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契尔夫人传》 第1页 《柴契尔夫人传》作者：萧燕【完结】 柴契尔夫人不仅于1979年接掌英国大权，而且凭藉着一已的神奇魅力和高度胆识，使保守党在背负着300多万失业大军的严峻情况下一举夺得了1983年英国大选的胜利，从而在英国欣起了又一轮“柴契尔式的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既在一定程度上治理好了这个战后害了二三十年“英国病”的国家，又直接推动了80年代整个西方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这一切，无疑在英国歷史上是罕见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位“女强人”的政绩不愧为邱吉尔之后的第一人，她名副其实地是本世纪中最杰出的女政治家之一。 除了赫赫政绩之外，柴契尔夫人的身上还散发出女性特有的魅力。不错，人们都习惯于把撒切夫人视为自信、进攻、挑战、威严和果断的典型，而忽略了她也是家庭生活中的最核心的部分，往往看不到她也是一个贤妻和良母，是一位热情而又体贴的主妇。有些人则相反，把柴契尔夫人不仅尊为“男人的领袖”，而且誉为“能够集妻子、母亲和政治家的美德与才能于一身的‘超人’”，当是不无道理的。 引言 当歷史老人把时针倒拨到了1979年，那年的5月3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个最典型的“两党制”国家，举行了执政党(工党)和在野党(保守党)之问的决选。 选举结果表明，保守党赢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歷经4年保守党领袖生涯的玛格丽特·柴契尔夫人获得了组织保守党政府的资格，正式接过了前保守党领袖邱吉尔、艾登、麦克米伦和希思的接力棒，开创了80年代英国内外政策剧变的“柴契尔夫人的革命”时期。当天晚上，柴契尔夫人在保守党总部接受了众人的祝贺和欢唿，在镁光灯“喀嚓、喀嚓”声中度过了她生命中最愉悦最风光最幸福的时刻。 从这一天起，柴契尔夫人做了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女首相，从而与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平分秋色，共得“妇女居于峰巅”之风采，成为英国政坛上的领袖人物。非常计较门第、资歷的英国政治界，对后继者出身卑微歷来是不屑一顾的。而来自小商小吏之家的玛格丽特·柴契尔夫人则纯属例外，她在英国政界的阶梯上却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大英帝国，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一直是在走着下坡路，这是不争的事实。进入80年代后，英国的经济情况才有了较大幅度的好转，有的评论家甚至把它视为“奇蹟”。这里，经济好转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却与柴契尔夫人出任首相、一展其平生抱负不无关系。至于在政治方面，英国沦为二等强国，已是势所必然。但由于柴契尔夫人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她那直来直去的外交风格和纵横捭阖的外交策略，一度成功地迫使欧共体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对英国利益作出了让步，特别是使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美国总统里根和前苏联党和国家首脑戈巴契夫--与她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工作关系与个人关系，进而促成了柴契尔夫人在国际舞台上享有“手挽三方”的至尊至荣地位。这，不仅抬高了英国的国际身价，而且也巩固了她个人在国内的政治权威，与政敌较量时能有恃无恐。 柴契尔夫人不仅于1979年接掌英国大权，而且凭藉着一己的神奇魅力和高度胆识，使保守党在背负着300多万失业大军的严峻情况下一举夺得了1983年英国大选的胜利，从而在英国掀起了又一轮“柴契尔式的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既在一定程度上治理好了这个战后害了二三十年“英国病”的国家，又直接推动了80年代整个西方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这一切，无疑在英国歷史上是罕见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位“女强人”的政绩不愧为邱吉尔之后的第一人，她名副其实地是本世纪中最杰出的女政治家之一。 除了赫赫政绩之外，柴契尔夫人的身上还散发出女性特有的魅力。不错，人们都习惯于把柴契尔夫人视为自信、进攻、挑战、威严和果断的典型，而忽略了她也是家庭生活中的最核心的部分，往往看不到她也是一个贤妻和良母，是一位热情而又体贴的主妇。有些人则相反，把柴契尔夫人不仅尊为“男人的领袖”，而且誉为“能够集妻子、母亲和政治家的美德与才能于一身的‘超人’”，当是不无道理的。 那么，柴契尔夫人究竟是如何在没有特殊的家庭背景作支撑的情况下，仅凭自我奋斗，一步步地攀登上了英国的权力金字塔尖的;她又是怎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事业与家庭兼顾的“超人”的，想必读者是亟欲解开这一神奇的“谜”吧?本书将乐于为此提供谜底。 亲爱的读者，请您耐心地读下去。 附：本作品来自网际网路，本站不做任何负责，版权归原文作者!如侵权，请邮件联繫。 第一章 “一个杂货商之女” 1. 继承父母亲的美德 格兰瑟姆，是英格兰中部的一个小小的闭塞城镇。 1925年10月13日，这个小城镇的一户小食杂店里诞生了一名女婴，名叫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茨。她就是54年之后在伦敦这个大政治舞台上演出惊人一幕的主角——玛格丽特·柴契尔夫人。 想当年，柴契尔夫人的父亲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只是一个小食杂店的店主，她的母亲比阿特丽斯·史蒂芬森在出嫁前做过裁缝。上溯家谱，她的祖父是鞋匠出身，外祖父当过铁路路警。从各种情况看来，这只是一个不很富裕的笃信基督教的小业主家庭。所以说，柴契尔夫人绝非生来的统治者，她缺乏先天条件，没有邱吉尔等多数保守党领袖那样显赫的家族背景。但正是这样的闭塞小城镇，这样的仅够温饱的小业主家庭，这样的勤劳俭朴、乐于助人的父母，才塑造了玛格丽特与众不同的个性与品德，培养了她那无坚不摧的勇气与高度的责任心，形成了她那套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念。 玛格丽特的父亲有7个弟妹，他是大哥，13岁时就被迫辍学外出谋生。由于手头资本有限，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只好从事食品杂货买卖。他跟比阿特丽斯·史蒂芬森结婚后，夫妻俩全力以赴地经营一丬小食品店，过着克勤克俭、聊以餬口的生活。据柴契尔夫人后来回忆，当时她家既没有房前花园、浴室和室内厕所，也没有热自来水，家具都是一些从旧货市场上买来的笨重、过时的低档品，厨房面积很小。所以，罗伯茨在当时确是英国千万个普通而又平凡的家庭之一。 但是，维繫这一平凡之家的男女主人，却都很不平凡。艾尔弗雷德·罗伯茨的生活方式、道德信念、思想作风都在幼小的玛格丽特的心目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50多年后，当柴契尔夫人搬进英国首相府伦敦唐宁街10号时，她一再表示，她的信仰和使她获胜的信念与父亲的教诲和罗伯茨家族保守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息息相关。她说道：“我把我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我的父亲。”而当柴契尔夫人出任首相五年之后，她在大不列颠的权威如日中天，在国际舞台上也声势显赫，但她对父亲的感激之情，对自己在格兰瑟姆的丰富童年生活迄未须臾或忘。她在答覆电视记者的提问时，曾不胜感慨地说：她念念不忘的，是父亲那“正直诚实的品德”。她接下去说道：“他教导我必须首先寻求我的信仰，然后把它付诸实践。在关键问题上不要妥协让步。” 第2页 的确，柴契尔夫人学习做首相，正是从学习她父亲开始的，是从格兰瑟姆的童年生活开始的。 根据玛格丽特的记忆所及，她父亲在辛勤经营食品店的同时，贪婪地猎取知识。罗伯茨先生是“她所熟悉的人中读书最多的人”。他广泛阅读政治类书籍，平时还爱看传记和歷史方面的书。罗伯茨夫妇除是严谨、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外，还积极参加当地的教会活动。罗伯茨先生也热心地方上的政治活动。玛格丽特两岁时，她父亲就当选为格兰瑟姆市镇自治议会的议员，而且一干就是25年，1943年，罗伯茨先生成为格兰瑟姆市的市长。他在商业上和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就，他在这个小市镇上的艰苦创业史，他言行一致、乐于助人、自强不息、勤慎肃恭的为人处世的风格，成为格兰瑟姆镇上居民的精神楷模。这一切，都不能不对幼小的二女儿玛格丽特(长女穆丽尔，比妹妹大4岁)产生巨大的影响。 玛格丽特成名之后，面对无数次的记者採访，她虽然很少提及母亲，但显然这位只会吃苦耐劳、不爱抛头露面的家庭主妇对自己女儿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柴契尔夫人后来回忆道：“星期天早上，母亲常常起得很早，烤饼做饭，到我们八点左右下楼时，第一炉饼子已经烤好了。她是个非常能干的妇女。她结婚之前做过裁缝。她整天都从来没有过片刻空闲。她既要在食品杂货店里干活，还要干家务、做饭和手工洗烫所有的衣被。衣物从不送洗衣店，都是在家里洗。” 谈到父母对她和大姐事事严要求时，柴契尔夫人还回忆说：“我们是卫理公会教徒……尊敬他人的观念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思想中……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向我灌输：‘你必须有自己的主见。因为你的朋友在做某种事情，你也要去做它或想做它。你决不能说，由于他们在做它，所以我也想做它。’”尽管玛格丽特认为要求孩子们做与众不同的事“总是困难的”，但她却明确指出：“这正是父亲要她毕生都遵循的教导。” 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亲薰陶和教育下，玛格丽特从上小学时起就表现得与众不同。她5岁时就被送进初级小学念书，但不是送到附近的公立学校，而是送去离家较远的亨廷顿托尔路小学，每天来回四趟，要步行走4英里多的路。她每周还要去上三次钢琴课，以陶冶情操。当玛格丽特11岁时，通过了县中学的奖学金考试，正式升入凯蒂文女子中学。在努力学习并积极参与校内各项活动的同时，玛格丽特还是她那闭塞的小镇同学中关心时事、参加社会活动最多的一个。她经常跟父亲一起探讨一些问题。而随着玛格丽特年龄和知识的不断增长，父女俩思想交流的层次也愈来愈高，方面也越来越广。因此不妨说，这位小城商人、业余传教士和地方政治家不仅是这位未来女首相的父亲，同时也是她那思想和品德上循循善诱的导师。 2. 现实与明智的抉择 从上文不难看出，塑造了柴契尔夫人那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决不妥协的抗争精神和临危不惧的钢铁意志的，正是她终生敬仰的父亲艾尔弗雷德·罗伯茨。的确，这位生活在一个闭塞小城镇里的小商小吏，竟然培育出了一位特色鲜明、敢作敢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英国首相，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无怪乎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位时，对这位锋芒逼人的英国女首相也曾不以为然，他说道：“一个杂货商之女成了一国之主，岂非咄咄怪事!”后来，又是这同一位德斯坦，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惊唿： “柴契尔夫人将和邱吉尔一起并列为半个世纪以来英国最重要的首相。”其实，柴契尔夫人在问鼎保守党和英国最高权位的拼杀中，从来没有为自己不是豪门出身而曾有过自卑感。 其实，这个“杂货商”并非等闲之辈。尽管他12岁时就失学了，但一直刻苦自励，自学成了材。在二女儿还是两岁时，罗伯茨就成了格兰瑟姆自治议会的议员，在她11岁时，又成为这个市镇上最年轻的参议员，以后又歷任议员财政委员会主席、格兰瑟姆的国家储蓄委员会主任和治安官，1943年又出任其政治生涯的顶峰——格兰瑟姆市市长。所以说，杂货生意虽然是罗伯茨一家的生活来源，但罗伯茨一生的主要兴趣则是在政治上。在罗伯茨先生的眼里，政治生活既有权力的诱惑，又闪耀着奉献的光辉，不仅可以满足这位不懈奋斗者的勃发野心，又符合他那圣卫理公会教徒的责任感与道德观念。 父亲对政治生活的如此热衷，不能不使小玛格丽特很早就对政治生活萌发了兴趣。罗伯茨经常带自己的小女儿去听那些来到格兰瑟姆访问的政治家的谈话，并与他们会晤。这使玛格丽特很早就摆脱了女孩子的腼腆，敢于在人前大大方方地言谈。1935年英国议会选举，使仅有10岁的玛格丽特头一次接触到了国家级的政治，并实际投身于选举委员会的事务。 除了对政治活动之外，玛格丽特对法律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经常跟随担任市治安官的父亲一道去地方法院;进入中学高年级后，玛格丽特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去旁听法庭的案件审理。大学毕业之后，她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法律，在当选为议员之前即通过了法律考试，成为一名专业律师。这就为她后来向高级政巅攀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玛格丽特于凯蒂文女子中学毕业之后，即选定冷僻的化学专业，1943年10月，顺利地进入梦寐以求的英国最高名牌学府牛津大学的萨姆维尔学院深造。当时英国的传统学科以古典文学和歷史竞争最为激烈，化学则相对冷僻，选择这一专业的姑娘就更是寥寥无几。有人说，柴契尔夫人当时对专业的选择反映了她头脑的现实与明智。 萨姆维尔学院是牛津最早的一个女子学院。该学院曾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女政治家，前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即毕业于此。 玛格丽特从此第一次离开格兰瑟姆老家，第一次接触外界，搬进了牛津大学的萨姆维尔学院。这位18岁姑娘的生活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3. 在炼狱中成长 牛津大学离格兰瑟姆虽只有二三百英里的路程，但对这个从未出过家门(童年时只去过一次伦敦)、孑然一身又孤陋寡闻的罗伯茨小姐来说，遇到了多方面的麻烦。有人说，牛津对这位新生的确“不是天堂，而是炼狱”。 首先，玛格丽特必须通过“乡音”调整关，因为她入学初期带有明显的林肯郡的乡音，竟成了同学们嘲讽的笑柄。在当时的英国，英语的发音是否纯正，是一个人是否出身于名门贵族、是否受过高等教育的重要标志。如果能讲一口纯正的“牛津英语”，那就是上等人的气质了。初到牛津的罗伯茨小姐急于纠正自己家乡的土音，结果往往弄巧成拙，听起来不伦不类，引起闹然大笑，遭到讽刺挖苦。经过顽强努力，玛格丽特的口音总算得到了一定的调整。后来，在她成为英国下院反对党领袖时，又有特定的公关专家帮助纠正她的发音。所以此后人们在广播或电视中所听到的柴契尔夫人的声音，早已不是她在来牛津前的那种乡土“原音”了。 第3页 其次，顾名思义，女子学院都是女学生。但是罗伯茨小姐却很难跟这些女同学融合到一起。她的言谈举止似乎比同学们成熟一些，但有时说出来的话和做出来的事却又显得幼稚可笑。因此，玛格丽特经常遭受到同学们的冷遇和疏远。这既使她不胜苦恼，又加剧了她的恋家情结。这位女首相后来追述她在牛津大学生活时不禁感慨系之：“我老是想家。当你在家时，绝对体会不到孤独的滋味。头一次尝到孤独的滋味还真叫人难受哩!”在牛津大学的4年时间里，玛格丽特基本上是独往独来，没有结交下几个知心好友。到牛津求学的第三学年，她干脆搬出了学院的宿舍，邀了两个女同学合租一套公寓。她们之间虽能和睦相处，谈笑不苟，但始终没有成为知音。 初到牛津时的孤独、压抑和同学们的冷嘲热讽，并没有使玛格丽特对学习与工作的刻苦精神有丝毫消减。她仍像在凯蒂文女中学习时那样，在萨姆维尔女子学院也是同学中最用功的一个。当时学院课程之繁重，实验活动之多，令许多学生都感到头痛。而玛格丽特却总是那样精力充沛，勤奋好学，而且把一切都安排得那样井井有条，稳妥有序，显露出一个女强人的特色。她经常从晚上忙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早上六点半钟又起床。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的觉。这种在牛津大学养成的习惯，一直保持到她出任英国首相时仍然不改。这一特色使不少强有力的男士也不禁望而生畏。英国政坛老手、希思派干将、后来又成为柴契尔夫人麾下核心人物的威廉·怀特洛就这一特色说道：“她的精力十分惊人。谁要是认为妇女不具备男人那样的精力，那就大错特错了。她比男子的精力还要旺盛一倍。她要是让我一天干她那样多的工作，那就要我的命了!当她以这种步子做事时，一天下来，她周围的人都累得精疲力竭，而她却仍然精神抖擞。”这个一度是柴契尔夫人最有力的竞争对手的保守党元老，也就心甘情愿地拜倒在她的膝下。这当是后话，是40年以后的事了。 在牛津大学，罗伯茨小姐从不迟到，从不拖交学术论文。她无疑是学生中的佼佼者。 尽管如此，一贯认真严肃的玛格丽特也不乏女郎的纯情和浪漫。她在大学时期也曾经歷过自己的初恋，但最后以门阀之见而告吹。姑娘失恋后一度痛苦万分，她破天荒第一遭发现自己引为自豪的父亲和精神支柱的家庭在名门贵族面前的卑微。初恋的失败兴许成了玛格丽特在权力的阶梯上不断向上攀登的动力。与初恋的情人(一位伯爵之子，日后也成为保守党内的重量级人士)分手之后，罗伯茨小姐虽也曾在爱河中游泳过，但都因多种原因而未能成就姻缘。由于与萨姆维尔学院的同学们合不来，她更愿与学院以外的男同学交往。大学毕业之后，直到步入政治舞台，她的朋友中多以男性为主。柴契尔夫人似乎觉得在男士的圈子里更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一些。柴契尔夫人自己就曾经说过：“给我六个男士和真理，我就能改变一切。” 在大学四年紧张的学习之余，罗伯茨小姐还参加了许多在老家不可能接触到的政治活动。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她没有置身于政治之外，而是积极、活跃地参加了保守党组织的各项活动，成了牛津大学保守党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之一。1946年，玛格丽特被推举为俱乐部的主席。当时，英国政局动盪不定，保守党和工党斗争激烈，玛格丽特则毫无保留地站到了保守党的一边。从某种程度上说来，这与她那保守主义的传统家教不无渊源，但更重要的是玛格丽特在牛津的政治活动中深受保守党政治的薰陶。她非常钦佩温斯顿·邱吉尔，并立下宏愿要做他那样的政治家。牛津大学也确实是培育叱咤风云人物的苗圃，许多攀上英国政治权力顶峰的人，都曾是牛津大学名气很响的牛津联合会的成员，如四次出任英国首相的自由党领袖威廉姆·格莱斯顿(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三次出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索尔兹伯里(1885—1886，1886—1892，1895—1902)、一度出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哈罗德·麦克米伦(1957—1963)、两次出任英国首相的工党领袖詹姆斯·威尔逊(1964—1970，1974—1976)和一度出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1970—1974)等。这些人都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 由于当上了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玛格丽特从此实现了自己迈向政治生涯的起步。 这是因为，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玛格丽特几乎花费了自己的一半时间去干协会里无人干的琐碎事，而且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最终成为该协会史上的第一位女性主席，这大概是对她三年来献身于协会工作的忘我精神的酬报。 这是因为，这一职位给玛格丽特提供了大量机遇，扩大了她在政治上的接触范围，大开了眼界，锻鍊了驾驭自己的能力，学会了从事政治活动所必需的社交技巧。 例如，玛格丽特曾代表牛津的保守党人参加了1946年的保守党年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她在会上见到了保守党内所有的大人物。尽管这位保守党女大学生并没有给这些党内首脑们留下什么印象，但他们的名字却深深地印在这位才20来岁的姑娘的脑海里，她也就更为坚定地把自己的政治兴趣和未来前途押在保守党身上了。 又例如，牛津大学作为英国新一代精英的摇篮，经常接待两党知名的政治家来校演讲。而保守党领导人更是把牛津当成与工党和自由党争夺年轻人的重要政治桥头堡，来访者简直络绎不绝。玛格丽特必须以协会主席的身份出面宴请他们，负责为他们安排讲坛和其他一些迎来送往的事务性工作，这样一来，玛格丽特便结识了许多保守党的上层人士，尔后并同他们保持着某种特殊关系，实际上进入了保守党的关系网。曾任保守党领袖、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等职务的亚歷山大·道格拉斯-霍姆勋爵就是玛格丽特出任协会主席后头一个来牛津演讲的大人物。后来玛格丽特进入英国下院后，曾在他的政府里担任过国民保险部政务次官。他们还一同当过希思政府中的内阁成员。不仅如此，这位玛格丽特早年所崇拜的党内元老，后来还是她那内外政策的坚定有力的支持者。 所以说，在牛津这个“炼狱”中度过的4年，对玛格丽特·希尔达·罗伯茨小姐未来的仕途是意义重大的：她从一个孤陋寡闻、埋头苦干的“杂货商之女”成长为保守党的一名新秀;从一个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小城的中学生变成了一位立志投身政治的幼苗。这棵新苗在歷史的风风雨雨中终于脱颖而出，茁壮成长，成了世人刮目相看的女政治家。 第二章 初试锋芒的女政治家 1. 从达特福到芬奇莱 1947年夏，玛格丽特·罗伯茨小姐从牛津大学毕业了，她从此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初展锋芒，在政治舞台上闯入男人主导的空间，从一个女大学毕业生一跃而为英国下院议员，成为举国关注的女政治活动家。 第4页 大学毕业之后，玛格丽特·罗伯茨小姐对政治的兴趣日浓，并准备大干一番。但为了谋生，支撑自己的经济生活，她选定的第一个职业是在本迪克斯公司工作。尽管她在公司不得人缘，遭人嘲弄，但她对分内工作还是尽职尽责的。这时，玛格丽特虽是干化工实验，但业余却积极参加公司所在地埃塞克斯郡可切斯特保守党协会的政治活动。她在政治活动方面花的时间和精力，要比用在实验室里的多得多。 1948年，玛格丽特在兰达诺保守党召开的一次年会上认识了肯特郡达特福市保守党协会主席约翰·米勒。在后者的协助下，她不仅报名参加了保守党达特福选区的竞选，而且在1949年3月正式成为肯特郡北部这个重工业区的保守党议员候选人。 接着，玛格丽特便搬去达特福市，正式离开工作了三年的本迪克斯公司，在莱昂斯公司又找到了一份差事——当研究食品的化学师。达特福选区保守党人对她的热情关怀和尊敬，使她有宾至如归之感。 在一次电力公司大厦举行的选举演讲会上，玛格丽特在选民中头一次亮了相，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抨击工党的统购政策;主张减低税法;强调“帝国特惠制”等。在其他的一些群众集会上，玛格丽特的演说也观点鲜明，坚定地捍卫保守党的政策路线，勐烈抨击了工党推行的国有化方针。玛格丽特在这一期间所阐述的一些政治思想的基本点，实际上是她后来政治见解的萌芽。 玛格丽特通过一系列竞选活动而扬名全区，但竞选的前景却并不乐观：达特福区当时被工党的诺尔曼·多兹把持着。要赢得对这位强手的胜利，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1950年选举中，玛格丽特·罗伯茨最终以24490选票对38128选票而败在多兹的手下。不过玛格丽特使保守党在这一选区的得票率提高了二分之一，使工党的选票减少了三分之一，这在当时的确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因此，玛格丽特便引起了保守党总部的关注，他们认定这位年纪轻轻、初出茅庐的女候选人比许多男候选人表现得更为出色，并从而把她视为变革中的保守党的新生力量。 第一轮败选之后，玛格丽特毫不灰心，又以保守党候选人身份再度出马，第二次与雄踞这一选区席位多年的工党候选人多兹角逐。她到处发表演说，全面阐述自己对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见解，例如战争与和平问题、“帝国特惠制”问题、英国企业的国有化和私有化问题、养老金问题、住房问题等。不过，1951年第二轮竞选又以玛格丽特的失败告终，她仍然没有拿到达特福区的席位。一个政界新手、而且涉世不深的青年女子，在复杂多变的政坛上毕竟还不成熟，失败并不足为奇。但她那敢打敢拼和初展锋芒的“小老虎”精神，却给广大选民和舆论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1951年的英国大选中，保守党在议会中赢得了多数席位，玛格丽特所崇拜的政治明星温斯顿·邱吉尔取代了工党的艾德礼，重新出任首相。 走笔至此，不能不插叙一番玛格丽特·罗伯茨小姐喜缔良缘的趣事。 原来，玛格丽特早在埃塞克斯郡可切斯特本迪克斯公司工作时，由于一次竞选活动的安排，她邂逅了她未来的丈夫和事业上的支柱丹尼斯·柴契尔，并由初识到深交直至两年后结为连理。下面是玛格丽特事后的一段回忆： “我第一次遇到丹尼斯是我被确定为候选人的那天晚上。我被竞选委员会选中了，还需要把我介绍给整个保守党协会，由它来通过，而当时丹尼斯跟协会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很要好。晚上八点举行会议，我必须发表演讲和回答问题。随后我自然想与尽可能多的人晤谈。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怎么从达特福当晚赶回可切斯特，以便第二天早晨能按时上班?幸运的是，丹尼斯帮了我一个大忙，他开车送我到利物浦街，赶上了去可切斯特的末班火车。” 丹尼斯·柴契尔系一名富家子弟，父亲继承祖业并发扬光大，开办了一家油漆—化工品的大公司。那时丹尼斯33岁，比玛格丽特整整大10岁。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法国、西西里岛和义大利本土作过战，得过帝国勋章和通报嘉奖，战后退役，作了埃里斯油漆公司的常务董事。他虽然也是卫理公会教徒，但他却不像正统的卫理公会教徒们生活得那么简朴和古板。他讲究排场，生活阔绰，在伦敦有自己的豪华公寓，还有一辆豪华型小轿车，而且埃里斯油漆公司就设在达特福选区，因而他和该区的保守党人混得很熟。也是事有巧合，那天晚上他的朋友请他协助筹办欢宴玛格丽特，他本人当然也亟欲一睹这位女候选人的风采。一见之下，果然不凡，玛格丽特那干练、刚毅、整洁、亮丽的形象，给这个有过一次婚姻挫折的中年人1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丹尼斯在二战爆发前曾经结过婚，战后夫妻离异。这种由战争造成的家庭悲剧当时在欧美各国并不鲜见。柴契尔的第一任夫人也名叫玛格丽特，姓肯帕森。在罗伯茨小姐与丹尼斯相识时，肯帕森女士已嫁给了霍华德·希克曼爵士。 当然，丹尼斯出身不俗，经济基础雄厚，在生意场上成就不错，加上高大英俊、一表人才、举止儒雅、气度雍容，也正是罗伯茨小姐的意中人。惟一使玛格丽特·罗伯茨小姐犯难的，是丹尼斯不是一个黄花郎，这有悖于她和她一家人所崇奉的卫理公会教义。经过一番痛苦的犹豫，罗伯茨小姐终于痛下决心，接受了丹尼斯的爱情，并在1951年大选这一天双方举行了订婚仪式。同年12月13日，玛格丽特·罗伯茨小姐与丹尼斯·柴契尔先生结为伉俪，婚礼是在伦敦城市路一座威斯雷小教堂举行。参加婚礼的多数是新郎和新娘的保守党朋友，还有丹尼斯的寡母和未婚妹妹，以及玛格丽特的母亲和姐姐(一说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先生也参加了)。婚礼之后，柴契尔夫妇前往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欢度蜜月。这是新娘有生以来的首次出国，陶醉、欢愉之情，自不在话下。 玛格丽特和丹尼斯从相识到结婚，其间经过了两年时间。 结婚之后，玛格丽特即迁居伦敦，辞去了她在莱昂斯公司的那份工作，开始潜心攻读法律了。丹尼斯每天驾车去埃里斯公司上班，早出晚归。 早在1947年7月，当时玛格丽特正要举步踏出牛津大学的校门，一天她对自己的好友说道：“你是知道的，我本不应该读化学，而应该读法律。这是为了政治我才需要它，我现在应该马上去读法律。” 4年过去了，玛格丽特如今有了温暖的家，有了丈夫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全力支持，她可以专心致志地去从事自己的事业了。玛格丽特对此毫不隐讳，她经常对人说：“是丹尼斯的钱帮助我走上了成功之路，我对他充满感激之情。” 初为家庭主妇，玛格丽特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角色：既要白天去法律教育理事会听课，或去图书馆翻阅资料，撰写论文，又要晚上回家做饭，干家务，装饰居室，而且做得很尽心，很投入，也很有水平。直到她后来一举成名，当上了保守党的领袖职务，她作为贤妻良母的柔媚一面迄未稍减，甚至发展了她那多姿多彩的温馨情怀。 第5页 婚后约莫过了两年，1953年8月玛格丽特·柴契尔夫人剖腹产下了一对双胞胎，而且是龙凤胎。男孩取名马克，女儿叫卡罗尔。这时距离法律课程的结业考试仅有三个月。玛格丽特请了一个奶妈照看婴儿，硬是咬牙通过了这次结业考试，取得了当律师的资格，而且当上了税务法官议事所的见习律师。按照规定，取得法学文凭或通过法律教育学会考试的人，必须在法律事务所实习一段时期，一般为半年。此外，见习人员还得交上一笔钱，好在有丹尼斯的经济支持，这都不成问题。她遇到的麻烦主要是律师界对妇女的歧视。税务法官在英国一向是男士的“一统天下”，柴契尔夫人硬是一头闯进了这一禁区，以特有的顽强精神、果断处事能力和高效工作方法，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负责称职，而且还打赢了一场官司。到最后玛格丽特离开这间事务所时，她已给同事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牛津大学毕业7年之后，玛格丽特终于在1954年如愿以偿，进入了新广场5号的林肯协会税务事务所，开始做正式的开业律师。此后，柴契尔夫人便永远告别了化学实验室，跨入了法律、政治界。她的青春和精力已化作了一块块坚实的攀援基石。 不过，柴契尔夫人在做律师的同时，她的两眼始终没有离开过威斯敏斯特宫——英国议会所在地。她争当律师的惟一目的，是要锻鍊自己，为最终进入议会作热身赛前准备。这一时期的柴契尔夫人并没有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律师事务上，而主要是为能进入下院而上下求索。 经过五年多失败的奔忙之后，柴契尔夫人终于在1959年时来运转。这一年，她在芬奇莱区当选为保守党的下院议员。当时她只有34岁，正值龙骧虎视之年。 芬奇莱靠近英国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宫，是保守党重要的阵地之一，拥有12000多名保守党员。这次柴契尔夫人进入下院，亦即进入了男人主导的世界。她那滔滔不绝的雄辩和她对保守党内外政策的娴熟，都充分表明她已是这一歷来归属于男人的政治舞台上当之无愧的演员，成为初露锋芒的女政治活动家了。当地《芬奇莱》报这样评价道：“柴契尔夫人口才流利，不看讲稿就能滔滔不绝，一语中的。” 不过，柴契尔夫人雄才大略，目光远大，她并不把下院议员视为自己政治前途的终极目标，相反，她是以此作为自己问鼎白厅权力的一个桥樑或一个里程碑，而且仅仅是一个桥樑或一个里程碑。不过，从1950年竞选达特福区的议席开始，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34岁的玛格丽特·柴契尔夫人总算如愿以偿，并且以芬奇莱区为基点，已隐约看见自己那铺满玫瑰和红地毯的光明前途了。 2. 从政务次官到教育大臣 1959年10月20日，玛格丽特·柴契尔夫人终于以胜利者的自豪感跨进了威斯敏斯特宫，正式履行英国下院后座议员的职责。 当议员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出动议，发表演说，参加辩论。按照英国议会惯例，每位新当选的议员都可以提出一项议案，以此来打响自己的知名度。柴契尔夫人选定了“公共团体允许新闻记者参加会议的议案”，该议案系建议执行一项始终未能实施的1908年法令，让新闻记者能够参加一些公务团体的会议。这项议案也就成了柴契尔夫人在下院首次亮相的高招。 临到柴契尔夫人发言时，议员的出席率相当高。柴契尔夫人单刀直入，紧紧围绕主题展开论证，演说只用了27分钟，没有看一下提纲。她的这篇简短而又精彩的演讲赢得了热烈的鼓掌，包括反对党人士的掌声。有人把她的演讲说成是“新当选议员中最好的”，属于“前座议员的水平”。那些保守党的前座大臣为自己党内的这名新议员的辩才而深感震惊。事后柴契尔夫人的提案经过修改以152票的绝对多数通过成为立法，她也因此而一鸣惊人，舆论界对这位政治新秀大肆捧场，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柴契尔夫人在议会的首次成功演讲，在全国打响了知名度，为她以后以议员身份进行活动奠定了基础。针对年轻人以戕害他人为乐的犯罪行径，她在下院演说，主张对他们绳之以法。她同其他议员一起走遍了全国，宣讲自己的政治见解;她大声疾唿提高女权，募集盲人救济基金，还就某一地区学龄前儿童的福利问题阐述看法，就国际大小问题表态，回答报刊记者的提问，等等。于是，在广播节目中经常能听到柴契尔夫人的声音，电视屏幕上时常出现她的形象，报刊杂志不时刊登她的照片。所有这一切，无疑都为她后来充当保守党领袖准备了条件。 英国议会歷来是两大政党(保守党和工党)头面人物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争论不休的讲台。一些重大法案的出台，都是从展示辩才、相互攻评，发表最富刺激、最具战斗力与杀伤力的动议开始的。因此，政党领袖首先就必须是一个雄辩家和逻辑论高手，善于用滴水不漏的逻辑和证据确凿的数据去征服对方，赢得论战的胜利。毫无疑问，从少女时代就培养出辩才来的玛格丽特，是能充分展示并发挥出自己的这一能力、水平和风格，并在与论敌的白刃战中一显雌威的。 1961年10月，柴契尔夫人进入议会后还不到两年，就被当时的哈罗德·麦克米伦任命为“生活津贴和国民保险部”的政务次官，相当于副部长一职。这是柴契尔夫人第一次应邀入阁，以接替帕特里夏·霍恩斯比-史密斯夫人，从而开始了前座议员的政治生涯。这是许多在议会任职多年的男议员都望尘莫及、无缘获得的殊荣。 议员与政府成员不一样，前者发表意见的主动权要大得多，可以随意说三道四。而政府高级官员则必须在议会作证，接受议员们特别是反对党议员们的质询和责难，并对各式各样的问题作出切中要害、无懈可击的回答或答辩。柴契尔夫人以政府官员的身份参加下院辩论，就是要对付工党议员的指责和非难。这时，尽管柴契尔夫人在议会中露面的时间少了，但每次参加辩论，她总能以出色的表现给工党的发难者以痛快的一击。她还能以一连串的统计数字驳倒对方，使对方目瞪口呆、尴尬万分。例如，工党议员提出了一项动议，指责麦克米伦政府多年来没有提高生活津贴。柴契尔夫人把战后每届保守党政府支付包括各项生活津贴在内的年金总额一一加以列举，再与其他各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用以表明反对党议员的指责毫无事实根据。在这次答辩中，柴契尔夫人滔滔不绝地列举这些枯燥乏味、冗长单调的数字时如数家珍，一连讲了40分钟，驳得对方哑口无言，无人敢出来接着发问。第二年(1962年)7月16日，柴契尔夫人再次挥戈上阵，又一连回答了关于年金和国民保险等19个问题。这两次出色的答辩表明，柴契尔夫人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政府高级官员，表明她完全称职，能充分胜任自己的工作，也是她学习对政府行使高效管理的良好开端。 但是，柴契尔夫人出任“生活津贴和国民保险部”的政务次官时，正是英国政坛日趋动盪的年代。三年前保守党以超出工党100个议席而赢得了连续执政的机会，麦克米伦首相也以力挽狂澜、推动英国经济繁荣而被誉为“超人麦克”。但是到了1962年，这位首相在英国民众中的威望已一落千丈，他的政府的处境很是不妙：国家收支严重失衡，政府超支无法控制，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似地有增无已，经济出现衰退，失业大军急剧扩大，而外交政策又频频遇挫。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麦克米伦只好撤换财政大臣，依然毫无起色。1963年的局势发展就更糟：戴高乐竟否决了英国要求加入1955年成立的“欧洲共同体”的申请。一方面麦克米伦首相为了摆脱本国的经济困境，寄希望于加入欧共体，使英国不再游离于欧洲大陆的主体外边，尽管他走出这一步棋是十分勉强的，而且遭到了工党的激烈反对。另一方面法国却不买帐，戴高乐公然把英国视为美国的僕从，认为英国的加入“最终将会出现一个依赖于美国并在美国领导下的庞大的大西洋共同体，它很快就会吞併欧洲共同体”。戴高乐的态度对英国的麦克米伦政府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虽说其他欧共体成员国对英国抱同情态度，但这毕竟是一件难堪的事态发展。 第6页 祸不单行的是，这年夏天，陆军大臣约翰·布劳弗斯被控与一个名叫克里斯汀·基勒的有间谍嫌疑的妓女有染(该女郎与苏联驻英大使馆的关系微妙)。丑闻揭发后，以工党为首的各反对党向麦克米伦政府发起了勐烈攻击，保守党后座议员也掀起倒麦运动，一时闹得满城风雨，麦克米伦首相遭到内外夹攻，心力交瘁，一病不起，最后辞去了保守党领袖一职。柴契尔夫人对政治的残酷性开始有了认识，从而在此后一步步地向上爬的过程中锻鍊了自己的坚强意志与心理承受能力。 1963年7月，在爱丁堡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柴契尔夫人向妇女工会会员发表了一篇着名演说： “没有一个人(不管他是怎样的伟人)能使一个政党在一次选举中获胜。同样，也没有一件灾难(一件影响个人的灾难)能使一个伟大的政党在一次选举中失败。 “我们过分地突出了一两个人的作用，认为他们能使我们在选举中获胜或失败。如果某一个人犯了罪，你们不必因此而沮丧。党是不会在选举中失败的，除非是它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在这篇讲话中，柴契尔夫人不仅不遗余力地为捍卫保守党的威信而辩护，而且表明保守党在选举中可能败北，但它将会在另一次大选中捲土重来。 1963年9月，重病中的麦克米伦力排众议，支持他的外交大臣霍姆爵士成为党的领袖和政府首相。但工党在其新领袖哈罗德·威尔逊的领导下，仍在继续抨击保守党政府，指责保守党政府执政的12年(1951—1963)是“无所作为的12年”，是虚度时光的12年。柴契尔夫人则挺身而出进行了反驳，说保守党政府执政的12年恰恰是“取得空前成就的12年”。她列举了出口的增长，强调市场经济，发挥私人企业的作用最能刺激工业的增长，等等。尽管柴契尔夫人能言善辩，毕竟挽回不了保守党政府的颓势，英国经济继续衰退。英国两党轮流执政的规律表明，英国选民已在酝酿在选举中“换马”了。这样，可怜亚歷山大·道格拉斯-霍姆首相在执政未满一年的情况下，就被迫宣布于1964年10月举行大选。那次大选结果，工党仅以4票的多数险胜保守党，保守党在执政13年之后再度沦为在野党了。 在这次大选中，柴契尔夫人在芬奇莱选区面临自由党人的严重挑战。由于她那超凡的体力和过人的记忆力，以及深入选民中间，以女性特有的耐心、关心和细腻帮助选民解决了不少的困难，从而以9000票当选，总算保住了她在议会中的席位。 失去执政党地位的保守党在1965年再次更换了自己的领袖。明智的霍姆在引退之前，倡导改用两轮投票新法来选拔党的领袖：竞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所得票数必须领先于最接近他的人的15%;如果没有人得到足够选票，那就进行第二轮投票，凡得到140张票以上的即可获胜，并允许新的竞选人参加进来，以决雌雄。霍姆的这一新选举法的倡导，对保守党此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义。 1965年7月，保守党内展开了角逐党的领袖的竞争。投票结果，平民出身、靠个人奋斗爬上权力顶峰的前劳工大臣和主管申请欧共体事务的掌玺大臣爱德华·希思当选为保守党领袖。他的当选，预示着注重等级和门第观念的英国传统社会的模式的瓦解，标志着保守党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因为此后继之而来的保守党领袖和英国首相的柴契尔夫人和约翰·梅杰都是平民出身。 1964—1970年工党政府执政期间，柴契尔夫人在影子内阁1内接连调换了多项职务：先后主管年金部、住房与土地部、财政和经济事务、运输事务、燃料和动力部，最后是教育事务。她充当这么多问题的发言人，是其他人所没有的。这样，她就有机会，也有可能深入了解两党在各个方面的争执点，积累了同工党打交道的众多经验，并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立场。她在1968年保守党大会上的讲话，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她的思想。这篇题为《政治弊端》的讲话的中心大意，即是要缩小政府作出决策的范围，有效地发挥个人权力，亦即政府不应人为地控制物价，而是要促进市场的竞争机制;要调节货币供应，大力抑制通货膨胀。柴契尔夫人在这篇讲话中阐述的思想，始终指导着她制定的各项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其矛头所指，首先是工党的“集体主义”政纲，并在辩论中作出激烈的反响。因此，大凡工党政府提出的议案，都遭到柴契尔夫人的无情抨击，一时有“谩骂成了柴契尔夫人的本色”之讥。 1保守党的影子内阁起先由霍姆爵士主持，影子内阁的各个成员均与工党威尔逊政府各部门相对应，以便为保守党再次组阁作好人选和政策上的准备。 这时的希思也似已认识到了这个女人对自己构成的威胁。他在私下与自己的心腹商讨提升柴契尔夫人时曾经说过：“怀特洛(按：指希思派的干将、政坛老手，后来又成为柴契尔夫人的心腹的威廉·怀特洛)认为她是最有能力的人。但他说她一旦出人头地，我们就休想对付得了她。1”这话后来不幸而言中。1974年，正是这位希思既重用又提防的女校友，终于把他赶下了台。这当是后话了。 1就是这个对柴契尔夫人敬畏有加的怀特洛曾经说过：“我发现她十分能干，很有能力，在我还不充分了解她的时候，我就觉得她很可怕……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惧怕，但就是怕。她的能力之强和知识之渊博，使我望而生畏。” 1966年3月，执政不到两年的工党提前举行大选，目的是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扩大工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哈罗德·威尔逊首相如愿以偿，工党在大选中领先的席位数由1964年的4个增加到了97个。不过，柴契尔夫人却在自己的芬奇莱选区轻易获胜，第三次当选为下院议员。这主要是她在选区的辛勤工作的结果，当然，在全国政坛上崭露头角也帮了她的大忙。1969年10月，希思擢升她为影子内阁的教育大臣，她随即义无反顾地反对工党政府废除文法学校、强制推行综合教育的做法。 原来在60年代末期，威尔逊的工党政府为了消除教育中明显的“阶级界限”，决定把文法学校和技术学校合併为综合性学校，以使工人家庭的子女有更多的入学机会。这和英国从中世纪起延续下来的“道统”相左;坚持传统的人士则反对这一做法，认为它势必降低教育质量，进而影响社会风气，助长无政府主义的蔓延;一些教师和家长也愤怒地抨击工党政府教育大臣爱德华·肖特的取消文法学校、建立综合学校的方案。 作为影子内阁教育事务发言人的柴契尔夫人，在1969年10月22日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她要保住那些在初等教育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文法，主张在保守党执政后将本着发展选拔性教育的精神，保留传统的文法学校，只在新建城镇中推行综合性学校。她说到做到，以毫不妥协的精神与工党政府的教育大臣肖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1970年，工党政府的威尔逊首相趁国内经济形势稍有好转的有利时机，再次宣布举行大选。大选的结果却大出两党人士的意外，希思领导的保守党竟以30个席位的领先多数获得了胜利。工党在执政六年之后又再次沦为了在野党。 第7页 保守党的胜利提高了希思的威望与权力，他当即宣布要“进行一场彻底变革”，“以改变我们这个民族的歷史进程”。 大选胜利后，原任影子内阁教育事务发言人的柴契尔夫人，被希思新首相任命为政府的教育大臣。这是柴契尔夫人头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担任政府大臣一职。担任政府高级职务后，就从下院底层那间逼仄的办公室搬入宽敞明亮且配有空调的教育部办公室，那里有专为大臣配备的大写字檯，有一大批文官随时听候差遣，还可享用政府为她提供配备有司机的大轿车，她就再也不需要自己驾着那辆旧车子奔波于议会和选区之间了。可惜的是，玛格丽特的父亲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却在她成为政府大臣的前几个月去世了。 同任何地方的官场一样，英国内阁中也存在着金字塔差别：首相之下是财政、外交、国防和内政等部门的大臣;教育大臣则属于较低一级的阁员。这时柴契尔夫人已不满足于自己担任的角色，而希思首相出于防范其野心的膨胀和对女性的歧视，一直没有满足她的意愿。柴契尔夫人忍无可忍，她与希思的冲突也就势所难免了。 为此，柴契尔夫人除据理力争，从财政部为教育部争取到了大批经费外，还经常在内阁会议上对教育部门以外的事务陈述己见，有时甚至用事实和数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种“越位”表现和咄咄逼人的架式，常常使那些对情况了解不多的主管大臣哑口无言，甚至使希思首相尴尬异常。因此，她便丧失了人缘，首相和其他男性阁员都不欢迎她，甚至冷落她，讥讽她。柴契尔夫人在内阁中受到孤立的同时，与她主管的教育部下属官员的关系也弄得十分紧张。此外，在担任教育大臣的三年半时间内，她在全国也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经常遭到不同意她政策的教师、学生、家长们的围攻和左翼报刊的抨击。她在任期中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是逆潮流而动，废除前工党政府在全国推行综合教育的有关“通告”，下决心加强初等教育，主张缩小班级规模、扩大师资比例、改建初级学校陈旧校舍等，来展示个人的雄图大略。但是，这一举动却激怒了贊同工党计划的全国教师联合会，而且遭到新闻界和地方政府的批评。在柴契尔夫人出任教育大臣的三年半期间，她实际上收到3000多份建设综合学校的计划，她否决的还不到10%，这表明她在时代潮流面前也只能相机行事。但就是这样，她还是遭到几个方面的指责。她想借1972年全国教师联合会年会的机会来解释自己的方针，想不到竟有几百名教师中途退场以示抗议。这是她从政以来所从未遇到过的事。而在英国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要扩大师资，修建或改建校舍，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柴契尔夫人原计划“以5年为期”，“消灭19世纪修建的初级学校”，也只能是空中楼阁、一厢情愿的设想。据有关报导，截至1984年，伦敦内城的小学仍有近半数校舍是1900年以前盖的。” 另一是改革国家统包学生福利的旧政策，包括由教育部撤消对8至11岁学童每天免费供应牛奶的规定，这样每年能节省800万英镑的巨额开支，以及教育部于1972年决定不再给大学生贷款。这两项重大“改革”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触犯众怒是必然的。人们和媒体把柴契尔夫人说成是“牛奶刽子手”、“英国最不受欢迎的女人”、“误人子弟的大臣”、“反动的野蛮女人”等等，极尽侮辱和谩骂之能事。柴契尔夫人尽管蒙受这一切的谩骂、攻击，甚至围攻、殴打，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她说道：“我发现，因为牛奶问题，我被贴上了种种标籤，但我照旧要干下去。” 其实，“牛奶事件”使得柴契尔夫人在全国声誉扫地，只表明她是做了希思政府的替罪羊。原来希思政府根据第一任财政大臣麦克劳德的计划，决定削减三亿英镑的政府开支。经过讨价还价，反覆摊牌，柴契尔夫人主管的教育经费还是被削减了一部分。为了完成既定指标，柴契尔夫人不得不採取一切可行的“挖潜”措施。她认为大多数家长都付得起自己孩子的牛奶费，政府的要务是提供他们所支付不起的教育经费。撤消牛奶支出既能完成政府有关教育经费的削减任务，又可不影响到正常的教育支出，应该是两全其美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加上中学生的免费牛奶供应早就被上届的工党政府取消掉了，也没有在社会上掀起怒潮。而她一撤消学童的免费牛奶供应，竟会激怒整个社会，每当她站起来讲话时，人们就怒斥“母狗滚出去”。这是极不公平的。原因只能归咎于她是一名女性，撤消牛奶的命令出自一个本应关心儿童的崇高母亲之手，她才不为人们所接受，一切愤怒都朝她疯狂发泄而来。要是命令出自一名冷酷的男性之手，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1980年，政府发布的“教育法”便正式规定学校不再向学生免费提供牛奶服务。柴契尔夫人最终取得了胜利。 总之，柴契尔夫人自跻身官场，从政务次官到教育大臣，的确走过了一段“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不平凡道路。随着政治野心的膨胀，她要在大不列颠男人主导的政坛上杀出一条血路来，向更高的层次冲刺。 3. 超级男性元老败在女人手下 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一直未能摆脱不景气的阴影，通货膨胀直线上升，要求增加工资的工人罢工风起云涌，声势浩大。毫无疑义，在英国经济一蹶不振的情况下，谁能就经济问题提出使人们感兴趣的意见，谁就有希望获得更多人的支持。这是角逐政坛领袖的人不能不优先注意的问题。 就在担任教育大臣的柴契尔夫人陷于四面楚歌之际，整个希思政府的日子也极不好过：经济持续衰退，钞票发行过多而使得通货膨胀有增无已，政府赤字居高不下，罢工风暴此起彼伏，特别是矿工的罢工使希思政府焦头烂额，腹背受敌。当然，保守党在1970年重新执政之后也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果：革新英国传统的货币换算法，英镑改用十进位制;1973年1月1日，英国第三次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终于获得批准，1昔日的“大英帝国”终于找到了这个世界上的新坐标，从而大大改进了英国同西欧大陆国家的关系。但就在英国加入欧共体的那一年的冬季，爆发了二战后席捲西方世界的一次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再次使英国经济蒙受重大打击，復甦乏术。这就是1973年10月中东赎罪日战争所造成的能源危机使希思政府陷入空前的危机：失业人数创二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纪录，英镑继续贬值到了二战后的最低点，工业部门每周的开工天数低于三天。 11967年，当时的英国工党威尔逊政府在继1963年英国保守党麦克米伦政府第一次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遭法国戴高乐无情否决之后，又曾第二次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当时法国又以英镑第二次贬值、地位不稳，以及经济动盪，不可能给共同体带来好处为由，再次予以否决。所以1973年保守党的希思政府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当是第三次了。 第8页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保守党的希思政府被迫于1974年2月宣布解散国会，提前举行大选，以期通过大选改变议会中的力量对比，为政府工作开拓新的生机。 大选结果，工党只领先保守党4票，得票率非常接近。希思原想与自由党领袖谈判筹组联合政府继续执政，但遭到自由党的拒绝，希思无奈，只好向女王递交辞呈，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又夺回了执政权，重返唐宁街10号。 2月大选的失败并没有使保守党人头脑清醒，他们错误地认为大选的结果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希思仍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保守党能捲土重来，东山再起。在这次大选中，柴契尔夫人没费吹灰之力就保住了她在芬奇莱的议会席位。 1974年10月10日，英国举行了当年的第二次大选，结果工党再次以3个席位的微弱多数险胜保守党，哈罗德·威尔逊第三次出任首相，从此开始了工党政府为期五年的统治。 1974年保守党在两次大选中连续败北，说明保守党必须进行全面反思，重新塑造它在选民中的形象。按照惯例，大选失败的领袖应引咎辞职让贤。但希思却没有这样做，对党内倒希思的一股潜流视若无睹。 这次，柴契尔夫人被希思任命为影子内阁的税务发言人。她青年时期当过见习税务律师，对税务工作了如指掌。当时，围绕着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两党争论的焦点是：工党企图通过提高企业家的税收来增加国家的收入，结合增发通货来缓解失业问题;而柴契尔夫人的税务政策则是减少税收、降低利率、控制通货、刺激投资，以这四项措施来缓解英国的通胀问题。她认为，只有把每年增长20%的通货膨胀率压下来，英国经济才有希望。柴契尔夫人有句名言：“我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我相信保守党人治理这个国家比任何人都出色。而我看到保守党正急剧地向左转，似乎没有人具有我这样的想法和观点，而这对于我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里，柴契尔夫人标榜自己是“真正的保守党人”，批评“保守党正急剧地向左转”，不是毫无理由的。因为1970年开始执政的希思政府背弃了在大选中许下的诺言，重新使用国家干涉主义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又企图诉诸法律手段压制工人罢工。而按照保守党在1970年大选宣言中的各项原则，希思政府将减少对企业的资助，不再支持亏损企业，同时也保证不再用法律控制物价和收入。但上台没多久，希思政府就加强对企业、特别是破产和濒临破产的企业的资助或收归国有;1972年又颁布了《工业法》，授权工业和贸易部有选择地对企业投资。接着又通过了一项法案，以控制物价和收入。但希思的“急剧地向左转”，并没能使英国摆脱经济困境。这说明他这位超级元老党魁为党所指引的道路已行不通了。因而在1974年两次大选(2月—10月)之间，保守党对希思和希思以前几届政府做法的检讨与反思活动实际上业已露出了苗头。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为希思政府中的社会事务大臣基思·约瑟夫，正是这位学者型政治家率先在思想与理论领域向希思的权威挑战。1974年6月，约瑟夫即曾反戈一击，勐烈抨击希思政府的经济政策。他指出：“在共产主义国家之外的发达国家中，我们更像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公共事业、政府控管范围、收入政策等诸多方面，我们实行的都像是社会主义政策。”这话他虽是在攻击工党干涉主义的幌子下说的，但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1974年9月，保守党的理论家基思·约瑟夫在普雷顿又发表了一篇着名演说，对凯因斯1主义大张挞伐，认为它只不过是战后英国“歷届政府用来减少失业的一种办法，也就是通过赤字财政扩大总需求，其结果引起了通货膨胀，而且对失业者也不能真有什么助益”。 1凯因斯(1883—1946)，一译“凯恩斯”，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主义的创始人。凯因斯主义主张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增加投资，以刺激消费。摆脱经济危机，弥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缺陷。凯因斯曾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1936)，影响很大。 基思·约瑟夫在思想和理论上的挑战，全盘否定了战后的英国歷届政府所沿袭的传统政策。约瑟夫的这篇演说在客观上点燃了变革保守党的火炬，为新一代的保守党领袖做好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工作。柴契尔主义的产生就是得益于这一沃土。 其实，通过几年来在政府内外的政治实践，柴契尔夫人的以货币主义为基础的控制通货、降低利率、减少税收、压缩公共开支的经济政策正在逐步形成中。她那刺激私人积极性、缩小国家干预范围的指导思想，业已局部或全部地反映到了她经手过的经济、教育、住房、福利等各个领域。例如，柴契尔夫人特别重视住房的私有化问题，她把住房是公有抑或私有视为对社会财产基础的改造问题。她认为房产公有，是从工党的“社会主义理论”派生的，是工党的政治统治基础;而房产私有，则符合保守党一贯倡导的理论核心。她因而主张实行“居者有其屋”的房改政策，认为即使给买房者以贷款补贴，政府最终将节省出一大笔钱，甩掉背负的沉重包袱。 1974年11月5日，议会就工党政府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于当年3月提出的预算草案1展开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柴契尔夫人一马当先，她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机会，她的发言对论敌的威胁最大。柴契尔夫人当时既是影子内阁税务发言人，又领导着党内的一个“政治研究中心”，所以她对情况了如指掌。她指责希利对国内经济前景毫无预见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石油一涨价就调高国营价格，公共费用上涨就增课国家和地方的税收。其结果是，生产不景气便引起物价猋涨，增加税收必然会继续影响企业的活力。 1该预算草案的核心部分是强调大量增收公司税、财产税，希利的“资本转移税”法案甚至对赠予、遗赠和赈济都要课税。柴契尔夫人曾嘲讽希利是第一个对善行徵税的财政大臣。 柴契尔夫人的这次辩论，得到舆论界的广泛好评。她在其他场合也积极阐明自己的主张，对货币流通、自由企业、税务津贴等问题大发议论。人们对她开始刮目相看，认为她是能言善辩的议员，又是影子内阁中一枝独秀、一柱擎天的大臣，还是治理国家经济的真实行家。这一切，都使她在保守党内的威信急剧提高，从而为击败希思、登上党魁的宝座铺平了道路。 其实，从希思政府倒台之日起，希思的日子就不好过，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开始动摇了，他在党内的号召力越来越小。随着角逐党魁的形势不断发展，保守党内逐渐形成了支持希思继任领袖的“温和派”或“元老派”和支持柴契尔夫人的党内右派或“强硬派”。在支持柴契尔夫人的这一派人中，基思·约瑟夫1本是保守党内向希思挑战的最高层也是最强有力的竞争者。此人高举反传统的旗帜，他的观点、魄力和政治经歷正是那些主张改革保守党的人们所需要和希望的。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错了话，舆论为之譁然，他不得不在参加竞选的一个月之后又宣布退出竞选。这样，在约瑟夫宣布退出的当天，柴契尔夫人便挺身而出，宣布参加定于1975年2月4日的党魁竞选。一天，她竟走进希思的办公室，恭敬、坦率地通报希思：她已向他挑战，竞选党的领袖。舆论普遍认为，柴契尔夫人的这一非常大胆的行动，确是“典型的直率”。1974年11月24日，各报均刊登了柴契尔夫人决定参加竞选的消息。于是，保守党领袖的竞选随即进入了决战阶段。 第9页 1基思·约瑟夫出身英国富豪之家，是其父男爵爵位的继承人。牛津大学毕业。二战期间曾在英国炮兵服役。战后当过律师和工程承包商。既是政治家，在希思政府中任过社会事务大臣;又是学者，长期在理论上探索与党的路线相关的问题。 其实，在基思·约瑟夫退出竞选之前，党内最有希望战胜希思的第二号人物是“1922年委员会”2主席爱德华·杜坎，他深受后座议员们的欢迎，反希思派成员把他视为能把希思拉下马的热门人选：他从未在保守党内阁或影子内阁中供职，与保守党的社会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均无直接关系，这使他成为主张改革保守党的议员们的最佳人选;他在1967年被希思免除了保守党主席一职，被踢出了党的领导层之外，因而与希思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个人恩怨。但后来杜坎于1975年1月末却突然宣布退出竞选，令人困惑莫解。 2“1922年委员会”系保守党后座议员为纪念1922年把党的领袖奥斯汀·张伯伦拉下马而组成的18人执行委员会，为一个以反映后座议员唿声为宗旨的组织机构。保守党在野时，影子内阁成员可以参加，但无表决权，也不能担任委员会职务;保守党执政时，各部大臣则不能参加。这个委员会虽不像前座议员那么声名显赫，但党的领袖和其他领导层成员在党内权力斗争的微妙时期，都不能小觑它的作用。 由于约瑟夫和杜坎这两位重量级人士的先后退出角逐，参加党内领袖权位战的人就只剩下希思和柴契尔夫人了。这在当时被视为一场实力悬殊的角逐：一方的希思在下院供职25年，歷任要职，又系党的领袖，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可说是保守党的超重量级元老;另一方的柴契尔夫人的资歷浅薄，在下院只供职16年，而所任教育大臣又算不上保守党的一名资深成员，远没有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加上她又是一名女性。 但世上的事常常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冷门爆出、后来居上的事例是层出不穷的。 除了约瑟夫和杜坎以及他们的麾下成员都倒向了柴契尔夫人一边，从而大大地加强了她的分量，壮大了她的声势外，柴契尔夫人在1975年1月下旬在议会中就工党财政法案的辩论中所作的精彩表演，也把这位“女人”推上了“英雄”的宝座。 原来在保守党选举领袖之前的极为敏感时刻，柴契尔夫人抨击工党财政大臣希利提出的徵收资本转移税时，谴责后者只懂得课税，从不考虑课税对个人生活的损害，也不考虑对整个社会将会造成何种后果。第二天，希利在为自己进行辩解的同时，指责柴契尔夫人是以特权阶层“热情之花”的姿态发言，隐含“譁众取宠”的讥嘲。“热情之花”原是前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伊芭露丽的外号，是对她那革命激情的一种赞扬。现在希利反其义而用之，成为不择手段的人身攻击，引起了保守党议员的群情激愤，纷纷指责希利有失君子风度。这时，柴契尔夫人反倒态度镇定、从容不迫地予以“后发制人”，她除了斥责希利是个“十足的蹩脚货”之外，还嘲讽他对“税务知识”“了解得如此贫乏居然还能当财政大臣”，并“为他的政府讲话感到惊讶”，最后她警告他“要注意效果”，因为“它会影响所有的人，包括像我这样出身于根本就没有特权阶层的人”。 柴契尔夫人的发言效果极佳，博得了议员们和在场的新闻界人士的热烈掌声。原来对这个女人不屑一顾的人现在突然发现她很不简单，“是一个十足的强手”，认定“保守党需要更多像她这样的男士”。 这一次议会辩论是在1975年1月21日，离当年2月4日第一轮的党魁选举只有14天，柴契尔夫人的行情才开始看涨。 正在这时，希思派的支柱之一、保守党的“弩”集团通过它的季刊《弩》提出希思应退出竞选，这确是个不祥兆头。“弩”集团的成员是一批主张经济干涉主义的大金融资本家，其中有好些还是伦敦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们奋起造反，说明希思的后院起火了。 离投票的日子越来越接近。这时除希思和柴契尔夫人外，突然又冒出了一个名叫休·弗雷泽的竞争者。他是一位老资格的后座议员，在保守党内的地位不如柴契尔夫人，与希思的差距就更大了。他之所以跳出来，是想把反希思派人士但又不愿让保守党有个女党魁的人能拉到自己这一边来，企图来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1975年初，柴契尔夫人在芬奇莱选区对保守党干部发表了一次演说。她在演说中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保守党员，因此要反映普通的保守党党员的愿望;此外，她表示自己作为希思政府的阁员之一，既要分担希思政府所犯错误的责任，更要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就是要“足够旗帜鲜明地、坚持不懈地维护”并捍卫“私有财产”的保守党“理想”，必须“制止”并“扭转”把英国“纳入一条走向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的平庸道路”的“趋向”。 柴契尔夫人的这篇讲话极尽笼络人心之能事，既讲究语言的分寸，又不把希思一棍子打死，因而深受舆论和媒体的同声赞许，新闻界开始有人消除疑虑，支持这个“头脑可能比男人还要丰富，意志比男人还要坚强”的“女人”出任保守党的领袖。 但到1975年2月3日，即保守党预定投票进行领袖选举的前一天，却出现了对希思大为有利的局面;一是根据某一民意机构调查结果，保守党普通党员仍有70%贊同希思继续留任党的领袖，这对保守党下院议员的心理影响特大;二是当天晚上霍姆爵士1公开表态支持希思，这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加上保守党影子内阁成员除基思·约瑟夫和另一名持中立态度的人之外都表示追随现任党魁爱德华·希思。 1亚歷山大·道格拉斯—霍姆系1965年被希思赶下台的前保守党领袖和前英国政府首相，希思执政时曾被任命为英国外交大臣，属于保守党内元老派中的超重量级人物。 1975年2月4日的选举日到了。投票是在威斯敏斯特宫第14号委员会房间中举行。摸底结果，希思的得票数可望在138—144之间，亦即他在第一轮投票中便可击败这个受他提携、却反而向他挑战的女人。因而希思看上去显得轻松而又自信。而柴契尔夫人却十分忐忑不安，她的竞选班子则估计双方得票数大致在122上下，然后通过第二轮决出胜负来。但柴契尔夫人却对自己的胜利毫无把握。如果失败，那就意味着她政治生涯的结束，她将不得不退出政坛了。 下午3点半钟，投票结束。结果是：柴契尔夫人130票，希思119票，休·弗雷泽16票。11票弃权。 投票结果令众人大吃一惊：柴契尔夫人居然击败了老资格的希思。尽管仍要进行第二轮决选，但超级男性元老业已败在女人手下，已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两小时后，希思宣布正式辞去领袖职位。 第10页 希思退出竞选后，一下子涌出好几个竞争者。他们是：保守党主席威廉·怀特洛;保守党左翼“弩”集团主席、前任英国副总检察长和前希思政府的贸易与消费事务大臣杰弗里·豪;前农业大臣兼保守党副主席詹姆斯·普赖尔和前运输大臣约翰·佩顿等。他们大都是希思派人士，希思在第一轮选举中所得选票将有一大部分由这些人分得，而有些选票必将转投给柴契尔夫人，因此，他们这样倾巢出动，客观上倒是帮了柴契尔夫人的忙。 两轮投票只相隔一周。在第二轮选举前，青年保守党人在伊斯特本召开了一次年会，柴契尔夫人和最有希望与她较量一番的威廉·怀特洛应邀发表讲话。这无形中是大选前的一次竞选活动。在伊斯特本年会上，柴契尔夫人发言的主旨是： “要是所有的权力和资产全归国有，那长此以往，还有什么政治上的自由可言? “自由并不等于不要约束，一旦没有秉公行事的公正法律，你就不会有自由的。 “我们要创造一种经济背景，以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使私营企业兴旺发达，以有利于消费者、雇员、养老金领取者和整个社会。 “我们支持努力干活的人而非磨洋工的人……希望通过自己努力发家致富的意愿，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值得赞许的。 “凡是准备努力工作的人，都应得到最多的报酬，而且在纳税后还应如此。 “富人有扶危济贫的责任和义务。” 这些话都迎合了听众的心态，赢得了阵阵掌声与热烈欢唿声。讲话完毕，一向支持希思的青年保守党主席克莱夫·兰达首先起立鼓掌，还亲吻她以示祝贺。 临近选举时，民意调查的结果表明撤切尔夫人的支持率正在直线上升，她得到了三分之二选民的支持。但柴契尔夫人对自己是否能获得多数仍然心中无底，她连一点谨慎的乐观都不敢公开表示。 第二轮投票结果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柴契尔夫人获得146票;威廉·怀特洛79票;杰弗里·豪19票;詹姆斯·普赖尔19票;约翰·佩顿11票。 “柴契尔夫人当选为保守党领袖了!”——当天下午4点消息传来时，柴契尔夫人及其追随者莫不欣喜若狂。这位不起眼的后座议员，这位格兰瑟姆食杂店主的女儿，竟能摆脱对女性的一切歧视、欺压和排斥，一举战胜英国传统势力最为根深蒂固的权势集团，成为大不列颠歷史上的第一位女领袖，真是不可思议!柴契尔夫人早先为自己设限的最高理想境界是当个财政大臣。如今的现实，已大大超出她的奋斗目标了。在英国，王位仅是大不列颠的象徵，而政治的实体则是在首相府。具有党魁的身份，就能保证该政党在下一轮大选胜利时出任首相。因此不妨说，这时50岁的柴契尔夫人正是英伦三岛上空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 选举结果一经披露，柴契尔夫人立即去参加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她当众宣布，原来影子内阁成员将照旧工作。保守党领袖在伦敦的俱乐部(圣詹姆斯宫卡尔登俱乐部)正式接受她为名誉会员。落选的威廉·怀特洛也以英国绅士的风度给她发来了贺函。 柴契尔夫人来到了下院财政议案委员会。这时工党财政部首席大臣乔尔·巴尼特先生温文儒雅地向柴契尔夫人祝贺道：“我们祝您身体健康。如果您能像今晚这样具有吸引力，那将是很有益的。” 面对蜂拥而来的记者，柴契尔夫人不无踌躇满志地表示：“对我来说这像是一场梦，玛格丽特·柴契尔的名字居然能摆在哈罗德·麦克米伦、亚歷山大·道格拉斯—霍姆和爱德华·希思之后，他们每个人都使工作带有自己的领导风格和伟大特徵，我要以谦虚和献身精神从事我的工作。”这时的柴契尔夫人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喜悦加兴奋的劲头。尽管这天她一直忙到午夜之后才回家，她却毫无半点疲劳的样子，反而更充满活力，显得更年轻、更漂亮、更神气了。 有人说，这就是一个成功者的生命，它“像花朵那么绚丽可爱，像峰峦那么稳定清晰，像苍天那么高深莫测”。 不过，这还远远不是这位女政治活动家为自己写下的人生可喜结幕，她那自我表现欲和“红杏出墙”的领袖慾一如决堤的洪水，正在奔腾不息。 第三章 英国歷史上的第一位女首相 1. 首次荣登英国首相宝座 柴契尔夫人到底从久经沙场的希思手中接管了保守党领袖的权杖，这是她在成就自己的辉煌事业的里程上又跨越了一大障碍。紧接着，这位不同凡响的女人便以非常精明和最为现实的态度对待希思的势力和影响，迅速搭建起自己的权力体系。 首先，柴契尔夫人去专访希思，主动邀请这位前任来担负影子内阁中的一个显位时，却遭到了怠慢和粗鲁的拒绝。但她并不气馁，而是处心积虑地把希思的几大台柱子照旧挽留在她那在野党的影子内阁中，其中最突出的是把当初与她争夺领袖权位最强的挑战者威廉·怀特洛争取过来，让他出任党的副领袖。这一招果然奏效，这位希思的最亲密盟友和最得力干将立即公开声明：“如果你决定要保守党来治理这个国家，而且你想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的话，那么紧跟那个领导这一事业的人就是惟一的选择了。”这位老牌政客说到做到，立即旗帜鲜明地支持新领袖，成为她的坚定支持者。此后，怀特洛便全力以赴地协调与沟通柴契尔夫人与其他反对派之间的关系，从而弥补了希思的不合作给这位女首相所造成的损失。 其次，柴契尔夫人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大力擢用与她竞争领袖权位的第三号人物杰弗里·豪为影子内阁中的财政大臣，而把那位推她坐上领袖交椅并成就她变革英国经济的引路人基思·约瑟夫晾在一边，让他继续从事社会政策思想方面的研究。好在约瑟夫并不计较这些，而是与杰弗里·豪紧密配合，四处奔走唿号，要求保守党放弃“中间路线”，寻求实施大多数人希望实施的主张，即所谓“大众路线”。这种所谓“真正的保守主义思想”，后来就成了“柴契尔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作为成熟的政治家的杰弗里·豪也正好跟约瑟夫想到了一起，他们共同拟制了一份代表柴契尔保守党经济政策的纲领性文件——《经济的正确途径》。他们共同效忠柴契尔夫人，在协助她奠定新的权力基础方面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但也正是这位老练又圆滑的政客的杰弗里·豪，在与柴契尔夫人亲密共事15年之后，却反戈一击，导致了女首相的最后垮台，显示出政客残酷无情、尔虞我诈的权术纷争。这当是后话不提。 且说柴契尔夫人在笼络、重用希思原有重臣和亲信的同时，也曾对希思时代的7位显要官员进行了大胆的清洗，将他们赶出了坐落在伦敦史密斯广场上的保守党中央总部，从而招来了传媒界的一阵激烈抨击和谴责。但对柴契尔夫人来说，这种对待希思原班人马的大刀阔斧式的去留裁定，正是她一展平生抱负、迈向唐宁街的坚实一步：既制订好了未来即将实施的政策蓝图，又为未来新首相的内阁人选奠定了基础。 第11页 那么，柴契尔夫人的“抱负”是什么呢?简言之，她的“抱负”就是要创建一个财产私有的“民主政体”。她笃信洛克的个人财产权利的学说，绝对不走“中间路线”;她把埃德蒙·柏克所作的保守主义的解释奉为圭臬，即任何人都有凭个人劳动和交换能力去发财致富，政府应对他们实施有效保护，而绝对不可以对他们课以高额赋税，不能用高税收政策对他们横加剥夺。此外，她不主张靠印发钞票的办法来缓解社会上的失业问题，认为那只能是扬汤止沸，于事无补。她摒弃歷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包括“国有化”政策、 “福利国家”政策，不主张对工会和工人运动让步，认为那样是与发展个人财产权利的原则背道而驰，相去弥远。在柴契尔夫人主持影子内阁的几年中，就是这样信守保守主义精神的。 在1975年于海滨城市布莱克浦举行的保守党年会上，柴契尔夫人集中阐述了她那“柴契尔主义”的主旨，她强调指出：“不能把英国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只要我的身体条件许可，只要我一息尚存，只要我有力量，我就决不会把英国变为社会主义。”这位英国保守党的新领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它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被国有化和政府控管着、统治着的话，是不可能繁荣兴旺的。”她还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按他的意愿工作的权利，有支配自己收入的权利，有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有把政府当做公僕而不是主人的权利。所有这些都是英国的传统，是一个自由国家的实质，我们的一切自由都有赖于这一点。” 在对外政策方面，柴契尔夫人所知甚少。这显然对她那领袖地位的巩固和与工党头面人物的交锋是不利的。为此，她在担任保守党领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频频接受邀请，以英国反对党领袖的身份访问了卢森堡、法国、德国、罗马尼亚、土耳其、加拿大、美国和印度等国家。1977年春，柴契尔夫人又以保守党魁的身份出访北京，受到了国宾式的隆重接待。而1975年和1977年的两度访美，均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破格礼遇。这位英国在野党领袖仪态从容地步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当时在位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吉米·卡特大谈特谈自己对国际事务的观点。她旁若无人地独自讲了45分钟，作为听众的卡特总统事后承认自己“只讲了5分钟”。 1976年1月19日，柴契尔夫人在伦敦金森顿市政大厅发表了一次着名演说，有人把这次演说与30年前邱吉尔在美国富尔顿的着名讲话相提并论：两人都显示出了对苏联的毫不妥协的形象，“铁娘子”的绰号由此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世界。在这次演说中，她勐烈攻击苏联决心“统治世界”，强调苏联正在迅速取得成为最强帝国所需的一切手段：“当我们把一切放在大炮前面的同时，他们却把大炮放在黄油前面。”她惊唿：“共产党力量的增长威胁着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她在批评工党政府减少防务预算、将会严重削弱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的同时，警告英国必须从中汲取必要的教训，否则“用他们(按：指苏联)的话来说”，“那我们註定，将被扫进‘歷史的垃圾堆’”。柴契尔夫人在这里所使用的激烈言词和毫不妥协的口气，都酷肖邱吉尔当年的“铁幕”论调。只是时代不同了。柴契尔夫人重弹“冷战”旧调，这与1976年东西方国家领导人在赫尔辛基签署欧洲安全与合作的《最后文件》的气氛极不融洽。因此，柴契尔夫人的这篇强硬演说也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反应。工党政府国防大臣罗伊·马森抨击柴契尔夫人的演说是一篇不合时宜且又富挑衅性的演说，指责她是在破坏“缓和”的基调。莫斯科的反应则更为强烈。苏联塔斯社把柴契尔夫人称为“铁娘子”和“冷战分子”，并随即在苏维埃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诋毁这位新党魁的宣传运动，把她丑化为“西方的邪恶女人”。 柴契尔夫人把“铁娘子”的绰号当成是对她坚强性格的写照，颇引为自豪。她在1979年与工党竞选英国首相宝座的一次演说中曾公开宣称：“俄国人说我是‘铁娘子’，他们可说对了：英国正需要一个‘铁娘子’。”在柴契尔夫人的嘴里，“铁娘子”这个绰号似乎由贬义一变而成为褒义了。 1976年3月16日，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突然宣布辞职，一时在英国议会内外掀起了一阵波澜。柴契尔夫人在礼貌地向这位政坛老将、又是不遗余力地贬低和嘲弄她的对手表达美好祝愿的同时，建议他的继任人立即举行大选。这一建议当即遭到威尔逊的严词拒绝。他认为他的接班人完全可以继续执政。紧接着，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詹姆斯·卡拉汉击败了麦可·富特而出任工党领袖并登上了英国的首相职位。这是一个比威尔逊更难以对付的政坛耆宿，他不仅极端蔑视这位保守党的女领袖，而且隐隐预感到她是工党政府的危险挑战者。这样，卡拉汉与柴契尔夫人之间的唇枪舌战的对垒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卡拉汉入主唐宁街之后曾春风得意过好一阵时光。他于1976年秋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以谋取优惠贷款，尽管为此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的这一招倒也奏效，至少遏制了威尔逊执政时期居高不下、如野马脱缰式的通货膨胀，赢得了英国议会内外、包括众多保守党工商界人士的贊同和认可。对执政党政府的这种“放任自流、负债纍纍和腐败无能”的倒行逆施，柴契尔夫人是义愤填膺、深恶痛绝的，她并在议会提出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卡拉汉却也不甘示弱，他在少数党的支持下否决了这个不信任案，继续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笔借贷。这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惊慌，他们转而支持保守党。1977年3月，柴契尔夫人又再次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可惜这次又遭到了否决。她毫不气馁，继续不断地向工党发起进攻。通过在议会的顽强斗争和出访国外所建立的声誉，柴契尔夫人已在保守党内确立了自己的威信和地位，欣赏她的人越来越多，保守党开始在民意测验中一路领先。但是，1978年1月发生了沃尔弗汉普敦黑白人种的严重冲突事件，柴契尔夫人对此提出了“停止外来移民”的讲话，这不啻是对当时英国国内日益高涨的排外和仇外情绪火上浇油，从而在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各方纷纷谴责柴契尔夫人，指斥她“正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使种族仇恨体面化”，引起了“一场不必要的全国性骚动”，等等等等。 尽管遇到了麻烦，但柴契尔夫人仍在磨砺以须，为大选做好了多种准备，其中主要是开展对工党的凌厉宣传攻势，迫使卡拉汉把拟在1978年秋季举行的大选推迟到了1979年春天。 对柴契尔夫人来说，工党政府推迟大选的决定无疑是件好事。因为1978年冬季英国通货膨胀突然猋涨，全国一时陷入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工人和公务人员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罢工高潮，地铁停开，医院关闭，学生罢课，垃圾堆成山高，鼠害频仍。工党政府威信一落千丈，它与其最大的支持者——工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濒于破裂，有江河日下之势。柴契尔夫人代表保守党在议会辩论中指责工党政府无能，敦促卡拉汉快快“辞职”。 第12页 1979年3月28日，柴契尔夫人就工党政府错误下放苏格兰和威尔斯的权力问题对工党政府提出了第三次不信任案，议会展开了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激烈辩论。当天晚上10点，议会就这一不信任案进行表决，结果柴契尔夫人的保守党仅以一票之差险胜卡拉汉的工党。卡拉汉被迫宣布解散议会，定于1979年5月3日举行大选，这样“卡拉汉的工党政府，或许是工党的最后一届政府垮台了”。这一天对柴契尔夫人来说也太重要了，因为那是一个歷史性的日子，她兴高采烈地对当天一直在议会观众席上注视着自己的丈夫丹尼斯说道：“我真高兴极了。这样的夜晚在我一生中怕是仅此一回了。”这话倒也说得对，柴契尔夫人领导保守党奋斗了4年，终于迎来了一次掌控英国政权的黄金时刻，怎不教她乐不可支呢! 本来，4年的保守党领袖生涯，确是柴契尔夫人当英国首相的“实习期”。如今实习期行将结束，离大选日子还只剩下一个月，她必须把握时机，率领她的一班子竞选人马全副身心地投入竞选角逐。她发表了上百次演说，出席了几百次群众集会，同千千万万的人握手问候;她还要举行数不清的记者招待会，通过电视同选民交谈，在收音机里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工作持续的时间之长，竞选活动之多，都是无与伦比的。没有一个顽强的钢铁意志和超人的健康体魄，要胜任这么繁重艰巨的工作量也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不妨说，这种竞选角逐不仅是两党领袖之间智慧与能耐的较量，而且也是体力与意志的拼搏。任何一方经受不住这一考验而累瘫下来，那他或她的政党就可能在大选中功败垂成。 此外，作为一名女性政治家，柴契尔夫人在唇枪舌剑、寸步不让地与工党辩论的同时，还必须充分展示她那女性温柔贤淑的气质。为此，她必须富有家庭主妇的人情味，手拎菜篮子，在购物场和菜场出入，让左邻右舍的居民目睹，让新闻记者拍照。在一家农场，柴契尔夫人还即兴表演，抱起一头小牛亲昵，随行记者当即拍下这一温情脉脉的镜头。但由于小牛在她怀里乱蹬乱踢，她不得不把小牛的脖子搂得紧紧的，要不是丈夫丹尼斯在一旁及时提醒，这头可怜的小牛很可能会被窒息死了。这是在当时紧张竞选中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小小的“噱头”。 在大选的整个过程中，玛格丽特的丈夫丹尼斯始终随行在她的左右。这位64岁的丈夫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尊重爱妻的选择，为她张贴gg，乐于做各种力所能及的琐碎事务。为了避开贴身追踪的记者的镁光灯，这位七尺男儿常常在暗处藏匿，不轻易露面。他们的女儿卡罗尔也特地从澳大利亚专程赶来，为妈妈助威。此前她为了躲避舆论界对她母亲的过分关注，曾万里迢迢地跑去澳大利亚找了份工作干。这位26岁的妙龄姑娘在学业和工作上都颇有成就，但她的弟弟马克却学业不成，经常给柴契尔夫人招惹麻烦。 在一个月的紧张竞选和激烈拼杀中，柴契尔夫人的竞选班子已累得精疲力竭、难乎为继了，柴契尔夫人却一改其古板威严、凛若冰霜的“女领袖”的形象，变成了一位精力充沛、坚不可摧、循循善诱、热情风趣的超凡女性，一个力图唤起人们对不列颠的前途无限关注的领路人。工党把她斥为极右翼分子，卡拉汉干脆警告选民说选择她就意味着全国面临分裂的危险。柴契尔夫人则反唇相讥，并警告选民说：“这次选举关系到英国(一个似已迷途的伟大国家)的前途命运”，绝不能掉以轻心。她毫不隐瞒自己的忧虑，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是英国迎头赶上自由世界的时候了，是我们充当领导者，而不是落伍者的时候了。”她认为：“除非我们改变我们的方式和方向，否则我们民族的伟大性很快将成为史书上的注释了。”她的话看似危言耸听，却也起到了震慑英伦三岛人心的作用。在与工党领袖一决雌雄的关键时刻，充分显示出了她这位“铁娘子”那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的一面。 定在1979年5月3日(星期四)的大选日子到了。柴契尔夫人终于迎来了她出任保守党党魁四年之后的这一歷史性时刻。大选前的各种民意测验都表明保守党的得分始终领先。柴契尔夫人在投票前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静。她拒绝在电视台上同卡拉汉作最后辩论的安排，只发表了一篇极其简短的声明，表示她一旦当选，将大力加强降低税收和同犯罪作斗争的政策。出语虽不惊世骇俗，却深得人心，因为英国人民长期受工党政府高赋税的困扰，早就啧有烦言，而社会上泛滥成灾的恐怖活动和北爱尔兰屡次发生的暴乱，更是英国人的一大心病。人们普遍认为该是割除这一毒瘤的时候了。所以，保守党女领袖的声明虽然简短，却在广大选民中产生了强大的磁铁效应。 5月3日一早，柴契尔夫人一家去芬奇莱选区投完票之后即返回了她在弗勒德街的寓所。在投票一完和点算票数之间的令人难熬的时间里，柴契尔夫人虽然外表镇定如常，但内心却忐忑不安，神经质地强迫自己做这做那，忙个没完没了。因为她心里十分明白，无论是她的支持者还是她的反对者都十分关注这次大选，一旦保守党没能赢得这次大选，保守党的高层就会发生内讧，她的领袖生涯也将告终。 5月4日凌晨一点的钟声刚一敲响，柴契尔夫人一家又驱车返回芬奇莱选区。选举揭晓结果，柴契尔夫人以7900张选票当选为这个选区的议员。这是这位“铁娘子”得以入主唐宁街的前奏。凌晨三点，柴契尔一家又来到保守党总部。这时，保守党似已胜券在握。柴契尔夫人受到总部大楼外面汹涌人潮的热情祝贺和热烈欢唿。她站在台阶上，在家人的簇拥下，接受蜂拥而来的记者们的拍照，闪光灯闪闪烁烁，气势至为壮观。最后，保守党以44席的绝对多数击败了工党，成为英国的执政党。柴契尔夫人从此将成为英国歷史上的第49位首相，同时也是英国歷史上的第一位女首相。英国歷史也将从此揭开新的一页：从这一天起，开始了柴契尔夫人长达11年半的漫长统治，亦即开始了“柴契尔时代”。 1979年5月4日中午，折腾了一昼夜没睡的柴契尔一家人又来到史密斯广场的保守党总部。他们的到来随即引发了新一轮的欢唿高潮。按照惯例，这位新当选的女首相应在党的总部接受女王的召见，正式受命组阁。 女王和女首相在白金汉宫女王的书斋举行了会晤。两个女人谈得十分融洽，从此开始了她们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此后柴契尔夫人每周二都要觐见女王一次。 正式奉命组阁后，柴契尔夫妇随即前往唐宁街10号首相府。这回他们乘坐的是首相专车。在驶出白金汉宫的大门时，卫兵们向他们夫妇举枪示敬。 此前，卡拉汉前首相已承认失败，他表现得气度雍容，落落大方，照例到白金汉宫拜谒女王陛下，向她恭谨地行了吻手礼，告辞后即驱车前往业已易主的唐宁街首相府，向新任首相柴契尔夫人表示了祝贺。这时，唐宁街10号已挤满了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照相机和麦克风频频启动，一时蔚为壮观。柴契尔夫人神采奕奕。她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讲，其中引用了圣弗朗西斯祈祷和平的四句诗：在出现纷争的地方，在有了错误的地方，在产生怀疑的地方，在感到绝望的地方，让我们带来和谐;让我们带来真理;让我们带来信念;让我们带来希望。 第13页 柴契尔夫人在对卡拉汉前首相作了如此简短而动听的答辞之后，又进一步补充说，既然选举已告一段落，但愿两党有识之士共同争取为大英帝国效力，因为国家面临的大事很多很多，有必要精诚合作，捐弃政党成见。柴契尔夫人礼度委蛇，不亢不卑，卡拉汉也表情平静地与她握手告别。 从1979年5月4日起，柴契尔夫人入主唐宁街10号，成为英国、也是西方世界的第一位女首相。 作为首相府，唐宁街10号乃是英国权力中枢的象徵。它的外表并不起眼，与伦敦市中心的许多其他建筑物相比，毫无特异之处，更谈不上与美轮美奂的英国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宫和女王的宫闱——富丽堂皇的白金汉宫相比拟了。唐宁街10号的深灰色砖墙和白色门窗都话说着大英帝国的歷史沧桑和宦海沉浮。早在1719年，当是英王乔治二世下旨将唐宁街10号赐给英国第一任首相沃波尔爵士作私邸使用，以后相沿成习，该住所成了英国首相官府了。传至第49任女首相柴契尔夫人，算来已有整整260周年的歷史了。尽管伦敦市内一座座象徵不列颠帝国辉煌年代的高大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幢坐落在唐宁街10号的寒碜房子依然如故或变化不大。此外，从卡拉汉前首相开始，使用楼上那套首相居室还得支付约合户主工薪10%的房租，以及开支服务人员的工资和招待费等。柴契尔夫人搬进唐宁街10号的新寓所后，除将居室和办公室布置一新外，还把她在下院办公室墙上的邱吉尔巨幅油画摘下，移挂在首相府里。 在英国，一般当选首相在一昼夜间就得公布其新内阁22名阁员名单，否则即被视为不正常。所以，柴契尔夫人在入主唐宁街的第一天，就必须趁热打铁，组成她的首届内阁。柴契尔夫人果然不负众望，在24小时内即完成了这一艰巨工作。大部分内阁大臣都曾参加过影子内阁。党的副领袖威廉·怀特洛出任内政大臣;杰弗里·豪任至关重要的财政大臣，以确保她的经济政策能够顺利推行;原希思派老臣黑尔沙姆勋爵出任大法官;卡林顿勋爵任外交与联邦事务大臣;约翰·诺特任贸易大臣;弗朗西斯·皮姆任国防大臣;基思·约瑟夫任工业大臣;詹姆斯·普赖尔任就业大臣;伊恩·吉尔摩任掌玺大臣;彼得·沃尔克任农业大臣;诺曼·圣·约翰—斯蒂瓦斯任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兼下院议长;麦可·赫塞尔廷，这位在1990年向柴契尔夫人的权力进行挑战并最终促使“铁娘子”下台的柴契尔亲信，被委任为环境事务大臣，等等。内阁名单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随时调整倒是屡见不鲜的事。对柴契尔夫人来说，逐步把内阁班子调整到尽可能多地合乎一己心意，更是大有必要。不过，初次组阁还不能一意孤行，还不能操之过急，而须得揆情度理，充分展示雅量，容纳一些希思派的元老重臣，让黑尔沙姆勋爵出任要职——大法官，即为一例。 作为保守党内权力基础深厚的前党魁爱德华·希思虽是柴契尔夫人的手下败将，但他在党内仍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怎样处理好同这位老前辈的关系，仍然是柴契尔首相必须关注的头等大事。希思虽然向新首相用电话表达了祝贺之忱，但他决不会参加曾经是他属下(内阁教育大臣)所组织的政府。柴契尔夫人本拟请他出山，担任驻美大使。他回答得十分干脆：无意仕途，只想在议会里发表政见和在保守党内议论政务。好在柴契尔夫人在新内阁中起用了原先希思派的若干成员，总算搞好了各方权力的平衡。 构成柴契尔夫人新内阁核心人物的，有对她忠心耿耿又任劳任怨的财政大臣杰弗里·豪，有柴契尔夫人思想上的嚮导和挚友、工业大臣基思·约瑟夫，还有热情支持货币主义政策的贸易大臣约翰·诺特和能源大臣戴维·豪厄尔等。柴契尔夫人的工作效率惊人，她在一个周末就把22名阁员、约60名次一级的阁僚任命完毕。 根据英国立宪君主制的老传统，每届新议会开幕时，都得由国王或女王驾临议会致词，宣读新政府的施政纲领，盛大的场面通过电视和广播同步传送到全英国和全世界。这虽然是例行的一幕趣剧，但柴契尔夫人却决心在这一幕趣剧中向全国“传递出一个明确无误的变革信号”。 1979年5月15日，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宫举行了新议会的开幕式，女王在这一天宣读的施政纲领，实际上是柴契尔夫人精心研拟的演说稿，其中心内容是： (1)通过控制通货膨胀和使工会运动的权利与义务大体平衡来恢復英国经济，促使社会生活的健康。 (2)通过削减个人所得税、放松对私营企业的限制、削减国有企业及政府投资等来推动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3)维护议会和法制，放宽国家对人民日常生活的控制，停止强迫建立综合学校的措施。 (4)协助居民成为房产所有主，提高儿童的教育水准，拓宽老弱病残的福利渠道，严加限制外来移民的入境等。 (5)进一步强化英国的防务，增进与西方盟国的团结协作，在一个日益受到威胁的世界上有力地捍卫西方的利益。…… 在强化英国的防御力量方面，柴契尔夫人决心抓好三件大事，即发展英国的独立核威慑能力，促使美国批准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条约，在欧洲中程飞弹问题上大力推动北约採取紧急措施来抵消苏联的ss—20中程飞弹。 2. “柴契尔式的革命” 柴契尔夫人从首次荣登英国首相宝座起，便刻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激进的变革家”的形象，她倡导此前英国歷届政府，包括保守党政府都从不曾有过的改革。这正应验了工党把她斥为“极右翼分子”和卡拉汉警告的“选择她就意味着现有的一切都将被连根拔起”的预言。 是的，“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柴契尔夫人是一位抱负不凡的高智能女强人，她走马上任伊始，便熟练地一头钻进国内外的大量政务中，她好像不是头一次坐在唐宁街办公室里，倒像是一个轻车熟路的政坛老手。她迫切需要把她的从政构想和改革意念贯彻到她那日常的国务活动中，尽快扭转英国经济情况江河日下的颓势，给长期病入膏肓的大不列颠注入新的活力;她发誓要促成一个英国的“全面復兴”时代的到来。她隐隐意识到，只能这样，她才能真正掌控住局势。因为当时英国的政治现实是，柴契尔夫人虽说歷经四年的苦斗，到入主唐宁街10号止，还不能说她已完全征服了保守党，遑论真正控制全国局势了。当时保守党内外的许多人仍然认为，柴契尔夫人的主政阶段充其量仅是一个过渡期，保守党最终还会要故态復萌，经过曲曲折折的折腾，又将绕回到老路上去的。因此，铁下心来跟定这个女人的还为数寥寥。 当然，要真正掌控住局势，又谈何容易。柴契尔夫人认识到，她那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全盘否定工党政府的既定政策，要对工党的以凯因斯主义为主体的经济政策动大手术，把工党的包括国有化政策在内的一揽子“社会主义”措施“推回去”，统统加以扬弃，束之高阁。人们把柴契尔夫人的这一“野心勃勃的改革”或如卡拉汉所认定的根本不能实现的“乌托邦”设想称为“柴契尔式的革命”，不是没有几分道理的。 第14页 柴契尔夫人上台还不到一个月，就推出了第一个预算案，即1979年预算案。这个预算案在英国政坛上如同投下了一枚烈性炸弹，使各方震惊万分。不仅工党(这时已沦为在野党)深表不安，就连保守党内多数内阁大臣都不禁愕然，因为柴契尔夫人根本没有把这个预算案拿到内阁会议上讨论过，多数大臣是在议会中由财政大臣杰弗里·豪公布时才知道这一预算案内容的。其结果不难想像，它引起了威斯敏斯特宫大厅的一片混乱。前工党政府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挺身而起，在发言中勐烈抨击这一预算案，称它是“披着羊皮的母狼的预算案”。事后，他还愤慨万分，指斥这一预算案匪夷所思，“把工党政府积五年心血以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果毁于一旦”。其实，保守党的这个预算案正是“新官上任”的头把火。柴契尔夫人正是要以这个预算案为起点，力促“柴契尔式的革命”早日降生。 柴契尔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柴契尔夫人荣登英国首相宝座时，英国的通胀率为11%，三个月之后又增至13%。她在舆论面前除把这归咎于前工党政府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正常借贷所引发的恶果外，也指出伊朗革命促使油价猋涨(高达30%)对英国经济的巨大破坏作用。 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柴契尔夫人在其执政的头一年即1979年，就决定把货币发行量控制在11%。第二年初，她又开始推行“中期金融战略”，以求逐年降低货币的发行量，到1983—1984年度，英国货币供应量降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此外，柴契尔政府还提高银行利率，紧缩政府开支。其中银行利率从1979年的8.5%提高到1980年至1983年的12%左右;公共开支一下被砍掉了40亿英镑，除警察和军队的开支没有削减外，住房、教育、能源、就业、交通、外援和实业等方面均遭大刀阔斧式的砍削。这还不算，女首相还撤销了前工党政府设立的3000多个计划，关闭了不少谘询监督机构，使政府部门的借款从197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4%，降到1983～1984年度的1.5%。 柴契尔政府在採取了上述一系列抑制通货膨胀政策后，收到了预期的至佳效果：1980年的通胀率为21.9%，1983年降至4%，1984年又降到了3%。英国经济逐步走出了增长缓慢和通胀率高的低谷，开始呈现出健康攀升的良好势头。 柴契尔夫人极力主张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为私有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为此，她按照约瑟夫所倡导的“真正”保守党人的实用价值标准，认为国家干预经济过多乃是“社会主义”的表现，是“英国病”的根源。因此，她大力推行税制改革。新政府于1979年出台的第一个预算案，就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33%下调至30%，最高税率从83%下调至60%;9年之后的1988年，所得税的基本税率又进一步下调至25%，最高税率则降至40%。企业税则从52%勐降至35%。为了避免税制改革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新政府增加了间接税，提高了增值税。与此同时，柴契尔政府还取消了物价管制委员会，缩小了国家企业委员会的权力，废除了180多项限制经济生活的陋规，以此来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柴契尔式的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大力强化私有化政策。二战后英国歷届政府都受到凯因斯主义的影响，建立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到1979年大选之后，英国拥有的国有企业工已超过了150万人，投资占全国总投资额的20%，产值约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1.5%。同私营企业相比，多数国有企业管理不善，经营效益低下，常常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柴契尔夫人上台后的头两年，被迫拨出巨款来维持和改造部分国有企业。而从1981年到1987年，柴契尔政府已开始改变“英国病夫”的形象，将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资产总值为200亿英镑)转为私营，其中从国有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职工高达60多万人。这样，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也就急剧下滑到1988年的6.5%。 柴契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是十分成功的。她使一批企业扭亏为盈，从而直接推动了整个英国经济的復甦。人们为此把保守党的经济变革誉为“柴契尔式的革命”，是并不为过的。 如果说，柴契尔夫人推行抑制通货膨胀和私有化政策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一种刺激工业高效发展，以达到经济全面復甦的手段的话;那么，她一上台便大幅度削减文官队伍，乃是减少政府开支，平衡国家预算，俾求实施“柴契尔革命”中的励精图治的重要一着棋了。 从1979年至1986年，新首相力排众议，最终把英国文职官员从73.2万人精简至59.4万人，实现了初期目标。 鑑于人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今天的亲信，明天就可能成为推行政策的障碍，柴契尔夫人于1981年1月和9月在国内经济情况日趋好转的情况下，为深化改革力度，曾经两度改组政府，把反对她新政策的人或貌合神离之流统统予以撤换，擢拔那些比较听话的人。同年5月29日，柴契尔首相还宣布对国防部进行了一次大改组：任命外交部国务秘书彼得·布莱克为皇家武装部队国务大臣，取缔了海、陆、空三军种各配备一名国务大臣的旧体制，以制止各军种相互扯皮、争夺国防预算的本位主义现象蔓延。此举还有助于确立她这位新首相的强大权力，并明确地向世人显示，她这位“铁娘子”已是英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了。 在精简冗员、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柴契尔首相还大力促成住房改革。60年代之后，英国的各地方政府兴建了大批具有福利性质的公寓式大楼，供鳏寡孤独、低收入者和失业人员寄居，房租极为低廉，甚至不收取房租，这就占用了国家的一大笔资金。新首相上台伊始，就积极推动出售这些公寓式楼房，以回笼国有资金。在“铁娘子”任期内，合计出售了100万套公寓式大楼，回笼货币20亿英镑。私人住房率因此从1979年的52%上升到1988年的65%。这样，住房的私有化就大大强化了经济改革的力度，构成了她那整个私有化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值得一提的是，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结果，使全国股票持有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979年的7%上升到了1988年的20%。这些新崛起的私有人，自然成了柴契尔夫人的热情支持者，使她得以两次蝉联英国首相。 总之，从60年代起一直呈颓势走向的英国经济，在“柴契尔式的革命”的作用下终于摆脱了低谷徘徊，从1983年起，它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1984年至1988年间，英国经济比法国快出一倍，比西德也快50%。这一时期柴契尔夫人的权势和威望也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峰巅。人们把“柴契尔式的革命”称为“奇蹟”，把柴契尔夫人誉为“战后英国最伟大的首相”。 可是，又有谁知道，“柴契尔式的革命”是在多大精神压力之下推行的啊! 3. 巨大的精神压力 柴契尔夫人在改革道路上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恰如上文所示并非一两年内取得的。其实，“柴契尔式的革命”延续了整个80年代。她连任首相三次，这才使得她的内外政策具有连续性效果，这也就是“柴契尔奇蹟”得以成就的根本原因。 第15页 但是，这位女首相的改革措施在她执政的头一年，并不曾“立竿见影”，迅速改变英国的严峻形势，相反形势变得更糟。1980年的情况也不能令人欣慰，制造业的生产率严重下滑，低于几乎所有西方工业国家的水平。柴契尔夫人决心把通货膨胀率降下来，并为此採取了多项措施。可是到1980年5月，通货膨胀率比一年前反而上窜了21.9%，失业大军高达116万人，同年8月英国的失业人数竟突破200万大关，开创了1935年以来的新纪录。当时大公司纷纷亏损，小公司连连倒闭，经济形势一片灰暗。到当年的12月，失业人数再创新高：总数为213.3万人，比柴契尔夫人1979年上台的同期多出83.6万人。1981年，失业人数继续上扬，到1982年猋涨到了300万。与此同时，新政府不但未能如愿以偿地把通货膨胀率降下来，反而比前一年上升，达到了21%。经济形势的恶化，直接引发了1980年1月2日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当年下半年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柴契尔夫人得到的票数，竟然低于被她在1979年大选中击败的工党领袖卡拉汉。 工党自然不会放弃这一有利时机，议会的辩论日趋白热化，人身攻击也成了家常便饭。议员们抨击柴契尔夫人是个缺乏人性的母亲，面对庞大的失业大军竟能无动于衷，仍在一意孤行，拿国家命运作儿戏。尽管柴契尔夫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辩才而不被驳倒，但她在面对反对党的勐烈攻击的同时，却要应付保守党内部尤其是越来越多的阁僚从背后暗放冷箭，搞拆台活动， 他们力主悬崖勒马，改弦易辙。当时这些人通称为“威特派”1。这一派人多系当年麦克米伦和希思手下的重臣。他们认为货币主义政策正在一步步地把国家推向深渊，保守派的执政地位已岌岌可危。两位保守党元老(麦克米伦和希思)也坐不住了，开始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们的继任者。保守党的20多位后座议员奋起造反，威胁现任政府如不改变现行政策，他们将考虑脱党。就连1974年大力支持柴契尔夫人竞争党魁权位的“1922年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杜坎，也督促政府放弃正在实施的货币主义政策，採取能带来实效的新方案。 1威特派系指走中庸之道——谨慎、温和，而不走极端的意思。 面对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越来越多的来自反对党、反对派的强大挑战，柴契尔夫人却敢于明确地说出一个“不”字。她深信自己走对了，而且越是处于逆境越是岿然不动，毫不妥协。事实上，柴契尔夫人对实施自己的政策(按：指抑制通货膨胀和使英镑升值等)的艰巨性早就充分估计到了。她在1979年11月的一次宴会上就曾坚定地表示：“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但我们并不是诚惶诚恐的朝圣者，即便前进道路上布满了荆棘，我们也决不后退半步。”紧接着，1980年2月，她在一次对全国广播讲话中又再次表示：“任何一次大的手术之后，你都会觉得你的身体状况更为糟糕，但这恰恰是病癒的前兆。”自信、乐观之情，可谓溢于言表。面对1980年下半年日益恶化的国内经济形势，连柴契尔夫人的亲信、货币主义者杰弗里·豪都显得垂头丧气，但是柴契尔夫人却没有被多如牛毛的难题和黑云压城式的危机所摧垮，反而变得更加坚强。她在一次午餐会上公开强调：“我的工作职责就是让国家在合理的现实的经济秩序中发展。”同年冬，柴契尔夫人在保守党的年会上遭到党内反对派(即威特派政治家们)的围攻，要求首相“转向”，她所信赖的首席经济顾问约翰·霍斯金斯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首相“考虑”这一问题，谁知这位“铁娘子”却义正词严地答道：“你知道，我即使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也决不会轻易改变现行政策的。”柴契尔夫人在作如此斩钉截铁的表态时，双眸喷射出坚定的光束，令这位首席经济顾问也不由噤若寒蝉。没有对自己理念的高度自信和对前景的无限乐观，没有抗拒巨大精神压力的独特计谋，柴契尔夫人是闯不过这一惊涛骇浪的险滩的。 面对党内外的一片反对声浪，特别是她所信赖的同僚和她所亲手提拔的新秀的纷纷倒戈，柴契尔夫人除了用铁腕多次改组内阁，撤换那些明里暗里与自己作对的反叛者外，她还决定利用参加保守党中央理事会在伯恩茅斯召开的年会，以便绕开内阁，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保守党的支持力量。她莅会发言说：“过去，我们的人民作出了牺牲，只是发现他们的政府在最危急的时刻丧失了镇定，牺牲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这一次将不会毫无意义。本届政府将一如既往，直到我们国家的前途有了可靠的保证。我并不太在意人们怎样说我，我倒是很在乎人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国家。因此，让我们保持冷静和坚强，让我们保持基于爱国主义的相互友谊。这是我决心追寻的一条路，这是我必须走的一条路。”柴契尔的讲话获得了好评，赢得了广大保守党员的支持。这对反对派不啻是沉重的一击。 早在1979年执政初期，柴契尔夫人曾踌躇满志地扬言：“给我六个坚强的男人和真理，我就能解决所有的困难。”三年来，英国经济在“柴契尔式的革命”的冲击下，已陷于崩溃的边缘，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盪与骚乱：1981年年初，英国煤矿工人开始了马拉松式的大罢工;从3月份起，被拘禁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狱中的几十名爱尔兰共和军开始了绝食斗争，造成了10人死亡的事件;从4月份起，各大城市相继发生暴乱，游行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对抗，商店遭洗劫，汽车被捣毁，受伤警民不计其数，暴乱行为遍及英伦三岛的200多个大小城市。人们把这一切均归咎于通货膨胀和工人失业，归咎于柴契尔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 在1981年7月23日的内阁会议上，针对财政大臣杰弗里·豪将在下一财政年度进一步削减50亿英镑的公共开支的发言，引发了各大臣的纷纷反诘和责难。环境事务大臣麦可·赫塞尔廷(此人于9年后进一步向柴契尔夫人的权力再次发起挑战，并最终推动了“铁娘子”黯然下台)头一个奋起发难，指斥豪的方案把城市推向绝望的深渊，必将引发更多的骚乱，并将危及保守党的执政地位。掌玺大臣伊恩·吉尔摩则捡起前首相邱吉尔的名言：“不管你的战略有多么诱人，你也必须时刻关注它所带来的后果”来含沙射影地揶揄柴契尔夫人，提醒政府当务之急是制定好政治策略而不是经济方案。国防大臣弗朗西斯·皮姆认为失业大军是引发社会动盪的导火线，政府关心的不应只是遏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农业大臣彼得·沃尔克主张回到老路上去：停止提高税收，用扩大政府投资的办法来解决就业问题。大法官黑尔沙姆勋爵干脆用30年代希特勒利用德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篡夺政权和美国胡佛总统紧缩政策导致共和党衰落30年的史例来危言耸听。贸易大臣约翰·诺特嘲讽财政部的方案“最多只能算是低能儿的杰作”。甚至连内政大臣威廉·怀特洛虽是柴契尔夫人的心腹，在这次内阁会议上也左右讨好，扮演墙头草的角色。经柴契尔夫人一手提拔为财政大臣杰弗里·豪的首席政务次官的约翰·贝弗恩也在这一严重关头改变了信仰，公开跳出来反对柴契尔夫人。就业大臣詹姆斯·普赖尔在会上与柴契尔首相就工会改革问题发生了正面冲突。 第16页 这样一来，柴契尔首相几乎在会上成了孤家寡人，她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六个以上男子”的支持。会上抨击的虽是财政大臣杰弗里·豪，而无情的子弹却一粒粒地打在了柴契尔首相的身上。可以说，在整个阁僚中坚定地站在财政大臣杰弗里·豪一边的，只有柴契尔思想的嚮导和挚友、工业大臣基思·约瑟夫和柴契尔夫人不久前提拔上来的利昂·布里顿两个人了。 面对众叛亲离的尴尬局面，柴契尔夫人极为恼怒。她在极力为财政大臣辩护的同时，表示决心要把这一方案贯彻到底，誓不半途而废，功败垂成。内阁会议结束后，柴契尔夫人意识到必须继一月改组政府后，进一步搞好内阁的清洗。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所以对我来说已经很清楚，如果我们的经济政策要继续下去，或者如果我还想继续当这个首相，我就必须对内阁来一次整体性的改组。” 1981年9月的第二次改组内阁，撵走或贬黜了大部分敢于与柴契尔首相作对的阁僚，提拔或调动了一大批与她信仰一致的僚属。这次政治上的大扫除对柴契尔夫人来说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改组后第一次内阁会议结束，这位“铁娘子”志得意满地对她的顾问说道：“当主持一个多数人都站在你自己一边的内阁时，感觉是多不一样啊!”第二天的伦敦《泰晤士报》在评论这次改组时，指出改组打上了“首相本人的印迹和风格”，认为“她重新获取了政治优势并在她的政策中重申了她的信仰”。 9月改组的胜利固然使柴契尔夫人勇气倍增，信心陡涨。但保守党内威特派对“柴契尔式的革命”的顽强抵制远远没有停止。同年10月，在布莱克普尔保守党年会上，威特派和改革派又展开了一次大较量。重炮轰击发自前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他指责柴契尔夫人的经济政策使保守党陷入了近六七十年来最深刻的危机之中，“远比1938年慕尼黑事件和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严重”。 改革派也毫不示弱，他们也一个个反唇相讥，财政大臣杰弗里·豪甚至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借用前首相希思在1970年保守党宣言中说过的话来予以反讥：“最近这些年，没有比无休无止的出尔反尔对不列颠损害更大的了。某项政策一旦确定，首相及其同僚就应有勇气坚持下去。” 摊牌结果，威特派的“倒撒运动”虽然来势汹汹，咄咄逼人，但虎头蛇尾，有始无终。柴契尔夫人最终有惊无险，再获全胜。 总之，1981年是柴契尔夫人首相生涯中的关键一年。她经受住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巧妙地化险为夷，终于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4. 顽强捍卫英国的利益 柴契尔首相在大力推进国内的经济改革，一次次机智地度过危机，顽强地保住自己的权位的同时，还必须腾出不少的精力来处理瞬息万变、波谲云诡的国际事务，努力捍卫大英帝国的利益。 外交领域对柴契尔夫人说来纯属陌路，但她以出色才智和强硬风格处理好了一系列国际事件，既保障了英国的利益，又赢得了个人的声誉。 柴契尔夫人上台执政之初，恰逢苏联军队侵略阿富汗。她不仅强烈谴责了苏联人的侵略行径，要求苏军立即撤回，而且对苏联採取了经济制裁措施。英国政府严正指出，苏联入侵阿富汗，意在“切断西方的石油供应”，“把阿富汗作为向中东和更远地区进行扩张的跳板”。此外，柴契尔政府还在伦敦主持召开了有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义大利和加拿大6国副外长级的阿富汗局势紧急研讨会;约集了42个联合国成员国，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开会，督促苏联立即从阿富汗撤军;而且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对苏联实施“制裁”，停止英苏间高级往来和文化交流，决定不延长1975年签署的英苏低息贷款协议等。柴契尔政府还响应美国政府的倡议，对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加以抵制。 1980年年底，波兰发生了“团结工会”的罢工风潮，波兰政府发布戒严令，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波兰的事态发展激起了西方的严重不安。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发言人，柴契尔首相谴责了波兰违反了“人权原则”，并指出其中有苏联的介入。这样，1980年开始的波兰危机加剧了由苏军入侵阿富汗所引发的东西方对抗。柴契尔夫人公开声明，一旦苏联军队进入波兰，西方国家就将採取“报復行动”。但是，柴契尔首相併没有与美国同一步调。当时，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都与苏联签订了双边天然气管道协定。按照这个协定，英国等西欧国家向苏联提供设备，苏联则利用这些设备铺设管道，从西伯利亚引来天然气供应西欧国家。这时一贯主张对苏联採取强硬政策的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已接任美国总统。当时里根政府要求西欧国家中止履行协议，禁止西欧公司参与苏联天然气管道的铺设工程;接着又下令禁止使用美国专利技术的西欧公司参加这一工程。柴契尔夫人虽然与里根总统在反苏立场上遥相唿应，在推动整个西方对苏“冷战”攻势中保持深度默契，但她并不想撕毁对苏协议，以牺牲英国利益为代价。所以，柴契尔政府并没有在这一“制裁”问题上屈从美国政府的压力。她下令英国有关公司照常履行同苏联签订的合同。其实，如果英国一步一趋，完全遵照美国的意愿行事，英国将蒙受数十亿美元的巨额损失。一贯讲求功利的柴契尔首相决不唯“美”马首是瞻，甘冒这一风险的。 一个阿富汗问题，另一个波兰局势引起的麻烦，加上欧洲中程飞弹问题1使1979—1980年的欧洲形势大为紧张，英国和苏联的关系骤然降温，似乎又倒退到了50年代的冷战氛围。 11979年底，柴契尔政府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达成一项“双重协定”，规定苏联在1983年底如仍不与美国就中程飞弹问题达成妥协，英国就将和西德、义大利、荷兰和比利时一起在本国国土上部署美国的潘兴2式飞弹和巡航飞弹。这项协定旨在逼苏联政府就削减其部署在欧洲的ss—20中程飞弹问题达成妥协。 不过这时柴契尔政府并不想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太远，还在试图保持与苏联的联繫渠道。“从实力地位出发”，“抓住一切机会与苏联进行现实的辩论和谈判”，——这才是柴契尔首相大力遵循的方针。1981年3月，英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新的文化协定，把原有的文化协定延长两年。1981年5月，英苏两国在伦敦恢復了部长级贸易谈判。 柴契尔政府也努力扩大同东欧国家的接触。1980年3月，外交大臣彼得·卡林顿访问了罗马尼亚;10月，他又先后访问了波兰和匈牙利。同年9月，柴契尔夫人访问了南斯拉夫，双方都要求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反对用武力侵略他国。1981年6月，卡林顿勋爵在伦敦与来访的波兰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谈。英国和东欧各国的关系一直维繫着这种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状态。 第17页 柴契尔政府同美国里根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英美那种“特殊关系”似乎得到了确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方所极力强调的英美“特殊关系”，到1970年希思执政时已不復存在。当时的提法是“自然关系”，即主张欧美之间建立“平等伙伴关系”。1974年工党上台后，强调发展“传统的英美友谊和合作”，不再提“特殊”二字，希思政府则干脆把它送进了歷史博物馆。 柴契尔首相上台伊始，即反覆强调英美关系的重要性，认为美国是英国的“最主要的盟国”，肯定西欧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强调“美国如不留在欧洲，欧洲和自由世界将不可能得到很好的保卫”。她在1979年12月首次访美;1980年3月，她又再度访美。这说明“铁娘子”对英美关系“特殊性”的重视。当里根总统入主白宫后，与“铁娘子”成为一东一西的绝妙搭档，西方舆论不时对他们在政治和气质两方面作过对比：他们都是信奉货币主义的政治家，都主张对苏联毫不妥协，採取强硬姿态;他们都奉行极右翼的内外政策，对工人运动不予认同，意识形态上都与共产主义誓不相容。有的媒体甚至认为，柴契尔夫人的当选对里根的竞选是一大鼓舞，而里根的问鼎白宫又是对柴契尔夫人的强大支持。他们两人几乎同时在大西洋两岸两大重要盟国执政，重又恢復了邱吉尔开创的英美关系的蜜月期，走上了“特殊关系”的道路。在他们的极力推动下，保守主义在80年代重新抬头，一度成为西方政治的主流。 的确，里根在柴契尔夫人眼里简直是个难得的知音。他们在个人理想与价值观念方面简直是同一模式。柴契尔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英国模式对其他大陆其他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方面。但里根的当选则具有更加直接和更加根本的重要性。因为它表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力量，美国正在重新确立它在领导世界事务上的自信心。我从未怀疑这一变革的重要意义，并从一开始就把尽我所能加强和推进里根的勇敢战略视为我的责任，以赢得正在被西方失去的冷战。” 1981年2月15日，罗纳德·里根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才一个月，柴契尔夫人就作为他邀请的第一位外国首脑，访问了华盛顿。 柴契尔首相一踏上大西洋彼岸，便受到最热烈、最隆重和最豪华的国宾礼遇，里根总统热情拥抱他的这位来访者，柴契尔首相则亲吻了这位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面颊，据说里根是国际舞台上惟一获此殊荣的男士。接着，他们就非常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次访问主要是象徵性的，无非是要向世人展示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共同干预国际事务的决心。柴契尔首相最后在与里根总统分手时表示：“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您想寻找朋友帮助，我们将随时准备着。” 东西关系固然显示出“铁娘子”顽强捍卫英国利益的决心，但柴契尔夫人荣登首相宝座之后面临的最为棘手、最为紧迫的涉及英国利益的难题，倒是处理罗得西亚问题和英国对欧洲共同体承担的巨额费用问题。 罗得西亚问题由来已久，这里不妨长话短说。 罗得西亚原为“大辛巴威”，位于非洲东南部，得名于8—10世纪，意为“石城”，当时即有相当发达的文化。19世纪末，英国殖民主义分子罗得斯侵占了辛巴威，建立了“英国南非公司”，将它改称为南罗得西亚和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后来取得了独立，成为尚比亚共和国。南罗得西亚从1923年起则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掌权的为当地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他们只占当地人口的5%，却占有全国一半以上的沃土;而占人口94%的非洲黑人却被驱赶到占全国土地面积一半的贫瘠地区。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对黑人施加极不人道的经济和超经济剥削和压迫，并对周边邻国侵凌不已。1965年11月，种族主义者扬·史密斯不顾英国政府反对，强行宣布“独立”，并于1970年3月改国名为“罗得西亚共和国”。他们的行径不仅激起辛巴威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且激起非洲和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前工党威尔逊政府和保守党影子内阁都始终坚持对史密斯政权实施经济制裁。 在斗争中，产生了辛巴威非洲联盟(简称“民盟”)和辛巴威非洲人民联盟(简称“人盟”)。他们坚持游击战，决心用武力推翻史密斯政权，同时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向史密斯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后来，在柴契尔夫人出任首相之前不到一个月，史密斯曾在辛巴威导演了一次“大选”，推出了以黑人主教穆·佐雷为首的黑人居多数的政府，他自己只任不管部长。但这个傀儡政权孤立无助，内战始终平息不下来。 1979年8月，第22届大英国协首脑会议在尚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刚当上首相不久的柴契尔夫人偕同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卡林顿勋爵出席了会议。会议达成了一个由大英国协负责监督而实际由英国负责的罗得西亚权力过渡方案，开得极为成功。尚比亚总统卡翁达在送别柴契尔夫人时，热情拥抱了她，还赞扬说：“铁娘子为昏暗的地平线上带来了一线曙光。”于是，这个久拖不决、涉及英国与非洲各国关系和大英帝国形象的老大难问题，总算迈出了解决的良好一步。 1979年9月10日，柴契尔政府根据这次大英国协首脑会议的建议，在伦敦主持了辛巴威有关各方代表参加的制宪会议。同年12月21日，与会各方签署了“罗得西亚”和平协议。1980年2月27日至29日，辛巴威根据协议举行了议会选举，穆加贝领导的“民盟”在选举中获胜，组成了一个包括“人盟”领袖恩科莫在内的联合政府。同年4月18日，辛巴威共和国终于宣告成立。 这样，柴契尔夫人总算如愿以偿，实现了她在大选中的庄严承诺：当选后立即解决罗得西亚问题。而罗得西亚问题的顺利解决，无疑是这位“铁娘子”的一大政绩，也为英国形象添上了精彩的一笔。 柴契尔首相上台之后，虽然积极推动西欧各国联合起来，以对抗另一超级大国苏联的军事优势，但并不热衷于同西欧国家搞一体化。这是因为，英国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落后于西欧各国，本身又不是农业大国，而在上交给共同体的会员费中的一部分是用于补贴共同体国家的农业生产，然后再向他们进口大宗的农畜产品，用本国有限的金钱去资助别国的农业生产，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柴契尔首相对英国为加入共同体而被分摊巨额经费一直心存疑虑和戒心，她根据负责调查这一费用的财政部官员彼得·米德尔顿所提供的确凿数据，得知英国为参加共同体而多承担的会员费用竟高达10亿英镑，不禁拍案而起，愤愤不平。 1979年11月，柴契尔首相执政后第一次参加欧洲共同体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首脑会议，讨论共同体1980年的财政预算。她在会上强烈要求削减英国支付的巨额会员费，“铁娘子”的言词之尖锐和态度之坚决使与会首脑大为震惊，她甚至把共同体的预算称为偷盗英国国库的罪行，使西德总理施密特和法国总统德斯坦怫然作色，几乎使首脑会议濒于破裂。直到会谈结束前的最后5分钟，这位“铁娘子”才稍稍作了点让步：她仍然反对共同体提出第二年减少英国3.5亿英镑会员费的方案，但同意就这一问题再次举行会谈。这位英国首相认定共同体仅是一个以牺牲英国利益的政治舞台，对英国弊多利少。她紧紧盯住的是现实好处、英国切身利益和英美的“特殊关系”。 第18页 都柏林会议之后，柴契尔振振有辞地自我表白：“我仅是就我们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钱举行会谈。我们所得到的回报理应与共同体的平均水平相等。”这显示出了她毫不妥协的精神。 1980年4月末，共同体在卢森堡再次举行首脑会谈。柴契尔对会上建议减少英国7.6亿英镑的费用仍然断然拒绝，她认为该建议仅涉及以后两年的费用。她那“为英国利益抗争到底”的气概异常昂奋，劲头有增无已。人们把她嘲讽为当年在西欧国家一意孤行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冠以“女戴高乐”的绰号。柴契尔夫人对此反而自鸣得意，孤芳自赏。 1980年5月29日至30日，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布鲁塞尔再度举行。英方莅会的是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会议就英国所摊派的费用最终达成了协议：德、法等八个共同体国家作出了极大的让步，不仅对头两年，而且对第三年英国的摊款份额作了调整，“英国将从它为共同体提供的会员费用中获得三分之二的回报”。 对卡林顿勋爵所取得的这一胜利成果，柴契尔首相最初仍然很不满意，甚至对该协议斥为“一文不值”。经过卡林顿勋爵的据理力争，最后又将这个问题提交全体内阁成员讨论通过。柴契尔夫人在“既成事实”面前，被迫作出妥协。这是内阁成员逼迫这位“铁娘子”让步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 会员费的问题以后仍然是英国和欧洲共同体其他各国唇枪舌剑的焦点，直到柴契尔首相第二任期才得到了最后解决。经过几个回合的顽强斗争，柴契尔夫人终于劳而“有功”，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和不屈不挠的交锋，在会议桌上为大不列颠争回了巨大利益，她那强硬的外交风格给欧洲共同体各国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柴契尔首相在国际舞台上不仅旗帜鲜明地为英国利益而大声吶喊，而且在涉及英国的国威和形象等问题上也毫不含煳，敢于刺刀见红。 例证之一是在伦敦对中东恐怖分子实施了一次成功而又漂亮的突击。 1980年4月30日，5名恐怖分子袭击伊朗驻伦敦大使馆，扣押了20个人作人质。其中多数是伊朗使馆职员。枪手们自称，他们是属于伊朗“殉教者”的组织，强烈反对伊朗革命所建立的政权。他们提出了3条要求：一是要求伊朗政府释放91名在押的政治犯;另一是要求伊朗持不同政见者的权利应得到尊重;最后要求用飞机将他们和人质送出英国。当时伊朗政府既不愿满足这些恐怖分子的要求，柴契尔政府也不能允许他们扣押人质的行动获得成功。但枪手们威胁说他们的要求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把使馆与人质全部炸毁。面对这样的挑战，柴契尔夫人毫不含煳，她斩钉截铁地表示：“我的政府要尽一切可能保证人质的生命安全，和平解决危机。但除此之外，恐怖分子必须被击败。”联繫到1979年11月美国营救被伊朗革命者扣押在美驻德黑兰大使馆里的49名美国外交人员作为人质的行动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位“铁娘子”在深表沮丧的同时，决心毫不退缩，不能再让世人看到西方的软弱可欺。 柴契尔政府立即成立了以内政大臣怀特洛为首的特种应急事态中心，採取既保证人质安全又不让恐怖分子离开英国的策略，首相从一开始就想採取强硬立场，绝对不让枪手们的要挟得逞。她后来回忆说：“如果有人质受到伤害，我们就将考虑对使馆发起攻击;如果有人质遭到杀害，我们就将毫不犹豫地派遣特种空降兵进入使馆。”她也深知，要是动起真格，抢救人质失败，不仅有损西方特别是英国的威信，更重要的是对她的政治生涯也将是一场灾难。 双方谈判无效，危机发生的第四天，形势又突然恶化：“人质面临生命危险”。这时，柴契尔夫人当机立断，她向怀特洛下达了“派空降兵进去”的命令。 这次空降兵的突击十分成功：活着的19名人质全部获救，4名恐怖分子被杀，1名被生擒，无一漏网;参加袭击活动的空降兵和警察也无一伤亡。柴契尔夫人亲自前去慰问空降兵们，并和空降兵司令等人一道观看现场电视录像。 往后的几天里，柴契尔夫人一直沉浸在喜悦加自豪的心绪中：美国人办不到的事，柴契尔首相却办到了!这次成功突击也向任何地方的恐怖分子送去了一个有力的信号：英国是不好惹的，他们休想从“铁娘子”那里勒索到什么东西。这也就从另一侧面提高了柴契尔政府的威信，大长了大英帝国的国威。 例证之二是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打赢了一场对阿根廷的以强敌弱的战争。 1982年5月至6月，英国海军远涉重洋，在距离英国本土8000英里之外与弱小的南美国家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打了一场短暂的战争，这场马岛之战一时轰动了全世界，使世人为之侧目。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作为“胜利”一方的英军与其说大张了大不列颠王国的国威，“捍卫”了大英帝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毋宁说是使柴契尔首相成了维护民族尊严的英雄，为她积累了一笔雄厚的政治资本，其声望达到了她任首相以来的最高峰。邱吉尔以后的每一位首相，在这位“铁娘子”面前也似乎相形见绌了。 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阿根廷本土以南300英里的南大西洋上，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1690年，英国人约翰·斯特朗漂流到这里，将两个岛屿之间的海峡命名为“福克兰海峡”。此后，英国人一直称这里是“福克兰群岛”。1764年，法国在这里建立居民点，将它命名为“马尔维纳斯”。1767年，西班牙将该群岛併入西班牙在南美的属地。1816年，获得独立的阿根廷从西班牙人手里继承了这些群岛的主权。1833年，国势强大的英国以该群岛最先为英国人发现而据理占领了它，尽管许多国际会议确认它理应属于阿根廷，英国却始终不予认同。从此，英阿两国在群岛主权问题上一直争执不休，一度还因此中断了双方的外交关系。 1979年柴契尔夫人上台后，立即同阿根廷军政府建立了联繫。1980年2月，英阿恢復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同年8月，当时任英国内阁贸易大臣的塞西尔·帕金森还专程访问了阿根廷，并在一次对阿国商会的讲话中，盛赞两国“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密切”。 至此，英阿关系虽有所松动，但马岛归属问题迄未解决。同年11月，英国外交部官员尼古拉斯·雷德莱访问马岛，与阿方讨论马岛问题：群岛可以归属阿根廷，但要租借给英国。 英国提出这一建议实属无奈：万里迢迢，英国既无力加以保护，而要开发群岛周围海底的油矿，不仅力不从心，经济上亦不合算。只是由于岛上操英国德班郡口音的英国血统居民不答应，致使二战后英国几届政府都未能放弃马岛，颇费踌躇。在马岛战争爆发前夕，岛上只有1800名英籍居民，而在后来战火中丧生的两国士兵却高达1500人之多。 1982年3月31日晚，正在下院办公室的柴契尔首相接到报告，说阿根廷海军正在驶向马岛。她一面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一面致电美国总统里根和国务卿黑格，请求他们从中斡旋，对阿国执政委员会主席加尔铁里将军施加影响。 第19页 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军队进驻马岛，岛上的英国总督雷克斯·亨特一枪未发，即行投降。理由是：“1800平民是难以同成百上千的军队再加上庞大的海军为后盾论理的。” 柴契尔政府对阿根廷人的军事行动显然毫无思想准备。就在阿军出动之前，守卫该岛的皇家“坚忍”号破冰巡洋舰由于防务紧缩，已接到被调回本国的命令。因此，新政府理应为遭受“入侵”承担一部分责任。 4月3日，英国议会下院召开特别会议，辩论马岛问题。会上，议员们群情激愤，叫嚷除出兵外“别无选择”，甚至反对党工党的领袖和议员也义愤填膺，要求把阿军赶出福克兰群岛。英国议会出现了少有的一致。同时，反对党也要求追究柴契尔政府的责任。执政党内部也不平静，后座议员把外交大臣当做批评的对象和攻击的靶子。 4月5日，外交大臣卡林顿引咎辞职，他为保守党服务了30多年，而且他领导的外交部也的确为英阿争端作过积极努力：既反对国防部撤回“坚忍”号，又想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马岛归属问题。没想到他竟成了柴契尔夫人在这一事件中的替罪羊。紧接着，掌玺大臣汉弗莱和外交与联邦事务国务大臣理察·卢斯也相继挂冠离去。 与卡林顿辞职的同一天，下院决议向南大西洋派遣的一支由62艘海面战舰(包括“无敌”号和“赫尔姆斯”号航空母舰)、6艘潜水艇、42架战斗机和200架直升飞机组成的海军特混舰队正式启锚出海了。与此同时，英国的战时内阁也正式组成：除首相外，有内政大臣威廉·怀特洛、贸易大臣塞西尔·帕金森、国防大臣约翰·诺特和外交大臣弗朗西斯·皮姆。当时皮姆刚刚受命接替卡林顿的外交大臣一职，辞去了下院议长职务。 特混舰队南下之后，英方于4月30日宣布马岛周围200海里为海空“禁区”，警告任何外国船只和飞机切莫进入。从英国本土驶抵马岛，预计特混舰队约需4个星期的时间。当时国际上的许多观察家和政府领导人都认为英国出兵的主要目的，是迫使阿根廷人坐到谈判桌前来。 为此，国际力量纷纷出动为英阿双方和平解决争端而奔走唿号。作为英美“特殊关系”盟友，又与阿根廷同属美洲国家组织成员的美国率先行动。国务卿黑格将军在危机发生后的最初几周内，一直马不停蹄地穿梭于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试图促成一个双方妥协方案的出现。可惜的是，这位将军先后拿出的五个不同的和平方案，都遭到英阿双方的拒绝。紧接着，这位美国国务卿又提出一个最现实的方案，即阿军全部撤离马岛，英方特混舰队距马岛1000英里之外的水域停泊，然后在美国出面监督下，在不违背岛上英籍居民意愿的前提下，英阿双方就此后五年内马岛的主权问题重开谈判。但就是这一暂时隔离处理方案，也被英阿双方所拒绝。黑格将军在伦敦与柴契尔首相会谈时，“铁娘子”甚至敲击办公桌说道：“这就是1939年张伯伦用的办公桌，他胡说什么捷克离我们还远着哩!由于他的失职，英国白白丧失了4500万人的生命。”可见这时的柴契尔夫人战意已决，和谈言论已听不进去，只有通过武力获得全胜，在政治上才会对柴契尔首相产生最有利的影响，又能重振英国当年的雄风。 继黑格将军之后，美洲国家组织又以秘鲁总统贝朗德为代表，出面为英阿冲突调停，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也参加进来。但这时战火已起。4月25日，先期抵达马岛的英军重新占领了乔治亚，岛上阿军缴械投降，双方无重大伤亡。两架英国直升飞机因海面上风雪交加，不幸坠毁，机组人员无一生还。 5月1日晨，一架英国轰炸机从升天节岛起飞，向斯坦利港投掷了1000磅炸弹。同一天，外交大臣皮姆飞赴华盛顿会晤黑格国务卿。皮姆对记者表示，轰炸斯坦利是为了推动和平解决，眼下除保证“禁区”的安全外，没有考虑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正当皮姆大弹“和平经”的同时，英国核潜艇“征服者”号正在追击阿根廷的重型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5月2日，阿舰被两枚鱼雷击沉，368人葬身鱼腹。这时，秘鲁总统贝朗德还在与黑格、皮姆和加尔铁里协商和斡旋中，这位总统甚至就在5月2日还对记者夸口，说当天晚上就可能在和平协议书上签字了。 但是，严酷的事实是，“贝尔格拉诺将军”号恰是在5月2日傍晚时分被一举击沉的。而据阿军方宣称：“阿舰并没有进入英国宣布的‘禁区’”。英国国防大臣诺特也承认，阿舰只是“靠近”了“禁区”。 在给予阿军以致命的一击之后，柴契尔政府立即表示对秘鲁总统的和平方案有兴趣(按：秘鲁总统的和平方案其实与黑格国务卿最后的一个方案大同小异)，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并使加尔铁里将军处境尴尬，左右为难。 5月4日，阿根廷的一架战斗机发射法制“飞鱼”式飞弹，一举击沉了英国的巨型战舰“谢菲尔德”号。 5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调解宣告失败，马岛之战全面升级。 6月14日，阿根廷军队难以抵御英军的强大攻势，宣布投降。6月15日，消息传到了伦敦，柴契尔首相顿感“如释重负”和“妙不可言的愉悦”。 英军的胜利得来不易。当岛上的阿军投降时，英国舰队的食品和药物已所剩无几，加之90%以上的英国士兵已染上流行性痢疾和冻足病。守岛阿军如能多坚持几天，战争的结局可能改写亦未可知。 在整个马岛之战中，英军动用兵力3.5万人，各类舰艇118艘，飞机270架。阿根廷参战兵力6.5万人，各类舰船33艘，作战飞机250余架。 战争结果，英军伤亡500人，损失飞机20架，舰艇30艘。阿军伤亡1000人，被俘1万人，损失飞机90架。 在马岛重新陷落英军之手的第三天，阿根廷的执政委员会主席、陆军总司令加尔铁里将军宣布辞职。他的政治生命也就从此终结，随后又遭到法庭起诉。须知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可不是好耍的：不能克敌制胜，就会伤害到自身。想当初，1979年末上台的加尔铁里军政府在控制马尔维纳斯群岛之后，阿根廷民众群情昂奋，深深地沉浸在民族自豪感中。这种被军政府一手挑动起来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搅混到一起的狂热激情，一时成了军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国内日益深重的危机反倒被人遗忘，政府内部那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暂时被搁置一边，加尔铁里将军一度成为万人空巷、欢声雷动的民族英雄。但曾几何时，这位铁腕人物便变成了阶下囚，遭到阿根廷人的唾骂。不亦悲夫! 但是，大洋彼岸的情况则恰恰相反，马岛之战的胜利无疑给柴契尔夫人一剂益气壮体的强心针，对她的政治生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如战争失败也会断送这位“铁娘子”的政治前程一样，战争的胜利确实巩固了她对保守党的控制和对全国的统治。战争结束之时，柴契尔首相不仅在英国名声大噪，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风光一时。其实，这次胜利也为保守党在下次大选中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20页 在胜利的光环下，柴契尔夫人不由意气风发，扬言“这个国家有决心完成它认为必须完成的任何事情，有能力完成它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她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不再是一个日益衰弱的国家，我们有了新的信心，有能力解决经济困难。这种信心在8000英里之外的战场上经受住了考验，并被证明是无坚不摧的。” 经过漫长航程，英国特混舰队的舰艇才陆续返抵国门，在码头上受到英雄般的隆重而热烈的欢迎。这时，为大英帝国利益顽强捍卫的柴契尔首相，一夜之间似乎成了温斯顿·邱吉尔第二了。在1982年10月伦敦街头举行盛大游行和阅兵典礼之后的欢宴席上，柴契尔夫人兴高采烈地致辞说：“现在，人民重新树立了自信心和自豪感。一切怀疑和忧虑统统烟消云散了。” 其实，马岛战争的胜利被人为地大大夸大了，打这么一场以强凌弱的小型战争所支撑起来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很有点自我炫耀，甚至有涂脂抹粉之嫌，何况英国为打赢这场战争而遭受16亿英镑的巨大损失，何况英国国内在一片欢唿胜利声中，还有人要追究柴契尔政府的失误，更何况英国打赢这场战争靠的是美国的帮助，因为在英阿交战期间，美国不仅为英国特混舰队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供应尖端武器“响尾蛇”飞弹，而且通过其先进的卫星侦察系统，向英方透露了大量有关阿根廷的军事情报，从而使阿军动向悉在英军方的监控之下。诚如英驻美大使亨德森所说：“正是美国帮助英国打赢了战争。美国提供的帮助无论如何夸张都不为过分。” 由此看来，柴契尔夫人所热衷宣导的英美“特殊关系”，在这个决定她的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实在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她为顽强捍卫英国利益的艰苦时刻，确实助了一臂之力。在英国举国洋溢着节日氛围的微妙礼炮声中，“铁娘子”已在为她的第二任首相而煞费苦心了。 第四章 第二次出任英国首相 1. 炉火纯青——竞选与连任 当歷史的时针定格在1983年时，柴契尔夫人就到了第一届首相任期行将届满，有必要考虑是否需要提前大选的时候了。 按照大不列颠王国的惯例，每届政府任期本当是5年，但鲜有任期届满才举行大选的时候。执政党一般都乐意抓住对本党最有利的时机，提前解散议会，宣布举行大选。 马岛战争的胜利，使柴契尔首相一下成了维护大不列颠民族尊严的象徵，赋予了她不可一世的英雄形象，其声望如日方升。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无疑是一大政治资本。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人们普遍认为这位“铁娘子”会审时度势，抓住转瞬即逝的大好时机，提前举行大选。 在英国，首相连任本属罕见。但对柴契尔夫人来说，蝉联首相权位，是势在必行的，因为这个职位“对我似乎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更何况，她刚刚顺利通过了所谓“福克兰”的严峻考验，现在则是检验她是否已在英国政坛牢牢扎下根的考试，检验她能否对抗国内政治斗争的风浪。更何况，国内经济已开始呈现好转的迹象：通货膨胀率从她出任首相前的22%降到了5%，而且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利率降到了10.5%，预计还可以继续降到8%;私有化政策已取得了初步进展，受到企业界的普遍欢迎，他们投资的兴趣和信心有了强劲的势头;英镑与美元的比值略有回升;严重的失业状况已出现某种程度的缓解——一句话，“铁娘子”倡导的货币主义政策已初见成效，经济復甦的前景乐观，现在该是充分利用大好形势的时候了。 果然，柴契尔夫人于1983年的1月初，在她那乡间别墅契克斯与几位内阁亲信会商已被媒体掀起来的大选问题。这次会商不仅研究了大选的日期问题，而且讨论了与大选有关的所有细枝末节。至于大选的时间，她的亲信们虽然提出当年的6月、10月或1984年的5月，但普遍认为6月可能是最佳的大选期。 正当柴契尔夫人开始酝酿大选日期的一星期后，她却和丈夫丹尼斯·柴契尔在英国占有马尔维纳斯群岛150周年(1833—1983)这一天乘坐飞机，歷经23个小时的漫长航程，僕僕风尘地秘密飞抵该岛，进行所谓“巡视”，看望岛上英国守军。 经过8000英里漫长而又十分冒险的飞机旅行之后，首相夫妇迅即神采奕奕地深入岛上的英国臣民和驻防英军之间，谈笑自若，慰勉有加。这些军民骤见儒雅可亲的大英帝国首相，不由欢唿雀跃。岛上举行了隆重而又十分热烈的欢迎场面。柴契尔夫人在巡视刚刚遭受战火洗礼的马岛时，头髮和衣服在海风吹拂下显得零乱不整，更加突出了这位首相日理万机的操劳和表露了她对远离国土的守岛军民的爱心。在闪闪的镁光灯下，留下了一张张珍贵的歷史镜头。“铁娘子”面对一大批群众，不由振臂高唿：“我们有时会觉得歷史发生在他人身上，不料我们却蓦然发现我们正在这个岛上创造歷史。”她的讲话无疑引发了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其实，柴契尔首相不远万里，不惮风险，不辞辛劳，跑到备遭兵燹之灾的福克兰群岛来，是有其如意算盘的。她不仅要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提请国人注意她的高瞻远瞩和勤政业绩，而且要把这场战争的胜利果实铁定下来，并为英国在它那影响极为有限的拉丁美洲找到一个象徵性的落脚点，重振这个一度“统治过四分之一世界的民族”的余威。 通过“巡视”马岛，柴契尔首相实际上拉开了1983年英国大选的序幕。 但是，这时的柴契尔夫人已远非昔日可比，她在竞选策略方面已锻鍊得炉火纯青，她的斗争艺术也日臻成熟了。 首先，柴契尔夫人不明确宣布大选的确切日期。1983年2月19日，首相的高级顾问放出了一点口风，说柴契尔夫人希望大选于当年的6月份举行，而对确切日期却始终讳莫如深。这使反对党工党和其他几个小党既困惑又恼火，因为大选日期不明不白，他们将很难投入冲刺，难以把握竞选活动的节奏，不能在大选前夕制造声势，力争达到最佳最理想的效果。可是，在野党对此却只能在一旁干瞪眼，无可奈何，因为决定大选日期的权力完全操纵在执政党手里。 当时英国的反对党正处在复杂的调整时期。工党无疑还是在野党中的第一大党，堪称保守党的头号劲敌。但是，工党在1979年大选失败之后即陷入半分裂状态。1981年，前工党的三位内阁大臣(雪莉·威廉士、戴维·欧文和威廉·罗杰斯)宣布脱离工党，与罗伊·詹金斯(歷任前工党的财政大臣、内政大臣和前欧洲委员会主席)组成了一个新的中间党派“社会民主党”。在保守党向极右转的同时，工党却在向极左转。工党内讧激烈，最终麦可·富特脱颖而出，被推举出来担任工党领袖。富特虽也毕业于牛津大学，还系当年牛津大学的学生联合会主席，但才能平庸，出语温和，在议会辩论中经常败在极富挑战性与进攻性的“铁娘子”的铁嘴下，显得狼狈不堪。在这样的人的领导下，工党始终没有起色。从工党内部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争夺的是工党的地盘，对保守党不可能构成威胁。而工党左右两派争夺副领袖一职的斗争，又进一步加剧了工党内部的分裂，削弱了工党的力量。当时工党右翼的代表人物、前工党政府的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在竞争党魁失败之后，又和工党左翼的代表托尼·本为争夺党的副领袖一职展开了残酷厮杀，结果工党因严重内耗而更加削弱，对保守党也不能形成压力。耐人寻味的是，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联盟后，始由老资格的戴维·欧文挑头，后来换了少壮派的斯蒂尔领衔，竟然在年初的一次民意测验中跃居第二，跑到了工党的前面。 第21页 且说直到4月15日，柴契尔夫人在她的电视讲话中仍对大选日期闪烁其词。这位女首相佯称：“我执政还不到4年(实际上，她到5月4日，就执政满4年了)，在满4年以前，我不打算考虑提前大选的问题。”她只是故意含煳其词，说大选可以有4个日期：6月、10月、明年3月或5月。也许她当时的确尚未拿定主意，也许是故作姿态，令人扑朔迷离，莫可究诘。 但是紧接着，柴契尔夫人在电视讲话中却为自己的政府评功摆好，系统地列举了她执政4年来的十大政绩，这就是： 加强了国防力量，并为加强北约做出了贡献; 促进了集体的欧洲; 维护了法律和秩序; 通货膨胀下降到了5%; 压缩了公共开支; 推行了私有化政策; 削减了工会的权利; 提高了工业效率; 让更多的人拥有住房; 退休金增长率超过了通货膨胀率。 柴契尔夫人4月15日的电视讲话，实际上也就是一次名实相副的竞选演说。 柴契尔夫人的讲话经电视传播开去，工党领袖麦可·富特心有不甘，便奋起反驳，于当天晚上在他的选区埃布维尔工党会议上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针对柴契尔夫人曾经承诺要解决或改进却又未得到解决或改进的七大问题作了揭发，认为她执政4年来犯了七大错误： 失业人数剧增，已突破300万大关; 赋税加重，仅富人例外; 医疗处方费增加了近5倍，从30便士增至1.40镑; 增值税从8%增至15%; 扣回退休人员的微薄收入; 警察额外开支激增，而犯罪率反而上升了; 小学缺少课本，教师不足。 虽然这时的柴契尔夫人对大选的确切日期仍迟迟不予宣布，但4月15日两大政党领袖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的言论，其实已打响了英国大选的开台锣鼓了。紧接着，4月19日议会开会，柴契尔首相出席答辩。这是在竞选高潮中的一次会议，连日来竞选对手们的相互攻击已转移到了议会中。在柴契尔首相特定的15分钟的答辩过程中，整个议会大厅吵吵嚷嚷，淹没了首相的发言。当工党领袖富特批评柴契尔夫人在电视台的讲话(按：指通货膨胀率已降到低于工党执政时的水平)与事实不符时，工党副领袖、前工党政府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就大声一嚷：“cutandrun!”，讽刺柴契尔夫人因害怕下半年经济形势恶化而急于提前举行大选，就像船夫急于躲避风险，先砍断(cut)缆绳再逃(run)之夭夭似的。这虽是一种形象化的嘲讽语，却一语点出了保守党人的心病所在。柴契尔夫人的一些亲信(如塞西尔·帕金森等人)就曾督促首相在6月份举行大选，说什么6月份全国的经济形势似会比秋季好，而下半年的通货膨胀指数可能上扬。 不过，议会中希利的嘲讽语却把柴契尔夫人给激恼了，这位“铁娘子”当即反唇相讥，硬说工党害怕选举。她一迭连声地大声反驳：“这么说，你们是害怕选举了?害怕了，害怕了，你们吓坏了，你们不敢参加选举，你们经不住选举的考验。”这时，她也顾不上首相的尊严和仪态了，台上台下吵得沸沸扬扬，两党议员互相嘲骂，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尽管议长喊破喉咙，要求大家安静下来，也徒然白费，无济于事，柴契尔夫人的声音已淹没在一片叫喊声中。 第二天，伦敦一些报刊的头版标题都採用了希利的名言：“cutandrun”(砍了就跑)，一时传为美谈。有些报刊还引用了后来希利在广播讲话中说的话，什么柴契尔夫人“歇斯底里”、“铁娘子迸裂了”，等等。 当天晚上，英国工业联合会(英国最大的工业资本家组织)举行隆重宴会，特邀柴契尔首相参加。这时，她已从声嘶力竭的失态中恢復过来，含笑平静地说，英国可能即将进入“一个更全面更持久的经济回升时期”。工业联合会主席则在宴会致词中表达了希望柴契尔夫人连任首相的祝福。 与此同时，“cutandrun”一时成了工党领袖们的口头禅，拿来到处宣扬。富特还为一批从苏格兰徒步进军伦敦的失业工人送行，要他们于6月份到达伦敦，向政府抗议示威，给柴契尔夫人施压，展示力量。 紧接着，在21日的议会辩论中，柴契尔夫人接过了“cutandrun”，向议员们宣称：我正是力求“cutandrun”，不过不是“砍了就跑”，而是“砍”掉工党的议席，继续治理这个国家。这种反其义而用的辩才的确高明极了，因为英语“run”这个词除作“跑”讲外，还有“经营”、“治理”、“指挥”等等含义。 这时，保守党在民意测验中继续一马领先。根据4月30日公布的民意测验，保守党的得票数领先于工党13个百分点。《明星报》的调查结果还表明，近一个月来保守党的得票比例从42%增加到了46%，工党从28%增加到33%，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联盟得票比例则从28%下降到20%。伦敦媒体的评论也多数倾向于认为，如果提前大选，保守党将获得多数票。当然，战后英国政局的发展史也一再表明，选民们不可能“一边倒”。但重要的是，从各党的政治纲领观察，保守党以其明确的政纲稍占优势。柴契尔夫人主张尽可能地保证金融家和企业家有较为良好的投资环境，以繁荣国内经济，并增强英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她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壮大综合国力、解决失业问题的最佳途径。她同时指出，对外要继续奉行加强英美“特殊关系”、强化大西洋联盟的政策，对苏联继续推行“实力加对话”的双向策略，对欧洲共同体採取积极态度。这位“铁娘子”还坚持英国应拥有独立核打击力量的防务政策。其实这些政策和策略是柴契尔夫人的一贯思想，她也正是依靠它在1979年赢得胜利，荣登英国首相宝座的。 与保守党旗帜鲜明的政策相比，工党则要逊色得多。在国内政策方面，工党颇具号召力的口号只有一个就业问题。想当初，卡拉汉工党政府执政时，英国失业人口是100多万，而柴契尔政府是300万多一点，这是工党能聊以自慰、大肆夸耀的。可是，工党执政时英国经济始终在“低谷”徘徊，难以摆脱不景气状态，因而选民仍不相信工党能拿出解决失业问题的高招，连工党领袖人物本身也没有底，不存在能说服人的所谓“灵丹妙药”。而在核武器问题上，工党内部意见分歧，其左翼主张单方面核裁军，这显然不受广大选民的欢迎，选民们仍然倾向于柴契尔夫人的核防务政策。至于英国是否加入欧洲共同体问题，工党内部也纷争不已，立场又缺乏一贯性。 至于说到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联盟，则更是令选民至为困惑。他们左右开弓，既批评柴契尔夫人的“货币主义”政策，又抨击工党的单方面核裁军政策，而自己的政策却很不明朗。联盟在大选中充其量仅能起分散选票的作用，而不可能与两大政党(保守党和工党)逐鹿英伦三岛。 到了1983年的4月下旬，已到了柴契尔首相当机立断、下定决心的时候了。 第22页 5月8日，柴契尔首相在她乡间别墅契克斯召见高级顾问，讨论大选的确切日期问题。此前，她已向来访的记者透露，她将作出一项极其重要的决定。当时改任保守党主席的塞西尔·帕金森也公开扬言，柴契尔政府不会允许这种悬而未决的局面(按：指英国大选的恰当时刻)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这一天，柴契尔夫人在同高级顾问们会商之后，宣布大选定在1983年6月9日举行。 大选日期敲定前，柴契尔首相按照传统，前往白金汉宫请求女王解散议会，并决定新议会定于6月15日举行会议。 在接受记者採访时，这位女首相对大选结果表现出谨慎乐观的态度。她在谈到她的政府在过去一届任期内所做的工作时，曾信心十足地说：“我认为，在本届政府执政期间，这个国家在国内恢復了它的信心和自尊心。我认为，我们在国外之所以得到尊重和钦佩是基于两件事实：一是因为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政策，另一是因为我们坚持奉行了这些政策。”接着，她又顺理成章地补上了一句：“要求人民重新予以授权歷来并不是什么坏事。” 在这里，“铁娘子”发出了“重新予以授权”的唿吁，既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这个女人的“铁”质色彩，也表达了她对大选的坚定信心。 不错，大选前的总体形势对柴契尔夫人和保守党确实十分有利。 首先，福克兰群岛之战的胜利所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热情还不曾消减，柴契尔夫人的“英雄形象”依然存在。这对保守党来说不能不是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本。 其次，英国经济情况已出现全面好转的迹象。例如通货膨胀率已从柴契尔首相执政时的22%下降到了5%。降幅之大，有口皆碑。又如利率也降到了10.5%，并还在继续下降。此外，私有化进程已初露端倪，公共开支也已大幅度削减，再加上抑制了工会的权利。这一切，都给海内外工商界的投资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环境，英国经济可望爬出谷底。英国工商界的巨头们有鑑于此，普遍信心大增，纷纷表示要投柴契尔夫人一票。 第三，保守党内在80年代初期虽还不能举党团结一致，但柴契尔夫人在保守党内的地位和威望日盛一日，尤其是福岛之战的胜利，更是把这位“铁娘子”推上了权力与声威的峰巅，她成了当之无愧、无出其右的保守党领袖。其他的元老重臣虽然对她的经济政策不完全贊同，但在举党一致、共夺大选胜利这一点上，他们却是毫无异议的。难怪《每日快报》断言：“这个女人在英国推行了一场革命，不是通过她那常常引起争论的政策，而是通过她那坚强的意志。” 最后，不无重要作用的还有，大选前的国际形势对柴契尔夫人的保守党也十分有利。 本来，柴契尔夫人上台后所推行的“保守主义”革命，在80年代似乎成了一股潜在的世界性潮流。这从西方多国领导人的更替不难看出：继1979年5月柴契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之后，1980年11月罗纳德·里根一举成名，当选为美国第40任总统;紧接着，1982年10月，西德右翼政治家赫尔穆特·科尔取代左翼代表人物施密特出任政府总理。其他欧美国家(如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和加拿大等)，也先后由右翼领袖掌权。至于亚洲的日本国，也由极具强烈“保守主义”政治倾向的中曾根康弘于80年代初出任总理大臣。这一世界性潮流，对柴契尔夫人连任首相的大选，无疑是一股有力的潜在推动力量。 众所周知，80年代英美“特殊关系”是英国赖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特殊作用的重要基石，而这一基石又是建立在柴契尔首相和里根总统“特殊”的个人关系之上的。这里姑且不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柴契尔夫人怎样急着要与里根会晤，她当时的心情何等迫切;也不说里根总统如何帮助英国打赢了这场小型战争。只说福岛战争正酣的1982年6月3日，里根总统专程飞赴伦敦为因战事吃紧而焦虑不安的柴契尔首相撑腰打气，并对英国议会发表了一席慷慨激昂的演说，强调这场战争是“为了不使侵略者的阴谋得逞”，而且是“为了我们坚强的信念”。正因为他们都抱有这么一个共同的“坚强的信念”，所以在英国大选之年，美国总统里根公开表示希望柴契尔夫人连任。很明显，一旦保守党落选，英国的国际地位必然有损，其后果将是对英美“特殊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当时的英日关系也处于极其微妙时期。柴契尔首相固然欢唿中曾根当选日本国总理大臣，把中曾根夸赞为她在首相任内看到的“最具表达能力、最为西方式的日本领导人”，是在亚洲积极唿应欧美保守主义势力的政治家。当时日本“尼桑”公司有在英国投资的意向。而且这家公司看好了柴契尔政府，曾经私下表示：如果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它将中止在英投资的计划。 80年代初期，就连西欧各国领导人也基本上倾向于柴契尔夫人继续执政，以求得英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不致被破坏，尤其是1983年为东西方关系史上的“飞弹年”。根据197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决定，到这一年的年底，如果苏联仍不能同美国就欧洲中程飞弹问题达成协议的话，西欧五国(英、西德、意、荷、比)就将开始部署美国的潘兴2式巡航飞弹，西欧各国领导人有理由担心，一旦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必将使北约这一决定的实施遭受到不应有的麻烦。 总之，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都对柴契尔夫人的保守党有利，这是不容置疑的现实，无怪乎美联社记者评论说，民意测验表明，柴契尔夫人参加竞选的地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一个政党的领袖都要强而有力。合众国际社甚至评论说，柴契尔夫人是自温斯顿·邱吉尔以来最强有力(也是最有争议)的首相。 但是，尽管有这种种的有利条件，柴契尔夫人对大选并无稳操胜券的绝对把握。《卫报》就曾认为，竞选的核心问题是柴契尔夫人是否连任，指出这“是她对自己、对保守党、对全国人民的希望和担心”。 理由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英国选民对柴契尔夫人的看法是“最有争议”的，即可说是仁智互见，毁誉参半。有人认为她专横跋扈，好走极端;有人则认为她毕竟使英国经济摆脱了“低谷”徘徊的困境，认为她的独立核政策提高了英国的国际地位。有人认为她是一位坚强的、毫不妥协的女性;有人则欣赏她治国不忘理家，既当好了国家领导人，又不愧为能干的家庭主妇。有人称赞她举止有度，落落大方;有人则嘲讽她仿效牛津官腔和贵族气派，却不时露出杂货店老闆女儿的“小家子气”。有人颂扬她亲美反苏;有人则抨击她老右、反动和偏颇。但是，不管选民对柴契尔夫人的看法如何，柴契尔夫人毕竟是全体英国人民关注的核心，是他们日常议论的话题;这位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时常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电视上，世界各地的报刊也经常登载有关她的消息和她的照片。一句话，这位“铁娘子”的知名度已远远超出了一国的范畴了。 第23页 1983年5月18日，伊莉莎白女王正式宣布解散议会。 至此，英国大选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冲刺阶段。从宣布大选到举行大选之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间隔。尽管时间如此短促，柴契尔夫人的保守党还是在其他政党之后才开展自己竞选活动的。柴契尔夫人经过1979年的拼杀，已经深深懂得了一条真理：“选民对政党的拉票活动很快就会感到厌烦，重要的是不能让高潮来得太快，最理想的是在大选前的最后几天造成持续增强的效果。”这表明“铁娘子”的竞选艺术已渐臻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5月16日，工党在议会正式解散之前就发表了该党的竞选宣言。该宣言题为《英国的新希望》，主旨有5项： 1.在美苏尚未达成核裁军协议之前，即率先实行英国的单方面核裁军，实施无核防御的核政策; 2.退出欧洲共同体; 3.实施一项耗资115亿英镑的公共开支计划，力求在5年内将国内的失业人数降到100万以下; 4.实行广泛的国有化与再国有化措施; 5.给予工会更多的权力。 这个宣言实际是一个与保守党相对抗、走向极“左”的宣言，目的在于吸引那些厌弃保守党的选民投到自己的怀抱里来;加上目标定得太高，严重脱离英国的实际。这样，就把相当一部分不支持保守党、同时又对工党感到困惑的选民统统驱逐到了社会民主党或自由党的麾下。工党在大选初期实际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它的宣言是工党内部矛盾重重、各派之间未能达成有效妥协的产物。无怪工党影子内阁中的一位成员也指责它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份自杀状”。 工党的大选《宣言》一出台，英国选民就都纷纷指出它恰恰是与保守党的现行政策针锋相对、毫无新意的一纸空文。柴契尔夫人干脆斥责工党的宣言危言耸听，譁众取宠。 保守党採取的是“后发制人”的策略，静观工党宣言出笼后选民的反应而定。果然，5月18日，保守党发表了题为《保守党1983年宣言》。在这份《宣言》中，柴契尔夫人并没有作更多的新的承诺，而只是用温和的语调重申了她的政府4年来所奉行的各项政策，从而与工党宣言的走极端、过于偏激的形象恰成鲜明的对照。 这时，柴契尔夫人已不局限于笔战了，她要以自己的雄健辩才和紧张的竞选活动来争取选民对自己的认可和贊同。这一着也确实奏效，几使工党措手不及，招架不住。 这位“铁娘子”先是向选民摆出了一通大道理，以便进一步宣扬执政党所取得的成果，大谈选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种种实利与好处。对于反对党极力攻击的失业问题，她也不加迴避，只是用事实来说话。柴契尔夫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失业是新旧交替的产物，是难以避免的，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失业问题与她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有关。她还向採访她的新闻界人士指出，现时英国的失业大军将会很快在迅速发展的服务业中找到工作，一些企业倒闭，另一些行业兴起，这本是现代市场的普遍发展规律。接着，柴契尔夫人以採矿业为例，说她刚步入政界时，英国的矿业工人多达70万，曾几何时，如今只有20万人了。“铁娘子”于是问道：“让原有的50万工人重新回到原先的採矿业中去，难道就能振兴採矿业吗?” 形象化的比喻和大道理的说教固然要大讲特讲，讲足讲够，但是柴契尔夫人深知，光是这样还是不够的，老生常谈的话多了，选民们听了会感到腻味。她于是採取反守为攻、先发制人的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攻击对方的痛处和要害。 1983年5月19日，柴契尔夫人在自己的芬奇莱选区作第一次竞选演说时，抢先在失业问题上向工党发起进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妙哉!据柴契尔夫人的女儿卡罗尔的记叙，在这篇长达50分钟的演讲中，这位“铁”妈妈先是条分缕析，详尽列举保守党政府4年来的成就，然后话锋一转，突然向工党发起勐烈攻击：“现在，让我们瞧瞧工党都有哪些业绩。” “叫他们找一找看，战后有哪一届工党政府下野时的失业人数会比他们上台的时候少? “一届也没有。 “工党的现任领袖、当年专管就业的国务大臣，在短短的两年内就使失业人数从61.8万勐增到128.4万，几乎翻了一番。那时他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起死回生，现在就更是没有了。主席先生，每一届工党政府都向人民许下诺言，什么要减少失业人口啦，可是事实上，每一届工党政府都在使失业人口不断增加。那么，要是再来一次工党执政，类似情况还会照样发生的。” 这次演讲的效果极佳，很多话打动了选民的心，听众的热烈鼓掌和大声欢唿即可资证明。这说明柴契尔夫人的竞选艺术正在飞速长进。 1983年5月23日，柴契尔夫人又鼓起剩勇，率领她的竞选班子风尘僕僕地赶到威尔斯首府卡迪夫，向选民们发表她宣布大选之后的第二次重要演说。在演说中，这位“铁娘子”一手拿着一本工党宣言《英国的新希望》，从选民最关切也是最熟悉的个人存款问题为起点，在卡迪夫市政厅侃侃而谈，抨击并分析工党的经济政策，而且绘声绘色，刻意给这种经济政策披上一袭恐怖的外衣。选民们屏气凝神，瞪大双眼瞅着这位夫人，只见她不紧不慢、神色自若地说道： “听说工党影子内阁的一位成员形容这本书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份自杀状’，我可以奉告诸位的一点是：假如英国人民都在这份宣言上签了名的话，那它就成了英国的自杀状了。” 在作了这么一段听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开场白之后，“铁娘子”便单刀直入，深入浅出地剖析工党的宣言，从而给它判了“死刑”。她接着说道： “这份文件出自极“左”分子之手。工党非常希望你们不要看它。(大笑) “他们还希望你们不要看那些背景文件，那里面他们披露的内幕更多更可怖。 “但是，一旦他们得逞了，那他们就要声称有权实行宣言中的每一条极端措施了。英国应当知道，工党如果一有机会得逞，会对英国做些什么，这一点很重要。 “让我简要地把这一点讲给你们听听，他们的宣言我一个字都不加改动。我原封不动地把它直接引来。 “第一，国有化……这里他们说的是，工党‘将在电子、医药、保健设施和建筑材料方面建立一项意义重大的公共基金，并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在其他重要领域也建立公共基金’。 “工党将‘尽力在私立公司投资，全部把它们买下来，或是採取临时性的控制’。 “还有，他们当然要把本届政府业已非国有化的一切重新国有化。 “那么他们如何偿付这笔巨额的国际性掠夺呢?让我来告诉你们吧，是一份背景文件中这样说的。 “这个，他们已经把眼睛盯住你们的养老金和你们的人寿保险金，把这笔钱用在他们的社会主义规划上。而在我国，有1150万人是职业退休金计划中的成员。 第24页 “请听我说，这是极为严重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工党希望你们不要看这份宣言，而大家又应当知道的缘由。 “工党热衷于国有化，就像其他人酷爱集邮一样。他们至少每一种都要一个——大银行里的一个，大医药公司里的一个，大电子公司里的一个，大建筑公司里的一个：比彻姆公司、英国通用电器公司、普莱西公司、巴雷特公司、泰勒·伍德罗公司。谁能说下一个将会轮到谁? “在工党政府领导下，实际上那等于是不管你把存款放到什么地方也免不了会国有化的。 “工党想要把你们的钱用于国家社会主义化上，只要他们当选，他们就要把你们的钱弄到手，他们是说得出也做得到的。 “把钱存入银行里去，工党会把银行国有化的。把钱存入养老基金会或人寿保险公司里去，工党也会强迫他们把钱投资到社会主义计划中去的。就是把钱存入你们的袜筒里，他们也会把袜子国有化的。”(大笑) 好一通鞭辟入里的分析，好一篇耸动视听的演讲!瞧，工党的这份宣言与当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何其相似乃尔!柴契尔夫人真不愧为在20多年英国政坛上拼杀出来的干将，她善于出奇制胜，攻心为上，语言之犀利，用词之不凡，蛊惑之高超，警劝之深刻，都令人嘆为观止。人们确信她这时的竞选艺术已臻炉火纯青之境。 在重点攻击工党《宣言》中的失业和国有化问题之后，柴契尔夫人又趁热打铁，对工党宣言中的主张退出欧洲共同体、削减防务开支、单方面核裁军和工会政策等方面逐一抨击，把它们批驳得体无完肤。 在竞选活动第二周的5月26日，柴契尔夫人又率领她的竞选班子对英格兰北部进行了旋风式的访问。她在走访了众多工厂、商店、疗养院、医院和学校之后，晚上在约克市的皇家大厦对人山人海的选民和记者作了重要讲演。 尽管她歷来对欧洲共同体不感兴趣，但为了攻击工党要英国退出欧洲共同体的主张，这时竟煞有介事地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以欧洲共同体的热烈支持者的面目出现了。她不去详叙国与国之间经济合作的重大歷史意义，而是开门见山地把加入欧洲共同体同英国人的现实生活和经济形势直接挂上钩来，以笼络广大选民的心。她坚决表示英国不能退出欧洲共同体，因为“英国有200万份以上的工作有赖于共同体市场成员国的资格”。她反覆强调“200万份以上”这一数字，英国一旦退出，那就“一份工作都保不住了”。的确，这一庞大数字的分量是很重的，选民们听了不能不怦然心动，三思而行。 柴契尔夫人对工党削减防务开支提法的批驳更是切中要害，入木三分，并把它同就业问题挂起钩来。她抨击说，工党鼓吹削减防务开支之后军事工厂可以转产民用产品，可以避免由此而引起的失业问题云云，都纯属宣传伎俩，毫无现实意义，说白了是在欺骗、愚弄选民。这位“铁娘子”把这种提法斥为痴人说梦，她质问道：“不妨设想一下，即便一夜之间你可以实行转产，谁会来买这些东西?是我们那些才被工党领导的英国所抛弃的欧洲伙伴们吗?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吗?可是，他们刚刚看到他们在英国的核基地由于工党政府的命令而被关闭……谁会向一个紧闭门户的工党领导的英国购买产品呢?” 对工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以工党和工会之间新的合作关系来解决失业等问题的主张，柴契尔夫人更是不屑一顾，痛加批驳。她警告说：“这是工党与工会迫使整个国家就范的老关系。”她大声疾唿，正是这种关系，才造成当今英国社会数不清的弊端：“罢工风潮，限制措施，人浮于事和政治讹诈”等等。 总之，工党《宣言》的激进主张给柴契尔夫人的攻击提供了不少的口实，而她那穷追勐打、深入浅出的抨击，无疑给这位“铁”质女人赢得大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当然，工党内部的分裂和矛盾，客观上也帮了她的大忙。但是，在大选的关键时刻，尽管保守党在诸多方面均占有明显的优势，她却不敢丝毫掉以轻心，而还是鼓足干劲，四处活动，把工党当成“真老虎”打。好在这位“铁娘子”身体素质极佳，虽年已58岁，精力却不减当年，和30年前一样旺盛。大选日期一经宣布，她就忙个不停，片刻无暇。她不是主持会议，听取汇报，撰写或修改演讲稿，就是进行旋风式的活动，走访工厂、农场、医院、学校和街道，发表演讲，会见选民，访贫问苦，嘘寒问暖。有时她的助手和随行人员都累瘫了，她却仍然意气风发，精力充沛，在大庭广众和新闻记者们的摄像机面前显得毫无倦色，谈笑自若。其实，那一个月期间，柴契尔夫人每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选民们都亲眼目睹这位夫人虽是巾帼，体魄却赛过鬚眉好多倍，因而不能不由衷地钦佩她，乐意为她吶喊助威，撑腰鼓气。这些天里，柴契尔夫人还不断提高自己的竞选技巧，并不耻下问，广泛徵求专家和学者们的建议，正所谓从善如流，乐此不疲。她还手执一书(多半是《竞选指南》)，走到哪里，便研读到哪里，一时在选民中传为佳话。 在这次大选中，保守党和工党都大造舆论，纷纷请gg公司来为自己发动凌厉的攻势。保守党请来的是1979年保守党赢得大选的形象设计师戈登·里斯。里斯在这一方面堪称高手，他不仅在竞选的服装类型和头巾颜色上给柴契尔夫人提出了不少的好建议，而且动用了现代化的一切传媒手段，来塑造选民喜爱的领袖个人形象，收到了至佳至善的实效。 正当英国国内的竞选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国际上也传来了支持柴契尔夫人的强大声音。 1983年5月28日至29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按原定日程在美国维吉尼亚州威廉斯堡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美国总统里根、法国总统密特朗、西德总理科尔、义大利总理范范尼、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日本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考虑到英国大选正当紧张时刻，里根总统于5月10日曾致函柴契尔夫人：“我非常希望你在大选中获胜，从而赢得另一届任期，以贯彻你已经开始的富于勇气和坚持原则的政策。”信中表达了大洋彼岸“特殊关系”的盟友对这位“铁娘子”的最良好的祝愿。 5月28日和29日，恰是周六和周日，“铁娘子”的竞选班子总算捞到了一个好不容易盼到的喘息时机，因为柴契尔夫人决定如期参加例行的七国首脑在美国威廉斯堡举行的会议。她于28日中午从英国起飞，于美国时间下午到达目的地，会议完毕，于29日午夜再搭乘英国航班飞返伦敦。柴契尔夫人风风火火，一刻不停地在与时间赛跑。 柴契尔夫人毅然与会，其实是变换手法的竞选方式，不仅没有耽误她的竞选，反而为她竞选活动注入了勃勃生机，增加了新的活力。 请看，工党领袖富特和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联盟领导人罗伊·詹金斯所奢望不到的良机，却给柴契尔首相捷足先登了。英国广大的选民通过电视，骄傲地看到自己的首相在美国同其他发达国家的领袖们会晤的情景。那异国风情，热带美景，深红色长条地毯，庄严威武的国家仪仗队，奢华丰盛的筵席，庞大的新闻记者群，——这一切，都勾起了选民们对大不列颠王国的无比自豪和对仪态万方的柴契尔首相的由衷喜爱。而作为这一豪华而气派的七大国领袖人物中惟一的女性，在一群男士的簇拥下更显得鹤立鸡群，娇小玲珑，她在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能引人瞩目，惹人敬爱;而出席会议的大丈夫们对“铁娘子”则表现出尊礼有加，礼让三先，一副谦谦君子气派，为柴契尔夫人平添了几分韵味。这一切，对保守党赢得大选实起到了先声夺人的作用，有利形势，自不待言。富特也好，詹金斯也罢，都只能隔岸观剧，自嘆弗如了。 第25页 这次参加七国首脑会议，柴契尔夫人不仅为个人形象镀上了一层黄灿灿的金光，而且与会的各国首脑对“铁娘子”颇多赞誉。他们在会议内外一致肯定英国的经济正出现復甦的迹象，认同现行经济政策是维持和支撑经济復甦的最佳政策。他们一致表示解决失业问题是不存在速效胶囊的，即或有，那也是一如柴契尔夫人所指斥的冒牌“假药”。他们还一致宣称，英国的“北极星”式飞弹和法国的核威慑力量均不应纳入与苏联人进行军备控制谈判的实质内容。这些肯定、认同、表示和宣布，无异于是其他西方六大国支持保守党继续执政的共同“国际宣言”。 由此看来，尽管柴契尔夫人周末也没得休息，还要横跨大西洋作两天的旋风式访问，消耗了她那宝贵的时间和毕竟是一个凡人的有限精力，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种“消耗”对柴契尔夫人蝉联英国首相都是十分值得的。毕竟，她又在民意测验中为自己赢得了好几个百分点。 正当柴契尔夫人在七国首脑会议上大出风头的时候，国内的反对党的领导层同时作了适度调整。论者指出，“临阵易帅”，兵家大忌，这在大选期间是极其不利的举措，表明工党和联盟党的内部矛盾业已表象化，暴露出了他们对大选的信心不足。 此后，主持工党大选的，已由富特改为好斗的工党副领袖、前工党政府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富特虽保留党的领袖头衔，但在传媒和竞选中频频露面的工党的主要代表，则是那个与柴契尔夫人多次较量的对手，即是那个以“cutandrun”传遍英伦三岛的“始作俑者”希利了。此公凭一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确曾多次与柴契尔夫人势不两立，有一定的杀伤力和蛊惑性。《太阳报》把工党的这颗新星称为“一头松了锁链的野兽”，决非空穴来风。当然，工党这样临阵换帅虽也明知不妙，但为了在保守党的凌厉攻势面前快速提高自己的战斗力，也只得黔驴技穷，不得已出此下策了。 联盟党的做法也大同小异。社会民主党领袖罗伊·詹金斯退居二线，主攻手的使命则由自由党戴维·斯蒂尔披挂上阵。 明眼人不难看出，工党和联盟党的人事变动，恰恰烘托出柴契尔夫人在保守党内的领袖地位和权威的不容争议，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英国传媒霎时来了个大转变，其热门话题已不再是预测哪一个政党将在6月9日的大选获胜，而是揣摩柴契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将在议会中得到的多数席位究竟是多少，以及工党和联盟党中的哪一个政党能取得第二位议席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三个大政党激烈角逐的同时，还有一些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小党派也在积极、活跃地参加竞选。 例如，英国也有一个绿党，这个党从维护“环保”出发，主张彻底地非核化，主张英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和欧洲共同体。这个党受到联邦德国绿党在议会中拥有席位的启示和鼓舞，也提出了100人的候选人名单。 又例如，北爱尔兰新教和天主教的几个小党，包括苏格兰民族党、威尔斯民族党等，也在厉兵秣马，力争自己的代表能通过竞选活动挤进英国议会。 再例如，非白人选民推举了23名候选人，其中5人是由全国少数民族组织联合会推出的。该联合会系由亚裔和西印度人组成的同盟。他们也企图在议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总之，1983年5月至6月上旬，英国各大小政党均倾巢出动，为自己的党拉取选票。真是热闹非凡，大有你卸妆来我登台，感会风云，奋其智勇，风靡了英国的广大选民。 且说柴契尔夫人从美国一回来，立即带着征尘，投身于竞选的鏖战中。面对工党和联盟党的上层人事变动，她深知还有一场场激烈的白刃战在等待着她。她虽然有恃无恐，却也不敢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功败垂成”这句话，柴契尔夫人是烂熟于心的。 1983年5月31日，柴契尔夫人在深谋熟虑之后，又率领她的竞选班子北上苏格兰，发起一轮新的攻势。她特意选定联盟党新领袖戴维·斯蒂尔当年在爱丁堡就读过的母校，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这位“铁娘子”踌躇满志地说道：“上周末，工党、自由党—社会民主党都开了会，要作个决定：是改变他们的政策，还是更换他们的领袖，抑或二者兼行。他们最终还是拒绝面对现实。而我们嘛则与他们截然相反。我们坚持我们的政策，我而且十分理解，也坚信我们的领袖。” 柴契尔夫人在20多年英国政坛的拼杀中，已练就了一副如簧的巧舌，伶牙俐齿，说长论短，半句也不饶人。有时又难免来个即兴表演，插科打诨，甚至掌握火候，恰到好处地使用诙谐语、幽默话，来调动群众的视听神经，在众人捧腹大笑声中不知不觉地塞进了自己的政见和希求。她那演讲技巧之精湛，已绝非昔日的牛津女大学生和刚踏入仕途的中青年演说家所能比拟的了。 临到大选前的冲刺阶段，两大反对政党除老生常谈，一再挥舞失业问题这把“杀手锏”外，又重提马岛之战问题。反对党提出疑点有二：一是阿根廷的重型巡洋舰“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被击沉时，根本不是朝着马岛和英国特混舰队的方向行驶，根本没有威胁到英军的安全;相反，该舰是向西，向马岛和英军相反的方向行驶。英军把它击沉，有违战争法规，而且造成了368人死亡，从而使战争升级;二是击沉“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与秘鲁总统贝朗德提出的和平方案发生在同一天，人们怀疑这是一个不解的谜：首相如果接受了秘鲁总统的建议，那就会丧失掉打赢阿根廷的战机，所以才有意挑起战祸，力促战争升级，其动机显然不纯。 正是基于这两大疑点，工党副领袖希利在这次大选中便指责柴契尔夫人：“以屠戮为能事”，“打着卫国的幌子，为捞取政治资本而利用我们的士兵、水手和飞行员的汗马功劳，并企图侥倖得逞，瞒天过海。”而当时的工党影子内阁教育大臣、后来成为工党领袖的尼尔·金诺克更是直言不讳地指责柴契尔夫人以牺牲英国士兵来显示自己的“英雄气概”。 在工党领袖们带头起闹下，其余小党也不甘示弱，一拥而上。社会民主党副领袖戴维·欧文说得更是耸人听闻，他煞有介事地指出柴契尔首相“以福克兰大屠杀为善为好，是从无赖政治走向血腥政治”。 但遗憾的是，说者有意，听者无心。反对党气势汹汹的指责声，在有几百年殖民帝国的子民眼里，这些事早就是司空见惯的，并不以为“奇”，更不以为“非”。在这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搅混到了一起。孰料这种事过境迁的言论说多了，反倒走向反面，在某种程度帮了柴契尔夫人的大忙。真是：弄巧成拙，费劲不讨好。 1983年6月9日，星期四，英国大选的投票日到了。柴契尔夫妇一大早就赶去投票站投了票，以免去晚了，人们围观，影响投票进程。投票回来后，柴契尔夫人这才坐在家里，吃着她竞选以来的头一顿家常早点。 第26页 1983年6月10日，大选结果揭晓，保守党以压倒优势赢得了胜利，获得397席;工党209席;自由党17席;社会民主党6席;其他各党派共得24席。 这样，柴契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不仅取得了1983年大选的胜利，而且以绝对优势取得了对下院的控制权。 这样，柴契尔夫人终于如愿以偿，迎来了连任首相的这个美好的一天。正如此前她对一直跟随她採访这次大选的女儿卡罗尔·柴契尔所说的： “因为这个工作很适合我。我向来习惯于努力地工作——如你所知道的——拼命地去干。不过还远不止这些，我喜欢这个工作，而且这个工作也适合我做，再说，我喜欢这项工作远胜于喜欢做别的任何工作。” 为了把话说得更明确、更透彻，柴契尔夫人接着又补充说： “因为那是我在这个世上最乐意干的工作，而且我认为我对这一职务还会有所贡献。 “……我认为，从对付潜在的敌手或介入世界舞台的观点看，积累起来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如果你执政时间较长，那对(英)联邦会议和(七国)经济首脑会议是有益处的。” 柴契尔夫人在这次访谈中，除津津乐道她对蝉联首相一事“情有独钟”之外，还不无得意地谈到了这次大选的结果。这位“铁娘子”说道： “我认为，人民更喜欢我们已有的这个强有力的政府，喜欢它要走向一个特定方向的决心。我想他们明白现政府是正确的，再说，他们内心也觉得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是对的。” 大选之后，英国媒体纷纷加以评论，其中贬褒不一。《星期日快报》认为，保守党的胜利在于“它的领导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畏缩”。这里所说的“严酷的现实”，当是特指一个背上了300多万失业大军这个包袱的政党和首相，竟能在大选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简直不可思议!这家报纸接下去又写道：“由于取得了非常漂亮的胜利，柴契尔夫人业已证实，英国决心採取新的、充满信心的方针。”这家《星期日快报》是具有保守党倾向的一家大报，它的评论与柴契尔夫人回答女儿卡罗尔的访谈，简直是异曲同工，相得益彰。 另一份也具有保守党倾向的《星期日电讯报》则对柴契尔夫人的国际形象大加赞誉：“上周两张世界领导人的照片成了引人注目的鲜明对照。一张是柴契尔夫人站在唐宁街台阶上满面春风、生气勃勃而又信心十足，因为她取得了大选的胜利。另一张是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先生，样子瘦小干瘪，在离开一次克里姆林宫盛大集会时不得不让强壮的助手们搀扶…… “这两个形象的鲜明对比，反映了相互对立的两大政治集团的概貌。西欧三个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现在都拥有了强有力的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致力于西方联盟的统一和强大。站在这个联盟前头的人——里根总统，看来决心谋求连任。如果他也当选，那西方4个主要领导人将在今后关键性的岁月中全都上台执政。他们不管在经济方面有多大分歧，但却有着共同的哲学。” 与此同时，无党派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则发表社论说：“柴契尔夫人现在是这个国家歷史上最强有力的妇女，这大概是属实的。如果柴契尔夫人的真实想法是走中间路线，她也许能为国家服务得更好一些。” 另一家无党派的《观察家》在社论中指出：“柴契尔夫人主宰一切的准国王作风，她对哪怕是最温和的反对派也不耐烦的态度，将使得她自己在党内的影响不会提供所有良好政府所需要的那种节制作用。有迹象表明，她将为人们的逢迎谄媚而作茧自缚，甚至会粗暴地把建设性的批评也排除在外。” 而一家有着工党倾向的《星期日镜报》则在社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首相在唐宁街就位并不是依靠人民的支持，而是由于不公平的选举安排。她在议会的票数多了两倍，但是她在人民的投票中所占的份额实际上减少了。”该报在这里所说的票数“减少”了，是指这次大选中保守党实际得票1300万张，比它在1979年大选中少得70万张选票。目前英国实行的是相对多数计票制，跟美国现行的各州选举团票的“赢家全得”颇为类似。即在一个选区(美国则是在一个州)内，某候选人即便得票不超过半数，但只要比其他候选人哪怕只多得一票，即可获得这个选区的席位(美国则是获得该州的全部选举团票)，无需复选。因此常见的情况是，当选者虽然比第二名得票为多，但比其他候选人得票总数要少，也就是说在多数选民不贊同的情况下仍可当选，成为整个选区的民意代表而进入英国下院。据资料考证，英国自1900年以后的执政党几乎都是在选民拥护票不足半数的情况下上台执政的。 报界的评论，措辞虽不同，但是都不能不异口同声地确认柴契尔夫人在英国政界中的分量。柴契尔政府的连任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1983年6月11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较为公允的评论：“从开始的时候说，柴契尔首相在经济上同工党的领袖富特一样都是极端派，不同的是她在国内国外都已被证明是个有能力的人……在许多选民看来，她的意志力比她的主张更重要。” 同一天，联邦德国《南德意志报》也发表了一篇题为《铁娘子的胜利》的社论。社论承认，在本世纪中迄今还没有一个首相在政府中的任职时间超过7年的。“不过”，该篇社论也同时指出，“预料柴契尔夫人将是第一个打破这条常规的人，因为她拥有的多数是如此之大，以致这个多数几乎不可能在5年之内丧失掉。她的权威又是那么大，以致几乎不可能像当年艾登那样被保守党内的一次‘政变’赶下台去。如果福克兰之战像苏伊士运河冒险那样失败了，那她就很可能已经下台了。估计不会发生第二次福克兰战争，她的‘苏伊士’事件最多也只能在经济战线上发生。迄今她没有遇到这一命运，她使英国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即她知道‘英国病’怎样才能治癒，例如，恢復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风尚，抛弃工会和企业主之间那种停步不前的关系;结束停滞与进步、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交替。简言之，就是要求助于烈性疗法，放弃在战后的英国得到十分重视的一致同意的政策。” 除了媒体贬褒不一的评论外，西方世界的头面人物也给柴契尔夫人纷纷发来贺电。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就祝贺说：“这次胜利是对你个人的尽心尽责以及你在政治上的勇气和明朗态度的报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约瑟夫·伦斯曾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谁也不能否认，柴契尔夫人继续担任英国政府的首脑，必将保证她的政府给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的强有力的支持，将在这个联盟的所有各个方面继续下去。”丹麦政府副首相亨宁·克里斯多福森说，柴契尔政府的连任，“突出表明，整个欧洲在选举中有一种背离社会党的倾向”。美国政府官员则公开宣称，他们对柴契尔夫人取得的胜利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她在北约中是美国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第27页 与国际上对柴契尔夫人连任首相大唱赞歌的同时，也不时传出一些不谐的杂音。例如，保守党赢得大选后，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内就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就表示了“失望”。它的一位不愿表露身份的官员曾对记者说：“工党没有明确提出一种令人信服的抉择，没有使人看到团结与力量的气象。这是工党的失败而不是柴契尔夫人的胜利。” 总之，柴契尔夫人在英国大选中的第二次胜利，对她本人的政治生涯确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没有第三次连任，她那首相任期也已破了记录。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位“铁娘子”已成为英国政坛上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活动家，当是铁定的事实。不过，她在本届任期内领导政府工作中的专断作风，却是有增无已，有人抨击这是反民主的，甚至斥责她遵行的是“半帝王式”的“一言堂”。 说来也有几分道理。大选的胜利进一步强化了柴契尔夫人在保守党内的权力。她如今大权在握，决心“新官上任三把火”了。 她烧的头一把火，就是彻底重组她的内阁班子。在第一任期内，这位女首相虽然通过一次清洗和两次改组，把内阁中的“反对派”人士清除出去，但她却始终未能彻底控制住内阁。据说她曾私下埋怨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屠夫”，而仅仅学会了“剔肉”。如今她就要挥舞屠刀，游刃有余地大肆“剔肉”了。 头一个遭“剔”的，就是1961年进入下院，歷任保守党总督导员、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国防大臣、上院议长和外交大臣等显赫官职的弗朗西丝·皮姆。大选结束后的第二天，柴契尔首相便开门见山地对他说道：“弗朗西丝，我需要一位新的外交大臣。”皮姆就这样被解除了外交大臣一职，无可奈何地被撵到了有名无实的后座议员席上。新内阁中的外交大臣改由原财政大臣杰弗里·豪担任。本来，皮姆曾经大力支持过柴契尔夫人，也给她帮了不少的忙，立过汗马功劳。但此公却一直反对柴契尔首相的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又曾经倾向以和平方式解决马岛争端，平时出言不逊，经常冒犯炙手可热的女首相。例如，柴契尔夫人曾公开批评皮姆优柔寡断，皮姆则不思改进，反而恶语相向，说：“不幸的是，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是一名下士，而不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又例如，1983年大选胜利后，皮姆不仅不与正浸沉在大喜中的柴契尔夫人声气相求，反而公然宣称，保守党所取得的压倒多数并不是什么好事。言下之意是首相将不受制衡，更会独断独行。这令柴契尔夫人大为恼怒，因而决心把这个不亢不卑、自恃劳苦功高而桀骜不驯的皮姆头一个“剔”出内阁，去掉自己的眼中钉和肉中刺。 杰弗里·豪出任外交大臣后，他的遗缺(财政大臣一职)由奈杰尔·劳森接替。劳森曾任麦克米伦和霍姆两位首相的演讲稿撰稿人，后来又是希思首相的得力助手。1981年内阁改组，柴契尔夫人把他提拔为能源大臣，后又被任命为财政部杰弗里·豪领导下的常务次官，主管金融事务。此人很有才干，曾设计出“中期金融战略”，颇为首相赏识。 原保守党的副领袖、首相执政的元老重臣威廉·怀特洛被让出内政大臣一职，改任上院议长。其遗缺由年轻人接任。从此，怀特洛也就逐渐远离柴契尔夫人的权力中心。被柴契尔首相提拔起来接替怀特洛的年轻人是布里顿。此人最早原是一名律师，1974年进入下院。不久，他就被柴契尔夫人任命为反对党关于中央权力下放法案方面的发言人，深得柴契尔夫人的器重。1979年柴契尔首相上台后，他先后出任内政大臣威廉·怀特洛和财政大臣杰弗里·豪的副手，工作得都很出色。因此不妨说，布里顿是首相重点栽培的青年政治家之一。在英国的政治体制中，首相对阁员的任命或罢黜都拥有绝对的权力。这次柴契尔夫人通过对布里顿这号年轻人的擢拔一事，实系向人们表明，凡是对她忠心不贰且在工作中脱颖而出的人，不管资歷多浅，也不管舆论作何反应，她都可以破格提挈，畀予重任。 奈杰尔·劳森出任财政大臣后，他那能源大臣一职由彼得·沃尔克接任。另国防大臣约翰·诺特早在马岛战争之后即已辞职，现由麦可·赫塞尔廷接替。其他职位均照旧：基思·约瑟夫仍任教育大臣，台比特仍任就业大臣，詹姆斯·普赖尔仍任北爱尔兰事务大臣。 总之，柴契尔夫人这次重新组阁，刻意遴选较为年轻的“强硬派”，尤其是改变了右翼只掌管财经部门、“温和派”则掌控国防与外交部门的局面。在新内阁中，柴契尔夫人及其支持者终于控制了内政、外交、国防和财经等要害部门。这样，内阁中忠于她的人占了多数，而且都雄踞重要职位。她再也用不着担心像1981年7月23日那次内阁会议上，由于自己的人马在内阁中居少数而遭到围攻了，将内阁改组完毕，柴契尔首相私心大快，随即准备扬鞭跃马、挥戈挺进。 柴契尔夫人蝉联首相后烧的第二把火，就是下令解散爱德华·希思任首相时组成的首相“智囊团”。这时保守党内的“温和派”虽没构成有组织的力量，但多数仍尊崇希思，把他当成自己的“精神领袖”。虽然自80年代以来，希思已不大可能、他本人也并不打算去重组自己的人马，积极培植自己的力量。但是他的声望和影响仍是阽危之域，不可等闲视之的。一举解散前首相的“智囊团”，不能不是柴契尔夫人审慎而果敢的行动，表明她决心摆脱掉希思过去对首相府的影响，把新内阁成员从过去的阴影中拉出来。这样，首相府和新内阁就面目一新，彻底“柴契尔化”了。这当然也体现出了柴契尔夫人的所谓“组织路线”。 柴契尔夫人连任首相后烧的第三把火，就是使她的政策更具威力，同柴契尔夫人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政策将更加系统化，“柴契尔主义”这个词已更多地赫然见诸报端。 事实上，柴契尔新政府的政策，决不是前一任期的简单延续，而是在某些关键环节上更为强硬。 在国内政策方面，柴契尔首相会更加有力地推行私有化政策、大力鼓励私人投资。她还会继续执行以反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货币主义”政策，尽管这样的政策定会加剧失业，她也在所不惜。这位“铁娘子”曾反覆强调，抑制通胀和解决失业两大问题实无“两全双利”的良方，她只能先顾一头。因此，柴契尔政府将进一步限制工会权力，反对工人运动。 在外交政策方面，柴契尔政府将继续奉行强化同美国的“特殊关系”，加强西方联盟以抗衡苏联的威胁，主张增加军费、发展英国的独立核力量;在美苏日内瓦谈判中，支持美国立场;主张英国是“欧洲共同体的一员”，同时大力促进共同体的财经制度与农业政策的改革，强调活化金融服务等在共同体内的自由流动，便于英国的金融资本进入欧洲共同体国家。与此同时，柴契尔政府还要加强在第三世界的活动，以提高英国对中东、东南亚等地区的事务性影响。 第28页 总之，权衡大选和连任中的得失和国内外的诸多因素，柴契尔夫人统治英国的自信心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她在大选和连任中的磨鍊，使她那驾驭风云变幻的政局与平治英伦三岛的艺术已炉火纯青，她丝毫也不怀疑自己那改变英国“病夫”形象的回天能力，并由此重塑自己的形象，彻底改变人们对自己的看法。这位巾帼强人曾经说过：“在政治上遇到问题的时候，需要去问男人;在必须行动的时候，就需要去问女人。”这是她的行为哲学，她就要行动了。 2. 蝉联愿遂——高处不胜寒 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会是平静的。一场风暴的平息，通常就孕育着另一场新的风暴。柴契尔夫人蝉联英国首相的美梦一圆，蓦然回首，却发现国内外的矛盾多如牛毛，很多事态的猝发，简直叫她深感棘手。这位“铁娘子”似有“高处不胜寒”之感了。 原来，新政府组成之后就接二连三出问题。有论者指出，1983年的下半年，柴契尔夫人是在危机迭起中苦撑过去的。 失业率的持续上扬，始终是对英国社会的一大压力。英国人民总也忘不了4年来失业大军的总人数已猋涨到了300多万这一可怕的事实。南富北贫的英伦三岛的不平衡现状，也颇令柴契尔首相深感头痛，不可能使她领导下的保守党的支配作用遍及全国。 而最令“铁娘子”寝食难安的，是各行各业的罢工风潮有增无已，此起彼伏，并由此带来许许多多的社会动盪。工会的会员人数虽然没有上升，但是英国的职工大会依然是欧洲最大的工会组织。柴契尔政府虽有意限制它的发展，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那样必定会激起工会更加顽强而持续的抗争。新政府刚组成后所面对的，乃是从年初就已在酝酿的煤矿工人的大罢工，煤矿工会的头儿斯卡吉尔在大选还在进行时即威胁说，他将组织矿工进行政治性罢工，向新政府示威、施压。后来，这场罢工果然持续了一年之久，使柴契尔夫人和她的政府感到穷于应付，心力交瘁。 1983年9月，大选刚过去才3个月光景，柴契尔夫人接连去了荷兰、西德、加拿大和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初，她匆匆赶回英国。10月通常是各党派召开年会的月份。工党的年会率先召开。年会之后，工党的领导层更新：麦可·富特下台，年轻的政治家尼尔·金诺克被推举为党的领导人。这样，保守党面对的，便是一个年轻有为、对选民极富魅力的对手。金诺克是威尔斯人，擅长演说，尤具辩才，杀伤力大。随着岁月的推移和实战的磨鍊，他在议会辩论中逐渐脱颖而出，辩论功夫已达到精湛完美的气候。而从富特、希利等老一辈的退位，工党的领导权已转移到了新一代人手中，这些“初生牛犊”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对保守党构成了重大的威胁。 正当保守党正在举党筹备1983年的年会期间，伦敦一家名为《私人侦探》1的杂志却给了保守党一个“下马威”，把柴契尔夫人最得意的亲信和苦心栽培的年轻政治家塞西尔·帕金森的桃色事件给抖落出来。这对柴契尔首相的声誉不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1《私人侦探》是英国一家专门讽刺政坛要人或社会名流的杂志，三言两语，把这些“大人物”的隐私曝光，待查证属实后，往往构成一大丑闻。该杂志的刺探或揭密，通常是以讲笑话方式出现，深受英国读者的喜爱。每一期均发行在18万份以上。 原来早在大选的6月9日，主持保守党大选工作的帕金森曾悄悄地给柴契尔夫人透露了个人的一桩心病：他与他的前秘书赛拉·基丝小姐有婚外的肌肤之亲。这一悄悄话对柴契尔首相来说，恍如晴天霹雳。首相在震惊之余，决定压下这桩丑闻，并认为保密得好，不至于会影响到他的政治前程(按：柴契尔夫人当时正想提拔这位心腹出任外交大臣)。想不到翌日，柴契尔夫人就接到一封由基丝小姐的父亲写来的告密信，说他的女儿已有身孕，怀的是帕金森的骨肉。这样，柴契尔夫人才决定帕金森改任刚刚合併的贸易与工业部大臣，外交大臣对他显然是不适合的。因为帕金森的这一丑闻一旦公之于世，不仅帕金森个人事业将会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对她本人和新政府也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不幸的是，纸终究包不住火，帕金森的丑闻到底给揭露出来。柴契尔首相虽然感到十分尴尬，但根据帕金森的“私了”1方案却拒绝了他的辞职请求。谁知首都的各大报纸却不买帐，照旧刊载有关这事的报导。政界丑闻，尤其是桃色事件，向来都是英国媒体追踪的热点。舆论显然要掀起一波巨澜，来把帕金森淹没掉。 1丑闻揭发之前，帕金森原拟通过与妻子安妮离婚、再跟基丝小姐结婚的方式来“私了”这事，但遭到首相的强烈反对。帕金森无奈，只好改变计划，与妻子去加勒比海度假，首先安抚好了妻子;接着又做基丝小姐的工作，双方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帕金森将负责抚养私生子，今后双方不再提起这事。丑闻披露之后，帕金森通过律师向报界承认了自己的“婚外恋”完全属实，并公布了与基丝小姐的“私了”。 1983年10月10日，保守党在布莱克浦召开了年会。10月13日，帕金森仍按原计划在年会上发表演讲。这一天，他的妻子安妮与丈夫一同出现在主席台上，显示出她那大度包容、不咎既往的“贤内助”形象。帕金森的这次演讲很成功，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与会的代表们显然并不希望他们党内的这员干将因与女秘书有越轨行为而被整垮。当天晚上，这位风流情种在接受电视新闻採访时，自恃保守党仍然信任他，首相还需要他，便显得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并公开表示没有必要辞职。 谁知乐极生悲，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反而得意忘形，招摇过市，这就惹恼了横遭摧残和遗弃的基丝小姐。这位有着15年政治秘书生涯、对身心受辱一直保持缄默的小姐一气之下，当天晚上便把自己受害的经过和内心的愤懑一股脑儿透露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第二天《泰晤士报》的头版上便全文披露了这桩拈花惹草的来龙去脉，火力至勐极强。柴契尔夫人见丑闻一波三折，爱莫能助，终于被迫接受了帕金森的辞呈。14日一早，帕金森夫妇不得不灰熘熘地夹着尾巴离开了布莱克浦。 由此不难看出，帕金森的确是柴契尔首相最宠信、最欣赏的年轻政治家，直到最后一刻她还在庇护着他。4年之后，柴契尔夫人又重新起用他任能源大臣和交通大臣。不过，这位一度不慎失足的浪荡政客却永远丧失了攀向政治权力金字塔尖的机会了。 除了亲密阁僚的桃色事件的困扰外，柴契尔夫人还面临着一系列麻烦：大选期间所积压下来的大量日常性工作，几乎累得这位“铁娘子”喘不过气来;大选过后经济增长的势头回落，使内阁的进一步改革陷入困境，怎么也打不开局面;加上失业率仍在一个劲儿地窜升，领取养老金的人数越来越多，在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政府已无力维持逐年增加的军费开支，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棘手问题。 第29页 正当形势亟须“铁娘子”付出加倍的努力，来缓和面临的一系列麻烦时，她那健壮如牛的身体却第一次发出了警号：她的右眼经常发炎，严重地影响视力。经过医生诊断，确定为：“视网膜脱落。” 真是：“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本来，这一区区小恙，若是平民百姓，去医院医治不就得了。但是堂堂首相大人，而且又是刚刚获胜蝉联相座的，身体有病，那还了得!?所以，柴契尔夫人不得不悄悄地住进伦敦西区的爱德华国王第七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但不幸的是，这次手术没有成功。一星期之后，她不得不住进另一家私立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手术。这时，首相患病的消息立即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开来。她在议会里的政敌们一时都以手加额，幸灾乐祸;而医院的门口则围满了新闻记者，力图掌握第一手新闻。 经过两昼夜住院治疗后，柴契尔夫人终于抖擞精神走了出来。当她走向首相专车时，随即被一群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团团围住。下面是首相与记者的有趣答问： 问：“首相感觉如何?” 答：“百分之一百零一地健康。我自感觉良好。不过我一向如此。” 问：“您能看见东西吗?您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返办公室?” 答：“我能看透你的一切毛病。” 柴契尔夫人答完这后一发问时，显得很不耐烦。原来的假装幽默此刻一变而为尖刻。她透过刚戴上的大眼镜玻璃片直定定地逼视着这后一位自讨没趣的记者，目光中隐隐射出一股逼人的寒气，令对方欲问又止。这时，首相的专车已扬尘而去，车尾巴后面留下了一熘青烟。 话虽这么说，柴契尔夫人毕竟很了解自己的病情不轻。出院后，她携带丈夫照例去瑞士的苏格湖畔度假。9月初，柴契尔夫妇从瑞士回返伦敦。这时，首相的眼疾尚未全好，但她却顾不得这许多了，因为国事如麻，千头万绪，她必须抓紧时间处理才好。 1983年10月19日，加勒比海岛国，也是大英国协成员国的格瑞那达突发了一次政变，政府首脑莫里斯·毕晓普惨遭暗杀，左翼军人拥护伯纳德·考德建立了新政权。政变发生后，邻国巴贝多和多米尼加两国首脑电请英美等国派兵去格瑞那达，帮助稳定当地的局势，以免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到他们本国的安定。 10月24日，英国内阁开始正式讨论巴贝多和多米尼加两国的诉求，决定英国拒绝出兵干预格瑞那达的局势，认为“那是违反国际法的”。 谁知就在英国决定不出兵的当天晚上，正在出席盛宴的柴契尔夫人却收到了美国总统里根已签发的出兵格瑞那达命令的复印件。这真是太过分了，简直岂有此理!美国在未徵得英国同意，甚至连个招唿都不打的情况下，竟然出兵去干预大大英国协成员国的内政，无疑是对英国的侮辱和对柴契尔政府的蔑视。柴契尔首相一气之下，立即赶回首相府，操起直通白宫的热线话筒，气势汹汹地向里根总统质问，大兴问罪之师，她“用最强硬的语言”要求美方“将行动取消”。这位“铁娘子”还提请里根总统注意：“格瑞那达是大英国协的一部分，美国无权干涉它的内部事务。” 这天(24日)晚上，柴契尔首相给里根总统又是打热线电话，又是发传真，要对方取消这次有辱英国尊严的军事行动，一直闹到了25日凌晨。 与此同时，美军在格瑞那达的登陆行动业已开始，而且进行得十分顺利。美国悍然出兵本属英国势力范围的格瑞那达，惟一的藉口是那里的1000名美国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因为早在入侵之前的一星期，驻扎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241名美国军人被恐怖分子用汽车爆炸方式全部炸死。这对里根总统的权威和美国形象无疑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里根也就顾不得通知柴契尔政府而率先採取军事行动了。 大洋彼岸的突然袭击，使柴契尔夫人感到十分难堪。议会于25日下午召开了一次紧急辩论会。会上工党影子内阁外交大臣痛斥柴契尔夫人是“里根的走狗”，还指责她说，现在“该是你下跪的时候了”。 当天下午，内阁又召开一次会议研讨对策。柴契尔夫人显得怨愤交集，她确信自己是被盟友出卖了。但在公开场合，柴契尔夫人对这场英美“特殊关系”的危机始终保持了冷静与克制的态度，话说得也很温和得体，不失政治家的本色。“铁娘子”在接受新闻界的採访时，表示她接受这次美国出兵所带来的后果，只是反对里根行政当局所採取的方式，因为任何国家都无权把军队开进另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种表态是明智的，有利于巩固她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并使英美在国际事务中那非同寻常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会蒙受太大的伤害。 毕竟，政治上成熟老练的玛格丽特·柴契尔首相又从一次危机中挺过来了。 但是，1983年保守党在大选中所取得的辉煌战果，并没有消除英国社会中的敌对与矛盾。再说，“英国病”即使治好了，也还有数不清的经济和社会的“后遗症”。柴契尔夫人也充分意识到，在自己第二任中註定要更加紧张、更加疲劳，她不会有什么休息片刻，她的意志力将再次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3. 强硬——胜利的资本 “铁娘子”的强硬作风和钢铁意志，在对抗与敉平1984年英国煤矿工人的大罢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英国煤矿工人共计17.5万人。英国煤矿工会在歷史上素以战斗性强而着称，而矿工的斗争又经常能直接影响到国家政局的发展。1984年英国煤矿工人的大罢工，就其参加人数之多和延续时间之长来说，在歷史上都是罕见的。当时的西方报刊曾把1984年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同本世纪上半叶最着名的矿工大罢工相对比，认为1926年的大罢工是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前奏。人们也都记得，1974年煤炭工人大罢工曾促使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政府辞职;1979年的罢工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卡拉汉的工党政府倒台。而1984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其声势和规模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柴契尔政府却不仅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一危机，而且在别人栽跟头的考验面前取得了胜利，在别人退避三舍的事件中反而搏浪前进，百折不挠。这位“铁娘子”把挑战和斗争作为坚定她意志的实战锻鍊，而实战胜利后又大大增强了她的使命感和自信心。 早在柴契尔夫人以辉煌胜利击败工党等反对党，再度入主唐宁街10号的时候，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国内将掀起勐烈的罢工风暴。在英国，罢工虽然年年有，但1984年的罢工却极不寻常。早在1983年大选紧锣密鼓地进行时刻，煤矿工会领导人阿瑟·斯卡吉尔就曾发出过明白无误的威胁：“大选的结果是英国近百年来所遭遇的最大灾难。”为了抗议“这样一个女人”再次连任，他发誓要组织矿工的政治性罢工，来显示工人的威力。 第30页 斯卡吉尔领导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在1983年并没有搞起来，因为煤矿工会和煤矿工人对发动这场全国性罢工存在着意见分歧。按照英国矿工工会的规定，举行全国性罢工，需得矿工55%以上的人的贊成票才行。在1983年曾进行过3次投票，结果3次都没有通过全国罢工的决定。不过，全国罢工的舆论准备却在那一年里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主张举行全国性罢工的工人人数日益增多。煤矿工人将会有一个大动作，这种形势似乎已如箭在弦、剑出鞘了。 与煤矿工人积极酝酿大的动作的同时，即在柴契尔夫人为竞选连任而奔走、拼搏的1983年，各行业罢工的风暴事实上已在英国各地涌现：自来水工人的罢工从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一直蔓延到了全国，要求增加15%的工资;印刷工人在年底举行了半个月的罢工，抗议解僱工人，而且与警察发生了冲突。但是，这些小型罢工斗争并没有形成气候，对柴契尔政府也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 对柴契尔政府构成威胁并渐次壮大、形成气候的罢工，当是煤矿行业了。 早在大选之年(1983)的2月底，威尔斯矿工开始罢工，抗议关闭北部朗达山谷中的蒂莫尔—默瑟—刘易斯煤矿和韦尔什煤矿。很快，英格兰北部的煤矿工人也群起响应。 也是在1983年，柴契尔政府鑑于全国175座煤矿中的20座矿井不仅没有经济效益，而且耗费了政府的巨大投资，亏损严重，于是决定关闭它们。关闭这些矿井涉及到大约两万名矿工的失业问题，尽管政府表示将对这些矿工加以妥善安置，但这一关闭矿井的强行措施却是引发1984年矿工大罢工的导火线。 其实，关闭矿井的导因除了经济效益差和耗费政府财力两条表面理由外，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矛盾。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工党是惟一能与保守党相抗衡的大政党，而工党的社会支柱又是工会组织，因此，保守党歷来把打击工党的主要矛头指向工会，以瓦解工会为手段来摧垮工党。以柴契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早在1979年大选的竞选纲领中，就把打击工会势力、削弱工会权力作为它的基本目标之一。说到柴契尔夫人本人，她更是与工会势不两立，把工会当成“工业的敌人”来看待，理由是什么它“歪曲了劳动力价值，对经济在其他方面正常地发挥作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所以，工会在这位“铁娘子”的极右眼光里，简直成了“洪水勐兽”和“最邪恶的敌人”，当是顺理成章的事。 本来，政府于1983年强行关闭20座矿井，造成两万矿工失业，早已在矿工们心头埋下了不满的火种。1984年元月25日，外交大臣又突然宣布取缔其下属通讯总部的工会，从即日起取消该工会的一切活动，通讯总部的雇员严禁参加工会。这种做法是对工会的歧视，造成工会及其会员的极大反感。3月6日，全国81个矿井的9.6万工人(约占全国矿工总数的一半)率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有的矿井的罢工工人甚至同警察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 3月中旬，罢工扩大到了132个矿井。全国停产的矿井计有3/4，而捲入罢工浪潮中去的煤矿工人约占矿工总数的90%。作为罢工领导人和煤矿工会主席的阿瑟·斯卡吉尔立即成为政界和媒体的热点人物。他奔走于各大煤矿之间，号召工人团结斗争，直到迫使政府收回关闭煤矿的成命为止。 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次声势浩大、迅速扩大的罢工已不限于关闭煤矿这一事件本身，其深层意义是对抗政府1980年颁布的“工会法”，是为了提高广大工人的权益。斯卡吉尔就公开宣称，如果听令政府关闭20个矿井而无动于衷，默不作声，工人的权益将会受到更多的侵犯，工会的威信也将扫地以尽，柴契尔政府就会肆无忌惮地镇压工人运动了。 此外，舆论也认识到，柴契尔政府已到了与工会摊牌、一决雌雄的时候。这是因为，制服工会将是“柴契尔式的革命”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一步，也是这位“铁娘子”延长其首相生涯、强化其政治权威的前哨战。她清醒地意识到，面对咄咄逼人的矿工攻势，她是不能也不应该等闲视之的。 4月1日，国家煤炭工业局局长伊恩·麦格雷戈强调指出，这次煤矿罢工是有其“政治目的”的。 4月9日，罢工工人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沿途阻拦上班的工人，从而和保护工人上班的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逮捕了80名工纠队员。罢工开始后一直保持沉默的玛格丽特·柴契尔首相于同一天在电视中露面，她大声赞扬了警察的行动，说：“他们干得很出色。警方真了不起!” 这样，在以后罢工的整个过程中，警察与罢工工人的冲突时有发生，有时罢工工人和反对罢工的工人也发生“内讧”，甚至出现斗殴。 5月上旬，煤矿工会和国家煤炭工业局开始了时断时续的谈判，但每次谈判均以失败而告终。罢工进入了对峙阶段。这时柴契尔夫人即宣称，政府不会去干预煤矿工人罢工的事，并指出这类事宜由煤炭工业局全权处理，不必闹到唐宁街来。这种掩人耳目的下放矛盾的做法，并不能把公众欺骗长久。 5月14日，斯卡吉尔就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柴契尔夫人，撕下了她幕后操纵的假面具。他说道：“你在福克兰是胜利了，但是你不会赢得这次战斗。”他强调说，如果罢工坚持到11月至12月份，就可以打败煤炭工业局和本届政府。柴契尔夫人对此立即作出了反应，表示政府不会为解决罢工一事开会研讨对策，也不会同工会进行谈判，她在首相府不无幽默地说：“唐宁街10号将没有啤酒和三明治。”面对这样紧张的形势，柴契尔夫人以其一贯的坚定立场与强硬作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退让和软化迹象。相反，与以往相比，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针对斯卡吉尔将攻击矛头直接转向自己，这位“铁娘子”并不存在谈判和妥协的余地，她使用最多的仍是谴责、对抗和镇压。 柴契尔夫人把罢工工人斥为“暴民”。5月30日，斯卡吉尔被拘留，40名矿工冲进煤炭工业局的伦敦总部，占领了劳资关系办公室，要求当局立即释放斯卡吉尔。柴契尔夫人这时发表了讲话，说：“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有人想用暴民原则代替法律原则，但这决不能得逞。” 后来斯卡吉尔虽然被有关当局释放了，但拘留工会领导人事件却影响深远，使工人与政府之间的斗争更趋白热化。这时的“铁娘子”面对既成局面，仍毫无妥协的表示，决心同工人强硬到底。她强调指出：“法律必须而且一定要得到维护。”这里所谓的“维护”，实系“镇压”的代名词，她用以维护法律的手段之一就是动用更多的警察力量。这样，罢工就始终僵持着，毫无停息的势头。双方不断较劲，罢工工人与警察之间也就时常发生流血冲突。6月19日，6000名矿工在北部南约克郡的奥格里夫炼焦厂门外与3000名警察发生冲突，当时工人“飞行纠察队”阻止官方向炼焦厂和钢铁厂运送煤炭。在这次冲突中，28名警员和51名工人受伤，在场领导工人斗争的斯卡吉尔也受了轻伤。事后柴契尔政府把这一事件称为“劳工暴力事件”，首相表示决不屈服于“暴徒统治”，决心维护“民主和自由”。 第31页 根据新内阁能源大臣彼得·沃尔克的统计资料，截至6月底，工人罢工已使他们自己损失了3.5亿英镑的工资。与此同时，工业界人士也认为，罢工开始以来已消耗了国家电力局约1亿英镑，因为国家被迫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额外石油以弥补煤炭的供应不足。 这正符合斯卡吉尔的心愿，他力图以马拉松式的罢工来迫使政府就范。他不无得意地说，如果诺丁汉郡的生产也停下来，英国发电站到7月份就将受到缺煤的威胁，因为英国80%的电力靠煤炭生产。 7月2日，英国詹姆斯·卡佩尔公司公布了一份经济形势的预测报告。根据这个报告的估测，如果煤矿工人在公路、铁路等工人配合下把罢工继续到年底，英国金融业将受到很大压力，国际收支状况将更为严峻，届时将会出现16亿英国货币单位的逆差，因为出口将减少而煤炭和钢铁的进口则势必增加，前景将十分不妙。 7月上旬，形势变得更为严峻。钢铁工人对煤矿工人的罢工表示了同情。只是还没有举行罢工。码头工人则发动了声援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一些港口停止运营。在50多个海港码头上，进口货物的绝大部分都积压在那里运不出去。码头工人的罢工从7月10日持续至20日，每天均造成3000万英镑的损失。 在罢工浪潮汹涌袭来的时刻，柴契尔夫人仍镇定如常，但她对工会的谴责也如连珠炮似地倾泻出来。7月19日，她对保守党“1922年委员会”发表了讲话，说罢工的矿工和他们使用的暴力，是“国家脸上的一道伤痕”，她大声疾唿以唤起“民族精神”，严词指出：“我们曾不得不在外部世界、在福克兰群岛去抵御外敌。现在我们则必须时刻意识到我们内部存在的敌人。他们将更难对付，他们是对自由的更大威胁。”最后，她杀气腾腾地表示，“将动用《紧急权力法》”来镇压罢工，说：“哪一个政府也不会替纳税人接受这样一张空白支票。”“谁也不能不管煤矿是否盈利而让它们开着。” 在柴契尔夫人对罢工工人大张挞伐的同时，她内阁中的有关大臣也倾巢出动，纷纷发表谈话，对罢工工人进行口诛笔伐，并指责工会领导人阿瑟·斯卡吉尔煽动暴乱，蓄意“搞垮议会民主制度”。 此后，政府在造过舆论之后，随即加紧了镇压行动，工人则奋起反抗，罢工工人中不时有人被警方逮捕，他们在同警察斗争中互有人员受伤。 8月1日，柴契尔首相再次公开宣称，对罢工行动必须绳之以法，实行“法律制裁”。8个来月的罢工，已使国家电力局每星期多支付2000万英镑。国家煤炭工业局局长麦格雷戈6日对电视台记者表示，煤炭工业需要两年时间才能从罢工中恢復过来。 面对日益紧张的国内形势，柴契尔政府及其本人都全力以赴，集中力量对付工人的罢工，没有显示出有丝毫的退让。9月初，她到全国各地巡视，还深入到了一些正在罢工的地区。有时尽管在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防暴警察的护卫下，却也难免不受罢工工人的层层包围，甚至挨一两下从群众当中扔过来的西红柿。她对罢工工人说：“罢工进行多长时间都无所谓，赔本的矿井业已关闭。赔本的矿井必须予以关闭，今后将永远如此。” 按照预定计划，柴契尔首相原拟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进行为期两周的国事访问。由于秋天开始后国内的紧张气氛随着码头工人的罢工而危机加剧，这位“铁娘子”不得不取消了亚洲之行。尽管她表面看来稳操胜券，处变不惊，并矢口否认取消外事访问与国内的罢工有关。其实，“此地无银三百两”，“铁娘子”的否认，反倒增加了人们的猜度。 10月12日，爱尔兰恐怖分子在布莱顿饭店爆炸了一枚炸弹。柴契尔首相深受震动，她把这恐怖谋杀与罢工浪潮联繫到了一起，在卡尔顿俱乐部发表了一次讲话。她说道：“一边是国内恐怖组织和支持这些组织的恐怖主义国家，另一边是我们制度内部的顽固的‘左’派分子。他们密谋利用工会和地方政府的力量，践踏法律。” 10月25日，英国高级法院下令没收矿工工会的全部财产，其理由是矿工工会拒付所谓“蔑视法庭罪”的20万英镑罚款。 10月31日，柴契尔政府的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在议会作证时说，政府的财政赤字因持续8个月的矿工大罢工而激增，已从3月份预定的72亿英镑跃升到了目前的85亿英镑;政府的国际贸易也蒙受了近15亿英镑的损失。劳森还说，如果不制止大罢工，听令其发展到年底，则英国必将损失15亿英镑;而由于发电站因缺煤而亟须购买额外用油，加上社会治安和警局开支等项费用，政府负担将日益加重。 在这一期间，各行业的声援性罢工也此起彼伏，如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发电厂的工人等，甚至连煤矿监工工会也来凑热闹，于9月20日投入了矿工的罢工行列。 但是，进入11月之后，罢工浪潮已开始呈弱势走向，復工的人数逐渐增多。 原来这年的8月，一名英国女警察在利比亚驻英使馆门前遭枪击身亡，一时在英国上下闹得满“国”风雨，英国政府为此断绝了与利比亚的外交关系。10月27日，《星期日泰晤士报》首次透露出一则惊人消息，说10月8日英国矿工工会主席斯卡吉尔与办公室主任温莎曾经同利比亚代表有过秘密接触，而且明确指出是在巴黎，还说随后温莎即飞赴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与该国元首卡扎菲会晤，唿吁利方给予财政援助。在媒体披露之后的第二天，斯卡吉尔被迫向记者坦承了这事。 这样一来，舆论界便像开了锅似的，闹得不亦乐乎。工党领袖金诺克和职工大会总书记威利斯都发表声明谴责斯卡吉尔。甚至连矿工工会内部也有人指斥斯卡吉尔干了蠢事。 这样一来，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便不胫而走，有说矿工的罢工是接受了利比亚的资助和支持，有说罢工是带有恐怖主义的斗争实质，等等。人们本来对“恐怖主义”就谈虎色变，这下对罢工便不那么感兴趣了，罢工工人中的分化便日趋明显。尽管矿工工会出面辩解，说他们为救济矿工家属，有权接受外来援助，但都无济于事，反而火上加油，对罢工运动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政府则藉机大做文章，新闻媒介也推波助澜。他们都诬称矿工工会得到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集团的资助，有人甚至把矿工工会与爱尔兰共和军等同起来，视为“一丘之貉”。 无独有偶，从全国矿工工会传出来的信息又是自相矛盾的。工会的一名叫杰克·邓恩的官员对电视台记者说，罢工工人可能得到了利比亚的援助，他只是不知通过何种渠道，也不明确援助的具体金额。接着他又说：“这笔钱将为矿工们的家属支付食物、衣服和鞋子等费用，以及组织运送纠察队员的费用。”此后不久，矿工工会又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工会将坚持它的执委会于11月1日的表决结果，将不接受利比亚政府的援助。 第32页 11月16日，斯卡吉尔到苏联驻英使馆会晤使馆官员，并宣称双方会谈良好。同时，苏联塔斯社宣布，苏联矿工将向英国矿工工会基金机构提供50万英镑的援助。另有消息说，为了支持英国矿工的斗争，苏联已暂时停止了向英国运送煤炭。 这一切，自然都给颓势日显的矿工工人的罢工起到了雪上加霜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内部的分歧进一步加剧，罢工工人普遍产生了“厌战”情绪。职工大会主席埃克尔斯也显得很不耐烦，他公开批评斯卡吉尔，还给罢工大泼冷水，说罢工想取得百分之百的胜利，只能是痴心妄想。 柴契尔政府的内政大臣布里顿这时在英格兰北部利兹召开的青年保守党人大会上说，煤矿工人的罢工已经开始瓦解了，他们的斗志也大受挫折。 1984年12月圣诞节之前，柴契尔夫人在伦敦接见了访问英国的当时苏联的“二把手”戈巴契夫及其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娃。戈氏夫妇首次访问英国，成为国际上的头条新闻，而柴契尔夫人也因此在国际舞台上名震一时。戈氏夫妇还没有离开英国，这位“铁娘子”便开始了举世瞩目的环球旅行。她先是飞赴北京与中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归还中国的具有重大歷史意义的中英《联合声明》，接着又飞抵华盛顿与里根总统讨论美苏和美欧关系问题。这一来，柴契尔夫人似乎成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大明星，成为东西方超级大国之间“手挽三方”的政治活动家。种种迹象表明，她国内那旷日持久的罢工浪潮并没有把这个女人冲垮，她似乎已走出了危机的怪圈，有充分信心平息国内的纷争和骚乱。 这一切，自然给英国的罢工工人及其领导人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1984年的圣诞节终于来到。在英国，这一个神圣的佳节似乎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人人早就忙着操办过节的食物和用品。节日的那几天，什么社会活动都停止了，人人都分秒必争，要阖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再紧迫、再烦恼的事儿都被扔到了一边，且待来年再行处理。因此，圣诞节的欢乐氛围早把矿工们最后的一点斗志也给沖刷得一干二净。 1985年到了，英国的罢工虽还在继续进行，但远远没有1984年4、5月间那样的势头，用“强弩之末”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到了1985年的3月，持续一年多一点的英国罢工斗争以失败而告终，它没能阻止英国政府关闭部分煤矿的决定。 至此，“铁娘子”征服了“暴民”，在歷史上一直以战斗性强而驰名国内外的英国煤矿工会从此一蹶不振，裹足不前，连带着使英国的工人运动也陷入了低潮。而在工运与政府的对抗中，人们看到了柴契尔夫人强硬作风的“奇蹟”;反过来，这又成了她一往无前、巧夺胜利的巨大资本。她做到了威尔逊和希思想做而未能做成的事，用“法律和秩序”来迫使工会就范，并于1984年正式通过了《工会法》。 那么，在煤铁较量中，“铁娘子”是怎样击败领导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斯卡吉尔，在双方角力中一举成为赢家的呢? 首先，“铁娘子”的强硬并不是建立在沙滩之上，柴契尔政府的强硬政策也不是纯属虚无的产物。早在罢工刚露出苗头之际，政府就未雨绸缪，预先做好了相应准备。例如大量储存煤炭：当时全国存煤总量多达5700万吨，相当于英国煤炭年产量的1/2。加上全国第二大煤矿诺丁汉郡和兰开厦煤矿一直维持着正常生产，没有中断过。又例如大量进口原煤和燃油：罢工期间，政府从美国、荷兰、波兰等国就进口了大量燃料。所以，有了足够的资源储存，又有煤炭进口，政府手里掌握着这些东西，就有恃无恐，不怕矿工“造反”，可以使发电站正常运行到下一年的2月，使工业在当年11月之前不会因能源短缺而遭受致命性打击。此外，柴契尔夫人还採取诱、压相结合的策略，不断用金钱诱惑工人，一面派遣大批军警对罢工工人进行镇压，两手交替，分化瓦解，直到促使罢工的形势大幅度受挫、回落。 其次，煤矿工人缺乏有力的团结，是这次罢工的一大弱点。对于发动这场全国性罢工，煤矿工会和煤矿工人从一开始便存在着严重分歧，形成了西方媒体所习称的“强硬派”和“温和派”。因此，在“温和派”为主或占上风的全国第二大煤矿诺丁汉郡和兰开厦煤矿就没有投入罢工工人的行列，从而大大削弱了罢工的声势。就是在“强硬派”起主导作用的罢工队伍中，两派在罢工进程中也经常发生意见分歧和摩擦。而在政府高压政策的连续打击下，这一分歧和摩擦还不断加剧，给罢工斗争带来的负面影响愈来愈明显了。此外，工党支持这次煤矿工人总罢工的态度也并不坚决，尽管它从政治上考虑出发还是不时表达了支持和同情，谴责了政府的镇压。职工大会的领导对罢工的支持就更是不力，表态也不一致，有时甚至吹冷风，帮倒忙。 第三，柴契尔夫人在对付工会、工人运动和罢工浪潮时，总是反覆强调保守党的传统口号：“法律和秩序”。这是她从容地安渡这一危机的惟一武器。其实，这次煤矿工人大罢工，加上其他行业工人为时较短的罢工，加在柴契尔政府和“铁娘子”本人身上的压力是够大的。但由于她的强硬作风和钢铁意志，这种巨大的压力似乎并没有奏效，没有影响到她在国内外的政务活动和国事访问，更没有损害柴契尔政府的稳定性。在“铁娘子”的强硬作风的影响下，保守党政府的阁员们都能团结一心，共渡难关。这样，柴契尔夫人便毫无后顾之忧，可以随心所欲、从容不迫地参加一些必要的外事活动。例如，1984年是欧洲议会举行选举的年头。整个罢工高潮的5、6月份，英国政府都为此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欧洲议会选举不仅是技术性的选举组织工作，而且涉及到国内的党派之争。它实际上是就柴契尔夫人的欧洲政策进行的一次规模广泛的辩论。反对党照例要攻击柴契尔夫人在欧洲共同体内没有充分反映英国的利益，一些走极端的人甚至认为英国本来就不该加入欧洲共同体。几乎与此同时(1984年6月)，“铁娘子”还亲自参加了在法国的枫丹白露举行的一次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并力争从共同体索取英国所要求的“回扣”。尽管罢工浪潮正处于高峰期，柴契尔夫人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从枫丹白露返回伦敦，显得十分自信，因为她在枫丹白露为英国争得的经济利益，使她得到了议会两党议员的支持。这对“铁娘子”来说当是一大政治资本，它在颇大程度上缓和了议会外面罢工浪潮所强加给她的巨大压力。此外，柴契尔夫人还出席了在当年于诺曼第举行的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盟军开闢欧洲第二战场40周年的盛大活动。当时曾经参加登陆的西方盟国首脑全都出席，柴契尔夫人自豪地站在里根总统和密特朗总统之间，既是英国首脑，又是惟一女性，引人瞩目。英国电视台转播了这一壮观场面和阅兵盛况。此外，同一月份的一个星期天，在白金汉宫的广场上还举行了女王诞辰的盛大典礼。当时身着戎装的伊莉莎白女王骑在高头骏马上，检阅雄威的英国军容;在观礼台上肃立着柴契尔夫人和她的内阁大臣，都显示出了大英帝国的国情和国威。 第33页 总之，这场对矿工的挑战所赢得的胜利大大增强了这位“铁娘子”的使命感，而强硬最终又是她胜利的资本。 她将在极右的路线上继续走下去，这是毫无疑义的。 4. 牵挽三方——扮演大国领袖的角色 柴契尔夫人在步入英国政坛之初，她一直被公认为是反苏、反共的政治家。在她于70年代中期跻身保守党领袖之后不久，她那激烈的反苏言论便为世人瞩目。当时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刚开过不久，欧洲大陆正笼罩在“缓和”的祥瑞气氛中，柴契尔夫人却率先对“缓和”提出质疑和攻击，认为苏联的“缓和”政策不可信，指责苏联在“缓和”的烟幕下发展强大的军事力量，对西方的压力有增无已。1976年，她攻击苏联是一个“军事帝国”，实行“邪恶的共产主义”，是对西方世界的“最大威胁”。她的这些基于“强硬立场”的讲话，引起了苏联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苏联塔斯社甚至给她送上了一顶“铁娘子”的桂冠。 1979年5月，柴契尔夫人第一次入主唐宁街10号时，也恰恰是东西方关系由“缓和”转向紧张之际。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似乎验证了柴契尔首相的论断。当时这位女首相对苏联入侵阿富汗採取了针锋相对的政策，而且唿吁西方国家在面对苏联那咄咄逼人的挑战时要保持“坚定与团结”，要求欧洲共同体各国支持美国的立场。在后期卡特政府和初期里根新的行政当局修改了美国前段奉行的缓和政策，转而坚持实力地位政策之时，柴契尔首相带头支持美国政府对苏联的强硬立场，坚定地和美国站在一起。 按照1979年12月北约理事会达成的决议，英国、西德、义大利、荷兰和比利时等五国将部署美国新式的中远程飞弹。而当时西欧国家领导人面对国内反核势力的高涨，对执行北约理事会的决议却显得踟蹰不前。在这关键而敏感的时刻，又是这位“铁娘子”挺身而起，不顾国内民众的激烈反对，硬是再次带头把美国的飞弹部署在英国的领土之上。 凡此种种，都使柴契尔夫人就任第一届首相期间，英苏关系一时降到了 “冰点”。 但是，一个精明、果敢的政治家是通晓进退应对之策的，柴契尔夫人的对苏政策决不会一味“僵”硬下去，她奉行的是一种符合英国利益的务实东方政策，以便争取英国在国际舞台上有一个更大的活动空间。 机会终于来了。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接替病逝的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最高领导人，苏联的对外政策开始出现了某种松动的迹象。1983年1月，柴契尔首相派遣外交部常务次官马尔克姆·里夫肯德对苏联作首次试探性访问。此后，首相又在她的郊区别墅契克斯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对苏政策研讨会。她为调整英国的“东方政策”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 紧接着，“铁娘子”又作出了另一个大胆的松动姿态：在英苏关系冷冻了几年之后，她亲自去莫斯科参加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以便为实地考察苏联新领导人契尔年科提供了一次机会。通过与契尔年科的一次简短会晤，目光锐利的柴契尔夫人已知这个病魔缠身的新领导人已来日无多，她决心把注意力集中在契尔年科之后的接班人身上。1984年12月15日，苏共政治局两名最年轻的成员之一的戈巴契夫应邀率领30人组成的苏联议会代表团赴英国访问。这位受过正规法律教育、英姿焕发的当时苏联第二号人物在伦敦受到了元首级的隆重礼遇。贵宾们不仅在都铎王宫参加了英国几百名上流人士济济一堂的盛大而豪华的国宴，还应邀与柴契尔首相在其伦敦郊区别墅契克斯举行了会谈。双方的会谈涉及军备控制、东西方关系和太空问题，柴契尔夫人还提到苏联的“人权问题”。戈巴契夫在英国停留了8天，会谈多次。此外，戈巴契夫和夫人赖莎在伦敦停留期间，参观了英国的“国庙”——威斯敏斯特教堂，在那里凭弔了达尔文和邱吉尔的坟墓，参观了大英图书馆内当年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图书室;戈氏夫妇还去了伦敦的约翰·布朗公司总部，该公司曾为西伯利亚的天然气管道提供涡轮机，并参与承建一家苏联塑料工厂的投标竞争。在伦敦停留期间，赖莎等一行还逛了伦敦的大商场和首饰店，购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贵重珍玩，一时引为舆论报导的热点新闻。 通过这次苏联贵宾出访英国，“铁娘子”从戈巴契夫身上似乎看到了苏联新一代领导人的微妙变化：他们既十分自信，能言善辩，精力充沛，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乏温文尔雅的幽默感和人情味;既机智灵活，精明干练，又适可而止，有某种妥协精神。 后来，在戈巴契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时，柴契尔夫人对美国《华尔街日报》驻英记者畅谈了她对戈氏的印象。她认为戈巴契夫的作风与其前任大不相同。她说：“他对情况了如指掌，讲起话来头头是道，非常善于讨论，能言善辩。”她强调指出：“现在，我可以同这样的人认真地打交道了，因为你可以讨论实质性的问题。你不必在外交上跳小步舞，也不必在谈话结束说进行了‘有益的讨论’这样的话。” 其实，柴契尔首相和戈巴契夫的初次接触，虽被新闻媒体当做热点追踪，一时被“炒”得神乎其神，但双方都有各自的目的追求。柴契尔首相是看准了戈巴契夫将是接契尔年科班的“新星”，“铁娘子”想开闢英苏关系松动的“通道”，这颗“新星”可能会起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等老一辈人所起不到的作用。而戈巴契夫访英的主要目的，则是想在企图缓和欧洲局势的西欧领导人和持强硬态度的美国领导人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便于在美苏裁军谈判中苏联能争得一个有利的地位。 但是，不管双方的意图何在，柴契尔夫人通过接待53岁的苏联政界“少壮派”，后来又是一步步地使苏联和东欧诸国的社会主义体制解体的戈巴契夫，总算打响了她那“新东方政策”的第一炮。英国的新闻媒体据此写道： “在白厅，人们在雄心勃勃地谈论这样的可能性，即柴契尔夫人现在必须通过她的一系列会晤来为改善国际外交气氛作出宝贵的贡献。” 的确，柴契尔夫人通过接待戈巴契夫的来访，不仅和戈氏建立起了个人友谊，改善了英苏关系，即所谓“开始了英苏关系的新纪元”，而且更重要的是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紧张关系的调解人。在戈巴契夫的8天英国之行尚未结束之际，这位“铁娘子”就立即同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启程开始她的六天环球旅行了：她必须在19日赶到北京去签署关于1997年移交香港主权的协议，她要向英国工商界解释她要签署联合声明的原委;特别重要的是，她要从北京经香港和檀香山飞往华盛顿，把她所发现与欣赏的戈巴契夫介绍给里根总统，促使里根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採取遥相对应的灵活态度。同她在伦敦首次接待戈巴契夫一样，她的环球火箭式飞行也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柴契尔夫人一下子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忙忙碌碌的国家领导人：她要在不到6天的时间里飞行54个小时，行程万余里。英国《卫报》立即评论，说这是一个“令人精疲力竭的日程安排”。一些英国议员甚至调侃说：“如果她坚持以这种速度办事的话，她会累垮的。” 第34页 但是，柴契尔夫人这次旋风式访问华府，不仅没有“累垮”，而且满载而归：这位“铁娘子”成了20世纪80年代两手牵挽三方，在欧、美、苏之间奔走斡旋的大国领袖之一。 为了塑造自己的“大国领袖”的形象，柴契尔夫人的确花费了很大的气力，绞尽了不少的脑汁： 1984年12月18日晚，柴契尔夫人一行从伦敦启程飞抵北京。她在北京受到中国政府最高的礼遇：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门前接受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先后会晤了中国总理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与邓小平会见之后，举行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协议文件的签字仪式。在与戈巴契夫握手晤谈的两天之后，这位英国首相又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举杯共庆这一伟大的歷史时刻。两位领袖碰杯的巨幅照片一时出现在世界许多大报的头版之上。 1984年12月22日，柴契尔夫人经香港、檀香山辗转飞抵华盛顿，在美国总统的度假胜地戴维营与里根举行了会谈。会谈主要是：1.长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地介绍了她与戈巴契夫会谈的情况和她本人对东西方关系的一些看法。2.就影响美苏和美欧关系的“星球大战计划”1问题双方进行了恳谈和釐清。3.里根在会谈中表示“星战计划”的可取之处，在于它将对苏联经济形成巨大的压力，苏联虽也具备搞“星战计划”的技术能力，但在经济上承担不起。里根强调指出：“苏联政府在驱使它的人民所走向的苦行僧式生活的道路上，必定有一个底限。苏联领导人将在继续维持高额军费开支和改善人民生活之间进行痛苦的抉择，由此必须加速他们内部的改革。”柴契尔夫人对此予以认同。4.通过会谈，柴契尔夫人与里根达成了四点共识，并经由前者向新闻界宣布如下：“我已经告诉总统，我坚信‘战略防御倡议’的研究项目应该向前推进。当然，研究是在美苏现有条约的允许之下进行的，我们当然知道苏联已经具有相同的研究项目，而且按照美国人的观点，这些项目已超出了研究的范围。我们在以下四点达成一致：(1)美国和西方的目的不是想取得优势，而是在考虑苏联发展的前提下保持均势;(2)按照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战略防御倡议’的实施将经过谈判进行;(3)这一计划最重要的目的是加强而不是削弱核威慑;(4)东西方谈判的目的应该是通过降低双方进攻性武器的水平来获取安全。这将是重新开始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的目的，对此我热烈欢迎。” 1“星球大战计划”真名为“战略防御倡议”(sdi)，系里根总统于1983年上台后作为加强对苏战略攻势的一部分而公之于世的。它是以定向能和动能武器为手段构建非核反飞弹防御体系，具有拦截方式多层化、截击手段多样化、部署领域空间化等特点，比传统的反飞弹系统远为先进。里根的“星战计划”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争议：苏联对此忧心忡忡，力促美国放弃这一计划;西欧则担心该计划将导致美苏之间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并使美国对西欧的核保护伞失去效用，甚至诱发第一次核打击。 柴契尔夫人通过与里根达成的这四点声明及其以后的协议，恰好反映了西欧国家的立场，甚至使苏联也获益匪浅，因为虽然美国可以继续进行星战计划方面的研究，但部署时必须与苏联“谈判”，达成协议。这种把“研究”和“部署”分开的作法，也使美国在对苏联和西欧盟国的不同战略关系上，取得了灵活而又主动的地位。戴维营会谈之后，柴契尔夫人在国际舞台上的能力、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毋庸置疑的。 1985年2月，即戴维营会谈两个月之后，柴契尔夫人再次出访美国，并应邀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这是自邱吉尔以来第一位英国首相获此殊荣。柴契尔夫人还从伦敦带来了一尊邱吉尔铜像，作为赠送给美国人民的一件礼物。这位“铁娘子”记起1983年英国大选之后，她带着144席绝对优势的巨大战果访美时，美国人民曾把她视为继温斯顿·邱吉尔之后英国最伟大的首相。为此，她在美国接受了温斯顿·邱吉尔基金会奖状。该奖状上写道：“柴契尔夫人像温斯顿·邱吉尔一样，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力着称，是一个力挽狂澜的巨人。”为此，她在近两年之后，便向美国人民回赠了这尊邱吉尔铜像。 柴契尔夫人力求以自己的不倦努力，把英美“特殊关系”推上最高峰。她面对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以温斯顿·邱吉尔继承人的身份慷慨陈词，表示大不列颠王国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她的讲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24次之多。演讲完毕，这位英国女首相又在英驻美大使馆举行晚宴，庆祝美国独立战争后英美建交200周年。在宴会上，宾主共同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好”的英美关系祝酒、碰杯，觥筹交错，气氛热烈。“铁娘子”恭维里根总统说： “我认为您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总统。”里根则礼度委蛇地回敬道：“您的领导艺术使我们大受启发。” 二战后的歷史表明，柴契尔首相的确继承了邱吉尔的传统，时刻不忘巩固同美国的“特殊关系”。犹如邱吉尔之对罗斯福和杜鲁门一样，柴契尔夫人认为英美关系迥然有别于任何其他西方国家同美国的关系。在国际问题特别是在东西方关系的问题上，柴契尔夫人比西欧的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更肆无忌惮地支持美国的立场。例如，美苏欧洲中程飞弹的日内瓦会谈到1983年底眼看就要破裂的紧要关头，将部署美国中程飞弹的西欧盟国虽说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双重协定”上签了字，但到行将部署中导时却顾虑重重。这时，柴契尔政府头一个宣布英国将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美国巡航飞弹。紧接着，苏联代表宣布日内瓦会谈无限期休会。 1985年4月，里根总统通知柴契尔夫人，他已经决定对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发动“惩罚性”突击，要求允许驻扎在英国的美国f—111轰炸机从该国基地起飞，前往的黎波里执行空袭任务，柴契尔夫人不顾众多内阁成员的反对，也不怕得罪西欧盟国，悍然支持了美国的这一空中打击行动。同年8月，英国与叙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柴契尔夫人要以此向全世界公开声明，英美关系重于英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1985年4月，里根总统访问联邦德国，日程中有一项是去埋有纳粹党卫军军人尸骨的比特堡墓地，一时西欧舆论大哗，群情激愤，里根竟冒着西欧各界的抗议仍然在科尔总理的陪同下去了比特堡。柴契尔夫人与激恼的欧洲人不同，反应罕见的平静，并对里根去比特堡的“动机”表示“赞赏”，因为这表明里根对“今后的世界和平与和解所抱有的强烈愿望”。 一般说来，每当里根政府在西方盟国中遇到麻烦时，柴契尔夫人绝不火上加油，而是多方为里根辩解或开脱。 论者以为，里根总统是一位不了解西欧行情的美国总统，他多次挫伤了西欧人的感情。例如，里根在提出“战略防御倡议”(sdi)之后，曾以很大力气争取西欧的支持和参与：美国高级官员接二连三地跑到西欧游说;美国代表甚至在北约会议上向盟国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作出贡献。结果事与愿违，美国越是坚持，西欧越是犹疑，甚至从根本上怀疑sdi的可行性;敏感的西欧人生怕“星球大战”一开，飞弹竞赛便会转入空间，担心某种“太空雅尔达”可能置西欧利益于不顾，届时欧美在防务上将彻底“脱钩”。在这关键时刻，又是柴契尔首相在戴维营会谈中向里根总统出了个点子，将sdi的“研究”与“部署”两过程分开，当前仅属于“研究”阶段。此后，里根总统的调门不仅变了，而且也不再向西欧国家领导人逼得那么紧了。 第35页 柴契尔首相在其第二任期间，经常提醒美国政府，让里根知道西欧在想什么，特别是英国在想什么。 1986年1月1日，里根总统和戈巴契夫第一书记互相通过电视向对方人民致新年贺词，表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有了改善的迹象。同年10月11—12日，里根与戈巴契夫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是美苏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次会谈中美苏双方都作了重大让步，表现了不少的和平姿态：苏方在原则上接受美方关于消除在欧洲中导的“零点方案”的同时，第一次同意不把英法核力量包括在美苏中程核裁军谈判之内，第一次同意美苏双方按相等的数量，而不是按百分比削减双方一半的战略武器;苏方还提出重大建议，不再坚持把中程飞弹问题同美国“战略防御倡议”(sdi)问题联繫起来讨论的立场，甚至说可以在解决中导问题之后就削减短程飞弹问题与美方谈判，这也就构成了后来着名的“双零点方案”;与此相对应的是，里根也出人意料地提出重大建议，美苏的整个核武器(战略轰炸机、远程巡航飞弹和弹道飞弹)将在5年内削减一半，而它们中的威力最大的部分(即战略弹道飞弹)，将在10年内予以消除，即建立一个里根一厢情愿的“无核世界”。 美苏冰岛会谈在西欧引起了微妙的反应。柴契尔首相表示支持5年内美苏双方各自削减50%战略弹道飞弹的设想，但认为里根10年之后将全部消除核武器的建议(即建立“无核世界”的倡议)会把西欧置于危险的境地。果真如此，其必然逻辑就该是美国从西欧撤出其弹道飞弹，届时将出现西欧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和西欧在战略上的“脱钩”，西欧势必将暴露在苏联具有巨大优势的常规军备、化学武器和短程飞弹的威胁面前。对英国来说最要紧的是，柴契尔首相无论如何也得保持住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如果在10年内销毁弹道飞弹，则10年后的1996年，正好是英国首次用美国的“三叉戟”式飞弹替代老式的“北极星”式飞弹的一年，柴契尔夫人决心不让美苏的“和平竞赛”影响英国的核防务力量。她和西欧其他国家领导人一样，对里根事先未跟欧洲盟国磋商就与苏联讨论完全消除中导和弹道飞弹等重大问题深感失望，她隐隐感到美苏两家正在背着她决定英国和西欧的命运。她认为美国在保护西欧时能否动用核武器已让人产生了疑窦，而正是核威慑维繫了战后西欧的和平。这位“铁娘子”觉得她必须为英国、也为西欧重新找回美国对核威慑战略的坚定承诺。她必须再去面晤那个似被戈巴契夫弄得“鬼迷心窍”的里根总统。 1986年11月14日，柴契尔夫人又僕僕风尘，肩负着英国和西欧的重大使命飞赴华盛顿。来美之前，“铁娘子”为了能说服里根总统，做了一番异乎寻常的精心准备。她和助手们一遍又一遍地讨论并修改打算与里根讨论的提纲。此外，到达华盛顿的当天晚上，柴契尔夫人先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格举行了会谈。翌晨，她又与副总统布希共进早餐，协调彼此的立场。这以后，她才飞往戴维营会晤里根总统。这一次又是里根总统接受了这位“铁娘子”的观点，柴契尔夫人再次如愿以偿，得到了她想要得到的东西。会谈结束后，又是这位“铁娘子”代表英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 “我们同意最优先予以考虑的是：一个包括更短射程的中导协议;一项在今后5年内美苏削减50%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议和对化学武器的禁止。在这三个领域中，有效的核查是核心因素。我们还同意必须事先申明，‘战略防御倡议’的研究项目是《反弹道飞弹条约》(abm)所允许的。我们坚决认为北约的前沿防御和灵活反应战略继续要求建立在一个混合基础上的有效的核威慑。同时，核武器的削减应增加消除常规军备差异的重要性。考虑到一个稳定的全面平衡战略形势的需要，核武器问题不能单独处理。我们也一致同意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在联盟内部密切磋商。总统再次确认美国将继续推进其战略武器现代化项目，包括三叉戟飞弹。他同时肯定他完全支持以三叉戟式飞弹使不列颠独立的核威慑现代化的安排。” 柴契尔夫人和里根在戴维营的会谈，使双方都得到了该得到的东西，而不光是柴契尔夫人先“里(根)”着鞭。因为这次会谈的结果，实际上是里根收回了许多他在雷克雅未克说过的话，并同意在军控谈判中更多地考虑英国首相和西欧各国领导人的愿望和立场;也无妨作如是说，即“铁娘子”为美国提出了对苏裁军谈判的目标和立场。这是柴契尔夫人在外交上的一大胜利，是她两手牵挽三方的巨大成果。不仅如此，这恰恰也是美国政府内许多人所乐意看到的，特别是那些反对里根建立无核世界的设想，但又无力说服里根的人。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在谈到柴契尔夫人此行的意义时说：“我们中间许多人都认为，她提供了一个冷静理智的声音，尤其是在关于建设无核武器世界(一派危险的梦呓)问题上提供了一个非常必要的声音。” 柴契尔夫人对她与里根的第二次戴维营会谈和《联合声明》深表满意和自豪。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不无得意地写道：“不难想像到戴维营声明会在莫斯科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了。它意味着苏联人利用‘战略防御倡议’和里根总统无核武器世界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来推行其解除欧洲核武装，把我们置于面临军事勒索的脆弱境地并削弱以北约为核心的美国与欧洲纽带的战略企图的失败。它同时也表明，不管他们喜不喜欢，在联盟政策的一些根本问题上，我是能够对里根总统施加某些影响的。所以戈巴契夫先生具有相当多的原因来与我打交道，就像我也有同样多的原因要和他打交道一样。加之苏联人经常偏重于和右翼政府打交道，因为他们认为右翼政治家作为精明而实际的谈判对象更乐意在讨价还价中达成妥协，何况我与戈巴契夫先生在契克斯已建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毫不奇怪，我很快就被邀请访问莫斯科。” 英国《泰晤士报》1986年11月17日的社论也说：“首相在回味她在戴维营度过的周末时，会感到几分满意。她的东道主在这方面也会如此。唐宁街10号和白宫之间的关系看来比自1/4世纪前麦克米伦和约·甘迺迪时代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 这是因为，柴契尔首相毫不含煳地表示支持美国的“星球大战”研究计划，里根对此是十分赞赏的。柴契尔夫人十分明白，“星球大战”计划几乎是里根对苏斗争的最后一张王牌，而苏联在谈判桌上千方百计要打掉的，也正是这张牌。当然，里根也不让这位“铁娘子”虚行一场，给了她坚定的承诺：里根保证在美苏裁减核武库的同时，坚持要苏联相应削减短程飞弹和常规兵力;而更为重要的是，里根总统保证如约向英国提供“三叉戟”潜射弹道飞弹。难怪同是这家《泰晤士报》会说，里根和柴契尔的会谈公报充满了“相互之间的支持与回报”。 第36页 毫无疑义，英国同美国在战略上的一致，绝不意味着可以牺牲英国的利益。柴契尔夫人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在她的眼里，维持同美国的“特殊关系”正是英国的利益。这位“铁娘子”曾多次告诫西欧人：“欧洲不应该通过反对美国政策来谋求自身的特性，也不应以疏远美国来寻求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后来，当里根陷入“伊朗门”事件而不能自拔时，又是这位“铁娘子”在共同体首脑会议上敦促盟国团结起来，一致支持里根及其政府。她不无忧虑地指出：“凡是会削弱美国的事情都会削弱欧洲。”她还觉得言犹未尽，又说：“这个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凡此种种，后人不难由此得出结论，即邱吉尔首相在二战年代同美国结成的“特殊关系”，已由这位柴契尔首相出色地继承并延续下来，而且发扬光大了。 英国《泰晤士报》在一篇题为《老朋友，新关系》的社论中，曾精闢地概括了柴契尔首相时期的英美关系。社论写道：“英美原先的那种特殊关系，是在共同语言和经歷培育下从战时的联盟中衍生出来的。 “这种关系是在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趋于成熟的，而且没有因美国入侵格瑞那达和袭击利比亚而受到削弱，可以说，它是在关于‘战略防御倡议’和控制欧洲核军备的辩论中结果的。” 1987年3月28日，柴契尔首相应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戈巴契夫之请，飞抵莫斯科，开始了对苏联的正式访问。这是12年来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的英国首相。她的这次访问，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 诚然，柴契尔首相的这次访苏，乃是1986年即已开始酝酿并最终敲定的，但是这位“铁娘子”成行之日，却正值英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处于关键时刻。在国内，柴契尔首相和她的保守党打算利用经济形势的有利之机，提前举行大选(按：1987年5月11日，柴契尔夫人决定将1988年的应届大选提前于1987年6月11日举行)。在国际上，戈巴契夫的“双零点方案”给西方盟国出了一道难题，而这时柴契尔夫人却挺身而出，决心两手牵挽三方，在美、苏、欧三家之间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再说，发挥这种独特作用，还有利于未来在大选中击败主张单方面裁军的劲敌工党。因此，媒体评论说，这次柴契尔首相决定去苏联，实在是收“一箭双鵰”的奇效。 柴契尔夫人首次以首相之尊访问苏联，俨然以西方领袖的代言人自居。媒体评论说，英国首相这次是“双重第一”：英国政府首脑12年来“第一次”访问苏联;柴契尔夫人是戈巴契夫提出“双零点方案”后“第一位”访问苏联的西方领导人。 这次对苏联的首次出访，柴契尔夫人又着实忙碌了好一阵。 访苏一周之前，即3月21日，柴契尔夫人在英国西南部城市托基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她那保守党在该地召开了中央理事会会议。在那次讲话中，“铁娘子”确定了她此行访苏的基调，表示要以对话求缓和，但对话的姿态却又是绝对针锋相对的，而且是先声夺人的。这迥然有异于大多数西方国家领导人在赴苏访问前的公开讲话中刻意淡化自己的反共色彩，以制造某种友好和谐气氛的习见作法。“铁娘子”偏偏要在这一微妙的时刻独树一帜，显示一下自己的强硬作风和钢铁意志。她说道：“我们在戈巴契夫的讲话中已经看到，他明确无误地承认共产主义制度已经失去效力。它不但未能使苏联赶上西方，而且更为落后了。我们听到苏联领导人在用新的语言讲话，像我们发现的‘公开化’和‘民主化’等。但这些语言对他们的含义和对我们的含义是同样的吗?某些由于他们的宗教和政治信仰而被投入监狱的人已被释放了。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但更多的良性犯仍囚禁在囹圄之中，或被拒绝移居国外。我们想看到他们获得自由，看到他们与海外的家庭团聚，如果这是他们所选择的话。”“铁娘子”在照例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了一番勐烈的抨击之后，接着往下说道： “当我下周到莫斯科会见戈巴契夫先生时，我的目标是寻求和平，这种和平不是基于幻想和让步之上，而是基于现实主义和实力的基础之上……和平需要信心，需要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信任。和平指的是结束在柬埔寨的屠杀，结束在阿富汗的杀戮。它指的是苏联承担起它在197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所承担的义务，允许人民和思想的自由移动以及其他基本人权……我们将基于行动和结果，而不是基于语言，不是基于意向，不是基于允诺来作出我们的判断。” 柴契尔夫人以自己的讲话表明，她就是以西方代言人的身份赴苏的。她要向苏联领导人坚决地表明，和平是“建立在现实和实力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幻想和投降基础上”。她直言不讳地指出：“教训是很清楚的：採取坚定的态度是有好处的，实力是争取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她还向苏联领导人明确地说，她支持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她要回答苏联塔斯社对她的核政策的指责：“保守党不准备拿英国的安全去冒险。核武器对我们的防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她还说，即便美苏撤除在欧洲的中导，削减短导，英国也绝不放弃北极星潜艇和飞弹系统。“铁娘子”还就“基本人权”问题对苏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光宣布有和平的意向是不能实现和平的。和平需要有信心和各国人民之间的信任。” 总之，托基讲话是柴契尔夫人访苏的“前奏曲”。她用语尖刻严肃，原则分明，但表情却是友好的，适度的。 两天之后(即1987年3月23日)，柴契尔首相用了一天的时间专程去巴黎会晤法国总统密特朗，接着又匆匆赶去波恩同西德总理科尔会谈。法国与英国都坚持同样的立场：都要保持自己的核威慑力量。法国、西德和英国都有相同的想法，在削减中远程飞弹的协议达成之后，应该紧接着就削减短程飞弹和常规武器进行谈判。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一致认为，不管美国同苏联签订何种协议，都不能绕过它的西欧盟国。柴契尔首相在波恩曾对新闻记者表示：“同密特朗总统和科尔总理的会谈是为我访问莫斯科所做的准备工作的重要一部分。”而此前的一个月左右，柴契尔夫人已与义大利总理克拉克西谈过类似问题。至此，柴契尔夫人已与西方的主要盟国沟通了信息，然后肩负这些领导人的重託和同他们达成的共识，毫不含煳地以四国代言人的身份前往莫斯科。 3月28日，柴契尔夫人和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开始了对苏联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这位“铁娘子”抓紧时间，对随机的路透社记者说，她认为戈巴契夫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我们会晤时不使用外交辞令，我们谈实质性问题，因此我尊重他，他也尊重我。” 苏联《真理报》随即作出反应，寄希望于柴契尔夫人的这次访问将加强双边关系，并有助于建立国际信任的气氛。 第37页 几乎与此同时，英国《泰晤士报》则报导说，苏联和英国商会的第71次年会正在莫斯科举行。在这次年会中，英国有150名实业家赴会，英国公司将在苏联投资10亿英镑以上，计有两个石油化工厂、一座制造工艺过程控制机械的工厂和一座新型货车工厂。第一个英苏商会常设办事处将在柴契尔夫人访苏时成立，届时柴契尔首相将出席该商会的成立仪式。 柴契尔首相飞抵莫斯科后，在机场受到热烈欢迎。戈巴契夫伉俪在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的圣乔治厅接待了这位来访者。翌日上午，这位英国女首相驱车去莫斯科市郊50公里处的一座着名的东正教三圣谢尔盖修道院，参加该院的宗教仪式。这所修道院是俄罗斯东正教教徒们的“圣地”，建于988年。当天晚上，贵宾一行接受戈巴契夫夫妇的邀请，前去莫斯科大剧院观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演出。 访苏第二天上午，柴契尔夫人先是在英国大使馆会晤了一批包括艺术家、科学家和学者在内的知名人士，然后才去克里姆林宫同戈巴契夫会谈。英苏两国领导人所进行的长时间会谈几乎是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彼此各不相让，但气氛却较为友好。柴契尔夫人在会谈中一再强调的是两大问题：一是西欧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原则上和美国站在一起;二是不能把削减战略武器问题同战略防御计划问题联繫在一起。这天的上下午，柴契尔夫人都与戈巴契夫不停顿地交锋，只是当天中午，她特地赶回英国驻苏大使馆，同萨哈罗夫等一批持不同政见者共进午餐。会谈之后，柴契尔夫人应邀参加了戈巴契夫为她举行的国宴。 在这个隆重的盛宴上，柴契尔夫人向苏联的高级官员和各界名流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位“铁娘子”说道： “我对苏联的访问正值贵国内处于明显的异常令人兴奋和刺激的时期。的确，您(按：指戈巴契夫)自己称它为一场革命。 “我们极其认真地阅读了您的发言稿。我们听到您提及开放、民主化、独立的司法和经济刺激。我们还曾谈到您提及在一个自由国家中实行劳动自由和思想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您拟议进行的变革即将为您本国人民的繁荣与幸福带来的机会并对贵国与其他国家和人民进行越来越公开接触的前景表示欢迎。” 这是戈巴契夫上台之后所接待的第一位西方领袖，柴契尔夫人在讲话中所用的“我们”，就颇耐人寻味，这里显然不是代表英国，而是代表整个西方。在这一重要时刻，柴契尔夫人显然不会放过宣扬资本主义和攻击社会主义的机会。她接下去说道： “你们关于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彻底胜利而斗争的讲话在我们的人民中引起恐惧是很自然的，因为人们把这些讲话看做是对他们的威胁。” 这位“铁娘子”还把“人权”问题同军备谈判联繫起来，向戈巴契夫施加影响。她接着说道：“你们(苏联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你们心甘情愿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承担的义务，将决定其他国家和其他人民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你们比如说在武器控制问题上所作的承诺。” 然后，柴契尔首相话锋一转，切入主题，扼要阐述西方对削减战略核武器和战略防御计划的基本观点，她严正地指出： “让这种削减(按：指削减中远程飞弹)取决于对美国战略防御研究计划的限制，是毫无道理的。你不可能制止这种研究，正如你不可能制止整个科学技术的进步一样。人类总是努力开拓知识的新疆界。我们知道苏联也正在进行类似的工作。我认为，对战略核武器永远不可能有彻底的防御。 “但是，我们不能排除下述可能性：防务可能对比较稳定的关系做出宝贵的贡献。正如里根总统和我于1984年12月在戴维营一致同意的那样，任何战略防御系统的目的都应该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威慑力量，维持均势而不是取得优势。” 访苏的第三天，柴契尔夫人上午与苏联总理和几位部长举行会谈，下午接受三位苏联电视台记者的採访。採访中，多数提及的问题都与核武器有关。柴契尔夫人为西方保持核威慑的立场进行辩护。这位“铁娘子”还声称，苏联的核武器比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都要多;也正是苏联率先部署了短程和中程核武器;苏联在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方面也占有巨大优势;苏联在反弹道飞弹方面已经走在美国之前等秘情。这次採访未经过滤和删削，全都在苏联电视台予以照播。苏联人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些秘情，不胜惊讶之至。论者以为，这是戈巴契夫蓄意通过“铁娘子”之口来使军备竞赛一事增加透明度，便于为尔后苏联大规模裁减军备制造舆论。 当天晚上，戈巴契夫夫妇与柴契尔夫人共进晚餐，地点选在当年史达林及其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曾经接待过邱吉尔及其外交大臣艾登的所在大厅。 访苏的第四天，柴契尔夫人前往乔治亚的提比里西参观。她对当年史达林的故乡1颇多感慨。当天晚上，柴契尔首相从那里飞返伦敦。 1史达林系1879年12月21日诞生于乔治亚的哥里城。1894年进提比里西(原名“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念书，并开始参加反抗帝俄的革命活动。1898年加入梯弗里斯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1899年因参加革命被学校开除，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活动家。 对于这次访苏之行，这位“铁娘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作如是说： “它是我所进行的一次非常简单、但最令人着迷和最重要的外事访问。在苏联度过的4天里，我可以感到共产主义制度下面的大地已经移动起来……我获得的欢迎，无论是俄罗斯人群中的热情问候，还是苏联当局在长时间谈判中对我表示的尊重，都表明在表象的背后某些带有根本性质的事情正在发生。罗纳德·里根和我在东方集团中人格化了的西方自由制度正在蒸蒸日上;苏维埃制度正在崩裂。我意识到即将发生一场伟大的变化——但我从未猜测他们将以多快的速度到来。” 这次访苏结果，英苏双方签署了四个文件，包括为和平目的在研究和利用宇宙空间方面进行合作的协定和关于在新闻、文化和教育方面进行合作的文件。 柴契尔夫人的苏联之行，显示出她在东西方关系中的独特形象。她能做里根和西欧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所做不到的事;她去了苏联，却牵动了美、苏、欧三方的神经。她从中扮演了大国领袖的角色。 5. 两次危机——万不得已时的妥协 “铁娘子”虽“铁”，作风虽强硬，意志力不凡，但毕竟也会遇上危机，有时还会是狂风暴雨式的危机。在这种危机面前，柴契尔夫人也不得不作出一点儿让步。其实不到万不得已，这位“铁娘子”是不会妥协的。 在第二任首相期间，柴契尔夫人便经歷了两次这样的危机。 第一次危机是帕金森“婚外恋”事件曝光，对柴契尔新政府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38页 在1983年大选胜利后，柴契尔夫人在组阁时原拟擢拔她心爱的保守党主席塞西尔·帕金森为外交大臣，接替原任外交大臣弗朗西斯·皮姆的。只因帕金森同政治女秘书的暧昧关系被揭露，引起了保守党内反对派的强烈指责。在无可奈何之际，“铁娘子”只好改任帕金森为贸易与工业部大臣，而外交大臣一职则由柴契尔夫人认为能力和魅力都不如帕金森的杰弗里·豪担任了。 由于政治秘书基丝小姐的揭发检举，帕金森的“丑闻”给闹得沸沸扬扬，“铁娘子”再也保不住她“最欣赏的政治家”了，这才不得不接受他的辞呈，让他一走了之。这次危机算是她的一次妥协。 第二次危机则是韦斯特兰直飞机公司的出售一事所引发的政治危机。导火线是两名内阁大臣的政见分歧的激化，并最终涉及柴契尔夫人和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 原来，英国有一家惟一的直升飞机生产公司——韦斯特兰公司。该公司的绝大部分产品(约90%以上)均用于国内军需。但由于开工严重不足，这家公司1984—1985年度的亏损额已高达1亿英镑，而1986—1989年的三年内又都没有接受到订货任务，生产将陷于停顿状态。 恰在这时，两家国际资本提出了各自的“救援方案”。 其中之一是美国西科尔斯直升飞机公司。该公司下属的美国联合技术公司联合了义大利菲亚特公司，提出可以筹款7200万英镑、3年内提供100万工时的订货。当时英国贸易和工业部大臣布里顿支持这个方案，韦斯特兰公司董事长约翰·卡克尼爵士也倾向于这一“美国方案”。 另一是英国和欧洲多家公司合伙成立的“欧洲财团”，它们是英国航空航天公司、英国通用电气公司、法国航空航天公司、义大利阿吉斯塔公司和联邦德国梅塞施米特公司。这五家公司可以筹款7310万英镑，保证330万工时的订货。“欧洲财团”还得到了法国、义大利和西德国防部的全力支持。本方案得到了国防大臣赫塞尔廷的支持。 “美国方案”和“欧洲方案”的投标竞争，终于反映到了保守党内阁中来了。两位内阁大臣的意见分歧反映到政治上便是明争暗斗，构成了韦斯特兰事件的核心。最初，作为首相的柴契尔夫人原想内部协调，不想把问题闹大，以维护保守党那“团结”的虚假外观。 柴契尔夫人对此事的态度一开始就是支持布里顿的，她在写给韦斯特兰公司董事会的信中表示：“只要韦斯特兰公司仍在英国开业，政府将继续承认它是英国公司，因此也是欧洲的公司，政府将支持该公司不放弃英国在欧洲的利益。”此外，她还代表内阁的“集体决定”说道，韦斯特兰公司的前途应由该公司的董事会决定。 麦可·赫塞尔廷坚持“欧洲方案”，拒绝“美国方案”，攻击布里顿.和韦斯特兰公司董事会无视英国的国防利益。但是，享有内阁大臣权位的副检察长梅休却于1985年1月6日写信给赫塞尔廷，对他提出指控。三天之后，赫塞尔廷向柴契尔首相提出辞呈。他除了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之外，还指责柴契尔夫人对他施压，要他放弃“欧洲方案”。 作为保守党“温和派”(亦即“自由派”)的成员的麦可·赫塞尔廷主张在发展同美国关系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同欧洲的防务合作。在韦斯特兰事件中，就充分反映了保守党内关心“欧洲利益”的“少壮派”(1986年此公只有53岁)的政治观点。人们认为，他在英国政坛上很可能成为柴契尔夫人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韦斯特兰事件就不仅是保守派内两派在暗中较劲儿，而且反映了争夺政府领导权的斗争。 赫塞尔廷的挂冠离去，在国内外的政坛上引起了一片抨击声和同情浪潮。 保守党主席兼保守党首席公共关系官员诺曼·特比特说：“一位大臣辞职从来不是使政府高兴的事儿，也很少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威望。” 在布鲁塞尔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官员对赫塞尔廷的去职表示了遗憾和不解。西德总理科尔对赫塞尔廷的去职深表遗憾，因为他与这位英国国防大臣有过良好的共事纪录。比利时国防部官员认为，赫塞尔廷是英国最力主同西欧保持防务合作的，他的去职可能意味着英国将自绝于这一领域之外。更有甚者，荷兰副国防大臣范豪韦林根说得更刺耳，他说：“韦斯特兰公司一旦同美国公司合作，荷兰将不买它的产品。” 柴契尔首相接受了赫塞尔廷的辞呈，并很快任命乔治·扬格接任英国国防大臣。 这时，恰好梅休副检察长给赫塞尔廷所写的1月6日信件的部分内容被泄露出来，舆论开始追究起了布里顿，并顺藤摸瓜，把火烧到了柴契尔首相身上。保守党内外和下院内外，都纷纷指责这位“铁娘子”排除异己，作风专横。 柴契尔夫人对此报以沉默。她的内阁秘书罗伯特·阿姆斯特朗干脆出面予以否认。 议会的议员们甚为愤慨，下院于是组织了调查委员会，调查首相是否从一开始就知道信件内容业已泄露，她本人是否曾授权或默许布里顿泄露信件的内容。为了搜集有关资料，调查委员会还向韦斯特兰公司索取了相关文件，其中包括布里顿就他同韦斯特兰公司董事长约翰·卡克尼爵士会晤的情况写给柴契尔首相的一份备忘录。 但是，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却无法开展，因为首相根本不予合作：既不理会调查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又断然拒绝去调查委员会澄清问题。此外，她还拒绝让她身边的3名高级助理为调查委员会作证;就是当事人布里顿也拒绝去调查委员会回答问题。 在工党议员们的强烈要求下，议会定于1月27日开会辩论。出于下届大选的需要，议员们，主要是工党议员们掀起了一片倒阁的唿声。保守党内的反对派也对柴契尔夫人大兴问罪之师。柴契尔首相及其政府面临着背水一战的不利局面。 1月27日，下院如期开会。工党领袖金诺克在辩论开始时，指出首相眼下正处于“受审”地位。他说道：“由于政府中的人不老实，这次争端已经酿成一场政府危机。”工党议员敦促首相和布里顿辞职。 柴契尔首相发表了40分钟的讲话。她坚决拒绝辞职的要求。她解释说，泄密事件发生后几小时她就获悉，立即下令调查，直到1月22日，调查报告才提到了布里顿在这件事中的作用。接着，“铁娘子”公开检讨说：“这是一件……本可处理得更好的事情，所以是我感到遗憾的事。”她还说：“对谋求什么和可以得到什么，官员在理解上确实有不同意见。” 尽管工党议员们强化了攻击火力，穷追勐打，但保守党内的反对派议员们一看不对头，保守党在国会中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立即剎车，停止了阋墙之争，外御其侮，转而维护柴契尔夫人的讲话。赫塞尔廷则更是深明大义，表现了高姿态。否则，工党的动议如在下院获得通过，柴契尔首相就只有挂冠离职的份儿了。 第39页 下院果然就工党动议投票，结果是：柴契尔政府以379票对219票的绝对优势否决了工党的议案，挫败了他们“倒阁”的意图。柴契尔首相也就得以倖免灭顶之灾，在紧要关头安渡了这场危机。不过，祸福倚伏，由于英国的党(主要是保守党和工党)派(主要是保守党内“极右派”和“温和派”或“自由派”)之争，在韦斯特兰危机中确实给“铁娘子”增加了不小的压力，尤其是在提前大选的声浪日益高涨的时刻。但是，事态的发展和结果，却反而对柴契尔首相强化自己在政府内的实力有利，因为在保守党同工党的争斗中，在关系到党派命运的关键时刻，党内各派系的分歧总会在大敌当前、危如累卵的情势下暂时弥合起来的。 不过，从政治观点而言，布里顿与赫塞尔廷两阁僚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所谓“大西洋倾向”和所谓“欧洲倾向”的分歧。这也是保守党内的老问题，尤其是在二战之后，英国与欧洲共同体建立关系以来的老分歧。两派分歧的焦点是：“大西洋派”强调的是英美“特殊关系”，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当然是以不损害英国的利益为前提;“欧洲派”则更强调英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主张英欧关系优于英美“特殊关系”。 从思想实质和政治观点来说，柴契尔夫人显然倾向于“大西洋派”，甚至比邱吉尔以后的歷届保守党首相(艾登、麦克米伦、霍姆和希思)都更明确地强调英美“特殊关系”对英国和西欧的重要意义。她坚持认为，英国必须加强同西欧盟国的密切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妨碍或损害大西洋两岸的关系。 韦斯特兰危机虽然过去了，但给予柴契尔夫人的教训却是深刻的、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个教训便是：她应以何种分寸处理好英美的“特殊关系”。说白了就是，英国政府在推行私有化政策的过程中，对向外国资本、主要是向美国资本出售英国公有企业时应持什么态度。弄不好又会砸锅，激起新一轮危机的。 就在同年的2月23日，已卸职的前国防大臣赫塞尔廷又从他的“欧洲派”观点出发，向柴契尔夫人提议：英国应立即停止向外国公司，特别是拟议中的向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出售越野汽车公司的活动。这位后来向柴契尔夫人的权力发起挑战，并最终推动了“铁娘子”下台的保守党内的“少壮派”，还发表了一篇颇有说服力的文章，阐述自己对出售公有企业的观点。他理直气壮地写道： “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即英国人既没有能力又没有意志去解决我们在工业上遇到的难题;我也不同意每次我们遇到困难就要请来外国购买者。 “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汽车、护卫舰还是直升飞机，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不仅仅是与某一个公司有关。” 赫塞尔廷的言下之意就是说，这关系到英国的国家利益。文章主旨显然是好的，是从英国的最高民族利益出发的。它一发表，马上得到舆论的支持和贊成，确是不无道理的。 所以，文章问世的3天后，柴契尔首相便在广播讲话中宣布，暂停将莱兰汽车公司、奥斯汀—罗弗公司出售给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谈判。论者指出，这是柴契尔夫人所作的一点儿让步，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又一个小小的妥协。 当记者问到柴契尔夫人，她执政6年之后，她那“铁娘子”形象是否发生了变化时，她断然回答道： “否，否，否……如果你希望哪个人软弱的话，请别打我的主意。” 6. 私有化——包罗万象的行政纲领 柴契尔夫人上台之后，宣布和实行了很多的具体政策，但最能反映柴契尔首相思想实质的，是作为一种战略来考虑并推行的私有化政策。这种包罗万象的行政纲领的私有化，在英国经济当中起统帅作用，而“铁娘子”藉助于大规模地实施私有化纲领，在英国和西欧确实推行了一场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一直是保守党和工党两大政党的轮流执政局面。实行私有化政策，并不是始于柴契尔政府。战后工党的艾德礼政府之后的每一届保守党政府都曾提倡私有化，但工党上台后，便把私营企业改为国有化企业。所以，英国企业都是随着政权的更迭而不断变化着。不过，这次柴契尔夫人的私有化构想却比较彻底，规模也比较大，时间更是长久，连任首相使得她得以连续不断地把私有化进程坚持并深化下去。 其实，80年代英国两大政党所奉行的政策都带有极端化倾向：工党偏左，推行国有化政策和扶助工人运动;保守党则偏右，与工党背道而驰。在柴契尔夫人的眼里，工党那一套做法违反了英国几个世纪的传统，是造成“英国病”的根本原因。所以，到她上台后，就发誓要把“社会主义推回去”，使它永无逆转的可能。所以说，柴契尔夫人所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就不单纯是经济的，而更多是政治性的了。 她出任首相之后，摆在首相面前的老大难经济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通货膨胀;二是高失业率;三是投资萎缩。 在柴契尔夫人看来，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解决通货膨胀和投资萎缩两大难点。只要资金一充裕，外贸活跃起来，国库充实了，摆脱“英国病”、走出经济衰退的“谷底”就会水到渠成，一劳永逸。因此，柴契尔政府在实行货币主义政策以缓解通货膨胀的同时，就要以成套的政策把二战以来英国工党执政时所实行的国有化企业逐步地实行私有化，并且降低利率，刺激私人投资，用这种办法来缓解政府的沉重负担。至于降低失业率问题，柴契尔夫人并没有把它排上议事日程。她认为，随着私有化政策的推行，工业有了重大的发展，就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反之，如把解决失业问题摆在首位，通胀率势必难以降下来，工业上不去，失业问题只能加剧。她认为，那是捨本逐末的做法，用这种办法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的。 正是基于这一套理论，柴契尔首相上台后，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运用国家的权力和实际的控制权去最大限度地推行私有化政策，维护财产的私有权和相应的徵税制度。 从1979年起，“铁娘子”所推行的私有化政策主要有六种形式： (1)将国有化企业的财产出售给私人或私人资本集团、公司等。这些企业从此变成了私人企业或公私合营企业。仅此一项，政府即得款55亿英镑，40万国营企业工人转入私人企业或公私合营企业工作。例如，1981年和1983年，政府曾两次把它在国际电缆公司的股份卖出，共得款4.45亿英镑。又例如，1981年政府把原100%属于国家的英国航天公司的半数以上股份卖了出去，只剩下49.4%的股份，得款4300万英镑;1983年，政府又出售了英国航空公司下属分公司国际航讯的股份，收入6000万英镑。再例如，政府在英国石油公司中原占有51%的股份，卖出19.3%的股份后，收回了6.27亿英镑;另英国石油企业是政府于1983年用北海石油天然气的利润兴建的，全部出售后，得款3.8亿英镑。此外，柴契尔政府还採取房屋产权私有化措施。根据1984年11月的统计，已有70万本来从公家租用房子的人买下了只供一家一户居住的私房。 第40页 (2)放松国家对企业的垄断。这就是放松国家对企业的垄断领域。有些本属国家垄断的部门，现在也改由私人资本去经营。例如，开矿、公共运输、邮电等部门就是如此。邮电本系国营，后来邮政和电话的部分业务也让私人资本参与，让他们大显身手。这对私人资本的部门显然是极大的鼓励和刺激，使仍然是公营部门受到市场更大的压力、冲击和竞争。政府于1980年颁布的“竞争法”的宗旨，就是促进包括国营和私营的所有企业、部门的竞争。而在企业和部门中引进竞争机制，始终是柴契尔夫人私有化政策中的核心部分。她的经济政策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鼓励竞争，在优胜劣汰中推动英国的经济发展。所以说，“铁娘子”主持制定的“竞争法”不仅是鼓励私人企业间的竞争，也包括国营企业之间的竞争，例如铁路客运与公共汽车之间的竞争。 (3)把公有企业交由私人承租或自主经营。这就是主要在第三产业领域里实行的“租让制”，即把学校、食堂、公园维护、收运垃圾、道路修整、街道食品零售和街道清洁卫生等交给私人“承租”。部分城市和地区(如伯明罕、剑桥、西撒赛克斯等)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但从总体而言，“承租”的规模还很有限。例如，截止1984年秋，全国只有18个市政当局对收运垃圾实行了“承租”式的私有化。 (4)私办企业向公有单位提供劳务。这项措施旨在将私有因素引进公办单位中。在维修文物和文艺演出等事业中，常有私办单位的参与，他们或提供劳务，或投入谘询。此外，不少私办学校或私立医院向公办学校或公立医院提供服务，在救治残障人和弱智者方面，不少市政当局使用了私办单位提供的条件。 (5)引进私人投资。大力鼓励私有企业和公司在公有单位中投资，特别是在政府资金不足的公用事业部门(如落后地区、内城或受失业打击比较沉重的部门)中投资。一般说来，引进私人投资有两种方式，一是某项事业的某一具体项目使用私人投资，另一是某一公司的附属公司全部使用私人投资。这在房屋建筑部门较为普遍。 (6)在公办企业中普及私办企业的经验。这方面主要是普及使用私办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也包括聘用私人企业家担任要职。这种私有化形式虽不会影响公私营企业的比例关系。但从整个来看，将可以使公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更加适应市场需要，并提高其市场的竞争意识。 上述六种私有化形式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前三种形式，即全部或部分出售公有企业给私人(包括投资者、私营企业或本企业的职工);允许私有部门在一些国际居垄断地位的企业中参与竞争;一些公有企业或项目“承租”给私人经营或管理。 柴契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其实都是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不过，这些措施都是大量的、系统的，它们已成为这位“铁娘子”在新的歷史时期贯彻保守主义传统思想的一种战略构思。根据英国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埃德蒙·柏克的说法，这种传统思想可以概括为维护私人的财产权和政府尽可能少地过问私人财产的经营管理和发展，即所谓减少政府或国家的行政干预。 1987年5月24日，英国《星期日电讯报》记者布鲁斯·安德森曾发表了一篇题为《首相自己谈柴契尔主义的实质》的文章，文章写道： 柴契尔夫人认为，把柴契尔主义归结为一点，即是指“法律管制下的自由”;“人们在生活中必须享有自由并且根据自己的愿望行事。在头两个任期内，现政府……要求对政府的作用加以限制，但是在哪些限制之内，政府必须具有决定权。” 柴契尔首相说道： “政府必须善于干那些只有政府才能干的事情，必须坚决地维护我们的防御能力;坚定不移地维持法律与秩序，坚决维护国家的币值和财政收入。” 她接下去又说道： “我们的反对者有时候好像是说，我国必须在健康的自由经营经济和高水平的社会服务这二者当中取其一，这委实不符合实际。因为，只有自由经营才能带来用以改善社会服务的资源。这就是需要我们把更多的财力用于卫生、教育、养老金以及福利方面的原因——因为我们支持自由经营。” 这位“铁娘子”还说道： “领导的实质就在于能否在必要时刻挺身而出，并且就棘手的问题作出决定。” 柴契尔政府的私有化政策与前任政府在它的持续贯彻与规模两方面相比较，具有如下的三大特点： 首先，柴契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同发展资本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有更多更深的联繫。战后的几届保守党政府多少承袭了一些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措施，借用了若干凯因斯主义的方法。与前任保守党首相的做法相反，柴契尔夫人彻底地走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她信奉传统资产阶级关于自由竞争的学说，认为只有自由企业经济才是英国社会道德观念的基础。 其次，与柴契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相联繫的另一面，是她那反工会的政策。柴契尔首相是要从根本上维护现存制度，从根本上反对触动现存制度的一切形式的变革和创新，所以她实质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包括科学的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反对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这位“铁娘子”认为，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是她推行私有化政策的最大障碍。因此，她对工会的要求毫不妥协，不肯让步。1983年至1984年的煤炭工人大罢工，对“铁娘子”毫无影响或影响不大，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其实，英国的工会运动，主要是因失业问题派生出来的。在她的前任工党卡拉汉政府任期内，英国的失业人数高达150万。据此，柴契尔夫人在执政前就曾经常嘲讽卡拉汉首相是一位“失业首相”。曾几何时，她执政的几年中，失业率不但毫无起色，反而一个劲地向上猋涨。这时，“铁娘子”又自我解嘲，声称英国的第一位问题是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认为“在开始的时候，把通货膨胀降下来确实就意味着要增加失业，但是我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柴契尔政府并不急于去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她在1983年底说道：“我国人民中，8个人就有1个人失业——这也确实太多了。但是，8个人中毕竟还有7个人正在工作。”到1983年3月，英国的失业人数业已突破300万大关。这就为失业问题引发的工会运动奠定了基础，也为“铁娘子”与根深蒂固的英国煤矿工会势力于1984年的大较量点燃了“导火线”。这当然又成为工党抨击保守党和柴契尔政府的一个最好的口实。 第三，柴契尔首相在其前两届任期内牢牢抓住了私有化政策不放，还为此遴选了能贯彻一己意图的内阁成员和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措施，以确保政策的不停顿和不间断。无怪美国前总统理察·尼克森曾赞赏“铁娘子”说： “她的领导具有强硬、直爽和连贯的特点，并且令人感到鼓舞。”这里姑以出售公有企业为例，从1981年起一直持续不断，至90年代初，英国的国有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从1979年的10.5%下降为6.5%。与此同时，柴契尔政府从1979年已原则上不再发展公营企业。以前的保守党首相还主张公营与私营企业的“合作”，但其继任人柴契尔首相却只字不提，她一心要推行无限度的私有化政策，力争尽可能多地化“公”为“私”，把国营企业化为私有企业。为此，“铁娘子”在推行私有化政策的措施上便环环相扣，步步为营，一阵紧一阵，运用了相应的行政手段。在这里，她不是不要国家干预，而是大大地强化了国家干预的手段。 第41页 柴契尔夫人对反对党工党一贯是坚持毫不妥协的立场，对之深怀“恶感”，因为据说它是“集产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央集权下的经济控制”。人们根据她那极右的观点，把她描绘成一个“好走极端”、“毫不妥协”的“坚强”的女政治家。有人甚至说她是“不怕孤立”、“喜欢孤立”的独往独行的“铁娘子”。 正是因为柴契尔夫人的意识形态过于偏右，她那处理政务的方式和作风也就与众不同。恰如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取代卡林顿出任外交大臣的弗朗西斯·皮姆所说的，他不同意首相那种“非黑即白”、“非直即枉”、不屑于任何“中间道路”的工作方法。又是这位后来被换下马来的外交大臣在其题为《同意的政治》一书中写道： “她(按：指柴契尔首相)喜欢任何事情都观点鲜明：绝对地贊成一件事，就必定绝对地反对另一件事。我的方式则相反，这并非没有决定意义的;比方说，是的，我们应该採取这个行动，但是，我们应该用某种特殊方式来做这件事，因为必须考虑这一或那一集团的合理意见。这种思想方法，是她所不喜欢的;她宁可一直走到底。 “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所开的病歷和药方都准确无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改变她的处方。” 在皮姆的笔下，柴契尔夫人成了个专断的、不能容纳异己意见的人，而且是一个“满腹孤疑”的首相。为了亲自抓好“私有化”这个包罗万象的行政纲领的落实和贯彻，“铁娘子”不仅多次改组内阁，撤换那些与她的政策思想不合拍的阁员，而且拼凑“内阁中的小内阁”，遴选有关专家学者，为首相设计决策方案，然后再拿到政府各部去讨论、贯彻。在六七年的首相岗位上，她已把异己倾向的人一一排除出了内阁。她周围的阁僚都是清一色的乐于因政见和利害关系一致而与首相共进退、担风险的精兵强将。不如是，在风云变幻的英国政坛上，在背负着300多万失业大军的国度里，这位“铁娘子”是不可能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地驾驭相位，把如此包罗万象的行政纲领——私有化政策——实行得这样有条不紊、丝丝入扣的。 把柴契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说成是包罗万象的行政纲领，还有一个重要的侧面，那就是她的税收政策了。 原本就是私人企业，外加原公营企业“私有化”后的新兴私有企业，都需要向国家交税。这当然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事。这里当然也涉及到重课还是薄赋两种税收政策的适度问题。 柴契尔首相对此的态度异常鲜明：尽可能减轻资本家的负担，使他们的资金留在英国，并听令他们自由地、不加限制地发展。这是“铁娘子”的一贯思想。 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在1987年3月曾向下院提出了1987—1988年度的财政预算。这个预算便体现了柴契尔夫人的税收原则，即所谓“双减”政策：减轻赋税和减少公共企业借款。举个例子说，在1987年度财政预算中，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29%降至27%，即减少了两个百分点，而且普遍提高所得税的起征点。此外，本年度公共企业的借款也要从预计的70亿英镑减为40亿英镑，调幅几近一半。 由此不难看出，英国的私有化和“双减”政策的制定，都是政府或国家干预下的直接产物。在这里，有必要对柴契尔夫人一再强调的要减少政府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事实上，首相所说的减少“干预”，乃是减少政府或国家对私人资本的干预，即不许对私有化和减税政策横加“干预”，但政府对整体经济政策必须有一个宏观规划，亦即政府不能减少其对整个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干预。这种“干预”，首相是会一抓到底，寸步不让的。80年代以来，英国私有化政策一直不间断地推行着，没有政府的“干预”，那是根本不能想像的。 7. 一国两制——主权是第一位的 1984年12月19日，新华社发出了一条重要消息，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今天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 柴契尔夫人刚刚在伦敦接待了当时尚是苏联第二把手的戈巴契夫，便匆匆赶来北京参加中英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铁娘子”和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联合声明》从此正式生效，成为一项伟大的歷史文件。 根据这项《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復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归还给中国，香港届时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柴契尔首相在签字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她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联合声明》“在英中关系的歷程中以及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首相指出： “中国领导人对谈判採取了高瞻远瞩的态度，对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敬意。‘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歷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像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柴契尔夫人接着又表示： “在我这方面，我保证，英国政府将尽其所能使这个协议成功。我们将自豪而愉快地按照英国管理的最高原则来管理香港，直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我们将以符合人民最高利益的方式，卓有远见地和谨慎地管理香港。根据协议的规模，我们准备通过联合联络小组同中国政府磋商，以保证顺利的过渡，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种磋商将跨越1997年直至2000年。” 柴契尔夫人这一天的工作日程给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刻停歇过：她于12月19日上午9时10分驱车赶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出席赵紫阳总理为她举行的隆重仪式，欢迎这位前来为着手结束大不列颠在香港百余年统治的贵宾;欢迎仪式结束后，首相和总理举行了会谈;她还要会见记者;又先后同中国的3位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和李先念)会晤;下午5时30分又参加了《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和随后的盛大国宴。 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会谈时，柴契尔夫人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深表赞赏，高度评价这一构想为谈判的顺利进行开闢了道路。中方则保证1997年之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在柴契尔夫人问到为什么是50年时，邓小平回答说，中国希望在那个时候经济水平能够赶上发达国家。中国要想发展自己，就必须对外开放。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符合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利益。 1984年12月19日的当晚，柴契尔夫人飞抵香港。20日，她在香港行政立法两局联席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表示她已作出了最高承诺，英国议会将竭尽所能使《联合声明》得以切实履行。她敦促香港人把代议制进一步推进，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担负起治理香港事务的责任。“铁娘子”最后说道： 第42页 “我们仍有12年多的时间去一起为未来的转变做好准备，而我肯定相信你们会面对挑战，屹立不移，香港人的精神和进取心必然会更加旺盛，而香港社会也必然会欣欣向荣。” 12月21日，柴契尔夫人在离港经檀香山赴美前，曾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有一名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不识相地向她提问：英国为了福克兰(即马尔维纳斯)岛上的有限人口不惜一战，但英国政府干吗轻易地把有550万人口的香港“交给”中国?柴契尔夫人不由气愤地答道：“我很不理解，你怎么会忘了到1997年就要期满的租约。”并说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她反问道：“请你想想，如果我们不设法去签订一项协议，将会有什么结果?”她指出：“1997年，香港92%的地方，将会在没有任何保证，没有我们现在已从协议中得到的好处的情况下，自动还给中国。对香港来说，现在的形势要比过去好得多。” 在香港问题上，柴契尔夫人确是识时务的俊杰，因为她接受了歷史的发展规律和现实。 众所周知，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谓香港问题，纯粹是由英国在19世纪强加给满清政府的三个不平等条约造成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之后，英国逼迫满清政府在1842年8月签订《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据守主掌”。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之后，英国又迫使满清政府在1860年10月签订中英《北京条约》，规定将九龙半岛南部割让给英国。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之后，英国又以平衡法国为藉口，迫使满清政府于1898年6月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将九龙半岛的其余部分和附近岛屿(后称新界)租借给英国，期限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声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19世纪外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决定把香港问题留待日后通过和平协商解决。 经过战后40多年的发展，香港已突飞勐进，成为远东的金融与贸易中心，是东亚的“四小龙”之一。百余年来，英国作为宗主国，从它的这块殖民地身上攫取了巨大利润，从香港的银行、保险和航运事业中得到了大量无形的贸易收入。直到1974年前后，香港在伦敦的英镑结余还占英国全部黄金外汇储备总额的1/4到2/5。80年代以来，英国在香港投资所获利润每年都在20亿英镑左右。这一切，都是英国领导人捨不得将这块“东方明珠”交还给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却是与中国大陆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多年来，香港一直依赖邻近的广东省提供淡水、食品等物资;内地不仅是香港的最大进口基地，也是香港的最大出口市场;从1983年起，大陆还成了香港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一旦割断香港与大陆的经济脐带，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必将化为乌有，英国本土的经济也会遭到池鱼之殃。这是柴契尔夫人不得不首先考虑的因素。其次，新界占香港400平方公里总面积中的336平方公里。即或中国政府接受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新界总得在1997年归还中国。割让出新界，香港便将肢体残缺不全，在经济上无法维持下去。第三，英方即使有能力掠走香港居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但却鞭长莫及，无力保卫香港。凡此种种，都使得柴契尔夫人不得不面对现实，头脑放清醒了些。加之中方在与英方近两年(1982—1984年)的双轮会谈中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代表团一再明确表示：中国不接受有关香港地区三个不平等条约的束缚;1997年必须恢復对整个香港地区行使主权;细节可以谈判，但主权是第一位的，不容讨论;在中方恢復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将採取一系列特殊政策，以确保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从谈判开始之日起到1997年6月末即为过渡时期，英国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中国政府将予以合作，香港当地居民要逐步参加各方面的管理;如果英方不改变态度，中国政府将不迟于1984年10月宣布对香港回归中国的方针政策;如果香港出现严重动乱，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中国毫不妥协的态度迫使英国回到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来，柴契尔夫人开始从她那不甘心把已由英国治理近百年，并已成为英国国库收入重要来源的香港交给中国的立场上后退了。1983年3月，柴契尔夫人致函中国领导人，表示愿意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同年10月，她又在给中国领导人的第二封公函中表示，英国不再坚持1997年以后对香港的行政管理权;一个月之后，她又通过英国驻华大使表示她将放弃谋求1997年之后建立香港自治的努力。1984年4月和7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两度来华访问。他在4月访华后的香港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期望1997年之后继续维持英国在香港的管制是不切实际的。”在杰弗里·豪7月访华时，中英双方达成了拟议中的联合声明生效时建立联合联络小组的协议，从而为《联合声明》的实施和1997年政权的顺利交接建立起常设的合作方式。后来，柴契尔夫人在其回忆录中曾无可奈何地写道：“这不能说是一个胜利，但考虑到我们是在同一个毫不妥协而且占压倒优势的超级大国打交道，也不可能是胜利。” 1984年12月19日签署《联合声明》之后，中英双方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1985年5月成立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中英土地委员会;通过中英双方达成的《协议》，香港作为总协定的单独缔约方，于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第91个成员;1988年7月1日，联合联络小组的双方在香港设立了代表处，等等等等。总之，由于《联合声明》的签署及中英关系的迅速而又顺利发展，中英之间的合作出现了新的曙光，柴契尔夫人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知名度也就大大提高。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英关系一度陷于低谷徘徊。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中英关系又逐渐好转。1990年11月柴契尔夫人下台后，曾先后两度来华访问：1991年的来华访问，成为两国关系倒退之后恢復高层接触的前奏;1995年3月来华访问时，她对1991年访华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进展表示钦佩，对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再次表示赞赏，并希望看到1997年香港政权的平稳过渡，顺利移交给中国。这是柴契尔夫人的第五次来华访问。每次访问中国，“铁娘子”都受到了高规格的良好接待。 当我们把歷史的镜头再次对准1984年12月21日时，当时正值第二任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马不停蹄地从香港飞往华盛顿。在那里，这位“铁娘子”又将放开眼光看未来，同里根总统讨论完全不同的问题：交流英美关系和东西方关系。她要把在北京和香港的情况通报给里根，她将把对戈巴契夫的初步印象介绍给美利坚合众国的行政首脑，她将向蝉联白宫宝座的人转达邓小平的祝贺和问候。这样，在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柴契尔夫人接触了横跨欧亚美广大地域的最敏感、最重大的问题。这时，全世界已没有人再会否认，柴契尔夫人是一位名副其实、非常活跃的杰出的国际活动家。她在国际舞台上的确扮演着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不可能取代的角色。柴契尔夫人在她第三任首相之初，又在美苏核谈判问题上，十分巧妙地表明了欧洲人的立场。 第43页 1987年5月30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曾以《约翰牛的世界》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写道： “柴契尔夫人比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更有办法使北大西洋联盟的两翼团结起来。 “40年来，由于国内问题的困扰，英国不断地从世界事务中退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最近。现在，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柴契尔夫人这位英国首相不仅自认为是一位世界人物(许多政治家都自以为是世界人物)，实际上也的确是一位世界人物。” 柴契尔夫人曾先后来华访问五次： 第一次是1977年，柴契尔夫人作为保守党领袖曾来华访问。当时她以苏联塔斯社讥称的“铁娘子”诨号而名下无虚，对东西方缓和持批评态度，并提出要对苏联领导人的新扩张主义保持高度警惕。中国政府热情地接待了她。 第二次是1982年9月22日上午，柴契尔夫人在对日本进行了两天访问之后来到中国。这是第一位在位的英国女首相来中国访问，中国政府热情地接待了这位“铁娘子”。 第三次是1984年12月18日晚，柴契尔首相在其第二任期间对北京进行了第二次访问，参加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她受到中国政府的隆重礼遇，并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接见。 第四次是1991年，当时柴契尔夫人已被赶下英国首相宝座，但她在英国政坛上的影响却仍然是不能低估的。 第五次则是1995年3月28日，柴契尔夫人在离职五年之后，又对北京旧地重游。这次她是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来华访问的。在访问期间，这位已是70高龄的女人虽然失去了往日大权在握的领袖风采，却仍然予人以一种精明强悍的印象。中方给了她较高规格的接待。新闻媒体对她的来访更是高度重视。这位老夫人对她1991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深表震惊。她说当她看到高楼林立、面貌一新的中国首都时都不太相信自己的双眼，仿佛置身于另一世界似的。 8. 一声巨响——总算安然无恙 1984年10月，英国保守党年会在布莱顿的一家大饭店举行，会期一周。 布莱顿是英国南部的一座沿海城市。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不愧是旅游、度假的胜地。 10月11日晚，开过一天会之后柴契尔夫人还在灯下忙个不停：修改她那领袖演讲稿，批阅政府文件。助手们都跟着忙碌到了12日凌晨50分，任务完成后，就都纷纷回房休息去了，只留下首相一人苦伴孤灯。她是一位严于律己、工作勤奋的女政治家，开夜车、赶任务，对她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 时间静悄悄地流逝，一分、两分…… 12日凌晨2时54分，正当柴契尔夫人看完最后一页文件，正准备就寝时，一声沉闷的巨响把布莱顿市的居民从睡梦中惊醒，也把柴契尔夫人的起居间震得摇摇欲坠。几秒钟的沉寂过后，紧接着又是持续了约莫一秒钟的墙壁坍塌的轰隆声。柴契尔夫人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一枚炸弹的爆炸。玻璃碎片从窗户外边倾泻到了她那起居室的地毯上，纷纷扬扬，下雨般洒了一地。这时，她还惊魂甫定，以为是饭店外的炸弹引爆所致，而不知道爆炸就发生在自己的头顶上。与她那起居室仅一墙之隔的浴室已被炸得一塌煳涂。丈夫丹尼斯从睡梦中惊醒，大惊失色地穿了件睡衣、光着脚板赶来看妻子是否无恙。待眼见为实后，丹尼斯先生才战战兢兢地回去穿衣着鞋。慌乱中他竟穿错了鞋，原来另一只鞋被当时也在大饭店投宿的美国大使普里斯外逃时给穿跑了。好在供电线路完好无损，柴契尔夫人及其随员们当即被迅速转移到一所警察学校歇息。这一宿，“铁娘子”辗转反侧，难以成眠。 第二天，柴契尔夫人更为震惊的是，她宠信的大臣罗伯塔·韦克海姆和安东尼·比利已经被炸身亡;就业大臣诺尔曼·台比特则倖免于难，从瓦砾堆中扒出，已是重伤在身，奄奄一息;还有许多人埋在废墟中，生死未卜。 毫无疑问，这是又一起爱尔兰恐怖分子的炸弹谋杀案，而且是直接冲着柴契尔首相来的。只因恐怖分子的判断发生了一点误差，柴契尔夫人总算毛髮无损，从死神手里逃脱出来。这起爆炸案引起了全英国人民的极大关注。人们又一次地清楚认识到：爱尔兰共和军经常地、直接地威胁着英国正常的政治生活，威胁到广大民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看来政治家、尤其是作为大不列颠首相的柴契尔夫人，已经成为爱尔兰恐怖分子暗杀的对象了。 布莱顿大饭店遭到炸弹袭击后，柴契尔夫人仍坚持年会照原计划进行。上午9时30分，这位“铁娘子”沉着坚毅、泰然自若地出现在主席台上。她沉稳有力地大声宣布： “这次恐怖活动不仅旨在破坏和中止我们的会议，而且企图使我们经过民选产生的政府陷于瘫痪。这次暴行的后果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我们震惊，但我们却已镇定自若而且意志坚决。现在，我们大家站在这里，就说明不仅是这一次恐怖活动失败了，而且所有旨在破坏民主的恐怖主义的尝试都终将失败。” 紧接着，柴契尔首相又去医院看望受伤官员和罹难平民。当时，医院里又有4人丧生，保守党首席督导仍然昏迷不醒。从瓦砾堆中扒出来的就业大臣诺尔曼·台比特这时伤势严重，卧榻不起。他的妻子也身负重伤，只剩一丝儿游气。首相望着她那双绝望的眼神，不禁忧心如焚。 去医院慰问完毕，柴契尔首相在严密警卫下，驶返伦敦郊外的契克斯别墅。一场以谋杀柴契尔首相为目标的炸弹袭击事件至此尘埃落定。但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极端恐怖活动却震惊了整个英伦三岛和全欧、全世界。 爱尔兰是不列颠群岛的大岛之一，西濒大西洋，东隔爱尔兰海同不列颠岛相望。面积8.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49.9万(1971年)。除东北部现属英国外，余均属于1949年完全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自12世纪以来，爱尔兰人频受英吉利统治者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民族独立运动和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过。百余年来，爱尔兰人大批迁居美国等地。目前在美洲的爱尔兰后裔约计200万人，另散布在澳大利亚和纽西兰两国的约5万多人。 1905年，爱尔兰“新芬党1”成立，随后并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先叫“义勇军”，后改组为“爱尔兰共和军”。1949年，爱尔兰南部拥有26个郡的“自由邦”脱离大英国协，英国被迫承认了爱尔兰共和国的独立，并将自己的国名改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但歷届爱尔兰政府都坚决要求归还拥有百余万人口和6个郡的北爱尔兰。几十年来这一问题始终悬挂着，未能解决。 1“新芬”系爱尔兰语，意为：“爱尔兰人的爱尔兰”。 爱尔兰共和国有两大政党：一系新芬党，另一系由新芬党分裂出去另行组成的“替天行道士兵党”。后一个党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爱尔兰的执政党。新芬党的影响大为削弱。而“替天行道士兵党”主张独立，但放弃了武装斗争的手段。而激进的爱尔兰共和军则不但主张爱尔兰全面统一(即要求归还北爱尔兰)，而且坚持以暴力手段实现目标。近几十年来，它已转变成一个独立活动的秘密团体，一直在爱尔兰各地进行游击战，在英国本土从事恐怖活动。爱尔兰共和军由于热衷于恐怖暴力斗争，先后遭到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的取缔，但屡禁不止，其支持者仍大有人在。在美国，许多祖先是爱尔兰移民的美国人，还为共和军提供财政支援，甚至偷运先进武器给共和军。中东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后来也成了爱尔兰共和军的坚定支持者。本世纪60年代以来，共和军的恐怖活动有增无已，而且愈演愈烈。他们此举的主要意图，是要提醒人们对北爱尔兰问题的关注，干扰英国本土的正常生活，促使英国人尽早放弃北爱尔兰的领土，让爱尔兰共和国成为南北大一统的局面。下面是爱尔兰共和军恐怖活动的若干侧面： 第44页 从1956年至1976年这20年间，英国人死于共和军之手的计有2700人。而从1972年到1976年，平均每年都有285人在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爆炸声中命归黄泉。 1979年3月31日，正当保守党领袖柴契尔夫人在她的芬奇莱选区主持一个儿童游园会、与天真烂漫的儿童共享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之际，一颗北爱尔兰共和军在下院停车场安置的炸弹爆炸了。柴契尔夫人的最得力谋士、影子内阁北爱尔兰事务大臣艾雷·尼夫是这次炸弹袭击的对象。当这个牺牲品从下院地下停车场那浓烟滚滚的小车子中拖出时，已经昏迷不醒，气息奄奄，人命危浅。他被送往医院，惨死在手术台上。艾雷·尼夫当时还是反对党领袖柴契尔夫人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男子，而且是她生活中除丈夫丹尼斯之外最重要的男子。艾雷·尼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个着名战斗英雄。他在一次战役中被俘，后从考迪兹德军战俘营中逃出。事后他又潜回战俘营，成功地组织了一条越狱路线，使一大批战俘逃出了希特勒的魔掌。战后，他成了律师、政务次官和后座议员。1975年主动承担起竞选保守党党魁的经理，成功地策划并导演了整个柴契尔夫人的竞选过程，于当年2月4日协助“铁娘子”一举击败了女王的元老重臣爱德华·希思，成为保守党的领袖。想不到4年之后，这位擅长地下活动的传奇式英雄、这位为柴契尔夫人立过汗马功劳的男子汉，竟在和平年代惨死于恐怖分子的手中。显然，这名恐怖分子事先潜入了下院停车场，把爆炸装置偷偷地塞进了他的汽车底部。 1979年8月27日，柴契尔夫人刚刚成为英国首相才三个月，英国女王丈夫的叔父、又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蒙巴顿伯爵在爱尔兰共和国度假时被爱尔兰共和军炸死。蒙巴顿不幸死于非命时，已是79岁高龄。他当时正在一艘游艇上，游艇也给共和军暗设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面目全非。这位伯爵不仅是英国女王的亲戚，而且还是国际上的知名人士，是着名的军事统帅和重要的政治家，毕生战功赫赫。他在二战期间曾担任过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战后一度出任印度总督，主持了印、巴分治的工作。他曾歷任北约地中海舰队总司令、英国海军元帅、国防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主席等要职。这位海军元帅还是来华访问的第一位王室成员。他的不幸遇害，不仅使举世震惊，也给刚刚成立不久的柴契尔内阁罩上了恐怖的阴影。 同蒙巴顿元帅一天遇难的，还有18名英军官兵，包括女王私人的苏格兰高地联队司令，在唐恩郡横遭爱尔兰共和军引爆的地雷活活炸死。这一系列恐怖活动都构成了对柴契尔政府的严重挑战和巨大威胁，也是对这位在国际舞台上折冲尊俎、纵横捭阖的“铁娘子”的无端羞辱。 1980年10月，英国北爱尔兰共和军又创“新高”，为英国政坛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不过这次可不是共和军夺去别人生命，而是妄图以自杀(绝食)方式来使“铁娘子”屈服。柴契尔夫人的强硬作风和钢铁般的意志力又再次面临了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挑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关押在梅兹监狱中的共和军恐怖分子，向英国政府要求获得“特种囚徒”1待遇，否则便绝食身亡。梅兹监狱关押的爱尔兰共和军囚犯为恢復这些特殊“待遇”经常发动暴乱，包括所谓的“骯脏抗议”：破坏监狱设施，弄脏墙壁和天花板等。 1“特种囚徒”待遇的规定始于1972年，专门为爱尔兰共和军的囚徒而定的。它是当时的英国政府对爱尔兰共和军作出的一个让步。内容包括：“特种”囚徒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而不是统一的囚服;可以与其他“政治犯”自由交往;可以不承担任何监狱指定的劳动。但这一规定只实施了4年，于1976年被英国政府废止。 针对囚徒们10月发出的“死亡恐吓”，柴契尔首相本着一贯的强硬作风，坚决顶了回去，不准监狱实施任何“优遇”，认为这是爱尔兰共和军玩弄的花招，是在“推行与暴力行径相唿应的心理战”，而这两个方面均“应予以坚决抵制”。但随着绝食斗争的延续，一些囚犯的生命垂危，柴契尔夫人这时遇到了各方(含爱尔兰政府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要“铁娘子”尽快採取有效措施早日终止绝食斗争。柴契尔首相回答得很干脆，说她的政府没有类似的措施;而且她相信，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是不希望绝食者放弃这次行动的。因此，她坚决表示，休想利用囚徒们作筹码，搞另一种形式的政治讹诈，英国政府将不会作出任何让步。这次绝食在碰壁之后，终于在12月18日自行终止。柴契尔首相赢得了头一回合的胜利。 1981年3月1日，朗凯什监狱的爱尔兰共和军囚犯们发动了另一次更大规模的绝食斗争。他们指望伦敦方面这次将会屈从他们的要求，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绝食身亡。但这一次，柴契尔政府仍没有屈从的蛛丝马迹。首相坚定地表示，她的政府决不会在任何形式的政治讹诈面前做出重大的让步。这样，1981年5月5日，爱尔兰共和军领导人博比·桑兹在绝食66天之后，终于一命呜唿。这一事件立即轰动了国际舆论，许多人指责柴契尔夫人丧尽了天良。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柴契尔夫人仍然毫不动容。她在向下院通报情况时表示：“桑兹先生是一名罪犯，他自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种选择是他的组织只给少数几个成员的一种‘特权’。”这年的夏天，陆续有9名绝食者追随了桑兹的后尘。 当朗凯什监狱的绝食囚犯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时，柴契尔夫人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为了国家的尊严，为了维护她那政府的威信，她以超出常人的意志力面对着这一个个躺下去的生命，尽管他们都属于在押囚徒。人们以为，换另一个首相，都会在面对死亡时却步不前，只有这个“生性残酷”的“铁娘子”才会如此无动于衷。但是，柴契尔夫人在权衡得失利弊和国内外舆论反应后，虽说每倒下一名绝食者，她身上的压力便会增加几分，她就要忍受着更多的是心灵折磨。不过她也深知，一旦她作出让步，接踵而来的将是更大的麻烦和更多的恐怖事件。 谢天谢地!这场暗地较劲儿，终于以爱尔兰共和军的认输落幕。1981年10月3日，共和军在遭到惨重损失后，不得不宣布终止绝食斗争，以挽救更多的垂危生命。这样一来，柴契尔夫人终以罕见的坚定和强硬，赢得了这次对垒中的最后胜利。但也为她自己险遭暗算埋下了伏因，并为她自己树立了一个可怕的仇敌。 有道是，亲戚不怕多，冤家怕一个。 1990年5月，爱尔兰共和军的一位发言人就曾在接受《独立报》记者戴维·麦基特里克採访时说过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话： “就个人而言，从1984年以来她显然吃了不少的苦头，但我并不认为她处理爱尔兰共和军活动的方式是合乎情理的。她几乎被杀，我认为我们在布莱顿之后追猎她的誓言仍然有效——‘今天我们不够幸运。但是请记住，我们只要幸运一次就够了，而你则必须永远幸运才好。’ 第45页 “在她的年龄上，你应该期盼离休，坐下来吃老本。身旁必须跟着一个永久的保镖来享受你的退休生活将是十分困难的。” 这充满杀机的威胁就登在1990年5月22日英国的《独立报》上。 这里且不提柴契尔夫人的爱子马克·柴契尔早已上了爱尔兰共和军的黑名单了。 1981年10月10日，即在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停止绝食后的第七天，恐怖分子便在谢尔西·伯莱克斯郊外爆炸了一枚炸弹，把一辆满载士兵的长途汽车炸了个底朝天，死一人，伤者无数。 1982年6月20日，即在柴契尔首相取得福克兰群岛胜利之后的第6天，爱尔兰共和军在伦敦着名的海德公园和摄政王公园各引爆了一枚事先设置好的炸弹。这两次炸弹爆炸事件是针对英国皇家禁卫骑兵和皇家绿色卫队。当场有8人被炸死，53人身负重伤。当时柴契尔夫人及其内阁成员正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开会，都给这一声巨响惊得目瞪口呆。 1983年12月17日，爱尔兰共和军又在哈洛兹郊外制造了一起汽车爆炸事件。柴契尔夫人当时正参加一个音乐会，闻讯立即赶赴爆炸现场。待她赶到时，伤亡人员大都被送往医院，现场仅遗下一具肢体分离、血肉模煳的小女孩尸体，令人不寒而慄，而更多的义愤填膺：这种滥杀无辜和残害妇孺的行径毕竟是罪恶滔天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倒是，在5名死者中竟有一个是美国人。须知当今不少美国人对爱尔兰共和军始终持同情态度。这下美国佬总该看到爱尔兰共和军的可怖又可憎的面目了吧?! 总之，自1981年绝食斗争失败后，爱尔兰共和军每年至少都要制造一起震惊全世界的炸弹恐怖事件，以此向“铁娘子”施加压力。 1984年，在一切努力失败后，爱尔兰共和军终于把暗杀目标直接指向不为他们的恐怖所动摇的首相本人。好在一声巨响，“铁娘子”却安然无恙，真可说是人间奇蹟! 由此不难看出，北爱尔兰问题真正成了冷战后英国歷届政府深感头痛的问题。 但是，恐惧和头痛并不能消除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活动。柴契尔夫人作为行政首脑，必须把它优先摆上唐宁街10号的议事日程，她必须寻求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以便使恐怖活动得到收敛或最好停止下来。 布莱顿大饭店爆炸案之后，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关于北爱尔兰问题的谈判又开始了。 1984年11月，柴契尔首相与爱尔兰总理菲茨杰拉德在契克斯别墅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因为会谈双方都在追求各自的目标：柴契尔夫人一心想在加强两国合作方面取得进展;而菲茨杰拉德则把分享北爱尔兰议会的权力作为爱尔兰社会民主劳动党参与其中的先决条件，从而暴露了他想组建北爱尔兰与爱尔兰联合政体的意向。此前，“新爱尔兰研讨会”曾发表了一篇关于爱尔兰众多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北爱尔兰的三种管理模式，即统一、联邦或组建联合当局。柴契尔首相对这三种“管理模式”都表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她在会谈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愤然说道：“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英爱两国关系并未就此止步不前，双方一直在为达成新的协议而不懈努力。其实，《英爱协定》从1984年下半年起即已开始酝酿着。到1985年6月29日，柴契尔夫人与菲茨杰拉德再次会谈时，形势出现了转机。柴契尔夫人本人乐观地认为：“我感到尽管我们之间还存在着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已向达成共同的协议迈进了一步，而且官方会谈取得了许多进展。所以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是可能的。”他们甚至还讨论了签订协议的时间和地点。 1985年11月15日，柴契尔首相和菲茨杰拉德总理在北爱尔兰希尔斯堡签署了《英爱协定》。根据这项《协定》，除非获得北爱尔兰大多数人民的同意，北爱尔兰的地位将不会改变。这样就满足了北爱尔兰反自治主义者(按：此指北爱尔兰境内一部分贊成留在英国之内的居民，他们坚决反对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的要求。尽管对爱尔兰共和国而言，这样做实际上是放弃了建立爱尔兰联邦国家的努力，但本协定也规定，在北爱尔兰事务上爱尔兰享有发言权。两国政府将定期举行会议讨论安全、政治、法律和跨边界的合作等问题。此外，两国政府将联合组成一个秘书处，作为合作性机构，这一秘书处将不侵犯双方的主权。 《协定》签署后，反自治主义者大为不快，他们斥责柴契尔夫人变了，变成了“一个反自治主义者背叛了反自治派”。而柴契尔夫人则进行了自我辩解，说她已使《协定》避开了她曾经说过的三个“不可能”的否决方式。不管这里面有无“背叛”情节，至少柴契尔首相在处理北爱尔兰问题上採取的是一种灵活策略：既实现了她追求的目标，又没有失去她一直捍卫的利益，可谓“一举两得”。论者以为，这里所说的“目标”，是指英国的“安全现状得到了改善”;而这里所说的“利益”，是指北爱尔兰仍然没有被从大英帝国中“分裂”出去。作为英国歷届首相中最坚定的反自治主义者，柴契尔夫人堪称为智勇与谋略兼备的领导人了。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总有其客观规律的。 就在《协定》签署之后，爱尔兰共和军并没有收敛自己的恐怖活动，相反，在1988年之后，这种恐怖活动似有死灰復燃之势。柴契尔夫人不得不全力以赴，把对付爱尔兰共和军作为她的最重要的任务。她对汤姆·金指示说： “必须拟定一个文件，使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一个也不能漏掉。”于是，许多更严密、更先进的侦察方法都应用上了，作为排除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的严厉举措。这样，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便呈现出螺旋状上升的趋势。请看下列两起具体事例： 1988年3月6日，英国保安队在直布罗陀成功地击毙了三名爱尔兰恐怖分子。尽管这三名爱尔兰恐怖分子的身份与目的已确证无疑，但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却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米尔顿公墓为死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这些残忍兇狠、毫无人性的杀手奉若神明，尊为光荣的英雄。 作为报復，爱尔兰共和军也在努力猎杀无辜。1990年7月30日早晨，又一位柴契尔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伊恩·高在他那私宅的公路上发动汽车时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伊恩·高原是柴契尔首相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仅因在《英爱协定》上与柴契尔夫人存在着分歧，才于1985年年底辞去了原职，但他与柴契尔首相的私交依旧甚笃，两个家庭也感情深厚，过从甚密，尽管后来伊恩已不在柴契尔政府中任职，但他仍然强烈反对北爱尔兰自治。结果，这样一个无辜者却终于丧身在爱尔兰共和军事先安置的炸弹中，在启动轿车时的一声巨响中被炸得飞上了天。伊恩遇害的当天晚上，柴契尔夫人与伊恩的妻子简·高来到教堂时，发现教堂里挤满了哀悼的人群。他们都默默祈祷死者的灵魂升入天堂。但是，对于失去亲人的简·高和丧失战友的玛格丽特来说，这毕竟是难以接受的现实，在她们的心口上留下了一道永难癒合的创伤。 第46页 舆论的评价是，柴契尔首相在其前两届任期内，在内政、外交、军事三方面都取得了赫赫政绩，但在北爱尔兰问题上却毫无建树，未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突破，连她本人也险遭暗算。一声巨响，她本人虽侥倖死里逃生，安然无恙，但毕竟留给了世人太多的思考：作为二流的西方强国和昔日余威犹在的日不落帝国，面对日益猖獗的国内恐怖活动，竟然无能为力，无甚作为，岂不蹊跷?! 第五章 第三次蝉联英国首相 1. 奇蹟——首相一职中的“三连冠” 柴契尔夫人不愧是一名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当然，这里所说的“实用”和“功利”，并毫无通常的贬义在内，而只是表明“铁娘子”善于以卓越的战略眼光把握机会，蓄势待发，将斑斓的事业从一个高峰推向另一个高峰。 毫无疑义的是，她对待竞选也正是本着这一准则行事的——不断地与工党顽强争夺，“使工党作为一支选举力量从英国政治中消失掉。”柴契尔夫人的抱负是，在战后的新时期做邱吉尔没能做的事，竭尽全力，把工党执政时实施的福利国家政策和影响“推回去”，用“新保守主义”的政策拖垮工党。因此，我们不妨说，柴契尔夫人大力推进同工党的斗争，正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 1987年5月11日，经过长达一年多的酝酿和准备，柴契尔首相决定把1988年应届大选提前到1987年6月11日举行。按照惯例，女王于同日将大选日期谕知全国人民。 观察家不难看出，柴契尔夫人敲定的大选日期是十分适时的。想当年，她利用福克兰群岛胜利的声浪，不失时机地突然宣布提前大选。结果，“铁娘子”心想事成，第二次连任首相成功。这次虽然缺乏战胜者那如日中天的威望，但国内经济形势的持续好转和她在国际舞台上那十分活跃、牵挽三方的大国领袖形象，确实为她创下了异常有利的条件。 80年代以来，英国的经济情况确实有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转机：国内的经济增长率是2.6%，英镑走势稳中有升，股价一直上扬，利率开始下降，通胀率几年来基本控制在3.9%左右，制造业形势大好，购销两旺，生产率的提高居西方各国之冠。经济情况明显改善，就业者的实际收入平均增长了4.2%，国内市场上出现了“借贷繁荣”到“消费繁荣”的双喜景象。英国政府于1985—1986年财政年度的税收总额超过了上一年度的8个百分点，私有化政策为政府广开了财源，净增了50多亿英镑。总之，从1982年起，英国经济摆脱了“低谷”徘徊的怪圈，其增长速度超过了法国、义大利和联邦德国，仅次于远东的日本。尽管经济发展还存在着一些负面因素，诸如：失业人数始终居高不下，全国维繫着300多万的失业大军;制造业虽然欣欣向荣，但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南富北贫，国家经济的发展颇不平衡，等等。但是，从发展情况来看，柴契尔夫人在第二任首相期间的总的经济形势，的确是逐年看好的。 在国际舞台上，柴契尔首相以其精明和胆识拓宽了英国的活动空间，尤其是以其直来直去、不屈不挠的外交风格，在欧、美、苏三方关系中扮演了一名独特的、不可取代的沟通与协调角色，发挥了新时代中不同凡响的影响。论者以为，这是自邱吉尔以来，任何其他首相都是做不到的。 早在1986年保守党在伯恩茅斯举行的年会上，柴契尔夫人在准备演讲稿时，就着眼于来年的大选而颇费精力。她对自己的幕僚说道： “我必须总结以往歷次演讲，但又不能简单地加以重复;我必须提出一个能在下几个月中燃起人们心中希望之火的主题。 而什么才是“燃起人民心中希望之火的主题”呢? 其实，这个主题也就是在大选中锁定的基调。经过柴契尔夫人的仔细斟酌及其同僚们的精心设计，最后商定了两个核心主题：其一是全面讲深讲透保守党经济政策所结下的硕果，即国内经济的逐年繁荣;另一是坚持英国要有自己独立的核武库，勐烈抨击工党的片面核裁军政策。 进入1987年后，英国国内的竞选气氛日益浓重。但保守党正式拉开竞选架势则是在当年的5月15日之后，即在宣布全国大选的4天之后。为了有效地推动大选工作的顺利进行，柴契尔首相于5月23日成立了“一级策略组”，把前两次大选中与她一道战斗过的亲信和高参们(如戈登·里斯和塞西尔·帕金森等)召集拢来，开了个“紧急会议”，制定了有关“控制这次大选局势”的策略。 5月24日，柴契尔夫人终于找到了大选中的头一个突破口，因为这一天工党领袖金诺克在一次早间电视谈话中说漏了嘴。他说面对苏联武器的威胁和核恐怖的阴影，英国别无选择，只能用游击战来抵御。于是保守党立即抓住他的这一失言，不失时机地展开了火力兇勐的攻坚战，从而扭转了前一阶段竞选时两党相互拉锯的局面。柴契尔首相进一步阐述她在上一年保守党年会上演讲的核心主题之一——用密集火力攻击工党的无核防务政策，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位“铁娘子”痛斥了工党的防务政策是“向苏联摇白旗的政策”，指责“工党的英国将是中立主义者的英国，这恰恰是40年来苏联蓄意谋求的最大利益”，金诺克将使苏联轻易得手，“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得到它”。 为了营运对策，变被动为主动，工党于5月28日随即转换辩论主题。他们把火力集中在人身攻击上，企图从这里打开缺口，来贬损柴契尔夫人的人品。金诺克攻击柴契尔政府压缩公共开支，造成社会福利经费的不足，以致某些与人民利益息息攸关的医疗保健、教育和公共运输等部门的服务质量下降，他抓住这些事实大做文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挖空心思，终于找到了一名手疾患者，此人去年夏天不幸罹患的手疾与柴契尔夫人的手疾完全类似，但首相的病很快就给治好了，而这一平民却还在耐心地等候动手术。按照预定计划，工党准备在大选将剩下一周多一点时间内就这一问题对现任首相大兴问罪之师，给她的“仕宦人格”进行一次大曝光。不想工党的这一招反而弄巧成拙，在这次大选中，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似乎引不起广大选民的兴趣，反而招致了他们的反感。选民们最关注的，是未来首相人选的个人魅力、国内政绩和国际形象，而这三方面柴契尔夫人都兼而有之，而且高居榜首，因而工党这“黔驴技穷”的最后一招，也只落得个“无济于事”、掀不起大浪的结局。 针对工党的这一人身攻讦，柴契尔夫人初闻之下，虽然十分恼怒，但从大选的这一“大局”出发，她还是强忍在心，不予计较。但在爱丁堡的一次集会上，“铁娘子”总算找到了机会来“后发制人”了。她在集会上大声疾唿道： “工党正打算使用人格攻击，这确是一个不错的方案。可是，人格攻击代替不了政策，它只能暗示对方的慌成一团。不管怎样，这种攻击对我毫无影响。恰如哈里·杜鲁门所说：‘如果你受不了热度，那就请离开厨房。’主席先生，经过了8年热炉的歷炼，我想我完全可以说：我将能更全面地把握和协调，这个热度我也完全可以忍受。”选民们从“铁娘子”的这次演说中不难看出她那政治家的宽博胸怀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其实这也是对工党攻击的最有效回答——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第47页 至于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金诺克如与柴契尔夫人相比，那就更是小巫之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了。同在1987年，柴契尔夫人的国际“造势”，就比金诺克要辉煌、有力得多。“铁娘子”牵挽三方，协调了英、法、德三国在消除欧洲中导问题上的立场。而同年3月28日柴契尔夫人访苏和随后的访美，都清晰地凸显出她那“世界人物”的光圈。与柴契尔夫人在这一系列出访所赢得的“满分”相反，金诺克也曾去美国推销他那“无核防务”，结果受到了冷遇，美国总统里根也仅“礼仪式地”接见了他半个小时。总之，1979年以来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表演，赋予了柴契尔夫人更为有利的条件，为她在即将到来的大选角逐中大吹了“东风”;相形之下，工党领袖金诺克只能敬陪末座了。 在西方民主政治和经贸发展中，舆论传媒一直起着不容低估的作用。柴契尔夫人自1979年执政以来，对新闻界始终十分重视。在第一届首相任期内，她曾将英国的几家大报(如《每日邮报》、《星期日快报》和《太阳报》等)编辑给女王提名，为他们晋升爵士封号。平时，“铁娘子”也很注意与报界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在面临大选的关键时刻，报业托拉斯和电视频道就都站到了现职首相一边，给了她以最密切的配合。这一切，对柴契尔夫人赢得第三任首相大选的胜利，的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过紧锣密鼓的对垒双方的拼杀后，保守党显然雄踞上风，取得了民意测验中的稳定优势。1987年6月11日，英国大选结果揭晓：保守党在下院的650席中夺取到了375席的多数，虽说比上次大选的1983年减少了43席，但还是一马当先，独占鰲头。 在大选结果揭晓的那天早晨，柴契尔夫人和她的丈夫丹尼斯双双出现在保守党总部大楼的正面窗口。在窗外欢唿的人群的众目睽睽下，喜出望外的“铁娘子”从窗口伸出右臂，叉着3个手指，向欢唿雀跃的支持群众致意，表示这是“第三次连任”。楼下群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又一个五年”的欢唿声也如春雷滚滚，响遏行云。 与柴契尔夫人欢庆胜利的同时，工党领导人金诺克不得不承认自己业已败北：工党在这次大选中只拿到了229席。在好不容易熬到的五年一度(按：实际上英国大选日期都视形势对执政党是否有利而经常提前)的逐鹿中，又只好眼巴巴地屈居在野党的地位了。不过话虽这么说，工党也不是毫无得分可言。他们在苏格兰和北方的其他地区却获得了显着的进展：比起上一次(1983年)的大选，这次总算是个赢家，即多得了20席。金诺克在聊以自慰之余，不无苦涩地表示，在英国南富北贫的“分裂鸿沟”显得更深更大了。 在1987年的英国大选中，输得最惨的当是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组成的联盟，他们一共只获得了22席，令两党领袖欧文和斯蒂尔大失所望，至为震惊。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败绩在英国人眼中至为醒目。6年前，社会民主党的“四大天王”欧文、威廉斯、詹金斯和罗杰斯刚从工党中分裂而出时，曾经不可一世，大有气壮山河、一主沉浮的气概。那时，柴契尔首相的政局不稳，党内派系倾轧，内部团结很成问题;而工党刚刚在大选中遇挫，一蹶不振;那时，新生的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结成联盟，使人耳目一新，认为他们作为一股代表“中间势力”，有希望把保守党中的左翼人士和工党里的右翼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麾下，向英国几百年来的两党并峙(先是托利党和辉格党，紧接着是保守党和工党)的一统天下，发起史无前例的勐烈冲击，因而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现在该是“三党体制”取代“两党体制”的时候了。 对此，柴契尔夫人以其独特的、灵敏的政治嗅觉认为不可能有“三党体制”并存的局面，因为在英国只能是“新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而作为“第三党的联合党”，既不标榜“新保守主义”，又要反对“社会主义”，那他们就别无自己的政治纲领了。“铁娘子”由此得出结论，她和她的保守党只面对着一个劲敌，那就是工党和工党的“社会主义”以及其支柱——工会组织。 由于对大选具有必胜的信心，所以柴契尔夫人在大选前夕反倒泰然自若，显得不把大选当做压倒一切的中心大事来抓，因而照旧忙她的国际事务。就在大选前夕，柴契尔首相还是参加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会议还没开完，她就急着赶回伦敦迎接选举的结果。大选一完，“铁娘子”当即宣布内阁名单，又风风火火地赶回布鲁塞尔开会去了。那里正期待着她在欧洲共同体的财政摊款问题上作出和解的姿态哩。这样，在1987年的6月中，柴契尔夫人不仅创造了一大奇蹟，成了英国150多年来第一位连续赢得首相宝座“三连冠”的人，而且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和布鲁塞尔欧洲共同体会议上大出风头，使参与这两个国际会议上的男士也不由肃然起敬，对她那女性的魅力、巾帼的意志和首相的智慧大为倾倒。 1987年英国大选才揭晓几小时，柴契尔首相就在唐宁街10号的办公室里接见了第一位外国记者——美国《时代》周刊驻伦敦办事处主任克里斯多夫·奥格登。“铁娘子”着重谈到了两点：一是国内方面将在第三届任期内继续推动“私有化”政策向纵深发展，要使在私营企业工作的人都能享有购买本企业股份的权利，使“每一个挣钱的人都成为产权人”;二是国际方面将在第三届任期内继续奉行“亲美”政策，因为她“倾向于把美国看做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因为她赞赏“美国人民的慷慨和他们对自由的热爱”。 当奥格登问到她：“是否在考虑第四次连任”时，她的回答是：“四五年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还拿不太准。”表示“要把在选举中提出的政策付诸实施。” 而当奥格登问到她希望人们如何“评说”她时，柴契尔夫人的答覆是： “希望人们说，我们有勇气处理其他政府绕开的问题，并且因此而把一个走下坡路的国家变成一个能再度为自己的创业精神而自豪的国家，变成一个可以信赖的盟国和有影响的民族足以引为自豪的国家。换句话说，我们使英国的特点重新恢復了活力。” 在这里，柴契尔夫人为自己勾勒了一个宏伟的蓝图。 要实现这一宏伟蓝图，柴契尔夫人还必须准备走一段漫长的道路：她还要再接再厉、寸步不让地同工党对着干，用她的话说便是“使工党作为一支选举力量从英国政治中消失掉”;她还要继续限制英国工会的活动，通过进一步立法，规定工会领导人每隔5年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改选一次，并建立专门机构来管理工会。 的确，第三次入主唐宁街10号的柴契尔夫人在一阵欢唿声浪过后，有理由为自己的宏伟蓝图而自豪：她觉得在这个多事的地球上，还有许许多多事情等着她去做，还有不少的挑战等着她去应付。 第48页 瞻前顾后，柴契尔首相在赢得第三次大选胜利后，既深感自己的未来任重而道远，也为第一和第二任期内经济改革所结出的硕果而自豪：从1975年她当选为保守党的领袖算起，到1988年，她作为一个全英国和世界级的政治家已整整13年了，而1988年又是英国经济自1981年5月处于“低谷”之后，进入持续增长的第八年。这一年英国经济的增长率为3.8%，而当时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3.5%。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头一次。有人据此认为英国再次成了“西欧经济的火车头”。此外，一直困扰着柴契尔夫人的失业率也有大幅度的降低：1988年英国的失业率降到了7.5%，是198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加上1987—1988年财政年度实现了18年来的第一次盈余，更使柴契尔政府的经济政策大获全胜。1988年的通货膨胀率是4.4%，比1985年高出了一个百分点，不过同1980年的18.1%相比，仍然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第三次蝉联首相一职之后的第二天，柴契尔夫人去了白金汉宫，向女王呈上了她那新内阁成员的名单。几位主要大臣依然留任，他们是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内政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和国防大臣乔治·扬洛。而耐人寻味的是，原罢黜的阁员塞西尔·帕金森又被重新延揽入阁，被任命为能源大臣。这是因为帕金森很有才气，又是在政见上坚决支持柴契尔夫人的重要亲信。 组建新内阁之后，柴契尔夫人又着手执行她那雄心勃勃的第三任首相期间的重大使命了。 2. 冷战终结——执意影响国际事态的发展 1993年，柴契尔夫人在熬过近3年下野的寂寞时光后，终于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该书记载了这位“铁娘子”的政治发迹和最辉煌的时刻，突显出了她毕生的豪情壮志;表达出了甚至在她于1990年11月下台之后，仍然“老骥伏枥，壮心未已”。书中有这么一小段，谈到了她对布希总统当年所建立的“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并不那么苟同，仍然兜售她那“已被强化了的冷战斗士的保守的道德观”。书中这样写道： “总而言之，‘世界新秩序’的世界被证明处于一个危险而不确定的环境之中。在那里，已被强化了的冷战斗士的保守的道德观再次被发现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我担任首相的最后几个月和最后几周中，尽管国内的政治压力与日俱增，我仍然再次发现我正处于国际事件的中心点上，并以我更新了的能力去影响事态的发展，为了英国的利益，也为了我为之毕生奋斗的信仰。” 那么，什么是这位“铁娘子”的“更新了的能力”，她又是怎样去“影响事态的发展”的呢?且看如下几个方面： 继续维持同美国里根行政当局的“特殊关系”，对其继任人布希总统并不那么热衷于“英美特殊关系”有几陷“孤掌难鸣”之慨。 1987年6月英国大选胜利后的第六天，即6月17日，柴契尔夫人便带着“三连冠”的喜悦心情，从伦敦飞赴华府，要跟她的老朋友里根总统分享她胜利的自豪，就便与对方讨论美苏之间即将达成的“中导协议”及其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防务政策的影响问题。 谁知飞抵华府后，却发现她心目中的“强人”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神摇意夺，“目光呆滞”。原来当时的里根总统正给“伊朗门事件”弄得焦头烂额。联繫到因“水门事件”而被迫下台的尼克森总统，“铁娘子”也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不同一般。 在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政治家的品质遭到人们的怀疑或非议时，日子就极不好过。当年的尼克森总统因被牵涉到共和党在“水门大厦”进行窃听与盗窃的非法活动，几乎遭到国会的弹劾，不得不悻悻地挂冠而去。“莫非里根总统也会步其后尘，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女首相不由一阵心悸。 这里，有必要简要交代一下当年的“伊朗门事件”的前因后果。 1979年之前，伊朗当时还由巴列维国王统治着，伊美关系异常密切，伊朗一度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忠实盟友。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巴列维政权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长期流亡国外的伊斯兰教的精神领袖霍梅尼。同年，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大使馆，扣押了60多名美国人作人质。伊方要求美国把在美治病的已遭废黜的前国王巴列维引渡回国受审。美方卡特行政当局虽曾组织了一次营救人质行动，但归于失败，于是两国交恶，并于1980年断绝了双边外交关系。里根总统在1981年初上台前夕，伊朗政府虽然释放了被关押444天的美国人质，但美伊两国关系迄未修復。美方把伊朗视为多起针对美国人的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 到了里根步入二任总统的中期(1986年底)，媒体爆出了一则为举世震惊的新闻：美国正悄悄地通过秘密渠道，向“两伊战争”正酣中的前死敌伊朗出售武器，以换取伊朗政府说服黎巴嫩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释放被扣押在贝鲁特的又一起美国人质。事情还不止此，这笔出售武器的钱接着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用来秘密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而这两起大事，都是在美国国会和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 这则爆炸性新闻一经揭发，立即在国会和民众中闹翻了天，声讨的矛头直指里根政府和里根总统本人。来势汹汹，一时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其勐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年炮轰尼克森总统。尽管总统特别三人委员会和参众两院的联合调查委员会都发表声明，宣布里根总统与此事无关，不能确定有渎职违法行为，但不少人仍然不相信这样的调查结果。里根总统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的信誉也遭到巨大的打击。传媒发表的尽是对他的“残忍而又轻蔑”的评论。 面对里根总统那嗒然若丧、束手无策的痛苦表情，“铁娘子”简直感同身受。她心目中的那尊坚不可摧、刚毅沉雄的“偶像”碎裂了。她不由感慨万端，忿然写道： “对一个正直男子来说，没有比发现他的诚实成了问题更能伤害他的了。这使我异常气愤。我决心做我所能做到的一切，来帮助里根总统从这股浊流中摆脱出来。它已不仅仅涉及到一个人的忠诚问题。作为世界上这个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他还有18个月的任期。他的权威不受损伤符合我们的利益。” 柴契尔夫人是一位“言必行，行必果”的政治家，她也就开始了“帮助里根总统从这股浊流中摆脱出来”的行动了。 首先，她给里根总统及其夫人南希打气鼓劲，要他们鼓足勇气，面对现实，不为铺天盖地的“浊流”所困扰，继续为美国人民效力。 其次，她利用自己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良好影响和女性魅力，来为里根总统评功摆好，赞扬他的为人风格和执政业绩。她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栏目採访时，还给情绪低沉的美国公众大声喝彩。这位“铁娘子”振臂疾唿： 第49页 “振作起来!振作起来!更加乐观一些!美利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有一位伟大的总统、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未来。” 正因为“铁娘子”自告奋勇，做到了她“所能做到的一切，来帮助里根总统”，所以对缓解这位身陷“伊朗门事件”中而不能自拔的总统倒真有作用。就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柴契尔夫人的电视採访播出之后，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接到了纷至沓来的电话，对柴契尔夫人那充满激情的讲话表示了由衷的祝贺。柴契尔夫人一回到伦敦，当天晚上她就接到了里根总统通过越洋电话传来的高亢的男低音，对首相“拔刀相助”的隆情美意表示了衷心的铭感。电话筒里还传来了一阵阵长久的欢唿声，原来那是美国行政当局的官员们的齐声欢唿，当时里根总统正在他那椭圆形办公室主持内阁会议。从这些迹象看来，“铁娘子”的苦心孤诣并没有白费，她的“决心’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大西洋两岸的首脑又留下了可喜的一页史实。 当然，柴契尔夫人此次华府之行决不止是来“帮助里根总统”摆脱“浊流”的，她的主要目的是想抓住里根后半截子任期，在美苏正式裁减核军备之前作出有利于英国和西欧的安排，从而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全世界。众所周知，1987年正是美苏即将签署“中导协议”的关键时期。按照柴契尔夫人的意图，她希望美苏“中导协议”的“零点方案”仅限于裁减陆基中程飞弹，而将美国的潜射巡航飞弹和f-111轰炸机的指挥权划归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管辖，以作为裁减美国陆基巡航飞弹和潘兴飞弹的补偿。同时她还坚决主张更新部署在西德领土上的短程飞弹，使这种战术核武器现代化。为此，她鼓励里根总统不仅要拒绝苏联关于裁减短导的新的“零点方案”，又要顶住西德的中立主义倾向和力求在欧洲裁减短导的压力，以保证人们对北约国家的“灵活反应”战略不会产生疑问。此外，柴契尔夫人还想敦促里根加快更新美国的fotl远程飞弹系统，争取在90年代中期予以部署。 常言道，两虎相斗，群羊受惊。两个超级大国关于核裁军的谈判，不能不牵动着这位以美英和英苏“中间人”自居的柴契尔夫人的敏感神经。通过在西欧部署美国的巡航飞弹和潘兴式飞弹，西方终于迫使苏联坐到谈判桌前来，同意撤除它在欧洲部署的中程飞弹。由此看来，“中导协议”的即将签署，表明了它是西方多年来不断努力的可喜成果。但是，这个《协议》既是一个金蛋，又是一个烫手山芋。在柴契尔夫人的眼里，如果此行不能使美苏“中导协议”的裁减范围仅限于陆基飞弹，如果不使部署在西德领土上的短程飞弹现代化，那就会使西欧与北约分离，让西欧暴露在苏联和华约国家占优势的常规武器和化学武器面前而无能为敌，而北约国家的“灵活反应”战略也就将成为一纸空文，特别是英国驻西德部队就将失去核保护伞而难以存在。所以说，美苏核军备的谈判直接关系到英国本身的安全利益，作为英国首相的柴契尔夫人是不能置之不理、等闲视之的。其实，“铁娘子”并不急于推动核裁军向前发展，她认为核武器的“相互毁灭”论不仅遏阻了核大战的爆发，而且是对常规战争最有效的威吓手段，是二战以来欧洲得以相安无事的重要因素。所以论者以为柴契尔夫人所执意追求的，就是要在美苏业已开始的裁军进程中不使美国人受骗上当，使英国和西欧不至于被“出卖”。落得个被动和挨打的局面。 1987年12月，戈巴契夫总统在启程赴美签署“中导协议”途中，接受了柴契尔首相的邀请先去伦敦稍事停留，在诺顿与她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两国首脑重点就拟议中的削减战略军备问题交换了意见。柴契尔夫人还以其直言不讳的一贯性格提出了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和苏联的“人权”问题。 “铁娘子”甚至提醒戈巴契夫，强调苏联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将有助于里根政府克服国会中的障碍，使即将签署的“中导协议”顺利通过。 戈巴契夫的飞机一离开英国，柴契尔夫人立即通过热线电话把与戈巴契夫的会谈情况向里根总统作了通报。这样，1987年12月的美苏领导人的会谈进行得非常成功，气氛友好而又热烈。 从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以“中导协议”的签署为契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88年2月，戈巴契夫宣布苏联将从当年5月起开始从阿富汗撤军。 从此，东西方的冷战也就开始结束了。 由于看到地平线上已呈现出终结冷战的一线曙光，柴契尔夫人更是信心十足，执意要把英美“特殊关系”当成其外交政策和西方国家联盟的基石。 1988年3月，北约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了它们6年来的第一次首脑会议。法国总统密特朗也翩然莅会。这是自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北约总部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22年来法国首脑第一次出席这类的会议。 “中导协议”的签署和戈巴契夫对西欧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和平攻势之后，不仅欧美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而且西欧国家内部也增大了分歧。例如西德总理科尔就不认为有必要使北约部署在其领土上的短导现代化，但仍然主张避免短导的“第三个零点方案”和非核化;而外交部长根舍则持与总理科尔相反的观点。这是因为，西德位于西方与苏联对抗的最前沿，因而也最容易遭到核打击的危险，西德政治家们不能不对戈巴契夫的和平攻势作出积极的响应。 好在这次北约首脑会议最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基本上反映了英美的主张，显示出北约的团结一致。这是柴契尔夫人从中努力、消除分歧的结果，也是英美两国首脑通力协作的结果。柴契尔夫人感到遗憾的，是西德领导人不放弃在东西方的常规军力达到基本均衡和对化学武器有明确限制的前提下，才能在欧洲举行削减短程核武器谈判的主张。 1988年5月底，里根总统启程去莫斯科与戈巴契夫会谈。柴契尔夫人对这位美国首脑作了两点建议：一是要把握住北约能够进入短导谈判的前提;二是在就美苏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时，美方不宜操之过急。对此，里根总统均有同感。由此，柴契尔首相也感到收穫颇丰，因为她意识到英美再次“结为一体，面对所有的困难和接踵而来的更为复杂的裁军谈判”。 1988年6月2日，里根总统在对苏访问完毕之后，立即匆匆飞抵伦敦，向柴契尔首相通报了他与戈巴契夫的会谈情况。里根让这位“铁娘子”知道，他没有就战略武器会谈作出让步，并断然拒绝了苏方要求把海基巡航飞弹也包括在协议之内的建议。里根还告诉“铁娘子”，他在人权问题上向苏方发动了攻势，在“星球大战计划”上也拒不让步，等等。这几个要点，都是柴契尔夫人所梦寐以求的，里根总统总算不负所望，做到了她一心想要做到的事。 第50页 这次访问伦敦，里根又发表了讲话。他又重申了他在1982年对英国上下两院的演讲中所阐述的“里根主义”的要点，并对“民主化”的前景表示了更为乐观的态度。里根总统在过了6年之后又重返伦敦发表的讲话，实际上是他在访苏之后对正在急剧变化着的苏联和华约集团国家发起的重大攻势之柴契尔夫人对里根的这次讲话表示了极大的欢迎，她把它称为“最具典型意义的攻势之一”。联繫到后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这位“铁娘子”不无得意地说：“无论是他还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如此接近胜利;但是很清楚，我们一直为之战斗的‘民主化的十字军东征’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进展。” 5个多月之后，曾经在伦敦壮怀激烈、慷慨陈词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即将任期届满，而10天前刚拿到白宫金钥匙的前副总统乔治·布希行将“践祚”，正是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1988年11月18日，美国首都白宫举行了一次盛大晚会。与会的除了驻华府的各国使节和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知名人士外，还有12天前结束波兰之旅、远道赶来欣临盛会的柴契尔首相。她向8年来共同构筑并不断加固英美“特殊关系”大厦的“老战友”话别，向新当选的总统布希致贺。宾主在晚会上敞怀欢叙，共同为英美关系的牢不可破举杯庆祝。 但是，曾几何时，英美“特殊关系”在布希总统就职之初，即开始面临着重大挑战：柴契尔夫人与前总统里根一致决定拒绝苏联关于裁减短导的“新零点方案”，以及尽快更新业已部署在西德的短导，先是遭到蒙受国内越来越大政治压力(即西德人民不主张对苏过于强硬，惧怕核冬天的降临)的科尔总理由持异议到坚决抵制，紧接着1989年4月在布鲁塞尔为纪念北约成立4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美国总统布希也一反常态，不仅改变了以前同英国在短导问题上的相同立场，对西德作出了让步，而且提出了一个全面、大幅度地削减欧洲常规军备的方案;放弃不与苏联谈判削减短导的立场;甚至不再坚持立即作出短导现代化的决定，他同意西德总理科尔的建议，将短导现代化推迟到1992年再议，等等。听着布希总统的发言，柴契尔夫人大感意外，开始有了一种被出卖了的感觉。由于其他西方各国首脑都不反对同苏联就短导问题展开谈判，惟独这位“铁娘子”仍然坚持原来的强硬立场，即力图避免新的“第三个零点方案”的出台，防止欧洲非核化。看来，这种强硬立场在变化了的现实面前已形同“强弩之末”，不再起作用了。这样，英美关系正在有失所恃，冰山难靠。这样，西方阵营内部也在缓慢分裂。这时，一向以强硬着称的柴契尔夫人显然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而为了维护北约表面上的团结，她又不得不接受既成的现实，同意大家所达成的一致。这次首脑会议还提出了北约90年代的新战略，即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从军事遏制为主到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发动以政治和经济为主要手段的和平攻势。 北约首脑会议开过才一个多月，1989年5月31日，布希在美国缅因州的一次讲话中，又把西德称为“领导伙伴”。显然，布希总统的观点大异于其前任里根，他似乎是在把美德关系置于美英“特殊关系”之上，这是最令“铁娘子”所不能容忍的一个现实。 1989年夏，东欧国家先后发生巨变：继团结工会在波兰6月的大选中取得胜利之后，匈牙利也加速了其本国的自由化进程，开放了它与奥地利的边界，大批东德“难民”纷纷涌入西欧诸国;成千上万的人口流失和汹涌澎湃、有增无已的大规模群众示威导致东德领导人昂纳克的下台;同年11月10日，作为冷战象徵的柏林围墙被推倒;紧接着，是捷克斯洛伐克政权的土崩瓦解和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被处决，东欧国家似乎在一夜之间大异其状、无復旧观了。 东欧各国的剧变，表明苏联的解体已在所难免。柴契尔夫人面对这目不暇接的风云变幻，自然感到欢欣鼓舞。这时，从政治家的敏锐感觉出发，她已在深入思考北大西洋公约的去向了。必须强调一点的是，这位“铁娘子”对北约前景的思考的确具有超前性的“先知先觉”：她不仅坚持北约要实现核武库的现代化，反对更改已实施了40年的“灵活反应”战略，而且主张扩大北约的作用和范围。她在1990年6月的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上，曾对这一系列“先见”作过精闢的论述和发言。柴契尔夫人说道： “北约应更多地考虑来自其他方面对我们安全构成的威胁吗?没有这样的保证，即我们的安全所面临的威胁会在想像中的穿越中大西洋的某条线上停下来。……在下一个世纪，我们将再次严重依赖中东的石油。伴随着高精武器和军事技术在中东这样地区的扩散，对北约领土的潜在威胁可能更多地来自欧洲以外。针对这一背景，对北约国家来说惟一深谋远虑的做法是保持发挥多种作用的能力，维持更为灵活的和多种多样的军事力量。” 果不其然，两个月之后，即爆发了海湾战争，北约面对的已不是冷战时期来自苏联和华约诸国的威胁，而是一场新的严重挑战了。 此前的1990年4月13日，英美两国首脑在英属百慕达群岛1的哈密尔顿举行会晤。在这次会谈中，布希和柴契尔夫人都希望由英国主持召开一次北约首脑会议，讨论未来的战略问题。此外，双方都明确支持戈巴契夫，并强调继柏林围墙倒塌后统一的德国应当成为北约的一部分。这次百慕达的英美两首脑的会谈虽仅持续了4个小时，但因为它是在美苏首脑于5月末会晤之前举行的，所以英美“特殊关系”(即事先两国首脑沟通、定调)此时又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 1百慕达群岛位于北大西洋中西部，距北美大陆约928公里。由120多个小珊瑚岛组成，仅20个岛有居民。面积总计53平方公里。首府哈密尔顿。 1990年7月5日，伦敦的北约首脑会议在经过两天的讨论和磋商后，于7月6日闭幕。会后发表了《伦敦宣言》。正如美国总统布希所说的，这次会议是北约“具有歷史意义的转折”。《伦敦宣言》唿吁苏联和华约成员国与北约缔结一项“互不使用武力”和“不再相互敌对”的联合和解声明，并为达成欧洲常规裁军协议原则上确立了日程：力争在第一年内就签订第一阶段裁减欧洲常规力量条约。这次北约首脑会议还提高了核门槛，重新确立了使用核武器的底限，同时强调在常规力量取得低水平均衡的条件下，不把使用核武器当做对付大规模常规进攻的首要选择，从而减少了对核武器的过分依赖。 柴契尔夫人对以美国建议为蓝本的《伦敦宣言》持有若干保留。这位“铁娘子”认为《宣言》改变了北约奉行多年而且行之有效的“灵活反应”战略，认为把核武器作为“最后使用的武器”，到头来将会瓦解北约使用短程飞弹的可信度。她在其《唐宁街岁月》一书中这样写道： 第51页 “我们应该继续坚信北约核武器已被验证了的作用，就像我们已经做的那样。我们正在滑向(虽说还没有达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致命立场。这一立场一直是苏联的宣传工具所坚持的。这样的调整将把我们的常规力量置于无力反击他们数量优势的位置上。” 对苏联克里姆林宫一老一新的权力中心的信任天平开始偏移，并最终发生了倾斜。但是，柴契尔夫人却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全力支持戈巴契夫。 随着苏维埃大国广袤领土上空冉冉升起戈巴契夫这颗“政治明星”起，柴契尔夫人以其特有的政治嗅觉，立即捕捉到了它的星空坐标。此后，两人通过官方邀请或便道访问等途径，开始了你来我往的“私人外交”，在友好会谈、伴随唇枪舌剑的交锋中，逐步将东西方的鸿沟填平，促成了“缓和”，在地平线上露出了曙光。柴契尔夫人在这方面起到了“中介人”的作用，则是不容置疑的，也是不可取代的。 柴契尔夫人常就人们所议论的她最先“发现”了戈巴契夫这一事实进行了解说，大意是她并非凭本能喜欢某人或讨厌哪个，而是因为在苏联，没有谁能比戈巴契夫更好地推进正在实施的改革。她说道：“我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的垮台……但我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来完成这种演变。”其实，这位“铁娘子”所津津乐道的“和平演变”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西方资本主义的卫道士早就祭起了这一法宝了。不过，这里却道出了她的两个主要“隐忧”：一是这种对苏联的“和平演变”会激起苏联军方强硬派对改革的干预;二是民族矛盾会造成流血冲突与苏联解体。而柴契尔夫人则把戈巴契夫看成是最有可能抵御这两种威胁的可信者。 其实，1990年苏联正处于解体的前夕，戈巴契夫却并没能如柴契尔夫人想像的那样阻止“解体”的进程：继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脱离苏联后，戈巴契夫的中央政府正在失去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但就是这样，“铁娘子”仍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表示要全力支持这颗在前苏联大地上空已摇摇欲坠的老“明星”。 正当这一歷史关口，叶尔钦已在逐步走向俄罗斯权力的中心舞台。不过，当时西方对这位身躯魁伟、白髮毵毵、有着斯拉夫人大方脸膛儿的苏联政坛冒出的“黑马”并不怎么看好，他甚至被西方媒介讥为一个“小丑”。 1990年4月27日，这位俄罗斯未来的总统到伦敦访问。柴契尔夫人在百忙中接见了他，因为她曾一度寄希望于这位正在崛起的新秀能协助戈巴契夫稳定政局，一道推进苏联的改革。为了表示对戈巴契夫的执政地位的承认，这位“铁娘子”事前曾将她要接见叶尔钦的事通报了这位苏联的在职总统。柴契尔夫人与叶尔钦只会谈了45分钟，她立即对贵宾刮目相待，觉得他不仅不是什么“小丑”，而是更能代表苏联未来的一颗新“星”。此后，戈巴契夫这颗老“星”在“铁娘子”的眼里，似乎失去了往日那熠熠生辉的光华了。这是因为，叶尔钦当时向她痛陈了苏联业已暴露出来的弊端和戈巴契夫倡导改革的局限性，等等。这使柴契尔夫人通过短时晤谈，“不仅看到了叶尔钦，而且从一个新视野看到了苏联的根本问题”。后来，当柴契尔夫人在百慕达同布希总统会面时，她把自己对叶尔钦的良好印象向他作了转达，不过当时布希对叶尔钦仍激不起多大的好感。 1990年6月7日深夜，柴契尔首相又僕僕风尘去苏联访问。这是她以英国首相身份最后一次访问该国，虽说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时保守党内部的矛盾尚未激化，“铁娘子”自信还足以驾驭整个保守党和国内政局，所以照旧把她的颇大精力和较多时间放在风云莫测的国际舞台上。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早晨，柴契尔夫人应邀与戈巴契夫共进午餐。在餐桌上，这位久经政坛拼杀磨练的“铁娘子”察觉戈巴契夫已失去了昔日的热情奔放和豪迈气概，也许他正在为自己的权力被叶尔钦点滴地蚕食掉而忧心忡忡。一阵寒暄和一番鼓励之后，柴契尔夫人立即切入话题，劝说戈巴契夫同意接受再过4个月即将统一的德国为北约一部分的安排。当时这位苏联总统虽然还没有就这个问题明确表态，但此后不久戈巴契夫就宣布统一后的德国成为北约的一部分是可行的。 这次访苏期间，柴契尔夫人还专程去乌克兰首府基辅访问，同时去参加一个英国援建的小学开学典礼。此外，她还会见了苏联军界的领导人。 三个月之后，柴契尔夫人又离开伦敦，先后访问了已经发生剧变的前华沙条约缔约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冷战虽已终结，这位“铁娘子”仍不惮劳苦，频频出访，执意要影响国际事态的发展。 柴契尔夫人在其第三届首相任期内，不仅竭力维护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监控美苏核军备裁减的进度，不断协调北约国家日益明显的内部分歧，而且把她那执意要影响国际事态发展的触角伸到了东欧诸国，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波兰。 早在1988年11月，“铁娘子”接受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早些时候发出的邀请，来到波兰进行访问。当时的波兰因为“天主教信仰、民族意识和经济崩溃”三者纠结在一起而政局日趋动盪。此时此情，她来波兰访问，是有特定目的的。她的意图所在，说穿了就是“想打开这些国家的大门，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面对西方的影响”，亦即是想继续推行她1984年在匈牙利开始的对东欧国家“施加压力”的战略。 在这次访波期间，柴契尔夫人会见了波兰新任总理拉科夫斯基，双方举行了简短会谈;接着她又与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举行了长时间的谈判。“铁娘子”在与波兰领导人的会谈中，敦促他认识“团结工会绝不仅仅是一个工会，它是一场其势力不容否认的政治运动”，指出“波兰政府认识到这一点是正确的，而且必须与之进行谈判”。 接着，柴契尔夫人飞往格但斯克，先是和雅鲁泽尔斯基一起，向在1939年波兰抵抗德军入侵第一场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墓敬献了花圈。随后乘一艘海军小艇抵达格但斯克码头，受到码头工人的热烈欢迎。接着，她在波兰团结工会领袖华勒沙的陪同下，向码头工人纪念碑献了鲜花。随后柴契尔夫人便同华勒沙等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这位“铁娘子”面授机宜，宣导团结工会要有效地运用合法手段参与波兰的变革过程。她随后又与华勒沙共进午餐，还被邀请到附近的一个教堂参观。 对华勒沙与格但斯克的专访和参观，是柴契尔夫人这次波兰之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在尔后与雅鲁泽尔斯基会谈时，“铁娘子”要求波兰当局正式给予团结工会以合法地位，并敦促他尽快邀请团结工会领导人参加圆桌会议。雅鲁泽尔斯基对此没有作出任何承诺。 第52页 就在柴契尔夫人即将登机飞返伦敦时，却出现了一幕动人的情景：只见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乘车疾趋而来机旁，车上跳下来手捧一大束鲜花的将军。他是特来为“铁娘子”送行的。 雅鲁泽尔斯基这一异常的举动，即预示着波兰政府已经开始向西方作最后的让步了。英国首相回国才一个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召开了十届十中全会。全会宣布承认团结工会为波兰合法组织，并开始了波兰政治多元化的进程。紧接着，团结工会决定参加政府召开的圆桌会议，甚至成立了“全国公民委员会”，以作为波兰影子内阁的雏形。1989年2月，波兰举行了圆桌会议，波兰统一工人党宣布放弃对权力的垄断。这次波兰的圆桌会议实际上起到了制宪会议的作用，因为它确立了波兰新政府的产生方式与基本原则。4个月之后，波兰举行40年来的头一次全国大选，团结工会在决选中大获全胜。这样，波兰便成为东欧第一个“和平演变”了的国家。 柴契尔夫人足堪自慰的是，她的“执意影响国际事态发展”的战略，在她1988年11月对波兰的专访中已结出了第一个硕果了。 伴随着波兰团结工会于1989年6月取得大选胜利后，东欧国家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个地先后“和平演变”了过去。对这样一些颇具戏剧性的变化，柴契尔夫人在目不暇接之余，既有喜来又有忧。喜的是眼看昔日咄咄逼人的前华约国家“不战自溃”，忧的是德国的重新统一即将成为现实。 原来，在柴契尔夫人“执意影响国际事态发展”的总战略中，最放心不下的是德国的迅速统一。她甚至认为，一个统一起来的强大的德国是前景堪虞又可畏的。她在自己的《唐宁街岁月》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我并不相信集体犯罪：在道义上应该为他们行为负责的是单个的人，但我却相信由一系列复杂因素构成的民族特性。由于德意志的统一是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的(也许部分地是因为民族统一来得这么迟)，德意志一直在难以预料的侵略和自我怀疑之间来回摇摆。德国的近邻，如法国人和波兰人，远比英国人更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美国人不一样;而相同的关心则经常使德国的近邻忍不住从看似麻木的言论中解脱出来。俄国人实际上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由于他们需要德国人的信贷和投资而一直保持沉默。但也许最早意识到这个‘德国’问题的是现代德国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坚持德意志不应成为能够以牺牲别人换取自己利益的大国。德国人焦虑不安的真正原因是自我意识的极端痛苦。如我曾论证的，这就是许多德国人为什么真正地(我相信是错误地)想要德国被限制于一个联邦式的欧洲之中。事实上，德国更愿意在这个框架之内发挥支配作用，因为重新统一起来的德国简直是太大，太有威力，以致不能在欧洲之内只是简单地成为另一个角色。进而言之，德国人总是盯着东面和西面，尽管体现这种趋势的现代方式是其经济扩张，而不是领土侵略。这样，就其本质而言，德国在欧洲是一个制造不稳定的力量。只有美国对欧洲的军事和政治介入和欧洲另两个最强大的主权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紧密关系才能够平衡德国的势力。” 柴契尔夫人在这里把统一的德国视为欧洲的“一个制造不稳定的力量”，这种忧深思远的话当然不是空口无凭，因为“德意志一直在难以预料的侵略和自我怀疑之间来回摇摆”。说穿了，“铁娘子”是怕两德迅速统一后，又重蹈其“领土侵略”的老路。 柴契尔夫人的这种忧虑，在1989年9月东欧一系列戏剧性变化发生之前，在从日本访问的归途中去莫斯科会晤戈巴契夫时，也直言不讳地表露无遗了。她对戈巴契夫说道：“尽管传统上北约一直声明支持德国统一，但实际上我们是相当担忧的。”戈巴契夫对此也自然心领神会。柴契尔夫人至此不由兴高采烈地表示：“德国邻国们的利益和其他大国的愿望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 但是，形势的发展往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就在柴契尔夫人正在努力“影响”两德迅速走向统一的同时，东西方的几个大国纷纷“易帜”：苏联总统戈巴契夫为了换取来自西邻的一笔巨额援助，公开表态支持德国人民对自己未来的选择权;美国总统布希为了削减成天文数字的防务开支，以降低政府的巨额预算赤字，也不反对两德尽快统一;法国总统密特朗表面上虽与柴契尔夫人唱一个调，但骨子里却对严酷的现实作出了让步;至于西德总理科尔更是把暗中阻挠两德迅速走向一体化的不列颠首相视同寇雠，他公开声明：“东德人民自己决定他们未来的机会”和“德意志整体统一的问题”都是“德国问题的核心”所在，是两德人民的“自由”，“无需别人的劝告”。 最后，柴契尔夫人在反对两德统一的问题上只落得个“孤家寡人”、孑然无助的下场。科尔总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竭力推动德国统一的歷史进程中只专注于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打交道，而有意无意地冷落英法等欧洲盟国。 1990年10月3日，这个被分裂了45年之久的德国终于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从此时此刻起，柴契尔夫人对欧洲的前景就更加担忧，这也就构成了这位英国女首相拒绝让英国加入欧洲货币同盟、反对欧洲成为“联邦制合众国”的政策基础。殊不知这也就埋下了她与其内阁成员在欧洲政策上的严重分歧、并最终被撵下首相宝座的种子，从而给这位以强硬作风着称的“铁娘子”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特大灾难。 第六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柴契尔夫人在其第三届首相任期内，与欧洲共同体维繫着一种若即若离、捉摸不定的关系。她既想坚持自己的固有立场，又刻意要在特定时刻(为英国下一届大选准备和出于对英国经济利益的考虑)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她一方面坚持不列颠的主权，维护英国的“自由”和捍卫英国的利益，不甘心英国就此迅速融入欧洲共同体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中，而执意要在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础上重新树立大英帝国的形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英国已丧失“超然”于欧洲共同体之外的歷史条件的现实，被迫参加欧洲共同体的一体化进程，并在国内外反对她奉行对欧洲共同体政策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和在一定程度上与欧洲共同体其他成员国进行合作和协调。这样，她的政策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左右摇摆，令人难以捉摸。 柴契尔夫人的这种矛盾多于合作、僵硬多于灵活的政策，在她于1988年9月布鲁日欧洲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已表露得一清二楚。在那次演讲中，她明确反对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关于建立联邦主义的统一欧洲观点。她认为欧洲的统一应是在独立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且不能损害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这样双重原则。 后来，柴契尔夫人又抨击联邦主义者说：我也许在欧洲共同体内会被孤立，但从更广泛的前景来看，联邦主义者才是真正的孤立主义者。当欧洲作为整体被解放时，他们却冷酷地坚持半个欧洲联合;当真正的全球市场正在出现时，他们仍游戏于保护主义之中;世界上最集权的苏联已经垮了，他们却还被集权的方案所束缚。如果说有一种意识已经过时了的话，那就是靠人为的力量来创造一个巨大的国家。” 第53页 正因为柴契尔夫人坚持如此铁定而又鲜明的观点，所以她先是在1989年6月马德里欧洲共同体首脑会上，不让英国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第一阶段——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后来在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的积极劝说下，她总算勉强作出了承诺。继而在1990年10月罗马欧洲共同体首脑会上，她又不顾其他11国一致同意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第二阶段计划的立场，反对建立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和设立单一的欧洲货币。 柴契尔夫人对欧共体的立场如此僵硬，使英国在多数情况下在欧共体内处于1票对11票的绝对孤立境地。英国在重新安排欧洲的进程中始终成游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个局外人。 柴契尔夫人的这种僵硬立场还激化了保守党内的矛盾和分裂。紧接着内阁进行了第一次调整，1989年7月，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因与首相在欧洲货币联盟方面的意见相左而被调出外交部。同年11月，财政大臣劳森也由于同样原因而挂冠离去。1990年11月杰弗里·豪又由于反对首相在欧洲问题上的观点而主动辞去了副首相的职务，由此触发了柴契尔夫人的领导危机。这位对首相一贯言听计从，对工作任劳任怨，但仍保留着副首相头衔的杰弗里·豪已经为柴契尔夫人效忠了15年之久，这次之所以拂袖而去，坚决辞掉副首相一职，是因为柴契尔夫人1990年10月30日在英国下院答辩时，曾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说：“如果有人要求我们放弃英镑，那我的回答是：“不!不!不!”这三个“不”字，使一贯忠顺的杰弗里·豪忍无可忍，便于11月1日向首相正式递交了辞呈。 副首相杰弗里·豪的辞呈固然震动了柴契尔夫人，但这还不足以构成对“铁娘子”权威的挑战。要命的是这位在柴契尔内阁中歷任财政大臣、外交大臣、下院领袖、枢密院长和副首相等要职的老臣，在柴契尔麾下立过汗马功劳，如今他也开始了“背叛”。他在11月13日发表的辞职演讲中说了这么短短几句发人深省的话：“我为党和国家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现在该轮到其他人考虑他们对忠诚的悲剧性冲突作何种反应了。我本人与忠诚较量的时间也许太久太久。”他最后还吁请大臣和议员们把国家的利益摆在对首相柴契尔夫人的忠诚之上。 杰弗里·豪这样振臂一唿，虽然还没达到那种天下“云合”和“景从”的地步，但至少在保守党和下院内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动摇了柴契尔首相的根基，也震撼了英国政坛。从此，柴契尔夫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已江河日下，颓势难挽。 就在杰弗里·豪发表辞职演讲的第二天(11月14日)，素怀异志且1986年初在韦斯特兰事件中敢于跟首相分庭抗礼的前国防大臣麦可·赫塞尔廷即抓住有利时机，正式宣布了竞选党领袖的声明。他由尼尔·麦克法伦提名、彼得·塔普尔担任副手，向由道格拉斯·赫德提名、约翰·梅杰担任副手的柴契尔夫人挑战，竞选保守党领袖。双方决定11月20日为第一轮投票日。 可是，柴契尔夫人大意失荆州，她万万没有料到自己这艘“蒙沖战舰”竟会翻在阴沟里。结果“铁娘子”与赫塞尔廷的第一轮决选，就为她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终止符。 不错，中国的名言“大意失荆州”，用在此时的柴契尔夫人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这是因为，在保守党领袖的第一轮选举中，这位“铁娘子”犯了两大错误：一是她把首轮大选安排在欧安会期间，她远在巴黎，鞭长莫及，不仅无暇顾及国内竞选的准备活动，而且对下院中的幕后变化也懵然无知;二是她对竞选小组的成员挑选不力，行动无方，远不如赫塞尔廷一方的竞选小组那么得力，尽是些“精兵强将”。柴契尔夫人甚至认为“要一名执政11年半的首相像首次入闱的政治家那样去拉票是荒唐的”，“只能‘託付’别人去代表我进行”。也许在第一轮选举时，“铁娘子”压根儿就没有把挑战者放在心上，满以为小蚯蚓翻不起大浪来。到头来她却栽在对方手里，已是悔恨莫及，徒唿奈何了。 11月19日，当伦敦威斯敏斯特宫中的两派保守党人正在为竞选保守党领袖而磨砺以须、即待拼杀之际，柴契尔夫人却盛装淡抹、雍容闲雅地含笑走上台阶，同等候在爱丽舍宫门前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握手言欢。11月20日，巴黎欧安会如期举行，柴契尔夫人端坐在克莱贝尔会议中心，正在侃侃而谈、滔滔雄辩、满面春风的时刻，在伦敦唐宁街下院12号会议室里，选举保守党领袖的投票作业即将开始。选举工作由“1922年委员会”主持。在投票箱前敛声屏气地端坐着主席翁斯洛和3个选定的监票人。上午10时，保守党议员们鱼贯入场。由于柴契尔夫人与外交大臣赫德远在巴黎与会，特由其指定的代表代行投票。当天下午6时投票结束，议员们悉数退场。会议室双门密闭，翁斯洛及3名监票人开始计票。半小时后，议员们又鱼贯进入会议室，翁斯洛朗声宣布选举结果：“柴契尔：204票;麦可·赫塞尔廷：152票。16票弃权。第二轮投票定于27日进行。” 按照保守党选举制度的规定，柴契尔夫人必须以超过第二位候选人15%保守党议席的票数才能在第一轮决选中获胜。亦即在赫塞尔廷得到152票的情况下，柴契尔夫人的得票数应不少于208票，如今她还差4票才能达到标准。如果投票前“铁娘子”不是远隔英吉利海峡，而是亲临议会督战或在投票前能将支持赫塞尔廷的下院保守党议员再争取过来哪怕两个，她就足以渡过难关，稳操胜券了。惜乎这已成定局，是嗟悔无及的遗憾了。然而，恰恰是这关键的两票(注意，当时还有16票弃权)在两天后便结束了柴契尔夫人15年党魁和11年半的首相生涯：由于投票之后反对首相的声浪高涨，冲击着保守党的后座议员，以及“柴契尔时代已经结束”的观点在他们中间日益传播，加上昔日忠于首相的内阁大臣纷纷背叛或多持保留态度1，柴契尔夫人眼看大势已去，被迫于1990年11月22日宣布退出竞选，同时宣布辞职，并提名梅杰参加竞选。紧接着，在这场“宫廷政变”中被迫辞职的柴契尔夫人便厉兵秣马，全力支持梅杰参选。在11月27日梅杰、赫德、赫塞尔廷三马并逐的第二轮决选中，梅杰最终以185票的多数票击败了另两位竞争对手。柴契尔夫人于是与约翰·梅杰的夫人诺尔玛·梅杰热烈拥抱。 11990年11月21日上午10时，柴契尔夫人待欧安会散会后，旋即飞返伦敦，并决心“继续努力，参加第二轮选举”;为此，她还改组了竞选班子。但在当天晚上接见的19位内阁大臣中就有12位要她退出第二轮决选，其中3人甚至以辞职相要挟。至此，柴契尔夫人不得不哀嘆：“被抛弃的是我，抛弃者则是歷来被我视为朋友的人……他们貌似坦诚，像是在为我的命运操心，实则是无情的背叛。” 第54页 论者以为，柴契尔夫人在任英国首相11年半之后，在政治的旋涡中激流勇退，不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尽管颇感“冤枉”也罢。政治，毕竟是最残酷的职业! 1993年10月30日，柴契尔夫人在卸任近三年之后，意气风发地飞抵巴黎，出席她那回忆录《唐宁街岁月》一书的首发仪式。在巴黎，她接受了法国《费加罗报》对自己的採访。当记者问到她在“管理英国达10年时间”里，“什么事情”最使她“感到自豪”时，这位英国前女首相不假思索地朗声答道： “我使英国恢復了声望，使其经济得到復兴，并削减了税收。我清除了行政管理方面的繁文缛节，大力推行国家企业私有化计划。最后，我还谋求对工会进行改革，这是当年邱吉尔都不敢做的事情。” 卸任辞职后，离开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柴契尔夫人仍然不甘寂寞，不仅经常发表言词，议论英国“朝政”，而且还不时扮演她还想“重新塑造世界事务”的角色。 卸任之后，柴契尔夫人很快就迈入“古稀”之年，但她仍然精力充沛，活动频繁，直来直去，能言善辩，议论中仍不乏辛辣味和攻击性。请看她在1993年10月25日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专访时的一段答问。当访谈接触到她的回忆录出版后遭到一些人的“消极反应”时，这段对话颇耐人寻味： 记者问：“您的读者中也有联邦总理科尔。他的印象是：您以您的回忆录实现的惟一东西是，拆毁了您给自己树立的纪念碑。” 柴契尔夫人答：“这是他说的吗?我反对他的意见。您告诉他，我不是纪念碑，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卸任以后，柴契尔夫人还经常出国访问，例如，1995年3月对中国和香港的访问;1996年11月，她又因香港问题来中国专访，并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等的接见。 本小传最后要加上一笔的是：如果说，柴契尔夫人是一位名扬四海的政治家、“铁娘子”，还是一名不乏蛾眉风韵的女人，也许是不为过分的。 参考书目 《柴契尔夫人传》(潘尼·尤诺) 《玛格丽特·柴契尔夫人政治传记》(罗素·路易斯) 《柴契尔夫人的革命》(彼得·詹金斯) 《柴契尔夫人》(陈乐民) 《柴契尔主义》(王振华) 《柴契尔夫人传》(刘德斌) 附：本作品来自网际网路，本站不做任何负责，版权归原文作者!如侵权，请邮件联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