国的权利在现在和将来都要从属于英国中东政策的整体需要。尽管有此反对意见，但由于阿拉曼战役大捷，由于11月6日英国和维希法国之间的停战协定在马达加斯加签订，以及邱吉尔对自由法国对于马达加斯加和法属北非的情绪所表示的关切，因而两国关系有所改善；贾德鲁于11月下半月访问伦敦时，得到民族委员会的批准，宣布来春恢復近东国家的宪法政府，夏季举行选举。 因此，经过在近东地区十八个月的颇不协调的联合129之后，英国人和自由法国人在互相接受对方的大不相同的观点上比开始的时候距离更远了。贾德鲁的坦率态度透露出，他至少懂得英国方面想以审慎的让步来安抚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力量的愿望；他的抵制，主要不是由于他认为英国政策不切实际或者是方向错误，而是由于它同法国鼓励派别利益、“分而治之”的传统政策有矛盾。 所谓保护近东国家基督教徒权利那种激动的主张，不过是法国知识界的妄自尊大和自我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所起作用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外表，他们有一个法国的学校网充当“我们控制近东国家已有几百年歷史的基础”。自由法国在当前的侷促处境下，也不可能改变它的态度： “我们资源匮乏，迫使我们对于原则採取毫不妥协的态度，因为这是我们的唯一武器。”颇有耐心、擅长外交的贾德鲁的观点尚且如此，那么从他那个刚愎自用、感情用事的首脑那里，又能指望些什么呢？英国同自由法国在日常打交道中，不论有什么过错，贾德鲁已经表明得一清二楚，根本的分歧在于法国人和黎巴嫩人中的亲法少数派囿于狭隘的门户之见，而泛阿拉伯人士和英国人（两者同样也受利己主义的驱使）则也许是过分乐观地着眼于一种规模要大得多的统一。自由法国人由于他们在物质上的脆弱和思想上的顽固，因此在这场利害关系的冲突中，终不免遭到失败；但他们有一个不自觉的愿望，就是不肯承认这些弱点，这就导致他们虚构出一个典型的“背后捅刀子”的神话，按照这种神话来说，英国从一开始就执意要把他们从近东地区撵走，因此千方百计使他们保持软弱状态，使他们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恶化，而自由法国也就不得不在原则问题上採取毫不妥协的态度。 第六章　　英苏对波斯的干涉 国王礼萨在这次大战爆发的时候，身为波斯的主子已有十八年了，他一贯奉行民族主义和排外政策，这是他30想用改善交通运输、实行工业化的方法来开发本国资源的愿望所形成的。因此，他既少不了来自英伊石油公司石油开发特许权的产地使用费，也离不开外国承包公司在发展公用事业方面的协助。为了保持不依附大国，他对于这种外援，只要可能，总是取自欧洲的中小国家。可是他在战前的对外贸易，终究大部分是同苏联和德国进行的，而以苏联居先，德国居次。不过，自沙赫特博士访问中东以后，　　1936—1937年的对德贸易第一次开始同对苏贸易相抗衡。德国供应波斯的铁路器材、机器和工具，较其他任何国家为多，以换回原毛和原棉。由于对苏商约于1938年6月失效（显然是波斯逮捕了五十三名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结果），对苏贸易一落千丈，德国在波斯整个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便相应上升。波斯已在1939年9月4日宣布中立，所以官方报纸认为德国对波斯的货物供应遭到英国海军的封锁而被阻挠是不公平的，何况用以换取这些货物的波斯商品早已在大战爆发之前交给了德国。但是，1940年3月25日同俄国签订的新商约，特别是第十条关于波斯和与俄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准予自由通过苏联国境的规定，为取道大不里士和特拉布松或巴统的对德贸易开闢了新的前景。 第40页 波斯政府隔山越水支持欧洲那些独裁政权的自然倾向，大大强过于阿拉伯语国家的舆论倾向。波斯的政治舞台由国王礼萨这个专横的人所控制，他本人就是白手起家的（尽管他不喜欢别人提起这件事，并且还给他的王朝用了巴列维这个古代的名称）。波斯的社会活动家和官员们的性格大多是优柔寡断，怕负责任，使国家不是象梅131罗文加王朝那样领导乏木，就是成为独裁统治，而别无第三种选择；至于1906年到1921年期间的立宪政府，在大国干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重压力之下，已经证明为毫无希望的失败；身为哥萨克旅旅长的礼萨于是填补了真空。瓦尔特?博斯哈德，一位瑞士记者，　　1940年在大不里士一家旅馆看到的一份有歷代伟人插图的日历，说明了这位国王和对他阿诙奉承之徒的视野。插图的中央，是国王礼萨和拿破崙；稍偏一边，是墨索里尼、希特勒和阿塔图克；而西奥多?罗斯福和几个波旁王室中人则同凯撒、亚歷山大大帝放在一起；这些人上面，坐着摩西，手执十诫。德国人不失时机，利用了这个有利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曾充分利用波斯的地缘政治地位威胁印度；纳粹政权建立后不久，他们曾奔走设法，重新同波斯建立了经济和宣传方面的联繫。这次大战爆发后两个月，他们委派了过去三年德国人在义大利的国家党组织领导人、党卫队队长埃特尔出任驻德黑兰公使，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相形之下，英国对波斯的政策就不同了，英国驻德黑兰的一位前任公使曾把它描绘成为一种“仁慈的中立” 的政策，据说德黑兰是亚洲唯一没有英语报纸的首都。 英国主要关心的，似乎在于保护那家巨大的英伊（朗）石油公司。在法国崩溃之后，波斯财政部于1940年6月17日宣布：它已决定拒绝接受1939年由该公司居间促成的一笔五百万英镑的信用贷款，原因是波斯希望到手的货物——钢轨、飞机和其他的战时军需品——由于战争，都未见从英国运来，而且财政部的定单先是延期，后来又被撤销了。下一月，财政大臣又埋怨石油公司未能按波斯政府要求的速度开发波斯南部的石油资源，而石油产地使用费则是波斯政府的重要财源，在1939—1940年的财政总收入中占百分之十一点五。他的发言继之以多次反英示威游行。最后终于达成协议，由石油公司偿付1938— 1939年的损失一百五十万英镑，并由该公司保证1940—1321941年每年缴纳产地使用费四百万英镑，以后视情况再议。 波斯的工业发展，　　1936年以来主要是在德国扶持之下的，这就很自然地引进了大批德国技术人员，前来安装机器和训练波斯人使用这些机器。在所有的重要工厂，特别是发电站、炼钢厂、纺织品贸易部门以及邮电部门，到处都可看到他们。据说苏塔纳塔巴德（德黑兰附近）的兵工厂就雇有十一名轴心国人员；铁道管理部门有二十名轴心国人员担任高级职务；广播电台有五名德国工程师。按波斯官方资料，　　1941年7月9日，这个国家雇用的德国人计六百九十名，至8月，下降为六百六十四名（男性）。而据英国人的估计，　　1941年8月份的德国人人数在一千二百名或一千五百名到二千名之间，至于以前的种种猜测，竟有高达此数十倍的。据信，这些德国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带有家属的真正技术人员，而英国人的估计数字也显然包括这些家属在内；这样，英国人最保守可靠的数字，同波斯只计算成年男子的数字，就出入不大了。这批德国侨民，被组织在“公使兼国家党组织领导人” 埃特尔监督之下的德黑兰“德意志之家”。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西门子、i?g?法本、克虏伯、赫希蒂夫等这类大联合企业的雇员。在别的国家，这些公司的工资单上总被怀疑有一部分人员是暗中从事间谍活动的特务。据说拥有几百名工作人员的德国公使馆（可以想像，这些人员不在波斯雇用的德国人数字之内），就是资助和组织1941年4月伊拉克暴动的一个主要中心。据说，4 月中旬，包括一名德国外交部高级官员、一名在上耳其活动的赫赫有名的纳粹宣传家施密特－杜蒙在内的一个代表团，曾访问过德黑兰。德国驻伊拉克的前任公使格罗巴博士，在拉希德?阿里发起的暴动使他能在 1941年5月回到巴格达之前，就曾将德黑兰公使馆作为他的总部；而且在伊拉克暴动结束后，许多亡命之徒——德国人、拉希德?阿里和“四大金刚”以及穆夫提及其同伙巴勒斯但的极端分子——也都到德黑兰来了。 因此，在肃清伊拉克暴动之后，特别是在德国入侵苏133联之后，当时已经结盟的英苏两国政府愈加注意潜伏在它们后方的德国第五纵队，那是很自然的。6月26日，德军越过苏联国境才不过四天，苏联政府便“向波斯发出照会，声称它掌握了一些报告，在波斯的德国人正在准备发动政变”。据报导，在以后两周中，英苏两国政府曾施加一些压力，强迫有些在波斯的德国人离境。7月19日，即在英苏互助协定签订后一周，两国政府敦请波斯政府注意波斯境内德国人为数众多的情形，以及他们可能以损害英俄利益的行为破坏波斯中立的危险。……希望波斯政府对提不出充分埋由留在波斯的那些德国人安排他们离境。 第41页 据悉波斯政府曾于7月29日復称，驱逐德国技术人员，将严重影响波斯同德国的正常关系；驱逐他们出境不仅会招致德国的报復，而且违反波斯的中立；但在另一方面，已有人员被委派去管理由两名德国技术人员经管的波斯湾无线电台，还有连同船员一併被扣留在沙赫普尔港的八艘轴心国商船也已在两艘波斯炮舰的监视之下。一周后，显然是来自安卡拉外交界高级人士的消息称，德国驻德黑兰公使曾于8月6日提出照会警告波斯政府，德国在波斯的旅客和居民如被驱逐出境，将被视为不友好行为，将迫使他的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有些德国134人，留在波斯已无任何明显的正当理由，现被要求赶速离境，波斯警察似乎也加强了对所有外国人的监视；但是，英苏两国政府由于波斯政府没有进一步满足它们要求的任何表示，乃于8月16日再次迈知波斯政府，在波斯的德国人为数过多，必须减少。这次措辞，更为强硬。 8月20日，国王在检阅军事学院的毕业士官生时，面谕他们，鑑于时局严重，例假业经取消，他们并应准备作出一奶牺牲。波斯官员在同英俄外交代表谈话中，不承认德国人的存在是种危险；他们虽表示愿意减少德国人，但既不作大批压缩，也不雷厉风行。英国人建议，这些德国人应由英国或中立国家的技术人员前来代替。 可是在8月16日的照会提出后的一周之内，德军在俄国南部获得了很大战果，并严重地威胁了敖德萨和基辅。 德黑兰的德国人于是大肆吹嘘，说他们将在9月上旬越过第聂伯河；如果俄国人入侵波斯北部，德国的黑海舰队和空军将同时在巴统出现，切断俄国人的交通线；只要波斯人能够坚持数周，德军就可到达德黑兰协助他们。因此，德黑兰电台于8月23日重申，波斯的政策过去一直是，而且以后将永远是严守中立的政策。波斯于8月22日递交了对英俄照会的復文。据官方的说法，復文宣称，波斯的政策本来是要把不担任波斯人所不能做的那些特殊工作的外国人一律遣送出境。由于同盟国的意见，这一政策正在比较细緻、迅速地执行。所有外国人的入境，已加控制，他们在境内的行动，也已加监督，波斯政府因此希望盟国政府不要担忧，“因为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说明有担忧的必要”。英俄的復照于8月24日送交波斯政府。英国的照会扼要重述了双方换文的内容以后，用勉强忍住气的声明来作结束，说：“英王陛下政府……必将採用其他措施来保障其基本利益”，而苏联的照会则对据135 称是德国的种种活动谴责无遗，通篇象是苏联公开审判起诉书那样大肆夸张的措辞，至少根据莫斯科电台广播的说法是如此。在重弹了苏联政府自认为一贯向波斯表示的那种友谊之后，照会接着说： 近来，特别是自从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进攻苏联以来，在伊朗境内，法西斯德国的一些间谍小组对苏联和伊朗的敌对活动己达到威胁捣乱的程度。那些在五十多个伊朗机构中己渗入到重要负责岗位的德国特务，正千方百计力图在伊朗制造混乱……扰乱伊朗人民的和平生活，煽动伊朗反对苏联，把伊朗拖入对苏联的战争。德国法西斯特务，如冯?罗达霍维奇、加莫塔、迈尔……及其他人等，以他们在各个德国公司的工作为掩护……目前已极尽颠覆活动之能事，组织别动队和恐怖分子小组，企图派往苏联的亚塞拜然，首先是派往苏联的主要石油区巴库活动，并打入苏联的土库曼，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西，则企图准备在伊朗发动军事政变。德黑兰德国特务机关的头子加莫塔及其助手迈尔……最近已从伊拉克来此，现正埋头从事这项阴谋。 由他们组织起来的德国特务小组，在德黑兰德国大使馆指使下，正在伊朗若干边境地点组织武装小组，企图派往巴库〔？〕和苏联其他极为重要的边境地点，目的是在 苏联境内布置纵火和爆炸。德国特务在伊朗各地有军火仓库听其使用。特别是在伊朗北部邻近〔……〕地区，他们储有五十多吨炸药，准备用于他们的罪恶目的。 ……在他们的罪恶活动中，这些德国特务正以最粗暴、最无耻的方式践踏尊重伊朗主权的基本准则，已将伊朗领土变为准备进攻苏联的场所。…… ……苏联政府已三次警告伊朗政府关于那种不仅威胁苏联和英国利益，而且威胁它自身利益的危险，并要求採取必要措施。但不幸，伊朗政府拒绝採取措施，以制止伊朗境内德国特务策划的种种骚拢活动……，从而助长了这些德国特务的这种罪恶活动。 因此苏联政府不得不根据1921年条约第六条的规定，採取必要步骤，行使其权利，以其军队开入伊朗境年，以资自卫。……苏联政府现在採取的这种军事措施完全是针对在伊朗进行的敌对活动所造成的危险的。当威胁伊朗和苏联利益的这些危险一经消除，苏联政府将根据1921年苏伊条约规定的义务，立即从伊朗境内撤出它的136军队。 7月22日，即在第一次英苏联合照会递交波斯人之后三天，伊拉克英军总指挥官奉命作好准备，如外交压力无济于事，就占领阿巴丹的炼油厂和在哈纳金南面的讷夫特沙赫小油田，并在稍后一些日子占领波斯西南部诸油田，作为联合显示力量的一个方面。他本来是奉命为8月12日提出第二次英苏联合照会及时做好部队的初步集结工作的；但该照会直到16日才被递交波斯政府。 第42页 21　日，接到通知，波斯的答覆不能令人满意，英苏联军可能在22日开始向波斯进军。作必要准备的命令已经发出，但因苏联政府的意见，再次延期事属必要，于是将进军日期最后确定为8月25日。军队的集结既已在原定日期8月12日完成，如此一再延期就减少了一举成功的可能；显然，波斯政府已经料定英国会早日进军，波斯增援部队正在派往阿瓦士。由此可见，波斯当局定已觉察到同盟国贯彻主张的意图是严肃不苟的；不过更可能的是，德黑兰无人敢向顽固暴躁的国王强调这一点。 国王于8月25日会见英俄外交代表，向他们保证愿意顺从他们政府的要求。但感到“诺言必须见诸行动”，英俄军队在那天早晨开始的进军仍未停止。8月27日，波斯内阁辞职，次日，以穆罕默德?阿里?福鲁吉为首的新政府命令军队忍耐克制，不再抵抗。事实上，他们的抵抗一开始就是徒然的。俄国人通过亚塞拜然已前进到远达拉什特、贊兼和雷扎那等地。较小规模的英国军队在第一天战争告终时，也占领了阿巴丹和沙赫普尔港，到 27 日傍晚，已进抵前往阿瓦士的中途靠近克尔曼沙赫的地方；英军伤亡总数，计死二十二名，伤四十二名。这两支盟国部队，于8月29日傍晚在辛纳，又于8月31日下午在加兹温稍南的地方会师。　　　　　　　　　　137德黑兰的德国人，直到最后时刻，还深信波斯和同盟国之间的谈判会再拖延两个月，让他们有充分时间结束他们的业务，然后安排取道土耳其撤退。德国公使馆人员曾为这种看法鼓气，宣称英国人向波斯进军尚未准备就绪，俄国人在其他战线也分身乏术，无力及此。结果是七百多名德国男女老少被困在德黑兰。 就暂行解决办法的条件进行的谈判时间拖延很久。同盟国于8月30日第一次递交波斯政府的照会，要求搞所有德国公民，除已在德国公使馆避难的那些人和某些必不可少的技术人员外，在一周内一律驱逐出境。继而于次日又发出照会，要求将所有德国人，除公使馆真正的工作人员和某些技术人员外，均应交给英国和苏联军队。波斯政府9月1日的答覆则要求修改所拟英苏占领区的范围，并要求赔偿波斯人生命财产的损失。同盟国于9月6日答覆，要求逐走德国、义大利、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各国的公使馆。英国的復照表示愿意讨论调整占领区的范围问题和最后撤退时支付一笔赔偿费的问题；苏联政府却拒绝对其占领区范围作任何更动，拒绝支付赔偿费，拒绝交还所缴获的枪枝弹药，也拒绝使其部队尽量不同波斯居民接触。9 日，波斯首相取得议会同意，接受了同盟国的要求。国王怒火中烧，闷闷不乐，波斯人在其支配下，一如既往，甘冒不韪，仍持公然对抗态度；官方《消息报》9 月10日的一篇社论，据说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国王的授意，引起了同盟国的抗议。这篇社论为轴心国公使馆的关闭表示惋惜之后，继称：“我们在这些国家首都的使节将照旧留在那里，我们同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将继续下去。”在波斯政府机构中奉国王之命行事的那些阻挠分子的纵容下，德国公使馆继续拖延交出其侨民。因138此，陆军部于9月14日通知韦维尔，一俟同俄国人议妥，英俄就开始向德黑兰联合进军。俄国人同意于9月17日下午3时同时进入首都郊区（而不进入城区）。但16日上午11时在议会临时会议上，据宣布：“由于健康日衰”，国王礼萨业已退位。来自德里和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的波斯语广播，已为这事制造理由，并于9月13日至15日期间越来越直言不讳地提醒听众，这位国王的统治是如何一天一天地变得更加专制独裁；并将波斯最近发生的种种事端都归咎于国王及其“纳粹式政府”，最后则提出要不要恢復立宪政府的问题。这些广播，据说在德黑兰很受欢迎，并在议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中得到反映。二十一岁的王储穆罕默德?礼萨，当即宣布为国王，政府并宣布将以立宪为基础。 到了9月21日，在波斯的德国第五纵队已被基本肃清，英国人拘捕了四百名左右嫌疑分子，俄国人约拘捕了六十名，其余的人经允许取道土耳其回欧洲。但是德国谍报部两名最危险的特务罗曼?加莫塔和弗朗茨?迈尔却逃脱了。对来自伊拉克的亡命之徒也开始兜捕，但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却再次漏网。据信他在日本公使馆避难，不过此说遭到否认。10月14日，据宣布，同盟国同意自德黑兰撤军，英军退到哈马丹和苏塔纳巴德，俄军退到加兹温。关于缔结一项调整战时三国关系的英国一苏联—波斯同盟条约的谈判于9月下旬开始，但进展缓慢，因为波斯人还在审慎地注意着俄国南部战事的发展，而且同情德国的人还在政府中任职，同柏林还有电报往来。12月5日，同盟国代表方将同盟国拟就的条约定藁交给波斯政府；　　12月21日，波斯政府提交议会审议。 可是仍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因为国王礼萨的政权垮台和波斯士兵復员后（很多士兵把步枪卖给了游牧部族和其他不安分守已的分子），盗匪四起，有人把它归罪于同盟国；新政府将国王礼萨的垄断政权任意规定的粮食管制价格取消后，生活费用又急剧上升；至于期待或希望轴心国胜利的那些人，则已因日本人在远东的胜利而增添了新的信心。当然，这些要考虑的事不可能公开列入议会辩论，所以提到檯面上来反对条约的理由就耐人寻味了，因为它们说明了波斯的政治人物，即使在经歷了最近几个月的事件之后，对于铁一般的事实是如何热中于争论不休。议员哈比布拉?努巴克特（后因与德国特务勾结而被拘留）说，波斯随时可让军需物资过境，但无意成为一个结盟国家而去冒拖入战争的风险，也从没有希望任何别的国家来承担波斯防御可能入侵之敌的责任。另一个议员说，他在阅读条约之前，原曾设想英国和俄国意欲赔偿波斯在它们这次进攻和以后任何侵犯之中所受的损失，或是赔偿由于同盟国的占领造成它对外关系失调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并还曾设想波斯将被邀请参加和会。因此，直到1942年1月26日，议会才以八十票对五票批准条约，而且弃权票和缺席的议员为数不少。 第43页 这一条约于1942年1月29日签字，确立了以英国、苏联为一方和以波斯为另一方之间的同盟关系。英苏两140国共同并分别保证波斯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并保护它不受任何外来侵略。它们和波斯井互相保证，在对外关系上不採取有损同盟条约另一签字国或两国的态度。凡和上述两盟国都无外交关系的任何国家，波斯政府将不再与之保持外交关系（这不包括日本在内，因日本同苏联仍有外交关系）。波斯的武装力量将不被要求参加反对任何外国的军事行动，而只要维持波斯境内的治安。 波斯同意同盟国使用整个波斯的一切交通工具，必要时有权军管，俾使一个盟国的军队和给养得以通过前往另一个盟国；并同意对它们取用物资、徵用劳力、维持和改善这方面的交通运输，给以一切便利。它将同两国进行合作，建立和保持它们所需要的新闻检查制度。在两盟国和德国及其同伙（即目前已经或将来可能与两盟国的任何一个国家作战的所有国家）之间的战事全部停止之后六个月内，两盟国可在波斯保持它们认为必要的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的存在并不构成军事占领，并尽可能不干扰波斯政府机构、治安部队、经济生活、居民的正常迁移以及波斯法律的实施。两盟国将尽其可能保障波斯经济不受战时困难影响，为此将与波斯政府进行协商。 如果波斯不是向俄国输送给养的要道，同盟国或许不会入侵这个国家。但另一方面，德国第五纵队的存在，已不仅是一个干涉的藉口，它确实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德国逐步向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渗透的后果，英国人是歷歷在目的，英国作战部队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过战役，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第五纵队在波斯制造的麻烦，英国中东问题的高级专家们还记忆犹新。入侵的主要责任是在国王礼萨，他同外国的外交代表向无直接联繫——即使对可能向他提供有益忠告的中立国家的代表也是如此——而只是听取波斯大臣们的口头汇报（他无阅读能力），而这些大臣无疑地总是把那些可能使他大发雷霆的消息和意见说得缓和一些。因此，他耳目闭塞，独断独行，对于同盟国消灭敌特的决心既盲然不察，对他本身绝不可能通过腐败而亲德的警察来控制这些敌特活动又无自知之明。所以，后来波斯人埋怨说，同盟国如果能使他面对一份更明白无疑的最后通碟，那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很可能会及时屈服。这种指责几乎肯定是无视于这位国王的断绝言路和不近人情。 第七章　　从阿富汗驱逐轴心国侨民威廉?弗雷泽－泰特勒爵士 （英国驻阿富汗公使，1935—1941年） 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阿富汗国王查希尔的政府宣布中立。这一举不仅保持了阿富汗政府的对外关系，而且也适应了眼前的内部局势。 1935年，阿富汗遵照前国王纳第尔的决定，正开始实施一个广泛的工业发展纲要，并打算通过开发本国资源来稳定阿富汗的经济。与此同时，还实施一项为一支小型机动部队提供现代化装备和运输工具的重整军备计划。对这样一个需要若干年才能完成并花费国家开支好几百万英镑的计划，现有的本国资源无法提供资金，如果没有外国顾问和技术人员的帮助，这项计划也不可能完成。于是阿富汗政府求助于欧洲一些国家，主要是依靠大不列颠、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时英国政府感到无力提供他们所要求的信用贷款，但同意供给小型武器，后来又供给了一些飞机和教练人员。此外，在 1937年再提供142一笔五十万英镑用以购买机器的信用贷款。随后，从规模巨大的斯科达兵工厂运来了机枪、部分榴弹炮和其他重炮。　　1937年国际制裁解除之后，义大利在装备和训练阿富汗空军方面同英国展开了竞争。但阿富汗政府获得的最巨大的援助则来自德国。德国政府愿意承担对一个几乎不能提出，或者甚至无法提出确实偿还保证的国家提供长期贷款的风险。他们给新创办的纺织厂、水力发电厂提供高级机器，并且派遣艰苦耐劳、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前往安装。他们建造桥樑并指导修筑公路。在各类技术性工业方面，他们同阿富汗人合办了一个联合公司。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接受阿富汗的原料，并为这些原料寻找欧洲市场。纳粹分子在其他方面也煞费昔心地讨好阿富汗人。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阿富汗的曲棍球队和几位高级官员居然成了德国政府的座上客。他们亲眼目睹德国人所炫耀的效能和力量，回国时犹感到眼花综乱。1938年，从柏林至喀布尔每周一班航空线的开航，使阿富汗人得以首次与欧洲建立直接联繫，这也给德国在效能和友谊方面带来日益增长的声誉。 因此，　　1939年战争爆发时，阿富汗政府感到处境为难。它的工业发展和重整军备计划正进入全面铺开阶段。向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订购的大量材料已经运到，但还有许多要运来。纺织厂的工程仅完成一半，水力发电设施缺乏主要部件。而且存在着有枪无弹或有弹无枪的情况。要与德国断交，那比什么都要糟糕，至少要等到新近订购的货物全部交货后再说。且不论政府的政策，阿寓汗人民的心里也绝不愿与发生冲突的任何一方结盟。他们的传统敌人英国和俄国，即使说还没有同他们处于交战状态，也所差无几了。在英俄两国中，他们更担心的是俄国人。尽管他们看到英国人哪怕遭受一些挫折都会幸灾乐祸，他们却也害怕德国人取胜，如果这意味着俄国人也赢得胜利的活。同时，德国协助他们国家的发展已在阿富汗的大多数阶级中产生了亲轴心国的感情。然而这一切仅仅是情感而不是政策，而且也不大可能发展成为政策，如果英国能通情达理地行事的话。阿富汗政府在紧急时期，同别国一样，必先考虑本国的利益；他们143的最终目标是保存自己，并尽可能继续贯彻其对外政策，旨在使他们从事于国内发展工作的同时，维持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因此，他们宣布中立，并尽力保持中立。他们眼前最担心的是俄国。他们惊恐万状地注视着俄国军队开进波兰以及苏联政府对待巴尔干各国和占领比萨拉比亚的方式。他们不问这些行动的防御价值，而对苏联政府一旦决定与德国祸福相共后可能向他们提出同样要求，感到忧心忡忡。 第44页 由于这方面的威胁越来越小，阿富汗人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欧洲战场。德国人对阿富汗的宣传有增无已。1940 年春，有一些德国工程师访问喀布尔，这似乎表明他们的政府着眼于未未的发展，正把谭向东方的道路保持畅通。接着德国在西欧战场节节胜利，法国遭到蹂躏，德军长驱直入到达了英吉利海峡口岸。德国驻喀布尔公使宣布希特勒将于8月中旬抵达伦敦，并愿为阿富汗復兴杜伦尼帝国，其版图包括他们垂涎欲滴的喀拉蚩港口，如果阿富汗愿意支持德国，并在沿印度西北边境一带对英国进行骚扰的话。阿富汗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着瓦解英国在印度的势力的可能性。他们意识到战争业已迫在眉睫。在这样的处境下，阿富汗统治者的经验值得赞赏，他们拒不背弃他们的传统政策，而于1940年6月底趁机再次重申中立立场，坚决维护印阿边境的和平。在整个困难时期内，这不啻是对阿富汗的真诚的真正考验。 要是他们转而採取了亲德的政策，那么在永不宁静的边境，这一转变的迹象必将表现出来。但是没有这样的迹象。 除了 1939 年秋在蒂拉赫发生过一次短暂的事件和一些轴心国特务偶尔试图挑动伊皮的法基尔投入战斗外，一144般说来，在这段时期里阿富汗及其边境地区出现了空前的平静。苏联对阿富汗的威胁促使舆论团结在王室周围，地方居民之间的争执被搁置一边，连所谓共和党也意识到当时在国内搞政治斗争是不适时宜的。与此同时，他们密切注意土耳其对各交战国的态度，这种态度起着一种受到人们欢迎的稳定作用，它抵消了轴心国的得势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可是，对熟悉阿富汗人的歷史和心理状态的人们来说，尽管这些迹象证实了他们从1915年先例中得出的信念，即阿富汗的统治者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会听从某一外国人的吩咐而就贸然参与战争，但当时局势所显示的动盪不定有时是令人惴惴不安的。在阿富汗政府的经济和工业部门中，德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占着重要的顾问职位，阿富汗商业部则不遗余力地同柏林保持联繫，大约有一百名纳粹特务分散潜伏在全国各地，纳粹分子还用无线电广播、电影和小册子，日益加强其恶意宣传。印度政府对这种宣传未能作出任何十分有效的反应，可是他们对阿富汗过分放纵纳粹在那么靠近印度边境的地方制造这一局势表示不满，而阿富汗政府心里明白，纳粹所作的宣传对他们的绝大多数人民来说，实际上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他们认为，在整个危急时期，他们为维护印度西北边境平安无事所作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应该受到某种实质性的重视。这种意见分歧使英、阿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于1940—1941年冬有些恶化了。但是阿富汗首相保证他的政府不会改变中立政策，扫清了疑团。由于阿卜德?卡迪尔?吉拉尼创建的卡迪里教派颇具声望，拉希德?阿里?吉拉尼于1941年4月至5月在伊拉克发动的反英叛变得到阿富汗人的支持颇多；但是阿富汗政府果断地处理了这一局势，正如它在7月份所採取的行动一样，那时有两个德国“科学家”企图在印度边境地区与伊皮的法基尔进行联繫时被击毙。 1941年初夏，形势虽然微妙，却有理由令人满意。 但在同年6月，英国政府决定调换驻喀布尔的外交代表，　　145这一决定很自然地引起阿富汗怀疑英国政策的改变。随后德国方面同样地提出更换外交代表，建议由奥托?冯?亨蒂希来接任公使之职。此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是德国派赴阿富汗的那个流产的使团的成员之一，最近几个月还在近东诸国策划反英活动，但没有取得显着的成就。阿富汗政府在听取英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后，拒绝了这一建议。可是这些事情所产生的普遍影响，使英阿关系在一段时间内相当紧张。加之，俄国的参战，对这个缓冲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也带来了显着的，即使是短暂的影响。阿富汗在1919年参加国际礼让盟约以来，中亚细亚的两大对抗者第一次为着共同事业，并通过一项联合政策而团结起来了。这一联合政策在当时的直接目标是，通过清除所有在阿富汗受僱的德国侨民和在喀布尔和其他中心区经商的德国人，以削弱德国在阿富汗的势力。这个问题曾一度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只要这个国家的海上贸易路线以及经由中东和苏维埃俄国的陆上贸易路线保持畅通，就无法劝说一个中立国家去排除一个与之有商务和外交关系的国家的侨民。可是到1941年初，阿富汗同轴心国家的贸易几乎下降到零的时候，向阿富汗政府提出的抗议得到了不再让德国人渗透这个国家的保证。7 月份，阿富汗政府在挫败两个德国人要潜入瓦齐里斯但的企图后，正在考虑把还留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轴心国侨民清除出去，但是他们的意见是让这些人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分批静悄悄地撤完。 8 月底，英国和苏联的部队开进波斯，切断了阿富汗与轴心国之间的最后通道，因而轴心国侨民的撤离势在必行。可是那时盟国政府不允许阿富汗政府用慢吞吞的步子来安排他们的撤离，认为这会给轴心国以可乘之机，去利用可能会产生的种种分歧。在过去十五个月中，英国政府已受到过轴心国如何利用埃及（阿里?马希尔）、伊拉克（拉希德?阿里）、近东国家（维希法国）和波斯等政府的藉故拖延或背信弃义的教训，而且它也无疑地意识到面临即将同日本交战时自己在东南亚的虚弱地位。因此，苏联大使于 10月11日提出抗议说，阿富汗政6府雇用的轴心国侨民在干扰阿苏睦邻关系，并声称德国商务旅行者组织的恐怖分子小组曾先后对土库曼、塔吉克和乌兹别克等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袭击。　　10月17日和19　日，英国和苏联的外交代表分别提出要求，限一个月内把德国人和义大利人驱逐出境，虽然为了尊重阿富汗的主权，他们承认德意两国使馆人员仍得继续留驻。 第45页 10月20日，阿富汗政府作出了让步，到月底前有二百零六名轴心国侨民，包括妇女和儿童，离开阿富汗，取道伊拉克和土耳其前往欧洲。 可是这种做法违背了阿富汗的中立政策和亲善的传统，因而激起了阿富汗舆论的谴责。阿富汗政府不得不召开“洛易－杰尔加”（国民会议）——这类性质的会议只有在民族危急时期才召开——要求会议批准他们为同意英苏两国的请求而採取的行动。盟国政府这一政策所冒的风险在于：如果严重地触怒了阿富汗人，那么他们能在严守中立的表象下暗地里挑起印度西北边境的纷扰，其规模足以牵制相当数量的急于要用以保卫印度反击日本侵略的军队。但是，年轻的国王的叔父阿富汗首相萨达尔?穆罕默德?哈希姆?汗具有丰富经验，经过一番周折，终于赢得了胜利。然而此事提交国民会议审议后，阿富汗政府得以藉此机会把一项决议记录在案：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准再同交战国任何一方合作。这项决议包括重申阿富汗的国家主权和中立政策，决不允许侵占阿富汗的任何一部分领土或使用陆路或航空线进入或穿越这个国家。尽管这项决议适用于一切国家，显然它的主要矛头是直接指向英国和苏联的。 第八章　　北方战线（波斯和伊拉克） 如上所述，1941年8月英苏干涉波斯，把轴心国的势力从波斯排除出去，这仅仅是消极的一面，其积极的一面则是开闢一条通往苏联的军需补给线。这条路线那时显得极为重要，因为北冰洋护航存在困难，同时考虑到日本所持的态度，通往俄国远东口岸的补给线能维持多久148也是个问题。但是通过波斯这条路线进行补给也存在种种极为严重的问题。从波斯湾沙赫普尔港至里海沙赫港的横贯伊朗铁路实际上在1938年就竣工了，从布希尔口岸经过设拉子和伊斯法罕到德黑兰，已由一条二级公路接通，而且还有一条从巴格达—克尔曼沙赫—哈马丹—加兹温通往德黑兰和大不里士的重要公路。然而波斯湾这些港口的条件都不足以适应当时所需求的运输量。因此，美国工兵在r?a?惠勒准将的指挥下，从事扩建沙赫普尔港的码头设施，并在阿拉伯河的波斯沿岸的霍拉姆沙赫尔开闢了一个新港口。　　1942年，英国皇家工兵修筑了一条铁路支线把霍拉姆沙赫尔和横贯伊朗铁路在阿瓦士衔接起来。｛ewc　mvimage，mvimage，　！03200510＿0244＿1.bmp｝ 横贯伊朗铁路本身完全不足以应付它的新任务，因为它的原有设施和人员仅按照十分低的运载量而配备的，货运每天以一个车次为限。虽然这个国家拥有足够的机车和车皮用以调度这个不太大的运输量，但其中大部分不是搁置待修，就是不适宜在一个气候恶劣的国家内坡度过大的艰险线路上增加载重量，连续行驶。这杀铁路缺乏熟练的波斯司机，有五分之一的机车人员是欧洲人，主要是瑞士人和捷克人，工资既低，又缺乏训练。劳动条件差，工作时间长，机车和车辆的维修水平极低，因而出轨事故屡见不鲜。“整个机构处于危险的情况中”。因此，英国皇家工兵运输处于1941年12月成立，来管理和改善一直到北方德黑兰一段的横贯伊朗铁路工作，从德黑兰开始的一段交由俄国人负责管理。新的机车和车皮分别向联合王国和美国订购，但在1942年这一年，事实证明，那些机车和车皮很不适用，特别是运到的大批货车，车钩质量太差，用于山区铁路线上，拉力太弱，于是不得不在印度另行制造新的车钩。尽管现有英国工作人员有限（人数从不超过一百二十名高级官员和三千九149百名其他级别的工作人员，仅足以给这个波斯机构“点缀点缀”而已），尽管气候条件极其恶劣，物质供应困难重重，但是往北的铁路运输量却在稳步增长。 同时，曾经督建横贯伊朗铁路的英国皇家工兵和丹麦的坎普萨克斯商行招募的波斯劳工，最高达到六万七千人，用以改建一系列南北公路，全长共达三千英皇。联合王国商业公司在盟国干预波斯之前已到那里购买主要商品，现被授权组织公路运输业务。这家公司在租借法规定准许进口卡车之前，在波斯所有的四千辆卡车中，就租用了一千二百辆，连同司机在内。在运输高峰时期，经常有四、五千辆卡车络绎不绝地在公路上行驶。自始至终，这家公司运输的物资要比美、英、俄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所有军事运输机构所运物资为多。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人员来监督商业道德败坏的波斯民工和承包人，也由于缺乏机械维修的原材料，公司的发展受到限制。缺少人员来检查不法行为的情况极为严重，以致于1942年11月在波斯与伊拉克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由军队接管公路运输业务的一切管理权，包括维修联合王国商业公司的车辆和保护大量的轮胎库存，因为有人盗窃轮胎在波斯黑市高价出售，牟取暴利。一批富有运输经验的军官被借调来协助联合王国商业公司的职员，并在沿途建立了一个军事检查哨所系统，督促业务的正常进行。 在原先估计港口能容纳的储运量以及铁路和公路能150出清这些货物的能力时，还没有充分估计到上面谈到的当地的种种困难。船舶运来的货物超出了原先认为能储运的乐观的估计吨位，而且大部分物资象机车、铁路货车、钢轨、钢管和钢板都是笨重难运的，加之港口建设发展缓慢，起重设备姗姗来迟，这些都造成了货运严重呆滞。另外一个因素是，途中被击沉的船只远较装货时所估计的为少。因此在1942年夏，很显然，在波斯能承担运输任务的英国军队已不足以适应发展规划的需要，而且部队人数不可能大大地增加。此外，8 月份举行的第一次莫斯科会议决定，每天由铁路经波斯运往俄国的援助物资的指标须从二千四百吨提高到六千吨，每天的公路运输还要增加六千吨。因此，经决定由美国陆军在波斯接管港口和铁路的业务以及大部分公路拖运业务。 第46页 英国则继续负责内河运输和驳运，负责保安工作和经过克尔曼沙赫的西线公路拖运业务。波斯湾后勤司令部总指挥和他部下的先遣部队在10月份到达，第一批美军于12月登陆。这支部队主要由运输技工组成，后来发展到两三万人，拥有大批物资可自由调配使用；到了1943年5月，它从波斯运往俄国的补给物资的总量比它接管时提高了一倍半，而比波斯运输系统在 1941年8月所能承运的数量超出九倍多。沙赫普尔港和霍拉姆沙赫尔两个港口的每月装载量从1943年1月美国驻波斯湾后勤司令部接管时的九万五千吨增加到1944年10月的二十六万五千吨。西方盟国通过被斯运往苏联的物资总共51达五百五十多万吨，几乎是美国和加拿大交货总量的一半，其中二百八十万吨系由横贯伊朗铁路承运。 与此同时，在1941年的战役中，德国向俄国战线的推进使中东总司令不得不慎重考虑德军有突破高加索从而向波斯湾和苏伊士运河方向推进的可能性，那时波斯和伊拉克部队己于1942年1月5日划归中东总司令指挥。1942年初，奥金莱克认为德国的春季攻势预计在5月中旬可能到达波斯北部。那时他自己的兵力由于部分调去远东而感到严重不足；2月23日，他在给他的波斯一伊拉克和叙利亚各陆军司令的一项作战命令中说，他目前能投入战斗的部队难以阻挡敌人通过波斯和叙利亚指向波斯湾和苏伊士运河的强大进攻。……如果敌人发动进攻，他的策略是： 一、保护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北部的飞机场。…… 二、炸毁迪兹富勒—派塔克—小扎布河—阿纳—阿布克马尔—大马士革—巴勒贝克角—的黎波里防线以北的交通线和油库设备，撤退到上述防线事先部署就绪的阵地。 三、大胆使用现有部队袭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竭尽全力在上述防线正面阻滞敌人。 四、在我们选择的地点开展一系列的阻滞战斗，直至退到伊拉克南部和巴勒斯坦南部的阵地，以保卫波斯湾和苏伊士运河各口岸。 幸而俄国于1941—1942年发动的冬季攻势彻底打乱了德国的部署，因此德国方面不得不把他们大吹大擂的春季152攻势推迟到夏初，估计他们不至于同时突破高加索而又侵犯土耳其，那还是有把握的。所以奥金莱克决定，如果属于前一种情况，就把轻型部队迅速调往波斯与苏维埃外高加索分界的阿拉斯河畔，尽可能在最北面的地方阻击敌人，不论怎样必须阻止敌人，使之不能在巴列维—加兹温—哈马丹—辛纳—鲁万杜兹关口总防线以南站住脚。 他下令在横贯伊朗铁路南段新建一条通往与巴斯拉遥遥相对的阿拉伯河畔的塔努马的支线，以便存放在巴斯拉和舒艾巴主要基地的补给物资就可迅捷地运往在波斯作战的第十军。5月终，德军在俄国发动进攻，到7月中旬，他们的先遣部队到达了高加索山麓。在波斯和伊拉克，能立刻迎击入侵的德军的，仅有两个印度步兵师和一个印度装甲师，但他们都缺乏装备。正在建立的有一支波兰“东方军队”，其官兵部分是从俄国撤退的（1939年以来一直被关押在战俘营里），部分是早已在中东的喀尔巴阡第三师；有两个英国师和其他兵团交给这支部队指挥； 并已与伊拉克政府商定，如果该国遭到德国威胁，伊拉克军队须出动反击。值得庆幸的是，8月间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认为在1943年春季之前穿过高加索长驱直下的大规模进攻还不至于发生，“尽管一旦俄国的抵抗崩溃，敌人的轻型部队在11月初可能侵入波斯。可是俄军的抵抗并没有瓦解。相反，他们于11月中旬从史达林格勒组织反攻，而蒙哥马利于10月23—24日在阿拉曼发动攻势，旗开得胜。同时由艾森豪将军率领的美英联合部队于11月7—8日在法属北非登陆。根据当时的形势看来，德国企图在冬季威胁波斯北部似乎不可能了，估计他们发动攻势的最早日期，要到1943年4月15日。 波斯在战前虽然是个粮食出口国家，但在盟军占领153后，城市严重缺乏粮食和其他主要食品，在整个1942年，情况越来越糟糕。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　　1941年谷物歉收，而且未能全部收割到手，因为由于盟军入侵和国王被废黜，政府统购余粮以供应城市的制度遭到破坏，而这个制度是国王礼萨的政府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联合王国商业公司为承担运输援俄物资的任务，大量占用公路运输设施，因而又加重了徵收和分配粮食的任务。由于局势动盪，人心不定，1942年播种面积下降到正常水平之下。实际上已形同虚设的边防管制为走私食品运往邻国市场高价出售，大开方便之门。苏联军事当局对于来自北方比较丰产地区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的正常交流，横加阻挠，有时甚至严加禁止。最后，大规模的囤积居奇盛行，其目的必然是为了漫天讨价，牟取暴利，同时，也因为人们普遍有前途茫茫之感。英国军事当局需要大量波斯币支付成千上万的波斯雇员的工资，这就使情况更加恶化。战争爆发时，波斯货币法规定，波斯币须用黄金或可兑换黄金的外汇作为担保。因此米利银行不能合法地接受用不可兑换黄金的英镑兑换波斯币。在 1942年春季的六个多星期里，英国部队不得不从受英国控制的伊朗帝国银行的储备金中取得波斯币，一直到5月份达成协议为止，根据协议，波斯政府答应按照调高百分之八的有利于波斯政府的汇率提供足够的波斯币，并且规定在波斯名下由此而积累的英镑结存中，百分之四十的英镑余额可兑换黄金作为条件。苏海利首相5月3日在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意见说，他对美国日前宣布波斯有154条件接受租借法援助一事表示感谢，他回顾了过去美国对波斯所提供的宝贵的援助，特别提到前美国金融顾问即1911年在任的w?摩根，舒斯特和1922—1927年在任的阿瑟?c?米尔斯波博士所作的卓越贡献。一个由当局授意的新闻宣传运动展开了，宣称需要聘请“几位着名顾问”，特别要再次聘请米尔斯波博士。同时，　　1942年波斯南方的农业由于旱灾遭到歉收，通常由北方地区供应首都的粮食又被苏联占领军当局扣留。供应情况日趋恶化，加之一项交付审议的新闻管制法案，受到德黑兰不负责任的“四等”新闻界的严厉抨击，因而迫使苏海利内阁于7月30　日下台。在废黜国王礼萨后，大地主艾哈迈德?卡旺?萨尔塔纳组织内阁，他是波斯政界的显赫人物。该内阁于8月20　　h聘请米尔斯波博士任职，领导一个美国金融代表团，同时聘请其他美国专家来改组警察和宪兵部、卫生部以及粮食供应部。然而在他们的改组工作完成之前，螺旋形的恶性通货膨胀已经开始。英国建议的实行配给制和取缔投机倒把的措施或有可能限制通货膨胀，但未引起重视，政界人士、新闻界和公众都要求供应更多的小麦（英国人已进口七万多吨）、卡车、药品和其他必需品。根据宪法，行政和立法的职能各自独 155立，已被免除行政责任的国民议会把通货膨胀完全归咎于扩大钞券的流通量。于是在10月14　日当首相提出一项再次大量发行纸币的议案时，国民议会在审议过程中予以否决。但在 20　日，在作出把一个旅的英国部队调往德黑兰的安排以后，他们批准了增加较少量的钞券发行额。　　11月12日，国民议会表决同意米尔斯波所要求的掌握和改组这个国家的金融管理的“实权”，虽然最后批准权仍为财政大臣所有。12月4日，波斯政府同美国和英国公使签订了下列有关补给物资的协议： 第47页 波斯政府保证： 1.执行美国粮食顾问的建议，包括实施粮食配给制和防止货物囤积的措施； 2.接受由波斯政府、美国公使和英国公使各自提名组成的三人运输管理委员会根据多数票决定的意见。 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保证竭尽全力做到： 1.补给粮食不足之数，假如由美国公使、英国公使和美国粮食顾问组成的委员会根据多数票认为在全国范围年已经採取了一切行之有效的弥补粮食亏空的办法而表示满意； 2.　提供用于由波斯政府负责徵集和分配粮食的公路运输工具。 然而，在这项协议尚未实施之前，12月8日和9日由于德黑兰面包供应中断，引起了严重的暴乱。1943年1月5日，波斯政府的英镑和美元结余能兑换黄金的保证金额从百分之四十提高到百分之六十。1月29　日，米尔斯波到任，行使他的职权。 于是，到1942年底，横贯波斯直达俄国的补给线的156艰巨的筹备工作和扩展工程大部已告结束，并开始显示出成果，它的运载量比那年年初就提高了两倍，可是英国对自己所承担的任务已经证明为力不胜任。这或多或少是由于可以使用的人力有限和物质配备不足无法克服天然的障碍，但也因为没有充分意识到在工作中会遇到由于波斯政府和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而产生的种种令人生畏的困难。于是美国挑起了更重的担子：第二年它在克服天然障碍方面能调动它所拥有的大得多的人力和物力，获得了较大的成就；但美国专家们在同这个国家过分的民族自负和渗透到波斯社会生活全部组织的贪污舞弊作艰苦无情的斗争时，必须充分表现他们所具有的效能和耐心。 然而，事实证明外交和政治问题要比经济和财政问题容易处理一些。1942年初，由于淬然废黜了冷酷无情的国王礼萨，加之1941年8月同盟国部队介入以后，士气低落的波斯军队把大批武器出卖或遗弃给当地的部族，造成部族之间的大乱。在波斯西北部，库德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西南部也是这样，诸如巴赫蒂亚里和令人生畏的布伊尔－艾哈马迪等部族再次宣布行政权独立，而强大的加什盖伊部族也蠢蠢欲动。年迈多病但忠厚朴实、素有修养的穆罕默德?阿里?福鲁吉首相由于库德人的骚乱以及他对经济问题的处理无能，于1942年2月28日辞职。他的后任阿里?苏海利依从了同盟国部队的坚决要求，把窝藏德国侨民和在其他方面为轴心国效劳的一些波斯人关押起来。4月13日，政府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封闭了日本公使馆，这个公使馆自从同盟国干涉波斯后一直是轴心国搞间谍阴谋活动的总部。4月22日，波斯政府宣布，凡散播反对同盟国或亲轴心国的宣传或窝藏轴心国侨民者，作为违反国家利益的行为严加惩处。8 月间，卡旺?萨尔塔纳继任首相，接着逮捕了一批亲轴心国的波斯人。但是许多有影响的人士始终把希望157寄托在德国人的胜利，他们至少认为，再次作好准备以防德国有朝一日通过苏联侵入波斯是有益的。德国特务弗朗茨?迈尔在同盟国部队介入后就与一个亚美尼亚同伙转入地下隐蔽起来。1942年1月，他同这些亲德分子进行联繫。他们一道组织了一个所谓“波斯民族主义”运动，这个组织由一名内阁大臣、三名国民议会议员、十一名将军和其他几名高级军官组成。他们的目的是在波斯北部煽起库德人和其他部族的叛乱，同时，那个也在1941年9月份的一次逮捕中漏网的贝特霍尔德?舒尔策少校在南方策动加什盖伊部族，通过特别信使同迈尔保持接触（这些同谋者还从日本公使馆那里接收了五架无线电发报机）。1942年间，迈尔去伊斯法罕会同波斯的扎希迪将军（1951年任内政大臣）拟订与南方部族合作并在德军到达波斯边境时发动叛乱的计划，其细节待史达林格勒陷落后再最后定下来。迈尔还打算组织一次政变，废黜年轻的国王，并在盟军防线后方作战。可是当德军在史达林格勒和阿拉曼战场上遭到失败时，迈尔在伊斯法罕的波斯同谋者惊慌失措。虽然迈尔本人逃往德黑兰，但在11月间，他的同谋者之一使一个英国情报军官获得了迈尔的一只装有文件的手提皮箱，这些文件提供了一份有用的波斯第五纵队的重要成员名单。于是扎希迪将军被捕并在12月初移送关押。德国人的第一阶段计划业已失败了。 在伊拉克，由贾米勒?米德法伊组织的新政府在镇压拉希德?阿里叛乱之后，于1941年6月9日同义大利断158绝了外交关系，并且下令解散青年和民族主义社团，特别是一些最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活动频繁的中心福图瓦和穆萨纳俱乐部。行政机构受到清洗；公立学校里有一百多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教师被解聘。禁止收听轴心国广播。在警务和外事方面作出了使英国人满意的变革，可是政府在改革军队方面，进展得相当缓慢。各界有势力人士正在焦虑不安地注视着德国入侵俄国的发展，他们仍然不想急于全面倒向英国而不给自己留有迴旋余地。 内阁本身在对于如何有力地开展清洗嫌疑分子的问题上存在分歧；10月初，一贯主张“既往不咎”的米德法伊宣告辞职。其时，在镇压叛乱以后担任伊拉克驻埃及公使的努里?赛义德奉召回国组织新内阁。其中只有一名米德法伊内阁的成员留任。由于维希法国和日本曾援助过拉希德?阿里，政府同它们断绝了外交关系，还把五十人同已被米德法伊拘留的二十五人关押在一起。到1942年2月初，被拘留的一般罪犯的人数增加到二百人，在同月晚些时候，又有二十名被开除出军队的军官同他们关押在一起。3 月份，政府对伊拉克逃犯进行审讯，那些人是在1941年8月战役以后被英国人在波斯捕获的。 第48页 5月5日，“四大金刚”中的两人马哈茂德?萨尔曼和法赫米?赛义德，连同曾在拉希德?阿里手下任经济大巨的青年领袖穆罕默德?尤努斯?萨巴维一起，被处死刑，其他罪犯则被判处徒刑。1942年7月，当德军在俄国南部和两部沙漠两路洋洋大观地推进时，一股来自咖啡馆的传闻以及那些心怀叵测的人不时散播的谣言象野火般迅159速传播到各城市，然而，摄政阿卜杜勒?伊拉、首相努里?赛义德和英国大使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却任凭风吹浪打，齐心协力地把稳着伊拉克的航向。 第九章　　协调问题：国务大臣办公室h?l?达?霍普金森 1941年春到夏初，中东的问题越积越多。4月初，尼罗河的军队被迫从昔兰尼加撤至埃及边境，留下一支部队保卫托卜鲁克。4 月底，英帝国军队从希腊再乘船离境。接着在5月间又从克里特岛撤退了。在伊拉克，拉希德?阿里，吉拉尼发动政变，以致发生5月初袭击皇家空军哈巴尼亚基地和包围巴格达英国大使馆的事件。在近东各国，形势很明显，当茨将军的维希行政机关正屈从德国的压力，向它提供登陆和其他便利，而自由法国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则一致要求韦维尔将军立刻採取行动。6 月中旬，第八集团军试图突破靠近埃及塞卢姆边境的隆美尔防线，但未成功。 综观战斗全局，显然暴露出两大问题。第一，中东总司令肩负同时指挥五个战役的重任（包括在衣索比亚肃清义大利的反抗势力），应尽可能减轻他的行政管理职务，特别是关于补给问题的负担。第二，政治和军事已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在处理整个中东问题时需要某种协调的因素。为了处理行政管理和补给问题，海宁将军于6月初以总监身分从伦敦奉派前往开罗。根据他到达后作为总监而提出的建议，他接奉指示，应建立一个全面的行政协作制度，负责海陆空三军各单位和对外机构诸如飞机生产部、战时运输部以及埃及政府和有关补给问题的行政机构之间的协调工作。 1941年6月29日，奥利弗?利特尔顿被任命为英国驻中东地区国务大臣，并在战时内阁中占有一个席位。在首相的备忘录中规定了他的职责，三军和一些在中东派有代表的国务部的一致建议送交内阁，这样，就给他增添更多的困难。 利特尔顿于1941年7月5日到达开罗，陪同他前往的有一名高级文官、一名外交部顾问和一名私人秘书。在以后几个星期里，他的工作人员又增加了几个。利特尔顿的目的在于尽可能使他自己的班子小一些，每当牵涉到行政职权问题时，就通过诸如中东补给中心等“联合部门”解决。因而他这个秘书处的性质类似伦敦战时内阁的办事机构，而不是一个行政部门。四年来，这一小型组织表明，它灵活机动，足以应付战争所加给它的重负。7 月初，中东战时委员会成立，它的成员包括三个中东总司令、英国驻埃及大使和驻伊拉克大使、英国驻沙乌地阿拉伯公使和后来的驻波斯公使、驻巴勒斯坦和外约旦高级专员、赛普勒斯总督和后来的东非总司令、波斯—伊拉克司令部总司令以及马尔他总督和亚丁总督等人。可是，委员会仅是一个谘询机构，难得召集全体成员开会。然而通过它召集的会议和小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为整个中东战区的一个重要的协调中心。防务委员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它于8月初成立，由三个中东总司令组成，而以国务大臣为主席。委员会每天碰头一次，实际上用作向战时内阁呈报三个中东总司令联合建议的一个重要渠道。 起初，国务大臣和总监的职权似乎有点重叠。后来通过利特尔顿和海宁的讨论，战时内阁批准了他们作出的安排，规定今后由总监负责在后方组织航运、港口、铁路和公路事宜，负责调配粮食供应，监督维修机动车辆，与皇家空军进行关于修理问题的合作，以及负贡对于军事人力的使用和军队的行政管理提出意见。经规定，海宁应接受国务大臣的全面监督，但仍然须对陆军大臣负责。他的职责包含许多技术性问题，诸如加深码头泊位和埃及红海各口岸的铁路连接，完成上埃及从瓦迪哈勒法至舍拉勒的铁路工程，开闢外约旦亚喀巴和马安之间的交通线，铺设伊拉克卡尔巴拉和鲁特巴之间一米轨距的铁路线以及发展巴斯拉港口等问题。结果发现，在三军指挥下和在国务大臣的配合下，技术部门能满意地完成这些任务，因此总监的职位终于被撤销。 国务大臣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是1941年7月14日在阿克（圣贞德）签订的近东各国停战协定所造成的后果。在协定签订后随即到达中东的戴高乐将军，对于停战条款极为不满，他认为这些条款对于自由法国不尽有利。这个因素，加上法国怀疑英国对近东各国的政治动机，导致1941年7月25日利特尔顿—戴高乐协定的签订，随后国务大臣同戴高乐，后来又同贾德鲁将军就各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诸如遣送维希军队回国问题、叙利亚和黎巴嫩宣布独立问题、在德鲁兹山区招募部队问题以及对叙利亚和黎巴嫩供应小麦问题等等。斯皮尔斯代表团在贝鲁特设立了一个办事处，由斯皮尔斯将军亲自任主任，直接在国务大臣领导下工作。同年晚些时候，分别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两个首都设立英国公使馆，由斯皮尔斯兼任驻两国公使。此后，斯皮尔斯直接接受外交部的指示，但所有来往电报均抄送国务大臣。公使馆与国务大臣办公室之间保持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实际上由于对近东各国实行双重的，或者更确切他说，三重的管制存在着种种困难，这种关系是完全必要的。 第49页 就其他外交职守而言，国务大臣一开头就煞费苦心地注意不干扰英国外交代表对驻在同内部事务的职权。可是，同务大臣同他们每个人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繫，国务大臣办公室能够大力支持驻外大使馆和公使馆，特别是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国务大臣和他的官员经常访问各国首都，而且他的开罗办事处，由于各有关方面将它们同外交部往来的事关全局的电文均抄送该处，或以私人信件方式报告，所以对一切发展都能了如指掌。 1941年5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在伦敦市长官邸发表讲话，接着盟军占领了近东各国，因而导致人们再次提出关于阿拉伯联盟的建议。这些建议来自四面八方，建议各不相同，从建议成立一个大叙利亚一直到成立一个在国王伊本?沙特保护下包括犹太自治国在内的所有阿拉伯国家的联盟的更为宏伟的计划。1941年9月，国务大臣访问伦敦期间进行讨论的结果，要求中东（官方）委员会在同英国驻有关各国的代表商量后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他们的报告表明，当时不可能实现政治上的联盟，英国当局的努力应局限于促进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之间更密切的经济合作，消除它们之间的经济障碍，并促进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为实现这一目标，一致同意一项在部队中抽调一批青年军官并培训他们从事政治和其他工作的计划。其直接目的是提供更多的英国政治官员在伊拉克和其他地区工作。其更长远的目的是造就一支具有中东地区政治经验的而且在战后能在那些地方从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工作的骨干队伍。 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受到重视，关于战后如何处理巴勒斯坦问题，国务大臣在同英国驻中东各代表磋商后，　　163 向战时内阁提交了一份建议性的报告。 尽管土耳其不包括在国务大臣管辖地区之内，但有必要在国务大臣办公室与安卡拉英国大使馆之间保持紧密合作，特别是在占领近东各国之后。同时，通过大使馆与土耳其政府就下列事项取得密切联繫：在受到进攻的情况下向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补给军需物资以及改善交通、港口和飞机场等。随着战争的发展，这些方面的接触越来越频繁，最终导致首相和伊诺努总统先后于1943年1月在阿达纳和1943年12月在开罗会晤。 由于中东地区有波兰、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国流亡政府的部队，它的政治局势是错综复杂的。根据史达林一西科尔斯基协定，安德斯将军首先把那些从苏联战俘营里释放出来的波兰军组成在苏联领土上的战斗部队。随后苏联政府同意这些部队通过波斯全部撤到中东，他们在波斯改编成为后来的波兰第二军团。他们携带大批家眷，其中许多人处于飢饿贫困状态，经英国官员同国务大臣办公室密切磋商，在波斯建立难民营，暂先把他们安置下来。后来在中东的波兰军事将领和在伦敦的波兰政府之间发生政治上的分歧，国务大臣办公室一再被请求协助排解纠纷。 更重大的一些问题涉及有关希腊的部队和希腊的一般政治事务。逃亡到埃及的希腊人以及在开罗和亚歷山大的人数众多、财力雄厚的希腊族集团中，有许多是维尼泽洛斯的同情者，他们不仅反对前梅塔克萨斯政权，而且反对君主政体。这些分子同保皇派的文武官员之间的激烈对抗情绪，引起英国外交部的很大关切，于是在 1941 年秋，国务大臣奉命处理中东的希腊事务。利特尔顿和他的继任者r?g?凯西（于1942年5月接任）不得不经常介入希腊政界与军界中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争端。164 希腊国王乔治和他的首相埃马努埃尔?特苏德鲁斯曾数度出访开罗。1943年春，希腊政府终于在开罗正式宣告成立，委派驻在国王乔治那边的英国大使接管了国务大臣有关处理希腊事务的职权。　　1941—1942年冬，希腊发生饥荒，于是国务大臣提出放宽对希腊的禁运并准许输入大量小麦和其他粮食，还安排了撤退大批希腊儿童。为处理这些问题而成立的机构后来发展成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原型（英国）中东救济难民总署。国务大臣还负有处理在中东地区的南斯拉夫部队事务的责任。中东某些南斯拉夫部队和伦敦南斯拉夫政府之间也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由于这些争执具有政治色彩，利特尔顿和凯西就须经常进行干预。 除近东各国的事务之外，国务大臣发觉他还得处理法国在中东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属索马利兰问题。　　1940年，勒让蒂约姆将军最初试图将这一殖民地归属戴高乐，未获成功，其后法属索马利兰已在实际上由义大利停战委员会控制的维希政权统治下安定下来。从那时起，通过经济压力和宣传，力图促使这一殖民地重归自由法国。1941年终，看来只要解除封锁，那么从法属索马利兰总督那里取得港口和铁路使用权利的前景是有指望的。正当同英国各部门讨论折衷解决的条件时，远东的事态发展已使海上封锁不能继续下去。事态没有进一步发展，直到1942年终。那时，即盟军在北非登陆，法国舰队在土伦自行凿沉之后，吉布地的部分法国军队开出殖民地，投奔戴高乐。代表东非总司令的福克斯将军和国务大臣办公室的一位官员领导谈判工作，兼施军事压力，终于在1942年12月28日使法属索马利兰这一殖民地重新投入同盟国的怀抱。 第50页 法国崩溃以前，海军上将戈德弗鲁瓦统率的法国海军舰队，一直在地中海总司令的指挥下作战。1940年6月坎宁安—戈德弗鲁瓦协定签订后，这支舰队在亚歷山大港内不能调动。几次三番功说戈德弗鲁瓦和他的舰队参加自由法国的尝试，都无成效。1942年秋，法国舰队在165土伦自行凿沉后，有迹象表明，戈德弗鲁瓦有意加入盟军积极参战。邱吉尔指令国务大臣亲自主持谈判，务求达到使法国舰队启程驶往达喀尔的目的。由于自由法国的种种活动，谈判越来越困难。直到1943年春，随着突尼西亚的陷落，戈德弗鲁瓦才同意参加盟军，并把他的舰队驶往西非。 1941年国务大臣到中东时，已被盟军占领的敌区仅有包括衣索比亚在内的前意属东非。随着军事占领而产生的那些地区的英国当局原由中东总司令负责，到1941年10月分设指挥部后，改由东非总司令负责。总司令通过首席政治长官行使职权。鑑于战时内阁授予国务大臣的权力，经商定：首席政治长官在军事职能方面仍须对总司令负责，而在有关前意属殖民地和英国同衣索比亚皇帝关系的重要的政策性问题方面，须请示国务大臣予以指导。其目的在于使被占领敌区行政机关成为国务大臣办公室的一个联繫部门，象中东补给中心和其他机构一样。可是，政治指挥部设在奈洛比，实际上对国务大臣来说，鞭长莫及，难于行使有效的管制。何况，关于同衣索比亚皇帝签订协定的谈判主要是在伦敦举行的。因此，当英国在 1942 年 1月签署协定后随即委派外交代表去亚的斯亚贝巴时，衣索比亚恢復了同其他中东独立国家一样的地位，英国公使也成为中东战时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后来，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最终占领了整个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被占领敌区行政机关的总部迁往开罗，更加直接地在国务大臣的领导下执行任务。在这方面，举行了关于昔兰尼加萨努西亚的领袖赛义德?伊德里斯要求政治承认问题的会谈。由于国务大臣提出的建议，英国外交大臣于 1942年1月在议会宣布：英国政府决定昔兰尼加的萨努西亚战后不论在什么情况166下，不再归属义大利统治。 在委派国务大臣以前，关于中东地区的宣传，没有任何集中管理的安排。情报部的代表从属于各个外交使团，还有其他的一些独立机构，处理政治战略方面的宣传事宜，利特尔顿到任后不久，就发出指示，对整个地区的宣传管理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他提议任命一位宣传局长，配备少量工作人员，作为国务大臣办公室的一个联合部门，掌管情报部在中东的一切活动。另外，沃尔特?蒙克顿爵士被任命为副国务大臣，由他主持协调情报部所负责的各种宣传方式以及这个地区的一切秘密的或颠覆性的宣传工作，可是他在议会中并无席位。关于宣传工作的总方针，从伦敦情报部和政治战执行委员会发来的指示中都有规定。根据这些具有政策性的宣传总方针，制订对中东国家和巴尔干半岛各国敌占区的宣传工作的具体指示，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同时，各个英国外交使团得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执行伦敦和开罗的指示。在这些问题上，英国驻外各代表或他们的东方秘书都有较大的迴旋余地，根据有关地区的具体需要调整他们的宣传工作。 为了处理好各个负责搞颠覆活动机构之间的关系，国务大臣也作出了特别安排。这些机构过去一直各自接受它们在伦敦的总部直接发来的命令，并且时或表现出互不相容。后来成立了一个从属于防务委员会的小组委员会（通称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特种作战执行委员会），由国务大臣担任主席，使颠覆活动同各总司令所执行的战略方针和计划紧密地协调起来，同未来外交工作上的需要紧密地协调起来，以确保一切颠覆活动和宣传工作符合政府的政策。这些机构的性质使它们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集中管理，却证明是给国务大臣和外交部造成困难的根源。随着战事的进展，这些机构的重要性增加了。资金是从来不缺乏的，然而现在需要提供越来越多的物资，特别是飞机。当需要利用诸如希腊极端左翼组织 167（通称全国人民解放军）之类愿意为反对轴心国而效劳的任何力量时，这些活动中的一些工作就开始了；事实证明要执行国内政府的政策是有困难的，有时甚至办不到。尽管如此，国务大臣办公室的存在减少了重复繁琐，并且大大加强了对颠覆活动的控制。 中东地区的其他情报机构，诸如中东情报中心一类的组织，同样被纳入这个地区的总的情报体制。因为这些机构中大多数不仅在中东各有它们的上级，而且还隶属于白厅各个部门的领导，因此要协调它们的各种活动显非易事，这是可以想见的。可是，随着对国务大臣办公室的信任不断增长，它越来越被当作一个中央上诉院，各个部门都可把它们的问题带去，深知办公室将会作出公平合理、不存偏见的判断，并且在必要时作出最后的决定。如果任何组织不同意国务大臣办公室的裁决，则可向白厅请示，以便在伦敦各部门之间或在国务大臣和伦敦的有关大臣之间直接达成协议。 在中东，检查工作存在着特殊困难。在有关独立国家中，其安排大都是根据战争期间签订的联盟条约或达成的特别协议而作出的；地方当局按照条约或协议的精神实施检查制度，大都由地方官员予以执行。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机构中都派驻英国检查员，但在他们下面负责具体工作的都是当地人，这些人员尽管一般说来尚属可靠，却仍需英国官员的经常监督。于是决定在国务大臣办公室设置一名检查顾问，在沃尔特?蒙克顿爵士领导下，负责监督整个中东地区的邮件、电报和报刊的检查工作。在任命国务大臣以前，报刊检查的安排显得特别困难。在同盟国部队中有大批随军记者，但由于中东形势造成的特殊情况，他们对于工作中出现的耽误和效率不高的现象颇多怨言。在国务大臣办公室派驻检查顾问以及国务大臣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都大大有助于减少这方面的困难，也方便了外国随军记者的工作。 第51页 总监离任后，民用补给品问题交由作为国务大臣办公室联繫部门之一的中东补给中心负责。利特尔顿採取步骤，委派一些称职的官员逐步筹建中东补给中心，这168一机构在工作中不仅与三军的特殊当局，而且与中东地区各国政府保持密切联繫。鑑于石油补给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国务大臣还在开罗建立石油小组委员会，旨在向中东战时委员会补给和运输小组委员会汇报一切有关政策的问题。类似的小组委员会先后在巴格达和波斯成立。在中东整个作战时期，航运是这个地区的主要问题之一。有一名战时运输部的特别官员隶属于国务大臣本部，在这一官员的监督下，航运周转和港口货物的出清工作均有了稳步的改进。虽然由于敌人的空中力量实际上封锁了地中海，亚歷山大港口难以充分利用，但诸如苏伊士、陶菲克港和红海各港口等辅助港口的使用率却在不断增长，而且尽管一直到战争后期，大量民用奢侈品从美国和其他地区源源运来，但从未造成货物过度拥塞的现象。后方基地不断发展，虽然有许多在总监就任时提出的宏伟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但仍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使最后越过西部沙漠的进军所需大量军需物资和补给品终于能够进口。 为了实现在中东的各项作战目的，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当地的人力。这个问题由总监作了调查，后来交由中将（后方勤务）负责处理，成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旨在研究决定通过使用英帝国其他地区和中东各国本身的人力，在前方的部队里和各基地的行政后勤部门中可能精简英国人员的限度。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三军，而且进而影响到每个有关的中东国家，因此就需要国务大臣办公室经常进行监督和调停。 为了进行战争，对任命英王陛下政府的大臣以地区为基础行使职权，进行了一系列试验，而任命驻中东国务大臣是这些试验中的第一次。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达夫?库珀被任命为常驻新加坡大臣，他在短期内行使了类似性质的职权。1942年，斯温顿勋爵被任命为常驻西非大臣。北非登陆后，哈罗德?麦克米伦被任命为常驻阿尔及尔大臣兼盟军最高总司令政治顾问，他先后在北非和义大利行使职权，直到战事结束。就中东本身而言，1944年1月凯西离任时，原来继承沃尔特?蒙克顿爵上任副国务大臣的莫因勋爵被任命为常驻大臣。　　1944年11月，他遭到暗杀后，由爱德华?格里格爵士（后为奥特林厄姆勋爵）接任，他留驻开罗，一直到战事结束以后。在战争时期，国务大臣或常驻大臣的存在，大大促进了英王陛下政府的三军当局和外交或殖民代表的工作开展，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战时的形势下，当时间上不允许向伦敦请示时，不仅需要当机立断，就地作出决定，而且要求有一个中心，作为英国各有关当局以及盟军和联繫当局得以就次要问题请求帮助的一个上诉法院。尽管在开头的时候，一个外来权威的出现，难免令人有不快之感，但不久英国的军政和民政官员对有这样的一位非部门大臣的存在，颇具好感，因为他不仅能够起到解决部门之间纠葛的仲裁者的作用，而且他的办公室对于共同关心的问题能起到“票据交换所”的作用。从这一观点出发，毫无疑义，驻开罗国务大臣完成了一项有益的任务，而且他的职务对于赢得中东方面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第十章　　经济问题：中东补给中心盖伊?亨特 第一节　　引　　言 战争的沉重压力，对人们的创造力和组织力是一大促进。德军的东进与地中海这条重要贸易路线的封闭，使东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产生了许多问题，非要有新的办法在经济上实行防御不可。因此，中东行将成为一个实行国际性区域计划的试验场所。 按照在战争期间明确起来的界限，中东是有其一定的地理上的统一性的，它大致包括那些把东地中海和红海作为贸易通道的国家。这个地区虽然有一些世界上农产品最丰富的小块地方，但它主要位于沙漠地带，这个地带把北方的温暖区同热带雨林区分隔开来，因此它不能算是富庶的地方。除了供西方文明世界使用的大量石油170蕴藏以外，它也没有什么可资建立任何相当规模工业经济的矿产资源。它有着大片大片的地区，分别处于人类文明的各个主要发展阶段——狩猎、畜牧、农业、工业，也许它最大的社会问题就在于如何平稳地实现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过渡——在衣索比亚和苏丹，是从狩猎过渡到畜牧；在大多数沙漠阿拉伯国家，是从畜牧业向农业过渡；而在埃及和以色列，则是从农业向半工业过渡。它的许多地区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即人口增长而耕地面积和生产力却没有相应的增长。埃及的人口在战前二十五年中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耕地面积却只增加百分之一。据估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的增长率甚至更高，战争爆发时，年增长率即达百分之二点五，犹太移民还完全没有计算在内。在这些国家中，人口对食品供应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如遇生产上和贸易上的经济情况发生任何突然的失调，例如战争所引起的失调，它们就要遭到严重的危险，这是很自然的。 无疑，该地区的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埃及、苏丹、巴勒靳坦、外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的人口数字，在城市中的是五百五十万，在农村里的是二千七百万，其比例约为一比五，同英国六比一的比例恰恰相反。根据粗略估计，每个男工的农业生产率差不多只及英国水平的四分之一，美国水平的六分之一；但每英亩耕地的产量。对比之下，情况要好得多。这一地区呈现出来的情景是，其经济一部分是仅能维持生活的农业和畜牧业，一部分是沿着古老的贸易通道的经商活动，一部分是某些主要剩余农产品对欧洲和一般工业社会的出口（如埃及的棉花、伊拉克的枣子等）。这些产品用以交换主要供城市消费的制成品以及铁路、发电厂和某些工厂所需的基本建设的设备。农村经济的维持，部分是靠对城市出售剩余谷物，部分是靠各种各样的农村手工业——制绳、鞣革、羊毛制品等等。农民指望通过这些货物的交换，购买一定数量的消费品——火柴，烧饭的火油、杂货、锅子以及某些简单的金属制品，而最主要的是衣着用的棉织品。事实上，这些消费品大部分是进口的；而且，显而易见，这些进口货源的枯竭，就意味着剩余谷物再也不会从农村中卖出来。171　　　　　中东对外贸易的方向自然是有些复杂的。印度是棉织品的主要来源，其他制成品主要来自欧洲。1939年对英国的贸易额约为八百万英镑，对其他欧洲国家约为一千四百万英镑，对美国约为一百万英镑。显然，完全断绝对欧贸易，要使中东的经济即使是大体上保持它的正常状态，也将会给英国和美国加上一个沉重的负担。 第52页 就英国来说，居民都有文化，又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文职人员，要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改变生产，虽然有困难，但还远非不能办到。可是，要使另外一些国家这样地调整生产，其情况势必与英国大不相同。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的”，人口中通常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文职人员很少，营私舞弊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它们主要的经济基础大体上是一种固定不变的、传统的农业体系。那些试图帮助中东渡过其危机的英、美顾问经常遇到的，全是些英国人从都锋王朝时代起直到十八世纪才得解决的问题。 战争的最初八个月并没有十分剧烈地影响中东。地中海是开放的，同南欧、英国和美国的贸易依然畅通无阻；印度还未受到日本的威胁，仍旧可以生产供中东消费之需的纺织品、大米、茶叶和香料。但是，中东的商人已很清楚地预见到风暴行将临头，因此，当进口还是可能的时候，就有一种增加进口的趋势，结果货物慢慢地开始在港口堆积起来——这是问题的最初迹象，后来当军需物资开始大量涌到时，它就变成一场灾难了。 1940年6月，新的局面开始显示出它的真象。义大利的宣战，接着是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损失，意味着地中海迟早要被封锁，不能发挥其贸易通道的作用。这一下子，中东就成为世界上从英国获得供应品的最遥远的地区之——取道开普敦航线相距约一万二千英里。 1940年秋，英国面临的两个迫切问题是：保卫本土基地以防入侵：对在中东的韦维尔将军进行增援。他肩负着保卫埃及和苏伊士并扫荡可能威胁苏丹的东非义大利部队的重任。对中东司令部的补给当然是一项军事要务，因此这年冬季，埃及各港口以及整个铁路和公路系统就开始感到民用进口和军事供应之间竞争的压力。那时，中东港口的总吞吐量，约为五百五十万吨民用进口物资，而到了阿拉曼战役的时候，单单是军事运输计划就已达到每年五百万吨以上。 第二节　　区域牲补给机构的创建 由于1911年春一系列紧急事件的结果，英国已认识到，在不久的将来，中东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都将发展到具有重大关系的地步；如果总司令为处理民用物资的供应和政局不稳定这两方面的迫切问题而大伤脑筋，那就不可能指望他专心致志于指挥战争。英国派驻每一国家的外交使团也不可能对整个地区在急剧变化中的局势保持一种持续的、全面的观察，从而使它们能把整个军方的担子接过来。因此，需要在开罗设置一个类似影子内阁的机构，既对本国政府提供有关当地局势的意见，并能牢牢掌握从德黑兰到喀土穆日益加剧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紧张形势。结果是设置了两个职位，先是总监，后是驻中东国务大臣。国务大臣办公室的职能自然而然地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军事政治，财政经济，补给和运输。一位经济顾问 e?m?h?劳埃德奉命同他属下的三位经济学家处理财政和“纯”经济问题，如外汇管制、通货膨胀、囤积居奇、银行信贷和生活费用等。在战争期间，这个机构出版了一种内部发行的经济与统计月报，内容有：中东外交使团的商务秘书和殖民地政府的报告摘要；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详细分析；以及每期刊载的统计表，包括贸易额、生活指数、钞票流通量、银行存款、批发物价指数、黄金价格和盟国的纯军事支出等。在此以前，关于整个中东的这类统计数字是没有的；所以，在战争期间为经济协作而迈出的一步——在整个地区的基础上提供经常的和可资比较的统计，这是值得注意的。 国务大臣的第三个职能——协调中东的民用供应——更具有行政管理性质。不消多久就已清楚，有必要在国务大臣的职权范围内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同时也与总司令部有密切联繫。首先自然是在总司令部内成立一个组织，由总监予以照管。1941年4月，联合王国商业公司的一位董事亚歷山大?基翁一博伊德爵士接管了这个小小的供应处，它在总司令部内占用了一个房间。这个补给机构的最初形式，几乎是直接隶属于总监的，由他担任其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到了1941年11月，r?g?a?杰173克逊司令接替亚歷山大?基翁－博伊德爵士时，经过调整而成立的新机构一直存在到1944年。在国务大臣的领导下成立了中东补给理事会。英国驻中东各国的使团、中东各国政府、三军以及联合土国商业公司都有代表参加这个理事会。理事会本身显然过于庞大，不能经常开会，因此指派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在半年一次的理事会开会以后的时间里全权负责工作。为了执行政策，一个重新定名为“中东补给中心”的执行机构建立起来了，由一位直接对国务大臣负责的主任领导，作为总司令部下面的一个独立部门。 成立民用物资供应机构的第一个迫切任务是，把原定运往希腊共计约有几十万吨的货物改变航向。当这些物资还在海上时，就发生了盟军撤退到克里特岛的情况，因此必须作出紧急的重新部署。与此同时，土耳其发出紧急唿吁，要求得到五万吨小麦，渡过饥荒。马尔他给英国海军提出了一个几乎是无法办到的补给问题，而且，有明显迹象表明，中东的收成可能远远不敷该地区渡过来年冬天之需。因此，必须採取紧急的、大规模的行动。这些问题都不是由伦敦马上可以处理的。军事局势月月变化；对克里特岛的补给工作几乎刚计划就绪，该岛就已陷落；西部沙漠和近东各国（那时还在维希政权控制下）的局势既未稳定下来，也无好转希望。从1941年夏季到战争结束，整个民用物资的供应问题都是由中东补给中心掌握的，只有对土耳其的补给工作是由设在安卡拉的英美协调委员会掌握，对马尔他的补给，有一段时期主要由英国海军通过马尔他航运委员会处理，但中东补给中心派有代表参加，后来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53页 民用供应的具体机构，不用说，是缓慢地而且是分阶段地发展起来的；但是，把它从1942年、　　1943年一直到1944年一直存在的、已经发展的体制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来叙述，或许是适宜的。 这个机构有双重目的： 1.保持对中东国家经济上必不可少的民用供应，藉以保持一个稳固的基地，同时也符合道义上的义务，以保护中东免受战争造成的最严重的苦难。 174　　　　　2.保证这些物资的供给应最低限度地求助于盟国的船运，最低限度地使用大不列颠和美国的人力、物资和厂房面积，最低限度地影响中东的港口和铁路系统。 因此，很明显，不论是在中东还是在盟国进行战争的两个平行的中心——伦敦和华盛顿——都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组织。在中东，它将有两项主要任务：尽早地预先对最低需要作出估计，向伦敦和华盛顿提供详细的要货清单；并帮助当地增加各种类型的生产，藉以减少进口。在伦敦和华盛顿则有必要将这项计划和其他方面对盟国船舶的需求加以协调；使这项计划与民用物资的生产计划和供应不足的物资的定量配给相适应；还要产生一个运输机构，负责把货物从工厂完整无缺地装到自英国和美国港口启航的护航船队上，同时要考虑到从印度、澳大利亚、南美洲以及对盟国船只开放并对供应物资能有所帮助的任何其他地点的装货情况。 在中东，採用了一种周密的进口许可制度作为管制措施。显然，不可能把盟国航运和物资供应的详细情况经常迪知中东各国政府；当然也没有理由期望这些政府能自动地将其必须进口的估计数量削减到符合盟国所迫切要求的最低数字。因此作出决定，要求中东每个政府，每隔六个月（后来，每隔一年），对于它们预计需要的物资，从重型机器到剃刀片，提出完整的清单。这些清单交由中东补给中心的工作人员仔细审查，并且，特别是在初期，在尽可能同各国政府协商的情况下，大大地予以削减。然后这份经中东补给中心核准的最后清单转送到伦敦，成为有关国家凭以发放进口许可证和中东补给中心凭以核准的依据。因此，任何中东国家对直接受盟国控制的船舶和资源有所需求时，中东补给中心的许可证就成为它们进口任何物资时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中东补给中心的工作在高峰时，每年要处理八万张许可证，把现代生产的一切产品都包罗无遗。要正确地估计各种需求，显然意味着，中东补给中心的各个机构要具备相当程度的专门知识，这个因素终于决定了它的内部组织是按职能而不是按它控制所及的国家分工的。在主任和副主任之下，分设六个处，分别掌管：粮食、原料、医药、运输、计划以及包括对外联络在内的行政管理。前四个处的职责是估计需求，计划处则负责把各项需求综合成一份单175一的计划，具体说明可以取得物资的装货地区，核对到货的许可证以及处理航运问题等。 当中东的要货计划送达伦敦时，它必须首先作为一项补给的要求，其次作为航运的要求来处理。1941 年，船舶严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英国政府各部中对中东补给中心负行政管理责任的应是战时运输部。作为一项补给计划，中东补给中心的要求必须通过英国和美国对于供应和生产实行管制的各部门的批准。当然，有好几个部是有关的，其中特别有关的则有粮食部、供应部、贸易部、殖民部以及外交部。这些部共同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称为中东补给委员会，来处理这项工作，不过，对某些特殊补给品的处理则由联邦补给理事会的非武器弹药补给委员会负责。 作为一项航运计划，中东补给中心的需求要受到伦敦另一个叫做民用物资（运输）委员会的部际委员会审议。该委员会与英美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保持密切一致的行动。中东的计划要同世界上其他各地的需求联繫起来，因此，由该委员会将民用和军需物资合併起来分为月度装载计划分配给中东军民两方的要货者。事实上，中东补给中心有相当数量的货物，在驶往中东的军运护航队的船只上，是作为补足载重量的物资载运的。 中东很大一部分需求从一开始就是由美国提供的。这些物资的供应在华盛顿都由有关的美国机构主办——最初，由经济战委员会（后称署）会同祖借物资管理局办理，后来由中东供应联合执行局，最后则由对外经济管理局负责办理。还有最后一道关口，中东补给中心所提出来的需求要由三个英、美最高补给委员会作出最后决定，即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联合原料委员会以及联合粮食委员会。 上述各委员会就以下问题在原则上作出决定：从盟国资源中可向中东提供物资的数量和可供运载这些物资的船舶吨位。还有待于决定的是这些货物应该如何订购、如何支付、如何运抵港口并发往中东。有一个主要的决定就是尽量继续使用和平时期的私营贸易渠道。中东的进口商当然比中东补给中心的官员们更了解他们自己的业务；而联合王国的出口商对于中东的需要和习惯也素有经验。因此，私营进出口商获准继续向英国和美国订货；进口许可证制度则被用来控制这些订货的内容和176数量。每个中东政府都制定了法律，规定除经政府发给进口许可证者外，一律禁止进口。于是，当半年计划制订以后，就在中东补给中心预先同意的货物限额内对私营进出口商发放许可证。每张许可证都有一份副本送交中东补给中心进行核对，如无误，即由中东补给中心按需要的迫切程度，分别註明其为a级或b级，转往伦敦。然后，这张许可证就成为英国或美国核准为其提供物资和船舶的一张有效的许可证；一张“a”级许可证的订货甚至可以准许在供应国内特制。但是，如果许可证超过了限额，如果许可证的订货要向远处订购，但实际上可以向较近的地区购得（以便节约运输），或是所需的货物何以从当地得到供应，至少可以从中东得到供应，那么中东补给中心对中东政府发出的许可证保留吏改或拒绝批准之权。 第54页 可是，也有好几种非常重要的、大宗的物资是私营进口商不能经营的。这些物资主要是食品（糖、茶叶、咖啡、谷类、食油）、肥料和煤。公开的世界粮食市场当然大部分已不存在了，英国的所有粮食进口都由政府经营。因此，在中东，所有这些商品的私营贸易都被禁止了。中东补给中心对中东国家的需要（例如谷类）预先作出估计，然后由英国粮食部进行採购，再转售给联合王国商业公司。该公司作为中东补给中心的办事机构，完全遵照中东补给中心的建议安排运输以及在中东的贮藏和分配。这种方式，除了通过整批购进以压低价格外，也可以节约供应，因为这样可以做到建立一个单一的中东储备，当任何中东国家，遇有运粮船只沉没或延迟到达，或遭到意外的歉收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紧急状态时，它都可以从这个储备中提取补给品。如果各国都自行储备，这个单一的储备可能比所需数量要少一些，但要说服任何一个中东政府把它本身的储备减少到危险点的程度去援救其邻国，也不易一件容易的事。 还有第三种补给办法曾经一度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办法主要用于医药和钢铁。这些物资是按中东补给中心评定的整批限额，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上出售的。这个办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一条规定，凡属租借法的物资只能卖给政府；但是，这些商品以后还可归入私人订货系统中去。 为了说明中东补给机构的全部情况，还必须提到，英177国的联合王国商业公司（为非英属中东各国政府服务）和皇室事务官（为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服务）的业务范围电包括帮助英国制造商获取原料和英国国内许可证，以便提供中东补给中心批准供应的货物。在美国，类似的职能是分别由中东供应联合执行局（后为对外经济管理局）和英属殖民地物资供应工作组执行的。 整个补给制度可简要概括如下： 1.估计总的需求，由中东补给中心和当地政府在中东协商进行。 2.伦敦和华盛顿的各个补给和航运管制机构对物资和船舶的分配提出书面方案，以满足这些需求。 3.由私营进出口商按中东各国政府发给的并经中东补给中心根据限额或採购政策审核无误的许可证进行订货。 4.或由英国或美国政府机构大宗购买“共同储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由联合王国商业公司经营的物资。 5.由联合王国商业公司或由殖民地和美国的有关机构监督英国或美国工厂生产订货的进程并预订舱位。 不妨顺便说明一下美国参与对中东提供物资的安排和参与中东补给中心实际工作的性质。这里叙述的不是美国在宣战以前和宣战以后援助盟国作战的规模。可是，英、美在中东协作的方式有其独特的值得注意之处，因为它表现出在纯经济领域的一个执行机构里完全融成一体的努力，这种努力可与地中海部队司令部（卡塞塔）在军事方面的实验以及第二十一集团军群进攻诺曼第半岛的计划工作相媲美。 如上所述，甚至在美国参战以前，大量的协调补给供应的机构已经成立。1942年初，就已在原则上决定，中东补给中心应尽可能做到完全在英、美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美国驻伦敦大使的兄弟乔治?怀南特尽速赶赴中东，立即被任命为中东补给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极其融洽的关系。怀南特有一个由少数经济战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助手班子，他们同中东补给中心的人员保持最密切的联繫。但是中东补给中心本身打算有一部分美国工作人员，　　1942年，马歇尔?麦克达菲78作为物资处处长参加中东补给中心的工作，在他手下工作的主要是一批英国人。1943 年怀南特离任，美国方面的职务暂时空缺，不过，　　1943年秋，哈佛大学法学院长詹姆斯?m?兰迪斯，领公使衔奉派到开罗，负责协调美国在中东的所有经济问题，并与中东补给中心的主任在主要政策方面享有同等的发言权。陪同兰迪斯赴任的有利文斯通?肖特，担任管理租借法事务的特别代表。接着决定，中东补给中心下属各处的领导职位应尽可能地平均分配，终于对运输、医药和计划三处委派了美国人当处长，而粮食、原料和行政管理则由英国人任处长。1945年初委派了一位美国人任副主任。中东补给中心在中东国家所建立的分部，也尽可能地配备了双方的人员；美国人负责管理波斯、伊拉克、沙乌地阿拉伯和衣索比亚的分部。 这种紧密结合的利弊，将作为在中东的试验的总评价的一部分在下文予以讨论。这里只需指出，对美国产品的需求，由实际在当地服务的美国人来主持处理，就足以说明它对整个补给机构得以顺利进行工作是大有关系的。 甚至在中东补给中心成立之初，就很明显，有关确定限额和批准许可证方面的大量具体工作以及同主权国政府的经常协商，是不可能全部由开罗总部来进行的。因此，决定在各地成立分部来执行补给政策。在英国属地及其委任统治地，有一个明显的决定，要任用当地的英国官员。在赛普勒斯、巴勒斯坦与苏丹就是这样办的，系由东非总督会议战时补给委员会的秘书主持其事。在近东各国，则由斯皮尔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代行中东补给中心的职责，直到1945年才单独成立一个英、美合组的分部。在波斯、伊拉克、沙乌地阿拉伯、厄利垂亚、衣索比亚、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都建立了中东补给中心的分部；在埃及，补给工作最初由英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贊，后来由一个独立的英美分部管理。在所有这些机构中，工作人员主要都是管理人员，也配备一些技术人员，特别是在涉及到专门的工业部门和专门的农业问题之处；但主要的技术顾问们是驻在开罗总部的，他们差不多用一半的时间在整个地区到处访问。 第55页 第三节　　补给问题：运输、食物与物资 中东的这一经济组织在其创建之初，以及远在它得 179 到充分发展以前，所面临的一系列严重的紧急情况，上文已作了足够的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在 1941 年被看作是一个军事战略问题。此时，货物已大量地涌到中东港口，其中有一些是奢侈品，有许多是非必需品。即使在1941年6月地中海封闭以后，北美的船只还可以驶入红海和波斯湾；苏伊士不仅被急需的物资所拥满，而且也被丝袜、化妆品、汽车和冰箱所阻塞。总体战是不能如此进行的——一年之内，亚歷山大就听到了隆美尔的炮声，中东补给中心本身也撤到耶路撒冷去了。韦维尔将军在英国大使和中东补给中心的协助下，不得不採取断然的措施。军事补给品必须运给西部沙漠的军队；中东的港口和交通线必须扫清，以便运送这些补给品。为此，採取了两项办法。第一，在英国所控制的范围内，将民用物资的进口削减到最低数量，有时甚至更少。第二，积压在苏伊士的大量非必需品，由军用卡车装走，迳自堆在西部沙漠，形成了众所周知的“苏伊士堆货场”。此外，还拼命增加中东各港口的卸货量。军队训练了一批专门的码头装卸工，埃及码头工受到了装卸不熟悉的军事装备和军需品的训练，这就大大加速了宝贵的船只的周转。在1939年每天只能处理不超过六百到七百吨货物的一个港口，到1943年已能处理六千吨了。 很多这方面的工作落到军队和战时运输部当地代表的肩上。中东补给中心有一项任务是要把中东民用物资的进口削减五分之四。事实上，这项任务是完成了——1939年，这些进口总计约五百五十万吨；　　1942年和1943年为一百二十五万吨。能够做到这样的削减，而又没有造成中东的经济崩溃，大部分是由于中东补给中心的努力，以及所有中东政府的合作；这种削减，对中东的军事活动作出了十分显着的贡献；这一削减本身也证明了为建立和维持这个新的经济机构而作出的努力是正确的。然而战争有停止之日，经济问题却永无消失之时。在本节的以后部分，打算通过对已经找到的某些实际解决办法的叙述，来说明比较广泛的区域性问题是如何逐渐地、不可避免地归入到中东补给中心职权范围之内的，其中许多问题在和平时期也是极为重要的；并说明如何导致进行一些实验，这些实验中有些是落空了，有些结了果，这些有结果的实验可能具有长远的意义。 在和平时期，中东是进口粮食的，虽然不是大批购货的主顾。在主食方面，谷物总生产量同总消费量大体相等。但是，这种算术上的相加并不与实际情况相符，因为各地对所吃的谷物品种如，小麦、大麦、米、玉米、小米等，差不多都有固定的习惯，而实际种植的谷物同其特殊需要不见得完全相称。伊拉克有大量剩余的大麦（在丰收的年份可达四十万吨，在歉收的年份或许也有十万吨）； 180 埃及有多余的小麦，只是多余的数量要小得多；叙利亚、黎巴嫩、赛普勒斯、波斯和衣索比亚大体上能够自给；巴勒斯坦、阿拉伯、厄利垂亚、索马利兰、苏丹和马尔他则都要依靠进口。整个地区的茶叶完全不足，而且要进口大量的咖啡、香料和糖。油籽是阿拉伯人食物中极其重要的东西，要从埃及的棉花作物以及苏丹和东非获得供应；橄榄油则来自巴勒斯坦和近东各国。肉类除城市以外，吃得不多——动物蛋白质是中东日常饮食中最为缺少的一项。按照西方标准，整个地区的食物营养是严重不足的。 但谷物是最为重要的食物。每年大约种植和收穫一千二百万吨；显然，即使减产百分之十，也就要大量进口了。 1941年，这种经济的弱点显露出来了。那年年初，不可缺少的春雨没有下降。接着，在5月份，伊拉克拉希德?阿里的作乱又耽误了大麦的收割；最后，在6月份，叙利亚和黎巴嫩战火蔓延，规模不小，要把维希政权从近东国家撵走。影响谷物供应的，不仅是由于打仗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心理作用。剩余谷物并不是大庄园生产的；它们是从上万个村庄点点滴滴汇集起来的。要是农民受了惊吓，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饥荒，他就要攒积谷物。1941年，由于受到德国无线电宣传的影响，这种情况开始大规模发生了。到1941—1942年冬，要求进口谷物的申请开始源源不断地送到中东补给中心。有一个时期，仅埃及就估计缺少三十五万吨。到3月份，局势已经显得炭炭可危；英国的货运接济不上，不少船只被击沉，中东各地告急乞援的要求纷至沓来。5月18日，中东补给中心接到通知，开罗和亚歷山大的库存仅能维持到5月27日，而新粮在6月10日以前大约不会上市——这就出现了大约二万四千吨的差额，而中东补给中心在整个中东掌握的存粮却不超过一万二千吨。于是，只得逐日发放小量存货；埃及政府在加速收购当年的收成方面也做出了奇蹟；危机因此得以渡过。不过，为这个歉收的年份所付出的代价是重大的——九万一千吨谷物运给埃及，十万吨给叙利亚，九万吨给巴勒斯但，七万吨给土耳其，三万八千吨给赛普勒斯，还有许多需要较少的地方——总起来，为挽救饥荒，绕过好望角运到中东的谷物共达六十万吨。 第56页 以后还有过一些其他化险为夷的事件——在德黑兰，有一天粮食库存下降到只有一天的供应量，在大马士革发生过抢粮的风潮，在沙乌地阿拉伯也有过一些尴尬的时刻，在亚丁保护他的内地发生过饥荒；这些事情的细节已18是无关紧要。不过，　　1942年以后，总的形势就不再如此糟糕，原先估计1942—1943年谷物进口需要三十六万五千吨，包括部队的九万五千吨，可是，当新的、丰收的谷物开始源源上市时，实际进口总量只有二十七方吨。 情况改善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天气较好，此外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制订了增加谷物种植面积的方案，而最重要的，则是由于中东补给中心所制订的“小麦徵购计划”。关于增加农业生产的各种方案，下文还要予以补充说明。这里单把最大的一项，即以将近一百万英亩种植棉花的埃及土地改种谷物，先说一下，也许是比较恰当的。1941年，英国购买了埃及的棉花（虽然未能运出）以防其经济崩溃。1942年决定加种小麦，尽管预料每英亩产量会大为减低，因为从智利进口的氮肥，从战前的平均五十万吨减少到了只有十二万吨——这是能从智利远道运来的全部数量。其结果在1943年的收成中就体现出来了。 由政府机构徵购谷物的办法首先在叙利亚试行。所有私营谷物贸易都被禁止了，当地的磨坊关闭了，甚至被焚毁了，全部农村剩余谷物都必须卖给一个由英、法当局联合设置的专营机构（粮食局）。该机构除法国工作人员外，还有六十多名英国官员参加，分驻叙利亚全国各地，评定每个村庄的上缴额，并筹设“徵购中心”，所有谷物都要送到那里，当场（优厚地）付给现金。一方面对为首的少数走私分子和黑市商人严加惩处，另一方面则对农村中的耕种者立即付款，这就使徵购计划立见成效：次年，在叙利亚就有了数量相当大的剩余谷物。其后几年，在埃及（英美谷物委员会），形式稍微不同，而在伊拉克和波斯，也都採用了这个办法。当1944年和1945年孟加拉发生饥荒时，在中东受过这项工作训练的许多官员被调往该地从事同样的工作。实行谷物徵购计划证明势必连带产生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要为乡村市场提供足够消费品的重要性。农民利用其收成以供食用、留种併购买制成品——杂货、煤油、火柴，尤其重要的是便宜的纺织品，他们因为要购买这些商品，所以才需要钱。无疑，在消费品的供应与立即可以到手的剩余谷物之间有着一个相当简单的等式。不巧的是，在战时船运和物资不足的情况下，几乎总是难以维持这样一种供应。于是，採取了一项少量抛售黄金藉以制止通货膨胀的代替办法——农民和商人都是大生的囤积者，只要有此机会，他182们也就会把黄金囤积起来（但不要纸币）。 中东补给中心粮食供应处的贡献无疑是节约船运舱位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除了下文将述及的改进当地生产技术之外，主要的节约措施有四个方面：将种植埃及棉花的土地改种小麦：将氮肥的进口从五十万吨减少为二十万吨到三十万吨之间；将大麦、小米、玉米搀入面包粉（自从中东这样大量消费其剩余粗粮后，估计节约粮食达五十万吨）；实行谷物徵购计划。除了粮食供应之外，在节约效果上，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以油代煤的措施。中东补给中心的其他部门，虽能利用当地原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增加生产，但在节约吨位上从来无法相比，因为在这些方面的大规模的节约，只有在不影响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把消费限制到最低水平。 除粮食外，不可能详细叙述关于进口其他物资的各种问题与权宜措施。进口物资中，最受人注意的是：发电和供电设备的备件，水的净化设备的备件（例如，开罗就完全依靠自来水厂供水），运输工具方面的备件（如卡车、轮胎和铁路上的备件），医药用品，包括新发明的抗斑疹伤寒的疫苗与抗疟疾的药品，棉织品，皮革，灌溉机械（主要是水泵）和钢铁。一项重大的措施是把埃及的机车从烧煤改为烧油，这样就使需要进口的煤从每月七万吨减为四万吨。战争初期，使供应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是船舶问题，到1944年，英国和北美的工业潜力完全从事于军事生产，致使出口供应缩减到了危险点，而船舶供应情况却大有改善，虽然这也是时断时续。或许最为缺乏的是棉织品，尤其当印度由于受日本的威胁而开始削减它对中东的传统出口时，情况就变得格外严重。中东补给中心终于感到有必要在印度派驻一位官员，同印度政府及其供应当局经常保持接触，以保证中东可以获得相当份额的纺织品。 第四节　　生产和区域性业务 为物资进口而斗争，是一个战时问题，这一问题在战后正常贸易得到恢復时，似乎就结束了。但是，与之俱来的增加当地生产的努力，却马上进入可能要持久地改善经济的范围了；中东补给中心在这一方面的工作主要关心的是其将来。这项工作的局限性必须予以说明。承担真正巨大的工程如灌溉或开垦土地等是谈不到的，这是因为在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只能是短期的观点，也因为不可能大规模进口基本建设的设备，因此中东补给中心不能不集中精力于这样一类工程，这些工程在一两年内就能产生利润，并且只需要适当地提供一些物资和劳动力。 第57页 尽管如此，许多这些企业还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 第一步，通常是调查这个地区农业发展的可能性。 1942年，派出一个英美工作组进行了一次闪电式的调查。以后，在1944年，中东科学工作组又进行了一次更为详尽的、长期的调查，由罗泰晤士特农业研究所副所长、皇家学会会员a?b?基恩博士、淡水生物研究协会会长e?b?沃辛顿博士、近东基金会的h?b?艾伦博士和汉纳乳业研究学会会长n?c?赖特博士等进行。 这个工作组的最后报告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研究作出了持久的贡献。 农业生产规划需要有足够的科学的建议。中东补给中心慢慢地建立了一个规模虽小而资格很高的顾问团，包括：农业机械、土壤学、灌溉问题、渔业、牲畜、土地使用、蝗虫控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整个地区都可随时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多半的时间都花在野外，并同中东各国政府中往往是资格很高，但与外界接触不多的工作人员磋商。 增加产量问题是从许多不同的方面着手解决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放在农业机械的供应上面，尤其是拖拉机、收割机与收割扎束机、联合收割机以及一些小的灌溉水泵。在下述各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如：土壤分析，改良种籽，推广改良羊种，开凿人工养鱼塘，控制仓存谷物中的虫害，开拓墙植马铃薯种的新地区（赛普勒斯和黎巴嫩），生产肥料（在埃及以其磷酸盐制造过磷酸钙，在赛普勒斯以二硫化铁为原料，以及从苏伊士炼油厂的废料中生产硫酸）和利用城市中的垃圾（在贝鲁特使用博吉安诺?比科方法）等。重大的项目有，在叙利亚开垦三万多英亩新的耕地，这是由于使用机器并以汽车将劳动力从远处的乡村运来才能做到的；以及开挖一个全新的水道网，把利184塔尼河的水通过连绵的丘陵地带，引进来灌溉黎巴嫩南部干旱的海滨平原。 为防止蝗虫的危害作出了非常特殊的努力。中东常易受到沙漠蝗虫的勐袭，通常每隔十二年就要遇到一次蝗虫袭击的高峰时期。不幸的是，　　1943年和1944年就是这种周期性危害最大的年份。可能要损失一百万吨谷物，这是经受不起的风险。在伦敦世界治蝗研究中心的主任尤瓦罗夫博士的技术指导下，中东补给中心同英国军队和中东各国政府协作，并得到印度和俄国的协助，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灭蝗远征考察。考察的地区包括：波斯、伊拉克北部和巴勒斯坦边境的山区、沙乌地阿拉伯的遥远腹地、叶门、厄利垂亚、的黎波里塔尼亚和苏丹。这些远征考察队的组成有时候包括一连以上的英国部队，由一名殖民地昆虫学机构的人员负责指导，他们配备有充足的机动运输工具和无线电，还有飞机（在波斯）。他们不仅能在蝗虫繁殖的地区进行从未有过的最彻底的扑灭工作，而且还因此而增长相当多的有关这一蝗群的习性与繁殖地区的科学知识。 可是，中东补给中心最有价值的工作，也许还不在于它取得那些较为引人注意的成就，而在于其日常对最广泛的各种农业问题进行接触和磋商。它设在开罗的农业生产科已经成为整个中东交流农业知识的中心。这个地区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它们自然涉及干旱地区的耕种、灌溉及其对土壤的影响，害虫的控制，土壤的侵蚀以及植物和动物的遗传与病害等。可是，汇集知识和交换意见的工作，几乎尚未动手去做，部分地是由于民族嫉妒，而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没有可供进行协商的常设机构，这一地区也从来没有被人当作一个“区域”来考虑。　　1944年举行的中东农业发展会议大大促进了逐渐增长的协作观念。中东各国政府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波斯与衣索比亚除外，因为他们的问题泅然不同），巴勒斯坦也派了一个由犹太和阿拉伯专家混合组成的非常友好的代表团。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许多国家的代表宣读了共同关心的一些专题论文，会议最后这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建议设立一个中东农业理事会。该理185事会除其他任务外，应考虑最终成立一个区域性农业协会。这一提案没有得到实现，因为会议的各项建议，以后都要提请阿拉伯国家联盟经济小组委员会审核，这个组织是在同年晚些时候组成的，在巴勒斯坦争端的混乱情况下，许多这类方案都石沉大海了。然而，会议并不是没有成果的。在中东各国之间安排了一系列的相互访问，并都如期实现；一种思想业已诞生，它总会有重见天日的时候。 中东补给中心作出了很多同样的努力，并以类似的方法来增加中东的工业生产。可是，在这个领域里局限性更大。首先，这个地区缺少高度工业化所需的主要资源——虽然富于石油，但没有铁矿、煤和好几种其他必不可少的矿产。其次，虽然某些迫切需要的产品确实可以在中东生产，但是必须非常当心不要创办不合算的工业，因为当价廉物美的商品又可以随时从工业化的西方获得时，这些工业就会全部凋落。这场战争与随之而来的物资短缺，几乎象高关税壁垒所起的作用一样，在它的后面本可以创建起许多企业：但是，这种诱惑还是被拒绝了。 只有少数基础工业创办起来，或是因为它们有指望在和平时期的竞争中取胜，或是纯粹作为短期投资的项目，经过三年到四年的经营（连同产品价格的相应提高），投资就可以回收。在多数情况下，新的工程不是有关开採当地的化学或矿产资源，就是有关废物利用，铬铁矿的开採已在埃及和波斯发展起来，航空测量导致在埃及生产“throna”（天然的、不纯的炭酸钠）。从炼油厂的废油中提炼硫酸这项重要的废物回收工业已经开始。硫酸钠已开始有一些生产，制革、耐火砖的制造以及一般化工工业也部有所发展。在埃及还创办了一个新厂，生产（谷物贸易用的）麻袋；一个大型的生产硬板纸和包装纸的工厂，在战争爆发时尚未竣工，现已建成投产。 第58页 这都是一些小的经营；但是，这段叙述，对中东补给中心工业人员四年工作中在提供意见和补给供应方面所作出的无数细小的贡献以及在成百项小的技术改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得不再次从略。今后中东工业的发展不仅将得益于业已实现的广泛调查，而且也将得益于适度地集中力量去开发真正有经济价值的当地富源。 虽然，中东补给中心的职责主要是提供控制传染病所必不可少的药物和用品，但是，新的医疗方法以及西方对可能根除流传已久的疾病方面所持的坚定的乐观看法，对中东的影响是很显着的。在这项工作中，美国起了卓越的作用。1943年，第一批阿的平（奎宁的主要代用药品，奎宁被日本控制着）从美国空运到中东。在上埃及，开展一场积极防治疟疾的运动，得到了中东补给中心的大力支持，根据租借法提供了一百二十吨用来喷射积水的“巴黎绿”。在中东建立了一座六百万美元的医药供应总库，并且动足脑筋，务使这些药品到达真正患者的手中而不致流入黑市。战争初期发明的抗斑疹伤寒的新药及时运到中东临床应用，并再度援用租借法，运进了三百多万立方厘米的这种药品，在严密控制下发放到受威胁的地区。最后，滴滴涕，也是一种新问世的药品，开始用于杀虫和控制疟疾。 中东人民的健康问题（其中有一些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仅仅依靠供应几种新药、化学制品或疫苗是不能克服的，而改善群众教育与卫生习惯则是一个长久有效的条件。但是即使这些表明医学成就的小小样品，在人们对公共卫生工作採取积极态度的支持下，于许多中东国家也还是不无成效的。 第五节　　财政和经济 战争对中东经济在财政和价格结构方面的影响是按常见的趋势发展的。这个地区面临着商品供应急剧下降和在该地区作战的盟国军队的庞大开支——过多的货币争逐过少的商品。盟国军事开支，大体上在1939年为六百万英镑，　　1943年突然上升到一亿九千五百万英镑，　　1944年稍稍下降，为一亿三千万英镑，而1945年则陡然缩减。如将这些金额与民用物资年进口景从五百二十五万吨减到一百五十万吨对照来看，那么，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是不难想像的。应付这样一种局势的方法，当然是人们相当熟悉的；中东的困难在于应用，直截了当的管制措施有：（1）征课重税以吸收购买力；（2）对基本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和严格的物价管制；（3）冻结工资和薪金；（4）听任奢侈品价格上涨，要涨多少就涨多少，藉以187最大限度地吸收剩余购买力；（5）引尽可能发行义务公债。 这些措施大部分需要一大批效率很高并在实施管制方面具有经验的文官来执行；尤其要有相当有知识且能合作的公众。在中东，这两个前提部不具备。除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政府外，没有一个政府在具体的经济管制方面有很多经验。更糟的是，在所有中东国家中，很大一部分人口是文盲——在伊拉克、波斯和沙乌地阿拉伯，能够看懂一张定量卡的人是微乎其微的，更谈不上理解了。鑑于这些不利因素，中东的经济竞没有陷于更加紊乱失调的境地，是难能可贵的。在苏丹、埃及、巴勒斯坦和赛普勒斯，管制最有成效。而近东国家、伊拉克和波斯的物价上涨就异常严重。由于计算方法不同，各国的生活指数难以精确比较。不过，如以1939年为100，　　1945年1月份的指数——埃及为293，巴勒斯坦为254，近东国家为620，伊拉克为390，波斯为699，苏丹则为160。 除发行义务公债外，所有管制办法都在各地试行，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此外，还抛售了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为吸收储藏起来的货币的一种手段。无疑，最有效的管制是对必需品的定量配给和物价管制；在这方面，中东补给中心对分配进口货所实行的多少有点儿效果的管制以及政府通过小麦徵购计划对谷物的管制，都发挥了显着的重要作用。中东补给中心且能以此作为供应物资的一个条件，即对短缺的必需品应按管制价格进行公平分配。在採取这种态度时，坚持认为英、美公众不愿让自己的供应短少，也不愿让他们的船员和船舶冒着风险而去把巨额利润落入中东黑市商人之手，那是合理的。在分配轮胎、棉织品以及一些医药用品方面，中东补给中心严肃地坚持受援国政府在发放这些补给品前，应按需要和必要的用途制订一项令人满意的分配计划。当中东补给中心或一个当地政府能直接对补给品作实物控制时，这些管制措施自然是比较易于执行的。至于私营进口商凭进口许可证制度的订货，就不可避免会有漏洞，毫无疑问，有大量的进口商品以不正当的价格流入不正当的人之手——例如：为了必要的用途，凭许可证进口的一些软木，就到了开罗时髦妇女所穿的高跟鞋上去。定量配给在英国控制的领土和埃及，也许最有成效，明显的失败不多，执行情188况是好的。但在近东国家、伊拉克和波斯，情况就远没有那样令人满意。无庸置疑，城市遭受到通货膨胀的全部祸害。乡村居民，尽管实际上无力购买消费品，但是，至少可以其自己生产的食物来自给自足，因此没有广泛受到严重痛苦的迹象。 第59页 由于战时管制而形成的特殊局面，引起了某些社会问题。首先，西方进口货的价格尽管订得很合理，它同当地的物价差距仍很大。对英、美出口商——和政府——来说，要把由此所得的利润白白送给中东进口商，那是有点儿难以忍受的。但要採用徵收某种进口税的办法，又不能不开支巨额的管理费用。实际上，这项差额是给中东各政府和商人们中饱了。 更为严重的出难在于整个地区的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价格水平悬殊。商品很容易流向东北；但是，由于商品是那么少而货币又不能兑换外汇，即使这种自然的流通也不能降低价格水平。因此，东北部所出现的剩余物资几乎都是卖不掉的。尽管英国政府为了小麦而焦急，尽管中东西南部的国家也迫切需要，但在澳大利亚小麦以二十五英镑一吨运到亚丁市场时，就很难说服任何人以五十英镑一吨来购买叙利亚1944年的剩余谷物。1941年，在船舶最关紧要的时候，几乎以任何财政上的代价来节省一条从澳大利亚开出的船只都是值得的；但到1944年，地中海重新开放后，情况便有所不同了。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情况。从1942年起，中东国家之间的贸易就遭遇到严重的障碍，而不是任何经济或财政上的戏法能够一显神通使其重新活跃起来的。 第六节　　战时管制的末期 到1944年7月，进攻诺曼第的阵地已牢固地建立起来，俄国部队正在东线穷追勐打德国人，这时是否还需要继续在中东实行严格的进口管制，显然就大成问题了。自然，许多企业巴不得中东补给中心早些结束。中东的进出口商和政府，尽管曾得到很多好处，但对于英、美使他们的经济主权受到种种束缚也已忍无可忍，他们还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中东补给中心靠边让路，市上急需的各种货色便会如潮涌来，应有尽有。此外，还有实力雄厚的美国工商界和实力不那么雄厚的英国工商界都急着要在争夺中东市场的一场大战中趁早下手。最后，要把那整189个工作班子留在中东也越来越困难了，因为组成中东补给中心的骨干的是现役军人，他们都已开始到了该遣返回国的时候了。 其实，供应情况并不令人满意，某些最严重的困难——例如，纺织品的供应——在1944年晚秋发生了。然而，已经作出的决定是要採取许多取消管制的措施。属于共同储备体制的大多数食物以及其他某些异常大宗的商品和“为数不多”的——其实是为数可观的——几种供应非常短缺的货物仍由中东补给中心直接管制。至于其他商品，中东补给中心一律取消管制，听凭中东各政府根据它们的愿望去决定保留进口许可制度中的哪些部分——事实上，大多数政府都把这些权限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它们都把这些权限看作是实行经济管制的无上法宝。 财政问题的重要性现在开始居于关键性的地位。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都已积累起大宗的，有些甚至是巨额的英镑结余，而美元收入则根据协定都被英镑区美元总库吸收。现在它们坚决要求，将这些结余予以解冻并分配大量美元定额。而英国财政部却连这些要求的十分之一都无力满足；1945年，协议谈妥了，根据协议，埃及和其他一些非英管地区分到了一笔极其有限的美元定额。战后的竞争年代开始了，同时，也开始了为重建战后国际贸易制度而令人心烦的、进展缓慢的工作。在这种时候，指望本来是一个物资供应机构的中东补给中心还能作为一个英美合作的单位存在下去，已是毫无希望的了。要一个联合机构公安排它的成员之间的竞争，这怎么可能呢。非常时期过去了，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而产生的中东补给中心在管制与补给方面的职能以及常驻大臣在军事—政治方面的职能也随之消逝，但并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中东补给中心在为中东地区的农业和工业生活方面所开闢的更有建设性的区域性的业务，也必然要成为画饼。有一点是清楚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些东西强加于人；但是，英国的政策却趋向于这样一种设想，即按中东各国政府的意愿，为其提供区域性的科学上和经济上的谘询业务，并继续保持和发展由中东补给中心创始的一些合作尝试。这项政策是要中东事务局来执行的，至于中东事务局成立的经过，这完全是属于战后的歷史了。到了1945年晚秋，常驻大臣办公室撤销了，中东补给中心也关门了。它在补给方面的职能主要是移交给英国外交使团的商务秘书处，它在谘询方面的工作则交给了新成立的中东事务局：于是开始了中东的一个新篇章。 第七节　　关于1941—1945年在中东 实施区域性经济的几点评论关于战时中东的种种经济问题，以上的叙述必然是不完善的、简略的。常驻大臣办公室、中东补给中心、三军和中东各国政府处理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经济生活。对于已经揭示的各种主要困难，尤为重要的是，各种可能发生的主要情况，上文所述，或许已经足够使人略知梗概。对从这方面的经验中可以汲取的教训试加评述，也许能有助于提供一个透彻的理解。 在政治上，中东处于一个关键的地位。该地区经济上的不稳定，不仅危及战时把它作为一个基地来使用的盟国部队，而且对世界和平也是个持续的威胁。最近二十五年来，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已日益变得具有爆炸性。危险在于：人口迅速增长，而耕地面积或其他生产资源却没有相应的增加；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以及行政当局的软弱无能和贪污腐化。生产资源的增加主要须靠农业；这意味着要进行一次农业改革，这种农业改革将扫除“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并为充分开发土地资源谋取新的资金。在埃及，可耕地的范围虽然受到硬性的限制，但叙利亚却有大片地区可供更为正规、有效的耕种之用，中东的其他部分也有较小的这一类地区。整个地区的畜牧业可以大大地加以改进，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耕种方法和使用的工具远远落后于西方标准。农业发展首先有赖于土地改革：其次，有赖于大大改进耕种者的健康水平和简单的教育；第三，有赖于推广科学技术和机械，但至少在头两个条件部分实现以前，这是不可能真正奏效的。 第60页 改进粮食供应和卫生事业，至少在短时间内似有可能加速人口的增长，而不是制止人口增长。因此，必须为劳动力在工业方面找到另一条出路，经验显示，很有一些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是可以发展的，如：粮食加工、榨油后油籽壳的处理、小金属制品的生产、玻璃和化学工业以及某些公用事业设备的生产。在这方面，卫生和教育也同样是先行条件。 这一分析立刻使人想到西方文明在它最卓越的两个方面——科学技术与有组织的社会服务——可以给中东作出多么大的贡献。中东补给中心的工作中特别引人注191目的事在于：由于战争需要，它在中东取得了一个立足点之后，得以使中东于短期内、在相当规模上和整个区域的基础上得到一批科学家和行政顾问们的效劳。为区域性合作而实际上已举行的会议和提出的意见，上文提到的，其实还不到一半。1942年和1944年，曾召开过有关分配的管制、运输的发展、统计的协调、理财的方法以及蝗情的控制等问题的区域性会议，对地质调查、气象记录和预测的协作、协同举行人口普查以及关税同盟等问题，也都有建议提出过。 然而，显而易见，这类活动如由大国凭藉其在该地区的政治统治和军事占领来组织，不论其好处有多大，都无法保持长久的进展。农业发展会议可以说是中东协作的盛举，但当人们感到它的决议是出于“外人”的授意时，就不能贯彻执行。中东补给中心在这方面的工作是试验性的探索。它应该使所有中东政府看到进行富有成果的区域性协作的可能性，而遵循的道路又不致引起困难的政治争端，或有损于国家的主权。其实，中东的许多问题都是国际性的——特别是尼罗河和幼发拉底—底洛里斯河的水源管理问题。无需紧密的政治联盟，这些问题也是能够得到解决的。但是，如果没有西方在科学上给予可观的帮助，它们是不能迅速地得到解决的，而连带的条件是，这种帮助一定要大公无私，尤其要避免直接的政治动机或任何控制商业的企图。 英、美或者其他大国联合起来给予的这种帮助能够达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难见分晓的问题。中东补给中心在一个单独的机构内实行完全结合的经验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当压倒一切的战时紧急任务沉重地压在双方的头上时，两国的合作是圆满无缺的。但是，很清楚，甚至早在1943年秋，当詹姆斯?兰迪斯就任之时，很大部分的美国舆论对于英国在一个幅员辽阔的不发达地区建立一套严密的贸易管制制度的动机，就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猜疑。中东补给中心主任杰克逊司令，是一位没有谁能及得上的全心全意提倡英、美合作的人，也没有谁能象他那样欢迎别人的帮助和虚心对待不同的观点。可是，从战后贸易问题开始提出来的时候起，甚至在这以前，除了节约运输舱位问题以外，一提到考虑中东的订单是应该送往联合王国还是送往美国时，立刻就可清楚地看192出，中东补给中心的这两个伙伴之间并非事事顺遂。这些分歧，在1944年和1945年发展到更为激烈的程度，它们并不单纯只限于狭隘的贸易问题，而是发端于对国际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前途持有根本不同的观点。英国在中东的经济工作人员，在严重危机时刻，已辛辛苦苦地建立起一套管制制度；而在美国大量参与中东补给中心工作以前，危机大体上已经克服。这套管制办法效果斐然，并且还为在本地区实行更有建设性的经济计划和经济协作造成了一个机会，本地区恰好也是迫切需要有这样的行动。这是典型的和传统的英国思想特徵，这种思想特徵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可以见到，由于短暂的危急时期，使英国军人和行政人员控制了国外领土，在危急时期过去后，他们在这些地方的辅佐活动往往还继续保持下来——它要比社会主义更为深刻，社会主义不见得是驻中东人员中间流行的信仰。美国的传统在许多方面都是与此相反的。他们把整个中东补给中心的体制看作是一座实行严密控制的大迷宫，无论从那一种有关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的美国观点看来，这都是大逆不道。几英国人认为是天赐良机的，美国人就认为是该死的负担，一有机会就要取消它。这样一种隔阂本来是可以弥合的，尤其是因为中东补给中心的纯粹限制性的职能本已统一划归一方执掌，而建设性的区域性业务也已明确划给另一方掌管；这些区域性业务在许多方面是深合美国人的心意的，而美国官员对此也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然而，　　1944年，由于美国插手进来竞争，就给作为一个联合机构的中东补给中心敲响了丧钟。此外，日益加剧的美元问题格外使美国人恼火。他们行到中东进口商乞求获准向美国订货，而英国财政部却坚决地告诉他们，匀不出多余的美元，因此应在英镑区订货。美国人眼看着美国的军事装备在中东锈烂，因为英国给了他们一种无法接受的选择：要末接受以英镑支付，要末把这些装备运回美国。仅仅这两个问题就足以使相互关系变得极度紧张，致使一个联合机构维持不下去了。这种紧张关系是在上层。在中东补给中心最后结束之前，无论在开罗和在整个地区的中东补给中心分部，各级的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是愉快地并肩工作着。一种纯系谘询性的和科学上的联合业务本来也许是可以继续维持下去的，但要把这种业务同补给机构结合在一起则是不可能的，因为补给机构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贸易问题和重大的观点分歧。 第61页 193　　　　从纯粹的英国观点来看，在中东进行的试验，其经验教训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它揭示出，只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工作，今后在科学和经济领域中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有着丰富多彩的发展可能。此外，它还表现出在行政管理技术，特别是在经济管制以及在文教、卫生等重大事业的组织等方面提供建议，这或许同在纯技术方面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第二，它揭示出战前驻中东外交使团在组织上存在的隔阂。确乎需要为其切磋咨商提供更大的便利，仅仅为此目的，常驻大臣和中东补给中心的工作就具有很大的价值。 第三，它表明有广大范围的工作可以由英国使团的商务秘书来承担。这些经济和商务方面的工作可以合法地进行，对英国和有关的外国政府双方都有莫大的利益，但这些工作不能指望一个负担过重的商务秘书来总揽一切。 最后，它尖锐地提出了为半发达的地区充分调派第一流的科学工作人员的必要性。象中东补给中心所取得的那些成就，就是因为有少数最优异的人士掌握着发展的政策，也因为可以得到具有高度水平的经济方面的建议。这些人大部分只是由于战争的需要才能罗致到，其中不少是穿军装的。 英国和美国在中东成立的区域性经济机构最初是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但是所取得的经验，既为今后的中东，也为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十分明显地指明了使用这种方法的可能性。不过，它需要高度的政治才干为这种机构创造一种有利的气氛；而且必须为它们配备优秀的官员。 第十一章　　埃及的独立要求，1942年1—2月 鑑于哈桑?萨卜里政府在战事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合作，英国为报答起见，对埃及给予及时的经济援助。义大利参战后，地中海已被封闭，只有必不可少的护航船队才得通行。义大利在红海所占地位，也使那条海路的通行成了问题。因此，　　1940年埃及的全部棉花收成可能无法脱手，损失浩大，弥补乏术，对其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并对驻埃英军不断增加的基地设施的安全和有效作用产生不可估量的不利影响。为此，英国政府于1940年 8月7日答应按议定价格购买当年的全部棉花收成，亚歷山194大棉花业认为，考虑到国际情况，这一价格算是公道的，甚至是慷慨的；英国政府还答应，若有亏损，英国将全部承担，若有纯益，则与埃及政府平分，其条件是所得纯益将用于埃及农民的福利事业。埃及各界对于这一协议普遍感到如释重负，不过也有人因为上一季剩下的七万吨余棉不在收购之列而感到失望。然而，英国购买的数量已可满足其正常商业需要的一倍左右，并且估计这批棉花大部分还将存放在亚歷山大。 与此同时，埃及政界人士正继续就参战的技术问题进行辩论，不过英国军事当局更感兴趣的，倒可能是在由他们自己作战的时候能够得到埃及行政方面的合作，而且，埃及参战后如果开罗遭到严重袭击，反而可能成为一个额外的累赘。英国人曾试探性地建议，既然埃及军队按其政府愿望避免介入战争，英国将购回一部分最近供应给埃及的新装备，以供中东部队使用，那些部队装备不足已到危险地步，现在不得不经由漫长的好望角航线进行补给；虽然据说埃及政府欢迎这一提议，可是军队出于威望的缘故却表示反对。国防大臣于7月17日宣称，政府业已同意军队有必要保留它现有的全部武器装备； 军队将继续据有它现有的基地，政府并将从数量和装备上增强其力量。8月21日——到这天为止，亚歷山大在空袭中已约有十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埃及众议院一致决定，“如其领土遭到进犯或其军队受到进攻”，埃及应即自卫。9月13日，意军越过埃及边界，《报导报》声称，意军将发现英埃军队并肩作战，并说埃及人深信“他们自己的和英国的〔原文如此〕防御手段是坚不可摧的”；但是，埃及政府几乎同时为其按兵不动立即找到藉口，或曰相信英国能够阻挡入侵，或曰义大利的进犯并非真正要进攻埃及，而不过是诈兵之计。 9月19日，意军进抵边界以东五十英里的西迪巴腊尼村后第三天，萨德党领袖、众议院议长艾哈迈德?马希尔在曼苏拉省府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主张埃及人应该同仇敌忾，扞卫独立，驱敌出境。他的这一主张出于民族利己的考虑，这种考虑在战后英埃谈判过程中证明为很有先见之明：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立场〔不参战〕，我们将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战争结束时，我们将何词以对盟国？……“现在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吧！”如果他们回答说：“你们无力履行扞卫你们国家的责任。经验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怎么能听任你们成为另一次进攻的牺牲品呢？为了你们本身的利益，我们要留在这里，保护你们。”这不也是言之有理吗？ 继而在9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艾哈迈德?马希尔及其萨德党的副手马哈茂德?法赫米?努克拉希建议向义大利宣战。当这一建议遭到内阁的所有其他阁员拒绝时，四名萨德党部长辞职。内阁却决定将埃及军队增加五千人，并宣布全国实行全面戒严；首相在接受萨德党人辞职时宣布，在没有明显的好处或必要的情况下，他反对将国家投入战火；假以时日，以待高深莫测的种种秘密意图真相大白，方较稳妥有利。这一政治危机最后确定了埃及不参战的方针。埃及的行政机构、社会团体和个人以及埃及部队都继续协助盟国的事业，但政界人士对战争的态度则消极如故。他们虽然有时也由于在埃及国土上作战的英军当局的推动，勉强有所行动，但这方面的自觉活动196却很罕见。事实上，他们的主要活动仍然停留在惯常的党同伐异和个人争权的水准，犹如一群潜居海底深处的动物，只有当海面上的战争风暴掀起万丈怒涛之时，其我行我素的态度才能有所触动。几位萨德党大臣的辞职使《最后一点钟》周刊恳切陈词，对埃及政局作了一番评论：自由立宪主义者与华夫脱党基本上一心一德，都坚持要求英国应该保证在战后撤出埃及，承认埃及在苏丹的仅利，并且修改条约条款。人们问道：埃及人为了避免义大利可能的占领而奋起作战，其结果却是维护英国人实际上的占领，那又为什么要作战呢？如果英国人能够对现在提出的要求作出保证，那么义大利自称是为埃及自由而战的口实也就失去了依据，如若继续进军，就证明是蓄意侵略了。 第62页 11月14日，众议院新的一届会议开幕，六十五岁的首相在开幕式上宣读国王圣谕时心脏病发作，猝然身亡。次日由海珊?西里组成一个同前内阁大同小异的新内阁。海珊?西里是位着名的无党派人士，是个土木工程师，曾歷任公共事务大臣、国防大臣和财政大臣等职。华夫脱党拒绝支持新政府，萨德党则宣布，他们虽然准备在国家重大问题上同政府合作，但仍将保持其反对派的立场。 9月16日，意军可能由于补给跟随不上，到达西迪巴腊尼以东后便停止前进。26日，海军上将雷德尔向希特勒进言，他怀疑义大利人是否能够独自占领苏伊士运河，因此敦促德国插手。希特勒先派冯?托马将军往利比亚，就战局提出报告，后于10月4日在勃伦纳山隘同墨索里尼会晤时，又建议在西部沙漠投入一个德国装甲师。然而义大利人不甘在自己的战场上相形见绌。墨索里尼表示，在前进计划第三阶段，即自马特鲁向亚歷山大推进以前，他不接受这一建议：可是，墨索里尼并未向西部沙漠进逼，而是认为入侵希腊易如反掌，几乎未经与德国人磋商，便鲁莽从事了。 1940年12月9日开始向意军发动反攻，1941年2月6日攻克班加西，反攻大获全胜，义大利人被逐出了197埃及领土，埃及举国上下为之欢欣鼓舞。由于义大利占领的危险突然解除，大批外国军队驻在埃及所造成的种种麻烦也就得到了补偿，对于英国这一功绩的颂扬，也由衷而生，溢于言表。1940年12月15日的《金字塔报》写道，现在没有任何人再能怀疑，英埃条约对埃及的安全乃属必不可少，而埃及为履行其条约义务所作出的牺牲不过是为其获得的利益所应付的代价而已。而况英埃友谊已经由于近来许多事件得到巩固，所有的埃及人都终于认识到，这一条约并不单是些书面文件，而是关系到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利益。不过，当时也有一种倾向，过分夸大埃及对胜利的贡献。《图画》周刊（1940年12月20日） 写道，埃及针对义大利以及义大利在埃及的财产和侨民所採取的行动，远远超过了条约规定的法律要求。“但是，埃及所採取的最有力和最有效的行动是它没有对义大利宣战”，因而保护了作战部队的运输和供应。各部大臣和政府各部门，无不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以满足英军司令部每日每时提出的要求，甚至把这些要求置于埃及人民需要之上，而埃及人民因为懂得“联合防御”符合双方利益，所以甘愿忍受一切。“这是埃及的一次惊人壮举”； 一旦认识到现代战争的根本在于准备和补给，认识到“平民军队”和作战军队的同等重要，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埃及人民如此热烈欢唿最近的胜利捷报，这是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有权声称他们也是胜利者，他们也收復了失地，他们也虏获了战俘，他们也进行了战斗并赢得了战斗。”这种“战场内外结合的战略”，是两国外交家和军事领袖的一项杰出成就，应予保持和发扬。 1941年1月10日以后，韦维尔一再收到战时内阁发来的指示：为了从中东抽调尽可能多的陆空军支援希腊人，以防御德国料将从保加利亚发动的进攻，昔兰尼加只能由保护埃及基地侧翼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兵力驻守。韦维尔后未承认说： 在昔兰尼加冒了相当大的危险。……当时我估计：对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意军可以置之不理，而德军鑑于义大利海军起不了什么作用，也不大可能冒险将大批装甲部队调来非洲。我因此作出安排，仅将少数装甲部队和一个受过部分训练的澳大利亚师留驻昔兰尼加。 我们对希腊承担义务以后，德军增援的黎波里的证据越来越多，他们在增援的同时并对马尔他进攻，阻止从该岛对的黎波里的轰炸，对这种轰炸，我曾寄予很大希望。德国对班加西的空袭，使得补给船只无法利用该港，这又增加了我们的困难。…… “鑑于德国装甲部队和飞机抵达的黎波里塔尼亚，”韦维尔被要求对此发表简要意见，他于3月2日復称：“我认为他们（敌人）不会用这样的兵力试图夺回班加西。最后可能使用两个德国师来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这样的攻势在夏末之前也未必能够展开。”帝国总参谋长于3月中旬巡视班加西以南的前沿阵地后，曾于18日电告伦敦：韦维尔对防御问题筹措有方；但据说他同时也曾对澳大利亚参谋人员说，“部队看来不久要‘碰得头破血流’。”当轴心国军队在阿盖拉以西的结集已是显而易见的时候，韦维不于27日向参谋长委员会汇报说，鑑于上文已经提到的困难，目前我在昔兰尼加的兵力薄弱，而又无法获得最感需要的装甲部队的增援。……今后一两个月的情况令人忧虑，但是敌人也有极为困难的问题，我敢断言：敌军人数是大大地夸张的。不过，目前我不敢随意地大胆使用我这支力量单薄的装甲部队。现正採取措施增援昔兰尼加。……我本身的主要困难在于运输。 轴心国军队于3月31日发动进攻，事实上其目标只限于向班加西以南八十英里的阿杰达比亚推进。不过他们的装甲部队、枪炮武器、机动能力和技术效率都大大胜过力垠薄弱的英军；且有德国空军逞威，获得全部制空权。结果是造成了一个“悲惨插曲”，英国装甲部队“由于机械损坏，供应脱节，几乎没有打就全部溃散了”。到4月11日，英军被赶回到埃及边界，托卜鲁克要塞受围。埃及国内一片沮丧，人心惶惶，首相虽一再公告安定人心，也无济于事。股票价格暴跌，大资本家伊斯梅尔?西德基力促内阁向德国声明：埃及是独立的非交战国家，它虽反对损害其领土完整的任何企图和任何侵略，但其行动只不过是履行英埃条约规定的义务而已。据报导，德国外交部曾于4月17日宣布： 第63页 德国政府怀着极大的兴趣注意到埃及政府的态度，埃及政府现在谋求奉行的政策，旨在使埃及这个国家和民族免受战祸的牵连。德国政府除非必要，无意为埃及的此项政策制造困难。但是，众所周知，哪里有英国军队：我们就必将在哪里予以歼灭，因此，我们也将在埃及这么做。 西部沙漠战线刚刚恢復稳定，伊拉克的政局又因拉希德?阿里的暴动而动盪不安。当伊拉克军队与英国驻军发生火併的时候，埃及首相于5月4日致电拉希德?阿里，吁请他以睿智和谅解平息事端。同时对一些潜在200的颠覆性人物採取了防范措施，前任首相阿里?马希尔亦在其中。现任首相要他离开开罗，乡居家中。5月15—16日夜间，曾任阿里政府埃及部队总监的阿齐兹?阿里?米斯里，乘坐一架埃及空军飞机，由两名埃及空军军官驾驶，潜离开罗飞往贝鲁特，但仅飞出十英里，即被空中交通管制当局迫降。机上人员逃脱，但于6月6日在开罗郊区某处被捕。5月19日，教育大臣宣布，极端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首领、教育部雇员哈桑?班纳已由军方命令遣往上埃及。次日，据宣布，阿里?马希尔内阁的社会事务大臣及其“核心内阁”成员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重任由他创建而曾被两名议员于4月16日谴责为危险组织的国防义勇军的首领。日本公使馆被褫夺发送密码电报和派遣外交信使的权利，电话通话受到检查，日本、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设在亚歷山大和苏伊士运河区的领事馆被迫关闭。 6月7日和8日，亚歷山大两次遭到空袭，死六百五十多人，市内居民，特别是贫民阶层，仓皇外逃，据估计共达三十万人，几占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四十。政府因无适当防备、拆屋救护工作迟缓、难民收容场所安排不足等等而受到指责。首相于6月11日宣布，英国政府已表示愿意提供一百万英镑作为防空之用，并从英国运来必要的物资和派遣专家前来指导。但是，民族主义议员菲克里?阿巴扎则要求在柏林和罗马进一步力陈埃及的非交战国地位。一周后，在华夫脱党的勐烈抨击之下，内阁首相被迫表示，政府希望德意两国能够理解埃及并非交战国家。6月24日，参议院就政府应“竭尽全力使非军事目标免遭空袭”这一动议以及其他动议进行辩论。华夫脱党领袖坚决主张应同英国谈判，承认开罗为不设防城市，首相答称，他希望能在数天之内宣布一项贊成举行这一谈判的决定。一位民族主义参议员随即又提出，应要求英国海军撤出亚歷山大，以使亚歷山大也可以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这一运动日渐得势，直至英国当局于9月中旬要求埃及旨相对此类煽动加以制止，因为“要将英国军队和军火库迁出开罗是绝对不可能的”。后来敌军对埃及城市的空袭日渐减少，这一问题就不再提及了。 将近5月底的时候，　　1940年生产的谷物已告枯竭，小麦、面粉匮乏，造成严重困难。埃及通常很少进口谷物，英国当局购买的数量也微乎其微。《报导报》商业编辑称，这种匮乏现象主要是由于运输困难，也是由于商界的操纵，他们煽风点火，反对出口，扬言当年收成将大大低于去年，以此为幌子哄抬物价；而促使商人囤积居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无疑是担心隆美尔在惊人的推进之后入侵埃及。6月2日，小麦、面粉和面包的管制价格提高，面包而获准可以搀用米粉或玉米粉最高到百分之十。 但是，不满情绪依然如故，一些生产者和商人扬言要拒绝出售，继而面包商也在6月8日要挟政府，如不维持小麦和面粉的供应，他们就将罢市。政府于是立即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徵收商店、银行等库存的小麦，按管制价格出售。两天后，这一命令又扩大到囤存的玉米，并对拒不开业的面包商实行惩罚。与此同时，据报导，已从英国军事当局购得一万五千吨小麦和面粉。管制价格再次提高，据官方初步估计，　　1941年的谷物收成将较前一年下降百分之十七，这就加强了政府应该限制下一季棉花种植面积而扩大粮食播种面积的主张。将近6月底时，开始试销一种含有百分之六十五面粉和百分之三十五玉米粉的标准面包，售价降低。7月2日，政府订购的首批澳大利亚小麦到货，作为储备，以防当地小麦价格进一步上涨。 鑑于上述各方面的困难日益增加，政府谋求在国会内扩大其支持某础已非一日。参议院有坚强的华夫脱党反对派集团占到议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三。按宪法规定，参议员中半数将于5月6日任期届满卸职，其中部分将进行补选，部分将由国王根据各部大臣推荐任命接替。3月24日，首相宣布，因为国际局势的缘故，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其缺额补选将无限期地推迟，本应卸职的议员将延长任期；但另一方面，任命议员的补缺则照常进行，结果华夫脱党的十三名任期届满的议员中只有一名得到重新任命，这样把反对派集团降低到百分之三十六的比例，就比较可以驾驭了。华夫脱党当然非常愤慨，当德军于4月间横扫昔兰尼加而使埃及再次确实相信面临战争现实的时候，他们于是拒绝同政府进行任何合作。5月初，建立国民政府的尝试失败，主要原因就在于华夫脱党坚持要求解散议会，举行新的选举，而一些白由立宪主义者和萨德党人则坚决反对这些要求。6 月初，首相再次试图扩大其联合政府的基础，但在职位分配上发生了最后一分钟的分歧，未能同在野各党达成协议。内阁到7月31日才最后重新建立，由五名萨德党人参加进来，同五名自由党人和五名无党派人士联合组成：据称萨德党人鑑于公众舆论的反对，已经断然放弃其主张埃及宣战的政策。 第64页 华夫脱党仍拒绝合作。 203　　　　　由于运输困难，英国向埃及所购1940年生产的棉花至多只运出了百分之六十。为了不使埃及棉花落入不友好的中立国家之手，而又不使埃及经济受到损失，英国曾于1940年8月以两千五百万英镑左右买下了埃及1940年的全部产量。虽然埃及农业部已经劝告减少棉花种植，种植人依然指望英国会再次收购1941年的全部棉花收成，且会提高价格，因为生产成本增加了。他们还期望战后也会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出现繁荣局面。不过，英国政府却不愿如此遭受盘剥，只同意按上一年的价格与埃及政府分购当年所产棉花，最高额不超过八百万埃担（三十五万吨）。埃及首相在作此宣布的同时，把规定来年植棉面积减少近百分之二十五的法律递交议会讨论，随后又宣读了英国大使的一封信，声言：本届议会如不通过此项法律，英国政府就将认为不再负有收购的义务。当指出由于埃及货物无法出口，其棉花价格不能随美棉价格（已经上涨）核定的时候，贪心重利的地主和商人都不信服，有些人甚至主张埃及政府收购全部收成，并以此作为储备，发行必要的公债以解决支付问题。政府坚决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在财政上和经济上都不妥善，但最后，为了安抚他们，却不得不牺牲埃及纳税人的利益，提出对全部棉花收成每埃担付给四十皮阿斯特（八先令）的附加费。 政府此时又面临肉食业出现的危机，开罗和亚歷山大的肉食供应已经中断数日。零售商诉苦说，他们无法按管制价格出售，因为他们不得不以高价向批发商买进；而批发商则又抱怨牲口贩子索价太高。物价委员会于是决定提高价格，同时颁布一项法令，规定对牲畜实行徵购。在此之前，其他一些商品如食糖、石蜡、棉线等等，也发生了严重危机，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实行徵购办法。这时另一个困难是开罗电车和公共汽车司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以敷日益增涨的生活开支，据估计，当时的生活费用已为1939年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二，并正以每月百分之四的速度继续增加。罢工很明显是由王室子弟、工会主席纳比尔?阿巴斯?哈勒姆组织的，他声言，工人几经努力要求政府考虑他们的情况，但均遭失败，最后才不得已举行罢工。当首相向纳比尔保证半月之内满足某些要求之后，罢工宣告终止。9月24日，军方发布命令，宣布严惩囤积居奇或违反管制价格的生产者或商人，并规定强迫申报库存物资。9月29日，内阁同意凡月薪不满十英镑的职工一律增加百分之十，此项标准经与主要私营企业的董事们商定，同样适用于他们的企业。与此同时，政府发出正式警告，凡企图罢工、煽动罢工或制造事端者都将严惩不贷。 虽然证购了大量食品，并努力实行价格管制，危机却更趋严重。　　10月2日，供应大臣宣布，自5日起开始配给含有百分之八十五小麦和百分之十五大米的面粉，磨坊主和商人还必须在10月5日前申报所有与官方规定比例不符的面粉存量，面粉商拒不服从。10月8日，开罗面包商由于无法弄到面粉，被迫停业；据报导，位于三角洲的扎加济格市已有四天不见面包。不过到 10 月月中，首相就宣称已作好安排，将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大 205批小麦和玉米；20日，供应委员会也已能宣布本国储备的小麦和玉米正在运抵开罗了。与此同时，政府发出唿吁，要求种植人将棉田面积减低到最近法律规定的最高限度以下，以改种粮食，还提出凡种植粮食超过规定限额者受奖。第五纵队当然不会坐失时机，他们立即指责英国囤积埃及出产的粮食，造成了粮荒，其实英国在1941年所购粮食还不超过全部产量的百分之二，而在1940年则是应埃及政府的请求而购买的。再一个困难是由于囤积贫民日常购物不可缺少的小辅币而造成的，要兑开一张一镑的纸币就得付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六的贴水。据统计，纸币的流通量与战前相比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五皮阿斯特与十皮阿斯特（一先令与二先令）的辅币增加了百分之百，而小辅币却只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同时，突然回收第一批发行的十皮阿斯特的纸币也造成恐慌。但在10月底，据宣布，价值十万英镑的小辅市正从伯明罕运来，另有七万五千英镑的银市将由国内铸市厂铸造。此外，由于棉织品生产战前只占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加之1941年进口棉布又降低到1938年大批进口的百分之四十四，于是又引起衣着奇缺。国内生产当时已经扩大，工厂主也被强迫生产一定数量的“大众棉织品”；但在向各省、各县分配时却需“根据购买力和心理上的地位加以调整，结果等于城市的配给量两倍于小的城镇，三借于乡村”。 11月议会復会时，经济情况仍无好转，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又立即引起了争购进口货，尤其是美同货。这种不论价格只顾抢购的现象促使商店老闆把价格又提高了206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而另一方面，议员菲克里?阿巴扎则埋怨说，政府要商号与政府一致行动，将雇员的最低工资增加百分之十的建议，没有收到什么效果，或者根本无效。12月末，亚歷山大和苏伊士再次发生面包和面粉短缺现象，其原因不一，有的由于种植人、商人和消费者的囤积，有的由于规定面粉掺合玉米粉和米粉后面粉厂的工作混乱。据农业部估计，消费者的粮食需要量总共短缺百分之九。下一季节作物播种数量和面积分配虽已作出规定，但却迟迟未经落实，阻力主要来自大地主集中而又为资本家伊斯梅尔?西德基所把持的“农业协商委员会”，《金字塔报》和其他报纸对此纷纷提出强烈抗议。《金字塔报》（1942年1月12日）指责某些人由于不愿“开罪大多数种植人”而对此事听之任之。政府乃提出建议，将棉田面积作一定程度的削减，做到通过鼓励种植粮食，可望增加粮产二百七十万伊尔达卜（irdabb），以此弥补预料的不足之数。但是华夫脱党则要求完全用进口来弥补差额，并且质问：战争如果很快结束而埃及却有大量余粮在手，后果将会如何？在1942年1月19日的第二次辩论中，伊斯梅尔?西德基争辩说，战时匮乏是不可避免的，按现有面包供应量削减百分之七点五左右绝不致造成饥荒。如果不作削减，国家的整个经济结构势必崩渍。棉花仍旧是埃及经济的根本。但是首相提醒议院，英国不会以高于1941年的价格购买1942年收穫的棉花，甚至很可能降低价格。供应部大臣并宣称，大家作为依据的粮食差额数字是过于乐观的，实际的差额不是二百万伊尔达卜，而是四百万，近乎消费者需要量的百分之十五。 第65页 这时，麻烦的事从四面八方涌向西里帕夏。　　1941年期间，维希法国驻开罗公使馆同其他不友好的中立国家一样，其密码电报和外交信袋往来都受到限制，驻亚歷山大和苏伊士运河区的领事馆也受到限制。1942年1月6日，埃及政府宣布，鑑于它己陆续同所有与其盟国英国交战的国家断绝关系，它现在决定“暂时中断”同维希法国的外交关系。1月8日，外交部向新闻界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提到〔维希〕政府官员所作所为同驻埃英军的安全不协调。埃及政府处理了这种情况……对某些官员……採取了措施，拘留了一些人，驱逐了一些人。但是，事端依然不断发生，致使对某些官员个别採取措施已经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此，英国政府又重新要求断绝与维希政府的……外交关系。…… 英国政府最近得到重大消息，使它不得不催促埃及政府就此问题迅速作出决定。 1911年12月31日，财政大臣宣布辞职，原因显然见与阁僚意见不合，但他此时的辞职并未加强首相的地位，因为首相物色不到愿意担任此职的人选，最后不得不由他自己在兼任内政大臣和掌握大权的军事长官以外再暂时兼代了。与此同时，维希法国的公使波齐正四出私下活动，竭力设法使埃及政府收回与维希断交的决定，而且确已煽起二十二岁的法鲁克国王的愤慨，因为决定断交时他不在开罗，他认为他的政府没有按常规徵求他的意见。据一些报导说，这位国王在他的两个兄弟阿卜德?瓦哈卜和阿卜德?阿齐兹——两人都是宫廷大员，也是阿里?马希尔的马前卒——劝导驱使下，要求撤换外208交大臣。但首相却支持其阁僚；当时看来也有妥协的可能，但阿里?马希尔在宫廷里的朋友们却利用群众对供应状况的不满，利用日本最近在远东的胜利和德国最近在昔兰尼加的得逞，鼓动极端主义学生于1942年 2月1日上街举行游行示威，于是西里在第二天便提出辞呈。两里素来完全忠于英埃条约，英军总司令将埃及军队所给予的协助视作西里政府友好愿望的一种最真诚的表现。 以后的情况，英埃双方可能出于当时相互之间的某种谅解，都从未发表过权威性的叙述，甚至现在，英国官方对此问题仍然讳莫如深。不过，毕竟还有一些非官方的报导问世，透露了下述情况，某些细节或有不确之处，但基本情节可能与事实相去不远。英国大使（迈尔斯?　　209 兰普森爵士，后为基勒恩勋爵）为挽救西里政府，曾于1942年1月28日谒见国王，其后又于2月3日晨，在国王未及与任何埃及政界领袖会商之前，再次谒见国王。 据悉，他曾抱怨说：友好的西里政府同英国的合作因外来阴谋而受到阻挠；对轴心国的宣传未加充分制止；亲轴心国分子逍遥法外；学生受到鼓动举行亲隆美尔的示威；现在敌军正在昔兰尼加前进，战略局势对埃及这个英国在中东的重要基地已是危机四伏。大使说，他因此不得不坚决要求按宪法上的习惯做法，组成一个能够控制全国大多数人，因而也能控制国内局势的政府；大使要求国王诏令穆斯塔法?纳哈斯组织新政府，他身为华夫脱党领袖，定能控制这一多数。然而国王回答说，他要同包括纳哈斯在内的政界领袖商量，以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不难推测，有些出谋划策的人很想值此战略局势动盪不定之际，将实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其目的很可能是要在隆美尔一旦长驱直入到尼罗河流域的时候建立以阿里?马希尔为首的政府，那就可以按他1940年6月曾经图谋採取的方210　针，同轴心国打交道了。于是，英国大使遂于2月4日中午发出警告：“如若我于下午6时仍未听到纳哈斯帕夏受命组阁的消息，法鲁克国王陛下就必须自食其果。”据报导，美国公使曾应英国大使的要求通知国王，他的政府希望任命一位对盟国事业抱友好态度的人士。国王于下午3时至4时召集政界重要人士开会，与会者劝告国王不要接受英国最后通牒。下午6时，宫廷总管艾哈迈德?哈萨纳因拜访英国大使馆，转达这一答覆，大使馆告诉他，英国大使将于晚上9时去见国王。届时，三辆英国轻型坦克，由步兵随同，未遭皇家卫队抵抗就进入了皇宫大门。大使在英国驻埃及军队总指挥官r?g?w?h?斯通中将陪同下，坚持国王传唤多数派领袖纳哈斯已属绝对必要。国王显然出于哈萨纳因的建议，于10时再次召集政界领袖，告诉他们他已决定委託纳哈斯组阁。次日，纳哈斯在上书接受这一任命之前，向英国大使递交了一封信，主要内容如下： 不言而喻，我接受此项重任是立足于无论是根据英埃条约或者是埃及作为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的地位，都不允许盟国干涉埃及的内部事务，特别是政府各部的任免事宜。 英国大使对此表示确认，并且声明，“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是谋求同作为一个独立的盟国的埃及政府进行真诚合作，共同履行英埃条约。”纳哈斯在这一声明发表后组成内阁，并于2月7日宣布解散国会，以便重新选举。 这样，英国人就克服了盘踞在埃及宫廷之内的强大211的敌对势力，这些势力不相信英国能够拒德国人于尼罗河流域之外，并希望不受掣时，调整政策，使之适应日后德国的入侵。埃及宫廷不得不有所考虑的，不仅是义大利政府正在培植一个“设在欧洲的埃及国民协会”，而且还有于1914年12月被英国人废黜、现正在欧洲中立国家逍遥自在的前国王阿巴斯?希勒米二世的要求重登埃及王位，如轴心国一旦得胜，便可能支持他的要求。另一方面，英国人的看法是，有一切理由需要成立一个合乎宪法规定的、以广泛的人民群众拥护为基础的政府（西里政府虽有良好愿望，但却缺乏这一基础）。而华夫脱党不象其他各党那样充满着大生产者和大商人的代表，因此说不定会对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分子採取更为强硬的方针； 第66页 至少，它的优良的组织遍布全国，在应付群众不满情绪方而，也许可望比那些没有扎根在广大公众之中的“贤达名流”拼凑的联合政府更为有效。事实上，后来当英国军队和轴心国军队在阿拉曼对垒相抗、充满危机的几个月里，纳哈斯确实给予英国充分合作；华夫脱党的反对派虽曾佯称英国2月4日的行动使他们受了奇耻大辱，但在1942年夏，许多人也协同安定了民心。 第十二章　　轴心国入侵埃及 供应问题长期存在，华夫脱党的新政府必须立刻予以处理，它一反前政府试行无效的管制政策，在1942年2月12日废除了对小麦、玉米的徵购，取消了对谷物、禽、蛋在国内贩运的限制。继而于14日，以3月31日为限期，暂停执行对囤积居奇者严惩不贷的军令，并宣布政府将以高出现行管制价百分之五十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小麦和玉米，增加的价格将不转嫁给消费者，而由国库支付。2月24日，内阁秘书处宣布，所有农业劳动者和政府各部门雇用的其他劳动者的生活费津贴将予增加，使正式受僱的成年劳动者的每日收入不低于一先令，即把先前最低的工资提高百分之五十。3月1日，据宣布，英国当局212已经同意从进口军用储备中贷给埃及政府大量小麦。鑑于生产者和商人对政府提高价格的反应令人失望，财政大臣因为手头有了这批供应品，加上已经运到的或据称已经装运在途的数量又很可观，于是便向他们发出警告：凡到3月31日尚未向政府出售其囤积存货的，以后只准按老的管制价格而不得按提高的价格出售。 3 月份整月为选举运动所占用。华夫脱党曾向各反对党提出，在某种条件下，可给他们全部席位的四分之一，但谈判破裂。2月23日，报上发表了萨德党领袖的信，勐烈抨击华夫脱党利用新闻检查压制报导或发表使政府麻烦的消息和意见，而新闻检查理当是保障军事安全的工具。自由党和萨德党宣布抵制选举，不过准其党员以个人身分参加竞选。投票人数相当少，华夫脱党在众议院获得百分之八十九的席位；国王指派的参议员经调整之后，使该党在参议院也得到百分之五十四的席位。 华大脱党已迁就民族主义分子的意见，释放了阿齐兹?阿里?米斯里，并释放了在上年5月他企图偷离埃及一案中有牵连的两名埃及空军军官，还解除对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穆罕默德?阿里?塔希尔的拘留，把他释放出来。据报导，纳哈斯在与极端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会谈中，得到这位领导人的保证，支持他的政策，政府宽恕了这些情节较轻的捣乱分子，但在另一方面，对危险的对手阿里?马希尔公然拒绝关于停止他的一切政治活动和责成他乡居家中的命令，竟于4月8日在参议院出头露面的情形，就不能容忍了。他一离开参议院，就遭到逮捕，一道军令，把他拘禁在乡间。　　21 日，纳哈斯向众议院作了解释，他说：“提起阿里?马希尔的名字的时候，总是同‘危及国家安全的某些重大亨件’联繫起来”，还说，作为首相和军事长官，他决不允许任何人在埃及于出“任何可能破坏正在扞卫民主和自由的盟国有权取得信任的事情”。他得到一百八十五票贊成、五票反对、六票弃权的信任票。 财政大臣科普特人马克拉姆?乌拜德在4月27日提出预算时，谈到通货膨胀的危险和必须採取的适当对策——鼓励生产，控制消费，节约政府开支和限定主要必需品的价格。可是，这是他作为华夫脱党内阁大臣最后一次的重要行动，因为他在5月23日把21日他在内阁反对三名官员破格提级的意见告诉了报界，而这三名官员中的两名是首相的亲戚。但是，马克拉姆採取这个行动的真实原因，可能是他一直在进行活动，想保住他以往压倒纳哈斯的优势和凌驾于华夫脱党之上的地位，而纳哈斯也由于多少受到妻子的挑唆，对马克拉姆已有所不满。 便不再甘愿让他声势夺人，希望保持独立行事而不受其支配。马克拉姆在内阁中未能取得任何支持。5月26日，纳哈斯提出政府辞呈并组织了新的内阁，这位竞争对手不在其内。7月7日，马克拉姆被解除了十五年来一直担任着的华大脱党总书记职务。13日，拥护他的十五名众议员和四名参议员被开除出党。这些不满分子重新组织了一个华夫脱党独立小组，亦称同盟。 1940年和1941年，埃及处境已是危如累卵，而今更是战云空前密布。当隆美尔的1月挺进在绿山东端停顿下来，其伸向沿海一翼已在托卜鲁克西面约五十五英里的时候，德国人已自1941年12月21日起对马尔他发动了勐烈的空中攻势，致使该岛的供应情况到2月中旬已经非常危险。参谋长委员会要求奥金莱克考虑发动一次进攻，确保绿山东端的一些机场，以便为4月中旬前往马尔他的一支巨大护航队提供充分的战斗机掩护。可是，敌人的一支由七艘船只组成的护航队，前不久却利用对马尔他的空中攻势已经到达了的黎波里，几乎可以肯定，上面载有大批坦克。所以奥金莱克预料如果要发动一次有相当把握可操胜券的攻势，最快在6月以前，他未必能够具备必要的坦克优势；没有这种游刃有余的优势，他势必要冒彼各个击破的严重风险，甚至可能失掉埃及。然而陆军部对他所作坦克实力对比的估计表示怀疑，并坚持下几周内在昔兰尼加发动一次攻势是当务之214急，因为这不仅是马尔他的安全所需，而且也是在敌人还比较软弱和后援不济的时候唯一有希望的一战。也还有一种想法，用邱吉尔对奥金莱克的话来说，即“预计不久德国即将对俄国发动一次极为勐烈的反击，你的给养人数六十二万五千之众……如仍按兵不动，而准备在7月份进行另一次事先精心布置的行动，实令人难以容忍”。邱吉尔提议奥金莱克去伦敦面商。奥金莱克踌躇再三，方始决定不宜离开他的司令部而应命前往伦敦。 第67页 于是，改由前往印度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和帝国副总参谋长中途在开罗停留，同他进行了研究，并经同意暂定5月15日为进攻日期，但以届时必须具备必要的坦克优势为条件。可是，邱吉尔对此仍感不满：“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是，马尔他的可能丧失以及陆军的无所事事，而此时俄国人却正在奋不顾身地抵抗德国的反攻，敌人则比我们更快地向利比亚增援。”4 月23日，奥金莱克亦他本人的要求下，从参谋长委员会收到一份关于印度洋形势的详细的长篇评判。这一评判迫使他作出如下结论（对一位中东总司令来说，这是个不寻常的结论）： 按参谋长委员会所描述的情况，马尔他的命运可能已经决定，但我们担当不起在利比亚发动攻势。我们宁可集中力量加强中东防线；并抽出我们所能抽出的全部力215量增援印度，以冀堵住日本人的前进而不致为时太晚。 他指出，如时机尚未成熟而即发动进攻，使他的装甲部队毁于一旦，则他不仅守不住埃及边境上的设防阵地，而已势必要退到阿拉曼，那距亚歷山大就不到七十英里了。 他说：“那时候，埃及经受的风险可能比马尔他沦陷要产生更坏的后果。”反过来，他认为，如果“我们在利比亚採取守势……则在8月以前，乃至8月以后，都不致发生新的危险；纵或我们在昔兰尼加的兵力削弱了，敌人在三个月左右也未必能够集中足够的力量来发动一次重大的进攻。”这就促使邱吉尔于5月10日向他下了“必须服从，否则免职的明令”，饬令他及时发动一次“牵制性的战斗”，胁助一支护航队在6月里没有月光的一周内前往处境困难的马尔他。邱吉尔指出：“敌人本身可能正在计划于6月初向你进攻”，情况也确实如此，所以，奥金莱克在5月19日接受这些命令时，復称：“有可靠的迹象表明，敌人打算在最近向我们进攻。” 隆美尔的部队已不断得到加强，5月26日晚，他向艾因加扎勒一托卜鲁克一比尔戈壁一比尔哈凯姆四边形的英国第八集团军防御体系发动进攻。据后来了解，他曾希望在进攻的第二天就拿下托卜鲁克。在这方面，他是落空了；但是，他却成功地突破了盟军的防线，在对方的主要阵地上建立了一个具有威胁性的突出部，并使盟军装甲兵团受到重大损失。第八集团军反攻被阻。隆美尔于是迫使自由法国第一旅在坚持将近两周的英勇抵抗之后，于 6月10日撤出比尔哈凯姆。接着是6月12日和13日阿德姆和“骑士桥”附近的装甲大战。在这场大战中，英军原有的三百辆坦克残存下来的只有五十辆左右中型坦克和二十辆步兵坦克，而敌人看来很可能仍拥有其两借之数，并由他们占领了这个战场。这一失败使英军同艾因加扎勒的交通线受到威胁，艾因加扎勒后来也被迫放弃了。奥金莱克这时命令里奇将军（第八集团军总指挥官） 216　将敌人牵制在阿克鲁马到阿德姆一线以掩护托卜鲁克，并向首相作了汇报，他希望阻止敌人控制托卜鲁克和埃及边境之间的地带；但是6月17日敌人占领了阿德姆东面的西迪里齐格，从而开始包围托卜鲁克，同日下午，英军的残余装甲部队在与敌人强大部队的遭遇战中，受到重创，全部坦克除二十辆外均遭损失，遂使敌人得以完成对托卜鲁克的包围。20日，敌人遂向托卜鲁克发动进攻，第二天这一要塞就陷落了。 埃及方面对比尔哈凯姆的失守，非常镇静，原因之一是官方多次说明其失守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战略意义：可是，托卜鲁克陷落的消息却引起了公众极大的注意，谣言蜂起。6月24日，纳哈斯告诉议院，他已得到英国政府的明确保证，它将坚决竭尽全力抵御对埃及的任何侵略。 他对英国的形势比去年退却时期已有好转，感到满意。蛊感人心的煽动性的谣言必须批驳。他警告那些散布谣言217的人说，等待着他们的必然是最严厉的惩处。公众能作的最大贡献，莫过于警惕每个阴谋分子和间谍。关于英国政府已要求埃及动员和宣战的传说，绝非事实，全属虚构（这一最后说明得到热烈欢唿）。6月27日，《报导报》发表述评来安慰读者，说韦维尔将军一贯认为马特鲁是天然屏障，想来奥金莱克正在该地从事准备，以求一战。可是，奥金莱克于6月25日作出决定，鑑于第八集团军处境如此危急，埃 及 面临 的 危 险如 此 巨大 ， 他 不得 不 亲自 挂 帅 ：｛ewcmvimage，mvimage，　！03200510＿0350＿1.bmp｝ 我感到，我们在坦克和野战炮这两个在沙漠战争中克敌制胜的主要因素方面，力量都非常薄弱，所以我们能否有守住马特鲁阵地之望，是个很大疑问。……敌人既有坦克优势，看来可能会包围我们敞开的南翼，或者突破我们的中心，而这些地方，我们都只能稍事防守而已。但不论何种情况，敌人可能会孤立我们的一部分部队，然后加以各个击波，而这正是我所决心避免的。我确信，首要的是把折损很大的第八集团军集结起来作为一支机动部队，保持其行动自由。因此我决定，我不能冒把它束缚在马特鲁的风险。 马特鲁一旦失守，对埃及士气将会是进一步的打击，而轴心国的宣传无疑将欢唿为又一胜利。但这些不利之处同彼打得七零八落的危险相比，看来还是微小的。那时候，除了我从叙利亚调动前来的澳大利亚第九师外，可以防守亚歷山大、开罗一线和敌人之间的地带的，只有第八集团军，别无其他部队了。进一步后退虽会把敌人带到恰好通向三角洲的入口，但是阿拉曼无疑可作为西部沙漠最坚固的阵地，因其两翼所倚靠的是无法通行的屏障。此外，诱敌深入也就拉长了敌人的补给线和缩短自身的补给线——这个好处，非同小可，因为第八集团军迫切需要一个重新装备和整编的机会。因此，我撤销了坚守马特鲁的命令，指示第八集团军向阿拉曼撤退。经歷了一些困难，撤退于6月30日完毕，而隆美尔于7月2181日就向新阵地发动了他的首次进攻。这个新阵地，虽有很大的地利，但也决不足恃。第八集团军非常缺少坦克，大炮火力又弱，经过五周的殊死奋战，溃不成军，结局是迅速退却，敌人尾追于后。奥金莱克感到，他尽管具有空中优势，但阵地防备不足，守备力量薄弱，倘敌人坚决进攻，他可能抵御不住，所以预为绸缨，万一遭到新的挫折，就进一步撤到三角洲，并将总司令部迁出开罗，他甚至还考虑到在必须放弃整个下埃及时的作战方针。至于隆美尔本人，则在7月初飞回德国，他对非洲部队的前景满怀激情，深深影响了希特勒，他已在托卜鲁克缴获了大量汽油、运输工具和给养，而败军第八集团军的军需品已是他的囊中之物，唾手可得。“他现已准备出击；何必浪费时间去攻夺马尔他？” 第68页 德国人也很可能一直在指望他们再一次战胜英军之后，埃及会发生政变，倒向他们。1941年间，他们似乎曾经从宫廷方面得到过保持中立的暗示，并巨很可能高估了1942年2月4日事件，认为是英埃关系紧张的表现； 他们不能想像华夫脱党政府竟会成为英国大使馆的一个顺从的同盟者。战局急转直下，轴心国军队向前推进了二百英里，在这次战争中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逼近三角洲了。 这在开罗和亚歷山大各族居民中间自然引起了一些惊惶不安，而有迹象表明，那里的英军司令部，也在准备撤走；219 可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开罗记者后来却作了如下的报导： 在这些危急的日子里，基本情况……是，秩序井然，丝毫不乱，这在此城各个地区广大的各国居民中间确是普遍的现象。英国人完全做到了元愧于他们传统的沉着和自信的声誉。在吉齐拉体育俱乐部里……那些板球迷坚持进行习以为常的午后比赛……只不过悠悠自在的观众……是显然减少了。 市面同往常一样，好象到处都保持着正常景象。……夜生活稍有缩短，到9时为止。所有商店无不生意兴隆，特别是珠宝店……因为人们都想把现金换成携带方便而有实际价值的东西。服装和食品商店也应接不暇。早已上涨的汽车价格又勐升到新的高峰。投机商转手很快，轮胎和配件买卖获利可观。……但是，哪里也看不出惊慌失措或秩序混乱的丝毫迹象，银行照常支付大量提现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 ……记者招待会……无论如何也跟不上谣诼纷坛。……据一个危言耸听的报导，德国两个师已神不知鬼不觉地脱离了轴心国的主力部队，而今动向不明。正在进餐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声对不起，主人告退，一会儿回来了，向大家宣布，电话里告诉他德国人已进入亚歷山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无稽之谈都是不利的。一天，据流传，而且被广泛地信以为真，英军克復了马特鲁，澳军也己在德尔纳登陆。……股票价格随谣言而涨落，但是仍然没有惊慌失措或是秩序混乱的丝毫迹象。在英军退却的高峰时刻，一些英国、美国和其他同盟国的居民撤退了，这些人被认为没有必要留在这里，有些人一旦落入轴心国之手，有遭受迫害的可能。不过，这是官方有计划、有步骤、有条不紊地完全作为预防万一的措施进行的，便于减少临时的手忙脚乱。所以，美国的传教士、美国大学的教职员以及美国公使馆的女职员等，都被送到上埃及和厄利垂亚。……个别非官方人员惶惶不安的少数情况，成了一般笑柄，同大部分英美侨民的典范行为形成强烈的对照。……埃及人和所有其他国家的侨民，都密切注意并估量着他们的每一行动。…… 在非盎格鲁撒克逊居民中，受军事危机影响而感到个人安危生死攸关的，以犹太人为最。他们中间，有些人本身就是从纳粹恐怖中逃跑出来的，而其余的人，对于同220教者在希特勒铁蹄下的命运，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不愿再蹈覆辙。…… 关于埃及对日益增加的轴心国威胁作出反应的方式，当然有很多想法。有些观察家坚持极端分子的看法，认为隆美尔元帅的炮声将是发动亲轴心国暴动的信号。 为了支持这种观点，他们列举了很多例证，如埃及政府对英国人的作战并没有给予热心支持；宫廷本身就有了强大的亲轴心国集团；华夫脱……党的许多成员具有亲轴心国的倾向；开罗和其他地区广泛地存在着政治腐败现象；埃及有很多“第五纵队分子”；还有回教徒歷来就容易被军事胜利所动摇，等等。 然而，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埃及人，甚至过去是反英或亲轴心国的那些人，现在由于隆美尔元帅突然出现在他们家门口而变得亲同盟国了。不论他们过去同英国人有过什么样的争执，但对纳粹即将占领埃及的前景都感到不是滋味。特别是地主们忧心忡忡，唯恐一旦轴心国入侵，农民会乘机夺取土地，并採取暴力行为来对付财产。当然，也有少数无赖，一些轴心国的忠实党羽，他们在象〔埃及〕〔皇家〕汽车俱乐部这类亲轴心国的巢窟里公然为隆美尔元帅干杯，象俄国人那样地摔着酒杯，直到警察因此封闭了这家俱乐部并对他们採取了一些其他措施。 但是，广大的“一无所有”的埃及居民，自始至终保持着无动于衷的镇静态度。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受到穆斯林信念“这是命中注定的”、“这是真主的意志”等宿命论的影响。……但这也是这个民族淡然冷漠的态度，他们世世代代已习惯于让征服他们的浪潮在他们俯伏的背上翻来滚去，并且自从他们的祖先建造金字塔以来，劳累和贫困从不容许……他们上升到关心政治的高度。 澳大利亚第九师于7月4日从叙利亚开始到达，增援阿拉曼阵地。这时，奥金莱克採取从敌人手里夺取重要战术据点的方针，打下日后发动决定性进攻的基础。7月10日，他夺取了阿拉曼西面的图卢勒伊萨山丘，他说：“我们已经阻止德国人向三角洲推进，并已开始为进一步发动攻势奠定基础。”可是，了月21—22日和26日向敌人中心阵地和北部阵地的进攻，由于训练有素的生力军不足，不能保持攻势而告失败。于是，奥金莱克向伦敦汇报，不可能在9月中旬以前重新採取攻势。 第69页 在这一阶段，邱吉尔“对中东最高司令部……的怀221疑……，不断因来自各方面的……报告……而增加”，他早就决心亲临战场视察；并于8月8 日通知奥金莱克，将由陆军上将哈罗德?亚歷山大爵士接替他担任中东总司令，奥金莱克本人在托卜鲁克陷落后两天也曾以电报提出过这一问题；另设波斯—伊拉克司令部，使奥金莱克的后任可免于兼顾防御德国人从俄国南部发动进攻向该地区挺进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是奥金莱克所全神贯注的。邱吉尔8月10日给亚歷山大的指示如下： 1.你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职责，是尽快俘获或摧毁在埃及和利比亚由隆美尔陆军元帅指挥的德意军队及其全部给养和设施。 2.你必须在不影响第一节所列任务的情况下，完成或促使完成你的司令部所属其他职责，第一节所列任务必须视为英王陛下至高的利益。 新任总司令在准备即将到来的战役中，特别重视部队的士气：“我第一步……就是定下不可动摇的原则并让所有官兵知道：不再考虑撤退，我们要在我们固守的地方打即将来临的一仗。”这是对他前任计划的彻底改变，他得到新任第八集团军总指挥官的蒙哥马利中将的完全贊同。总指挥官一职，原拟委由戈特中将担任，但他不幸丧命敌手，乃由蒙哥马利于8月12日前来补缺。亚歷山大研究了隆美尔非洲战役的资料，认识到同他对垒的是一个最有雄才大略的战术家，运用装甲部队作战，深得其奥，掌握运动战中转瞬即逝的战机和抓住运动战中胜222败所系的转折点，迅捷神速。然而，对于他的战略才能，｛ewc　mvimage，mvimage，　！03200510＿0359＿1.bmp｝特别是他是否洞悉一个健全的后勤计划的重要性，我不能无疑。他亲自掌握一支快速部队，真是其乐无比，然而也易于过分怠功近利而远虑不足。…… 隆美尔在地中海战区的上级是陆军元帅艾伯特?凯塞林……他在 1942年4月……荣任南方总司令之职。其统辖范围广及地中海四岸；相形之下，隆美尔只是个陆军司令官，而他是当时的三军最高统帅。担任这一崇高职位，反映了他的卓越的战略才能。但是，他自然而然地不得不将非洲作战的指挥实权交给他那个更加勇往直前的下属。……其后在义大利战役中，我更直接地同凯塞林对抗，论将才，我认为各方面他都远在隆美尔之上。 8月19日，亚歷山大向蒙哥马利发出下列命令，重申以前的口头指示，并责令他下达到所有部队： 1.你的首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准备对德意军队发动进攻，以求尽早歼灭他们。 2.在准备这次进攻的同时，你必须坚守现有阵地。决不可让敌人窜到阵地以东。 正当在沙漠从事准备的时候，当时已有美国第九航空队协同作战的皇家空军，对敌人的各条交通线进行了有计划的作战。 轴心国军队在北非的补给线从未象他们停顿在阿拉曼时拉得那样长，所以他们特别感到燃料紧张。储存在军用仓库中或由车队运输在途的燃料，相对而言，可倖免于空中攻击。但从义大利运油到非洲来，则非用油轮不可，这些油轮便成了空袭的首要目标。 轴心国的油轮，被击沉的比到达目的地的为多，敌人“被迫改用来自希腊的汽油飞行，这是最浪费的做法”。由于燃料短缺，隆美尔想利用8月25—26　　r月盈之夜进攻的计划拖延下来了。然而，他在8月30日向南翼发动进攻，深入到通向阿兰一哈勒法山脉的英军布雷阵地，但在9月1日午夜被阻停顿下来。 9月2日，敌人整天没有出动，他们的燃料情况发生了新的严重危机，因为我们又曾再一次成功地袭击了他224们的油轮，两天内击沉了三艘。随着时间的消逝，对他们来说，显然最后的希望已经破灭，由于不可能停留在这个前进阵地上，势必要撤退。这是德国人所曾占领的最接近三角洲的阵地。…… 敌人稳扎稳打地撤退，到9月5日晚，已退回到我方布雷阵地。他们在此转而稳住阵脚，显然想竭尽全力至少保住已经到手的这部分地区。…… 得到一小块不过四、五英里地的沙漠地带，绝不足以抵偿物质损失。……但是，阿兰一哈勒法战役的重要性，远不是任何得失的统计或是投入兵力的数目所能表示。 这是德军在非洲最后的一击，正如他们所估计，是在我们的实力日益强大而使他们不可能获得胜利之前，他们最后一次取胜的机会。 6 月份英国人战争失利的时候，英美正好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因此，邱吉尔、罗斯福及其部属能立刻研究需要採取的联合应急措施。这是英国人的大幸，由于美国租借法大规模的援助，亚歷山大不再象韦维尔、奥金莱克那样苦干缺少武器和车辆。他特别赞赏他得到的三百多辆备有转动炮塔和七十五毫米大炮的”谢尔曼”中型坦克：“我们第一次得到在装甲、武器、性能方面同德国非洲部队最好的坦克相等的一种坦克。” 邱吉尔在访问埃及时，曾渴望在8月或9月对隆美尔打一胜仗，因为美英已计划在11月初入侵北非，先打一次胜仗对于北非的法国人的态度可能会起决定性的作用。但蒙哥马利于8月19日陈言，他必须有六周的时间才能将第八集团军整顿就绪，并提出以9月底作为发动进攻的暂定日期。这已使邱吉尔失望，而今9月初阿兰一哈勒法一战又需要把整编时间再向后推迟。邱吉尔再度表示失望，不过他最后还是依从了亚歷山大所坚持的意见：“在我准备妥当之前发动进攻，纵使不遭灾难，也有失败的危险”，因而一致同意于10月23—24日月盈之夜或其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发动进攻。轴心国军队忙于精心布置他们的地雷阵地和其他防御工事，同时争取增援，　　225 但并不十分成功： 第70页 许多运载坦克、枪炮、军需和给养的船只，或被击沉，或被迫返航。那些顺利到达港口的船只，也因我方轰炸机对托卜鲁克和班加西造成的严重破坏而卸得很慢：还必须记得，即使是托卜鲁克，它距前线尚有三百五十英里，道路又不堪行。增援的人力……每周平均约为五千人，赶不上病员比率的大幅度增加。也许由于地面部队在沙漠地区的拥挤情况较过去任何时候更为严重，并由于医疗卫生组织工作，特别是义大利军队方面的医疗卫生组织工作不够完善，痢疾、传染性黄疽病等疾病在轴心国军队中非常流行。有些部队的患病人数竟高达他们兵员的百分之二十五。幸而我们自己的医疗工作得力，我们病员的比率没有高出同期的通常情况，也绝不象敌方那样严重，轴心国军队中最重要的一名病员是陆军指挥官。隆美尔自8月以来一直身体不好，并在9月以休假为名，离开北非回德国去了，可是，看来他是无意回来了。 蒙哥马利的计划与以前歷次的攻势截然不同，将主攻北面，辅以进攻南面，作为牵制，把敌方兵力拖住在那里。 敌人的战线，可用一扇大门来比喻，北面是铰链所在； 推其把手一面，也可将它推开稍许，但不能造成任何严重损害；可是，在它铰链上致命一击，会使敌人的整个战线失据而大门敞开。 有一条精心设想的迷惑敌人的妙计，用以使敌人误以为主攻方向将在南方，且将在发动真正的主攻之后：这个计谋果然非常成功，直到发动攻势的第四天，敌人才最后集中全力来抵御这一真正的进攻。这次进攻之前，先是重炮轰击，犹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景。进攻是在 10 月 23｛ewcmvimage，mvimage，　！03200510＿0365＿1.bmp｝日下午10时开始的，到了26日午后，敌人虽然奋力抵抗，但一条十三英里宽两英里半到五英里深的缺口给打开了，直接威胁敌人的交通中心。蒙哥马利当即休兵两日， 以重振队伍，并使敌人特别是意军误以为他已承认败北而不再攻下去了。10月28—29日夜间，进攻重新开始，227敌人被诱，以为主攻将北向海边；事实上，主攻是11月1—2日夜间向西面发动的。敌人作战时，无疑了解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因此使出装甲战长期经验的全部韬略。……随着时间的消逝，敌人逐渐被迫后退。敌人损失惨重，非洲部队不再成为在埃及土地上作战的部队了。 11月2日一役是场决战，敌人定必是在当夜决定撤退的。撤退的迹象初见于11月3日晨，其后越来越为明显。……我方空中攻击的全部压力转移到主要公路，一路上己在撤退的车队，首尾相接，行驶缓慢，成了极好的目标。…… 11月4日，加扎勒外围一战结束了阿拉曼战役。轴心国军队能够逃脱的不到原有兵力的三分之一。我们估计敌人死一万人，伤一万五千人；彼俘人数在三万以上，其中一万名为德国人。……敌方六百辆坦克中，有四百五十辆丢弃在战场上。…… 我方伤亡并不过于严重——死伤和失踪的，共为一万三千五百人，还不到参战人力的百分之八。……就追击敌人而言，这些伤亡无足轻重；11月4日，第八集团军有将近六百辆坦克可投入战场，而德军只有八十辆了。主要问题不在于是否能有足以击溃在逃敌人的强大兵力，而是在于掌握追击速度，不致使供应接济不上。…… 这场伟大的战役是个前奏，接着是一连丰的胜利，一往无前，直到最后把敌人清除出非洲大陆。在艾森豪将军指挥下的芙美远征军在法属北非登陆之前四天，我们就己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了。全世界都知道轴心国遭受到巨大灾难，所以毫无疑问，这种认识影响了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看法，从而对于协助艾森录威尔将军完成任务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当7月间轴心国的轻率前进显然已在阿拉曼受阻的时候，（英国）开罗赛马俱乐部的会员们曾请求英国大使向纳哈斯转达“我们对你的万分感激。在近来令人焦虑不安的时刻，你态度坚决，人全国人民和我们树立了榜样，更确切他说，对全国人民和我们是个激励。”这位埃及制“相復称： 维护埃及人民的利益，保障他们的权利，使他们不受任何侵害，并鼓舞他们的信心，这些是我必须做到的事。使我高兴的是，埃及人表明他们是有胆识的，有坚定的信心的。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在我们的友邦和盟国——英国——处于困难的时刻，支持它是职责所在。埃及政府和人民以及我本人，无不竭诚提供了一切可能的协助，而228这种协助并不违背本国的利益；所以使我自豪的是：每个埃及人在此时刻对于祖国，对于埃及的盟国，都尽了责任。 由于按伊斯兰教历选定9月18　日为爱资哈尔大学（公元972年）奠基一千周年纪念日，英埃关系在军事局势处于危机时刻几乎受到一次考验。按照安排，国王法鲁克将在王宫为教师和毕业生，并在校内为一万名学生，举行斋月的晚间开斋。但在最后关头，经宣布这一仪式已“因国王政躬违和而无限期延展”。延期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宫廷和华夫脱党政府之间争夺爱资哈尔大学。该校校长谢赫?穆斯塔法?马拉吉是最得国王法鲁克宠信的顾问之一，政府唯恐在官廷主办下所拟举行的庆祝仪式会形成反对华夫脱党人的示威。 第71页 11月埃及议会开幕时，首相宣读了英国大使的一封来信，宣称，作为对纳哈斯在6月份所提口头意见的答覆，英国已授权该大使通知埃及政府，英国政府“将从中斡旋，以求保证埃及代表在直接影响埃及利益的一切和平谈判中具有平等的地位”。信中还补充说，英国政府未经事先同埃及政府协商，决不参加直接影响埃及利益的任何谈判。 第十三章　　犹太復国主义者的独立要求1939—1942年 “犹太人是具有非凡歷史的平几人” 虽然在1939年第一季度，巴勒斯但阿拉伯人的叛乱连续不断，有二百四十八人被杀死，但英国人在1938年9月消火了实质上属于无政府状态的局面以后，已在重振军威。阿拉伯的好战分子濒于力竭失败的局面。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虽然拒绝了英国1939年5月17日的白皮书，但白皮书所展示的在巴物斯但占多数的阿拉伯人十年后将获得独立的前景，却很有可能使温和派同一些极端主义分子分道扬镳。政府在农村中的权威已逐渐恢復。229 阿拉伯村民开始交出武器。可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把自皮书看作是英国的政策能为暴力和非法行为所动摇的朕兆。这时候，犹太復国主义者受到纳粹在整个大德意志境内加紧迫害犹太人的刺激，就要轮到他们来採取行动，发动规模异乎寻常的非法移民。与此同时，一个小而干练的极端主义组织.修正派的伊尔贡—兹瓦伊— 卢米（民族军事组织）已进行了多次恐怖行动。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会议号召所有年在十八岁到三十五岁的犹太男女前往登记，以备紧急时刻服“民族兵役”，并起草了计划，如果政府最后执行白皮书中有关限制犹太移民和购买土地的规定，就进行消极抵抗。委任统治常务委员会于1939年6月给国联的一份报告曾指出，他们“认为白皮书的政策很难说是符合委任统治精神的”，这份报告使犹太復国主义者受到极大的鼓舞。 但在英国对德宣战后，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就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忠诚支持英国。犹太恐怖分子的活动全部停止，前几个月一直在活动的非法广播电台也已停闭。对于已登记为“民族”服役的犹太男女，这时由犹太代办处向英国军事当局建议，把他们送到巴勒斯坦“得到承认的犹太部队”参军：最高服役年龄限制已提高到五十岁，将近9月底登记截止时，登记的人数计男子八万六千人，女了五万人，分别占适龄男女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一和百分之四十二。然而这个建议因别具政治用意而未被英国当局採纳。 阿拉伯人方面，由于几个重要领导人近两年来都不在巴勒斯坦，所以他们对这次战争爆发的反应，也就不是那么带有官方性质，但是当地名流则发表了声明，宣称他们乐于随时协助托管国，阿拉伯报纸也自发地号召当地阿拉伯人支持英国，同时并谴责恐怖活动。虽有迹象230表明英国政府曾与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进行过谈判，但都一无结果；有关报导因全系来自阿拉伯方面而未经英国官方证实，其可靠程度也就难以估计。据说埃及和伊拉克首相（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已于10月15日离开黎巴嫩，为了使巴格达的政治空气更为自由）曾在巴勒斯坦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和英国之间斡旋。他们的首要目的是为依然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叛乱分子获得大赦，并为此目的劝导阿拉伯高级委员会不妨让白皮书政策经受一次考验。然而，据报导，伊拉克首相曾于11月11日对议会说： 阿拉伯人要求立即建立一个民族政府，而白皮书所定的日期却很遥远。阿拉伯人已经重新作出种种努力以求如愿以偿。我们希望立刻有个结果：关于白皮书中的种种疑点，既有几次声明加以澄清，则在移民问题一经解决之后，英国採取另一办法，在巴勒斯坦创立一个民族政权来平息阿拉伯公众舆论，并不是不可能的。 次日，伊拉克首相来到开罗同埃及首相进行阶商。从11月17日《穆克特姆报》的语气来判断，埃及首相似曾劝告不必如此急于求成：“如目前出于一些明显的、重大的原因不能修改白皮书的政策，〔英国政府〕有权做些事情出来以表明自己的态度”，等等。根据22日《金字塔报》报导，两位首相同英国大使会谈的结果即将转达英国政府和穆夫提；同日，贝鲁特《今日报》报导，阿拉伯人将向英国政府提出一项建议，接受白皮书以两年为试验期。但是第二天，叙利亚报刊发表了穆夫提亲属的一封来信，否认穆夫提或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在白皮书公布以后曾就巴勒斯坦问题考虑过任何建议。在英国方面，高级专员于12月3日发布的公告终于成为谈判破裂的信号，他拒绝对“犯有或唆使犯暴行或刑事罪的人”给予免刑或大赦。 虽然年底以前阿拉伯内部的恐怖活动和抢劫行为继续不断，规模很大，但政治性罪行则有显着的减少，武装匪帮的活动一般在阿拉伯居民中间再也引不起任何民族自豪感，公共治安情况大有改善，所以〔9月29日至11月14 日实行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管制撤销，宵禁解除……大批被扣押的人获释。　　　　　　　　　　　　　　　　　　　　　　　23112月1日，韦茨曼博士代表犹太代办处向英国政府建议招募一师犹太兵，打自己的旗号，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服役。但英国政府对这一建议的用意及其不难推测的种种可能的意图怀有疑虑，因此宁愿招募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混合的“巴勒斯坦”队伍。“第一次公告是为皇家工兵部队、皇家陆军卫生部队、皇家陆军辎重兵部队和皇家陆军军械部队一共招募一千三百六十人，接着又为工兵辅助部队招募两连人，每连六百人。随后又在这两个混合连之外增加了一个全部是犹太人的尖兵连。”1940年3月20日，英国殖民大臣在下院宣布，一千七百零九名犹太人和三百九十二名阿拉伯人已登记到海外服役，一部分人已在法国。另一些犹太人，既有修正派的，也有承认犹太代办处的权力的，则继续秘密进行使用武器的训练，凡被发觉的，英国军事法庭也继续予以处刑。 第72页 1939年底，对犹太族和阿拉伯族大多数居民来说，他们所考虑的主要是经济情况而不是政治：战争爆发时，数达三四百万英镑之多的提存使银行处境相当紧张：国库已停止对海法和特拉维夫市政当局的贷款；装运柑橘的船只不足，它的出口要占巴勒斯坦全部出口货的四分之三，那时柑橘又已成熟待运；登记失业的犹太人已超过二万一千人，或者说是犹太居民总数的百分之四左右，阿拉伯人的失业人数还不知底细。另一方面，据报导，政府在救济方面已用去七万英镑左右，还准备尽可能帮助解决装运柑橘的船只问题，但阿拉伯和犹太种植者不同意实行根据现有运输条件限制出口的定额分配制度。1940年1月3日，高级专员宣布英国政府己授权他以七十五万英镑用于公用事业的贷款和补助未解救困难。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报纸部不断责难政府没有收购约占收成半数的剩余柑橘。柑橘种植者的苦境，因银行宣布不再发放通常的季节贷款而加剧，因为大多数种232植者都依靠这种贷款进行柑橘林的灌溉和全面培植。同归于尽的威胁使阿拉伯和犹太种植者联合起来，组成代表团向政府请愿。高级专员在4月15日答覆时宣称，银行在政府保证分担风险的条件下业已同意对已核准的申请照旧办理贷款，但不能超过最高负债额。然而，他又补充说，“应该认识到在目前情况下，无论是银行或政府，对于柑橘行业提供的资金，都不可能也不应该超过维持其生存或按照合理估计的出口量进行生产的需要。”他还宣布，本年度对柑橘田徵收的农业地产税将减低八分之五，最后还说，政府的援助以改善行业组织为条件。1940年1o月颁布了一项法令，设立一个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代表参加的柑橘管理委员会，从而对该业从种植到出口的每一阶段，依法实行监督。 不幸，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这一领域的利益一致，不可能扩大到政治方面。阿拉伯人自然期望政府能实行白皮书宣布的政策，即控制犹太移民入境和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与此相反，犹太復国主义领导人戴维?本－古里安在1939年10月的一次演说中，却宣布“继续并增加犹太人的迁入”和“扩大我们拥有的土地”为犹太復国主义纲领中两个首要的内容。韦茨曼博士且于1940年1月在纽约犹太復国主义者的一次会议上说，“他相信白皮书并不是反映英国政治家风度的最终言论”，并且宣称犹太復国主义者的任务是要准备利用任何可以促使它废止的时局变化。皇家委员会1937年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建议，促使犹太国民基金会比以往更加重视其购买土地计划中的政治因素：　　　　　　　　　　　　　　　　　　233 在划定边界或类似问题提出来考虑的时候，优先考虑的是购买那些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区。例如，巴勒斯坦分治……提出的时候，基金委员会便加速在北方购买土地……特别是在上加利利买下了更多的边境地区的土地。……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也买了许多整块的土地，以便扩大目前犹太人的定居中心，巩固孤立的犹太人定居点，并扩大例如皮尔委员会拟作为边境的地区。 1940年初，美国犹太国民基金会主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本委员会的政策一直是购买边境地区的土地，先发制人，藉此尽量为可能实行的分治或分区准备地理条件。”一年后，犹太代办处的法律顾问伯纳德?约瑟夫博士在加拿大犹太復国主义代表大会上说：“战争的第一个年头里建立了八个新的定居点。……我们把这些定居点建立在国境边缘地区，以便在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保证整个巴勒斯坦将归犹太人所有，而绝不仅是一部分。”然而，巴勒斯坦政府对这种有系统的土地购买策略的政治用意是敏感的，因此在1940年2月28日公布了土地转让条例，从而执行白皮书第十六段的规定，该段载明为防止产生大量无土地的阿拉伯居民起见，高级专员有权禁止和管理土地的转让。有三个地区划分出来： 5月18日以后，a区土地禁止转让，但受让人如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属例外；b区土地的转让须经高级专员书234面批准，但受让人如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属例外：c区土地的转让不受限制。 犹太代办处立即以经济上和政治上两方面的理由对此条例提出抗议。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2月29日宣布总罢工，第二周，在一些主要城市举行示威游行，并大掷石子，其间死了两名犹太人，受伤的四百多人，其中有二十五名警察和士兵。3月6日，本－古里安通知总指挥官，他不准备採取任何积极步骤制止这些骚乱：但同日，由于英国下院就一项谴责政府批准不符合委任统治书条款而且未经国联理事会同意的条例的动议进行辩论，骚乱停止。这一动议的支持者，自然要竭力强调委任统治书的第六款。他们争辩说，既然委任统治常务委员会大多数委员业已宣布白皮书与委任统治书不符，政府在未获国联许可以前就不应付诸实施。他们抗议说，土地自由买卖的c区仅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百分之五，犹太人在该区原已拥有百分之五十一的土地，而巴勒斯坦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三则在禁区 a。他们要政府证明阿拉伯人确实由于犹太人购买土地而被逐出家乡，并断言“许多阿拉伯村民”已向政府提出反对这些条例的请求书。然而这些论点的基础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提出这项动335议的作利普?诺埃尔－贝克尔在其演说的结语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想法：“犹太人的智力和勇气具有一种生气勃勃的力量，能够开垦锡安山的荒土，在这种力量的领导和示范之下，中东沙漠不毛之地也能恢復生气。”殖民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在答辩中指出，在委任统治书第六款以及该文件的其他条款中，都明确地载明了一种双重的责任：委任统治行政当局一方面要鼓励犹太人在这个国家里集中居住，同时也要保证另一部分居民的权利和地位不受歧视。在战争时期的非常情况下，不考虑巴勒斯坦的形势而等待国联的决定是不切实际的。对土地授受进行控制，多年以来一直是一系列的“公平和有权威的委员会所建议的”。在b区，犹太人购置土地仅仅是受到控制而不是被禁止，这一地区的土地占到巴勒斯坦全部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二，高级专员有权调整各区的范围。 第73页 高级专员曾告诉他，犹太当局正竭尽全力为增购土地而四出接洽。犹太代办处硬说这些条例是“对阿拉伯人政治要求的让步，而不是保护阿拉伯种植人的措施”，这是不符事实的。虽然他提不出失去土地的阿拉伯人的统计数字，但事实上确实存在着一批无地的阿拉伯劳动者，就由于他们的帮助，叛乱才拖了一段很长的时期，否则是绝不可能的。 我们目前不能冒险行事，让这个重大问题越闹越大。我必须告诉下院，最近几星期以来，我们已接到来自巴勒斯坦的一个极其严肃的警告：尽管外表看不出，但在这表面236底下，阿拉伯村庄里面的情况已越来越不稳定，对于英王陛下政府关于保护阿拉伯种植者、农民和劳动者利益的公开保证，也越来越不相信政府具有诚意。该警告且称，那里的百姓会再次对托管国抱批评和敌视态度。 然而，殖民大臣所介绍的关于治安问题的这些想法，却遭到陆军少校维克托?卡扎勒特的嘲笑： 对于阿拉伯人的不满情绪，我远不象我非常尊敬的朋友那么担心害怕。他到底怕谁呢？叛乱将从何而来？是汉志的军队会开来吗？是伊拉克会入侵巴勒斯坦吗？我想，我们在巴勒斯坦还有来自安蒂波德斯的几千军队，在叙利亚还有几万军队，有必要的话，可以召之即来嘛。 还有一位乔赛亚?韦奇伍德上校，在1938年阿拉伯人叛乱时期，就曾出版过一本小册子，鼓励他的犹太復国主义朋友们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又再次提出那个建议。上次在1939年5月22日至23日的两大辩论后，对白皮书进行的不信任投票仅以八十九票之差（一百七十九票对二百六十八票）遭列失败，可是在战争爆发六个月以后进行辩论的这项动议，则以几乎两倍于上次的票差（一百二十九票对二百九十二票）而被否决。在这些事件之后，从战事发生以来一直堰旗息鼓的希伯来语非法电台又开始对政府政策进行新的攻击，犹太领导人也拒绝了总指挥官的建议：犹太族人要得到合法的保护措施，就必须上缴非法持有的武器，或申报手中的武器数量。 237　　然而，当德国开始入侵西欧时，犹太代办处又重新提出建议，愿意募集一支犹太军队并将巴勒斯坦犹太民族的工业和科学资源供应同盟国在中东的基地。邱吉尔因急于想把已经调往巴勒斯坦镇压阿拉伯人叛乱的英国正规军十一个营调回西欧，因此便抓住可把犹太人武装起来进行自卫的前景，辩解说：“我们始终可以利用我们截断他们和外界往来的海军，还可以利用其他友好势力，以阻止他们向阿拉伯人进攻。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及早撤退，而我们的军队撤离后，不能让他们手无寸铁。”但是高级专员则明确地指出，武装犹太人会有激怒阿拉伯人的危险，据说穆夫提已在5、6月间多次派出专使前来巴勒斯坦调查研究有无使阿拉伯叛乱復活的前景；军事当局对此也持异议。而邱吉尔财宣称：“高级专员，和其他人员一样，也必须服从国家最高的需要”，并在6月6日写信给当时的陆军大臣艾登： 获悉由于当地的反对，从巴勒斯坦抽调几个营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我对此深感遗憾。韦维尔将军只根据他自己的观点来估计形势，这是很自然的。而我们则必须考虑建立一支劲旅。……我确实认为你和劳埃德〔殖民大臣〕与艾默里〔印度事务大臣〕应该使我们从东方和中东事务陷入的僵局中摆脱出来。 6月25　日，他对劳埃德勋爵抱怨说：你的前任对巴勒斯坦犹太人因武装问题而施加了残酷的惩罚，致使本无必要留下的部队不得不为了保护他们而被牵制在那里。务请确切告知，犹太人用以自卫的有些什么武器和组织。 他认为劳埃德是“一个彻底的反犹太復国主义而亲阿拉伯者”，三天后又对劳埃德说： 238 你和我们不得不把大量迫切需要的军队留在巴勒斯坦，证明了你所主张的政策是错误的……总数可能有二万多人。这就是我们几年来坚持反犹太政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当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斗的时刻，竟为了支持只有一部分保守党人所赞赏的政策而使这些十分庞大的部队不能动用，我认为简直是件丢脸的事。 我曾希望你对巴勒斯坦的局势会从大处着眼，把调出英国驻军作为当务之急。我当然不能贊同你为我草拟的那个答覆。我根本不能承认在中东和印度的阿拉伯人的感情会象你所说的那样受到伤害。现在我们同土耳其人的关系如此友好，我们的地位更加稳固了。 8月12日，邱吉尔仍向韦维尔埋怨说：“我认为驻在巴勒斯坦的大批部队并未受到合理的使用。事情的关键在于充分武装犹太移住民，使他们能够承担自卫的责任。”韦茨曼在这一问题上同首相曾有过书信往还，9 月间他在一次同邱吉尔、布伦丹?布雷肯和罗伯特?布思比一起出席的午餐会上带来了一份规划大纲，这个大纲立刻经过加工，成为给帝国总参谋长的一份备忘录： 1.招募尽可能多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在作战部队服役，组成犹太营或较大的编制。 2.“殖民部坚持在巴勒斯坦招募人数大致相等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特种部队。由于在巴勒斯坦招募的犹太人必然要大大超过阿拉伯人，过剩的犹太人可送往埃及或中东其他地区受训。” 第74页 3；“立即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中首先选拔足够配备一个犹太师的军官干部，并送往埃及受训。” 第4和第5两条述及建立一支犹太“沙漠部队”和在英国招募外籍犹太人等事项。 邱吉尔在第二点上“对外交部作出了让步；在其他各点上，他无保留地持合作态度。……情绪很高，邱吉尔先生兴致勃勃，富有感染力。……可惜军事当局都不太容易应付。”然而，巴勒斯坦人已应募加入皇家空军的地面部队；9月14日宣布成立一个步兵营，隶属“英国步兵第三团”，由两个犹太连和两个阿拉伯连组成，每连二百人，239 担任巴勒斯坦的防御任务。犹大连立刻有人前来应徵，因此在10月1日即告额满，而阿拉伯连的招募工作则进行缓慢，部分由于来自巴格达的穆夫提所鼓动的宣传，部分也因为阿拉伯人对战争的任何一方都缺乏热情。他们认为英国是犹太民族之家的炮制者和保护人，另一方面他们又怀疑轴心国的动机，特别是自衣索比亚战争以来义大利的动机。相反，犹太復国主义者的月刊《新犹太》驻巴勒斯坦记者对于“英国步兵第三团”成立单独的犹太连却作了如下的评论： 这件事可视为战争开始以来一直在为之进行长期斗争的一项原则的胜利。从此以后……在反对那些残酷无情的国家的战争中，特种犹太战斗部队将同英国人及其同盟军并肩作战。他们将以犹太人的身分作战，他们不仅代表全世界广大的犹太人作战，而且代表犹太人民当前在巴勒斯坦的政治核心作战。“巴勒斯坦人”这个含煳的字眼，虽然在某些方面还在使用，但是必将被取消，犹太人拒绝在这次战争中用假名作战；这不符合犹太人的尊严，而对具有民族觉悟的犹太復国主义者来说，这几乎是办不到的事。 犹太移民，加上购买土地，为建立民族之家打下基础；但这种移民同样受到可恨的白皮书的限制，结果，从欧洲逃避迫害而非法迁入的犹太难民，增加到异乎寻常的程度。殖民大臣在1939年7月20日就曾宣布，自4月1日以来，非法移民人数已达五千五百人左右，另外还有四千人左右正在前来巴勒斯坦途中：总数已超过了为下一阶段自1939年10月1日到1940年3月31日六个月中所考虑的合法移民的限额，因此不再为这一阶段的移民签发证件。从1939年7月1日到9月30日这一段时间查明属实的非法移民人数为六千三百二十三人（包括上述四千人在内），不过后来输送的速度减慢了，这无疑是战争爆发后欧洲加强了安全措施的结果。但是1940年秋来自巴尔干的报导指出，非法移民又已恢復，英国政府240于是决定不准任何来到巴勒斯坦的非法犹太移民逗留该地，但将在帝国殖民地范围内为他们另行提供一个避难场所。作出这项决定是出于“既是广义的，也是狭义的” 安全理由，就是说“部分地是由于巴勒斯坦当前的劳动情况”，最近据犹太人方面的资料估计，犹太工人有二万五千人到三万人失业或只有临时工作，连同他们的家属共占犹太人总数的四分之一，“部分地是作为一项战时措施……以防可能渗入一些会妨碍盟军在近东进行军事活动的人”。11月11日，载有一千七百七十一名非法移民的两艘船在巴勒斯坦两海岸的海面上被截获，并被带到海法港。英国当局拒不准许他们登陆，引起了整个犹太族人广泛的抗议，最后发展到11月20日全国犹太人的总罢工。当天广播了如下的公报： 英王陛下政府并非对于从德国控制地区逃出的难民缺乏同情心。但他们负有管理巴勒斯坦的责任，必须保证国家法律不遭公开蔑视。 况且，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只能认为恢復非法犹太移民会对当地局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并构成对英国在中东的利益的严重威胁。他们因此决定，乘客……不得在巴勒斯坦登陆而将被放逐到一个英国殖民地……并将在战争期间把他们拘留在那里。 最后如何安置他们将是战争结束时考虑的问题，但这不是说他们将留居在被遣送去的地方或是他们应该去巴勒斯坦。今后凡属抵达巴勒斯坦企图非法入境者，将採取同样行动来处理。非法移民传送到模里西斯。与此同时.第三艘非法移民船又于11月24日抵达海法港，因此，经决定将该船的乘客移到“佩特里亚”号轮上，把它装满。但在25日，“佩特里亚”号轮发生爆炸，船身倾侧，一小时十五分钟后沉入港口海底。船上一千五百名乘客大部分获救，但有二百五十二人丧命，其中大多数是难民，还有一些英国警察。 接着便发生了一场反对巴勒斯坦政府，特别是反对高级专员的犹太人群情昂激的运动，　　12月19日，海法的移民机关被炸。一个调查委员会随后查明，“佩特里亚”号轮是由上煤时在煤里安放的一枚炸弹炸毁的，船上至少有一人是同谋者。 在恢復非法移民的同时，犹太復国主义的政治目标也有了新的重点。犹太復国主义的主力曾认为只要托管国准许他们移民入境併购买土地以建立民族之家，也不过分强调其原来一贯强调的目的，即“把巴勒斯坦建成一个犹太共和国”，是为上策。在英军正被用来击破从1936年到1939年的阿拉伯叛乱的时候，急于要求建国，更是失策。但1939年12月17日，韦茨曼在英国海军部却对邱吉尔说，“战后，我们想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有三四百万犹太人的国家。”在通过土地转让条例以加强贯彻白皮242书使犹太人永远处于少数地位的意图之后不久，犹太人对建立共和国或国家的要求又被提到了突出地位。1940年10月11　日出版的《犹太復国主义评论》为庆祝（犹太）巴勒斯坦基金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刊登了一篇社论，题为“创建中的国家”；在同一期上，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塞利格?布罗代茨基教授写道：“我们必须准备一项政策……赋予伊休夫和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的民族地位和国家地位。”在12月6日出版的同一周刊中，一个巴勒斯坦犹太人兹维?瓦迪写得更是直言不讳：还我巴勒斯坦，一个能容纳所有希望在自由土地上过自由生活已渴不可耐的几百万犹太人的巴勒斯坦。至于那几十万住在周围是人口稀少、土地广阔的自由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将怎么办？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也不能指望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单是和我们有关。…… 第75页 如果委任统治还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要求大不列颠把它置于殖民部的管理范围之外。这样就不致从狭隘的殖民利益出发，而将从世界性的大问题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问题，从而这个人为扩大了的阿拉伯问题也就会显得不过是件不足道的小事而已。 1941年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有二千多名美国犹太人代表出席的巴勒斯坦联合唿吁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大会表示：希望同盟国事业的胜利：将维护和永久确立个人的和民族的自由、平等和重要性的原则，因而在战争结束时将导致： 1.在犹太人居住的一切国家内，他们将享有平等的个人和集团的权利；并根除一切以任何形式出现的种族、宗教和民族歧视。 2.将巴勒斯坦建立为一个犹太共和国。 3月29日，韦茨曼博士本人在芝加哥宣称：“在民主国家取得胜利后，必将出现一个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利比亚的阿拉伯大国的联邦。紧靠着这个阿拉伯联邦建立一个243犹太共和国是可能的。”至于要求享有国家地位的动机，则由工党领袖伯尔?卡茨纳尔森作了如下的分析性说明： 国家的地位不是我们的方案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假如能有一个能保证犹太人大量自由移入和聚居在巴勒斯坦的政权，那么成立这样一个政体的犹太国就会成为次要的问题。但我们近年来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得到教训：在世界歷史中现在这个时期，只有一种政体能保证这些条件，那就是一个犹太国。……如果说我们过去对于立即建立犹太国的要求曾经加以阻止，那只是因为我们感到我们迄今取得的成就还不足以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担心过早提出建国的要求可能会造成重大的损害。 其后来了皮尔委员会里的一些英国政治家，他们建议成立一个犹太国。他们甚至提出一些我们一直犹豫不决未敢提出的事情——人口的转移。……这个问题在几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犹太復国主义运动兴起了，甚至以前一直反对建立犹太国这种主张的人们也成为皮尔建议的热烈支持者。许多人之所以反对皮尔委员会的结论，不是因为他们反对建立一个犹太国，而只是由于建议中没有为建立一个职能国家提供条件罢了。 把巴勒斯坦变为一个犹太国的问题，同它对周围地区的关系问题无疑是密切联繫起来的。近东问题将如何解决，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相信存在着一个基本原则，我们应根据这个原则同阿拉伯人进行谈判。…… 我们应该对阿拉伯人说：如果你们不再给我们制造麻烦，如果你们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犹太国家，我们是愿意协助你们为谋求团结和独立进行努力的。在这个基础上有可能获致相互谅解和相互合作。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种立场会马上获得阿拉伯人的同情。他们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这样的建议，但最终他们是可能会接受的。 与此同时，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内厄姆?戈德曼博士明确了这个拟议中的国家或共和国的疆界：它将包括整个巴靳斯坦，并且必须要求将其活动范围推广到外约旦，即使该国的地位不同于巴勒斯坦。现在轮到韦茨曼做出他后来描绘成为“伸出我们友谊之手”244的那种姿态了： 必须……清楚地让阿拉伯人知道，犹太人将会受到鼓励在巴勒斯坦定居，他们将管理自己的移民事宜；这里有志于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以获得自由和自治的犹太人，是能够达到目的的。…… 在那个国家里，所有的国民将不分种族或宗教，一律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和政治权。此外，阿拉伯人在内政上将享受充分的自治权。但如有任何不愿留居在犹太国中的阿拉伯人，则将给予他们各种便利，使他们迁移到许多土地广阔的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个国家。 正当整个战争在远东、中东，同时也在俄国前线处于最危急阶段的时刻，约有六百名美籍犹太復国主义街和六十七名其他国家的犹太復国主义者自1942年5月9日到11日在纽约比尔特莫尔旅馆举行会议。由于欧洲犹太人生灵涂炭的惨状，最近“斯特鲁马”号轮上来自欧洲的七百六十八名难民的罹难丧生，以及向英国提出成立一支使用自己旗帜的犹太战斗队伍的要求又未能245如愿以偿，与会者的情绪异常激动。在本－古里安有力的领导下，他们表决通过了一项决议，强烈要求：巴勒斯坦的大门必须打开；必须授权犹太代办处管理巴勒斯坦的移民入境事宜，必须授予犹太办事处为建设国家，包括开拓无人居住和未经开垦的土地的必要权力； 巴勒斯坦必须建成为一个犹太共和国，纳入新民主世界的组织。 四年后，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的一位美国成员宣布：“比尔特莫尔计划是根据战后将立刻把几百万犹太人转移到巴勒斯坦这一设想而制订的。”尽管本－古里安在这次会议上和会议以后作为犹太復国主义政策的有力制订者而声望日高，但韦茨曼的演说，表明了他也并非缺少热忱。两人之间的差异只不过在于韦茨曼具有三十多年246在国际上游说的经验以及因此而具有的高超手腕，所以比本－古里安这位伊休夫的劳合?乔治更善于运用外交方式来推行犹太復国主义的方针，使可能引起的反对小到最低程度。 第76页 巴勒斯坦政府对不断要求成立一支犹太军队的态度，由《泰晤士报》驻耶路撒冷记者在1942年5月30日的一篇评论中吐露出来： 鑑于一些年深日久和具有根本性的政治问题目前只是暂时得到解决，现在重要得多的是保持巴勒斯坦内部的平静和继续搞战时的基本工业，不是进行募兵或支持敌对民族之间任何一方的民族主义野心而把整个局势弄糟。 关于这一点，凯斯特勒后来曾评论说： 就英国从1939年到今天〔1949年〕对中东政策的这个范围而论，巴勒斯坦政府的看法在逻辑上是正确的。犹太旅的老战士正如政府预见的那样，后来成为以色列陆军的核心，成为打败阿拉伯人的决定因素，而这些情况，等于是英国政策的失败，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但在1942年4月到7月期间，由于德国在西部沙漠的威胁增长，通过犹太官方组织的努力，应徵参加英国军队和地方防御的犹太新兵大量增加。7月1日，英国殖民部次官说，现在当地的犹太防御组织已被视同英国的国民军；犹太人定居点的警察已经武装起来，其他的团体。 在教官和武器有着落的时候，也在进行训练和配备。英国军事当局同一个“与哈加纳有联络的犹太代办处的特别支部”商定，万一德国侵犯巴勒斯坦时，那个非法军事组织将在地下斗争中进行合作，同时在一个犹太定居点设立了一个犹太突击队员的培训学校，这（据说）使巴勒斯坦政府和警察感到处境为难。8月6日，在下院就创设犹太防御郎队问题进行辩论之后，陆军大臣宣布设立一个巴勒斯坦步兵团，其中包括两个分别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步兵营。在中东服役；原有的几个巴勒斯坦“步兵连”将合併进去，并希望在不坚持两族人数严格相等的条件下至少增募一万名士兵。犹太復国主义者一面欢迎这个决定，认为这是对达到他们的目标又迈出的一步，一面也明白指出，他们将继续坚决要求有一支在自己旗帜下作战的犹太部队；在美国，一个争取建立一支犹太军队的修正派（过激的犹太復国主义者）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有一千五百二十一个知名人士签名的宣言，这些人中包括了三分之一的参议员，那位当时还并不出名的“尊敬的哈里?s?杜鲁门（密苏里州的参议员）”也在其内。 秋季中，有关纳粹统治下加剧迫害犹太人的消息不　　　248 断传来。10月29日，英国犹太人代表理事会组织了一次群众性的抗议游行。接着在11月2日又举行了巴尔福宣言签署二十五周年纪念庆祝活动。　　11月10日，犹太復国主义总理事会行动委员会（当时在犹太復国主义组织中是最有权威的机构，因为那时由于战争关系，既不能召开犹太復国主义世界代表大会，也不能召开其理事会），在本－古里安的提议下，以二十五票中的二十一票通过了比尔特莫尔计划，投反对票的是左翼代表，他们之中有人主张建立一个由两个民族组成的国家。11月24日，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主席拉比史蒂芬?怀斯宣布，国务院证实了美国犹太人各组织收到的报告，希特勒已命令在年底以前消灭占领区内的所有犹太人，而且将近二百万犹太人已被消灭或被驱逐出境。　　12月2日，全世界犹太人举行哀悼一天。8日，美国犹太人各组织的代表由拉比怀斯率领向罗斯福总统递呈了一份备忘录，　　12月17日同盟国政府联合发表宣言，“用最最强烈的语言痛斥惨无人道的、野蛮的灭绝政策”。 1941年5月，在获悉伊拉克发生拉希德?阿里暴动和德国飞机前来支援的消息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那些支持穆夫提的人蠢蠢欲动，但未得到全体居民的支持。拉希德的溃败据说还普遍受到人们的迎欢。随后盟军进入叙利亚又引起了对叙利亚独立的希望。当穆夫提的几249个侍从人员在波斯被英国人捕获，穆夫提本人于1941年10月28日到罗马託庇于轴心国时，穆夫提拥护者的威望便进一步受到损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日后对待犹太人会变得比较和好些。与此同时，他们（同犹太復国主义者一样）利用维希军队在叙利亚遗下大宗武器的机会，大规模地把这些武器偷运到巴勒斯坦贮藏起来，以备日后万一之用。如果隆美尔率领的德国军队在1942年夏季到达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会全力袭击犹太人的，但在1938年到1939年的动乱中他们在作战人员和物资方面的损失，以及目前农民将产品以高价售给城镇和军事当局的这种对农民有利的经济情况，却又是抑制过早採取行动的因素；所以事实上没有发生什么风波。因为侵略的威胁减小了，温德尔?威尔基在週游世界期间在耶路撒冷发表意见说，谁在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大，在最后解决时，谁就受赏多。他的意见引起阿拉伯报纸的一位记者询问说，阿拉伯人是否确实尽了他们的全力，他们所採取的立场，是否已使他们在开圆桌会议举行和谈时有资格大胆要求分享胜利的果实；正在筹建中的巴 勒斯坦步兵团（记者继续说）是一个有助于他们决定命运的机会，是在算帐那天可能使用的武器，人民的领导人应该专心致志地认真考虑这个问题，青年人应该前来应徵。 第77页 可是截至年底，自从战事发生以来应徵的总人数还不过占阿拉伯族人数的百分之零点八三，而犹太人应徵的比例却是百分之三点九。 因此，当战争达到“初期之末”，群龙无首的阿拉伯人正在模模煳煳地想着“算帐日”的时候，犹太人却迫于他们的同胞和同教者在轴心国占领的欧洲地区处于死亡惨境，又认识到英国人不会强迫阿拉伯人进一步同意让大批犹太移民迁入巴勒斯坦，正在义无反顾地沿着自己主张的道路前进。不可能指望犹太復国主义者理解这样一种情况：成千上万的希腊人、波兰人、捷克人从轴心国欧洲逃出来后已在巴勒斯坦找到暂时避难之所，而受到虐待更甚于任何其他民族的那些犹太人，虽能逃出纳粹魔掌，却被拒于正是他们曾获允许建立民族之家的这个地区之外。也不可能指望他们会理解英国政府及其官员处于啼笑皆非的尴尬局面，这种局面是他们在第一次250　世界大战中玩弄两面（或三面）手法遗留下来的：一方面是他们天生的人道感，一方面是担忧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安定，这种安定是战争成败所系，如今端赖全体阿拉伯人行为检点，真是千钧一髮，倘犹太人大批迁入巴勒斯坦，就可能加以破坏，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当时没有仔细回想一下，那个强大的美国尽管对犹太復国主义者的“解决”办法感到满意，但自1933年以后，它本身准许入境的犹太难民就微乎其微。犹太復国主义者把巴勒斯坦重建为犹太共和国的纲领，已经坚持（即使不是很公开地） 了二十五年，并已在比尔特莫尔会议上毫不含煳地予以重申，而在自由国家的六百五十万原持怀疑态度的犹太人，则由于欧洲犹太人遭受空前灾难而比以往更加团结一致地支持这一纲领了。当时巴勒斯坦犹太族的人口估计已超出了五十万的大关，这件事本身虽属偶然，但对进行宣传，使人深信伊休夫在目前至少是犹太国家的核心，则具有非同小可的心理作用。 第十四章　　法属索马利兰的解放 在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月中，英法中东防御协作计划把法属索马利兰的司令官勒让蒂约姆将军置于韦维25尔将军麾下。由于法属索马利兰的驻军人数大大超过了毗邻的英国保护国的驻军人数，韦维尔将军曾决定，如义大利参战，他将把两个地区的军队统交勒让蒂约姆指挥，并制订了防御来自意属东非进攻的协作计划。 1940年6月24日的法意停战协定规定法属索马利兰解除武装，并将吉布地海港和吉布地—亚的斯亚贝巴铁道在法属地区内一段的使用权让予义大利。勒让蒂约姆虽已宣布他要继续战斗下去，并获得了下级军官的支持和士兵的拥护，但是，同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高级军官和文官都愿遵守停战协定。勒让蒂约姆拒绝让7月15日从维希来到的热尔曼将军进入吉布地接收他的司令职务；但在22日，勒让蒂约姆在会议上被民政当局压倒，感到如果要执行继续抗战的决定，必致造成内部的武力冲突。　　23日，热尔曼进入吉布地就任总督兼总司令。勒让蒂约姆遭到逮捕，但后来终于逃到柏培拉，并转赴开罗加入自由法国运动。 驻军中有法军一千六百人，塞内加尔人七千名。法国平民有四百人左右，包括妇女四五十人和儿童一百名。1940年9月，在义大利停战委员会到达之后，英国政府宣布，为了控制向敌人输出禁运物品起见，他们决定把法属索马利兰视同敌控区。1940—1941年的冬季，戴高乐获得邱吉尔的贊同，计划利用勒让蒂约姆的威望把法属索马利兰争取过来，而勒让蒂约姆则由法属赤道非洲的军队给以支持。但贾德鲁对吉布地法国人的士气较为悲观。他的看法得到了事实证明：这些法国人对自由法国飞机投下的传单，反应很差，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边境各处都设置着强烈地亲维希的部队，他们奉命对不论从哪一边企图越境的人开枪射击。维希政府于1941年4月14日委任皮埃尔?努埃勒塔为总督，此人，252 除疯狂反英外，据说是个刚愎自用、顽固不化、妄自尊大而不可理喻的人。他以绝对的独裁者自居，凡表示任何亲自由法国倾向的人，甚至凡被发现捡拾自由法国传单的人，他都残酷无情地处以死刑。虽然听说城镇〔吉布地〕里的铁路工炸人员和商人的看法至少是比较温和一些，但是有足够势力的人竟没有一个敢于对抗总督，因此他的权力似乎是至高元上的。 在此期间，迪雷达瓦于1941年3月29日为坎宁安将军指挥的英国部队占领，因此由铁路从衣索比亚运到法属索马利兰的粮食供应被截断，同时在海上也受到英国海军的严密封锁。这时，英国和索马利兰的维希法国当局都打算进行妥协，从而一方可以放宽封锁，另一方则可让英国使用吉布地港口和通往亚的斯亚贝巴的铁道，以便用最经济的运输方法从衣索比亚撤出义大利平民，5月1日，努埃勒塔通知亚丁总督，他已受权开始谈判，英方也准备採取同一步骤：但此时却遭到戴高乐的干涉，他以含有利己主义和蓄意恫吓的措词提出了抗议，这种措词以后成为他的惯常用语了。由于德国飞机当则在叙利亚维希当局的默许下开始利用那里的机场，英国人放弃了同吉布捉谈判的想法；6月8日，即叙利亚战役开始的那一天，努埃勒塔接到韦维尔的一封信，信中说，封锁将继续到该殖民地纳入自由法国为止；将採取步骤使当地居民对局势真相有所了解：只要该殖民地“归附”，补给品便会立即运去。努埃勒塔于6月15日的答覆中重申法属索马利兰保持对维希忠诚的死硬态度。英国陆军部当时建议，适当开放封锁，以便运入牛乳和其他物品，因为据维希宣传，法国儿童由于缺少这些物品，性命危殆。不过，坎宁安将军认为任何这样的放松都会加强维希分子的抗拒，并经获准改向对方建议将全部欧洲妇253孺撤到维希控制的其他地区，例如马达加斯加。努埃勒塔对这一建议不置可否，因此封锁继续下去，虽然准许把罐头牛乳运进去供应儿童，而来自叶门的独桅船和来自马达加斯加的潜水艇也可以逃避封锁；通过航空还保持了同法国的很不可靠的联繫。 第78页 1941年12月，日本参战，英军被迫解除封锁，因为海军战舰势难抽出作封锁之用。此后，吉布地得到比较大量的食物供应。1942年11月，马达加斯加维希法国人的投降和盟军在法属北非的登陆，使吉布地的政治局势更加紧张。　　28日，通过同代总督特律费尔将军的商洽，雷纳尔上校属下的驻军，约有三分之一越过边境进入英属索马利兰。这时维希当局正在迅速失去对那里的控制，但仍继续试图在英国、自由法国和韦政府指示于12月6日访问吉布地以进行考察和报告该地情况的美国驻亚丁领事之间从事挑拨离间，从中取利。12月中旬，新仟代总督杜邦将军邀请英国人讨论和解问题，建议法属索马利兰和联合国家之间订立经济协定，但英国代表（衣索比亚的总指挥官和驻中东的国务大臣的代表）答覆说，法属索马利兰必须归附自由法国。　　12月24日，杜邦再次提出经济方面的建议，并声明他不可能同自由法国进行谈判。同日，美国国务卿因担心法属索马利兰的纠纷会影响到盟军在法属北非的脆弱处境，于是向哈利法克斯建议，他们两个政府应物色两个人出来，从中“挑选一位既不是公然忠于达尔朗，也不是公然属于戴高乐派的适当的法国人”来领导吉布地的民政；但在12月26日，雷纳尔上校率领的自由法国部队进入吉布地，并夺取了两座桥樑，这两座桥如果遭到毁坏，会使通向亚的斯亚贝巴的铁道在战事结束以前不能通车。大批维希驻军投诚，　　12月28日夜，杜邦在东非自由法国代表面前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法属索马利兰将作为自由法国一部分站在联合国家方面。这次显示武力的结果，使维希法国不流法国人一点血而保留了体面。12月30日，自254由法国委派的总督到达，　　1943年元旦，当时已是法国印度洋属地的高级专员勒让蒂约姆将军正式检阅了吉布地驻军。 第三编　　大战的低潮1943—1945年 第一章　　埃及的独立要求1943—1945年；苏丹 几世纪以来，埃及的排外情绪虽然隐而不露，但充其量不过是表面上平静无事。近年来对非穆斯林（埃及的和外国的）在经济领域所占优势的不满情绪，为宫廷所利用，以赢得同华夫脱党斗争的支持。此外，埃及自 1922年获得自治以来，教育事业有了快速发展，由于集中发展了中产阶级的高等教育，却忽略了初等教育，这样就产生了大批半受教育的青年人，他们只愿干文职工作，可是他们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文职工作的就业机会；而当时文职工作中优先录用的是外国侨民，因为他们既能干，又可靠。于是有相当大的压力要求撤换这些外国侨民，为埃及青年人创造就业机会。战争期间，英国在1940年6月和1942年2月对埃及的内政进行了干涉，并在一些重要城市里驻扎了数千名英军和同盟国军，他们往往对埃及人的感情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来，埃及也没有领土要求，可是它认为苏丹是它的领土的一部分，战争的经验可能也表明最好还是把埃及两部边境的贾加布卜绿洲归还给埃及，这块地方是1925年由于“劳埃德勋爵的错误政策”而割让给义大利的。 9月6日，报纸宣布内阁已经通过了财政大臣一项关于兑换或赎买埃及公债的计划，大臣说，这将有助于消除人们因现在的贷款而引起对英国占领和外国干涉埃及内政的不愉快的回忆。民族主义分子代表菲克里?阿巴扎对此评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拒付他们的债务；苏伊士运河的全部利润都落入了外国人手中，而埃及人却承担了建设运河的全部耗费，埃及人目前还在象过去那样继续受到掠夺。外国新闻界对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认为应把兑换公债的计划作为一项政治上的措施，而不是经济上的措施，感到遗憾，因而首相和财政大臣想方设法使外国人士放心。与此同时，派至混合法庭的美国律师建议，根据蒙特勒公约的条款规定，这些混合法庭于1949年解散后，应当在国民法庭设置律师事务室，允许用法语进行辩护，以此作为对埃及的外宾一种自愿的让步与友好的表示。司法大臣9月26日在答覆这位律师时，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说埃及以履行蒙特勒公约为神圣责任，因此希望其他签字国也能这样做：埃及不允许对公约作任何修改，也不会考虑提供任何新的特权。 在11月14日的华夫脱党代表大会上，纳哈斯对英国使埃及免遭战祸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然后他一一列举了埃及给予英国的帮助。后来他提醒他的听众，　　1936年条约中订有条款，允许十年以后对条约作修改，由于战争产生新的形势，修改条约是完全必要的。在对国王演说进行辩论时，所有党派的发言人都一致同意埃及应要求英军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全部撤离，并要求苏丹与埃及合併。非常卓越的政治家自由党领袖穆罕默德?哈桑宁?海卡尔说，他早在1912年就认为，如今仍然认为埃及应当象瑞士那样採取中立的态度。 在好几条战线上继续存在着政治上的紧张状态，其中政府与支持国王的爱资哈尔大学之间的关系首先变得尖锐起来。后来据称，　　1943年期间，学生为反对埃及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而闹事，因为苏联採取的反宗教政策（现在已有所放松）曾压迫过苏联的二千万穆斯林；又据称，苏联的穆夫提将到埃及访问的消息宣布以后：又激起了第二次学潮，使这次访问不得不取消。1944年1月10日，爱资哈尔大学以及其他宗教学院的院长宣称，由于前四天的学生骚乱，他们经请示大学校长谢赫?穆斯塔法?马拉吉后，决定全部停课。1月15日，他们又宣布，由于校长和副校长不在，他们不愿承担复课的责任，因此就无限期地停课。1月23日，国王任命了一名新的副校长。在此以前，据称这次骚乱背景是经济的，而不是政治的。学生们要求对他们的生活条件以及将来的就业问题进行各种改革，而校长和政府对此不能同意。很可能在骚动结束以前会发生某些变化； 第79页 但当时也发生了政治示威，据称是反苏性质的：“校长在不适宜的季节里到乡下去度假了。政府认为神学院学生……荒废了正当的学业而介入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事情，这是不能容忍的。” 上埃及流行着严重的疟疾，从而进一步给政府增加258了困难。有人认为，由于盟国部队驻在埃及，造成了食物匮缺，从而加剧了疟疾的流行。英国人在2月19日的一份声明中答覆说，根据协议，英国政府未经埃及政府同意，没有购买过谷物和肉类，而且只有在有过剩的情况下才在当地购买。1943年收穫的大量小麦仍然可以买到。并且超过了下一次收穫以前全国的需要量，声明还说，“如果局部地区缺乏粮食，那只是由于分配制度不好，英国当局与此无涉”；可是这项声明在埃及报纸上发表时，这一句被当局删掉了。2月27日，英国发表了第二个声明，宣称英军和美军的医疗队曾三次提议，表示愿意协助遏止瘟疫，但是头二次都遭到拒绝，理由是埃及政府有足够的专家，只需要物资，而这些物资都已得到供给。 华夫脱党掌权后没有几个月，就开始谣传政府有贿赂舞弊和袒护亲属的行为，这些谣传大量地牵连到纳哈斯夫人和她的家族。马克拉姆?乌拜德自下野后，一直是对纳哈斯最激烈的批评者。他将上述指控编成一本“罪行录”，并于1943年3月29日将罪行录的原稿作259为诉状递呈国王，同时又秘密散发了好几千册。4月10日，宫廷秘书处把马克拉姆的诉状送交纳哈斯。结果纳哈斯把宫廷总管哈萨纳因申斥一番，说官方不该对这份诉状予以重视。于是，哈萨纳因在14日向国王提出辞呈。16日，据宣布，国王暂离开罗数日。他于21日回到开罗，两天后报纸上发表了诏谕，命令哈萨纳因留任，并谈到了他的大胆勇敢、善于判断和直率坦白。国王决心解除纳哈斯的职务，可是英国大使得到外交部有条件的同意，为了制止国王拟议中的行动，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象1942年2月4日那样诉诸武力。这使英军指挥官们感到为难。后来传来了轴心国在突尼西亚溃败的消息，危机也就缓和了。 1944年4月，另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发生，这一次是由于国王和纳哈斯两人各自为了笼络人心而到各省巡迴访问所引起的。新闻检查机构又一次严密封锁了任何有关这次危机的报导，然而根据美国方面提供的资料，国王……解除了首相的职务。……英国人宣称，现在不是在联合国家阵线中更换人员的时候，并且通知国王，如果他不收回他的免职令，他们将採取最强硬的措施。在一段时间里，纳哈斯曾经利用新闻检查来阻挠日益增多的批评和反对意见公开化。并行使他按军事管制法作为军事长官的权力，拘留或以拘留来威胁他的政治对手。5月9日，他亲自下令拘鹤马克拉姆?乌拜德。官260　方报刊发布的一条消息声称，马克拉姆不断组织集会，发表危害社会治安的演说，尽管警方曾多次对他警告，如果他执迷不悟，将予拘捕；4月28日，在他组织的一次集会后，开罗发生了示威游行，有人还叫喊要造反；接着他又进而散发了几千本煽动性的小册子。 英国首相致希腊首相的电文中，有一处提到了埃及，这在埃及引起了一些不安。5月30日在埃及议会的辩论中，反对党发言人抗议邱吉尔提到的：“我们保护了埃及的主权，使其不致遭到德意二国的攻击”，他们宣称，英国只是为了维护英帝国本身的利益才保护埃及的。 他们还企图通过一项决议，重申埃及的独立。他们演说时的用词却被新闻检查机构删去，不让报界发表。纳哈斯在答覆时声称，这种说法“与履行条约必须遵循的明确的政策是不相矛盾的；也丝毫没有减少埃及权利的意图”； 用“保护”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埃及是一个“保护国”，因为提到埃及时，还是使用了“埃及的主权”这样的词语；然而为了堵塞漏洞，埃及政府曾于5月4日向英国大使发出照会，要求澄清，它得到的正式答覆是：这一词句理所当然地应该解释为，英国击退了所有对埃及领土的进犯。 纳哈斯进而宣告，“英国政治家们曾在许多场合承认埃及对它的盟国忠实地履行了义务并彻底完成了任务”。他列举了关于这种承认的例证，并指出这些证据不容置疑他说明了负责的英国政治家们的真心诚意。 英埃苏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向最终实行自治的过渡，现在这一过渡取得了进一步的重大发展，那就是1944年5月16日成立了一个北苏丹谘询委员会。 这件事本身以及总督把这个委员会说成是“苏丹国的第261　一个具体的表现形式”，引起了埃及人的批评：《图画》周刊于5月26日发表了一些埃及政治家的看法，他们认为该委员会开会前，埃及政府应该发表一项声明，说明埃及对该委员会的成立并不知情，它开幕时应邀请埃及　　派一名代表前往，而且该委员会的副主席应由埃及人担任。对苏丹问题的议论继续发展着，新闻界提到有“受到怂恿的分裂主义者”存在着，这主要指的是赛义德?阿卜德?拉赫曼?马赫迪爵士，即曾在1881年成功地领导反抗埃及王虐政的马赫迪的儿子。8 月初，政府报纸《华夫脱—埃及人报》写道，为了和平，政治边界应与自然边界一致：埃及与苏丹本是一个国家；如果从整个尼罗河流域来考虑，衣索比亚也应包括在这个整体之内。8月15日，埃及政府宣告特设一个苏丹部；8月26日独立节（即1936年条约纪念日）那天，纳哈斯声称，他已要求苏丹总督维护埃及在苏丹的权利，并要明确表示他认为埃及与苏丹是一个国家，享有同等权利。华夫脱党报刊评论说，经过不屈不挠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斗争赢得的1936年条约，只不过标志着埃及要求取得完全独立的第一个阶段。9月6日，苏丹副民政秘书否认埃及报界所坚持的说法，即他的政府已在採取步骤使苏丹脱离埃及： 第80页 根据各项条约，苏丹是由一个独立的行政管理实体构成的；从立宪角度上看，它既不是埃及的一部分，也不是英国的一部分，它是由大国共管机构领导的一个苏丹政府进行管理的。在法律上，苏丹政府无权改变这种地位，这种地位只能由共管的大国採取联合行动才能变更。苏丹政府正想训练苏丹各族人民进行地方自治和管理自己的事务。这种意向并不想改变苏丹同埃及或英国的法律和立宪的关系，其意仅在建立存在于所有文明国家中的某种形式的机构。　　　　　　　《金字塔报》（9月10　日）一篇社论抱怨说，苏丹既不是埃及的一部分，也不是英国的一部分，这种说法仅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事实上埃及的权力名存实亡，而英国的权力262　则在设置谘询委员会等这些事务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当人们要求纳哈斯澄清情况时，他承认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而最近对这一问题的议论，特别是不负责任的人们的议论，使之更为复杂化。然而，他指出，条约并没有允许苏丹自治，仅仅提到苏丹人的福利而已。12 月，纳哈斯被免职（见下文）后，一个在开罗经营《苏丹报》的苏丹大商人阿里?比赖尔，自己提出作为开罗一个选区的候选人，参加即将到来的埃及大选；一家报纸对政府允许他享有候选资格表示高兴，同时又提出质问，埃及人是否被允许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苏丹谘询委员会。可能是由于这种考虑，苏丹谘询委员会中的六个委员立即就苏丹人的国籍问题向苏丹政府提出质问，法律秘书答覆说，当局正在考虑对这个问题颁布条例，全埃及所有报纸都报导了这一答覆。《穆克特姆报》在12月18日报导了一些谣传，说有人正在试图使苏丹脱离埃及，接着《宪政报》在20日声明，埃及内阁已经就维护国家主权问题根据固有的权力以及条约规定作出了决定。几天后，“由于考虑到影响尼罗河国家团结的更重要的政见，经与负责的权威人士商榷之后”，阿里?比赖尔收回了他的候选资格。伴随着这件事而来的是12月23日的大规模学生抗英示威，这促使新首相艾哈迈德?马希尔不得不发表声明，说有人正在花费相当可观的钱（可能指的是反对党华夫脱党）进行广泛宣传来煽动混乱，还说他已亲自警告过大学生，如果他们听从煽动者的话，他们将受到惩戒处罚。参议院对1945年2月新议会开幕时国王所作演说作了答覆，宣称他们一致同意必须使埃及和苏丹这两个尼罗河流域不可分割的部分获得完全独立。 与此同时，纳哈斯已于1944年9月罢免了公安总监，因为后者根据国王法鲁克的命令拆除了开罗街头写着“国王万岁”和“纳哈斯帕夏万岁”的标语牌。据说国王决心要搞掉这个不听命令的首相，可是有人劝他等到在亚歷山大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预备会议结束后才动手；纳哈斯自1943年春天以来，一直忙于从事预备会议的谈判工作，而且当时正在主持这个会议。次日，10月2638日，据说国王获悉纳哈斯打算辞职，併到农村去发动一项勐烈攻击英国人和国王的计划。在纳哈斯採取这一行动前几小时，国王向纳哈斯发出了免职书，措辞非常谨慎小心：　　　　　　我切望我的国家能由一个为祖国效劳，在形式上和精神上都执行宪法法律，使全体埃及人民享有同等权利与义务，同时使群众丰衣足食的民主内阁来治理。因此，我已决定免去你的职务。 书信的结尾是惯用的客套话，“感谢你在职期间的贡献”。 10月9日，萨德党的领袖艾哈迈德?马希尔组成联合政府，在这个联合政府里，萨德党和自由党以及独立华夫脱集团（马克拉姆的党）各自获得四个席位，民族主义党领袖获得一个席位，马克拉姆本人获释，当了财政大臣。新任首相宣布他将始终不渝地与英国真诚合作，履行埃及对英国的义务，并表示埃及在战争期间忠实地履行义务，提供其全部资源，全然是出自于友谊，而不是由于条约上的法律要求。他说，埃及完全打算在击溃德国之后继续给以这种援助，直至对日本的战争结束。 公众最为关切的事是筹备大选和调查华夫脱党执政期间的所谓贪污腐化情况，而中东补给中心却于1945年1月1日宣布，自从义大利战败，地中海向同盟国海运开放以来，一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议论，为此，经决定取消对许多货物的进口限制。中东补给中心将继续控制小麦和化肥等这类大宗货物以及车辆、轮胎和纺织品等那264些奇缺物资的进口。是年进口量较上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据估计下一年将再增加百分之五十。英国将提供埃及一千万英镑的外汇，用于购买正常的生活必需品，三百万英镑用于购买弥补地区性匮乏而特别需要的小麦，可能还有二百万英镑用来购买化肥。 1月12日，《埃及公报》摘要刊登了埃及英国商会最近就战后英国对埃贸易前景向埃及政府提呈的一份报告。报告说，战争期间滋长的民族主义倾向破坏了英国的商务利益。尽管大臣们发表过调和性的声明，但议会和报界的各政党似乎一致同意採取削弱外国人在商业和工业方面所占地位的政策。那份报告提到1942年的阿拉伯语言法，政策，将使埃及减少对进口物资的依赖，而要担负快速增长的人口：这就可能导致差别待遇和高额的保护性关税； 第81页 如果发现埃及政府允许不顾一切地发展地方工业，英国政府可能有必要进行干预。某些工业的发展可能会对英埃合作提供有利的活动范围，因而不应把股份的持有局限于埃及人，或限制外国股份，象米斯尔公司集团那样。现在有人担忧埃及政府可能会限制英国资本和股息的流出，有效地打消这种担忧也是非常重要的。《埃及公报》对这篇报告评论说，过去民族主义的口号曾“多年来被巧妙地用作赢得选票的方针”，现在是埃及人放弃这个口号而更多地注意迫切需要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时候了。阿卜德?哈米德?巴达维对这份不合时宜的拙劣的报告给以庄严的答覆。他是埃及杰出的法律学家、外交家和金融家，曾在商订1936年条约和蒙特勒公约的谈判中起过重要作用，　　1941年曾出仟海珊?西里的财政大臣，不久，在3月7日即成为外交大臣。他在亚歷山大扶轮社演说时评论说，埃及在立法和施政方面都不是绝无错误的，可是有些外国人却患有他所说的“治外法权病态心理”。如果他们要得到埃及人和他们之间令人满意的合作，他们必须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 雅尔达会议后，罗斯福和邱吉尔在归国途中，于1945年2月16　日至18日同埃及国王、沙乌地阿拉伯国王、衣索比亚皇帝和叙利亚总统举行了会议。当时在埃及，人们开始了解到在雅尔达已根据苏联的要求作出决定，只允许已向德国宣战的国家参加和平会议。杀。《埃及金融市场报》3月1日对迟迟不发表已故首相的声明和众议院秘密开会一事表示遗憾，这很可能是在暗示，正是由于他不够坦率而导致了他的死于非命；然而很明显，公众舆论担心如果宣战的话，可能会要埃及承担新的不愉快的义务；首相唯恐华夫脱党利用它的巨大影响在开罗组织大规模的反对他的示威。这时，外交大臣萨德党副主席马哈茂德?法赫米?努克拉希已当了首相；2月26日，众议院一致通过了採纳政府政策的提案（除两名持不同意见的民族主义党人外）。由于华夫脱党抵制大选，因此在众议院没有代表，可是在参议院表决这项提案时。仅以六十五票对十四票获得通过。当晚国王签署敕令，宣布对德日进行“防御性战争”。 1945年4月10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由于下面　267一段话而引起了埃及舆论界的愤慨： 〔中东补给中心〕应扩充到把俄国和法国的代表也包括进去，使之能在联合国可能为经济计划而设立的另外一些地区性组织中取得地位。在政治领域里创立一个代表这四大国的地区委员会，其理由也同样地明显；因为不管英国承担的责任多么重大，它总不能单独担负起维护国际安全的重任，也不能独自解决与其他大国同样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其中包括使维护国际秩序必需的战略安全措施同中东国家的独立和自尊协调起来的任务；还包括在这一地区有能力为世界安全履行自己的责任以前，为加强该地区的力量和团结而提供领导和援助；也包括解决西方国家之间传统性的竞争，使它们为目前情况所需的中东发展进行合作。 对此，埃及的杰出政治哲学家塔哈?海珊教授回答说，阿拉伯各国无意抛弃一国的保护而去接受四国的保护。 阿拉伯各国不但希望摆脱任何受人统治的状态。而且还热切期望能在集体安全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并能参与对战略中心的保护。它们不能接受经济控制的主张，但渴望能得到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合作。如果英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和美国人以为他们能对阿拉伯国家使用这种过时的语言，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了。在旧金山会议上讨论联合国宪章草案时，埃及代表团认为，“区域性安排”的涵义中，主要因素应为“地理上的接近”（或者根据他们的发言人后来所说的“地理上贴近”）以及共同的利益，这种说法正是某于上述的态度。很明显，这是企图从阿拉伯国家联盟中排除大国的影响。 欧战结束和对日战争结束之间这段间隔时间是一段充满期望和从事准备的时间；从马克拉姆在　7月9日辩　268论预算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埃及政策的总方向，即政府将要求英国把英国部队全部撤走，因此在预算中将不列入根据1936年条约所规定的为英国部队在运河区建筑军营这一项目。这就准备好了步骤，一俟战争结束，埃及将马上重新要求获得完全的独立。这一要求现已更加强烈，因为埃及人痴心妄想地认为在处理小国与大国之间的任何事务中，联合国组织足以伸张正义，并认为埃及提出在苏丹或昔兰尼加行使主权的要求，在本质上无庸置疑是正义的。在战争期间，首相作为军事长官，被赋予相当于独裁的权力，从而产生了压制反对派合法批评的后果，而反对派的力量由于歷届党派政府很容易搞虚假选举而早已被削弱了。过去五十年中，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了青年人热中于煽动极端主义，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的情绪； 虽然军事长官的高压手段在战争期间曾抑制并吓住了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然而只要压力一放松，他们顽固的、毫不容情的民族主义就会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样爆发为一连串政治暴动。最后，高高在上，却又不游离于政治闹剧之外的是一位年轻任性的国王，他的宪法地位给他以凌骂于大臣们之上的较大的权力，在这方面，任何现存的欧洲君王的权力都及不上他。对于1942年至1944年间英国人干涉他与纳哈斯之间的斗争，特别明显的是1942年　2月4日公开动用武力的做法，法鲁克是深恶痛绝的。因此，他一心一意致力于摆脱英国保护的最后痕迹。不高明的做法可能会使他在英国人手中丧失王位，正如他的祖父伊斯梅尔（1863—1879年）和他的堂兄阿巴斯二世（1892—1914年）就由于做法不高明而垮台，一旦和平恢復，这种风险将会缩小。然而随着这种风险的缩小，却出现了对君权的一种更大的潜在威胁，那就是在埃及的赤裸裸的贫富悬殊之中，出现了一个左派；法鲁克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民族主义的政策来博得人心，同时又不让那些可能会变得无法控制并将最终把他推翻的社会力量活跃起来。 第82页 附　　录 马克拉姆在控告华夫脱党大臣们的“罪行录”中所列主要罪状和大臣们答辩的概要。本附录无意评价这些罪行的真伪。 罪　　状 答　　辩纳哈斯曾利用伦敦的埃及大使 皮货价值不到一百镑，不是馆职员和密码为他的妻子定 购所称的三千镑。 皮货。 纳哈斯在其支持者的压力下没 有文件证明这些判决已获批有批准军事法庭的七项判决。 准。 拖延购买修筑铁路所用的木 否认。 材，以便使某些人能获得承包 合同。 砍掉开罗一条街的树木，以便 有文件证明并无此事。使工务大臣的一个亲厨能够履 行其木材合同。 工务大臣一个堂兄的土地用公 他是在灌溉之后才获得这块费灌溉。 土地的。 司法大臣的一座乡间别墅用公 否认。 费安装电灯。 在律师资格委员会的选举中， 法院已驳回马克拉姆的上由于有人贿选而使马克拉姆遭 诉。 到失败。 农业大臣想方设法毁灭有关其 毫无证据的讹传。 财产失火的文件。 农业大臣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 大臣及其几个兄弟拥有十辆汽车轮胎与化肥。 小汽车和二辆卡车，仅得到 十个轮胎，而马克拉姆的一 辆小汽车却就有八个轮胎。农业大臣的一个兄弟为该大臣 土地曾以正常的方式由出价购买国家土地。 最高者承购。买主的妻子业 已卖掉了这块土地的一部 分。 纳哈斯看中了开罗的一座大 学校迁移是出于技术上的原楼，因而在二十四小时内强行 因。校长提出请求以后，纳把里面的一所女子学校迁走。 哈斯曾设法取消命令，但教 育大臣坚持己见。当时纳哈 斯并不知道这座楼房，只是 后来才看到并住进去的。用不正当的手法把奖学金授予 否认。 华夫脱党议员的子女和亲友。 商业大臣曾以非法手段购置地 要求提出证据。 产，他的一个亲属得以在油渣 饼行业中牟取利润。 教育大臣就任后，仍继续从事 否认，并提出反诉。法律业务并破例提升大学教 师。 纳哈斯曾接受农业博物馆的鲜 这是已成常规的正当行为。花。 工务大臣在分配水泥时特别照 他们自1942年12月以来从顾他的兄弟和一个朋友。 未获得不正常的数量。工务大臣安排的灌溉工程给他 同时也给好几千个村民带来的亲属带来好处。 好处。 纳哈斯的一个侄子在国防部得 晋升是通过正常的渠道进行到破例提升。 的。 国防大臣的儿子最近从军队调 否认。 至审计部，从而得到好处。 国防大臣接受一个朋友的贿 否认。 赂，让他的儿子进入军事学院。 国防大臣曾设法为他从前的司 根本不知其事。 机获得政府职务。 纳哈斯曾将一座房子卖给他自 房子是作为立有遗嘱者的寡己任理事的私人宗教慈善基金 妇的住宅售出的，所提到的会，条件是他将继续住在里面， 基金也是按照立遗嘱者的意 并用宗教慈善基金来支付房屋 愿付给他的寡妇的。的维修费。据说纳哈斯与宗教 慈善基金会的受益者共谋抬高 房子的售价。 一座桥樑曾被搬移到新的位 桥樑的搬移是为了在紧急情置，以便连接二务大臣的两块 况下为难民的撤离提供另一地产。 条路线，以免堵塞主要公路。首相和交通大臣曾利用尼罗河 有文件证明以前歷届政府的上的政府轮船作为公馆而不付 大臣们都是如此的。租费。 国防大臣和交通大臣曾占用农 答辩同上。 业部的房间，不付房租。 国防大臣的儿子由于受到特别 否认。 照顾而在卫生部得到提升。 纳哈斯曾滥用权势，获得巴德 这是地方法院因立遗嘱人的拉维宗教慈香基金会理事的职 家属之请，不顾他本人的意位。 愿而任命他的；此后法院院 长的提升只不过是一项例行 手续而已。 曾发生过与纳哈斯夫人组织的 否认。 慈善事业周有关联的“出卖荣 誉”的事。 纳哈斯擅自修建一条公路，以 他上任之前，这项工程己在便从出售他的土地中牟利。 进行。徵用的土地尚未估 价。 纳哈斯曾把一项公用事业的合 要求马克拉姆提供细节，合同给予一家曾以诉讼对他威胁 同是上届政府授予的。的公司。 纳哈斯曾为他的一个房客获取 对这控告避不答辩。一张经营酒业的执照，然后把 房租增加了一倍。 纳哈斯曾从军事法庭已作出而 否认。 提交他审定的判决中获取非法 利益。 不合常规地结清了纳哈斯夫人 否认；并向哈萨纳因帕夏提家属中一个成员所欠国家的债 出反诉。 务。 纳哈斯的生活超过他的收入； 价值仅一千五百五十镑，主尽管已有三辆公家的汽车供其 要是用卖掉他妻子的一辆汽使用，他却曾以三千镑从一位 车来付款的。 希腊百万富翁那里买了一辆汽 第83页 车。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之多的政府 收据上的日期都是3月份，这 时马克拉姆准备提出这些控告 的企图早已为众所周知。 在决定最低米价到宣布决定这 段时间内，纳哈斯夫人的亲属 们购置了大量大米。 第二章　　近东国家的独立要求1943—1945年 1943年1月24日，下列公告在阿尔及尔发表： 法国民族委员会业已同意加强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性，这是1941年由贾德鲁将军以委员会名义宣告的；经同英国政府磋商后，考虑到国内军事形势发展已容许恢復立宪制，委员会已向驻近东各国总代表兼总司令发出指示，要他同叙利亚共和国政府、黎巴嫩共和国政府以及当地重要政界人士磋商后。使所有必要的安排得以落实。 2月19日，贾德鲁自阿尔及尔返回贝鲁特，3月8日，他告知戴高乐： 要达到我们实现鉴订条约这个目的，我建议在两国分别　　採用下列主张： 在黎巴嫩，我将利用它过去同法国在感情上的联繫，以及对付吞併它的计划的自卫本能。黎巴嫩民族主义在目前拥有大量支持者，甚至在穆斯林中也有。法国与黎巴嫩利益一致的说法日益得势。人们感到只有法国才能保证黎巴嫩的完整，这种完整性正是法国所赋予的；这种观点日益在所有基督救人士中加深影响，甚至长期反对这一观点的埃及基督教人士也是这样。 在叙利亚，有一种倾向使许多人认为法国对维护叙利亚领土完整是关心的，要抵制犹太復国主义或土耳其人的威胁，法国的支持是必要的。对这种倾向我自然将予以鼓励；在阿拉伯重新联合的问题上，有一股逆流把叙利亚推向英国，为了抵消这股逆流，我将不使自己表现出敌视这个计划。一方面我将承认阿拉伯团结确实存在，并承认努力把这些国家用以联合起来的语言、文化和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繫起来的做法是正当合法的，另一方面，我却要指出，由于地理、歷史和文化的原因，在这样一个组织年，领导地位无庸置疑地属于叙利亚，而大马士革必须是它的中心。我还得指出，为了要在那些屈从干英国的国家面前维护这个首席地位，叙利亚需要法国的支持。最后我将指出，同法国缔结条约一事不会成为阿拉伯重新联合计划的障碍，因为一方面这个组织必然会尊重其成员国的独立性，同时另一方面，法国和英国一定会协调它们在中东的政策，正如两国在别的地方一样。…… 我自知在这种意义上要採取的行动将是很伤脑筋的，同时，由于我在打交道的那些人的品性，由于法国国际地位的脆弱，还由于英美两国肯定会反对签订条约的计划，其结果可能会是令人失望的。然而，这是我们所能採取的唯一的政策。这项政策必须是根宽大的，因为现在只有这样做，才能为我们在道义上博得声誉。 最后贾德鲁于3月18日决心在两国分别设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的任务是在三个月内准备好选举名单，尔后，尽快进行选举；可是在叙利亚，他同哈希姆?阿塔西达成协议的希望又一次落空。哈希姆，阿塔西只有在下面的条件下，才愿意支持1936年条约草案的条款，即其有效性仅限于战争期间。他拒绝贾德鲁建议的要他在一封不公开的信中承认贾德鲁于 1941 年宣布的独立是以签署一项条约为条件的。 6月3日，宣布让?埃勒接替贾德鲁担任驻近东各国的总代表，贾德鲁已调至阿尔及尔担任穆斯林事务专员。让?埃勒过去曾任法国驻土耳其大使，直至1942年他脱离维希政权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埃勒及其随员的形象是并不令人喜欢的。带有预言性的讽刺意味的是，阿尔及尔所宣布的他的官职，不得不予以更正，因为宣布时错误地称他为总督，而这个官衔早在宣布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时就已废除了。他对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民所作的就职演说进一步说明了法国在宣布这两国独立时是何等的缺乏诚意，因为他宣布他打算帮助他们在“法叙友谊和法黎亲善的体制之中”实现独立；法国再度变得强大团结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在黑暗的日子里始终对法国抱有信心，并知道暂时的失败并不会妨碍法国重新恢復它在近东各国的歷史地位。 与此同时，叙利亚民族集团党的领袖舒克里?库阿特利一直在忙于加强民族主义阵线，特别是在阿勒颇。那里在 1936—1939 年民族集团党掌权期间，由于民族主义分子的主要家族贾比里族袒护亲属，以致形成了对立的派别，5月底，库阿特利收到伊本?沙特的一封亲笔信。 库阿特利一家已有几代充当伊本?沙特祖辈在大马士革的代理人；一个月之后，伊拉克议长访问了他。对民族集团党来说，并无什么有实力的反对派，只有已故的沙班达尔博士的几个同僚以及谢赫?塔杰丁（已于 1 月 17日去世）的支持者；7 月间，分两个阶段举行选举的结果是，民族集团党获得了显着的胜利。8月17日，议院以一百二十二票对二票选举库阿特利为共和国总统，一个有广泛代表的民族主义内阁就此组成。法国人只得听任民族主义分子在叙利亚取得胜利，可是在半基督教的黎巴嫩，法国人希望能得到一个有实力的亲法派的多数票。可是，事情处理得很拙劣。6月17日，国家元首基督教徒阿尤布?塔比特博士颁布（可能总代表不无知情）一项法令，授予已经取得黎巴嫩国籍的移民以公民权，结果给基督教徒在议院里保留了三十二个席位，穆斯林和德鲁兹派却只有二十二个席位；而在1937年，议院席位的比例只有二十二对二十。穆斯林威胁要抵制选举，并得到275了邻国教友的支持；在埃及，纳哈斯採取了对他们有利的措施。贾德鲁当时正在重访近东国家，在他的劝告下，埃勒于7月21日罢免了塔比特，并请斯皮尔斯帮助他同穆斯林和解，斯皮尔斯是在访问伦敦之后千25日回到近东的。斯皮尔斯终于使穆斯林同意一项新法令，即给基督教徒三十个席位，给穆斯林与德鲁兹派二十五个席位，而且在埃勒的请求下，斯皮尔斯发表了广播演说，唿吁各教各族集团之间和睦相处，并提醒人民注意：贾德鲁和埃勒都曾说过选举是自由的，不受约束的。 第84页 贾德鲁说，他在访问期间，还发觉总代表对党的领袖贝沙拉?扈利毫无好感，却倾向于他的对手埃米尔?埃德。贾德鲁属意前者，因为他“不是那么明显地屈从于法国”，贾德鲁想使埃勒了解到这一点，但未成功。选举的做法虽然经不起用严肃认真的议会民主的标准来加以检验，但毫无疑问，它是近东有史以来最公正和最自由的一次选举，斯皮尔斯不断地竭尽全力要使人们了解到这是英国政府的意愿。亲法派在贝鲁特和黎巴嫩山区取得了一些胜利，他们在这两地势力最强，组织得最好，可是在别处却一败涂地。贾德鲁一再重复当时法国的说法，即最多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选民投了票，虽然根据黎巴嫩的官方数字，只有贝鲁特市的比率才这样低（亲法的一批人在那里获胜），在全国范围内，参加投票的选民占百分之五十三点六。根据黎巴嫩人的请求，并在埃勒的同意下，斯皮尔斯此时设法打开扈利与埃德两派之间争夺总统职位的僵局。他曾宣称，只是为了劝告埃勒不要以总代表的名义给埃德以支持，他才提名马龙派的杰米勒?夏蒙为候选人，而根据贾德鲁的描述，此人是“臭名昭着地被英国人拉过去的角色……是英国的走狗”。这个目的达到后，议会于9月21日以四十四票选举了扈利为总统。那天出席的代表有四十七人，八个支持埃德的人没276有出席，以示抗议。总理的职位由里亚德?索勒赫担任，他是一个穆斯林，他的反对委任统治和主张泛阿拉伯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他很快就同叙利亚政府就一个纲领达成协议，这个纲领要求法国人交还他们仍在继续管理的那些政府部门，尤其是叙利亚和黎巴嫩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那些部门，并建议从两国的宪法中取消强加于它们而有利于委任统治的一切限制。埃及、伊拉克以及沙乌地阿拉伯终于承认了黎巴嫩的独立。　　10月7日，索勒赫要求大家对他的纲领投信任票时宣称：“我们在阿拉伯世界其余地区的兄弟们都希望我们能获得我们自己所期望得到的一切。我们不希望黎巴嫩成为外国人进行剥削的场所，他们也不愿让它成为帝国主义征服者的通道。” 埃勒在10月22日的一份照会中，要求贝沙拉?扈利注意：黎巴嫩政府倘继续修改宪法，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并说，法国民族委员会认为展开辩论是不合时宜的，那“不会加速黎巴嫩走向独立”。然而，在10月20日和25日，他却分别收到叙利亚政府和黎巴嫩政府的来信，要求将法国代表团改为外交使团，并要求交还迄今仍为法国侵占的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一些权利。因此，埃勒于10277月28日决定去阿尔及尔请示，同时规劝索勒赫将行动推迟两周。在阿尔及尔由戴高乐、马西格利（外交委员）和贾德鲁组成的核心委员会给了埃勒下列指示： 在近东国家同法国达成协定，决定法叙、法黎总的和最后的关系之前，我们决不能将我们按委任统治权在这些国家行使的权力和管理工作移交给这些国家。…… ……委员会对那些国家行使法国作为宗主国的权力不得作为讨论的议题。如果对这些权力提出异议，那你就只能表明，承认这些国家独立的公告，其本身的合法性也将成为问题。 如果这些国家要求对1936年签订的条约进行修改，就应指出，委员会有意在互换条约确认书之后，邀请这些国家派遣代表前来阿尔及尔协商它们想要提出的修改条款。 当埃勒要求委员会对黎巴嫩打算单方面修改宪法的行为表明态度时，委员会给了他一份11月5日的下列公报，　　　该公报于递交黎巴嫩总统阅后予以公布：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已经研究了黎巴嫩政府和议会单方面修改黎巴嫩宪法能否生效的问题。 由于这些条文是根据法国单独承担的义务产生的，而且现在仍然有效，因此其修改必须取得法国代表的同意，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决定法国当局不能承认未经法国代表同意所作任何修改的合法性。 ……尊重契约是各国独立和自由的根本。因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深信黎巴嫩人民会承认这份公告是有充分根据的，并理解它实际上同法国通过双方以诚恳友好合作精神进行协商、准许黎巴嫩完全独立的决心，绝无任何违背之处，这种诚恳友好合作精神将一如既往，继续促进使黎巴嫩同法国联合在一起的特殊关系。　　　贝沙拉?扈利接到这份公报后，建议不予公布，理由是它278只会促使黎巴嫩政府继续对宪法进行修改。但是法国置若罔闻。当时正在返回近东途中的埃勒，8 日在开罗接到通知：黎巴嫩议院将在当天下午对这一议案进行辩论。他用电话知照黎巴嫩政府作如下通知： 埃勒先生将于明日下午到达贝鲁特。他要求议院延期到他回来以后开会，因为他经阿尔及尔委员会的同意己带回通知，其中有些具有吸引力的建议。他要求不致使他面对既成事实。否则，他将被迫保留作出判断和採取行动的全部权利。这不是威胁，而是法国代表希望坦率说明态度的表示。 黎巴嫩内阁答称，在目前情况下，他们不能建议推迟会议。根据贝沙拉?扈利随后给贾德鲁的一份声明说，埃勒提出他将保留採取行动的全部权利的做法，使里亚德?索勒赫就更加坚定地表示拒绝了。议院否决了将议案交由专门委员会审议的提议，该提议如获通过，就会起到埃勒所希望的推迟会议的作用。后来这一议案除七人弃权外，经全院一致通过。埃勒于次日到达贝鲁特。他说：“我正在研究对这次违抗行为应採取的必要决策。” 第85页 11月10日晚，埃勒与斯皮尔斯共进晚餐。次日，斯皮尔斯提醒埃勒，他在“坚持避免发生任何可能引起社会骚动的极端重要性”之后，曾得到埃勒的保证：“决不考虑採取任何会引起社会骚动或是会以任何方式干扰战事的措施”，但埃勒后来宣称这一说法“不确”。事实上，埃勒在 10　日就计划好逮捕和拘留黎巴嫩总统和内阁，并已拟好命令废除宪法修正条款，解散议院，暂停宪法，并指定埃米尔?埃德为国家临时元首。　　11日清晨4时进行了逮捕，一小时后公布了命令。当消息传开时，贝鲁特的279　商店关门停业，举行总罢市，严重的骚动导致法国人对游行示威的人开了枪；　　11日晚间，实行宵禁。贝鲁特电台告诫公众提防埃及或巴勒斯坦电台虚构捏造的报导。 ‘埃勒将他採取行动的报告于12日上午送达阿尔及尔核心委员会，贾德兽认为这个报告在法律上、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辞穷理屈的，并认为必须召回埃勒，而戴高乐则相反，主张支持埃勒。经决定贾德鲁应亲自前往近东查明情况。13日，阿尔及尔宣布，关于埃勒的行动，民族解放委员会毫不知情，但在下一天，埃勒于贝鲁特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委员会曾经对此作出决定：他事前曾警告过戴高乐，黎巴嫩人民可能会制造纠纷，但将军指令他干下去。在此期间，英国在阿尔及尔的代理常驻国务大臣曾发出一份照会，贾德鲁摘要如下： 英国政府不能听任近东局势恶化，也不能容忍战争期间在那一地区发生严重骚动。为此，他们正在考虑最后由英国军队进行干预，以便恢復秩序的必要性。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它本身准备会同近东国家制订一项战争期间的暂行解决办法，英国政府将召开一次有法国、叙利亚、黎巴嫩和美国等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以便作出一项临时性的协定，而于战后在法国和近东国家之间加以调整，使之成为正式的协定。这一协定必须包括恢復议会制政府的问题。英国政府还要求立即召回埃勒并恢復黎巴嫩政府成员的自由。英国政府同意暂时停止议会的活动，条件是应迅速结束这种情况。英国政府坚决认为局势严重，并暗示法英未来的关系将取决于这种局势的解决。 11月15日上午，已于前一天下午从阿尔及尔到达开罗的贾德鲁，访问了英国常驻国务大臣凯西。后者是在13日乘飞机专程来贝兽特进行磋商的。凯西告诉他，英国政府对待这一局势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贾德鲁方面的任何延误都可能促使英国採取行动。贾德鲁答称，他决不容许外国干预或插手纯属法国和黎巴嫩之间的分歧。他将根据法国的权利与义务，根据法国使独立成为现实的愿望以及它作为同盟国应负的责任来求得解决的办法。他要凯西回想法国对斯皮尔斯在挑选黎巴嫩总统时的种种活动和“插手”行为的看法，并说斯皮尔斯“是黎巴嫩事件的主谋；黎巴嫩的舆论对此深信不疑。解决这些困难的有效方法就是埃勒和斯皮尔斯同时离境。”落和反英情绪：“作为斯皮尔斯肆无忌惮活动的直接或间接见证人，他们深知他是这次危机的主谋”。总罢工使城市陷于瘫痪，商店都关门闭户，街道上只见军警。埃米尔，埃德没有能组成一个高级文职人员的内阁，因为公众舆论（以马龙派大主教为首）坚决支持两位曾险遭逮捕而逃往山中的部长。这两位部长在山中已自称为合法政府，并且拥有约一千名德鲁兹战士，正准备向法国人挑战。在叙利亚，议院于11月16日对黎巴嫩危机进行了热烈辩论，叙利亚政府採取行动已不过是时间问题，示威群众早就促使他们行动了。总之，贾德鲁断定，自由法国正处于叛乱的前夕，它会引起英军的干涉。果然不出所料，斯皮尔斯于17日通知他，英国政府规定恢復黎巴嫩政府的时限业已到期。贾德鲁拒不知晓时限问题，并坚持有全权完成任务的自由。他拒不同意斯皮尔斯访问被关禁的总统和部长们；斯皮尔斯对法国的合法地位提出质问时，贾德鲁以英国于1942年2月压制埃及国王，1942年以同日本人通情报为由拘留缅甸总理（吴苏）和在英国本土实施防御法第十八条乙款等等的情况来与之“对抗”。事实上，英国这些防范助敌行为的措施，无一可与法国的镇压黎巴嫩政府相提并论，尽管埃勒在其11月11日的布告中竭力把里亚德?索勒赫描写成为德国28的特务。 11月18日，贾德鲁以其结论通知了法国民族委员会，说埃德显然不得人心，并说释放被监禁的部长并恢復他们的原职，至少是释放贝沙拉?扈利和恢復他的原职，对缓和普遍不满的情绪是必要的。这种不满情绪如任其继续下去，在黎巴嫩和叙利亚都会造成严重混乱，叙利亚政府业已受到大马士革民族主义者的强大压力。因此，他建议：恢復贝沙拉?扈利的职权和成立一个新内阁；释放前政府成员，但把他们软禁起来；恢復议院的地位，但在几周内不得开会；至于那些引起政治危机的宪法修正条款，则由法国下令宣告无效。那天晚些时候，贾德鲁向贝沙拉?扈利提出了恢復其职位而以免去里亚德?索勒赫职务为条件的建议，但为这位总统所拒绝，他说，他不能解除刚同他一起受法国行政措施而被监禁起来的这位总理的职务，倘要挽回舆论，那末完全恢復原状是法国必须付出的代价。下一天，贾德鲁写道：里亚德?索勒赫宣称他愿意辞职隐退，但是他并不隐瞒他的想法，他深信他的同胞不会接受他的辞职，而会用武力把他带往萨赖。 第86页 同一天，凯西在斯皮尔斯陪同下，当面交给贾德鲁一份备忘录，指出英国政府关于调走埃勒和释放被押政治人物的要求，已过六日，迄未收到答覆： ……小英王陛下政府认为有必要释放上述人员，并恢復他们由于被监禁而引起的这次危机之前的原有职位。……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倘能如所希望接受上述要求，从而圆满解决当前局势，英王陛下政府将建议由英国发起在黎巴嫩政府代表和贾德鲁将军之间立即在近东邻近的英国领土举行会谈，以便达成一个在黎巴嫩施行的战时暂行办法。 我们竭诚希望你们同意这几点。但英王陛下政府方面有必要讲明，倘英国政府的要求到11月22日上午10时尚未得到满意答覆，中东常驻国务大臣已接奉本国政283府命令，为了军事需要，将在黎巴嫩立即宣布戒严。戒严令的实施，包括由中东总司令或第九集团军总指挥官作为他的代表负责管辖这个国家。 到11月22日上午10时，这个共和国的总统和其他黎巴嫩部长如尚未获释，他们将由英军予以释放。 我们必须代表英国政府声明，如有必要在上述情况下宣布戒严令时，这种措施并不涉及任何政治后果，更不应将此作为英王陛下政府希望或意图在近东以英国势力替代法国势力的表现。 贾德鲁评论说，这样的要求不应该送给他而应送交民族解放妥员会，并说这种做法使他想起了法绍达时期。他否认英国有权宣布戒严令，确认该委员会业已作出决定召回埃勒，不过要按它自身的日程表办理。 贾德鲁于11月20日将英国的这份“最后通牒”转送到阿尔及尔时指出，拒绝接受英国“专横跋扈的行动和侵犯行为”可以维护法国的“民族尊严”，但会导致法国最终退出近东。因此，他建议採取宽宏大度的全面大赦和补救的姿态，也就是使所有在押的部长都官復原职。这是他在那天会见里亚德?索勒赫之后，认为可以使法国不致失去国威而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在21日，阿尔及尔委员会仍在作徒劳的挣扎，坚持“民族尊严”，虽宣布召回埃勒和释放黎巴嫩各部长，但是只让贝沙拉?扈利復职，据说贾德鲁已被邀请同他“谈判在黎巴嫩迅速恢復宪法生命的必要措施”。22　日，部长们的获释在黎巴嫩受到“激动万分、欢欣若狂的”欢迎。在贝鲁特，士兵禁止外出；284 上有黎巴嫩柏树标志的法国三色同旗从政府大厦被扯了下来而代之以民族主义者的红白红三色旗，上面也有柏树标志。对贾德鲁来说，情况已很明显，阿尔及尔委员禁止黎巴嫩内阁復职将会造成灾难，他于是在22日向委员会汇报了这一情况。下一天，获释的总统和部长们回到政府大厦，官復原职，国会重开，总理髮布命令，总罢工必须停止。这时候，法国民族委员会终于接受了贾德鲁的意见，并恢復了符合宪法规定的现状。当晚，贾德鲁在近东电台发表演说，其结束语是： 法国有必要作出你们从中将看到它的自由主义和崇高精神的姿态。它已作出了这种姿态，别人可能认为代价过高，但它没有听取规劝它缩手不干的意见，因为它深深懂得善意的行动会得到你们内心深处的响应。现在法国纠正了它所犯的错误。它忠于它的诺言、义务和职责。因此，请信任它是尊重你们的权利和自由的，如同它信任你们尊重它在你们土地上构成它的道德传统和地位的一切那样。 据估计，黎巴嫩的伤亡人数是死亡在十六人至二十二人之间，受伤在六十六人到九十五人之间，而法国人则根本没有任何伤亡。在两次已经证实的事件中，游行示威的青年曾分别受到机枪扫射和履带式小型装甲车的冲击。《泰晤士报》的一个特派记者作了颇有远见而公正的总结： 黎巴嫩事件对小国来说，是对大西洋宪章和对同盟国战时诺言的一次考验。对阿拉伯世界来说，这是第一次，也是获得胜利成果的一次反抗欧洲统治和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团结。……对犹太人来说，这己表现为一个危险的信号。对法国来说，这是一次痛苦的屈辱，似乎证明甚至它的莫逆之交也会见利忘义，乘其衰弱之机，图不义之利。最后，对英国来说，这已成为争论和自我检查的根源。…… 有人也许要问……大西洋宪章中的经济和社会条款，是否会象政治条款那样强有力地引起当前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受命行使主权的那些集团的注意。家族，就其广义说来，仍是效忠的主要核心。其次是朋友和支持者；雇员、工人和其他同胞就等而下之了。宗教，根据个人和环境情况，在这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不是占最高的地位，便是处于最低的地位。 因此，还得谈一谈一个论点，即在黎巴嫩引用大西洋宪章来将权力从一个具有一般效率的外国统治移转到一个并不比外国统治高明多少而几乎是如出一辙的政府；由于叙利亚和黎巴嫩有政治头脑的城市居民，除了一些有职业或经简的以外，通常都是进行残酷剥削的半封建的地主，所以很少人有资格可视为人民。法国官员是很容易受到贪污腐化的指控的，也易犯政治偏见。就此也可说，对于人民这次变动也许会证明是微乎其微的。 近东在法国人上台之前早已腐败了。 第87页 11月29日，据宣布，对驻黎巴嫩的法国高级官员进行了清洗：贝朗、伯格纳、总代表的顾问、公安总监和驻黎巴嫩政府的代表均被撤换。贾德鲁于12月16日从阿尔及尔回到近东与两国政府协商解决办法。两国政府是否有权修改宪法的问题则被审慎地避而不谈；里亚德?索勒赫终于在23日得以宣布法国业已同意于1944年1月1日将所有立法和行政机构，包括公安总部，全部交还给这两国政府，对叙利亚贝督因部族的管辖权也一併同时交还。这些行动标志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有效开端。过去向由法国管理的两国之间有“共同利益的事业”也将移交，但是法国代表团将保留“社会救济、教育和文化等事业”，这些事业过去主要是由法国资助的。 这就很快地成为不和之兆：《叙利亚回声报》于1944年1286月5日登载了一篇贾德鲁接见记者的报导。贾德鲁在接见时指出，法国就这样把在近东“进行社会活动和施加文化影响的手段”完全保持在其权力范围之内；它还保留了由法国招募、武装和发饷的二万五千名当地军队的指挥权，这样它将继续保证这个国家的安全并保护它防范敌人的冒险行为；而这问题在战争结束前，不能设想会有其他任何解决办法。这次发言在叙利亚激起了强烈反响，群情激动，要求成立一支国家军队。国防部长宣称这个问题将在贾德鲁下次巡视近东时解决。1944年2月8日签订的英法金融协定，规定了法郎对英镑的新汇率，并规定叙黎镑同贬值的法郎脱离联繫，但对英镑则应保持八点八三比一的汇率。叙利亚财政部长乘此宣称叙利亚镑不再受任何外国货币的束缚：法国委员会已保证偿还维希政权送往法国的黄金，并重估法国的通货和证券，后两者是构成叙利亚发行纸币的另一部分后盾。 叙利亚报刊赞扬新任总代表贝内将军对两国的谅解态度；但是，一个反对里亚德?索勒赫政府的候选人在黎巴嫩北部的补选中重新当选，却在贝鲁特引起了一次新的“事件”。据报导，内阁于4月27已接到警察部门的报告说，这位新议员正由举起法国旗的队伍护送前往议院，而在议会大厦周围则已由警察布下了警戒线。当一个身穿法国军服的人要在议会大厦大门上升起一面法国大旗时，他被人群中的一名记者开枪射倒。这是警群双方相互射击的开端：据黎巴嫩官方报导，约有六人死亡，十七人到二十人受伤，大多数是警察。随即实施了宵禁，武装部队在街上巡逻；据报导，里亚德?索勒赫己在议院宣布“要对那些卖国贼採取铁的手腕”；不过宵禁还是在5月1日解除了。可是到了2日，当黎巴嫩、法国和英国当局正在平息骚动的时候，总代表却发布了一份简要的公报，而在3日，阿尔及尔的官方发言人宣称这次事件是“被人策动来加剧已处于困境的内部局势的”，并宣称，里287亚德?索勒赫的态度“尤为不合情理”。阿尔及尔非官方人士声称，贝内将军是被迫干预，以阻止黎巴嫩政府下令对反对党议员进行大逮捕的，并由此得出教训：“英法在中东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凡是危及一国的，终将危及另一国。”继贝鲁特示威游行之后，大马士革也发生了一次事件，不过不那么严重。在保守的穆斯林人士中间，谣言四起，说穆斯林妇女将要除去面纱。谣言集中在法国军官俱乐部将举行的一个舞会上，这个舞会是为穆斯林妇女支持的一个慈善机关募款而举办的。5月20日，一个代表团访问了警察机关和叙利亚的内务部长，查询关于穆斯林妇女将不带面纱参加舞会的说法。当代表团和部长在一起时，清真寺中议论纷纷，反对叙利亚政府，因为它允许所传的那种放盪行为。游行示威的人和受僱的暴徒组成了队伍，意图进攻法国俱乐部，最后不得不用警察把他们驱散。 夏季，法国不声不响地把“共同利益”的更多部门移交给两国政府，但是坚持必须同法国签订条约才能移交特种部队，而两国政府则强烈希望把它移交过来，以便各自改编为它们的国家部队。10月7日（这一天，获得解放的巴黎已再次成了法国的权力中心），《费加罗报》宣称： 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政府最近要求我国政府放弃在法国军官指挥下服役的特种部队的指挥权。这些保安部队是忠诚的部队，热爱他们的指挥宫，所以他们对这种要求已感不安。他们不愿转而受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政府的管辖。况且，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主张同现有的协定是正面牴触的，现有的协定赋予我们在这些领土上保留驻军的绝对权利，至少要到战争结束为止。 法国政府已表示坚决反对这一要求。 我们知道，英国政府在商讨这个问题以后，业已宣布同意我们的意见，并重申他们的观点，在有关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问题上完全忠于法国。…… 11月6日，同一报纸声称： 这些军队对于我们保障这些国家的秩序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对这些地区的安全负有责任。何况按战略形势看来，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对轴心国作战的可能不復存在，但许多英国军队却驻在那里。 不过，伦敦最有权威性的发言己向法国作出了满意的保证。邱吉尔先生和艾登先生的声明以及首相府的信伴都告知了法国，英国的愿望是要看到我们的国家通过同这些国家签订条约以保证它处于优势地位。在此情况下，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将与英国同伊拉克的关系相似。 第88页 然而，英国某些代理人的行动，有时候似乎是同伦敦一再给我们的正式保证背道而弛的。 可是，里亚德?索勒赫于11月14　日宣称：“同任何强国缔结任何条约决不是我们的心愿，因为我们希望不受任何约束地去出席和会”；叙利亚外长两天之后重申这一声明并作了补充，他说，叙利亚对邱吉尔和戴高乐最近在巴黎的会谈毫不担心：叙利亚的独立是已成和公认的事实。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在控制特种部队的愿望受到阻挠之后，便要求扩充和重行装备已由他们自己控制的宪兵队。斯皮尔斯支持他们的要求，但是法国人反对，声称其动机是要把宪兵作为特种部队的对手；最后英法政府达成妥协，由英国人供应宪兵队一定数量的武器，而不迁就任何一方。 12月5日，英国外交部宣布： 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已要求他的辞呈能被接受并于12月15日起生效，因他急于要回议会工作。1941年以来，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杰出地代表了英王陛下政府。 爱德华?斯皮尔斯爵士回国，并不表示英国政策有任何改变，而是完全出于他个人想重返议会工作的愿望。 据报导，斯皮尔斯在近东为他举行的一系列的送行会上曾说，他要在下院的席位上使那些关心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人们知道这两个国家的事态发展，在会上他并曾力劝黎巴嫩人培养睦邻关系和维护他们内部的团结，抵制“模稜两可而有偏见的宣传”，那些宣传是企图在它们中间制造麻烦和散布互不信任的。 法国要求籤订一项范围广泛的教育协议，以巩固法国在近东的教育阵地，叙利亚议会作为回答，于12月份通过了一些议案。其中特别是规定在小学里废除教授外语（即法语），因为这与欧洲和美国的初级教育原则不符，并规定在中学把英语放在与法语同等的地位。议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对批评意见答称，语言教学在中等学校将会加强，这样，新法律“在加强我们青少年国民精神”的同时，也为接触“伟大的西方文化”作充分准备。l945年1月，叙利亚国防部长宣布了议院一致通过的组织国家军队的方案。1月25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曾为法国制造了严重而不愉快的麻烦。法国是承认这两个国家独立的第一个国家，它在那里有着突出的地位，它将保持这一地位。法国要使它的叙利亚朋友和黎巴嫩朋友实现真正独立的愿望，因外来干扰而复杂起来了。要是没有这些干扰，大马士革政府、贝鲁特政府和法国政府之间早就会达成协议。我们深切290希望这些干扰将会消弭。 同一天，大马士革爆发了反法示威，并很快地蔓延到叙利亚其他城市。法国在大马士革的驻军以坦克和装甲车在街道上举行了反示威。叙利亚总统于是要求法国人禁止他们的士兵外出，以免引起冲突。但是，叙利亚的内政部长也许误解了总统的意图，向法国当局提出了应从大马士革撤退其全部军队的要求。经盟国进行外交调停之后，法国同意暂时禁止士兵外出。2 月 2日，法国外长向内阁汇报了近东最近的情况；据宣布： 法国已下定决心，坚决维护它在这两个国家的突出地位，并为此目的继续控制武装部队，藉以在那里维持秩序。 外交部长给贝内将军的指示，没有任何可误解的余地。 对此，黎巴嫩驻伦敦公使（杰米勒?夏蒙）于2月5日代表叙利亚政府并以他本人名义发表评论说： 这是叙利亚和黎巴嫩所不能接受的，我们已被通知，不论是美国人或是俄国人，都不愿意看到我们给予任何一个大国以特殊地位，他们已经无条件地承认了我们的主权和独立。…… 法国当局深知，出动法国军队对维持秩序无挤于事，而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显然，叙利亚和黎巴嫩既经所有大国承认为独立自主国家，则除两国符合宪法规定的政府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权力能够对两国内部秩序负责。英国外交次官于2月7日在下院指出，关键问题恰恰是： 法国将来同近东国家的关系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它已宣布这些国家独立。该是怎样的关系问题，正是法国和这291些国家之间本身需要协商的首要问题。但是，这种关系迟早必须以协定或某种解决办法确定下来。英王陛下政府的看法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商谈越早举行越好。虽然争端很多，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相信，只要双方抱着适当谅解和克制的态度，这些问题是没有理由不会得到圆满解决的。 同时，我们有权希望双方都不支持可能对英国作战部管理的某一地区的安全会造成威胁的任何行动，或是可能破坏特种部队的忠诚和纪律的任何行动，这些特种部队是同盟国军队在中东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此，他在14日还补充说：“这种商谈一定是要没有拘束的，不应为任怀一方的武力威胁所阻碍，英王陛下政府的意旨乃是，为达到此目的，如果必要，将施加他们的影响。” 2月17日，邱吉尔和艾登在雅尔达会议后回国途中，同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邱吉尔（正如他后来向下院的报告中所说）使对方深深感到同法国和平解决的必要：“我们已说服近东国家开始谈判，这种谈判它们以往一直不愿举行。它们要法国人提出建议。”邱吉尔告诉下院： 第89页 我们也决心尊重这些国家的独立，我们将以最大的努力为法国保持一个特殊地位，因为法国同叙利亚在很久以前就建立了文化和歷史方面的许多联繫。我们希望法国能够保持那种特殊地位。我们相信这些国家将得到世界组织权威的确认，而法国的特权也会得到承认。 然而，我必须讲清楚，决不是由我们单独以武力来保卫叙利亚或黎巴嫩的独立，或者保卫法国的特权。这两方面都是我们所寻求的，我们不相信这两者互不相容。因此，不应单独在英国身上加上过重的负担。我们必须注意这一事实，即俄国和美国已经承认并且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但是不贊成任何外国享有任何特殊地位。 据2月18日报导，近东法国代表已接到训令，同这两个国家重开谈判。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在访问伦敦期间（2月25日到27日）讨论了这个问题。法国总代表292在离开贝鲁特回巴黎向政府请示之前，于 3月10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法国和叙利亚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争论：只不过有些分歧。”他宣布，法国不愿採取可能损害近东国家主权的立场： 法国所要求的只是保持它的文化使命和巩固它在这一领域中的联手。法叙协定就是适合于保持法国的文化地位并使之不受政治变动的影响。我们只希望以此协定加强同叙利亚的友好关系，并希望它成为己有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亲密友谊的恰当的通道。派教长苏莱曼?穆希德的关系，不无象二十年前英同同穆罕默拉的谢赫哈扎尔计对波斯政府的关系；不过当时英国人承认波斯政府有权对其藩属维护其统治权这一点，而自由法国在叙利亚的总代表甚至在1941年7月以后还在继续怂恿苏莱曼?穆希德主张独立，摆脱叙利亚政府。苏莱曼?穆希德同其他时期、其他地区的封建酋长如出一辙，肆无忌惮地恣意占据别人的财产，叙利亚政府接到受害人的控诉后，于1944年春为这一问题成立了一个仲裁法庭。但是苏莱曼?穆希德拒绝作证，于是被逮捕软禁。就在这时候，他的追随者同叙利亚宪兵发生了冲突，由于这些人是由法国人“精心武装起来的”，所293以他们使宪兵吃了败仗。叙利亚政府于是派遣了一支大规模的宪兵队去再行维护权力，而法国人也同时派出了阿拉维和北非军队去保护其宠儿，这就再次表明了法国实际上给予叙利亚主权的限度。 叙利亚和黎巴嫩已于1945年2月27日对轴心国宣战，但是由于环绕它们同法国委任统治权的法律关系问题尚未确定，因此未被立即邀请出席旧金山会议联合国成立典礼。两国政府于是向发出邀请的国家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发出照会提出抗议；英国外交大臣声称，关于它们归属联合国的申请“正在按规定程序考虑中”。在近东暗中或多或少有些说法，认为法国正在阻挠它们加入，直到3月21日，法国外交部长才声明他的政府并无异议，他还盼望在旧金山见到它们。这一声明于是被作为法同承认它们为完全主权国家的证词，因而美国国务院便于3月28日宣布已向它们发出邀请。 后来邱吉尔在下院说： 当贝内将军还在巴黎等候指示的时候，法国拟派遣增援部队的意图于 4月份在近东已为人所共知了。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迟迟没有接获法国的建议，加之增援部队又即将到达，颇为不安。我们已向法国政府提出，增援部队不论人数怎样少，其到达势必会被误解为对谈判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势必导致严重的反响，但是我们的意见未见成效。 5月4日，在……外交大臣建议下，我给戴高乐将军发了一份友好的私人电报，因他曾向我们的大使表示他对我们在近东国家最终意图的关切。象以往在许多场合那样，我说明了我们在那里绝无任何野心。……我还说明了我们业已承认法国在近东的特殊地位。……不过，我也说明了我们在整个中东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在那里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盟国战时交通安全，使之不受干扰和捣乱。因此，我们不能无视近东国家发生的事情。英王陛下政府过去对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权益没有不294良企图，而今，我告诉戴高乐将军，我也愿意在法国政府与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缔结条约并付诸实施的时候，就命令所有英国军队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出。 从这一观点出发，我谈了我的意见，如果前来增援的部队人数超过了替换人员的需要而终于引起不安或造成紧张气氛，那将是莫大的憾事。我力陈法国在这一时刻增援部队……会给人以法国准备在威压下达成解决办法的印象，从而有害于即将举行谈判的气氛。戴高乐将军答称，贝内将军……带了开始谈判的指示在回程途中，但他没有提到法国增援部队的问题。 这仅不过是戴高乐的最近几次行动之一，藉以维护法国行动的独立自主。还有几次行动是：他拒绝艾森豪要法国军队撤出斯图加特的命令；他没有得到盟国的授权就占领了瓦尔达奥斯塔（在义大利旧边界那边）；以及他坚持在德国的法国占领区要大于美、英原来建议的范围。在这些日子里，阿尔及利亚东部爆发的一次重大的穆斯林起义，使他更难于完全改变他在穆斯林叙利亚的“铁腕”政策。 第90页 5月7日，一营塞内加尔军队在贝鲁特从一艘巡洋舰下船登岸，这是由于法国人手头没有商船可供使用，也是因为他们拒绝了关于这些军队应由陆地即从亚歷山大或海法进入近东的建议。两国政府曾在这些部队到达之前预先接到通知，并得到保证说，他们不过是前来同另一支部队换防而不是前来增援的。但是，法国这种行动的拙劣，又为其内阁偏偏选择7日这天宣布贝内将军正带着指示返回近东准备进行谈判这一事实而更为显着了。下一天是欧洲胜利日，贝鲁特发生了一些混乱，一起持有法同三色旗的示威游行队伍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反示威游行，在后者的队伍里，（英国）巴勒斯坦团的一295营二百名阿拉伯士兵作出了未经许可的行为，游行时带了那路撤冷穆夫提的画像和（或据法国后来所称）一面 字旗。 贝内将军于5月12日从法国回到贝鲁特时，情况已很清楚，尽管英国公使继续规劝两国政府对法国的建议给以合理考虑，但是上一个月他们和法国人之间那种相当缓和的关系已告结束。18日，贝内向他们提出了法国政府的建议： ……有关叙利亚和法国的文化事宜，应当由一个学术协议予以规定和保证。 各项经济协议，应由就有关事项按照国际惯例（企业协议，领事协议，商业协定等等）所订各种协定予以规定。 至于战略方面的需要，将包括保护法国及其海外须地之间运输线的基地。 上述三点一经达成协议，法国政府随时准备将特种部队移交给这两个国家，条件是只要客观情况还不许可完全实行一国指挥的时候，这些部队仍应置于法国最高指挥部管辖之下。……只要法国本身还对盟国间的盟军最高指挥部负责这两个国家的安全，法国指挥部不能自行放弃指挥那些特种部队的权力，也就是说，实际上，要到远东战争结束和盟国间的总部解散为止。 贝内认为，这些建议“在精神上要比其他阿拉伯国家同英国所签订的任何条约宽大得多”；但是两国政府在19日通知他，由于建议的性质，也由于他们觉得正在受到的压力，他们将不再继续进行谈判。事实上，另一支法国军296队，不顾英国的意见，已在5月17日到达贝鲁特。英国的意见，用邱吉尔的话来说，毫不夸大，可以称之为“恳求”，贝内对于这些意见却反唇相讥，指责英国最近把一师军队开进了近东。 随后发生的事件经过，邱吉尔向下院叙述如下： 国内局势变得很紧张。大马士革、贝鲁特和的黎波里这些城市的商场和店铺都于5月19日关门停业，大马士革举行了示成游行，发生了从法回医院广场上射击的事件。 约有十二人受伤，但无死亡。第二天，5月20日，阿勒颇发生了严重暴动。死了三名法国兵，伤了一些人。法国装甲车开到城里，大肆扫射之后赶走了街上的人。据估计，平民至少有十人死亡，三十人受伤。叙利亚的所有主要城市的商场都停业数天，在阿勒颇，叙利亚宪兵和法国军队双方都在市内巡逻。在黎尺嫩，贝鲁特和的黎波里这两个城市的商店，在政府向市民发出唿吁要求它们继续营业而由政府负责保卫黎巴嫩独立之后，于5月23日开门復业。 在这些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曾不断劝告双方耐心克制，并始终努力安排外交磋商，以便对谈判中断后所造成的整个局势进行讨论，如有可能则予以解决。叙利亚政府恳切吁请我们进一步提供武器，用以装备他们的宪兵，这样，不管发生群众骚动，他们能够维持秩序。他们说，要不是法国的军事警戒过于耀武扬威地刺激居民，要是日见疲劳的宪兵得到增援，他们是能够继续控制局势的。可是法国当局坚决反对我们以任何更多的武器供应叙利亚宪兵作为增援之用，这也许是因为法国人担心这些武器可能会用来对付他们。5月24日，法军不得不从阿勒颇的城堡撤出，但是唯恐在撇离过程中出乱子，法国将军于是威胁说，如果发生任何开枪射击情事，就要炮击这座城市。 5月25日，英王陛下的公使接到外交部指示，要他立即告知叙利亚政府，他们有必要继续控制局势，尤其是霍姆斯和哈马两个地区，那里的局面己有剑拔弩张之势。在巴黎，以及对法国驻伦敦大使馆，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要他们重视当地极度紧张的局势，并敦促法国政府应暂停派遣原拟增派的部队。经指出，法国装甲车和军用卡车继续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街道上巡逻，飞机在清真寺举行祷告的时刻在上空低飞，大楼的屋顶上都显眼地架着机枪。这就必然地激怒了当地居民。我们非常强烈地指出了进一步混乱可能在整个中东导致的种种不幸后果，这些后果会附带地影响对日作战的交通。 5月27日，哈马爆发了严重的战斗。叙利亚政府指挥的宪兵队首先保卫火车站以免骚扰，但是最后被击败了。这是今人失望的，因为还只在前一天，英国政治官员能够在有关各方面之间安排了一次会议，缓和了紧张局 298势。我无须详细说明随后蔓延开来的纷乱，但是叙利亚外交部长于 5 月 28日通知英王陛下公使说，他遭到了各种突然发生的事，不再能负责国内安全。法国在霍姆斯和哈马进行炮轰，局势简直难以收拾。混乱蔓延到大马士革，法国人于5月29日傍晚开始在那里炮轰。官方公布的大马士革的伤亡数字是：死亡宪兵八十名，平民四百人；重伤五百人；轻伤一千人。当然，这些是估计数字。法国政府随后声明： 第91页 总代表终于在5月30日傍晚能够向我们报告恢復平静。 英国首相却就在这种情况下于5月30日晚通知我国驻伦敦大使说，英国政府已经命令其中东总司令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復秩序。 英国政府随后声称，那天下午当地时间11时，他们已“命令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法军停火，留驻原地直到局势明朗，且不得反抗英军的行动”。然而驻大马士革的奥利瓦－罗热将军直到5月31日傍晚才接到命令；他后来说明： “我没有通讯系统，没有电话，没有联络，也没有无线电； 通讯室名存实亡。”与此同时，戴高乐于31日下午接到邱吉尔的电报，要求他“立即命令法军停火併撤回营房”。 据说，戴高乐曾致电总代表，要他抵抗英军，但是贝内将军对后果有先见之明，问电称：“难以从命。”停战令约299于下午9时至9时30分之间到达大马士革奥利瓦－罗热那里，这时他也接到了英方的口头停火令并予拒绝。零星的射击，包括大炮、迫击炮和机枪，通宵不绝，直到6月1日，当地英军司令才递给他下列书面命令： 我奉中东总司令之命向你传达下列命令： 1.除了在营房对你们本国军队有权维持纪律以外，你已不再有任何其他权力。 2.我负责确保大马士革法军营房及其设备的安全。 3.既然如此，所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法军概不得以任何藉口开枪自卫。 4.我并警告你，如有任何法军竟然开枪，这些军队的营房将立即遭到炮击。我已亲自将这些命令下达给我的军队。 5.所有屋顶上的瞭望哨都必须撤除。倘不立即撤除，将使用武力。 6.所有装甲部队，一无例外，须一律撤回营房。 7.未经本人核准，法国士兵一律不得外出上衔。 8.请确认收到本通知。 英军将法军押送到离城约五英里的一个营地，大马士革的紧张局势开始缓和下来；但有两名逃出营房的塞内加尔士兵和一名违令出现在街头的法国军官受到大马士革暴徒的袭击而遭杀害。法国平民也被撤退。英国军事当局通知法方，为了确保城里的粮食供应并保证已可收穫的谷物到手，他们正在接管粮食局。所有这些措施当然增加了法国人的愤懑，一位作者在6月5日的《黎明报》以“法绍达……还是慕尼黑？”为题写道：“英国现在300对待泛阿拉伯主义的压力同它在1938年对待纳粹泛日耳曼主义如出一辙，同样是不抵抗。”6月7日在巴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奥利瓦－罗热将军发展了戴高乐在6月2日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无数英国特务群集” 的一般性指责。奥利瓦－罗热宣称，在大马士革的英国官员都“以坐探闻名”，他提了其中两个人的名字，接着他说： 自5月19日起，英国卡车川流不息，开进大马士革的城堡，那是一座巨大而有围墙的建筑物，是叙利亚的警察总部。这件事同几乎在叙利亚到处开始的动乱是同时发生的。5月26日和27日之间的一夜，六十辆英国卡车开进了城堡。从5月19日起，城堡就成了招募新兵的中心，所谓辅助警察就在这里入伍并发给武器。 ……大马士革本身的动乱是在5月29日开始的。成群结队佩带武器的人是在某个国家的指挥下发动捣乱的，这个国家就是英国。 目的就是要迫使法国说它已无法自行维持秩序而要求英国支援。当地英国官员的行动是否得到伦敦政府的支持，那要让英国人自己来说明了。 英国常驻中东国务大臣在6月11日回答了这些指责： 罗热将军宣称这些混乱是由英国“坐探”发动的。他竟然会相信这种说法，诚令人难以置信。法国人、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都可以随便作证，说明特伦斯?肖恩先生（英国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公使）和霍姆斯将军（英国第九集团军司令）在他们的文武僚属忠诚协助下，曾不断地作出努力以防止法国同当地政府和人民之间发生摩擦的事实。…… 罗热将军还扬言骚动发生前几天，川流不息的卡车装着给叙利亚宪兵队使用的武器络绎不绝地开进了城堡。没有什么武器运给叙利亚人。5月23日和24日，有十三辆空车通过大马士革，在5月24日和26日之间，有二十五辆空卡车按照早先的安排交给宪兵队。5月24日，有八辆卡车送士兵到大马士革观看文艺节目，散场后立即把他们送走了。法国参谋长曾问及这些是否是增援部队，且已接受了英方的说明。 6月14日，邱吉尔在下院声称：　　　　　　　　　　　　　　　　　301我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再一次声明英国绝无任何野心或任何欲望想在叙利亚从事扩张。我们绝无意图在叙利亚取代我们的法国朋友。我们绝不想在地球的任何部分窃取任何人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法国在叙利亚的势力问题。我们将予以支持，但只能提供意见。既不能由我们来保证那种势力的树立，同样地也不能由我们去把它搞垮。要是法国能够自行掌握同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进行商谈而达成一项满意的条约，那我们是很高兴的，我们说过，这项条约一经签署，我们就立即从这个国家撤退我们的军队。 第92页 但是，法国外长皮杜尔，下一天在协商议会上展开了对叙利亚问题的辩论，发表了一通演说，出言讽刺挖苦，指责英国的行动造成了法国人的伤亡，掠夺了法国人的财产，以及所谓把一直在麻疯病院服务的法国修女会驱逐出境。他结束髮言时宣称，他的政府曾向英国政府建议应把争议提交“五大国”会议，但未得要领。19日继续辩论时，戴高乐在作了所谓英国自1941年以来在近东侵犯法国权力的冗长而概括的叙述之后宣称，他的政府正在要求联合国“调整中东出现的全部问题，既包括法国和英国之间的问题，也包括这两个国家各自同好几个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问题”。但是旧金山会议主席（美国国务卿靳退丁纽斯）感到这样的课题会给目前处于萌芽状态的联合国组织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 6月22日，英国政府发表了下列声明：　　　　　302各地发生的事件和误会，使我们有必要说清楚英国在近东国家进行干预的理由，从而使人们对英王陛下政府的意图不会有任何怀疑。……英国军队干预之所以有其必要，是由于叙利亚当地发生的事件看来会使整个中东陷于混乱并会妨碍盟国从事战争的努力。 英王陛下政府命令中东总司令进行于涉，是为了恢復和维护秩序，以待通过外交途径对近东局势作出一些解决办法。…… 当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恢復时，撤退那些曾在发生真刀真枪冲突的某些城市积极参加战斗的法军，看来是必要的。这是消除可能进一步引起任何冲突的根源的必不可少的措施。留在这些城市中的法国平民由于有生命危险，所以也把他们撤退了。 现在那些发生骚动的城市中的主要的混乱己被平息，所以设想民政当局应尽快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负起在整个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城市中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责任。 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首先要对维持它们领土内的秩序负责，全世界会以它们怎样履行这个责任来判断它们的。万一政府可调动的军队不能应付骚动；我们将授权当地的英军司令採取他认为通过民政当局重建秩序、恢復正常管理所必要的公正行动。 必须清楚地理解，英国军队的干预并不意味着英国方面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有任何取代法国的意图。英国当局无意以任何方式破坏最后解决近东国家的局势问题。 英国武装部队的使用，一定不会是不公正的，如果为了保护盟国的战事利益而不得不进一步出面干预防止动乱，英军司令将对任何肇事有责的人採取行动。 下一天，法新社评论如下： ……在巴黎，人们注意到表示英国当局建议今后要把维持秩序的责任移交给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的那段声明。 303　对这段声明需要发表两点意见：第一，英国人正在把维持秩序的任务交给那些煽动破坏秩序的人，由于这些混乱，英国军队实现了它们的干涉；第二，英国人从法国当局手中撤销了一种为英国人本身所公开承认属于法国当局所有的权力，这种行径于法无据。英国除以武力赋予权力以外，别无任何权利可以剥夺法国当局的权力并将其移交给其他不论是什么样的任何政权。 最后，预期将来发生混乱并规定英军司令对肇事有责的任何人都将採取行动的那句话，巴黎把它看作英国打算在其他地区下逐客令的新措施的序曲。有鑑于此，英国政府似乎正在为它本身进行接管作好准备。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总理和外交部长于6月21　日举行会议后宣布： 两国政府同意採取一项共同政策，旨在实施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的决议，解除两国政府中在职法国官员的职务，为撤出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所有法国军队并由两国政府接管仍在法国人指挥下的特种部队而努力。 两国政府利用这次会议机会重申它们的决心，决不授予任何大国任何特许权或特殊地位。 法国驻近东代表团中的一个成员奥斯特罗洛格伯爵，这时由巴黎带了建议回到贝鲁特，法国政府于7月7日宣布： 经决定，由于欧洲战争结束，同意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要求由它们组织一支国家军队，因此将在当地招募的、原由法国人指挥的部队移交给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关于移交细节，将于四十五天内作出规定。 据英国方面报导，这是法国人单方面作出的一种姿态，企图打开尚在坚持中的僵局，因为黎巴嫩人和法国人之间虽然举行过一些商谈，但是叙利亚人拒绝同他们建立任何联繫。看来两国政府都在坚决执行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的决议，在法国交还两国认为属于它们的一切之前，拒绝进入任何正式会谈。另一方面，7月11日《世界报》的社论宣称： 法国由于表示了它能同叙利亚和黎巴嫩达成直接协议〔原文如此〕，从而排除了第三者干预的一切藉口。现在应该毫无困难地消除同英国的争论：这种争论业己基本上转到我们没有英军支持能否维持秩序的问题。而同叙利亚和黎巴嫩达成协议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经宣布，营房和军事设施已于7月20日开始移交：两国政府将于25日接管军队。那天宣布了英军总司令和法国总代表之间达成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法军将从叙利亚内地撤退，但目前仍将留驻地中海沿岸和黎巴嫩； 第93页 法国还将保持某些机场的控制权。这一协议纯属临时性质，决不影响以后有关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退外国军队的决定。 因此，导致叙利亚危机的各种因素基本上同1943年引起黎巴嫩危机的那些因素是一样的，不同之处，是由于法国政府已回到巴黎，战事已近尾声，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追求完全独立的心情更为迫切，而法国人则更为自负，这些情绪使双方比1943年更易于各趋极端。至于英国，那个可怕的人物斯皮尔斯，已由职业外交官特伦斯?肖恩接替；但是由于斯皮尔斯在公开演说以及在英国着名报纸的文章中继续发表他的强硬观点，而且只要英国军队仍驻在近东国家，即使英国驻贝鲁特公使在外交上完全正确，也不能减轻法国的怀疑。《经济学家》的文章中，一方面没有放过斯皮尔斯的那种“放肆态度”和“各地许多英国官员对法国人所抱的那种所谓敌视态度”，另一方面也很重视“法国舆论的极端敏感性和法国领导人那种多少有些失常的态度”。事实上，这两次危机主要要由戴高乐本人负责。不是说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盛行的高潮中，最明智的政治家有可能挽救法国的委任统治权；但对一个更富有现实主义的人来说，处在人类歷史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期。至少不会幻想：自流产的1936年叙利亚草约签署以来，近东的时代是特殊的一潭死水。当法国社论作者正津津乐道地记叙埃及和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已在鼓动修订战前同英国所订条约的时候，戴高乐却认为吃了败仗和失去信任的法国，这时候是能够达成同样地限制叙利亚和黎巴嫩完全独立的条约的，倘此路不通，也可以迫使英国把它在中东的全部权益拿到国际会议桌上来谈，戴高乐作此设想，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促使法国不让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恰恰在于法国势力的衰落，这种衰落，毫无疑问又是由于法国政府所在地和近东之间的通讯效能受到影响，使法国的官方情报往往不足为信，而这种不可靠的情报于是又不得不由负责官员们以谎言搪塞来加以“支持”。 到1944年，对英国人来说，近东作为一个作战基地的重要性日益减少而居于次要地位，所以这时英国人转而鼓励签订一项条约，使法国人获得类似英国人自己在306伊拉克所获得的那种地位；但这种解决办法显然已落后于形势了。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与法国之间的鸿沟，原已很深，由于法国在1941年到1942年间不愿认真尊重他们的地位（法国人宁愿把权力交给一些虚有其表的“稻草”人而不给他们），以及1943年11月法国在黎巴嫩危机中所犯的暴行，这道鸿沟已经进一步加深了。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既然通过法国人对那次事件的弥补而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独立，这时他们无意在条约方面作出止步，英国和苏联的态度又坚定了他们这一立场。总之，1930年的英伊（拉克）条约（英法两国把它看作是它们希望在近东解决问题的样板）和 1936年的英埃条约，都已被那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视为过时的东西，他们只等战争结束后要求英国驻军撤走，这样，法国要想在近东达到签订条约的目的，势必十分困难；但戴高乐对英国的意见置若罔闻，抓住欧洲战争结束的时机採取了行动，这种行动在多疑的近东人看来，完全有高压之势，因此激起了一系列的反应，终于导致念念不忘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自认为有其权益的英国人插手干预而结束了法国在叙利亚的军事统治。 第三章　　犹太復国主义者的独立要求1943—1945年 1943 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政界人士认为轴心国对中东的威胁已告解除，注意他们自己的战略已是时候了。 他们试图成立一个有聚合力的团体来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利益；但是由于个人之间的嫉妒、意见分歧以及由于穆夫提和他的一批心腹或被放逐或被拘留而无真正能领导的人，因此他们的努力也无结果。在犹太復国主义者方面，政府认为有必要在1月23　日作出规定，控制为促进扩大武装力量而採用的方法，其中包括： 在建筑物年置放炸弹、绑架和囚禁、涂柏油和粘羽毛、灌蓖麻油以及其他较轻的然而也同样应受谴责的威胁方式。 除了这些明火执仗的行动外，还有过一次比较不显眼而却同样险恶的恐吓运动，即採用书信、传单、张贴那些据称是不尽义务的人的名单以及各种形式的抵制运动。这些规定引起了犹太代办处的多次抗议；3月23日，政307府宣布委任一名建设专员，他的任务是制订战后工农业发展的协调计划，本－古里安在犹太復国主义核心会议和犹太人代表会议的联席会议上勐烈攻击这些提议。这件事情可以作为那时存在于犹太代办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象徵。本—古里安说： 我们愿意直率地告诉政府，不论是现在或战后，我们和白皮书当局之间不会有什么合作。对于昨天晚上向哦们透露的那些计划，我们不会助其实现，因为那些计划的立足点全是为了阻挠犹太人移居入境，金是为了要把犹太人隔离在一个特别的犹太人生存空间之内，全是为了实现白皮书政策，全是为了要剥夺犹太民族的家园。……我们正在制订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制订计划是基于这一事实，即在一千八百万杜那姆的土地上根本没有居民，而另一方面，一个比世界上任何民族蒙受过更大苦难的民族却需要到这里来建立家园。 第94页 3 月份，从英网军人库中偷窃军火和炸药的次数和规模显着增加。不久以后，一个大规模的军火走私组织被发现了，这个组织与非法的犹太哈加纳有关，其组织网分布于整个中东。8月11日，两名英国逃兵斯托纳和哈里斯在军事法庭被控非法据有枪炮三百余件，子弹十二万五千发。他们承认有罪，供出有一个犹太军火走私集团的头目曾问他们接洽并向他们行贿，要他们设法在军队仓库内窃取枪枝弹药。他们和两个海法的犹太人相互勾结，由这两人充当他们和在逃的“大老闆”之间的联繫人。这个大老闆名叫那胡达?坦南鲍姆，别号阿拉齐，曾任巴勒斯坦警察局的巡官。他们的供同涉及本—古里安的名字，并且还暗示一些犹太组织，如犹太工人总工会和工人体育联合会，都有牵连。为他们辩护的军官308　维尔丁少校声称，这两名士兵曾落入一个非常有势力和极其残酷的组织的陷讲中去，他们一旦被它的触鬚缠住，事实上就无法脱身。…… 这是不是意味着由于战争已经远离他们的国境，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不再面临集中营的威胁，他们的士兵有些人已经陷于这个组织的影响之下，不再为联合国的利益服务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事态就应当在整个联合国内广为传播。 作为犹太政策泉源的犹太代办处，一直不断地向联合国大喊大叫要求拯救其被躁瞒的人民，要求给他们这个被压迫的民族以和平，如今却在幕后于着既不利于联合国又不利于中东前途的勾当，这是不可能的。身为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本－古里安立刻发表下列声明，作为对这一挑战的答覆： 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对昨天维尔丁少校发出的反犹太主义的和污衊性的攻击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犹太代办处认为此次事件是一次赤裸裸的陷害，旨在诽谤犹太人民，贬低犹太人在战争中所作的努力，使犹太士兵在英国战友和高级军事当局面前声名狼藉。 犹太代办处认为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散布流言蜚语的运动的一部分，这个国家里的一个反犹太团体发动这场诽谤犹太代办处和犹太人社会的运动已经有些时候了，同时，它也企图煽动英美舆论反对犹太人以及损害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前途。 犹太代办处主持人要求英国政府彻底调查事实真相，并採取必要措施以制止诸如此类的政治阴谋。本－古里安同时致函驻巴勒斯坦英军总指挥官说：维尔丁少校滥用了作为辩护军官享有的特权，他对犹太人民、对在中东英国军队中服役的犹太士兵、对犹太代办处进行攻击，出言粗鲁，肆意中伤。…… 作为受到恶毒攻击的犹太人民的一个代表，一个本身受到蓄意侮辱的人，我要正式宣布维尔了少校在本案3中的行为是不顾事实真相的，也是有失体统的，其态度十足是最卑劣的反犹大主义的典型，我要求他在任何一个容许我可以在平等的地位上同他对质的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上证实他的指责。 这两名士兵被判十五年徒刑，然后又充当对两个犹太中间人控诉中的王室见证人，两个犹太人中有一个先前是巴勒斯坦的警察，目前是出租汽车司机，另一个是犹太海员工会书记。被告的答辩是前者对于在他的出租汽车内装运非法武器毫不知情，后者则提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这一控诉是“巴勒斯坦刑事调查局的反犹太官员一手策划的第二个德雷非斯案件”。在宣判的时候（分别判处七年和十年徒刑），世界犹太復国主义执行委员会的一名驻纽约的委员抱怨说： 在战争地带，军火走私是极普通的事。远在战前很久以来，阿拉伯人就在巴勒斯但千这个行当了，他们的意图则是与民主和联合国家为敌：但是如今巴勒斯坦当局却把一桩牵涉到两个犹太人的例行审判闹得满城风雨而认为是恰当的。为了将事件夸大，记者们奉召专程前往开罗。 这次审判为检察官员们的无比恶毒的反犹太人的狂言谰语提供了一个扩音器，并向全世界广播了这些言论。 在10月4日举行的一次犹太人代表会议的特别会议上，本—古里安攻击法庭的判决为“误判”，并且认为检察人员伪造罪证。会议一致批准了一项决议，其中一段写道： 已往歷次骚动和流血事件的煽动者一向认为，在当局人士中，有人贊成採取暴力手段来对待伊休夫和犹太復国主义。伊休夫对发动骚乱的可能，对诽谤诋毁或险恶的用心，都毫不畏惧。在任何条件下，犹太人民重返家园的进程都要继续下去。国家的再生不是通过暴力手段能够达到；唯一的方法是定居、移民和开发。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伊休夫准备同那些阴谋阻碍它将来生存的势力作斗争以保卫自己，并将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卫权。 有消息说，沿海平原中部的拉马特哈库维奇犹太人集居31地窝藏了波兰军队中的犹太逃兵，而且是一个非法武装组织的训练营，根据这个消息，英国军警于11月16　日出动去搜查这个定居地。那里的居民，男男女女都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他们向“入侵者”掷石头、浇开水。率领军队的一位对世界各地民间骚乱富有经验的英国准将报告说，他从未见过可以同这批兇勐的定居者相比的场面，走居者中有一人被杀。军警没有找到武器，但从一些犹太先锋队居住的帐篷的地下掘出了步枪的容器。继20日在特拉维夫举行的抗议大会后，数达几千人之众的一群犹太人冲击一支强有力的警察部队，闯进了区公署，纵火焚烧；英国国旗被扯了下来，升起了犹太復国主义的旗帜。警察的援兵遭到大量石块的袭击，在英国军队的增援下，才把人群驱散。在为拉马特哈库维奇死去的那名定居者举行的葬礼上，代办处的政治部负责人摩西?谢尔托克讲了话，他威胁说，如果对定居地的搜查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就要遇到有组织的反抗，在下一个月，哈加纳的负责人伊拉休?戈隆布也作了同样的讲话；高级专员向总指挥官发出警告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在目前避免採取会引起同犹太居民发生严重冲突的任何行动；我们已经看到，在1941—1942年间，中东的英国军事当局把犹太復国主义者看作是保卫他们的民族之家的热心的同盟者，因此比巴勒斯但政府对他们更有好感。而今战争已到低潮，犹太復国主义者已经开始为他们自己的未来战斗作准备，中东总司令说： 第95页 到1944年1月，犹太代办处对政府的态度已强硬到如此程度，以致任何同比尔特莫尔计划的方针有牴触的行动或者任何实施白皮书的行动，都遭到了反对和阻挠。犹太代办处在某些方面来说，僭取了一个独立的犹太政府的权力和地位。它不再想否认隐藏武器的地窖，而是宣称不仅有权持有武器以备自卫之用，并且有权抗拒合法当局方面对他们进行侦查的任何尝试。事实上，这是公然反抗政府，也可以说到了叛乱已经存在的那种程度。 有人发表过这样的看法，　　1943年曾经有一个机会可以使犹太復国主义的领导转入温和派之手，然而这个机会是“可悲地”丧失掉了，当时在英国显然有人向韦茨曼提出要求，要他重返巴勒斯但再度执掌领导大权，但是他对这些要求没有反应： 他有一个儿子在皇家空军作战时死亡，他自己有眼病，又是一个负有重要战争任务的化学家，这一切都加强了他的天生惰性〔原文如此〕，而使以本一古里安为首的政敌有利。韦茨曼在一年后才去巴勒斯坦，那时，本一古里安已经巩固了他充当未来的以色列领导人的地位，而韦茨曼则不过是犹太人派驻英国的大使而已。 在这一时期，本—古里安和韦茨曼之间的确有过一番实力较量，此事首次公诸于世是在1943年10月26　日，前者辞去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犹太復国主义总理事会投票结果，在三十二票中有二十八票不同意他辞职。结果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伦敦同韦茨曼商定，本—古里安可以在 1944年3月2日收回他的辞呈，这才解决了分歧。本—古里安对韦茨曼施加压力，看来是想迫使他接受比尔特莫尔计划作为他那时对英国政府谈判的基础；当时，成立国家的要求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政界中已占支配地位，韦茨曼显然是屈服于这一要求。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处在各种压力之下，这种压力来自国内犹太復国主义和修正派两方面的煽动的勐攻，来自军事部门想从沙乌地阿拉伯更进一步取得石油开採权和飞机降落权，也来自他们在中东的外交代表，这些代表报告说，犹太復国主义者在美国的煽动正在阿拉伯国家引起日益严重的反响。1942年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派往中东的一位阿拉伯问题专家哈尔福德?霍斯金斯中校在1943年1月23日报告说，除非採取行动减轻紧张状态，不然他担心在战争结束前巴勒斯坦会发生冲突，从而使整个阿拉伯中东陷入混乱。在4月和5月，国王伊本?沙特通知罗斯福，尽管别人竭力促使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向美国提出抗议，可是他还是克制着，没有这样做，这纯粹是因为他不希望使美国或联合国家在这个时候为难。同时，国务院也已开始同英国讨论霍斯金斯提出的建议，即发表一个联合宣言，保证到战争结束后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充分协商后，才对巴勒斯坦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但如果在战争结束前双方能取得协议，那就是最理想的了。在这期间，韦茨曼同罗斯福作了一次长时间的政治会谈，当时萨姆纳?韦尔斯也在场（其时任副国务卿，是个热心的亲犹太復国主义者）。他后来写道：在战争发生以前和战争发生以后多次同犹太復国主义领导人的会谈中，他听见总统，“一个坚信理智和自身利益有感染力的人”向他们表明他的希望，一旦巴勒斯坦建成了一个犹太共和国，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就会被物质利益诱使同它结成联邦——特别是运用外国资本来开发它们的天然资源——它们将会抛弃它们的民族主义偏见。至于韦茨曼，他说圣约榆?菲尔比在1941年就已向他提出，丘吉313尔和罗斯福应该把他们对于犹太復国主义纲领的支持同对伊本?沙特的财政支持和扶植他成为阿拉伯世界“盟主”的打算结合起来；1942年3月11日，邱吉尔曾邀请韦茨曼同罗斯福讨论这个计划，以便在战争结束时付诸实施。韦茨曼现在向总统坚持这样的论点，即如果要谋求阿拉伯人同意犹太人的民族之家（按照犹太復国主义者所作的解释）。阿拉伯人当然要拒绝；但一旦他们知道这个犹太民族之家已经得到邱吉尔和罗斯福两人支持时，他们就会默认，但是如果他们察觉到这种支持有点儿漏洞的话，他们的态度就会变得“否定、傲慢和破坏性 的”。他说罗斯福叫他不要担心他的同情和要解决问题的愿望，并特别提到伊本?沙特，“他认为此人狂热而执拗”。另一方面，科德尔?赫尔则说，这时总统“为国王伊本?沙特的强有力的性格所吸引，渴望同他缔交”。5月26日，科德尔?赫尔向伊本?沙特转达了总统的口信，“赞赏国王的有益的合作和同情的谅解”，表示希望有关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在战争结束以前对巴勒斯坦问题达成友好的谅解。他还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政府的意见是：“未经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充分协商，不能作出改变巴勒斯但基本情况的决定。”7 月，总统指示霍斯金斯向伊本?沙特建议，要他同韦茨曼或犹太代办处的3其他代表进行商讨，同时他邀请国王或其王室中的一员在不久的将来访问美国。然而伊本?沙特在8月份拒绝会见韦茨曼，他说未经同其他阿拉伯代表商讨，他不能代表巴勒斯坦说话，更不能把这个国家“交给”犹太人，即使假定他一瞬间愿意对这样一个建议予以考虑。同时关于这些转弯抹角的谈判也已在美国泄露，足以引起犹太復国主义者的反击：纽约市的一位国会议员犹太復国主义者伊曼纽尔?塞勒于8月18　日写信给罗斯福，以进行一次国会调查相要挟，“除非国务院不再荒谬地反对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的安身之处”：他指责霍斯金斯和另外两名官员曾经“为出卖巴勒斯坦效劳”；作为“处于绝境的最后一着”，他唿吁总统在魁北克会议上（8月17—24日）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家园”向邱吉尔说项。在美国陆军部的反对下，霍斯金斯建议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英美联合宣言暂不公布，8 月22日，罗斯福和丘占尔决定双方政府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9月27日，罗斯福告诉霍斯金斯，他认为巴勒斯坦应置于一名犹太人、一名基督教徒和一名穆斯林的联合託管之下，使它成为所有这三种宗教的一个真正的圣地。在那年的晚些时候，国务院认真地考虑了这个意见；但由于那时不存在犹太　人和阿拉伯人在共同的、友好的基础上携手的可能性，过早地企图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有使近东陷入混乱的危险，暂缓採取行动，等待一个更为有利的时机，乃是上策。 第96页 然而，对于处境窘困的国务院来说，来年也不可能是“有利的时机”，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1944年11月就要举行总统选举，根据选举制度，只要得到了一个州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多数就可以在选举团里囊括该州的全部选票，这就鼓励了压力集团进行疏通活动。就象下面所说的那样： 纽约占四十七票，而选举总统只需二百六十六票。纽约州投这个或那个党的票（那是一千三百多万人口中相对少量的票数就可以决定的）将会在选举团内造成九十四票上下，这就清楚说明为什么纽约州的政治斗争是总统竞选的关键，而在较小的程度上，象宾夕法尼亚（三十六票）、伊利诺斯（二十七票）和俄亥俄（二十三票）这样的大州，也都具有这样的作用。在过去的四分之三世纪中，没有得到纽约州的选票而当选为总统的只有一次。…… 纽约、伊利诺斯、俄亥俄以及人口稠密的麻萨诸塞和新译西等州，通常都是“难以逆料”的，也就是说，在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它们都可以仅仅由于几千张选票之差而转向这个或那个党，大约百分之九十的美国犹太人都集中在这几个“难以逆料”的州以及密执安和宾夕法尼亚，但后面这两个州在政治上并不是那么难以逆料的。由于预计选举是势均力敌的，任何一方也担不起风险来让强有力的犹太復国主义压力集团把犹太人的选票投给他的对方；　　1944年2月1日，国会两议院面临由两党成员发起的决议，这些决议回顾了 1922 年的一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的决议等等，然后继续说： 由于欧洲的犹太人遭到残酷迫害，已经清楚地表明有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的必要，以便为大批受迫害而无家可归的人提供避难所：因此，需要通过决议，美国进行斡旋并採取适当的措施，以便达到下列目的：为犹太人自由进入巴勒斯坦打开门户，要有殖民定居的充分机会，以便犹太人能最终把巴勒斯坦重建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犹太共和国。 在决议进行辩论前，传来消息说邱吉尔已向犹太復国主义领导人暗示，他将欢迎国会承认他们的要求。这则消息出现在2月4日的纽约《每日新闻》： 阿巴?希莱尔?西尔弗博士今天在华盛顿对坐在午餐席对面的首都记者透露，几天前邱吉尔告诉犹太復国主义领袖钱姆?韦茨曼博士说，他认为他自己是“巴尔福勋爵 316　　的政治后嗣”……就个人来讲，他是反对着名的1939年5月的英国白皮书的。但是邱吉尔必须在美国国会认可之后才能在那个布满了宗教和种族偏见、胆怯和古老的帝国观念的政治地雷的危险战场上向他的英国对手们进行交锋。 从2月8日到2月14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了对决议的公开意见听取会；但在 23　日，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经陆军部长和国务院同意，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作证。3月4日，据宣布，为了军事上的原因，他已要求议院延期採取行动。为了弥补这一点，罗斯福在3月9日接见了美国犹太復国主义紧急委员会副主席史蒂芬?怀斯和阿巴?希莱尔?西尔弗两位博士（他们两人都不是本地生的美国人），后来他们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总统授权我们声明，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对1939年的白皮书表示贊同。对目前把巴勒斯坦的大门向犹太难民打开这件事，总统是感到高兴的。总统也感到高兴，将来达成协议时，那些寻求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的人将能得到充分公正的待遇，这是我们政府和美国人民一向怀着最深切的同情的一件事，目前，鑑于几十万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的悲惨处境，我们的同情尤为深切。 由于阿拉伯各国政府曾经对国会辩论的决议提出过抗议，现在又对总统和两位犹太復国主义领导人的谈话提出质问，国务院指示它在中东的外交代表指出，总统的声明中提到的是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而不是国会决议中的“犹太共和国”；并且指出，“虽然美国政府从来没有贊成过白皮书，这是事实，但是我们的政府从未对与之有关的问题表过态，这也是事实。”政府的意见是：未经同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进行充分协商前，巴勒斯坦的基本情况不应变动。“总统受到双方的包围，他通常总是不时同犹太復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两方面会谈。怀斯和西尔弗317两位博士相信总统已向他们作了保证。国务院井没有作出保证。” 4月24日，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发表了它要向1944年的年会提出的报告。该党对巴勒斯坦的政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1930—1931年执政期间除外）一直是亲犹太復国主义的。下面是报告中的一段： 巴勒斯坦在这里，我们半途停顿下来了，在相互冲突的政策之间无所适从。除非我们准备让犹大人，如果他们愿意，进入这块小小的土地，进入的数月要能使他们在居民中成为多数，“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肯定是没有希望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在战前，它己有强有力的理由。目前，在出现了灭绝人性、处心积虑的纳粹德国计划要把欧洲犹太人全部杀光的种种无可言状的暴行之后，它就更具有不可抗拒的理由了。这里，在巴勒斯坦，当然是有以人道为根据的理由去促进稳定的定居，以利于人口的转移。在犹太人移入的同时，要鼓励阿拉伯人迁出。要对他们的土地用重价来补偿，对他们在别处的定居要妥善安排并给予慷慨的经费资助。阿拉伯人有他们自己的许多广阔土地；他们不应当要求把犹太人从巴勒斯坦这个小地区排除出去，它的面积比威尔斯还小。的确，我们也应当重新考虑通过同埃及、叙利亚或外约旦达成协议以伸展目前的巴勒斯坦边界的可能性。此外，我们应该争取美国和俄国政府对执行此项巴勒斯坦政策的深切同情和支持。这个声明引起了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的许多评论；在特拉维夫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本—古里安宣布犹太復国主义工人运动对这个声明丝毫没有参加意见： 第97页 犹太復国主义的殖民计划毫不涉及任何关于阿拉伯人口转移的方案，没有必要使阿拉伯人迁走：当然由于政治的和经济的理由，伊拉克和叙利亚可能需要增加人口，它们会对鼓励阿拉伯人迁离巴勒斯坦感到兴趣。然而，犹太人移民和犹太人殖民不可在损害阿拉伯人的情况下进行，这仍然是犹太復国主义既定的根本政策。 他们显而易见已作好准备要悍然侵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其祖先曾经住了几百年之久的这块土地上居住的基本权利——委任统治和巴尔福宣言本身都对保护阿拉伯人的“公民权利”提出过保证——对于其他部分有政治觉悟的阿拉伯世界的见解，他们也视而不见。这些人再过318　一年多一点时间就要执掌英王陛下政府，而竟不自觉地表现出对整个中东的政治情况毫不知情，实在令人吃惊。 他们无疑己被他们党内的那些富有才华的犹太人的雄辩和顽强不屈引上了歧路。在美国的两个政党内也都有同样情况，共和党（它也曾在政治上乱七八糟）在它的6月份的代表大会的竞选“政纲”中包括了下列“政策要点”： 为了给数以百万计的彼暴政逐出家门受苦受难的犹太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个避难之处，我们要求巴勒斯坦向他们开放，实行不受限制的移民和拥有土地，以便按照1917年巴尔福宣言和1922年共和党国会的决议的整个意图和目的，把巴勒斯坦建成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共和国。我们谴责总统未能坚持要求巴勒斯但的委任统治当局贯彻执行巴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的规定，而只是在口头上支持那些规定。 据说国务院认为这个宣言是不负责的，不是建设性的；但是民主党人觉得有必要照此办理，所以他们在7月20日通过的竞选纲领上同样也说：“我们贊成开放巴勒斯坦，实行不加限制的犹太移民和殖民，也贊成那种能导致在那里成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犹太共和国的政策。”由于伊拉克政府立即表示他们对此深为关心，科德尔?赫尔在7月26日把一份备忘录交给总统，备忘录说，“在竞选中两党领袖实行克制，避免就巴勒斯坦问题发表可能引起阿拉伯人的感情激动或者打破巴勒斯坦本身岌岌可危的均势的声明，那是贤明的”。然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纽约州长杜威10月12　日会见西尔弗博士后，“衷心贊同”该党政策宣言中关于巴勒斯坦的政策要点，并且重申“贊成按照巴尔福宣言把巴勒斯坦重新建成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犹太共和国〔原文如此〕”。在同一天，共和19党参议员塔夫脱写信给陆军部长史订生，询问陆军部反对2月份国会两院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决议的理由是否还存在。第二天，史汀生回答说： 我觉得在我们部内，很多官员仍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觉得这一决议的通过会干扰我们的军事努力。然而，我的确觉得导致我以前反对通过这一决议的军事方面的考虑目前已不象当时那样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我认为，目前政治上的考虑要重于军事上的考虑，因此，这个问题应在政治基础上而不是在军事基础上作出决定。 民主党人“处境不妙”；10月15日美国犹太復国主义组织的大会上宣读的一封罗斯福发来的信，引述了民主党纲领中关于巴勒斯坦的政策要点，并补充说： 一旦这项政策可以付诸实施，我们就将努力寻求合适的方式方法使之生效。我知道犹太人曾经在多么长的时间内多么热切地争取并祈求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犹太共和国。我相信美国人民支持这个目的，如果我重新当选，我将帮助实现这一目的。 巴勒斯坦问题在盟国圈子年（谢尔托克在纽约《犹太边疆》8 月份的一期上这么写）进行讨论这一事实证明，尽管白皮书远没有被放弃，但是它的基础已经动摇。同阿拉伯人实行妥协是行不通的，因为“阿拉伯人准备提出的最宽的条件还远远及不上我们不得不坚持的最低限度”。犹太復国主义者政治努力的重心必须到别处去寻320求，“在我们和大国之间的范围内。……问题的关键是由英国作出决定还是由国际方面作出决定。……我们的责任是坚持我们的要求的国际性，并同每一个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国家打交道……特别是三大国。” 可是谢尔托克在结束时说：“现实把犹太復国主义者带回到英国，把英国作为他们政治努力的支点。”在1943年7月和8月，一项把巴勒斯坦团的一营犹太士兵调离巴勒斯坦执行任务的决定引起了一些骚动，可能由于这营军队的调动同军火案审判之前的调查碰巧在同时发生，因此犹太报纸把它说成是蓄意削弱国内犹太武装部队的 企图。然而，在11月26日，犹太代办处要求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及时组织一支犹太队伍以便在进攻欧洲和解放欧洲时发挥作用；第二年4月份，英国各政党的五十三名议员在下院提出一项动议，要求组织一支由英国或联合国家统辖的犹太志愿兵部队。7月4日，斯特拉博尔吉勋爵作为这个议员集团的发言人，在上院提出这一议案。他在开始时说，“这个问题同巴勒斯坦或巴勒斯坦的政治无关”，他说它的目的是招募无国籍犹太人和犹太难民以及中立国的犹太人；但后来他的发言又表示： 第98页 就人数而言，关于适龄入伍的人数的估计……包括尚未动用的巴勒斯坦人力贮备在内，约为十万至十五万人之间，或等于十个师。……那些已经编成整营的建制而目前正在义大利服役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可以扩充……组成师。 陆军次官在答覆时指出及时装备如此庞大的一支潜在的 321 兵力的困难，但是他接着说： 组织一支较小的纯粹是犹太人的部队——例如，一个旅或者加强旅——是否行得通，我还不能说。但是我可以说，我们正在仔细研究这个可能性。 9月20日，陆军部宣布： 政府已决定同意犹太代办处的要求……组织一个犹太加强旅开赴前线作战。步兵旅将以巴勒斯坦团的犹太营为基础，在派往战场前，必要的集中训练目前已在进行中。以现有的巴勒斯但部队中的建制为基础，加强旅所需的支援单位和辅助单位目前正在配备中，一旦就绪，即可编入陆军旅。计划的细节正在同犹太代办处商讨，业己邀请该处进行合作，促其实现。 9月22日，《巴勒斯坦邮报》评论说：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士兵将……不单是为了目前五十多万伊休夫而走上战场，并且也是为了它的未来。……犹太旅的意义还不止此。它向全世界宣布，犹太人是联合国家的一员，它按比例担负起与其他国家同等的责任，并且由于同样原因，和它们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利。 英国政府贊成组织犹太旅，对犹太代办处来说，正在关键时刻：因为在1943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的夜间，犹太恐怖分子斯特恩集团的二十名成员从拘留营中潜逃后，这个集团和它的非法母体组织伊尔贡—兹瓦伊—卢米达成了协议。斯特恩集团是在1940年初伊尔贡决定在战争期间停止它的非法活动时分裂出来的。这两个组织现在又对警察、政府官员和财产发动新的恐怖活动。代办处和哈加纳的领导人都不免觉得尴尬，因为他们仍然怀有希望，能从邱吉尔政府或英国工党得到一个慷慨大度的分治计划，据说他们曾表示确信工党在即将来到的竞选中会取得胜利，也确信工党对犹太復国主义事业的许诺。1944年夏季和秋季。他们向伊尔贡施322加压力，要它放弃对英国人的恐怖袭击，但为伊尔贡所拒绝。8月8日，斯特思集团下决心企图伏击即将任满的高级专员哈罗德?麦克麦可爵士，他的侍从副官和司机受了重伤。9月29日，在伊尔贡—兹瓦伊—卢米袭击四个警察局后两天，英国刑警处高级官员大白天在那路撒冷街上中弹殒命，两个刺客坐上出租汽车逃掉了。510月10　日，官方发表声明如下： 经过陛下政府的军队和盟国军队的努力和牺牲，巴勒斯坦实际上得以免受战争的恐怖达五年之久，而这一战争在其他地方则已造成了难以形容的苦难。然而自从1944年初以来，巴勒斯坦已经成为犹太恐怖分子一系列的胡作非为和行兇作乱的场所，他们蓄意如此作为的用心是要以武力来实现有利于他们的政治目的的发展。…… 这些事件是同联合国家和纳粹德国之间生死攸关的战争的最艰苦阶段同时并进的，纳粹德国乃是犹太人的长期歷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残忍、最不可饶恕的、最冷酷的迫害者。在巴勒斯但的罪犯们，连同他们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同情者，直接阻碍了正在对希特勒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英国的作战努力。他们在帮助敌人。整个文明世界的舆论不可忽视这些事实。…… 巴勒斯坦政府的行政长官和中东部队总司令号召全体犹太人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协助法律和秩序的力量去根323除他们中间的这个坏东西。讲坛上和报刊上对这种暴行的口诛笔伐固然会有作用，但还是不够的：需要的是与法律和秩序的力量进行实际的合作，特别是提供能够导致将杀人犯和同谋犯逮捕归案的情报。 因此行政长官阁下和总司令现在号召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的领袖和代表机构认清和履行他们的责任，不要让伊休夫这一好名声被那种只能给全体犹太人民带来耻辱和不名誉的行为所损害。 《犹太復同主义评论》对这个声明的反应可以说是有代表性的： 不应忽视……压倒多数的伊休夫对恐怖分子的行动表示震惊和愤怒。毫无疑问，今后当局如为消灭罪恶而要得到进一步帮助，我们愿意出力。 巴勒斯坦政府在维持法律与秩序方面证明为极其无能。1936 年到 1939年的阿拉伯人暴乱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对待小小的犹太恐怖集团上又正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把消灭罪犯的责任放在犹太人身上就称不上公道了。……对公众提醒一下这一事实可能是有益的，即组织反英、反犹暴行的乃是阿拉伯领袖们，而恐怖分子只不过是一个受到巴勒斯坦犹太人所有负责团体谴责的小集团。也应当回忆一下，对穆夫提集团的一贯姑息，白皮书，诸如“佩特里亚”号和“斯特鲁马”号之类的事件，希特勒的受害者要踏上自己民族之家的海岸所遇到的百般阻拦，失去几百万儿女的人民的悲剧，而这些死者中有很多人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近亲，这种种事件造成了巴勒斯坦的心理气氛。决不能认为这一切事例可以给伊尔贡—兹瓦伊—卢米修正派集团所犯下的罪行稍减罪责，但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在规划将来时，必须将它们全都考虑在内。 第99页 10月23日，在开了一整天秘密会议后，犹太民族会议发表了一项声明，表明各党派一致同意需要採取积极和有系统的步骤同恐怖主义作斗争；两天后，经过了彻夜的秘密会议，犹太復国主义核心会议通过了代办处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如果恐怖分子对停止活动的唿吁拒不接受，就採取激烈的防止措施”。但是两个会议也都对10月10日的英国官方声明提出抗议，他们抱怨说，这是把恐怖活动的责任套在全体伊休夫和犹太人民的头上，而忽视了伊休夫在作战中的巨大贡献。11月6日，两个斯特恩集324团分子在开罗枪杀了英国常驻中东大臣莫因勋爵和他的 司机。第二天，韦茨曼写信给邱吉尔： 我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表达我在道义上的深切愤怒和震惊。……我知道全世界犹太人都和我有同感。不管犯罪者是不是巴勒斯坦犹太人，他们的行动通向恐怖主义的无底深渊，昭然若揭。这种政治罪行之特别可恶，在于几个人的罪孽竟会使整个社会都受牵连。我可以向你保证，正如他们的代表机构所宣布的那样，巴勒斯坦犹太人将竭尽全力从他们中间连根带枝剷除这个罪恶； 四年后，他评论说： 暗杀莫因勋爵和整个恐怖行动给我们事业带来的危害——且不说它涉及极度的道德堕落——不在于改变英国政府的意图，而在于给我们的敌人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藉口，帮助他们在舆论的裁判面前为他们的方针辩护。《犹太復国主义评论》宣称： 巴勒斯坦的伊休夫和犹太人民一致强烈谴责一小撮恐怖分子的罪行。本周在耶路撒冷发表一个特别声明的过程中，犹太代办处和犹太民族会议执行委员会号召巴勒斯坦犹太人把这个“破坏集团的成员清除出去，不给他们躲藏之处，对他们的威胁进行反抗，并对当局给予一切帮助”。“斯特恩集团”的卑怯的行为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325 在政治上是愚蠢的。暗杀和犹太教崇高的教义是不相容的。“不可杀人”是十戒之一，也是犹太人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欧洲犹太人的大悲剧和白皮书的方针在伊休夫中间造成了绝望的气氛。少数铤而走险的青年人发了狂；那些疯子想同1936—1939年的阿拉伯恐怖一比高低。……我们相信英国人是通情达理的。我们相信他们会对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问题深入一步加以思考，而不急急忙忙就接受我们的敌人所作出的判断。犹太人民已经饱尝这次战争之苦。这一小伙人干下的犯罪勾当已经使他们自己被逐出了以色列之家，为了他们的罪行而企图使身受精神苦难的犹太人的前途再蒙受损害，那不能算是公道的。 上述声明使人得到的印象是，他们的为难处境可以理解，他们要求为自己开脱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特别使人印象深刻的则是《犹太復国主义评论》一番枯燥乏味的说教的言不由衷，以及它的弦外之音，即对这些“英国”犹太復国主义者来说，不管他们当时利用的是什么国籍，都仅仅是为了对外的便利，正如他们採用格里历一样。事实上，犹太人为了保持自己宗教礼仪的纯化而自行同非犹太人隔离，这已成为犹太復国主义的忠实信徒们牢不可破的成见了，“这个世世代代受难的种族，皮绽肉露，遍体鳞伤”，遭受东欧和中欧的现代野蛮人的民族主义的打击，特别是纳粹的恐怖是其劫难的极点。 326　　　　　其后半年中，政府在反对恐怖分子运动中得到了犹太代办处的合作，有二百七十九名恐怖分子被引渡拘禁。直到战争结束后，恐怖活动才沉寂下来，但是那时犹太人社会和政府之间存在的深深隔阂使双方在较大的问题上无法取得真诚合作。1944年11月15日，韦茨曼到巴勒斯坦作一次十六个星期的访问，这是他五年来的第一次访问，他在多次公开和私下谈话中透露出他的政策，其要点是：战后移民数每年约十万名，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援助；通过五年到十年的政治演变，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阿拉伯人享有平等权利，由联合国给予保证；需要同英国保持良好关系；希望美国参与巴勒斯坦的经济建设；向恐怖主义分子和其他想以捷径来取得犹太復国主义胜利的人发出警告。然而，这次访问太短暂了，未能使温和派的力量得到明显的加强，因为极端分子业已牢牢地掌握权力。谢尔托克宣布犹太代办处已于最近向英国政府提交一份备忘录，申明反对分治的理由，宣称它的迫切要求是指定巴勒斯坦为犹太国，把移民控制权移交给代办处。12月6日在犹太人代表会议和犹太復国主义核心会议的联席会议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有关这些方针的决议，唯一有组织的反对来自左翼的哈肖姆尔－哈扎依尔运动党，这个党主张由两个民族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只控制了犹太人代表会议席位的百分之十二。 与此同时，美国的总统竞选业已过去，人们熟知的亲犹太復国主义决议案于11月29日再度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327员会把这次表决推迟了，后来据报导，国务院曾劝告美国犹太復国主义紧急委员会的领导人不要施加压力；以待一个更为有利的时机。怀斯博士及其支持者虽然准备接受劝告，而西尔弗博士却坚持进行下去。12月11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讨论这个决议时，国务卿小爱德华里?斯退丁纽斯本人表示了国务院的意见。认为通过这个决议“从总的国际形势的观点来看是不明智的”；尽管委员会二十个委员中的十二人事后联名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他们个人贊成这个议案，表决的结果则是以十二票对八票决定把议案推迟到下一届议会讨论。遭到这一挫折后，美国犹太復国主义紧急委员会在12月20日开会，会上怀斯博士提出辞去其两主席之一的职务，理由是两主席中的另一位主席西尔弗博士：“在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上执意坚持同委员会的决议作对”。亲怀斯派提出的谴责西尔弗的动议和亲西尔弗派提出的要求全体办事人员辞职以便进行改组的动议都未通过，于是西尔弗博士辞职了。 第100页 犹太復国主义者，特别是在美国的那些人，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雅尔达“三大国”会议上（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他们相信这个会议对将来的民族之家会作出共同的政策声明；但会上对此问题显然只是极其笼统 地提了一下。接着罗斯福和伊本?沙特在停泊在苏伊士运河的一艘美国战舰上会面。据说，他仍旧希望使国王相信，把欧洲的犹太难民安置在巴勒斯坦是“公道的”，但是后来他对斯退丁纽斯说： 他必须同国会的领袖们举行一次会议，重新审查我们对巴勒斯坦的整个政策。他又说，他目前深信如果听其自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将要流血。他的结论是必须推究出一个目前尚无眉目的方案来防止这场战事。 使犹太復国主义分子大为震惊的是罗斯福回到华盛顿后在3月1日对国会说： 在阿拉伯问题上，我同伊本?沙特谈话五分钟而知道的关于整个问题、穆斯林问题、犹太人问题的情况比双方交换两三打信件所能知道的还要多。 3月9日，美国犹太復国主义组织的主席发表声明说，对328于这些漫不经心的话，犹太人不应得出可能使他们陷入悲观的结论；但在3月10日纽约犹太復因主义的《犹太日报》上，一位博士说：“惊愕和辛酸失望的情绪反映在社评和私人谈话中。犹太人因挫折、羞辱和一种失败感而不胜悲愤。”据报导，美国各地有影响的犹太復国主义者发了一份电报要求恢復西尔弗博士领导犹太復国主义紧急委员会的职务。16日，《犹太日报》的一篇社论宣称，由于“最近的灾难”，必须重新集结力量；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会议则在14日宣布，伊休夫自行宣布为期一周的宵禁来哀悼在欧洲受难的犹太人，并以此表示他们唿吁把巴勒斯坦的门户打开，让那些愿意和能够在那里安家的犹太人进来。这两件事情恐怕不是巧合。3月16日，罗斯福接见了史蒂芬?怀斯博士，使这一阵骚动略为平息了一点；一个官方声明引述了总统的话：“我对犹太復国主义的立场，在10月里已经讲明白了。我没有改变这一立场，我将继续为它的早日实现而努力。”但在4月5日，即罗斯福逝世前的七天，他还给伊本，沙特一封信，答覆他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来信： 陛下应还记得，我先前几次把美国政府对巴勒斯坦的态度告诉了您，并且也说明了我们的愿望，即在没有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充分协商前，不对有关那个国家的基本形势的问题作出决定。 陛下无疑也会记得在我们之间的最近交谈中，我以我国政府行政部门首脑的身分向您保证，我不会採取任何可能同阿拉伯人民敌对的行动。 我感到高兴能向陛下重申我的政府和我本人以政府首脑的身分在以前曾向您提出过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的保证，并通知您，本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没有改变。 从罗斯福同伊本?沙特会晤后向斯退丁纽斯的自白看来，萨姆纳?韦尔斯的说法就显得与事实很不相符，他说总统一点也没有改变以前的看法以及他随即给伊本?沙特的信是“纯粹的客套”。一位美国的犹太復国主义者、歷史学家弗兰克?e?曼纽尔对形势作了很客观的总结： 罗斯福面临着曾经使威尔逊迷惑不解的同样无法捉摸的世界，尽管他具有超人慧眼，但是他既是个实用主义者，329又是个易动感情的理想主义者，他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运动。……杜鲁门总统同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反映了一般美国人的平常感情。他受了他们的伤感情绪和偏见的支配。他有犹太朋友。如果他能帮助欧洲那些受迫害的难民和为那些已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谋得生存，他是会为他们插手其事的。这是一个得人心的打算。人民的心愿是这样，这也是一件应该做的好事。 早在4月25日，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同新总统讨论了犹太復国主义问题后说：“他丝毫也不会偏离他和我帮助民主党大会制定的巴勒斯坦政策要点。” 因此，当纳粹的战争机器再也动弹不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遭到可悲下场的时候，犹太復国主义运动也就迫不及待地要推开正在缓慢地向战后世界开放的大门。在政治上，自从1939年以来，形势业已变得大大地有利于他们。即使处在似乎是世界性屠杀的战争中，欧洲几百万无依无靠的犹太受害者遭到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也震惊了全世界正直的人们；如果要使那些倖存的人有一个机会重新开始生活，那就必须使他们迁离恐怖的现场，这种主张不是轻易可以否定的。很明显，目前的战争大大地加速了世界霸权从英国转向美国，虽然英国在战后的虚弱和对美国的依赖还未在世界上清楚地显露出来。在美国，不但存在着对选举具有很大影响的犹太人有组织地团结在一起拥护犹太復国主义，利用它的宣传人员不遗余力地编造出一套授意散播的谣言和诡计，还有修正派在极端分子的一翼中推波助澜，起着“骨干小组”的 330作用；不仅是一般美国人的那种虽然不知实情也不知鑑别而却慷慨为怀的人道主义深深地为欧洲犹太人所受的苦难所感动：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具有新教徒观点的大团体，它是在犹太復国主义的宣传精心培育下，对《旧约全书》作了认真的研究并根据字面予以解释而形成的。而且，在犹太復国主义者原来已经占有的那些巴勒斯坦土地上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发展的成就，也在自己的“拓荒”时代方才结束不久的美国引起了共鸣；犹太復国主义分子很容易进行宣传，暗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美国印第安人同样“落后”，因而不能容许他们成为“新时代”的障碍。哈里?s?杜鲁门之在白宫出现是犹太復国主义者的一个莫大收穫，因为杜鲁门同他的卓越的前任罗斯福同样平易近人，但是在同他们和石油代表们或者同那些可能会向他指出还存在着阿拉伯问题的来自贝鲁特美同大学的发言人交谈时，却又不那么象罗斯福那样善于“讲迎合双方心意的话”（科德尔?赫尔直言不讳的说法）。在英国，少数见多识广的人士对于在巴勒斯坦的“双重责任”的理解就要高明得多，他们知道要对“非犹太人”和世界犹太人双方负责；英国人一直关注着对前 331者承担的责任（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把一个纯粹的道义问题和自我利益搞得混淆不清），就是因为他们同时也认识到英国在整个中东的战略和经济需要，而在任何一届没有完全同帝国传统决裂的英国政府的政策中，巴勒斯坦问题（别的事情也一样）要从属于这些需要。然而这种对阿拉伯人的关心，从利己主义方面来讲，目前已经不是那么迫切了，在战争结束时，阿拉伯人捣乱的潜力同白皮书时代比起来，已经小得多，他们在战争中的微小贡献和犹太復国主义者相比，也不足以博得邱吉尔的重视。韦茨曼后来宣称，有一个内阁委员会“关注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已经〕作出了若干肯定的结论……都与分治有关——出现一个犹太国，占有巴勒斯坦的一部分，也许是巴勒斯坦的一大部分”：1944年11月4日，在契克斯的首相府邸举行的一次人数不多的午宴席上，他得到了邱吉尔的保证，他（首相）将贊成把南巴勒斯坦（内格夫）划入分配给犹太復国主义者的领土之内，并曾劝他在即将去巴勒斯坦访问的途中在开罗逗留一下，会见莫因勋爵，在过去两年中（邱吉尔说）勋爵的看法已有改变和发展。但在韦茨曼离开英国前，莫因勋爵已被斯特恩集团杀害；内阁委员会的建议也被撤回；邱吉尔反而为这个鲁莽的罪行所激怒，向犹太復国主义发出了严厉的警告。然而，在工党方面，除极少数持有异见者外，看来者332一致支持犹太復国主义。尽管巴勒斯但的阿拉伯人最终贊同穆萨?阿拉米作为无党派代表出席关于建立阿拉伯联盟的各次会议，他们依然处于一盘散沙、乏人领导的状态。海珊的党以领导者自居，但其他党派不愿予以承认，因此于1937年被巴勒斯坦政府所解散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一直未能重建起来，以资替代。他们徵募新兵的成绩很差，这不仅使他们在同盟国中的威望受到损害，而且也不能取得犹太復国主义者在犹太旅及其秘密军事组织中所取得的那种集体纪律和活动方面的实践和精神上的经验。事实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1936—1939年的叛乱中损失了大批精锐部队，而那次叛乱又演变成为海珊与纳沙希比两族之间自相残杀的争斗，他们至今还没有恢復元气。对于犹太復国主义者来说，留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争取大战中新兴的强国——苏联——的支持，因为苏联迄今谴责犹太復国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是英帝国主义的工具。故争期间，犹太復国主义者竭力试图通过“援助苏俄胜利联盟”，并在伊凡，米海洛维奇?迈斯基1943年访问巴勒斯但之前和访问期333间力求与之交往，以表明他们是在搞实际的社会主义； 第101页 总之，本－古里安在1945年3月前往英国和美国之前，综观局势，发表下列的见解，可以说是言之有理的： 对于我们的事业，我们企望能够作出积极的决定，因为有许多迹象表明：以往反对我们的某些因素，包括强大的苏联对我们所持的态度，现己不復存在。但我们也务须准备应付由于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或由于作出某种具体决定而不利于我们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准备彻底地、迅速地战胜它。 《犹太復国主义评论》，l945年3月23日，第3页。 第四章　　阿拉伯统一和阿拉伯联盟的形成 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勒斯但少数政治上有觉悟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间扮演过“阿拉伯觉醒’之剧的角色，他们出于从奥斯曼帝国赢得政治上自由的共同愿望，曾暂时统一起来。但在他们的地区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尚未严重到瓦解这种统一以前，他们的国家就为英法在1920年强加的人为边界硬行分割开来了。这些阿拉伯独立的主角虽在政治上就此彼此割裂，但对于推翻欧洲人委任统治的愿望仍保持统一。在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中，视沙漠为通途的汽车和飞机的推广使用，消除了横亘大马士革或耶路撒冷与巴格达之间的叙利亚沙漠所造成的障碍。他们跨越强加于他们边界的地区界限採取一致行动的倾向与日俱增。这种倾向已在1937年和1938年两次泛阿拉伯会议上取得成果，会议讨论了当时由于阿拉伯暴动而愈形尖锐的巴勒斯坦问题；这种倾向，还通过1939年初英国政府邀请埃及、伊拉克、外约旦，沙乌地阿拉伯、叶门以及巴勒斯但本身的代表团参加伦敦圆桌会议而得到了正式承认， 在1939年和1940年几乎整整两年期间先后担任伊拉克首相和外交大臣的努里?赛义德，是泛阿拉伯主义的一位先驱，在此期间，且曾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于这一事业。战争第一年，他和另外一些人，曾想使英国同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耶路撒冷穆夫提达成和解，办法是要英国人较1939年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334白皮书作出更大的让步。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而法国对近东各国的高压政策又阻碍了同他们举行与伦敦圆桌会议相类似的任何谈判；于是1940年6月德国在西欧的胜利便促成努里的出访安卡拉，试图同土耳其政府在近东各国的前途问题上实行共同的政策，以期法国在那里的委任统治迅速崩溃。但是，法国人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可以被摆脱得了的，泛阿拉伯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和近东各国问题上的备受挫折之感以及德国在1940年10月就支持阿拉伯争取独立斗争许下的诺言，对伊拉克的急速趋向极端主义便起了很大作用。而这种极端主义在1941年4月和5月的拉希德?阿里暴动中达到了顶峰。 1940年6月，劳埃德勋爵曾敦促邱吉尔注意无视泛阿拉伯主义者的不满情绪的危险性，但邱吉尔的回答不失本色，过分自信。校希德?阿里的暴动对英国政府是个深刻的教训，他们态度的转变也就在1941年5月29日艾登于伦敦市长官邸发表的声明中立即反映出来了： ……本国同阿拉伯国家具有悠久的友好传统，这种友谊不仅见之于言论，且为行动所证实。他们在我们之中有众多的朋友，同样地，我们在他们那里也有无数对我们心怀善意的人。我日前在下院说过，英王陛下政府对叙利亚要求独立的愿望深表同情。现在我愿重申这一点，但我还得作进一步说明。阿拉伯世界自上次大战结束时达成协议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多阿拉伯思想家希望阿拉伯各国人民取得较目前更大程度的统一。为了达到这种统一，他们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朋友们的这种要求决不会被置之不理。我认为加强阿拉伯各国之间的文化、经济联繫以及政治联繫是含情合理的。因此，英王陛下政府将全力支持任何得到广泛贊同的这类计划。 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这声明甚为满意。尽管1941年6—7月战役以后自由法国在近东各国立足下来，使这一声明的充分效果多少有点暗淡，但英国对这些国家取得独立的保证仍然深得人心。1942年间，阿拉伯报界仍在鼓吹阿拉伯统一的主张，但德军直逼阿拉曼和史达林格勒，负责的政治家们正为这一迫在眉睫的威胁而忧心忡忡，无暇考虑及此。然而，到1942年底，这些威胁已逐步解除，泛阿拉伯主义的政治家们遂又立即恢復活动。至此为止，埃及人一直专心致志于他们自己争取： 完全独立和“尼罗河流域统一”的斗争，因而对泛阿拉伯事业不象“肥沃新月”的政治家们那样感到关切。但是埃及首相纳哈斯在1942年11月13日对华夫脱党的演说中，则宣称埃及将不遗余力地为实现姊妹国家的愿望而奋斗： 把我们同阿拉伯和东方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多不胜数，且牢不可破。它们对这次战争採取一致的态度，而这些纽带也就更加坚固有力。在这次大战中，它们全都盼望民主的胜利，期待新时代黎明的到来，于是年轻的民族决定自己的前途将是至高无上的权利。到那时候，这些阿拉伯国家以及毗邻的东方国家将成为一个以埃及为先锋的强大而紧密团结的集团，能履行其世界职责及其道义任务，并能自立于自由民族之林。 第102页 在12月份的最后一周，伊拉克摄政和再度担任首相的努里?赛义德都在开罗，一群叙利亚和黎巴嫩记者也正在埃及访问。据报导，纳哈斯曾告诉记者们，他的努力不仅限于谋求埃及的权利，同时也为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印度等国效劳。努里在会见记者时说：“阿拉伯统一是我们的首要愿望之一。我还不能说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实现这种统一，但重要的是在我们以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为实现这种统一作好准备。”1943年1月16　日，伊拉克政府向轴心国宣战。在准备宣战的过程中，巴格达报界宣称：“现在阿拉伯各国人民正在为争取实现其民族愿望和独立而努力，他们不能再继续孤立于战争之外了。……阿拉伯各国政府必须扞卫他们的民族要求，必须与同盟国进行协商，以便实现每个忠诚的阿拉伯人的目 336　标。”继此之后，努里向英国常驻中东国务大臣发出一份冗长的“备忘录，提及阿扑伯事业，特别谈到巴勒斯坦问题，并提出了求得永久解决的建议”，同时他还向其他有关方面秘密散发了这份备忘录。备忘录建议联合国家立即宣布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与外约旦合併成为一个国家，其政府形式由人民自己决定，并保障巴勒斯坦犹大少数民族和黎巴嫩基督教徒的利益。备忘录还提出建立阿拉们联盟，而伊拉克和这个大叙利亚应立即隶属于这一联盟，其他阿拉伯国家则可自愿参加。 2月24　日，艾登在下院被问及是否在採取措施，促进阿拉伯国家之间更大的合作，以最终结成阿拉伯联邦。 他回答说：“显然，这种主动性……应来自阿拉伯人自已。就我所知，目前尚未订出可以博得广泛贊同的这类计划。”3月30日，纳哈斯通知埃及国会，他仔细研究了英国外交大臣的声明之后，已决定埃及政府应採取措施，徵求阿拉伯各国政府的意见，并尽可能地使之统一。 待这方面办妥之后，埃及政府希望邀请它们前来埃及进行友好会晤，而寻向有效联盟的讨论也就可开始了。如能达成协议或接近达成协议，那就可以召开由埃及首相主持的代表大会，完成对这个问题的审议并作出决议。他已向努里发出邀请。如果努里贊同这一计划，他们将讨论伊拉克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然后再向其他阿拉伯政府发出邀请。 在巴勒斯坦，乌尼?阿卜德?哈迪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以及《巴勒斯坦》报，都欢迎纳哈斯採取主动。但是，伊拉克舆论丝毫无意接受埃及领导，巴格达报界把埃及仅仅置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同等的地位；埃米尔阿卜杜拉则立即进行了回击，他于4月18日向叙利亚人民发表文告，邀请他们“从亚喀巴湾直到地中海和上幼发拉底河” 的领导人到安曼开会，筹划组成一个地区性的叙利亚联盟或联邦；据报导，伊本?沙特驻开罗和巴格达的代表337则正在讨论他们的君主参加谈判的条件。纳哈斯从6月8日至13　　日访问了巴勒斯坦，但对埃米尔阿卜杜拉邀请他访问外约旦，却答称：“公务羁身，歉难应命”。 7月22日，努里来到开罗，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已将途经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和巴勒斯坦时会谈的内容实质通知纳哈斯；他承认关于黎巴嫩参加任何阿拉伯联盟是否适当的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他同纳哈斯从7月31日一直谈到8月5日，然后才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说纳哈斯已着手徵询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意见，以便举行一次显然将在开罗召开而由纳哈斯主持的会议。据说已将会谈的成就通知沙乌地阿拉伯驻开罗公使馆，这将为同沙乌地阿拉伯政府进行类似的对话铺平道路。接着是外约旦首相陶菲克?阿布勒－胡达前来开罗，从8月27　　日至9月4日进行访问。他在开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把外约旦称为大叙利亚的一部分。然而，不久前在叙利亚举行的选举却产生了一个由民族集团控制的议院，这个议院既反对埃米尔阿卜杜拉，又反对法国人；伊拉克政府于是赶忙宣布承认叙利亚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伊拉克认为叙利亚共和国以前的歷届政府仅仅是由法国人操纵的几个傀儡组成的，所以迄未予以承认。9 月下半月，埃及内阁秘书长访问了沙乌地阿拉伯，10月10日，国王伊本?沙特的私人秘书谢赫?优素福?亚辛来到开罗同纳哈斯进行讨论。原来预料讨论要到10月19日才会结束，但第二天却宣布会谈暂时停止，338　俟在某些问题上得到伊本?沙特的指示后再行继续。 会谈恢復以后，优素福?亚辛于11月4日离开开罗前往大马士革，代表国王向新任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表示祝贺。舒克里?库阿特利的家族曾有几代担任过沙特驻大马士革的代表。　　10月21日，由叙利亚总理和外交部长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开罗，接待仪式的隆重甚至超过以前的任何代表团。华夫脱党的报刊在强调叙利亚和埃及两国政府观点紧密一致的同时，却又不免力图利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勾心斗角的竞争，至于利用埃米尔阿卜杜拉想建立大叙利亚的野心，就更不用说了。法国人在11月里想镇压黎巴嫩新选出来的民族主义政府的企图，虽然推迟了埃及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接触，却起了把大多数具有政治头脑的黎巴嫩人，甚至许多基督教徒，推向阿拉伯国家一边的作用。1944年1月5日，一个黎巴嫩代表团来到开罗。在离开贝鲁特之前，里亚德?索赫勒总理声称，会谈将根据下述原则进行，即叙利亚和黎巴嫩作为独立国家，将在其独立不受侵犯的条件下努力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合作。1944年2月3日至10日，由示教事务部大臣海珊?基卜西率领的叶门代表团在开罗进行了会谈。叙利亚外交部长贾米勒?马丹和努里?赛义德也进行了互访。在此之后，主要就是集中力量来消除黎巴嫩政府的余虑了。3 月间，黎巴嫩政府被邀请派遣代表团前往沙乌地阿拉伯、巴格达和开罗，黎巴嫩议院也对政府加强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联繫，表示感谢。里亚德?索赫勒抵达巴格达时声称，以前这样的代表团总是到西方去，而今在这个新纪元他们却到东方来了。但是他又补充说，在任何情况下黎巴嫩将保持独立。当黎巴嫩代表团在沙乌地阿拉伯首都时，这一独立 339 得到了伊本?沙特切合时宜的承认。 第103页 当时一直在传说——尽管未见报导——国王法鲁克採取的行动，部分地打消了伊本?沙特对于参加阿拉伯联盟计划所持的保留态度。据说，国王法鲁克曾派遣泛阿拉伯主义者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去参加1943年12月的朝圣，目的在于同沙乌地阿拉伯的君主讨论这一问题。此后，他于7月上半月巡航红海期间，又在延布亲自会见了伊本?沙特。7月12日，开罗宣布埃及政府已邀请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沙乌地阿拉伯和叶门政府参加筹备大会。会议日期拟订在斋月之后（这一年的斋月于9月份第三周结束）。但是，没有提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出席会议的问题，尽管努里?赛义德在 3月15日曾宣称，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不让那些曾经参加过1939年伦敦圆桌会议的巴勒斯坦代表团中谈活着的成员出席会议。困难在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自已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那些松散的党派组织的首领们被派别和个人的嫉妒迷住了心窍，以致在巴勒斯坦没有一个人能赢得所有党派的效忠。 当出席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团于9月25日在亚歷山340大举行第一次会议时，沙乌地阿拉伯和叶门没有派代表参加。但到28日第二次会议时，海珊?基卜西代表叶门来了，虽然他声称由于伊玛目没有授权他作为代表与会，只能以观察员身分参加。第三次大会时，优素福?亚辛率领的沙特代表团也到会了。另一个姗姗来迟的是巴勒斯坦的穆萨?阿拉米，他曾参加过1939年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伦敦圆桌会议；六个巴勒斯坦阿拉伯政党终于在最后时刻同意派他为代表前来亚歷山大。起先，其他代表提出穆萨?阿拉米不得出席正式会议而只可以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参加非正式会议；但结果他以享有充分代表资格的身分出席了正在举行的第三次会议。 10月7日晚上，一项包括会议决议在内的草约发表了。草约建议创立阿拉伯国家联盟，凡愿参加的阿拉伯的独立国家均可参加；其决议仅对那些愿意接受的国家具有约束力；任何成员国均不得奉行不利于联盟或其他成员国政策的对外政策；凡涉及某个成员国并可能导致战争的任何争端，联盟理事会将进行调停，使有关方面达成和解。联盟将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用以促进经济事务、交通、文化事务、国籍和护照问题、社会事务以及公共保健等方面的合作。签字国“一致确认尊重黎巴嫩在现有边界范围内的独立与主权，而且这一独立与主权业已得到各签字国政府的承认”（第四条）。筹备委员会认为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权利的任何侵犯，不可能不危及阿拉伯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会议宣称它们对在欧洲遭受苦难的犹太人表示同情，但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同犹太復国主义加以区别；会议责成财经委员会对一项关于阿拉伯政府和人民捐助资金以防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被出售给犹大人的建议进行审查。 沙乌地阿拉伯和叶门的代表未经请示君主，无权签署草约。亚歷山大会议结束后，纳哈斯立即被免职，在新的联合政府中担任阿拉伯事务大臣的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在那年年底朝圣以后就一直逗留在沙乌地阿拉伯。 1945年1月3日，他向埃及政府报称伊本?沙特已指令其代表签字。叶门代表又拖延了若干时日，不过埃及外交大臣终于在2月3日收到伊玛目同意签字的通知。在此期间，政治人物曾继续进行谈判，法鲁克国王访问了伊本?沙特，库阿特利总统访问了沙乌地阿拉伯、埃及和伊拉克。2月4日，据宣布，埃及外交大臣努克拉希已经邀请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大臣（部长）到开罗来为拟议中的联盟起草宪章。2月8日，由努克拉希担任主席并在阿扎姆协助下，他们举行会议。沙乌地阿拉伯代表一直到第四次会议时才出现，基卜西也未能及时回到埃及。穆萨?阿拉米经其他代表邀请作为巴勒斯但的观察员参加了会议。在3月3日第十七次即最后一次会议上签署了宪章草案。筹备委员会在17　　日举行会议，并在20日自行改成阿拉伯代表大会。22日，除叶门以外，所有国家都在公约上签了字，叶门代表团迄今尚未到达。 一位对阿拉伯统一的目的表示同情的人写道： 在亚歷山大草约发表和阿拉伯联盟成立之间……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外约旦在政府和宪法方面有了变化。由于这些变化，也由于某些阿拉伯国家的犹豫，联盟公约尽管总的说来遵循了亚歷山大草约规定的路线，但在某些方面这个文件却不如前者强劲有力，而是更加小心翼翼、明确具体地维护着成员国的主权。草约曾规定成员国将逐步放弃主权，而公约却强调保持主权。例如序言中，在陈述“希望加强将阿拉伯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密切关系和无数级带并切望支持和加强这些纽带”后，加上了42“在尊重这些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一语。公约略去了草约中关于“成员国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奉行不利于联盟或其他成员国政策的对外政策”这一条款。公约还略去了草约第三条关于展望将来更进一步统一的内容，而明确规定成员国将在“对各国的组织和环境作应有考虑的情况下”相互合作。最后，公约明确地限制各成员国不得干涉别的成员国政府的体制。而草约根本没有这类条款。 第104页 ……公约……包括一个特别附件，承认巴勒斯坦在法律上的独立，允许它参加联盟理事会的工作。这一立场符合阿拉伯世界的公众舆论，公众的舆论认为联盟如不包括巴勒斯坦在内，那将是不完整的。另一附件就非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参加联盟各委员会工作的问题作了规定，并保证联盟将“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政治手段”为这些国家的利益效力。所指的国家显然是在外国统治下的北非国家。 5月10日，叙利亚和黎巴嫩拒绝同法国谈判条约，原因有二：第一，法国提出的条件是它们所不能接受的； 第二，它们认为法军登陆的目的是恫吓它们。这就形成了阿拉伯联盟面临的第一个危机。在 3 月份的代表大会上被选为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的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于5月21日宣称：“法国的出兵使事态恶化，它并向这两个国家提出了皮动的、过时的要求；它的行为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心理状态。”22日，据宣布，召集阿拉伯联盟理事会的要求已被提出，开会日期最终定为6月4日。那时，在大马士革发生的危机早已到达严重关头，英国施加的压力业已迫使法园人停火併听从英国的命令。英国常驻中东大臣接着解释说：343 我们……迫不得已进行了干预，因为叙利亚人认为他们要未屈服于武力，要未请阿拉伯邻国前来援助，而它的邻国也势必会慷慨相助。在那种情况下，中东将会出乱子，中东基地的工作也会陷于混乱。 人们将会意识到，这一声明对于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效能并未表明任何看法，因而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的教训是与它无关的，声明只是提到了阿拉伯国家不可否认的骚扰作用，因为那时英国为远东战争的需要，仍然希望继续使用中东基地。当联盟理事会举行会议时，努克拉希对英国进行干预和结束大马士革的流血表示感激，同时也对美国的支持和苏联的“崇高态度”表示谢忱。伊木?沙特的代表，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出身的谢赫。优素福?亚辛，接着作了激烈的发言。经过四次秘密会议，6月7日发表了一项公报。公报说： 联盟理事会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提出的立即从这两个共和国撤出法国军队的要求。当理事会作出这一决定时，它并不认为其他外国军队有可能继续留在这两个国家。英国人己毫不迟疑地表明了撤出其军队的意向。……阿拉伯联盟决定採取必要措施抵抗法国的侵略。联盟理事会最后于6月11　　日休会。据称叙利亚总理曾建议，倘法国拒绝从近东各国撤军，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应採取以下措施： 1.断绝（或在某些情况下“中止”）外交关系。 2.暂停用法语广播和教学。 3.没收法国财产，以赔偿法国的军事行动在近东各国造成的损失。 可是，在这第一次考验中，阿拉伯联盟国家的利益分歧似乎就显露出来了。据报导，埃及、伊拉克、外约旦曾表示愿意出兵援助叙利亚宪兵队，但是埃及拒绝与法国断交，说它不能“驱除法帝国主义而让英帝国主义从中渔利”。 几项关于由北非那些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国家要求独立来同法国作难的建议，也没有得到响应。法国终于同意： 从近东各国撤军，从而使阿拉伯国家的决议没有遭受进一步的考验，这对阿拉伯联盟来说，或许是幸运的。 英国的政策对阿拉伯联盟的孕育和诞生所起的作用。须待有关的秘密文件披露出来之后方能真相大白。但已有人提到，英国外交大臣曾对阿拉伯国家的愿望表示友好同情。对英国的中东政策持批评态度的种种意见（不管是从巴黎或莫斯科发出的，还是从散布犹太復国主义宣传的那个百口齐吼的女巫洞发出的），则坚决一致地把矛头指向英国驻中东某些官员的出场和所谓活动，其中涉及i?n?克莱顿准将（后为爵士，英国常驻中东大臣的阿拉伯事务顾问，后任英国中东事务局顾问）和沃尔特?斯马特爵士（英国驻开罗大使馆负责东方事务的公使）。在阿拉伯联盟成立以前和成立以来，英国官员，特别是克菜顿，同联盟的大多数领导人有密切而经常的官方联繫，这是无可争论的；然而，将克莱顿或英国的一般政策描绘成为联盟之父（如同那些批评者所声称的），那就未免言过其实了。英国的政策，也许只不过对阿拉伯政治家们主动的作为採取了默许态度而已。 第五章　　阿拉伯半岛与大战；阿拉伯石油 第一节　　战前美国在阿拉伯的活动 阿拉伯半岛的风云人物，在战前十五年期间是国王阿卜德?阿齐兹?伊本?沙特，在战争爆发时也是他。从1936年到1937年间，他同邻国和宿仇伊拉克王国和叶门王国签订了“阿拉伯兄弟盟邦条约”，并同科威特和埃及缔结条约解决了久悬未决的分歧，从而终于能为其王国的巩固而举行庆祝。在列强之中，他同英国的关系最为密切，最初的那项条约，就是英国在1915年同他签订的。那时，他还是内志的埃米尔，却已宣称从奥斯曼帝国取得了事实上的独立，随后通过兼井奥斯曼帝国的哈萨省而同英国在波斯湾的势力范围有了直接接触。他在1925年征服国王海珊属下的汉志后，威望陡增，继而又于 1927 年修改了英国和他的“汉志和内志王国及其属地”的条约关系，后来这一领地名称从国家统一的意义来说，感到有缺陷，因此在 1932年9月22日终于把它废弃，改称为沙乌地阿拉伯。 第105页 美国在沙乌地阿拉伯的商业利益，是以一种奇怪而意外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当时，有个名叫h?圣约翰?菲尔比的着名英国穆斯林侨居沙乌地阿拉伯。沙乌地阿拉伯国王从他那里听说有个美国慈善家查尔斯?r?克兰正在向叶门政府提供援助，于是在1930年和1931年之交的冬季就把这位慈善家邀请前来吉达访问，并向他表示希望在沙乌地阿拉伯寻找更充沛的水源。为此目的，1931年3月，又聘请了一个名叫k?s?特威切尔的美国工程师前来，其后又在开闢其他有实际可能的财源问题上向他请教。当时，沙特政府几乎完全仰赖于每年朝圣的收入，而在那几年，即使是这一收入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　　1931年12月，沙特政府请特威切尔在有关寻找水源和在位于波斯湾海岸的哈萨省找到石油的可能性问题上担任顾问，当时在哈萨省对面的巴林岛上，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正在试钻第一口井，并于 1943 年 6月钻出了石油。同月，沙特政府请特威切尔募集美国资本参加这一计划。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终于承接下来，并于1933年5月29日同沙特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取得了在沙乌地阿拉伯东部一片约三十一万八千平方英里地区为期六十六年的开採特许权。至1936年，达兰半岛上达曼的一口探井钻到了地质上与巴林的油层相当的油层，但是有几口井钻到这一深度的结果却不令人鼓舞。然而，有一口井钻得更深一些，终于在1938年3月涌出了有商业价值的油流。1939年，在达兰北部的腊斯塔努腊建设了一个港口，从油田到港口敷设了一条长三十九英里、口径十英寸的输油管。　　1939年中东（不包括埃及）石油总产量为一亿一千四百一十万桶（其中沙乌地阿拉伯为三百九十万桶），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五点五。大战爆发时，有三百多名美国技术人员在沙乌地阿拉伯油田工作，在吉达的347欧美侨民也已达六十名左右，而在十多年前仅不过十至十二名而已。在科威特酋长国，英国伊朗石油公司和美国海湾石油公司以同等股份合伙经营的科威特石油公司也于1934年12月4日取得了开採特许权。1938年2月在那里发现了油层，但直到大战爆发时商业性生产还未开始。 第二节　　战前的叶门与英国 轴心国和沙乌地阿拉伯之间素少接触。直到1939年1月底，那个精力充沛的德国驻伊拉克公使弗里茨?格罗巴博士飞抵吉达，并于2月11日以第一任德国驻沙乌地阿拉伯外交代表的身分递交了国书。6月17日，希特勒接待了伊本?沙特的使者哈利德?阿布勒?瓦利德?卡尔卡尼的回访。此人原系的黎波里塔尼亚反抗义大利人的造反者，后在吉达同一个德国人合伙经商，成了一个德国货品的崇拜者。虽然轴心国的宣传机构试图大肆渲染这次访问的意义，访问并未取得明显的结果。所以，伊本?沙特与英国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发生了巴勒斯但阿拉伯人的暴动事件，伊本?沙特和其他阿拉假君主在这方面还发挥了斡旋作用。至于叶门的伊玛目叶348海亚，就不能同日而语了。他努力使他的中世纪王国尽可能地与世隔绝，既不允许别国外交代表常驻叶门，也不愿意派遣代表常驻国外。这位年迈的君主对英国在亚了保护地的存在满腹狐疑，一腔怨恨；他声称，从十七世纪推翻奥斯曼帝国对叶门的第一次占领直到十九世纪这段时间内，他的祖先对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高原和包括业丁殖民地本身在内的某些沿海地区曾或多或少行使过实际的权力。他因此谋求义大利的支持来同英国势力抗衡，当时在叶门可以明显地觉察到义大利在厄利垂亚的权势。但是，英国政府在1938年4月16　　日同法西斯义大利缔结了条约，试图藉此消除分歧。条约的第三号附件规定，两国都不採取可能损害沙乌地阿拉伯和叶门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何行动，并放弃在这些国家谋求政治性特权地位的任何企图。但是，　　1934年的英也友好合作条约却将叶门和西亚丁保护地的边界问题留侍以后考虑；而哈罗德?英格拉姆斯（1937年被任命为第一任英国在东亚丁保护地的常驻顾问）在充满不和的瓦迪哈达拉毛各族集团之间从事调解并取得成效，则又是伊玛目所极为厌恶的。在他看来，既然英国政府派遣英格拉姆断前来扩大其实际管辖地区，那未，他也有权扩大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叶门东南部哈里卜省省长就开始同该省东边的卡拉布部族以及他们在遥远的沙卜瓦绿洲的酋长们积极私通密谋。尽管英国在亚丁的代理驻扎官曾在1936年宣称：亚丁保护地虽没有对沙卜瓦行使过管辖权，但“肯定在其范围之内”，可是亚丁政府从未派代表视察过该地。 ……1938 年夏，叶门的伊玛目命令一支沙漠纵队在哈里卜的卫戍镇集结。哈里卜省的前省长贾尔达伊……奉命统率这支约有五百人和七百头骆驼的部队……。贾尔达伊的士兵主要是要从哈里卜省的阿比迪部族中招募的。……正是通过这些阿比迪族人，贝汉〔在亚丁保护地之内〕的地方长官们得到了关于贾尔达伊计划的精确情报，因为大多数阿比迪族人不喜欢伊玛目的统治。在贾尔达伊计划实施的过程中，那些地方长官把这些计划透露给他们的朋友。……拥有那个现代化的沙卜瓦小村一半以上而经常在沙漠东部、北部游牧的卡拉布族人，内部发生分歧，大多数人愿意接受英国为保护政府，贊成参加英格拉姆斯的和平联盟，而余下的一部分人……则主张从汉志—内志的伟大国王伊本?沙特那里寻求保护。 第106页 究竟有没有请求伊本?沙特给予支持，我无从知道。但不久以后，整个卡拉布部族通过贝汉的地方长官请求英国支持并得到了英国的保证。 6 月间，我们的四架旧子爵型飞机从灼热的浅蓝色的天空降落到沙卜瓦。…… 贾尔达伊等待着初冬的来临。……他得行军六天才能到达沙卜瓦，他提议在那里造个院子作为基地。……从那里他将同比勒?乌拜德和瓦迪?贾尔丹等部族的许多联盟进行谈判，并向哈迪亚进袭，把从哈达拉毛至叶门的全部交通控制在手中，把他的直接统治扩展到奥拉基边界。然后，他将从那里挥师西进，直捣乌尔卡的希拉蕊镇，并从南面切断贝汉。他后来告诉我，贝汉将成为一个处于叶门税务员包围之下的孤岛。……他拟攻打的这些部族，没有一个能向英国祈求条约保护，因为所有这些部族都曾经一度受过叶门伊玛目的统治。当时的形势充满着各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 将近深秋时节……他未遇抵抗就占领了沙卜瓦……向比勒?乌拜德、卡拉布和贝尼?希拉勒等部族发表了第一个文告，宣布沙卜瓦和整个地区归伊玛目所有。这时正值伊斯兰教斋月的禁食节……袭击和战争暂时停止。……在萨那，年迈的伊玛目准备进行长时间的争论，而贾尔达伊则利用他的地位。由于当时世界上危机接踵而来，贾尔达伊认为伯纳德?赖利爵士（亚丁总督）不会诉诸武力，即使赖利爵士建议动用武力，白厅也不会甘冒使英也协定破裂的风险。 然而在11月底，亚丁政府派出一支由尊敬的a?汉密尔顿上尉率领的部族军队，迫使叶门指挥官接受了体面的撤军条件。1939年6月14　　日，叶门外交大臣发表50公报，对两天前英国广播公司阿拉伯语广播中一篇沙卜瓦事件的报导提出抗议，接着又在7月1日公布了伊玛目给国王乔治六世的一封抗议信，信中声称沙卜瓦及其周围地区从“创世”以来就属于叶门。 第三节　　英国与阿拉伯诸小国1936—1939年 英国同马斯喀特所订的 1891 年友好、通商和航运条约在生效十二年之后，每年都续订一次。但在1937年秋，苏丹表示希望修改条约，并于1938年春在伦敦正式访问期间同印度事务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会谈。　1939 年 2月5日，他同英国在波斯湾的政治驻扎官签订了一项新的条约。该条约取消了他只可徵收百分之五进口关税的权限（英国仍保留享有最惠国待遇的权利），并修改了英国领事当局的司法权。新条约为期十二年，在期满前一年通知对方的情况下可以终止。 在 1937—1938 年期间，泛阿拉伯集团一直在酝酿波斯湾各酋长国的联合。在伊拉克，来自波斯湾地区的学生也在进行扩大独立和民主的宣传。科威特青年运动公开宣布的目标是为科威特获得“作为伟大的阿拉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全部主权和不可侵犯的独立”。1938年7月，这一组织从酋长那里获准以间接选举方式设立了一个立法会议。12月，该会议解散，进行了新的选举以产生一个二十人的委员会；当选者有十七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于是向酋长呈交了一份宪法草案，其中有一项条款规定“保证”英国利益。酋长向委员会提出了他自己的草案，宣称科威特享有“在英国保护下的独立”，这是1914年11月科威特酋长拒绝效忠于奥斯曼帝国时为英周政府所承认的。立法委员会拒绝了酋长的草案，要求科威特同伊位克实行联合，而煽动联合的这股风正是从伊拉克吹来的，特别是通过年轻的国王加齐本人的私人电台吹来的。据说在科威特发生了一起未遂的叛乱。酋长的政府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逮捕了立法委员会中的民族主义者成员和另外一些人。包括伊拉克特务头子在内的一些人丧了命。泛阿拉伯报刊和电台，在巴格达351的授意下，对民族主义者表示同情。大马士革《入门》报在1939年2月26日写道： 至于外国强加于这个小国的保护，并不能视为真正的保护。不需要很长时间，这一事实将会显露出来，也不需要很长时间，那个承担保护责任的强国将会放弃它对这一保护权的主张。因为一个比它更为强大的国家将会表示不满。如果政治前景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捷克人的教训对阿拉伯人将是一个明显的警告。那时，阿拉伯人将不得不紧密团结起来，作为对付将要出现的危险的预防措施。 3月8日，英国外交次官宣称，英国政府已向伊拉克政府提出紧急抗议，要求它停止进行反对科威特酋长的广播和报刊宣传运动。由于科威特酋长的有力行动和英国政府的干预，终于制止了混乱。但是，伊拉克当局为了泄愤出气，下令依法没收了科威特酋长在伊拉克的棕榈树林，因为他对该庄园向伊拉克负有纳税义务持有异议。 而在巴林这个英国当时在波斯湾地位的战略中心，据报导由于三位知名人士的被捕，从1938年11月5日至7日也爆发了反对英国政治代办的罢工和示威。据说，那些不满分子要求建立一个立法委员会，罢免英国政治代办兼督学，并任命一名伊拉克人担任督学；他们还要求禁止巴林石油公司雇用外国人。同样，在麦什哈特海岸的杜拜小酋长国，据报导于1938年成立的立法委员会也在要求控制国家的预算和酋长的私财，其第一项决议就是解僱政府文职人员中的外国人而代之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但在1939年4月，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事务局声称杜拜酋长已卑鄙地杀害了立法委员会中的三名成员及其四十名追随者；该委员会的其余成员正在英国政治代办处避难。5月间，三艘英国军舰抛锚停泊在杜拜沿海海面。报导说，杜拜酋长和他的主要对手被水上飞机带到巴林。那里的英国当局试图解决他们的分歧。所有这些地方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从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的泛阿拉伯集团那里都至少得到了道义上的支持。这种“遥控”的动机152之一，可以设想，就是要扰乱英国，以期转移英国军队对当时怒涛汹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暴动的镇压。此外，在这个对英国和印度之间空中交通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轴心国特务的煽风点火，挑动骚乱，也是不无可能的。 第107页 第四节　　沙乌地阿拉伯的国际关系1939—1945年 沙乌地阿拉伯在1945年3月1日之前一直保持中立，但伊本?沙特本人则在1940年夏，曾不顾几乎所有顾问的劝告，宣布与英国为友，并说他坚信英国是不会故败的。1941年4月伊拉克政变时，他曾与不符合宪法的拉希德?阿里政府所任命的摄政互有电报往来；但是当阿里政府和英国之间的敌对行动爆发后，他就拒绝援助阿里政府，并规劝它同英国议和。其后，沙特政府又同意了英国政府的请求，要求义大利政府从吉达撤出其公使馆，于是义大利公使和公使馆全体人员以及五名义大利平民于1942年2月8日离境。沙特政府还曾拘留了意军在东非溃败时越过红海逃到沙乌地阿拉伯海岸的八百多名义大利人以及二十五名德国海员。1943年3月20日，据宣布，由于上述这些人员拘留在沙乌地阿拉伯很使沙特当局为难，英国政府业已作出安排，把他们遣返而同轴心国手中的英国战俘交换。1943年10月3日，英国政府和沙乌地阿拉伯互换了关于巩固吉达条约（1927年签订）的照会，双方同意条约将以七个阳历年为一期，除非一方于期满前六个月通知对方拟作修改或终止外，期满时均自动延长。 1944年初，沙乌地阿拉伯和波斯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由于沙乌地阿拉伯于1943年12月11日处死了一个波斯什叶派的朝圣者，罪名是他公然蔑视朝拜克尔白，将携带的粪便扔在那里，企图亵渎圣地和污辱正在巡礼朝拜的人。然而，　　1944年1月18日波斯外交部根据其他波斯朝圣者提供的证据，说被害者是个年轻人，由于朝拜时炎热难熬而引起呕吐，吐在自己的朝圣服中，并未玷污地面。逊尼派朝圣者控告他携带秽物企图亵渎克尔白，有四个证人出庭向一个沙乌地阿拉伯法官作证，据此这个年轻人就被当众斩首了。波斯政府在一封抗议信中声称，除非立即赔偿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波斯政府将禁止波斯人前去麦加朝圣。但是，沙特政府当即答称，那人的肇事远非疾病所致，而是十六名阴谋亵渎克尔白的偶像崇拜者一帮中的为首分子。波斯政府在第二个照会中拒绝了这种说法，强调指出这一事件在全波斯引起的巨大愤慨，并宣称如沙特政府拒不赔偿，波斯政府将保留重新考虑同沙特政府关系的权利。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后来有所缓和，但在下一年的朝圣期，波斯政府託辞交通不便，不准其国民参加朝圣。 第五节　　叶门的国际关系1939—1945年 据说，自从1934年沙乌地阿拉伯一叶门战争之后，伊本?沙特曾坚持要求伊玛目遏制义大利影响的发展。354 但是后来这种影响还是增长了，主要是因为在叶门的首都和各省城镇设立了由义大利医生组成的医疗队，而这些医生又都是活跃的法西斯分子；其中有一名还担任了伊玛目的私人医生。1937年9月4日意也1926年友好条约的续订，成为义大利向萨那派出一个耗资浩大、印象深刻的政治使团的机会。此后二年中，在曼德海峡对面仅距四十英里的厄利垂亚南部的港口阿萨布日益发展，从而加强了义大利在红海南部的战略地位。　1940年8月英属索马利兰陷落之后，亚丁本身的前途看来也岌岌可危了。义大利医疗队在亚丁保护地边境塔伊兹的代表，一名义大利军医，无疑起了收集情报和广事宣传的作用。然而，义大利还没有来得及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取得任何成就时，它在非洲的殖民帝国就告土崩瓦解。一些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设法逃到叶门，从波斯或沙乌地阿拉伯逃出的少数几个德国人，也一併到叶门来了；尽管如此，叶门的伊玛目还是决心不捲入大国之间的冲突，而仅是给予他们“勉勉强强、敷衍了事的庇护”，且在隆美尔的部队遭到决定性失败的时候，就立即下令将他们拘押起来。 第六节　　英、美与沙乌地阿拉伯的关系 1939—1945年：财政、石油和空军基地 伊本?沙特建立其王国以来，一直苦于开源乏术，行政开支难以维持，国家处于原始状态的经济的实现现代化，即便是有限的现代化，也无从着手。国家收入主要依靠一年一度的朝圣，l939 年前后，政府岁入约为六十万金镑。国家所负的外债当时估计为二十二万金镑，便期内无法偿还。但此时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已同意为3551933年的石油开採特许权向沙特政府支付下列款项： （1）在发现具有商业产量的石油之前（商业产量系指油井完成后经试验连续三十天的日产量至少达二千吨）：立即付给贷款三万金镑；十八个月以后给予贷款二万金镑；每年缴付租金五千金镑。 （2）在发现具有商业产量的石油之后：每间隔一年付给两笔贷款，每笔为五万金镑；每产油一吨缴付零点二金镑的矿区使用费；每年提交二十万美国加仑汽油和十万美国加仑煤油。 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于1936年由德克萨斯石油公司认购一半股份后改用此名）在履行规定的义务之后，于1939年5月31日又在1933年特许权的地区以西一片地区，取得为期六十年的特许权，使总面积达到约四十四万平方英里。该公司还取得了沙乌地阿拉伯分别同伊拉克和科威特共有的两个中立区上沙特政府方面的石油开採权。为此，该公司这时承担支付下列款项： 第108页 （1）在新享有特许权的地区发现具有商业产量的石油之前：立即付十四万金镑；每年缴付租金二万金镑；每年提交一百二十万美国加仑汽油和十万美国加仑煤油。 （2）在新享有特许权的地区发现具有商业产量的石油之后：立即付十万金镑；每年提交汽油的数量增至二百三十万加仑。 战争的爆发在沙乌地阿拉伯市场引起一片恐慌，黄金和货币回笼，银根紧缩；政府试图固定物价，但未能完全控制食品与日甩品价格的上涨，虽然到1939年底情况稍356趋正常。战争还减少了朝圣的人数。此外，西阿拉伯石油开发公司未能在汉志发现有开採价值的油层，鑑于战争带来的困难，又在考虑放弃特许权。伊本?沙特虽在1939年订立开採特许权协定时从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得到十四万金镑的付款和约为十万金镑按产油量计算的矿区使用费，并在1940年从英国政府得到四十万金镑的补助，但他还是面临着财政危机。沙乌地阿拉伯境内各部族穷困匮乏，对他们的救济总要耗费很大一部分岁入，前一年冬季的一场旱灾更使他们陷于赤贫的境地。而国王本人由于家族庞大，侍从众多，随着石油收入源源而来，其开支的增加也为数不小。　　1941 年需要的资金预计达一千万美元（平均全国每人约二美元），国王希望从英国获得相等于四百万美元的款项，尚有六百万美元则要求石油公司支付。后者虽然答应预付三百万美元，但是考虑到国际形势，已没有理由再作进一步投资；它们事实上为未来的矿区使用费所预付的总额已达六百八十万美元。因此它们转而求助于美国政府。1941年4月9日，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董事长、罗斯福总统的密友詹姆斯?a?莫菲特同总统讨论了这一　　问题，建议政府在以后五年内每年预付伊本?沙特六百万美元而从石油公司收取大致等值的产品。罗斯福总统在这一问题上“切望能找到某种方式尽些力量”。但是，联邦贷款管理署主任于7月22日报告总统，无论以租借方式或以其他方式援助沙乌地阿拉伯，似都于法无据，于是经决定，向英国政府提出，他们在中东既有巨大的战略和政治利益，就应继续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援。英国人劝使伊本?沙特採取若干节约行政开支的措施，并在1942年和1943年分别向他进一步提供了价值约三百万英镑的补助，其中部分是由中东补给中心提供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部分是金银硬币。由于当时英国本身正在357从美国拿取大量根据租借法的援助，所以对伊本?沙特的这些补助也就等于是租借法的一种间接援助方式。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早在1941年就曾声明它“不愿意让英国在这件事上独享名利”，到1942年底，情况“已发展到大不列颠似乎要在沙乌地阿拉伯政府牢固地树立其财政顾问和后台的地步”。因此，　　1943年初，石油公司的代表前往华盛顿，“对英国在沙乌地阿拉伯的经济势力迅速增长”表示不安，“因为这对战后纯粹是美国的企业的继续经营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他们拜会了内政部、海军部和陆军部的部长们，并于2月8日向内政部长（哈罗德?l?伊克斯，兼任战时石油管理署主任）提出一份建议：美国向沙乌地阿拉伯直接按祖借法提供援助，而由石油公司拨出同样价值或超过该价值的石油储备供应美国政府作为报偿，“其价格将大大低于世界市场价格，仅仅是生产成本（包括矿区使用费，如果是石油产品，则再加上加工费）加上一点微小的利润”；他们还表示愿意让政府选择购买“一定桶数的原油或其等值的产品，并可根据世界市场时价以商定的折扣计价”。 2月18日，即在总统同战时石油管理署主任磋商此事之后两天，总统宣布沙乌地阿拉伯符合直接接受租借法援助的条件。7 月间，美国驻吉达的临时代办升格为公使。在此期间，对于美国国内石油蕴藏迅速耗竭的严重忧虑正在表现出来，有些大惊小怪的报导说，美国的石油蕴藏将在短短十四年内全部用完，油，美国可能需要这些石油，而保证一旦需要就能到手的最好办法是政府购买并保卫这些石油。” 经济顾问知道，有些官员切望——这是当然的——将美国的贸易关系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为此，这些人认为——他们的意见也是确有根据的——政府必须竭尽全力与英国和俄国的势力抗衡。 经济顾问也了解政府内某些人士相信，设法取得这个地区的海、空军基地，或者至少能确保使用这些基地已成为应有的深谋远虑的一着。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似乎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地区的未来对美国具有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美国将会发觉它被迫投入争夺权势的角逐之中；因此，美国应该将自己处于一种地位，使它的意见在发生危机时能更有效力。但是，这种意见却说得非常含煳，吞吞吐吐，没有肯定的态度……。359在7月里一个炎热的下午……总统授权採取更加果断的行动方针。购买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股票的建议作为保障未来石油供应最不模稜两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而被选中了。讨论进行得轻松而简短，远远谈不上彻底深入。一种带有稚气的喜悦溢于总统的言表，每当谈及中东地区有关的事情时他总是如此。海军部长和战时石油管理署主任都是得意洋洋，深信不疑，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上没有更简捷的办法可以行之有效，而这个比较长远之计却易于付诸实施。他们的这种说法在讨论中很为得势。国务卿以一种犹豫畏缩的神情表示贊同，然而却又欣然从命，他苦干在各种说法之中求索能够诱导人们和睦相处的妙法，因此精神负担沉重，无法去同那几位念念不忘石油而固执己见的同事们进行争论。 第109页 于是一个由哈罗德?l?伊克斯主持的石油储备公司建立起来了，以便向美国以外的来源购买或以其他方式获取原油储藏，其中包括买进或取得拥有这种储藏的公司的股份……并在美国以外兴建和经营该公司为实现其目的任务所需的炼油厂、输油管、储油柜和其他设施。…… 石油储备公司向组成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的两公司提出的第一项建议是，要求取得其全部股权，而将业务经营委託给上述两公司，并保证它们可有足够数量的石油以维持其日常贸易。这一建议遭到拒绝之后，石油储备公司提出购买大部分股份，但也遭到拒绝。石油储备公司乃于 1943年9月下旬提出，政府第一步只要取得三分之一的股份，以后在提供资金建立新炼油厂和作其他用途的过程中逐步扩大其股权。私股和政府将在董事会中占有相等的席位，这两家石油公司将继续持有商业经营的管理权，不受干扰，但政府在若干政策问题上拥有决定权。 但是，在1943年10月，这两家石油公司通知政府，它们拒绝这一建议，并希望停止作任何进一步的讨论。科德尔?赫尔于是在11月13日的一封信中埋怨伊克斯360说，他的石油储备公司的这些活动可能大大削弱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在伊本?沙特必目中的地位，并反对该公司设法帮助英国石油资本进行扩张，“因为这样做势必会阻碍美国企业的发展，危害其所有权，以致造成本国将来对英国的依赖”。从暮春以来，国务院一直在考虑有无可能就中东石油储藏问题同英国达成一项协议。　　12月2日，赫尔向英国大使建议两国政府开始举行非正式的初步会谈。国务院希望由专家来进行这些讨论，而伊克斯却劝说罗斯福将会谈安排在内阁一级进行，他本人也参加谈判。英国政府表示反对，说鑑于纳粹对西欧的侵略迫在眉睫，此时它不可能派遣内阁的代表前来华盛顿。1944年2月20日，邱吉尔告知罗斯福总统说，某些英国人士担心美国想要剥夺英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担心宣布召开级别如此高的石油会议势必在议会引起质问，而他将无法使议会相信这不会涉及财产移交问题（虽然他确信，就美国政府而言，这种猜疑是毫无361根据的）。罗斯福注意到邱吉尔所说英国方面的种种疑虑，所以他在2月22日的覆信中说，他自己也正在为关于英国想要侵吞沙乌地阿拉伯石油储藏的谣传而深感不安——诸如此类的疑惧多心和流言蜚语表明两国之间迫切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谅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更说明内 阁级别的会谈是必要的。英国人最后终于同意，并于3月7日宣布这一决定。 这两个盟国在沙乌地阿拉伯的关系似乎确实出现了明显的摩擦。英国政府在1943年10月30日曾表示希望同美国协调对中东的政策并在这一地区密切合作，　　1944年初曾接受美国关于讨论沙乌地阿拉伯财政问题的建议。另一方面，据称派屈克?赫尔利将军说过，英国反对美国在沙特阿位伯发展石油利益，英国大使因此在3月20日向赫尔说明此话纯属讹误。在那月和下月，国务院接连收到报告，说英国正在沙乌地阿拉伯加紧活动，这些活动被视为对美国利益具有“潜在的歧视性”。美国在吉达的驻节公使小詹姆斯?s?穆斯认为英国公使s?r?乔丹正在过分起劲地採取各种方式排挤美国利益，并正在充分利用英国对伊本?沙特的补助，以贬低美国的声望来抬高英国的威信。4月3日，赫尔报告罗斯福说，英国政府拟在1944年向伊本?沙特提供较美国考虑在同年按租借法向伊本?沙特提供的援助多达五倍左右的补助。这一差额以及英国拟议的补助数额，并不比前几年的数字为大，那时罗斯福总统同意英国由于其巨大的战略和政治利益而应提供这笔财政资助。但这时，科德尔?赫尔在列举了英国公使的所谓种种活动之后写道： 如果听任沙乌地阿拉伯过分依赖英国，那就始终存在着英国将索取等值石油报酬的危险。为了消除这种危险，兹建议本政府与英国人平均分担对沙乌地阿拉伯的补助。 英国同意研究这一建议，并向美国谈判人保证，英国决无暗中破坏和歧视美国在沙乌地阿拉伯的石油权利的意图。 美国政府承认在中东军事上负主要责任的是英国，于是同意英国关于向沙乌地阿拉伯派遣一个以英国军官为首的英美联合军事代表团的建议，但派往沙乌地阿拉伯的任何经济或财政代表团均须由美国人率领，“因为美国在这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占优势”。英国反驳说，这一观点出自“对事实的误解”，此类代表团的领导权应该归于派出该代表团时其利益占优势的那个国家。英国表示在沙乌地阿拉伯石油产量增加而不再主要依赖对英镑集团的联繫时，它将愿意重新考虑这一问题。7月26日，赫尔通知英国驻美大使： 本国在中东的官员深信，乔丹毫无疑问正在不遗余力地损害美国政府与国王伊本?沙特的关系，且正在採取其他方式破坏美国在沙乌地阿拉伯的地位。他们认为我们不能坐视这些活动而不把我们的不满经常向英国政府大声疾唿。 就在这个时间前后，沙特政府吁请英美两国政府协助解决严重的财政困境，它向英美两国描绘了一幅国库空竭、骆驼死亡、车辆损耗以及食品普遍匮乏的黯淡情景。两国政府同意提供同等款额来弥补沙乌地阿拉伯的亏空，其363总额为一千五百多万美元（约合三百八十万英镑）。7月12日，赫尔指示驻吉达公使穆斯“与英国公使共同处理所有……有关援助沙乌地阿拉伯的建议，全心全意同他密切合作，并会同他和沙乌地阿拉伯政府进行一切接触”；英国政府也向乔丹发出了类似的指示。1944年8月，威廉?埃迪上校接替穆斯担任全权公使。美国国务院继续不断接到报告，说乔丹不愿进行合作，它于是告知英国驻美大使馆：“乔丹先生在沙乌地阿拉伯继续任职，对美国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乔丹因此于1945年1月被撤换。 第110页 与此同时，伊克斯在关于买进阿美石油公司全部股权的计划失败之后，一直在同该公司和海湾石油公司（持有科威特石油公司半数股份的美国股东）进行谈判，谋求敷设一条从沙乌地阿拉伯和科威特的油田通往地中海东端某处的输油管。敷设这样一条输油管估计将耗资一亿三千万到一亿六千五百万美元，而据计算，用这条输油管将石油输送到地中海的费用仅为用油船通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所需运费的一半左右。西欧在1938年从西半球获得所需石油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七，将来打算主要从中东获得供应，以便保存西半球的战略储备。　　1944年1月24日达成了一项原则性的协议，由美国政府修建和保养这条输油管，石油公司则在二十五年内偿还这笔费用及其利息。石油公司还承诺保留至少十亿桶的地下原油贮存（一亿三千万到一亿四千万吨），并随时准备以这笔贮存供应陆军和海军，按波斯湾市价和美国市价中较低一种价格打七五折计价。石油公司还同意在谈判向外国政府364出售其产品之前事先通知国务院和石油储备公司，并同意不将产品销售给国务院认为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任何国家的政府或国民。伊克斯希望政府永远将这条输油管持为已有，但赫尔认为它应由石油公司经管并在战争结束时归它们所有。后来，他们取得妥协，输油管由私人经营，所有权问题俟战争结束之后再行考虑。但是，2月5日（星期六）下午，这个临时协议宣布之后，它在美国就立即遭到抨击： 自由派舆论认为，它对帝国主义者来说象一条光辉灿烂的走廊，使人不安，甚至是罪恶的。其他带有孤立主义思想色彩的一批人认为，它是把美国拖进英帝国和苏联在波斯湾地区歷史性争斗的一步。在犹太復国主义的支持者之中，则引起了焦急不安，他们担心美国对他们的事业的支持可能会用来同石油作交易。 但是，这个方案的命运，并不取决于以上种种对其政治含意的疑虑。它之所以遭到拒绝，主要是因为某些集团的反对，这些集团认为它对于他们的商业地位和前景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事实上整个美国石油工业界都谴责拟议的这一措施是不必要的和不公平的。工业界争辩说，这一措施之所以不必要，是因为美国任何时候可能需要的石油，美国的私营石油工业是能够并且愿意供应的——以美国本身的资源为主，以外国产品为辅。工业界断言，这一措施之所以不公平，是因为它将造成美国政府同美国石油工业界竞争。而更加极端的批评则声称这一措施日后将导致美国政麻控制整个石油工业。…… 工业界的这一对抗，堤由那些在美国国内拥有财产的生产者本身并在其周围组织起来的，但其中也有许多在国外其他国家从事石油生产的美国公司在内。……同英荷和法国资本合股在其他中东国家经营的两大美国石油公司，……认为这个建议是个不公正的打击。这两家美国公司持有股票的伊拉克石油公司，过去有相当一段时间曾为敷设一条从其油田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申请批准所需材料。现在美国政府却打算成为该公司的强大竞争者了。 早在1月21日，两位共和党参议员，其中一人代表阿肯色州（一个次要的产油州），就曾递交了一份决议，要求撤销石油储备公司。政府建造输油管计划公布之后，更引起了种种批评，指责伊克斯“专横独断”的行动，直至3月13日任命一个委员会在美国国内外调查石油资源后，这些批评才有转变。6月14日，这个委员会宣布，政府已向它作出满意的保证，即未经及时通知该委员会，政府决不签订有关输油管或其他外国石油问题的任何协议。 因此，委员会一致决定将其公开会议推迟到即将举行的美英两国政府石油会议之后。5月3日，英美专家（英国小组中有英伊（朗）石油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负责人）已在华盛顿几乎就可能达成合约的所有方面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交换意见的结果表明，两国政府的目的和两国大石油公司的长远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并表明双方都有意互相合作共事，而不是彼此勾心斗角。 7月25日，内阁级会谈开始，以解决为数不多的几个重大分歧点，美国代表团由伊克斯率领，英国代表团由比弗布鲁克勋爵率领。8月8日公布了一项协定，期望举行谈判缔结一项国际协议，所有与国际石油贸易有关的国家都可参加，以便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石油理事会。同时，协定还就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规定了下述原则：1.在服从可能作出的集体安全安排的前提下，应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并在一视同仁的基础上，向所有和平国家的国民提供充分的石油供应。 2.开发石油资源的方式，应有利于推动石油蕴藏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3.在尚未取得石油开採特许权的地区，应有均等机会取得勘探和开发权利。 4.尊重有效的石油开採特许权的合约和合法取得的权利。 5.任何一方的政府或国民均不得强行规定不符合本协定宗旨的限制性措施，以免妨碍石油工业的经营。 6.设立一个国际石油委员会，从长估计全世界的石油需要量，并作出建议，如何在各生产国公平分配生产，尽量满足这一需要。该委员会还将分析研究短期的问题，向两国政府提出报告并作出建议。 第111页 菲斯评论说： 产生这项协定而进行的会谈显示了要求合作的强烈愿望。怀疑消失了。美国人远不象以往那样认为英国资本在蓄意排挤或损害他们了。英国人也不象以往那样认为美国人想要给他们搞政治麻烦或在石油市场上横行霸道。一个瓜分机会的前景出现了。 然而，美国石油工业界又一次“对协定进行愤怒的攻击”，部分是由于误解了协定的抽象条文，他们从中察觉到一种危险，政府可能把控制扩大到他们在国内的经营，甚至同他们竞争。 工业界……希望在国外经营中得到政府大力的、可靠的支持而又不至屈从政府的意志。据经济顾问的观察，各石油公司一般都愿意对政府的指导作出响应，在不会招致财政损失的情况下都愿意听从非正式的建议，但是一有官方施加限制或强制执行的任何迹象，他们就会很快地跳起来。为了防备这种危险，他们已懂得经常保持警惕是必要的。从协定连篇的废话里，已被嗅到了一种危险——虽不具体化——的味道了。 这项协定作为一个条约草案呈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后，并未取得多大进展。1945年1月，总统把它撤回，以便同英国政府协商修改。战争结束以前几个月的时间花在伊克斯和工业界之间的谈判。同时，在 1944年秋，阿美石油公司表示希望测量一条横贯阿拉伯输油管的路线，这条输油管将由该公司自己承建。1944年10月16日，美国驻吉达公使馆接到指示，如沙特政府询问时，就向它说明，美国政府完全了解该公司的计划，没有反对意见，367但仅此而已，没有介入。1945年8月6日，据宣布，已测量了敷设输油管的七条可能路线，输油管在地中海岸的终点位于亚歷山大和黎巴嫩的的黎波里之间，组成阿美石油公司的两家公司已设立了另一个公司，即横贯阿拉伯输油管线公司，以持有线路权并于最后修建一条二十四或二十六英寸口径的输油管。阿美石油公司并已在1944年9月开始在腊斯塔努腊兴建一座日产五万桶的炼油厂，于1945年10月完工。与此同时，还敷设了一条从达曼油田通到巴林炼油厂的长达三十四英里的海底输油管，那个炼油厂的生产能力正在不断扩大。当时在达兰还开设了美国副领事馆，那里是阿美石油公司总部所在地，战争结束时约有二千名美国人。美国陆军部在1944年决定在那里建造一个军用机场。 综上所述，1943年以来美国在沙乌地阿拉伯的利益之所以会迅速扩大，其原因可归结为担心、嫉妒和正当的雄心壮志三者相结合。美国担心，“美国生活方式”的主要动力——西半球的石油储藏正由于进行战争而消耗殆尽，而英国却在中东因积其石油储藏。英国捷足先登，在掌握当时中东已知的石油储藏方面占了优势，美国对此垂涎三尺，只是在它好容易才取得英国的勉强同意，在伊拉克（1920—1925年）和在波斯湾的阿拉伯沿岸（1928—1934年）各让给它一片土地之后，这种嫉妒之心方稍有收敛。这些斗争，事过不久，加利福尼亚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的董事们是记忆犹新、耿耿于怀的，所以他们在1941—1943年期间担心伊本?沙特这时可能在英国金币的引诱下剥夺他们那些宝贵的石油开採特许权。但是，从歷史角度来看，当时发生的一起无足轻重的事件却表明了英国对中东石油的独霸——这种独霸从来不是绝对的——正在逐步瓦解的一个象徵。这件事就是在二十年代一家英国辛迪加由于没有在巴林发现石油而把那里的石油开採特许权转让给美孚石油公司。英国专家由于英国在巴林的失败而对沙乌地阿拉伯大陆的石油前景产生了怀疑。而在此以后，美国公司在巴林这块小小的油田上却取得了不大不小的成就，这一成就，经过一种“连锁反应”，使美国资本后来在开发沙乌地阿拉伯油田中独霸天下，结果使英美在中东已查明的油藏中各自拥有的份额完全改观： 1944年 （单位：百万桶） 英　　国　 美　　国 波斯 6，500 0 沙乌地阿拉伯 0 5，000 伊拉克 2，375 1，188 科威特 4，500 4，500 巴林 0 300 卡达 475 237 13,850 11,225 这种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使人眼花缭乱，前景引人，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与此同时，对共同作战可能耗竭美国国内石油储备的忧虑，又使伊克斯和詹姆斯?贝尔纳斯之流“老吝啬鬼”的倔强本性更其顽固了，他们知道美国在这场争夺世界石油的扑克牌比赛中已经胜券在握，准备迫使英国“老手”摊牌。“老手”纵然经验宏富，也弥补不了命运或復仇女神给他们的一手蹩脚牌。1944 年这一年中，这两个盟国在沙乌地阿拉伯的关系阴云密布之时，看来已很明显，英国政府是在打一场顽强的后卫战，尽可能保持“英国生活方式”赖以存在的那种经济和政治势力。然而，在这一场世界大战中，英国最后的希望（实际上也是它生存的希望）仰赖于美国提供的物质援助，它的迴旋余地是有限的。因而，当英国最终屈服于无情的经济现实时，它所能聊以自慰的想法无疑是，既然只得屈服，那就不愿看到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由美国以外的大国立足生根而操帝国大业。 第112页 第六章　　衣索比亚的独立要求1942—1945年 1942年1月31日英国—衣索比亚协定签订后，英国立即开始撤出其军队和物资，首先撤走了外围驻军和政治军官，同时削减了亚的斯亚贝巴本身的驻军人数并将他们驻扎在暂时尚在英国控制之下的机场里。在义大利平民和军需物资得到应有的处置以前，亚的斯亚贝巴的警察继续隶属于英国军管当局。1942年8月6日，在衣索比亚皇帝为各级官兵饯行之后，英国军队开出首都。于是只剩下吉布地铁路和协定规定的保留地区仍由英国负责管理了。 经皇帝以下的衣索比亚人一再要求，英国内阁曾于1941年11月决定全部遣返三万四千名义大利平民，现在却出现了一些麻烦。显然，义大利人在该国各地建立的一些现代化设施如果没有称职的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势必要毁坏；当时合格的衣索比亚技术人员既不存在，盟国也没有技术工人可供使用，英国军事当局于是批准了一项过渡性建议，让总共五百名无碍安全的义大利技术人员留下来派必要的用处。但是衣索比亚政府通知英国人说，为了该国的工业发展，至少得留下四千名义大利人，他们会使衣索比亚对战事作出重大贡献。因此，一方面是衣索比亚人表示“丝毫不图报復”；而另一方面，人们看到，义大利人也愿意为衣索比亚主人工作。……总的说来，义大利人和衣索比亚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在工人阶级的家庭之间，是极其融洽的。一家义大利人和一家衣索比亚人同住在一座陋屋之中的情形也绝非少见。这倒并不是因为法西斯国家元首大肆宣扬的种族优越感己因战争失败而被扫除干净，而是由于意370大利的农民和工人往往不得已而被送到衣索比亚，脱离了他们在义大利的贫穷境况，但是法西斯政治后台一经消失，他们又立即重新陷入了同样的困境。英国驻亚的斯亚贝巴公使在1942 年初离英赴任之前，曾奉指示重新通盘考虑义大利人问题并提出建议。4 月间，他建议二千八百名义大利人连同家属共计四千人，应准予居留。英国东非总司令迄未获悉原定五百人的最高限额已作任何政策性的修改，所以对此建议，大为吃惊。1942年8月，他同意将最高限额提高到七百人。尽管有决心力图把义大利人窝藏起来，不让正在进行兜捕的英军当局将他们遣返，但到1942年底，绝大多数义大利人还是被迁出了。身强力壮的男人被遣送到英属东非各地，其余的被遣返回国。 英国—衣索比亚军事协定第十三条规定，一经英国东非总司令提出要求，衣索比亚皇帝就应徵用并移交给英军“这些军队可能需要的任何〔敌方〕私产，但为衣索比亚所合理需要的除外”。这一条款对义大利人所安装的大批车间的机械设备和工具以及某些辅助工厂中的工业设备是早有存心的，东非司令部、厄利垂亚以及中东为了从事战争，都大量需要这些机械设备。协定签订之前，一些有用的物资就给搬走了，但此后“为了尊重衣索比亚当局明显的愿望起见……拿走的物资就很少了”。1942年秋，英国首席政治军官在徵得驻开罗国务大臣同意后，建议申请物资的人不应再提出更多的要求。 军事协定第三条保存了在毗邻（维希）法属索马利兰的保留地区的英国军管政府，但没有阐明军管政府与衣索比亚政府之间的关系。1942年6月份，衣索比亚皇帝正在提出上述地区属于其主权范围的要求，已很明显，而军管政府则认为根据国际法规定，这些地区依然是被占领的敌区。从现实的观点出发，军管政府并不反对在这些保留地区施行皇帝的法制和设立民事法庭，但认为，只要英国东非总司令对这些地区负责，衣索比亚的警察或军事当局就不能在此行使武力制裁，还认为，衣索比亚人不得试图向索马利亚居民徵税，这对维持公共秩序至关重要；事实上，他们企图徵税的尝试已由于季季加地区的骚乱而告停止。最后，双方不象以往一度看来会有很大困难，终于达成了协议。军管政府继续治理这些地区，维持秩序，行使审判权；但在1942年12月，经取得一致意见，皇帝的政府可以在哈拉尔和迪雷达瓦课税，其法院也可以在不影响军方权力和社会治安的情况下行使职权。 1942年12月28日法属索马利兰归顺自由法国后，皇帝于1943年3月21日接获通知，英国政府准备撤离哈拉尔（实际上是在4月24　日移交的）以及沿法属索马利兰边界二十五英里宽的地带中南至边界西南角阿贝湖的北部地段。然而，皇帝向英国副国务大臣表示失望，说迪雷达瓦和季季加都未见归还。他在4月12日的照会中。建议修改迪雷达瓦驻军点的界线，并且询问英国有何军事上的理由必须保留二十五英里宽地带的余下部分。英国东非总司令在5月26日的復文中列举了下述理由： （1）有必要在可能发生动乱的地区留驻英国军队，以便处理象1942年发生的那种涉及英属〔索马利亚〕部族的骚乱。 （2）有必要在该地区留驻英国军队，以便保护吉布地—亚的撕亚贝巴铁路的一切有关方面的利益。随着法属索马利兰的归顺自由法国，这条铁路的管理问题产生了。这条铁路通至法属索马利兰边界一段一直是372由英国军管政府经营的，至于边界那边的一段当然是在法国维希政府手里。1943年1月10日，衣索比亚皇帝在给英国总指挥官的照会中声称： 第113页 在战争结束之前，从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地的铁路继续由英国军事当局控制和管理，是符合盟国战事的最大利益的，因此希望英王陛下政府将根据这一精神办理。 于是负责运输的英国军官被派往吉布地同法国当局和法国公司讨论铁路现有的管理问题。将这条铁路继续分两段经营，在经济上显然是不合算的，但是衣索比亚皇帝和法国人部不能同意其他任何方案。6月24日，英国陆军部通知东非总司令：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迫切希望能给法国公司一个机会恢復其铁路特许权。因此，经商定由总经理按下列条件同皇帝谈判： （1）军事运输应继续享有优先权。 （2）运费必须经总司令官同意。 （3）运输优先权委员会应是安排优先运输的最后决定机构。 （4）一名英国军事管制官将对铁路经营和保养具有不受约束的监督权。 但到战争结束之前，皇帝和法国人之间始终未达成可为双方接受的协议。 在答覆英国首席政治军官在英国一衣索比亚协定签订后的演说时，衣索比亚皇帝说：“我打算派一个儿子和一个旅在战场上同英帝国军队并肩作战。”英国自治领事务大臣在上院被问及此事时曾说明，皇帝的军队还在组编和训练之中，尚未按现代战争的需要装备就绪。1942年10月9日，罗斯福总统宣布：衣索比亚373皇帝曾经告诉他，衣索比亚政府切望承担联合国家公约的各项义务。12月1日，衣索比亚政府宣布他们已同德、意、日处于交战状态。12月10　日，罗斯福宣布衣索比亚符合接受租借法援助的条件。1943年3月26日，美国宣布任命驻亚的斯亚贝巴的公使。1944年2月14日，据说美国应衣索比亚政府的邀请，即将派遣一个由农业、建筑、採矿工程和其他技术部门的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该国。1944年9月，衣索比亚国家银行的英籍总裁去世，由一个美国人接替了他的职务。1943年7月1日，据报导，苏联驻伦敦大使和衣索比亚公使曾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互换了照会。两国于1944年互派公使。　　1945年4月4日，塔斯社广播称，皇帝向苏联赠送战时救济费一万英镑。 在衣索比亚国内，皇帝希望建立一个更加中央集权的政府以代替各省省长的个人统治，但引起了地方上的一些反抗。由英国军事代表团训练的以十个营组成的衣索比亚军队，曾两次奉调前往镇压小规模的叛乱。 在英国军事代表团训练衣索比亚军官担任高级指挥之前，各营都是由英国军官指挥的：而这些英国军官未经英国东非总司令专案准许，就不能参加作战。因而衣索比亚军队有独立于皇帝及其陆军大臣权力之外的倾向。 于是，皇帝便自行募集并装备了一支四万人的地方军队，士兵主要是从以前抗击意军并且还持有枪枝的非正规部队中招募来的。但是，其中几个营在1943年秋季奉派去北部提格雷省平息一起严重的叛乱时，给养完全断绝，结果还得由英国训练的部队和英国飞机来恢復局势。 英国的专员们当时正在训练衣索比亚的警察。除了在内政、财政、司法、教育、商业和工务等部没有英国顾374问外，还在高等法院任命了两名英国法官，藉以保证对外国人的公正审判。军事代表团的医生——几乎全部是巴勒斯坦犹太人——正在照料衣索比亚士兵和平民，并已开始训练衣索比亚人当敷裹员和护士。英国正在社会服务方面给衣索比亚以大量非正式的援助。 英国文化委员会发现衣索比亚是块播下种子可获丰硕成果的土壤。它在亚的斯亚贝巴创设了一所英语学校，三百多名男女每周认真听四次课。它还计划在乡村地区创办类仪的学校并已开设了儿所。在首都，它将一些遗弃的房屋改建为很吸引人的英埃俱乐部，衣索比亚的年轻人和英国侨民在这里一起打网球、下象棋和进行辩论。它派了三名英国教师，协助创办了这个国家唯一的一所中学，培养公务人员。它还为皇后创立的一所女子学校提供了一名英国女校长。它由于培育英国文化而不是培植英国政治势力而树立了声誉。…… 友人救护队也仿照军队的做法提供了一队五十多名左右的年轻人，来照料平民的需要。他们之中有些是医生，有些是医科学生，有些是受过社会服务工作训练的专业人员或事务人员，有几位还具有在英国学校执教的经歷。他们热心效力，不求报酬，不问政治。他们在衣索比亚全国各地为填补医疗、社会和教育等服务事业的空白做了不少工作。 诺曼?本特威奇，前引文，第511页；参阅j?g?格里姆韦德，《每日电讯报》，1943年11月20日；驻衣索比亚特派记者最近的一篇文章，《泰晤士报》，　　1944年5月5日。 早在1943年6月19日，衣索比亚财政副大臣就曾在纽约声言，　　1942年英国—衣索比亚协定预定于翌年 1 月份修改，“以适应和平形势”。5月25日，皇帝通知，将在三个月后终止1942年的英国一衣索比亚协定，并希望代之以一项新的协定。英国政府在答覆中提出派遣一名特别代表前来谈判新的协定，同时并要求暂缓执行终止旧协定的通知。衣索比亚政府欢迎英国的提议，但不愿暂缓执行该通知，不过皇帝在8月31日答应在以后两个月内暂不採取任何行动。 第114页 英国代表团在德?拉?沃尔勋爵率领下于9月24日抵达亚的斯亚贝巴。两个月后，据说协定迟迟不能签订，仍然是由于奥加登地区的问题。 在这些地区约有五十万索马利亚人，其中不少人是受英国保护的家族，事有在衣索比亚境内放牧的权利。这些索马利亚人手无寸铁。英国当局并不认为衣索比亚局势己很稳定，因而可以象皇帝所期望的那样在这些地区撤销英国的军管政府。……我们提议该政府应继续存在到战争结束再行考虑作出安排。 然而，新的协定终于在12月19日签订。在协定中，英国放弃了它在1942年获得的特殊地位。英国公使不再享受比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优先的权利，皇帝也不再须聘用英国顾问或经英国政府批准的人担任顾问了。一俟衣索比亚政府正式保证对于铁路的继续有效经营已作出满意的安排时，英军将在接到通知后三个月内撤离铁路，与此同时，英国人还将撤离迪雷达瓦以及铁路西北边的保留地区。但在铁路和季季加之间的保留地区以及奥加登地区，英国将保留军管政府，行使立法、司法全权，但不影响承认皇帝对这一地区的主权。作为象徵，在该保留地区和奥加登地区的英国和衣索比亚政府建筑物上空将同时飘扬两国国旗。英国军事代表团将继续留下，仍由英国政府支付每年十五万英镑的日常费用。但现经协定规定，军事代表团团长将对衣索比亚陆军大臣负责（而不是对东非总司令负责了），而且军事代表团须在英、埃两方的任何一方发出通知后三个月撤走。美国报界在报导这一协定时都意味深长地突出了第九条。根据这一条款，英国放弃了按1942年协定第十一条第三节规定的在衣索比亚领空飞行的专有权，而为所有同盟国飞机取得了在衣索比亚的过境权和着陆权。 德?拉?沃尔勋爵解释说，英国曾表示愿意在三年内每年提供一百万英镑的赠与，条件是这笔款项应由英国人和衣索比亚人组成的联合开发委员会管理，这些英国人将作为衣索比亚政府的顾问。但据衣索比亚 驻华盛顿公使馆称，衣索比亚政府曾要求英国以“类似美国”根据祖惜法“给予援助的那种方式”提供九百六十万英镑。衣索比亚谢绝了英国的建议，但这一建议仍搁起来没有解决。l945年2月，衣索比亚与英国的关系情况就是如此，当时正值罗斯福和邱吉尔在雅尔达会议之后归国途中在埃及会见中东各国首脑，海尔?塞拉西亦在其中。衣索比亚驻伦敦公使馆宣布皇帝此行是应美国总统邀请，总统特为皇帝陛下配备了副官和侍从人员，并且还配备了一架专机。皇帝对总统及其国务卿友好谅解的态度深为感动。……皇帝作为总统的客人在埃及逗留期间，愉快地接受了英国外交大臣请他会见首相温斯顿?邱吉尔先生的邀请，并藉此机会讨论两国的相互关系。他然后乘坐美国政府供他使用的飞机回到亚的斯亚贝巴。 到了大战结束时，衣索比亚人对外国顾问和帮助他们的人的猜疑已近乎病态。佩勒姆博士关于教育制度的一段冷静而不带偏见的描述很好他说明了这一点：　　　377塔法里马孔南学校重新开办了……负责人最初是一名美国传教士，后来是一名英国校长，再后是一名加拿大耶稣会教士。……皇后迈南学校……先是一名美国人负责，后来是一名英国人，再后是一名瑞典女校长。……海尔?塞拉西中学……先后有两名由英国文化委员会借来的英国人当校长，继他们之后是一名瑞典人。……他们〔衣索比亚人〕终日担心外国人的影响会太大，又害怕外国人挤掉他们的职位。所以，他们不让受聘的外国人士有一个合理期限的任期，对他们也不给以合理的信任。……计划、人员、国籍等的经常变动，无疑造成了教育管理近乎紊乱的现象。并使许多有志于对衣索比亚有所贡献的人心灰意懒。 皇帝不仅限于在同欧洲列强交往中坚持衣索比亚有权取得全部主权的主张，而且在衣索比亚教会和埃及柯普特基督教会之间的关系上，也是如此。公元四世纪，衣索比亚已信奉从亚歷山大传来的基督教，公元451年卡尔其顿会议之后，便与当时仍然联合在一起的拉丁和希腊教派分裂，改宗柯普特基督教派（一性论派）。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以后，埃及人逐渐改宗伊斯兰教，直到近代，埃及的柯普特基督教会仅有一百十万名信徒，而衣索比亚在1930年，六百万左右人口中估计就有二百六十万衣索比亚教会的教徒。可是，衣索比亚教会尽管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它同埃及柯普特教会的关系却依然是母女关系。它仅有一名教区主教，而且向来是由亚歷山大高级主教不经徵求衣索比亚教会意见就任命埃及人担任的。古代柯普特人伪造了一份文件，声称是全基督教尼西亚会议（公元325年）的教令，并给它蒙上一种虚假的神圣色彩。根据这份伪造文件，衣索比亚教会只能有这一名主教，而且他无权任命别人，尽管根据亚歷山大的教规可能任命多至七名衣索比亚人任副主教的圣职。至于那些最杰出的柯普特基督教牧师，又自然不愿接受提升擢拔而去一个远离埃及的国家供职，况且那里的语言同他们自己的语言，不论是阿拉伯语或柯普特语差异都甚大。因而，主教的职务也往往流于一种“不足道的尊严”。　　1926年，教区主教去世，衣索比亚当局曾试图说服亚歷山大高级主教授权继任的教区主教由他任命衣索比亚人任其他主教圣职，但遭到拒绝。亚歷山大高级主教反而亲自任命了四名衣索比亚人任副主教的378圣职（并于1930年任命了第五名副主教），但言明他们不得任命新的教区主教或副主教圣职。亚歷山大高级主教于1930年亲自访问衣索比亚。在一千六百年之中，他的前任中只有一位曾作过这样的旅行。经安排，六十名衣索比亚青年去埃及在高级主教监督下就学，但结果并不成功，这或许是由于语言上的困难所致。义大利人征服衣索比亚之后，担任教区主教的埃及人西里尔并未公开表示反对在新政权下执行任务，据说他还宣传服从新政权。　　1937年，在格拉齐亚尼总督险遭谋害时，西里尔也确实在场伺候总督。然而，当义大利人企图使衣索比亚教会脱离对亚歷山大的依赖时，西里尔主教拒不同意，并告退到埃及去。义大利人于是说服了两名衣索比亚副主教接受他们的宗教政策。接着举行了一次大会，表示同意脱离亚歷山大，并选举了一名大主教，由他任命了其他几名主教的圣职。在流亡中的衣索比亚当局认为埃及的柯普特基督教会对衣索比亚难民极少帮助，对安慰那些在诸如肯亚等国的难民的心灵也无所作为。因此，在1940—1941年，当柯普特基督教会当局得知皇帝即将回国时，建议由两里尔主教陪驾，皇帝非但置之不理，反而选择了“宫廷幕僚”，即由皇帝任命而始终由本国人担任的衣索比亚教会的主管随行，这是毫不足怪的。重组衣索比亚教会的责任这时落到这位主管身上。尽管西里尔主教于1942年回到衣索比亚作短暂访问（据说不是受邀请而来的），宗教事务还是完全由这位宫廷幕僚一手掌管。1926年衣索比亚教会与亚歷山大的关系发生龃龋时，当时还是皇位继承人的海尔?塞拉西，是支持保守派的；但这时情况已发生变化，皇帝及其绝大多数的大臣都希望由衣索比亚人担任教会的首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接受在义大利势力下任命的大主教和主教。他们于是在1942 年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埃及向柯普特基督教会的大主教转达他们的愿望。由于大主教的去世及其继任者人选问题的争执，事情耽搁了很久。1944年5月19日，在埃及有消息透露说：衣索比亚政府已宣布，现任教区主教故世后，必须由衣索比亚人继任。在两星期内，由四名着名的柯普特基督教牧帅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启程去衣索比亚讨论这一问题。虽然他们受到礼遇和款待，但发现皇帝固执己见，所能带回的只是衣索比亚人毫不妥协的要求： 第115页 （1）必须选任衣索比亚人为大主教；（2）应由一个衣索比亚宗教会议选任主教和副主教，并由大主教授予他们圣职：（3）衣索比亚教会应参与选任柯普特基督教大379主教并参加柯普特基督教宗教会议的活动。柯普特宗教会议几经推迟，至1945年6月16日才得举行，以考虑这些要求，并断然拒绝了前两项要求。在大战结束时，这个争端就是处于这种未能圆满解决的状态。不过，到1948年，柯普特基督教高级主教终于屈服，授予五名衣索比亚人主教（包括那位宫廷幕僚）圣职，并且还同意让一名衣索比亚人在西里尔主教去世后任大主教圣职。1950年10月25日，西里尔主教逝世，1951年1月8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衣索比亚宗教会议上，宫廷幕僚当选为大主教，于是他就在亚歷山大正式接受了高级主教授予的圣职。 总之，人们评论说： 在衣索比亚，受过教育的人在全国人口中只是极少数，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文盲。而这个上层阶层本身，对它所面临的任务的看法，又似有分歧。有些人，如皇帝驻美国的代表拉斯?伊姆鲁，似乎热中于希望衣索比亚人民能够享受文明的成果；而另一些人，如现任文墨大臣，无疑地视其权位仅不过是剥削国家而同时使它始终处于矇昧无知状态的一个方便手段。每一个衣索比亚人或多或少都抱有仇外心理，后一派人中这种情绪尤为强烈，其中有些人甚至希望欧洲人全部走开，好让衣索比亚恢復其昔日的幸福。 在这两种倾向之间，皇帝似乎採取了一个更是与众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毫无疑问，他希望看到他的子民能得到发展，同时却又犹豫逡巡，惟恐实现这种发展时採取的必要措施会危及他的个人权力；他既感到外国人的存在——说来也许显得有些自相矛盾——是他保持权力的关键，并意识到有必要给他们某些利益，方可继续取得支持，获得好处；但却又设法使外国人的势力保持均衡，避免使某个外国人以过分明显的优势，从而对他们採用了一种跷跷板政策，而这种政策，在处理内部事务上依然是衣索比亚政府的传统。第七章　　前意属殖民地 第一节　　义大利统治的性质 如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样，义大利人占领殖民地是出于经济上、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种种原因。这些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并不富饶，在实行法西斯主义以前，这里的380义大利移民仅有三万三千人左右：只是从1935年起，墨索里尼着手在非洲建立所谓新的罗马帝国，吞併了衣索比亚，并对利比亚开始推行“人口统计法”的殖民政策，这个数字才有重大的增长。与后一行动同时进行的，是义大利于1939年1月9日颁布一项法律，把利比亚北方四省（的黎波里、米苏腊塔、班加西和德尔纳）在行政上划归宗主国义大利管辖。义大利的政策是使当地穆斯林居民成为义大利垦殖者的补充农业人口。贝督因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对此曾进行抵抗，其中昔兰尼加的抵抗运动直到1930年才告平息，这就促使义大利下决心要迫使顽强的牧民定居下来，并瓦解他们的部族组织。从此，穆斯林居民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得不同他们的义大利“利比亚同胞”的制度趋于一致。当然，义大利人总是处于优越的地位，而且（如在其他强国的殖民地一样）所有的农业居民点、学校、医院病房、军队、法西斯组织和礼拜堂等都是按照一个原则办理，它在非洲的另一端就叫作种族隔离政策。阿拉伯人没有机会同义大利人竞争，他们在自由职业和行政机构中，除担任最低的职务外，是无门可入的。在1939年以前，阿拉伯人要取得义大利公民资格，就必须放弃穆斯林民法所规定的个人身分，而这个代价——如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那样——除极少数人外，是谁也不愿付出的。　　1939年1月，义大利政府提出了一个妥协办法，以“特种公民权” 形式使持有者不丧失其穆斯林身分，这样就吸收了一批低级官员和商人。为穆斯林开办的义大利学校，在利比亚培养了一个半知识化的阶层，他们的义大利文写得比阿拉伯文还要好些，并且被授予一些次要的行政职位，但他们对义大利人起多大作用却是个问题。他们对本族人381民或他们的义大利主子都不很忠诚，他们主要关心的看来是个人利益。在厄利垂亚，“半个世纪的义大利统治教会了居民要尊重义大利主子，甚至使他们对主子怀有一定的好感。因此，义大利人为他们的土着部队招募新兵时并不感到困难。”但是，土着知识阶层也在成长中，他们嫉妒义大利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优越地位，从而产生了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索马利亚即使地处比较温和的沿海地区，其气温也要比北方义大利殖民地中适宜于移民的地区高得多。因此，义大利农业企业得依靠土着劳动力，而这种土着劳动力在以游牧为主的索马利亚民族中却并不容易得到。不过，在沿海地区却有一批歷来经受奴役的农业人口，在法西斯统治下，他们中间成千上万的人受“一种在理论上极其残酷，在实践上确为野蛮……无异于奴隶制的劳动政策”的支配。 第二节　　昔兰尼加，1941年 第116页 韦维尔将军在向西部沙漠意军阵地发动进攻的前一天，　　1940年12月6日，致电伦敦陆军部，要求立即注意占领义大利领土以后的行政问题。1941年1月25日，他通知说，对于他行将建立的军政府，建议採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中东採用过的形式。2月20日，战时内阁决定由陆军部负责占领区的行政工作，因为正如掌玺大臣所指出的，“外交部配备不足，不能担任行政工作，而如由殖民部去负责管理敌方的任何领土，我们就会冒英帝国觊觎领土的嫌疑”。 昔兰尼加是英军要占领的第一个义大利殖民地。 1941年1月29日，在英军占领了托卜鲁克要塞并向绿山西进时，韦维尔决定把昔兰尼加从埃及英军司令部的范围内划出，而任命陆军中将梅特兰?威尔逊爵士为昔兰尼加总督兼总司令，并配备一名副首席政治军官负责民政事宜。奉派担任此职的军官于2月18日在首都班加西设立了他的总部。当时昔兰尼加约有二十万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上着居民。除军事人员外，该地原有六、七万义大利人，但到占领时人数略育减少。住在首都班加西的义大利人，原为二万余人，占领时只剩下三分之一左右，住在外省各城镇的则都已离去，但位于高地上的义大利农业居民点却仍有相当数量的义大利人。英国在阿拉伯居民中的宣传工作必须来一个大转变，因为自义大利参战后，英国的宣传一直是激励阿拉伯人起来反对他们的义大利统治者，而现在英国行政当局的目的却要他们容忍义大利人留居下来，并避免採取报復和暴力行动。 严重的问题是缺少训练有素的警官和能够胜任的警察部队。原有的义大利警察仅在班加西和马尔季（巴尔切） 两地留用了一个时期，主要是担任交通管理工作。占领初期，曾经制定过一个计划，拟用一批利比亚人作为警察部队的核心力量。这批利比亚人战前曾逃往埃及，脱离义大利的统治，义大利参战后，他们又被徵召入伍，加入了利比亚阿拉伯部队。幸而总的说来，情况还算安定，土着居民对待义大利人一般还通情达理。主要的骚动发生在绿山地区，那里早先被义大利殖民计划剥夺土地的利比亚人这时想用武力夺回他们失去的土地。初创的警察组织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这些地区保护包括许多383妇孺在内的大批义大利人的家庭。尽管那里的义大利农业居民点还处于旱期发展阶段，至少还要过两个季节才能粮食自给，但行政当局意识到这些地方潜在的粮食生产能力，因此原则上决定，让它们继续存在。至于城镇的市政组织一般保持原封不动，或者略加变革，不少土着地方官员在审查其经歷以后，又重新加以任用。以上就是1941年4月轴心国军队成功地向埃及边境发动反攻时的情况，之后，昔兰尼加的第一个军政府就此告终。 第三节　　厄利垂亚 英军占领厄利垂亚和索马利亚之后，几乎马上就丢失了昔兰尼加，因此中东总司令部政治部职责的重心就转移到开罗以南更远的地点。同时，为了交通方便，总部也有迁移的必要；自从1940年2月3日起整个东非划归中东司令部统一管辖以来，该部在行政上已简化，因此它在4月18日于奈洛比重新建立起来。 1936年义大利征克衣索比亚后，就把该国最北部的提格雷省併入了它原有的殖民地厄利垂亚而使它更为扩大。归併的理由是1896年到1935年衣索比亚和厄利垂亚之间的边界线把使用提格林雅语的民族分割开来，而提格林雅语与衣索比亚统治民族使用的阿姆哈拉语虽近似而实不同。1941年4月5日，提格雷的塞约姆公爵向英国驻阿斯马拉的首席政治军官投降。该军官决定，由于义大利人仍控制着阿克苏姆与亚的斯亚贝巴之间的主要公路，他暂时可把提格雷省仍作为厄利垂亚的一部分予以管理。5月18日，义大利人在阿拉384吉平顶山投降，塞约姆公爵和他的部队曾在这次战役中给予宝贵的援助。其后，公爵在交通情况许可时，就立即前往亚的斯亚贝巴，并于8月1日向皇帝归顺，同时提格雷省也划归衣索比亚管理。 阿斯马拉沦陷二个多月后，英军于1941年6月11日从亚丁出兵占领了厄利垂亚东南端的阿萨布港，并仍把它作为一个单独单位进行管辖，直到1942年6月14日该港成为厄利垂亚一个行政分区为止，在行政上归併给阿萨布港管理的还有与法属索马利兰毗邻的衣索比亚北部的一带领土，因为按照1942年1月31日英国－衣索比亚条约规定，这一带地区划归英国军政府管理，以便对维希控制的吉布地港实行封锁。当时，奥萨苏丹是该地区一个有实力的权威，实际上完全独立于衣索比亚中央政府而同英国人通力合作，实行有效的封锁。在吉布地归顺自由法国后，英国就把这一带保留地区归还给衣索比亚。1944年初，也许由于奥萨苏丹对义大利修筑的通往阿萨布的公路徵收通行税，衣索比亚政府出兵讨代，并俘获了他。他被押送到亚的斯亚贝巴后不久就死了，以后由他的一个亲戚接任苏丹。 这时厄利垂亚老殖民地的人口中约有土着居民七十六万人和义大利人五万二千人（包括来自衣索比亚的难民，但不包括战俘）。土着居民分为人数几乎相等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居住在阿斯马拉周围中央高原上的柯普特基督教徒，另一部分则为居住在西部省和东部低地的穆斯林。由于英国行政人员不足，中东总司令部政治部有必要于1941年3月提出了下列意见： 第117页 如果英国政府要负责直接管理当地土着和意人利居民，而其中很多人行将成为无以为生的难民，那么所负费用将很沉重，实际管理的办法也将有困难。显然要找到足够和合适的行政人员是有问题的。……一个比较经济的替代办法是取得义大利当局的合作，让他们在我们的控制之下，继续管理厄利垂亚和索马利兰。前义大利总督兼总指挥官已带领意军残部向南撤走，但他的秘书长同意在英国控制下，作为义大利行政当局的负责人继续工作，不过仅限于管理中央部门（不包括已由英国军政府接管的政治事务局和土着事务局）、阿斯马拉和马萨瓦两城市及其外围的居民点，以及阿斯马位附近的哈马西恩高原。埃及货币被採用为主要的合法货币，而义大利货币则作为官方承认的捕币，以四百八十里拉兑换一个英镑（一埃及镑合四百九十二里拉）。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迫切需要的是组织一支警察部队，因为副首席政治军官最初只有十二名苏丹警察可资调用。 当时从来也没有想到依靠由义大利人留下的那些政治上不可靠的警察，因此就需要招募和训练一支崭新的厄利垂亚警察部队，只是由于时间紧迫，未能进行慎重遴选，后来就遭致了麻烦。同时，借来了一些苏丹警察，并使用新兵和军事巡逻兵和少数经过慎重挑选的义大利警官和军士一起执行警察任务，但事隔不久，这些义大利警官和军士就曾不止一次地纵容义大利罪犯逃跑。起用义大利警官的措施立即使义大利秘书长企图重新建立他的权力，他坚持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先得到他的许可，免除他们对义大利政府的义务后才能受僱，但英国当局拒绝了他的要求，不费周折地直接招募义大利人。 轴心国在西部沙漠向埃及边境推进，德国又于1941年春占领了希腊和克里特岛，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放军对埃及各港口进行空袭的压力，因此有必要为英国的技术装置和美国答应增加供应的设备另找适当的安放地点。厄利垂亚是个具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它在马萨瓦有优良的天然港口，交通方便，从马萨瓦到气候温和的高原有铁路、第一流的公路和架空索道，又有义大利的技术装置，如果能够修復、改装和扩大，就可利用；它还拥有一批义大利的技工。到1941年夏未，中东总司令部所属各部门竞相提出计划利用这些资源，若不是国务大臣出面加以调整，这些计划将超过所能供应的水源、装置和劳动力好几倍。美国人所提出的计划得到优先考虑，他们387在阿斯马拉附近的古拉建立了一所宏大的飞机装配维修厂，在马萨瓦把义大利人在那里沉没的干船坞打捞起来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并在阿斯马拉建造了一个军火库。英国海军把马萨瓦用作重要的海军停泊港和维修基地，并在那里设置了一所大型弹药库；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在阿斯马拉建立了一所维修厂；而英国的几家石油公司则接管了义大利的储油柜和其他设备，改为民用。原来就已认识到，除了劳动力和一些义大利军工厂和仓库外，当地没有什么资源可供这些计划利用；而事实上当地的粮食供应甚至还不足以养活当地的居民：因此曾规定美国文武官员所需的一切给养，甚至包括粮食在内，只能由美方自己供应。但在1942年，由于美国参战后船只误期或沉没，以致美国人所需要的物资远不能完全从海外供应，因而不得不採取新的办法，尽量从当地取给。美英军事人员的迅速增长大大地消耗了当地的资源，包括水源（1942年曾远自南非运来抽水机，供水量有所增加）和劳动力。因此必须在美国的工程项目、已经削减了的英国的工程项目和当地的地方需要之间确定优先供应权。执行这项工作的是1942年3月成立的由军事行政官、军区司令、美国高级军官和有关军种的长官组成的厄利垂亚工程委员会。劳动力和就地採购使军事开支繁重，供应不足，消费品前景无望，又无投资机构，这就“揭开了通货膨胀已经慢慢沸腾起来的锅盖”。英国军政府唿吁英美僱主控制工资，但尽管达成了胁议，工资的最高额却变成了最低数，许多争夺劳动力的部门，无视官方规定，採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如不适当地提高劳动级别和支付加班费等等），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无论是义大利人或土着居民从未能做到自给自足，甚至基本粮食也是如此，在战前的年代中粮食经常需要进口；因此在1941—1942年间维持粮食供应遭到了很大的困难，多亏军政府的农业部门发展了义大利人和当地农民的农业生产，才倖免一场危机。贸易388部门也发现义大利人愿意发挥他们的技能，生产比他们在法西斯统治下更多的产品；因此尽管同盟国的工程项目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多种多样的商品出人意外地生产出来，供应当地消费，甚至还可出口。 在庞大的军事开支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同时，另一方面它却大大地促使义大利人欣然愿为军事工程工作，尽管在1941和1942两年的夏季英国在中东的军事形势在他们看来也许是危急的。大批义大利战俘，以有组织的集体形式或是凭可以吊销的个人护照受僱从事于军事工程；但甚至当轴心国部队已在阿拉曼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破坏事件，洋洋得意的极端法西斯分子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1941年把大约三千名法西斯分子拘留以后，就没有再进行大规模逮捕的必要。义大利人中虽仍有颠覆和不法分子一直顽抗到义大利本上的法西斯政权垮台，但他们从未构成任何威胁。潜藏的义大利“不法分子”人数逐步减少，要不是同衣索比亚境内逍遥法外的义大利反英分子有所接触，他们的活动也许会完全停止。在1942年间，一些“较有声望和守法的”义大利人仍认为反对法西斯是不爱国的。那个早期曾为英国军政府服务过的义大利秘书长，仍坚持效忠法西斯，坚持在总督离任期间以殖民地首脑自居，因而在12月里作为一种预防措施，他被拘留起来了。那时，“在社会上不是最能吸引人”的反法西斯分子公开非议义大利政权的情况愈来愈厉害。“这帮口若悬河的民主党派纷纷集会，出版389争论不休的报刊和互相倾轧”，军政府却听之任之，或者加以鼓励。但是，迟至1945年初，当残余的法西斯分子显然由于同盟国在义大利战役中进展缓慢而蠢蠢欲动时，英国军政府又发出了一次警告。至于英国人同前意属殖民地义大利居民的个人关系，是按照总司令的命令处理的，即这些关系应该是正当的、有礼貌的，但不能有社交或亲善活动。 第118页 隆美尔部队在北非被击败后，美国的工程就不再需要了。因此美国工作人员就在1943年间撤离，义大利劳动力也就转向当地的生产。工人们得到官方保证，凡从事于有益的工作的人，一律不强制遣送回国，从而受到了鼓舞。为了引起当地人民的兴趣井鼓舞已同祖国隔绝了三年半的人民的士气，有一个工业展览会于1943年12月21日举办。但失业人数的增加仍无法避免，到1944年底，有五分之一的义大利成年男子不是失业就是职业不明。当时义大利居民已增加到入侵衣索比亚前的十倍，仅仅依靠厄利垂亚贫乏的资源是难以度日的；但是遣送回国工作却又受到阻碍，一方面是由于缺少运输船只，另一方面是墨索里尼垮台后的义大利政府不愿从他们的前殖民地把他们的人民撤光，也不愿增加他们本土受飢挨饿和闲散的人口。但在1944年底，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曾从厄利垂亚招募了大约一千二百名义大利技工。土着居民的失业人数也有增加，因为在中央高原地区，人口已发展到无法在当地谋生的程度，而从前因需要非熟练工而能吸收过剩人口的义大利殖民军和膨胀的帝国发展计划已不復存在。 作为对土着居民政策的一部分，英国军政府设立士着法院并扩大它们的权力，而且尽管缺少教师和教科书，它竭尽全力促进使用当地语言的上着教育，使之有机会接受英语高等教育。然而，由于海牙公约的规定，以及义大利人通过从事军事工程在经济上对战事所起的有利作用，他们的地位得以保持，这一点却引起了中央高原上着居民中占多数的柯普特基督教徒的反感；因为英国在3901941年战役以前和作战期间的宣传工作，开始激起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怀有希望，而这种希望现正变为失望。首先表示不满的是阿斯马位和其他城市中的柯普特职员和技工，他们对义大利竞争者的嫉妒由于失业人数的增加而愈益加剧。这种不满情绪后来蔓延到柯普特农村居民，因为正在人口压力加重的当口，他们的土地由于耕作方法不科学而变得日益贫瘠，而以前曾一度繁荣的义大利殖民统治所带来的暂时就业机会现已不復存在。此外，英国军政府曾想把提高效率和节约人力相结合，在低级行政职位上继续雇用义大利人；同时为了促进当地生产的需要，又把一部分土地暂时分配给义大利耕种者或工厂主，这样就更加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怀疑，认为英国人偏袒他们的欧洲同胞。早在1942年，每个行政分区曾设立上着谘询委员会，但后来发现阿斯马拉委员会的委员们仅仅是把这个组织用来详细诉说他们的“严重的不公正行为”时，军政府当局就中止了这类会议。 英国皇家空军在战役以前和作战期间所散发的传单，不仅仅是英国的宣传品。他们也散发过海尔?塞拉西皇帝颁发的布告，这些布告有如下的内容： 不论你们在边界的这一边，或是在厄利垂亚那一边，都必须同你们的衣索比亚兄弟们团结起来；你们任何人都不得同义大利人勾结。你们不得同你们的母亲—— 衣索比亚——以及你们的朋友英国政府作战。我知道你们心里的愿望；它也是我的愿望和所有衣索比亚人的愿望；你们的立场是同其他衣索比亚人站在一起。 我是为了恢復我的国家的独立而来的，其中包括厄利垂亚和贝纳迪尔〔索马利亚〕在内，它们的人民从此将生活在衣索比亚的旗帜之下。 在英国占领厄利垂亚后不久，厄利垂亚—衣索比亚统一党在衣索比亚的鼓舞和贊助下宣告成立。据说该党从衣索比亚得到了大量财政支援和衣索比亚高级官员的指导，其中不少人属于厄利垂亚血统或与厄利垂亚有种种联繫。该党吸引了大批柯普特不满分子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些人指望衣索比亚政权能使他们摆脱义大利竞争者。当1942年1月31日签订的英国—衣索比亚协定经过两年以后将届修订的时候，统一党就加紧活动。1944年1月20日，首都阿斯马拉的柯普特人利用庆祝主显节（这个节日在衣索比亚教会中比圣诞节更为重要）的时机进行亲衣索比亚的示威运动；在签订英国一衣索比亚协定纪念日的前夜，一群柯普特青年在首都街道上挂起了几面大幅衣索比亚国旗，甚至在政府大厦的旗仟上也升起了两面衣索比亚同旗，还在首都各处张贴了宣传画。2月5日，二千八百名厄利垂亚警察通知主管阿斯马拉警察局的警官，他们拒绝在义大利警官手下继续供职或受义大利法律的约束，并声称除非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就请求辞职。当时，除对于他们引为不满的制服问题作了些让步外，当局拘留了这次示威的煽动者，即过去因从事政治活动而受到过警告的三名巡宫和一名警官，还解僱了一些警察。2月22日，有五名阿斯马拉公民为一篇亲衣索比亚的宣言（他们称之为公民投票）徵求签名而以煽动警察罢工的罪名遭到逮捕，虽然事后获释，但每人被迫交付须押存四个月的保释金二百英镑（这在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中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官方採取这一行动，使统一党的活动暂时停了下来。从1942年以来一直担任军政府行政长官的史蒂芬?朗格里格准将曾经声明，人们如果对他们国家的前途有何意见，尽可通过《厄利垂亚新闻周刊》来发表（这是由情报部主办的一份使用提格林雅语的地方报），该报已于1944年8月3日为这个题目开闢了读者来信专栏。然而，亲衣索比亚的统一党却声称，同他们相左的意见是用匿名或无名人士的形式发表的。事实上，当时与统一党异质的反对派尚未形成明确的政治团体，它是到了战后才形成的。 第119页 第四节　　索马利亚 索马利亚（前意属索马利兰）以及邻近的奥加登地区的行政管理问题与厄利垂亚的问题是属于同一类的，但它们的重要性有所不同。这个半沙漠地区的总人口估计约为一百十万到一百二十万，平均每平方英里只有四人。 当地土着，除沿海的居民点外，是由游牧和半游牧的索马利亚人组成，他们比厄利垂亚人更加好战。由于战争爆发，行政机构完全崩溃。义大利殖民军的步兵和非正规军携带着他们的步枪、一些机枪和大量的子弹整批地逃跑了； 意军在灌木丛林里设有大型军火库，这是索马利亚部族所熟知的；因此在这些有利条件下，易于激愤的索马利亚部族就有被宗教领袖激起圣战的严重危险。幸而有一个非常充沛的雨季给予游牧部族很好的放牧机会，使他们的注意力从世代相传的宿仇或为了使用有争议的水井而经常发生的争吵转移开去，遂使英国行政当局赢得时间，着手组织一支警察部队，它不仅适宜于担任沿海城镇的治安工作，并且也能解除部族武装，而这后一种任务是不能用正规部队来担任的。在占领摩加迪沙后六个星期之内，那个城镇的义大利警察由于不可靠和纪律败坏而被解散，并成为战俘。取代他们的是大约一百名坦噶尼喀土着警察，他们成为新机构城市分队的核心。还有原为战争而招募并由英国军官训练的两连索马利亚非正规部队，也移交给军政府改编为警察，同时匆忙地另行招募新警察。但由于需要十分迫切，这两连非正规部队来不及受初步警察训练就要进行巡逻和执行支队任务，去解除部族的武装。1941年6月15日，约在占领索马利亚三个月后，英同警官仍只有十五名，但英国的增援已开始陆续到达。到8月底，已收缴了一万四千支义大利步枪和六百万发子弹。尽管英国警官人数不足，缺少经验，机动车辆又不敷应用，但这支匆忙组织起来的索马利亚警察部队却确立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据说是“在这个国家的歷史上无可比拟的，尽管在义大利统治时期採取了以庞大的军警机构为后盾的野蛮镇压和惩罚”。 当地的行政管理形式严格遵从英国对游牧民和半游牧民区的殖民惯例，承认部族的审判权和风俗习惯，也承认行使穆斯林法律的法院的权力。“土着教育在义大利统治时期有意识地被忽视了；1939 年建立了一所官办学校，但由于政策问题不久就关闭了。因此，军政府在这方面有必要进行改革。”它鼓励开设古兰经学校，其中设在摩加迪沙的两所学校于1943年升格为初级学校，使用英语进行教学，并设有一般基础课程。人员的缺乏阻碍了教育的发展，但在1944年7月任命了一名有经验的英国军官为教育总监，随后又从东非司令部教育部队中调来六名桑给巴尔教师。索马利亚人适应了这些新的设施，但师资缺乏仍是一个严重问题，因此于1945年开办了一个教师短训班。在好几个城市里，把大楼改为校舍，其中有一所学校第一次招收了女生。罗马天主教办的土着儿童学校也得到了帮助而开学，但义大利语的教学则予停止；同时也恢復了义大利儿童学校。到1945年，军政府的医疗部门已担负起维持全国七十二所配备有义大利医生的医院、药房或诊所的责任。 索马利亚的八千名义大利居民，其中大部分集中在首都摩加迪沙及其周围，他们的问题比厄利垂亚的问题少，因为当1935—1936年间义大利吞併衣索比亚时，这里的官僚政治不象在厄利垂亚那样发展，而且一大部分义大利人从事于农业和其他生产。如同在厄利垂亚那样，英国军政府曾一度留用了义大利秘书长、摩加迪沙市长和其他义大利高级官员，但从 1942年5月到年底，这些人和其他义大利人共计一百四十名均被拘留，以防止如若日本海军的活动扩大到印度洋这一边时他们成为搞敌对活动的头子。要是有前义大利军官把他们原有的索马利亚非正规部队重新组织起来，那将对治安造成严重威胁，但是这方面的企图倒没有，却由一个未被逮捕的前意军参谋长带领一批义大利人于1942年11月投诚。自此以后，破坏治安的危险大见减少，尽管有些义大利人象在厄利垂亚那样因为看到同盟国不能很快地结束故争，仍表现出亲法西斯的情绪。人们精神不振，特别是失业的人以及那些由于战争而男子不在家的人情绪更不好；当地的气候不宜于欧洲人的永久移殖，且从1943年4月哈拉尔高原归还给衣索比亚后，这里就没有了山中避暑地，因此约有三分之一的义大利人，约二千三百名，于7月间被遣送回国。 义大利人曾以很大的努力来利用朱巴河和谢贝利河四季不断的河水进行现代化农田灌溉，特别是在阿布鲁齐公爵村，那是摩加迪沙以北约四十英里的一个大规模居民点。然而，在战前，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种植诸如棉花、油籽、香蕉等作物，这些作物为宗主国义大利节约了外汇开支，但不是十分适合当地的气候，对当地义大利和土着居民的需要也很少帮助。土着农业也没有受到什么鼓励，因为大部分土着居民都从事游牧，其余的人则受僱于义大利农场。正如我们在前文见到的，英、意双方对于在英军占领前索马利亚所盛行的强迫劳动制度，曾各执一词，分歧很大。但毫无疑问，在英军占领后，即有大批土着劳工逃离义大利居民点，而在1942年，军政府劝说他们在新的条件下回去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到了1943年，东非缺粮情况实在严重，它不得不採取措施，使索马利亚在粮食供应上尽量能够自给自足。接着採取的办法是劝说一个部族首领为最邻近的义大利居民点提供劳动力，条件是由军政府帮助他的部族人民耕种他们曾被义大利人剥夺的土地，但须把生产出来的部分庄稼交给军政府。由于採取了这样的措施，到1943年底，大部分相当肥沃的义大利农田都已由义大利人或索马利亚人进行耕种，生产出来的主要粮食大体上足敷这个国家的需要。在西部地区，“行政官员的压力”用于大幅度地促进上着居民的粮食生产，但“没有遇到阻力就取得了成果”。在这差强人意的形势下，唯一的例外是位于极东北角人口稀395少的米朱提尼亚州贫穷如旧。那里的气候，即使以索马利亚的标准来说也是恶劣的，它的正常贸易联繫是同亚丁和英属索马利兰进行的，而不是同索马利亚其余地方进行的，现在却面临着官僚主义的障碍，因为前面两个领地的需要应由中东补给中心供应，而米朱提尼亚州作为索马利亚的一部分，是属于东非范围内的。而且，尽管进行了救济井于1944年恢復了它同亚丁的贸易关系，但对那些曾有成员在义大利殖民军中服役或曾从法西斯政权下的“浪费而不经济的企业”中得到好处的家庭，仍然无法另行提供谋生的机会。从1942年起，索马利亚政府有效地配合执行了为对付在东非和中东广泛蔓延的严重的周期性蝗灾所採取的预防工作，并于1944年在衣索比亚政府同意下，把这一预防工作推广到衣索比亚境内迪雷达瓦以北和哈拉尔附近的地区。1944年，疏散出去的义大利人和战俘共约五百名获准自东非回到索马利亚从事农业和当地的工业生产，不久他们就取得显着成绩。1944年4月8日，一个索马利亚展览会在摩加迪沙开幕，它象在厄利垂亚举行的展览会一样，显示了义大利人因地制宜的创造才能。之后，一个索马利亚商会成立，有义大利人、索马利亚人和亚洲人的代表参加。 第120页 由于 1897 年英国—衣索比亚条约规定的英属索马利兰和衣索比亚之间的边界把英属索马利兰的一些部族同他们在雨季经常前往的奥加登北部的放牧地分割了开来，所以那项条约的附件规定：“居住在边界线一边的部族有权使用另一边的放牧地，但在移居期间他们必须接受地方当局的管辖。”义大利征服衣索比亚后，并未干预这一安排。英国占领索马利亚并收復英属索马利兰后，这两个领地的军政府首脑在英属索马利兰的布劳会晤，商讨领地之间的问题，双方同意英属索马利亚部族前往奥加登放牧时，由他们自己的政治军官和英属索马利亚的伊拉洛部族保安队管理。但在1943年初，索马利亚军政府首脑就指出一种明显的趋势，当奥加登地区在雨季中形成的池塘已经干涸后，英属索马利亚部族仍不及时返回英属索马利兰，而逗留在瓦尔瓦尔—瓦尔德雷地区水井的附近，这会导致放牧过度和水井干涸，给奥加登部族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他建议所有在奥加登北部的索马利亚人，不管是当地的或者来自英属索马利兰的，都由他统一管理，但英属索马利兰政府认为这将造成一种不良的先例，因此在1943年6月由两地的首脑在哈尔格萨（英属索马利兰）最后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按照这一协议，英属索马利兰当局保留对他们那些部族在奥加登时的管辖权，但同意一俟雨水形成的池塘干涸时，就施加压力要他们撤回，以便保养附近的放牧条件。在两个军政府的官员合作下，总的说来这一安排执行得很顺利，并且也被认为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在1946年，有一批英属索马利亚部族人民对警察表示反抗后，双方政府和部族的代表举行了会谈，会上正式警告部族人民必须遵守放牧地区的法律。 第五节　　昔兰尼加，1942—1945年 1941年12月英军第二次占领昔兰尼加时，发现义大利民事行政机构几乎完全瘫痪，班加西的许多居民由于空袭纷纷外逃，义大利的农业移住民由于害怕阿拉伯人可能进行报復，己逃离偏僻的农场而集中到农村中心区，以便互相保护。英方政治军官曾试图劝说他们回去恢復耕种土地；但英军只占领了一个月，隆美尔的反攻就逼使他们于1942年1月底撤到绿山以东。从那时起到5月间隆美尔再次发动进攻为止，军政府涉及的仅限于英军防线后面的昔兰尼加东部的部族。 英军在阿拉曼战役胜利后，于1942年11月第三次，亦即最后一次占领昔兰尼加，那时他们发现除了三十七名当护土的修女和几个神父外，义大利政府己把其所有国民撤走了，而整个阿拉伯居民，除一小撮以外，可以说是友好的。蒙哥马利将军在一项公告中向阿拉伯人宣布：英国政府曾对他们的宗教和政治领袖赛义德?穆罕默德?伊德里斯?萨努西过去两年半中在埃及给予同盟军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曾保证萨努西徒众今后决不再受义大利的统治。阿拉伯人奉命要保持镇静，保护义大利人抛弃掉的农场，并尽量多耕种一些田地。由于当地留下的居民中没有人会保养已经离开的义大利人所安置的各种现代设备，更不用说在撤退时意军採取了一系列“焦土政策”之后加以修理了。军政府不得不尽量利用阿拉伯人可以提供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按阿拉伯人的方式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看来是合理的，但这一建议却被上级否定，理由是根据海牙公约规定，“除为合宜的施政需要而作修改外”，原有的义大利法律应予维持。副首席政治军官虽指出，海牙公约的这项规定，原意是为了防止入侵者剥夺被占领地人民沿用的法律，而昔兰尼加的阿拉伯人所要求的，却正是要摆脱义大利征服者的法律，但是他所讲的并无效果。这个法律主张是……无法改变的，军政府煞费苦心地向阿拉伯人解说。但实际上阿拉伯人却把“国际法”看作是一个拙劣笑话，他们无法理解它，但看来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什么坏处：这个“和平条约”只是具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而已。 义大利行政当局和移住民的全部撤离，在政治上留下了一个真空；显而易见，赛义德?伊德里斯是阿拉伯人众望所归的人物，因为他是拥有大多数昔兰尼加人为其教徒的萨努西教派的首领，而且从1917年到1922年义大利入侵而他退居埃及以前的这段时间里又是当地世俗的统治者。因此，英国人邀请他回国，利用他的影响来平息阿拉伯人中发生的争执。但看来赛义德?伊德里斯的398性格有优柔寡断、不可捉摸的倾向，“虽然这些性格有时在弱者同强者谈判时也许是一种聪明的反应”；因此他认为在国家的前途尚未解决，他的地位尚未确定之前回国，“那将有损于他的尊严，并可能使军政府感到为难”。此外，他的称号问题也使他同军政府的关系更为复杂化。在夭折的1920年里吉马协定中，义大利给了他埃米尔的称号，所有阿拉伯人也熟知他的这个称号，但英国又疑神疑鬼，怕因此而被人指责在签订和约前擅自改变该国地位从而违反了国际法，因此决定军政府只能称他为“阁下”。　　1943年11月，他的家属中有六人前来昔兰尼加旅行，他本人也于1944年7月访问昔兰尼加，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但在週游该国后，他又回到开罗去了。英国政府在同义大利举行和会以后，最后于1946年10月同意对他正式使用埃米尔这个称号。 第121页 萨努西所抱希望的復活在利比亚阿拉伯部队中表现出来，这支部队的军徽就是以黑底上画着萨努西的白色新月和星为标记的，部队中的阿位伯军官有不少人曾在1930年以前参加过反对义大利的战争。在英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占领期间，这支部队执行国内治安任务，实际上与军政府无关，此时军政府着手要从一些不那么爱国的分子中招募一支新的警察部队，就会产生一种危险，使利比亚阿拉伯部队有可能成为萨努西对军政府不满的一个中心。因此，在副首席政治军官的建议下，这支部队中的二个营于积极作战活动停止后仍予保留，并改编成为一支武装宪兵，名为昔兰尼加保安队，同时也把警察吸收在内。由于在沙漠的战斗中，作战双方都遗弃了大量的武器，要完全解除部族的武装是不可能的，但相对他说，严重的犯罪行为尚不多见。阿拉伯人表示合作，组织了自卫队巡视海岸，并协助捕获了两股敌人破坏分子。1943年3月，军政府建立了阿拉伯人的文官制度，到1945年底，各区约共有三百五十名土着官员，在班加西、德尔纳和马尔季三个城市约有一百名上着官员担任负责工作，而在偏远的岗位上也有不少土着官员，在几乎没有英国人的监督下，负重要的责任。到1945年底，共399有八所小学，二十所初级学校和二十二所古兰经学校，入学儿童约计三千五百名。在埃及教育部的合作下，解决了教科书问题，因而採用了埃及初级学校的课程，并迅即受到欢迎。军政府对大约四千五百名犹太人的子女，也设立专门学校。尽管缺少人员、病房和设备，军政府扩展了原由义大利人创办的医院和药房。从义大利医务人员中留下来的仅有的三十七名修女，“由于她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不懈的忘我工作而受到了特殊表扬”。 战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城市里的生活水平剧烈下降，那里的阿拉伯居民本来已习惯于使用电灯和自来水之类的现代设备，但苏莱曼（即巴尔迪亚）和托卜鲁克已被全部破坏，班加西也遭到严重的损失。然而军政府的使命仅仅是“照管和维持”，只是经过一再坚持才被授权设立公共工程局，并获得了必要的多数票在首都开始清理和修补由于轰炸而造成的破坏。在1944年到1945年间，工作有所进展，但即使在大战结束时，班加西的居民仍不得不在几处给水站取水，没有电灯和电话。正常贸易的恢復缓慢，使城市生活上的困难迟迟不得改善。另一方面，农民和部族的人则习惯于起码的生活水平和周期性的贫困，尽管他们的牧群损失很大，还能勉强维持生活。“军政府的唯一办法”只有招请阿拉伯人向敌产保管处用短期租借的方式，使用义大利人放弃的原属于利比亚殖民公司的农场。这些农场是在大战爆发前不久义大利殖民高潮时建立起来的，还没有时间达到丰产，但绿山地区原有的四个义大利居民点的农场，根据1943年6月的“山区农场计划”，却很顺利地租给阿拉伯人耕种，由一名英国军官严密监督。最主要的农业区是在马尔季（巴尔切平原），义大利人曾在那里徵用三万英亩连绵不断、适用于机械化耕种的大片土地。由于军政府直接经营这片土地，使昔兰尼加在1944年至1946年间做到了小麦和面粉自给，节省了船舶运输，虽然有人指出，在一个降雨量不稳定的国家里，要经常有这样的收成是不可靠的。 第六节　　的黎波里塔尼亚 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义大利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撤退，这同昔兰尼加的情况是相反的。战前，这里的义大利居民总数达九万人，现在留下的约四万人（包括的黎波里市的一万八千人在内）。为了使行政管理工作不致中断，决定继续留用许多义大利官员，他们合作得很令人满意。他们的留用获得了多数穆斯林居民的同意，虽然具有政治头脑的少数人对之并不欢迎。义大利农业居民点为了安全起见，放弃了边远的农场而集中居住在一起，因为这些农场容易遭受土着大规模的劫掠。由于残留的义大利警察部队对此不足以应付，苏丹国防军的部队接替了警察的任务。义大利医生和护士几乎全部留了下来。他们通力合作对付当时在的黎波里市内和被义大利关在集中营里的二千个土着犹太人（虽然“他们没有受到过分的虐侍”）中流行的斑疹伤寒，并在不久之后恢復了义大利医务人员过去的效率。在处理民用物资供应的问题上，发觉由于运输工具、灌溉用水泵和其他机械的义大利零件缺乏，义大利人的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同时，由于为轴心国供应皮革，当地的牲畜在1941年被大量屠宰。当局虽然努力控制物价，但黑市猖撅，而第八集团军于突尼西亚战役结束后和入侵西西里之前回到的黎波里塔尼亚，使1943年的物价飞涨犹如脱羁之可。从义大利人的政治态度来看，没有理由担心他们有什么不轨行动。战争期间在西部省区虽曾发现过一个女特务，但间谍行为从未构成过威胁。作为旧统治结束的象徵，四个高级法西斯官员遭到拘留；但在1943年4月，有两个自称是代表反法西斯政党的代表团请求军政府予以正式承认时，它们由于“领导人才干不足而未获鼓励”。 义大利人早先征服的黎波里塔尼亚时，他们之所以4能获得成功，主要在于利用当地居民派别之间政治上的分歧而不在于使用武力。 第122页 在党派、同盟、部族、柏柏尔人与阿拉伯人、基督教徒与犹太人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在义大利人治理的年代里，他们在搞分裂活动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只要对义大利人当时的打算有利，他们就会在地形上、经济上或政治上找寻藉口分化各部族。除了几个游牧的或半游牧的部族外（其中之一可能有三四千人），在人口数字上较为重要的几乎没有。在这样的部族制度或部族制度瓦解的情况下，不能期望这些部族会有统一的意志，或者会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人士出来带头。 因此，在政治领导人或政治纲领出现之前，已有一段时间过去了，尽管在战争带来的眼前经济困难有所缓和后，阿拉伯政界人士就立即开始要求归还义大利人徵用的土地，撤去义大利官员在军政府中的职务，尤其是义大利人的法官，并要求发展教育，使人民为最后实行自治作好准备。1944年，当许多先前抵抗义大利人而流亡国外的阿拉伯人回来时，一个新组成的、获准自由发表政见的民族主义政党主张完全独立，“但是阿拉伯人对稳定其自己的政治组织，并未取得什么成就”。 第七节　　费　　贊 当英国第八集团军沿海边公路向西挺进，于1943年1月23日进入的黎波里市时，由勒克莱尔?德奥特克洛克将军（奉中东英军总司令之命）指挥而以查德湖为根据地的自由法国部队，横跨沙漠七百英里，占领了的黎波里塔尼亚南部的费贊绿洲，并宣布成立法国军政府。一个法国分遣队向北挺进，于1月21日占领了的黎波里以南一百英里的米兹达，他们到达首都时只比英国人晚两天。1月26日，蒙哥马利将军和勒克莱尔将军同意，法国人继续管理的黎波里塔尼亚撒哈拉地区，北至北纬二十八度，东至东经十八度，包括费贊在内。但在三大后，勒克莱402尔通知亚歷山大将军，法国部队也已占领古达米斯绿洲、德尔杰和锡纳万一条二十英里宽的地带，它与突尼西亚东南边境邻接，还说据商定，这些地区也应由他们继续管理。法国行政机构同在阿尔及利亚南部所採用的方式相同，大体上是一个正统的军政府，由当地驻军的指挥宫们担任政治和行政官员。法国人希望把这个地区永久隶属于法属北非，因此在经济上花了不少钱，把早先的黑人农奴安置在小块土地上，贷给种籽，豁免税款，并开掘自流井，用水泵将水供给各户。 第八节　　义大利新政府的要求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海尔?塞拉西皇帝在1941年1月返回衣索比亚时宣称，他回来是为了“恢復我的国家的独立，包括厄利垂亚和贝纳迪尔（索马利亚）在内”。他得到了厄立特里业部分人民的支持。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少数有政治觉悟的穆斯林在解放后立即想到了最后的自治。实际上，他们之中无人惋惜义大利人的撤离。但在1943年9月3日义大利停战后不久，义大利发言人就开始对归还在法西斯主义兴起前义大利的一些老殖民地提出要求，这些殖民地当时是在英法两国同意之下获得的。早在9月26日，义大利流亡的自由派领袖斯福扎伯爵就曾对邱吉尔五天前偶然提到义大利帝国无可挽救地要灭亡那句话加以评论。他说： “我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只有墨索里尼把他罪恶地征服的衣索比亚和愚蠢地征服的阿尔巴尼亚称作一个帝国。” 斯福扎回国后，于11月8日宣称，应该允许义大利保留利比亚、厄利垂亚和索马利亚，说这些殖民地在法西斯主义兴起前是在非洲治理得最好的殖民地之列，并说失去这些殖民地，将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战后在义大利死灰復燃。1944年3月18日，义大利政府的官方新闻处发布公告，邀请有意返回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人向“义大利非洲部”提出申请。但在一个月后，英国陆军部表示，凡要回到那里去的人必须事前得到地中海同盟国部队最高统帅的批准：但迄未有人向他提出。8月20日，当时已任博诺米政府不管部长的斯福扎在一次有政府人员参加的公开的盛大集会中说： 我认为西方国家为了它们本身的利益，应该让我们保留殖民地。伤害一个伟大民族的正当的自尊心不会不受到惩罚。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才认为我们即使在物质上丧失了殖民地而仍然有百利而无一弊，这就是各殖民国家认识到，把殖民地保持得最长久和把它们发展得最好的有效办法……是把所有的殖民地合併起来，使之隶属于一个巨大的国际联合组织而由一个混合管理机构来管理。 另一方面，英国外交大臣却曾两次就议会要求作出的保证作了简明肯定的答覆：（1）歷届政府所作关于前义大利殖民地的声明继续代表英国政府及其盟国的政策；（2）英国政府反对将殖民地归还义大利，并严格遵守以前所作404关于义大利帝国已经无可挽救地要灭亡的声明。第二次作出的保证引起了义大利保守派报纸尖锐愤懑的评论。义大利总理博诺米在《纽约时报》记者访问时说： 现实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义大利摆脱了墨索里尼阻止它表达义大利人意志的束缚后，认为它已立即站在同盟国一边，同它们有一致的战争目标，追求共同的理想，并同它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繫在一起。用我的亲密的朋友克罗齐的话来说，“我们立刻感觉到我们站在战胜者的行列之中”。对这样的人民又怎么能够在每一个场合都要他们想起自己是战败者而应该接受彼征服者的待遇呢？ 第123页 事情后来用外交手腕解决了，艾登在1945年1月16日回答下院对这个问题的质询时，就非常留有余地了：义大利的战前殖民地的前途如何……有待缔结和约时由联合国加以讨论。……义大利政府现在无权要求归还它的任何一个殖民地。对那些殖民地的处理，部分需要在将来进行讨论。 对此，一个美国新闻记者评论说： 英国政府认为，这一补充意见对十分关心鼓励和帮助义大利获得出路而回到民主阵营中来的同盟国当局来说，至少已把大门半开。那些同盟国当局正在与竭力利用谣言来大肆宣传义大利将被各战胜国肢解的义大利北方的法西斯宣传人员和他们在义大利解放区的地下工作人员进行斗争。 4月5日，博诺米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 “老的殖民地”受到十分明智的治理，特别是在法西斯统治之前的时期。因此，厄利垂亚和索马利亚的居民与非洲的义大利人之间已建立了忠诚和团结的联繫，并经受了一切考验。义大利前殖民地的前途如何，这个问题在欧洲战事结束时就是这样明摆着。这件事在旧金山未作讨论，义大利人曾担心可能会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在那里作出决定。至于联合国以后如何处理，在本丛书其他各卷中另有探讨。 第八章　　马格里布的独立要求 第一节　　法国和西班牙的政策1939—1940年 战争爆发时，摩洛哥的苏丹、突尼西亚的贝伊、阿尔及利亚的帕夏－阿加和其他穆斯林着名人士纷纷宣布效忠并号召属下人民同法国合作，抵抗共同敌人。与此同时，法国当局却採取了严厉的行政措施来对付在战前几年就开始酝酿自治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这些运动虽然还只具雏形，但己扰攘不安。在摩洛哥，民族主义运动已被镇压；在一系列骚动后，运动的领导人已于1937年10月被拘禁。在阿尔及利亚，主张极端分裂主义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二十五名成员，包括他们的领袖艾哈迈德?马萨利?哈吉在内，于1939年10月被捕，拘禁于沙漠南部。在突尼西亚，新宪政党的领导人哈比卜?阿布?拉基巴（布尔吉巴）和他的七个主要追随者披递解到沙漠南部的集中营，随后又被解送到马赛的一个堡垒。 另一方面，弗朗哥将军的西班牙政府对西属摩洛哥的穆斯林却报以青睐，因为他们的军队在西班牙内战中起过重要作用。一个“对当地事务最熟悉、最活跃的专家”胡安?贝格贝特中校在1936年披任命为西班牙地区高级专员。在以后三年中，他和他的僚属忙于作官方访问，授勋，为儿童开办穆斯林学校，在最积极的民族主义领袖之一的穆罕默德?马基?纳西里的指导下创立了哈里发学院，此人在数年前己被法国当局逐出非406斯。为了实行东方的新教学法，这个学院从埃及聘来教师，并为来自得土安和这个地区西部的四十个青年学生在开罗成立了“摩洛哥之家”。宗教产业的管理不是由高级专员秘书处过问而被授权予另外一个着名的鼓动者阿卜德?哈利克?图赖斯。 为了使他自己不致在这一运动中受到束缚，高级专员对分享他的恩惠极为注意：马基?纳西里代表的是泛阿拉伯政策，而这项政策正是那个具有更多摩洛哥传统气息的阿卜德?哈利克?图赖斯所反对的。这两个对手相互颉颃，高级专员有时就藉助“请教徒”一派起中和作用，这一派主要是由宗教界着名人士组成的。 出于他们对法国的敌意，西班牙当局准许从法属摩洛哥流亡的民族主义者在得土安设立一个国防宣传处。在1940年法国崩溃前夕，纳西里和图赖斯领导的两派联合起来。他们有时甘愿充当轴心国的宣传工具，逃避了镇压，因而他们的活动比他们那些在法属摩洛哥的同志们更有持续性，也更有效力。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家所写： 弗朗哥对摩洛哥民族主义的鼓励，初看起来，似乎同西班牙的利益背道而弛。实际上，民族主义运动如果只以解放西班牙地区为目标，那是没有意义的。民族主义者希望整个摩洛哥解放，而十分之九的摩洛哥是在法国统治之下。因此弗朗哥尽可以谨慎地与民族主义者调情以赢得亲摩洛哥和亲阿拉伯的声誉，而让法国去任其咎。他以偏爱摩尔人，并作出诸如为去麦加朝圣的摩洛哥人提供西班牙客轮舱位等这样狡猾的事而已为众所周知。他与法国人不同。法国人正在野心勃勃地推行一个“同化” 其殖民地人民的计划，并因此而与民族主义集团为敌，但是弗朗哥却并不打算使北非人民成为西班牙人。 第二节　　维希的政策 1940年6月停战后，维希政府获准在法属北非保持的军队以十二万人为最高额。据说用以驻在摩洛哥的约有五万五千人，阿尔及利亚四万五千人，突尼西亚二万人，生动地反映了一句谚语：“摩洛哥是雄狮，阿尔及利亚是男子，突尼西亚是女人”，使人们对法国民族主义者后来声称突尼西亚在那个时期相当不稳的说法不予重视。 由于有了庞大的驻军，维希政府维持治安并无重大困难： 大部分穆斯林居民习惯于专横的统治，不知有其他政体。而且正如我们所知，由于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身陷囹圄，这些运动已经削弱了。维希政府几个月来忙于恢復法国本上的工作，无暇兼顾海外事务。但在1940年10月8日公布的一条法律，废除了1870年10月24日颁布的“克雷米厄法令”。这一法令将法国公民身分给予全部土生的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其人数在1940年达十万左右。免受新公布的法律限制的人，只有阿尔及利亚犹太人中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勇受勛的人以及由于曾经为国出力而可能由特殊法令规定除外的人；除此以外的其余犹太人在政治上被降至与穆斯林居民相同的地位。在以后几个月中，维希反犹太的立法，特别是 1941年6月2日的立法，适用范围扩及北非，从而使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断然处于比穆斯林更为低下的地位。他们不得在军队、警署、地方行政官署、高级行政机关或教育机构中任职，即使他们在战争中卓有功绩也不例外。　　1942年5 月，维希报纸声称，在阿尔及利亚的行政机构中被撤销职务的犹太人达百分之八十二。许多在公用事业的垄断企业中当职员、技工和普通工人的犹太人被无条件解僱。在各种自由职业中规定了犹太人充任律师、医生、牙医师、助产士、建筑师和行政官员的最高限额，对某些军事部门也不予以优先考虑。据维希报纸称，开业犹太律师到1942年5月已缩减到原来人数的百分之十六，医生则减至百分之四十八。犹太人除担任次要工作或从事手工操作外，被禁止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重要商业中参与任何工作，特别是在银行、财政，粮食贸易、出版（纯粹科学性刊物或确属犹太人宗教性质的刊物除外）、电影制片或戏剧以及广播等方面。　　1941年11月，犹太人被禁上置产或受盘企业，他们手中的财产也大部分被没收。最高限额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受教育的犹太人。1942年5月，维希报纸称，受高等教育的犹太学生已减至原有人数的百分之十七。1942年川月19日的一项法律使公立（初级和中级）学校的犹太学生比率从百分之十四降至百分之七，被除名的学生不得参加最后一次主要考试。在突尼西亚，法国总督埃斯特瓦海军上将解释说，在实行最高限额时，照顾到了具体情况，例如在内地，既无法国律师，也无穆斯林律师。在摩洛哥，受到维希政府法律全部压力的只是一万一千个外来的犹太人，十八万名摩洛哥犹太人仍被准许从事手工业和小商业；但放债是被禁止的，那些从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居住在城镇中欧洲人地区的比较富有的犹太人都被赶回到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差的犹大区去。 第124页 与此同时，摩洛哥和突尼西亚的总督实行了一项安抚409穆斯林的政策。阿尔及利亚极端主义者马萨利?哈吉后来说，　　1940年11月和1941年3月，当他尚在狱中的时候，总督向他建议“一项由法国人同穆斯林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政策，但以他放弃普选和组织阿尔及利亚议会等等要求为条件”。在他第二次加以拒绝后，军事法庭判处他十六年徒刑；法国人退而求其次，于1941年5月25日发布命令，任命四个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知名人士为维希政府全国谘询委员会委员。潜在的不满与不安情绪是不少的，主要是由于战争造成的经济困难。尽管如此，法国人仍有效地控制着他们的全部北非领地直至1942—1943年的北非战役。法国安全部门採取戒备，看来主要是对付轴心国停战委员会在土着中进行的宣传。登陆前在北非极为活跃的美国政工和情报人员所公布的报告，对土着居民几乎完全漠视。这主要倒不是由于美国对人种肤色或文化有何歧视，而是因为只要法国人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和民政当局还健全存在，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九而居于多数的穆斯林同占人口百分之九而居于少数的法国公民相比，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简直是无足轻重的。充其量，美国人员在1942年一度考虑过这样的建议：如果法国或西班牙的权力垮台，他们可能会把流亡在法国其他殖民地的具有号召力的那些摩尔民族主义人物找回来，如领导1921—1926年期间里弗叛变的穆罕默德?阿卜德?卡里姆，或青年学者穆罕默德?阿拉勒?法西等人。 第三节　　同盟国的政策，1942—1943年 北非登陆后，同盟国（首先是美国）在政治上所全神贯注的工作按优先顺序排列有以下几项，第一，与一个能够生存的政府达成一项暂时解决办法；第二，对于“食品、纺织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已经荡然无存的”国家，缓和其经济上的困境；第三，废除维希政府反犹太的法律。同盟国同法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解决办法将在本《概览》其他各卷中加以叙述；经济上的困境则是在1943年这一年中通过进口各种生活用品着手处理的。艾森豪和英国常驻北非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两人虽然部保证反犹太的立法应予废除，但当时已任法国驻北非高级专员的吉罗将军及其顾问们认为必须逐步予以废除，以避免在北非法国武装部队中占百分之七十而居于多数的穆斯林作出激烈的反应，当时在突尼西亚的反轴心国战役尚远未取胜，这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易受轴心国广播宣传的影响。根据科德尔。赫尔的说法：法国的指挥官们……明确地通知我们的军事和民政代表，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善意，甚至对他们的不侵犯，不能承担责任”。1943年3月14日，在美国和英国常驻使节在场的情况下，吉罗宣布废除维希政府的歧视性法律，但补充说：“为了消灭一切种族歧视的同一愿望，　　1870年造成土生穆斯林与土生犹太人之间地位差别的‘克雷米厄法令’一併予以废除。”这意味着虽然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可以根据与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同样的条件，个别正式申请法国公民身分，但他们并不自动取得公民权，而“克雷米厄法令”则曾以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给予公民权。对此，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中央宗411教法庭庭长爱德华?德罗特希尔德男爵立即“忧伤而愤怒地”提出抗议。他说：“在非洲出生的法国犹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已经被迫降到远低于法兰西帝国的阿拉伯人的地位’”；美国犹太人代表大会和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发表联合声明，宣称这是“不能容忍的态度”。在阿尔及利亚当地，据说犹太人威胁要反对重新武装法国军队，直至他们获得满意为止。他们甚至已经着手在土着军队中进行煽动，以期赢得军人对这个起阻碍作用的策略予以合作。戴高乐主义运动全国委员会（现在自称为：“战斗法国”）也要求恢復“克雷米厄法令”，不少犹太人由于维希政府的歧视已经团结在这一运动的旗帜之下。8月1日公布了科德尔?赫尔写给美国犹太劳工委员会主席的一封信，信中赫尔为美国国务院在轴心国军队被逐出北非前支持吉罗的态度进行了辩护，他补充说： 我们希望并要求早日找到方法使阿尔及利亚犹太人恢復法国公民身分。你当然知道，这不再是取决于吉罗将军一个人的事情。根据我们所得的情报，这个问题目下正由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审慎研究中。你可以确信，我们对于这件事所抱的希望，法国主管当局是完全理解的。 10月21日，该委员会在吉罗将军出外巡迴视察时决定，“克雷米厄法令”在法律上仍属有效，吉罗废除这一法令是有具体条件的，但这些条件后来未曾颁布。 就美国陆军对穆斯林居民的态度而言，《纽约时报》 军事记者的意见可以说是颇具特色的北非的阿拉伯问题被过分强调了。阿拉伯人生活在一个412封建社会里，就同他们一千年以前的情况很相似。他们意志消沉，疾病丛生，赤贫如洗，委靡不振。虽然许多北非的阿拉伯人对我方的宣传无动于衷，轴心国的宣传也没有能把他们拧成一股统一的力量。 第125页 另一方面，从罗斯福和（他派往北非的使节）罗伯特?墨菲以下的一些美国政界人士都没有忘记民挨自决的理想，它起源于《独立宣言》，通过威尔逊在1918年所提出的“十四点”，产生了《大西洋宪章》和“四大自由”，而总统自己也率先想像战争结束后在法属北非的土地上将会出现（由美国给以技术援助）幸福的自治。美国公使罗伯特?墨菲“轻率表态”，美国宣传机构则广泛散发阿拉伯文传单，其中刊有《大西洋宪章》全文和对自由有挑动性的消息，这就更不能不促使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的解放就在眼前了。然而，在北非战役时已经无可奈何地开始使自己适应充当大西洋彼岸那个民主国家的小伙伴这一新角色的英国人，则要沉默得多，因为1904年英法缔结协约后的一个时期，双方的官方相互尊重、相互容忍对方的殖民政策。英国的报界，尤其是《泰晤士报》，对于北非民族主义的活动也一向持审慎态度。 第四节　　自由法国与突尼西亚 同盟国部队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后不到一星413期，达尔朗的文告结束了维希部队的抵抗。根据美国报导，从那时起，“除偶发事件外，穆斯林居民对同盟国部队始终是友好和忠诚的”。“在整个突尼西亚战役中，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运输系统，从未在任何环节上察觉到可以直接归咎于破坏行为的重大差错。”相反，在突尼西亚，轴心国的迅速到达使同盟国部队占领这个地区推迟了六个月，因此情况远较复杂。轴心国的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对犹太居民处以二千万法郎的罚款，并从这项罚款中拨款补助“在同盟国空袭中遭受损失”的人，特别是穆斯林。穆斯林律师和工程师，包括一个着名的民族主义者马哈茂德?马提里博士在内，被委任为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指导当地与战事直接有关的各部门。轴心国当局释放了被拘禁在马赛的新宪政党的几个领导人，并在罗马时他们进行训教后于1943年3月初遣返突尼西亚。几乎与此同时，义大利指挥官迫使埃斯特瓦总督停止付给法国官员超过同级土着官员薪给的补助津贴，后者对这种做法早就心存不满。由于这般奉承讨好和穆斯林居民长期以来对法国人的厌恶，穆斯林终于倒向德国人而对同盟国的事业并不热心。他们之中有的人为这一方或那一方收买，充当间谍和特务，有的甚至脚踏两头船。 吉罗于5月12日首次访问了“被解放”的突尼西亚并会见了贝伊的土着行政官员。在场的贾德鲁记载了当时冷冷清清的情景： 这真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仪式，参加仪式的人曾经驯良地为埃斯特瓦效力，看来他们只是由于一种行政上的自动作用从一个主子转到另一个主子罢了。人们原来希望在他们的脸上会发现一种出于爱国而欢乐的反映。阿尔及利亚电台于15日广播了一份官方公报： 414 在就地调查了突尼西亚解放后的情况后，吉罗将军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继续维持贝伊殿下的王位不利于这个国家在摄政时期的国内外安全，而法国作为保护它的国家，决心确保这种安全。因此，总司令决定废黜殿下。 对被废黜的贝伊穆罕默德?蒙西夫提出的罪状是：他没有积极地响应罗斯福在同盟国部队登陆时写给他的私人信，信中要求他协同驱逐轴心国部队；相反，他在轴心国部队抵达突尼西亚时表示欢迎，在诸如先知诞辰等法定节日接见轴心国高级代表并对好几个轴心国军官授勋； 他积极鼓励其臣民志愿参加军事兵工队帮助轴心国家，并遣送数以千计的劳工去德国；他的侍从中有许多义大利人；他自己还充当反法的宪政党的领导人，等等。但是，蒙西夫及其拥护者对这些罪状作了如下答覆：他不能控制法同军队，他的私人卫队只有一千人左右，武器陈旧，因此除了以宣布中立来答覆罗斯福的信外，别无他法；他与轴心国周旋一向是为了顺应时势；遣送突尼西亚劳工去德国和对轴心国军官授勋是出于埃斯特瓦的授意；他曾保护犹太居民不受维希歧视性立法之害，等等。 此外，蒙两夫及其拥护者还指出，确立为法国保护国的条约（1881年巴尔多条约和1883年马尔萨条约）中并无废黜君主的规定。事实是，在1942年6月19日蒙西夫六十一岁时接位之前，王位继承法规定（如同1617年以来在奥斯曼帝国中的情况那样）王位由王室中最年长的男子而不是由前王的长子继承，因此以前的统治者都是一些年长的、安分守己的、有名无实的人，他们没有干扰过掌握实权的法国总督。相反，蒙西夫早就伙同宪政党要求把实际主权归还给一个突尼西亚立宪政府，并于1942年8月2日向埃斯特瓦提出了修改保护领地条款的书面要求，嘱转达贝当元帅。在这一书面要求中，他援引了415《大西洋宪章》和英国同意印度于战后完全独立的诺言。 据报导，埃斯特瓦绝对拒绝这些要求，并建议贝伊退位。 对此，据说蒙西夫答称，他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在这个国家里法国军队是不受欢迎的。据说十个星期后，法国总督在开斋节以官方身分向蒙西夫祝贺时，强烈暗示法国作为保护突尼西亚的强国所拥有的权利，而蒙西夫则抓住机会公开要求突尼西亚立即实行自治。他利用轴心国部队的登陆以及随后总督权力的削弱，在1943年1月任命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两个宪政党的领导人同突尼西亚大企业的代表们和大资产阶级平起平坐地显露头角。这些重申突尼西亚主权的企图才是他开罪于法国人的基本原因。他于1948年9月1日死于流放期间。在此前后的报刊文章指出，许多法国人那时已经感到废黜他是不公正的，而且铸成了大错；也很有意思的是，吉罗在他的备忘录中对这件事不置一词。其后，法国人严惩了被判决或被怀疑曾与轴心国合作的穆斯林；许多新宪政党人遭到取缔。对这个保护领地“法国毫不掩饰地确立其统治”，使突尼西亚政府中一向由法国人充当秘书长的这一职位改由法国中央政府直接委派，在这之前，委派秘书长表面上还算有些行使突尼西亚主权的气息。 第126页 将近1943年底时，严峻的军事管制有所放松。新总督马斯特将军宣布了一个内容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方案。他严肃地保证他本人将“採取一项使突尼西亚社会名流进入政府的政策”。其后，他採取措施，立即执行1937年6月通过的一项突尼西亚人和法国人担任公职一视同仁的法令；设立一个新的突尼西亚社会事务部，由突尼西亚人担任领导；通过法令重新建立突尼西亚战前的地区组织，同时恢復在突尼西亚战役后为了有利于实行更为专制和集权的统治而废除的由选举产生的地区参议会；改革大参议会，使法国人和突尼西亚人两个组成部分以后各占五十三个席位，并扩大谘询范围，不再象以前那样只限于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新闻检查；为突尼西亚设置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市参议会，法、突参议员各占半数，作为摄政时期各地参议会的典范。 为了使这些改革具有巩固的基础，在穆斯林教育领域中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进行教育改革的同时，对发展一项“农民”政策作417了尝试，官方文件中把它解释为“政府权力机关和私人积极性集中力量为发展社会效用而发挥农民的劳动和土地资源最高效力的专业计划和各项立法、行政、财政措施的总和”——这就是在突尼西亚的政策，特别适用于“那些计划中关于农民所占有并耕种的土地的那个部分”。因此，突尼西亚在1944年2月成立了“农会”，并草拟了行动方案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问题是如何为突尼西亚将近三百万的人口获得粮食，这个人口数字比1881年法国人占领时的估计数字要高一倍 多，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年还以百分之二点五的比率在增长着。在未来的岁月里，工业和採矿的重要性看来没有希望会大大地增加，因为这个国家的磷矿不可能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含磷量高得多的磷矿竞争，而且由于缺乏水力和煤炭，工业发展一直受到障碍。只有在这个国家的北半部地区每年平均雨量才超过十二英寸，但这里的一半土地却为三千个法国和义大利的移住民所有。为此缘故，虽然农业计划……规定在突尼西亚北方兴修水利的某些大计划……但主要考虑的是……占全国面积四分之三的中部和南方的草原地区，那里主要的是游牧人民计一百五十万左右……〔而且〕还在迅速增加。……这些地区的行政当局主要的努力……除了弄清楚土地制度外，看来是针对……（1）发展“农民中心”……部分根据受到灌溉的耕作，部分则如同早先的许多罗马居民点那样，根据橄榄树的种植……；（2）为创设其他“农民中心”作好准备，其中有一些是属于游牧性质的；（3）改进并增加深井……；（4）发展小型水利工程，这项工作看来平凡但却十分重要。…… 不幸的是，这项工作的推进无可避免地受到了1943—1947年期间连续五年旱灾的影响，它给整个草原造成了灾难和贫困，尤其是由于萨赫勒〔从苏萨到斯法克斯南而的沿海肥沃大平原〕也受到了影响，因而使这个地区丧失了僱佣季节工的一切可能。在战前，突尼期的粮食平均产量达六百万公担。在1943—1947年期间约为三百万公担，在情况最糟的1945年，产量竟低至一百四十八万三千公担，要不是从法国大量进口，苦难还会大得多。 毫无疑问，这种苦难加深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管怎样对马斯特将军的改革总是不会满意的。 被拘禁在法国后来被德国人开释的新宪政党领导人哈比卜?阿布?拉基巴于1943年4月已回到突尼西亚。由于没有证据足以证实拉基巴曾与轴心国有牵连，他没有受到法国“解放”当局的折磨，但仍处于一种软禁状态，不准离开突尼西亚市。于是，在阿拉伯联盟即将成立时，他化装逃离突尼西亚去开罗。接他衣钵的是他的副手萨利赫?伊本?优素福。优素福表示他的党不满于马斯特将军的行政改革，因为他所希望的是产生立法议会来控制突尼西亚的内阁。突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者毕竟是认真看待《大西洋宪章》的，何况最近还看到了法国同意让他们的叙利亚和黎巴嫩“阿拉伯弟兄们”自治。在突尼西亚市，至少有二万人于欧洲胜利日跟在宪政党领导人后面列队游行而没有出什么不幸的事故。但在其后几个星期中，由于毗邻的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发生严重叛乱的消息传来，在这里引起了一些骚劝，有些欧洲移住民还扬言突尼断正在酝酿于6月2日起来响应起义。当局採取了戒备措施，“给移住民分发枪枝，出动了一些坦克，从而维持了正常秩序”。总督府发言人宣称政府打算继续执行经济和社会计划，并准许给予较大程度的地方自治，但仍须受法国总督及其秘书长的控制。他们希望宗主国法国紧密团结，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重振法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威望。 第五节　　自由法国与阿尔及利亚 同盟国部队的到达不久就激发了具有政治觉悟的少数穆斯林的壮志。他们现在的主要发言人法哈特?阿巴斯生于1889年，其父因服务有功曾由法国人授给军官军衔和荣誉军团勋章。法哈特在阿尔及尔大学毕业后开设了一家药铺，他本人则同当时主张全体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应取得法国公民身分的那些人一起从事政治活动。战争爆发时，他曾在一个战斗部队自愿充当助理药剂师，但在停战后回家，感到自己蒙受了耻辱，因为在业务上同419他资格相等的法国人都获得了军衔而他却没有；他回到家乡后，维希政府的总督又不把阿尔及利亚金融委员会的席位给他，而（他认为）战前他曾被选为金融界代表，有资格得到一个席位。于是，在同盟国部队登陆六星期后，他向美国、英国和法国当局提出了一封“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代表的信”，由于美英两方未予接受，他把信件的内容略加修正后于1942年12月22日送交阿尔及利亚政府秘书处。它由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人物署名，援引“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明白表示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意向是只有在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举行会议确定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之后，才参加共同斗争。 第127页 法哈特显然不仅得到罗伯特?墨菲的鼓励，而且也得到法国在阿尔及尔的穆斯林事务处处长的鼓励，于是他在1943年2月10日提出了一份由穆斯林居民推选出来的二十二个代表签名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这一宣言详细控诉了法国过去“使这个国家整个从属于欧洲”的政策后，要求准予制订一部阿尔及利亚宪法，以保证： 1.所有居民不分种族、宗教，享有自由和绝对平等； 2.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改革以遏止“封建”的土地占有权，并确认广大农村无产者享受合理生活的权利； 3.承认阿拉伯语与法语相同，都作为官方语言；　4204.言论自由与集会权利； 5.男女儿童都享受义务教育； 6.宗教自由，并对所有宗教实行政教分离； 7.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立即实际地参加政府工作，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和在押的人，不论属何党派。 法哈特?阿巴斯应政府之请，提出具体建议。他草拟了一个改革方案，由这个国家的最高代议机关金融界代表会议的穆斯林成员于5月26日递呈法国当局。方案的签署者虽然同意在战争结束后举行公民投票之前推迟成立阿尔及利亚国，但在方案内提出了下列迫切需要的改革： 1.把现在的总督政府改为阿尔及利亚政府，穆斯林和法国人的部长人数相等； 2.在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谘询机关中适用人数相等的原则； 3.准许穆斯林担任一切公职，废除一切歧视性的法律和条例； 4.招募新兵和军饷完全平等；准许穆斯林充任各级军官，穆斯林各团恢復使用阿尔及利亚旗帜； 5.教育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 这些文件的好些签署者受到欧洲人批评，被称为曾与轴心国或维希政府有牵连，但《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却在穆斯林世界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仍使这个国家大伤脑筋的各种经济困难为煽动生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当贾德鲁总督于9月23日在金融界代表会议主持开幕时，包括法哈特，阿巴斯在内的穆斯林成员干脆不出席。对此，贾德鲁立即作出反应，他下令撤销穆斯林成员的代表职务，并象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的那样，以“煽动人民反抗，企图干扰公共机关正常工作，破坏战时公共秩序”为由，拘禁了他们的主席和法哈特?阿巴斯；而一些重要的法国人士更把这两个罪犯描绘为“图谋私利的阴谋家”。 然而贾德鲁于10月16日宣布，由于穆斯林成员们作了适当的道歉，撒销他们职务的命令业已收回。11 月份，由于黎巴嫩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贾德鲁到那里去力图为法国挽回局面。回来后，他下令“出于对穆斯林居民的友好精神”，开释了那两个被拘禁的领导人。 戴高乐在君士坦丁发表了一个预示性的声明后两天，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于12月14日宣布它决定给予穆斯林的优秀分子法国公民身分而不须履行放弃穆斯林法律规定的个人身分这一现行的使人懊恼的条件。在现行条件下，在大约七百万现存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中，到1936年只有七千八百十七人取得了法国公民身分。这一拟议的改革在原则上恢復了“维奥莱特计划”。这个计划在战前由于法国移住民和由他们选出的代表们的坚决反对而夭折。为了研究有关改革的细节，经指派高级法国官员和人数相等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成立一个委员会，非穆斯林成员中包括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的法同人。贾德鲁提供这个委员会参考的条款含蓄地表示，他知道早就应该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条款内容如下： 1.确定可以取得法国公民身分的“优秀分子”的范围； 2、增加穆斯林在谘询议会的代表名额并扩大他们的参政权； 3.容许穆斯林担任更多的行政职务； 4.在穆斯林城乡居民中广泛扩展学校教育和技术训练： 5.在穆斯林地区有效地改组公共卫生和医疗工作；6.使尽可能多的穆斯林农村家庭定居在无人占用的或可以用适当方法改善的土地上； 7.改进牧民生活条件并繁殖家畜； 422　　　　8.创办能够吸收大量穆斯林工人的新工业；9.扩大城乡穆斯林熟练工人队伍； 10.发展信用贷款和农业合作计划以支援穆斯林农民； 11.发展城乡住房； 12.对穆斯林工人实行欧洲工人在阿尔及利亚享受的社会法规； 13.规定穆斯林农业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工资率。 民族解放委员会在1944年3月7日通过了一项法令，首先是宣布取消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一切差别。这一法令把选举权扩大到曾任特定公职，或曾由法国人授予特定勋章，或具有特定教育资歷的穆斯林成年男子，把他们列在非穆斯林的同一选举名单上。缺乏上述资格的穆斯林成年男子的选举权以后由国民制宪议会决定，但同时他们将列入选举人团，享有选举阿尔及利亚省议会和市议会五分之二代表名额之权，但在穆斯林居民比例低于五分之二的那些市区则属例外，其名额将相应减少。该法令提出了长远规划，为目前居住条件恶劣的五十万穆斯林居民重行解决住房问题；为五万户农民在主要是国家所有的二百万英亩土地上重新落户作出安排；将穆斯林在学儿童人数扩大四倍，甚至六借；发展工业，等等。 第128页 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它终究不过是“那个倒霉的维奥莱特计划修修补补的翻版，而且为时已晚。……那些在七年前原来会加以赞赏的人现在的反应却是漠不关心，或者满腹狐疑。”巴黎的北非人民组织委员会主席指出，根据这项法令，阿尔及利亚仍然是宗主国法国的一部分，它的命运决定于法国的议会；有完全选举权、可以参加选举法国议会中阿尔及利亚议员的穆斯林仍只有六万人，而有选举权的欧洲人却至少有四十万人，因此他们获得充分代表名额的机会是不人的。他主张，在地方议会中，一百五十万穆斯林选民至少应有与欧洲人等额的代表（不是现在的五分之二），因为欧洲人比423他们少得多。法哈特?阿巴斯曾在他的《宣言》中指出，现在大家已很清楚，对穆斯林多数来说，以前想要同化他们成为法国公民的目的是“达不到的”；　　1944年3月15日，即在法令颁布后八天，他同他的朋友们创立了“宣言和自由之友”党。他同长期以来反抗法国同化政策的穆斯林圣职人员社团“乌拉马”以及被软禁在阿尔及尔以南一百二十英里一个小镇的极端分子马萨利?哈吉建立了联繫。　　1945年1月，他们各自的民族主义力量暂时联合在一起，法哈特?阿巴斯成为要求阿尔及利亚自治“统一战线”的临时领导人，但他们仍同意给予占少数的欧洲人在议会和内阁中占有一半席位。2 月初，在许多城镇秘密地张贴了有下列内容的传单，号召新近获得选举全权的穆斯林起来抵制即将举行的市议会选举： 穆斯林弟兄们！ 你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殖民化已经在物质上、精神上组织起来，要毁灭我们。由于法国殖民主义的罪过，阿尔及利亚人民一直不能登上现代文明的阶梯；自从阿尔及利亚沦为殖民地以来，阿拉伯语已经失去了它的地位；伊斯兰教一直受到侮辱，现在正由同政府意向相反的极大努力使它获得新生。 人们对我们和我们的财产的尊重，只有在阿尔及利亚民族的范围内建立一个以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完全排除任何外国主权的自由政府之后才能得到保证。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你们一些最优秀的弟兄已经在地车中死去，有的在监狱和集中营中遭受折磨，有的则正在用合法的或者主要是秘密的手段进行着坚强不屈的斗争。…… 选票计数在全世界人民的眼中将是一个极其明显的证据，说明阿尔及利亚人民要求自由、独立地生活。因此，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弟兄们，切勿忘记你们对解放自己的人民所负的崇高使命。你们决不能让已经捐躯的人、正在遭受折磨的人和正在进行斗争的人白白牺牲，否则你们将对你们的人民和真主犯罪，并且迟早要对他们作出回答。人民的正义和寓于万物之中的正义是不朽的，也是无情的。 战争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随着1940年法国威望遭到的灾难性打击而来的是美国式民主概念的传入），移住民的冥顽不灵，毫不让步，以及阿拉们联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振奋人心地出现，三者相结合，唤起了那些虽占少数而有政治觉悟半受教育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自治要求。但是这个进步人士的圈子很小，它只不过是冰山露出在水面上的尖端，在远处阳光的照耀下看来不会伤害什么人，而在这下面的贫穷、无知的漆黑深渊里却虎视眈眈地潜伏着不为人所见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城乡土着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可悲的：因为，法国移住民虽然为这个国家增加了大量财富，却把其中的较大部分留给了自己；土着生产者没有从欧洲人的榜样中学到什么东西；土着农民的耕地大部分是贫瘠的土地；他们的总产量纵或有所增加，也不够抵销穆斯林人口的迅速自然增加，而在过去一百年中至少已经增加了两倍的穆斯林人口，现在还在以年增十三万人的速度继续增加着。在以谷物为土着居民的基本粮食而以前的生产与需求大体上还能平衡的一个国家里，　　1944年的收成只有正常需求量的百分之四十。这是因为战时缺少肥料、机油和农业机械，部分也由于一些土地所有者不愿种植谷物而宁可种植利润较高的饲料作物。这个国家在1944—1945年的冬季经歷了自1856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粮食供应的前景是黯淡的。官方规定的每日二百五十克（九盎司） 的微薄粮食配给，能够履行配给的日子倒是例外（部分是因为黑市粮价暴涨而诱使地方上许多穆斯林官员舞弊所致），而在许多地区，土着居民每日的粮食配给减少到一百三十克至一百五十克（五盎司）。“人们在路上到处可以见到衣衫槛楼、面容憔悴的人。……整村整村的居民在泥土中挖掘苦涩的但还可以充飢的野菜根，这些菜根虽无营养，但煮熟后至少还可以使人苟延残喘。” 在君士坦丁省产麦高地，同移住民的大庄园为邻的421是贫瘠窳劣的山岗农田和人数众多、没有土地的农村无产阶级。法哈特?阿巴斯就是在这个地区的塞蒂夫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　　1945年4月24日，这个省有六个法国参议员写信给该省的行政长官莱斯特拉德－卡博内尔，措辞不自然地交织着殖民统治的少数人所特有的自满情绪和外来者的恐惧心理。他们告诉他说，一年以来在阿尔及利亚农村的法裔移住民的不安情绪在不断增长。那些通过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前辈的努力在北非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就、为法国人的才华增光的人，早已看到他们周围的不友好的迹象正在发展。这些迹象看来如出一辙并为来自远方的指示所遥控。在政府当局採取有利于土着居民的一般措施的同时，不友好突然转变为富有集体憎恨的敌意。在迄今平静无事的那些地方，人们也情绪激昂。在这个领地里，到处发生用恶言谩骂、挑衅、侮辱、有时甚至是恫吓的事件，即使对法国的妇孺，也不放过。 第129页 不管在哪里，那些昨天还没有恶意，乐于同移住民、官员和商人共事的人，现在已经变得傲慢不逊，并且无视法国的权利，宣称要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实现完全独立，这是1943年2月《阿尔及尔市代表宣言》的目标。那些以前无保留地站在我们一边的土着已经改变态度。他们不敢再对我们表示同情，怕遭到他们的教友摒弃，做牺牲品。 不安全现象到处有增无已。传称财产受到袭击，供应村庄用水的管道被破坏，孤立的法国人的生命遭到公开威胁。在城镇里，尽管官方禁止游行，街上的示威者公开高唿：阿尔及利亚是阿拉伯人的。…… 所有这些事实，是令人不安的迹象，有可能明天就会大规模地发生危害孤居在阿尔及利亚农村的法国人生命的事件，因为在农村里私贩军人的勾当几乎已经公开地进行了三年之久了。当我们考虑到阿尔及利亚现在正处在多年未有的大饥荒的前夕，而这种形势可能引起一次突然而普遍的戏剧性事件，其灾难性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看来很清楚，即使对那些最不关心的人来说，迫在眉睫的祸患决不是光说几句要谨慎小心或者唿吁人们控制情感的话，就会被驱走，只有採取具有严厉警告作尉的措施才有可能避免有害于公共秩序和法国尊严的突然袭击。…… 签名人……以选举他们为君士坦丁省参议员的人们的名义迫切要求你作我们的代言人，吁请政府当局立即採取示威性措施。这些措施无须是挑衅性的，但只有採取这些措施才能在地中海以南的一些法属领地恢復秩序和信心。 这些措施是在这个国家的当局被授予的职权范围之内的。农村代表们认为即使由于那些丧失了现实感同时也丧失了感谢之心的鼓动者们所作夸大宣传，目前的形势已经危险地恶化，但当机立断地确定十分明确的措施还是可以达到期望的目的的。 实际上，早在4月初，法国当局已经对尚在软禁之中的马萨利?哈吉同法哈特?阿巴斯和“乌拉马”的代表们保持接触感到担心，因此把他放逐到赤道非洲去，并逮捕了他的一些主要的拥护者。民族主义者对外公开了这件事，随后在“五一”节的示威游行显然是要求把他开释，虽然在塞蒂夫，有五千个穆斯林游行时没有受到警察的袭击或干涉。在“宣言之友”地方组织的倡议下，塞蒂夫的穆斯林决定不参加5月8日欧洲胜利日那天下午官方安排的庆祝会，而自行在当天早晨组织游行。地方副长官准许了这次游行，条件是参加者不得使用民族主义的旗帜和标语。可是在集合起来的六千至八千人的穆斯林游行队伍中， 以童子军为前导，抬着巨大的同盟国和阿拉伯旗帜而嘲弄地举着一面九英寸见方的法国旗。他们还掮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阿尔及利亚是我们的”、“释放马萨利”，等等。示威者中有许多人还带着木棍和军刀。当游行队伍经过市中心时，警察局长为了执行命令要夺取那些煽动性的横幅，挤进了游行队伍的前列。 据内政部长说，那时是谁开的第一枪，后来无法证明：有人说是警察，也有人说是示威者开枪后警察还击。总之，接着是一场混战。警察和宪兵迫使示威者退至市场。但示威者在那里又立即如潮水般地涌回城里，高唿“圣战！”其中一些更为大胆的人在街上奔跑时，见到欧洲人就刀刺棍打：据官方发表的数字，那天早晨在塞蒂夫有二十二个法国人毙命。当天下午在塞蒂夫以东一百二十英里的427　格勒马，民族主义示威者和警察之间也发生了一场较小的冲突。在这次冲突中，示威者死一人，伤六人，警察伤五人。这些事件发生后，据说几乎全是“宣言之友”地方组织的通讯员分头骑马、步行或乘出租汽车去四周村落传布有关塞蒂夫和格勒马出事的消息，甚至宣称在阿尔及尔已经成立了阿拉伯政府。这就引起了群众对市政厅、邮局、税务局和警察局等法国地方行政机构进行系统的袭击。欧洲人遭到袭击、杀害、强姦，他们的住房被洗劫，有时被纵火焚毁。一群群土着从远处的营地和群山中蜂拥而来。他们在开始劫掠前有时还设置路障，并割断电话线。受波及的地区的一百万穆斯林中，据信有五万人参加了动乱。据官方最后估计，欧洲人死一百零三人，重伤约五百人。从较小的居民点或孤立的农场到较大的中心来避难的欧洲人对这次动乱的范围有时言过其实，给人以夸大的印象。这些欧洲人由当局加以组织，参加临时民兵，协助警察和宪兵恢復地方秩序，但内政部长后来“并不排除发生非法执行死刑、个人或集体报復等的可能性”。在警察和宪兵的力量显然不足以恢復秩序的布日伊、塞蒂夫、格勒马和波尼等郡，行政长官受命把职权移交给当地部队司令官。后经官方宣布，那时动用了陆军一万名，轰炸了四十四个土着居民村，三艘巡洋舰炮击了沿海山区，以阻止土着起来暴动。据民政当局统计，穆斯林死亡人数“未超过一千五百人”，被捕的有二千四百人，包括“宣言之友”（法哈特?阿巴斯本人也在内）和马萨利肋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全部主要成员。法国官方消息对镇压暴动採取了怎样的手段略而不详，然而不仅那些切望清洗前维希官员和大庄园主的共产党议员就这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那些更为负责和客观的法国人方面的批评也指出： 第130页 这次镇压太过分了。军事当局在塞蒂夫周围纵容塞内加尔和外国军团肆意屠杀抢劫。军队挺进后，接着高原一带就是一片熊熊火光。在季杰利附近一带，原先并无变故，那里的穆斯林居民也平静无事，而另一些塞内加尔军队却在当局纵容之下恣意杀人放火。〔欧洲〕居民因身受危险而感到愤怒。在塞蒂夫，只要见到不佩带臂章的穆斯林〔这种臂章是由当局发给他们所信任的人的〕就横加杀戮。在格勒马，青年被枪杀的达数百人。在季杰利，武装民兵和士兵在君士坦丁行政长官赞赏下公然劫掠穆斯林区。 据非官方的外国人和穆斯林估计，穆斯林死亡人数在七千至四万之间。人们有理由相信较低的那个数字比法国官方发表的死亡一千五百人或许更接近事实。 总督委派的调查委员会终于报告说，这次暴动的近因是当时民族主义者普遍认为旧金山会议将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及阿拉伯联盟的成立所激起的热烈情绪。而法国的威望低落、由于装备较好的外国军队到来而造成的印象以及粮食的严重缺乏，也都是重要的助因。至于法国官方在发生暴动后遽即对它的“希特勒式”的鼓动所作的种种说法都是感情用事和本能的，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他们言之有理。相反，到7月份，内政部长已认为民429族主义领导人当时的意图只不过要“检验一下他们的力量，展示一下他们的游行队伍，对他们的成员作一估价，加强他们的纪律性，巩固他们的行动能力，并在法国当局，或许特别是在同盟国政府面前，强调他们的重要性”。 一个在暴动爆发后立即到达阿尔及利亚而又被法国政府匆级召回的调查团发言人在议会里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并补充说，在地方当局不去干涉民族主义者游行队伍的那些地方，他们仍然是平静的。因此，看来正是那天早晨警察与示威者之间在塞蒂夫发生的那场混战为种族之间的仇恨和嫉妒、疑忌和恐惧“点燃了火药包，爆发定时炸弹”，而当时欧洲各国人民正在以宽慰和感谢的心情庆祝他们从六年的战争恐怖中抬起头来。 法国对这次暴动的镇压虽然被那些可怕的行动弄糟了，但至少阻止了原来可能发生的甚至更为广泛、更为血腥的叛乱。英国的读者们会想起，　　1919年戴尔准将在旁遮普的阿姆利则採取的类似的严厉镇压措施。虽然他后来由于越权而受到了纪律处分，但“许多评论家断言〔他〕制止了当时极为严重和危险的形势不致向远为恶劣的方向发展，而他所造成的伤亡较之由于混乱的局面可能蔓延而必然带来的灾难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顽固的和平主义者或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否认在那样的局面下使用暴力有时是有道理的（而那些人中罕有在经受考验时会言行一致的）。而况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使用暴力到何种程度算是正当，不过是事后猜测而已，因为在当时、很难估计如果减少使用暴力，后果会怎样。歷史学家将仔细研究的倒是採取这种“警察手段”的动机和时间。如果只是为了支撑一个己将完蛋的政治秩序或社会秩序，从长远来看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另一方面，暴力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非常可能造成恐怖，对人类的长远利益有无好处也大有问题。因此，后世可能会认为一个统治当局镇压叛乱是正当的，即使这个当局本身的过分保守的政策也许就是导致叛乱的一个助因。然而民族自决的种子一旦在人民中间牢固地扎根后，也许只有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才能制止它成长，而这样规模的镇压将违反二十世纪西方文明的道德观，并且就统治当局的物质力量和精神负担来说，也会造成过度的压力。因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　　1945年5月阿尔及利亚的暴动虽然多半是由于法国过去种种违法的或不违法的罪恶所造成，但这次暴动发动了如此惊人的破坏力和非人的力量，以致法国人只能迅速对之进行镇压而没有别的抉择。有理由予以批评的是：法国人使用了塞内加尔和外国军团，而这些人在法国人的纵容下素有残暴之名；法国国民的士气在1870—1871年、　　1914—1918年，尤其在1940年遭到了一系列打击，从而滋生了过度的復仇心；占少数的殖民地统治阶级处于被夺去了财产并受剥削的土着“无产阶级”的包围中，双方易于相互憎恨，而当憎恨达到顶点时，就转而成为种族猜忌，对此现象，自由派人士的斗争显然并无效果。在本书以后的一卷中，我们将看到战后法国歷届政府怎样力图医治阿尔及利亚政体内的这个痼疾，因为法国政府再也不能置之不理或躲躲闪闪了。 第六节　　自由法国与摩洛哥 现在还得了解一下摩洛哥到战事结束为止的事态发展。在战前，那里的政治骚动远不如在阿尔及利亚或突尼西亚那样势头大，因为阿拉伯语、伊斯兰教的神法以及苏丹政府的实际权力过去从来不曾远越西北低地及其非斯、梅克内斯和拉巴特等城市。另一方面，在阿特拉斯高地，那些残存的、实际上独立的部族酋长说的是柏柏尔方言，这种方言没有化为文字，更谈不上作为传布经义和伟大文献的媒介。这些酋长只是在名义上承认苏丹的权力，而仍旧依据伊斯兰教产生前他们祖先的习俗统治各部族。法国人从来没有考虑到要使柏柏尔人阿拉伯化。 第131页 相反，法国人看到了一个机会，只要在军事上征服阿特拉斯高地，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富有生产力的白种野蛮民族的没有打开的宝库”中移植法国的语言和充分的法国文化，这些人已经证明他们自己是优良的战士。这一政策已经在阿尔及利亚某些地区使用柏柏尔语的卡比利亚农民中取得一些成就。在摩洛哥。　　1930年公布的柏柏尔法432　令使柏柏尔的不成文民法合法化而与伊斯兰教的神法并立，并使刑事犯受法国刑法的制裁。这就“立刻在使用阿拉伯语的非斯市的为数尚少而毫无经验的知识分子…… 几百个大、中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反法民族主义”。我们已经看到，战前法国人在镇压这个初发的运动时採取了他们一贯的严厉手段。与此同时，1936年人民战线政府所委派的诺盖总督“用他的权贵政治胜利地获得了摩洛哥贵族的拥护，这种权贵政治就是支持和加强势力较大的帕夏和卡伊德原已被利奥泰的一些继任者所削弱的权力。”不幸的是，一位法国权威人士接着说。 正在逼近的全球冲突使摩洛哥作为一个国家而发展的先决条件的两大改革不得不推迟，这两大改革就是在文化上、政治上教育人民并组织一个现代化政府。…… 〔1940年法国战败后〕，为了要维持一个良好的相互谅解的气氛，诺盖将军不惜一切代价放松了法国歷来对摩洛哥王室的严厉监督。……因此，苏丹政府立即又恢復了过去三十年有条理的统治所要设法根除的那些旧习惯。在接着产生的那个政权下，人们得再度用丰富的礼物来表示对权威的尊敬。统治部族的权力被用来勒索不正当和过分的贡品。与此向时，统治家族对自己的朋友优惠有加，对敌人则恣意报復。 这位权威人士在别处还说，卡伊德们从配给品的黑市交易中获得“巨大的利润”，因为这些物品往往是委託他们管理和分配的。 苏丹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五世在1927年继承王位时，年方十六岁。法国人撇开他的两个兄长而选中他，因为他的性格似乎很驯良。1943年1月22日，在卡433　萨布兰卡会议期间，他被邀请与罗斯福一同就餐，那时他才三十岁出头。当时胸怀宽大的罗斯福来到北非，乐观地设想在这些古老而荒芜的地方通过开发计划进行建设。他很快地断定，诺盖并无他那种热情。因此（据当时伴随他的父亲而比他父亲更加厌恶外国帝国主义的埃利奥特所说）他对这位年轻的苏丹给以希望：摩洛哥在战后可能在美国的帮助下获得主权，美国的企业界也可能会愿意开发这个国家的天然资源，为它训练技术人员，条件要比那些素有自私自利之名的法国和英国金融界的辛迪加优惠有利。6 月间，这位苏丹到美军第五军司令官马克，克拉克中将的司令部去作了为期两天的访问。在那里他观看了美国和法国部队的演习，并接受了艾森豪将军赠送的礼物——一辆美制七座小轿车。据说在这几个月中，苏丹政府的代表们向美英两国当局要求结束法国的保护关系，因为它不符合《大西洋宪章》精神，但是没有得到鼓励可以在战时抱有这种希望；看来那时法国人正在力图减少抱有过度热忱的美国人与摩洛哥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并力图使美国人相信后者同轴心国有勾搭。 在这些情况下，那些由于美国人的到来而抱有过分希望的为数不多的民族主义者因美国人并不准备迫使法国人放松控制而幻想破灭。另一方面，近东国家于 1943 年末迫使法国作出让步的事实促使他们考虑採取直接行动可以得到些什么——当然是指通过谈判，因为他们对法国人的严厉镇压是深有体会的。他们由于个性不同，曾于1937年分裂成为两派，现在重新建立联繫，并在一个拉巴特的年轻校长艾哈迈德?巴拉弗拉杰的指导下成立了统一的独立党，这位校长同马萨利?哈吉一样从泛阿拉伯主义过去的一位大师埃米尔沙基卜?阿尔斯兰那里得到了鼓舞。巴拉弗拉杰为了逃避法国人1937年的镇压，离开过摩洛哥，在流亡期间曾在德国呆过，后来诺盖准许他在1943年间回来，因为他那时似乎已经愿意同法国当局合作。1944年1月11日，五十七个主要的民族主义者向皮奥总督（他在1943年6月接替诺盖）、苏丹、美国和英国的领事以及军事当局提出了一份由他们签署的宣言，其内容如下： 1.这个保护领地是在异常情况下使用武力强加于摩洛哥民族的政体。这个国家在 1907—1934 年期间对法国军事占领进行武装反抗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2.在实施1912年的保护领地条约中，正是这个应该尊重这一条约的国家违反了条约的条文和精神。实际上，从那时起，摩洛哥的主权已不存在。 3.条约的执行被用作偏袒欧洲人的利益并推迟或阻碍摩洛哥人民进步的手段。 4.同盟国的歷次宣言，尤其是《大西洋宪章》，确认了民族自决权，其次，摩洛哥军队出现在整个西线使摩洛哥有权为自己获得一个较为美好的未来。 鑑于上述一切理由，独立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要求： （1）在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陛下领导下的摩洛哥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 第132页 （2）成立一个“民主政体，具有类似东方穆斯林国家所採取的那种政府形式，保障摩洛哥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权利并确定它们各自的义务”。 苏丹及其内阁于1月13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同独立党领导人进行协商。这些领导人在18日由巴拉弗拉杰签署的信中说明，虽然他们认为坚持恢復穆斯林的完全主权是必要的，这在“经济发展和进步程度不如我们”的那些国家里已经做到了，但是摩尔人为了组织行政、经济和国防，倾向于同法国的专家们和着名人士进行合作。摩尔人并不抹煞这一事实：法国人和外国人在这个国家里有合法利益，这种利益必须加以保护。……我们也并不要求摩洛哥立即建立一个类似西方大国那样的政体。我们所要求的不过是…… 一个能够不断发展并在国家各个领域中具有活动能力的政体。 一位法国权威人士后来以也许是过分戏剧性的笔调，把宣言描绘成为一个在非斯策划了……一个多月时间（其间穿插了几次在王宫的秘密召见）……大胆而又极其隐蔽……的阴谋。……1月11日……北方各城市的墙上到处出现标语，街头充满着异常兴奋的气氛，被阴谋活动的头头们动员起来的城镇居民每天都在期待着彻底的、奇蹟般的胜利。……阿尔及尔临时政府的坚定立场直截了当地提醒摩洛哥，它是一个保护领地，从而恢復了宁静。这时，继人们怀抱的奢望而来的是一种惊惶失措的心情，尤其是那时苏丹本人意识到他所负的条约义务，不承认那些自称得到过他的支持的人。清醒过来的城镇居民于是再度静静地各安生业，而在占全国面积十分之九的摩洛哥农村，人们对这些事情本来是模模煳煳的，这时也知道了危机的发生和结束。 法国的新闻检查官禁止报纸或电台对宣言作任何报导，与此同时，军方保安当局则在追查这次事件的组织者。　　4361月28日，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外交委员同苏丹会谈：苏丹内阁的司法大臣和教育部的穆斯林高级官员奉命辞职，因为他们被认为曾对青年民族主义者给以鼓励；次日，保安当局“并无足够证据”就逮捕了巴拉弗拉杰和其他十四个民族主义者，其中三人曾在宣言上签名，这事立即成了开展反法示威运动的信号。在拉巴特，配备装甲车的正规军奉召去镇压数达二千人以上的穆斯林群众，这些穆斯林主要是用石头扔死了三个法国人，伤了十二人，他们自己也死了七人；在萨累，死了一个警察和九个示威者；在非斯，示威群众用石块袭击塞内加尔军队，这些军队立即还击，杀死了至少三十人，为了恢復秩序，还截断这个土着城镇用水供应达数日之久；在卡萨布兰卡，法国人展示了坦克和重炮的巨大威力，使局势比较平静。许多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后来被捕拘禁，数以千计的次要人物受到了严厉的审讯。这些示威运动意味深长的是，“以前的民族主义者只不过是居民中或多或少孤立的一小群行为反常的人”，但现在的青年“知识分子”、保守的伊斯兰教神学家和手艺人行会等，由于受到了战时黑市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苦难，都已经同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向外国统治者抗议，他们认为这些外国统治者是造成他们各种苦难的罪魁祸首。甚至连法国人在阿兹鲁（非斯南五十英里）设立的柏柏尔学院的学生也同他们那些讲阿拉伯语的同志们团结在一起举行罢课。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外交委员1月28日同苏丹的换文中说：“法国注意到它谋取进步所作的努力由于战事437而放慢了速度，现在必须在陛下的同意下……重新有力地在行政和经济、社会两方面重新迅速进行改革。”法国总督在听取了四个委员会的意见后，在10月份得到了苏丹对下列拟议的改革的正式同意： 1.司法：设置穆斯林地方法官，逐渐接管目前由作为苏丹政府行政人员的帕夏和卡伊德所行使的司法权。这只适用于民事和商业案件，不影响法国权力机关在刑法上的权限。 2.行政：苏丹政府的穆斯林文职人员今后应享有在这个政府中法国文职人员相等的干部地位，同级同酬。 3.教育：建议今后十年中在学校系统增加一万名学龄儿童入学。学生可以选择完全法国式的教育以便升人公立中等学校和大学，或者选择“更为传统的法—阿课程”。 4.土地：为了保护自耕农，建议确立不得侵夺最低额家庭占用土地的条例，类似基钦纳在1912年所採取的埃及土地丈量法，但主要侧重点应放在利用法国技术知识和摩洛哥劳动力相结合的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发展。 1945年6月5日颁布的一项法令批准设立一批类似苏维埃集体农庄的模范集体农场，其中有五个各占土地五百公顷（一点九十三平方英里）的农场列入1945年计划，还有十个列入1946年计划。在摩洛哥，部族占有的集体土地约为二万平方英里（五百万公顷），“其中耕地面积仅约十分之一，此外至少还有十分之一的土地极易犁成耕地而无损于有关部族的畜牧业”。这一事实为这些促进农民利益的计划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法国有地位的报纸在宣布这些计划时所用的热情奔放的语调，却是象不久以后人们对那个註定要倒霉的英属东非种植花生计划所抱的那种乐观希望的前奏。 第133页 这一经济、社会和行政改革的计划当然不能视为政治上移交的序曲，而是为了保持法国统治权的一种手段，使之更易为广大人民所接受，从而防止民族主义理论的传布。　　1944年12月22日，总督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必须留神观察这个民族主义运动，但也要给以同情。 我们对摩洛哥民族主义者的公正批评是，他们操之过急，尤其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同胞前面走得太远了。在我们设立的学院里读过书的摩洛哥人同在阿特拉斯高地的柏柏尔人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因此，我们必须要求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信任法国，而我们自己也须对他们加以遏制，使他们不致走向极端。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宣言给了摩洛哥民族主义者这样一个印象：盎格鲁撒克逊人会积极努力使摩洛哥获得完全独立。实际上，英国和美国已经表明，他们对这个439保护领地唯一关心的是这里应该维持良好的秩序。摩洛哥当局因此确信“独立”这个词必须从人们的心里和嘴里去掉。 青年民族主义者的反应是以备忘录形式提出了他们对拟议的改革毫无建设性的批评。同时，他们继续进行地下宣传运动，迫使法国人不得不“多少改变一下我们以前确实已经是过分仁慈的态度”。诚然，在1944年1月动乱中被判处徒刑的那些人中已经有三百八十七人在7月份开释，但穆斯林的政治性集会再度被禁止，而且只有直属政治处或得到政治处鼓励的一些阿拉伯语报纸才能获准发行；从1938年起，穆斯林一直被禁止成立工会，因为它们无疑会成为政治活动中心。尽管如此，　　1944年冬到1945年春在中东成立的阿拉伯联盟对摩洛哥民族主义者是一个鼓励，他们在开罗的代表是一小批流亡者，组成“保卫委员会”；他们津淳有味地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得土安电台的阿拉伯语广播，内容是有关那些已经取得主权国地位的或者正在向这个目标迈进的阿拉伯国家的消息。1945年2月和3月，当年青的苏丹在访问摩洛哥南部的马拉喀什时，民族主义者藉此举行示威运动表示拥护。据报导，他对这些运动表示同情的关心。3月19日，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穆罕默德?亚齐迪向总督和美英两国的领事馆提出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给予“摩洛哥直接参加即将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的权利”。 因此，虽然使摩洛哥在政治上的统一一直受到阻碍的种族、语言、阶级和宗派的分歧仍旧是一个强大的离心力量；但是民族团结的观念已经开始增长，而且（尽管人民对许多以苏丹的名义协助治理这个国家的摩洛哥人的自私自利常常提出批评）也已开始在年青的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五世这个人身上找到了效忠的中心。 正在为其自己的人民从失败、占领、清洗、报復等乌烟瘴气的气氛中求得解脱而进行着斗争的法国政府，战后还要凭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以及通过教育来继续努力博得摩洛哥人民群众的效忠，而法国政府在当地的工作人员这时却继续对这个还在青春期的民族主义运动交替使用残暴的镇压和不足以置信的妥协两种手法。但在1945年，情况已很明显：只要马格里布对自治的期望（他们所处的阶段比埃及、伊拉克、印度要晚二十年，比近东国家晚十年，而英—埃苏丹当时已后来居上）继续受到中东泛阿拉伯中心的鼓励，只要法国以前由于移住民和行政人员不妥协而推迟了的改革和让步还总是“太少太迟”，那么将来政治上的紧张局势必然有增无已。 一个敏锐的法国观察家说过，战争已经大大地强化了一个强有力的基本因素： 东方对现代（即西方）文明已失去信心，缅怀自己昔日的伟大而自我陶醉，力图在种族团结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西方人道主义准则的基础上重组古老的帝国。法国在摩洛哥遭到的困难或许只是在东西方之间的斗争中的一个插曲，在这种斗争中，归根到底，精神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远远大于物质力量和权力角逐。 蒙塔涅：“东西方之间的摩洛哥”，《外交》季刊，1948年1月，第26卷，第372页。然而，目光不甚远大的法国人已有迹象表示由于美国国民在北非政治和贸易方面的活动，准备让美国扮演无执照营业者的角色，如同他们已让英国在近东扮演的角色那样。在摩洛哥，特别使法国人恼火的是，美国在几个大国中独自保持着法国在建立其保护领地之前就获得的治外法权；参阅安德烈?德洛巴代尔：“美国在摩洛哥的司法地位”，《当代经济》（andrédeubadère：“le　status　juridique　des　américains　aumaroc”，economiecontemporaine），　　1949年10—11月，第27—29页；塔亚尔：《摩洛哥民族主义》，第151—152页；让?巴尔当纳：《清真寺荫影下的雷达》（　　jeanbardanne：　le　　radar　àl’ombre　　de　rn　mosquée），巴黎，西博内，　　1947年版，第187—194页；萨拉森：《阿尔及利亚危机》，第162页。第四编　　苏联与中东1939—1945年 第一章　　土耳其 第134页 大战爆发时，土耳其和苏联依照1925年签订并于1035年续订延长十年的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保持着官方关系。但在纳粹政权兴起后，两国友谊有所减退，部分是由于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想从柏林方面获得再保险的趋向所致，因为土耳其主要是感到对其安全最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德国，而是来自地中海上的义大利。义大利在多德卡尼斯群岛有其战略前哨，并且早有吞併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安塔利亚地区的野心。然而，　　1939年5月12日英土协定签字，《消息报》表示欢迎，认为这是“防止将侵略扩大到欧洲新的地区的唯一可靠工具的那根链条的一个环节。苏联人民……将珍视土耳其与英国签订的这项协定……是对加强世界和平的一份贡献”。因此，土耳其政府对1939年8月21日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消息的公布，起初并不十分介意，及至9月中旬，土耳其还是“抱着相当乐观的态度，期望苏联的政策会有改变”。 但在9月2日，莫洛托夫向德国大使证实苏联正在同土耳其政府交换意见，说苏联准备为使土耳其保持德国所期望的永久中立而努力。5 日，德国大使将英国表示只要罗马尼亚积极参战就可指望获得盟国援助的传闻告诉了莫洛托夫，并指出说服土耳其不让英法舰队通过海峡是完全符合苏联利益的。莫洛托夫曾回答说，苏联正在按照德国的意图对土耳其施加影响。　　17日，史达林告知德国大使：土耳其政府已提出一项黑海互助条约，但书是不得要求土耳其对英法採取任何敌对行动；苏联政府正在考虑提出对应条款，即不得要求俄国对德国採取任何敌对行动。伏罗希洛大补充说，这一条约将有助于把土耳其从法国方面拉出来。 9月22日，土耳其外交部长萨拉若卢离开安卡拉亲自前往莫斯科负责进行谈判。据信在9月26日第一次会议上，莫洛托夫就对他将了一军，提出了封闭海峡的要求，而萨拉若卢的答覆据说是提请对方注意土耳其新近对英法承担的义务，而且目前正在议订一项条约以加强这些义务。由于莫洛托夫在同里宾特洛甫进行会谈，萨拉若卢等候了五天。里宾特洛甫是和他同时前来莫斯科的，但土耳其人事先并未得到任何通知。萨拉若卢对这无谓的空等很恼火，据说他曾暗示他和他的代表团可能要回土耳其，不再继续谈判。但在10月1日谈判终于恢復，3日，莫洛托大告诉德国大使，萨拉若卢拒绝接受他使土耳其脱离西方同盟国所作的努力。德国根据来自伊斯坦堡关于土耳其仍有可能既同苏联又和西方列强顺利签订互助条约的报导，表示关切，对此，莫洛托夫于10月9日答称，他自1日起就没有同萨拉若卢进行过会谈，并说他在继续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要它採取完全中立政策，封闭海峡，并协助维护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和平。土耳其对达成一项协定仍然寄以很大的希望；但在 13　日，莫洛托夫却又提出了封闭海峡的要求并坚持苏联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捲入对德国的敌对行动。土耳其政府对这两点都加以拒绝。萨拉若卢于17日返回安卡拉，土耳其同英法签订了互助公约。 土耳其报纸最初认为苏联在 11 月的最后一周同芬兰破裂是防范德国的行动：但当战争显然已全面展开的时候，土耳其报纸就完全同情芬兰人了，土芬语言的远亲关系对土耳其官方的种族理论家是极为重要的。1939 年 12月7日，第三国际期刊《共产国际》反击如下： 无论土耳其统治集团怎样以漂亮的词藻掩饰他们同英法签订的公约，但决不能改变土耳其已经同帝国主义交战国订立了互助公约这一事实。土耳其已背离中立，并已向英法承担了军事责任，其性质之严重，必然会很快地在土耳其的整个政策中全部自我暴露出来。土耳其人民无法理解土耳其政府集团为何宁可同土耳其独立的宿敌签订公约，而竟不愿加强同苏联的友谊。这也并非是个秘密，土耳其代表在莫斯科与俄国谈判订立互助条约期间，曾力图推销法英的外交方案，这是对苏土传统友谊的孤注一掷，并曾力图在苏联与德国之间打进楔子，想把苏联拉进主要是针对德国的集团。英法希望把战争扩大到巴尔干半岛，在那里开闢一条对德作战的阵线。它们想把土耳其变成一个按其方案行事的战略根据地。……众所周知，土耳其当前的政权绝无真正民主可言。由于土耳 446 其统治阶级和英法帝国主义者之间的言归于好，土耳其的独立……现已受到严重威胁。 同样，苏联报纸在评论1940年2月召开的巴尔干协约国会议时，一直对土耳其心怀敌意；土耳其被描绘成完全被纳入了英国的轨道，正在巴尔于半岛按英国要求行事：土耳其的目的是想把巴尔干协约变为策动巴尔干国家军事集团的动力，这些国家将会按着伦敦和巴黎的调子跳舞。……力图一举推翻土耳其独立政策和土苏二十年友谊赖以建立的这个体系，这必将为国民群众的情绪所不容。 这些乃是土耳其自从凯末尔主义者革命以来苏联报纸在土耳其“劳苦大众”和他们的政府之间划分界限的第一个重大事例。 1940年1月19　日，法国总理命令他的陆海军总司令根据以下几点，对破坏用作供应德国石油基地的苏联高加索油田设施作出一个判断：（一）中途截击通过黑海驶往德国的油船；（二）直接侵入高加索：（三）採取行动，促进高加索穆斯林民族的解放运动。英法参谋部之间就此问题进一步作了研究。3月7日，魏刚将军（当时统率驻近东的法军）通知法国总司令说，中东皇家空军总司令在去安卡位途中曾告诉他，已奉英国空军部命令作好准备，有可能对巴库进行轰炸，在这方面，他想要求土耳其参谋长准予侦察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飞机着陆。但土耳其政府顾虑重重，不愿被卷进去。2 月29日，由于谣言不断传来，说在外高加索有一支苏联先遣部队已越过土耳其边境，并且拒不撤退，土耳其总理于是进行了广播闢谣。土耳其军事当局因此对同盟国建议的反应非常慎重；3月28日，法国大使马西格利向他本国政府报告如下： 第135页 我以前已经阐明，我认为要我们力图把土耳其推向反苏是行不通的，但是相反，我们倒可以希望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拉他们跟在我们后面反对俄国人。…… 土耳其人已渐渐习惯于估计苏联是不怀好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政府愿意被拖入前途未卜的冒险。…… 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土耳其政府目前认为德国不能战胜西方列强，但是土耳其的许多人民并不相信后者眼下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很多人认为，而且德意的宣传机构也正在忙于给他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即这场战争将以妥协媾和而告终。因而他们必然要考虑到倘若媾和后英法人民感到不满和气馁，而土耳其却发现它自己须单枪匹马应付在一个曾在同芬兰的战争中得到教训而增强了军事力量的俄国，其处境将如何。…… 应该有勇气说，不论土耳其人怎么同情我们，他们目前并不认为我们处于所向无敌的绝对优势。多数人深信土耳其的命运和西方列强的命运息息相关；土耳其政府也肯定地完全有决心对我们信守条约义务；但公众舆论并不鼓励他们不畏艰险而贸然採取行动。 4月1日，马西格利将一份评估概要送往巴黎，英国驻安卡位代办在大使休假期间也已于3月27日将这份概要送交外交部，其内容如下： 1）土耳其政府的态度已经发展到考虑对苏联进行防御战的地步，但尚未准备和盟国商讨发动进攻。 2.土耳其在与盟国就防范同义大利作战可能性的问题达成协议之前，不会讨论对苏作战计划。 3.土耳其至早也不可能在夏未以前开始对苏作战，到那时候，也只有得到盟国最大的支持才能开始作战。 4.可以预见，土耳其将会拒绝参加盟国早日发动对巴库的进攻，如果涉及使用土耳其领土问题，它将会极力反对这一进攻，即使不利用其领土，它甚至也会担心最后遭到反击。 5.一旦准备就绪，并与同盟国就有关义大利的计划取得一致意见，土耳其将不会对盟国通过波斯领土进攻巴库袖手旁观，无需多大要求去参加作战。448　　　　　7月3日发表的《德国白皮书》第六卷，有一些缴获的法国官方文件述及盟国进攻俄国油田的计划，这在苏联报纸上激起了必然的反应，它既集中火力抨击西方列强，又谴责上耳其和波斯“竞把自己绑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战车上”。苏联于7月7日暂时撤回了驻土大使，土耳其的公众舆论在不断受到德国宣传的影响下预料俄国将会发出类似在6月底给罗马尼亚的那种最后通牒。然而培斯社发表了官方对这些意图的正式否认。土耳其报纸于是力图弥补《德国白皮书》所造成的损害，指出有一件极为重要的文件的法文本在十分具有实质性的一节中被严重地误译了，它并否认土耳其曾有参加进攻苏联的任何意图。《黎明报》进而作了辩解：说法国业已退出战争，英国则全神贯注于自身的防御，苏联毋庸猜疑土耳其会愿意对英国舰队开放海峡。黑海不再受到来自海峡的威胁。但却是受到轴心国在欧洲中部和东南部居于优势地位的威胁：因此俄国和土耳其在海峡与巴尔于半岛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着名政论家海珊?贾赫特，亚尔钦说，俄国共产主义对土耳其来说是个保证，俄国不会从事于牺牲土耳其的帝国主义冒险活动。从任何方面来看，土耳其都希望俄国幸福、稳定和强大。它不但是俄国亲睦的邻国；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成为一个忠实的盟国。 9 月间，苏联政府召回驻土大使捷连季耶夫，由参贊维诺格拉多夫接替他。捷连季耶夫被认为是德苏条约的坚决支持者，他同德国大使冯?巴本的关系非常密切，而维诺格拉多夫据信给土耳其官方人士留有良好印象。9 但在11月14日，莫洛托夫在柏林同德国领导人的谈话过程中，却谈到了海峡问题： 联繫到克里米亚战争和1918—1919年的重大事件，他称海峡为英国歷史上用以进攻苏联的通道。如今英国人在希腊有了立足点，对俄国的威胁就更为严重。……俄国……希望不受取道海峡的进攻而愿与土耳其解决这个问题。……莫洛托夫还说，关于防范取道海峡对黑海的进攻，俄国希望不但要有文件保证，而且要得到“实际的”保证。11月25日，莫洛托夫对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说，由里宾特洛甫起草的条约草案应该修改，以便就苏联对巴统和巴库以南面向波斯湾这个总方向的地带所怀的中心愿望作一规定，并保证苏联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用长期租借方式建立一个轻型海军和陆军根据地，包括——如果土耳其宣布愿意加入四国公约一有关三国对土耳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保证。 这项条约草案应该规定：如果土耳其拒绝参加四国公约，德、意和苏联应同意制订必要的军事和外交措施，并予以彻底实行。 同一天，苏联副人民委员索鲍列夫向保加利亚国王提出，倘对土耳其採取联合军事行动，东色雷斯（不包括海峡沿海地区）将偿归保加利亚所有。 1941年2月28日，当艾登同土耳其领导人讨论德国渗入巴尔干半岛地区所造成的局面时，他们曾告诉艾登，如果土耳其捲入对德战争，他们担心俄国会进攻他们。这多少也许是土耳其不想採取行动的藉口，因为这时俄国对德国的前进也同样感到惶惶不安。3月24日，安卡拉和莫斯科发表公报，确认一旦上耳其或俄国任何一方被迫为保卫各自的领土而进行战争，19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仍然有效。6月22日，土耳其政府得悉德国侵犯苏联后，当即宣布严守中立；但希特勒的广播演说揭露了苏联对海峡的企图，土耳其对苏联的怀疑于是又油然而生，群众的情绪“肯定是反俄而且是非常激烈的”。 第136页 土耳其报纸对苏联进行了勐烈的抨击，并对塔斯社在一星期后否认希特勒的指责表示怀疑。李维诺夫在一次广播演说中谈到“有些国家仍然在幻想保守中立和迷信同希特勒搞互不侵犯条约之中过着可怜的半独立的日子”。过又激起了土耳其报纸进发“你也如此”的反击和对这种“鄙词俚语”的强烈谴责。《泰晤士报》8月1日一篇社论更使土耳其新闻界愤怒。社论中有一段说： 如果要使过去二十年的混乱局面不再重演，如果要使弱小国家不再遭受经济灾难或强暴的袭击，东欧的领导问题是个基本问题。这个领导也只能落在德国或俄国的肩上。……可以设想，俄国将象美国那样，不会置身事外而不参加准备进行的……有关欧洲将来秩序问题的讨论。 英国是否要同俄国重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它所订关于海峡和伊斯坦堡问题的种种协议（《新晨报》询问）？ 一个掌握了近东领导权的俄国将会提出陆海军基地的要求，使它能贯彻这一任务。《泰晤士报》的文章必须作出明确的解释。它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可以彻底破坏土英友谊基础的。 但在8月10日，苏联和英国驻安卡拉大使提交了各该政府旨在向土耳其政府再次保证的政策声明： 1.［他们］重申忠于蒙特勒公约，并向土耳其政府保证，他们对海峡既无侵略意图，也无任何要求。　　　　　　4512.［他们］愿意认真任意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土完整。3.〔他们〕完全理解土耳其政府不愿被捲入战争的心愿，但与此同时，准备在土耳其一旦遭到欧洲任何一个强国进攻时给予各方面的援助。 土耳其报纸密切注视着俄国战役的进程，亚尔钦的报纸《新闻报》甚至在8月27日重提了曾经流传一时的土苏友好问题，虽然措辞是谨慎含蓄的。然而，英苏于8月最后一周入侵波斯，引起了普遍的批评。《黎明报》显然是认为英苏入侵多少有些理由的唯一报纸；而那些自从土耳其和德国订立条约以来显然採取亲德路线的报纸，当然要充分利用这一事件。当11月下半月乌克兰前线情况好转的消息传来时，土耳其的新闻报导表现出同情苏联的新方针。塔斯社审慎地反映了这些有利的评论，而三艘从巴统装载二万五千吨石油的俄国油船由俄国军舰护送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后到达伊斯坦堡，使土耳其对俄国的友情进一步受到鼓舞。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理由，这批石油的到达对改善上苏关系真是适得其时。土耳其的石油供应已降到最低限度，罗马尼亚的石油不再运来，部分是由于罗马尼亚害怕苏联潜水艇在黑海中途拦截，部分是因为罗马尼亚要土耳其承担海上运输风险并以土耳其棉花作为交换，不然就拒不运送，而土耳其过去曾向苏联要油也无效果。 冯?巴本在1942年1月5日写给德国外交部的信中估量土耳其的态度说，伊诺努总统最近曾向他保证：土耳其最关心的是：“消灭俄国巨人”，土耳其目前的中立是有利于轴心国的，要不然，英国海军就可以在黑海支援俄国人；至于参加保卫欧洲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问题，土耳其正在极其认真地研究之中。艾登最近曾访问莫斯科（1941年12月22日至25日），于是德国的广播在土耳其诽谤活动的配合下，声称他已答应苏联在波斯北部和土耳其自由行动，并允许它控制海峡。冯?巴本报告452说，从他同萨拉若卢和外交部秘书长努曼?梅内门吉臭卢的谈话看来，土耳其政府很容易相信轴心国的说法是真实反映苏联的要求的。另一方面，同盟国的消息则称，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的报告（他曾陆续得悉艾登谈话的内容）、艾登1月6日在下院的发言以及英国大使休?纳奇布尔－休格森爵士从莫斯科回到安卡拉后于1月10日同萨拉若卢的会谈，都再次使土耳其的官方舆论放心；但是土耳其却又因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演说而惶惶不安起来，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在1月16日辞去驻莫斯科大使的职务，回到英国后强调苏联的作战规模和国内有必要作出相应的努力。他的警告联繫到当时远东战役的悲惨歷程以及隆美尔在利比亚反攻的得逞，这使土耳其人听起来是个不祥之兆。 〔克里普斯说，〕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胜利了，苏联将是欧洲最强的国家，它很可能坐镇在柏林结束这场战争。如果我们不跟他们友好合作，欧洲的前途将会由苏联来决定。 在这些情况下，冯?巴本于2月16　日报告说，萨拉着卢和梅内门吉奥卢已向他保证，土耳其不但希望看到苏联失败，并已将这一点向英国表明。而且，梅内门吉奥卢已要求内阁的权威研究怎样发展土德关系。 就在土耳其这样如履薄冰地避免捲入两个战争集团之际，2月28日，在安卡拉大街上，有一个人被他自己携带的一枚炸弹炸死，而冯?巴本夫妇正在相距只有十八码的地方走过。3月5日，土耳其当局宣布，死者名叫厄梅尔?托卡特，是（穆斯林）马其顿共产党员，他的几个同谋者已经彼捕，也是马其顿共产党员。从他们的口供看来，“安卡拉和伊斯坦堡的某些外国人曾在谋害两个外国知名人士”。3月5日到6日间的那个晚上，警察搜查苏联在安卡拉的非外交机构的办事处，并要求苏联驻伊斯坦堡的总领事交出隐匿在领事馆里的一名嫌疑犯。总领事表示拒绝后，警察便在领事馆四周布下了警戒线，并扬言如在四十八小时内不将人犯交出，他们就将冲进去；果然在距所限时间不到三小时，该嫌疑犯被交出来了。4月1日，四个被告出庭受审。他们是（一）格奥尔基?帕夫洛夫，驻伊斯但布尔苏联商务代表团官员，就是临时躲藏在苏联领事馆里的那个人；（二）莱奥尼德?科尔尼洛夫，驻伊斯坦堡苏联贸易代表团的官员，据称是苏联秘密警察，是在回苏联途中经开塞利时从火车上被押送下来的；（三）阿卜德?拉赫曼?萨伊曼，医科学生和（四）苏莱曼?萨夫，理髮师，两人都是穆斯林马其顿血统的土耳其人。这两个土耳其人说，他们是在马其顿被拉入共产党活动的，三年前来到土耳其并获得上耳其国籍，当了共产党在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两地之间的通讯员。萨伊曼和死者曾跟两个俄国人和一个名叫斯特潘?波多茨尼克的斯拉夫人学习左轮枪射击，目的是要暗杀一名德国要人，从此挑起德土战争。这刺客经吩咐只要按一下给他的那个器械上的纽，就会发出烟幕，他作案后可以在烟幕掩护下熘走：但他显然在开枪以前就按了纽。因此被炸得四分五裂。这两个俄国人拒绝和其他两个被告坐在一条板凳上，也不接受土耳其方面给予法律上的援助，而是自己进行辩护，态度横蛮，藐视法庭。他们坚称同这两个土耳其人素不相识，坚称整个事件是德国人或托洛茨基分子搞的“阴谋”。苏联大使馆在开庭前显然曾为释放这两个俄国人施加过强大压力，并曾表明苏联政府将把这次审讯视为一种不友好行动。4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着名评论家萨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文章，题为“土耳其法庭上的德国煽动分子”。萨斯拉夫斯基在文章中声称，那里并没有人蓄意谋害冯?巴本，倒是那些“明目张胆”的希特勒分子企图使土耳其法庭违背正义，而该法庭却“阿映奉承地忍受柏林搞的丑恶阴谋，不敢说一声这个脏东西羞辱了土耳其人”。整整一个月，484 苏联报上发表了一连串的这种攻击性文章，在此期间，土耳其驻苏联大使回国了。土耳其报纸对苏联的辱骂持克制态度。未予回击。据报导，英国驻土大使对他的苏联同事发出的唿吁以及萨拉若卢一定要继续进行审判的坚定立场，使苏联的宣传有所减退。 第137页 6月20日，即在宣判后三天，萨斯拉夫斯基在《真理报》发表了另一篇文章，题为“安卡拉审判的滑稽剧”。他说苏联公众舆论对两个“完全无辜”的苏联公民受到“这种荒谬的错误判决”，“感到异常愤慨’”，因为对他们定罪是凭两个同他们一起被控告的土耳其人——两只“品种最贱的囮鸽”的诬告。据宣布苏联大使已奉召回莫斯科商议，他是在6月27日在大使馆陆军武官助理和三名低级官员陪同下回莫斯科的。尽管由于审判而关系紧张，但是土耳其政府还是继续严守中立，英美大使（美国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在1941年底以前一直是驻莫斯科大使）也尽了很大努力促使土苏和解。7月1 日，杰瓦特?阿奇卡林，土耳其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同一天，伊诺努总统的一个私人朋友被任命为驻柏林大使。7月8日，土耳其总理突然逝世，萨拉若卢随即就任总理，并于8月13日将外交部职务移交给梅内门吉奥卢。8月26日和27日，冯?巴本同新总理和新外长进行了土耳其政府更动后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他报告说，他们向他保证，“作为土耳其人，他们迫切希望看到俄国被摧毁”，他还极力主张德国对于苏联的二千多万讲土耳其语的穆斯林，不仅应把他们置于德国行政和警察的管理之下，而且应该让他们有名副其实的自治政府；但是与此同时，总理重申土耳其保持绝对中立是必要的，一方面由于害怕给俄国人找到藉口来消灭他们那里的土耳其族人，（他说）俄国人最近将波斯亚塞拜然表示亲土的人民杀害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致危及土耳其的地位，因为俄国的失败已在眼前，它将会导致英国求和。 可是到了9月份，战争的进程迫使那些曾预言史达林格勒将陷落而德国将占领整个高加索的土耳其作者不得不改变调子。到了9月22日，甚至给亲德报纸《共和国报》写每日战争评论而且认为德国最高统帅一贯正确的那位退役的将军许斯尼?埃米尔?埃尔基莱特也不得不注意到德国人的前途非常暗淡，除非他们能在入冬之前击破俄国人的抵抗；美国的参战已使同盟国的战争潜力改观，轴心国除了从东线的泥坑中拔足出来外，别无他法。但是土耳其报纸在 10 月份获悉了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乔治?伦纳在《柯里尔》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地理政治学文章，他在文章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条约拒不给俄国一条通向地中海的出路表示遗憾，并且建议，作为将卡累利阿归还芬兰的交换条件，苏联应得到黑海迄至海峡为止的欧洲整个沿海地区。所有土耳其报纸当然非常愤怒，尽管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说明在美国有出版自由，并说伦纳的观点并不反映国务院的观点，但反俄报纸则声称它们怀疑俄国的盟国已同意俄国的战456略边界要求。当所有土耳其报纸都责备英国外交大臣12月2日断言战后和平有赖于大国继续合作的言论时，土耳其的态度也就再次表明了。艾登曾否认有大国独裁的任何打算，还说： 其他国家，大国也好，小国也好，只要它们愿意尽其力量，我相信它们会获得经过如此之久的斗争和牺牲所争取的独立的。诚然，如果我们要在欧洲创建一个自由的国际社会，就应该恢復其他这些国家的独立，这是必要的。 然而，后来担任外交部长的内克梅丁?萨达克写道，过去除德国以外，还有其他侵略国家，而今怎能保证它们不再从事侵略呢？倘若帝国主义政府“在英国或俄国”掌权，有什么共同利益会使美、英、俄在战后结合在一起呢？ 它们的同盟已出现分裂，而且谁也不知道俄国的意向如何。一个月后，亚尔钦在答覆《义大利人民报》的一篇文章时，又提到这个问题。那篇文章断言苏联战胜德国后，首先遭殃的将是英美两国。他宣称他相信俄国已经放弃以前的世界革命计划；但是如果它又起野心，那么全世界会联合起来，象反对轴心国那样对付它。英美抵制纳粹统治作了如此的牺牲，不是为了今天协助建立“布尔什维克”霸权，“倘若认为英美没有考虑到这种危险，那未免太天真了”。 几周来，据报导，英美驻土大使正在努力促使土苏和解。苏联大使是在对两个俄国人被控谋害冯?巴本而被判刑之后在6月份被召回莫斯科的，1942年11月初对这两人批转覆审后他返回安卡拉。1943年2月6日，他为土耳其总理和两位盟国大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正式宴会。在此期间，邱吉尔将他同土耳其领导人（1月30457至31日）在阿达纳的会谈情况告诉了史达林，但史达林于2月6日指出他得到的情况并不全面，并补充说：我不清楚，在目前情况下，土耳其是如何考虑把它对苏联和英国的条约义务同它对德国的条约义务结合起来的。不过，如果土耳其愿意使它同苏联的关系更加友好和密切一些的话，就让它这样说吧。如果是这样，苏联将愿意同土耳其妥协。 后来，史达林通知邱吉尔： 2月13日，土耳其外交部长告诉苏联驻安卡拉大使，土耳其政府愿就改善苏土关系与苏联政府开始谈判。苏联政府通过它驻安卡拉大使答覆说，它欢迎土耳其政府的这种愿望，并表示愿意开始进行这种谈判。 第138页 土耳其驻苏联大使休假数周后于20日返任；但在25日，土耳其特别法庭对两个被控谋害冯?巴本的俄国人维持原判；同时苏联政府与波兰流亡政府对波兰东部边境问题发生了公开争执，土耳其政论家对苏联的战后态度又产生了恐惧。当美苏间发生分歧的迹象（斯坦德利事件和亨利?华莱士的一些言语）以及《泰晤士报》社论中关于俄国战后战略边界可能置于奥得河的意见使亚尔钦烦恼不安的时候，他的同行，土耳其报界的一位宿将艾哈迈德?埃明?亚尔曼着重指出俄国对外政策的明显改变。苏联在二十年前，曾支持土耳其和波斯争取完全独立的斗争，而今则是自私自利，对邻国领土垂涎三尺。英国保守党的喉舌《泰晤士报》，过去曾“怂恿”德国侵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今竞又建议俄国在东欧建立一种封建统治，这是值得注意的。亚尔曼接着又指责邱吉尔在3月21日的广播中谈论的欧洲会议的设想。他抱怨说，这是要在未来的欧洲排斥美国和摒弃《大西洋宪章》的理想，而代之以同俄国合谋，建立一个军国主义和458帝国主义体制。展望德国失败的后果而忐忑不安的土耳其政论家，如今鼓吹战后所有巴尔干国家完全独立，并在一项新的巴尔干半岛协约的基础上结成同盟，新的协约除了战前协约的成员国外，将包括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业，根据有些人的意见，还将包括匈牙利。他们的论点是，这些国家独木难支，但结成同盟，就可以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或分判，不管它来自苏联、德国或义大利，而维护它们的独立。邱吉尔渴望说服土耳其或者直接参战，或者让同盟国使用英国曾为土耳其开闢的机场：他希望这样就可使同盟国很快地控制爱琴海和黑海，并开闢一条直接通往俄国的供应线。可是，美国军事顾问们反对在东地中海承担新的义务；土耳其人对邱吉尔的暗示没有反应，因为他们对德国空军1941年的毁灭贝尔格勒心有余悸，唯恐重演于伊斯但布尔、安纳托利亚西部的铁路或是他们的主要能源基地宗古尔达克煤田。土耳其人也害怕从保加利亚陆路袭击海峡，尽管很难断言这是不是一次严重的冒险。 早在9月，苏联当局就曾通过“非官方的”《战争与工人阶级》对土耳其突然进行了万炮齐轰的谴责，后来且由《消息报》予以转载：土耳其的中立变得对德国越来越有利，越来越有必要，因为土耳其保障了德军在巴尔千侧翼的安全，使德国人在那里仍旧只需保持极有限的兵力而将绝大部分部从集中在苏德战线。…… 苏联边境的小国联盟将会对苏联干坏事，但不论怎样，经验证明在一场危机中它们是倖存不了的。小协约国对于捷克在它同希特勒的斗争中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巴尔干协约国则在欧洲战争中站到敌对的一方去了； 中立的土耳其对南斯拉夫和希腊没有履行其义务，且在德国进攻苏联前数天签订了1941年6月的土德条约。 土耳其报纸有勇气予以反击。亚尔钦直截了当地指出，459 确定土耳其在1940—1941年为非交战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乃是苏联通过1939年8月的条约同德国搞联合。他评论说，关于苏联政府反对同盟国远征巴尔干半岛的建议的报导表示他们已视半岛为自己的利益范围。这种政策如被容忍下去，不但会危及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国家，而且终于会使英国从地中海撤走，从中东撤走，最后并从印度撤走。同时，半官方刊物《民族报》对盎格鲁撒克逊族列强表示高度热诚，说应由它们按《大西洋宪章》原则建立和平新秩序，这是那些力图扩张领土的国家或那些将其社会制度强加于邻国的国家所不可能做到的。 1943年10月19　日美、俄、英外长莫斯科会议召开时，莫洛托夫提议，应该立即要求土耳其参战，作为缩短战争的一种措施；后来他还说明这个要求是不容置辩的，“也就是说，是个命令”。对此，艾登答称英国已在装备土耳其，使它能在战争中起作用；但是如果它遭到严重挫败，英美军队应从其他战线撤回予以援助。赫尔认为这个问题基本上属于军事问题，转送罗斯福总统请示，并于 28 日答覆莫洛托夫：盟国为了准备从英吉利海峡跨海进军，支持义大利战线的攻势，资源已感紧张；作为替换的办法，他提议应要求土耳其提供空军基地和运输方便。英国人希望立刻使用土耳其空军基地，以供战斗机掩护处境危殆的多德卡尼斯群岛中的勒罗斯之用（德国的空军优势在10月初就已将他们逐出科斯岛），邱吉尔也希望土耳其允许英国潜艇和商船通过海峡。莫洛托夫起先认为这些建议太温和而加以反对，坚持他们应强迫土耳其宣战，但终于在11月1日获得妥协，达成协议，当由艾登提出要求，立即使用土耳其空军基地，然后再由英国和苏联会同“建议”土耳其在年底前参战。一个月后在德黑兰会议上，史达林仍主张把土耳其拖进战争，“如有必要，可以扭着它的脖子”；但是他对土耳其的自愿参战没有信心，又反对英美从任何方面分散准备在西欧发动进攻的资源。由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讨厌“纠缠在巴尔干半岛脱不出身来”的前景，而哈里?霍普金斯则至少同他的总统一样，一心想博得苏联统治者们的信任，不希望引起他们怀疑在东欧有竞争行动，因此，罗斯福支持史达林　的论点，使邱吉尔非常恼火。而俄国人对土耳其的参战问题也就不再怎么感兴趣了。当罗斯福和邱吉尔在第二次开岁会议上和伊诺努总统会谈时（1943年12月4— 第139页 6 日），本应代表苏联出席的维辛斯基，正在义大利前线进行访问，直到会谈结束之后，才来开罗，而苏联驻土耳其大使虽在开罗，也未参加会谈。 1944年初，英土军事谈判陷入僵局，接着，先是同盟国停止对土耳其的武器交货，再是英美施加外交压力迫使它停止向德国出口铬矿石及其他战略物资。在这新的孤立形势下，土耳其报纸对苏联採取了较为和解的态度，《晚报》厚着脸皮说，苏联正如此专心致志于击败德国，对自己的力量具有如此的信心，因此毋需为了把别国拖入战争而“徒费唇舌”；如果盎格鲁撒克逊族列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它们自己应该开闢第二战线。5月中旬，据宣布，土耳其警察查获一个威胁土耳其国家安全的泛土耳其主义者的秘密组织。通告宣称，它是在1940年成立的，亲纳粹倾向极为强烈，反对民主，不能宽容少数民族，尤其是它的“目的在于把所有在外国领土内讲土耳其语的人民统一在土耳其的领导下”。5月18日，伊斯坦堡宣布戒严，第二天，总统在五万人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回顾了苏联在土耳其共和国早期斗争时期对它的友好态度。他说，土耳其并没有民族统一主义的野心，但是，泛土耳其主义者设想出一套理论，它会使土耳其同邻国发461生纠纷。政府将严厉处理这些“没有头脑而肆无忌惮”的人，对于这些人，不禁要问，他们是受了国外的指使呢，还是在蓄意为外国人的利益效劳。数以百计的嫌疑犯遭到逮捕，声名狼藉的亲德的退伍将军埃尔基莱特也在其内，并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可以设想，在同一个月内，土耳其政府向苏联建议订立加强两国政治合作的协定，其中应包括保证巴尔干半岛的安全，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但苏联政府答称，对土耳其来说，签订这种协定的唯一方法是参战，《消息报》的一篇文章讽刺挖苦土耳其对泛土耳其主义运动採取的措施。 一个威胁土耳其安全的运动竞能继续活动如此之久，令人诧异。好些月来，书籍和报刊也竟可传播种族主义的毒素。这个组织虽然不过是德国谍报机构的一个部门，却在许多城镇有其分支机构。它在教育单位收罗代理人。 当《黎明报》指出这个运动的危害性时，还曾有几家报纸出面为它袒护。《消息报》希望土耳其公众舆论会从这些事实中得出正确的结论。现在这个组织的头子们已经被捕，土耳其舆论会对这个组织的种种活动没有及早採取断然措施表示后悔，《祖国报》对这些活动曾经指出，其“卑鄙无耻，是难以想像有甚于此者，它将矛头指向土耳其国家的独立、生存和安全”。 6月28日，莫洛托夫抱怨说，英国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是只要土耳其与德国断绝外交和商务关系而未考虑土耳其参战，而且还通知他请苏联予以支持，这是不符合莫斯科会议决定的。苏联政府在7月10日的备忘录中进一462 步肯定了这个态度，并将最近两个月来苏土外交往来情况通知了美国政府（可能也通知了英国政府）。7月22日，当土耳其政府终于“鼓足勇气”的时候，美国政府知照苏联政府：他们料想土耳其採取紧急行动之后，就将参战，因此他们并不认为英美对土耳其的要求削弱了莫斯科和德黑兰会议协议的政策。然而苏联在7月27　日答称，他们认为土耳其所拟採取的行动为时已晚，殊难令人满意，再说，讨论折衷办法也无意义，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让土耳其政府自行其是。于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奉政府指示提出，土耳其问题由英、苏、美三国开诚布公进行讨论是恰当的。但在30日，他汇报说，维辛斯基对这建议的反应并不令人鼓舞，所以他的意见是任何进一步的　作法应从缓进行。果然不出他所料，谈判结果，有关和平解决问题，苏联对土耳其并不潭担义务，今后英美同土耳其进行接触，它将置身事外，从而一笔勾销了莫斯科会议上它所承担的在土耳其问题上同这两个强国共同行动的义务。 保加利亚于1944年9月9日投降红军时，土耳其由于对德断绝外交关系所造成的紧张局面消逝而已经放松了的灯火管制突然加强起来。这一行动引起了莫斯科冷嘲热讽的评论。对此，亚尔钦指出，苏联报纸和电台的攻势使人感到俄国是在策划对土耳其採取行动。在土耳其，没有常识的人认为俄国在巴尔干的事干完之后会对伊斯但布尔和海峡提出要求，但他深信西方同盟国不会容忍俄国在那个地区获得统治地位，因为它不可能到了海峡就到此为止。占领了这些地方会使它向爱琴海、地中海、埃及乃至印度前进；但还没有迹象表明俄国有任何征服全球的打算。为了消除这些忧虑，亚尔钦和其他作者大谈特谈土耳其和西方同盟国的关系。在一篇题为“同英国绪盟政策的胜利”的社论里，亚尔钦宣称，结盟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以长远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不论前63景如何变幻莫测，它对未来是最强有力的保障。半官方报纸《民族报》庆祝缔结同盟六周年，更是热诚亲切，非同寻常。在第三次莫斯科会议时期（10月9日到10月20日），亚尔钦终于把他对建立一个巴尔干中立集团的希望隐藏起来，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欢迎《泰晤上报》以“展望巴尔干”为题的社论中提出的建议： 第140页 英国对这个地区的利害关系主要是保障我们在东地中海和整个中东交通运输的安全，而其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友好的希腊和土耳其作为和平腹地。而苏联的利害关系主要是保障它本国边境的安全，为了力图保证这一点，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设法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许还有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纳入苏联的安全系统。这种政策，并无不当，而且对本国、美国或其他更有直接关系的国家，也确实没有什么引起惊慌的必要。 英国在希腊大陆登陆以及10月14日雅典的解放，在土耳其受到热烈欢迎。亚尔钦一如既往，充满着进取精神，写道：一俟希腊政府能恢復行使职权，土希关系必须立即改善，以便跟上战后形势的发展。两国必须紧密团结，集中使用两国军事力量，因为希腊的安全就是土耳其的安全；它们在政治上应该休戚相关，成败与共。11月21日，土耳其报纸因雅典在广播中宣布，土耳其政府知照希腊政府，土耳其业已放弃对多德卡尼斯群岛的任何要求，他们对此表示欢迎：但在12月初，希腊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爆发，剧起了土耳其新的优虑。1945年1月18日，邱吉尔就希腊局势对下院发表声明，亚尔钦评论说，要是没有英国的干预，希腊的“托洛茨基分子”势必为在巴尔于组织一个斯拉夫集团铺平道路，势必要使土耳其脱离它和英国的同盟而陷于孤立。英国毅然决然的行动，不但拯救了中东，而且还拯救了全世界，使它们倖免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来谈到沃尔特?西特林爵士曾在雅典看到的那些挖出来的尸体时，亚尔钦声称，犯有这些屠杀罪行的人，就是那些力图在巴尔干搞斯拉夫集团的人的同伙；将巴尔干半岛置于这种人的手掌之中，无异于把它变成一个屠宰场。 在苏联政府奉行同纳粹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期间，莫洛托夫，如前所述，曾利用英国海军也许会在黑海进攻 464 俄国的可能，提出了控制海峡的要求；但是一经德国蹂躏巴尔干半岛井进攻苏联之后，那是由于轴心国利用海峡而促使苏联政府对土耳其政府一再提出要求了。因此，1945年2月10日，在雅尔达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 史达林提出了海峡问题，宣称这次战争已使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失效，应予修订，以便去除土耳其“卡住俄国脖子的那只手”，而无损于土耳其的合法权益；他还提出三位外长可在下次会议考虑这个问题。据邱吉尔回忆，史达林早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就曾向他提到这个问题。他说，英国同意外长们应该讨论蒙特勒公约的修订问题，以便作为一个黑海大国的俄国去除土耳其对其狭窄出口的控制而不仰人鼻息，但土耳其人应该得到对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保证。对于这些意见，罗斯福表示贊同。 2月23日，土耳其议会一致通过了政府关于遵守雅尔达“三大国”会议的决议，因为只有在3月1日以前向轴心国宣战的国家，才能参加旧金山会议，可是这一决定为时太晚，已丝毫不能改变苏联对土耳其的态度。3 月 5日，苏联电台土耳其语对外广播指出，虽然土耳其在对轴心国慷慨援助到底之后，参加了同盟国，但土耳其的法官还在对一百三十五名“民主主义者”进行秘密审判，这些人曾从事于反击法西斯主义者及其僕从泛土耳其主义者的罪恶势力；其中有一名被告是个土耳其的女作家，她的唯一罪名是一贯反对土耳其反动派替纳粹利益效劳。广播接着指出，关于对泛土耳其主义者的审判，完全是个骗局；因为正是那些力图迫害“民主主义者”的反动派在保护他们。早在2月27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大会副主席摩西?皮亚德在贝尔格勒共产党报纸《战斗465报》的一篇社论里就曾写道，土耳其宣战这一行动“可以称为投机取巧和敲诈勒索。……战时援助德国，大发黄金财，然后想在同盟国会议桌上占一席而索取酬报——这就是土耳其宣战的全部用意所在。”亚尔钦在反驳中答称：并不是整个南斯拉夫都持这种敌对态度，因为狄托的运动根本不代表整个南斯拉夫人民。他随即受到《战争与工人阶级》的严厉谴责。 原在1925年签订而于1935年延长十年的土苏中立互不侵犯条约，应于1945年11月7日满期，但在期满前六个月如未经宣布无效，即作为自动延长。3月19日，莫洛托夫向土耳其大使递交一份照会声称，“由于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深刻变化，这项条约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需作重大修改。”土耳其大使被召回安卡拉商议。4月4日，土耳其政府復照答称，他们“准备郑重和善意地研究苏联政府提出签订一项更符合两国目前利益的条约的任何建议”。苏联报纸对土耳其的攻击和土耳其的反驳实际上已暂告停止；亚尔钦作为土耳其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去旧金山途中从开罗来信说，俄国人对土耳其领土并无野心，也无反对英土联盟的企图。如果俄国愿意，土耳其准备根据蒙特勒公约的精神同它讨论海峡制度问题，并订立新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只要俄国不要求土耳其牺牲其本国利益，土耳其愿向它伸出无限友情之手。 于是，欧洲战争结束时给土耳其留下了极其严重而有待解决的外交问题。巴尔干半岛各国、近东各国、埃及、伊拉克和波斯都曾经歷过战争和外国驻军之苦，而土耳其除了外交压力和经济困难外，并不体会到有更甚于此者。它的不介入政策之所以被促成，是由于它不愿危害凯末尔主义革命所创始的经济改组的成果，也不愿看到东南欧受德国或俄国的统治。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政策对同盟国，尤其是对英国所帮的忙大大超过对轴心国的帮助；但是它使土耳其受到苏联的刻骨仇恨，不但因为苏联遭难惨重，而且由于作为其行动指导的唯一依据是集团利己主义，使它的政治家们对于任何其他“阶级”或国家的动机或行动不会有丝毫同情。1945年只过了几个星期，土耳其就领教了苏联认为它的中立所应付的代价。 第141页 第二章　　波　　斯 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侵占别国领土和征服别国人民这样的战争月的，无论对欧洲的人民和领土，或者是对亚洲（包括伊朗在内）的人民和领土，都是一样。”（约?史达林，1941年11月6日的演说） 纵使有这种冠冕堂皇的声明，苏联在1941年8月将波斯北部诸省置于其军事占领之下时，它的政策显然是要把这些省份当作同波斯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自治区域来对待，苏联代表象徵服者那样，只顾俄国一家的利益，给这些省份对波斯政府的经济关系作出规定；苏占区通常是一个有余粮外运的地区，其经济情况比较起来还算是好的，而苏联代表对其盟国占领地区粮食匾乏的苦境却无动于衷。他们把波斯军队排斥在亚塞拜然之外，在 1942 年 5月 25　日以前，甚至不许波斯军队回到省会大不里士；在西亚塞拜然，他们占领时就解除了波斯宪兵和警察的武装，接着又不准波斯军队进入加兹温—德黑兰—马什哈德线以北。他们在大不里士城中塞满了主要是从苏联亚塞拜然调来的政治官员，人们认为他们这些人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同波斯的亚塞拜然省先从文化上，然后从政治上合二为一。他们禁止大不里士拥护波斯政府的报纸发行，据信早在1942年，他们就已在鼓励一批当地的土耳其方言（阿扎里语）的报纸，这些报纸都是主张同波斯分离的。他们对雷扎耶湖（原名乌尔米亚湖）西面和南面曾受国王礼萨无情压制的库德族酋长的自治愿望也给以某种鼓励，并曾一度组织其中若干人去巴库进行“文化”访问。　　1942年1月29　日英—苏—467波条约签订之前，美国政府接受其驻德黑兰公使馆的建议，根据有关对苏联政府支持波斯北部分裂主义的指责，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硬要求；但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却否认苏联政府对此种活动有丝毫了解。 波斯在1942年作为军事援助物资过境转运线而具有的重要性，事实上使得俄国在此时期不敢大胆放手怂恿分裂主义；然而，尽管苏联的文武官员可以自由出入波斯南部的英占区，他们自己却显得很不愿意让英国军官进入他们手中的北部地区，甚至是为了未雨绸缪以防德国人的长驱直入也都不行；当（美国）米尔斯波财政代表团于1943年以波斯政府官员身分，谋求将其经济控制权扩大到北部诸省时，他们遭到了俄国人的断然反对。 俄国人同他们盟国的日常交往中，其组织体制的死板，不容现场人员有任何主动性和决定权，连日常例行事务也非得请示上级不可；致使拖沓现象倍增，当地有关盟国之间的问题也难以就地磋商解决。甚至当他们本身正在接受美国和英国的必不可少的援助时，却也要寻找机会，自己不花分文，而对波斯政府和人民装得较其盟国更为慷慨大方。例如，　　1942年9月间，当英国人和新来的美国顾问正在奋力克服德黑兰和南部地区的严重粮荒时，468据宣布，有两万吨俄国粮食赠送给德黑兰：可是，如果不是被扣下来供俄国人食用，通常从北部运到首都的数量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1943年4月，正值青黄不接之际，粮荒又告严重，波斯报界严厉批评英国人和美国人未能进口更多粮食。所以，苏联于4月12　日宣布它不久将运交德黑兰两万五千吨小麦时，几乎受到新闻界的一致赞誉，唯一例外是有人指出，波斯北部相当数量的剩余小麦通常是运到德黑兰来的，而今“北方盟国”却禁止粮食从它的地区外运，结果是在波斯歷1942年3月21日到1943年3月20日这一年中，从北部运到德黑兰的小麦总共只不过三百吨。英美的宣传为了纠正亲苏新闻报导的倾向性而不得不使盟国团结的门面上露出一道裂缝的情况，向不多见，这次看来是其中一例。英国新闻处的一份公报把俄国的支援说成是盟国间经济上团结的一个例证，但同时也指出，所许诺的两万五千吨小麦，只不过是英，美政府送给俄国的大量小麦的一小部分而已，并且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政府援助德黑兰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从亚塞拜然运出粮食，因为过去三年那里的收成一直很好。 俄国人图谋损害盟友、沽名钓誉所施手法的另一事例是，他们提出愿以黄金偿付波斯在战时所得的全部卢布收入，而英国和美国却只曾分别同意以黄金偿付其一部分英镑和美元收入（最初为百分之四十，后为百分之六 469十）。首先，俄国人无偿地或以低价在波斯徵用物资和劳务，同时又用俄国货在波斯黑市攫取高价，因此，波斯同苏联交易中的贷方余额，在数量上就无法与它同西方盟国的买卖中所得结余相比；其次，苏联政府规定的条件是，为安全计，黄金结余应在苏联积聚，直到战争结束，那时据官方宣布，其数额为一千二百万美元，另有纸币八百万美元。 驻在波斯的同盟国当局之间曾达成关于新闻检查的协议，协议规定，不论苏联、英国或波斯的新闻检查员对新闻项目都有否决权，但这种否决权仅适用于私营通讯社，而不适用于政府发布的声明。因此，在战争末年，凡是反映苏联政策的路透社电讯，往往被苏联新闻检查员查扣，而塔斯社却能以尽情渲染的苏联新闻充塞在波斯报纸上，甚至泰然重新发表波斯左翼报纸中已被查禁的勐烈攻击政府的文章。苏联的其他重要宣传工具是：波斯本身的左翼报纸，这些报纸于1943年7月联合成为“自由阵线”；伊苏文化联络协会，成立于1943年9月，得到波斯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并在德黑兰和其他省份表现得很活跃；德黑兰电台，其广播时间被强迫分配给苏联与英国；苏联的宣传性书刊的销售和苏联宣传电影的放映；德黑兰的苏联医院工作；大肆宣扬红军对波斯居民所做的好事。 第142页 国王礼萨退位后，立即有五十三名波斯自由职业者和学生获释出狱，他们都是在1938年被控阴谋推翻政府而被判处长期徒刑的。 他们之中有些人是共产党人，但大多数是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他们都曾在独裁统治下遭受苦难。他们希望把进步人士和改革者团结在他们周围，以便470对国家有所作为。他们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人民党。但是波斯人不予支持，特别是不给予财政上的支持。有产阶级是不会去哺育一个只有牺牲他们的利益才能兴旺起来的运动的；波斯农民经歷了多少世纪的奴役后，对政治漠不关心，毫无兴趣。手工业者是较好的对象，不过，他们的一点点可怜的捐献要翻上好几番才能具有相当大的价值。 人民党领导人于是投向俄国人，俄国人立即提供了可观的援助。这个党开始壮大兴旺起来，但与此同时也改变了它的性质。新发展的党员中，很多是追求私利的人，他们认为有俄国的支持，就会得到职位，并在波斯捞到随着职位而来的好处。这些人中有许多是粗犷而富有冒险精神的高加索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准土耳其人。其中有些人在俄国受过训练，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大多数人则是看中人民党是个强大的、有生气的党，会让他们有奔头，有机会。但是很少人以波斯的真正利益为重，而对俄国则都是卑躬屈膝。时隔不久，党内一些真正的革新者就被一批新人所压倒。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总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他们当时对俄国人也是十分感激的。 在俄国占领的地区，人民党在俄国人的庇护下很快就大权在握。所有的职位和特权非人民党成员莫属。反对派都遭到革职、迫害，往往身系囹圄。有些地方，凡是拿不出人民党党证的波斯人，甚至不能上公共浴室或搭乘公共汽车。 原来担任该党主席的是前悄加工朝一位体面的开明王子，那个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曾在1925年被国王礼萨废黜；　　1944年2月这位王子逝世后，由三个总书记组成委员会接替他的工作，为首者是他的侄子、党报《领袖报》的主编伊拉杰?伊斯坎达里，此人在法国求学时就已开始同共产主义发生关系。 可以设想，苏联当局在1942年是把维持波斯的安全作为他们在那里的首要目标，看来他们满足于仅为人民党提供便利，而不作公开的鼓励；但在史达林格勒城下击退德国人之后，党的路线就开始明朗化了。因此，《领袖报》于1943年2月3日说，俄占区的人民已能亲眼看到粮食情况同和平时期差不多了（这同德黑兰和英占区的困难成了对比，那里的困难部分地是由于苏占区扣下通常送往南部的粮食所致）；波斯人现在开始认识到，每收復一个北高加索城镇，就是波斯向自由迈进了一步。2月22日是国王礼萨1921年军事政变的纪念日，《领袖报》宣称，那次政变是外国势力策动的，实质上是反动的； 由于推翻了沙皇的政权，波斯的群众运动当时也已在国内日益开展，政变的目的就是要粉碎这个运动；在礼萨的统治下取得的进步同一些邻国发生的变化相比，是不值一提的。四天之后，《领袖报》报导了人民党在加兹温（俄占区）发表的一篇宣言，它一开头就描述了波斯的困境：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的奸商正在剥削人民；反动派和独裁政权的代理人在政府里仍有权势。工人要不屈服于专制政治，就必须产生一个将会保护他们本阶级和本行会利益的公正政府，而欲达到这个日的，就必须组织起来。人民党的宗旨是全面实施宪法，废除危害自由和工人阶级利益的一切法律；必须通过旨在保护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热爱自由的人士和政府公务人员权益的法律。人民党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不破坏社会秩序、不影响国家安全而达到这些目的。宣言以这些话作为结束：“工人们，农民们，开明人士们，机不可失。打倒反动派！打倒独裁和专制政治！拥护自由！我们亲爱的祖国伊朗万岁！工人们，农民们，手工业者们，热爱自由的人士和开明人士们，向自由前进！”与此同时，“亚塞拜然反法西472斯波斯组织中心”的省委员会（俄占区）向波斯新闻界发布了一项指示，在叙述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之后声称，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大国政府无所不有。它们的经济力量和巨大的生产潜力超过法西斯主义者。它们最近才开始武装起来，还没有达到高峰。波斯人必须认识到，红军的每一胜利和盟国在非洲的每一胜利，都是从他们面前驱走了这种可怕的危险的威胁。是红军在史达林格勒消灭了纳粹匪帮。十月革命拯救了波斯，今天，红军又解救了他们的祖国。波斯人民决不会忘记俄国对他们的恩情。反法西斯省委员会向热爱自由、文化和科学的人们唿吁，向痛恨掠夺、痛恨世界霸权和痛恨横行霸道的人们唿吁，参加到和平行列中来，同心协力，献身于促进人类和文化的进步。一周以后，轮到亚塞拜然人民党委员会向农民发表宣言了，据称农民们在过去二十年中为别人的利益做牛做马。在文明国家里，农民是觉醒的，有学校，有电影院，丰衣足食，决不是劳累得忍受不住。这些权利都是他们团结起来争取到的。农民要反对地主，如果没有一个政党来帮助他们，必将一事无成。人民党认为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必须调整，必须通过一项有利于农民的法律。 第143页 政府应取消农民欠地主的一切债务。“参加人民党并在你的村子里宣传它的意见。伊朗农民们，团结起来！伊朗农民们，向自由前进！亚塞拜然农民万岁！”直到此时，人民党是波斯唯一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其他的所谓党派只不过是些个人主义的，并且通常是谋求私利的政客们的松散而短命的集团以及他们用钱收买来的追随者。然而，人民党蛊惑人心的进展所引起的恐慌，促使比较保守的各方人士于 1943 年敦促流亡国外的赛义德?齐亚丁?塔巴塔巴伊回国，他在礼萨汗1921年2月军事政变后曾任第一任首相，但三个月后，即被专横的未来的国王所放逐。左派一开始就反对他回国。《战斗报》（接替暂时被禁止发行的《领袖报》）宣称（1943年9月2日和3日），他创始了独裁统治，应予判处极刑；《爱资473哈尔报》（1943年9月5日）则说他曾是耶路撒冷穆夫提的朋友，同法西斯分子有往来。赛义德?齐亚于9 月底返抵波斯，人民党变本加厉地进行攻击。他们说，尽管他受到资本家和囤积居奇者的欢迎，人民却在高唿“打倒他！”；在人民党希望与盟国和睦相处之时，赛义德?齐业却希望建立“某种联盟”，给波斯带来如同国王礼萨签订的萨达巴德公约所带来的那种好处；可能是某些法西斯势力硬把他放在波斯，以便破坏波斯与盟国的关系。赛义德?齐亚在1943年底的大选中当选为议员；但是人民党有八、九名候选人当选；另外还有三十来名由人民党支持的“进步人士”在波斯北部俄占区当选，尽管人民党口口声声说受到歧视，但对选举结果还是满意的。 在1943年10月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三大国”外长讨论了关于波斯问题的联合声明。科德尔?赫尔提出： 三国应确认战后撤走其武装力量的意图，并应承诺对于从事改善国内条件的外国顾问（主要是美国人）和国内机构给予支持。艾登表示同意，但莫洛托夫争辩说。第一个问题已经包括在三国条约和关于美国军队的协议草案之中。12月1日，德黑兰会议结束，三大国首脑在总宣言之外，还发表了一项关于波斯问题的宣言，其中申明他们“一致同意伊朗政府维护伊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要474求”。据说三大国还因史达林的建议而讨论了战后中东石油的开发和分配问题，但未达成协议。这时，美国政府深为西半球的石油资源枯竭担忧，并已于11月15日通知美孚石油公司，政府不反对该公司为取得波斯俾路支斯坦的石油开採特许权而与波斯政府进行谈判。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史达林曾对国王作了一次正式拜会，表示愿意赠送二十架飞机和二十辆坦克，后来又把每一种的数目增加到三十，但规定要签订一项关于其使用的书面协议，还要派遣二百五十名苏联教练前来波斯训练波斯人员使用它们，教练的薪金则继续由苏联政府支付；波斯政府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与此同时，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已于1943年秋派代表前来德黑兰，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辛克来石油企业的代表也于1944年初按踵而来，竞向逐鹿波斯东南部的石油开採特许权。4 月，波斯政府聘请美国一家私营石油顾问公司起草一份石油开採特许权协议书的范本，以便要求所有的申请人照办，7 月22日，宣布有两名美国工程师胡佛和柯蒂斯到达，担任开发这个国家的石油资源的顾问。这些安排，在国民议会的一次辩论中受到一位人民党议员的批评。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于是在8月8日发表了一项双边石油协定的文本，它期望建立一个世界石油权威机构，其目的是要保证“一切和平国家的国民均可取得适当的石油供应，但始终要服从军事安全的考虑，服从今后可能生效的诸如维护和平与防止侵略等安排的规定”。 9月6日，波斯政府接到驻莫斯科大使的报告说，苏联政府正在派遣一个代表团前来德黑兰，商谈塞姆南以南的卡维尔－胡里安的石油开採特许权。该地曾由有苏联参加的辛迪加经营多年，但已于二十年代后期放弃； 苏联政府在英苏干涉之后，立即于1941年8月30日通知波斯政府，希望对此项特许权中的苏方权益予以有利的考虑。波斯首相穆罕默德?赛义德?马拉盖答称，他将十分乐于接待苏联代表团，代表团由副外交人民委员谢尔格?卡夫塔拉兹率领，于9月15日抵达。波斯首相随后声明，在首次会谈中，卡夫塔拉兹只讨论了卡维尔－胡里安的特许权；但在访问北部回来后，他于9月26日要求整个北部五省的为期五年的勘探特许权：在该地区经过地质勘查后，开採特许权的区域范围将重行划定，并以查明确有石油资源和确有工业开发可能的地区为限。然而，波斯政府在内阁进行了一次改组之后，已于9月2日（即接到苏联代表团即将到来的报告之前四天）决定，在战争结束前不再给予外国人新的特许权；虽然首相现在把苏联的建议向内阁和议会详细转476达，它们仍然维持原来的决议。首相将首次遭到的挫折告知卡夫塔拉兹后，再次与内阁和议会接触，仍未成功。 于是卡夫塔拉兹说，这个答覆无异于拒绝苏联的建议，势必要使两国关系变得阴暗起来。赛义德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由波斯政府着手研究苏联的建议，以俟战后作出决定。但卡夫塔拉兹拒绝了这个建议。 第144页 苏联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使用的外交技巧是有教益的。卡夫塔拉兹在10月2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波斯首相不但宣布他完全同意苏联的要求和苏联要求的正当合理，并且还答应协助使这个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办法”，然而，他只字未提这个事实：表面上他被欢迎到德黑兰去是为了一个无可指摘的目的，就是恢復卡维尔－胡里安的石油开採特许权（其范围虽在1880年的原始“法令”中未予确定，但可合情合理地估计为不过三、四千平方公里），而他后来提出要求勘探权的地区，据估计却在二十万平方公里左右。他的论证是“如波斯政府想把波斯东南部的特许权授予美国人，它就应该将北部的特许权给与苏联”，这就是诉诸强权政治的“补偿”原则了；但是企图用已经放弃掉的1916年和卡维尔－胡里安的特许权这么一个软弱无力的根据来为这一要求辩解，那就无异于沙皇俄国将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一些含混的、不明确的约定肆意加以扩大”而成为其1853年的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信奉正教的基督教徒的要求，而克里米亚战争即由这一要求引起。 波斯政府的决定公布后六天，苏联工会的报纸《劳动报》于10月22日向波斯政府发出了勐烈的攻击：它听任“某些居心不良的分子的破坏行为”不受惩处，那些人搞乱了盟国的补给物资取道波斯运往苏联的正常运 477输，而且对目前“波斯的亲法西斯分子颠覆活动的加剧” 也未加以制止。波斯当局对劫掠苏联供应线的罪犯未予惩处，而对“努力忠于履行同盟条约义务的波斯官员却进行迫害”。 《劳动报》援引德黑兰左翼报纸《皇鹰报》的说法：“反动派布置给赛义德首相的任务是粉碎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为此目的，他已提出了一项工业军事化法案”。《劳动报》接着说，为了同一目的，各城镇已经组织起来，挑起冲突，并正在把不安分的部族武装起来。许多波斯报纸都在责问，赛义德为何不辞职，“那些了解赛义德的政策正在损害波斯和波斯人民利益的各界公众”，也同样地提出了这一问题。这只不过是10月24日卡夫塔拉兹在苏联大使馆会见一大批新闻界人士的前奏：他不得不清楚明白地宣布，苏联各界以绝对否定的态度看待波斯政府的决定。苏联的公众舆论认为，穆?赛义德的政府对苏联的建议採取这样态度，就己使自己走上了使两国关系变得阴暗的道路。穆?赛义德政府提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论据为这样一个决定辩解，同时却有种种对它不利的强有力的证据，这些证据都涉及波斯的更高的和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他本人深信：苏波友好关系在战争时期曾经充分和胜利地经受过考验，决不能以任何方式使它动摇；他也深信，凡是对双方有利而能巩固苏波友好关系的，都将会得到圆满解决。他希望以波斯的开明报纸为代表的波斯公众舆论，会在促进这项工作中发挥其作用。 有一位记者问道，赛义德拒绝接受苏联建议是否会影响苏彼关系，据塔斯社报导，他的答覆是，“苏联政府同478波斯的关系是友好的，但是穆?赛义德对苏联所採取的不忠诚和不友好的态度，排除了同他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 “自由阵线”的二十七家报纸立即响应这一暗示，群起谴责政府，它们断言，鑑于盟国对苏联的援助一旦结束，波斯就要面临夫业的威胁，因此拟议的对苏联授与石油开採特许权，会使波斯在经济上得到好处；他们坚决主张，既然长期以来就在考虑把南部的特许权授与美国和英国企业，那么拒绝苏联的建议将是一种带有歧视性的失策。苏占区的经济政策从此开始比以往更不重视波斯的利益了；据塔斯社报导，苏占区城市中掀起了反对波斯政府政策的群众示威浪潮；在德黑兰，苏联军用卡车将大批人民党党员载送到国民议会前举行示威，而正好在那个时候，苏军分遣队“碰巧”行军通过那里，从而使波斯当局镇压示威的任何企图都无法进行，因为对示威群众的任何行动，都可以被说成是用以反对苏军的行动。 剑拔弩张的形势延续了几天，美、英两国政府宣布承认波斯政府关于在战争结束前暂缓同意批准特许权的独立自主之权。莫斯科的宣传机器，于是立即转而从间接煽动到更加明目张胆地向波斯政府恫吓： 波斯全国都知道赛义德正在玩火。这是目前波斯命运攸关的一个问题。波斯的知识分子对欧洲近来的事态发展不是漠不关心的。有一批波斯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基于有些国家的经验而产生的，那些国家由于其统治者的愚蠢的反苏政策而招致了严重的后果。 赛义德被迫于11月9日辞职，国民议会直到20日才推选穆塔扎.库利.巴亚特继任。他在26日组成内阁，但是人民党的报纸并不感到满意。穆罕默德，摩萨合博上曾于10月29日既表示反对苏联的要求，也对英伊（朗）石油公司的石油开採特许权进行攻击，他在12月2日提出一项议案，规定首相或政府其他成员，均不得与任何外国政府或任何外国石油公司进行关于石油开採特许权的谈判，或签订任何石油开採特许权或与石油有关的协议。…… 第145页 违反这条法律者，将处以为期三年至八年的单独监禁，并永远撤销其政府职务。 国民议会内虽有人民党议员反对，其中有一人还曾徒劳地提议取消英伊（朗）石油公司的特许权，但这项议案还是十万火急地在议会中走过了场，未加任何修正即被通过。卡夫塔拉兹在举行了另一次威胁性的记者招待会之后，于12月9日回莫斯科。波斯新首相向苏联大使馆提出建议：北部油田应由波斯公司开採而由苏联资本，机械480和专家予以协助，其产品则售于苏联，这一建议显然未获答覆。 总之，如果美、英政府曾允许它们各自的石油公司在波斯东南部谋求石油开採特许权，而没有认识到这很可能刺激苏联提出在北部的对等要求，那末，它们就不免要因为缺乏先见之明而招致物议。当然，也未尝不可以为它们辩解，说它们已经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对等要求，而有如下的推论：苏联本来就已控制北部：如果波斯政府在特许权上让我们如愿以偿，我们就可以巩固我们在南部的地位（这就是恢復1907年的“势力范围”政策）；但是如果波斯的民族主义已经强烈到拒绝授与特许权的地步，它也就未必会对苏联的控制北部善罢甘休。这样的推论基于假定人民党还无力左右波斯政府的政策，以利于苏联，基于想迫使人民党丢掉无私的“进步”假面具，暴露其亲俄政党的真面目，从而丧失掉“进步的”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然而，英、美政府专心致志于许多更加紧迫的战时问题，不大可能把这样的细微打算放在心上；所以权衡其可能性是，出于关注西半球石油资源有枯竭的威胁，西方盟国未曾预见到它们的石油公司在波斯南部的行动对苏联政策的影响。不论怎样，苏联的对抗手段看来并不高明： 其证明是波斯政府和国民议会无意对任何人授与新的石油开採特许权，而且他们本来也是要无限期地拖延美国和英国公司的申请的。因此，如果说苏联的行动主要在于阻挠美、英的申请，那似乎没有必要。可是，如果苏联首要关心的同样也是其国内的石油蕴藏正在无可置疑 48 地趋干枯竭而其需要却在日益增长，它的最好的方针应该是以1944年8月8日英、美石油协议为基础，向它的两个盟国提出建议，联合起来向波斯政府要求取得特许权，波斯政府对此也就无法拒绝了。或者它也可以採取另一种办怯，遵循一条完全合情合理的政策，作出一番特别的努力来博得波斯的青睐，以便在战后求得一项特许权。可是与此相反，它对战时的盟国怀着病态的猜疑，关于这一点在其他许多领域里的例证非常之多，加上它在外交上臭名昭着的咄咄逼人的手法，就把一件本来不是没有希望的事搞得糟透：因为它揭示苏联是个正在威胁波斯主权的恶棍，而西方国家则得以小心谨慎地撤销其各自的石油公司先前提出的特许权申请。 1945年2月，英、美代表在前往参加雅尔达会议同俄国人会谈的途中，预先商讨了他们对波斯问题的态度。三国外长会谈时，艾登坚决主张，虽然英国无意阻止苏联在波斯北部获得石油开採特许权，但是当盟国还占领着波斯的时候，它们不应强求这种特许权。提前撤退它们的武装部队，譬如说一俟对俄国的供应线不再需要的时候即行撤退，那将是它们对波斯的一个友好姿态。斯退丁纽斯宣布，美国政府不存偏见，贊同英国的建议。另一方面，莫洛托夫却否认占领和石油开採特许权问题之间有什么逻辑的联繫，对于后者的谈判尚未进行，应听其自行发展。关于提前结束占领日期的问题，他的政府需要时间加以考虑。英、美建议，三国应就关于波斯的政策发表一项联合声明，莫洛托夫拒不同意，会议就此结束。 与此同时，左翼的波斯“自由阵线”为了转移人们对它自己的活动的注意，正忙于散布谣言，说什么法尔斯省总督及南方部族的酋长们正在得到“国外反动派”（即英482国人）的援助，准备在盟国占领军撤退时夺取政权并镇压波斯“热爱自由的人士”。从阿瓦士到阿巴斯港，从布希尔到古姆，到处都有反动阴谋活动。封建酋长、资本家、政府官员都不把中央政府看在眼里而执行着波斯的敌人的恶毒计划。据说法尔斯省总督在孟买收受了送给他的装甲车，大量武器弹药正经由波斯湾进入波斯南部。 5月14日，《伊朗鉴报》公然发表了以“亲德的卡什盖伊诸汗及其英国朋友们扮演的角色”为题的文章。可是，石油危机给人民党帮了倒忙，终于把它的亲俄党的面貌公之于众，从而在它的比较倾向于自由和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心目中丧失了信誉。它之不得人心还由于它对波斯奉行的伊斯兰教态度暧昧，加之该党生活优裕的领导人也不足以激发起群众休戚与共之感。在此期间，反对人民党的政界人士本来就在力图重振传统的穆斯林手工业行会和组织公司工会来同人民党斗争，现在它们就系统地组织起来，于 1945 年 1月正式成立了民族意志党，由赛义德?齐亚任总书记。他过去曾为民族主义者怀疑为英国人的工具，但在石油危机期间，他的坚定立场提高了他的声誉，现在抓住机会阐明他的观点： 英帝国主义并不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而是满足于维持现状。俄帝国主义则与之相反，一心要扩大俄国的统治。……如果我们全国下定决心，坚决抵制非法的苏联势力，抵制它干涉我国内政，英国一定会遵守诺言，保卫伊朗的独立。然而，如果我们屈服于武力而不抵抗，那么英国也就会牺牲伊朗而力图为其本身捞取一些利益。如果483我们允许我国北部诸省为共产主义所压服，那么英国就将接管我们的南部诸省，伊朗也将随之而彼瓜分。 第146页 两派之间经常冲突，人民党在伊斯法罕、设拉子和亚兹德的党部都被捣毁。 这时，波斯当局首次允准“民族意志”的报纸报导并公开批评苏联干涉波斯内政和苏占区的真情实况。1941年以来，那里的苏联当局就一贯以政治恐怖手段对付他们的对手，甚至还有人在德黑兰市内遭到绑架；但在石油谈判失败后，他们着重在北部推行他们的政策：无需详叙各种各样的事件。可以想见，这些事件大体上是按照下列线条来策划的：凡是不愿顺从俄国命令的地方官员，都要被迫离开他们行使职权的地区；波斯政府不得自行选择人员去接替他们的遗缺，因为凡是俄国当局不能接受的人员是不准前往有关地区赴任的。同时，地方官员的权威则因俄国官员和军事当局的横加干涉而遭到破坏；地方上有影响的人士或遭放逐或受恫吓而恐惧。人民党的地方组织……或其所属工会将开始取得权力，并使当地居民陷于恐怖之中，凡反对该党或拒不参加该党的都要受到处罚，被剥夺掉谋生之道。它的队伍将予扩大，冒险家、非波斯籍分子以及1941年盟国入侵以来在北部边境已失控制的情况下来自外高加索的移民都得参加进来。俄国军队在人民党收拾他们的对手时将袖手旁观。最后，那里就会爆发民间骚乱，波斯政府要想给那里的宪兵或地方部队增援（由于俄国当局拒不准许增援或补充，兵力早已不足），会遭到拒绝，部队或宪兵到达俄占区“边境”的时候，会彼俄国军事当局赶回来。如果中央政府对事态发展表现出任何要进行抵抗的倾向，就会立即受到人民党的报纸以及与该党结盟的报纸加以攻击，被指责为法西斯和反动逆流；而俄国报纸和莫斯科电台将把这些报纸说成是“波斯人民的报纸”而随意引用。 大体上说来，这就是……过去十八个月中这个国家的俄484占区年事态发展的总趋势。 这 种 行为 不 过是 1914 年 以 前 沙皇 在 波 斯北 部 所 用方法的翻版，对此，一位英国的总督和歷史学家写道： 假如俄国继续通过保护霍腊散的富有的地主和商人，通过从它在亚塞拜然的“臣民”那里徵收应归波斯政府所有的税款，通过行使高压手段而以微不足道的价格购买阿斯特拉巴德省的村庄并引入俄国臣民去耕作经营，以及使用其他种种恶毒的方式，对波斯的北部进行蚕食兼併，那么用不着再过一个世代，这个国家就会丧失其独立。 摩根?菲利普斯?普赖斯（日后成为极少的几个对中东具有专门知识的工党议员之一）曾于1912年底首次访问亚塞拜然，他当时所见，酷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存在的情况： 库图的辛库是最为声名狼藉的库德族酋长之一……，经常接待俄国政治特务的访问，终于接受了一个俄罗斯高加索团的名誉军衔。第二天，在我离开这些库德人营地的时候，从高加索到达了一车队军火，显然，辛库的这些秘密人物一直在接受来自国境以北某一来源的钱财，以进行他们的活动。…… 我住在马库汗的一个亲戚波斯霍伊总督的宅哪里。一天早晨，我在总督调拨的两名宪兵随同下正在散步的时候，突然给一队俄国哥萨克巡逻兵逮捕了，表面上的理由是说我在处于“俄国戒严令”之下的一个波斯城镇拍了照片。我的两名波斯宪兵乖乖地熘掉了，我却在军事逮捕下被押送到霍伊城以南两英里的一个地方。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发觉这里是一座俄国大兵营，至少结集有两千名士兵，装备齐全。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俄国的军事力量已深入土耳其一波斯边境射程之内的亚塞拜然了。……我从俄国军营归来后，不用说，那位波斯总督是政躬违和，不能见我，我也得以第一次认识到这一部分亚塞拜然的政府……不在波斯政府手中。……俄国悄悄地占领了一片波斯领土，神不知鬼不觉。认识一下俄国才弄到手的这块地盘的巨大战略价值是重要的。这样它就能从两个方面而不是单从一个方面来攻击土耳其的东部领地了。在英国，人们显然认为俄国的驻军己于1912年10　　485月从亚塞拜然撤回高加索。然而我可以很有把握他说，那些部队并没有撤回到高加索，而是从大不里士和阿尔德比勒转移到了土耳其一波斯边境。…… 在大不里士，我所见到的局势足以说明俄国势力的影响。最近被任命为亚塞拜然总督的“西帕达尔”已经就职，但在他到达大不里士时，发现总督府己为高加索的哥萨克所占据，这些人既不迁让也不交出钥匙。……在大不里士，民族主义者常务领导人一个也没有了，他们不是遭到杀害就是彼放逐。 很明显，自从沙皇时代以来，唯一的重大变化是，当年的俄国人爱好同“反动分子”打交道，如今打交道的则是“进步分子”、“开明知识分子”、“自由阵线”以及对工人阶级“忠心耿耿”和“不知疲倦”的组织者，等等。 因而，到战争结束时，波斯面临的国际形势（由于有产阶级政府长期以来管理无方而愈益恶化）呈现出的景象，同捷克斯洛伐克在慕尼黑会议以前几个月的那种局面颇有几分相象，同中国在1945年以后的那种局面（更加）相象了。如把俄国人的行为单纯地或主要地归之于因为得不到它所想要的石油开採特许权而感到失望，那是不现实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卡夫塔拉兹为那个目的所进行的外交活动策划得多么笨拙。早在1944年秋以前，俄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地区以及在波斯南部有可能的地方都一直在建立人民党，表明他们的用心远不是仅仅为了得到石油开採特许权而已。不需要作这样的假设，而且事情也未必如此：政治局在1945年夏季以前就断定人民党已不能取得所指望的进展，因而决意在北部直接动手。自从欧洲解放以来，对于欧洲事态发展的观察或许早已使他们充分认识到，甚至就是在德国崩溃后的混乱局面中，共产党只有在得到武装力量支持的地方（南斯拉夫有共产党游击队，其他地方有红军）才能取得政权。所以，当他们下定决心在北部自己的地区立即採取直接行动的时候，他们还是要继续鼓励人民党在波斯的其他地区担负起一支共产党先锋队“在化外之域”所起的典型的渗透和破坏作用。米尔斯波在1946年的判断是合理的： 第147页 苏联政府显然会希望对这个通向波斯湾的整个国家进行相当彻底和惟我独尊的统治；但俄国人更为具体而直接的目标则是在北部，着眼于把波斯的那一部分变为俄国486的经济禁区。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苏联要求北部实行“自治”，他们也要求在德黑兰有一个“友好”政府。他们所说的“友好”政府就是对莫斯科唯命是听的政府。…… 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前，苏联政府对波斯有一个稳定或良好的政府是不感兴趣的。……他们需要的是能够被收买的、会上当的或经不起恐吓的那种政府；但当这个政府成为一个亲苏的卖国政府之后，北部地区很快就会恢復秩序。 俄国人推行这一侵略政策时，由于英、美政府保持沉默而得到了极大的帮助。两国政府在战争期间曾极尽委曲求全之能事，要使中立国家、敌人以及国内的自由派舆论（不是最不受重视的）相信，两国政府和苏联之间的和谐关系，没有受到干扰。 英国人装聋作哑，而且，几乎是执迷不悟地一味强调〔伦乔夫斯基写道〕盟国之间一切都相安无事，这只能对伊朗的舆论产生一种影响，使它深信英国准备作出政治上的妥协和让步以换取它同俄国的调和。单单这一点就已使英国的声望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大大降低；同时，由于英国宣传保持克制和被动防御，伊朗人也就断定英国显然处于软弱的地位，因而是不能充分信赖的。 但是，他发现“英国人拿出充分的证据，说明他们在占领一开始就完全明了实际存在的问题”，同时美国政府对于维护伊朗的政治稳定具有的利害关系也不亚于英国政府。因而，如果美国正视它的世界责任，其外交理应对这些基本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可是，事实却不尽然。英国人担负着维护西方威望和驳斥共产党宣传的重任。英国人不得不以其远为微弱的资源，建立他们自己的新闻机构，支持当地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执行许多类似的任务。美国人没有一个公开的联繫机关，去协助英国消除那些对于西方真实意图的团团疑云，这些怀疑是英国的政策由于它的帝国主义的往事而必然会产生的。一个设想周到、组织有方的美国宣传机构，本可在伊朗与西方的关系方面作出大量贡献。它本可在英国人需要支持的那些主要问题上加以支持，并在其他方面纠正其缺点。 相反，罗斯福1943年派往波斯的特使爱尔兰裔美国人派屈克?赫尔利将军却“批评英国政策是帝国主义政策”；而罗斯福在1944年1月12日又以偏于轻率的乐观态度写信给科德尔?赫尔说，他为了“一个念头而怦然心动，就是把伊朗作为一个榜样，表明我们可以凭藉无私的美国政策而能做出些什么”。 美国的政策颇为消极的性质，终于鼓励了苏联的单方面487行动。因为它使得俄国人相信，真正反对他们的计谋的，只会来自厌战的英国。可以说，美国世界政策的典型剧本在伊朗改写成了它的缩影本：首先，根本上不愿瞻望将来，不愿捲入国外纠纷中去；其次，由于这一态度，也就无意之中鼓励了潜在的敌人；最后，才如梦方醒，认识到是行动的时候了。与此同时，由于因循苟且，危险已经变得更为严重，要化险为夷就得作出更为艰苦的努力。 第三章　　阿拉伯世界和衣索比亚 布尔什维克由于英国在干涉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而对它进行的反击，首先关心的是同他们本身接壤的国家，包括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但到二十年代中期，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运动使他们有了可乘之机。棉花开始谈判、并为此而在亚歷山大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做纺织品进口公司。不过从后来获得的文件中证明，该公司经理阿列克赛?瓦西利耶夫在担任苏联驻蒙古大使期间，曾组织过一次叛乱，他和他的助手胡戈?鲁道夫被派到埃及来，是专门为了在中东建立一个宣传中心。鲁道夫的兄弟是苏联商船公司伊斯但布尔代理处的负责人，他凭着立陶宛的护照进入埃及，携有立陶宛驻罗马公使馆出具的证明，说他是个希望研究绘画的艺术家。这两个特务的信件证明，他们通过苏联商船公司驶往亚歷山大的船的船长们同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通信。由于上述488情况的暴露，他们于1929年被驱逐出境，　　1932年，埃及的纺织品进口公司关闭了，另以苏联商务办事处的名义设立了一个正式的贸易代表机构；但在1932年8月，长期以来对俄国的手法感到不满的埃及当局，要求商务专员福尔别耶夫离开埃及并关闭其办事处。 1924年，一个穆斯林特务阿卜德?卡里姆?哈基穆伍?卡扎尼出任苏联驻汉志国王海珊宫廷的总领事； 但在1925年伊本?沙特推翻哈希姆王朝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他为汉志国王的国家。哈基穆伍不久就以麦加的港口吉达为基地，同很多穆斯林国家中心怀不满的分子接触，并利用阿拉伯商人和往麦加朝圣的印度尼西亚人把影响扩大到整个红海流域，且远达荷属东印度。根据他的建议，　　1927 年，俄国船开始定期航行，运载朝圣旅客，还以半价推销俄国货物。同年还在吉达的苏联领事馆中开设俄土有限公司分公司，但其经理别尔金不久就被伊本?沙特逐走。1928年，前苏联驻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阿斯塔霍夫和充当他助手的别尔金一起被派往叶门。11月1日阿斯塔霍夫同伊玛目叶海亚缔结了一项贸易协定，后者对亚丁的英国人和伊本?沙特都是疑神疑鬼的。哈基穆伍被任命为驻萨那的商务代表，他在吉达的职务由另一个穆斯林、莫斯科东方研究科学协会负责人之一纳德希尔?图拉库洛夫接替。同时，一艘俄国船抵达波斯湾，在摩西?阿克塞尔罗德主持下举办了一个苏联产品展览会，他在波斯湾的一个港口开设了一家俄波进出口公司。据说，阿斯塔霍夫还派遣两个代理人去衣索比亚，使1927年摄政公爵塔法里（后为海尔?塞拉西皇帝）同苏联驻雅典商务代表之间的会晤继续进行下去，那位商务代表曾建议派遣俄国工程师、医生和农业专家去衣索比亚并支持其外交政策，而以互换外交代表为条件，但未能如愿。　1930 年，苏联显然受到圣约翰?菲尔比在根上鼓吹英国应把它在吉达的代表机构升格为公使馆一事的启发，抢先行动，因而为其公使取得驻伊本?沙特宫廷的外交使团首领的地位。 第148页 希特勒的兴起以及苏联政府随即採取的“人民阵线”政策，使共产国际在中东的活动减少到最低程度。可是，我们可以想一想，　　1934年在伊拉克设立的苏联商务代表团对“民粹派”的鼓励达到了何等程度，这一派人在1936年巴克尔?西德基的政变中是起了作用的，因为在该派的左翼人士中，有“鼓吹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直言不讳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卜德?卡迪尔?伊斯梅尔；有显然是因为在哥伦比亚大学阅读了关于苏联的书籍而成为社会主义者的阿卜德?法塔赫?易卜拉欣；还有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深受该院的公开的社会主义倾向影响” 的穆罕默德?哈迪德。一位伊拉克共产党员狂热地写文章拥护这个通过政变掌权的政府，他宣称：政府贊成把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的民粹派、工人和农民都结合在某种形式的“人民阵线”之中；它已经在採取措施镇压“反动派”；它铭记着其他阿拉伯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希望以及欧洲一切“民主进步”人士的同情。可是，进行改革的学试却引起了地主和部族酋长的“顽强反抗”。政府同畏粹派割断联繫，转而依靠军队里巴克尔?两德基一派势力的支持；当西德基于1937年8月11日遭到暗杀时，政府没有其他抉择，只得辞职。 这一届政府在其短短的生命中于1937年7月4日同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缔结了萨达巴德互不侵犯公约。 这项公约草拟就绪已近两年，其目的是组成一个有足够力量反抗大国干涉的区域性集团，不论这种干涉是来自对地中海野心勃勃的法西斯义大利，还是来自英国和490俄国在中东的传统的角逐。一位义大利评论家，对于他自己国家的扩张政策促成这一公约的作用当然只字不提，但也指出苏联原先对于公约的热心在其谈判过程中已经起了变化，因为它怀疑波斯的黑海贸易从此以后也许要取道土耳其的特拉布松，而不愿取道苏联。它还担心英国可能通过伊拉克对四个缔约国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他还说，人们普遍感到，土耳其会成为老大哥，而由于俄国仗恃它在十五年前曾对阿塔图克的支持，英国则在最近已经发现安卡拉对政治、经济合作的主张更具好感，所以这两个大国最终部认为，这项公约对于它们各自在中东的利益有利而无弊。 可是，“1937 年，苏联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清洗’，这种‘清洗’把这个迄今为止毫无疑问的大国变为‘一空二白’的未知数。”由于苏联的这种“自暴自弃”，同样也由于西方民主国家在衣索比亚战争和西班牙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软弱无力，纳粹德国的侵略势力遂得扩张到这个暴露出来的权力真空中去。 德国在政治舞台上称霸自然而然地进一步促进了苏联和英国在中东的缓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对于苏联在1938年关闭其驻沙乌地阿拉伯和叶门公使馆的决定，毫无疑问，我们也应该把它归于这个原因，这些使馆的主要目的是在搞颠覆活动，破坏英国在中东的地位。 所以，意味深长的是，苏联政府在执行其政策的下一阶段，即同德国缔约的阶段，对埃及新组成的民族主义的阿里?马希尔政府，承诺不在埃及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作为1939年8月21日取得埃及外交承认的代价。上属穆罕默德?马哈茂德政府虽渴望向苏联重新出售埃及剩余棉花，但由于它对苏联过去的颠覆活动，事隔不到十年，记忆犹新，因而不愿让步。苏联政治局所希望的无疑是为了恢復其积极颠覆西方“帝国主义”的政策而充分利用它在开罗的这个新的立足点；但埃及政府在战争爆发时遵守了英埃条约的条款，没有同苏联互换外交代表。 1940年底，极端民族主义者拉希德?阿里?吉拉尼首相的兄弟、伊拉克驻土耳其公使一再向苏联大使建议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不过他建议，苏联政府应同时宣布承认“阿拉伯国家的独立”，这无疑是指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而言。苏联政府这时还不打算跑得这样远；可是在不符宪法的拉希德?阿里的新政府和英国人之间爆发了敌对行动之后，他的兄弟于1941年5月3日重新提出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而不附带先前的条件。此时，苏联政府接受了建议，但在互换代表之前，拉希德?阿里的叛乱已告失败，巴格达又成立了一个亲英政府。 德国对苏联的入侵併没有立即使埃及的海珊?西里政府象西方很多人士那样相信克里姆林宫的寡头统治者心中有了基本的改变。李维诺夫 1941年11月19日赴美就任苏联大使途中，埃及政府不许他在开罗着陆，而当英国驻德黑兰的外交官不得不临时编造出一些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要他改乘一架飞机时，还造成了一次“事件”。埃及上层政界人士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苏联的动机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在多大程度上是目前由于他们认为德国可能取得胜利而不愿自己受累；492 那就只能听凭猜测了。可是，　　1942年1月，俄国已入冬令，迫使德国进军停顿，红军发动反攻取得胜利，英国又从轴心国手中暂时收復了昔兰尼加，据说埃及议会的外交委员会曾于此时要求政府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据了解，纳哈斯掌权之后，就在研究这个问题了。 第149页 1942年4月，埃及外交官从俄国革命以来第一次出席了俄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庆祝史达林寿辰的招待会，还达成一项协议，由苏联供应埃及极其需要的五万吨化学肥料，以换取埃及日益积压的、销售不出的剩余棉花。埃及报纸由于怀疑苏联是否能顶得住德国1942年的攻势，对它的态度一直不明朗；但是，史达林格勒保卫战却赢得了热情的赞扬，9月27日，政府机关报《华夫脱—埃及人报》对史达林格勒之战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发表如下评论： 不仅仅因为史达林格勒是他们的一块国土，也不仅仅因为他们认为它具有多大的军事重要性，而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一种神圣的象徵……在某种制度的基础上把俄罗斯民族凝结起来的领导的神圣。 可是，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被新闻检查官全部删掉；两天之后。同一报纸刊登了一篇署名的社论，哀嘆埃及受到了“包括放肆的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制度在内”的新的社会思潮的污染。　　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的解散为5月31日埃及对苏联的承认扫清了道路，其条件为：两国互不干涉内政，苏联政府不再进行任何宣传去鼓励共产主义的传播或危害埃及的现政权。8月2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途经埃及时，拜会了纳哈斯，埃及外交部宣布，从这一天起就可以认为两国已经建立外交关系了。10月15日，尼古拉?诺维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驻开罗公使，并于11月24日到任。阿卜德?拉赫曼?索尔坦诺夫被任命为驻开罗公使馆一等秘书这件事，恢復了苏联派遣信得过的穆斯林作为它驻穆斯林国家外交代表的惯例；索尔坦诺夫去开罗清真寺参加祈祷，很得埃及报纸的好评。 1942年12月，近东国家积极亲苏的势力包括两个493国家的共产党、反法西斯联盟以及新成立的苏联之友协会，该协会在首次集会时就阐明其宗旨是：为反对殖民化和地方势力的寡头政治而斗争。1943年，戴高乐既受罗斯福的冷遇，又同邱吉尔疏远，乃转而谋求史达林的支持。近东国家的法国人所允许的亲苏集会中，据报导有一次是在贝鲁特的一所罗马天主教学校的会堂里举行的，会堂的墙上交替挂着锤子镰刀旗、洛林十字旗和贞德的画像；在法国人逮捕黎巴嫩内阁的晚上（1943年11月10—11日），整个贝鲁特到处并排张贴着史达林和戴高乐的画像。共产党对这场政治危机的态度在伦敦的《工人日报》上充分反映出来。1943年11月12日，该报外交记者说，“英国和美国最反动的分子正在蓄意设法使法国左翼政党为难”，第二天又说“反动分子要在阿拉伯民族主义中混水摸鱼”。14日，轮到合作党的机关刊物《雷诺新闻》周刊了，它（通过该刊记者戴维?雷蒙德） 指出，“美国的反动分子……为了在中东树立势力范围” 而进行“煽动”是黎巴嫩危机的“阴险的背景”，“或者最低限度也要加以利用”。15日星期一，《工人日报》的编辑一开头就引用了《圣路加福音》第4章第42节，攻击外交部对危机所持的态度，他无疑认为他的读者们在前一天参加了礼拜，思想上是正好合拍的。11月16日，又由《工人日报》的沃尔特?霍姆斯谴责《每日快报》和《新闻纪事报》批评法国对危机的处理是“给纳粹帮忙”。当缓和终于实现之时，d?g?沃尔顿在11月23日的《工人日报》写道，由于“人民自由运动”的结果，一个独立的阿拉伯联邦的观念已经传布，其中已经产生“一个极端腐朽的反动阴谋的核心”，企图把英国目前在埃及，伊拉克和外约旦享有的势力扩大到整个地区，最后一句话则要仰仗通常以“弗兰克?皮凯恩”为笔名在《工人日报》写文章的克劳德?科伯恩来说了，他在25日公然宣称，英国和开罗的“相当一部分有影响的英国官员”，“厌恶”贾德鲁所作的让步，他们“下定决心不让他们在过去十天中如此热切地煽动起来的火焰熄灭下去”。 这些事件发生以后，叙利亚和黎巴嫩旗开得胜，取得494了事实上的、而不是名义上的独立，叙利亚共产党和黎巴嫩共产党在1943年底召开的联合代表大会上，决定各自採用它们的国旗和国歌来代替红旗和国际歌。叙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富裕的大马士革青年库德人哈利德?巴格达什在1944年发表 的 宣 言 中 强 调 了 这 样 一 种 和 解 态 度 ：民族解放符合所有居民的利益，不论他们属于哪一教派、宗教或阶级。它符合工人的利益，不亚于它符合僱主的利益；它符合农民的利益，也不亚于它一视同仁地符合大小商人的利益。……我们对忠诚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民族资本家的赞赏和尊崇毫不亚于我们对于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民族工人。…… 我们向地主保证，我们不要求，也不会在议会里要求没收他们的花园和土地，而是相反，我们要求建设大规模的灌溉事业，促进化肥和现代机械的进口来帮助他们。……我们对此的交换条件是要求对农民发点善心，摆脱他们的贫困和文盲状态，在村子里传播知识和改善卫生。 1944年7月底，苏联驻埃及公使向叙利亚政府和黎巴嫩政府递交信件，宣布苏联承认它们的独立，并同意互换外交代表。 第150页 现在伊拉克左翼报纸批评政府还不与苏联恢復外交关系，关于復交谈判年初已有报导，5 月里国王在议会开幕时的致词中也已予以证实。这些批评者争辩说，阿拉伯世界在战后将需要一个“有势力的、中立的”调解人，来抵销犹太復国主义对英国和美国的影响；由于犹太復国主义旨在使巴勒斯坦殖民化，而苏联则支持每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事业，它无疑会站在阿拉伯人一边。伊拉克内阁在8月份两度改组后，9月10日宣布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9月3日问世的《人民报》一面言不由衷地赞颂苏联是英国的盟国，接下去就说，同苏联建立关系将使阿拉伯人得到好处，因为它“对小国的独立和自由的同情、对和平和勤劳的热爱，以及它的反帝政策，都是人所熟知的”。1944年，苏联同沙乌地阿拉伯也恢復了中断六年的外交关系。 1945年1月，俄国正教会理事会召集会议选举一个新的莫斯科大主教。从中东去的有：安条克的正教大主教，苏联驻大马士革公使馆在他动身之前举行了欢送招待会，他从巴库乘史达林的专车前往莫斯科；君士坦丁堡的正教大主教和耶路撒冷的正教大主教；霍姆斯的正教大主教，提尔和西顿的正教大主教，据说他们都曾在基辅和莫斯科上过学。亚歷山大的大主教在归途中与英国议会访苏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史蒂芬?金－霍尔结伴同行。大主教告诉他，他带回了价值三万英镑的圣像，是苏联政府赠送给他的，他“感受很深，但在他行过圣事的一所莫斯科教堂的后墙上，还可以透过石灰，看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标语，心中有些不安”。2 月份，据报导，同苏联驻近东各国公使有密切联繫的人士说，苏联政府正在谈判收回前俄国传教会在近东的财产，目的是要把它变为能接纳四万名学生的技术学校。5月31日，新任莫斯科大主教在基辅主教和其他十名俄国教会的显贵陪同下到达耶路撒冷，访问正教大主教，并在圣墓教堂中登上圣座。他还从耶路撒冷前往开罗，受到了苏联公使的迎接和国王法鲁克的接见。他拜访了亚歷山大的正教大主496　教，并在这位大主教和安条克的正教大主教陪同下回到了贝鲁特。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君士坦丁堡的正教普世大主教在整个正教会中是地位最高的大主教，且在1月份出席过莫斯科理事会，但由于苏土关系在此期间严重恶化，莫斯科大主教的週游访问中却引人注目地把他漏掉了；据推测，这次访问并不仅是对近东各大主教的莫斯科之行作礼节性回访，而更其是一个政治计谋的一部分；要把他们对“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普世大主教的效忠转移到“第三罗马”莫斯科去。 1945年5月法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冲突使苏联政府的立场变得暖昧不明，因为它新近在1944年12月同法国签订了条约，但是它又保证过要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在英国公开干涉这场冲突之前，苏联的重要评论似乎只以莫斯科电台的一篇引人注意的声明为限，它说为首作乱的是叙利亚国民党的“法西斯”领袖；但在英国干涉之后，苏联政府却向掌握战后和平和国际安全组织主动权的法国、英国、美国和中国政府发出唿吁，要求它们採取“及时的措施，制止军事行动，并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据一位法国人士说，苏联驻埃及公使在阿拉伯联盟理事会6月4日开会时，向埃及外交部长递交了一份照会，声称苏联政府期望阿拉伯人民摆脱英、法两国的支配，它将不允许把法国从近东排挤出去，而使英国取而代之。 总的说来，苏联与西方大国的战时结盟使它获得机会，把它在中东的外交代表权和宣传活动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在波斯，它恢復了革命前的一个世代里沙皇俄国在北部诸省拥有的势力；这种由于俄日战争的失败而黯然失色的势力，现在却因红军近来节节胜利而有所加强。7月13日，苏联军方的报纸《红星报》就曾断言，“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从1941年以来已经日益衰落；英国担心其他大国被石油吸引而渗透进来”。美国战后在中东的利害关系尚难断定。主动权操在莫斯科之手；一俟远东的战事结束，它的意图何在，便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