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右布衣朱元璋》


 第1章 国运轮回

    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国运往往在200-300年左右，基本上历经创立、发展、繁荣、衰败、灭亡这五个阶段。


    比如，西汉（前202年-8年）210年、东汉（25年-220年）195年、唐朝（618年－907年）289年、宋朝（960年-1279年）319年、明朝（1368年-1644年）276年、清朝（1636年-1912年）276年。


    当然，在这其中的宋朝有些特殊，一方面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北宋没有燕云十六州、南宋没有华北和关中），另一方面又因为靖康之耻断成了北宋（960年-1127年）和南宋（1127年-1279年）两个小朝代。


    然而，元朝（1271年-1368年）作为中国历史上疆域最辽阔（1372万平方公里）的大一统王朝却只有97年的国运，这背后既有民族压迫和腐朽统治的根本原因，也有戡乱不利的直接原因。


    元朝的前身是蒙古汗国，元朝是从中分裂出来的中国部分。蒙古汗国是由一代天骄铁木真通过掠夺和军功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于1206年完成蒙古草原的统一。


    之后，在铁木真、拖雷、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等几任大汗的领导下，蒙古铁骑在短短70年左右的时间里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打下了东至朝鲜、西抵奥地利和地中海、北拥西伯利亚、南靠中南半岛和印度洋的广袤领土，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蒙古汗国在征服过程中，一边用长弓弯刀抢占地盘和人口，一边按照远近亲疏的方式进行分赃。但是，分赃过程中总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总是有不公平的分配结果。所以，铁木真的几个儿子、几十个孙子以及诸多亲戚分裂成一个一个的利益团体，通过暗杀、毒杀、威逼、利诱、乃至战争的方式抢占地盘和人口，他们在相互拉扯之中使得整个蒙古汗国快速走向衰落和分裂。


    在蒙古汗国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汗蒙哥于今重庆钓鱼城暴之后，所谓的黄金家族便开始分裂为两大派，一派是西征派，一派是南下派。西征派以阿里不哥为代表，他们的扩张方向和统治势力主要集中在西域、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保存了蒙古草原政权的特点，采取分封政权形态和游牧经济结构；南下派以忽必烈为代表，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原金国、西夏、南宋这些地区，主张实行汉化政策，以儒家治天下，采取封建政权形态和农耕经济结构。


    显而易见，忽必烈的汉化政策引起了西征派诸多蒙古王公贵族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数典忘宗的行为，背离了成吉思汗建立蒙古草原帝国的初衷。


    因此，西征派支持阿里不哥继承汗位，反对忽必烈继承汗位。之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进行了多年的汗位之争，加剧了不同利益团体的冲突与矛盾，将偌大的蒙古汗国推向了分裂。


    最终，忽必烈战胜了阿里不哥，但也失去了西征派的支持，西北的几个汗国纷纷独立，不再承认忽必烈为蒙古共主。后来，在忽必烈平定海都之乱后，西北汗国也只是将元朝视为名义上的宗主国。


    从此，偌大的蒙古汗国便分裂成了忽必烈治下的元朝与四个汗国（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

 第2章 帝国崩溃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征服全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堪称是残暴不仁。具体表现有：


    （1）征服过程中的血腥屠城。在蒙古铁骑征服中原的过程中，但凡遇到城市抵抗，往往采取的就是屠城的方式，将工匠之外的壮丁老弱悉数杀光，将剩余的少女少男掠夺为驱口（奴隶，子子孙孙世代为奴）。再加上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这种种残暴血腥的恶行为汉蒙之间的民族间关系种下了百年难以消除的国仇家恨。


    （2）极端不公的四等人制。元朝在治理国家时，人为地将民众分为高低贵贱的四等人制，分别为蒙古人、色目人（蒙古最早征服的西域少数民族）、汉人（原金朝治下的北方人）、南人（原南宋治下的南方人）。然后，让占据人口最多的汉人和南人用一生艰辛劳作供养统治阶层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而且，特别过分的是汉人和南人的生命财产没有任何的安全保障，随时可能都会被抢劫、被没收、被凌辱、被诛杀，无处伸冤，他们过着朝不保夕、暗无天日的贫苦生活。


    （3）上升通道的堵塞。在唐宋时期，一直都有科举制度这一士族上升通道。但是，元朝的用人标准不是能力和学识，而是种族的高低贵贱。汉人和南人不能担任重要职务，而广大的普通民众则要么因为被掠夺而被当作猪狗般任人宰割和交易的驱口，要么因为土地被抢劫和没收而沦为失去土地的贫农和佃户，只有少数人因为出卖祖宗和尊严成为元朝治下的顺民。


    （4）无耻的金融掠夺。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金融市场掌握在回回人（回族前身）手里，他们替蒙古贵族经营财产，通过放高利贷、印子钱（羊羔利）来榨取汉人、南人的血汗钱。所谓的“羊羔利”指的是双方约定在羊产羔的时候本利收回，其利率为100%，还不上的话次年转息为本，本再生息，息又生本。基本上老百姓借了这种贷款，就离破家散族不远了。《元史·耶律楚材传》：“州郡长吏多借贾人银以偿官，息累数倍，曰羊羔儿利，至奴其妻子，犹不足偿。”


    如果说元朝在民族关系上是残暴不仁，那么其在统治方式上则是腐朽无能。元朝的上层建筑完全落后于当时的经济基础，采用杂糅奴隶制的封建制度治理国家，放纵蒙古贵族欺压百姓。


    之所以出现这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倒挂，原因在于蒙古铁骑用自身的勇猛与杀伐弥补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文明差距，用弯刀和屠杀征服了一切敢于反抗的力量。


    元朝政权的腐朽速度远远高于唐宋时期，因为它在一开始就没有建立稳固的政权结构。就像一所房子，在建立之初就没有清除白蚁，反而放任白蚁的生存与繁殖，然后白蚁逐渐地就把房子的地基、柱子、椽子都啃噬空了，最后一阵风便把毫无韧性的房子刮倒了，也把这些啃噬房子的白蚁砸死了，来了个同生共死。


    在元朝建立之初，白蚁就存在了。这一窝白蚁中最大的就是忽必烈自己，他建立了元朝，但也啃噬了这个帝国的根基。


    忽必烈是个好战的帝王，在位35年间发起了灭宋之战（胜）、征服高丽（胜）、两征日本（败）、平定海都之乱（胜）、南征越南（败）、远征缅甸（胜）、远征占城（胜）、远征爪哇（败）、北征库页岛（胜）等10场大战。这些大战有胜有败，尽管对外战争推动了中国的统一和疆域的扩展，但是也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国虽大，好战必亡。为了应对巨额的军费开支，忽必烈任命一批擅长搜刮民脂民膏的权臣理财，专门搜刮财富，剥削人民，造成了贪污刻薄而又无能的政治风气，闹成对外打仗失败、对内民穷财尽的局面。


    军费之外，还有诸王的定期巨额赏赐，僧侣的宗教费用和宫廷的铺张浪费。这样下来，一年的收入还不够几个月的用度。没办法，为了朝廷有钱花，只好加紧印钞票。元朝的钞票原本有健全的准备金制度，发行有定额，可以随时兑现，和物价有一定的固定比例，通行全国，信誉良好。但是，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朝廷不想着开源节流，而是采用最简单暴力的方法——印钞。在支用完准备金后，钞票变成了不兑现纸币，再加上无限制发行，发的愈多，币值愈跌，物价也飞涨。到了最后，钞票变废纸，财政和经济全崩溃。


    政治的情况也差不多一样烂，从元武宗之后，唱戏的、杀猪的、卖酒的、和尚、道士只要有门路讨得皇帝开心，就能做大官。在地方上，诸王贵族随便杀人，也随便推荐人做官。地主豪强犯法该杀的，只要肯花钱疏通关系就能得到特赦。到后期，干脆直接卖官鬻爵，明码标价，视国家治理为儿戏。在大元朝这个水池里，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官员与强盗无异，充斥着恃强凌弱的森林法则。


    而军事方面则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灭宋之后，曾经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铁骑迅速腐化，承平日久，马放南山，再也挥舞不起锋利的弯刀了。元朝的军官大多是世袭的公子哥儿，像之后的八旗子弟一样，懂吃、懂喝、懂玩，就是不懂军事。他们鲜衣怒马，飞鹰走狗，克扣军粮，奴役士兵，欺压百姓，用手中的权力和暴力维护着并不牢固的元朝。实际上，他们这些人比普通老百姓还要胆小怕事。匹夫一怒，尚且血溅五步，而他们估计只会前倨而后躬，思之令人发笑。


    如此这般腐朽的大元王朝，靠着贪腐的官僚和无能的武力维持着对亿万生民的压迫和奴役，怎么可能会长治久安，怎么可能会国泰民安，怎么可能会民族和睦。就像一栋早已破败的房屋，从根基到栋梁都逐步烂透了，千疮百孔，到处发霉发烂，经不起红巾军雷霆万钧的一击。

 第3章 星星之火

    元朝这个充满矛盾的火药桶就等待着属于它的那个历史小火苗点燃，然后燃起冲天大火，将这一切的仇恨屈辱和民族压迫燃烧得干干净净，也将这行将朽木的浩大帝国埋入历史的长河。而这个历史小火苗就是红巾军，也简称“红军”。


    红巾军是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农民起义军，信奉弥勒佛和明王，宣扬天下即将大乱，弥勒佛降生净化人间，明王出世拯救万民。教徒们用红布裹头，时人称之为红巾军。


    这与东汉末年，张角宣传太平道，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发动黄巾军起义，如出一辙。在封建社会，文盲与麻木是底层民众的现状，而为了唤醒民众，农民起义家总是假借宗教的权威，而且屡试不爽。


    红巾军所信奉的宗教其实是一个缝合怪，以明教为主体，融合了佛教中的弥勒教和白莲教。明教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唐朝，当时叫做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创立。


    但实际上，摩尼教本身也是一个缝合怪，糅合了祆教（拜火教）、基督教、佛教成为新宗教。摩尼教认为世界上有两个不同的力量，叫做明暗二宗，明是光明（善），暗是黑暗（恶），光明一到，黑暗就给消灭了（这不是老子的阴阳两极吗？）。明教的神叫明王，明王出世意味着光明即将战胜黑暗，人类即将走上光明极乐的世界。


    摩尼教在唐武宗灭佛时期受到了连带打击，从此成为秘密宗教。又因为摩尼教的教规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教，摩尼教逐步与佛教、道教进行融合，还加入了一些民间原始信仰，从而成为一个崭新的缝合怪宗教——明教。


    因为明教相信黑暗就要过去，光明就要到来，所以有勇气、有力量，敢于造反起义。在五代十国时，就开始在陈州（今河南周口）聚众造反，不过由于力量薄弱被迅速打垮。其中，一小部分侥幸逃生的人逃到了福建。到北宋时，福建南部成为明教最重要的教区，在民众之中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再到南宋初期，明教已经传遍了淮南、两浙、江东、江西一带。


    由于宋末元初之际的百年战争，广大的底层穷苦百姓在生死存亡之际摇摆挣扎，他们被朝廷剥削、被官吏虐待、被地主奴役、被当做牲口一样屈辱艰辛地活着。这就给明教传播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入了教就是兄弟姐妹，一家有事，同教齐心。


    因此，明教替代了宗族成为了底层百姓的庇护所，得到了众多的信徒，也得到了众多起义造反的力量。也许在底层百姓里面，对于宗教并没有那么狂热，也搞不太明白所谓的明王出世到底是什么，但是有这么一个从此不受欺负压迫的组织和机会，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加入进去的。


    自此，外有大元王朝的腐朽统治，内有红巾军的星火燎原之势，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便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