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 第1页 《激盪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作者：吴晓波【实体书精校版】 内容简介： 《激盪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描写了上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三个不同歷史阶段30位企业家的人生歷程，出色地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激盪与繁华汇聚到了这些业界领袖最惊心动魄的人生片段上，生动地展示了个人在大时代变动中的复杂与魅力。 三十年商海沉浮，无数公司的兴亡、企业家的起落，编织成了这段独特的歷史。他们在推动中国重新振兴的同时，也留下了无数精彩的故事。唐骏、史玉柱、柳传志、郭台铭……这些企业家个人歷程中重要的转折时刻，汇聚成了我们这个国家前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当代中国的成长经歷和人生经验，必将给无数后来者提供丰富的启示和教益。 附：本作品来自网际网路，本站不做任何负责版权归原文作者! 作者简介： 吴晓波，男，生于1968年，浙江省杭州市人，1990年毕业于復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浙江省中科商学研究院副理事长、创办人，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史研究室主任、客座研究员，“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汇名家网特约讲师。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8年参与摄制第一财经频道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录片《激盪·1978-2008》。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并获得南方阅读盛典·2009最受读者关注的“年度十大作者”称号。2009年，吴晓波以75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第四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5位，引发广泛关注。主要出版作品：《大败局1》(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激盪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大败局2》(2007年)、《激盪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下)》(2008年)、《跌盪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8上、下)》(2009年)、《吴敬琏传》(2010年)、《浩荡两千年》(2011年)、《歷代经济变革得失》(2013年)等。其中《激盪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跌盪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图书”，《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序言 记录这个时代的声音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 一套相关的纪实类图书系列，我很荣幸成为企业家卷的编着者。 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山河巨变、沧海桑田，那片曾经古老而变化缓慢的土地，如今林立着现代化的楼宇与工厂，曾经杳无人迹的乡村角落，现在每天都在接待怀揣商业计划书、左顾右盼的投资者。如同任何一个崛起的国家一样，商业是这三十年巨变的主角，无数公司的兴亡，无数企业家的起落编织成了这段独特歷史，他们的命运在推动中国重回大国之列的同时，也留下了一段段精彩故事。 因为职业的缘故，我经常接触到这群创造了歷史的企业家，强烈的时代感透射在他们身上，如同奥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所言：一个人生命中的最大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因此对于这部歷史的主角而言，他们是生逢了这样的时代。 我曾跟王石有过多次交流，他的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当时万科已走过二十年歷史，王石回顾往昔时感慨：若不是他在1983年时来到深圳，至今他可能还只是一个铁道兵。而若早来几年或晚来几年，人生轨迹也将截然不同，早来几年深圳尚未开发，他可能等不及机遇到来便已激情耗尽;晚来几年则又可能错过其后汹涌而至的企业家年代，也便不会有后来的万科与王石。这样的道理也便如地球与太阳的距离一样，远近一分，人类皆亡。命运往往如此，天降大任于斯人时，偶然之中亦必然，而这样的人生感慨在我接触的年广久、冯仑、柳传志、马云等很多企业家身上同样能找到。 当然，阅读他们的故事除了能感知命运外，更重要的是找到“为什么是他们”的基因。这个大时代给了十几亿人共同的机遇，也创造了这段歷史最精彩的地方：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时，一群小人物在众目睽睽下走上了前台。但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别人呢?年广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但他仅仅是一个文盲，平生只会写“年广久”和“同乙”(“同意”不会写，只会写“同乙”)几个字;鲁冠球初中未毕业便为了生计而辍学，但十年后却撑起了乡镇企业的一面大旗;李书福现在是民企造车的代表，早年却依靠野照相赚钱，还有刘永行、王振滔等等，如今显赫的企业家，早年的歷史都充满了狂野的草莽气息。 这里的反差都指向一个疑问：是什么力量触动这样一群小人物觉醒，并最终进化为具有敏锐商业嗅觉的神奇动物? 三十年已逝，记忆散落一地。在我写的《激盪三十年》序言中，我引用了法国人罗兰·巴特的一句话：“我对歷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尽管任何一次整理改革开放这段丰富而不可复制的歷史时总让人疑惑，但我想当事人在歷史中走过的足迹却是清晰的。便像我在三十年众多企业家的故事中始终记得关于吴仁宝的那个故事：当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吴仁宝看到了“新闻联播”的播报，当晚他连夜叫醒了华西村的干部，第二天开始大量囤积钢材，由此为华西村狠赚了一桶金，歷史的契机与企业家的魅力在此中彰显无疑。而我一直认为，记录歷史便是要记录下这些迷人又令人深思的细节。 出于上面所言的记录歷史和阅读歷史的目的，编着此书时我便将目光放在了企业家成长中跟时代最相关的一段歷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到二十一世纪三个不同阶段的三十位企业家成了这本书的主体，他们的故事便是歷史。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那些个人歷程中重要的转折时刻，汇聚成了我们这个国家前进的方向，而对我来说，我亦有幸生于这个时代。 吴晓波 2008年8月于杭州运河边 第一篇 八十年代记忆 第01章 年广久：我就是一个改革的“傻子” 【年广久小传】 年广久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第一个有争议的改革人物。 1979年，四十二岁的年广久在芜湖乃至全国成了一个争议人物。他是一个文盲，七岁开始在街巷捡菸头挣钱，九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他不知从哪里偷学了一门手艺，炒出来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嗑三瓣，清香满口，慢慢地出了名。这一年，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没想到因为特别竞引来一片叫好声，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到1979年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十二个，这下子捅出了一个大娄子。 第2页 年广久生意好，本来就让四周的人眼红，现在他请的僱工居然有了十二个，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那个着名论断： “僱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于是，“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的流言顿时传遍安徽。这场争论好像没有在当时的公开报纸上出现过，但是，在政府官员中却流传甚广，“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十二个人，算不算剥削?”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题流转在全国各地，争论，辩护，讨伐，一场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特徵的大辩论开始了。也正是这场争论，让年广久与邓小平联繫到了一起。 邓小平一共三次提到过这个安徽“傻子”。第一次是1982年，他让年广久一夜成名。第二次是1987年。到1992年南巡期间，邓小平第三次提及年广久，可见这个“傻子”在邓公心目中的象徵意义之大。 在被邓小平点名后，年广久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 的变化，这个只会写五个字(分别是“年广久”和“同乙”)的小贩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 在随后的十多年里，每逢改革风云变幻，他的际遇便 会随之跌宕摇摆。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三个月实现利润一百万元 ，但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年广久阵脚大乱，公司血本无归。1989年底，私营经济再度成为灰色名词，芜湖市突然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立案侦查，罪状是他在与芜湖郊区政府联营期间“贪污 、挪用公款”。年广久是一个文盲，看不懂按会计制度制作的规范的帐本 ，于是企业里的财务自是一本煳涂帐。他说：我只要知道进腰包多少钱 ，出腰包多少钱就行了。这个案件一直拖了两年，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的经济问题不成立，却囚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 据年广久自己说，在法庭调查中，法官问他：你是否以解决工作为名，姦污过十名女工?他回答：不是十个，是十二个。他后来对记者说：你给我凑足大满贯，我不如给你凑一打 。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一点他的名，一个月后他就被宣布无罪释放。 这便是一个“傻子”的传奇歷程。发生在他身上的戏剧性，浓缩了三十年的种种偶然与必然。 ◆“傻子”+瓜子 一提起我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傻子”。从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社会上对我的“傻子”称号猜测很多，考证出处 也不少。有的说我做生意公道，不会缺斤少两，傻乎乎的，故此叫“傻子 ”。有的人说我是淮北人，南方人称淮北人为“侉子”，“侉子”和“傻 子”读音相近，所以叫“傻子”。其实这都不对。 我家沿袭三代的绰号都叫“傻子”。1936年，我 父亲到芜湖来，为了生计卖水果，他神态木讷，衣衫褴褛，不知道扣斤 扣两，不会当奸商，人们都叫他“傻子”，时间长了人们就不知道他的姓 名，只知道他叫“傻子”或“老傻子”。我跟着他做生意，人们就叫我“ 小傻子”。我是父母所生的第九个孩子，也是惟一倖存的孩子，父母叫我“ 小九子”。父亲去世时我已经二十多岁了，人们就叫我“傻子”。现在我 年纪大了，人们就叫我“老傻子”。我的几个儿子，人们都叫他们“小傻 子”，就这样“傻子”名称传了三代。 1972年，我改行炒瓜子，要为瓜子起一个商标名 称，许多朋友对我说，就起“傻子”招牌吧，不要起“昌隆”和“兴旺 ”等吉祥的招牌，吉祥的招牌太多了，起一个似乎有贬义的招牌，反而会给顾客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外国有“米老鼠”和“唐老 鸭”，在中国有“狗不理包子”和“王麻子剪刀”。我一听有道理，于是我 就打出了“傻子瓜子”的招牌。事实证明，我打出的这个不好听的招牌，效 果十分理想，“傻子瓜子”畅销全国，还多次卖到国外。如果当时採用一 个好听的商标，未必有这么好的业绩和这么高的知名度。1982年底我“傻子瓜子”获得了国家註册的商标权。 ◆“傻子瓜子”的起步 我五岁那年随父亲从家乡安徽怀远县逃荒到芜湖，四年之后就开始跟着父亲做水果生意，一干就是二十年。期间，每逢水果淡季我就贩鱼。很多人好奇的是，我为什么退出了干了二十年的水果生意，转而去炒瓜子了呢? 水果生意有一个特点，因为水果容易腐烂，我每次都不敢进太多，贩一点卖一点，这样让我感觉很累。因此二十年下来我对这种生意厌烦了。1971年和1972年连续两年因为气候原因，各地水果歉收，立秋以后贩不到水果，全家人生活无着。我感到不改行不行了，但是干什么心里没底。情急之下，我就去请教已经六十多岁的父亲生前好友熊仁寿大伯。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九子，你可以试着去炒瓜子啊，瓜子又不像水果那么容易坏，可以保鲜好几个月。你回家买口大锅，请瓦工砌一个炉子，再到供销社买些瓜子、桂皮、香料和食盐等原料，明天我教你怎么炒。”我立刻回家按照熊大伯的指点做了。 第二天一早，熊大伯就来我家教我炒瓜子。当天，把炒的瓜子包成二百七十五小包，带到电影院门口去卖，每包五分钱，不到两个小时就卖完了，净赚了8. 85元。 炒了一段时间，有人提出我炒的瓜子没有上海和苏州的好吃。于是我就专门跑到上海、苏州和北方的城市买瓜子，关回来品尝比较，在配方上做了改进，同时增加了花色品种，炒了奶油瓜子、酱油瓜子、椒盐瓜子和五香瓜子等五大类，共二十多个品种，既有适合南方人口味的瓜子，也有适合北方人口味的瓜子。每个品种都能做到香味纯正，壳仁分离，一嗑就开。我的瓜子开始在芜湖小有名气，人们都慕名来我家买瓜子，我的生意越做越大。 ◆“中国第一商贩” 真正做大还是靠引起市长的关注和新闻的宣传。 1981年9月4日，我正在家中炒瓜子，突然来了四个人，为首的是分管财贸的副市长赵文波，还有《芜湖日报》社总编辑、工商局副局长和公安局副局长。我一见这些人，心里就忐忑不安。前几年，我因“投机倒把”被关过两次。这次他们是干什么来呢?是罚单子、逮捕我还是抄我家呢?我炒瓜子谋生，难道也犯法了?我正在揣测之时，赵副市长笑嘻嘻地伸出手来同我握手，问我生意为什么在老百姓中评价这么好。 听了这番话，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知道不是来找我麻烦的。赵副市长在品尝了我给他的瓜子之后说：“口味很好。要放开干，把瓜子牌子创出来，打到各地去，为芜湖增光!”第二天，《芜湖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的报导。就这样，我的“傻子瓜子”在全市传开了。 第3页 与此同时，国营的、集体的和个体的瓜子经营者共有五六家纷纷上市，我家瓜子的销量也因此受到影响。于是我想出了两条妙计：一条是薄利多销，立刻宣布每斤由全市统一价2.4元下降到1.76元;二是足斤足两，童叟无欺，少一罚十。这一招果然灵，两三天内，我家瓜子的销量勐增。每天销售三千斤左右，而且逐日增长。这时《光明曰报》在头版做了报导，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纷纷上门前来订货，可是我做不出来。 怎么办呢?我迅速在市郊办了三个瓜子加工厂，僱工三十多人，日加工量七千斤到一万斤。不久，我顺势而上，在合肥、蚌埠、淮南、马鞍山、铜陵和安庆等城市设立十六个代销点，由原来单一的零售发展到代销、促销和批发等多种经营形式。 紧接着，我又把瓜子卖到了上海，在上海南京路和淮海路两家食品店开设了销售点。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陆续做了报导，上海话剧团也演出了《傻子进行曲》的话剧。这些立刻引起了不少的轰动，来这两家店买我瓜子的人都得排着长长的队。接踵而来的是全国十多个省份五十多个城市的富商到芜湖，要与我合作，让我招架不住。我是欲罢不能了。1982年下半年，我就在城郊租地建房办起了第四个瓜子加工厂，这个厂子有十口炒锅，日产一万多斤。无奈之中我又在南京、无锡、苏州和崑山办起了加工厂。单是芜湖这边厂子的僱工就有一百零三人之多，因此我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个体户。人们称我为“中国第一商贩”。 ◆僱工风波 由于一百零三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国家工商局有关个体户僱工最高八个的规定，舆论譁然。这场争论，我作为小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后来才陆续有所耳闻。“年广九是暴发户”，“年广九是新型资本家”，“年广九搞资本主义”。“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从党政机关传到理论界，从芜湖传到省里，从省里传到中央。 一代伟人邓小平第一次接触到“傻子瓜子问题”，是在1982年底，他是看到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的一份关于“傻子瓜子僱工问题的调查报告”。看完之后，邓小平明确地对杜润生说，对“傻子瓜子”问题要“放一放，看一看”。尽管如此，省市两级领导有关部门还是组成两个调查组，写成了两份调查报告，前者送给了当时的省委书记周子健。后者上报到国家工商总局。 1983年12月6日，国家工商总局负责人到国务院，向万里和姚依林两位副总理汇报我的问题，说我偷税，有一部分同志对我经营规模这么大，僱工这么多表示担心，提出要加以限制。姚依林听了报告说： …傻子瓜子’偷税不对，财政部的税收要跟上。但他把瓜子炒起来了，以前有不少人炒，‘文革，把炒瓜子的抄家了。‘傻子瓜子，不是坏的，是拾遗补缺，再等一等。现在全国个体户六百万，不到一千万，比1949年少多了，我们是不该限制的。” 国家工商总局负责人又说：“还有些同志建议用国营和集体的形式逐步代替个体。”万里听了这话后摆摆手说：“不必慌张地去代替。共产党为什么不出‘傻子’?出了‘傻子’为什么不用起来?‘傻子瓜子’为什么不能成为商品?芜湖为什么不研究社会需求?” 邓小平的指示和两位副总理的讲话，我并不知道。不过，我感到我的生意好做了，外在的干扰少了。我下定决心大干一场，把瓜子卖到全国。于是我又到十多个省市陆续办起了二十三个加工厂，规模不断扩大，销售触角延伸到一百五十多个城市，几乎占领了大半个国内市场。 民间有关我的风波并未消失。为了减少麻烦，我主动向工商部门提出联合经营的建议，1984年7月1日“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和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两家与我签订了联营协议，他们出资三十万，我以商标权和技术人股，并担任总经理。同时规定，向他们交纳十八万元的利润之后，其余部分归我所有。与公家单位的联营，我感觉找到了“保护伞”，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自己也成了“公家人”。于是我拼命抓生产抓经营。 ◆有奖销售的失败 1985年，中国商界兴起了一股有奖销售的旋风。我就想着自己也要参加，要弄成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藉此再次扩大“傻子瓜子”的知名度，压倒竞争对手。在与几位副经理商量过后，我们决定印刷奖券一百五十万张，设计十等奖。一等奖为价值两万六千元的菲亚特小轿车一辆，二等奖为价值两千六百元的幸福牌摩托车一辆，其他等级的奖项奖品包括彩电和冰箱等。 我从1月5日开始筹备，并设法取得银行的信用担保。我们同时在全国三十多个城市设立有奖销售点，投入十多万元的gg费在全国三十多家媒体做gg。消费者每买一斤瓜子，得奖券一张，提价一角。 这场活动声势之大，范围之广，令全国一切有奖销售活动黯然失色。我计划在2月5日推出有奖销售，5月1日结束，5月10日到上海当众开奖。我盘算了一下，每斤加一角，三个月至少卖到一千万斤，多赚的一百万除去税收，用来发奖绰绰有余。销售一千万斤，毛利有五百万，除掉生产费用和产品，可得利润一百七十万，再扣除所得税，公司依然可获纯利一百万元。 2月5日如期在全国各地推出有奖销售，当天，仅芜湖市场的销售量就达六万二千斤;2月12日一天全国各地共卖出九十万斤，创造了瓜子销售以来的最高纪录;到了2月22日，前后十七天，一共销售出四百七十六万斤，销售额达七百余万元。全国各地来电来函来人要货的人络绎不绝，我的五家工厂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加工，还是供不应求，真是盛况空前。 就在我非常得意之际，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3月6日，几位官员到我办公室，将一份国发【1985】31号文件放到我面前，正式通知我：“国务院来文，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你的有奖销售也不能例外。”我一听就傻了，脸色煞白，说不出一句话来，欲哭无泪。最后，我对他们说：“上面不是说公司有自主经营权吗?谁来保护我的自主经营权呢?”可是，这话说了有什么用呢?我勐地想到有奖销售一旦终止，我将大祸临头。 果然如此，不出几天汹涌而来的退货大潮涌进公司，瓜子大量堆积，变质，资金不能回笼，法律纠纷也随之而来，最终导致公司亏损六十三万元，这个金额是註册资金的两倍多。由于我不大懂法，接下来的一场官司火上浇油，让我再次损失九十三万多。公司因此从“波峰”到“浪谷”，一蹶不振。 在八十年代末，我又遭遇了莫名其妙的牢狱之灾，直到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再次提到我，我才因此从牢房里走出来。这是他第三次提到我。 ◆我是改革早期的冲浪者 第4页 我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我的事业并没有终止。我在郑州、三门i峡两个瓜子加工厂和十多个销售点生意依然兴旺。我的长哥和次子仍在经营“傻子瓜子”，他们的资产已经过亿。回顾八十年代的哆俦，我觉得我的作用有两点： 第一，我带动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都在等待中观望，我在安徽第一个站出来，进入市场冲浪。在我的带动下，沉寂了几十年的瓜子市场骤然復甦，一两年之内崛起的国营的、集体的和个体的瓜子经营者五十七家，其中个体的占了四十八家，出现了“胡大”、“友谊”、“神农”、“玉兔”和“龙凤”等二十个品牌，它们也都销往全国各地，使芜湖成为名副其实的瓜子城。其中不少人由原来衣不蔽体的穷光蛋变成了百万富翁或千万富翁。我成为当时个体经济发展的“带头羊”和“晴雨表”。 第二，我勇敢地冲破了“左”的思想对干部和群众的束缚，为解放思想做了贡献。以僱工为例，当时国家按照马克思的《资本论》指出的，个体户僱工不能超过八个。许多干部对我提出了这个规定，但是我没有理睬，我不断扩大僱工规模，为众多私营企业做出了敢于冒险的榜样。 第02章 刘永行：靠饲料起家的第一个“首富 【刘永行小传】 刘永行和他的三个兄弟是三十年改革史上第一个成为“首富”的民营企业家。他是四川新津人，200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首富，2002年中国十大经济年度人物。 虽然低调，但刘永行这个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中国企业家实际上在企业界有着非常广的人脉和声誉。身为中国优秀和领先的民营企业——希望集团和东方希望集团的董事长，併兼任国内数十家大型企业的董事长，刘永行的企业经营理念和企业经营思想在海内外广受关注。着名的华人跨国公司正大集团的董事长谢国民认为，中国企业家中最值得钦佩的两个人，一个是王石，一个就是刘永行。 虽然挂名希望集团的董事长，但事实上，刘永行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在东方希望集团的经营上。这个到现在还保持着家族制治理结构的公司是一个具有三大事业的跨行业、跨地域和跨国界的公司。经营着从饲料、铝土矿开发、电解铝冶炼、发电、赖氨酸制造、工业上游原料pta制造等十多个行业大大小小上百家企业，而且旗下所有的企业在当地都有着良好的效益和经营口碑。在二十多年的从商生涯中，刘永行领导着东方希望集团经歷了无数次的转型、失败、奋进和崛起，到2008年，一直有想法为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打工”的刘永行被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南方周末》以“成为王永庆”这样的文章标题给予赞誉。 刘永行之低调，从他的自我称谓里可见一斑。与其他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们在事业或仕途成功之后纷纷花时间和精力去名校进修以获得博士、硕士头衔不同，刘永行在所有的演讲中，都称自已是大专生。而事实上，当年以老三届毕业的刘永行是一个智商极高的优秀学生。 1977年首次高考恢復后，他即以全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名列高考榜首。只不过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无法进入他理想中的一流大学学习，而只是在四川本地的一所师范学校念完了大专。而在数十年的经商生涯中，他刻苦自学，手不释卷，在所有经歷过的行业中，都有专家之称。而令业者吃惊的是，就是这样一个顶级富豪和优秀企业家，还保持着清教徒式的作风——经商数十年不抽菸不喝酒，甚至不唱歌不跳舞。最大的乐趣是陪太太逛超市，观察超市内产品和陈列的变化。 2004年，刘永行经过六年的长期考察进入其第二产业——铝电复合体产业。而其间正遇上中央政府对整个经济中的过热现象的宏观调控。事实上，这正是刘永行在整个经商过程中最大弱项的体现——作为一个标准的企业家，刘永行对于政治动向的敏感性是他最弱的一项。 这使东方希望集团二十年保持了稳健发展的道路，但也使他在其第二产业的进入时间点把握上迎面与中国特色的有形之手撞了个满怀。由于其为纯粹的民族资本，并有着高标准的建设要求和其经济的循环经济自我要求，东方希望的包头铝电复合体项目终得以在宏观调控最严厉的2004年生存了下来，并得到了发展。不过东方希望集团也付出了代价——原定为一百万吨的建设规模被压缩为五十万吨，没有实现完全的经济运行。 作为一个从无到有自我奋斗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刘永行的人生近乎传奇。除了刻苦和努力之外，他几乎没有任何优势——早年身患腿疾，经商早期又因为过度劳累而使腿疾加重而几乎影响行走。同时性格较为内向，早年说话略有口吃，但经过长期的自我矫正，他不仅完全克服了所有的弱点，而且腿疾也传奇一般地被治好——靠的只是中国本土的医术和他近乎残酷的自我锻鍊。 也许这个企业家的一生，只能用他在经商最艰难的时刻在一次会议上的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一个努力为自己的使命而奋斗的人，上帝都会为他让路。 ◆我的希望起步于一只鹅 1979年的春节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难过的年，我们家从农民手里买的一只鹅因为绳子松开而跑了——我的孩子刚还和它一起玩耍过。我们找啊找，最终没有找到那只鹅——这意味着这一年春节我们的肉食没了着落。但过年孩子总还是要吃点肉，因此在邻居的鼓励下，我在街头摆了一个地摊，想用从小就有的无线电修理手艺赚点过年的肉食钱。 但结果却大出我的意料，一个春节我赚到了足足三百块人民币。后来我跟家人分析得出结论，是因为这一年农业大丰收，又开始了承包制，有很多农民们都买了家用电器，而春节的时候平时在修无线电的那些修理工又都回家去了，因此我的生意就格外好，不仅赚到了过节的钱，而且赚到了我们家半年的生活费。 这一年其实我还是个学生，1977年邓小平启动了高考改革，原本出身不好的我在父亲的鼓励甚至是斥责之下参加了考试，考出了全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结果却只被录取到成都师专数学系，虽然不情愿，但我还是去了学校。而在1979年，我已经是一个大二的学生，又负担着家庭生活，因此格外艰难。 春节赚到这份额外的钱使我悟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这个社会上可以赚到钱的地方，在于短缺。而且从此我就存了一份心，要下海自己干。 毕业之后，我分配在本县的教育局下属的电教队工作。但在大学里，我通过钻图书馆接触到的西方的很多理论和现象已经刺激了我，使我不满足于平淡的生活，因此我总在和几个兄弟一起讨论自己可以干些什么。一开始我们想办一个电子厂，甚至自己动手组装了一个音箱到市场上去卖，也有人要买。但这个办厂计划因为当时的计划经济控制而胎死腹中。 第一次的失败之后，1981年我们又开始了一次尝试。因为我的父母在县城附近教书，在农村里有着相当的威望，所以我们兄弟四个决定到农村去创业，因为我们讨论出来的可能是，当时做工业品没有多少空间，整个流通体系都还是国有的，国有的商店里不可能让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产品进入，而农民则不一样，只要让他们赚钱，他们会愿意和你做生意。 第5页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选择了养鸡。这个生意一开始还不错，但最后却因为我们想做笔大生意而毁在一个外行的农民养殖户那里。那个叫尹志国的农民，赊帐拿走了我们的小鸡，但因为他没有养过鸡，所以所有的小鸡先后都死了。这使我们的创业陷入了困局，现金流完全断了——因为没有多少钱，我们养鸡的种蛋也是赊的，尹志国订的小鸡数量很大，而我们下的资金也很大。这一下，不仅让我们不能周转，而且那么多小鸡要不要接着养下去都是一个问题。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曾经想过逃离。但四兄弟商量之后，我们还是选择了坚持，为了坚持，我们最后是把小鸡卖到了成都，最后勉强保本，结束了第一次创业之旅。 ◆挖到了鹌鹑金矿 1984年，我的大哥看到了报上说国家从朝鲜引进了鹌鹑，而且已经在四川开始了养殖技术的推广。四兄弟又商议着把鹌鹑养殖作为我们的创业的项目，而创业的地点就在我们养鸡的场里。这一次我们终于挖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并且，我们在四川新津县掀起了养鹌鹑的热潮，并通过不断地推广把新津变成了全国最大的鹌鹑生产基地。 八十年代的新津还是个穷地方，人人都想致富，因此第二职业非常流行。我们养鹌鹑致富之后，不断有人向我们取经。而出于本能的宽厚，我总是把自己辛苦得来的经验传授给别人。渐渐地，鹌鹑养殖在新津越来越旺。这是一个正向循环，养的人越多，介绍鹌鹑的人也就越多，吃鹌鹑肉和蛋的人也就越多，到后来，新津甚至成了鹌鹑的代名词。 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兄弟们陆续都下海。很明显，生意已经开始做大。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意识地实现了第一次转型，因为此时新津鹌鹑专业户已经越来越多，我们不转型就可能湮没在一片专业户的海洋里。 转型的方向是做鹌鹑饲料。很显然，养鹌鹑的人多了，鹌鹑饲料就会供不应求，但转型鹌鹑饲料并不容易，我和兄弟们一起学习了动物营养学的知识，并进行了开发，最后实现了转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放弃养殖的主业，我们养的鹌鹑向种鹌鹑方向靠拢。此时种鹌鹑和鹌鹑饲料成了我们的机会。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兄弟们都完成了原始积累。 但是鹌鹑的养殖到了八十年代的后期，在新津已经远远超出了理性的范畴。当时的新津，发展到了几乎户户养鹌鹑、家家有鹌鹑的情况。如果作为一个企业，我们当然不需要对这样的情况负责，但作为鹌鹑的引进者，强烈的社会负责感使我们对此现象忧心忡忡，我们与一开始支持我们下海的几个县委领导商量，在新津写了一份《告全县人民书》发布，总算使新津的这一场鹌鹑热没有出轨——在最高峰的时候，新津的鹌鹑养殖量到了一个疯狂的程度：哪怕当时所有途经新津的火车都来运鹌鹑也运不完，这当然是一个危急关头。 ◆转向猪饲料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几个兄弟在新津发展我们的鹌鹑事业，其间我们的企业——育新良种场已经开始与进入四川的跨国公司——正大集团在鹌鹑饲料上发生过一次价格战。原因在于正大这个饲料公司也看到了新津的鹌鹑热，也进入了这个领域，与我们发生了正面碰撞。 因为我们的本地化更好，在农民中更有威望，而对于正大这个跨国公司而言，鹌鹑饲料是个小项目，他们没有赚到多少钱，因此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就退出了这个领域。 不过很快，我们却找到了正大的大本营。原因就在于四弟刘永好去了一次广东，看到了正大在广东全面推广的全价猪饲料在当时的专业户里掀起了一场热潮，而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我们不甘心于只做鹌鹑饲料，决定再次转型，转向全价猪饲料。 这次转型的困难程度要大得多，因为猪饲料对于当时的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极有科研价值的产品，而我们决定要自己开发，而主要的科研人员就是我。 经过艰难的开发过程，我们最终完成了研制。而掌握了配方对于我们来说极其重要，因为我们之后就可以自由地运用各种粮食来配比这种饲料。这样的一招鲜，让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吃遍了天。直到现在，我们都受益于这个配方，它使我们做到成本最低。 但是转向猪饲料时我们也有辛酸的歷史，这决定了我后来做企业的一条原则那就是绝不行贿。当时我们要发展猪饲料需要土地，而新津的土地局长因为我们没有“意思意思”而几次驳回县委的决议，就是不批给我们土地。一怒之下我们决定杀掉所有的鹌鹑来发展猪饲料。 这当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却也有利于我们以后的顺利发展——不行贿使我们企业的发展走得很稳——虽然会失去很多机会。 在猪饲料的发展过程中，最让我们觉得惊心动魄的还是与正大的较量。而主要的较量手法，还是价格战。作为本土公司，理论上我们完全不可能战胜正大，它只要真心发动价格战，我们靠着自身的资金储备就无法战胜它。但同时，跨国公司有跨国公司的难处，我们当时只是在四川一地运营，如果它在四川一地降价应对，势必会造成全国的价格体系出现混乱，四川的价格一低，经销商们就会到四川来进货，因此我判断，他们可以发起降价战，但我们有成本优势，最终他们还是要与我们来协商共赢。 事实基本上按我们的想法在运行。先发起价格战的正大最后没有顶住我们的还击，当时还叫育新良种场的我们，最后赢下了这场战役。 这引来了官方新闻媒体——新华社的关注，最后，国家领导人宋健也到了我们的企业，并给我们题写了“中国的希望在于新型企业家”的题词。 而我们的企业，最后也因此而改名为希望集团。 ◆走向全国 如果没有高远的志向，也许希望集团到现在还是一个地方性的企业。但对于做企业，我有我自己的看法，我希望挑战自己的极限，看看事业到底能做多大。这是我的个人偏好，从做企业开始起，我逐步逐步地下定了决心。 在四川做大之后，我在企业里提出了“从企业经营发展到经营企业”的思路。希望集团在这个思路下开始在全国复制企业，首先是在四川，然后是在全国。而在此同时，志向不同的四兄弟开始实行分家，各自按各自的偏好去做企业，一个大希望集团分成了长兄的大陆希望、我的东方希望、三弟的华西希望和四弟的新希望。长兄和三弟从此时就开始选择了多元化发展，除了饲料之外，他们开始生产变频器和进入地产;而我和四弟继续专注于饲料业，先是在四川，后走向了全国，并在走向全国之时再次分家：两人把已经发展起来的十三个厂划江而治，长江以北我来经营，长江以南由四弟刘永好经营。 我领导下的东方希望集团专注于饲料行业相当久，因为到九十年代后期我把饲料当做一项事业而不是当做一项生意来做。在饲料这个行业里，东方希望集团先后经歷了多区域、多工厂、多品牌等几项裂变，但值得自豪的是，几乎东方希望的每一个工厂都在当地效益名列前茅。 第6页 拿北京房山而言，效益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东方希望的工厂。但没有人会注意这些工厂，它们的外表看起来都是平平常常的。 此时的东方希望，已经在全国有了些知名度。1999年，上海提出引进民营企业，当时的副市长提出引进东方希望，我考虑再三也就应时而动，答应了。当然，这里面有我自己的考虑。东方希望当时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大公司，而这个公司原料所在地和主要管理人员都在四川，我希望到上海可以使企业吸收更多的人才，也可以到一个世界性的舞台上与跨国公司同台较量。我相信东方希望集团不会输给他们。因为在中国，我们更为本土化，也更为优秀。在中国这个舞台上，跨国公司有很多优势，他们资本更强大，地方政府更乐于给他们优惠政策，但同时他们的决策过程更长，而且决策者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常常做出错误的判断。 同时“迁都”上海，对于我个人的好处是我可以更为周全地了解信息，争取机会，更及时地对企业的行为做出判断。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判断会给集团性的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 到了上海之后，上海市政府给予我很高的礼遇，他们在浦东新区给了我们一块相当大的土地让我们盖集团的总部。但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盖，一方面是因为这块地不断地有规划限制，另一方面我们不希望太张扬。直到九年之后，希望集团大楼才盖成。而盖成了之后我们也只留用了一部分，因为希望集团从来採用轻总部策略，集团总部用不了多少地方，而多下来的场所，我们用来出租收益。 ◆机会和原则 我们迁到了上海之后，得到了很多机会。无数的企业和单位来找我们投资，而在饲料业的投资完成之后，我们也相应地进行了一些战术性的投资。企业以集团的名义成为了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光明乳业、北京南山滑雪场、上海银行、民生保险、成都银行等一大批优秀企业的股东。在这些投资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所有这些企业中，我们都做小股东。这些企业的管理层常邀请我们去为他们输出管理经理。比如上海光明的王佳芬总经理是在我们到上海后认识的，一谈之后，她对希望的管理经验非常看好。在光明乳业有机会股份化时，她坚决选择让东方希望来参股。而每次董事会上她做决策时都会问问东方希望的看法，也会打电话与我个人进行交流。在光明乳业有一次要进行大规模技改的时候，我们给光明乳业提供了建议，希望他们不要急于採用进口设备而多在国产设备中做一些选择，然后自己动手改造国产设备。 他们听取了这个建议，改变了原来的策略，结果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在上海我有更多的机会来进行资本运作。但出于我自己的原则，我拒绝了许多这样的机会。有无数的经纪人来找我做股票和期货的投资，但我认为社会大众对企业的期望是以实业取胜，企业去做这样的投资多少有点像拔着自己的头髮想离开地面，所以一般都拒绝了。 当然，东方希望的资金大量回流的时候我也不完全排斥股票市场，但基本上只限于打新股。因为打新股在2005年之前都是安全的。 对于政商关系，东方希望集团的策略是划一个等距离圆。东方希望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公司之后，政府给了我们很多荣誉，对于这种荣誉，我们不拒绝但很少去争取。因为我们认为只要企业做得好，地方政府会非常欢迎你去投资，政府官员同样需要好的企业效益给他们带来的政绩。因此企业的业绩是企业核心的标志。 在迁到上海之后，我与同事们对东方希望集团进行了精细化管理的改造。事实上，在希望集团早期的管理之中，我已经摸索出很多经验。但在向全国发展的过程中，我有意在一定程度上对管理进行一定的放任，我清楚地知道九十年代中国的养殖业有一个大发展的过程，此时抓住了机会就是抓住了发展的机会。但是到了上海之后，管理精细化是东方希望取得下一步进展的关键，因为此时的东方希望集团已经是一个大公司。大公司在与小企业竞争的时候有一定的劣势，小企业管理层级少，管理成本低，而大企业的管理层级太多，管理成本也上升，决策过程也慢，因此只有管理精细化才能保证其生存。 ◆我看三十年 从内心最深处，这三十年来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充满了尊敬，可以说我个人人生中的每一次转折，都与他推行的政策有关。 1977年，正当我觉得自己将会在四川新津县城作为一个电器修理工平凡地度过一生的时候，高考恢復了，给了我这个出身不好的人以人生最大的机会。高考让我走出了新津县城，从书里看到了世界，埋下了我以后创业的种子。 我们的创业企业“育新良种场”的出现，是因为农村改革开始了，专业户的大量出现使得我们这几个大学生可以到农村创业。而国家放松对农民的管制使得农民可以自由交易也给了我们这个企业生存的机会。 当然，更为重要的关键点在于1992年，其时“育新良种场”正处于从经营企业到企业经营的思路转变过程中。而我们并不知道，当时的政治环境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成都当时的一位市委领导到新津看了我们上交的税收情况，对我们的税收数额很不满意，要求县委查我们的税。一令之下，令我们的企业发生巨大的震动，企业内部人心惶惶。我们几个兄弟也是十分害怕，几乎想把工厂交给政府。是县委的几个领导认为“育新良种场”离不开我们，才让我们保留了工厂，但企业内部员工还是非常不安。而此时，邓公南巡的讲话通过报纸转发，我们看到了这份报纸，并从其中嗅出了味道。所以开始放手大干，有了希望集团在四川范围内，后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张。 我清楚地知道，民营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过程中，走过的是一条非常崎岖不平的道路。它一开始只是社会经济的补充，后来成为有机组成部分，到现在已经成为社会解决就业、构筑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核心力量。在构成中国经济的三大力量中，民营企业出身不好，集中社会力量能力最低，但同样可以做大事，关键是取决于民营企业主的事业心有多大。作为千千万万民营企业主中的一个，我从来不敢期望有多少阳光雨露会洒在我头上，只要石头有一条缝，我就会和我的同事一起拼命往上生长，自己去争取阳光雨露。实际上，社会和政府已经给了我很多机会和荣誉，对于这些，我看得很淡。中国人普遍都信命，而我相信的是，一个努力为自己的使命奋斗的人，上帝都会为他让路。 第03章 步鑫生：第一个“砸”工人饭碗的厂长 【步鑫生小传】 步鑫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企业界最着名的改革典型人物之一。1983年秋，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步鑫生成为当年度最耀眼的企业英雄。 步鑫生本是浙江省海盐县里一个不太讨上级喜欢的人。他从三年前当上海盐衬衫总厂厂长后，就开始在厂里按自己的想法搞改革，一些不太勤快的工人被他剋扣工资，有两个人甚至被开除。他在厂里搞奖金制度，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提出“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很是让一些老工人不满意，时不时的总是有一些告状信写到县里和省里，让他日子很不好过。不过，由于他管理抓得紧，工厂效益不错，生产出的衬衫在上海、杭州一些城市很受欢迎。 第7页 步鑫生的命运被一个叫童宝根的新华社记者改变。童在採访了步鑫生和他的厂以后，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内参。谁也没有想到，11月6日，总书记胡耀邦会从成堆的“内参”中挑出这篇报导，写下了一段批示，认为步鑫生的经验可以使广大企业领导干部从中受到教益。随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议、考察，步鑫生的事迹得到最高领导层的进一步肯定，很快，全国各大新闻单位闻风而动，“步鑫生热”平地而起。 步鑫生被选中为典型，有很偶然的戏剧性因素，却也似乎有必然性。当时国内通过强有力的行政力量，经济过热现象已被控制，治理整顿接近尾声，重新启动发展的列车，恢復人们的改革热精又成了当务之急，在这样的情况下，规模不大的衬衫厂及其有小缺点的经营者便“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地脱颖而出成了“学习榜样”。 在一些新闻记者的帮助下，步鑫生很快发明了一些朗朗上口的“改革顺口熘”：分配原则是“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生产方针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变，人变我新，不断创新”，管理思想是“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经营思路是“靠牌子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等等。这些朴素而容易背诵的改革格言迅速传遍全国，成为许多企业挂在厂内的标语口号和崇尚的企业精神。步鑫生的这些观念对于无数白手起步的民营企业主算得上是一堂最最生动的启蒙课，日后，很多在那个时期创业的企业家都回忆说，正是步鑫生的这些话让他们第一次接受了市场化商业文化的洗礼。 “步鑫生神话”渐渐生成，他成了一个管理专家、经营大师。通往海盐武原镇的沙石路上车水马龙挤满了前去“参观学习”的人们，当时的步厂长炙手可热，据称，连厅局级干部要见一下他都很难。 在八十年代初的政治生活氛围中，当一个人被中央指定为典型之后，他就很容易“偶像化”。本来就桀骜不驯、缺乏政治训练的步鑫生很快在热浪中迷失了自己，他像英雄一样地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做巡迴演讲，在鲜花和掌声中，他开始说一些连自己也听不太懂的话。而在领导和专家们的谋划下，类似“步鑫生服装生产托拉斯”之类的创意不断产生，很多项目没有经过可行性论证就得到了批准并得以实施，步鑫生在看似获得别人难以企及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事实上却踏入了一连串的经营失误。海盐衬衫总厂到1985年就难以为继，而到了1987年11月，海盐衬衫总厂负债1014. 48万元，亏损268. 84万元，而这个厂的资产总额仅1007. 03万元。资不抵债，实际上已经破产。1988年1月，浙江省一个调查组在职工中做民意测验，96%的职工认为步鑫生不能胜任，1月15日，他被免去厂长职务。 被免职后的步鑫生，如敝屣被弃。他出走浙江，到北京办厂三月，不成，再北漂辽宁盘锦，后来，甚至还去过俄罗斯。很快，他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九十年代以后，在一些新朋旧友的帮助下，他一度有復出迹象，但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必须承认的是，“步鑫生热”在1983年年底到1984年年初的出现，让国内沉闷多时的改革氛围为之一振。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等改革理念一时又成了主旋律。 ◆大刀阔斧搞改革 大家一说起我，就会想到海盐县衬衫总厂。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前身，是1956年组织起来的缝纫合作社。直至1975年的二十年间，全厂只有固定资产两万多元，年利润只有五千多元，职工连退休金也领不到。1977年我当上了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厂长。那时，我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进行改革，使工厂恢復生机;要么就是倒闭。我自然选择了前者。也许是性格使然，我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对待事业，反对循规蹈矩和墨守成规，喜欢敢闯敢干和创新进取。我勇于挑重担，不怕闲言碎语。 我确立了“信誉至上，质量第一”的企业宗旨，制订了“人无我有，人有我变，人变我新，不断创新”的业务方针。我砍掉了三分之一的行政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鲜明地提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对奖金分配坚决打破平均主义，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在产品经营上，我们坚持创名牌战略，反覆强调“靠名牌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谁砸企业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我们将上海作为我们抢占“制高点”的首选城市，作为第一家打进上海市场的制衣企业。我们生产的“双燕牌”名牌衬衣于1980年冲进上海市场，并通过上海这个“制高点”辐射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我们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产品看样订货会，视客户为上帝，特地从上海租用了几辆轿车，去上海和杭州等地的机场、车站、码头专程接送客户。要晓得当时海盐县委县政府才只有一辆北京吉普车，而我们企业用来接送客户的小轿车有五辆。这五辆小轿车在小小的县城招摇过市，十分显眼。 同样，我们企业也会应邀去外地参加这样的订货会。有一次新疆有关企业邀请我专门参加看样订货，按常规安全得坐火车，来回半个月时间耗不起，我就改乘飞机，来回三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 所有这些，现在看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在当时却属于“大逆不道”。有些人侧目而视议论纷纷，有些人更是公开指责发难。对此，我做了具体分析，搞这些改革，谁高兴谁不高兴，谁贊成谁反对。我心里清楚。我扪心自问，推行改革对国家对集体对职工三方面都有利，而我自己还是原来的步鑫生.我问心无愧，因而不为众多议论指责所动，他人的非议反而更坚定了我改革的决心。我们企业自办了专业消防队，还千方百计办起了上水平的託儿所和幼儿园，确保职工生产无后顾之忧。我们还别出心裁地实施了一些看似与生产无关的举措。如设计厂标、制作厂徽、统一厂服、谱写厂歌、举办一年一度的厂庆，组织全国服装企业的第一家具有专业水平的时装表演队。我们去北京举行产品展销期间，时装表演队随展销团同去，并应邀在北京饭店、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专场表演，引起轰动，对企业的服装展销产生了较好的良性作用。 在进行这些改革的过程中，我亮出了自己的决心：大刀阔斧搞改革，呕心沥血抓发展，冒着风险排干扰，不创一流誓不休。“冒着风险排干扰”这一句，不是自己信口拈来，更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在当时政治大环境下上述改革措施哪项不是违规的“犯上”行为?改革，不冒这个风险行吗?不排除干扰行吗? 我们的改革引起了上级的关注。《浙江日报》第二版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企业家之歌》为题对我进行报导，这篇报导在全省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共浙江省委派出调查组来我厂进行调研，给予充分肯定，并写出调研报告上报中央。新华社反映我的“内参”报导后来惊动了中央。 第8页 ◆“全国最知名工厂厂长” 1983年11月5日，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特从大量的“内参”中挑出相关报导，并写下了一段批示：“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由胡耀邦同志兼任主任的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简称“中指委”)撰写了按语，授意新华社发重点消息。十天后，新华社便将这篇报导向全国报纸发了“通稿”，于是11月16日全国所有党报都以头版头条的显着位置刊登了“中指委”的按语和新华社的报导。 当时，农村大力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巨大成功，为了将农村改革成功的经验引向城市，中央不失时机地肯定推广了我们的经验，以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胡耀邦同志曾经先后两次对我做出批示。除了前面那次之外，第二次批示指出：“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有人赞誉我为“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可见中央对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视和迫切。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事后说，全国宣传步鑫生的广度和力度，仅次于当年对雷锋的宣传。 就这样，我成了“全国最知名工厂厂长”，影响甚至到了国外，国外的一些媒体也做了相应的报导。当时，来参观访问的一批又一批，邀请我去做报告的应接不暇，来考察调研的上级领导也是络绎不绝。原国务委员、老革命家张劲夫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对敢于打破平均主义的独到措施十分赞赏，兴奋地比画着手势：“你们这一做法，把这个原来封顶的平均主义大锅给捅穿了，好，好!”他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 ◆盛名之下的清醒 在出名以后，我并没有自我陶醉或沾沾自喜，而是深悉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力劝自己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兢兢业业搞好改革和各项工作，不辜负中央和广大群众对我的期盼。 1984年，香港东昌航运集团董事局主席、世界船王之一何兆丰先生，约我在上海静安宾馆会面。在简单地介绍了我们进行改革的情况后，我回答了他的提问。最后他表示希望我能去香港创业，说凭藉我改革创新的能力，相信我一定会搞出名堂来。他还说只要我肯去，创业所需的资金、厂房和设备等，全由他来解决。对此，我深表领情和谢意。 我诚恳地说：“如果去香港，我相信在你的关心帮助下，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单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我就会答应，但我不能去，因为现在的我已不属于我个人了，我要对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负责，也要对全厂近千名职工负责。”他听后表示理解，不再劝说，并说以后企业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帮忙。 我对自己是这样严格，而对别人都比较体谅。在我出名前的几年中，我先后接收了二十多名社会青年进厂，其中不少是劳改释放的。我认为他们既然已获释就不应该受到歧视，应该正常享受公民应有的劳动权利。所以当县劳动部门来找我商量时，我二话没说，照单全收。 ◆被免去厂长职务 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是“常胜将军”，总是在好好差差、差差好好中迂迴前进的。我们海盐衬衫总厂当然也不例外。由于遭遇市场急剧变化的严重挑战，企业经济形势出现滑坡，对此我们做了认真分析，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不必紧张，关键是企业主要领导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经济形势，充分发挥自己应有，的优势，根据市场需求，适时调整产品结构，使企业重现生机。 就在我们千方百计克服暂时困难，力图重振衬衫总厂雄风之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88年1月16日上午，上级党委与主管部门的领导来到我厂，宣布上级党委对我处理的决定：免去我厂长职务，并要我去县二轻公司报到，另行分配工作。我听后当即拍案而起，大声说：“我步鑫生是忠臣，我有什么错?你们搞莫须有，我不会去二轻公司报到。”说完我走了。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究竟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原则性错误?!事先也根本没有找我见面谈话，这完全是搞突然袭击。当天晚上，我含着眼泪，悲愤地大声唿叫：“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打下去，可悲可嘆啊!”此时我已泣不成声，在旁陪我的一位新华社记者也为之动容，暗暗流泪。 全国新闻界的许多记者再次云集海盐，进行公正客观的採访报导。 《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导《一人沉浮千夫评说》，《中国青年》发表长篇报导《从高峰到狭谷》。其他媒体记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报导，从舆论上给予我大力支持。一位专业作家来採访时，专程走访了做出这个免职决定的有关领导成员，他们都推说这事自己并不知道。这位作家说：“明明参与讨论免职决定，为什么不承认?说明这个决定是错了，由于文件没有对你做党纪或行政上的处理，无反可平，这种不承认的方式，本质上你已得到了公道。” 被免职后我收到了上千封关心我的来信，写信的人包括企业的老总、大专院校的师生、部队指导员、农村基层干部等。社会名流邓旭初、温元凯、鲁冠球和徐孝纯等，除了在道义上进行声援外，还在经济上生活上给予关心支持。人间自有真情在!他们关心的不是我步鑫生个人，而是关心着改革事业。 ◆不以成败论英雄 在家休整了一段时间后，我应友人之邀，含着眼泪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踏上北去的道路，再次创业。我先后去了，北京、辽宁的盘锦、河北的秦皇岛。我北上这些地方，当地的党政领导对我十分器重，信任有加。通过我的努力帮助，改变了一些企业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离开海盐北上时，我连差旅费都有困难，只能靠亲友资助，而在北方奔波十年后决定退休时，我工作过的几家企业老总十分理解我的处境，尊重我定居上海的选择，出资帮我解决了买房的困难。 二十多年来我既有过喜悦的辉煌时刻，也有过痛苦不堪的烦恼。 以往没有时间去思考很多问题，在上海定居后，我有了较多的时间去思考探索，慢慢领悟出一条十分重要的道理：不以成败论英雄。对己对人只要用这个态度，就会心平气和。企业改革也是如此，改革无止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人的思想观念的不断转变，改革措施也必须与之相适应。 第04章 冯根生：我的“青春”基因 【冯根生小传】 冯根生被称为三十年来最“长寿”的企业家。 1949年，年仅十四岁，出生在杭州的冯根生进入“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当学徒，成为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这家着名中药铺的关门弟子，从这时起他就与中药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已经在药煎香熏里走过了将近六十年的岁月，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中药业的“长青树”。 第9页 1972年，冯根生在原胡庆余堂制胶车间的基础上，创建了杭州第二中药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是国企改革的“出头鸟”，1988年，全国第一届优秀企业家评选，冯根生是浙江企业家中入选的第一人。 1992年，他在杭州第二中药厂的基础上创办了青春宝集团，并与泰国正大公司合资成立了正大青春宝制药公司。1996年，青春宝集团兼併了濒临倒闭的胡庆余堂，并帮助它迅速壮大。如今，青春宝集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中药企业之一。当2008年1月七十四岁的冯根生辞去正大青春宝总裁职务时，他已在同一家国企当了三十六年的“一把手”，这让他成为中国最“长寿”的国企老总。 在这三十多年间，冯根生曾因研发“来自宫廷秘方的补药”——畅销一时的保健药品青春宝、搞“豪华接待室”、“儿子兼併老子”等事件而多有争议。在这些事件中，有三起事件更是引起了较大的争论。 一是“罢考”风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企改革步入低谷，但来自各个政府职能部门考核厂长的风气却愈演愈烈，财务、用工，以至计划生育政策都成了考核内容。而其时，青春宝是华东地区最赚钱，也是品牌度最高的药厂;冯根生善于经营，但性情刚直敢言。 1991年，正当他为了市场销售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上级主管部门通知他去参加一场经营管理考试，他愤而罢考，闹出了震动全国的“罢考”风波，按照冯根生后来的说法，“罢考罢了形式主义”。 二是“靓女该不该先嫁”的争论。1992年，青春宝被正大控股。在之前人们的观念中，拿出来与国外合资的都应该是一些濒临倒闭、实在经营不下去的“丑女”，像青春宝这种盈利能力很强的“靓女”与外商合资，很有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日后来看，这个争论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那些国际资本并非慈善组织，如果没有升值的潜质，则根本不具备被收购的可能。冯根生在评说青春宝合资一事时，自称是“被迫披洋衣，欣然换机制”，言下之意，是通过出售控股权的方式摆脱原有的体制。而客观上，他也因“披上洋衣”而得以继续掌控这家由他创办，却在资产上跟他没有关系的企业。 三是被媒体喧炒的“冯根生难题”事件。经歷了1992年和正大集团的合资，而进行的第一次企业改制后，九十年代末，国企改制之风劲吹，经营者和员工持股蔚然成风，正大青春宝计埘第二次改制。1997年，经主管单位批准，青春宝集团拿出20%的国有股份卖给职工持股会。董事会认为作为总裁的冯根生，应该至少买下2%的股份，按照资产评估，这部分股份需要三百万元的认购资金，而冯根生当时的月薪只有四百八十元，多年积蓄凑起来也就一二十万元，三百万元对于冯根生来说无疑天文数字。半年后，冯根生贷款二百七十万元才得以解决这个问题，而按照正大青春宝当时的利润增长速度，已六十三岁的冯根生要还完这笔贷款，至少需要十二年。 可以说，冯根生所见证的既是我国中药业从古老走向现代的发展史，又是共和国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商业史。 1949年1月，迫于生活，十四岁的我到“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做学徒，成为这家百年老店解放前的关门弟子。我从1972年起担任青春宝集团前身——杭州第二中药厂的主要领导。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至今，我和我的企业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一次次冲破旧体制的束缚，在国家没有追加一分钱投入的情况下，将一家固定资产只有三十七万元的“作坊”，发展成年销售收入十九亿九千万、利税五个多亿的现代中药城。改革难，国有企业的改革更难，要改革发展，必然有矛盾有斗争，要有人当“出头鸟”。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旧体制的束缚，我一次次地成了“出头鸟”，其中印象最深的，至少有十次。 ◆好药多磨，推出“青春宝” 青春宝是我们产品中的“当家花旦”，我们集团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如今，它已经走红了近三十年，在杭州市场上牢牢占据着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在浙江省更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这在“各领风骚二三年，二三年后就玩完”的国内保健品市场上，称得上是一个奇蹟。回想当初青春宝诞生的过程，充满了突破和斗争，比电视剧还“电视剧”。 那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了，但是一些条条框框仍旧束缚着人们的头脑。那时候，药品市场几乎是治疗药一统天下，保健药被斥为是为“资产阶级、剥削阶级老爷太太”服务的，没有人敢生产。 我们江南地区生活富裕，老百姓有服用保健药品的传统。我当年在胡庆余堂做学徒的时候，就亲眼见过中药保健品受欢迎的“盛况”。 就是在“文革”那样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仍出现过几次全国人民集体“打鸡血”、“喝红茶菌”的热潮。这说明，保健药品肯定有市场。在生产中药治疗药的同时，我和我的同事开始寻找中药保健品的药方。经过反反覆覆的搜集、筛选和比较，我们终于闯进了古代帝王的宫闱，找到了一剂名为“益寿永贞”的药方。为了证实它的效用和能否用现代化方式生产，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其中投入实验的动物就超过了一万只。事实证明，它对增强思维活力、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增强心肺功能等方面都有独特功效，对气阴两虚的中老年体弱者具有良好的滋补保健作用。我们把它命名为“青春恢復片”，后来就改名为“青春宝”。 别人是好事多磨，我们是好药多磨。就是这样一种药，我们去上级部门审批时，却被一位领导斥为“不为工农兵服务”，犯了“方向性错误”。结果当然是不予批准。祸不单行，另有一位名头很响的专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从这种药的名字看，就违反了自然法则，违反了唯物主义世界观。一个“方向”，一个“世界观”，两顶大帽子，的确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在压力面前我没有退缩，是好药就不怕多磨。我一方面找各级领导申诉，力争取得支持，另一方面大着胆子，想出一个“出口转内销”的办法——先把青春宝放在工厂小卖部里进行内部销售，取得口碑。一些外宾和国内文艺、演艺界名人服用了青春宝后，感觉效果显着，香港等地的报刊还做了报导，之后一传十、十传百，最终轰开了内地市场的大门。 ◆厂房——从破庙到中药城 青春宝集团公司的前身，是杭州第二中药厂。它是1972年从胡庆余堂的郊外车间升级而成的，我担任了这家厂的首任厂长。当初“分家”时，杭州第二中药厂只有三十七万元的固定资产，那时候，全厂穷得找不出一台电动机。一家连一台电动机也没有的工厂还叫工厂吗? 第10页 “树根草皮破厂房，黄泥路面篱笆墙。脚踏肩膀扛，满眼破灶桶锅筐……”这是刚和胡庆余堂分家那阵，我厂一位小青年的，“纪实创作”，说得一点不夸张。 建厂不久，一个工作组来我们这里检查，临走时留下一句话：这哪像生产药品的工厂，简直是电影《夜半歌声》里那座鬼气森森的破庙! 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在厂里那间当做食堂的破草棚里，我对全厂职工说：“我们承认贫穷，不能甘心贫穷;我们承认落后，不能甘心落后。 十年后，要把我们的工厂建设成国内一流的企业。”当时，许多人不相信这句话，还有人把它当成了笑话。 在国家没有一分钱投入的情况下，我们依靠自我滚动，开始了艰难的厂区改造——当初真是难得很，连修路用的水泥，都是从旁边的企业借来的。就这样，一条条道路修起来，一座座厂房盖起来，一片片花草种起来……今天，它已经是“旧貌换新颜”了，仅厂房就升级换代了四五次。不夸张地说，今天的厂区，既像一家高档宾馆，又像一个大公园，仅厂区的绿化面积就达到4.5万平方米，占到厂区总面积的40%以上。 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改造，当然遇到了不少阻力，发生了许许多多可笑、可气又让人深思的“故事”。这里只捡早期的三件事说说，它们都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第一件事是修高档次的接待室。那时候工厂只管生产不做营销，我们决定要两条腿走路，接待八方来客，修建一个高档次的接待室。接待室建好后，里面摆上了沙发，铺上了红地毯。这可刺激了某些人：红地毯是国家领导接见外宾时才铺的，你一个小小的科级工厂有什么资格铺它?一时间，惊讶的，起闹的，告状的，指责的，都朝着我们来了。 关键时刻，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我们。他指着另一间在建的接待室说：给这里也铺上红地毯! 另一件事是修建“双宝素”大楼门厅。双宝素是杭州第二中药厂当时的另一个保健拳头产品。为了扩大它的生产，我们决定投资修建新的双宝素生产车间。我想，既然是搞基建，就要让它二十年不过时。为了体现现代化、人性化特徵，我们在车间一层设计了一个较大的门厅。 这下，一些权力部门的实权人物又不干了，他们说，一个国企的中药生产车间，要这么大的门厅干什么?有了厅就是“楼堂馆所”，不能批。那次我真急了，我最听不得这样两句话，一句是外资、合资的企业可以豪华气派，国企就该破破烂烂，还有一句是西药厂应该整齐先进，中药厂就该脏乱差。当时我拍着桌子说：“宁可贷款不贷了，大楼不盖了，门厅一定要保留!”结果，这么一斗，门厅真的保留下来了。 第三件事最有戏剧性，这就是“宝丹二亭”事件。当时胡庆余堂在整修，因为我是胡庆余堂解放前的关门弟子，就跑到那里当顾问，有幸结识了在那里主持木工整修活计的王成嘉。王成嘉号称木匠状元，当时已到暮年，他那一手木工绝活深深打动了我。几经邀请，他答应我，要给杭州第二中药厂留下一对江南找不到的亭子。老人家说到做到，几个月后带着他的徒弟来到我的企业，不用图纸只凭心算，制出了几万件各不相同的木质零件，之后不用一钉一铁，把这几万件木零件搭配契合，组装成一对风采别具的亭子。组装完成后，所有零件都严丝合缝，一块不多一块不少。我给这两座亭子分别起了名字，一座叫宝亭，一座叫丹亭。 宝丹二亭造好后，引起了轰动。一些住在市中心的市民大老远地跑到郊区，来看我们的两座亭子。这下，原本对我不满意的某些领导更不高兴了：建接待室、建门厅，多少还与生产有关，工厂又不是公园，弄这么两座亭子做什么?这次他们真的下了决心，要把我这个不安分的厂长调离，我也做好了离职的准备。无巧不成书，正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来到杭州第二中药厂检查工作，路过绿化区时，他一下就被华丽的宝亭吸引住了，听罢我对这对亭子的汇报后，彭真委员长连连点头：“好，好。你不仅继承了祖国的中药遗产，还抢救了祖国的艺术遗产。”彭真委员长所以用了“抢救”二字，是指这两座亭子造好后不久，王成嘉老人就离开了人世。 中国的事情有时候很奇怪，彭真委员长连说了两个好之后，再没有人说这两座亭子造得不好，也没人议论要把我调离了。 ◆产品——从苦、大、丑、慢到甜、小、美、快 比较起西药来，诞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中药在维护了我们民族健康成长的同时，也具有一些明显和当代社会不合拍的缺陷，总结起来四个字：苦、大、丑、慢。苦是味道苦，没有任何包装，苦药汤直接和舌头接触;大是用量大，开方配药，拎几大包，汤汤水水一煎一大碗;丑是模样丑，草根树皮尤其是一些动物性药材易于让人产生心理障碍;慢是疗效慢，尤其是没有直接作用于肌肉、静脉的针剂。俗话说“急病碰上了慢郎中”，其实不是郎中慢，而是郎中手上的“武器”慢。说句严重的话，这些问题不解决，苦、大、丑、慢的中药将被快节奏发展的时代所淘汰。 将传统中药的苦、大、丑、慢，变成现代中药的甜、小、美、快，自然也是我们行业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这一改革也不容易，拿中药针剂来说，中药材活性物质多，质量难稳定，风险大;同时由于人们对它不信任，当时一支只能卖几分钱，要赔本经营。试验来试验去，连一些老伙伴都顶不住了，针剂车间的主任来找我，要求转产生产其他赚钱品种。我批评他，这是有关中医药前途的大问题。我用几种赚钱的药品把你一个车间养起来，中药改革也要坚持搞下去。就这样，当中药改革在许多企业停滞下马时，我们坚持住了。 ◆设备——从火熬棒搅到电脑操作 传统的中药生产是手工作坊，离不开火熬，锅煮，脚踏粉碎、手搓成丸。要把传统剂型改变成适合当代人们服用的剂型，把苦、大、丑、慢变成甜、小、美、快，就必须改造传统的中药生产方式，在生产设备上来一次大的革命。当然，这个“革命”同样不容易，这里也有两件小事。 一次，我带着一位技术人员到上海一家西药厂参观学习，人家一看是中药厂来的，满脸瞧不起，嫌你落后，根本不愿意接待，说厂级介绍信不够资格，非让换成局级的。好不容易换来局级的介绍信，还是不让进。气得我指着对方的鼻子大叫：“有什么了不起，十年后，要让你来向我学习!” 另一次是出国，到一个相关企业参观，那个企业实行的是现代化管理，我们走到电脑控制中心时，提出想进去看看。陪同的外国人想了想，说了几句话，把其他国家的来宾都拦下了，惟独把我们几个中国人放了进去。当时我还想，对方不错，对我们中国人友好。等到参观出来后翻译把人家的话一翻，差点儿把我的鼻子气歪了——人家说的是：让那几个中国人进去吧，反正他们也不懂电脑。 第11页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1984年，当电脑在我们国家还是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怀中的“宝贝”时，杭州第二中药厂电脑控制中心已经正式运行了，这也是我国中药企业首次与电脑结缘。我们开始是用电脑进行财务管理、生产调度、情报处理、资料储存，发展到现在，已经直接运用于生产一线。像进入新世纪后建成投产的提取车间，从煎煮到出液，从沉淀到浓缩，整个车间二千六百个控制点，六十多个控制迴路，完全由计算机来进行自动化程控，原先三十多个人的工作量，现在两个人就能承担，而且质量还有了大幅提升。这个车间的现代化程度，不仅在国内领先，在世界范围也居于前列，连见多识广的温家宝总理在参观后都连连称赞：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现代化的中药厂，管理得很好。 ◆“破三铁”——提高整体福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风浪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新旧思潮的交锋。在治疗药一统天下时推出滋补保健药，将传统中药剂型改变为现代中药剂型，在厂区建设和生产设备上和现代化接轨……这些举措看似只是物的改变，其实都离不开人的改变，人与人的斗争。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那场“破三铁”，改革的对象则直接变成了人。 “破三铁”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即干部能上能下，破掉“铁交椅”;职工能进能出，破掉“铁饭碗”;收入能高能低，破掉“铁工资”。这些放在现在，已经是很普通的事，但是在当年，绝对是一场斗争。你想想，原有的二十三个处室，一下精简成十四个;原先当车间领导的，一下子成了统计员、库房保管员;干得好的可以取得高收入，干得不好的、不遵守劳动纪律的，连原先的工资都拿不到……这必然触动一些人的个人利益，一时间，反对“破三铁”的声音满耳朵都是：“全国多少万个全民企业分配制度都不动，杭州第二中药厂为啥要动?还不是你冯根生要出风头，称好佬!…职工全变成了合同工，还叫全民企业吗?” 在阻力和威胁面前，我们没有退缩。我知道，只有破掉“三铁”，国有企业才有活力。我们坚持劳动表现、劳动纪律和工资收入挂钩。一位工作骨干工作时间在车间里洗头，我们依据规章扣了她五十元钱(当时全厂月均工资只有六十五元)，被职工们嘆为“比在美国洗头还贵”;一位副厂长因为“夏时制”忘了调錶，迟到两分钟，被当场罚款……一件件的事实让职工们认识到，这次“破三铁”不是说说算，而是真改革了。 更重要的是，职工们看到了改革后生产力的解放，给大家带来了种种好处，尤其是整体收入和福利的提高，开始自觉地参与改革，支持改革，变从前的“死、懒、散、穷”为“活、勤、严、富”，于是出现了懒人变勤人、为了不迟到打计程车上班等一系列新鲜事。 ◆考厂长——让老虎挣脱束缚 “花无百日红”，对一家企业来说也是这样。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到八十年代末，我们的企业一直蓬勃向上，一次次成为改革发展的典型。到了1989年，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出口受阻，国内市场大幅下滑，国有企业普遍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困难面前，我们盼望能够得到领导部门的支持。没想到，一些领导部门非但没能提供这样的支持，还反过头来，把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已经解脱的枷锁又重新捡拾回来，重新套在国企头上。“考厂长”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事例。 “考厂长”就是上级部门对国有企业的厂长进行考试，考试内容五花八门，从安全知识到财务制度，从劳动工资到经济合同，甚至连环保绿化知识、计划生育条款，也要厂长亲自出头考一番，花上许多时间，写上几万字的答题。这种考试，不仅内容繁琐，而且规定严格：见不到厂长的教学档案、培训笔记和考试成绩单，申报的部级以上的质量奖项不能批准，企业也不能升级。我长期在一线工作，知道作为一家企业的领导，“鸡叫出门，鬼叫进门”，“两眼一睁，忙到三更”，长出三头六臂都不够使，哪有那么多的时间陷入到这里边!几经思考，我决定再当一回“出头鸟”，告诉他们：老冯罢考了。当时，我讲了这样一番话： “我不是绝对反对考试，有些国家规定的厂长经理必备知识，考一下未尝不可。请一些新厂长参加上岗知识培训和考试也可以。但是现在的考试太多太滥。我当厂长二十年了，快下岗了，再叫我参加上岗考试，有必要吗?计划生育、环境卫生、劳动保护、植树绿化都有专职干部分管，全叫我一人考，受得了吗?门门都考好成绩，厂长合格证书是拿到了，但厂长的活儿全别干了。” “我这样说，一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志听了可能不高兴。有的人会说，‘老冯，企业的事我们都不闻不问，那叫我们吃干饭?’其实，这些同志误会了，国营大中型企业面临的困难很多，光靠自身努力很难解决。对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服务和理解，我们求之不得，举双手欢迎;我们感到厌烦的，只是形式主义的机关作风。” 考厂长是上级在考你，罢考当然有大风险，我认识的一位厂长，就是因为要处理厂里的一件急事没有参加某项考试，被领导大会点，小会批，最后连劳模称号都被抹掉了。但是我想，“罢考”的目的是唿吁给国企改革松绑，我不怕。幸运的是，我的做法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的支持。杭州市领导以及一些主管部门负责人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减轻厂长的负担，加强对企业的服务，为厂长经理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工作环境。上海市也提出了类似举措。 ◆披洋衣——花钱买体制 “考厂长”被轰掉了，但是，在反对“考厂长”中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却始终在我的头脑中转来转去：为什么形式主义这一套东西喜欢到国有大中型企业来摆弄?我熟悉不少外资、合资、乡镇企业的厂长或经理，他们的考试，包括评比、检查、开会等等，就比国企少多了。我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老虎”，关键是，现在这只“老虎”被束缚住了手脚，所以反而斗不过放开手脚的“猴子”。要让国有企业焕发活力，必须放开它的手脚。我想到了转变经营机制。 要转变经营机制，和外商合资经营是一条最直接、最简捷的路。这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大胆的想法。谁都知道，冯根生是以高举民族药业大旗闻名的，如今怎么想起来要披上一件“洋衣服”?岂不知，我是要通过合资，解开捆在国有企业身上的重重束缚，更快更好地发展。 当时一些国有企业和外方合资，实际上是被对方吃掉。我们不想这样做，我们要探索出一条合资的新路，合资后，非但不被对方吃掉，还要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几经考虑，我们在杭州第二中药厂之上，组建了一个母公司——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有了这个母公司和没有这个母公司大不一样：没有它，“杭中二”的合资是自己叫卖自己，合资就像“全体入伙”，连品牌、秘方都要“合”进去;有了它呢，“杭中二”便从没娘儿变成了有娘儿，合资谈判成了“父母为儿女谈婚论嫁”。 第12页 而且，合资的是儿子不是母亲，这样一来，合资后不仅品牌、秘方等仍掌握在国有母公司手中，保证了合资后的利润回笼到国家手中，即使今后合作双方有了利益纠纷，当“娘”的还能以独立身份站出来，为“儿子”当家做主。 经过几轮艰苦的谈判，我们最终和泰国正大集团握手，双方合作成立了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合资增值，这一事例不仅在杭州、在浙江取得了很大反响，还引起了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关注。 ◆儿子吃老子——兼併胡庆余堂 1972年，胡庆余堂郊外车间独立出来升格为杭州第二中药厂以后，我虽然离开了胡庆余堂，但在心里却时时惦记着它。改革开放以后，胡庆余堂和杭州第二中药厂一样，面临着同样的外部形势。但是，由于改革乏力等原因，它和“杭中二”比较起来，发展速度大大滞后了，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边缘。当初“分家”时，“杭中二”的产值、利税不到胡庆余堂的十分之一，到了1996年，由“杭中二”发展而成的青春宝集团对国家的贡献，已经是胡庆余堂的十倍，也就是说，二十四年间，两者的差距扩大到了一百倍之多。 看着胡庆余堂的衰落，我生气、着急。1996年年底，市政府牵头让我们两家企业实施“强强联合”。说是联合，谁都知道，这是兼併。这下可掀起了轩然大波。从歷史上说，青春宝是胡庆余堂当年分出去的一个车间，是“儿子”，如今，“儿子”反过头来吃了“老子”，这还了得!面对议论，我告诉他们，改革开放就是竞争，如果任由胡庆余堂这样衰败下去，莫道“儿子”吃了“老子”，“孙子”吃掉“爷爷”也有可能。 针对胡庆余堂的现状，我开出了十二个字的“药方”：擦亮牌子，转换机制，清理摊子。并派出了得力干部。结果，转年胡庆余堂就取得了销售额、出口额和利税的三大突破，现在更发展成拥有多家企业、工商贸的综合公司，成了集团中经济效益仅次于正大青春宝药业公司的“二姐”。 ◆股份风波——破解三百万元难题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在理论上做出了令人瞩目的重大突破，提出了新的分配机制，资金、土地、厂房、设备、工具等有形资产，以及经营机制和经营者的智慧、学识、才能等无形资产，统统可以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学过文件，正大青春宝董事会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乘势而上，实施职工内部持股，即把企业的一部分股份转让给企业员工，让员工从单一的打工者变成既是打工者、又是股东，让他们真正与企业生死与共，成为企业的主人。决议做出后，执行时却遇到困境，首当其冲的是我这个总裁。 按董事会的规定，这次内部股份暂定为公司中方净资产的50%，按现代企业制度，总裁起码应该认购2%的股份，也就是三百万元。面对决议，我是亦喜亦忧。喜的是职工持股后，工作态度、干劲和爱厂意识必然会再上一个台阶，企业也会因此留住一批管理、技术、销售人才;忧的是三百万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合资前，我拿的是国营厂长的薪水，每月的工资是四百八十元整，成为合资企业的总裁后，工资有了较大幅度提升，也不过每月几千元。把这些年的所有积蓄加在一起，顶多能够凑出一二十万元，三百万，我买不起呀! 我买不起，偏偏职工们眼巴巴地看着，希望我带头。有位老职工说：“想让职工持股，你当老总的必须带头买大股，你不买，说明你对企业前途没有信心，我们谁还敢伸手?” 这真是一道难题。《钱江晚报》等媒体还就此展开了一场大讨论。 有人说应该给我奖励，有人说可以用送“干股”的方式解决。但讨论归讨论，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惟一的途径是向银行贷款，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如果贷款，仅每天付给银行的利息就是七百多元，这是多大的压力!在一次家庭会议上，我把贷款持股问题的意向，以及所要承担的风险，向全家人做了说明。让我感动的是，一家老小都支持我的改革事业，二儿子还向我提供了经济支持，让我能够少贷一点款。最后我贷款二百七十万，购买了2%的股份。 看我带了头，全公司掀起了职工购股的热潮。至1998年7月12日，职工认购资金全部到位，认购率达到百分之百。实话实说，这次职工内部持股，对我个人来说并不圆满，但是它推动了企业改革，并且带动了一批企业向股份制进军。 ◆我的长青宝典：飞出猎枪的射程 在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乃至全国所有的国有企业家中，我是个“长命”的，从1949年到2007年，我的工龄已经达到五十八年，经歷了解放前、解放后、“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多个时代，至今仍然在岗。从1972年起，我一直在一家企业担任主要领导，至今也有三十五个年头。 所以，经常有人间我，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你却能够一次次地“出头”而不败，享有“改革长青树”的美名，对此你想说什么?你“长青”背后的秘诀是什么? 要改革必然要遭遇风险，在这方面，我是国企的幸运儿。在歷次改革中，我也面临过一次次的明枪暗箭，流言打击，有几次还险些被撤职，只不过由于种种机缘，至今仍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总结多年经验，对影响国有企业家“长寿”的外因，我想说三句话：一是要给国有企业家一个安心的机制，不要随随便便出现国企厂长、经理“一个通知就开路(解职)”的情况;二是要给国有企业家一个“喘气”的机会，企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在低谷时，要充分理解、支持+帮助他们;三是要给国有企业家一个摸索连续发展思路的机会，不要频繁更换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至于我能够“长青”的内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既然当了改革的出头鸟，就一定要尽力地高飞，千万不要飞飞停停，那样反而容易被猎枪打中。只要你保护好心脏——不要有私心，即使别处被打伤了还是拼命飞，只要飞出了射程，再好的老枪也打不中你了。 第05章 温元凯：亲歷八十年代商业启蒙 【温元凯小传】 尽管到今天，认识1946年出生的温元凯的人大多也已入暮年，而尚记得他的辉煌歷史——他曾向邓小平建议恢復高考、派遣留学生，直谏中央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写作并出版1984年风靡全国的《中国的大趋势》，在全国近三百个城市进行了四百余场演讲，提出中国应制定一部《企业破产法》的人大议案等等往事的人一定也不多，而若知晓他后来还办过公司，从而成功地由科学家转到思想家，又从思想家转到企业家的人，相信更是稀少，但温元凯却绝对是一个该被书写，被歷史记住的人。 温元凯出生于江苏无锡，1970年，大学毕业的温元凯被下放到安徽一个军垦农场，也由此跟安徽结下不解之缘。此后温元凯被辗转分配到浙江绍兴的一个工厂，一个偶然的机会，温元凯成了中国高校里最早“回炉”的老三届的大学生，成了中国科技大学一名年轻的助教。 第13页 1976年，正值推翻“四人帮”，于是温元凯在学术刊物上频频发表论文，引起国内外同行关注，也再次受到压制。1977年6月，他憋着一股气，给当时已经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写信。没想到，方毅看了他的信以后，立刻给他回信，并推荐他参加由邓小平召集的科教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温元凯一鸣惊人，大胆建议恢復高考，派遣留学生，邓小平当场接受，当年便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恢復高考行动。温元凯的命运也随之彻底改变——那个曾经建议派遣留学生的温元凯成为了第一批留学法国的新中国青年。 此后的温元凯一发而不可收拾，1982年他回国后，向中央上书，唿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1984年，他的专着《中国的大趋势》问世，这对当时的中国改革形成了极大的冲击，由此温元凯成为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演说家，被港报称为“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1988年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当然，温元凯的人生丰富度远远不止这些。1992年，他受邀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从事量子生物学的研究。后进入华尔街，三年的银行投资工作经歷使他从一个科学家转变为一个金融家。1997年回国，投身于中国资本市场运作，致力于金融策划工作。同时，温元凯又不断出版图书，发表他那些一如既往的惊世语言——他说：“有香港刊物称我是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我自认为是新思想的启蒙者，这个称号我当之无愧。”他又在2007年出版的图书《牛市一万点》中说： “保守地讲，上证综指将在2010年登上一万点。未来三年，中国将造就一亿中产阶级和数百名‘中国巴菲特’。”尽管这些语言在今天看来有些苍白与自大，但一个人能经歷数十年，一如既往地保持自己的声音，也是价值所在。 ◆一个好学生 我出生在一个清苦的工人家庭，父母均是失业工人，靠叔叔的接济生活。虽然家境清贫，从小家里一本书都没有，但我靠给图书馆做义务服务员而有机会读到很多书。我看过的《居里夫人传》和《元素的故事》这两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差不多从中学开始，我的理想就是要做一个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这些书启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我甚至自己在家做化学试验。 1963年，我如愿考上了南京大学化学系。应该说，我是一个学习很勤奋很刻苦的人。但我基本靠自学来获取知识。大学二年级时，我对无机化学中的离子极化现象感兴趣，开始自学德语和俄语，钻研了大批英文、德文和俄文的原始化学文献，完成了两篇化学论文，后经南京大学着名无机化学权威戴安邦教授鉴评，认为水平已经超过吉林大学化学系两位讲师的同课题论文。 1966年，高教部以全国通报“一个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好学生”对我予以表扬，共青团中央也给予了表彰。但是，“文革”很快开始了，我被迫离开了学校，下放到农村和军垦农场劳动改造，1972年到浙江绍兴长征塑料厂担任技术员。但我对化学的研究并没有中止，其间进行了技术革新，开发了新产品“蓖麻油制造工程塑料尼龙11”。1973年，因为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被推荐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任助教，从此走上了教学和研究的道路。后来有人称我是经济学家，我不敢当，但是我可以毫不谦虚地称自己是化学家，我在化学上取得过一系列的学术成果。1974年，我就开始在“文革”后恢復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979年被破格提升为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人民日报》曾以头版头条给予报导。 ◆倡导教育改革 1977年8月2日，我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我第二天去北京参加“国务院科教座谈会”。接电话时，我既不知道会议将讨论哪些主题，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加，更不知道将由谁来主持。就这样有些懵懂地上了飞机，直到第二天在机场，见到当时教育司司长刘道玉，他告诉我，这个座谈会由刚刚復出五天的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将讨论科教改革方面的话题。 那天我们人住北京饭店，我看到参会人员名单中的三十三位代表全是德高望重的元老，全是科教界的老前辈，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復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等，五十岁以下的只有三人，四十岁以下的仅有我一人。我当时三十一岁，是中国科技大学一个普通讲师，也是最年轻的代表。 会议开始了，一身军装的邓小平同志走进来。尽管他在开场白中表示要当科技教育的后勤部长，让大家多反映问题。会议刚开始的气氛有些沉闷，大家还在习惯性地做自我检查，讲一些套话。中午，协助邓小平同志组织会议的童大林(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找到我们几个年轻代表，让我们多谈谈当前科技界存在的具体问题。受到鼓励后，在下午的会议上我抓住机会，大胆地提出了恢復高考制度的建议，建议由原来的工农推荐改为自愿报考、择优录取。邓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贊同，并指示当年即开始实行。邓小平同志话音刚落，全场人员包括一旁送水的服务员都站起来热烈鼓掌，大家十分兴奋。在接下来的四天会议中，我又利用简报的形式提出恢復留学生制度和建立科学学派等建议。 恢復高考制度和留学生制度，改变了千千五万中国年轻人的命运。 当然这次会议也最终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会后，《人民日报》以《不怕扣自由主义帽子的温元凯》进行专访，《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高于一切的追求》的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中也进行了报导，同时我也开始受邀去各地进行演讲。 1980年，我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夫人实验室留学，师从量子生物学世界级权威波尔曼教授夫妇，在此期间访问了美国和英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活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还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出国前，我以阶级眼光来看待世界;出国后，我认识到解放生产力的必要。在进行量子化学研究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进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迫切性。1982年我回国后，向中央上书唿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当年我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化学教研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有了化学系这样一个舞台，我就有意识地在系内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就这样，一场波及全国的科教体制改革大潮，从一个化学教研室瀰漫开来。 ◆《中国的大趋势》风靡全国 当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席捲中国的知识界，全球信息化给世界也给中国带来了极大挑战。在这两本书的影响下，我总结自己平时演讲的内容写成了《中国的大趋势》一书，讲述了我所理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次浪潮以及未来中国的大趋势。 《中国的大趋势》一书只有十几万字，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反响十分强烈。这本书出版后一下子风靡全国，它在1984年成为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的第二大畅销书，被很多知识分子传阅，至今仍然有人告诉我说那本书影响了他的人生。 第14页 我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大趋势，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在书中我首先讲的就是全世界都在经歷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信息社会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观念就需要更新，我们的社会体制需要改革，需要适应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民主的社会。社会要信息化，主要的就是要推劝科技、教育、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所有制改革和人才选拔制度改革。 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都在酝酿着一股渴望进步、渴望变革的思潮，年轻人和知识分子渴望对外面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渴望发展与机会，而当时的体制又存在着压制人才、压制自由精神的弊端，因此，我和我同时代的一些志同道合者进行着改革思想的启蒙，关注着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思想启蒙者与观念孵化器的作用。 ◆五条战线同时作战 因为《中国的大趋势》的出版，我也成了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演说家、经济学者，被香港《明报》誉为“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后来又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同时在五条战线上作战： 第一条战线是教学。作为大学教授，上大课，带研究生。 第二条战线是科研。我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一百零六篇学术论文，出版十余本学术专着。我还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量子生物学和药物分子设计实验室。我们组织举办了第一届量子药理学、量子生物学和药物分子设计的研讨会，前后一共召开了三届。 第三条战线是担任行政职务。当时我是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主任，兼职担任过安徽省教委副主任，也曾担任过安庆化工研究所的所长兼党委书记。 第四条战线是参加社会活动。全国两百多所高校派人来科大参观，我也不断地应邀到全国各地去演讲，累计在全国一百多所高校、一百多个城市的政府干部培训机构等进行演讲，宣传新技术革命浪潮，宣传思想观念变革。我的报告之所以受到听众欢迎，首先是因为思想具有前瞻性，能够开阔听众视野，提升他们的认识;其次是信息量大，融合了最新的国内外科技与管理成果;最后我也能够提出一系列对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案。 对我来说，去做这些讲演报告多数是重复劳动，在各地演讲的内容大同小异，浪费了我很多时间与精力，但是我看到了讲演的影响力。在北大、清华和其他高校，台下挤满了黑压压的听众，甚至讲台上都坐满了学生，更有甚者爬到窗户上，一趴三个多小时，其情其景让人感动。 我上百次听人当面对我说：“温教授，你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听了你的报告，我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人生道路。” 当时大家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对社会变革的观点如饥似渴，我的报告如此受到欢迎，对此我很欣慰。这也是我不能谢绝各地频繁邀请的原因。其中我印象较深的是在蛇口讲课那次。1984年6月14日，我访问蛇口工业区，给工业区干部、培训中心学员讲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体制改革对策的探讨》和《现在创造型人才及其培养》两课，并多次与听讲者座谈。在讲话和座谈中，我对蛇口工业区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工业区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第二次浪潮即工业文明的口号，第三次浪潮的口号应该是“信息就是资源，效率就是生命，人才就是资本”。工业区应该特别注重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注意信息收集，克服因地理和交通原因而远离文化中心带来的弱点，要进一步注意从全国各地用各种方式和各种形式引进各类专门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包括智囊团、顾问团和谘询委员会; 2.蛇口的干部比较精简，尤其经理人业务量大，忙于业务，存在着知识老化和缺乏新思想等问题; 3.应该提高“知识和主意”的价值，蛇口工资改革中工资差别较小，这不是改革的方向，应扩大差别; 4.特区应该加强内联，二线不应成为特区与内地关系的障碍，招商局和蛇口工业区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应像三洋公司在世界各国有分公司一样，在全国各地也可以有它的分公司，扩大业务范围。 第五条战线是在实务层面参与社会改革。我到过很多国家，知道破产对于企业进步是很重要的。因此当1984年曹思源提出制订《企业破产法》时，我就召集了三十二个人帮助曹思源来做这项工作，并把这项提议作为议案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来。同时，我在中国最早提出《全国代表大会公民旁听制度》的立法提案，唿吁《专利法》的订立等等，这些都对中国经济改革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我还开办了“文革”后的第一家科技公司。 ◆把科技转化为财富 1984年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文革”后中国第一家科技公司——振华新技术开发公司。它主要从事技术转让活动，尝试着将科技转化为财富。大学创办科技公司在当时是个创举。象牙塔里的教授出来办企业赚钱，然后还用这笔收入来支持科研与教学，这是在当时铁板一块的教育科研机制下长出来的一株幼苗。 我们当时主要进行技术谘询与专利技术转让。我们没有向学校向国家要一分钱，每一分钱都是我们自己挣的，每一张桌椅都是自己的劳动所得。我们从两千元的谘询费做起。这种宝贵的尝试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如何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财富。我们的赖氨酸面包，让至少五百个个体户有了致富之路，最有名的是让一个合肥的民营企业家通过面包厂起家成为身价几千万的富翁，这十分令人鼓舞。 我们是最早推动中国知识分子富起来的实践者。我们系的老师因为有信息谘询费，收入得到明显改善，我们也有了更多的钱来推动学术活动。我们在全国高校最早开展了自己出资的学术活动，组织了全国信息资源开发研讨会，主办了量子生物学和量子药理学研讨会，贊助了第124届国际天体物理学术交流会。 很多知识分子有让财富与科技相结合的想法，但我们是最早的实践者。可以说，后来的校办企业北大方正等，都受到过我们的影响。正是在创办了科技公司的基础上，我后来支持创办了《科技谘询报》，这是中国第一份以科技开发和科技谘询为主题的报纸，当时也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某种意义上，我是第一个鼓吹建立“中国硅谷”的人。当时我认识了一个台湾的记者，他写了一本《硅谷人》的书，我把这本书的观念引进到大陆来。在我们这一批人的倡导下，后来中国大陆才有了中关村高新技术开发区，才有了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后来在全国建立的无数个高新技术开发区。 第06章 王振滔：两烧温州鞋 【王振滔小传】 在三十年的改革史上，温州企业家是十分显赫而醒目的一个独特集团。他们是最早的市场经济启蒙者，从一开始便以集团军作战的模式自我发展与互通信息，也是在全国尚处于懵懂期时，温州商人便开始纵横天下，遍地开花。现如今，温州已形成诸多特色产业，尤以服装、鞋具广为人知。奥康是个中代表，而奥康创始人王振滔的歷程也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温州商人的发展史。 第15页 与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温州人一样，1965年出生的王振滔小时候家境贫寒，这在人多地少的温州是普遍现象，也因为这样客观的现实，逼迫着温州人走向全国。尽管如此，像王振滔这样的闯荡者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採取了一种罕见的抱团式的发展模式，成为一种独特的“温州现象”。具体过程为一人先外出觅发展机会，找到后马上通知温州的乡亲朋友，然后带出一窝温州人。有个小故事能显着地说明温州人的这种特性——有个温州人在北京发现商机，于是马上发电报回温州，为了节约起见，他发给老乡的电报只有六个字：钱多人傻速来。这样的故事是典型的温州特色，精简、节约、高效，目的永远是第一位的。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振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湖北经商，产品便是温州皮鞋，当然，这和现在的温州鞋还是两个概念。 作为温州皮鞋大军中的一员，王振滔和奥康的发展受到过三把火的影响，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第一把火-1987年的产品危机。是年，温州皮鞋在中国已是恶名远扬，经常有传闻：在温州买的皮鞋，穿了一天便脱底了，拿回家一看，原来是纸做的!当时这样的新闻比比皆是，最终在这一年里爆发了。为打击假冒伪劣，杭州市工商局将全市收拢的温州皮鞋堆在杭州市中心的武林门广场，然后用一把火烧掉了温州皮鞋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从此温州皮鞋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在遭遇产品危机后，在武汉经营的王振滔亦受其害，他苦心累积的二十多万产品也同样被没收，但这反而让众多温州人走上了另一条道路，1988年，依靠三万元起步资本，王振滔创立了奥康品牌，由此意外走上了品牌发展的道路，这多少有点被逼无奈地进行产业升级，却无意中捡了金元宝的意味。 影响王振滔的另外两把火则是另种意义上的事件：在武林门广场烧假冒伪劣皮鞋后，1999年圣诞节前夕，已经走过十一年历程的奥康为打击假冒奥康产品，亦在武林门广场上烧掉了一堆皮鞋，不过这次象徵的是温州品牌的崛起。而第三把火则是发生在西班牙的烧鞋事件，2004年，温州制造已像中国制造一样遍布全球，于是在西班牙的埃尔切市，温州人在当地低价销售的皮鞋又被付之一炬，而此次事件则让整个中国制造都感受到了产业升级的痛楚。 以奥康为代表的温州商人之所以能在三十年歷史中留下浓墨的一笔，很大程度上跟他们经商习气中的精神相关。温州人重商道，为了商业利益和自身发展不惜赴汤蹈火，在这样的目标下，他们又展现了江南人性格中睿智的一面，比如奥康在此次奥运盛宴中，以极小成本获得奥运贊助商资格便是典型的一役。这些特点无疑是现代中国制造中所缺乏的，也是温州经验至今仍在传播的主要原因。 ◆创业之火，可以燎原 我小时候家境不好，家中孩子多，没上完初中就辍学了。为了能贴补家用尽一个长子的义务，我开过米厂，当过木匠，还去过湖北推销我们温州产的鞋子。之前的1982年国家颁布的《宪法》已经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并明确表示国家会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益，这其实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走出农村发展个体经济是个很好的鼓励。但是当时国营经济仍然占绝大部分，个体户的地位并不高。 我在武汉推销鞋子都是打阵地战，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加上当时许多人对温州货存有偏见，进国营商场卖温州鞋那是不可想像的。我想如果自己的鞋子能得到这些带偏见的人的认可，那我的影响岂不是很大?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找当地一个商场的经理，提出由商场提供柜檯，自己提供产品和人员的“厂商联营”模式，最终我的鞋子进入了商场，这在当时可是开创先河之举。后来我还发展了订制鞋子的业务，生意有了起色，并先后在当地几家有名的商场开设了多个柜檯。 当时，温州生产了不少假冒伪劣的皮鞋，在全国影响很坏。1987年浙江省工商部门将在全国各地查抄的假冒伪劣温州鞋，集中在杭州武林门广场，一把火烧掉，轰动了全国。那把火烧完的第二天，我正在从武汉回温州的车上，准备进一批皮鞋回武汉卖。路上就听见大家在议论烧温州鞋的事情，不过感觉不以为然，因为我进的皮鞋质量一直都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第二天刚进家门，杭州就打来电话，说是出大事了，我们价值二十多万元的鞋全被没收了。 谁能想到，一夜之间温州鞋就成为了“瘟鞋”的代名词，大家都避之惟恐不及。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自己卖的明明是真皮皮鞋，一下子也都打了水漂。虽然最后经过艰难的诉讼，我拿到了两千多元的赔偿，但是多年的辛苦和努力也都付诸东流。 温州人向来以善于做生意而出名，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前，很多温州商人都停留在只注重赚钱的商人层次，而且相当多的人都是赚钱至上，一时之间假冒伪劣盛行，导致温州货很快就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 不过，真没想到，那把火反倒烧起了我的豪情和决心：温州人如果连鞋子都做不好，还能够做什么?我要从头做起，自己做鞋，做人见人爱的温州鞋!于是，我回到老家，用借来的三万元钱创办了奥康集团的前身。我还为自己的皮鞋想了个朗朗上口的商标：奥林。奥林，奥林匹克，这在当时正在筹办亚运会的中国，可是一个响噹噹的名字。不过，因为涉及到国际共有品牌，不得不改为“奥康”：发扬奥林匹克精神，推进企业健康发展。我们要为温州皮鞋雪耻。 我又扛着自己生产的皮鞋，重返武汉。把自己亲手生产的皮鞋送到武汉大大小小的商场，但人家愣是不收。好不容易以试销的方式，把鞋子摆进了汉阳一家商场的鞋柜，一连半个月，就是无人间津。有一次，我一大早就在柜檯前贴出告示：“这不是被焚烧的温州皮鞋，而是经久耐穿的奥康皮鞋，保质期六个月，出现质量问题，以一赔二。”终于，开始有顾客光顾了。多年来，信誉一直就被我们奥康视为企业的生命线，因为正是凭着诚信经营，我们才赢得丁国内外客商的青睐，奥康集团也因此而得到迅勐发展。 ◆从内部突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到这时中国的民营企业真正获得了稳定成长的外部环境，需要做的就是加强自身的修炼。 奥康也是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对市场经济基本上没有概念，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更谈不上经验，就是凭感觉，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信誉是我们发展生存的根本。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员工的质量意识淡薄，质量没有保障，大家就要丢饭碗。2000年7月，奥康集团就解聘了八名高层人员，原因是他们所负责生产的皮鞋质量不合格。尽管这批产品基本达到各项工艺要求，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这些管理人员放松了对质量的要求，还是决定解除其职务，并销毁了这批皮鞋。 第16页 ◆温州制造 经过十来年的发展，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奥康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实力，在奥康被评为“中国真皮鞋王”之后，一个树立奥康品牌和重振温州鞋的绝佳机会开始出现了。当时，各地涌现出了很多假冒的奥康鞋。面对打假收缴来的数千双假冒奥康鞋，我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十多年前，一把火烧臭了温州鞋的名声，十年之后，我们为什么不能再烧一把火，重新树立温州鞋的形象呢?1999年12月15日，同样是在杭州，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和温州市以及主管部门的领导一起，将两千多双假冒的奥康鞋付之一炬。非常有意思的是，有位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也点燃过十二年前杭州武林门的那把火。当时，看着熊熊燃烧的大火，这位领导说了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十二年前，我烧的是温州假冒鞋，十二年后，我烧的却是假冒温州鞋。”一把火，又烧出了一个中国名牌。 直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还有些温州企业不敢在自己的产品上标註温州字样。为了重塑温州人的形象，2001年3月，我们奥康做出了一个令同行们震惊的举措：当年的3月15日，奥康毅然高举起“温州制造”的大旗，把专卖店直接开到号称“中华第一街”的上海南京路上。 一个不足七十平方米的店面，年租金高达一百六十多万元。其中的风险有多大，可想而知。因为仅仅就在十年前，也就是在同样这条街上，许多商家竞相打出“此店无温州货”的牌子，以免惹祸上身。其实，我们敢迈出这一步，靠的是实力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进驻上海市场不久，就以精美的制作和新颖的款式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就在当年5月初，在上海市政府採购中心的招标採购中，上海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定购五万双警鞋的项目，我们奥康皮鞋就一举中标。 现在，品牌延伸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不少大企业在一个行业做得差不多了，就开始藉助原有品牌的优势，向一个新行业延伸。在温州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有的原本做皮鞋的企业，却又做起了服装。在这股品牌延伸的热风一度蔓延的时候，我们没有盲目跟风，奥康走的是多品牌经营的道路，因为我们希望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皮鞋。2001年，我们成功推出了康龙休闲鞋，接下来，美丽佳人时尚女鞋、geox唿吸鞋、红火鸟等品牌相继被推出，奥康开始以立体式的品牌战略抢占各个细分市场的市场份额。 ◆破坏性管理变革 企业规模扩大之后，很多内部管理问题也随之而来。在奥康发展的歷程中，经歷了三次大的转折，也就是“三次变革”。 第一次变革是1995年打破家族式管理。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整天都陷于处理家族管理者引发的繁琐纠纷之中，成了不折不扣的“消防员”，根本无暇顾及企业发展。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促使我下定决心，要破除家族企业的管理弊端。 一件事情发生在公司内部，当时一位负责销售的长辈看到市场上老太太的鞋好卖，不容我分辩，执意生产了一大批老太太穿的棉鞋，价钱也很便宜。虽然这批鞋卖得很火，但是从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一提起奥康就会说：“奥康啊，我知道，不就是专卖老太太鞋的那个牌子吗?”对于一个希望塑造一流品牌形象的企业来说，这简直是致命的打击，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慢慢扭转了不利的局面。 之后不久，另外一件令温州业界震惊的事情又发生了。温州一家知名的制鞋企业突然倒闭了，而它曾经是温州最大的制鞋企业。我记得这家企业倒闭两年前，我还和那位老总讨论过家族企业的问题。因为他是董事长，儿子是总经理，女婿是副总经理，夫人是财务经理，一旦出现问题，我觉得也很难处理。那位老总当时哈哈一笑，“大家都是一家人，难道还真打起来不成?”结果，儿子和女婿谁也不服谁，还真打了起来，管理混乱得一塌煳涂，企业就迅速走向了衰败。 一番震动之后，我下了狠心，企业用人，要用最能的，不用最亲的。 而且如果家族里的人全部都是a型血，那不管怎么样繁殖都是a型血;只有从外面再找一个b型血，才能够产生ab型血。做企业就是这个道理，新的员工会带来新的思路。如果永远局限在自己的小家族里，就看不到外面广阔的天地，企业只会越做越小。 家族管理变革后，公司的管理更加开放了，培养和发展了一大批人才，为公司进一步扩大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在2002年，公司又进行了第二次变革，通过建立完整的规章制度体系，使公司的管理更加规范，运营也更加稳定和安全。到了2006年，公司进入第三次变革期，对集团的组织架构进行了改革，集团的管控模式实现了由操作管理向战略管理的转变，强化了集团公司规划、监控和服务的职能，对公司实现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第07章 张贤亮：我用文化经营荒凉 【张贤亮小传】 作为作家的张贤亮颇具歷史符号意义。在文艺復兴一般火热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圈子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作品常常引起广泛争论，并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 而九十年代以后，他下海经商，做得风生水起，担任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也驾轻就熟、颇有建树。他是一个具有作家的灵魂，却兼有思想者的理性和行动者的意志力，全面参与和见证时代变迁的少数人。 张贤亮祖籍江苏盱眙，1936年12月生于南京一个资本家的家庭里，父亲曾在哈佛商学院读书。张贤亮曾在重庆、上海、南京、北京读小学及中学。高中毕业后，自愿前往甘肃贺兰的农村担任基层工作，次年调到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当教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张贤亮开始文学创作，1957年因在《延河》文学杂志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宁夏劳改农场劳动改造，这一改造就改造了二十年，1977年才获得彻底平反。那年，他调任《朔方》杂志编辑，开始重新写作，相继发表了《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这些小说相当一部分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他的作品感情深沉、富于哲理、文笔俊逸，因为描写了特殊环境里人性的扭曲与挣扎，引起过广泛的争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贤亮担任宁夏文联主席。当时，张军钊在宁夏拍摄电影《一个和八个》，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点。张贤亮让文联干部领着张军钊到了具备荒凉感的镇北堡，张军钊一眼相中。巧合的是，张艺谋是该片的摄影师，也觉得这个地方很好，这为后来在镇北堡拍摄《红高粱》埋下了伏笔。由于《一个和八个》被禁映了一段时间，所以第一部正式放映的“镇北堡电影”是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牧马人》。到了九十年代，共有五部电影在镇北堡拍摄。这引起了银川市政府的注意，于是镇北堡多了一块牌子，叫做“文物保护单位”，来这里拍电影是要收费的。 第17页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大办商业的热潮，文联也和其他党政机关一样要办第三产业，身为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自然“挺身而出”，响应了这一潮流。一开始他可能抱着作家“深入生活”的想法，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开始欲罢不能，后来他成了镇北堡西部影城的董事长，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励精图治，终于将西部影城建成了“有形资产数千万、无形资产超一亿”的旅游风景区。 据说，成功转型为企业家的张贤亮事实上也没有远离文学，依然喜欢写作，但不再有强烈的发表欲望。他依然思考信仰问题，关心国计民生，也依然推崇他在劳改时曾熟读的《资本论》。作为文化人转换而来的企业家，张贤亮对事物常常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例如他反对人们迷信那些成功者的速成教材或者别人的成功经验，认为没有一个企业家的成功经验是可以复制的，真正有启示的，是高境界的、根本性的东西。 而经商和做任何事一样，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2008年，张贤亮推出了新书《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向改革开放致敬，与读者分享他十多年来的商路心声，引起各方关注。书中还记录了他当政协委员时候的一些提案，其中有一条是“要对拖欠农民工和员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及僱主制定惩罚性的条款”。 ◆关于“下海”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作为“文人下海”的典型被媒体广泛报导，一晃过去了十四年，“逝者如斯夫”!开始我只有七十九万元资本，如今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有形资产近两个亿。荒凉中无人问津的古堡废墟，早已变成宁夏首府银川市第一个“国家aaaa级景区”，有“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赞誉，这里成功地承办了第十三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更是来宁夏的外地旅客必到之处，年接待游客量近四十万人次，门票收入上千万元，宁夏党政领导和老百姓公认西部影城是“宁夏之宝”，品牌的无形资产要大于有形资产数十倍。 作为一个作家，—f海”的经歷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这几年我虽没有发表重要作品并不等于我没在写作。现在中国文坛的风气不正，信仰迷失，礼崩乐坏，也不是发表重要作品的时候。再说，和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同时出道的“新时期作家”中，又有谁在二十一世纪初发表了重要小说呢?不少人已转写散文或研究《红楼梦》了。 虽然近些年我在文学上似乎止步不前，但至少我为社会提供了两百多个就业机会，给镇北堡西部影城周边农民每年提供五万个工作日。原来举目荒凉的地方被我带动成为繁荣的小镇，附近数千人靠我吃饭，这总使我感到自豪。 九十年代初“下海”的文人不少，后来大多纷纷爬上了岸，作家中大概只有我还在经营企业。回首创业初期一路颠簸至今，有艰辛也有欣慰。 ◆发现镇北堡 镇北堡是明清两朝在西北地区修建的两百多座边防兵营中的一座。我发现它是在1962年春我第一次劳改释放当农业工人去赶集的时候，正如我在小说《绿化树》中写的，它“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沙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这里所说的山即贺兰山。 那时，镇北堡方圆数十里是一望无际的荒滩。没有树，没有电线桿，没有路，没有房屋，没有庄稼。我走了大约三十里路，眼前一亮，两座土筑的城堡废墟突兀地矗立在我面前。土筑的城墙和荒原同样是黄色的，但因它上面没长草，虽然墙面凹凸不平却显得异常光滑，就像沐浴后从这片荒原中冒出地面似的，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显得金碧辉煌。镇北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的震撼，它显现出黄土地的生命力，一种衰而不败、破而不残的雄伟气势。原来作为军事要塞的镇北堡内，所有建筑物都被附近老百姓拆得一干二净，连城门洞的砖也拆得一块不剩。里面随意地搭建了一些简陋的羊圈。但我还是发现了它有一种银幕上的审美价值，在小说《绿化树》中我就写了它让我联想到好莱坞拍摄的以中东为背景的影片。 1980年，我平反后被分配到宁夏文联，正值广西电影厂的导演张军钊要拍根据郭小川长诗改编的电影《一个和八个》。摄制组以陕北采景一路跋涉到宁夏，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地方。到银川，他们请宁夏文联的干部协助他们找。我就把镇北堡介绍给文联干部，叫人领摄制组去看。《一个和八个》是镇北堡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后来被电影评论家评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作，是所谓新时期电影的经典之一，而张艺谋当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师。自此以后，大导演谢晋接踵而至，拍了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后来又根据我的小说《邢老汉与狗的故事》拍摄了《老人与狗》。《老人与狗》是着名艺术家谢添的绝响，而《牧马人》的观众人次至今还未被突破。张艺谋后来又在这里拍摄了他的成名作《红高梁》，还有陈凯歌来拍了《边走边唱》，滕文骥来拍了电影《黄河谣》。由于我的介绍，镇北堡逐渐有了影视城的雏形。这座古堡的废墟因为被我发现而改变了命运，这是镇北堡的机遇。 ◆创建西部影城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众所周知，“讲话”发表后全中国掀起了经商热潮，宁夏文联也和其他党政机关团体一样忙着办“经济实体”。我认为作家要深入市场经济生活，最好的方式无过于亲自操办一个企业，就趁着这个潮流“下海”，创办了“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公司的基地在镇北堡，称为“镇北堡西部影城”。所以说，市场经济的大潮是第二个机遇，改变了我的命运。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我个人的市场经济思想准备和在青少年时期读了些书，多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在长达二十二年的劳改期间，除了“马恩列斯毛”的着作，是不允许读书的。但读书成了我的习惯，尽管环境恶劣，稍有闲暇总要捧本书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一直陪伴我渡过那段艰辛的日子。这部巨着不仅告诉我当时统治中国的极“左”路线绝对行不通，鼓励我无论如何要活下去，而且在我活到改革开放后让我能大致预见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 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就因提出“给资本主义平反”险些再一次受到批判，但中国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我还是有一定前瞻性的(关于我对中国的认识请参考我的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创办和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贯穿了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 刚开始，作为宁夏文联的主席，我是拿自己着作的外国译本的版税存单向银行贷款“下海”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在产权关系上还算是宁夏文联的“三产”。可是到1994年初，中央下文件指示所有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必须和下属的“三产”脱钩。这一“脱”，就把“责权利”全压到我头上。当时，西部影城正在投入阶段，不见丝毫效益，如果我不想承担风险也还有办法“解套”，但我还是毅然挑起这副担子。既然要“深人生活”那就“深入”到底吧。而“脱钩”以后，由于“责权利”分明，企业经营者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就调动起我办企业的动力，也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铺平了道路。 第18页 ◆“管”就是“通” 我是这样解释“管”的：“管”的原意是指一种中空的可以吹奏的乐器，所以“管”最重要的是“通”，中间不通，管子就成了棍子。“管理”的要义就在于上下要通、左右要通、里外要通。管理者要把自己的想法明明白白地告诉员工，开诚布公，员工也能与管理者交流，提出建议或申诉。 首先我明确了劳资关系。今天来讲明确劳资关系似乎多余，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民间经济刚起步时确有必要，尤其在经济较为滞后的西北地区。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最大的毛病就是“产权虚置”，名义上，管理者和工人都是企业的主人，实际上工人对企业毫无支配权，名义上的“主人”自然而然既懒散又无责任心。我首先对我的工人申明： 你们是国家的主人但并不是企业的主人，国家主人体现在你能通过你选出的代表选出市长、省长直到国家主席，而我这个企业主是你不能选的。进了我的企业，请你在工作时间放弃个人自由，要绝对服从我和我任命的各级管理人员，要绝对服从企业依法制订出的各种规章制度，如有差错，就请你离开我的企业另谋出路。 明确了劳资关系，树立了管理的绝对权威，就必须使企业有较强的凝聚力，让雇用的员工心甘情愿听你的指挥。还在西部影城初期的建设阶段，我就把员工的生活区、文化活动区、办公区及食堂尽可能地建成为宁夏企业当中最好的模式，尽管工作地点是一片荒凉的废墟。我在西部影城内部实行了一种叫“员工评议制度”的机制，员工每月都要上交一份“员工评议表”，让每一个员工评议其他员工这一个月来的优异表现或失误的地方。这样，既树立起了标兵，又加强了员工之间的互相监督。“员工评议表”是管理者在这一个月对员工发放奖金或批评处罚的根据，同时也了解了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各部门的工作进度。这种“员工评议制度”我们已经实施了十三年，卓有成效，在企业的健康发展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修旧如旧”，出卖荒凉 有一个好的管理体制还不够，更需要企业管理者自身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至少要对自己从事的这一行业有比较成熟的理念。我把镇北堡西部影城一开始就定位在旅游业上，尽管不断有电影电视剧组来此拍摄影视片，我的主要目的仍是吸引游客，靠门票收入取得利润而对影视剧组优惠，到2003年，我已经对剧组免收场租费了。 镇北堡之所以吸引我和许多电影电视艺术家，就在于它荒凉、粗犷、原始的地貌和古人活动留下的古旧残破的遗蹟。改变或者拆除掉这些东西，它就一钱不值，不会有人光顾。我一开始就特别注意保存并修復古堡的残墙。我派人四处搜集“文革”时期在“破四旧”中拆下的古城砖，在宁夏南部山区固原县的老百姓家中一块一块地收购来六千多块明代的城砖来加固镇北堡的砖石部分，做到了“修旧如旧”。对完全被地震摧毁的一段明城墙，我採用目前国际最先进的可逆性保护措施，在残墙上部铺设了50米长、2.8米宽的钢化玻璃长廊，下面的残墙上布置彩色灯光，使它有种舞台效果。游客可以上长廊上步行游览，观赏下面的古城墙遗址。实际上，镇北堡古城墙并没有很大的文物价值，类似的古堡在西北遍地都有，但只要突出它的古旧色彩，把保护措施变成风景，游客们就会对它饶有兴趣。 “文化”是人做出来的。我在镇北堡採取国际最先进的文物保护措施修建的玻璃“遗址廊”，在中国所有以开发歷史遗蹟来发展旅游业的景区，尚属首创。与此同时，我在修建每一处景点的时候，都把水、电、通讯、供暖等等管道埋设在地下，地面上看不见一点现代的东西。镇北堡西部影城占地九百余亩，参观面积三百余亩，大小景点有一百四十多处，铺设在地面以下的上水管、排水道、电话线、暖气管等等管道长达万米。我在镇北堡西部影城做的工作，用展厅门前的一副对联可以概括： “一片荒凉有文化妆点成奇观，两座废墟经艺术加工变瑰宝。” ◆向“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投影”过渡 1993年镇北堡西部影城刚刚创办时，正值美国大片《侏罗纪公园》上演，看了这部影片我就想，世界上有哪一个影视城能承担这个任务? 哪个影视基地能栩栩如生地再现各种各样早已在地球上消失了的恐龙?原来它们都是用计算机制作出来的，而不是简单的电影道具。这昭示了电影电视未来的趋势。我料定将来的电影电视逐渐会是“制作”出来的而不再是“拍摄”出来的。现在，只不过用电脑制作活动的三维图像还非常贵，一般的摄制组只好把大队人马拉到适合于他们背景需要的影视城来拍摄。但科技的发展是突飞勐进日新月异的，我预测到2015年前后，影视剧组就不会再依赖影视拍摄基地来拍摄影片，而几乎全部用电脑制作了。那么，花费巨资修建的影视城将如何呢?只有以赔本告终。 因而，一开始，我就没有把镇北堡西部影城定位在“影视城”上，主要作为接待游客，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胜地来经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今天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经逐渐变为“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式的主题公园了。游客进了“西部影城”，如同进入了一条“时光隧道”，这里不仅再现了中国北方古代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并且游客也能参与其中，亲自体验一下古人的劳作和生活。因为我早有这样的预见，所以我一直对外称镇北堡西部影城为“影城”，“影视城”只是宁夏一般人顺口的称谓。“影城”的意思就是“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投影”或“缩影”。同时，由于我下手早，在九十年代中期搜集的大量精美的古旧建筑构件和古董家具的价值不断上涨，仅依靠古董的市场升值，即使三年不来一个游客，镇北堡西部影城也稳赚不赔。 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时候，也有同事计划和其他影视城一样建筑起仿古的楼台亭阁、王府豪宅、街巷民居等场景以招揽影视剧组拍摄。这个规划至少需四千万元投资。我哪来四千万元巨款?于是我决定：我只准备一片空白的荒凉和两座古堡的废墟，让电影电视剧组来搭建他们需要的场景。剧组搭建的场景或是因为这部电视片有名、或是因为这个场景符合歷史的真实而有保留价值，我再用真材实料将其固化，把它转化成永久性的旅游景观。镇北堡西部影城开始时，吸引游客的景观完全是电影美工师的作品。其实，许多影视场景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们是影视美工师在搜集大量歷史资料的基础上呕心沥血的艺术创造，并非闭门造车。近些年，影视剧组越来越节省，极少搭建场景，多半利用西部影城原有的场景变换个角度来拍摄，如着名的《乔家大院》、《火舞黄沙》等片。但到这时，西部影城已有了上百处场景，已经上了规模，有了足够资金，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收购古旧建筑构件，完全按照我的规划向“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投影”过渡了。 第19页 第08章 马丁·波斯特：中国第一辆“桑塔纳 【马丁·波斯特小传】 马丁·波斯特是德国大众结缘中国传奇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在德国，他曾是奥迪公司和大众集团的董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放弃奥迪董事会成员的安逸生活，远赴刚刚甦醒萌动的中国上海。作为上海大众首任德方总经理，他在上海待了三年，带着一群对未知的东方同样抱有好奇和信心的德国同事，与刚刚挣脱束缚努力要重新爬起来的中国人一起，在上海安亭建立起了新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上海大众，并且在这里生产出了畅销中国数十年的桑塔纳轿车。 当时的马丁·波斯特年届四十，才刚刚签了一份在奥迪担任人事董事的五年期合同，有幸福的婚姻生活，两个小女儿，一幢新的楼房，生活安逸，前途稳定。然而到中国来参观了之后，他的想法有了改变。 按照合同的规定，上海拖汽公司以实物入股，即一些设备，包括汽车和发动机装配厂房。此外，他们还将提供使用从上海市政府手里租赁而来的安亭那片十万平方米的厂区。合资企业的任务为，将两座陈旧的、半是倒塌、半是博物馆级的厂区设施，改变成非常现代、具有竞争力和符合国际市场水准的生产场地。 初到中国时，波斯特面临最大的挑战在于缺乏了解中国社会的状况、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他所有的，只是一个明确的任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谈判的底线——绝对不能有任何妥协的质量问题。在这些原则下，波斯特发现“只要你给予对方应有的尊重，以正确的方式表达，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你伤了你的伙伴的面子，那么你也会丢人，互相之间就不再有尊重了”。 在某些项目运转不顺利的时候，波斯特也渐渐知道，最有效的办法是直接去找上层解决问题，而不是在下面协调那些没有实权的办事人员。比如有一次，大众需要用港口装卸一批零件，但事情进行得非常不顺利，于是波斯特直接去北京跟最高领导抱怨：“我们有麻烦，我们干得很不开心……”最后事情就得到了解决。 而上海桑塔纳是当时中国最现代、最畅销的汽车，全国三十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所有马路上，奔驰着桑塔纳轿车，西到拉萨，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1986年，销售了近8500辆汽车，1987年已超过了11000辆。1988年，销售量上升到15500辆。全国范围内36个设施室善的维修站，为用户提供服务，这些服务工作，通过上海和北京密集中心的两个流动维修机构得到补充，以便能在现场提供快速的帮助。大众的市场营销工作，也在全国各地都留有痕迹。 1988年的夏天，桑塔纳立在巨幅gg牌中央，在每个大城市里熠熠生辉。 上面写着：“shanghai santana - the most advanced car in china”(上海桑塔纳——中国最先进的汽车)。也正是这个夏天，马丁·波斯特离开了上海，回到德国担任大众劳工董事，结束了其在上海三年多近一千个日日夜夜艰苦的创业歷程。 中国的经歷改变了马丁的生活轨迹。 自那之后，马丁每隔两个月都要到中国来一次，从大众退休后，他就职于一家谘询公司，专为那些不断赶往中国淘金的西方人提供建议，传授经验。在他看来，虽然在中国，人们的眼界、市场的活力、城市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很多根本的东西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有那么一刻我唿吸停止：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些落伍的厂房，脑子一片空白。难道这些遍地尘土的简棚陋屋，就是一家汽车制造厂? 就是在这种地方，大众要联合中国人一起造车?然而，望一眼公司的招牌，证实了我的确没有走错地方。我站在上海拖拉机汽车总公司的一家工厂前，这是家中国的国营企业，而狼堡的大众集团刚与这家企业签订了合资合约。这份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svw)的合同才于前几周，即1984年10月10日，在北京签署。 ◆与安亭工厂的初次接触 时间是1984年11月初。我从汉斯—赛德尔基金会那个小型的巴伐利亚代表团活动开熘了一天。这个团受邀于中国友协，在中国已遍游三周。作为奥迪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我想近距离观察一下我的母公司不久后要与中国人共同建设中国首家现代化轿车生产地的地方。 在一名中方代表团团长的陪同下，我坐着计程车从上海市区出发，前往其西北部三十公里之外的安亭，嘉定县一个所谓的工业区中的一座村庄。由于自行车、水牛，加上本身的路况，车快不了，我们在路上就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路边，看到的是农民在稻田里劳作。我们的车也顺带给农民们特意铺洒在路上的稻子脱粒。尽管我早已预感到，中国人急需实现生产的现代化，但第一眼看到某一天会成为“上海大众”的那块地方，这种隐约的预感却变成了痛苦的事实：大量的金属废料散乱地堆放在厂区地面上，那些房屋，与我们想像中的生产厂房，风马牛不相及。 所有的窗户漏风。那条满是沙土、未经夯实的道路从厂区中央穿过，室内不仅与室外同样潮湿，而且还同样阴冷。没有暖气。我觉得，厂区如此荒废，似乎可以说是到了被拆毁的境地。这根本无法想像，某日如何从这样衰败的厂房，生产出来哪怕只有那么一辆我们可以勉强认可的轿车。“天啊!”这一声惊嘆在我脑中迴旋，“谁要想在这里同中国人合作，那将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狼堡对那份合资合同做何考虑? 带着这个疑问，我离开了安亭，在上海市区与代表团汇合，不日便返回德国。 首次中国之行的经歷，让我思考良久。在那里，人们生活在欧洲人几乎无法想像的贫困境地，可同时，我又能感受到整个国家对改善的期盼。人们表现出乐观主义的精神，一种实实在在的对变革的兴致。这种情形，我在德国鲜有经歷，那个国家在经济奇蹟发生后的年代里似乎更想安于舒适的现状。 其时，我年届四十，才刚刚签订了一份担任奥迪人事董事的为期五年的新合同。当时，我有着幸福的婚姻生活，两个妙不可言的女儿、一幢新的楼房、一名司机;总而言之，我拥有人们想拥有的一切。但是，伴随着中国之行，那种印象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加深：天啊，这世界也还有另一面呢。我要重新定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政府邀请世界各国的企业，以资本和关键技术参股于中共倡导的工业现代化项目。以西方技术和西方管理知识为交换，中国人首次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了通往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国家市场的通道。那是一个未来将有显着增长率预期和指日可待的诸多赢利前景的市场。因为当时，无论如何，中国的需求增长在望。 与世隔绝了一百年，经歷了各种动乱、内战和饥荒的几十年，中国大地似乎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经济改革家逐渐地在管理着那个泱泱大国的中共组织中赢得优势。那些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家们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社会已超过十亿的人口，会随之带来各类诸如粮食和能源等的供给问题。改革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中国农业和工业低下的生产率得到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才能得以解决。为此，这个1983年人均年收入尚不足350美元的国家，需要来自外部的经济援助——尤其是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 第20页 中国政府计划在上海将汽车工业扩建成重点产业。由于汽车工业为其他许多现代化国民经济行业的核心，所以一开始，中国人就特别坚定地推动着它的发展。早在1978年，中国政府的代表就开始与德国大众商讨在上海合作生产轿车事宜。因为在那里——中国的经济改革家们决定——应该形成一个中国汽车工业未来的重心之一，即中国的底特律。 ◆合营合同的敲定 推动中德合作谈判的，并非由于大众集团的主动，而是归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的审时度势。在寻求工业建设合作伙伴的过程中，他于1978年11月拜访了位于斯图加特的戴姆勒—奔驰总部。由于中国人过去只是零敲碎打地见过世面，因此他们仅知道少数几家汽车制造商，其中德国的只有斯图加特的戴姆勒—奔驰。 当中国机械工业部部长抵达德国时，他发觉大街上的奔驰车并没有像想像的那样一辆挨着一辆，而是大量的大众产品，如甲壳虫或者高尔夫。因此，周子健打听这些汽车的制造商。斯图加特人向那位部长解释，这些都来自狼堡的大众。周子健立刻决定率他的代表团坐火车奔赴狼堡。 抵达狼堡后，代表团徒步从火车站赶往歷来是大众厂访客主人口的“桑特康普门岗”(sandkamp，德国大众狼堡总部厂区南一处大门的名称)。藉助于翻译，周子健向当班的警卫做了如下的自我介绍：“我是中国的机械工业部部长，想与大众的负责人对话。”那名警卫面对这位身着中山装、徒步到来的部长惊讶不已，于是设法找个能接待他的人。 谢天谢地，那一天正巧负责销售的大众董事维尔纳.p.史密特博土在公司上班。警卫于是致电给他：“史密特博士先生，我面前站着中国机械工业部部长，想与您对话。”史密特董事先生的惊讶程度不亚于那名警卫，他充满敬意和新奇地回应道：“那就请他到大楼里我的办公室来吧。那将是我的荣幸。” 中国政府和大众的对话便如此开始。来访、回访，直至最后产生汽车领域首家中德合资企业：而这些都源自周子健一时兴起并果断实施的念头。这段插曲是德国人对中国人实用主义的最初印象，而中国人正是以这种实用主义来做每一件他们面对的工作的。 诚然，大众向中国人毛遂自荐成为合作伙伴，自有其一番道理。中国人在其工业现代化过程中追逐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引进新技术来满足本国对轿车的需求，并同时挖掘出口潜力：首先是针对亚洲市场，长远目标也为了进军欧美市场。 中方的合作伙伴意欲短期内实现现有汽车工业的现代化和生产技术上符合国际标准的本地产品。为此，他们优先要达到质量要求和经济性指标，以此证明自己有能力建设具有竞争力的汽车出口工业。为了这一宗旨，他们需要一切事关工业领域的西方关键技术：从产品技术和生产工艺，到企业管理知识、培训和进修系统，直至销售、售后服务和市场营销战略。长远而言，中国意欲通过这一途径将自己定位为世界市场中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至少是在东南亚地区。 中国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曾联络过美国通用和日本丰田两大汽车生产商，但均遭婉言谢绝。 哈恩博士早就清楚地看到中国是二十一世纪的市场。故此，当他于1982年从患病的前任托尼·许牧克手中接任大众董事长席位之后，便有目的地推进与中国人的谈判。在他的一手“导演”下，那些更确切地说是“偶然”与中国开始的会谈得以加速。其战略远景为：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在东南亚地区设立一个“桥头堡”，对抗那里的竞争对手：日本人和韩国人，以便成功地被市场所接受。 对于大众而言，重要的是尽快在中国这块未来大有发展的市场上立足。由于当时交通密度极低，长远看来这块市场会提供很大的商机。 1985年，中国大地上每一千人才有八辆汽车，而这八辆中，轿车或许只有一至二辆。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数据苍白无力。而在日本，每一千人约有二百二十辆轿车，德国和美国则约有五百辆。因此，适合市场需求来扩大生产能力和产品品种，并逐步拓展销售机会，便是大众公开宣称的目标。 大众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举措是出示了一份报价，那是一份提供在中国生产发动机并部分以全球联合供货方式出口的报价。以那些发动机出口为契机，大众得以满足中国政府和合作伙伴的最基本的需求，即长期的外汇收支平衡。现代化要花钱——不仅仅要花中国的人民币(rmb)，还要花大量的外汇——德国马克或美元。合资企业的外籍员工的工资大部分要以外汇支付，先进的生产车间所用的新设备往往只能在国外订购，还有刚开始时桑塔纳自有生产用的配套产品和零件，几乎百分之一百在狼堡购买。 为防止合资企业尚未正式起步便陷入外汇短缺的困境，只有从合营合同中明确看到那些企业如何自行吸收外汇并长期自行进行收支平衡的条款时，中国政府才予批准成立外资参股的合营企业。换言之，一个企业所需的外汇，须由它自行创收。上海大众藉助发动机厂和出口前景得以跨越了这一道至关重要的审批障碍。通过计划出口，实现上海大众工业现代化和我们的生产所需的美金才会源源不断地涌出。这一构想让中国人信服。谈判接近尾声，只有大众和雪铁龙尚在较劲，大众最终中标得到这一项目，也是因为报价方案提供了一个有根有据的依靠自身力量能进行外汇收支平衡的前景。 再者，大众当时在世界上还享有极好的名声，拥有在诸如巴西或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建有生产基地的相关经验。此外，大众还承诺中方，将持续不断地传授工艺和关键技术。合同有效期被设定为二十五年，这打消了中国人的疑虑，即外国人通过他们的合资只是想“快速结帐走人”。那份共同制定的有着明确具体的阶段性目标的计划，一直延伸到双方合作的第七个年头。 一开始，大众就致力于建立一个资本投资并按投资份额划分经营管理权限的合营企业，即一个所谓的“中外合资企业”( equity j。intventure)，其基本结构依照德国有限责任公司而建。具体来说，最终达成的合营合同具体拟定：公司的原始资本总计应为二百五十五亿人民币，按照1984年的汇率计算，约等于十九亿德国马克。大众注入原始资本的一半，另一半由三个中方合作伙伴分摊，即上海拖拉机汽车总公司(上海拖汽总公司)25%，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中国国家汽车工业总公司(中汽总公司)10%，以及中国银行(中行)15%。 当时，新成立企业的任务为： ——将从上海拖汽总公司接收的、迄今为止只生产了“上海牌”一种轿车车型的汽车厂，改建成现代化工厂，改造在冲压车间、车身车间、油漆车间和总装车间四大生产领域进行;——将产品(桑塔纳)的生产能力逐步提升到三万辆，并扩大为两班生产： 第21页 ——在从上海拖汽总公司接收过来的厂房里，建立一套两班运转、年产十万台发动机的发动机生产体系;——提高所谓的国内生产份额，亦即逐步提高所有在中国生产的配套件，以期在合作的第七年达到80%-90%的国内生产比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套具有备件供应和功能齐全的维修车间的用户服务网络;——向大众股份公司出口短髮动机。 1984年10月，万事俱备。中国人与外国投资者共同创办的迄今为止最大的机械制造企业的合作协议，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订。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德国总理海尔穆特·科尔出席签字仪式，并强调了该项目“作为中德合作象徵”的政治意义。中汽总公司的总裁饶斌、项目组领导蒋涛、作为中国银行子公司的上海信託谘询公司的代表周梦熊，以及大众领导卡尔.h.哈恩博士以及新成立的合资企业董事会第一主席维尔纳·p.史密特博士，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机械工业首家中德合营企业——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svw)终于尘埃落定。这是中国现代汽车工业诞生的一刻。 ◆寻找中国开路先锋 当我在印格尔斯达特的办公室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从中国回德国才三天。我拿起听筒。“我是维斯纳。波斯特先生，还好吗?”埃克哈特，维斯纳博士负责大众集团所有国外企业的人事工作。不管是在墨西哥还是在南非，只要是涉及安排公司高级职位的事宜，均由维斯纳博士负责。“我还好，”我答道，“刚从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回来。”维斯纳道：“所以我才打电话给您。您倒说说看：你们那里有没有一个财务控制人选?…我们这里有很多财务控制员。您要的是哪一级别的?“科长级。”那时，集团内划分有四种不同的主管领导等级：董事级、部长级、处长级和科长级。要寻找一名科长人选，宁可求一个比较经济的解决办法，即找一个具有公认的业务能力、但领导才干不一定出色的人。“那么，那名控制员的工作是什么?”我询问道。维斯纳答曰：“喔，我们在寻找派往中国的头号人选。” 难道是我听错了，还是他真的这么认为?难道维斯纳真的十分严肃地认为，那个中德合资的汽车厂只靠一名财务控制员身居领导要位就可以建成了?对安亭那个衰败的总装车间，我还记忆犹新。因此，我恳求维斯纳说：“维斯纳先生，我刚从中国回来。您可知道，那里是怎样的情形?您想一开始就把企业搞垮?我去过安亭，察看了上海拖汽总公司的那家工厂。您完全想像不出，那里是什么状况!如果想在那里有朝一日用汽车来赚钱的话，您需要派遣经验丰富的领导人员，实干家类型的，并要将必不可少的开路先锋的精神带去。” 维斯纳博士，这位从头到脚地地道道的人事专家，表示反对：“您说的也许是对的。可是，我们付不起这些人的工资。那个合资企业还没有赚钱。一切皆空，八字还没有一撇呢。”我继续问道：“那技术方面上您有哪种人选?”他回答：“啊，那方面我们已经有个科长级人选了……” 我试图再次说明，面对中国的挑战，我们需要的不是二流或三流的人员，而是具备企业管理经验和勇气的一流领导团队。我坚决提请维斯纳再次慎重考虑一下整件事情。此间，可能由于情绪激动，我脱口说出：“说来说去，还不如我本人来干。” 就像我随后得知的那样，我那句顺便带出的口头意见，却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因为紧接着，维斯纳就到大众董事长卡尔.h.哈恩博土那里汇报了我们的通话内容。“我与波斯特谈过了，他刚刚结束长长的中国之行。他也去安亭了解了情况，并告诫说，派一名控制员作为中国企业的领导不太好。另外，”维斯纳补充道，“我感觉他本人可能对此工作感兴趣。” 而在与维斯纳通话之后，我自感有义务向哈恩博土通报我为何担心中国业务的成败。我致电博士：“哈恩博士先生，虽然您是掌管一切的监事长，但今天我想跟您谈谈计划中的中国区业务。只派一个财务科长去中国，我们在中国的企业将一事无成。”哈恩博士答道：“您说得完全正确。中国业务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为此我们需要另外的人选。”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恩博士藉机也问了我，这份工作是否会对我本人有吸引力。我遂平息了误会：“我没当真，我当时只是激将一下而已。” 我们相互约定另找时机深入这个话题。 圣诞节前一周，我与哈恩博士一同从狼堡飞往印格尔斯达特。他行李里已装备了滑雪用品，与他的夫人准备前往圣墨里兹( stmoritz，瑞士阿尔卑斯山知名山城，滑雪胜地)度冬假。他向夫人这样介绍我：“波斯特先生，我们在上海的新任领导。”我反对道：“哎呀，八字还没一撇呢。”“哪里，哪里，”哈恩博士安慰我道，“不过在圣诞树下，你可以有时间思忖一番。” 这便是一份正式的提请，放弃在印格尔斯达特(ingolstadt德国的一个小城市，距慕尼黑一小时车程，是audi的总部)的奥迪公司董事职位，以大众第一人的身份接手中，国公司，让上海的汽车生产运转起来。从无到有，建设一家新企业，况且，这又是在中国，那个对我们而言完全陌生的国土。这份工作对我很有吸引力。再者，安亭的混乱局面我刚巧亲眼目睹。当时的上海与如今人们认识的那个开放的大都市完全不同。整个城市只有少数几幢高楼，没有国际性大饭店或者餐馆。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预感到，这个早先曾被称做“东方巴黎”的城市，会再度繁荣壮大起来。当然，那时还未发展到那一步，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而非汽车。人们以统一的蓝色中山装成群结队地通过不是尘土飞扬，就是积满雨水的马路。但不管怎样，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们是想向前看的。 我是否愿意拖儿带口地前往这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我们在印格尔斯达特的新屋刚刚竣工，那幢房子里每个卧室都有单独的浴室。所有地板、浴室和露台的大理石石材全是我亲自从安那托利亚( anatolien，又名小亚细亚或西亚美尼亚，是土耳其亚洲西南部的一个半岛，位于黑海和地中海之间)买来的。接下来的五年，我是否真的愿意把这豪华的住宅与简单的中国寓所对换? 然而最后，我对刚从沉睡中甦醒过来的那个泱泱大国的好奇心，占据了上风。我可以一同经歷那个国家如何开放国门，行动起来并发生变化的过程;或许，我们甚至还可以以我们的创业来一同为构建这个国家尽微薄之力。中共决心进行的这项藉助西方合作伙伴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世纪工程令我敬佩不已。最终，我为自己设想了对于第一个勇于吃螃蟹的西方汽车制造商而言，中国市场蕴藏着的无限商机。 这种能够直接推动一些事情发展的机会，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思忖着，“如果你在德国做什么事，你会浪费你一半还多的时间来管理，由此浪费了宝贵的精力。但是在上海每一步均会带来结果，即使有时会有磕磕绊绊甚或倒退。而这一切，均是你自己可以安排掌控的;”经过认真思考，我告诉自己：“这才是你想做的事。” 第22页 圣诞节期间，我向我当时的妻子海尔佳，英格讲述了那份供职提议，并最后承认：“我打算接受这份工作。”我妻子没有提出异议，相反，她倒是愿意冒这个险。 于是，狼堡、印格尔斯达特和相关的经济新闻报出了这样一条消息：奥迪公司的人事长官马丁，波斯特，将成为大众在华的第一号人物。 这消息像一颗炸弹落地。为何不选“纯种的”狼堡人?为何是一位人事专家?人们疑惑着。为何波斯特会有如此之举?他是否失去理智了，让他要将迷人的印格尔斯达特里董事的皮交椅，与世界另一端贫穷国度里的硬板凳调换?有些记者猜测我肯定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以致让我觉得离乡背并不失为可取之举。不管怎样，德国国内有许多人对我的决定持怀疑态度。 只有少数人理解，亲歷中国发生的巨变过程这件事，着实吸引着我。当然，安亭那些无精打采的工人和满是灰尘的工厂的景象，也震撼了我。中国人不就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极其落后才需要我们的吗? 只要人们在1984年有那么一点想像力，就可以想像得出，这家合资企业的成功会给大众集团提供何等巨大的商机。倘若中国的共产党人成功将国有计划经济向国外私有资本开放的话，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缓慢但肯定——会成长出世界上最大的国内销售市场之一。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觉醒阶段。人们想要变革，正如我所发觉的那样，其间他们确实会需要我们的援助。 1985年1月，时任奥迪的人事董事的我为了大众事业而奔赴中国。于是，整个事件其后的发展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变化。狼堡的生产董事葛恩特，哈特维希博士，原本已为上海的技术工作挑选了一名科长，却又抽回了他的候选人成命。他或许是做了如下一番思考：倘若哈恩博士将波斯特——尽管“只是”在子公司奥迪、但毕竟还是董事会成员——派至现场，那我便不能随便任命一位科长前往上海，也需要我这摊里最好的人选。这位最好的人选名叫汉斯—约阿希姆，保尔，是大众卡塞尔厂的部长，由此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那真是一件幸事，因为没有保尔，上海大众这家企业或许不会运转起来。虽然我们两人分别由两个互相竞争的集团派系任命，而两大领导波斯特和保尔在整个事件之后的运作中却蜕变成为幸运组合，一个“理想团队”。 1985年1月初，我和保尔首次在罗特大院碰面。那是一家大众设在狼堡的招待所。从外表看，保尔就是一个专为投身远东地区天然而成的人。这位因其亚洲人脸型而被同事冠以绰号“蒙古人保尔”的工程师，据说是在认识我之后才做出了决定。我向他开诚布公，说我已决定接受中国的工作，同时向他解释了我的理由。我们一见如故。我们第一次碰面之后，我就知道，对于上海等着我们去完成的那项建设工程来说，他是绝好的事业搭档。而保尔必定也在我们谈话之后坚定了信念，因为他离开了卡塞尔，为的是作为上海大众公司执管会的技术执行经理走马上任。 ◆大众集团首次合作亮相 上海大众不仅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也是大众发展过程中的首次亮相。上海大众是全球范围内大众参股的首家合营企业——除了当时在南斯拉夫有个合资企业，即tas，以及奈及利亚一家经营权完全属于大众的合资企业。1984年之前，不管是在巴西、墨西哥、美国，还是在南非，但凡大众立足的任何地方，大众都是100%拥有。集团在各个方面决定这些地方走哪条路。狼堡一声令下，大众世界的其余地方，包括横向配套商，都紧跟而上。 而今，这种情况在国国风云突变。上海大众这个合营企业一开始就约定资本和管理职责五五参股的合作关系，亦即，意见相左无事可成。每一个工作层面、每一项企业决策是“要么异口同声，要么一票否决”。领导小组组成人数双方相等。“board“directors”(即董事会)类似我们的监事会。总计为十名董事会成员的一半由中方伙伴委派;另一半则是由大众出任。同样，再由四人组成公司经营管理层，即所谓的执行管理委员会，简称执管会：两位中方人土，两位德方人士。两名德国人选已经确定，保尔为技术执行经理，我为商务执行经理。此外，我还担任副总经理一职。 合同签订过程中，约定董事会主席和公司领导层的头把交椅让位于当地人士，由中国人担任。我们则满足于那些个副职。我认为，这种中国人领导下五五开的合作模式，是明智之举，至今的实践也证实了这点——光凭公司领导发言人那正式场合下具有代表性质的这项工作，德国人根本完成不了。我们对中国人及其习惯又了解多少?我们该向何人展示何物?在聘用一位当地的公司发言人方面，大众早就在南斯拉夫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大众将其合营企业初期一半的参股份额大大提高，远超出50%的时候，当地那位公司发言人才被一位德籍发言人所取代。 当然，这种起用以本国利益为己任的中方领导的合营方式，遭遇了狼堡同事的些许微词。难道说让大众屈居第二，而让中国人位居第一? 这是我们德国集团某类同仁的一种习惯性想法，这类同仁一旦强权在握，便在世界各地到处显示他所能实现的东西：墨西哥、巴西、南非。多数人则想过：“合营?好吧，如果在中国别无他法，那就这样吧。不过我们是领导。”当时占上风的意见为，领导权本应落人大众手中。保尔和我却不这么以为。虽然清楚我们的利益在合资企业里得放人第二位来贯彻，但这并不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在中国可以尝试我的做法。 那种许多狼堡人所遵循的中央集权的专制领导模式，在保尔和我看来很是无聊。我们想要一些新的东西，不仅是给陈旧的中国带来工业现代化，更是给极易在自负中变得迟钝的狼堡的传统式集团来一个中国式的创新。 区别于大众同仁的是，保尔和我没有参与合资企业经年的谈判过程。尽管如此，我们根本不用等到定于3月20日在申城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才来获得对我们未来 的中国合作伙伴的个人印象。因为早在2月份，我们就在为期十六天的考察大西洋彼岸的大众生产基地时碰了面。那次考察，是卡尔.h.哈恩博士甚为关心的一 件事情，他试图以此来向中方合作伙伴展示，作为全球化的集团，我们是如何在其他国家组建生产和销售，并达到较高的质量水平的。除了同事保尔和我们未来的北京代理、在南京出生、之前领导狼堡研发部门一个科室的李文波博士，还有十位中方人员在那次集团考察中随行。他们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饶斌，中国国家汽车工业总公司(中汽总公司)总裁。中汽总公司是开始将汽车工业——中国未来工业发展的核心，他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的汽车产业总负责人——我们项目未来成功的一个关键人物。此外，随行者还有上海市副市长李肇基，他主管城市经济，尤其是外商投资。同行的还有选定的五位上海大众中方董事会成员，他们中有时任上海拖汽总公司老总、被指派为上海大众第一任董事长的仇克，和继任上海拖汽总公司老总仇克位置的陈祥麟。 第23页 考察途中，我们也结识了未来的同事，即被中方选定为上海大众公司总经理的张昌谋。他比我大十岁左右，说着一口地道流利的英语——这使我们不用转弯抹角通过翻译而能直接沟通。保尔和我利用那次考察的机会，在平时一起活动的时候，小心地与我们未来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 在圣保罗，我们巴西的工厂里，中国人对桑塔纳的装配尤为感兴趣。上海大众制造桑塔纳，是合营合同里确定的条款，而且是中国人的愿望。大众在合营谈判进程中，最先提供的车型是奥迪100，但中国人喜欢桑塔纳。主要是中汽总公司总裁饶斌，说服了中国政府，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哪种车型：并非大奔模样，而是一款省油、价廉又安全的汽车，并且是一辆在与德国人合作初期容易制造的车。关于这点，那个时期有诸多错误的看法认为，好像因为桑塔纳退出市场，我们便迅速迫使中国人接盘。这种顽固的成见，留传至今。真实情况却是，桑塔纳尽管在欧洲不怎么畅销，但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巴西，却是一款实实在在的畅销车型。理由充分：它是一款以最先进技术配置的耐用型大众中级车。中国人想要的就是这种汽车。此外，当时桑塔纳还在西班牙、南非生产，更是以许可证方式在日本的尼桑公司制造，这是许多人所不知的。所以，它终归是我们最新款的汽车。我们把“旧货”卖给了中国人的那种传言，完全缺乏根据。可以说桑塔纳是当时我们拥有的最先进的汽车。1982年，在试装合同框架范围内决定引入桑塔纳的时候，它上市才一年。就连那些一再出现的观点，说我们将德国不再使用的陈旧的生产设备和模具运往上海，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在上海大众创办初期那种微小的生产能力下，很大程度上为大批量自动化生产而设计出来的德国设备和模具，在我们的工厂根本用不上。 为期两周的考察结束了。那段日子，我们和中方合作伙伴一起，快速巡视了大众集团在大西洋彼岸的各个公司，天天一起吃饭，进行了无数次专业讨论和私人交谈。我们制定了我们合资企业的第一批远景规划，并由此在我们共同的企业——上海大众成功的道路上一起迈出了一小步。 上海大众第一次董事会(board meeting)于1985年3月20日在龙柏饭店召开，其间，我们被聘任为执行经理人，即executivemittee(执行管理委员会)。张昌谋成为我们的总经理或者说是公司发言人，负责的职能部门为公共事务部。他的代理、副总经理，便是我。我主管的范围为企业的商务方面：财务部、採购部、市场和售后服务部。我们的技术执行经理汉斯—约阿希姆，保尔，管理生产、研究和开发、规划以及质保部门。而人事部和组织部则由我们的第二位中方执管会同事费辰荣负责。董事会一结束，我们便聚拢在一起，举行了执管会组建会议。一切进行得悄无声息：我们大家面对面，每个人再次做了自我介绍。我们结识了寡言少语的人事领导费辰荣，他没有参加我们的考察。 最后我们决定，从那一刻起，我们从法律上行使公司领导的义务。即刻起，我们为上海大众这个企业负责。 第二天早上，为了和员工一起庆祝正式的揭幕仪式，我们驶往工厂;紧接着，又赶往上海展览馆去参加市政府举办的招待会。这一天，以龙柏饭店举行的晚宴而告终，有市长光临，有烟火盛放，还有其他属于这种场合的一切。刚开始的日子里，只要狼堡来的人还在，晚上的饭局就会一个接着一个：“为了未来共同的成功和良好的合作，干杯!” 狼堡的集团代表一个个离去，中方的政府官员也退身到了各自在北京或上海的管理机构中。我们则待在安亭，那个面临艰巨任务的地方：建造一个现代化的包罗万象的汽车企业;从国内配套厂商到自行生产和装配，直至包括各类维修服务站的销售以及能正常运作的备件供应体系。除此之外，我们德国人另有培训中方员工和让中方同仁熟悉西方管理秘诀的义务。我们面临着堆积如山的任务，而从第一步到正式接手公司业务，即颁发上海大众的“营业执照”，留给我们的是五个月的时间。 第09章 霍英东：“白天鹅”飞翔 【霍英东小传】 霍英东可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和大陆关系最近的香港巨商。在2006年10月28日去世的时候，他的官方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隶属“党和国家领导人”。 跟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上世纪二十年代，霍英东出生在香港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渔船上，父母终日捕捞为生。 他幸运的是，十三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伦政府开办的第一间官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语言与文化的薰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 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稍稍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办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 他赚到的第一桶金便与倒卖有关。抗战胜利后，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一百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一万八千元的机器，一转手就赚了二万二千元。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贸易勾黏在了一起。 霍英东崭露头角是在韩战时期。当时中关开战，在美国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大陆的惟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是仍然是一条最可能向大陆输送物资的管道。1995年，霍英东在接受冷夏採访时，第一次亲口承认了当年的作为，他说自己最早是从贩卖柴油开始的，后来做过药品、胶管等等，但是，“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香港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商业超级发达，房市、股市“花繁叶茂”，在这个迅勐成长起来的大市场里，霍英东纵横跌宕，出入从容，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据称，极盛之时，港九百分之七十的住宅房建设与霍家有关。在三十多年里，霍英东先后涉足香港房产、澳门娱乐业、船务运输等领域。他胆大心细，敢于一搏，在水深洋大处造大船，谋大业，自然成就出一番旁人不及的事业。 但霍英东成了香港商人中在大陆获得最高政治地位和享有最高知名度的人之一，并非因为财富之巨，而是其对中国改革事业的投入。 1978年，中国陡开国门，中央政府曾经希望藉助外来资本改造近乎瘫痪的国民经济，故而将深圳闢为特区，在华南开设多个开放窗口，而香港商人也不辱冀望，满怀激情，纷纷跃跃欲试。霍英东们的时代在此刻展开翅膀。 1979年1月，五十六岁的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双方同意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由霍英东投资一千三百五十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三千六百三十一万美元，合作期为十五年(以后又延长五年)。1983年2月，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 第24页 这是建国后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也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不过对霍英东来说，慈善和体育才是他在大陆最为长袖善舞的领域。据最新的披露，他先后投入了四十亿元用于各类慈善事业，这在众多巨商中应名列前茅。他对于祖国体育事业的热衷更是让人津津乐道。1974年，中国想要重返国际奥委会，便请时任国际足联执委的霍英东帮忙。霍多次往返国际奥委会总部以及相关国家之间，四方斡旋出力颇多。为了奖励奥运夺金，他专门设立基金会，宣布向每名金牌选手馈赠一枚重达一公斤的纯金金牌，单是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就颁出奖金三千二百五十九万港元。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年事已高的霍英东竟激动得夜不能寐，深夜索性跳进游泳池里去“降温”。 霍英东祖籍番禺，在生命的最后十八年，他把很大精力放在了番禺最南端的一个叫南沙的小岛开发上。他修轮渡、建公路、平耕地，先后投入四十多亿元，以霍家一已之力硬是把南沙建成了一个滨海花园小城市。 他的南沙项目在商业上曾被认为是一个“乌托邦”，十余年中，只有支出没有收入，他与当地政府的合作也颇为别扭，但尽管如此，这位号称“忍受力全港第一”的大佬却始终不愿放弃。在2003年前后，霍英东更是大胆提出以南沙为依託，打造粤、赣、湘“红三角”经济圈的概念。 其视野、格局之大，已非寻常商人所为。而他晚年执着于南沙，则已超出了牟利的意义，而更多的带有济世的情怀了。 下文为1986年起担任白天鹅宾馆总经理的杨小鹏对旧时的回忆。 ◆白天鹅的孕育 在到白天鹅宾馆工作之前，我在中国国际旅行社广东分社工作。 我为什么会从国际旅行社调到这里呢?我是学外语出身的，在旅行社经常负责接待外国人。接待老外的时候，我老是碰到找不到合适酒店的难题。事情通常是这样的，客人已经到了飞机场，还不知道住哪个酒店。我们只能是带着他在广州市兜圈。那时还没有手提电话，只能在兜圈的间隙偷偷地去打公用电话，问同事怎样了，若是番禺可以了就开着车到番禺去了。这样做当然令客人生气。后来我调到了后勤。当1982年白天鹅快建成时，我就想既然不搞外语了，形势需要干宾馆业，我就主动申请到白天鹅宾馆工作。 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正在筹建的白天鹅宾馆。白天鹅宾馆的兴建在当年广州乃至中国，都是一件具有标志性的轰动新闻。早在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就制订了一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据说邓小平是把抓涉外旅游酒店作为復出后的大事来抓的，以涉外旅游酒店的兴建作为中国打破封闭走向世界的起点。 1978年7月，国家旅游局局长就在广州约见了霍英东先生，说要他带个头在北京或者广州合资建设一家有一千个客房的现代化大酒店。因为霍先生祖籍在广东番禺，知道广州很需要新建高级酒店，他便选择了广州。据霍先生讲，在此之前他对投资酒店业并不熟悉，虽然他投资的中山温泉宾馆已经在筹建，但对一千个房间的大宾馆并无经验，于是霍先生提出捐赠半个宾馆，五百个房间。后来听说广东省省委书记习仲勛、省长刘田夫等领导，都认为捐赠的形式不大好。本来希望港澳同胞、华侨和海外华人都来国内投资的，你霍英东一来带头捐赠，让人以为共产党开放是为了“要钱”，所以坚持合资或合作。 谈过几次之后，1979年1月，霍英东先生与彭国珍先生，在葡京酒店和以广州市副市长林西先生为代表的代表团，签订了“白天鹅”的投资意向草案。这个草案是以后各类会谈的基础，随后的谈判除了做过细节调整之外，基本精神没变。 当时的广州还有两家在谈，一是中国大酒店的筹建是在和李嘉诚、胡应湘在谈，二是花园酒店的筹建是在和利铭泽、李兆基等七大财团在谈。这两家也属于国家计划中的八家中外合资酒店，但在国家计划建设的八家中外合资酒店中，白天鹅宾馆是第一家签署合作意向的。霍先生开了这个头之后，其他商人纷纷开始进一步行动。 霍先生个人投资五千万港币之后，在经营过程中又捐赠给宾馆约四千万港币。他多次表示，从个人立场来说，绝不计较将来利润的多寡，投资的全部收益将用于国内的再投资，或捐赠给有关部门，用于教育、医疗和其他公益事业。霍先生曾经说过，自己投资白天鹅宾馆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外国对中国有信心，让宾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他说一个外国人，来中国下了飞机场就从飞机场到酒店，飞机在路上他可以忍受，可一旦到了酒店之后，酒店的水平就代表一个城市的水平，代表一个国家的水平。 ◆选址沙面，“三自”为本 在与大陆签署合作协议之后，霍先生开始选地。广东省政府给他几块地供他挑，一块是现在中国大酒店那块，第二块是花园酒店的那块地，还有一块就是现在白天鹅所在的沙面这块。世界酒店业有一句名言：建设酒店第一是地点，第二是地点，第三还是地点。因此酒店选址非常重要。 霍先生就考虑了，拿中国大酒店那块地来说，虽然距离火车站和飞机场都很近，赚钱是容易，但要在政治上有影响就难了。你想各国嘉宾每到一个国家，都希望住在最具这个国家地理特点和文化特点的酒店。 如果人家一下飞机，就住在闹哄哄的市区，能感受到多少广州风光呢? 所以霍先生很快就否决了这块地。 再拿花园酒店这块地来说，这块地当时是东风大队的菜地。广州市民如果三天不吃青菜就要造反。比如现在天一冷，一下雨，菜价一上涨，市民就怨声载道，所以他不愿用老百姓的菜地。最后他看中了沙面这块地。沙面在珠江江畔，风景优美，绿树成荫，常年花香鸟语.霍英东过去是搞海上运输的，他觉得这块地不错。他紧跟着到湄南河的曼谷东方酒店看了一下，他们是靠在湄南河旁边盖了一个酒店，所以他觉得应该把地点选在这里。之所以选中这里还有一点，这里曾经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很多外商对这里很熟悉。当时在沙面可以看到一栋栋绿树掩映之下的欧陆风格的楼房，歷史上沙面曾经是外国的租界和外国驻华领事馆的集中地。如果在这里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宾馆，能大长民族志气。现在白天鹅所在的地方，原来是沙面岛的一凹口，淤积了很多泥，平时沖积了很多垃圾。为了节约耕地和减少珠江淤泥的堆积，霍先生凭藉自己多年填海造地经验，不计成本地填滩造地。 选好了地点，就要开始设计和施工。对此霍先生提出“三自”方针，不仅要自己设计，还要自己施工和自己管理。当时的大部分港商的酒店业都是请外国人设计，外国人施工，外国人管理。既然自己从未涉足过酒店业，但为什么还要坚持“三自”方针呢? 霍先生最初想在广州搞酒店的时候，他曾经在香港找过外国酒店管理集团亚洲区的总裁。这个老外跟霍英东谈话时十分傲慢，他说他的价值是每个小时两百到三百美金。霍先生大受刺激，心里想中国人并不蠢，他因此定下了“自己设计、自己建筑、自己管理”的“三自原则”。 第25页 这也是白天鹅的立命之本，它逐步成为白天鹅企业文化的精髓。 在当时的条件下，单是做到自己设计就非常不容易。由于内地建筑业对外封闭了三十年，观念已经大大落后，而香港的建筑师也不熟悉内地的特殊情况，霍先生就组织了一批熟悉本地情况的内地建筑师去香港考察学习。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大开眼界，回来之后发挥他们的智慧，终于设计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现代化宾馆。 1983年2月6日，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之后，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等七家香港财团投资建设的中国大酒店于1984年开业，利铭泽、李兆基等投资建设的花园酒店于1985年开业，杨元龙也在北京投资建设了香山酒店。白天鹅为华侨和外资在开放后的中国大陆投资带了个头。 ◆先有人气，再有财气 开业的第二天，白天鹅宾馆就“四门大开”，让民众自由出入。当时，酒店上下一片反对声，但霍先生非常坚持。我记得当时宾馆在引桥桥头竖了个牌子——“闲人免进”，霍先生来了，一见这牌子就生气了，说：“摘了赶紧摘了，要不谁还进来吃饭呀!”后来霍先生站在临江的玻璃窗前问我：“这个酒店是什么人的酒店?”我就在旁边说，当然是中国人的酒店。他一听，说我话中有话，你在飞机场、火车站看什么人多? 当然是港澳华侨多，回国探亲的人多，外国人少。酒店既然是中国人的，没道理不让中国人进来看。 当年的酒店按照一位领导的说法，越高级酒店就越森严壁垒，想进去要查祖宗三代。当时，酒店在经营上有两个争执：前者强调先有人气，后有财气;后者则认为应该保持高雅格调。美国顾问就认为白天鹅宾馆应该保持高雅格调。 霍先生坚信，先有人气后有财气。既然要改革开放，就应该让百姓来看看什么是高档酒店，什么是好日子。四门大开的第一天就用去了四百卷厕纸，虽然“挤掉的鞋子捡了一箩筐”的媒体报导有些夸大，但场面确实有些混乱。当时大家还是担心会不会由于人潮拥挤而出事故，但开放一段时间之后，群众反映很好。这是内地第一家对百姓开放的高级宾馆。甚至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看白天鹅”都是广州人的一件大事，有些人特地打车过来，认为必须打车才配得上白天鹅。 人气有了，生意一下子好了，我特别高兴。以前我还有冲动拿着电话本，照着电话本，每一个单位都发一个邀请人住函。很快港澳侨胞都来订房了，很多华侨很感慨，说在美国住不起五星级酒店，几百美金在美国花一天就没了，在广州可以花半个月。所以回来以后感觉祖国在发展，在外国被人瞧不起，在这里觉得自己是一个人，觉得祖国确实是改革开放了。 ◆培训人才，出国取经 白天鹅宾馆刚刚开业的时候，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都怀疑能否管理好这个高档酒店。就说餐饮，我们是搞旅行社出来的，接待客人很拿手，但餐饮就不行。后来餐饮这块，通过关系调了二十个厨师，也协商调动了一个管理人员，就是现在的彭树挺副总经理，他在广州酒家做过。霍先生还请了一个外籍华人徐保罗，教餐饮部的人调酒。 酒店业还有一句名言叫：“在管理上，第一是人的素质，第二是人的素质，第三还是人的素质。”因此白天鹅宾馆始终十分重视员工的素质问题。霍先生知道培训的重要，筹建白天鹅的时候就同一所中学合作，专门培训白天鹅的员工。日校生八百人，夜校生四百人。所谓夜校生就是年纪大一点，但是长相、文化程度、思想各方面都不错，所以白天鹅宾馆一开业，就已经有了一千二百个中专生和大专生。白天鹅开业以后，我们意识到要加强员工的培训，尤其是管理人员。考虑到大部分管理人员外语不行，所以就从香港理工学院邀请了一些老师讲课。他们讲课后就编辑出教材，供员工反覆学习。此外，霍先生又聘请了一个叫莫尔的美国顾问。莫尔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专业，专门帮助国外的集团管理高级酒店。他到白天鹅之后，帮助我们进行员工培训，设计管理体制。 白天鹅是最早外派员工出国学习的酒店。开业的头两年霍先生就派人到香港和澳门考察学习。1983年，当时我是副总经理，去了一趟美国。我们的团长是当时的江苏省旅游局局长。他是搞农业出身，提出要到农夫家考察，想了解美国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在获得主人的允许之后，我们参观他们的卧室、浴室和厨房，真是开眼啊。卧室里舖着长羊毛地毯，卫生间很大，放了一个吸尘器。吸尘器在美国是日常生活用品，就连小孩儿都懂得如何使用。由于生活水平不一样，在当时我们这里吸尘器就是奢侈品，吸尘器的使用都必须培训，不培训的话我们酒店的服务员见了钉子都要吸。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它让我明白，管理要跟上国际，当时只有不断谘询，只有走出去参观。这一点真是感谢霍先生。这二十多年来，霍先生花了近六千万，请我们到香港和国外的酒店观摩学习。 我们很快发现在饮食上与国外酒店的差距。国外的饮食不仅讲究色香味，还讲究浪漫的情调。二十几年前国内哪里有这么讲究，但要开一流的酒店，就不能不讲究了。于是我们挑选了两个在世界酒店业有影响的学校，一个就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它的酒店管理统筹很好;一个是瑞士洛桑的ecole管理学校，它的餐饮设计和服务很好。从1986年起，我们每年送八个人到康乃尔和瑞士洛桑学习，二十年下来一共外派了一百六十个，即使跳槽了一百个，还能留下六十个骨干。 ◆敢为人先，善于经营 在经营上，白天鹅宾馆敢为人先，为同行们做出了成功的表率。首先说信用卡的使用。尽管使用信用卡是国际惯例，但在1983年，白天鹅在全国酒店行业率先使用信用卡结帐，还是引起了业内很大轰动。 当时人们都是现金交易，而信用卡不但很少人使用，而且用户群的诚信也不得而知。只是一张小小的卡，如果客人住完了不付钱怎么办?当时，白天鹅的管理层多数倾向不使用信用卡交易，而且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没有这个业务，都是现款交易或支票交易。但如果白天鹅对外要进行国际业务，必须要遵循国际标准。霍先生力排众议，决定率先使用信用卡业务。我们当时是跟南洋商业银行合作的，再跟中国银行结帐。结果一使用信用卡结算，高档的客人便都进来了。 註册商标这件事也不能不提。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白天鹅”三个字经常被人滥用。我当了总经理之后，突然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直接投诉，白天鹅宾馆是骗子。我想我得罪谁了，就不吭声，先听他怎么说。三分钟之后，对方说，你怎么不吭声，不辩解了?我说，我怎么骗你了，我们明码实价。他说，你们白天鹅公司的录音带就骗我了。这下把我气坏了，我说这关我什么事，我们没有搞录音带，但我们有一个牙籤厂是真的，你投诉牙籤厂我可以接受，但是你投诉录音带就是无稽之谈了。对方又说，公司就在你们沙面。我问，沙面多少号?他愣住了。我就说，你搞清楚再来!啪的把电话挂了，我赶紧找财务和各部门主管。我说“白天鹅”三个字不能给人家乱用，老被冤枉可不行。 第26页 为此，白天鹅宾馆开始向国家工商部门寻求对“白天鹅”商标的保护，以维护宾馆的声誉和形象，但当时中国仍未开始有服务商标的註册。1987年，为保护宾馆自产包点、面包等食品的商标专用权，白天鹅宾馆在第三十八类註册了糕点、面包、茶食的“白天鹅”产品商标，这个产品商标和宾馆一直使用的“白天鹅”服务商标完全相同，也是白天鹅宾馆最早註册的商标。1994年10月，国家工商局开始办理服务商标註册，白天鹅宾馆的“白天鹅”商标因为最早提出申请而光荣地成为中国第001号服务商标，也由此掀开了中国服务业保护智慧财产权的新篇章。2000年9月27日，白天鹅宾馆註册并在宾馆服务上应用的“白天鹅”商标终于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驰名商标。迄今为止，白天鹅商标仍然是中国惟一应用于宾馆服务上的驰名商标。 1991年，我们出版了《白天鹅宾馆管理实务》，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呢?我发现当年同行来白天鹅参观学习的时候，都会偷偷复印我们的一些守则。我想，与其偷偷摸摸，还不如大大方方地搜集起来，重新整理讨论一下，然后出一本书，推而广之。当年我们到香港的酒店想要借一本《员工守则》都会非常艰难，自然不能让歷史重演。霍英东也跟我说，中国这么多酒店，不可能全部请外国人管理。中国仅星级酒店就一万两千多家，这么多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不可能全部派到外国去学习吧? 所以白天鹅宾馆应该给中国酒店业办点好事，作为一家大型国有的五星级酒店，我们也的确有责任和义务对过去的经验进行总结，让酒店从业者从中受益。 第10章 袁庚：蛇口拓荒人 【袁庚小传】 袁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者。 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中，天字第一号大企业名叫“招商局”，它是清末重臣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清廷创办的，李亲任招商局的第一任董事长，它跟江南制造局、纺织新局是清政府当年最大的三家国有企业。在晚清的洋务运动中，招商局的地位一时无二。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招商局虽然职能多重变幻，已不復当日显赫，但是这个招牌却不可思议地保存了下来。 1979年，袁庚就任招商局第二十九任董事长。 袁庚身材魁梧、方脸大眼，一派军人气质。他早年随军南下，曾当过东江纵队的情报科长，在1944年盟军登陆中国东南沿海时提供过重要情报，后来参加了解放珠江三角洲的战役。1949年，当上了炮兵团长的袁庚率部解放了深圳，五十年代初他随陈赓入越担任胡志明的抗法军事顾问，1955年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国际间谍罪”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达七年之久。“四人帮”被打倒后，袁庚重回人间。他到招商局不久，即提交了一份大胆的报告。 这份题为《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是1978年10月9日以交通部的名义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的对外开放建议。数日后，袁庚正式提出了在深圳蛇口筹建蛇口工业开发区的构想，他提出：“选定在临近香港的宝安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的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12月18日，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正式开幕的同时，交通部和广东省同意了袁庚的构想。二十五天后，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袁庚飞赴北京，在中南海当面向李先念、谷牧副总理汇报。袁庚提出要给招商局一块工业用地，“当时我把所有的地图都带去了，说了招商局成立一百零六年到现在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我希望国家能给我一块地方。”最后李先念给袁庚批了一个半岛。 这个半岛，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仅方圆2. 14平方公里，袁庚却在这个螺蛳壳里做出了一个大道场。 袁庚办工业区，一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没有财政拨款，但他却争得两个权力：一是可以自主审批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二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于是，他遍走香港，向港商和银行借贷资金。前后两年，招商局借进十五亿元，这笔钱被用来平整土地、建设工业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袁庚同时大大简化招商程序，外商到蛇口办公司，从土地、协议到招工，往往个把月便全部搞定。蛇口很快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工业区”，企业和人才纷拥而入，两年多时间，蛇口的企业已超过百家，一片海涂沙滩顿时热闹非常。 在1979年的中国，蛇口工业区和袁庚的出现，让铁幕般的计划经济被捅开了一个再也补不回去的大洞。 一开始，蛇口工业区就无比大胆地进行了干部体制、民主选举、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变革，蛇口被人热切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来。 1980年3月28日，蛇口工业区在中国第一个正式实行了干部、职员公开自由招聘制，率先打破了新中国三十一年的干部调配制。1983年2月9日，经来蛇口视察的胡耀邦总书记同意，蛇口开始试行群众直接选举干部、考评干部。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十五名干部，经民意推选产生候选人，再经两千多人直接选举产生。从此，调入蛇口的各级干部，其原职务级别只记入档案，在蛇口实际工作待遇上一律无效，能当什么，拿多少工资，全靠民意选举。1986年，蛇口实行民主选举，有15%的人对袁庚投不信任票，有五名董事当场落选。 蛇口实行干部一年一聘，每年民意考评不过半数者即要下岗，干部终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彻底废除。 1992年，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袁庚交出了他管理了十五年的蛇口工业区，此后，蛇口工业区迅速地褪去了它的先锋颜色，仅仅三五年后，便变得“无声无息”。1998年4月8日，《深圳商报》发表报导《蛇口怎么了》，文内歷数了蛇口的种种衰退。此文轰动一时，虽言辞过于武断，却也点出事实之部分。进入2000年之后，蛇口已全然沦为一般性的开发区。2004年6周，蛇口工业区被广东省政府正式下文撤销，袁庚苦心设计的所有制度一夜烟飞。 袁庚晚年一直居住在蛇口的海滨公寓内，窗外一眼可望到香港元朗，他的手边常放一本相册，里面全部是当年与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日暮时分，一一翻过，竟恍如前尘隔世。而今这位驰骋疆场的将军和改革先锋身患老年痴呆症，已经很难连续深入地讲述他以前的故事。 下文为关于袁庚蛇口拓荒的故事。 蛇口海滨花园南海小筑a5号楼，是工业区1996年发售的连体别墅。这幢别墅二楼的一个单元，为袁庚离任后直到2006年4月初的寓所。大约六十多平方米的客厅里，一整套红木沙发均垫着厚厚的棉布垫，即便在炎夏也不例外。实际情况是，袁庚的身体越来越瘦弱，臀部肌肉所剩无几，在硬木沙发上一坐就会被硌伤。当年转战蛇口创造辉煌的大将军，如今即便在自己家里坐下来，也必须仰赖棉垫的保护。 第27页 2005年盛夏，在6月23日的袁庚保健体检表上，记录着如下数据：袁庚，男，88岁，身高170厘米，体重57公斤。事实上，连保健医生都有些惊讶袁庚身体机能各项指标的完好。人到老年越来越矮，1980年左右，袁庚的身高达到176厘米，体重足足70公斤。和他身体肌肉日渐萎缩相衬，袁庚的记忆力衰退得厉害，来回说着车轱辘话。採访时细节完全伸展不下去，只能谈个大概或是框框。“现在对他採访非常艰难，很多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问什么情况都要翻找资料，太可怜了。” 儿子袁中印的话流露出对父亲的爱护与怜悯。 “我现在是老年痴呆症的初期，记忆都被吃掉了。”袁庚逢人便讲，听上去有些戏嚯和自嘲，但绝不显悲观色彩。“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对一个奋斗过、创造过的老人来说，他的记忆在别人的记忆里，他的生平在歷史的讲述中，是用不着悲伤的。幸运的是，当我们一老一少坐在沙发上聊天时，他的记忆还能够随着回忆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方向延展。这大概是越是年代久远的事情越能记忆清晰的缘故吧! ◆临老受命 招商局可以做的事太多了，先干吧，下决心干起来! 1973年9月30日，无端地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五年半的袁庚，终于被释放回家，总算是唿吸到了自由的空气。袁庚心里清楚，如果不是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说不定会把他关到地老天荒。他不想回原单位——中央调查局工作，在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帮助下，他找到交通部部长叶飞，被安排到交通部工作。先是外事司负责人，不久被正式任命为外事司副司长。他珍惜新职位，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中英海事协定》、《中巴海事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的十一个海事协定，都是袁庚负责签署的，并因此受到领导叶飞的赏识。1978年，已经六十一岁的袁庚，正思谋着“船到码头车到站”，回家养老，突然临老受命，被交通部党组委派赴港参与招商局工作，“打开局面”。 同年6月，袁庚南下香港，到香港招商局调研。袁庚一到香港，像一头灵敏的猎豹一样，扇动着鼻翼，广泛地搜集各种资讯，尽可能多地掌握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动态。除了找招商局有关人员交谈外，他同工作人员多次实地考察。在众多香港招商局干部当中，时任招商局副主任的梁鸿坤是袁庚的第一个谈话对象，也是其多次实地考察的伙伴，后来梁鸿坤成了袁庚的得力助手。 ◆求地蛇口 我当时怎么敢要整个南头半岛呢?我要这么一小块蛇口，也是蛮大的一块土地哩。国家能够给予一个企业这么大的自主权，作为一个领头人，我是要负责任的。开发一平方公里土地，时价将近一亿人民币，国家不给投资，全靠企业自筹，对一个资金仅有1.3亿元的驻港企业来说，太难了。这不是我们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敢不敢要的问题。我没那么大的胆量。 2004年一个夏日午后，我和袁庚聊天谈及蛇口工业区早期用地.他再一次提起他此生最大的遗憾——李先念给他整个南头半岛，他只敢要蛇口2. 14平方公里、开发用地约三百亩这么一个范围。虽然心存遗憾，但他心里很清楚，争取到蛇口这一弹丸之地已经非常艰难了。 时光回溯到1979年初。袁庚发现招商局以前的经营范围太窄，其实可以搞一个工业区。而要搞工业区，地皮自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在香港和澳门之行之后，袁庚把眼光转移到了广东省宝安县。于是便有了接下来求地的工作。 1979年】月31日上午，袁庚随同谷牧一起去中南海李先念办公室汇报工作。袁庚表示，要把香港有利条件如资金、技术和国内条件如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李先念连连点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用，不仅要结合广东，而且要和福建、上海等连起来考虑。” 袁庚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香港出版的香港地图展开来，细心地指着地图请李先念总理看，说：“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 李先念仔细审视着地图，目光移到了西北角上广东省宝安县新安地界上，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当袁庚紧张而兴奋地看到李先念在地图的左上角，用力地画了两根线条——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啊，好大的一块地方，足足有三十平方公里!那一瞬间，他的脑子分裂成两半：一半在飞速地计算着开发那一大片土地的资金，那是天文数字!而高雄、巴丹、裕廊等工业区，面积均为几平方公里，基础条件都优于蛇口。另一半在盘算着万一出现闪失，对整个国家改革开放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最后，他嗫嚅着，只要了南头半岛南端的蛇口，面积也有三百亩。 李先念继续说道：你要赚外汇，要向国家交税，要和海关、财政、银行研究一下，不然你这一块地区搞特殊，他们是要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在李先念批示之后，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人商谈具体落实招商局建立工业区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袁庚有力地说服了出席会议的有关同志。临近会议结束，谷牧将头转向袁庚交代说：“你回去和习仲勛、刘田夫同志商量，继续搞。”他向众人晃晃手中的报告和李先念的批示，“不要说按香港的办法办，实际上也不能按内地的办法办。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地方也可以搞。” ◆杀出血路 那时小平已经发话了，说要吸收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十三中全会又正式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务院已经派出经济代表团出国考察;大家都在寻找打开局面的机会。我们的报告恰好在这个时候递上去，中央看到有一个驻外企业愿意积极试验，又有广东省的支持，而且不要财政部拨款，认为可以试一下，因此事情很快就定下来了。 对李先念那么爽快批准自己的报告，给他一块地皮去冒险，袁庚本人是这样看待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冒险。这不仅因为招商局作为一个企业来单独开发一个经济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罕见的;而且还因为建设者为自己规定的目标是：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 袁庚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会议一结束，他就给北京的基础工程建设单位打电话，邀请众多单位于2月4日在交通部座谈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的承包等问题。这个时候的国营企业还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大锅饭”，头头们还没有意识到把“老包”请回家对搞活企业的重要性，却多少意识到这个老头有一些大动作，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经营运作模式。 招商局在蛇口建立工业开发区的消息很快传播开去，有眼光的商家从中发现巨大的商机，纷纷向招商局打探消息，寻求合作的机会。袁庚决定带一些人过去看看，现场听听他们的意见。就在袁庚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从1978年10月中旬到1979年2月上旬)，将“蛇口工业开发区”从构想到开始座谈承包、组织实施的时候，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春潮正在全国汹涌澎湃。197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勛提出，要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 第28页 在3月间，国务院批覆同意宝安县改为深圳市。这个时期的工作，依旧可以用“紧锣密鼓、马不停蹄”来形容。4月1日，招商局成立蛇口工业区筹建指挥部，经交通部同意，张振声为指挥部负责人。在同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提出将“深圳、珠海和汕头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的提议，得到了邓小平的贊成和支持。就在广东提出建议的当天下午，邓小平同志即与习仲勛等同志谈话，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会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在广东、福建调研，推动两省制订“试办出口特区”方案。6月，各地赶来的基建工程施工队伍相继抵达蛇口。7月2日，为了打通五湾至六湾间的通道，开始炸山填海。轰隆隆的开山炮炸醒了沉睡的蛇口，此举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声“开山炮”。7月20日，张振声出任工业区建设指挥部临时党委书记兼总指挥。许智明任副书记兼副总指挥，郑锦平、林运生为副总指挥。9月21日，蛇口工业区成立党委，张振声任党委书记，许智明、李新庭(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兼)任副书记。 ◆悲壮出马 就在逆水行舟不容闪失、气可鼓不可泄的关头，突然从蛇口工业区指挥部传出：张振声打算辞去总指挥之职，返回远洋公司干他的老本行。消息传到香港，袁庚只是笑笑，他觉得又有人在无事生非，因为传言并不符合张振声的性格。 这一回是袁庚估计错了。 1980年3月，就在袁庚为了重振士气，多次召集会议，传达贯彻王震副总理、郭建副部长对蛇口工业区的指示精神时，张振声向袁庚当面提出辞呈。尽管袁庚非常诚恳地挽留了这位得力的创业伙伴，在蛇口奉献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张振声还是坚决地离开了，回到了他之前任职的香港远洋公司，继续当他的总经理。他想不通，老张为什么要在蛇口的领导岗位上打退堂鼓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别人那里找到问题的答案。 1991年，曾任交通部部长的曾生在其所着的《曾生回忆录》中说： “在1979年春，我国对如何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来开办工业区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当时，社会上以至交通部内对我们开发蛇口工业区的做法议论纷纷，有的同志认为交通部是搞交通运输的，搞工业区是不务正业。在叶飞同志调离交通部后，这种议论就更多了。主管工业区开发的袁庚同志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一度使工业区的筹建工作受到影响。 我接任部长职务后，继续执行党组的决定，排除各种议论，坚决支持招商局把工业区办下去，支持袁庚同志的工作。” 当时的舆论环境确实让人倍感压力。谁来接替张振声? 袁庚的目光停留在招商局广大干部身上。他先后与几个他认为堪当此任的同志接触，找他们个别谈话，希望他们出马。让袁庚失望的是，这几个人表示不愿当“出头鸟”。 最后袁庚悲壮地决定自己出马，多年之后他回忆起这段歷史，自己这样解释道： 我听人说过，在动物界有一种羚羊，被猎人或者虎豹逼上山涧的时候，迅速分成一老一少两群，每次，一只老公羊与一只半大的羚羊同时后退起步，跑到悬岩边缘，纵身飞跃，朝对面的岩岸跳去。这一老一少起跳有个时间差，形成一前一后，一高一低的组合。按说，羚羊是跃不过眼前这二十多米的山涧的，眼前小羚羊身体开始往下跌落，就要粉身碎骨的瞬间，老公羊凭着娴熟的跳跃技巧，正出现在小羚羊的蹄下，让小羚羊把它的身躯作为跳板，在空中二次起跳，轻巧地跃到对面的山崖上，悲愤地咩叫一声，重新获得了生命。老公羊呢?坠下了深涧……就这样，羚羊们一老一少结伴飞过山涧，每一只小羊的新生，意味着一只老羊生命的完结，换来了种族生存不息的机会。我在想，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飞跃山涧，用生命为下一代打开生存的通道呢?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这世上还有什么可以压倒他的呢?我这个老头子自己来当这个“出头鸟”，亲自上阵! 同年3月，谷牧赴广东主持会议，与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具体落实特区建设方案。这次会议，将“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3月下旬，袁庚开始全盘掌管蛇口工业区。袁庚被推上了招商局前台——蛇口工业区执行导演的位置。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正式宣告诞生。 ◆弄潮者的自我淡化 十七年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时，有位学者在一篇探讨蛇口改革的文章里说，“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的最早计划，来自中央一个副局级干部袁庚，最早的对外开放具体方案来自‘蛇口工业开发区’(一年后，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才开始建立);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并非从上而下，而是由下及上再自上而下。”袁庚本人对这篇题为《“蛇口维新”二十周年祭》的文章，有不少意见。对夸大他个人在中国整体改革中的作用，也深感不安。被人誉为时代的弄潮儿，中国改革的实践者，晚年的袁庚却是决绝地，甚至是不留情面地淡化自己在这一伟大歷史进程中的作用：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靠某一个人的脑袋，而是要靠群体的智慧和群体的力量。千万不要夸大个人的作用。毛泽东讲过，他这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全国人民都会贊同;其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贊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看来毛泽东已知道错了。邓小平也讲过，毛泽东曾批评史达林破坏法制，目无法纪，杀了多少人，制造了多少冤案，这种事情在美国、英国与法国都没可能发生。 没想到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和史达林一样的错误。毛泽东评价史达林，邓小平评价毛泽东。而我们改革开放的歷史，谁来评价?这个问题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值得思考，不进行反思总结，要走得更稳更快就很困难。不要老是强调蛇口，一说到蛇口，好像什么都从这里开始的，这是不客观的。我们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从蛇口这个地方打开了国门，在过去来讲，这是犯了天条大罪。这里面有三个因素。第一因素是适逢其时。 当时“文革”浩劫，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渴望变革图强。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所以，蛇口工业区的出现可以说是占尽天时。第二因素是适逢其人。一大批从中央到省市的深受“文革”迫害的领导者，都想改变中国的面貌，如果没有这批人，中国就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这批人中，邓小平是“刘邓陶”中的“邓”，杨尚昆是“彭罗陆杨”的“杨”，胡耀邦、万里都在“文革”中深受其苦。我现在还有一张任仲夷戴着最长的高帽子，在辽宁被批斗时的照片。第三因素是适逢其地。蛇口与香港毗邻而居，一水之隔。香港又是世界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佳地区之一，政府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所以，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一个好样板。我们可以照搬一些香港成功的东西过来。而其他特区就没有这么好的样板。 第29页 第11章 马胜利：我是怎么成为“马承包”的 【马胜利小传】 1987年的一天，河北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在工厂的门口挂出了一块铜制的标牌，上面铭刻了五个大字：“厂长马胜利”。这在那时的国营企业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因为他是“马胜利”，所以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适当的。马胜利是当时中国最着名的厂长。 马胜利在两年前因承包而出名。1984年，石家庄造纸厂跟当地的很多老牌国营企业一样难以为继，八百多人的工厂已经连续三年亏损，年初上级下达了实现十七万元的利润指标，上任不久的厂长却迟迟不敢承诺下来。马胜利是厂里的业务科长，3月28日，他在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向新领导班子表决心》，提出由他来承包造纸厂，年底上缴利润七十万元，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这个戏剧性的大胆举动轰动石家庄，半个月后，市长王葆华组织了一百六十人的“答辩会”，在听了马胜利的承包演讲后，市长当场做主让他承包造纸厂。 业务科长出身的马胜利主要在产品结构和销售激励上下了工夫。 造纸厂生产的是家庭用的卫生纸，马胜利根据市场需求，把原来的一种“大卷子”规格变成了六种不同的规格，颜色也由一种变成三种，还研制出“带香味儿的香水纸巾”。为了鼓励业务员开拓市场，马胜利设立了“开闢新客户有奖”的措施。这些措施让死水一潭的工厂顿时有了活力。承包第一个月，造纸厂就实现利润二十一万元，比最初整年的指标十七万元还多，第一年承包期满，马胜利完成了一百四十万元的利润。 经新闻报导宣传，“马承包”立即闻名全国。一时间，“学习马胜利”成为全国性的热潮。他的改革思路被总结成“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承包制成为国营企业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 1985年7月26日，全国的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题目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跟步鑫生一样，马胜利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他四处演讲，出版图书，获得各种荣誉，河北、山东等一些省份还由省政府发起了“向马胜利同志学习”的运动。与步鑫生相比，马胜利无疑更具备现代企业家的素质。他的工厂连续几年盈利增长，1985年实现利润二百八十万元，1986年为三百二十万元。1987年，如日中天的马胜利向社会宣布了一个让人兴奋的决定：他将创办“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从现在开始，在全国二十个省市陆续承包一百家造纸企业。 他的这个动议成为当年度最具爆炸性的公司新闻。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振奋的庞大构想，它极大地展现出新一代改革者的宏伟气魄，以及承包制即将散发出的魔力，而且对于很多苟延残喘的地方造纸厂来说，能够通归到马胜利的旗帜之下，无疑是起死回生的最佳生机。马胜利的动议传出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要求马去承包、投标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马胜利马不停蹄地奔波全国，一次次地演讲，一个个地承包，一场场地签约。到1989年初，归到他旗下的企业已达数十家，它们都是一些规模不大、效益亏损的中小造纸厂，马胜利在没有做任何调研和评估的情况下将之统统收入帐下。 没有人去深思这种旋风式承包的可行性以及所蕴涵的经营风险，没有严谨的实地调研，充满随意性的承包基数，没有资源整合，没有管理、人才和技术输出，没有集团化经营的战略构想，马胜利的承包是一种“归大堆”式的简单归併，在一些时候，他的承包甚至带着一种“越是困难，越要帮”的理想主义色彩。 从1987年11月到第二年1月，马胜利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对二十七家造纸厂进行了承包。1988年1月19日，“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在锣鼓喧天中成立。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马氏神话的破灭竟比前人的衰落还要快速。仅四个月后，浙江媒体报导他承包浙江浦江造纸厂“失利”;7月，贵州报导“马胜利承包后的贵阳造纸厂处境困难”;8月，烟臺蓬莱造纸厂因亏损与马胜利中止合同;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由马胜利失利想到的》，首次将“马胜利失利”与“步鑫生沉浮”相提并论。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了，到年底，马胜利宣布停止吸收新企业，今后不再跨省经营，此时，已有十六家造纸厂先后退出了集团。 在企业史上，马胜利被称为“企业承包第一人”，他不是第一个尝试承包制的厂长，却是最早因承包受到举国瞩目的人。 ◆突破陈旧的游戏规则 1984年3月28日.不要说在世界工业史上没什么重大事件，就是在中国，也是平常的一天，没听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不，这个日子不平常，不管怎么说，歷史学家还是把它写在编年史上，经常有需要者翻拣出来，引入他们的鸿篇巨着的论文里、着作里和新闻记者的报导中。 “文革”已经过去了许多年，石家庄市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向新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决心书，一下子造成轰动，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我的“自白书”——这不过是几个不大友好的哥们儿的不大友好的曲解。自白——原意按字典的解释是自我表白，没什么不好;也有的人管这叫决心书，按字典的解释是表示坚定不移的信念的文字，还有人管这叫“大字报”、叫“红色宣言书”、叫“挑战书”、叫“抢班夺权”、叫“政变纲领”、叫“……”。视为洪水勐兽，惶惶然不可终日。 到底是什么东西?给人们造成这样大的震动呢? 下面拿出这个纯属原石家庄造纸厂组织部门档案资料，文字也不太长，读起来也不诘屈聱牙，你看就是这么简单的几行字一向新领导班子表决心我请求承包造纸厂! 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七十二变”，对外搞活经济，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马胜利1984年3月28日有人坚持管这叫“大字报”，不管处于什么心意，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大字报是“四人帮”打击革命干部、陷害好人的“武器”。我身受其害，歷史对它已经做了宣判：不准再搞“四大”。但从中央到地方和厂里，都没有规定墙上不准贴布告、宣传画、gg、喜报、决心书什么的。 一种事物，不能光看形式，还要看其内容。我的正文两侧，还有一副陪衬对联，为了讲究一点对仗、声律，很费了一番脑子——大锅饭穷途末路，铁饭碗日薄西山。 从形式上看，样子不错，很像传统客厅的中堂，当然没法和我在夜校学过的“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这样美妙的对子来比。大概也基于此，只好张贴于户外，不能登堂入室吧。我一边贴，还一边想，老马今天再次献丑了。 第30页 一石激起千层浪。来观看的人，很快聚集了一大堆。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他们脸上的表情看来都很复杂，有的吁了一口长气，拍手称快，支持;有的皱着眉头，深深地在思索;有的撇了一下嘴，“呸”地吐了一下口水(那口水喷射的抛物线很漂亮)，怒目而去。 接着来了几个有点“背景”的伙计，气唿唿的，拨开众人，挤上前，酸熘熘地说：“这个人连党员都不是，要当厂长?” “这不是要当厂长的问题，”说话人显然懂得一些政治斗法，拿出“尖端武器”上纲上线了。他说，“这是‘政变’!” “天啊……”胆小的人不禁吓得叫起来。“你这样一说可了不得啦，这不成了反革命吗?” “这是他的‘野心，大暴露!” “太狂妄了……” “这是革命行动，农村就在承包了，有什么新鲜!” “改革是中央的政策，没错!” “马胜利说出这话，就是有这个能耐!” 在不同的意见争辩中，人们莫衷一是，不管哪方面的群众，都在等待着厂长的归来。厂长正在外地考察。他在急电的催促中，晓行夜奔，匆匆归来。 ◆上帝给你牛奶，不会给你盆锅 八十年代初同今天的人文环境是不一样的。今天，有一个能人站在厂里，你觉得这个厂里的范围小，施展不开你的才能，你可以站在市里的人才交流市场，你可以登报，上广播、电视，说我可以做经理、厂长，而且我要年薪五万、十万、二十万、五十万，据报载：“1997年10月6日，距十五大闭幕后不到二十天，正大青春宝董事会全票通过做出了一项事关企业命运与发展前途的重大决策：从公司一亿五千万元的净资产中划出千分之十五的股份卖给职工个人，实行工者有其股。其中多次获得全国优秀企业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荣誉称号的公司总裁冯根生至少可持有千分之二的股份，即三百万元。”这在过去敢想吗? 今天，谁也不会觉得惊奇，像听梦话或是遇到疯子、狂人了。可那时不行。在长期封闭、大搞阶级斗争几十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时代过来的人，想要一下子就能“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都去参加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的“决心书”出现不久，首先是新闻界特别敏感，反应很快。从未来、从中国现代化、从改革这个角度来看马胜利，称赞我的胆识，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时，对于改革，上边斗争很激烈，到了下边，顶的也是噹噹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传达传达“红头文件”，响亮地喊几句口号，散会后原来在干什么还干什么。过去怎么干现在仍是怎么干。说摸着石头过河，他才不摸呢，因为他就没打算下水。而且最保守的人，口号喊得也最响。他们左右观看，生怕一步迈大了，走快了，闪了腰，失了脚，丢了自己的“乌纱帽”。 我的“决心书”，产生的负面效应也很大。不要说给我自己，连给我同事、家庭和亲友、朋友们都带来了压力，而且是十分巨大的。 ——有的人甚至说我有“神经病”。 在“答辩会”没召开之前，我还得按时间的顺序，记叙一下，我为了出席那个盛况空前、严肃无比的“答辩会”，避免仓促上阵，我得做许多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也得先去拜望一下厂长刘广义。看看他的态度，他有什么想法。是不是也那样想，我在拆他的台，抢他的饭碗，同他过不去。 他下了火车，被前簇后拥送往家中，要汇报的中心问题当然是我马胜利的近来的“活动”，我的那张“决心书”，别人怎么汇报的，我管不着，当然我会想像出，在站台上迎接的人，应该说，他们都是厂长信得过的、依靠的、得力的人。他们会说些什么，我是当事人，我会想得出。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三缄其口，被动挨打。得先“验明正身”，说明我要承包”的缘由。有一本《是是非非马胜利》的书是这样描述的——这时，马胜利怀着踌躇满志的心情，走进了a那群情鼎沸的家中。 正是九点钟，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刻。 刚才还火火暴暴的场面，顿然由于马胜利的到来而戛然而止，如同一鸟入林，百鸟压音……应当坦率地承认，马胜利对自己能否获准承包心有疑虑。因为他不是布尔什维克。 不是共产党员却要当厂长，这在中国还没有先例。 这在某些人看来的确荒唐。 他必须得到a的支持。 马胜利将承包的想法告诉a，然后，解释说：“承包这件事你早知道，我是怕人说是‘大字报’，才没签你的名!如果你在家，签上你的名字，就不至于惹出这么‘大麻烦’了……” a回答得非常干脆一“包!咱们两个人包!”改革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迎着1984年春天的太阳…—我坦率地说，厂长的这个态度，出乎他左右人的意外，也出乎大多数人的意外，令我惊异，也令我兴奋。此时，我想的不多，只想全厂团结一心，把四化搞上去，没有第二个心眼。如果说对他的这种态度有所怀疑，也在剎那中闪过去了。 ◆我的答辩会 有人后来问，我在1984年4月14日这天，是以怎样的心情走上“答辩”台的?是慌悚、畏惧，还是胸有成竹、潇洒走上去的? 我说我当时没带镜子，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副尊容，实话实说，既不感到紧张畏惧，也不认为信心十足，是个赢家。尽管后来人们说这是改变工厂命运的一天，可我当时的心里想得简单得很，只要把我的潜力释放出来，给我们的改革事业做出点什么，如此而已。我没有想到在我的平生中，有这样一组镜头，领导为我“出山”，安排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答辩会”，我现在简明扼要地道出这些，也许可以让忙碌的现代人了解过往，增加一点趣事。 王立新在报告文学《旋转的世界》中，详细地记述了“答辩会”的那个场面——石家庄造纸厂近两千双眼睛，紧盯着办公楼二楼会议室，那里成了世界的中心。即使是值班的职工心潮亦不能平静，思绪的流云早就飞到长条桌旁，哪怕一声轻咳，一声木椅的碰撞，一声轻轻的呷茶，都会引起心灵上的同频共振。连存车处的妇女们，也都翘望着二楼上下的台阶，捕捉着出来的每一个人神情的变化，哪怕一霎锁眉，一个举步，一束目光，都会引起莫大的关注和揣测……全厂一百多双眼睛停止了转动。 马胜利随着人流走进会议室，连同行的与会者也禁不住停住脚步，刮目相看。你看：他身着崭新的蓝色中山装，头戴威风凛凛的前进帽，下颌微扬，目光平视，透出激动、亢奋和自信，浑身抖着精神，连步履都是快节奏的，一团火，一阵风，他右臂腋下夹着个暗黄色的、厚厚的卷宗袋，好像不是参加答辩会，而是去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代表，那神态似在宣告“我註定马到成功!”似乎他早就想好了自己在这歷史天平中的位置，穿过重环的势力圈，径直来到第七届领导班子成员对面的空木椅上，从容、果敢地坐下，旋起右臂，把厚厚的卷宗袋抛在长长的桌面上。 第31页 白杨树上悬串的空弹皮铁钟，也在“噹噹”地沉重轰鸣……这一阵钟声，似提醒了那位鬓髮披霜的b党总支书记，厂长前月去广州出差，当然他便是独尚独尊了。他轻咳一声，沙哑的喉咙传送带，送出慢吞吞的声音，目光斜射，并不屑于看马胜利一眼，而面对众人，颇为傲慢：“今天的会不准备解决什么问题。马胜利要求承包造纸厂，看他怎么个承包法!”一阵威胁性的表白之后，这才缓缓移动目光，落在马胜利的脸上，挑战性地“点拨”：“马胜利，你不是有好多话要说吗?今天我们洗耳恭听!” 马胜利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先是吹吹桌面上的灰尘，冷静地从卷宗袋中取出一厚本材料，语气平和地发言：“现在，我先说说石家庄造纸厂的歷史、生产能力、工程设备、技术人员队伍和市场需求情况……” 谁也未曾想到他竟以如此平静的口吻，开始扣人心弦地答辩。他滔滔不绝，有根有据，有定额有数字，翔实犀利，一直讲了两个小时，那本厚材料才下去不到五分之一，他不时施以手势，制造点小小的幽默，逗得大多数人发出爽朗的笑声。空气不再沉闷了，每个人的目光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得意的，惊诧了;担心的，轻松了;坚信的，坦然了。 马胜利轰动了。 这本厚厚的“论文”，便是他沉默和失踪期的杰作，直到现在人们才揭开这个秘密。他跟工程师们谈，跟车间主任和科长们谈，跟有经验的老工人谈，静悄悄地进行着调查研究，经过头脑的反馈，凝成了这硬邦邦的战斗檄文，凝成了这硬邦邦的改革宣言! 中间休息，人们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纷纷从后排拥到前排，拥到马胜利身边，睁大眼睛，端详这厚厚的“论文”。问：“你还能讲多长时间?” “三天都可以，经济、效益、利润，绝不走题!不是有人说我一脑袋糨煳吗?有个脑袋就想当厂长吗?我就是要当，要承包，这就是金钱都买不来的材料!” c副厂长惶恐不安，直到现在他才知道马胜利绝非“一拍脑门”的“胡思乱想”。那位b党总支书记也身不由己地凑过来，伸手欲拿厚厚的“论文”看个究竟，不料，马胜利慢悠悠地竟又将“论文”装回卷宗袋，微微一笑说：“现在是给你们汇报，还不是让你们看的时候，讲完后一併上交让你们看个够!不过，你就是把它背下来，也学不走!” “有什么保密的?” “这是公开的秘密!” 原被免职的副厂长陈存华笑笑说：“胜利，你这哪是承包方案?分明是改革长篇论文，《人民日报》八版也登不完!” “陈头，造纸厂搞成这样，我心疼呵!不瞒你，1983年我就用心了……” 休息后，马胜利继续答辩，直到下午下班钟声响起，还言犹未尽。 会场十分安静，没有窃窃私语，没有轻轻的鼾声，改革的浪潮席捲着每个人心的原野。马胜利用他的忠诚，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开拓型的构想，初步赢得了人们。“马胜利承包了，马胜利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嘁喊喳喳。 层层汇报之后，一轻局领导非常重视，找到马胜利说：“你要承包造纸厂，我们支持!不过，要在局系统各厂长、书记、会计师和内行专家中，举行第二次答辩会，而且，要当场质询!” “行!”马胜利欣然允诺。 石家庄市市长王葆华和市委书记贾然同志，出席第二次答辩会，当场拍板，鼓励马胜利承包。不久，便签署了承包合同。 这个消息无疑在石家庄、在全国成为一大新闻。我们自家门前的《河北日报》当然是捷足先登，接着是《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等首都各大报纸都先后转载了“马胜利承包”的消息。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都进行了报导，全国大小报纸纷纷转载、报导。 我马胜利从此还有了一个绰号——马承包。用市场经济学来说，这等于由政府出钱，做了gg。不久石家庄的北道岔车水马龙，一下热闹起来。订货的、来取经的，一批又一批，络绎不绝。他们进厂转转，看看，谈谈……于是石家庄造纸厂和“马承包”的名字又出现在各地的报纸上、电视里、广播中。 第12章 吴仁宝：每天看“新闻联播”的“企业家 【吴仁宝小传】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吴仁宝都以一种独特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和歷史舞台上。这位现年八十高龄的中国老人一面是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江苏省江阴县委书记、华西村村支书——所有的这些身份惟指向一个答案，那便是政治家。但与此同时，他还是厂长，是董事长与经营者，他领导下的华西集团创立了“华西村”牌、“仁宝”牌等各种品牌，并且在1999年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在现代社会中，只有企业家的脑袋才会思考公司上市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两种完全不相融的“血型”，却在吴仁宝身上融在了一起，让无数“企业家应远离政治”的忠告破产，也让世人每每产生好奇之心，其中包括美国的《时代周刊》，这家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在2005年用了一期封面文章来解读吴仁宝。 我曾经在十年前访问过传奇的华西村，近年，在写作《激盪三十年》的时候，又通过公开资料详细查阅了吴仁宝和华西村的资料，每每对这位传奇人物心生感触。吴仁宝从二十八岁起担任华西村书记，直到四十八年后才宣布退休，期间他让华西村从一个讨饭村，变成了别墅成片、绿树连荫的世外桃源，2006年全村销售收入是四百亿，而同期蒙牛集团刚过百亿产值。在这样的辉煌数字背后，使吴仁宝受到过从毛泽东开始的众多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都曾为其座上客，也正是这些原因，很多人眼中的吴仁宝更多了些政治的光环。 与此同时，吴仁宝还拥有独特的企业家一面，因为对于中国公司而言，其政治家的一面无从考究：那种不可复制的、在特定歷史环境下形成的机遇千年始出一回，或许不具普遍意义。而吴仁宝和华西村所展现出的企业一面，却可令众多企业经营者借鑑。 在《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为企业家画的肖像中，企业家必须具备的特质包括：天生的敏感、对金钱的极致追求、冒险、赌博以及游离于疯狂与理智之间的平衡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讲，吴仁宝是天生的企业家。 那个有关他的传奇故事是这样的：1992年3月1日凌晨两点多，刚准备休息的吴仁宝看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报导，他判断全国经济要大发展，于是当下召集村干部，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大囤生产原材料。 此前吴仁宝一直坚持“既无外债，也无内债”，这次却破天荒地向外借款两千万元用于周转，在外人看来几成疯狂之徙。但最后的事实是，利用借来的这批钱，吴仁宝跟他的华西村狠狠赚了一笔，据相关报导所言： 第32页 “华西村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六千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一万八千多元。”——就因为吴仁宝的一个会议，华西村便赚了近一亿元，企业家敏感的价值彰显无遗。事实上，对于社会风向的敏感并非吴仁宝一人，联想的柳传志因着1978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科学养牛的文章而嗅出中国将变之风;而霍英东则是通过观察北京首都机场大道旁的裸体画像是否被撤走而感悟商机的——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企业家有时就是天生的，吴仁宝正好是其中一个。 1961年，华西建村，吴仁宝任村书记。当时，人口六百六十七人，”集体资产两万五千元，欠债一万五千元，人均分配才五十三元，下设十个生产队，可耕地八百四十一亩。 当时的华西村，和当时中国大多数贫困农村一样，土墩洼地星罗棋布，草房瓦房参差不齐，八百多亩地被分成一千二百多块，是远近闻名的穷村，甚至不少人家只有靠出去要饭为生。男的讨不到老婆，女的嫁不出去是常有的事。风调雨顺的年景，勉强填饱肚子，遇上一点自然灾害，村民们就只能在温饱线下苦苦挣扎了。 一首华西歌谣唱道：半月没有雨，苗要枯黄;一场连夜的大雨，华西的低田又要没掉了。 “穷够了!穷透了!”这是吴仁宝和村民们想改变华西面貌、改变自己命运的内心吶喊。于是从那时起，吴仁宝带领华西人，走上了一条别样的农村发展道路。 ◆七天吃了七千头猪 1975年11月底，苏州地区太仓浏河工程开工，苏州地区八县有七县的工地上已红旗漫捲，人欢马叫地干起来了，惟独江阴县工程段上冷冷清清，杳无人影，而那时江阴县县委书记正是吴仁宝。一天、二天、三天过去了仍无动静。工程总指挥急了，第四天，叫人打电话到江阴县委办公室，催民工上工，江阴方面的回答是过两天就到。工程总指挥一听汇报，火了，伸手夺过话筒说： “请您找吴书记!” “吴书记下乡了。” “你们的工程怎么办?” “昨天县委常委会研究过，说做好充分准备，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还要争取夺魁呢!” 总指挥将信将疑，嘀嘀咕咕地放下了电话。但吴仁宝的性格和工作作风又使他不得不相信江阴方面的答覆。第七天，江阴民工浩浩荡荡满载着米、肉上工来了，那场面不亚于淮海战役支前的阵势。 12月4日、5日两天，吴仁宝到工地慰问，鼓舞士气。工程进度表上，江阴县直线上升，很快超过了兄弟县。晚去了一个星期，却一举夺魁。民工去得晚，回来得早，返回时，车上还装着没吃完的粮食。 苏州地委书记刘锡庚高兴地表扬江阴人民干劲大，赞扬吴仁宝强将手下无弱兵。可兄弟县都怀疑，江阴肯定是使用了什么“秘密武器”。 后来挖澄西利港河，江阴人更神，七天全部竣工。刘锡庚拍着吴仁宝的肩膀说：“老吴，挖太仓浏河时，一些县都叫我问问你有什么绝招或什么秘密武器，这次我抓到了，有人向地委告你的状了，说你挖了七天河，吃了七千头肉猪，破坏了国家徵购计划。” “国家计划我们已完成了，这个他抓不到什么把柄。说我们吃了七千头猪，我们七干多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还不够一头呢，我看不是吃多了，还吃少了呢。” 刘锡庚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老吴，你说你是怎么把民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我给你保密。” “我说给你，你还真得给我保密，我们民工的工分、钱粮补贴都是包死的，你二十天干完是这些，十天干完也是这些。早干完可以早回家，多得报酬，外县的土方补贴粮不够吃，我们的天数少吃不了，每个民工还可以分一些带回家。这是我们的土政策，政策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比喊口号有用。此外，我还利用了我们江阴人歷史上形成的性格特点，江阴民风悍，民性刚，干什么都敢争第一。但群众积极性越高，越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吃饱吃好，才有力气干活，我提出来，要保证民工基本上顿顿有肉。实际上这是个良性循环，用的天数少，民工每天的生活费就越高，二十天的伙食，十天吃，当然能吃好了，还有盈余。” “你这个老吴啊!还真有两下子，地委是没看错人啊!”刘锡庚不由得感慨起来。 ◆偷偷摸摸搞发展 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吴仁宝天生是个先行者和另闢蹊径者。 早在1968年，吴仁宝就开始着手筹备办厂。在一次党支部会上，吴仁宝提出要办工厂：“办厂能赚钱，有了钱能办事，我们华西要实现五个‘一’，什么都不缺，就缺钱!” 想法是有了，但真正筹备起来，困难又来了。毕竟这样的想法是生不逢时，当时正是农业建设的口号热得发烫的时候，人们对乡镇企业的前景普遍不看好。 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华西决定办厂，究竟办什么样的厂最划算、最赚钱呢?吴仁宝思考了半个月，找不到半点头绪。于是，他开始了艰难的市场调查：小五金产品“丝攻”、“板牙”等，在市场上一直是销售旺品。这种小产品，过去是一些国营大工厂生产的，由于“文化大革命”，许多大企业的生产不正常，导致这些小产品市场缺货，供不应求。就这样，吴仁宝终于打定了主意，要办个小五金厂。 吴仁宝学刘备，三顾茅庐，去无锡请来了吉炳坤老师傅，又选派朱咪英、朱秀佳、赵阿郎、赵三妹、赵美娟、蒋翠娣等人外出学习了一个月，终于把人才问题给解决了。吉炳坤告诉吴仁宝，生产丝攻、板牙需要仪表、车床、钻床、沖床、铣床和铁丝机。后来又经过六七个月时间的努力，七拼八凑，终于凑齐了全部设备，小厂便悄然问世。最初建成华西的这个小五金厂，其整个过程只能用“偷偷”二字来形容。 为了保密，不被批判，吴仁宝让人在工厂的四周筑起围墙，窗户蒙上厚布，把五金厂的几间矮屋“包”起来。又在矮屋内靠近进门处砌上“小红炉”，摆上铁砧子，将那些断齿豁口的铁耙、锄头、铁杴扔满一地。 俨然成了一个铁匠铺，通往里面的路则被隔断，闲人不让进出。这样布置，可以做到万无一失，如果上级领导突然闯来，看见有人在打铁，也就不会挨批了。 华西村人对五金厂的事守口如瓶，获益之后也不言不语。但谁也不曾想，这个小五金厂刚投产没多久，产品就热销到四川、吉林、辽宁等多个省市，第一年就赚了四五万元钱!产品销量好，挣了一大笔钱，有力地支持了华西的基本建设。 1978年，华西人乘改革开放的春风，连战皆捷。又创办了塑料纺织厂、板网厂、药械厂、织布厂……产业不断多元化。 ◆一个小会赚了一个亿 1992年3月1日，小平南巡谈话消息刚发布，吴仁宝判断全国经济要大发展。 “喂，总机吗?请通知村党委委员和正副村长，还有各厂厂长，凌晨三点让他们上南院宾馆403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 第33页 此时已是3月1日的午夜两点多了，吴仁宝激动地抄起电话急匆匆地喊话。 “老书记，半夜三更开会是啥急事呀?”不到三点，该来的村干部们全部到齐。他们弄不明白吴仁宝要干什么。 “急事急事!天大的急事!我们华西村的企业要借钱!大进原材料!”吴仁宝还没等大家坐齐就开门见山说出了这句话。 吴仁宝直奔主题：“小平同志出来说话了!我看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华西村如果不抓住这一次机遇，就会痛失一百次腾飞机会!为此，我提出当前我们华西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四个字……” “哪四个字?”大家屏住唿吸，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盯向吴仁宝。 “借——钱——吃——足!”吴仁宝大拍桌子说。 “借钱吃足?”片刻寂静，继而是此起彼伏的议论，这话让不少村干部都大吃一惊。一直以来，吴仁宝都坚持的是“既无外债，也无内债”，这次却破天荒借款，这毫无疑问又是一次“冒险”。 吴仁宝站起身，示意与会者朝他靠拢，随后他以特有的笑眯眯的姿态向村干部们说：“邓小平南巡讲话了，这意味着什么?经济加速发展的浪潮即将到来!机遇稍纵即逝，当前我们华西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借钱吃足’，钱借得越多越好，原材料吃进得越多越好!同时，再把股份制大张旗鼓地搞起来，大量吸收个人资金人股。” “吴书记，不管怎样，我们跟着你干!”大家虽然心里没底，但却支持吴仁宝的决策，除了源于对吴仁宝的信任之外，还因为大家也都盼着华西村能有一次飞跃。 “好，那我们就拼出血本大干他一场!”吴仁宝拳头重重地落在桌上。 会议很快结束，而在随后的半个月时间内，华西村从干部到群众、从厂长到供销，各显其能筹款出谋。吴仁宝则亲自来到无锡市长的办公室门前。 “老吴，你这么早找我有啥事啊?”无锡市市长走出办公室一眼就看到了在一旁默默等候的吴仁宝。 “我是来向市长借钱的。两千万，我要两千万元!”吴仁宝向市长开虎口。 “嘿，怪了啊——你华西村吴书记借钱，可是头回听说!说，什么用?”市长意外又兴奋地询问。 “商业机密，不可泄露。” 市长先是一愣，继而会心一笑，他明白吴仁宝从来都喜欢“悄悄”给世人一个“惊喜”，便说：“好，你不说我也不问了!你吴仁宝和华西村借钱，我一万个放心!两千万就两千万!” “谢谢市长!华西村百姓会永远记着你的恩。” 就这样经过华西村干部的一番忙碌，换来的是两千多万元借款、两干多万元个人入股资金，吴仁宝用借得的贷款和村上的自有资金及村民集资的几千万元，一下“吃”进后来翻了数倍价格的万余吨钢坯、千吨铝锭和七百吨电解铜，又将这些原材料投入到随后上马的村办新企业生产中。 这个时候全国大多数人还蒙在鼓里，因为那时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还没有传达到基层。 1992年3月11日，小平南巡重要讲话精神正式传达，全国立刻掀起了一个加快改革、经济大上的热潮。一夜之间，大家一拥而上，全国都在“跑步”，所有的地区都向广东看齐，一下子中国涌出了上千个开发区，随之而来的便是原材料价格的迅速大幅上扬。短短几个月后，原材料的价格竟以两三倍的速度翻番。 有人事后算了一笔帐，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六千多元一吨，三个月后就涨到了一万八千多元一吨。 这个会议，让华西村赚了一个亿! ◆要的就是不土不洋 吴仁宝经常饶有兴趣地向别人讲华西金塔的故事，语气中彰显出了一个典型的农民的智慧。 华西村现有十座金塔，每一座都十五层左右，下面是现代化写字楼，而楼顶部却是塔状。大城市来的人看了金塔一定会说，这塔怎么不土不洋呀?难道吴仁宝、华西村人就这“农民”水平吗? 你有所不知，吴仁宝所要的就是让别人纳闷为什么要造这不土不洋的东西。华西村发展到现在这规模，按照一般思路就得有非常气派的行政大楼、业务大楼、综合大楼什么的。可吴仁宝不那样搞。因为华西还是农民的华西，要有农村特色。农民对塔建筑容易接受，一句话，喜欢塔。所以他就主张建塔，以塔代替各种大楼。华西和吴仁宝要的就是这不土不洋。而且这不土不洋就是一个形式，专门对付那些官僚主义。“因为如果当初我把塔建得特别洋气，就会有领导指着鼻子问我搞那么洋气干什么?他们还会说华西是中国农村的先进典型，那么洋气就是脱离农民!反过来同样道理，我把塔建得太土了，人家领导又会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吴仁宝和华西村再富也是农民，就是土。你说说，这难办吧!所以我干脆来个不土不洋。外面看是土，里面看又是洋……”吴仁宝说着自个先笑起来。 第13章 鲁冠球：向领导人“讨大学生” 【鲁冠球小传】 鲁冠球是改革开放初期，较早享有高知名度的“农民企业家”之一： 他的企业四十年不倒，他自己也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常青树”。 1969年，浙江萧山县宁围公社的领导找到了鲁冠球，要他带着他的伙伴，去接管“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也就是杭州万向节厂的前身)。 这个所谓的农机修配厂其实只是一个只有八十四平方米破厂房的烂摊子。鲁冠球变卖了全部家当和自己准备盖房的材料，把所有资金投到了厂里，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了这个工厂的命运上。他迅速给产品找到了销路。1983年，鲁冠球承包了这个厂子。1984年他还花八千元向浙江大学“买”进了一位大学生，在当时，大学生进乡镇企业工作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1986年4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报导《乡土奇葩——记农民企业家鲁冠球》，让鲁冠球走上了歷史舞台。鲁冠球被视为“共同富裕的典型”。在这篇报导中，记者除了对鲁冠球的经营能力大加褒扬之外，更津津乐道的是，鲁冠球是一个无私的共产党员，是共同致富的带头人。记者借用鲁冠球的嘴巴说，“这把火(指通过创办企业摆脱贫困)要烧到围墙外面去，让全乡人民逐步富裕起来”。记者还列举了很多事例，传达出的信息和展示的景象是，政府鼓励有能力的人创办企业，同时希望他们除了自己富裕之外，还应当承担起让周围的人都富裕起来的责任与义务。 这篇报导所体现的这种想法，是当时政府和社会的一个主流思想。 在今后的很多年里，地方政府都坚定地持有这样的观点，而同时，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经营者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和资源，也全部信誓旦旦地承诺他们将承担起这些职责和功能，因而，地方政府把大量的资源都低成本甚至无偿地输送给了那些乡镇企业。 第34页 这种趋势在1992年之后变得加速起来，那些善于利用和占有政府资源的乡镇企业迅速壮大，并以各种千奇百怪的方式完成了产权的清晰化，十多年后，鲁冠球和他的万向集团便成为中国最大的私人公司之。鲁冠球巧妙地适应和运用了宏观形势，同时努力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精益求精。他不仅狠抓产品质量，还在改进设备上狠下工夫。他将厂里的设备折旧制度，由十五年逐渐改为五年，折旧率改为20%，将税后利润的80%用于更新设备，并从国外引进了最先进的检测设备和高精尖的工具机，先后投入设备的资金达1500万美元。这样从制度管理、质量意识和设备上三管齐下，狠抓质量，使“钱潮牌”万向节质量不断提高，企业于1990年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1992年被列为全国大型企业，还被评选为中国百家知名企业第四十三位，乡镇企业第一位。由于管理上、质量上都超过了国有企业，通过严格的检查、验收，机械工业部把杭州万向节厂列为全国三家万向节的定点生产厂之一。从此，“钱潮牌”万向节占领了全国60%以上的市场。 但鲁冠球并不满足于此，他看到的是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他说：“单是会赚本国的钱，不算什么本领，有本领，就要去占领国际市场，赚外国人口袋里的钱。”他到处搜集国外万向节的市场信息，寻找一切机会，让“钱潮牌”万向节在外国人面前露面，广交会、泰国评选会，大的小的交易会都参加，200套、300套等小批量都卖。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鲁冠球和全厂职工憋着一口气，齐心协力开发出六十多个新品种，凭自己的实力打开了日本、义大利、法国、澳大利亚、前西德、香港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每年创汇在229万美元以上。经过多方努力，1994年，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万向美国公司在美国註册成立。1997年，鲁冠球带领万向集团终于叩开了通用公司之门，为其走向世界迈出了坚实而有力的一步。 ◆乡村革命自人始 中国江南乡村，比之内陆地区的某些贫困山区，在对教育的态度上，一向还有着某种更加贴近的姿态。在鲁冠球的家乡——从前的萧绍平原上，有着许多的清寒农家，他们的门楣上往往写着“耕读人家”，也就是一边读书一边种地的家庭，这几乎就是一种歷史传统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农民运动的发起人，有不少就是那些萧绍平原上的耕读人家的子弟。所以，在这块土地上，人们对于文化人的期待值还是很高的。当地说要一个知识分子，不说初中生，不说高中生，开口就是大学生。 对鲁冠球而言，大学生在当时，自然还是一种奢望。鲁冠球自己是尚未毕业的初中生，所以他最早的起点定在了高中生身上。鲁冠球曾在宁围中学公开招收高中生为员工，这是鲁冠球的第一次对知识的大规模需求，招收的过程也是建立在相当严格的规范上的。 关于这一点，也许鲁家的亲戚们还会有说法。在当时几百名报考的高中生之中，有一名十九岁的姑娘，他是鲁冠球的外甥女，那一年刚刚高中毕业，差了二分，没能上入厂的槓子线。娘舅因此而上了门。按照中国人向有的习惯，娘舅是最高级别的亲戚，是要高度重视的上辈。 因此娘舅上门来求情，是很不容易拒绝的。娘舅说：阿球，看在老祖宗的分儿上，你就把我们家的这个女孩子收下来吧。 鲁冠球也说：娘舅，看在老祖宗的分儿上，你就不要让我把她这一次就收下来吧。 这样，鲁冠球就在人们眼里成了一个六亲不认的傢伙。 中国乡村的习俗中还有一种传统，就是对本乡本村人的强烈的地方主义态度。鲁冠球在宁围中学招员工，并没规定非得招本乡的学生不可。外乡的高中生如果学习优秀，鲁冠球是绝不会把他们拒之门外的。结果，本乡有三个学生考试作弊，被鲁冠球坚决地拒之门外，而外乡有着不少的高中生却在实力的较量中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万向节厂。 本乡本土的一些个老少爷们，这一下子可就不满意了，他们嚷嚷地说：办乡镇企业，本来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安置本地的多余劳动力，怎么肥水流了外田，让别人到我们这块地盘上来唱歌呢。 鲁冠球不会再接受这种小农意识下的传统压力了。况且他也是乡村中那种属于牌子亮出的人，别人做不出来的事情，只要他以为是对的，他就做得出来。他知道，这种行动，本身就是某种意义上渐进的乡村革命。打破小生产者的狭隘目光，改变职工素质，增强企业竞争实力，都得从这一步步开始走呢。 ◆不拘一格引人才 1984年初，鲁冠球对社会公开招募人才，他的决心是要不惜血本地引进人才，开发智力。那一年的头九个月，工厂就拿出了十五万元用于智力开发。关于人才的来路，他们也大致定了几个类型。一是争取分配到大学生;二是向专家、教授发出聘请书，组织厂外的“顾问团”;三是在本厂、本乡或越出县界招收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请高等院校代培。 鲁冠球对这些人才的尊重是很实在的，他知道，知识分子要面子又清寒，你要光给他讲大道理你便是在堵他们的嘴了。而实际上他们如果能到万向来，很大程度是冲着万向能够给他们的那份报酬，对他们来说，这份物质上的报酬是十分精神的，是对他们价值的一种实实在在的肯定。 因此，鲁冠球在对引进人才的工程上，还有那么几个字，叫做“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引进的一流人才，工资一律向上浮动一级;奖金大大高于当时的平均数值;户口一律进萧山县城;技术上可自行负责，大胆拍板，必要时可先斩后奏。 鲁冠球由此而较为顺利地进入了人才的良性循环。 当时的鲁冠球，看中了一位名叫张金沥的工程师。 老家在慈谿的老张早年毕业于杭州水电学校，然后去了遥远的东三省。在那里，经歷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都不会省略的劫难。然后，又在以后的岁月中从底层做起，完成了一种再被认识的过程。只是当一个人终于被人承认的时候，有时也往往是一个人心已经凉了的时候。 初到东北的那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此时两鬓斑白，已到知天命的岁月了。他开始想念起他的遥远的南方了。而他的年老的父亲，也在故乡盼望着他们的游子的归来了。 真是瞌睡碰到了枕头，鲁冠球一听说有这么一个人才，真正可以用大喜过望的心情来形容。一封长信寄出，北方和南方就此成了一条热线。张金沥到底还是不放心，专门来了一趟万向节厂，又到各个车间去转了一下，感觉还真不错，这才坐下来和鲁冠球恳谈。 鲁冠球给了老张最优厚的待遇，出任厂里的副厂长;一家四口户口都进入萧山市;房子由他自行挑选一套，工资保证比他在第一汽车厂时高出一倍。 从长春大城市的大厂，到萧山这个小城市的小厂(比起一汽厂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时的万向节厂还是一个小厂)，毕竟是一种巨大的生活上的转变。老张一咬牙，请调报告打了上去。正是因了鲁冠球的人才理论，人才只有在流动中才是人才，才显示出人才的价值。一汽厂的领导们突然发现了老张这个埋在土里的珍宝，顿时便头脑清晰地决定分一个大套房子给老张。然而此时的老张去意已定，怕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 第35页 东北籍长春人的妻子跟着丈夫从习惯的寒冷地带一程程地往南方走，虽然越走越热，同时也越走越犯嘀咕，不知那个新地方究竟怎样。 想到是杭州，人间天堂，心里方才踏实了一些。 谁知一到地方，才知道和杭州还隔着一条江，离县城也还有七八十来里路呢。看着这美丽田野上的不那么起眼的工厂，妻子一把抓住了丈夫的手说：你骗人，这哪里是城市，这里根本就是一个乡下嘛。 男人们就大笑起来，有雄心的男人们对居住在哪里的确不是那么在意的。他们的生活的舞台必须有着成功的标志。鲁冠球是个男人，他知道，用什么可以诱惑那些有着英雄情绪的男人们。 ◆向国务委员讨大学生 真正对大学生的要求，是在一次很特殊的场合之下。 那一天，1984年的春天里的某一日，国务委员张劲夫来到了万向节厂。这是一个给万向节厂带来好运的中央级的领导人。也许他自己也未必想到他为万向节厂做了一件什么样的大事;从万向节厂初创开始，虽然换了几块牌子了，但大大小小总还在萧山这个圈子里。这一次张劲夫来到厂里，对这个厂的面貌相当的满意，连声地说：了不起，了不起，乡镇企业能够办到这个份上，非常的不容易。 张劲夫同志高兴，鲁冠球同志也高兴。人逢喜事精神爽，万向节厂的同志们就趁这个美好的机会，请求中央领导人能够为本厂提几个字。 张劲夫同志立刻就答应了。他为这个厂写了一个厂名，但是，他没有写成以往的厂名——萧山万向节厂，他给了这个厂一个更大的头衔，杭州万向节厂。 有谁会对这个厂名题出异议吗?不会有，那么就这样不动声色地通过了。杭州万向节厂从此诞生。 也就是在这一次的参观中，张劲夫同志亲切地询问了工厂的情况。 张劲夫同志问：你还有什么困难吗? 鲁冠球同志说：别的困难虽然也很多，但最大的困难是人才的缺乏，请给我们几个大学生吧。 这个出乎张劲夫同志意料之外的要求，恰恰给张劲夫同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与众不同的要求衬托出了-个与众不同的厂长。 一路视察过来，国务委员见了多多少少的，大厂小厂的企业领导人，他们又给他提出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困难，诸如原材料的紧张，价格的上涨，流动资金的匮乏，等等等等。但是这个鲁冠球，提的却是一个那样远大的要求，那样的一个根本性的要求。这使张劲夫同志不可能不对鲁冠球刮目相看。 国务委员说：你提的可是一个大问题。，这些年，教育被耽误了，国家在这方面也只有一步步的来。 鲁冠球此时没有他不敢说的。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他不想讲那些意义啊目的啊，他只讲最快的，最有效的。因此，他说：我们可以付钱啊，如果说，“买大学生”听上去不好，我们不妨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说是向国家交付培养费啊。这样说不是皆大欢喜了吗?我们可以在每个人身上花五千元，不不不，如果需要，我们也可以花一万元。 鲁冠球直来直去的态度深得国务委员的许可，于是国务委员当下就拍了板：你可以向你们省里打一个报告，请有关部门给予安排。就说，是我贊同的。 没有什么比以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更为简单更为有效了。这就是中国式的解决问题的一种特殊方式。也许这不是那么太规范，但是却十分的有效。 总之，报告很快就批下来了。那批函还是当时的浙江省委副书记陈法文同志亲自写给鲁冠球的，可见这一件事情处理时的级别之高。 他告诉鲁冠球，省里将有八个大学生名额分配给乡镇企业，其中有四个可以分配给杭州万向节厂。 鲁冠球充分重视这四个大学生的到来，这是他们建厂以来的第一批大学生，这是一个标志，这是一个档次，这也是一个级别。从此万向节厂就开始了有大学生的歷史。四乡八村的传开去，都知道杭州万向节厂有了自己的大学生，它的意义，远远地大过四个大学生来厂里工作本身。 因此，他立刻毫不犹豫地从腰包里掏出了两万四千元钱的培养费，又亲自督阵安排了大学生的住宿生活问题，四个大学生+，他要求起码得有二间房。每人得有一张桌子，，只檯灯。椅子嘛，一人当张是不够的，大学生都是些交际广泛的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难道让他们坐在地上。但是大学生又是一些好动的人，成天跑来跑去的，没有自行车又怎么能行。但是既然要买车就得买好的，凤凰的，或者永久的，得是名牌，别的不行。 然后，鲁冠球这位已经是名人的大厂长亲自用自己的小轿车把那四个大学生接到厂里。大学生们一看，哇，还真不错，连彩电也给他们配上了。 年轻人不知道，这台彩电，可是鲁厂长自己的奖品，是不久前浙江省举办的“万人贊”厂长活动中他得奖的奖品。这次奖可以说是鲁冠球以后那不间断的荣誉的最初起步。所以说，这台彩电是一台非同一般的彩电。现在鲁冠球把它送给大学生们了，此中情怀，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大学生少而需要大学生的要求多。鲁冠球不能等待天上给掉馅饼。他是一个十分自信的人，因此他想，没有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吧。 ◆“两袋投入”说 关于这一点，他也有自己的说法：集体企业、乡镇企业那么多，国家再照顾，也分配不了，最有把握的是自己动手来培养。 鲁冠球很快制订了人才开发的长远计划：今后每年至少送三十人去大中专院校培养，到1990年，争取全厂至少有一百名大学生，二十名工程师，使工程技术人员达到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关于这一点，他还有一个说法，一时成为媒介的热点用语，叫做“两袋投入”，也就是脑袋投入和口袋投入同时进行。 在对穿着工装的这群乡亲的脱胎换骨的问题上，鲁冠球简直就是拿鞭子催着喊着叫着赶鸭子上架，他是要创造奇蹟吗?人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鲁冠球等不及了，他是要几年就把人给树起来。 真是苦了那些从前一直要把甘蔗皮吃到车床旁边的农民工人啊，瞧他们如今过的什么样的生活，瞧瞧当年那么些个吓死人的厂校奖惩制度吧： 1.凡本厂三十五周岁以下职工，文化程度初中还未毕业者(包括“文革”期间毕业需补课者)，均应对位入座，参加小学、初中补课学习(不得以高报底)。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学习者，工资缓调三个月——半年，不属调资对象者，罚款三十元。重点抓好三十岁以下职工的文化补课。 2.凡三十五周岁以下职工，初中毕业及高中生，均应参加中级技术培训学习，提高技术素质。操作工(包括合同工)中级工不合格者，不得晋升四级工。中级工考核合格者，在原有工资基础上再向上升一级工资，直到六级工为止。 3.学员到课一天，给到课金0.50元;迟到、早退、中途退课或作业不交，每次罚款0.25元，有特殊情况请事假者，每天扣0.50元，旷课一天，罚一元。请假手续当月结清，不能补办。 第36页 4.学期考试成绩合格者，发资学金五元;全勤者发全勤奖五元;评为优秀学员发优胜奖十元;班长对班级和点我工作负责，发补贴十元。 学期考试成绩不合格者，或到课率不到80%者，不发奖。全学期缺课超过三分之一者，做除名处理。无故缺课者，除不发到课金外另加罚十元。 谁要是稍加认真地看一看这份制度，就会发现这四条当中的每一条都和钱有关，而且可以说是牢牢地有关。鲁冠球不去考虑这样做是不是金钱挂帅了还是什么金钱万能了。他只考虑在时下，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厂里，什么样的办法最能有效地改变职工的低文化水平的状态。 鲁冠球的这一招，到底还是灵的。无论三十五岁以上的还是三十五岁以下的，再也没有一个人敢把甘蔗皮啃到车床边，再也没有人不会用卡尺，更不会把报废的万向节扔到池塘里去了。 他们在学习文化的过程中，学习着文明，学习着某一种崭新的工业化时代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生产着产品的同时，也在生产着全新的自己了。 除去在自己的土地上改变着自己之外，当然还包括着在别人的氛围中改变自己。许多人就这样被送出去了。 他曾经在各种各样的机会中送出去各种各样的年轻人，他们回来的时候，就这样地成了人才。1984年，他承包的第二年，他一口气就送出去四十四名年轻人。学费、路费、生活费，统统由厂里承担。那一年，鲁冠球因此而交了八万元钱。而从1984年到1989年，工厂花在这方面的钱，已达到了五十万元;从1989年到1997年初，在职工的教育投资上，经费已经达到了一千万元以上。 第二篇 九十年代记忆 第14章 王石：我的道路与梦想 【王石小传】 王石是创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九十年代起开始广为人知的、具有标杆意义的新型企业家。 1978年4月，在中国改革开放号角刚刚吹响时，这位拥有锡伯族血统的年轻人便来到了改革的最前沿阵地——深圳，故事由此开始。 在当时百废待兴的特区之地，王石充分展现着他的商业天赋——他做过标准的“倒爷”：依託父亲是郑州铁路局员工的背景，他先是倒卖玉米，掘到第一桶金后，在群雄并起的1984年，王石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开始倒汇，在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实行产权改革，摇身一变而成“万科”，王石也终成中国企业家中的风云人物。 但王石真正能被歷史记住的，却并非是他的早期资本积累和后期财富之间的逻辑关系、抑或数字大小，而是王石从混沌中走来，却始终保持了阳光性格的真实。 当万科确定了房地产主业后，王石面临着一个充满暴利的行业：当时房地产业内有“低于40%利润不做”的行规，而早期的房地产公司只要拿到一纸土地批文，转手便能获得100%以上的利润。就在此种背景之下，王石却给万科提出了“高于25%利润不做”的原则，在当时看来着实“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此同时，王石还提出了“两个70%原则”，即万科集团70%的盈利必须来自房地产，而城市居民住宅项目又必须在房地产业务中占到70%以上，这样一条原则无疑将万科框死在房地产业内，而当时深圳特区内95%以上的企业都是多元化经营的。 回望三十年企业变革歷程，无数公司如过眼云烟般消逝，惟有极少数的幸运儿能留存下来，这其中又有半数早已苟延残喘，好好活着的只是凤毛麟角，王石和他的万科便是这罕见的倖存着。与其他人相比，企业家王石并非没有犯过错误，正如与王石相熟的宁高宁所言：在成长的道路上，万科几乎犯过所有可能犯的错误，可是它是幸运的。倖存者的幸运在于，他们的错误还没有把他们毁灭的时候便醒悟了。 在关于王石的故事中还有一个也令人印象深刻：在一次房地产会议上，主持人忽然为了一个问题——“现场企业家中，没有行过贿的人请举手。”结果百余人的会场，所有的企业家大佬都面面相觑，只有一个王石颤巍巍地举起了手。 当然，后期的王石令人称道的还有他的登山，他的放权，他的慈善。 但在所有这些背后，其实是一个企业家超脱现实的睿智与眼光，王石的经歷和所作所为，给了中国三十年改革一个阳光的模本。 下文是王石关于他早期的经歷，以及他性格诞生歷程的自述。 ◆第一桶金：为正大贩玉米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 母亲是锡伯族。锡伯族歷史上是个游牧民族，能征善战，其中一个分支跋涉两万里，大西迁军屯伊犁河谷，为保护西北边疆立下战功。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上也延续了这种野性的精神和对生命行走的强烈渴求。 1983年5月7日，我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 一辆破烂的日本轿车来车站接我。 轿车在坑坑洼洼的路基上颠簸着行驶，车门嘎吱嘎吱地晃荡，似乎随时可能掉下来。车门外，满目吊塔林立，头顶安全盔的施工队伍车水马龙;柴油发动机声震耳欲聋;土黄色的载重翻斗车一辆接一辆，烟尘滚滚遮天蔽日。鼻腔蒙上一层灰尘;舌头舔舔嘴唇，是涩涩的土腥味。 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同时涌了出来，手心汗津津的，胰腺素勐增。 来深圳之前，我已经打定主意，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简称：特发)谋求发展。 这是一家特别的企业，其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在初期的引资中，许多项目都是管委会负责谈判并签合同具体实施，另一方面还行使特区政府职能。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管委会撤销，其原班人马组建成特发公司，行使政府审批进出口业务的权力仍然保留，只是，其掌管的进出口审批红色印章上有个(2)字，简称政府2号章，以视区别政府的(1)号章。一家公司有审批进出口的权力，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带着省外经委的介绍信找到了特发的掌舵人孙凯峰先生。通过会面，达成了一个还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作为省外经委派出的人员，同特发合作做生意，特发提供营业许可、银行帐号，但不提供资金，赢利部分省外经委同特发五五分成。简单说，省外经委不提供资金，只提供一个人挂靠在深圳特发，赢利双方便可各拿一半。 翌日，我就到特发贸易部报到。同一天报到的还有一位名叫张西甫的转业军人，“文革”前他曾被选送到飞行航校学飞行，但“文革”时受父亲牵连转业当工人，父亲復出后他又穿回绿军装，现在是二次转业，自愿到特区闯荡。 接待我们两人的是特发贸易部总经理——陆润灵先生，瘦瘦的、客家人，东江纵队老战士，来深圳之前在韶关某报纸任总编。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陆总说起话来极具煽动性且言简意赅：“贸易部没有钱，但有‘三张皮，，那就是纸皮——批文、地皮——土地、牛皮——鼓吹改革的特区优惠。要走正路，一不做违法的事，二靠大树——依託北京各部委的资源，三傍大款——把国际财团吸引到特区……” 第37页 我和张西甫被分配到贸易一科，科长是单璇女士，北京人;业务员邱其浩，一位老大学生，大家叫他邱工;还有本地人蔡作兴和广州外语学院刚毕业的陈超等。 贸易部没有现成的业务，全凭个人的关系或送上门的机会做进出口买卖。来自北京医药局的单科长跑北京的进口医疗器械单，来自七机部的邱工忙着给七机部的研究院进口计算机需要的cpu(中央处理器)，个子瘦高的小蔡忙着进口小额装修材料，张西甫一上班就把电话打到广州钢厂基建处，争取开门红……我做什么呢?心里没一点数。 凡事总要先从了解和熟悉情况开始。在走访了深圳的几家进出口公司后，我发现深圳最畅销的进口产品竟然是台湾产的摺叠伞和日本制造的味之素(味精)，只要弄上几千打摺叠伞或半吨味精的批文，就有需求方将钱打过来，这么做，转手赚几万、十几万块钱没有问题。但我既没有选择做摺叠伞，，也没有跟风去申请味精批文。我想，现在申请批文、订货，待交货时.说不定市场已过剩，供过于求。 一天，乘小巴去蛇口。从深南路拐进蛇口的丁字路口，我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在蛇口码头边也见到三座类似的金属罐。我好奇地向周围的人打听，得知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 位于丁字路口的是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依託蛇口码头的饲料厂是新加坡远东集团投资的面粉加工以及饲料厂——蛇口远东金钱面粉饲料企业。 “玉米?广东不生产玉米啊，这些玉米哪来的?” “从香港。” “香港也不产玉米啊?” 再问，得知这些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 “为什么厂家不直接从东北採购?”我带着疑问找到正大康地。接待我的是卢达民先生，个子高高的，戴副眼镜，说话不紧不慢，潮州口音：“公司也想从东北直接採购，以降低原料成本，只是解决不了运输。” “我解决运输工具，铁路、海运都没问题，组织来的玉米你们要吗?”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厂里正在试运转，设计能力为30万吨/年，70%的成分就是玉米，平均每个月的需求量在1.7万吨左右。” 乖乖，这一开始就是大生意!“正大康地能先开l/c(信用证)吗?” 我小心翼翼地问。只要正大康地肯给卖方开信用证，我就可以背书开给真正的卖方，“空手套白狼”了。 “签合同之后就开出去。”卢先生应承得很爽快。 “付的是外汇吗?” “对我们来讲，付外汇、人民币都一样。” “货是外贸部门提供，我要求付外汇。” “ok。” 我并不清楚东北到深圳的运输情况，但在巨大生意机会的驱动下，我必须硬着头皮往前闯。 首先，我找到赤湾码头询问航线情况。码头经理告诉我，刚建成的赤湾港目前只有从北欧进口的散装化肥货源，还没有开通各地的航线。 “能接受多大载重的货船?” “万吨船没有问题。” 然后，我找到广州远洋公司询问有无开通大连一赤湾航线的可能。 回答是：近海的航线归广州海运局。探听到广州海运局总部设在沙面，我再次联繫。 海运局回答：只要有货源，随时开通。 “每月至少两万吨的运输量。”我神气起来，胸有成竹：正大康地、远东金钱各一万吨。 玉米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经陆总批准，独立于贸易一科，成立了饲料贸易组，王石任组长，独立核算。 现在的问题是要僱请个帮手了。 我想到了招待所楼下那座无线电器件装配车间，每天上下楼都会闻到一股硫酸味。找到监工，试探其能否推荐一名打工仔。瘦瘦的监工扭头冲着一个正端着喷灯，唿唿唿，吹化着锡条的工人，“就他行吗?” 他的模样又瘦又小，像个童工。我压制着心中的不满，嘴上回答：“行!” “多大年纪了?”我问。 “十八岁。”就这样，邓奕权成为我聘请的第一位员工。 ◆发票和匿名信 第一单到的货是三十吨的玉米，装了一个车皮，卖给深圳养鸡公司。(註：该公司是后来的上市公司康达尔的前身)深圳养鸡公司将三十吨的玉米拉走，我也要去公司收钱了。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两个条纹塑料大口袋，一边骑，我一边想：“这三十吨的玉米现金用自行车驮回去，不会遇到打劫的吧?可得小心点儿。” 到了红岭路的养鸡公司。我对公司的袁经理扬了扬提着的编织袋：“货你都拉走了，我来收钱了。” 正抽着烟的袁经理看着我：“发票呢?” 发票?我有点懵了。 在省外经委三年，对合同、信用证等常识还比较熟悉，但却不知道发票是何物。又不好意思问，就猜想可能是收据一类的凭证，“你要发票呀，我回去给你拿。” 回到特发公司，找到财务部要求开个证明。会计是一位刚从暨南大学财会大专班毕业分配来的女生，叫张敏。 “小张，给我开个收款的证明。” “开什么证明?”身材有些单薄的小张会计疑惑地问我。 “你就写‘卖了三十吨玉米给深圳养鸡公司，每吨人民币一千三百元，共计三万九千元，特此证明’，就行啦。” “从来没有开过这种证明啊?” “你就开吧，客户要求的。” 小张给我开了证明，上面盖了财务章。 骑着自行车，后座依然夹着塑料编织袋，到了养鸡公司，把证明递给袁经理：“给，发票。” 袁经理接过那张证明条，瞥了一眼，乐得呛着了喉咙，一边咳嗽一边说：“来，小王跟我来。” 把我领到财务室，袁经理从财务抽屉拿出一本发票：“吶，发票上有国家税务专用章。这是专门印制的，证明不能作为发票。你回去告诉财务要发票，她就清楚了。” 再次返回公司，对张敏说：“他们要发票。” 张敏笑了：“早开好了，我还纳闷怎么不拿发票就能收到钱?” 发票送到养鸡公司财务手上，对方给了我一式二联的银行转帐单。 我再次敲门，进了财务室隔壁的袁经理办公室。 “怎么没有给钱，却给了两张这样的东西?”我彻底煳涂了。 袁经理又乐了：“小王啊，你回去把这两张单交给财务，其中一联是给银行的，银行见票就会把钱划拨到特发财务。” 半信半疑回到公司，将转帐单交给张敏：“这就是钱吗?” “如果银行弹票，就说明养鸡公司银行帐号上没有钱。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应该没有问题。”张敏耐心解释，我释然。 第38页 这两来两往，让我深刻感受到业务知识的贫乏，尤其财务方面，我更是个门外汉。我开始规定自己：每晚下班后，无论多晚都要看两个小时的财务书。通过自学，我才了解到什么是资产负债表，什么是资产平衡表。为了加深对财务的理解，我就在日常经营中进行练习，自己开始学着记帐，将每天的交易、支出、收入记下来，下月初的时候，同张敏的财务帐对照比较。 三个月过去，阅读财务报表没有障碍了。 赚了钱，买了一辆1.5吨的丰田小卡车。一人多职：组长、推销员、货场搬运、鸡饲料推销、司机……忙得不可开交。 随着业务的拓展，就是三头六臂，每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也顾不过来。一个助手已经不能应对业务的拓展。我招聘了第二名助手，一位本地民办教师，黄世浩。陆陆续续的招聘，加上特发的关系介绍，饲料贸易组的人手增加到七人。 邓奕权虽然个子瘦小，人却机灵，也肯卖力气，星期天的时间还悄悄把“王经理”(他从不叫我“王组长”)的脏衣服给洗了。他小学文化程度，文字表述能力奇差，数学也不行。除了民办教师出身的黄世浩，其余的农村工，文化程度同邓仔差不多。我决定给这些农村孩子开文化课。规定每星期三个晚上上课，每次一个小时，数学和语文轮流上。给他们上完课后，我自己一个人自学财务课程至零点。睡觉前，再听半个小时音乐磁带，威瓦尔第的《四季》、德沃夏克的《新大陆》、莫扎特的《弥撒曲》伴我人眠。 业务开展得顺风顺水，航线开通了，远东金钱饲料厂和正大康地的业务十分顺利。随着时间推移，特发公司财务部的饲料组专项帐户上资金越滚越多。风言风语也伴随而来：王石自成体系，借用特发名誉，却背着特发贸易部赚大钱。贴着四分钱邮票的匿名信纷纷向特发总经理办公室飞去……特发总办主任李守芬曾任宝安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个矮壮实，黑白髮问杂。大概是抽菸太多的原因，话音有些嘶哑。我申请进口饲料指标或其他业务前往总办时，碰到李总往往只是点点头，算是礼节性的招唿。但有一次，李主任把我唤进他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掏出一沓撕开的信封：“你干得很好，总办清楚。这些信的内容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了。” 临走时，这位当地出身的干部拍拍我的肩膀：“去闯吧，不要有后顾之忧。”听到这位老干部的鼓励，心里暖融融的。 去特发经常打交道的除了财务部的几位人员，还有业务秘书曾国华。健谈的曾秘书属老三届，毕业于宝安一中，善思考，同其谈话有种快感。去总办办事，总要同曾秘书聊上一会儿，最感兴趣的话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制问题，比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一些观点很值得借鑑等。风言风语的环境中，能遇到一位谈得来的同事，真是很愉快的事。 工作中的兴奋点之一是新的玉米又到了笋岗北站。我带上邓仔到笋岗，僱请好民工就指挥着他们装卸玉米包，就像一位战地指挥官。有时候，忍不住自己也加入装卸玉米的行列。仗着年轻，150斤的玉米包，肩头一扛，来回十几趟。一次中间休息，一位民工不解地问：“一个城里人，随便做什么不成，不用和我们一起扛麻袋啊。” 我淡淡一笑，没吱声，心里想：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两条三五烟的贿赂 饲料组将玉米卖给饲料厂的同时，也开始拓展成品鸡、猪饲料的销售业务。公司的客户分散在珠三角和湖南、江西、广西等华南地区。饲料产品很受饲养户欢迎，许多销售公司提着现款等货，一包包印着“正大康地”商标的新出炉的饲料散发着略带鱼腥味的香味等待运送各地。 交通一时成了销售的瓶颈。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超过两百公里距离，通过铁路运输较划算，但特区内的饲料产品并没有纳入铁道部门的货运计划。要想利用铁路运送成品饲料只有申请计划外指标。打听下来，计划外指标却很难申请到……了解到笋岗北站货运主任姚主任的住处。怎么同姚主任套近乎呢?了解到姚主任抽菸，交代邓奕权买两条三五牌香菸给姚主任送去，“烟放下，什么也不要说就回来。”1983年，三五烟的价格是十元一条。 两个小时后，小伙计提着香菸回来了：“主任不收。” “真没用，两条烟都送不出去!不会赚钱，还不会花钱?” 我决定亲自出马。骑自行车到了铁路宿舍。敲门进了屋，将两条烟放到了桌子上，动作却不大自然。为了获得商业上的某种好处给对方送礼，我还是第一遭。 “要车皮的吧?”干练的货运主任笑吟吟地问。 这种开门见山的询问，让我反而不知该怎么回答。说“是”，突兀了点，说“不是”，我来干吗?“能给批两个计划外车皮吗?” 姚主任将两条烟递到我手上：“吶，烟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伙计直接去货运办公室找我。别说两个车皮，就是十个也批给你。” 我愣住了。 “我早就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货场，常看到一个城市模样的年轻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错误的惩罚，也不像包工头。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想干一番事业，很想帮忙。但我能帮什么呢?我搞货运的，能提供帮助的就是计划外车皮。没想到你还找上门来了。你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行情吗?” “什么行情?”我懵茬茬。 主任伸出两个手指头：“一个车皮红包一百元，两条烟只是行情的十分之一。” 带着两条烟返回东门招待所。躺在床上脑海里浮现着姚主任的那张笑脸，是嫌两条烟太少还是真想帮忙?辗转反侧，一宿难眠。 翌日，顺利办下两个计划外车皮指标。 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商业社会里，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是买不来尊重和荣誉的。而货运主任对我所诉求的正是后者。货运主任的精神需求很简单：欣赏这位城市年轻人的做事态度和吃苦精神，愿意无偿伸出援助之手，从支持行为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感。既然是在做令人敬佩的事业，为什么还要通过物质的诉求，直白地讲，用行贿手法来获取计划外车皮呢? 人的需求是两个层面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者可以用金钱和物质来满足，后者则不然。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两种，一种是赤裸裸的物质关系，另一种是尊重和荣誉。既然人有两面性，何不用自己的行为引发他人精神层面的共鸣呢?想想送烟的动机，不禁让我汗颜! 想通了，也清楚了经营企业的底线：决不行贿! 在东南亚某些国家，贿赂已经成为社会的隐性规则，企业不行贿很难生存，如果企业坚持不行贿就可能出现生存问题。中国的市场改革试验中也存在着行贿受贿的不良风气，也会步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后尘吗?果真如此，不行贿能生存吗?我无法预测未来中国社会风气的走向，我只能假定：中国的改革不会步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后尘。如果这一假定是错的，我宁可是个失败者也不愿意同流合污。 第39页 ◆做最规范的企业 到1987年底，深圳还发生了一件不被我注意，但却和万科未来、和中国城市化未来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事件。 12月1日的深圳会堂。一块面积为8588平方米，有五十年使用权的土地正在拍卖中。拍卖官是后来担任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局长的刘佳胜。 四十四家企业举牌竞投。拍卖从下午四时半开始，在刘佳胜开出两百万元的底价后，角逐正式开始。每当拍卖官喊出新的价码时，总有几十个竞争者举牌应价，有的还边举牌边喊价。角逐到十七分钟，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老总骆景星再次举牌。 “五百二十五万元。一次叫价，”刘佳胜站在拍卖台上，高举着木槌，望着台下黑压压的围观者，其中80%是来自北京、港澳和特区的媒体。 “五百二十五万。二次叫价!”仍没有响应。鸦雀无声。“五百二十五万。第三次叫价!”伴随着木槌落地的声音，个子不高、有些瘦弱的骆景星成为当天的特区明星。 媒体这样报导：“这场拍卖，破天荒地将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是对传统的国有土地管理体制的重大突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观看了这次拍卖会。” 主持拍卖的市府副秘书长王炬满意地答记者：“这个地价比政府的期望价要高得多。7月1日市政府土地管理改革方案出台以来，包括12月1日公开拍卖在内，已用三种不同形式有偿转让了三块土地，得到了两千三百三十六点八八万元的土地使用费。在这之前的1985、1986两年，全特区收取的土地使用费不过是两千三百多万元。” 这场土地拍卖会之后的第二十八天，也就是12月29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条例》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转让。 其后，全国许多城市参照深圳的做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转让制度。 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删去，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石，就此奠定。 与此同期，经过前几年的摸索，我放弃了做饲料的方向而转做电子仪器，并组成了深圳现代科仪中心，之后又更名为“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英文字母缩写mec)。 1988年3月1日，深圳市政府发出红头文件：赛格集团、城建开发集团、物资总公司、石化总公司等六家大型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化。 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全力以赴进行股份化筹备的推进。 新成立的股份化筹备小组招聘了三位秀才：清华大学青年教师孙路、来自武汉的青年干部李杰、西南财大研究生冯佳。孙路负责文件起草和宣讲，李杰负责同各职能部门的联络协调，冯佳则扮演智囊及吸收社会资金。 看着三位新鲜面孔围着我团团转，总部的老职员自然看不惯，销售部经理詹宏祥公开表示藐视：“别看他们忙活儿，赚钱还得靠销售部。” 一些老职员在一起议论时，更干脆称三位秀才为“老闆身边的三位‘公公”’。 “我们在一线搞产业化，搞散件组装，搞融资，搞贸易推销，怎么突然冒出来三位‘公公’鼓唇弄舌，安的什么心?”员工对股份化改制的牴触情绪逐渐显现。 作为国营公司，即使是特区新建立的企业，员工仍不愿放弃旱涝保收的“大锅饭”和“铁饭碗”。老员工推荐了詹宏祥、高建明为代表向我摊牌：“公司股份化改革完成就不是终身制了，我们突然失去了靠山，要是被公司开除了不得上街要饭?干脆把这几年赚的钱分光，之后你怎么做都行。”接着，在召集的老员工座谈会上，有人发出了“先于股改进行住宅私有化”的唿声。 根据蛇口中华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截至1988年10月)，万科净资产为一千三百万元。 其中住宅资产占了五百万，如果把这部分资产分了，公司资产将缩小近二分之一，不利于增资扩股。我自然不会妥协。 通过轰炸式的宣讲、恳谈会等形式进行解释说服后，尽管仍旧有些老员工持不同看法，但大多数还是愿意公司进行股改。 在顾问公司香港新鸿基证券的指导下，反覆酌协，经过十七次修改，招股通函最终定稿。 对招股通函上公司要遵循“规范、透明、守法”的条款，管理层进行了热烈的争论。遵守还是不遵守?多数认为：在市场不规范的现实下，大多数企业不规范，我们规范无疑束缚自己的手脚，死路一条，所以，不能一味书呆子气地对规范化动真格;作为少数派，我坚持：同过去决裂，走规范化的道路，即使有走不通的风险，将来市场规范了，我们不仅能继续生存下去，还会处在一个制高点，走在前头成为标兵榜样。 “我们最初靠贸易起家，在开放之初的深圳，搞贸易往往需要搞关系、倒批文，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公司要发展，成就一番事业，就不能再走老路，从现在开始就要规范。中国要进入市场经济，规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力图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来做。从谋求股份制改造开始，我们就需要把规范化放在核心的地位。要做中国最规范的企业。” 熬夜至凌晨两点钟，规范化的专题会还在进行。我突然问孙路： “孙路啊，你们这几个秀才还真得琢磨琢磨，今天做的方案，十年、二十年以后，能不能继续下去，还有没有意义?” 此时此刻，我舒展一下疲劳的身体，兴奋的大脑里飘荡着一面旗帜，一面创新企业的旗帜，领跑在创新改革的大路上，飘啊，飘啊……接下来，是向市府体改办公室提交股改报告。随后，金田和原野两家企业也递交了股份化改造的申请。 体制改革办公室很兴奋：终于有响应股份化号召的国营企业了。 就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接受万科股改的申请案，体改办主任徐景安带领企业处长王林到和平路50号现场办公。申请报告中最敏感的部分是：一千三百万净资产按照五五划分，国家和企业职工各一半。 难题推到了主管体制改革的副市长朱悦宁的办公桌上。 望着这位曾是国家经委研究室笔桿子的朱副市长，我先开口：“从法律上看，公司持国营牌照，风险由国家承担，但从资金投入的角度看，国家却没投一分钱，说全是国家的也不合适，因为资产是我和员工们赤手空拳做起来的。既然如此，各一半，五五分成如何?” 朱副市长用欣赏的眼光望着急于改革的创业者：“五五不行吧，四六。” “你四我六?” “怎么能让国家占小头呢?哈哈哈，当然是国家六你四啦。” “呵呵呵……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心里想：别说四六了，二八，甚至一九我都干!产权界定清楚就好办! 第40页 离开副市长办公室时，朱副市长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们向主管公司报告了吗?” “啊，报体改委的申请副本抄送给了特发一份。” “那好，明天市政府办公厅就下发批准你们股改的申请。” 第二天上午，正望眼欲穿地等着办公厅机要室的红头文件，却被电话告知特发副总李景全正带领一拨人员在市府办公厅请愿，强烈要求办公厅撤回批准现代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造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这是无视基层领导的越级行为。 我打电话给体改委徐景安主任，没有人接听;电话打到朱副市长办公室，秘书说，朱市长胃病发作住院了。 鑑于特发的强烈反对，办公厅暂停下发同意现代企业股份公司股份改造的文件，待现代企业公司与上级公司协调好以后再另行上报审批。 按原计划，招股通函在《深圳特区报》上发布的版面已经安排妥当，首届股东大会的筹备工作已紧锣密鼓地准备，只等红头文件一到手，股改工作就可按部就班地进行了。暂停的消息犹如兜头被泼了一桶冰水。 股改小组紧急商量对策。这时已没有后路，对激烈反对的总公司只有硬着头皮面对。 此时孙凯峰已离任特发，继任者袁陶仁是北京电子部前计算机局局长。 在特发集团总部会议室，听完我的解释，没有表现出喜怒的袁总开腔：“你王石一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现在感觉到了吧，你跳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坐在袁总一旁的李景全发言：“国商也在谋求股份化改制，报告也打到了体改办，但我们是通过特发集团批准上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越权的报告却下了红头文件，而国商的没有一点回信。如果特发下属的企业都像你王石的企业那样越权，管理不乱了套?” 我听得心里痒痒的：“好啊，你李景全办的好事，袁陶仁刚从内地调来知道什么?还不是你捣的鬼，非得第一个股改。就凭你‘官大压死人’的做法，我非得在国商之前完成股改不可。”特发管理层拒绝了现代企业公司的股改申请。 怎么办?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新一代公司的王晓敏来自长春，同政府中一批长春背景的秘书圈子有交往，建议我“以王石的名义邀请市委、市政府的秘书们聚聚”，“介绍股份制改造遇到的困难，赢得市领导身边工作人员的理解，舆论占先机。” 王晓敏做联络员，邀请信发了二十多份，原以为能到三分之一就不错了，没想到全到齐了。聚会的效果不错，在王晓敏的协助下，公司给年轻的秘书们上了一堂股改课。 按照股份化筹备小组应急方案的建议，我与张西甫一起直接约见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 过去和李灏书记只是在一些座谈会见过，从来没有单独约见。见面才发现，他的办公室非常小，里面就一张桌子，桌子后一把椅子，前面两个凳子。市委书记穿一件毛背心，腰杆笔直，一边练习毛笔字一边听取汇报。我一边谈一边想：“不论怎样，您也该将毛笔放下听我们讲啊。” 待汇报者不言语了，市委书记把毛笔放下：“年轻人，要沉住气。改革肯定有阻力，要不怎么叫改革?首先，行政也有系统，政府不能直接管你的公司。我们管各部委局，各部委局管对口的公司，如果我们直接对你们发表意见，中间层面有意见，管理就乱套了;第二，你们的股改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操之过急。系统需要正常运作。你们要晓得，袁陶仁那么强硬，北京是有关系的呀。以后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和我的秘书唐火照联络，但是不要在公开场合会面，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一个星期后，我走进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办公室。这位曾任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红色秀才明确表态：支持基层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的积极性。秦书记爽快的表态，让我又看到了股改的希望。 第二天下午，秦副书记亲自出马去特发公司，做袁陶仁的思想疏通工作。到这份上，袁总只有顺水推舟了，万科由此完成了最为艰险的股权改造工作。 第15章 冯仑：“92派”的野蛮成长 【冯仑小传】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中国的改革史上，这被认为是一个歷史性的转折点。南巡之后，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 同样是受南巡讲话的影响，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冯仑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生于1959年的陕西西安人冯仑，是中央党校法学硕士，在国家体改委任过职，1992年5月，冯仑决定到海南去碰碰运气。他通过关系，用数万元“换”来了一家信託公司五百万元的投资，然后扛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兴沖沖地南下到了海南。 此时的海南，用冯仑的话说，“已经热得一塌煳涂了”。由于受特区开发政策的影响，海南一直颇受投资商的关注，据称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有十万大学青年渡海淘金，到了南巡之后，热浪终于席捲全岛，而首先遭到爆炒的就是房地产。在1991年6月之前，海口的公寓房售价是每平方米一千两百元左右，而到1992年6月，售价已上涨到每平方米三千五百元。炒卖地皮成为最快的暴富手段，冯仑回忆说，一些从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块地，仅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上千万元，看得让人心惊胆战。很多楼盘一拿到报建批文就登gg，连地基还没有开始打，价格已经驴打滚一样地翻了几倍，海南重现当年倒车时的疯狂景象。据经济观察家阎卡林的统计，海南省这一年共出让2884公顷的土地，而实际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0%，大量土地闲置，被用来囤积炒卖。 冯仑在海南碰到了五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伙人合称“万通六兄弟”，后来均成了中国商业界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汹涌迷乱的海南，他们倒卖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那个时候很好玩，很快活，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煳涂。”冯仑后来说，“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有意思的是，就是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清醒地看到，“海南的好景长不了”。一年后，六人就撤离海南，冯仑和潘石屹再回北京，后者离开万通创办了红石房地产公司，他从开发soho现代城开始，成为中国地产业的标志人物。 《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这些从体制里出来的人，对“中国”、“国际”等字头仍有相当的好感，这或许能契合他们未了的一种情怀。在他们看来，带中国字头的企业是“局级单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国第一。 第41页 ◆江湖聚义 1988年我受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体改办主任迟福林当所长，我做常务副所长。我当时档案在北京，人调到海南。开办之初，海南省委给了我们五万块钱、一辆车、一台电脑，我们就靠这些办一个副局级研究所。有意思的是省政府还给了我们一万台彩电的批文，让我们用倒批文的钱作为开办经费。这样我们必须有个公司，用批文挣到钱给我们做研究。于是改革发展研究所的业务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经营，一部分办杂志。我负责招人、组织研究队伍并管理《新世纪》杂志，另一个人负责经营，招来的人里就有潘石屹。经营部门在倒批文的过程中还干点别的生意，比如潘石屹开了一家砖厂，还做会计培训，以至于我一直以为他是学会计的，其实不是。 我当时提出，选人必须选跨两个专业以上的，单一专业背景的人知识面和能力比较狭隘，不大有发展。王启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后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读法律;易小迪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专业研究生。我是在中央党校第一次见到易小迪的，他带着女朋友一起过来，聊过以后他就去了我们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 王功权是吉林工业大学管理系的学生，也是学生会干部，毕业后分配到省委宣传部，是宣传部培养的年轻后备干部。他内心有理想、有激情，他的小孩刚出生一个星期，他就利用在家照顾老婆生孩子的机会偷跑到海南，在从广州到海南的大巴车上认识了刘军。 刘军是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十六岁上大学，分配在成都一个国营企业，听说海南有机会，没跟单位打招唿就跑到广州。在广州开往海南的汽车上，他和功权聊了一路。当时他们约定，到了海南谁先找到工作，谁就来“救”另一个人。功权先找到工作，干得还不错，在一家国营的秀港工业房地产公司，先是做办公室主任，不久又当上了总经理。他很够意思，在没有电话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找到刘军，刘军便也去了那家公司。王启富当时是那家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跳槽过来到我们研究所应聘，他说他的老闆叫王功权，是非常好也非常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一定要介绍我们俩认识。认识之后，我们谈了很多，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1988年，我先认识了王启富和易小迪，通过王启富又认识了王功权，但这时还不认识刘军，也不熟悉潘石屹，后来王启富和易小迪与潘石屹打过一些交道。1989年4月份开京丰会议，因为我是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宣传部长，所以担任组委会副主任，海南、北京两头跑。1989年夏天，功权因故被迫离开秀港公司。海南的改革发展研究所解散了，我回到北京，在牟其中那里打工。易小迪在当地用很少的钱开了一家印刷厂，雇了一些湖南农民，什么都印，包括结婚证，但一年赚不了一两万块钱。王启富失业了一段时间，刘军不知跑哪儿去了，潘石屹待的公司还勉强维持着。 我到南德牟其中那儿后，第一个跟过来的是王启富;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功权冒出来了。我们给功权打电话，他正好回海南办手续，一听我们找他，二话没说，顶着光头就往北京跑。后来我把他推荐给老牟。有个情节特别有意思，我告诉老牟，功权非常能干，当过法人代表，老牟说那让他把有法人代表名字的工商营业执照拿来吧。功权赶紧去找出来并复印了一份，老牟看了一眼，很快就重用他了。重用的标志是挪位子：北京冬天很冷，办公室坐了五六个人，新来的坐在最外面一排，最冷;功权刚开始坐在最外面，重用之后就坐在里面去了，就跟“号子”里一样，挪了床铺。这种做法大概跟老牟坐牢的经验有关。 安顿了一点后，功权又开始找刘军。刘军也是性情中人，虽然还不知道来了后能不能有活儿干，但也高兴地奔北京来了。 这样四个人都来到南德。王启富是法律室的副主任，功权是天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兼东南办主任，我是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刘军是西北办副主任。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经常在一起讨论今后的人生，在思想上已经形成了很成熟的合作基础。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自己创业，开始想办一个万通代理事务所。名字是我起的，“代理事务”有点像“三t”公司，“万通”就是路路通，能做的就是帮人办事，出书、写文章、开会，积累一点钱然后再谋发展。虽然最终没做起来，但“万通”这个名字留在了大家心里。 后来自己办公司时，一说用“万通”做商号，谁也没异议，仿佛早就有这个公司了似的。 我从南德出走后，老牟很生气，想炒刘军，还没来得及炒呢，刘军便写了一首嘲讽老牟的诗，然后先把老牟炒了。 1991年我们回到海南，易小迪的印刷厂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在准备创业期间，我让刘军与功权谈，说必须由他当老总我们才做，因为只有他做过生意。功权答应了。有一天我和易小迪在电线桿子底下吃火锅，我们开始商量怎么筹钱，易小迪说他还能出多少钱，能有的都给。 现在回想起来，易小迪是个不小器、很有大局观的人。 我们没有钱，每个人便根据各自的情况分别借了一些：功权向丈母娘借了一些，王启富跟家里借了一些，我向深圳一老闆借了一些，刘军向朋友借了几千块，易小迪拿了印刷厂的八千块，合起来三万多块钱。 这些钱大都用在註册公司等前期费用上了，当时也只能註册成类似皮包公司一样的公司，註册资金一千万人民币，拿到执照的时候还剩几百块钱。过了半年，易小迪把潘石屹找来了，做财务部经理，负责我们第一单房地产业务的销售，他的销售才能在那个时候就显现了。 ◆常务董事会 没法说最初的钱哪个算股本，后来算股份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分清楚。别说没法算，那时我们连懂都不懂，又没有《公司法》，大家说事连个依据都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些合伙人一开始合作的基础不是钱，而是大家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第一次界定合伙人利益关系的时候我们确定了一个原则，採用水泊梁山的模式——“座有序，利无别”。 1993年初我们界定利益关系，之前合伙人关系是虚拟的，没有股权基础;挖到第一桶金后开始建立了财产基础上的合伙人关系，并于这时候把潘石屹吸收为合伙人。此时我又提出一个观点：按照歷史的过程来看，缺了谁都不行，每个人的作用都是百分之百——他在，就是百分之百;不在，就是零。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确定股权时就採取了平均分的办法。民营企业将要面临的问题是排座次、分金银、论荣辱，我们分金银的时候是跟排座次分开的，把公司分成六份，一人一份。 由于是平均分配，所以说话的权利是一样的，我们成立了一个常务董事会，重大的决策都是六个人定。后来又来了两个人，我们称之为“6十2”，也算是吸引人才，但他们很有意见，因为总也进不了六个人的圈子。1995年之前六个人的内部协调很好，当时以海南为核心，分散在广西、广东等附近省份，大家经常见面;1995年，公司把业务一块甩到北京，一块甩到上海，还有一块甩到长春。那时不能上网，手机用砖头块大哥大，沟通很有限，引发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六个人按照个人性格、地域和管理企业的不同情况，越来越不容易协调。我在北京当董事长，潘石屹是总经理，海南那边我也是董事长，所以掌握了解的信息算是最多的。其他的人不能完全和另五个人沟通，开始形成大家在事情上的一些分歧。这是一个困局，很多事情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达成共识了。 第42页 另一方面，资源和利益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仍保持个人收益上的平均主义，大秤分金银，整套穿衣裳。当时确定三条土规则：第一，不许有第二经济来源;第二，不转移资产，不办外国身份;第三，凡是在公司生意上拿到的灰色收入统统交回公司，六个人共同控制这笔钱。时至今日，在这个层面上，帐查过多少遍了，大家从未出过问题。所以，在我们分开时没有任何埋怨，谁多挣了谁少挣了，没人较真儿。 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事业导向和个人能力以及所学专业不同而对生意的看法和理解出现了分歧。资源的分配是第一个矛盾，做房地产有人说深圳好，有人说西安好，有人说北京好，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六个人互相认为对方的计划不好，开常务董事会讨论投资往往一开就是半天一天的，谁也说服不了谁，互不服气、互不举手。记得有一次在保利大厦开会，有一个人提出一个湛江的项目，大家都觉得不行，他很生气地摔门而去;但我们要维持大家商讨的局面，又把他找回来，耐心听他讲，最后还是没做，令他非常生气。后来，另一个人提深圳的项目，他也不同意——我们六人实行一票否决制。北京资源配置最多，后来各地开始不通过常务董事会了，直接来北京找潘石屹借钱，不投资就借。这就出现了最大的问题——资源分配冲突。这是另一种利益冲突问题，因为得到的资源越多，成功的机会就越大，个人价值的实现也越多。那时的万通集团公司快成了一个虚拟的总部，主要的业务和人都在外地，分公司有了自己的利益，负责人也不是往自己兜里揣，而是要实现个人的价值和抱负。整个舞台只有一个董事长，一个总经理，谁拿到各地的具体项目，谁就是老闆。 慢慢地，个人对生意的看法、理解不一样了，有的人不愿意做商业，有的人不愿意做金融，公司战略上出现分歧。我坚持做的事大家也可能会让我一次，另一个人坚持做大家也能让了，但到第五个人的时候已经没资源可让了，那这个人就会有意见;强行上马的项目做得顺利还好，做得不顺利就会招致怨言。其中最闹心的就是收购东北华联，当时内部有分歧，比较积极主导的是我和功权，花七千万收购了，属于买卖上市公司比较早的案例(在国内是第三个收购上市公司的案例)。然而之后的整合一直不顺利，我们不断派人收拾局面，搭钱搭人搭精力又不赚钱，内部意见非常大，最后赔了四千万。这时我的权威就受到挑战了。由于资源的分配导致对业务方向的看法不同，加上有时互相妥协，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六个人互相之间都没权威了，这时，已经孕育着必然分开的力量了。 和其他民营公司不同的是，我们在第一利益即个人和个人之间没有金钱矛盾(当时很多民营企业动jj子是在这个层面上出问题)，而是在第二利益即事业方向(公司战略)与企业管理上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结果是六个人都很苦恼，因为拥有奋斗的共同价值观基础，在万通之前大家就认识，我们的理想情怀是一样的，我们不想分开。1994-1996年，几年里六个人没事就凑在一起讨论究竟应该怎么走，有的人难受得哭了。外人很难想像我们当时痛苦到什么程度。 当时在海南我们卖出去一块地，赚了五千万，后来买方出事了，他们反过来咬我们一口，说我们有问题，想让我们把钱退给他们。相关部门立案了，有大领导批示封我们的帐，功权在海南很难决定妥协不妥协。其他人都觉得我们没犯法，但功权判断危险非常大，有可能会被置于死地。最后功权含着泪，掐了电话不听我们的，答应人家签一个“城下之盟”。当时对方非常不讲理，最后是在夜总会包厢里逼着我们签了字，退钱不说，另外还给他26%的利息。这一单生意没有按照六人意见一致的原则做，但功权认为这一次挽救了我们。其他人表示不满，怪他连电话都不接;后来又把这块地买回来，里外里损失一个亿，这是我们在海南惟一的损失。之后，功权感到特别委屈，有一次在南宁郊区洪秀全起义的一座山上开会，又提起这件事。功权极其痛苦，一个人跑到山上哭去了，我们不得不散会，四处去找，找不到人大家很担心，这里面包含太多复杂的感情。 ◆打死不做“太平天国” 一个公司建立之初就要开始排座次，在我们创立公司时董事长的位置不是特别重要，法人代表、总经理比较重要，这两个职务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我们成立了董事会，最初董事长不是我，因为当时必须要有投资主管单位，让一个公家人来做董事长。我是副董事长，但我给自己印名片写的是执行董事长，强调我是干活的，自己给自己定位了。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功权当法人代表、总经理是比较合适的，没有争议。一个执行董事长，一个总经理，剩下是三个副总，排完之后大家的心理有了一点点的变化。潘石屹1992年初刚来时是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经理，后来变成副总。六个人就凑齐了。 虽然都是副总，但权力是没有办法详细规定的，所以形成“权力大锅饭”和“感情大锅饭”的局面，所有事情都要六个人在场讨论决定。这时情况变得比较微妙，最后谁说了算呢?名片、职务不同，但心理是平等的。后来功权说他是法人代表，要承担责任，得他定，但如果大家不开心，以后可能就没责任可负了，所以多数时候他会妥协。 我是执行董事长，那时没有《公司法》供参考，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但我认定身先士卒一条，遇到烂事就上，没钱赶紧找钱，不用扬鞭自奋蹄。 我们自己把自己当干部用。因为群众少，印完名片只有两三个群众，一个是功权老婆，一个是王启富的哥哥。创业之初四个月不发工资，吃饭大家都凑在一起吃，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把自己人当干部了。这段时间组织基础是热情，大家齐心协力干劲最高。比如借第一笔钱时，投资人要来看项目，就是我们做的八栋别墅。我们平时没有正经衣服，于是翻翻每个人口袋里还有多少钱，现买衬衫和领带。当时金利来领带比较高级，我们忍痛割肉买了领带送给投资人。最后，我骑着自行车去亚运村和他们签了协议。1991年年底拿到了公司的第一笔大的借款——五百万，功权去东莞取回来时，我们兴奋得都要跳起来了。 我想强调的是，组织进化阶段的排座次没有实际意义，只是一个心理概念，赚取第一桶金靠的完全是集体决策，集体承担责任，在组织中的角色是自然分工，但越往后越重要。 1992年上半年赚了第一笔钱后，我们把欠大家的工资都发了，把家属也请出去了，开始吸收新人进来，生人一出现，就有了真正的上下级关系。此时出现了一个问题，上面的人谁也制约不了谁，让底下的人非常难做。由于上面的座次排得很含煳，进化得不够，最后公司形成了派系。这种派系形态和传统江湖的派系很相似，组织效率极低，上面通过下面控制一些点，下面通过上面谋取自己的局部利益。所以在合伙人中间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股权变成第二位，控制权变成第一位。东北的项目，功权的影响力是最大的;西北的项目我说话的分量更重一些。 第43页 于是，组织被分割。因为排座次有名分与事实上的不同，不同位次却有相同的权力，所以权力系统事实上没有合法性基础，在运行中又被分割成不同系统。资本构成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在于你真出钱，没有出钱就没有当董事长的权力。但我们一开始的股东层面是虚拟的，主要靠人力资本出资，这就造成权力合法性基础是个空壳。在这种组织中赢得权威，完全像中国歷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要靠勇于牺牲、高瞻远瞩、克己奉公，才能成为实际权威。无论最初合伙人有几个，最后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人，而这个人是靠时间、靠牺牲、靠不断做正确的事情，带领大家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后奠定权力合法性基础。 结果这个权威早晚会变成神。 中国民营企业早期出现这种组织分化，是极其传统的江湖组织建立的过程，没有任何创新。 看《水浒传》梁山英雄排座次。非契约性组织排座次有三个标准。 第一，自然标准，年龄大的吃饭坐上座，长者为尊。如果合伙人中有一个人四十多岁，其余都二十来岁，一般来说他可以当老大。 第二，曾经的经歷会使大家形成对某人在组织当中的依赖和尊敬。比如，创业前有一个人是局长，其余的是处长，一般局长当老大。这点在《水浒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林冲上山没有朱贵早，排位却很靠前，因为林冲起点高，在朝廷里做过官。所以体制内的经歷在体制外仍然起作用，决定排座次的顺序。 第三，君权神授。这一点跟权谋有关。《水浒传》里，天王晁盖被史文恭射中，临死之前说，谁抓到史文恭谁就是梁山泊主。卢俊义抓住了史文恭，按照遗嘱肯定是他坐第一把交椅。结果，宋江假意不负晁盖遗言要把主位让与卢俊义，吴用以目示人，众人皆表不服。后来，宋江玩了个“天意”，与卢俊义焚香对天祈祷后，各拈一阄，分别带领兵马攻打东平府与东昌府，先破城的做梁山泊主。得胜回来后，吴用又如此这般安排一番。第二天喝酒的时候，有人报信说外面突然塌了一大坑，有两块石头，刨出来一看，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天罡地煞一百单八将”，第一个就是宋公明。这是上天的安排呀，赶紧拜他当大哥吧。 吴用真是聪明，埋两块石头就改变了形势。 人少的时候前两个游戏规则起作用，人多的时候第三个规则就启动了，把上天的旨意当做改变规则的依据。民营企业在其发展初期是按中国传统文化低水平运行的，组织发育得非常不成熟。后来舞台大了，资源多了，越往后排座次的事儿就越发敏感。 1993年，我们完成产权的改革，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变成万通集团公司，成立新董事会，这次我就是董事长、法人代表，当时总资产有一亿多，也有负债。我们成立常务董事会，决策时一人一票，所有大事都得一致通过才能办，每个合伙人都有否决权，最后也是没法继续，奖惩考核不能正常进行，造成组织效率低下、是非多样性、苦乐不均，周边的能人很恼火。 前面的规则基础是情感、伦理;要解决组织进化问题，变成实际出资以及创建利益基础上的新规则，势必面临着分裂。这时组织裂变是最正常的，但裂变有两种可能性，高水平的做法是按程序、按法律进行重组;另一种是在低水平上的恶斗与裂变。一人带一拨人走，重复以前的故事，过几年又掰一次。所以中国民营企业组织进化总完成不了，就是因为这样的低水平循环。 有一段时间我研究过土匪的组织结构。土匪组织为什么长不大? 它的组织就是在低水平上不断重复。民国时期，河南有一伙土匪，首领叫白朗。白朗军是共产党出现之前中国最大的近代农民起义军，有四万多人。白朗是镖行出身，周围的人都是农民，他们按照农民本能的组织形态开始折腾，大哥还是勇于牺牲、敢于担当，但组织激励的方式很简单。匪首中有一个女的，老公死了。那时穿衣服没现在讲究，上身都是一个大袄裹着光身。攻山头的时候她就喊：“你们往上沖，谁先上去，姑奶奶晚上跟谁睡。”然后把大袄掀开一亮，大奶子一甩，弟兄们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大袄就合上了。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这么简单。每次官军围剿，大家就分裂，分裂之后又拉出一些人继续干。 组织结构解决得最完善最成功的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把中国农民的游戏规则和共产党的组织规则整合在一起，有了一套新标准，就是意识形态标准和党纪党章，然后就慢慢地强大起来了。国民党也有一套军事组织，纪律约束，有国家机器在运行，多少也算是一种进步。 非契约性组织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家族式，一种是江湖式。如果按江湖规则行不通，就向家族内部寻求出路。家族抗分裂的能力要强一些，所以民营企业就出现两种选择，按江湖方式存在的寿命非常短，按家族方式维持得长一些。在没有新的组织进化方式时，实际后者不失为好的选择。 因为我们有了三个契机，知道了商人规则，找到了合理改造组织、解决分歧的办法。商人文化、商业伦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现在的中国创业者成功概率大，不用花太多精力在组织结构上。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中国民间发育的组织形态，对财富创造是个极大的抑制。当年在海南有个特别火的大业城市信用社，是一些五道口研究生同班同学创办的。在出现矛盾，而且在私人利益上起冲突之后，结果互相往监狱里送，互相雇黑社会追杀，令人扼腕嘆息。 恆通公司的组织架构跟我们一样，他们第一个拿到资本金，第一个系统上市，规模比我们大很多。当时杨博是大哥，后来同样出现控制问题，三个合伙人各控制一摊，很多事管不了。每个民营企业都会遇到一次“遵义会议”，如果做的业务失败，合伙人内部就会对领导的权威产生质疑，就要开会换领导。他们在兴隆开了两天两夜会，结果把老杨开到二线了，少杰成为一线合伙人。少杰没签协议改变身份，后来老杨又杀回来了，少杰被迫拿着不是合伙人级别的遣散费离开了。在传统的江湖组织中，领导人必须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业务失败往往就是组织崩溃之时。后来恆通的业务失败了，又没有找到新规则，组织没成长起来，公司就烟消云散了。 ◆江湖方式进入，商人方式退出 面对前进无路、后退遗憾的情势，我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学歷史，找来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给大家看。告诉他们要耐心，在没有想出办法之前不能变成“天京之变”，这点得到大家的认同。又找来鲁迅的一些文章，比如《韧性的战斗》，鼓励大家要坚持。我还研究土匪史，看英国人贝思飞写的《民国时期的土匪》，专门研究土匪的组织架构，还看过一本有趣的《水浒的组织结构》，山西师范大学出的，后来再没见过。 那时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房间，潘石屹住楼下，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等待着，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 第44页 后来有三个契机促成了戏剧性的变化：其一，因为之前的分歧、争论，1995年功权去美国管理分公司，暂且迴避一下。在那里他吸收了很多美国体制下商务、财务安排的方法以及产权划分的理论，这带来了一个契机。另一个契机跟一个女人有关：当时张维迎在牛津，介绍了一个女人回到中国，就是张欣。维迎把我们公司1992年写的文章《披荆斩棘 共赴未来》给张欣看了，张欣要回国，就让维迎介绍和我认识。 她回来以后在保利和我见了面，就算认识了。大概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去香港，张欣正在做投资银行，我们一行三四个人去她家里聚会，那次潘石屹跟张欣单独聊过一会儿，等我们回来以后，他们俩就谈恋爱了。 于是又来了一个海外因素，张欣带来的价值观、对问题的看法都是西方的，认为不行就分嘛。张欣那时总在说我们的不是，她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场上把我们全否定了，说我们太土了。虽然大家觉得这是对我们兄弟感情的一种伤害，但她把西方商业社会成熟的合伙人之间处理纠纷的商业规则带进了万通。 功权和潘石屹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开始说服我。如果我坚持，可能还是分不了。但这时又出现第三个契机，那时我也去了一趟美国，见到在加州的周其仁。我们聊了一个通宵，他爱听故事，我就哇啦哇啦地说，我讲了我们的问题，他就讲了“退出机制”和“出价原则”，这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不能用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感情处理万通内部的矛盾，而要用商人的规则处理分家或者叫建立退出机制。 六个人中的三个接受了新的游戏规则，回国以后我提出，“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但我们的商人方式也不像现在经过精细评估，锱铢必较，只是做了大概的分割，还是抱有传统的兄弟情谊的一种方法。走的人把股份卖给没走的人，没走的人的股份是平均增加的，把手中的某些资产支付给走的人，这个模式延续下来，结果万通的股份都成我的了。这中间有个有意思的插曲，我们找的律师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叫田宇，我们六人的分家合同差不多都是他做的。最早走的三个人里，潘石屹找的律师叫张学兵，和田宇竟然是同学;其他两个连律师都没用;留下的三个人都用了田宇。三个人变两个人的时候，用的是田宇，两个人变成我一人的时候还是用田宇。最早潘石屹发给我们律师函，指出不同意就起诉时，我和功权觉得特别别扭，像传统中国人一样认为那叫“忒不给面子”。但越往后越成熟，最后我和功权分开时只请了田宇一人，连律师费都省了，一手交支票，一手签字。 当时分的过程中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大家都想快一点、利落一点，我说你们得忍耐，离婚的心理状态有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不走完办不了手续。第一阶段叫惊而怒，把火拱起来;第二阶段叫折磨，通过折磨互相泻火;第三阶段叫无奈无聊，开始办手续了。 当时有一些弹性条款，2006年才把最后一笔帐结了，无论作为大哥还是朋友，我至少践守诺言了。 许多中国民营企业缺少这些外来的偶然性，他们没有接受商人文化的价值观念、游戏规则和操作方法，所以常常困守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找不到解决办法。传统文化中的江湖，确立组织内部的规则只有一个办法，即杀了大哥自己当大哥。万一杀不了大哥，那就只有内讧，像太平天国的“天京之变”。中国传统组织文化里没有按规则退出的智慧，这是一个悲剧。 “以商人方式退出”的游戏规则，促成了我们的组织进化，我们后来完全商业化了，公司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才进来。原来“6+2”是排斥人才，内部游戏规则不清晰，没有是非标准，对干错的人没有处罚措施，后来这个组织死掉了，万通才活了过来。可惜许多民营企业恰恰就死在这个环节上。 第16章 史玉柱：我是一个着名的失败者 【史玉柱小传】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失败者的选项很多，但失败后又能重新站起来的选择不多，我们能想到的只有史玉柱。 尽管已经过去了十年，今天的史玉柱仍经常反思那场“着名的失败”，他说：“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那段永远也无法忘记的刻骨铭心的经歷。”他还说：“成功经验的总结多数是扭曲的，失败教训的总结才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死过一次”的经歷，也一定在史玉柱的心里深处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平日里，史玉柱总是有几件物件不离手。一件是一个精巧的紫砂壶，上面刻有他的名字，他不时会捧起来喝上几口;另外就是香菸和打火机。 史玉柱自己说，当年有三千多篇文章总结巨人的失败——这是别人统计出来的，他迅速补充道——然后，所有人都认为巨人和史玉柱没有可能再成功，或者，至少没有想到史玉柱能够重新聚敛起骄人的财富。 史玉柱的人生充满了波澜起伏，他是先成为英雄，再成为异端。他曾经被视作青年人的偶像，随后则成为广受质疑的商人的代表，或者，劣质资本主义的创造者。如果我们仍然热衷于将三十年的中国同十九世纪镀金年代的美国相比，史玉柱的对应物则肯定是臭名昭着的强盗大亨——无论是洛克菲勒还是卡内基。他是黑暗骑士，是拥有天分和强大能力的反派，是天然的被攻击目标，是显示我们拥有道德优越的例证。那些煽动人心的词语和义正词严的论证都在说明这一点。艾达·塔贝尔正是依靠攻击洛克菲勒的“邪恶”而成为“扒粪者”中的佼佼者。 她小时候生活在产油区，父亲是被大石油生产商逼迫破产的小油田主。 復仇的欲望和苦难带来的正义感让她试图用笔将洛克菲勒钉在歷史的耻辱柱上。但是从这个例子来看，我们对同代人大多数的判断都只能等待歷史的嘲弄。 “中国的文化，成王败寇，因为我曾经失败，所以我就永远是寇。”史玉柱总是喜欢用文化来解释自己目前的形象。敏而好思的财经记者李翔问他，是否知道外界眼中他是怎样的形象，他迟疑地笑，知道自己的回答会让自己不满，却又不甘示弱，想要维护自尊：“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想肯定不大好。”他努力表现出对外界的评价毫不在意，因为这种评价似乎并没有妨碍到他的公司继续以疯狂的速度制造利润，“大不了我不出门就是了，反正我也不怎么见人。”这种态度，正类似于洛克菲勒在青壮年时期一直秉持的姿态。 这样的一个人，暗合了三十年改革开放青年人的价值观变迁，从崇拜英雄到逐利至上。这样的一个人，总是以他的洞见给我们的时代扇上一记响亮的耳光，让我们必须停下来倾听我们内心关于欲望的种种表达，虽然挨打的那一瞬间不好受，但触动真的很大。 史玉柱，註定会成为一个符号。 ◆最开始我想做陈景润 1962年，我出生在安徽北部怀远县城。爸爸是怀远公安局的，我妈妈是一个工厂的工人。 第45页 初二之前，我成绩不好，贪玩，爱看小人书，经常被妈妈训。1977年恢復高考，让我开始认真学习，因为“学习可以考大学了”。 1980年，我以全县总分第一，数学119(差1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但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过了一学期，我就放弃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 “从图书馆借到《数论》，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那么的难。” 和周围同学比聪明，也让我压力很大。“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成绩好的并不想上清华、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们那个班里聪明人太多，学习好的也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我的数学理想破灭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很早地，“我又意识到我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 理想破灭后的我开始跑步，培养各种爱好。我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十八里，然后，再跑回来，坚持了四年。 数学家理想破灭后，我成绩一直维持在中等，“每天被迫进行大脑体操训练。”大三，畏惧纯数学太复杂，我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当时还是小型机时代，进机房需要换衣服换拖鞋，编程结果需要打纸带。我只觉得挺啰嗦，没觉得计算机特别有用，对它也没特别的感兴趣。只是一门课而已。 ◆从安徽到了深圳 1984年毕业，我没什么想法地被分配到了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听说我是学数学的，统计局就是搞数字加减的，所以，就把我分到了统计局。这挺荒唐。数学不是加减乘除，数学系主要是逻辑，是大脑体操。 分到单位没几天，我就被通知到西安统计学院进修几个月。进修老师有抽样调查之父之称，这位美国教授介绍了最新的国外的抽样调查方法，我发现没有一样能离开计算机。回单位说服领导，我南下广州，花五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 pc。 我写了个程序，找了两个人录入，过去二三十个人忙活一年的活，一两天就干完了。搞得很多人从此没事干。干得起兴，我又编了一个分析软体，能分析出，年收入四百元以上的农民会买哪些东西，消费特徵是什么;年收入四百元到五百元的农民消费特徵又是什么……我的软体不断完善，国家统计局后来开了个会，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用我的软体。我因此得到了一二十元奖金和一个进步奖。相比当时每月五十四元的工资，我挺知足。又没事可干了，我就开始基于分析出的数据，写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在搞学术人挺在乎的高档次杂志上。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看了不少我的文章，很欣赏。副省长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客座教授，他面试了一下我，就在1986年将我招为了深圳大学软科学专业研究生。这一年，二十四岁的我也结婚成了家。 在深圳大学，我学会了勤工俭学;学会了怎样给别人带货的小生意;看到很多国外书籍和港台关于经济方面的书，我开始相信中国将来肯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1988年，在深圳大学众多的讲座中，我听到了四通总经理万润南的讲座。他的讲座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他谈论四通如何创办，他的题目大意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意思是，四通这个泥饭碗可以变成金饭碗。从那时起，我才有了准备创办企业的理想。 ◆巨人汉卡让我赚了三千万 1988年，我从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到合肥原单位。没几天，我提交了辞职报告。向以前帮过的朋友借了一台ibm pc，我开始在家编写文字处理软体。我是从我的原单位统计局看出这个市场需求的。 当时每个单位都花两万元购置一台四通打字机，同时也在购置电脑。 大多数情况下，电脑总是被放在一旁不用。我就想编一套软体，取代四通打字，直接用电脑打字。 半年之后，m-6401在我合肥的家中诞生。我送了一套给原单位。 几张软盘一装，就能打出比四通打字机24点阵更漂亮的64点阵字，而且，编辑屏幕比四通打字机大很多，单位的四通打字机从此被放到一旁没人用了。 一看有戏，我立即揣软盘，南下深圳。我在深圳大学有个老师，同时是天津大学深圳科贸发展公司员工。老师很器重我，专门为我成立电脑部，交给我承包。我每月只要交一两千元固定的管理费用，剩下都归自己所有。 没钱买电脑，我将自己的软体演示给卖电脑的老闆看，我说：“我现在没钱，你让我先拿回去，等我软体卖了钱，给你多加一千元利润。”卖电脑的老闆居然同意了，让副经理将电脑抱给我。这名副经理后来加入了我的公司，现在是征途公司副董事长。 没钱打gg，我跑到北京，闯进《计算机世界》报社gg部，演示软体给当时的gg部主任贺静华看。贺静华答应先给我打三期1/4版gg。 1989年8月2日，《计算机世界》第一次刊出了我写的m-6401中文软体gg当天，广州一家政府机关打电话过来说要买，我跳上中巴赶到广州去，留了三套软体给他们。回来后，我立刻又接到了宁波的要货电话。 8月16日，我收到三张银行汇款，一共1.5万元。一张8820元，是广州批发的三套;另外两张是零售汇款，每张3500元。 8月收入达到4万多元，9月份16万，10月份超过100万。 m-6401开始是软加密，很快被破解，我立即开始使用加密卡。 10月，我将100万元gg砸向《计算机世界》，m-6401月销售额乘势攀升到了500万元。1990年前三个月，我已经挣到了3000万元。 此时，求伯君的wps藉助方正的品牌和渠道横空出世，我一看不妙，带领一名助手跑进深圳大学学生公寓封闭开发m-6402。从m-6402开始，我开始使用巨人汉卡名称。“当时ibm蓝色巨人最火，我们就抄袭了巨人这个名称。” 等到m-6402投入市场的时候，wps已经超越了m-6401，巨人m-6402缩短了和wps差距，但还是无法超过wps。我再次组织了十几个人的研发队伍，跑到深圳大学封闭开发巨人m-6403。 1991年春节刚过，在深圳巨人连锁会议上，经销商包机过来，现场订货，我当场拿下3500万元现金支票。 ◆成败皆是巨人大厦 1991年，m-6402开发完成，註册巨人汉卡，先要註册巨人公司。 我在珠海註册了巨人公司。 1992年，我一百多名员工，落户珠海。珠海对我们非常重视。 当时我们已经是非常大的企业，年销售上亿啊，全国都不多。珠海给了巨人很多照顾：高科技企业税收全免;破例审批出国;户口一时转不过来，给新办一个珠海户口。 巨人一下子发展了起来，资产规模很快接近两到三亿。手里有钱，精力也多，我开始不满足于只做巨人汉卡，开始做巨人电脑，巨人电脑挣钱，但管理不行，坏帐一两千万。巨人电脑还没做扎实，我又看上了财务软体、酒店管理系统。我去美国考察，问投资银行未来哪些行业发展速度最快?投资银行说是it和生物工程。我回国立即上马了生物工程项目。其他涉足的行业还有服装和化妆品。摊子一下铺到了六七个事业部。 第46页 珠海“重奖”科技人员轰动全国之后，北京希望珠海还能树一个典型：一个“中国大学生留在本土创业”的典型。当时成绩最好的大学生都出国了，一出去就不回来。中国人才的外流太厉害。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梁广大选中了我。 18层。38层。54层。64层。巨人大厦设计不断加码。1994年初，巨人大厦开工典礼。我刚想对外宣布巨人大厦要建成中国第一高楼64层，话都到了嘴边，面对着珠海市长、市委书记梁广大殷切的目光，我头脑一热：“64层也没与国内一些高楼拉开太大距离。”我一咬牙，脱口而出：“巨人大厦要建72层。”我当年成了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珠海市政府原本批给巨人一万多平方米，为了支持巨人建中国第一高楼，市政府又批给了巨人三万多平方米土地。每平方米125元的价格等于白送。 怎样让全国人民都注意我呢?梁广大安排所有来珠海的国家领导人都到巨人参观，李鹏一年来巨人一次，胡锦涛和朱铬基也都到过巨人。 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发展，只要有房子就能卖掉。甚至连“楼花”都能卖掉。深圳写字楼价格涨到了一万五、两万。珠海当时在修大港口、大机场，还有跨海大桥，我被这个薰陶，认为珠海也会像深圳一样成为国际大都市。 盖72层的巨人大厦需要十二亿，此时，我手中只有一亿现金。我将赌注压在了卖楼花上。1993年，珠海西区别墅在香港卖出十多亿“楼花”。可等到1994年我卖“楼花”的时候，中国宏观调控已经开始，对卖“楼花”开始限制，必须投资到一个数额才能拿到预售许可证，后来越来越规范，限制越来越多。我使出浑身的宣传本事，也只卖掉了一亿多“楼花”。 盖高楼，地下部分最花钱。地下20米之后都是岩层。巨人大厦一共打了68根桩，最短的桩打了68米，最长的桩打了82米，仅打桩花了我一亿多。 1995年，巨人推出12种保健品，投放gg一个亿。我被《福布斯》列为大陆富豪第八位。脑黄金取代巨人汉卡成为巨人新的摇钱树。 1995年，仍然认为形势一片大好的我往巨人大厦地下三层又砸了一亿多元。 1996年巨人大厦资金告急，我贷不到款，决定将保健品方面的全部资金调往巨人大厦。此时，脑黄金每年已经能为巨人贡献一个多亿利润。我可以用脑黄金的利润先将巨人大厦盖到20层。先装修20层。卖掉这20层，再盖上面的。没成想，保健品业务因资金“抽血”过量，再加上管理不善，迅速盛极而衰。脑黄金卖不动了。 1997年初巨人大厦未按期完工，国内购“楼花”者天天上门要求退款。媒体“地毯式”报导巨人财务危机。得知巨人现金流断了之后，“巨人三个多亿的应收款收不回，全部烂在了外面。”不久，只建至地面三层的巨人大厦停工。 1997年1月到8月，我在美国四处奔走，找钱未果。1998年10月。珠海市政府召开巨人大厦贷款现场会。珠海市长、市委书记梁广大要求银行为巨人大厦贷款。没想到两周之后，梁广大闪电退休。“如果梁广大晚退休两周，巨人大厦的结果不是今天这样……”珠海市政府依然要救巨人，他们撮合另外一个房地产商接盘巨人大厦。设计修改了，合同起草了，政府配送的地批了，就在签字的一剎那，对方突然告诉我“不行”。 这一刻，我感到浑身轻松起来……我知道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得换个新的开始。 ◆脑白金让我重新站了起来 巨人大厦成了烂尾楼，我也由此离开珠海，成为一个着名的失败者。 1997年冬，安徽泾县。我召集二十多名“贴身”员工召开“太平湖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脑白金”构思。 我找朋友借了五十万元。我以前借给过他五百万，五十万，借半年，他肯定借给我。借到钱，我拿出五万元补发工资。困难时期定的工资标准是，副总一月八百元。 十五万元给无锡一家公司生产脑白金，留出十五万作预备资金，剩下的十五万全部砸向了江阴。这阶段营销以推广概念为核心，主要通过小gg、新闻报导、健康常识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向可能的消费群体灌输脑白金的概念以及有利于该产品的知识。 江阴第一个月赚了十五万。我拿这十五万加上十五万预备资金，全部投入无锡市市场。第二个月就赚了一百多万。跟着是南京市、常州市、常熟市……江苏市场很快被全面启动。 吸取巨人三亿烂帐教训，这次我们可以倾尽所有勐砸gg，也决不赊帐。为集中gg的火力，我们在每个省都从最小的城市启动市场。 在浙江，首先启动台州。先勐砸一个月gg和报导，受gg影响的消费者就会去商店问有没有脑白金，问得多了，商店就会问经销商有没有脑白金，经销商就会找我们。此时，我坚决要求让手下坚持现款提货。 台州典型树立之后，在其他市遇到经销商要求赊帐，我就请经销商问问脑白金在台州卖得好不好。一问，台州一个月可以卖三百万。经销商自然会接受现款提货的条件。 一年半之后，脑白金在全国市场铺开。月销售额达到一亿元，利润达到四千五百万。脑白金的销量和利润主要来自乡镇。北京上海的超市里有一百多种保健品，脑白金摆在货架上并不显眼，但是，“到了村镇的商店，只有两三种保健品，其中一个肯定是脑白金。最大的市场还是在下面，那里人口特别多，光农民就八亿，再加上县城，共九亿人口。”脑白金获得巨大的成功，我也由此开始能出来说话了。 2001年2月6日，《解放日报》第4版。我在上面印了两个20多厘米见方的大字“感谢”。“感谢”下面，我发一通感慨：“十年前，巨人创造过辉煌;四年前，巨人跌入低谷;新世纪，巨人从上海復出;感谢上海优良的投资环境、良好的政策环境;感谢上海人民的厚爱。史玉柱真的重新站起来了。” ◆有了钱，我追求的是安全性 巨人垮后，我首先想到的是生存问题。第一，自己要活下来;第二，赚点钱把债还掉，成为一个自由人。当时的追求非常低，在企业家里处于追求温饱的阶层：活下来，首先能养得起员工，工资发得出去，公司的日常开销够用。这是第一个阶段。 后来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很快就达到，生存问题两个月就解决了。 再然后用了两年的时间，赚的钱就够还珠海的债务了。实际上从2000年起我就开始还债了，我们先还香港的债。还香港债的时候，因为人不是特别多，所以国内没有人注意。那时我直接到香港跟他们谈，并且签了还款协议。2001年开始还国内的债，人数有一千多人。 2002年，我们债也还清了，现金越积越多。别人知道我们有钱，每天都有新的项目找过来。但是我特别怕犯错误，担心不该投的项目投了，企业会有问题。 第47页 于是我们团队一起研究，怎样能避免犯这个错误，因为当时我们面临很多的诱惑，有很多项目非常好。最后我们决定了应该如何把这个钱花掉：第一，投在回报率高、稳定的行业;第二，安全，钱不会一下子没了，安全系数高;第三，可变现能力强，因为我们公司可能随时要钱。 我们根据这三个条件，搜寻了很长时间，最后确定我们要去投已经上市或即将上市的银行。这几个条件都能得到满足：证监会、银监会、股民、老百姓、储户都在监督，银行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性，所以安全性没问题;然后，我们预测未来十年银行业还是会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第三，因为它是一个上市公司，或者是即将上市，一旦我们公司需要钱，可以在流通市场出手。所以当时我们把帐上的现金都投了银行业(註：华夏银行和民生银行)。投完之后我们就不管投资的事情了，不像以前，有人拿项目来，我们还有专人接待。 第三件事情，因为我在管理上参与得越来越少——开始时还参与重大决策，后来连重大决策也不参与了——没什么事，于是我玩游戏的时间越来越多。开始是业余时间玩，后来我上班时间也玩游戏。团队中的一些人对我很有意见，他们说我上班不务正业。后来我提出一个想法，如果我去做网游，那就不是不务正业了，管理层全部支持我。实际上当时他们也并不看好网路游戏会怎么样，就觉得看我天天无所事事，给我找点事，反正投资也不大，两千万，从我们现金储备中拿两千万出来，对公司也没什么影响。所以就做了第三件事：进军网游。 ◆我做网游心安理得 媒体普遍的看法，说我们做网游没有社会责任感，这好像是多数人的认识。其实我自己只要做到该做的.就很心安理得，我觉得非常好。 这里的社会责任是每个人的立场定位的问题，如果在你的层面上，你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你有时间，你来娱乐，那我们做网游就是正常的。 但未成年人不一样，未成年人需要学习和锻鍊身体，这时候不管是什么网游，哪怕是学雷锋的网游，他们都不应该碰，对他们肯定是不好的，百害无一利。 至于说很多人“沉迷”网游——好网游就会让人喜欢玩，如果玩家不喜欢玩，那就不是好的网游。他玩都不想玩，这个游戏肯定不好。 我们要尽的责任，首先是尽量减少对未成年的人的影响。如果我们影响了未成年人，那自己就是不道德的。 我们还没有开始运营的时候，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建立防沉迷系统，那时候还没有这种说法。防沉迷系统对成年人也做，因为我们不想让一个玩家在游戏里待时间太长，影响到吃饭、睡觉肯定不好。 正式运营的时候，我们又採取了第二个措施，不准未成年人註册。未成年人没有身份证无法註册，这样并不能百分之百挡掉未成年人玩我们的游戏，但是百分之九十能挡住。身份证为什么至关重要?因为在我们的游戏里，如果没有身份证，你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比如你的用户名丢失了，你的物品丢失了，要想把它找回来，你要拿身份证来;你的号被盗了，要想把号拿回来，要拿身份证;你的密码忘了，要想找回密码，也要拿身份证。 在进入游戏的时候，会像国外的三级片一样，开头就特别强调未成年人不得进入，在游戏里面也会有这方面的提示。如果游戏中在线发现有未成年人，还要把他“踢”下线去。 用这些方式，我觉得理论上能做的我已经全做了。我不能说做到100%不让未成年人玩巨人的游戏，但是99%能做到。我们在游戏里面经常抽样调查，甚至到网吧去查，我们的用户超过99%是成年人，只有1%不到的未成年人。尽管我们不满意，但是跟同行比起来我们做得很好，同行里，未成年人玩网游的是50%-60%。我自己觉得睡觉很踏实。 外界媒体说我是在害青少年，让家长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能做的我全做了，我睡觉心安理得，这是媒体的认识和我本人认识的差别。 ◆我感觉我们很“正义” 很多媒体无论是评价我还是我的公司，都会说“亦正亦邪”，“邪”是被人造出来的，我感觉我们很“正义”。 我们公司从经营上面，首先一定要做好产品。现在媒体普遍认为脑白金保健品有问题，这是“邪”的一个理由。但是脑白金卖了十年，黄金搭档卖了八年，回头客能吃这么长时间，你说它骗人，他吃了十年还在吃，可能吗?骂脑白金，销售额并不下降，什么原因?是因为吃的人觉得非常好，黄金搭档更明显，黄金搭档就是维生素，其实也是好东西。 老外的产品是给吃西餐的人设计的，我们是给吃中餐的人设计的，我们的更可取。要到网上调查，可能有人说黄金搭档是骗人的，但这个配方是国家标准配方，首先配方是科学的，不是骗人的配方;第二，我们没有偷工减料，因为制造成本很低，没必要偷工减料;第三，我们的生产为了保证质量，我都不信任中国的生产厂家，我把配方拿给了瑞士公司，他们在瑞士给我生产好了，我拿回国内分装。质量是国际一流的，凭什么说我是骗人?这是不吃的人说的，这样就形成了事实和多数人的认知的反差。至于反差是怎么形成的，一个是网络，一个是媒体。这个东西扳不回来，只要把产品卖了，消费者还在吃，你们骂我，大不了我不出门——反正我也不出门。我觉得首先是产品。 第二个就是遵纪守法。比如和财务有关的事情我们都很谨慎，我跟公司团队交代：第一，不准偷税漏税，一般公司偷税漏税往往是老闆指示下面做，我不准偷税漏税，如果有偷税漏税做假帐的任何指示，或者有委託的决定下来，你们有责任拒绝执行，如果你们执行了，将来坐牢你们也跟着坐。一定要按照中国的法律来做事。另外，不仅不准偷税漏税，还不准欠税，欠税不违法，但是不好。我们做得非常规范。 举一个例子，每年过年的时候，年前我们要开员工大会，一年一度。 大会上有抽奖，一等奖五千块钱的电视机，抽中了，我告诉员工，这是要纳税的。员工第二天抱着电视机，跑到税务局说我要纳税，税务局说我们从来没有这种先例。好像查查税法的精神是该来纳税，但是不知道如何做。我们整个公司被教育成这样，我觉得这对整个国家肯定好。 产品好，遵纪守法，这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最主要就是纳税，纳了税，国家拿这个税可以抗震救灾，可以发展军事，可以扶贫。 再一个是让我们的员工富裕，让员工过上富裕生活。我觉得好的企业就应该做到这样。 第17章 柳传志：不在改革中犯错误 【柳传志小传】 在很多人看来，柳传志是三十年改革开放中最成功的一位企业家。 柳传志有一点是值得绝大部分企业家学习乃至羡慕的：他所领导的联想几乎踩准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波浪潮，而他本人在一波波浪潮中的成功转身更是赢得掌声一片。 第48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藉助中科院的技术积累和倪光南院士的鼎力推动，联想得以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联想汉卡，在完成原始积累的同时也让联想一开始有了一个高起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联想在香港设立桥头堡，在惠州建立生产基地，打通贸易和制造链条，并再度藉助倪光南院士所领导的联想研发团队开发自主产权的联想微机，为联想自有品牌建设打下基础;九十年代中期，忙于与倪光南反目、废黜孙宏斌等内部斗争事务的柳传志客观上造成联想没有陷入南方房地产泥潭和股市泡沫，保存实力后的联想得以有机会举起九十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民族主义大旗;九十年代后半段，得到杨元庆这位不世出的渠道奇才的帮助，联想成功转型为一家渠道为王的公司;二十一世纪之初的网际网路浪潮，联想虽然有过惨痛的失败和血的教训，但泡沫破灭之前的成功套现(联想从香港股市获取了大量的现金，对其日后过冬有很好的帮助)和柳传志採取分家的方式明退暗进都很好地把握了分寸;而之后藉助wto浪潮和中国大市场的崛起，有了併购ibm的大手笔，而用这一大手笔宣布柳传志的彻底退出，更让人感嘆天公造化。而之后柳传志的退休生活，也同样让人羡慕，一手靠做风险投资和pe投资来继续做太上皇式的幕后，一手做着慈善让其一步步接近社会企业家的完美形象。 同一代的企业家中，柳传志无疑是超然的，在接班人问题，对公司的掌控，国际化企业形象的推进，社会企业家的形象树立等诸多问题上，张瑞敏、任正非、倪润峰都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完满，都没能像柳传志做得这么漂亮，最接近的也只是比柳传志小近十岁的王石而已。 从一名普通的科研人员到创业者再到投资人，柳传志的三十年，一步一个台阶，逐渐退出前线，而内力更为绵长。正如《东方企业家》杂志对柳传志的评价：与同时代的其他创业者相比，柳传志首先是个倖存者，躲过一次次政治和商业上的震盪;他同时又是一位开创者，在一个缺乏基本规则的环境中参与建立规则。他还要抵制种种诱惑，坚持更纯净的商业原则。更难得的是，他还了解何时退出权力，如何激发年轻人的梦想，他在体制上的成功尝试比让公司的利润增长更值得钦佩。 在《柳传志管理日志》的后记里一段话对此有着进一步的阐述： 四十岁才开始创业，没有显赫的家世，无技术背景，只有二十万元的启动经费，企业的机制也并不领先，也没有太多的政府资源和行业背景，内部经歷过至少三次大的内部变革，所引发的组织变革更是不计其数，每次都元气大伤，公司曾经多次因遭遇行业拐点和外部环境而几度休克，自己也因此落下美尼尔症，其驱逐创始人的行为也一直被后人诟病，虽然试图但终将无法从歷史中抹去;单从这些描述看来，您能得到的结论是柳传志的起点其实一点都不高，他的成功甚至有不少运气的成分在里面。而关于柳传志的评价也很有趣，接触过他的人都会感慨他的平易近人，但曾经与其共事并受到伤害的人不在少数，在这些反对派和第三方观察人士看来，柳传志是一个权谋色彩过重的人，一个需要敬而远之的人。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头顶了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光环的柳传志的成功那么遥不可及，但却是最有可能超越的。 这样的柳传志，很真实，很令人生敬，当然还有一些畏惧。 ◆感谢邓小平，感谢中科院 说起改革，我第一个要感谢邓小平。年轻人都不会知道，因为你们一开始接触社会，就面对一个相对已经比较开放、信息比较通畅的社会，但是三十年之前是什么样子，你们根本不知道。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话，没有他推动的改革开放，中国肯定不如今天这么富强。 我很幸运的是，和中科院的其他十名同事一起，在1984年12月份成立联想的前身中科院计算机所公司。 当时的歷史背景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国策的确立，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科研经费划拨制度的变革，民办科技企业的兴起，继而是中科院一院两制的实现，曾茂朝所长提出两个拳头出击的口号。 曾所长召集几个骨干组成一个班子，赋予我们经营、人事、财务三个自主权，要求我们开闢一条新的生路，于是，中科院计算机所公司成立。 这家公司不设董事会，在所领导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开展工作，这就保证了公司的一切行动纳入全所的统一发展轨道。 在公司成立一年之后，很多人都希望公司能够在独立的轨道上走得更远，比如建立起董事会以使公司完全摆脱计算机所的控制。但我坚决不同意。我在全年的总结大会上，有这样的讲话： 一年后，公司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其中为公司带来利润的业务，大多数都和计算机所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kt8920大型计算机，本由计算机单独承担，计算所将其中存储器、扩存、应用软体的部分转交公司，又以公司名义对外签收二十五个合同，获得利润六十万元。 ——中科院购买五百台ibm计算机，把其中验收、维修和培训的环节交给公司，公司得以收取服务费七十万元。 ——为ibm北京中心代理若干项目，获取毛利七万美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副研究员倪光南兼任公司总工程师，并把计算机所的研究成果“汉字系统”带到公司。 ◆联想一开始就是国有民营 联想在创办初期的时候，虽然我们中科院计算所所长只给了我们二十万块钱，但是给了我们三条非常重要的政策，即人事自主权：不管什么时候，所里绝不塞人进来;财务支配权：这使得我们可以做内部的激励，大大突破了国企的约束;经营决策权：所里对公司的经营决策绝不干预。这三点非常好，使我们能深刻体会“民营企业”的实质意义是什么。“民营”就是四自，即“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负盈亏、自我审查”，联想是完全符合这四条的。其实二十万元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其余全是我们自筹的，我们自负盈亏了，于是就给自己定义为“国有民营”。这意味着公司是国家所有，但经营权在我们这儿，做好了，成绩、利润是国家的，但是管理是由自己决定。虽然这本身也是不完善的，但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联想一方面充分学习和借鑑民营企业的灵活，另一方面充分运用和正视中科院这块金字招牌带来的便利，我不止一次在内部和大家说： 如果联想集团不是国有的，而是私营的，赚出的利润是归私人的，大家还会有这么强的凝聚力，还会有这样远大的奋斗目标吗?大家会说国外的企业都是私营的，不是一样有凝聚力吗?中国目前的环境和国外是不同的，人们的思想方法也不同。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联想是私营的，联想不会得到国家银行如此规模的贷款支持;联想海外发展的策略不可能得到港澳办和香港新华社的支持;我们的人根本派不出去;联想不会有今天在民众中的声誉;不会得到国家各部委採购政策的支持;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总之，绝不可能有今天的规模。但即使不是私营的，是国有的联想就能发展吗?答案显然更是否定的。如果国家所有者把联想卡得死死的，把每年所有的利润都提上去不允许企业发展，把联想应有的经营权力也全部收上去，不鼓励联想进行股份制改造，不支持实行符合市场经济的激励方式，那联想就谈不上存活，更谈不上发展。 第49页 ◆迂迴海外拿到牌照 我们是中科院计算所办的公司，我和我的创业伙伴们一直想做出代表先进水平的机器来，不过八十年代的中国对pc生产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当时的主管部门并不支持联想生产计算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有很多pc厂家，这些厂家市场都不好，为什么还要将pc生产许可权授给联想? 这意味着我们如果以国内的计算机市场为依託，创办技工贸一体的产业路途艰险。这样，我们设计了海外发展战略三步曲，迂迴到海外市场这个广阔天地去发展，充分利用了国内外的各种优势，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有研究中心，有生产基地，有跨国销售网点的产业集团结构。这条带有极大风险的路，我们用三年的时间终于走通了，我们制定了移师香港的战略，那里不需要许可证。联想在香港建立了公司，首先做贸易，后来建了工厂。当国家计委看到我们有能力之后，在1990年给了联想五千台pc生产许可指标。 我们怎么说，都没有用，因为潜在的能力没有人相信。我们决定到海外试试，海外没有计划管着你，就这样，我们把外向型和产业化并做一步跨了，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国内做贸易，没有介入到工业制造和自有品牌建设这些事情中去，联想不可能做这么大，也谈不上以后收购ibmpc的事情了。 ◆结束有钱也不能发的歷史 在加入wto之前，在把计划经济部分转向市场经济时，老的政策规章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它存在着，违法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是符合形势需要的，如果你完全按照它的规定，企业也就不能发展了。比如1989年的时候发奖金，当时凡是奖金超过月工资的三倍，就交300%的税，我们后来採取了“和稀泥”的做法，没有交，要不然公司没法发展，但后来还是被发现，被罚了九万多。 联想是从j988年开始进行重额现金奖励的，为什么是从1988年起，一是因为当年夏天起大批新人进入公司，二是香港联想成立后销售链条形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1989年公司销售收入达到了两亿两千万，总经理欣喜之余，指示财务处兑现奖金，可财务处呈送的报告却让我大吃…惊，按当时奖金税300%的税赋，按既定制度办吧，那么，公司当年的利润基本所剩无几。 我不肯失信于部下，又不愿意交税，最后则採取财务到银行开现金支票，然后让财务到南方取现，最后给部下发奖金的方式解决。不过，这一当时两全其美的处理日后事发，经多方斡旋后，最终以罚款了事。 另一个让我们很头疼的是外汇限制。 我们要拿外汇去买零器件，但人民币跟外汇是两轨制，有额度和没有额度是不一样的价钱。我们没有额度，在没有额度的地方，价钱随时会调，有时一美元换六元人民币，特殊情况下，会涨到十元到十二元人民币，辛辛苦苦一年的利润，这个价格一调就可能全都白费了，所以我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去研究应付环境。 ◆在走私的问题上我们很被动过 像打走私的问题，这几年力度加大以后颇有成绩，但前几年为什么会根本打不下去呢?因为一方面有很多军队在办公司，这些还都是进出口公司，有直接的利益在其中，对自己直接利益的保护就使打击走私的政策不得力，政策就推不动。这样的结果让我们这些企业怎么办? 是按照走私的方式来进行呢?还是不按走私的方式进行?所以这些环境中的问题给总裁的经营带来非常大的难度。也就是说做总裁，就要考虑到对于大环境本身自己能不能进行改造?不能，那么局部环境的改造能不能进行?更小的环境能不能进行改造?有的时候改造小的环境是可以的，有的时候还不行，不行怎么办?不行就要忍耐，适应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然后等待时机，再来做大的。 有人是钻政策的空子，我们是把政策用足。在用政策的时候，我们和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儿呢?有许多公司，我们觉得他们在政策的边缘行走时，这个脚的外侧已经在边缘上了，稍微歪一歪就可能下去了。而我们呢，脚总是还离边缘有那么一寸远的距离，不能离远了，也不能太贴近。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做堂堂正正的事，真正到国外较量一下，而不能完全靠利用目前国内腐败的情况，老去钻这个空子。 那时经营企业很难，不光有决策风险、管理风险，还有政策风险。 国家一天天在转型，政策一天天在趋于合理，但是我们的企业现在就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不想一点办法，冒一点风险，可能一天都不能生存。这就要求企业经营者不光要有才能，还要有超强的奉献精神。 为什么国有企业通常办不好呢?就因为经营者要么因为公有资产无人负责，而浑水摸鱼;要么因为公有资产与己无关，但求无过。 且l使我们极其小心地、战战兢兢地处理各种敏感问题，也照样有可能导致锒铛入狱的结果。如果再有人死盯你不放，不断从工作中寻找各种毛病上纲上线，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只有两条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正视政策风险，学会妥协 政策风险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法律(比如税法、海关法、外汇政策等)是在不断地演变、完善。企业要理解在转轨期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不严密、不自给;国家也应该允许企业在不成熟的政策面前有转圈的能力。但这都是要通过人来实现的，人的眼光、角度、好恶不同就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我之所以这么说，与联想集团当年与南方某海关的一段恩怨有关： 1992年，联想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每天从香港用货车拉元器件到深圳组装成机器。 此时，联想曾遭到当地海关不公正的待遇，那时候年幼无知，把这事告到了海关总署，海关总署来人处理这个事情，处理结果是批评了当地海关，我们这边虽然是赢了，但从此以后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那之后，由于形势所逼，联想的生产基地被迫迁往广东惠阳。我从此后认识到：“后来觉得自己只应该关注企业的发展，纠正其他不良风气不是我们的责任。”1998年前后，国务院从海关内部彻底整顿以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还有一个事情也让我记忆犹新： 1987年，海淀物价局说我们汉卡定价过高，要罚我们一百万，当时的一百万和1990年的一百万不是一个概念。后来我们再三解释，请来院里领导出来协调，还是被罚了四十万，当时我的其他同事气不过，一定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把这个事情公开，被我拦住了。没有什么讲理不讲理，我现在对这个事情还耿耿于怀，它不抓四通，科海等，因为四通是他们的亲儿子，后来胡昭广(前北京控股董事长)办开发区后，就一视同仁了。要是理想化，你就要讲理，告状，最后企业就不用干了。物价局採取的是元器件价格乘以两倍或三倍，但对人本身的创造却不考虑，包括企业家的作用。这个妥协很成功，我的行为不要太出格，不为个人谋利益，而是为了企业。 第50页 ◆不做改革的牺牲品 虽然环境逼着你要冒一定的险，但并不意味着你能没有底线。 我在做联想的时候，给自己画了一个底线，其实挺起作用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不在改革中犯错误。最开始这句话是：不做改革的牺牲品。后来有人提意见说这句话不好听，就把它改成：不在改革中犯错误。这句话，还是很重要的，你要弄清楚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不能不行的时候强行去改造环境，那一定会头破血流。1984年和我同时起步办公司的有好多出名的人物，好多出名的企业家，但今天还在位的不多了。这些人其中有相当一批是没有把这个问题把握好。你拿褚时健本身来讲，他也属于这种类型。 高科技企业发展有四道关口，第一是观念，第二是环境，第三是机制，第四是管理，重要程度未必按这个排法，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到后来，大家就要拼机制拼管理等等。对年轻同志在环境认识上的建议主要是，一个企业在成活的时候，会受到方方面面说不清的压力，这些东西如果单个来的话，还能应付。有时候连续出现或者叠加在一起出现，就会有要死要活的危险，这种情况曾经发生过。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单个来的。两三个压力如果挤在一起同时来，这个企业可能就要受不了了，我就要受不了了。 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周边的环境也极其重要。对一个鸡蛋孵出的小鸡来说，37度半到39度的温度最为合适。那么，40度到41度的时候，鸡蛋是不是能孵出小鸡来呢，我想生命力顽强的鸡蛋还是能孵出小鸡来，但到了100度的温度一定不行了。对企业来说，1978年以前可能是100度的温度，什么鸡蛋也孵不出鸡来。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可能就是45度的温度，生命力极强的鸡蛋才能孵出来。到1984年我们办联想的时候，大概就是42度的温度。今天的温度大概是40度左右，也不是最好的温度。因此，生命力顽强的鸡蛋就在研究自己周围的环境，一方面促使环境更适合，一方面加强自己的生命力以便顽强地孵出来。 如果大环境不好，求助于小环境，小环境不好，试图改造小环境，改变不了，宁可不做也不当改革的牺牲品。 ◆我们用拐大弯的方式解决产权问题 在1987年前后，吴敬琏老师带着工作组已在中关村进行过股份制改造，但我没有找他们，认为时机不合适。这和开车拐大弯是一个道理，开汽车到一个地方急着拐，就要翻，如果提前知道要拐，就能拐过去。 直到1993年，我们觉得时机差不多合适了，所以向中科院提出改制，实施员工持股。虽然没能一步到位，但拿下分红权也是一个进步。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很多事情都还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这样就使得在企业的生存环境中会有很多不应时的东西。 举个例子，如果等到现在我们再来解决员工持股比例这一机制问题，那就很难解决了。我们当时是怎么做的呢?关键是我们在从科学院拿到35%的分红权之前，在内部就先把分红权进行了分配。我们这个班子的人在一起讨论，如果有了分红权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分配。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当对空饼进行分配的时候，不容易产生矛盾;但当真的饼放在这儿的时候，而且是价值增长得很快的时候，分配就很难了。所以当只是空饼的时候，我们可以只就分配的原则谈，容易谈，今天我们再做微调时，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问题。 这批分红我们并没有贸然分掉，直到2001年，企业股份制改造的风气又起来了，当时准备拿联想做试点，由财政部、科技部、北京市牵头进行改造，财政部认为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失，让我们拿钱买35%的股份。后来，经过评估，联想当时的净资产在打七折之后是四五个亿。哪个企业的员工也买不起，我们买得起的原因是分红一直没有动，当时就想拿这笔钱买下我们的股份。 所以这个就是事前要看好，然后再拐大弯来做，它就好做得多。因此我觉得企业在改造局部小环境中，还是有作为的，不要老抱怨。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很多从海外回来的博士、留学生，过不去的往往就是这个环境关，每当遇到环境问题的时候就会暴躁，他就会认为中国这不行、那不行，就急着要回去。实际上他们缺乏的就是没有认识到环境因素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至少认识得还不够。 ◆我们正处于歷史转折点的时代 我觉得我们现在正是歷史转折点的时代，所谓转折点就是我们回过头去看，鸦片战争后一百五十年，中国人生活在痛苦、贫穷交织的日子里。三十年前，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走向兴盛、走向辉煌。回头看过去是痛苦，往前看可能是辉煌，那么在这个点上，连接这个时段那就是一个转折点的时代，这个时代可能在歷史长河中记载的是非常短暂，但是我们恰恰生活在这一瞬当中，既然是转折点时代，那就有可能向好的方向转，也不一定向好的方向转，或者不好的方向转。改革开放也未必是一片的前途光明。 我想多数都是在中国、在地区有很大影响的企业，虽然可能在年龄段上有不同，在企业的规模、行业运作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个企业都有一个明确的愿景，往哪个方向发展，企业家自己都有很高的需求，在我们的肩上都有社会的义务和责任。美国人中，精英的远大抱负常常一说，总是为世界人谋幸福，为世界和平、为世界的科技进步做奋斗。而中国人不同，由于中国长期在世界上受苦难、受屈辱，现在从经济角度来讲，我们只被世界人民认为是二三流的国家。所以中国的精英首先想到的是中国自己的富强。记得1960年困难时期的时候，我正在上高中，我和我同学都是长身体的阶段，常常被饿得头昏眼花，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号召我们每个月捐一斤粮票给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现在听起来好笑，回味起来就是我们中国的实力不够，还要争地位，这种情况做出来真的是很可笑，很可悲。因此我们中国的精英人群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中国自己的富强，我觉得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在咱们中国我想最少有90%的人得到了实惠，生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和改善，在先富起来的人群或者说更加富裕的人群里面有凭着汗水、智慧和劳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英，但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用卑劣的行为致富的败类，现在就有人把这两种人混为一谈，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使少数人致富，使大多数人陷于贫困当中。 进而说到中国现在是歷史上最坏的土壤，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改革开放，问题严重的是由于他们混淆了是非，在网上还得到了相当大数量人群的支持。这样一来，就使矛盾变得错综复杂，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前面的路肯定不是坦途。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确实是太不一般的时代，是属于转折点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担负起转折点的责任，要负起社会责任。 第51页 第18章 王佳芬：爱恨合资路 【王佳芬小传】 中国的三十年企业史，实际上是一部由国有资本、跨国资本和民间资本三股力量参与，围绕着利益展开竞争、博弈、融合的歷史。这其中属跨国资本最为独特，他们是外来者、被学习者、享有特权者，但某种意义上他们又是必要的垫脚石，少了他们，中国公司的发展亦无从说起。 作为中国最早与外资合作的乳业公司，身处上海的光明乳业是中国乳业改革的急先锋，而掌门人王佳芬在光明从业十五年，经歷了合资、学习、超越的全过程，是这场歷史的亲歷者和见证者，在她身上也汇聚着一家国有企业改革的所有缩影。 王佳芬是地道的上海人，1968年，中学生的她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要求到上海近郊的奉贤星火农场下乡支农，一直到二十二年后的1990年，四十岁的她才被调回上海工作，两年后，她出任上海农场局下属的牛奶公司的总经理。在她的治理下，这家体制僵化、管理落后的公司在2004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牛奶专业企业，年利润超过三亿元。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上海市所有从事日用消费品生产的企业都相继没落，惟有王佳芬领导的光明乳业扞卫了最后的一丝尊严。 相对于王佳芬在公司治理上的成就，她为业界更多称道的是她“铁娘子”的处事风格，这点在光明与达能的合作中更加明显。达能与光明合资建乳厂，达能看中光明设备更先进、人员也更齐整的工厂，但王佳芬不同意，在一副爱合作就合作的态度中硬是将合资企业放到了技术落后的分厂，与此同时，王佳芬却学习达能技术，将达能看中的工厂改造成同类乳品厂，抢了市场先机。 王佳芬性格直爽，她会当面跟达能中国区负责人秦鹏翻脸不认人，称秦鹏是条“黏黏虫”，时刻提防着达能的“狼子野心”，这样的胆略性格在中国合资史上绝不多见。但同时她又是契约精神的守护者，在与达能的几经离合中，她始终站在道义的高端。 尽管成绩斐然，但王佳芬的成长过程却也包容了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诸多无奈，产权变革便是其中之一。王佳芬曾经告诉我一个细节，2004年5月，利乐公司邀请饮料业企业家坐邮轮出游，同行有郑俊怀、朱新礼等人。郑俊怀十分羡慕朱新礼，他对王佳芬说：“伊利也许不久就能把产权搞清楚了。”一个月后，媒体突曝郑俊怀涉嫌“侵吞国有资产”，一年多后.他因挪用公款罪名被判有期徒刑六年。王佳芬说起此事时仍心有余悸。事实上，在国有资本管控十分严格的上海市，光明乳业一直在产权变革上毫无动作，这既有王佳芬在决策上的摇摆，更是体制滞后的一种必然报復。2004年后，光明乳业被蒙牛等公司超越，而王佳芬也在2008年4月，彻底地离开待了十五年的东家光明乳业，留下一个谁也说不清的改革故事。 ◆初次遇见达能 当我在1992年第一次读到达能关于合资企业的可行性报告时，我首先感受到的是巨大的冲击。当时我初进牛奶公司，工资不高，市场化理念尚未建立，而且国内还处在改革开放的前夜，没有更多经验可以借鑑。在此情况下，达能的合资报告成为冲击我传统管理理念的巨大激流，里面硬邦邦的几个数据像砖头砸中了我：达能提出合资公司要拥有50%的产品毛利率，17%的市场费用，2.25%的品牌技术费用……这些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数字，曾经却意味着理念上的鸿沟，再加上方案中提出：管理者和员工的工资要有几倍差异，这对长期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来说，简直是个打击。 惊魂初定之后，1992年3月，我们与达能签约成立合资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力排众议，坚持要给我们派去的中方财务经理拿到实际的合资企业工资，而非名义工资，那是我当时工资的十五倍。 达能也派人了，他们派来的总经理是曾留学法国的何毅先生，我和他的相识是在1992年6月第一次去法国达能的考察。当时我和八厂厂长、公司发展部的经理组成五人代表团前往法国，感受着达能这位“老师”安排的参观之旅。从飞机降落的那一刻起，我们一直处在惊奇和激动中，当时便由何毅全程陪同，他既开车，又充当翻译，安排每天的参观行程。在他的安排下，我们拜见了法国达能公司的副总裁兼亚太总裁，听他介绍达能的歷史和经营理念，这更进-步增进了我们对这位法国巨人的认识。当时达能经过了二十三年的高速发展，坚持着一个经营原则：只做第一第二，绝不做第三。这个原则跟通用的经验如出一辙，只是我是从法国人口中听闻，而更多国人是通过后来杰克，韦尔奇的自传才得知，两者差了近十年。我们还参观了在里昂的酸奶工厂，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酸奶工厂，我们走进车间宛如走进了中国的宾馆一般，工厂如此艺术化，工业如此规模化，真把我们给看傻了。而当听说那个酸奶厂能年生产十万吨几十个品种的酸奶，供应着法国和整个欧洲的市场时，我们只有互相交换讶异的眼神。当时还有一家跟随了达能二十多年的gg公司给我们介绍达能酸奶的发展歷程，我们听着达能酸奶经歷的九代发展，看着一个个精彩无比的gg片，真感觉到是一番超级震撼与享受。何毅便在那时与我们熟识，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拥有旺盛的精力和高效率的工作节奏，这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都还在倒时差，而伴着美轮美奂的法国风光，以及何毅及时有效的讲解法国的歷史和风土人情，我对何毅的印象非常不错，当然对达能的印象也很棒。正是那次法国之旅影响了我的一生，它坚定了我要让牛奶公司走市场经济道路，要遵循经济规律的信念，达能成了我的一个目标和榜样。从法国回来后，我更有底气地开始领导公司市场化的改革，包括专业化分工和组织结构的调整，并决定用运营合资企业的经验推进公司的进一步改革。 ◆矛盾与冲突 与达能的合资我们决定放在八厂。我们同意在支付品牌和技术费的情况下，由达能负责经营，何毅出任总经理。何毅是出身外交官家庭的北京人，毕业于法国最好的巴黎行政管理学院，一直在法国达能市场部工作。他踌躇满志地想在上海达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我也积极支持他，希望合资企业能为牛奶公司带来市场运作的经验和盈利能力。但合资公司一开始便遇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霍英东建白天鹅大酒店时一样的问题。当时霍英东建酒店，在国内无法找到配套设施，甚至连浴缸的木塞都要进口。十几年过去了，虽然现在我们不会再穷至买不到木塞，伹国内的生产环境与国外相比，尤其是与法国，还是有巨大差距。 因此一心想干大事的何毅在遇到优质奶源不达标的难题时，便成了热锅上的蚂蚁——酸奶生产需要无抗菌素的牛奶，当时上海以鲜奶需求为主，根本找不到无抗菌素的奶源，而达能技术一碰到有抗菌素的牛奶，酸奶便不能发酵，当天的生产也就无法进行了。 何毅急了，他经常告状到公司奶源部，以至于别人见他就烦就躲，他就只好来找我。有天晚上，已过十二点，他又来电话，当时我先生一接电话就忍不住骂他：“奶源问题找张华富去，以后晚上不要打电话到家里来!”我制止了我先生，因为我相信何毅也是不得已才求助于我的。 第52页 在这种矛盾冲突下，与达能合资的价值逐渐体现了出来。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建立优质奶源基地，不仅是满足达能的当前需求，也应该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公司竞争优势的体现。于是我组织奶源部经理，、专门到第十一牧场蹲点检查，安排干部节假日现场值班，同时把优质奶源建设纳入公司的季度、年度工作计划。如此一来，在达能需求的促动下，几年后我们整个公司都成了优质奶，合资公司也得以顺利进行。 随着时间流逝，合资的新情况不断出现。达能在上海招聘新员工，八厂部分员工看到达能的高薪便去应聘了;而随着达能酸奶的公关营销宣传攻势起来，牛奶公司内的奇谈怪论也多了起来。我直观地感受到，合资对原有体制的冲击正在加剧，这可苦了何毅。因为达能的工厂在八厂内，何毅在中方的全包围中寸步难行，没办法，他只能又来求救于我。我明白若要让合资公司顺利运行，一定要排除一些障碍，因此我俩商定建立一个每周见面的沟通机制，我随时帮他扫除荆棘。我们的沟通机制很有效果：从外部公关、政府关系、交通路牌执照，到内部的奶源生产销售协调，抱怨变谅解，责怪变交流，都通过沟通机制得以解决，而我也收穫了让达能的合资公司变成鲇鱼的作用，让它去搅动牛奶公司这头沉睡的狮子。 由于达能酸奶进入上海市场时做了充分调研，研究出上海人喜欢甜、滑、细的口味，因此达能推广的酸奶很得上海人喜欢。再加上何毅想出了铺冰箱做公关等营销方法，达能酸奶在上海一炮打响，这让在巴黎的达能总部兴奋不已。1992年11月，达能董事长老里布驾着私人专机来到上海，他先在希尔顿酒店见了我，饭后到我们达能酸奶厂与员工座谈，宣传企业文化和产品质量，回答员工的提问。之后又带着我去达能饼干厂与工人座谈。他在车上接受上海媒体的採访，邀请徐框迪、沙麟、孟建柱等市领导出席设在静安希尔顿的宴会，一系列旋风式的活动，既表达了达能总部的兴奋，同时也做了一次漂亮的公关：老里布对上海发展的浓厚兴趣，以及表达还要投资做四个合资公司的战略宏图，打动了上海市政府的领导，后来老里布被市政府聘为顾问，每年都出席上海市长论坛。 我们第二个做新鲜奶的合资企业也因老里布的这次中国之行而激活了。老里布走后，达能高薪聘请了全世界最好的奶源公司做规划，我们的合资谈判小组则将重点放在新鲜奶项目的可行性调查和项目谈判上。 那是我们和达能的一段热恋期，现在想来还非常美好。他们的海外发展总裁是个有贵族血统的高个子法国人，吃饭总要约在晚上八点的浪漫一族;项目经理马克·马狄儿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差不多每星期都往返于上海和新加坡之间，总是背着两只压得肩膀下移的电脑包，偶尔还会捧上一大盒新加坡的胡姬花送给“王大姐”(他常常这样称唿我)。他们以自己的经验告诉我，城市牛奶公司要坚持发展鲜奶，以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不然你会因为没有奶源基地，无法保持牛奶的成本优势而淘汰;他们把新鲜牛奶的“冷链”概念第一次清晰准确地呈现给了我们，让我们知道，只有做到从奶源到加工再到进超市冷柜的全过程都保持在4至10度才能称为“冷链”;同时还明确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使用的鲜奶发放系统其实是常温下的“热链”。在欧洲，除了英国博物馆外再也找不到热链生产线了，而送奶的方式也因人工成本太高而消失了。 达能的这些观念伴随着巨大的冲击让我们警醒，因为他们预言我们热链的寿命最多还有三至五年时间。听到这个数据时我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当时这条热链承载着牛奶公司80%的销量，贡献着公司全部的利润。我们不能想像热链若“寿终正寝”，牛奶公司该怎么活下去? 面对达能的预言我们只能“苟延残喘”地用创新来维持和延长热链的生命周期，在创新思路下，我们推出了牛奶亭，它是我们用来方便消费者随时随地取用的措施;我们不断推出新品，那是我们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的方法;我们优化服务，为消费者提供贴身贴心的服务，以维护顾客忠诚度;而当上海的超市和便利店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时，我们果断地推出了直接送到每家奶箱的新服务;随着网际网路信息系统的蓬勃热潮，我们的热链继续成为我们的当红花旦，创造着世界规模第一、盈利第一的奇蹟，也让达能的预言彻底破产。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故事。 ◆将了达能一军 1993年，我陪农工商罗大明局长第二次访问法国达能。此番重点便是考察新鲜牛奶的冷链，因为虽然我们未必全信达能的预言，但心里明白，冷链的确代表未来，而作为企业的经营者，需要考虑的就是未来的事。 我们考察了法国、义大利、西班牙三国的新鲜乳制品市场，彻底明白了新鲜布局的重要性;之后参观生产工厂，理解了生产销售协调一致的重要性;我们还跟车送货，理解分销系统的合理髮布和日常精细管理的重要，甚至从商店处知道，货架产品的管理和收钱系统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此后在达能各个大事业部总经理的汇报中，我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公司发展战略的理解：其实总经理要做的，是预测未来把握方向;有效的市场营销，是提升收购来的企业和资本的回报率的能力。达能就是以这样优秀的市场能力、产品开发能力，藉助併购的手段迅速扩张起来的。如何藉助这些超前的意识，使牛奶公司在产品上也起到对行业的刊导和领导地位，成为我在法国期间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 回国后，我们一方面继续抓紧和达能的项目谈判，帮助达能到各方协调土地、资金和政策等问题;另一方面，我们的二厂开始以新冷链思路操作新鲜牛奶。其实这是我在整个与达能的合作中精心布置的一招妙棋。达能与牛奶公司合资成立新鲜奶项目，一开始看中的便是我们的二厂，但我们努力说服他们与正准备调整的五厂合作，并取得了牛奶公司同时发展鲜乳制品的权利。很多年以后，正是后面的这项特权，令达能捶胸顿足后悔不已。我是一名在阳光照耀下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在我的身上流淌着为国效力的血液，尽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我心底一直存着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事业的心愿，这个想法贯穿了我的很多行动，我将之看做大是非，是我的原则。 二厂做冷链便意味着彻底改造，我们突破原来的条线分工，重新组建了从奶源、生产、市场到销售的一条龙项目小组，我亲任小组组长。 我们用最好的奶源，以市场销量定产，并随时准备改变我们与消费者的距离。在这些准备之下，从每天生产十八盒开始，新鲜奶之旅艰难起步。不过我们真是赶上了好时机，在上海召开全运会期间组织总部和二厂的干部到人民广场，南京路淮海路去宣传义卖，那天上万消费者支持参与了我们的活动，我们看到了好产品巨大的市场机会。为了更快地占领市场，我们制定了一份四个月销售一百吨的疯狂计划，要将光明的新鲜奶铺进上海各大小商店的冰箱里。这真是一个近似疯狂的想法，为此我召开了店长会议，向各市场经理提出了首先要把自己的门市部变成新鲜牛奶专卖店的要求，并设计了日销售指标。要求一提出，会场就炸开了锅，有位店长提出了很多干不了的理由，我就以他为例子，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这不是在问大家是否能干，而是必须干，还必须干好。”重压之下，整个团队都鼓起破釜沉舟的土气。与此同时，1993年的上海正赶上超市迅勐发展的好时机，我们便适时的将新鲜牛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传播于消费者中间，如此相得益彰下，我们的疯狂计划竟顺利实施了。一年后，我们的新鲜奶日销量达到几十吨，等到达能的新鲜奶项目经过两年审批建设投产时，勐然发现，他们当初的想法早已变成牛奶公司的市场行为了。 第53页 ◆“新婚”裂痕 1995年，与达能合资的新鲜奶工厂建成投产，此时原来谈判的人马都因老里布的退休而离开了，上海的总经理何毅也遭到“清洗”。达能总部派来了两位元老级的生产专家，出任达能中国总经理和上海总经理。新的上海总经理五十七岁，是个法国人，有生产经验却不懂中文，尤其是不会英语，这大大增加了我们沟通的难度，我们所有的交流都只能通过一位年轻的翻译，谁都不知道究竟有没有互相听懂。因此有员工笑着评论说：“我们拍马屁的话、骂人的话都要经过那个小翻译，也不知那小子说真说假，会不会翻译错啊。”这位总经理有几次很可爱地问我：“我们达能是全世界最好最大的酸奶公司，你们既然已经和我们合资了，为什么还要生产光明酸奶?”我回答他：“因为达能酸奶养活不了牛奶公司近万名员工。” 按照两年前与达能的约定，鲜奶合资企业是按5：5的比例共同投资的，协议上还约定，如果在一年内我们的资金不能到位，就视为我们放弃50%的投资权，当初设定这条款项时，我已经与工商银行沟通过，他们同意贷款给我们，只要我们有需要。但没想在新厂投产前夕，新鲜奶起家的达能像中了邪一般，慌不择路地将新鲜奶设备换成了二次高温灭菌的常温奶。这个临时性的变动遭到了市场的报应，新工厂生产的产品在上海根本卖不动，不得已，他们请广州达能来转销，可广东人也不认这个产品，几年下来始终没有打开市场，九百万美金的投资换来的是时停时产的生产线，而此时酸奶工厂搬来与新厂合併，结果销量也没有增长。到此时，这个项目早已没了往日的风光，每年造成上千万元的亏损。见此情形，我便以借不到贷款为由，告诉达能我们放弃50%的投资权，仅以现有的土地和厂房作价，变成只有18%的小股东，从此达能愈发萎靡不振。 我想达能的输是肯定的，因为它违反了自己告诉我们的规律。但这群中国的经理们却把责任全怪罪于我们，我们与达能的关系也急转而下，进入了冷战期。在一次董事会上，我们要求达能引进新产品，以保证市场老大的地位，没想到达能的副董事长听后大发雷霆，责怪我们的光明酸奶价格太低，影响了达能酸奶的销售量。我听后也火了，马上反击他：“我们的人格都是平等的，你没有资格在董事会发火骂人，你这样骂，我就马上走人，我们会不开了。”他看我态度强硬，就冷静了下来。 但此后达能也始终没有开发和引进酸奶新品，以至于几年后，光明酸奶迅速增长，达能酸奶却不进则退，最后在遭遇连年巨亏后，不得不另谋出路。 期间上海达能曾换过一任总经理，是个年轻的法国人，在达能多年又有亚洲经验。为了显示本土化，这位年轻人放下了绅士风度，在春节的联欢会上和年轻员工打斗跳舞，大大地“疯”了一把。他通过我们派出的副总，和我恢復了每月会面的沟通机制，法国休假回来还特地带画册送给我，和我讨论如何教育消费者建立喝酸奶习惯的问题。这是一位勤快的总经理，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但无奈达能的大势已去，又岂能以一人之力挽回?他的到来也无法扭转颓势，亏损还在继续加大，中方已不肯为合资企业担保贷款，达能的日常经营只能靠法国总部不停输血维持。在几次董事会上，我提出我们不能容忍如此亏损，光明的酸奶和牛奶都有很好的发展和盈利，干脆由我们来经营合资企业。但这个提案始终被他们拒绝，那位年轻的总经理告诉我：“我们巴黎总部都是一批达能疯子。”或许爱面子的法国人从未遭遇过自己品牌要别人来做的尴尬事吧。 到1998年，达能中国区总裁秦鹏出现了。他先来刺探光明乳业的情况，当得知光明每天能做七十吨酸奶时，他吃惊得嘴巴张了好久。然后他说了一大通全球化国际化的理论，最后提出，将光明和达能合起来经营。我听后问他：“合起来可以，但由谁经营呢?”秦鹏支吾了半天，还是说达能有经营的优势。我笑着问他：“你连经营达能都不行，我怎么能把光明交由你经营呢?”秦鹏亦是哈哈一笑。 数周后，他又来了。这次提出：可以由光明来经营，但所有的酸奶都必须打“达能光明”双品牌，同时他希望我能组织一次管理层的讨论会。我同意了。但是在讨论会上大家听他讲完后，没有人能接受他的双品牌方案，此事只得作罢。 在我交往的人中，秦鹏可以算是最坚韧不懈的经理人，在几经碰壁后，他依然会每隔一两个月来找我，要我带他到发展总监或财务总监处听他游说，在我和达能的十多年交往中，秦鹏始终扮演着这种角色，我不得不佩服他的“韧性”。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保持经营权或不丢掉达能品牌的前提下，为达能的合资企业找一条活路，可惜他遇到了我，因为我们的观点也很坚定：“投资是为了赚钱，今天你不能赚钱，我们要么退股，要么经营交由我们管理。”我们的谈判往往不欢而散。 有一次谈判结束时，秦鹏实在受不了了，他很失态地抱怨说：“我算什么东西，要承受这么多。要这么求着、哄着你们啊。”这是句实话，在中国，他这个大买办到哪儿都是朝南坐的投资者，但在光明乳业却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他当然委屈、不舒服、心态不平衡了。 因与达能的合资公司是我们的亏损大户，因此每次农工商集团开会，领导们都会要求我们限时减亏。我们商议后，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从达能退股，于是我们转守为攻，再和秦鹏谈判时我们提议退股。秦鹏当然会和我们讨价还价，我说不行的话我们就清算资产，我的底气来自对达能的了解，像达能这样的国际公司很看重名誉。果然，秦鹏最后无奈地同意了我们的方案：将当年两个合资企业的投资额加上银行利息还给我们，由此了断了这段“姻缘”。 第19章 王峻涛：多情应笑我 【王峻涛小传】 网际网路的潮起潮落很容易召唤出一时的风云人物，而王峻涛正是此类人物的一个代表。 1997年11月2日，四通利方网站bbs上一篇署名“老榕”的热帖《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让网民王峻涛一夜成名。没有人知道，彼时的王峻涛已经开始摸索中国电子商务之路。1999年，他参与创办中国最早的电子商务服务网站-8848.。这家网站曾给他带来无限光荣，它的迅速衰落也让他饱受争议。2001年8月8日，他在辞职信中写道，他为“中国的b2c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流完了最后一滴血”。 此后他又执着地以其他方式行走在中国电子商务的征途上。 王峻涛是回族人，1962年出生于福建福州，1978年越级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计算机软体专业学习，1982年获得学士学位。1992年他开始自筹资金在福建创办自己的it企业，1999年加入连邦软体全国销售连锁组织以后，他的企业连续多年是全国连邦京外专卖店的销售冠军。1999年他负责建立北京连邦软体公司电子商务事业部，任北京连邦软体有限公司副总裁兼cio(首席信息官)、电子商务事业部总经理。在此期间，他创办8848网站，该网站从四个人、十六万人民币起步，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电子商务的标志性企业。1999年11月，intel公司总裁贝瑞特访华，称8848.是“中国电子商务领头羊”;2000年1月，8848被中国网际网路大赛评为中国优秀网站工业与商业类第一名;2000年2月，美国《时代周刊》称8848.是“中国最热门的电子商务站点”;2001年nic的调查显示，8848是中国工业和商业类网站被用户访问最多的网站。至2001年，8848公司先后融资约六千万美元。 第54页 8848是在克服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初期的重重困难中发展起来的，创造性地推进了中国电子商务的进程;是中国第一家全面适应中国数十种在线结算方式的电子商务平台;首家在中国超过五十个城市实施货到付款;率先自行开发、完善、实用了一整套适合中国电子商务环境的技术平台;率先开发、採用了完整的物流管理、商务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一体化信息平台;首家成功地实施了异地第三方物流管理系统等等。 1999年12月，8848就筹划上市，但由于与投资方在上市发行价方面发生分歧，8848至2000年底网际网路泡沫破灭，都没有赶上纳斯达克的上市班车。此后，王峻涛从8848转做my8848，甚至到6688，但都没有完成上市梦想。 从歷史来看，王峻涛做电子商务比卓越、噹噹都要早，概念和模式都做得不错，但和更为着名的新浪前ceo王志东一样，作为创业者和职业经理人的王峻涛似乎也未能和资本美好相处。看上去总是赶对了时间没干对事，成功的花环也总是戴到身边人头上。王峻涛于2001年1月1日起，随着8848的业务拆分，开始兼任北京时代珠峰科技发展公司(即my8848)董事长，2001年8月因为无法解决股东分歧和资金因局而辞去该职务。2001年11月，与西单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创立西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02年6月18日从该公司离职。 直至今日，王峻涛依然在电子商务领域耕耘，现为珠峰伟业公司总裁。他爱好广泛，曾先后担任多家it、财经、足球、时尚媒体的专栏作者，同时十分喜爱通过网络和网友交流，其网名和笔名“老榕”广为人知，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十大网民”。现在，尽管他已不算是目前网际网路企业的领袖人物，但依然在一定范围内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 ◆王蒙、北岛和邓丽君 我是六十年代生人，关于六十年代，我的记忆是斑斑驳驳的。有红袖章、有革命歌曲、有弹孔、铁丝网和彻夜不停的枪声。当时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城市有三个：昆明、武汉、福州，我就生在福州。 我是在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下上小学的，年龄很小，所以当上了最后一批红卫兵。我曾担任武装基干民兵排排长，解放军亲自教练，跟现在大学生军训一样，真枪真弹真打。我还拿过几次半自动步枪射击冠军，当然，那会儿戴眼镜。但在爱“武装”之外，不知为什么，我内心里会滋生出另一种愿望，我崇拜王蒙和刘绍棠，他们那么年轻已写出了着作，王蒙的《青春万岁》每一个章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文学对我及我们那代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些诗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精神写照。 当年我们文理不分科，所以一般人文字水平都比较好。大学时候，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学过音乐，拉小提琴，当年邓丽君风行校园的时候，我们迷得不得了。当时，整个唱法、感觉都远远有别于革命歌曲的“邓靡靡之音”居然很多人听不懂。于是，我们就想自己来做点工作。我的文学底子好，自荐记词填词，实在听不清楚的我们就自己作词，我的上铺兄弟记谱，很快，一本油印的《邓丽君歌曲集》便在校园里流传开了。 那集子的墨香是我们体验过的，现在的孩子上网打字，看了我们的自印集子可能都要发笑。 刚上大学，图书馆里各类书籍都严重匮乏，像《安娜，卡列尼娜》这些名着早就没了影。我想看卢梭的《忏悔录》，上大学第一天就到图书馆登记了，可直到我大学毕业前夕，这本书才轮到我。对于等待了那么久的果子，能不珍惜吗?我所说的机遇，也要看个人的态度，你珍惜它，就是机遇，你漠视，便过去了。比如我就把最终到手的《忏悔录》看做机会，它最终还是轮到了我。 ◆军令如山，国之所託 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工大当时的校训是：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军令如山，国之所託。后面的八个字晚些入学的师弟师妹都不知道了，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打下了一生的烙印。 我毕业后去了北京的一家航天科研机构，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全国到处跑。我去过杭州，也去过西昌，还去过青海湖和敦煌，也参与一些很危险很重要的国家级项目的研制，有好几次，我的同事因为发射事故或其他意外而为国牺牲。 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有一个场景我一直记忆犹新： 在遥远的西部戈壁。那一天，四个年轻同事在篝火旁，拿出那本放了几个月没来得及看的《硅谷热》，在戈壁大漠之中，豪饮泸州特曲，四种口音轮流读那本书：hp创始人维修示波器的那个车库、微软的那个温馨小屋、仙童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造出cpu的灵感、英特尔那个天才流淌的酒吧……科技原来如此浪漫，创业原来如此豪迈。一个永远不可能忘记的情节是，西雅图的一个广场上，比尔·盖茨从他的伙伴艾伦的手里抢过《大众科学》，封面是一个被称为“个人计算机”、看起来像个古怪的有很多开关的仪器，跳着对艾伦说：我们马上去机场，我们能让全世界每个人都能用上这玩意。 那一天，酒酣耳热，热血沸腾，无人理会东方之既白和身边的大漠孤烟、长河日圆。我一直认为我心里那些绵延了快要三十年的激情，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点燃的。 无数次，我梦回哈工大，梦回那充满俄罗斯风格的主楼，梦回紫色丁香花开的校园，梦回我曾住的宿舍，梦回那奔流不息的松花江边，梦回那些热情的女生，最后总是会回到那座高大巍峨的毛主席铜像旁，看着上面的八个大字——军令如山，国之所託。我坐在那里迟迟不能离去;而且每到此时，我都会醒来，这时的我都会分外地惆怅：很多年了，没有军令了，国家也没有託付我了。 爱国是我们那个年代所接受的一种底色。我承认，童年、少年时代所崇拜或信仰的东西，会在漫长的一生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桶金来自深圳股票认证 我在航天系统工作超过了十年，二十九岁的时候，我被评为了高级工程师，这应该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吧。八十年代末，我被国家派到了美国做访问学者，在那段时间里，我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很多东西。 1989年回国后，我被安排到深圳的中外合资企业担任技术主管，干了一年多后，我发现这种企业没劲，既不像国营、又不像民营，还不如我自己干呢。于是，我想到回福州发展，自己创业。那时福州有优惠政策，鼓励有高级职称的人去办企业，我能享受到很多优惠条件，惟一的问题是手头没钱。这又逗了，有段小插曲。 深圳刚开始发行股票的时候，因为我刚从国外回来，知道这东西不坏，就把自己的万把块钱积蓄全部买了股票，买完往箱子一扔也就忘了。等到要离开深圳的时候，发现自己还有这东西呢，赶快拿到交易所去卖。交易所的工作人员看着我直发愣，说：你现在还有这个?都已经配送了无数次了!我说：我不管这么多，我忙得很，你赶快给我卖了吧。 第55页 人家又问：你是要现金吗?我说：当然，我明天要去外地了。这时候他们主任也出来了，问我：你是一个人来的吗?我都急了：你们怎么这么麻烦，快点行不行?他们这才开始数钱，这一数就给了我二十多万，全是十元一张的，好大一堆啊。我特奇怪，问工作人员：怎么这么多啊，该多少就多少啊，你数这么多干什么?工作人员回答我：这都是你的。我这才明白，赶快打电话找人来帮我一起把钱取走，那种感觉和犯罪没两样。 就这样，我开始有了第一笔钱，开始创业。 ◆组建连邦电子商业事业部8848 我的创业史始于1991年，我从原来的科研机构“下海”，创办一家从事it服务的公司。那时中国中小企业的it应用水平很差，我们从协助客户买电脑开始，先培训他们使用电脑，然后进一步帮助企业建立it服务项目。公司运作十分顺利。 1995年，中国的连锁商业开始启蒙，软体公司连邦是这方面的先行者。连锁可以把零零星星的it服务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我很认可连锁这种商业模式。连邦提出连锁概念时，我就马上加入了。当时我们最爱说的话是“可算找到组织了”。福建连邦是连邦的第十二家加盟实体。两年后，全国连邦销售连锁组织的成员发展到了三四百家。 其中，福建联邦连续好几年销售收入排名第一。 那时我已经在网际网路上玩了好几年。1997年11月2日，我在网上论坛发表《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这个帖子意想不到地火了起来。 网际网路的使用经验让我意识到，网际网路在中国会慢慢普及。连邦三百多家店面本身就是一张网络。如果有机会把这些商务活动，至少把其中的一部分，搬到网络上来做，可能会是个有趣的尝试。 1998年10月，我正式向连邦总部提出这个建议，总部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要求我放弃福州来北京工作。当时我的福州连邦业务发展很好，规模也不小了，要把它交给别人打理还需要一个过渡期。不过，我既然看好网络方面的新业务，既然下决心要来做这件事，就以最快的速度把手头的工作交给同事。1999年1月4日，即元旦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就来到了北京。当天下午就召开会议，成立连邦电子商务事业部，并筹建事业部网站，网站取名8848。 网站取名8848，当时并没有什么太深的寓意。当时我所想到的是，你办一个为所有消费者服务的网站，域名不能太生僻。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字母有距离感，而全世界的人对数字都感到很亲切。8848是当时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容易记忆。于是网站就註册为8848。2000年，我们又花了几万美金，把8848.从北欧一个做户外登山用品的厂商手中购买回来。这是后话。 ◆珠穆朗玛峰电子商务网络服务公司成立 8848的业务开展起来了，很快成为当时网上销售最有实力的企业。这要归功于它在地面上的传统企业资源支持。那个时候连邦在中关村有最大的物流配送系统，连邦的仓库大到可以停下一架波音飞机。 即便是电子商务最难办的收钱问题，在连邦体系内也不成问题，因为有近四百家地面连锁店提供支持。 从1999年1月到1999年8月，8848尽管只是连邦的一个电子商务事业部，但是在内部独立核算。8848从连邦公司分出来的时候，财务出了一份很正式的结算报表。结果表明，我们八个月来，不仅收回所有的成本，还赚了好几千块钱。 起初，8848只是连邦的一个事业部，到了1999年8月左右，因为一个特殊的机缘，同时出于把电子商务的规模做得更大的目的，我们决定把连邦电子商务事业部独立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公司来运作。 8848从连邦总部独立，註册成立“珠穆朗玛峰电子商务网络服务有限公司”。公司的註册资金是一百二十万人民币，连邦总部占80%，我个人占20%。 我一直很注意研究亚马逊的商业模式。在网际网路年代，以亚马逊的模式经营零售业，经营的边际成本将只和带宽以及伺服器的容量有关系，和你有多大的经营场所、雇了多少售货员没有关系。带宽和伺服器的成本指数会下降，而地面的经营场所和人力的成本却日渐昂贵。 所以我坚信网络零售业肯定大有发展前景。 亚马逊在1999年也因为不盈利而备受争议，而且把亚马逊的模式完全搬到中国来是不现实的。当时中国网民总数还不到两百万，没有一种银行卡可以在线支付。在那种情况下，马上建一个网上零售王国是不现实的。我们的做法是立足连邦的优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第一步，把连邦已经在地面卖的东西搬上网。我们本来就有巨大的仓库，有全国最好的it产品的进销渠道，别人头痛的仓储、採购、物流配送、客户服务这些系统，我们几乎是现成的，稍作改造即可;第二步，我们想，既然这些能卖，那么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吧，就慢慢尝试卖一点书，然后是更多的东西。 因为是一批懂商务的人在做电子商务，8848发展极为迅勐，一下子取得垄断性的市场地位。记得在2000年的1到3月的销售淡季，我们上缴的增值税就达四百多万。这样倒算回去可知，单月毛利近千万，按10%的利润率计算，销售额近亿元人民币。当时的支付方式70%是货到付款。1999年10月13日，我们跟全国速递总公司谈合作，第一张电子收帐单还是我设计的，应付款项用很醒目的红字标註，目的是要提醒那些从来没有送货收费习惯的邮寄员们记得要“一手交货一手收钱”。最初的物流配送是自建仓库，但后来也满足不了市场的快速增长，我们投资了一家叫“网达速递”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这是全国第一家能够实时跟踪货物流向的配送企业，比同行们早了两年。 ◆资本游戏下8848无奈收场 8848成立之初，我们的出发点很单纯，就是为了让连邦软体销售连锁组织的传统业务能够尽快地延伸到网际网路。至于后来赶上网际网路的投资热潮，再到后来一串串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我完全始料未及。 以我当时对资本市场的理解是，企业只有经营多年，盈利良好，达到一定规模才可能上市。可是1999年12月，网站就迫不及待地正式准备上市，这完全是跟门户网站的风潮。 2000年1月谭智出任8848总裁，我担任董事长，之后又陆续从外企引进了一批职业经理人，而8848最初的团队成员不断出走。2000年8月我们拿到了证监会的批文，但已经没有心情去高兴了，因为拿批文这个过程特别折磨人。就在8848即将上市之时，网际网路的寒潮开始了，从2000年4月开始纳斯达克网络股一路走跌。董事会内部因为ipo的价格而发生分歧，股东间的分歧又使得8848的上市日期不断后延，直到最后错过纳斯达克规定的六个月的操作期限。 在网际网路早期，那种半专业的风险投资人很急，给8848定了一些很不现实的期望。尽管当时8848的b2c业务在国内已取得无可辩驳的王者地位，但为了迎合华尔街概念，8848转型做所谓的b2b。当时是投资人说了算，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我，只能尽力把我认为可以做下去的事情保留下来，把团队保留下来。2001年1月8848拆分，我带着一批人组建了my8848。但my8848持续时间不长我就“挂靴而去”，这其中的原因主要也还是扯不清的投资方之争使我失去了再继续沟通的耐心。 第56页 有很多投资人躲在企业运营过程的幕后，真正沖在前面抵挡枪林弹雨的是职业经理人。说8848没有坚持下来，上市没有成功，业务拆分不成功，做b2b、解决方案、电子政务、搜寻引擎都不成功，都只怪我一个人是不公平的。不过一件那么好的事情最后干砸了，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别人也是不对的，这里面至少有我一半的责任。我作为管理层的一员，与投资人和其他管理人员在沟通的时候可能不够耐心。不过，对当时性急的投资者而言，再多的耐心恐怕也无济于事。 ◆电子商务的游戏规则：让虎添翼 从8848离开后，我们的团队做过一个时间不长，但是意义很大的项目，就是为西单百货商场建了一套完整的电子商务系统即西单商场ig05网。就在这个项目基本要结束的时候，2003年的某一天，我们几个老同事，坐在一起讨论说，我们不仅能帮连邦建立一套电子商务系统，也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帮一个过去it基础比较差的国企、一个歷史非常悠久的百货公司，建立了从物流配送、网站运营、内部管理，一直到客户服务的全套系统，那么，不如干脆把做这类事情变成一种商业模式，专门帮助传统的中小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系统，让所有的企业都可以拥有自己的“8848”，拥有自己的“ig05”。于是我们在2003年创建了6688公司。6688的核心业务，就是为专业的商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以及各地的企业群，提供完整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和运营管理服务。 我认为，这种模式才是电子商务的真正主战场。 走过十来年中国电子商务的风雨路，我的归纳是，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从前几年的b2b、b2c、c2c这些容易“看得见”的表面热点，向经济主流更深的层面拓展，也就是我们说的电子商务2.0。电子商务2.0的特点是所有企业用自己的商务活动(卖商品、提供信息等)直接参与网际网路，在自己的网站上进行。一切核心商务及其管理，甚至参与网络商务活动的方式——选择b2b还是b2c，标价还是拍卖，提供信息还是获取信息，接受所有访问者还是做出筛选，给不给某些用户特权或者特惠待遇——完全自己做主，以独立的自我分享网络的繁荣。 现在要把中国电子商务从面上推向深入，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电子商务的游戏规则要能够适应主流的商业秩序，至少不应该与地面上已经形成的主流商业秩序相冲突。电子商务不能改变人类商务的核心价值观，只能帮助商务活动用更好的方式来实现这个核心价值观。 通俗地说，电子商务是要帮助企业获得科技发展带来的利益，是“让虎添翼”，而不是伤害企业的利益，不是要“与虎谋皮”。这才是电子商务的游戏规则。 ◆我很幸运，我赶上了每一波 若干年前，南方某媒体用“386”这么一个数字特指一群人，即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上大学、年龄三十多岁(现在应该486了)。这些人普遍认同“红旗下的蛋”这一定义，只是遗憾下得太晚，只踩着了大时代的一点点尾巴……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自己是踩着了机遇。你看，打倒“四人帮”后恢復高考我们赶上了读大学，以“朦胧诗”为特徵的新诗歌运动解放了我们的身心，紧接着知识分子自由下海、出国、直至邓小平南巡之后再次为知识创业鼓劲，wto的到来，网际网路浪潮的兴起……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这一代的机遇。 再讲一个往事： 有一年，西湖论剑，马云、张朝阳、丁磊、张蔚(央视主持人)和我，大家泛舟西子湖上，时逢夕阳西下，层林尽染，碧波荡漾，微风轻拂，看保淑塔默默夕照，三潭滑过身边，苏白二堤在暮霭中隐约婀娜，恍若置身天堂。又鏖战了整整一年的网络江湖，似乎正渐渐远去。次日我对金庸说，不敢在西湖久待，怕消磨了斗志。遭到金老的当众批评，说杭州照样有无数成功的创业者。在下唯唯应诺。 是夜，杭州城烟火晚会，大街拥堵，我们来到一个僻静的院落喝茶。 不知道谁开的头，大家开始轮流回忆刚来北京创业时候的花絮。张朝阳的回忆后来获得一等奖，主要是他对刚来北京的时候，住处狼狈，甚至没有热水的描绘实在令人印象深刻。想来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生活条件上的巨大差异特别容易给人记忆，所以每个细节都描绘得栩栩如生。夜深人静，大家沿着空无一人的大街回去，突然感慨：其实困难过去了，也一样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过去的三十年所发生的往事以及这些往事给我的念想，总是让我想起我最喜欢的男歌手罗大佑和他歌里的感觉：轻飘飘的旧时光，其实没有熘走。无数的光阴故事都因为回忆而变得厚重美好而且温馨起来。 我真的很幸运。 第20章 李宁：“体操王子”的新旅程 【李宁小传】 在李宁之前，运动员与企业家是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职业，前者在登上领奖台时往往是国家荣耀的象徵，而后者在经歷了几千年的压抑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稍受重视，但也绝不是一个运动员退役后的人生选择所在，而李宁的出现，却在这两者之间开闢了一条宽敞道路，这样的意义在三十年歷史中绝无仅有。 李宁是广西人，出生于柳州，从小便有体操天赋，在1989年之前，他拥有一个运动员所能拥有的全部荣誉：在1982年第6届世界盃体操赛上，李宁一人包揽自由体操、单槓、跳马、鞍马、吊环和全能六项冠军，成为世界体操史上首位取得如此好成绩的运动员，由此被誉为“体操王子”。此后，陪伴李宁的便只有奖牌了——亚运会、世界体操锦标赛上的冠军、亚军奖牌经常被他像倒豆子般地摘取，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李宁又获得了自由体操、吊环和鞍马三枚金牌，同时由他完成的“吊环正吊臂后悬垂前摆上接直角支撑”和“双槓大迴环转体一百八十度成倒立”动作，甚至被国际体操联合会以其名字命名，这些都是让无数运动员羡慕、让无数中国民众骄傲的荣耀。 但就像宴席总会散去一样，运动员也终有退役的一天。当那天来临时，很多人往往会默默地收拾行装，将曾经的荣耀放入玻璃柜，默默地成家生子，或就近转行做教练。李宁在1988年退役后，也面临着同样的疑惑，摆在他面前的是很多种选择，有难有易，但出人意料的是，李宁最终选了最富挑战性的一种——创立李宁体育用品品牌。 对于做过企业的人会知道，用一个超级体育明星的名字做品牌，好处在于认知度高、市场启动迅速，但危险却也遍地都是，李宁可能会犯错误，说错话，做错事，一个企业之品牌维繫于一人之声誉，没有比这更大的风险，而且，李宁当下的荣耀再大也会被遗忘，因为体育明星是最容易过气的。与上述相比，外部环境的危险似乎更困难——李宁所选择的运动产业看起来绝不是个“好行业”，原因很简单，全世界最会做品牌的企业在这个行业里就有好几个：耐克、阿迪达斯、锐步还有kapaa，哪个都不好惹，而且，运动鞋的技术革命期已经过了，创新已经刚性化，没有办法找到“蓝海”。更糟糕的是，中国是全球运动鞋的第一生产大国，一大堆国产品牌靠产能优势、价格优势活着，为了跟“李宁”打价格战，它们“时刻准备着”。“李宁”就这样，夹在中间。但就像以前完成那些不可能的动作一样，在危机四伏的商业竞争中，李宁又做到了中国第一名，2007年，“李宁”的销售额有四十三亿五千万元，是中国本土品牌的第一公司。 第57页 事实上，李宁的企业家旅程同样留给了公司变革史上很多思考。 李宁公司的产权清晰是一道关。当年健力宝的李经纬资助李宁创业，在产权上却含煳得很。如今，健力宝已萧条，李经纬已“陨落”，“李宁”宛若老树上的一枝“奇葩”，它是怎样别开天地的?李宁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建设是一道关。以个人命名的企业很容易成为一个人的权威公司，在公司治理上极其容易偏执。今日的李宁公司，却是一个健康的经理人公司，李宁本人甚至很少在公司出现，它是怎样培育出这种治理结构的?李宁公司的品牌国际化是一道关。体育是最泛全球化的产业，靠激励民族热情来推销运动鞋，一定走不了太远，但把自己抹成一个黑人或白人，也不是正道。今日的“李宁”应该是品牌国际化实施得最为成功的中国公司之一，它是怎样让自己既中国又世界的?甚至，“李宁”的奥运战略也是一道关。李宁成名于奥运会，办公司后，又多年贊助中国奥运，但是，轮到在家门口办2008年奥运会了，却没有争到贊助权。据说，李宁咬着牙填了一个“天文数字”，阿迪达斯则开出一个比他的“天文数字”多了好几倍的“天文数字”。但是，今天的“李宁”被公认是“非奥运营销”的典范，它是怎样在奥运热中出奇制胜的?这些可能血腥、可能灰色的问号汇聚成了一个叫李宁的企业家，在运动员领域和企业家领域同样做到炉火纯青的，惟有李宁一人。 下文是关于李宁走出运动员、走上企业家道路的故事。 ◆全新旅程 1989年4月21日下午，在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一个特殊的受聘仪式正在进行。当时健力宝总经理李经纬站在台上，对着台下数百人激动地说道：“让我们欢迎李宁。”于是，一个曾经在电视或报纸上才能看到的小个子男人同样激动地走上了舞台，他就是李宁，从今天开始，一条新道路在他面前画了个美丽的问号。 李宁从六岁开始体操生涯，二十年来，每次走上比赛台，都面对着不可预知的挑战，而这一次他将面对的是一条完全陌生而艰苦的道路。 李宁带着微笑走上台，从李经纬手中接过聘书，全场掌声雷动，照相机和摄像机频频闪动。此后，李宁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 事后的发展证明，在健力宝担任总经理助理的这一年对李宁而言大有裨益。从六岁开始就从一个体操房到另一个体操房的李宁开始接触体操以外的世界，而且，还是陌生的商业。在这里，他将从事一些自己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 1989年的中国市场正处于经济过热后“治理整顿”所形成的低谷状态，无数企业正忍受着前所未有的阵痛。而健力宝是少有的较为顺利者，李宁初到健力宝，主要分管公关宣传、市场策划、筹办运动服装厂等工作。 他着手的第一件事情是为健力宝拍摄一部gg片。调研之后，李宁认为，健力宝以前的gg形式比较陈旧，效果不好。《李宁：从一百零六块金牌到十六亿身价》中记录道：“凭着一种天生的直觉，以及多次出国比赛所培养出来的眼界，李宁提议重新拍一个有冲击力、富于体育动感的健力宝gg片，而且由他亲自出演。这个建议，连同在当时属于天文数字的六十万元的gg费用，得到了李经纬的全力支持。gg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一年，健力宝的销售量增加了三千万元。”经此一役，李宁在健力宝集团开始赢得了更多员工的尊敬，他不断试图证明：自己也懂得商业。 李宁在健力宝集团经歷了最初的商业磨鍊。难得的是，这位前世界冠军没有架子，他愿意从头学习经商，踏踏实实干起。为了商业他做出种种妥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不是和社会脱节的不谙世事之人。 制作一则气势磅礴的gg只是李宁工作内容里的一小部分，李宁还需要面对更加琐碎而且无奈的日常事务。一件小事可以说明李宁当时的工作态度。在一篇刊发于1990年第11期《南风窗》杂志题为《李宁紧急出动》的报导中，作者屹立描写了这样一幕：“1990年4月20日，深夜，北京的春夜，仍有几分寒意，李宁手提大哥大，形色匆匆地走进了一家新闻机构大门，直奔总编室。 “总编室的一位值班负责人接待了李宁。尽管之前没有联繫过，但是，他仍然立刻认出了这位体操王子——当时，谁不认识这位领奖台上的冠军呢?不过，对于这位大名人深夜来访，他也有几分纳闷。” 《李宁紧急出动》一文介绍了这位名人贸然登门的原因。事件的起因是，当时健力宝把产品上印制的生产日期提前了，被山西质监局检查出来，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国技术监督报》公开披露了这一案例。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半小时》节目又予以转播，于是，某通讯社记者据此采写了《健力宝违反国家食品标籤通用标准受罚》的稿件。此事很快被和媒体关系甚好的健力宝获悉。李宁当时在健力宝分管宣传工作，这是他的职责范围，他必须面对，于是不得不深夜亲自出马。 《李宁紧急出动》里描写了李宁的办法：“李宁介绍了他现在的身份后，就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撤下该媒体当天播发的一条批评健力宝的新闻。他提出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健力宝公司在国内已有一定名声，此稿一经见报，势必严重损害企业声誉，影响企业经营;二是，健力宝目前已初步开拓了一些国际市场，此稿见报会影响健力宝的出口，对国家不利。” 李宁亲自登门的效果和坦诚的态度不可小视。该文介绍说：“这位负责人问李宁：我们播发的这篇稿子是否是事实?李宁承认是事实，并再三解释希望能够撤下那篇稿件。”事情的结果是，“也许是李宁的精神感动了负责人，也许是稿件见报后的社会效应难以预料，这位负责人说了句下不为例，大笔一挥，撤下这篇稿件，并通知了全国各主要报纸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第二天，这篇颇能引起些震动的批评稿，并没有出现在报纸版面上。”李宁凭藉对一家企业的信心和热情，以及健力宝过去的声誉，总算解决了这件事情。 健力宝躲过了一劫。 在种种妥协、对公司的利益关注和学习商业社会规则的过程中，李宁开始了解商业。 他成长起来。 ◆名气和运气 “新产品就用你的名字。”李经纬对李宁说。 此时是1990年，李宁进入健力宝半年之后，通过了种种商业歷练。 李经纬感到时机成熟，决定开始从事体育用品生产行业。 “不，这有自我宣传之嫌。”对此建议，李宁一愣，继而犹豫：败军之将，怎敢再张扬? 这一想法的确惊人，用人名命名企业在新中国成立后前所未有。 但李经纬就有这样的大胆想法。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市场，他是用过量的勇气闯出来的。作为一个极其懂得调动资源的企业家，李经纬立刻判断出李宁的名声是不可放过的宝贝。这就是企业家的敏锐与眼光。 第58页 李经纬赌对了。李宁的名字不仅比金钱更管用，还能带来金钱。同一时期，与李宁同年退役的奥运冠军，“跳马王子”楼云也下海来到广东一个代理耐克的体育用品企业。可是，他只是孤独地坐在气派的大班桌后面。多年后他回忆说自己当时“不知道该干什么”，企业也仅仅是用他的名声来进行一些零星的宣传。蹉跎了多年后，楼云黯然离开了这家企业。相比之下，李宁用足了自己拥有的资产。 在陌生的商业领域发展初期，李宁的名气就是他惟一的资产。幸运的是，这个名字在李经纬的帮助下为李宁换来了足够多的收穫。 在李经纬的说服下，李宁同意了这个大胆的主意，“李宁牌”就此诞生。 企业有了天生的名气，接下来需要的是资金。当时声名显赫的健力宝正值高速发展期，资金都投入了再生产，而且李经纬不想让新公司和产权不清的健力宝集团扯上太多关系，他决定一开始就让李宁公司的产权清晰。于是，李宁品牌产生时，健力宝没有投入全部资金，李经纬投入的是一个计划——找外资合作，以及实施这个计划的时间和精力。中外合资在当时的中国是热门选择，不仅有税收上的优惠政策，而且外商还能帮助打开海外市场。于是，李经纬和李宁开始频频出访外国财团和企业寻找投资。在体操王子的号召力下，事情出乎李经纬与李宁意料的顺利。很快他们找到了愿意合作的外商：新加坡康基实业有限公司。外方到三水实地考察，双方签订了合同。中新合资的“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很快成立，主要从事李宁牌运动服装的生产经营，李宁出任公司总经理。 李经纬和李宁当时认识到了大多数其他人都没有认识到的一个事实：人口众多的中国需要一种优质的体育用品，而且，这种体育用品最好是中国人自己的品牌。自然，李经纬和李宁并非惟一认识到这一趋势的人，其他少数企业家也感觉到了令人振奋的可能性，比如“康威”与“格威特”当时已是有一定市场份额的先行者。不过，李经纬和李宁对此不以为意，他们都坚定地看到：未来将出现在每个运动员身上、脚上的是拥有世界冠军光环的“李宁牌”。 这种梦想和激情让李经纬和李宁心潮澎湃，推动着他们以跑步的速度开始了这项事业。据《李宁：从106块金牌到16亿身价》介绍，这一激情的结果是：“不到八个月，一幢五千平方米的厂房就在三水市竣工。” 屋顶上，一块巨大gg牌非常醒目：李宁牌。 ◆横空出世 作为李宁牌产品上市的第一步，李经纬又一次展露了他在营销方面的天才：面向全国徵集李宁牌运动服装的商标设计。在1989年7月21日当天的《广州日报》上能够看到李宁牌运动服装徵集商标设计的gg。这一gg同时还在多家媒体刊登，此举意在昭示天下：“李宁”来了! 在徵集稿中李宁挑选出了企业的logo，也就是沿用至今的李宁商标：松鼠尾巴。这是一个中学老师的设计方案。这个好像松鼠尾巴的图案，看上去像李宁姓氏的首写字母“l”，又有一种体操运动的平衡感，且显得轻快活泼，颇为符合一个运动品牌的形象。只有一点：它长得太像耐克的胖勾勾了，这成为此后李宁屡受嘲笑的一点。不过，在那时候，这个漂亮的图案足够通吃中国市场了。 这个gg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穫——李宁的信心。《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06年2月2日刊登的《李宁：商海中的“托马斯全旋”》一文介绍，公司“在刊出gg后的一个月里，先后收到了一万多份设计稿图。这些方案大部分来自工人、农民、军人等非专业人士，其中甚至包括类似红绿灯的简单图样，但是每个方案都配有非常详细的说明，都表达了对李宁的支持”。“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李宁说。 看到这上万份诚挚的稿件，他开始有底了。他隐隐感到意气风发，而又责任重大。 “自己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中国的奥运冠军能穿着自己的服装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这是李宁加盟健力宝时就怀抱的愿望，而现在，这个愿望更加清晰了：“我是因为激情做事。可能跟运动员时期的经歷有关系，一想就想大了，觉得应该做一个能代表中国的体育品牌。”李宁当时胸怀无限热情。 理想是理想主义型创业者们心中的动力之源。李宁的这个理想，使得李宁牌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体育的民族性产生了紧密的联繫。这种深埋在李宁内心的情感，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外化为成文的公司目标，也甚少在公司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及。但是它就像一只感觉敏锐而不知疲倦的野兽，悄然潜伏在公司性格中，在未来十几年里，每逢关键决策的时候就会爆发出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然后再悄然地退回原地。这种愿望最终支配了李宁公司的发展，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公司性格，使得李宁公司走上了和很多体育用品企业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商业和体育结合，相辅相成，又互相掣制的道路。相比之下，未来会和李宁公司成为竞争对手的企业，目标和方法都相对简单、直接得多。不过当时，这颗小小的种子还只是李宁本人心中不可言明的激动。在接下来对公司十几年的梳理中，我们会不断寻找，创始人的理想怎样支配着公司发展的各个节点，并最终给公司带来了哪些欢喜和忧愁。 ◆亚洲雄风震天吼 立一个成功的体育用品品牌，需要具备哪些因素?多少年来，世界上无数雄心勃勃的创业者都试图以亲身经歷来回答这个问题，而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答案有两个，一个安静地蜷伏在八十年前的德国小镇上，另一个则需要到四十多年前喧闹的美国西北部去寻觅。 阿迪达斯创始人阿迪，达斯勒( adi dassler)是德国中部小城市黑措根奥拉赫一个朴素的德国工人家庭的儿子，是当地足球队的一员。 二十岁时，这位个性稳重的面包店学徒在母亲的洗衣房里搭建起一个小作坊，一心要制造当时少有的主要用于运动的鞋。至于原料，则是他在漫长的自行车旅行中找到的废弃物和碎片，以及从一战结束后废弃的汽车轮胎和美军的汽油弹里找到的橡胶，他就此开始了自己的制鞋歷程。 那时是1920年。当阿迪创业时，父亲强烈反对，因为面包师是个有前途的职业，而当地鞋厂倒闭之快则令人咋舌。 四十多年之后，在美国，也有一个年轻人对运动用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就是菲尔，奈特(phil knight)，曾是美国俄勒冈大学的一英里跑运动员。1964年，已经大学毕业的奈特和他的大学田径教练鲍尔曼各拿出五百美元，买了一千双日本产的鞋子，拿到美国销售。这位当时已经在着名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会计师，不顾父亲的反对，利用工作之余的周末及假日到各个高中径赛队推销这种又轻、又便宜的鞋子，没有资金的他只能把库存的鞋子放在母亲的洗衣房内。随着生意的扩大，奈特和鲍尔曼逐步开始自行设计运动鞋，但是仍然採用日本品牌，走低价路线。到了1972年，奈特结束了已获得丰厚利润，同时代理权朝不保夕的代理生涯，正式设计出了“耐克”商标，此后才创办了耐克公司。 第59页 这两位最为着名的体育用品品牌的创始人在创业之初，不仅家里同样有着宽大的洗衣房，更重要的是同样孤独，同样面对众人的嘲笑、挑剔的消费者和黑暗中的摸索。除此之外，他们惟一拥有的就是对体育的热情。 耐克创立四十多年以后，在遥远的中国，另外一个运动员出身的小伙子李宁揣着同样的梦想，开始进入体育用品行业。他没有母亲的洗衣房和父亲的强烈反对。幸运的是，他有健力宝。在李宁公司创立初期，这家企业不仅给了李宁宽大的大班桌，更给李宁公司注人了一样最为宝贵的东西——体育营销基因。 1990年，幼小的“李宁”第一次要争夺的赛事，是即将在自家门前召开的亚运会。 这件事的重大意义直到今天都屡被提及。现在看来，这家体育用品公司在刚一诞生就踏上了自己的体育营销歷程，使它顺理成章地含有了体育营销的基因。“李宁”实际上和健力宝的诞生初期处于相似的情形：李宁服装厂生产线上的设备还没有安装就绪，北京亚运会的筹备就开始了。李宁公司没有钱做gg，亚运会就是最好的gg机会。 在体育贊助上，李经纬和李宁一拍即合，健力宝集团有着种种体育营销的成功经歷，它看重重大赛事带来的影响力。从这一点上看，在对体育营销的选择和理解上，新出生的“李宁”与阿迪达斯更为接近，而不像更侧重于民间体育营销的耐克。这种对重大赛事的参与、支持和商业运作的风格由健力宝开始，将一直延续在“李宁”的血液里。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在十八年之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与阿迪达斯争夺奥运贊助资格的是“李宁”，而非当时销售额排名世界第一的耐克。 “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这首亚运会的主题歌《亚洲雄风》，李宁本人偶尔也会不自觉地哼唱起来。不仅李宁，当时全国人民几乎都熟悉这个旋律。这是一个特殊歷史背景下的体育赛事，凝聚了全国人民的民族热情和自豪感。 和李经纬曾经交往甚密的着名策划人王志纲在2006年11月23日举办的“佛山财富精英论坛”上发表的演讲中提及了这段歷史：“1990年，我作为健力宝集团的总顾问，与当时的老闆李经纬、体操王子李宁到北京去，北京市的常务副市长张百发亲自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把我们迎接进去，规格很高。这时北京正在筹备亚运会。粤商的代表李经纬代表广东人民，拿出上千万元来支持北京举办亚运会，正是这个举动，让张百发感动得热泪盈眶，几乎毫不犹豫地满足了健力宝提出的三大要求：第一，在天安门前放一只健力宝的充气罐作为gg，这在中国歷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二，希望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在天安门接见以李经纬同志为代表的贊助亚运会的企业家;第三，给刚冒出头的李宁牌服装冠名权，在整个中国的火炬长跑上做标识，进行gg宣传，并要求中央电视台连续跟踪报导。” 具体到操作层面，据《李宁：从一百零六块金牌到十六亿身价》描述：“亚运会火炬接力处对买断亚运会火炬接力开出了三百万美元的高价，无论是‘李宁’还是健力宝根本承受不了。这时，李宁本人的公关能力及名人效应再次发挥作用，他调动国家体委的老关系，并用一种爱国情绪感染了火炬接力处的领导：如果火炬接力的承办权落到外国公司的手里，那将是十二亿中国人的耻辱。经过一番谈判，最终，亚运会火炬接力传递活动由健力宝主办，费用只要二百五十万元人民币。“于是，就有了那么一个歷史性的时刻：1990年8月，在世界屋嵴青藏高原，李宁作为运动员代表，身穿雪白的“李宁”运动服，从藏族姑娘达娃央宗手里接过了亚运圣火火种。取圣火这种形式当时在国内非常少有，这个带给人神圣感的时刻通过电视定格在了全国观众的心中。” 至今，很多人都能回忆起当年在世界屋嵴上那雪白与神圣的一幕。整个亚运圣火的传递过程，有两亿人直接参与，二十五亿中外观众从新闻媒体知道了健力宝和“李宁”。火炬传递到天安门，通过中央电视台，全国人民都发现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上穿的都是国产李宁服装。 此次gg一举成功。王志纲回忆道：“亚运会结束以后，一颗新星升起来，健力宝最红火的时代到来了!李宁服装一夜之间在中国风行! 坦率地说，李宁服装的质量、款式都不是最好的，但健力宝慷慨贊助亚运会的爱国举动让全国上下对之刮目相看。” 实际上，1990年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随后的经济发展奇蹟有着很强的关联，“李宁”分享了这些奇蹟。随着亚运会的召开，“李宁”成了着名品牌。这一刻，李宁牌真正横空出世。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市场一直是一个需大于供的市场。 体育用品行业尚未成形，打造品牌的观念更是鲜有，市场上产品质量不稳定，当时的康威是国内体育用品一枝独秀的品牌。宽广的市场机会，决定了一个新的强势的品牌很容易在当时空白的市场上获得消费者的好感。“李宁”正是那个好感获得者。 亚运会结束以后，李宁服装一夜之间在中国风行。亚运会闭幕的当月，刚刚成立的“李宁”就收到了价值一千五百万元的订货单。 当获知良好的品牌效应时，神经已经紧张到极点的李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这个夏天，成了李宁商业故事的真正开始。 此时距离李宁汉城奥运会失利，仅仅两年。 第21章 郭台铭：“我的领域没有竞争对手! 【郭台铭小传】 领导富士康集团成为全球代工之王的郭台铭，是第一批到大陆投资的台商。 不断在娱乐圈曝光，传出一些绯闻的郭台铭，却很少在企业界的聚会公开出头露面。他需要舞台表演，但不愿意把做企业的秘诀透露出来，又不愿意说假话，因此索性躲开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企业家讲坛。 但无论如何，郭台铭所统帅的富士康在三十年内成长为万亿级企业，他做企业的理念和方法，是值得大陆每一个企业认真研究借鑑的。 郭台铭在台湾属于外省人的后代。父亲是山西晋城人，母亲是山东烟臺人，随国民党到台湾后生活极不安定，全家六口人的生活全靠做警察的父亲一人承担。 1974年海专毕业从部队退役后，郭台铭在码头上做了一个白领，负责排船期的业务，经常有人请吃饭，也非常风光。但他铁心自己创业，在接到一个塑料电子元器件的订单后，创办“鸿海”，开始创业，资金是母亲给的七万五千元。但公司办得并不顺利，一年后合作伙伴撤资，由郭台铭一人苦撑。 1976年，郭台铭赚到第一桶金，手里有了五十万元，他准备到日本去买模具设备。但有人却动员他去买地皮或者买原料囤积赚钱。他还是去买了模具设备，但模具工厂一直亏损，而那块地皮和原材料却涨了几倍的价格。不过郭台铭没有后悔，他认为，如果一旦做了房地产，可能就永远回不到制造业了。因此，他埋头二十年，打造模具能力，现在的模具工厂拥有六万员工。 第60页 1985年，郭台铭召开了一次为期五天的战略研讨会，全力进入电脑连接器领域。为了打开美国市场，他亲自长驻美国做销售，与美国ibm、苹果等电脑大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繫。 郭台铭的转折始自1988年。此前，他在台湾名不见经传，工厂几百人，年销售收入亿元台币左右。在土地、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这年10月，郭台铭毅然决定到大陆深圳投资，此时，台湾当局虽然开放了人员回大陆探亲，但投资并没有开放。郭台铭是第一批到大陆投资的台商。 初建的“海洋厂”员工一百五十人，租用一栋厂房，郭台铭向员工训话：“这里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厂。”没有员工相信，私底下说他吹牛。 1990年，凭藉在大陆投资的成功，郭台铭的“鸿海”崭露头角，规模有了几倍增长，成功在台湾上市，成为台湾第一、亚洲第六的电脑连接器公司。 1996年，郭台铭又转入另一个新产品电脑机壳，接到订单，即到深圳龙华看地，当时的龙华是一片荒野，他站在高处喊：“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啦!”边建厂，边生产，边出货。 从做机壳开始，人们就猜测富士康的机壳里到底装着什么东西。 到2000年，郭台铭终于打开自己的机箱，里面已经装得满满当当，他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脑制造商。从电脑开始，郭台铭又进入手机领域，诺基亚、摩托罗拉两个手机巨头都成为他的代工客户。到2004年，富士康不仅早已是台湾第一科技制造企业，而且代替伟创力成为全球代工大王。 从一只连接器开始，郭台铭进入电脑、手机、游戏机、dvd、数位相机、程控交换机、网络设备等3c领域，这些领域的全球数一数二的前三位企业巨头，都是富士康的代工客户。除手机之外，富士康所涉及的产品每一个都超过全球市场的35%的市场占有率。郭台铭豪迈地说：“我的领域没有竞争对手!” 近几年，富士康又进入汽车、渠道、数字内容新3c领域，郭台铭认为，汽车就是一台移动的电脑。 1996年起，富士康每年都保持50%以上高速增长，2006年，富士康年销售收入超过六千亿元人民币，2007年员工人数达到七十多万，2008年年销售收入即有望跨过一万亿人民币大关。 郭台铭说：“富士康是一个飢饿的巨人，永远不会撑得打饱嗝。” 2008年4月郭台铭宣布退休，在幕后下指导棋。7月23日，郭台铭与曾馨莹订婚，订婚宴上宣布，将捐出四百多亿人民币的九成个人名下财产作为公益之用。创下仅次于华人首富、香港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的最高个人捐款纪录。 郭台铭说，“失败是最好的老师”，但他似乎没有失败的纪录;郭台铭说，“成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他却一直成功。 如果，一个企业年销售收入一万亿元，会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又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这家企业的掌门人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2006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的合计年营销售收入刚刚突破一万亿元。 2007年，中国企业销售收入超过一万亿元的有三家，中石化、中石油和中国电力。依销售收入排名，排名前十位的中国企业全部是资源性国家垄断企业，没有一家制造企业。 中国有年销售额达到一万亿的制造企业吗?现在还没有，但2008年可能会有一家企业突破一万亿元的销售收入，这家企业就是深圳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它的掌门人叫郭台铭。 2005年，富士康进入世界500强，排第347位;2006年，以283. 50亿美元列第206位;2007年，以405. 96亿美元列第154位;2008年，以518. 28亿美元列第132位。 实际上，世界500强列出的年销售额只是鸿海精密一家在台上市公司的销售额，富士康科技辖下还有群创、鸿准、广宇、建汉、富士康国际等关联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2006年，包括关联企业在内，富士康科技集团的总销售收入超过五千亿元人民币。近年来，富土康年销售收入最少保持30%以上的增长速度，2008年会接近一万亿元。 虽然，富士康在国际上名声鹊起，但在大陆还是一家神秘的企业。 ◆阿里山神木 过去的三十年，是风云际会、英杰辈出的年代。1975年，比尔，盖茨创办微软创业，同年，名为alfair 8800全球第一台个人电脑问世。 再过了一年，1976年，贾伯斯和沃兹尼克在车库里鼓捣出电脑，苹果公司成立。接下来，ibm推出第一台个人电脑，英特尔退出dram市场，专注于cpu。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一下贾伯斯。1955年2月24日，他生于旧金山，1972年，进入波特兰大的里德学院，第二年被勒令退学，只身去印度参禅修行。1974年，返回美国，并加入“家酿”俱乐部。不久在阿泰利找到工作。1976年4月1日，和沃兹尼克在养父的车库里，创立苹果，在精英群集的硅谷名扬四海。 1974年，在太平洋的对岸台湾，也诞生了一家企业：“鸿海”。 二十四岁的郭台铭在部队服完役，正要开始做事，寻找机会。他没有什么背景，父亲是从大陆到台湾的，在台北做警察，作为第一代外省人，生活极不安定，也颇为艰难。郭台铭兄弟姐妹四个，全家六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一人承担。郭台铭从小头脑聪明，能吃苦，并有组织才能，点子多，说话有煽动性，是孩子王，被同伴们戏称“锅盖”。很小的时候，郭台铭就带着弟妹们半工半读，每年寒暑假都去打工，赚取下学年的学费。因此，他也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只是毕业于海事专科学校。 因此，郭台铭用母亲给的相当于七万五千元人民币创办的“鸿海塑胶企业有限公司”跟硅谷的精英们所做的事情也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当有人问“鸿海”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一米八大个的郭台铭响亮地说，“‘鸿’在天，‘海’在地，‘鸿海’就是一家要做天地间生意的公司!” 不承想公司开得并不顺利，经营非常困难，第二年，合伙的朋友决定撤资不干了。郭台铭又向岳父借了十七万五千元，硬是把工厂顶了下来。公司也重新登记更名为“鸿海工业有限公司”。创业初期，每月出货的塑料成品加工值约一万元，全年营业额十二万五千元，当时的十五名员工就挤在租来的八十三平方米的厂房里工作。就像现在深圳出租屋里的那些遍地都是的小家庭作坊，并且还是最差的。特别是经歷了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原料大幅度上扬，景气下降，经营困难，公司处于极不稳定之中。 不过，这个时候郭台铭却找人设计了自己的英文签名，反覆苦练。 他说：“将来我的英文签名会很值钱。” 的确，郭台铭做企业确实与别人不同。他虽然气魄很大，但做事却极有耐心。他说：“关键是做对的事，不做错的事。”而早年他做的三件事并不被人理解： 第一，走人制造业。 郭台铭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生活和道路。创业之前，郭台铭就职于前三大的船务公司復兴航运，在当时有“台湾华尔街”之称的馆前路上班，担任排期及押汇工作，每天穿衬衫打领带，也就是今天的“白领”。 第61页 当时正赶上美国对台湾的纺织品实行配额管理，下一年的配额要从前一年的输出量来决定，而输出的额度就要看船期的安排，船期越多，意味着明年的生意越大。因此，当时的航运公司紧抓着许多纺织公司的命脉。郭台铭的工作就是负责船期的规划，是一个很吃香的差使，几乎每天中午都有人请他吃饭。 郭台铭没有流连于这种风光的生活中，而是选择自己创业。按理说，有了航运公司一年的经验，郭台铭应该深知海外贸易一转手就可以赚钱的奥妙，即使是去创业，也应该进入自己熟悉的外贸行业。但是，郭台铭在贸易之中看到的是后面的东西：几乎所有的贸易产品，不是工业品，就是农产品。生产才是根本，才能带动服务业。因此，他才决心去开工厂，一头扎进了制造业。 第二，深潜模具行业。 1976年，鸿海迁到板桥厂，主要从事“电视机用高压阳极帽组件”的加工制造。当时黑白电视还是主流，鸿海生产零件用的主要模具，大都是“委外”。所以。郭台铭为了准时交货，常跑到三重堤防旁大大小小的模具工厂，拜託模具师傅帮他赶工。郭台铭发现，模具行业一直实行的师徒制存在相当大的问题：景气好了，人们就自己开业，人才流动既快，质量又不稳定，小厂林立，每个人都想当老闆，而不是技术深厚的模具师。鸿海未来要成长，绝不能依赖这些人。因为，产品的开发和加工速度攥在模具师的手里，质量也攥在他们手里。不但交货没有把握，而且产品质量没有保证。特别是如果要接一些大厂的产品，结构复杂，精密性要求高，做不好模具是不行的。 “天下没有完美的办法，但有更好的办法。”郭台铭不但有洞察力，洞悉要害所在，而且善于行动，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1977年，鸿海的资本额增加到五十万元，他准备投资模具机器，盖一间属于自己的模具厂。 正当郭台铭筹集资金建模具厂的时候，一个土地掮客找上门来，向他兜售一块地。那是一块在土城永福宫后面的土地，一平方米才卖二百九十元人民币。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台湾土地开始进入狂飙的年代。如果抓住这次机遇，郭台铭有可能进入房地产业。 另外，当时制造业开始起飞，原料也很缺货，有的工厂老闆干脆拿钱买原料，囤积起来牟利。 这时郭台铭开始犹豫，到底要把这第一笔钱去盖模具厂?买土地? 还是买原料来囤积?如果从赚钱快和钱多的角度去想，买土地和囤积原料，都好于盖模具厂。为此，郭台铭曾经迷惑了三天。 “当我以一个工业经营者的心态做出决定时，就开始看得比较长远，想把公司的基础打好。”郭台铭阐释经营者的心态和理念，直接决定了企业的成长模式。 因此郭台铭最后还是决定把第一笔资金投入打造自己的塑料模具厂。然而，不到半年时间，永福宫后的那块地涨了三倍，而原物料也大幅上扬。“反而是自己的塑料模具厂才刚刚开始建立，设备是新的，工作人员也是新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机器装不起来，大家都相对无言。”郭台铭说。 有人可能说，郭台铭完全应该先抓紧住买土地的机遇，先大赚一把，然后再回来建工厂。 其实，在制造业的人都清楚，如果当时郭台铭一犹豫，去买了土地，就再也不可能回到制造业来了，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富土康。 对此郭台铭认为，当一个创业者，要在二三年内做出重大投资决定后，不去理会土地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的变化，如果没有一股埋头向前的冲劲，心理必会产生不平衡。“一个企业的创业者，一定要具备不受外界干扰的傻劲。” 第三，做电脑连接器。 1980年，郭台铭预言个人电脑时代即将到来，他必须进入这个最有成长性的领域。当时选择连接器，理由之一是鸿海具有40%到60%的相同技术。1985年鸿海召开了一次五天的闭门战略会议，决定全力转入电脑连接器。 现在，如果打开电脑，看到主机板上密密麻麻的连接器，你会认识到郭台铭当年的决策是多么正确，富士康今天的成功，就是从这只小小的连接器开始的。正是连接器的连接，多年后郭台铭与那些太平洋彼岸的改变世界面貌的it精英最终走到了一起。 这是一代绝顶聪明人的相聚，虽然相隔千里万里，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大个的郭台铭在东方世界的一隅，面壁十年，从普通的塑胶加工开始，通过一个小小的连接器，把他与那些it精英们联结到了一起。 这种天缘际会似乎是一种神明的指引。因此，郭台铭才说：“阿里山上的神木之所以大，四千年前种子掉到土里时就决定了，绝不是四千年后才知道。”这句话充满了禅味。 “禅”是佛说给聪明人的关于世界秘密的悄悄话，通“禅”的人，心灵与佛靠得最近。而要通“禅”，靠近佛，就要心无杂念，用心来体会世界。 当年在大学里不安分读书被勒令退学的贾伯斯，离开繁华的美国都市，到印度静谧的寺庙参禅修行两年，下山后，凭着一份灵感在车库里制造出电脑，苹果公司曾经是数一数二的电脑公司。 现在，郭台铭和贾伯斯是紧密的合作伙伴。苹果的ipod和iphone，都由富土康制造。 ◆成吉思汗会赢，赢在方向 1987年11月2日起，台湾当局开放部分台湾居民回大陆探亲。 一批批台湾居民通过香港走过罗湖桥与久别的大陆亲人相聚。随之，一些台湾商人试水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的深圳投资。1988年10月，一个名为深圳海洋精密电脑接插件厂的合资企业在深圳西乡崩山脚下成立。 大个子总裁郭台铭站在一百五十位新员工面前训话：“我们要做全球最大的企业!”下面有员工禁不住偷笑：“这个人真能吹牛。”就凭这一栋厂房，百十号人?没有人相信。 海洋厂首批一百五十名员工从广东澄海、潮州、丰顺招募到深圳。 一栋五层厂房是租来的，一楼是仓库和外厅，二楼开始空着，三楼办公，四楼生产线，五楼是宿舍。一百多位女工睡一个大通铺，隔壁的男生也是一个大通铺。深圳夏天炎热，虽然有风扇，吹的也是热风，热得睡不着，有人就跑到地板上睡，说是很凉快，大家就都睡到了地板上。一个夏天就是在地板上度过的。一年后宿舍盖起来了，大家搬到宿舍里住，就要分开了，还有些恋恋不捨。 深圳一下子起了很多工厂，电力供应不上，经常停电，又不事先通知。电一停，大家就找个地方休息，电来了再上生产线，经常是夜间十二点来了电，大家也爬起来回车间工作。如此，睡觉都不踏实。 停水是一件痛苦的事。有时餐厅洗碗的水都没有，就用纸擦一下饭盒。下班以后大家就端着脸盆，提着水桶到一公里外的村子里去找水。在村民们的水井旁刷牙、洗脸、洗衣服，完了再把一脸盆水端回来。 有人回忆，当时为了开拓市场业务，他们就住到深圳的宾馆，不时到前台询问，有没有我的传真，藉机翻阅台上的传真，一天翻几次，有时就站在传真机旁边，来一份看一份。看到有用的客户，记下单位、姓名、房问号，然后上门推销。 第62页 郭台铭为什么最早投资布局大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台湾基本工资已超过每月约两千五百元人民币，而内地的作业员则是每月五百元人民币，两者相差约五倍左右。特别是，在台湾有钱也请不到人，而内地工厂的门外，随时可见打工仔、打工妹排队找工作，而且这些人年轻手巧目明。 另一个问题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起飞，台湾土地价格节节上扬。反观内地土地广大，要多少有多少，就怕没人利用。各地政府为积极招商，除了提供服务，为厂商铺路整地，优惠政策从“二免三减半” 放宽至“五免五减半”，也就是前五年不用交税，后五年的税只要一半，而且如果厂商继续投资，还可以继续享受优惠。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建设开发热火朝天。 投资大陆，富士康得以快速发展。 1986年到1990年，鸿海从一亿三千万元人民币成长到了四亿四千万元人民币，五年内成长了三倍。1991年6月18日，鸿海挂牌上市时，已是一个台湾第一、亚洲第六的连接器公司。 在富士康登陆大陆前，大众、台达电、神达等企业都比鸿海大出几倍，郭台铭一一将他们很快甩在了身后。2001年富士康销售额达到360亿元人民币，首度坐上台湾第一大民营制造业的宝座。 2003年，鸿海从578.8亿元人民币一下子成长到911.3亿元人民币，最先创下台湾公司一年成长250亿元人民币的纪录。而后2004年第一季度，一个季度鸿海就成长了250亿元人民币。此前，郭台铭就放出豪言：“我每年都在创造一个全台湾前五十大的企业。”而此时，郭台铭一年成长一千多亿，每年都创造一个全台湾前十大的企业。 2004年，富士康超越伟创力，坐上全球代工大王宝座。 2005年起，富士康跻身世界五百强，排名一路跃升，挤入前一百名已在眼前。 郭台铭在大陆的气魄从深圳龙华园区就能看出。 1995年11月，富士康从康柏手里接下电脑机壳的订单，12月即到深圳选址。当时的龙华还是一片荒草没人的荒野。郭台铭站在一个高处一挥手，大声说：“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啦!” 1996年2月1日，富士康龙华基地破土动工。边建厂边生产边出货，从此，富士康走上每年最少成长50%，有的年份增长100%的高速发展之路。 “看千年，看西安，千年古都;看百年，看北京，百年古城;看十年，看深圳，十年变化;看一年，看龙华，富士康速度。”富士康员工的一句话，表达了富士康快速成长的发展。 1998年进厂的熊焰见证了龙华工业园的成长。他说，刚进厂时，a、b两区各建成两栋厂房，春节摸奖是在b2栋前的一块空地上，第二年那块空地就建成了厂房。以前住在b区，走路只需十分钟，后来搬到e区，上班走路半个小时，再后来搬到g区，走路一个小时。现在龙华已经建园中园，园区内已经通大巴车几年，员工要坐大巴车上班。 龙华工业园已经不能容纳富士康的快速发展，2007年又在观澜建成新工业园，人员一下子就进入九万人，这些员工只是为一个客户的北美市场制造手机。2007年底，富士康在深圳的员工人数达到三十七万人。 从深圳出发，富士康的版图已经扩张到全世界，在国内的山东烟臺、山西太原和晋城、江苏崑山和淮阴、湖北武汉、河北廊坊、浙江杭州、辽宁渖阳和营口、北京、上海、四川、湖南、广西、内蒙建立了工业园区。 在全球布局，日本、美国、英国、芬兰、捷克、巴西、越南、俄罗斯等国家建立了生产和研发基地。 富士康全球员工超过七十万人。 郭台铭也就有了商界的成吉思汗的称谓。 2007年9月，郭台铭在第四次中国网商大会上演讲，这也是第一次在大陆企业界公开亮相演讲。讲到富士康的成功之道，他说，富士康赢在策略。策略是什么?策略就是方向、时机、程度。南辕北辙就是方向不对，车再好马再壮，车夫再强，但永远不能达到目标。 现在到内蒙问成吉思汗的后人们，成吉思汗是如何打到欧洲去的? 他们说看太阳往哪里下山，成吉思汗就往哪里打：冬天往西边靠南打，因为北边俄罗斯大地雪灾厉害;夏天往西边靠北打，因为南边沙漠地区酷热难耐。就这样，“上帝之鞭”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的蒙古骑兵可以一直往西横扫，直捣欧洲心脏，几乎把当时已知世界的百分之八十土地纳入帝国版图，开创了人类歷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 成吉思汗会赢，是赢在方向，赢在策略。 同样是进攻俄罗斯，成吉思汗会成功，拿破崙和希特勒就只能失败，因为后者都拖到天气恶劣的冬天去与不畏酷寒的对手决战，显然时机不对;同时也反映他们对敌情资料研究程度不够，投入战争的准备程度不够。所以，全球化竞争(战争)即使方向对了，但若时机不对，程度不够，照样导致策略上的失败。 投资大陆，富士康在方向、时机、程度上都对了，把握好了。大陆改革开放的发展环境、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以及大陆丰沛的劳动力资源，都成为郭台铭称霸世界的舞台。他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独创cmm模式 郭台铭曾对公司长期经营方向，提出三个目标：第一，不做品牌，而是有制造品牌的低成本、高效率的“3c产品制造公司”;第二，机械零组件为根、电子组件为本、材料知识为基础的“cmm机电整合制造公司”;第三，业绩每年成长30%，利润每年成长30%，速度每年加快30%为努力目标，且为“科技应用在传统制造能力的科技制造公司”。 第一点是“方向”;第二点是“方法”;第三点是“结果”。“方法”最关键。 那么什么是“cmm”呢?它是郭台铭创立的富士康独特制造模式，体现了郭台铭对制造业和科技的深刻理解。 在郭台铭看来，科技并不一定是要开发单一特殊先进功能的产品，制造过程中的模具、冲压、挤出、热处理、材料等都需要科技的提升。 “c”指的是零组件(ponent)。郭台铭把“c”比作整个产业大树的“根”。在pc产业之中，但凡电路板、内存、光碟机、显卡、电源供应器、中央处理器cpu、连接器、机壳等等，都可以被归类为“零组件”，像有些零组件具有取代性低的关键地位，也被称为“关键零组件”。在这种产业链里，连接器就是一颗“种子”，向上发芽之前，首先向下生根。因此强大的模具能力成为富士康最深的根基。连接器等关键元器件向下扎根的还有材料科技，电子产品的小、微、精、薄以及强大功能的要求，在散热、传导、节能、环保等方面需要新材料，纳米、镁合金等新材料、新技术由此得到开发。特殊功能的新材料让电子元器件体积变小，但传导、传输功能强大，散热、节能等功能更佳，而这些技术让富士康的“关键零组件”成为高科技产品，增强了市场的竞争力。诚如郭台铭所说，“材料知识是我们的基础”。 第63页 第一个“m”指的是“模块”( module)。富士康在掌握了连接器、机壳等“关键零组件”之后，向上聚合，进入“模块”化制造的阶段。所谓“模块”，其实就是一定规格化的产品整合状态。成百上千散乱的电子元器件，由导线相互连接，从而发挥出各自的功能，最后形成电子产品的整体功能。在电子产品中，这些元器件的组合是不能散乱的，需要进行整合，将一些相关的元器件科学地排列组合形成最佳排列，成千上百的元器件组合在一起，一部电脑由几大件组合起来。但是“模块”和“组装”不同，因为“组装”只是零件的结合，“模块化”却有着“整合”的涵义。 良好的“模块化”，各元器件之间可以相互作用配合，不但形成最佳排列，而且功能最佳，还可以降低总组件的使用数量、进一步节省成本及生产效率。比如说“准系统”就是一种供组装前的模块化产品，许多电子零件也都有模块化的制造过程，像电池模块、散热模块、内存模块等。 第二个“m”是移动、复制( move)。从“关键零组件”到“模块化”，进而就制造出完整的电子产品。这个过程的零件、技术、设备、经验、员工等可以迅速的转移、转化到生产另一种电子产品。从电脑到手机，到消费电子，甚至到汽车，大体上是相通的。手机、ipod、游戏机，实际上都是特殊功能的电脑，从正在发展的汽车电子方面来说，汽车也是一部大的电脑。在未来“光、机、电”产品整合的趋势之下，cmm代表的是零件、模块、系统的整合模式，也对光机电产品相当有利。正是这种转化，让富士康不停地进入新领域，开发新产品，迎来新客户，缔造新产业。在富士康的产业树冠上，结出电脑、手机、ipod、mp4、游戏机、照相机、电视机、dvd、程控电话机等一系列产品之果，可谓根深叶茂，蓬蓬勃勃。 近年，富士康又在“cmm”的头尾加上了“e”和“s”，成为“ecmms”。e指的是“信息流”，利用网际网路技术，让从设计、生产到出货更加精确快速;而“s”指的是“服务”( servce)，主要是指“共同设计”。 如此，速度、品质、成本、科技、服务、资源的六大竞争力都能从ecmms找到源泉。ecmms模式为富士康的产业扩张发挥出无人能敌的效能。 效能之一：上下游互动。模具、连接器、机壳、准系统，技术、制造、产品的一步步提升，让产品在一条产业链上不断地结出果实，上游推动产业向下游快速前进;每一种新产品推出，又都带动上游产业的进一步提升。这种上下游产业的互动，既体现了产业专注的优点，又爆发出多元化的扩张能力，有效地解决了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矛盾。这种互动促进让富士康所涉及的产品都达到35%以上全球市场占有率。 效能之二：资源共用。许多人惊嘆，富士康产品的报价为什么这么低，甚至低出30%以上。从ecmms资源共享中，可以窥探到其成本降低的奥妙。塑料、钢材、电容、电阻、线缆等原材料的採购，可以一併进行，合在一起，数额巨大，向供应商出的价格就最低。 效能之三：平衡利润。ecmms不但能够降低成本，还能够提高利润率。首先，ecmms产生的强大制造能力，让富士康能迅速地推出新产品，提升产量，在产品最能赚钱的时候，最大化的量产。其次，产品进入微利时期之后，由于富士康能够完成完整产品的制造组装，把降低成本的各个环节都控制在了自己手里，这个元器件不挣钱，另一个元器件能够挣钱;这道工序不挣钱，另一道工序却能够挣钱，总能平衡出利润。再次，多种产品在线生产，这个产品可能是为维持设备产能的正常运转，利润不是太多，但是另一些产品却是高回报产品，也能做到利润的平衡。最后，富士康只是负责供应链中的产品制造一个环节，没有产品、市场推广的费用，降低成本是小事，降低风险却是大事。 效能之四：赢得客户。ecmms创造的多元化产品能让客户有更多的选择，强大规模也能让客户一次性购足。精简供应商是目前一种大趋势，其他供应商和订单的减少，就意味着富士康订单的增加。因为富士康能够提供的选择太多，富士康还可能随着订单的增加，不断提出更优惠的价格和条件，对客户的吸引力更大，谁又能放弃这样条件优惠、实力强大的客户呢?如此，富士康不做品牌，但苹果的“iphone”手机和ipod音乐播唱机、惠普和戴尔电脑、索尼和任天堂的游戏机、思科和华为的通信网络设备、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手机，这些世界最着名的品牌产品，都是富士康制造。 2004年起，富士康已经成为全球代工大王，有人预测，2008年富士康包括关联企业在内的销售收入会接近一万亿元人民币。 如此令人咋舌的产业规模和能力，是从一个小小的连接器开始的。 1996年，凭藉强大的模具能力生产不起眼的电脑机壳，使其成为一个大产业。此后，富士康提供给品牌商的电脑机壳中不断地增加内容，音效卡、显卡、马达、风扇、内存，等等。当富士康数百条smt主机板生产线显露在人们面前时，它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脑制造商，并且零件的自制率高达70%以上，除了英特尔的cpu之外，富士康差不多能够生产电脑中的所有零件。2004年起，液晶显示器也成为富士康的一个重要产业。从电脑，富士康又将这种强大的制造能力拷贝到手机、通信、游戏机、mp3、数位相机、彩电、dvd等消费电子领域。电脑、通信、消费电子被称为3c产业，近年来，富士康又相继进入销售渠道、汽车和数字内容产业，从3c跨入到6c产业。 多年来，富士康埋头制造业，低调务实，尽量深潜，当一个产品被曝光时，就差不多是这个产业的领袖了。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有句名言：“做乌龟的要知道别把兔子吵醒。” 在3c产业，手机之外，富士康所进入的产品市场占有率都在全球的35%以上。连接器、机壳等产品占有率高达60%以上。手机市场庞大，成长率高，是目前富士康提升最快的产业。仅2007年，为一个客户就不但建成深圳观澜九万人的制造基地，还在越南建成三万人的基地，预计二十万人的河北廊坊手机及零配件制造基地也初具规模。富士康总裁郭台铭说：“我的领域没有竞争对手。” 第三篇 新世纪记忆 第22章 唐骏：我是盛大与华尔街之间的桥樑 【唐骏小传】 唐骏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身价最高的职业经理人。 1980年，因高考语文一分之差，十八岁的唐骏错失了进復旦的机会，而被“第五志愿”北京邮电学院招去。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与苦闷之后，大四时浪漫大胆的校园爱情，他不仅抱得美人归，而且发愤图强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当年的公派留学研究生资格。 1990年，在日本名古屋大学留学五年博士毕业后，他继续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博士后。在此期间，他发明了风行一时的卡拉ok计分器、街头婚姻配对机和鼎鼎大名的“大头贴”。其中前者被三星公司以八万美元买断专利，唐骏因此获得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桶金。 第64页 此后他先后在洛杉矶创办了“双鹰软体公司”、“好莱坞影业娱乐公司”和“美国第一移民律师事务所”。第一家公司为日本某游戏公司提供外包软体服务，尚属唐骏的正业。后两者则近似于“皮包公司”，其主要业绩是经营“中国艺术家访美演出”和为华人办理赴美签证。因此，尽管已成百万美元身家的小富翁的他，依然不满于公司无法做大，难以进入美国主流商业社会的现状。 1994年底，唐骏将三家公司或送或卖，以一名普通程式设计师的身份加入了微软。在微软，唐骏似乎一下找到了成功的“感觉”。八个月之后，他因为提出windows多语言版本开发系统的建议，成功升任windowsnt开发部门的高级经理。1997年，他又被微软总部派往上海筹建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即上海微软)。1999年11月，该中心升格为微软亚洲技术支持中心。2001年10月，在apec峰会期间，比尔，盖茨亲自宣布将亚洲技术中心升级为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一直担任总经理的唐骏，成功领导上海微软完成了“三级跳”。他本人也因为管理和业绩上的出色表现，两次获得微软公司的最高荣誉“比尔，盖茨总裁杰出奖”。这一纪录在微软公司内迄今无人打破。 2002年3月，唐骏在北京高调出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业界评价其为微软中国公司自成立以来权限最大的一届总裁。 2004年2月，在原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陈永正“空降”成为微软大中华区总裁后，因为管理架构上的分歧，唐骏离开供职十年之久的微软，在盛大创始人兼董事长陈天桥的力邀下加盟盛大公司任总裁。这一次跳槽，微软给予唐骏的待遇是以“微软中国终身名誉总裁”的身份“光荣退休”，这也创造了微软公司的歷史纪录。 在盛大期间，唐骏最为人所称道的成就是，成功率领盛大于纳斯达克上市，并在其后两次赴华尔街路演，创造了盛大被国际主流资本市场高度认可的“奇蹟”。 2008年4月，唐骏离开盛大，加盟陈发树为董事长的新华都集团，任新华都集团ceo兼总裁。他同时留任盛大董事，并成为陈天桥的顾问，仍可以参与盛大的重大决策过程;据媒体估算，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唐骏，其薪酬从微软中国总裁的每年一千万元人民币，飙升到盛大时超过四亿元的期权收入进帐，及加盟新华都时更一举获得十亿元的“天价转会费”，已成为中国职业经理人中名副其实的身价最高者。除去身价的提升，唐骏成功完成从跨国公司高管到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的转型，更是中国三十年经济史上的罕见案例。 ◆逆势上市 2004年2月，在一片怀疑声中，我以“微软中国终身名誉总裁”身份从微软“光荣退休”，同时走马上任盛大公司总裁。我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后来被称之为我在盛大的“三大战役”(另两大战役是收购新浪、免费网游)之首——赴纳斯达克上市。 由于事后盛大成功登陆纳斯达克的结果，在外人看来，此次全球路演的过程不过是一路高歌的凯旋行进而已。可只有实际参与者知晓当时情势的兇险。 盛大是中国网络概念股第二批上市的第一家，也是中国乃至全球第一家上市的网路游戏企业。全世界的投资者对盛大的盈利模式要么根本不了解，要么心存怀疑。当时全球股市的大环境却又偏偏糟糕之至，尤其是纳斯达克的几家中国网络概念股普遍表现糟糕，严重影响投资者的信心。盛大能否逆势上市，连具体负责我们股票发行事宜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都捏着一把汗。 2004年4月26日至5月12日，我率领着盛大团队，和高盛公司的团队一起在全球进行上市前的大规模路演活动，游说全世界的投资人购买盛大的股票。十八天时间，我们转战三个大洲，十六座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城市，从香港到新加坡，再到伦敦、法兰克福、汉堡，最后杀至美国。 甚至就在全球路演启动的前一天，陈天桥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中依然显得忧心忡忡：“此次上市天时地利人和都有问题，业务上遇到外部的政策和社会压力，……团队又证明对上市没有经验，大势开始走下坡路……” 路演的第一站来到香港。高盛公司突然发现，由于我们的财务文件中没有及时报告一个与韩国actoz公司最新和解的信件(actoz是韩国一家着名的网路游戏公司，盛大正是从actoz公司获取了盛极一时的《传奇2》网路游戏的中国运营权而迅速做大，但2003年以来两家公司一直纠纷不断)，整个财务报表需要重头再做一遍。路演团队为此熬了一个通宵，原定的第一天路演活动也临时取消。 第二天早晨，我凌晨四点就醒过来再无睡意。 ◆全球路演 什么是路演?在这新经济的今天，路演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时髦的词。其实，用简单通俗的一句话来解释，就是去每一家投资基金卖股票。我们都是销售员、兜售者、上门游说的小商贩。只不过因为我们兜售的是股票，所以大家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路演。 对我这个领头者来说，路演就意味着每天几场甚至十几场的演讲，以及不停地回答不同投资者内容近乎雷同的问题：“我为什么要相信你?”“我为什么要买你的股票?”另外，不少投资者听说我不久前还是微软中国的总裁时，显得十分惊讶，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微软到盛大。看来，很多人对我跳槽来盛大，觉得并不是那么物有所值。 每天到了当日活动的后半段，我都感到累得不想再说话。好在我的演讲和往日一样很有吸引力，每次都能把现场气氛调节得很好。一次演讲结束，软银中国区总裁阎炎(软银是盛大的战略投资者，他是软银里最挑剔的人)正好也在场，他给我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对我的演讲非常满意。 4月30日，我们的飞机在飞行了十三个半小时之后，于早晨六点抵达伦敦。刚下飞机时，每个人都显出极端的疲态，以至于前来接机的高盛伦敦公司的人说：“路演是多高尚多时髦的事啊，但看看你们的样子，一个一个无精打采，行李又那么多，简直像群难民。”在英国航空公司的头等贵宾室，我们洗漱完毕，换上西装，立刻上路开始了伦敦路演。 在去见当地投资者的路上，高盛的人通报了最新的一些股市消息。 新浪昨天刚刚公告了他们第一季度的业绩，盈利数字大大超过了预估。 可就在今天早晨，以新浪为首的中国网络概念股却狂跌15%以上，大挫纳斯达克。可见投资者对中国的网际网路公司是如何缺乏信心。另外，温家宝总理昨天也发表讲话，说中国经济太热，中央政府需要加强宏观调控。无疑，这个信号会让投资者觉得未来一段时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变慢。 果然，我们在伦敦每见一个投资者，他们都会说起新浪股票的事。 温总理的讲话也让不少人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表示担忧。在某投资人的办公室里，甚至出现了极为戏剧化的一幕： 第65页 那个投资人英国绅士派头十足，对于我讲述的盛大公司的远大前程，他摆出一副完全不屑的姿态，到后来竟然一个人悠闲地抽起了雪茄，把我们晾在一边置之不理。 见此情形，我不得不使出了杀手锏。 “你信盖茨吗?” “信。” “你知道盖茨信谁吗?” “谁?” “盖茨信我。” 他把雪茄菸斗抽离了嘴唇，露出一脸很不可思议的表情。 “我是微软歷史上惟一拿到终身荣誉总裁的人，能不能说明盖茨相信我?” “对啊，很有逻辑性。” “盖茨信我，你也应该信我。” “凭什么?” “很简单，我放弃了微软还有三年就可以兑现的五百万美元期权，加入盛大博弈三千万美元。我三个月前来到盛大。三个月里，盛大没发生任何变化，中国没发生任何变化，所以我现在的判断和三个月前一样。” 听完我的话，他将雪茄熄灭，把菸斗放进抽屉里收好，转手拿出一张支票簿开始填写购买盛大股票的金额数字。 5月2日，我们离开欧洲，飞抵美国旧金山，美国路演的第一站。 毫无疑问，此次上市路演的效果如何，美国投资者的态度是最重要的。 比起欧洲的投资者来，美国投资者更看重管理团队，几乎每一个投资者都会问起我的背景。我因此必须反覆讲述我在伦敦投资人办公室讲过的故事。效果也总是出奇的好。 重新踏上我曾生活、工作了七年的美国土地，那种故地重游的感受也让我的演讲更增添了几分由衷的感情色彩。高盛的人告诉我，我的演讲给投资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全美最有名的基金之——capital基金已经下单，这是美国投资者认可盛大的重要象徵，是我们整个路演最精彩的时刻，也是盛大成功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个转折点。 ◆登陆纳斯达克 但从美国股市传来的信息，还是坏消息居多。 纳斯达克大盘连续下跌，让许多投资者感觉无法理解。这种状况对我们的路演销售自然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的最后一站是纽约。纽约是世界的经济中心，华尔街就是它的代名词。在这里做完最后一场路演，晚上开会，大家查看全部订单的情况，低于预期。更不妙的是，在股市连续走低的情况下，投资者对发行价会十分敏感。高盛分析，我们要想成功上市，只有把价格降到每股十一美元，同时压缩发行数量，股票才会有人问津。 团队和陈天桥通电话。陈天桥一度表示不愿意上市了，这样的价格他不能接受，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人的利益。后来他说，给他十五分钟时间考虑一下。十五分钟后，他打来电话说，同意高盛的提议，每股十一美元，降低发行数量20%。 这样我们终于可以上市了。 5月13日，我起得很早，等着纳斯达克股市开盘的消息。本以为一开盘盛大的股票就会交易，却一直没有等到。我决定不再等下去，径直去机场离开纽约。 到了机场，我的手机收到高盛方面发来的短消息：“盛大已经开始交易，开盘价11. 25美元，现已升至11. 50美元，总共成交量800000股。”无论是价格的上扬程度，还是成交数量，都大大出乎我的预料。看来，股市在阴沉多时后，终于要云开雾散、阳光普照了。 令人不可思议地，那一刻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不是纳斯达克市场里的显示屏，不是回国后的庆功宴，也不是即将出现在各大媒体上的新闻标题，而是路演途中两个本来微不足道的场景。 场景之一是，从新加坡飞赴伦敦的途中。一上飞机，我便酣然入睡。这一觉完全无梦，却如同一个世纪般漫长。醒来一看时间，我整整睡了十个半小时，竟是过去三年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睡眠。 场景之二是，在德国汉堡的大街上。那天下午五点，我们按计划准时结束了全天的路演，可航班延后了，我便有了一段难得的闲暇可以随处走走。这次路演之旅，汉堡恰好是我惟一以前没有去过的城市。我漫步于位于市中心的湖边，欣赏有着优美建筑的大街小巷，人们坐在街头喝啤酒聊天，空气中飘荡着一种悠闲与温馨的气味。我一个人自由自在地走了一个多小时，从心底感到喜欢这个城市。我对德国人的严谨也特别有好感，连给我们开车的司机都是西服革履、彬彬有礼，和我待过的日本有颇多相同之处。黄昏时分，我驻足街头，眺望城市轮廓线上的满天彩霞，心里无比轻松。 等我飞回中国时，得知盛大上市当天股价收盘价格已沖高至十一点九七美元。据媒体估算，占有盛大股比七成左右的董事长陈天桥名下的资产市值，一夜之间也变成了约六亿美元，约合人民币五十亿元。 至2004年下半年，盛大股价两度冲破四十美元大关，并稳定保持在三十五至四十美元的高区间。有媒体替我计算，我所拥有的盛大股票期权的收益超过四亿元人民币，为内地职业经理人的身价创造了新的纪录。 更重要的是，在盛大的企业核心优势中，“融资渠道”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陈天桥和我的设计中，上市打通了资本渠道后，可以非常方便地利用国际主流资本去完成公司的转型战略，使盛大从一家单纯依赖一两款网路游戏的公司，变成一家有着成熟商业模式的网络互动娱乐公司。2004年下半年开始的转型对于盛大确定自己在中国网际网路领域内的地位至关重要，但只依靠运营现金流的积累，盛大根本没有足够实力去完成转型。更关键的是，按照陈天桥和我的判断，盛大必须在2004年启动整个计划，否则就会错过最佳时机。 利用募集来的资金，盛大开始了整合产业链的大规模併购计划。 不到一年时间里，陈天桥和我完成大大小小超过十次併购，其中还包括将老冤家、韩国游戏开发商actoz的控股权收归旗下。 盛大的上市，也激励了国内网游公司纷纷上市，一举改变了中国整个网路游戏产业的格局。 年底，我收到了比尔，盖茨的一封电子邮件，信上说：“现在，我经常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你的名字，你比在微软时更有名了。” 感慨良多的我两年来第一次给msn改名，新名字叫“感谢2004”。 ◆危难时刻 尽管我已使盛大成功上市，但有过十年微软职业经理人生涯的我也深知，要跟华尔街那帮满脑袋全是财务报表的傢伙打交道，并且最大程度地“忽悠”他们相信你所谓的理想和未来，并不是只凭口才和激情就足够的。我在继续探寻国际资本市场中更多的规律性因素。 整个2005年，在纳斯达克的中国概念股中，恐怕没有哪只股票能比得上盛大所经歷的大起大落了。2005年的大部分时间，作为华尔街最青睐的黑马，盛大保持了上一年的强势，是当年全球表现最好的股票之一，也成为中国网络概念股的代表。 不过，随着入主新浪受阻，力推的家庭互动娱乐战略受挫，採取免费网游模式引起业界一片譁然，盛大也因此遭到国际资本市场的普遍性质疑。2005年底，盛大股价在短短数十天内暴跌60%。为此，陈天桥大为恼火，对外反驳称：“我们怎么可能按照根本不懂中国市场的那些人的想法来做事呢?” 第66页 针对当时陈天桥在各种场合流露的对华尔街毫不掩饰的鄙视情绪，我表示：“华尔街不懂中国市场并不代表不要跟他做沟通。相反，这正需要经常沟通，因为我们最后的目标都是希望成功，希望双赢。” 2006年2月，因为免费网游模式的推行，加之我们收购的韩国游戏公司actoz减值，盛大发布的2005年第四季度财报出现六千六百八十万美元的巨额亏损。盛大股价甚至一度跌至十二美元，几乎和发行价持平。由于我在盛大的期权收入是按发行价计算，这种情况下，我名下的股票价值也接近于零了。 当时盛大处于极其困难的处境之下，内部员工开始怀疑管理层的能力，媒体也说盛大已经走下坡路，网路游戏产业的发展已到天花板丁。盛大的高管纷纷离职，媒体预言我也将离开盛大。此时也确有多家公司力邀我加盟，包括对我许以中国区总裁位子的google。这些邀请均被我一一回绝，我的理由是——“我在盛大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我对陈天桥说，即使他们都走了，你身边还有我在。如果此时我临危离去，无论是陈天桥还是盛大公司，以及我曾许下诺言的诸多投资人，无疑都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我是不可能走的。 我知道事情的癥结在于国际资本市场对于盛大的态度改变。我也很了解那些喜欢用数字说话的投资人此时的心理。缺失了业绩的前提，单纯与华尔街沟通事倍功半，再美好的故事也难以说服那群挑剔的投资者。因此，无论对于盛大还是对于我而言，都需要在卧薪尝胆中酝酿一个最佳时机。 ◆两次赴华尔街路演 转机终于出现。2006年，在陈天桥和我的主持下，盛大进行业务转型，将主业再次回归到网路游戏上。2006年11月10日，盛大将一份极为漂亮的扭亏为盈的季度财报公布于众。 此时的网游市场正处于微妙的变化之中。盛大的最大对手网易和第九城市虽然处于业绩的全盛时期，但其商业模式都不被投资者看好。 在2006年11月初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中，网易两款主力游戏展露衰落迹象，但网易并没提供可信服的解决方案，这导致投资者信心动摇。 而分析师也刚刚下调了第九城市的目标股价。 盛大刚刚出售新浪股票后大约持有三亿美元现金，2006年第三季度财报恢復强劲增长的势头，再加上股价一直在十二至十四美元的低位徘徊，这一切无疑会给投资者更多的想像空间。我瞄准时机，2006年11月22日，便亲自带领团队上路了。 出发的前一天，我在国内的中国资本论坛上，发布了要亲自来美国华尔街做二次路演的消息。顿时在国内外媒体界引发轰动效应，各种各样的报导连篇累牍。 来到美国，我用迪斯尼的例子向美国投资者解释他们一直无法理解的网路游戏免费模式。我说：“现在的迪斯尼乐园，门票收入占据68%，而其他收入则来自于游客在园内的各项消费。盛大的免费，就好像把迪斯尼乐园门票免费之后，一定会涌进更多的游客一样，从而大幅度增加园内消费。不过现实中的迪斯尼因为物理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实现免费。但网络迪斯尼不受容量所限，所以我们免费就是把门打开，让更多的玩家进来，带动更多的消费。”这样的讲述让投资者对盛大的新盈利模式迅速给予了认同。 在这次路演中，我与投资人的沟通技巧也更加纯熟。我把投资者分成若干类，详细分析每类人的价值理念、投资倾向、关注重点，甚至年龄特徵、民族背景、语言习惯等等。 我遇到一个犹太人投资者，经过和他的简短交流，我迅速看出他只对短期投资有兴趣。他最希望我告诉他的是，盛大公司下个季度业绩将非常好。我抓住他的心态，却偏偏只和他说，盛大是一家不关心短期只注重长期发展的公司，虽然短期业绩也会不错，但我对公司的远期前景更充满信心。并且劝告他，如果为了炒短期利益千万不要投盛大，我们不欢迎这样的投资者。可实际上，他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信息了。我很快得知，他买进了大笔盛大股票。 还有一次，我面对一位对中国市场一无所知的老年投资者，他甚至不知道盛大的名字，也不懂网路游戏究竟是什么。我和他讲了半个多小时后，发现他不停摆弄自己手中的手机，也不理我说盛大怎么怎么。 正当我觉得有些尴尬的时候，这个投资人突然把他的手机给我看，原来他已经通过电子邮件，让助手当场买进三十万股盛大股票，按照当时的价格总额达五百四十万美元。这件趣事后来被媒体报导为“唐骏四十五分钟忽悠五百四十万美元”。 有一个在华尔街工作四年的分析师告诉我，我这次路演是他所见最成功、效果最好的一次，一个星期盛大股价就涨了30%，此前李彦宏、张朝阳也曾亲自来华尔街做路演，但都没有这样的效果。 到了一年之后的2007年11月，中国网络股受到大盘拖累，盛大股价持续走低，我再一次赴华尔街路演。神奇的“唐骏效应”再度出现。 两周后，盛大市值提升八亿多美元，甚至带动中国网络股板块集体上涨。 我的三次路演之旅，第一次是上市;第二次是在盛大股价低迷之时力挽狂澜，帮助华尔街重建对盛大模式的信心;第三次更是直接带来了超过八亿美元的市值增长。陈天桥因此评价说：“唐总是盛大和世界主流资本之间的一道桥樑。” 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成功对接，盛大从一家创业型公司变成了一家成熟的企业。在我刚加盟时，陈天桥对我说：“我认为盛大的核心竞争力不应该是产品，而是为产品线提供支撑的团队，以及为团队提供保障的规则。我希望在未来人们想起盛大不会跟“传奇”画等号，盛大更应该是一家伟大的网际网路公司。”四年里，我非常出色地完成了陈天桥的期待。2008年4月，当我离开盛大时，盛大的企业战略已经非常清晰，产品和平台已经构成相互的支撑，并且形成了推动这些支撑发展的管理机制。 对我而言，我更希望自己的所为，能为中国职业经理人的未来发展树立一个标杆。 第23章 吴士宏：自学步入ibm大门 【吴士宏小传】 在上世纪的最后几年，当很多中国人还在埋头赶路时，一个叫吴士宏的北京姑娘用她“灰姑娘变公主”般的成长历程，带给中国人一段传奇故事，以及一个新名词——“职业经理人”。她的故事是一首催人奋进的青春励志歌曲，如同后来的唐骏、李开復等更声名远扬者一般，吴士宏代表的职业经理人歷程在无数个夜晚潜入众多年轻人的梦乡，它代表的阶层是很多人努力后触手可及的目标。 吴士宏的偶像歷程是这样开始的。1985年之前，她是北京椿树医院的一名普通护士，得过一场歷时四年的大病，差点便死掉了。病癒后吴士宏开始自考大学英语专科，每天利用后半夜值班的时间进行复习，如此竟奇蹟般地花了一百五十元学费取得了大专文凭。学成后吴士宏动了重新择业的念头。她自己起草了求职信——用医院的处方药单撰写的求职信上还留了一句“若不录用，请赐还照片”的留言，没想到这封信却比众多喷了香水的求职简歷更加管用。她顺利通过北京外企服务公司进入了ibm公司任办公勤务。在ibm，她从端茶倒水列印文件做起，从小跑腿获培训机会进入销售部门，之后因业绩突出不断晋升，她从销售员直至ibm华南分公司总经理，被称为南天王。1997年，在为ibm工作了十二年之后，吴士宏出任ibm中国销售渠道总经理。至1998年2月离开ibm出任微软(中国)公司的总经理，仅用九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年销售额的130%，吴士宏也从此被称为“打工皇后”，之后她又高调入主当时正风云突起的tcl，出任tcl集团常务董事、副总裁，tcl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裁。 第67页 吴士宏对于中国而言有着众多意义：她是第一个成为跨国信息产业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的内地人;也是惟一一个登上如此高位的女性;更是惟一一个只有初中文凭和成人高考英语大专文凭的总经理。 今天，华人的身影早已出没在世界各大公司中，像吴士宏这样的故事早已是沧海桑田，取而代之的是“海归”的唐骏、李开復之类的新传说。但谁都无法否认，正是因为有了前者的开创之举，才使得后来者更加从容坦然地面对新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士宏的确开创了三十年变革中的一条路径。 ◆改变命运的自学考试 1985年7月1日，一个女孩站在北京长城饭店门外，尽量把自己遮蔽在门前人工瀑布的影壁后面，仔细观察别人是怎么走进转门的。 正是早晨上班时间，转门忙得不得了，进的多出的也多，都是外国人。 确认自己学会了进转门的“诀窍”，又鼓了十分钟的勇气，她向着辉煌的五星酒店殿堂走去。门僮高大威武，帽檐肩章都有金线流苏，更衬出她的十足乡气，一件铁灰涤纶西装领上衣，无腰无形，代表着1979年的款式，狠心置办的新裤子是深蓝色，锐利的裤线显示化纤质地，顾了挑有裤线的，没顾上颜色和上衣搭配，至少鞋是真猪皮的，买了才一年还没穿过几回。直发齐耳，黑框眼镜，一张素脸没化妆，没口红，只是一片病态的白。迟疑嗫嚅立即招来门僮威严洞察的目光，赶忙举起攥出了汗的外企外派职工工作证，经上下打量验明正身后她被放行。心跳如鼓两腿软颤终于安全地转进去，汗湿的手印留在了晶亮的玻璃门上。过了一关还有一坎，找到电梯还要找426房间，终于见到“ibm”，觉得像上了岸。心没放下又提起来，不知能否胜任，那可是她从没做过的高级工作——外企的蓝领勤务。无论如何，一定要干下去，因为五倍之多的工资(从四十几块到二百多块，每个月!)…，我认识那个女孩，她曾经是我，我曾经是她。 我的生命里有两件最大的偶然，一是出生，二是生那场煳涂大病，这两件事完全不受我的支配。除此之外，多大多小的事儿都是自己的选择，这也就断了埋怨别人懊悔自己的后路。当年恢復高考已经复习到差不多的火候了，我为个“情”字罢考，我妈气得要杀要打要驱逐还以死相胁。我到底是没考，只为了让我爱的人心安。看着我姐上了人民大学，我说不后悔也真的不后悔，我付出，得到了当时于我是最宝贵的东西，值得。付出，得到，失去了，想再得到，就再付出罢了，这本来是人生价值实现的轮迴。 到了1983年底，四年大病死去活来煳里煳涂说好就好了，再生的不易使我重新审视生命，要改变生活的激情一发不可遏制。“病中方四载，世上已千年”，突然发现世道变了，好像除了我的椿树医院哪儿都开始要“大专以上文凭”!要想改变生活，拿到文凭是第一件必须做的事。 这时考大学仍有可能，但是上学太贵了，上学需要的四年已经用在生病上了;学费再低也是钱，没了工资还要搭生活费，我承担不起。我只能用最快最省的方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花两毛钱坐一个多小时车到南菜园考试报名处，问人家哪种文凭考的门科最少，就选了英语专科，就手交了十块钱第一门考试报名费，是“大学语文”，三个月后考。转身去了邮电学院找大姐夫借书，抱回来两尺厚的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理论，应有尽有，自己只需要买英语课本。同样本着“快、省”的原则，买了许国璋四册课本，比灵格风之类的便宜多了，重要的是正在播着广播课程，跟着收音机就可以学，最省钱。 自学考试一年考两次，3月和9月各考不同的门科，我打算要赶上所有可能的最早考期，先仔细研究了考期安排：第一期1984年3月与我相关的还有英语，但我只能报大学语文，英文还没学呢!看好了第二期1984年9月能考三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英语。1985年3月能把英语第二笔试连其他的一起考完，英语口试要到第二笔试通过最后再说。一年半，看起来是最快的可能了，就照着这个目标做了!准备齐全，我开始了我的第一次修炼。 我像个吝啬鬼掰分掐秒在算计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两小时要花在路上，我住在工人体育场附近，到南城琉璃厂上班路上怎么也得两小时，坐公共汽车也省不了时间，还是骑自行车省点钱;四小时连睡觉吃饭在内的一切生理需要，去厕所时是可以看书的，时间不会“浪费”!八小时工作是铁定的，一天只剩下十个小时学习。怎么算怎么不够，我就设法“偷”时间：尽可能多地换成病房夜班值班，病房不大，没有重病人，半夜病人都睡得挺踏实。从凌晨一点左右到五点能偷出来四个小时! 而且，下了夜班白天就名正言顺是自己的了。那一年半我少说上了一半的夜班。我的身体奇蹟般地经受住了疲劳极限试验，我惟一担心的是头髮，经常拉拉新长出来的头髮看是不是还结实地长着，头髮也争气，再没脱落的迹象。那时的搏命经验，为以后十几年外企生涯打下了功底。 一门一门地啃，几门几门地考，竟然全部按计划通过。到1985年3月，只剩最后一门英语口语考试，安排在6月还是7月记不清了，我离文凭只有一步之遥。十四个月应该算“快”了，“省”是绝对的，我算了算：买书加报名费加收音机电池加公共汽车票(电池是必要的，因为要每天听一小时许国璋英语。逢考试时我坐公共汽车，不骑自行车以保持体力)，全部费用不超过人民币一百五十元，这多半能上吉尼斯大全了吧!真应该热情讴歌中国教育的奇妙体系，它给有志自学者实实在在的机会。学不成一定是自己的事，别抱怨没机会。 ◆辗转迈入外企服务公司大门 我快要拿到文凭了!下一步目标很明确：尽快换一个“好”工作。 计划还没想好可以慢慢想着，我先拣起了第一块敲门砖。1985年3月底的一天，看到《北京日报》上一则北京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招聘gg，招聘英、日、德各语种人才，将外派至驻北京的各外国商社，学歷要求大专以上文凭，方能参加外企服务公司另设的考试。“北京竟然有外国商社?”一打听才知道都是在涉外大饭店里呢，怪不得我不知道。心里想肯定没戏也就没有患得患失的负担，兴致来了，就拿这个做一次求职练习。正上着班，找不到正式信纸，就拿一张处方纸写了求职申请。因为是第一封求职信，也是迄今惟一一封，所以还记得大概(不知外企服务公司档案里会不会还存着?)。 尊敬的北京市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人事部领导： 本人吴士宏，现职北京宣武区椿树医院护士，自学英语，除最后一门英语口语以外，已通过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专科所有规定考试，由于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期缘故，我要到x月后方能参加英语考试并得到英语专科大专同等学歷文凭，特申请报名参加贵公司招聘考试，望能予以破例考虑，文凭后补。 第68页 随信附上免冠一寸近照一张，如贵公司对本人申请不予考虑，望赐还照片为感。 敬启者 吴士宏 1985年3月x日 一个月后，我得到外企服务公司通知，去参加考试。 先考英语笔试。外企服务公司的英语考试每次都是临时命题，出题的易老师曾经在牛棚蹲过八年，把《牛津大辞典》倒背如流，出题时天马行空从天文到地理，不定落到哪个科目上，听说考他出的题能到六十分就是很不错的成绩。我记得那天考的中译英是国际新闻，我每天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做起来很顺手;英译中难出我一身汗来，是关于农业的，许国璋四册里没讲过农业! 无论如何，又接到了口试通知，又是一身汗!我还没做过任何真正的英语对话练习，我的口语只是跟着收音机鹦鹉学舌而已，别管收音机里念什么，我都大声跟着念，练出来字正腔圆的发音，可发音和真正的口语能力是两回事!幸亏还有两星期，我立即看报纸找口语班，决定报名参加国旅的业余导游英语短训班，这个班能配合我上班和考试的时间，而且如果能考上只用交很少的钱(条件是学成后要为国旅当业余导游，也只能挣很少的钱)。也是先考笔试再考口试，考完一个星期没回音我就急了，要是没考上我可没时间再找别的辙了!气急败坏之下我给国旅打电话，说考不上你们也应该早通知我呀!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上口语班了，可以直接上团了(你说许国璋英语神不神奇?!后来凡有人间如何自学英文我必定力荐许国璋)。 本来要先跟着正式导游见习见习，临时旅行社里调度不开就让我一个人直接上丁!带的是美国西雅图一个高中合唱团，二三十个高中生加老师和家长算挺大的旅游团。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机场，不但怕接不到团还怕把自己丢了，总算把大家安置在大巴上，我站在车头导游位上，拿着话筒就是不敢转过身来，我的第一句词儿是“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潮白河”(车过潮白河时我才说出话来)，满车人急忙翻手里的中国旅游手册，估计在查“潮白河”是什么名胜。对我的破英文他们一点不挑理儿，还争着教我。我白天热情服务带他们去八达岭、故宫，晚上回医院上夜班，当了三天的导游，狂练了三天口语。临走时大家难捨难分，学生们一致通过送给我一个英文名字：juliet，我一直用着，也是纪念感谢我碰到的最淳朴厚道的美国人民。 送走美国团第二天，去外企服务公司考英语口语，考试顺利极了，最后考官问了句会不会打字，又吓了我一大跳!我没见过打字机，但偷偷看了屋里没有像打字机的物件，考官说今天不考，我就说我会，心里说我马上就学会不能算撒谎。冲出去借了二百块钱买了台打字机现练，两个星期练到手拿不了筷子终于练成准专业打字技术，最后也没考，有惊无险。幸亏被录用了，要不得多久才能还上打字机钱呀。不过值了，有道是艺不压身，几个月后进了ibm，我暗自庆幸先学会了这门手艺。 再一个月后，调动手续完成。调动过程中我接触了小雷，他是外企的人事经理，走路说话像颳风打雷，他当过十几年兵，特好特优秀的一个人，我们到现在一直是好朋友。他后来也“外派”了，也是自学的英语!稍微熟识一点以后，小雷讲给我听，为什么外企服务公司会对我“破例考虑”。 “外企服务公司人事部每天收到上百封求职信，都是列印的，干净漂亮，还有香水信纸呢，没见过用处方纸写的，没文凭，还要还相片?大家传看了一遍照片议论了一圈，谁也没看出来这人凭什么这么狂，就说把她叫来考考，到底看看是怎么个人儿。”原来是这样我才能有考试的机会啊。 我赶忙解释：“真不是我狂，我哪敢狂啊，我就那么一张能用的相片，还是现从工作证上撕下来的。心想您留着也没用，就顺手写丁‘请赐还’，也没多想。”我当时没告诉他我还想用那张照片继续求职呢，要照新相片又得花钱。要说那张照片实在是惨不忍睹，是我病癒刚上班为补工作证照的快相(上面印着骑缝章用酒精棉擦了半天也没擦净)，四年激素吃出来的“满月脸”(医用术语)横比竖宽，还有黑框眼镜从中再加个隔断，新长出来的头髮也就两三寸长，用火剪烫了为能伏贴着点儿可是没烫好，有大圈有小圈挺怪异的。我记得小雷说话时上下打量我，估计心里说真人比相片也强不到哪儿去。 1985年5月底，我调到北京外国企业服务公司。当时在京的外国商社没有独立註册的法人机构，都是“代表处”。代表处的职能只是联络和“代表”总公司在华发展业务，而没有直接经营权和当地人事权。 所有外资商务合同只能在境外签署;外国商社和外国人要雇用本地雇员，只能通过外企服务公司，程序是外方向服务公司提出所需人才的基本要求，由服务公司推荐给外方，如面试合格，服务公司与外商、外国人直接签订合同，并直接接收所有外派雇员的全额工资。本地外派雇员的真正单位是外企服务公司，工资是服务公司发的，是职称工资加上外派工资提成，比如我刚去时，工资是五十六元(大专工资水平!)加外派工资10%加书报费、洗礼费之类的。当时我已经太知足了。 6月底，人事部通知我第二天面试，是一家叫ibm的美国公司，职位是办事员，工作内容是行政勤务。面试之前领导都要谈话，通常是鼓励加压力，督促要最好发挥争取能让外商看上，好能派出去(我们私下里自己说“卖”出去)。领导对我谈的有点特别：“这次很有可能派不出去，你只管好好做，不要有压力。”再听领导介绍，才明白为什么只有鼓励没有压力。这个ibm公司特别傲慢，对本地雇员非常挑剔，连续返回几个服务公司推荐的办事员，最近扬言说如果服务公司再不能推荐合格的人员，就要向上反映争取直接向社会招聘，与服务公司的关系更加紧张。我仔细听了以后，心里轻松了点，万一通不过领导也不会怪我。 第二天下午，我被领到会谈室，心怦怦跳得自己能听见。这和我见过的惟一一群美国人不同，那是高中生旅游客，这可是真的美国老闆! 屋子里坐了六七个人，都是服务公司的人事部领导，只有一个人不认识，是华人面孔。我心里暗喜，华人应该能讲华语吧?领导介绍这位是迈克，李先生，是ibm公司的经理;这位是吴士宏小姐，由服务公司推荐应试办事员职位。现在请双方交谈。 我赶忙先说：“how do you do?您好。”我使个小聪明，万一他接碴用中文就好了。 李先生用英文。后来知道他是夏威夷人，是华裔，但已经在美国第三四代了，娶的太太是义大利后裔的美国人，根本不懂中文。我和小雷猜他家第一代可能是“卖猪崽”去的，不管小雷怎么怂恿我，我永远没敢问迈克，李，我们的猜想一直得不到证实。李先生连问候都没有，第一句话就是： “你知道ibm是家怎样的公司吗?” (“do you know what kind ofpany that ibm is?”)“很抱歉，我不清楚。”完了，第一下就砸了!可是领导没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这回不是打字的问题可不敢瞎说。 第69页 “那你怎么知道你有资格来ibm工作?”迈克，李说话时根本没看我。 (“then how do you know you&aposre qualified to work for ibm?”)“你不用我，又怎能知道我没有资格?”我的话也挺沖的，脱口而出。 怎么这么说话啊?瞧不起人也别这么过分啊。不管是ibm还是mbi公司有多大资格，找的不就是个办事员嘛!我可有点生气了，又接着用英文说了挺长一段话(后来别人发现，我一生气英文就讲得格外顺熘)，大意是我以前的同事和领导都相信我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我说了我们院长要提拔我当护士长呢)，我能通过自学考试就是能力的证明，如果给我机会，我会证实我的能力和资格给你看。ibm公司或是别的公司如果用我都一定不会后悔。 反正这回派不出去领导也不会怪我，我挺骄傲地“气节”了一回。 后来想想迈克，李也有道理，人家先看了我的简歷，确实找不出来什么“资格”。等到我当了经理面试别人时还不是先看简歷看“资格”吗?只是我后来面试别人时从来都注意措辞、态度，包括肢体语言，不能伤害别人的自尊心。 在我说话时，李先生一直面无表情，使劲咬着铅笔，一只脚高高地跷在另一张椅子的扶手上。在我和在座的服务公司领导看来，是一派傲慢无礼。我说完后，李先生说谢谢，没别的问题了。前后也就十分钟。 回到待派雇员集中的教室，大家问我怎么样，我说肯定没戏。大家也说凭经验面试时间越短机会越小，去不成也好，这样的老闆肯定不好伺候。正说着，人事部经理来叫我，告诉我，下周一上班! 领导很高兴，出乎意料剃了个难剃的头，还谈了个好价钱。当时服务公司向外商推荐的主要工种有司机、办事员、秘书、翻译，还有少量专业技术人员。各工种有大概的工资范围，面试通过后再由服务公司与外商具体洽谈定价。我的第一年外派工资是每月一千五百元，算是办事员工资的中上水平。领导也很欣赏我面试的表现，后来几年的新员工外事纪律集训，总会讲我的“成功经验”的具体案例，并上升到“不卑不亢、机智、气节”的高度。 我更高兴!想想看，每月工资一下加了一百五十元!我立即喜欢上了ibm公司，决心好好干。资格没有，努力是保证足够的!迈克·李也不那么讨厌了，不管怎么说，人家“知遇”了我。迈克，李是我在ibm的第一位经理，人一点都不坏，太严肃其实是因为内向害羞，熟悉以后也偶尔能看见他笑。他调回美国以前我已经是销售代表了，在他的送别晚餐上，我终于找着机会问他当初为什么会雇我，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当时的情景，说不清为什么雇了我，可能因为从我身上看到了点“精神( spirit)”。 新生活的大门对我打开，我跨进ibm仍是一片无知，我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开始患得患失，不再无畏，但是有了点“精神”，我只能前行，不想后退。 ◆在ibm求生存 进门前先要弄明白“ibm”是什么，问得不得要领，挺费周折才搞清楚：ibm代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有七十多年歷史了，从称盘到打字机到打孔机一直卖到计算机，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计算机公司。怪不得迈克，李那么“牛气”，看人家公司，在全北京最贵最好的长城饭店一租就是两层，把客房全改成办公室，白天门全敞着，整个楼层没外人，迎着四楼电梯口的426房间是公司接待室，门口的牌子不大，有ibm三个蓝字就足够了。 第一天上班可千万不敢迟到，前一天是星期天，我专门走了一遍踩准了到长城饭店的路线、时间。我到得最早，办公室门没开，走廊上是空的。我站在四楼天井栏杆旁往下看，是咖啡厅，从一层到顶通天彻地几十米，咖啡厅里还有个小亭子，有花有草有漂亮服务小姐，绿叶植物很茂盛，很高，我好想从四楼探下去摸摸那些肥厚的绿叶梢，空气中有悠悠的音乐和香味，我第一次知道“优雅”和“豪华”是可以放在一起形容同一件事物的。当时一点儿没敢想有一天也会坐在里边喝咖啡。看看左右没人，我试着跳了跳，没声儿!地毯把声音都吸走了。真是奇妙。 我正心驰神往的当头，听见一声“嗨”，是迈克，李，现在是我的老闆了，我也还了一声“嗨”，觉得挺“美国”的。迈克，李打开426接待室房门，让我进去，转身就走了，我追着问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他没回头边走边说“等会儿就知道了”。我在屋里原地转了一圈，哪也不敢碰。突然想去洗手间又不敢离开，探头望望走廊尽头有一扇门开了，那一定是迈克，李的办公室，可我哪好意思哪敢问他厕所在哪儿啊，心里突然委屈得不行，赶紧告诉自已要忍住要坚强才对。正在难堪之际，有人来上班了，是个慈眉秀目太太模样的台湾女人，彼此介绍知道了她名字是daisy，雏菊的意思，丈夫姓李，是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她和孩子都跟来了，就顺便也在公司做做行政工作。我好久都念不准daisy，念成dizzy，李太太好脾气，由着我叫她“头晕”了好久(dizzy的意思是“晕眩”)。寒暄几句过后，已至情急不得不问了，才知道426房间里就套着个洗手间。洗手间也是一派优雅豪华，不由得又感嘆一番。 人们都开始上班了，迈克·李过来简单交代了一下就又不见了。原来，名义上迈克，李是我的经理，实际上我还有好几个“老闆”呢。daisy和另一位香港小姐负责接待，我们三人的“办公室”都在426接待室，还另外有负责海关的、负责司机勤务的、负责採购的、负责帐务的……我是负责所有人的——是所有人的勤务。daisy带我转了一圈，我跟着她“嗨”了好多声，一个外国名也没记住。印象深刻的是公司里全是各裔的美国人，加上几个香港、台湾人，只有我和几个司机是本地人。司机多半是直接从出租汽车公司来的，其中只有一个司机和我是从外企服务公司派来的，过了几天这个司机也被退回服务公司了，就剩下我一个本地人是“组织”派来的。 一圈转过，我的“蜜时”结束了，开始干活。我在“老闆们”的指令当中忙得晕头转向跟斗趔趄，总是一路小跑着，再也顾不得欣赏地毯的美妙和音乐花香。这和自学的拼命是不一样的境界，那是对自己负责，这是要满足几个老闆。开始时我真搞不掂，听令去银行取钱回来，就看见另一个老闆的长脸，因为“找你去海关办事也不知你去了哪里”;从海关回来就看见桌上留的条子，又一个老闆要买的文具应该是一个小时前交的……好不容易回到426房间，李太太和香港小姐同时去“喝杯咖啡”，我赶忙做复印，眼睛盯着电话心说“千万别响，千万别响……”，我的英文发音凑合可还是挺破，就怕接了电话听不懂误了大事……莫里哀不就写了个“一仆二主”就名垂史册了吗，要是有谁排个戏“一仆多主”，我非演仆不行，谁也别和我争，谁也演不过我——我有“生活”! 第70页 在几个“老闆”之间我最喜欢李太太和香港小姐——她们讲中文。 听外国人的指令要特别费劲地留心，生怕理解不准确。小跑了一个月，天天晚上脚肿得脱不下鞋来(新鞋又小了!)。在这儿可不敢说“我身体不好，得过大病”，人家会特同情地说“噢!真为你遗憾!(oh! i&aposm so sorry for you!)”然后你就得回服务公司待派去了。我不是不想走回头路吗，那就坚持着!每两周回服务公司政治学习，领导总是关怀问候，鼓励我“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听领导告诉我已经打破服务公司外派雇员在ibm服务期限纪录时，我还真感到了骄傲和光荣。 光傻干不行，我挺快琢磨出个“窍门”，甭管是去海关去银行还是去哪儿，出门之前我先小跑一圈去会所有“老闆”们，老闆们都受到了尊敬，脸就不那么长了。我的小跑功底赶得上陈佩斯演的那个为国争光的太监。在广州“占山为王”时，我走得快出了名。广东的先生们不习惯走得太快，出街时同行的男同事紧迫慢赶总是落在总经理后面。我又总结出一招：优先时间管理法(后来才知道这一招是出过书上了论的，叫做priority time management)，把所有不急的事安排在下班以后再做，比如复印、非紧急传真、收拾整理接待室等等。 ◆我要成为ibm正式职员 孤独自卑在心里放着，照样地小跑，听明白所有的指令，把所有的事儿干好，我从不让事情过夜(明天还有明天的事)，我还会设计多任务最佳路线方案了，少跑了冤枉路干多种活儿。老闆们开始表扬我了。 迈克·李特地来过426室，露了两回笑脸，我心里偷偷问：“承认办事员的‘资格’了?”表扬多了接的工作也就多了，时间越来越长，但活儿做熟练了顺手了，日子显得有了规律，但此时发生的几件事却让我内心失衡了。 有一天我上街买了一大堆文具，回到长城饭店。司机小李帮我把扎捆几箱的本子铅笔文件夹卸到小平板推车上，小李就先把车开回停车场去。小推车就是今天办公楼里送水送盒饭常用的那种，贴地的一块板下面四个小轮子，一端有个扶手，我推着小推车进不了转门，试了试旁边的推门是锁着的，就请门僮帮我打开一下.门僮没听见，我就再问一遍，刚说：“先生，劳驾……”“先生”回头说：“听见了听见了!你是哪儿的?(‘你’重音)”我说：“我是ibm公司的，在这里上班。”他问我要证明，我出来得急没带外企工作证，我不是ibm的正式员工也没有胸牌。我跟他解释，他就是公事公办不让我进;请他给ibm打电话查证他说不能管。我自己又打不了电话——电话在门里面他不让我进去。这时周围有许多等计程车的外国人，都转过身来挺有兴味地看这场“把戏”，我觉得像只猴子被人耍，羞辱从头浇到脚底，僵持了十几分钟，有个ibm的同事从外面回来，帮我作证确实是ibm的才放我进去，同事是金髮碧眼的美国人。这是我在长城饭店上班的第三个月了，每天出出进进所有的门僮都是熟脸，这个把我拦在门外的门僮，他也认识我!他却要把我拦在门外难为我，明明有一种快感。我到现在也不能理解，那会是什么样的残酷快感啊?为什么要难为自己同胞兄弟姐妹呢?我回到426躲进洗手间没声地哭了一场，心里发狠再也不要被人拦在门外，别管是什么门! 我要行动了，这回不是为了温饱，是为了争取“存在”的价值。我走上五楼去敲门，开门的是苏珊·凯文，培训部的经理。据从daisy调查得来的情报：苏珊原来做过美洲航空公司的空姐，来ibm做培训部经理更多的是为了来中国玩，负责招聘和培训，第一批本地工程师就是经她手招进来的，她是个特别和气的人(daisy反覆说了好几遍)。最后这一点对我最重要。我对苏珊的印象也很好，我给她送信、送复印材料时，她从来都笑着说谢谢，说时都是正眼望着我，人长得优雅美丽，声音也柔和好听、苏珊看到我以为是来送东西，我开口请求能否占用她十分钟时间，想向她请教一个小问题，但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事。苏珊稍稍有点惊异，叫我快进来，笑着说：“当然可以。” 我的英语比刚来时强多了，事先准备了好久该如何讲，面对美丽和善的苏珊，我讲得很顺畅，从我的经歷，自学、面试、办事员工作经验来证实我的能力;加入ibm以后对公司的了解加深，从而渐次产生了想做更多的事的愿望;我了解到公司开始招收本地专业学员，我没有专业基础，但我会使用计算机(我把用lotus 123的经验算上了)，我特别努力能学会，我想请求的是，有没有可能破例给我机会参加ibm专业人员招聘考试。苏珊听得很仔细，只问了几个小问题，礼貌地告诉我她会考虑一下再给我答覆。谢过她，我心里觉得希望渺茫，慢吞吞的脚步很沉，走到门口我忍不住回头说：“苏珊，请给我一次机会吧，考不上我自己不后悔;要是我能考上，我不会让ibm后悔!只请给我一次考试的机会!”苏珊看了我几秒钟，轻轻地说了声“我明白你”(1 understand you)。 两天后，苏珊的助手来通知我考试。ibm的专业人员应聘考试称dpat( data processing aptitude test)，是偏重数据处理能力的智商测验，全世界统一标准试题，人皆平等。由于是智商测验，也没什么好准备的，立即就考。考试分成几部分，分别侧重测验逻辑、几何、形象思维等等，当然都以英语理解能力为基础，来报考ibm的多是智商高的人。 考题特意设计得很难，听说ibm几十年招聘歷史上只有不到十个人在规定时间正确做完所有的题，各部分有规定时间，总时间记得是九十分钟，速度非常重要。我没见过这样的卷子，刚上来有点蒙，在第一部分浪费了点时间，才把文字和图形之间的关系弄明白。后面就越来越快了，我极度集中，第一份卷子收走连头都不抬，马上打开第二张按住就做，一个废动作都不敢有，再伸手没摸到卷子才知道考完了，松一口气人就虚脱了。我没做完全部的题目，心里一点没底会考成什么样。不管怎样，我试过了，尽力了! 过了一个小时，助手打电话来要我到苏珊办公室，我刚虚脱过的腿还软着，蹦起来就往五楼跑，嫌电梯慢从楼梯踉跄上去，到了苏珊办公室，嘴不够喘气用的，只能眼巴巴望着她根本说不出话来，苏珊笑着说： “祝贺!”这是我听见过的最好听的声音!! “不过，”苏珊接着问我介不介意再给我加考一门计算机语言的考试，苏珊委婉地解释这是鑑于我的特殊情况破例增加的考试，我说一点都不介意!我的底子这么薄，多考我是应该的，关键是能给我考的机会就行! 再要考的计算机语言叫rpg( report program generator)，是比较新的计算机语言，很近似英语，也相对简单得多，可对我而言可是天书! 苏珊够体谅了，给我两个星期准备。故伎重演：把书抱回家，熬夜!这次不同的是再没时间可“偷”了，正经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是一点不能减的，即使一点觉也不睡，时间也多不了多少。第一个星期过完我几乎绝望了，我刚刚念完第一本计算机基础知识，还根本没碰着rpg呢，可是不念懂基础就别想懂rpg。只有死磕一条路。这次考试时比上次明白多了，觉得能考及格。考完了像盼亲人似的盼着助理来报分，终于姗姗地来了，见了我两手摊开说“真为你遗憾”，皱着眉满脸都是“遗憾”，大概是见我面无人色，她赶快又笑了解释“我意思是说你没考到一百分只考了八十九”，天哪，她幽的这一默可是能要人命的! 第71页 我，于1986年7月1日(到ibm整整一年)正式转为专业学员( professional trainee)，名片上中文印“助理工程师”。我又受到服务公司领导表扬：外派一年工资增长60%，还是外商主动提的!工资单上多了几十块钱。工资已不能再让我狂喜，我狂喜的是从此加入了优秀的一族，不再孤独。这是我职业生涯的开始，是我从生到存的转折。 第24章 马云：梦想的起飞 【马云小传】 马云，四十三岁，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英语系。因英语成绩优秀而任教于杭州电子工学院，曾被评为该学院十大杰出青年教师，在任教期间兼职设立海博翻译社。 1995年，马云辞去公职下海创办中国黄页公司。而其动机是因为在美国接触到了网际网路，并在网上联繫到了业务。在这个方向上发现了商机的马云试图把这种机会介绍给中国公司，让所有的中国公司都连上网际网路。一年之后，马云创立的中国黄页公司被浙江移动公司下属的另一家公司併购，同时因为公司理念有很大的出入，马云与他的同伴一起出走北京，为外经贸部组建国富通公司，创办网上市场。 1999年，马云再次从北京的国富通公司离开。与他的十八个同伴一起创办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独自设计了中国式的电子商务模式-b2b，并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数月之内就得到了来自全球第一流投资公司——高盛的投资，一年之后又得到了来自日本软银公司的投资。之后又陆续创建了一系列的电子商务产品和商业模式——c2c的淘宝、解决支付工具的支付宝，帮助中小企业解决企业管理的软体saac，帮助中小企业gg推广的商业机构阿里妈妈，在2005年对全球着名搜寻引擎公司——雅虎旗下的中国分部实现了併购。 马云与其伙伴在商业上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开闢了一个中国中小企业商务的新途径，更在于在实践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阿里巴巴独闢蹊径的b2b领域里淘到金，进而完成了现金流转正，不再烧钱之后，在c2c领域阿里巴巴又成功地在市场上完成了对领先的世界级公司ebay的挑战，使得该公司因为市场份额的下降不得不进行重组。 不仅如此，在创业期间，阿里巴巴公司还顺利地渡过了天灾对该公司的考验——在2003年整个中国非典流行之时，因为参加广交会，阿里巴巴的一名雇员染上非典。进而全公司人员被政府相关部门遣散回家封闭，在服从政府法令的同时，阿里巴巴全体雇员没有放弃工作，在各自的家中完成了sohu式办公长达两个月，顺利渡过了封闭期。公司的业务在此期间不但没有垮掉，而且有相当的上升。显示其公司文化坚强的创造力。 随着商业上的一系列成功，阿里巴巴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着名的网际网路电子商务公司.而阿里巴巴也从一间不起眼的小公司迅速发展成为雇员达到一万两千人，营业额达到二十多亿的大型网际网路公司，并实现了集团化。2007年，阿里巴巴集团对其旗下的b2b公司实现了上市。 马云和他的伙伴们在商业上的成功，是一个网际网路时代的奇蹟。 马云团队是一支标准的平凡人做出不平凡的事业的团队。在这支团队创业的初期没有高级的技术人才，没有高级的管理人才，只是因为马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网际网路应用于商业的商机而投入的市场。在高技术的网际网路领域，阿里巴巴这样一个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完全是马云团队公司理念的胜利。 ◆湖畔生涯 1999年1月15日，马云和他的团队在北京做完外经贸部的官方网站和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项目后，悄然南下，回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家——杭州。而此时，他们离开的北京，网际网路正掀起一波高潮。 不过就1999年而言，马云在杭州建立基地，使这支团队中的所有人除了这个当时还没有取名的公司之外，找不到一个更适合他们就业的地方——虽然浙江一直是创业的风水宝地，但以网际网路为创业平台的公司到1998年还没有几家。这就是马云所说的逃离北京使他们逃离了很多诱惑的原因。而“离钱更近”则是指在浙江这块地方建立基地，使他们与后来的主要客户——中小型企业距离极近，为未来阿里巴巴成为中国第一个有营业收入并且赢利的公司打下了基础。众所周知，浙江是民营中小企业扎堆程度最高的一个省份。 马云决心回到杭州的时候，并没有想明白这支团队未来要做什么。 虽然在中国黄页和外经贸部的两段经歷，决定了马云未来必然会做一个基于网际网路的、用于商业的网站形式的公司，但以bbs的形式来实现把商人聚集起来寻找生意机会，是他们回到杭州以后才讨论出来并付诸实施的。 所以，这伙人的创业起步的故事听起来是十分悲壮的：他们聚集在一起，却不知道要做什么;没有很好的工作环境，创业地点是在马云的家——杭州刚刚开发的城西居住区的一个公寓;创业的资本是五十万元钱，这是所有员工把自己的积蓄凑起来的总和。马云说所有人都不能向别人借钱，尤其不能向父母借钱，必须做好创业失败的准备，愿赌服输。而在这样一个资金面上，创业的条件是每人五百元月薪，所有的人都围绕着马云的家租房住，步行距离不超过五分钟——为的是压缩创业成本。因为他们的五十万元钱相对于一个网站的投资而言确实不多，要开张一个网站，这五十万元钱是所有电脑、伺服器、办公家具的来源，同时这笔钱还必须支付其后的工资、伙食、电话费、上网费开支。 虽然当时风险投资对网际网路的投资正处于热潮上，但正如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的那样，马云把这个网站看得非常之重，不肯轻易出让自己的股份。 现在，轮到这群年轻人来画中国电子商务这块饼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今天，整个阿里巴巴和它在中国为数不少的追随者所经营的道路，大局都是在1998年到1999年由这群年轻人设计决定的。正是当时他们的梦想一点点变为现实的过程中所进发出来的力量，推动着阿里巴巴一直向前走，而所有阿里巴巴的作为，到现在还没有跳出这个梦想的大局。 可以说，成就每一家伟大企业的背后，都会有梦想。梦想也许是一个，也许有几个，而且在不同时期，企业的创造者们有着不同的梦想。 可以说能够支撑企业走得更远的，一定是企业背后的那个梦想。而在阿里巴巴这个年轻，没有多少经验，自身也说不上有多少知名度的企业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梦想推动企业前行的力量。 阿里巴巴的梦想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也就是：“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他们想要做到的，就是用网际网路的力量减少商务成本，撮合生意成交。从所有企业减少的商务成本中，阿里巴巴分享到其中的一块，成为它营业收入和利润的来源.在这个梦想的推动下，阿里巴巴在六年中经歷了创业，获得风险投资，取得营业收入，每天营业收入一百万元，每天利润一百万元到每天上缴税收一百万元六个阶段，每年都登上一个台阶，成为全球电子商务领域里的领先者。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这样一个梦想对阿里巴巴的推动力，被他们发挥到了极致。 第72页 为什么马云和他的创业伙伴们一定会做电子商务? 首先，很简单，因为他们从进入网际网路开始就一直在与中国的商人们打交道。这一片区域他们熟悉并且知道有人愿意埋单，而针对普通消费者的门户网站和娱乐性网站他们不熟悉。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1998年到1999年方兴未艾的网际网路热潮中，关于电子商务还没有定义出b2b(企业对企业)、b2c(企业对个人)、c2c(个人对个人)这样三个方向，但在网际网路的先行国家美国，已经有公司用自己的行动给电子商务领域定出了初步的方向。 在外经贸部工作的那段经歷告诉马云，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只会是一个时间问题。在北京的那段日子，马云体验到政府高层对人世的根本性看法：要想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完成工业化，而要让中国工业化，其出路就在于让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供应世界，否则以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工业化形成的生产能力无法在内部消化。所以，人世是必经的一道门槛。对于大量中国中小型企业来说，成为世界的工业产品供应商所要跨越的门槛非常大。因此，需要的服务空间也是巨大的。用电子商务帮助他们跨越这些障碍，马云有相当的信心。当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熟悉这个领域。 “在外经贸部做网上中国大市场的时期，和在中国黄页阶段一样，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说服客户到这个网站上来展示他们的产品，其实这种花费并不多，一个企业才花费三百元钱。但是，看来这种花了我们很大精力的业务，远不如我们几乎没有花多少精力在这个网站上建立的一个bbs论坛来得热闹，那里经常会有一些人在上面贴自己要买什么卖什么的消息，完全不要我们花什么精力。”阿里巴巴的一位创业元老说，“所以，在回杭州开始自己创业的时候，我们自然地就从这里出发。” 到这里，未来推动阿里巴巴前进的梦想已经基本构画完成了。时间是1999年2月。 一个远在天边但后来被证实是可行的梦想，一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团队，一些保证执行力的原则，一笔勉强可以保证起步的钱，一个技术上可行的操作起点，马云团队开始上路了。 到1999年底，这家取名为阿里巴巴的网站的日点击率上升到了八万。 ◆初识孙正义 阿里巴巴首轮所谓“天使基金”来自高盛为主的一批投行，投资额为五百万美元，而更为庞大的投资数额则来自日本的孙正义。 马云与孙正义的认识是在2000年的冬天，就在阿里巴巴获得高盛的投资之后。当时有一个叫古塔的印度人想把马云介绍给美国的一家投资公司，但与古塔见面了解了那家投资公司后，马云认为那家公司是高盛的对手，所以没有答应做进一步深入交谈，而是拒绝了这笔风险投资。 不过古塔似乎没有放弃给阿里巴巴介绍风险投资的想法，不久，他又给马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神秘地说：“有一个人你一定要见见，几天之后他会在北京见你。” 古塔说的这个人就是孙正义——日本软银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网际网路产业独一无二的造梦人，一个成就了无数人网际网路梦想的人。 马云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之所以还是去了北京，多半是因为古塔的盛情，对于这样一个热心人确实没有多少人会有勇气拒绝。 到了北京，马云才知道他要见的人是孙正义，而且场面与他想像的也不太一样。不是很多人等着要见马云一个人，而是孙正义和几个人一起见一大批等待风险投资的中国网际网路公司的头脑们。 看到这样的情景，马云自述他对这次见面没有抱多大兴趣。但他还是耐心地等到了向孙正义陈述阿里巴巴情况的时刻，这种耐心更多地来自于“既然已经从杭州到了北京，也就不差再等那一点时间”的想法。 而这种等待却得到了一个后来在阿里巴巴被称为“最经典的六分钟”的结果。 “原来我大概要讲十分钟左右，可是估计我讲到六分钟左右的时候，孙正义就从长桌子的那一头走过来对我说，他要投资我的公司。”马云说。 对于这种多少有点疯狂的场景——因为孙正义的这个决定最后导致了两千万美元流向阿里巴巴，马云的评价是“一见钟情”。他觉得其中的关键在于孙正义不是投资目标，而是投资人。 “到现在我也不觉得孙正义的投资存在很大失误。”马云评价孙正义的投资大幅缩水时说，“他投资的线路就是看人，而他看人的标准就是看这个人想不想做大事情。哪怕现在没有机会，只要他看人看对了，机会总是要靠人去抓的。孙正义通过资金抓住了人，所以即使现在没机会将来还会有机会的。” 因此，马云自认为孙正义之所以在六分钟内决定给阿里巴巴投资，是因为马云和孙正义是同一类人。“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的想法是相通的，通常我不用说很多他就明白我要做什么，更多的情况是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这被后来的很多事实所证明。” 因为先前已经有了高盛等的五百万美元，短期之内阿里巴巴资金显得很宽裕。“管钱”的财务长蔡崇信对孙正义的投资有点不感兴趣。马云与孙正义在北京见面以后，他很高兴地跑去对蔡崇信说想找孙正义投资的时候，蔡崇信认为孙正义的投资可以先缓一缓。因为阿里巴巴的知名度和流量都在与日俱增，这时候对投资者来说是越早投资越好，而对创业者和天使基金来说，晚一些引入新的投资者，公司的总值就会大大增加，显然是有利的。 可是马云不这么认为。此时他已经深深地被孙正义所吸引，因此他觉得来自孙正义的机会是无法拒绝的。他觉得进入孙正义的投资圈，意味着阿里巴巴将进人世界顶级的网际网路公司级别，在网际网路公司都没有赢利的情况下，进入这个圈子就意味着机会。另外，马云认为想要阿里巴巴更快地成长可能会花更多的钱，“所以在有钱的时候多拿一点投资也不是坏事”。 蔡崇信几乎是被马云拉着去东京见孙正义，开始关于阿里巴巴的第二轮融资谈判。 2000年1月，马云和蔡崇信到东京孙正义的软银公司，与他就软银公司向阿里巴巴投资一事进行正式的谈判。相比以前的投资谈判来说，这次的谈判正式多了。马云与孙正义分坐在一张长会议桌的两边，孙正义那一边是一大排人，但除了孙正义谁也不说话，这边只有蔡崇信和马云两个人，看上去多少显得有点势不均力不敌的样子。 就在这次谈判中，蔡崇信说出了后来在网际网路界很有名气的“no”。 “对孙正义说‘不’是需要勇气的，他是一个几乎让人无法拒绝的人，当时的网际网路界他投资雅虎的故事已经让人听得耳朵都起茧了。 可能因为我们当时资金还是比较充实的，我对他说了三次‘no，。”蔡崇信说。 “第一次是他报了一个价钱，我几乎没有反应就直接把‘不’说出来了，而且说得十分坚决。我说你报的这个价钱，我们根本不用通过董事会就可以否决，这不可能被接受。”孙正义的面前放着一个很大的计算器，被拒绝了以后他就用手指在计算器上按来按去算了一通，结果又报了一个价钱。这次蔡崇信说：虽然这个价钱听上去会好些，但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难接受。于是他又去按那个计算器，过了一会儿又报出一个价钱。就这样拒绝了三回，孙正义报出的价钱才落到马云和蔡崇信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于是双方达成了一致，资金的总额是三千万美元。 第73页 “可是回到杭州我们开了董事会以后，发现如果按孙正义的金额来计算，他的股份太多了。所以马云写了封电子邮件给孙正义，告诉他投资金额要减少到两千万美元，同时马云又告诉他希望他能够担任阿里巴巴的顾问。这对孙正义来说是一个破例，他原先是不担任所投资公司的任何职务的。对于这两个条件，孙正义也同意了。我想这是他投资经歷中让步最多的一次。”蔡崇信说。 而对阿里巴巴来说，谈妥孙正义的投资也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步。 孙正义的资金到位是在2000年3月10日。几乎就在孙正义的资金到位两周以后，纳斯达克指数就从最高点开始跌落并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漫漫熊途。两年之中几乎所有中国网际网路公司都无法得到任何投资，而阿里巴巴却始终处于粮草充足的状态。 ◆洗手间里敲定八千二百万美元 “2001年到2003年这三年是阿里巴巴成长的三年。”蔡崇信回忆说。在这三年里，由于公司的发展比较健康，因此虽然处于网际网路的寒冬中，阿里巴巴却没有感到来自投资者的多少压力。“在这期间他们对公司的发展基本是感到满意的，除了让我们对费用进行控制之外，没有提任何要求。而我们对这个要求也是十分重视的。阿里巴巴的整个薪酬结构都控制得很好，同时人员还有大幅度的上升。发展的钱我们一点也没少花。投资者、公司股份结构在这三年里都没有发生变化。” 接下来的变化发生在2003年，马云当时在日本出差，因为时间比较紧，所以没有与孙正义见面。当孙正义知道马云在日本的时候，马云已经订好了回程的机票，正在去机场的路上。孙正义给马云打电话，让他来见一面。马云说自己订好了机票并且已经在路上准备回中国了。 可是孙正义说一定要见马云，请他务必不要走，让司机调头回他那里。 见了面，孙正义告诉马云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他通过雅虎日本公司进军日本的c2c市场，通过种种经营手段与已经在日本经营c2c的ebay公司交上了手，而且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从b.y手里拿下了日本70%的c2c市场份额。他感到由于ebay在亚洲的经营手段与市场有一定距离，所以很想在中国通过阿里巴巴来进军这一市场，从已经被ebay收购的易趣手里拿下中国这一市场的份额。 “巧的是马云当时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他是从另一个方向考虑的。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马云认为c2c市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以后，可能会产生出b2b类型的电子商务来。这对一直从事b2b的阿里巴巴来说是个威胁，他也正想对这个市场有所动作，所以两个人不谋而合，当即定下了进军这一市场的决策。”蔡崇信说。 但是c2c市场是一个需要烧钱的地方，网络公司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来吸引普通消费者进入自己的网站，造成人气，才会对开网上商店的小老闆产生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易趣已经在这一领域里经营多年，所以后来者必须要靠gg来吸引人才能有生存的空间。阿里巴巴虽然当时已经进入赢利状态，但要支撑这样一个市场，尤其是要从易趣手中把市场争夺过来，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因此，必须要增加资本，而这又会影响到资本结构。由于这个投资是必须由孙正义来做的，所以又存在一轮阿里巴巴与孙正义之间的谈判。 与第一次谈判一样，阿里巴巴出席的又只有两个人——马云和蔡崇信，而软银方面出席的又是一长排人，除了孙正义以外，软银方面其他所有的人同样还是不发言的。惟一不同的是，孙正义这次不摆弄计算器了。 谈判的时间是在2003年年初，当时马云和蔡崇信飞往东京，与孙正义就软银向阿里巴巴的第二次注资进行谈判。虽然已经是合作了三年多的股东与创业团队之间的谈判，但是“当时的讨价还价的程度还是不亚于第一次”，蔡崇信回忆说。焦点主要是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孙正义在投入巨资之后是不是控股的问题，另一个是员工团队持股的问题。 前一个问题相对好解决，因为有两个因素可以调节，一个是资金，一个是股份。但对孙正义来说，员工团队持股问题不好理解，因为在日本，所有公司的员工很少有持股的先例，而马云坚持必须通过股份来激励整个公司团队。在这两个问题上双方相持不下，一时间场内气氛显得比较僵。这时候，马云和孙正义不约而同地起来去上洗手间。 据马云说洗手间里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洗手间里，马云沉默了一会儿，对孙正义说：“我觉得八千二百万是一个合适的数字，你看怎么样?”孙正义也沉默了一下，很快答应说：“好，那就这么定下来。” 第25章 牛根生：创造“蒙牛速度” 【牛根生小传】 在近三十年的企业史上，很少有人能像牛根生一样给媒体和大众带来一次次的“意想不到”。2004年底，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捐出全部个人股份，设立了致力于公益事业的“老牛专项基金”，成为“中国捐股第一人”、“全球华人捐股第一人”。 牛根生是一个苦孩子，出生一个月就被贫困之极的父母以五十元的价钱卖给了别人。他从小随养父在大草原上放牛，后来进回民食品厂当了一名洗瓶工，靠苦干升到车间主任。1992年得到郑俊怀赏识，担任伊利公司主管经营的副总经理。牛根生做市场有特别的狠劲，而且很会体恤人。他读书不多，却天生懂得“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道理。有一年，郑俊怀发奖金让他购买一辆高档轿车，他一转身就把这笔钱分拆成几辆低档车分给了部下。由于他分管伊利的市场营销与gg宣传，因此在媒体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外界一度“只知老牛不识郑”。 1998年，郑、牛关系急速恶化，牛根生突然被免职，理由是“莫须有”。 第二年，牛根生就带着几个旧部筹集一千万元资金创办蒙牛，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唿和浩特的一个居民区里租了一间小平房作为办公室，一共只有五十三平方米，月租金二百多元。蒙牛成立的时候，没有奶源，没有厂房，没有市场，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在全国乳制品企业中的排名是第11 16位。”牛根生有的是多年来在市场经营中积累下来的人脉和经验。当时，全球最大的软包装供应商利乐公司在中国推广“利乐枕”(那时候，国内牛奶包装主要採用“利乐砖”和“巴氏奶”)，并愿意免费向牛奶工厂提供生产设备，伊利等大企业都不愿冒险，惟有没钱买生产线的牛根生敢于一试，不料想竟大获成功。到2001年底，蒙牛销售收入已突破七亿两千四百万元，成为国内第四大乳制品企业。2004年6月10日，蒙牛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共募集资金十三亿七千四百万港元。2005年，蒙牛已在全国十四个省级行政区建起二十多座生产基地。产品覆盖全国除台湾省外的所有地区。开发的产品有液态奶、冰淇淋、奶品等三大系列一百多个品种。 “蒙牛速度”在中国企业界引人注目tv2003“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对牛根生的颁奖辞写道：“他是一头牛，却跑出了火箭的速度!” 第74页 蒙牛创造了多项全国纪录，例如：荣获中国成长企业“百强之冠”，位列“中国乳品行业竞争力第一名”，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国际示范牧场”，并首次引入挤奶机器人，是中国乳界收奶量最大的农业产业化“第一龙头”;蒙牛单品销量居全球第一，液态奶销量居全国第一，“消费者综合满意度”列同类产品第一名，同时也是2003年香港超市惟一获奖的大陆品牌;蒙牛还是中国首家在海外上市的乳制品企业，并一举搞得“2004年最佳ipo”桂冠。 牛根生自称信奉“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经营哲学，其领导的蒙牛事实上与亿万消费者、千万股民、百万奶农及数十万产销大军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被人们称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最大的造饭碗企业”，由此也诞生了一段流传甚广的民谣：“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三头牛，三年五年盖洋楼;一家一户一群牛，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 ◆“哀兵必胜” “我这样的人你们要吗?”1998年年底的一天，已经正式从伊利辞职的牛根生熘达着去了唿和浩特的人才市场，他站在一家公司的招聘柜檯前询问来招聘的人。“你多大了?”对方问。“四十岁。”老牛回答。 “对不起，你这样的年龄在我们企业属于安排下岗的一列。”对方直言不讳笑着回答。 牛根生也并非真的想通过人才招聘市场找工作，老牛当时的想法，就是想看看如果离开了原来所熟悉的环境，离开了乳业，他的价值还有多少被承认，结果发现从事了多年管理工作的自己在别的企业根本没人要。别的企业不要不等于老牛找不到好工作，有一家乳品企业得知牛根生辞职之后，老闆马上找到牛根生，愿意出很高的薪酬邀请牛根生加盟。牛根生向对方提出了一个条件：“用我老牛的管理经验和人脉资源人股，让我成为股东。”结果，这个条件把对方吓跑了。牛根生后来对他的部下说：“他们当时觉得我这个要求是痴人说梦!”后来有人评价说，这个企业没有意识到，他牛根生是一台印钞机。 既然没有新东家赏识，老牛打算自己做点事情解决生计。牛根生一开始想开一家海鲜大排档，房子选好了，模式考虑好了，结果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让这个计划难产。直到这个时候，牛根生才意识到，自己虽然离开了伊利，但伊利罩在他头上的阴影并没有散去。 既然海鲜大排档做不下去，那么办个给别人擦皮鞋的工厂总可以吧?也不行!人家明摆着就是要“赶尽杀绝”，不想给老牛一条活路。 就在这个时候，原来跟随牛根生的一帮兄弟纷纷被伊利免职，他们一起找到牛根生，希望牛根生带领他们重新闯出一条新路。这几个人分别是：伊利原液态奶总经理杨文俊，伊利原总工程师邱连军，伊利原冷冻事业部总经理孙玉斌，伊利原gg策划部总经理孙先红。除了伊利人事和财务的头，伊利各个事业部的头都到了牛根生这里。 牛根生想了想自己的困境，然后对他们说：“哀兵必胜!既然什么都不让我们干，我们就再打造一个伊利!大家起个新名字吧。”结果，大家起了一个名字叫“蒙牛”。 ◆秘密谈判，虚拟经营 万事开头难!就在唿和浩特市一间五十三平方米的楼房内，牛根生从家里搬来了沙发、桌子和床，蒙牛的发展奇蹟由此拉开序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牛根生知道自己的短板是“无市场，无工厂，无奶源”，他也知道自己的长板是“人才”。跟随牛根生的这批人原先都是伊利液态奶、冰淇淋、策划营销的一把手，他们在生产、经营、销售、市场、原料设备方面在行业内都是顶尖的人才，老牛决定採取“虚拟经营”的方式，用“人才”换“资源”。因为竞争对手从中作梗，开始“虚拟经营”的几次谈判被搅黄了，牛根生只好“明修栈道，暗渡陈仓”。1999年2月，牛根生经过秘密谈判和哈尔滨的一家乳品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牛根生派杨文俊等八人全面接管了这家公司。通过他们的管理给这家企业带来很好的效益的同时，蒙牛产品也由这家工厂新鲜出炉。老牛是个明白人，借鸡下蛋只不过是权宜之计。1999年1月到4月，身处唿和浩特的牛根生一边对远在哈尔滨工厂的八人团队遥控指挥，开始生产第一批蒙牛产品，同时摇身一变成了民工头，在距离唿和浩特和林格尔县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上热火朝天地建起了自己的工厂。 ◆gg牌被砸，因祸得福 1999年4月1日，唿和浩特市的老百姓一觉醒来，唿和浩特市主要街道旁边的三百块gg牌全是蒙牛的gg：向伊利学习，为民族工业争气，争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5月1日，就在老百姓讨论“蒙牛”的余热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四十八块“蒙牛”的gg牌一夜之间被砸得面目全非。蒙牛的gg牌被砸反而使得社会关注蒙牛的热度再次升温，蒙牛开始变得“愈神秘，愈美丽”。当时的媒体记者顺藤摸瓜找到了蒙牛的代言人，发现此人竟然是伊利曾经主管生产经营的副总裁牛根生。 牛根生不愿意接受媒体採访，但是很愿意和记者聊聊，聊的过程，记者发现唿和浩特竟然还有这样一位极具个性的企业家。 当记者问及牛根生为何被伊利免职时，牛根生回答：“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蒙牛的gg牌到底是谁砸的?牛根生没有给出答案，在老牛看来，答案是众人皆知，但他宁愿让大家心照不宣。 蒙牛到底是谁的企业?牛根生说註册人不是他，因为环境险恶不允许他出头露面。 蒙牛是在克隆伊利吗?牛根生说不是克隆而是补缺，他提到了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宝马和奔驰共同竞争却能发展得更好的例子。 蒙牛能做好吗?牛根生说：“做鞋必须要怀着给自己做鞋子的思想，鞋才能做得好!” ◆启动“中国乳都”概念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1999年初，牛根生虽然隐姓埋名“躲”在幕后，也没有逃脱继续受打压的命运。竞争对手为了封杀蒙牛，争夺奶源，蒙牛有的牛奶车半路被截，牛奶被当场倒掉。 为了减少冲突和不必要的麻烦，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牛根生很快制定了“收奶三不干”政策：凡是伊利等大企业有奶站的地方蒙牛不干(不建奶站);凡是非奶站的牛奶，蒙牛不干(不收);凡是跟伊利收购标准、价格不一致的事，蒙牛不干。 同时，牛根生启动“中国乳都”的概念，通过公益gg的形式打出“我们共同的品牌——中国乳都，唿和浩特”的口号，在众多场合提到伊利时都把伊利放在自己的前边，在所有的口径上都将内蒙古所有的乳品企业打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烙印。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蒙牛赢得了政府的支持，使自己的命运和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大局捆绑在一起，抬高竞争对手的同时保护了自己。 第75页 牛根生又不是三头六臂，他就是一天不睡觉，顶多也只有二十四个小时，他怎么能够同时操作这么多事情而又阵脚不乱呢? “一个人死了如果还可以重新活一次，那么第二次生命，他肯定能做成任何事情。重新做人不太可能，但是重新做企业是有可能的。我在做蒙牛之前，养牛、种草、干乳业，我已经做了二十一年，公司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我都经歷过。二十一年后，我又重新从零开始做乳业，我就回过头来想过去经歷的那些事情：当时，我每一年都做些什么事情，现在重新来做，做对的事情能否提高效率?那些曾经犯过的错误能否不再犯?这就是熟能生巧、厚积薄发。”老牛如是说。 ◆我对伊利的感情，实际上不比对蒙牛的少 2003年，伊利为了庆祝股份制创立十周年而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令郑俊怀和所有伊利人没有想到的是，牛根生不请自去。 老牛当场对伊利的员工说了一番至情感人的话：“我在伊利干了十六年，在蒙牛才干了五年。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伊利，在这里流过的泪、淌过的汗、洒过的血，比在蒙牛多得多!所以，要说感情，我对伊利的感情，实际上不比对蒙牛的少。”活动结束，牛根生得到了一套茶具，这套茶具如今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老牛办公桌对面的茶几上。或许这证明了老牛对伊利的复杂感情，或许这让老牛始终要提醒自己些什么。 但是，无论如何，牛根生在伊利的这招“情感行动”收到了效果，至少是让那些认识或者不认识牛根生的伊利员工对老牛有了些“另外”的看法。 ◆小区包围超市 “小区包围超市，所有产品免费品尝。”牛根生知道，在市场上不能和伊利正面冲突，他将第一个目标定在了深圳。伊利刚刚兵败于此。 伊利採取先打媒体gg，随后超市跟进的策略，结果彻底失败，因为深圳的老百姓基本上都认准了洋品牌的口味，伊利为此付出了几百万的gg费却无功而返。 牛根生了解伊利的短板，也知道伊利强项当中的弱点，他决定採取另外一套“战术”：蒙牛的各路人马穿着蒙古服装打着横幅和标语到各个小区门口，横幅上写的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纯天然无污染的牛奶”，“不喝是你的错，喝了不买是我的错”，蒙牛产品全部都是免费送给居民品尝。结果，小区的居民一喝不错，他们到超市的时候就会问，蒙牛的产品一下子在深圳各大超市迅速火了起来。 依靠这招“小区包围超市，所有产品免费品尝”的策略，从1999年开始，蒙牛的产品快速进人北京和上海的市场。从1999年到2001年，伊利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平均每年递增速度超过40%，2001年主营业务收入突破二十七亿元;蒙牛则以超过300%的速度翻番增长，2001年销售收入突破七亿两千四百万元。 ◆我们就是利乐枕的领导者 2000年，蒙牛的资金还很紧张，牛根生却突然决定上“运奶车桑拿浴车间”和“闪蒸设备”。“运奶车桑拿浴车间”在国内尚属首例。奶罐车从奶源基地每向工厂送完一次奶，都要在高压喷淋设备下进行酸、硷、蒸汽及开水清洗，最大限度地保持牛奶的原汁原味。“桑拿”设备需要三百多万，一年的运行费用也是三百多万。“闪蒸”工艺，是在百分之百原奶的基础上再剔除掉一定比例的水分，从而使牛奶的味道更加纯正。只不过，每生产一吨牛奶都要比同类不“闪蒸”的企业少挣三百块钱。结果，就是别人看来多此一举、增加成本的两项措施，很快让蒙牛牛奶的质量在老百姓心目中变得“有口皆碑”，销量大幅度提升，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蒙牛牛奶供不应求的现象。蒙牛少挣了一些钱，但是在质量方面和其他产品拉开了档次。 也是同一年，牛根生决定上利乐枕(保鲜时间长，像枕头一样的包装)。老牛的决定一出，立刻引起团队成员强烈的质疑。在此之前，由于利乐枕的利润很低，如果量上无法突破，风险极大。整个中国市场只有帕玛拉特有利乐枕的产品，而且所占市场份额非常小，老百姓还是认同利乐砖(保鲜时间长，纸盒的包装)和巴氏奶(保鲜时间短，塑胶袋包装)。利乐公司曾经要免费送给国内厂家设备，都没有哪家企业敢要。 老牛说服了大家：“我们是后发企业，必须要有差异化的产品。利乐砖人家做了很多年了，我们如果做利乐枕，就是利乐枕的领导者。”结果，蒙牛利乐枕一经推出市场，一个月内的销量就超过了帕玛拉特，到了2001年，虽然国内各大乳品企业都上了利乐枕，但全部加起来的销量不到蒙牛的二分之一。 ◆“打开舱门的时候，我都不敢看” 2003年10月16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返回。“一切按照原计划行动!”老牛一声令下，蒙牛展开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市场行动：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电视台，“发射——补给——对接篇”的电视gg当天以最快的时间在黄金时段同步亮相;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的路牌和建筑上铺天盖地出现了“举起你的右手，为中国喝彩!”的口号;“航天员专用牛奶”的gg一时之间占据了中国大大小小的超市各个显要位置：印有“航天员专用牛奶”的新包装牛奶以最快的速度摆上了超市的货架，印着蒙牛产品标志的上千辆运输车在中国各条大街小巷上奔驰，所有员工开足马力在紧张地行动……“科学毕竟不是神话，没有百分百的成功系数，‘神五’飞天要是不成功，你该怎么办?你怎么看待这个巨大机遇背后隐藏着的巨大风险?”记者问。 “说实话，返回舱飞回来打开舱门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见到杨利伟的时候对他说：‘利伟啊，不瞒你说，我是你的老哥，除了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妻子孩子，你的直系亲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除了你的团队和战友，除了认识你的朋友，在你所不认识的所有陌生人当中，我对你的事情是最关心的。因为在你身上寄託了我们那么多蒙牛人的心血，还有我牛根生的个人价值的实现。”“至于风险，第一，我绝对不相信失败;第二，退一万步说，即使我们发射不成功，世界航天史上有那么多人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还在前赴后继，下一次，我们还是要跟航天员进行合作。蒙牛不是做一天就收摊，蒙牛也会将自己的事业进行下去。”老牛说完这句话，大手一挥，俨然就像一个战场上横)9立马的将军! 同时，从2000年开始，牛根生就制定了帮助农民贷款养牛的策略，辅助别人建奶站的策略，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工厂的策略。曾经困扰蒙牛的“三无”问题逐渐瓦解。 通过技术投入制造高质量的产品，同时用新的包装方式细分出一个低价格高质量的产品区间，差异策略、奇兵制胜，是牛根生最终胜出的原因。 第26章 任正非：中国最神秘的企业家 第76页 【任正非小传】 任正非被称为中国最神秘的企业家。 四十四岁之前，任正非一点都不算是成功人士，甚至，这个时候.他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还没有解决。 这位解放军前团级干部，在部队期间因贡献突出，出席过1977年的全国科学大会。1982年，突然而至的百万大裁军，将任正非推到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转业后的任正非命运开始多艰起来，第一次做生意就被人骗了。此时，他与家人蜗居在深圳一所简陋的房子里，在阳台上做饭，他的母亲到菜场拣别人不要的菜叶，买点别人不要的死鱼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1987年10月，在深圳湾一间简易房里，四十三岁的任正非创办了华为公司，註册资本24000元人民币。与众多活不过五年的小公司一样，此时的华为做的业务也非常杂，基本上是什么赚钱做什么。所幸的是，华为代理到了香港hax的交换机，并因此获得了原始资本积累。 此时，任正非作为成功企业家的潜力开始显露。他决定将公司所有资金用于技术研发，以生产拥有自主智慧财产权的程控交换机，取代昂贵的进口设备。 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更多的国内厂商宁愿选择成本低、收益快、跨越较低的技术门槛。华为的研发一开始盯上主流技术的万门交换机，短时间内可能遭遇巨龙等竞争对手的挤压，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性。 其实，从做代理商那天起，任正非就希望华为能生产自己的产品，这种渴望成为华为涉足自有技术开发的原动力。在代理商阶段，任正非就让技术人员不断研究国外交换机。hax的工程师对已售出产品进行现场维护时，任正非必派出自己的工程师到现场。 但华为幸运地成功研制出了c&c08，并获得第一笔订单。在随后的北京通信展览会上，华为凭藉c&c08将国内同类厂商远远地抛到了氨后。 1995年，任正非领导的华为销售额突破了亿员大关。十年后，华为的外销市场首次超越了国内市场。 1997年，从ibm美国总部考察回来后，任正非开始在公司强力推进一系列管理改革，巨额投入，邀请ibm等国际知名公司，以十年时间帮助华为提升综合管理水平。 2000年底，华为前副总裁李一男离开华为，在北京创办了港湾网络公司。这个曾经被任正非异常器重，在华为以火箭速度上升，并被委以重任的小伙子，几年后却成为了让任正非最恼火的竞争对手。经过几年对抗和复杂的资本运作，创业六年的港湾网络最终被华为全资收购。任正非与李一男之间的爱恨情仇，由此告一段落。 毫无疑问，创业二十年来，任正非是中国最低调、最神秘的企业家。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记者正式採访过任正非，没有任何一个记者拍摄到过任正非出席各种会议的照片。国内外各种高层次会议、颁奖大会的主办单位都邀请过任正非，但他拒绝出席一切颁奖活动，拒绝参加任何与华为的客户没有关系的会议。 &ldquo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多次将任正非列为备选人物.但任正非一直拒绝参选。该活动的策划人许文广很无奈，他在接受某记者採访时说：“很多专家和我们都认为他没有入选是一个遗憾，但是他有自己的原则，不参与任何媒体的活动，我们只有尊重他的选择。” 这导致外界有关任正非的文字、图片资料少之又少。尽管想尽办法，很多图书出版者都只能搜寻到几张任正非的照片。 除了对于外界给予华为以及他本人的荣誉，任正非一概拒绝外，对于外界对他以及华为的质疑，甚至是恶意中伤，任正非从来都只选择沉默，从不去辩解。可谓我行我素，好坏任人评说，我自岿然不动。 这个中国企业界教父级的企业家，就以这样特立独行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企业界。 ◆那个吃米糠的学生 任正非兄妹七个，全家一共有九张嘴巴，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吃饭。任正非的爸爸任摩逊是一位积极追求进步，为革命事业和教育事业尽职尽责一生的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位普通教员。 任家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开支很大，每到交学费时，妈妈程远昭就发愁。任正非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三至五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几家都未必能借到。 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任正非还穿着厚厚的外衣，让任正非向妈妈要一件衬衣，任正非不敢，因为他知道家里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任正非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他两件衬衣，任正非真想哭，因为他知道，自己有了这两件衬衣，弟妹们就会更难了。任正非家当时是两三人合用一条被盖，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任正非正在念高中，他要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飢饿。初中时，任正非被作为因材施教的榜样学习。由于天天飢肠辘辘，无心读书，高二时，任正非破天荒地补考了。 后来，家人去山上采一些红刺果，把蕨菜根磨成浆，青槓子磨成粉代食。家人还发明了将美人蕉的根煮熟了吃。刚开始吃美人蕉根时，怕中毒，妈妈只准每人尝一点，看到吃后没有事才允许孩子们大胆地吃。 排行老大的任正非此时也才十四五岁，下面六个弟妹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他们完全可以偷偷地多吃一口，但兄妹们谁也没有这么做。任正非的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任正非的妈妈由于仅仅是个普通教师，不仅要同别人一样劳累地工作，还要照顾七个孩子的学习、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体力消耗如此之大，妈妈程远昭却从不多吃一口。为了保证人人都能有口饭吃，活下来，任正非在文章中回忆，父母在家里每餐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如果不是这样，任正非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 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任正非实在饿得受不了，就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做父母的当然心疼得不得了。其实，那时任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罐装着的，但任正非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悄悄塞给任正非一个小小的玉米饼，使他能安心复习功课。任正非知道，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任正非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 上大学时，任正非要拿走一条被子，家里就没有办法盖了。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伴任正非渡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2001年，任正非在回忆文章中自述：青少年时期并无远大的理想，高中三年的理想就是能吃一个白面馒头。 四十三岁那年，任正非与人以两万多元资金创办了华为公司。二十年后，这个公司成为了中国企业界竞相学习的榜样。 ◆来自美国的灵感 第77页 197年圣诞节前夕，任正非先后访问了美国休斯公司、lbm公司、贝尔实验室和惠普公司。ibm副总裁送任正非一本哈佛大学出版的关于大项目管理的书，后来，华为又买了几百本，发给公司干部学习。 在ibm，任正非整整听了一天管理介绍，详细了解了ibm项目从预研到寿命终结的投资评审、综合管理、结构性项目开发、决策模型、筛选管理、异步开发、部门交叉、职能分组、经理角色、资源流程管理、评分模型……那天，任正非听得津津有味，认真地做笔记，如同一个谦虚的小学生，从早上一直到傍晚，身体不好的他竟然一点也没有觉得累。 1997年圣诞节晚上，美国纽约万家灯火，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访问美国的任正非一行人却关在一家小旅馆里，就着壁炉开工作会议，仔细消化访问期间的笔记，整理出了一厚叠简报。 任正非后来自述“对ibm的管理模型十分欣赏”，但考察结束后，他发现，朗讯也是这么管理的，这些先进的管理方法都源自美国哈佛大学等着名大学的一些管理着述。返回华为后，任正非在高层进行了长达两天的传达与研讨，印发了一百多页简报，在华为内部激起了新的改革火花。 他说：我们只有认真地向这些大公司学习，才会使自己少走弯路，少交学费。ibm是付出数十亿美元直接代价总结出来的，他们经歷的痛苦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任正非去ibm访问的时候，作为首位非ibm内部晋升的ceo，郭士纳将已经病人膏肓、神医也难挽救的ibm起死回生。任正非此次之所以访问ibm，郭士纳创造的神话和个人魅力显然是个重要因素。 经过一天的访问，任正非对ibm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管理制度的规范、灵活、响应速度不慢有了新的认识。他自述，ibm的经验“对我们的成长少走弯路，有了新的启发。华为的官僚化虽还不重，但是苗头已经不少。企业缩小规模就会失去竞争力，扩大规模，不能有效管理，又面临死亡。管理是内部因素，是可以努力的。规模小面对的都是外部因素，是客观规律，是难以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必然抗不住风暴。” 任正非指出，华为“只有加强管理与服务，在这条不归路上，才有生存的基础。这就是华为要走规模化、搞活内部动力机制、加强管理与服务的战略出发点。在扩张的过程中，管理不善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华为一直想了解世界大公司是如何管理的，有幸ibm给了我们真诚的介绍。” 1997年，任正非五十三岁，郭士纳五十五岁，任正非带领的是年销售额四十亿元、近六千名员工，快速扩张的it业后起之秀;郭士纳带领的则是年销售额六百多亿美元、二十六万九千多名员工的it业巨头。与庞大的ibm相比，此时的华为显然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公司，任正非坚信，华为有一天也会如ibm般强大，但前提是华为要将ibm等跨国企业的管理精髓成功移植过去。于是，回国后，任正非开始在华为强力推行管理变革。 在ipd(集成开发)动员大会上，任正非指出：“世界上还有非常多好的管理，但是我们不能什么都学，那样的结果只能是一个白痴。因为这个往这边管，那个往那边管，综合起来就抵消为零。所以我们只向一个顾问学习，只学习ibm。” 1998年，华为斥千万美元请ibm进行流程再造。任正非告诫华为人，只有经过几死几生，还继续活着的企业才算是真正的成功，而华为的发展显然还是太顺利了，还不能说是真正的成功。 ◆永远在思想上艰苦奋斗 2001年春天，任正非抱着“学习度过冬天的经验”的目的，到日本考察。 战后日本第十三次经济周期于2000年10月达到景气上升的峰顶，随后陷入新一轮经济衰退期，多项重要经济指标均创战后最坏纪录。经济出现战后最严重的负增长，失业率屡创新高，一度高达10%以上。日元对美元汇率2000年10月为一美元兑一百零八日元左右，一年后贬至一百三十二日元左右。工业生产总值则跌到十三年来的最低点，企业还在不断紧缩开支与裁员。虽然由于日本在经济滑坡之前积聚了大量财富，经济衰退的全部影响应该在几年后才可以感受得到，但一些日本居民在2000年末就已经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 任正非就是在这个时候到达日本的。他惊讶地发现，在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挣扎的日本人民没有被困难压倒。经歷十年经济低迷后的日本，绝大多数企业已经连续八年没有增加过工资，但社会依旧宁静、祥和、清洁、富裕与舒适，人们依旧兢兢业业地工作，任劳任怨地为日本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任正非被日本人民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震撼了。在《北国之春》一文中，任正非记述了自己的所见所感： 从偏远的农村，到繁华的大城市，街道还是那样整洁，所到之处还是那样井然有序;人还是那样慈祥、和善、彬彬有礼，脚步还是那样匆匆;从拉面店的服务员，到乡村小旅馆的老太太，从大公司的上班族，到……所有人都这么平和、乐观和敬业，他们是如此地珍惜自己的工作，如此地珍惜为他人服务的机会，工作似乎是他们最高的享受，没有任何躁动、不满与怨气。 从精诚团结、同舟共济、努力改善经济增长困境的日本人身上，任正非看到了大和民族的高度凝聚力和吃苦耐劳精神，他认为，日本一旦重新起飞，一定会再次一飞沖天。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任正非不禁想到了华为，他问自己，华为若连续遭遇两个冬天，不知道华为人是否还会平静，沉着应对，克服困难，期盼春天。 2000年的华为已经进入了平稳发展期，销售额达到二百二十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3%，利润二十六亿元，纳税二十七亿元，员工达到一万六千人，註册资本金提高至二十三亿两千万元。这已经是华为连续八年在市场上高歌勐进了。多年的高增长、长期的顺境、优厚的收入使得部分华为人有点飘飘然，以为华为可以永远成功下去。 任正非发觉了这种思想意识，他明白，华为迟早会遇到难题，甚至迟早会破产，到那个时候，华为人是否有能力应付?是否有正确的心态对待?如何应付? 华为一度以高薪着称。任正非明确提出，要以最优厚的待遇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多年的高速增长，让华为人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那个曾经为了维持最低生活水准而奔波、劳碌的时代过去了，华为人进入了相对安逸的生活、工作状态。 任正非并不反对物质享受，他甚至提倡并鼓励华为人尽情享受自己创造的物质幸福。华为已经有这个能力给员工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但是，任正非担心这种优厚的生活会磨灭华为人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指物质方面，而是指精神上。 任正非是要求华为员工永远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在工作上永不满足，不断地提高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尤其是应该向日本人学习，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不怨天尤人，而是信心百倍地以高度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第78页 ◆永远的遗憾 1999年之前，任正非每年也回到过妈妈所在的城市，但一下飞机就给办事处接走了，说这个客户很重要要拜见一下，那个客户很重要要陪他们吃顿饭。忙来忙去，忙到上飞机时回家取行李，才与父母匆匆一别。妈妈盼星星、盼月亮，盼唠唠家常，一次又一次地落空。父母总是说工作重要，让任正非先忙工作。 1999年12月31日，任正非总算抽出时间，在公务结束之后，买了一张从北京去昆明的机票，去看看妈妈。以往，不管任正非多晚到家，妈妈都会做一些任正非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这次，买好机票后，任正非没有给妈妈电话，他知道一打电话妈妈一下午都会忙碌，直到飞机起飞，任正非才告诉妈妈，让妈妈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车去接，他自己打计程车回家，目的就是好好陪陪妈妈。 2000年1月3日，任正非要随当时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伊朗，因此，他在昆明只能待一天，然后就要赶回北京。回北京前，任正非与母亲约好，今年春节他不工作，哪儿也不去，与几个弟妹陪妈妈在海南过春节，痛痛快快地聊一聊。以前，任正非节假日多为出国，因中国过节，外国这时不过节，正好多一些时间工作，这次他彻底想明白了，要陪陪妈妈，任正非这一生还没有好好陪过他们。没想到这个约定竟然成了任正非永远也兑现不了的承诺。 创立华为开始，任正非就无暇顾及父母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很严重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华为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任正非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连自己也照顾不了，任正非自己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父母这才转到昆明任正非妹妹处定居。 2000年1月8日，圆满结束对伊朗的访问后，任正非刚把胡锦涛副主席送上飞机，就接到公司高层纪平的电话，任妈妈出事了。1月8日上午10时左右，任正非母亲提着两小包菜从菜市场出来，被飞驰而过的汽车撞成重伤。由于伊朗的通信、交通设施太差，任正非心急如焚。当任正非风尘僕僕地赶到昆明时，已是深夜了。任正非回到妈妈身边没有多久，妈妈就溘然去世。 任正非的父亲1995年在昆明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瓶塑料包装的软饮料吃后，拉肚子，全身衰竭去世的。 父母先后离开，任正非悲痛万分又后悔不已。他的悔恨心情难以形容。他说：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销蚀了自己的健康。 ◆从战友到对手的轮迴 1992年，任正非的公司来了一个名叫李一男的实习生。身材瘦削、尚为华中理工大学二年级硕士研究生的李一男很快引起了任正非的注意。爱才如命的任正非，没有顾及这个男同学实习生的身份，竟然委任他主持研究开发一个技术项目，为此，华为还特意购买了一套二十万美元的外国设备。后来，由于市场形势急转直下，该研究项目搁浅，买来的那套设备没有派上用场。任正非没有怪罪这个同学一句，反倒对有意见的同仁说，那是培养年轻人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1993年，李一男正式进入华为。仅仅两天时间，李一男就被任命为了华为工程师，这年，他二十三岁;两星期后，因解决一项技术难题，他被破格提升为高级工程师;半年后，因工作出色，他出任华为最重要的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两年后，因为在华为c&c08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的研制中贡献突出，李一男被提拔为华为中央研究部总裁以及华为总工程师;四年后，李一男已经坐在了华为副总裁的职位上，这一年，他刚满二十七岁，是华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总裁。 这段佳话成为华为根据业务能力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的典型案例，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李一男对技术发展趋势，对产品走向具有惊人的敏感度和准确的把握能力。华为也给李一男提供了足够大的舞台。任正非甚至已把李一男作为了自己的接班人。李一男在华为可谓前途无量。 但是，李一男后来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辞职创业。 其时，华为为解决沉淀层问题，鼓励员工内部创业，李一男此举算是“响应号召”，任正非虽然不太捨得，但依旧錶现出了非凡的大度，华为给李一男开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会，任正非明确地告诉李一男，什么时候想回华为，华为的大门永远为他开放。 随后，刚过三十岁生日的李一男带着价值一千多万元的华为设备和一批研发、销售人员到北京，并于2000年底创办了港湾网络公司。 此时，他的角色，至少华为给他定位的角色，是华为的代理商。包括任正非在内，所有的华为人可能都没有料到，李一男此次远上北京，不仅仅是距离华为总部两千多公里那么远。 事实上，李一男的出走给当时的华为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他最终与华为直接竞争，则更让华为不可饶恕。 任正非后来亲口证实，李一男的出走给华为的伤害很大。 李一男走的时候，正是任正非发出“华为的冬天”即将来临的预言后不久。此时的华为正处在内外交困时期，任正非用“濒于崩溃的边缘”来形容。华为内部许多人，仿效李一男出去“创业”，部分华为人甚至偷盗华为的技术及商业秘密，推动华为公司分裂。 任正非并没有把责任完全推在李一男身上。他认为：“真正始作俑者是西方的基金，这些基金在美国的it泡沫破灭中惨败后，转向中国，以挖空华为，窃取华为积累的无形财富，来摆脱他们的困境。” 此时的华为内部，瀰漫着一股浮躁，众多华为人高喊资本早期是骯脏的口号，在风险投资的怂恿下，偷窃华为的技术机密与商业机密。华为的竞争对手也趁机利用那些出去创业的华为人创办的公司制约华为，一时间，众多研发骨干、市场骨干心态浮动，出去搏一把的冲动不断闪现。孱弱的华为此时要面对着来自国外的风险投资和竞争对手的双重压力。 很难想像，一旦华为的骨干力量纷纷出去自立山头，华为的未来将会怎样?任正非说：你们走的时候，我们快崩溃了，那时好像只要是在华为待着的人，都被认为是很奇怪的，好像没离开华为的人，反而是不正常的。 任正非形容此时的华为“摇摇欲坠”。 华为迅速採取措施，加强信息安全，交付件的管理，逐步使研发稳定下来;加强了市场体系的干部教育与管理，市场崩溃之风停住了。任正非亲自主持召开干部大会，稳定组织，调整士气，终于把华为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 华为虽然稳定了，但来自外部的威胁和烦恼并没有完全解除。 在风险投资的操纵下，港湾网络准备于2004年9月在香港或纳斯达克上市。任正非清楚地知道，港湾网络背后的风险投资人才是华为真正的敌人。 收购港湾网络后，任正非曾经说：“后来我们发现并不是和你们竞争，主要面对的是基金和竞争对手，如果没有基金强大的力量，你们很难招架得住我们的竞争压力。我们敏感到基金的力量，与巨大的威胁，如果我们放弃竞争只有死路一条。如果基金这样做在中国获得全面胜利，那么对中国的高科技是一场灾难，它波及的就不只有华为一家了。 第79页 因此，放任，对我们这种管理不善的公司是一个悲剧，我们没有退路，只有坚决和基金做斗争。” “当然你们在风险投资的推动下，所做的事对华为造成了伤害，我们只好做出反应，而且矛头也不是对准你们的。”任正非后来表示。 港湾网络筹备上市前夕，华为向港湾发出了律师函，警告港湾网络侵犯了华为的智慧财产权，导致港湾网络上市计划流产。风险投资想通过上市退出的路子被堵死了，惟一退出的途径就是转手。 2006年5月10日，美丽的杭州。 阔别五年后，李一男与任正非首次见面，在场的还有黄耀旭、彭松、费敏等华为前任和现任高层。任正非把此次见面说成是：“第二次握手”，“一定要握好”。 他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没有什么弯弯绕，我们也不纠缠歷史。大家对歷史会有不同的看法，交流会造成矛盾。我们面向未来，在减少矛盾的情况下，加强沟通，达到相互信任。公司处在全球歷史性大发展的时期，如果你们想通了，双方工作小组也能达成一致，你们的回归将对中国科技史都是一项贡献。不一定会说你们输了，我们赢了，应该说我们是双方都赢了。 任正非强调，华为与港湾网络之间真正的出路是重新走向合作。 他坦诚地对老部下说：“不要担心会算计你们，会合理地给你们安排职位的，不光是几个，而是全部。我们认真地来探讨合作的问题，构建我们真正的成功。歷史上真正化干戈为玉帛还是不多的，基金的投机，一害你们，二害我们，我们都是受害者，相信我们会度过阴暗的这一天的。” 2006年6月6日，港湾网络与华为联合宣布，华为全面收购港湾网络。华为如鲸鱼一般，一口将小舢板港湾网络“吞下”，只在茫茫大海中留下了一丝微波。 对于港湾网络问题，任正非曾经这样解读：对这五年来说，没有你们离开公司，我们还发现不了公司这么多严重的问题。我曾说过我们的队伍要好好教育一下。我们幸亏也没有太急躁，促成内部矛盾激化，通过这五年的调整逐步稳定下来了。 第27章 张朝阳：网际网路最初的模样 【张朝阳小传】 在带给中国巨大变化的网际网路产业里，张朝阳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这份独特尤其体现在张朝阳式的成长道路上。 张朝阳是陕西西安人，生于六十年代(1964年)，这代人的显着特点是幸运：曾经的硝烟已散尽，温饱问题正在逐渐解决，而当这代人正需要思想来填充时，恰逢恢復高考以来的最好时期。比他的前辈们幸运的是，张朝阳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在象牙塔内攫取自己所需的，肆无忌惮地随意塑造自己的理想。这点在张朝阳身上体现得异常深刻，他从小就不是一个安分之人，爱幻想，不甘落后，对很多东西感兴趣。学过画画，做过飞机航模，拉过二胡，喜欢看《水浒传》。文学禁忌的藩篱早已撤去，他可以阅读自己喜欢的那些自学成材的故事，他喜欢读《哥德巴赫猜想》。而等到1982年时，张朝阳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四年毕业后，他又无比幸运地考取了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并于1993年底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博士学位。张朝阳的这些际遇，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六十年代最幸运人群的命运。等到两年后他再度回到中国时，他已是那个时代最令人羡慕的“海归派”了。 但如果仅仅依靠这些，张朝阳或许能成为一个外企的高级白领，或是一位外资在中国的高级合伙人，小有名气但绝不会有后来的大名鼎鼎，张朝阳最大的幸运是他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来到了网际网路时代浪潮之前，而他此前准备的学识、胆识正好可大展手脚。 1996年，张朝阳在北京创建了爱特信公司，1998年2月25日，爱特信正式推出“搜狐”产品，并更名为搜狐公司，由此开始了他在中国网际网路领域里的传奇歷程。1998年3月，张朝阳获得intel等两家公司二百一十万美元的投资，他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1998年9月，搜狐上海分公司成立，1999年6月组建搜狐广州分公司。2000年搜狐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併购了中国最大的年轻人社区网站chinaren，网络社区的规模性发展给门户网加入了新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奠定了业务迅速走上规模化的基础。 但就像任何故事需要跌宕起伏的情节一样，如果人生仅仅如此顺利，张朝阳也只是一般的成功传说，一个幸运的人而已。上帝在给予机遇的同时，总是同时赐予常人无法承受的重任与打击，那些没有倒下的，那些重新站起来的人才会真正成为歷史的宠儿。 从2000年开始，张朝阳的人生中出现灰色。在经歷了全球网际网路泡沫破裂的崩塌后，搜狐在纳斯达克的表现每况愈下。2001年3、4月间，搜狐股票率先跌破一美元，随时都存在被摘牌的危险，而若一旦如此，张朝阳将直接从天堂降落到地狱。当时所有的媒体与投资机构都像躲避瘟疫般远离了曾经簇拥的明星，惟一救赎自己的办法便是不断地变卖财产回购股票，张朝阳这样做了，而他也坚持到了最后。 2002年7月17日，搜狐率先打破中国网际网路的僵局，实现赢利。 在面临新浪和网易的竞争、选择搜狐的赢利方式时，张朝阳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周末休息。有时候周末有各种活动，也是跟公司相关的。 2003年，搜狐捷报频传，2月25日搜狐推出韩国游戏《骑士》进军网路游戏;在2003年上市公司中国科技人物财富排行榜上张朝阳仅次于丁磊屈居亚军;在胡润制造的2003年中国it富豪五十强中张朝阳亦名列三甲…—张朝阳的故事是一个新时代中最新鲜的版本，他的起伏歷程与最终的成功，标志着一个跟世界同步的企业家阶层站到了舞台上，那些陈旧的声音在他们面前变得仿佛遥远了。 一直到1996年，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网际网路为何物。事实上，根据中国网际网路信息中nic的统计数据，即便到了1997年10月31日，中国也才有二十九万九千台计算机上网，区区六十二万网络用户以及可怜的一千五百个网际网路站点，那时的国际出口带宽也仅为二十五点四零八m。 在这一年，从麻省理工学院归来并且一心想在中国创立自己的公司的张朝阳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千辛万苦融到的第一笔风险投资——总共二十二万美元。 尽管只有十七万美元最终进入了张朝阳的帐户成为创业资金，但它促成了首个携带海外风险投资回国的创业者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而张朝阳在1996年前后所遇到的一切正在今天几乎所有网际网路创业公司内部不停地重演。 惟一不同的是，这一年的张朝阳处在一种极其艰难却又极具机会的时代，风险投资远在美国而且对中国网络公司缺乏兴趣;而十年后的今天，情景却似乎恰恰相反，风险投资商不惜远渡重洋蜂拥而至并认真对待每一份有潜力的中国商业计划书，但是看起来机会却越来越少。 ◆生日，另一个开始 几乎没有人知道，张朝阳特地选择了在1995年10月31日登机回国，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生日能够带来一次“新生”。 第80页 1981年从西安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张朝阳，在1986年大学毕业前夕，又考得了“李政道奖学金”，获得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留学资格，在美国一住就是七年。 在这七年里，他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并从事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 1994年，张朝阳在mit的实验室里被当时的“网际网路”的奇妙所震撼。 “事实上，那时是一些校园内部网之间的互联，也不叫网际网路，而叫‘信息高速公路’，”张朝阳回忆说，“我们已经可以通过umx代码和电子邮件进行网上交谈，虽然不像现在有图文界面，但即便如此简单的应用，网络的这种独特魅力也已经让我下定决心，不走正常的道路，而是去创办网络公司，回国创业。” “那时我就觉得，当今时代有两大趋势——顺应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潮流，一是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 这两句英文被张朝阳写在了他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中国在线”的封面上。但是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创业能够做什么，并且在中国也没有任何资源。 这个时期张朝阳有机会多次往来于美国和中国之间，其间在一家美国网际网路公司isi的短暂工作经歷，更加坚定了他自己创业的决心。 isi从事一些基于网际网路的封闭式服务，即收集一些信息，例如金融信息以及各种数据，并把他们在网际网路上出售。张朝阳曾是这家公司的中国区首席代表，在加盟isi之初，他已经与isi有过“君子协定”——“只干一年，然后自己创业”，于是一年后张朝阳在自己三十一岁生日那天回国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第一桶金 1996年7月，张朝阳正式开始了他的融资之旅。 “那两三个月里，我经常往返于中国、纽约和波士顿之间。”张朝阳无比感慨地说，那个时候美国的风险投资人根本不相信远在中国的创业者。 为了给投资人打电话，他在美国大街上的公用电话亭排队，他甚至尝到过被投资人赶出办公室的狼狈滋味。这个时候的张朝阳，为了拿到融资而忍受了颇多美国投资者的耍弄。“他们把我耍得团团转。”张朝阳说。 经过持续努力，张朝阳见到了mit媒体实验室主任、《数位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蒂，这位风云人物在与张朝阳会谈之后答应给他的爱特信公司进行天使投资。 最终经过很长时间的接触才确定了三个比较有兴趣的投资人。 而我已经被折磨得很厉害了。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很年轻，气势很强，做事情也很专注，他们三个可能就是被我眼中流露出的对成功的欲望所吸引，才给我机会。事实上，也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引荐下，我才得到了第一笔天使投资。” 1996年8月，itc爱特信电子技术公司(北京)有限公司正式註册。10月13日，张朝阳终于在自己的帐户上看到了十五万美元，这是爱特信公司获得的第一笔风险投资，投资者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蒂和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爱德华.罗伯特，尼葛洛庞蒂的另外两万美元在1997年到位。 这笔对张朝阳来讲重要之极的投资共有二十二点五万美元，尽管最终只有十七万美元供他创业，但他终于可以开始做他想做的事了。 万泉庄园，是张朝阳创业的始发地，几乎整个1996年，他吃在那里，住在那里，在那里招兵买马，在那里加班熬夜。那个时候，中国几乎没有什么网际网路公司，只有瑞德在线、东方网景以及当时最大的服务商瀛海威。 “瀛海威做的不是网际网路，他们建了很多伺服器放在房间里，让人们通过拨号上网来访问这些伺服器。”张朝阳说，“他们当时使用的都不是网际网路上通用的通信规程，所以应该说是一个个信息孤岛。” 拿到了钱的张朝阳终于可以开始做他想做的公司了，但是具体到做什么样的业务，怎么做，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对此进行探索，做技术提供者，还是做信息提供者? 防火墙软体是他第一个想到的项目，还与以色列的公司进行过接触。他也考虑过为本地企业做一些网页设计，但最终，他决定还是先做一个网站。 “当时网站的概念并不是特别清晰。”在张朝阳的印象中，1996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花了两万元人民币“攒”了一台伺服器，并把这台伺服器放到了北京电信(现在是北京网通)刚刚建成的主干网上——这是中国的第一台商业伺服器託管，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商业网站。 至于这个网站开通后在上面放些什么内容，用张朝阳的话说，是“用了一年的时间来探索”。 ◆生存 当时张朝阳的股东之一尼葛洛庞蒂还投资了美国的另一家网际网路网站“热连线”。正是热连线最初发明了网络gg的商业模式。 这也给张朝阳带来了很大启发，他去美国拜访了热连线。当时的热连线雇用了大量记者去采写新闻，他们写了大量高质量的短文章，图片新颖，报导方式也与当时的报纸杂志不同，特别适合数位化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流量非常大。 但经过了短暂的合作后张朝阳发现，这种运作模式的成本非常巨大，用张朝阳的话说“简直是劳民伤财”。在张朝阳看来，这样的成本支出根本不是爱特信这样的新兴公司所能承受的。 张朝阳开始思索，是自己在网站上做内容，还是建立一些连结，让访问者能够藉此看到更多信息? 此时的中国网际网路界，例如东方网景、瑞德在线等等一些小网站已经有了一些服务性的介绍，张朝阳尝试着将这些内容用超连结的方式列在自己网站的一个栏目里，居然收到了出其不意的良好效果。 “很多人都去看，这样我就不用做内容了，直接罗列。”张朝阳很兴奋，这充分发挥了网际网路的本质——超连结，“事实上，网际网路之所以能够迅速膨胀，就是靠了超连结。” 这个尝试只是个开始，它让张朝阳尝到了不用做内容的甜头。很快，爱特信的网站上就开始彻底放弃做内容，整体转向到超连结上。那个时候，张朝阳的公司已经发展到十二个人，每天首页上放什么新闻都要开编辑会来决定。 这些连结在当时的爱特信上也有个自己的名字“赛博空间”，后来改名为“指南针”，连结的流量已经越来越大，连结上开始有了各种内容，包括新华社的新闻，张朝阳开始为这个至关重要的连结栏目重新规划名字。 “那个时候上爱特信的网民直接看到的就是超连结这个频道。”张朝阳说，他们接着又找到了“souhoo”这个域名，那个时候还没有“”域名。 与此同时，杨致远的雅虎开始火暴美国，张朝阳又开始借鑑雅虎的分类加导航模式，爱特信的名字终于从曾经用过的“搜乎”辗转变为了后来的“搜狐”。 第81页 从伺服器託管到建立网站的概念，张朝阳一路走来摸索前行，从偏离热连线原创模式到确立超连结、导航模式，爱特信的尝试几经周折。 但这些对于张朝阳来讲，都不算是创业的最难时刻，真正让他刻骨铭心的，是他的第二轮融资。这次融资让他终于感受到了资本的力量和融资对于一个企业发展的深刻影响。 ◆华尔街的脸色 如果说第一次融资的股东多少是基于对张朝阳个人的信任以及私交的话，那么第二次融资则再也没有这样的情感因素帮忙。对张朝阳来讲，这次融资的过程几经起伏，这次融资的经歷铭心刻骨。 “第二次融资比第一次更为艰苦，花费了我大量时间，而且公司内部没有人能帮得上我，没有人知道我在于什么。”张朝阳回忆说。1996年拿到的第一笔投资二十二点五万美元(实际十七万美元)，到了1997年9月已经消耗大半，张朝阳又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融资之旅。 那个时候网际网路还没有成为一个特别吸引人的概念。在美国只有网景公司上市，雅虎尚未上市，投资人更不相信一个中国的网络公司能够取得什么成功。 在张朝阳的印象中，当时的美国人对中国十分陌生，几乎没有投资人愿意听他的计划。事实上，那个时候能够找到一个愿意接见这个中国创业者的投资人都很困难。 在罗伯特和尼葛洛庞蒂的引荐下，张朝阳自费去美国加州见那些亿万富豪。 他先在加州的一个小旅馆住下，用绿卡租了辆车，然后用了两天时间不停地打电话与这几位可能改变他的公司命运的人约定见面时间。 1997年的9月11日让张朝阳终生难忘，他至今为自己在这一天表现出来的能力而骄傲——在这一天中他马不停蹄地见了四个风险投资人，并且有两个答应了给他投资。 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他应该在早上九点先去见英特尔投资公司的人，接着是十二点与世纪投资的负责人会谈，下午三点是软银，下午五点则是后来给王志东投资的亿万富翁罗宾逊斯蒂文。前三位投资人都在硅谷附近，而最后一位则在旧金山。 为了充分利用分分秒秒，头一天晚上张朝阳利用雅虎地图已经把路线搞清，准备第二天飞车去会这四位超级富翁。 “谁知道第一个与英特尔的会面就被推后了半个小时，虽然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面，但当会面结束时，已经十二点了。我匆匆在麦当劳买了食物然后一边开车一边吃，赶往世纪投资。”张朝阳谈起这段往事十分兴奋，他甚至从办公室的柜子里翻出了1997年的工作本，指着上面的时间标志说：“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因为每个投资人都是重要的，每个都不能错过。” 当张朝阳见完前三位投资人的时候，时间已经晚了，再加上那天赶上旧金山的地铁罢工，所有的车都在地面上爬行，严重的堵车迫使张朝阳勉强开下高速公路。到了距离罗宾逊斯蒂文还有七个街区的时候，他将车弃置在一个停车场后就提着笔记本电脑飞奔着跑到了见面地点，他到的时候，罗宾逊斯蒂文已经等了他将近一个半小时。 会谈的结果是，罗宾逊斯蒂文当场表示要给张朝阳投资二十五万美元，尽管这笔钱事后并没有到位，但当时已经足以令张朝阳无比兴奋。 英特尔公司则不那么迅速表态。他们对张朝阳进行了前后长达六个月的问题“审问”，平均每天六个问题。 “回国后我住在北京红庙附近的京港花园。有一天晚上英特尔的投资人打长途过来说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我当时在发烧，但是生怕投资人觉得我身体不好最后不再投资，所以不敢说自己在发烧，只能咬牙回答他的问题。” ◆坚持就是胜利 事实上，张朝阳从海外融资的行为在那个时代绝无仅有，他至今认为这给中国网际网路行业起了启蒙的作用。在融资的那段日子里，张朝阳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那间办公室兼卧室的桌子上、地上，或坐、或躺、或趴着写他的商业计划书。 张朝阳认为，他那份完备的商业计划书在当时具有空前的前瞻性，例如他预言了一个商业网站应该是资讯和导航，也形容了门户网的特徵是信息的集合者而不是制造者，甚至还描述出了gg收入的曲线，以及对页面点击率与gg之间成长关系的算法、收入模式等等。 但是在张朝阳写这份商业计划的时候，他还没有一笔网络gg收入，到了1997年11月，第一笔融资来的钱几乎快花光了。那时，他甚至到了把最早的两名员工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问他们那个月的工资迟一个月发可不可以的地步，因为他那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交房租。 年底，一个机会来了。 北京电信想做一个像美国在线一样的一百六十九项目，需要找一家公司来设计门户和几十个网页。这个招标项目让张朝阳看到了希望，却又犹豫不决，因为如果全力以赴去竞标，公司就势必要暂时放下已有几万元收入的网页制作业务，一旦失败，公司将失去惟一的收入来源。 这件事的重要性甚至被提交到董事会上讨论。由于第二轮融资尚未敲定，最终董事会为张朝阳提供了一笔十万美元的“乔治贷款”——如果竞标失败，将可以让张朝阳用这笔钱先“度日”，把公司继续经营下去。而这笔贷款张朝阳日后需要用利息和股权去偿还。 结果是，张朝阳击败了包括亚信、chin.bik.在内的三家竞标者，拿到了这个项目。“这是搜狐险些‘断顿’的时刻。”张朝阳说，后来乔治贷款到位，使爱特信又撑到了1998年2月份。 1998年4月，搜狐公司获得第二笔风险投资，投资者包括英特尔公司、道琼、晨兴公司、idg等，共二百二十多万美元。 在获得第二轮投资后，张朝阳明显感觉到了股东对收入要求的压力，他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跑客户上，包括他最早的主顾——北京牛栏山酒厂的厂长，亦是最早请他设计制作网页的人。 “那个时候网页制作的收入大约有十万美元。”张朝阳回忆说，但在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网络gg，他只能在做网页的客户中试探着发展他的gg主。“您能不能试着投一个网络gg?”是他经常对这些网页客户说的一句话，接下来他就必须向这个客户解释什么叫网络gg。 后来网络gg成了搜狐最主要的盈利模式——当到了1998年的时候，搜狐全年的gg收入已经达到六十万美元。搜狐网站和它开发的诸多运营模式，开始成为后来者的样本。在即将到来的网际网路大潮中，当张朝阳成为新一代青年偶像的时候，所有人都已开始相信——网际网路将改变中国。 第28章 叶莺：一个人的战争 【叶莺小传】 作为中国商业进程的重要参与者，记者和外交官出身的叶莺，同样具有着超级的商业才能。 1997年之前，叶莺的人生已充满传奇色彩：她出生在北京，长在台湾，是清朝叶赫那拉氏的后裔，早年服务过新加坡《联合早报》，访问过李光耀、邓小平等政要，后来主持电台和电视节目，是十分出名的女记者，再后来，服务于美国外交部长达十七年之久，她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贊，为美国外交界职位最高的女性。 第82页 但在1997年，叶莺的命运从此和胶捲感光业的“百年老店”柯达联繫在一起。这一年的春天，她受柯达总裁裴学德的诱惑，下海出任柯达大中国区副总裁。叶莺进柯达的使命，是完成一个看上去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在此之前的1994年秋天，新上任的柯达总裁裴学德曾向主管中国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朱熔基，提出了一个十分疯狂的动议：柯达出资不少于十亿美元，全行业收购中国胶捲企业。当时的柯达正陷入空前的灾难之中。这家因发明了感光乳剂而百年不坠的老牌公司受到了日本富士的强力冲击，在欧美市场，柯达节节败退，背负了超过一百亿美元的巨额债务。在中国市场上，柯达同样是一个落后者，富士占据着70%以上的市场份额，如果通过常规的市场竞争，柯达几无胜出的概率。但裴学德这个动议向同样身处困境的中国胶捲业指出了一条有光亮的出口。柯达的构想无比机巧地契合了当时中国政府对国营企业改造无术的现实，这让朱熔基下决心冒险一试，他当即同意了裴学德的动议，并承诺亲自督办此事。 然而，尽管高层达成共识，在随后的几年里收购之事却很难推进。 便是在形势胶着的情形下，裴学德请动叶莺出山。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叶莺的超乎寻常的外交斡旋能力以及独特的女性魅力，让柯达战略得以实现。柯达购併案涉及六个省市、十个城市、四大部委(国家计委、化工部、轻工部和国家外经贸部)，叶莺穿行中间，翩跹上下，巧手解结，用短短一年时间就让购併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1998年3月23日，裴学德在罗切斯特柯达总部宣布，柯达以十亿美元收购中国胶捲全行业的协议定局。这就是着名的改变了中国胶捲业歷史的“98协议”。 在相继消化了六家胶捲企业之后，柯达一直没有能够吃下中国最大的胶捲企业保定乐凯，这也成为1998年之后，叶莺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在把六家陷入绝境的胶捲企业卖出之后，中国政界和学界对于是否把“最后之硕果”乐凯也交给柯达，存在巨大的分歧，而乐凯公司对被併购当然心有不甘，更为微妙的是，已经被逼到墙角的日本富士也抓紧与乐凯谈判。当时形势下叶莺几乎每月都赶到保定，与乐凯方面谈判有关事宜。2003年夏天，媒体突然曝光，乐凯与富士的秘密合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时刻，惟一剩下的细节是富士提出的控股条件还未被有关方面认可。叶莺当机立断，放弃之前坚持的全资收购条件，提出参股新案，同时，她斡旋于罗切斯特、北京和保定各地，紧密磋商。最终，眼看已经板上钉钉的富士方案在最后时刻功亏一篑。2003年10月，柯达与乐凯火线签约，以总值一亿美元的现金、设备和技术，换取乐凯20%的股份，至此，中国胶捲工业的七家企业全数与柯达合资。叶莺笑称，“我们用一颗棋子扭转了整个战局”。 正是由于叶莺的运作之功，在全球市场上，被富士打得晕头转向的“黄色巨人”终于在中国找回了尊严。1997年，富士胶捲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为70%，到2001年，柯达的份额反超至67%。到2005年前后，柯达每年六十亿美元的全球採购，有六分之一来自中国，95%以上的柯达数位相机在中国生产。叶莺还把全国九千二百多家彩沖店中的两千家改造成为数码影像店，打造了一张无比庞大的数码彩扩网络，把中国市场变成了柯达的全球第二大市场，而在她到来之前，中国是柯达的第十七大市场。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由于对数码技术不够敏感以及战略上的一再迟疑，柯达在全球市场步步败退，2002年，全球数位相机首度超过传统相机，而柯达却仍然坚持传统的胶捲市场。2004年柯达亏损一亿一千三百万美元，2005年亏损七亿九千九百万美元，2006年亏损三亿四千六百万美元，2007年，柯达为业务重组又花了六亿美元。2005年，一直对叶莺十分倚重的邓凯达因战略失措而离开柯达，有人甚至指责说，正是因为投入巨资收购中国的胶捲企业，并对此寄予了过大的期望，影响了柯达全球业务的转型。如果此论成立，那么，战功显赫的叶莺竟成“罪人”。 2007年底，柯达宣布退出乐凯，随着柯达的退出，一场歷时十年之久的全行业购併战略宣告失利。十年间，具有超级商业才能的叶莺投注全部心血，在中国市场打赢了每一场战斗，可是同时，柯达却失去了整个战役。 ◆加盟柯达 时间停在1997年的早春，没有人能够断定，大谈判的进行离朱铬基和裴学德1994年共识的初衷是近了，还是远了。 已长达三年的谈判是一个寻求答案的过程。朱铬基希望看到这个答案能够水落石出，但民族主义的风暴把这一切沖刷得面目模煳;裴学德希望柯达抓住正在崛起的中国市场，但这个国家形势的变化有些不可捉摸，而老对手富士和阿克发已经出手阻击，罗切斯特的反对声音也高了好几个分贝，谁来帮助柯达把握大谈判的最后进程? “ying，你过来吧，这里有一个激动人心的项目!”裴学德热切召唤叶莺加人大谈判。 当时，身材娇小、装扮人时的叶莺刚刚被美国政府从台湾调到北京，成为美国驻京外交官的第一位女性，担任仅次于驻华大使的公使衔商务参贊。那个时候，正是中美关系的低潮，李登辉刚从美国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波后返回台湾。中国人被激怒了，对美国人给李登辉这个表演的机会十分生气，大使馆死气沉沉，商务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柱。叶很清楚，这个时候派她到北京的苦心。一个职业外交官的梦想就这样几近完成，谁都知道来到中国政治心脏北京开始外交生涯的意味。 叶莺是一个很“性感”的女人，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漂漂亮亮，绝不肯素面示人。在离台赴京前，台湾盛名已久的《天下》杂志，一改自己厚重的政经风格，相当细腻地描写了这位活跃于政坛的女人：身穿膝上七公分短裙、脚踩三寸高跟鞋……突出的眉骨和眼尾往上翘的一双大眼，让她笑起来，显得分外神采飞扬……《天下》形容她“翩翩周旋于两岸三地”。叶莺果然带着这些神采，翩翩而来。 一个性感的女外交官加入了大谈判，这本身就很有噱头。但裴学德急切召唤叶莺加盟的原因，显然不在这里，主要是因为叶莺的独特经歷，以及由此造就的她对中国事务不寻常的理解和把握。这就不得不追溯一下叶莺的人生。 叶莺生在北京，却在台湾长大，母亲在她两个月时便去世，她由一生戎马的父亲一手带大。 但这个家庭有些不同的是，他们是清朝叶赫那拉氏的后裔。不像今天风靡一时的清官戏中在两岸三地间飞来飞去的小燕子、公主格格那样风风光光、热热闹闹，叶的家族早就在中国歷史裹挟的风浪中颠簸。 正如当时许多对中国前途充满关切的年轻人那样，父亲信仰了当时在中国极富有号召力的“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众所周知，后来国共内战爆发，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败退台湾。父亲和襁褓中的叶莺分别辗转去到台湾。父亲没有再娶，将心血倾注在自己的独生女身上。 第83页 作为掌上明珠，叶莺却接受了严格的家教和教育。 叶家这位大小姐就这样长成。父辈的命运不能不在叶莺心里留下印痕，但她笃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的“男孩和女孩”。她心中的女孩，最初梦想的是那翩翩起舞的芭蕾，但芭蕾梦最终还是埋在了心底。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求学时，叶莺开始在新闻界展示自己的才能，当时她曾独家专访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叶莺投身于美国外交界，开始职业外交官的梦想。 当时，中国还陷于十年内乱，美国外交官政策集中在印度支那，对大陆“隔岸观火”。叶莺作为美国外交官在缅甸初试身手，与各色各样的外交官打交道，看惯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在外交舞台上的种种表现，朝鲜的外交官与韩国外交官大打出手，北越的外交官与美国外交官握手后赶快用手帕擦手……这对于外交新手是一个很好的培训场。随后，叶莺被派驻香港，近距离感受到中国大陆新的大变局：“四人帮”下台，中国从“十年内乱”中走出。 1978年，叶莺离开美国政府，进入新加坡《海峡时报》集团工作，时逢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推行双语运动，叶莺与《海峡时报》有一个合作，就是把中国歷史故事用最简单、最白的话写出来。李光耀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如果只是通晓自己的母语，新加坡就无法生存。只懂得英语的后果则是倒退，我们会丧失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失去那分内心的自信——是这种自信，让我们明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 在参与这样富有远见的事情后，叶莺回到了美国，加盟nbc(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或许是一个命运最大的安排，她遇上了当时最大的新闻：邓小平访美。 1979年，叶莺作为nbc的女记者代表美国三大电视网出色完成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报导任务，她此后的生命轨迹就在冥冥中只与一个主题有关了——中国。 那的确是一个值得让人永久回味的年代：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 这些镜头通过卫星都传回了中国大陆。刚刚从动乱中回过神的中国人，新奇地看着这些感嘆不已。叶莺亲身经歷了这样非凡的时刻。在最光辉的晚上，叶莺出现在面向亿万中国人转播邓小平访美的卫星转播镜头中，在半个小时的现场转播中，独担大任。如果以当时的收视率衡量，一个电视从业者已经足可以“封山”。 “中国要走商务的路。”叶莺感悟了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变革精神。 此时的叶莺“扣上了非常重要的时间环节”，加入美国国务院，走出无冕之王的光环，再次进入外交界。 1982年，作为美国商务外交官，她来到了生机勃勃的中国南方重镇——广州。“那是广州的鼎盛时代，全世界最大的七个石油公司都在广州，在开採石油的同时，大亚湾的核电站正在兴建……全国所有的重心都在广州……”广州朝气蓬勃、欣欣向荣，此时的广东已经开始了一场迄今看来依旧堪称伟大的实验，领跑中国。那时广州只有两个总领事馆——日本、美国，最活跃的是美国领事馆，最活跃的商务外交官是叶莺。在中国南方充满梦想的舞台上，她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活力和才能。 从深圳机场获得美国政府基金支助的可研报告，到深圳百事可乐的工厂，可口可乐的福建瓶装厂，直至柯达在厦门转让设备给福达的“草原二号”的签约典礼……叶莺出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中美经贸场合，异常活跃。这位女外交官并非只是停留在这些鲜花与美酒之中，她也看到了水下的暗流，美国大企业与中国环境冲突频繁。她亲身介入其间，处理那些根本没有巨额商业合同签约典礼那样风光的事情。这是跨国公司与中国之间另一面的真实。 中国南方正在狂飙突进的经济运动，显然让叶莺越来越深刻地领悟和把握了一个新兴的中国和她赖以新生的力量。她确信这些生机勃勃的新力量一定会将中国带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种印象一直跟随着叶莺来到香港，赴任美国驻香港商务署署长。 以至于五年后，在香港商会做告别演讲，她做了一个“双城记”的演讲来比较香港与广州：“在香港每一件事都是可能的，而在广州每一件事都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它走到所有城市的前面。”这些切身体验的东西，实际也成为十五年后，她决定以柯达使者的身份再续中国之旅的最根本的东西。 1991年，叶莺到了台北。因为这里很长一段时间是外交官事业的坟墓，叶莺受命以美国在台协会商务组组长的身份，“扭转这个方向”。 台湾当时面临的问题不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而是中小企业怎么到全球探路。 这位女外交官充分利用了自己造势的能力，以大胆前卫的“美国周”打开局面。叶莺通过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摩托罗拉的技术支援，邀请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前任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辜振甫在开幕典礼中，通过卫星对话。后来，叶莺又导演了一出轰动台湾的“商务秀”，“天王级” 企业家的第二代，太平洋集团的孙道存、大同集团的林蔚山、威京集团的沈庆京等组成十大“名模”在舞台上走模特步，美国外交官也上台做秀……在这些轰动一时的大场面中，叶莺制造话题的能力，对每一个细节的掌控，都已经相当纯熟。 在以白人男性为主的美国政坛，从美国人的部属到美国人主管，作为当时美国商务部惟一转战两岸三地的女性官员，为何能在美国两岸三地的布局中扮演重要角色?《天下》杂志在叶莺离台赴京之前，曾试图揭开面纱：记者的资歷，让她知道如何制造话题，拥有很强的造势能力;善于梳理人脉，“关系能够战胜一切条条框框，这是叶莺在大陆最深刻的体验，也是她在大陆无所不能的关键”;想在美国政坛出人头地，做事狠拼，个性中有男性的豪爽，行事果断……这些蕴藏在时髦女性风采之后的特质，让《天下》的人物特写入木三分。 从1982年叶莺来到广州，歷经香港、台北的商务生涯，再回到北京，在这四个地区长达十五年的生活，使叶莺几乎见证了大中华区经济的整体崛起。这是一笔无比宝贵的财富。而她作为商务外交官游走于政经之间，周旋于各种人物之间，这包括地方的“诸侯大员”，也包括中央的领导人物，她拥有了与中国政府交往的丰富经验，她也接触到中外众多的商业精英，参与了跨国公司与中国合作的众多项目，形成了对中国事务真实深入的见解，拥有了相当广泛的人脉…而这些恰恰都是柯达在全行业合资计划谈判中最需要的财富。 裴学德显然深深明白叶莺的分量，裴学德在摩托罗拉的时候，就曾经向叶莺发出加盟的邀请，现在他再一次发出邀请。 此前从没有想过从商的叶莺被面前这个项目深深地吸引住了，这里所包含的挑战与风险成为致命的诱惑。“那是一个极为性感的项目”，多年后，叶莺在中国媒体面前依旧兴奋难耐。为了一个“性感”的项目，叶莺心甘情愿离开美国政府的职位，加盟柯达。 第84页 ◆艰难谈判 1997年元旦，叶莺正式加盟柯达，随即就上了谈判桌。 但首次谈判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当时，她要面对的公元厂是一个负债最大的感光企业，但有自己曾经的辉煌，而且因为与日本富士的合作，有富士的文化浸润。 在公元厂会议室展开的谈判，相当艰苦。一直从1月14日上午九点开始，直到第二天早晨七点才结束。 南方的冬天，阴冷潮湿，在没有暖气的公元厂会议室谈判的双方，到半夜时分，已经是“饥寒交迫”。一些有趣的插曲，将双方的较量延续。因为当年在引进富士彩色胶捲生产线的过程中，公元厂的代表在与日本人的较量中，对于马拉松式的谈判相当富有经验，所以对于这种整晚的谈判，他们有足够的耐力和心理准备。而柯达的谈判代表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细节。当时，公元厂招待美国客人的饼干，有些陈旧，气味有些熏人，无法入口。叶莺和柯达的主谈小组，只好饿着肚子，与补充了新鲜饼干的公元厂谈判代表，接着再谈到天亮。这个细节，原公元厂的一个主要谈判代表，在相隔七年之后，才亲口告诉叶莺，当年之所以用“旧饼干”招待柯达的谈判组，就是想挫挫美国人的锐气，让这些飢肠辘辘的美国人在谈判桌上，没有那么咄咄逼人。 七年后，叶莺依旧能清晰地回忆起在那个“饥寒交迫”的会议室里所发生的事情：在连续谈了十几个小时陷入僵局后，性急的她将另一位柯达谈判组成员——一直“喋喋不休”向中方大谈法律条文的美国律师推出了会场，此时她忘记自己已经下海了，还以为自己是美国的外交官;而后来她穿着高跟鞋的脚麻木了，在站起来画一个图表时，她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到图板前的，而现场的柯达女翻译已经倒在沙发上昏昏欲睡……在这场可能都有些“狼狈”的交锋中，叶莺发现了问题所在：公元厂没有把自己实际的需求说清楚，而美方却对法律文件的要求很严格。64j唯一安全的是寻求法律的网，但一张纸是绑不出服服帖帖的合作的，你就算文件堆到天花板又怎样。”叶莺剖析了谈判的要义，“成功的谈判不是谈判高手具备的条件，而是谈判主题具备的内容：甲方要的，乙方要满足的，需求来自双方，能提供什么，能给的是什么。谈判就是在需求与供给之间寻找平衡点。”在“朱老闆”和“裴老闆”那里，这是一个相当朴素的内容：后者看中了中国的市场，但明白非常吃钱，是想用巨额投入赢得一定的排他性市场壁垒;前者显然是想用市场换取技术、资金，解除沉重的债务包袱，来提升中国感光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到底你能给多少?我要付出的是多少?” 叶莺竭力寻找这个平衡点。一些深度参与谈判的中方人员如此评价叶莺： 第一次看到她觉得反应非常快，而且什么语言都会，粤语、闽南语、英语和普通话。思维很活跃，人很活跃。她对大局的把握、对谈判进程的把握都非常到位，通过她来加强一些沟通，双方取得了信任，推动化解了一些僵局。开始我们有些基本的东西僵住了。有些老外必须看到白纸黑字才相信这些事，而中国有时候就是点到为止。 因为我们作为集体的代表，我们背后有省、市，有国家，很多东西你去哪里拿白纸黑字?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往下走，她在这里起了很多的作用。也就是说她对中外的习惯比较了解。 在公元厂的谈判通宵进行，到后半夜时，翻译小姐终于在冻饿交加之下，倒在沙发上“昏睡”了过去。但谈判没有停，凌晨两点多后，汕头市李雄副市长加入谈判。 在1月15日6点55分，双方签署了一个重要的“备忘录”。 但在与上海感光厂遭遇时，她经歷了一个主谈判手最为艰难的时期之一。 当时上海感光厂的总经理张贻寿看到彩色生产线的三千多工人，将一辈子青春放在感光行业的激情都要走入歷史，十分痛心。 这并不是说，张贻寿是一个“死硬”地坚守“民族工业”的人物。三十年的感光生涯让张贻寿已经清醒地看到，坚守以前的感光道路没有什么出路，他对此毫不讳言。在北京召开的感光行业合资内部讨论会上，面对两个相当具有争议的基本问题，这位原上海感光厂的总经理都有直率、惊人之语。第一个问题，与跨国公司合资，是不是出卖我们的市场给跨国公司。张贻寿的观点是：“你现在看一看中国市场，富士、柯尼卡、柯达已经占了大部分市场，我们的企业有多少份额，没有合资，市场已经是人家的了。”第二个问题，与跨国公司合资之后，“民族工业”是不是受到伤害。张贻寿的观点是：“感情上的确难以承受，这是一代人的青春、梦想，但在当时的体制下，路是走不通的，而且如果没有自己专业的技术，没有自己独有的东西，硬要叫‘民族工业，也是很牵强的。”所以，在张贻寿的判断里，重要的问题反倒在于：感光企业找谁合资?中方能拿到什么?员工如何安置?答案似乎慢慢清晰起来，惟一能做的是“卖一个好价钱”。这大概能反映这位上海感光厂的总经理，如何面对已经无法迴避的感光业合资大谈判。 但即使怀有这样清晰的看法，张贻寿自己还是陷入非常巨大的困惑之中：“上海感光厂的一代辉煌，就在我手上结束掉?”一个管理者，在当年选择进入感光业，可能是意气风发;现在选择放弃，可能是非常沮丧，但这又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局面。“你有什么办法呢?”张贻寿挣扎在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之中。 谈判时，叶莺看到张贻寿一根接一根抽菸，每次看到他，眼睛布满血丝，一天比一天显得苍老。叶莺将心比心，难过、痛苦、同情。“你柯达算老几?你凭什么埋没我一辈子所奉献的事业?”此时，中央协调小组出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据说，张贻寿后来到厦门柯达的合资厂任副总后，办公室里挂了一张照片——当时中央协调小组组长吴邦国副总理替他点菸!“别人未必能说动他，而吴邦国曾是上海市市长。”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可上海当时的情形还要复杂一些!当时，柯达全球的老冤家富士策动了反击。“全面合作是一个环形体，一节一节地连起来，我可能剪不开你这个链条，但如果我能攻破你其中一个环节，那你的全面合作就不能成功。”叶莺深知其中厉害。富士集中力量攻上海。上海人心知肚明，富士力什么找他们。上海人有了诱惑，也就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但是，富士的一些做法也引人疑虑。当时，广东省朱森林省长与汕头公元厂的领导访问日本时，要见富士有关方面竟被拒绝。富士对处于困境中的公元厂没有出手相救的事实，在中国人的心中自然有一种难以释怀的痛苦。叶莺显然发动了心理战：对方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方是否有记得过去承诺的习惯?公元厂当年的遭遇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最后谈成，不是中央的压力，而是在谈判过程中建立的信任，最后所有的头头都看明白了，他们没有出路，上海必须接受这一计划。”柯达在上海艰难地赢得了支持。 第85页 ◆改变歷史的“98协议” 但最困难的还在后面。 在1997年早春，庞大的“七计划”受到阻击，在海外兵团抢购中国的舆论中，柯达的面目一度像曾经“水淹七军”的可乐那样“狰狞”。“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就是当年我会见柯达公司的裴学德，请他的柯达公司到中国来合作的时候，我曾经被人称为卖国贼。但是经过这两年柯达公司进入中国大量投资，促进了中国的胶片工业发展，因此，那位叫我卖国贼的人已经在最近对我讲他以前错了。我相信今后，我不会再被称为卖国贼了。所以我认为这种让步，对于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外国企业，包括柯达公司向中国政府交税的记录比我们的国有企业好得多……我相信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使我们的国有企业办好。”事隔多年后，朱铬基在1999年4月13日纽约美中贸易委员会晚宴上的讲话，实际印证了当年被骂为“卖国贼”的尴尬。 柯达ceo裴学德在罗切斯特也遭到诘问。 柯达怎么能进人中国大投资呢?那个国家不是有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对，听说，法律极不完善……这些关于中国的旧印象，让柯达内部很多人反对裴学德精心酝酿的中国计划。 柯达董事会也有不同的声音，因为全行业合资计划承诺在中国的投资，是柯达在海外的最大投资。这么大的投资如果遇到政治风波，怎么办?如何把项目收回?而目前变来变去的谈判结果，似乎正好唿应了反对者的担心。 在柯达的管理层也有一个担忧，如果中国政府不遵守自己关于过渡期保护的承诺，怎么办?在罗切斯特，人高马大的邓凯达异常直率地问道：“我十二亿美元的投资上午签下，如果中国政府下午就让其他人进来，怎么办?”邓凯达所说的其他人实际指的就是老对手富士。邓凯达当时是柯达的营运长(coo)，是ceo裴学德的接班人。这并不是说邓凯达对于柯达巨额投资中国怀有保守的看法，而是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签约的前车之鑑，让邓凯达有些不能确信。 叶莺也异常直率地回答：绝不可能! 邓凯达与叶莺为此打赌的一幕，外人看来很像是“好笑的喜剧”，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大问题：这难道真是一场豪赌? 在1997年早春，邓小平的去世，叶莺心中自有一份哀伤。十八年并没有抹去当年那份发自心底的激动。她仿佛依旧能感受到当年与邓小平第一次握手时的感觉，一双有力量的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举手投足间都有一分大国领袖非凡的自信……后来，这双手变成朱铬基……叶莺确信这些人物都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物。 叶莺没有退缩。她敏感地意识到，柯达与中国胶捲工业陷入危机的国企合资，是各取所需，但契合当代中国经济变革的核心问题，与朱铬基正在推动的国企改革精神相通。国企改革是中国政治领导人不得不长期面对的棘手问题，而且并不容易解决。 叶莺完全把握了自己的角色：“做一个桥，间于东西方感情与理智之间，取一个共有的空间，有一个合作的条件。” 对于朱裴握手的全行业合资谈判，越走到深处，谈的实际就是一个“信任”。而要赢得相互的“信任”，就要中美双方共同跨越巨大的差异。 叶莺在合资谈判遭受内外夹击的关键时刻，领悟了这一点。 她着手营造这种“信任”的气氛，她让中方相信柯达对中国投资的战略是真实的，又使柯达高层信任中国鼓励柯达投资项目的承诺是可靠的。全行业合资谈判没有在内外夹击中夭折。 朱镕基和叶莺们在“全行业合资项目”上的共识，得到了新的政治支持。 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中，有很长一段国企问题的内容。他要求加快国企改革，可以採用从股份制到破产等方法。江泽民的讲话被称做是“大胆的”、“先驱的”。《远东经济评论》报导：在多年最为头痛的问题困扰之后，北京终于准备要面对国企改革。柯达“全行业合资项目”扣上了这样的节拍，形势开始平静了下来。 1997年5月27日，中央协调小组和美国柯达公司，在“3-21”决定的基础上重新签订会谈纪要，主要内容：上海不参与合资企业;柯达出资三亿七千五百万美元;上海、天津、辽源三家感光材料公司不与柯达签订合资合作协议，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明确这三家企业在过渡期内不与其他外商合资或合作，柯达公司为此承诺的补偿费由中方协调小组统筹处理;组建两家合资公司，即厦门福达、汕头公元与柯达组建柯达中国投资股份公司，无锡与柯达组建另外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其中公元厂获得一亿八千一百万美元;将无锡阿尔梅的股份由20%提高到30%。乐凯集团在保持中方控股和自己品牌的前提下，可以与柯达公司或其他外商进行合资合作。过渡期则为2001年12月31日之前。 原公元厂获得一亿八千一百万美元的补偿金，用于还债以及支付工人补偿金。而后由工人人股，成立“公元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黑白相纸和胶片。原公元厂的彩色涂布线完全切给柯达的合资公司。原厦门福达厂获得一亿四千九百万美元，用于偿还债务以及支付工人的补偿金。福达厂的彩色生产设备等全部划给柯达控股的合资公司。无锡阿尔梅获得四千五百万美元。与柯达建立合作关系的三家企业——上海感光、天津感光、辽源胶片分别获得了三千一百万、八百万、二百万美元的经济补偿，这些国有企业利用这笔资金实施了关停并转。 后来，总理和副总理全部在协议上签字同意。 随后是对乐凯的补偿。1997年7月14日，当时的总理李鹏、副总理吴邦国等专程前往保定视察，原则同意乐凯的九五发展规划。不久之后乐凯股票迅速上市，获得八亿元左右的资金。 而在北京1997年冬季的风雪中，在一次滑雪中摔伤脚的叶莺，拄着拐杖，等候到中央部委最后的批覆。这是庞大的全行业合资谈判的最后一幕。 改变歷史的“98协议”最终完成。 第29章 李书福：“疯子”企业家 【李书福小传】 在中国商业界，草根出生的李书福是一种可能性，也代表着民营经济的想像力。他以一家国有体制外的民营企业之资，在没有任何技术及市场资源的情况下，硬是从被国企和外企准垄断的汽车行业里杀出一条血路，当了一个产业的颠覆者。 李书福是浙江台州人。台州地处浙江南部，一面靠海，与温州相邻，同样是人多地少，资源紧缺的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因此在李书福年轻时，进入工厂工作是一种奢望，这也必然导致了他往商业上的进化。在李书福年轻时，曾经做过野照相的生意，然后又在“从照相液中提去银”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业务中掘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转行做摩托车，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些都还不是他人生的最高成就，他为人称道的是造汽车的生涯，不过这样一项代表现代工业最高成就的事业，在李书福看来却等同于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的简单加工，在这种理念之下还能取得成功不能不说是奇蹟。 第86页 李书福广为人知的地方当然不止上述这些。我曾在李书福尚在做摩托车时，便去参观过他的工厂，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他的工厂就在国道边，设施简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工人见我们去还很紧张，因为不久前刚刚发生过门卫打人的事件。可过了几年，突然冒出李书福想造汽车的新闻。我第一次看到这条新闻时，很吃惊，我对江浙一带的知名企业家了如指掌，其中最有可能做成汽车的，是万向集团的鲁冠球。 他靠万向节起家，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汽配领域中蓄力，最大的梦想就是造汽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他家中採访，楼梯的转角处醒目地挂着一幅画，就是汽车。可是，这回却被名不见经传的李书福抢了先。李书福造车，没有牌照，他最着名的一句话就是：“请给我们一次失败的机会。” 我听过李书福的多场演讲，能讲出这么有哲理和煽情的名言，真是为难他了。在一开始，李书福就被媒体渲染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堂·吉诃德似的、随时有可能被强大体制吞没的悲情英雄，而李书福本人似乎也十分“配合”这样的形象塑造，他是一个天生的本色演员。有一次，我作为评委参加一个颁奖晚会，电视台直播，轮到获奖人李书福上台，他走路的动作明显放慢，好像是电影里的慢动作。主持人很好奇，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一脸茫然地说，是他们(导演)让我走得慢一点的。一言既出，满场莞尔。 可是，李书福并没有真的变成一个只会演戏的“喜剧演员”。在他不断做秀的同时，吉利集团却以无比扎实而坚定的步伐在汽车行业迅勐成长，在过去的几年里，它一直引领着中国轿车产业成长的方向。如今回视，无论是轰动的价格战、与跨国公司的车型专利官司，还是对自主创新的追求，似乎都符合一个追赶型企业的发展逻辑。这是一个尚无法用成功来定义的企业，但是，它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获得的战绩却令人肃然起敬，这也是李书福作为一位近似疯狂的企业家的价值所在。 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上，每当一个企业家被赋予或承载了很多寓意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兇险和动盪就会比其他人大很多;而这个企业家如果靠的是一种非常规的模式成长起来的，那么，他所面临的失败的概率就更大了。 一个企业在崛起和冲锋的时候，可以靠一股“疯劲”打出一片空间来，可是，随着规模的扩大和竞争的正面化、阵地化，总是靠一股精神气已经走不到太远了，所谓“小企业做对事，大企业不做错事”。企业家必须要寻找的是边界。 ◆李书福的汽车逻辑 1996年李书福买过两辆奔驰，回台州之后把它们都拆了，然后从香港买来奔驰的配件，试图一件件地组装起来，造出自己的奔驰车。 当然他知道如果完全是组装的话，奔驰公司肯定不会答应，所以他在奔驰的外面加上了自己的外壳。很可能是因为钢制外壳一时搞不出来，异想天开的李书福居然就敢用玻璃钢给这辆吉利公司最早“下线” 的汽车做了一个外壳。不仅如此，李书福还把这辆“奔驰”车开上了台州街头，还在电视台做了gg，居然还就有人打电话来问这辆车的价钱。 用玻璃钢做奔驰外壳，如果不是李书福，恐怕没人想得出来。想想看吧，开着一辆有着亮闪闪的玻璃钢外壳的奔驰在大街上走是什么劲头，也许比把装甲车驶入闹市区还需要勇气。而这辆车还会有买主，恐怕是有人认出那是辆货真价实的奔驰，打算买回去换个壳再卖掉。 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李书福造车要以仿造奔驰人手?除了李书福外没有人知道。但利润一定是一个巨大的因素，如果不是惟一的因素。奔驰是当时进入中国的最贵的车，把奔驰仿制出来的结果必然是高额的利润。这一点，李书福显然是清楚的。 但他低估了造奔驰的难度。他的玻璃钢奔驰也许看起来很漂亮，但耐久性肯定是不行的。很快，这辆车的外壳就开始这里突出那里凹进了。当他想去相关部门为这辆汽车办理出生手续的时候，得到否定的回答也是必然的：这辆车安全性有问题，不可能得到批准。 这时候，李书福的执拗性格就开始决定他的行动了。在别人都准备要放弃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造汽车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摩托车再加两个轮子吗?”这句话后来演变成他关于汽车的另一句名言：“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吗?” 这就是汽车“疯子”李书福的逻辑的可爱之处。如果按这种逻辑推演一下，那么飞机就是两只轮子加两个单人座。当然，太空梭要例外一点，它的“沙发数”取决于航天员人数的多少。但无疑，这玩意儿连轮子都没有，一定更为简单。 这是一句大话，但也许当时这样的话既鼓舞了李书福，也成了吉利造车从小到大的基本信心所在。到2004年之后，李书福已经不大说这句话了。真正使他有信心的，是别人已经做出来的东西，他和他的伙伴们也能做出来，这是做冰箱、摩托等一连串的成功给他的信心，或者有一天李书福也还真会去试试造太空梭呢。 不过2004年之后取而代之的挂在他嘴边的话是：“吉利现在有一千多名专家，我们对汽车的自主创新有信心。”是的，对于处于仿制阶段的吉利来说，藐视造车的难度能激励他们前进，可是当他们真正成为汽车工业的一分子的时候，再低估造车的难度，无疑将使吉利进入仿制的恶性循环之中不能自拔。 既然从高端人手不行，李书福就转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低价车。造低价车没有当时的高利润，他看上的，应该是汽车业在美国的规模。李书福看来坚信汽车业在中国能够做大，所以就算短期没有利润，他也一定要进入这个行业。那只最早伸向大炮仗的手，一定得是他李书福的。 这回，他瞄上了当时刚刚流行一时的天津夏利。路风教授这样描述李书福的早期造车史：“吉利第一款投入批量生产并面世的车型是模仿天津夏利(包括车身和底盘)的豪情，採用的是天津丰田发动机公司为夏利配置的丰田8a发动机。当今天吉利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好几个车型的高速成长的汽车公司的时候，我们很难不去问问当初第一款豪情的设计师是谁，回答很简单，钣金工!实际上，由于豪情是手工敲打出来的，所以它的图纸是在投入批量生产几年之后才被后来加入吉利的专业人员补齐的。” 让钣金工做一辆汽车的设计师多少寒酸了点，不过对于李书福和当时的吉利来说，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对于一个连家人都反对的汽车狂热分子来说，有钣金工跟着做算是不错的了。李书福大概付了足够的薪水，要不然，吉利造汽车的钣金工应该会担心自己的饭碗。 不过，让路风教授奇怪并感慨的是：“说来也怪，虽然不符合规范的设计程序，但生产出来的车却还是不错(反正是通过了国家强制性安全检查)，而且因为在高速公路上跑得太快，引起了江浙交通警察的注意。豪情果然是豪情万丈。” 第87页 从钣金工开始造车，这就是吉利的现实。在吉利内部引以为豪的创业史中，很明白地说明了吉利的艰难。李书福做汽车最早的基干力量就是从吉利摩托里挑出的三个在汽车厂干过的工程师，他们和李书福一起创业的地点就在李书福为自己的汽车梦而买下的几百亩空地上。 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不错，李书福此时是个有钱人。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1996年李书福的财富数额是不小的。为造车，李书福对外宣称他要投入五个亿。而路风教授得到的数字是李书福当时拥有的是一个亿。但就算是五个亿，李书福得到的还是白眼。在他为自己的汽车梦跑到北京各大部委，想领吉利汽车的准生证时，客气一点的官员都劝他还是回去搞他的摩托车比较好，不客气一点的就直接把他轰走。 那些官员的动机其实并不坏，因为就算是吉利摩托车的准生证，也都是在它出世十年之后的1998年，李氏兄弟用六千万买下了一家临海濒临倒闭的摩托车厂才得到的，更何况生产汽车!更何况李书福只有五个亿的资金!1996年投产的桑塔纳，国家的投资是十几个亿，而且上海汽车制造厂造车有大量的人才和几十年的经验。一个无人才无经验的李书福怎么可能凭五个亿就能做出汽车来?不要说官员，李书福到上海去採购配件，一个工程师听说他想凭五个亿造出车来，也是扭头就走。 造汽车，资金是前提。有了资金，李书福就只缺一张生产权许可的牌照了。他也许可以通过收购国有企业来取得牌照，进而来完成他的汽车梦。但李书福不是金融家，没有金融上赚来的大把钱的支持。他手里有的，只有他从实业上赚来的几个亿而已。而且同时他也没有高层关系，不能把吉利集团做成国家的试点。这个汽车“疯子”要实现汽车梦，只能拿他的头去撞，去赌。牌照和资金，这两项是李书福造车梦的最大障碍。关于他造汽车如何跨过资金门槛，我们后面将通过一个案例来揭开。可以告诉读者的是，李书福造车跨过资金门槛的惊险程度，绝不亚于他拿到牌照。 ◆“疯子”的眼泪 天无绝人之路。生产执照的问题在李书福的一次偶遇中解决了。 有心想生产汽车的李书福在四川德阳和几个人吃饭时说起这个话题，得到了一个信息，说德阳某监狱下属的汽车厂可以生产汽车，但只能是轻型客车和两厢轿车，而且监狱长还是其中一个人的朋友，并主管着那家汽车厂。有心介入汽车业的李书福很快和这家监狱谈起了合作，李书福注资取得了70%的股份，这家厂被取名为“四川波音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不过这家工厂已有的牌照是生产轻型客车的，在汽车目录上的代码是“7”字打头的，不能生产李书福想造的三厢轿车。 对这一点，李书福看来并不担心。他总算可以造汽车了，炮仗已经被他拿在手里了，至于怎么放，现在是他的事情了。而且事实上，轻客和轿车的差别并不大，关键在于不能是三厢式的。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的吉利最早的两款车——豪情和美日都是两厢式的。此时的李书福似乎已经等不住了，他要在他认为最合适的时机进入这个行业，把这个炮仗给放了。而1997年就是他认为最合适的时机。 李书福后来就这个时机问题与人探讨过，说迟两年和早两年都不行。这当然主要是因为民营企业的实力问题，中国的对外开放到九十年代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不会后退了，而汽车业显然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开放。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两个轮子，在它们的推动之下，国外汽车巨头进人中国是迟早的事。而民营企业要进入汽车业，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市场，要的就是一个“早”字。这一点李书福的想法是没错的，先行者虽然要冒政策的风险，但是获得的关注和先行之利也是巨大的。他得抢在别人前面放这个炮仗，晚了就不响了，因为都炸成一片了。 不过与监狱的合作看来并不那么愉快。李书福后来回忆说，监狱的惟一优点是人力资源便宜，但效率是很低的，而且进出非常不便。李书福在2006年一次接受记者採访时说：“这样无法让我们的客户来看我们是怎样生产汽车的。”而就在这个合作过程中，监狱长不幸身故，有心自己造车的李书福走了些关系，在买下了公司另外30%的股份之后，得到了在台州临海生产汽车的机会，吉利汽车这才算是有了一个钣金工时代的开始。这也就是路风教授提到的临海造车的开始。 李书福在临海生产汽车是一个秘密行动，当时他和三个造汽车出身的追随者创业的地点，是一块为吉利汽车公司征下的八百亩的土地，李书福对外宣称这块土地是用来做摩托车的。对钣金生产汽车也採取了极度的保密态度。因为李书福异地造车是违规做法，使他的豪情下线时差一点找不到嘉宾来捧场。没有官员，也没有媒体，他摆下一百桌酒席却差一点没人来。 也难怪台州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媒体不给李书福捧场。李书福造车可以说是与中央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背道而驰的。就在李书福开始其造车行动的两年前，国家刚刚出台了新的汽车产业政策和目录，以国家产业政策的形式确定了“3+6”的产业格局，规定了国内汽车业以三大汽车公司和六家中型汽车公司垄断经营的格局。所以此时，作为地级市一级的台州，自然不会有人敢于出头为李书福这辆违规的民营汽车来捧场了。 吉利老人的回忆是，在豪情下线的那一天，李书福几乎处于绝望的状态。可以理解的是，汽车不像他以前生产的摩托车和冰箱，因为涉及太多的管理部门，无论是交通、运管还是公安部门，任何一个环节的彻底否定，都会置刚刚下线的豪情汽车于死地。如果完全没有政府的支持的话，吉利汽车很难找到经销商。以前李书福做摩托车，他可以设法绕过政府的管制，但是在汽车这个行业，尤其是在吉利汽车有异地生产这个致命问题的情况下，李书福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 这就是中国特色。尽管到了九十年代，政府的管制已经比李书福放弃北极花冰箱的时候要宽松得多，但对于一些大的垄断行业，管制还是严格存在的。这些行业包括银行、电力、邮政、通讯等等。尽管像吉利这样的民企不断地以打擦边球的形式来冲破这种管制，很多行业在造成既定事实之后，政府会在现实的推动下放松管制的力度，但汽车业当时的管制是明确而严厉的。 但是中国特色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政策和对策同时存在。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大和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争夺产业分布进而赢得其背后的税收增加成了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要点。浙江的国家投资较少，客观上造成了浙江民营企业发达、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汽车业却是一个很大的弱项，这导致了大量在生产汽车配件领域有很大优势的民营企业在行业竞争的过程中，面临着其他地方政府干涉的问题。 李书福的机会就在这里。吉利汽车的见证人，《文汇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万润龙写下了这样一段对当时的回忆，发表在东方网的评论里： 第88页 想当初，李书福想造汽车，而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家有关部门还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就花大钱造起了汽车。在举行第一辆吉利汽车下线仪式前夕，因为吉利汽车是黑户口，众多的领导居然没有人敢接受吉利集团的邀请。“我当时真想哭。办了一百桌酒席，却没有来宾，这是什么滋味?”李书福说起此事，还恨得咬牙切齿。好在李书福想起了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叶荣宝，就试着给这位从未见过面说过话打过交道的女副省长发了一份传真，邀请她参加吉利车下线仪式。传真发出不到一小时，叶荣宝就给李书福打来电话，表示将参加仪式。有一位副省长亲自前来，市里、县里的领导，谁还会迴避?仪式自然办得风风光光。见面时，叶副省长问李书福：“你怎么会想到给我发传真?”李书福说：“我听朋友说起过，叶省长有一次组织汽车配件企业的厂长到外地取经，希望能为这些企业增加一些业务量，却空手而归。叶省长在归途中立下狠心说，浙江要有自己的汽车整车厂。”吉利造车，应该是实现了叶省长的意愿。叶荣宝后来为吉利汽车取得合法身份上下奔走，成为吉利车的护法天使。而那个叶荣宝取经碰壁的故事，其实是我讲给李书福听的。我当时是说者无意，李书福却印在了心里。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紧接着，李书福的胆子更大了。在临海他为自己的汽车城买下的八百亩地，此时还只刚刚建立了第一批厂房，可是在所有的艰难中，他总算把第一辆吉利车造出来了，但如果在汽车下线的时候无人喝彩，那我们也可以想见，哪怕这个“疯子”脑子里除了汽车之外别无一物，恐怕心中也会是一片凄凉。如果说1996年李书福造车是一个执拗的商人在追逐利润梦想的话，那么到1998年豪情下线的这一瞬间，李书福应该明白的一点是，汽车作为一个产业是有国界的。 没有政府的支持，商人李书福无法单独在中国完成一个造车的梦想。 在中国，汽车产业首先表现为地方性，然后表现为民族性。“中国不能没有自己造的汽车”和“浙江不能没有整车厂”是两句异曲同工的话，被中国人视为经济发展严重障碍的地方保护主义可以一模一样地延伸为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叶荣宝这位省级官员想要一个浙江的整车厂的因素，同样是中国需要自主智慧财产权的汽车的因素。 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李书福才有可能抓到这个炮仗，而在他点这个炮仗的时候，得到了环境的支持。导火索终于被点着了。 李书福的炮仗炸了，还挺响的，至少浙江都听见了。 ◆“中国最便宜的轿车” 1998年吉利的豪情上市了。李书福为他制定了最简单的营销战术：价格战。 李书福的价格战，抢占了一个外人看来疯狂，但他却很为此自得的地位，那就是“中国最便宜的轿车”。在中国，最便宜的汽车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开车人一定是小心翼翼的老手，因为新手还得顾命，不敢和吉利车较劲，但老手玩吉利也得掂量掂量。 再来说经销商体系。 吉利豪情在1998年没有卖什么车，只有一个亿投入自己的汽车梦的李书福根本还没来得及想怎么卖车。相反，据说还有一些质量不稳定的车被李书福用压路车压了，很可能他那时候最关心的是吉利车的质量能否稳定一点，哪怕不是太稳定，但总不能出很大的差错。吉利内部的一个说法是，由于做豪情车更多是钣金活，所以外层的油漆都是用人工反覆漆上去的，颜色并不稳定。吉利一直到宁波美日投产之后才有了相对稳定的质量体系，而真正带品保体系的4s店体系一直到2004年才出现，这一年吉利在资金上有了可靠的来源，对质量体系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李书福开始不用为质量担心了。 但是汽车经销商可不会陪着李书福一起疯狂，他们从李书福那里拿车是为了去卖，是要拿来赚钱的。哪怕是个外行人，从外表上看看吉利豪情也会知道这辆车不像个车样子。所以一个老资格的台州商人回忆说，李书福的豪情车下线时在本地根本没有经销商，更多的是李氏兄弟在江浙经销摩托车时建立的网络在销售。有意思的是，李书福的豪情车倒真是没有多少事故记录，也许是这个台州人的运气好，也许是因为此时的吉利车其实还只是一只“黄皮白心”的半国产车——豪情车的发动机一直到吉利自己研制成功之前都用的是丰田8a。所以慢慢地，吉利车以它的价格优势打入了市场。 不过，吉利的出现却引起了市场上关于血统的话题，因为当时下线的吉利豪情长着一副奔驰的前脸、夏利的身段的模样。丰田公司与吉利之间后来还发生过关于商标图标的官司，理由就是吉利豪情的车标与丰田过于相似。吉利豪情的出炉被称为一场模仿秀不是没有原因的，李书福最初的心理其实很容易看透，他想利用的就是人们对国际品牌喜欢但买不起的那一点点空间，为自己的豪情杀出一点生存的空间来。 李书福做到了。 第30章 金志国：一百年的啤酒梦 【金志国小传】 在中国的企业发展歷史上，快速消费品领域里一直充斥着战争，其中啤酒业的竞争尤为激烈，曾经的计划经济造就了区域市场和地方品牌，这在给梦想成为全国品牌的整合者带来区域障碍的同时，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而青岛啤酒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巨大併购中，是最成功的公司，青岛啤酒总经理金志国及其前任彭作义发起并推动了啤酒业的整合，为快速消费品领域贡献了一个区域品牌成长为全国品牌的经典案例。 金志国1956年出生于山东青岛，1975年进入(原)青岛啤酒厂工作，在这家庞大而悠久(1903年创办)的国有大企业中，金志国从洗瓶工开始做起，到1996年被任命为青啤西安公司总经理，率领“汉斯”啤酒一举扭亏为盈。2000年8月，金志国受命组建(青啤)北方事业部，2001年4月出任北方事业部总经理。同年8月，因青岛啤酒原总经理彭作义意外猝死，金志国被作为惟一的候选人而当选为青岛啤酒集团总经理。这样的经歷是一个职业人的骄傲，在金志国成为总经理后接受採访时说：“三十多年我就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做啤酒。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执着。最大优点也是执着。” 的确，阅读金志国的歷史便是阅读一部啤酒业的歷史，而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啤酒业，用一个词来形容便是：惨烈。金志国说：“我连晚上睡觉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样的形容固然略有夸张，但也客观展现了在一个开放而又分散的消费品领域的生存现实，而似乎是为了让自己睡得安稳些，青啤在彭作义和金志国的时代里，都展开了中国企业史上最庞大的併购浪潮——在十年时间里，青啤征战南北，行迹踏遍十七个省市自治区，併购四十多家大小不等的啤酒企业，可谓“併购狂人”，而在疯狂的背后，一家全国型的啤酒航母也逐渐显现。 当然，像一枚硬币总有正反面一样，在青啤併购最鼎盛的时候，也是外界对青啤质疑最盛之时，很大的原因是：所有的併购都存在着消化的问题，可谓併购易，消化难。在2000tv经济年度人物的颁奖典礼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问时任青岛啤酒的总经理彭作义：你的胃口很大，从南到北吃进去这么多企业，但我不知道你消化功能如何，会不会拉肚子?当时彭作义情绪激昂地回答：数字已经做了很好的回答。三年后，青啤迎来了百年庆典。 第89页 歷史往往如此，在一个看似障碍重重，举步维艰的环境里，一个英雄出现后，那些困难仿佛都成了陪衬英雄的道具一般。青岛啤酒及彭作义、金志国的出现便是如此，他们用自己的勇气、胆略走过了一条匪夷所思的併购之路，从而贡献了中国公司在高度分散型产业内急速发展的经典案例。 变革分水岭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啤酒行业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併购潮，而我们青啤公司被称作这场跨世纪併购潮的始作俑者。 在我2001年7月上任青啤总经理前，我的前任彭作义总经理在近五年的时间中，率领青啤南征北战，从青岛本土将啤酒杀向全国十七个省市区，通过破产收购、政策兼併、控股联合等方式，先后收购了扬州、西安、平度、日照、平原、菏泽、薛城、荣成、马鞍山、黄石、应城、蓬莱、芜湖、上海等地的四十多家啤酒生产企业，完成了北至鸡西，南至深圳的战略布局，使青啤的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到250万千升以上，重新夺回了啤酒业的第一把交椅，导致了啤酒行业深刻的格局调整和行业整合，一时间啤酒市场血雨腥风，彭总也被媒体冠以“横刀立马彭大将军”的雅号。 这个阶段青啤的纵横捭阖在外界看起来非常威风，其实，并非青啤所愿。我们可以从1993年的这个分水岭开始看。 回顾青啤的一百年发展歷程，不难发现在这跌宕起伏的一百年间有一个明显的分水岭，那就是1993年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这个分水岭把青啤的歷史一分为二，之前是“旧青啤”，是计划经济的宠儿，之后是“新青啤”，是市场经济的新生儿。这十年的发展，为今天青岛啤酒实施“做强做大”的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我的眼里，“旧青啤”更多地显示出自然状态，在歷史的长河中顺流而下，随遇而安，幸运的成分居多，自己主动去改变运行轨迹的时候很少。而在“新青啤”阶段则不同，往往是青啤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直面挑战。 1993年，国营青岛啤酒厂开始组建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那不是我们主动愿意做的，因为青啤还处于对市场懵懂的阶段。但国家将我们列入全国首批九家规范化股份制试点的国有企业之列，我们在这样的安排下实施了全面的股份制改造。 当年6月新设立的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香港和上海公开发行了h股和a股股票，从资本市场上募集到了约十六亿人民币的资金。但在青岛啤酒看来，实现上市最重要的不是解决了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而是使它踏上了一个有助于形成有效法人治理结构的平台，使后来数次的脱胎换骨成为可能。从当时青岛啤酒的股权结构来看，它以投资主体多元化、股权相互制衡为目标进行设置，上市后的公司总股本为九亿股，其中国有股为39982万股，占44.42%，h股为34685万股，占38. 54%，法人股占5.93%，a股流通股占11.11%。2001年2月公司增发了一亿股a股，总股本达到十亿股，国有股比重下降到39.98%，外资股占为34. 69%，法人股降为5.33%，而a股流通股则升至20%。这样，既实现了公司投资结构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又在保持国有股的相对控股地位的同时，避免了一股独大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遗憾的是，上市后的青啤并没有发挥国际公众公司的优势，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已经全面推进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青啤还依然难以卸下“计划经济”的包袱，1996年青啤竟然还没有自己的销售公司。那时的青啤跌下了自豪已久的中国“啤老大”宝座，在产销量上屈居燕京和珠江之后。 现在我们回顾当初的股份制改造，那时的青啤很单纯，对资本市场不了解，对资本市场如何运作也很无知。我们知道资本市场的水是很解渴的，同时也知道水是很深的。上市后青啤感到失去自由，想怎样做就怎样做的习惯已经逐渐被打破，随之带来的是严格的监管、严谨的法人治理结构和严厉的责任追究。真正体会到做对了无人表扬，做错了有人追究的痛苦，但后来慢慢的这种方式克制了青啤的随心所欲，约束出了好习惯，从客观上讲，对青啤依法经营、规范运作奠定了好基础，让青啤在市场经济大风大浪中才没有被淘汰。 但实际上看来，除了这种外部约束，青啤公司的内功还是很薄弱的，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管理办法，只知道竞争的痛苦，看不到竞争的幸福，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直接参与竞争的销售队伍，只有造酒的本事，没有卖酒的本领。现在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可在当时青岛啤酒确实是这样的。 股份制给青啤在资本市场上圈来了十几个亿的资金，但是钱圈来了，我们却不知道怎样用，只好放在银行生利息，从1993-1996年青啤的利润实际根本不是经营利润，而是银行存款带来的利息利润。投资者不高兴了，找上门来质询青啤，把钱存入银行生息全球人都会干，何必找你们干?青啤被逼出手买了扬州、汉斯两个厂，结果却买了两条休克鱼，买来之后无法下手，不知如何整合。如果短时间内不能激活休克鱼，那么，休克鱼就会成为死鱼。 1996年6月，原青岛市计委主任李桂荣出任青啤董事长，青岛市大洋食品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彭作义出任公司总经理，青啤的扩张时代真正拉开了帷幕。 1998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海内外不少啤酒企业纷纷收缩对外投资，青啤管理层对国内经济及啤酒行业进行了深入分析，及时制定了一个以名牌带动为先导，通过“高起点发展、低成本扩张”为主导内容实施资产重组的“大名牌发展战略”。 当时的青岛啤酒一方面通过同日本朝日啤酒的合资新建了深圳青岛啤酒朝日有限公司，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生产出瓶装纯生啤酒，既成功地实现了青岛啤酒产品的异地化生产，又通过推出符合国际消费潮流的纯生啤酒而抓住了高端消费市场;另一方面，也抓住一些国内啤酒企业陷入经营困境以及部分外资啤酒有意退出中国市场的机遇，充分发挥了青啤的品牌、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优势，对国内啤酒行业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整合。 同时，青啤也进行了大手笔的资本运作。从1998年起，青岛啤酒通过收购股权、破产收购、政策兼併等不同方式，开始了进行大规模、快速的收购兼併，以较低的成本迅速壮大了自身的规模和实力，并且占据了华南、北京和上海等市场制高点，率先完成了在国内市场的战略发展布局。在青啤併购的企业中包括了上海嘉士伯、北京五星和广东强力等知名的啤酒企业。在那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青岛啤酒可以说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由一个位居青岛的地方性的企业一举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型企业集团，在全国十七个省市拥有了四十八家啤酒生产厂和三个麦芽生产厂，形成了以青岛、山东为中心，北至黑龙江，南到深圳，东到上海，西至陕西的全国性生产布局。 这样的运作打下了大的基础，但是因为没有重视资本运营和整合的两条腿走路，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青啤当时盲目地坚信一个理念，我们有青岛啤酒品牌，把此当成灵丹妙药，品牌一到就会立刻起死回生。可是几年下来，休克鱼还是休克鱼，看不到一点生命迹象。 第90页 青啤当时算的帐是，买死鱼比买活鱼便宜，错误地认为有了工厂就有了市场，併购只从价格上计算成本，而忽略了价值，忽略了整合成本。随着后续的扩张，虽然尝到了扩张产量带来的一时痛快，暂时满足了投资者花钱的愿望，但花钱不是目的，关键是花钱要会赚钱，但怎样赚钱我们那时还未想清楚，也就意味着当时的青啤根本没有赚钱的方法，没有商业模式。 ◆从“做大做强”到“做强做大” “请问，当年青啤在全国的大规模扩张是对还是错?” 直到今天，仍然多次有记者直截了当地问我和彭总所进行的大规模收购兼併是对还是错?尤其是在我提出由“做大做强”向“做强做大”转变，由兼併扩张向系统整合转变的时候。 “做大做强”是彭总发起的以“高起点发展、低成本扩张”为主导内容的“大名牌发展战略”的核心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青啤通过大踏步的扩张，迅速从一家地方企业成长为全国性企业集团。但是，正像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扩张不是也不应该是青啤的目的，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做强”。 我上任时，青啤已经笼罩在因粗放扩张带来的“失控风险”的阴影下，要知道，併购只是完成了20%的工作，併购的成功完全要看后面80%的整合，整合成功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我临危受命出任总经理后，下决心急踩扩张的剎车。2002年，一向激进的青啤在我手里变得沉默寡言：1996年到2001年，青啤曾急风暴雨般地併购了四十七家啤酒企业，其中扩张步伐最大的时候，曾经创下了一周之内收购两家企业的记录;而2002年全年仅仅併购了两家。 与此同时，战略口号也从“做大做强”调整为“做强做大”，虽然只是文字顺序的些微调整，但却是我在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青啤战略由“外部扩张”向“内部整合”的重大转型。自此青啤开始了长达五年多的“痛并快乐着”的整合之旅。 当时，很多干部对这一字之差的顺序颠倒不甚理解，尤其是对“大”和“强”的内涵理解不透。我就逢会必讲，并在年度方针里，专门做了详细的诠释。我认为，“大”与“强”的含义其根本不同点在于，2001年前的“大与强”，做大的是生产规模，做强的是建立规模优势，2001年以后的“强与大”，做大的是市场，做强的是品牌、网络、人才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做大做强和做强做大，是一套完整的战略运作体系，没有做大做强的基础就没有做强做大的平台，两者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互为支持的“孪兄弟”，缺一不可，只不过是根据企业发展中的节奏不同而採取的侧重性选择而已。 我认为，企业发展在不同的歷史时期需要有不同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站在当时的背景下，青啤所发起的大规模兼併扩张是正确和审慎的，如果没有当时的扩张和战略布局，就不会有今天的青啤。 说正确：一是因为解决了当时青啤所面临的“品牌大、规模小”的主要矛盾;二是当时的行业整合已经是大势所趋，身为领头羊的青啤带头先行，对整合优化资源，提高行业盈利水平产生了深远影响。 说审慎：一是确定了“以啤酒生产为主业”的大原则;二是提出了扩张“四原则”，包括市场布局合理，市场容量大，消费水平高，水源的质和量都有保证等;三是严格执行三条保护措施：子公司设立一级独立法人，生产当地品牌，派驻总工程师和财务总监。 青啤在兼併收购的过程中，也得到很多的教训，有过一些失误，主要在三点：第一错，错把资源当能力，有了品牌有了资本，但是关键需要运作能力;第二错，错把价格当价值，把低价格当成低成本，没有投入产出比的概念，忘记了投入是为了“返生”;第三错是错把工厂当市场，而买工厂并不等于买到了市场。换句话说，本来我们买的是休克鱼，却买了死鱼;本来我们买的是市场，是有效资源，是买未来的成长，但却买了一堆死机器。一些收购只是考虑了收购价格，却没考虑到处理、整合成本，结果捡到了芝麻，却丢了西瓜。光整合成本就是少则几千万元，多则上亿元，而且有的最终也没把企业挽救过来，白白付出了高额的“治疗费”，甚至有的还送了一笔“丧葬费”。这些都是盲目做大、盲目兼併的惨痛教训。 我在上任后即着手关闭了一些小厂，有些项目，我连去看都没看就关了。因为从财务数据、资产质量上就能看出来，这个厂已经死了，就像人已经粉身碎骨了，还去抢救他干什么?没必要再去花钱医治了。 经过近几年的结构调整和系统整合，大部分子公司的发展趋势向好。 青岛啤酒近年来仍会坚持“有条件的做大、无条件的做强”，以内涵式增长为主线，关注运营能力和盈利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尽管部分子公司仍存在亏损，但这是大规模併购后的整合所必然面临的问题，公司整体发展态势是积极稳健和健康向上的;尽管国际巨头以及国内竞争对手的扩张对青啤发展构成了很大压力，但我们仍然要始终坚持基于运营能力提高获得增长的基本态度。 我上任后，虽然企业的经营策略由“做大做强”适时调整为“做强做大”，开始全力整合，但也并没有停止资本运作的步伐，例如参股南宁万泰、结盟ab、进军台湾等重大资本运作和企业扩张行动，都在青啤新百年的版图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整合和扩张相当于公司成长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在近十年的青啤公司的发展壮大过程中，资本运作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没有资本运作，就没有青啤今天的规模和地位。而青啤通过实施“低成本扩张”战略，不仅壮大了规模，也救活了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被併购之初，多数为亏损和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併购后，青啤公司通过向企业注入青啤文化，灌输青啤管理模式等方式加强管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这些併购企业大多已步入正轨，实现扭亏增盈，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我现在很强调两条腿走路的节奏——“稍息、立正、齐步走”，那就是企业的併购整合的管理步伐——“整合、规范、一致性”。一个企业再大，其资源也是有限的，规模在资源作用下，可短期内放大几倍，但其能力不会在短期内迅速复制，就会出现能力和资源不匹配的现状。如同一把小伞，伞面很大，但支撑没有变大，这种情况和后果可想而知。那么，稍息、立正就是为了把规模放缓，把能力规范，才能再次大踏步前进。 配合做强战略，我对市场营销体系做了较多的调研和分析，提出整合营销先从规划市场做起，解决全国撒“芝麻盐”的市场经营做法。 我很爱下棋，我推崇的高手就是：步步为营，决胜千里。于是我提出了一个市场布局上的“点线片”原则：“点主要是设在高经济发展区，有一些点是基于战略性的考虑而设的;线就是沿海一线;片就是目标集聚，形成区域市场向垄断市场的过渡。如华南区、西北区、东南区等形成垄断区域，然后点线片连接，形成全国市场一张网，构筑起市场优势。”当然，在这个实践过程中，和我在西安汉斯相比，不管是青啤还是我本人的资本运营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南宁万泰和厦门银城的案例。可以说，从西安汉斯到万泰和银城，我们在整合与资本扩张两条腿走路方面越来越成熟了。 第91页 西安汉斯的资本运作是我们初试锋芒，进行成功收购兼併的尝试，而仅用9600万元就拿到了南宁万泰啤酒八个多亿的资产经营权，由原来的“绝对控股”思路向“相对控股”转变，这是我所提出的“以市场控制工厂”理论的一次实践，实现了用较少的资金投入支配更多的经营性资产的目的。 后来，我们委託第三方收购厦门银城公司，则是为了避免在与竞争对手的正面交锋中拍卖价格被过分抬高，使青啤的併购行动更具灵活性和隐蔽性，并便于利用第三方在当地的资源尽快协调办理资产过户手续。从实际操作效果来看，非常成功。 ◆百年华诞 2003年8月15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也是三万多青啤人难忘的日子。我们迎来了青岛啤酒的百年华诞——从1903年8月15日到2003年8月15日，青岛啤酒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风雨歷程。 这也是一个值得七百多万青岛人举杯同庆的日子，因为让青岛扬名世界的名片就是青岛啤酒。“百年青啤，百年青岛”，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品牌的歷史和一个城市的歷史像青啤和青岛这样水乳交融，不可分割。清爽醇厚的青岛啤酒几乎可以说是孕育她成长的这座美丽城市的象徵。 为了迎接这一百年盛典的到来，我们做了精心的准备，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其实更多的是情感，应该是几代青啤人的情感。按照庆典的常规做法，百年庆典也许就是一个大会，一个仪式，多家媒体的集中曝光，顶多再拍一个专题片，出几本书纪念一下。但我们却别出心裁地把庆典策划成了青岛市民的狂欢节，感恩节。我们经过精心安排，把百年华诞和青岛国际啤酒节结合在了一起，“百年青啤，百年青岛”也作为2003年第十三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的主题。每每我看到这个主题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机场码头，作为青岛的市民，作为青啤的总裁，我的心情是骄傲的，也是复杂的，或许是因为我肩负着未来新百年的使命，所以我看到这一切时与别人相比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据事后统计，在十七天的庆祝活动中，参与活动的三百一十万人喝光了六百三十五千升啤酒，其中有一百五十万人是慕名而来的海内外游客。青岛市区各星级酒店及旅游饭店的开房率均达到95% -100%;各大旅行社所接待的海内外游客比2002年同期增长30%;市内各商厦营业额比平日增长了20%。据《青岛早报》报导，即使是市区平日里生意清淡的小餐馆也因为以青啤百年庆典为主题的啤酒节而座无虚席，营业额骤升了五至十倍。可以说，百年盛典为青啤的品牌和文化的传播，为名城青岛的旅游业都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我个人最感自豪、兴奋的还是青岛啤酒博物馆的开馆。这是我国第一座啤酒博物馆。为此我们投资了两千多万元，博物馆坐落在青岛啤酒的发源地登州路56号，一座1903年德国人建造的红色欧式古典风格建筑的二层小楼内，这幢小楼就是1903年的青岛啤酒厂，博物馆展出面积为六干平方米。沿着时间的隧道，游客们不但能看到中国啤酒发展的歷史脉络，更能感受到青岛啤酒厚重的歷史文化和融合古今的发展与创新之路。 博物馆之所以选址于此，是因为这里是青岛啤酒的发祥地，也是青岛不可多得的工业遗产。最早，这个位置是个当时在中国难得一见的酒吧，酒吧里卖的是从德国运来的啤酒。酒吧的旁边，是德国兵的大营。也正是在这里，兰德曼先生和他的合作伙伴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啤酒厂——“日耳曼啤酒公司青岛股份公司”，青岛啤酒的百年历程从此开始。 青岛啤酒今天能成为百年民族品牌，是因为青啤人已经把这个品牌的生死与自己的荣辱、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无论社会如何动盪，时局怎样变化，我们都把这个品牌当做自己的生命一样精心保护和延承了下来。中国第一瓶啤酒就是从青岛啤酒厂生产出来的，现在，青岛啤酒的老厂房、老设备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文物，成为歷史的见证留存下来，并且将它创造性地建成了青岛啤酒博物馆。 我经常喜欢到青岛啤酒博物馆里去走走，那里有中国啤酒工业的发展之魂，那里有凝固的歷史，有很多的记忆令人难忘，像一部具有特殊魅力的歷史长歌，等待着你的聆听，等待着你的共鸣。在博物馆的廊道光线明暗变换之间，带给人沉思与激情，让来访者的社会角色变得模煳，让人返璞归真。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这里展现的不仅仅是一段歷史，更是未来。 我们必须把曾经的歷史记忆和文化信息展现出来，并经营出去，使文化能够增值。这种传播效果不是简简单单的gg能比拟的。2006年，博物馆所在的“青岛啤酒厂早期建筑”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了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典范。现在，博物馆每年接待的参观人数超过三十万人，通过他们的传播，在社会上产生了越来越好的口碑。博物馆经营的元素逐渐得到了放大，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博物馆竟然赚钱了。 我估算了一下，这个博物馆的经营性盈利加上每年的传播效应，超过了青啤打三千万元gg费的效应，既解决了公司及社会人员的就业，又把文化资源从原来的成本中心变成了利润中心。目前，青啤博物馆已被确定为国家4a级旅游境地，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博物馆已经成为我经营青啤事业的一个得意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青啤的文化产业也同时打造了一个文化资产的经营人才——很多人都知晓的绰号“登州路大老乔”的乔新建。他有经营思路和较强的悟性，很会借势。2003年百年庆典时，青岛啤酒博物馆正式对外开馆，第二年，我把它交给大老乔的青岛啤酒文化传播公司去经营。当时，我给老乔说了两点，一是要把博物馆当做文化产业来经营，二是要通过博物馆放大青岛啤酒品牌效应，要赢在文化。老乔用了三年时间，藉助啤酒博物馆这个载体，把青岛啤酒百年文化、百年底蕴经营了起来，尤其是藉助百年青啤发源地“登州路”，这个早已和青啤品牌连贯在一起的路名，他把它做火了，围绕着百年老厂，带动起周边集旅游、餐饮、娱乐、体验于一体的青岛啤酒效应红遍岛城，于是，“登州路大老乔”出名了，啤酒博物馆红火了，我们的文化产业做大了。 应该说，在中国，很少有哪个企业的命运能像我们青岛啤酒一样，与祖国近代百年的荣辱兴衰紧紧地连在一起。诚如我们青啤人所说，一个“百年老店”，歷经殖民地、战火、动盪、阵痛、竞争，犹如凤凰涅粲而屡获新生，长盛不衰——这，就是青岛啤酒。 致谢 很多时候，整理材料是一件琐碎又不讨好的工作，更遑论整理歷史材料，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着自己的歷史见解。但我却着迷于刚刚过去的这三十年歷史，我时常心怀虔诚地翻阅那些泛黄的旧报纸，阅读别人的歷程，因为这段歷史毕竟是不可多得的。 因此，编着此书时，我首先要感谢时代，感谢这部书中的人物，以及更广泛而未及收入此中的芸芸企业家，正是他们富有创新与开拓的精神，让这个时代无比精彩，也让我有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有时候，看这些人物的命运便像在月光下能清晰看见自己的影子一般真切。 第92页 当歷史来到三十年面前时，很多优秀的企业家自己便开始回忆成长历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出版了自传或传记，比如王石的《道路与梦想》、王佳芬的《新鲜》，冯仑的《野蛮生长》，吴士宏的《逆风飞扬》，李宁的《冠军的心》，马云的《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李书福的《汽车疯子李书福》，郭台铭的《郭台铭与富士康》，金志国的《一杯沧海》，吴仁宝的《赢在华西》、袁庚的《袁庚传》，马丁·波斯特的《上海1000天》，以及描写叶莺在柯达歷程的《跨越》等书，我还找到了一些改革家前些年出版的回忆录，如马胜利的《风雨马胜利》、刘永行的《希望永行》等等，在此要感谢这些书的传主，以及精彩描写他们歷程的作者们。 本书的顺利编辑，还要特别感谢《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的一帮优秀记者，通过他们非常有价值的记录与整理工作，很多企业家的歷程跃然纸上，得以让后来者一窥当代人的风采。他们是：陈有恆、李平、沐昌根、沈沂、孙春明、王建坤、余旭辉，本书中部分素材来自他们做过的报导;《经济观察报》的杨阳、《人力资本》杂志的陈斌、我的朋友王旭烽亦为本书提供稿件。 本书编着还得到了我的同事们的鼎力帮助，他们是陆斌、王留全、吴炜等。他们是一群努力、充满朝气的年轻人，未来铺在眼前，但此刻他们正在辛勤耕耘着。还要感谢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签约作家们： 林军、郑作时、徐明天、程东升、胡腾等等，他们为此书编着亦颇费心思。 最后，此书创作得益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创意和信任，因此要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脚印和颜炼军不厌其烦地与我沟通协调，在此一併谢过。 歷史会不断前行，我们能做的便是以图书出版的方式记录他们的脚印，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吴晓波 2008年8月于杭州 全书结束! 附：本作品来自网际网路，本站不做任何负责版权归原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