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 第1页 [诗歌散文] 《国殇》作者：霍达【完结】 简介 是的，他是一颗灿然升起的新星，一根顶天立地的栋樑，但是，却突然殒落了，折断了!举世瞩目的数学家张广厚从此离开了他的数学王国，离开了他的祖国和人民，年仅五十岁! 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杨乐主持遗体告别仪式。痛失战友、痛失英才，他泣不成声，“遗体”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广厚，你正值才华横溢、奋发有为的中年，我不敢相信面前的你竟已是“遗体”! 对这篇报告文学的读者来说，张广厚的名字毫不陌生，因为它早已传遍了中国和世界。 一九六二年，张广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为着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的研究生。从那时起，他与杨乐长期合作，在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系统化地写成专着《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理论》，从而震动了全人类的数学界!“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是函数论中三个重要概念，芬兰着名数学家、近代函数值分布理论的创始人奈望利纳早在一九二九年就曾意识到亏值和渐近值之间有某种关系，并且猜测：亏值也是一个渐近值。但十年之后，他的猜测被否定了。近四十年来，国际上许多着名数学家都在反覆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力图证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张广厚和杨乐认为：前人辛辛苦苦地试图证明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之所以欲速不达、白费力气，癥结在于“南辕北辙”；他们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去寻找三者之间的联繫。他们用了十年时间，砥砺琢磨，锲而不捨，终于成功了!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数学分析会议上，他们发言之后，奈望利纳激动地作了长篇评论，他说：“我的猜测被否定了。我猜测的关系是假的，现在你们成功地证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项高质量、富有成果的工作”，“我认为，现在欧洲数学家们应该向你们学习了!” 杨乐、张广厚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杨、张定理”被载入史册，使他们的同胞感到由衷的骄傲，像陈景润解开“哥德巴赫猜想”之谜一样，他们是数学王国的勋爵，是祖国和人民的骄子! 他们的这一杰出成果，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取得的，芳林寥落，红杏出墙，该是多么艰难，又多么可贵!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七年，全国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的显着位置报导了张广厚的学术成就，他年方四十，已“功成名就”，在被十年浩动耽误了青春岁月的同代人中，他是幸运儿、佼佼者，属于令人羡慕的大器早成；一九八七年，他刚刚过了五十岁生日，却溘然长逝，与那些歷尽劫难仍然健在的前辈相比，他走得太早了，早得令人难以置信，令人扼腕太息!登上“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的高峰，在“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的研究中作出具有世界性的突破，正当“无限风光在险峰”之际，谁又能够料到，生命留给他的仅仅只有十年!这十年，是他的生命之火最为旺盛的十年，人生和事业都趋于成熟的十年，比金子还要宝贵万分的十年，他觉得面前的路还很长，他的事业还刚刚开始，却不知道这一切都要很快地结束了。他从来也没有研究过也不可能研究：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出现的英年早逝，是一种什么“奇异方向”? 他把这个非数学的命题留给后人了，留给他的师长，留给他的领导，留给他的战友，留给他的亲人，留给那些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同代人，留给他匆匆而过的这个时代。 张广厚之死，带给人们的震惊决不亚于他十年前的一举成名。一个天才，却为什么这样短命?难道我们十亿人口的大国还养不活一个数学家，不能给他的工作、生活、医疗保健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吗?提起张广厚，读者也许以为像他这样的名人一定会拥有舒适的住宅，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有完备的保健条件，如稀世珍宝般地“供养”起来，万无一失…… 那么，我们不妨去拜谒一下数学家的故居。 这儿，就是这儿。在京城北郊马甸的两间低矮简陋的小平房里，张广厚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这是张广厚自己动手用砖头隔成的“两间”房，这边放一张双层木床，住着妻、女，那边放一张单人木床，一张破旧的两屉桌，一把木椅，权作他的卧室兼工作室，这些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连同不可或缺的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每天，他骑着自行车绕过大半个北京到远在西郊的“科学城”去上班。回到家里，还要买菜、捅炉子、做饭、哄孩子。张广厚忙，妻子也忙，能者多劳的丈夫主动担起在常人眼里似乎应由妻子承担的繁重家务，两个女儿都是他带大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都需要这位大数学家去精心运算、巧为安排，以避免“赤字”。早在他读研究生时，大女儿就已经出生了，他每月四十二元工资，除了这个小家庭的开销，还要寄给唐山的父母二十元，父亲是早年伤残的老矿工，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作为长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矿工的儿子张广厚是半工半读上完中学考入北大的，毕业了，挣钱了，自然更得养家。扣除一切，他每月的生活费只有十七元，再扣掉这个爱书如命的人的买书钱，几乎连饭都吃不上了。一九六七年，他研究生毕业，工资调到六十九元，二女儿又出世了，这六十九元工资一直延续了十几年，却从未间断奉养双亲。至于他的工资终于提到了一百九十元，那已是他去世前不久的事了。人们尽可以凭着丰富的想像力去揣测：在经济拮据、营养缺乏的情况下，他那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和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消耗，到底靠什么去补充、去支撑? 第2页 靠的是他对于事业如宗教徒那样虔诚而坚定的信念。他高高的颧骨上面，一双黑亮的眼睛闪烁着贫贱不移的光芒：“我可以抛弃一切，只要数学!”为了他心目中那神圣的数学，张广厚可以忍受一切，当他的神思在数学王国遨游的时候，他可以把一切忘却!骑车上班的路上，他在思索；怀抱婴儿唱催眠曲的时候，他在思索；淘米做饭的时候，仍然在思索。他会突然扔下切菜刀，急急忙忙地去寻找纸笔；他会在炒菜锅里油沸之际，突然转身去演算数学。“爸爸，锅烧着了!”女儿在惊唿，他如梦方醒! 也许正是这忙乱的节奏、拥挤的斗室，造就了他独特的工作习惯。他很难在那张全家人共用的两屉桌上踏踏实实地用功夫，反而觉得在夜深人静之时，躺在他那张单人床上，头脑才格外清醒，彻夜不眠，辗转反侧，那是他的最大享受! 张广厚正是在这陋室中做出了惊人的成就。他的妻子——一位面色苍白、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清清楚楚地记得，在丈夫潜心写作学术论文的时候，是怎样忍受着贫困的煎熬甚至忍受着飢饿。他拿着论文的初稿去请教导师，早晨离家之前只能喝一碗棒子面粥。在老教授的容厅里一坐几个钟头，那点儿棒子面粥早就顶不住了，他想抽支烟压制一下食慾，兜儿里的那盒价值一毛九分钱的“战斗”牌香菸却拿不出手。也许老教授看出了他的神色异样，也许听到了他的飢肠辘辘，及时地中止了他们之间那严肃而又热烈的理论探讨，说：“你饿了吧!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吧!”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餐午饭吃的是什么滋味儿! 妻子记得，一九七八年的春节，她和广厚是怎样过的那个“马年”。大年三十一早：广厚就把孩子都打发到堂兄家去“过年”，他自己则拉上妻子帮他查资料、校文稿，在年头岁尾作学术的“冲刺”，从早上六点一直忙到大年初一的凌晨，终于把五万字的论文完成了。此刻，北京城万家灯火，鞭炮齐鸣，家家团圆，普天同庆，而在数学家张广厚的寒寓里，夫妻两人这才想起来吃一点儿前天的残汤剩饭。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顿“年饭”吃得多香! 那时，他已经“成名”了。 正文 出不入兮往不返， 平原忽兮路超远。 ……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 ——屈原：《九歌?国殇》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蜀相》 危险信号：新星早殒、栋樑先折、他们没有晚年。这是一种什么“奇异方向”?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日，北京。 春寒料峭，春草吐青。一元復始，国秦民安。丁卯年的春节刚过，空气中还飘散着鞭炮的硝烟：元宵节在即，街头的摊商争售白生生的汤圆。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远离城区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人生的最后一站，生者与死者分手的场所。一派肃杀，满目萧索。大礼堂中，沉重的哀乐被数百人的哭声所淹没。人们肃立着，垂下痛苦的头颅，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们当中有中央领导人和名闻遐迩的科技界专家、权威：方毅、宋健、周培源、钱学森、卢嘉锡、严东生、周光召……礼堂正中和两侧摆满了花圈，下款署着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万里、严济慈、张劲夫、茅以升……黑色的布幔上，悬挂着死者的遗像，一张苍白清瘦的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满头青丝。与送葬行列中的那些白髮老者相比，他还那么年轻!在他的面前，白色的輓联上令人触目惊心地写着： 新星早殒…… 栋樑先折…… 是的，他是一颗灿然升起的新星，一根顶天立地的栋樑，但是，却突然殒落了，折断了!举世瞩目的数学家张广厚从此离开了他的数学王国，离开了他的祖国和人民，年仅五十岁! 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杨乐主持遗体告别仪式。痛失战友、痛失英才，他泣不成声，“遗体”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广厚，你正值才华横溢、奋发有为的中年，我不敢相信面前的你竟已是“遗体”! 对这篇报告文学的读者来说，张广厚的名字毫不陌生，因为它早已传遍了中国和世界。 一九六二年，张广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成为着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的研究生。从那时起，他与杨乐长期合作，在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系统化地写成专着《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理论》，从而震动了全人类的数学界!“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是函数论中三个重要概念，芬兰着名数学家、近代函数值分布理论的创始人奈望利纳早在一九二九年就曾意识到亏值和渐近值之间有某种关系，并且猜测：亏值也是一个渐近值。但十年之后，他的猜测被否定了。近四十年来，国际上许多着名数学家都在反覆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力图证明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张广厚和杨乐认为：前人辛辛苦苦地试图证明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之所以欲速不达、白费力气，癥结在于“南辕北辙”；他们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去寻找三者之间的联繫。他们用了十年时间，砥砺琢磨，锲而不捨，终于成功了!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国际数学分析会议上，他们发言之后，奈望利纳激动地作了长篇评论，他说：“我的猜测被否定了。我猜测的关系是假的，现在你们成功地证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项高质量、富有成果的工作”，“我认为，现在欧洲数学家们应该向你们学习了!” 第3页 杨乐、张广厚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杨、张定理”被载入史册，使他们的同胞感到由衷的骄傲，像陈景润解开“哥德巴赫猜想”之谜一样，他们是数学王国的勋爵，是祖国和人民的骄子! 他们的这一杰出成果，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取得的，芳林寥落，红杏出墙，该是多么艰难，又多么可贵!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七年，全国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的显着位置报导了张广厚的学术成就，他年方四十，已“功成名就”，在被十年浩动耽误了青春岁月的同代人中，他是幸运儿、佼佼者，属于令人羡慕的大器早成；一九八七年，他刚刚过了五十岁生日，却溘然长逝，与那些歷尽劫难仍然健在的前辈相比，他走得太早了，早得令人难以置信，令人扼腕太息!登上“整函数与亚纯函数值分布理论”的高峰，在“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的研究中作出具有世界性的突破，正当“无限风光在险峰”之际，谁又能够料到，生命留给他的仅仅只有十年!这十年，是他的生命之火最为旺盛的十年，人生和事业都趋于成熟的十年，比金子还要宝贵万分的十年，他觉得面前的路还很长，他的事业还刚刚开始，却不知道这一切都要很快地结束了。他从来也没有研究过也不可能研究：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出现的英年早逝，是一种什么“奇异方向”? 他把这个非数学的命题留给后人了，留给他的师长，留给他的领导，留给他的战友，留给他的亲人，留给那些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同代人，留给他匆匆而过的这个时代。 张广厚之死，带给人们的震惊决不亚于他十年前的一举成名。一个天才，却为什么这样短命?难道我们十亿人口的大国还养不活一个数学家，不能给他的工作、生活、医疗保健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吗?提起张广厚，读者也许以为像他这样的名人一定会拥有舒适的住宅，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有完备的保健条件，如稀世珍宝般地“供养”起来，万无一失…… 那么，我们不妨去拜谒一下数学家的故居。 这儿，就是这儿。在京城北郊马甸的两间低矮简陋的小平房里，张广厚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这是张广厚自己动手用砖头隔成的“两间”房，这边放一张双层木床，住着妻、女，那边放一张单人木床，一张破旧的两屉桌，一把木椅，权作他的卧室兼工作室，这些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连同不可或缺的蜂窝煤炉子和锅碗瓢盆。每天，他骑着自行车绕过大半个北京到远在西郊的“科学城”去上班。回到家里，还要买菜、捅炉子、做饭、哄孩子。张广厚忙，妻子也忙，能者多劳的丈夫主动担起在常人眼里似乎应由妻子承担的繁重家务，两个女儿都是他带大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都需要这位大数学家去精心运算、巧为安排，以避免“赤字”。早在他读研究生时，大女儿就已经出生了，他每月四十二元工资，除了这个小家庭的开销，还要寄给唐山的父母二十元，父亲是早年伤残的老矿工，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作为长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矿工的儿子张广厚是半工半读上完中学考入北大的，毕业了，挣钱了，自然更得养家。扣除一切，他每月的生活费只有十七元，再扣掉这个爱书如命的人的买书钱，几乎连饭都吃不上了。一九六七年，他研究生毕业，工资调到六十九元，二女儿又出世了，这六十九元工资一直延续了十几年，却从未间断奉养双亲。至于他的工资终于提到了一百九十元，那已是他去世前不久的事了。人们尽可以凭着丰富的想像力去揣测：在经济拮据、营养缺乏的情况下，他那一米八五的大个子和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消耗，到底靠什么去补充、去支撑? 靠的是他对于事业如宗教徒那样虔诚而坚定的信念。他高高的颧骨上面，一双黑亮的眼睛闪烁着贫贱不移的光芒：“我可以抛弃一切，只要数学!”为了他心目中那神圣的数学，张广厚可以忍受一切，当他的神思在数学王国遨游的时候，他可以把一切忘却!骑车上班的路上，他在思索；怀抱婴儿唱催眠曲的时候，他在思索；淘米做饭的时候，仍然在思索。他会突然扔下切菜刀，急急忙忙地去寻找纸笔；他会在炒菜锅里油沸之际，突然转身去演算数学。“爸爸，锅烧着了!”女儿在惊唿，他如梦方醒! 也许正是这忙乱的节奏、拥挤的斗室，造就了他独特的工作习惯。他很难在那张全家人共用的两屉桌上踏踏实实地用功夫，反而觉得在夜深人静之时，躺在他那张单人床上，头脑才格外清醒，彻夜不眠，辗转反侧，那是他的最大享受! 张广厚正是在这陋室中做出了惊人的成就。他的妻子——一位面色苍白、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清清楚楚地记得，在丈夫潜心写作学术论文的时候，是怎样忍受着贫困的煎熬甚至忍受着飢饿。他拿着论文的初稿去请教导师，早晨离家之前只能喝一碗棒子面粥。在老教授的容厅里一坐几个钟头，那点儿棒子面粥早就顶不住了，他想抽支烟压制一下食慾，兜儿里的那盒价值一毛九分钱的“战斗”牌香菸却拿不出手。也许老教授看出了他的神色异样，也许听到了他的飢肠辘辘，及时地中止了他们之间那严肃而又热烈的理论探讨，说：“你饿了吧!中午就在这儿吃饭吧!”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餐午饭吃的是什么滋味儿! 第4页 妻子记得，一九七八年的春节，她和广厚是怎样过的那个“马年”。大年三十一早：广厚就把孩子都打发到堂兄家去“过年”，他自己则拉上妻子帮他查资料、校文稿，在年头岁尾作学术的“冲刺”，从早上六点一直忙到大年初一的凌晨，终于把五万字的论文完成了。此刻，北京城万家灯火，鞭炮齐鸣，家家团圆，普天同庆，而在数学家张广厚的寒寓里，夫妻两人这才想起来吃一点儿前天的残汤剩饭。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顿“年饭”吃得多香! 那时，他已经“成名”了。 再看看这儿吧，这是张广厚现在的家。位于“科学城”中的数学所宿舍楼，给了他三间，真不容易。但乔迁新居已是一九八三年了，比成名时间晚得多! 在新居里他当年那张裂着大缝的旧两屉桌还显眼地留到今天，仍在“物尽其用”，只不过已经摆在女儿的房里了。女儿不忍心让爸爸再在这张破桌子上演算，广厚终于有了一张写字檯，他可以从倚枕苦思的境况中解脱了，伏案挥笔，通宵达旦，次日早晨留下满满的一碟菸蒂…… 我们曾经为镭之父比埃尔?居里至死没有得到一间实验室而遗憾，我们当然应该为数学家张广厚生前总算有了一间书房而欣慰。然而，这却来得太晚了。就在张广厚搬入新居的一九八三年，他病倒了，而且一病就是三年，他那顽强的生命最终没有战胜病魔! 杨乐说：“张广厚患病期间，组织上不惜财力、物力挽救他的生命……”是的，谁也不会怀疑那里的领导会为“挽救”这位数学尖子而吝惜钱财，但是人们仍然不可理解：张广厚患的并非不治之症，而只是寻常的b型肝炎，为什么偌大京城、诸多医院却对此无能为力呢? 医院也有难言之苦。北京市中关村医院，地处“科学城”，担负着这个地区一百二十五个单位共十七万人的医疗保健任务，其中副研究员以上的有一千一百人，知名科技人材二百多人，平均每天门诊量两千一百人次，但是，这个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仅有七人，主治医师四十八人，医师六十六人，医士十四人。医院的医疗设备条件差，化验室的多数仪器都是五十年代购进的，化验增控指标不准确，与临床结果不符。病床少，住院病人多，拥挤不堪，供应室年久失修，漏雨，无菌消毒难以保证……一九八七年卫生部责成海淀区几大医院对口检查，结论是：这个医院还不如公社卫生院! 要知道，这可是在“科学城”为那些科技界的“尖子”们看病的医院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们在指责医务人员时未必知道这一切! 张广厚的病使唐山人不安。你是矿工的儿子，是唐山的骄傲，在北京治不好就到家乡来吧，住咱工人的医院，喝咱家乡的水，吃咱家乡的饭，补补你的身子吧!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让你养得棒棒的，再送回北京去，给咱唐山、咱中国争取更光彩的脸面!唐山的父母官和乡亲们心心尽力地疼爱这个偏心儿子，组织了专门的“治疗小组”，并且把牛奶、瘦肉、海参、对虾、花生仁、核桃仁、蜂王浆……恨不能一口都给他灌下去，巴望着他的病快好，巴望着他胖起来。 故乡的温情使张广厚热泪盈眶。他感到身上有力气了，肝不太疼了，他认为自己的病已经好了，急于要工作。他不能白白地吃家乡的偏食，不能愧对父老乡亲啊!可是，回到北京一检查，各项指标都高得惊人，他的肝病没有好，反而加重了，突击性的“大补”给他那虚弱的肝脏增加了负担。难以承受了!“营养价值再高的食品也已无法弥补他二十几年来身体的亏损了。”与他并肩战斗、一起成名的杨乐不能不发出这样的哀嘆。 张广厚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岁月，才勐然醒悟：“现在大家都在竞争，谁的身体好，谁就能胜利!”也只有到这时候，才更加意识到时间的可贵!躺在病床上，他没有真正休息一天，而是拼上最后的力气，争分夺秒地整理和完成应科学出版社之约、展示他的科研成果的书稿。是的，他的时间太少了。成名之后，他光荣地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新长征突击手，并且担任了北京市科协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京区直属党委委员、数学所党委副书记、全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和党组成员……很少有人能赢得他这么多光荣，但这些光荣却是以牺牲科学家的时间——生命为代价的，成为“名人之累”!各种各样的会议，没完没了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事务诸如分房子、查卫生、提职调资……和他的函数理论有什么关系?下了班还有人追到家里来，他还必须耐心地倾听这一切，处理这一切。客人走后，时间才属于他，却已是半夜了。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报告”，从大、中、小学到团体机关，都想请这位名人讲一讲，不是讲他的函数理论，而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教材”!他又是那么认真，每篇讲稿，他都得像作文章一样去想、去写、去反覆修改，对一个数学家来说，这比写学术论文还麻烦，太难为他了。这个“抛弃一切，只要数学”的人，这个在青年时代连谈恋爱都嫌耽误时间、嘱咐未婚妻“少来信”的人终于病倒了。推开了这一切，时间才属于自己。他写着书，还在想着以后要写的论文，说起码还要写出十篇中等水平以上的文章；他还在想着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计划，要把已经开创的这项事业继续下去…… 第5页 但是，他突然去了!抛下这一切永远地去了! 花丛中躺着他那高大却又虚弱的身躯，他的枕边摆着平生仅有的一部着作：《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理论——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二十五万字，出版于他去世前一个月。短短的一生，他只留下这一本书，本来，他还可以再写好多本! 面对他的遗体，任凭人们痛哭也罢，饮粒也罢，哀嘆也罢，感慨也罢，对于他都已经毫无意义了。告别仪式的规模、治丧委员会的规格……这些都是给活人看的，他并不需要这样的“哀荣”，他只需要继续活下去，安安静静地、专心致志地、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地、无后顾之忧地从事他视如生命的数学研究，却永远也不可能了!活着的、为他送葬的人们哪，如果你们手中确有权力做到这些而并没有做到，那么，面对他的遗体不感到愧疚么? 张广厚英年早逝的消息震动了海内外。一九八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正在美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我国着名数学家钟家庆在《华侨日报》上看到了这一噩耗，感到“不啻是轰雷式的震击”! 钟家庆和张广厚是北大同学，又同是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三十多年来，同窗挚友，情义笃深。钟家庆也非等闲之辈，他曾是着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研究生，专攻多复变函数论，在华罗庚、陆启铿两位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工作中既富有创见又有精湛的技巧，显示了高度的才华。他在科技大和清华度过“十年”劫难之后，于一九七八年重返数学所，明知多复变函数的现代研究需要分析、几何、代数的很多知识和工具，国际上发展十分迅速，而自己又丧失了多年宝贵的光阴，仍决心追赶数学主流，致力于研究復几何的一些基本问题。经过多年辛苦，终于在复变函数论和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扬。其中代表性的工作是关于“紧緻黎曼流形上拉普拉斯算子的第一特徵值”，获得了最佳估计。他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莫敦明教授合作，证明了全纯双截曲率非负的紧凯勒——爱因斯坦流形必为厄尔密对称空间。他三次赴美，先后在史坦福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进行首次学术合作与交流，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在新设立的“陈省身数学奖”的首次评选中，以高分获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钟家庆出国之前，家中有两位亲人接连故去，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心情抑郁，面容憔悴。但是原定合作不便更改，他忍痛节哀，勉力远行。岂料在美国又得到好友辞世的凶讯!他含着悲痛的泪水写信给张广厚的妻子，“没想到去年九月底的一别竟是最后的诀别!我引以为憾的是他临终时刻我竟远在异国，未能临床致慰。夏初回国时，一定登门弔唁……” 夏天到了，但是钟家庆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诺言。就在他圆满完成国际交流任务，即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之际，四月十二日凌晨，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年仅四十九岁! 又一个英杰倒下了，与张广厚之死相距不到三个月!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中科院系统的中年知识分子中，从张广厚算起，钟家庆已是第七个死者! 张广厚死了，钟家庆死了，一些有成就的中年知识分子接二连三地相继离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张广厚早在大学时期就曾在家书中说过：“为了向科学进军，我甚至想抱独身主义。我愿自己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使我在年老的时候，能够说我为国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心灵上不受责备。”而他却不知道，他和他同命运的人根本没有晚年! 也许他们在冥冥之中还在“自责”吧?这些死不瞑目的中年人! 其实，他们也应该瞑目了，他们已经为国尽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生命虽然短暂，但他们在生前总算已经被伯乐问津，比起那些默默无闻、困顿乏死的千里马，还算是幸运的! 学者的品格和屈原的诗篇；“伯乐葬马”的悲剧和“马找伯乐”的怪事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 清晨七时许，颐和园南边不远的郊区公路上，横躺着一个停止了唿吸的男人，大约五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穿一件浅咖啡色风衣和一身半旧的蓝涤卡军便服。面庞清瘦、苍白；头髮乌黑，但稀薄，呈常见的偏分状；他的身旁歪倒着一辆旧自行车。 几位过路的人发现了他，惊骇万状。他们不知道他是谁，是自杀还是他杀?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他身上也没有伤痕或者服毒自杀的徵候。路人不知所措：是该报案呢还是该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不能断定这个人是否确已死亡，根据体温猜测他躺在这里的时间不久，得赶快送医院，争取救活他。他们拦住了一辆部队离休老干部的车，把他抬上去，火速开往离此地不远的空军学院医院。 没有救了!这个人已经双侧瞳孔放大，对光反应消失，心电图呈毫无波纹的直线……完了! 根据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证件，他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师谢以铨，现年五十三岁。 十万火急的电话打到农大，并且报告了就近派出所。 民警赶来了。 农大的领导赶来了。八旬高龄的周明牂教授也赶来了。见到突然作古的谢以铨，他们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前天深夜，周教授和他的老学生、老助手、老搭档谢以铨刚刚分手，才隔了一天，怎么就……怎么就…… 第6页 他们是忘年之交。他是昆虫学专家周明牂的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结识的一九五二年，那一年，谢以铨只身远离家乡扬州来到京城，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在周明牂门下登堂入室。那时候，他那单薄清秀的身架上似乎还带着瘦西湖的柳岸柔风，老师和同学们都有些奇怪，觉得这个“秀才”来学农业好像并非出于自愿。他笑笑，以浓重的乡音说，他爱这一行。是的，他爱家乡那碧绿的山水，爱扬州城外那葱翠的田野，爱雨露滋下盛开的灿烂花朵，爱祖国沃土中萌发的绿色生命。不久，他这种强烈的情感就在寒窗苦读中充分显露出来，周明牂爱这个聪颖而勤奋的学生犹如自己的儿子。频繁的接触中，他还发现，谢以铨做学问专而博，他是个开朗快活的小伙子，生活中有广泛的乐趣，他爱摄影，集邮、集火花、爱搜罗工艺品，还有良好的烹饪技艺。他多才多艺而又性情随和，他研制的用“三九一一”(西梅脱)浸种处理一次有效的措施，节省了过去用“六六六”处理土壤并在苗期多次打药的需要，减轻了农药污染环境的不良后果，成效显着。 一九八三年以后，他又参与主持并执行国家“六五”、“七五”科技攻关项目“棉花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研究”专题。在冀南棉区基地，他深入生产，调查研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参与制定了一整套棉花病虫综合防治技术措施，研究了棉铃虫危害棉花的经济阈值和棉花品种对棉蚜、棉铃虫的抗性。该项综合防治措施经在邯郸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九八六年荣获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科委和财政部表彰奖，并荣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三十一个春秋就这样送走了，谢以铨已经年过半百。虽然他还是那么清瘦，但是身上的“秀才”气却渐渐褪去了，北方的烈日晒黑了他的皮肤，风霜皴裂了他的手脚，他长期出没在农田，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一望之下很难使人看出这是一位植保专家，简直像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他因此得到了一个颇为意味深长的绰号：“老农”。中国，千百年的农业国，亿万人口什么最重要?吃饭。民以食为天。可是，我们的农业又处于相当原始的落后状态，飢饿的土地需要科学，需要像谢以铨这样的“老农”。 粮食、棉花丰收了，给每个中国人都带来了好处。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老农”们为此付出的心血呢?谢以铨所从事的职业永远也不可能像女排和足球队那样为同胞们所瞩目，我们这个农业国的国民们并不看重那关系到十亿人口肚子问题的农业，城里人谁愿意下乡种地呢?挚爱土地、挚爱生命的谢以铨却“铁心务农”，一干就是一辈子!当然，也就更少有人知道他几十年在棉田麦壠中奔走时还带着多少疾病：高血压、胃病、肾病、慢性气管炎和便血!他是农业害虫的克星，为了保护那些绿色的生命，布下天罗地网，法力无力，使害虫无处逃遁，却很难抽出时间来对危害自己肉体的“害虫”进行有效的防治，尽管他有一位身为护士长的妻子。他太忙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六日，谢以铨偕同周教授应邀前往桂林柑桔研究所讲学。机票是他亲自“跑”来的，临行前一天还在系里陪同日本朋友修理仪器，当晚又赶到周教授家，以便第二天一早照顾着老师和师母前往机场。 “桂林山水甲天下”，谢以铨初游桂林，心情格外好。 在桂林柑桔研究所，他作了《经济阈值》的学术报告，那精闢的理论和深入浅出、联繫实际的阐述，不厌其烦的耐心解答，博得桂林同行的高度赞赏和真诚感激，而讲课酬金却分文不取。短短的几天时间，他留给人们难以忘怀的印象。同行们纷纷要求再增加几次讲课时间，而谢以铨却必须赶回去了，因为预定在十七日他要给农大的研究生上《植物抗虫性原理》课，这是决不能耽误的。所长说服大家：“谢老师这次是带着病来的，就不要加重他的负担了!”并且盛情地握着他的手说：“谢老师，欢迎您再次来讲学，周教授年岁大了，下次我们单独邀请您，明年、后年都可以，由您定!并且请您的夫人也一起来，我们以接待周教授夫妇同样的规格接待你们。一言为定啊……” 十一月十五日，谢以铨陪着老师和师母飞抵北京。深夜，农大的小汽车载着他们回家，为了让老师和师母早些休息，谢以铨让司机直送周教授夫妇，他自己则中途下车，辗转乘公共汽车和地铁回他那远在京城西南隅的家。“再见，教授，师母!”“再见，以铨!”他们互道珍重，在夜色中告别，相约在两三天以后见面…… 没有了，他们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三十一年的亲密合作，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宣告了结束!周教授抚尸痛哭。两个月前谢以铨兴致勃勃地为老师庆贺了八十大寿，而他自己却在五十三岁匆匆离去了，“白髮人送黑髮人”，这是什么样的悲剧啊! 死者的妻子赶来了。在电话中她只听说以铨病了，一路猜测着也许是肾结石发作，也许是又便血了，唯独没想到丈夫会死。她走进空军医院的急诊室，急切地要看看丈夫到底怎么了，可是，人们拦住了她，要和她“谈谈”。她看到农大领导和周教授夫妇那难以抑制的悲痛神情，护士长的职业敏感立即使她明白了是什么样的厄运降临自己头上了。她剎时失去了往日在抢救危重病人时的冷静，瘫倒在地上。她撕碎了的心在唿喊：“老谢!你……怎么会死?怎么……能死?” 第7页 谢以铨永远也听不见亲人的唿唤了!在急诊室当护士长的妻子曾经抢救过无数人的生命，却无法救活自己的丈夫了，连亲自给他打一针都没来得及! 就在前天深夜，他风尘僕僕地从桂林回到了家，一进门就看到小女儿正躺在床上，床边吊着输液的瓶子。 “怎么了?”他那疲惫的脸上布满惊惶。 妻子告诉他：“你走的时候，孩子不是正咳嗽嘛，是大叶型肺炎!” 他奔到床前，伸出慈父的手，抚摸着女儿的额头。他知道在他离家期间妻子独自承担了多大的烦恼和忧愁。孩子生病是应该住院的，可是妻子为了节省那一笔住院的额外开支，把药买回家给孩子输液、打针……丈夫太理解妻子了，谢以铨的眼中闪烁着睛泪花。 女儿露出笑容，欢迎爸爸归来，她知道爸爸出这趟远门一定很累了，回了家，得让他高兴! 谢以铨的情绪才安定了下来，他一边脱着外衣，一边对妻子谈起这次桂林之行。 “你在外边儿犯病了吗?”妻子却急着问他。他在临走的前几天，肾结石急性发作，疼得在床上打滚儿，过后却又忙着工作。妻子逼着他看病、吃药，并且替他预约好了七号去检查，他却说：“不行，六号我就得出差!”妻子拧不过他，只好给他带上药，让他在发作时应应急。这些天来她一直悬着心呢! “没犯”，他说，“我挺好的，你们看，还胖了点儿呢!” 妻子笑了。 小屋里的气氛活跃起来，谢以铨急不可待地打开行囊，一件一件地拿出他远行带来的礼物。小巧玲珑的工艺品嫦娥奔月、玉佛，“这是你妈的，不要动!”他对女儿说；四双袜子，“这是给你们俩的!”他递给两个女儿；桔子和糖果，“这是给同事的!”……行囊掏空了，都是送给别人的，他的心里想着所有的亲人，属于他自己的还有什么呢? “桂林这地方可太美了!”他对妻子说，“下次一定带你去，他们还邀请你呢!” “好，我一定去!”妻子甜甜地答应他，“我呀，等到了年龄就退休，一天也不拖，以后你上哪儿我都陪着，这辈子我还哪儿都没去过呢，咱俩在一起的时候也太少了!” “是啊，”他说。他当然记得，自己几十年东跑西颠，难得和家人团聚，也从来没陪妻子出去好好玩儿过，甚至当初连结婚都因为他下乡工作而一拖再拖，是“插空”举行的婚礼。现在，老夫老妻了，他该补偿补偿天伦之乐的缺欠了，“我们该多跑几个地方，大江南北都走走，还要到我们扬州去看看，在瘦西湖边我给你照像，一定照得漂漂亮亮的，发挥我的最高摄影水平!” 小屋里充满了欢乐。 第二天，十一月十六，星期日。妻子说；“你好好儿休息吧，明儿还得上班!”他说：“没事儿，帮你忙忙家务吧。你看，贮存的白菜，帮子都烂了，整理整理，给孩子们弄一顿素馅儿饺子吧!” 他把脏衣服都投进洗衣机，自己洗，不让妻子动手。洗完了衣服，又去买面，二十来斤，吭吭哧哧地提到家，然后让妻子为心爱的女儿包饺子。 一顿平平常常的素馅儿饺了，给这个清贫的知识分子之家带来了满足，把夫妻，父女的情感牢牢地联在一起。除此之外，他们也就没有更大奢望了。 天黑了，碗筷收拾已毕，老谢拿起自己的一摞讲义，到隔壁邻居家去备课——邻居是一位孤身老人，自然不像谢家那么挤、那么乱，可以暂借一席之地来备课，明天早晨八点钟，他还要给研究生上课呢，就是为这个才掐着日子赶回来了。备课是一件绞脑汁的事儿，需要安静，家里地方太小，女儿还在输液。为了给病中的女儿解闷，他打开了家里那台过时的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悄悄地躲出去了。幸亏邻居家可以暂借一时，不然他不知该上哪儿去安安静静地清理明天讲课的思路。 夜深了，“寄人篱下”的谢以铨全神贯注地潜入了植物昆虫世界，一支香菸在手指间静静地燃烧。 此刻，他的妻子守护在女儿的病床前，等着丈夫在笔耕之后回来休息。她愣愣地望着昏暗拥挤的斗室，思绪茫茫。二十年前他们结婚的时候，就住在这儿，一直住到今天，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一个十九，一个十六，房子却还是这么小，这么破旧，一点儿也没“长”。这儿地处偏僻，残破不堪，年久失修，狭窄、昏暗、潮湿，老同学来了，都说这儿是“贫民窟”。他们用衣柜、书柜把一间隔成两半，一半睡觉，一半吃饭、做作业、备课、会客。另一个小间住两个女儿。没有厨房，锅碗瓢勺都在屋里。当然没有暖气，冬天得生炉子，买噼柴，买媒，安烟筒，老谢手巧，说“瞧我安的烟筒，都不带流油儿的!”当然没有卫生间，公厕远在几百米外，老谢肠胃老是闹病，常常在夜间跑厕所，嫌不方便，自己在院子里搞了个厕所，最原始的式样，定期由他自己掏粪便，这就更像“老农”了。他们没有指望要到更好一点儿的房子，二十年就是这样，每天老谢往西北奔农大，她每天往东奔同仁医院，路途都远得惊人，好在也已经习惯了。夫妻俩有十多年的时间每人只挣几十块钱的工资，一个要奉养双亲，一个要负担寡居的姑妈，都是义不容辞的；还有两个女儿，现在一个上了自费大学，一个上高中。处处都用钱，能省出一分是一分。老谢把一切都尽着妻女，自己捨不得吃一点儿好的。妻子说：“你是咱们家的大顶樑柱，顾点儿身体吧，我的同事已经有好几个寡妇了!”老谢却说：“我没事，你放心!我要干的事还多呢。” 第8页 ……她东想西想，不着边际。老谢到深夜才备完课回来，疲倦不堪地倒在床上。看那样子倒是挺满足，一定是把明天的课准备到了百分之百了。其实，他早有准备，研究了几十年的课题烂熟胸中、倒背如流，不备课也照样讲；其实，这课也不必非得明天上不可，几千里地赶回来，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就赶着备课、上课，不把你赶死才怪呢!这都是妻子心里的话，她没忍心对老谢说出来。“死”啊“死”的，虽然并不当真，总也不吉利。她当然不相信丈夫会死，五十三，正当年，还有半辈子呢，她等着自己退休之后跟着老谢走遍一切“好玩儿”的地方，也享受享受当“夫人”滋味儿，她相信老谢能给她拍出好多好多漂亮的照片。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一。早晨六点十五分，谢以铨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了：“晚了，晚了!”他实在太疲劳了，连定好的闹钟响都没听见! “不算晚，来得及!”妻子也没听见闹钟响，误了丈夫的事儿。她一边起床，一边安慰他。她知道，老谢把讲课看得比什么都神圣，从来没有迟到过半分钟。 “晚了!”谢以铨匆匆地穿衣服，洗漱，紧迫感使他的脾气显得有些暴躁，几乎是在对妻子吼叫：“快给我一杯水!” 妻子手忙脚乱。“你总得吃点儿东西啊，我给你煮碗烂面条儿吧?”老谢的胃不好，不能吃生冷的、硬的、烂面条是他的常餐。 “不行，来不及了!” “那……吃几块饼干吧?” “不吃了，给我倒杯水!” 一杯水怎么能当早饭?妻子没听他的，固执地把女儿的麦乳精沖了一碗，逼着他喝下去。他“咕咚咕咚”喝完，一抹嘴就走，慌慌张张地嚷着：“快，给我一副手套!” 丈夫从来没有以这样命令式的语气吩咐妻子，今天太反常了，都是因为妻子没早点儿叫醒他，他怕误了课!妻子温顺地忍受了他的呵斥，心想：二十年都没好好儿地伺候过他一次，今儿就伺候伺候他吧，这也是应该的! 初冬的北京，天已经凉，妻子坚持给他换上一件厚毛衣，又找出了买了多年都没捨得穿几回的风衣给他披上。他已经等得极不耐烦了，一边扣着钮扣，一边推起自行车往外走，奔向他的讲台。从他家所住的翠微路到颐和园北边的农大，这可是不近的路程呵，他必须以自行车越野赛的速度冲刺! 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遗憾的是，今天的课他还是误了，他没有死在神圣的讲台上，却不幸倒毙途中!他的路没有走完，为什么在中途就躺下了呢? 谢以铨无声无息地躺在停尸床上，他不能回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了。 医生诊断说，他是心脏病突发而猝死的。可是，老谢从来也没有过心脏病啊! 民警神情严峻地向大夫建议：“为了弄清死因，是不是做一做尸体解剖?” “不用了，人都死了，就别再拉他一刀了!”妻子痛哭着，嘶喊着。她相信，像老谢这样的好人，没有人会暗害他；他身上没带钱，没穿好衣裳，骑一辆破车，没有人会拦路抢劫这么一位“老农”!“他是累死的，活活儿地累死的!” “累死”?在刑事侦破中没有这样的词儿，“累死”没有兇手，没有被告，没有任何人承担法律责任，肇事的原因在死者自己，他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太神圣了，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太轻微了，太“玩儿命”了!铁面金刚似的民警，眼里涌出了泪水：“谢老师是在骑车去讲课的路上故去的，他死在工作岗位上，建议你们学校领导按‘以身殉职’为他料理后事!” 这番话激动了大家的心，是的，“以身殉职”，这样的词儿过去只用在白求恩、张思德身上，他们是英雄，是军人；而谢以铨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他不会行医，不会打仗，只懂得庄稼和害虫，但他也是把生命献给了事业，他的死不比泰山还重吗?可惜，却很少有人这样评价一个知识分子——默默无闻的普通知识分子! 随便你们怎么评价吧，反正谢以铨已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毁、誉都是身外之物了。他一生没有为自己“争”过什么，他只是怀着一个深深的遗憾：今天让学生白等了，他再也不能给他们上课了! 谁也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倒下的。但是，好像是冥冥之中不可知的力量，为他安排了一个听取最后遗嘱的人。这个人，是他同在一个院里办公的朋友、畜牧研究所的朱成宽。这天早晨，朱成宽骑车赶往农大大院，忽然听到有人叫他：“成宽!”他回头一看，是谢以铨。老谢对他说：“成宽，我实在骑不动了，只好慢慢儿骑。请你到了所里给植保系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八点钟的课我恐怕赶不上了，替我请个假，推迟一会儿……” 朱成宽在仓促的上班途中，没有来得及多想，就接着赶路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的身后不远，老谢已经倒下了，刚才的几句话就是他留给他的领导、他的学生的临终遗言。死神掐住他的咽喉的时候，他还想着他的工作，还在遵守着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一丝不苟地向领导请假，向他的学生请假!也许，他那时正在忍受着剧痛的折磨，也许每蹬一下自行车踏板就向死亡靠近了一步，但他什么也没说。朱成宽后悔啊，如果当时脑子多转个弯儿，赶紧送他上医院；如果分手后再回头看他一眼也许他不至于死…… 第9页 老谢就这样走了，清贫、洁白、朴素，没有留下任何污垢。人生在世，五十三年，他匆匆来了，又匆匆走了，他要做的事情远没有做完，他能使的力气都全部使出来了，直到那奔向校园的自行车踏板的最后一次踏动! …… 人寿几何?谁也不能预料。有的人于国无益却活得太久了，有的人于民有用却死得太早了，不但什么都未及准备，而且这个世界还欠了他太多的债，直到他死后，活着的人才意识到许许多多对不起他的地方，需要补偿，需要为他做点儿什么，“争”点儿什么，却又太晚了! 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周明牂光临他最心爱的学生的寒舍，望着谢以铨栖身二十多年的、寒伧而又拥挤的斗室和他留下的孤女寡妻，老教授潸然泪下，感嘆唏嘘。以铨，他工作得那么出色，却生活得这样艰难!周教授找不到适当的语言安慰死者的妻子，只能问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谢以铨的遗孀涕泪横流。她的顶樑柱倒了，丈夫把家里的重担都交给她了，她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有多难走!这房子该修，两个女儿要吃饭，要上学……，这都是横在她面前的难关。但是，更使她动心的是丈夫，为了让丈夫走得更安然，她提出：“老谢的副研究员职称问题……” 这一条，像一块巨石砸在周教授的心上! 这也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位老教授，他当然明白职称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名知识分子的学术水平、成就高低、贡献大小的标志，是国家权衡人才的尺度。知识分子可以不在乎薪水的多寡、职务的升降，但是，他们十分爱惜自己的名誉，他们需要得到国家和社会对于自己的知识才学的尊重。谢以铨在科研上有重大成果，学术上有诸多的着作，并且协助周教授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研究生。他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主持人和参加者，是《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昆虫卷》的编委，是农大许多届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他教的学生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而他自己仍然是一名讲师!一九八二年评定职称时，他曾申请提升为副研究员，并经教研组、昆虫专业和植保系职称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上报学校。学校同意上报，但因为考虑到副研究员属于科研系列而不属于教育系列，尚需“打通上报渠道”。未几，全国职称评审工作冻结，而“渠道”还未“打通”，谢以铨的申报材料走至中途而鲠住，没有结果。他当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工作，但同代人甚至后来者已评上了副教授，他仍以讲师的身份和教授、副教授一起带博士生。四年之后，职称评审工作再度进行，把他和“小字辈”们列在一起评了，旁观者认为这次谢以铨当之无愧、万无一失了。可是，结果却使他再次落空。究其原因，自然是有些说法的，这次有这次的标准，逐项审核，对谢以铨很不利。比如：两次重大科研成果，是周教授带头搞的；大部头的着作和许多篇学术论文，是周教授领衔主笔；带研究生，是周教授挂帅……而且谢以铨的主要工作是科研，教学学时自然也就比不上别人多，等等。这使周教授叫苦不迭，而又有口难辩!三十一年，他和谢以铨并肩战斗，情同父子，从来也没有分过你我。谢以铨是他的学生，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当然不会跟他争名次，何况没有周教授牵头，许多项目不能上，着作和论文难以发表，周教授本是甘愿以自己这块“牌子”充当为以铨噼山开路的板斧，却不料成了他的拦路石!谢以铨的名字常常排在后面，充当“老二”甚至“老三”，“论功行赏”的时候就有差别了，始料不及!天知他知谢以铨这个在名次上甘居人后的实干家是怎么工作的，周教授出于对他的绝对信任，常常放手地让他去主持科研、教学和着作，而且年事已高的老师最终总要把这项事业交给学生，谢以铨正是最理想的接班人!但是，这些话要讲得清楚却很难。尽管周教授和其他教授在职称申报材料的“专家鑑定意见”一栏里一一列数了谢以铨的学术成就并给予高度评价，恳切陈辞：“谢以铨同志早已具备副研究员的学术水平，建议提升他为副研究员，并援教师例作为上届提职工作遗留的问题计算开始提职年份”，但这一诚挚的愿望却最终仍然没有实现! 现在，死者的妻子代他向恩师提出了这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周教授万感交集，却无言以对。 死者的妻子却并不了解此时周教授的心情，她试探地问：“听说这次已经通过他为副研究员了?那……希望能从八三年算起!” 周教授不敢看她那哀伤而又怀有希冀的眼神。看来，她什么都不知道，还想“从八三年算起”呢?八七年都没有他!但是，他能说吗?老教授的嘴嗫嚅半天，还是难以启齿，他不忍再刺激这个已经遭了横祸的女人! 周教授默默地告辞了，把万语千言都和泪吞下了。 年龄相差将近三十岁的两代植保专家在崎岖的事业之路上不期然地分手了，谢以铨没有跟着老师走完漫长的征途。他们在事业上的亲密合作，是在桂林柑桔研究所结束的。那里，绿叶披纷、硕果纍纍的柑桔记载着他们的建树，也象徵着他们的品格。这令人想起郭沫若的名剧《屈原》中三闾大夫以《桔颂》向他的学和玫知己婵娟献祭的感人诗篇。 第10页 周教授没有告诉死者遗孀的还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谢以铨在出发讲学之前对自己又一次“榜上无名”是一清二楚的，却没有对任何人流露不满情绪，一直到死!但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抑制着怎样的愤懑!谢以铨毕竟是人而不是牛马，“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早”，这不公正的待遇是对一位严肃而正直的学者的才干和人格的双重侮辱! 周教授无疑是首先发现谢以铨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可惜，这位“伯乐”的权力太小了些，目光和魄力也不够远大。在农大，在农学界，像他这样垂垂老矣的前辈还有一些，人家能够对自己的弟子鼎力举荐、破格提拔，他却为何不能呢?他严于律己、严于教徒，注重实干而不尚张扬，这当然也无可非议。但是，谢以铨这样“战骑一敌万”的良驹在他手下团团转了三十一年，始终示能凌空腾跃，却不能不说是伯乐的悲剧。到头来，伯乐葬马，空留下无谓的嗟嘆：“谢以铨为我作出了牺牲，我对不起他!” 雪上空留马行处，龙媒去尽鸟唿风。晚了! 可怜的是，谢以铨也有学生和追随者，也在依照祖师爷的风范，步老师的后尘!就在谢以铨升迁无望、郁愤难平之际，他指导的博士生张青文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棉花的补偿能力与棉铃虫的防治新策略》。为了让老师也当一次“老大”，以便在下次评职称时增添一些分数，张青文毅然作出牺牲，在自己的名字前边写上：“谢以铨”，名列第一，论文发稿时，谢以铨正在桂林讲学。刊物在印刷中，他却已经死了。他的学生的一片赤诚之心白费了，晚了!张青文跪在老师的遗孀面前痛哭：“师母，我再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恩师的了!” 谢以铨的妻子精神恍惚，痴痴迷迷。她勐然想起，丈夫在死前的一段时间，情绪有些反常。 他即将去桂林讲学时，曾对妻子说：“我陪周先生去，让他讲吧，我不讲!” “为什么?”妻子问他。 他没有回答，只报以抑郁的目光。 妻子现在懂了，那是他对于无视他的学术的人的无声抗议!但他还是讲了，而且讲得那么认真、那么好…… 他匆匆赶回来时，妻子对他说：“我给你预约好了，星期一去医院检查!” “不行，”他回答，“星期一我得讲课!” “刚回来就讲课?为什么安排得这么急!” 他不语，只张了张嘴，好像要说什么，却又咽回去了。 妻子现在懂了，那又是一次无声的抗议!用“课时”来卡一个科研人员吗”你们卡不住，且看下次吧!可惜，他没有再次较量的机会了…… 妻子一切都明白了，丈夫在死前独自忍受着屈辱，却不肯向她透露一个字，是怕她为他伤心、为他不平! “老谢是屈死的，是含冤而死的!”她终于发出了这嘶哑的吶喊。 农大的领导为抚恤死者的家属作出了安排，这当然都是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妻子念念不忘、逢人便讲的是为丈夫“正名”!她坚决要求：把本应该属于他的、早就该属于他的职称还给他，让他“名正言顺”地安息! 谢以铨之死在农大激起了轩然大波，四十八名教师和科研人员联名上书校长，要求重新审议谢以铨的副研究员职称。当他们拿着这封信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签名时，老教授慨然嘆曰：“你们早干嘛呢?人死了，才想起来找我!”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现在，物伤其类的“马”们在奔走唿号寻找伯乐，咄咄怪事，呜唿哀哉! 这封“请愿”书如石沉大海，迄今尚无回音。一位平时与谢以铨并无深交的教学辅助人员说：“谢以铨的死已经激起了民愤!” “民愤”又能如何呢? 老讲师和个体户；教授和孙女；死了的和活着的；马克思的名言和日本人的议论……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北京。 黄昏，繁忙的一天的收尾。北京师范大学门前的南北走向大街上，车水马龙。自行车摩托车卡车吉普车公共汽车……汇成一股潮水，奔向各自的终点。潮水把街道切割成东西对望的两岸，行人小心翼翼地穿过连接两岸的斑马纹人行横道，犹如跨越波涛之中的险桥。 此刻，也许根本没人注意，在马路边站着一位神情怯懦的中年妇女。是的，她实在太貌不惊人了：中等偏矮的身材，干瘦而虚弱。稀疏的头髮，布满皱纹的脸。鼻樑上架一副一千三百度的近视镜，镜片上一圈儿又一圈儿的同心圆，像两只厚厚的瓶子底儿。在她微张着嘴向前张望、寻找车辆空隙的时候，露出七零八落的牙齿。她上身穿着一件咖啡色旧线衣，袖口上还接了一截儿针织品，也已经磨损了。外面罩一件穿了好多年的蓝布上衣，下身是旧的确良长裤、平底黑布鞋。凭这副模样，这身打扮，别人大概以为她是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或保姆，怎么也不会想到她是一位大学讲师。其实她自一九五六年从北师大毕业留校后，在化学系任教已三十年了。 倒退三十年，徐志英也曾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红润的瓜子脸，浓密的秀髮，两条油亮的大辫子，一副亮的歌喉。她是北师大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多少次在联欢中、在舞会上，她那青春的舞姿给人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这一切，都像梦一样飘散了，永不再属于她了，眨眼之前，她老了。十年“文革”开始时，她才三十出头，浩劫过后，已四十有余。老了，真是老了。人们都说：向“四人邦”讨还失去的青春，可到哪里去讨还呢? 第11页 ……现在，徐老师无心追寻往事，她手里提着酱油瓶子，去解决一个非常微小而又非常实际的问题。她在系里是一名讲师，在家里是一位主妇，双肩挑着两副重担，哪一副也不能放下。 她心惊肉跳地站在马路旁，望着那离弦箭般的车辆，路蹰再三，举步不前。她最怕过马路。眼神儿太差了，一千三百度，而且视网膜曾经脱落又“焊”了上去。她鼓足了勇气，在朦胧暮色中吃力地辨认着斑马纹人行横道，左顾右盼，摸摸索索，朝前走去。 她终于在马路对面买到了酱油。当她返回来时，天更暗了，车更挤了。她再次摸索着往前走，顺着斑马纹…… 车子穿梭似的在她眼前飞驰，高声鸣笛，震耳欲聋。她晕了，傻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她只好原地不动，等待那唿啸而过的车子的空档儿。大卡车过去了，中吉普过去了，她看看左边，没有汽车了，才壮着胆子，赶紧摸索着往前挪动…… 她没看见，她根本没看见，尾随在中吉普后边的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正风驰电掣地向前驶来…… 摩托车上坐着一男一女，是挣足了票子、刚领了结婚证的一对儿个体户，正春风得意地飞向未来。前面有人!小伙子煞车已经来不及，说时迟，那时快，不偏不倚地正撞在懵头转向的徐志英身上，带出去六米远! 她倒在血泊中，酱油和玻璃瓶子的碎片撒了一地…… 她就这样死了，终年五十一年。 在这位集高血压、肝炎、眼疾于一身的讲师的衣兜儿里，装着医生开的全休假条。但是，直到她临死的这一天，还在照常上班。她上班的化学系不在北师大本部，而在护国寺原辅仁大学旧址，往返有很远的路程，她挤着公共汽车，摸索着上班。她放不下自己所负责的“气相色谱”实验工作，放不下即将由她主讲的“仪器分析”课。由于体质太差，徐老师已经多年不教课了，在实验室为她的同事和学生作“后勤”，也是很累人的。现在，领导决定让她重上讲台，下学期为三年级学生授课。她兴奋不已，觉得自己突然年轻了，以极度衰弱的视力编写了厚厚一大摞讲稿，期望着那一天的到来。但是，那一天已经不属于她了，她最终没有重登她所挚爱、所嚮往的讲台，没有再次享受作为教师的快乐。 徐志英早在上海上中学的时候，就团结在中共地下党的周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但几十年之后，她仍然是个“白丁”。她对党的感情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每一次党的知识进座都去听，每一个党员发展会都去列席，在有些人信仰动摇对党淡漠、疏远的时候，她仍然痴情如初，孜孜以求，但遗憾的是永远是个旁听者。她出身贫寒、歷史清白、表现良好，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未能入党的原因有二。其一，过去政治运动不断，徐志英拉家带口、病病歪歪，起不了模范带头作用。她这个人家庭观念太强，晚上辅导学生上晚自习还带着吃奶的孩子(她的母亲和婆婆都不在北京，孩子扔给谁呢?)，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其二，现在形势变了，发展党员要挑业务骨干，自然也轮不到徐志英这个一阵风都能吹倒的重病号了。总之，她苦苦追随了几十年，哪趟车都没赶上!就在她临死前两天，还向一位党员含泪表达了她对加入党组织的热望。 就在她临死前几个小时，她还从系里赶回家去，像每天一样为丈夫准备午饭。伺候丈夫吃完了，他去睡午觉，她坐在床边守着，犹如看护摇篮中的婴儿。她是怕丈夫误了下午的工作，要按时叫醒他，每天如此。确是“贤妻良母”!一个女人，心分成了几份儿呢?一份儿给工作，一份儿给太夫，一份儿给孩子，还有一份儿给年迈的父母，轮到她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手不释卷，她的双眼都快熬瞎了；家务缠身，她的两腿都被水桶磕青了；无暇自顾，她全身的衣衫都破旧不堪了。那一次，她和丈夫一起去上海探亲，丈夫帮她挑了一件纯毛华达呢大衣，她非常喜欢，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穿上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到底还是没捨得买。自己一个月才挣八十多块钱，花一百多块钱买件大衣?这简直是奢侈! ……她死了，两手空空地走了。作为一个女儿，她没能为在故乡时时惦念她的靠她赡养的老父亲送终；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她没能看到爱子成家立业，没能陪伴丈夫白头到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她没能成为共产党员；作为一名教师，她只想为学生讲课，甚至没敢奢望得到高级职称；作为一个女人，她至死没有一件体面衣裳，平生仅在结婚的时候烫过一次头髮! 她在被抢救中的弥留之际，只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一个字：“冷……”这是闻讯赶到医院的丈夫听到的妻子最后一个字。“冷…… ”这个世界对她太冷了。丈夫含着泪水，给她盖上衣服，可她已经无须再问冷暖了。在她的遗体火化之前，丈夫给她买了一身毛料高级西服，“志英，你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好衣服，再贵，也要人你买!”还装了假髮，死后的她，变得“体面”了，但这一切她都不知道了! 徐志英死于车祸，但车祸是偶然的，意气风发的个体户和这位百病缠身、万事劳神的老讲师之间的“横向联繫”也是偶然的。但是，偶然之中难道没有必然吗?如果这位全休病号不必为工作和生计奔波，如果能有一位保姆照顾她的衣食住行，她何必亲自以微弱的视力衰竭的体质趁着暮色大老远地去买一瓶酱油?又何至于死”一个保姆连吃饭带工资得近百元钱，掏出这笔钱，家里的日子还过不过?而且，谁家都住得那么挤，哪有地方留保姆住?北师大化学系的中年知识分子中，只有一家雇了个每天来干两个钟头的保姆，这已经是最了不起的了! 第12页 徐志英的追悼会规模出人意外的隆重，化学系礼堂挤得风雨不透。她的老同学、老同事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他们围绕在徐志英的遗像前，久久不忍离去，“再跟她一起照张像吧!”震动他们的心弦、搅动他们的哀思的，是他们与死者之间某种血肉相连、同命相怜的东西，一个平凡的人的平淡的一生，留给活着的人无限的思索与回想。 徐老师故去三年了，化学系的同事们还清晰地记着她生前的一切，仿佛她的突然离去就发生在昨天。昨天已经一去不復返了，人们追思昨天，是为了今天和明天。当年的党支部书记早已卸任，她白髮苍苍，腿脚不灵，还在坚持上班，但也将要和徐志英一样以老讲师的身份退出教育阵地，也没有赶上高级职称的末班车。这不仅是她一个，还有许多同代人与之同命运。现任的副系主任，当年曾经亲手送别死者，如今却不知该怎么抚慰生者。他为他手下的一头头“老黄牛”的处境而发愁，却无计可施。这个身材瘦高、面色黧黑的男子汉眼中饱含热泪，冲动地抖着两只手：“我们的苦，没处去诉哇!”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我走进了北师大的党委办公室，这所大学是全国十大重点高等院校之一。 应邀前来座谈的人起初沉默不语，继而接二连三地爆发出激烈的发言，并且常常被泪水打断。 工会负责人递给我两张表。一张是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中该校歷史、中文、哲学、生物、地理五个系的中年教师调查表，三百五十九人中，患病人数一百八十一人，占百分之五十；另一张是一九七九年以来故去的中年知识分子名单，密密麻麻写着二十多个名字，这些陌生的名字使我的心颤抖了! 本来是“生者对死者的访问”，来的却都是活着的人。死者长已矣，他们永不再发言了，只有活着的人在诉说。 死了的，各有各的“死因”；病了的，各有各的“病恩”。但这些都不仅仅是交通安全条例和医学所能回答得了的。 我国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知识分子共约六百万人，其中从事教育职业的几乎占三分之一，居各行业之首。而中年知识分子在总数中又占半数以上。 中年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基本上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世界观、人生观形成于五十至六十年代，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信任与热爱达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和同期成长起来的政治干部相比，毫不逊色。无论国家经受了怎样的困难，党的路线出现过怎样的偏差和失误，都不曾使他们动摇和怀疑，和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了几十年，不计报酬，不讨得失。 “文革”过后，在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一片荒芜、百废待兴的时期，这些人成为最可依靠、最堪使用的中坚力量，或曰“中流砥柱”。现在在北师大教学第一线上的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留校的人，他们的担子沉重，又困难重重。在事业上，向上看，老一辈已经在“文革”前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目前的任务是整理自己的学术理论；向下看，年轻的助教多数在进修、留学。讲课、带研究生、搞科研，差不多全靠一批中年人了。老教授的研究生，实际上是他们带；老教授主编的教材、主持的科研项目，实际上是他们动手。没有老教授挂名，出版社不肯出版，不能列入国家科研项目，他们甘愿当“人梯”。这和农大以及文教科技各领域都有共同之处。地理系的李老师一个人承担了三个人的工作，夜夜靠浓茶和香菸开夜车；带着学生到野外考察，常常心脏病发作，突然倒下，清醒之后又一切照旧。赵老师的两名助教都出国了，他拖着伤腿，坐在椅子上坚持上课。“我不干”，这种话他们绝对说不出口，他们挚爱自己的事业。彭老师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之后，重新登台讲《世界自然地理》，极度的兴奋、紧张使他瘫在课堂上! 这是一些多么可爱又可敬的人!难怪人们常用“物美价廉，经久耐用”来形容中国的知识分子。美则美矣，廉则廉矣，但“经久耐用”这四个字却要打折扣了。机器尚需保养，尚需维修，何况血肉之躯!他们一直在超负荷、高消耗下疲于奔命，体质普遍下降，或未老先衰，或猝然死亡，这已不是偶然现象! 在生活上中年知识分子有其特殊困难，六七十岁以上的老教授。多数在五十年代的中年时期已享受高工资待遇，而且多数有无须工作的“贤内助”照料或雇有保姆。而中年人长期工资菲薄，且多数是双职工，又无钱雇保姆，肩负着工作和家务的双重重担，上要养老，下要育小。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慈母手中线……”深入骨髓，几乎人人都是孝子、孝女，为奉养双亲不遗余力；他们是读书人，最懂得培养人才的重要，为儿女不惜一切。他们唯独不心疼自己，吃的、穿的、用的，一切都亏着自己。中国式的家庭中，过去那种保“出门挣钱的人”的传统已经消失了，现在是保“两头”。中年人还自以为“年富力强”，其实已经“糠”了，经不起三灾六难，绷得过紧的发条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北师大的老师创造的这个“糠”字，极富有文学性地活画出一代人的形象。 第13页 在他们当中，未到月底就没了钱的，煤气用完了无钱换的，大有人在。在汽车上听到人家个体户说：“吃对虾我都吃腻了!”他们瞠目结舌。对虾那东西，几十块钱一斤，当教师的敢问吗?一位副教授因伤住进医院，同病房中六个病人，他的职务最高，工资却最低，一时成为笑谈。你知道开车的、开电梯的挣多少钱吗?知道钉鞋的、卖冰糖葫芦的挣多少钱吗?副教授一个月的工资还赶不上个体户一天的收入。我在採访中去过一位副教授的家，该有的几“大件”都有了，显然比其他人优越。我感到欣慰，正待启齿询问何以“富之”，他的儿子在一旁插了话。他以鄙夷的目光斜睨着老子，对我说：“您问问那是谁挣的?”我当然立即就明白了。那位副教授很尴尬，在儿子面前自惭形秽。 师大的人都知道一个绰号叫“傻大力”的孩子，显然智力不高，但他卖冰棍儿一个月挣四百块，比一级教授还阔。某位三级教授的孙女高中毕业不考大学，进了香格里拉饭店，每月拿二百五十元，赶上了她爷爷。 在中年知识分子中，有教授头衔的如凤毛麟角，能晋升为副教授已经难而又难了。何况教授也已经“贬值”，五十年代的一级教授工资三百四十五元，八十年代新晋升为一级教授的只有二百五十元，何况如今的钱又那么不值钱。难怪有人说：如今什么都涨价，只有教授在降价!而大量的，像徐志英那样的老讲师，每月的劳动报酬至多才一百元出头，更不能和人家比了。难怪有人嘲笑他们：干了三十年，还不如那个“傻大力”，看来你们越读书越吃亏啊! 的确，知识在贬值。知识分子的总体收入尚不及普通劳动者。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才五十六块，不如一个小保姆，用这点儿工资雇个扫街的都没人干!中年知识分子一个月的收入，比不上卖豆芽菜个体户一周的收入。北医附属医院大夫做手术超过十二点，仅仅补助两个鸡蛋。而他们雇个剃头的，专管给头部手术的人剃头，每剃一个就是三块钱。社会上流传的新型民谚“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绝不是无稽之谈。我们有多少本末倒置的怪事! 难怪第二次“读书无用论”思潮在悄悄兴起，一些高中毕业生不愿意考大学了，甚至一些初中生也退学了，他们宁愿去当工人、去做买卖，也不愿意当知识分子了。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北京地区人均年收入已达九百三十元。请问：有几个中年知识分子家庭达到这个平均数字?请问：目前市面上抢手的高档电器、组合家具以及高级饭馆里的豪华筵席，顾客中的中年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几?再请问：税收部门在徵收“个人收入调节税”时是否统计过，月收入达到徵税额的中年知识分子有几人?他们出版一本教材，一部着作，往往要花费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心血，那点儿稿费却要按“月收入”收税，于心何忍?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并不妒嫉一些工人、农民和个体户在改革中得到的好处，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劳动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能够获得应得的报酬——不是指八小时以外再加班加点兼课、当“星期日工程师”，去挣额外收入，而是他们在各自岗位上所完成的工作的当然价值，他们完全有理由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达到社会上同龄人的生活水平。他们不用翻书就能引经据典，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这样的名言：“复杂劳动创造倍加的简单劳动。”陈云同志也曾经说过：“应当向人民讲清楚，受教育程度高比受教育程度低、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划得来的，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天经地义的，而现实生活中却“脑体倒挂”!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经济规律的!参加座谈的一位老干部说：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才智，才使经济腾飞、社会进步的。在那些国家和地区，知识分子格外受到尊重，有着一般体力劳动者所不及的优厚待遇。日本视教育为国家腾飞的前提，二次世界大战后宁可勒紧腰带，也不压缩教育经费，教师待遇也较高。南韩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高出工人三倍多。香港教授的工资收入有的高达工人的十倍。与香港比，我国小学教师的待遇仅相当于香港小学教师的百分之一；大学教授相当于香港教授的五分之一。无论是大学还是小学教师的实际工资，都未能达到抗战前旧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大约是世界上知识分子待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 “君子固穷”。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养成了对金钱、物质的贫穷加以忍耐的“性格”，那么，他们却有另一个难以忍耐的东西：面子。如今是讲职称的时代，中年知识分子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和相当的成绩和贡献，却未必都能得到相应的职称。北师大的中年知识分子中，五六十年代毕业留校工作、至今仍是“老讲师”的还有一百八十人。是他们都不够高级职称的条件吗?不是。地理系的赵老师，在全国的地理学界都是有名望的，但她至今仍是个讲师；化学系的何老师，三十年来党叫干啥就干啥，他领导的实验室是北京市先进单位，他领导的党支部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支部，他下工厂搞出了科研成果，他的学术论文受到国外同行的重视，人家来信称他为“博士”，而他至今还是个讲师；外语系的杨老师，全国高考俄语试题组的组长，论文在国外获奖，备课成“癖”，业务水平有目共睹，但她至今也仍是个讲师……榜上无名不是因为他们无能，只是“僧多粥少”，职称有严格的百分比限制。我们是个酷爱百分比的国度，什么都讲百分比，划“右派”有百分比，揪“走资派”有百分比，搞计划生育有百分比，当然，评职称也有百分比。百分比科学吗?放之四海而皆准吗?百分比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又是怎样的关系?由于百分比所限，领导和职称评委非常为难，对许多人只好忍痛割爱，也怪他们不得。一位担任评委的老教授拿着名单，手在颤抖，那支笔迟迟疑疑不敢落下，不敢画那一个个决定人们命运的圈儿。“唉!叫我画谁，不画谁呢?” 第14页 本书来自.abada免 费txt小说下载站 更多更新免费电子书请 关注.ab ada 这使我想到了我曾採访的中南民族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在职称评议工作中，他有幸(不幸?)被推举为该院的评委。面对着那些与他年龄相仿的人的名单，论资歷，论学术水平，论贡献，他觉得都不相上下，要他划掉哪一个，都像用刀子剜自己的心——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良心!但是，比例是定死的，名额是有限的，他又有什么办法!他深知，这些和他一样的人，非常看重“面子”；但他又痛苦地看到，这些人现在不得不撕破“面子”一个个来找他谈，向他申述种种理由。他怕见这些人，怕听这些话，因为他无法回答：无论许诺或是拒绝。他只好躲，把妻子儿女都打发到亲戚家去住，他一个人下了班就躲在家里，关紧门窗，佯装无人，谁都不见。八月的武汉，天热得像蒸笼，而他躲在密封的家中，却冷得发抖!外边的每下脚步声，他都怕是冲着自己来的，不敢开灯，连大气也不敢出，那脚步声每一下都打在他的心上!他自己上楼下楼的时候，提心弔胆，蹑足屏息，不敢发出一丝声响，好像自己在去偷、去抢、去加害于人，他觉得二层楼梯比泰山十八盘还要难走!整个评议过程，他都是这样熬过来的…… 看来，这些有“权”决定别人命运的人，也够难的。职称评议工作是一桩“得罪人”的差事，很容易“激起民愤”，在农大如此，在北师大也是如此，几乎是“怨声载道”，许多人可以指名道姓地进行攀比，列举出诸多不平之事。其中有没有营私舞弊、徇情枉法、门户之见、打击报復?也许有，也许没有，既然议论纷纷，还是广开言路为好。而有意思的是，北师大召开的这个座谈会，到会的多数都有“怨言”，而主持会议的党委副书记则由他们说、任他们骂，既不“说服教育”，也不“诱导安抚”，只是洗耳恭听，并且时时点头，深表同情。他无法批驳这些人，又无法帮助这些人，他那把交椅坐得多么艰难啊! 他们列举了一大串落榜者的名字，这个神经失常了，那个病倒了，都是因为职称。一人失意，全家不安。家人说：“咱不要职称，顾命吧!”可是，这些人想不开，他们把职称看得比命还重。“我不是要求别的，是要求工作的权利，职称是工作的通行证!”他们说。没有高级职称，他们无法充分发挥工作潜力，无权申请国家科研项目，无资格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他们甚至无颜见自己过去的学生，学生们在外地已是副教授、副研究员了，还要进京来向这些老“讲师”请教，难为情啊!全国形式逻辑学会的许多委员的职称都高于会长，让这位会长怎么工作呢? 歷史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现实中的遗憾搅在一起，要梳理，要解决，是困难的，有的甚至难以弥补了。 地理系一位老讲师，侥倖提升为副教授，又侥倖被派往加拿大进修，应该说是幸而又幸了。但他出国一年后回来，这个保持了三十多年北京市八百米长跑纪录的男子汉却变得呆傻麻木了。有谁知道他“进修”的苦处呢?年过半百了，他的导师却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加之语言障碍，交流困难，国格、人格，使他心理上承受了过大的压力!难道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就不如人吗?我们本来可以…… 是的，我们“本来可以”做到而没有做的事情太多了。一个日本代表团在参观了师大之后说：你们总说你们的实力不够，其实我们日本在战后比你们困难得多。但是，我们当时首先建设的不是楼、堂、馆、所，而是学校。尊重教师、尊重知识，在全民族蔚然成风。我们这次在中国看到了许多豪华的宾馆和现代化建筑，也看到了许多重点学校的危险房屋…… 当然，他们所看的不止是北师大，所说的也不止是“危房”。据我所知，北京市的馆店宾馆目前已达三千九百家、四十三万床位，涉外饭店已达九十七家、二万四千床位，还有一百○二家在建或待建，到一九九○年涉外饭店将达二百家，有关方面估计将出现出租率下降、营业亏损现象。而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大、中学校都已饱和而不得不提高分数线、加大淘汰率了，连学龄儿童入小学都很困难，更不要说那些“教书匠”们几代同堂的宿舍了! …… 暮色苍茫，我带着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和几盘录音带走出北师大校门，那条南北通衢大道上，车水马龙。一剎间，我想起了心力交瘁的徐志英老师，并且瞥了一眼那条印着斑马纹的人行横道线，那是她丧生的地方……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如果哑巴会说话，他们将为你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北京。 开演的铃声响了，首都剧场里的灯光灭了，舞台上的大幕徐徐拉开了。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美国着名的“聋人剧团”来华首场公演哑剧《别了，福特老爷车》! 演员全是聋哑人，他们的喜怒哀乐，全凭表情、动作、手势。只动手，不动口——口也是动的，只是没有声音。 不，演员不全是聋哑人。你看，他们之中的一男一女，不仅投入剧情和大家一起表演，而且在担任现场同步配音，聋哑人的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个口型，都由他们变换成流利的台词，传达给每一位观众。他们的译配默契传神，惟妙惟肖。 第15页 他们是谁?那位年轻的女演员，没有人认识。那位中年男演员呢?高大的身材，宽阔的肩膀，宏亮的嗓音，娴熟的表演……似曾相识。啊，有人认出来了，他们曾在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曙光》、《街上流行红裙子》、《伽俐略传》、《高加索灰阑记》……中见过这个熟悉的形象，曾在《芙蓉镇》、《普通老百姓》等多部广播小说或译制片中听过这个熟悉的声音。他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王振泰! 演出相当精彩，相当成功，征服了中国的聋哑人，也征服了普通观众。剧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台上的聋哑人簇拥着王振泰，热烈拥抱，打着手语向他表达衷心的感谢，美国聋人剧团的负责人祝贺他的巨大成功，他微笑着和他们亲切交谈，用英语、用手语…… 这个王振泰!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 不久前，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美国的聋人剧团来华演出。这是一个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剧团，演员全是聋哑人，使用特有的哑语演出，服务对象却不以聋哑人为限，面向全人类。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他们帮助成立的聋人剧团，兴起了一项颇有特色、颇有影响的残疾人艺术事业。剧团团长兼艺术指导大卫?海斯先生却是一个既不聋也不哑的正常人，一位事业心极强的艺术家。他要把他的事业推向全世界，而在中国还是一项空白。他十分高兴地应邀率团来华演出，但为了使中国观众理解剧情，需要现场译配汉语。他们已经有了一位女演员，希望中国能派一位男演员，这个人必须既懂表演，又通英语，最好还会哑语。 这个条件，太“苛刻”了些，到哪儿去物色这样的全才?剧协遍寻不着，向青年艺术剧院求援。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选：王振泰! 于是，这位全才的艺术家脱颖而出，走马上任，时年四十七岁。 王振泰，一九三九年生于北京，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之后，分配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北京语言协会会员和北京朗诵协会会员。他的个人简歷就是这些。另外，档案里还多一条：其兄有歷史问题。这一条，现在不算什么了，当年却是个沉重的包袱，背了好多年，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演《青松岭》那样的戏是没有他的份儿的。“文革”前他也演过几部戏，但都是配角。他很难占据主角的位置。那时候，像吴雪、金山这样的名演员还年富力强，轮不到初出茅庐的王振泰。而且他的个子太高，一米八二，别人没法儿跟他配戏，他只能陪衬别人，《豹子湾战斗》里的“大个儿”、《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赵大大，当“特型演员”使用。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临时顶替梅熹在《文成公主》中演过一次唐太宗。如果他是个无能之辈，自甘沉沦，倒也罢了，偏偏此人才高、胆大、心野，他痴迷于话剧事业，他要在舞台上闪光!果然创造了奇蹟，他以魔术般的演技掩盖了身材太高的“缺陷”，出色地扮演了《祝你健康》中的丁少纯，令吴雪院长赞不绝口；在《杜鹃山》的排练中他偷偷地默记了别人的台词和舞台调度，自告奋勇扮演与他本人气质相去甚远的温其久，活灵活现，使同事们拍案叫绝! 出色的才华使他的形象放出光彩，成功之路在他面前刚刚展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艺术青春在蓬勃时期突然中止。他和他的伙伴们一起被下放到部队农场去劳动改造，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极大的摧残。“打坯、垛墙，累死阎王”，四年就是这样度过的，收工后洗脸的时候，手都举不起来，够不到脖子。并不是艺术家不可以劳动，他们本身就是劳动者，他们的手可以创造出比“打坯、垛墙”更有价值的精神财富，但是那时候不需要这种财富。“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王振泰作为一名演员，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却是在舞台之外度过的。而当他离开舞台的时候，似乎才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世界，理解了人生。 “四人帮”肆虐十年，一朝覆灭，中国又有希望了，话剧艺术又有希望了。此时的青艺，老一辈的艺术家或已被迫害致死，或年事已高，王振泰这一批刚刚步入中年的演员挑起了大梁。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艺术家把国家的兴衰、事业的成败看得高于一切。尽管王振泰家有瘫痪在床的老岳母需要他伺候，不避风雨的陋室需要他蹬着三轮车拉砖运土亲自修理，他自己还有多种疾病，但是艺术的青春在召唤他，梦寐以求的舞台在召唤他，他不顾一切地投入了事业，《山泉》、《伽俐略传》、《街上流行红裙子》、电影《翔》……都留下了他的形象，融入了他的心血。 人在逆境中觉得度日如年，顺境中又感嘆日月如梭，不知不觉，王振泰已经年过四十，他的舞台生涯还能有多久呢?眼看一批青年演员成长起来了，他们青出于蓝，雏凤声清，大有取代中年人的位置之势!十年前的苦恼又降临到王振泰的头上：一米八二的个子，过去和老演员不好配戏，现在和年轻演员也不好配戏，他必须再次退让当陪衬了! 王振泰没有沮丧，他为这些年轻人的幸运而高兴——没有像他那样贻误青春，他热情地为他们捧场，哪怕一个边边角角的小角色也演得熠熠生辉。王振泰没有哀嘆，他在排练之余、舞台之外，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为剧院翻译剧本，青艺上演的布莱希特名剧《高加索灰阑记》，剧本就是他翻译、整理的，演出时，他还一个人穿插扮演了好几个角色。他把余力投向广播、电视，用他那优美的声音为听众、观众服务，并且翻译了近五十部(集)的广播、电视剧本，他导演的广播剧《蓝色的彩桥》获首届乌金奖一等奖。广博的才华、创造性的劳动，使他的生命之花开得更加灿烂，他的“舞台”大大扩展了。 第16页 他开始了自学外语，他说，话剧艺术是外来艺术，必须学习、借鑑国外的戏剧表演理论，我们过去接触得太少了，现在要开放，要振兴中国的话剧艺术，就要把人家的理论翻译、介绍进来!他的胃口真不小，刚学abc就想当翻译!“我必须得学成!”他说到了，也果然做到了，几年过后，他以惊人的毅力攻下了英语，具备了笔译、口译的能力。 难怪美国聋人剧团的朋友们那么赞赏他，这样的人才的确不可多得。不过，他的哑语却是现学的，学得那么快、那么好，这个人! 人选确定之后，海斯团长邀请王振泰赴美国参加半个月的排练，以保证演出质量。但由于说不清楚的原因，此行未获批准，王振泰只好根据美国寄来的剧本和演出录像带进行准备。他把剧本译成中文，并且根据录像带对口型，练配音。他家里没有录像机，骑着摩托车到处借。没有。四分之三的录像带只有电视台的机器才能放。幸亏他的妻子在电视台工作，帮了他的大忙，陪着他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些外国哑巴的表演。可以想像，对于一个不懂哑语的人，要弄懂那些奇奇怪怪的手势，译配成准确、生动的台词，该有多难!王振泰是个只知前进不肯后退的人，他为此竟然从头学起了哑语，拜聋哑学校的老师为师，像小学生一样，比比划划，“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 美国聋人剧团来了。团长认为还需要拿出半个月的时间排练，以便中国配音演员适应，哪想到，王振泰只用了一天就完全适应了，使演出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圆满成功，这里边，有王振泰事先在台下付出的多少汗水!在北京，在外地，聋人剧团的演出连续博得一片喝彩声。美国朋友心里明白，如果没有王振泰，这将是不可思议的! 演出结束后，美国朋友要回国了。海斯团长含着感激和景仰之情，郑重邀请王振泰去美国工作，他的聋人剧团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王振泰却礼貌地婉言谢绝：“不，我的事业在中国，正像您在事业在美国一样!”在外国人面前，王振泰不卑不亢，热情而不流俗，自爱而不傲慢，展示了轩辕子孙落落大方的风度，赢得了国际友人的格外尊重，这与某些见了洋人就骨头髮软的“明星”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由于聋人剧团在中国的演出成功，海斯很受鼓舞，进一步表示，他有意帮助中国聋人组成一个剧团。这个想法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不谋而合。经过磋商，海斯三次来华，在北京和上海遴选了四个聋哑青年，这就是未来的中国聋人剧团的最初的“班底”了。海斯邀请他们于一九八七年六、七月间前往美国聋人剧团学习一个半月。对于这四名聋哑青年来说，简直是意想不到的“走运”，他们激动不已，用哑语交流着狂喜的心情。但是，他们毕竟是聋哑人哪，连汉语都不会说，更不要说英语了，出国学习必定要碰到远远超过常人的困难。需要有一个人带队，这个人应该是戏剧行家，又精通汉语和英语。不用说，这个人选非王振泰莫属了，中美双方的想法再一次不谋而合。当然，也有人提出另外的人选，出国是“美差”，这个“团长”别人也想当。海斯坚持说：“如果你们要派一个外行来，那我宁愿取消一个名额!”他执意请王振泰带队，话说到这个地步，也就只好如此了。王振泰本不想争这个“美差”，但是，美国朋友的信任和尊重使他盛情难却，他帮助海斯挑选的那四名聋哑青年也使他放心不下，考虑再三，他答应了。“君子一诺重千钧”，他知道，这在他的肩膀上落下了怎样的重量。但他却不知道，为这次美国之行他将要付出怎样高昂的代价。 一九八七年四月决定了此事，六月五日就要启程。说不清由于什么原因，这百分之百的公事却好像成了王振泰个人的“私事”，在所余一个来月的时间里，王振泰这位“团长”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五个人的护照、签证要他亲自跑，从上海来京的两名聋哑青年的食、宿要他想办法。他只好把上海聋哑青年安排住在私人家里，吃饭也是东家一顿、西家一顿，包括他王振泰自己的家。又说不清什么原因，四名聋哑人的制装费受到习难，出国零用钱也没地方给，王振泰四处求情，才获准由他们自己掏人民币，每人换了三十美元。签证也难，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难。直到六月四日，王振泰饿着肚子、骑着摩托跑了整整一天，才拿到了签证，他已经精疲力尽。可是，第二天一早，他就必须率领着四名聋哑青年起飞了。 飞机横跨太平洋，向东飞去。王振泰昏昏欲睡，他太累了。 途经日本，在机场停留的时候，四名聋哑青年口干舌燥，可是谁也不捨得拿出那点儿看家的美元买碗水喝。王振泰看在眼里，默默地拿出十个美元，买了五杯桔子水。“喝吧，我请客!”他用哑语亲切地对他们“说”。四个人拿起了杯子，眼中涌出了泪水，那泪水，胜过万语千言。 我国第一支聋哑人剧组，飞越重洋，飞渡蓝天，来到了美国的康乃狄克州，开始了为期五周的紧张学习。这个学习班的学员来自好几个国家，可以说，中国的学员基础最差，他们没有正式学过表演，又不懂英语，还要适应异国他乡的陌生环境。他们甚至连“听”课都十分困难，因为美国的哑语和中国哑语也有所不同，也需要“翻译”。千难、万难，都要王振泰带头去攻破它。他和他们一起“听”课，然后把所学的内容译成汉语作为他们的讲义，并且用中国哑语对他们进行辅导，帮他们学会美国哑语，然后才能谈到学习表演。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昏厥过，心绞痛发作过，并且犯了痔病。学员们心疼他，把讲义藏起来，他“说”服他们：我不要紧，这是老毛病了。你们要好好学，出来这一次不容易，不能空着手回去!一个学员病了，他彻夜守护着；另一个学员病了，又是他通宵服侍，用哑语抚慰着这些远离祖国和亲人的青年，他深知难以表达自己心境的残疾人的特殊痛苦。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诉海斯先生，他们忍着，靠自己的体力和毅力和病魔抗争。美国朋友并不知道他们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王振泰硬是带领着四个聋哑青年闯出了一条艰难的路，尽管他们的起点低，但在学习结束时的汇报演出中，中国聋哑青年得到了很高评价和普遍赞扬。海斯先生给中国戏剧家协会拍来电报：一切顺利!这使远在祖国的亲人，使天涯未归的游子，都感到莫大安慰，中国的残疾人没有给祖国丢脸! 第17页 该回国了。这五个星期，王振泰既是团长、领队，又是翻译、教师，甚至还是会计、服务员、护士，他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全部奉献了出来。这五个星期，他们把一切可利用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没有来得及看一看风光旖旎的康乃狄克河和长岛海峡，没有来得及去逛一逛近在咫尺的纽约，直到回国前才到这个举世闻名的大都市匆匆一览。他们也没有买任何“大件”。他们只想赶快回去，向祖国汇报，开展中国的聋哑人戏剧。为中国残疾人，为中国人民献上一朵崭新的艺术之花。 七月十三日，王振泰率领四名聋哑青年安全飞抵北京。他一进家门，就巴不得立即躺下来睡上几天几夜，实在没有力气再爬起来了! 但是，他又记起，那两名上海籍的聋哑青年还没有看过长城，那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事了。出国之前，没来得久，剧协答应过他们：等回国之后，带你们去登长城!现在，他们胜利归来，这个愿望该满足了。妻子说：“不能让别人带他们去吗?”王振泰说：“推给谁呢?我既然管了这事儿，就管到底吧!” 他还是硬撑着去了。八达岭长城那宽厚的石级上，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着王振泰疲惫的身影。在他的身旁，两名上海聋哑青年兴奋地眺望着延绵万里的巨龙，用无声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惊嘆和自豪：啊，真伟大! 从长城回来，王振泰的腿都木了。 七月下旬，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妻子忧郁地看着他，劝他到医院去，该彻底治疗、彻底休息了。但是，他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吞服了几粒救心丹，又“挺”过去了。他知道，自己还不能休息，出国的工作总结还没有写完，他还没有向领导汇报，肩上的担子还不能卸下来。也许，等中国聋哑人剧团正式成立，他的担子就更重了，如果没有更合适的人来承担，他仍然不能推卸。 天气奇热，久旱无雨。他的居室闷得像蒸笼，潮得像浴室。他挥汗如雨，一字一句地写下那难忘的美国之行，倾吐他对自己正在开创的中国聋哑人戏剧事业的挚情……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是原定的汇报日子。他的总结还没有写完。妻子替他打电话给剧协：“能不能推迟几天?下个星期一吧，八月三号，他说可以赶出来!” 他在赶这个日子。如果身体稍好一些，他是决不会拖延的，他向来是保质保量并且提前完成任务的。 八月一日，星期六，北京这一年中最热的一天。 凌晨四点钟，王振泰突然叫醒妻子：“哎，不好……赶快给我喷药!” 邻居被惊动了，赶快打电话，叫急救车! 车来了，人们七手八脚，要抬他上车却抬不动。一米八二的大个子，女人抬不动!王振泰挣扎着，自己爬上车。 急救车发着尖厉的唿啸，直奔医院。车过北海，王振泰觉得自己好一些了，嚷着要回去，他的总结还没写完，后天就要汇报!妻子不听他的了，决不能听了，车子继续向医院疾驰…… 急诊室。值班大夫看了看王振泰：“去做个心电图吧!” 妻子搀扶着他，一步一步踏着楼梯，去做心电图。心电图室却没有人。“大夫!护士!”妻子急切地唿叫，四处寻找。护士来了。“交钱去!” 妻子犹犹豫豫地接过交款单，心里说：晚交一会儿我也不会坑你，就不能先做吗?救人要紧!但是，她不敢说，也不敢违抗，还是去了。 等她交了钱回来，她的丈夫竟已离开了人间!就在她交钱的那会儿工夫，就在王振泰躺到心电图仪旁的一剎那，他的生命突然结束了，连病也没来得及治，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中国聋人戏剧的创始人，匆匆离去了，终年四十八岁! 当天晚上，北京城下了一场人们盼望已久的透雨，而他却没有享受到酷热过后的清凉。 大雨如注，他留下的陋室又漏水了，破瓦垂泪，颓壁留痕，似在埋怨它们的主人为什么不来修理?他不来了，永远也不再为这蜗居多年的栖身之所补砖抹泥了。 王振泰猝死的噩耗使远在美国的大卫?海斯悲痛万分，他在唁信中号哭：“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王振泰生前并没有得到这样崇高的荣誉称号，这是一位异域知音、一位洋“伯乐”的由衷贊语，恐怕也不为过誉吧? 洋“伯乐”也是伯乐，中国的“千里马”走向世界，并不拒绝洋人的慧眼相识。但是，中国的“伯乐”干什么去了呢?中国的“黑泽明”、“高仓健”，中国的“邦达尔丘克”，中国的“格里高里?派克”、“嘉宝”、“英格丽?褒曼”……等待他们去发现，不要等到一个个都死了再去评头品足! “墙里开花墙外香”。王振泰的艺术之花、生命之花开得灿烂夺目、香远益清，却又开得太迟、太短、太难，这大概是在“墙外”的大卫?海斯所难以理解的，他根本不知道王振泰在“墙里”所经受的艰难困苦! 等到“墙外”的清香反馈到“墙里”，中国已经没有王振泰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党委根据死者生前的愿望，追认王振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的儿子，虽然死后才被母亲承认，总算也偿还了夙愿! 第18页 王振泰之死，把戏剧界同行惊呆了!把与他同台演出的伙伴们疼傻了!把他亲手扶植起来的聋哑演员的泪水哭干了!他们不会说话，只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王振泰相通的哑语“唿唤”着他：爸爸!他对他们恩重如山，他们把他看作重生父母。“中国聋人戏剧之父”，王振泰确也当之无愧。如果哑巴会说话，他们将用人间最美好的语言，向人们讲述这位“父亲”的动人故事…… 王振泰并不是被整死、气死、冤死的，也不是医疗事故，夺去他的生命的是病魔，因而无“官司”可打。但是，如果他所从事的、受命于祖国的、具有重大开拓意义的聋人戏剧事业能够得到一些真正理解和具体帮助，而不是刁难和阻挠，如果有人分担些他肩头的重压，也许不至于为此而丧命。如果他自己不那么认真不那么“傻”不那么拼命，如果能早点儿主动就医，也许四十八岁并不是寿限。 近年来，报刊上常常报导一些有贡献的中年知识分子“带病坚持工作”，为此，着名社会学家王康教授说：“带病坚持工作精神可贵，但不可取，不宜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的话无疑是科学的、正确的。“讳疾忌医”歷来是被人嘲笑的，有病不看是愚昧无知，自己“找死”。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年知识分子当中却相当普遍。是他们都“愚昧无知”吗?都愿意“找死”吗?岂不知，他们的工作任务是何等繁重，以至于非“带病坚持工作”不可；他们去看病又是何等之难，以至于宁可自己忍受病痛也不愿意去排队等候、去遭白眼。卫生部曾在一九八三年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做好中年知识分子的体检工作。四年过去了，许多单位并未认真落实。中科院一些研究所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很高，但每年一次体检却没有保证。有些单位为了少花钱，只做常规项目的体检；有的体检时只查一个科；有的只管报告体检结果，不关心治疗，以至于一误再误，许许多多宝贵的生命就这样被断送了…… 自然，我也深知医务工作者的苦闷与艰难，如今在医务界挑大樑的人也是中年知识分子，他们也没有排除在工资低微、养老抚幼、工作繁要……的人们行列之外。大夫们也在“带病坚持工作”，和张广厚、谢以铨、王振泰……一样。他们的歷史使命决定了这一代人必须“拼命”!许多人在这条路上倒下了，活着的人踏着他们的足迹，还在继续走下去…… 冯福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尖子演员，现年四十六岁，已有二十六年艺龄，是王振泰的同龄人和挚友。他的家里有长期瘫痪的老父亲，弟弟患有肝坏死的重病。他背着沉重的家务，还要作剧院的台柱子，哪副担子也不能卸。一九八三年体检，发现肺部有一块栗子大小的“增浓”，医生说是肿瘤前期。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他能“躺倒不干”吗?只能在治疗的同时，照样演戏，有时甚至一天两场。他是主角，他一退，整台戏就垮了。上场之前，他必须先打一针葡萄糖；幕间十分钟仅够换服装的时间，一边换装，一边往嘴里塞仁丹；演出中间支撑不住，就对着侧幕喊：“赶紧给我一碗凉水!” 他曾经晕倒在舞台上，是王振泰把他救了下来。那是怎样的“即兴表演”啊!振泰抱着他、扶着他，说着临时编造的“台词”。把他拉到台后，观众竟看不出一丝破绽，还为他们的表演“真实动人”而鼓掌呢!振泰救过他，他也救过振泰，他们是患难之交，生死之交! 但是，振泰先走了。他还在沿着振泰走过的路往前闯。“我们青艺的同龄人，已经死了七个了，不知哪一天，该轮到我了!”他说，语调似乎很平静，“我现在索性不停了，有戏就演，有活儿就干，我要活得值!” 徐雷，现年三十八岁，青艺的主要女演员，一九七九年从部队转业到了青艺，半道儿接了《权与法》，之后一直没有间歇地主演了《上海屋檐下》、《金子》、《金钥匙》、《街上流行红裙子》、《风雨故人来》、《不知秋思在谁家》、《红茵蓝马》，还拍了电影《秋天里的春天》和电视剧《故土》，短短的艺龄达到了惊人的饱和程度。她的观众也许根本想不到这样一位“台柱子”的月工资至今刚刚长到八十九元；为了保证她的演出，从母亲到丈夫孩子都一切先尽着她，她是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一个做母亲的人，从孩子口中夺食，又是什么滋味儿!观众只听说某某“歌星”发财了，某某“影星”阔了，这也许是真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坚守在严肃的艺术创作岗位上的话剧演员生活的窘迫，人们戏称他们为“艺丐!” 徐雷并不羡慕那些“走穴”的人。“再唱一个，我给钱!”“再扭一扭，我给钱!”那是艺术吗?那是对艺术的亵渎，是对人格的拍卖!她挚爱自己的事业，辛勤地耕耘着艺术园地。 那一次，在《风雨故人来》的演出当中，一封“爸爸病重，能否回?”的电报飞到女主角的面前。当时，她的老父亲因脑溢血，已危在旦夕，家人怕影响她的工作，争论许久，才打了这么一个商量口吻的电报。女儿的心碎了!但是!八场戏的票已经全部售出，她不能让观众失望，不能砸了剧院的牌子，决定不回去，含着眼泪也要把戏演完! 第19页 那难忘的八场演出，每天她都是第一个到达剧场，目不斜视，排除一切干扰，使自己进入角色。那天，她刚走到剧场的收发室，看门人说：“今天恐怕不演出了，听说女主角的爸爸去世了!”她的头“嗡”地一声，几乎跌倒在地。她走进空空的剧场，坐在观众席上，一个人默默地饮泣。这一晚的演出没有停，是她坚持要演的，而且演得格外好。她原担心自己会死在舞台上呢，没想到，真争气啊! 八场戏演完，她才赶回故乡，那时，父亲已经故去十天了，只留下一抔骨灰! 说起这些，徐雷不知不觉涌出了泪水。但她对自己走过的路，无恨无悔。她只是哀嘆：“别人以为我是‘牛’，其实，正当年华，已经力不从心了，好几次差点儿死在台上!”她感到欣慰的是：“这几年的创作给了我乐趣，我最幸福的时刻是在创作中，没有事业，就没有一切!” 和冯福生一样，她这位看来还很年轻的女演员也早早地想到了“死”，从王振泰想到自己。“活着干，死了算，只是个迟早的问题!”她说。 徐雷还年轻，她的同龄人、同代人都还年轻，“死”，本不是他们该议论的话题，他们应该放眼眺望的不是结束生命的八宝山，而是生命之树长青的事业峰巅。但是，王振泰等人的死给了他们某种预兆，他们似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能和“先行者”们一样短促，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清醒!猝死的人生前未必想到死，也未必痛苦，痛苦的是清醒地走向归宿的后来者!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残酷的自我抉择：要生存质量，还是生存期?愿命运赐我以神来之笔! 一九八六年二月六日，北京。 这一天是阴历腊月二十八，牛年就要过去，虎年即将开始。立春已经第七天了，气温却还未转暖，朔风卷着尘沙，扑打着朝北的窗户，使深夜伏案工作的高建民全身透着凉意。 他的面前摊着三份中、英文《说明书》，其中一份是这样开头的： 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轧机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生产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的斜轧轧机。 轧制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虽然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至今还没有出现一种结构简单而又能高效地生产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无论是“自动轧管机组”还是“皮尔格轧管机组”都只都生产直径七百毫米以内的无缝钢管，然而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对于大型工程和海洋开发都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大直径无缝钢管只能用ehrhardt方法，质量要求不高的也可用uoe焊接钢管方法，这些方法都比较复杂，不仅生产设备庞大，而且生产率太低。 于是，发明人提出了“负特徵角斜轧理论”，解决了斜轧大压下的理论问题，依据这一理论可以创造出一系列的新型高效率斜轧轧机。 该轧机可以轧制直径为五百毫米以上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该机的轧制压下量大大高于普通的斜轧轧机，该轧机设备结构简单，控制方便，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生产较薄壁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的无缝钢管。 为了大多数读者的方便，我不再引述下面那些佶屈聱牙的文字，普通读者虽然不必弄懂这些专业性极强的科技理论，却不可无视它的科学价值，不可无视那些冰冷的钢铁机械对世界物质文明和国计民生的巨大意义。早在一八八五年，德国的曼内斯曼兄弟就发明了斜轧穿孔机，又于一八九一年发明了皮尔格轧管机，一九○六年斯特菲尔发明了自动轧管机，一九三六年美国人阿塞尔发明了阿塞尔轧管机。近年来，义大利发明了压力穿孔机，德国施洛曼——西马克公司发明了三辊行星斜轧轧管机。利用这些无缝钢管轧机已形成了种种组合型式。尽管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不断地更新和发展，但由于轧制理论和由此产生的轧制工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导致了轧制设备越来越复杂和庞大，轧制效率低，轧制出的产品表面质量不高等问题。 我们还记得五十年代我国鞍山首次制造出无缝钢管时，带给每个中国人的巨大喜悦。那时，我们依据的就是曼内斯曼理论，使用的也是进口的现成设备。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也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无缝钢管轧制理论和方法。 现在，一个中国人创立了“负特徵角斜轧理论”，一反沿用百年的传统，独闢蹊径，设计出一系列的新型低成本、高效率无缝钢管斜轧轧机，从而，将使中国在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应用方面都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发明人年方四十四岁，是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的工程师高建民。为了创立这一理论，他花费了整整二十年的岁月…… 一九六六年，高建民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压力加工专业，并考取了该专业的研究生。导师问他：“你准备在哪个方面作深入的研究?”他明确回答：“我对无缝钢管有新的设想!”那时，未来的“负特徵角斜轧理论”在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印象，一粒初具雏形、等待萌发的种子。 可惜，一场从天而降的政治狂飙把一切都打乱了，那时候，似乎大字报比无缝钢管要重要得多。他中止了研究生的学业，被分配到鞍钢无缝钢管厂当工人。 第20页 一九七三年，他有幸得到冶金工业部的垂青，让他去西安参加一个专业会议。他想：机会来了，要把自己的设想整理出来，争取得到部里的重视和支持!那时，他是一名工人，车间里干活儿三班倒，他是没有资格“脱产”的。为了绘制那些繁杂的图纸，他需要时间!为此，他竟然请了三个月的事假。当然，按照厂里的规章制度，这要扣发他的工资的。扣就扣吧，为了那既不能吃、也不能喝的理论构想，他把饭碗也置之不顾了!他仍在苦苦思索：曼内斯曼，曼内斯曼，总有一天，我要向你们兄弟挑战! 高建民的构想果然受到了冶金部的重视，列为部里的科研项目。消息传到厂里，那扣发了三个月的工资就补给他了。部里根据他的愿望，同意他到钢铁学院去进一步研究和实验，因为那是他的母校，那里有他所熟悉、并且也熟悉他的老师。 重返母校，高建民的心情犹如龙入大海、虎归山林。他和他的老师们通力协作，为实现他的构想而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绘制那些精密细緻的图纸……他说：只要能搞出这项成果，对国家有用，我个人的名字排在最后也无所谓。 四年过去了，他所期望的成功还没有到来。这时，厂里接到北京来函，得知实验已经“失败”，召他回去。高建民不知“失败”之说从何谈起，但他想像得出一旦半途而废意味着什么。回去，就再也搞不成了!他没有走，仍旧“赖”在北京，千方百计地寻找继续实验的机会。为此，厂里又扣发了一年的工资!那时候，他已经娶妻生子，与他分居两地的妻子每月挣五十多元钱，还要寄给父母四十元，请他们代为抚养孩子，剩下的十多元钱怎么养活这夫妻两个?只有天晓得了。妻子没敢把丈夫的处境告诉娘家父母，勒紧裤腰带，让丈夫继续研究他的无缝钢管理论。唉，高建民，这个面慈目善的男人，意志却比铁石还坚硬，他迷恋钢铁竟然到了不顾身家性命的地步! 又一次幸运帮助了困境中的他，他的学术论文终于在《金属学报》上发表了!鞍钢无缝钢管厂的领导看到了来自北京的权威性学术刊物，知道高建民没“失败”，没“白干”，没“泡汤”。把扣了一年的工资如数补给他了。这笔钱简直是雪中送炭，高建民兴奋地奔走于书店、图书馆和科研单位，他有了“活动资金”了! 他艰难地跋涉于科学探索之路，寻找着报国之门…… 一九七八年，他得以从鞍钢调回北京，他仍然放不下多年的梦，离开了无缝钢管的事业，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几番辗转，他调到了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这里的领导理解他，支持他，鼓励他把继续了近二十年的研究进一步搞下去…… 他遇到的困难和干扰是多种多样的。在理论上，国内有些同行不同意他的理论，认为他的这一套不是前进，而是“后退”；日本专家则断言：对西德的曼内斯曼体系进行改进是不可能的，国际上一百多年来尚无先例。在实际应用上，他的构想也并未被有关部门正式採用。原因是：目前我国应用的无缝钢管轧管设备都是曼内斯曼体系的，要淘汰、更新，牵扯面广，投资巨大，谁能拍板下这个决心呢?何况国际市场上也是这些设备，需要部分更新时只须进口就可以了，有什么必要冒极大风险去为高建民尚未得到国际公认的新理论去孤注一掷呢? 但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高建民的“负特徵角斜轧理论”在坎坎坷坷的漫长征途上终于臻于成熟，并且根据这一理论，他完成了对“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轧机”、“无缝钢管斜轧轧机”和“大直径冷轧管材轧机”的设计，可以有理论、有实践地在世界范围内向曼内斯曼体系挑战了。他把自己的三项发明，同时向国内、国外申请了专利。当然，他没有钱，付不起高昂的专利申请费。国内部分，他只能掏出四百元，申请了两项，其余一项，由他所在单位花钱申请。国外部分，由一位热爱中国的美籍华人出资两万五千美元，向美国、西德和日本申请了专利。 一九八五年十月，高建民参加由国家科委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美术活动。十多天中，有十四个外国集团追着中国代表团团长，询问高建民的“负特徵角斜轧理论”，对购买专利和技术合作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及至代表团回国，还一再写信业洽谈。看来，高建民的发明创造要红起来、热起来了。 回国之后，高建民处于高度的兴奋和繁忙之中。但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右手写字有些吃力，心想也许是因为出国期间太累了，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生病。他这个人是从来不生大病的，偶然伤风感冒也从不吃药，挺一挺就过去了。他现在要着手做的工作是：为国内外的专利准备答辩材料，以对付专利机构的“实质审查”，他必须把和他的理论有关的国际技术资料都搞到手，进行严格的核对、查证，有理有据地击败所有的“论敌”，准确无误地证明自己的理论的正确、严密、可行，并且无先例可循。只有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切，他所申请的专利才可以被确认，他也才可以真正宣布自己的胜利——中国人的胜利! 现在，他正坐在灯前，摊开自己的三份《说明书》，逐字逐句地校阅，与那些浩如烟海的文献技术资料相对照。这项工作，犹如一位运筹帷幄的将领在决战前夕推敲将决定生死存亡的战略部署，犹如一位体育教练在世界大赛的场外对他的运动员作临阵检阅和动员…… 第21页 高建民突然感到一阵晕眩，脑袋发胀，腹中噁心。他想也许是晚饭吃得太急了，消化不好，要闹肚子。刚刚离开桌椅，要去厕所，“哇”地一声，胃中的食物呕吐了出来! 妻子被惊动了，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谁知道!吐了就吐了吧，轻装上阵!可是我……我怎么吐完了还头晕?” 妻子说：“那你明天到医院看看吧!” “明天?”我和领导约好了明天要商量工作。” “不行，”妻子坚持说，“明天我给你们领导打个电话!” 第二天，阴历二十九。一早，妻子就上班去了。到了班上，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替丈夫请假。电话拨通了，接电话的却说：“你还请什么假?他已经到了!” 现在轮到妻子请假了。她没等到下班时间，就匆匆赶回家里，陪丈夫去了医院。 当天夜里，他又呕吐了。妻子想：明天还得想办法。哪里知道，第二天早晨高建民连穿衣服都不会了，踉踉跄跄地跌在藤椅上! 妻子慌了，敲开领导的门，请求帮助，叫急救车，这情形和前面讲过的王振泰颇为相似，他们本来也是很相似的人! 直送医院急诊室，马上输液!作“ct”(x射线断层扫描)检查后，马上冲出了片子，大夫说：“病人脑部患胶质瘤，需要做手术!” 这一出乎预料的诊断把妻子吓坏了，她虽然不懂医学，可是这“瘤”、“手术”之类的名词让她联想到一片恐怖的阴影!她害怕这手术，又盼着这手术…… 手术!手术!可是在这年头岁尾，医院里安排手术也有困难啊! 阴历腊月三十日，牛年的最后一天。科技交流中心的领导闻迅赶到医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他们的高建民，不然，他的无缝钢管、国内外的专利…… 虎年的大年初一，钢铁学院的老院长也赶来了，他找到这所医院的院长——他过去的老战友，恳切相托：“高建民是我的学生，一个非常好的学生，你们一定要……” 终于作出了决定。当天夜里，护士做了准备，给高建民剃了头。 手术于年初二上午进行。 一张印着黑字的白纸摆在病人的妻子面前。因为任何一位医生只能对于手术的必要性作出决断，却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手术成功，一旦出现意外，这人命关天的事儿要事先有个字据。 妻子的手在发抖，嘴也在发抖：“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同意做……手术……” 大夫说：“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保住他的生命。但是，手术之后不排除留下偏瘫、失语等七项后遗症的可能性，请你仔细考虑之后再签字。你认为，对病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存质量呢，还是生存期?” 妻子的脸色煞白，她已经意识到，丈夫现在确确实实处于生死关头。这个在几天之前还像牛一样拼命苦干的硬汉，说不定在手术台上就会结束生命，或者万幸在医生的手下得救，但留下的将是一个不能说话、不能行动的废人!这么说，她的建民，和她结婚不到十年却有三年多分居的丈夫，她那不满九岁的儿子的父亲，和她共同生活的时间将不会很久!对于一个妻子，这是甚于一切的致命打击!但是，她又从大夫的话中朦朦胧胧地领会出另一层意思：经过大夫的努力，也有可能既保住建民的生命，也免除那些可怕的后遗症，大夫将还给他一个健康的建民，却只能再生存很短的时间! 她在极度的惊惶和痛苦中思索。她望望自己的丈夫。建民无声无息地躺在病床上，严重的病瘤压迫着他的神经中枢，他不能说话，不能动弹，但是，一双深情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妻子，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妻子知道：她的建民，丢不下爱妻幼子，更丢不下的是他辛苦创立的“负特徵角斜轧理论”和目前尚停留在图纸阶段的无缝钢管三种新型轧机。作为一名有理想、有抱负、有创造欲望的工程师，他迫不及待地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践，变成轰然转动的机器和崭新的无缝钢管，他要亲眼看到这一新的创造造福于国家和人民，并且走向世界，让全人类都刮目相看：啊，china!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来得及实现，建民需要活着，需要继续他的事业，即使来日苦短，他也决不能就此停顿…… 妻子望着他，猜测着他的心思，含泪轻轻地问：“你是想要……生存质量?” 高建民感激地看着妻子，竭尽全力朝她点了点头。十年携手共艰危，此中甘苦两心知。妻子太了解他了，准确地传达出了他的心声：在生存质量和生存期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宁可在有限的时间内跑步前进，做完我该做的事，也不愿意失去工作能力而长命百岁! 妻子果断地答覆大人：“要生存质量!”她流着眼泪，用颤抖的手签了字。 手术室的门打开了，高建民被推进去，停在雪亮的无影灯下。 门关上了，一场决定命运的手术在紧张地进行。命运是高建民自己选择的，对他来说，这一抉择不仅是严峻的，简直到了残酷的地步：宁可活得短暂，但要活得高质量!他当然知道生命的可贵，中国的知识分子热爱事业胜于生命，在生死关头这决不是一句空话! 第22页 手术在进行，妻子等啊等啊，仿佛等了一年，等了一辈子。各种可能性她都想到了，但她对于自己代表丈夫作出的抉择却并不后悔。她等待着渺茫的希望，也等待着可怕的厄运，她不知道丈夫是否还活着…… 手术终于结束了，而且成功了!建民活着，头脑清醒，神色安然，正向妻子微笑呢! 妻子向大夫感激涕零，又急着问：“大夫，那瘤……都切除了吗?” “切除了三分之二，五点五乘六公分。”大夫回答。 “啊?为什么没有全部切除?”她感到意外，一想到那可怕的胶质瘤还残存在丈夫的头颅内，心中又蒙上了阴影。 “这是根据你们的要求做的。如果全部切除，病人很可能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甚至失去记忆，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那样就不能达到你们的要求：生存质量!” “噢!”她说不上是欣慰还是惶恐，但她相信丈夫的病前减轻了，在危急关头，大夫挽救了他，给了他继续工作的条件——生存质量。但是生存期还有多少!大夫却没有说，也许难以估计，也许不便明说。她为前者庆幸，又为后者担忧。她试探地问大夫：“切除的部分有四分之三吧?” “没有，只切除了三分之二”，大夫说，并且再次强调，“这是为了不影响他的记忆力，保证生存质量!你不是这样要求的吗?” “即使我们全部切除，这种肿瘤也有可能重新孳生的”，大夫又补充说，似乎在安慰她那遗憾心理，“所以，我们採取了慎重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以求达到预期的效果。” 她无言。她只能把丈夫的未来交付给命运了。 手术后的第二天，高建民就能说话了，谢天谢地，病魔没有让他失语!听见丈夫发出的那虽然微弱却很清晰的话语，她激动地哭了。建民没有失去记忆，他的头脑清楚，语言的逻辑正常，这说明，他还可以阐述他的理论，还可以工作!泪水滴在丈夫的枕边，滴在他那苍白的手臂上，她握着他的手，庆贺他赢得了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但是，丈夫的右手却软弱无力、麻木不仁，正如大夫所预言的那样，由于肿瘤的位置在左脑，他的右臂和身体的右半部出现了偏瘫症状! 他以惊人的毅力，用左手支撑着下地，锻鍊右手和右半身的活动能力。他决不能瘫痪，决不能废掉自己的右手，读书写字几十年，右手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后更要靠它! 他胜利了，治疗和锻鍊相配合，他一天天好起来。二十天以后，他出院了。不久，在他居住的那幢居民楼前，邻居们又看见了他那奔忙的身影，头上戴着帽子，帽沿下露出剃光以后新长出的一茬短髮，面带笑容地对关心他的人们说：“我好了，没事儿了!” 他又在继续因病中断的工作，夜里伏案劳神，白天出外奔走，往来于国际信託服务公司、国家专利局和他的工作单位、家庭之间。国内专利审查的时间早已到期，由于他的住院不得不推迟到现在，他不能再拖了，必须准确无误地完成答辩，才能取得专利权，然后，还得对付国际专利的实质审查…… 我的读者!也许你会以为“专利权”的核心是“利”，是一大笔财产?其实，专利权首先是对科学技术创造权利的确认和保证，核心是“权”。专利机构对发明者不付任何报酬。相反，还要申请者付出相当数额的申请费，而只有当这项专利被使用厂家购买的时候，才由他们付出金钱。高建民的发明创造，花费了他最宝贵的年华，消耗了难以用金钱补偿的精力和体力，并且搞得他那个收入低微的小家庭常常捉襟见肘，却迄今没有一分钱的“利”可言。如果为了金钱、财产，他大可不必去那样奋斗了，因为在切除肿瘤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不祥的预告，他的生命也许不会很久了，即使物质财富在遥远的地方向他招手，对他也毫无意义，因而也不会具有任何魅力了。使他在死神的威逼下仍不肯退缩的，是他的理论尚未能最终战胜“曼内斯曼”，如果他现在半途而废，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实践的更新将会推迟，那是科学的悲哀、人类的不幸，等到将来的某一天再由别的科学家来取代曼内斯曼，发明权也许就不属于中国人从而也就不属于china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一个文人，一个科学家，他头脑中所容纳的时空远远超过了自己有限的生命! 高建民的妻子不敢再像过去那样“放纵”丈夫，她强迫他躺下休息，不准他乱跑。高建民理解妻子的忧虑，但更希望妻子理解他的焦急。他抚着妻子的肩膀，用尽量温柔的语调说：“时间!现在时间比以往更可贵了。你不要拦我，就当我是出去玩了吧!我没有任何嗜好，不会‘玩儿’，就只能‘玩儿’无缝钢管，也许这对我的身体是最好的治疗!”他甚至希望妻子出差，那样就没人管他了，特别“出活儿”! 唯有真情才动人。妻子知道，这是他们从相爱到共同生活的十年来，丈夫最真挚的情感流露，她本人也是钢铁学院的毕业生，和丈夫同样明白，钢铁对于国家是何等重要，对于一个献身于钢铁事业的人是何等崇高! 妻子再一次妥协了，她不再阻拦丈夫，陪着他一起跑，替他跑。他们共同争取到的“生存质量”，一定要充分利用，发挥到极限。这样，一旦不测风云来临，她才不会遗憾…… 第23页 高建民终于顺利地通过了国家专利局对他的三项发明创造的实质审查，得到了科学的确认和法律的保障。下一步，就该全力以赴对付国际上的实质审查了，那将比国内的更艰巨、更繁杂，因为由一个中国人发起的对国际公认的权威的挑战，必将会遇到许多强大的对手，而只有一一击败他们，我们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地位。国际“激战”就要开始了…… 不幸的是，一九八七年十月，高建民的旧病又復发了，“ct”检查结果证明：胶质瘤又在珲逞凶了，他写字时右手不太听从使唤，随后，连说话也感到吃力了。他意识到：也许是自己的“期限”到了?从出院到现在，他赢得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发挥了最高的生存质量；但是，事情还没有完，更严峻的战斗还在后头，现在不能“釜底抽薪”啊!生命，时间，这是人间多么宝贵的东西!现在，谁能够给他?谁能够?! 高建民必须再次住院，再次手术，前途凶吉难卜!他含泪拉着一位老同学的手说：“如果我……不行了，你要推动这个项目!”这是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郑重嘱託。但在这关键的时候假手于人，他能放心吗? 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一年零八个月以前所做的一切，只有再重复一次：剃头，开颅，手术。但是，高健民的病情与上次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手术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这一次的结果将意味什么?谁也不知道，也许病魔将残忍地宣布他生命的终止，也许从手术室里推出来一个没有思想、没有行动能力的“植物人”，那样，准备了二十年的一场激战将会在战鼓擂响之前就宣告结束，功亏一篑，一切都完了!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高建民重新住进了医院，准备接受第二次手术…… 他的故事没有结束。我凭着自己的真诚愿望做着种种美好的设想，祝愿他康復；但在没有获得准确的结果之前，我却没有虚构的权利。我只有等待。愿命运赐我以神来之笔，在沉闷的文字之中增添一抹令人振奋的亮色。 两个“列宁”划开了两个时代。 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抢救我们的国宝! 我们曾经有十年的时间没有文学，没有艺术。那时候，除了反反覆覆的“样板戏”和《地道战》之类，几乎没有电影。因此，我曾看了好几遍《列宁在一九一八》。有一个情节使我总是不能忘怀。列宁被刺后，高尔基去看他，他说：“我们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我身上现在还留着知识分子的子弹!”高尔基满面羞惭地低下了头，我的心却“咯噔”一跳。我不知道这句台词是艺术的虚构呢，还是查实有据，但那时候放这样的电影非常合乎时宜，恰好可以让“四人帮”一伙断章取义，借革命导师的话打击知识分子。当时，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卖身求荣者外，头上都冠以一个表示气味儿的贬词。 十年又十年，一出苏联新戏在北京演出：《红茵蓝马》。由苏联的导演来执导，剧中的列宁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领袖形象，我强烈的感受是：这一次又是恰恰合乎我们的时宜了。在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如今从上到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唿声甚高，并且还有一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政策。两个“列宁”，划开了两个时代! 现在有一种说法：“老大靠了边，老九上了天。”知识分子在那个荒唐年月曾经被排行“老九”，并加上一个令人作呕的“臭”字。其实这也不是“四人帮”的独创，早在元朝时就有“九儒十丐”之说，知识分子也是排行“老九”，仅比乞丐强一些，倒数第二。而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则是：“士农工商”又居于各业之首。数千年的歷史，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沉浮史。 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毛泽东主席曾经借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古语来比喻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应该说，这一论述是精闢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于统治阶级，或入朝事君，运筹帷幄；或遁迹山林，愤世嫉俗，思想实质是一样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为统治阶级所“用”。孔子的四处游说，李斯的叱咤风云，魏徵的冒死谏君，杜甫的悲天悯人……其源盖出于一辙：“土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不依附于统治阶级，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赏识、重用，便不能发挥“士”的作用，就像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无着无落，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作为歷史的延续，近代、现代的知识分子仍然无法摆脱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五?四”以来的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和建国以来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依附于无产阶级这张“皮”上，在伟大的歷史变革中承担了举足轻重的双重作用，这是不可逆转的歷史规律，也是不容抹煞的歷史事实。 按照近代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们既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又是国家政治实体中不可或缺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以其得天独厚的文化修养和精神素质，以其超越自身的济世胸怀、宽阔视野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拥有一席毋庸置辩的决策参与权，是“社会的良心”。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士”的后代，身上打着祖先的烙印，流着祖先的血，在他们为祖国而献身的时候，仍然像诸葛孔明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知识分子的歷史，是一份珍贵的遗产，是一本充满魅力的书，是人类文明史的奇观，他们是一条既硬且韧的“嵴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都未曾使它折断、倒伏! 第24页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歷代的统治者们在如何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更有惨痛的教训。中国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统治阶级，自应对此作出远胜于前人的、最透彻、最公允、最明智的回答。 谁也不能否认，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人物也是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在政治舞台上所创造的最辉煌的业绩。身为知识分子，他们当然比谁都明白知识分子的重要，即使在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年代，毛泽东也清醒地向全党、全军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唿吁，他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并且严厉告诫：“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这一决策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早已为歷史所证实。建国之后，一九五六年，在毛泽东提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在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问题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中国的原子弹、氢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上天以及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空前发展正是这一政策的威力的生动体现。 遗憾的是，这一正确政策未能一贯地坚持下去，从五十年代后期就偏离方向，越来越“左”，知识分子被视为政治上异己的阶层，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无一例外地拿知识分子开刀。许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斯文扫地，知识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打击，甚至把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酿成了中华民族歷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严重地打击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文革”后倖存的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然而，他们的报国之心却并未泯灭，他们头顶着“两个凡是”、“两个估计”的阴霾，翘首以望春天的到来。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復出，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提出“一定要在全党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九七八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大胆拨乱反正，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回到了正确轨道并且迈开了新的步伐，使知识分子从沉重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漫长的寒冬宣告结束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和政府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创造报效祖国的条件，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并特别提出“中年知识分子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这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职业的自豪感，他们怀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强烈冲动，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奔向四人现代化的洪流。 近十年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翻身”了，心情舒畅多了，但并不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还有重重阻力。对知识分子传统的偏见还有深厚的土壤，一些人并未从思想深处消除“左”的流毒，未能认识到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有着严重的牴触情绪与平均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在工作、生活条件和物质待遇上还存在许多困难，在经济上还没有“翻身”。经济体制改革中，农、工、商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走在了前面，与知识分子拉开了距离。在改革中出现的这一新课题，迫使人们要思考，要研究，要解决…… 从政策的制定到逐级落实，毕竟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花费大量的气力和资金，还要冲破许多有形无形的阻力：有“左”倾思潮的残余，有世俗的偏见，有“合法不合理”的官僚主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一些地区、部门、单位迟迟不能落实。何况，有些中央精神还没有形成文件和政策，人家也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领会”和“解释”，而不去化为实际行动。涉及面极广的职称、工资、住房等等问题，歷来是“老、大、难”，难倒了许多人!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现在提拔了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人们却发现比“外行领导内行”的时候更麻烦。令他昔日的同类咋舌!画家方成有一幅题为《武大郎开店》的漫画，妙不可言，说的是身高不足三尺的武大郎荣任了领导，声言：“比我高的都不要!”那么，曾在景阳岗上打死勐虎的你家兄弟如何处置?此画虽“漫”，其理不谬，君不见，一些人才被埋没，一些学术着作被冷遇，一些发明创造被压制，一些新生力量被扼杀，正是由于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店主”作祟!当了权的知识分子自然比局外人更了解“圈子”里的事儿，一旦“李白”整起“杜甫”来，手段更巧妙、更毒辣、更能击中“要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谁知道! 第25页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现在的中年知识分子，已经在坎坷中走过了人生的一半，很快就要度过他们身体和事业的最佳时期而进入老年，有一些已经在中途倒下，等不得了。一九八二年，优秀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罗健夫之死曾激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近年来，又有一批像张广厚、钟家庆这样的杰出人才相继谢出。 据《健康报》记者调查，仅一九八七年截止六月上旬，中科院已有八人病逝，年龄均在三十三岁至五十六岁之间，其中有五名是高级研究人员。 据数学所三月份的健康检查结果，该所的六十六名中年知识分子中，有三十一人程度不同地患有各种疾病，其中有两名早期肿瘤患者。 据《科学报》报导，一九八六年，中科院北京地区有三十八名科技人员去世，其中二十三名正值中年。 北京航空学院仅在七个月中便有七名中年知识分子死去，平均每月一条命…… 据《光明日报》报导，中华医学会对北京十一个单位调查，发现中年科技人员患慢性病的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一点四。 北京两年来中年知识分子死亡四百三十四人，高于同期职工死亡率。另据一九八三年的调查，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是老年人的二倍多，近年又有上升趋势。无情的病魔对准了中年知识分子，一个一个地吞噬，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震惊和深深的忧虑!我为这一连串触目惊心的黑色数字而万分痛心! 据悉，国家体委科研所李力研对我国十一个省、市二十余所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一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进行了体检调查、对二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的近期死因作了统计，发现：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近十年。据五年来的统计，他们的死亡平均年龄是五十八点五二岁，而全国人均寿命是六十八岁。在二万多名已故中高级知识分子中，死于中年(四十至六十岁)的占百分之六十一点四二。四十至五十岁之间是他们事业的黄金期，也是他们的死亡高峰期，百分之三十一点八四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死于这个年龄段。接下来的一个年龄段：五十至六十岁，是他们死亡的第二高峰期，死亡率为百分之二十五点八四。由此可见，我国有一大半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死于四十至六十岁之间。他们死亡的另一个特点是：专业职务越低，死亡的平均年龄越小。教授级知识分子的死亡平均年龄基本上与全国水平一致；副教授的死亡年龄是五十九点二五岁，低于教授；讲师的死亡平均年龄只有四十九点二九岁，又低于副教授。一个完全颠倒的阶梯!如此下去不知该怎样“接班”? 有一次，我去医院探望一位因病住院的中年知识分子，勐然发现在医院的大门旁新设了一个出售寿衣的商店，而且醒目地写着大字招牌：“中老年寿衣，品种齐全”!我的心惊悸了!这一行业的生意兴隆无疑是一个恶兆，中年人的“寿衣”已是热门货了。那黑字招牌搅得我久久不能安宁! 中年知识分子问题，已经是一个紧迫的、特别的问题，应该採取特殊的措施来解决，正如五年前陈云同志就提出的：对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不能“按部就班”地解决。“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中华民族是个极富有同情心的民族，对这个动盪不安的地球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我们曾经先后为援助越南、柬埔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曾经为救护非洲灾民而募捐，为尚未到来的亚运会大张旗鼓地搞了许许多多的义演义卖义展却不曾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募捐”过一分钱，以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大概也很少有人知道，像陈景润那样的着名数学家现在还得用纸、笔演算而没有国际先进设备——计算机，因为“我们数学所买不起”!我们曾经为抢救大熊猫、为修復长城发动了千家万户募捐，连娃娃们都省出了买冰棍儿的硬币，唯独没有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掀起过这样全民族的热忱。大熊猫是国宝，知识分子更是国宝；长城是民族的的骄傲，知识分子更是民族的骄傲。在科学与文化已成为社会进步槓桿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是我们在科学文化的激烈竞争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笔巨大财富，是用血肉和智慧筑起的一道新的长城! 我们有昂扬的尚武精神，歷来对浴血奋战保卫疆土的将士充满了敬仰，从五十年代脍炙人口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到八十年代传遍全国的“理解万岁”，显示了人民和军队血肉相连、息息相通，这当然是慷慨悲壮的。但是，我们还有另一支军队，知识分子的队伍，他们也在“打仗”，为了祖国的繁荣、强盛而作战，“出不入兮往不返”，“首身离兮心不惩”，毫不吝惜自己的血肉之躯。他们也是“最可爱的人”，也应该“理解万岁”! 中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坚，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是连接歷史和未来的中心纽带。他们关系着四化大业的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要靠他们，老一辈的事业在他们手中延续和发展，下一代的成长在他们的带领下成熟和开拓，他们是一批在特定歷史条件下造就的、久经考验的“良种”。 一批优秀的中年知识分子相继为国捐躯了，活着的同伴们还在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这些人已经非“抢救”不可了! 第26页 近年来，青年知识分子出国成风，人才外流的势头有增无减。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所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有关。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和上一辈不同，他们有对自身价值的强烈追求，不甘心再走中年人的老路，他们也较少社会和家庭负担，不像中年人那样“故土难离”，便不约而同，一走了之。十年浩劫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青黄不接”，我们又用了十年培养的人才却纷纷“留洋”，那么，我们的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将交给谁呢?交给那些弃学经商、“长途贩运”、“转手倒卖”的人吗?当今世界，“知识爆炸”；明日寰球，群雄竞起，若欲取胜，凭的是知识，是智慧!改革大业，千头万绪，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改革人的素质，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质量!正如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人才的早夭和流失严重地威胁着四化大业，一代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影响了两代人，我们不能以民族的前途作抵押! 一位做了几十年统战工作的老同志对我说：“现在经常开‘三会’：老年人的祝寿会，青年人的欢送会，中年人的追悼会!” 这是感慨，还是自嘲?我们的民族富有幽默感，非常善于从生活中捕捉可以写入《笑林》的素材，但这“三会”的顺口熘却令人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是啊，我们多么希望开更多的“祝寿会”，愿我们的老一辈科技权威、文坛泰斗、讲台宿将、艺术大师都青松不老，寿比南山；愿我们的中年知识分子青春常在、生机勃勃，也出现众多的寿星，将来，都为他们庆祝八十大寿、九十大寿，纪念他们从事某项事业的多少多少周年，那将是知识的大幸，人才的大幸，民族的大幸!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知识分子是筑成新长城的中流砥柱!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抢救中年知识分子迫在眉睫! 谨以本篇向英年早逝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敬重的兄弟姐妹们致哀，为活着的他们的同代人折福! 我亲爱的读者：当我拿到这篇报告文学的校样时，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文中那位大直径和特大无缝钢管轧机的发明者高建民，最终没能逃脱死神的魔掌。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他以四十五岁的年龄与我们永别了。这又是一位在新长征路上为国捐躯的烈士，可惜没有人给他烈士的称号。 ——作者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