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仙下凡旅游记》 《蛇仙游记》1、白娘子被镇雷峰塔 四川峨眉山在海拔高度950米处有个旅游景点，叫白龙洞，又称白龙寺。明嘉靖时别传和尚始建，清初重建。现存白龙洞大雄宝殿为清末建筑遗物。大雄宝殿内供有“西方三圣”、韦驮、释迦牟尼玉佛像。这尊玉佛高1.8米，系傅作义将军之妹傅凤英1991年所赠。还有南宋铁制“数珠手观音”一尊，通高1.6米，该佛像原供黑水寺，黑水寺毁后移至万年寺巍峨宝殿内，1981年迁至现处，是山中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白龙洞外有一片林子叫“古德林”，是以桢楠等樟科植物为优势的常绿阔叶林，仅乔木就有20种以上，是世界上保存较完整的典型的中亚热带原始的常绿阔叶林。这片树林是明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别传禅师率领众徒所种，有松、柏、杉、楠。种树时口念《法华经》，一字一礼拜，按字计株，共植树69777株。数十年功夫蓊郁成林，绿云蔽天，空翠欲滴，浓荫蔽日，细雨不透。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德，取名“古德林”。 明代刘迈开诗云：“擘路洪椿去，幽林古德传，繁柯荫仄径，叶密罨生烟。”这是对该林景色的真实写照。可惜历代遭受破坏，现在尚存的仅10余棵古楠，高达二、三十米，树龄已在400年以上，为后人留下了一片清凉世界。 白龙寺山门有一副楹联：“白龙洞外点点翠峰迎旭日，古德林中片片绿云带春烟”，描绘了四周的迷人景色。 白龙寺后古德林的山坡上，原有一个很深的洞，叫做“白龙洞”，传说是当年白娘子（白蛇）修道的地方。白龙洞对面的山涧里，有一深潭，叫黑龙潭，传说是青蛇小青修炼的地方。 很久很久以前，巍峨秀丽的峨眉山麓有个许家湾。这里三面背倚峨眉山，一面紧临峨眉河水，风景美丽迷人。 峨眉河虽不宽大，但却发源于峨眉仙山上神秘的地方。流向大渡河里，再流向远远的大海。 这许家湾住了一个姓许名端的员外。许员外家大业大、乐善好施，峨眉山麓方园几十里的穷人，可说没有一户没有得到他家益处的，因而，穷人们敬送了他一个美称：“许善人”。 有一天，许善人外出，见一群孩子围着一条小白蛇耍弄：有的用小棍打，有的用土块砸，有的拿出“小**”尿尿浇……。小蛇约三寸长，遍体雪白，闪着羊脂玉般的光辉，它向哪边跑，孩子们就在哪里堵截，它无处躲藏，非常可怜。 许善人急忙喝住孩子，说：“快住手！小蛇我买了。”然后掏出一把铜钱，一人一枚分给孩子。孩子们欢天喜地地跑啦。许善人把小白蛇轻轻地拿起来，撩起衣襟兜住，就向山里走去。走到密林深处，把小蛇轻轻放出来，说：“快回家吧，爸爸妈妈都着急找你呢。以后别再一个人出走。”小白蛇点点头，全身颤动，两眼有光，好像是闪着泪珠。 “快回家吧！”许善人又怜爱地说。小白蛇又朝许善人点了三次头，好像是叩头，然后钻入草丛里。 小白蛇获救后进入白龙洞修炼。经过几千年的修炼，小白蛇修炼成仙。黑龙潭中的青蛇也修炼成。二仙关系很好，结为姐妹，白蛇年岁大，是姐姐。 白蛇一直铭记着许善人的救命之恩，现在已经修炼成仙，就想下山报恩。可是，事过几千年了，沧海桑田，许家湾已经不复存在，许善人早已作古，这恩该如何报？ 小青说：“姐姐，咱们下山寻找许善人的后代吧。咱们帮助他的后代做点什么，也就了却姐姐的心愿了。” 白蛇说：“人海茫茫，往哪里寻找许善人的后代？又怎么能鉴别他的嫡系传人？” 有一天，白蛇和青蛇正在议论下山报恩之事，南海观音菩萨来到峨眉山上。观音菩萨要去给王母娘娘祝寿，路过峨眉山，看到这儿风景优美、彩云缭绕，觉得这并非凡地，便降下云头歇息在这山峦极佳处。白蛇仙感知有贵客降临，便沿仙气寻去，向观音献上峨眉圣茶。观音见白蛇仙聪明美丽，心地厚道，便有心思带她一道去与西王母祝寿。便说道：“咱们一道去给西王母贺寿吧。”白蛇仙当然欢喜。于是，观音喝罢茶，观完景，便携白蛇仙驾起祥云直往天上而去。 西王母庆寿，今年定于晚上凌晨子时三刻，观音一行赶去恰是宴请时辰，可在座位上没有排上白蛇仙的席位。西王母刚从庭阶下来遇见，观音忙禀出来由。西王母仔细一看，这白蛇仙善良纯情、婷婷玉立，又是这次贺寿中年纪最小的，便令杂役用小凳安排在她坐的八龙桌旁。她爱怜地对白蛇仙问这问那，她还给白蛇仙起了个名字，叫“白娘子”。她不断地向在座的客人引荐这位小客人，还不时向小客人请菜，还向宴厅上的客人荐举说：“这是峨眉山的白娘子。” 白娘子受到天宫中的热情款待，本该高兴下去的，可她突然想起心思来，脸上飞起朵朵愁云。王母详问其原因，她才说是要去寻找许善人报恩的事情来。 王母娘娘笑了，说：“这点小事，不用发愁，我派人帮你找许善人的后裔。”于是，她就向八方土地神讲了白娘子要报恩一事，要他们立即寻找许善人的后裔。土地神听了都受感动，他们纷纷查寻，终于查出许端早已安详病死，现在有一嫡系后裔名叫许仙，居住在西湖畔的镇江乡下，家境贫穷，孤身一人，二十多岁了，连媳妇都没能娶上。。白娘子一听说，马上就要走，可被王母娘留着，在天宫中歇了一夜。 天鸡报晓，白娘子匆匆起来向王母、观音告别，她们都要留白娘子多歇几天，可白娘子寻人报恩心切，定要走。 白娘子步出南天门，足踏祥云飘然而下，很快到了峨眉山，她找到了在峨眉山黑龙潭修炼的妹妹青蛇，说明要去西湖寻找许仙报恩的打算。小青高兴地拍手跳着说：“太好啦！太好啦！姐姐，咱们现在就下山！”于是，姐妹二人来到西湖畔，找到了许仙。白娘子以身相许，嫁给许仙为妻，开起了药房。在白娘子、小青帮助下，许仙很快，发了财，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许仙也像他的祖宗许善人那样，乐善好施，济困扶危。乡亲们都传颂着白娘子和许仙的名字。 金山寺的和尚法海，一向以“根红苗正”自居，认为白娘子出身不好，成分是“蛇”。这样成分的“贱民”居然过上了这样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怎么行！他听到老百姓都夸奖白娘子，非常嫉妒，哼！这些愚民“阶级觉悟”咋就这样低，对出身成分这样坏的“妖怪”咋就这样欢迎！他更恨许仙不争气，这样“根红苗正”的人，咋就偏偏爱上了“妖怪”！嗯，这也不能全怪老百姓和许仙，这“妖怪”幻化成好人，隐瞒了出身成分，这些凡夫俗子哪能分辨得清？他们受蒙蔽了。“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要揭穿白蛇的本来面目，让老百姓和许仙反戈一击，把这个“孽畜”打入十八层地狱！ 法海决心要拆散白娘子和许仙的美满幸福的家庭，对白娘子实行镇压、管制。他警告许仙：白娘子出身成分不好，是“妖蛇”，赶快和“妖怪”划清界限，离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料，许仙不嫌白娘子出身成分不好，不听法海的警告。 法海决心拯救这个“阶级兄弟”。见许仙执迷不悟，就把许仙诱到金山寺里，劝许仙出家做和尚，以洗净缠身的“妖气”。许仙死活也不肯剃掉头发做和尚，法海大怒，就把许仙监禁在寺里。过了很长时间，许仙找着个机会逃了出来。 许仙回到自己的药店，不见了白娘子和小青，人去楼空，真叫人伤心呀！他又怕法海和尚再来寻他生事，不敢住在镇江，只得收拾起一点东西，回杭州来。 许仙来到西湖断桥边，看看那株大柳树，仍旧是青枝绿叶的，长得很茂盛；想想自己和白娘子一对恩爱夫妻，活活被法海和尚拆散，犹如乱箭攒心。他越想越疼，不觉泪珠儿扑簌簌地滚落下来，顿着脚叫喊：“娘子呀娘子，我到哪里去找你呀！” 这时，白娘子和小青正在西湖底下练功夫，隐隐听得湖上有人叫喊，这声音很熟悉，侧耳一听，原来是许仙。她俩从湖底下钻上来，捞片树叶，吹口气，变成一只小船，打着双桨，来寻许仙。 夫妻两人在断桥相会了。他们谈谈别后情形，真是又难过又高兴，说着，说着，不禁都流下泪来。小青在一旁说：“碰也碰到了，哭什么呢！还是找个落脚的地方吧！” 于是，三人坐上小船，划到清波门上岸，仍旧寄住在许仙姐姐的家里。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过了新年，元宵节下，白娘子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娃，取名寒林。许仙乐得整天合不拢嘴巴，见人老是笑。 伢儿满月那一天，许仙家里要做汤饼会，办满月酒，许仙姐姐和小青忙着里外张罗。白娘子清早起身，在内房梳妆打扮，许仙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妻子，见她红娇娇的脸，乌光光的头，比以前更好看了。他看着看着，忽然想起：今天娘子要抱伢儿出去跟长辈亲友们见面，订个彩头，可惜她头上戴的首饰都丢在镇江没带来…这时，忽听得大门外弄堂里有个货郎在叫喊："卖金凤冠罗，卖金凤冠罗！” 许仙一听是卖金凤冠，金光闪亮的，许仙越看越中意，便把它买下来，拿进房里，对白娘说：“娘子，我给你买来一顶金凤冠，你戴上去试试，看看合适不适。” 白娘子看看那金光闪亮的金凤冠，心里很欢喜，就让许仙把它戴到自己刚梳好的头上去。不料这金凤冠一戴到头上，就脱不下来了。它越箍越紧，越箍越紧……白娘子一时只觉得头重脑疼，眼前金星乱冒，便一头倒在地上昏晕过去了。 这飞来大祸，许仙哪里防得到啊！他急得双脚乱跳，慌忙奔出门去，要找货郎算帐。许仙奔到门口，货郎不在了，只见法海和尚横着青龙禅杖，挡在门外。原来那卖金凤冠的货郎就是法海和尚变的。自从许仙逃出了金山寺，法海和尚便满世界地寻找他，今天打听到给他儿子办满月酒，就用金钵变顶金凤冠，自己化成货郎，上门来叫卖。这时，法海和尚见许仙气急败坏地奔出来，面色都变青了，料想已经上了圈套。他嘿嘿一阵冷笑：“施主，好言好语你不听，今天我到你家里收妖来了！” 说着，便大踏步闯进房里来，许仙要拦也拦不住。法海和尚朝白娘子头上吹口气，金凤冠就变成金钵。金钵射出万道金光，把白娘子团团罩住。小青扑过去要跟法海和尚拚命，但是斗不过法海。只听白娘子在金光里面喊她：“青妹，你快走吧！日后给我报仇！”白娘子又对许仙说：“官人珍重，官人珍重！你要好好抚养孩子呀！” 许仙是个凡夫俗子，他奈何法海和尚不得；只好从床上抱起伢儿，给白娘子看上一眼。白娘子泪痕满面，她的身体在金光下面已渐渐缩小，渐渐缩小……最后，变成了条小白蛇，被法海和尚收进金钵里去了。 法海和尚收了白蛇，在南屏山净慈寺前的雷峰顶上造了一座雷峰塔，砌进金钵，把白蛇镇压在塔下，自己便在净慈寺里住下来看守。 白娘子被镇在雷峰塔后，许仙带着儿子许寒林过活，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白娘子在塔中受尽了人间苦，许仙与她很难会面，许仙的头发都熬白了。后来，许寒林中了状元，许仙领他去见白娘子，可守护雷峰塔的法海不准母子相见。 小青回到峨眉山黑龙潭潜心修炼，也不知练了多少年，看看自己的本事练得差不多了，就赶回杭州来寻法海和尚报仇，拯救姐姐白娘子。 小青寻到净慈寺雷峰塔，见法海和尚还在看守着雷峰塔。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小青就跟法海在南屏山下大战起来。他们打了三日三夜，小青越战越猛，法海和尚只累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两人从净慈寺前打到雷峰塔下，小青挥起一剑，只听“轰隆隆”一声巨响，雷峰塔倒坍了，白娘子从塔里跳出来，和小青一道围打法海和尚。法海和尚本来就已支撑不住，如今再添了个白娘子，哪里还敌得过！只好且战且退，想找个机会逃走。他惊慌地退到西湖边，没防一脚踏了空，“扑通！”跌进西湖里去了。 白娘子见法海和尚掉在西湖里，便从头上拔下一股金钗，迎风一晃，变成一面小小的令旗。小青接过令旗，举过头顶倒摇三摇，西湖里的水便一下子干了。湖底朝了天，法海和尚东躲西藏，找不着一个稳当的地方。最后，他看见螃蟹的肚脐下有一丝缝隙，便一头钻了进去。螃蟹把肚脐一缩，法海和尚就被关在里面了。 原先，螃蟹是直着走路的，自从肚子里钻进了那横行霸道的法海和尚，就再也直走不得，只好横着爬行了。直到今天，我们吃螃蟹的时候，揭开它的背壳，还能在里面找到这个躲着的秃头和尚哩！ 雷峰塔倒塌，报了法海的一箭之仇。白娘子和小青回到峨眉山的白龙洞和黑龙潭，继续修炼。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许仙、白娘子、小青、许寒林等，今人不能再见，但峨眉地区现在仍有许多风景名胜与这白娘子传奇有关。峨眉山上有“白龙洞”，山后有“龙池湖”，山前有“青龙场”，峨眉城有“状元街”、“白塔公园”、“白龙游园”，五通桥有“金山寺”……人们只要去目睹这些地方，就定会想起这峨眉山白娘子传奇的故事。 《蛇仙游记》2、小青讲旅游见闻（一） 雷峰塔倒塌后，白蛇仙白娘子获得自由，回到峨眉山白龙洞潜心修炼，不再涉足人间。有一次，妹妹青蛇仙小青来访，她喜出望外，把妹妹迎进洞来。 小青还是风风火火的急性子，坐下就说：“姐姐，你只顾闭门修炼，人间的事情你一点也不晓得。前些日子我去人间旅游了一次，哎呀呀！人间发了疯似的‘大跃进’、办‘人民公社’，说是快要进入‘**’啦！” 白娘子当年和许仙结婚的时代，根本没听说过“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新鲜名词，就专注地听妹妹讲人间的事情。 小青说：“姐姐，现在的农民不像过去那样一家一户种地、吃饭过日子了。现在农民都入了‘人民公社’，成了‘社员’，土地财产共有，集体劳动，集体吃饭，集体睡觉。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 “啊？现在是这个样子？真新鲜！”白娘子惊疑地张大了嘴巴，“你快讲讲这个‘人民公社’吧！” 小青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八个字：“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首先是规模大。原来的几个乡就是一个公社，有的一个县就是一个公社。公社分为三级管理：公社、生产大队（原先的高级社）和生产小队（原先高级社的生产队）。公社还设派出机构，叫管理区（原来的乡）。（.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 原来高级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其它公共财产，全部转归公社所有，实行全公社统一核算；农民——现在叫社员，他们的房屋、自留地、个人私有的林木、牲畜等财产，统统被收归公社所有。各生产小队都办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有的公社实行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即吃饭穿衣等不要钱；有的实行全供给制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等都有公社包起来。 白娘子说：“这下子可好啦！老百姓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啦！”小青说：为了便于集中、调动劳动力投入大跃进，搞“大兵团作战”，许多公社搞所谓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 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就是把公社的男女劳力全部编入师、团、营、连、排、班等军事组织，在劳动时像军队参加战斗那样部署、指挥、调动。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等公共事业，社员过着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 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是今年的一大“亮点”。开始办食堂，各生产队害怕把自己队里的猪羊鸡鸭被共产，就杀宰猪羊鸡鸭，让食堂变着花样吃；各公社也鼓励公共食堂吃得好，以显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还组织“食堂饭菜竞赛”，开“食堂现场会”。[.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河南孟津县红旗公社就出现了公共食堂“九十顿饭菜不重样”的奇迹。 小青说：“我这次下山旅游，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进食堂就吃，不用花钱。有一次我路过一个村庄，被人强拉进食堂，说天晚了，还不吃饭？反正不要钱，非让我吃不可。” 白娘子羡慕地说：“现在是哪个朝代呀？社会咋变得这样好呢？” 小青说：“河南有个嵖岈山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人们养成了‘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睡觉，统一上工和收工’的习惯。有个团（大队）把全村的房屋统一分配，所有男人住村东头的营房，所有女人住村西头的营房，老年人住进养老院，孩子进了托儿所或幼儿园。夜里有民兵巡逻放哨，查问口令，颇有军事化的味道。年轻夫妻想亲热，只好在夜深人静之际偷偷摸摸地到野外。兵团领导发现有人到野外相会触犯‘军规’后，便派出巡逻队，一下子就抓了几对夫妻。于是，全团召开辩论会，把几对夫妻置于人群中，让人们对他们辩论。” 小青说：“湖南宁乡实行‘共产共居化’。家庭是私有制的基础。消灭私有，跑步进入**，当务之急的要义是消灭家庭。在‘跑步进入**’的**中，宁乡的干部们大搞共产共居，拆房子，住大屋，花样百出。” 小青说：生活集体化后，社员们挟着小包袱，被编到一起共产共居，住大屋，睡统铺。老人住进敬老院，小孩住进托儿所，男的住进男兵连，大姑娘小媳妇住进娘子军连……房产归公，原来各家各户的房子一律归公社所有。 瞅着这些空荡荡的房屋，干部们心里直犯嘀咕：房子空在那里，屋主看见了牵心犯毛病。要彻底铲除私有观念，干脆拆了它！ 好一些的大瓦房，被用作社队的办公楼。宁乡县委宣布实现“白屋化”。公社、大队、生产队都要有办公楼，并要粉刷成白屋，以便刷标语，搞宣传。此外，**农业大学、福利院、敬老院、幼儿园、临时医院、社办剧团等等新办单位用房，一律挑选好屋。 剩下的房子就倒了大霉。积肥拆茅屋、拆陈年砖瓦屋。拆茅屋有个新名词，叫做“茅屋洗澡”。拆顶的茅屋，土墙砖砸碎担往田里作基肥。 砖、瓦屋和一些零散农宅，大炼钢铁拆了一大批，砖块运去建土高炉，木料运去作燃料。此外，社队要修建筑工程、水利建设工程，又大拆了一批民房。 宁乡农村乡俗，老百姓流行黑色幽默。社员们把几家共居，叫做“住**集体宿舍”，几代同堂，称为“享**天伦之乐”；夫妻同居无房，只好去野外偷情，则谐之曰“为**配野种”。 小青说：在河南信阳某县，一农民对我讲道：“大跃进”开展劳动竞赛，搞“拔白旗”，就是批斗干活慢的人。休息时间评议谁干的慢，找出来后拳打脚踢，往往把人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村干部一看到炊烟，立刻带人去搜查，掘地三尺也要把农民的余粮刨出来。又“放卫星”，鼓吹一亩地可产粮几千斤，后来吹到几万斤、几十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谁敢怀疑，就批斗谁。村干部天天说：“**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发愁怎么吃完，这么多的粮食一定要想办法吃完。”于是，公共食堂天天吃白面，玉米、高粱都拿去喂猪，浪费很严重。上级来参观，就把粮仓里面堆上土，把外面放粮食。 后来搞“居家并屯”，全村人排成一队，村干部站在前面筛选，那些该进男劳力营、那些该进女劳力营，都由他们决定。村干部强行拆散家庭时，农民全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声震天，被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强行拆开。 白娘子听得目瞪口呆。 《蛇仙游记》3、小青讲旅游见闻（二） 小青说：“各处都在‘大跃进’。（.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出现了许多的新鲜事，都是咱们闻所未闻的！” 白娘子说“你快说说我听！” 小青说：“‘大跃进’的新鲜事之一，就是‘深翻土地’。在一些地方，干部――就是官员，现在称作干部――认为翻得越深越好，就逼迫农民深翻到3尺、5尺，甚至深到1丈（10尺），把许多良田翻成了荒地。有的平原地区深翻土地，就像战场上挖战壕一个样。” 接着，小青就讲几个深翻土地的故事：其一：某公社第六大队团总支组织了650多人的青年翻地大军，和火箭连展开了翻地比赛，胜者插红旗，败者插白旗。火箭连在第一天插了红旗。他们编了一首民歌：“党挂帅，团当先，深翻地，火箭连，翻地一丈二，增产粮食千千万，明年元帅大升帐，群群卫星天上转。”青年队队长夜里偷偷去火箭连的地里看，见火箭连在地边上翻了一丈多，地中间只翻了不到半尺。“***，原来是作了假！”队长心里骂。 第二天，青年队夺了红旗。火箭连长就找青年队长“取经”。队长说：“找我取个俅经！我还是从你那里学来的哩。” 其二：某大队深翻地的经验。他们成立了18个翻地专业大军，翻地行动是“五到田”，即：吃饭到田，睡觉到田，休息到田，干部到田，开会到田。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一股干劲冲上空，人人变成翻地兵，支书挂上元帅印，青年团员打先锋。 参加这次翻地的一位农民亲自对我说：“干部非要社员夜战，睡在地里。天气已经冷了，社员干着干着就打瞌睡，扶着锹把就睡着了。地是山坡地，尽石头，根本就挖不了一丈深，可是公社干部非让挖一丈深不可。咋办哩？大伙就在地头挖了个大坑，一丈多深。检查翻地的干部来了，就指给他看。” 其三：某生产队的一个农民对我说：“那时候，上头天天催报翻地进度，我是大队统计员，负责报表。队长让我编着报，翻10亩，就报30亩或50亩。深翻地刚开始时还像个样子，后来就瞎糊弄了。有的光把村头、地头挖一点，中间就是破破地皮，也说翻了一丈深。白天完不成翻地任务，不让回家，要挑灯夜战。人哪有那么大精神哩？干着干着就困了，就躺在地里睡觉。怕干部来检查，灯还挑者，让小孩子站岗。看见干部检查来了，小孩就喊：‘狼来了！狼来了！’睡觉的人就爬起来，揉揉眼睛继续干。” 白娘子觉得新鲜，叹道：“想不到现在是这样种地。真是新鲜事！” “种田不仅要深翻土地，还必须密植！”小青接着讲下去：朝廷里一位大官发现，南方某些高产地区水稻每亩植3万篼，就号召密植。他亲自给下属们算了一笔细账：3万篼共有多少棵秧，共发多少根苗，共长多少谷穗，共结多少粒谷子。最后，折合成亩产多少斤。他认为，北方的谷子、高粱、麦子、玉米、白薯等也可以这样算。于是，全国各地的干部们，都强迫农民搞密植。有的干部不顾农民反对，硬是说越密越好。1亩地下种几百斤，给插红旗；按农民自己经验下种少的，插白旗。 白娘子叹道：“现在当官也真够操心的，连怎样种地都要管起来。哪朝哪代也没有过。” 小青说：“不只是种地，什么事情都管。一些地方的官员指挥农民搞起了所谓‘车子化运动’、‘滚珠轴承化运动’和‘绳索牵引机运动’，说这是技术革命。” 小青说：有个大队60名强壮劳动力，在大队长带领下来到公社“砸滚珠”。他们和其他大队来“砸滚珠”的社员都吃住在一溜大席棚里，在一个大院里劳动。具体砸法是：先把钢筋先剁成豆粒大小的圆柱体，再把它放在两个勺状的钢模具之间，而后用铁锤砸模具。一边砸还须一边转动，直到把那个小圆柱体砸成表面光滑的圆球才算完事。各大队先从铁匠炉那里领来小圆柱体，砸好后再交上去。收成品的地方挂个竞赛牌，牌上分别画着火箭、火车、老黄牛和蜗牛，底下挂着写着各个大队名字的小红旗、小黄旗和小白旗。交滚珠多的插红旗，挂在火箭下面；最少的插白旗，挂在蜗牛下面。除了社员外，还有一群不参加竞赛的砸滚珠的人，他们是右派分子和犯了右倾错误的干部。砸滚珠的人，手被铁锤震得又麻又疼，耳朵被“叮叮当当”的钢铁撞击声震得难受。后来，由于来了更重要的任务――大炼钢铁，就停止了砸滚珠，已经砸好的也堆在那里没有人管了。 各省、地、县、乡、社都举办工具创造发明展览会，展出了各种希奇古怪的“发明创造”。向上级党委报过喜或展览完后，就扔在一边，任其毁坏。 小青说：山西有个和尚同农民合伙，在山上挖鱼鳞坑蓄水，这个办法合乎当地的实际，对山坡土地防旱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报纸一宣传，在平原地区也强行推广起来，搞所谓的“葡萄串”、“满天星”，把平展的大片农田挖得满目疮痍。 白娘子说：“这些事真新鲜。” 小青说：“还有比这新鲜的呢！”她接着了讲几个更新鲜的事情：广东新会县农民周汉华创造出水稻和高粱杂交。据说，稻穗能长得像高粱穗那样大。 陕西西安农民赵丙红把棉花嫁接到椿树上。据说，棉花可以变成多年生的大树。 陕西薄城县农民试验公鸡孵小鸡成功。方法是割掉公鸡的生殖器，并用酒把公鸡灌醉。其价值是母鸡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下蛋。 西北农学院学生创造出“无耳无尾猪”，即割掉猪的耳朵和尾巴，据说就能“一天长膘19斤”。 山西洪洞县农民研究出一个小麦增产的“妙方”：把小麦和谷子嫁接，让麦穗长的像谷穗那样大。再把麦子改良成一株多穗，麦粒像石榴籽那么大。用这样的麦种搞密植，亩产能达到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 遂平县委副书记搞了一块试验田，搞了几项试验：（1）把水稻嫁接到槐草上。这样，水稻可以像槐草那样，今年割了，明年春天可以自动长出来，既不用放水插秧，也无须耕地播种。（2）红薯秧上嫁接南瓜。这样，地里长红薯，秧上结南瓜，一举两得。（3）槐树上嫁接大豆。这样，不用每年下豆种，就可以在树上摘豆角，一棵树能收几百斤。（4）把小麦嫁接到芦苇上。这样，水里也能种小麦，今年割一茬，明年又自动长出一茬。 河南碴岈山公社的“青年农民科学研究员们”，发明了“玉米扎针法”，不仅消灭了玉米空杆现象，还能使一棵玉米结4―5个包（玉米棒子），最多的结9个包。怎样给玉米扎针？就是用削尖的竹签扎玉米茎。这一重大发明是怎样想到的呢？原来大队在开发明创造的诸葛亮会时，青年农民王狗毛忽然想到过去的一件事：某年腊八那天，他用刀在一棵不结果实的核桃树干上砍个大口子，喂以猪肉和米饭，第二年结的核桃又多又大。于是，他就想到了给玉米扎针来增产。 遂平县委在碴岈山公社召开了芝麻杆榨油现场会。 河南省楮市公社杨楼大队在一次爱国卫生运动评比中，创造了“奇迹”：给牛戴上了雪白的口罩，给驴刷牙。牲畜都如此讲卫生，何况人乎！因此受到公社党委的表扬，在全公社推广。 白娘子听得目瞪口呆，叹口气说：“唉！我咋就越听越糊涂了！这简直是荒唐胡闹啊！” 小青说：“姐姐，你再往下听吧！” 有个人民公社各大队都办起了“农业大学”，社员都成了“大学生”。“大学教授”由村支书任命。王资庄农业大学“教授”吴套是大队会计，念过几天私塾，只会加减乘除；杨里环大队的“农业大学”只有一个班，一个“教授”，“教授”会什么就教什么，教的很杂，就叫农杂系。“教授”学问很大，会读《三字经》、《千字文》，会写对联。 这个公社有3万多人，绝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1958年却出现了“十二家”3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什么是“十二家”？就是：作家、文学家、发明家、科学家、医学学术家、歌唱家、音乐家、戏剧家、画家、体育家、民间说唱家、民间舞蹈家。“作家”和“文学家”有不少文盲，只会“口头创作”；“舞蹈家”大多是巫婆神汉，会“跳大神”；“发明家”会搞“滚珠轴承化”；“科学家”会把南瓜嫁接在红薯秧子上；“画家”画出了火箭、乌龟和蜗牛……。《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赞扬碴岈山公社的“十二家”，“创造发明，吟诗作画，著书立说，载歌载舞……”“这不是最新最美的图画吗？” 白娘子说：“这是笑话吧？” “这可不是什么笑话，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小青说，“这种荒唐事情还多着呢。你听我向下讲。” 《蛇仙游记》4、竞放“粮食高产卫星” 小青说：“人间的一个‘奇异景观’，就是各地竞放粮食‘高产卫星’。我把报纸上登出来的一些‘高产卫星’摘录下来一些，我念给姐姐听吧。”小青打开笔记本，念道：《中国青年报》报道：贵州省金沙县打坝乡民丰社，单季稻亩产3025斤。 《人民日报》报道：甘肃文县景象坝农业社，亩产土豆17410斤，创全国最高纪录。 6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河南省遂平县碴岈山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3530斤。 白娘子说：“啊呀！这么高产量。没听说过。这‘大跃进’真了不起！” 小青说：“卫星社的全国小麦高产最高纪录只保持了4天就被人破了，而且排名不断的后退。你听我念。” 6月16日，湖北谷城县乐民社放了一颗更大的卫星，小麦亩产4353斤。 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南楼底乡卓头村社，小麦亩产5103斤。 7月12日，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 白娘子惊叹道：“哎呀！这‘卫星’真是越放越大呀！” 小青说：“小麦卫星你追我赶之际，水稻高产卫星又相继腾空而起。姐姐，你听我念吧！” 6月22日，江西贵溪县，水稻亩产2340斤。 7月22日，福建闽侯县，水稻亩产7275斤。 8月1日，湖北孝感县，水稻亩产15000斤。 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一个通栏大字标题，上面一行是：“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中间一行最大号字是：“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下面一行是：“福建海星社创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纪录”，并为此发了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 小青说：“麻城的‘天下第一田’的全国纪录只保持了一个多月，就被四川的郫县和广西的容县打破了，变成了老三。9月18日，四川郫县水稻亩产广西容县水稻亩产130434斤。” 小青说：“不仅小麦和水稻有高产卫星，其他粮食作物的‘高产卫星’也令人眼花缭乱。”她接着念笔记：玉米，河南商丘王楼公社第八生产队，亩产35393斤。 高粱，河南沈丘第十二人民公社郭庄大队，亩产22720斤。 谷子，河南商丘宋集公社田集大队，亩产27733斤。 土豆，甘肃康县和平农业社，亩产106378斤8两。 大豆，山东临沂南光明二社，亩产4512斤2两。 花生。福建晋江县集力社26968斤2两。 西红柿，河南焦作市宣和农业社，亩产45660斤。 …… 小青说：“纷纷升空的小麦高产卫星，使人们的头脑更热起来。华东协作区官员说，华东夏粮比去年增产70%。其他各地也不甘落后：华北区官员说增产88%，中南区官员说翻了1番。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我国农业增产的潜力有多大，谁也不敢下断语。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人是条件的主人”。8月27日，《人民日报》有一条通栏标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白娘子说：“这‘大跃进’的人，胆子也太大啦！这么高的产量是真的吗？” 这些卫星的天文数字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每亩约660平方米，2斤为1公斤，亩产106378斤土豆，那么1平方米土地就要产161斤多，可能么？亩产130434斤稻谷，那么，1平方米土地上就要产近200斤，可能么？ 小青说：“咱们不能不信。这些“卫星”都是官方最高级别的报纸――《人民日报》登的，有的就在头版头条。这绝非小道消息，更不是造谣。报纸上分明印着：这些产量都是在许多干部社员的监视下收割、打场、过秤称出来的，还要由上级领导机关验收。” 白娘子说：“他们是用什么办法获得这么高的产量呢？” 小青说：“所用的都是世界上超一流的高科技农业技术。你看看报纸的介绍吧。”说吧，递给白娘子一份报纸。 这是1958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头版社论题名是《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 社论说：“湖北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的同志们创造早稻丰产最高纪录的经过告诉我们，能否取得高额丰产，决定于人们是否有敢于力争上游的干劲和措施。”“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他们彻底解放了思想，打破一切陈规，毅然决然地把已经长到一尺多高的秧苗拔起来，再深耕、再增肥，并移苗密植；随后又千方百计地加强了田间管理，施追肥，防倒伏，抗灾害。一切能够增产的措施，他们都努力去做；一切能妨害增产的因素，他们都把它们克服和消除。因而，终于获得了高额产量。……只要我们也像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一社的同志们那样，鼓足干劲，打破‘定局论’，千方百计地进一步采取一切能够增产的措施，就一定能够获得秋季作物的全面大丰收。” “啊呀！我的妈呀！”白娘子惊叫起来，这世界超一流的农业技术原来是‘拔苗助长’啊！两千年来人们都贬斥‘拔苗助长’，不知道‘拔苗助长’是高科技的农业技术啊！我算服啦！” 小青说：“过去的人们太保守，太迷信，不懂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真理，不敢打破‘陈规’，把‘好的’当成‘坏的’真正是‘不识好歹’！。‘大跃进’的人们反掉了保守，破除了迷信，打破了‘陈规’，敢想敢干，才创造了‘奇迹’。这是真正掌握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一放在哪里都准的真理的结果嘛！” 尽管小青这样说，还白娘子还是半信半疑。 小青说：“姐姐，只要人们胆子大，有力争上游的精神，打破‘陈规’、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我这里有一份报纸，你看看河北的徐水公社创造的人间奇迹吧！” 《蛇仙游记》5、徐水人民公社颂 小青把一份报纸递给白娘子，白娘子接过来一看，见报纸上有篇文章标题是《徐水人民公社颂》。她急忙看了起来，文章内容写道：也许我把谢坊村描写得有点儿夸张，其实徐水的文化村已经出现了不少。大寺各庄和南张丰也是文明兴盛，大王店办起了艺术训练班，北里村的狮子舞走遍了欧洲，迁民庄吹歌会的演奏通过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史瑞的舞蹈，留东营的剧团和创作组，以及崔庄农民的自学学习，同样都航行在文化海洋的上游。但是人民公社和**的最重要的标志，还在于粮食的高产。 徐水有二百多座水库和两千多眼机井，动力抽水机一千台，已经实现了灌溉机械化。有二十多辆拖拉机，完成了轴承化和正在完成农具改革的半机械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王店聚宝盆水库附近通过锅陀机供养的山药地，一棵秧子就已结了十二斤果实，这自然是正在成长的卫星。大寺各庄的卫星山药更是花样繁多，**看过的一种粪堆形山药，是用粪和土垒起来的一个个堆堆，在堆堆上栽满秧子，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又肥力厚实。还有**看过的一条埂道上分别是秧四行、八行和十二行的山药，过去每亩两千棵秧子的耕作法发展到这里的每亩一万五千棵，计划产量是从每亩二十万斤直到一百万斤。 大寺各庄还有多样化的沼气山药。用粪垒成个堆堆，外面使土密封，土上栽满山药；堆顶上插一个竹管直通粪堆，从竹管上浇下水去催动肥料发酵并放出沼气，这样来养育土层和作物。或是用粪垒成一个长长的对称的山坡，沿着山坡把土砌成一级级的楼梯，在每一级楼梯上栽山药。再就是用粪垒成一个圆锥形的宝塔，再沿塔坡把土围成一层层环形的梯级，在每个梯层上栽山药。这后面两种沼气堆的顶部，也都**了浇水的竹管。此外大寺各庄的多样化的沼气堆，现在已经发展到栽种徐水有名的大白菜，或是栽种萝卜。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所有这些利用沼气或不利用沼气的卫星作物，不仅粪大水勤，而且还施钾肥、喷磷肥和洒生长素，大寺各庄亩产百万斤的山药，甚至还浇狗肉汤。 ●一亩山药一百二十万斤 沼气作物和使狗肉汤肥田，并不是大寺各庄所独有。漕河人民公社的漕庄，有一块二亩六分地的沼气试验场，那里更是花团锦簇。那是当地过去的乡党委第一书记刘廷奎所主持的科学研究组的野外实验室，组员有乡技术员曹清海，村支部书记魏克敏和过去的农业社主任魏文林，以及其他几个社员。 那片长方形的地里，最北头的中部是一个二分地的塔行沼气山药堆，十五层环形梯级，折合平地四分，插秧五万棵。西侧六个小堆，有三堆沼气山药，共占地一分，插秧数各为三千五、一千七和一千五百棵，另外还有三堆不带沼气的山药。这几个堆堆大小都相同，是为了比较有无沼气和稀密栽植的好坏而采取不同措施的。南面还有一个弓圆形的沼气山药，下铺一层平均二尺厚的马粪，上面是粪土，再上面一层是好土，这个立体折合平地一亩三，插秧七十五万棵。此外，两侧的零星空地还有一些平地沼气山药，和一亩六千棵的给秧子搭了架的山药。那一亩拱形山药计划产一百二十万斤，只要每一棵上长斤半多山药，七十五万棵秧子就可以保证这个卫星数字。 从眼下的生产情况来看，这一颗卫星上天应该说是毫无问题，因为一棵长一二斤山药本来就是值不得一提的低产。那二分塔堆上的五万棵秧子，看现在的情况，也可以成为亩产百万斤的卫星射上天去。一亩六千棵的搭架山药，共灌了四条狗的肉汤，也已长成了茁壮的卫星模样，看来同样会直上云霄。 ●一棵白菜五百斤 这块沼气试验场的南端和两侧，还有磨盘形的、圆瓦形的以及每条埂道上种四行或六行的白菜和萝卜。从白菜卫星来说，大寺各庄有一分菜地堆了四十个方形的立体，每个立体面积二平方尺，每个立体上要求长一棵五百斤的大白菜；漕庄试验场的平地上也有计划培育成每棵五百斤的大白菜。而漕庄试验场地的中央空地上，还有用大瓦罐和大花盆摆成“卫星”二字的一片试验作物，罐内和盆内种了四样不同的萝卜和许多白菜；有一个大花盆移栽了一棵多穗玉米，给打了5c.c.葡萄糖；另外一个盆里是一棵山药，主秧分出十三株，又因压蔓而变成二十六株，连同主秧，共二十七处长山药；这棵山药注射了二十c.c.葡萄糖，要求单产一百斤。 这整个试验场原来是一片荒坟野地，但现在，紧邻这里的保定郊区每天都有人过来游览，说是来逛花园。 ●小麦亩产十二万斤 清庄也和大寺各庄与谢坊一样，是已经电气化的村子。沼气试验场里也就有电灯设备，有夜晚亮堂堂的科学研究组的试验棚兼宿舍棚。试验场边还正在修建一个水塔，准备以后给这里作人工降雨。现在试验场边还翻了一亩准备种冬小麦，由于我在很早以前和刘廷奎研究过高产小麦的事，他也就曾在那一亩地边诡秘地眯着眼儿笑问我：“你猜猜这亩小麦要搞多少万斤？” “八万？”我反问着。这是我听说过的最高的数字。 “嘻嘻”，刘廷奎用巴掌捂着嘴唇，悄悄笑道：“我跟你坦白了吧！这搞的是十二万斤！” 想要亩产十二万斤小麦！我实在不相信世界上曾有任何人听说过这种事。我问刘廷奎的措施，他告诉我，现在是在让伏天的太阳照晒翻开的土，然后深掘七尺，把地下的红土层翻上来同好土和匀；施底肥三十万斤；种子先进行人工培育，刚出芽的工夫播下，防止粪大烧芽；土地叠成堆形，利用沼气养育，人工降雨浇灌，用最多最好的化肥分批追补；播籽一千斤，每平方公分一粒；每棵长八十粒小麦，就是亩产十二万斤。 多么豪壮的雄心！多么宏伟的气魄！刘廷奎还在培育多色棉花和新的山药品种，并在个人生活上攒钱买照相机；他要用照片来纪录科学试验的过程，用照片表扬先进和推动工作。他有着冲破天的乐观和朝气，一刻也不放松向别人学习。用狗肉汤上地，就是从大田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高玉生那儿受启发而来。他同高玉生以及现在漕河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师义发，是长期竞赛的死对头和互相学习的好同志。师义发在南亭村搞了大面积的多穗玉米卫星，如今棵棵近丈高，每棵九、十个穗。刘廷奎也搞了八十亩高产多穗玉米，并搞了多穗高粱。这些卫星作物在大寺各庄和谢坊也都茂盛无比。他们和大寺各庄都还搞了每亩四十万棵的卫星谷，现在棵高一公尺多，秸杆粗如木棍，穗长五寸，至少可以达到亩产两万斤。 ●皮棉亩产五千斤 最后还该回到大寺各庄，回到那儿的七亩棉花地。那里**看过的三棵棉枝都绑上了红布。每亩四千棵，平均高六尺，谁看了都说那是棉花树。每棵平均果枝二十五个，成铃四十个，花蕾四十五个；成铃最多的已达一棵一百一十个，眼前的情况就可亩产皮棉近二千斤。但人们还要叫棉棵长到八尺高，叫每棵长一百二十个棉铃，以保证每亩产五千斤皮棉。这七亩地的耕作有稀密对比和早晚对比的，还有搭起棚子，晚上在顶棚盖被单，棚下用电灯光照明的催生的一片。这里亩施底肥五万四千斤；过磷酸钙一百二十斤；追硫铵四次，共用一百七十斤；追氮肥一次，生长素和钾盐各四次，喷磷四次，除虫七次；锄八遍，浇水两次，整枝十八次。这片棉花已有中央和省的负责同志再三说过要赶快拍成电影。这片棉花将如许多人所说今年秋后农业上不知要出现多少吓人的高产怪事那样，会如卫星般地震动湖海山川。 ●全县粮食亩产二千斤 所有这些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和徐水的大面积丰产田连成一气，要把这儿的粮食亩产从去年的二百一十四斤提高到今年的两千斤。人民公社的建立和**的视察，就是目前争取两千斤的足以使山倒海平的力量。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的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可除了几万人大的人民公社，哪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 唱不尽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颂不完人民公社的灿烂前程。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白娘子看完报纸，倒吸一口冷气：“一亩山药一百二十万斤，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这是真的吗？ 我活了几万年，天上地下走过不少地方，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高的产量呀！是瞎说吧？” 小青说：“不能瞎说！这报纸是官方办的最高级别的报纸，咋能瞎说！这是真的，你没见报上写着呢，都采取了世界上科技含量最高的栽培技术呀！” 白娘子说：“哪项是世界上科技含量最高栽培技术？” 小青指点着报纸说：“这里写着呢：一亩六千棵的搭架山药，共灌了四条狗的肉汤；这棵山药注射了二十c.c.葡萄糖。这两项栽培技术世界上哪个国家掌握啦？恐怕再过几千年，也没有任何国家能掌握科技含量这样高的栽培技术！” 白娘子赞叹道：“这‘大跃进’真了不起，连农民都掌握了这样高科技的栽培技术！我都成了‘科盲’啦！” 《蛇仙游记》6、“高产卫星”的秘密 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小麦“高产卫星”是怎样制造的呢？后来，作家康健通过采访当事人，探知了其中的奥秘：甘肃某公社放了一颗“土豆卫星”：亩产土豆1万7千多斤。[.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嵖岈山卫星农业社党委书记陈某对此将信将疑：不信吧，是党中央的《人民日报》登的；信吧，这1万7千多斤土豆在1亩地里平铺起来，也有半尺厚。咋种的呢？ 这些日子，县委也在催促各个农业社“放卫星”。嵖岈山卫星农业社，是全国最先合并起来的大社，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抓的试点，全国知名，不放颗大卫星，怎么说得过去呢？可是，当时嵖岈山的小麦亩产最高也不过300来斤，这卫星可咋放呢？他坐不住了。 这时，新华社女记者和省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几个人都来到嵖岈山卫星社采访。 吃饭时，女记者问：“你们是全国第一个建立的大社，有没有高产卫星？” 陈书记说：“不敢说有高产卫星，但是今年的小麦产量确实不低。有的地块小麦长得特别好。” 女记者说：“我这次下来采访，就是来找高产卫星的。” 陈书记笑问道：“这高产卫星多高算高呢？” 女记者说：“一两千斤不能算高。” 陈书记笑道：“这么高？那得几亩地合到一块差不多。” 钟社长在一旁说：“陈书记，你不是说有两快地的麦子长得好吗？咱们打打试试，说不准能放卫星呢。” 于是，大社党委研究决定：由钟社长负责收割监打韩楼大队那块地；由团委书记曹某负责另一块地。 钟社长来到韩楼大队，召集大队长、副大队长、妇女队长和大队技术员开会。他开门见山，说：“上级让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放放，咱是全国第一个大社哩，不放卫星不行。党委研究决定，在你们大队那块试验田里放。” 大队长问：“亩产多少算高产卫星呢？” 钟社长说：“少说也得亩产3000斤。” “哎呀！我的妈哟！要放这么大的卫星？”妇女队长吓的一吐舌头，“我们大队的试验田差远哩！。” “我们试验田的麦子，再多也就是七、八百斤。”大队长说。 “也就这样。”副大队长、技术员都附和着说。 “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大家想想办法嘛。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呀！”社长说。 大伙都苦苦思索起来。 “要想放这么大的卫星，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弄到一块打。”大队长打破了沉默。 “对呀！好主意！”社长一拍巴掌，“‘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话一点不假。” “这不是骗人吗？能行？”妇女队长有些疑惑。 社长看了一眼妇女队长，说：“玉娥，你这思想跟不上趟呀，没看如今啥形势？是大跃进！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要破除那个那个迷信，敢想敢说敢干嘛！我们敢放卫星，就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就是听**的话，就是跟党走。吹一点，那算不了啥。北京来了大记者，正等着咱们放大卫星哩，咱们要考虑政治影响呀。” “那，那，”副大队长吞吞吐吐地说，“那，要是传出去咋办呢？” 社长严肃地说：“你们分头开个会，告诉群众谁也不能说实话，任何人在三天之内不得走亲戚串朋友。谁传出去是假，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就是败坏咱们社的名声，开群众大会辩论他！” 6月3日下午，大社陈书记在办公室正想打电话催问两处放卫星的事，忽然接到钟社长的电话说。 “喂！陈书记吗？，韩楼放了高产卫星啦！”声音很激动。 “多少斤？”陈书记从椅子上站起来，急忙问。 “第一遍打了3200多点，现在正打第二遍呢。” “别瞎吹了，小心把天吹出个窟窿。” “真的，一点都错不了。北京来的那个女记者和省里来的人一直在这里，看着我们收割、打场、过的秤。你快过来看看吧。” “我就来！”陈书记放下电话，急忙奔韩楼。老远就看见麦场里很多人，走到一看，几个记者都在，副社长也在。麦垛很大，像小山一样，场中间的麦堆确实不小。 钟社长兴冲冲地走过来汇报说：“陈书记，刚过完秤，2亩9分地的麦子，共打了11178斤6两，平均亩产3853斤。” 陈书记心里不信：“2亩9分地能打这么多？糊弄洋鬼子去吧！” 但是，他没敢表示出来。如果对“卫星”表示怀疑，那就是“右倾”、“小脚女人”、“观潮派”，他这个书记就甭想当了。他显露出非常高兴的样子，大大方方地说：“咱再刨去几百斤麦余籽吧，让数量宁缺勿冒，实实在在的。”几个社干部都同意，最后就把亩产降为3530斤。 新华社女记者向陈书记祝贺：“陈书记，祝贺你们放了个大卫星！迄今为止，这是全国小麦最大的卫星。这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啊！不相信群众不行。你放了卫星，我也可以交差了。” 团委书记小曹打来电话，向党委汇报：放了个1000斤的大卫星。陈书记笑了，说道：“小曹，你那1000斤就别提了吧，人家韩楼放了颗3530斤的大卫星。” 6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河南省遂平县碴岈山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3530斤。〈人民日报〉就此专门发表社论说：“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这样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多少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美丽和神话的东西，于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那里，有2亩9分小麦亩产达到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湖北麻城的“天下第一田”的秘密在哪里？20多年后，发射这颗卫星的领导人王乾成说出了事实真相：1958年初，麻城县白果区委宣传委员王乾成，受组织委派，来到麻溪河乡建国一社任书记兼社主任。8月3日，**麻城县委书记到白果区主持召开早稻生产现场报喜表彰会。会上表彰了燎原四社的早稻亩产斤的成绩。当场授给奖旗一面，奖金300元。县委书记看见了王乾成，说：“乾成同志，人家早稻亩产搞到了一万多斤，你还是区委下放干部，能不能放个大卫星呀？”王乾成一愣，只好鼓起勇气回答说：“我们正在准备，过几天向领导汇报。” 当时建国一社早稻亩产不过600来斤，怎么才能放出亩产万斤的卫星呢？王乾成冥思苦想也想不出个办法。于是，就把会计罗文存找来商量。 罗文存问：“燎原四社早稻亩产1万斤是怎么搞的？你去现场参观过，没看出来么？” 王乾成说：“他们那是弄虚作假吹牛皮，可是谁也不敢说。我看他们是把别处的稻子搬到一块田里来了，密挨密地堆在一起。” 罗会计笑了，说：“他们会搬，咱们也会搬。娘的！咱们搞他一万五。” 王乾成有点犹豫，说：“弄虚作假，这，这，良心上总觉得过不去。” 罗会计一拍大腿，说：“哎呀！我的王书记，你没看见，弄虚作假的挂奖旗、得奖金！你不弄虚作假，就放不了卫星，放不了卫星你就是‘小脚女人’、‘蜗牛爬行’。现在是‘左’比右好，你就别考虑什么良心不良心的啦！” 王乾成点点头，下了决心说：“说的是！就这么办！马上召开社委会研究这件事。你快下通知！” 社委会一致同意搬稻子并田放卫星，并决定在第二生产队搞。第二生产队长罗红军拍着胸脯说：“娘的！放一万也是放，放两万也是放，咱们就放一颗两万的大卫星！”大家都说：“好！” 王乾成最后拍板，说：“就这样办！回去后各队马上把壮劳力组织好，都来帮助二队搬稻子并田，连夜干。告诉社员，一定要保密，谁要是走漏风声就辩论谁！” 当夜，全社出动几百人，把二队十几亩稻田已经成熟的稻谷连篼拔起，移到约1亩的一块水田里，密匝匝地排得非常整齐。然后，放了一次水。水沉下以后，移栽的痕迹全没了，就像一直在那块地里生长的一样。 8月4日一早，王乾成便向区委和县委汇报。8月5日，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带着一群县区干部赶来检查，还跟来几个新闻记者。县委书记一看这快稻子密密匝匝的稻田，满意的笑了，说：“好家伙！是一颗大卫星！”一位记者建议：：“找几个小孩来，让他们坐在稻穗上，照几张像。”县委书记说：“好！”王乾成就吩咐人找来四个五、六岁的小孩，并把小孩放在稻穗上。记者摆弄小孩或坐或立，照了几张像。王乾成请示：“是否现在就收割打场？”县委书记说：“不忙，我先向地委汇报，听地委的意见。”县委向地委汇报，地委又向省委汇报。省委非常重视，决定8月11日收割验收。 8月11日，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率领着由省地县干部组成的验收团来到麻溪河乡建国一社，还跟来一大群记者，其中有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吃过午饭，在验收团和记者们的监视下，一大群社员割的割、运的运、脱粒的脱粒，一直忙到天黑，才把稻谷粒全部脱完。吃过晚饭就开始由验收团过秤入库，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就挂起了马灯。验收团又累又困，就由社员把稻谷装入箩筐，再抬着箩筐来过秤，由验收团的人看秤和记数。一直忙活到后半夜，才过完秤。这期间，验收团的人已经困得不行，社员们伺机就把已经过了秤的稻谷，再抬过来重新过秤。过秤结果是：37547斤。地块的面积早就由验收团测量完毕亩。折合亩产稻谷36956斤！ 王乾成、建国一社乃至整个麻城县，一夜之间名扬全国，名扬世界。国内外来此参观取经者络绎不绝，苏联的《真理报》还转载了4个小孩在谷穗上跳跃的照片。 当时，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些“卫星”是真的。但是，有的人不愿说，有的人不便说，更多的人不敢说。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一眼就看出这些卫星都是假的，都是吹牛皮。但是，他们只能把真话憋在肚子里。 如果谁胆敢说真话揭穿“假卫星”，谁就要大祸临头，就要挨批判辩论。如果是党员干部，就要被扣上“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小脚女人”、“蜗牛爬行”、“稳妥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甚至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帽子，就有被开除党籍、撤职罢官的危险，甚至被打成右派；如果是农民，就会被加上“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社会主义”等罪名，除挨批判辩论外，还有可能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于是，中国几亿人口，从高级干部到平民百姓，都成了丹麦作家安徒生写的童话《皇帝的新装》里的人物，明明知道是假的，却没有人揭穿它，反倒一叠连声地赞美它。 《蛇仙游记》 7、教育、文化也争放“卫星” 小青说：“不只是粮食放‘卫星’，教育、文化，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 “扫盲卫星”、“普及小学卫星”纷纷升空；“农业大学”、“红专大学”雨后春笋般在农村出现。 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共有人口1.1万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建起了综合红专大学、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及师范等9所专科学校。 据1958年9月11日《光明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在短短的几天里，就创办红专综合大学、半耕半读综合大学、水利工矿专科学校、业余农业大学等570多所，学员10多万名，基本做到了每个社员都成了大学生。 大学遍地都是，知识成了大食堂里的菜汤，任谁盛上一碗喝下肚里，就会立时成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知识分子。 作家康健曾生动地描写了“农业大学”的上课情形：1958年深秋的一天傍晚，查岈山人民公社四大队王资庄的人们刚刚吃过晚饭，就听军号声嘀嘀嗒嗒地响起来，男女青年便纷纷拿着小木凳，互相打着招呼，向村中的三间草房走去，王资庄农业大学上课了。课堂是三间草房子，门口一块白木板上写着“农业大学”几个黑字。 教室里没有课桌，一个泥巴垒的讲台，墙上用锅灰涂成的黑板。人们陆续进了农业大学的门，各自找了地方坐下来，有说有笑，一会儿，一个穿着黑夹袄的汉子手里拿着馍走进来，边走边吃上了讲台。 这汉子叫吴套，是村里的会计，解放前上过几天私塾，念过“人之初，性本善”，学会了加减乘除。自从上级要办农业大学的会开过以后，村支书在村里的人堆里数来数去，最后选中了吴套。 村支书找到吴套，说：“吴套你会加减乘除法吧？” 吴套眨眨小眼说：“会倒会一点儿，就是难点儿的不会。” 支书说：“多难的你不会？” 吴套想想说：“数多了我就不会除了。” 村支书拍拍他的头，说：“就这吧，你当大学教授吧。” 吴套吓得蹦起来，说：“去吧支书，大学教授能是玩的，我是蚂蚁尿书上―――湿（识）字不几个，别让人笑话我了。” 村支书说：“不当能中？这是政治任务。” 一听说是政治任务，吴套不蹦了，这年头谁敢惹政治呀？吴套只好苦着脸说：“中，支书，我先丑话说头里，我只能教加减乘除。” 村支书苦笑着说：“你就是教个小老鼠爬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就中。”就这样，吴套当了农业大学财经系的教授。 “吴教授，吴教授。”人们半是戏谑半是调侃地乱哄哄。 吴套把馍送进嘴里，用手抹拉一下嘴角，说道：“教授，上课，上课。”人们渐渐静了下来，纷纷掏出铅笔、小本本放在膝盖上，吴套在黑板上写了一气，转身对大伙说：“今天学习乘法，大伙先记记，再跟着我念。”人们就照葫芦画瓢地在小本本上记，有人说：“吴套啊，千万别学得多了。回家跟老婆一睡觉就忘光了。” 王资庄农业大学办了一个月就散伙了，一是农活太忙，没人学了；二是吴套把肚子里的东西也教完了，再教没东西了。吴套对校长姬振华说：“校长，我可是没啥可教了。” 小青说：中宣部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要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文化部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化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 小青说：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大官号召搞到“几百万或者成千万首的民歌”。于是，全国兴起了人人写诗歌的群众运动。“诗歌乡”、“诗歌村”、“赛诗会”、“诗歌擂台”等纷纷出现；“超杜甫赶李白”、“社社有鲁迅”、“村村有郭沫若”的口号各处喊。粗制滥造的“诗歌”汗牛充栋，各种“诗集”纷纷出版。各级报刊也都选登，《人民日报》仅在7月份就选登民歌200多首。 “姐姐，我念几首你听听吧。”小青拿起报纸念起诗歌来：其一：总路线，大红旗，红旗插在人心里。一颗赤心献给党，永远跟着**。 其二：东风吹，捷报传，跃进歌声冲九天。六亿人民挥挥手，地动山摇星星颤。天大力量何处来，只因有了总路线。 其三：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其四：听了总路线，思想大解放；发明新工具，谁个敢阻挡！ 其五：我们大家有勇气，点着灯笼把山劈。不管石头有多硬，铁山也要挖过去。 其六：大跃进，歌声响，男女社员忙又忙。白天干活不歇晌，夜晚干活趁月亮。 积肥修渠除四害，又翻土地又炼钢寒冷暑热全不怕笑容露在汗脸上。 其七：不怕风雪和地冻，咱的意志比钢硬。劈山修建跃进渠，跨过长江有保证。 其八：深耕细作产量高，一棵玉米穿云霄；顺着梯子爬上去，半月才到玉米腰。 其九：树皮变棉花，稻草纺成纱；不用一亩田，造棉百万担。 其十：稻粒赛玉米，黄豆像地瓜，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地瓜。 十一：九月菊花透心黄，人民公社是天堂。食堂饭菜喷喷香，社员心里喜洋洋。 十二：粮食卫星飞上天，钢铁元帅升了帐。三面红旗迎风展，一天等于二十年。六亿人民齐奋战，超英赶美有何难！ 白娘子听了，哭笑不得。 《蛇仙游记》8、奔向“共产主义天堂” 小青喝了一口茶，继续谈旅游见闻，说：“现在广泛流行这样一个口号：‘**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不少地方的官员头脑热得发了昏，跑步向**天堂奔。” 山东寿张县委作出规划：二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山东范县县委制定了1960年过渡到**的规划；山东莒南县制定出一个‘大战二百天，向**过渡’的规划；河南最先实行一县一社的修武县，制定了五年向**过渡的规划。另外，一些省委，如陕西、山东，也作出了向**过渡的规划；中央还在河北的徐水县搞起了‘**’试点。” 白娘子问：“什么是**？” 小青说：“我也说不清。不过，我这次旅游倒是见过和听过一些地方是怎样奔向**的。” 白娘子催促说：“你快说说吧！” 小青就讲起关于“**”的见闻来：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人民公社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公社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今天是社会主义的尾，明天是**的头。**已经到了！**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除了老婆以外，什么都公有了。”有人问：“什么时候共老婆？”这位书记回答说：“我得请示上级。”一宣布散会，社员们一窝蜂似的上街“共产”了。拿完了商店的东西，就去到别人家拿。你家的鸡，我可以抓来吃；这个队的菜，别的队可以来拿。更有荒唐的，有人竟然去托儿所、幼儿园来领别人的小孩做儿子。 山东省范县召开万人大会。县委书记谢惠玉宣布：“范县要在1960年过渡到**。”他具体地描绘了**美妙的蓝图。 白娘子说：“范县的**蓝图是什么样子的？” 小青说：“你看看这份材料吧。”她把一份材料递给白娘子，白娘子一看，是范县的红头文件。题名《范县1960年过渡到**规划》。文件中设计的**蓝图是：一、工业。二年实现电气化，并开始研究利用原子能；大力发展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建筑业和生活用品工业。到1960年，我社将是：“各种工厂遍地起，处处烟囱如林立。工厂机器轰轰响，大小机器自己使。生产操作按电钮，难分劳动和休息。能产钢铁能产布，能造化肥发电机。拖拉机汽车也会造，生活用品样样齐。果品罐头范县酒，何时需要何时有。电灯电话收音机，使用起来真便利。这样日子何时到？苦干二年到手里。” 二、农业生产万斤化，今年水利河网化；明年全部土地园田化，灌溉自流化、标准化；后年达到灌溉电气化。1960年，“田间耕作用机器，灌溉自流用电力；粮食亩产好几万，堆大敢与泰山比；棉花开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丰收一年顶百季，人人喜的了不的。” 三、林业、渔业、畜牧业和多种经济。实行土地种庄稼、植树、休闲各占三分之一，59年实现宅旁、路旁、河渠旁、陵园旁、水库池塘旁全部绿化。 四、关于“**乐园”的规划。 1、把全县993个自然村合并成25个“**新乐园”。每个乐园内设有：托儿所、卫生所、图书馆、展览馆、文化馆、理发馆、浴池、养鱼池、妇产院、剧院、影院、幼儿园、养老院、疗养院、休假院、公园、青年食堂、养老院食堂、大礼堂、会议厅、餐厅、跳舞厅、广播站、体育场、发电厂、自来水供应站、畜牧场等。 2、修筑“经三纬五”共八条宽30米的公路，贯串25个新乐园。田间也要修四通八达的宽12米的公路。 总之，要实现：“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有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后去听唱；冬天室内有暖气，夏天乘凉有电扇；生活真是大变样，万年幸福乐无疆！” 五、文教、科学、卫生、福利。 1、文教。59年普及小学；60年普及中学教育，建成综合大学4至6所，师范学院1所。 2、科学。59年建成科学院1处，分院10处；气象总站1处，分站10处；正规红专大学11处，农业大学1处，党校、团校、医校各1处。 3、卫生。今年开始公费医疗；59年扩建10个床位的医院、妇产院各25所，百个床位的医院、妇产院各1所，门诊部100个；60年除扩建已有医院外，再建公社疗养院4处。 4、福利。58年建戏院、图书馆、澡堂各20处；59年扩建戏院、澡堂、电影院、体育场、公园、图书馆、俱乐部各25处；把生产队、食堂、工厂等单位均安上电话，户户有喇叭；60年生产大队建总机，托儿所、妇产院、医院、图书馆等单位均安上电话。真正达到：“各种生产用机器，劳动娱乐加学习；出门坐上电汽车，到处花香直扑鼻；房屋公路电灯化，有事摇摇电话机；定时广播有喇叭，饭前饭后听听收音机，北京上海好戏随便听听它。” 这位官员最后总结道：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要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范县的**真是太好了，天堂也比不上。但是真能办得到吗？”白娘子疑惑地问。 “谁知道呢？”小青说，“河北徐水人民公社正在搞‘**试点’，比范县出名，参观的人很多，还有不少外国派人来参观呢。” 《蛇仙游记》9、徐水县“大跃进”出经验 徐水县是河北省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县城坐落在北京通往保定的铁路线上。由于有了一个“敢想敢说敢干”、勇于“标新立异”的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使得徐水在1958年成了一颗举世闻名的耀眼的“流星”。 1958年2月，**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农林的副总理来到河北保定，听取河北省农田水利建设的汇报。在他听完张国忠的汇报后，马上给予肯定，加以赞扬。几天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陈某，便奉命来到徐水，帮助徐水总结农田水利建设经验，写出了《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3月14日，陈某参加成都会议时把《报告》转呈给主席。 《报告》说：徐水从1957年11月起，苦战三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徐水县委在领导兴修水利**的经验是：（1）在群众**面前，首先强调思想大解放；（2）作风战斗化，说做就做，坚持到底；（3）树先进、学先进、赶先进；（4）强调加强第一线，强调一切工作深入现场；（5）坚持个人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6）努力使中心任务与各部门工作相结合。 主席看了报告，批示道：“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1958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徐水县委领导大跃进的经验是什么呢？从其内容上可以概括出四点：（1）敢说大话。如，“前人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软，心软地就硬”，等等；（2）开创了大兵团作战的先河。徐水全县仅有31万人口，劳动力不足10万。但是，在兴修水利中却组成了一支“平时10万人，多时13万”的劳动大军，“转战三河两岸和山地、平原”，在干部的指挥下，以超强劳动的方式，“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天”地突击县委下达的任务，这是“扭转乾坤的决定力量”。这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很快转变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 （3）狠抓辩论斗争。对大跃进有怀疑、抵触或怠工、执行命令不力者，就要开会辩论、斗争，“大事大辩，小事小辩。即较小的问题，就在较小的范围内辩论；带有普遍教育意义的问题，则在较大的范围大辩论”，拿出几顶大帽子，不怕你不屈从。辩论斗争，一抓就灵，“辩论前，1400民工14天只开渠300米；辩论后，1000民工3天就开渠500米。” （4）教育社员要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共社员的产。“如，南隆善乡打井无麻，有钱买不到，就发动社员群众讨论，各户共拿出好麻1250斤，麻绳650条。为了解决水利物资（打井器材等），经过发动群众，在很短的时间内，总计干部、群众在自愿的原则下投资665万元。有的自愿把分红和准备盖房的钱投了资。有的自愿把多年未露面的宝藏也拿出来投资搞生产。” 在兴修水利、深翻土地种麦工作中，打破了地界，把全县十多万劳力组成像军队那样的团、营、连、排、班组织，实行劳动协作，大兵团作战。基干民兵是骨干，劳动练兵两不误；要求社社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县委提出的口号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7月1日，张国忠召开全县紧急电话会议，要发动一场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大革命。其核心就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要作到全民皆兵，思想行动一致；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全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党员、团员和民兵的作用。乡、社、队都要实行军事化的编制，乡要建立社会主义跃进兵团，总指挥（司令员）、政委、后勤部主任等职，由书记、乡长出任；村（社）要建立营、连、排的组织；每个村（社）为一个营或一个连，支书、社长分任教导员（或指导员）、营长（或连长）和后勤部主任。每个排要有政治干事，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和组织辩论；后勤部主要负责食堂、幼儿园、托儿所、被服厂、洗衣局、粮食加工厂等工作。乡要划分若干战区，乡党委分片包干。 全县共建立了93个团、22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力的强弱和年龄的大小，组成“青年火箭排”、“壮年跃进排”、“妇女突击排”、“少年先锋排”。上下班要列队，并按口令行进，开工有战前动员，收工有总结评比。已经建立公共食堂1693个，在食堂吃饭的社员达225639人，占全县人口的70.5%。还建了许多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基本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 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就是徐水的“皇帝”，他的话就是徐水县的法律。他在大跃进中奉行的是“四大政策”：即大逮捕、大捆绑、大斗争、大劳改。他稿水利大跃进，搞“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搞“丰产卫星”、搞“共产”等等，全是他瞎指挥。他说每亩小麦播种1000斤，就一斤也不能少；他说每亩山药栽15万棵，就一棵也不能少.否则，你就要倒霉，轻的开除党籍，批斗辩论，重的下监入狱…… 1958年夏天，张国忠亲自组织铁路以东几个公社书记、村支书和生产队长检查山药密植情况。 按照张国忠的要求，每亩山药株数必须达到15万棵以是。超出正常株数的数倍以上，有的农民接受不了，认为是胡闹。但又惧怕张国忠的权力，即采取田边地头密植，地中间稀植，企图蒙混过去。张国忠听说后，就命令路东生产队以上干部50多人都跟著他，横穿庄稼地，逐块检查。随行的公安人员手里提着绳子、铐子，已做好捕人的准备。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最害怕的是生产队长们，一看这阵势就知道要出事。 果然，一行人刚走到北梨元乡地段，发现一块山药地种值密度不够。张国忠停下来喝问：“哪个队的？”空气凝固了半晌，一个叫高香云的小队长嗫嚅著承认是自己队的。张国忠当即喝令把高香云绑了起来，牵着高香云又走了几块地，又绑了另四名小队长。张国忠命令把五人绑在大树上，就地召开现场会。 所谓现场会，不过是一阵训斥、喝骂，一顿拳打脚踢，然后送监狱劳改。被绑的人中有一个姓高的小队长，在监狱劳改三个月后死去。 张国忠，时年33岁，他争强好胜、野心勃勃、敢想敢干，专横霸道，经中央的谭震林、陈正人和河北省委的赞扬，很快成为河北省颇有名气的一位人物。 《蛇仙游记》10、 毛主席视察徐水县 1958年8月4日，主席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亲自到农村视察。第一站，就想看看徐水县。 **要来徐水视察的消息，早在一个多星期之前县委就知道了，为了迎接**来徐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把大部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计划让**看的地方；下边按军事编制，连、排、班负责人要明确；路两旁的庄稼不准有杂草，地里有人就得有红旗；县委内部“持不同政见者”被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下乡，不准回城。关键是要把一切都安排得像报纸上和报告中写的那样真实，不露任何破绽。 张国忠应召走上专列去见**。 **很高兴地同张国忠握手。临行前，他看过谭震林和陈正人关于徐水工作情况的报告，成绩不小，尤其是这里创造的劳动组织军事化的经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他没有想到县委书记竟是一位年轻人。 主席询问了徐水的土地、人口、生产和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情况。张国忠一一做了汇报。 主席非常满意，说：“民兵连这个形式好。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吗？还有比在枪林弹雨里更难的事吗？蒋介石的800万军队怎么样？我们不是照样消灭了他！要搞全民武装，给民兵发枪。” 干部们快速地记录着。 “到你们县里去看看农业社好吗？”**提议。 张国忠立即欢迎**下车。 这是1958年8月4日下午4时零5分，**走下专列，踏到徐水的土地上。 八月骄阳似火，暑气蒸腾。主席身穿白布短袖衫，头带大草帽，精神奕奕。他和随从们在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等党政干部的陪同下，步出徐水火车站。站前小广场矗立着一幅巨大的标语牌，上面画着徐水县三年进入**的平面规划图。墙壁都用石灰刷得雪白，写有大字标语：“中国**万岁！”、“**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十五年赶超英国！”、“一天等于二十年！”、“苦战三年，进入**！”；有的墙壁上还画着漫画：比大象还肥大的肥猪，四个人抬着一棵大白菜，高大的玉米直**云，大如牛的肥猪挤破了圈，小孩坐在大南瓜上玩耍。 高音喇叭里播唱着高亢的歌曲：“五八年那个呼嘿，大跃进那个呼嘿，跃进的歌声西哩哩刷拉拉胡噜噜嘿，震天响那么呼嘿！……”“总路线，红旗飘，六亿人民心一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生产建设掀**。……”“戴花要带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 **乘汽车下乡视察，沿著瀑河往东缓缓行驶，主席望着茁壮的、丰收在望的庄稼，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说：“这庄稼长得不错嘛！” “我们计划今年全县夏、秋两季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达到2000国忠与同车，一路上，不断把他的宏伟目标报告给**听：计划亩产20000斤的谷子卫星；计划亩产100万斤的山药卫星－－－山药秧子都是用飞机运来的…… 汽车路过一排猪舍，张国忠向**介绍：这里养着计划长1000斤的“卫星猪”，说是把猪的甲状腺割了，让它吃了睡，睡了吃，就可以多长膘。 下午4时半，的汽车到达大寺各庄。 **走进会议室，首先被墙上的各种锦旗所吸引，他满有兴致地依次看了锦旗、奖状和宣传画，回头问农业社社长李江生：“你们农业社叫什么名称？” 李江生答：“叫第八瀑河农庄。” “农庄？”沉吟了一下，“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人群里顿时发出一阵“呀呀”的赞叹声.“今年的麦子收成好吗？”**笑嘻嘻地望著满屋子激动、拘谨的庄稼人问。 李江生：“很好，比哪一年都强。” ：“每亩平均多少斤？” 阎玉茹（农业社党社支书）：“754斤。” 高兴地“啊”了一声：“不少呀！” **又问秋季预产情况，问了社里的问县里的。 张国忠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山药35万亩。” 主席听了，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主席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汇报的本县的情况，就伸出大手，掰着手指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9千万斤呢，秋季就能收11亿斤呀！比夏收高出十几倍，有把握吗？” “有把握！”张国忠语气很肯定，“我县山药都是卫星田！” “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呀！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被主席问住了。 “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还是张国忠回答。 “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主席说。 “我们拿山药造酒精。”县长李江生说。 “那就是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张国忠也跟着笑。 “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主席说。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道：“**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大家又都跟着笑。 “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实行轮作。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主席笑呵呵地说。 大家都乐了，说：“还是主席想得周到。[.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 主席高兴地说：“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统统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大家听了都笑。 主席又说：“我看你们可以在小社并大社的基础上搞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乡一社，是不是搞万人公社？在平原地区八千人搞一个公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商学兵都有。人民公社就是**的基层组织，是**的雏形，你们徐水可以搞搞试点。” 张国忠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声说：“我们马上就成立人民公社，搞**试点。请主席放心！” 主席笑了，说：“好！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这时候，阳光灿烂，四外一片安静。**来了的消息早己传遍了全村，人们是多么想着跑来看看**啊！可是，不少的人活儿正紧，都丢不开手。于是，**差不多走遍了全村，去看大家。 **先去了粮食加工厂。那里一台锅驼机带动钢磨在磨大麦面。**同管钢磨的郑德祥谈了一阵话，问了问生产情况。后来，看到机器旁边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小青年，身上油渍斑斑，可都高兴得有点儿慌乱地直盯着他。主席忙问他们：“你两个是开机器的吗？” 他们问答说，是的。**问清了女青年叫田金花，十八岁，男青年叫郑德生，十五岁；就连忙夸赞他们道：“了不起呀！这么小就会开机器呀！” 两个小青年更加高兴得手足无措。看他们的神态，是多久想跟**握握手啊！可是，他们满手油污，又赶紧把手缩回去了。 **笑嘻嘻地招着手，离开了他俩。又去跟筛面的四个妇女说话。这都是壮老年妇女。她们披着满身白雾，热切地笑着同主席握手。有个叫郑秀芳的一把抓住主席的胳膊说：”**！你老人家身子结实吧！”**笑道：“我很好，你们都好吧！”几个妇女都激动得哆嗦者嘴唇说：“我们好，**！**……” **走到了街上。附近做活的人都一伙伙地张着笑脸，使劲儿盯着毛丰席，高呼着：“**万岁！**万岁！” 毛丰席就一边走，一边招着手，向大家点着头，有时还停下来跟大家握手。然后，毛丰席看了农业社的供销部，看了社里的医院和正在扎针的医生与病人，又看了猪场，看了缝纫工厂；并跟那几个地方的社员谈了话。在缝纫工厂，**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说：“你们做活吧！”并且摸了摸缝纫机上的布料，看着女社员做了会活儿。啊！那个叫张爱芝的熟练缝纫工，怎么拿着线好半天还穿不进针眼！**亲切地笑着，直看到张爱芝穿上了针，做上了活儿，这才挥着手跟她们告别。 一队身系白围裙，头戴白布罩的社员，站得整整齐齐地在街里欢迎**。这是一个食堂的炊事员。他们大多是妇女。他们又鼓掌，又欢呼。**跟他们打过招呼，在社干部的带领下，先去看了幼儿园。几十个小朋友都很干净，背心和短裤都是新的。他们鼓掌欢迎**，喊着****万岁；站在最前面的女孩崔小玉又领着大家唱歌，唱了一个“歌唱总路线”，又唱了一个“一条小手绢”。**摸摸这个女孩，又摸摸那个男孩，一直笑呵呵地听他们唱完歌子，还跟保育员阎凤贞去看了看小孩们的宿舍。这里是“全托”，小孩黑夜白天都不回家；小孩的花销也不用家长负担，而由社里统一供给。 在小孩们住的隔壁那个院里，住着的也是由社里统一给养的已经失掉了劳力的老人们。那是社里的“幸福院”；**也去那里看了看。那里炕头上坐着的几个老大娘，都对着**高兴地喊着口号；地下站着的八十多岁的老汉田老举，一劲儿抖着白胡子对**说：“咱们这真是享福了啦！有了毛主底，咱们可享了福啦！享了幸福啦！” **笑着同老人们握手告别。然后，去两个食堂的厨房看了看，亲自拿起社员们吃的大麦面馒头摸了摸，问道：“这里面有没有山药面？” “没有。”支书阎玉如回答。 **又左右环顾地笑着和大家点头，他老人家显然是对社员们的生活感到满意。他还特意去看了看墙上贴的食堂规则和饭菜价目表，并且还一句一句地念了一遍呢！ 从食堂出来，向地里走去。场里地里的社员都鼓掌欢呼，**又接连不断地挥手点头，同大家打招呼。**大概是看到地里做活的妇女很多，一边又对陪同的人们说：“这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告诉主席，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四台。主席就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又看了看张国忠说：“这个县是十一万多劳力，袖出了四万多搞水利、打机并、办工业，只有七万多人搞农业啊！”随后又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省长说：“他们这里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九十多个团，两百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微微地笑着，看来是对这里战斗化的干劲很感兴趣。你看，**对张国忠介绍的情况记得多清楚啊！ 走到了一块半人多高的棉花地边。**仔细看了看棉花生长情况，很高兴地赞美着这块经济作物，一边就分开密密挤挤的棉枝向地里走去。只走了几步，就停下来说：“我钻不进去啦！”又问道：“这一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 “一千斤皮棉。”社主任李江生说。 “那就是三千斤籽绵罗！” **说。一边高兴地从棉花地里，又往前看庄稼，看到一块长得很好的黍子，就停了下来。李江生告诉主席，说这块黍子地是一年四作三熟。主席就详细问了问是怎么样的四作三熟，问清以后就连连点头称赞。这时候，主席已经连续一个多钟头没有休息，肩膀上的衬衫都已经汗透了，可是还一定要接着看；并且一直满脸是笑，不断地跟农业社员握手和打招呼，看见什么都要亲昵地问一问。西斜的太阳照着主席魁武的身子，人人都看到我们的主席是那样健康，那样精神饱满，浑身上下都放射着光辉。 **又看了玉米和谷子，看了粪堆形的山药和每条道栽四行秧子、八行秧子以及十二行秧子的几种山药。在每一块不同的地里，都要问每亩栽多少棵秧子，施多少底肥，追肥怎么上，亩产多少斤。主席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二十五万斤，有的竟计划亩产一百万斤，不禁又笑着问道：“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又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大家都说好，都听得很高兴。有人告诉**，说这个社已经办起了**的红专大学；主席又惊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跟着就走上大道，同大寺各庄农业社告别。 **和乡、社干部一再握手，并说：“耽误了你们不少的工夫！”**十分亲切而慈祥地直看着每一个社干部的眼睛，说道：“祝你们丰收！秋后我要有时间的话，再来看你们。” 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万岁！”“**万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更快更早地向**迈进！”这些口号，发自和**心连着心的人们的心坎上、心尖上。这里平原一望无际，墨绿的庄稼给阵阵的东风吹得一浪一浪滚滚向西。大寺各庄农业社员们的口号和欢呼声，也带着整个村子里永不平静的心，一浪一浪地紧跟着**告别的手臂，回旋不止。 **离开大寺各庄以后，又在徐水城看了县里的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 **到了县委会，头一句话就问省委解书记和张副省长说：“这里的干劲不小哩！”又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问了问河北省其他地区庄稼情况，又了解了一下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今年抗旱的情况。最后，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徐水的经验使主席非常兴奋，主席感慨地说：“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突然，主席话锋一转，问道：“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张国忠抢着说：“北京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主席满意地笑了。 七点半钟，**走了。 视察完徐水，又视察了定县和安国县。 《蛇仙游记》 11、徐水搞起了“共产主义试点” 8月4日，主席来徐水视察。指示他们搞人民公社。8月5日，张国忠召开了全县**思想文化跃进大会。会后立即把全县248个高级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 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陈某奉命来到徐水，中央要在徐水搞**试点。在8月8日召开的徐水县委会上，陈某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徐水搞**试点的指示，并送给县委三本书：《**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康有为写的《大同书》，要求县委领导认真学习。 张国忠小心翼翼地问：“听说康有为是个反动人物呀，他的《大同书》能读吗？” 陈某笑了，说：“能读。这是**一再向党内干部推荐的必读书。康老夫子写了这本书，生前害怕满门抄斩密不示人，嘱咐家人在他死后五十年再发表。这本书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社会，这对我们建设**有极大的启示。” **视察徐水时曾指示“要搞全民武装，给民兵发枪”，**在石景山也说过“给民兵发点枪进行操练”。8月13日，首先在主席视察过的南梨园举行了发枪典礼，民兵们都异常地兴奋。典礼之后，1100名民兵指战员根据命令，肩扛锄头手持枪，跑步奔赴生产战场。他们在两个半钟头就锄地410亩，拔草340亩，追肥95亩，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张国忠趁热打铁，将20个乡镇合并为7个乡，实行政社合一，开展了为办好公社而比劳动、比**精神的群众性竞赛运动。 8月22日，徐水县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帮助下，绘制了一幅“向**迈进”的蓝图――《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奋斗目标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社会。”具体规划是：建一座有200台机床的机械厂，还要建设联合钢铁厂、化肥厂、联合纺织厂、水泥厂、酒精厂、淀粉厂、制糖厂、人造石油厂、综合化工厂、炼焦厂、热电厂等。 原有耕地79万亩，1959年要把播种面积扩大到160万亩，平均亩产3000斤；1962年把播种面积缩小到64万亩，而使粮食亩产达8000斤。 今冬实现灌溉机械化和加工机械化；明年实现耕作机械化，农村初步电气化；1963年实现高度机械化和电气化，一切主要的体力劳动都为机器所代替。那时，人们的劳动已不再仅仅是谋求生计的手段，而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了。 1959年每人平均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50斤，肉类50斤。1963年每人平均占有粮2000斤，食油50斤，肉类300斤，棉布100尺，奶品150磅，蛋品800个，糖240斤，水果147斤。主要生活资料初步实现各取所需。 1959年，30岁以下的文盲都消灭，到1963年，达到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再过五年，或者在更短一点的时间内，即从明年算起，在7至10年内，30岁以下的人都达到高等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成为专家。那时，旧的劳动分工形式要改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 这就是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共同设计的“**美好蓝图”。 徐水县委召开了“向**迈进”的动员大会。什么是**？干部和群众都不明白，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在大会上讲话说：“人民公社是**的基层组织，是**的雏形。成立人民公社，就是实现**的第一步。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粮食很多，有新房，有胶皮、机器，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共产行不行？”台下群众齐声喊道：“行！” 书记接着说：“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一共亩产就提高了，就能达到两千五百斤。共产好不好？”雷鸣般的喊声：“好！” 9月1日，《人民日报》宣布：“徐水人民公社将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的最高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北戴河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对徐水犹如火上浇油。9月15日，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名徐水人民公社），实行县社合一，经济上由县一级统一核算。9月20日，发布了《**徐水县委员会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规定：从9月份起，干部、工人、职工取消工资，社员取消按劳取酬的工分，每月发给津贴；对全县人民搞供给制的“15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全部有公社包起来。具体标准是：伙食标准（每人每月）：农民、中学以上学生5元；幸福院的老人、幼儿园的小孩、小学生4元；工人10―12元；干部，县级18元，一般干部12元。 服装和日用品：农民，每人每年单一2身，两年棉衣1身，每年鞋4双，帽子1顶，袜子2双，肥皂2块，香皂1块，毛巾2条；工人比农民多发工作服、1双袜子、4块肥皂、1块香皂、2只牙膏；干部比工人多1件衬衣、2块肥皂。 津贴费（每人每月）：农民1－3元；老人和学生3角；工人分七等1－16元；干部分四等，县级16元，科级12元，一般干部、教员8元、勤杂人员6元。 卫生、医疗、文娱：农民、工人、干部每10天发1张澡票，25天发1张理发票，每月1张电影票；看病全部免费。 徐水县向**迈进，还采取了以下几个重大措施：消灭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原来各高级社的土地、房屋、耕畜、农具、粮食等一切财产，全部收归公社所有；社员的房屋公社可以任意拆迁，社员的自留地全部被公社收回，社员的猪羊鸡鸭、林木全部收归公社所有；有些地方把社员的箱箱柜柜也收归公有。社员说：“除了碗筷，什么都归公了！” 为了达到“乡村城市化”“消灭城乡差别，公社规划：全县所有土房和破旧砖房一律在10月前拆掉，然后建居民楼。结果，拆掉32000间房屋，只盖起来质量很差的9栋楼，共300个居室。搞得社员住房非常紧张，冬天有许多农民挨冻。 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县共建立了1777个公共食堂人到食堂吃饭，实现了全县食堂化。为了适应不同工作、任务的需要，还建立了野外战斗随军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家家户户都把储蓄的粮食无偿地献给食堂。一些对外营业的饭馆也不收钱了，很快被吃的关了板。 花费大量从农民那里共产来的金钱和物资，新建起30个工厂、1348个小型企业、11所大学，还成立了文工团、剧团等。 中央、省、地、县四级虽然对“**试验”做了多方面的美妙设计，无奈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公社的财力、物资不足，很快就不能按标准“供给”了。毛巾由两条变1条，后来连1条也发不起了。11月，公社筹款550万元，12月又筹了90万元，还挪用商业资金700万元，紧紧巴巴维持了三个月，“供给制”就不得不草草收场。新建起的30个工厂、1348个小型企业、11所大学和文工团、剧团等，也不得不一哄而散。徐水公社只存在了三个月就解体了，“**试点”也就完全破产。主席对徐水也大失所望，指示：“不要宣传徐水”。此是后话。 中央在徐水县搞**试点的消息，经《人民日报》吹出后，徐水县就成了参观的热点。当年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前来参观，国内外影响很大。苏联的赫鲁晓夫急忙派遣塔斯社记者来参观、察看，结果看出破绽。向赫鲁晓夫汇报后，赫鲁晓夫放下心来，说：“中国的**是喝大锅清水汤。” 难道中国那么多人来参观，其中还有许多高级干部，难道就没有人看出破绽？有，只是不能说破这“皇帝的新装”。 罗荣桓、贺龙和聂荣臻三位元帅也来过徐水参观。他们为**奋斗了一生，要在有生之年看看**是什么样子。结果很失望：他们看到了墙上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画着硕大如牛的肥猪、几个人抬着的大白菜；幼儿园的孩子呆板地回答参观者的问题；敬老院家徒四壁，坐着目光痴呆的老人。罗荣桓摇摇头，对两位老战友说：“这样的敬老院，我可不来住。” 据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回忆说：出席北戴河会议的代表曾集体到当时的“**试点”――河北徐水县参观。“我在参观中，看到一片成熟的棉田，出桃棉花一片白，记者赶忙拿起照相机准备以棉桃为背景为我拍照。同去参观的一个同志赶忙拉开了我，说：‘别照，假的。’我也看出假来了。”这么多的高级干部都看出假来，可是在北戴河会议上却没有一个人说，反倒为“高产卫星”叫好。 **也来过徐水视察，直到后来主席开口批评徐水，他才说出徐水有很多是造的假。 《蛇仙游记》12、白娘子参观徐水县 12、白娘子参观徐水县 小青说：“姐姐，咱俩也到徐水人民公社参观参观‘**’吧！” “好吧。”白娘子又动了凡心。 白娘子和小青走出洞来，驾起祥云，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大闹**”的徐水县城。只见参观“取经”的人山人海，仿佛全国都来这里“赶集”。 白娘子和小青姐俩按落云头，摇身一变，变作两个城里来的女记者模样。她俩来到县委宣传部，问一位看门的老头：“大爷，你们全县哪里的‘**’闹得最红火？”老头耳朵不灵，连问三遍才得到回答：“你出城奔东南，几里地，大寺各庄，那里一夜之间就到了**了。参观的人都去那里。还有，你奔西北方向也行。十里开外，有个大王庄，那里‘共产’‘共’得也不错。到哪儿都开眼，老天爷可真算开眼啦！” 白娘子和小青按照老头的指点，直奔大王庄。一进庄，见所有的泥墙泥房都刷上了白石灰，一片银白世界。所有的影壁上都画着漫画，画的歪七扭八，不过还能认出是：火箭伴嫦娥一起升天；孙悟空骑着千斤猪腾云驾雾；八仙过海被滔滔麦浪淹没……。墙壁上写着大字标语：“**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三年迈进**”、“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天等于二十年”……。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气势磅礴的歌曲：“五八年那个呼嘿，大跃进那个呼嘿……”，“三面红旗迎风飘，中国人民志气高……”，“人民公社就是好，社员都是向阳花……”，“麦苗青青菜花黄，**来到咱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 街上没有人，家家户户都闭着大门。她俩看到有一处院子挂着“公共食堂”的牌子，喜出望外。进去一看，没有一个人影，掀锅找碗，都空空如也。 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个人来，长得有些像《水浒》中的宋江。小青先做自我介绍，说是记者来来参观采访的。那个人自我介绍，姓王，是这个大队的书记。 小青问：“怎么家家户户都闭着门呢？” 书记回答道：“我们这里实现了**，所有人家的‘家’已经都取消了。老头和老头住一起，老太太和老太太住一起。妇女编成妇女营，儿童编成儿童团。像我这样的大老爷们，都编成‘**突击队’。这‘突击队’能文能武，能种地，能炼钢，能打农具……”。 小青问：“那么，吃饭呢？食堂什么时间开饭？” 王书记回答：“我们这公共食堂是吃饭不要钱。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不过，人手不够，开饭时间很不准时。我也摸不清什么时候开饭。” 这时，有人来报告：“王书记，又来一大群人参观。” 书记说：“让他们过来吧。”这位书记就领着白娘子、小青等一大群人来到了田间。 沿着田垄地边走。麦子已经收割，现种的是晚秋作物。萝卜地绽开翠绿的叶子。奇怪的是萝卜地上空拉着电线，挂了很多电灯泡。书记介绍说：“这是卫星示范田，每个萝卜至少要长两丈长。夜晚用电灯照，早晨浇牛奶，傍晚灌狗肉汤。现在，萝卜长有一丈多长了。” 走进饲养场。猪圈里的猪，确实又肥又大。栅栏上都挂牌标明重量：“600斤”、“800斤”、“960斤”……。粉墙上还画着一张彩画：一头大象在猪的脚下，和猪相比，犹如老鼠与猫。书记颇为自豪地说：“我们的指标是；千斤猪。就是饲养到1万斤也有可能。” 参观新创办的“农业大学”。牌子很新，门面很大。里面只是几间堆粪的草棚。有几个半大小子把粪装到滚筒里滚动。书记介绍说：“学生在生产颗粒肥料。这是新型大学，边学边干。书本知识和生产实践相结合。”有参观者问：“学完，也发毕业证吗？”书记笑了，说：“上面指示，成绩好的，还要授给博士学位哪！我们这土大学，一定要超过洋人办的洋大学！” 顺土街土路走去。路边有“敬老院”，院里一群老头都在鞣制一张张猪皮和羊皮，灰尘很大，老人都在咳呛。再走几步，是“娘娘殿”，一群老太太都在纳鞋底。拐过去不多远，是“穆桂英兵团”，进去一看，全是大闺女小媳妇，都在用剪刀裁剪衣服。书记说：“大队的人全都归了类，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老的跟老的，小的跟小的。这样的‘革命大家庭’比过去一家一户的‘小家庭’，要进步多了，科学多了。便于统一指挥，统一管理。” 小青问“穆桂英”们：“你们有没有休息日？过礼拜日吗？”妇女们哄堂大笑，一个个红了脸，笑弯了腰，笑出了泪。有些小媳妇掏出手帕擦眼睛。 路口，有个半开半掩门的小商店。小青站在店门口往里一看，里面吃的用的还不少：烟、酒、饼干、糖果……。她喜出望外，想进去买点东西做个纪念。她刚想进商店，就被书记拦住，说：“这里的东西你买不走，我们已经停止使用货币。”小青一愣，问道：“为什么？”书记说：“因为我们这里实现了**，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取所需时，都凭公社发的‘所需证’。证上印1条肥皂，就只能在商店取1条肥皂；印1盒饼干，就只能取1盒饼干。” 走到村外，迎面走来一队民兵，每个人肩上扛着一支枪，手里提着一把锄头。领头的大概是民兵连长，肩上佩着用厚纸板剪的贴红纸的“肩章”，上面钉着3个亮闪闪的图钉，显示他是个“上尉”。连长很神气，“一、二、一”的口令喊得很响亮。书记介绍说：“我们这里是全民皆兵，边劳动，边练兵。” 白娘子等还参观了社员在田里劳动的场面。社员都化了装，脸上画了各种脸谱，穿上了唱戏似的服装，老头类似“老黄忠”、青年像“小罗成”、妇女似“穆桂英”……。田间插着红旗和彩旗。高音喇叭不停地播送着歌曲。 参观完大王庄，又参观了小王庄、随城、大寺各庄。各大队的**都大同小异、如此这般。 白娘子失望地对小青说：“这就是**？如果人间都变成了徐水这样的**，那么，老百姓是进了‘天堂’，还是入了‘地狱’？” 小青说：“咱们再去别处看看，别处可能要好些吧。” 白娘子点头称是，说：“咱们到江南看看吧，也许江南比江北好。” 《蛇仙游记》13、白娘子采访红旗公社 白娘子和小青驾起祥云来到洞庭湖畔，按落云头变成了两个漂亮的女记者，进入了某县城。 县城里街上所有墙壁都用石灰刷得白白的，写了大字标语或画上了漫画，什么“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十五年赶超英国！”“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标语口号比比皆是；猪比象大，稻穗冲入云天，一条船载着一个大红薯，一个巨人开山挖河、龙王抱头鼠窜等漫画到处涂鸦；高音喇叭时而播放豪言壮语，时而播放、革命歌曲：“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我来了！”“三面红旗万万岁！……”“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五八年那个呼嘿，大跃进那个呼嘿！……” 白娘子和小青来到县城中心的大礼堂，她俩施展隐身术进去一看，这里正在召开“迅速建成**人间天堂”的动员大会。 只见一位官员慷慨激昂地在主席台上讲话：“**就是共产共居，消灭家庭，不分你我，大公无私，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有衣大家穿。生产自动化，机械化，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无限美好。**就是天天鱼肉不断，餐餐大米白面，饭后吃水果，出门坐轿车，生产自动化，吃饭不要钱……。**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公社姓公，公就是共，共就是公。****，不共产，还是什么**；不共产，还能进什么天堂！**是伟大神圣的事业，跑步进入**，早日让全县人民享上**人间天堂的宏福，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县委向全县干部群众提出了总动员的“战斗口号”：“人民公社是金桥，**是天堂，金桥越走越宽广，踏上金桥进天堂”。“苦战一月建**民公社，三年进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越大越公越高级”。“坚决实现公社化，不化不行，非化不可，化得越快越革命”…… 一个生产队干部模样的年轻农民走上主席台讲话，他对着话筒喊道：“什么是**呢？**，各取所需。一天到晚，三餐好饭。有酒有肉，满嘴流油。夏凉冬暖，绫罗绸缎。花园楼房，电灯明亮。机械电气，庄稼自长。进出车子，游玩四方。废除家庭，儿子公养。姑娘漂亮，大家共享。**，人间天堂！” 会场响起了一片热烈掌声！ 最后，县委公布了《县1958～1972年向**过渡纲要40条（草案）》。它是这样规划从社会主义向**过渡指标的：“到1972年，全县平均亩产粮食3万斤，总产120亿斤，人平粮食产量1.2万斤，大豆100斤，食油120斤，食糖160斤；在生活标准上，实现每人每天有细粮1斤豆制品0.5斤，蔬菜2斤，食油1两，水果1斤，鸡蛋2个，食糖1两；在文教卫生上，实现每50个人口中有一个高级医师看病，全县城乡人民普及高中教育；在体育事业上，要培养运动员20万名，其中1万名要达到国际水平……” 白娘子和小青目瞪口呆。啊！江南的**原来是这样子！ 她俩来到县委宣传部，说明要去公社采访。接待她们的宣传部干部介绍说：“你们去红旗人民公社吧。那里是县委搞的试点。”说罢，就写了一封介绍信递给了小青。 姐妹俩来到红旗人民公社，一位副社长热情接待了她们。一听说她们是记者，就眉飞色舞地侃了起来：吃、喝、拉、撒、睡，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所以，我们公社强调要办好食堂，实行供给制。我们公社是每个生产队办一个食堂，食堂是“吃饭不要钱”，只要是食堂的饭菜，社员是各取所需，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爱吃多少就吃多少，敞开肚皮吃。我们公社对每个社员实行“十八包”：包吃，包住，包穿，包工资，包看病，包教育，包养老，包看戏，包丧葬，包婚嫁，包剃头，包洗浴，包接生，包抚养，包来客……。我们公社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生活越过越高，穿衣越穿越俏，工资越拿越多，老婆越娶越好。很快就要进入**社会，嘿！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高楼大厦，用的是电灯电话，坐的是汽车飞机，生产生活全部是自动化……”。 “食堂需要大厨房、大饭厅，哪里来的房子？”小青问道。（.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 “哈哈！记者同志，你们有所不知，我们房子有的是！”这位副社长介绍起房子的来源：搞**，就要废除家庭，彻底消灭私有制，铲除农民一家一户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培养**的公有观念。县委提出一句响亮的口号，叫做“兴无灭资，打烂坛坛罐罐，轻装进入**”。 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要求，我们县的社员全体被编入军事化组织，县上设师，公社设团，管理区设营，生产大队设连，小队设排。青壮劳力为“正规军”，赋民兵荣誉称号。老弱病残幼进幸福院、敬老院、幼儿园、托儿所，妇女劳力编入杂牌军，称花木兰，穆桂英连等。这些编入军事化组织的社员，他们按连、排集中居住，统一睡大统铺。男女别营，夫妻分居。社员家庭一律被拆散，家中的房屋财产，统统充公，彻底共产。 社员的财产，社队用得着的，抬着就走充公；派不上用场的，能烧的就烧，烧不了的就打碎，取“打烂坛坛罐罐，轻装进入**”之意。 “社员的房子归公了，办食堂还发愁房子么！”这位副社长有些洋洋得意了，“好一些的大瓦房，被用作社队的办公楼。县委宣布实现“白屋化”。公社、大队、生产队都要有办公楼，并要粉刷成白屋，以便刷标语，搞宣传。此外，**农业大学、福利院、敬老院、幼儿园、临时医院、社办剧团等等新办单位用房，一律挑选好屋。” “空出来的房子留作何用？”白娘子问。 “哈！剩下的房子都拆掉积肥了。”副社长说得很轻松。 积肥拆茅屋、拆陈年砖瓦屋。“大跃进”农业“以粮为纲”。俗话说：“粮食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县委领导人决定在全县“大打尿湖粪海的人民战争”，社社推广，队队实行。 “什么叫‘尿湖粪海’？”白娘子问。 副社长说：所谓“尿湖粪海”，就是把农民住的茅草屋顶拆下来，浸在堰塘里，泡出酱色的猪牛粪似的臭水来，把人、畜粪尿掺进去，就成了所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造肥料”。池塘里的肥水，正好放积肥“卫星”。再打开池塘涵口，把粪水放进田里，或用水车车进田里，又叫做“技术革命结新果”的“自流灌肥”。拆茅屋有个新名词，叫做“茅屋洗澡”。拆顶的茅屋，土墙砖砸碎担往田里作基肥。 “食堂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哪里弄来的东西呢？”小青问道。 “共产了呗！社员家里的粮食蔬菜、猪羊鸡鸭都归公社了，食堂还发愁没有吃的？！”副社长觉得小青问的问题太幼稚可笑。 食堂的一切来自于共产。哪家的房子大，干部看了满意，马上指为食堂，户主往外搬。社员各家各户家中的柴、米、油、盐、存款、积粮，锅、盘、碗、盏、水缸、瓦钵、蔬菜、鸡鸭、猪羊，凡与吃字有关的一切生活用品，统统充公，不准私藏。有抗命藏匿不交者，一律斗争。不交就搜，搜出来就批斗户主。公社出动武装民兵真枪实弹挨门逐户抄家查粮搜物，闹得社员白天心惊肉跳，晚上常惊噩梦。等到彻底实现了“军事化”，拆散了家庭，男女分住“集体宿舍”时，也就免去了进户搜查的麻烦。社员的鸡鸭猪羊分别进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万（千、百）只”鸡场鸭场、“万（千、百）头”猪场羊圈，食堂随吃随取。 食堂设管理委员会，由抓生活的队长和食堂会计统管，下设炊事班、种菜组、养殖组等若干生产作业组。一个食堂操忙的劳力，至少占去该食堂劳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烧火的，拾柴的，煮饭的，种菜的，打杂的，挑水的，管理员，七七八八一大堆，大都是干部家属和亲戚。食堂的人能够多吃多占，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肥差事。 社员一律吃食堂，公社、大队干部吃机关食堂和干部食堂，有的生产队干部在大食堂中开小灶。正所谓：同是一锅**大锅饭，饭分九等，菜分十色。 这时，有人来喊副社长开会。副社长打住话头，说：“我让小王领着你们到‘万头猪场’看看吧。”他叫来一个女青年，吩咐之后，对白娘子和小青说：“参观完了，请把我们公社在报纸上吹吹呀！” 白娘子和小青来到公社的“万头猪场”。猪场占地好大，一排排草草建成的猪舍，猪舍里有各种各样的猪，一群穿着工作服的饲养员在忙碌着。 小王姑娘介绍说：县委下令，全县大办“公社万头、大队千头、生产队百头”的集体化养猪运动。社员家里养的猪全部充公，赶到人民公社的猪栏里。修猪场用的建筑材料，全是民房拆来的砖、瓦、木料。社员私人不准养猪。红旗人民公社从社员家里“共产”赶来300多头猪，拆房圈地，盖起了猪场。在县委领导人亲临指挥下，红旗公社宣布建起了全县第一个“万头猪场”。 白娘子惊羡地说：“哇！好大的猪场啊！” 小王姑娘说：“我们比不上明楼公社，人家明楼公社修建了‘二十五里猪城’，用去劳动日54000多个，拆民房1994间，占用水田和旱土3334亩。方圆几十里，好不威风。这都是县里发的红头文件上写的。那个公社的书记成了大红人。” 小王姑娘介绍说：“大跃进”放“卫星”也放到猪身上，红旗公社的“肥猪卫星”声称一头重量几千斤，叫“牛精猪”，是牛与猪杂交生下来的。报纸以《红旗公社试验培育“牛精猪”成功》为题的文章进行了报导。文章中说，红旗公社通过人工授精的方法，成功地使母猪怀孕受胎，出生的小猪有牛的体型和特点。 小青想要看看“牛精猪”。姑娘说，大猪已经调到省里去了，这里只有小猪。白娘子和小青看了几只“牛精猪”小猪，吃惊得张大了嘴巴，原来这“小猪”也有普通的肥猪大，每头约有几百斤。 小王姑娘还悄悄告诉小青：公社和县里一开会，总是向猪场拉猪，杀猪会餐，改善生活。有的公社和大队书记觉得肚里油水不足，找上几个干部，“研究研究工作”，一张二指宽的纸条下去，猪场还得赶紧把猪杀好运来，干部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好不快活。 白娘子和小青参观完“万头猪场”，想到村里采访。小王姑娘说：“你们去许家庄大队吧，那里的食堂办得好，你们正好到那里吃午饭。” 《蛇仙游记》14、白娘子访问许家庄 14、白娘子访问许家庄许家庄大队书记听说来记者采访，对白娘子和小青热烈欢迎、殷勤接待。（.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白娘子问书记贵姓，书记乐呵呵地说：“免贵姓许，言午许。我们许家庄大队200多户，都姓许，都是许仙的后代。你们一定看过《白蛇传》喽，我们的老祖宗许仙就是白娘子的丈夫，推究起来，我们还是‘白蛇仙’的骨血呢！哈哈！” 听到“许仙”的名字，白娘子心中一动，立即回忆起和许仙恋爱结婚生子的那段历史，夫妻是何等的恩爱！家庭是何等的温馨！可恨法海和尚，硬是把他的家庭拆散，使夫妻、母子天各一方，骨肉分离、不能见面……。一缕甜蜜、苦涩、凄凉、怨愤的情绪掠过心头。 书记热情地说：“先吃饭吧，吃完饭再参观、采访。”于是，白娘子和小青被领进了第一生产队的食堂。食堂里大人跑，小孩叫，争先恐后，十分热闹。这个食堂今天的午饭是大米干饭，菜是红烧猪肉、炒莴笋，吃饭不要钱，让社员敞开肚皮吃，不定量。 书记说：“第二生产队食堂今天是蒸血鸭、炒苦瓜，第三生产队的食堂是酿辣椒、炒木耳菜，第四生产队是炖狗肉、炒青蒜豆腐，想吃什么？” 小青说：“就在这里吃吧。” 刚落座，就见一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来到白娘子和小青面前，笑嘻嘻地说：“你俩是报社记者？快写写我们的食堂吧！公共食堂好，**好，吃肉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个饱，神仙日子也比不上食堂好！” 白娘子看着她的子孙们都吃上这么好的饭菜，又喜又忧。她担心，这样的“**好日子”，能长久么？！ 吃完饭，书记忙着开会去了，就让一队的妇女队长带着白娘子和小青去看干部的“示范田”。一路上，妇女队长偷偷地向他俩讲了一些真情：实现公社化以后，农民的房屋、粮食、财产、自留地、菜地、家禽、家畜、农具全部归了公。农具之类，小到巴掌大的秧锄，大到犁耙，甚至粪桶粪缸都必须共产归公。社员个人只能把穿用的衣物，打成一个包袱随身携带，住进集体通铺。当时社员们私下里辛酸地说：“这是土改斗地主，扫地出门，共产灭私。” 红旗公社一个中农社员，忘了一把锄头在床底下没有交公，被队干部发现后立即报告了驻队工作组。工作组立即开会，对这个“抗拒**”的中农进行批斗辩论。 问：“你为什么要私藏锄头？” 答：“我是不记得床底下还有一把锄头，不是有意私藏，请领导饶了我。” 问：“你家有多少财产，难道自己还不清楚吗！为什么要抗拒**？” 批斗辩论会步步紧逼，他生怕弄不好会挨打，只好违心地顺风转：“我错了，对不起党，对不起社会主义，对不起**。我是想留着这锄头挖社会主义墙脚，挖**墙脚，搞资本主义。” 对这号“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角色，干部和积极分子们义愤填膺，上去就是一阵毒打。 为了根绝私有财产观念，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复发的因素，公共食堂不仅抄了社员的家产，扒了社员的灶头，而且严格规定，任何人不准私自起火，不准私吃食物，不准在房前屋后的零星土地上种粮种菜，不准养鸡养鸭。否则就扣上“吃社会主义”帽子，被辩论批斗。 红旗公社有个许老汉，本来是个老实巴交的贫农，出工积极任劳任怨，从不讲“大跃进”怪话。他老婆有个头昏眼花的老毛病，要吃黑母鸡下的蛋作偏方。在没有拆散家庭以前，他壮大胆子，违反禁令，偷偷在床底下养了一只黑母鸡下蛋给老婆治病吃。 不想这只没共产的母鸡不争气，下了蛋便“咯咯嗒”地叫了几声，被队上积极分子听到，马上报告了驻队工作组。工作组强迫许老汉交出鸡婆和鸡蛋，还要他写检讨，到社员大会上挨批。许老汉一辈子没和人红过脸，这一下受不住了，横了条心要跳塘自杀。老婆急得泣不成声，坐在塘边又哭又喊，女儿和儿媳跳进塘里拼命地把他拖上来。 工作组的人站在岸边，怒气冲天地大骂：“你个老不死的，好大的胆子，私养鸡婆吃鸡蛋，你吃社会主义，还用死来威吓干部，明目张胆地反对三面红旗！你看老子怎么整你！”最后，周老汉还是站在台上作检讨、挨批斗。 县委领导人在大会上宣称，我们就是要兴无灭资，使全体人民无家无业，轻装上阵，才能跑步进入**。 吃食堂，的确实现了“兴无灭资”；共产，把农民共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 在共产毁房之外，社员的其他财产归公，就为国家、县、社、队“共产”的集体经济提供了积累来源。共来的钱和物，大部分用来盖楼、办厂、修水库，小部分用于食堂。县委一声令下修礼堂，资金、砖瓦、木料和人工，全由各公社平调。至于社员家里抄走的粮、油、肉、禽、、蛋，食堂化初期，还大多送到大锅灶中，让干部社员一起打牙祭。后来，抄家搜抄来的肉鱼蛋品，全由各级干部小灶煮、炒、烹、煎，进了干部的腹中。 “共产风”，把农民们好一场无情搜刮，农民群众苦笑着幽默地说：“‘打着条胯’（光着**）快步跑，无产阶级进天堂！” 《蛇仙游记》15、“六万五卫星书记”和“示范田” 领着白娘子和小青参观的妇女队长还偷偷讲了一个“六万五卫星书记”的故事：1958年夏粮收获季节，各地“高产卫星”越放越红火，这时，《某省日报》套红号外放出一颗大“卫星”：《喜信传来惊天地，一季胜过数十年，刘俊同志早稻实验田亩产六万五千斤》。刘俊是东风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报纸报导说：我们所有试验田都获得了大丰收。特别是公社党委书记刘俊同志种的一点零零六亩早稻试验田，发射了巨大卫星，经县委副书记张润同志等四十九人验收，共收干谷六万五千四百零二斤，折合亩产六万五千零一十二斤五两！创造全县早稻的高产纪录！ 的确，在这位刘书记的验收晒场上，金灿灿的谷子堆成几座山，试验田里的稻草码了一层又一层，谁能说个“不”字！ 然而，明白人在背后算过一笔帐：按刘书记报的插秧4x4寸，1亩只有37500蔸。按亩产65000斤计算，每蔸就得结谷1.73斤。禾杆没有树干粗，谷粒没有桃子大，产量就不会有那么高。 刘俊的“六万五”从何而来？纸是包不住火的，知情者后来在笑话中把真情透了出来。原来，为了放出全县最高产量的大“卫星”，为了捞一把名誉和地位，刘书记玩了一套把戏，把实际亩产400多斤，硬是变成了亩产“六万五”。 “卫星”放出去后，为迎接县委验收，刘俊不辞劳苦，亲自督阵，组织大兵团作战，忙了一通宵，把周围几个生产队刚收的谷和稻草都担了来，直接堆上验收晒场，过秤时称一担发双码，称过的谷子让人挑起来绕场一周又来称一回。为了不露马脚，连田里的禾蔸也连根拔了来，在试验田里栽得密密麻麻。割过的禾茬又紧土又扎手，拔蔸的社员人人两手血糊淋汤。验收过关，刘书记名誉地位都捞到了手，此后官运亨通。 但“六万五”从此也成为刘书记被人鄙夷的诨名。在本县，只要有人一提“六万五”，大人小孩都知道指的就是这位刘书记。 早稻“六万五卫星”上天后，“红薯大王”、“玉米大王”、“高粱大王”、“芋头大王”等等各式各样“卫星”纷纷问世。“现场会”、“展览会”、“嘉奖会”纷至沓来。 妇女队长最后说：“好姐姐，你们听了就算了，千万别写在报上。写在报上，我不仅干部、党员当不成，小命也就没啦！” 白娘子和小青来到了公社各级干部的“示范田”。 妇女队长介绍：领导带头，书记挂帅，典型示范，以点代面，这是上级多年强调的工作方法。县委规定，从县、社到生产队，各级干部要大搞技术革命，大种示范田，以点代面，推动全县农业生产大跃进。许多有经验的老农都被打为“保守派”，种田一律得按示范田。 一时间，田边地头，到处插上高产示范田指标牌。牌子上写上示范人某某某书记，指标亩产几万斤等等。 白娘子和小青在公路旁一丘晚稻高产示范田旁立定了脚，只见这块“示范田”头竖了一块一米多高又宽又结实的大木牌，上面写着一副对联和田主人的名字及指标。左联：“深耕挖到阎王殿”；右联：“肥料积到九霄云”；横批：“干劲冲天”。中间写上指标：“密植板板寸（巴掌大），亩产10万斤。红旗公社妇女主任某某”。 白娘子问：“亩产10万斤，地里得铺上厚厚的一层稻谷，能办到吗？” 妇女队长说：“谁知道呢！反正人家很受领导赏识，地委李书记来这里视察，说‘大跃进嘛，就得有大跃进的气魄，敢产10万斤，才是好干部’。人家又当县里劳模，又当‘三八红旗手’，还出席了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呢。” 她们往前走，见一块“示范田”上面横七竖八扯了不少电线，电线上挂着许多大灯泡和各种玻璃镜子。这是公社党委书记的晚稻高产示范田。 白娘子和小青很奇怪，问道：“挂这么多的灯泡和镜子做什么？” 妇女队长介绍说：“增加光照，晚上点电灯，白天用镜子反射日光，据说这是一位大科学家说的，增加光照能大幅度增产。” 小青问：“他从哪里买来这么多的镜子？” 妇女队长说：“买？公社书记用的东西还用买？都是各大队从社员家里找来的。” 稻苗长得密密麻麻，都被绑在一排排支架上，还有几台鼓风机正在吹风。一个农民电工正在那里操作。 妇女队长介绍说：“书记采取了5条技术革命措施：一是多施肥。他调动一个生产连百多个劳力施肥施土杂肥450担，人粪尿4500斤，畜粪4500斤，另施了许多特供化肥；二是高度密植。插秧时他挑选了25个青年插秧能手，亲自督战，插了一整天，名为2x2寸，实为‘板板寸’；三是扎架防倒伏。肥多苗密，禾苗长成石头也砸不进去。书记又调来大批劳力，把禾苗排开，扎上一排排支架，以防倒伏；四是晚上电灯照明，白天人工反光；五是用鼓风机定时吹风，流通空气。” 白娘子和小青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 《蛇仙游记》 16、小青营救民女 这一天，白娘子和小青来到一条大河边，听到河岸上有人在哭。她俩走进一看，一个十**的姑娘紧闭双目，躺在沙滩上，浑身衣服**的。旁边一对中年男女在捶胸顿足地大哭着，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也在“姐呀！姐呀！”地哭叫着。一问，才知道那姑娘自己投河自杀，父母和弟弟在一旁痛哭。 白娘子一摸姑娘的胸口，觉得还有热气，急忙喊小青：“妹妹，快把‘救命丹’拿来！这姑娘还有救。”小青紧忙掏出一粒药丸，掰开姑娘的嘴，把丹药送入姑娘口里，又对着姑娘吹一口气，那丹药就滚进了姑娘的肚里。一会儿，就见姑娘苏醒过来，发出了哼声。姑娘的父母喜出望外，忙跪下给白娘子和小青磕头，拜谢救命之恩。 白娘子和小青连忙扶起二人，问道：“姑娘为什么投河呀？” 姑娘的妈妈恨恨地骂道：“是让那个天杀的官儿给逼的呀！” 大跃进年代，一个响亮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把妇女从几千年来受家务奴役的地位解放出来！”这个县的一些干部认为解放妇女，就是解放劳动力。 人民公社实行“三化”，女性按照年龄，被编入不同名称的连队：年轻的姑娘小媳妇，被编入“杨排风”连、“穆桂英”连、“樊梨花”连；中年妇女被编入“赛金花”连、“娘子军”连；老太太被编入“佘太君”连…… 宣传人民公社化的优越性时，这个县的一些干部把这样一句名言挂在嘴上：“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够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在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岁月里，妇女们每天和男人一样搞“大兵团作战”，“苦干死干拼命干”，“流血流汗，改造河山”。但是，这个县的干部们，还要挖空心思出奇招，在妇女身上玩出大跃进的新奇招！ 当时，各地都流传这样一句口号：“鼓足干劲，赤膊上阵！”这个县的干部们很快创造出一个新口号：“干群鼓足干劲，男女赤膊上阵！”并雷厉风行地在全县推行开来。 正式开展提出并开展“大搞妇女赤膊运动”的首创权，是东方红人民公社东安大队；东安大队党总支副书记王某某，是这个“**新生事物”的发明人。 全县当时流行生产劳动时打赤膊，比干劲，各工地进行“大兵团作战”，尤其是各兵团开展劳动竞赛时，男劳力必须打赤膊。 东安大队党总支副书记王xx动起了歪心思，他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提出：“比政治听山歌，比劲头看赤膊！”他进一步阐述：“政治工作活不活跃，就看你们的山歌唱得好不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听就知道我们解放了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山歌是人人要唱的，白天唱，晚上唱，干活的时候唱，开会前后要唱，年轻人唱，老年人也要唱。干活的时候要干劲冲天。干劲大怎么才能看出来呢？出了白天黑夜干以外，就是要打赤膊。男人打，女人也要打；媳妇要打，姑娘也要打！怕什么丢人呀，表现干劲大嘛！不仅不丢人，还光荣得很呢！” 东安大队党总支书记张某某闻讯，感到“这个新生事物硬是要得。（.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别的地方只是搞出来，我们把它搞成运动，这是个创举！” 东安大队党总支开会讨论后，决定召开现场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推广。 1958年11月6日，东安大队全体社员大兵团作战，搞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男女青壮社员千余人，今天格外不一般。男人们一色的赤膊、一双赤脚；现场300多妇女在大队干部的淫威下，被迫脱去衣服打赤膊。一些姑娘不愿脱衣，各连队干部和积极分子一拥而上，硬是把她们上身的衣服脱个精光。一些姑娘被脱光上衣后，转过脸去放声大哭。 大队书记张某某大怒，骂道：“不要给脸不要脸！这是**劳动的新生事物，你们再哭丧，就是破坏**！” 各队干部奉命制止那些哭泣不止的女人。大队副书记王某某骂道：“臭婊子！好事让你们哭坏了！打个赤膊有么子了不起的嘛！不就是露两坨肉吗？哪个还敢不拿工具搞劳动的，小心请她吃家伙！” 张书记拿着喇叭筒，站在地头上大谈“**新生事物”的“伟大意义”，连队干部手持棍棒和绳索，围着赤膊的妇女们督战，眼睛刀子似的挖向女人们的胸脯上，嘴里还用劲吆喝这个出力，那个使劲。 那些姑娘媳妇的父兄丈夫们，只是在一边低着头默默地使劲干活。现场有几个姑娘媳妇想反抗，连声大喊自己的父亲或丈夫，要他们快来“救命啦！”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上前抗争。他们虽然心里很难受。但是，干部们用“**”大帽子往下压，谁都怕说得不好，惹出干部的家伙上身。 男社员刘傅兴实在看不下去了，站出来哀求道：“大姑娘就不要打赤膊了吧？” 某连谢指导员正在围着一个哭泣不止的大姑娘训斥，一听这话，股眼里头都冒出火来，他赶上前大骂刘傅兴：“放你娘的狗臭屁！大姑娘不打哪个打？！”随即喝令：“刘傅兴，你反对大跃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快快给老子跪下！” 一群干部和积极分子一拥而上，把刘傅兴按倒在地。刘傅兴从上午一直跪到天黑。当天罚他饿饭。 东安大队“妇女赤膊上阵”不仅没有达到制止，反而成为“先进经验”，在全县自发地推广开来。各地在学习推广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造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新花样”。 三阳公社石坪大队总支委员唐某某，规定妇女来了月经要挂牌，并要脱裤子，经他动手摸过检查才准假。他所在的长岭生产队麻岭作业组，有11个适龄妇女，个个被他“检查”。他对长得漂亮点的，经常是一摸上手就没个完，也不管手上有血没有血。对于他看不上的妇女，他经常一听请假，掉头就走，既不检查，也不准假。这个“制度”一直坚持到1960年“三反”运动才停止。 石坪大队劳动力调上高冲水库工地，贫农妇女洪笑英来了例假，几次请假不答应，月经流到脚背上，洪笑英实在扛不住，再次找他去请假。唐某某不仅不批准，还说她是要偷懒，当场使劲抽了她两个耳光。 东方红公社8个管理区（大队）大力推行“赤膊化”，尤其强调“妇女赤膊上阵”。 该公社托田大队更上一层楼，竟然把“妇女赤膊上阵”，画成妇女赤身**上阵大跃进的宣传画。大队还用黑板报、广播筒、大标语等形式，大力推广“妇女赤膊上阵”，进行“妇女赤膊上阵”的“**大竞赛”。 大队书记提出：“**大竞赛”，就看妇女打赤膊！要进行“插红旗，拔白旗”的评比竞赛。哪个小队妇女赤膊率高，那个小队就是“**大竞赛”的红旗单位；哪个小队妇女赤膊率低，就要插白旗，就要追查小队干部的原因。 一时间，在东方红公社，形成了干部大跃进比干劲，专比妇女打赤膊有多少的“**大竞赛”**！不管天晴还是下雨，不管是天寒地冻还是刮风落雪，东方红公社的“娘子军”们，出工都是一色打赤膊！ 东方红公社推广“妇女赤膊化会”后，妇女们私下说：“这个**不得了，先打赤膊，后打赤脚，今后恐怕就会打条胯喽！”也有妇女私下猜测：“只怕**真的要搞共产共妻吧？” 由于当时人民公社实行“男营女营”，夫妻分居，人们越想越怕，生怕真的实行“共产共妻”。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会道门徒也开始四处活动，传播“三世末劫”等观念。社会和人心大乱。 在“跑步进入**”的岁月里，东方红公社的“**新生事物”，竟然煽起了更多干部大搞“**伟大创举”的新**。一时间，“妇女赤膊赛诗会”、“妇女赤膊演讲赛”、“佘赛花赤膊炼钢炉”、“樊梨花赤膊挑炭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蛇仙游记》17、蛤蜊精惩治色狼 东方红公社的干部们搞出“伟大创举”，灯塔公社的干部更是挖空心思，花样翻新，竟然“发明”出“检查月经”的“**劳动制度！” 大跃进声称“解放了妇女劳动力”，“男女都一样”。（.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但是，大跃进不能不让妇女来月经，来了月经还是得休息。而每个女人的月经期不一样，就是同一个女人，其月经期也不一定稳定。 人民公社的干部们，开始为妇女月经期的问题而烦恼。大跃进任务重，妇女今天你请假，明天她休息。当时，好些公社规定：“装病偷懒的一律不得请假”，大多数干部对于病患社员就是一句话：“装病偷懒，明天出工”。但女人月经例假还是得让她们休息吧？一个连队妇女上百号，指导员、连长哪里搞得清哪个妇女哪天是她的例假期？有没有借着例假装病偷懒的？ 平江县几个公社的干部，都曾为这个问题向上请示，而不得要领。 灯塔公社三和大队的干部想出了绝招：在全县率先建立起月经登记薄！到期按规定休假三天。 灯塔公社一营二连连长和指导员还是不爽。一些妇女声称：“月经期不稳”，经常和干部们吵吵闹闹要求请假。连长和指导员专门咂摸了好多天，终于开了窍：来没来月经，一查就知道嘛！这两个家伙，为找到“加强**劳动制度的新创举而兴高采烈。当晚，二人在连部干部小灶炒菜加餐，饮酒庆贺。 于是，灯塔公社一营二连发布新规定：建立妇女月经登记薄，“对期的准假三天，不对期的进行检查。”检查的执行人，为该连主要负责人――指导员和连长。 这一天，女社员李月莲的经期对不上，比上个月提前了好几天。李连长和指导员按照规定开始询问：“李月莲你是真的还是假哦？”李月莲一脸通红小声说：“这个事还有得假吗？” “那不行，你说来了月经，哪个晓得嘛。这样吧，按照新规定，你就脱了裤子，让我检查检查吧！” 李月莲一直是队上的积极分子，思想觉悟一直很高，平时口口声声听话。但是，觉悟再高，她也不愿意脱了裤子，让人家摸她这个大姑娘。她脸红脖子粗地表示坚决不行。 李连长走上前来说：“这样吧，照顾照顾积极分子，你不脱裤子，让我摸一把。”他一手拉住李月莲，一手伸进她的裤裆中。果然摸到一手血。李连长“哈哈”一笑，批准了她三天假。 李连长和指导员“摸一把”的“先进经验”，在干部们吃夜餐的时候，你一口酒，我一块肉，**浪语中传播开来。很快，一些大队干部开始了“摸一把，查月经”。继灯塔公社之后，红旗公社、拥江公社、红色公社、东风公社的一些地方，凡妇女月经不对，干部必查！ 为什么妇女为了三天的例假期，竟然就肯让干部摸一把？在那种天天没日没夜地苦战中，人们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找到休息的机会！不要说“摸一把”，歇三天了，好些年轻漂亮的大姑娘，为了安排个轻松点的活计，晚上还得陪着干部睡一夜呢！ 这个投河的姑娘叫王月娥，19岁，是灯塔公社一营二连的社员，长得漂亮，指导员和连长早就看着眼馋。连分派月娥去水库工地干活，月娥说，来了例假，不能出工。指导员和连长让月娥脱了裤子检查，月娥死活不肯。李连长做了“让步”：不脱裤子可以，但是，他要伸进姑娘的裤裆“摸一把”。姑娘坚决不肯。李连长恼羞成怒，喝道：“你真不识抬举！你那个臭逼有什么宝贵的，老子摸一把是照顾你！赶快给老子上工地！” 姑娘来到水库工地，工地正在“比赛干劲搞赤膊化”，月娥姑娘不肯赤膊，干部就亲自动手把她的上衣脱光，把红兜肚扯下来，顺势摸她的**。一边脱、一边摸、一边威胁：“有什么害臊的？男女都一样嘛！再不让脱，就开会辩论你！” 月娥姑娘思前想后，觉得这屈辱的日子没有尽头，不如一死了之，于是就投了河。 白娘子和小青怒不可遏：这“赤膊化”和“摸一把”绝不是上级布置的，这是几个当官的色狼自己搞的猥亵妇女的花样，必须惩治这几个色狼！ 白娘子劝慰姑娘：“回家好好休息，千万别再寻短见啊！” 姑娘哭着说：“我回家去，那个天杀的不会饶我的，还是让我死了吧！”说着，“呜呜呜”地哭。 小青说：“不要怕！我来保护你，给你报仇！” 说吧，就掏出个“手机”，对着“手机”说道：“喂，我是小青，你赶快来一下！” 很快的，就听河面“泼剌”一响，一位漂亮的仙女钻出水面来到小青面前。仙女躬身行礼，说道：“上仙有何吩咐？” 小青用“仙语”向仙女下达了指示。仙女说：“遵命！” 月娥一家见了这等情形，知道今天遇到了神仙，又都一齐下跪磕头，恳求“神仙保佑。” 白娘子一行跟随月娥一家人来到月娥家。 小青对着仙女吹了口气，喝声“变”，那仙女立即变得和月娥一模一样。 小青对月娥说：“你暂时躲起来，让她顶替你出工，对付色狼！” 月娥躲进了棚子。白娘子和小青施展“隐身法”隐蔽了身形。 一会儿，李连长带着三个民兵进了月娥家，见了“月娥”喝道：”听说你投河了？你咋没死呀？没死就得给我出工！” 假月娥装出害羞的样子，低声说道：“连长，我真的来了……，请你‘摸一把’检查吧。”说完，就闭上了眼睛等着连长摸。 连长脸上凶横的肌肉松弛下来，呲牙笑了，说：“这就对了。”说着，就来解“月娥”的裤带，“月娥”急忙用手护住，红着脸说：“只许摸，不许看。” 连长住了手，**着说：“好好好，就依你。”又回头对身边的民兵训斥道：“你们笑什么都给我出去！” 民兵出去了，连长的右手急不可待地伸进了姑娘的裤裆摸了起来。他先是摸到了毛茸茸的、软软的，接着就把食指和中指并起来往深里探，湿湿的、光光的、温温的、软软的，浑身就**起来。 连长正在**时，忽然感到里面的手指巨疼，好像被铁钳子夹断了一样。他疼得大叫一声“啊呀！”急忙把手抽了出来，看时，食指和中指被齐根剪断，鲜血直流。 连长仔细一看，哪里是漂亮的月娥，站在面前的原来是青面獠牙的母夜叉！吓得连长身子一软，跪倒在地。 那母夜叉怒目圆睁，指着连长喝骂道：“你这个横行霸道的狗官，凌辱妇女的色狼！今天剪断你的手指，是对你的警告！如果再不改悔，绝不会轻饶你！给我滚！”说吧，像踢足球那样，一脚把连长从窗户踢了出去。 这母夜叉不是别人，乃是修炼千年的蛤蜊精，是小青的部下。小青的“手机”是观音菩萨赐给她的宝贝，名叫“寻呼牌”，只要念动咒语（密码），对着“寻呼牌”呼叫神佛仙怪的名字，即使在千里之外也能立即听到，就像现在的手机一样。 《蛇仙游记》18、白娘子施展“乾坤挪移大法” 第二天上午，白娘子和小青来到了黄林水库工地。工地场景分外热闹：方园十几里，山山岭岭红旗招展，大坝上旗帜五颜六色迎风飘展，开山炮轰鸣声响彻云霄，高音喇叭声、吆喝声、口号声、锣鼓声、机器声回荡山谷。大坝上、山岭间、库区里人潮就像大群的蚂蚁，忙忙碌碌，热闹非凡。 黄林水库是“大跃进”中县里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县委投入劳力和干部最多的大兵团作战基地。工程设总指挥部和工地党委，总指挥部下辖13个团、40多个营，每个公社的民工组成一个团，一个（或几个）大队的民工组成一个营，每个营都有一只由最好的劳动力组成的“青年突击队”，前后共投入20多万劳力“上阵”。 各地奉令“参战”的民工，自带取土工具，自带铺盖，住的是几根毛竹、几把茅草搭成的集体窝棚，风餐露宿，日夜劳苦。尤其是工地上的各级干部，以虐待和毒打为统治手段，造成了一片恐怖气氛。民工回家后都偷偷向亲人说：“那是个活阎罗坐阵的人间地狱！” 修水库，一直是公社化时期最苦的体力劳动。黄林水库土石方工程量达1492万立方米，几乎全靠人力用镐头锄头、扁担、鸡公车（独轮车）、板车。土场离大坝几里，乃至几十里地的山坡上，“截山填坝”，鸡公车车车满装，从陡峭山坡上往下推，人必须用尽全力后拽；上坝大坡，稍弱一点的劳力，拼死命也推不上去，一车土下来，人就筋疲力尽。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可是干部们天天放“卫星”，搞大会战。民工们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半夜三更完不成任务也不让睡。风里雨里，盛夏酷暑，天天如此。民工们一天苦战十四五个小时不休息。工地口号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革命不怕死”、“死了我一个，幸福千万人”。任务不断往上加，完不成往往就会遭到扣饭、批斗、毒打，有的还会送劳改。打骂威逼成为修水库的动力。 为显示“大跃进”、干劲大，不论是晴天，雨天，盛夏酷暑还是数九寒冻，大兵团作战总要强调“三化”，即赤膊化、彩脸化、彩旗化。青年突击队员一律打赤膊（脱光上身衣服），画上红、花彩脸，打扮成罗成、赵云或张飞模样，挑上大土担子拼命往前赶。女青年则穿上五颜六色的单衣，涂脂抹红，化妆成穆桂英、樊梨花、花木兰。工地上几千面彩旗猎猎作响。水库工地天天搞评比，争上游。谁的干劲大，先看谁的赤膊化、彩脸化和彩旗化搞得如何。哪个营没有这个场面，马上就要插白旗，反右倾，“长”字号就要挨批撤职。 有的团为了争上游，竟命令不论男女，挑土、推车、挖土一律打赤膊，以显示“冲天的革命干劲”！凡不打赤膊者，一律辩论、批斗、毒打、罚饭、撕光衣服。（.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有年轻姑娘不愿打赤膊，干部就带领民兵上来“帮女人”，七手八脚撕光衣服。如遇反抗，毒打之外，送劳改。民工们私下愤怒地说：“如今的干部真是狠，拿起女人打赤膊当戏看。今天看女人打赤膊，明天就搞共产共妻。不知道他们姐妹娘亲让不让人也共产？” 为了追求工程进度、促使民工“大跃进”，水库工地上各个兵团都成立了“劳改队”、禁闭室，用来惩罚民工；还成立了“画彩脸专业队（组）”，专门给民工画彩脸；另外，还明确提出七不准，即：不准在工棚吸烟，不准在路上停脚步，不准在工地屎尿，不准在工地喝茶，不准在工地上歇气，不准行动迟缓，不准干活闲聊。 水库工地打人之风盛行，打人的花样无奇不有：拳打脚踏，皮带抽，车扁担砍，跪石头渣，推磨（打人者围在四周，被打者在中间被推来搡去），绳捆索绑吊打，吊石磨，扯头发，抽耳光，挂黑牌子，晒毒日头，冬天脱衣示众…… 白娘子和小青来到水库工地，怕自己的穿着打扮引人注意，就使出隐身法来，悄悄地观察水库工地情况。她们简直如同置身于彩旗的海洋，人潮的海洋。最令她们奇怪的是：民工们男人一律赤膊、画着彩脸，妇女一律描眉化妆、身穿彩衣。 “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是在演戏？”她俩疑惑地想。 这时，走过来一个干部。他披着上衣，敞胸露怀，两手叉腰，横眉立目，满脸杀气，身后跟着两名虎背熊腰的民兵。他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民工们的劳动，不时地大声吆喝：“快！快！快！别他妈地装熊！”“革命加拼命，拼命大跃进！”“吃大苦、流大汗，为子孙后代造福啊！”“就说你呐！再磨磨蹭蹭，老子关你的禁闭！” 一个民工吃力地推着独轮车走过来。那个干部见了大骂：“***！车都没有装满土，你还这样慢慢腾腾的，你是反对大跃进咋的？！”那个民工可怜巴巴地说：“营长，我生病刚刚好一点，实在是没有力气。我，我不是反对大跃进，我，我拥护大跃进。”“妈的！有什么病？我看你是装病！”那个营长上去一脚把车子踹翻了，又一脚，把那个可怜的民工踹倒在地。 这个民工气不过，爬起来就骂：“你比恶霸地主还恶！你比国民党还坏！” 营长暴跳如雷，吩咐身后的民兵：“给我打他！狠狠地打！” 只见两个民兵跨步上前，伸手向那个民工打去，“砰砰”两个响亮的耳光，咦？竟打在营长的脸上。营长打了一个趔趄，鲜血就从营长的鼻子流了出来。营长一面用衣襟擦血，一面破口大骂：“混蛋！怎么敢打老子！” 这时，那两个民兵慌了手脚，急忙边给营长擦血边分辨：“我们分明是打他，不知怎么竟打在您老的脸上，我们也奇怪呀！咋会是这样呢？” 许多民工远远地围着看，忍不住地暗笑。 营长见那个民工已经爬了起来，正看着他笑，不禁气冲斗牛，使出全身力气向那个民工踢去。不料，却把身旁的一个民兵踢倒在地，那个营长也因用力过猛，大腿脱臼，倒在地上呻吟起来。他也很奇怪：明明是踢向那个民工，却怎么踢到民兵身上呢？今天是咋啦？ 营长、民兵和民工们哪里知道，这是小青施展的“乾坤挪移**”，暗中救护那个可怜的民工，惩罚那个可恶的恶霸营长。 营长倒在地上，兀自声嘶力竭地喊：“打他！给我打他！”没有倒地的民兵就狠力向那个民工踢去，不料一脚正踢在营长身上，营长大叫一声“哎呀！”骨碌碌地从斜坡上向下滚去。人们发一声喊，把营长截了下来。 人们正在慌乱惊愕之际，忽然平地卷起一股旋风，把那个营长直卷到100多米高的一朵云彩里。只听云彩里有人大声训斥营长：“兴修水利是为了为民造福，尔等狗官竟敢借机欺压鱼肉百姓！是可忍孰不可忍！如再怙恶不悛，我就把你摔成一滩肉泥！” 只听营长哭着求饶：“大仙饶命！大仙饶命！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记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今天姑且饶你一命！你去吧！”只见那营长从云端里倒撞下来，跌的鼻青脸肿。云彩里现出一白一青两个仙女，冉冉腾空而去。 《蛇仙游记》19、拆烧民房像“鬼子大扫荡” 白娘子和小青来到奉贤县境内，见远近分布的农村都是浓烟滚滚、火光冲天。(.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就像当年日本鬼子在农村“讨伐扫荡”，烧毁民房。 白娘子和小青大惊：这是怎么啦？怎么“大跃进”像鬼子来扫荡？ 她俩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全县统一行动：火烧棉铃虫！ 1958年夏秋之交，江南高温多雨，空气闷热潮湿，棉花红铃虫成灾。当时，江苏地区推广了淮北地区及启东、太仓等地消灭红铃虫的经验，即用玉米秆等禾秸，搭建临时棉花仓库，用后立即拆烧的“快速灭虫法”。并介绍说，这样，烧过的玉米秆灰还能作肥料，一举两得。省委专门召开灭虫现场会，会议决定，对现有棉花仓库，拆仓刮虫，拆烧临时棉仓。 奉贤也派代表去参加省委召开的现场会。代表回来，原原本本向县委作了汇报，并强调省委“一拆二烧”的精神。 从奉贤已经采取的做法来看，房子倒是已经开始拆了，但烧还没动手。县委在原来消灭越冬红铃虫运动中，就曾将堆放过棉花的房子，拆下屋梁、房柱、门、窗，投在河中浸泡，使钻进缝隙的虫子爬出来。或者淹死冻死，有的地方采取药物熏蒸的办法杀虫。县委明确表示，在“大跃进”年代，这些方法太落后，是“少、慢、差、费”。只有放火，才能烧出“跃进速度”。 秉承县委意图，县农业局提出了一个消灭红铃虫的“跃进方案”：将凡是堆放过棉花的房屋，一律拆毁，放火烧！ 9月10日，**奉贤县委发出《关于全面开展防治越冬棉花红铃虫的指示》，要求作到彻底、干净消灭棉花红铃虫，要“籽棉不归家，就地进仓，就地储藏，收后烧光”、“拆瓦房，烧茅房”。 9月13日至15日，县委在兴桥人民公社召开了第一次现场会议，示范性地搭成临时仓库，然后烧毁。县委副书记李少峰得意洋洋地告诉与会者：“看到没有，一把火，虫子还不烧死了，它又不是孙悟空，能过火焰山，能过太上老君的炼丹炉。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临时仓库。各社队原先收回的棉花，大都堆放在民房内。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搞“生活集体化”，社员都被编入连、排、班住大统铺，剩下的房子，好一些的都作了仓库。虽说房子共了产，但烧房灭虫，为了几条虫子就烧房子，这样的事情未免太离谱了吧？不少干部心里发怵，怕引起民愤.由于大搞积肥，大拆民房伤了民心，这次消灭红铃虫运动又要拆烧民房，自下而上阻力不小。房子虽说充了公，但原房主心里还是见房想起自己的家，各家各户都还有一点充公不要的坛坛罐罐，有的人还藏有钥匙，隔三差五地偷偷溜回家呆一阵，看一看，找找“共产”前一家人团聚的温馨回忆。尤其是干部，土改运动就是积极分子，自然分的好房子。 公社化运动中，虽说是充了公，但多是拿一部分做仓库，其他几间住人。干部们住了几天大房子，不自在，个人又经常跑回家，开小灶，过几天夫妻生活什么的，也很方便。仓库里要吃要喝有的是，夫妻团聚也没人敢管。没想到这下可糟了。县委一声令下，拆烧运动引火上身。为了几条虫子，就把房子烧掉。 群众反感，基层干部抵触，拆烧运动雷声大，雨点小。 为了实现拆烧房子灭虫运动“大跃进”，经县委副书记李少峰审阅同意，县委批转了县农林局《关于开展彻底消灭越冬病虫害运动的打算》，下发各公社党委执行。《打算》强令，整个灭虫工作必须在12月3日到20日全部结束。 为此，“公社各营、连采购站的棉花仓库作到全部拆、烧、封”。公社搭的临时草屋和利用草屋搭的棉花仓库，要“全部烧光、拆光”。为尽快完成拆烧堆放过棉花的仓库、房屋的工作，要“以公社为单位成立灭虫突击队”。县委决定，全县灭虫工作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办法。首先以奉城公社为试点。县委第一书记王文忠发狠地下令：“拆烧灭虫运动推不动？奉贤还是不是**的天下？我看是党员干部在闹事。(.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要坚决刹住这股歪风，采取强硬措施，打好这一仗！” 11月，县农业局长戴纪群率领工作队进驻奉城公社，立即抽调一批公社干部，组织了一支80人的“灭虫突击队”，开赴各村，突击实施拆、毁、烧的计划。 12月5日，经李少峰同意，县农业局在奉城公社六营召开第二次拆烧灭虫现场会，全县各公社灭虫干部必须参加，不得有误。现场会上，当场示范拆毁了5间瓦房，将瓦片揭下来，一片片刮虫，屋梁、枕木拆下来烧毁。并拆毁了60间临时仓库，放火烧掉屋茅和芦垫。 拆烧灭虫运动惹得民怨滔滔。因此，现场会后，只有县委重点示范、工作队紧抓不放的奉城公社五、六、七三个营开始拆房烧屋，其他社队的灭虫烧房，却并没有按县委计划的“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县委原定的12月20日完成全县灭虫工作的计划难以实现。因此，县委第一书记王文忠怒火腾腾，几次开会，大发雷霆之威。书记处会议上，书记们一致认为：县委的决定执行不了，干部们眼里还有党吗？文的不行来武的。要不惜代价，坚决刹住消极怠工的歪风邪气，促使各公社干部转到正确执行党的决议的立场上来，积极完成拆房烧屋，消灭红铃虫的任务。要打胜拆房灭虫这一仗！ 12月16日至17日，县委副书记李少峰再次委托戴纪群，召开第三次拆烧灭虫运动现场会。会议一开始，气氛就非常紧张，县农业局正、副局长带头，一上来就亲自指挥，拆房烧屋。戴纪廷亲自点火。顷刻之间，现场示范的3间临时仓库、3间草屋被烧毁，1间瓦屋被拆瓦刮虫，1间瓦屋全部被用泥浆封死。 现场会上，县委负责人强令各公社必须仿照执行，不得有误。会议责成各社到会干部立即组织“灭虫突击队”，逐村检查拆、烧、封房屋情况，要作到“到一营、清一营、彻底一营”，务必在半个月以内完成。戴纪群在会上威胁说：“拆烧房子搞不起来我要找你们”，“思想不通的要辩论”。并说：“现在烧房子是合法的，大家不要怕”.在戴纪群主持下，奉城公社在试点期间，共烧毁草顶房202间，拆毁瓦顶房33间。 这一下，各公社干部回去后就动真的了。谁不怕丢官罢职、辩论批斗、劳动教养呢？谁又敢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罪名的风险呢？各公社党委书记和社长亲自挂帅，下决心要把“拆烧灭虫工作”抓出“大跃进”的成效来。各社都组成了“拆烧灭虫突击队”，凡是堆放过棉花的房屋，有一间拆一间、烧一间。 社员群众的不满和牢骚真是到了极点。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毫不留情。下面是当年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言论，议论者一律被送进“劳改队”。 “今天灭虫烧屋拆房，积肥拆房，大炼钢铁又要拆房，明天还要搞什么名堂？” “拆房拆房，我们是人，不是猪。猪、牛还要个猪栏、牛棚，拆了房，我们连猪都不如。” “先拆房的还能找个猪圈、牛栏挤一挤。现在拆了房，我们连猪圈都没得住了！” 后来**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组向市委的报告中说，农民们含着泪水向工作组哭诉：“这是我们一点一滴的血汗挣来的”，“多年积累一夜光，现在只剩下小包裹”，“我们社员性命还比不上几条虫？” 据调查统计，到1959年1月3日为止，在灭虫拆烧房屋运动中，奉贤全县共烧拆房屋、仓库3168间。其中全部烧掉的计草顶屋临时搭建的仓库95间，牛、车棚3间；部分烧毁的瓦屋草顶屋临时仓库1250间，牛、车棚拆后材料全部散失无着落的698间，计瓦屋21间，草顶屋677间。 总的统计，从积肥运动拆毁民房12000多间，大办水利工程拆房取料3188间，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搞“三化”，生活集体化后公共食堂缺柴火拆烧民房2147间，到灭虫运动拆烧民房、仓库3168间。大炼钢铁拆房3600多间，“大跃进”一年中，奉贤县共拆毁焚烧民房25000多间。 奉贤县委负责人和民众的房子结上了仇：积肥拆民房、大办水利拆民房，灭虫运动拆烧民房，那大炼钢铁运动，自然更是要拆民房了.李少锋曾说过：“消灭私有制，就必须消灭家庭。要让家庭消灭，必须先让私有制的温床房屋消亡。公社化为我们提供了搞**的历史的条件。” 积肥拆房，兴修水利拆房，灭虫拆房，大炼钢铁还是拆房。1958年5月兴风起浪的奉贤大炼钢铁“土高炉”，就拆了一批民房，取砖盖炉，拆木料当燃料。 7月4日，在县委统一布置下，全县掀起“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各社、各队派出大批民兵、积极分子，拆房取料建炉，砍树伐林当燃料。到10月15日，奉贤县委又大搞“钢铁高额丰产周”，派出“建炉炼钢土专家”，造起小高炉139座，小土炉527座，建炉原材料，基本上取自于拆毁民房。而奉贤一无铁矿，二无焦炭，大炼钢铁的原料，则是从各家各户刻“捐献”，抄家来的铁锅、铁铲、铁犁、铁锄等生活和生产用具。 查抄运动到18日告一段落。全县仅铁锅一项，即库存吨。据《奉贤县志》载：农家铁锅基本收尽。奉贤县大炼钢铁运动，到11月10日结束。炼出来的生铁，生产成本达每吨2613元。而这些砸了铁器扔进土高炉，又耗尽民力炼出来的“钢铁”，全是和炉渣融在一起的废铁渣。 这一场场的拆房烧屋运动，使奉贤农村整个笼罩在一片黑烟盖地、火光冲天之中。 据**中央转发的一份调查报告，奉命处理“奉贤惨案”的上海干部们汇报形容当时的情景说：“站在高处看奉贤，就象日本鬼子扫荡后的情景一模一样”，“断瓦残壁，历历皆是，触目惊心，一片凄凉”。广大社员愤恨地说：“灭虫突击队是放火队”；“为几条虫子就敢拆房烧屋，拿人命去灭虫命”；“强盗抢还剩下屋壳子，现在连屋壳子也没有了，惨哪！” 白娘子和小青看到火烧民房的暴行，非常气愤。她俩扮作女记者，走村串户，进行采访调查，决心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调查越深入，她俩越吃惊，除火烧房屋外，其它违法乱纪也非常严重，造成的惨案触目惊心！ 《蛇仙游记》20、干部享受“共产共妻制” 1958年8月，**中央发出大办人民公社的号令后，奉贤县委闻风而动，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一个多月，至10月上旬，全县实行了公社化。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人民公社要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国一盘棋”，公社化运动中奉贤县委大搞“三化”，坚决彻底。 组织军事化。县委规定，16岁以上，50岁以下，除地、富、反、坏、右分子外，全民皆兵，统统编为民兵。16岁到30岁为基干民兵，平时通过军事化组织，大搞大兵团运动的生产运动，组织为农业常备兵团和专业兵团，专业兵团又下设深翻兵团、积肥兵团、钢铁兵团和副业兵团。 行动战斗化。兵团按营、连、排为单位，实行集体居住，男女分开，夫妻分居，父子拆散。统一劳动，统一居住，统一休息。听哨声起床、吃饭、出工、收工、实习、睡觉。 生活集体化。最关键的是吃公共食堂，集体住大屋。据1958年10月2日的统计数字，全县共办起2021个公共食堂，共有65001户，吃食堂的有266104人，占当时农业总人口的91%。 在实行“三化”之后，奉贤县委提出口号，要求社员吃在地头，干在地里，睡在田头。各公社在田头搭起草棚，集体扎营集体睡，以便爬起来就出工劳动，干到半夜爬上铺就睡觉。江南的夏夜，蚊叮虫咬，社员们受尽了活罪。 此外，奉贤县委规定，为彻底解放妇女，废除家庭私有制，各公社要组织幼儿园、托儿所。在“共产风”一风吹的情况下，一切财产归公。每个人只剩下换洗衣物，打在一个小包袱里，随身带着走。用不着的统统打烂、烧毁，以割断“资本主义尾巴”。社员房子充了公，公社还不放心，怕见物思旧。在集中居住后，各公社还放火烧了一些空房子。仅仅为了实现“共产共居”，断绝社员还家之念，全县就拆烧民房2147间。(.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被“解放”出来的妇女社员，统统被编入各娘子军连，参加各种大兵团作战，累死累活。结果许多妇女劳累过度，造成子宫下垂、流产、闭经、不生育、浮肿等疾病，直至大批死亡。 更令人发指的是，“被解放”出来参加人民公社的妇女，“共产共居”，许多人成为干部宣泄淫欲的性奴隶和玩物。 废除家庭私有制，夫妻分居。年轻夫妻忍不住，就偷偷地在空房、棚子或野地里交合，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批斗甚至毒打。新寺公社的干部就批斗、毒打过23对野合夫妻。 干部们在公社化之初，有家室者也是偷偷摸摸，找间空屋求欢作乐。到了后来，干部们逐渐体会到权力的份量，不少作风**者不仅夫妻有乐，甚至以减少劳动任务，安排轻松活路，入党、入团、提干，小恩小惠，多发一点粮食等等手段，淫人妻女。 有的干部，开始还只是寻找已婚妇女偶尔**，后来则“专挑三拣四，引诱有姿色的姑娘”。有的干部长期霸占军婚、女教师和少女。新寺公社一干部**奸污女性15人，“经常是今天睡在这张床，明晚又上那边床，白天人模狗样，指手画脚，晚上淫蕩不堪。”他看上奉城公社一位少女，年纪才16岁，姣好美丽，想尽千方百计，硬是将其调动到新寺公社，先是找机会将其**，然后长期霸占。在他**的妇女中，有的少女被**后给一双袜子，几块糖果，几包饼干，有的给几斤大米。为**奸污一位妇女，他用入党提干的引诱手段，将其**。为了达到长期霸占的目的，他指使生产队干部把这位妇女的丈夫以“破坏公社财产，对人民公社不满”罪名，送到“劳改队”进行“劳动改造”。 新寺公社社员给这类干部编了一首顺口溜：“如今干部不一般，白天吃喝晚上玩。开口就骂举手打，社员难过鬼门关。鬼子爱抢花姑娘，干部围着女人转。十八姑娘看上眼，上床一碗大米饭。如果女人不情愿，一家大小全完蛋。丈夫抓去送劳改，爷娘食堂都停饭……” 农民们说，人民公社的干部如今是实行“共产共妻制”了，拿人家的老婆女儿当成公共财产来用。你不答应就送劳改，这些东西比日本鬼子还要狠。 尤其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干部“五风”极其嚣张，社会形势极度紧张，人民群众生死难计，干部们手握社员的生杀大权，干部队伍中的“男女作风问题”更为严重。泰日公社竟发生丈夫刚刚被逼饿死，死尸还停在屋里，生产队长第二天就掖着米袋进门，先占人妻后占人女的事件。据奉贤县委1961年的一份汇报材料称：从1959年1961年，统计，全县大队干部中，27%犯“男女作风问题”。新寺公社党委成员，40%有作风问题。奉贤县公社一级干部中39%有腐化堕落、男女作风问题。这是后话。 《蛇仙游记》21、积肥运动日夜奋战 1957年11月，**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号召全党：积极广泛地兴修农田水利；多积肥多施肥，是保证增产的可靠办法。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要加强领导，党政负责同志要亲自动手。**江苏省委迅速下达指示：为夺取1958年的农业大丰收，必须在今冬明春把水利工程与积肥运动，当作中心工作抓紧抓好。 按照中央和和省委的布置精神，1957年冬，**奉贤县委的党政负责人，开始了“亲自动手”，层层动员，全面布置进行的大办水利和大办“积肥”运动。 地处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水网地带的奉贤，大办水利运动怎麽搞？要新修水库，又地处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地势底洼；要挖渠开河，却地处三角洲水网地带。一时各乡各社的干部缩手缩脚，工作难以推动。但这也难不倒奉贤县委的领导人。首先是“书记挂帅，全党动员”。 县委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县委第一书记王文忠讲话说：“大跃进嘛，讲那么多温良恭俭让干什么！搞生产要跟打仗一样，要敢拼命，不怕死，敢打硬仗和大仗。不能跟小脚女人一样！”王文忠凶狠狠地大批右倾保守思想，说：“右倾保守已经成为党的工作贯彻实施下去的绊脚石，对县委布置的工作阳奉阴违。水利工程上不去，汇报说没有材料，为什么手软？有的合作社拆房挖墓搞砖、搞木料，任务完成很快。这次积肥运动，要想办法，要大张旗鼓作动员。落后分子，坚决打下去，拿下去！” 县委书记、副书记滔滔不绝，严令各级干部必须把积肥运动当作中心工作来抓，如有松懈，严惩不贷！于是，全县被批斗的干部47人，其中11人被毒打致伤。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奉贤县委领导的口号是：“要使粮棉卫星上天，先送肥料火箭！”大跃进大放“高产卫星”，县委领导人就指望上了积肥运动。 奉贤积肥运动曾掀起两次**：1957年冬至58年春，1958年夏。两次**，奉贤县委领导人都因“工作方法好，成效大”获上级表彰。而全县百姓却因此房毁家破，流离失所，饥寒交迫。 根据县委的布置，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县从各农业社抽调了30万高级社社员，投入积肥和水利运动。号称是“三十万大军战江南”。县委书记和各乡、社第一把手挂帅，30万农业大军没日没夜地连续苦战在“积肥战场”和“水利战场”。县委要求：“破冰积肥，白天满田人，夜晚满田灯”。河湖港汊，日夜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社员们驾着船捞河泥，挥动铁锨挖黑泥，天寒地冻，一身冰碴一身泥。是役，社员致病受伤870余人。 生产要肥料，灭虫要农药，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和建筑工程要水泥。到了1958年6月中旬，**奉贤县委领导在全县大张旗鼓地搞起了群众性的“三土”（土化肥、土农药、土水泥）运动。放起了“三土高产卫星”。至10月4日，奉县放出“三土卫星”，声称全县已建成小“三土工厂”50376个，生产出“土化肥”635万吨，土农药29865万吨，土水泥2823万吨。材料上报，奉贤又赢得了上级表彰。运动就是一切。放“卫星”的过程就是目的。 为了搞土化肥，县委提出口号：“大拆旧墙砖，深挖禽畜棚栏土，大翻客堂（南方民居中堂间）废泥。”各地强令干部通宵苦干，日夜连轴转，拆房子取砖，挖堂屋取土，禽畜棚舍挖地三尺，堆在一起“发酵”后报积肥“卫星”。 县委觉得这样干还是不过瘾，不如“什锦汤”够意思。所谓“什锦汤”，就是把湖塘河港围起来，放入人粪尿、牲畜粪、房土、垃圾等等沤在一起，作为“肥料”。这“什锦汤”肥料放起“卫星”就没了边，说是多少就是多少，谁也没办法把湖塘河港里的水称出重量来。一时间，奉贤县各公社放“什锦汤卫星”就漫天神吹没了边。 《蛇仙游记》22、深翻土地的“苦役犯” **在思考农业生产大跃进，粮食大增产的问题时，由有关农业专家推荐，读了一本苏联教科书《土壤学》。书中谈到适当深翻土地，可以改善土壤团粒结构，通风抗旱，增加嗜氧菌而提高肥力。主席如获至宝，向全党大力推荐：“深翻一遍，增产一倍，深翻一尺五，亩产八百斤。”树起河南长葛县为深翻土地的典型。**华东局下达文件，要求从1958年到1959年秋以前，把全部耕地都深翻一遍，深度要达到一尺至两尺。 1958年全国大跃进**中，奉贤县委大放“深翻卫星”，提出的口号是：“深翻一丈二，亩产十万八”、“卫星田深翻一丈三”。奉贤县委决心大，指标高，王文忠书记说：“誓死夺先进！”深翻指标则从1957年冬的“全县一尺五，丰产三尺三”，到1958年夏收变为“深翻三尺三，卫星田深翻一丈三”。 县委领导人决定全县深翻土地运动，必须鼓足干劲，大放“深翻卫星”。1958年春，县委制定深翻跃进计划，全县土地深翻标准是三尺到六尺。并规定各公社必须以深翻土地为中心的中心，必须将70%的劳动力投入深翻运动。 1958年秋收后，县委提出新的口号：“苦战一冬春，深翻三尺三”；“丰产田要翻六尺，卫星田要到一丈三。”全县计划如此深翻土地四十万亩。各公社男女老少社员，绝大部分都被赶到田地里，搞“大兵团作战”没日没夜加班加点，深翻土地。白天望奉贤大地，红旗遍野；夜晚望去，灯火照天。 照挖地三尺计算，三尺就是一米，一亩为60平方丈，约200立方米。深翻一亩地，要挖200立方米。按照正常的工作量，一个强劳力，用锄头一天能翻10个立方米。一亩地大约要用20个强劳力。奉贤县委计划翻地40万亩，大约要用800万个强劳动力工日，挖8000万土方。如果加上丰产田，挖土方将超过亿计。这般天方夜谈如何能够得以实现？ 时间紧，工程量巨大。在合作化前原本农业生产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奉贤，立时感到劳动力奇缺。对此，县委副书记李少峰在县委书记处会议上，大发感慨：“合作化还感到劳力过剩，一到大跃进，各项工程都缺人，缺劳力。我看中国的女人还得学苏联，生它十来个娃娃，封个英雄母亲。人口要翻番。” 尽管劳力紧，任务重，但在县委召开的社队干部会议上，各社干部摆起了擂台赛的架式。有的提出，保证全社深翻五尺，有的要翻八尺，深翻“卫星”社更是提出，全社翻一丈，丰产田要翻一丈三！ 自打深翻土地运动开展以来，各公社社员都是鸡叫头遍，就被干部逼着上工，苦干到半夜，还在地头。 1958年9月，奉城公社规定：男劳力一天翻两亩，妇女一亩半，老人、儿童翻半亩。深度要达到三尺，合一天男劳力要翻400立方土，妇女要翻300立方土，老人、儿童也要翻100立方土。半个月后又规定，深度必须达到六尺，男劳力要翻800立方土，妇女要翻600立方土，老人、儿童也要翻200立方土。超强度的劳动量，几天下来，人人都累得筋疲力尽，尤其妇女和老人，没有人能完成“卫星”指标。 完不成任务怎么办？扣饭、批斗、毒打、送劳改！各社队专门制定了深翻卡，完成任务凭卡吃饭，完不成任务，食堂不准发饭。屡记拖欠任务者，要开批斗会，严重者送劳改。 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告诉社队干部：“要想大跃进，坚决大批促大干，手头一点也不能软。”“群众象狗一样，只有手里拿了竹棒，它才不敢咬人”、“老百姓象猪似的，不扯耳朵不叫”、“你不打，他不干！”大批、大打、大饿饭、大劳改成为奉贤县委和各级干部大跃进的工作法宝。一股“大打促大干，大打大跃进”的风气盛行奉贤。 一位奉贤公社负责人后来检讨时说的非常形象：“我们的出发点原来是想着为了工作，人没有不怕打的，一打，社员的干劲就上去了。完不成问题是方向问题，打人、骂人只以为是方法问题。” 对于完不成任务，和完成任务不好的社员，干部上来举手就打，张口就骂。动不动就罚跪、罚饭、送劳改以致于有些社员一看见干部，就吓得战战惊惊，全身哆嗦。后来社员们控诉说：“干部把社员当牲口来使，人比牲口还不如，牲口干活还得吃料，社员干活不给饭吃光吃家伙（指挨打作者）。” 11月6日，奉城公社党委书记宫茂敏带着全社连以上干部检查生产。来到五营的地头，宫书记下到地里拿尺量，一量，深翻不到一米。书记大怒，厉声责问翻地进度。营长颤颤惊惊地赶紧汇报解释。宫书记越听越上火，听着听着，他两眼冒出凶光，下令当晚召开全营社员大会。 大会开始，宫茂敏大声宣布，将五营营长和各连指导员撤职查办，批评营总支书“纵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勒令其作深刻检讨，听候处理。并当场将一名没有完成任务的中农社员，以“破坏深翻土地运动”的罪名五花大绑起来。全营社员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只有宫茂敏刺耳的尖叫在回响：“任务一定要按期完成，深度不足要返工！”他宣布：“五营所有耕地要逐步复查，翻地1米2以下的‘黄旗’干部要辩论，翻地1米以下的‘白旗’干部，要撤职！” 深夜，大雨如注，宫茂敏亲自督战，干部和民兵持枪荷弹，挥舞棍棒，把苦干一天十多小时的社员，全部赶到地头，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有干部问：“病人怎么办？”宫书记大怒：“病人？哪来的病！偷懒装病，罪加三等，给我赶下田去！大跃进你装病，人民公社不养病人，只要吃得饭，就给我下地去！” 11月的夜雨寒气刺人，社员们拖着筋疲力尽的身子，在泥水中拼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举起铁镐，去翻挖雨水浸透的土地。干部们手持棍棒、皮带，在地里监督。谁的活慢一点，立即被打翻在地，打完了接着干。风声、雨声、斥骂声、棍棒打人声、社员痛哭声，混彻夜空。渐渐地，一个社员栽倒下地，又一个社员昏死倒地。马灯刺破黑夜，田间倒下了几十人。干部民兵奉命把人拖到田塍上，宫书记命令：“醒来再干！”此情此景，让每个稍稍有点人性的人，都会痛哭失声。五营总支书记再也按不住悸痛的心情，他恳求宫茂敏开恩，减少些任务，或者先让社员回去睡会觉，恢复恢复明天再干，“这样搞不好要出事的。” 宫书记身披雨衣，手执皮带，钢筑铁打般站在地头，面冷话硬地说：“社员今夜不能休息，必须完成深翻600亩的任务！完不成任务，撤干部的职！出事，出什么事？**从来不怕出事，打日本、打老蒋，**怕过事吗！” 深翻一米五，人均一亩半！望着累死累活仍在拼命的社员，看看昏死过去抬到地头雨中的几十个病号，想想明天完不成任务将受到的处分，这位总支书记偷偷溜回家，服下农药自杀了。宫书记闻讯大骂：“这个王八蛋！大跃进当逃兵，当叛徒！死了也饶不了他！划反党分子算了。 饿饭，是深翻运动中的又一法宝。新寺人民公社的干部作了硬性规定：不完成深翻任务不许吃饭。一天不完成，一天不吃饭，十天完不成，十天不吃饭。 人民公社食堂化，一切粮食归公共食堂，社员不准私自开伙，各家各户的铁锅都砸坏炼钢铁。谁要是私自藏点粮食，弄点吃的，立即批斗、送劳改。深翻任务那麽重，一天劳动量那麽大，吃食堂按定量本来谁也吃不饱。完不成任务不让吃饭，就是病号也不例外。那真是捏住社员性命的法宝：谁敢不听话，饿死他！ 新寺公社一个营300多人奉令大战丰产田，干部规定二十多亩田，深翻六尺，天黑前必须完工。结果到太阳落山，活才干到一半。营领导大怒，带着民兵封了食堂，社员们饿着肚子在地里干了两天，地翻完了食堂才开饭。结果一下子病倒20多人，其中5人倒床重病半个多月。 深翻运动，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完全拿着社员的性命作儿戏。在他们眼中，社员就是一群让他们完成任务争上游的牲口和机器，根本不管社员累死累活，就连病、残、孕、老者，也一律不得幸免。 曙光人民公社有个女社员，名叫顾林仙，已经怀孕六个多月，妊娠反应较大，身体虚弱。她所在支部副书记王根生，却硬逼她下地劳动，并威胁说：“做不动就开会辩论你！”辩论会就是斗争会，拳打脚踢是常事。她因害怕被辩论，就跑回娘家。兄长见她大着肚子跑回家，忙问因由。她对哥哥说：“我骨头酸痛，肚子大，深翻土地身体够不着。不做没饭吃，做不好，又要挨辩论斗争。”她哥哥怕事，劝她回家。第二天，她哥哥上工去后，她找了根绳子上吊自杀了。顾林仙死后，社员们大受震骇和刺激。 县委后来派出调查组去调查，找谁谈，谁也不说一句话。社员敢怒而不敢言！ 大跃进中的干部，欺上压下是本色，上级指令高于一切。完不成任务，别说社员在他们手中活受罪，下级干部也会倒大霉，弄不好，就会要你的命。据上海市委整风工作队汇报，奉贤县从县委领导，到社、队干部，对完不成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积肥等各项任务的下级干部和社员，就是九个字：辩论、批斗、毒打、送劳改。一级压一级，惨案不绝。 1958年秋收时节，棉花正当收摘之时，深翻土地运动又正值**，县委强令必须用70%的劳动力翻地。奉城公社四营二连的干部怕棉花过时会烂在地里，便抽了45%的劳动力，赶收几天棉花。四营党总支书记一看，二连的深翻进度降了下来，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追究责任。 二连负责生产的干部因病请假没到会，总支书记怒火冲天，厉声喝道：“生病也要来，不能走路用门板抬着。”当即派人推了一辆小土车，把他从家里给推到会场。营总支书见他真是有病，仍然恶狠狠地指着他说：“今天你生病，我不与你多讲，待你好了之后我同你算帐，你小心点！” 这位干部回到家里，左思右想，只怕过不了这一关。想想如今活着也是受罪，终于服下大量1605农药，自杀身亡。 新寺公社一营四连社员范娟宝，因小孩生病出痧子，需要照料。她找到干部苦苦哀求，说孩子的病越来越重，想请几天假，在家照看孩子。连长凶狠狠的说：“你休息在家享福，谁帮你完成翻地任务？不出工不行！”结果孩子病得不行，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成为深翻土地的又一殉难者。 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造成奉贤深翻土地运动中不断发生死亡事件。仅奉城公社就自杀3人，全县自杀、累死、打死、劳改中劳累过度致死的遇难者近百人！ 《蛇仙游记》23专政的铁拳之一——“劳改队”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卷大地，人民公社社员则如农奴一般，为公社服牛马苦役。奉贤干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实行“全民专政”，无论男女老幼，略有不如其愿，**送进“劳改队”，儿童则关进“儿童集训班”。 奉贤县委把农村中的不满情绪，看作是富裕中农代表的一种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潮，是反对人民公社运动的主要势力，必须坚决打击。所谓富裕中农思潮的典型言论和行动有以下表现：例如，有一个富裕中农，听到要办人民公社，就告诉其他富裕中农：“要办人民公社了，物件充公”。于是卖家具，杀猪宰羊，人心惶惶。 有的富裕中农在办公共食堂时，不愿把家里的粮食充公交给食堂，东藏西藏。有的人不愿意吃食堂，说：“公共食堂象喂猪的”，“吃又吃不饱，活又太重了”。 在组织集体生活，集体居住时，有的人在搬家前杀鸡宰羊，大吃大喝，并说：“现在杀两只吃，以后恐怕杀不成，吃不成了”。 其实这不过是农民的心里话，但奉贤县委认为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必须坚决打击。要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惩办富裕农民及地、富、反、坏分子。惩办那些发牢骚、讲怪话，对“三面红旗”不满的坏分子，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积极性，实现农业大跃进。 1958年10月，奉贤县委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会议提出，在农村，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广大贫下中农要坚决向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农村资本主义开展斗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会议决定，全县要发动群众，开展对富裕中农辩论、斗争的运动。(.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大会由县委书记王文忠主持，撤职、斗争了一批“右倾保守”、“富裕中农”出身的干部。县委副书记李少峰在会上强调，干部撤职以后，“如何安排由社党委自己考虑，也可以去劳动改造”。一时造成完不成任务、放不出“卫星”的“右倾保守”干部一律撤职送劳改的风气。干部怕送劳改队，必然不顾一切加强迫害群众。 在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基础上，奉贤县委大力推动起第“四化”，即“专政劳改化”。它成为公社化的强大支柱，成为干部们推动工作的有力手段。 1958年4月，江苏省公安厅下达了《关于举办‘集训’问题的通知》，要求对不满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分子和流氓进行集训式劳动改造。经县委批准，奉贤县公安局在南桥乡江海合作社试办了全县第一个“劳改队”，命名为“跃进队”，后改名为“劳改队”。各社送来一批所谓地、富、反、坏分子，集训劳改。县公安局提出，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举办“劳改队”、“劳教队”。 8月，公安部通过并下发《公安工作的一些问题（草案）》。《草案》提出：集训是公安工作大跃进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可以多快好省地解决对敌斗争和社会改造中的若干问题，在农村和城市都可以兼用。集训对象主要是流窜犯和地、富、反、坏分子，也可以用来改造二流子懒汉。 8月上旬，经奉贤县委书记处讨论决定，全县城乡要掀起“集训”**，各人民公社，各管理区要普遍开展集训工作，设立集训队。很快，全县建立起集训队、劳改队170多个。一时间，社社设立劳改队，各管理区争相成立集训队。 集训队、劳改队不但“劳动改造”所谓地、富、反、坏分子，从家乡逃难外出当作“流窜犯”的农民群众，改造所谓“二流子懒汉”，即因各种情况完不成任务的社员群众，以及被干部认为发牢骚，思想不满，或被干部看不顺眼的社员，就连完不成任务的“白旗”干部，“思想右倾保守”的干部，通通都被送劳改。 起初，“劳改队”关进去的主要对象是所谓地、富、反、坏分子和流氓分子。随着大办“劳改队”风起，劳改对象急剧扩大，一些基本守法的富裕中农、部分被撤职的干部，甚至连一些完不成任务，或者是抗拒干部的贫下中农社员，以及干部看着不顺心的社员，都被纷纷送进“劳改队”进行劳动改造。据县委在整风运动时检讨说：“当时，许多领导把送劳改当成主要工作手段，大路小道。捆绑送劳改的不绝于途。” 公社化后，县委决定对干部要加强工作力度，批斗不够压力，最有效的办法是送劳改。 8月4日，奉贤县委组成437人的生产检查团，由县委负责人和省委、地委6名干部带队，对全县农业生产进行分片大检查，至8日结束。胡桥乡曙光中心社青年队有11块水稻田和棉花地评为三类苗田，被插上“白旗”。该社当夜就出动全社主要劳力，“开夜工，闹通宵，赶制土化肥，消灭三类苗”。声称一定要实现粮食亩产过五千，棉花亩产超双百。结果该社干部还是挨了批判和处分。 8月下旬，县委又组织了77365人，由县委负责人会同省委、地委派来的干部15人，在全县进行了“对秋熟作物全面检查鉴定”。“插红旗，拔白旗”，全县掀起了定跃进措施，报高产指标的“社会主义生产竞赛”狂潮。凡指标不理想的，一律“插白旗”，批斗、撤职、送劳改。 10月，奉贤县委召开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决定将撤职干部送“劳改队”劳动改造。会议以后，县委还布置各公社进一步排队，对所谓“工作消极对抗”、“思想右倾保守”、“富裕中农出身”的干部，都准备撤职查办。恰好此时江苏苏州专区公安处要求加强发展组织各地的“劳改队”。经县委同意，奉贤县公安局召开各公社公安员会议，强令各公社的每个营，都要成立一个“劳改连”。 因而，一场全局性的悲剧逐渐形成。各个公社迅速成立“劳改队”，一些原已办起“集训班”的营纷纷扩办起“劳改队”。一个大办“劳改队”的浪潮迅速席卷奉贤。“送劳改”成为县、社、营、队干部推动大跃进、“争上游”、“放卫星”，以及干部惩罚群众的法宝。 “劳改队”的主要“改造手段”，一是体罚，二是超强度劳动任务，三是对继续改造不好的实行饿饭，监禁，毒打。 10月下旬，泰日公社党委根据县委指示，要求各营组织“劳改队”。公社党委副书记到三营布置落实组织“劳改队”工作时规定：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社会可疑分子、手脚不干净的小偷、被撤职的干部、生产不积极的懒汉，均可作为劳改对象，送“劳改队”强迫劳动。他还定下指标，要求每连必须送23人，最多不超过5人，但不能不送人。他还同意在押送劳改分子去“劳改队”时，绳捆索绑。 泰日公社党委书记还以“不服从领导”、“右倾保守”等罪名，将光辉公社的一个身为江苏省党代表、省人大代表、劳动模范而放高产卫星不力的支部书记斗争、撤职，然后送公社办的“劳改队”劳动教养。 该公社党委副书记带检查团深夜到二营四连检查生产。因社员姚某等5人（均属所谓富裕中农、地、富、反分子）当晚开夜工时提前收工睡觉，正好撞上了。副书记立即勒令未开夜工的群众起床紧急集合，他指挥检查团的干部将姚某等5人紧紧捆起来，要他们坦白罪行，然后宣布将他们捆送一营“劳改队”。其中，富裕中农王某在“劳改队”中因强迫劳动过度，劳累死亡。 新寺公社一营干部，在深翻土地运动中，强迫该营“劳改队”成员每人每天深翻土地一亩一分，约合150立方米土。并规定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不准休息。不仅如此，干部还对“劳改”对象施以种种刑罚。有人被吊打致死，有人活活累死。据当时调查，该营在7个月中，先后有90人被送入“劳改队”，遭受捆绑、吊打、关禁闭的有25人，造成死亡10人（其中吊打后死亡4人，自杀3人）。 对死者，该营干部认为：“这些家伙自己要死的，不愿改造死了算，少麻烦了。”奉城公社共斗争富裕中农424人，其中有贫下中农395人，占被斗争人数的93%。富裕中农因被斗而自杀死亡2人。 后据**上海市委工作组奉命复查，奉贤因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强迫命令，直接造成死亡的共102人，其中死于“劳改”、“集训”的23人（打死7人，自杀16人）；全县被送入“劳改队”进行强迫劳动改造的共有5700多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有660余人。 据奉城公社调查，在死难者中，贫农占50.8%，中农占41.5%，地、富占7.7%。据对泰日公社两个“劳改队”106人的调查，属完不成高额任务而扣上“生产不积极”罪名，因饥饿难耐偷了庄稼吃而扣上“手脚不干净”，“思想作风不好”，甚至“吃饭抢先”也被治罪送劳改的即占74.5%。 《蛇仙游记》24、专政铁拳之二——“儿童集 训班” 1958年初，奉贤县公安局开始大办“儿童集训班”，对所谓“顽劣”儿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改造。1958年2月和蔼958年代月，奉贤县先后两次掀起所谓“大打改造儿童犯的人民战争”的**。 据**上海市委关于奉贤惨案上报**中央的有关材料称，大跃进发动以后，由于大打兴修水利、积肥、深翻土地的“人民战争”，搞“大兵团作战”，农业社的成年男女劳力被抽调到天南地北搞大会战，家家户户，壮年劳力长期离家不归。住房也多在积肥，大炼钢铁和公社化中拆毁，而少年儿童无人看管，小孩子大多流离失所，许多孩子甚至因家长不在，连饭也没有吃的。城镇情况尤其严重，家长都去搞支援农业的兴修水利、积肥、深翻土地运动的“大兵团作战”，和大炼钢铁去了。 因此，先是一些地区的小孩因家中没大人，食堂克扣吃不饱，饿得受不了，而跑到地里偷吃庄稼，到食堂偷吃的。其它偷偷摸摸事件不断发生，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遍情况。 1958年初，南桥镇居民常发生钱、物被小孩偷扒事件。许多偷摸案子侦破不出，也怀疑是小孩作案。而实际情况更为严重。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所谓的“幼儿园”和“托儿所”，是作为“**人间天堂”的标志之一提出来的。但办了没几天就问题百出。 首先，“大兵团作战”，废除家庭，共产共居，孩子们流离失所，衣食无着。[.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兴修水利、积肥、深翻土地运动和大炼钢铁，奉贤县委特别热衷于“大兵团作战”。1957年冬至此958年初搞“全民大会战”的“冬修水利”运动和积肥运动，1958年初搞“三十万大军战江南”的积肥运动，7月至11月又大搞“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大打“大炼钢铁放卫星战役”，先后出动干部，民兵和先进分子几十万人次，挨门逐户搜查铁器金属，铁锅，铁铲，铁犁，铁锄，铁耙，铁钉，铁桶，甚至就连庙里的铁钟也难逃一劫，大多作废钢铁“回收”。 《奉贤县志》载：10月报5日奉贤县“钢铁高额丰产周”，回收民间铁器，投入“炼铁战役放卫星”。至18日，全县尚库存铁锅75?72吨，农家铁锅基本收尽。俗话说，无锅不起炊，奉贤县民众长时期家里做不了饭，全靠吃食堂。而食堂很快处于缺粮断炊状况，孩子们就更是劫难逃了。 其次，“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工作是轻松活，其工作人员，大都是干部家属或亲戚。这些人仗着有权有势，图轻松自在，哪管孩子们的死活。小孩子离不开父母，不是哭就是叫，在“幼儿园”和“托儿所”里挨打挨饿是常事。 再加上食堂对小孩本来就定量低，许多食堂规定，一岁到三岁的吃老称一两，四岁到七岁的吃二两，八岁到十岁的吃二两五，十一到十五岁的吃三两……粮食不足，吃不饱，孩子们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几个月下来，一个个饿得象瘦猴。死亡和发病的孩子越来越多，尤其是越小的孩子问题越多，死亡率创历史最高纪录。大些的孩子们就到处乱窜，偷偷摸摸搞吃的。这就出现了**上海市委在上报**中央的有关材料中说情况一些地区的小孩因家中没大人，食堂克扣吃不饱，饿得受不了，而跑到地里偷吃庄稼，到食堂偷吃的。其它偷偷摸摸事件不断发生。 当时，这在全国来说都是普遍发生的现象，一时偷偷摸摸的小孩子们，成为全国公安部门的工作重点和打击对象。 2月，江苏省公安厅和苏州专区公安处为贯彻公安工作的“大跃进”，取得破案工作的大发展，曾先后转发了南京市公安局和太仓县派出所等单位对有偷摸行为为儿童举办学习班的经验。 为贯彻上级指示，并针对奉贤城镇儿童偷盗案件屡有发生的情况，县公安局提出改造教育市镇儿童犯的计划，比如家庭愿出钱，请求政府管教，就可将儿童犯送到农业社进行劳动改造。同时提出：要创造“五无”安全社，全县50%农业社要实现安全社。该计划得到省公安厅派驻奉贤工作组的认可。 2月，县公安局先后排出两名公安干部，到南桥镇调查摸底，准备集中审查“顽童”。经镇党委同意，县公安局于三月和**月间，先后两次在南桥镇举办“儿童集训班”。共集训儿童27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1013岁的儿童，最小的年仅6岁。 奉贤县公安局领导人为了实现公安“大跃进”，当时提出许多激进口号，如“大案不过三，小案不过天，谣言不出社”等。县公安局还组织对公安干警进行红、黄、白和大、中、小“三旗评比”，致使公安干警中法纪观念日益淡薄，“老子就是法”，无法无天，刑讯逼供，违法乱纪行为极普遍。在2月和8月的大抓“儿童犯”战役中，先后有三千多名“儿童犯”“落入法网”。 据上海市政法部调查统计材料表明，奉贤县公安局49名公安干警，有打骂和刑讯行为的26人，股、所长11人，有违法乱纪行为的8人。落到这样一群公安干警的手里，“儿童集训班”的儿童们可就遭罪了，种种体罚、虐待成了家常便饭。 9岁儿童杨秋林，在“集训班”干部的威吓逼供下，交待说曾偷过200元钱。此后，他终日惊恐不安，担心自己会再遭到吊打审问，最后冒险逃出“集训班”，但被公安干警抓了回来。“集训班”的干部为让他不再逃跑，竟用绳子把他的腿牢牢拴在房门上，绳子深深地勒进杨秋林幼细的小腿之中。 12岁的卫某，原先是个精明活泼的孩子，不过有些滑头、调皮。关进“集训班”后，多次被公安干部和工作人员打耳光，用脚踏，用皮带抽，还罚他跪在翻转过来的竹扁担上，竹扁担放在一堆碎砖块上。疼得他实在难以忍受。频繁而又严重的体罚，致使卫某几乎神经崩溃，一天到晚吓得掉了魂似的，静静的夜晚常常听见他在睡梦中惊喊：“我坦白，我坦白！”有一天夜里，因惊恐不安，失足跌进小便池里。 更令人发指的是，集训期间竟有少女遭到公安人员凌辱。“集训班”公安干部利用职权之便，对2名集训少女进行猥亵、**。据当时对被集训过的88名儿童调查了解，受过捆绑、吊打、扯耳朵、抽皮带、煽耳光、晒毒太阳、罚跪和**等刑罚的就有85人。 当年，奉贤县实行的这种“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决不是一场个别的孤立事件，而是自上而下的全局性的悲剧。 1958年11月16日，公安部长在华东政法片会议的总结发言，就将这种“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作为“公安战线大跃进的伟大成果”予以总结经验和汇报。 他在总结发言中说，据统计，“五省一市（福建、安徽、江苏、江西、浙江、上海）在10个月**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破坏分子804230名，计：捕了237616名，杀1301名，管制131380名，劳改83131名，戴回帽子115738名，批判斗争205064名。安徽一省就捉了118000多，江苏也捉了五万多。” 25、查处“奉贤惨案” 白娘子和小青扮作女记者，走村串户，进行采访调查，决心把奉贤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白娘子和小青的采访调查行动，早有人报告了奉贤县委主要负责人，说发现两名女记者，如此这般、形迹可疑。县委主要负责人立即把公安局长呼来，当面指示：“据反映，有两个自称是记者的女人，走乡串户搜集攻击污蔑‘三面红旗’的材料，很可能是潜伏特务在组织、煽动反革命暴乱！你要亲自带领精干警力把她们抓捕归案，严加审讯，及时向我汇报。” 公安局长不敢怠慢，立即带领得力公安干警，下乡抓捕“潜伏特务”。在一个村庄他们遇到了白娘子和小青。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出示证件！”局长表情严肃，口气蛮横。干警们把她俩围了起来。 “我们是某报记者，这是记者证，请您查验。”白娘子和小青从容不迫，把记者证递过去。――当然，这记者证是假的，但是和真的一模一样。 公安局长接过记者证来粗略地一看，厉声说：“这记者证是伪造的！把她俩铐起来，带回局里！” 难道局长是火眼金睛，一眼就辨出了记者证的真伪？不是的，局长根本就没有仔细看。他是不管真假，先按县委领导的意见，把“潜伏特务”先抓起来再说。 几个干警拿出手铐扑向白娘子和小青，不料刚一近身，就受到一股强大的无形力量的撞击，他们像足球一样被撞到5米开外，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局长一看，懵了：这是咋回事？难道她俩身怀绝顶武功？有什么武功也不会刀枪不入，我要用枪击伤她俩，她俩再闹就击毙！这些想法一闪而过，他立即掏出手枪，喝道：“你们敢拒捕，老子击毙你！”对准白娘子的大腿扣动扳机。（.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不料，子弹却在白娘子身旁拐了弯，打在了刚刚从地上爬起来的一名干警的大腿上，那个干警“啊呀”一声，又摔倒在地。 这时候局长真的慌了，他招呼刚刚爬起来的干警们：“我们走！”说着就要上警车。 小青说：“慢走，我送你一程。”说吧，对着局长吹一口气，只见就地卷起一股旋风，把局长裹住旋到空中，局长吓得大喊“饶命！”转瞬间，局长就没有了踪影。吓得几个干警汗流浃背，跪下磕头如捣蒜，哆嗦着喊：“饶，饶命！饶，饶命！” 小青喝道：“你们走吧！你们的头头已经到了县城，正躺在医院里。” 1958年11月，奉贤等7个县划归上海市管辖。白娘子和小青把调查采访的材料交给上海市委。**上海市委和市农委在接管和检查工作时，也发现了奉贤县发生的严重违法乱纪造成大量惨案的问题。**上海市委对奉贤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案高度重视，市委主要负责人亲自主持该案调查工作，奉贤县干部违法乱纪事件，被定论为“奉贤惨案”。 当奉贤惨案的问题开始暴露后，奉贤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等人极力阻挠市委工作组的调查工作，有计划地封锁消息，还散布流言蜚语，污蔑工作组是去“找岔子”，整他们的。甚至布置一些有问题的人员，包围市委工作组，用种种非组织手段，进行抗拒。 为迅速查清案件，**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请示。(.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中央决定由中央监察部负责处理此案。**上海市委专门派出实力强大的工作组到奉贤调查。工作组负责及时将调查情况直接向市委主要负责人汇报。 1959年4月24日晚，**上海市委在奉贤县召开全县广播报大会，组织全县广播，群众收听。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广播大会上宣布了“奉贤县严重违法乱纪错误”。会上，市委通报了奉贤县部分领导干部违法乱纪活动的情况，宣布调整和改组奉贤县委和有关组织，并宣布将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等人撤职查办。 1959年4月，市委成立了奉贤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案件集训班，对奉贤严重违法乱纪案件的涉及人员进行集中学习和处理。与此同时，调整和整顿了基层党委组织，并对受害群众进行了抚恤和救济，对以前受打击迫害人员，分别做出结论，恢复名誉。 消息传出，全县城乡一片欢腾，人心振奋，广大群众竟然按捺不住激动情绪，当场高呼起：“**万岁！**万岁！”并说：“这是重见天日，第二次解放。”人们对县委书记王文忠、李少峰等人，恨之入骨，说：“他们一手遮天，一手霸地，如果让他们再蹲下去，老百姓就没法活下去。” 对奉贤案件作的结论为：“奉贤的错误，实际上是和特务分子相勾结，互相作用的结果。”王文忠被定性为政治品质恶劣，“蜕化变质、严重违法犯罪”，经上海市委批准，1960年3月，市监委将其开除出党，撤消其县委书记职务。同时，开除李少峰党籍，撤消县委副书记职务。1961年3月，上海市市级人民法院分别判处王文忠、李少峰二人有期徒刑2年。 经奉贤县委决定，市委批准，1959年12月，将宫茂敏定为品质极端恶劣的违法乱纪分子开除出党，1960年3月，将戴纪群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戴还被定为“伪装混入党内的中统特务分子”，1960年11月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以“混入革命队伍的坏分子”和“反革命罪”判处宫茂敏、戴纪群二人死刑，11月3日在奉贤县招开万人大会，宣判后二人被枪决。 由于奉贤县问题面临的情况复杂，犯有严重违法乱纪错误和罪行的干部比重很大，在县委、县政府、局长、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中，亲自动手，或直接指挥他人捆绑吊打群众性质严重的即有40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35.4%；生产大队一级干部犯有违法乱纪错误和罪行的386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51.4%。当时在奉贤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案件中，受到开除党籍、团级以上处分的共有23人，其中，判刑10人，管制1人，劳动教养5人，开除党籍15人，开除团籍公职1人。此外，留党查看6人，撤消党内外职务8人，严重警告9人，党内警告5人，免于处分20人，不予处分7人。此案涉及处理人员合计87人。 在整风运动中，**中央决定将奉贤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案，作为重点案件进一步进行查处。1960年4月11日，**中央批转上海市委《关于奉贤县严重违法乱纪错误的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上海市奉贤县蜕化变质分子原县委书记王文忠、副书记李少峰和一些暗藏的特务分子、坏分子窃夺和把持县委和有些人民公社的领导权，胡作非为，残害群众，严重违法乱纪的事件，是一起严重教训。 历史翻到八十年代。在平反冤假错案大潮中，奉贤原受处分的干部纷纷上诉。中纪委对奉贤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案件进行了复查。1984年4月，中纪委复查结果认为：“‘奉贤案’原定案依据的基本事实没有出入，定为严重违法乱纪错误的性质是恰当的”。中纪委批复又指出：“原认定‘奉贤的错误，实际上是和特务分子相勾结，互相作用的结果’的结论，鉴于经复审查与事实不符，可作相应改变”。批复对原来在该案中部分人员的处理作了更改，其中，“王文忠、李少峰同志违法乱纪严重，原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不变，如表现好，可重新入党，可恢复他们的原行政级别。”“撤消原给予宫茂敏同志‘混入党内坏分子’的结论，党籍不予恢复”；“撤消给予戴纪群同志的处分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他在消灭越冬棉花红铃虫烧拆房屋问题上是有错误的。” 根据中纪委的批复精神及上海市纪委的意见，从1984年6月开始，在奉贤县委和市纪委的领导下.县委成立了复查“奉贤案件”领导小组，根据是纯属工作中的错误，还是有其他错误；当时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还是非主要负责人；是贯彻执行上级决定过程中犯的错误，还是自己别出心裁；是后果严重，还是一般后果等四个方面的界限，对此案涉及人员进行了复查。复查结果，原先受法纪处分的（判刑、劳教的16人）均改为“撤消原判，宣告无罪”，或“撤消原判”、“撤消劳教”。原受开除党籍处分的31人中，给予恢复党籍的22人，党籍不予恢复的9人；在原受留党查看处分的9人中，撤消原处分的2人，免于处分的3人，改为党内警告处分的4人。这是后话。 《蛇仙游记》26、老禅师评论“奉贤惨案” 把调查奉贤的材料反映给上海市委后，白娘子和小青就离开了上海。查处奉贤的情况，她俩当时并不知道详情。若干年后她俩去聚贤寺做客，看到了1960年2月14日，**上海市委监察委员会上报**中央的《关于奉贤县严重违法乱纪错误的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报告》称：“自一九五八年春耕时起，违法乱纪错误即连续发生，到了秋耕秋种时，发展到最高峰，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全县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直接被逼死的群众就有一百五十六人。据奉城人民公社的调查，在死亡的人中，贫农占50.8%，中农占41.5%，地主、富农占7.7%。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有660余人。各个人民公社和生产营，都设立了‘劳改队’，先后劳改了2866人；集训了2907人。其中，除少数地、富、反、坏分子外，大多数是不应该劳改、集训的人。据泰日人民公社两个劳改队106人的调查，属于‘生产不积极’、‘手脚不干净’、‘思想作风不好’、‘吃饭抢先’等不应该劳改的即占74.5%。有的劳改队还私立条令，动辄进行非法拷打，严重地破坏了革命法制。县公安局还以改造‘童窃犯’、‘顽劣儿童’为名，先后集训了200多名儿童（大多数是10到13岁，最小的仅6岁）。集训期间，施用种种刑罚，严重摧残了儿童的身心健康。至于对群众捆绑、吊打、乱斗、乱关、罚跪、游街和停餐等违法乱纪行为，则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尤其严重的是在消灭红铃虫的工作中，县委公然指示将放过棉花的房屋用后一律烧光，全县被烧毁、拆毁民房1823间，仓库（多系临时搭建）1345间；强迫各生产队拆掉草屋顶，甚至将河边、路旁正在成长的山芋、黄豆等农作物和芦苇统统砍掉，投入河滨和鱼塘内。结果不但毫无肥效，反而毁掉草屋顶12000多间，山芋12000多担，黄豆24000多担，其他杂粮7500多担，损坏鱼塘、河滨4000多条，鱼塘中的鱼全部被毁。在兴修水利当中，强迫群众拆毁一万多部木织布机作运土车，强迫基层干部，挖墓挖棺，做工具改革的木材。” 《报告》中强调：“奉贤县的违法乱纪错误，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并不是偶然的，它同县委领导人员政治品质恶劣、组织严重不纯是有密切关联的。” 《报告》分析说：“在县委领导核心周围，又有一些暗藏的特务分子。现已查明，县农业局长戴纪群，是伪装混入党内的中统特务份子；副局长赵时桃，是国民党员，当过伪保长和保甲情报网组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付洁，是中统特务的重大的嫌疑。这些分子一方面竭力迎合王文忠，李少峰等人的错误主张，投其所好，成为出谋献策的‘狗头军师’；另一方面，还亲自发号施令，胡作非为，‘带头’捆绑吊打群众，残害人民。同时，某些党的基层组织也严重不纯，有些支部的领导权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所篡夺（新夺人民公社有营正副支部书记45人，其中29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11个营中有4个营的领导权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所掌握）。他们也趁此机会，兴风作浪，无恶习不作，明目张胆地进行复辟、破环活动。所以群众说：‘土改时我们赶跑了地主，现在他们是替地主报仇，向我农民进攻。’可见，该县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而有些是特务分子、坏分子和阶级分子的破坏活动。由于蜕化变质分子和反、坏分子控制了县委、县级某些部门以及少数人民公社的领导权，就大大加重了违法乱纪的严重程度。” 聚贤寺方丈锐觉禅师学富五车、通晓古今。当白娘子和小青和老禅师议论起当年的“奉贤惨案”时，老禅师感慨万千，评论说：奉贤县干部强迫命令，严重违法乱纪之风，是在生产资料归公的高级社，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全面“共产”的人民公社基础上刮起的。 1955年合作化运动中，奉贤县委用先动员、抓典型、后加压、一风吹的办法，在全县刮起了生产资料归公的合作化。到1956年，全县农村全部实现高级社。农民的土地、耕畜、主要农具，一律归共产归公，生产劳力由社里安排，生活的口粮由社里按工分发给。农民变成了社员。 入不入社由不得你，辩论会日以继夜，不入社就挨“辩论”，干部带着积极分子堵门、斗人、拆田埂、逼地契。中国的农民千百年来都是老实驯良的小民。刚刚分田分地的农民，有的欢天喜地，有的哭哭啼啼，全都加入了高级社。生产资料全部归了合作社，生活资料也由社里分配，合作化运动控制了农民的命脉，于是，出工听号令，吃粮靠工分。干部说啥就是啥，稍不驯服，批斗、辩论、扣口粮。农民终于成了良民。合作化成了军事化。 从此，干部一声令下，社员如奉圣旨。干部的口头禅是：“党叫你干啥就干啥！”县委书记王文忠，就把他当自己当作党的化身，凡他决定的事和布置的工作，必须坚决按时保量完成，“违令者决不客气”，是他挂在嘴边的名言。 全县农村实现高级社化，农民成为集体生产的社员，集体劳动，集体生产，客观上为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大型工程提供了可能的劳动力保障。在全国上下“好大喜功”风起云涌的情况下，奉贤县委在兴修水利运动、积肥运动、深翻土地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中，搞起了千军万马“上战场”的“大兵团作战”。尤其人民公社化以后，奉贤县委更加热衷于“千军万马”，“红旗飘飘”，“战歌冲天”，“大兵团作战”成为时代宠儿。 积肥、灭虫、修水利，发展生产的好事，在失去制约的高度集权体制下，竟能闹到群众家破人亡，祸患丛生；深翻土地、“劳改队”、“集训班”，劳民伤财和祸害百姓的坏事，竟能上呼下应，一通到底，弄到民不聊生，惨不忍睹的地步。要为民造福、“跑步进入**人间天堂”的“大跃进”，竟在许多地方造**间炼狱，饿殍载道，人民生不如死。 老禅师说：“大跃进，当然是头昏脑热，狂躁冲动的产物，但又决不仅仅是某个人狂热**的产物。这是一种体制的悲剧。这是天意，百姓该当受此一劫。阿弥陀佛！”他摇摇头，显出满脸的悲凉和无奈，结束了评论。 《蛇仙游记》27、为生产1070万吨纲而奋斗 27、为生产1070万吨纲而奋斗却说白娘子和小青离开上海，足踏祥云冉冉飞行。她俩向下面大地望去，忽然发现了壮丽的景观：星罗棋布的城镇乡村，都修建了一片片的“小火炉”群，“火炉”群火光冲天，人声鼎沸，红旗招展；大片的成熟了的庄稼在风中摇摆，不见有人收割；浩浩荡荡的人群打着红旗涌进崇山峻岭，有的拿镐刨着石头，有的锯树木，远近的群山都在烧炭，冒着浓浓黑烟……。 这是怎么回事？白娘子和小青经过调查采访，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1958年的年底要炼出1070万吨钢。到年底时间仅剩了4个月，还差600多万吨的任务没有完成。时间紧、任务重。北戴河会议闭幕后，中央立即紧锣密鼓地督战，推动全党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9月1日，发表了北戴河会议公报。公报“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书记挂帅，采取最有效的办法，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各方面的协作，解决生产中的一切困难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鼓动和高压督战，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越来越汹涌澎湃。[.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农民中的好劳力放下了秋收，全部转入了钢铁战场；工人、干部、职员、教师、学生、医生……，各行各业，都参加了大炼钢铁。全国参加钢铁战斗的人员，到11月已经猛增到900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这么多人搞钢铁，主要是土法上马搞小高炉和土高炉。这些炉子大的不过十几米高，小的容积不到1立方米。不但砖瓦窑、磁窑改成了“小土炉”，就连过去日本、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碉堡、炮楼，也改成了“小土炉”。不但工厂、公社，而且部队、学校、医院甚至省部委大院也建了“小土炉”，中南海、宋庆龄副主席的院子，都建了“小土炉”。到10月底，全国小高炉和小土炉已经达到了几百万座。 炼铁需要矿石。全国有上千万人进山找矿。没有矿石，就到各家各户搜寻铁器，铁锅、铁铲、火盆、炉具、铁钉、门拉手……，凡是钢铁制品，甚至铁制农具，都被投入炉里，放“钢铁卫星”，向党委报喜；炼铁需要煤炭。于是成百万的农民上山挖煤，开了10多万个小煤矿。煤炭不够用，就砍伐树木、拆旧房屋，用木材顶煤用。宅旁院内的树木和大片的森林都被砍光；运矿石运煤炭需要运输工具，于是就调用全国机关、单位、公社的各种车辆、船只、牲畜以及人力背、扛、抬、担。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大炼钢铁的场面极为壮观：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红旗招展，火光冲天。人们通宵不眠，大干特干。书记和干部们在一旁指挥督战，眼睛布满血丝，喊着豪言壮语，嗓子都喊哑了。如果完成了任务，特别是放了“钢铁卫星”，人们就抬着喜报、敲锣打鼓、喊着口号，向党委报喜。 中央决定：10月15至21日为钢铁生产高产周。于是，“钢铁卫星”纷纷升空，越放越大，越升越高。《人民日报》宣称：在这一周内，钢的平均日产量比前14天的平均日产量增加了85％；毫无钢铁工业基础的广西，竟然后来居上，接连放了几颗特大“钢铁卫星”：环江县日产生铁6300吨，鹿寨县日产生铁竟高达20万吨。 10月上旬，河南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省委第一书记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河南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所谓“鸡窝炉”土法炒钢。 《人民日报》10月12日的社论说：“河南省六百万人炼钢炼铁。” 新华社10月13日电：四川省有“八百万钢铁队伍”。 《云南日报》10月15日报导：全省“三百万大军”“向钢铁铜前线总攻击！” 新华社10月17日报导，“山西省有二百多万钢铁新战士”，“开赴各山区，参加建炉、采矿、运矿石。” 全国二十多省，无一甘落人后，都在这样不顾一切地蛮干。 广西忻城县集合“七万人采煤大军”，“在十九个小时内，用土法采煤六十多万吨”。经广西区党委、柳州地委、忻城县委分头查算，“证明数字完全正确”。报社报导这则新闻时，似乎并未想过，这个数字乘以365，大约就是当时全国的煤炭产量了。 越往后牛皮就吹得越不成样子。新华社10月29日电：河南省当天670万人上阵，日产105万吨铁，1万1千吨钢。第二天奇迹再度出现，日产133万吨铁，10万3千吨钢。 一个省一天生产10万3千吨钢，而全国全年计划才1070万吨，可见撒谎也是要有点勇气的。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牛皮状元恐怕得属下面两则消息：一、“广西鹿寨县卫星冲破天，一天产铁20万吨，等于国家分配给广西的全年生产任务。” 二、“湖南宜章县梅田人民公社，煤炭巨星上青天，日产原煤逼近30万吨。” 这些都是官方新华通讯社发出的电讯，是那些省、县、公社的干部炮制这些假数字，骗过了记者，还是记者同他们合伙搞了鬼，如今已无从查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儿们是这些牛皮新闻的主要炮制者。 这年11月，河南新乡县放出了一颗日产生铁102吨的“卫星”。周总理的工业秘书顾明去新乡做了一番调查，回来向总理汇报说：“新乡完全是弄虚作假。请看，他们炼出来的‘铁’，最上乘的就是这样的‘海绵铁’。”他把一块黑糊糊、像海绵一样的东西递给了总理。总理接过样品一看，掂了掂，良久无言，最后叹了口气，说：“这哪里是铁嘛！”随手把这块“卫星铁”放在了书架上。 《蛇仙游记》28、农村大炼钢铁见闻 白娘子和小青在云端向下看到，在一座山岭上，一群农民们背着干粮、挎着水壶、扛着锹镐、举着红旗在找“铁矿石”。[.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她俩按落云头，变成女记者模样，问一个找矿的农民：“矿石是什么样子的？”农民回答说：“我也没见过。听队长开会说，石头发红，砸碎了里面如同生了铁锈，闻闻有股铁锈气，这就是铁矿石。” 农民们在这个山坡里挖块石头看看，在那个山头挖块石头闻闻。到傍晚，在深山里挖出了像队长说的那样的石头，大伙欢呼找到了“铁矿”。于是，挖出了很多“铁矿石”抬回来。于是，大队向公社报喜，公社向县委报喜。 白娘子和小青变成两个过路的老头，来到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她们见几个老汉正蹲在饲养处愁眉不展，闷头抽着旱烟。 小青问道：“发啥愁哩？” 一个老汉说：“年轻人都上钢铁基地作战去了，队里剩下的老的老，小的小，正愁庄稼都没人收呢，公社又让村里也建炉炼铁。这可咋弄哩？” 小青说：“这炼铁炉，小点中吗？” 老汉说：“小点没关系，能炼铁就中。” 小青笑了，说：“这就好办。弄几块砖，糊上泥巴，不就可以炼了吗？” 老汉说：“往哪里去找铁矿石？” 小青说：“把你队里的破镐头、锄头、铁锹什么的，往炉里一扔，铁不就炼出来了吗？” 老汉迟疑，说：“这些农具修修还能用，糟蹋了太可惜呀。” 另一个老汉拍了一下大腿，说：“我的队长哎！上级逼得你快上吊了，还可惜什么！混一时讲一时，这位老弟说得对，先把这一关过了再说吧。” 队长思忖一下，下了决心：“好！就这么办！”转身向白娘子和小青拱手作揖：“谢谢指点！谢谢指点！” 白娘子和小青离开了山村，走到大路不久，就遇到了运输矿石、石灰石、焦炭等原材料的“运输兵团”，兵团里大多是妇女、老人、学生。牛车拉，毛驴驮，小车推，人担、抬、背，浩浩荡荡，就像解放战争时期支前的运输队伍。 兵团的宣传员们一手持着小红旗，一手拿着硬纸板卷成的喇叭筒，跑前跑后地喊着：“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难不难，想想解放大军下江南；累不累，想想苦难的旧社会。超老英，赶老美，定让高炉流铁水！鼓干劲，争上游，要让铁水哗哗流！……” 一群妇女推着独轮车过来，车上满装着矿石。她们披散着头发，抹着汗；一队十几岁的学生背着小筐蹒跚地走过来，他们汗流满面，有几个孩子抹着眼泪；几个老头佝偻着腰，扛着破口袋，喘息着走来……。（.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 宣传员给大家鼓劲：“小罗成，老黄忠，努力追赶穆桂英。穆桂英，不简单，搬来矿石堆成山！…… 白娘子和小青施展隐身术潜入县委第一书记的办公室，见书记两眼布满血丝，在办公室里急得团团乱转。他们县大炼钢铁出了很多问题：农民们不懂技术，光知道蛮干，炼出来的都是焦炭、石灰石和矿石烧结在一起的深灰色的“硬圪塔”。地区不停地督战，要求“炉炉争长寿，炉炉插红旗，下雨不停工。”煤烧光了，砍树烧炭。大片的森林被砍光了，大小山岭都被剃了光头。大片的成熟了的庄稼没有人收割，眼看着粮食烂到地里。痛心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他咬咬牙，决定在全县开展“钢铁抗旱运动”，要求各单位、各公社，要不惜一切代价，把钢铁搞上去！ 白娘子和小青又隐身跟踪一位公社党委书记。这位书记从县里开罢“钢铁抗旱运动誓师大会”，一路步行赶回公社，心里如同装了25只老鼠――百爪挠心。连续地突击炼钢铁，昼夜不停地工作，使他脸庞浮肿、声音嘶哑。这些日子，土炉垒了不少，可出炉的都是烧结的“灰圪塔”。煤早烧完了，近一点的树也砍光了，可就是炼不出铁来，他只能用“灰圪塔”充数。即使这样，他的公社也没能完成县里下达的任务。 路两旁的庄稼惨不忍睹。高梁乱七八糟地躺在地里；白薯只收了一半，剩下的被霜冻坏在地里，老远就嗅到一股坏白薯的气味；豆子垛在场里没有打，几场雨后豆荚里就钻出豆芽……。钢铁任务这样紧，谁敢让青壮年从钢铁战线回来收割庄稼！他曾经向县委第一书记反映过收割庄稼问题，县委第一书记久久沉默着，不说话。他急着说：“蔡书记，你总得想个办法呀！”蔡书记铁青着脸，说：“办法你自己想！”转身走了。唉，好好的一个丰收年被糟蹋了。 回到公社，书记立即布置开展“钢铁抗旱”运动：书记挂帅，思想领先，副书记、副社长包大队，昼夜苦战，限期完成任务。他提出了“六查六找挖钢铁”的办法：“一查队里库房内外，找破旧铁农具和铁器；二查社员家里，找铁锅、铁铲、火盆及一切铁器；三查门窗箱柜，找铁锁、铁了吊；四查古老山寨，挖铁炮铁兵器；五查古庙古寺，挖铁钟铁香炉；六查地主富农，找埋藏的铁器。”要屋里找，屋外找，墙上找，墙里找，房上找，地下找。大人小孩一起行动找钢铁，找光、找净，不放过一根铁钉。 大队成立了“挖铁队”，挨家挨户地搜寻钢铁。铁锅、铁铲、火盆、炉具、铁锁、门鼻子、箱了吊，铁钉子，小孩子玩的铁环，凡是钢铁制造的东西，一律拿走。仅一天功夫，公社就收缴了“废铁”72000多斤，随后就投入炼铁炉里。这一天，公社放了一颗日产8万斤铁的“卫星”。 白娘子和小青看了这颗“钢铁卫星”诞生的全过程，叹道：“社员吃公共食堂，没有铁锅不要紧，可是，没有炉具、火盆取暖，这冬天可怎么过？” 白娘子和小青来到安徽，看到一条山沟的两头用土石封口堵死，山沟里燃烧着砍倒的树木，火光熊熊。”一打听，原来这个山沟是一座特大是“炼铁炉”。炼铁的工艺流程是：将山上的树砍一些，推下山沟，然后把铁矿石、收来的铁器推下山沟。再砍一些树推下去，再堆一些铁矿石、铁器，这样堆上三、四层，直到把山上的树砍光。然后放火将树木点燃，烧上几天。等火熄了，铁也就炼好了。 白娘子和小青遇到了几位老农民，他们流着眼泪说：“你俩是城里来的记者吧？你们快向**他老人家反映反映吧！我们大队拥有上百座山头，两人合抱的樟树、枫树比比皆是。为了炼钢，砍树烧炭，都快砍光啦！树林砍光了，竹林也砍光了！炼铁见树就砍，经济林也不放过，果树、茶树、油桐树都砍啦！作孽啊！作孽啊！”。 她俩来到平原，平原地带树不多的地方就更遭殃了。为了炼钢，将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喂了土高炉。果树砍掉，葡萄藤也砍掉，暂无人住的房子把房架拆掉。凡能点著火的，统统投进炉膛去“炼钢”了。 《蛇仙游记》29、白娘子访查后代“大炼钢铁” 白娘子和小青在各处漫游了近一个月，又来到了她子孙繁衍生息的地方――红旗公社许家庄大队所在的县。她俩走访了县、社、队各级干部和社员，了解到当地大炼钢铁的情况：9月17日，县委发布指示《放手发动群众，保证完成钢铁生产任务》，提出当年全县建起炼钢炼铁炉3000个，保证完成生铁4万吨，争取10万吨。 县委何书记为首，成立钢铁技术指挥部。突击建起土高炉3768个，小高炉25座，对外号称5000土炉；建炼焦炉894个；全县80多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劳力18万多人，后增至30万大军；炼钢铁需要运矿石、燃料，县委书记挂帅，又成立起7万多人的运输大军；2500名干部投入钢铁生产第一线，对外号称4000干部上火线。县委委员分头坐镇小高炉，其中15人声称成为能装炉、能扯炉风、能配料、能看火色、能看铁水、能治炉病的炼钢能手和专家。 18万多钢铁大军，全部按军事编制，编成师、团、营、连、排、班、集中餐宿，日夜苦战。到10月10日，当地报纸报道：全县已日产烟煤8150吨，炼焦2080吨，产铁300吨等。 日期一天天逼紧，任务拖了一大截，县委领导怕落后挨批，急得火烧眉毛，群众可就遭了罪。10月，县委规定，3000土炉产量定额要翻番，苦战大战，加班加点，拼死也要拿下3000吨。 一声令下，雷厉风行。所有的土高炉一律连轴转，白天干了黑夜干，一天干三班，甚至有一连五天不睡觉，搞连轴大会战的。(.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炼钢前，“钢铁战士”精疲力尽，困得人仰马翻，烤得皮焦肉干，钢钎抬不起，装料举不起，风箱拉不起。钢水，还是滴水不见。 完不成任务，干部急红了眼，皮带抽，绳索捆，大棒打，梁上吊，一时打人成风。 花楼公社的一个小土炉群，一天就有27人被打。双江运输营，完不成任务罚跪、挨打、吐唾沫、脸上抹屎。红旗公社跃进煤矿，全矿不到200工人，挨过打的有60人。 至于“土法上马，就地取材”的小土高炉，作孽更深。 砌炉的砖，靠拆民房，炼铁的原料，是社员的生产、生活用铁器。先是号召大家献“爱国铁”、“跃进铁”，后来干脆组成抄家队伍，见铁器就抄。好端端的铁锅，砸碎了收走，锄头、镰刀、钉子、铁锤、犁头、耙齿，统统仍进炼铁炉。 大炼钢铁，遗祸最大的就是对森林的大破坏了。历朝历代，本县山地、丘陵地区林林茂树密。清代光绪年间有林地317万亩。县西南层峦垒献，弥望青葱，松杉大者可作栋梁，运销靖港、长沙等地。而大炼钢铁来了一个一扫光。土高炉一开火，煤炭坝等小煤矿的煤不能满足供料，县委决定毁林炼钢。1956年，全县有林面积125万亩，覆盖率为28.6%；到1960年，经过大炼钢铁和食堂烧材，砍伐立木160多万立方米，有林面积只有57万多亩，覆盖率下降为13.1%。加上村头路边、房前屋后的树木，各家木料，房料家俱等，全民大炼钢铁，全县180多万立方米的木材化为乌有！青山绿水的大地，变得山秃岭光，荒山面积达万亩，水土流失面积日益扩大，无雨天旱缺水，下雨泥浆滚滚。 花楼公社周家老屋始建于南宋，屋后花苑有一对古茶花树，几百年枝繁叶茂，盘根错节，名传乡里。土高炉要炭，几个人上去就把它砍了。 全县30万青壮劳力“大战钢铁前线”，收秋生产多为妇女、老人、中小学生承担。更因劳力不足，有的红薯烂在土里，有的晚稻在田里过冬。糟蹋粮食很多，丰产没丰收。 小青问一位妇女：“这么多粮食糟蹋在地里，来年怎么办？” 妇女不屑地说：“那有什么！粮食收的多，也被公社给调走了；粮食收的少，公社也会从别村给调来。反正有**食堂，总会有饭吃！” 《蛇仙游记》30、函谷关老子显圣 河南省境内的函谷关，三层雄关高达二十丈，是老子曾骑着青牛进出过的古迹。(.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两千年来，它一直与中华民族的生存息息相关。西汉时它是护卫京都长安的东大门，东汉时为京都洛阳的西部屏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荒年乱月，当权者还十分重视保护这一古迹，在1926年特斥资重修。 1958年大炼钢铁，当地的县委书记带头炼钢，提出要建“书记炉”。可是这位书记没有砖厂烧砖，如何砌筑炼钢炉？他看上了函谷关，提出扒用函谷关的砖。左右劝阻：“那是古迹。”他将眼一瞪：“什么古迹？古迹也要为钢铁元帅升帐服务！”随之一声令下，调来一批农民扒城拆砖。这位县委书记坐在关上督阵。 当几乎把关上的两层楼阁扒拆一空时，忽然一朵彩云飘到关上，一位身穿黄袍的白须老者，骑着一头青牛出现了。他手持拂尘一甩，拆关的农民立即瘫倒地上，县委书记也像被人制住，瘫倒椅子上动弹不得。 白须老者怒斥县委书记：“你这个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竟敢这样肆无忌惮地破坏民族的文化古迹，可恶！可恶！不叫你吃些苦头，你就不知道如何做一个中国人！” 县委书记身子不能动弹，心里却很明白，嘴也能说话。他虽然不知道这是老子显圣，但是也知道是神仙要惩罚他。他吓得连声哀求：“神仙饶命！神仙饶命！小人再也不敢了！” “念你尚知悔改，死罪可免，活罪不饶！”说罢，用拂尘一指那书记，喝声“起！”只见那书记像被无形的手提起一样，升上天空，一阵狂风吹来，把他吹得无影无踪。随后，老子也骑着青牛冉冉腾空而起，消失在云彩之中。 老子骑着青牛正行之时，忽听有人喊道：“仙师慢行，弟子白素贞、小青拜见！” 老子止住云头，见是白、青二位蛇仙，笑道：“二位不在峨眉山修炼，来到凡间做什么？又要贪恋红尘么？” 白娘子躬身答道：“仙师莫要取笑。弟子是听说人间正在大跃进、奔向**天堂，特到人间开开眼！适才看到仙师惩戒炎黄的不肖子孙，真是大快人心啊！” 小青也说：“破坏民族文化古迹的不肖子孙还不少呢。甘肃省武威县自唐代起即为西北第一重镇，以大砖筑成的城墙十分壮观。它雄峙千年，竟也在炼钢铁声中毁于一旦。至于全国共拆了多少古建筑，那就很难查清了。” 老子叹道：“唉，这是天意，在劫难逃啊！” 白娘子说：“仙师说的极是。连国母孙夫人院子也修建了‘土高炉’炼钢呢。” 小青也说：“真是一场浩劫啊！北京人将暖气管拆掉、砸碎，填进“小土群”的炉膛里，等熔到**分时往外一倒，就炼成了‘土钢’，这效率比国家计委裁铁丝炼钢高得多。上海洋建筑多，有的是铁门，黄浦江边的外滩还有一圈铁链围住花草，这些都陆续变成了牛粪堆似的‘土钢’。云南昆明市组织了六、七万“儿童团”四处寻找废铁。河北省高阳县有个乡，历来家家户户以织布换粮为生，当官的竟把全部织布机上的铁构件都砸掉炼成了铁坨子。奉命来收铁锅的人抬著筐走进农民家，从古老的灶台上摘下了铁锅，在院子里就地砸成了碎片，哗啦哗啦被放进抬筐里。铁器不够，别的金属制品也可以拿来凑数，人们相传用了数代的铜脸盆、铜汤婆子、挂蚊帐用的铜钩子也交出来，同铁锅、铁铲一起送进了土炉子。大炼钢铁演变成了全民砸铁器、全民砸铁锅，比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收缴全国民间铁器做得更彻底。” 老子又叹了口气：“唉！荒唐的是各行各业都要‘为钢铁元帅让路’，“为钢铁元帅护驾”。于是又出现了另外一些怪事。如武汉小型拖拉机厂成立才几个月，农民们正盼著拖拉机开进自己的村庄，该厂党委竟然决定拖拉机应当为元帅让路，停止生产，改为生产炼钢设备；中国最大的水力发电厂东北丰满厂把发电设备拆了去搞土高炉，头脑正常的人无论如何没法理解。唉！这是天意，天意呀！” 《蛇仙游记》31、鹿童讲1958年的经历（一） 白娘子和小青在回峨眉山的途中，遇到了南极仙翁的弟子鹿童。当年为救丈夫许仙，白娘子曾去南极仙翁处盗仙草，和鹿童打过架。不打不相识，二人成了好朋友。 当下，鹿童躬身施礼，说道：“二位姐姐久违了，如今待往哪里去？” 白娘子说道：“我们姐妹来到人间游览一番，如今要回峨眉山。贤弟如何在这里？” 鹿童道：“我奉仙翁之命来人间体验生活。我幻化为一名师范学校的学生，在一所县城师范学校学习，现在放寒假，我回南极去探望恩师仙翁。” 小青说道：“好呀！你身在人间，对人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新鲜事情一定知道不少啊！” 鹿童说道：“那当然啦！” 小青问道：“能给我们讲讲吗？” 鹿童说道：“二位姐姐如果有兴趣，我可以把我在今年一年的所闻、所见、所历讲给姐姐听。” 白娘子和小青齐声说“好”。于是，鹿童就讲了起来：1958年，在“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下，我校师生像一群服苦役的劳改犯人，参加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不断地“改造思想”。整整一年几乎没有上课。 195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四害”是指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全国立刻掀起了“除四害”的**。“除四害”是“政治”任务，教育必须为它服务。于是，我校开学后立即开展了“除四害”活动。学校向各班下达了指标，限期完成。那时没有苍蝇，就挖蛹顶数。先是半天上课半天“除四害”，后来就经常整天停课下乡挖蛹。 挖蛹只能去厕所，从那粘满黄绿色黏糊糊臭屎的砖石缝中，把蛹一个个捡进瓶子、罐子或小桶等容器内，以备上交验数。眼看着黏糊黄绿的屎尿，鼻闻直冲脑门的臊臭，这就够让人恶心的了。可是，还必须把脏兮兮的蛹一个个从臭屎里拣进容器里，这种令人作呕的滋味可想而知。我出身农家，从小就拾粪、捣粪，在赃乱的环境里生活惯了，还能忍受这种滋味。那些从小娇生惯养、干净利索的女同学可就苦了。（.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 我班有个叫王冰的女同学，长得光滑漂亮，又干净利索，衣服一尘不染，她的床铺都不准别人坐，嫌脏。挖蛹时，她戴着大口罩、白线手套，用筷子夹蛹，完不成任务。在小组生活会上，干部和“积极分子”们批评她，说她“嫌脏怕累，没有贫下中农感情，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要求她“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向贫下中农那样，手上有老茧，脚上有牛屎”。有几个平时生活很邋蹋的女同学，这回可大显身手了。她们不戴口罩、不戴手套，直接用手抓蛹，总是超额完成任务。因而表扬她们“不怕赃、不怕累，有深厚的贫下中农感情”，号召同学们向她们“学习”。 有一次，我班挖蛹来到距我校20里的后李村。我们把农民的厕所都搜遍了。有的还把茅坑的砖头石块一块块地拆下来，拣干净上面的蛹，再一块块的垒上。农民们见了都感到惊奇：城里来的洋学生专在臭气熏天的茅坑里找蛹，过去都没听说过！ “除四害”的战役告一段落，学校又开始大搞勤工俭学。3月底学校召开勤工俭学动员大会，副校长褚某作报告，说要去团林村海滩修盐滩，这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师生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就是“教育大革命”。号召全体师生在劳动中努力“改造思想”，做到“又红又专”。他还说盐滩修成后每年能有多少收入云云。动员大会后，各班讨论，党团员带头向党表决心。4月初，全校师生背着行李扛着锹，浩浩荡荡来到了团林村海滩。 在团林村，我们真正过起了“劳动改造”的生活。我们挤住在农民家里。早晨起床盥洗后，给房东挑水、扫院。7点吃早饭。食堂设在一个大院内，搭着席棚，没有桌凳。我们打了饭随便找个地方蹲在地上吃。8点出发去工地。工地距食堂约5里，在一片茫茫的大海滩上。午饭在工地吃，饭是早饭时带的馒头，菜和汤由各班派同学去取。午后5点收工，6点晚饭。7点到9点上课，每周一次小组生活会。后来，我们调干班停课，搞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4月的海滩，天气还冷，芦苇刚冒出嫩绿的芽。去工地的路上要过几条小河，没桥，要赤脚趟过去。水刺骨的冷，每天来回趟十来次，许多同学落下了关节炎、妇女病。 我班的任务是修拦潮坝。开始，两个人提一只小筐运泥土；后来大跃进，一个人肩扛一只筐，黑泥渗出的泥水流的满身都是；再后来，嫌筐上粘泥多，干脆扔掉筐，用手抱着黑泥块往坝上运，身上泥水淋漓，整个变成个泥人。一大块黑泥或一筐泥土，少则二、三十斤，多则四、五十斤，把人累成了一滩泥。这种又脏又累的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男生还能忍受。女生可就惨了，她们蓬头垢面、浑身泥水、咬紧牙关、步履蹒跚，个个都变成“女鬼”了。没有厕所，大小便时，则由几个人围个“人墙”。后来用苇席围了厕所。每次收工回来，一群蓬头垢面的“泥人”，排着歪歪斜斜的队伍，拖着沉重的双腿在茫茫的海滩上移动着，活像一群带着脚镣放风的犯人。 在这苦役般的劳动条件下，还要向党表决心，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谁也不敢微有怨言，更不敢稍有怠工。否则，就要挨辩论、写检查，被扣上“剥削阶级思想严重”、“没有劳动人民感情”、“反对勤工俭学”、“反对大跃进”等大帽子。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更不敢乱说乱动。 大坝终于建成了，我们站在坝顶上踩着土（相当打夯），高兴地唱着：“五八年那么呼嘿，大跃进那么呼嘿，跃进的歌声嘻哩哩哩唰啦啦啦嗦罗罗罗呔，震天响那么呼嘿！……” 盐滩就要修成，我们即将收获勤工俭学的果实，怎么能不高兴啊！ 历经两个月的苦战，到5月底终于把盐滩修好，我们胜利返校。不料，夏季一次大海潮把盐滩冲垮淤平，我们全校师生的血汗付诸东流。 我们回校后，立刻下乡参加夏收劳动。头顶星星、脚踏露水去拔麦，在炎炎烈日下打麦。又热又累。接着，我们调干班就开展了“反右运动”，暑假也没放。这期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已在全国搞得轰轰烈烈，“一天等于二十年”、“超英赶美坐火箭”、“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好”等口号喊得越来越响，“卫星”越放越高，牛皮越吹越大，“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越刮越猛。县里开展了“公共食堂饭菜比赛”、“技术革命成果展览”、“赛诗会”、“放高产卫星”等活动，学校曾组织我们去参观。“饭菜比赛”场地搭的席棚鳞次节比，刀勺山响，香气四溢，看谁手艺好、饭菜花样多。参观者络绎不绝，熙熙攘攘如逢大集。技术革命“成果斐然”，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辆脚踏三轮车上安了一个帆，发明人给我们表演。赛诗会上朗诵的“诗歌”都是豪言壮语、政治口号。农学院放的“白薯卫星”给我的印象最深，说是亩产40万斤，丰产措施之一是让薯秧爬架。我校也搞赛诗会，号召师生搞创作。我曾写了一首歌曲《总路线光芒照四方》，被收入地区出版的《歌曲集》上。我们经常去大街上搞文艺宣传，宣传“三面红旗”。我班有位叫孟华的女同学，歌唱得非常好，每次宣传都有她独唱，我吹横笛给她伴奏。我俩经常在一起编歌、排练，她作曲我编词，她唱歌我伴奏，配合很默契。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长葛介绍了深翻地的经验，立即号召学习长葛。会后，农业部立即在长葛召开全国现场会。1958年8月29日，中央又专门作出《关于深翻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于是，全国掀起了深翻土地的热潮。 1958年9月开学后，我校师生下乡参加“三秋”劳动和深翻地劳动。我们班被派到杨村大队劳动，支援大跃进。先是收秋，然后深翻地，劳动强度非常大。我们的“反右运动”刚刚结束，大家都“把心交给了党”，对党发出的深翻地号召岂敢怠慢。于是，我们白天深翻地搞竞赛，晚上开会谈思想表决心，累得够呛！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一阵口哨声把我们惊醒，我们急忙从被窝爬起，穿衣、拿锹、排队，然后出发。东方刚露出鱼肚白，天上寒星还眨着眼，浓浓的露水很快就湿透了鞋和裤脚。我浑身酸疼，还没有完全驱除睡意，迷迷糊糊地踉踉跄跄地随着队伍走着。心里想：我们的苦役何时了啊！ 从杨村回来，我们又参加修水库。水库工地在城北、竭石山下，要在两山之间筑一条大坝。我们的任务是从山上向工地搬石头。衣服、手都磨破了，累得腰酸腿疼，汗流浃背。 又上山采树种，去杏园大队深翻地。在杏园深翻一人多深，把黄土都翻到上面来了。一面挖土我一面想，地翻得这样深能增产？这不是瞎扯吗！ 9月下旬，“钢铁元帅升帐”，全校师生又投入“大炼钢铁运动”。往哪里找矿石？听说滦河岸沙滩下埋着铁沙，把铁沙挖出来再用炉一炼不就是铁么！于是，全校师生浩浩荡荡奔赴滦河滩来挖铁沙。我们住在孙庄农民家里，自己做饭，白天干一天，晚上还经常夜战。挖铁沙的工艺流程是：1、探沙。先派人在河滩上探找哪里埋着铁沙；2、挖沙。用锹把铁沙挖出来；3、炒沙。用大锅把湿铁沙炒干；4、吸沙。挖出的铁沙混有很多石沙，必须用磁铁把纯铁沙吸出来，再运回学校炼铁。我们在河滩用几块石头架起大锅炒铁沙，烧的柴禾就去附近的地里去取。由于农民都忙着大炼钢铁，再加上食堂吃饭不要钱，地里的庄稼没人好好收割，玉米、高粱的秸杆满地都是。花生地里丢下不少花生，老母猪带着一群小猪在地里拱着吃。我们也拣些回来吃。 进人11月，天气冷了，我们才班师回校。回到学校，学校又分配给各班炼铁的任务。于是，各班都自己脱坯，建起炼铁的小土炉，昼夜不停地炼起铁来。社员吃食堂，家里原来的小风箱都闲起来，我们就借来给小高炉鼓风。学校后院建起了几十座各式各样的小土炉（每班五、六座），昼夜不停地炼铁，火光冲天，人声噪杂，好不热闹。 不知道学校从哪里运来了大量焦炭、石灰石、铁矿石，我们按照学校教给的方法把这些原料投入炉内，结果炼出了像蚯蚓屎一样的许多“铁疙瘩”。于是，我们就敲锣打鼓向学校党委“报喜”。这些“铁疙瘩”至今还埋在学校后院的地底下。 完成了炼铁的任务，我们又大搞积肥送粪。往学校农场送粪都是夜战，因为只有晚上我们才能从生产队借来大车。我们是男生架辕、女生拉梢，呜呀喊叫、一路小跑，比大牲畜拉车还快。 1958年，我们又“跃进”又“反右”又“炼铁”，又当“苦役”又当“牲畜”闹腾了一年，没有好好上一堂课。校长总结1958年工作时却说：“虽然教学质量降低了，但是教育质量提高了。” 《蛇仙游记》32、鹿童讲1958年的经历（二） 1958年，在搞大跃进的同时，我们调干班全体学生开展了整风反右运动。(.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1958年2月开学返校后，我知道了我校教师在寒假开展了反右运动，开学后一边上课仍一边反右。教我们地理的徐耀老师就被打成了右派。教我们汉语的甄老师是一4班班主任，在开学典礼时代表教师讲话很是慷慨激昂，领着学生去团林修盐滩时身先士卒、实干苦干，在我看来他是个响当当的革命派。不料，从团林返校后，他竟被“反右补课”补上了，也成了右派分子。据说是因为在县政协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曾发言说：党员和群众之间“有那么一条不深不浅的沟，一堵不高不矮的墙。”党员见了群众“脸上能刮下一层霜来。”在反右补课时，发现了他的发言记录，才使这个伪装革命教师的“右派”未能漏网。 我们在团林修盐滩时，就开始了整风反右运动。按中央规定，中等学校的学生不参加整风反右运动。因为我们一年级6个班是调干班，学生原来都是小学教师或中学职员，所以要开展整风反右运动。说是整风反右，实际上是只反右，在我们调干学生中抓“右派分子”。怎样抓“右派分子”？ 首先，建立抓右派的组织，搜罗抓右派的打手。因此，学校、年级、各班都成立了“整风反右领导小组”。 第二步，确定右派分子“候选人”。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对全班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排队，根据上级下达的指标，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中和出身虽好但爱说怪话、不当“驯服工具”、领导小组的头头们看着不顺眼的学生中内定出“右派候选人”。各班的指标是10％左右。 第三步，搜集“罪证”。搜集“右派候选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使其达到“右派分子”的标准。大致采用以下几种方法：（1）内查外调。调查“右派候选人”在学校的言行表现（如，查档案、让平时与“候选人”关系较密切的同学和积极分子们揭发），派专人去“右派候选人”的家乡、原来工作过的地方外调取证。[.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 （2）动员鸣放。动员劝导学生帮助党整风，给党和政府、学校、党员提出批评意见，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要有顾虑，“言者无罪，闻者足诫”。要大鸣大放，小组会上要积极发言，要多写小字报和大字报。谁提的意见多、质量高，谁就最热爱党。 （3）引蛇出洞。在讨论会或座谈会上，积极分子们故意发表落后或反动的意见，引诱其他人也随着说。积极分子们说得多么反动落后都没关系，因为这是组织上安排的“诱饵”。其他人特别是“右派候选人”一随着说，立刻记录在案、成为罪证。在团林修盐滩时，晚上或下雨天就开讨论会或座谈会。有一次我所在的小组开讨论会，有一道讨论题是：你怎么认识“学校要为工农子女开门”？整风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崔某发言说：这种提法不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没剥削过人，不应把他们关在门外。接着，积极分子们蜂拥应和。见此情景，同学们也纷纷重复崔的发言。一位富农出身的同学，姓秦，不吭声。崔某见秦同学没有发言，竟打断了别的同学的发言，问道：“秦某，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秦某慢条斯理地发言了，他胸有成竹，理直气壮地批判了崔某的观点。听到崔某点秦某的名，担任记录的积极分子的神情立即变得十分专注，握紧笔准备记录秦某的“罪证”。当听到秦某的发言时，她感到十分意外，竟楞在那里，一个字也没记。 （4）逼蛇出洞。开展“向党交心”活动，逼迫每个人都要“向党交心”，也就是把自己的落后反动言行和思想，通统写出来交给党组织。否则就是对党三心二意、离心离德，就要受到批评和辩论。当时，广为流行的一首歌就叫《把我们的心交给党》，我们经常唱：“把我们的心交给党，好象那葵花向太阳。把我们的心交给党，我们就勇敢又坚强。争取红又专，快马加鞭。(.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要作促进派，乘风破浪。……” （5）挖蛇出洞。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别人的问题，写成小字报（检举材料）交给组织（“整风反右领导小组”）。 第四步，“梳理辫子”，报批“右派”。把搜集来的“罪证”按照右派标准上纲上线，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写成材料上报，以待上级审批是否为右派。有的本来是“右派候选人”，但是没有搜集到多少“罪证”，梳出的辫子远够不上右派，也就无法上报。我可能就是属于这一类人。有的原来不是“右派候选人”，也没有对他进行内查外调，但是在大鸣大放和向党交心时说了很多“反动”话，暴露了许多“反动”思想和言行，梳理出的辫子又黑又粗又长，也就成了右派。这类人就是所谓“自己浮出水面的鱼”。一6班有个名叫傅某的学生，贫农成分，父母妻子都是党员，他积极鸣放，也就成了右派。 第五步，批判斗争。一经上级审批确定某某为右派分子后，就开批判斗争会。会前，由积极分子们把搜集到的“罪证”经过上纲上线写出大字报，集中张贴出来，让某某看。然后，由“整风反右领导小组”成员找其谈话，让其准备在批判会上作检查。这时，就派专人把某某监视起来。吃饭、睡觉、上厕所都紧紧跟着，如影随形、寸步不离，以防行凶、逃跑或自杀。 每次只批判斗争一个人。斗争会通常这样进行：把一个教室布置成会场，贴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等标语。会场的一面靠墙放一把椅子，是“右派席”。其他三面坐着开会的人，呈弧形包围“右派席”。积极分子们坐在前排。斗争会由“整风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主持。主持人宣布：“开会！由某某检查交代问题！”某某就从人群中出来坐入“右派席”进行检查交代。检查完毕，主持人说：“某某，你这样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你成了什么人？”某某为争取好态度，只好说：“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主持人就庄严宣布：“经上级批准，某某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有自己不承认是右派分子的，主持人照样宣布，并痛斥其态度恶劣）立刻就有积极分子领呼口号：“打倒右派分子某某！”“打退右派分子某某向党的猖狂进攻！”“……！”群情激昂，呼声震天。接着，积极分子们依次站起来，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批判稿，轮番对右派分子进行批判斗争。他们个个义愤填膺、横眉立目、唾液飞溅、声嘶力竭，声讨“罪行”无限上纲。面对他们的昨日同学今日敌人，毫无怜悯之意，满腔仇恨之情。当时，号召人们作党的“驯服工具”，这伙人可谓货真价实的党的“驯服工具”。批判完毕，又是一阵急风暴雨般的口号。最后，主持人令“右派分子”要继续检查交代，深挖“毒根”，好好改造，争取从宽处理。散会。 第六步，监督劳动。被打成右派的学生立刻由专人从批判会场被押送到“右派关押室”（当时还没有“牛棚”这个词）关押起来，完全失去了自由。关押右派的地方是个大教室，里面用木板搭成通铺。晚上，右派们在通铺上紧挨着睡觉，几盏100瓦的大灯泡在头顶上明晃晃的照着，要想翻个身都必须先喊“报告”经看守人员准许。早晨起床铃响，看守喝令“起床！”右派们急忙爬起穿衣，谁也不敢怠慢。然后，打洗脸水、去厕所、去饭厅、去学校菜园劳动，全都排着队在看守监管下进行。白天主要是体力劳动，晚上就寝前（或白天下雨不能劳动时），在看守监管下盘腿坐在自己铺位上写检查交代。 从1958年2月开学后不久，我们就开始搞“整风反右运动”，不停课（实际是除四害、修盐滩、下乡劳动等和二、三年级一样，利用业余时间搞运动）。我们6个调干班不放暑假，集中搞运动。直到9月1日开学才基本结束。通过上述六大步，在我们六个班300名学生中抓出了30多名“右派分子”，超额完成了任务。另外，还有许多学生遭到了批判辩论，受到党藉或团藉处分。 这次运动我班共抓出4名右派分子，还有4人受到批判辩论，受到党（团）籍处分。一位姓刘的同学在要批判斗争他的前一天，利用去厕所的机会摆脱监视人逃跑了，数月后在东北被公安机关拘留，让学校去取人。在被押回学校的火车上又逃跑了，以后一直渺无音信。1978年给右派平反时他曾来学校，说他早已在东北某林区落户，现已当了干部。 这些被打成右派分子或被批判辩论的学生究竟都有些什么“罪行”呢？某甲鸣放时曾说“某党员班干部学习不咋的而对同学确盛气凌人”，被上纲为“蔑视党员干部，反对党的领导”；某乙向党交心时说“解放前曾吃过美国救济粮”，被上纲为“美化美帝国主义”；某丙曾说过“中国的猪肉很多都运到苏联去了”，被上纲为“反对苏联”；某丁曾写大字报说“学校教师水平低，只见打旗的不见梅兰芳”，被上纲为“诬蔑社会主义学校”；某戊曾对同学说过“我们村社干部搞特殊化，不少人闹着要退社”，被上纲为“反对合作化，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我班有个积极分子在小组讨论发言时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女同学胡某接着此话发言说：“连**三天不学习都赶不上**，我更应该好好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后来被上纲为“影射**也要改造，是反对**。”胡不承认，“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就找她谈话，说：“你不要觉得你没反对**，你只要端正态度，从阶级根源上分析，就认识上去了。要大胆地承认，争取个好态度。”胡坚决没承认。她在鸣放时曾说“我村扫盲不彻底。”被上纲为“诬蔑、攻击社会主义。”她平时穿戴比较整齐，被说成“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去她家乡外调，没调查出她有什么问题，却把她爷爷的问题（她爷爷是地主分子，耳聋，常说家产是省吃俭用攒的，不懂得什么叫剥削）调查来写成大字报，说她“和地主家庭划不清界限。”就因为这些“罪行”被批判辩论，所幸没被打成右派，却被开除团藉。 反右运动，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犹如饱受惊吓的小动物，每日里惴惴不安、提心吊胆，唯恐“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蛇仙游记》33、“万户侯”腐败虐民 鹿童告辞后，小青对白娘子说：“姐姐，咱们在四川农村看看吧。”白娘子和小青按落云头，照例变成女记者，进行采访。 在某村，她俩采访了一名“右派分子”。他姓刘，原来是某大学的历史系讲师，下放到这里进行劳动改造。刘老师提出不要公开他的谈话，白娘子答应了他。刘老师见白娘子和小青谈吐大方、彬彬有礼，不像是整人的“左派”，就大胆地谈了一些问题。他说：公社成立后，公社头头就是“万户侯”，拥有封建领主式的权力，除了上司，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干部贪污盗窃、多吃多占、打人骂人现象恶性发展。 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使干部拥有一个前所未有的令人恐惧的权力――社员的吃饭权，实质上无异于对社员的生杀大权。它足以对付任何形式的挑战，同时也给他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在社员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一些干部竞相开办干部小灶，向下勒索，侵占公物，与社员生活形成强烈反差，命运掌握在干部手上的社员敢怒不敢言。公社党委书记李某每下耕作区（相当于管理区）检查工作，下面必办酒肉招待，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下面送肉、鱼、蛋，食堂打牙祭送菜，他受之无愧。某耕作区杀猪给他送一根“猪尾巴”，不过尾巴后面带着“七斤重的坐墩肉”。 公社干部小灶天天有鱼有肉。上行下效，下面的四个耕作区也都搞起干部食堂。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群众吃一顿肉，他们吃几天肉。群众呼之为“高灶”。 公共食堂炊事员掌握勺把子的权力了得。汤汤水水的大锅稀饭，见了顺眼的勺子沉底一搂，就吃得扎实一点，见了不顺眼的皮面上一划，清汤寡水几皮菜叶，谁个得罪得起？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输送救济，近水楼台。这样的美差，往往落到干部亲属或亲信头上。社员食堂如此，“高灶”的油水就更大了。 制造升平景象蒙骗上级检查，几乎是普遍现象。二月份县委检查团到这个耕作区检查食堂生活，来时正在开中饭，干部怕败露实情，命令社员一律停止吃饭，有些动作慢的，碗还在嘴边都被抢下，不许再吃，食堂盛稀饭的桶也被踢翻几个。然后支使干部装成社员去接待检查团，参加座谈会，谈好不说孬。 打人是农村“大跃进”的特色，从打地主、打富农、打反革命、到打落后分子、打有右派言论的，打代表“富裕农民思想”的，打不听话的……从“敌我矛盾”打到“人民内部矛盾”，从阶级敌人打到思想敌人，干部打群众，群众有机会就打干部。形形色色、三天两头的群众会、辩论会、斗争会发展到顶峰便是打。打人的花样丰富多彩、时时更新，捆索子、吊鸭儿凫水、站高板凳、跪瓦碴子、灌辣椒水、泼粪、淹水、砸石头，烟火熏、冬天下水田冻、喂狗屎……耳光拳脚更是家常便饭。公社化以来，干部打人的现象愈加普遍和严重，个别地方发展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一九五八年春天开始，这个地方便成为干部违法乱纪、欺压农民的黑暗世界。乡总支书记李某是提倡打人的。他常说：“干部不要打，社员打两下没来头”，“打人要会打，要打内伤，不要打外伤”。一九五八年三月，全乡召开一次对地、富、反、坏的“公判大会”，每个被判的人都当场遭到毒打，大部分人被打伤，个别打成残废，从此拉开大规模打人的序幕。打完这些阶级敌人，接下来就打一般群众。 一九五八年初，农村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反浪费，是针对农民说粮食不够吃，认为农民把粮食“浪费”了。反保守，是针对农民对高产指标和生产上的乱指挥不满，认为是保守思想作祟。各地情况惊人相似，五月，许多农户断粮，有的靠吃糠苟延，要求国家供应粮食（这本来是统购时的承诺）。同时在种大春中，不少农民反对乡上的高产指标和所谓新的耕作技术。于是乡上掀起大规模“双反”运动，把要求供应粮食的定为“浪费分子”，反对乡上生产指令的定为“保守分子”，并要求全乡党员团员群众人人按态度划为四类，规定性质最严重的“四类”分子占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三类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乡长唐某的名言是“强迫命令就是左派，‘辩论’不起来就是右倾”，他亲自参加八耕区的“排类”斗争会，一个晚上就打了三十三人，被罚跪瓦片、跪板凳的更多，并在会上传达了总支书记李某“打两下没来头”的指示。 这样，各生产队马上打开了。有两个生产队群众不忍动手相打，唐乡长就让两队互换打手，终于打了起来。乡总支委员萧某在一个耕区掌握会场时，见一些生产队干部不动手，骂他们“同情坏人”，亲自调人来打。社员刘少明反抗，劳训队长张某抓起板凳把刘的脑壳打得鲜血长流。农民李昌田、张德海、徐守荣看到到处都在开会打人，说了“打人怕不对吧”之类的话，立刻被抓起来打了一顿。社员唐正康缺粮断炊，糠亦吃尽，向队长李某请求开证明买糠，李说他“闹粮”，立即开会斗争，耳朵被打聋。六十多岁的社员唐朝福口粮困难，在地上捡了几颗抛撒的包谷，李某一脚踢在唐的小腹上，次日晨老人即死去。 下面打人大会打过，又把地主、富农、“四类分子”，单干户集中到乡上“训练”，训练方法是打、骂、跪。总支委员萧某把人“关起门进行毒打，其中一个社员险些被当场打死，一个女社员被打掉了裤子。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开始，全乡以“打下游”为中心的又一轮打人运动拉开序幕。 先是“评游”，每七天评一次上游、中游、下游，下游的比例定为百分之十五。“评游”的办法是自报公议，先由合作社评比，张榜公布上、中、下游名单，然后送乡总支圈定斗争对象，根据总支统一布置，各耕作区召开斗争大会，口号是“二十天消灭下游”。 会上首先由主持会议的干部故意发问：“现在还没有转变的下游怎么办？”下面的违法乱纪分子就喊叫：“拉出来说！”各耕区立即打开了，名曰“打下游”。 八月上旬，全乡召开跃进誓师大会，各耕区社员列队前往。上游走前面，中游走中间，下游扫尾。前面的举红纸写的牌子，画飞机、火箭之类，列上游人员名单；中间的绿纸牌子，画鸡公车、自行车之类，列中游名单；后面白纸牌子，画小脚女人、乌龟之类，列下游名单。进入会场，上、中、下游分开席地而座，乡干部带头高呼“彻底批判中游”，“坚决消灭下游”，“下游”个个勾头缩脑，心惊胆颤。 誓师大会后，全乡办起九所“马列主义学校”，集中被打斗过的人“学习”。学习内容包括，听干部训话：“中游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绊脚石，下游对社会主义建设危害最大”，“闹粮的和中、下游都是社会渣子”。不坦白交待，就打！就服劳役，很多人修蓄水池把脚都泡烂了。妇女生病的最多，支持不了经常哭。跑是不可能的，学校有治安委员背着枪看守。 比“马列主义学校”档次更高的是“劳训队”，队员包括地主、说怪话的“反革命”，外乡的“流窜犯”，评类评出的“四类分子”，吵嘴、打架、小偷小摸者，给干部提意见的，有的干脆是因为需要采石工具，就绑几个石匠进来。更恶劣的是为了霸占别人妻子而把男人送进去的。“劳训”内容是采石头、挨打、饿饭。除了三个小队长和两个会计未被打吊外，其余四十八人皆未幸免，其中四人致死。 他们除吊打人外，还发明了两种名曰“不用人打”的刑罚。一种是要受刑的人双手或单手托起一大鹅卵石，手臂伸直，名曰“举重”。一种是将一条板凳四脚朝天，受刑者双手双脚放在四条凳腿上，手脚伸直，腰背挺起，名曰“地崩子”。 公社成立后，这帮恶棍打得更顺手，打人的口实更充足了。打得起来的干部被称之为“有干劲，有能力”，“打不起来”的叫没干劲、能力弱。公社把一些场镇居民赶到乡下，将他们的房子“充公”。公社书记某蓄意霸占乡政府隔壁一个寡妇许秀德（中农）的房屋，借口动员场镇居民下村劳动，要许搬走，许不答应，李便责令公社干部朱某先后对其全家及女婿进行十余次“辩论”毒打，并没收其购粮证，许的九十多岁的母亲曾两次向李义和下跪，有一次赶场时当着群众向他跪下磕头求饶，李骂她“反对**”，“反对政府”，终将房子霸占。群众骂李是“活阎王”。 公社一九五八年以来被吊打者达一百五十五人，被打致死十五人，打伤残者十六人，使党的政治威信遭受严重损害。社员说：“党说不打人，不骂人，现在是不是变了？”有的社员说：“党的政策不要去惹，少说话好些！”群众有五怕：怕开会、怕辩论、怕排队、怕挨打、怕劳役。 听到这里，小青勃然大怒，高声斥责道：“岂有此理！这‘大跃进’不成了‘打跃进’了么！这‘人民公社’不成了‘封建地主庄园了么！” 吓得刘老师连忙摆手，说：“莫大声！莫大声！防备隔墙有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完全正确的，成绩是伟大的，形势是大好的。我所谈的仅仅是我们公社的情况，只是十个指头中的十万分之一个指头，请您不要‘以点代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否则，您将要像我一样被劳动改造！” 小青说：“谢谢您的提醒。我只是一时气愤忘情。我们的报纸都是颂扬“三面红旗”的，决不会发表你所谈的事情。请您放心，我不会犯傻的。” 和刘老师分别后，白娘子对小青说：“快过春节了，咱们回峨眉山吧。” 白娘子和小青姐妹二人结束了第一次下凡旅游，返回了峨眉山。 （2009年5月7日星期四初稿） 《蛇仙游记》第二卷 1、小青痛说大饥荒（一） 白娘子一下峨眉山归来之后，一直在白龙洞潜心修炼，一晃过了两年多。有一天，妹妹小青来到白龙洞串门――小青要劝说白娘子和她一起下山，救济饥民。 “姐姐，大事不好！你的子孙都在挨饿呢！不少人都饿死啦！”小青进门就耸人听闻地说。白娘子吓了一跳，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急问：“你说什么？！” 小青故意卖关子，坐下来，喝了一口茶，才慢慢地说：“人间已经闹起了大饥荒啦，几亿人吃草根、啃树皮，有的地方人吃人，上千万的农民都饿死啦！还有好些农民被打死！啊呀，惨绝人寰！” 小青是个坐不住的人，时不时就到人间走一趟，对人间发生的事情非常清楚，只不过她不好意思打扰姐姐的修炼，一年多来从没到白龙洞串门。这次，她见人间饥荒严重，她是想请姐姐再次下山，到人间救济饥民。所以，才来到白龙洞向白娘子介绍人间大饥荒情况。 小青说：“许多地方的公共食堂一天到晚都是清汤寡水，见不到几粒米，漂着几片野菜。大人都饿的受不了，小孩子饿的只有哭，只有死路一条！野菜、草根、树皮、树叶、水藻、观音土、苔藓，天上飞的，地上爬的，什么都吃！小孩子逮个老鼠都是好东西！挖到条蚯蚓，逮个毛虫，放到嘴巴里就吃了。” 小青讲述在河南的见闻：疯狂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大部分挖走了，曾经供人们“敞开肚子吃”的大食堂，也已经米尽粮绝。大食堂的烟囱不冒烟了，人们被饥饿逼得发疯般地寻找吃的东西。喂驴的红薯叶子、喂牛的谷草，喂曾经供人们“敞开肚子吃”的大食堂，也已经米尽粮绝。大食堂的烟囱不冒烟了，人们被饥饿逼得发疯般地寻找吃的东西。喂驴的红薯叶子、喂牛的谷草，喂猪的糠、剥了玉米的玉米心、花生皮、稻草，全都吃了。人们饿的见啥吃啥，连老鼠也逮吃光了。 有个会杀猪的农民，家里有一把杀猪刀。正巧，生产队里的猪得了猪瘟，死了，埋在地里，这农民就夜里去埋猪的地方，扒开黄土，用杀猪的刀把猪的肚子弄开，扒出心肝来，用箩筐装了回家。谁知，猪血滴了一路，村干部循着血迹追到家里，罐子里的猪肉还没煮熟哩。村干部一脚踢翻了罐子，把血糊糊的猪肝往这个农民的脖子上一搭，拉着就游街去了。 偷盗，本来不是件光彩的事，可在饥饿的逼迫下，偷也成了一件人人可为的事情。一时间，偷盗之风颇盛，大人偷、小孩偷、妇女偷、老人偷，不偷不行，不偷就可能饿死。 一个农民饿得眼睛发蓝。他知道去食堂偷东西吃，被干部逮住有一顿好斗。可他怎么也按捺不住，偷东西的念头鬼魂一样缠绕着他，怎么也无法摆脱。夜里，他出了家门，直奔食堂，刚要动手偷东西，一道雪亮的手电筒光把他“钉”在那里，队会计走过来，一脚将他跺趴在地上，说：“好，偷东西偷到食堂来了。”当下，这个农民被捆了起来，吊在食堂的房梁上。 看着3个小儿子饿得连哭的力气也没有，这个农民又想偷了。这回他不能偷自己队里的了，决定夜里去偷邻村的。夜里，他又溜了出去，怀里揣着一只瓢，走到邻村，摸着进了食堂内。谁知，他被邻村的队长逮住了。一顿暴打，他很快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临死前，怀里还紧紧地抱着那只破瓢。 1960年春节，爆竹声没有了，人们出门拜年问好声没有了，村村都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唯有风雪扑向原野。雪原上艰难地蠕动着几个人，大队民兵营长背着枪，押着用一根绳子栓着的6个人，向大队走去。这6个人都已经全身浮肿，脚步蹒跚，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他们全部因为偷吃了大食堂的菜，而被民兵营长住狠狠打一顿，押送大队听候发落。走着走着，一个农民一头栽倒在雪地，嘴急急地吞着雪。董营长走过去给了他一枪托，骂道：“还叫你吃。”拉他起来时，这个农民嘴里含着雪，人已经硬了。 这5个人被押到大队，关在房子里，董营长锁上门扬长而去。等几天以后，干部们把门打开，5个人全都硬邦邦地倒在地上，有的嘴里塞满麦秸，有的嘴里塞满棉袄中的破套子，有的满嘴是黄土。 一个富裕中农老头，饿急了眼，把队里的羊偷杀了，煮到半生不熟时，让民兵营长碰上了，当场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住，挂到老头脖子上游街，游完街，把老头用绳子往树上一吊，不管了，从上午一直挂到夜里，老头不停地惨叫：‘我活不成了，救救我吧。’有人不忍心，说：‘把人放下来吧，人快吊死了。’民兵营长蛮横地说：‘这事你别管，死了与你无关。’夜里，老头被吊死了。 打人成风。能不能打人，敢不敢打人，会不会打人，成为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标准。“不打人不是好人。”你不打人，别人就会打你。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忠于**，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和你划清界限。于是，就打人成风。 大营大队党支部书记杨某，在旧社会饱受欺辱，当牛做马，解放后在**的培养教育下，逐步成长为一个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可在1959年却成了打人阎王，群众送他一个绰号“撸劈”。 他主持辩论会、挖粮食，都是站在方桌上，自己亲自动手打，往往是一耳光就可以把人打得满脸流血。夜里开会挖粮食，杨某站在方桌上，一气打了5个人，都打得躺在地上不会动弹，一脸的血。杨某让人弄凉水把人泼醒，继续批斗，谁也不敢管，谁管谁是右倾。 地里没有了粮食，家里没有了粮食，公共食堂也没有了粮食。没有粮食，怎么安排好群众生活呢？干部们找到了办法：寻找代食品！ 饿急了的人们挖空心思疯了一样寻找代食品：豆子打过以后，扬场时被风吹掉的豆毛子，成了金贵的东西。尽管豆毛子过去喂猪猪都不乐意吃，可现在人不得不吃了。人们把豆毛子用细箩箩过土，把扎人的角皮放入大锅去炒。豆毛子被炒得干脆以后，再放进石磨中磨碎，然后再用细箩箩一遍，兑上30％的红薯干面，用水和到一起，蒸成一个个紫色的窝窝头。 金黄的稻草秆子一向是喂马的饲料，或者被农民们用做修缮房屋，谁也没有想到稻草秆儿可以吃，敢想敢干的查岈山人民想到了。他们用铡刀把稻草一点点地铡碎，放入大锅里反复炒，炒得干焦以后，放到石碾上碾成碎末，这样还不能吃，就又放入石磨中磨，磨成草面再用箩箩，之后兑上30％的红薯干面，用开水烫一下，搀和到一块儿，做成窝窝头，颜色黑中透黄，吃着味甜，只是涩涩的，屙屎困难。 玉米心去掉外衣，放入锅里炒干，切成碎条，再用磨磨成碎面，兑上一点红薯干面，做成窝窝头，也很甜。 红薯秧子被老百姓收获到家后，或搭在树上，或扔在墙头，待风干后喂羊、喂猪。如今，饥饿的人们顾不得猪和羊了，先把红薯秧子用铡刀铡成寸把长，再放锅里炒，用石碾碾碎，用石磨磨成面，用箩一遍遍地箩，不用兑面，可以做成窝窝头，吃的时候，口味有点苦。 …… 浮肿病像瘟疫一样肆虐开了，先是大人肿，大人把吃的都让给小孩子吃了，所以先肿。后是小孩子肿。人们先是肿了双脚，接着是腿，渐渐往上肿，直肿得头如柳斗，两眼合缝，皮肤发亮，再肿下去，不消一天，就死了。 饿死的人中没有一个生产队长、大队干部、公社干部，清一色的老百姓！当地流行一首歌谣：“一天吃一两，饿不住生产队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队长见队长，比比蓝大氅；干部见干部，比比毛呢裤。大小是个官，强似卖水烟。” 1960年夏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然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许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 白娘子咬牙切齿地说：“好个可恶的狗官！” 小青说：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100多万人！河南省饿死200万人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扒毁民房160多万间。这是何等的悲惨啊！ 白娘子流出了泪水：“啊！多么悲惨、可怜的百姓啊！” 《蛇仙游记》第二卷 2、小青痛说大饥荒（二） 小青说：“我在贵州采访了一位小学教师。他谈了他所看到的农村大饥荒情况。他说――” 我曾被抽到公社参与一些上下联系的工作，开始时，我不懂窍门，还下到基层去收集数据，可上报时，数字必须经公社值班领导人批准。费气吃力收集的数据，常常被领导人一句话就否定了，随后定个数据上报。于是，我学“巧”了，不必下去收，到上报时，请示领导给个数据就如数上报了。 工作上的先进，就看同一项工作谁先进行，谁先完成，不管客观条件如何，都得齐头并进。我县山区，山高谷深，海拔从700多米到2300多米，我工作的地方，海拔1800多米。1959年全县低洼地方秋收工作开始时，我们那里的包谷棒子才蔫须，正好烧嫩包谷吃，可公社下令抢收，学校放农忙假，夜战收包谷。因为包谷尚未完全成熟，至还要一个月才能收得，所以，仅提前秋收这一项，便要减收一半到七成，可上报的数字还是“大增产”的。 不限量、不收钱的“大锅饭”没有吃多久，农民几年积蓄的生活物资便被挥霍个精光，为给集体食堂撑门面，普遍开展捉“粮食鬼”运动。借口是：公社食堂的饭不够吃，必是“粮食鬼”偷了粮食。于是，一场卷地毯式的翻箱倒柜的搜索食物运动开展了，凡在家中搜查出粮油肉蛋等食物的，统统定为“粮食鬼”，食物全部没收外，还得加以残酷斗争，有的还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强行管制劳动。 早收造成大损失不算，还要搞个早种造成大减产。（.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为争先进、当标兵，我们下种也不落后，继大年三十在工地上过“革命化的大年”外，正月初一又在耕地上过“革命化的春节”，作备耕，元宵节就破冰下种栽包谷，种子被冻坏了，谷雨节后不见苗，被迫重栽，农民已饿死许多了，不死的也无多少劳动力了，一直补种到六月，这还有多少收成？一个“很先进很红火”的公社书记也不得不承认1960年地里的野草高过包谷株，耗子在地啃包谷也要跪着。但上报的粮食产量还是“大丰收”的。 196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中饿死人最多的一年。1959年，先进的长石公社已经开始饿死了，但谁也不敢说。我们原就餐的机关食堂并入人民公社的书记食堂。干部口粮每月降到21斤，农民的口粮每月才15斤，大家扯平吃，实际连15斤都没有吃上，被公社书记和食堂事务长贪污去了，教师开始消瘦、浮肿，吃“糠服丸”（用糠加点糖来治脬肿的药名）了，但除了上课还要参加农业生产。 人们实在饿得捱不住了，就在劳动之余打些野菜来充饥，公社干部发现了，便要收归公社食堂统一处理。农民被迫在夜间去打野菜，像“偷人”一样拿回家中煮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讲道理的农民为求活命采野菜充饥，却逃不过某些公社干部的魔爪：当地是烧柴禾，他们发现哪家冒出炊烟来，便破门入室去搜查，发现谁家火上煮野菜，便几脚把火炉踢坏，锅碗盆瓢砸掉，并以“破坏公共食堂罪”加以拳打脚踢，还要扣饭几餐，扣多了就被饿死。扣饭成了公社干部惩罚人的法宝，已经少得吊命都极难的那几两糠糙菜饭，再扣就要死人了。 求生**的人们，为了得到点点吊命食物，已不再怕拳打脚踢扣帽子了，还得偷偷去采野菜或挖“仙人土”（一种白泥）来充饥。但公社干部做得更绝，他们以巩固集体食堂为由，将农民家锅、碗、盆、瓢和火炉等等，凡能煮食物的物器，通通砸碎，严禁在家中吃饭。农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干部堵死了，于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且一发而不可收拾。 1960年初夏，我带学生到路布管理区去搞“双抢”：抢收抢种。到那里一看，不少农户门前已经长了青草，似好无人行动了，但进门一看，往往还有个奄奄一息的人躺在床上，抑或有具尸体在屋中，我们的任务就改为埋人了。 所谓埋人，就是将尸体从室内拖到室外，在房屋附近挖个土坑，坑内垫点儿乱草，就将尸体放入其中，草草掩埋掉。半个月的中心工作，掩埋的死人不少，有的村内几乎看不到农民活动了。 我请假回家一次，20来公里的路上，就看到路边摆着3具尸体和1个奄奄一息的人，已经无人过问了。在家中待了3天，就看到村前的小路上死了两个人。有个是在路边挣扎了一天多才慢慢死去。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无人问津。有，只是说了不起作用，反而要挨整。彭德怀大元帅上书的结果尽人皆知，我们当地就有不少“小彭德怀”，地区一位部门的正处级领导到当时全国先进的长石公社检查工作，发现已有人饿死了，很客观的向县委汇报（当时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也要由地方党委领导）后，被县里上告到地委，说他“想拔红旗”，结果受到处分，其他人谁还敢说？说了也不起作用。 我家乡有个公社（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当时的行政区名是政社合一，一个单位两个名称，区叫大公社，也叫区；区下属的乡，叫公社，也叫乡或管理区），有的社员已饿死了，但国家在该社的仓库中还有很多粮食不卖出。于是，公社秘书向区委副书记汇报，想私自开仓济民，得到默许，他们一夜间便将部分仓储分给公社附近的群众，但都造册登记、签名领取，共同保密。因有这次开仓，该公社的群众感激干部救济，齐心协力生产，夺得比其它大队更好的收成，秋后一斤不少地还清了国家仓储，该乡死人也少。照说，这应属爱民之举，可因“私开国库”，有关干部逮捕的逮捕，开除的开除，撤职的撤职。可是，将他们放到群众中去斗争，群众就是不斗。后来，通过整风整社，对这些干部的处理作了部分改正，但首先提出开仓济民的那个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唉――！ 白娘子叹道：“害民的酷吏受表扬，救民的官员都挨整，这社会怎么黑白颠倒啦！” 小青说：“贫下中农都挨饿，‘四类分子’就更可怜了。”她讲了几个例子：当时，有位“右派教师”在替食堂画壁画时，把一个农民画成瘦个子，被“对阶级斗争嗅觉灵敏”的“左派”教师发现，认为是丑化三面红旗，诬蔑农民吃得不好，以致骨瘦如柴，这些教师顾不得为人师表，立即召开斗争会，把这位姓杨的教师打得死去活来，痛得在地上打滚。这还觉得不够狠，就“考验”他妻子的“立场”，要妻子拿鞭子去抽打丈夫，不然自己就得挨打。这位妻子刚刚举起鞭子，就昏倒在丈夫身边。农民的口号就是――打“四类分子”不犯法。打农民还说是打人，打“四类分子”连打人都不算。 一位叫戴寿莲的富农子女说：地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还被克扣已经少得可怜的口粮。我们全生产队百几十口人，都要集中住到大屋场，每户住一间，全家到公共食堂吃饭，私人原来存的粮食，都要交到食堂，然后按类供给。因我“成份不好”，在吃饭上也要区别开来。我和队上社员同出工，同干一样的活，每餐她们的标准是二类，发米饭四两，我则降为三类，仅发三两，晚餐还要减一两。而且还是一斤十六两的老秤。开始还有红薯米补贴，以后就没有了。就这点少得可怜的米饭，一无油水二无莱，得维持一天的生命，还要下田去干重活。 一名被下放到南县的“右派分子”说：我每天要从事十多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吃了公共食堂的一点点粗饭，常常饿得头昏眼花，四肢无力。我的亲人寄来的粮票，竟被大队某干部没收。我去讨要，反遭来一顿臭骂：你这个右派不老实，还想搞特殊化！ 白娘子连连叹息。 《蛇仙游记》第二卷 3、小青痛说大饥荒（三） 3、小青痛说大饥荒（三） 小青说：“很多地方出现了人吃人事件。”接着，她悲痛地说起了几起人相食事件：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夫人，信阳地委委员、妇女主任李瑞英偷偷告诉我说：“六一年春天，省委承认有灾了，省委就派出救灾工作组，我当组长，带一个组（六七个人）到信阳西平县搞救灾。到了之后吓了我一跳。我在省里面被划右倾，受了处分，我不敢说话了。他们说，我不说。到了县里我也不说。县里不知道我受了处分，他们跟我汇报。他们派一个区委委员，陪我去郊区，到城关二村托儿所，小孩在地上趴着都站不起来，眼睛都骨碌骨碌，另一个地方是敬老院，老太太头都肿着，她们说是浮肿病，我也不敢多问。又到一家去，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趴在门后面，我问为什么她趴在那里，说是饿的，站不起来了，怕人笑话。后来中午了，我们要到生产队里去吃饭，结果没有饭吃，大队说没有，我不知道大队穷成这样了。我一声不吭，我啥也不说。后来呢，我慢慢有了感觉，就把工作组带到村外一棵大树底下，都坐在地下。陪我的人知道情况，她家饿死4口人了，不敢说。那时都不敢说，怕被抓。那时村里面的破烂，就像过去日本鬼子扫荡过一样，一个院子里面有一些穿破烂衣服的死尸，许多老鼠在吃人肉。我就看着，我们不敢进去。后来我们到了城关公社，公社书记给我汇报（因为我是代表地委来的），有农民破坏尸体，吃人肉，省公安厅来人在破案。我才知道出大问题了，一夜没有睡觉。"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秘书余德鸿告诉我说：“我于1959年12月份奔丧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至防胡的9公里路旁，见到的尸体约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极其难过。但在由防胡回家的4公里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街西的幸福河南岸，发现一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我当时虽然眼中无泪，但心中好像正在流血。我到家后，我父亲及二伯父已经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已无力行动，我母亲正在采野草树皮等物。我在家呆了两天，既没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没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没有吃到任何东西，就含泪离家了。据说在我走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继死去了。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是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记者杨显惠说：“酒泉市某村，一老妇人饿死了，儿子将她埋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队长知道了，叫几个人将地捆起来，骂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把你妈身上的肉都刮着吃！儿子回答，我的儿子要饿死了，我要顾儿子，我不刮我妈的肉刮谁的肉去？再讲一个故事：还是酒泉市一个村庄，一妇女吃了自己的孩子，上级领导来此村检查工作，队长汇报了。领导带着人来到妇女家问罪为什么吃自己的儿子？妇女饿得卧在炕上起不来，陪领导的一位干部呵斥起来，领导跟你说话哩，问你为什么吃儿子的肉？妇女还是卧着；回答儿子是我养下的，我想叫他吃我的肉，他活下去，我饿死去，可他还小吃不了我的肉。我把他吃了，我们两个人都死，比起我死了他再饿死，我心里还好受些。那位干部还是气势汹汹地呵斥你胡说，你竟敢说粮食不够吃？领导却推了这干部一下，说：走！再不要说了。” 作家沙青说：“甘肃有一户农家，死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作家王立新在报告文学中写道："安徽梨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干这事？’她叹息道：‘饿极了！’” 凤阳考城大队干部王家凤说：“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英和她的丈夫赵夕，将亲生的8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 在1960年，四川省的宜宾市中山街一户人家，就骗杀娃娃当兔子肉卖，这是尽人皆知的事。…… “饿殍遍野、白骨蔽原、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有的地方人死的绝了户，绝了村。唉！真惨啊！”小青流出眼泪，不忍再说下去。 “怎么会这样呢？上次咱俩下山，见那食堂办得很好呀，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咱在许家庄大队还吃过红烧肉呢。”白娘子十分惊疑、大惑不解。 小青说：“其实，就在咱俩吃红烧肉那时就埋下了大饥荒的祸根。食堂敞开肚皮吃，很快就把从农民家里共产来的粮食吃光了；大炼钢铁时，农村的壮劳力都去炼铁了，眼看丰收的庄稼只靠老弱妇孺收割，因为搞‘共产’，这些老弱妇孺也不好好收割，不少粮食糟蹋在地里；由于放粮食‘高产卫星’，搞浮夸、吹牛皮，上面还以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就向农民高征购。其实农民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只好把一部分口粮作为‘余粮’卖给国家。你想想，农民没有了粮食，还能不挨饿么？” “泱泱神州大国，人才济济，难道没有发现这些问题，采取对策么？白娘子有些气愤。 小青说：“1958年底，中央就发现了问题。那个徐水县的**垮台了，不少地方的食堂缺粮食，农民在挨饿。中央就接连不断地开会，进行纠‘左’。” 白娘子问：“什么叫纠‘左’？” 小青说：“纠‘左’，就是把大跃进、公社化搞得‘过火’的东西纠正过来。比如，食堂敞开肚皮吃，拆散家庭搞并居，公社共农业社和农民的产等等，都是搞‘左’了，都要纠正。” 白娘子说：“这样纠‘左’很好呀，怎么大饥荒会连续闹三年呢？” 小青拍了一下大腿，遗憾地说：“咳！谁知道纠‘左’纠了半截就又反右呢！1959年夏季召开庐山会议，开始是纠‘左’，让大家提意见。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提意见说：大炼钢铁‘有失有得’，1958年的‘共产风’和‘浮夸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说结果怎么样？” 白娘子说：“彭元帅说得很对呀，受表扬了？” 小青一撇嘴，说：“表扬？差点没被整死！彭元帅和公开同意彭元帅观点的几名大员――总参谋长黄克诚、党的元老外交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他们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这四位大员被残酷批判斗争后，都被撤职罢官了。” 白娘子目瞪口呆，只说了句：“怎么能这样呢！” 小青说：“要是到此为止也就罢了。谁知道，随即开展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几百万爱护百姓的好党员、好干部挨了批判斗争，被撤职罢官。提出了‘反右顷、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的号召。反右倾、高征购、反瞒产、继续大跃进、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等等几管齐下，刮起了比1958年更加猛烈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结果，就刮来了三年大饥荒。” 接着，小青详细地谈起了反右倾、高征购、反瞒产和共产风。 《蛇仙游记》第二卷 4、 残酷的反右倾（一） 1959年9月，中央决定把《中国**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又传达到党外，随即开展了一场以党内为主的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 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主席开始纠“左”后，那些猛刮“五风”的“左派”佞臣们，胆战心惊，生怕纠到自己头上，丢了乌纱帽。庐山会议前期，那些大跃进的“左派”干将，诸如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政委、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书记之流，都捏着一把汗，硬撑着为“五风”辩护。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某在上庐山的时候，就带来了“反左”的材料，准备招架不住时，就摇身一变，跟着主席“纠左”。 风云突变，主席由纠左转向反右。于是，那些“左派”佞臣们犹如遇到皇恩大赦，放下心来。他们弹冠相庆，立即紧跟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中央文件规定：凡是党员干部“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的”、“历史上多次反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三面红旗’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执迷不悟，不主动做深刻检讨的”。总而言之，凡是同情彭德怀的，怀疑“三面红旗”的，议论“三面红旗”缺点错误的，对“五风”进行过批评、抵制的，就是“右倾”，程度严重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这些人，就要批判斗争，就要处分。 “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引发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祸国殃民，遭到了广大的群众和许多党员干部的抵制和反抗。在“反右倾运动”中，这些好人都在劫难逃。郑州会议后，凡是遵照主席指示积极进行纠“左”的党员干部，无一幸免。 中央文件规定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数：农村重点批判对象，应限制在党员干部总人数和农村总人口的1％以下。 在“越左越革命”的运动空气中，许多地区都突破了中央规定的标准和人数指标框框，把坚持实事求是、抵制“左风”的好党员、好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这样的好群众进行了批判辩论。许多好人在运动中被活活打死、被逼自杀、被投进监狱、监督劳动，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更多的好人被开除党籍、降级或开除公职。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全国得到平反的干部群众共有六百多万人，其中曾被重点批判、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受到批判辩论、没给处分的干部群众（不在平反之列），多得不计其数。有学者估算：在反右倾运动中挨整的好人超过一千多万。 当时任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会后，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在各级党组织中，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而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并由此精神上、工作上受影响，不能正常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对我们党是非常大的损伤，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是个重大损失。 薄一波说：“反右倾”在政治上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乃至党的高级领导层。8月16日，**在《机关枪和追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又说：“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这是**对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理论概括。他以为是发展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进一步严重地扩大化了。**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这种新观点，不仅混淆了党内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的界限，而且也违反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的正确论断。同时，也埋下了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主战场逐渐转移到党内的种子。庐山会议以后，党内斗争愈演愈烈，其根源就在这里。 薄一波说：“反右倾”在经济上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掀起了继续“跃进”的**。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如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等，在城市则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大办街道工业等等。9月24日，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决定新开工230个限额以上项目，使全年施工的限额以上项目又达1000项以上。1960年1月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产钢1840万吨，粮食6000亿斤。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更加强调钢铁的重要性。7月，**同李富春、陈正人同志和我谈话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在**的号召下，全国大炼“争气钢”。国际社会的斗争，是以实力（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历来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一口气”、“一股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奋斗不已，方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道理都是对的，**深谙此理，他注重用这些道理来激励干部和群众发愤图强，这也是很必要的。问题在于“争气”的精神一定要立足于实际，不能脱离开现实的主客观条件，要看到“憋一口气”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必然有一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办到的。而这一点，看来**是注意不够的。这就不能不发生要求过急的问题。由于各种“大办”，庐山会议前有所收敛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大刮起来。平调范围，土地、粮食、房屋、生产工具、劳力以及生活家具，无所不有；平调单位，省、地、县、公社和生产队，一级比一级搞得厉害。两年持续“跃进”，虽然重工业项目，靠着拼体力、拼设备、拼资源，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如钢产量1959年达到1387万吨，1960年达到1866万吨，煤、铁等也增长较多，但重工业的这种“单兵突进”，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拿粮食来说，1959年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在这两年中，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蛇仙游记》第二卷 5、李政委设“整人圈套” 5、李政委设“整人圈套”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政委是围攻彭德怀的最卖力者之一。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其间有派系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派系的因素是李政委所属一派，与彭德怀有历史恩怨，所以在“庐山会议”上攻彭，李政委当然也得卖力。现实的因素则因李政委治下的四川在“大跃进”中属“**”最重的几个省，出于自保也非得斗倒彭德怀不可。 庐山会议一结束，李政委就紧跟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四川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 1959年的八月到九月，四川省委在成渝两市召开整整一个月的省委扩大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运动。 会议一开头，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政委设置了一个捉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圈套：开会第一天，他首先不是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和文件，而是在到会的一千三百余名市、地、州干部在不了解庐山会议任何背景的情况下，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张闻天的发言和李云仲给主席的信三个文件印发下去，让大家读。（李仲云是在庐山会议被主席点名批判的一个搞计划的局级干部）上午读三个文件，下午讨论，人人必须发言对读过的文件表态。 事前，李政委对自己的亲信干部都打了招呼，于是“左派”们都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一些警觉性较强的干部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它；对三个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正直而又未得到内部消息的人。 干部们表完态，才放主席批判彭德怀的讲话录音，传达中央决议。这时，参加会议的人员才大吃一惊，知道了庐山发生的事情。李政委的亲信“左”派们趾高气扬；一些没有明确表态的干部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暗自庆幸；一些明确表态同意彭德怀观点的干部连呼“上当”，但是悔之晚矣。 李政委收紧圈套，轻而易举地抓出来五十多个或者是右倾分子，或者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从中又筛选出八个“典型”在大会上重点批判。其中批得最凶，并戴上“反党集团”帽子的，是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书记崔章、专员陈怀堂。会开到一半，有关泸州地委右倾机主义错误的材料已下发各地、市、县委。 大会重点批判的八个人中，李政委认为最坏的是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夏戎。“八个同志比较”，他说：“如果讲品质坏，我看第一个要算夏戎，他是坏透顶了。“当然还没有彭德怀那样坏。” 夏戎怎么个“坏法”？他带着检查团下去，社队干部带他们参观高产田，他扯起一把稻子当着众人吼：“这样的稻子能打几千斤？”仁寿县报告棉花亩产千斤，他挖苦：“连杆子一起秤差不多。”但这还不是他真正坏透顶的地方。真正“坏透顶”的事，是他竟敢在第一次省党代会上，不投李政委的票！ 李政委下令：“可以保留党籍，到农村去锻炼。” 李政委从庐山凯旋归来，这次会议又“套住”了一群不听话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他在省委扩大会议作总结讲话，讲话的口气摹仿气势磅礴，挥洒自如的“领袖”风格。 他说：“会议的前一阶段等于练兵，后面这一段是打仗。这次打仗是打得很激烈的，放了些机关抢、迫击炮、但没有放原子弹……这个会议有成绩，一个是在一千六百人中间，揭发出五十几个或者是右倾分子，或者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 会议期间，泸州专区解散的公共食堂，已经勒令全部恢复。火速炮制的最新材料，声称群众一直反对解散食堂，对恢复食堂欢欣鼓舞。这些颠倒黑白的谎言很合李政委的口味。于是他说：“泸州地区近来情况也好起来了，食堂也恢复了。有许多积极分子是不赞成解散食堂的，他们不是这样问吗：‘这是上级的命令，还是要我们自己散伙？如果是上级的命令，那没有话说；如果是自己散伙的话，我们不干。’可见他们是不赞成的。而且为着反对解散公共食堂，他们采取‘阳奉阴违，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报解散食堂，实际上没有解散，这叫革命的两面派，这有什么不好！这也是虚报浮夸，但是这个虚报浮夸应该提倡。” 说起“虚报浮夸”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东拉西扯数落了右倾分子的种种罪行之后，他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开始阐述高指标的伟大作用，以及对实事求是的不屑。他说：“有人认为指标越低越好，叫做老实！越高越坏，叫虚夸。有些人似乎觉得自己订计划不高不低，最科学了，最马列主义了，但开会讲起来就没多大劲头。其实，这不是马列主义，而是右倾机会主义！以后我们不能那样干，同志们敢想敢干想多搞点，是个好事情，他的措施也会积极起来。” 他幸福地回忆起如何在**的教育鼓舞下，树立起这种雄心大志的：“**经常鼓舞我们要游泳，要到长江里去游。修三峡水库我重庆淹了，我说：‘哎哟！我不赞成把水位提得那样高！’**说：‘你不赞成？重庆江里将来变成一个海，海里将来可以大游泳，你不赞成吗？’这个话一讲就把我讲通了。有了大海这就有力地告诉我们一个伟大远景，如果将来真变成了大海，整个世界都要变样，不要说全国，要发多大的电力，总要有个大嘛！” 讲到这里，李政委开始激动了。从一九五八年放卫星开始，为了表现这种“雄心大志”，他可谓顶住了方方面面的压力，现在可以出一口恶气了。他说：“我想辩护几句，万斤亩是我吹起来的，我现在主张拼命搞，今年不搞，明年还要搞，总要搞起来。我在想，你们不赞成万斤亩？我说两季嘛，再不行三季嘛，你说做不到，不要悲观失望，他们不信，我们就拼命搞出结果给他们看。” 他面部充血，抬高了声调：“至于一年到不了，二年；二年到不了，三年；三年到不了，五年；五年到不了，十年。试试看，十年到不了，我在时，我要作检讨，我死了，我告诉我的儿子替我检讨。” 他关切地问道：“红旗公社牛与猪交配，不知长起来没有？中国人与外国人生的杂种，听说也要聪明些。总之，希望同志们以一种伟大的气魄去领导生产的斗争。” 中央规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不发到公社，只能口头传达，而李政委要求：把提到“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省委文件下发到公社。他说：“这样做，同中央有点出入，但是，我看关系不大，不要紧！” 在李政委的亲自指挥下，四川省的反右倾运动战果辉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四川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县级以上干部就有102人，斗争范围扩大到公社生产队一级的农民干部就有16万多人。**四川省委1959年11月12日给**中央书记处报告四川反右倾的战绩情况说：“这次运动斗争十分激烈，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不同程度批判人数之多，批判的深透，是解放以来历次运动所没有的。” 李政委是著名的“左”派。1947年，他在晋绥分局当书记，在土改复查运动中，他大反右倾，搞“流血斗争”，导演了轰动一时的“牵牛大会”；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全国的“右派分子”人数是55万多人，而四川被打成“右派分子”人数是5万余人，另外还有6万多人被打成“中右分子”。四川的知识分子人口比例低于全国，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口比例则远高于全国。1959年反右倾运动，他又大显身手，显示出“左”派的“英雄本色”！终于把四川的清官一网打尽，把四川人民推入了“地狱”！ 《蛇仙游记》第二卷 6、所谓“反党集 团”都是爱民清官 李政委亲手揪出来的“反党集团”，是以邓自力为首的“邓、崔、陈反党集团”，邓自力是泸州地委第一书记、崔是书记崔章、陈是专员陈怀堂。 所谓以邓自力为首的“邓、崔、陈反党集团”，干了些什么“反党勾当”呢？就是遵照**纠“左”的指示，雷厉风行地在泸州地区“纠左”。1958年底，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提出用放假让农民回家吃饭的办法，变相解散公共食堂。到1959年5月，该地区大部分县的农村公共食堂75%以上都解散了。5月底，泸州地委受到四川省委严厉批评，限令7天内把食堂恢复起来。但是邓自力等地委官员采取了拖延政策，到7月初实际上只恢复了50%左右，7月底就剩下40%左右。 除解散公共食堂外，泸州地区还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给社员分自留地，实行生猪私有私养等，解万民于倒悬，邓自力被泸州老百姓呼之为“邓青天”。以地委的名义，在全专区范围内普遍推行这些作法，为全川绝无仅有。 邓自力搞这一套，下有老百姓支持，上有这一时期中央文件指示作依据，所以李政委当时虽然恼怒也只有暂时隐忍。如今气候一变开始反右倾，李政委立即把邓自力和他的支持者作为典型抓了出来，在省委扩大会上轮番批斗。地委书记邓自力等官员被撤职，同时要求恢复全部公共食堂。在困难时期，泸州地区损失惨重，甚至出现人相食现象。 四川温江专区反右倾，在地区党委中揪出了一个“反党集团”，成员是：地委第二书记曾笳，地委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申培林，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 这三个地级干部是怎样“反党”的呢？1959年11月8日，温江地委向四川省委送交了关于地委第二书记曾笳，地委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申培林，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报告。 报告开列曾笳的罪状是：一、反对我国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散布核算单位宜小不宜大，在广汉北外公社把土地、农具、耕牛、包产权等下放到生产小组。（.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二、反对大办钢铁，攻击大办钢铁要求急了，得不偿失。三、攻击五八年农业大跃进是吹起来的，五九年大跃进又失败了。四、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漫骂革命的群众运动。五、反对办公共食堂，背着地委把蹲点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划小，把粮食分给个人。六、反对毛猪公养，把蹲点生产队的毛猪分给社员，并分给社员自留地。七、不尊重地委集体领导、信口开河，发表违反党的原则的意见。 报告说：“以上材料证明，曾笳同志是一个没有从根本上改造的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马马虎虎混过了关，到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最后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时，就暴露了原形”。 原形毕露的曾笳此时病倒在床，几个月同农民同吃同住彻底搞垮了他的身体，脚肿了，多年的肺结核病复发。一次大吐血之后，被送往专区医院住院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就挨批斗，作检讨。人人都必须揭发。童养媳出身的妻子宋立华也要和她地主阶级出身的丈夫划清界限，地委副书记职务撤销，降为副专员。人们熟悉的那位风风火火，口直心快的地委书记从此销声匿迹。 农工部长申培林是老右倾，如今新账老账一起算：一、从一九五o年以来，一贯对征购抵触，认为农民生活苦，鼓吹农民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民富而后国强是办好社的关键。二、反对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主张依靠富裕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三、鼓励发展个体经济，认为打击个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是反动的平均主义思想。四、反对总路线、否定大跃进，专搞阴暗面的东西。五、反对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强调因地制宜，取消国家计划。（.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六、在反右倾斗争中态度恶劣，坚持错误立场，毫无悔改诚意。 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性格倔强的人。早在合作化运动初期，他就抱有不同见解。身为农工部长的这些年，他一直在矛盾痛苦中渡日，他的整个农业思想都和现行政策格格不入，却眼睁睁地看着事情飞快地朝他理想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曾经预见到的问题和灾难几乎都成为现实，丝毫不能给他以先见之明的得意，只能增加身在其位，无力回天的痛苦。他对宋文彬的对上唯命是从，对下主观武断颇有意见，于是上面就觉得他桀傲不驯；他对“积极分子”嗤之以鼻，于是下面又反映他摆臭架子。 那年头清醒的人并非就不幸，如果你清醒而又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能屈能伸的话，说不定还有好事。怕就怕清醒而又执着，申培林恰恰属于这类。他“态度顽固，猖狂已极”，在愤怒的声讨和疾言厉色的逼问下，可以长达半天铁青着脸死不开口。由于态度恶劣，他成为批斗重点，从五九年十月到六o年三月，整整斗了他半年！ 看着批斗他的人一张张青黄浮肿的脸，更坚定了他“顽抗”下去的决心。看到他的脸一天天“胖”起来，腿抖得越来越厉害，宋文彬问：“你是不是病了？”意思是劝他到医院去躲躲。他知道宋文彬的意思，他居然这样想：“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再这样搞下去会饿死多少人？” 他被停了职，和地专机关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起，去罗世发的新民公社“劳动锻炼”。临走，他给人们扔下一句话：“让历史去作结论。” 宋文彬给宣传部长景廷瑞定了三个“右倾论点”：一是说“潮流真可怕”，二是说经济规律是残酷无情的，三是说反右倾须防左。一开始整理的材料即按此三点归纳罪状。景廷瑞申辩：“潮流真可怕”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讲的，并非他的发明；“经济规律是残酷无情的”是斯大林的原话；反右必须防左是党的“七大”文件上写的，**总结的。批斗者无言以对，不得不另列罪状。 上报省委的文件称：宣传部部长景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是一贯性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关键时期，他都以右倾机会议观点和党对立”。其罪行为：一、一九五二年领导土改、镇反中右倾。三反运动认为斗争过火，“老虎“是逼供出来的。二、一九五三年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左了，到处搜集材料，把农民生活描绘得凄惨万状，叫嚣要”亡党亡国”。三、一九五六年肃反中为反坏分子开脱，使大批坏人漏网。四、认为浮夸风是党内外没有民主，干部、农民不敢讲真话，叫嚣“潮流真可怕”。五、到处叫嚣征购高了农民没粮食吃，认为干群关系、工农联盟可能会出大问题。六、认为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生猪公养违反了经济规律，竭力主张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七、认为目前应当反左而不是反右，对彭德怀的反党纲领表示“完全同意”。 景廷瑞是专区地专级干部中唯一“政治测验”不及格的。读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他迫不及待地赞扬完全正确，并表示完全同意。”也是唯一因“违反省委批示”，擅自向下传达《党内通信》而受到批判的。其实他还没有像田家英那样传达到社员，只是动作过快，在省委下令收回之前传达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 景廷瑞实际上一九五四年之后就失去了上面的信任，那一年他因为统购统销一些地方收过“过头粮”导致肿病和死人大发议论，被狠狠记了一笔。那一年地委成立常委，按规矩组织、宣传部长都应该进常委的，偏偏他这个宣传部长不是常委，搞得宣传部的干部都掉了份。 他自己也没个当官的派头，最爱跟农民一起干活，夏天老是一件脏兮兮的背心，一身汗臭。一九五八年上半年他就带着宣传部的大部分干部到大邑安仁乡蹲点，兼乡党总支第一书记，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气力大，一百多斤的担子挑起跑，连农民都佩服，而他要求干部们和他一样干，可把大伙搞苦了，累得晚上脚都不想洗，用报纸擦擦脚上的泥就睡下了。有人发牢骚：“只要一根扁担，一双筷子，其它都不要了”。食堂停伙时，他把自己的粮票送给濒临死亡的农民。 有一次他爱人田征来找他，从县上找到公社不见人影，最后在一个草堆边看见他，正埋头啃一块黑糊糊的饼子。 反右倾以后停职，他为“四十多岁就不能为党工作”而伤心流泪。后来降职降级安排任工交部副部长。靠边站的日子过不下去，干脆到下面和民工们一起修公路。一次宋文彬乘车路过工地，同车的一个干部发现了他，说：“那不是景部长吗？”宋文彬停车一看，愣了半天才认出人来。 景廷瑞是一九六二年党内民主最活跃的时期发表“过激言论”的干部，四清运动中遭到李政委的反攻倒算。景廷瑞对妻子田征说：“李政委这条老狗，人民迟早要跟他算账！” 文革中斗当权派，身为地委宣传部长的景廷瑞自觉接受批斗。见有的领导干部想不通或东躲西藏，他就骂：“有什么想不通？想想这些年来做了多少对不住人民的事？饿死那么多人，群众斗你一下有什么！” 由于“态度端正、历史清白”，他很快被解放并参加地革委工作。文革后重任地委宣传部长。一九八三年温江专区并入成都市后退居二线，任市委宣传部顾问，一九八五年离休。 “不能为党和人民工作”让他痛苦万分。他开始写小说，“要让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流芳千古”。一部以他亲身经历为素材的《血沃汾滨》长达一百一十万字，前后大改了四次。出版社嫌太长，缺乏“市场价值”。他又写第二部《粮食》，讲温江专区文革前围绕粮食问题展开的历史变迁，四十万字。 他活得很沉重，活得很累。一九九一年，人们听说那位离休后很少见到的“景老头”去世了。有人叹息，这样的**员恐怕永远不会再有。 《蛇仙游记》第二卷 7、曾笳坚决反对“浮夸风” 曾笳是温江地委第二书记。(.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他胸怀坦荡，正直豪爽，嫉恶如仇。自打到外地学习高产经验的干部回来报告所谓的卫星纯属假冒以后，他的脾气就越来越坏，怪话越来越多了。地委干部张学仪、刘文英到温江地区郫县红光社调查回来，向他汇报干部半夜叫社员把谷子并到一块，还不准社员说，他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这***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一天吃了饭尽干这些没出息的事。***不领导群众搞生产，专搞欺骗……” 他不分场合地骂，从本省骂到外省，从下面骂到上面。他在召集的农业书记会上骂：“今年上半年大家都踏踏实实地干，就是***河南吹起来以后，大家就跟着吹。郫县给我们干了一件坏事，他们现在还坚持有一万斤的，弄得多被动？河南还有万斤县，又是一个千斤省，现在呢？现了原形，粮食不但不外调，还要调入，吹牛真是害死人！”他在食堂吃饭时骂：“球！河南的钢铁卫星放那么高，弄得别人赶都赶不赢，闹球半天，它才是假的！”他大不敬地骂：“有些领导头脑发热，就相信那些说假话的人。吹牛的人吃得开，老老实实反映情况就说你是观潮派。”“多快和好省就是有球矛盾，数量和质量就是有球矛盾。”“现在的球报纸，我看都不想看，抓住一点就瞎吹……” 最后一句是开地委常委会时说的。“你说什么？”第一书记宋文彬觉得太过分了，曾笳理直气壮：“现在的报纸尽球瞎吹牛，今天这个小厂制成拖拉机啦，明天那个小烂厂制成汽车喽，都是乱找零配件凑成的，能算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工业就那么简单！要不，你给我成批生产嘛，我一看这些消息就头痛。” 他到处泼冷水，下面汇报工具改革的辉煌成绩，他听都不听：“啥子工具改革，技术革命，东改西改还是用不得。让群众把饭吃饱，一下就突击上去了。”人家带他参观土化肥厂，他指着生产的泥蛋子问：“这就叫化肥？能起什么用？”弄得人家脸红脖子粗。主管着全专区的农业，他对大炼钢铁气不打一处来：“球！上去那么多人，庄稼丢在地里收不起来，炼那点铁，还不够吃咧！”“这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太盲目了，农业搞不好就吃钢铁吗？”第一书记抓工业是党中央的规定，他公然声称要“顶住”，“叫第一书记天天守住炉子，不出铁还是不出铁，事情总是有个发展规律嘛。”他向全专区主管农业的县委书记下令：“工业、农业、一家一个电话会，太不像话了！你们记着，这是我说的，我负责，今后通知开工业电话会，你们谁也不准参加！”想了想他又补充一句：“除李政委召开的以外……”眼下李政委正坐镇金牛坝亲自督阵大炼钢铁，三天两头把地、县头儿抓去开会呢。 一九五八年年底，种种不妙的迹象，尤其是粮食征购进展缓慢使觉查到出了问题，就开始纠“左”。十一月初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直截了当地作自我批评：“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错误，想了一零七零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门**三件事，别的事没想。” 随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他又批评有人头脑太热，可能跌筋头。全会对一哄而起，各显神通的人民公社加以规范，对北戴河会议规定的高指标稍加调整。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一传达，曾笳手舞足蹈：“看吧，看这次中央八届六中全会是怎样分析？是反左还是反右？”得意之际，嘴巴又放炮，在电话会议上对县委书记们讲：“党对大跃进的成绩估计高了，人民公社办早了，大办钢铁要求急了，党犯了错误。” 八届六中全会是降温的，从武昌开会回来的李政委却没有丝毫降温的迹象。十二月底，省委在金牛坝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布置一九五九年的更大跃进任务。地委书记宋文彬刚开了一天会就病了，通知曾笳代表地委参加会议。 关于宋文彬的这场病，大多数人认为是他不愿当面得罪李政委采取的一种回避手段。这年四十岁的宋文彬的是从家乡山西离石县的农会干起，一步步走出来的。他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九年南下之前已是地委书记。他是温江专区首任专员，一九五二年贾启允走后即任书记。作为晋绥区的老干部，他对老上司李政委的脾气颇为熟悉，后者也一直给他重用与信任。 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工作勤奋，作风严谨。他从不跳舞，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以上。有人说他的处世哲学是“宁可犯政治错误，决不犯组织错误”。他对上面的指示说一不二，同时也要求下面对他的指示说一不二，如果有人打折扣，他就气得牙齿咬得吱吱响，一支接一支猛抽着烟在屋里打转。 自从放高产卫星开始，他担心地发现自己的看法和李政委有了分歧。对郫县的处理，显然已经引起李政委的不满，而地委反覆调查的结果，又证明所有的万斤田都是假的。他既怕犯对上面的精神理解不透、贯彻不力的错误，也怕犯违背下面的实际情况生出乱子犯错误。说他称病回避的根据是，这次会上李政委提出一九五九年全川要搞一千万亩万斤田，给温江专区下达的任务是四百万亩！ 宋文彬不敢表态，但曾笳这门大炮会作何反应他很清楚。曾笳赶到金牛坝，宋文彬神色凄凉地告诉他这个消息。曾笳头一下子大了：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嘛！哪来的万斤田？所有的万斤田都是胡吹乱造，实际上千斤都上不了，全专区总共才五百多万亩稻田，造假都弄不出四百万亩万斤田啊！ 八届六中全会是降温的，从武昌开会回来的李政委却没有丝毫降温的迹象。十二月底，省委在金牛坝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布置一九五九年的更大跃进任务。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刚开了一天会就病了，通知曾笳代表地委参加会议。 宋文彬的病是装的，是他不愿当面得罪李政委而采取的一种回避手段。他是从家乡山西离石县的农会干起，一步步走出来的。作为晋绥区的老干部，他对老上司李政委的脾气颇为熟悉，后者也一直给他重用与信任。 他工作勤奋，作风严谨。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以上。他的处世哲学是“宁可犯政治错误，决不犯组织错误”。他对上面的指示说一不二，同时也要求下面对他的指示说一不二，如果有人打折扣，他就气得牙齿咬得吱吱响，一支接一支猛抽着烟在屋里打转。 自从放高产卫星开始，他担心地发现自己的看法和李政委有了分歧。对郫县的处理，显然已经引起李政委的不满，而地委反覆调查的结果，又证明所有的万斤田都是假的。他既怕犯对上面的精神理解不透、贯彻不力的错误，也怕犯违背下面的实际情况生出乱子犯错误。这次会上李政委提出一九五九年全川要搞一千万亩万斤田，给温江专区下达的任务是四百万亩！他左右为难，只好装病回避，让第二书记曾笳来开会。宋文彬不敢表态，但曾笳这门大炮会作何反应他很清楚。 曾笳赶到金牛坝，宋文彬神色凄凉地告诉他这个消息。曾笳头一下子大了：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嘛！哪来的万斤田？所有的万斤田都是胡吹乱造，实际上千斤都上不了，全专区总共才五百多万亩稻田，造假都弄不出四百万亩万斤田啊！ “曾笳，你们的四百万亩万斤田怎么样，能完成吗？”大会上，李政委点名要温江专区表态。 曾笳很平静：“四百万亩恐怕有问题。” “你们郫县今年就出了那么多万斤田嘛。温江专区条件那么好，可以大面积推广嘛。” “郫县的万斤田现在还不敢肯定，恐怕靠不住。” “哦，你对郫县的万斤田还有怀疑？” “恐怕有问题。” 李政委的脸红了，这是他发怒骂人的前奏。在场的全川各专区主要领导的心都悬起来了，谁都知道郫县是李政委一手栽培的样板，郫县的高产卫星名扬全国，曾笳竟敢在大会上当面否认，只一个“假”字未出口的而已！ “去把刘致台给我叫来！”李政委下令。 到会介绍郫县经验的郫县县委第一书记刘致台匆匆赶到。李政委指着曾笳对刘说：“你说说，你们的万斤田到底有没有？曾笳怀疑是假的。” “肯定是有的嘛。”刘致台说，接着他举出红光社的一块一万零六百斤的万斤田。 李政委以胜利者的姿态问曾笳：“你怎么说呢？” 曾笳愤怒已极，郫县报告的万斤田，地委逐一调查核实全是假的，怎么又凭空生出一块来？他回答：“这是个大问题，有没有我们还要调查一下。” 李政委的脸再一次涨红了。全场一片死寂，等待着暴风骤雨的降临。 出乎人们的预料，李政委竟然平息下来，挥了挥手道：“好吧，那就算了，散会。” 蛇仙游记》第二卷 8、曾笳纠“左”救农民 1959年5月7日中央紧急指示规定：一、纠正少种高产，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种土地全部都要种庄稼。(.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二、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私人喂养。三、恢复自留地，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 毛猪若下放给私人喂养，必须分给自留地，否则无法解决饲料问题。对于任何所有制上的倒退，李政委都要顽强抵抗的。省委的规定是：毛猪下放到生产队饲养，划给一定的饲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猪私人喂养自然无法实行。实际上恢复自留地和毛猪私养均未执行。 五月到六月，纠左达到**。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给公共食堂开了一个大口子，规定：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多办，农闲少办，灵活执行。食堂范围太大的，可适当缩小。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交给个人保管食用。 这就等于说，公共食堂可办可不办。中央一松口，全国许多地区食堂一哄而散。中央指示的关键之处是口粮分配到户，只要实行了这一条，食堂便会土崩瓦解。没有什么办法比这更能克服当时的粮食危机了，中国农民生命力之顽强举世无匹，把粮食分到户，自留地分下去，给他们一点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就会创造生存的奇迹。 然而李政委不给农民们这个机会。他把中央的指示归纳为“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四句话。其解释是：食堂要办下去，分配的粮食由食堂保管，节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粮食分给个人，实际上除了“食堂吃饭”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话。他们很清楚，粮食一分给个人，公共食堂这颗**萌芽就夭折了。 地委书记曾笳在向各县传达省委的四句话时，作了不同的解释，他在电话会议上“歪曲省委的指示”说：“粮食一定要分到户，粮食分到户，也就免了‘节约归已’的麻烦，把粮食分到户，除了他吃的自然还是他的。”至于粮食分到户，社员会不会把粮食交到食堂去搭伙，他含糊其辞地说：“反正我都讲了，我的责任尽了。”他能说什么呢？省委已经明确规定，食堂必须办下去。 曾笳为了地委要给李政委一个交待所作的检讨，实在是极不严肃。妻子宋立华问他检讨什么，他说“我检讨嘴巴不好”。实际上他嘴巴继续不好，公开发牢骚说：“红光公社的郑功瑶，倒霉就倒霉在这小女子身上。我们说了几句老实话，郑功瑶在那里讲了几句假话，结果是我们挨批评，郫县就是不老实。” 李政委是不会轻易放过曾笳的。1959年初，宋文彬就告诉曾笳：“省委的意思，要你下放劳动，并且是以普通社员的身分参加劳动。”曾说：”好，我就喜欢劳动。”当了几天社员，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下来，宋文彬就把他叫回来，要他下去抓个纠正共产风的试点，这正合他的口味，选了广汉县北外公社的一个生产队蹲点。 蹲点的三中队就在北门外，一出城就看见一群群的农民在葫豆田里摘，准确地说是抢葫豆。他楞了，二月间葫豆还没“饱米”啊，现在摘太可惜了嘛。马上找干部社员开会了解，大家说，现在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庄稼收了统一分配，哪个中队缺吃的，就到有吃的队上去调，现在队队都缺粮，队队都怕自已吃亏，所以葫豆还没熟都去抢，“你不抢人家要抢，哪个抢到该哪个，反正都是大家的。”葫豆抢完了，地却没人去犁，其它春耕工作也丢在那里，道理是一样：大家的活大家做，你不做我也不做，哪个又愿意给“大家”做呢？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不优越性暴露无遗，曾笳就要在这个问题上下手。先拿最能体现优越性的“吃饭不要钱”开刀。那时候有一幅到处引用的对联说：“自从盘古开天地哪见吃饭不要钱？ 而今人民掌乾坤从此生产不靠天！” 红光公社“富裕农民”范克成也曾在家门口贴了一幅对联：“吃饭不要钱有何趣味，做事要长远无过乐观”。 这位预言家的话很快就兑现了。 多吃了粮食不说，还吃坏了品德，干活路一群一伙打打闹闹，锄头变成了板凳拐杖，间或高高举起，自由落下。队上有三户广汉县城人，公社化后下放当农民，饭一吃就到街上坐茶馆，根本不出工。曾笳一天到城里剪头，见队上一个进城担粪的小伙子躺在理发摊的长凳上睡觉，他剪完了头，小伙子还躺在那儿。他问：“你一天担几挑？”“一挑。”“你能够担几挑？”“八挑。”“为啥只担一挑？”“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挑那么多做啥？” 曾笳第一着，取消“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社员出工评工记分，按工分决定吃粮标准和工资标准，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得钱。一下子出工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着，划小基本核算单位。中央规定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原高级社，省委规定下放到管理区。曾笳蹲点的三中队一百一十一户人家，相当于原高级社。曾笳按中央的办，把基本核算单位定在中队。结果还是不行，全队一百多户人家，三五户一个居住点，生产队长派工“哨子吹烂，脚杆跑断”，社员出工象鸭子翻田坎一窝蜂，生产效率极低。实践证明，不仅省里的规定行不通，中央的规定也行不通。 四月全县万人算账大会上，曾笳向基层干部和社员代表提出一个问题：以原先的小社（初级社）为核算单位如何？ 回答他的是大喜过望的一片欢呼：“这样干我们保证把生产搞好！” “累死都情愿！” “早就该这样干了！” 曾笳和县委干部研究决定，先以生产落后，缺粮严重的向阳公社搞试点，把核算单位下放到原初级社。他向宋文彬汇报说，这是群众的要求，宋文彬同意试一试。 以过去的初级社为核算单位，必须把现在的生产队划小，但这样一来，就成了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四级核算，和中央规定的“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原则不符。曾笳提出，把生产队一级取消，把管理区划小，搞成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实际上就是大跃进收场后不得不实行的那种体制。 第三着，“搞垮”公共食堂。他蹲点的中队，四百多人全在一个食堂吃饭，住得远的吃一顿饭来回跑十多里，老年人一日两餐走路都困难，遇到雨天更惨。曾笳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月时间只吃过一次肉，肉端出来，几百只土碗在地上摆开，几百双电筒似的眼睛盯着饮事员的瓢儿，男人们的喉结在滚动，女人们紧紧地抓住孩子，生怕他们会扑过去，这碗少了，那碗多了，添过去，匀过来……曾笳看着表，整整分了两个半小时！ 过去一家一户的小锅小灶，多半用谷草麦草树枝树叶做燃料，现在几百人的大锅大灶，非烧柴烧煤不可，川西坝子不出煤，外地运来的太贵买不起，只有砍树子。树子砍光了砍竹子，竹子砍光拆房子，烧农具，曾笳决定给这个怪物动动手术。先把全中队一百多户人家划成五个小队，每队二十多户，把土地、耕牛、农具、包工包产的权力全部下放到小队，食堂也就顺理成章地分成五个。 让它存在也是迫不得已，实际上他迫不及待想把这颗“萌芽”掐掉。他到处高谈阔论：“苏联的集体农庄还是各吃各的嘛。我看到**也不会有公共食堂”，“还是一家一户吃有计划”。地委拨给县上的救济粮，他决定直接分到户，理由是：“分到食堂几天就吃光了，分到户还可以多吃几天”，以人定量，分配到户的中央指示一下来，他不理睬省委的解释，要求全公社将小春粮食分配到户，食堂名存实亡。 第四着，下放毛猪，分自留地。公社化以后，社员毛猪全部入社，不准社员私人养猪，曾笳见集体养猪场的猪瘦得站都站不起来，心痛地对干部说，公社化前全区毛猪每月增加十万头，公社化以后每月减少八万头，只有把毛猪下放给社员才是出路。中央下达毛猪饲养“公私并举”的方针后，他说，要放就放到底，将集体养猪场解散，毛猪全部下放给私人喂养，并分给养猪户自留地。 既然大气候是纠左，对深恶痛绝的万斤田他自然不会放过。他指着县人委试验田立的万斤田牌子：“吹那么大的牛干什么？自欺欺人嘛，取掉！”**的党内通信一到，他更是乐不可支，公社的包产指标已按二千到二千五百斤落实到每一块田，他下令降到“包产六百，争取一千”。栽秧的时候，省、地的密植命令如十二道金牌，他对社队干部说，搞两块密的，其它按老办法栽。有人担心县上追究，他说：“不管他们的，就按我们说的办”。听说**的秘书田家英在新繁大丰公社栽七八寸见方的秧子，他叹道：“田家英真把农民的心意摸到了！” 曾笳顺应民意，雷厉风行地纠“左”，早就激怒了李政委。所以，反右倾运动一开始，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反党集团”的头头。 《蛇仙游记》第二卷 9、申培林坚持实事求是 温江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申培林“否定大跃进”的重大罪行之一，是伙同曾笳在一九五八年底金牛坝会议期间，调查李政委支持的那块万斤田。(.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有趣的是，批判者谁也不说问题的关键““到底是真是假，却翻来覆去的追究所谓“专找坏人了解”的“立场问题”。下面是批判时的一段记录：申：关于去郫县调查一万零六百斤的卫星田产量的问题，去调查是形式，实际上是去否定。因为乡干部弄假产量，他们还不承认弄假，坚持一万零六百斤。 问：去之前你和曾书记研究过没有？ 申：打电话找过我。 问：老曾咋个谈？ 申：他说，我说没有那么多，刘致台坚持说有那么多，他在省委和刘致台顶在一起。（.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 问：去郫县调查，找受过打击的、落后分子，甚至地主都可以，是不是和老曾研究过？ 申：和老曾研究，他说找干部、积极分子调查不行，乡上对他们已经作过布置，找干部谈不清。 问：不对！两次和曾书记谈了什么要交待！ 硬要他承认与曾笳共谋找受过打击的、落后分子、地主了解情况，他“死不认账”。 申培林对浮夸风早就有清醒的认识。1958年年底，他给长期在基层搞调查，反右中挨过批判的农工部秘书燕征交待，要他下去参加一个大队的分配决算，把产量问题彻底搞清楚。燕征等人到温江柳江公社二大队调查结果，该大队一九五八年平均亩产五百一十六斤，比一九五七年减产百分之九，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减少了收入。完成征购任务后，社员所剩无几，现已有两个生产队食堂停伙。 心中有数的农工部长接着召集温江万春公社部分大队长、生产队长座谈产量问题。 一开始没人开腔。申培林就先说：“你们往年的水稻产量亩产才几百斤，今年为啥一下就产了一千多斤？到底实在不实在？是不是大家认为今年是大跃进，产量不高，咋个说明得了大跃进？所以大家都争，都在争光荣，是不是这样的？你们应该老老实实说清楚，是多少就是多少。”说完就先问三大队胡国良：“你现在还有库存粮食多少？”胡回答：“不清楚，回去翻查才晓得。”申很严肃地说：“你为啥不弄清楚？如果不把产量底子搞确实，迷迷糊糊，二天没有那么多粮食，社员没吃的咋个办？要知道农民三天不吃饭就要造反！” 摸清了申部长的虚实，大家就七嘴八舌吐真话了。队长邓洪兴说：“我们报那个一千多斤的产量，是翻一番的跃进产量，实际才几百斤。”大队长周宗根说：“我们的产量硬是红旗产量，实际上我们的几个队只有一个队亩产六百多，其它都是五百多。”“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红旗产量，跃进产量。”…… 座谈会后，申培林又组织几个会计辅导员翻查各队仓库，得出的结果是，把全部库存的粮食拿完也完不成征购任务。申一一记下，对如何完成征购未置一辞。却在全公社大队以上干部会上说：“做工作要踏实，不能吹牛，象郫县的产量，那怕他在报纸上再登得多，要完成国家任务后，农民还有吃的，那才是对的。” 申把记下的这笔账算给宋文彬听，宋表示怀疑，让他再去查查。当家人有当家人的难处，郫县的吹牛固然令他愤怒，但他也不愿正眼去看那笔大糊涂账，他更担心申培林之类的张场开来，会引起普遍的抵制征购，那可是他吃罪不起的事。申看穿了宋的心思，也就按下不表。 就因为他头脑清醒，坚持实事求是，才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 申培林冷板凳坐到文革前。文革中得到造反派支持，任专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组长，另一派夺权，又把他撤了。打倒四人帮，又因“支持造反”关押审查。一九八二年始作结论。 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被撤职，直至离休未恢复过职务。 《蛇仙游记》第二卷 10、温州地区“引蛇出洞” 省上批判大会召开的同时，反右倾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各级大规模展开，其方法是省委扩大会的故伎重演。经验丰富或听到风声的含糊其辞王顾左右而言它，不知底细或正气浩然者见彭总都那样讲，勇气大增，嘴巴放炮。到突然开始“反击”，早已证据确凿，悔之晚矣。 为了把暗藏的右倾份子挖出来，主持运动者还千方百计动员大家“鸣放”，以“引蛇出洞”，把不久前对付“右派”的一套搬到党内来。温江专区各县反右倾运动的五级干部会议编发的大批简报，记录了这种“引蛇出洞”的手段是如何进行的。郫县报告，他们将运动分为四个阶段进行：一、大鸣大放，畅所欲言；二、组织先进队伍，进行大会发言，肯定成绩，树立正面典型；三、大会重点批判，小会自觉检查，问题严重的右倾分子，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处分；四、学习省、地委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安排当前工作，订入库、生产计划，大抓晚秋作物…… 鸣放――划类――批判、处分――交征购，全区所有的县都是按这个程序进行的。新都县关于“鸣放阶段”的一份简报以惊人坦率记载了这一过程：运动开始，人们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顾虑。在读了反面材以后，有的人在思想上与反面材料脉脉相通，但不敢说出来，害怕“说出来当右派”、“怕当典型人物挨辩论”。于是就观火拿脉，互相观望。为了把这些“观火拿脉”家伙的话勾引出来，组织者就又安排一些人作诱导性发言。简报说：“针对这些思想顾虑，一方面我们在讨论中树立敢想、敢说、敢暴露的典型，另一方面是引导大家摆事实摆问题，以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增产、毛猪下放、生产措施等问题，结合本区本队情况摆问题摆看法后，鸣放逐步导向深入……” 新都县委的简报说，经过两天的鸣放，问题已经“摊开”，紧接着便转入了澄清事实、提高思想的“辩论”。划分左、中、右三类人员的名单，也暗中排列出来了。初步排队的情况是，农村干部（包括下放干部在内）参加五级干部会议的六百九十人，其中一类的三十一人，二类二百六十四人，三类七十五人。三类，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有公社党委书记四人，管理区党支部书记二十三人，生产队干部四十八人。这是县上的大会搞的，回去各公社还要搞，就远远不止这个数了。 反右倾运动的划类经过规范，共分四类：决心大、干劲足，完成各项任务坚决，力争上游的为一类；思想基本坚定，属于中游的为二类；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为三类；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为四类。(.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类别一定，你的命运也就定了。先是批判斗争，检举揭发，检查交待，然后撤职查办。在郫县县委扩大会上，二十二个公社党委书记有五人分别划入三、四类；其中大会批判的有竹瓦公社党委书记姜吉福，红光公社党委副书记刘德明，兰寿先。 在接下来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一千零一十二人中，有三百七十五人在会上作检查交待，占到会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七。划为三、四类的开初有九十九人，一些吓坏了的干部赶紧回去把征购完成，才得以幸免，最后划定三、四类人员五十五人。 除了“鸣放”出来的言论要批判，工作中的“右倾”罪行也得一一清算。这些罪行包括：推翻、压低产量，不完成国家征购；停伙、分粮到户，妄图搞垮**萌芽的公共食堂；给社员分自留地；将毛猪下放到户，“恢复毛猪私有制”；把核算单位划小，以及“工作中缺乏朝气，干劲不足”等等。 郑州纠“左‘时，中央下发了不少文件，主席也写了《党内通信》。不少干部按照这些纠”左”文件和《党内通信》的精神纠了“左”。不料，中央现在的政策又变了，这些干部纠“左”的言行却成了“罪行”。例如，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郫县竹瓦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姜吉福，他的“罪行”是：一、分粮到户，“实际变相解散了食堂”；二、“假借中央政策”，下放毛猪给社员私养；三、同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什么叫“假借中央政策呢”？这都是中央明文规定的政策啊！ 年初以来好不容易纠正过来的一点点东西，现在又全部翻了过去。唯有弄虚作假、谎报征购翻不过来，然而这个罪名却一巴掌推到基层干部头上，幕后支使者洗涮一净，这又是郫县创造的一个奇迹。反右倾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正值秋收大忙季节，老百姓在忙收，各级领导也在忙收――“收征购粮。各县都把征购和反右倾“捆起来搞”，谁交不够公粮就是右倾分子。 反右倾运动中，四川省温江地区采取“引蛇出洞”的妙招，使很多的“蛇”――农村社队干部说了实话。他们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了。 他们说，人民公社把人民害苦了：“在短短的时间内，互助组变小社，小社变大社，大社变公社，时间太短，成立小社还学习四十天，公社开会就宣布成立。” “又没收自留地，又收鸡，说了发工资又不兑现，分配不给现钱，连买草鞋的钱都没有，对社员打击太大了，情绪咋个会高嘛！就是县长来都没劲” “公社化后明说吃饭不要钱，实际上还不是我变牛抵来的。” “公社化后，车子（鸡公车）没得了，竹子砍光了，毛猪喂死了，肥料也少了，现在连沤粪的葫豆杆杆都没有了。” “说得安逸（四川方言。舒服、良好之意。──编者），每个月发工资，结果几个月不发；卖狗皮膏药。过去一年妇女挑花每个月都挣七八元，现在一个全劳力每个月才两元。” “公社化以前社员自留地的菜长得好安逸哦，现在草比菜高。” “大兵团作战，早晨三四点钟起床，咋个照顾老人娃儿嘛。食堂吃饭几里路，下雨天拖儿带女也要去，数九寒天老年人硬是伤心。” “大兵团作战，几十个人一天挖五分地。往年家一个劳力一天栽秧子两三亩，现在栽两三分。” “大兵团作战，好儿好女不相见，好夫好妻不团园，坝起通铺睡，有娃娃的妇女请不到假，硬难过得很。（有的）娃娃都掉到茅坑头淹死了。” “晚上大兵团夜战，拆社员的房子打火把，下雨顶簸箕、戴斗笠，睡在田坎边上，一点没有盖，好惨啊。” “今年粮食紧张和去年政府叫放开肚皮吃有关，我们不放开吃，还批评我们保守。” “过去社员猪牛死了好伤心，现在死了安逸，好吃肉。” “幼儿园搞不起来，管他的哟，垮了算了。” “人民公社还万岁啊？” 他们说，大跃进是损失惨重的“大跃退”：“不叫大跃进，叫大跃退。” “大跃进拆老墙，积硝泥，有的根本不拆，点起火烧。火车站当面的大院子烧了一个晚上，天都红了。” “我们上山炼铁，点二十五个炉子，才流四两铁，我算了一下成本，比金子还投价。” “油菜增产了，油少了；猪增加了，肉少了；粮食增产了，饭吃少了。明年再增产，不晓得吃啥子。” “说是发展重工业，机器又没看到，还不是叫我们这些肉牛去整。” 他们对瞎指挥和浮夸深恶痛绝：“**啥子都合适，就是栽秧子稀密不合适。社员不通，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通。通了是嘴巴通，思想不通。” “过去生产由我们自己搞，现在由上面派来的工作干部搞。你管我栽稀栽密，把征购完成了事。” “谷子栽稀了，打一千斤还说是不接受先进经验；栽得密，打一百斤还是受表扬。” “栽秧子工作干部拿尺子来量，打谷子就不来了。不密植骂得你狂迷狂眼的，收成不好，又喊你找原因。” “密植，我看就象下猪儿一样，下多了就不壮。秧子稀了三窝就是一把，密了七八窝一把，你看哪个划得来？” “每亩叫用三十万斤肥，就是铺一层砖也没那么重，这不是鬼整鬼吗？” “拿些田来空起，安排少种多收，连大春都没有种，后来看不对头，又叫种，季节都错过了。” “干部外行变成内行，我们内行变成外行，老农民都种不来庄稼了。” “整社查瞒产，摆余粮，哪来的余粮啊，把谷种拿来摆起，显**儿白。” “你们说增了产，我们肚皮没有增产，你们捆、打、吊，我们抵、赖、拖。” 对高征购的抵触反抗情绪，发展到把“政府”和过去地主相提并论：“每亩才五百斤，就征购五百斤，叫我们吃啥子！” “去年完成公粮、统购任务，每天晚上都喊到公社开会，说不好就斗争，像逼地主退押一样。” “弄死都弄不够他们，比地主还凶。” “过去打下谷子地主跟到**追，生怕你不交租子。现在政府喊你赶快拿去上粮，生怕你吃了。” 什么也没有饥饿对他们的打击更大了：“吃这么孬（四川方言，读如撇piè，糟糕之意），我骨头都松了。” “现在妇女都生不出奶，小娃儿好惨啊。” “我一群小娃儿，一天总共几两米，安心把人饿死。说关心儿童，瘦得像干猴儿一样，像这个样子就叫**的好儿童啊？” “社员饿，我们也饿，咋个带头呢？上粮到火车站几十里路，我试过，推到半路就饿了，只有吃水。” “连劳改队都当不到，劳改队一天还有两顿干饭嘛。” “建立公社生活好，吃大月饼糠枯。” “马路上的石头，如果煮得粑（四川方言，软。──编者）都吃了。” ““过去人跟到猪撵，现在猪跟到人撵。人都没吃的，还有猪吃的啊？ “今天食堂的人推米去上公粮，社员都上吊了，开开门舌头一人两寸半，逗起好长，咋个办啊……” 他们作今昔对比，控诉“左倾”：“解放前案桌上肉都卖臭了。为啥解放后没肉吃？” “现在不如过去当长年（四川方言，长工。──编者），当长年都吃得饱。我硬想去帮人。” “以前是“要想新衣嫁那天，要想吃饭八月间”，现在都不行了。到过年过节，社员心都焦烂了。” “过去帮长年一个月还有两斤烟吃，现在连帮长年都不如。” “现在是大家哄（四川方言，意同骗哄，读如huo。──编者），上级哄我们，我们哄上头，社员也哄，总之大家互相哄，哄去哄来哄了肚皮。” “现在是国富民穷。” “究竟是干部作风问题，还是政策问题？” …… 红光公社是李政委树立的高产密植样板，主席曾经视察过的先进公社。许多社队干部没等诱导，就鸣放了：“啥子大跃进喽，据我看只有三点：一、上公粮是大跃进，男女老少一齐发动，白黑连夜往国家仓库头推。二、打谷子是大跃进，连夜打下来晒都不晒就拿走了。三、割麦子是大跃进，白天割，晚上打，第二天就拿走，这不是大跃进么？” “啥子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拿我来说，未必一个人三个人都供不起？” “高级社就出懒人，公社化就更懒。” “把田退给我，你们把啥子都给我没收了，简直把我整垮杆了。” “亩产一千多斤，连草都秤不够。铺盖窝里头挤眼睛，自己哄自己。” “如今真是怪事情，草长来比谷子深，谎壳用仓装。” “啥子三x七寸，栽起倒好看，长起不好看。头数今年欠收，每亩才打七八斗，以前每亩打一石二、三，往年几窝一把，今年几十窝一把，米都小颗些。” “以前吃肉是打牙祭，现在吃饭是打牙祭。” “现在的农民是又饿、又痨、又累，上了公粮统购就没有吃的。一天喝点吹汤饭，饿来两根骨头三根筋，倒在石板上起不来，还不如过去当长年。” “往年我喂的猪随随便便都是两百斤，现在喂来瘦骨架，才几十斤就杀了。猪没有粮食喂，拉的屎都是黑的。” …… 这些社队干部既不愚蠢也有良心，他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时无刻不希望尽快结束这一切，但是一直不敢说。他们在上级反复的诱导下，以为上面真的要开言纳谏，拨乱反正，所以把咽在肚子里的话吐出来。没想到这些实话都成了他们的“罪状”，被戴上“右倾分子”的帽子，遭到残酷斗争。 蛇仙游记》第二卷 11、“右倾分子”形形色色 “蛇”不出洞也躲不过反右倾运动的劫难。通过揭发深挖，对党员干部从合作化以来的“右倾思想”进行总清算，凡是在这期间对合作化、粮食统购、“三面红旗”等有过“错误思想言论行为”的党员干部，统统旧账新账一起算。 四川崇庆县委组织部长魏立民一九五七年到大划乡调查脚肿病时，说肿病致死的人是饿死的。同年兼任大划公社党委书记，又因反映一九五八年产量不实被调离大划公社，责成反省。他不服气，一九五九年大春收割时亲自到几个生产队组织收打，现场过秤。反右倾运动这些老账都一一翻出来，被定为“严重右倾”。 被“算总帐”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位前县委第一书记：一位是崇庆县委第一书记**超，一位是崇宁县委第一书记杨洪魁。 **超，山西芮城县人，当过小学教师，一九四三年入党，一九五四年六月任崇庆县委第一书记。上任尹始，正遇到崇庆肿病流行，人畜死亡严重，他调查的结论是：粮食统购过多，营养不良所致。五六年合作化**和瞎指挥，导致水稻减产，许多人怕给合作化“抹黑”，不敢反映，他亲自下去调查，证明减产属实，打报告给地委要求减少征购。同时认为当年粮食产量下降，是因为合作化以前的估产有水分，实际上证明了那几年统购统销是高估产、高征购。由于张在粮食问题上“一贯动摇妥协”，由第一书记降为管农业的书记。第一书记由性格暴躁、语言粗鲁、只有小学文化的许锐担任。大办钢铁时，全县抽调数万人上山，以后又要再抽调两万人，他坚决反对，在取得地委书记曾笳的支持后，派人分赴各乡把上山的人阻挡回去。反右倾开始时，许锐提出“处理”百分之三十的干部，**超在他主管的怀远地区，提出只处理百分之一点五的干部。 保护别人结果是给自己罪加一等，从一九五四年的老账算起，他被多次批判，定为“严重右倾”，从管农业的书记降为管多种经营的书记。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但这一切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他仍大部分时间骑着自行车在乡下工作，和社员一起劳动。回县上晚了，就在食堂抓两个冷馒头。一九六o年他患了营养不良性肝炎，深深的忧虑和自责使他无心躺下，以至发展到肝硬化，病逝，年仅四十岁。下葬之日，崇庆县的大批干部群众自发前往送葬，许多人一进灵堂便泣不成声，有人写下未署名的悼念长诗《我们的县委书记》。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是公平的。 被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怂恿新华社记者喻权域写《风调雨顺的崇宁县为什么会减产》的崇宁县委书记杨洪魁，一九五八年初被停了职。年底郫、崇两县合并后，一直无所事事。这次被抓出来，列为郫县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大肆批斗。那篇登在新华社内参上引起掀然大波的报道，也翻印出来作为批斗材料，罪名是“上欺中央，下害人民”宣布撤职，降两级工资，下放劳动改造。 一九五八年底化名“直言”给**、党中央写信的地委下放干部张慎，当然在劫难逃。实际上“直言”的真实身分早就调查清楚，因为他反映的完全是事实，当时公开讲这类话的又不止他一个，地委未作处理。信是省委转下来的，并加有措辞严厉的批语，未处理就是一笔欠账，这次当然得一并还清。温江县反右倾五级干部会上，张慎是重点批斗对象，一直斗到他语无伦次、神经兮兮。温江县委急急忙忙炮制了一份“关于一九五八年粮食增产问题对‘直言’给党中央一信的答复的报告”，上报地委并转省委办公厅和中央办公厅。报告说化名“直言”给党中央一信，反映温江五八年粮食增产有虚假现象，公粮完不成，口粮不够吃等问题，“是没有根据的虚报。” “右倾分子”形形色色，有的纯粹是照领导意图办事而倒霉的。地委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梁进学长期在大邑安仁下放。一九五九年五月主席《党内通信》传达后，他回到地委机关，地委书记宋文彬把他叫到家里，语气沉重地对他说：“去年产量没搞清楚，地专机关下放在安仁有八、九十个干部，无论如何要把产量查清楚，直接报告地委。” 梁见宋语气诚恳，回去后就作了传达。秋收开始前，下放干部分成三个组，选择好、中、差三个代表性的生产队分头负责，从开镰起，每一块田逐一过秤划码，确实记载，收割完毕后统计，三个队平均亩产六百九十斤，梁给地委作了书面报告。 谁知国庆节后回地委便大祸临头，头条罪状就是这份“否定大跃进成果”的材料。批判中的强词夺理，荒诞无稽令人啼笑皆非。有人揭发梁讲过“人民公社若干问题”，质问“人民公社有若干什么问题？”梁只好解释，中央有个文件，题目就是《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我组织大家学习过，如此而已。不久前，梁在安仁街上见到一个干部，因为无粮票买饼干十分痛苦，便送了两斤粮票给他，批判中这个干部“揭发”了此事，也成了罪状，因为“你若对粮食形势没有看法，怎么会给他粮票？” 四川温江专区《都江报》记者李绍亭则是刹车晚了掉进深渊的。一九五九年十月，他采访新津县的反右倾五级干部会议，发现“在批判右倾思想的过程中，个别干部有左倾情绪”，如主张把社员“见缝插针”的土地收回，把下放的毛猪统统收回，把划小的食堂并大，对已经批准以原初级社为核算单位的，重新恢复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回到报社便写了一篇题为“反右倾要防左”的稿件，自取灭亡，划为四类。最终被定为三、四类的干部绝大部分被撤职并下放基层劳动改造，承受**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如李绍亭先是下放劳改，后又逐出地专机关，下放彭县山中的一个矿区，他的爱人张玉如和两个孩子在矿区医院艰难度日。 一份温江专区“地专机关反右倾三、四类人员名单”，竟然开列了140名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名字。其中有地委、专署各部门的干部、地区报社记者、医生、护士、书店经理、事务长、通迅员、打字员、农技师、电影放映员、补电影胶片的修片员、收发员、书记员、以及幼儿园老师。地委书记宋文彬的妻子，宣传部干事石彬也在列，因为她回山西老家一趟，回来散布“家乡尽吃糠菜”。 温江专区俾县红光公社合兴分社的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由县委农工部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一手操办，全面彻底，人人过关。支部书记周桂林，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劳模。在反右倾运动中他成为批判对象，多次在会上被点名：“你周桂林，干劲不大，右倾！”于是被夺权、靠边站。同时，大整社员群众，把一些所谓不爱开会的，开会迟到的，不爱劳动的，说秧子栽密了的，做不够规格质量的，报产量低了的，吊二话的人都作为右倾分子来反，专门开管区大会把这些干部和社员处以刑罚。其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别队等十多种。特别队就是劳改队，有的地方称劳训队。为公社、管理区建立的准监狱机构，管理区以上的干部一句话就可以将社员送去劳改。 转业军人杨心田反右倾时给工作组的干部提了意见，就被毒打了两次，第二次打得杨爬着回了家。扬害怕斗争，养好伤就逃跑了。后来，被成都市公安局作为流窜犯捉到送回来。这时杨已经患了严重的浮肿病。工作组派两人将杨从床上拉到大会，叫杨站到五根重叠起来的板凳上弄来斗争，杨跪下求情饶过他，不允。斗争后，吓慌了的扬又外逃，无几日就死在厕所边上。 候孝民取代周桂林当支书后，认为管区的右倾还反得不彻底，又和县委驻社干部一道，“变本加厉”大反右倾。 反右倾运动层层往下搞，一直搞到老百姓头上。越到下面，斗争越野蛮残酷。县委书记赵金波在合兴说：“凡是没有完成征购、没留粮的地方，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弄去修铁路。”他亲自主持反右倾会议，集中全公社党员和队以上干部参加。会上，对所谓“右倾分子”进行残酷斗争，让他们脱了衣服站板凳、跪竹片、跪砖头…… 红光管区八队队长钟发田，是位四十多岁的老农，因为对瞎指挥不满，和领导顶嘴，当场弄到食堂斗争，划为四类。四类，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员、红旗管区副主任毛炳高的命运更加凄惨。斗争时，让他把裤腿挽起站板凳，跪砖头。赵金波给他定罪说：“对粮食征购抵触，右倾思想严重，划为四类，回去监督改造！”回到管区后又斗，指头都被打断了。1960年2月，毛炳高就疯了，不久饿死在荒野。社员说：“好可怜，连只狗都不如啊！” 红旗管区驻社干部梁xx借反右倾为名，用十多根晒席、板子专门搭一高台，将社员弄来跪竹片，脱衣服受冷，先后斗争过的有十九人之多，群众无不切齿痛恨，敢怒不敢言。 温江专区1959年11月对县级干部（不包括地、专机关）反右倾排队，413名县级干部中三、四类共计78人，占百分之十八点九。其中金堂县31名县级干部中，划为三、四类的达10人之多。全区各县反右倾五级干部扩大会，共到会8089人，划为三类的843人，划为四类的281人，共计1124人，占到会干部的百分之十三点九。继县反右倾大会后，运动席卷全地区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受打击者数以万计，其中受批判、处分者8458人。 蛇仙游记》第二卷 12、知无不言 言者有罪 12、知无不言言者有罪记者任彦芳采访了河南“右倾分子”张申和周化民。1959年，张申担任河南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分管工业。周化民担任开封地委工业部副部长。因为他俩讲了点真话，在1959年8月，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厉的处分。下面是采访记录。 周化民：1959年8月，**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会议，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业的书记和工业部长参加。我和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本来是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大跃进问题，不料，中间发生转折，变成了“反右倾”会议。 一天上午，省委常务书记杨蔚屏主持会议，说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实反映一下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问题、困难，对省委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讲，“知无不言，言者无罪。” 参加会议同志都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余悸，但听省委领导启发，也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提了一些问题，说了一些看法、意见和建议。张申同志发言说：“上去几十万人大办钢铁，也炼出了些铁，但质量不高，问题很多。平原群众到山区很不习惯，不断发生逃跑，有几个群众逃跑时掉进水库淹死了；赔钱很多，我们财政上也解决不了，要求省委给我们弥补一些。农业形势本来很好，但像去年（1958年）一样，丰产了没有丰收，粮食浪费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时间就发展为公社化了。步子要稳些就好了。” 在张申说到大办钢铁时，我补充了许多事例，来说明其中的问题和困难。因为我了解具体问题很多。我说：“钢铁和煤的产量有不少浮夸虚报问题，登封县‘产煤卫星’是假的，是将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剥离，根本就没有往下挖，更没有见煤，就报成产量发出‘卫星号外’了。铁的质量很差，中央物资部来了一位处长调我们的钢铁，我把他带到登封县现场一看，他嘴里不敢说是铁的质量差，顾虑怕说是“右倾”，但拒绝按计划调拨。”我还谈到大办钢铁中有许多问题…… 当时我们住在省军区紫荆山宾馆开会。我们发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一位副省长和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来到我们的驻地。我当时想，他俩准是来参加我们小组讨论的。张申同志是讨论小组召集人。张申拿钱买了西瓜，切开了，让他俩吃，他俩拒绝不吃，态度非常严肃。 副省长说：“省委派我们二人来，是找张申谈话的。省委认为张申昨天的发言，有很多错误，实际上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问题。省委决定：明天下午，张申同志要做检讨，地点在省委北院礼堂。”说后他俩便离开了。 小组讨论会上像突然一颗定时炸弹爆炸一样，把大家炸得一句话也没有了。半天，鸦雀无声。张申说：“检讨吧！我们得去做准备。”说罢即和我一起离开了会场，回到了宿舍。 这对我犹如听到晴天霹雳，思想非常紧张，又从内心里想不通，就对张申同志说：“你的发言，我的补充，都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思想还不够解放，还有许多问题，未讲出来哩！咱们还要不要实事求是？省委让你检讨，我思想不通。” 张申同志沉思一会儿，说：“不要再讲别的了，我们一起商量怎样写检讨吧！” 我说：“我思想乱极了，说不出什么意见。” 张申同志要我平静一下。我们在一起稍微研究一下，七拼八凑，由张申执笔，总算搞出了一个“检讨”。 第二天下午，天气燥热，像憋着一场暴雨。在省委北院礼堂召开了省直机关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人很多，座无虚席，人们乱问：“开啥会呀？”“不知道，打听干啥，一会儿还不知道呀。”…… 张申同志到礼堂后边去了。 省委常务书记，二把手杨蔚屏主持会议，他开门见山，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安排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做检讨，他有‘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错误言论，下面由张申做检讨。” 张申同志上台做检讨，他讲了些思想情况，承认思想“右倾”，承认发言中有错误，他讲到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时说：“我是信阳人，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这是小资产阶级思劣根性在党内的反映……” 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立即打断说：“张申，你把那个‘小’字给勾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会议气氛异常紧张，谁也想不到要开这样的会议，有不少人心里想的和张申同志讲的一样，只要不是瞎子谁看不见？ 张申同志讲完，杨蔚屏便让各地市干部发言批判，看来批判的人思想也认识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软绵绵的。会议有些冷场。这时，新乡市委副书记刘义发言了，他情绪高昂，措词激烈，他说：“我认为张申的错误是属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参加会议的人一下子被弄得莫名其妙，交头接耳起来，我更接受不了，心想，只有像陈独秀、李立三那样的领导人才能犯机会主义错误，其它人怎会犯机会主义错误呢？张申同志不过说了点具体意见和看法呀！ 令大家吃惊的是：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站起来为这话鼓掌。但此时，会场上响应鼓掌的稀稀落落。杨蔚屏生气了，又站起来批评说：“你们怎么不鼓掌啊？”下边才又有一点稀稀落落的掌声。 主持人杨蔚屏做总结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上了万言书，他跳出来了，反对大办钢铁，说：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他反对人民公社，说‘办早了，办糟了’；他反对大跃进，说这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还有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黄克诚（总参谋长）、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组织了一个军事俱乐部，就是反党集团，反对三面红旗，猖狂向党进攻。中央这次会议正批判他们！张申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也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和彭德怀遥相呼应。张申也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决与张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最后，他说：“这次会议，到此结束，各地市领导回去，都要按省委布置开展反右倾运动。” 这次工业会议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省委立即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民到开封地委坐镇，亲抓反右倾运动。将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作为全省的典型。首先从张申同志的“右倾”开刀，批判张申同志。先是在地直机关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组织对张申同志的揭发检举，接着是批判斗争，再接着就是批判续凯（副专员）、杨体泽（副专员）、王向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 《蛇仙游记》第二卷 13、大搞逼供信 周化民接着说：第十三天，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你是和张申一块去开会的，在开会时，你和张申一唱一和，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你比张申说得还具体、思想比张申还顽固。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待，彻底揭发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莫须有”罪应有尽有。 9月份召开的省三级干部会，批得更厉害了。回到开封地区，接着批。地区又揭发出一大批“右倾分子”，80%以上的科室头头都受批判了。打人、骂人、违法乱纪、私设公堂，大搞逼、供、信，在地直机关盛行。 农业系统批判斗争农业局一位刘副局长，刘被打得受不住了，有意逃跑，和商丘来的一个他认为可靠的人商量，要跑回山东老家去。当他俩化装于夜间到达商丘火车站时，那人竟跑到开封地委驻商丘办事处向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报告，把刘副局长出卖了！结果把刘带回开封，更加严刑拷打，追问刘到底想往哪里跑。刘个性很强，想着要是到监狱里也可能更好点，可能就不挨打了，便说：“我不敢说。”经一再追问、拷打，他才说：“我是要往台湾跑的。” 打人凶手又追问：“你到台湾想找谁去的？” 他答：“我是想找蒋介石去的。(.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你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 “我在参加工作前，参加过蒋介石的训练班，听过他讲课。” 打手们如获至宝，想这下可抓住一条大鱼，急忙向上级汇报。谁知经上级领导分析，认为这全是假话：因为刘副局长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根本和蒋介石不沾边儿。以后又批刘不老实，本来刘想编个瞎话，弄到监狱去少挨打，结果他弄巧成拙，被打反而更厉害了！ 对我的批判斗争，只是让我站中间，推过来推过去的，可就是没有打。我很奇怪：被斗的人，人人挨打，无一幸免，就连地委第二书记张申也被打个鼻青脸肿，鲜血直流。为什么不打我周化民呢？这真是难解之谜。直到1961年秋天，我被平反以后，一位负责抓运动的人才对我破了谜：“原来是准备狠狠打你的，因为你思想很顽固，你年轻，身体好，也经得住狠打。可就在这时，省委派来第一书记李玉亭，有人说，他是你爱人李韵杰的亲哥哥，所以没敢打你！” 原来如此！ 从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约半年的时间，对我们进行批判斗争，多少场次则不计其数，而且还有人看管，当然也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1960年2月18日，**开封地委监察委员会在“对周化民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处分决定”上批示：“地委常委1960年元月31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 我发现：工业部党支部对我做出处分决定是1960年2月8日，我签属意见是2月25日，而地委常委批准是在元月31日，这是先定性质、戴帽子，作出组织处理，而后才走形式，开支部大会讨论“一致同意”的。这哪还有一些党内民主？这也严重践踏了党章呵！当时，我还敢指责这些吗？我只能同意处分决定。不过，我还是说明了两个问题：（1）我不记得说过“**这老头脑子也热了”这句话。 （2）“任务提的太大，千斤担子压下来，压的下边干部硬着头皮顶住，为了怕反右倾，看领导的眼色行事，完不成硬说是能完成，这样把人们的思想引到片面性那方面去了。”这段话是我在1958年12月份传达中央批转云南省委文件上说的。当然我的思想当时可能是错的。” 1960年2月20日，地委行政科长将我叫去，责令我：“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下放劳改要将‘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一两天内送到行政科，以后不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第二天，我就将这两件关系我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证件交给行政科。多么残酷的现实！ 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活。我们一行8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文明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这个书记终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办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姿势的个人照片，看起来叫人恶心。 群众生活如何？看来让人万分难过，不寒而栗！ 当时永城县群众生活极苦，全县60万人口都在挨饿（已活活饿死10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把群众完全置于死地。他向救灾工作组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发放粮款。我亲眼见到，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我向县委韩书记反映，韩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 我顶着“右倾”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情！ 1960年3月25日，通知我去巩县孝感钢铁厂劳动改造，整整一年零九个月。当时想到：还有多少农村父老乡亲冻饿而死，这心里的痛苦，远比个人的痛苦更强烈，自己活着，还说什么呢？…… 张申：我被批斗之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10级降到12级，然后去杞县付集农场劳动改造。 个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心的是：从此在党内没有了民主，不敢再说不同的意见，和57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不敢说话一样，整个国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灾难，这才在我的家乡信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因为说天大的谎言，造成天大的灾难。 我的老父亲夏佑铭是民主人士，原来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倾机会主义，他便回到了家乡信阳，成了这事件的目睹者。1962年，我平反后，他又回到开封，是开封市文史馆馆员，民主人士开会，他提出信阳事件就激动不已：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比我们解放信阳市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两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据当时统计，光信阳一地，饿死百姓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百姓，是可以活的！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1958年冬天，在发现问题后及时处理解决，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下令不许老百姓家里冒炊烟，就忍看老百姓活活饿死；那个杨蔚屏，还坐着轿上鸡公山，见路边死人却不下来……这还是**员！ 张申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上了泪花。 《蛇仙游记》第二卷 14、农民中抓“小彭德怀” 嵖岈山人做梦也没想到远在天国的庐山上会召开一个什么会。可这个会却搅得嵖岈山人六神不宁，莫名其妙地展开了一场反右倾运动。什么叫右倾？嵖岈山人十个就有九个半弄不懂它的意思，左手、右手知道，“左倾”、右倾不清楚，淳朴善良到极点的查岈山人却要无端地去反一个叫右倾的玩艺儿，实在是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听**的没错，**让咱反谁咱反谁。”人们热情地投入到反右斗争中去。嵖岈山公社的反右倾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要在反右倾中独占鳌头，人们的心劲高得很哩。 嵖岈山公社反右倾运动是分点分片进行的，从南到北共分了10多个点，先把干部集中起来学习，进行思想发动，然后再由干部带动群众掀起**。高庄大队是一个学习点，附近的大营、小营、霍庄等大队的大、小队干部全部集中起来，开展反右倾的斗争。 会议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个村的人，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他爹怎么没管住他们呢？后来，才知道彭、黄、张、周是朝廷中的大臣，触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批判会上，大伙还是觉得彭、黄、张、周离自己太远，恨不起来，批判起来总也找不到有劲的词汇。反之，批判会如一杯温吞水，开来开去，翻不起大浪，让主持会议的人着急。 高庄生产队的杨保松平常发言很积极，嘴也能说，可这回不知说什么才好，在主持会议的干部再三启发下，他才说：“领兵元帅反党，不得了。你说他反党干啥哩？一天三顿吃白馍，喝红糖水，天热了吃肉臊子凉面条，天冷了喝羊肉汤，有啥不得劲哩？非反党不中。要是叫我这样有吃有喝的，哪个龟孙才反党哩。我看彭德怀是吃饱了撑的。” 主持会议的人一听，这批判的味儿不对呀，赶快制止说：“杨保松，你赶快下去吧。” 小营大队支书杨田，生性好斗，打人是一把好手，常常是一边打人一边骂：“***，非把你劈了不可。”这次批彭、黄、张、周，杨田有劲儿使不上，没有活人站在面前，杨田的腿脚有点没地方放，急得自己拍**打胯，说：“彭德怀，我跟你拼了。你反党，反**，想干啥？官当那么大了，还不知足，还想当‘真龙天子’不成？那‘真龙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数的，你会当成了？” 主持会议的干部说：“杨田，别胡扯。” 杨田愣了愣，又说：“上面有大彭德怀，俺队有小彭德怀，我知道，王老乾反对粮食征购，在前丁庄地里挖马齿菜吃，是故意给人民公社脸上抹黑。” 池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王幸仁也十分气愤，批判说：“旧社会地主一个人能娶好几个老婆，咱穷光蛋一个也要不上，合理吗？彭德怀和他们穿连裆裤，我非和他拼命不可。” 批判会开到这个份儿上，也只好草草收场了。主持会议的干部们心里十分焦急，反右斗争是党和**交代下来的大事，反不出名堂怎么能行呢？对不起**他老人家呀。人们坐在一起，苦苦地想着办法，如何将这批判会开得轰轰烈烈。(.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小营生产队后丁庄队长丁海全说：“我看这批判会不斗争几个活人，是开不成功了，光有炮药，打不着兔子，还是不中。”他的提议，赢得了大伙的一致赞同。对，应当找几个替死鬼，上面有大彭德怀，下面就有小彭德怀，弄几个小彭德怀往人群中间一站，打也打得痛快，骂也骂得痛快，会议气氛一下子就热闹了。可是，找谁当小彭德怀呢？会议主持人让每个生产队报一个小彭德怀，轮流坐庄受批斗。有的生产队长问：“这小彭德怀啥标准呢？”主持会议的人想想说：“反对人民公社的，不愿入社的，偷吃牲口料的，藏粮反对征购的，平常爱发牢骚的，看着不顺眼的，每队自报一个，批判完了再报。” 这一来，批判会开出了水平，岈山人民公社的反右倾斗争步步深入，联系实际，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遂平县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做法。 也有实在批判不下去的生产队，杨店就是一个。虽然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但反右斗争却冷冷清清，人们发言说不了两三句话，不是打瞌睡，就是脱下衣服捉虱子，手指挤得虱子啪啪响，一边挤一边说：“挤死你个彭德怀，挤死你个黄克诚。” 主持会议的人急了，万般无奈，想起唱戏。山里人最喜欢看戏，看到奸臣恨得咬牙，看到忠臣拍手大笑。于是，为了调动人们对彭德怀之流的仇恨情绪，请了一个草台班子唱起了戏。先唱《铡严嵩》，又唱《铡国舅》，后唱《秦香莲》，唱罢戏，主持会议的人开导大家：“看到没有，彭德怀就是老严嵩，就是国舅爷，就是陈世美，想犯上作乱哩，我们不和他斗和谁斗？我们不铡他铡谁？谁不斗彭德怀，就是和严嵩、国舅爷穿一条裤子，就是他娘的小白脸陈世美。” 这一招还着实有效，人们的仇恨情绪被鼓动起来。批起彭、黄、张、周来咬牙切齿。 无论如何，岈山人民公社的反右斗争在浑浑噩噩、懵懵懂懂、稀里糊涂中开展得热火朝天。不知彭德怀为何人的人们为彭德怀很动了一阵子肝火，有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地被当成小彭德怀，斗得鼻青脸肿，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畜料、偷拾了一块红薯被当成小右派斗争得一塌糊涂，挨了批斗以后，他们还惊恐地问别人什么是“右倾”。 为了把反右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打垮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岈山人民公社各大队还纷纷成立了劳动教养队。划出100多亩地，盖几间草房子，派几个民兵持枪警戒，把各村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统统集中起来，进行劳动改造。白天让他们干活，夜里开批判会，轮流受批判。公社要求教养队每天汇报一次敌情变化、斗争对象。 胜桥大队一下集中了189个坏分子，弄了120亩地、28头牛、4匹马、4头骡子，成立了教养队。白天管制坏分子干活，夜里轮流斗争坏分子。先斗冯炳银，因为他说公社食堂的饭吃多了光想撒尿；后斗争李绍清，因为他偷吃了牛料，致使牛饿得用人抬才能站起来；接着斗争李风颜，因为他在裤裆里藏了一个红薯带回家。直斗得三个人夜里翻院墙偷跑回家，民兵们持枪追到家中，又用绳子拴成一串，押回教养队，斗了个死去活来。 土山大队的劳动教养队开饭时，坏分子杨保全说：“这饭喂狗狗也吃不饱。”不久汇报到干部那里，当天夜里被打得死去活来。常韩村的胡天玉算是硬骨头了，在村子里已经被斗争了十几场，弄到教养队后，仍然是一肚子的不服气。袁队长让他修厕所，他说：“吃八大两，没劲，干不动。”袁队长大怒，伸手打了他一耳光，胡天玉吐掉嘴里的血，说：“袁队长，你不是人。”袁队长发动全体人员开斗争会，胡天玉被打倒在地，仍然说：“袁队长，你不是人。”袁队长大怒，让炊事员把饭做稀点儿，把馍做小点儿，非饿得这些坏分子灵魂出窍不可。果然，喂牛的赵振堂把牛料偷吃了个精光。尚天友半夜里钻到伙房偷馍吃。23个坏分子就有14个饿得全身浮肿，爬不起来。坏分子宋加文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当袁队长再次召开批判会时，全教养队已经无人可批了，能挨批判的人已经站不起来，批判别人的人已经没有了说话的气力。于是，土山劳动教养队只得向公社党委汇报：“目前，今后两天的批斗对象还没确定下来。” 有当年流行的顺口溜为证：教养队真正好，身上有灰洗洗澡。灰洗净，思想好，不破坏，不造谣。生产积极干劲高，后补社员摘了帽。管制生产也取消，入队群众急着斗。出队人人拍手笑，都说斗得有成效。 《蛇仙游记》第二卷 15、遵照主席指示纠“左” 成为“右倾机 1959年2月底到3月初，中央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当时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因病不能出席，改由省委常务书记张国声参加，带着秘书王志敏随同前往。会议是逐步扩大的，他们与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同机到达。会上，从主席的讲话可以看出，老人家对纠“左”是非常坚决的，强调党同农民的关系相当紧张，必须从解决所有制和分配政策上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他要代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 从郑州返回青海后，省委立即召开常委会，传达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具体贯彻措施。因春耕在即，决定先抓东部农业区的几个县。张国声书记亲自到青海产粮大县――互助土族自治县，从调查研究入手，会同县委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解决大跃进中的“共产风”问题。 1958年大跃进时，从上到下的头脑都很热，整天喊的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后来者居上”（青海属后进地区，要在短时间内超过先进地区），文章、讲话都少不了这些语言。[.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那时，张国声书记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很不了解。此次下去一看，真是触目惊心。几乎每个公社、每个生产队都存在高估产、高征购问题，农民口粮十分紧张，食堂已维持不下去。有的生产队连春播的种子都吃掉了，牲口更是饲料不足，地里看到的净是人拉犁。因饥饿而浮肿的病人几乎村村都有，到农民家里看见那些脸上蜡黄发亮坐在炕上低头不语的老人，实在惨不忍睹。 在此期间，主席不断以《党内通信》的形式严厉督促各地认真纠正“共产风”，坚决对平调财物实行退赔，不要“善财难舍”。这更让张国声书记他感到心急如焚。他在互助县把各个公社基本上都走了一遍，传达了中央精神，初步安顿了群众的生活、生产。之后，由于省委一把手有病，急需张国声回去主持日常工作，决定让秘书王志敏留下来继续就农村政策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王志敏在省计委、省统计局干部的协助下，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两项调查，一个是《关于农村征购粮任务过重的调查报告》，另一个是《关于农村经济死滞的调查报告》。 青海是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大跃进不仅造成农村问题突出，牧区问题更加严重。在牧区由于实行“一步登天”（直接由农奴制进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实行“高指标”、“瞎指挥”，大量毁草原开农田；与此同时，又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叛乱，而在平息叛乱中又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为，从而导致民族关系紧张。在此情况下，青海的纠“左”任务更加繁重，若不尽快纠正“左”的错误，将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张国声几乎逢会必讲纠“左”。他是个急性子，尽管有时言辞重些，但确是为了扭转危难的局面。 不料，中央七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却由于彭德怀写给的一封信，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因而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陡然变为反右。而在青海则更是亦步亦趋，使反右倾运动大大加码。 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从庐山开会回来，在简要传达会议情况之后，就说道，青海的右倾风刮得也不小。他不仅认为前一段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方向有问题，甚至连在庐山会议前期，张国声给省委打电话，要求按照“成绩讲够，问题讲透”的精神，召开厅局级干部座谈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也被认为有否定成绩，向党进攻之嫌。于是，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会议刚开完，张国声就告诉王志敏，要按照庐山会议文件好好对照一下这个时期他的讲话、报告，看有什么问题，准备一个检查提纲。 哪里想到，还没来得及准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就开始了对张国声的批判斗争，而且火力非常猛烈。一上会就给他定了调子，说他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地利用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大刮右倾翻案风，反对中央、反对省委、反对三面红旗。接着就召开三干会（省、州、县三级干部会），并由三干会扩大为“万人大会”，用高音喇叭在全省范围内“消他的毒”。第一书记讲话说：“张国声的张，就是张牙舞爪的张，国就是国民党的国，声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声音”，“张国声就是彭德怀在青海的代理人”，“必须批倒批臭”。当时差一点把张搞成彭德怀死党，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只是未查出什么历史问题，也未查出在一野期间与彭德怀有什么特殊关系，最后才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了事。 随着反右倾运动的扩大，在揭发张国声的同时，各部门陆续揪出一些所谓张国声反党集团成员，有省委宣传部部长聂景德、省委工交部部长李兴旺、省委副秘书长王静先、省统计局局长解伯淳、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还有省计委、省经委的有关负责人。这些人多半都是由于对青海的浮夸风有所抵制。 此时，已是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但省委第一书记还一再强调“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他说：“我们反孙作宾，就是只削了个蔓菁头，这次一定搞彻底。” 省委办公厅，召开批判会批判张国声的秘书王志敏。会议主持人说：“让你检查并非由于你是领导的秘书，而是有你自己的问题。你要交代为什么在互助县贯彻落实郑州会议精神，还要搞‘关于征购粮任务过重的调查’和‘关于农村经济死滞的调查’？是不是为了向党进攻？是不是为了否定‘三面红旗’？” 最后，把王志敏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劳动。 《蛇仙游记》第二卷 16、张凯帆学习海瑞获罪 在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主席作了长篇讲话。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他有感于党内不敢讲话、不敢实事求是的状况，号召大家学习明朝的清官海瑞。 主席说：“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一种空气很不健康，怕挨整，以为不知有哪一天整到他头上来，所以谨小慎微。好嘛！公事公办，怕什么？只要不杀头就行，其他都可以。机会主义帽子、记过、撤职、开除党籍、老婆离婚。王熙凤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只要舍得一颗头，还有什么可怕的！明朝有廷杖制，顶撞皇帝就打，打死成百上千人，可是一些刚直的大臣还是敢讲，冒死上谏。我们**的高级干部就不敢讲，不尖锐，连封建时代的大臣都不如。怕什么？无非是怕穿小鞋，怕警告记、过怕失掉职务，怕开除党籍，怕老婆离婚。” 主席接着就讲了海瑞冒死上谏的故事。他说：“现在搞成了一种形势，不敢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批评也可以么。明朝嘉靖皇帝有个大臣叫海瑞，他给皇帝写信，那时叫奏疏，批评嘉靖皇帝。批评得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很生气，最后把海瑞关进了监狱。海瑞做地方官，爱民如子、除暴安良、造福一方，老百姓都叫他‘海青天’，他比包文正公不知高明多少。有一个戏叫《三女抢牌》，就有海瑞出场。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应该好好学习海瑞嘛！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同志看，我也劝总理看。你看了没有？” 周总理回答：“看了。” 主席接着说：“我们的同志，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去年的浮夸风就是报喜不报忧。大家都要看看《海瑞传》嘛！” 听讲的大员都十分感动，都叹服领袖的博大胸怀和贤明。唯独主席的秘书胡乔木不以为然，他私下对好友田家英说：“别看主席号召学习海瑞，实际上他是要求不要出海瑞。”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听了传达学习海瑞的讲话，也十分的感动，他根本不会想到主席真正的意图是不愿意出现海瑞。（.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他积极响应**关于学习海瑞的号召，决心做一个海瑞那样的刚直不阿的清官。当他得悉无为县春荒严重、民不聊生的消息，就于7月4日亲自来到无为县视察，决心为民解忧。 无为县是安徽的一个大县，位于长江北岸，与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隔江相望，是有名的鱼米之乡。1955年合作化运动中，因为过急过粗地强迫农民加入高级社，曾引起农民闹退社的风潮。上级急忙派来工作组，“对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干部、党团员中的右倾保守、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都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工作组的一个干部在一次万人群众大会上威胁农民：“谁要退社，政府将要和他把账算清楚：大军渡江的损失账，刚解放时的救灾账，几年来的救济贷款账，农业社基金账，医生下乡给灾民治病账……。”农民们吓得目瞪口呆：“我的妈哟！这些账咋还得起！”“原来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这哪里有什么自由？”从此，再也没人敢退社了。 1958年，上级派来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名字叫姚奎甲。这个姚书记是个“响当当的左派”，大跃进运动吹牛皮、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共产”，都是一马当先。当时，县委拟了一个《关于试办**人民公社问题》的草案，仅用十天时间，全县就普遍实现了**的人民公社。这个县的响山公社率先实行了供给制，《人民日报》曾发出了《安徽响山社最早实行供给制》的报道，还发了一篇介绍响山供给制的通讯《一棵**的幼芽》。文章说：“响山社许多可贵的创造，是发人深省的。全国农民正在大跃进，时代逼着我们必须考虑**的具体形态。”当时，有一个顺口溜这样介绍响山公社的供给制：“发米发柴又发盐，过年过节样样全。有酒有肉有香油，红糖鞭炮加挂面。到热天，发草帽，另有一把芭蕉扇。有毛巾，有香烟，还有肥皂洗汗衫。要结婚，就支款，生了孩子更安然，有产假，还不算，糯米红糖加鸡蛋。” 经过“大跃进”、“大炼钢铁”、“共产风”这么一折腾，把富庶的无为县弄得民穷粮尽。吹牛皮带来了高征购，千千万万的农民饿得奄奄一息，县委姚书记却说农民“抗粮”、“瞒产私分”。他亲自指挥“反瞒产斗争”，对基层干部和农民打、骂、捆、吊，组织“搜粮队”对农民进行翻箱倒柜、搜查抄家。凡是对县委提意见或者向上级反映县委的情况的人，都遭到了姚书记的残酷镇压。轻者降级、撤职、开除党籍，重者被判刑劳改。基层干部和农民畏姚如虎，远远望见姚的专用小黑色轿车开来，就都躲的躲，藏的藏。 张凯帆来到无为县，直接深入到农村社队视察，他要获得第一手材料。他来到红旗公社王福大队，见农民们个个面黄肌瘦，召集他们座谈，却都不说话。问紧了，就都捡好话说。 “公共食堂办得怎么样？”张凯帆问。 “唔，好，好。”农民回答。 “给自留地了吗？” “没，唔，给，给了。” “让你们在鱼塘养鱼虾么？” 还没等农民回答，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推门跌了进来，跪着哭叫道：“省长大老爷，我儿子死的冤呀！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张凯帆一愣，急忙把老头扶了起来，说：“老大爷，别这样。快坐下，有话慢慢说。” 老头哭诉着：他儿子原来是第三生产队的会计，在去年“反瞒产”时，大队书记张定根开辩论会，对他儿子连踢带打，又在屋梁上吊了一夜。他给张霸天（张定根的绰号）下跪求饶，才放了他儿子。张霸天还恶狠狠地说：“不拿出粮食我饶不了你！”当天，他儿子就跳水塘自杀了。 “‘张霸天’逼死了我儿子，还说我儿子是畏罪自杀。让我爱去哪里告就去哪里告。”老头泣不成声，“我公社、法院、县里都去过，没有人管啊！” 这时，又闯进来一个汉子，眼中冒着火，忿忿地说：“省长，这‘张霸天’不让我们贫下中农活呀！” 这汉子反映：去年冬天“张霸天”来他们队搜粮食，他和另一个社员嘟囔了一句“干部吹牛皮，带来高征购。左右是老百姓倒霉！”这话被“张霸天”知道了，就开会辩论他俩，说他们“反对大跃进，反对粮食统购统销”，连踢带打整了一天一夜，不让食堂给饭吃。那个社员最后昏倒在地，抬回家去不久就死了。他的肋骨被打折了三条。县委姚书记还在公社群众大会上表扬“张霸天”。 张凯帆大怒，立即给县委打电话，让检察院来人侦察。同时，建议公社党委责令张定根停职反省，交代问题。 农民看到这阵势，也都纷纷揭发“张霸天”的罪行。检察院最后查清：张定根涉嫌人命3条，奸污妇女10多人，直接或指使人毒打群众数十人。将张逮捕法办。 “张青天”来察访的消息立即传播开来。 张凯帆不顾疲劳，跋山涉水、走村串户，深入察访官情、民情、灾情。发现无为县的“五风”刮得特别厉害，1958年大搞浮夸，获得中央的“超纲要奖状”。缺粮非常严重，浮肿病人很多，已经饿死不少人。虽然有了夏粮接济，灾情稍有缓解，但是夏粮歉收，不容乐观。群众普遍反映公共食堂存在严重问题：干部多吃多占和浪费严重，社员吃不到定量；干部动不动就卡饭；雨雪天打饭困难，生活无法调剂等等。都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民愤很大，他一手遮天、横行霸道，竟然拒不执行中央文件，不分给社员自留地，不准养鱼、鸡、鸭、鹅，不准搞家庭副业，不准开放集市。拒不退赔平调的钱物，不少社员的房屋被拆、被占，至今没有修复、退还。姚在大跃进和“反瞒产”运动中，追逼打骂现象严重，在他的支持纵容下，各级干部打骂群众成风。姚用专政手段对待反映问题的干部和群众。一位小学校长陈英给他写信，反映干部作风和农民生活问题，他不但不支持，反而将陈英打成“右派分子”，撤职降级，监督劳动。一位公社书记给党中央写信，反映无为县问题，被姚发现后，将这位书记留党察看、撤职降级，送农场劳动改造。…… 张凯帆将调查情况向省委报告，向地委通报，并按组织程序，责令姚奎甲停职反省，检查交代问题。同时，召开县常委会议，作出“三还原”“两开放”的决定。“三还原”是：房屋还原，修盖或退还社员被拆被占的房屋；自留地还原，按中央政策发还农民自留地；伙食还原，根据群众意见解散食堂。“两开放”是：市场开放，允许农民买卖副业和自留地产品，互通有无；鱼塘开放，允许农民养殖打捞鱼虾。 7月23日，张凯帆接到省委电话，让他回省。原来是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出了问题――彭德怀向主席上书，受到了主席的严厉批评。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变为反右倾。姚奎甲绝处逢生，立即撕掉自己写的检查，改为写揭发张凯帆的材料，说张凯帆在无为县解散了4000多个公共食堂。安徽省委根据揭发材料立即向主席报告。主席勃然大怒，于1959年8月10日亲笔给安徽省委的报告写了批语：说张凯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这个批示发到全党，全党震惊：一个小小的省委书记处书记何以能“分裂党”？这是明批张凯帆，暗批朱老总啊！高级干部都知道，最积极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中央领导人，就是朱德。 1959年9月9日，安徽省委作出了“关于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把张凯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副省长职务，关押200多天，经批判斗争后送淮北煤矿监督劳动。其妻子、省委某机关干部也受到株连，全家下放农村。 张凯帆在劳改时，曾就他的冤情作律诗一首，诗云：“神差鬼使到无城，为报真情获罪名。五十一天伤乱箭，万千张口书曾参。无心偏惹‘三还’恨，有口难吹‘八字’尘。北望都城泥首拜，不难化骨见忠贞。”（“八字”，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 酷吏姚奎甲成了反右倾“英雄”，气焰更加嚣张。他把与张凯帆有过接触的人，全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残酷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服毒打，送到农场劳动改造。 姚奎甲在王福大队办了个收纳90多人的小劳改农场。除派出所送来的“五类分子”21人外，其余大部分是“右倾”的干部。说是下放劳动，其实是按罪犯对待。强迫干重活，做不动就打，有时还不给饭吃。 他在高征购时搞“反瞒产”斗争，肆无忌惮地捆绑吊打基层干部和群众，追逼粮食。多次受到地委表扬。 《蛇仙游记》第二卷 17、董谦上书遭批判 河北省昌黎县农村的公共食堂，是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中建立起来的。1958年7月31日，**昌黎县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一些地方的做法，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办集体食堂的指示。遍及全县农村的所有农业社都建立了或以社（村）为单位，或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食堂，其中有大有小，使大多数农户都吃起了集体的“大锅饭”。到9月上旬，全县实现公社化，没有被“化”进来的农民微乎其微，生活在农村的绝大多数农户都变成了公共食堂的成员。 农村的公共食堂办起来以后，“新鲜”了一阵子，很快就出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不少困难。公社化后不久，开始推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每人每月伙食标准一般为3至7元，有的地方一天吃三顿干饭，开流水宴，随来随吃，结果不仅浪费了很多粮食，而且由于干多干少一样吃，干不干活三顿饭，劳动差的更差，劳动好的也受到影响，不再好好干活，整个劳动效率普遍大幅度下降。 1958年秋收大忙季节，农村的大批强壮劳动力被抽出去大炼钢铁，留在农业战线上的大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成熟了的庄稼不能及时收获，不少社队使用七寸步犁收花生、白薯，丢失相当严重；高粱、玉米、水稻收割后不能及时拉运脱粒，糟蹋的粮食也不在少数。种种因素，导致1958年秋天丰产没有丰收。 不仅如此，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任务，以及“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愈刮愈烈，导致不少社队严重缺粮，甚至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此外，大办公共食堂还引起大吃大喝、大手大脚等问题不时出现，某些干部乘机浑水摸鱼，贪污盗窃、公私不分、多吃多占、动支公款问题接连发生，引起广大社员的严重不满。 时至1959年春天，粮食极度缺乏，集体财产损耗严重，农村的公共食堂普遍难以为继。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一些专家、学者在昌黎县农村劳动锻炼和进行调查、研究时，耳闻目睹，身临其境，发现昌黎县农村在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面临的困难越来越大，觉得理应及时反映这一真实情况，以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注意。 1959年5月1日，经济研究所党组成员的调查组负责人董谦，根据自己在昌黎县农村调查、了解到的不少实际情况，写出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材料，先后以个人名义送交**唐山地委、**河北省委、中国科学院和**中央宣传部。不久，**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宣传动态》刊登了这份有关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捅破了在全国普遍存在的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窗户纸”。 董谦在《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材料中反映：“昌黎县的人民公社化是由上而下搞起来的，现在看来问题很多。”紧接，从七个方面阐述了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出现的弊端：（一）食堂并没有解放劳动力（指办食堂劳动强度大，必须壮劳动力去做，结果妇女们仍然不下地，反而削弱了劳动力）；（二）浪费粮食（主要原因是“放开肚皮吃饭”）；（三）影响社员不能养猪、积肥，实际上泔水也归了公；（四）烧柴紧张；（五）占用房屋设备，增加社员负担；（六）只有大集体，没有小集体（这是指生活集体化，一律到食堂排队用餐，难合口味等等）；（七）缺乏管理食堂经验，帐目不清，伙食办不好。他在《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材料中指出：“很多群众参加食堂是‘化’进来的，不是自愿的”，“相当多的生产小队和更多的人对食堂有意见，但不敢讲”。他认为，“食堂不仅没有解放妇女劳动力，而且占用了一批强劳动力，浪费粮食”，“食堂化以后，社员养猪头数大大减少，影响城市副食品供应和减少了社员收入”；为此，只有停办食堂，才“可以解决一系列的矛盾”。 董谦发给各级领导参考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材料，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把当时昌黎县农村，也包括全国不少地方的农村，在大办公共食堂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揭示得比较尖锐、透彻，反映的确实是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有着极大的警醒作用。主席在**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宣传动态》上看到这篇材料以后，并未轻易加以批评与否定；当时，包括昌黎县农村在内的河北省农村，并未出现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的情况，而在山西、青海、安徽等省一些地区，有些领导干部在负责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时，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仅取消了供给制，还相继解散了不少农村的公共食堂，这不能不引起主席的关注和反思。 1959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准备集中讨论当时需要解决的涉及“总路线”、“大跃进”和“公社化”的18个问题。主席在对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谈及农村的公共食堂问题时，大体采纳了这个调查材料提出的一些意见；只是，他当时的主要想法，不是解散农村的公共食堂，而是想对公共食堂加以整顿、改进。 然而，时隔不久，风云突变。7月1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坦率地陈述了自己对于1958年“大跃进”问题的一些比较尖锐的看法。在谈到农村大办公共食堂问题时，彭德怀直言不讳地认为，“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7月16日，主席给彭德怀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标题，指示印发与会人员讨论。 7月23日，主席发表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进行了严厉批判。他在讲到“食堂问题”时，对董谦写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捎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与指责。当时，主席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继而，他话锋一转，又说：“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蹋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在讲解《登徒子好色赋》的典故之后，他又说：“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 主席发表讲话以后，庐山会议风向大转，由进行纠“左”变成反“右”，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对中央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打成“反党集团”。 董谦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与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庐山会议上成了主席“钦点”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典范”；作为《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的作者，董谦很快就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国科学院受到严厉批判。直至1961年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宣布全部解散，才在**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过问下，被甄别平反。 董谦在昌黎所写的《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不仅没有使昌黎县农村的公共食堂及时停办，反而在庐山会议以后成为全国的“众矢之的”，不仅不能停办，而且列入了必须办好之地。当时，全县农村的公共食堂不仅一个也没停办，而且在城镇街道也办起了公共食堂。是时，昌黎县大部分农村已经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夏粮歉收，秋粮减产，全县农村的不少地方不得不实行低指标、瓜菜代，进入了饥荒岁月。后来，天灾**日益严重，农村的公共食堂实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直至1961年春天，主席和**中央领导发现作为“人民公社社会主义阵地”的农村公共食堂确实办不下去了，下令全国各地停办，昌黎县农村的公共食堂才在1961年5月全部解散，结束了历时将近3年的大办公共食堂的深重磨难。 《蛇仙游记》第二卷 18、作家赵树理挨批 你知道小说《小二黑结婚》是谁写的吗？是著名的农村作家赵树理。1959年，赵树理54岁。在这之前，他一路顺利，被誉为文坛的“旗帜”。那一年，他从北京到省、县里，为农业问题上上下下折腾数次，写了几封分量很重、与众不同的信件及文章给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直到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总编辑陈伯达。就是这几封信和文章酿成“祸根”，在当年冬天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使赵树理成了中国作协整风中内部重点帮助对象之一。 赵树理平时并不爱写信、写汇报，他是一个谨慎、交际拘束的人，之所以在1959年频繁地向上面写信，是来自于他对山西家乡农村实地观察后发自内心的焦虑、不安情绪。 这些信和文章后来被印成作协党员会议绝密文件，供大家内部批判时使用。被认为所谓的“荒谬观点”之一，是赵树理在信中提到的公社领导身份的问题，他写到：“公社最好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作计划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的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庐山会议后，这种观点无疑是与中央政策大唱反调的反面言论，其大胆程度在当时寥寥可数。 对于生产上的瞎指挥、官僚主义、虚报等现象，赵树理凭着作家的敏感，说出了对那一时期描述最妥帖的警句：“计划得不恰当了，它是不服从规定的。什么也规定，好像是都纳入国家规范了，就是产量偏不就范。”这种略带幽默、嘲讽的语气让上面的一些人看了很不舒服，愈发觉得赵树理身上滋长着一种别人所没有的异样感觉，他的姿态在当时大背景中显得很不和谐。 整风会一开始，赵表现了令人惊诧的顽强性，他相信自己的眼睛，坚持原有的观点。 邵荃麟是一个温和、书生气十足的领导人，在这次会上却少见地发怒。他在11月22日大会上说：“许多发言都心平气和，讲道理。直到前天，老赵还说他‘基本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大家基本上是错的。” 邵荃麟怒气冲冲地问道：“真理只有一个，是党对了还是你对了？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这是你赵树理必须表示和回答的一个尖锐性的问题，必须服从真理。”“你狭隘的农民世界观会影响千百读者，所以不能不帮助你。” 上纲上线，轮番冲击，使会议的斗争气氛直线上升。赵树理难以从容答辩，开始还能顺着大会的气氛做一些解释，以后的会议就很少发言，他只能迷惘地、似懂非懂地听完一个个对他的批判发言。 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的险风恶雨，赵树理此时对自己的处境深有感悟。11月23日，他递交了一份报告，表示承认自己的右倾立场，愿意接受党的严厉处分。 他对友人伤感地说：“我是农民中的圣人，知识分子中的傻瓜。”他奉命开始写长达数千言的书面检查，一遍遍地否定自己的所作所为。作协最终没有给他任何处分，也没做结论。中央当时有一个指示，对赵要低调处理。 对赵树理来说，这个打击却是毁灭性的。好友孙犁说：“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身心上也变得疲惫烦躁，不堪重负。 挨批期间，赵树理无法排遣苦闷，有时就去老友康濯那里坐坐。有一次他们两人在家中吃饺子，赵树理忽然有感，说公社搞了食堂，像饺子这类费劳力的事怕不好办，社员吃饺子也就困难。康濯不同意，认为发明了大机械工具，吃吃饺子完全不成问题。康濯还没讲完话，赵就改变看法，连忙说一些公社食堂的优越性。 此后，赵树理心情黯淡地返回家乡，几年间很少露面。 经过三年困难之后，痛定思痛，1962年大连会议上，邵荃麟、周扬都对1959年批评赵树理感到歉意。邵荃麟说：“我们的社会常常忽略独立思考，而老赵，认识力，理解力，独立思考，我们是赶不上的。59年他就看得很深刻。”赵树理在整个形势的鼓舞下，做了农村形势问题的长篇发言，比1959年的观点更推进一大步，更具锋芒，是整个中国文坛在“文革”前夜最凄美的“天鹅绝唱”。到会的李准在事隔20多年后仍忍不住地为赵喝彩：“赵树理了不起，大胆反思，敢说心里话。没人能赶上他，他走在知识分子的前头。” 1962年作协根据上级精神，由邵荃麟牵头作出1959年反右倾运动甄别报告。报告认为，当时对赵树理同志在十二级以上党员干部范围内进行批判，是错误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理论又占上风，赵树理没能看见这个甄别报告。 在文革更残酷的政治风暴中，有关农业方面的言论成了赵树理、邵荃麟、周扬被置于死地的“罪证”之一，1959年大批判的双方大多数人都以同样罪名被凌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970年，赵树理和邵荃麟先后被迫害致死。（《炎黄春秋》2002年第10期） 《蛇仙游记》第二卷 19、记者写真话成“右倾” 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著名记者杜导正，讲了自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过程：1958年搞三面红旗，我写的新闻报道很多，有一篇歌颂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主要报纸全都登载了，《人民日报》发在第一版上。[.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大炼钢铁，我也报道过。当时头脑热得不得了，我跟着省工业书记文敏生，到肇庆去看炼钢，我也就热情地给予报道。农业上放高产“卫星”，弄虚作假，我们也是糊里糊涂地报道。粤北有个星子公社，声称一亩地收水稻24000斤。曾和我一起在马列学院学习过的周方旸写了稿子给我看，他说这24000斤是用23亩水稻并在一亩地的数字。我多了个心眼儿，说，这篇稿子要发，应说明24000斤是怎么来的，写在括号中。稿子改好，我送给省委秘书长看，他说，老杜，怎么把这个也写上了？于是，稿子上括号里的字被我违心地删去发往北京了。 这一段总的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领导的头脑发热，我的头脑也热得很。那时，错误是全党性的，主要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左”倾冒进。1959年初，广东到处叫没粮吃、水肿，省委还是没有充分警惕。直到发现100多万人的广州市只有7天的口粮了，才着了急。陶铸同志下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有人怀疑，农民是不是把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县就搞了个“反瞒产运动”。我和林里到东莞县去看，介绍的人说哪个草垛下哪个草垛下搜出多少多少粮食，说得煞有介事。也确实搜出一点粮食来，后来才知道那全是事先放在那里的。县委书记林若也是上当受骗。省委在东莞县召开“反瞒产经验交流会”，我又发了消息，说反瞒产如何成功。 我的头脑真正开始冷下来，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是在1959年的四、五月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和记者聂眉初来到广州，要到湛江、海南岛去看一看，我陪着他们去了。到了海南，我目睹许多村里的农民有浮肿病，商店里的货架子空空的。在这之前，我听说从化县的农民没粮吃，很多人要饭，以为可能有些问题，便派两个记者到从化调查，我给这两个记者提出调查的目的是：放警报、想办法，帮助省委度过困难。（.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当时有人说，老杜你是否把问题看得重了？这次到海南岛，我亲眼看到了农民缺粮的严重情况，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动。 从海南回来，经过慎重的思考，4月19日晚上，我给新华总社副社长缪海澄写信，报告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我写道：广东发生灾荒，农民大部分处在饥饿状态，浮肿的很多，有的已断炊，情况非常严重。我写了自己看到的现场情景，然后说，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还写了1958年我党犯有错误。 那天天气闷热，我在灯下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4900字。写完信衣服也被汗水湿透了。 写这封信以后，有感于记者的调查研究是多么重要，又多么艰难，我写了《记者的调查研究》长文，先在《新闻业务》刊上发表，后被多家书刊转载。 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在布置反“左”的时候，风云突变。1959年8月，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一天晚上，省委开电话会，我参加了。散会后在走廊里，省委书记张根生面带愁容，悄悄对我说：“不好了，庐山传来消息，要反右了，已经搞出彭德怀。”我心说，坏事了！我马上想到4月间写给缪海澄的那封信。 果然，两个月后，省委宣传部长到北京开会，遇到缪海澄，谬海橙把我的那封信给他看了。他马上给省委写信，要求省委“就这封信立即组织对杜导正的批判”。不久，《新闻动态》刊物上又点了9名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名，有我和尤淇、纪希晨、陈勇进、冯森龄、林麟、程光远、孙全、吴振全，说这9个人怀疑中央路线，右倾，我列在第二名。于是，对我的批判就开始了。前后共批了我16场。起初批判会限制在二三十人的规模，全是省新闻界处长以上的干部参加。后来扩大到60人，最后一场在广州体育馆，6000人大会批判。主要批我三条：一、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二、把大好形势看成大坏形势，自以为是，其实根本脱离实际；三、狭隘的农民观点，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悲天悯人，似乎党和**都不关心农民，就你杜导正关心。 对于这些批判，我在开始时想不通，经过七斗八斗，我想我大约是错了。错在哪里呢？是不是我把困难程度估计得过高了？5月份我在给分社做报告时曾说：“我们党遇到了遵义会议以来最严重的困难。中国的农民太好了，我们党在农民中威信太高了，不然我们党就会垮掉，太危险了。”这是不是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但又想，我到湛江和海南岛农村看了，你们批我，但没下乡去，你们知道下面的情况严重吗？ 就这样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后来是读到列宁的一句话，才使我在当时想通了自己的错误所在。列宁说：“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曲折……散布惊惶情绪……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我想，就算我对情况的估计不错，但也不能散布惊惶情绪，我的确错了。 我承认自己错了，但人家仍不依不饶。我的问题越揭越多，我说过“人民公社办早了”，我说过“大炼钢铁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我说过“大炼钢铁炼出的铁跟牛屎一样”。最后有人揭发我，说我反对**，反对总路线。事情是这样的。1959年夏，我到高要县去，与地委书记罗克明有过一次谈话，我们俩很熟。罗说，1957年**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没有讲客观规律。我同意罗的意见。我和一位要好的老同志在车上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讲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提客观规律，这就是1958年失败的根本教训。我说，总路线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之间加上“实事求是”四个字就好了。这位同志此时把这事也揭了出来，说我妄图篡改**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罪可就大了。 批判会上有人说我是“广州的小彭德怀”。我怎么能和彭德怀同志相比呢！这我不能同意。不同意不行，我就在自己内心深处找问题，后来还是**的一句话，让我服了气。**在庐山批评张闻天同志是“热起来热得蒸笼里坐，冷起来冷得牙关锉”。我把这句话往我身上一套，觉得正合适。我不就是忽冷忽热吗？划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于是我虔诚地批判了我狭隘的农民观点，在6000人大会上做了两小时的诚恳检讨。 1960年5月，省委对我正式做出书面处分决定：“兹定杜导正同志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这个决定，是经陶铸同志定的。 陶铸同志自我到广东来后，一向是很关心、爱护、信任我的，由于工作接触机会很多，他对我言传身教，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工作作风上对我的成长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他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能独立思考，勤读书，一年12个月至少下乡四五个月。他善思考，长于概括，这常使他胆识过人。 他工作上全力捕捉主要矛盾。他知识渊博，礼贤下士，能诗能书，很有才气。我在许多高级干部身边工作过，像陶铸同志这样德才兼备的人，在我心中是第一位。在农民问题上，他多次带着感情地说：“我陶铸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农民吃饱饭，三餐干饭不要钱！”这话更引起我内心深处的共鸣，我对他不只敬佩，还杂有一种恋恋的感情。跟着他工作，我感到各方面成长速度加快了。但由于对1958年的情况认识程度不同，陶铸同志有一段对我不高兴。 1959年5月，陶铸在汕头召开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我参加了。会议上总结1958年的教训，我不发言，可陶铸同志指名要我发言：“杜导正，你讲”。我讲了四条：第一，对一些过头的东西，我们应该顶住，四川就顶住了一些；第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保护和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还有一条，现在记不起来了。我的话，陶铸同志听不入耳，我一面讲他一面插话：“是嘛，粤北的五岭低，外面的风刮过来咱们顶不住，四川北面是秦岭呀，所以李政委他们就顶住了”。 汕头会议结束后，我不知趣，还要求坐陶铸同志的车一同回广州。路上又向陶铸同志讲了鹿回头宾馆的事。海南岛盖给中央首长避暑住的鹿回头宾馆，家具全是酸枝木的，非常豪华。我说，老百姓在饿肚子，盖这么高级的宾馆不好。陶铸同志又不愿意听，他大声斥责我：“什么酸枝木了！” 汽车路经正在建设的东江水电站，工程指挥部的负责人、省工业厅的一位副厅长给陶铸同志洗尘，晚饭时8个人，除陶铸和他的秘书外，还有我和散文作家林遐等。桌上的酒是绿色的，我完全无心地跟林遐说了这事，陶的耳朵灵，他问：“老杜说什么？”林遐把我的话告诉了他，他拉长声音说道：“好嘛，老杜的意思是说咱们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呀！”这时，我才知道他真不高兴了。 七八月间，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广东省筹备出一个大型画册，陶铸把他身边的几个“秀才”找去商量这事，其中也有我。陈越平、黄文俞他们讨论封面是用紫红缎子还是鲜红缎子，字烫金还是不烫金。我坐在一边不说话，心想，老百姓饿得那个样，哪有心思这么大事铺张。陶铸同志就问：“老杜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不是不高兴？”我没多说，只说：“都好吧”。陶铸的脸就拉下来。 所以，后来批判我，陶铸同志是支持的。我的问题被揭发出来后，陶铸同志讲了一段话，他是在省委讲的，别人给我传达了。陶说：“黄河长江自西而出滚滚向东流，湘江之水自南而出滚滚向北流，杜导正的思想像洪水泛滥四处奔流”。意思是说我的思想摇摆不定。 后来知道，**通令各省划几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划不行。陶铸同志被迫违心地划了12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划后的第二天夜里，林里同志来电话传达陶铸同志的话：“相信老杜在新岗位上能工作好”。话虽短，我听了很受感动。 1960年4月底，我带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下放到暨南大学，筹办新闻专业。搞了几个月，有人告状，说：“怎么能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办大学？应该让他去劳动”。于是我又被下放到新会县农村。劳动了6个月，新会县县委书记党向民说：“这是个记者，应该让他写东西”。他把我调到县里写《人民公社史》。1961年夏天，陆定一同志挺身而出，为我们新华社七个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分社社长讲话，说是“七司马事件”，搞错了。同年7月，我被摘掉帽子，回到暨南大学开课执教，但结论仍留有尾巴：“杜导正同志仍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省委副秘书长陈越平、文教部长梁嘉代表省委找我谈话，说：“陶铸同志让我们告诉你，说杜导正同志当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 听了这话，我泣不成声。2月底，我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职务。 《蛇仙游记》第二卷 20、奉命调查成“右倾” 北大哲学系主任汪子嵩教授讲了一个“反右倾”的个案：1958年暑期开始，哲学系师生在北京大兴县黄村“开门办学”。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那里是有名的京西稻米产区，下去时正好参加割稻劳动，虽然很辛苦，但感到丰收的喜悦。大家还热情地参加当时号召的人人做诗比赛。报纸经常介绍大跃进增产经验，说土地要深翻三尺，我们十几个人在地里用铁锨翻了半天，才挖了一道不到两米长的深沟；还到处打狗，说将死狗埋在田里是最好的肥料。不久便听说要建立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农民的土地和地里的收获全部收为公有，对农民生活实行供给，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并在许多方面实行包干。 哲学系师生可以在公共食堂里和农民一起吃大米饭和白面馒头，过中秋节还放开肚子吃炸油饼。我看到刚从地里收到的花生堆在路边，问生产队长为什么不收到仓库去，他说“横竖是大家的，摆在哪里都一样”。晚上经常下地鏖战，干一会儿回来，已经煮好一大锅花生供大家畅吃。 我听说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成立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便积极报名参加了调查组。 北大副校长的邹鲁风同志负责指导调查组工作，他和河南、河北两省省委书记商量，确定我们去河南的信阳和鲁山、河北的藁城等三个先进县进行调查。因此将调查组成员分为三个大组，每组设大组长一人，副组长二人，由两校系级干部担任。藁城的大组长是人**律系总支书记韩铭立同志，人大财政系主任方晓丘同志和我任副组长。每个大组有组员约50人，均是两校各系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学生。 在调查组全体出发以前，韩铭立同志和我先去藁城联系和安排工作。那里是河北省主要的小麦和棉花产地。藁城当年小麦亩产据报已高达两三千斤，是河北省著名的先进县。我们先参观了“大跃进成绩展览馆”，里面陈列了各种高产数字、表格和各种产品实物，看了实在令人鼓舞。但是我们看到展览中有一张照片：中间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白薯，旁边倚着一张梯子，一个人站在梯子上还不到这个白薯的一半高。我不由得感到惊奇，便问真有这么大的白薯吗？陪同我们的人笑着说：这是照相馆拼起来的。我们在心里打了问号。 我们选择了藁城县的两个先进公社，城关公社和滹沱河边的兴安公社作为调查点，将全组成员分为两组，分别对农业产量、农民收人、农民生活、财贸情况以及政法工作等方面进行调查。[.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调查工作开始不久，我们便听到队员们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况是：当队员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两千斤；如果说实的，我说亩产两百斤。” 随着队员和农民关系日益密切，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也日益深入。拿粮食情况说，这里本来是小麦丰产区，每年小麦收割后，农民总可以吃一段时间的白面馒头，家里还可以储存一些小麦白面，供逢年过节享用。但今年成立公社吃公共食堂，所有收入的小麦全部归公社所有，农民只享有免费在食堂吃饭的权利，却失去了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小麦粮食。又因为今年小麦上报的产量高出往年许多倍，往上、往外调出的数量也增加了许多倍，因此小麦收割后不久，食堂里就已经吃不到白面，只能吃用高粱杂粮做的饼子了。 农民的许多意见也就陆续反映出来，比如农业合作化以来的劳动报酬――工分问题，一直不能做到公平合理，按劳取酬；现在因为干部权力更大了，如果不服从分配，甚至可以停止你的吃饭权。原来每到年终，农民总可以分到一些现金，供家庭消费；现在改为包干，不但“包”的钱数极低，而且连这点数目也不能兑现。在大炼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时任意调用各家的锅盘碗碟、树木板材，连生活用具都被无偿取走了。干群关系日益紧张。领导上还在一味推行大跃进。 我们看到刚种下的小麦，因为密植，撒的种籽过多，长出的麦苗软弱无力。我还看到一片领导干部的“试验田”，上面搭着架子装电灯电线，每晚用强烈的灯光照射，为的是可以促使作物茁壮成长。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类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 调查组下来时，邹鲁风同志曾和省委商定：我们三个大组长在县委挂名兼职，韩铭立同志是县委副书记，参加县委常委会议；方晓丘同志在财贸办公室，我在县委宣传部，只是偶尔去参加部门的会议。老韩同志参加常委会回来，告诉我们：有人在会上提了一些问题或意见，往往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他右倾保守。[.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当时藁城正是全省大跃进的标兵，是学习的模范，省委决定将附近的栾城、无极两县，并入藁城，使它升为大县。 当时还有中央某工业部的一位部长也下放到藁城挂职，参加县委常委会。他是一位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五六十岁了，身体不大好，还是经常骑自行车往下面跑，和我们调查组员常有接触，组员将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他，互相交换讨论。他也和我们一样住在县委大院里，我们很快就相互熟识了，出于对当前局势的担心，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语言。这位老同志敢于在常委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经常受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被认为是“老右倾保守”。 1958年底前，邹鲁风同志召集我们三个大组的组长到河南郑州开会，听取汇报和讨论工作。我们到达郑州，首先也是参观河南省的“大跃进成绩展览会”。那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大批前第一书记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轰轰烈烈地开展三面红旗运动，是全国闻名的。展览馆里展示的各项成就确实令人心动，如近一尺长的麦穗、硕大无比的棉桃等。但在我们这几个已经了解实际情况的人看来，却只是在心里感到无限担忧。 在三组各自汇报的情况中，我们发现河南两组尤其是信阳组同志汇报的情况，比我们在藁城了解的要严重得多。信阳是**和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视察过的地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许多重要的政策决定，几乎多是从那里制定的，却再也想不到那里会出现那么严重的、令人痛心和担忧的事情。邹鲁风同志要我们回去以后，对这些问题再进行深入调查，从理论上探讨研究。 1959年春节过后，藁城的粮食问题更为严重，我们在县委大院吃饭，也吃不到黄澄澄的玉米面饼子，只能吃褐黑色的高粱杂粮面饼。公社大队食堂情况更惨，我们在兴安公社的组员告诉我们，他们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后的楂子磨成粉做成的饼子，这种粉过去最多只能在喂猪、喂牛马的饲料里渗一点，现在用来喂人，不仅难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干结，只有用手指才能将它挖出来，实在苦不堪言。农民们的抱怨是可想而知的。 1959年春天，邹鲁风同志下到三个大组考察工作。他到藁城后，我们和在公社、大队蹲点的同志一起向他详细汇报情况，大家多充满了困惑和担忧的心情。邹鲁风同志要大家将资料整理收集，分门别类，回校后写专题的调查报告。他在县委大院住了两天，和那位下放的部长熟识了，他们俩作通宵谈，都是老同志，心情自然会是相通的。 我们三人送邹鲁风同志到石家庄，当晚住在宾馆里，被忧国忧民的情绪笼罩着，心情十分沉重。 调查组回到学校，北大学生宿舍有空，我们三大组都集中在那里，开始写调查报告。学生在写报告时提出不少理论问题，我们请示邹鲁风同志怎么办？他要我们将问题收集起来，整理一下，梳梳辫子，大家讨论。我花了一天时间，将藁城组学生提的二十几个问题，整理成一份《问题汇编》，印发给大家。其中最主要的集中在：“当生产力还停留在原来的落后状态下，迅速改变为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否适当？”这本来是这些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生必然会提出来的问题。河南两组的同志也编了这样的汇编，内容大同小异。 邹鲁风同志邀请两校党委负责同志听取调查组汇报，在北大临湖轩连续开了两天会，两校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和部分常委参加。因为是党内高层的会，而且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松动，在中央几次召开重要会议后，有些高指标降下来了。大组长汇报时毫无顾忌，敢于畅谈自己的看法；领导们也参加议论，夹叙夹议。我们的党委书记说得比我们激烈得多，后来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干部旁听会议，并且带走了在会上散发的《问题汇编》。 七八月间，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工作全部结束，我们这些共同工作了将近十个月的同志，依依不舍地告别。 就在我们整理调查报告的时候，庐山会议正在召开；我们回去不久，揭发批判“彭、黄、张、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会议公报发表。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将我们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人大校长吴玉章看后非常紧张，立即赶到学校查询。我们都惊呆了，再也没有想到会遭遇这样的情况，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 我们忧心忡忡地待了一个多星期，党委书记将马振明、王向立和我三个人找去，宣布说：“两校调查组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邹鲁风在党委批判后已经自杀叛党，开除党籍，现在是你们应该接受批判的时候了。”没有想到正是这位同志，刚在几个星期前听取我们汇报时，那么慷慨激昂地议论，说得比我们更加激烈的，现在却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以同样激烈的语言，批判我们是“反对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 党委书记将所有参加调查组的团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宣布邹鲁风自杀叛党，要他们出来揭发，参加批判；并且强调说那次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 那次调查组大队出发前，两校党委还开会欢送，这位书记亲自讲了话的，怎么能说是“背着两校党委”干的？ 后来才知道，庐山会议后，有些省、市委领导为了表示自己是一贯拥护三面红旗的，纷纷赶快从下面抓出“反对三面红旗”的典型，以达到“舍车马，保将帅”的目的。我们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是北京市委抛出来的第一个重大案件。 在反右倾运动中，人大党委规定：三个大组的调查组成员都各自回到原来的县和公社，一面劳动一面进行运动，大组长和领导干部是揭发批判的重点对象，他们受尽了折磨。那位下放到藁城的中央部长，在运动中因病住在医院里，藁城那位县委书记还专门组织人到他的病床前开大批判会，批判他的右倾。 开始批斗我时，哲学系总支组织了一些群众对我开“帮助会”，要我交代自己的罪行。组织上还将我所有的讲课讲稿和所写文章底稿拿去，组织人搜寻其中的反动言论。最后在办公楼上大礼堂开党员大会对我进行批判。我走进会场看到上面挂的横幅“批判汪子嵩的修正主义思想”，真是惊呆了，“修正主义”是当时刚开始批判苏共所用的词，怎么和我挂上了钩？我准备的检讨稿是自己的反动资产阶级思想，显然大大不够了，只能临时给自己加上“修正主义”帽子。 批判会开了两天，上台批判我的，都是我的老同事、老同学和学生。他们按照我各个时期的罪行分别进行专题批判，揭发批判的材料大多是我自己所交代的，不过无限上纲上线；有些是我没有想到的，可能是从我的讲稿中摘引出来的。最后是哲学系总支书记作了全面总结，给我算了总账，她说我出身“食利者阶级”，是“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会后给我作了处分决定：“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我只能签字承认。 《蛇仙游记》第二卷 21、包产到户挨批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1958年冬和1959年春全国发生了饥荒，不少地方出现了浮肿病，有的地方饿死了人。严峻的粮食短缺，放宽了农村政策，提出人民公社也要实行包工包产责任制。1959年4月，主席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封信，要求：“包产一定要落实”。但是，主席允许的“包产”是有限度的，底线就是生产小队，决不能包产到户。 广大农民对“出工一窝蜂、分配大平均”的管理制度早在高级社时就有意见，他们希望的是自己具有土地经营和产品分配的自主权。也就是种地自己说了算，不要干部的瞎指挥，生产的农产品交足国家和集体的之后，剩下的全归自己支配，不要干部来卡自己的脖子。他们最希望包产到户。 了解农民的干部，包括一些中高级干部，深知民意，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平均主义，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是克服饥荒的最有效的政策。于是，很多地方在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的政策时，越过了主席画出的底线，搞起了包产到户的试验。1957年反右时遭到批判的包产到户，在1959年的5、6、7月，“春风吹又生”了。 河南省新乡是盛产粮棉的富庶地区，但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折腾下，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于1959年5月，率先提出了“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奖励70%90%）”的主张。他坦率地说：“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把农民的劳动力拿过来了，农民不能自由劳动了；公社化以后，把生活吃饭也拿过来了，吃饭也不自由了。现在的集体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农民卡得过死，剥夺了农民自由，打乱了生产秩序，没有生产责任制了，农民生产不积极。”他还主张，把50户以上的生产队都分开，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碑，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的指导下干活。并强调：“告诉社员，长期固定下来，可以今年、明年、几年不变。”在他的主张下，新乡地区60%以上的生产队将土地分包到户，出现了“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的观点和耿起昌相同。1959年5月，他主张并推行“包工包产到户，以产定工，产工一致，全奖全罚，三年不变。”具体做法是：将土地分散固定到户，根据土地好坏确定包产指标，再确定所需要的工数。收获后进行评产，超产多少奖励多少，减产多少处罚多少。并规定：牲畜、农具、土地、劳动力固定到生产小组和户使用，不经小组同意，生产队不得调动。在王智慧的极力主张和坚持下，洛阳地区有800个生产组实行了包产到户，100多个食堂散了伙。 除河南外，江苏、湖南、湖北、陕西、甘肃等不少省都出现了包产到户，有的地方竟直接把土地包给农户经营。 不料，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全国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包产到户又遭到比1957年更加厉害的批判，包产到户试验不到百天，就被剿灭了。那些主张搞包产到户的党员干部，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搞包产到户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也遭到辩论、批判。 1959年8月22日，庐山会议刚刚结束，江苏省委就向地、县、公社党委发出通知，说包产到户的做法“都是右倾思想的表现”，它“从根本上取消了人民公社集体劳动这一基本的劳动形式，退到个体劳动的老路”，“实质上就是集体退到单干”。规定：“凡是发现把全部农活包到户，或者是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论形式如何，名目怎样，都应当立即批判，加以纠正。这种做法，既不必试行，更不能推广。”“今后一律不提田间管理包到户。”10月1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文件，批示说：“把全部或者大部农活包工到户或者包产到户的作法，实际上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法，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彻底地加以揭露和批判。” 1959年9月29日，河南省委向主席和中央报告说：河南省在反右倾斗争中，发现了以耿起昌、王智慧为代表的主张在人民公社内实行包工包产到户，否认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典型人的材料。“他们在整社和加强生产管理的掩护下，采取了对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修正主义的作法，把包工包产到队变为包工包产到户。他们的这种手段，从破坏集体生产到否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从表面看来来是生产管理方法上的斗争，实际上是两条道路、两种所有制的斗争”，“反映了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村阶级斗争的新特点。”耿起昌、王智慧已经堕落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0月12日，中央批准了河南省委的报告，并批示：耿、王二人“想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倒退为‘一小二私’的互助组或者单干户。这里明显暴露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实质，是根本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思想直接反映的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要求，但是归根结底，最后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上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各级党委应该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深入彻底地揭发和批判。” 9月29日，农业部党组向主席和中央提出《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报告说，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10月15日，**中央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这实际上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应彻底加以“揭发批判”；并要求立即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使农业在特大旱涝虫害的袭击下，仍能实现大跃进。 9月30日，湖南省委向主席和中央报告，列举了农村中出现的不少非议人民公社、主张包产到户的言论。10月15日，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目前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也是不可能的。” 1959年1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右倾机会主义是企图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2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12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这些文章对包产到户进行了深刻、系统的批判，从政治理论上宣判了“包产到户”的死刑。 1959年底，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指出：“庐山会议以前，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的抵抗。” 主席和中央定调以后，地方自然要紧跟。各地纷纷找典型人和典型材料，并在报纸上联系实际展开对包产到户的猛烈批判，在反右倾运动中，对主张包产到户的党员干部进行了残酷的斗争。例如，河南省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信阳地区的包工包产试点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倾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活活打死，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 广大农民所最拥护的，最符合农村实际的，最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人民公社的管理方式“包产到户”，兴起不到百日，就这样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扼杀夭折了。 《蛇仙游记》第二卷 22、批判马寅初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出生于浙江绍兴。[.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1903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专业学习。1907年毕业后，被清政府派往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官费留学，攻读经济学。191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业完成后，于1916年回到祖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经济系教授。1919年至1927年，出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夏，担任浙江省政府特别经济顾问。不久转往南京，任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委员长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南京失守后，马寅初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近古稀的马寅初以经济学家的身分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马寅初将人口问题列入自己科研计划的重点项目，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使国家对人口问题心中有数，更好地解决生产、生活两大难题，他积极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开展人口普查。党和政府采纳了他的提议，在1953年上半年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同年11月1日得出了普查结果：截止1953年6月1日午夜，我国人口为6亿。仅仅4年时间，全国就增加了1亿多人口。这个数字让把国家前途和命运系于己身的马寅初感到震惊和不安。 为了更准确地掌握第一手材料，古稀之年的马寅初率领一批助手和学生，走出京城，下浙江，到江西，上陕西，赴山东，去上海，马不停蹄地进行人口调查。1954年，他以人大代表的身分第三次回浙江农村调查，走访了10个县的20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围绕人口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写出了调查报告，一连喊出三个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表现出忧国忧民的焦虑心情。他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提交给1955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的发言当即受到主席的赞赏。主席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主席还特别注意到，积极倡导计划生育的邵力子就坐在马寅初身旁，似乎是在表示对马寅初的支持。(.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主席一语双关地笑着说：“邵先生，你们两人坐在一起。”邵力子和马寅初听主席这么一说，互相看了看，也开心地笑起来。 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四九年后第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在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他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千分之三十，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五十年后中国就是二十六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主席的耳朵里，主席见到马寅初时，严肃地对马寅初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了。”马寅初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马上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公开做了自我批评。后来，他在撰写《新人口论》时，就确实没有再提出上述观点。六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全文发表于七月五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以十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 然而，这时一场由主席亲自发动和组织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席卷全社会。马寅初当然也被波及，有人说他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在这场扑面而来的急风暴雨中，马寅初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几个月前计划生育问题刚刚受到主席的赞扬，而现在却又受到人们的批判…… 实际上主席对于人口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内心一直是矛盾的。直到“大跃进”开始，粮食卫星飞上天，主席的思想才确定下来。主席在1958年6月1日发表于《红旗》第一期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中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后来还说过：“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 陈伯达问闻风而动，在北京大学举办六十年校庆的大会上，就指名道姓地说：“马老要为《新人口论》做检查。”**在中国**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也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 七月九日，主席召见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李济深、张治中等党外人士，听取他们对“大跃进”的意见。为遭到批判的马寅初而担忧的邵力子，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他抓住时间向主席进言，希望主席支持节育，主席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但又应付了一句：“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 主席此时正陶醉于各地大放高产卫星的喜悦之中，以为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的英明预见：“在**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一个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据现在档案资料统计，仅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达200多篇。但是，马寅初认定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 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批右倾的**。周恩来代表主席、党中央找马老谈话。因为马老不服输，认准了理，谈话自然是谈不拢。最后，周总理近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年长16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应我一个请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寅初对周总理是了解的，不到万不得已，周总理是不会说这番话的。马老在友人和真理面前，选择了真理。他对周总理说：“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后来，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一文，严正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 这次谈话后，马寅初仔细地对《新人口论》进行了梳理，看看是否真有什么错误。但梳理的结果，证明并没有错。他仔细阅读了报刊上发表的批判他的文章，对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一一进行反驳，又写成五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文章的后面还有两篇附带声明，其一，马寅初写了《重述我的请求》一文，严正声明：“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所投降！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其二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马寅初将手稿送到《新建设》杂志编辑部，要求尽快发表。 马寅初的倔强是出了名的。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新建设》杂志编辑部收到马寅初的文稿后，不敢擅自作主，将文稿送**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审阅。当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是康生。 康生是靠整人起家，善搞“莫须有”的老手，有两种人他是绝不放过的，一种是对他的政治前途有影响的人，一种是可以为他的政治生涯铺路的人，马寅初当然就属于这后一种的人。自从主席发动“大跃进”以来，对人口问题有过多次论述，特别是主席在上年八月讲过“人口的观念要改变”，康生就一直等待机会，当他看到马寅初的文章和附带声明中的：“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就大发其火，决定向马寅初动手了。 十月廿四日，康生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部署对马寅初的全面批判。他得意地说：“马寅初送给《新建设》的文章，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对马寅初过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没有正规地搞，《人民日报》没有搞，还没有正规战，只是游击战。现在他挑战，应当应战。” 他还要《新建设》赶快把这篇文章登出来。一次全文发表，而且要快发表。为了掩盖他的鬼魅之心，他还布置对党外先不要讲“批判”。 十一月初的《新建设》全文刊登了马寅初的文章，发表编者按。十二月初就组织大批判。康生指使说：“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份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判。马寅初是一个代表，要花点功夫把他的经济理论看看。不要说他胡说八道，资产阶级学者就是这个水平。”还指示：“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要考虑，马寅初还当不当得成北大校长？批判完了要准备换人。可以尽量揭露，不要给他戴错帽子，但是适当的帽子不可不戴。” 马寅初的文章发表后，报刊上就开始发表批判文章，北大也组织了“批马”座谈会。一天，康生亲临北大座谈会现场，听到发言者都不能击中要害。他越听越觉得有必要“定个调子”加以引导，于是他打断别人的发言说：“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 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围剿马寅初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布满了北大校园，连马寅初的住宅燕南园卅六号也贴满了大字报。全校的批判会连续不断，语言越来越粗暴，帽子越扣越大。对此，康生还不满意，十二月廿三日，康生以个人名义给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指使他们：“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 面对来自全国上下的文攻谩骂和政治高压，马寅初胸怀坦荡，无所畏惧。他幽默地说：“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马寅初的幽默毕竟还带着一些苦涩，为什么一个学术问题带来的不是友好的讨论，而是敌意的谩骂。 在马寅初受到批判围攻时，就有人暗示他已不适宜再做北京大学的校长，劝他辞职。马寅初不愿受职务所累，于一九六○年一月三日到教育部提出口头辞职，翌日，向教育部写了书面辞职报告。很快国务院就批准了马寅初的辞职。随后，又罢免了他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只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与此同时，也剥夺了马寅初发表文章的权利。马寅初也由此从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消失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夏天，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认真审阅有关马寅初的材料后，动情地说：“当年**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1979年9月14日，经党中央批准，**北京大学党委召开有校系党政领导干部和工会、学生会、共青团、各民主党派以及知名教授等各方面代表100多人参加的干部会议，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在会上宣布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决定说：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无党派爱国人士。1955年以后，他就人口问题和综合平衡问题发表过一些文章和讲话。1958年我们对马寅初先生错误地进行了点名批判。1959年那个“理论权威”插手，混淆了学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对马寅初先生又进行了几次全校规模的批判，并给马寅初先生扣了许多政治帽子，致使他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离校。 决定指出：马寅初先生抗日战争时期，曾因反对蒋介石集团出卖民族利益和独裁统治、反对官僚资本而被蒋介石监禁达数年之久。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坚决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全国解放以后，他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特别是在发展我国文化教育和经济事业方面作出了贡献。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的观点是正确的，许多主张也是可行的。他认为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各部门应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也是正确的。强加于马寅初先生的“借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一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污蔑不实之词，应一律予以推倒。党委决定为马寅初先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白娘子听了之后，愤怒地说：“这些‘右倾分子’都是清官好人呀。他们说了真话、为百姓做了好事，竟遭受这样残酷的打击，岂有此理！” 《蛇仙游记》第二卷 23、疯狂的反瞒产（一） 小青喝口茶，又说起了反瞒产：“各级官员为了显示自己领导‘大跃进’的辉煌成绩，都争相吹牛浮夸，虚报粮食产量。（.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 四川省1959年实产粮食700亿斤，省委却向中央吹牛，报告说产粮316亿斤；河南省1959年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竟浮夸为702亿斤。广西上林县，秋收一结束县委就将各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集中开会，要下面报告产量，凡虚报高产的得奖，如实报告的则扣以“右倾”、“反三面红旗”的帽子，报不到县委要求的数字就不散会。基层小吏敌不过县大人，只好乱报产量。结果全县本实收一点四四亿斤，却虚报了二点五七亿斤。全国各地普遍像四川、河南和广西上林县那样，浮夸吹牛，虚报产量。这样，汇总到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全国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2000亿斤，变成了5400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 小青说：“从1953年起，国家实行粮食统购政策，农民要按产量的一定比例向国家卖“余粮”，这就是征购。官员搞浮夸，吹牛“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征购计划分到各省，省又把征购任务分到地、县、公社、大队，小队，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完不成征购计划。这些吹牛的官员为了维持自己的‘脸面’、‘成绩’，硬说生产队干部和社员隐瞒产量，把粮食私分了。为了把这些隐瞒私分的粮食挖出来，就开展了“反瞒产”运动！” 反瞒产运动是和反右倾运动结合进行的，其手段之残忍、斗争之残酷，令人毛骨悚然、触目惊心！许多队干部被斗得死去活来，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受到严厉处分，有的竟被活活打死。公社组织的“搜粮队”就像当年日本鬼子抢粮扫荡一样，闯进农民的家翻箱倒柜、拆墙扒炕、挖地三尺，搜个底朝天；他们对所谓“藏粮不交”的农民任意捆绑、毒打，施加野蛮的酷刑。甚至把妇女剥光了衣服，用细绳拴住阴毛牵着游街。许多人被打伤、打残、打死或被逼自杀。说是征购“余粮”，实际上农民的大部分口粮都被挖走了。 白娘子气愤地说：“岂有此理！这比恶霸地主黄世仁还要厉害啊！” 小青叹口气，说：“唉！农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饿死的惨剧与反瞒产私分是同步发生的。（.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反瞒产运动搞得最凶的地区，都是大跃进浮夸风刮得最猛的地区，也是饿死人最多的地区。四川省、河南省在全国当占鳌头。” 小青讲起了四川省反瞒产运动的情况：四川宜宾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2500多名基层干部，将该市所属农村的16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100余斤。结果38000多农民饿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 四川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完不成征购任务的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饿死了。到1961年底，仁寿县人口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少了26万，除去1958年底十一个人民公社六万余人划给威远县以及少数外流者不算，多数饿死了。 “四川粮仓”的温江专区，1959年全区粮食实际产量约20亿斤，征购任务竟达到15亿斤，约占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比一九五八年的10亿斤高出一半。扣除后来返还的一点二亿斤，仍然占当年实际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在人均耕地仅有两亩左右的“肥富”地区，人均征购量达到六百到八百斤，个别社队甚至更高。华阳一万来人的白家公社，竟征购了大米一千万斤。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避免“瞒产私分”，有的地方，不等稻子完全成熟就组织抢收，不等晒干风净就往国家仓库里运，各级干部积极分子遍布田间、道路和仓库，分兵把口，组织监督，为的是不让农民把粮食拿走。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抢夺。 四川红光社红光管区书记周桂林一直反映缺粮，完不成征购，公社就用了“互派工作组”的办法催粮。公社书记带来催粮工作组，把食堂的粮都搜走了。说：“公粮都不完，还要吃饭！” 这一年，红光管区生产的粮食四分之三交了征购，入冬以来，食堂要么停伙，要么半死不活。食堂停伙，家家户户冒烟，被认为是典型的右倾倒退活动，是“瞒产私分”的象征。这还了得！管区领导于1960年1月，召集各队开部召开“收锅誓师会”，布置连夜突击收锅。干部冲进社员家中，翻箱倒柜，将所有可食之物一卷而空，见锅就提，一时间告饶声哭骂声响成一片。 一个女社员，儿子得了肿病，需要早晚烧火烫脚和煮些吃的，向前来收锅的管区副主任跪着哀求：“不要收我的锅，收了锅就断了我娃娃的命根”。刘不由分说，将锅端起就走，果然不久她儿子就病死了。 庐山会议前纠“左”时，政府曾动员农民在房前屋后，沟沟坎坎“见缝插针”种点瓜菜杂粮渡春荒，提出了“蓬沟搭架点瓜豆，院坝空地栽红苕”之类的口号，信誓旦旦保证谁种谁收。小家禽家畜鸡鸭鹅兔允许自养。家家户户就靠这么一点点“缝隙”苟延着性命。不料，政府现在又把这些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非割掉不可！于是，在收锅的同时，又普遍对社员搜家、搜粮、收‘见缝插针’，甚至捉鸡捉鸭。有些社员家里的泡菜、盐菜、鸡蛋、鸭蛋、海椒、盐巴等也不能幸免……。那情景令人怵目惊心！ 靠食堂就得饿死，靠政策允许的那一点点生存机会，又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这一来，社员的一线性命全维系于食堂了。食堂吃什么呢？几个月时间绝大部分吃白水煮菜，走投无路的人们象苍蝇一样地死去。 《蛇仙游记》第二卷 24 、疯狂的反瞒产（二） 小青又讲起了河南省反瞒产运动的情况：1959年河南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竟高估产为702亿斤，导致全省性的高征购。（.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省委第一书记在反右倾斗争中宣布了征购命令，命令各地按省委的估计报产量、定任务，开展反瞒产斗争。各级干部为完成征购任务而一味“反瞒产”。因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层层的追逼粮食，捆、绑、吊、打、捕的现象十分严重。“反瞒产”把农民逼上了死路。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地区，在地委书记路献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成了斗争大会，光山县委书记刘某，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死40多个农民，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动手打人者占93％。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止，河南省信阳地区在反右斗争、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的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这个时期的信阳地区一时间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对着电话筒催促“反瞒产”，他吼道：大丰收是客观存在，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你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地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要展开对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县委书记蔡某亲自来到某公社坐镇，反瞒产、挖粮食。 生产队干部被弄进几间大房子里，分组讨论，自报粮食数字。人们都不吱声，逼急了，开始三三两两地发言，光说今年是个丰收年，打的粮食够吃的。一问还有没有粮食，回答说都上交了。 公社挖粮食的干部们急了眼，使出了绝招：“背靠背”。 把生产队长和会计分开，队长在一间屋，会计在一间屋，分别由挖粮食干部们把着门，一个个地过堂。先审问会计：“快老实交代吧，现在就看你的了，你们队长已经把你供出来了，说你知道藏粮的数字。你说了可以从轻处理，不老实交代就不客气了。”会计一听队长把自己供了出来，心中颇觉憋气，也就一五一十地把藏粮情况供了出来。其实，队长一句话没讲，根本不知道会计已经从实招来。这叫“离间法”。这边，干部又找到队长，说：“会计已经交代了，你们队共藏粮多少斤，在什么地方藏。你老实交代求得宽大处理，否则后果自负。” 队长一听，心里直骂会计没人味儿，原先商定好的谁也不能讲，你为什么先把我出卖了？队长也就从实招出来了。 公社干部们在会上宣布，谁要是主动揭发出别的生产队藏粮情况，挖出的粮食可以让揭发者吃一半。这一政策的宣布，确实让不少人动心，眼下村村吃了上顿没下顿，谁不想多弄点粮食啊，粮食是命根子！ 三连连长揭发了二排长在皂角树边的红薯窖里，藏有2800斤红薯。那边赵德文还蒙在鼓里，公社干部叫到他时，他还装得若无其事，可一提到有人揭发他藏了2800斤红薯，地点又说得十分准确，他一下子就瘫在地上，但很快又从地上蹦起来，拍着**疯了般地喊：“日他奶奶，我也揭发，我也揭发，刘耀在村东头有6个红薯窖，硬说成4个，瞒了两个，也有2000多斤红薯。” 刘耀一听有人揭发了他，也恼了，黑丧着脸说：“我揭发五排长，今年秋天家里放了500斤扁豆。” 你咬我，我咬他，人们为了粮食红了眼睛疯了似地咬成一团，直咬得人人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仍在狂咬不止。结果，挖出的粮食全部上交，谁也甭想多吃一两。到头来，人们才明白过来一切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一连会计一入会场就害怕，怕得上牙打下牙咯咯响，无论怎么也控制不住。结果，他被公社干部看中了，作为重点突破对象，在夜间开展大辩论。说是大辩论，其实根本就不辩论，人只要往中间一站，就有人呼啦一声围上来，拳打脚踢，直打得你躺在地上起不来。批斗你的人轮换班睡觉，挨斗的人一会儿也不能睡，这叫“熬鹰”。 会计架不住这么批斗，早就从实招来，供出了生产队长和他藏粮500斤的经过。队长被从人群中喊了出来，昂首挺胸地站在中间。一阵拳打脚踢后，队长倒在地上，又被人揪着头发拉了起来。有人弄来一条凳子，让队长站到凳子上，一条腿抬起来，人称“金鸡独立”。 可是还没等队长站好，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踹翻了凳子，又是一阵暴打。硬汉子队长被打得血流满面，仍不肯承认藏粮。于是，就被捆了个“小鸡浮水”，一根细麻绳勒进肌肉里，捆了个结实，把绳子搭上树去，只轻轻一拉，队长便被吊在半空中，只消一袋烟工夫，队长已是满脸豆大的汗珠子。终于，队长也架不住这种酷刑，大喊大叫起来：“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 反瞒产会议开得惊心动魄，大小队干部眼看着不交代藏粮过不了关，只好认了，胡乱报起来。派人去挖粮，一两粮食也没挖出来。粮食没挖出来，不怕，只要粮食数挖出来就行。**遂平县委向信阳地委报喜：3天挖出粮食45900万斤。 民以食为天，没有了粮食，等于塌了天。他们由顺从转为反抗，五花八门地把极少的粮食当做金子般藏起来，以躲避疯狂的征购。 有的农民在锅台中间铲个小坑，把红薯干一片片地放进土坑，最后又把5斤炒黄豆用小布袋装了，放在红薯干的上边。又用锨把土一点点地填进坑里。坑填平后，将两块砖并排放在上边，又撒了点草灰，算是做完了藏粮的工作。女人战抖着嗓子问：“保险吗娃他爹，这可是咱一冬的口粮啊！”男人拍拍手上的土说：“放心吧娃他娘，万无一失。”可他们万没料到，5天以后，挖粮队来到村里，竟然一下子就挖出了他所埋藏的命根粮。 有的农民在鸡窝下边挖个洞，把几斤豆子埋起来。有的在墙根处挖了一个洞，然后把粮食放了进去，外面堵上一块石头，做得人不知鬼不觉。可没出几天，他们藏的粮食就被邻居揭发出来，挖粮队的干部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粮食挖走了。一家人眼见命根粮被挖走，抱头哭成一团。挖粮队的干部吓唬说：“还哭哩，不辩论你们一顿就是便宜你们了。”一家大人小孩顿时噤若寒蝉。 有个农民把一点救命的麦子分别倒进四个小坛子里，上面用塑料布封了口。然后，他拿着铁锨走到厕所里，一口气挖了四个坑，把小坛子放了进去，用土埋好，土上边又堆了屎尿。这才满意地对几个孩子说：“娃子们，使劲往上面屙尿吧。” 还有个农民把两斤半芝麻用塑料袋装好，口子用绳扎紧，沉在厕所的尿缸里。 有的人把麦子放进几丈高的树梢鸟窝里，有的人把粮食放到风箱里，有的人把粮食收到夹墙里，还有的人把粮食和糠搀到一起，手段五花八门，多种多样。为了藏粮食，老百姓挖空心思，能想的法儿都想了，能藏的地方都藏了。 1959年11月12日，**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一个电话打到某县，斥责某县在挖粮中行动迟缓，要尽快掀起**，争取明天就组织一个挖粮报喜**。接到电话，县委蔡书记是真真地发愁了，妻子为他包的野菜包子，他是一口也吃不下。他心里清楚，老百姓家里实在是挖不出一点粮食了，下乡走到哪里，他都看到老百姓挖草根吃，人开始浮肿了。他是农民出身，深知没有粮食对老百姓的危害。但是，感情无法代替理智，上级的指示是不可抗逆的，这粮食还得继续挖，挖不出粮食丢掉乌纱帽事小，戴上一顶极右分子的帽子可不是玩的。 他心情沉重地摇动电话机，要通了各公社党委的电话，传达了地委的挖粮指示。他用命令的口气说：“无论如何，明天12点以前，必须完成地委下达的挖粮指标。如果完不成任务，各个公社和大队都要大反右倾思想。这是县委的命令，谁也不许打折扣。没有油料，可以用菜子、向日葵子这些能够出油的东西顶上去，要搞一个通宵，**员们，共青团员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蔡中田说到这几句话时，心中颇有几分悲壮的感觉。 挖粮的任务一下达，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乡乡村村反响强烈。不少有良心的干部出于义愤，公开站出来说话。有的说：“群众一天三顿喝稀汤，哪里有粮食？再挖粮非出人命不可。” 有的说：“现在连红薯也吃不饱，人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出门都像有病一样，还挖粮食哩。” 但凡是站出来说真话的人，统统被批判得头破血流，有的被开除党籍公职，有的被劳动改造。 白娘子听得毛骨悚然，说：“这比国民党抢粮还厉害啊！” 小青说：“就是呀！有的地方还枪杀百姓呢！” 《蛇仙游记》第二卷 25、疯狂的反瞒产（三）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某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是地委第一书记贺某一手导演炮制的。到了1959年，为了搜刮粮食上交，贺某声称：“不管死多少人，地区也要争个第一！”结果“反瞒产”搞得如此彻底，有的农民家里仅剩几把米，不得不藏进尿罐里以免被搜走。为让“私藏”了粮食的农民有粮也吃不成，县委驯乐区委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挖的野菜、剥的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成为饿死鬼。 饿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江县某区委甚至追捕到相邻的河县，将二百多名男女老幼用绳索捆成一长串，押送回乡。当忍无可忍的饥民到区粮管所抢粮时，区委书记韩某不仅不开仓放粮，反下令开枪镇压，事后还诬称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 从1960年初开始，江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贺某的豪言壮语没有白说，地区真的夺得了全省死人冠军：死人十六万！ 小青说：安徽凤县反右倾运动，把爱民反“左”的好县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罪行是：1、他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办快了，中央未搞试点。他说：“办人民公社，中央应当先办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这样就不会出这么多问题”。 2、反对集体所有制，主张包产到户，宣扬单干的优越性。主张把小队的地分给社员自由耕种，并进行试验。 3、勒令解散食堂，他打电话批评殷涧乡党委书记：“你们乡食堂为什么散得这么慢？就是你们干部思想有问题”，又说：“不想退食堂，一是想多吃，二是想贪污，三是想搞鬼”，表扬食堂散得快的。 4、到处搜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点滴缺点加以扩大宣扬，并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冲击人民公社。 5、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大办钢铁……。 小青说：“这样的好县长被撤职罢官，‘左’爷掌了大权，凤阳县就成了安徽“反瞒产”、饿死人的一个典型。” 凤阳县1959年的粮食产量是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粮食总产四点零五亿斤”，虚报了二点五五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粮食，挤社员的口粮。县委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3000多人被打，103人被打成残废，还有30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从1959年11月就开始反瞒产、搞粮食，一直搞到1960年3月份。 县委首先召开“四级干部扩大会议”，进行反瞒产、挖粮食的斗争。经过批斗捆绑拷打，会议取得了“伟大成绩”：第一，搞出了打埋伏，也就是瞒产私分藏起来的粮食。共挖出粮食812万斤（其中芋头折粮36万斤，胡罗卜折粮202万斤），油料66万斤，棉花8200斤，烟叶子196万斤，共折合人民币941600元。第二，使全体干部认识到，粮食问题上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大会结束后各地又分别召开了斗争会。很多社、队成立了“查粮小组”、“调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戳地凿壁，逐户搜查，吊打群众，结果不仅将社员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和留下的一点杂粮、种籽没收，就连山芋叶子、鸡蛋、藕粉、现金等亦被以‘反资本主义”为名搜走。如板桥公社小王庄共42户，户户被搜，吊打群众14人，挖地搜粮14户。小河公社的“查粮突击队”深夜带枪搜查小河火车站，将职工家属的粮食、鸡蛋、洋葱等都拿走了。车站认为这是一种抢劫行为，并提出：“就是搜查也要有个搜查证。”后来县司法部长向县委反映了这个情况，书记说：“我查粮是查资本主义，要搜查证我补给他一张。” 1959年冬天，小河公社山河大队组织了一个“挖掘潜力专业队”，村村查、户户搜，一户不漏，有的户被搜多达4次。稍有不满，他们就公开宣扬：“什么是你的？只有一嘴牙是你的！”在搜查中，他们手持铁棍，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开始主要是搜查群众的粮食，以后就查到什么吃什么，看中什么拿什么。 刘府公社官帝大队是“五风”最严重的地区。(.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1959年冬天，一天进行过六次搜粮查粮、翻箱倒柜。 完不成征购任务就停发食堂口粮。风县终于出现了饿殍遍野人吃人的悲惨局面。 白娘子义愤填膺：“这比日本鬼子下乡扫荡还厉害啊！简直是惨无人道！” 小青说：“甘肃省的通渭县搜粮食的手段更惨无人道！” 1959年通渭县粮食实产8300多万斤，虚报18000万斤，征购3800多万斤（占实产45.6％），人均口粮20来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省、地、县委不承认通渭的实际问题，反而一律认为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粮食问题上捣鬼”，组织“千人整社团”，在农村普遍召开“万人斗争大会”，并翻箱倒柜，遍地搜粮，拷打群众。他们到老百姓家里何止翻箱倒柜、掘地挖墙地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去游街示众。那些灭绝人性的恶行，当时的工作组记下了128种。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剜，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 小青说：“贵州湄潭县，又是开展反瞒产运动，又是开展反盗窃运动，又是‘大办’。农民说国民党回来了！” 贵州省是个偏远山区，贫穷落后，俗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1959年仅生产了70亿斤粮食，可是省委上报说产了150亿斤，并要在10月前完成征购任务38亿斤。农村严重缺粮，粮食收不上来，省委认为基层干部一定隐瞒了产量。为逼迫他们认为隐瞒了粮食的基层干部就范，省委通知各县“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规定1959年12月和1960年1月不得发粮食给公社食堂。同时提出一条别出新裁的口号“捉鬼拿粮”，对基层干部审讯拷打，逼迫他们交出粮食。 1959年11月，贵州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鬃，开始就称反出瞒产1200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秸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年12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对长时间口粮标准低、瓜菜代，不见油荤的广大农民来说，真要命了，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殍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打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群众说：“国民党又回来了！” 有的群众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经批准的有65人），关死的就达200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决定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万民工，农村已经大量死人了，还继续征调，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到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些人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操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后面的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未断气的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白娘子恍然大悟，说：“难怪饿死上千万的人，原来全国各地都在这样虐待农民、抢夺农民的粮食啊！” 《蛇仙游记》第二卷 26、 猛烈的“共产风”（一） 小青说：“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刮了一阵共产风。1959年前半年纠‘左’时，把‘共产风’基本刹住了。庐山会议后开展反右倾运动，又刮起了更猛烈的‘共产风’！” 白娘子感到奇7，说：“这可怪了！已经吃过‘共产风’的亏了，也纠正了，怎么又让它更猛烈地刮起来呢？” 小青叹了口气，说：“一言难尽呀！有几位大官特别喜欢让农民吃‘大锅饭’，以为这‘锅’越大，离**就越近。这不，1958年办公社，就是砸了高级社的‘小锅’，安上了人民公社的‘大锅’。那时，公社‘大锅’里的‘饭’都是从高级社和农民手里‘共产’‘共’来的，因而才遭到了农民的激烈反对，不得已，又换成了生产大队的‘中锅’。眼看就要进入‘**’了，不得已后退了一步。一位大官不甘心后退，还是希望安上公社的‘大锅’，然后再换更大的锅……，这样，一步步接近**。那么，怎样才能让农民喜欢公社的‘大锅’呢？这位大官经过认真读书学习、反复研究思考，终于想出了好办法。这个好办法就是：再把公社的‘大锅’安上，锅里的‘饭’也是公社的，请农民来吃，农民就一定会高高兴兴来吃饭。这样，离**近了一步，农民还满意，不是两全其美么！” 白娘子插话：“这位大官的想法倒是不错。可是，怎么能让公社有这么多的‘饭’呢？” 小青说：“这位大官想出了好办法，这就是让公社“大办”：大办工厂、大办养猪场、大办养鸡场、大办鱼塘……。这样，用钱有工厂挣，吃肉有猪场，吃鸡有鸡场，吃鱼有鱼塘……，公社‘大锅’里要什么公社就给有什么，就不用像1958年那样从生产队和农民手里‘共产’了。简而言之，同样吃公社的‘大锅饭’，1958年是公社‘共’农民的产，这次是农民‘共’公社的产。这一次，农民一定会心满意足、热烈拥护。于是，他发出号召，让全国各个公社‘大办’，准备再吃公社‘大锅饭’。” 白娘子说：“高！实在是高！到底是大官，想出的办法比一般人高！” 小青叹了口气：“唉！‘智者千虑，难免一失’。这位大官没有考虑到：‘大办’需要资金、人力和物力。公社两手空空，用什么来“大办”？用什么来‘扶持穷队’？只能靠“黑手起家”，‘大办’所需的资金、人力、物质都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硬从富队和社员手里夺。于是，以‘一平二调’共产风为核心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又卷土重来，比1958年更为猖獗。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0春这段时期，是‘共产风’刮得最猛烈的时期，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 白娘子恍然大悟，说：“哦，原来如此！” 小青说：“这段时期，上下都刮“共产风”，公私、你我不分，社员的房屋被拆毁，家具被拿走，自留地被没收，小杂粮被抄跑。1959年夏季分给社员的自留地、社员开荒得来的小块土地，以及房前屋后的零星土地，全都成了公共食堂的菜地；社员自养的猪、鸡、鸭等，刮进了公社的“万猪场”、“万鸡场”。与此同时，按劳分配吹了，多劳多得不管用了，农村的超支户越来越多，有的生产队竟户户超支。社员说：“一年忙到头，汗水白白流，年终搞决算，落个癞痢头。”两次刮“共产风”的结果是，社员穷了，集体也穷了，农民的生活也就更艰难。” 小青讲了各地刮“共产风”的情况：（1）养猪全国现场会和跃进大牧场1959年二季度，四川重庆市领导人在区县负责人会议上，硬压任务说“1960年全年生猪发展必须达到200万头！”并说“当年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压力―下，巴县就提出全县发展250万头。这样一来，各区县硬起头皮乱定指标，全市为600万头。实际当年发展数只达到107万头。食品公司为邀功，乱说城市里居民伙食团等自养猪已够自足，不需农村供猪了。1959年11月13日向上级党委写了一个报告说：“截至10月底，全市生猪已发展到170万头，比去年增加67、17％，由于生猪的大发展，已经实现了肉食基本自给。因此，请市委转报省委。”省市领导人李政委、任白戈加以赞扬，并在《四川日报》、《重庆日报》上发表社论。说“居民伙食团也养了成万头猪，已有436个单位实现了食肉自给，476个单位做到半自给，有200多个餐厅实现了熟食品自给……”。而实际情况怎样呢？全市发展的生猪只有90几万头。社会上的养猪也多的是食品公司拨出农村运来的商品猪代养的。浮夸的结果争取得了中央在重庆召开副食品现场会议的荣耀。 1959年底中央财办在重庆召开全国副食品现场会，充满弄虚作假。为了把南溪口打扮成全国大型饲养场典型，连夜赶修猪圈，赶运活猪。人员，挑选“可靠的”，年青力壮的。把老弱病残的职工统统赶出去，叫他们在代表参观时到井口茶馆喝茶，不准到现场去看，不准多嘴。活猪全部换成又肥又大又整齐的白毛猪。由水陆两路，从肉联厂连夜挑选赶运了白毛猪1414头，每头平均170斤以上。又从南岸六公里运来大批仔猪。七拼八凑5000头猪，号称万猪场。 参观的路线事前安排好，不好的就不让参观。还叫粮食部门拨给好饲料，拨给了大量碎米和包谷。又布置，饲养人员要少，说明功效高；还提出“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圈内干干净净的，别人一看，人又少，猪又喂得好！” 假的总是假的，露出了马脚。参观的代表都是各省、市的负责人。有的代表问：“这么多仔猪，这样好，都是你们场里养成的吗？”饲养员不知所云。有的代表说：“你们的猪饲料比我们省人的口粮还好！”**副总理也有所觉察，说：“如真正象这样的话，重庆有十个这样的万猪场就解决了！”还说：“今后不开全国性的现场会议！”同时，把现场会议改名为工作会议。 有关方面假戏真唱，会后，对商业部门的干部布置说：“先念同志讲，重庆要办十个万猪场。”于是又兴师动众，大办“万猪场”，把南溪口饲养场改为种猪场。后来办的十个“万猪场”，弄虚作假，劳民伤财，光财产损失就达数十万元以上。 1959年后，重庆为争取“全国第一”，在南岸南山搞个畜牧场。口号叫“财贸职工向荒山进军，支援农业。”有关方面指示：“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水里游的都要有。”并在一次会上宣传说：“南山将来是：环城轻便马路、码头、缆车、游泳池，还要修个疗养院，修个名符其实的望江楼。要搞成理想中的‘**乐园’。要有气魄。南山要挂两块牌子，成立畜牧大学，三个月毕业发大学文凭，每个人都懂得化学名词！” 但南山荒林杂木，怪石嶙峋，土质瘠瘦，缺肥缺水，动员了几百名商业职工，日夜赶修，先修抽水站，五一节把水管接上山，召开万人大会，《重庆日报》发表了消息、社论，大加表彰。采购人员到处采购各种禽畜，奇花异木。猪，有苏联大白猪、巴克夏猪、约克夏猪、荣昌猪、金华猪、新金猪、哈尔滨白猪、河北定县猪、河北吕黎猪等；马，有顿河马、阿坝马；牛，有荷兰牛、浜洲牛：羊，有西北绵羊、美利奴羊、山羊；鸡，有澳洲黑鸡、来航鸡、火鸡；兔，有安格拉兔、青紫兰兔、立克斯兔。还有河南驴子、建昌鸭子、山东海狸鼠、猴子、鸽子和蜜蜂等等。还有各种花草树木。这些东西有的是飞机运来的，大都十分昂贵，如――匹马就5000多元，一只海狸鼠就100多元。畜牧场的任务，要繁殖良种。但是，从阿坝买来的40头牛，全是公牛，无法繁殖，群众讽刺为“牛公子，马小姐”。又由于气候不适应和管理不善，良种变劣，猪死禽亡，只几个月的时间，83只羊就死了29只，53只建昌鸭子就死了24只，猴子也跑了，蜜蜂也飞了……最值得一提的是苏联大白猪。南溪口饲养场改为种猪场之后，遍找天下良种，食品公司派专人去北京搞了五头苏联大白猪。每头猪一千多元。一位有关负责人向南溪口饲养场支部书记和饲养员指示：“喂养和发展苏联大白猪，关系到中苏友谊的事，搞得不好就是破坏了中苏友谊！”专门为五头猪修建了一幢小洋房，五个小间，白色粉墙，窗户是玻璃的，面临嘉陵江，空气十分新鲜，冬暖夏凉。门前还专门设有小型运动场，比职工宿舍要好几十倍。职工十分愤恨，唾骂为“猪皇宫”。苏联大白猪不只是住单房间，还是专人侍候，每头一个饲养员，吃的是小灶伙食，五头猪每天要吃一瓶价值18元的金霉素，还经常吃葡萄糖。 母猪产仔后，每天除了炖鸡子、猪蹄给母猪吃外，还指定两个专人养了两头奶牛，每天挤牛奶给母猪吃。这五头大白猪都起有外国名字，五头苏联大白猪养了三年多，挥霍国家资金甚多，不争气的苏联大白猪，只产仔20多个，就陆续地呜呼哀哉了！敖成化工油，多少算作了些贡献。 1962年“大跃进”惨败，牧场下马，来个大削价拍卖。农场全部瘫痪，房子倒塌也无人管。为时才两年多，共投资146万元，经营损失和浪费损失就142万元，这在当时算笔巨款。人力的浪费还未计算在内。风光一时的跃进大牧场，夕阳哀歌中寿终正寝。当时老百姓不敢异议，文革开始为发泄“大跃进”带来的饥馑苦难，纷纷“造反”揭发…… 《蛇仙游记》第二卷 27、 猛烈的“共产风”（二） （2）除了身上穿的和吃进肚里的，其余都是公家的四川省郫县红光管理区集体和社员个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劳动力，被大量无偿地平调。平调物质的单位，有省县两级有关单位，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被平调的物资，大至耕地，房屋，耕牛，小至家禽，食盐和辣椒等，总计百余种，甚至社员在零星土地上种植的瓜菜，粮食和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铁锅也被收光。据1961年清理统计，该社在共产风中，社员个人财产被平调的计有：房屋1800余间，大小农具2067件，家具725件，铁锅901口，各种坛罐233个，其他生活资料1240件，家禽家畜280只（头），在零星土地上见缝插针种植的粮食和蔬菜42000公斤。社员群众普遍认为“人民公社不分你的我的，不分集体的私人的，各自除了身上穿的和吃进肚里的，其余都是公家的”。以致部分社员赌气变卖或损坏一些私人所有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3）大拆社员房屋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在邕宁县五塘公社（今南宁市兴宁区五塘）的调查，在这个公社范围内的14个自治区、专区和县直属单位及21个公社直属企事业单位，没有一个不刮“共产风”的。被刮的东西，有土地、劳力、家具、房屋、木料、砖瓦、小镰刀、资金等等。(.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生产队刮社员的“共产风”也很厉害，如积肥运动中大拆社员房屋。五塘公社沙坪大队提出“大办钢铁拆砖房，大办粮食拆泥房”的口号，仅1960年就拆房两次。3月间，炼油厂拆了4户社员18间砖房，只要好砖不要碎砖，炼油厂给的1000元补偿，全部被大队没收。9月间，为了消灭三类禾，大队拆毁51户社员房屋117间，其中17户的房屋全部拆光。拆房仅是为了将房子的墙泥作为肥料。 （4）掠夺社员办工厂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人民公社大办社有工厂时，没有厂房，便让社员腾出房屋500多间；缺少资金，便由社员凑了4万多元；没有机器设备，也从社员身上打主意，仅建服装厂，就动员社员交出缝纫机50多台。 （5）‘共产风’年年有，季季有，连续不断小**河南许昌市椹涧人民公社自1958年公社化以来，大的“共产风”刮过3次，小的“共产风”刮过28次，群众说：“‘共产风’年年有，季季有，连续不断小**。”这个公社1958年下半年大炼钢铁、搞食堂化时刮了一次“共产风”；1959年下半年，在大办社有经济时又刮了一次；1960年春季搞“五化”（即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绿化），再一次大刮“共产风”。据统计，在历次“共产风”中，大队、生产队和社员被平调的物资有150多种，大的如土地、农具、机械、牲口、房屋，小的如铜钱、铜扣、妇女梳头用的铜卡子、老人吸烟用的铜烟嘴。平调的单位有省、专区、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六级，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各级企事业单位，直至农村小学都有平调。1958年公社修发电站，要求水潮店大队在一天之内送砖5万块，大队没有这么多的砖，只好扒社员的房子和拆过路桥才完成任务。1960年公社要绿化三岗，将水潮店大队社员院子内的400棵果树全部移走。这一年，公社为了搞运输小铁轨，又将全社的20部水车砸毁铸成铁轨。 这几年来，这个公社各级被平调的物资折款1423287元，全社人均达37元，其中生产资料折款544295元，占38.2%；生活资料折款246491元，占17.3%；建筑材料286000元，占20%；劳动日折款296302元，占20.8%；家禽家畜折款50199元，占3.5%。在刮“共产风”的过程中，拆毁社员住房1257间，损坏各种树木52676棵，造成牲口死亡和丢失1894头，各种农具和家具丢失损坏46100件。由于生产资料被破坏，生活资料被侵占，社员生产积极性不高，生产也搞得不好，收入连年下降，1960年春季有116个食堂停伙，全公社患浮肿病者1900人，非正常死亡114人，外流704人。 （6）就像当年日本鬼子下乡讨伐一样1959年秋天，河南碴岈山公社为建立养牛场、“万头猪场”和“万鸡山”，首先下令向各大队调建筑材料和劳动力，或直接分配建筑任务，由各大队替公社建了305间畜舍；接着下令调饲养员，共调了50多人；再往下，就是下令调猪、牛、鸡，要求放卫星，一天之内完成上调任务。这一天，到处牵牛赶猪，追鸡逮鸭，就像当年日本鬼子下乡讨伐一样，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共调了牛192头，猪89头，鸡2700多只。公社建办公楼和招待所，调用土地50多亩，调用人畜工14600个劳动日，砍树13000多棵，调砖瓦312000块。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一年多时间里，大队与大队之间无偿协作的劳动日3800多个。大队范围内的队与队之间的无偿协作更加频繁，往往是大队一道命令，生产队就得放下本队的活，抽人帮别的队干活。 （7）共产风层层都刮到了“共产风”一直在刮，并从县刮到小队，层层都刮到了。共产风的范围无所不包，大的有劳力、耕畜、土地、机器，小的有锅、碗、瓢、勺。在**时期，少数严重的地区，竟发展到拉牛拖耙、扛犁子、调粮、集中家禽家畜、扣款扒房、并庄，你揩我，我揩你，乱来一通。 公社为了发展社有经济，就不择手段，大量集中下面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办农场，就占大队最好的地；办畜牧场，就抽调大小牲畜；办猪场，不仅赶来大队、小队的种猪、母猪、小猪、肥猪，并打了一个电话把大队的猪场划规公社；办砂场搞运输，就抽劳力，拉来平车、马车、船、骡马；成立农具厂，就抬大队机器；生活困难就乱调粮食；需要用钱，就揩大队卖粮卖烟钱；房子不够住就撵人搬家，侵占民房。某生产队共有12头耕牛，被公社砂场一夜拉走11头。社员说：“我们这块肥肉让公社吃掉了”；1959年秋季，国家修铁路补偿某大队河路改道费10398元，被公社全部扣去，造成河未挖，水路不通，每逢中雨，不仅淹没庄稼，还淹得几十户群众搬家。铁路赔偿山河大队社员房屋拆迁费2633元，公社只付给群众105元，其余都被挪用了。 《蛇仙游记》第二卷 29、浮夸风和瞎指挥风 小青说：“祸害农民的除了‘共产风’外，还有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总称‘五风’。我先说说浮夸风和瞎指挥风。” 农村的“浮夸风”，就是说假话、吹牛皮、做表面文章，1958年大放“高产卫星”就是最典型的表现，此外还有：（1）种庄稼注重表面。沿大路、公路、铁路的土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畜力、肥料、种子，土地耕得精细，栽种用尺子丈量，搞“八尺开箱”，窝子用绳索牵着打，看起来整齐、笔直、美观，很是“田园化”，庄稼种得特别好，一派丰收景象。而离大路、公路、铁路较远的腹地、“背脚地”田土里，不是野草掩盖了庄稼，就是根本没种让其荒芜。上级派人来检查，往往坐着轿车或吉普车在大路、公路、铁路旁悠转一趟，所见的全是好印象。接着，被邀去办公室听取汇报，又是一派甜言美语；汇报结束，丰盛宴席热情招待。这样一来，在评比中稳取胜利，优胜红旗、先进奖状自然到手。上级的官僚主义助长了这种浮夸风，而浮夸风也适应了官僚主义的需要，因而浮夸风难于纠正。 （2）虚报进度，不顾质量。1959年春播时，上面派人来检查播种进度。有的公社本来就没有完成播种计划，为了骗得先进的称号，硬说已经播完。上级评了他们为先进，就将他们的劳动力调出外援。而自己没有完成的播种任务又不得不完成，于是，他们用剩下的弱劳动力夜以继日地把种子胡乱撒在田地里来抢进度，根本不顾什么浪费、质量问题了。 （3）虚报产量，巧做“手脚”。不少公社都有两本以上的账。上面来检查，有对付上面的账。即使完不成任务，而上报的账也完成，甚至是超额完成的。其办法是用很狡猾、毒辣的手段来上报。比如1960年上级派人检查某区的棉花统购任务完成的情况时，该区根本没有完成任务。为了欺骗上级，他们与区供销社暗中商量，搞弄虚作假，由供销社多出具收购棉花的收据，以此证明其超额完成了任务；强迫社员把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自留棉、旧棉花交出来，当新棉花去冲统购任务；把所有会计人员集中到公社、区或县里，让他们想法凑足浮夸的指标，想不出来不准回家，凑出了高指标才罢休。 （4）隐瞒土地亩数，虚报高产指标。有的公社从1958年以来，少报棉花、小麦种植亩数，用计划外的一部分“黑田地”的产量加在上报的计划内以此作为计划数上报，得到的是欺骗上级的单位面积高产量、高指标。 （5）设立多种组织，个个挂上牌子。公社一成立，下属组织应有尽有，组织名称繁多，数不胜数。他们都做一块名牌高高挂起。一个公社、一个大队，甚至一个集体食堂的大门两旁，都挂了不少的牌子。一般的是七、八块，多的达到十几块。以此炫耀其气派。真是：牌子排排挂，看谁气派大！ （6）锦旗奖状满墙壁。公社、生产大队的办公室里，四周墙壁上挂满了锦旗和奖状；挂不下的就堆在办公室的柜顶上。这些锦旗、奖状表示该单位“先进”、“优胜”，工作成绩“卓著”。然而，其实这些锦旗、奖状得的多的“先进”、“优秀”、“卓著”单位，恰恰是问题最多、困难最大、人畜死亡最多的地方。 小青说：“如今种地农民说了不算，而是上面的干部说了算，他们不了解实际，不懂生产，却对农业生产随意发号施令，给生产造成极大损失，这就是‘瞎指挥生产风’。” “瞎指挥生产风”有这样一些突出表现：（1）不因地制宜、不按行之有效的传统耕作方法搞生产。 比如。有的地方种小麦一般是窝播，肥施于窝中，既不浪费肥料，又可以集中肥力促进禾苗生长，还易于薅土锄草、透风透光。这样麦苗生长健壮，秆子粗，成熟时颗粒饱满，不易倒伏，产量高。上面下死命令，要求亩产几千斤，强迫社员改窝播为条播，而且认为越密越好。种子每亩最低不少于60斤，中等的一百多两百斤，高的达到三百至四百斤。传统的窝播方法，种子每亩只用20～25斤就够了。照现在这样播种下去，麦苗长出来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的，细如毛发，又黄又瘦，完全是一包芊芊。长到四、五寸就枯黄而死了。即使未枯死，也如野草一般长不出麦穗来。只有那些长在田边地角稀疏之处的，才有部分长出麦穗，而麦穗上也只有三、五颗麦粒，一亩也只能收上十几斤，收上二、三十斤的，就算是高产了。颗粒无收的比比皆是，其中有不少造成了一季庄稼的收获量，比下种量少几倍甚至少十几二十倍。 种水稻，栽秧要求栽三寸见方，或以三寸为距，栽“胡椒眼”、“四叶菜”等花样。上面这时派人来监督，腰别一把尺子到田间丈量。达不到规格，就遭反右倾，被说成是不听党和政府的话，不服从上级领导，甚至遭到打骂；并且要把已经栽上的秧苗全部拔掉重新栽插。幼小的秧苗拔来拔去，几经折腾当然活不成了，于是只好重新播种育苗。在土多田少的地区找不到秧田了，只好在包谷土的行间整土撒旱秧。误了季节的旱秧苗长得又黄又细，根本比不上水田按季节培育出来的秧苗。即使再孬，也要栽插到田里，因为一年接一年的生产是不能间断的，它关系着人们的生存。然而季节不饶人，这种错过季节栽插的水稻，收成是少得可怜的，有的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而那些按照上级规格跟上季节栽插的秧苗，成活转青后就封了林，难于薅翻、扯草、施肥，长得犹如野草似的，成熟时谷穗的颗粒很少，结果也造成大量的减产。 某大队插稻秧，上级要求规格栽三寸间距的“胡椒眼”，栽秧时田间插竹片、牵绳子比着栽。生产队的大人、小孩、妇女、学生全部出动，70亩水田栽了45天，才栽完计划的三分之二。如果按老规矩栽，每人每天可以栽一亩多；按新规定，每人每天只能栽一分左右，而且返工很大，误工严重，管理不善，秧子没栽完，秧盆就损坏丢失了二十多个。由于误了季节，秋收时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造成社员生活无着，大量死人。1958年转公社时，两队人口有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的人饿死了。两队主劳80余人，只剩下20余人，饿死了75%。其中，边界生产队主劳60余人，只剩下8人，饿死了两队派去修水库的劳力40余人，只剩下2人活着回来。社员痛心地说：“瞎指挥生产使我们辛辛苦苦白干一场！”有的愤慨地说：“瞎指挥夺去了我们的口粮，把我们逼上了死路！”有的老农这样说：“做什么庄稼，简直是在办灯（胡闹，像孩子玩灯火做游戏，不负任何责任笔者注），是乱球整，搞破坏！”“我们做了几十年庄稼，从没有这两年糊涂。过去种得上好，现在种成了个啥！” 上面把密植吹得那么好，群众是根本不相信的，甚至一些基层干部也丧失了信心，只是怕反右倾，才不得不贯彻。他们强调这样干是文件规定的、上面开会布置的，只有密植才脱得了手。密植在包谷等其它作物的种植上，也进行了死硬的贯彻，造成了同样的恶果。 瞎指挥生产违反因地制宜的情况也很严重。在简阳解放管区，沱江沿岸的大沙坝里，长期以来是种甘蔗的。他们有种甘蔗和用土法制红糖、白糖、冰糖的经验。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多因吃糖吃多了而坏了牙齿。据他们自己讲，解放前和建国初期，自己熬糖。转入公社前，土里还种着很多甘蔗；转入公社后，上面强调经济作物区的粮食要自给，得按上级统一规划进行指令性计划生产。于是，就把大面积的甘蔗连根拔掉，换种粮食、棉花。不仅简阳如此，整个内江专区都是如此。社员们痛心地说，种制糖的毛甘蔗（小甘蔗）是十年一轮转。种下的第一、二年产量不高；到第三年开始产量就高了；到八年以后产量又低下来。公社化拔甘蔗时，有很多正值丰收高产时期，广大社员是不愿意的，不少是流着眼泪去拔的。后来他们伤感地说：“过去甘蔗种的多，糖就多。客人来了劝着吃，算不了什么。现在，连老年人、病号、婴儿想吃糖都难买到。就是打了条子、带上供应手续也买不到。过去内江地区的白糖多得很，出了名的，仅果脯就有两百多种。现在连影子也看不到，失传了。” （2）经营管理上，不顾天晴下雨，只强调行动一致、按时完成。 在劳动力统调的情况下，生产队得无条件地服从公社以及县里的安排。正当队里在干某一种农活时，上面突然来了电话命令，马上得转移去干领导要干的活。有的正在播种，刚打好窝子、淋上粪，将要下种，上面来了命令只得半途停止；有的正在田土里驾牛犁耙，命令一来就得扛上犁耙牵着牛回去，到上级指定地点重新干起。走拢新的工作地点，半天时间就白白地浪费了。再有，天下雨正好栽红苕，上级偏叫去挖包谷土。下雨天，挖黏性的包谷土就像打糍巴，揉来揉去，太阳一出来，泥土干成一坨一坨的，就像石头一样硬，用锄头脑壳敲打叮当作声，敲都敲不碎。土质遭到破坏，庄稼咋也长不出来，哪还能长出好庄稼？不少社员说：1958年大闹深耕就是一次破坏土质的运动。深挖三尺，把多年耕种施肥的上面一层熟土翻到了下面，又把下面一层又硬又瘦、连石块带砂子的夹生土翻了上来。要让夹生土变成熟土，非要几年的工夫不可。在这样的生土上种庄稼，庄稼根本无法长好，更何况要达到高产。有的社员说：无论田土作物，庄稼的根一般只串到几寸深，超过一尺的少得很。锄头、犁头都是七、八寸深，深耕一尺左右就够了。如果水田耕到三尺，就变成冷浸田、滥钵田了，不要说人下去，就是牛下去也被陷在田里爬不起来。哪个还敢种这样的田？搞大深翻三尺，是那些球屁不懂、从来没有搞过生产的人乱想出来的，真是害人不浅！ （3）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很不慎重，指挥生产颠三倒四。 1959、1960年种植棉花，在既无示范先例，又无相应物资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要求大搞烧火温床培育幼苗，再把幼苗拔去一根根地栽到土里。没有烧温床用的燃料，就把社员住的比较差点的房子的木料拆下来烧；再就是把遍山坡的树木、竹子砍来作燃料。花了如此大的代价，棉苗长得够快，而事前却没有任何准备，田土腾不赢，人力跟不上，怎么也栽不赢快长的棉苗。没办法，上级突然又下了另一条命令：停止栽苗，改成种子点播。这样一来，正值棉花播种时节，好种子已经用来温床育苗浪费了，剩下的只有次品了，有的地方甚至连残次种子也没有了。这不仅损失了一季棉花生产，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更为甚的是被拆了住房的社员被弄得无处栖身，遍山坡的树木、竹子几乎砍光，使得集体食堂普遍缺柴烧。 1960年，民主大队种下了两千多斤胡豆，已长到一尺多高，苗架很好，可望获得丰收。突然，上面来了电话，叫把所有的胡豆苗铲来作肥料。社员没法，只好含泪铲胡豆苗。到第二年，要种胡豆，整个大队却没有一颗种子。加上这两年生活苦，吃得孬，饿死的人多，提起这些事，社员们很气愤，很伤心，他们说：“这两年无论在外头搞生产，还是收工回到屋头，都是过的眼泪水生活。” （4）庄稼还没成熟，瞎指挥者就强迫社员去“抢收”。 1960年要收棉花季节，棉桃还是青疙瘩的时候，上面就下来了命令，强迫社员抢收棉花。他们叫社员把青棉桃摘回去，用锅儿炒、碓窝舂、棒棒棰、连盖打、用手剥，从一个个青棉桃中把棉花剥出来。有些棉桃太嫩，里面还是一包水，上面就叫社员烧火把棉桃炕干，再用签子把棉花拗出来。日夜苦战，剥出来、拗出来的棉花产量很低，质量更差，又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社员反映说：“这是盘古王开天辟地以来就没有见过的事！” 麦子还没成熟，上面也叫去抢收，要日夜奋战，把麦子全部收回去，并且还规定了“跃进任务”，每个人割多少亩、捆多少捆、打多少斤。不管日夜、晴雨，就是要完成任务。忙得社员只好在田间吃饭，以致有的社员昏倒在田间，有的稍坐一会就躺下睡着了。不但把人累垮了，浪费也相当大：土里掉了不少麦子；没成熟的青头打不下来，就给缺柴烧的食堂拿去当柴烧掉；嫩麦粒多，晒干后颗粒不饱满，产量低、质量差；特别是割回去堆着遭沤了的，天一下雨就生霉变质。上面叫生火来炕干。炕干打下来的是黑麦子，人不能吃，只好作饲料喂猪。 《蛇仙游记》第二卷 30、强迫命令和干部特殊化 干部强迫命令的突出表现就是“打人骂人风”。(.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农村基层干部文化低，理论差，讲不出道理。管理社员、搞运动、指挥生产等等，都是强迫，强迫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粗暴的打骂来解决问题。 建立人民公社，打破所有制界线，搞平调，把农民长期、甚至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家私搜刮一空、毁于一旦，有的连住的老窝都遭捣了。当然，他们是不愿意的甚至是抵触的。这种不愿意、抵触情绪，就被指责为留恋资本主义，是私字作怪。当时认为，公字是集体主义、**思想核心，与此相反的私字就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核心。要反对资本主义，就要打掉私字。在偏**绪的作用下，进而就打骂有私心的人。社员对瞎指挥有意见，不按瞎指挥那套去做，也被扣上右倾的帽子，不是遭到反对，就是遭受打骂。生产搞孬了社员没吃的，有的往外跑，抓回来就遭反右倾挨一顿打骂。 在困难时期，农村的“反右倾”、“拔白旗”、“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就是行使打、骂人的代名词。由于这一套整苦、整怕了社员，闻之胆颤心惊，所以，农村基层干部在开会布置完任务之时，总要强调：“这个任务是硬任务，到时非完成不可。如果完不成，就反你的右倾，拔你的白旗，割掉你的资本主义尾巴。”基层干部在讲不出道理时，就骂人，骂不解决问题就打人。社员们听惯了粗话、脏话、丑话，一般的骂是无所谓的。然而，打却触及皮肉，他们是怕的。干部深谙此法之妙，也就喜欢采用此法。因此，打就成了他们的绝招和法宝。骂仅是辅助手段。然而骂，得要骂个狗血淋头、不堪入耳，以激起打人的劲头来。干部打群众，而基层干部又遭上级干部打，真是打人成“疯”。 打人的方法，无奇不有。在此略举一二，立以存照。简阳县红塔区解放管区（公社），困难时期是经常打人的。本地社员把管区称之为“阎王殿”。他们打人的办法是：把干了的棉花秆捆成把把，用利刀把桠叉剔成尖尖，专门用来打人。管区召集生产队的干部来开会，汇报生产进度、研究生产问题，如果有人说了与极左那套不合的话，就认为是右倾，就要挨打。不是乱打周身，就是打**。打**往往是“以毒攻毒”，即把要打的“右倾”者喊出来，命令其趴在宽板凳上，指定一人按头，一人按脚，一人用捆成把的棉秆鞭打。如果按不住，或者打轻了，又是“右倾”，就让另一帮人来打。如是轮流打和被打就是“以毒攻毒”。被打的人，有时打了走不回去，只得找人扶回家或抬回家。哪个基层干部晚上去管区开会，其家属总是提心吊胆的，倚门而待，坐卧不安，不能入睡，不知自己的亲人是否能平安回家。只有待亲人无恙归来，全家才松了一口气。该管区民主大队六生产队有个姓刘的队长，晚上叫去开会，汇报种小麦的进度。(.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由于他说了真话：进度不如其他队，就被指责为右倾，遭了一顿大打，**打得稀烂，被抬了回家。回家后，痛楚难忍，呻吟不已，全家恸哭。其妻在别人建议下，连忙用青布包着鸡蛋清给他提血丝。就这样，事后一年多他走起路来还有些瘸跛。一提及此事，他便挥泪痛哭不已。该管区民和大队五生产队队长吴居林，1959年11月份有一天在管区开会，正遇到外面捉来一个偷了集体一根甘蔗吃的娃儿。会上有人提出把这个娃儿吊起来打，打了后再罚。吴居林在旁边插嘴说：“吃根甘蔗是件小事，教育一顿，叫他以后不要偷吃就行了。”谁知这就闯了大祸。只听得有人喊：“哪里去找右倾？这不就是右倾！”吴居林还没有转悟过来，就被拉出来遭了一顿乱打，打得遍体鳞伤，走不动路，由两人架着弄回家，并遭罚款120圆，并限期交清。家中凑不起现款，只得将家里的鸡鸭捉去卖，再搜一些家具出去卖，凑足了被罚款数才被放过。直至整风退赔时为他作了甄别，这笔罚款才退给了他。 这类怪事，农村是不胜枚举的。有的甚至用棍棒、扁担、锄头打人，严重者有被打得卧床而死去的。更有恶毒者，如草池区区委书记就把外逃的人弄回来打，打了还钉“活门神”，即是用门斗钉把遭处罚人的两手两脚钉在大门板上，受罚的人被活活钉死。他不仅如此处罚外逃的人，对其他群众也同样十分残忍，民愤极大，在整风整社中不得不予以逮捕法办。 小青说：“干部的多吃多占，是是困难时期农村干部“特殊化风”的主要表现之一。” 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指导工作，开什么生产现场会、经验交流会、总结评比会、新技术推广会、学习参观会等等，就通过刮共产风大搞平调。到一处吃一处，既要办齐，又要办好。大吃大喝，吃后嘴巴一抹，**一拍完事。被吃的“东道主”操大方，讲阔气，得到的是一阵赞扬而已。此风一刮，为干部的多吃多占开了先例；人民公社的建立又为此风提供了组织准备，创造了客观环境和有利条件。 干部多吃多占严重地损害了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比如，社员私人喂肥了一头大猪，本地某单位便可以开什么会的名义，派人去牵来杀掉。既不给钱，也不打条子，甚至连一声道谢都不说。社员即使有意见，也只能在背后骂几句，说一些消气话而已。如果这些话传到了干部的耳朵，轻则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重则扣上“思想反动”、“对党不满”、“对现实不满”，或者“对社会主义、**不满”等大帽子。以后在生产上一抓着什么辫子，就被打成右倾，横遭批判、斗争、打骂。由此可见，“五风”之间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因果关系的。会议同多吃多占是分不开的。开会就要吃，要吃就必须开会，所以这个时期的会议特别多。白天有会，晚上有会。晚上开会往往是开个通宵。因此，干部总想去出席会议。如果没有通知到，还要怄气，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这样一来，会议成了灾。会多人多，会议既无准备，又缺乏中心，开起会来总是东拉西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群众深恶痛绝地说：“国民党的税多，**的会多，这个时候的会更多！”“他们一开会就整好的吃！” 被干部视为人民公社心脏的集体食堂，则是生产大队、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窝子，也是上级干部下基层多吃多占的据点。集体食堂的主食品和副食品是社员群众定量之内的东西，本身已经够少的了，经他们这样一吃一占，难怪群众会遭饿肚子，甚至饿死人。群众遭殃，想办小食堂或不再办食堂，干部却不同意拆分大食堂，根子就在这里。 多占，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比如，某些奇缺的生活用品、农副产品，市面上买不到，领导干部、掌握实物部门的干部，就在暗中把这些东西私下分了（当然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照牌价交了钱的）。一些大家都可以分到一份的东西，领导干部和掌握实物部门的干部，数量上总要比一般人多分得一些。能多吃多占的除了以上所说的人以外，当时还有诸如采购员、保管员、炊事员、服务员、饲养员之类人员，因为他们的手头有东西，路子也宽。上有那些人，下有这些人，因此困难时期多吃多占之风便形成一股既有社会基础，又有组织保证的社会性的不正之风了。 白娘子满脸的无奈，深深地叹了口气。 《蛇仙游记》第二卷 31、 二蛇仙施法救饥民 人间饥荒如此严重，白娘子心急如焚，急急忙忙和小青一起下山救济饥民。[.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她俩足踏祥云，首先来到许仙子孙繁衍生息的地方――红旗公社许家庄大队。她俩变作记者模样，走进了许家庄。 许家庄已经完全不是她们第一次见到的样子，现在是残垣断壁、荒草蔽路，寂静荒凉，死气沉沉，不闻鸡犬之声，看不见一个人影。 她俩来到大队部，见一个干部正在接电话。那干部眼窝深陷，面黄肌瘦，看着眼熟。原来正是当年接待他们的大队许书记。许书记放下电话，也认出了白娘子和小青，急忙让座、问候。 白娘子问道：“怎么一年多工夫，村庄竟变成了这样？” 许书记叹了口气，说：“唉，一言难尽！58年大跃进，搞钢铁，办公社，搞共产，食堂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这么一折腾，很快就把粮食吃完了。大炼钢铁没顾上收割庄家，好多粮食都糟蹋在地里了。放‘卫星’，搞浮夸，上面以为产了好多的粮食，征购任务就定的很高，完不成任务就反瞒产、反右倾，一下子就把农民的口粮都挖尽了。公社又搞什么‘大办’，把大队的猪、鸡都调走了。现在是民穷财尽啊！” 许书记说：曾经供人们“敞开肚子吃”的大食堂，也已经米尽粮绝，开始每天还能供应发黑的红薯面窝窝头，到了1959年11月，食堂的大锅里只有稀稀的面汤了。每当大食堂开饭钟敲响，家家户户便派人拎了小瓦罐，到大食堂排队打饭。稀汤打回家里，全家谁也不敢动，先由长者用勺子把稠点的面糊捞给小孩大人们只能喝稀的。那面汤稀得映见人影，咸咸的，有一星半点儿的面条味，喝到碗底，才见有两三根泡烂的面条。 许书记说：后来，连这咸汤也没有了。（.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大食堂里每顿饭都熬一锅红薯叶，这是经过雨雪冻干的红薯叶，经过水熬软了，放上一点盐。炊事员想把谷糠用水淘淘，团成一团子，放在蒸笼里蒸。蒸熟的谷糠都散开了，吃的时候用手捧，扎嗓子眼儿，不喝水糠就送不下去，装进胃里扎得难受。可是，到拉屎时就难了，人憋得直叫，根本拉不出来屎。小孩拉不下来屎，疼得满地打滚，他娘让孩子撅起**，用手指从孩子的肛门里一点点往外抠，疼得孩子抵住墙大声惨叫。 许书记说：再后来，大食堂的烟囱终于不冒烟了。公社布置搞代食品，吃稻草、红薯秧、玉米骨头……。人们被饥饿逼得发疯般地寻找吃的东西，不管是人能吃不能吃的，统统被找来吃下肚去。干干的红薯叶子，吃了；喂牛的谷草，吃了；喂猪的糠，吃了；剥了玉米的玉米心，也被人们吃了；花生皮，磨碎吃了。人们饿的见啥吃啥，屋里的老鼠都逮住吃了。后来，连老鼠也逮吃光了。 许书记哭着说：“我们大队的四个食堂已经断炊三天了，许多人闹浮肿，已经死了60多口人。唉！可怎么活下去啊！”白娘子和小青也落了泪，说：“领我们看看乡亲们吧。” 他们走到村西头两间西屋，一推门，见当门处坐了1个妇女，脸肿得小盆子一样，吓人，眼睛肿成一条线，看不见人。她说她三天没吃饭了，饿得很。再一看，他家三个小孩全饿死了，并排放在地上，干干的如柴禾棍。床头还有一个老头，剩下一口气。 他们又走进一家的堂屋，门开着，全家四口人，床上饿死两个，地下饿死两个，屋里冷清清的。 他们走到了第四生产队长家，队长正卧在破炕上。队长说：“我身体不好，没上河工，你看我这腿肿了，眼肿了，儿子前几天也饿死了。”说着呜呜大哭起来。白娘子一问，队里百十口人，已经饿死20多口了，全队200多亩地，全年打5万斤粮食，可今年一下子就征购了10万斤，村里连红薯都上交顶任务数了。队长哭着说：“上级说这叫大购大销，今年购，明年返销给老百姓，可还没等返销，老百姓都饿死逑了，这是**的政策吗？早就开始吃红薯秧子了，又苦又涩，人在8月份就浮肿了，小孩饿得到地里拾豆子吃，天天拉稀，社里还在反瞒产，挖粮食。”…… 白娘子心如刀搅，双泪交流。三年前，许仙与她的子孙后代还在吃红烧肉，敞开肚皮吃，而如今竟落到这种悲惨的地步！ 他们返回了大队部。许书记说：“二位看到了吧？帮我想想办法吧！” 小青说：“你赶快向公社反映情况，要救济粮啊！” 许书记叹口气说：“已经反映过几次了，公社说没有粮食，让我们搞代食品。这不，你们刚来时我正在接公社的电话。” 白娘子说：“公社粮库有粮食么？” 书记说：“粮库里粮食很多，都是我们各大队交的。粮食已入库，就是国家的，没有上级的命令，谁敢动粮库的粮食！” 小青说：“咱们到粮库去，看看能不能先借点粮食救急。” 他们来到粮库，和粮库主任说明来意。粮库主任连连摇头道：“这可使不得。我们只是负责收购和保管粮食。至于出库，必须有县粮食局的指示。” 白娘子说：“请你借给我们几斤稻种吧。只几斤！救人一命，胜造七层浮屠。你就发发慈悲吧！” 主任苦笑着说：“几斤稻种怎么能救人？” 小青说：“如何救，是我们的事，你只要借给我们几斤稻种，就是你修好救人了！” 粮库主任受到两位女记者的感动，终于迟迟疑疑地让手下给了她们一小碗稻种。 白娘子谢过粮库主任，回到许家庄大队部，对许书记说：“你让村里能走动的人都拿着布袋来大队部，我要分给他们粮食。” 许书记疑惑地问：“粮食在哪里？” 小青说：“你只管喊人来这里，我们自然给他粮食！” 村里人听到到大队领粮食的通知，高兴地流出了眼泪。啊！终于盼来了救济粮！救命粮！他们来到大队部，只见大队部门前放着两张办公桌，桌旁坐着两个年轻漂亮的女干部和大队书记、大队会计。女干部面前的桌子上面放着一只小碗，碗里装满稻谷。此外，并没有看到什么粮食。 农民们按照小青的要求，排成两行。许书记喊领粮人的名字，大队会计在一旁登记。 第一位农民来到白娘子面前，疑惑地张开了布袋口，等待救济粮。只见白娘子从小碗里捏起一粒稻谷，丢进口袋里，说道：“握住口袋别回头，走回家里再把口袋打开。” 白娘子和小青一齐给农民分发稻谷，每人一粒。当把所有来领粮食的口袋装完后，小碗里还剩十几粒稻谷，小青把它们小心地装入衣袋。 许书记疑惑地问：“分完了？这一粒稻谷顶啥用？” 小青说：“你拿两条布袋来，我变给你看。” 小青把一粒稻谷放进布袋，让书记拿进屋里再打开布袋看。书记将信将疑地把布袋拿进办公室，打开一看，大吃一惊！每只布袋里竟然有大约40斤稻谷！ 许书记和会计满脸惊疑，问：“这是怎么回事？” 白娘子微笑不语。小青说：“不要多问。你俩一人一袋。我这里剩下的稻谷，分给四个食堂。” 白娘子说：“你们赶快让食堂磨米做些稀饭，给那些没人领粮食的家庭送去！赶紧救命！” 这时候，许家庄大队欢声笑语，炊烟袅袅，满街的饭香。 就在许家庄大队一片欢腾的时候，粮库管库人员发现大祸临头：有六千多斤稻谷不翼而飞！他们急忙向粮库主任报告。主任一看慌了手脚。丢失这么多的粮食要被判刑啊！他们仔细检查粮库门窗墙壁，没见丝毫被破坏的痕迹，封条都没有破损。咦？这是怎么回事？ 主任想到了上午许家庄大队来借粮食的事，越想越觉着不对劲。他急忙骑上自行车来到许家庄大队，一进村就闻到了饭香。他走进食堂一看，见大锅里正熬着大米稀饭。 他问炊事员：“哪里来的大米？” 炊事员说：“是公社发的救济粮啊！” 主任说：“公社没有发救济粮呀！” 他又来到大队部，问大队书记。许书记还没有回答，小青就抢着说：“是你发给的救济粮呀！” 主任急了：“我什么时候发过？” 小青说：“今天上午呀，你真是贵人多忘事。” 主任说：“今天上午？今天上午我只是送给你们不到一斤稻种呀！” 小青笑了：“就是这一斤稻种繁殖了六千斤稻谷，救了一村人的命。谢谢你啦！” 主任惊疑不定：信吧，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信吧，粮库里实实在在丢了六千斤粮食，许家庄大队农民实实在在地在喝大米稀饭。他略微思索一下，突然跪在白娘子和小青面前，哭着说：“大……大仙救我！我……我这六千斤稻谷实在是没法向上级交代啊！我要坐牢啊！”说吧，呜呜地哭。 小青说：“不要怕，你赶快向公社和县里汇报，让他们到这里来找我。”主任急忙爬起来，骑上自行车一溜烟走了。 第二天上午，公社书记和县委书记带着一大群武装民兵和公案干警先后来到许家庄大队。 《蛇仙游记》第二卷 32、小青惩罚酷吏 县委书记姓洪，是个“左”得不能再“左”的家伙。 1959年，全县实际产量为8280万斤，洪某却上报粮食总产为9.6亿斤，为实际产量的11倍多！1959年，按照洪某认定的高产指标，本县的征购任务定为7100万斤贸易粮，即交原粮1亿斤。把全县所有的粮食8280万斤，悉数上交，也还差1720万斤！ 粮食交不上来，征购任务完不成，就拼命反右倾，反瞒产，从社员群众那里挖出粮食来，上交征购，以证明大跃进真是大跃进，粮食真的高产大丰收。 从1959年秋收以后，正值庐山会议后全国范围进行“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本县开展以“反右倾为纲”的第二次反瞒产**。凡是讲老实话，报不出瞒产私分粮食数量的干部，一律视为“富裕农民”、“大跃进的逃兵”、“瓦解人民公社”，施行残酷斗争和打击；对那些如实反映断粮断炊和饿死人情况的干部，则当成“攻击三面红旗”、“否定环江红旗县”、“右倾机会主义”等罪名。 1959年12月21日，洪某全面安排反“后手粮”斗争。他提出，要把“反瞒产”，作为反右倾的主要内容。他代表县委，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农村要以反“瞒（产）、私（分）、贪（污）、盗（窃）、外（捞）、破（坏）”六个字为中心。 洪某说，今年大丰收，确确实实的高产丰收。粮食为什么交不上来，因为从干部到社员，都有资本主义思想和本位主义在作怪，不愿把粮食交给国家。他们瞒产私分，贪污盗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激烈，阶级敌人乘机破坏。 洪某提出了一套“反瞒产”政策：“带头欢迎，自报不咎，揭发有功，抗拒从严，挨户落实，点头承认，永不反悔，远征协作，集中煮饭。” 所谓远征协作，就是把这一公社的查粮队伍，调到别的公社，各个公社互查，以防止讲情面，留后手。这一招很是有效。 会议规定，各公社要开展起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运动。运动的方法，是以大队为单位，以报高产的小队为标准，其他小队对照挂钩报产量。凡达不到的就是瞒产私分，就要进行批判斗争。 按洪某安排，揪出了一大批县、社、队干部，作为右倾“瞒产”的典型，进行大、小会批判斗争。 洪某吩咐：“批斗会要伤筋动骨，触及灵魂。”会议主持人便找了一些积极分子，告诉他们决不要手下留情。 批斗会上，积极分子一涌而上，拳打脚踢，罚跪，揪头发，煽耳光。“不老实”的捆绑吊打。与会者为了证明自己斗争积极，纷纷揭发批判被斗对象，大打出手。会议打人成风，打人者下手越重越英雄。 会议出现了打人发狂的局面。 被打的人，有的只好胡说八道，承认自己带头藏了“后手粮”、“瞒产粮”，答应交出多少万斤粮食。这批人便被释放。交不出“瞒产粮”的干部，一律继续批斗殴打。斗完后关起来，不给饭吃，直至交粮。 县委决定，查“后手粮”运动，要象打仗一样。于是，县、社大量调动武装民兵，荷枪实弹，挨家挨户搜查粮食。查出粮食，不仅当场没收，而且还要殴打、惩罚户主全家人。 是人，哪能不吃粮。但当时环江大多数社员家里，早就粮尽食绝。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餐餐只有野菜和糠皮。有的人家，千方百计弄了一点可怜的粮食。搜出来，就是一场大祸。 吉祥公社北宗大队干部，在抄家搜粮时，发现一户人家的锅里有稀饭，便断言这家社员私藏了“后手粮”。主妇出来争辩几句，当即被干部命令民兵捆起来吊打，非让她交粮不可。听说没有粮，这伙人从粪缸中舀来人屎，又找来狗屎，撬开她的嘴巴，硬灌了进去。 酷刑难当，受害者只好胡说八道。她承认自己在山后的岩洞里藏了“后手粮”。民兵去搜，一无所获。带队的干部大怒，吩咐吊起来再打，又亲自舀来一大罐粪屎，撬开嘴巴使劲灌。那位妇女只好又招认有粮，藏在山里。搜不出来，回头又打，又灌屎。如是几番，这位妇女被活活打死。大队干部骂了一通，带人扬长而去。 为了掏出粮食上交国家，保卫“三面红旗”，县委按照自治区委统一布置，把集体小仓库的粮食，作为上交征购任务，并入国家仓库。自从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社员一律实行“三化”，废除家庭、消灭私有，只能在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私人不准有粮食。口粮全部由生产队和大队集体掌握，定期从集体小仓库中称给食堂。集体小仓并入国库，公共食堂就彻底断了粮，环江人民也就断了粮！ 没吃的，只好一是饿着，二是挖野菜，三是偷，胆小的偷青，胆大的偷仓。 小仓并大仓以后，广西从上到下，层层宣布封仓。环江县委明令宣告，开仓的一律开除党籍，偷粮的开枪击毙。就这样，还是有人偷。人饿急了就什么也顾不上了。 全县因断粮，扒仓库、偷粮食而被打死的有几十人。 龙岩公社粮管所干部抓到一个饿急偷粮的学生，决定他把就地枪毙，以杀一儆百。于是，干部下令把这个只有12岁的小孩按倒在他偷粮的地方，开枪射击。小学生在枪口下苦苦哀求饶命，哭喊声撕心裂胆，催人泪下。因枪老打不响，杀人凶手换了三次子弹，扣了八次枪机才把枪打响。小孩被一枪打中，倒在地上，鲜血四溅。三天后终于不治死去，成为高征购和反瞒产的牲祭。 吉祥公社北宗大队大队长，捉到一个偷粮的小孩，毒打一顿后，竟惨无人道地把他关进密不透风的仓库里。待父母和其他群众闻讯赶来时，这个饿得皮包骨，打得血肉横飞的小孩，早已被活活闷死了。 面对严峻的饥荒人群，一些有良知的党员干部也曾挺身而出，为民请命，实事求实地向上级有关领导部门反映情况。有的抗命不遵，坚决抵制，然而都遭到了洪某等人的残酷迫害。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几位干部，在大会上说洪某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头，吹牛皮。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结果被批斗殴打。 当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县劳动模范、城关公社大队党委支部书记崖坚，在一次县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尖锐批评洪华弄虚作假，坑害农民。回到大队后，他不顾“反瞒产”运动的大局势，毅然打开大队仓库，分发粮食给早已断炊、濒临饿死的群众。 当时该大队社员已断粮三个月，人们把山上的野菜、地上的青蛙和蛇，甚至是老鼠和天上的飞鸟，能捉到的、能找到的所有东西，全都吃光了。躺倒快要咽气的社员群众，几乎家家都有。崖日坚召集干部开会，气愤地说：“留着粮食不分，眼看着人饿死，这哪里还是**的政策！”他斩钉截铁地宣布，开仓分粮，先救人命，出了事，天塌下来，由他一人承担。 分粮那天，全村社员一声欢呼，父老乡亲对崖日坚万分感激。 崖坚被大会斗，小会斗，县里斗，村里斗，斗了还不准给他饭吃，谁敢违命，照斗不误。就这样，在一次批斗会后，崖坚被活活饿死在押送回家的路上。 给崖坚送葬的时候，村里大部分人都出来了。尽管当时还要冒着很大政治风险，人们还是把他送入坟地。一位老人泣不成声地哭道：“日坚，你是大好人。你救活了我们，自己却饿死了！” 洪某却感到不解恨，他凶神恶煞地向干部们训话说：“要眼睛向下，搞狠一些，粮食才搞得出来……不要听见一些假相，听说死了人，心就软了，就害怕了，就此罢手不要粮了！” 1960年1月间，城关公社副主任莫日忠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已死了几个人，回来向医院院长反映。院长向洪某作了汇报。洪某竟然说：“莫日忠反映社员没吃，病人死的多，真实岂有此理！这个人一贯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 反右倾斗争，莫日忠被撤职反掉了。 县法院院长覃某向县委汇报，明伦公社有病人1600人，1415人出不了工，重病1004人，浮肿486人。5月6日死146人，浮肿59人，丢荒600亩。 在反右倾斗争中，覃因此被撤职，发落到川山公社，当商店门市部主任。 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县委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旁没人埋的真实情况。洪某恼了，说他“对党不满，是反对党的领导”。1959年10月16日被停止反省，管制劳改，规定他每天要捡牛粪三担。在机关被斗了11天，反右倾又被当作“反面教员”批斗。 上诉信，被纷纷转到洪某手里。洪某下令，这是“坏人攻击三面红旗”的证据，一定要查出严办。他责令公安局将这些上告信拍成照片，然后翻阅干部档案，查对笔迹，追查破案。 为严加防范，掩盖饿死人的真相，洪某还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进行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有一封洛阳公社砂石大队写给报社的信，反映群众现在全部吃木薯，有很多人中毒死亡。这封信转到洪某手中扣压，被翻拍成照片，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县人委干部谭少儒写的。洪某马上下令将人捉来，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批斗，并押到洛阳公社去斗争。最后定为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 许多社员不甘心坐在家里等着饿死，纷纷外逃求生讨饭。 情况反映到县委后，洪某认为这是给县委脸上抹黑，给“三面红旗”抹黑。县委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坚决把逃难到外地的“盲流”抓回来，坚决把想要逃难出外的社员就地堵住，“坚决刹住给人民公社脸上抹黑的歪风邪气，坚决打退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猖狂进攻。” 因此，县委派出大批公安人员、干部和民兵，在全县各主要路口设置检查站，并通知各单位和各公社，坚决把出外的社员堵住，劝说不听者，一律关押。同时，还手执县委开具的证明，大批公安人员、干部和民兵，荷枪实弹，前往各地追捕。把逃难讨饭的饥民，当作外逃犯，绳捆铐拖，一串串押回环江。 从金城江、贵川等地追捕回来150多人，有的遣送原籍，有的关押入狱。被关押的饥民，因监狱拥挤，生活虐待，有的人根本不给饭吃，又让“在押犯”搞重力活。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又累又饿，死去44人。 还有许多外流饥民没法追捕回来，洪某指示：“外逃人员经动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1960年2月6日，正是春荒大饥馑，肿病死人如“龙抬头”之时，洪某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目含凶光，杀气腾腾地说：“有些人在去年春天见有些病号，背地里嘀嘀咕咕，在他们看来，好象有人病的责任，也应由党负责？？听说，现在又有人吹风吹雨，这是个本质问题。这些人不是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而是站在另一方面看党的笑话，这不是右倾机会分子是什么？”他进而强调，“一定要以鲜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来观察、分析与解决问题，辩明是非，识别真伪，这样才不为假象所迷惑。” 洪某告诉他的部属：“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他还灭绝人性的说：“饿死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有六亿人口。饿死的人是体质问题，物竞天择，强者生存嘛！” 集体、国家的粮食仓库已统统封闭了公社、大队干部无权开仓；洪某严令，“死人也不动摇，一定要拿到粮食交国家！”武装收粮队荷枪实弹，冲进一家抄一家。没粮，先把人捆起来。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打人的手法五花八门：反手背吊：双手反过背去五花大绑，吊上屋梁；倒挂金钟：用绳子捆紧两脚大姆指，挂上房；吊死猪：称钩穿进肩胛骨，吊在树上；用马刀在人身上一块块割肉，问一句割一刀；伤口中搓盐；耳朵中塞炮仗，不交粮，点燃引线…… 总之，为了要粮，人类所能想到的酷刑都用上了。家家户户被翻箱倒柜，自留地的产品全被没收，社员“自行安排生活”。 生产队的粮食交了国家征购，自留地的一点粮食也搜去交了国库，公共食堂停伙，农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刚死人的时候还有棺材装，人死多了，没棺材，只好用竹席、杉树皮包着埋。后来死人什么也没有裹，光着尸体，挖个坑往里头一扔，甚至就往野地一扔，连埋也不埋了。失去主人的野狗，吃人肉都吃疯了，叼着人肢、人头满山乱跑。活人又想方设法打狗吃肉，人打狗肉的主意。真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而洪某呢？县委小灶烹炸煎炒，干部们吃香喝竦，酒足饭饱。洪某每到一地，各社干部小灶专门加菜加酒。各公社、大队干部也贪污、挪用、大吃大喝，小灶鱼肉鸡蛋不断天，酒席长流，吃饱喝足，根本不顾社员的死活。 1960年春节，洪某同县委的其他领导人上街，看见圩亭里的木板上，躺着一具死尸。他恶狠狠地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人这是找别扭。是不是有政治问题，想扩大影响。要查查他的出身成份看！” 当死人越来越多，病人自身难保，到处死人，无人埋尸的时候，有人向洪某汇报，说死人没有人埋葬。洪某听了，气冲冲地说：“现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风，是富裕农民不满的一种表现！” 县委书记洪某，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人性的极“左”家伙！洪某来到许家庄大队，在大队部坐下，喝问：“你们大队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 许书记浑身筛筛糠，面如土色，作声不得。小青从容答道：“是我发给农民的救济粮。” 洪某瞪起双眼，大声喝问：“你是何人？” 小青说：“我是发救济粮的人！” 洪某大怒，喝道：“你分明是盗窃粮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给我铐起来！” 两个公安干警拿起手铐，向小青的双手腕一扣。咦？那手铐竟把县委洪书记铐上了。全场大吃一惊！慌乱惊惧间，只见白娘子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手指洪某骂道：“你这个害民的狗官，今天不让你吃些苦头，你不知道本仙姑的厉害！”喝一声“起！”只见平地刮起一个旋风，把洪某裹住向天空提起。那洪某早就吓得魂飞魄散，高喊：“仙姑饶命！仙姑饶命！”待洪某离地约三丈多高的时候，白娘子用手一指，那狗官就从空中倒撞下来，“噗通”一声落入积肥坑的屎尿里。众人发一声喊，前去救护。 小青面对公社书记和干警、民兵朗声说道：“粮库的粮食是本仙姑借来的，与别人无干。如果有谁敢和这里的百姓为难，谁就会像那个狗官一样的下场！”说罢，姐妹二人足踏祥云升入高空，渐渐远去。有人见空中飘下一张纸来，就拿给公社书记看，那纸上写着一首诗道：“吾本峨眉两仙人，今日下凡救百姓；虐民酷吏应悔过，免下地狱受酷刑！” 公社书记面如土色，瘫倒在椅子上。 县委书记洪某当时没有死，但是天网恢恢，他在后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罪行暴露，被捕判刑。 《蛇仙游记》第二卷 33、泼皮当官逞威风 白娘子和小青在大路上走，见到路旁有一座新坟，坟上插着“引魂幡，坟前竖着一块墓碑。一个约40岁的妇女戴着白孝帽，腰上系着一条麻绳，正在坟前哭。她俩一走近，那妇女马上放声大哭道：“我的猪爹呀，我对你作了孽呀！只怪我跑快了，抢了一张人皮，你跑慢了，抢了一张猪皮，把你饿死了！……” 二人听那妇女哭得古怪，就走到那妇女跟前问道：“大姐，你在哭什么人？”那妇女回答：“我在哭我的猪爹爹。”说着，又不停地高声大哭：“我的猪爹呀！……”小青说：“为什么是猪爹？你快说说是怎么回事？”那妇女止住哭，打量着她俩，说：“大妹子，你们快走吧！别招祸。我的事情你们管不了呀。”小青说：“天下没有我们管不了的事情！你快说，是什么事？”那妇女张大了眼睛问：“你们……是？”小青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什么事情我们都能管！”那妇女一下子抱住了小青，放声大哭，道：“好妹子，你可给我做主啊！”于是，说出了事情的原委。1960年3月3日，三队女饲养员戴姑养的一头猪病死了。队长请示大队副业主任汤某。汤某同意由队里自行处理。当时队里的公共食堂已经揭不开锅了。队长便准备剥皮卖肉，搞点油盐钱。大队书记苏海晚上来该队“检查食堂”，发现死猪，勃然大怒。当时上级还在鼓吹“养猪大跃进”，他正想搞“百头猪场”，而人都饿死不少，猪也没剩下几头了。苏海暴跳如雷，将队长臭骂一通，当即责令要找木匠做棺材将猪埋葬。 次日清早，苏海在该食堂召集全大队各生产队事务长、饲养员和生产队长等二十多人的“死猪现场会”。苏海先是要戴姑交待死猪原因。戴姑说猪是病死的。苏海破口大骂：“狗屁！猪是集体财产，是你害死想吃肉！”当即对戴姑进行批斗。 批斗一阵，苏海当场宣布：1，要做一付棺材和一丈二尺高的墓碑，上写“故显考猪讳饿死之纪念坟墓”，写上年月日和喂猪人名字；2，要请道士开路。(.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当时有人说，“东门的道士请不来。”苏海便要戴姑请学校老师打秧歌锣鼓送上山；3，要八大金刚送猪上山（即八人抬棺送葬）；4，饲养员戴姑要带路抱灵，边走边哭：“我的猪爹，我对你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抢了一张人皮，你跑慢了，抢了一张猪皮，把你饿死了，我要还你来世帐。”5，猪坟要埋一人多高；6，饲养员戴姑要送烟火（烧纸钱香烛）三天，送一次哭一次；7，见干部一来，饲养员戴姑就要大声哭猪亲爹。8，饲养员戴姑要搭棚守灵，守一个月。苏海交代说：“明天公社生产大检查，有四个大队书记来检查，要哭的特别伤心些。”他一再强调：“一定要执行，谁违抗就辩论谁！”并指定大队养猪主任监督执行。 早饭后，苏海到金盒大队参加公社生产检查团。并对该大队书记刘光耀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在三元大队的淫威：“别的地方总死猪，我们那边死猪后惩办的办法就搞得好。”并大言不惭地介绍经验。 当天，趁苏海清不在，戴姑将死猪装进棺材，请两人送出葬。她自己披麻戴孝，为死猪哭丧。又在死猪坟前做了五尺高，一尺多宽的墓碑，按苏海交代的，上写“故显考猪讳饿死之纪念坟墓”，并在坟前搭棚守灵。 戴姑哭着说：“这个恶霸还要**我16岁的女儿，说只要我女儿让他睡，就饶了我。我赶紧让女儿连夜跑到外乡的二姨家避难。”小青怒目圆睁，咬牙切齿地说道：“这哪里像**的干部！简直是活阎王！”让小青说对了，这个大队的总支书记苏海，外号就叫“活阎王”。旧社会，苏海家贫，“无隔日之粮”，自小给人帮工打下手，混口饭吃，十几岁上就和一帮泼皮混成了小镇上的“闹街虎”。他后来当上总支书记后，在大队会上得意忘形地吹嘘过：“老子这个人是不简单的，想干的事一定能办成。[.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少年时受豪强欺负，曾经发愿：不管天，不管地，这一辈子一定要出人头地，让人给老子做牛做马，老子要做人上人！” 苏海从小就有一身的泼皮劲，一懒二馋三好色。外面帮工，吃在人前，干在人后，十六七岁，就没少调戏大姑娘小媳妇的。后来在一家富户帮工，竟然先是话里话外，动手动脚，勾搭人家媳妇，后来又想调戏那家才十多岁的小姑娘。从此以后，没哪家人敢请他帮工了。 17岁时，苏海实在混不下去了，有一起混过的泼皮约他去闯码头，不想他竟自卖壮丁，给家里丢下几块大洋，跑到国民党驻永平的部队去当兵。没多久，他又偷偷跑回来。又不愿种田，工也没人敢请他。他一心想混口轻松饭吃，就在乡公所当了乡丁。还是懒、馋、色的老毛病，只干了20天就把他赶回家。19岁在钱粮处当催粮员四十多天，背着枪叼着烟横行乡里，催粮征税倒是一把好手。 苏海一身流气加匪气，吊而浪当荡，吃喝嫖赌样样都来，调戏良家妇女，惹事生非，乡长、保长见了他都头痛。就是在伪政权中，他也混不了几天就丢了饭碗。 1947年农历5月初，苏海被国民党部队捉壮丁，在国民党49军105师当兵。9月，东北战场上，国民党105师全军覆没，他被俘虏，随即被编入解放军45军134师402团1营1连。在解放战士忆苦会上，苏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控诉起从小家穷受罪，国民党捉壮丁闹得他家破人亡，令连长和指导员都陪着他流了不少伤心泪。不久，他被提拔为班长、副排长等职。后来又成为**党员。 1952年苏海转业回乡务农。但他哪里有种田的心思？当时抗美援朝和整党运动火热，他以“战斗英雄、转业军人、**党员”的身份，在乡里区上大显身手。尤其在新区整党运动中，他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又善于察言观色，领导要“帮助”谁，他总是一马当先，说骂就动口，说打就动手，给领导们留下了“斗争性强”的好印象。不久就被提拔为乡文书，当上了乡干部。 1953年，县委派出工作队，帮助各乡大力发展互助组，次年又是大搞农业合作化，苏海如鱼得水。他一方面和和县工作组打得十分火热，一方面走村串户，讲解起农业合作化、农业机械化和社会主义的大道理来，侃侃而谈，头头是道。遇到不开窍的，他总有几招杀手锏。而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怕了苏海清的恶名声，他所到之处，互助组也好，合作社也好，还真是成绩不凡。 苏海在“斗争性强”之外，又博得了“工作能力强”的好名声，他当上了副乡长。1955年3月，他被县里调到十三区任合作化工作队队员。7月，调县农业局工作。1956年6月，任乡民政委员。 苏海所到之处，农民们无不对他恨之入骨。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苏海给各合作社的定额高得吓人，引起中农们的不满。他闻声大怒，当即召开大会，带着武装民兵压阵。会上，苏海破口大骂那些有情绪的人，说他们反对国家的征购政策，是想要造反。“自古以来种田的交皇粮天经地义，哪个敢抗粮不交的，现在就跟老子站出来好好斗斗狠！看我敢不敢叫枪子从你脑壳里过！”当场拉出三个上中农，绳捆棒打。 县里的工作队长不仅不加制止，反而在一旁给他打气，要他放手干，县委会给他撑腰的。 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哄而起，并迅速推行高级社化。农民的土地、耕牛等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到1956年秋收分配时，原来许愿的入社生产资料股分红没有兑现，而集体生产中，干部为所欲为，社员失去人身自由，当年社员所分粮食比上年人平少了120多斤。各社纷纷发生社员闹退社事件。至1956年春，退社风潮越闹越大。 是年冬，按上级统一部署，全县开展以“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整社运动。苏海到金山高级社负责整社。他到社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身强力壮、“斗争性强”的十几个基干民兵组成打手队，专门负责辩论会上的“辩论”打人。其打人的手段，有罚站、吐口水、画花脸、拳打脚踢、绳捆索绑、背捆反吊、墩人、灌屎灌尿、棒打棍揍、皮带抽、背磨盘……这场“社会主义教育”的整社运动，全社打残3人，伤病倒床21人。经他一“教育”，哪个社员还有胆子敢闹退社？区委向全区干部大力表扬苏海敢打敢拼的“工作作风”。 一天晚上，在二十多人参加的社干部扩大会上，有人揭发社长尹治富有搞女人问题。苏海一听说搞女人，劲头就上来了。他拍桌打椅破口大骂，叫尹治富站起来交待清楚，审他搞了几个女人，是不是“没开苞”的，搞了几次，怎么搞的。尹治富细节没交待清楚，苏海上来就是几个耳光，说他“不老实”。 一会儿，苏又派人把女方抓来。一阵威吓，那姑娘吓得尿了裤子，哭个不休。苏海吩咐说：“你不要怕，自古只有男奸女，没有女奸男的。你只要当大家的面讲清楚，他是怎么脱你的裤子的，又是怎么搞你的，一次搞好久？讲清楚了你就走，就没你的事了。” 尹治富被斗得痛哭流涕，连声认错。苏海拍桌大骂：“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吃的人饭拉的狗屎，穿的人衣，披的畜牲皮，全部是国民党的行为！”一直连打带斗闹到半夜，苏海觉得还不过瘾，说是明天接着再来。又要尹治富第二天交保证书。 尹治富吓得要死，回家当晚，在茅房上吊自杀身亡。 苏海斗人家的男女作风问题，道貌岸然，而他则实实在在是个衣冠禽兽。从1953年到1957年，他奸污了5个少女，1个妇女，最小的才14岁。他的流氓行为是一贯的。 《蛇仙游记》第二卷 34、流氓加恶霸”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苏海更是赶上了好时运。[.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他的“流氓加恶霸”本性，至此发挥得淋漓尽致。公社化后，苏海更成为公社党委的大红人，一说到苏海，公社党委书记就夸他“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好，是个大大的跃进派！”1958年放高产“卫星”，水稻亩产万斤以上的大“卫星”，苏海一口气放了6个，成为全社放高产“卫星”的急先锋。1958年10月，苏海任公社黄溪大队大队长，到任4个多月，打死1人，打伤7人，**少女4人。 1959年3月，他调任公社三元大队总支副书记，同年11月任该大队总支书记。苏海说：“好不容易才媳妇熬成了婆婆，现在我也是一方之主的书记了！” 苏海到三元大队时，正值1959年春荒，各公共食堂粮食告急。有的食堂已经断粮停伙，社员到处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已经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三元大队的劳动力死了16人，病倒在床的有48个人，再不抢救就有进一步死人的危险。 大队干部开会，有人谈到病、死造成春耕生产劳动力缺乏，搞不好连春种任务都完不成任务时，苏海大发脾气，说：“开口死人，闭口死人，这是右倾思想！这是对三面红旗不满情绪的表现嘛！有人硬说没粮吃，饿死人了，难道死人是大跃进的罪过？哪个敢讲这个话，让他站出来！哪年哪月不死人？那千年的乌龟还不都成了精！同志，死人是自然的事情，不要都算在大跃进的账上！你干部带头闹情绪，那明天社员就没有出工的人了。春耕生产还搞不搞？大跃进还搞不搞？”大帽子一戴，吓得在座的干部们没人敢说话了。 苏海威严地提出：“对生病在床的，粮食减半；老人、小孩不能劳动的，粮食减半；装病不出工抗拒劳动的，停伙。干部要包食堂，查情况，坚决堵住懒汉的嘴巴。重点清查偷青的、私自动火的。”第二天，所有干部都站在食堂门口，任何人都必须在食堂吃饭，不准家人带饭。生病在床的，要经干部上门检查，然后才批准带饭，定量减半。结果一些病人为了吃上一口饭，只好带病出工。当月，全大队死在田里的病人有4人。 庐山会议后，全国反右倾，掀起“更大跃进”，上级下达了更高指标的征购任务。新任总支书记的苏海，竟然在公社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上，又放出一个高产“卫星”，声称三元大队1959年夺取了农业生产大丰收，亩产平均达到1200斤，保证超额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公社在表扬的同时，给三元大队加了17万斤的新任务。 回到三元大队，苏海布置下去：一要搞好“就地征购、就地入库”；二要抓好“反右倾，反瞒产”。 按苏海的意图，三元大队实行了“先国家，后集体”的粮食方案，所有收割的稻谷，全部“就地打场，就地征购，就地入库”。但全部收上来的粮食，还不够完成任务的数。苏海吩咐，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他的同意，不得动用粮食，否则“按军法从事”。但人是要吃粮食的，不然全都会饿死。一些干部也着了慌，请示他是否要“安排一下社员的生活？” 等了几天，苏海宣布了社员口粮的分配计划：“适当留点粮食，其它的从打草谷中挖掘潜力，再补充些野菜，熬到明年夏收就好了。”所谓“打草谷”，就是从脱过谷粒的稻草中复打残剩谷子。苏海算了一笔帐：每亩“打草谷”按12斤算，可得谷子15668斤，全算成社员的口粮。原存各食堂的红薯有31198斤，按3斤薯1斤谷算，计折谷1万斤。两项相加，有谷25600多斤。再留8万斤口粮，几项相加，共有粮食10万多斤。全大队还有1197人，到明年6月份夏粮收割下来，每人能吃到近90斤谷。再加上搞些副食补一补，粮食是够吃的了，饿不死人的。 实际上，“打草谷”得谷6417斤，由于保管不当，红薯烂了7500多斤，折谷7900斤，几项相加，共有粮食94300多斤。按1197人计，到明年夏收还有7个多月，人均每月有谷10斤左右。按75%的出米率，人均每月吃粮7斤半，一天合吃粮二两五，不饿死人才怪了！更何况社员们连这二两五都吃不到嘴里——干部和食堂的人还要多吃多占！ 到1959年12月底，全大队还有库存粮163769斤，其中有留种粮97864斤，尚未运走的国家征购粮5万斤，全大队社员1197人的口粮，只有15905斤。到次年夏收还有5个多月，每人平均只有13斤多谷了，折合成米还不到10斤，平均每人每天只有6钱粮！ 大队保管员向苏海汇报，说实际吃粮指标过低，请示解决。苏海指示说：只能动用1万斤稻谷分配到各队，并说：“现在就熬着一下。我们现在有菜，多吃点菜，到插秧时多吃一点，饿不死人的。” 1万斤稻谷分到各队。1960年1月，人平口粮6斤谷。其中一等劳力8斤谷，合6斤米，一天2两米；二等劳力7斤2两谷，合5斤4米，一天1两8钱米；三等3斤6两谷，合2斤7两米，一天9钱米；到老人、小孩为四等3斤2两谷，合2斤4米，一天8钱米；五等1斤8两谷，合1斤3两半米，一天4钱半米！ 社员们气愤地说，“现在实行的是绝户政策；公社发的是绝户谷；社员吃的是绝户粮。” 1960年元月，社员因长期挨饿，饿死18人。因三元大队死人情况日益严重，公社党委决定要拨给该大队15000斤谷。苏海面向公社书记，连声检讨，说是三元大队给公社找麻烦了，其实死的都是些老了该死的，缺粮情况不严重。硬是只要了1万斤。社员们长期饥荒缺粮，只好到处挖野菜吃。冬天找不到野菜，人们就上山剥树皮。过春节前，大队发下糠壳，全大队家家户户把糠壳磨了做成糠耙耙过年。社员们挖野菜、扯草根、剥树皮、做稻草浆的“代食品”、吃观音土，就算是过了一个年。 社员张长松家，因饥饿不过，只好剥枇杷树皮做成耙耙吃。结果全家人拉肚子全都病倒在床。 社员张玉一家6口人，吃过猪草、糠壳、树皮、观音土等等。吃下去拉不出来，只好叫人用树枝从**里往外掏。一家饿死4口人，只剩了个女儿15岁，嫁了个比她大10多岁的食堂管理员，父女俩才保了命。他兄弟姐妹6个，6家共38口人，过苦日子死了28人，还剩下10人！ 苏海蹲点的第五生产队，汤光同老头65岁。儿、媳都上水库工地挑土，留下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8岁。1959年12月，老少3个一餐只从食堂打回3两掺菜的稀饭，他又要让小孩都吃点，自己光吃清水煮野菜。1960年元月3日，他刚跨出门槛就跌倒在地，两天后死去。 同队老汉汤光锡，一天口粮1两2钱米，天天喝稀水。1959年12月25日倒床，7天后死去。临死前还喊了几声饿，说是想要吃餐饱饭再做鬼。 活着的人更受罪。仅1960年元月，全大队患浮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脱落、紫绀病等等病人就有429多人。在大跃进苦日子年代里，该大队死人328人，占总人口的27%左右。 群众断粮，而苏海和干部们却多吃多占，花天酒地。他和大队长长期吃干部小灶，还时常把各队干部以开会、研究工作为名，叫到大队来“改善生活”，鸡鸭鱼肉蛋，炸炒蒸煮炖，搞的热火朝天。他还有个半夜“喝花酒”的爱好，经常在晚上叫厨师炒几个菜，私下分别叫来他定好的几个十几岁的少女，陪他饮酒作乐。吃饱喝足，再陪他上床。 有人拍他马屁，说苏书记天生是个当官的料，工作能力强，讲话有又水平，当个大队书记真是屈了材，起码该是个公社书记。苏海听了感慨很深地说：“当官要么当大官，要么就当个大队书记，好歹是个一把手。公社书记有那么多眼睛盯着呢！还是大队书记实惠。” 苏海调到三元大队一年多，真的是捞足了实惠，作威作福象个土皇帝。 苦日子到来后，苏海听说家里人也遭了罪，便派人把他母亲和孩子接来住了7个月，老婆来住了2个月，叔叔住了1个月，哥哥住了半个月。餐餐都要吃荤菜，没有肉，他就派人到几十里外的湖里，驾船去打鱼。来时个个面黄肌瘦，走时都是红光满面，还大包小筐的带着走。当然，苏海是分文不付的。 苏海清说他“别的毛病没有，就是喜欢喝两口，炖个钵的事。”农民饿得九死一生，苏海清喝得昏天黑地。他来三元大队一年多，仅记在他名下的帐，光在大队就喝了斤烧酒，还不算他和大队其他干部会餐的的帐，以及他下队和在公社的帐。 1960年春荒，三元大队病、死如潮。上级发下来一些红糖和黄豆粉团成的“营养丸”等补品。他还伙同大队文书私分给病人补充营养的红糖2斤，粑粑2斤，牛肉10斤，猪肉7.8斤。老婆回家时，他将大队的面粉8斤、食油4斤、黄豆11斤、棉花2斤，拿回来让他老婆带走，分文不给。 苏海自己更是天天吃小灶，群众饿死了多少他不管，反正他是餐餐要吃荤的，要有肉有酒，他还喜欢用红泥炉炖瓦钵，吃得他红光满面，精力充沛。社员说：“苏书记吃饱喝足了，不是搞女人，就是打人玩！” 苏海清搞女人，简直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在他的统治下，搞的是封建皇帝的那一套治民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皇帝三宫六院七十膑妃二还有个数，他则更狠，是凡大队中他看上的女人，全是他老婆。还搞起初夜权那一套！苏海**过的女人有几桌（一桌八人）。这家伙平时容不得别人说他搞女人的，但他喝醉了酒就最喜欢找人谈女人。苏海玩女人都玩出了水平。他说自己最喜欢的女人，一是没开苞的黄花大姑娘；二是**圆臀窄腰漂亮的女人；三是结婚不太久、又床上功夫好的小媳妇。 1959年，17岁少女汤某从公社下放回队。小汤长的白晰水滑，脸带桃花，十分漂亮。报到那天，苏海一见她眼都直了，格外表现出温和体贴，将她安排在大队部当通讯员，时常送些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又到城里买了写香皂手帕送给她，还经常发她几元钱做误餐费，还以心痛她为名，送过小汤好几次整袋的大米。 功夫下足后，苏海清就下手了。1959年12月的一个夜晚，天气寒冷。苏海以谈工作为名，将女孩叫到外面田野里，边走边碰碰撞撞，见女方没有反抗，就将手伸到她的怀里摸**，说是“暖暖手”，接着就脱下女方的裤子，在田里将该少女奸污了。此后，他经常将小汤叫到他的办公室或宿舍里，白天黑夜都行**。好几次，有人去找苏书记汇报，听到小汤在他屋里大哼小叫，吓得人家赶紧跑了。要是撞坏了苏海的好事，那简直就是在找死！ 苏海清在三元究竟搞了多少女人，没人讲得清。你想，哪个傻瓜会把自己老婆和女儿让他搞的事说出来？最令人切齿的，是苏海搞“初夜权”，人家结婚他开苞！ 初夜权是中世纪欧洲封建领主对农奴享有的特殊权力，在中国历史上，极少见到此类记载。从大跃进到苦日子，人民公社可是把农民管得死死的，没一点人身自由了。结婚必须到大队去开证明。谁家要嫁女儿或者娶媳妇，只要那姑娘长得还可以，苏海去了，他总是会有一些“表示”，送点钱，送点粮，说上几句好话，然后叫她去大队部，会弄些好酒好菜，把女的灌醉了，晚上他先睡一盘。一般来说，那时候的人，别说是有酒有肉了，嫁女儿的，基本上都是饿的没得办法了，让女儿去找个吃饭的人家。男的一般都是老光棍，或死了老婆的干部或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娶个十几岁的姑娘很常见。女方几年来哪里吃过这么好的东西？睡觉就睡觉吧，反正都饿麻木了，也不在乎。男方也不好和他闹，书记睡了你的女人，那是看得起你，他会有数的，一定会送米送面的。只要姑娘长得好，反正苏海总是有办法把她先睡了。 有一次，苏海把人家一个姑娘搞了一晚上，第二天还到人家那里去冷嘲热讽，说是昨天晚上吃了一回“下脚水”，倒了大霉了。他送的一袋米，就当是喂猪的下脚料算了。说完扬长而去。原来那姑娘在嫁过来之前，已经被她所在队的队长奸污过了。 苏海在三元大队一年多，欺男霸女，淫威使尽，坏事做尽，百姓害尽！ 三元三队上中农社员孙清，因实在受不了饥饿劳苦，不安心在乡劳动，一直想逃荒外出。1959年冬整风运动中，苏海召集300多人的群众大会，亲自主持批判斗争孙清。苏海对孙骂了一阵，上去就是一耳光，又狠踢他两脚。觉得还不过瘾，又指使众人上去拳打脚踢，当场将他打成重伤。孙清全家人11口，除了一个15岁的女孩能参加劳动外，其他人全都病倒在床。苏海竟让食堂停了他全家人的饭。结果11人死了6人。 四队地主子弟孙圣汉，44岁，因对大跃进和吃食堂不满，说过几句牢骚话。1959年11月整风运动中，苏海在群众大会点名批斗他。并组成主攻组、次主攻组、打态度组。会议开始，有孙在台上交待问题。讲了一阵，苏海说他不老实上去给了他三个大嘴巴，又要生产队长带头打。会上毒打两次，孙被打得鼻青脸肿，腰部受伤。 第二天，苏又派民兵将孙押送到和湾水库，交群众管制劳动三天后，苏要他带被管制份子和几个木匠共十多人，命令他们一夜之间，突击完成8米高、2米宽的梭斗。次日清晨，苏来检查，发现他们全都去休息了。苏海大怒，找到孙圣汉，一顿狂打猛揍。吃早饭时，又叫他跪在地上，苏带头拳打脚踢，有要别人狠揍。孙被打成重伤，请假回家后，卧床不起。1960年元月8日死去。 1959年9月23日，久旱逢喜雨。队长孙桂在垱沟看水，他把上田水放到下田一部分。苏海不问青红皂白，大骂他不该放水。孙桂申辩了几句，苏上去连推带打，有抡起拳头，对着孙的脑袋狠击三拳，将他打倒在地。孙当场吐血，而苏海骂了几声转身而去。 1959年12月，苏海清安排平整秧田，二队原地主孙逢因水肿病，劳动中没有力气，干了半天，实在受不了，就在田坎上坐了一会儿。苏海检查生产，正好看见孙逢在地上坐，就讯问他为什么不做事？孙见苏书记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半天才战战兢兢地解释自己有病。苏海上去就是三个耳光，强迫他马上下田劳动，还饿他三天不给饭吃。 1960年1月24日，三元大队集中男女劳力，突击修叶家湾水库。孙逢病情严重，便向队长请假。队长批准他在工地上修整土筐和看小孩。26日清晨，苏海在工地检查出工情况，见孙和一个小孩坐在床上，便不问青红皂白，抄起一根扁担，对着孙逢就是两家伙，将孙打倒在地，强迫他上工地挖土。干到下午，孙逢实在坚持不了，在地上坐了一会儿，又被苏看见毒打一顿。到吃晚饭的时候，孙慢慢爬到公路上，昏死过去。被上晚班的社员发现，将他抬回家中，当夜死去。 苏海一贯利用职权，为非作恶，侵犯人权，打死打伤人命。53年秋至60年3月，先后打罚87人。其中贫农32人，中农32人，农11人，地主12人；殴打32人、捆打16人、打跪20人、吊打4人、罚站推搡1人、打锣游街2人、罚义务工12人。 《蛇仙游记》35、白娘子惩治“新恶霸” 白娘子说：“咱们先到你家去，看我们怎样惩罚苏海这个‘活阎王’，给你出气！给老百姓出气！” 她们来到戴姑家，没有人。（.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戴姑说，她丈夫在外修水库，公婆都得水肿病，今春死了。她的两个小儿子也饿死了。说罢又哭。 小青对戴姑说：“今天晚上你去请苏海，就说你女儿在家里等他。等他来了，看我咋收拾他！” 晚上，戴姑去请苏海。白娘子和小青施展法术，隐去身形，等待苏海的到来。 苏海手里提着一袋米，欢天喜地的到来。进屋就问：“姑娘在哪里？”戴姑说：“在里屋。”苏海急忙走进里屋，在微弱的灯光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害羞地闭着眼，躺在床上，盖着薄薄的被子。他欲火升腾，伸手就往被里摸那姑娘，感觉温润柔软滑腻。一股**的电流立即传遍他的全身，丹田灼热，“那个东西”腾地硬挺起来。他迅速脱掉衣服，一边口里叫着“小美人！小宝贝！”，一边钻进被子，紧紧地搂住那姑娘就亲嘴，下面“那个东西”就在绒毛中冲刺，待到冲刺进去的一瞬间，他感到一阵剧痛。再看时，哪里有什么姑娘，他紧紧搂住的是剥光了树皮的一米五六的一段木头，他的“那个东西”已经深深地插在木头里，急忙往外抽时，哪里抽得动！不**，“那个东西”疼痛还能忍受，一**，“那个东西”就像被刀割似的疼痛难忍！ 苏海又羞又急又气，大骂道：“你搞的什么鬼把戏？看老子怎么收拾你！”边骂边要起来。可是，那段沉重的木头紧紧和他连着，他只能抱着那段木头站起来。抱的松些，“那个东西”就被木头拉得巨疼。 这时，白娘子和小青现出身形，走了进来。小青嘲笑道：“苏书记搂着木头在变什么把戏？” 苏海急忙道：“你们快去找木匠来救我！我有重赏！” 小青笑道：“我把你送到木匠那里去吧！”说着，就对着苏海吹一口气，喝声“起！”，只见平地刮起一个旋风把苏海和木头裹起来，飘了出去，一直飘到第一生产队的饲养处，才跌落下来。（.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 饲养处也是生产队的队部，许多社员正在那里记工分。见一个光着**的人搂着一段木头飘进来，落到地上，都大吃一惊！众人定睛看时：哎呀！这光着**搂着木头的人不正是苏书记么！ 生产队长惊疑地问：“苏书记，这是怎么回事？你在练什么气功？” 苏海急急说：“快！快去喊木匠！” 这时众人才看清楚：苏书记的“那个东西”原来深深地插在木头里。人们不禁哈哈地笑起来。有个人嘻嘻哈哈地说：“快来看，苏书记在练‘刚强不倒’功哩！嘻嘻！”还有个人说：“苏书记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久经沙场磨炼出来的，这么硬的木头也能插进去！”人们又是一阵哄笑。苏海听了，又羞又气，但也无可如何，只是搂着木头站在那里等着木匠。 队长领着一个木匠来了。木匠一看直“作牙花子（发愁）”，说：“苏书记，我用斧子劈开木头试试，你可要忍住疼啊！” 苏海说：“快劈吧！” 木匠拿起斧头一劈，苏海疼得就像杀猪般叫起来。木匠急忙住了手。看那木头时，只有浅浅的一道痕迹。木匠大吃一惊：“咦？这是什么木头？这么硬？”他又用锯试试，锯不动。木匠说：“这木头太硬，得用钢锯。去喊大队电工吧。” 电工拿着钢锯来了，还是锯不动。这时，来看热闹的人多了，整个大队都轰动起来。 电工说：“苏书记，我看你先回家，我再想想办法。” 苏海也只好点头答应，被几个干部搀扶着，搂着木头回到家里。 苏海“**木头事件”很快传到了公社和县里。县里来人调查，戴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县里来调查的干部找白娘子和小青，人已不见，只留下一张信笺，上写着：“苏海横行乡里，作恶多端，死有余辜！逮捕苏犯之日，就是木头脱落之时。” 三元大队社员民怨沸腾，纷纷向县里调查组告状，称苏是“苏日本”、“活阎王”、“土皇帝。1960年5月5日，县委政法委党组提出《关于苏海严重违法乱纪、打死人命一案预审情况和处理意见向县委的报告》：”苏犯一贯利用职权，行凶作恶，残酷欺压群众，打死打伤人命，强迫群众给死猪出葬，任意压低群众口粮标准，奸污妇女，贪污多占，还多次伪造历史，假充功臣、排长，实属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已构成反革命罪，罪大恶极。我们意见，判处死刑，以平民愤。” 正当此时，全国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苏海案成为运动典型，层层上报，又为中央批发全国，以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从而震惊全国。 《蛇仙游记》第二卷 36、小青审理“荥经惨案”（一） 白娘子和小青在人间巡游，救济饥民，惩罚酷吏，虽然是杯水车薪，也是尽力了。一天，接到阎罗王的请柬，说近日要审理“虐待百姓案”。因为案件及涉案人员非常多，特聘请她俩主审案件。姐妹二人即驾祥云，来到酆都城，直奔阎罗殿。阎罗王率判官、黑白无常、牛头马面等大小官吏将白娘子和小青迎进大殿，落座献茶。 阎罗王说道：“近来无数冤魂涌进酆都城，向我喊冤告状，状告当地父母官疯狂虐待百姓，致使当地无数百姓饿死或被打死。由于案件及涉案人员非常多，特请二位上仙帮助主审案件。敬请勿辞劳苦，为无辜百姓申冤。”说罢，起身向白娘子和小青躬身作揖。姐妹二人急忙离座还礼。说道：“大王为民做主，惩办贪官酷吏，小仙非常敬佩！小仙一定秉公执法，协助大王审理案件，为民申冤，严惩贪官酷吏！” 当即议决，明天开庭，由小青主审“荥经惨案”，由阎罗王主审“四川封疆酷吏”，由白娘子主审“信阳事件”。 第二天，小青在阎罗殿二殿开庭，审理“荥经惨案”。小青头戴凤冠，身穿霞披，威严地坐在正中交椅上，两夜叉手持钢叉侍立身后；正中公案上放着大印和一筒竹签。左侧公案后坐着判官，右侧公案后面坐着无常，一群鬼卒手持刀枪剑戟叉锤、狼牙棍、水**等，杀气腾腾地分列两边。 小青高声命令：“传虐民嫌犯邢某！饶某！” 鬼卒们一声呐喊：“传邢某！饶某！”就见两个蓬头垢面、披枷带锁的人被鬼卒押上大殿，跪在公案前。 白娘子喝道：“你姓氏名谁，身任何职？” 荥经县两任县委书记邢某和饶某报了名号。 小青喝道：“你等狗官，好好听候审判！” 第一个控诉人愤怒地控诉：我叫于广，四川省荥经县城关公社官田坝大队第四生产队社员。 1958年，全国“大跃进”，农村进入人民公社，上边要求我们跑步进入“**”。 那时人们完全没有了正常的生活和种田的规矩，一个个的小家庭变成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大家庭。所有的家具都集中到公共食堂，用得着的就用，用不着的就做烧火柴；所有的金属用具除了镰刀、锄头而外，连门上的扣子、箱子上的饰件都拿去大炼钢铁。房屋除了用作睡觉而外，没有其他用处。甚至于住房都属于集体的，经常叫你住哪里就住哪里，有些户的房屋被拆除了，把人赶到人口集中的大院子里，行动军事化，下地干活除了带上农具外，还要在腰杆上别上碗筷，打破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作业界限，哪里干活哪里吃饭，吃饭不离开“阵地”。那时是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 最害人的是搞“稀株密植”，高产田、卫星田，名目繁多；浮夸风盛行，粮食产量就象吹气球那样不断膨胀，到处都在出高产、放卫星、万斤田、万斤坝，明明是减产硬说是增产。大丰收当然紧接着高征购。 1959年春节刚过，公共食堂的粮食便捉襟见肘了，每天只能以少量的粮食维持度日，拼凑些五谷杂粮，磨成面粉加糠做成馍，全劳力每日八两（十六进位），次劳力六两、半劳及小娃娃四两。全队男女老少280多人，一天到晚就咽着口水等吃。有时连糠馍馍都断顿，找些喂猪的红苕根根、洋芋坨坨煮熟，每人一汤瓢。无论大人娃儿都饿的面黄肌瘦绿，一双双饥渴眼睛四处搜索，巴不得有点什么东西塞进嘴里。捱了一段时间，连糠馍馍都维持不下去了，就在一大锅水里搅上两三斤杂粮面粉，就靠这种“面糊茶”来填充肚子。每天在食堂里尽听到小娃儿熬熬哭叫，扭着大人要吃的，大人们除了无可奈何的哀声叹气外，别无他法。但就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准说一个“饿”字，否则马上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社员们忍受着饥饿去出工，指望着秋收后能摆脱眼前的困境。 幸好是在春天，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满山遍野的野菜树木都萌发了，开花了。大家都有常识：凡是猪牛牲口能吃的野草，人就能吃。鹅香草、侧耳根、水芹菜、鱼鳅串、车前草、苦马菜、野苕子、米麻花叶、槐花、脱皮籽花、野棉花等等。割回来淘干净，加上食堂里打回的二两谷面搅和在一起充饥。 那年真还托大自然的福，除了野菜野果可充饥外，有能力的还可去捕捉老鼠、摸鱼、逮蛇或泥鳅、黄鳝，逐渐又扩大到捉癞蛤蟆、蝌蚪、枇杷虫、蜗牛、田螺甚至蚂蚱、蚯蚓、蚂蚁等。 好不容易熬到麦子灌浆待熟，一群饿得黄皮寡瘦的小伙伴约上我，偷偷去割田里的麦穗。躲在河坝头捡些水打柴生上火，把麦穗放在火苗上烤熟，双手一搓，吹去芒壳，一把塞进嘴里，那香喷喷的滋味，我敢说只有我们经历过粮食关的人才享过这种清福！吃饱了，个个脸、嘴、手都黑黢黢的，真像个活鬼，互相戏谑着，庆幸这下饿不死了。 小春终于收成，大家以为可以把命逃出来了，这时，上面宣布：“先国家，后集体”――征购粮交完后又没有粮食了，仍然喝面糊茶汤汤，于是伸长脖颈望大春。 在玉米地里垒埂子栽红苕藤时，人们就偷偷地把刚长出嫩粒来的玉麦苞苞掰下来，连“骨头”一起啃，红苕藤的尖尖也往口里塞，大家都学会吃生的，不管生瓜瓜、生豆豆、生茄子各种蔬菜都能吃，就像牲口一样见啥吃啥。收拾庄稼时，大家还是掰玉米吃玉米、挖红苕啃红苕、割谷子嚼谷子，当然只能生吃，不敢拿回家，一是在家做吃的不方便，因为根本没有炊具；二是监管很严，根本没有自己支配的时间，而且一旦被发觉，还要挨打受辱。有个叫兰潘氏的老娘子揣了些谷子回去，在深夜里用砂锅炒干，用手磨子磨去外壳，还没吃进口就被干部发现，收缴了手磨砂锅，砸了炉灶，还弄去跪打。 高征购下的秋收最后也没能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接着又是反右倾，反瞒产私分运动。上头到处都在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社员们每天都把收起来的谷子运到县仓库堆放，在县仓库晒坝头翻晒，晒干后立即收入县仓库。有时阴雨天收起来的谷子晒不干，就在食堂用大锅炒、炕，连夜赶交公粮。当时的最高指示具体明确：“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代以瓜菜……”所以就在收割庄稼那半个多月吃过干的，而且都是按劳力等级定量供给。等到“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之后，就只剩下些间种的五谷杂粮和风桶尖上的二仓秕谷作社员的提留粮了。 天，是风调雨顺的天，地，是肥得流油的官田坝，可上边说我们遇到了特大的自然灾害！灌了半年的面茶汤汤，人的营养严重缺乏，体力严重透支，水肿病终于挡也挡不住地来了。先是走不动路，接着是起不了床，一个个由皮包骨头变成了黄肿烂熟的大头和尚，眼睛肿得眯成一条缝，双腿象木头棒棒，小腿上一按一个深窝。山上坝头的土地几乎都丢荒了，全县各公社普遍出现了饿死人现象，公社终于办起了临时肿病医院。 城关公社的临时医院就设在我们官田坝的大四合院里。处方很简单：麦麸子、细米糠、玉米和黄豆面粉再加点儿红糖蒸成糕，切成一两重的小方块，取名叫“红发丸”，一经服用，简直是奇效！连服几天水肿便消退了。可是水肿病人太多，而医院太小，整个四合大院全部用晒垫摆满了地铺，最关键是“药”少，供求矛盾尖锐，只好减“药”减人。水肿稍轻的还住不进医院，住进去的稍有好转便强令出院，出来两三天又复肿，当时有“三肿三消，四肿翻撬”的谚语，进出连番四复，最后还是拄着杖进去，横起抬出来――变成了尸体。 那年冬天，公共食堂里也在到处找寻些能代替吃的东西，青菜、厚皮菜加糠面就是最高级的食物了，可惜就是供不应求，刚到初冬就菜根菜芽都抠光吃尽了。食堂又从县仓库里运来粗糠，加上玉米骨头，经炒、炕后磨成面，或者是用玉米壳渗上石灰水，浸泡几天、捣茸，捞去粗纤维，过滤成粉，多是石灰沉淀物，加上米浆，做成米豆腐，一斤米能做18斤米豆腐。无论怎样变着花样吃，也总是解决不了饥饿问题，别的食堂还想出了新招，用人尿加清水，晒上两周，待水中生出青苔，取名叫小球藻，就以这种尿水来充饥。我们食堂则把能走动的人派到山上去挖蕨鸡根、粉葛根、牛马藤、岩板花根来滤粉、和着糠吃。 最残酷的时刻终于来临，1959年冬天，公共食堂无法维持，断炊了！家家都开始死人了，今天这家死一个，明天那家死一个，多是壮劳力。那时死了人都没有哭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个个都站在死亡边沿，不知何时便轮到自己。许多人嘴上都叨念着一个最高理想：能吃一顿干饭死了也值得！ 那年冬天，我在县城“二完小”上六年级，虽然饿得皮包骨头，但还在坚持上学，老师们一个个不是面黄肌瘦就是浮泡肿脸的，尽管他们每月有18斤口粮供应，也还是不够身体的需求。缺课的同学一天比一天多，全班50个同学，除了有1/3属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在坚持上学外，农村的几乎都饿得不能上学了。就在那年冬天，我们班也饿死了五位同学，一个叫张建华，是个高大结实的胖娃，他与我同一个生产队，在他爸、妈、叔、婶都先后饿死没几天，他也饿死了。还有同队的张玉梅同学，在到南山挖蕨鸡根的路上饿得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另外三个饿死的小朋友也都才十一、二岁，应该是朝气蓬勃的少年，却走完了不该走完的人生路！ 在那个恐怖的冬天，山上坝头凡是能吃的野菜、野果、昆虫都吃光了，连最贱的鹅香草都长不赢人们对它的需求。到处都是一片赤地，稍有点草芽刚出土，即被饥饿的人群争着挖光了。我们队里有个五、六岁的娃娃叫徐元康，他爸、妈、哥都在那个冬天饿死后，他饿的走不动了，就倒在田坝上歪着脑袋去啃那一点点的草芽儿，一直啃到断气后才被人发现。 在那个恐怖的冬天，人们饥不择食到了难以想像的程度，又发现了些能“吃”的东西――树皮，桤木树、桦树、枇杷树的皮，观音土，还有用作肥料的菜籽油枯，皮口袋、皮箱、皮撮箕、皮带、皮鞋等。 各种树皮当中，最好吃的要数枇杷树皮了，它的苦涩味淡些，又有糍性，颜色呈高梁色，把它舂磨和糠面做成馍，大家打精神牙祭称之为高梁馍馍，叫观音土做的是粉子馍馍。说起那个观音土，白里带点黄，吃进口象糯米样糍粘粘的，不含沙不踮牙，不苦不甜的白味，手感细腻，可就是绝对没有营养，饿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口大口往肚里吞，结果消化不了，坠胀难受，又拉不出来，好些人就这样让泥巴砣砣给胀死了。那树皮和糠做的馍馍，吃时要克服它苦涩麻辣及说不出的怪味，拉的时候蹲几天几夜都拉不出来。用手去抠，用竹片去掏，整得鲜血直淌。饥饿又加上这样折腾，哪有不死的！还有的人真的不想活，实在饿的受不了，就把润肤的凡士林冲开水喝，把蜡烛、肥皂啃来吃，把蓖麻籽炒熟吃，吃了以后，上吐下泻，死得更快。 《蛇仙游记》第二卷 37、小青审理“荥经惨案”（二） 于广接着控诉：还有好些人是没被饿死前而被打死的。那时村里都豢养着几个打手，他们吃饱了就背着枪到处巡查，发现哪家房子上冒烟了，便冲上门去砸锅砸灶。上院子的几个社员因为扯了点油菜来充饥便遭到吊、跪、打，受过毒打的也较普遍。有去偷菜的，偷吃庄稼的，偷猪牛的，偷刚播在地里浸过农药、大粪的种子的，去撬保管室门的，偷食堂馍馍的，总之都围绕一个“吃”字而受尽凌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树德堂的院子里，有几个社员冒死去宰杀耕牛，被发觉后，把他们四个人押在四合院天井中站起，打手石开泰手握一丈多长、茶杯子粗的铁头子金竹竿（院里原来做过粉条，有许多晾粉竿），气势汹汹的站在廊檐下，挥动竹竿，风声呜呜响，猛朝天井中的人劈去，两人立即倒地，张着嘴，半天叫不出声来。接着又选好角度劈向还没倒的另两个人，全都倒后又喝令站起来，再打，直到把竹竿抽成光刷刷又另外换一根，一直把四人打得再也站不起来爬在地上奄奄一息才罢休。那当场喊“石爷饶命”的求饶声、凄厉的惨叫声，围观群众的叹惜声，小娃娃的吓哭声，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 另一种刑法是吊“鸭儿子浮水”，一个当时才15岁的小伙子王富清，打手用细麻绳将他吊起后，还在背上加一个百十斤重的石头；有个妇女吊起后，还被脱下裤子，用荨麻抽下身，用极其下流的手段凌辱人。有一个30岁的妇女，就是被打手丁xx用锄把捅进**戳死的。还有一种刑法就是把偷牛的人代替牛来耕田，大冬天，脱光了身子拉上犁头耕田，走不动就打。我们队就有四个社员被打死。全县饥饿又挨打死的就不知多少了。死后还背上“偷贼”的罪名，说被打死的是坏人，来标榜其打人的合法性。其实被打死的都是一贫如洗的好社员，当时称为贫下中农，阶级兄弟。（.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成分不好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早就整怕了，宁饿死也不敢去偷。但我敢断言在农村凡是活下来的下层人没有一个没去偷吃过庄稼的。死去的人蒙冤含垢，活下来的人何尝不是蒙冤含垢呢？那时的情况就是全民皆“偷”啊！ 三年的大饥荒中，我们这里从1959年冬到1960年春是死亡的高峰期，一条大路从我们生产队通过，这段时期每天都看见乡下逃荒的人经过这里，走不动了，倒下去便死在路上。从北门口到飞机坝这段路仅一公里。一天都要倒下几个，又没人及时收尸。在北门口那条小街上，住着五、六、七三个生产队，每天一辆架架车专门拉尸体去倒都忙不过来，刘万寿家一家五口就死去三口，他父亲死在床上十几天才轮到拉去倒在黄沙坝河边上。四乡山区各公社的死人情况比我们城关公社更惨，一家一户死绝的也不在少数。复顺公社的太阳弯生产队几十户人几乎死光。我的同学方联森说，他1960年到三合乡去，亲眼目睹了在一个住有五六十人的大院子死得清清静静的，长期没人掩埋，那些先后死去的尸体横陈竖摆，各具惨状：有背靠大门框，眼巴巴站着死去的，有横担在门坎上，伸出手作呐喊状的，有蹲在墙根的干尸，有母亲抱着婴儿死在床上的，有刚死不久被老鼠掏去眼珠、咬得血淋淋的，有死后被人割了**肉的。 在烈太公社共和队我叔叔家，一天就饿死三个孩子。有一个一岁多点的小女孩，她妈已经饿断气了，她还在身边吮奶。到后来，那些死在路边上的人，晚上就被割去身上的肉，我也亲眼看见过在小壕头路边上，两具男尸被脱去裤子，从臀大肌到腿肚子的肉都被割走了，露出青紫色的刀痕。吃死人的现象很快播及开来，虽然饿死的人只是皮包骨头没多少肉，但比起吃观音土来要强多了。（.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倒在路边上的尸体吃完了，就去吃倾倒在河边上的尸体，甚至有些埋在土里的新尸都被挖出来刮去了皮肉。邻队丁x氏的孩子刚死，她便悄悄宰割煮着吃了，她虽然存活下来，却疯了，逢人就问：“看到我的毛毛吗？快告诉我，他在哪里？”在太平公社还发生偷吃别家活娃娃的事。 第二个告状人是位记者，他控诉道：四川荥经古称若水，地处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地区中部，距成都175公里，扼川滇、川藏线的咽喉。荥经土地资源丰富，全县幅员1781平方公里，辖25个乡镇，当年人口6万余。自古以来，荥经就以其文化底蕴厚重，而享誉历史。 1958年8月底开始，荥经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始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办钢铁，“跑步进入**”。1958年，荥经县人口六万多。至九月，全县建起十多个人民公社，大办起五百多个公共食堂，全县人民被纳入“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的“三化”，即“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军事化体制。 在山高水冷的荥经县，人们长期以林木和茶叶为主要经济来源，粮食作物为玉米、薯类，水稻为一季中稻，亩产约二三百斤左右。但在大跃进年代里，邢书记亲手扶植的高产“卫星”，就达到亩产“万斤”、“三万斤”和“六万斤”！荥经县成为雅安地区大放高产“卫星”的“红旗”县。 大办钢铁，荥经县又成为雅安地区大放“钢铁卫星”的“红旗”县。全县抽调二万多劳动力，拆屋揭瓦，大建土“高炉”，上山砍树，建窑烧炭。四个多月下来，全县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被毁掉大半，仅留下几处山大断路的原始森林幸免于难。荥经县因此换回“钢铁卫星”红旗十几面！ 是年8月起，全县农村青壮劳力全部开进“钢铁基地”，只留下一万多妇女和老弱病残耕作和秋收。秋收季节，劳力奇缺，大量粮食烂在地里。到了年底，地委开会落实国家征购任务，邢书记又在会上大放“卫星”，说是五八年粮食产量比五七年翻番，由2800万斤，增产到5600万斤。实际上，当年粮食减产两成多。秋收不到两个月，就出现浮肿病和饿死人情况。国家征购任务又按“高产卫星”数字，任务“落实到社”。一些公社干部向邢书记反映实际情况，遭到县委高调痛批，一顶顶“右倾机会主义”、“落后保守”、“富农思想”的帽子压下来，一杆杆“白旗”插下来，一车车粮食源源不断运出去。荥经县又一次夺得“征购红旗”，而全县粮食几乎全部被征购殆尽。 五九年夏，所有食堂都断了粮，社员拿草根树皮塞肚皮。由于政策调整，夏粮收割，全县粮食情况略有好转，部分地区还给社员发放了一点救命粮。 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更大跃进”**，荥经县又是“红旗”县！五九年全县粮食总产才一千多万斤，人均不到百斤。而邢书记又是一番“更大跃进”的神吹，声称粮食总产比1958年翻一番。在“更大跃进”的大潮中，“跃进派”邢书记上调，得到提拔。大跃进中屡放“卫星”的饶某，接任了荥经县委书记。他接下的是个烂摊子，但他继承了前任风格，在一门心思“更大跃进”、“夺红旗”的指导思想下，终于把这个烂摊子，闹成个更大灾难的深渊。 饶某上任，刚好赶上庐山会议后“反击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掀起“更大跃进”的政治运动**继续来潮。一贯积极卖力的饶某，当此之际，正是如鱼得水，大显身手。 到1959年底，县委初步摸底，是年秋粮大减产。饶书记接着前任的高调报高产，大喊荥经实现了更大跃进，结果征购指标比实际产量高出一倍多。饶青下令，先完成征购，再安排生活，粮食收下来一律就地征购，就地进仓，就地封存，然后上调。老百姓口粮、饲料和种子不管。但就这样还是完不成任务。为此，他在全县党代会上提出报告：《乘胜挺进，在胜利的基础上，再接再历，继续反右倾，鼓足干劲，为夺取一九六零年的更大跃进而奋斗》。不顾群众大批死亡的事实，继续大讲大跃进、大丰收、大好形势！ 为了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按中央和四川省委的布置，饶某亲自挂帅，大搞起“反瞒产”运动。在老百姓大量饿死人情况下，县委组织各级工作队和工作组，下到社队，大力施压，以极其残酷的暴力手段，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反瞒产”运动。 “反瞒产”运动的宗旨，用饶某的话来说，就是“不惜动用一切手段，要从社员家里和社队仓库中把粮食搞出来！”为此，县、社、队各级工作队、工作组和社队干部一起动手，开展起一场以暴力“催粮食”的“人民战争”。于是，县、社大量调动武装民兵，荷枪实弹，挨家挨户搜查粮食。查出粮食，不仅当场没收，而且还要殴打、惩罚户主全家人。 在这场“人民战争”中，各级干部对“不老实”的干部群众，使用了拳打脚踢，罚跪，揪头发，煽耳光，捆绑，吊打，人撞人，火烧，锄把捅进**，刀砍，活埋等几十种刑罚！ 这场运动的结果：社队仓库基本掏光，公共食堂基本断粮，社员群众基本靠野菜为生！到1959年11月初，60%的食堂粒米不见，全靠红薯、玉米掺野菜下锅煮糊糊。五九年冬天开始，绝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炊了！为了体现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公共食堂奉命不得停伙，必须冒烟！于是，食堂将糠壳、红树藤叶（晒干）、玉米秸秆、棉花壳等磨成粉子，掺上野菜、树叶之类，号称“吃饭技术革命”，煮成“面糊糊”的稀“饭”，成年社员一餐两汤瓢，老弱病残则一餐一汤瓢。 《蛇仙游记》第二卷 38、小青审理“荥经惨案”（三） 记者接着控诉：到1960年初，全县各公社的公共食堂，掀起了一场“吃饭技术革命”的“代食品”运动。青菜、厚皮菜加糠面就是最高级的食物了，可惜就是供不应求，刚到初冬就菜根菜芽都抠光吃尽了。食堂又从县仓库里运来粗糠，加上玉米核核，经炒、炕后磨成面，或者是用玉米壳渗上石灰水，浸泡几天、捣茸，捞去粗纤维，过滤成粉，多是石灰沉淀物，加上米浆，做成米豆腐，一斤米能做18斤米豆腐。无论怎样变着花样吃，也总是解决不了饥饿问题，别的食堂还想出了新招，用人尿加清水，晒上两周，待水中生出青苔，取名叫小球藻，就以这种尿水来充饥。我们食堂则把能走动的人派到山上去挖蕨鸡根、粉葛根、牛马藤、岩板花根来滤粉、和着糠吃。 1960年春，公共食堂大多停伙。家家都开始死人了，开始还是今天这家死一个，明天那家死一个。先是死壮劳力和老人，随即死的是那些想省下一口给娃儿吃的主妇们。到后来，死亡如瘟疫般蔓延开来，有的生产队，一天就饿死十几个。复顺公社太阳湾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几乎死光。不到半年，荥经县饿死了一半人。有的公社书记向饶某汇报，请求开仓发放粮食，遭到饶某严厉批评，说是带头闹粮！是小“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要严肃处分。社员肿的肿，死的死，四乡八野，尽是哭声。逃难的人们流向县城，流向外地。从各公社到县城的路上，每天都有一路倒地的死尸；而县城四街八巷，到处都是饿死者或干枯、或肿胀、或发臭的尸体！饶某视而不见，自己和老婆天天开小灶，吃肉喝酒，直吃得红光满面！吃饱喝足，饶某还在大唱跃进高调。县委办公室汇报，对于满街的死尸和各公社的死人问题怎么办？饶某怒喝道：“怎么办？抬出去埋了！这点事还要我告诉你啊？！” 由于县城死人多，开始人们还将死尸抬出去，用席子一裹，挖个坑掩埋。随后，死尸越来越多，埋尸成了各苦差事。于是，县里决定给埋尸的人以“粮食补助”。而奉命掩埋的人越来越精，想方设法进行“技术革命”，挖下大坑，抬来死尸往里扔。后来干脆不埋了，死人往沟里扔，或者扔到随意扔在县城北门口外的那条小河沟里，任其顺流而下。 在农村，开始还有人埋。随后，因死人太多，而活着的人们，也大多病病殃殃地自觉得离死不远，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埋人。尤其是那些死得只剩下老小病残和那些全家死绝的家中，死人搁在家中无人过问，一直臭气冲天，最后烂得只剩下骨架！ 1958年荥经总人口是63717人；1962年，总人口降至29850人。三年饿死三万四千多人，人口减少以上。五九年底至六一年夏，荥经县发生大规模死人事件，被称为“荥经五九事件”，又称“荥经惨案”。荥经惨案中，许多村庄灭绝人烟。 据《荥经县志》“人口变动”载：1958年荥经总人口是63717人；1962年，总人口降至29850人。三年饿死三万四千多人，人口减少以上。五九年底至六一年夏，荥经县发生大规模死人事件，被称为“荥经五九事件”，又称“荥经惨案”。荥经惨案中，许多村庄灭绝人烟。 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央一线领导人对大政方针的调整决心日益明确。当此之际，“荥经惨案”仍在大规模持续发展。荥经县和雅安地区不少人写信向省委和中央上告。省长李大章到荥经调查后，震骇惊心至极。正值中央下令开展反“五风”运动。为抓典型，省委书记李某亲自下令，雅安地委书记秦某主持，将饶某当“整顿”和“反五风”的典型逮捕，并以“破坏三面红旗”的罪名，判了八年刑，送简阳平泉劳改农场劳改，跟着一个劳改刑事释放后的就业人员雷师傅赶马车。饶某老婆一看他落到如此下场，恐怕再也没有翻身之日了，于是坚决要求与他离婚。而接任饶某职务的新任县委书记尹某，垂涎美色，连人家职务和老婆一起接收了，一贯在县委大院摆书记夫人派头的饶太太，于是变成了尹夫人。 在劳改营里，饶某念念不忘的恨事，一是说自己是李政委和邢书记的替罪羊；二是老婆被尹某“抢占了”。 第三个控诉人是位干部。他控诉道：就在“荥经惨案”发展至最**之际，荥经县凰仪公社发生了震惊四川高层的凤仪“反革命武装暴动”案。其案情就是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带领“五类分子”武装抢夺国家粮库。 凰仪位于荥经县城西南部，距县城20公里。六0年春，凰仪公社各食堂都断粮绝炊，短短几个月，死了快一半人。有的在地里干活，倒地就断气了，有的在路上走着就倒地死亡。在公社驻地凰仪堡的小街上，几乎天天有死尸。偏桥沟、木沟岩一带村子几乎死绝了人。当时李文中是凰仪公社武装部长。李文中的婶娘死后，叔叔带两个儿女去逃荒，还没走出公社地界，一家三口全死在路上，几天后有人告诉他才去收尸。他把三个尸体背上，轻飘飘的加起来没一百斤！一路上，他看到路边、河边、山坡上，到处都是枯瘦如柴、皮包骨头的死人。 当时荥经县死人太多了！尤其是凰仪公社，家家户户都有饿死的，有的一个村子都死绝了。还有吃死人的，杀老婆孩子吃的，惨不忍睹啊！ 李文中本是一个忠厚老实，积极听话的干部。眼见死人如潮，于是找到县委，向县委书记饶某反映灾情，要求立即发粮救灾。没想到招致饶青、某一顿狠批，说他是“站歪了阶级立场”，要严肃处理。李文中实在忍不下去了。他想：去***，与其饿死，不如抢粮。决心宁肯自己死了，也要为还没死的老百姓搞点粮食吃！于是，他拿起了枪，率领公社部分武装民兵和勉强能走动的社员，进行了一次在当年真是石破天惊的伟大壮举──持枪闯国库，开仓抢粮救灾民！当他持枪和饥民们一起闯进公社粮库时，遭到粮库干部的阻拦。李文中怒火中烧，用枪顶着粮店站长，逼他打开粮仓，随行的饥民欢呼雀跃，一袋袋白米和谷子，被背回了饥民的家中。 粮食是搞到了，饶书记闻知凰仪公社李文中带头抢劫国家粮库，怒不可遏！说他带领五类分子搞反革命武装暴动，报经上级批准，以“反革命武装暴动”罪，判了他20年。随即送到四川省第四监狱，即苗溪茶场劳动改造。他曾愤愤不平地对人说，其实跟他一起去搞粮食的人，没一个是五类分子。五类分子比社员更惨，早就饿得死翘翘，没死的得水肿病，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虽然判了二十年，但李文中决不后悔！那些抢到粮的人，死前还是吃了一顿饱饭的嘛，他对得起自己做人的良心！他说：一个政府，最起码的事，是应该让人民吃饱饭！ 干部控诉罢，恳切提出：“恳请大王为李文中平反昭雪！” 控告者接二连三…… 小青庄严宣判：“将二酷吏打入十八层地狱，受遍地狱酷刑，转生为荥经县公母二驴，给荥经百姓干活、骑坐，将功赎罪！” 又对那干部道：“李文中舍生取义，心记百姓，当今圣明，很快就会弄清真相，为其平反昭雪。” 《蛇仙游记》第二卷 39、阎罗王审理“虐民封疆大吏”（一） 阎罗王在阎罗殿一殿开庭，审理“虐待百姓案”。阎罗王头戴平天冠，身穿蟒袍，腰横玉带，威严地坐在正中交椅上，牛头手持金锤、马面手执银叉侍立身后；正中公案上放着阎罗王大印和一筒竹签。左侧公案后坐着判官；一群鬼卒手持刀枪剑戟叉锤、狼牙棍、水**等，杀气腾腾地分列两边。 受审者是某省委第一书记李某。李某披枷带锁被鬼卒押进大殿，却桀骜不驯，不肯下跪。阎罗王大怒，喝道：“你好大胆，到了公堂为何不跪？” 李某抗声说：“我乃二品大员，为何拘捕我？” 阎罗王怒喝：“你装什么糊涂！你有八百万条人命大罪！现在有数万人告你，快老老实实地跪下听告状人的控诉！” 当下有两名鬼卒用大棍猛击李某双腿，李某痛入骨髓，不得不老老实实跪下听审。 一位干部来到公案前，手指李某说道：“你出任是省委第一书记，治理十几年，硬是把一个天府之国治理成一个饥饿之乡！”接着，揭发控告李某搞浮夸、瞎指挥，祸害农民：1958年3月6日，四川日报登载了方水井农业生产合作社搞的一种快速育秧法，秧苗7天育成，这显然是吹牛蛮干。李某立即要《四川日报》“大力发现和支持新事物”，并召开电话会议，要全省各级党委报送如象“快速育秧”那样的“新事物”。指示下达后，《四川日报》报道，出现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新事物：彭县的“篼棉花”，中江县的“竹箩玉米”，荣经县的“空中玉米”和“空中红苕”，“不用土地可以种庄稼”，“向宇宙空间开辟粮食基地”。还出现了什么“猪打牛奶针，每天长两斤”，“一个脚板苕要两人抬一窝南瓜结96个，重1116斤”，“母猪产仔多，两月出双窝”，“一只母鸡两小时生八个蛋”等等离奇古怪的“新闻报道”。 大跃进”中造成恶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自以为是的蛮干“瞎指挥。1958年11月13日，在外开会的李某打电话给四川省委说：“粮食要搞少种高产多收。”并叫省委搞一个“紧急通知”，第二天就登四川日报。(.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当晚，四川省委电话会上提出：全省一亿一千五百万亩耕地，1959年只种一亿亩。―声令下，各州、县闻风而动，反对者立遭恶运。粮食种植面积大大缩小。蛮干的结果，大量土地荒废，粮食大大减产。 李某不顾有无条件硬性规定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结果冬水田放不干，种了小麦也欠收；待第二年小麦收割后田中无水，秧苗也插不上，既误了农时，水稻也减产，结果是小麦水稻两头失落。 当时，谁要实事求是，谁就是“观潮派”、“右倾保守”，就得挨整。传统农业耕作模式，流行几千年，养育了中华民族，而今全盘推翻。什么“深耕”、“密植”、“苦战”、“夜战”……新口号层出不穷。 正在北京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李某，看到各省都在报纸上“放卫星”，打电话给四川省委，要立即放大的“卫星”。过了不几天，传出郫县红光公社放5万斤‘卫星’的消息。李某回成都后，在省府礼堂干部大会上批评，不放‘卫星’是不相信新生事物。反右倾开始，不同意放‘卫星’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夏戎、温江地委副书记曾笳都受到批判。 重压之下，“卫星”越放越大，越升越高。郫县成了“卫星”发射场，频频升空。9月29日，原先不敢报道亩产4万斤消息的《四川日报》，率先报道郫县友爱乡第九社亩产82525斤水稻的“卫星”。这是当年四川农业战线上放的最大“卫星”！省上当即派农工部一个处长去验收。还派农业厅厅长下去蹲点，在《四川日报》上倡议“大搞万亩万斤”指挥田，全省强制推广。 农业高产卫星竞相发射升空，四川蓬溪县园艺场亩产苹果14714斤的牛皮“卫星”还上了中央大报。这些离奇骇人的典型，有些是移多花接一木，即将快成熟的庄稼并栽―处，更多地纯系睁眼说瞎话。 当时四川流传很多的大跃进顺口溜，比如：“稻谷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这还算比较“现实主义”的。[.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更浪漫主义的如：“玉米杆儿上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深耕细作产量高。一棵玉米穿云霄。彩带拴住玉米腰，吓得月亮弯了腰！”浪漫得不单可笑，简直可怕了――无数人巳分不清“神话”和现实，都生活在“大跃进”狂热幻梦中。 第二个控告人进行控告，历数李某在四川办食堂、炼钢铁、建猪场大刮“五风”的罪行。 第三人控告道：李某是反右倾运动的急先锋，在反右倾运动中，对好多爱民的清官进行了残酷打击：庐山会议1959年8月下旬刚结束，全国迅速开展“反右倾”运动。李政委立即紧跟。1959年的八月到九月，四川省委在成渝两市召开整整一个月的省委扩大会，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运动。 会议一开头，省委第一书记李某拿出一个高招――“钓鱼”。在到会的一千三百余名市、地、州干部在不了解任何背景的情况下，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张闻天的发言和李云仲给的信三个文件印发下去，让大家读。（李仲云是在庐山会议被点名批判的一个搞计划的局级干部）读后，让人人必须立即表态。事前，李某对自己信任的干部都打了招呼，于是“左派”们都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一些警觉性较强的干部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它；对三个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正直而又未得到内部消息的人。 干部们表完态，才放讲话录音，传达中央决议。在参加会议的人中间，“揭发出五十多个或者是右倾分子，或者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从中筛选出八个“典型”在大会上重点批判。其中批得最凶，并戴上“反党集团”帽子的，是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书记崔章、专员陈怀堂。 所谓以邓自力为首的“邓、崔、陈反党集团”，干了些什么反党勾当呢？邓自力从的《党内通信》下达后，在泸州地区解散公共食堂，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给社员分自留地，实行生猪私有私养等，解万民于倒悬，被泸州老百姓呼之为“邓青天”。以地委的名义，在全专区范围内普遍推行这些作法，为全川绝无仅有。邓自力搞这一套，下有老百姓支持，上有这一时期中央文件指示作依据，所以李某虽然恼怒也只有暂时隐忍。如今气候一变，立即被作为典型抓了出来，在省委扩大会上轮番批斗。会开到一半，有关泸州地委右倾机主义错误的材料已下发各地、市、县委。 大会重点批判的八个人中，李某认为最坏的是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夏戎。“八个同志比较”，他说：“如果讲品质坏，我看第一个要算夏戎，他是坏透顶了。――当然还没有彭德怀那样坏。”夏戎怎么个“坏法”？他带着检查团下去，社队干部带他们参观高产田，他扯起一把稻子当着众人吼：“这样的稻子能打几千斤？”仁寿县报告棉花亩产千斤，他挖苦：“连杆子一起秤差不多。”但这还不是他真正坏透顶的地方。真正“坏透顶”的事，是他竟敢在第一次省党代会上，不投李政委的票！ 李某下令：“可以保留党籍，到农村去锻炼。” 中央规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不发到公社，只能口头传达，而李政委要求：把提到“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省委文件下发到公社。他说：“这样做，同中央有点出入，但是，我看关系不大，不要紧！” 四川温江专区反右倾，经省委批准，在地区党委中揪出了一个“反党集团”，成员是：地委书记曾笳，地委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申培林，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 这三个地级干部是怎样“反党”的呢？1959年11月8日，温江地委向四川省委送交了关于地委书记曾笳，地委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申培林，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报告。 报告开列曾笳的罪状是：一、反对我国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散布核算单位宜小不宜大，在广汉北外公社把土地、农具、耕牛、包产权等下放到生产小组；二、反对大办钢铁，攻击大办钢铁要求急了，得不偿失；三、攻击五八年农业大跃进是吹起来的，五九年大跃进又失败了；四、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漫骂革命的群众运动；五、反对办公共食堂，背着地委把蹲点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划小，把粮食分给个人；六、反对毛猪公养，把蹲点生产队的毛猪分给社员，并分给社员自留地；七、不尊重地委集体领导、信口开河，发表违反党的原则的意见。 农工部长申培林是老右倾，如今新账老账一起算：一、从一九五o年以来，一贯对征购抵触，认为农民生活苦，鼓吹农民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民富而后国强是办好社的关键；二、反对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主张依靠富裕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三、鼓励发展个体经济，认为打击个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是反动的平均主义思想；四、反对总路线、否定大跃进，专搞阴暗面的东西；五、反对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强调因地制宜，取消国家计划；六、在反右倾斗争中态度恶劣，坚持错误立场，毫无悔改诚意。 给宣传部长景廷瑞定的“罪行”：一、一九五二年领导土改、镇反中右倾；三反运动认为斗争过火，“老虎（贪污犯）”是逼供出来的；二、一九五三年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左了，到处搜集材料，把农民生活描绘得凄惨万状，叫嚣要“亡党亡国”；三、一九五六年肃反中为反坏分子开脱，使大批坏人漏网；四、认为浮夸风是党内外没有民主，干部、农民不敢讲真话，叫嚣“潮流真可怕”；五、到处叫嚣征购高了，农民没粮食吃，认为干群关系、工农联盟可能会出大问题；六、认为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生猪公养违反了经济规律，竭力主张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七、认为目前应当反左而不是反右，对彭德怀的反党纲领表示“完全同意”。 的县级以上干部就有102人，斗争范围扩大到公社生产队一级的农民干部就有16万多人。**四川省委1959年11月12日给**中央书记处报告四川反右倾的战绩情况说：“这次运动斗争十分激烈，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不同程度批判人数之多，批判的深透，是解放以来历次运动所没有的。” 《蛇仙游记》第二卷 40、阎罗王审理“虐民封疆大吏”（二） 第四个人控告李某高征购、反瞒产的罪行：四川省1959年实产粮食700亿斤，省委却向中央吹牛，报告说产粮316亿斤。结果，国家向四川下达的征购数为154亿斤，占实际产量产的百分之四十九（1958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百分之三十一）。一九五九年，四川地区粮食征购创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 四川的反右倾运动搞得凶，反瞒产运动搞得更凶。四川宜宾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2500多名基层干部，将该市所属农村的16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100余斤。结果38000多农民饿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跃进的牺牲品。 四川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完不成征购任务的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饿死了。 “四川粮仓”的温江专区，担负了远远高于全省平均征购率的征购任务。1959年全区粮食实际产量约20亿斤，征购任务竟达到15亿斤，约占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 在人均耕地仅有两亩左右的“肥富”地区，人均征购量达到六百到八百斤，个别社队甚至更高。华阳一万来人的白家公社，竟征购了大米一千万斤。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避免“瞒产私分”，有的地方，不等稻子完全成熟就组织抢收，不等晒干风净就往国家仓库里运，各级干部积极分子遍布田间、道路和仓库，分兵把口，组织监督，为的是不让农民把粮食拿走。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抢夺。 庐山会议前纠“左”时，政府曾动员农民在房前屋后，沟沟坎坎“见缝插针”种点瓜菜杂粮渡春荒，提出了“蓬沟搭架点瓜豆，院坝空地栽红苕”之类的口号，信誓旦旦保证谁种谁收。小家禽家畜鸡鸭鹅兔允许自养。家家户户就靠这么一点点“缝隙”苟延着性命。不料，政府现在又把这些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非割掉不可！于是，对社员搜家、搜粮、收‘见缝插针’，甚至捉鸡捉鸭。有些社员家里的泡菜、盐菜、鸡蛋、鸭蛋、海椒、盐巴等也不能幸免……。那情景令人怵目惊心！ 九月中旬，《四川日报》兴高采烈地宣布，到九月十日止，全省征购粮入库比五八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十一。十月底，温江专区完成了全年粮食征购任务，比以往提前三、四个月。实际上，绝大部分地方口粮所剩无几，有的收完粮食便无粮可吃了…… 控告到这里，只听大殿内外哭声震天：“四川被打死、逼死、饿死的百姓是八百多万啊！请大王为我们百姓申冤！”随着哭声，无数冤魂涌进大殿，扑向李某“索命”：“狗官！还我命来！”吓得李某软瘫在地。 阎罗王一拍惊堂木，喝道：“尔等暂时退下，要遵守秩序！本王一定给尔等做主！”众鬼卒急忙维持秩序，疏散众冤魂。 第五个人进行控告：高征购过后，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278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口粮已所剩无几。当时，吃商品粮的成年人每月15至20斤粮食，菜油2两，猪肉2两（有时半年也买不到），农民则远远比不上市民。在这时，李某竟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使得许多人勒紧裤腰带积攒的一点存粮化为乌有。无数人得水肿病，腿肿得透明发亮象要开裂。 饿死人的事从一九五八年冬季开始出现，一九五九年已经很普遍。大规模的死亡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o年冬春之间，象一阵迅猛的旋风席卷整个川西平原。从一九五八年冬季以来被精疲力竭的劳累、日益加剧饥饿折磨衰弱不堪的人们，再也经不住这次惨重的袭击，一批批地倒下了。 人吃少了会饿，会衰弱，但是要饿死可不那么容易。活过来的人说，一天有一两米也饿不死。然而现在已经不是缺粮，而是断粮，少则十天半月，多则数月，食堂停伙关门，什么吃的也没有。土地、牲畜、农具、土地上生长的一切都是“公家”的，农民家徒四壁，自由市场取缔，甚至到城里挤馆子都不可能了，一切淀粉制品现在凭粮票供应，而农民没粮票。食堂一关，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唯有死路一条。 第六个人控告，有的地方出现了吃人肉事件：大邑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三十岁，于四月二十三日把亲生女（李水清，八岁），儿（李永安，九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原因：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两，被发现，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给了她一人四两米，两个孩子即没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队长xxx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则将饭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做活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 泸州专区曾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在外地读书的学生放假回家，一天半夜闻到肉香，又听隔墙有咀嚼之声，从墙缝偷看，见父母正狼吞虎咽，次日发现弟弟没了踪影，回到学校便疯了。 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现年四十一岁，地主成份。五一年丈夫病死，为逃避群众改造，五二年便与贫农唐前武结婚，婚后夫妻感情不好。三月十六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管理区具棺埋葬。当晚其妻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背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一点五元一斤，共卖了十一斤十二两。事为食堂事务长黄荣太觉查，并在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鉴于潘素华抱有深入骨髓的阶级仇恨，有计划、有步骤地下此毒手，为了及时有力的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依法逮捕。 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三十九岁。解放前男人外出当兵病死，解放后在四大运动、土地改革中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统购统销后及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和两条道路斗争尖锐下，该周对现实极为不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不愿走合作化道路，直至公社化后才入社。三月十六日下午竟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 第七个人控告道：“许多人被活活饿死啊！”他是地委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梁进学。他控告说：我因实报所下放公社的粮食产量，在反右倾中受到批判，被下放到新繁的新民公社当社员。一九六o年三月，县上又要求我们一批下放干部到邻近的新都县马家公社“突击落后”。我先去二大队，我从马家中学后面出去一看，小春作物长得相当不好，特别是油菜，好些是“一柱香”，顶上只有几个小花苞。田里看不见人出工，只有几个女社员在淘苕菜。我走近问他们：“你们男社员哪里去了，怎么不见人做活路？”他们回答说：“男社员住居民点去了，只有我们几个女的还在做活路。”我心里一诧，问：“你们还修了居民点？在哪里？”他们用手一指，说：“在河边上，你们去看嘛！”我顺着他们指的方向，走了一里多路，到河边上一看，我的天啊！那是公社化以后规划的集体坟园，两片坟莹，几乎全是新的，大致有一百多座。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返回到这个大队的三生产队公共食堂，在食堂门外红苕窖里看到丢了一个死娃娃。我找到生产队长说：“把那个死娃娃找个地方埋了。”他找到几个社员下到红苕窖拖孩子，下边还有个死了的老太婆。生产队长为难地对我说：“实在饿得没办法了，人死了都顾不得埋了。” 《蛇仙游记》第二卷 41、阎罗王审理“虐民封疆大吏”（三） 第八个人控告道：干部打人很厉害，不少人被打死或者被逼自杀啊！”接着，他举出了几件具体事实：某公社干部杨某亲手打过的社员有六十六人，打人手段有捆绑、吊打、逗瓜、打手心、扯耳朵等等，最具特色的“逗瓜”是数人围住一人推来推去。管区分支书记朱正林在党员大会上被“逗”后几天不能出工，女社员郑本兰在斗争会上被“逗”得“屎尿流了满裤子”。社员吴天清等三人到法院告杨某打人，杨便把他们打成“反动小集团”弄到大会上斗争，并当场宣布“管制劳动”。杨却因为“工作有能力”，六o年十月调太和公社升任第一书记。 有杨书记带头，全社干部打人成风，最厉害的是三管区“当过伪军”的主任汪齐松。据说该管理区二中队四十三户社员，被他打过的就有四十户，其中六户全家老少人人被打。十二岁的女孩汪木林捡豆子吃，被汪一脚从屋里踢到屋外，又提起扔到田坎上摔死。社员汪齐青偷了两把葫豆，小队长吓唬他“等汪齐松回来再说”，汪齐青吓得上了吊。群众见了汪齐松“就如老鼠见了猫”，小孩哭时只要说声“汪齐松来了”，马上就要住声。据工作组的调查，被汪齐松打死的有五人，打后一至二月内死的六人，三个月后死的十一人，打残废的二人。 在饥饿的煎熬下，偷在道义上的意义已经不存在，真正的恐惧是被抓住后所受的折磨。基层干部收拾人最常见的手段是“开会”和“扣饭”。扣饭是甚于一切的惩罚，几乎是判你的死刑。由于惧怕这类惩罚，一些人宁肯自杀。一九五九年九月，郫县灵圣公社（原属崇宁县）报告当月二号发生的两起自杀。 一桩是金星管区四中队三十七岁的王xx，“因此人平常说了些坏话，说食堂糟糕，干部做事不公道，闹粮食吃少了等等”，当晚干部通知他到食堂开会，他没有去。队长李xx亲自跑去喊他，看到他在厨房站起的，喊他数声，不见答应，一拉他一下，人就一转，把队长吓来就跑了。一喊群众来看时，才知道他吊死了……。 一桩是火花管区三中队三十二岁的妇女易xx。报告说，当夜某社员从食堂吃饭回家时，发现茄子地里有人影，就问“是不是偷茄子的？”，不见答应，就跑去一看，发现是易xx，又在地边的慈竹笼头发现了她偷的茄子，于是将她弄到食堂去：众人七嘴八舌说绑起来，她要去解手，他们就等她去了，去多一阵都未见转来，大家去找四处不见人……第二天早晨去问她男子，说未来过，到吃早饭李仙桥来人报信说她淹死了，这时才知道她畏罪自投江水而死了。 对“偷吃”的农民，打死勿论。 十月十八日晚，石佛公社胜利管区社员陈xx，男，三十一岁，偷了转龙公社三管区两窝花生吃，被“社员”用乱捧活活打死，然后，将死者捆绑抬到石佛公社地界。 十月十日晚，隆盛公社三管区社员陈xx，贫农，四十岁，偷了本管区六队花生六十五颗，被正在巡夜的几个社员发现，当即被王xx从治安员手中夺过步枪，将陈打死。 八月十四日晚转龙公社二管区社员陈xx，六十二岁，去石佛公社胜利管区偷了包谷四十多个，被看守包谷社员拖回食堂，用乱捧打死后，抬到转龙公社地界上…… 对付偷窃，发展到不问青红皂白，草菅人命的地步。一九六o年五月二十三日深夜十二点，崇庆县廖家公社两社员在本队洋芋田边捉到“小偷”一名，捆绑至公社审问，发现该小偷“言语异样”，且手上无老茧，“即认为是特务、流窜犯”，又押解至公社农场“吊打审问”，此人任凭打骂，再不开口说话。二十四日下午，公社干部下令将其反绑双手，用枪押解至县公安局，半路上，此人几次倒在秧田中“打滚不走”，最后走到一条河边，纵身投入水中。押送者追到河边，即对准开枪射击，子弹从左背穿出前胸而死。 押送者向县公安局报告“押一人犯跳水淹死”，县公安局也就不调查追究。几天之后，设在崇庆县元通镇的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休养所到县公安局联系，称该院有一名叫廖思忠的“神经病患者”去向不明。经查证，正是那个被击毙的“小偷”。 第九个人控告道：面临大规模死人，除了竭尽全力掩饰，别无选择。温江清平公社社员李方平饿得奄奄一息，县委检查团下来检查生活，管区干部怕他走漏风声，便把他关进保管室关了三天，生产队长报告说李已死，管区干部下令“死了把他软埋算球”。社员张绍春薅油菜菜饿倒在田头，队长以为他死了，赶快挖了个坑想把他埋了，埋到一半，张醒过来，大叫“活埋人了……”吓得队长扔掉锄头就跑。 基层干部如果据实反映了情况，不仅会被扣上右倾的政治帽子，还会成为饿死人的罪魁祸首。曾经给治过病的成都中医学院院长李斯炽的儿子李克淦，是广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五九年八月到新丰公社任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有人带头叫苦饿饭，台下顿时哭作一片，李把心一横，拍着胸脯说：“我就是掉乌纱帽，也要给你们要粮！”他在县委会议上提出要求，毫无结果。 新丰公社位于川陕公路沿线，到年底，饥寒交迫的农民使出了“拦驾”的古老办法到公路上拦小汽车，他们知道坐小车的都是“大官”。农民们“挡下”了省委书记李某，这一下就闯出大祸了。李并未下车，让保卫干事将睡在公路上的农民拖开，扬长而去。然后就派下省、地产联合工作组来新丰公社抓“坏人”，把包括公社第一书记李克淦在内的二百多名基层干部撤职斗争关押乃至判刑。奇怪的是罪名不是右倾而是“违法乱纪”，把缺粮死人的原因统统归罪到他们头上。李克淦被定为“阶级异已分子”，于一九六o年二月撤职，关进广汉县看守所。和他一起关进去的有一百多人，把看守所都塞满了。有人死在看守所里，中兴公社干部刘志民就是其中一个。李后来被判了六年刑，送到小煤窑里挖煤。县委书记吕孝先也因“包庇坏人”被撤职。 第十个人控告，他忿忿地说：四川非正常死亡多少人？从1958年到1962年，四川官方的死亡统计数字是812万余人，夺得了“死人全国冠军”。当有人谈起“大跃进”饿死人的时候，李政委竟说：“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完全没有把饿死人这件事当回事。 河南省委书记吴某在说起河南饿死人的时候表示过：“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而李某却死不认罪。 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这时，无数冤魂争抢着告状控诉，八百万冤魂高呼：“还我命来！” 阎罗王喝问道：“李某，你可知罪么？” 李某拒不认罪，狡辩说：“我执行的都是中央的指示，不能把罪名都扣到我的头上！请大王明察。” 这时，一个干部跪在案前高喊道：“大王，他是胡说八道！中央的指示，凡是有利于民生的，李某从来都是抗拒执行！如果李某果真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何至于饿死八百万百姓！” 接着，这位干部就历数李某抗拒中央和**指示的罪行： 42、阎罗王审理“虐民封疆大吏”（四） 那位干部揭发控诉说：“省委第一书记李某是个“极左分子”、大跃进的狂热派。对许多“左”的指示，他就紧跟；郑州会议中央和主席开始纠“左”以来，他就千方百计地对抗，拒不执行主席纠“左”的指示和中央的纠“左”政策，在他统治的四川省“左”祸继续泛滥。”他列举了李某对抗中央和主席纠“左”的罪行“（1）对抗主席“队为基础”的指示主席亲自提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队为基础，就是以过去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从大概念讲，就是把所有制规模退回到高级社。主席相信粮食本来有余，如果把“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的问题解决了，农民就会停止反抗，交出粮食，继续跃进。 第二次郑州会议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所谓“队为基础”的队，是指相当于原高级农业社的队。就在四川省万人大会召开期间，主席打招呼说，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而李政委则在万人大会上宣布：“队为基础，在我们这里是管理区。” 四川公社化以后，除少数如红光公社一类的超级大社，均实行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三级管理体制。生产队即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以郫县为例，一九五七年春，全县有高级社三百五十六个，初级社三十八个，共计农业社三百九十四个，每社平均一百一十五户，耕地八百九十六亩。公社化以后，一九五九年全县有十四个公社，一百二十个管理区，五百二十二个生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一百零七户，耕地八百一十一亩。可见中央规定的队为基础，在四川无疑就是生产队。李政委如此大胆的自行其事，是因为他认为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管理区，就已经是后退了。 根据李政委定下的调子，万人大会一致赞成绝大多数公社实行管理区为核算单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继续保持以公社为核算单位。 在接着召开的各县算账大会上，干部群众下放核算单位呼声强烈，广汉向阳公社的一分报告说，绝大多数社员和小社主任都同意以生产队进行核算。但温江专区只批准了少数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区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2）对抗主席关于“包产”的指示**指出：公社分配以“大包干”为好，不要搞“三包一奖”，说搞“三包一奖”是烦琐哲学。可是李政委却说，我搞的“三包一奖”是从南充的火花公社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在四川只能搞“三包一奖”不能搞“大包干”，并且说不按照省委这个办法搞，就是藐视省委。 （3）继续搞“高指标” 李政委要求农民继续按他在生产上的乱指挥命令干下去。他威胁说：“分权（核算单位下放管理区）是为了搞好万斤田，不搞好，就不分。”他说，一九五九年更大丰收的形势已经形成，特别是搞大面积丰产田，千万亩的万斤运动，搞不到万斤搞几千斤也了不起，“原来的计划、指标、安排都不要变，要坚决保持。” 紧接着的农业生产动员誓师大会上，他召集温江专区的一些公社党委书记开会。公社的同志刚刚坐下，李政委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水稻指标定下来没有？”接着就说：“亩产一万斤的有多少？请举手！”起初没有人举手，大家看到李政委神色不对，少数人勉强举了手。李政委很不满意，接着又问：“亩产五千斤的举手。”在到会干部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举了手。最后，李政委向没有举手的人说：“最低亩产不能低于两千斤，两千斤的举手。”大家只好都把手举起来。 这就是四川省委在传达“纠左”的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万人大会上发生的事。 （4）错误不纠正，批判说真话的人李政委当然不可能把中央的纠“左”文件精神都吞下去，他有他的解释，台下的人也有自己的理解。主席要求大鸣大放展开全民讨论，使干部，尤其是公社和县一级干部，“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一调三收款，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 在会议展开的鸣放讨论中，以为真的要反“共产风”的“怀疑派”、“算账派”们就按捺不住了。 温江永盛公社管区分支书记陈绍清说：“原来我们合作社有八只渔船，二十八只鱼老鸦，每年要收入四千多元。有一个纸厂，还有二十多万斤原料。有一个打米厂，一部缝纫机，一共要值十二万元左右，我们刚把货款还清，就一齐收归公社了，一只鱼老鸦都没给我们留。” 广汉永丰公社生产队长刘明山说：“大跃进是造国际影响，去年报产量，就象今年说小麦亩产三千斤一样，结果是假的、虚的。目前粮食为啥这样紧张呢？因为去年大部分作物都减产了。” 新都马家公社分支书记刘尚元说：“去年打谷子两本账，一本是实际账，一本是假账，每亩多报一千多斤，所以连谷种交完都完不成国家任务。” 郫县友爱公社徐文安说：“公社化后出来三种人，一种歪人，一种懒人，一种装病的人。” 大邑小组有人说：“公社化以后积极的消极了，消极的更消极了。小猪不大，大猪不肥，有公无私，光出不进。” 温江永安公社生产队长岳体富说：“公社化以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所以带来这么多消极因素，要搞好生产只有坚决办好原来的农业社。” 金堂县洪福公社管区分支书记刘顺清说：“现在还有啥子搞头，从前小社死了人睡棺材，现在公社死了人睡‘火匣子’（编者注：四川人称用薄木板钉的棺材为火匣子），将来到了**死了人，只有睡‘米树子’（谷草帘子）了。(.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面对这些议论，李政委说：“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等他们说得不成话了，我们还有五七年反右大辩论的经验。” 不知利害的人一边“放”，温江地委的内部简报一面跟踪记录：“个别人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些人员虽然还未敞开讲话，但已看出苗头……”；“今天的辩论中，有的怀疑派、算账派和反对派继续出来向我们攻击和反扑……”。摸底排队工作秘密而紧张地进行，三天鸣放辩论结束，人人头上都打上了左、中、右的记号。全区到会干部八百零二人，肯定五八年是大丰收、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拥护公社体制方针的六百六十八人；有某些错误观点的九十二人；怀疑派、算账派和反对派四十二人。后者四十二人中，有二十八个是在会上暴露的，有十四个是“在家里放了，在这里没有放”。可见话一出口，很难滑脱。 这些观潮派、算账派、反对派是李政委一再指示要选择安排到会的，给他们暴露的时间是三天。三天后，反击开始，温江专区小组的简报形容说，“他们的恶意攻击，引起绝大多数同志的无比愤怒，争辩异常激烈，直到午夜尚不可开交……。”讲了几句实话，斗到深更半夜脱不了手，其他人见势不妙，赶忙转向。纷纷承认隐瞒私分了粮食，粮食不仅有，而且“吃到大春还有余。”农工部长申培林开会回来垂头丧气，向宣传部长景廷瑞叹息：“错误不纠正，又批说真话的人！” （5）对抗中央和主席关于要“算帐退赔”不许“反瞒产”的指示。 1959年后，**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搞反瞒产私分。中央提出开展整社运动，要“算账退赔”、不许反瞒产，可谓是三令五申。可是李政委对抗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在四川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造成违法乱纪的严重恶果。 中央提出开展整社运动，纠正共产风，清理退赔被共产风刮掉的财产，落实“十四句话”。但是，在四川则演变为一场批右倾思想，查瞒产私分，整基层干部的运动。 三月十一日至二十日，省委在重庆召开省、地、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六级干部大会。李政委在第一天的报告中为大会定下调子，他把原先公布的一九五八年全省粮食产量稍稍打了一点折扣后质问：“这样大的成绩不叫大跃进叫什么跃进？”他说，五八年是大丰收，征购完成以后，口粮应该是富裕的。接着他就点温江的名：“但我们看见，偏偏是产粮区拿不出粮食来，如温江有几个县出现瞒产是很普遍的。”他说所谓缺粮是“乱闹”，把权力下放一点，他们就会把粮食拿出来。 他把权力下放描述为迫不得已对农民的让步、应付危机的一笔交易：我们在所有制上退一步，让农民捞了好处，农民就得把隐藏的粮食交出来，把万斤田搞上去。 继省万人大会后，各县进行的万人算账大会，却是大算特算五八年的粮食丰收账。农民不仅要接受强加给他们高产数字，还要承担强加给他们的瞒产罪过，而且是饿着肚皮承担。 小春收割开始，新一轮国家与农民争夺粮食的战争打响。五月十八日，亲自督阵的李政委在金牛坝召集温江专区领导和各县第一书记开会，重申这场战争的重大意义。他说，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我们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粮食，争夺粮油的问题。所以，粮食、毛猪一定要调出去。粮食、毛猪调不出去，北京要挨扁担，这咋能行呢？”“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要打扁担，我打温江，打新都，打温江这不影响全局。这里又没有外国记者。”“今年那些关着食堂闹粮的，饿死也不要管他。” （6）拒不传达**的《党内通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主席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谈了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这是自一九五八年底纠左以来，他走得最远的一次。这完全出乎李政委的意料。 关于生产指标，主席说，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关于密植问题，主席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越密越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 关于节约粮食问题。主席针对公社化以后一度实行的“放开肚皮吃”说，要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主席把自已一度很热心的“少种、高产、多收”否定了。他说，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农业机械化也不能过急，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后要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 关于讲真话问题，是这封信最精采的部分，主席告诫人们：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中央四月二十六日刚刚批转了四川省委关于农业生产的八条规定，三天过后主席就写了这封信，在思维正常的人看来，显然是对“八条规定”中的高指标，瞎指挥的尖锐批评，李政委处境相当不妙。然而李政委居然胸有成竹，公开和主席唱反调。 五月三日，**中央办公厅把主席的这封信用电话传达到四川省委。主席的《党内通信》是写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的。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央又发出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其中的一条明令将**的党内通信，“立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论执行。”李政委根本不理睬。 李政委指示：“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后再传达到生产队中去，不要转弯太急，防止消极情绪。”在接着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李政委一再强调，要“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会议印发的纪录稿仍然坚持“八条规定”中的高指标和密植规格，声称《党内通信》中指出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当然要反对，但是保守主义、尾巴主义也要反对，全省一九五九年的粮食生产高指标不能动摇。李政委还说，估计《党内通信》传达到基层后，会产生放任自流和消极情绪，要大家有所防范。 李政委大剂量的预防针难以防治心灵的感染，接到《党内通信》的干部们惊喜万分，主席把话说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极情绪”使省委的高产措施面临泡汤的威胁，坐立不安的李政委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将发到县委的《党内通信》收回。四川不少地方的干部甚至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四川发生的许多问题都与扣压了**的这一文件有关。 （7）歪曲主席指示文件是收回了，影响却收不回。此时此刻，李政委最关心的是如何消除《党内通信》造成的“消极影响”。五月十四日，省委又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紧急电话会议，传达李政委关于密植的紧急指示。他说他从重庆回成都时，沿途在胜、南充、绵阳等地对密植问题作了调查，结果增产了，今年有把握比去年增产得更多。又说郫县红光公社去年实行二x二x七寸密植，亩产达到一千九百斤，如果不倒伏，可以达到三千斤。他要求在群众中进行教育，大量提倡二x七寸、三x六寸、三x七寸的密植，并保证肯定是无危险的。他最后说，现在各地对密植意见不统一，这种过分担心的情绪，是不必要的。 为了稳住各地区的头头，省委在重庆传达主席党内通信后，又分片组织学习讨论。在川西北片区学习讨论中，主持会议的李某声称主席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北京有人吹冷风，主席有压力”。暗示党内通信中有些话并非主席本意。李政委告诉某地委书记，说三x七寸密植要坚持搞，他已打电话问了广东的陶铸，陶铸也说没问题。 五月十八日，李政委在金牛坝召集温江专区领导和各县第一书记开会，露骨地宣称，要自己心里有底，不要人家一说密植不行，自己心中就没底了。三六寸、三七寸、二七寸没什么怀疑的了，没有什么危险的，罗世发社去年三x六寸、三x七寸粮食打了两千多斤嘛，有了经验喽，今年大部分地区可以搞好。 针对主席《党内通信》中讲真话的问题，他作了不同的解释。他说讲假话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以多报少”的瞒产私分，一种是“以少报多”的浮夸。接着他就为后一种假话辩解，他说，浮夸主要是我们不摸底，并不是为了荣誉和出人头地。他把新繁县委书记扯进来：“曹云生你是不是想多报一、二百斤才好当县委书记呢？我看不是的。”他还说：“高指标是宣传，是旗帜，是鼓舞人心的手段。” （8）继续强迫命令瞎指挥尽管小春作物已亮红灯，仍然不能对高产密植等提出丝毫疑问，大春生产还要坚定不移地这么干下去。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省委发布农业生产八项规定，严格规定各类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规格，要求各地坚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至始至终都抓紧”，把高产万斤推向**。紧接着，温江地委在郫县红光公社召开全区生产现场会。 会议宣称，全区小春作物长势良好，小麦已经灌浆，一般每亩达到四十万到六十万穗，油菜也长得枝大叶多，空前大丰收的景象已经超过了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高产卫星一而再、再而三被揭穿，小春作物险象毕露的红光公社继续充当跃进旗手，四百多名会议代表参观听取了他们大搞“万斤指挥田”的经验。会议规定，今年全区的一百多万亩高产水稻，全部深耕一尺五，每亩施肥二十万斤，密植四到六万窝。 一九五八年局部推行的疯狂密植，就这样被强行推广到全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地处高山丘陵地带的邛崃在宝山公社放荒山上的土地，强迫社员整村搬迁到山下，组成“大兵团”搞万斤田。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去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五个乡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八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找来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宋文彬答复不行，因为你是中国**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党中央确实有这个规定。四川省委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发布的农业生产八条规定，得到中央肯定，四月二十六日批转各省、市、自治区。指示说：在农业生产问题上，有些地方存在着松劲现象，在克服浮夸虚报倾向后又出现了一种指标订得越低越好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应当注意克服，应像四川省委一样，做出些必要的规定，把生产运动搞起来。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在急流勇退，李政委却高举红旗勇往直前，既不承认错误，更不谈缺粮。这正是一个显示对总路线、大跃进的一往无前的决心，势如破竹、不为一时挫折吓倒的凌云壮志的机会。 （9）对抗中央“紧急指示”，不恢复自留地1959年5月7日，中央专门发了一个紧急指示。指示规定：一、纠正少种高产，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种土地全部都要种庄稼。二、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私人喂养。三、恢复自留地，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毛猪若下放给私人喂养，必须分给自留地，否则无法解决饲料问题。 中央指出：在大集体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上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 李政委硬是把这一指示扣压下来，不准下发。他另搞一个省委规定：毛猪下放到生产队饲养，划给一定的饲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猪私人喂养自然无法实行。实际上恢复自留地和毛猪私养均未执行。 （10）对抗主席指示，坚持不让社员自己养猪。 1959年**提出的养猪方针是"公养私养并举两条腿走路"，接着又进一步补充为"公养私养以私养为主"。李政委则篡改了这一方针，说生猪是生产资料只能公养。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养猪利用家中的老弱等半劳力打点猪草就可以把猪养肥，到年底杀了猪过年有钱有肉还可增加市场供应，这本是公私两利。但李政委却违背中央指示，又不关心群众疾苦，坚持不让社员自己养猪。 （11）对抗中央关于食堂的指示，口粮不分到户五月到六月，纠左达到**。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给公共食堂开了一个大口子，规定：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多办，农闲少办，灵活执行。食堂范围太大的，可适当缩小。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交给个人保管食用。 这就等于说，公共食堂可办可不办。中央一松口，全国许多地区食堂一哄而散。中央指示的关键之处是口粮分配到户，只要实行了这一条，食堂便会土崩瓦解。没有什么办法比这更能克服当时的粮食危机了，中国农民生命力之顽强举世无匹，把粮食分到户，自留地分下去，给他们一点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就会创造生存的奇迹。 然而四川省委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他们把中央的指示归纳为“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四句话。其解释是：食堂要办下去，分配的粮食由食堂保管，节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粮食分给个人，实际上除了“食堂吃饭”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话。他们很清楚，粮食一分给个人，公共食堂这颗**萌芽就夭折了。 地委书记曾笳在向各县传达省委的四句话时，作了不同的解释，他在电话会议上说：粮食一定要分到户，粮食分到户，也就免了节约归已的麻烦，把粮食分到户，除了他吃的自然还是他的。至于粮食分到户，社员会不会把粮食交到食堂去搭伙，他含糊其辞地说：“反正我都讲了，我的责任尽了。”他能说什么呢？省委已经明确规定，食堂必须办下去。 （12）对抗中央“四条规定” 显然是发现部分地方顶住不放，六月十一日，中央发出一个更为彻底的纠左指示，作出四条规定：一、允许社员自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私有私养的完全归个人所得。 二、恢复自留地。不管社员喂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都应分给。自留地生产的产品由社员自由支配。 三、鼓励社员种植零星空地，谁种谁收。 四、归还社员屋前屋后林木果树。 和主席的党内通信一样，中央的指示直接发到生产队支部委员会，并要求把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并认真实行，取信于民。 四川省委拒不执行。不把文件下发生产队，不张榜公布，不准社员养私猪，不分自留地。 （13）对抗主席关于密植要适当的指示，水稻继续搞密植大面积高产田的惨重失败，使农民对瞎指挥深恶痛绝。金堂县赵渡公社嘉陵耕作区的高产小麦田，每亩下种一百多斤，比往常多七八倍，扬花时为防止倒伏，全部搭架子支撑，结果全部沤烂，几乎没有收割的价值。收割时农民无心清理田里的一窝乱草，说：“收几万斤的卫星麦子，哪个喊我们种的哪个来收嘛”，“哪个卖**的喊我们搞的密植！” 眼下正在插秧，主席说：“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李政委偏要下死硬命令对抗主席。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四川日报》头版通栏刊出省委批转的郫县密植经验。批文说，郫县去年普遍推行的三x六寸、三x七寸条栽密植――即所谓“双龙出海”实践证明完全成功，证明省委所提倡普遍推行的密植规格肯定是可行的，并且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方法。而郫县经验中没有提到的二x七寸条栽密植――即所谓“蚂蚁出洞”实际证明产量更高。 谁个敢不听李政委的？最好的办法是瞒上不瞒下，全耕作区搞了一百多亩密植水稻，供上级检查团检查，检查团一走，社员又下田去把秧子扯稀了一半。 下面越抵制，上面越是查得厉害。郫县全县干部组成若干检查团，没日没夜在田间地头奔忙，检查水稻密植规格，没达到标准的一律补足或重栽。还有更厉害的一手――各社队组织“土工作队”互相检查。他们不仅是被检查者，而且是检查者；既检查自己的生产，也检查别人的生产，“这就激发了他们的责任感”，实际上激发的是要遭殃大家遭殃的报复心理。据说有的基层干部受本位主义影响和面子束缚，在本队不敢按原则办事，一到别的生产队“一下子就认真负责起来了”。对不起，你对我们“认真负责”，我们也不饶了你们。这种办法和金堂县仁和乡的“换着打”有异曲同工之妙。经“土工作队”互相残杀，郫县的高度密植很快全面落实。 大吹大擂的“万斤运动”和一意孤行的疯狂密植给生产造成严重恶果。 阎罗王喝问李某道：“你还有何话说！” 李某汗流浃背、委顿在地，再也说不出话来。 又有一位市民控诉道：“李某在1960年宣布废除地方粮票，硬从人民的口里夺粮，罪大恶极！” 从1958年底开始，几乎四川城镇居民能够有条件的，都尽量在已经不够吃的基础上再省一把，把粮票存起来，那时的省粮票是每月去粮站换来，然后用粮票去食堂搭伙，或者去餐馆买饭。 1960年初，四川省宣布全省通用各种粮票一律作废！这条消息犹如平地一声惊雷，震得家家的饭碗嘎嘎直响。 记得宣布省粮票作废那天，我的双亲气得在家里直跺脚，小声痛骂政府，但不敢大声张扬，像挨了一记闷棒。 李某就是这样无耻地从人民的口里夺走那么一点勒紧裤腰带的可怜的存货。有多少家人因为大笔省粮票的突然丧失而挨饿啊！如果这些节省起来的粮票不被作废，就能少饿死许多人啊！ 阎罗王喝问道：“1960年废除四川省粮票，是中央指示吗？” 李某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不得不低头认罪。 阎罗王宣判：“李某身为封疆大吏，本应爱护子民，造福一方，他反而逆天而行，对抗中央，为所欲为，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实属罪大恶极！把他押入地狱，受酷刑一百天，再暂时放回阳世，十年后让他家破人亡，转世为猪，让四川百姓宰杀吃肉！退堂！” 李某忽然想起自己征购的粮食支援了国家，他支援全国救灾有功，应该从轻处罚。于是他向玉皇大帝提出上诉。玉皇大帝批示：经查，李某从百姓口中夺取的粮食，很大部分上调中央，对救济城市饥荒起了很大作用。据此，应该从轻处罚，立即放其安全还阳，免受地狱之苦。 《蛇仙游记》第二卷 42、阎罗王审理“虐民封疆大吏”（四） 那位干部揭发控诉说：“省委第一书记李某是个“极左分子”、大跃进的狂热派。对许多“左”的指示，他就紧跟；郑州会议中央和主席开始纠“左”以来，他就千方百计地对抗，拒不执行主席纠“左”的指示和中央的纠“左”政策，在他统治的四川省“左”祸继续泛滥。”他列举了李某对抗中央和主席纠“左”的罪行“（1）对抗主席“队为基础”的指示主席亲自提出了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队为基础，就是以过去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从大概念讲，就是把所有制规模退回到高级社。主席相信粮食本来有余，如果把“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的问题解决了，农民就会停止反抗，交出粮食，继续跃进。 第二次郑州会议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所谓“队为基础”的队，是指相当于原高级农业社的队。就在四川省万人大会召开期间，主席打招呼说，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而李政委则在万人大会上宣布：“队为基础，在我们这里是管理区。” 四川公社化以后，除少数如红光公社一类的超级大社，均实行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三级管理体制。生产队即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以郫县为例，一九五七年春，全县有高级社三百五十六个，初级社三十八个，共计农业社三百九十四个，每社平均一百一十五户，耕地八百九十六亩。公社化以后，一九五九年全县有十四个公社，一百二十个管理区，五百二十二个生产队，平均每个生产队一百零七户，耕地八百一十一亩。可见中央规定的队为基础，在四川无疑就是生产队。李政委如此大胆的自行其事，是因为他认为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管理区，就已经是后退了。 根据李政委定下的调子，万人大会一致赞成绝大多数公社实行管理区为核算单位，有的（如新繁新民公社）继续保持以公社为核算单位。 在接着召开的各县算账大会上，干部群众下放核算单位呼声强烈，广汉向阳公社的一分报告说，绝大多数社员和小社主任都同意以生产队进行核算。但温江专区只批准了少数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山区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 （2）对抗主席关于“包产”的指示**指出：公社分配以“大包干”为好，不要搞“三包一奖”，说搞“三包一奖”是烦琐哲学。可是李政委却说，我搞的“三包一奖”是从南充的火花公社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在四川只能搞“三包一奖”不能搞“大包干”，并且说不按照省委这个办法搞，就是藐视省委。 （3）继续搞“高指标” 李政委要求农民继续按他在生产上的乱指挥命令干下去。他威胁说：“分权（核算单位下放管理区）是为了搞好万斤田，不搞好，就不分。”他说，一九五九年更大丰收的形势已经形成，特别是搞大面积丰产田，千万亩的万斤运动，搞不到万斤搞几千斤也了不起，“原来的计划、指标、安排都不要变，要坚决保持。” 紧接着的农业生产动员誓师大会上，他召集温江专区的一些公社党委书记开会。公社的同志刚刚坐下，李政委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水稻指标定下来没有？”接着就说：“亩产一万斤的有多少？请举手！”起初没有人举手，大家看到李政委神色不对，少数人勉强举了手。李政委很不满意，接着又问：“亩产五千斤的举手。”在到会干部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举了手。最后，李政委向没有举手的人说：“最低亩产不能低于两千斤，两千斤的举手。”大家只好都把手举起来。 这就是四川省委在传达“纠左”的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万人大会上发生的事。 （4）错误不纠正，批判说真话的人李政委当然不可能把中央的纠“左”文件精神都吞下去，他有他的解释，台下的人也有自己的理解。主席要求大鸣大放展开全民讨论，使干部，尤其是公社和县一级干部，“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一调三收款，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 在会议展开的鸣放讨论中，以为真的要反“共产风”的“怀疑派”、“算账派”们就按捺不住了。 温江永盛公社管区分支书记陈绍清说：“原来我们合作社有八只渔船，二十八只鱼老鸦，每年要收入四千多元。有一个纸厂，还有二十多万斤原料。有一个打米厂，一部缝纫机，一共要值十二万元左右，我们刚把货款还清，就一齐收归公社了，一只鱼老鸦都没给我们留。” 广汉永丰公社生产队长刘明山说：“大跃进是造国际影响，去年报产量，就象今年说小麦亩产三千斤一样，结果是假的、虚的。目前粮食为啥这样紧张呢？因为去年大部分作物都减产了。” 新都马家公社分支书记刘尚元说：“去年打谷子两本账，一本是实际账，一本是假账，每亩多报一千多斤，所以连谷种交完都完不成国家任务。” 郫县友爱公社徐文安说：“公社化后出来三种人，一种歪人，一种懒人，一种装病的人。(.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大邑小组有人说：“公社化以后积极的消极了，消极的更消极了。小猪不大，大猪不肥，有公无私，光出不进。” 温江永安公社生产队长岳体富说：“公社化以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所以带来这么多消极因素，要搞好生产只有坚决办好原来的农业社。” 金堂县洪福公社管区分支书记刘顺清说：“现在还有啥子搞头，从前小社死了人睡棺材，现在公社死了人睡‘火匣子’（编者注：四川人称用薄木板钉的棺材为火匣子），将来到了**死了人，只有睡‘米树子’（谷草帘子）了。 面对这些议论，李政委说：“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等他们说得不成话了，我们还有五七年反右大辩论的经验。” 不知利害的人一边“放”，温江地委的内部简报一面跟踪记录：“个别人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些人员虽然还未敞开讲话，但已看出苗头……”；“今天的辩论中，有的怀疑派、算账派和反对派继续出来向我们攻击和反扑……”。摸底排队工作秘密而紧张地进行，三天鸣放辩论结束，人人头上都打上了左、中、右的记号。全区到会干部八百零二人，肯定五八年是大丰收、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拥护公社体制方针的六百六十八人；有某些错误观点的九十二人；怀疑派、算账派和反对派四十二人。后者四十二人中，有二十八个是在会上暴露的，有十四个是“在家里放了，在这里没有放”。可见话一出口，很难滑脱。 这些观潮派、算账派、反对派是李政委一再指示要选择安排到会的，给他们暴露的时间是三天。三天后，反击开始，温江专区小组的简报形容说，“他们的恶意攻击，引起绝大多数同志的无比愤怒，争辩异常激烈，直到午夜尚不可开交……。”讲了几句实话，斗到深更半夜脱不了手，其他人见势不妙，赶忙转向。纷纷承认隐瞒私分了粮食，粮食不仅有，而且“吃到大春还有余。”农工部长申培林开会回来垂头丧气，向宣传部长景廷瑞叹息：“错误不纠正，又批说真话的人！” （5）对抗中央和主席关于要“算帐退赔”不许“反瞒产”的指示。 1959年后，**多次提出不得在农民中搞反瞒产私分。中央提出开展整社运动，要“算账退赔”、不许反瞒产，可谓是三令五申。可是李政委对抗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在四川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抓人，造成违法乱纪的严重恶果。 中央提出开展整社运动，纠正共产风，清理退赔被共产风刮掉的财产，落实“十四句话”。但是，在四川则演变为一场批右倾思想，查瞒产私分，整基层干部的运动。 三月十一日至二十日，省委在重庆召开省、地、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六级干部大会。李政委在第一天的报告中为大会定下调子，他把原先公布的一九五八年全省粮食产量稍稍打了一点折扣后质问：“这样大的成绩不叫大跃进叫什么跃进？”他说，五八年是大丰收，征购完成以后，口粮应该是富裕的。接着他就点温江的名：“但我们看见，偏偏是产粮区拿不出粮食来，如温江有几个县出现瞒产是很普遍的。”他说所谓缺粮是“乱闹”，把权力下放一点，他们就会把粮食拿出来。 他把权力下放描述为迫不得已对农民的让步、应付危机的一笔交易：我们在所有制上退一步，让农民捞了好处，农民就得把隐藏的粮食交出来，把万斤田搞上去。 继省万人大会后，各县进行的万人算账大会，却是大算特算五八年的粮食丰收账。农民不仅要接受强加给他们高产数字，还要承担强加给他们的瞒产罪过，而且是饿着肚皮承担。 小春收割开始，新一轮国家与农民争夺粮食的战争打响。五月十八日，亲自督阵的李政委在金牛坝召集温江专区领导和各县第一书记开会，重申这场战争的重大意义。他说，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我们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粮食，争夺粮油的问题。所以，粮食、毛猪一定要调出去。粮食、毛猪调不出去，北京要挨扁担，这咋能行呢？”“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要打扁担，我打温江，打新都，打温江这不影响全局。这里又没有外国记者。”“今年那些关着食堂闹粮的，饿死也不要管他。” （6）拒不传达**的《党内通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主席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谈了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这是自一九五八年底纠左以来，他走得最远的一次。这完全出乎李政委的意料。 关于生产指标，主席说，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关于密植问题，主席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越密越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 关于节约粮食问题。主席针对公社化以后一度实行的“放开肚皮吃”说，要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主席把自已一度很热心的“少种、高产、多收”否定了。他说，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农业机械化也不能过急，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后要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 关于讲真话问题，是这封信最精采的部分，主席告诫人们：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中央四月二十六日刚刚批转了四川省委关于农业生产的八条规定，三天过后主席就写了这封信，在思维正常的人看来，显然是对“八条规定”中的高指标，瞎指挥的尖锐批评，李政委处境相当不妙。然而李政委居然胸有成竹，公开和主席唱反调。 五月三日，**中央办公厅把主席的这封信用电话传达到四川省委。主席的《党内通信》是写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的。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央又发出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其中的一条明令将**的党内通信，“立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论执行。”李政委根本不理睬。 李政委指示：“发到县委，口头传达到公社，经过酝酿后再传达到生产队中去，不要转弯太急，防止消极情绪。”在接着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李政委一再强调，要“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会议印发的纪录稿仍然坚持“八条规定”中的高指标和密植规格，声称《党内通信》中指出的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当然要反对，但是保守主义、尾巴主义也要反对，全省一九五九年的粮食生产高指标不能动摇。李政委还说，估计《党内通信》传达到基层后，会产生放任自流和消极情绪，要大家有所防范。 李政委大剂量的预防针难以防治心灵的感染，接到《党内通信》的干部们惊喜万分，主席把话说得太穿了。迅速蔓延的“消极情绪”使省委的高产措施面临泡汤的威胁，坐立不安的李政委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将发到县委的《党内通信》收回。四川不少地方的干部甚至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四川发生的许多问题都与扣压了**的这一文件有关。 （7）歪曲主席指示文件是收回了，影响却收不回。此时此刻，李政委最关心的是如何消除《党内通信》造成的“消极影响”。五月十四日，省委又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紧急电话会议，传达李政委关于密植的紧急指示。他说他从重庆回成都时，沿途在胜、南充、绵阳等地对密植问题作了调查，结果增产了，今年有把握比去年增产得更多。又说郫县红光公社去年实行二x二x七寸密植，亩产达到一千九百斤，如果不倒伏，可以达到三千斤。他要求在群众中进行教育，大量提倡二x七寸、三x六寸、三x七寸的密植，并保证肯定是无危险的。他最后说，现在各地对密植意见不统一，这种过分担心的情绪，是不必要的。 为了稳住各地区的头头，省委在重庆传达主席党内通信后，又分片组织学习讨论。在川西北片区学习讨论中，主持会议的李某声称主席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北京有人吹冷风，主席有压力”。暗示党内通信中有些话并非主席本意。李政委告诉某地委书记，说三x七寸密植要坚持搞，他已打电话问了广东的陶铸，陶铸也说没问题。 五月十八日，李政委在金牛坝召集温江专区领导和各县第一书记开会，露骨地宣称，要自己心里有底，不要人家一说密植不行，自己心中就没底了。三六寸、三七寸、二七寸没什么怀疑的了，没有什么危险的，罗世发社去年三x六寸、三x七寸粮食打了两千多斤嘛，有了经验喽，今年大部分地区可以搞好。 针对主席《党内通信》中讲真话的问题，他作了不同的解释。他说讲假话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以多报少”的瞒产私分，一种是“以少报多”的浮夸。接着他就为后一种假话辩解，他说，浮夸主要是我们不摸底，并不是为了荣誉和出人头地。他把新繁县委书记扯进来：“曹云生你是不是想多报一、二百斤才好当县委书记呢？我看不是的。”他还说：“高指标是宣传，是旗帜，是鼓舞人心的手段。” （8）继续强迫命令瞎指挥尽管小春作物已亮红灯，仍然不能对高产密植等提出丝毫疑问，大春生产还要坚定不移地这么干下去。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省委发布农业生产八项规定，严格规定各类作物播种面积、施肥数量、深耕尺度和密植规格，要求各地坚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运动，至始至终都抓紧”，把高产万斤推向**。紧接着，温江地委在郫县红光公社召开全区生产现场会。 会议宣称，全区小春作物长势良好，小麦已经灌浆，一般每亩达到四十万到六十万穗，油菜也长得枝大叶多，空前大丰收的景象已经超过了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高产卫星一而再、再而三被揭穿，小春作物险象毕露的红光公社继续充当跃进旗手，四百多名会议代表参观听取了他们大搞“万斤指挥田”的经验。会议规定，今年全区的一百多万亩高产水稻，全部深耕一尺五，每亩施肥二十万斤，密植四到六万窝。 一九五八年局部推行的疯狂密植，就这样被强行推广到全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地处高山丘陵地带的邛崃在宝山公社放荒山上的土地，强迫社员整村搬迁到山下，组成“大兵团”搞万斤田。大邑青霞公社的玉米地全部实行“聚土、定向、双行、错窝、密植”，距离用尺子量，方向用“定向器”逐窝纠正。蒲江县寿安公社去年搞密植试验田吃了大亏，五个乡党委书记研究来研究去，再搞大面积密植后果不堪设想，认为最多栽八寸见方，但又不敢给县上讲，就找来检查工作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春向地委通融。宋文彬答复不行，因为你是中国**的一个组织，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应该执行。 党中央确实有这个规定。四川省委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发布的农业生产八条规定，得到中央肯定，四月二十六日批转各省、市、自治区。指示说：在农业生产问题上，有些地方存在着松劲现象，在克服浮夸虚报倾向后又出现了一种指标订得越低越好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应当注意克服，应像四川省委一样，做出些必要的规定，把生产运动搞起来。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在急流勇退，李政委却高举红旗勇往直前，既不承认错误，更不谈缺粮。这正是一个显示对总路线、大跃进的一往无前的决心，势如破竹、不为一时挫折吓倒的凌云壮志的机会。 （9）对抗中央“紧急指示”，不恢复自留地1959年5月7日，中央专门发了一个紧急指示。指示规定：一、纠正少种高产，放荒土地的做法，凡一切可以耕种土地全部都要种庄稼。二、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猪下放给生产小队和私人喂养。三、恢复自留地，自留地不少于占有耕地的百分之五。毛猪若下放给私人喂养，必须分给自留地，否则无法解决饲料问题。 中央指出：在大集体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上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 李政委硬是把这一指示扣压下来，不准下发。他另搞一个省委规定：毛猪下放到生产队饲养，划给一定的饲料地，不分自留地。不分自留地，毛猪私人喂养自然无法实行。实际上恢复自留地和毛猪私养均未执行。 （10）对抗主席指示，坚持不让社员自己养猪。 1959年**提出的养猪方针是"公养私养并举两条腿走路"，接着又进一步补充为"公养私养以私养为主"。李政委则篡改了这一方针，说生猪是生产资料只能公养。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养猪利用家中的老弱等半劳力打点猪草就可以把猪养肥，到年底杀了猪过年有钱有肉还可增加市场供应，这本是公私两利。但李政委却违背中央指示，又不关心群众疾苦，坚持不让社员自己养猪。 （11）对抗中央关于食堂的指示，口粮不分到户五月到六月，纠左达到**。五月二十六日，中央在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中，给公共食堂开了一个大口子，规定：可以办全体社员参加的食堂，也可以办一部分社员参加的食堂；食堂可以是常年的，也可以是农忙的；可以农忙多办，农闲少办，灵活执行。食堂范围太大的，可适当缩小。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交给个人保管食用。 这就等于说，公共食堂可办可不办。中央一松口，全国许多地区食堂一哄而散。中央指示的关键之处是口粮分配到户，只要实行了这一条，食堂便会土崩瓦解。没有什么办法比这更能克服当时的粮食危机了，中国农民生命力之顽强举世无匹，把粮食分到户，自留地分下去，给他们一点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他们就会创造生存的奇迹。 然而四川省委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他们把中央的指示归纳为“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余自得”四句话。其解释是：食堂要办下去，分配的粮食由食堂保管，节余部分也由食堂保管，不能把粮食分给个人，实际上除了“食堂吃饭”以外其它三句都成了空话。他们很清楚，粮食一分给个人，公共食堂这颗**萌芽就夭折了。 地委书记曾笳在向各县传达省委的四句话时，作了不同的解释，他在电话会议上说：粮食一定要分到户，粮食分到户，也就免了节约归已的麻烦，把粮食分到户，除了他吃的自然还是他的。至于粮食分到户，社员会不会把粮食交到食堂去搭伙，他含糊其辞地说：“反正我都讲了，我的责任尽了。”他能说什么呢？省委已经明确规定，食堂必须办下去。 （12）对抗中央“四条规定” 显然是发现部分地方顶住不放，六月十一日，中央发出一个更为彻底的纠左指示，作出四条规定：一、允许社员自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私有私养的完全归个人所得。 二、恢复自留地。不管社员喂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都应分给。自留地生产的产品由社员自由支配。 三、鼓励社员种植零星空地，谁种谁收。 四、归还社员屋前屋后林木果树。 和主席的党内通信一样，中央的指示直接发到生产队支部委员会，并要求把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并认真实行，取信于民。 四川省委拒不执行。不把文件下发生产队，不张榜公布，不准社员养私猪，不分自留地。 （13）对抗主席关于密植要适当的指示，水稻继续搞密植大面积高产田的惨重失败，使农民对瞎指挥深恶痛绝。金堂县赵渡公社嘉陵耕作区的高产小麦田，每亩下种一百多斤，比往常多七八倍，扬花时为防止倒伏，全部搭架子支撑，结果全部沤烂，几乎没有收割的价值。收割时农民无心清理田里的一窝乱草，说：“收几万斤的卫星麦子，哪个喊我们种的哪个来收嘛”，“哪个卖**的喊我们搞的密植！” 眼下正在插秧，主席说：“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李政委偏要下死硬命令对抗主席。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四川日报》头版通栏刊出省委批转的郫县密植经验。批文说，郫县去年普遍推行的三x六寸、三x七寸条栽密植――即所谓“双龙出海”实践证明完全成功，证明省委所提倡普遍推行的密植规格肯定是可行的，并且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方法。而郫县经验中没有提到的二x七寸条栽密植――即所谓“蚂蚁出洞”实际证明产量更高。 谁个敢不听李政委的？最好的办法是瞒上不瞒下，全耕作区搞了一百多亩密植水稻，供上级检查团检查，检查团一走，社员又下田去把秧子扯稀了一半。 下面越抵制，上面越是查得厉害。郫县全县干部组成若干检查团，没日没夜在田间地头奔忙，检查水稻密植规格，没达到标准的一律补足或重栽。还有更厉害的一手――各社队组织“土工作队”互相检查。他们不仅是被检查者，而且是检查者；既检查自己的生产，也检查别人的生产，“这就激发了他们的责任感”，实际上激发的是要遭殃大家遭殃的报复心理。据说有的基层干部受本位主义影响和面子束缚，在本队不敢按原则办事，一到别的生产队“一下子就认真负责起来了”。对不起，你对我们“认真负责”，我们也不饶了你们。这种办法和金堂县仁和乡的“换着打”有异曲同工之妙。经“土工作队”互相残杀，郫县的高度密植很快全面落实。 大吹大擂的“万斤运动”和一意孤行的疯狂密植给生产造成严重恶果。 阎罗王喝问李某道：“你还有何话说！” 李某汗流浃背、委顿在地，再也说不出话来。 又有一位市民控诉道：“李某在1960年宣布废除地方粮票，硬从人民的口里夺粮，罪大恶极！” 从1958年底开始，几乎四川城镇居民能够有条件的，都尽量在已经不够吃的基础上再省一把，把粮票存起来，那时的省粮票是每月去粮站换来，然后用粮票去食堂搭伙，或者去餐馆买饭。 1960年初，四川省宣布全省通用各种粮票一律作废！这条消息犹如平地一声惊雷，震得家家的饭碗嘎嘎直响。 记得宣布省粮票作废那天，我的双亲气得在家里直跺脚，小声痛骂政府，但不敢大声张扬，像挨了一记闷棒。 李某就是这样无耻地从人民的口里夺走那么一点勒紧裤腰带的可怜的存货。有多少家人因为大笔省粮票的突然丧失而挨饿啊！如果这些节省起来的粮票不被作废，就能少饿死许多人啊！ 阎罗王喝问道：“1960年废除四川省粮票，是中央指示吗？” 李某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不得不低头认罪。 阎罗王宣判：“李某身为封疆大吏，本应爱护子民，造福一方，他反而逆天而行，对抗中央，为所欲为，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实属罪大恶极！把他押入地狱，受酷刑一百天，再暂时放回阳世，十年后让他家破人亡，转世为猪，让四川百姓宰杀吃肉！退堂！” 李某忽然想起自己征购的粮食支援了国家，他支援全国救灾有功，应该从轻处罚。于是他向玉皇大帝提出上诉。玉皇大帝批示：经查，李某从百姓口中夺取的粮食，很大部分上调中央，对救济城市饥荒起了很大作用。据此，应该从轻处罚，立即放其安全还阳，免受地狱之苦。 《蛇仙游记》第二卷 43、白娘子审理“信阳事件”（一） 白娘子在阎罗殿三殿开庭，审理“信阳事件”。白娘子头戴凤冠，身穿霞披，威严地坐在正中交椅上，两夜叉手持钢叉侍立身后；正中公案上放着大印和一筒竹签。左侧公案后坐着判官，右侧公案后面坐着无常，一群鬼卒手持刀枪剑戟叉锤、狼牙棍、水**等，杀气腾腾地分列两边。 白娘子高声命令：“传虐民嫌犯路宪文！” 鬼卒们一声呐喊：“传路宪文！”就见一个蓬头垢面、披枷带锁的矮胖子被两个鬼卒押上大殿，跪在公案前。 白娘子喝道：“你姓氏名谁，身任何职？” 那矮胖子叩头道：“犯官路宪文，原任河南省信阳地区党委第一书记。” 白娘子道：“现在有数万冤魂控告你虐待百姓，饿死、打死百姓一百多万。你要认真听告状人的状词，然后允许你陈述分辨！”说完高声喊道：“传告状人吴永宽！” 鬼卒一声呐喊：“传告状人吴永宽！”就见一个面黄肌瘦的农民双手高举状纸，被鬼卒带进大殿，跪在公案前。判官收过状纸，交给白娘子。 吴永宽声泪俱下，进行控告：俺叫吴永宽，是河南省信阳专区光山县十里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社员。 1958年提出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来建设社会主义，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不仅没有建设好社会主义，而是让浮夸风把形势搞得一团糟。从上而下都空喊口号，让喊得厉害，会说大话，浮夸风刮的越来越大的，成了大红人了。那时还搞反右斗争，反瞒产、反私分，如果你只要说实话就给你戴上大帽子，说你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就斗你，打你，架飞机，甚至把你用绳子捆上吊起来，直到让你低头认罪，否则活活打死你。例如：我队里的吴德荣说：“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就这一句话，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为止。有个叫吴德桐的社员骂了一句，队长吴永寿就找来几个人，把他活活的打死。副队长吴永冠说了句大跃进把人害得厉害，当时大队开会将他打死在离大队办公室不远的地方。俺父亲吴德金是生产队会计，他为人朴实，善良，他说打这么多粮食为啥不给社员吃，真有点亏良心，后来遭到队长吴永寿批斗，直到连气带饿于十一月三日下午五时离开人世。 一九五九年俺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一万二千斤，豆子三千五百斤，但是把国家征购任务完成后，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开会斗人，不交粮，就要交人，整天大队办公室成了打人的办公室了。人人都恐慌起来了，没有粮食吃，都到外边找野菜野草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就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后还拉不出大便来，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了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黄肿病，就这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一百二十人的小村庄，就死去了七十多人。（.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 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亲戚也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著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著儿子叫著‘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 俺一家都是贫下中农，俺一家死的冤！乡亲们死的冤！请大王给小民做主！ 第二个人控告：俺叫崔秋，是信阳地区遂平县马坪公社南坪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我们那儿是浅山区，麦子产量不行，全靠秋季。58年不是灾年，那年玉米收成不错，生产队收的玉米堆满了场边的仓库。可浮夸风厉害，逼着下面虚报产量，玉米产量能报到一亩2000斤，交的公粮也多。58年农历六月十八，我们村开始吃食堂，一个食堂有近百十口人。开始不管伙食好坏能吃饱，麦糁子玉米糁子掺野菜熬汤，等六七天蒸一回黑窝头，让干活的劳力吃。58年冬天就吃不饱了，一人一天定量是八两毛粮，干部、炊事员再多吃点，社员群众还吃不到八两。黑窝头也不蒸了，都喝稀汤。老人大人一人三碗，半小伙子一人一碗半，小娃子一人一碗。喝了稀汤肚子揎起来了，一会儿洒泡尿又饿了，只有眼巴眼望等着吃下一顿。为啥子？家里粮食都被搜光了，大锅小锅也被掂走了，只留下床和被褥衣服。食堂吃不饱，人们就吃山野菜。野菜吃光了，人们把玉米芯放石磨上碾，碾不碎放锅里炒糊，再放石磨上碾，然后筛筛煮着吃，吃嘴里不好下咽，拉嗓子，吃了屙屎也作难。 人们吃不饱，还得炼钢铁。我就负责烧炉子，炼钢铁用的是从河里淘的铁砂和从各家各户收上来的铁器。三天三夜炼一炉，出的铁水冷却后是生铁，做犁铧等农具还能用。树不论大小，一律放倒烧木炭，木炭再去当燃料炼钢铁。有一天，上级又要大跃进放卫星，要求一夜建三个炼钢铁的红炉。那炉子有两米多高，我在炉膛里抹泥巴，已经熬了三天三夜，实在撑不住了，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后半夜猛一惊醒，听见外面人声乱吵吵，出来一看，原来是负责烧炉子的两个人也困的睡着了，让炉子跑火灭了。干部巡逻发现后，要开他俩的斗争会。其中一个人是我老伴的本家叔叔苏某某，干部让他站在中间，众人用拳头打用脚踢，我叔叔崔某某也上去又打又踢表现积极。谁知干部又说，崔某某，你也站那儿，该斗你了！众人又围上来打我那本家叔叔。我老伴的本家叔叔苏某某刚才挨了我叔叔的打，这会儿报复他，打的更起劲。那时候人们也不知道咋啦，吃不饱饭整治人还恁有劲头。 59年食堂的饭更稀了，稀的象是刷锅水。干部炊事员到最后吃，锅底还沉点稠的。人们饿的头晕眼花，瘦的皮包骨头。后来有人饿极了，还吃滑石面，把滑石面和水拍拍，烙成饼吃，吃了拉不下屎，肚子胀的青疼。有的人饿的身上浮肿透亮，大队成立了病院，把浮肿病人集中起来。俺们那里饿死的有老人，有大人，有小娃子。 我那大闺女是58年生的，起初老婆还有奶水。食堂吃不饱，奶水也没了。那时候有小孩的妇女也得下地，把小孩交给一个妇女专门照看。我闺女在食堂的定量是一天一两玉米面，我把她的口粮称回来，搅玉米糊涂喂她，总算捡回一条小命。 1960年，饥荒更严重，县里又四处抽调劳力去修建周湾水库。我也去了，人有上万人，每天抬石头，挖土方，在一个山口筑拦河大坝。一个大队建一个炉灶做饭，自己带些玉米糁，顿顿喝稀汤，肚子吃不饱，活重受不了，有人就偷跑。抓不回来便宜你，抓回来就是拳打脚踢斗争你。南坪、白庄两个大队去的劳力编成一个连队，男男女女四五十人住两小间房，地上是连趟铺，一个挨一个，女的住门边，方便出去解手。上级知道我过去当过干部，就让我当了连长。领导亲口对我交代说，你前边那个连长管教不好，有的偷懒，有的装病。你当连长只管打，打坏了我负责！那时候打人成风，团级营级干部指挥连长打人，看谁干的慢就打。我知道人们刚吃了饭，干头遍活还有点力气，半晌就没劲干活了。一天吃早饭时，我站那儿讲了几句，我说老少爷们都是乡亲，我也下不去手打人。不是大家不愿干活，而是没劲干活。大家最好别跑，吃过饭干了头遍活，只要团长营长不来，你们可以歇歇。看领导来了，大家赶紧卖劲干活。你们少受罪，我也少作难。大伙一听都同意，以后我们连干活，领导没在时悠着点，看见领导来了多挑快跑，领导夸我带队带的好。大伙累死累活修好了周湾水库，上边又说山洪来了冲毁大坝，下游遭水灾更严重，又把大坝给扒了，我们都回去了。 第三个告状人控告道：俺叫**，邓县赵集公社宋岗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58年下半年开始吃食堂，人们敞开肚皮吃，吃的少了只嫌吃亏，谁也不心疼不节俭粮食。59年下半年粮食紧张了，稀面汤劳力一人三碗，老人一人两碗，小娃子一人一碗。有的人把稀面汤用瓦罐掂回家，再搀些野菜、树叶熬熬，看着稠些，一家人分喝了。人们吃不饱饿啊，千方百计找东西吃。我就吃过燕麦、黄蒿、刺角芽、槐树叶、榆树皮，样数多了。大炼钢铁把茶杯粗的树都砍光了，还有小榆树。人们把榆树外面的一层皮刮掉，把二层皮剥下来，放在瓦上焙干了，用石臼捣碎吃。人们把燕麦薅回来后，洗洗切成段，用铁锅用瓦盆烧火一加热就吃了。农民家里的铁锅是被干部收走了，个别家里还藏有铁锅。燕麦薅光了，胆大的就薅麦苗吃。黄蒿味道苦，弄回来后烧热水滤一下去去苦味再吃。村里村外的小槐树，发一次芽人们捋一次，发的芽还赶不上人们捋的快。有一天我和母亲捋回来一些槐树芽，用藏起来的那口铁锅扒拉一下吃了。队长见我家院子冒烟了，赶来搜出了那口铁锅，说你家也没啥东西可罚，当场把铁锅摔破走了。 到了60年，人们饿的更狠了，青蛙卵，蝌蚪，蝎虎，老鼠都吃。俺扒房子逮住几只蝎虎，打死后放在瓦上一烤，半生不熟连骨头都嚼嚼咽了。那时候老鼠也饿的跑不快，逮住老鼠一剥皮，用勺子烧火一燎吃了。有一次，俺从河沟里弄回来一盆子青蛙卵，偷偷点火煮熟，饥不择食盛碗里就吃。谁知道那青蛙卵黏糊糊太热，一下子把俺口腔都烫破了。快过年时，俺哥从湖北回来，带了一小筐红萝卜和一棵大白菜。俺趁大人不注意，拿了一根红萝卜，躲屋里用被子蒙着头啃，真觉得味道甜啊！那棵大白菜吃完后，我把白菜根埋到院子里，一发芽俺就掰着吃，后来等不及发芽了，俺又把白菜根也扒出来啃吃了。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个个饿的有气无力，靠着墙根晒太阳捉虱子。一次放学回家，俺看见村里有个老太婆坐在门口，瘦的皮包骨头，穿一件破棉袄，手从棉袄破洞抓棉絮塞嘴里嚼，一咽一伸脖子。 那时候人饿的瘦不要紧，就怕虚胖浮肿要命。人一浮肿，手一按一个窝，脸肿的把眼挤成一条缝，离死也差不远了。大队办了个病院，把浮肿病人都集中到那里面。可病院也不是有东西吃，人都饿疯了，谁也顾不上谁。俺有个邻居喊老五奶的，儿子害浮肿也进了病院。老五奶从北坡沟里拣回来一个死娃子，回家后把头剁了，脚剁了，把身子煮了。她自己还舍不得多吃，盛瓦罐掂到病院让儿子吃。儿子问是啥肉？老五奶说你甭管啥肉快趁热吃吧！老五奶回家路上下起了小雨，她又冷又饿，脚一滑摔倒起不来了，就趴在地上呼喊。俺爹听到喊声，赶去扶起她到我家屋里，烧拢一堆柴火让她取暖。 59年冬天俺四爷死了，留下一床破棉被。俺爹把那床破棉被拿出来给老五奶披上，才把她暖过来。老五奶的儿子也没躲过这一关，还是饿死了。俺当时不知道老五奶煮死娃子的事，后来俺俩一块在地里挖野菜，问她那天下雨出去干啥子？老五奶才原原本本告诉我，还说人肉吃着香。 俺爷爷60年元月死了，用个白茬棺材埋了。到了3月份，食堂没柴火烧，队干部带人扒俺爷爷的坟。土扒开后露出棺材，俺坐在棺材上阻拦，被大人拉开。人们撬开棺材，俺看见爷爷尸首还没腐烂，胡子还是好好的。人们把棺材盖和四周的木板起走，只留下棺材底板，又填土掩埋了俺爷爷的尸首。俺奶奶是过罢春节死的，没木料做棺材，用麦秸稿纤一卷埋了。同队张明甫的父亲和兄弟都饿死了，用牛车拉着路过我家门口，车上并排躺两具稿纤卷着的尸首，脚还在外面露着。张明甫哭一声爹啊，用鞭子打一下牛，想让牛走快点。可是牛也饿的瘦骨嶙峋，哪能走的快？ 59年到60年上半年，俺们大队就只有死人没有添人，生小孩也活不了，母亲饿的没奶水，那时候又没奶粉。宋岗大队有20多个生产队，大队就在翟郭村附近划出一块地，规定饿死的人都埋那里，后来那块地被大家叫做乱葬坟。 那时候虽然饿，可人们胆小老实啊！公社就有粮库，库里也有粮食，可领导不敢放粮，老百姓也不敢抢粮。60年生产队发红薯芽子时，人们也不敢偷吃红薯，谁偷吃被发现要斗你打你。当时打人成风，大队干部打小队干部，小队干部打社员群众。当干部相对好过，开会、查夜能在食堂吃点夜饭。人们饿的走不动路，还得去上工。队长敲几遍钟，人们才晃晃悠悠赶到。60年快割麦时，不知道从哪里调来一些大米，量也不大。人们把大米用石磨碾成粉，食堂烧汤让大家喝，喝了才有点力气割麦。割麦时候，人们在地里把麦穗用手一揉一搓吃生麦粒，或者把麦穗点火一燎吃了。在场上打麦的时候，人人都偷麦子，往鞋壳篓里装麦子，在裤子里面掖个小布袋装麦子，然后借口上厕所，回家把麦子倒出来。干部这时也是睁只眼合只眼装着没看见。麦子豌豆下来后是正经粮食，人们炒麦子吃，煮豌豆吃。人饿的饥肠辘辘，吃到嗓门还嫌饿，有的人吃的多消化不了，反而胀死了。60年下半年食堂散了，开始“拔钉子”，把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集中到邓县茶鼓楼。民愤大的撤职继续关押，民愤小的又回来继续当官。61年往后虽然日子还艰难，可自己作饭比吃食堂得劲。 《蛇仙游记》第二卷 44、白娘子审理“信阳事件”（二） 44、白娘子审理“信阳事件”（二） 第四个告状人是个干部，他控诉道：我叫姚学智，是河南省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6月的一天下午，管农业的副省长彭某、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某让我去省政府谈生产问题。我到后，见在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某手拿一把麦穗正汇报哩：“这是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的麦子，两亩9分地亩产3800多斤哩，这千真万确，没有错的！” 我听到这数字大吃一惊：咱整天和农业打交道，平时一亩地麦200多斤就不错，咋会冒出个三千八百斤？所有人都表现吃惊，可谁也没说“不信”！ 赵某说：“老姚，你把地委副秘书长赵某同志安排在省招待所，让他写个报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领赵某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写报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报告拿来交给了赵副部长。副部长把报告交彭副省长。给河南日报总编一个电话，取走了报告，变成了铅字。第二天，就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这就是全国放出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秋天种麦，省委组织工作组，我是组长，去新乡检查生产。那时候到处检查，我满天飞哩。人们去大办钢铁了，麦子种不上，越说谎话越要表扬，叫“气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馒头扔的到处都是。我问生产队长：“这么吃，能吃几个月？”生产队长说：“吃三个月。”“吃完后咋办哪？”“有国家管哩，都要**啦，还能叫饿着吗？” 我到洛渊县王屋公社，见县委书记，我问：“你这劳力都大办钢铁了，没人种地，你还吃饭不吃饭？”他不吭气，后来，他小声告诉我说：省里点他的名字，我不去大办钢铁，行吗？ 新乡获嘉县委书记看到劳力情况严重，把大炼钢铁的劳力调回来了。地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为何这么办？他说：吃不上饭，不种地，吃铁疙瘩能行吗？地委书记让他写检查，他说：“中啊！只要让老百姓吃上饭，咋让我检查都行啊！”这在当时可不容易呀！ 很多问题到1958年冬全露出来了。(.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如真让干部说话，敢说真话，也不会继续严重恶化；可人们不敢讲真话。57年说真话的成了右派，谁不清楚，到1959年，还有敢讲真话的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就全完了…… 这样，就出现了“信阳事件”…… 天文数字的征购粮，便是吹牛皮的代价。1958年夏、秋两季的“粮”征购，让嵖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财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实际与账面上差距不啻是天文数字85879万斤！ 这能怪谁呢？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产量人均粮食已达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某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5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某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某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县里召开征购会议，人们不发言，不表态。沈寨乡一生产队长叮嘱开会来的会计沈万治：“说少了对不起**，说多了，老百姓就要饿掉牙，我看就实事求是报130斤的单产，可你去开会，弄不好挨辩论，不中，就往上多报点，150斤，再不中报160斤，只这三个数，不敢再长了。”可谁知沈万治架不住折腾，一辩论，便胡说亩产512斤了，人问他：“开始为啥报哪么低？”万治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俺队长交代的，不让报太高。” 队长在家听到这消息，五尺高的汉子号淘大哭：“我日你娘啊！万治，把我打成右倾不耐事，你让老少爷们饿肚子可咋办哪！”哭得像小孩子一样，任谁也拉不起来。 硬汉子也架不住辩论会，又怕打成右派，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你别辩论我，叫咋报都中，谁报的高谁早过关。征购会就这样胜利结束，赶回家中，掀起征购狂潮。 老百姓对付你的第一个办法是千方百计“藏粮”其方法五花八门。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完不成任务咋办？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国民党的办法都使出来了！ 终于9000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呼天！ 1959年8月，在嵖岈山食堂喝着越来越稀的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莫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 嵖岈山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小营大队支书上去批判说：“彭德怀，我跟你拼了！你反党，反**，想干啥？官那么大了，还不知足，还想当真龙天子不成？那真龙天子是天上的星宿，前世有定数的，你会当成了？” 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嵖岈山有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挨批斗后还惊恐地问人：“什么是‘油牌’？我哪来‘油牌’呢？”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洪福，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洪福头发连头皮一块撕下来，活活地打死！ 庐山会议后，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一时间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为这报非正常死亡人数，也有斗争。地委书记路宪文、遂平县委书记蔡某，都非常怕说真情，报实数，去拼命封锁消息，不让说真话。 1960年，省委书记吴某要到中央开会，组织人搞“五风”的材料，我是这个组的组长。通知信阳地委，找人配合。我到遂平，这儿离嵖岈山40里，我马上下去了解情况。晚上就接到信阳地委秘书长的电话，说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哩，要我去到会上。我说：“我刚下来，不想去了，我要在下边摸摸情况。”对方说：“你要不参加得向省委请假。”我只好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用车来接我。 到驻马店，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蔡某：“查岈山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回到嵖岈山问公社书记，他也回答：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我是来搞“五风”材料，凡是省直在遂平蹲点的统统集中到嵖岈山公社来。让他们谈真情。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嵖岈山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300人。” 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嵖岈山上倒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县委派宣传部长郭树志来到查岈山。他曾当过公社书记，还曾出国，和丹麦国王一起照了像，他放的很大，摆在办公室墙上，在人们挨饿时，他躲在屋里偷吃牛肉。群众吃糠，大便下不来，见他把牛骨头扔了，群众去抢，好整些油出来，他不让，把抢骨头的人批斗！就是这个人，我让他写死人情况，他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某，他问嵖岈山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300人，这咋办？ 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查岈山死人实情。省常务副书记杨某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某跟我一块再去嵖岈山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县委说：你换个地方吧，中南局来人了。第二天，来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中南局书记陶铸、省委书记吴某、副书记李某，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嵖岈山去，我也到了那里。 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说：一千多人。 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倒底是谁写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这样一弄，结果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罗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还有什么话说？还狡辩什么？应该把害国害民的制造谎言的人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也实在不忍再听下去了。我的心头像压上千斤石头一般沉重，不仅因为事实的悲惨，而是在于这真相没有让世人知晓。我今日为饿死的千百万农民申冤，请大王为百姓做主 《蛇仙游记》第二卷 45、白娘子审理“信阳事件”（三） 第五个告状人是《河南日报》记者，名字叫张春。他是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他控告道：1959年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20多亿斤，而信阳地委浮报为50多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分配给信阳地区征购任务9亿多斤，加上下面的层层加派，达到10亿斤以上。 产量减少，征购数却增加。怎么完成征购任务呢？那就是搞“反瞒产”运动。根据省委书记吴某“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动用民兵，指示指挥各县委挨门逐户搜查据说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搜不出粮食，便刑讯拷打。潢川县涩港公社党委副书记韩某打过三百多人。在潢川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梁某亲自动手打人。六千名到会代表都已饿得衰弱不堪，有个农民代表当场死亡，抬走尸体后接著开会。会议结束，又有十几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县先后饿死了五万六千多人。 为了追逼粮食，许多干部成了人性灭绝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某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县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十三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罗山县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预备党员，十六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譬如息县产粮五千万公斤，征购了二千七百五十六万公斤，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全信阳地区征收了十六亿斤，达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把群众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等都搞光了，农民的全年口粮平均只剩一百多斤，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未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断粮停伙。造成了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信阳地区及所辖的十几个县市都可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有的户死绝了人。有很多小村灭绝了人迹，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严重饿死人的事件发生以后，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示各县、公社、大队要严密封锁消息。要民兵日夜站岗值班，不允许农民外出要饭，说外出要饭是给**脸上抹黑；不准农民向上级反映情况，说那是告黑状，是反对基层党组织，因此就是反党；不准私自在家做饭，说私自做饭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人民公社；特别是扣押许多群众反映问题的信件。如光山县委书记指示县邮电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进行严格检查，谁写信给外地的亲戚朋友、上级机关、省市领导以及党中央、**反映情况，就扣下来，对署名的人进行开会批斗，并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对匿名信就让邮电局的同志回忆是谁送的信，设法查出来。有一封反映光山饿死人的信，邮电局的同志说好象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于是光山县对全县的女麻子进行检查，搞的人心惶惶。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信阳地区饿死和被打死的人约在百万人以上。 第六个告状人是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他控诉道：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伯山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地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桐油、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 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嵖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某，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万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斤的大典型。不过，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根本不行，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回到地委，我就和路宪文谈了我的看法，并说这样下去我们会犯大错误的。路当时对我的看法不同意，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太多”，就是我看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为了让全区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 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党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欠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30多亿斤，最多超不过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委让各地、市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谈，在路宪文一再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时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们**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己。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县委正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参加了会议，看到很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受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我就下到两个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再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瞒产粮食，其实就上边是一层稻子，下边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 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 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万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要查处。 《蛇仙游记》第二卷 46、白娘子审理“信阳事件”（四） 张树藩继续控诉道：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常委的批斗对象，但还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是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吃的越来越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由于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一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出了四条“严重右倾错误”：[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 [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1958年的小麦亩产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地委、专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仅不让我参加，会议的文件也不让我看，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但在专署党组织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的对我进行激烈的批斗，大都是轻描淡写地提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没话找话，应付了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事后证明也确实如此。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进来，他很害怕不敢来。我说小余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一样吗？进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听后我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 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某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的。直到1959年ll、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 白娘子拍案对路宪文喝道：“做一地的父母官，首要的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辖区，让辖区百姓过上好日子。而你却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虐待百姓！你罪恶昭著！还有何话说？” 路宪文面如土色、冷汗直流，但是却喊冤道：“犯官冤枉！冤枉啊！犯官所为，都是执行上级的指示，都是职务行为。而且，有许多坏事，都是下面县社队干部所为，并非是犯官指使。请大王明鉴！”说吧，连连叩头。 白娘子气愤填膺，喝道：“向各县下达高征购指标，搞瞒产搜粮食，严密封锁饿死人的消息，这些是不是你下的指示？下面打人、整人，你制止过么？” 又有一人告状，这人是信阳地区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他控诉道：1959年的岈山区连续在秋季70天没有下雨，旱得田地龟裂，禾苗枯焦；秋作物大幅度地减产，使得本来就紧张的粮食更加紧张起来。 我当时任遂平县委宣传部长，县委让我接替陈丙寅，任**嵖岈山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我一到嵖岈山，第一个印象就是群众家家户户都没了粮食。1959年的冬天，冷得早，一场苦霜挨着一场苦霜，地里早就没有什么了。麦子种得晚，出土慢，远远的只能望见黄黄的一片，近了才瞅见土坷垃窝里的麦芽。去楂岈山公社接陈丙寅的工作，我心里就犯嘀咕，没了粮食吃，群众的日子怎么过呀？心里想，可嘴上没敢说。那时候，都是看透不说透，说透就挨斗。有时候是自己斗人家，说不定一会儿自己就挨斗。 正当我发愁粮食的时候，又接到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又是催着布置反瞒产工作。我想：“唉，明明群众已经饿肚子，可偏偏叫反瞒产，这瞒产可咋个反法呢？”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火冒三丈，对着电话筒简直是在吼：“当前粮食工作中的两条道路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思想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地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闹粮主要是思想问题，思想问题解决了，粮食问题也就解决了。要展开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向地委报喜！你们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必须在挖粮食运动中起带头作用！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口气是蛮横的，但却代表着权威。 正在我心惊肉跳的时候，县委书记蔡中田晃着高高的身板，冒着漫天大雪来到我们公社。蔡书记没坐下就急匆匆地吩咐我：“开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快。”…… 又一个人控告：1960年夏天，中国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然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90％的人是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路宪文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他却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人员”，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许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 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100多万人！这是何等令人发指的暴虐啊！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10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639个。饿死8万人的正阳县，不少人家绝户了。人民公社的发祥地——嵖岈山人民公社仅4万人，三个月期间就饿死了近4000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队竟高达30%。仅据潢川、光山、息县统计，孤儿竟达12000人之多！ 白娘子喝道：“路宪文，你听清楚了吗？” 路宪文面如死灰，作声不得。 白娘子宣布：“将虐待百姓的罪犯路宪文押入十八层地狱，施以油炸、刀山、蛇咬、炮烙等等刑罚，一百天后暂时放他还阳反省，日后让他投生在信阳地区穷乡僻壤，世世为猪驴牛马，让信阳地区农民役使、骑坐、宰割！退堂！” 《蛇仙游记》第二卷 47、众冤魂索命阎罗殿（一） 阎罗王铁面无私、严肃审理“虐民案件”、惩治昏官酷吏的消息迅速在幽冥世界传播开来，那些游荡的冤鬼屈魂闻讯后，纷纷来到酆都城阎罗殿前喊冤索命。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白娘子和小青受阎罗王委托，接待这些喊冤控告的冤鬼屈魂。 来自某县的一群冤鬼控诉一名姓章的酷吏。小青把这些控诉材料进行了整理，形成了如下材料，报告阎罗王。 （1）地痞流氓混入党内章自福，男，澧县李家铺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初小文化。1960年因严重违法乱纪、打死人命被执行枪决。同案犯有聂廷东、龚明富、郑昌银3人。 澧县自古民风淳朴而骠悍，而李家铺的民风尤其尚勇好斗。皆因李家铺地处丘陵，主要出产水稻。虽然水源丰富，但旧社会澧县没有公共灌溉和排涝系统，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种田人最大的心病，就是稻田灌水的大事。 天干半月成旱，眼看着上面的水下不来，人家不让水从他田里过；下雨三天成涝，下面的田主绝不会让别人田里水往自己田里排。为了抢水、排涝的事，这里常发生械斗事件。李家铺这地方，李氏宗族人多势众，欺负小门小姓的人家是常事，尤其是一遇旱涝灾害，小姓人家简直就没好日子过。天旱了，李氏宗族的人抢水占上风；遇涝了，他们挖沟放水逞霸道，反正一上就是一族人，吵架打架不吃亏。 章自福出身中农，家境尚好。但其父母都是本份老实人，为种那几亩水稻田，吃了李姓人的不少亏。章自福长大之后，常为水的事和人冲突，但他发誓决不能象父辈那样受气窝囊挨人欺。他脾气暴燥，打起架来敢拼命。 一次为抢水和人打起来，他抡起锄头往人脑壳上挖，差一点儿闹出人命来。几次下来，人家怕了他那股打死架的劲，一般人不敢惹，他还时常敢找李姓人的碴。后来他又和镇上的一群泼皮混成了把兄弟，打架、闹街成了经常的事。只要哪里有赶场唱戏的场合，人群中总少不了章自福那一伙泼皮窜来窜去，吃白食、调戏妇女、打架斗殴。长此以往，养成章自福一狠二毒三拼命四流氓无赖的性格。四乡八村，提起章自福的大名，老实农民没有不怕他的。一来二去，提起章自福，就连津市码头的青帮大哥也得买他的帐。 1949年大军南下解放澧县。土改工作队进驻李家铺，斗地主，分田地，老实巴交的农民没那个胆量，乡里乡亲的，抹不开面子。只有章自福这样的流子地痞敢打敢拼，点水（提供情况）、捉人、斗争、动手（打人），事事都往前冲，李氏宗族的大户地富们倒霉了大，而那些南下干部对他非常器重。章自福成为“土改根子”、民兵。在互助化和合作化运动中，章自福“撕得破脸”、“坚定突出”的斗争积极性更被干部看好，1955年，他加入了**，同年被提拔到县合作化工作队。后任县人委任档案保管员、收发员，李家铺乡公安员、白衣公社政法副部长。1959年11月调任精华大队总支书记，兼公社党委委员。 （2）残害群众打死人命1959年章自福调精华大队总支书记职后，利用职权，胡作非为，勾结总支副书记龚延东、大队民兵营长龚明富、大队长郑罗银等人，迫害群众，用捆绑吊打、罚跪、罚站、三九天泼冷水、冬天站腊水田、打赤膊吹北风、强迫被害人互咬生殖器等手段，残害干部群众，先后共打干部56人次，群众337人次，其中打死2人。 当年县委的立案报告，对上述四人定了五条罪名：非法斗争，打死人命；惨无人道，摧残人民；横行霸道，拦路索财；欺上压下，破坏生产，奸污妇女，贪污多占。 让我们根据当年澧县县委的处理材料，来看看章自福一伙的罪行。 1959年12月23日晚，章自福和龚明富在花格店新化食堂召开60多人的群众大会，斗争52岁的社员贺自远。贺自远是上中农，因公社化后，家业共产，衣食无聊，到59年，食堂以野菜糠壳当粮食，人饿得九死一生。因此，他对公社化和吃食堂牢骚满腹，对高征购的粮食政策非常不满。1959年冬整社运动中，被定性为“有资本主义思想行为，经公社批准为辩论对象。 大会前，章自福召集了社员民主评议会，收集贺自远的材料。[.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与会者见干部督阵，便纷纷揭发贺自远，说他不出工，砍了两棵树，开了自种菜园。还有的说他不去食堂吃饭，（因喂牛，距食堂有好几里路，生产队干部批准、他自己吃）等等，贺自远被评为下游。 开批斗会那天，章自福亲自到会掌握。主持人人宣布起“罪行”后，社员们站起来七嘴八舌发言，你吵我骂的也很热闹。会议开了一阵，只斗没打，章自福火了，认为会开的不激烈，指使龚明富将评为上游的社员雷某拖出来辩论，说他是“同情资本主义”，质问他为什么斗争不积极。一阵推打，将雷某打倒在地。 龚明富又召集20多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开会，布置哪些人为“主攻”，哪些人来“助攻”。章自福批评说“会开得没有劲，不激烈。反资本主义，干劲越大越好，大家都要动手打，打出威风，打下资本主义的邪气。哪个敢放水（手下留情）的，就把他拖上去批斗……” 由章自福和龚明富亲自主持，会议重新开始，社员们为了自己不挨打，也顾不得乡里乡亲的情份，拳打脚踢，就连妇女也下起狠手，贺自远被打得很历害，龚明富还亲自动手推打。斗了两个小时，贺自远被打倒在地，口鼻流血，气息奄奄。章自福见贺倒在地上没有声气，走到贺身边，猛踢两脚，说他是装死。龚也扯着贺的手，说他“是装死！”并向群众宣布贺是“装死狗”。章自福对与会者说：“大家不要怕，贺自远是装死狗，就是死了，运动中死个把人不要紧的。以后还得这样搞……” 散会后，章命令生产队长派人将贺送回家，第二天早上，贺气绝身亡。 1960年2月18日，公社来队检查“反右倾”。章自福为了个人名誉，“想在公社范书记检查‘反右倾’时有个好印象，”便人为树立“反右倾，鼓干劲”的确典型。章找来聂延东商定，决定当晚半夜召开生产队长和妇女队长会议，要各生产队派先进和落后社员各一名参加，在一生产队新食堂开会，20多人连夜到会。 会前，章自福主持召开生产队长先开布置会，第四生产队队长雷大灼提出，社员郑博先出工不积极。当时定郑为辩论对象，即由聂延东主持开会，章自福到会督战。会议开始，雷大灼就点名，说郑博先散布泄气情绪，对人将，现在生产落后，是因为“社员劲头不大，吃不饱饭没干劲”，还说他“不服从须导”，提名辩论郑博先。 37岁的郑博先，生产一贯卖力，在治湖、生产中先后八次评为劳动模范，并被选为县人大代表。1960年2月18日，郑因饥饿和劳累过度，得了浮肿病，经领导批准从凇澧分流水利工地回家养病。但大队规定，不出工就不开饭。为了吃上一口饭，他还带病出工，只有几次出工动作慢一点。 会议开始后，郑博先被带上会场中央来，20多人先后上去推搡殴打。聂延东不断鼓劲加油说：“今天会很重要，大家要鼓劲，任何人不准退缩，那个整不起不就找那个！”郑博先站在中间，你推过去，我打过来。斗了一阵，郑大声喊：“救命！我受不住了，我快要死了！”章自福上去猛踢几脚：“你就没死，你个***，社会主义那能留你这种混世魔王活在人世！” 推打2个多小时，生产队副队长雷友光猛力将郑推倒在地，郑倒下后就不能动，口鼻流血，当场死亡。 章自福见此情景，在会上给大家壮胆说：“你们不要胆怯，今后右倾还得继续反的。那里有就在那里反，对右倾分子，死个把人不要紧。”说完散会。 郑死之后，聂延东向章自福请示处理，说是“这下有皮绊了，郑博先好像还是县人大代表呢！哪么搞才交得脱身啰？是不是先要向公社报告？”章自福要他先不要乱了阵脚，要稳住神，好好想办法。并责怪他说：“这哪里报得！”两人商量一阵，决计制造假现场。当晚，章自福命令大队试验作业组长雷立仁派人把死尸抬到四队保管室里。时已天明，又派妇女队长万俭秀在外边派人，以搞生产为名，暗中监视，不准人靠近保管室。到了晚上，将死尸抬到山里，用绳子吊在树上。 当天晚上，队里以挖木蔸烧火为名，派社员上山。有人发现尸体，于是大队宣布郑博先属自杀。 同时，章自福多次在生产队长会议上，布置队长们，要压制群众，不准说此事，并派总支委员郑昌银专到四队负责监视，聂延东负责封锁消息。一天，聂听万延秀反映，有一个十多岁男孩雷浴春，在群众中讲龚自远是被斗打死的。雷家是地主。又发现地主雷次甫在家写字，怀疑他是写状纸。 聂当即召开五类分子大会，以雷浴春“说怪话”，雷次甫“白天不出工”为口实，进行批打斗争。晚上由郑昌银主持召开全队群众会，又进行批打斗争。名曰“压邪气”。 县里终于得知此事，派人下来调查此事。县检查团进行第一次检查走后，章、聂以死者之妻郭多姑偷了红薯种为名，指使队长雷大灼召开群众会，宣布对郭多姑进行管制。又派龚明富把死者之弟郑博洪弄到大队部，威胁说：“县委工作队不能在这里住一世，有事还是要靠我们解决。”又把死者几个家属喊到大队部，章自福请他们吃了一餐饱饭，并以给粮食和钱来利诱收买，不让家属上告。 （3）残无人道，摧残百姓章自福到精华大队，正是庐山会议以后，层层布置“反右倾”。章更加卖力。他以“整社”、“反右倾”、“辩论落后”为名，除打死上述两名社员外，还亲自指挥打人、戴高帽子、罚站、冬天脱衣、吹西北风、泼冷水、站腊水田等刑罚，辱骂斗争干部25人，社员17人。其中被打成重伤6人。 作业组长黄洪堂因生产任务没完成，章自福命令他脱光上衣，时值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斗争批打一个多小时，打后腿肿了5天不能出工。作业组长田顺初被斗打后外逃。章自福斗打辩论脱产干部陈章鳌后，对陈说：“今天整你，是为了今后你好整他们（指下面干群）。” 1959年冬，56岁女社员郭金姑，收了几个自己偷种在山坡上的地瓜卖给外队。龚明富得知，便将她抓到杨家富堰，发动群众推踢打，将她打倒在地。 社员雷大田，因10元钱与帐不符，龚发动社员推搡打殴约三个钟头，还亲自动手猛击雷胸部两拳头。雷头部被打肿，脚上血流不止，受重伤倒床，半个月没出工。1960年2月，龚去刘家食堂，社员刘国章喊了他一声“老龚”。他认为没喊“龚书记”，抓住刘国章就是一顿狠揍。 社员们私下喊龚明富为“恶老虎”。龚明富亲手摧残的群众达48人。 聂廷东直接摧残群众33人。其中推踉27人，冬天打赤膊泼冰水3人，站腊水田1人。 工程员雷华新，因不满于干部斗打社员，被聂廷东斗争，致使雷的一条腿摔成跛子。 17岁少女吴桂香，因吃不饱饿干活不力，被聂发现，罚她冬天站在腊水田，往身上浇冷水。几小时下来，吴桂香冻得半死。聂廷东哈哈大笑，让人将姑娘扶进屋里，找来几件干衣服，又生上大火，聂廷东淫心大发，将周围人支开，硬要给吴桂香脱衣烤火，姑娘冻得动弹不得。聂摸上她身子，冰冷冰冷的，便没了情趣，吴桂香有幸逃过此劫。 郑昌银共摧残社21人，其中10—15岁小孩10名。13岁学生马兴华，不小心踏了路上写的石灰标语。郑罚他脱掉衣服鞋袜，围着桌子转圈，直到转昏倒地。小孩雷立真干活没力气，大冬天，郑昌银往他身上泼冷水1个多钟头，雷立真大病一场。 1960年旧历正月，13岁女学生雷凤英、10岁女学生朱凤秀，天冷挑粪便未脱棉衣。郑昌银大怒，说她们偷懒，强制她们脱去棉衣，站在腊水田里，浇冷水淋湿衣服。致使二女大病。 县委整风工作组向县委汇报说，“章自福一伙为非作歹，致使精华大队干部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的歪风邪气十分严重。全大队1758人，受迫害毒打者393人，占总人口22%。全大队18个党员，打骂群众的11人，占60%。” 一生产队队长雷大顺，打人成性。社员周宜民饿不过，偷了队里的红薯种吃，便将他捆起来，斗争大会上，硬是用针线缝上他的嘴巴。 三队副队长雷有元，社员私下称他为“恶霸”。1959年腊月，60岁社员黄凤姑因带孙女，没出早工。雷有元就在川门食堂开斗争会，要她说原因。黄没吭声，雷就端了一盆冷水，披头盖脸泼在她身上。 同月，川门作业组15岁女社员郭金枝，因来月经肚子痛，出工迟了一会。雷有元就在丁工堰工地上，当众强迫她脱光衣服打赤膊，郭金枝吓得大哭。出工的姑娘们都跪下帮她求饶，说怎么罚都可以，郭金枝是一个女儿家，打不得赤膊的。雷就限令她脱得只剩一件单衣，在寒水里站了一早上，冻得她全身冰冻，还不给饭吃。郭金枝因此大病半月，精神恍惚，几次痛不欲生想“找出路”自杀。家中人苦求苦劝，才苟且偷生。 1960年正月，女社员田巧美，因身染重病，向雷有元请假。雷跑到她房里，把她从床上拖下来，毒打一顿。到工地又限令她脱得只剩一件单衣，站在冬水田里。田巧美大病一场，连吃药都没钱，差点病死。雷有元还几次上门逼她出工，见她起不来，还破口大骂：“你这个懒婆娘，出工就装死，当no就上劲！” 更为恶劣的是，斗争社员马学金和黄珍美夫妇时，采用的手段令人发指。1960年元月18日，该大队妇女黄珍美，在治湖工地与石板滩社员马学金结婚，后回大队转粮食关系。文书雷建峰电话请示章自福。章认为结婚没经他批准，十分恼火，便指使将其夫妇扣留，并交代雷建峰：“你的干劲大，任务交给你，晚上开会斗争。” 当夜，章自福赶回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会议。人未到齐，章就提出：“今天要唱回杂戏。”“搞个大场合”。他让干部把马学金和黄珍美夫妻两人押来批斗，把马学金衣服脱光推打斗争。斗了一阵子，马说要拉屎，瞅个机会跑了。 接着，又把捉来的“社会主义的逃兵”、17岁女社员田桃美押到会场。田桃美因在治湖工地吃不饱，过度劳累，逃跑回家。干部们便围着田桃美，让她脱光上衣，一阵推打“肉搏”后，要开会了，又让她穿上衣服押起来。田姑娘上身和**，被这些禽畜抓得稀烂，下身连阴毛也被扯了几把。姑娘哭得死去活来。 会后，章自福去旁边屋里开电话会和写材料。奉命抓人的干部，把马学金和黄珍美又捉到大队来。 聂廷东提出要“唱杂戏”，发动干部们，又把马学金和黄秀珍弄来批斗。干部们会前脱过田桃美的衣服，过了瘾，淫兴还未消。这时便强令黄珍美脱去衣裤，只穿一条短裤。又让马学金脱光衣裤。推的推，搡的搡，有人趁机在黄珍美的身上和**、**、大腿上乱摸。又把夫妻两人推倒在地，让两人各倒一头，把两人的头部互相压到对方胯中。聂廷东还强制黄口含马的**，并问香不香，臭不臭。又让马学金舔住黄珍美的阴部，夫妻二人口含对方生殖器在地上打滚，干部们在一旁围观，哈哈大笑。 （4）**妇女，贪污多占章自福到精华大队只有4个多月，即利用职权，**妇女多人。16岁少女雷金秀，是大队卫生保健员。章自福威逼利诱，寻机奸污她多次。有一天早上，雷金秀进屋扫地，被他抱起来按在床上就**。从此以后，雷金秀就成了他的玩物。有几次大队开着会，章自福还跑过来将雷**后再接着开会。被他**的还有卫生所调剂员，17岁女青年宋立英，18岁的代大队妇女队长赵喜美，女社员刘雪英和雷令秀等人。 郑昌银1960年4月**四队妇女队长万俭秀。聂廷东1958年奸污妇女马秋美，1959年奸污妇女胡秀芳。 1988年7月，我在澧县档案馆和县公安局有关章自福的档案卷宗中，查阅到了1960年4月开始的全县整风运动中，精华大队几位女青年写的《控诉书》、《检举书》，和工作组找当事人所做的《调查谈话记录》。现实录如下： 控诉书章自福调到精华大队来之后，首先就要我洗衣，洗了两个月后，就给了2元钱，买了两块肥皂。他前后三次调戏引诱我，都被我拒绝了。去年腊月，那天晚上开会，散会后要我给他发火，说他冷得很。我去了，他把门关上，不要我出来，他要同我睡，要我同意。我不同意，他就动起手来，把我关在屋里，一定要和他睡，结果那天晚上强迫发生了两次关系……（此处系当年查案人员意淫心态下要求交待的**过程，有碍瞻光，故略――编者） 春耕生产，大队都到了川门，他没搬去，天天晚上都在屋里睡觉，我没依从，晚上都没发生关系。有一天白天，大队部锁着，他从厨房顶上翻过来，把我喊到屋里，要我脱衣服和他发生关系。一把拉过我来，脱下衣服就压到床上，发生一次关系。晚上吃饭后他要我给他清文件，又强迫发生几次关系。 3月26日晚上，我父亲很不好，差点死去，我心里很急，要回家去看。他不让，把我叫去，说父亲不好，不要紧，和我谈了一会，就拉我睡了，发生三次关系。开书记电话会后，又发生5次关系，叫到他房里睡了三次。 4月5日他开会以后，把刁检秀留在大队，他叫刁检秀和我睡一个床，脱衣上床后，他跑了上来，挤在一个床上睡。我睡里边，章书记和刁检秀睡外边，他们发生关系没有，我不知道，我没发生关系。 他到川门去后，要我去了两次，以后到卫生所，他又跟来，同宿两夜，多次发生关系。 宋三英（手印）60年4月10日[宋三英，17岁，贫农，学生，精华大队卫生所]控诉书控诉章自福，利用职权多次要我到他屋里去，要我在他床上睡，有一次被闩在屋里动手脱我的衣服，将我的衣服脱光，发生关系两次，这完全是逼我的，特此控诉，请求党委对他处分。 控诉人刘雪英（盖章） 60年4月12号检举书赵芝英，女，18岁，贫农，大队妇女工作1960年3月开评比会，章自福要我到他屋里去，发生关系，我不干，（此处字迹不清）第二次用强迫手段，把我拉到屋里，把我推到床上，关上门吹灯，用力压在身上，脱我的衣服和裤子，我还是不干。在这次当中，当被强迫发生关系一次。因隔壁是在开大队干部会，只有一层格子板壁，时间不大，只3分钟。 检举人：赵芝英（手印） 1960年5月5日调查谈话记录谈话对象：雷秀英，女，16岁，贫农，精华大队卫生所保健员我到大队卫生所是章书记让我去的，说好好干，听我的话，有我的好处，我还年轻漂亮嘛，党叫干啥就干啥。有一次我到大队部，他叫我给他炒菜，端上去，他叫我陪他，又说一些挑逗的话。当时我年纪小，还不大懂，他就动手动脚。我害怕，找个理由回去了。我睡了，他喊我的门，要我开开就拿一件东西。我把门开开，他就把门闩上了，就要我和他睡。他是书记，劲又大，我真的怕。首先我是铺着睡的，他上床后就把我搬翻身，脱我的衣。他没脱衣，是解的裤子扣子（他在掌握开会，作业组长都有），就发生了**关系，还未完时，胡会计喊他，他从身上下来了。2月份我给他洗完床单和被单，衣服晒干，他要我进去给他拆棉衣……我要开门出来，他要我等会去，在床上坐。我不肯，他就要发生关系，脱我的小衣。我两脚没洗，脚上泥，小衣只脱一半，上身睡在床上，两脚吊在床下横起睡的。他没脱小衣，解的小衣扣子，就在床上发生了关系。还未下马，胡会计在外喊他吃晚饭，他怕胡会计看见就下来了。3月份一天，他要我给他清屋，他在床上坐，我在给他扫屋，扫把放下，就不要我去了。我要出来，刚到门边就被他拉进来，要我和他睡，他脱衣服，发生关系，过一会，他就下去了。 记录问：他给你了什么东西？ 答：只买一双袜子，没给钱。 口述人：雷秀英（手印） 记录人：彭仪玉（盖章） 1960年4月11日 （5）横行霸道，拦人抢财。 自1959年11月至1960年，大饥荒降临，各地逃荒的人流如潮。精华大队外逃荒讨米要饭的群众213人，占总人口12%。为此，章自福下令路上设卡，拦截来往行人，扣压财物。 1960年2月9日，章自福召开大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他布置说：“俺大队人外跑多。凡是从大队路过的，没有证明的一律扣下搞生产。” 元月29日至3月28日两个月内，全大队共扣留过往行人705人，其中被斗137人。2月10日一天设立三个哨长，由龚明富、雷友元、关阳银等人率民兵持枪检查，一天捉拿过往行人百余人。 据不完全统计，扣压猪肉150斤，鱼64斤，食油3斤，米30斤，黄豆40斤，雨衣一件，套鞋一双，被子一床，布5尺，棉花15斤，烟叶3斤，人民币15元。都为大队干部自己吃、用、拿了。 方圆几十里地，老百姓不敢从精华大队过，说是精华大队出了山大王，过路要留买路钱。群众称章自福等人为“四条蛟龙”。 《蛇仙游记》第二卷 48、众冤魂索命阎罗殿（二） 又有一群冤鬼屈魂来告状，他们哭喊着说：“干部像恶魔，横行霸道、打人成风，我们县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大王给我们做主啊！” 洞庭湖滨，有一个美丽的边城澧县。（.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中的澧县，干部打人成风，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少数地方已经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当地老百姓说得最多的一句顺口溜是：“干部象恶魔，澧县变地狱”。 1958年9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随大流，全县实现公社化。全县也刮起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也发生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也是“大办公共食堂”，搞“吃饭不要钱”；也搞“大炼钢铁”，并将全县大小山林砍伐一空；1959年春，澧县也发生社员逃荒死人现象，发生严重的人口盲目流动，到1959年2月，人口外流逃荒严重。 1959年10月，澧县县委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正式决定开展全县“反右倾”。至1960年1月结束。全县共批斗“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右倾保守势力”3290人，重点批判了23人，处分112人，斗死241人。 这场运动，定下了全县随后以暴力行动来推动“更大跃进”运动的基调。从县到社，各级“反右倾”大会声势浩大，普遍采用“辩论”、谩骂、揪头发、扯耳朵、捆绑、推搡、罚跪、冬天泼冷水、毒打、吊打、墩人、灌屎、灌尿、灌辣椒水、灌肥皂水、棒打棍揍、皮带抽、背磨盘…… 为在1959年取得“更大跃进”的“伟大胜利”，在全省开展的“反瞒产”运动中，澧县县委独具匠心，在全县开展了一场来势凶猛的“反偷风”运动。 县委第一书记马书玉认为：从1958年到1959年，澧县粮食生产取得了大丰收，理应超额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但是，从春荒到现在，各公社不仅完不成国家征购任务，反而大闹粮荒，不是喊饿死了人，就是说食堂断伙，社员饿得要死了，一直闹到天昏地暗！现在看来，这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起的猖狂进攻。不把社会主义制度和三面红旗砍倒，他们是决不罢休的！因此，我们一定要誓死保卫三面红旗，誓死打赢当前的粮食征购这一仗！ 马书玉在县委书记处会议上，对与会者说，1959年秋收在即，各位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就是死也要完成今年的征购任务。现在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大丰收，大大地有！闹粮原因，主要是富裕中农向党进攻，农民在秋收时，把集体的粮食偷回家备饥荒了。此外，干部中自上而下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本位主义思想，生怕留少了口粮，又会发生今年春荒的闹粮缺粮饥荒病死情况，大量隐瞒产量，以多报少，欺骗上级。因此，必须在全县开展以“反偷风”为主，以“反瞒产”为辅的人民战争！ 马书玉在全县“反偷风”运动动员电话会上，杀气腾腾地宣布：必须以坚定的党性和坚定的对敌斗争精神，全力以赴，打好“反偷风”运动这一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帐要算清楚，新帐老账一起算！退赔要兑现，有粮退粮，有钱退钱，就是拆屋掀房，也要把吞下去的粮食给我吐出来！ 在马书玉的影响下，造成了一部分干部思想混乱、是非不清，有的认为打人是合法的，是有“干劲”、“立场坚定”，“斗争坚决”，不打人则是“右倾”、“立场不稳”，“同情资本主义”。澧阳公社党委副书记万一平，在一次总支书记会上布置积肥任务时说：“你们一定要拿出干劲，有点火力来完成任务，如果完不成这个任务，我就要你们站桌子，鼓点干劲你们看一看。”九王大队十生产队队长胡子康说：“打了一次人，起码有五天好发动。”王家厂公社龙堰大队总支书刘大连说：“运动来了就搞几下，运动走了就不能搞了；一个运动不打几个人好像没有什麽起色。”个别公社领导干部甚至布置打人，津郊公社党委副书记丁士英，在总支书会上还布置说：“人可以打，只有几个地方不打，鼻子不打，脸不打，耳根不打，其余地方都可以打。” 1959年10月11日～17日，澧县搞起了由干部带头压阵、武装民兵和积极分子开路的“反偷风”运动，把全县队队户户闹了个鸡飞狗跳墙。全县范围内、普遍的发生了打人、打死人和逼死人的现象。一些干部有意为非作歹，摧残群众，危害人民，手段非常毒辣。体罚毒打群众的手段汇集起来，有40余种。如：推排球、吃屎喝尿、吊半边猪、针穿嘴巴、棍穿阴部、男女互咬生殖器、坐水牢、火烧、打后赛跑、人碰人、拔牙齿等酷刑，都是骇人听闻的。有的地方错误的提出杀鸡吓猴、打一警百、堆罗汉（被打人睡在下面，上面压人），和成立殴殴组（殴脚筋、手筋、腰筋）、打态度组（辩论对象在斗争时，一上台就打，把态度打老实）、开攮攮会（把人推挤）。 “反偷风”运动中，发生了全县性的非法抄家和非法斗争的违法乱纪现象。更严重的是有的地方在抄家中还普遍采取了连抄家带拆屋、抄后封门、扫地出门等恶劣手法。 打人最多的一个干部，打过340多人，打死15人；两年多来扣群众饭的有扣到160多次的。在食堂管理员以上干部中，贪污多占非常普遍；另外，乱搞男女关系的干部很多，最多的一人搞了20多个。 一些坏人当上干部、窃居重要职务以后，有的勾结包庇纵容坏人，一意孤行，不顾群众死活；挂**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实行残酷的阶级报复，想尽千方百计整治群众。除了随随便便打人、骂人、吊人、扣粮、扣工分、罚趴、斗争、辩论、反省、搜查、抄家、游行示众、戴帽子、罚跪、罚站、罚晒、罚吹西北风等等以外，还使用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手段。（.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他们私设法堂，严刑拷打，刑罚之多，有如画地为牢、坐水牢、泼冷水、滚雪球、跑‘麻城’、叫女人赤身**、男女互咬生殖器、开朗诵（推搡）会、推排球、拔胡子、扯头发、吊‘鸭儿水’、抬‘穿心杠’、脖子上挂屎桶、跪碎瓦渣、叫人家喝清尿、吃牛屎、剁指头等等。 土改时的积极分子中混进太多“流氓无产者”和“严重不纯分子”，后来有的混入党内、当了农村基层干部。 在这些坏分子的活动下，不少地方打人成风，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极少数地方已经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澧阳公社荷塘大队坏分子潘启才，就曾经规定打死人后有“三不准”，不准死者家属收尸、不准哭灵、不准买棺材，甚至还要死者家属笑。该队中农社员李绍云被潘打死后，不但不准收尸哭灵，并且还要画像斗争，叫别人代他受斗。梦溪公社又新大队坏分子傅绍发为了**一个贫农的女儿，竟敢当面通知女方的父母要和他女儿睡觉。女方不答应，就采取罚重工、扣粮、调虎离山等办法，以遂其兽欲。群众把这些坏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称为“老虎”、“阎王”、“笑面虎”、“阴雷公”、“新恶霸”、“新把头”、“土皇帝”、“土匪”。这些事情不光是一个地方有，而且几个地方有。不仅是基层干部中有，就是县委成员中也有这样一少部分人。 王家厂公社曹家河大队生产队长周用考，残害人民群众，逼死四人（都是贫农），打了三十九人，霸占人妻。 县委第一书记马书玉说：“对那些调皮捣蛋的，非打不解决问题”。“这些人不怕送公安局，只怕送农会”。还说“打人不对，但有时还起作用”。尤其是地委曾几次批评澧县死人多时，他还说：“地委说我们死人多，按人口比例来说不一定多”。 置人民群众的生死于不顾，不惜以暴力为手段来推行“更大跃进”，以至澧县人民陷入了“人间地狱”！ 淞澧分流工地冤死的民工控诉说：“干部对待我们，一天到晚不是打，就是饿，比对待畜牲还不如！” 庐山会议后的全国“更大跃进”，一是“反瞒产”搞粮食，二是“大办水利”。澧县县委为了争当“更大跃进”的上游，“大办水利”运动中，仅淞澧分流和王家厂水库两个工地，就上马了156000多人，占全县三十万劳动力的50%。加上其他小型水利工程，全县三十万劳动力几乎全部上到水利工地。 工程于1959年11月初动工，县委提出：“要拿出大跃进的干劲，用大跃进的速度，赶在年底完工。”为此，从全县先后抽调了75600多人上阵。 11月16日，县委成立淞澧分流工程指挥部，下设四个指挥所。各公社工地队伍为大队，各大队工地队伍为中队，各生产队工地队伍为分队。 任务层层往下压，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干部们就是一个字：打！从此，整个工地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先后死亡民工440人，其中病死310人、打后致死88人、打后自杀40人、当场打死2人。 指挥部的干部架子更大，官气更足，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更凶。动不动就是“***，老子打死你！”就连下面的干部一听说指挥部的来检查，也吓得发达抖，更不要说民工了。 第一次工地党委扩大会议，指挥部指挥于树海提出：“小病要出工，工地搞治疗，小风小雨当晴天，雨天刮风当晴天。”“晴天突击战，雨天持久战，雾天运动战，风雨不停工，冰冻不下堤。”并规定“按劳力总数平均每天一个劳力达到5～6方土。” 在松澧分流工地，生活还未安排下来，县指挥部就提出提高工效，有些公社指挥所就要求平均每人完成十方土，大队加到十五方，中队加到二十方，分队加到二十五方，最后小组加到三十方（当时实际平均工效只有一点七方）。 1959年12月1至4日，指挥部在官垸召开首次民工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是各大队教导员、中队指导员，以及先进民工代表共744人。会议由县委书记、工地党委副书记、指挥部指挥于树海坐阵，县委委员、县农业局长、指挥部副总指挥李福印主持。 会议说是要“总结和交流经验，向高效率进军”，但其主题就是一句话：“找工效不高的原因”，因为到年底只有还不到一个月了，工程完成还不到二十分之一。指挥部急了，认为不来点真功夫是不行的！于是把找原因变成了斗、打、跪等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 4天会议，共打264人。辩论了中队指导员和脱产干部17人。一般的采取骂、打、跪、低头、反省等，重点对象则重点打斗。当场打成重伤2人。至1960年6月，澧西公社的雷海清因打成重伤，还在吃药。大围公社杨家中队的指导员吴家香，也不能工作。指挥部的负责人竟然在大会上说：“你们干劲上不去，应该给点教训，才能好好鼓干劲！回去后大家都要好好找原因，人无压力轻飘飘！对干劲不大的民工，好好压一压，干劲就会上去了。” 官垸会议造成了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打人风。 12月6至7日，各工区停工整顿，贯彻落实官垸会议精神，四个工区都发生程度不同的打人事件，而以青龙窖、珠矶湖最为严重。他们是每个中队都必须辩论一个分队级的干部。珠矶湖工区方石坪一大队13中队报辩论人，供应股长叶汉菊，被批斗者们抽嘴巴，抽得他嘴巴肿得像个猪头，一个多月还没消肿。巴王岭中队指导员马大元被打的半个多月起不了床。 12月8日，青龙窖澧西大队贯彻官垸会议精神，点了11个人上台批斗。除毒打外，还用3个采菱的大腰盆装满冷水，让被斗对象脱光衣服洗冷水澡。当时北风呼啸，气温在零下，水中结冰。被斗对象在水里越喊冷，就越要你扎深些，时间待长些。结果新剀中队的陈祖青受冻不过，连喊救命。批斗者不但不让他出来，还说他态度恶劣，一阵猛打。终于他被冻死在腰盆里。 大围和王家厂大队则各办起一个教养队，专门劳教那些“劳动不积极的人”。教养队实行监狱管制，被教养人都是犯人，不仅强迫劳动改造，还在他们衣服上写“偷盗”、“出工不积极”、“多吃饭”等，并在其脸上画花脸，不准与民工一块挑土、吃饭、讲话。 而宜万大队为了响应指挥部的命令，显示“大干、苦干、拼命干”的干劲，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提出“三光政策”：头光、身光、脚光，出工民工一律光头，不准带斗笠；打赤膊，不准穿蓑衣；打赤脚，不准穿鞋，一直干到半夜。 官垸公社五菱大队总支委员张儒兴在工地打人160多个，扣饭不计其数。贫农社员刘世教先后被扣饭160多次，挨打三次，最后一次打后三个钟头致死。后来下工地后，刘世教有个三岁多的小孩在禾场上捡了一点蚕豆梗，竟被张儒兴丢在水里淹，此后也死了。 至于中队一级的辩论斗争，差不多天天都有，从指挥部直到中队层层找原因，层层违法乱纪，斗辩民工。是造成严重死亡的原因之一。 为了提高出勤率，官垸会议规定：病人不准超过1%。而天寒地冻，民工们劳累过度不休息，又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差不多20%的人都抱病在身。各级干部对病人就是一句话：“出工，病死也要到工地上去死！” 王家厂大队11中队社员谭杏桃，因病没出工。脱产干部樊明中强迫他必须先出一天工，不然的话，有你的好家伙吃。白衣大队蒲山中队社员黄培然，因病倒地想请假歇几天。干部对他说。安排你个好活路，到柴山砍柴去。走到半路，黄培然一头栽倒，再也没有起来。官垸大队光明中队黄家玉、郑大泉因病不能出工。干部命令他们到珠矶湖被楠竹，结果死在路上。 宜万蔡家中队共死民工75个。12月中旬有一天有35个病号，按1%的比例，指标是3人。当时医生冒风险批了叶正中等7人，其余吴学明、易法生等27个病号被赶上工地，上述二人才辈出了三天工死亡。 工程量大，任务重，时间紧，劳力缺。而全县劳力都上了水利工地。县委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各公社强行摊派劳动力，公社也没人，就把老弱病残也派上阵来。仅第一批上工地的劳力中，小的十二三岁，大的60多岁。在家就有了病的也不少，有的还没走到工地即死在路上。如大围大队杨家中队上堤的民工346人，15～20岁的120人……55岁以上的有23人。其中有老病的32人，最严重的12人。宜万大队蔡家中队在上堤民工275人中，有痨濒的35人，黄肿病（浮肿病）6人。如黄世法、陈世和都原有痨濒而死。 《蛇仙游记》第二卷 49、众冤魂索命阎罗殿（三） 一群冤魂来自湖南宁乡，他们声泪俱下地控诉道：庐山会议重新把中国拖进了更深的苦海。1959年“反右倾”运动，“掀起更大跃进**”运动后，干部“五风”愈演愈烈，一场场灭绝人性的惨剧，在宁乡大地肆无忌惮地上演了！ （1）从调整到“更大跃进” 1959年春荒，宁乡各食堂粮荒日重。县委和各级党委喊得最凶的，就是“低标准，瓜菜代”。全县各食堂通行7类标准：按年龄分劳力等级，以16两老秤，每人每餐由1两（不到市斤秤的0.两两两。最强壮的劳力，一天也只能吃到12两市斤）。多吃要罚。 1959年初，宁乡开展纠风整社运动，自上而下发动社员群众和队干部大鸣大放提意见，全县共鸣放出530多万条意见。其中，对公社化、公共食堂、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浮夸风、“一平二调”共产风，大炼钢铁、毁林烧炭、拆房毁屋、粮食问题，占到86.2%，对密植、养猪等生产问题占11%。各社队开始对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干部贪污多占进行清查。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也由原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调整为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强调“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和核算。还处理了大跃进中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错误的490个党员干部。这样，稍微缓解了1959年春荒的严重程度，但较之其它县份，宁乡的措施不力、效果不显著。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谨慎稳健，比起湖北、广东、贵州等相邻省份而言，湖南的步子还不是那么浮夸、冒进、蛮干的，因此1959年的春荒，比起相邻省份还相对好一些。也为此几次表扬周小舟。 庐山会议，周小舟被打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1959年8月22日至9月15日，**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有2000多人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揭发批判以周小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宗派”。新上任的省委书记代表省委作《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鼓足干劲，为全面超额完成今年跃进计划而奋斗》报告。会后，省委布置在全省县以上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党员干部中立即开展反右倾整风运动，并在农民中开展整社及总路线再教育运动，以肃清“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毒素”。一场狂风暴雨残酷地洗劫着三湘四水。湖南迅速堕落至苦日子年代灾难最为深重的省份之一。 宁乡县的“反右倾整风“运动，分外残酷无情。县委第一书记李学良在大会上神色俱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庐山会议向党进攻，向**发难，目的就是要篡党夺权。他们的罪恶目的一旦得逞，我们就要亡党亡国！”李学良强调起宁乡特殊地位，神情凶狠激昂，拳头擂得讲台山响：“我们宁乡是少奇同志的故乡，七十多万宁乡人民誓死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血战到底！要把周小舟的右倾影响，从宁乡连根拔掉，彻底清除！决不能让红色江山改变颜色，决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李学良，河北大名人，南下干部。他用人任人为亲，重用南下干部，打击宁乡地下党出身的本地干部，作风狠辣，欺上压下，爱听逢承话，好大喜功！搞起“反右倾”，真有打仗般的坚决凶狠。 1959年9月，宁乡县委贯彻**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和**湖南省委“反右倾整风”指示，成立了由县委第一书记李学良和书记何长友挂帅的“反右倾”领导小组，全县开始“反右倾”运动。9月23日和11月5日，相继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和全县干部大会，重点批判斗争一些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大会小会批斗40余人，都遭苦打，有的打伤致残。会后“打人风”蔓延全县。1960年春，‘反右倾’运动结束。” 对“反右倾”，“掀起更大跃进”，李学良曾有过一段昧着良心、的讲话：“大跃进以来一年多时间里，宁乡县山山水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农业生产的确取得了伟大成绩，人民群众生活幸福，衷心拥护三面红旗。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攻击我们三面红旗，说我们总路线搞糟了，大跃进搞糟了，人民公社搞糟了，大炼钢铁搞糟了，好象天下一片黑暗……我们必须在1960年掀起更大跃进**，证明我们的三面红旗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让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我们更大跃进的伟大成绩面前发抖去吧！” 1960年2月8日至11日，**宁乡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县委大礼堂召开，代表401人，列席15人。大会通过了《**宁乡县第2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决议》充分肯定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提出工农业产值、粮食总产量、生猪饲养量都要“更大跃进”，分别比1959年增长164%、123%、453%。并制定出今后三年更大跃进的规划。 从此，干部们的一切工作紧紧围绕“以粮为纲”，全力高征购的工作方针，即按照“更大跃进”的精神，粮食产量放“卫星”，报高产，想尽一切办法，把粮食搞上来，上交国库，完成任务。“更大跃进”把宁乡县70多万民众扔进了暴力征粮，全民更大饥荒的惊涛骇浪中。 （2）更猛烈的“共产风” 1959年下半年以后，宁乡县干部“五风”刮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民不聊生。“千村辟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1958年的“共产风”，原来就很严重，搞得民不聊生。而1959年的“更大跃进”，则更为严重的损害了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宁乡民众一贫如洗，流离失所，生活无着，生产几近破产边缘。 全县平调总额为3155万元。按全县206631户，767694人口计算，每户平均平调158元，每人平均42元。其中县以上平调额为1583万元，占平调总额的50%；县级平调额为元；占平调额的10%；公社级平调额为元，占平调总额的10%；公社级平调元，占平调总额的10.5%；大队级平调额为元，占平调总额的22.5%；生产队级平调额为226万元，占平调总额的7%。共产风严重的损害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全县58年初群众住房702641间，按当时农业总人口计算，每人平均0.87间。三年来，由于拆毁败坏减少了262689间，占房屋总数的其中拆毁155740间，占原有总间数的23.1%；平调占用57765间，占原有总间数的8.2%；空闲和年久失修破烂不能居住的有49184间，占原有房间总间数的7%。因而群众仅有住房439952间，按现有人口计算，每人平均0.56间。炊具在58年初共有500万件，每户平均24件。三年来共损失280万件，占56%。其中属于平调的105万件；家俱58年初共有1200万件，每户平均60件。三年来共损失581万件，占总数的48.4%，其中平调的251万件；农具58年初共有424万件，每户平均21件，三年来共损失274万件，占64.5%，其中属于平调的165万件。其次还平调了耕地39874亩，耕牛315头，牲猪137443头，家禽115904只等。这样一来，给群众生活和生产上带来了很大困难。 （3）更高指标更高征购1959年的“卫星”虽然比不上58年的气派，但“浮夸风”仍不减成色。县委书记李学良带头大放“卫星”，他的4亩试验田，声称平均亩产干谷1550斤。10月20日，县委发布嘉奖令，表扬了7个试验田“高产”的公社书记，其中老粮仓公社党委书记李作仁的晚稻试验田，上报亩产3845斤。 1959年，粮食严重减产，宁乡县委上报粮食亩产13亿多万斤，而实际产量仅为6亿多万斤（仍有水份）。 由于“五风”盛行，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而国家征购任务不减反升，社员群众口粮难以维生。 1960年的粮食单产，比战乱不已的1949年还减少134斤！而这一年，年人均口粮合原粮不到250斤，社员难以维持生计。 高产就要高征购。1958年，国家征购任务占粮食总产量30%；1959年，宁乡县征购粮超过34%。 1960年该社粮食总产量下降为2945万斤，但征购不减。社员口粮逐年下降，1958年人均口粮510斤，1959年403斤，1960年则为273斤，占总户数44.1%。若除去种子、饲料粮，社员实际口粮大大低于这个数字。还有6573户社员拿不回口粮。有的公社社员人平口粮291斤。若按七成出米率计算，人均年口粮为一天口粮五两八！ 产量越“多”，上交越多，社员生活越发困难。全县每人负担上交国库征购粮153斤。宁乡大约有42个主要产粮大队，共有人口36353人，总产量斤，共征购粮食万斤，征购粮占总产量的65.6%，比国民党时代农民交纳地主的“四六租”，还要重。其中负担最高的大队，平均每人负担征购粮587斤，最低的大队，平均每人负担301斤。这些大队完成征购任务后，没有种子和口粮的有4个大队。 双江口公社徐家大队，838人，征购粮47万斤，平均每人负担562斤，完成征购任务后，只剩下115368斤粮食，即使不留种子和饲料，人平口粮也只有138斤。这个公社的洋泉大队，人口1024个，征购粮60万斤，人平均负担585斤。不留一粒口粮，倒亏征购粮35027斤，人平均倒亏34斤。社员反映：“人民公社哪里还有天理！我们农民天天种粮，比牛马还苦，种了一年粮食下来，自家一粒不呷，还倒欠国家的征购粮。如今咯个时道，就是要我们的命呢，人是冒得办法活下去了！不如死了倒好。” 1959年春荒，宁乡各食堂粮荒日重。县委和各级党委喊得最凶的，就是“低标准，瓜菜代”。全县各食堂通行7类标准：按年龄分劳力等级，以16两老秤，每人每餐由1两（不到市斤秤的0.两两两。最强壮的劳力，一天也只能吃到12两市斤）。多吃要罚。 宁乡素为湘中牲猪大县。1948年，全县牲猪出栏110330头；1958年大办猪场3276个，牲猪出栏头；1961年，全县牲猪出栏数仅为13100头，是1948年的九分之一。 因“五风”横行，口粮严重困难，大跃进以来，全县浮肿、干瘦、妇女子宫脱垂、闭经、小儿疳疾病等轻重患者，前后累计高达31万多人次。仅1961年，妇女闭经、子宫脱垂者达8万多人！县委书记何长友向**汇报说，大跃进以来，全县饿死、病死人数为5万多人。 （4）打死逼死人命庐山会议后，宁乡“反右倾”、“掀起更大跃进的**”运动，搞得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在县委领导和各级干部看来，“更大跃进”就是得要更高产量，更高征购任务。他们找到了一个窍门，你报高产多少没关系，只要完成了上级下达的高征购，就证明你确实“更大跃进”，实现了高产。而社员肚中无食，身上无力，生产无心，产量自然下降。干部们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不择手段，大打出手，用暴力从农民口中夺粮交国库。干部违法乱纪风行宁乡，如洪水猛兽，风行宁乡。共产、浮夸、高指标、特殊化、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成风。人民群众饥寒交迫，衣食无着，朝不保夕。稍有不满，便被干部非打即骂。捆、绑、吊打成为干部推动工作、统治社员、高征购搞粮的手段。 农民叫苦说：“粮食打的本来就不多，差不多交了征购就剩不下多少了。食堂吃不饱，干部简直拿人不当人，动不动就往死里打。社员连话都不能说，告状更是闯大祸了，往哪里告？你跑又不能跑，四乡八社民兵设岗放卡专门抓盲流，抓到就往死里打，罪名是对公社不满。宁乡就象一个大的屠宰场！干部就是那些‘杀场’活阎王！” 宁乡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致死人命情况非常严重，以致于经常会引起上级的关注。同时，人民生不如死，群众自杀的事件常有发生。 自杀情况分为4种。第一，属于干部工作方法粗糙而造成自杀。如有的基层干部动辄以责骂、停餐、扣饭等简单粗糙的办法，来代替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甚至有的乱搞斗争，以致造成群众自杀事件如老粮仓公社金石大队双石生产队会计邓东林在发工资时，失去人民币70元，错怪13岁女孩刘兰之（贫农）偷了，在总支委员姜学均和生产队长张伯生的主持下将刘打斗，刑讯逼供造成假案，结果钱已找出，刘兰之放回后投塘自杀。第二，“属于长期缠病在身而自杀。如青山桥公社妇女闵月元患干骨痨病，悲观绝望，又忍受不了重病的折磨而自杀。第三，不堪“大跃进”劳苦，而被扣上“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帽子，悲观厌世而自杀。第四，因社会纠纷而自杀。 1960年5月18日，**宁乡县委制订了一张《非正常死亡人员统计表》，统计了庐山会议“反右倾”、“掀起更大跃进”后，宁乡县自1959年11月至1960年5月初，半年时间，全县各公社干部打死、逼死人命102人。 这半年，正是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掀起“更大跃进”、为高征购大搞“后手粮”运动之际。宁乡的“反右倾”运动自59年9月23日开始，至次年2月结束。县委成立“反右倾”领导小组，9月23日和11月5日，相继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和全县干部大会，那些在前一阶段纠风整社中说实话的40多人，被大会批，小会斗，一律往死里打，有的被打死、致残。会后，打人风在全县蔓延。而在“反后手粮”运动中，遭受迫害和毒打的社员就更多了。 某公社党委委员周重发，1959年以来动手打人17个，群众称他“周阎王”，他却当了红旗干部，经常受表扬，登报宣传他是联系群众的好总支书记。 龙凤山大队总支书记黄礼诚，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贪污320元，乱搞女人。对社员动辄打骂，被他斗打的干部、社员9人，打后自杀的4人，轻伤3人，威逼自杀2人。社员看见他都怕。社员谢文秀说：“我看见黄书记，一身发抖”。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陶选荣亲眼目睹其暴行，却十分欣赏，夸奖不断，说他“斗争能力强，能完成任务，是个好干部。” 关子冲大队总支书记谈福权，滥用亲人，把地主侄子、道士姐夫、兵痞叔叔、老上中农弟弟、妹妹等9人，提拔和安排在大队各个要害部门，有的当大队长，有的当会计，保管员。59年以来，谈福权本人就贪污挪用公款200余元。群众反映说：“关子冲，苦深沉，谈家当家，我们水也泼不进。’”“今年元月以来，以他为首，组织全大队干部，打着核算粮食的幌子，在群众家里翻罐倒坛，到处搜。搜了布，自己就拿了做衣；搜了鸡、鱼就带回家吃，搜了酒当场就喝，搞得人心惶惶，普遍反映说：‘我们关子冲来了二次土改，改得我们中、贫农精光了。’该大队在他的‘带领’下，五个总支委员，个个打人，18个大队干部，就有16个打过人。全大队据不完全统计：59年以来，被打的群众有218人，其中，中、贫农就占80%。因打自杀的5人，外逃的13人，群众叫谈福泉是顶顶有名的‘土皮子蛇’，其余4个总支委员都有‘活老虎’、‘阎王’、‘猛子’、‘猛张飞’之称，群众看见他们都望而生畏，避而不见。当地小孩哭脸吵闹时，只要听见喊‘阎王来了！’就马上停止了哭声。” 白马桥公社太阳大队总支书记王尚春，1959年整党整团反右倾时，私立法堂，逼死6条人命，迫害60多人外逃，还成立劳改队，打手铐两付，梭镖15支，马刀2把，扣压社员19人。 他还伙同小学教员周国良，吃酒划拳，**取乐，王称自己是“全公社36个总支书记中第一个‘左派’”。周组织学生抬着他的巨幅画像，绕道游行，高呼“王主席万岁！” 该社金钱山大队干部吴独军，逼死4人，打人30人，扣饭115人。女社员王雪梅很有几分姿色，他为**霸占王雪梅，逼死其亲夫吴锡云。王雪梅受奸丧夫又无处投诉，含愤自杀。吴独军怕结下世仇，要斩草除根，不发粮食给王雪梅两岁的儿子，把他活活饿死才罢手。而驻社的工作队长谢桂秋反而很欣赏吴独军，准备将他提拔为总支委员，群众意见纷纷，贫农社员贺汉事说：“去了一个吴霞生（停职反省），又来了一个谢书记，又是来个吊吊公。”谢听后，怀恨在心，立即组织吴独军等5人坏分子，召开160多人的斗争大会，污蔑贺汉事反党，把他们打得背上皮破血流。会后群众反映说：“我们的整社工作队硬是一个打人队。”结果生活严重后进，36个食堂冒柴烧，21个食堂的社员偷盗严重，11个食堂断炊散了伙。 花明楼太平大队保管员汤爱君，贪污600多元，打人4个。泉塘湾生产队队长钟桂生逼死两条人命，付队长打人7个，逼死人命1条。火塘大队团支部付书记打人有瘾，共计毒打五六十人。 全县大队以上干部6700个，违法乱纪240个，共打人2218个，打后死亡的176个，伤的284个。烂掉了18个大队。这些大队原有总支委员118个，其中烂抻69人，按其职务来说，总支书记17个，副书记22个，大队长9个，副大队长4个，秘书2个，总支委员15个。 夏铎铺公社关子冲大队总支，在违法乱纪分子周正友（原总支书记）操纵下，5个总支委员，严重违法乱纪的就有4个。去年以来（庐山会议以后），毒打群众325人。修香山水库的350个民工，被打的达130个，因打致死的6个，重伤的6个，**和诱奸妇女5个。在强迫病号出工方面，他们规定轻病号扣粮25%，重病号扣粮50%。群众称他们为‘活老虎’、‘活阎王’。公社党委却只听一面之词，不深入下去了解，多次表扬他们干劲大，立场坚定，办法具体，魄力很足。” （5）干部大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苦日子”，相当程度是自上而下大刮“五风”的结果。但“苦日子”到来后，干部们也惊慌失措，惶惶不安了。全社会都缺粮，有权力的干部们，不少人大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以保自己和家人不受灾祸。 就在民众以野菜、树皮填充饥肠之时，各级干部普遍出现巧取豪夺，贪污腐化，吃香喝辣，奢侈浮华。这一社会现象称为“干部特殊化”。办公共食堂，干部普遍开小灶。社员饥肠辘辘，餐餐饿肚子。干部有权，谁愿意挨饿呢，而且谁也不愿家人去挨饿。因此，有职有权，就多吃多占。 宁乡和湖南其它地方一样，还流行着“老鼠洞”和“夜老鼠”这两个专有名词。“老鼠洞”，是指公共食堂，它已成为干部特殊化的物资仓库；“夜老鼠”，是指白天挂名与社员“同甘共苦”的干部，晚上在食堂大吃大喝搞特殊餐。干部吃“小灶”是最常见的现象。生产队干部一般在公共食堂大灶上多吃多占，而大队和公社以上干部，则专设“小灶”，酒肉不断。 花明楼公社机关食堂，伙食分三等，有“书记饭、委员饭、一般干部饭”。公社8个常委，一年内光多吃肉就有765斤，人均96斤；吃大米白面465斤，各种高级饼干282斤。其中公社书记胡仁钦一人吃鸡、鱼、猪肉160多斤。这还不算他们借开会和检查工作为名，长期在基层大吃大喝的物资。 1960年4月28日，8个常委一天吃4餐，光是夜餐就吃了狗肉、鸡、猪肉、鸡蛋、荔枝16斤。 有一次，4个书记开会喝酒，喝醉了打架，衣服也扯得稀烂。饥民闻讯，无可奈何地说：“书记吃饱了没事干，他们打打架，比拿社员打人开心取乐强多了。” 太平大队1959年死牛5头，杀了600多斤肉，几个大队干部就吃去500多斤，其中总支书记王义吾一人吃干牛肉70多斤。 干部大吃大喝当时已成普遍现象。夏铎铺公社的干部，一个个养得红光满面，精神十足。对全社210个大队以上干部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到1960年4月，共吃肉2062斤，鱼2335斤，鸡177斤，蛋401斤，油481斤，酒1784斤。而社员食堂断粮停炊，也无人过问。最典型的是新风大队9个干部，1959年过端午节，一次连吃带拿搞了150斤白面的包子。1959年5月到60年4月，11个月内吃牛肉138斤，猪肉220斤，酒150斤，菜油176斤，鱼210斤。 秘书黄振恒，用油炸面食，吃皮不吃心；白糖泡酒，糖多酒少。他老婆来了请客吃糖，专门制作“爱爱糖”，还向公家报销。 该大队干部食堂的方针是：“以肉为纲，鸡鱼并举，小菜带头，保证基本供应。”大队9个干部就有8种绳子衣（毛衣），5只手表。群众反映说：“我们大队的干部实现了三化（手表化，绳子衣化，白糖、香烟、饼干经常化）”。 总支副书记黄振祥，1960年4月用公款178元买收音机、留声机各一部。大队部敲钟吃饭，与大机关一模一样。干部管吃饱吃好，从来不问社员食堂生活情况。大队部半夜三更干部吃夜宵，烹炸烩煎，搞得锅子乒乒乓乓，火煎鱼炒肉。可是生产上急需用的70000斤石灰，无钱买回；社员要借1元钱治病，也不批准。 到1960年4月底，公社检查，该大队社员吃糠咽菜，还有两三个月，社员存粮每人也只有10斤存粮了，总支书记不闻不问，致使春荒饿死人、浮肿病一发不可收拾。插秧人忙季节，关山生产队饥荒病56个劳动力，总支书记黄福祥、副书记黄振祥还不知晓，干部白天往外面转一个圈，又回大队部吃饭，晚上坐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开夜餐。严重影响群众生产情绪，他们说：“我们天天忙出工，干部光吃不劳动，具体问题不解决，搞起生产冒得劲。” 1959年12月的一个晚上，关子冲食堂司务室，灯光暗淡。队长、队会计和食堂会计正在办公桌旁烤火，桌上放了几本帐册和算盘，炊事员正在厨房准备丰盛的夜餐。 不料，有人轻轻敲门，队长开门一看，是大队支书和大队长，连忙招呼：“我们准备开个夜班，把食堂帐目请一下，出榜公布，搞个民主理财。好机会，领导来了，请领导指导。” “好嘛，大家不谋而合，我们来的意思正是请你们搞个民主理财的样板。你们的力量强，底子好，条件够！”支书慢悠悠地说。 队长笑在眉头，苦在心里。吃私食不行了，只好溜进厨房，轻声对炊事员说：“加码，再加3个人的，大队领导也来了。” 突然，门又咚咚响起来，队长小心打开门，顿时屋里气氛紧张起来，原来是县委工作组副组长。开会时他讲得最硬，不管任何人，谁搞特殊化就处分谁。 他跨进门槛，看到屋里的架势，闻到喷香的菜味，不动声色，一**在炭火旁坐下了。队长见势心动，马上汇报说晚上要清理帐目，并恳切要求：“报告组长，今晚恐怕要干通宵，我们要炊事员搞了个夜餐，一要请组长原谅，二要请组长一起指导工作。” 副组长说：“近来偷盗风严重，我是专门来检查食堂‘三防’工作的。对财务嘛，我也略知一二，可以参谋参谋。今晚，你们的情况特殊，工作任务重，开个夜餐也可以，但以后不宜多搞，要注意影响。” 话音刚落，饭菜端上，大家放宽心，松开裤带，围拢炭火，热乎乎地吃了起来。 夏铎铺公社新风大队工作队长张其永，由于生活严重特殊，工作极不艰苦深入，在整社中继续大吃大喝，吃鱼吃肉吃蛋吃酒，侵占病人食堂，违犯粮食政策，超吃粮食，每餐吃10两，群众反映是一个特殊钵，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很坏。 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讽刺干部吃喝风：“口里冒得味，开个现场会；肚里有点嘈，组织大检查”。开会就是吃肉吃鱼的场合。大检查更是令干部开心的事了。让检查者吃得嘴里流油，心满意足，那检查的结果就好多了。 检查评比，走一路，开一路荤，一家更比一家强。有的干部自己想吃什么就开什么会。想吃肉，开“发展牲猪检查会”；想吃酒席，就开个“红旗食堂现场会”。 白马桥浅水大队食堂管理员在笔记本上作了一个记载：1959年从5月13日至8月13日，在我食堂开过大小现场会7次，到会干部多的31人，少的7人，共办饭菜19桌。本子上还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食堂办得好是好，就是现场会多得不得了。办上一桌菜，除了鱼、肉开支不上算，至少也要吃掉我食堂80个人半个月的油盐。此风不可长，要开也要开得少。”后来被人举报，这位会计被撤职，送上斗争台。 社员一个月，吃粮不过10多斤，吃的是盐水清汤，一个月生活总共不到8元钱；一桌酒席四五十元，相当一个社员半年伙食。浅水大队食堂，3个月中干部开会吃的伙食费，大约相当于100个社员1个多月伙食。 干部贪污腐化，已经成为社会性的普遍现象。全县大队以上的6700个干部中，贪污的达964个，占到14.2%，共贪污人民币145000元。看来，这个数字还有多，不会少。夏铎铺公社326个大队以上干部中，有67个共贪污金额6400元。其手段是虚假、浮领、造假凭证、收入帐盈余不向上缴，骗取敲诈和勒索。该社六度庵大队会计何维华，59年在购销站贪污人民币125元。今年他动员一个老年社员出卖棺材投资为名，从中贪污现金12元外，还运用私拆挂号信等办法贪污人民币310元。社办企业厂矿财经单位，同样如此。据417个企业单位干部统计：贪污的78个，占所有单位总数的19%，有的贪污现金，有的贪污实物。夏铎铺公社医师曾尚书贪污怕补药达28种，群众反映他家是开药房，不但末受批评，反而多次评为模范，得到了表扬。该社主任杨新莆（公社党委委员）59年来贪污人民币500多元，光尝新食品之味就贪污60多元。个别公社党委书记也有贪污，手段不择一切，有的贪污党费和团费，有的贪污投资和救济款。这说明资产阶级向党进攻是很猖狂的，官僚主义者给他们的方便是严重的。因此，贪污现象不是收缩，而是发展，必须坚决反掉。 在浪费方面：去冬今春兹长着的大摆筵席，杀鸡请客、做寿、添置非生产性的消遣器材之风，在少数地区几乎时日盛行。黄材水库添置锦旗，做彩色衣服，动用国家布票6万多尺，一面最大的锦旗，长达2太，宽即5尺，花去人民币130多元。煤炭坝煤矿去年一次新建9间楼房，盐碱垮了，二次重建6间又垮了，因质量不好，设计不周，总共浪费人民币6万多元。商业局肉食经理部去年转运掉猪14次，共计144头，总计损失人民币2165元；夏铎铺公社新凤大队9个大队干部，动用公共积累购回收音机，留声机各一部，闹钟9座，好比排场，借支现金购买手表5只，绳子衣7件。大吃大喝方针称为；“以肉为钢，鸡鸭并举，小菜带头，保证供应”。道林公社总支书记黄明泽从大队调去供销社，私自接受送礼共达人民币100多元。礼品之中，毛毯三床，热水瓶六个，玻璃床一张，干部还送给他一幅对联：‘明星建政共强党，泽放光辉为人民’。可见由于我们对干部教育不够，他们已受到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的影响，发展到了蜕化变质。” 夏铎铺公社1960年整风整社运动，全社揭发出1382个干部贪污54525元，挪用公款21117元，利用职权借支不还9855元，多吃多占19497元，合计金额104994元，人均76元。 376个大队干部中，贪污挪用195人，计贪污21132元，挪用7038元，借支4337元，合计41356元，人均210元。 讲排场，摆阔气，大兴土木。干部特殊化，还特殊在置民众生死于不顾，利用特权，一心追求自身享受和淫乐。 花明楼公社党委书记胡仁钦，平时经常说群众路线，艰苦朴素，出门带顶大烂斗笠，搏得县委领导人多次表扬，实际上是他故意把帽顶扯烂，以欺世盗名。 为了讲排场，图安乐享受，胡仁钦决定在花明楼公社大搞“十大建筑”，雕龙刻凤，大修“25里猪场”、“万人礼堂”、“绿化公路”、“水上凉亭”、“山上凉亭”、兴建公社“办公大楼”、开“花果山”、修“环山马路”、“新居民点”和“跃进桥”等等。为此两年多共拆民房2060间，占用民房15824间，平调各项实物和合248138元。搞得民不聊生，社员流离失所。 （6）**妇女抢掠民财中国人有句老话说得明白：“饱暖思淫欲。”不少干部吃饱喝足后，就打起了女人的主意。 花明楼公社总支书记以上干部中，**妇女的28人，最多的一人**、**妇女30多人。党委副书记杜少才，1959年10月在鸡场**女社员傅果明，象饿虎扑食一样又扑又撕，把女方裤子撕烂后**。 而被**的妇女呢，虽说也有反抗的，但那是少数。一是惧于干部们的淫威；二是人人饿的半死，有的以**换点吃喝救命。 夏铎铺公社党委委员、供销部支书杨新甫，1958年被评为全省财贸战线红旗，出席北京的先进生产者会议。此人一贯腐化堕落，调戏、**妇7人，贪污挪用公款470多元。调夏铎铺供销部不到两个月，就挪用公款300多元买自行车、留声机、照相机，供自己玩乐。下乡工作要通讯员用自行车接送。 双湖大队总支书记、秘书、会计三人共同诱奸军属王雪娥，为此争风吃醋吵架不休，群众讽刺：“大队干部实行了公妻制。” 全公社91个总支正副书记以上干部，诱奸、**妇女的就有25人。群众反映，有的干部为达到长期霸占别人妻子的目的，竟然把她们男人都派到水利工地上去，并不准回家，回家就捆送回工地。他们**、**妇女的主要手段有：小恩小惠，拿粮食做引诱，安排轻松活计，入党入团，调戏，强迫**等等。 这些干部不仅贪污腐化，多吃多占，有的甚至公然抢掠民财，占为私有。新凤大队党总支制定对逃荒人员的罚款条例，总支秘书黄正恒，助理会计宋云义为首，把逃荒人樊春福的毛衣剥为己有，还把逃荒人洪渡文、岳梅兰等家里的衣服、鞋、床、柜子、牙刷、雨伞等家具和用品统统搬到大队部，总支副书记黄正祥坐地分赃，和他们一起私分，搬回家去。社员说：“这些干部硬是抢犯、土匪。” （7）饥饿和死亡从1958年冬荒开始，宁乡农村社员消极抵抗情绪日盛：管它田里生产多少粮，饿死不是我一个，要死大家一起死，少打粮食完不成任务，让干部小灶也吃不安心！人心散了，生产无着，粮食减产，恶性循环。大难来了！ 果然，1959年的春荒开始，宁乡人民就被拖进了“苦日子”饥饿、疾病、死亡的苦海深渊。 1959年春荒开始，湘潭、宁乡的人民就普遍吃糠咽菜了。 1959年春荒，公共食堂饭分7等，强劳力一天也只能吃粮老秤4两市斤）。粮少菜多，各地纷纷把喂猪的糠掺在野菜里一起当饭吃。 越是饥荒鬼越多。干部贪污、食堂管理人员克扣，粮食更不容易吃进社员肚子里去。更可怕的是干部的罚饭政策普遍化和制度化。宁乡县各食堂通行以下几条：抗工不出者（包括有病不能出工而请假不批者）、出工不出力者、没完成任务者、出工不听指挥者、偷盗集体粮菜者、思想右倾保守者、打架斗殴者，一律罚饭！ 花明楼公社朝阳生产队的公共食堂，规定了“五不准吃饭”：去迟了不准吃饭，小孩不送幼儿园的不准吃饭，未完成任务的不准吃饭，扯皮发生口角的不准吃饭。甚至该社妇女主任刘淑元，因开饭时间到了，一亩谷还没割完，干部也不准她吃饭。那社员群众就更可想而知了。 干部不仅罚饭，还滥行罚款、罚粮。1959年反“瞒产私分”，花明楼公社对社员罚款总数达多元，人平罚款20元。花明大队610户社员，罚稻谷42万斤，户户受罚。社员罗守世一户就罚了340元。一新大队贫农邓玉民一家，6人吃饭，3人劳动，年终决算分0.86元，而罚款60元。逼得社员生产无心，生活无着。 庐山会议后，县委在全县大搞“反瞒产、查后手粮”运动。各公社、大队派出工作组，到各队就地封粮，把公共食堂的社员口粮，和仓库存储的种子、储备粮，一古脑儿当公粮上交国库。1959年秋收，社员也很难吃到粮食了。民以食为天，天塌了，命也该绝了。 月丰生产大队21个食堂，仅只两个集体开餐，19个农业食堂已完全和基本上垮了。杨家冲小队13户（贫农12户，地主1户）40人，男女劳力17个。共亏损粮食1080斤。该队支部对此一情况不深入了解，抱着官僚主义的态度，克扣社员口粮，使该食堂从三月十二日起至三月二十七日止，整整15天时间无米停炊。40个社员以搞小菜、野草、树皮充饥度日，生活极为痛苦。 贫农洪大娘说：上面太不关心我们了。以前没饭吃还可以到左邻右舍家里借得到，现在饿尽的，连党也不借米给我们。 由于没饭吃，17个劳力在家睡觉，不能出工搞生产。贫农队长彭冬华，两口子都是全劳，半个月只借得半斤米吃了，无一点精神，25号想到大队去搞点粮食来，走道路上就昏倒在三眼塘的巷子里。29号去楼上拿牛草，又跌倒在地下。77岁的贫农李宝洪，饿的不能度日，竟外去流浪十来天，跑了四个屋场，直到29号才回队。去年妇女陈里梅跑到娘家借米，花了两天时间，只吃了两餐饭。社员李国成说：什么三包、四包、再过几天就没得命了，连肚子都包不住。 （8）饥寒起盗心“苦日子”把广大民众逼上了绝路。 狗急跳墙。求生存是人的本能。中国的民众逼急了就敢于起来造反的，终究是少数血性男儿。更多的人则不敢去掺和那些宁乡城乡一度秘谋造反的“**救国”的组织，苟且偷生是多数，饿急了只好去偷。偷了田里的庄稼，再偷队上的粮仓。胆子大的，竟把耕牛偷了，弄到山里杀来吃肉。偷窃成风，全民为盗。 花明楼公社，仅1960年双抢后到11月3各月中，发生偷盗案件1500多起。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24日止，大小偷窃案件1116起，参加的人数达2592人，偷走粮食92000多斤，偷杀耕牛16头、牲猪141头。以致田野里稻谷、玉米、红薯还没成熟，饥饿的人们就趁黑夜下田去偷。偷春造成减产失败。对此，社队干部抓住就打，打死许多人，但打死还是有人去偷。 龙凤山长湖生产队，有一个青年社员因干部罚饭，饿得实在受不了，趁黑夜跑到生产队地里偷来一竹蓝红薯，趁夜静人深，躲在偏僻的厕所里，弄了几块石头烧了个炭火去煮，实指望能美美的饱吃一顿。不想被驻队的“社教”工作组的人员发现了，当即用喇叭筒喊拢全队社员，连夜召开紧急批斗会。 会场中放上一张大桌，桌上点着一桌煤油灯，脏物摆在桌上示众。当主持人宣布开会之后，从会场角落里冒起一个饿肚汉子，气愤地说：“偷集体的东西太不应该，集体的东西哪能一个人吃！集体的东西集体吃！”他边说边走到桌边，一口气把煤油灯吹熄。趁黑好做贼，大家一哄而上，你抢一个，我抢一个，一锅红薯被抢个精光，批斗会也就一哄而散了。 1960年冬，花明楼的几个青少年，饿得九死一生，实在受不了，几个人精心策划要弄一餐饱的吃，说“就是死，也要当一回饱死鬼。”跑到别处偷了一条耕牛，牵到一个无人迹的山坳中杀了，剥皮洗肠，饱啖一餐。汤饱肉足后，领头的高中生大发感叹：“当年朱元璋带汤和邓宇几个小兄弟，偷了员外的牛，杀吃了填饥荒。又把牛头、年尾插在山两边，硬说牛成山神钻了山了。后来兄弟几个打天下，朱元璋也当皇帝了。我们五个也拜兄弟好不好？”后案发，好在五人只说偷牛，不提朱元璋，不然一场塌天大祸，由此而发。20多年后，当事人还十分庆幸地给我讲述了那一段“野史”。 （9）水库工地的酷刑1960年1月的一天，地冻天寒，朔风刺骨。一个民工因衣薄裤单冻病了。但干部说是装病，他只好抱病上工地。人病了，推起土车也就跑得慢些。汤能德看见了，上去一脚把车子踹翻了，又踢了几脚，把他踹倒在地。 这个民工气不过，爬起来就骂。 汤能德马上喊来几个民兵，把骂他的民工摔倒在地。他抄起一根削尖的竹蓖片，让人把那民工捆起来按住手脚，扒掉裤子，竟将这根长约2尺的竹蓖片，猛地从这民工的**里捅了进去。然后，搅上几转，用力往外一拔，立时血屎迸溅，流水落花。 “杀流水四娘”者，血屎飞溅，流水落花。此刑取名于此。在汤能德之流手中，遭此酷刑的民工，不只一人。 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在重庆设渣滓洞，对**人用竹签钉手指头，比起汤能德辈干部们“杀流水四娘”之类的刑法，又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水利工程上干部打人、骂人、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事件，黄材水库有，新沩河工地有，其他大小水利工程也是普遍发生。 夏铎铺公社1959年修香山冲水库，调了8000多民工上阵，党委委员周重友在工地上当副指挥长，他带头打了17个民工。结果吊、打、罚跪在这个工地上形成风气。 《蛇仙游记》第二卷 50、众冤魂索命阎罗殿（四） 一群冤魂来自甘肃省，甘肃省是大跃进的重灾区，**猖獗，饥荒严重，出现了煮食活人的悲惨现象。 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是姐弟俩。他们哭诉道：“我们让爸爸活活地煮熟吃掉了！呜呜呜！” 饥饿，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饥饿，把所有正常的脑瓜都搅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大难临头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小村也笼罩着这一户农家。敢于想的办法均已想尽想绝。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东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下去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苦比黄连，也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了下去。还有什么？荞麦皮点把火烧成灰，和在水里喝下去也管用，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最后吃了荞衣，人肿得不**样…… 死亡的感觉在饥饿的躯体里膨胀。这一户农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可以吃的东西是尽娃娃们吃。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点气力。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他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敢进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来，来。” 女娃吓得浑身发抖，躲在门外大声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哭着说：“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一个妇女冤魂控诉说：“1959年11月到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婆娘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像人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脏。”她依然那么坦然那么平静，“没了粮食吃，吃草叶子、树皮，半个月就不行了。一点东西不吃，男的三四天就死，女的还能多活三四天……那时候饿死也不知道往外跑。人都怕事，当时也是相信政策，只想**把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不会把人往死里饿。”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县委书记席道隆以“先进县代表”的身分在北京列席了**中央八届二次代表会议。 6月，全县抽调农村劳动力2.3万人（占总劳力17.8％），由副县长白尚文带队，赴会川参加引洮工程（从岷县古城沟拦截沈河水上山，蜿蜒向东，经牛营大山、华家岭、至庆阳县董志塬，1961年停止，计划未能实现）。 8月，按照“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仅10天时间，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9月上旬，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检查团，全县调集5万农村劳动力（占总劳力38.7％）从华家岭、马营、城关、碧玉、鸡川160华里的公路沿线上大搞形式主义的水土保持工程，严重影响了秋收、秋种、秋犁。 同月，在“越大越公”的指导思想下，全县20个人民公社扩建为14个人民公社，还提出“千斤（粮食单产）元帅升帐，万斤（洋芋单产）卫星上天”的口号，致使脱离实际的瞎指挥、盲目蛮干、浮夸风开始盛行。 io月，再抽调2.5万多农村劳力，大战华家岭、史家山，继续搞形式主义的水土保持工程。又抽调1.3万多农村劳动力，赴皋兰、靖远大炼钢铁。这时，全县“三秋”生产主要靠老弱妇幼，致使许多地方洋芋没人挖，冻死在地里；秋田没运上场，霉烂在田间；冬麦没种够，秋犁地没犁完。 同月，全县又组织6万多人，用“野战兵团作战法”大搞深翻地“放卫星”，多为虚报浮夸。 8月至12月，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食堂化，共办2，759个，队均2个。 是年，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全县农业生产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上面逼，下面吹，弄虚作假十分惊人，粮食实产l.15亿斤，上报2.6亿斤，征购4，154万斤（占总产36％），人均口粮不足30斤，致使人民群众以草根、禾衣、树皮充饥，开始出现人体浮肿现象。 一位老年冤魂控诉说：1959年3月，根据**中央郑州会议的“纠左”精神，县政府草拟了挽救通渭严重局面的三张布告，很受群众欢迎。但在后半年八届八中全会以后，被视为“右”倾思想的产物，未能贯彻执行。 4月，人口开始外流、死亡。 是年底，全县粮食实产8，300多万斤，虚报1.8亿斤，征购3，800多万斤（占实产45.6％）；人均口粮20来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当时的省、地、县委不承认通渭的实际问题，反而一律认为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粮食问题上捣鬼。组织“千人整社团”，在农村普遍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错整了一批干部和群众，并翻箱倒柜，遍搜粮食，拷打群众，致使人们持续浮肿、外流、死亡，许多地方出现人相食。 那“千人整社团”、“万人斗争大会”是怎样的丧心病狂、胡作妄为啊！他们到老百姓家何止翻箱倒柜、掘地挖墙地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只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 “这是今古奇观！今古奇观啊！就是那灭绝人性的恶行，当时的工作组记下了128种！”这位老人说着说着，抑制不住地悲愤地要喊，站起来喊。 孤儿殷占岭控诉道：1959年，娘把我14岁的二姐叫到一个窟泉跟前去，说窟泉底下有藁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来。二姐下去了，娘再没往上拉她，二姐就饿死在窟泉里了。 娘为啥把二姐哄到窟泉里去呢？二姐饿得皮包骨头，走路都摇摇摆摆的，有一天二姐饿得受不了啦，钻进糜子地里摘糜子吃，叫队长看见了，队长就叫食堂把三口人的饭停掉了，不给汤了。队长还跟娘说，你把那个丫头要管一下哩！三四天过去了，队上还是不给打汤，眼看着一家人都要饿死，娘就把二姐丢进窟泉去了，没办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顾我呀，我是个男娃子呀，千方百计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顶门哩……可是队长又把这事反映到大队去了，说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沟里绊死了，我娘被抓起来游斗，判了二十年，我娘为我把监狱蹲下了。还是没有保住她的宝贝儿子的命，我还是饿死了。 孤儿土宝宝控诉道：1959年，我的大妹子饿死了。有一天，娘和小妹子突然不见了，我问村里的人，才知道娘改嫁了，嫁的人就在村上，能吃上饭。村里的人看我可怜，东家给一口汤，西家给一口汤，再就是在麦场上抖麦草，拾粮食颗颗，把草垛垛翻遍了，有时一天能抖出一二两，有时一颗粮食也抖不出来。有一次，草垛塌了，把我和另一个娃娃压死了，也没人来找，没人来救一下。 一个孤儿控诉道：1959年春天，大炼钢铁失败了，我大（爸爸）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当时家里还在地下埋着两缸苞谷（玉米），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大和娘1958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大和娘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大和娘不懂**，只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可是搜粮队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厨房和住所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娘去世了，大回来了，还是不敢吃那苞谷。大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家里人都快饿死了，大半夜里煮了两次，第三次就叫队上的积极分子发现了，大被批斗得鼻青脸肿，眼睛肿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队长带人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快饿死了，瘦成了一张皮。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那么一直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一口，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食堂给清汤汤喝，出门要饭也不敢白天走。上头不叫要馍馍去，说要馍馍影响不好，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哩。食堂关门以后，村里饿死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还不埋，用麦草、胡麻草裹一下撇在山沟里，狼吃狗啃。 搜粮队把人腿打断，大冬天把别人家炕打塌。爷爷饿死了，家里人都没有力气埋，找人也找不上，村口的路上东一个西一个撇着没埋掉的死人，有大人，有娃娃，人都走不过去。死去的爷爷就在炕上放了3个月，脸皮都干干的，胳膊腿也干干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纸贴在木头棍子上，爷爷变得轻轻的了，翻过身后背上的骨头就扎出来了，原来爷爷的后背腐烂了。 后来，我和妹妹也饿死了。 一位老人冤魂控诉道：“我和老婆一起在公社的劳改队里劳动改造。因为老婆憋不住尿，她对负责人说：”我要尿尿。”负责人说：“你尿什么呀尿？是想偷懒了吧！”她说：“我真的要尿！”负责人说：“那你就在这里尿！”老婆在田埂上尿了。不凑巧，公社书记就在附近，书记拿起田埂上的镢头，把她一顿毒打，理由是她“在书记面前尿尿了，不给书记面子”。有一下正好打在老婆太阳**上，当时就死了。我女人，一声没出就死了，一个人就没有了。 《蛇仙游记》第二卷 51、众冤魂索命阎罗殿（五） 一群来自广西环江的冤鬼控诉道：“环江县委书记洪华浮夸吹牛、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全县饿死五万多人，罪大恶极！” （1）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 1957年11月，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清洗了一大批所谓“右派”分子以后，接着在全县开展大跃进运动，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宣告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他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打“擂台”，誓言要放水稻高产卫星。 为了让环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的精心策划，决定选用并蔸的方法。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县已改属柳州地区管辖）领导也特别关照环江的水稻卫星，并为放卫星具体地指出了方向，他们暗示：“……湖北三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十万斤（亩）恐怕放不出去的。” 县里根据上面意图，制定了实施方案，派出了县委管农业的副书记季某和农业部副部长覃某、李某等一批人马，于1958年8月22日前后，召开了城管农业社的社队干部会议，8月23日，行动开始。 具体的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1.13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各种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8月28日至30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籼谷水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将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中并蔸。由于不分昼夜，那块田的并蔸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禾苗上即使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 在并蔸过程中，为了将禾苗稳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密不通风，他们便用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轮流鼓风，日夜不停。 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是无须施肥的，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竟用蚊帐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 一台密植夺高产的假戏，布置就绪。对此，不少人表露了反感的情绪，但均被压制。 （2）亩产13万斤的“制作”过程 1958年9月初，以洪华为首的环江县委就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了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超10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自治区、柳州地区党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成检查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与水稻种植有关的教授、专家。(.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1958年9月9日上午10时左右，**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向一名领头开镰的副书记授勋似的授给了系有红绸带的新镰刀，举行了隆重的开镰仪式。开镰仪式共有六千多人参加，包括特邀来的检查验收团成员，来自广西各县每个生产队的参观者、环江县各公社的代表以及奉命到场的当地社员，四百多男女社员参加现场收割。 在收割时，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把谷子运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上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将准备好的一担担谷子等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的队伍人数，一下子便增加了两倍多。 即使如此，恐怕还不能达到预计的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又施展魔术，指挥过完一次秤的，不倒上谷堆，又挑起谷子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次过秤。如此循环往复，过秤的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1.13亩，当天收割了1.075亩，收到干谷折合亩产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1.075亩稻田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67000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造”的。 策划者要求验收团在验收喜报上签名。大多数成员都把自己的大名列在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 不过，区党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陈东没有签名。 第二天，1958年9月10日上午，县委书记洪华为试验田的大“丰收”举行了有中央和区、地各新闻单位16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块1.13亩并蔸移植的试验田已收了1.075亩，实收干谷平均亩产斤，尚有0.055亩未收，留待以后组织参观。 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就这样放出去了。 （3）浮夸骗来荣誉、权位 环江县放出荒谬绝顶的“大卫星”，荣誉也随之而至：环江县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英雄。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洪华除披红挂彩，还领到一面特大红旗。洪华在扛红旗回县里那天，预先动员和策划的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洪华被高高抬起，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洪华不断地吹嘘、浮夸、放“卫星”，也一次次得到奖励。有人统计过，在环江县委书记两年多的任期内，洪华共领到过96面红旗。洪华渐渐以党的化身自居，树立他在环江县的绝对权威。在环江县，洪华要去哪里，先必打电话通知当地，要求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有一次洪华去山川公社巡视，离公路远的社员晚上便打着火把往公路边赶，有的凌晨两点钟便守候在公路边。全公社18000多人口，这次出动了11000多人，欢迎的队伍有5里之长。 放“卫星”的“功臣”相继得到提拔和重用。洪华后来被提升为**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4）放卫星后的高征购 环江的粮食似乎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不过，1959年初，县里向上级汇报和向外公布的数字是：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3.3亿斤；而实际的产量却只有1.05亿斤（就是这个数据，也还含有水份）。 环江粮食“丰收”了，向国家多交征购粮是理所当然的，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是上年（1957年）实际完成任务的4.8倍。这当然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 不能完成征购任务，怎么办？县里便强迫基层干部和农民上交粮食，说是“瞒产私分”。柳州地委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现场会，组织了全地区3340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他们预先策划和布置了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向参观现场会的队干和群众施加压力。这次会议逼出达2.4296亿斤的所谓“后手粮”（即黑粮和瞒产粮）。 结果，各社队仅留的一点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被当作“后手粮”上交外运了。但是，催交征购粮仍没有放松和停止。到1959年春，农民的口粮都无法保证，粮食出现全面紧张，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间饥荒出现，死人日益增多。这时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给环江批了100万斤统销粮，才使环江人民勉强渡过了1959年上半年的饥荒。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吹到环江县，伴随而来的“反瞒产运动”掀起了新的**，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自告奋勇，争当先锋。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9.6亿斤，比1958年的3.3亿斤又翻了两番，分配下来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亿斤（折合原粮便是1亿斤），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0.828亿斤，将全部粮食上缴也交不出这1亿斤粮食，群众无粮可交。 实在没办法，只得将原来分配的9.6亿斤总产量调整为2.4亿斤总产量上报。按上报的2.4亿斤产量，环江县1959年分得征购任务0.385亿斤贸易粮。洪华为了夺红旗，在当年10月20日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报喜完成了0.388亿斤。环江县倒是又扛回了一面红旗，但实际入库数仅有0.1881亿斤。 虚报的数字，要用实物去兑现，各公社都无法用实物去完成分配的任务，当权者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 （5）反瞒产置人于死地 县里开展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斗争：召开大会，发动各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即反瞒产）运动。在会议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报得多的小队为标兵，要其他小队向他看齐，达不到的便是瞒产私分，就要挨斗受批。他们还要报得多的小队干部去批斗报得少的小队干部。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私分的人，就要拿去“小劳改”，不给饭吃。 在洪华亲自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斗带伤加上挨饿，竟死去13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不要紧。” 逼得走投无路，也有人在会上当众指责洪华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头、吹牛皮。这些人都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0.3156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于是这位土改的积极分子、多次的劳动模范、合作化的带头人、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部书记，就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轮流斗争后还不给饭吃。在一次斗争后，这位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农村好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6）大饥荒，饿死五万人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最长的达130多天，最短的也有1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病，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 据调查，1959年5月至6月间，环江县的明伦公社病倒1600多人，其中重病1004人，浮肿486人，死亡146人。 据当时调查者不完全的统计，1959年至1960年，城关公社的陈双大队，付点公社的中山大队，驯乐公社的康宁大队等大队的死亡率分别为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则死光了。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82人，当场斗死15人，开枪打死5人，全家死绝的有9户。 全县饿死五万人！ （7）迫害反映情况的人面对着不着边际的浮夸和大量死人的严重事实，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但在狂热的背景下，抗争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屡遭无情的迫害。 1959年3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以“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写信给，信中写道：“在我们环江县委直接领导下，在实践中，有些是与中央提的不相称的，请派员下来深入调查，针对问题纠正。”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粮食是怎样得来的呢，县委领导把那块田耙好，在禾苗已抽穗勾头谷粒已黄近收时，把禾株全部拔出来云集在那块田里（发动整个的群众来搞），这不是浪费劳动力吗？这样做我认为十三万斤太少了，那块田可堆百多万斤谷子呀”。这封信也成为谭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证。 1959年春，在刚刚出现饥荒的时候，谭绍儒又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木薯在环江来说约在1940年引进的，至1954年王定号召推广作养猪的饲料，自古以来人民是没有吃过的，……洪华看待环江人民连鸡狗也不如，……现在人民每天吃一斤木薯，吃的木薯还压迫群众讲每天吃两饭一粥，菜是每餐三菜一汤，……请问洪华书记，三菜一汤在哪里？请上级党委深入农村调查。 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定公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谭的笔迹，便下令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斗争，并在全县轮流批斗。谭后来被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为了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曾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1959年上半年，环江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洪华则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1959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边也无人掩埋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扣以“对党不满，是反领导”的罪名，于当年10月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反复批斗，每天罚捡三担牛粪。 1960年1月，城关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死人现象严重，回来后与医院院长谈论。院长向洪华汇报此事，洪华听后气愤地说：“莫仁忠反映社员没饭吃，病人死得多，真是岂有此理！这个人一向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结果，莫在反右倾中给戴了顶“右倾分子”的帽子。 有些环江籍部队战士回家探亲，见饿死家人，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蛇仙游记》第二卷 52、中央查处“信阳事件”（一） 白娘子和小青帮助阎罗王忙了一大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人间。她们见各地都在召开“辩论会”、“批斗会”。奇怪的是，被辩论、被批斗的对象，不是“右倾分子”和农民，而是那些“反右倾的干将”、“大跃进的先锋”、“打骂农民的新恶霸”。 这是怎么回事？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全国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揭发批斗混入干部队伍的“阶级敌人”。 老百姓饿死受罪的真实情况，起初中央并不知道。信阳事件暴露后，主席、**等中央领导十分震惊。中央责成河南省委吴书记做出检查并尽快处理信阳问题。随后，又派人查处河南信阳问题。 **谈到信阳问题，说：信阳很多地、富、反、坏篡夺了领导权，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区是大好形势，三分之一是大不好形势。大不好形势的地区有三种情况：一是地主封建残余钻到我们队伍中来了；第二种是我们的人蜕化变质，如信阳地区9个县委第一书记讨了地主的女儿做老婆，成为地主的代言人，只有一个没有变；第三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打人、杀人成性。“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也在一个报告上批示：信阳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让信阳人民来个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坏和国民党残余为什么能如此猖狂？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 中央调查组的报告称：“从群众的控诉揭发的事实看，完全证实了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千真万确的是反革命复辟，是披着**外衣的地主、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 “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对象是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反动派。按照上述定性，对信阳事件的处理，除了应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补课”，打击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 于是，在信阳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矛头直指农村基层干部。 1960年11月，中央从各部委抽调452名干部、省委抽调1844干部，信阳地委又抽调1483名干部，一共4779人，来对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一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由新派来的人任领导职务。对原有干部进行集训。 新组建的信阳地委的报告，把大量饿死、病死人的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说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其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的不彻底”。**中央在1961年元旦却批转了信阳地委的报告，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都应照此执行，迅速整风整社，进行民主改革补课，彻底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复辟势力，反掉五风。 中央批示助长了河南整风整社中的左倾错误，整风整社不去纠正省委犯下的左倾错误，而是再次打击基层干部，搞扩大化，一大批县级、公社级干部被关押；整风也严重打击了早已被剥夺了土地与其它生产资料的原地主、富农份子和他们的子弟。 信阳新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人，已经集训了8000多人，特别集训5000多人，斗争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办的275人。已经有1327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1621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训了展开斗争。” 吴书记和省委秘书长亲自到固始县开万人大会，宣布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当场逮捕。为什么对杨守绩特别重视呢？因为在1959年开始出现浮肿病人并有人饿死时，杨守绩没经地委同意就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吴书记拿杨守绩做“替罪羊”，捂盖子，掩盖自己的责任。 大批的农村基层干部在劫难逃。以潢川县为例，当时的整风领导小组认为，全县12个公社中，6个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6个已蜕化变质。在178个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46个，占总数的82％；部分烂掉的25个，占14％。在1710个生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100个，占总数的70.3％；部分烂掉的有360个，占21％。潢川县整风领导小组统计，全县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15156人当中，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地、富、反、坏分子有2144人。 中央专案组于1960年11月20日上报了《关于信阳事件专案审查情况报告》，这个报告说：信阳地区在去冬今春，由于路宪文等反坏分子篡夺了党政领导，以反右倾为掩护，大搞反瞒产运动，采取乱打、乱捕、乱杀等地主、国民党的手段，对全区800万人民，实行了大规模的阶级报复，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恐怖局面。 信阳的问题，不是一般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不是违法乱纪问题，是地主、国民党的阶级报复活动，....各级党政组织变成了地主、国民党进攻人民的大本营。各级领导干部变成了统治、残害人民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杀人凶手。 报告说，根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和省委指示精神，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专案审查，审查对象是县委书记、书记处书记、县长、地直机关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干部，其他应审查干部由各县进行审查。报告说，初步审查的情况是：按上述范围，现列入专案审查的39人，其中地委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13人：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地委副书记王达夫、石富荣、延炳玉、武建华、副秘书长王秉林、文教部副部长王墨林、宣传部副部长刘培林、工业部副部长贾西雨、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书记刘文彩、孙广生、淮滨县委第一书记石绍举，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等。 中央专案组将上述人员分三类：第一类是阶级异己分子夺了权，共12人，占30％。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如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地主家庭出身，以中农身份混入党内；第二类是被反坏分子拉出去了的，与反坏分子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共4人，占10％，如马龙山；第三类是蜕化变质分子，共21人，占60％，如王秉林、石绍举等。 在县以下的公社和大队，掀起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像土改时斗争地主一样，召开诉苦大会，对前两年为非作歹的基层干部进行控诉和批斗。群众运动一起，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出现了，有的公社干部80％、甚至100％地受到惩处。打骂、肉刑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上蔡县几千人被打，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又加在基层干部身上。 继全面夺权之后，又全面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措施是，将原信阳地区的各级干部，包括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和社队不脱产干部，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员、会计、炊事员等人，统统集中起来审查。每县少则数千，多则上万，机关、学校的房子都关满了人。被集中的有多少人？余德鸿说是40万人，张树藩回忆录说是20万人。集中起来的人，根据问题大小分别编为两种班次。问题大的编入特训班，限制人身自由，门前架着机关枪，在周围设岗哨；问题轻的编入集训班，也限制自由和武装看管，但较松一些。 本来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的确干了不少坏事。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大饥荒是全国性的事件，是由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造成的，把责任完全推给基层干部，让他们作替罪羊，这让“替罪羊”们“哑巴吃黄连”。 《蛇仙游记》第二卷 53、中央查处“信阳事件”（二） 1960年12月6日，河南省委召开常委会，王任重（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王从吾（中央监委副书记）分别就信阳事件作了重要讲话。 王任重说：这次中央开会，**两次谈了关于革命运动的问题。主席说，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没完成，民主革命也没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还要继续搞革命。虽然上一次主席就提出信阳问题是敌我问题，但是认识不深刻。这次主席这么一讲，特别是同志们讲了情况以后，认识更深刻了。 听了主席的指示，到光山县看了以后，思想才明确了，确确实实县社都有敌我问题。 现在看来，目前我们认识上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是不是把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地当成了敌我矛盾处理呢？不，显然不是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认识上有错误，那就是对明明显显的敌我矛盾认识不足，对打着**员招牌的国民党实行资产阶级报复的本质没看清楚。国民党残酷烧杀抢掠也不过如此。最有名的湖北红安在10年内战时期被敌人杀了10万人。全县48万人剩下38万，但那是10年搞的。比较起来，光山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残酷的情况如果说不是敌人搞的，那就不可理解了。 明明看着群众死亡，硬是扣着口粮不发，明明看到食堂停伙，也不准群众家里冒烟，不准群众挖野菜，不准群众出去逃荒，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对待人民不如牛马，任意打骂，一直打到死，连一点人性都没有，这不是敌人是什么？要爱人民恨敌人，要领导人民申冤报仇。我看起码要杀他几千，甚至杀他上万。这些人为了保存他们自己，大批杀了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非狠狠地杀他一批不可。 在这些地方要进行第二次剿匪反霸，进行第二次土改镇反，进行第二次民主革命，要发动群众，打倒敌人搞革命。 为什么干部队伍烂掉这么多？为什么“五风如此严重？为什么党的政策贯彻不力？主席也问过我们，是不是搞了以后还会再犯？我们说，真正采取革命的办法，充分发动群众，搞好了，干部群众觉悟提高了，也许不至于再犯。 今后怎么办？挑选干部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地主女儿结婚，起码对领导干部要加以控制。 徐子荣在讲话中说：要把这一仗打好，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战斗。要把民主革命这一课补好，现在已经开始了，作为一个革命来讲，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现在是贯彻下去的问题了。现在看来，信阳问题暴露得差不多了，整个死亡人数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万人口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这确实是敌人的大谋杀。信阳从去年11月到今年7月经历了一场很严重的白色恐怖。如商城中铺公社88000多人死了8000多人，有500多个村庄被毁灭掉了。除了干部及其家属外，群众没有一家一户能幸免，一家死一个两个是轻的，有1900多户死绝了。 徐子荣讲话中说：有很多县社钻进来的五类分子、地主恶霸、封建爪牙、土匪、反动会道门、特务可是不少。应当肯定有的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石绍举有一班人，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胡闹一气，为了提拔坏人把地主改成富农。徐锡兰也是提拔了一批坏人搞坏事。马龙山问题更大，和香港派来的特务有勾结。分析起来，这个地区土改不彻底。现在专案不少，都要查，信阳已有三五千了。 王从吾在讲话中说：从信阳和其它地区暴露的大量材料看，完全证明了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对劳动人中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是阶级敌人披着**员的外衣办国民党的事，是反革命复辟。信阳地区的党政组织的领导权被坏人夺取了，变质了，基本上烂掉了。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初步调查是地主出身，入党后私自改为中农，抗战时期和托派张慕陶有关系。其他5个书记，除一个被打击排斥以外，4个书记对信阳事件都有严重罪责。地委基本上烂掉了。全区18个县市先后任县委书记20人中，初步查出2个当过汉奸，12个蜕化变质，其中8人娶地主反革命的女儿做老婆。这14个人当中70％都有严重问题，现已停职反省。在职6个当中，一个当过伪保长，一个犯过严重错误，另4个待继续考察。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罗山5个县的县委书记共41人，有钻进党内的漏网富农，日伪保安队员、维持会长、三青团、**犯4人，蜕化变质25人，其中被地主拉下水的5人，这29人占总数的70％。 由于对信阳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复辟，因此，在对主要责任人定罪的问题上，中央监委和中南局的主要领导人曾经拟定过，在信阳，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每个大队杀3－5个人，全地区杀上万人。这个方案中央没有批准。最后决定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后请示**，主席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最后的判决结果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判3年徒刑，8个县委书记的处理结果是：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死缓，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罗山县委书记徐书波、息县县委书记徐锡兰、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潢川县委书记梁代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淮滨县委书记石绍举、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遂平县县长张庆林、信阳法院院长丁张喜、信阳专署公安局局长韩仁炳，都判了几年徒刑。这些人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县委书记被逮捕法办以后，他们的家庭、亲属也受到株连。息县徐锡兰被抓走后，妻子也被抓走，抄了家，封了门，扫地出门。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儿子，因母亲关押不能带孩子，只好强行断奶，活活饿死。其余三个孩子最大7岁，最小的3岁，沿街要饭达三年之久。光山县县委书记马龙山被捕以后，妻子带着孩子不敢再住在光山县，到处流浪，以拾菜根、要饭充饥，拾垃圾、卖破烂度日。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被捕后，妻子也抓起来了，三个孩子在家受凌辱，同学们对他们又骂又打。 当时在民主革命补课的大风暴中，他们都作了不很深刻的检查。 路宪文的检查说：“我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去冬今春在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大问题上，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在一个时期工作方针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说，他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抗旱斗争胜利后的农村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对秋季产量作了浮夸的估计，把灾年当丰年。高估了粮食产量，多征购了粮食；第二，对农村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在解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把粮食紧张的一切现象都说成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因而错误地在全地区范围内开展反瞒产的斗争。第三，我毫无群众观点，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我在粮食工作中存在着一种片面的观点，在征购上总想多征购一些，认为国家掌握了粮食出了问题有办法，在统销上总想少销一些。 显然，路宪文的检查和上级对他的定性相差很远。 当时被认为十恶不赦的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在1960年10月21日的检查中倒是说了一些当时没人敢说的真话。他除了承担一些责任以外，还认为：“这样严重的事件不是发生在一个县或一个公社，而是全区性的，并且普遍而严重。这就足以证明了地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够正确的。”他在检查中还认为，出现这个事件的原因是“几年来，特别是去冬今春以来，单纯强调所谓国家观点，将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并以此为纲，大反右倾，实行错误的思想方法和措施。”马龙山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简单，可能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才豁出来说出这样的话。 《蛇仙游记》第二卷 54、中央查处“信阳事件”（三） 1961年1月，吴书记在给中南局和中央写的检查中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错误原因却是自己对“阶级敌人、蜕化份子失去警惕”，使“阶级敌人很久没有受到打击……”，自己“除了在执行政策、工作作风上有严重错误外，主要是思想方法上唯心观点和思想意识上个人主义在作怪”，“惟恐怕损伤了三面红旗……”。 2月，**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常务书记，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吴改任第二书记。刘建勋开始了所谓“救灾书记”的第一步。1962年4月，免去吴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饿死200万河南人的罪魁祸首，仅仅降了半级。同时，省委作出《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 吴书记在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书记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书记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后来，信阳地区各级“替罪羊”了解到河南省和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信阳的问题，他们不服气，不断地写信上诉，要求彻底平反。他们认为信阳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其责任不在下面，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更有责任。 路宪文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生活也比较俭朴。在那种体制下死心眼紧跟吴书记，所以犯了错误。信阳饿死人的问题暴露以后，吴书记把责任全推到路宪文身上。他在批判路宪文的会上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我过去不认识你路宪文，现在我可认识你了！”下面干部就在省委书记面前求表现，纷纷上去殴打路宪文。原来一直保路宪文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某表态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应当立即枪决。 路宪文在申诉书中一再强调，在信阳发生的事情1959年在商丘就发生了，信阳问题是商丘问题的继续和发展。饿死人的情况在全省都发生了，把信阳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处理是错误的。后来在病床上口述了《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文中总结信阳事件发生的原因时说，“错误地发动政治运动，用政治斗争的办法造就一言堂的局面，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这是一条重要教训。文中还写道：“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因为党一再宣传人民公社是金桥，**是天堂，群众为空洞的宣传所鼓舞，都想马上过**生活。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理权都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生产管理权、生活主动权，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所关心，群众对党组织有依赖性，不再留生活后路。粮食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没有。刚收了粮食就饿肚子。群众坚信**不会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食。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是产生信阳事件的社会原因。” 1979年路宪文给胡耀邦写申诉，说当年“信阳事件”处理时冤枉了他，要求平反，结果恢复了12级高干待遇，以行政副厅级任河南百泉农业专科学校校长（现改名河南省科技学院）。但路宪文仍然要求彻底平反，恢复正厅待遇。胡耀邦批示：“如果连路宪文这样的人都要彻底平反，我们还搞什么拨乱反正？” 路宪文一直对他的处理不服，认为自己一直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的”，自己的行为是“政府行为”，不能把问题都扣到他个人头上。离休后在女儿路霞和妻子李昕帮助下，多年不断上访喊冤叫屈，直到他1993年9月3日下午病逝。 这些倒霉的县委书记现在大多数已经离开人世。1999年秋，记者在信阳第二干休所采访了原淮滨县委书记、风烛残年的石绍举。他已经81岁了，思维不很清楚，但过去的事还记得。他说1958年在郑州和主席一起看戏，看的是穆桂英挂帅。“主席坐在第七排，吴芝圃陪着，我也在第七排，在边上。”他把和一起看过戏当作终生的荣誉。石绍举是江苏人，1940年参军，七次负伤，1958年前后在淮滨县和固始县都当过县委书记。他老伴张生芝，当年任固始县妇联主任，倒是记忆清晰，表达得也很清楚：1960年农历11月7日晚上10点钟，全地区同一个时间捕人，捕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大队和小队干部，食堂管理员、炊事员有的也捕了。固始县就押了3万多。先把他的枪下了，戴上手铐押走了。家抄了，门被封了。抓走的人有的是被捕，有的是集训。他是被捕，我是集训。集训班四面都架着机枪。我沾成份好的光，很快把我放了。我要是出身地主就倒霉了。杨守绩的老婆出身地主，两口子全都抓起来了。他们4个孩子当时都很小，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父母抓走了，孩子们哭着喊爸喊妈。在固始开万人大会批杨守绩。 大概是老伴的谈话勾起了他的回忆，石绍举也接上了话荐：对我是撤职查办管教反省，坐了一年牢。不过，还是吃干部粮。当时的事不能提，提起来我就睡不着觉。当时不是没有粮食，就是不敢动。看到农民没吃的，我找粮食局副书记周义原，我想借出三五百万斤，等收完了粮食再补上。周义原说，粮食是有，但是吴芝圃书记说过，国库里的粮食一粒不能动，每天进多少，出多少都要往地区里报，一下子拿三五百万斤那怎么行？其实当时早两个月发粮食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谈起饿死人，老太太把话接了过去。她说：我奶奶饿死了，我姐姐也饿死了。我姐在息县，是头年11月饿死的。死后放在家里，没有埋。为的是想顶个名额，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实际上，食堂早就停伙了。第二年2月埋的。放了几个月，眼和脸被老鼠啃得不成样子了。家乡的人饿得没办法跑到我这里来，我不敢留，那时不让农民外跑，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我给点吃的赶紧把他们打发走。 我是妇联主任，最知道妇女的苦处。那时百分之六十的妇女不来月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妇女子宫下垂，直到1961年才有人生孩子。 《蛇仙游记》第二卷 55、中央紧急救饥荒 到了1960年10月，中央领导已经普遍地感到农村形势的严峻。于是，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救灾。例如：中央发出全党大办农业、办好食堂、安排生活的一系列指示。 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从各方面挤出劳动力，充实农业第一线。1960年兴修水利原计划抽调7000万人，压缩到1000万人。中央在10月27日发出指示说：“人是每天都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 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降低城镇人口的口粮指标，动员每人每年高于360斤原粮的农村也要降低标准，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灾区；推广、采集和制造小球藻等各种粮食的代用品，多种瓜菜。 动员干部和城市职工下乡或回乡参加农业劳动。中央专门成立了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截至到12月10日统计，仅中央机关下放干部已经达到10176人，占中央机关干部总数的7.33%。 进口粮食。国内粮食潜力已挖到尽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果断向中央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向国外进口粮食，以缓解严重粮食危机。 上述仅是一些应急措施，最根本的是要调节农村政策，尽快刹住以“共产风”为核心的“五风”。（.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 一九六0年三月，主席曾为中央写过指示，提出要坚持制止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口气很严厉。但是，由于急于过渡，“共产风”没有被制止，相反，各地都在竞相搞过渡试点，且有扩大之势；再加上几个大办，大办食堂，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土铁路，大办水利，大办养猪等等，更加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到了十月，“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力、农村经济和农民正常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地暴露出来。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0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问题已经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的问题。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以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讨论了问题严重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汇报了信阳事件，说信阳地区“打人成风”，“非正常死亡严重”，“一时间成了黑暗的恐怖世界”。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坚决纠正以“共产风”为核心的“五风”迫在眉睫。于是，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主席十一月二日收到指示信稿，三日早晨审改完毕，立即退还周恩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谈一下，最后酌定。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三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定稿后，立即发出。 主席对指示信稿的修改，主要有以下一些。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至少五年不变”，是主席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他将五年改为七年，并加了一句：“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主席将“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原稿中说，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主席将“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原稿中说，“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主席改为“应该鼓励”。原稿中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主席在“在现阶段”之后，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 从这些修改中可以看出，主席对于纠正和防止“共产风”，表现了更积极、更坚定的态度。 **中央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了十二条政策，简称作《十二条》。1960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于11月3日发至人民公社生产队党支部以上各级党组织。这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2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3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4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5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6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7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8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9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10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11认真实行劳逸结合；12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上述十二条政策，在过去，基本上都作过规定。但是，由于它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反右倾”运动，此时此刻，突然以紧急指示信的形式，如此集中而系统地强调必须坚决贯彻这些政策，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普遍感到这是党中央采取的一项非同寻常的重大步骤。 为了使“十二条”能迅速贯彻，同一天，**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贯彻“紧急指示信”的指示》，要求各地至迟在12月中旬前把“十二条”传达到农村中去，传达到全体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去。具体步骤是：先召开有地委、县委书记和省直各系统各部门负责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展开讨论，弄通思想。然后，以地委、县委为单位，召开生活小队以上的干部会议，吸收若干社员代表参加，进行传达动员，其中要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参加。再由省、地、县委的负责人带工作组到农村去，帮助社、队干部向全体党员、干部、社员进行传达，以造成一个贯彻紧急指示的群众运动。 “十二条”标志着**中央、主席停止了庐山会议以来的“反右倾”运动，开始转向重新纠“左”。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扭转农村的经济困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这十二条仍有很大的不足。如文件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队”，指的是生产大队，而不是生产小队，仍然肯定了供给制和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尤其是群众反映强烈、意见最大的公共食堂问题，“十二条”明确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坚持公共食堂，长时间成为人们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不敢涉及的一个禁区，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思想，彻底铲除“共产风”等不正之风，还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蛇仙游记》第二卷 56、整风整社为民伸冤 《十二条》规定了十二条政策，要求全党坚决纠正以“共产风”为主的“五风”，并决定开展整风整社。1960年11月15日，主席作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批示。12月8日，《**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的指示》下发，《指示》传达了主席关于“我们不仅要继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要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务”的指示。全国农村立即开展起整风整社运动，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12月，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指出：“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 “信阳事件”本是“五风”造成的，可是**信阳地委却说是敌人搞破坏造成的。一九六○年十二月，信阳地委写了个报告送河南省委并报、中南局、**中央，嫁祸于十年前就在“土改”中被消灭了的地主、富农。报告说：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言外之意，坏事都是混进**的“漏网地主”、“漏网富农”干的。总之，把一切都归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 12月31日，中南局在关于“信阳事件”报告的批示中指出：“河南其它各地、市委对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县、社、队的整风整社，应该学习信阳的经验……凡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方，必须首先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然后才能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与此同时，中央和省委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赴信阳、商丘、南阳等地区指导整风整社工作。 一九六一年元旦那天，**中央向全国转发了《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文件，中发[61]4号）。文件中引用了主席的一句话：“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文件一再强调“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中央明确表态肯定这份报告，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从此，信阳经验成了全国整风整社运动的“样板”。全国在整风整社中都大搞起“民主革命补课”运动。 于是，全国各级党委都抽调大批人力组成“整风整社工作组（团、队）”，深入农村县、社、队领导整风整社运动，主要内容是民主革命（土改）补课和反“五风”，重点是整顿三类县、社、队。整风整社一般分四个步骤：第一步是宣传政策，扎根串连，做好生产生活安排，了解情况，作到心中有数；第二步是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展斗争，夺取“五权”（党权、政权、军权、财权、饭权），拔掉“钉子”（即敌人），结合清理一部分“五风”；第三步是彻底清除“五风”，贯彻落实《十二条》；第四步是建立规章制度和制订计划，进行组织建设。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整风整社的核心是第二步，即“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所谓“民主革命补课”，就是“土改补课”，把基层干部的祖宗三代、社会关系重新清查一次，看一看是否土改时漏划的“地主富农分子”，或者是否被地主富农拉拢腐蚀的“蜕化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全国农村补划了大批“漏网地主”、“漏网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平白增加了许多敌人。 陕西长安县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时划定二千七百余户地富，整风整社运动中又补划了三千二百七十一户。 四川省在1960年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仅在大邑县的11414名农村基层干部中有贪污盗窃行为1383人，问题严重的173人被集训，有203人受处理。（注：《大邑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7页。）大邑安仁公社金光大队仅一百二十多户人家，新补划的"地主"就多达十五户，其中九户被"扫地出门"，房屋没收。另外又有八户农民被补成了“漏划富农”。 邓小平老家所在的广安县协兴区，二十多人因重新划分阶级成份而自杀。死者之一邓绍华是与邓的父亲邓绍昌同辈，算是邓小平的叔叔。他本是个自耕农，有部分多余土地出租。被定为"戴帽富农份子"，没收房屋，扫地出门后，跳水库寻了死。 四川雅安地区死人太多，不处理不行了，李井泉放过地委第一书记何允夫，下令将荣县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该县科、局长全部撤换；并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长、书记一级的干部。 再如，河南省南阳地区所属的唐河、淅川、邓县、方城、新野等5个县委被视为“烂掉”的班子，把一些主要负责人打成蜕化变质分子，进行批判斗争，甚至逮捕关押。对生产队干部几乎全部实行所谓集训，甚至有的地方强行分掉基层干部的财产。 南阳地区的唐河县五八年曾创造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结果粮食被大量外调。当农民断粮，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醒悟过来，要求上级拨粮救急时，南阳地委无动于衷，反批评毕可旦"反瞒产私分"不积极。结果他只好眼睁睁地看著农民饿死。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十一万四千。在淅川等邻县的三个县委书记、县长因饥荒死人被捕，上报中央等候批准枪决时，毕可旦风闻自己将被解押南阳，"很可能枪毙"，便领著全家六口人半夜跳了井。夫妇二人及三名女儿溺毙，仅年方十四岁的儿子毕剑增被母亲顶上水面逃生。 1960年11月，贵州省委将瓮安县列为全省整风整社、反“五风一化”（共产风、高指标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运动的重点。县委组织800人的整风整社工作团，分赴各公社开展运动。有相当一部分生产队以上干部遭受批判斗争和处理，被定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56人、蜕化变质分子32人、违法乱纪分子42人、贪污盗窃者47人、死官僚主义者15人、其他186人、犯有一般错误441人，被开除党籍41人、留党察看2人、撤销党内职务5人、开除工作籍41人，特别集训（实为拘留）70人、送劳动教养1人、逮捕入狱44人。 被打击的基层干部中，有些人是奉上级的命令、指示干的（比如“反瞒产”、“一平二调”共产风、搞“密植”、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等等），他们的行为是“政府行为”（职务行为），不应该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但是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却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成了上级的“替罪羊”；有不少干部横行霸道，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多占、奸污妇女、打骂群众、打死逼死人命，这是刑事犯罪，打击他们非常正确，人心大快。这群刑事犯罪分子，大多数是农村中文化低、素质差、好吃懒做的“流氓”、“二溜子”、“泼皮”、“瘪三”，也就是主席称之为“勇敢分子”的人。这群家伙利用“反右倾”之机，把好人整下去，窃取了领导权，利用主席的失误兴风作浪，把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农村搞成了“人间地狱” 为了度荒救灾、拯救百姓，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停止大跃进，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缩小公社规模，把公社所有制退回到生产队所有制，恢复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养鸡养猪，允许包产到组，默许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狠刹“五风”，惩治虐民的贪官酷吏，进口粮食，精简城镇人口、大抓粮食、搞瓜菜代……。终于使经济复苏，度过饥荒。白娘子和小青额手相庆，赞佩当今英明。 白娘子说：“妹妹，有中央这样关心农民，咱们可以放心地回峨眉山了。” 本卷完，欲知后事如何，请看《蛇仙游记》第三卷2009年5月12日星期二碧薇萍于北京怀旧书屋 《蛇仙游记》第三卷 1、聚贤寺禅师论清官 姐妹返回峨眉山途中，路过聚贤寺。[.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她们想探望老朋友――聚贤寺方丈锐觉禅师，就在聚贤寺山门前按落云头，见老禅师正站在山门外迎候。 “清晨喜鹊鸣叫，老衲知道今天必有贵客登门，果然是二位上仙莅临，请进！”老禅师笑逐颜开，把白娘子和小青迎进客堂，落座、献茶。 主客闲聊，谈起了人间的大饥荒。老禅师喟然长叹道：“产生大饥荒的原因，既有天灾，又有**，主要是**。主席和中央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想尽快地带领人民进入**天堂，遗憾的是，他们制定实施了一套脱离国情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终于导致了大饥荒。这是劫数啊！阿弥陀佛！” 白娘子大惑不解，问道：“中央人才济济，主席英明伟大，怎么会制定出脱离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呢？” 老禅师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造成这种失误的主要原因，一是理论上走入了误区，把错误的‘斯大林模式’误当成科学社会主义；二是在实践上受到下面的欺骗，了解不到真实情况。（.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比如，下面搞浮夸，谎报粮食高产，主席和中央信以为真，甚至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从这种虚假的情况出发制定政策，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白娘子和小青谈到了这次下山，看到的佞臣酷吏为非作歹的情况。老禅师说：“主席一向教育部下‘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些残害百姓的佞臣酷吏，已经蜕化变质，忘记了主席的教导。这些害群之马迟早会被清洗惩处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是必然规律。” 老禅师喝口茶，接着说道：“**的立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战争年代，许多优秀的**员为了拯救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建国后，也有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些优秀的党员干部，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健康力量，是主流。不管他们个人的命运如何，老百姓是永远纪念着他们的，历史会记录他们的，他们的业绩和品德，将永彪青史，与日月同辉！” 接着，老禅师历数了一些“清官”：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50年代主张“勤劳致富”，60年代进行改革、救民度荒；党中央副主席、总理周恩来等人50年代进行反冒进；党中央副主席、人大委员长朱德，坚决主张取消公共食堂；党中央副主席、副总理陈云，50年代反冒进，60年代救民度荒、支持包产到户；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支持包产到户；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副总理邓子恢，50年代搞合作化运动极力反对急躁冒进，反对剥夺农民，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60年代参与制定救民政策，积极支持包产到户；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的人；张凯帆、潘自力、曾笳等为代表的数百万被批判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顺应民意、主张包产到户、进行农村改革的一大批党员干部，例如57年试验包产到户的浙江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和；1959年初支持包产到户的河南省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和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主张包产到户的秘书田家英；救饥民搞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塞外救民的河北副省长胡开明；江苏有“包产到户迷”，两位农业中学的年轻教师，一位叫钮维新，一位叫蔡抚民。被称为“两个半单干理论家”的，是浙江的三年轻人，他们是冯志、杨木水和陈新宇；为保荐“责任田”上书的的安徽干部谦让能等。 湖北洪湖县委第一书记李金玉冒险抗极“左”，洪湖县没有饿死人；山东某县第一书记王永成抗“五风”，领导人民胜利度过饥荒；作家赵树理坚请上级拨给粮食；公社干部武万升瞒着县委秘密放粮；“抗上”的公社书记胡华林；敢直言的大队书记操文植，等等一大批爱民护民的清官。 为救百姓搞“暴动”的黄立众，书写“反标”的某女工，“武装抢粮”救饥民的公社干部李文忠等等。 党的好干部、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焦裕禄的好助手、县长张钦礼。 白娘子和小青听罢又惊又喜，齐声说道：“啊呀！老禅师怎么知道这么多的清官、好人？快给我们讲讲他们的救民事迹吧！” 老禅师说道：“这只是路过我这里的朋友告诉我的，清官和好人，实际上比这要多得多，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而已。二位上仙如果想听他们的事迹，就请在鄙寺暂住几天，听我详细地讲来。” 白娘子和小青欣然同意，老禅师就慢慢地详细地讲给她们听。下面就是老禅师讲的清官和好人的故事。 《蛇仙游记》第三卷 2、1949年刘少奇天津之行始末 1949年我国的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占26.3％，国营零售商业到1950年也只占23.2％，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又长期在白区城市工作，**知道还必须广泛利用私营工商业来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 当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军事问题和政协问题，**已经考虑到经济建设。1949年6有，**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报告提纲中明确指出，在有利于新民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私人资本主义仍是社会主义义经济的一个补充。**指出，“用商业的办法即经济竞争的办法战胜资本家成为解放初期中国**处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手段。“这个思想，被融会进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作为我党工作重点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转向城市经济建设的思想准备。 一、北平天津解放后，**以女婿的身份到北平西域旧刑部街32号，拜见岳父母。王光英送了一条围巾给他，也介绍了天津工商界的基本情况王光美1948年8月21日与**在西柏坡结婚的，1946年，国共和谈，王光美任北平军事调停处**代表团英语翻译，1947年谈判破裂，党把她送到延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费一枪一弹，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的部队顺利进驻北平。初到北平，北平社会还未完全安定，**决定暂时先住在西郊香山双清别墅，中央五大书记都住在香山，**住在离双清别墅不远的来青轩。来青轩的3号小房成了**的卧室和办公室。到了香山，王光美心情很激动，北平有自己的家啊，当时她在中央外事组工作，她很想给家里打一个电话，但中央的住地要保密，她还是忍了，当时她的上级是叶剑英，叶帅知道后，专门派人前柱王家通知。 当时，周思来住进中南海，筹备政协会议，五大书记的分工非常明确，与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交往，协商政协人事安排，朱德主要分管人民团体，出席此类会议，任弼时主要养病，兼管土改工作，**指导城市接收工作。一天晚上散步，毛卞席过来，对**说：少奇啊，全国解放也快了，城市工作怎么搞，工业怎么抓，你要多出主意多出力气哟，这样，你准备一下，到大律去看看，看看那儿工商界，要稳住工商界，要向他们传达我党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拍拍**的肩，说，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明确的，可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个面都包括了两方。这里，不包括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四个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四面八方”缺一不可，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错误。“四面八方”就叫全面领导。要注意，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不敢讲这活。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 **要**到天津去，是因为当时**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给**写信汇报了天津解放后工人要起来夺财产，资本家那头情绪不稳定，天津的社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要到大津去，**想到王光美的父母亲都在北平，可先到他们那儿去摸点天律方面的初步情况。 这是一个晴天，**和王光美来了，两位老人迎出门去，**不是喜欢滔滔不绝的人，他平时话不多，进得门来，他称呼二老后，握着二老的手说：两位老人这些年不容易啊！二老知道**讲这话的含义，1924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迁都南京，王光美的父亲不愿跟国民党走，隐于北平，教育子女，后来，子女大都参加了革命，王光美的母亲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地下工作者，真是不容易啊。当年王光英才30来岁，是少壮派，**坐下来，抽出一支前门烟，与王光英交谈、王光英说，我不懂政治，军事上更是外行，但知道仗还是要打下去的，所以，许多工厂还是可以用的。王光英向**介绍了天津的主要大工厂，哪家可以生产军服，哪家可以生产军火，讲得头头是道。刘光奇听着，微微笑，说，仗不会再打多久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现在是应该考虑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了，比如说，城市应当怎么搞……**询问王光英对国家建设有什么意见建议？王光英告诉**，天津的资本家大都长期听国民党宣传多了，对**不了解，也很害怕，害怕要“共产”，要没收财产，害怕要象地主一样被揪斗，人人自危，无心开工生产，有的已经抽逃资金，往海外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 **认真地听着，对王光英说，你回天津后要多联系工商界人士，做点工作，宣传宣传党的政策嘛。 二、半月之后，**到天津，发表了著名的鼓励资本家要继续搞好生产的“天津讲话”天津是中国第二大商业城市，当时人口200万，是华北、东北、西北这“三北”的商业枢纽。**到天津去，目的已经非常明确了，解决劳资矛盾，稳定社会情绪，恢复工商界的生产信心。 为此，**偕同龚饮冰、户绪章、张文松、王光美、吴振英等，匆匆赶往天津。在天津市的干部会议上（主要是工会干部），他批评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但今后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于斗争，在政治上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对于资本家继续存在。工人想不通，有些工人认为，既然翻身当家作主，资本家要逃就让他们逃，要关门就让他们关好了，他们不开，我们开，组织起来办合作工厂。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针对这种情况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说，在目前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作为斗争对象，就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就会扰乱自己的阵线。当前，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在经济上联合他们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在经营范围、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对外贸易上限制他们。引导他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发展、有限制，就有斗争，这种斗争，以不破坏联合为准则。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都不利。今天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了、而是太不发展了。**此行，直接要与天津的资本家见面和座谈，直接解决他们的疑惑。 4月21日，他到宋斐卿任总经理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接见劳资双方代农。当时.这家公司的劳资关系非常紧张，工人认为解放了，就得分资本家的财产，就得共产，主张把库存的毛线分掉，因而发生了是吃鸡还是吃蛋的问题，**告诉工人代表，在劳资两利下，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一段时间。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4月23日，**视察了朱继圣任总经理的仁立毛呢厂，朱继圣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天津有名的企业管理专家，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企业管理的专著，与美国商界的关系特别好，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中国工艺品向美国的出口商，解放前，没有跑往美国，坚持留在中国。**称赞厂他工厂在管理上的文明、清洁、先进的做法。朱继圣则把自己的英文专著送给随行的、**的英文专家王光美。 **天津行的重头戏是5月2日，他邀请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周叔稻、宋斐卿等128位资本家座谈。这也是“天津谈话”的主体构成。会上，资本家们表示，他们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耐心听完他们的谈话，说，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阶级，要从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本的解决，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但从新民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和平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现在形势很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门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出自己决定。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了。中国工业发展有了保障。日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政府的政策，既要发展国营经济，也要发展私营经济，从原料到市场，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这时，有资本家说，他怕听“资本家”称号、也怕听“剥削”二字。**笑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别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依旧叫你们“资本家”。**侃侃而谈：剥削是个事实，哪怕是罪恶，也只好承认了。不过，因此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苦闷彷徨，那是错误的。过去，你们一方面剥削别人，一方面又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这是剥削制度的罪恶，剥削是个社会现象。谁也不愿受剥削。剥削制度是很坏的，消灭剥削制度是大好事，但根据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不是要不要消灭剥削，而是能不能消灭剥削。消灭以后怎么办？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 我们**人知道、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剥削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业。它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既为它的剥削制度所需要，也为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资本主义产业发展了，无产阶级力量也会随之增强。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员抹煞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说，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 针对劳资紧张，**说，你们资本家有身份，假如工人们骂你们一句，你们就认为丢了面子，但是工人们有没有身份呢？工人们也有身份，他们的政治地位还比你们高一点。你们想一想，假如你们骂了工人、他们会不会也认为是丢了面子呢？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义社会时期，你们资本家可以允分发挥积极作用。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怎么办呢？――那天座谈会，**的对面坐着宋斐卿，他指指宋斐卿先生说，你现在只办了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16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国家下命令，你就把厂子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行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16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总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总经理，因为你有功，国家再交8个厂子给你办，一共24个，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还要相应地给你更高的地位，可是你得要办好呵！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这么―讲，在座的资本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三、“天津讲话”波澜骤起，高岗掀起倒刘恶浪。**终手罹祸，“文革”造反派给**的“定性”是“鼓吹剥削有功”，“发展资本主义”。 王光美陪同**天津行，**对王光美说，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我们想不想，而是能不能的问题。马克思一百年前就说过，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的物质条件形成之前，资产阶级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即使把它推翻了，无产阶级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消灭以后怎么办？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 **的“天津讲话”，效果是明显的。**离开天津后，很快收到东亚公司经理宋斐卿的来信，表示，要增设新厂、恢复名厂，扩大生产计划。**立即复信予以鼓励，他在信中说：“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计，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到6月份，天津新开张的厂店达1160户，而停业的只有27户。工商业者打消顾虑，企业倒闭数字急剧下降，开工率迅速上升。并扩大就业，稳定了物价。**讲话后一个月，天津的财政收人比上个月增加1.5倍、两个月后，天津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解放前天津的最高水平。在党的政策感召厂，工商业者逐渐靠拢党，信任党。抗美援朝开始后，天津工商界42000人率先大游行，拥护**的决定，受到**的称赞。**的天津之行，不仅使党在刚刚解放的北方最大工业城市天津稳定了局面，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提高了党在各界人民中的威望。**的“天津讲话”，主要目的是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使刚解放的大城市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环境，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建立新民主义经济新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尽管某些言辞矫枉过正，如“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不妥当，听起来确实刺耳，但总的精神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认为讲得很好，个别言辞不一定准确，可以推敲，**强调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为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对**的指示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照此阐述。 **天津之行结束后，于5月中旬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机关高级干部谈了自己关于稳住资本家发展生产的意见，希望大家以此为原则大胆地向资本家和工人宣传，他说，最近我去了天津，资本家非常高兴，有些工人或许不那么高兴，但是没有关系，我是真诚地为工人打算的，他们将来会看到这一点。 **东北局的社会部长邹大鹏看到了**的讲话，想到东北也有类似天津的左倾问题。有些**员进城后打算把资本家“挤垮”，而东北局书记高岗说“垮了就垮了！”当时中央明文规定，各级干部有权越级向党中央反映存在的紧急问题。邹大鹏写信给**，反映东北存在的问题。 **接信后作出了迅速的反应。5月31日，他在为**中央起草《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中，把他在天津发现的“左”倾错误――“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作了介绍。同时指出，这种现象不只是华北有，东北也有，批评东北局提出“消灭资本家”足左倾错误，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文件经过主席审阅修改并由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的“天津讲话”，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由于**批评了东北局，而自称东北王的高岗感觉自己是陕甘宁的正宗革命派，而且后来位尊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尽管名列第六，在名份上还是在总理周恩来之上的，哪服得了第二副主席**向他公开提出批评，极为恼火，他非但不接受批评，还把**的“天津讲话”抄成“档案”抓住个别言辞个妥的“小辫子”，广为散发，企图拱倒**，取而代之。1952年，高岗调入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可谓实权在握，炙手可热，但他不愿意位居**之下，又把**的“天津讲话”翻了出来，利用自己把持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机会，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批判薄一波在税收工作上的失误为名，又掀起丁倒刘恶浪。高岗在会后，还南下杭州、广州游说，说**有一个“圈圈”，欲掀倒**。**得知此事后，在与各大军区负责人的讲话中，表彰了**，他说，少奇同志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高岗还企图拉拢邓小平、陈云―块来掀掉**，高岗找到邓小平，说**不成熟，在天津讲出这种“剥削有功”的话来。邓小平回答他：**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种地位不适当！高岗找陈云说得更露骨，把刘搞掉，副主席你一个我―个。陈云没有搭理他。 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主题是揭露高岗反党阴谋，邓小平在会上批驳了高岗对**“天津讲话”的污蔑，他说，“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 《蛇仙游记》第三卷 3、刘少奇鼓励农民勤劳致富 3、**鼓励农民勤劳致富东北农村是老解放区，到1948年就搞完了土地改革。农民们分得了土地翻了身，焕发出极大的勤劳致富的积极性，绝大多数农户靠着全家的辛勤劳动、省吃俭用，日子过得好起来。他们拴车买马，添置农具，一心一意的发展生产，多打粮食，奔着越来越好的日子。有小部分农户还买了地，雇了工，经济上升成了富农。同时，也有少数农户因为天灾疾病，或因缺少劳力，或因好吃懒做，经济生活有所下降，有的开始卖地、借钱、借粮、当雇工。 常言道：“小河无水大河干，小河水多大河满。”东北绝大多数农民变富了，多生产了粮食，东北地区的农村经济恢复发展得很快，对支援解放战争和国家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为首的一批党员干部，对“小河水多大河满”的道理根本不懂，对东北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视而不见，却把农民勤劳致富的积极性看成是“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农村开始出现的两极分化看作洪水猛兽，害怕得不得了。 怎样遏制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怎样防止农村两极分化、不让农民冒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东北局于1949年12月10日专门召开了一次农村工作座谈会。会上，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提出的办法是：限制农民单干发家致富，大搞快搞合作互助，逐步消灭小农个体经济，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高岗在会上讲话指出：“在农村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由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与农村自发势力的结合，使一部分农民甚至一部分党员干部受到了侵蚀，因而使农村资本主义倾向更加严重地滋长，其形式更趋于复杂。他批评了各种热衷、留恋单干、发家致富的思想，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的互助组提高到规模大的联组。他宣布了奖励互助合作的政策：国家农业贷款，除水利、防疫等贷款外，全部贷给好的、有困难的互助组；新式农具要优先贷给或卖给互助组，并给以优惠待遇；各种优良品种要优先卖给互助组；国家对农业的各种扶助，要优先互助组；劳模的奖励要奖励好的互助组，等等。这实际上是歧视、限制单干农民的政策。 1950年1月，东北局把座谈会的情况和高岗的讲话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同时，就党员先富以后，拴车买马、雇工等问题，向中央组织部写了请示报告。 组织部负责人安子文等感到事体重大，立即请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党中央书记**（主席正在苏联访问，国内由**主政）。**于1950年1月23日，签发了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信中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也不得因此而停止或开除。如果在今天过分强调党员不准剥削别人，以及党员必须参加变工组等，则势必使部分党员对生产消极。各地的经验均已证明，党员不雇工，群众即不敢雇工；党员对生产消极，群众中的生产热情，就绝不可能发动起来。因此，对农民党员进行教育时，固须指出组织起来的好处，但同时更须明确提出“单干”与“雇工”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当天晚上，**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等人谈话，批评了高岗等人超越新民主主义阶段、急于搞社会主义的糊涂思想。 **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了三匹马、一付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组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们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组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 **说：“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就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过去每年有一百多万劳动力到东北去，若富农不剥削便不能生活。因此，富农经济还是重要的，不要限制它，现在要让它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后再予以限制。” **说：“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现在能够单干是很好的，也不可认为反对单干的农民便是集体主义，因为他还无力单干，是不能去单干的贫农。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于去干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不限制雇工和单干，这是保证富农经济充分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由于生产资料还没有发展到取消单干、取消富农的程度。将来工业化实现了，大家都用机器生产，就没有人硬要单干了。” **还说：“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接下来却说了一句让一些人抓住把柄的话：“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社会，因此现在的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再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那种认为当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高岗收到**同安子文的谈话记录后，立即去北京，面呈给主席。主席看过之后露出不满之色。高岗敏感地察觉到主席同**在富农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当时，东北是高岗的“独立王国”，连货币都是自己发行。在东北地区，高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独断专行，说一不二，实行家长式统治，人们称他是“东北王”。他对**一直不服气，总想取而代之，对**的批评根本不放在心上。在东北局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之后，《东北日报》大肆宣传高岗的讲话，鼓吹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也迅速行动起来。于是，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 东北许多农村干部认为，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合法。他们采取各种办法排斥限制单干。例如：不许单干户拴车买马；单干户出门不给开路条；开垦荒地不准单干户先占场子；不给单干户贷款、贷粮、贷农具；合作社不卖给单干户任何生产、生活资料；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单干户没有公民权，限制人们和单干户来往。等等。他们认为，搞互助合作是“国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的口号下，只求数量，不管质量，要求组织起来的农户越多越好。有的地方用竞赛的办法大轰大嗡；有的地方连续开会，批判辩论，逼迫农民参加互助组；有的地方规定，农民要退组，第一次给予批评；批评后还要退，就只能单身出组，车马要留给互助组；而且不准组员和退组户来往。有的地方还规定，哪个互助组散了，罚款100万元（旧币），给军属代耕一垧地。不少干部还认为，入组的农户不仅越多越好，而且组的规模越大越好。辽西兴城县一下子就搞起1125个大型联组。 就这样，东北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51年10月14日，高岗向主席送上了《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很受主席的赏识。 《蛇仙游记》第三卷 4、刘少奇批评超越新民主主义阶段 正当东北大搞强迫农民入组、把“合作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时候，山西省也像东北一样闹将起来。 1950年11月14日，山西长治地委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的文章。文章谈到农村土改后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些互助组发生涣散解体的现象；提出必须遏制小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互助组提高到初级社，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 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仔细研究了这篇文章，认为文章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是当前农村工作急需解决和回答的问题。经华北局同意，政策研究室于1951年3月，派农村科科长史林琪带领一个调查组，到长治地区农村进行调查。 调查组到了长治，适逢长治地委召开十个常年互助组转为初级社的会议。长治地委认为，要防止农村两极分化，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必须贯彻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政策，土地分红不能高于30%，社员退社不能带走公积金。调查组对此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长治地委拒绝不同意见，双方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于是，调查组便将长治地委的做法和双方的分歧写成报告，经地委书记王谦看过并做了一些修改，上报华北局。 调查组回京途经太原市，向山西省委作了汇报。省委书记赖若愚明确表态，支持长治地委的意见。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阐述了如下的观点：一、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党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两极分化和互助组发生涣散的根本原因。 二、为了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因此，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具体做法是：（1）在互助组内征集公积金，增强公共积累。按土地产量征集公积金，归全组组员平均所有，退组不准带走。 引导互助组走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内，增大按劳分配的比重，减小土地分红的比重。 个体农民到互助组，再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当时确定的改造农民的步骤。 互助组是私有制基础上的简单集体劳动。参加互助组的农户，自己土地的经营权和和收获物全归自己，只是在劳动时组员之间互相换工；初级社是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参加初级社的农户，把土地以入股的形式交给农业社集体经营，收获物也由农业社统一分配。农民由社干部分配参加集体劳动，评分记工，工分和土地都按一定比例分红。这时的土地所有权还是社员的，但是经营权和收获物的分配权已经归于社干部了；高级社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取消了土地分红，土地、耕畜、大型农具全归集体所有。这时，已经消灭了小农个体私有经济，农民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获物的分配权，变成了依附于农业社的集体劳动者。 华北局看了调查组和山西省委的报告，认为这是关系到老区农村经济发展后的发展道路问题，决定召开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进行讨论研究。会前，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专门向**请示。 **说：“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应该巩固和确保私有。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的意见是错误的。农村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并不可怕，这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搞社会主义，实行农业集体化，必须依靠发达的工业来提供农业机器，企图把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实现社会主义集体化，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1951年4月下旬，由华北局书记刘澜涛领导、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哲人主持，在北京东城区后圆恩寺小白楼，召开了华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重点讨论山西省委的意见。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分歧，争论十分激烈。 山西省的王谦坚持认为：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正确的。应当防止两极分化，克服农民的自发势力，积极试办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完全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的姚广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保护私有基础，这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没有机械化就不能实行合作化、集体化。 代表们争论激烈，意见无法统一。最后，华北局按照**的意见作了结论，山西省委则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5月4日，华北局正式批复了山西省委的报告，指出：“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一般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 **是赞同华北局的意见的。他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需要走一段很长的时间，互助合作不是进一步提高的问题，而是进一步巩固的问题，不应该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而急于向社会主义性质的互助合作组织转变。 1951年5月7日，**在中国**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批评了山西省委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他认为，现在还不能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年。十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的，十年之后，可能采取一些相当的社会主义步骤，也可能还不能采取这种步骤，还要再等几年”。 接着，**扭头对胡乔木说：“有人写信告诉我想搞一个电影，你要跟他们谈一下，把合作社问题搞个电影是可以的，可是只要它证明合作社集体耕耘比个人耕耘要优越，以便给农民灌输集体主义的原则，旨在这一点；如果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业合作社，认为这就叫社会主义，发动群众运动，就要犯大错误，那就叫空想的社会主义。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比以前的农业社会主义进了一步，提高到系统化，有了理论，叫做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 **说：“单用互助组、初级社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达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单靠农民的力量转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有了工人阶级领导和帮助，有了国家工业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实行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以为目前组织合作社，就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的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的农业，那是幻想。如果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业合作社，发动群众运动，认为这样就叫社会主义，就要犯大错误，那就叫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 6月3日，**在同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陶鲁笳等人的谈话中说：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为条件。现在农村阶级分化，产生了许多新富农，这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他。 7月3日，**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钟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7月5日，**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报告时，又批评了山西省委，他说：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 6月29日，薄一波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支持**的观点，再次批评了山西省委。 当时，**的观点在党内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山西省委孤掌难鸣，陷入四面楚歌之中。恰在这个时候，主席出来说话了。他找**、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赞成山西省委的报告，不同意**和华北局的意见。 主席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那时，还没有采用蒸汽动力机械，完全靠手工劳动，他们就能组织手工工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我们实现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必须依靠机器呢？我看，通过互助组、初级社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不但是发展生产的需要，也是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必由之路哩。” “新的先进的事物都是孕育在旧事物之中的。封建社会就含有资本主义因素，在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也含有社会主义因素嘛。山西省委报告中说的增加公积金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就是社会主义因素。我们现在搞新民主主义就要为下一步搞社会主义做准备嘛。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消灭私有制。所以，我们应该下大力气扶植、培育这些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哩。” “列宁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遏制农民的自发势力不得了呀！山西省委提出的办法蛮好哩。” 主席表了态，**等不得不偃旗息鼓，收回自己的讲话和批示，黯然收兵。主席以此为契机，亲自出马，大力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 《蛇仙游记》第三卷 5、刘少奇支持邓子恢整顿农业社 1955年4月中旬，邓子恢出访东欧回国，见农业合作化冒进的势头并没有遏制住。他即筹备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以求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大整社力度。为此，4月19日，邓子恢向操作了汇报和请示。（主席于4月6日至22日在南方视察）**非常重视，认为合作化的盲目冒进，不仅出现在浙江，同样的紧张情况也在其它省份发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全国收缩10万个合作社，对于稳定农村局势是很有必要的。 4月20日，**主持召开中央书记会议，让各省、市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当前的农村问题。会上，专门听了杜润生关于浙江情况的汇报。 听完汇报，**说：“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强迫也是强迫中农，自愿也是叫中农自愿。为了保证中农的自愿，可以把速度放慢一点，今年春天停止发展，做好巩固工作。中农看见农业社办好了，就会自动来敲门。那个时候我们把门打开，他们自愿，我们欢迎。这可保证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最后确定了“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的方针。**讲了三条具体意见：（1）现在全面停止发展，秋后看情况再定。停止发展是为了把现有的社巩固下来，稳定成绩。历来工作都是巩固一批，发展一批，从巩固中求发展。西南、中南几个省，粮食任务不大，还可以发展一下，但不要发展太快。（2）要巩固几十万个社，首先要搞好生产，帮助合作社解决牲口饲料不足等问题；要调整干部，保证合作社增产，至少不减产，这是巩固合作社的基本关键。（3）适当收缩，指发展过大而言。如河北、山东、安徽、浙江、河南等省。某些县发展过大的也要适当收缩。 4月22日至5月7日，受**中央的委托，邓子恢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讲话，传达了主席几次讲话精神和“停、缩、发”的方针，传达了**的指示和中央确定的“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的方针。批评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对中央提出的方针作了说明。 此次会议后，全国各地积极开展了整顿合作社的工作。到5月下旬，全国原有67万个合作社减少到65万个，收缩了2万个。浙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五万三千多个减少到三万七千多个。压缩下来的一万五千多个合作社，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在收缩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把一部分不该收缩的社也转退了，个别地方甚至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解散了，成了空白乡。 通过这次整顿，遏制了盲目冒进现象，使党的自愿互利、团结中农等农村政策深入人心，消除了干部和群众思想中的疑虑和混乱，缓解了农村的紧张状况，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使留下来的农业社得到进一步巩固，为合作化的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5年6月8日，**又去南方视察。 6月14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关于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说：“建社有很大成绩。要估计到我国和苏联情况不同。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后，一两年内减产。我国显然不同，社一建立起来，百分之七十五都增产了；减产的，整顿后第二年也增产了。对农业合作化事业要有充分的信心，对成绩要有充分的估计。”会议批准了到1956年秋收前农业社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说：“明秋前发展到一百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主席在视察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十分乐观，对农业社发展到100万个又觉得少了。他要翻一番，发展到130万个。 6月23日晚，主席回到北京，次日召见邓子恢谈话。先是邓子恢汇报，介绍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主席听完汇报后，要邓子恢修改计划，把经政治局批准的发展到100万个社的计划，改为发展到130万个。 邓子恢一听，心想：坏了，主席的想法又变挂了。搞100万个社就够多的了，怎么又要翻一番，搞到130万个？他坚决不同意，但是没有说出来，只是说：“主席，等我回部里商量一下再向你汇报吧。” 邓子恢回到部里征询部下的意见。为了让大家讲真话，他没有说主席要求“翻一番”的指示。部下们据实陈言：全国农村形势不容乐观，还是按政治局批准的翻半番，搞到100万为好。翻一番，太快了，要出大乱子。 邓子恢决心“苦谏”，想找主席面陈意见。主席忙于外事活动，没有时间。直到7月11日，才召见邓子恢和几位副部长谈话。 主席问邓子恢：“你们商量的结果怎么样？” 邓子恢回答：“我们认为，还是维持政治局批准的翻半番搞100万个社的计划为好。翻一番，太快了，超过了客观可能性，难以完成。”接着，他列举了几点理由：（1）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应该与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而我国工业目前尚不能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相应的技术和机械设备。（2）现有的65万个社，质量不好，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很重。要打好基础，才能较好的前进。（3）全国各地情况不一，群众觉悟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发展过快，超过了群众觉悟程度，会发生强迫命令。（4）干部领导经验尚须积累，培养会计也需一定的时间。（5）苏联和东欧国家农业合作化过急，已有教训，值得我国注意。 主席很生气，对邓子恢进行了批评，坚持要发展农业社130万个。邓子恢没退缩，还是坚持农村工作部的意见：维持政治局批准的翻半番搞100个。 谈话回来后，部下都劝邓子恢：“邓老，何必为了30万个合作社和主席争论呢。”邓子恢说：“不只是30万个合作社的问题，要紧的是他不顾客观条件，要按个人主观意志搞大发展，这要出大乱子的，怎么能不说清楚呢。” 邓子恢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还是不能听主席的翻一番的主张。7月15日，他找主席汇报，主席忙于外事，一时抽不出时间。于是，他向**汇报了部里研究的意见：“搞一百三十万初级社不行，还是一百万为好。”**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 《蛇仙游记》第三卷 6、刘少奇支持反冒进 为了落实增加钢铁生产，1956年4月中旬到5月上旬，周恩来先后到全国数家钢厂研究增产措施。 陈云在南方视察时了解到，大量的双轮双铧犁积压在仓库里生锈，因为南方水田根本不能使用双轮双铧犁。因为推广双轮双铧犁是**的主张，明知无法使用，也没有人敢提出停止生产。周恩来回京后，了解到陈云调查的情况，就在5月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果断决定将双轮双铧犁的产量再减到180万部（原计划1956年生产500万部）。 虽然从统一思想认识和采取具体措施两个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防止急躁冒进的势头，但是进入1956年4月中旬以后，国民经济还是出现了相当严峻的局势。更为严重的是，主席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分歧日见严重。一向注重维护主席威信的周恩来，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驳回了主席的主张。 那是4月下旬的一天，主席在颐年堂主持政治局会议。主席提出一个主张：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0个亿。主席话音一落，会场里顿时嗡嗡地小声议论起来，多数委员都表示反对。 主席不悦，说道：“别小声嘀咕，都大声表个态嘛！恩来，你看呢？” 周恩来面现难色，说：“主席，追加基建预算就会增加原材料的生产，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也要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周恩来温文尔雅，慢声细语地论述着不能增加的道理。主席冷着脸听着。 周恩来讲完后，不少人在下面又小声议论起来，都认为讲的有道理。主席又问：“还有谁来讲讲？”没有人吭声。主席已经看出来，没有人会支持他的意见，他陷入了孤立。他怒气冲冲地把手一摆，大声宣布：“散会！”说罢起身离去。大家不欢而散。 会后，周恩来去见主席。主席的怒气未消，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周恩来解释着自己的意见，说道：“主席，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你追加基建预算的意见。”他想让主席理解他的苦衷。 不久，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主席与总理的分歧，表现为“冒进”与“保守”之争，但这与两人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主席是使用他的“矛盾规律”分析经济问题的，按照他的矛盾规律的理论，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因此，他反对经济搞平衡，主张打破平衡，先破后立，不破不立。总理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分析经济问题的，经济规律恰恰要求平衡。 周恩来努力寻求生产上的平衡。他指定计委领导人薄一波和张玺负责平衡工作，要求把群众的建设热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结合起来。 5月1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 在周恩来、陈云等的坚持下，1956年5月，**中央召开会议，**主持，讨论了当年的预算问题。这次会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会后，**要求中宣部代《人民日报》拟一篇社论，宣传中央这次会议的精神。这就是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 6月1日，周恩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他认为2月会议压缩后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仍是个冒进指标。 6月10日，在**主持下，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后经修改，其中涉及主导方针的几句话成为：“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1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高声说道：“去年12月以后冒进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社论指出并批评了急躁冒进的几种表现。文章虽然很重要，也许是题目不鲜明，并没有引起主席的注意。 主席注意到另一篇文章，即**委托中宣部起草的社论，这篇社论用了鲜明的标题：《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文章在发表前，经**、周恩来等审阅修改，**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 已经回到北京的主席接到此稿后，仔细地看了起来。他越看越生气。“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文稿中的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他。“哼！这‘上面’指的是谁？这篇文章不正是指着鼻子数落我吗！”他怒气冲冲地拿起笔来批了三个字：“不看了。”然后，又去了江南.先到长沙，再去武汉。 反冒进的工作，在6月的人大之后仍继续着。 《蛇仙游记》第三卷 7、中共“八大”胜利召开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私有制变成了公有制，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解决这一重大课题，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主席、**、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在热烈的掌声中，主席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 主席开宗明义：“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主席强调指出：“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要大力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要善于学习，不要骄傲，“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不到3000字的开幕词，30余次被热烈掌声所打断。休息时，很多代表都称赞开幕词写得好。主席哈哈大笑，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叫田家英。”田是主席秘书，当年34岁。 起初，主席让陈伯达写开幕词。陈伯达用了半个多月时间，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主席看了不满意，说：“太长了，扯得太远，也没写到点子上。”于是，改让田家英来写。田家英只用了一个通宵，就交了卷。主席看了很满意，夸奖道：“好，好，真不愧是个秀才呀！简直是一挥而就。” 接着，**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 报告说：“我们党现实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报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的状况间的矛盾。” 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报告提出：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报告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主席静静地听着，心里却一阵阵翻腾。《政治报告》的基本观点和思路，和他在四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完全一致，这令他感到欣慰；但是，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提法，**却没有听他的。1955年12月由**主持起草《政治报告》时，他就指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可是，**、周恩来等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都不同意他的这个意见。这期间，苏联**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揭批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以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党内也就弥漫着扩大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的气氛，他自己也要树立区别于斯大林的形象，只好少数服从多数。 “唉，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不能让人说我像斯大林。”他心里说。一阵热烈的掌声打断了他的思路，他下意识地也鼓起了掌。 9月16日，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分析了党在执政情况下所面临的种种新的考验，突出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问题，认为它必然会发展成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主席轻轻地点着头，露出满意的笑容。 “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虽然在党内经常发生，但是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就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纠正。”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苏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主席感到一丝不自在，觉得邓小平是在指着鼻子告诫他。他知道这是一种错觉，因为他知道，这不只是邓小平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意见，也是他自己的意见。 最让主席不痛快的，是在党章里删除了“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就是在**的政治报告中，也没有提“思想”。这与1945年的七大，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他回忆起政治局讨论党章的一次会议。在政治局讨论党章的那次会议上，彭德怀率直地提出：“我建议在党章中划掉‘思想’。思想已经包含在马列主义里面了，只提马列主义就够了，别再重复；再有，提思想会给人造成个人崇拜的错觉。” **反对彭德怀的意见，他说：“思想是我党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也是我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指导思想。我们应该永远高举思想。” 张闻天说：“不再提思想是主席首先提出的。根据他的指示，中宣部在1954年专门发过通知。通知说：主席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主席的指示办理。” **说：“七大已经确立了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即使现在不再提思想，也不会影响思想在全党的实际指导作用，更不会影响主席在全党的领袖地位。” 绝大多数都附和**的意见。主席最后不得不表态：“我同意老彭的建议。” 听着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回想起讨论会的一幕，主席感到自己的权威正受到挑战，自己的地位正受到严重的威胁。 邓小平报告后，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一条积极稳妥均衡发展的建设方针。报告强调：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质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 主席听着，一股愤然而又无奈的情绪萦绕在心头。周恩来领头反冒进的情景、在漫长的党的历史中周恩来与他的恩恩怨怨，闪电般地在他的脑际一幕幕浮现出来。哼！什么稳妥可靠！它的实质就是右倾保守。你周恩来是主张稳妥搞平衡和稀泥的老手，有你周恩来挡路，这经济建设速度能飞跃么！。令他无奈的是，周恩来的稳妥主张，竟然得到包括**在内的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赞同。主席此刻的心情，就像那个“拔苗助长”的农民正在拔苗的时候突然被人钢箍般扼住了手腕。他不得不暂时松开手。 大会对三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同意这三个报告，并通过了政治报告的决议。 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决议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决议说：我们“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决议还采纳了陈云的意见，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 这些就是八大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正确路线。**“八大”拨正了“中国巨轮”的航向，是建设社会主义良好的开端。 《蛇仙游记》第三卷 8、刘少奇“泼冷水” 1960年初，主席在杭州读书的时候，**也在海南岛读书。读了近一个月后，**在掌握理论，进行初步思考的同时，开始了自己的调查研究，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了9个省市，深入到基层调查实际情况。 1960年3月下旬至5月底，**为掌握第一手的实际情况，到天津、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上海、山东等省市视察工作。 1960年3月下旬，**视察天津。3月28日，**听取了**河北省委的汇报。 在谈话中，**就“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向河北省委负责人提出了要求：要以农业为基础，各方面都要支援农业。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水平，要看它用多少人搞饭吃，还剩下多少人去搞工业、运输、教育、文艺、科学等等。说社会分工，首先是农业和其他各方面的分工。 他说：“你搞平调，人家不愿让你平调，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过渡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条件都不够。想不要社会主义阶段，跳到**去，光要不断革命，忘记革命发展阶段论，这是不行的。必经的阶段，是不能跳过去的，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想过就过。生产关系的改变，要使生产积极性更高，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要把物资调拨部门和财贸部门结合起来，组织各方面的协作。物资调拨部，实际上也是商业部。” **沿京广线抵达了河南省，这是实现人民公社化最早的省份，也是问题比较严重的省份，尤其是在工业方面不顾客观条件、盲目“上马”盲目追求高指标，已经严重影响了这个省的农业发展，而且危及到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 4月20日，**同**河南省委书记处成员谈话。他说：“我主张不笼统地反对‘条件论’，要具体地讲。反对两条，一是不承认某些客观条件，一是不承认主观能动作用、主观条件。反“条件论”过分，就可能出现主观主义、不要条件、不要革命阶段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矛盾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这里是强调条件，不能忽略条件。没有条件，矛盾就不能统一、转化和发展。” **告诫当地负责人说：“如果领导上不搞清这些道理，反来反去，就会走到另一个方面去。” 的确如此，从反冒进开始，到反“反冒进”，再到“大跃进”，不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而“矫枉过正”吗？ 这次视察，**并没有沿京广线继续南下，而是从郑州拐弯向西，然后从西安南下四川。 1960年4月30日，**抵达四川。当时，四川是基本建设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上马的基建项目比较多，相应地影响了其他部门的发展。针对这一情况，**说：“由于形势造成的困难，工业区要做缓建的准备，暂时‘下马’，但必须保护好一切设备，一旦形势好转就要再‘上马’。” 就是说，“上马”不是不可以，是应该的，但要看条件，要看实际，本来国民经济就处于困难，再“上马”基建项目，势必加重困难形势，直至影响基建项目不可能顺利“上马”，甚至还会拉它“下马”。 在四川，**逗留了半个月，转而乘船沿长江，顺水而下，考察了未来的长江三峡水电站大坝坝址――三斗坪。 5月17日，**到武汉；5月21日，**经湖南、江西到杭州；5月23日，**到上海。第二天，**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 5月26日，**在全国机械工业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上海现场会议上讲话。他忠告说：“要经常注意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包括工资制度的调整，保证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保持群众的热情和干劲，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把群众的热情使得干干净净，总要保留一些，用完了就会走向反面。” 刚刚从上海回到北京，**又马上飞了回去。刚刚结束国际访问的周恩来，也急匆匆飞往上海。 **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一次紧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解决已经非常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 形势的确不容再继续乐观下去。高指标和“共产风”的热度居高不下，终于使国民经济在1960年上半年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大滑坡。 1960年上半年，工业发展的势头不仅没有按照年初预计的实现“继续大跃进”，反而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速度越来越快，渐显控制不住的态势，到第二季度，钢从日产量连续下降，2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18种没有完成产量计划，占90％，其中低于第一季度水平的有11种，高达55％；农业形势更加严峻，由于根据虚报数字增加了粮食征购任务，许多地方把农民的口粮都作为征购粮上交了国库，各地粮食供应日趋紧张，浮肿病日益蔓延，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越来越厉害。 新中国成立后，从未遇到过的大饥荒出现了，而且很难估量这次饥荒究竟持续多久。事实摆在人们面前，短时期内不可能迅速扭转这一形势。 **在上海，首先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参加者有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一些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列举了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他在座谈会开始就明确地指出：“当前困难的形势非常严峻。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问题，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勇敢地提出了庐山会议没有纠正“左”的错误，对此感到有些缺憾：“大家一番热情，总想多一点，快一点，盘子摆得大一点，基本建设项目多上一点，许多同志主要的想法是这方面。一方面我们要敢想、敢说、敢做，但是还要实事求是，切实可靠、充分可靠，冷热结合。本来，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一出来，这些问题丢到后边去了，庐山会议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庐山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训的，而有一些同志我看是没有得到教训，或者得到的教训很少。” **指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同时也向各路诸侯提出了警告：“计划偏大，有些事情不那么切合实际，统计又不那么确实，有浮夸之风。这些问题的发生，包括中央在内，中央的计划偏大，盘子安大了，要求过急了，敢想、敢说、敢做我们大提倡，报纸上也大登，实事求是这方面就登得比较少。中央跟你们共同负责。 这些问题如果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这就是今天会议的意思。” 第二天，**仍然主持座谈会，在当时“大跃进”的急先锋柯庆施发言后，他明确说：“现在群众能否撤换他们不满意的干部？我们有些代表选举流于形式。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很重要。特殊化不好，鉴于苏联的经验，我们要加以约束。” **在会议上提出：“大搞基本建设，大搞水利，就是大搞积累。但要注意客观规律。大丰收大搞积累，小丰收小搞积累，大灾荒少搞积累，这是客观规律。大灾荒还大搞积累是违反客观规律。” 在这次座谈会的最后，**虽然要求大家认清形势困难的严重性，但还要打气：“今后还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要着重了解实际情况，着重实事求是。” **毫不客气地、实事求是地将困难形势摆在了各路诸侯面前，原来头脑发热的干部们，逐渐冷静下来，思想上开始发生转变。 《蛇仙游记》第三卷 9、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从1958年到1960年，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吃了为假象所迷惑的苦头。[.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主席深有感触地说：“河南一九五九年就说有四百五十亿斤粮食，实际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二百一十亿斤是假象，我们被这种假象弄得迷糊了。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要加以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抓住本质。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观实际。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现象所迷惑，值得我们注意。当然，我们的认识只能大体上接近客观实际，力求缩小同客观实际的距离。” 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主席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主席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1961年1月14日－18日，中国**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会议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十二条》，进行整风整社。全会还批准上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六个中央局的决定。在会上，主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表明“大跃进”的方针实际上已经停止，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 主席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主席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扭转整个形势的基本思路已经明确，那就是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紧紧抓住调查研究这个工作环节。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 八届九中全会刚一结束，主席忽然见到他三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早已散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在一九五九年从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的，由田家英亲自送到他手里。主席十分高兴，他对这篇文章一直念念不忘，时下正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际，真是来得恰逢其时。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主席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田家英同志：（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主席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以讨论，至要至要 主席又及” 根据主席的指示，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赶到调查地点。这是主席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重点是农村。主席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三个调查组向主席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主席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按照主席的计划，三个调查组要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在三省作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 三月二十三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再次讲话，主题仍是调查研究。这是自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来，第三次讲这个问题了。 话是从《调查工作》讲起的。对这篇文章失而复得的高兴心情，又一次流露出来：“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指《调查工作》和另一篇在这之前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 他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在这里，从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上，讲述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贯彻执行上级（包括中央）的指示，必须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订出具体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调查研究。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经修改审定的**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信中有一个名句：“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句话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增强了人们在调查研究中解放思想的勇气和力量。此信的发出，进一步推动了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 广州会议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广州停留了几天的时间，在这里等待听取陶铸和陈伯达在番禺大石公社贯彻“农业六十条”草案的情况汇报。随后，他离开广州，先到了湖南，再次听取湖南省委和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期间，他去了趟武汉接见外国客人，然后又回到长沙，继续听取湖南省委和中央调查组关于农村干部群众对“六十条”反映的汇报。 1961年4月2日至5月16日，**专程来到湖南宁乡、长沙农村进行蹲点调查。主要调查食堂问题、退赔问题、社员房屋问题、山林问题等。四月十一日，在长沙与会面，就农村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调查，历时四十四天，其中有三十天住在农村。 周恩来于1961年4月底5月初到了河北邯郸，重点对武安县的伯延公社进行调查。 1961年主席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能成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年”。会后不久，朱老总就赶往上海、广东、福建、四川、河南等9个省市进行了历时4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每到一地，他总要听汇报，找人谈话、开会和到基层参观，深入细致地了解情况。每次调查研究后，他都要写成详细的报告，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和**汇报，以利于党中央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 陈云在6月下旬到7月上旬，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做调查。调查后，向党中央送了三个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农民私管；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4月至5月，邓小平、彭真同志利用处理书记处日常工作的间隙，到北京顺义、怀柔县搞调查研究，随后写信给，就《十六条》中有关供给制、粮食征购、公共食堂等问题提出意见。 直接领导的三个调查组返回原地调查。与此同时，中央新派出了大批的调查组，仅农村调查方面，就有杨尚昆同志领导的徐水、安国调查组，习仲勋同志领导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胡耀邦同志领导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瑛同志领导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同志领导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平杰三同志领导的山东泰安调查组，陈正人同志领导的四川简阳调查组，廖鲁言同志领导的山西长治调查组，谢富治领导的河北邯郸调查组等。 《蛇仙游记》第三卷 10、刘少奇回乡调查 （一） **带头作调查。（.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他深入到湖南农村，先后在故乡宁乡、长沙的几个生产大队，主要调查食堂问题、退赔问题、社员房屋问题、山林问题等。四月十一日，在长沙与主席会面，就农村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调查，历时四十四天，其中有三十天住在农村。 1）下榻“万头猪场” 4月1日，广州会议一结束，**就到达长沙，开始了为期44天的湖南农村调查。下乡前，**特地对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等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减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就这样，**一行乘坐两辆老式的苏联产伏尔加越野吉普车，同其他工作人员向故乡奔来。 离开故乡41年了，山野竟变得陌生苍凉。4月的江南，应是青山碧翠，花红柳绿。可眼下，四面山头光秃秃；田垅里，绿肥草籽稀稀疏疏。看车窗外一掠而过的村庄，住房拆得七零八落，一片片残垣断壁。没有看到报纸上所宣传的人声鼎沸的生产场面，农田里没有多少人在耕作，一派冷冷清清。久别故乡的**进入故乡时，竟没有丝毫游子归乡的喜悦之情，却越来越沉甸甸的…… **到达的第一站是湖南省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视察当地的“万头猪场”。 当**走进所谓的“万头猪场”一看，不禁大失所望：猪圈又脏又乱，臭气熏天，只有几头瘦瘦的、病歪歪的猪哼哼唧唧地转来转去。与所宣传的相去甚远，这哪里是什么实事求是？分明是弄虚作假！**一挥手：“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就从这里开始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 随行人员一看，这里到处脏兮兮、乱糟糟的，怎么能住呢？四处看了一下，他们只好把**的住处安排在猪场的一间饲料房里，找来门板，准备架床，却找不到像样的稻草铺床，只好将就。**因陋就简，又让人找来一张桌子，一盏油灯，就在这里办公。就在这间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里，**不断找来当地的干部、群众谈话，了解情况。 趁工作人员安排的间隙，**信步在田间走来走去。他看到路边有一堆人粪，用脚搓开，蹲下身来，细细地瞅了瞅，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他扭头对跟过来的秘书说：“你们看，这里面都是粗纤维，分明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缘故，看来，种粮的农民吃饭都已经成了问题。”这里历史上可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呀！情况都如此严重，更何况其他地方？ **经过坪场边的一个门洞，屋里飘来炊烟。他和秘书走进大门，见一位花白头发的老阿婆正在灶台上炒菜。他向老阿婆打招呼：“老人家，你好啊！”老阿婆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猛地打了个愣怔，忙不迭地把锅盖上，慌乱中，手中的铲子也掉在地上，结结巴巴地说：“干……干部同志，我……我是没得办法啊。” 少奇不明白老阿婆为什么这样害怕，说：“老人家，我到您这里坐一坐，想和您拉拉家常。” 老阿婆疑疑惑惑地搬来一条凳子，给客人坐，问：“你们二位，不是来禁止小锅小灶的吧？” 少奇笑着说：“哪能这样呢。” 老阿婆说：‘我是对面二小队食堂的。不瞒二位，粮食不够吃，在食堂吃不饱，回家再炒点野菜，帮补一下。” 少奇说：“您炒吧。” 老阿婆说：“可我们队里干部禁止各家各户的小灶生火，发现了，就没收锅和铲子。遇到蛮横的，把灶台都给拆了，说是为了防止小偷。” 少奇不明白，问：“这怎么会扯到小偷那里去呀？” 老阿婆忿忿地说：“歪理呀！如今只要当上干部，就学会了歪理。干部说，各家各户开了小灶，就都会去食堂偷米、偷菜、偷油。” 少奇心情沉重地说：“这几年，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让您吃苦了，很对不起您。”说着，揭开锅盖一看，炒的菜没有一点油星子。夹了几片尝尝，一股锅锈味，苦涩难咽。 少奇回到住地，猪场饲养员告诉他：老阿婆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守着一个独生子过日子。1958年修水库，挖土塌方，她儿子被压死了。儿媳妇改嫁走了，只剩下她一个孤老婆子。 湖南调查组向少奇汇报：他们来这里两个多月了，工作很不顺利，干部群众都不敢讲真话。(.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他调查了一个小队的食堂，计14户，47口人，每日用粮20斤，人均7两（16两秤），每日食油3两，人均0，06钱。由于营养不良，47人中有16人闹水肿病，还有妇女病。 少奇忧心忡忡地说：“一个小队就这些病人，那么，全县呢？” 调查组员接着汇报：这个小队原来70多人，由于饥荒，跑了十几个人。少奇叹息着：“故土难离。如果能在家活下去，不会远走他乡的。” 调查组员汇报：这个队，两年内死了七人。有水肿病死的，有吃观音土脱肛死的。还有一个妇女是自杀的，因为她涉嫌多拿了食堂一个菜团子，队里开会批斗她，她想不通，就投水了。 一个小队死了这么多人，全县呢？**大怒，把县委几个负责人找来谈话，问他们死人的事。开始，他们都沉默着，好像有难言之隐。在一再追问下，其中一位吞吞吐吐地说：“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2万多人……” 县委副书记何长有接着说：“不止这么多。我在整风整社中掌握的情况，全县非正常死亡有45000多人，有饿死的，有修水库死在工地上的。” 1958年修水库，没有器材，全县征集；没有资金，大搞摊派；没有施工机械，大搞人海战术，全县84万人口，上工地10万多人。工地上，挑土的、搬石头的都是一溜小跑，否则就是没有干劲，对大跃进有抵抵触，就要挨批斗甚至挨打。冬季施工，指挥部提出的口号是：“北方当扇摇。白雪当战袍。老的当黄忠，少年做罗成，妇女争当穆桂英。”上级来人检查时，为了显示干劲，竟然让黄忠、罗成、穆桂英都要像在戏台上一样化妆，赤膊上阵。不少人就在这样的恶作剧中累死、冻死。还有“火烧中游”，在批斗会场中烧起一堆火，把“中游分子”推入火堆…… 4月3日，**在“办公室”把湖南省委负责人找来，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人毫不客气地说：“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看来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不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观情况的。” 接连几天，**一方面四处走动，看农民的生活、生产情况，一方面找人谈话，了解农民的反映。几天下来，**越来越感觉到农村情况的严重性。 增产数字是打出来的一天下午，**约大队支书张纪富谈话。张纪富说：“刘主席，大队搞成这个样子，我是有责任的，我对不住您。”接着，他讲了真话。 1958年9月底，大队开会落实产量。那时，他任团支书兼第四小队队长。当时，县里提出的口号是：亩产双千斤粮，万斤薯；每个小队20头猪，10万尾鱼。 大队召开生产队干部会，落实计划完成情况。公社派来妇女主任督阵，关键是落实双千斤粮。大队干部讲话：“上游坐火箭，中游坐牛车，下游当乌龟。争当上游，火烧中游，油炸下游！”妇女主任逐个点名，让大家表态。 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人吭气。这时，大队支委、七小队队长杨海凡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走进来。妇女主任劈头问他：“杨海凡，你身为大队干部，为什么来得这样晚？” 杨沉痛地说：“我父亲死了，刚刚办完丧事。” “你爹死了，你还是活人，报报你队的产量！”妇女主任不仅没有安慰，反而这样伤害人。杨海凡心里窝着火，回答：“你进队那天就向你报了，大田亩产600斤，旁田亩产300斤不到。粮食明摆在那里，还要怎样报？” 妇女主任“霍”地一下站起身，冲到杨海凡面前，揪住衣领把杨海凡揪到会场中间，破口大骂：“杨海凡！你这个花岗岩脑袋，老右倾，帝修反的走狗！今天不抽你这个下游分子，东湖塘大队的跃进就跃不上去。你给我跪下！” 仿佛有什么魔法，杨海凡楞了一下，竟乖乖地跪下了。举座大惊失色！ 妇女主任逼问：“快说，产量是多少？” 杨海凡说：“大家报多少，我就报多少。” 妇女主任忽地从衣襟里摸出一块一寸多宽的竹片，在杨海凡身上一阵猛打。张纪富实在看不下去，就喊道：“主任，别打了，听我报吧！” “你报多少？”妇女主任停了手，转向张纪富问。 “我报1200斤吧，”张纪富鼓了鼓劲。 妇女主任横着眼说：“你是团支书，党的助手。党让你争上游，坐火箭，你偏要甘居中游，老牛破车。看来，你也得烧一烧！” 张纪富知道“烧”的滋味，立刻想到了报纸上的消息：地委书记试验田亩产21000多斤。他想，地委书记都瞎吹牛，我还较什么真，自找苦吃。于是，他脱口说：“我报2000斤！” 张纪富开了头，大家跟着报，都是亩产双千斤。妇女主任圆满完成任务，回公社报喜。不久，张纪富被任命为村支书。 灾难接踵而至。公社宣布政策：增产部分购四留六。根据所报产量，大队共“增产”18万斤，应超额完成7，2万斤征购任务。张纪富叫苦不迭，这要挖社员口粮啊！但是，他怕丢面子，怕挨打，怕受处分，就把社员口粮当成超产粮送粮站了！ 少奇不由的打个寒噤，问道：“挖走了社员口粮，群众生活是怎样安排的？” 张纪富回答：“瓜菜代。也不知怎么搞的，这两年瓜菜也不好好长，就有人外出逃荒。全大队原有830多口人，现在只剩下740多人了。跑了40多人，死了38人。另外，还有100多个病号。” 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告辞的时候，张纪富又吞吞吐吐地说：“前天，公社开会做了布置。说中央首长要来调查情况，汇报的时候要注意。当前生活困难主要是天灾造成的别的不要乱说。” 开会统一口径，封锁消息，这是在他的家乡呀！**脸一沉，说：“都成这个样子了，还不讲真话！连公社妇女主任都动手打人，这是天灾么！？你讲了真话不要怕，如果有人给你穿小鞋、打击报复，你可以直接写信给我。” 他不敢相信湖南农村都是这个样子，就又去了韶山，到主席的故乡去调查。到了韶山，见主席的乡亲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病体在身。一些浮肿病人在向共和国主席大诉苦情。 **一家一户察看社员家中情况。四壁空荡。破锅，揭开锅盖，清水煮野菜。主席的故乡，人民也在受难，和宁乡没有什么两样！他心中有了底，他忧心如焚！当晚，吉普车返回长沙。他要省委介绍一个先进大队，他要看看先进大队是什么样子。 《蛇仙游记》第三卷 11、刘少奇回乡调查 （二） 3）到“红旗”大队调查长沙县有个省委领导人亲自树起的先进红旗――广福公社天华大队。《中国妇女》1961年4月号，有篇文章介绍天华大队的书记彭梅秀和天华大队。该杂志写道：“由于以彭梅秀为首的党总支委员会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领导群众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天华大队由穷走上了富裕。不仅粮食丰收，社办工业收入达三万二千多元，生猪生产也发展了一步，全队98%的社员增加了收入。今年过春节时，食堂杀了猪，有的食堂还杀了羊，杀了鸡，还网了鱼；此外有白糖、饼干、白酒‘海带、云耳、粉丝……等等副食品十三种，每人都有一份。过年固然热闹。平日生活也不错，每个食堂栏有猪，塘有鱼，蔬菜满园。社员家里还喂有鸡鸭，自留地里种有家庭作物。余钱剩米，丰衣足食，在这个山沟里已成现实。人人满面春风，处处欣欣向荣……” 天华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是省劳动模范和省人大代表。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时，彭梅秀17岁。新中国建立后农村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彭梅秀也就一步步高升起来：1950年，土改积极分子；1952年，任互助组长；1953年，她领导的互助组被县里命名为“彭梅秀互助组”，被评为模范互助组；从1953年起，由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彭梅秀也就由社长到大队总支书记。连续几年，县里、省里开劳模会，她都榜上有名，是著名的“劳模专业户”…… 《中国妇女》文章还写道：今年春节，老贫农彭四爹给彭梅秀拜年，送给彭书记一张“大字报”，上面写一首快板歌颂彭书记。 “**，似亲娘。彭书记，知心人。 困难户子少穿盖，新衣新被送上门。 如何感谢好领导，搞好生产报党恩。 在此之前，省里有关部门写了一本20万字的书，专门为天华大队总结成绩和经验，介绍彭梅秀先进事迹。**在长沙已经读过这本书和这本《中国妇女》杂志，也听了省委的汇报。不久前，中央曾经派出了一个调查组，在这里搞了近两个月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 **决定去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蹲点，了解实际情况。 4月12日下午吉普车开进了天华大队五家塘。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下车，住进土砖房。房子里阴暗潮湿，墙上泥巴已一块块剥落。两条长凳、两块门板架一张床，成了他和夫人王光美下榻的地方。 **首先听彭梅秀汇报。彭梅秀很会应付场面，讲起来滔滔不绝，都是“过五关斩六将”，比书和杂志写的更详细、更生动。汇报完，彭梅秀照例等待领导赞扬。不料，**问了一句：“队里有没有病号？” 彭梅秀一楞，问：“什么病号？” 少奇说：“比如说，浮肿病。因为粮食不够吃，营养不良。在宁乡、韶山一带，不少人得这种病。” 彭梅秀回答得很干脆：“没有，我们天华没有人得这种病！” **愣住了。 今天早晨在前屋后屋转转，转到社员余泽福家，见余泽福水肿病很厉害，王光美亲喂白糖水，救了他一命。彭梅秀怎说没有病人呢？他没有进一步追问，只是语重心长地嘱咐道：要实事求是，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 4）“女庄主” 彭梅秀在天华苦心经营多年，她要尽一切努力保护这面“红旗”。当她接到**要来天华调查的通知后，立即召开党员和干部会议，统一汇报口径，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治保主任又给“五类分子”开训话会，警告他们不得乱说乱动。 彭梅秀从**那里出来后，立即在她家里召开大队干部紧急会议。她劈头就说：“刘胡子刚才找我谈了话，下午还要找你们。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到天华不是来总结成绩的，而是来找毛病、翻问题，要扳倒天华的红旗。你们说话要加小心！” 彭梅秀对国家主席出口不逊，一口一个“刘胡子”，大队干部们面面相觑。 下午，**找大队干部谈话，这几个大队干部只是按彭书记定的调子说，哪个敢讲真话！这些人一口一个“彭书记说……”仿佛彭书记的话就是“圣旨”。 的确，在天华大队的干部群众看来，彭梅秀就是天华大队的“君王”、“庄主”，她的话就是“圣旨”。彭梅秀自己也觉得是这样，在天华大队这块地盘上，她有绝对权威，村里大事小事，她说一不二。天华大队是她的“庄园”，没有她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能染指天华。 她从1953年开始，一直在天华当干部，整倒了一个个“不听话”的人，就连前任大队二把手也被她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天华大队是省、市、县三级树立的“红旗”，她是连续多年的劳模、先进。上级呵护、会议表彰、报纸电台宣传，使她的光环越来越亮，成为湖南省没人敢惹的知名人物。历届长沙县的县委书记，到任后都要到天华看望她彭梅秀。她认识历届省、市、县委书记，他们中的多数都到她家做过客。省、市的报纸、电台，经常有关于她的报道。每逢重大节日和重要农事活动，传媒都会有她的动态新闻。上级派到天华的干部，如果她不满意，随便找一个理由，向上级党委打个电话，上级就会召回这个“不受欢迎的角色”。 1958年她被选为省人大代表，人大会议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有一次，还和程潜省长一起作为大会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前排就坐！会议闭幕回来后，竟傲慢的在会上说：“程潜呀，那是我党的统战对象！” 多年养成的“夜郎自大”的习惯，竟然把党中央第二把手、国家主席也不不放在眼里！真是一条典型的“地头蛇” 《蛇仙游记》第三卷 12、刘少奇回乡调查 （三） 停办食堂4月13日，天华大队几位干部，围坐在一张古老墨黑的长条桌案旁，**正在主持座谈会，讨论食堂问题。（.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大队党支部书记彭梅秀沉着脸，坐在旁边。 **要大家“敢于讲话，一点顾虑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 冷场。与会干部个个紧张，直把目光盯在彭梅秀身上。 彭梅秀拿起桌上的《六十条》，翻了几页，说：“我们今天不说办不办食堂的事。”她一口否定了国家主席规定的议题。 **没有生气，微笑着说：“为什么呢？” 彭梅秀扬起手中的《六十条》，说：“第三十四条讲得明白，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天华怎么没有条件呢？省里都在天华开过现场会。即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办。要不然，还算什么红旗大队！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拆散食堂就是拆社会主义墙角。不办食堂，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 **笑了，说：“过去我们宣传有些过火，不能说不办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看对群众生活和发展生产是否有利。红旗大队更应该实事求是。” 彭梅秀断然说：“别人办不办，我们不管。反正天华的食堂要坚决办，积极办！” 彭梅秀定了调，干部们纷纷发言附和。 **渴望听到群众对食堂的意见。第二天早饭后，他来到施家冲生产队食堂。见食堂一角堆放着牛皮菜，这种菜的菜帮子又老又硬。**问食堂管理员：“食堂就吃这种菜？” 管理员愁眉苦脸的样子，说：“有什么办法呢？田里歉收，蔬菜也老长不好……” 正在这时，大队李副书记进来了。管理员立即变了腔调，说：“彭书记，还有李书记都特别关心食堂，要求饭热菜香。春节的时候，食堂给每家供应一份粉丝炖猪肉。”这“粉丝炖猪肉”，报纸早就登载了，省电台也广播了。 15日，**交代秘书，到施家冲生产队请七、八位社员，下午来座谈。 下午，社员来到**的住处，有老人，中年汉子，还有两名妇女。**和夫人王光美在门口迎接，进屋让座、倒茶、敬烟。**笑着开了腔：“今天请您们来，怕耽误你们的工，让和我一块来的同志帮助你们劳动。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半天。中央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个草案，想问问你们的意见。请你们随便讲话，请大家向我讲真话。”说完，取下蓝布帽子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个躬。一头白发在颤动。 共和国主席向百姓行礼，会场立时静下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很快，人心和会场都热起来。还管干部的禁令干什么，要死也就命一条，讲实话，诉苦水吧，不讲就没机会了。（.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 彭五大汉发言了。他第一个说出了“农村办公共食堂不好”这句话。他像倒田螺壳一样滚滚而出：“我住食堂，自己屋空在那里，自留地也不能种。以前种的自留地，搞副业，猪、鸡、鸭、蛋、红薯、芋头、豆子都很多，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又说：“如今做事难得来劲，肚子不饱，无法积极；大个子小个子都十分工，不想积极；技术高低不分，懒得积极。” 社员彭玉鸿接着说：“我们当社员的，总望日子过得好，上月望下月好，今年望明年好。现在呢？我们11户人家的食堂，喂的猪还顶不上原来一户人家喂得多。从前满月猪崽长到40斤，现在一年还长不到40斤。什么道理？没有细糠、菜根吃！没有猪，就没有了肥料，现在人吃油吃得少，人粪也不肥。办食堂，我搬了三次家，还不是搬得最多的。现在大家住在一起，鸡不能喂，蛋没有吃。从前劈树叉子扒树叶烧，现在一刀砍，山也砍光了。看到生产发展不快，许多东西没有了，伤心呀！”说到伤心处，他禁不住痛哭流涕。 社员李仲球说：“开始办食堂的时候，说可以节约劳动力。就说我们施家冲食堂，72人吃饭，做饭、整米、种菜、挑水、喂猪，一共占了七个男劳力、两个女劳力，食堂用工占全队劳力的三分之一。如果不办食堂，这些活儿家家都能捎带干了，哪能用专门的劳力？再有，不少社员离食堂远，一天三餐，来回六次，这要耽误多少工！刮风下雨，打着雨伞上食堂，生活多不方便。” **想想当初鼓吹大办人民公社的劲头，也觉得愧对乡亲，连说：“对不住大家，对大家不起。” 一位叫彭淑仪的妇女快嘴灵舌地接上来：“公社化后，人人坐大船，荒土没人种，种了没人管，私人搞，说是资本主义。办公共食堂，四五十个人吃饭，一个人种菜，大家不动手。从前早晚种菜，月光下种菜，现在吃了夜饭地里就不见人了。” 天华大队自1958年以来，先后建立了15个公共食堂，社员集中起来住宿，人均口粮只有300多斤，再加上自留地和自养家畜被取消、食堂管理不善、干部多吃多占甚至多拿等因素，社员的生活很困难。 群众动心了，自己生活的困难情况明明就摆在那里嘛！为什么不反映真实情况呢？还隐瞒呢？甚至还继续夸大呢？大家越说话越多，都说食堂散了好。 17日晚上，**出席天华大队总支委会议。他根据这几天调查的情况，谈了自己对食堂的看法：“刚才大家谈了食堂，大家谈有很多好处，我看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第一条是用工多，要用几个主要劳力去种菜，砍柴。用工多，这是一条最大的缺点。第二条，我看是不便利生产，大家集中起来住，冲里面的田没有人管，对生产不利。第三条，办食堂以来肥料少了。第四条，办食堂以来，烧硬柴，烧棍子柴，把山林破坏了。此外还有一条，不好喂猪。此外还有一条，吃粮食也不那么方便。从前是忙时多吃，闲时少吃，现在食堂不管你这一套，都是吃这样多，不切合实际。还有，食堂占菜地多。再有一条，叫做麻烦多，要分米分菜，分得不好，大家有意见，常吵架。此外，办食堂，人太多了，一大锅菜，不好吃。我看这些缺点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说：“看来，1958年10月1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大家扯平，都一样，这不利。平均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 他明确说：“听了群众的谈话，看了汇报材料，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准。” 4月19日，**听取了中央调查组的汇报。他一针见血地说：“现在必须看到在食堂问题上，我们同农民群众有尖锐的矛盾，这是影响工农联盟的。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只靠威信命令来维护，已经维持3年了，这对**来说是危险的。群众很好，农民在等待**表示态度，还没有丧失希望。如果还不表示态度，农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动了。” 在**的建议和鼓励下，人们终于放下了包袱，由衷地欢迎**提出的退食堂自愿的建议。不久，天华大队的食堂就停办了。 《蛇仙游记》第三卷 13、刘少奇回乡调查 （四） （6）说真话挨整**在座谈走访中，许多社员都提到原大队副书记段树成，说他生产很有经验，能吃苦带头，也敢于坚持正确意见，但是，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批斗处分。很多社员为他鸣不平。 段树成与彭梅秀是近邻，比彭年长17岁，是个木匠。他原来在乡里任手工业工会主任。1955年成立高级社，彭梅秀任社长。彭梅秀虽然是劳模，但是毕竟年轻，缺乏经验。为了加强领导，培养彭梅秀，乡党委决定把段树成调到天华当支书。开始，段树成不愿意，经乡领导做工作、彭梅秀殷切地登门邀请，段树成才来到天华。高级社时期，俩人合作得很好，彭梅秀也逐渐成熟起来。公社化后，段树成主动让贤，彭梅秀任天华大队支书，段树成任副支书，分管工业副业。 在大炼钢铁时，两个人发生了矛盾。 1958年秋，公社修建了很多小土炉炼钢铁，需要很多木炭，就向各个大队下达了交木炭的任务。段树成认为，毁林烧炭后果严重，砍树容易栽树难。他建议彭梅秀以支部名义向公社反映，彭梅秀一口回绝，说：“现在上级正在批秋后算账派，老段你也想去凑热闹啊！” 天华好几座山头都被剃了光头，大树烧成木炭，木炭填进土炉，烧出一些“铁坨子”，这些“铁坨子”又都是用各家各户的铁锅、铁器化成的。段树成看了，心疼地说：“代价太大了，这是萝卜花了肉价钱啊！”彭德怀说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这句话和彭德怀如出一辙，段树成就成了彭德怀在天华的代理人。 上级强调棉粮种植要成片。但是那片棉田中央有一条是水田，不能种棉花。小队长请示段树成，段说：“因地制宜吧。”那条水田就种了水稻。于是，段树成就被扣上“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帽子。 大队有个茶园，有些茶树死了。段树成让茶园工人在死树空隙种红薯，这既不影响茶树生长，还能收些红薯弥补粮食不足。这也成为段树成的“罪状”：复辟资本主义！ 在反右倾时，三条“罪状”，日夜批斗，车轮战术。最后，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留党察看两年。 **派人把段树成请到住处。他一进屋，**起身和他握手，笑着说：“看来段树成同志是经常劳动的人，今年多大岁数？” “同志”二字，段树成已经久违了。自从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过去很熟识的人在路上相遇，人家都是侧目而过，仿佛他是个传染病人。现在，国家主席亲切地叫他“同志”，他不禁热泪盈眶。他本来是有顾虑的，大队已经派人和他打过招呼，但是现在，他豁出去了，在国家主席面前，在“同志”面前，他要讲真话。[.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 他说：书上写的粮食产量是个大谎言。天华1300多亩地，1957年年景最好，总产也不过80万斤；1960年减产，实际只收了72万斤，却虚报120万斤。完成征购粮后，社员每人每天平均只有7两米。 他说：1960年，大队生猪存栏只有17头，却上报500多头；鲜鱼出塘只有几百斤，上报7500多斤；每天工值是2角3分，上报为5角；收入少，社员都在挨饿，全队患水肿病人超过100人，上报10多人；非正常死亡48人，上报11人。 他说：天华情况远没有书上、报上写的好。在全区，比天华好的大队很多，天华也就是个“二类队”，但是县里、省里早就把天华树为红旗，是红旗就得爱护，就得宣传成绩，就不能批评。谁批评天华，就是“砍红旗”，就被批斗、戴帽子。 “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因，无非是讲了几句真话。刘主席，如今讲真话难啊！”段树成不禁眼泪双流。 7）国家主席被辱骂彭梅秀听说**约请段树成谈话，她就在屋里摔东西，拍桌子，暴跳如雷。 在她看来，她是天华大队书记，就是党在天华大队的化身，她在天华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外面来的工作干部，不论是县里的、省里的，哪怕国家主席，在天华开展工作，找人谈话，必须事先向她报告，取得她的同意。否则，就是对她的权威挑战。 段树成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小彭德怀”。刘胡子竟找他谈话，这还了得！矛盾对立的双方只有一方是正确的，他段树成如果正确的话，我彭梅秀怎么办？哼！你刘胡子解散了食堂还不算，还要给“小彭德怀”撑腰…… 彭梅秀脸色煞白，呼吸急促，如同急于冲出牢笼的一头母老虎！她狂暴地冲出屋门，一溜小跑，向**的住处――王家塘奔来。 王家塘的地坪里站着两个警卫干部。他们认识彭梅秀，见彭神色异样，就迎上前去，说：“彭书记，刘主席正在跟人谈话。” 那意思提醒她，请勿打扰。 彭梅秀不理会警卫干部的提醒，继续疾步向前走。警卫干部跨前一步，语句平和，那手势十分坚决，说：“彭书记，请您止步！” 彭梅秀大发雷霆，说：“怎么，你们还敢拦我的路！？” 两个警卫干部像两座山似的挡在彭梅秀前面，声音不高，但是命令：“彭书记同志，刘主席正在办公，请您立刻离开这里！” 这时，县里派到这里给**当向导的一位干部跑过来，问道：“彭书记，你有事么？” 见到来了熟人，彭梅秀更放肆了，高声嚷道：“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你们――”她指指两名警卫干部，又指着**住的房子，“屋里还有几个。你们吃得饱饱的，坐在屋里讲空话，耽误生产，群众有意见咧！不知你们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咧！” 声音越来越大，急坏了县里干部。他当机立断把彭梅秀拉走，越拉，彭梅秀越跳得厉害，到末后，简直变成一个情绪失控的乡下泼妇！她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刘胡子，你到天华来搞我的名堂，我不怕你！……” **听到了彭梅秀的叫骂。他是湖南人，知道在这种场合，“刘胡子”是对他的奚落和咒骂。 秘书请示**：“是不是把彭梅秀同志请进来谈谈，看看她到底有什么意见？” 少奇摆摆手，说：“现在她正激动，不可能冷静地讨论问题，等几天再说吧。” 送走段树成，**叹了口气说：“我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一点真实情况，也这般难。想随便找人谈谈话，都要受到责难、咒骂。这正常吗？” 很快，县委把彭梅秀调离天华。由于**的干预，没有给她任何处分，仍然在另一个大队任书记。同时，县委宣布给段树成平反，由段接替彭梅秀。 《蛇仙游记》第三卷 14、刘少奇回乡调查 （五） 8）强买强卖“走后门” 食堂停办后，出现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群众没有做饭的锅。1958年大炼钢铁时，农民的锅都炼铁了。**在找有关方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对农民的强买强卖和“走后门”问题。 农副产品的收购，上级下达的任务过大，都和政治任务挂钩。比如，国庆节快到了，上级规定要供销社收购多少生猪、多少鸡蛋，向国庆献礼。还有春节、五一节……。为了完成任务，天华五队的一头60斤重的猪也被收走了。公社按各大队报来的养鸡数分配收购鸡蛋的任务，每只母鸡每月收购鸡蛋20个。供销社收购人员为了完成任务，进了村就翻鸡窝，搜鸡蛋。农民说，就像过去日本鬼子进了村。 卖给农民的生产资料，质量差，价格高。县化肥厂生产的化肥，肥效差，却当做任务分配下去，不买也得买，每担（10收购价很低，是任务，不卖也得卖。比如，1担（100斤）稻谷6.4元；毛猪每斤4角。农民大骂供销社。 农民骂得最厉害的，是紧俏商品走后门。1960年3月份，天华大队所在公社的供销社调入煤油3700斤，实际卖给农民861斤，平均每户仅1两。大部分都从“后门”走了。农民买双胶鞋也不容易，连县里的部长、局长也来供销社走后门买胶鞋。 **慨叹道：如果生产一直平稳，商品极大丰富，哪里会出现这么多的麻烦事啊！ 9）揭开“红旗”大队的面纱“红旗”大队经**调查的结果，却出乎**的预料，“红旗” 大队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由于“左”的错误的深刻影响，天华大队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粮食连年减产，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虚报浮夸。但是，当地干部群众迫于大队书记彭梅秀等人的压力，也迫于“红旗”大队荣誉的压力，不敢反映实际情况，甚至采取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不报，因而使中央调查组得出了一个与事实不相符合的结论。 这一次不同，**是踏踏实实蹲下来，在天华整整待了18天，调查材料已经记满了几本子，一页一页，都是真实情况：天华大队1960年实际只收了72万斤，却虚报120万斤。完成征购粮后，社员每人每天平均只有7两米。大队生猪存栏只有17头，却上报500多头；鲜鱼出塘只有几百斤，上报7500多斤；每天工值是2角3分，上报为5角；全队患水肿病人超过100人，上报10多人；非正常死亡48人，上报11人。 天华大队20个生产队，378户，1186人，15个食堂。王家塘生产队72人，吃一个食堂，做饭、砍柴、种菜、舂米、挑水、喂猪，都得专人，后勤用工占去总劳力三分之一。(.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食堂粮少油缺，腥荤全无，扯皮、吵架天天不断。不少社员患浮肿、妇女病。干部则吃小灶，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现在，全大队90%的社员要求散食堂。 房屋公社化前，天华大队有房屋1545间，人均1.3间。实行“生活集体化”后，全大队拆掉了30%的社员住房，60%的社员被迫搬家，不少人三代同房。拆房是为了积肥、炼铁，墙土做肥料，门窗炼铁烧。 山林，天华大队地处天华山，有4500亩山林，大多是古木参天的密林。过去社员自给外，每年还可供应外地烧柴一万多担。公社化后，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满山树木砍伐殆尽，连编织簸箕也要到浏阳去买竹子。 供销社商品奇缺，农民连点灯的煤油都买不到，晚上只好摸黑。有点东西也都从“后门”走了。 没有民主和法制，干部随意骂人、打人、扣饭、关人。 …… 盖子揭开了，情况也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原来，这个所谓的“红旗大队”同那个“万头猪场”所在的王家湾大队差不多，虚报数字，浮夸风严重，群众的生活实际上非常困难。 4月22日，**对农村中干部不仅不听群众的反映，反而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社员有什么意见，要让他讲，要讲一点民主嘛！你们要主动安排这些事。一个70岁的老公公不是说‘这一下上面睡醒了’吗，这个‘上面’是什么呀？从你们公社算起，到县委，到省委，到中央，都是‘上面’，过去都在睡觉，都不了解实际情况，现在是不是真的睡醒了呀？总而言之，这一回要搞好，不要引起新的损失。” **针对一些干部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根据社员的反映向上级汇报真实情况，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在谈到要了解实际情况时，**说，从实际出发，“实际”是什么？大家不清楚，中央不清楚，省委也不清楚，县委也不清楚，公社也不清楚，大队也不清楚！从实际出发，那个“实际”若干是假的。不讲以前，一直到现在，报纸上登的东西有些还是假的。既然是“假”的，就要揭开它的面纱，还其本来面目。 5月1日，**在长沙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人谈话，提出了告诫：“《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 **说：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记者和编辑要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 **批评湖南省委，说：“这里基本上没有退赔。你们湖南向中央写报告说退赔了90％，我看没有听社员的汇报。省里是根据县里的报告，县里是根据公社的报告，公社是根据大队的报告，大队是根据小队的报告，就是没有听一个小队社员的汇报。如果听一个小队社员的汇报，就知道退赔了多少。 10）平反一件冤案在天华期间，**还平反了一件冤案。原来，天华大队的饲养员冯国全喂养的一头耕牛于1957年2月死亡。经解剖，在牛肺内发现了一根三寸多长的铁丝。冯国全被认为是蓄意破坏而受到批斗、关押。 **初步了解情况后，对此案表示怀疑。他对随行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说：“铁丝怎么能进牛肚子里去呢？不可能吧！牛皮那么厚，牛的劲那么大，牛是反刍动物，那怎么能进去呢？这个事还要查，不仅要查当事人，还要问问老的兽医，或者问问专门学习过这种医学的人。” 复查结果，原来是冯国全年幼无知的儿子把铁丝用草料包起来喂给牛吃，导致牛死亡，并不是蓄意杀死耕牛。真相大白，湖南省公安厅为冯国全父子平了反，并向湖南省委和公安部写了《关于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讲述了这一案件的过程。 《蛇仙游记》第三卷 15、刘少奇回乡调查 （六） （11）农民纷纷诉说：大跃进拆房子…… 在长沙庆祝了五一劳动节后，**马不停蹄，风尘仆仆地从长沙赶往自己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对家乡作进一步的调查。 5月2日上午，**来到宁乡县，在一间10平米的房子安顿下来，立即开始调查研究工作。下午，在县委副书记何长友陪同下，视察了黄材水库。返回时，路过一个名叫黑塘仓的地方，忽闻路边屋里传出女人悲怆的哭号声。他叫司机停车，循声向那屋里走去。见一个40来岁的妇女坐在大门口，披头散发，伤心地哭着。旁边围着一些人，有的叹息，有的劝解，爱莫能助。 少奇上前问她：“你有什么事，这样伤心呢？” 那妇女抹了一把鼻涕，说：“食堂散了，大家要回原屋。我住了人家的房子，人家限今天就要腾房，我搬到哪里去呀！” **问：“你自家的房子呢？” 那女人绝望地说：“大跃进拆了。墙土下了田，门窗做了食堂的引火柴。” **心里怦然一动，拆农民的房不仅天华大队有，这里也有啊！ 这时，走过来一个30多岁的人，他是大队会计。他对**等打过招呼，然后介绍说：这位妇女叫颜桂英，丈夫在修水库时死在工地上，现在家里有年老的公婆和三个小孩，全家生活全靠她一个人操持……。 **眼镜湿润了。问大队会计：“可不可以不要她搬呢？” 大队会计说：“她住的是别人的房子，原来的房主要搬回来，颜桂英不搬怎么行呢？” 这是扯不完的连环套。围观的社员七嘴八舌地议论：大跃进说拆房就拆房，谁敢说个“不”字！现在社员没房住，没人来管了…… 少奇焦躁不安。麻雀也要有个窝，人没房子住怎么行！他对大队会计说：“请告诉你们大队书记，不能撵颜桂英搬家。大队在没有做好安排之前，不能随意撵社员搬家！就说我说的。我在北京做事，叫**。” 啊！是刘主席！人们惊喜了，纷纷诉说：大跃进中拆房子，搞什么“屎湖尿海”、“墙土下田”、“茅屋洗澡”。拆掉农民的房子积肥，门窗炼铁烧，食堂也烧…… 回到县委，县委办公室汇报说：争夺房子打架的事件已经发生多起，有的险些发生人命。 吃过晚饭，**顾不上休息，就把县委副书记何长友请来，研究社员住房问题。何长友是当地人，一直在当地当干部，对全县情况非常熟悉。 宁乡县当时有84万人口。大跃进以前，农民住房共70多万间，后来经历了三次拆房**。第一次发生在1958年春耕积肥。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大搞“茅屋洗澡”，也就是拆下房屋的茅草和陈墙土下田。这一次把全县的茅屋都拆光了；第二次是1958年秋大办食堂和大炼钢铁。那时搞“生活集体化”，强调统一居住，把空出的房子拆掉，砖石修土高炉，木料当柴烧；第三次是1959年后半年大队搞“大办”：大办猪场、大办工厂……，缺少砖瓦木料就拆农民的房子。这么折腾了三次，全县约拆掉民房间。另外，还有约3.1万间民房被国家、集体单位平调占用。(.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问：“国家、集体单位，怎么也去占社员的住房呢？” 何长友说：“各行各业齐跃进么。税务局到下面设税务所，卫生院到大队设医疗点，肉食水产公司设收购站……，没有地方落脚，就找公社，找大队。公社或大队同意，如果有空房子，就搬进去。若是里面有人住，就通知那住户搬出来……。 何长友说了真话，日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后话。 **听了何长友的汇报，心中极不平静。**闹革命、搞建设，就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啊！怎么今天弄到没饭吃、没房子住呢？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自己的房子为什么都没法保护呢？ 1200多年前，关心百姓疾苦的伟大诗人杜甫曾深情吟唱：“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立即谋划，怎样实现杜甫的愿望。 12）把“旧居纪念馆”腾出来让农民住3日，**又同宁乡县委的政法、商业等部门干部座谈。当天晚上，**就赶往自己阔别了40余年的家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住进了自己的旧居，仍然住在自己小时候住过的房子里。 **这次回宁乡已是他离开家乡40余年后第一次故乡行。 第二天上午，早年的朋友成敬常和黄瑞生来看他。1953年国庆节，**邀请他们进京观光，并约他们做他的农民通讯员，经常向他反映农村真实情况。 两人进得门来，**怔了，几乎认不出来，浮肿虚胖的脸上，两个人都变了形。他紧紧拉着他们的手：“成二爹，黄八老倌，八年不见了，都好吧？” 成敬常激动地回答：“刘主席好！” “成二爹，农民没有饭吃，是的吧？”**边问边递烟。 成敬常连声回应：“是的，是的。” “农村搞得这样，1953年在北京交给你们的任务为什么没有完成呀？” “应该要完成，近两三年向主席写信报告过情况。” “写信来了，我怎么没有收到？” “我们确实写了，不敢讲假的。”成敬常是个忠厚人。 **明白了。信被干部扣压了。他嘱咐秘书：“一定要查一查，人民有通信自由。” **又问成敬常：“听别人说你去年分配亏了账？” 成敬常如实回答：“是的，亏了90多元。” **耐心地给他解释：“现在农村有一种风气很不好，群众的东西，公社大队拿走了，公社的东西县里拿走了，群众看到这种样子，你拿我的拿得？我拿你的就拿不得？你拿我的，我拿你的，闹来闹去，还不是谁都拿，上边拿社员的，社员拿集体的，也拿社员的，这种风气很不好，使人不安心生产。” 谈到这几年的生活困难情况，**心情非常沉重：“这几年，听说搞得很不好，社员吃不饱饭，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田土荒了不少，工作搞得很不好，我是回来看看，回来就晚了，对社员不起。现在政策还没有搞好，政策要大家来讨论，你们答应就办，你们不答应就不办。” “这几年拆了不少房子，冲里的茅屋还要盖起来，不盖起来，住得离田太远，没有人打招呼，田土都荒了，竹林也没有人照看。你就不要起房子了，就住那个房子好不好？”**做成敬常的工作，让他住进自己的旧居。 成敬常觉得要是住着**的旧居，会有很多不方便，“这里往来参观的人太多了，卫生不好，招待不好，怕难得搞。” **当即说：“纪念馆不办了，20年、30年以后再办。” “如今我们还是办得不好。”成敬常觉得对不住**。 “你以为我喜欢办纪念馆吗？我不喜欢，二三十年以后再办也不晚，把这些房子分给社员住。房子里的东西也分给社员，作为县社的退赔。来人参观，还要让他们参观，但不要特别招待，要就给两碗开水喝，不给人家喝开水不行，我们到长沙去，路上还喝开水嘛！要收钱，搬两条凳子请来的人坐一坐。” 成敬常有顾虑：“那样招待太不周到。” “不要周到，有开水喝，有凳子坐，他们自己有烟，不要别的招待。来往人多，一律不特别招待，喝水要给钱，不愿喝就拉倒。” 成敬常呵呵地笑了。**也为自己的一番话逗乐了。 为了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提出，让出自己祖传的老屋，让给没房的社员居住。少奇的祖传老屋早就成为“**同志旧居纪念馆”，省委领导就劝阻少奇。**坚决地说：“现在农村不少人没房子住，连睡觉、做饭的地方都没有。我们怎么好意思搞什么纪念馆呢？赶快把纪念馆撤了，把房子腾出来，分给那些没房住的社员！” 《蛇仙游记》第三卷 16、刘少奇回乡调查 （七） （13）食堂管理员也糊弄国家主席炭子冲属首子冲食堂管辖，**就来到首子冲食堂看看。**看到食堂打扫得很干净，厨房里挂着一块肉，约10多斤；地上的盆子里还有两条鱼，活的。那时猪肉供应非常紧张。农民根本买不到猪肉。这个食堂有鱼有肉，办得很不错。 管理员谦恭地汇报：“我们食堂，每逢初一、十五，都给社员打牙祭（改善生活）。” 管理员又搬出油盐坛子，满满的一大瓶菜油，盐也风充足。还有一大盘豆腐。 **回到住处，很疑惑：这里的食堂怎么办得这样好呢？果真办得这样好就不必解散呀！第二天，一位亲属来看望他，才解除了他的疑惑。 这位亲属叫鲁渭媛，她是在首子冲食堂吃饭的社员。她对**说：“假的，都是假的！您老人家前脚走，鱼肉菜油豆腐都让人搬走了！” 鲁渭媛是个30来岁的妇女她的丈夫刘正山，是**大哥的孙子。刘正山在外工作，每月工资51元，给家里汇25元交生产队，买回300分工。每10分工的工值是3角钱，25元变成了9元。明显地吃亏了，也没有办法，如果不买工分就分不到粮食。 **问：“你们的口粮标准是多少？” 鲁渭媛说：“我自己每天半斤米，大孩子7两，小的6两，是16两制秤。” “够不够吃？”**问。 “怎么够呢？在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刮走一点，干部多占一点，社员吃进肚里的就不够数了。叔爷爷您看看俩孩子，假如食堂打牙祭，我的孩子怎么会瘦成皮包骨！？”鲁渭媛把孩子推到**面前。 **十分震惊。他怀着一片赤诚，风尘仆仆回到老家，他的乡亲却有人用虚假的富足来糊弄他！看到真实情况、听到真话真是太难啦！ 14）三成天灾，七**祸在安湖塘的田埂上，**见到了少年时看牛的朋友李桂林。李桂林脸色蜡黄，双腿浮肿，蓬头垢面，满嘴满腮胡须，佝偻着身子，穿的补丁摞补丁，像个叫花子。(.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根本没有少年时代机灵顽皮的影子了。 **快步上前，激动地说：“李七十，你在这里忙什么呀？” 李桂林揉揉昏花的眼睛，惊疑地望着**，嗫嚅着：“您，您……” **大声说：“我是刘九啊！” 李桂林激动起来，说：“刘九，刘九。啊，刘主席！” 一对“光**朋友”紧紧握手。 **说：“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啊？” 李桂林说：“你的头发全白了，国家主席当得部轻松吧？” 俩人边走边谈。望着一汪碧水，**触景生情，忆起孩提时代的趣事：“李七阿公，还记得我们小时侯在塘里洗冷水澡吗？” “记得。小时侯我们一起到塘边看牛，让牛在塘边吃草，我们光着**去洗澡，打水仗咧！”光**朋友，如今一个是共和国主席，一个是饿着肚皮的社员，李桂林心里十分感叹。 忽然，**指着前面的一大片鱼池子，不解地问：“那里原来不都是田吗？什么时候挖成了鱼池子？” 李桂生满肚子怨气：“这是大队王升平干的好事哩！说什么要把炭子冲变成鱼米之乡，良田挖鱼池，馊主意咧！” “池子养鱼没有？” “没有养。一丘丘良田，变成了一池池白水，白天晒太阳，晚间照月亮。” **又问：“人们说去年干旱得厉害，安湖塘的水车干了吧？” “没有干，还有半塘水。” “还有半塘水，这说明干旱并不厉害嘛！你还记得吗？咱们小时侯有一年，塘底干得晒谷，那样天干，每亩还收得两三担谷呀！” 李桂生坦率地说：“叫我看，去年粮食减产，干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我讲直话，天灾至多占三成，**至少占七成。主要是**，是‘五风’刮得这样！” 他俩边走边说，进了安湖塘屋场的食堂。食堂里，又乱又脏，灶屋里空无一人，方格蒸笼，几格架在锅上，几格搁在地上。吃过的饭钵子没有洗，一齐堆在案板上。一堆莴笋叶子，放在渍湿的地上。李桂林告诉**：“这是全食堂的人一餐的菜，炒菜只放盐，不放油，吃不饱呀！” 望着眼下的食堂情景，**内心一阵酸楚，故乡的人民！ 5月4日，**听取花明楼公社整社工作队的汇报。他对大办公共食堂提出了批评，说：“食堂是勉强搞起来的，极不得人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蛮干了3年，一直不明白。这样的食堂早该垮台。”当天晚上，他听取炭子冲大队的汇报时也认为：“办食堂是节省劳动力，现在的食堂是浪费劳动力。不节省劳动力就不要它。” 5月6日，**找来原炭子冲大队党支书王升平，想了解炭子冲大队刮“五风”的过程。一边抽烟，一边长谈。王升是**特约的农民通讯员。大跃进到苦日子，身为大队支书的王升平，在炭子冲搞起共产、浮夸、违法乱纪、瞎指挥、高征购，是大跃进的一把好手。1960年整风整社被宣布撤职反省。听说刘主席找他谈话，急匆匆地赶来了。见面第一句话，**问他：“你为什么犯错误？” 王升平回答：“没有党的话，没有听**的话。” **严肃地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的好田改成鱼塘，搞那么大，费了那么多的工，也不养鱼，群众当然有意见。当干部的，什么事都要和群众商量，不能唱独角戏。百斤担子，十个人挑就很轻，一个人挑就很累嘛！我在东湖塘公社看了个‘万头猪场’，进去一看，连百头都不足，虚报浮夸害死人哩。去年减产，不是天灾，是**，工作犯了错误，是不是？” “是。” “农村搞得这样糟怎么不向我写信呢？” 王升平很纳闷：“我写了呀！每年都是一两封，先后写了七封信。” “可是我只收到你四封信啊。”**也很纳闷，详细地询问了这几封信的内容。 听说王升平给**的信件被扣，还被告知不让他们写信。**非常生气，对王升平说：“谁打击你，谁查问你告状，就再告他们的状，告几次不行，信被别人扣了，不见回信，你就来北京，我出路费，在北京吃、住，我出钱。你们要早些时候把这里的事情写信告诉我，早些知道这些情况，就不至于搞得这样坏，弄成这个样子，我也会早点回来看看。我回来得晚了一些。这几年犯了大错误，群众吃不饱饭，挨打，挨骂，死了很多人，我听了很难过。” “你们写信说要修这个房子办纪念馆。我写两次信说不要修，你们还是修了。这些事情我不高兴。群众吃得饱，生活得好，生产得好，那我看了就会高兴，不要搞这种形式的东西。” **又问：“山林怎么砍得这样溜光？” 王升平答：“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砍了一回，1959年食堂没柴煮饭，又砍一回。一个姓曹的干部看见山上越砍越光，就写了一首顺口溜递给在这里蹲点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大战戴家洲，青山剃光头：请问副书记，竹苗留不留？’为这件事，老曹被饱打一顿，以后哪个还敢讲呢？” **非常生气地问：“社员的屋如何拆得呀，拆了做什么？” “大搞屎湖尿海。” “屎湖尿海？”大跃进的新名词，搞得**连家乡话也莫明其妙了。 中午，**留王升平一块吃饭。他一边敬菜，一边问：“农村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王升平不敢回答，前几天，上面还在宣传公共食堂十大优越性。他谨慎地问：“这到底讲得还是讲不得呢？” “怎么讲不得呢？”**告诉他：“有人向我写信，尽说好话。你们讲实话，相信你们的。农村搞得这样糟，不亲自下来不晓得。” 听了这壮胆的话，有刘主席撑腰，王升平胆气壮了：“现在农村公共食堂不好！还办下去会人死路绝！”他又说，“柘木冲食堂刚办时有一百一二十人，现在不到八十人，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还有几个患水肿病住进了大队临时医院，只怕也是有命插田，没命过年。罗家塘食堂是全社的重点食堂，各种物资优先照顾，几年来只生了三个小孩，至今还有两个走路不稳。” **追问：“死了的人是怎么死的？” “没有饭吃，吃树皮，吃稻草淀粉。您要不信，外面那棵树的皮都剥光，怕上级来人看出丑，几天前便涂了一层黄泥，然后用草绳裹住。” “你们食堂还有多少猪？” “去年按户计算，每户平均有两头猪，鸡有三只。现在呢，全队一头母猪，毛有五寸长，皮有三分厚，只见骨头不见肉。鸡，全队还有一只鸡婆，连报晓的公鸡都绝了种。” **感叹不已，他问：“食堂不好，敢不敢散掉呢？” “报告主席，我怕犯错误。”王升平说出心里话。 “不要怕，**和我都戴过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干革命，一条要准备犯错误，二条要准备坐班房，三天准备老婆离婚。你先把那个食堂的解散。” 王升平犹豫了一下。 **接着说：“如果有人问是谁要你解散的，你就说是省委工作组要你散的，去找工作组吧！刮‘五风’的错误，各级都有责任，中央和我也有责任。我回来是向乡亲们承认错误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以后刻一块碑立在这里，或是写个大单子，用镜框框起来，子子孙孙传下去，要大家记住，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王升平所在的柘木冲食堂解散了。消息不胫而走，不几天，花明楼公社的社员食堂就全部解散了。许多人对着炭子冲直磕头，感谢他们的救命大恩人刘主席。 《蛇仙游记》第三卷 17、刘少奇回乡调查 （八） （15）姐夫饿死，姐姐说：你在中央做事，要给老百姓饭吃啊！ 5月7日上午，**到首子冲祭扫母亲的坟墓。为革命、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背井离乡的游子，与母亲离别时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革命者，现在却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了。**忆起自己1925年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时，母亲跪在自己面前求恳他不要再干这种不要身家性命的事情，事母至孝的**在劝慰了母亲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几十年过去了，**回到家乡，看到的只是一柸黄土，母亲已然长眠地下。**伤感之余，觉得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 下午，**又步行前往离炭子冲不远的赵家冲看望自己的六姐刘绍德。他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六姐比他大八岁，小时驮着他玩、给他梳辫子。 他一路走一路看。他看到山林破坏得很厉害，还看到了一片新坟，数一数有12座之多。路边有一个茅房（厕所），他进去一看，粪便都是没有消化完的纤维物，看来，饥荒不是小范围的事！ **和王光美向六姐家走来。刘绍德的女儿鲁新秀远远地望见了，急忙跑回家。说：“舅舅和舅妈来了，已经到了地坪里，就要到家了。” 这些日子，刘绍德一直卧病不起。去年冬季，丈夫因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听了女儿的报告，老人连忙披衣起床。这时，**和王光美已经来到床前。 “姐，我和光美看您来了。”**含泪扶住姐姐。 这声音好亲切！刘绍德的视力很差，她抓住**的一条胳膊，激动得只是叫着**的小名：“九满！九满！” **问：“听说您身体不好，到底是什么病？” 刘绍德流出眼泪，答非所问：“你姐夫去年冬天走了！”“走”是死的意思。 鲁新秀告诉舅舅、舅妈：“爸爸老说饿，吃了两个糠饼子，两天两夜拉不下屎来，活活憋死了。” 刘绍德久久凝视着弟弟，哽咽着说：“你姐夫，还有队里的十几个，都是饿死的。你在中央做事，要给老百姓饭吃啊！” 姐姐的话使**受到极大的震撼，就像被电击了一下。是啊！建国11年了，怎么还让老百姓饿饭呀！他这个国家主席是怎么当的！他是犯了渎职罪啊！” **问新秀：“你一天吃几两米？” “我吃半斤，妈妈吃七两。” “这是用的新秤，还是老秤？”**详细问。 “用的是十六两秤。我们这么大的人，舅舅，您看一顿饭吃二三两米怎么吃得饱？” **沉思着，扭头问姐姐：“姐姐！你一天吃多少，才能吃得饱哩？” “一天起码要十二三两米。” “舅舅，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鲁新秀告诉**说。 **给了老姐姐礼物：8斤大米，两斤饼干，两斤糖果，9只盐蛋，一瓶猪油。少奇对姐姐说：“这点东西，你就留着加餐吧。” 刘绍德说：“好多的老百姓都需要加餐啊！”她是大家闺秀，见识要比一般农妇高得多。 **眼睛湿润了，说：“中央正在想办法，已经制定了《六十条》政策，大家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现在是暂时困难时期，你难过，大家都难过，要和社员同艰共苦。” 说话间，鲁新秀的丈夫黄六生打着一双赤脚从外面进来。舅舅忙招呼外甥郎坐下：“六生！你不是得水肿病住进了医院吗？” 黄六生说：“前一段住大队临时医院，已经出院好几天了。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医生叫你休息好久？” “要我歇息20天。” “怎么只休息几天，就下田做工夫呢？” 黄六生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鲁新秀快言快语：“报告舅舅、舅母，一来六生是个勤快人，看见队上工夫忙，在屋里坐不住；二来想多吃几两米，犁田的劳动，一餐可以吃半斤米，坐在家里不做事，只有三两米吃哩。” 她还告诉舅舅，人们为了吃饱肚，简直是拼了命：“王瓜嘴作业组有个姓谢的大汉，饿得实在不行，便偷了食堂几个萝卜吃了。当时又要挨打挨斗。打了之后，他仍去偷。问他为什么不怕死？他说，饿着不死，不如斗死打死痛快。” **沉默无语，闪着泪花。 接着，**就在外甥女鲁新秀的带领下，看望了几家农民，掀开他们的盐罐罐、米坛坛，看看锅里都烧的什么饭，越看**的心情就越沉重…… “唉！我很对大家不起，中央对大家不起，我们工作中有错误啊！再也不能这么搞下去了。”**一连声地向大家道歉。 16）刻一块石碑竖在路边上，子子孙孙传下去下午，**在炭子冲旧居的堂屋里，邀来农民、干部开了一个座谈会。 “田里工夫忙不忙？”**很关心农业生产情况。 “正在插秧。”几个农民回答。 “想耽误你们半天工夫，同你们谈谈。我来几天了，找几个熟人谈了一下，还没有找你们谈。今天谈谈。”**点燃一支烟，亲切地对乡亲们说，“将近四十年没有回过家了，我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当着很多人的面，向乡亲们郑重道歉，心情沉重，“乡亲们说说看，社员的生活比1957年是好了还是差了呢？不是好，是更差了吧？更苦了？生活更困难？生产比以前是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 有几个人说：“生产是降低了，生活差了。” “什么原因呢？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更苦了？”**向乡亲们诚恳地诉说自己的心里话。 “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搞得不好。我问过几个人，门前塘里的水是不是干了？安湖塘的水是不是干了？他们都说还有半塘水，看来旱影响不是那么严重，我记得过去有两年遭灾，安湖塘和门前塘里的水都车干了。主要是这里的工作犯了错误。这是不是完全怪王升平？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上边要负主要责任，县有一部分责任，省有一部分责任，中央有一部分责任。” **说：“饿了一年饭，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 “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错误，要向你们承认错误，省委恐怕也有错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你们食堂散没有散？” “散的多。” “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斩钉截铁地说。 乡亲们一听**支持自愿办食堂，支持没有优越性的食堂散，就很高兴地热烈讨论起来。 **说：“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有困难，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社员回家做饭怎么办？赶快去搞这些东西。” 一散食堂就会遇到房屋问题，**指了指自己的旧居说：“还有这个房子，应退出来，纪念馆不办了，省委、县委都同意了。这个房子谁来住，欧风球、黄瑞生还有哪些人来住？有工作队主持同大队商量好，分几户到这里来住。我家的其他人不要来住。桌子、凳子、仓库、锅子、灶，一切东西都作为退赔，退给社员，只留下少数我母亲用过的几件，如纺车，都是旧的不能用了的。在这里至少可以住上10年，20年，等你们有了房子，房子比这个房子好了，你们愿意搬再搬。” “分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户？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分散，分田到户不行，还是集体生产。荒土是不是可以包产到户？”**问。 “包产到户要好。” “收入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是你自己的，社员有了就好办。” “为了大家的事情，可以到北京来，我出路费。成敬常、黄瑞生就来过。一个是请你们来，一个是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来，可以来。住房、吃饭我出钱，不要为办个人的私事来。” **又对大队干部们说：“‘五风’刮得这样严重，损失太大了。你们扎扎实实算算损失账，然后开一个单子，某年某月，由于乱搞，损失多少。再把这些内容，刻一块石碑，竖在路边上，让过往行人都能看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谈完话，**就挨家挨户地串门，察看农民们的生活情况。 5月8日，**到炭子冲临时医院去看望正在治疗浮肿病的社员。。老的少的，还有二三十多岁的青年人，个个浮肿、干瘦。要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气大喘。肿的脸上虚胖，皮里透亮，瘦的脸上只剩眼珠在动，浑身皮包骨。**看了，心情十分沉重，几乎掉下泪来。 《蛇仙游记》第三卷 18、刘少奇回乡调查 （九） （17）童言无忌一天早晨，**散步，路过一根电线杆子时，发现上面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们饿肚皮，只怪**。打倒**！”字迹歪歪斜斜，笔画稚嫩，显然不是成年人所为，而是小孩子写的。 **忽然产生一股冲动，他想见见小纸条的作者。童言无忌，也许他能说出大人不敢说的意见来。 公社很快查清，小纸条是花明楼小学四年级学生肖伏良写的，小孩刚十岁。 学校里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这还了得！竟敢恶毒攻击刘主席，这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校长决定：1、开出肖伏良学籍，交司法机关处理；2、追究班主任的政治责任；3、对全校学生进行一次排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校长、主任都写了检查报告上级，请求处分。一时间，学校人心惶惶，草木皆兵。 **知道这些情况后，立即对跟随自己的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强说：“不要开出学籍。小孩子吃不饱饭，有怨气。我是国家主席，当然有责任。至于校长、主任和班主任老师，更不要责怪，怎么能怪他们呢？我到想见见这个肖伏良，他写这个条子，一定事出有因。” 民兵把肖伏良带来了。他个头不高，脸色蜡黄，身体单瘦，耷拉着脑袋，十分惊恐。民兵说：“刘主席，写反动标语的就是他！” **惊异地说：“怎么，是你？一个小不点的孩子！” 肖伏良恐惧地说：“您就是刘主席？我不反对您了。（.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说着，哭了起来。 **和蔼地问：“你为什么写那个纸条？” 孩子哭着把心里话断断续续说了出来：他父亲去修水库，他和妈妈在家吃食堂，吃不饱。妈妈痛惜他，吃饭时省口，留给正在长身体的儿子吃。妈妈吃不饱明还要出工干活，就得了水肿病。他心痛妈妈，惦记妈妈。一天去食堂打饭，偷了食堂一个糠窝头给妈妈吃，被管理员发现，追到他家。民兵队长训斥他：“刘主席前天来老家，你今天就来偷！你这是给大队抹黑！也是给刘主席脸上抹黑！下次再偷，给你挂牌游街！” 第二天上学，同学们都对他指指点点，讲他的新闻。他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 他很委屈：我没有讲过刘主席，怎么会给他脸上抹黑呢？就是因为刘主席来，他们才要我好看……。于是，他就写了那张纸条贴出去。 **说：“照你这么说，是食堂不好！ 小孩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笑了，说：“这恐怕是下乡以来听到的最没有遮掩的真话了！光美，你说是不是？” 王光美笑道：“对对对。小朋友，你还没有吃晚饭吧？走，我领你去吃饭。” **对李强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一种意见，一种情绪，算不得反动标语。请你告诉校长，不要检讨了，请他收回处理意见，不要难为孩子。我们不能制造一种压抑的政治气氛，否则谁还敢讲话呀！小孩天真无邪，把广大群众不敢说的话全盘托出，宝贵得很呀！” 李强内疚地说：“少奇同志，我们的思想方法有毛病，一开始就把这件事当作大案来办。像这类案子很多，比如，说几句怪话，发一点牢骚，骂干部，或者偷食堂东西的，都时有发生。下边把这些案子报到公安部门来，不管也不行，有的就判了刑。” **着急了，说：“人家总是有牢骚才发，干部该骂才骂嘛。动不动就批斗、判刑，哪个还敢讲真话？少一点惩罚，多一点体恤，才会有人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老李，回去以后。请你们对这类案件组织一次复查，如果有错，一律平反！” 18）情况非常严重，必须下决心、下大力气解决问题11日，**就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向主席写信汇报。**在信中就农村社员的住房问题，退赔问题，巩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制问题，在一部分乡村中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问题，机关干部、军官和职工在乡家属问题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5月12日晚，**在宁乡县委会议室里听取中央工作组关于商业、手工业问题的汇报，这次汇报长达3个小时。 汇报中，宁乡县商业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经营管理漏洞很大，账目不清，甚至无账，同1957年相比，商业人员减少了l／3以上。**听到这里，感慨地说：“本来我们是会做生意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那样严重的封锁，都被我们打破了，保证了必需的供应。解放初期，财政经济那么困难，我们也终于使物价稳定下来。可是过去几年的轻率决定，把好的东西搞掉了，现在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 调查组汇报说：在农产品收购中，存在着强迫命令作风，群众反映异常强烈。当地商业部门向农民派购鸡蛋，有些农民不愿多卖，留一些自己吃，有的干部就说农民吃了鸡蛋就是吃了“社会主义”。 **很生气，说：“你说他吃了鸡蛋就是吃了‘社会主义’，于是他就连鸡也杀掉吃了，把‘**’也吃掉了。所谓‘麻不落地，户不存麻，五寸必打，片麻必收’，这是不懂生产、不懂麻的人搞的。这些口号，是破坏性的口号。这是破坏生产。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割社会主义的肉。” 共和国主席了解到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他要宁乡父母官讲出真情。县委书记康政说，1959年全县是86万人，1960年只有77万了。水肿饿死5万多，外逃谋生的3万多人。 **闻言，手中钢笔震惊中落地！人杰地灵的故乡，在共和国成立十多年后，竟弄到这般光景！他非常沉重地说：“我们工作没做好，中央和省地县有责任，我当主席的更有责任。要立大碑，铭刻心中，子子孙孙再不犯这个错误。 5月15日，**结束了44天的家乡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因为**中央工作会议就要召开了。他带着一个多月来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同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准备对国民经济的现状进行调整和恢复。 **这次回家乡调查，得到了很多的第一手材料。他觉得，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是到了非下决心、下大力气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主席肯定了**的调查研究成果。他在会议上说：“我也要向少奇同志学习，亲自去做调查。” 1018根据张步真：《渴望真话**在1961》编写 《蛇仙游记》第三卷 19、刘少奇警告别犯路线错误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前一段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与会者对情况有了更深入一些、更真实一些的了解；思想解放的程度虽然参差不齐，但总的说来，是前进了一步，比较敢于讲真话，说实情。并且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开得比较活泼。 会议开始一段，五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讨论主席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讨论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讨论粮食问题。六月二日、三日、五日，讨论林业、商业、手工业等问题。最后，讨论了一下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经修改后，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经过反复调查，充分酝酿，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如果没有这样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是不可想像的。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候，春天已经过去，夏荒正在面前。从“十二条”下发以后，农村形势开始有所好转，但是粮食问题依然是十分突出的问题。周恩来和陈云在全体会议上专门讲了粮食问题。**和邓小平也就这个问题讲了话。**说：“现在各种矛盾都集中在粮食问题上。这几年的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不可。现在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 陈云分析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的四条办法。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这是根本的。二是工业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这两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是必不可少的。他说：“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三年中间，全国共招收职工二千五百多万人，使城市人口从九千九百万增加到一亿三千万。而粮食，一九五九年以来连续两年大幅度减产。动员城市人口（主要是从农村招收的职工）下乡，压缩城市人口，成为解决经济困难问题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本年内减少一千万。 5月24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第三组（中南、华北小组）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已反了几年。郑州会议以后，在农村实际上是反‘左’的，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大家可以考虑。我们党一方面是经验很丰富，一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如农业问题，一是大田生产，一是家庭副业把养猪、养鸡搞掉，吃了大亏，取消自留地也是个很大的错误，使生产、生活都有很大降低，对工业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全党、全体干部、全体人民都饿了饭，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5月31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作总结讲话。讲话分析了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指出：“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的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造成困难的原因，**根本没提“阶级敌人报复破坏”，主席对此颇感不悦。 **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主席感到在数落他，一丝恼怒涌上心头。 只听**提高了嗓门：“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一方面来讲，由于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早一点发现，早一点转，这是可能的。我们转慢了一点，问题发现得迟了一点，所以，损失的较大。但是，现在转过来还不迟。如果我么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主席打了个冷战，感到**对他提出了严重警告。 **愤然说：“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这篇讲话编入《**选集》时，题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 周恩来讲话：“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深思熟滤，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 **插话：“想要快一点，结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疼越好，跌得不疼就感受不深。问题是跌疼了没有。” 周恩来说：“我是感到疼了。” 这次会议，还制定了关于手工业问题、商业问题、林业问题、退赔问题等四个文件。会议还决定调整当年的钢产量，由原定的1800万吨降为1100万吨。会议还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规定以后不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 《蛇仙游记》第三卷 20、少奇提出企业“自负盈亏” 主席决定二上庐山，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第二次庐山会议，八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月十六日，共二十五天。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干部轮训问题。 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更是作了大量准备工作，起草了一系列提交会议讨论的文件。 这次会议一共听取了六个报告：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报告，李富春关于工业计划的报告，薄一波关于《国营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的说明，陆定一关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的说明。邓小平作了一个长篇讲话。 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还作出《**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 会议做出的《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八字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一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能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地进行。我们已经丧失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并指出，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中央认为，“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才能建立新的平衡，才能逐步地巩固、充实和提高，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准备。”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整顿国营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主要内容是：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建立健全各种责任制；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加强对企业的民主管理和监督；严格企业的技术管理、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规定职工工资和奖惩制度等。 《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方针，任务和有关政策。指出，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对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应作适当的安排，但不宜过多；在教学中，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坚持“双百”方针；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等。 8月25日，**在财贸整风试点工作组关于河南新乡粮食和商业部门“走后门”问题的情况反映上批示：“粮食和市场物资越紧张，粮食和商业部门‘走后门’的现象也越严重，据我了解，某些商品的大部分是从‘后门’分配的，农民根本买不到。这件事情，粮食和商业部门有责任，各级党政领导同志也有责任。如果不加整顿，我们所设想的要用商品去向农民交换农产品，要用实物对工人表现按劳分配，都将有很大的一部分要落空。如何杜绝商业和粮食部门‘走后门’？如何组织群众监督粮食和商品的分配？使国家掌握的人民急需的商品能够最合理地进行分配，以促进人民群众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是当前粮食和市场问题中应当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个批示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印发。 8月28日，**在操作关于市场问题的报告中插话：“企业总是搞这么多人，是要破产的，如果不解决，整个国家要破产、垮台，国民经济要崩溃。要关掉一些工厂，不能那么亏本下去。” 9月10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听取薄一波作关于工业企业管理条例的说明报告和陆定一作关于教育条例、轮训干部问题的报告。在陆定一讲到现在有点政治斗争扩大化时，**插话：“我们现在又重新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一部分党的组织里头，特别是中级党委，省委以下的党组织里头，相当普遍地犯了一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 9月13日审改《**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草案初稿）》，**在第六条加写：“每个国营企业都有按照国家规定独立进行经济核算的权利。”这就是后来批判**“三自一包”时所谓的“自负盈亏”。 《蛇仙游记》第三卷 21、刘少奇撤掉三名“左派” 大跃进的“风云人物”，高举“三面红旗”的“左派”，地方大员有著名的五大省委第一书记，他们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这几个人，除舒同外都是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的猛将。1961年，党中央在调整农村政策的同时，也调整了地方大员。**对吴芝圃、舒同、张仲良采取了组织措施，撤掉了他们的第一书记职务，改任较次要的工作。 1）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李井泉比主席本人还要左，其在四川大跃进中的暴政见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在中央已经开始纠正左的政策的时候，李井泉还扣住主席的《党内通信》不下发，致使四川的经济复苏晚于全国其他省份。对此当时分管农业的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或工作中失误主要有三条：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员的自留地恢复得迟了，这两条比全国其他各省市大约迟了半年到一年；特别是错误地搞反瞒产私分，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大、后果严重。这三条失误给群众带来更大困难，对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李井泉的名言是：“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他最让人不能宽恕的恶行是：在1960年饿死人的紧要关头，悍然宣布四川地方粮票作废。 李井泉一直未见有任何认错的表示。令人奇怪的是，他不仅没有受到处分，反而在1961年9月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文革中，李井泉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但是从文革至今，从未听到任何人说过同情李井泉的话。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吴芝圃先是河南省长，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成为第一把手。 大饥荒时期，河南死人最厉害是信阳地区，河南全省死亡200万人，信阳地区就占了100万。“信阳事件”暴露后，1960年10月21日，中组部、中监委4名干部写出有关“信阳事件”的报告。11月12日，**派**、陶铸和王任重来到信阳调查。经过调查，陶铸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1959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忸忸怩怩不真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 1961年1月，吴芝圃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跃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2月，**中央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中央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央中南局负责文教工作。同时，**河南省委作出为潘复生、杨珏等平反的决定。5月和8月，**中央、中央监委分别批示，为潘、杨平反。 吴芝圃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文革中吴芝圃遭揪斗，死于1967年。 3）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曾希圣搞“大跃进”积极，致使安徽饿死几百万人，曾希圣没有受处分，反而于1961年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期，**主持批判曾希圣，曾希圣连个椅子都没得坐，自己端把椅子参加会议。**把曾希圣撤职，保留华东局第二书记职务，后又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将曾希圣从四川揪回安徽批斗时，曾希圣曾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是**斗下来的。” 1961年，曾希圣眼见饥荒严重，大批农民饿死，内心非常愧疚。于是，不顾个人荣辱安危，积极在安徽搞“包产到户”，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可以说是“将功折罪”。 4）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有关山东的“大饥荒”，王兆军的《皱纹里的声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饿死！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从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肿和其他因饥饿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了。” 1961年，中央撤销了舒同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下放到章丘县任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后来当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成了潇洒的文人。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有关甘肃的“大跃进”和张仲良的劣行，见甘为民的《一人说谎，全省遭殃》和沙青的《依稀大地湾》。 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就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为此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紧急运粮。 当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对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 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中央派监察部部长钱瑛率检查团来到甘肃。1960年12月张仲良被免职，汪峰任第一书记，张仲良改任第三书记。1965年8月，张仲良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便没能进入革委会，换成了彭冲。 《蛇仙游记》第三卷 22、刘少奇主持起草七千人大会报告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对**、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稿进行广泛讨论的同时，大会又组成了“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稿进行重新讨论修改。这项工作，仍由**主持，与大会的讨论同步进行。 21名委员是：**、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 这个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他们年富力强，最大的64岁，最小的45岁，一般是50多岁。主席对他们寄予了厚望，大会上的七千精英也在看着他们。他们对问题的讨论和认识结果，显然对七千人大会是非常重要的。 会议从17日开始，每天下午讨论，一直到24日，整整讨论了8个半天。所涉及的问题同大会一样，都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从会议的讨论情况看，发言比较热烈，谈出不少自己真实的想法，基本反映了他们在当时的困难形势下，对各种问题的探索和见解。 讨论之一：指标是低了，还是高了？ 报告稿在第一个问题“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布置了1962年的工作任务，提出了10年（1963－1972）的远景计划。报告说：对于我国从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央有一个初步的设想。这个设想的主要目标是：一、争取到1967年，基本上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 二、争取到1972年，基本上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经济体系，使我国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计划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4000亿斤，1972年达到4500亿斤；1967年棉花达到3500万担，1972年达到4500万担；1967年钢达到2000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3000万吨左右；1967年煤达到3亿8000万吨左右，1972年达到4亿5000万吨左右。 对这样一个指标，是高了，还是低了？讨论会的第一天，柯庆施就说：4年（19581961年）分两段写，还是统一写？1961年，错误改了（**插话：错误大部分已经改了），这里看不出哪些已经改了，哪些改得彻底，不清楚。问个问题：“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15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不然，越看越没有劲。对产粮指标，柯庆施说，农业说少了，以后究竟怎么干？6000亿斤不行，5000亿斤总可以。这个问题，包括我在内也搞不清楚。 在指标问题上，其教训是刻骨铭心的，这几年出现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全党片面地追求高指标，所以没有充分把握，宁可订得低一些，也不愿意订高了。在四川省，直到大会召开的时候，还有不少人没有摆脱饥饿的威胁，死亡人数在全国来说也是名列前茅的。所以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马上说：农业指标还说低了？要达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鼓干劲，还要解决具体问题。 陈云算了一笔账，他说：钢的指标，到1967年实现2000万吨，看起来低，可是不简单，要过六道关：一、煤，即使每年增加2000万吨煤，到1967年才能炼钢1700万吨，可见任务艰巨；二、钢铁工业本身要解决选矿、烧结、轧钢等一系列问题才行；三、要解决有色金属（镍、铬）的问题；四、要解决木材问题；五、要解决机械制造问题；六、要解决投资问题，另外还有运输问题。很不简单。不是曾经达到过1800万吨钢吗？那是用挤掉其它的办法达到的。现在再也不可能用这个办法了，不按比例是不行的。1967年2000万吨钢究竟能不能达到？我看有三种可能：一是达到或者超过；二是差一点；三是差得相当远。第三种可能性要估计进去。 这时**插话问，王鹤寿不是说可以达到2500百万吨吗？ 陈云说，这个问题上，王鹤寿和我历来有分歧。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关于工业指标，10年规划，特别是头5年，过渡不可能快，再一个10年会快些，因为农业要恢复。报告中的指标不要改了。我们要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气，但争的方法，不在数字，而是在按比例、配套，踏踏实实前进。让他们笑好了，只追求数字，靠不住。 事实上，报告中谈到的各项指标是被迫下降的，也是被迫调整的结果。周恩来回顾前两年的情况时说，早两年，是否能很好的调整？很难。因为还不认识，对错误的东西还没有彻底批判，就无法彻底调整。1959年庐山会议调整了指标，还是浮夸。一听到粮食收9000多亿斤，棉花收了3500万担，四大指标又上去了，高速度变成追数字，完全不按比例。我也讲过15％、25％，也是浮夸。当时不认识，现在比较清楚了。现在的情况如少奇同志所说，是被迫下降，我们的工业是60年代、70年代水平的工业，如果真是把品种质量搞上去，1967年到不了2000万吨钢，也是好的。我们是一步一步退，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毫不客气地说，现在还有人不当事后诸葛亮。有这样一种观念，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现在的许多积极性，是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农业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调动起来的，并不是高指标调动起来的。 讨论之二：犯错误的原因？ 一涉及犯错误的原因、错误的责任等，每个人的心头都不会感到轻松。整个“七千人大会”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是人们议论的焦点。敏感，却又无法回避。起草委员会讨论起来，更是感慨万千！ 先，哪一段是犯错误的关键时期？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的说法不太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关键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另一种认为关键在1960年。 李井泉说，毛病比较大，是在庐山会议以后，反映了一种不正常情绪，给农村带来严重创伤。感到最苦的就是1959年冬到1960年春。 陶铸说，郑州会议反“左”的指示，我们开始有抵触，后来真正贯彻了。可是庐山会议一来，一下就吹了。如果郑州会议的指示一直贯彻下去，情况会完全不一样。郑州会议反“左”的精神贯彻不彻底，庐山会议后，全面反右，不反“左”，事情就坏了，广东、湖南情况稍好一点。形势变化，我们掌握不住。陶铸又补充说，反倾向斗争，主要是庐山会议以后。 彭真说，1960年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大出口，基本建设也是1960年搞得最多。1960年的毛病出在没有调查研究，首先是我们书记处。小平带头，没有调查研究。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样多的城市人口。农业上又有浮夸。1960年提出“八字方针”是句空话。先进部队走得很远，后续部队跟不上，没有措施，指标不下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北戴河会议（有人说：是去年的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三年灾害不可低估，关键是1960年。 **插话说，关键是1959年庐山会议。 实际上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基本一致，分歧不大。陶铸、**等强调主要缘于庐山会议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彭真等强调1960年的问题，也是正确的，因为1960年的错误是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结果。如果没有庐山会议，1960年的情况会好得多。 关于犯错误的原因，不少人谈到了是没有经验。（.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陶铸说，水利问题，主席在武昌会议说，这样搞法，中国人要死一半，最少也死十分之一，5000万。可是我们还是大搞。搞水利是可以不死人的，结果还是死人了。所以不搞了。哪里想到搞多快好省会死人呢？没有那个经验。不是不拥护主席指示。把主席、中央同志的思想变为全党的思想要有个过程。 陶铸说的确是实情。当时全党搞建设，确实没有经验。但从另一方面考虑问题，如果不那么盲目上马，多做些科学论证，慎重一些，这种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问题是，当时大家的脑子都热！ 有的发言，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王任重说，在速度问题上，过分乐观，还搞平均主义，以为供给制没有问题，现在明确了，50年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也不懂得按比例搞综合平衡，犯错误就在这里。 **也涉及到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问题。事实上，中央决策层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偏差，正是建国以来不断发生“左”倾错误的最基本的原因。**说，国民党叛变后，李立三说打倒国民党只要两三年，结果整了十年没有整倒，才知道长期性。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问题，真进了北京，还有点不大信。看来时间准备长些就快，准备短了反而慢了。 刘澜涛在会上，强调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党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们不敢讲真话了，这几年忠臣受到迫害，对立物是“风马牛”，即看风使舵、拍马吹牛。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很多错误都是因为这种情况造成的。 看来，刘澜涛试图从政治上寻找犯错误的原因。他的讲话同大会上不少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只强调缺少经验很难服人，关键是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斗争过火，缺乏民主气氛。 但起草委员会的讨论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展开。 至于产生困难的原因，陶铸说，困难来自三方面，错误、灾害、修正主义。彭真插话说，三年灾害不可低估。**说，有个人主义，有反革命，加重了困难。邓小平说，有些人就是想办坏事的。陶铸则说，坏人不能过分强调。 在这个话题上，起草委员会也没有展开讨论。问题涉及到了，但没有深入下去。以当时的情况，也很难深入下去！ 讨论之三――错误的责任？彭真直言主席在讨论错误的责任这个问题时，起草委员会上掀起了一个**。这个**是由彭真掀起的。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批的。我们对**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从**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彭真的这段慷慨陈词，成了七千人大会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他是惟一一位在大会上指名提出主席犯了超越阶段，办公共食堂的错误（当然，主席不仅仅是这些错误，但即使是这一些错误，当时也无人敢具体指出），并且应该进行检讨的人。彭真的这个讲话，成了日后**历史上的一段经典发言，不断被人们所称赞。 彭真讲完之后，邓小平婉转地说，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即**也是有错误的，也是可以批评的。实际上，他是支持了彭真的意见。当然，邓小平也谨慎地谈到，主席的指导思想是对的。相比之下，还是彭真更勇敢、大胆一些。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错误的责任，他说，有些地方不承认天灾，或者只承认三分，七分是**，像河南、甘肃。西北有些县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再是他们。我看，这个话许多人心里有，只是没有讲，现在他们讲出来，就是提高了。 **的这番讲话也是意味深长的，无疑，他同意彭真的讲话。 其实彭真的这个话，的确不少人心里都有，只是不像彭真这么坦率而已。前面谈到，陶铸说“形势变化，我们掌握不住”。那么这个形势是由谁来变化的？是主席。是因为主席使庐山会议变化了形势，因而出现了1960年的严重困难。很自然，其中的不少责任也就应该由主席来负。 周恩来大概在担心着什么。他很快发言，从另外一个角度表示：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说，在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主席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主席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调查工作进行后，情况正在好转，但不能过分乐观。经验现在还不能完全总结，还是初步总结。主席讲过，不经过反复，不能取得教训。现在不是弱了，而是强了。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现在的问题是要争取时机，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图强，埋头苦干。不吹，不务虚名，要谦虚谨慎，骄傲总是危险。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不解决，寸步难行。如粮食上交130到150亿斤，就很难。1959年认识钢材，1960年认识煤炭，1961年认识木材，我们这些人真笨。不一心一德，集中统一，就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思想不通，辩论三天三夜也可以。 周恩来显然有一种担忧，仿佛彭真有点顶不住了，他担心别人也会这样，因此告诫在座的同志，都要积极地承担责任，换句话说让大家把责任都承担起来，不要去追究主席的责任。在他看来，现在实行中央集权本来就遇到了问题，你再去讲主席的错，会带来什么后果？也许周恩来的担心自有他的道理。但现在看来，周恩来这样讲，未必利大于弊。 周恩来讲话不久，陈伯达开始向彭真发难。他说，我们不要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胡说八道过，要检查。我们还是要根据**的指导思想办事。我编辑主席的语录有很大收获。他告诉我们，如何管理中国。要根据主席的指导思想来检查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主席的思想。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 彭真的意思完全被扭曲了。彭真前一天坦率直言掀起的**，就此发生了微妙的逆转。其实彭真的讲话并不过分，但陈伯达居然说彭真要检查主席的工作，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要**负责。这个话真是只有陈伯达才能讲得出口！ 彭真听了陈伯达的话，感觉问题严重了，不得不赶紧解释。他说：关于**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不能批评，这不好。 彭真的意思是，上从主席下到地方，都应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自我批评，这不但无损党和主席的威信，相反会大大提高，大会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看来，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太天真了。 **说，主席历来提倡多谋善断。有些话是在酝酿中对我们说的，但是有些人把话传得太宽。说到这里，**说：散会，明天讨论第二稿。 是谁把话传得太宽？**没有具体说，讨论便戛然而止。这是1月18日－19日的事情。 讨论之四：“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讲？ 七千人大会在讨论中对“三面红旗”提出了不少疑问和批评。仅西北地区就提出八个问题，需要中央做出解释和回答。**、邓小平主持起草的书面报告稿，虽然对“三面红旗”进行了评价，但显然并没有解决当时人们心中的疑问。这些问题怎么看，如何解释？这是起草委员会不能回避的。 事实上，中央领导层如**、邓小平、陈云、周恩来等对“三面红旗”是有所考虑的，从以下的意见可以看出，他们对“三面红旗”持有某种程度上的保留态度，可是在报告中，既不能违背主席的意图，又要把“三面红旗”谈清楚，让全党干部口服心服，多少让他们感到有些为难。 比如：“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讲？**说：“比较难说的‘三面红旗’问题”。 陈云虽然在大会上没有讲话，但是在起草委员会上却相当活跃，谈了不少自己的观点，他说：有些问题，只能在原则上肯定，有些人认为不具体，还有怀疑，我说公开讲，过几年再说，如人民公社，有怀疑的人，容许他怀疑几年。 1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个报告时，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强调允许怀疑。在后来公开发表的**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谈到“三面红旗”时，他是这样说的：“‘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这段经典性的一段话，后来被人们广泛引用，很明显，**对“三面红旗”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 关于人民公社，周恩来的想法是，报告中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多说几句。 邓小平说，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点更好。既然早产了就应当好好爱护他，对早产的孩子有四种态度，一是不要，这是右派；二是对付对付，不认真；三是拔苗助长多给猪肉吃，多运动。这三种态度都不对。主席的态度是重视他爱护他，想办法解决问题。四种态度跟哪一种走？当然跟主席走，一定有希望。 **说，人民公社还是有点一大二公，将来会看出来，现在难讲。 柯庆施说，十条成绩，人民公社讲少了，至少抗灾有作用。三个口号取消了也不行。讲缺点、错误和三面红旗的关系，如何说？前面解释不够。三个方面：一个经验，一个思想，一个工作，同样条件，工作好的，情况就好一点。看来，柯庆施是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 刘澜涛说，有些同志讲“三面红旗”，像念经的一样，宣传上形式主义很厉害。刘澜涛显然同柯庆施的意见不一样。 关于“大跃进”这面红旗，在大会上人们提出了种种疑问，有人说总路线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也有人说，这几年农业减产，是否能说是跃进？在邓小平看来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可是不提“大跃进”，“三面红旗”就少了一面。**说，“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还是要提跃进。那么怎么向七千人解释清楚呢？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给“大跃进”做了以下的解释，其实这也是主席曾经表示过的意见，只是比较详细具体了。 一是从长时期来看，可以说是跃进。速度是波浪式的。二是同资本主义国家比，同苏联比，就一个时期说，还是跃进。三是跃进不能总是以钢作标准，要全面的看，无数小的跃进，可以组成大的跃进。今后几年产量下来了，品种、质量上去，也是跃进。也就是说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也是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跃进。邓小平对此总结说，十年任务中可以写：“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修改后的报告稿，其完整的表述则是：“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 总的来看，起草委员会是在坚持维护“三面红旗”，但从中也流露出一些对“三面红旗”的不同认识。 《蛇仙游记》第三卷 23、刘少奇封杀毛泽东“宠儿” 大会经过13天、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经过8天的讨论，1月24日，书面报告的第二稿终于完成了。（.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 1月25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主持召开有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及中央各部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报告第二稿进行讨论表决。根据大会的议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后，再提交大会通过，然后七千人大会就结束了。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了3个多小时，主席没有出席，朱德、董必武等老同志出席了会议。在这之前，改好的报告稿曾送给主席看，主席没有看完，但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会上，**没有多说报告的具体内容，就是请大家提意见，什么意见都可以提，甚至推翻都可以。他表示：从1958年以来，我们发生了这样多问题，一方面很有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大会）这样多人，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所以这个大会开得时间很长。议论又这样多，有许多不同意见，这是完全自然的、允许的，方针是总结经验。**还说：事后诸葛亮也很有必要。 **的意思很明确，我们处在关键时期，又遇到了关键问题，事情十分重大，希望大家积极发表意见，不要怕当事后诸葛亮，我们要在充分交换意见的情况下，实现大家的思想统一。 参加会议的人员，对**的讲话给予了一定的回应，朱德、董必武、陈毅、邓子恢、谢觉哉、王震、邓颖超、张鼎丞等不少人先后发言。**总结发言时，针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以及报告中涉及的焦点问题向会议作了解释和说明。 1）关于15年赶超英国的问题。 **说：15年赶上英国、超过英国，这个报告上没有讲。我们起草委员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头一次是写上去了，第二次说还是不写好。15年赶上英国，原来是这样提的：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现在这个口号用不着去改，用不着取消，我们做的好，到15年的时候赶上了，就赶上了，没有赶上，也没有那么不得了。提个口号，为什么不得了呢？更多一点时间，多几年就是了。 **讲得比较婉转。他没有说这个口号是怎么来的，也没有说这个口号在“大跃进”当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只说没有把这个口号写到报告里面去。即使如此，与会者心里恐怕也很清楚，这个口号曾起了很负面的作用，所以不便再提了。 “15年赶上英国”，是主席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主席受其鼓舞，提出15年后中国要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他还说：“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此后，主席带着莫斯科会议的东风，带着这一美好的愿望回到中国。“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便成了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也成了“大跃进”运动发动的助推器。 在这个15年赶超英国口号的实施过程中，在“大跃进”浪潮中，各地各部门又层层加码，竞相施放“卫星”，主席等中央领导则信以为真，又将15年的赶超时间变为10年。在“大跃进”的**阶段，主席又兴奋地降之为7年，再后来竟降到2至3年。这种忽略中国经济落后、忽略经济发展规律的错误决策，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危机如山洪般暴发。而直到此时，人们才如梦方醒。 如果说“大跃进”运动的一个突出错误，是高指标，那么赶超英国的口号，应该说是最大的高指标。但人们对它有清醒的认识，则相对较晚。这是因为它有较长的时间性，也就是说要15年后才能见分晓；又是主席提出来的；还是叫得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有很大的号召力；仔细揣摩其中的心理，大概还有一种不甘心，所以中央先后放弃了2年、3年、7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放弃了一些具体的高指标，但一直没有放弃10年、15年赶上英国这个口号，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书面报告的第一稿，还写进了这一口号。 书面报告的第一稿开头就说：“这次会议，是一个为实现再经过10年左右时间在主要工业品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伟大号召而奋斗的会议……”报告还说：“主席同志在1957年11月提出了15年左右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任务，就是说，从1949年起，我们要在20多年的时间内完成或接近完成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在一百几十年中做过的事。这个要求是我们经过努力可能实现的。” 这表明，中央在指导思想上还没有彻底转变过来，还想追求那个高指标，还想跃进，所以一直到七千人大会前，也还存在着不切实际的想法。 直到七千人大会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再次讨论修改书面报告时，对这一战略思想，才开始提出质疑。“经过算帐”，结论是10到15年内，我们很难赶上英国，更谈不上超过英国的问题。 那么，这一口号在书面报告中还提不提呢？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具体算帐、讨论决定的过程材料，所看到的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在书面报告里不提了。 当然，仔细分析，**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是个折衷方案，他没有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给我们过去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我们应该坚决地放弃它。说的是不提了，也不取消。从当时和以后的情况来看，实际是放弃了。 1月27日，**向大会作口头报告时，再次谈到了这一问题，主席在一旁插话，说：少一些时间是不行的，多一些时间是可以的。看来主席也意识到15年赶超英国的战略构想已是空中楼阁。 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是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当面向各国**宣布的，是“大跃进”运动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大力提倡的，现在不得不放弃，的确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是被迫放弃。尤其是主席，恐怕更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一放弃，意味着中国开始正视国家的落后状况，开始注意从实际出发，立足保持经济的平衡发展，老老实实地进行经济建设。 主席吸取“大跃进”运动的教训，在他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在经济上冒进过！ 关于《农业发展纲要》问题。 **说：在书面报告中，《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没有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特别是四、五、八1，照现在这样算起来，到1967年达不到四十条那样的标准。四、五、八，恐怕原来提出的时候调查研究也不是那么充分，所有的土地都达到400斤、500斤、800斤，这个问题，还需要再去进行调查研究。《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我们现在不提，但是不取消。12年做不到，加几年就是了。 《农业发展纲要》一直被视作发展中国农业的纲领性文件，农民的指路明灯。其全称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共40条。它是1955年11月间由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如果说，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战略，是缺乏调查研究的话，这个《纲要》，主席是花了很多心血的，一直非常钟爱。 《纲要》从制定到正式公布实施，期间经历了几上几下，应该说“充分征求”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先后用了4年多的时间，其过程是：1955年11月，主席主持起草这个《纲要》时，中国正处在农业合作化的**阶段，在主席看来，农村合作化了，农民的生活有了保障，下一步怎么办？应该制定一个发展农业的长期奋斗目标、描绘一个“繁荣幸福的明天”，如此农民才会有所奔头，干劲倍增。于是，主席先后同14个省的省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意见，共同商量了一个“十七条”。 1956年1月，主席又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意见之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拟出了一个《纲要》（草案）初稿，然后向全国多达1375人的各界人士征求意见。1月23日，拿到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1月25日，提请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然后下发全国各地征求意见。 经过近两年的实践后，于1957年9月又将这个《纲要》拿到**八届三中全会上讨论，会议对这个纲要（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产生了《纲要》（修正草案），然后再次提交农民和全国人民征求意见，为的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这期间曾出现一个插曲。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季，周恩来、陈云等进行“反冒进”的时候，《纲要》受到了一些怀疑。主席在批评“反冒进”的时候就说，他们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使6亿人民泄了气。还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给周恩来、陈云等造成很大的压力。由此看出，主席是很看重《纲要》的。从另一个侧面说，也有不少人对《纲要》有些想法，但被主席压下了。 1958年初，在《纲要》（修正草案）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于1958年5月拿到**八大二次会议上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予以基本通过，再委托中央委员会根据当年的实行情况作必要的修改。 又经过近两年的实践，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最终讨论通过了《纲要》（修正草案），开始以正式文件《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向全国公布。当时谭震林向大会作报告时，还说《纲要》留有了余地，提出要动员一切力量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 从制定到实施，无疑是反复征求了意见，并通过4年的试行才正式通过实施。从制定《纲要》的出发点来看，是好的。它从方方面面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进行了规划，想得很周到，规划的前景也令人向往。1956年1月，农业部长廖鲁言对《纲要》进行说明时强调：“农民发展了生产，增加了收入，得到饱食暖衣之后，他们就要求修房子，盖新屋，改善居住条件；要求读书识字，提高文化；也要求治疾病，讲卫生，‘人财两旺’”。纲要“就是以发展农业合作化和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而制定的。这些内容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好的，是符合农民切身要求的。为使广大农民了解《纲要》，中央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对《纲要》进行了大力的宣传。《纲要》一直被认为“对于动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对于加速农业生产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了伟大的作用”，“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是农民的指路明灯。当年有一首诗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描述：树上喜鹊喳喳地叫，老汉咧嘴忍不住的笑。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好比四十颗太阳当头照。 太阳也比不上它温暖，处处地方它都照到。 放近耳朵听一听，莫不是**的说话声？ 回头胸上贴一贴，句句话它暖人心，没闭住嘴巴笑出了声，咱社员有了指路的大明灯。 对于这样一个反复征求意见，又经过4年试行才正式实施的《纲要》，**在这次会上竟说书面报告不提了，还说提出的时候调查的不充分。究竟为什么呢？ 基本原因主要还是**讲的，《纲要》提出的四、五、八很难实现。此外，从《纲要》诞生的那一刻起，因其指导思想是偏快，就同反“反冒进”、“大跃进”搅在了一起，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对“大跃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纲要》进行过反复修订，又拿到中央全会、全党的代表大会，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因其是在头脑发热的年代产生的，各项指标偏高，所发挥的指导作用是负面的，如果再将它作为发展农业的纲领性文件，很难收到较好效果。所以，**向大家宣布，《农业纲要》不提了。虽然**还有一句“也不取消”，但实际上，“不提”了，也就弱化了《纲要》作为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的地位。对于这一决策，柯庆施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就曾质问，《农业发展纲要》还要不要？可见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不提《纲要》的。 3）关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问题。 **在会上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报告里头也没有讲。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现在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小队去了。又“一大二公”，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小，这个现象似矛盾。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现在还解释不清楚，但是等到将来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一大二公”。所以，这个口号也不取消，但是也不着重讲。 人民公社是主席倡导起来的，“一大二公”的提法也是主席讲的。在主席看来，公有制是富裕的根源，个体经济是没有出路的。1958年8月，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便于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是农业合作社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逐步搞掉。 在主席这一思想指导下，**八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既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全国很快就掀起了人民公社化**。1958年下半年全国的7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一下子合并为2万多个人民公社。虽然也发现一些问题，但主席认为有问题是正常的，只要改了就好了。他针对国内外对公社的批评，曾“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然而，凭着美好理想构建出来的这种“一大二公”的模式，虽然大家想千方百计的坚持下去，但在中国农村很快就遭遇到严重挫折。其表现形式是：伴随着公社化的过程，是一切财产公有化，政府和公社可以无偿调用农民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在公社范围内实行部分供给制，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村普遍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平调风”、命令风，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带来的后果，不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兴旺发达的景象没有露出任何端倪，相反，各项农作物严重减产，引发了巨大的粮食危机。 危机的爆发，警示了主席，他一面批评各地混淆了两个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的界限，不懂得价值规律和价值法则，不懂得按劳分配等等，一面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缩小公社的规模，将人民公社的数量由原来的2万多个增加到近6万个，将经济核算单位由大队变为小队。采取这些措施，实际是对“一大二公”进行了调整。1961年4月，主席在整顿人民公社时，谈到“一大二公”问题说：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这同以前的构想有了很大区别！ **在解释书面报告涉及“一大二公”时，表示看不清楚，报告里面也没有提。事实上，从1961年起，在党的文件和报刊上就很少提“一大二公”了，**在书面报告中不提“一大二公”也并不太出人意料，但他在大会上还要就这个问题专门谈一谈，表明这个问题非常重大：一方面有人对“一大二公”提出质疑，一方面也有人还要坚持，说不定哪一天，一旦条件、气候合适，又刮起了“一大二公”的“共产风”、“平调风”。这都是很难说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在全党面前有个交代，以引起全党的重视。虽然**强调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还是要“一大二公”，但这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关键是在实践中碰了壁，现在只好不提了。 不提“15年赶超英国”，不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在1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这三个“不提”，反映的是中央决策层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转变，以及在实现这些转变上所采取的策略态度。 在这次会议上，**还谈到主席提倡的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不但报告里没有提，连二十一人起草委员会也没有讨论，以后要经过调查再说；他还谈到所谓“左”比右好的问题；谈到关于成绩和错误，报告没有提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等等。这些比较敏感重大的问题，后来**1月27日在七千人大会上作口头报告时，也都谈到了，有些谈的比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稍委婉一些，有些则比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要深刻，如两个“三七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没有涉及，但在七千人大会上却展开了。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董必武提出的“任务和政策如何统一”的问题，谈道：800亿斤的征购任务必须完成，政策也必须执行。他强调国家的粮食困难，要好好向农民说清楚，告诉农民，如果拿不出这么多的粮食，城里人没有饭吃，工业搞不好，国防搞不好，反过来也影响农业，农业也搞不好，要使他们顾全大局少吃一点，把粮食卖给国家。当然，国家虽然没有很多的外汇去购买粮食，但也要千方百计地去买一些，来解决粮食问题。总之，这需要高超的工作艺术，要争这个上游。**还说，过去只争“黑夜当白天”、“苦战几昼夜”，那个上游是容易争的，而争这个上游，却真要有点本事，真要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要走群众路线，要实事求是，要对党负责，又要对人民负责。这样地争上游，是应该受奖励的。他还苦涩地说，过去，农民是把粮食交给地主、富农，现在是交给了国家！ 1961年，主席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沉痛地说，这几年我们掠夺农民比国民党还厉害！主席的话意在自责，**的话则更多表达了无奈。看得出来，中央一面为粮食困难忧心如焚，一面又拿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除了向农民征收，和发挥集体经济的力量之外，至于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如何真正把经济搞活，则很少它想。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曾希圣提倡的包产到户却受到了批评。可见，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农业生产发展的运行机制，还需要一个相当的认知过程。 《蛇仙游记》第三卷 24、刘少奇口头报告：直言“三分天灾七分人 1962年1月27日，这一天是星期六，天气凛冽，最低气温零下9度，最高气温2度，刮着3－5级的西北风。人们一走出宾馆、招待所，就觉得寒风扑面。那时候与会者乘坐的汽车，没有暖气，人们穿的是棉袄棉裤而不是现在的羽绒服，但大家的心是热的，尤其是县、厂矿一级的官员，他们跟党革命几十年，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由主席主持的会议，心中多少有些激动与期待。来京已近20天，天天都想亲眼见**一面，今天终于如愿以偿，心里怎能不高兴呢！ 他们忘却了寒冷，忘却了忧虑。 对党忠心耿耿，对领袖无限热爱；尽管遭遇了重大挫折，心里有着这样那样的困惑，但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充满热情，对未来充满信心与希望，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特点。20年后，当邓小平想到这一幕时，还感慨不已。他说：“这样的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主席在他们心中是明灯、是灯塔，他们不知道社会主义怎么搞，全靠主席指路。 **广场人民大会堂前，一辆辆大轿车停放在**广场，还有数十辆苏式小卧车。路过的北京市民从未见过这么多车，他们驻足观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都是一些增产啦、积肥啦、准备春播、夏播的种子啦，还有一些理论文章，报道的外事活动等等。关于七千人大会，则一个字也没有披露。 大会其实自1月11日已经开始，但没有开幕式，会议内容也是学习文件与分组讨论为主。1月27日，是大会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下午2时，大会开始。当主席、**、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大会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时间长达15分钟。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激动。 **是国家主席、党内第二号人物、未来的党的接班人。1961年，英国的蒙哥马利同主席谈起**的接班人问题时，主席曾直言不讳地说：是**。 这天由**代表中央作报告。 **用他的湖南乡音向大会宣布，他的书面讲话，已经发给大家，就不在会上宣读了，他准备在报告的基础上再讲几个问题。 这多少使与会者感到意外。几十年后，当时亲历会议的一位广州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回忆：“**同志讲话，按照我的经验，准是宣读定了稿的报告，那会发文件的，我做不做记录关系不大。不料**同志没念稿子，而是阐明报告的精神实质。他的湖南口音，我一时适应不了，终于适应了，才奋笔疾书起来。” 可见，与会者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手中没有材料，尤其**讲的很多都是书面报告以外的话，又充满感情，回答的都是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所以人们个个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点内容，全场一片肃静。 **的口头讲话，是真正的现场发挥，只有十多页的讲话提纲，其他什么也没有拿。 本来，早在14天以前（1月13日）就已决定，**的书面报告不在大会讲了，由他代表中央对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大概是一直忙于书面报告的讨论修改工作，顾不上准备口头报告的内容，或者说书面报告不写出来，口头报告也不那么好谈，所以一直到1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书面报告以后，26日下午，主席才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口头报告的内容，并决定27日下午4时开大会，由操作口头报告。 27日上午，主席又突然决定，大会从下午2时开始。 **争分夺秒连夜赶写了讲话提纲，在27日下午大会开始前，**拿出提纲，送给主席等审阅。据在场的吴冷西回忆：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聚在后台休息室（原北京厅），少奇同志把讲话提纲交给**看，**看后就一页一页地传给其他常委看。提纲一共有十几页，因为字写的很大，很快就传看完了。吴冷西没有说主席对提纲的态度。从当时的情景来看，主席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可能一方面这个提纲的调子是昨天常委会定的，另一方面有不同意见也来不及提了，前面等着讲呢！ 1月27日，是大会第一次全体大会，由主席主持会议。面对这么多的**高级官员，又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召开规模如此巨大的一次会议，为什么又采取这样独特的开会方式，主席一句也没有解释，几乎没有开场白，他单刀直入地就说：“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少奇同志报告。” **也没有客套，甩开了湖南腔，便讲了起来。 于是，一篇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通称口头报告）诞生了。 虽然**只带了一个讲话提纲，这个提纲的内容又是中央常委昨天下午才定下来的，但是，**的即席讲话，滔滔不绝，一口气就讲了3个小时。由此看来，**对自己所要讲的内容，已经成竹在胸。 **按照书面报告顺序，对书面报告涉及的问题，尤其对大会所关心的热点问题，一一进行了补充和说明。 1）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当时困扰人们的问题之一，全国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对形势的判断准确与否，直接关系人们对过去工作的认识，乃至对中央的决策能否认同。所以，**在口头报告中首先向大会对形势进行了估计，他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可以看出，**的讲话对全国糟糕的经济形势没有掩饰，承认出现了一个后退，大的马鞍形，实实在在地给大家透了底。 事实上，来自全国各地、各个层次的官员，表面看来他们只了解本地的情况，对整个中国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其实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的交流、了解大体上都有着自己的看法：形势是严峻的。问题是，他们有着自己的看法是一回事，能不能从中央的口中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估，则是另一回事。**的讲话没有令大家失望，表明中央不虚伪、不粉饰，而敢于正视现实，敢于向全党承认因为工作失误造成的困难形势。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感动了全场与会官员，不但没有使他们泄气，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凝聚力，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 若干年后邓小平回忆说：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因为“党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道理”。这个话得到了历史的检验！ 关于工农业减产的原因困扰人们的问题之二：农业和工业生产都减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每一位与会者都在反复追问，中央必须作出回答的又一重要问题。 1961年春，**曾到湖南家乡调查44天，从那里的了解的情况和他从汇报中得到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他从汇报中听到的所谓“万头猪场”，进去一看，只有几十头皮包骨头、无精打采的猪；被誉为先进的“红旗大队”，原来是连年减产。在他的家乡，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全都存在，人民的生活很困难，不少人饿得浮肿，都给他留下了强烈印象。他极其焦虑地说：“再这样下去，不得了呀！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是该回头总结一下的时候了！” 湖南之行，使**对“大跃进”的失误，有了切身的感受。**口头报告中说：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三分天灾，七分**”的说法，这在当时是比较尖锐的判断，比较有倾向性地指出了出现困难的原因：更多的是“**”。1961年5月，**在小范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曾提出这个观点，这次七千人大会上，他又一次重申了这个观点，可谓一针见血。可以肯定地说，**这样判断产生困难的原因，是运足了勇气讲的。至今我们不了解**向大会做口头报告之前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是否也是心潮起伏、辗转反侧呢？讲什么，不讲什么；怎样讲，讲到什么程度，肯定也是作了不少思想斗争！最近，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张维兹回忆，在出气会上，讲不讲真话，他是心潮起伏，彻夜难眠啊！张维兹的思想活动，应该说不是个别的现象。所以，薄一波对**的表现，评价是具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吴冷西的评价是具有“非常的胆略”。如果不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还需要什么“勇气”和“胆略”！大会上不少人表示：少奇同志的讲话，使人真正心悦诚服。《人民日报》记者金凤说，当时《人民日报》农村部17级以上干部正在“十八所”轮训，人们对产生困难的原因是有争论的，而且分歧很大。安岗回来传达**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当他们听到**讲“三分天灾，七分**”那一句话时，大家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反应。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响亮的掌声。那掌声大约响了有五分钟，不，十分钟吧，连服务员都跑进屋里来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可见**真的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金凤说，把不少**员的心拨热了！ 3）关于成绩和错误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三，出现巨大困难的原因，有“天灾”，有“**”，那么全党上下拼命苦干了几年有没有成绩呢？成绩与错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同样，这也是人们十分关注同时又有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中央说来，如果将成绩讲多了，出现的那么多困难无法解释；成绩讲少了，又担心人们会感到灰溜溜的。在这个问题上，究竟如何把握呢？这对**来说，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只听**说：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么，成绩和缺点哪样是主要的呢？恐怕各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每一个省委、每一个地委、每一个县委，都可以自己进行讨论，都应该根据那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加以说明。 总的来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 比较明显的是，**在分析成绩和错误的关系时，没有讲“天灾”和“**”问题那么干脆透底，他讲得比较婉转，说1958年以来的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显然这不是实事求是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只能这样讲。这里既有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也考虑到全党和主席的威信，甚至心理承受程度，所以不论**还是主席，都强调七千人大会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只是初步的。 尽管如此，**在这里又讲了一个“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这是书面报告上所没有的，也是主席没有讲过的。 更重要的是，他在大会上公开宣布不能再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到处那样套。这之前还没有人这样公开宣布过。所以，薄一波评价，这也是一种“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是“难能可贵的”。还有，**在强调就全国来说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同时，他又说各地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有些地方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可以想象，按照这一思路判断的结果，必然会使不少地方在总结工作时，一些有识之士或者敢于实事求是的同志作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判断。他们尽可以把本地划在“有些地方”之列。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讲话是极其大胆，又比较实事求是的。这无疑起到了解放人们思想的作用。所以会上不少人反映，少奇同志说出了他们想说又不太敢说的心里话。 当然，在重大挫折面前，人们的认识并不会就此止步，还会不断地追问下一个问题（需要回答的问题之四）：目前出现的经济困难，既然有“**”，那么“**”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个“**”的“人”，又是谁呢？**说：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 4）关于“**” 回答问题之四：这个“**”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说：这在书面报告中也有了说明。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发生这些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于是，他们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进行瞎指挥。 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 **的这个表述应该说是中肯的，犯错误的原因，除了经验不够，主要在于盲目地追求高指标，刮“共产风”，再加上党内开展过火的斗争，使人不敢讲话，也不能讲真话等等；犯错误的人，主要是中央。也就是说，他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一点也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 指导思想是否错误需要回答的问题之五：在指出一系列具体性的错误之后，其指导思想是不是也错了呢？ 近年来，人们对“三面红旗”的质疑从来就没有间断过，随着困难形势的出现，质疑的人越来越多，即使在这次大会上，质疑的声音也是各省都有。无疑，这个问题也是不能回避的，必须给以回答。邓小平说：我们什么时候总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 **在大会上说：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 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将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看得出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在尽力维护“三面红旗”。但比较他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的发言，则可以判断他的内心是比较矛盾的。他在二十一人的会议上曾坦露心扉，认为“三面红旗”比较难说。应该说，这是一句真心话。从**在七千人大会的全部讲话来看，他当时的认识基本是这样的：总路线，还好说一些，所以是“完全正确的”；大跃进，带来的是跃退，所以强调“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人民公社，从理论上来讲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从实践来看，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严重减产，当然，经过调整有所好转，所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搞得太急”。不难看出，**在现实中看到了问题，有些是碍于主席的坚持，一定程度上，也有理论上难以解决的困惑，所以当主席坚持“三面红旗”的时候，他便有了上述矛盾态度。 现在不少人强调**在大会上批评了“三面红旗”，事实上他没有批评。他所强调的“有些问题还看不那么清楚”，从上下文来看，看不清楚的问题主要是指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而不是指“三面红旗”。但不排除他对“三面红旗”是有些个人看法的。 **的口头报告同书面报告相比，除了上述情况，还对有一些相当尖锐和比较重要的问题也做了一些回答，比如，这么严重的错误是什么性质的呢？**根据中央精神回答：“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再比如，会上有人提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信上讲的，不正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吗？**回答：从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对这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不但没有为彭德怀平反，还给他留下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为什么这样讲？恐怕也不是他个人的意见。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彭德怀对“三面红旗”的意见实际上也就无所谓反党了。 这里还有些内容值得一提，**在解释分散主义问题时，他针对地方意见很大，认为过去几年的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对分散主义不能到处反的情况，提出哪里有就哪里反，有多少就反多少的原则。实际上，他代表中央接受了地方的意见，这样一来，也就消除了地方同志的顾虑。 **在口头报告中，还批评了“左”比右好的说法。他说：“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在清理口号问题上，他建议要把几年来中央和各个地方在群众中提过的一些口号，认真地清理一次，对此，主席插话说：中央书记处已经清理了一次，但是还没有清理完毕。《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事业局，究竟还说了哪一些对人民不利的话？要清理一下。 **举例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说这一口号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这篇充满**、生动有力的讲话，于下午5时结束。主席未加任何评论，他讲了讲以后几天的安排，然后说：“好，同志们，今天就结束，散会。” **的话讲完了，会也散了，但很多同志的心还在激动着，反响非常强烈。在党的重大失误面前，**能够顶着很大压力发表一篇勇于面对现实、贯穿实事求是精神的讲话，的确难能可贵。几十年过去了，每当人们谈到**的历史功绩时，都要提到他的这次讲话。这一刻，也就成了**人生精彩的瞬间！ **的人格魅力由此显现。遗憾的是，他此后人生的坎坷也由此埋下了伏笔 《蛇仙游记》第三卷 25、毛刘滋生分歧埋下悲剧祸根 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建国以来12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4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但也留下了毛刘之间的分歧，埋下了**在文革中惨死悲剧的祸根。（.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 民主革命时期，主席和**，一个在根据地、一个在白区摸爬滚打若干年，为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各自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成为所在领域的代表人物，两人彼此欣赏，珠连璧合。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如何搞，无论对毛对刘还是对全党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虽然苏联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模式，根据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他们懂得照搬肯定是不行的，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立自己的建设道路。显然其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既没有经验可谈，又不可能照搬他国的经验，在艰难的实践与探索中，自然，毛刘之间产生不同意见、产生磨擦也就在所难免，并且是常常发生。 最早是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接着是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问题，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等，这里不一一赘述。上述不同意见的产生，因为是在工作顺利的情况下出现的，并不牵扯个人的责任，又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大家都是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说起来也就是意见不一致的问题，谈不上什么恩恩怨怨的，因此并没有根本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谊。1956年，**八大时主席把**等推到领导工作第一线；1959年，主席又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接任，党和国家的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工作时，情况就不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但没有实现原来的预想，相反还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挫折，致使全国经济一片萧条，尤其令人难于承受的是饿死了很多人！这个问题怎么看？怎么总结？如何向全党乃至全国人民交代？就成了中央领导，尤其是毛刘二人面对的一件大事了。 “大跃进”的首倡者是主席，是他在反“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早些时候，周恩来、陈云因为提出“反冒进”，曾受到主席的严厉批评。**虽然没有被主席点名，但也难辞其“咎”，因为他曾主持会议通过了“反冒进”的决策。“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冷静的**，也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头脑跟着热起来。1958年9月，**到江苏常熟视察，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一万斤的高产，信以为真地问：还能再高吗？1关于人民“公社”的名称，**自称他和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车上也积极地“吹”过，到了郑州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推荐2，如此等等，事例很多。无疑，**在“大跃进”中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当然，最早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是主席。自1958年底开始的纠“左”历程中，主席和**都承认犯了高指标、高征购，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瞎指挥，未注意综合平衡以及急于求成等错误。在具体调整的方针、政策上，都主张要制定实事求是的经济计划，大量地精简城镇人口，制定“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以及各行各业制定自己的条例等，还有在农村适当地开放集市贸易，给社员留出适量的自留地，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在政治上给被反右倾错了的同志平反，清理错误的口号，中央要向人民作自我批评等等。 但是，当纠“左”的层面深入到需要揭示犯错误并导致经济严重困难的深层原因时，需要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估量做整体的判断以调整今后方向时，他们的分歧却悄悄地产生了。 比如，关于犯错误的原因，**比较注重讲“**”。1961年5月3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 “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微妙的是，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主席在谈犯错误的原因时说：你违反了它（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社会主义谁也没干过……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可以看出，和**的讲话相比，主席更愿意强调是因为缺乏经验，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有待认识。细细揣摩两者之间的差别，的确令人玩味。 七千人大会之前，因为没有集中地、系统地总结工作，毛刘之间即使有了分歧，也还没有那么明显地表露出来。七千人大会则不同了，中央要如此大规模地在全国县委第一书记以上的干部中进行系统的总结，就必须对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犯错误的原因，对过去几年工作的估量，包括对形势的判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等，要做出一系列的回答。如何解说，解说到什么程度，毛刘之间的分歧自然因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而凸现出来。当然，会议中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但是主席感受到了。 5年后，1967年2月，主席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一段谈话，让人们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七千人大会。以后，每当人们谈到毛刘之间的分歧，都要引用主席的这段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很显然，这个所谓的“修正主义”指的是**。 主席的这段话是经过人们简化和加工的。通过仔细查阅主席与巴卢库的谈话记录，发现主席其实是这么说的：“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是不是真讲了这么一段话呢？经过再查阅主席在七千人大会讲话的原始记录，结果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即使1962年4月下发的主席讲话记录整理稿，也仍然没有这段话。相反，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通篇讲话给人感觉既幽默风趣，又谦虚诚恳，洋溢着比较浓烈的民主气息，流露出他和**、周恩来、陈云等和谐的亲密气氛！ 难道是主席空**来风？这不太可能！如果考虑1967年2月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颠狂阶段，**已被认为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主席用1967年的感受来追溯1962年初的事情，显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主席为什么偏偏把反思的目光锁在了七千人大会？为什么把**要“推翻”他这样一件大事，偏偏追溯到七千人大会，而不是别的什么时候？ 1967年4月12日，**说的一句话，应该是解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说，**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这至少表明，**在七千人大会上确曾使主席很不高兴。那么，这憋的一口气，是什么气呢？ 检讨七千人大会前前后后的情况，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探讨。 先从**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来看，这中间似存在着毛刘之间沟通不够的情况。理由是：报告除了讲三大块之外，其中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讲到什么程度，如何表述，两人之间事先缺乏很好地协调。如对当时的形势如何估计？这是主席十分看重的问题。1961年9月，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现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此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但**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没有把毛的这句“定调”的话写进报告。主席看后不满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经过讨论修改后的报告稿，还是加进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显然，这是按主席的意见在估计形势了。 再如：报告初稿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没有突出出来单独讲，相反报告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当然，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问题是，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说报告漆黑一团，越看越没劲。从主席最初想拿出三天时间对稿子进行修改，以及后来将稿子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情况判断，他显然也存在着同样的看法―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使人鼓不起劲来。后来经过大会讨论修改的稿子，开始突出“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一共讲了12条，缺点错误讲了4条，显然是在努力把成绩讲够方面下了工夫。 还有报告初稿对“三面红旗”的评价是：“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大会在讨论时，有些人认为评价低了，应统统改为“完全正确的”。后来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接受了部分意见，将“站得住的”改为“正确的”，其他没有改动。“三面红旗”对主席而言，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的态度是否也会引起主席心中的不快呢？ 这些情况表明，主席期望**主持起草的报告，对“大跃进”要给予充分的肯定，**虽然也肯定了，但在主席看来，肯定的不充分，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至给人一种“大跃进”是“漆黑一团”的感觉，这使主席感到**对“大跃进”的估量，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等，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解说。但事情还不止于此。主席本来对**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就有意见，岂料**在1月27日做大会口头报告时，更讲了一些让主席心中不快的话。**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天灾、**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并做出了两个“三七开”的判断。他说：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我们至今还能感受**说这番话的坦率与真诚，热烈与激昂！这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是十分尖锐，很带刺激性的，因为很少有人敢于这样讲话。 这里有人要问，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主席就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为“**”，**这样讲主席怎么会不高兴呢？问题是，主席自1961年4月以后，几乎没有再用“**”的提法，也从未做出过几分**几分天灾的判断；此外，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比喻缺点、错误与成绩之间的关系，是主席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他经常讲，尤其是在工作出现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再者，主席虽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时，曾突破“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但是并没有对全国的工作做出三分缺点错误、七分成绩的估量。因此**的这番话就显得十分大胆，作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主席从未做出过的判断，而这些敏感问题恰恰是主席本人不愿意多说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主席几次谈到“**”，是在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讲的，而**却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七千党的领导干部，也就等于向全党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对工作做出了这样的估量，主席听起来自然不那么愉快了。所以在主席看来，**是缺点错误讲得过于严重了。1964年8月20日，主席在北戴河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以后在4、5月更讲得严重。”可见**的这一估量，给主席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还有敏感的“三面红旗”问题。**在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说“比较难说的三面红旗问题”。难说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难说？**没有讲。“三面红旗”作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造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后果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说来，如果是个别错误，就要考虑具体政策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是全局性的错误，就要看指导思想是否正确。“大跃进”的失败，明显属于全局性的错误，对“三面红旗”为什么还要坚持？甚至还要高举？这个问题很复杂，既有全党认识上的问题，也有主席的问题。主席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始终没有让步，一直认为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在“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七千人面前如果讲“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自然如其所说变得“难说”起来。**在大会的口头报告中讲“三面红旗”时，是这样说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略了好省；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大跃进”还应该继续作为我们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们应该坚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还是应该办的，只是搞得太急，未经过典型试验就全面推开了。然后，他总结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从这里可以看出，**对每一面“红旗”都做了论述，他的方法是总体上肯定，具体上指出问题，事实也等于检讨了指导思想存在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一点上，主席对**的意见并不是很大，有的问题他自己也做过检讨。关键是**的结论，即“现在都不取消”，难道将来就要取消？主席似乎觉得**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尤其同**相比，更显得**坚持“三面红旗”不那么理直气壮，即使同周恩来相比，**的态度也显得有所保留。这也是主席对**产生不满的另一个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确实对**产生了不满。这个不满主要表现在**“大讲”缺点错误，讲“**”，把过去几年的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换句话说，主席感觉**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领导，还有点“施压”的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刘之间在七千人大会的分歧虽然没有公开，却是比较深刻的。不过，此时的主席虽然憋了一口气，但因为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当时的国民经济还在一片萧条当中，有些问题还要靠实践来检验，所以主席的憋气并没有表现出来。而**呢，受大会民主气氛的鼓舞，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工作起来更加大胆、更加泼辣，思想也越来越解放，讲话越来越尖锐。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 不久，**在“西楼会议”上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在这里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责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责任者是主席。 1962年3月，**在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时，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事后，他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的”。这些话都触及了主席的敏感之处。主席听了会是怎样的感受？至少，憋气是肯定的。 还有，**在“西楼会议”上，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他针对七千人大会对形势的判断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是“非常时期”，此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年5月**主持下发的中央文件也说：“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的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 尽管**讲的都是事实，或者可能讲的严重了一些；尽管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席也强调要充分估计困难，反对盲目乐观，在**七大上他就曾一下子讲过17条困难，但现在，主席虽然也讲困难，却并不愿意总是强调困难，他更愿意把形势估计得乐观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他恰恰是**所说的对困难估计不够的代表者。照此说下去，主席是不是连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够资格了呢？主席对**不满的加剧，也有这种因素吧？ 在**强调困难形势的同时，如何调整方方面面的政策，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毛刘之间又发生了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之后，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发生的几件事，从主席看来，都是“右倾”的表现。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现的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这些做法还受到了中央第一线领导人的积极支持。 主席认为，这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化的重大原则问题。他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而且越到上层风刮得越大。 再有一件，就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对外斗争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都被他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三和一少”。1962年7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时，强调和平、裁军比较多，反帝调门比较低，曾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事后，主席对此多次提起批评，说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并向有关国家道歉。还有，就是在平反问题上，主席认为形成了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他针对国家机关党委准备对几个比较有名的右派进行平反的事提出严厉批评，责问**、周恩来、邓小平：“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 这类事情，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在统战工作问题上，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出现了一些在主席看来带有右倾性质的方针政策。事后，主席曾多次批评1962年上半年，说那时候是一股风，可猖狂了。1965年8月11日，主席在一次中央小范围会议上说，1962年刮歪风，在国际上、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如果当时我们几个常委不顶住，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其实，在主席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可见1962年的上半年给主席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那么这些所谓“右倾”的表现，又和**有什么关系呢？在主席看来，**主持第一线工作，是那些问题的支持者，或是那些问题的始作俑者。具体的工作和任务是从分析形势中提出来的。既然形势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此才导致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右倾。所以，主席对**又多了一层政治上的不信任。 换言之，七千人大会之前，主席与**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使毛对刘憋了一口气，产生恩怨，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刘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而且还在不断积累，同时在估量国内形势，在对外政策和农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决策上，出现一系列彼此相左的意见分歧，而这个分歧的产生则关系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在主席眼里是出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认为，**是被困难吓倒了，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至此，两人之间的分歧便具有了双重意义：既有个人的恩怨情结，又有思想路线上的分歧。这种矛盾纠葛，随着以后“社教运动”的进行，以及一些国际事务的开展等等，变得越加难以调和，最终使主席产生一种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和两条战线斗争的错觉…… 《蛇仙游记》第三卷 26、春风又暖神州大地 （一） 七千人大会的与会者被当时所出现的让人讲话、允许怀疑“三面红旗”的民主气氛所鼓舞，解放了思想，放下了包袱，在各项工作领域开始了新的探索。“七千人大会”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大会结束后的最初阶段，主席和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想法是比较一致的，决心发扬大会精神，在党内外继续营造民主气氛，使党、政、军、民、学等七个方面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1962年2月22日，主席批复**，人大“开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极为必要”。此处的着重号是主席自己加的。不言而喻，他和**同样都很期望能出现这种局面。4月9日，在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提出对于政治上敢于讲话，工作上敢于负责，学术上敢于争鸣的情况，“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 在这样一种氛围下，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主党派、外交等方面的新局面很快就显现出来，调整的步伐加快了，调整的力度加大了。 1）思想领域变得民主宽松，人们开始敢于讲话。 中宣部长陆定一指示编辑、赶印了《魏征传》，希望以史为鉴，来配合当时兼听则明的政治气氛。有些剧作者还立刻创作改编了《唐太宗》、《洛阳宫》、《唐皇纳谏》等剧本。一时间，一股民主宽松的春风荡漾在人们中间。 人们开始变得敢于讲话了。比如，这年的2月17日，周恩来在电影、话剧创作座谈会上说：“1959年5月3日，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了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十个问题。今天讲话和那次有点变化了。那次我也是被戴了帽子的，有些党委就不准传达我的讲话。(.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周的语气表露出一种愉悦的心情。1962年5月底6月初，邓子恢在部队讲农业问题时，兴奋地说：“过去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敢讲话。”当他谈到安徽的包产到户时，还说：“过去我这样说是要被带上右倾帽子的，现在我的右倾帽子摘掉了，不怕了。”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恩来反复强调：“要鼓励各种意见都说出来，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争论以后由中央做决定。”他还在1962年4月18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的朋友“不是畏友而是诤友”，积极鼓励大家要敢于讲话。 这一年，人们像是又回到了久违的党内那种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中，党内大有一种精神解放、手脚放开的令人愉悦的轻松气氛。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应该是人人都有积极性，人人都是笑逐颜开，人人都是心情舒畅，人人都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人人都能够把他的这一点才力、智慧，全部贡献出来。有了问题，能够面责情真！”这是陈毅构想的一幅美好的图画，但要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还需要走一段漫长的路。 在经济工作上，调整力度和深度加大。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14天，**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在讨论1962年的国家预算和国内的经济形势时，**对经济形势做出不同于七千人大会的大胆判断，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还说：目前的形势是一个困难的形势，“类似非常时期”。在七千人大会上没有发表大会讲话的陈云，在这次会上也作了系统发言。陈云将七千人大会提出的10年规划，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大概5年）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并把工作的基点放在“争取快，准备慢”上。 此外，一度停止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恢复起来了，**提议陈云任组长，统管全国的经济工作。不久，陈云提出，对1962年的年度计划（七千人大会通过的）要重新安排，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必须把保障并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摆在首位。 如果说，在这之前中央对国民经济的调整还是想慢慢转弯，一个一个方面的来进行，或者说是被动调整的话，那么，在这之后，用周恩来的话说，是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是主动调整，是着眼全局从综合平衡来考虑和解决问题。很显然，在七千人大会为加快调整的步伐，进行了全党动员之后，“西楼会议”成为大刀阔斧、全面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 同时，大量精减城市人口，决定1962年一年精减2000万1的措施也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另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对经济效益不佳的工厂实行关停并转；各地的基本建设，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之外，其他都一律停止；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解决吃、穿、用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类似的调整，动作之大，力度之强，为前所未有！ 就在中央重拳出击的时刻，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那里，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他们说七千人大会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采取这样大步骤的调整措施是不是对形势看得太消极了？于是，5月7日至11日，**再次主持召开有100多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如何看待目前的经济形势进行讨论。对此，**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3）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越来越多在工业调整深入进行的同时，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人们也在进行大胆的探索。虽然早在1961年11月，中央就曾批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要求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被指出的错误之一，就有在安徽推广“责任田”一项，但七千人大会所强调的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深地鼓舞着人们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增产的方式。几年来，广大农民所感受的现实情况是，人民公社的美丽前景不但没有出现，相反饿死很多人，而有的农民自己单干，不仅能够吃饱，还有富裕交公粮。因此不少农民呼吁把田分到户，中央只应当大家，莫当小家，小家让农民自己去当。所以，在农村包产到户非但没有绝迹，相反呼声越来越高。 原来主要是各省自己在搞，到了1962年春夏期间，则受到了来自中央第一线领导同志的支持。如邓子恢、陈云、**、邓小平、周恩来等均有赞成的表示。用邓小平的话说，不管是白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由此在农村出现的新气象，表现为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地方越来越多。 4）王稼祥提出缓和的外交政策在七千人大会的春风下，调整全方位展开。中联部部长王稼祥，针对当时中国的外交状况大胆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当时的王稼祥因为身体不好，处在半工作、半休养状态，对于国内面临的极大的经济困难，他很是着急；对于中国对外关系方面四面受敌的情况，忧虑得不得了。王稼祥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但会议发给他的文件、各种简报材料，他都认真地阅读了，尤其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使他深受鼓舞，于是他支撑起病体，一面找材料，一面找中联部的一些同志进行讨论，于2月27日牵头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随后，又主持撰写和审定了两份文件，陈述对外工作的见解和主张。其基本思想是，在对外政策上应该采取和缓的方针，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不要四面树敌，要缓和和约束某些方面的斗争，以便集中更多的精力，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在对外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这些正确的建议，后来被主席说成是“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和，支持各国革命运动少）的修正主义主张，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这个错案已于1979年3月9日经中央通报平反。 《蛇仙游记》第三卷 27、春风又暖神州大地 （二） 统战工作强调“团结和民主” 在统战工作上，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常年同全国各界人士打交道，他深感他们是爱国的，但近几年来，党在统战工作上存在不少错误做法，对他们“敷衍应付”多，要么是“冷在一旁”，“课以责任却不给必要的权力和条件”。受沐于七千人大会的春风，在1962年4、5月间，李维汉主持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会议说：统战工作的方针应该更加强调团结，强调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战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充分使用，耐心教育。 6月14日，**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批示指出，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同志中有一种忽视统战工作的倾向，滋长了骄傲自满宁“左”勿右的思想，这对于党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必须坚决纠正。当前，为了保证顺利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发扬人民民主，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克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今天，当我们看到200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强调“团结和民主”是全国政协会议的两大主题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42年前，这次统战工作会议主张的方针，是多么的富有远见，也可以想见当时的李维汉是何等的敢想敢说了。但是，同样遗憾的是，这次会议的主张，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也被指责为“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李维汉因此受到批判。 6）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七千人大会带来的新气象，还表现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即为知识分子赔礼道歉、“脱帽加冕”。 自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就又重新戴在知识分子头上。“大跃进”期间，不少专家学者更被当作“白旗”拔掉，搞得知识分子不写文章，不讲话，或者只是讲好，决不讲坏。最典型的例子是：“大跃进”期间修了许多水库，不少水库不讲科学，造成土地沙化，有的一涨大水，还得动员人力挖掉，或者用炸药炸掉。这些沉痛的事实与教训，引起中央的反思。1961年，中央对知识分子问题开始进行一些调整，但在指导思想上，仍没有彻底改变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估计，知识分子依然心情压抑，顾虑重重。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国家科委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剧协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共同组织的大会上，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并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报告还指出，破除迷信不是破除科学，而是同尊重科学相结合。陈毅这位国务院副总理、元帅诗人，经周恩来同意，在广州的知识分子会议上讲话指出了历次思想运动的缺点。他说：“我想现在的问题，是大家有气，今天要来出出气。”“在运动中间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地方出现了过火斗争，搞得人感情很痛苦。”“伤了感情，伤了和气。”“我是心所畏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危险得很呵！” 在谈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时，陈毅提出要“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他说：“他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文化界、作家，他们中间大多数，基本上跟**方向是符合的。五四运动以来便是这样。”“为什么12年以后，这些人中大多数又有了新的进步，而我们有些人还拿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他们做鉴定？这不符合实际，伤人太甚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国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他还说，党的工作者对待知识分子要有三顾茅庐的勇气，要像刘邦一样“倒屐出迎”，改变霸王的态度。霸王是要“别姬”、被逼死在乌江的。说到激动处，陈毅向知识分子行了脱帽礼，表示歉意！陈毅的讲话，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3月27日至4月16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对“大跃进”以来政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检查，并且总结了几年来统战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强调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重要性。他再次指出，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各个战线上，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进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了。报告还指出，我国的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者短期内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缓和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周恩来的这些话，在当时引起了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热烈反应。 长期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至此终于摘掉了，广大知识分子反响强烈。35年后，黎之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参加大会的文化界代表大都住在新侨饭店，同开文艺理论会的人同在一个餐厅就餐。餐厅里挂着欢迎代表的横幅，正中放着巨大的花篮。代表们春风得意，如金榜题名，重获解放似的为能属于劳动人民而欢欣鼓舞。”（7）文化部部长周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纠“左”口号1962年5月23日，文化部部长周扬主持发表了一篇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篇社论是为纪念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而写的。当时负责起草社论的同志觉得这些年，文艺界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不少，尤其是过去着重“反右”，忽略了纠“左”，纠“左”很重要。但“左”在哪里，如何纠法，社论初稿几经修改，还是没有什么新的突破，显得四平八稳。这个初稿送周扬审阅时，他开口就说，这稿子不行。于是修改后的社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口号：“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都应当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4月30日，**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8条》），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下发全国各地文化艺术单位贯彻执行。《文艺8条》是在1961年8月1日印发各地征求意见的《文艺10条》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八条的内容包括：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等。但4年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上述社论和《文艺8条》就被冠以“全民文艺”的罪名，同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列在一起，受到了批判。 8）民族工作纠“左” 6月20日，**中央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指出几年来民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主要是：忽视民族特点，忽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群众性和由此而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忽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忽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等。报告认为当前民族工作的方针应当是：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加强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以调动和发挥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9）全国掀起了引人注目的平反**在政治领域，全国掀起了引人注目的平反**。1961年6月、11月，中央曾先后提出对过去几年受过批判和错误处理的同志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也表示了这一态度。但因为有些负责干部对甄别工作重视不够，或者有抵触情绪，或者工作方法不对，甄别工作进展缓慢。1962年4月27日，邓小平专门主持制定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以来，目前还有一些地区或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进度很慢。中央认为，甄别平反工作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也不留尾巴”。事实上是一风吹。 邓小平这一指示下发之后，各地加快了平反的步伐，截止1962年8月，总共甄别平反党员、干部和群众600多万人。受此影响，县以上的平反工作也在加速进行。如各省委、各部委的不少所谓“右倾”分子也都得到平反。最引人注目的，是彭德怀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此外，中央统战部也提出了对1957年划成的右派进行甄别的问题，国家机关党委对此还进行了试点。这意味着，在全国上下各个层面的平反工作，都在迅速深入地展开着。 新的局面，新的气象，的确十分活跃，令人欣喜。中国似在朝着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奔跑。但这种势头，仅仅保持到1962年7、8月间，便戛然而止。 《蛇仙游记》第三卷 28、少奇主持西楼会议 七千人大会一结束，二月八日晚，主席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照例由**主持，一副重担压在了**的肩上。这时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贯彻落实七千人大会精神，继续救灾。 1962年2月21日，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从会议室的门缝里，不断飘散出一缕缕的烟雾。室内，正在举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除主席、**外，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主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共16人。会议前后共进行了3天。由于地点是在中南海西楼，所以又称“西楼会议”。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浓墨重笔书写的一次会议，进一步地提出了调整的具体方针、政策。 “七千人大会”仅仅是总结经验教训，确定了国民经济全力进行调整，扭转困难局势的题目。但是，这个题目怎么做？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办法？都需要进一步摸索。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在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物价高涨和财政预算有大量赤字的情况，决定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 汇报中，首先由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交了1962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的年度报告。[.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尽管这一报告已经对主要指标作了压缩，但仍存在着不少缺口。主要就是钢产量定为75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为元。如此一算，当年的财政支出将出现30亿元的财政赤字。而且，根据报告，自1958年起到1961年，4年的财政收入都有虚假成分，而且赤字已经早就存在：1958年为元，1959年为元，1960年为元，1961年为元。 如此多年的财政赤字，而且有扩大的趋势，这是原先没有设想到的。可是，四年里一直没有人把这个实际情况如实地向中央报告呢。 **有些火气：“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果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 其他常委们都有些急：这个情况是没有预料到的。 周恩来提议，要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 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提议，认为，只有压缩某些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投资，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要求，使经济逐步恢复正常秩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在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接受主席的建议讲话。在这次会议上，他吐露了心声：“那么多人开会，不敢讲，一讲就炸锅了！” 在西楼会议上，陈云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对困难形势的认识和采取的措施。 陈云认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但对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的认识不一致，要取得一致，就需要事实和时间。 困难形势是什么？陈云认为有5个方面：一是农业几年内的大减产；二是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与现有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三是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四是投机倒把现象严重；五是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前两点是最基本的。 那么，采取什么措施？陈云认为有6条措施：一是把10年（1963―1972）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二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是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是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是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在陈云讲话时，非常赞成陈云对形势的估计和采取的措施。在插话时，**有些激动：“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几天会议下来，常委们心中都有了一个数。 在会议上，**对陈云的讲话不仅仅赞同，而且要求陈云再到其他会议上讲，向党的高级干部说明一个情况，统一思想认识：认清目前的形势到底是一个什么形势。 他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它在七千人大会认清形势、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初步检查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特别是当前的国家财政收支情况，摸清了多年来想搞清楚而没能搞清楚的家底，使党中央和国务院真正认识到当时面临的财政赤字的危险性。在此基础上，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非常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第二，“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第三，由陈云、李富春和**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针。 2月26日，在李富春、**讲话后，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再次阐述了自己在西楼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陈云讲话完毕时，会场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久旱逢甘霖哪！有多长时间没有听到这种实事求是的、切中时弊的报告了！ 陈云讲话后，**就提出将他的讲话批转全国，让党内各级干部都了解到国家的困难形势。 就在陈云讲话的当天，**批阅了财政部的一个文件：《北京钢厂为什么今年还要发生大量亏损》。报告反映了北京钢厂由于生产计划严重超过国家下达的指标，造成了连年亏损，几乎将国家投资全部赔光的情况。 **看到报告，觉得情况严重，他批示由彭真、刘仁阅处，措辞非常严厉：“国营工厂如果照这样搞下去，结果会怎样呢？难道不会亡国吗？” 这些情况的逐步暴露，**忧心如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想到了主席称之曰“能”的陈云：他是新恢复的中央财经小组负责人的最合适的人选。 《蛇仙游记》第三卷 29、刘少奇全力支持陈云 西楼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国家的经济工作。实际上，早在1957年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就已经决定成立了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陈云任组长。1958年6月10日，又恢复了中央财经小组，还是由陈云任组长。在反“反冒进”、“大跃进”的过程中，陈云由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实际上在经济工作上已经没有了发言权。现在，中央又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 促动陈云再次出山的，是**；第一个明确表态表示全力支持陈云的，还是**。 3月7日，在第一次中央财经小组会上，陈云再次讲话，他说：“可以不搞10年规划，先搞5年计划，当前最重要的是恢复。”“管理年度计划，首先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这是关系到城市人民生活的大问题，应该成为重要国策。”“今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要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今年的年度计划就要搞综合平衡。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结果不能平衡；按短线搞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最大的教训就是不平衡。以后再不能只想到钢了。” **、周恩来十分赞同衬云的意见。周恩来当场写了一副对联，概括了陈云的经济思想。上联：先抓吃穿用；下联：实现农轻重。横批：综合平衡。 三月八日，周恩来讲话。他说：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同时他又指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关于“恢复时期”的提法问题，他说：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同**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3月12日、1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央批转陈云等2月26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建议用中央的名义转发各地学习讨论，并主持起草了批语。 13日，**在会议上说：有同志向我建议，由陈云担任恢复后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李富春当副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 李富春马上表态：“陈云同志当组长最合适，我当助手。” 陈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事后，**告诉了他这一情况，陈云推辞，要别人来当这个组长。 **力劝说：“大家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们都同意这次会议的决定。只是主席在武汉，没有出席会议，还必须征求他对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文件的意见。 **说：“我们这个会是通过了，主席同志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 3月16日，**同周恩来、邓小平飞抵武汉，当天晚上，就在东湖招待所向主席汇报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随即，主席看了陈云、李富春、**的讲话稿。十七日，召集**、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主席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当时，刘、周、邓没有注意到主席的这个态度。 **、周恩来、邓小平于三月十八日返回北京。 3月18日，回到北京的当天，**就下发了他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对党内明显存在的对困难形势认识不足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和警告。 3月21日，**主持召开了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通报了不久前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向在座的党内外人士如实地通报了**中央对目前国民经济形势的认识。提出不久（实际上到1964年底才召开）将召开的三届人大的任务是：总结12年来，特别是最近4年（从1958年到现在）的经验教训，确定当前的任务。 听了**的讲话后，民主党派人士张治中当即在会议上作了即席发言。 他说：我对**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省负责同志自觉检讨错误，主动承担责任，表示“万分感动、万分钦佩”。这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态度和负责精神”。我过去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这不能不说，**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判断，使民主党派人士的心服口服，也使他们对中国**人领导全国人民渡过困难充满了信心。 **既然把治国“良将”陈云再次请出山，就要全力支持陈云的一些调整国民经济的设想，也要使他几年来对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传达到党内。他觉得，陈云的这些思想认识，对当前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非常重要。 从武汉回京后不久，**就找来邓力群，要他组织人编写陈云几年来关于经济工作的言论集子，印发全党学习。 但是，陈云几次找**，表示自己不同意印发言论集。 **说：“可以不广泛印发，只发给中央财经小组成员、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同志们看看。” 邓力群马上按照**的指示把陈云的言论集编印了出来，共有四五万字，并写了一个一万多字的内容提要。 4月16日，**给主席写信，向他推荐陈云的这些论述。 主席没有答复，也未置可否。但直到当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仍然摆放在主席的桌子上。可见，主席对此十分重视。 在这一时期以前，经主席极力坚持和主张，1960年组成了一个编辑班子，编辑《**选集》，但是，**一直忙于工作，没有顾得上这件事情。 但是，此时，他却抽出时间要人组织编印陈云的言论，其用意，显然是经济工作已经到了非大力倡导不可的时候了。 在此之前，党内除了印发主席的论述集子外，汇编印发其他领导人的集子，还没有先例。 这一次，**就首先为陈云开了这么一个先例。 3天后，4月19日，**签发了**中央的通知，向全党宣布了**中央财经小组组成成员的决定：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为成员。 这样，操作为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得到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全力支持，开始全力投入到国民经济调整上来。 《蛇仙游记》第三卷 30、 刘少奇感动张致中 1962年三月二十一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八次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开幕，**在会上根据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精神，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的报告。（.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他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一列出，并且指出，缺点、错误由中国**负责，在中国**又是由中央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负责人没有责任或者责任很小。对此，与会者反应十分强烈，对中国**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精神深受感动。 张治中更有深切的感受。他说：“我这个人跟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二十五年之久，我作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也有十几年之久，我就从没听过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不论在大会上、小会上，他总是骂街，骂这个人不对，骂那个人不对，好发脾气，好骂人。有个故事，我记得清清楚楚，恐怕在座的也有人知道。国民党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也在大会上骂人。当时会场上不晓得什么人写了一个条子，写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书经》上的：‘万方有罪，朕躬有责’（见《论语?尧日篇》，原文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蒋介石把它改成‘朕躬有罪，万方有责’。这句话传遍了全场。” 主席出席了四月九日的第二次会议，七位与会者发言后，大家要求主席讲话。主席作了一个不长的讲话。 他说：“今年一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在讲民主集中制的时候，主席说了这样一段话：“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这次人大开会，不是开了好久吗？三个礼拜。还是从前讲过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三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老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嘛，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 在谈到当前的困难时，主席说：“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 最后，他归结了一下自己的讲话：“我这个话很短，主要就是这些话：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而这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制定出来。要制定，就需要作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 四月二十三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又谈了如下一些意见：（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 四月上旬，中央财经小组曾经多次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调整方案。在周恩来主持下，把讨论意见整理成《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四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将修改后的报告稿的第一部分报送主席。他在信中说：“昨晚谈到的那个财经小组报告第一部分，现在改好，请予审阅。这个报告要点，昨晚已大略谈过，在主席看过后，望能约常委林总（林总，指**。）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志一谈，并给我们指示，以便好继续进行准备开会（指定于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均已写在第一部分里，其他部分只是发挥第一部分的论点，不看也可谈的。” 五月一日，主席看完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写了一个批语：“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 五月二日，主席离京南下，先后到了上海、杭州、长沙、武汉、郑州、济南、天津，七月六日返回北京。 《蛇仙游记》第三卷 31、刘少奇主持五月会议痛下断腕决心 为解决党内思想上对形势的认识问题，5月7日至11日，**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并力求解决对国民经济形势的估计不足的问题。 这一次会议，是一次继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后的又一次统一思想、统一步骤、调整经济的会议，比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更进了一步。 主席仍然在外地，陈云去上海养病，**也在外地。会议由**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谭震林、王稼祥、李雪峰、杨尚昆、罗瑞卿，还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国务院工交、农林、财贸、文教、科学各口的负责人，共计105人。这次会议，通称“五月会议”。 **宣布了会议的议程，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困难到底有多大？是不是有这样大的困难？我们现在是把困难讲过头了，还是讲得不够？还是讲得差不多了？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 这次会议，首先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交了《关于1962年度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报告》明确摆出了国民经济8个主要方面的困难：一是粮食供应紧张，经济作物减产，农业生产的恢复不可能很快；全国粮食总产量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需要3到5年的时间。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二是工业要上去，没有农业的恢复不行，没有工业的大调整也不行。 三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缩小后，必须踏步几年，在调整好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条件继续前进。 四是短途运输能力严重不足。 五是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超过了农业发展水平。 六是市场商品匮乏，特别是吃穿两项，在三五年内难以有大的改善。 七是外汇收入不可能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须用于进口粮食。八是财政严重亏空，货币发行过多，主要商品挖了库存，生产资料大量积压。许多企业严重亏损。 这个报告把当前严重的困难摆在了桌面上，形势逐步明朗化。这对与会者触动是相当大的。大家纷纷发言，表示对《报告》的赞同，“毒蛇已经啮臂”，要求中央痛下“壮士断腕”的决心。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都不能抓迟了。”“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东西要靠生产队拿出来。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涉及生产队的问题，安置城市人口就要靠生产队。” 邓小平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抓住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善于抓要点，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他还特别强调甄别平反工作，他说：“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请大家注意。干部的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县以下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现在，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 **的讲话，带有总结性质。他重申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 **还谈了调整指标的意见，发表讲话说：“1958年后，每年都调整计划，年年都往低里调，年初计划高，年底调低。1962年的指标又是调低。”**突破多年来“宁左勿右”的思想，对与会者说：“同志们，是不是以后（指标）不再调低了？让我们搞点低指标好不好，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这个高指标的尾巴，一直还没有割掉，今年要把这个尾巴割掉才好。” 形势已经到了“毒蛇噬臂”的危机程度，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是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了，不能再“修修补补”，而要“伤筋动骨”、“壮士断腕”了。 这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要求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为此，会议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 会后随即迅速贯彻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元，减少到1962年的元。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国营工业企业在1961年减少的基础上，本年减少1.8万多个。本年1月至8月，精简职工85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为了实现**中央在1962年初提出的“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除加强银行信贷和财政管理外，还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销售的办法。 “五月会议”上，中央决定再次减少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其中职工850万人。这是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本书作者的二弟当时是农村小学教师、四弟在初中上学，都因为富农家庭出身，优先被精简下放回家当了农民。动员下放时说，是“给党担担子”。文革后落实政策，二弟又当了小学教师。可怜四弟年龄已大，不能复学，失去了进取的大好时机。又因为“成分高”（富农），四弟终生未娶。 《蛇仙游记》第三卷 32、刘少奇支持包产到户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主席外出，同时派出了秘书田家英到湖南农村调查，以找到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的出路。主席给田家英指定了四个调查点：湘潭的韶山（主席的家乡）、湘乡的唐家坨（主席的外祖家）、宁乡县炭子冲（**的家乡）、长沙的天华大队（**曾在此蹲点调查）。 主席嘱咐田家英：要向**报告一下，问少奇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要参加调查。 田家英回到北京向操作了汇报。**当时正忙于确定国民经济调整的大盘子，忙于统一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对困难形势的认识，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没有顾得上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对田家英说：我同意。湖南3月份天气还很冷，调查组去时要准备好棉衣。可以到湖南，向省委借些棉大衣给调查组人员穿。 田家英组织了一个17人的调查组，兵分3路，去韶山大队、大坪大队（即唐家坨）、炭子冲大队，没有去天华大队。 1962年3月底，调查组全部抵达农村。当时参加调查组的逄先知回忆说：“这里自从实行‘六十条’，取消了食堂、供给制，后来又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社员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生产、生活都有了转机。但是我们一进村，却遇到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尤以韶山、大坪为甚。炭子冲好一些，据说这是因为**1961年回家乡调查时曾批评过包产到户。对这一情况，田家英没有精神准备，大家也都没有精神准备。农民列举事实，讲了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同时历数公社化以来集体经济的缺点和困难，有时同调查组的同志辩论到深夜。” 田家英心里很矛盾：从实际情况看，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明显地对恢复农业生产有利；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事关重大，不能轻举妄动，特别在韶山地区更要谨慎从事，否则势必影响全省、全国。 田家英不便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但私下里多次对逄先知说：“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为了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这种家庭经济还是有它的优越性，集体经济现在难以维持”。 田家英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1961年3月广州会议期间，他将安徽的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主席，并写了一封信。他看到材料里讲到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产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含着眼泪写了这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她们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一条牛，一张犁，8个寡妇互助，爬也要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田在这封信里所表达的主张和流露出来的情感，同主席是一致的相通的。毛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的信批给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传阅。陶铸见到田家英说：“家英呀，我赞成你的意见。”陈云则对田家英的意见不以为然，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吗！” 时隔一年，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田家英的思想起了变化。他认为，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为克服严重困难，家庭经济还有它的优越性。从实际情况看，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明显地对恢复生产有利。 带着矛盾的心情，田家英先把调查报告寄给了**和陈云，作了汇报。**认真地看了，认为很好。陈云同**的反应是一致的。陈云读了田家英的汇报后，非常称赞，说：“观点鲜明”。 7月初，田家英等回京后，立即去**那里汇报。 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打断了。刘说：“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明显，‘包产到户’是农民度荒的好办法。”接着，他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且详细讲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田家英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 “可以。”**接着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然后写个文件。”他为慎重起见，并且希望能够真正听到“秀才”们的真实意见，嘱咐田家英不要说是他的意见。 田家英得到支持，便准备起草一个文件：《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主张当前在全国农村应当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半集体、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当田家英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话不多，却很干脆：“赞成。” 与此同时，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在对包产到户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1962年6月1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致函邓子恢等人说：安徽群众“特别强烈要求的”，是“‘责任田’3年不变，人大代表李有安（劳动模范）甚至代表群众说话，提出3年又3年不变”。 6月16日，李富春途经安徽一些地方，看到农民生活好了，没有浮肿病和逃荒要饭的了。他与农民谈话时，农民都说：“实行包产到户好，积极性比过去高了”，“现在自己种自己收，多种就多收，多收就多吃”。就此，李富春致函**、邓小平等人，汇报了这些情况。29日，他又给正在湖南的田家英写信说：农业问题需要“在政策上要活些，要以退为进”。 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汇报工作，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邓小平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7月7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见时，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要使它合法起来。” 而对“包产到户”、“责任制”最为支持，也最力主、力陈己见的，是邓子恢。他到处发表讲话、向中央陈情，支持包产到户。他斩钉截铁地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向中央陈述意见。**员时时刻刻想到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不怕丢“乌纱帽”。 陈云在上海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认为这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就打算向主席进言。7月初，陈云回京后同**、邓小平等几位常委交换了意见，看法基本上一致。 **说：工业上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 同时，田家英回京后，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开始起草一个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的文件。 主席在外地，陈云曾向**提出农村包产到户的建议。实际上陈云当时的思想比包产到户更远。他认为包产到户“是二百二（红汞、红药水的俗称，一种治外伤的药水），是红药水，不解决问题”。他提出要争取时间，分田到户。 陈云主张分田，同**一样，是把这看作度荒的应急措施，使国家渡过难关，避免人民“造反”。当时占据他头脑的主要思想是：“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这个“丧失革命成果”，指的是农民造反推翻**；所谓“争取时间”，指的则是农民失去忍耐之前再度赢得农民的信任。一九六一年六月陈云回上海青浦县老家调查时，已经听到农民发牢骚说：“蒋介石手里受难，吃干饭；**手里享福，喝稀粥。”他对此感到震惊，于是说：“吃稀饭农民是不满意的。统购统得太多了，这样统购的情况不能维持太久。不能太欺侮农民，他们要造反的。农民长期吃粥不行。”所以，他主张分田，是因为他相信农民分到了地，干饭自然就有了。他指示财政办公室算账，看“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加多少？”至于农民单干之后是否会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可能，他则回答：“反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以后再来。”（意指若出现新富农，就再来一次土地改革或其他形式的均贫富再分配）。 由于**、邓小平、陈云持这种态度，半年前曾希圣挨批时闭了嘴的干部逐渐敢说话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一个会议上说：“安徽实行责任田增产了”，“突竟包产到户好不好，可以试验。”另一位副总理**则说：“假如让农民自己表决的话，多数农民都是愿意包产到户的。”**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思想同陈云接近。他说：“单干可以，只要你照我的四个条件去做就可以。一、土地按人口平均负担。二、保证搞好生产。三、完成公粮任务。四、交纳水费牛租。”一九六二年四月，河南省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借”给农民自耕，陶大为赞赏，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宁愿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死人。”“你们要搞个贫穷痛苦的社会主义吗？”（见文革期间广东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红旗（贫下中农）报》）。张闻天是下台干部，虽然政治局的席位还象征性地保留著，参加会议发表意见的权利却没有了，他只能自己对自己发表意见。七月十八日，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包产到户的发展，是群众迫切要求自力更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的结果，是调动积极性的一种办法”。 7月6日，陈云给主席写信说：“对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当主席还在邯郸时，田家英就下决心以秘书的身份向主席进言，打长途电话要求面陈。回答是：“主席说不要着急嘛！” 尽管**、邓小平、陈云等人都对“责任田”、“包产到户”等问题有过明确的态度，但是，最终还要看主席的态度。 《蛇仙游记》第三卷 33、毛泽东不满刘少奇 七千人大会开完，主席把调整经济的重担甩给了**，自己去了武汉畅游长江，流连山水，作起了“徐霞客”。（.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但是，他并没有真的当起了“甩手掌柜”，而是时刻注视着国内外的形势。 主席分析观察事物、为人做事是遵循着一定的“模式”的，这就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四条“规律”：第一规律：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公有制、集体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消灭私有制、个体经济和市场经济。 第二条规律：党的一元化领导、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开展“四大”和政治挂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宝。（“四大”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第三条规律：实现世界大同，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坚持武装斗争、暴力革命。 第四条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尖锐复杂；阶级分析是研究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阶级斗争是普适永恒的规律。 主席心目中的马列主义，就是他的“四条规律”，凡违背“四条规律”者，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修正主义”。他在畅游长江之余，就是运用“四条规律”来分析观察国内外形势的。 看苏联的赫鲁晓夫，和美国搞缓和，违背了“第三条规律”，变成了“修正主义”。 对于苏修和印度的**，主席并不担忧，他认为这只是几个“碰壁的苍蝇”在嗡嗡叫而已；对于蒋介石的“反攻大陆”，他更没有放在眼里。他所担忧的，是大陆的形势。在他看来，大陆正在复辟资本主义。 主席看到，**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一线中央领导人，带头喊“形势不是大好，而是大不好”，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邓子恢闹腾“包产到户”，不少地方在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搞单干，**等不仅不制止，反而纵容支持；彭德怀也乘机闹将起来，写了“八万言书”，要求翻案；王稼祥要搞“三和一少”；周恩来和陈毅又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更令他气恼的是，**不仅不抓阶级斗争，任凭他们闹腾，反而明里暗里支持他们闹。所有这些，都严重违背了“四条规律。这还了得，中国要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正在复辟！ “他是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央是否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两个问题时刻萦绕在主席的心头。 主席开始回忆**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觉得**正在和他分道扬镳，而且越走越远了。 **原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者。在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全力支持毛。虽然刘对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有所保留，但从庐山会议后的至1960年上半年，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和主席保持一致。进入1960年下半年，**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在继续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原先与毛完全一致的调门，渐渐也夹杂了某种“不谐和音”。 1960年6月10日，**首次针对毛的著名的＂指头公式＂（成绩是9个指头，缺点、错误仅为1个指头）发表了看法，他说＂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主席不悦：这是在奚落他的“指头公式”呀。 1961年3月，刘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方面讲“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检讨起中央决策的失误。刘说：“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以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这番话，带有自我批评的含义，却引起了主席的疑心：“这个中央不就是指的我么！”因为多年来，“中央”即是主席。 形势日趋困难，对刘的态度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1961年4月，刘亲赴家乡蹲点，对形势的严重性有了完全彻底的了解。八届九中全会后，毛又去了南方，由**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1、同意陈云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2、支持陈云有关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的建议，以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3、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61年，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职，调作较次要的工作。这也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1961年5月3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警告说：“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 这些话使主席感到：**在“逼宫”。 在七千人大会上，**起草的报告不再提主席的“宠物”――“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和“农业发展纲要”，突破了主席的“指头公式”，对缺点错误说得过重，对‘三面红旗‘评价过低；特别是**的口头报告，竟提出“三分天灾、七分**”的论断，……。总之，主席的感觉是，**“大讲”缺点错误，讲“**”，把过去几年的工作讲得“漆黑一团”，不积极维护“三面红旗”，不和他保持一致。**不但没有积极维护他的权威，还在对他“施压”，大有“逼宫”的味道。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竟出了这种事情！”**这些感受很深脱口而出的话，难免传到主席的耳中。主席此刻正在恼怒地品味这些话的滋味。 不久，**在“西楼会议”上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在这里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责任，但主席觉得，**是在追究他。他自己知道：党内外都知道最大的责任者是他主席。 1962年3月，**在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时，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事后，他觉得不妥，坚决不同意公安部党组印发他的这番讲话，因为他觉得“将来会出毛病的”。这些话都触及了主席的敏感之处。主席听了会是怎样的感受？至少，憋气是肯定的。 还有，**在“西楼会议”上，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他针对七千人大会对形势的判断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是“非常时期”，此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年5月**主持下发的中央文件也说：“不愿意承认困难，或者困难本来有十分只愿意承认几分，总怕把困难讲够了会使干部和群众丧失信心，以为回避困难，问题就容易解决，对于困难不是认真对待，而是掉以轻心，很明显，这决不是真正的勇敢，决不是革命家的气概，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照此说下去，主席是不是连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够资格了呢？主席感觉**在煽他的耳光。 主席又想到了中央的几名常委，除**外，都跟着**跑。**的威信越来越高，许多中央和地方的大员们都围着**转。在全国人民的眼中，**正在成为“刘青天”…… 最终使主席产生一种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赫鲁晓夫就在身旁”的错觉。 1960年以来，主席憋了一肚子气，但又只能容忍。但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全国大饥荒，饿死了成千万人，他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他知道，全党全国许多干部群众都在埋怨他，他已经成了罪魁祸首，只能“俯首潜隐爪牙忍受”，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蛇仙游记》第三卷 34、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 主席六月三十日离开武汉。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而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这些情况，对主席作形势估计都是很有影响的。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他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 主席认为，饥荒已经渡过，他要重新站到一线，收拾“修正主义”、制止“资本主义复辟”。 主席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主席汇报了调查情况，说：农民群众要求包产到户非常强烈，许多地方都自发地搞了起来。那些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粮食都增产了。他列举了几个具体例子。 之后，田家英还谈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主席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主席突然问：“你所说的要求包产到户的‘群众’是哪些人？“田家英老实回答：“主要是贫下中农，还有党员、干部。”。 主席又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田家英楞住了，一时语塞。 主席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田家英感到不妙，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 主席冷着脸，生气地说：“我们党是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如果什么事都听群众的，还要我们**做什么！列宁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人不能做群众的尾巴！” 主席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田家英从游泳池回到办公室，心情很沉重，对其他人说：“主席真厉害。” 紧接着，主席在当天晚上约见了陈云。陈云阐述了个体经营与合作经济在我国农村相当长的时期内还要并存的问题，现在农村实行分田到户，这个办法实质上就是包产到户。当前要注意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以克服困难。当时主席并未表态。第二天，有人传话说：**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这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陈云闻听后，缄默不语。北戴河会议初期，陈云就写信给邓小平并主席，说是身体状况不好，要求请假。陈云就没有参加后来大批特批“单干风”的北戴河会议。 7月17日，邓子恢去主席那里汇报工作，向主席谈了他5月上旬向主席报告的《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的意见》的内容，并就刚刚收到的宿县符离区党委的《关于“责任田”汇报》的内容，陈述了自己对“责任田”、“包产到户”的意见：“责任田”能够做到“五统一”，不是单干；“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适应广大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要求，也是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的生命力，农民不愿改变。 主席仍然一言不发，只是听。等邓子恢起身要走时，主席淡淡地说：把你给我的报告和符离区党委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后来，主席回忆说：“他（邓子恢）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包产到户’，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但是他不回答，只顾讲他的。我几次提出问题，他都不答复。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他一个半钟头的训。（.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 接二连三的“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汇报，使主席不得不对形势和情况做出新的判断：该到反击“单干风”的时候了。 对**这一时期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主席也表露了不满。不多久，**那里来电话，要**马上到游泳池去。**接到通知，立即赶到游泳池。 一见面，**就严厉地批评少奇：“你急什么？为什么不顶住？叫我回来，你压不住阵脚了？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这才明白，**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等主席上岸后，坐在更衣室里，**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我讲，没有错。” 主席生气地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想干什么？” **反驳：“我说的是事实，饥荒严重，有目共睹。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对度荒是起了作用的。” 主席大怒：“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单干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你讲讲！” **被问得一愣，他勉强回答：“这……，包产到户是群众的创造，广大农民群众是拥护的，对救灾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依据主席的“第一条规律”。因此，对包产到户的辩护，他只能从事实出发，而找不到“理论根据”。 “按你这么说，是资本主义救灾有功喽！”主席咄咄逼人。 **说不出话来。 “少奇同志，他们搞单干，就是砍‘三面红旗’，这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当前的‘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互相呼应，很猖狂。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啊！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七月八日，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主席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主席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不让田家英参与其事。会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主席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为什么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单干的风，越到上层就越大。” 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此以前，他还在军委总后勤部和其他一些单位作过同一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赞同。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当天下午，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主席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七月十九日，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会议确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分两批去北戴河。 七月二十日，主席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主席这一番不同寻常的谈话，使人们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已经隐约地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七月二十二日，主席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主席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七月二十三日，主席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主席态度明确以后，**不能不跟着转变态度。但是，**的态度，转变得并不彻底，他认为巩固集体经济必须要实行责任制。不实行责任制，集体经济就巩固不起来。7月18日，中央召集下放干部在怀仁堂开会，**给他们作了一个报告。他说：“我看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如何使责任制跟产量联系起来。” 他对实行责任制以转变困难形势抱有坚定的信心。 《蛇仙游记》第三卷 35、 各部门争相急躁冒进 1956年，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了公有制。于是，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三大改造的任务，原来设想从1953年算起，用15年或者更多些的时间完成，也就是说，要在1968年完成。出乎主席意料的是，仅仅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4年里，改造速度最快的是1955年下半年到1966年。 主席原来认为，改造农民是最困难的问题。没料到他在1955年下半年，仅用“三个会议一部书”狠批“小脚女人”、“右倾保守”，就掀起了改造的**，最困难的农民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1956年1月15日，首都北京举行庆祝大会，庆祝北京市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广场上人头攒动、红旗飘扬，沸腾的人群高呼口号：“伟大的社会主义万岁！”“伟大的中国**万岁！”“伟大的领袖**万岁！” 主席站在**城楼，望着沸腾的人群，豪情勃发。此刻，他更加相信，他的思想――主席思想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只要用他的思想武装全党，发动起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就会无往而不胜！新中国的成立就证明了这一真理，现在，三大改造的迅速胜利完成，又一次证明了这颠扑不破的真理！他长出了一口气，情不自禁地吟出两句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已经到来，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主席早在1955年冬季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的想法是：要借批判“小脚女人”的威势，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在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要造成一个万马奔腾的形势，高速度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尤其是钢铁和粮食。 1955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10月，主席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1955年12月27日，主席在杭州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一书写了序言。他在序言里写道：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要在全国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开展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主席在农业合作化战线批判“小脚女人”大获全胜后，又要在全国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批判“小脚女人”了。 1955年12月5日下午，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由**向在京的122位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主席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周恩来在座。**传达的大意是，**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主席说：“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因此，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工业部门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现象。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速度，是主席为**八大确定的主题。周恩来在座谈会上表示：“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我对**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当时是赞同主席的主张的。 根据主席讲话的意思，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主席对“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很感兴趣。这几个字的提出有个过程。1955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提出在“多、快、好”的原则中，还要加上一个“省”，要节约。《人民日报》社论将其做了文字上的调整，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这四个字成了“大跃进”时期人人皆知的口头禅。 1956年1月，主席在杭州主持召开了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再次研究农业发展问题。浙江的山区已经有几处落雪了，几夜寒风，西湖的水面已经结起一层薄冰。没有什么取暖设备的会议室里，省委书记们也不讲究什么礼节了，都紧裹着大衣开会，手里紧握着茶杯，想从杯壁上取点暖。主席似乎不觉得冷，也许是他心里太热，也许他是靠那不熄的烟头取暖，总之，他情绪高涨，不时和坐在他身旁的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开着玩笑。 会议主旨，也同**传达的12月份的讲话内容相仿，突出“快”、“多”两个字。天气虽然寒冷，但是，由于主席的不断加温，参加会议的大员们的头脑却火热。虽然只有几天，农业的“十七条”已经扩充为“四十条”，最后定名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纲要》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这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到1996年，时隔近40年，我国粮食、棉花的产量才分别达到9800亿斤、8400万担。 《纲要》搞定，主席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观赏新拍的黄梅戏影片《天仙配》。这是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从家乡的文化局调来的。看完影片已是深夜12点，主席仍兴致勃勃，对曾希圣说：“拍得不错，拍得不错。”他又联想到农业：“男耕女织，夫妻勤劳和睦，不错嘛！” 由1956年初开始，主席就不断地在讲：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主席当时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主要武器。 从2月14日起，主席要34个部委向他汇报工作，他要亲自抓经济工作了。听汇报工作时，他不时有些插话，要求加快发展速度。他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在谈到这个速度时，还提出了“一空二白”即后来说的“一穷二白”。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这些不切实际的论点，一经传达，又给“冒进的快马”加了一鞭。。 《农业四十条》各项高指标的公布和主席频频发出反右倾保守的指示，那些在批判“小脚女人”时吓破了胆的各级官员就急忙紧跟，很快，就出现工业、交通、商业、文教等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全国“大冒进”的逼人形势露出了苗头。 《蛇仙游记》第三卷 36、周恩来带头反冒进 （一） 周恩来总理着急了，面对来自各个部急躁冒进的消息，他感叹道：“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他审视着各方面报来的计划，两道浓密的剑眉愁云紧锁。他和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中财委主任、副总理陈云，经过周密的了解和核算，发现如果按照各部门提出的高指标安排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物资250多种产品中的大部分将是紧张的和短缺的，其中钢铁严重短缺。他们敏锐地觉察到盲目冒进的苗头已经开始露出，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有失控的危险。他们心急如焚。 陈云跟总理说：“这个事情我看要提醒大家，经济建设要稳步进行，要注意综合平衡。” 周恩来点头：“你的意见很对，你要对有关部门讲，我也要讲。” 陈云讲了。周恩来也讲了，而且讲得很诚恳：“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投资。从1956年1月下旬开始，周恩来集中做这方面的工作。他告诫有关方面：“基本建设一多，就乱了，各方面紧张。” 1956年1月20日，周总理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结论时，强调指出：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1月30日，他又在政协二次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时说：“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这就是说，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说加快速度，但不是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工业化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 2月7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周恩来又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工业化可以提早完成；一种是在规模和速度上能够扩大和加快，但不等于提前完成工业化。我们不要随便提出提前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能还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谨慎一点好，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把握。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渡时期还是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长一点没有坏处。周恩来之所以反复强调不要提提早实现工业化，首先是因为这个提法脱离实际，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如果这样提，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也就不可能避免。” 1956年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大声疾呼，“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各部门订计划，“都要实事求是”。他郑重地说：“不要光看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浇浇，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周恩来在提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的同时，相继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一是，削减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一、1956年度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加上各省市削减后的金额）。二、节约钢材。2月4日和2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原则通过，并要求各工业部门、有关的交通运输部门分别节约钢材4％、2.5％。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促‘退’会议”。三、缓解物资供需之间的矛盾。进入4月后，急躁冒进的后果开始显现出来，主要表现是财政紧张，生产物资供应短缺。 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会上，突出地反映出基本建设规模同物资供应严重不相适应的矛盾。陈云指出：基本建设规模“首先决定于生产、材料，不决定于财力”。经济建设“应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订计划首先应该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一定要为平衡而奋斗。” 会议根据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意见，决定从增产、进口、库存、节约、减少出口、调剂等6个方面来缓和物资供需之间的矛盾。 《蛇仙游记》第三卷 37、周恩来带头反冒进 （二） 八大闭幕后，周恩来于10月20日至11月9日，连续主持召开了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会议围绕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展开了激烈争论。 1956年7月确定的基建投资指标是243亿元，太高，要压缩。有几位部长主张压缩到150亿就可以了，不能再压了。再低，就不是“多、快、好、省”了。 计委主任薄一波认为150亿还是太高，他说：“基建投资150亿，这就要求财政收入必须达到330亿，这根本做不到。苏联1936年冒进了一次，结果通货膨胀、物质供应紧张，人民骂娘，可难受了。退了3年才扭转过来。” 某部长说：“如果再向下压，恐怕要达不到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要考虑政治影响呀。” “可以达不到！”周总理断然说，“我们制定计划不能为了迎合政治需要而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过去订的计划，是在批判‘小脚女人’的气候中制定的，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因此，我们现在主要应该纠‘左’。” 陈云说：“宁愿慢一点，慢它一两年，到三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慢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 周总理说：“我们要建设，也要注意人民的生活嘛！搞重工业不能丢掉人民，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搞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重工业投资过多，势必要影响轻工业和农业，这就必然要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苏联长期勒紧腰带重点搞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所以直到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嘛。东欧国家学苏联，只搞重工业，不注意人民生活。波兰、匈牙利发生的事件，就反映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我们要引为教训呀！” “我们现在的建设速度，已经不慢了，再快就要翻车。明年的年度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各部都要退，要保持综合平衡，不能再有赤字！” “对高指标，应该勇于抵制，敢于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最后，大家同意将1957年的基建投资压缩到110亿元。 11月10日，**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周恩来联手对急躁冒进进行了批判。 开会第一天，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1957年应当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他报告说：“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当前的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如果不关心人民当前的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报告说：“明年的计划方针应该是，重点发展、适当收缩。”“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那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质、劳动、工资等各方面。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十万人或几千万人站在街头上请愿，那问题就大了。” 报告说：“经过国务院会议多次讨论，大家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错误不少。所发生的错误，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冒’。1953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又大冒了一下。” 报告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也是一个建议，而且还是个草案。规定的指标过高的，也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要实事求是。比如，双轮双铧犁，就不能搞那么多；再比如，《四十条》规定在12年内要开垦1亿4千万亩土地，显然是有很大困难的。”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是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远景规划，是主席高速度建设路线在农业上的集中体现。它凝集了主席无数的心血，是主席所珍爱的宠儿。双轮双铧犁是主席热心倡导的“新技术”。人们一直把它们视为老虎**――摸不得。周恩来今天竟敢摸这个老虎**，代表们都为周恩来坚持真理的勇气所鼓舞，也有人为周恩来捏着一把汗。 《蛇仙游记.》第三卷 38、周总理眼观大跃进心急如焚 1958年，领袖和许多大员们头脑热昏，计划指标一升再升。经济学家薛慕桥私下去见**中央副主席、副总理、财经小组组长陈云，说：“陈云同志，经济指标这样飙升怎么得了！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要引出灾难性的后果呀！请你找主席谈谈，劝劝主席。”陈云长叹了口气，苦笑着说：“主席头脑的热度正高，是听不进不同意见的。现在提不同意见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激怒主席，事情会变得更糟。现在不只是主席一个人热，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不碰一下墙壁，他们是不会回头的。” 亲自挂帅走到前台抓经济工作，头脑又这么热，陈云领导的财经小组变成了无有实权的机构。陈云脑清醒，但是刚刚作完检讨，不能再提不同意见，只好不再说话。 由于带头反冒进，周恩来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连续遭到批判，早就被排出经济工作的领导核心，但是他时刻关心着大跃进。1958年7月18日，周恩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夜战”“苦战”，一亩地种了12万**，他当即指示，要合理密植，要关心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同月，周恩来在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量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在大刮“共产风”时，周恩来到河南去视察工作，批评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谨慎。 11月，河南新乡县放出了一颗日产生铁102吨的“卫星”。周恩来问他的工业秘书顾明，有没有这种可能。顾明曾留学日本，在鞍钢搞过技术工作，对钢铁内行。顾明回答说：“不可能。”他给总理算了一笔账：“鞍钢炼一吨生铁，贫矿石要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两三吨，还需要石灰石、辅助材料十几吨。日产102吨生铁，需要运输1000多吨的原材料，新乡一个小县，哪里有这么大的运输能力呢！”顾明去新乡做了一番调查，回来向总理汇报说：“新乡完全是弄虚作假。请看，他们炼出来的‘铁’，最上乘的就是这样的‘海绵铁’。”他把一块黑糊糊、像海绵一样的东西递给了总理。总理接过样品一看，掂了掂，良久无言，最后叹了口气，说：“这哪里是铁嘛！”随手把这块“卫星铁”放在了书架上。 周恩来心中很不安，照此下去，废铁成山更是浪费。他每星期亲自主持一次钢铁会议，还调了1.3万多大学生去各地帮助分析化验。到了冬天，**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既无衣被御寒，又无粮食充饥，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当机立断：立即下山。 一天，某省领导人给周总理打来的话：“总理，邻省都放了钢铁卫星，我们压力太大了。让我们也放个卫星吧，”总理说：“你们别放了！不要再放了！” 《蛇仙游记》第三卷 39、周恩来昼夜操劳调运粮食 周恩来总理两道浓眉紧蹙，面对全国大饥荒忧心如焚。（.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作为全国的“大管家”，几亿张嘴吃饭问题这副沉重的担子，就压在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的肩上。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为了救急，只能使用国家手中的为数不多的机动粮和进行地区间的调拨。这样，摆在周恩来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做好全国范围的粮食调运工作。 1960年5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井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1960年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360亿到400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1960年国家库存只有180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有的大城市如沈阳、大连只有几天的存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备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2000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央的同意并做出决定。 为了渡过困难，周恩来抓粮食抓得很细。当时的粮食部部长，一个星期要被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时晚上九十点钟或十一二点钟去，谈到凌晨三四点钟。在深夜，邓颖超就送去一些饼干等，偶尔也端来一小碗素挂面。这都是周恩来自己出钱，不向国家报销的。那年月，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副总理），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600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那时，他每周要几次约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当年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回忆说：“去总理处，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才去。” 周恩来在调粮工作中从不主观臆断，而是事前做好充分的调查，做到心中有数。有一次，他到江西视察，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请他吃饭，当刘俊秀举杯向他敬酒时，周恩来笑着说：“江西对国家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暂时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有个条件！”刘俊秀问：“有什么条件？”周恩来说：“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我们干三杯，增加3亿斤好不好？”刘俊秀说：“总理啊，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12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3亿斤就是15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周恩来接着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有困难，还是可以的。”听周恩来这么一说，刘俊秀痛快地答应了。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总理兴奋地拿起酒杯与我们连干了三杯。后来经过省委研究，同意周总理的意见，决定增加3亿斤外调粮，作为光荣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各地群众爱国热情很高，交售粮食很积极。当全省完成斤外调粮时，中央来了电报说，现在到了7月，新粮已上市了，另外4000万斤不再调了。” 1960年秋，全国当年产粮数字暂时搞不清，有些放过“卫星”的人又不肯承认粮食少了，一时众说纷纭。粮食部预计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2800多亿斤（年终实际数2870亿斤），缺粮的问题十分严重。粮食部党组经过慎重研究以后，如实报告周总理。他明确表示：农业生产的情况如何，可以各说各的，但全国粮食收支计划必须按粮食部门的数字安排。 总理还把北方各省的负责人和一些县、社的基层干部，一并请到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 会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提出了全党动员，发展生产，控制消费，低标准、瓜菜代，艰苦奋斗，渡过暂时困难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周总理还指示，每月要召开一次北方粮食厅局长会议，主管农业的中央负责同志要听取汇报，亲自部署，精心安排。会后，**中央发出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为了核实粮食产量，合理安排粮食的购、销、调指标，总理同意并支持了粮食部提出的对全国农村生产队的粮食实行过秤入仓的办法。通过对1960年产量的逐步核实，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了。1961年以后的估产就比较接近实际，并留有余地，这对合理安排粮食购销和调整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总理十分关心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在粮食紧张情况稍有缓解时，他立即提出，要从煤矿工人开始，对高空、高温、井下、水下等重体力劳动者给予粮食补助，之后又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十七级以上干部分别补助少量肉蛋和黄豆，以保证他们必要的营养和生活需要。 1961年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有一次，总理同粮食部几名干部一起研究了分省的粮食调拨安排，排出表格，数字相加，发现有5000万斤差数不能平衡，一时查不出原因。总理戴上老花眼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笔一笔地计算，过了一会，总理问；“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加上5000万斤，加了没有？”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是漏记了。当即，加上这笔数，一打算盘，平衡了，这才松了一口气。 四川省原是粮食调出省，1958年大炼钢铁，上了500万人，产量减少，又调出部分粮食，造成粮食紧张。总理了解这种情况后，立即指示：停止外调粮食，由省里内部自己调剂。1962年初，四川粮食告急，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心里难过，他立即提出支援四川。总理把**、陈国栋和杨少桥同志找到他的办公室，要大家算算账。经过计算，总理决定在当年二季度调给四川粮食2.5亿斤，使他们顺利地渡过春荒。 1961年，全国在调粮过程中，因运力不足，遇到了许多困难。此事向周总理汇报后，总理即与外贸部门打招呼，迅速进口了1200多辆汽车交给粮食部使用。从此，粮食部门成立了汽车总队，大大增加了中央机动运粮力量，在粮食供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安排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总理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总理就有关粮食问题的谈话达115次。总理十分关心粮食情况，及时阅看粮食报表，他亲自一张一张地审阅粮食计划表，精心计算粮食的安排。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总理的笔迹计有994处之多。例如在《19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总理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的留下了总理的手迹。这些报表，现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由有关部门妥为保存，它生动地记载了总理在困难时期，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心血！ 8，4，8下午2：50 《蛇仙游记》第三卷 40、李先念报灾面见主席 “三反运动”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告急，粮食征购不上来，国家粮食库存下降。面对这种粮食危机的严重局面，主观粮食工作的副总理**不顾自己遭到“右倾”的批评，及时地把全国粮食危机状况，向和**中央汇报，提出解决意见。 早在1960年1月13日，他就给和**中央写报告说，据部分省区反映，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约百分之十到二十缺粮。4月16日，他又给写报告说，截至4月5日，粮食入库**已过，但全国粮食库存517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13亿斤，而销售比去年同期增加。 他在报告中着重说明粮食管理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和粮食购销任务的艰巨性：“过去，国家主要是管理粮食的购销，负责城市人民和农村一部分缺粮人民的粮食供应；现在已经发展到，国家必须把六亿几千万人民的粮食消费都要更加具体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来，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的吃粮够不够吃、吃饱吃不饱，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这一报告引起了的注意。 其后的一天，约**到住处谈工作。**到中南海丰泽园时，正靠在床上看书。笑着对**说：“杞国人来了，请坐。”言下之意是**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是杞人忧天。接着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 **看到并无严厉批评之意，心情也就放松下来，平和而又认真地对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灾，原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食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 听到**这些话，感到吃惊，便让**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峻情况。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便留**同他一起吃饭，边吃边谈。通过这次谈话，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从的信任中受到鼓舞，全力以赴抓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1960年1月到1961年7月，**就粮食问题，先后给**中央和写了6个报告，在10次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有两篇报告和两次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他在这些报告和讲话中，指出了粮食购销和调运的紧急状况，提出应急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且呕心沥血地组织实施，使全国人民能够吃上饭。 从1960年初开始，粮食缺口大已经显现，粮食调运工作遇到很大困难。为保证完成粮食紧急调运任务，**提议，经**中央于2月21日批准，成立了中央粮棉油调运指挥部，并决定由**负责，规定铁路、汽车的货运要服从粮食的紧急调运任务。 1960年6月，京、津、沪三大城市和辽宁省的10个主要城市的粮食供应紧张问题，未解决。7月5日，**和谭震林向、**中央提交报告，说明问题的严重性。7月13日，**又向周恩来报送了最近粮食调运情况不好的紧急报告。报告说，7月份应调出粮食20亿斤，但到10日止，只调运出2.19亿斤。“……照当前这个样子下去，是会出乱子的。” 周恩来看到报告后，十分焦急，为引起各省负责人的严重关切，立即批示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把报告印发给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由于各地粮食供应不断告急，时销时断，有些粮店已没有存粮。情况万分火急，**不得不于7月25日给邓小平、和中央写报告。报告中说：“今年五月份以来，京、津、沪、辽粮食库存极少，面临脱销危险，不断告急，现在已经到了不可终日的地步。” 他经常接到各地省委负责人打来的告急电话。当产粮省调不出粮食，而缺粮地区又向**告急时，**不得不让粮食部同铁道部协商，把原定调往某地区的粮食在运输途中转向，限时调往粮食脱销地区。**还从中国南北地区粮食收获季节不同的实际出发，在调运粮食方面采取了“早济晚”和“晚济早”的办法，即把南方夏季收获的小麦、早稻等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把东北秋天收获的粮食运往关内缺粮地区，以便度过春荒。 杨少桥回忆说：“为了安排好粮食调拨，往往是先由粮食部党组同志打前站，同地方协商，然后由先念同志出面商谈，最后由周总理亲自定案。1959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计划也由中央安排下达。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份的调拨计划也都由中央通知各地执行。这些计划，都在先念同志那里研究好了后，才报请中央审定下达。” **不仅坐镇北京指挥，解决全国粮食调运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还到各省市甚至专区、县里了解粮食的实际产量，同省市负责人协商粮食调运工作。 1960年9月5日，为贯彻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主持召开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办公会议，讨论城乡粮食消费标准和粮食购销情况。农村口粮标准，怎么制定，这是关系到农民生活的大问题。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自然农业生产条件不同，人们的劳动强度、生活习惯等也不相同。同时，由于口粮标准是按原粮计算的，南方是稻谷产区，华北是杂粮产区，东北是生长期短的农作物产区，原粮加工所得的成品粮（大米、面粉、玉米、小米、高粱米等）的比例也不同，因此农村口粮标准不能一刀切，**经过反复研究，提出设想：第一种类型：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浙江、福建、江苏南部、安徽南部、四川、云南、贵州、新疆等13个省区，按照360斤到380斤原粮安排，个别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过400斤：第二种类型：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西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陕西、青海、甘肃、宁夏等11个省区，按照280斤到300斤原粮安排，个别地方可以略高，但是不得超过320斤：第三种类型：吉林、黑龙江、内蒙东部三省区，按照400斤左右原粮安排；辽宁省按照320斤安排。 城市居民粮食销量，要从上年度的590亿斤减少到550亿斤，减少40亿斤，但对降低城市居民粮食定量也不能一刀切。**提出：城市居民口粮每人每月降低一斤半到二斤；但是高空高温、井下作业工人和其他重体力劳动工人的口粮标准不能降低；城市郊区的口粮标准向一般农村看齐，近郊区的菜农可以适当照顾，但要与远郊区接近。 **提出的压缩城乡居民口粮标准，是当时迫不得已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目的是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能保障城乡广大居民最低生活需要。同年10月8日，**根据中央指示，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低标准’，‘瓜菜代’，要下决心至少搞三年再说。” 8，4，8下午2：50 《蛇仙游记》第三卷 40、周恩来苏联借粮食 面对严重的粮食危机，保障人民的最低生活，渡过难关，党中央紧急制定政策，发出救灾指示。 1960年5月15日，**中央发出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农村基层干部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教育活动，要求全国各级组织和全体干部接到这个通知后，立即贯彻执行四项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是：“从中央委员起，凡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的各级干部，和参加现场会议的人员，必须一律到公共食堂同群众一起吃饭。” 同一天，**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劳动力安排的指示，重申了劳逸结合的方针，要求在农村实行平时工作8小时、学习2小时制度，农忙时即使延长工作时间，也必须保证睡眠8小时，吃饭休息4小时，不能少于这个时间。提出各地要将休息时间也和劳动时间一样，作为任务来遵守，不得违犯，违犯者必须受到批评直至处分。也就在这一天，**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做好粮食分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一年抓三次农村生活的安排，即夏收、秋收时各抓一次，青黄不接以前抓一次，一点不能疏忽大意。安排粮食还必须与办好公共食堂结合起来，帮助食堂种菜、养猪、做酱、做醋、腌咸菜、晒干菜等，使食堂能解决油盐菜柴的供给。在一天之中发出三个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多见的。 8月10日，**中央又发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提出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坚持计划用粮，反对秋收到手多吃多用，反对浪费；继续实行口粮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奖励社员节约粮食，还要求食堂种菜、养猪等等。 针对农作物大面积受灾、减产严重的情况，**中央于9月7日决定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要求淮河以南直至珠江流域的地区，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360斤，遭灾的地方应更低些。在丰收的地方，在完成原定外调任务和支援灾区而增加的粮食外调任务后，还有余粮，口粮标准可以提高到380斤，但最多不能超过400斤。淮河以北的农村口粮标准，应压低到每人每年原粮300斤左右，在东北等一些高寒地区可以适当高一点，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压到平均300斤以下。**中央还指示各地结合农村“三反”，杜绝社队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亲戚营私舞弊，多吃偷吃粮食，切实保证农村每一个人都能吃到他们应得的一份口粮，取消社队干部小灶，干部均在公共食堂入伙。 1960年10月16日，**中央转发了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这个纪要将**中央有关安排好人民生活、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总结为“低标准”、“瓜菜代”、办食堂、管粮食、劳逸结合五条方针，要求将“低标准”与“瓜菜代”有机结合起来，推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实行“低标准”的同时，大搞瓜菜和代食品。 1960年11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其中说：自从中央提出“低标准”和“瓜菜代”相结合的方针以来，各地区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工作已经广泛地开展起来。目前秋去冬来，各地必须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抓时机，抢时间，迅速地将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树叶、草叶和野生植物尽可能采集起来，把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秸秆和植物尽可能地保存下来，不要烧掉，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制成各种代食品。指示要求各地“书记挂帅，全面动员，全民动手，以食堂为主、工厂为辅，土法为主、洋法为辅。” **中央还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李富春、**、谭震林、习仲勋参加的“瓜菜代”领导小组，并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同时，各地也成立了相应的小组和办公室。这年11月，还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代食品会议。 1960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估计到第二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总理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陈云同志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总揽全局的总理权衡利弊得失，毅然决定进口粮食。在总理亲自督促下，不到两个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1961年3月，**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1961年至1965年，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这占我国粮食产量比重虽然很小，但在国家的粮食调度上却起了重大作用：既可以减少产粮区的调出，又可以保证重灾区的粮食供应，避免了京、津、沪、辽粮食脱销的危险，还补充了部分国家库存。 1961年，总理出差到东北，看到东北粮食困难，提出向苏联交涉，从远东借20万吨粮食，随后从进口粮中归还。这样做了，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 《蛇仙游记》第三卷 12、紧急救灾陈云献策：进口粮食精简职工 全国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发起制作粮食代食品的运动，国内粮食潜力已挖到尽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向中央提出两条建议：一是挤出一部分外汇，向国外进口粮食，以缓解严重粮食危机；二是减少城镇人口。这两条建议和**不谋而合。 吃进口粮在当时是个禁区，我国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更何况，自建国以后，我国每年都出口粮食，现在搞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早已宣布解决了粮食问题，甚至说把全世界的人口都集中起来中国也能养得活。而今来个180度大转弯，突然说要进口粮食。这在国内外会造成什么影响可想而知。然而，人总是要吃饭的，没有饭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了，而不进口粮食，饥荒就无法度过，饿死人的情况就会更趋严重，那样，造成的政治影响将会更大。所以为了搞到粮食，是禁区也得闯。 陈云先向国家粮食部负责人谈了这个问题。粮食部党组经过讨论赞同陈云的意见。决定向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并将报告送交分管粮食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1960年11月29日，**给、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在信中说：“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拿到这批刀口上的粮食，对争取国内粮食局势的基本稳定，度过灾荒大有好处。” 周恩来于12月5日一字一句地审阅了全信，用毛笔批示：“已告先念同志照办。(.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于12月12日晨用铅笔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经**、叶季壮反复研究，报请**中央批准，在外汇有保证的条件下，决定进口400万吨粮食。 1960年12月3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表示赞成陈云和**进口粮食的意见。对此，当时在粮食部工作的杨少桥有过回忆，他说：“进口粮食这个措施是我们当时不敢设想的，当时一些人认为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决定进口粮食是由陈云和**同志提出、总理同意的，可能总理也跟主席讲了，并且很快就决定了。从决定进口到第一船进口粮运到天津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可见事情办得是很果断很迅速的。” 第一船进口粮食是从澳大利亚购来的，运到天津新港，时间是1961年2月。离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表态赞同进口粮食仅一个多月时间。陈云不仅对进口粮食抓得果断、迅速，而且他对粮食进口的每个环节都抓得细、抓得紧。1961年2月7日至11日，陈云和**亲自到天津新港码头视察卸船装车情况及河北省对这批粮食的安排。特别是对如何卸下这一船粮食，他也亲自过问、指导。 要进口粮食就需要外汇，要外汇就得有东西出口，而且还要压缩别的东西的进口。为此，陈云又亲自抓外贸出口工作。当时中国出口换汇主要靠农副土特产品和传统手工业产品。对此，陈云阐析说：“现在有进口两百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进来一些，我们也要。那末，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有些东西要出口，比如核桃、瓜子、红枣等，国内吃得就少了。我们现在究竟要顾哪一头？我看，要顾进口粮食这一头。如果顾那些零零碎碎的吃的东西，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还不如把这些有出口市场的东西都集结起来，换粮食进来。”“总之，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要有所得就会有所失。如果这也舍不得丢掉，那也舍不得丢掉，结果什么也得不到就是了。” 为了搞好产品出口，争取进口更多的粮食，陈云作了周到的考虑，提出要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张小泉的剪刀，苏州的檀香扇，杭州的绸伞等等，过去都有较固定的原料供应基地，现在我们都打乱平分了，是不符合经济原则的。”他提出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把出口商品基地搞起来，以便能稳定出口，争取外汇，增加粮食进口。 由于粮食紧张，造成棉农的棉花生产也下降，致使穿衣也成为国计民生中的重要问题。但当吃饭与穿衣、进口粮食与进口棉花发生矛盾时，陈云坚决把进口粮食放在第一位。当时老百姓的布票已经很少，但陈云说“讨论进口粮食的时候，我们还是定下来每人再减少一尺布，每人减少一尺布，就可以多进口十亿斤粮食……我看宁肯每人减少一尺布，多进口十亿斤粮食”。因为吃饭、穿衣两相比较，吃饭问题又更紧要。所以陈云把进口粮食放在第一位，作急务来安排。 确定进口粮食决策后，陈云同周恩来一道，与粮食、外贸等部门负责人一起，多次商量进口粮食数量，并使进口数量逐渐增加。1960年底曾定进口大米150万吨，陈云根据灾情和粮食紧张程度，争取增加到250万吨。1961年周恩来分析国际市场上粮食行情，认为可进口粮食400万吨，陈云当即按这个数量筹划。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增加到每年进口500万吨粮食。以后连续五年都大致稳定在这个数。在那个年代，向哪个国家进口粮食也是有所选择的。美国虽是世界粮食市场的大供应商，但因中美关系尚未解冻，大家都似乎有意回避。只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订购粮食，而不从美国进口。在1961年8月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向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表示可以。不久后，美国粮食就通过法国，而源源不断地运进了中国。 从1961年到1965年，国家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进口的这些粮食占我国当时粮食总量虽很小，但它在粮食的调度上，作为国家掌握的大宗粮源，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它保证了市场的稳定，尤其是起了应急的作用，如1961年6月3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的215万吨粮食（43亿斤），就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此外，这时的进口还补充了部分国家粮食库存，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起了一定的支持作用。 进口粮食绝大部分用于供应1.3亿城市居民。光靠进口粮食、压低城乡居民口粮标准，仍不能保障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陈云、**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认为必须减少城镇人口。 陈云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2月多次指出，减少城镇人口是克服粮食和市场紧张的好办法。他于1961年4月提议，把1000万到1200万职工下放到农村。 **同陈云想到一起去了。**发现，1961年到1962年全国粮食的收支盘子亏空150亿斤左右，即使进口粮食100亿斤，还有50亿斤的缺口。怎么解决缺少的50亿斤粮食呢？经过调查研究，他于1961年5月17日就粮食问题给写信，并附有陈国栋关于河北省石家庄地区藁城县粮食问题的调查材料。 他在信中写道：为解决50亿斤的粮食缺口，他认为可以有两个方案供选择。第一个方案就是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所决定的粮食征购880亿斤不减，地方上调粮食120亿斤到130亿斤任务不变，城市人口维持现状；第二个方案是：粮食征购任务减少到840亿斤左右，地方上调任务减少到100亿斤，减少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反复考虑，还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把调动农民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采用第二个方案可能好一些。”“这样做，工业的发展速度暂时会慢一些，但从长期看，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是有利的。把农业搞上去，有了粮食，有了原料，工业就比较容易上去。只要农业这着棋走活了，全局皆活。”**中央和采纳了陈云和**的建议，决定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 《蛇仙游记》第三卷 43、周恩来调查“信阳事件” 43、周恩来调查“信阳事件” 1959年10月底，周总理接见了一个衣服褴褛、面黄肌瘦的人，这个人就是原河南兰考县县长张钦礼。他是冒死偷偷地跑来北京向中央反应河南和信阳地区大批饿死人的情况的。 一九五八年秋，河南省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大会上发言了，他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二十万斤，小麦亩产五千斤，芝麻秆能榨出油。他说他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吴芝圃并没有因为和张钦礼的父亲是老战友而“关照他”。省委立即组织对张钦礼的批判斗争，并取消参加大会的资格，押送回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从五八年秋冬批到五九年庐山会议后，都没有批倒他。张钦礼并不具有能言善辩的口才，他只不过用事实反驳就足够了。他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张钦礼住在地头看庄稼用的草庵里，到村里吃派饭。五九年冬、六零年春，大批群众偷偷外出逃荒要饭，这是政府不允许的，说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抓回来要挨批挨斗受惩罚。有人宁可在家饿死也不敢外出讨饭。张钦礼到群众家吃派饭，有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讨来的发馊发霉的“百家饭”。那时群众含泪对张钦礼说，等他们的日子过好了，要煮只老母鸡给他补补身子。(.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不久，村口路边经常出现饿死的尸体，从外地讨饭回来的群众向他反映，说信阳有的村庄人都饿死光了。后来揭露出信阳饿死百万人，震动全党。 张钦礼再也沉默不住了。夜里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煤油灯，开始给周总理写为民请命书。他是用农民惯用的顺口溜写的，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现在向总理反映河南的实情。他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听说信阳的群众饿死很多，这使他这个当县长的彻夜难眠。他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间是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八日。 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屋里，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把他送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托，叫他到北京见不到周总理，打不赢这场官司就别回来。 几经周折，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总理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肌瘦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了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 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说着流了泪，张钦礼在一旁也泣不成声。 这些菜团是用树皮、树叶、花生壳和一点点杂粮做成的。 后来中组部的同志告诉张钦礼，吴芝圃己经停职反省，不久中央将派刘建勋接替他，叫他回河南找刘建勋。 张钦礼在省委大门口遇到己经停职的吴芝圃，吴问张：“你爹现在可好？” 张说：“我爹不好，饿得浮肿”。吴芝圃一时语塞，稍后又问：“你有什么事？” 张说：“我去北京告你去了，现在来见刘建勋。” 刘建勋为张钦礼准备了简单的饭菜，又斟满了两杯酒，举杯说：“我代表省委正式给你平反。”张也举杯，两人一饮而尽。张放下酒杯说，“这饭菜我不能吃，兰考的群众正在挨饿要饭……”，说时哭了。 他回到兰考，把三年劳改中补发的一千二百六十四元工资，全部捐给县救灾办公室。 1960年4、5月间，**中央监察委员会隐隐约约听到一些关于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逼死人的消息，立即向河南省监察委员会询问。河南省监察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刘名榜就是信阳人，家里也有人被饿死，可是他不敢讲真情。因为河南省自反潘、杨、王运动以来，五风极为严重。“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干部都害怕讲实话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刘名榜当时是省级干部都不敢讲实话，河南省当时“左”的形势可见一斑。 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河南省监察委员会那里得不到信息，就直接派人到了情况最严重的信阳地区光山县。光山县委严密地封锁消息，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下去调查，同时对下面的农民威胁恐吓，不让他们向上级反映问题。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排除重重困难，直接到村子里找农民群众了解情况。这才知道问题太严重了，饿死人的数目很大。后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又调查了其他几个县，情况同样严重。通过初步调查，查有实据死人数目70多万。这一情况立即汇报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的主要领导，他们感到问题重大，决定当天晚上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信阳的情况，紧接着，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又写了一个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 周恩来听了的报告，又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的报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向主席报告了信阳事件的情况，主席十分震惊。根据主席的意见，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告信阳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原来没有一个人汇报，中央不知道。”会议上周恩来决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 由周恩来亲自点将所组成的工作组是高规格的。组长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副组长是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他们率领从三个单位抽出来的几十人前往信阳地区。中央工作组在信阳调查了一个多月，情况比较严重的县基本上都走到了。中央工作组回到北京后，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一份正式报告并附有零星报告和随时报告。后来根据主席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调拨大批粮食到信阳以解燃眉之急，同时指示从河南省直单位抽掉了一批干部到信阳工作，帮助当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整社整风运动。 但是，由于河南封锁消息，错过最佳救援时机，终于酿成了饿死100多万人的惨剧。“信阳事件”最后官方的统计数是“非正常死亡一百五十万人”，据前信阳地委统战部副部长鲁嘉宾说，原信阳地委统计干事何佩芳生前向他提供：因为一个领导说六十岁以上饿死者都算正常死亡，要扣除数字，所以后来只上报了105万人。 信息封锁，这是“信阳事件”的要害问题之一。**者和酷吏既不想自己说真话听真话，也禁止百姓说真话听真话。如果当年不封锁消息的话，中央就会及早救灾，绝不会饿死100多万人。吴书记、路宪文之流，为了维护所谓的“尊严”、“威信”，竟置百万人民的性命于不顾，让古今中外的奸臣酷吏们望尘莫及 《蛇仙游记》第三卷 44、紧急救灾周恩来起草“指示信” 到了1960年10月，中央领导已经普遍地感到农村形势的严峻。于是，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救灾。例如：中央发出全党大办农业、办好食堂、安排生活的一系列指示。前面已经详细叙述。 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从各方面挤出劳动力，充实农业第一线。1960年兴修水利原计划抽调7000万人，压缩到1000万人。中央在10月27日发出指示说：“人是每天都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 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降低城镇人口的口粮指标，动员每人每年高于360斤原粮的农村也要降低标准，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灾区；推广、采集和制造小球藻等各种粮食的代用品，多种瓜菜。 动员干部和城市职工下乡或回乡参加农业劳动。中央专门成立了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截至到12月10日统计，仅中央机关下放干部已经达到10176人，占中央机关干部总数的7.33%。 进口粮食。国内粮食潜力已挖到尽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果断向中央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向国外进口粮食，以缓解严重粮食危机。 上述仅是一些应急措施，最根本的是要调节农村政策，尽快刹住以“共产风”为核心的“五风”。[.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 一九六0年三月，曾为中央写过指示，提出要坚持制止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口气很严厉。但是，由于急于过渡这个产生“共产风”的根源没有触及，相反，各地都在竞相搞过渡试点，且有扩大之势；再加上几个大办，大办食堂，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土铁路，大办水利，大办养猪等等，更加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到了十月，“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对农村经济以及人民正常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地暴露出来。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0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二千八百七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问题已经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主要是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的问题。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以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还讨论了问题严重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汇报了信阳事件，说信阳地区“打人成风”，“非正常死亡严重”，“一时间成了黑暗的恐怖世界”。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坚决纠正以“共产风”为核心的“五风”迫在眉睫。于是，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十一月二日收到指示信稿，三日早晨审改完毕，立即退还周恩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谈一下，最后酌定。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三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定稿后，立即发出。 对指示信稿的修改，主要有以下一些。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五年不变”。“至少五年不变”，是在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这次他将五年改为七年，并加了一句：“在一九六七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原稿中说，“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将“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原稿中说，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将“有利的”改为“极为有利的”。原稿中说，“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改为“应该鼓励”。原稿中说，“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在“在现阶段”之后，加上：“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 从这些修改中可以看出，对于纠正和防止“共产风”，表现了更积极、更坚定的态度。 **中央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了十二条政策，简称作《十二条》。1960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于11月3日发至人民公社生产队党支部以上各级党组织。这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是：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2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3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4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5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6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7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8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9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10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11认真实行劳逸结合；12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上述十二条政策，在过去，基本上都作过规定。但是，由于它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反右倾”运动，此时此刻，突然以紧急指示信的形式，如此集中而系统地强调必须坚决贯彻这些政策，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普遍感到这是党中央采取的一项非同寻常的重大步骤。 为了使“十二条”能迅速贯彻，同一天，**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贯彻“紧急指示信”的指示》，要求各地至迟在12月中旬前把“十二条”传达到农村中去，传达到全体农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中去。具体步骤是：先召开有地委、县委书记和省直各系统各部门负责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展开讨论，弄通思想。然后，以地委、县委为单位，召开生活小队以上的干部会议，吸收若干社员代表参加，进行传达动员，其中要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参加。再由省、地、县委的负责人带工作组到农村去，帮助社、队干部向全体党员、干部、社员进行传达，以造成一个贯彻紧急指示的群众运动。 “十二条”标志着**中央、停止了庐山会议以来的“反右倾”运动，开始转向重新纠“左”。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扭转农村的经济困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这十二条仍有很大的不足。如文件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队”，指的是生产大队，而不是生产小队，仍然肯定了供给制和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尤其是群众反映强烈、意见最大的公共食堂问题，“十二条”明确规定：“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坚持公共食堂，长时间成为人们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不敢涉及的一个禁区，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思想，彻底铲除“共产风”等不正之风，还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蛇仙游记》第三卷 45、周总理支持农民取消食堂 周恩来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响应主席的号召，来到河北邯郸地区调查。[.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 5月3日这天，天气晴好，春风送暖。周恩来身穿半旧藏青色中山装，脚蹬一双半旧圆口布鞋，带着几位工作人员，包括身体欠佳的邓颖超，驱车悄悄来到原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武安县伯延村。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这次来，他们仍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视察的伯延村就餐。 这时的伯延村成为公社所在地，有十多个小村，人口不到三万，公共食堂办得较早。这里受灾面积大，正面临着严重饥荒。周恩来这次来调查的意图主要是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周恩来就带着随行人员，突然走进农民的食堂，说要在这里就餐。食堂的人一下子紧张起来，赶快叫社员们把饭打了走。周恩来进来时好生奇怪：平时那种热热闹闹的吃大锅景象到哪里去了？更奇怪的是，几天见不到一点肉星子的饭桌子，竟出现了热气腾腾的猪肉和鸡蛋。周恩来四处张望，问食堂的人：“平时你们也吃这么好吗？”食堂的人支支吾吾：“唉，唉。”周恩来笑了：“这么说，你们比我们在北京生活还好啊！”“好，好。”“那好”，周恩来指指桌上的饭菜，说，“今天我不能吃这些东西。苏联逼债，我立了规矩，不吃鸡蛋。不吃猪肉。给村里的病号吃吧，他们比我需要。”说完，他让工作人员将这些东西端走了。 周恩来总觉得这里面有蹊跷。 只过了一天，他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的食堂，但他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饭回家了。炊事员一见周恩来来了，不管别的，先去盖锅盖，说东西已经吃光了。随同的公社干部就叫总理回公社吃。周恩来不动声色，直奔着灶台走去。公社干部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就怕总理掀锅盖。可周恩来抓的就是锅盖，他掀开一看，里面还剩下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炊事员急了，要用干净的毛巾替总理擦擦黑黢黢的碗边，周恩来摆摆手，“这没关系，不用擦。”这一顿玉米糊糊下肚，周恩来对农村食堂的情况也略知一二了。但仅就一村而言，他还不敢肯定都是这样。他问公社干部，干部说社员放开肚子吃，吃不好，但能吃饱。周恩来将信将疑：他看社员们不少面有菜色，还有一些浮肿病人，这能叫吃饱吗？ 他召集了一次社员座谈会，一开始，群众还是不敢说话，敢说话的只说食堂好，能吃饱。周恩来见老百姓怕“官”，一回身，指指后墙上挂的画像，一个是主席，另一个是他，说道：“我叫周恩来，就是墙上那个人，你们看像不像？” 一听这话，群众乐了起来。刚才寂静无声的会场骚动起来，一些人的脸上有了活泼劲。周恩来继续说：“这次我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 可仍无人敢大声说话。 周恩来见一个农民蹲在他身边，闷头抽烟，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 别的人就说他叫二延，也有的报出大名张二延。 张二延年近50，其实是个爽快人，要不是村干部一再叮咛，说总理是大官，可不能胡说八道的话，他早就开腔了。他说了几句话，周恩来觉得他很真诚。 散会后，周恩来走访社员家庭，就来到张二延家。说家，也不是什么家，而只是公社拖拉机站旁的一间小屋，周总理的车正好停在邻近。刚一走近，周恩来就亲切地高声叫道：“二延，二延，在家吗？”张二延听见是周恩来的喊声，赶紧把身子一侧，面向墙壁，佯装睡着，这时隔壁木匠铺的人告诉总理，说二延在家哩。 周恩来推开屋门，走到炕前，发现张二延在睡觉，就拍了下张二延的腿，说：“二延疲劳了？” 张二延坐起来，说：“不疲劳。”“那你下午去开会吧，会上见。” 周恩来说完转身走了。可到了下午开会时，还是不见张二延的影，原来张二延扛着镢头上地里干活去了，周恩来就派人去叫。 当张二延走进会场时，周恩来对他说：“以后不要叫我总理，叫我老周就行。”周恩来一边说着，一边热情地拉着张二延的手，叫他坐下，并叫他发言。 张二延见总理如此恳切，不好意思地说：“今天我要少说，伤风感冒了。” “你也不伤风，也不感冒，你有了糊涂思想。”周恩来一下说到了张二延的要害。 张二延就说：“干脆我就糊涂糊涂吧。你老叫我说，我净说真话，公社、区里干部都在哩，你把他们的职撤了，对我有啥好？你管着全国的事，你走了，我还有命吗？我说了那么多话，那有不说错的吗？说错了，人家把我逮起来，你在北京咋知道？” “你大胆说吧，说错了也不逮捕你，我每年都要派人来看看你。” 张二延被打动了，呼地站起来，话一出口就很冲：“总理，你还叫我说真话？” 他这一开口，可把村干部紧张坏了。周恩来却很平静：“当然是说真话啦。” 张二延根据伯延公社受灾的所见所闻，大着嗓门说：“要说真话，刚才说的食堂好，全是假话。食堂好，食堂吃不饱。” “为什么吃不饱？”周恩来严肃地盯着二延的脸。 “总理，你算算，一共几两指标？司务长，炊事员多吃一点，他们的老婆、孩子、爹娘再多吃一点，到我们社员嘴里才三四两，能吃饱吗？要是自己做，汤汤水水的总能糊饱肚子。别看我死了老婆，一人拉扯几个娃娃，我还是愿意自己做。冬天还可以用余热取暖。”张二延一说三叹：“这两年生活是一年不如一年！” 有人打了头炮，别的人就掏开了心窝。七嘴八舌之后，有人竟抽噎起来。 也许是受了会场情绪的感染，张二延一下冒出了一句“狠话”：“总理啊，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当然首先要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当然会没有吃的！” 在场的地委干部没有料到这个二延会冒出这样大为不敬的话，气得胸口一起一伏，对周恩来说道：“总理你别听他瞎咧咧，这个人是个落后分子。” 周恩来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这位干部，仍然和气地说：“这样看不对。张二延说的是真理，只有当他把我们看作是自己人时，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 周恩来又转过脸去，鼓励张二延继续大胆说真话。周恩来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从1961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他真的每年派人到伯延村来看望他的农民朋友张二延。在调查的时候，周恩来又去过一次张二延的家，知道他1960年死了妻子，留下四个孩子，大的13岁，小的只有3岁。一家人挤在一个炕头上。周恩来就说：“你抚养不了这么多孩子，让我领走两个吧？大了再让他们回来。” “总理，你管国家大事，不给你添麻烦了；让我自己领着吧。”这件事过去20多年了，张二延也70多岁了，孩子都成家立业了，但是每当说起这件事，孩子们还埋怨这位又当爹又当娘的父亲当初为何不让总理领走自己哩。 经过几番细致的调查，周恩来终于弄清了社员们对食堂的态度。跟随他来的人说：是不是找一个食堂试一试，宣布采取自愿原则入食堂，不愿入的可以把口粮领回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调查组在一个生产小队宣布了这个决定后，谁也没有料到，除了炊事员外，社员竟然全部退出了食堂。 这以后，周恩来又到伯延先锋大队第四生产队就包产问题开了一次座谈会。 会上，周恩来问社员：你们这个队每亩包产304斤粮食能够达到吗？ 这一问，感受了周恩来平等待人作风的社员们争先恐后地发言：“多了，包得太多了！我们这个地方旱得厉害，夏田每亩平均产量只有70斤左右，有的只有40斤，还有的连种子都可能收不回来。”“夏荒这样严重，全年平均亩产304斤不可能……” 周恩来转眼看着生产队长，问他：“为什么要包这样高的指标？” 生产队长说得明白：“这是任务。公社党委、县里头要这个任务，实际上不可能。” 周恩来掐指一算，摇了摇头，又问社员：“你们的意见呢？” 社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最后一致倾向于每亩包产200多斤。一个社员磕磕烟袋锅，望望在场的“头头脑脑”，磨蹭了半天才说：“你们现在不定死，谁晓得秋天会不会又要多征。要是那个时候，把我们的口粮又挤掉了，自留地的收成也顶口粮，结果还是我们落空。”显然他心有余悸，又想得周全。社员们又是一阵赞同声。 周恩来看看在场的地委、县委和公社的负责人，那目光是在征询他们的意见，见没人反对，他便说：“我可以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不要再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 社员们顿时眉开眼笑。 回到住处，周恩来忙着整理几天来调查的情况，一直工作到5月7日凌晨3时。然后给主席打电话，汇报调查情况。 《蛇仙游记》第三卷 46、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1952年底，在主席建议下，**中央和各中央局、省市相继成立了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这是主席为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组织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主席亲自点将，任命邓子恢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后又兼任政务院副总理，主管农林工作。 邓子恢，1896年生，福建省龙岩泉井村人。1913年入龙岩中学学习。五四运动中受到革命洗礼，创办进步刊物《岩声》，宣传马克思主义。1917年以优异成绩获取公费留学资格，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即在家乡从事土地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历任**龙岩县委宣传部长、**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暴动副总指挥、第七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七团党代表，领导了闽西农民起义和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闽西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1931年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作，1932年成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是主席主席的得力助手。1935年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三年游击战争。1938年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5年6月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历任华中军区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等职，参加领导华东、中原、中南地区的解放战争及淮海、渡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领导了中南地区的土改和各项民主改革运动。他对发动农民、指导农村工作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被誉为“农民运动专家”。 农村工作部成员选调的都是熟悉农村、有较高理论政策水平的精兵强将。主席的原秘书、**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农业部长廖鲁言、陈正人、王观澜等为副部长，党内知名的“秀才”杜润生为秘书长。 1953年1月17日，邓子恢和杜润生来到中南海向主席报到，受领任务。晚上7时，主席在住所丰泽园接见了他们。 主席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完成，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就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这次调你来做农村‘统帅’，当第二篇文章的主笔。” 邓子恢急忙说：“主席是统帅，我一定当好主席的助手。主席写文章，我保证把墨磨好。” 主席笑了，接着说：“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总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更长时间内，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当前的具体任务有两项。” 邓子恢和杜润生在笔记本上快速地记着。 主席说：“第一个任务，是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忽然话锋一转，问道：“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如何？” 邓子恢回答说：“总的情况还好。土改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生活也有所改善。但是，战争刚刚结束，农村还很贫苦，农民需要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杜润生插话说：“当前农村的‘五多’，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很严重，农村基层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农民反映非常强烈。”主席专注地听着。 邓子恢向主席建议：“农村的一切工作，应该照顾小农经济的特点，应该多从小生产的私有性、分散性的特点来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 主席很赞赏这个意见，当即说：“你们农村工作部就从这个问题抓起，以安定民心，全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即将全面展开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接着，主席布置第二项任务：“现在，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就是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决议。你们要把这个决议很好地贯彻下去。在这个文件中，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其中正式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村工作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不要挫伤它。 邓子恢和杜润生快速地写着。 主席又交待第三项任务：“‘一五’计划时期，即从现在起到1957年底，老区组织起来的农户达到80%，其中加入合作社的占48%；新区组织起来的农户占60%，其中加入合作社的占12%。” 邓子恢心中暗想：“这么急怎么行！”他来京前，中南局开了一次常委会，研究了当前农村形势与任务。常委们一致认为：农民刚刚从土改中得到一点实惠，就马上让他们合作化，把他们分得的土地归大堆，农民难以接受。但是，他没有说出这些情况，只是说：“中南地区的互助合作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全国的老区比如东北等地互助合作搞得很不错，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我们需要有一个调查研究和学习的时间。” 主席说：“要边干边学，干中学嘛！” 临别前，主席又一次问起：“农村的情况到底如何？” 杜润生回答：“土改后，农村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小农经济是手工经济，力量单薄，具有私有性、分散性等特点。必须积极领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但是必须从小农经济的特点出发。合作化不搞不行，太急了也不行。” 邓子恢试探地说：“河南提出了允许‘四个自由’的口号――” 主席警觉地问：“唔？哪四个？” 邓子恢说：“就是土地出租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和贸易自由。河南发了告示，让农民放开手脚发展一个时期的个体经济，看来农民很拥护，对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力的作用还较好。” 主席冷着脸，没有表态。 杜润生赶快转换了话题，说：“对于新区，应该是生产压倒一切。但现在的‘五多’实在是让农民头疼，影响农业生产。” 主席说：“那好呀！你们农村工作部组建后，首先从解决‘五多’问题入手。” 最后，邓子恢向主席建议：“当前领导互助合作运动，因该从小农经济的实际出发，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这个建议得到了主席的首肯。 报到回来，邓子恢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不敢懈怠，很快的在北京万寿路组建起农村工作部。为了工作方便，他由中南海搬到万寿路机关大院居住。他首先向部下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建立组织机构、规章制度，制定工作计划……，农村工作部的工作很快的有条不紊的开展起来。 1953年2月15日，**中央将《**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于3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决议进一步明确规定：目前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方针，是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稳步前进。决议特别指出：不顾农民自愿和当前经济条件，过早地企图否定和限制农民的私有财产，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或企图兴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化的集体农庄，这种“左”的倾向，必然表现为超越实际可能的冒险主义。 《决议》发表前，主席对决议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一是放宽了对试办高级社的条件限制，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二是强调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中间，必须十分注意对单干农民的政策问题；三是进一步强调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 这个《决议》，比较符合农村实际，深受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欢迎。 《蛇仙游记》第三卷 47、邓子恢纠正急躁冒进 邓子恢为了搞好农业合作化，强调要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只靠坐在办公室看汇报材料。于是，他组织几个调查组并亲自率领调查组去农村搞调查研究。各个调查组汇报的情况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一个问题：在落实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干部都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此，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侵害农民权益、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 邓子恢立即向**中央和主席作了汇报，主要内容是：自去年冬季以来，互助合作运动中比较普遍存在着的主要错误倾向，是急躁冒进与对互助组、初级社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这一特点认识不足。其具体表现是：在新区，打击单干农民，侵犯中农利益，强迫成立互助组，满足于形式主义；在老区，盲目追求高级形式，试办初级社贪多贪大，将耕畜、农具变相地无偿归公，不根据生产发展的程度，而贪多贪快地增加公积金和公共财产，盲目强调增加社会主义因素。因而，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耕畜落价、杀牛砍树、大吃大喝、破坏生产的严重现象。此外，各大区提出的农业增产计划与互助合作发展计划也失之过高，这也容易助长下面的急躁冒进情绪。 邓子恢还向中央提出了建议：要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保护农民私有财产的政策，克服干部中的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打消农民“怕归公”的顾虑，安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要把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和集体农庄（高级社）三者的区别和联系明确肯定下来，也要把改造小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工作肯定下来，以澄清干部和群众的一些模糊认识。 与此同时，**中央也收到了中南局、华东局和华北局的报告，反映了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问题。 中南局的报告说：急躁冒进主要表现在不尊重农民的私人财产权。许多地方对耕畜采取折价入社的办法，不仅作价太低，而且长期不偿还，等于变相归公，群众称之为“软共产”；农民的存款，许多合作社不给利息，或者利息比银行还低；不少合作社在农民土地入股时，菜园也入社，社员凭票从合作社领菜；发展生产的观点不明确，平均主义严重；公益金用得多，消耗大，盲目搞基建，或买对生产没有用的东西；贷款过多，生产成本高。等等。 华东局的报告说：在发展合作社中，一些地方存在着越多越好、越大越好的错误想法，因而违反了农民的自愿，胡乱地多办社、办大社；盲目追求增加公共财产的现象很严重。这已引起群众思想混乱，造成生产损失。有些地方一冬没有人拾粪，场里地里的庄稼无人收拾；有些地方出现卖耕畜、砍树、杀猪，大吃大喝等现象。 华北局农村部的报告说：华北地区互助合作运动的急躁冒进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组织上贪快、贪大、贪多、贪高，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发展互助组，出现了追求百分比、强迫命令和打击单干户的倾向；试办合作社，控制不严，一轰而起，今春全区就由576个发展到3121个，翻了近五番半。二是经营管理上干涉过多，不分大活小活，不分农忙农闲，盲目强调集体经营。三是忽视目前的互助合作是建立在个体经济上的特点，任意侵犯农民的私有财产，侵犯中农利益，普遍压低土地分红比例，过早地进行耕畜、农具的折价归公。 **中央见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各大区的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采取了断然措施加以纠正。 3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指出：许多突出的、严重的强迫命令的错误，屡纠屡犯，一个重大原因是，党政机关布置任务时，对小农经济的私有性、分散性这些本质的特点认识不足，不予照顾。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把分散的小农经济混同于集体经济。 3月14日，**中央批转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倾向的报告》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能计划过大、要求过高。要正确贯彻党的农村政策，解除农民发展生产的疑虑。 3月16日，**中央发出由邓子恢主持起草的《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信》，再次批评了急躁冒进倾向，要求在组织互助组、合作社时，要从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切身体验出发，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正确解决农民的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问题，稳步地循序而进。 3月17日，**中央发出《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要求广大干部在农村工作中，要时刻记住照顾小农经济特点，要集中群众的要求，因地制宜。不可强调自上而下布置任务，强求一致完成。 3月26日，由杜润生代为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社论指出：对农民来说，最要紧的问题，是他们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和发展的问题。没有一个农民会相信，强迫他们和侵犯他们利益的互助组、合作社，能在将来满足他们的利益。如果盲目扩大社会主义成分，将农民私有的生产资料变相地无偿归公，无限制地扩大公积金，取消或不合理地减少对土地和牲畜的报酬，盲目地从各方面向私有制发动进攻，必然会吓退农民，使互助组、合作社自身垮台。 当时，主席是同意以上观点的，他亲自将以上中央发布的四个文件和《**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一起汇编成册，定名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主席为它所写的按语称：这些文件提示了党在当前阶段指导农村工作时所务须掌握的理论认识和重要政策原则，以及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各级党委必须组织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人员，来一次认真的学习。 1953年4月3日至23日，邓子恢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传达了主席关于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贯彻了中央纠正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的精神，布置了今后的任务。会议最后一天，他作了会议总结报告，阐述了当前农村政策，给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指明了健康发展的方向，提出了纠正急躁冒进的具体措施和安定农民情绪的具体方法。 《蛇仙游记》第三卷 48、 邓子恢讲演农村政策（一） 1953年4月23日，邓子恢在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阐述了当前农村政策。(.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1）必须帮助农民解决三个问题：邓子恢在报告中说：“今天农业生产的发展，还有许多困难的条件限制了它、约束了它，要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就必须帮助农民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必须帮助贫困农民解决生产资料的困难，主要的是牲畜、农具，肥料、种子等困难。2、帮助农民减少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虫灾等。3、帮助农民逐步改进生产技术，如耕作法，施肥法等等。不帮助农民解决这三个问题，生产就不能发展。在目前情况下，用什么办法来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这些困难呢？就是领导农民组织起来，靠大家互助合作的力量，再加上国家帮助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结果就是大家富裕，比较平衡的上升，也限制了富农的发展。这就是组织起来大家富裕的道路，同时也就是缩小富农的剥削范围，又限制了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邓子恢指出：组织起来既解决今天农民生产的困难，使生产提高一步，又为将来集体化准备好群众，准备好经验，准备好骨干。将来加上拖拉机，就可以搞机械化的集体农庄了。“互助合作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斗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互助合作是走向集体化的不可逾越的过渡形式，不能跳过这一关。”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唯一的办法就是**指出的“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互助合作运动中出现的两种偏向邓子恢指出：现在各地的互助合作运动中，有两种偏向存在：一种是自流等待，就是等待集体化到来，认为目前好像不必要搞互助合作，要等到将来拖拉机出来才搞。这种偏向的坏处，就在于让农村资本主义泛滥发展，不去教育农民，不去组织农民，不去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另一种偏向就是急躁冒进，过左的偏向，计划贪多贪大，盲目要求高级形式。 报告列举了当前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的种种表现：较普遍地采用类似对待敌对阶级的手段，强迫单干户入组入社，违反自愿原则；实行小组并大组，并小社为大社，改组为社；不顾条件实行土地、耕畜折价归公；不顾农民收益，发展公共财产，从而形成组员社员的债务。（.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许多地方出现了杀猪宰牛、卖牲畜、烧山砍树等破坏生产现象。要求必须坚决纠正。 邓子恢分析了这种急躁冒进过左的偏向产生的思想根源：一、过高估计互助组合作社的性质，不了解互助组合作社是具有两方面性质的，是过渡形式，而把它看作与社会主义完全一样。可能还有一部分人包含有单纯农业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样就可以完全社会主义化了，不了解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之上的，实现社会主义还要有工业化条件。 二、不了解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前进过程，工业化并不那样快（拖拉机到一九五九年才能有一万多架），可是我们的同志急了，要五年就合作化。去年提出的五年计划高了一些，事实上办不到，主观客观都办不到，结果压下来了。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必须要靠工业的帮助，不只是拖拉机问题，有了拖拉机还得有汽油，有一系列的设备，有了拖拉机而无修理站还是不行的。忽视工业化的进程而孤立地去搞农业集体化是不行的。所以**说要十年到十五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问题要跟县委书记、县长讲清楚，他了解了这个过程就不急了。 三、不了解互助合作是不可逾越的过渡形式，没有它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化。 邓子恢明确指出：“今天在全国范围来说，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偏向，是主要的危险。” 3）互助合作运动必须采取稳步前进方针邓子恢阐述了互助合作运动必须采取稳步前进方针的理由：第一个理由，今天搞互助合作与战争动员不同。战争勤务动员任务，非限期完成不可，不这样不行，一切服从战争。搞互助合作是改造经济的斗争，不能也不需要用这种战争动员的办法。 搞互助合作和搞土改也不同。土改是农民和地主的关系问题，是阶级斗争。互助合作是克服小农经济之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的斗争，是对农民的教育问题。互助组合作社的内部关系也是农民内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主要是贫雇农和中农的关系问题，贫雇农在互助合作中要揩中农的油，中农却要牲口、农具多分红，多占便宜。（.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这不是对敌斗争，不是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所以互助合作运动绝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今天有些地方强迫命令，用威胁、限制、戴大帽子等办法强迫农民入组入杜，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采取教育说服的方式，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来对待互助合作运动。说不服怎么办？那就等待他的觉悟，一定要自觉自愿，照顾双方。 第二个理由，互助合作必须根据需要与可能的条件去建立。 1、一切为了增加生产，根据生产的需要。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一再指出这一问题，由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到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农民在土改后由于牲口农具不足，或者劳动力不足，要求互助，你帮我，我帮你，解决牲口、农具、劳力问题。等到这些问题解决了，就进一步要求再发展，再增产，就不仅要求季节互助，而且要求全年互助，不仅要求搞农业互助，而且要求搞副业互助，多搞点钱。生产要求提高了，组织形式就改变了，就自然进到常年互助。常年互助办好了，就自然要求更提高一步，要求劳动分工、土地合营，搞合作社。互助合作运动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逐步前进，绝不能单纯凭主观要求，否则就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 2、必须根据群众的觉悟，用群众的切身体验教育群众。这是群众运动的基本规律。要群众起来，不仅是靠我们宣传教育，还要靠大多数群众自己的切身体验。当然宣传教育是起一定作用的，但不能完全靠宣传教育解决问题。群众经验过了，不仅听到而且看到，而且自己做了，确实有好处了，相信了，就会来了。我们搞互助合作，由低到高，都要根据群众的切身体验，不能只照我们的理想。 3、根据干部的领导能力。合作社不能一下子发展那么多、那么大，没有这许多干部。管理几百户几十户的农业生产，并不比管理几百人的工厂容易。现在我们有些合作社把区级干部、县级干部拖死了，干部一走合作社的问题就不能解决。办合作社，要看干部条件，要看干部的能力。干部没有这样多，干部能力弱，不能胜任就办不好，这是很自然的，不能从主观要求出发。 第三个理由，我们的前途是集体化，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们要从现在的小私有小生产者的现状出发。现在是个体农民占优势，互助组的组员、合作社的社员也还是小私有者，小私有者有保守性，不能不照顾，如果急躁冒进，那就不仅单干农民不加入互助合作，而且还会影响互助组合作社的巩固。参加互助合作是为了多生产、多收入。组员社员都是小私有者，如果加入以后，生产不好，或者生产多分的少，他们就不来，就是打耳光也不来，耳光打了思想是打不丢的。虽然经过了土改，土改时农民是拥护**的，因为他们从**手中得到了土地。但土改后，互助合作搞不好，对他们不利，他们怕吃亏，当然就不来了。这不能怪他们。 今天的互助合作，对于农民小私有者，一方面要改造他们，一方面又要适应他们，适应就是为了便于改造，过急不行。 第四个理由，要从工业化的进度出发。不是像某些同志所想的那样快，一下就能把国家工业化，大约要三个五年计划才能打下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农业集体化速度须与之相配合。不能急，太急了集体化搞不好，就要影响粮食生产。这样，反而会影响工业化的前进。 第五个理由，互助合作是一个群众运动，必须按照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办事，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一步巩固一步，有阵地的前进，绝不能一步迈进，一哄而起。一哄而起者必将一哄而散。互助合作关系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根本问题，必须慎重稳进。 4）1953年互助合作运动的任务及需要注意的问题邓子恢提出了今年的任务：从这几个理由来看，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均须切实防止急躁冒进。今年大体来说，是继续巩固的问题，当然有些地方还是要发展一些，但必须稳步前进。下面干部要看上级，上急下更急。关于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的发展速度，中央已有指示，要从各方面加以约束。首先在数量上，原计划五年组织起来的数目达到总农户80％，可能还多了一点，最好再约束一下，老区发展到70％至80％左右，新区发展到50％至60％左右。年度计划怎么定，由各大区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合作社的发展，原来计划老区是45％，新区12％，现在还要压缩一下，老区五年发展30％一40％，新区6％一10％，有些地区还可更低一些。合作社社员户数，也要稍加约束，大概是十五户到二十五户，以不超过三十户为宜。根据群众今天的经验，生产工具和干部情况，都不能过火。现在也有一百多户而办得好的个别社，但要靠县级干部经常帮助，能有多少个县级干部呢？它既然办得好，有成绩，有条件，当然不要改了，大的当然比小的好，问题是群众觉悟程度，干部领导能力。按目前条件，一般是搞的过大了反而妨碍生产。有些过火的社维持不下去了，必须改变。有些合作社基本上办得好但有些毛病，应当整顿一下。现有的合作社，不是一切都办坏了，如果认为一切都坏都要解散，那就是走极端的办法，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妨碍生产，群众有意见。总之，公式主义不分析具体条件，是要不得的。必须分别对待，分别处理。从数量上约束一下，做得好的，超过一点也不要紧，更重要的是从互助组合作社质量上加以约束，在内部的做法上加以约束。 邓子恢再次强调要处理好贫农和中农的关系。一方面是要克服贫农向中农揩油的思想。不能像土改时候那样，土改时是搞地主以满足贫雇农，那是对的；今天揩中农油以满足贫雇农，那就错了。今天的贫雇农将来也要成为中农的，今天要他揩中农的油，将来就会让别人来揩他的油，这就使贫雇农对上升增加顾虑，结果两头不讨好。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有的中农、富裕中农企图把牲口、农具估价过高，分红过多，使贫雇农吃亏。在对待组内社内的关系问题上，要坚持等价互利的原则，但也不能那样理想化绝对化，必须认清主要是贫雇农与中农的关系问题，要双方兼顾，逐渐做到更加合理。 邓子恢指出：合作社的公共财产是要随着生产发展而逐渐积累的，不要积累的过快，一下子搞的过多。因为公共财产积累的快了，就会影响社员的收入。社员入社是为了多打粮食，多分红，多收入，改善生活。公共财产多了，收入少了，他的积极性就下降了，就很难持久。因此合作社的公共财产要加以约束，要慢一点，稳一点，发展慢一点没有坏处。但不是说不要，公共财产是要的，要根据群众自愿，收入得多，在增产中抽出一部分积累公共财产是可以的。今天收入并不多，增产也不多，公共财产搞多了，必然脱离群众。 《蛇仙游记》第三卷 49、 邓子恢讲演农村政策（二） （5）批评两种错误倾向邓子恢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合作社吃大锅饭必须反对。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是**，今天办不到。硬要搞，一定搞坏。斯大林也批判过苏联的农业公社，苏联还行不通，我们更行不通。苏联现在还是共同生产，分开消费。我们的合作社必须是按土地、牲口、农具、劳力来分配，分到的粮食由各人自由支配。共同消费一定要纠正。 二是有的地方提出：“时时互助，事事合作”的口号，这是不妥当的，行不通的。农村中有三种活，一种是一定要互助的，靠集体劳动才搞得好，一种是可互助可不互助的，还有一种是单干较互助好的，如喂鸡、喂猪、种点蔬菜及其他家庭副业劳动。哪些集体搞，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根据农民的自愿而定，农民的劳动时间不要通通集体支配了，如果他自己连冬闲和农事闲隙时间也没有一点活动的自由，那是不行的。假使农民生活上极不方便，生产上也有妨碍，一定要遭到群众反对。 6）目前农村中某种紧张情况及安定团结的方针：邓子恢说：目前农村中不少地区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就是农民不安。怕“共产”、怕“社会”、怕露富，这种情况对我们是不利的。现在的方针是把农村安定下来，巩固我党在农村中已得的阵地。不安，基本是中农问题。从东北黑龙江的材料看，生产积极性高，扩大生产的占24％，缩小生产的占13％，而维持现状的占63％。24％是雇贫农，土改后仍未上升为中农。13％是富裕中农、富农与土改前的地主之类。而问题的关键是那63％，他们是中农，他们多少有些顾虑，不敢放手经营，是现状维持派，也不缩小，也不发展。中农不安定，有顾虑，对我们的政策不摸底，不了解什么是“共产”，什么时候“共产”。必须使他们安定下来，否则就不能巩固党在农村中已经得到的阵地。如何才能安定下来呢？我认为要解决五个问题：第一，要照顾个体农民的积极性。中央互助合作决议中指出，土改后农民有两种积极性，一种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种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两种都要照顾。为此，在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同时，还必须：（1）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所有权。保护农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2）相对地固定负担。（3）限制富农剥削，允许富农存在。 邓子恢提出，必须把逐步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他说：“所谓“确保私有制”是不对的，因为对农民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是要积极加以改造的，农民现在的这种私人所有制必须逐步由将来的集体所有制来代替，怎样“确保”呢？不能确保。这是总方向，不能怀疑动摇。但不是明天就能一下子改变过来，而要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些时间才能完成。对农民的私有制这个问题，必须逐步去解决，不能过急。分了土地给他，就不能又随便剥夺了，必须依法保障这种所有权。机关修房子，占了农民的地，就一定要给农民适当的代价，要把他们安置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不能马马虎虎，造成农民的恐慌。有些地方处理得不好，就闹了许多乱子，如河南修飞机场，修水库，没有向农民很好宣传，也没有给以安置，就插牌子，以致引起骚乱。必须把逐步改造农民小私有制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弄不清，就会造成群众恐慌。改造农民私有制是总方向，决不能动摇的，但不能说横竖将来要归公，就随便去侵犯农民的土地及其他私有财产。 邓子恢讲了对富农的政策：现在是既要限制富农发展，又要允许富农存在。不能说不允许富农存在，而且完全不让富农有一点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富农发展一点不要害怕。总的方针是限制富农发展，这个是决不能犹豫决不能动摇的。但又不能完全杜绝富农某种程度的发展。这是矛盾的。在这方面掌握起来要讲究艺术的。 邓子恢讲了所谓“四大自由”问题。他说：笼统提出“四大自由”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但关于雇佣、借贷、租佃和贸易四个问题则应有正确的处理：（1）雇佣问题。雇佣自由的口号可以提，是不是雇工会有增加呢？当然可能，但今天是有没有人敢雇工的问题，而不是雇工的人很多。（.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对雇工的工资问题，雇工的各种待遇问题，当然不是允许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这个自由是有条件的。 借贷问题。今天要提倡自由借贷。农民要借钱，国家没有这些钱去帮助农民完全解决困难，他就要借贷。规定几分利是高利贷，几分利不是高利贷，用意是好的，但如没有国家的农业贷款之增加和信用合作事业之发展相配合，则其实际效果不大。因为他可以搞黑市，搞地下借贷。允许自由借贷是否就是让高利贷泛滥发展呢？不！我们要搞信贷合作，低利借贷，用经济斗争的办法慢慢战胜高利贷，减少高利贷，直至最后消灭高利贷。单纯用行政命令，高利贷是禁止不了的。 3）租佃问题。土地买卖和租佃的自由，土地法上规定了，今天还不能禁止。但这种自由的范围很小，实际上仅允许鳏寡孤独烈军工属及没有劳动力从事耕种的人出租土地。将来是否要禁止土地买卖，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措施去禁止土地买卖，中央还没有考虑。今天土地买卖是可以的，但是否让随便买卖呢？不是的。我们要尽可能帮助贫困农民克服困难，要从各方面来帮助贫困农民，如贷款、互助合作等等，使他不卖地，卖去土地对他们很不利，卖了就更加贫困了。所以这个自由很有限度，并应尽量缩小这个自由的范围。 4）贸易问题。商业买卖自由是不禁止的，但要在国营贸易领导和节制下。所谓领导就是控制。贸易自由的范围也是有限度的，有控制的，不是让其泛滥发展。但是不是不让私人做买卖呢？不是的。包不了的。去年调整了商业后，私人商业有些发展，这是必然现象，不要怕，一方面其中有些偏向，有些过去考虑不周的地方，有些空子，所以贸易公司合作社发生困难了。今天就要想法解决。但这决不能恢复过去的情况，不准私商下乡，我们一切包下来。如木材过去是完全控制的，只准卖给木材公司，农民自己的木材砍下来做棺材做房子都不行了，要经过批准，这怎么能行得通，但现在全国木材是否可让木商完全自由通行，那也不行，还要经过一定的市场管理，所以贸易自由是有控制的。 这样做就是对富农发展有所限制，总的是要限制，特别是互助合作，社会主义的比重加大，也就是限制富农发展。主席对这些问题说得很明确。我们通常的毛病就是：左右摇摆或者是总的方向发生动谣，如对农民的私有制度不加改造，让富农无边的发展，或者是限得太死。必须把当前政策和发展方向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既稳定农民积极性，又有利于按总方向前进。 第二，必须切实把互助合作办好。我们说把群众的个体生产积极性稳定下来，绝不是说要把互助合作运动停止，而是如何把互助合作运动办好，确实多分红，多打粮食，在农民群众中真正起教育示范作用。中农是左右摇摆的，我们办的好，确实有利，多打粮食、多分红，生活有改善，中农就过来了，就不再恐慌了。互助合作对中农、贫雇农是好的，就是对富裕中农也没有什么不好，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不要再揩他们的油就是了。所以决不要因为目前农村中的某种紧张情况而停滞不前。但不要急躁冒进，要说通积极分子，有些合作社确实太大的，领导不了的，应该分开来；某些合作社不够条件的要改组；有些合作社是形式主义，根本没有合作，只是挂个牌子的干脆不要，基本上办的好但有些毛病的，要帮助它巩固下来；有些办的好的就帮助它前进，这个工作搞得好，就可以在农村中树立榜样。 第三，农村中新的建设工作要分轻重缓急，量力而行。我们有许多事情本来是好事，但办的太急了，要明天做的，今天来做就急了，不分轻重缓急，百废俱兴，结果使好事变成坏事，成为农民的负担，这就不是量力而行。农村要不要做建设工作呢？要的。水利是要兴修的，但盲目的打井，不该挖塘的地方要挖塘，就不好了。有些事情本来人民是欢迎的，如果要他们负担太多，任务太大，负担不起，就不好了。我们应该从当时当地人民的需要与可能出发，量力而行。 第四，还要设法增加农民生产资料，提高农业生产。关内各大区反映，牲畜及大农具尚未达到战前水平，只达到80％，小农具增加了，大农具并没有恢复。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增加农民的生产资料，第一步要求得恢复，第二步再求得上升，光靠劳动力，不从生产工具方面没法改善，生产水平的提高就是不稳固的。 生产资料主要是牲畜，南方的牛，北方的马。要想各种办法去繁殖牲口，改良畜种。其次是大农具，犁、耙、水车，还有肥料。必须奖励农民增加生产资料，添购耕牛，添置农具，增加肥料。目前新式农具不多，化学肥料、豆饼也不多，主要还是旧式农具，粪肥、草肥、当地的花生饼、菜子饼、茶子饼。各大区、各省、各县要想办法奖励农民增加和改善生产资料，并应在税收方而，贷款方面对供应农民生产资料的手工业多加照顾。因为解决目前农村所大量需要的生产资料，绝大部分还要靠手工业，就地取材，就地制造，就地供应，因此对手工业的扶植，帮助手工业发展，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各省、各专区、各县办的小工业都应为本地农民服务，面向本地推销。 第五，发展贸易合作，加速城乡物资的流转，对农村生产是很重要的。有些土产，如桐油，固然是出口货，但可以开辟国内市场。在县与县之间、省与省之间、大区与大区之间，可以组织交流。这很重要。不把农民的土产推销出去，他的副业收入就少了，购买力就低了，生活也很难改善，也就会影响其再生产能力，影响农业生产。各地党委应注意对各地贸易公司以及合作社的领导。贸易公司、合作社逐步推广与农民的合同关系，这是我们要把千百万个体经济、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吸引到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中来的重要方法之一。过去所执行的预购政策，实际上就具有合同性质。但农业生产还是靠天吃饭的，合同订的多，老天爷不帮忙，收不到，合同就不能执行，所以这种合同要有一定的伸缩性。这方面经验很少，不可太急，要慢慢摸索，求得逐渐吸引农民到国家的计划经济轨道中来。 做好这五项工作，就可使各地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程度的紧张情况安定下来。 《蛇仙游记》第三卷 50、毛主席一批邓子恢 邓子恢关于纠正急躁冒进的主张，主席在起初是赞同的，并认为这些主张是“农村工作指南”。但是，主席不久就突然改变了主意，由赞同到不满到批判。促使主席改变主意的直接原因就是粮食问题。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要核定各户的土地亩数和产量，从而定出应该卖多少余粮，动员以至强迫各户交售。同几亿农民直接打交道，非常繁难。如果把农民组织进农业社，“把许多小辫子梳成一条大辫子”，国家收购粮食只和农业社打交道就简便多了。再有，主席一直认为，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越高，生产力发展就越快。只有组织起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才能大幅度增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紧张的问题。这些就是促成主席想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的直接原因。 主席改变了主意，而邓子恢却依然“顽固不化”。主席决定用批判邓子恢开路，加快对农民改造的步伐。 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全国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子恢正在外地视察工作，会议由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主持。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主席于10月15日找陈伯达和廖鲁言进行了谈话，给会议的主题定了调。 主席说：“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都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明年初，开会检查，这次就交代清楚。明年初是要检查的，看看完成的情况怎样。 ……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以允许试一试。（.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的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他主张重点搞合作社（初级社），要多搞，越多越好。要给下面摊派指标，并督促检查。可以打破常规，直接搞社，这样就搞得快。 主席说：“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 他明确提出了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问题。搞互助合作，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言外之意，个体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后，这成了强迫农民入社、打击不同意见的一根棍子。 主席说：“‘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能带一点，应加研究。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合作社……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可以是三、四百户。……” “确保私有财产”和“四大自由”（指允许农民租佃、雇工、借贷、经商），是《共同纲领》、《土地改革法》所规定的，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主席却把它们看成是产生富农、造成农村两极分化的祸根。（.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他主张办大社，社的规模越大越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救济鳏寡孤独，把贫富拉平。最耐人寻味的是，他强调是“保护”而不是“确保”，这是否是他一贯的强词夺理的作风呢？ 主席说：“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 他主张发展合作社要快。 主席说：“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最后的结果是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 办社好坏的标准是增产，这一点很正确。遗憾的是，后来就没人重视了。 主席说：“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主席为什么要重点搞合作社，而且要又多又快，办大的？原来是要解决供求矛盾。他认为：只有变私有制为公有制，才能发展生产力，最终解决供求矛盾。在他看来，生产关系不受生产力的制约，可以想怎么变就怎么变，就像魔术师手中的道具一样，这么一变，奇迹就会发生：生产力飞速发展，财富滚滚而来。这个理论误区，就是导致他大搞“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深层原因之一。 在闭会的前一天，11月4日，主席再次找陈伯达、廖鲁言谈话，重点批评邓子恢。 主席说：“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就错了。……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 批评邓子恢纠正“急躁冒进”纠错了，是“稳步而不前进”，有脚不走路。 主席说：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他批评邓子恢“保护农民私有财产”、“照顾小农经济现状”、“一切从小农经济的特点出发”等观点，是资产阶级观点，是不靠社会主义。 主席说：“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主席提出：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统率农村一切工作的纲。请读者注意：这时主席就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是在1964年。 主席说：“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主席规定了农业合作化的具体发展道路。 主席说：“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就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做干涉过多。……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 ‘积极领导，稳步前进’，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 总路线就是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主席批评邓子恢纠正急躁冒进，说他是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道路。 主席再次强调：“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 主席提出：“在城市郊区搞互助组，蔬菜的生产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解决供求矛盾迫在眉睫，主席下了死命令，必须多办快办合作社。 《蛇仙游记》第三卷 51、互助合作再次冒进 主席的两次谈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初步形成他指导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套理论、方针、政策。根据主席两次谈话精神，陈伯达起草了《**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了决议草案。会后，在主席主持下，又作了修改。12月16日经**中央正式通过，在1954年1月9日公布。 这个决议把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为全部立论的依据。同第一个决议相比，这个决议有许多新的内容和特点，主要是：第一，第一个决议提出要保护农民的两个积极性；这个决议却说“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中产生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而由于农业经济的恢复和逐步上涨，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就越来越带着明显的、不可忽视的性质。我们的政策是……，把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轨道上来，从而克服那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第二，第一个决议重点在互助组，而这个决议重点在发展合作社。 第三，第一个决议强调“稳步前进”，而第二个决议则侧重“积极领导”。 决议规定的全国农业社的发展指标是：到1954年秋，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到1957年，发展到八十万个左右，参加农户约占总农户的20%。 主席的两次谈话和《决议》传达后，那些搞急躁冒进的“左派”们弹冠相庆，奔走相告：**主张办社要又多又快又大，邓子恢纠我们纠错啦！我们执行的是总路线，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有**支持我们。于是，在总路线灯塔照耀下，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全国农村又掀起了大办初级社的热潮。农业社由1953年冬季的一万四千个发展到1954年春的九万多个，增加五倍多，超过决议计划数的一倍半以上，参加的农户达到170多万户。 在主席的督战下，中央农村工作部在1954年4月2日至18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拟定了新的发展计划：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发展到30万或35万个；一九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达到130万或150万个，人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35%左右；在一九六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争取实现基本上合作化。（这里是指初级的农业合作化。）会后，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中央和主席写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报告。6月3日中央转发这个报告。 紧接着，在1954年10月10日至3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又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总结一年来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制定新的发展计划。(.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这时，全国又有新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2万个。根据各地的要求，会议提出要在1955年春耕以前发展到60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说，把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发展指标翻了一番。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57年，全国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入社。这是个大发展的计划，很快得到**中央批准。 1957年入社农户的指标越改越高：由1月的占总农户的20%左右到4月的35%左右，10月就改为50%以上。真可谓“突飞猛进”！ 这次会议确定：“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的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50%到70%），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这是主席在审阅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报告时，作了修改补充而确定下来的。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主席对农村阶级作了更细致的分析，主要是把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和原来的老中农，根据他们的经济状况，分为新上中农和新下中农，老上中农和老下中农，以新老下中农为依靠力量，新老上中农为团结对象。 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以后，下边的积极性更高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很快，到1954年的11月，又发展到21万个。到1955年1月初，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又办起了38万个新社，总数达到59万多个。一年内翻了六番半！万马奔腾，一马当先，浙江省的农业社由1953年底的3千8百个社，发展到1955年1月初的5万3千多个，一年内翻14番，位居全国之冠。 农业社为什么发展这样快？一些人说，这是因为广大农民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拥护总路线，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子恢不相信这种说法，他在一次报告中说：“你说他（上中农）愿意入社，我就不大相信。因为他的生产水平比你高，你合作社办了三四年，也不一定超过了他。要他参加合作社，和他平分，他就不干。看大势当然是中农的一个特点，但另一个特点是计较利害，他把利害算盘一打，觉得不够，就不来了，就是来，也是被迫的。” 邓子恢往浙江省和其它地方派了调查组，自己也亲身下去考察，终于发现了农业社大发展的奥秘：原来是逼迫农民入社的结果。首先是政治压力：凡不愿入社的农民和不积极办社的干部，就是反对总路线，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查一查你是否是漏划的地主富农，是否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再就是经济压力：给单干农民多派卖粮的任务，不入社就饿死你！例如，浙江省有些地委提出了“依靠贫农、斗争富农、带动中农”的错误口号；有的县召开全县斗争富农大会，在会上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被斗的富农一个样；在统购粮食时，给单干户的产量定得很高，卖粮的指标也就多。有些干部开会说，你入了社，就可以把卖粮的指标降下来。农民怕多交粮，只好入社。 调查还发现，这些强迫办起的新社侵害中农利益严重，农民思想混乱，生产消极，生产力遭受破坏。浙江省有些县规定耕牛、农具折价入社，作为股份基金。折价不仅低，归还日期又长，有的规定60年还清。土地报酬也过低。许多中农害怕“共产”，就出卖、宰杀耕畜，砍树毁林，不再向生产投资，闹着退社，生产情绪低落。许多贫农误认为入社就是“合伙平产”，入了社就向社里预支款项，买口粮，于是中农的投资和国家的贷款大部分都“平产预支”了，没有扩大再生产。因此，春耕开始后，凡强迫命令组织起来的新社，春耕生产准备工作很差，农民生产消极，不添置、修理农具，不向生产投资。目前，维持不下去的合作社约占10%；由于办社条件不够，加强领导也办不好的，约占30%。办社居全国之冠的浙江省孕育着闹退社的危机。 《蛇仙游记》第三卷 52、邓子恢献策解决农村危机 中国农民是小私有者，从几百代祖宗传下来的，就是以户为单位的单干。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经过土地改革，农民们都有了自家的土地，他们精耕细作、省吃俭用，劳动热情非常高涨。勤劳致富，过上好日子，这就是土改后农民的心愿。农民作家赵树理说农民只有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的确是真知灼见。 搞互助组，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产品的分配权仍然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也就是说，土地属于自己，种什么、怎么种还是自己说了算，自己土地生产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除照章纳税外全归自己。自己是主人，是“老板”。参加了互助组，组员们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确实能够解决劳动中遇到的困难，增加产量，对大家都有好处。因此，广大农民都欢迎互助组。 初级社是“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虽然土地的所有权还归农民自己，但是经营权和产品的分配权却归社干部了。也就是说，种什么，怎么种，农产品怎么分配等等，都是社干部说了算。农民自己只是每天上班，听候干部分派干活，由“老板”变成了“打工的”。因此，大部分农民，尤其是土改后生活变富了的农民，对入社都抱着观望态度：看入社后能增加收入，就入；否则就不入。积极入社的只是极少数的两种人。一种是土改后生活水平下降、卖掉一部或全部土地的农民，尤其是那些因为好吃懒做而变穷了的人。他们感到入社是绝处逢生，又遇到救命的“第二次土改”了，**、**真是大恩人；还有一种人，就是有些政治头脑的精明人。他们看到“共产”是大势所趋，这个社早晚得入，晚入不如早入。听**的话、跟**走，当个办社的积极分子，争取当上社干部。因此，他们宁可在经济上吃点亏，也积极带头入社。像后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就是这类人的代表。关于他的发迹历史后面再向读者详细介绍。 **发动大办农业社，中央把建社指标分配给省，省再派给地区，再派给县，再派给乡，这样层层加码下压，谁敢怠慢。于是，乡和村干部只好依靠两种人当积极分子，用各种方法逼迫农民建社入社。 建社后，这些积极分子中的许多人当上了大大小小的社干部。他们入社的积极性本来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他们对先富起来的农民早就看着眼红，盼着“第二次土改”，阿弥陀佛，终于盼来了。新社一成立，他们就闹“平产均分”，揩中农的油：一是把土地的报酬定得低低的，有的地方规定土地和劳力的分红比例是“一三七，二二八，三年归大家”，即第一年三七开，第二年二八开，第三年取消土地分红；二是规定耕畜、车辆、大型农具一律折价入社，有的地方把农民的菜园、山林等也折价入了社。作价又低，归还年限又长，实际上是无偿剥夺。中农们祖传的十几亩、几十亩好地，全家几年间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攒了几个钱，买下的耕畜、车辆、农具，就这样几乎被无偿剥夺去，岂能甘心情愿？可是，逼迫你入社，不入又不行。于是，他们头入社就卖牲畜、车辆。卖不掉，就宰杀掉吃肉，劈了当柴烧。入社后，见到他们平素瞧不起的好吃懒做的人，有的居然成了他们的“老板”，对他们颐指气使，坐享其成，自己全家多年辛勤劳动的成果被共了产，如何能咽下这口气？可是，大权在干部手里，阶级斗争的紧箍正套在你的头上，你有啥办法？只能消极怠工。也有被逼急了的，豁出去，就闹着退社。贯彻总路线，强行征购过头粮，逼迫农民搞入社大冒进，再加上水灾，这些天灾**一起压在了农民头上。农民生产消极，粮食减产，怨声载道、啼饥号寒，他们用各种方式发泄不满，进行反抗，引起了社会动荡不安。仅浙江省的农村就发生了多起农民闹退社、请愿、骚动事件。1955年初春，农村的形势已经非常紧张，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已经受到严重影响。 1955年春季以来农村中出现的紧张情况，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粮食征购过多，一是农业合作化的步子过快。农民不仅被逼入社，还被逼卖粮。这样双管齐下，如何受得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主席和邓子恢有着不同的思路。主席的主张是，在粮食问题上向农民让步，减少征购数量，以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增加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用主席的话说，以减少粮食征购换来个社会主义。主席始终认为，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增加农业生产。邓子恢的看法不同，他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他认为，造成农村紧张，当前最突出的因素是粮食问题，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出乱子主要是在合作化的急躁冒进方面。从这时开始，主席同邓子恢等在对农村形势估计和农业合作化方针上，意见分歧加深。 邓子恢对农民的心态和特点是非常了解的。因此，他一直主张合作化运动要照顾小农经济的特点，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稳步前进。他主张，办农业社，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一是要有好的干部，懂政策，会管理，公道，能干；二是群众的觉悟，即他们看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自愿的入社；三是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能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他主张，要办好农业社，首先要搞好生产，让每个社员的收入都要比没入社时多；其次，要贯彻自愿原则，要用增产增收的优越性吸引农民，决不可强迫命令；二要贯彻互利原则，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搞好贫农和中农的团结，不能揩中农的油。他主张，宁可少些，也要好些，办好一批，巩固一批。决不能不顾客观条件一哄而起，急躁冒进。 遗憾的是，邓子恢的这些正确主张没有被主席真正的重视和接受。当农村合作化矛盾激化、形势紧张，需要“擦**”的时候，主席就请出邓子恢；当形势好转时，主席就又急于求成，批判邓子恢的稳步前进。 邓子恢通过亲自下去调查、派调查组、听各地汇报等途径，很快就掌握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他心急如焚，1955年元旦刚过，他就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反映了农村的紧张形势，献计献策解决农村危机。他建议合作化运动应该控制发展，着重做好整顿巩固工作。中央很快采纳了邓子恢的建议。 1955年1月10日，**签发了由农村工作部起草的、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对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例如河北和浙江个别县份就有此种情况，……允许已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必要的、合理的减少。 1月1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2月，中央召开财经会议，决定调整粮食统购指标，要“进一步加强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新老中农的团结”，要对中农让步。根据会议讨论意见，形成《**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于3月3日发出。 《蛇仙游记》第三卷 53、 毛主席指示“停缩发” 农村中的粮食紧张情况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强迫命令现象，从不同方面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的一个卫士探家带回一封群众来信。信里反映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村子，用“跟**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逼迫农民入社。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也写信向主席反映，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 面对农村紧张情况，主席决定放慢农业社的发展步伐。 3月初，主席找邓子恢谈话，嘱咐邓子恢说：“现在农村很紧张，农民负担很重，我们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呀。五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喽，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自愿的。我看五七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求达到百分之五十。发展合作社今春就停下来，停止一年半，到明年秋收再看。从前说，1957年要50%的合作化，1958、1959两年就差不多了，1960年全国就合作化了，现在看不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只能完成三分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再完成三分之一，第三个五年计划再完成三分之一。今天只能办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而不是办高级社。” 3月中旬，主席又找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谈话。听完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情况汇报后，主席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农民们杀牛砍树，就是生产力暴动喽！现在有些地方的合作社要停下来整顿，如东北、华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这个‘停、缩、发’就是我们当前的方针。” 1月10日中央通知发下去以后，在一些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快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控制，最突出的是浙江省。1954年春，浙江省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六，秋天也只占百分之一点九，1955年春，突然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仅一年，就翻了47番！ 根据中央精神和主席的指示，邓子恢率领农村工作部雷厉风行的行动起来，对农业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3月21日，邓子恢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讲话。他说：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社，是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团结中农的工作进行的好坏，将决定合作化的成败。他建议全党要重视贯彻好团结中农、自愿互利的政策。对入社的土地，报酬要合理，使那些土地较多较好而劳力少的中农户入社后，能够适当增加收入，至少不低于他入社以前的实际收入。耕畜、车、船等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在初建社时一般以采用私有公用的办法为好，给以合理报酬。经过若干时期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归社有，但必须按正常市价给以补偿。如果采取无偿归公，或是作价太低、长期不还的变相无偿归公的办法，誓必引起中农出卖和宰杀耕畜、破坏农具的严重情况，这给农村生产力造成的损失，是难以在短期弥补的。[.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对于不愿入社的农民必须等待，决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强迫他们入社。说服农民最有力的工具，就是把现有的合作社办好，使之确实能起到示范作用。因此，合作社的发展，必须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必须发展一批，办好一批，在办好的基础上求发展。他强调：当前的任务，是把已经建立的初级社踏踏实实的办好，发展过猛的地方今年要停止建社。 3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现在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六十万个，完成了预定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 鉴于浙江省的大冒进位居榜首，邓子恢把该省作为整顿农业社的重点。3月24日，邓子恢会同**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分管农业），邀请正在北京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一起研究浙江省的合作化问题。根据他们商定的结果，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写出《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上报中央，同时请陈伯达转呈主席，经主席同意后，于3月25日用电报发往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意见》说：“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 这份电报发出后，邓子恢随即出访东欧，此事即由谭震林主持。谭决定派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和中央书记处二办的处长袁成隆一起去浙江解释电报精神。江华也从北京给浙江省委打回电话，说浙江合作化冒进，全国第一，督促省委采纳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浙江省委一致同意中央的决策，立即召开各种会议，布置贯彻落实。 在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和县委书记会议上，杜润生着重讲了“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指出：浙江去冬今春发展合作社，战略上是勇敢的，但在战术上缺乏准备。有一批合作社，中农不向社里投资，闹着要退社；贫农缺口粮，要向合作社预支款项，情绪也不稳定。这一批合作社是上马难下了。但是，不下马就要耽误春耕生产，影响工农联盟。收缩占不住脚的阵地，是为了巩固现有的阵地和发展新的阵地。 会后，浙江省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社。 4月11日，杜润生和袁成隆于向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书记处二办写了报告。报告汇报了浙江省农村的紧张状况和整社的进展情况。报告提出：“一年之计在于春，必须赶快下马。否则，就要耽误春耕生产，影响工农联盟。” “其一，下粮食之马。浙江省产量订高了，购了过头粮，党和中农、贫农的关系都很紧张。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卖家畜、吃种粮、要饭、卖儿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必须做好粮食的销售工作。但由于返销面过大，需要中央予以支持。” “其二，要下合作之马。合作社发展过多过快，从去春的2000多个社，0.6%，发展到目前的50000多个社，25%，参加农户达30%以上的有29个县。其中一部分是好的，但因政策准备不好，问题很多，经济政策很混乱；有一部分社已经办不下去，办得下去的也办不好。由于粮食、合作化两紧张，领导机关力量顾此失彼，拖得全盘工作有些被动。加上去年贯彻阶级政策不完整，主要的偏差是对团结中农有所忽视，这就加重了党和中农之间、中贫农之间的关系紧张。不少合作社向政府要钱要粮；中农不投资，贫农要预支，坐吃山空。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了，新的生产秩序无法确定，拖下去将会既脱离中农，又脱离贫农，有使我党陷于孤立的危险。因此，必须赶快下合作之马，除全面端正自愿互利政策外，还需要实行一个“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即丢掉虚假成绩，集中力量巩固真实成绩。以免全面勉强维持，把力量分得四散，什么也办不好，使紧张局面拖延下去。收缩意味着向个体经济让出点阵地，以便巩固已得的合作阵地。在最混乱的地方要快，冒进不大的地方则慢，不强迫留，也不强迫退，这样可以达到既快又稳。” 主席听到了“下马”之说，极为不悦，后来给以极其尖锐的批评。这是后话。 《蛇仙游记》第三卷 54、邓子恢整顿农业社 出访东欧回国，见冒进的势头并没有遏制住。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他即筹备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以求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大整社力度。为此，4月19日，邓子恢向操作了汇报和请示。（主席于4月6日至22日在南方视察）**非常重视，认为合作化的盲目冒进，不仅出现在浙江，同样的紧张情况也在其它省份发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全国收缩10万个合作社，对于稳定农村局势是很有必要的。 4月20日，**主持召开中央书记会议，让各省、市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当前的农村问题。会上，专门听了杜润生关于浙江情况的汇报。 听完汇报，**说：“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对待中农的问题。强迫也是强迫中农，自愿也是叫中农自愿。为了保证中农的自愿，可以把速度放慢一点，今年春天停止发展，做好巩固工作。中农看见农业社办好了，就会自动来敲门。那个时候我们把门打开，他们自愿，我们欢迎。这可保证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最后确定了“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的方针。**讲了三条具体意见：（1）现在全面停止发展，秋后看情况再定。停止发展是为了把现有的社巩固下来，稳定成绩。历来工作都是巩固一批，发展一批，从巩固中求发展。西南、中南几个省，粮食任务不大，还可以发展一下，但不要发展太快。（2）要巩固几十万个社，首先要搞好生产，帮助合作社解决牲口饲料不足等问题；要调整干部，保证合作社增产，至少不减产，这是巩固合作社的基本关键。（3）适当收缩，指发展过大而言。如河北、山东、安徽、浙江、河南等省。某些县发展过大的也要适当收缩。 4月22日至5月7日，受**中央的委托，邓子恢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讲话，传达了主席几次讲话精神和“停、缩、发”的方针，传达了**的指示和中央确定的“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的方针。批评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对中央提出的方针作了说明。 他说：空喊高涨，盲目地认为普遍高涨，这里高涨，那里也高涨，把这个高涨估计过高，把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这只能助长干部的冒进情绪。 他说：我们的干部，甚至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只看表面上的高高兴兴、轰轰烈烈，而看不到农民小私有者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抵触情绪，从而形成统购统销、私商改造、合作化三管齐下，这是造成农村紧张的根本性的因素。最根本的因素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出乱子主要是在合作化方面。这些过急过快的改造措施，引起了农民极度的恐慌和震动，也对农村生产力造成极大的损失和破坏。农民杀猪宰羊，出卖耕畜，放火烧山，大砍树木，把集体维持再生产的一点家底都破坏了。 他说：合作化产生错误的主观原因，一是去年订的发展60万个社的计划大了一点，有些省的计划冒了一些。这种贪多求快的计划首先由我负责。因为计划是我报中央批准的；二是在政策上违反了自愿互利原则；三是工作上不走群众路线，搞强迫命令。 他说：那种认为只要插上社会主义旗帜就能增产的想法和做法，不是唯物论。农民祖祖辈辈都是个体经营，他们对合作化产生疑虑、动摇是很自然的。不要把什么都当成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人家靠自己劳动吃饭，能说搞副业生产也是自发势力？也不要把什么都当成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一拉平，不患寡而患不均，均一均，平一平，拉一拉，这就叫社会主义？对这些错误思想要注意。 他要求：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少奇同志的指示和中央的“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的方针。停是为了巩固，收缩是为了巩固好以后再发展。不下此决心，明年问题会更大。与其自动垮台，不如主动收缩。 此次会议后，全国各地积极开展了整顿合作社的工作。到5月下旬，全国原有67万个合作社减少到65万个，收缩了2万个。浙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五万三千多个减少到三万七千多个。压缩下来的一万五千多个合作社，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在收缩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把一部分不该收缩的社也转退了，个别地方甚至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解散了，成了空白乡。 通过这次整顿，遏制了盲目冒进现象，使党的自愿互利、团结中农等农村政策深入人心，消除了干部和群众思想中的疑虑和混乱，缓解了农村的紧张状况，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使留下来的农业社得到进一步巩固，为合作化的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蛇仙游记》第三卷 55、毛主席二批邓子恢 1955年4月6日至22日，主席到南方视察。(.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沿途，他看到小麦长势很好，有半人高。他心里嘀咕：看来，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蛮高嘛，怎么在北京看到的材料上都说农民生产消极呢？即使消极，也是一小部分呀。 到了上海，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汇报说：“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他们是反映农民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的情绪的。这和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不无关系。” 柯庆施最善于揣摩主席的心思。主席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就是要消灭小农经济。主席的“停、缩”是出于不得已，其真心是希望合作社大发展的，对收缩合作社是心痛的。因此，汇报时都紧靠总路线，尽捡主席爱听的说，拿爱看的看，没有人像邓子恢那样，实话实说。 在北京，主席看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各地汇报的材料，对农村出现的紧张状况不能不给予关注，因此，对邓子恢提出的一些缓解矛盾的政策表示支持。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他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农民改造的战略部署有任何的动摇和变化。他更为关注和担心的是，党内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讲什么“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靠小农经济吃饭”。这种思想必须破除，为总路线开通道路。因此，当他看到了柯庆施领他参观的麦田，听到了柯庆施的汇报，立即断定，这才是事物的本质、主流，而邓子恢们所汇报的都是非本质的支流。 五月一日，在**城楼上，主席对谭震林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些。这是主席改变态度的一个重要信号。 5月5日晚，邓子恢向主席汇报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准备在第二天作总结。主席警告邓子恢：“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邓子恢已经下定决心贯彻中央的“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适当收缩”的方针，解决农村的紧张问题，把自己的荣辱早已置之度外。因此，对主席的这个警告未予重视，第二天作会议总结时，没有向会议传达主席的这个话。他在总结中，仍然照三月间主席同他谈话的精神，说：现在根据主席决定，今年一般停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情发展，一般地区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5月9日晚，主席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廖鲁言等开会，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周恩来也在座。 主席说：“粮食，原定征购九百亿斤，可考虑压到八百七十亿斤。这样可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了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到一九五七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邓子恢不同意大发展，仍然坚持三月间主席同他商定的数字，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主席的脸色掠过一丝不悦，勉强的说：“三分之一也可以。” 他沉吟一下，接着说：“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不愿意搞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说，有百分之三十。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他加重了语气，“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 主席的谈话，流露出对中央农村工作部自年初以来工作的不满。 5月17日，主席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十五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等问题。 会上，省市市委书记们汇报了各省市农业社当前情况和发展计划，对主席的讲话进行了讨论。有的人在发言中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发了些怨气，埋怨压抑了下面办社的积极性。 主席讲话，说：“农村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严重，尖锐叫唤的只是地主富农和一些富裕中农。所谓‘农村紧张’，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发的‘谣风’。” 主席着重讲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他说：“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他不指名的批评了邓子恢等主张反对急躁冒进的人，对他们提出了警告。 他说：“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 主席用偷换概念的方法，把他自己在三月提出的“停、缩、发”三字方针的内涵，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他在三月间对邓子恢所说的“停、缩、发”，重点是在“停、缩”上，而这次重点却放在“发”上。山东和浙江，本来被列为重点整顿的地区，这一次却把山东作为应当发展的地区。浙江，属于后解放地区，按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的意见，也成为应当发展的地区。 主席也讲了自愿互利原则。听的人心里说：要高速度的大发展，还怎么能够坚持自愿原则？ 主席在谈到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时说：“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党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九百亿斤，已经减了九亿斤，可再减十一亿斤，留下八百八十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八百七十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三年不变。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 最后主席作结论说：“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百分之九十是可靠的。”他要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分别召开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北各大区的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 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是在农业合作化决策方面出现的一个大转折，是主席对合作化形势估量以及随之而来所采取的方针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但是，主席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 会后，各地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加紧部署工作：传达主席的讲话，贯彻会议的精神，制订合作社大发展的计划。中央农村工作部也按照主席的“大发展”的精神，重新拟定发展计划，要在现有65万个初级社的基础上，到1956年秋收前发展到100万个社。 《蛇仙游记》第三卷 56、邓子恢抗命顶主席 1955年6月8日，主席又去南方视察。 6月14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关于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说：“建社有很大成绩。要估计到我国和苏联情况不同。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后，一两年内减产。我国显然不同，社一建立起来，百分之七十五都增产了；减产的，整顿后第二年也增产了。对农业合作化事业要有充分的信心，对成绩要有充分的估计。”会议批准了到1956年秋收前农业社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说：“明秋前发展到一百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主席在视察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十分乐观，对农业社发展到100万个又觉得少了。他要翻一番，发展到130万个。 6月23日晚，主席回到北京，次日召见邓子恢谈话。先是邓子恢汇报，介绍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主席听完汇报后，要邓子恢修改计划，把经政治局批准的发展到100万个社的计划，改为发展到130万个。 邓子恢一听，心想：坏了，主席的想法又变挂了。搞100万个社就够多的了，怎么又要翻一番，搞到130万个？他坚决不同意，但是没有说出来，只是说：“主席，等我回部里商量一下再向你汇报吧。” 邓子恢回到部里征询部下的意见。为了让大家讲真话，他没有说主席要求“翻一番”的指示。部下们据实陈言：全国农村形势不容乐观，还是按政治局批准的翻半番，搞到100万为好。翻一番，太快了，要出大乱子。 邓子恢决心“苦谏”，想找主席面陈意见。主席忙于外事活动，没有时间。直到7月11日，才召见邓子恢和几位副部长谈话。 主席问邓子恢：“你们商量的结果怎么样？” 邓子恢回答：“我们认为，还是维持政治局批准的翻半番搞100万个社的计划为好。翻一番，太快了，超过了客观可能性，难以完成。”接着，他列举了几点理由：（1）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应该与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而我国工业目前尚不能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相应的技术和机械设备。（2）现有的65万个社，质量不好，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很重。（.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要打好基础，才能较好的前进。（3）全国各地情况不一，群众觉悟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发展过快，超过了群众觉悟程度，会发生强迫命令。（4）干部领导经验尚须积累，培养会计也需一定的时间。（5）苏联和东欧国家农业合作化过急，已有教训，值得我国注意。 主席很生气，批评说：“什么超过了‘客观可能性’！实际上是有着很大的潜力可挖嘛。现在看来，翻半番太保守了，翻一番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你说的理由根本不成其理由。” “怎么不是理由？办社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啊！”邓子恢急忙申辩，“不顾客观条件，人为的加速合作化的进程，会闹大乱子的。” “事在人为嘛！条件是人创造的嘛！”主席反驳，“你的‘要和工业化进度相适应’还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老调重弹嘛。什么“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你们的眼睛只盯着少数的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上中农，根本看不见广大的贫下中农群众中所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向来是‘从战争中学战争’的，干部的经验和会计能力是在实践中积累和锻炼的，你不成立合作社，他们去哪里积累！去哪里锻炼！我们到1956年秋收前发展到130万个社，不是急，更不是过急，而是恰如其分。这怎么能和苏联和东欧国家合作化过急的错误相提并论。真是奇谈怪论！” “主席，你一向都是主张实事求是的。翻一番不是实事求是啊！”邓子恢横下一条心，坚决抗命，“我说的理由都是实事求是的，不是奇谈怪论。” “什么实事求是？你到处讲要大砍合作社，也是实事求是吗？” “我只是按照你和中央的指示整顿合作社，从来没有说过‘砍’合作社啊。” “你太自以为是，太固执啦！”主席咄咄逼人。 “我不是固执。我是个**员，是党的干部，我要对主席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邓子恢寸步不让。 …… 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谈话陷入僵局。在座的副部长们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阵势，都为邓子恢捏着一把汗，不敢轻易说什么。 主席知道这个老部下的犟脾气，觉得不能再顶下去了。他只好缓和一下气氛，说：“好啦。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的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主席，我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翻一番的事，容我再想一想。”邓子恢也作了自我批评。 到下午5点40分，谈话结束了。邓子恢等人起身要走。主席笑着说：“别走，请你们吃饭。”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谈话回来后，部下都劝邓子恢：“邓老，何必为了30万个合作社和主席争论呢。”邓子恢说：“不只是30万个合作社的问题，要紧的是他不顾客观条件，要按个人主观意志搞大发展，这要出大乱子的，怎么能不说清楚呢。” 邓子恢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还是不能听主席的翻一番的主张。7月15日，他找主席汇报，主席忙于外事，一时抽不出时间。于是，他向**汇报了部里研究的意见：“搞一百三十万初级社不行，还是一百万为好。”**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 《蛇仙游记》第三卷 57、毛主席三批邓子恢 邓子恢的意见又反映到主席那里。[.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主席大怒，对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并且提出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邓小平把事情缓和了一下，说：“是不是先开省、市委书记会议为好？”主席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 主席对即将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十分重视，在他看来，这是一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决胜负的一次会议。他作了精心的准备，要用大炮猛轰邓子恢。为此，他调阅了四、五月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准备“炮弹”。他又听了身边卫士回家探亲的调查报告，又和山西等省的省委书记谈话，进一步了解农业合作化情况，发掘农民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7月2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向主席报送一份简报，其中提到1955年到1956年度合作社发展计划是103万个，而不是主席所要求的130万个。主席更加生气：这个邓子恢，真是顽固不化！他让把此件印发省、市委书记会议。 7月28日，浙江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向华东局作了一次电话汇报。汇报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过程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处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缺点在中央五月会议以后就纠正了。”柯庆施来京开会，特意把这份电话记录带给了主席。主席对浙江整掉一万五千个合作社，早就心怀不满，但又无法发作。见了此件如获至宝，暗想：“知我者，柯庆施也，他给我送来一发重型炮弹。”当即在“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这句话后面，写了一个批注：“这种估计不对。”批示印发到会人员。 主席已下定决心大炮猛轰邓子恢了。 1955年7月31日和8月1日，**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天，主席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报告一开头，就向邓子恢发射了一颗“重型炮弹”：“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对浙江整社，主席早就窝了一肚子火，这时他要发泄愤怒，对此大加挞伐：“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正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浙江整社是中央和主席本人批准的，而“赶快下马”也只是专指浙江省。主席盛气凌人、强词夺理，给持不同意见者以欲加之罪的霸道作风，于此可见一斑。 报告批评邓子恢们：“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至迷惑了自己的方向。”“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报告逐条批驳了邓子恢所强调的“清规戒律”。批评邓子恢所认为的“‘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没有看到“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愤怒的质问：“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 报告论证了大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人民民主专政和广大贫苦农民有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这是可能性；遏制一部分农民向富农发展，遏制两极分化，解决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求矛盾，这是大发展的必要性。 报告提出大发展的要求：1958年春，全国要有一半农民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到1960年，基本完成对农业的半社会主义改造。1967年完成合作化。 主席的这个报告，有许多论述是正确的，比如，他强调自愿互利原则和增加生产。但是，由于这个报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批判“右倾”，把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主张合作化要稳步前进的邓子恢等，说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这样一来，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被归结为立场问题、路线之争，就要受到口诛笔伐、批判斗争。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有谁敢再发表不同意见？人人自危，怕当“小脚女人”，只能拼全力搞合作化的大发展。大发展的浪潮淹没了一切，什么“自愿互利”，什么“增加生产”，早被丢在了一边。 8月1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时，主席指名批评邓子恢：“四月间，中央一个意见，子恢一个意见，农村工作部没有执行中央的意见。五月十七日以前，说新区发展的合作社糟得很，这次会议上大家说好得很。现在证明新区能发展，今冬明春明夏可以大发展。”邓子恢听了十分茫然：他在四月份提出的整社意见，正是主席和党中央的意见呀，他何曾另有一个意见？但是，他没有辩驳。他和梁漱溟不同，他是位老**员，是在党内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闯过来的，他知道维护党的领袖权威的重要性。在私下，他可以和主席争论得脸红脖子粗，但在大庭广众的会议上，他决不能辩驳、抗争。 会后，主席指示邓小平、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在目前9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请示报告，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不必交农村工作部办理。于是，邓子恢虽然没有被撤职，却被“晾”了起来。 这次会议后，主席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作了修改和补充，印发给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于是，全国农村掀起了宣传、学习、贯彻主席报告的热潮，开展了批判“小脚女人”的运动，把合作化运动推进入一个新阶段，即迅猛发展的阶段。 《蛇仙游记》第三卷 58、毛主席四批邓子恢 58、**四批邓子恢10月11日，会议最后一天，主席以《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为题，作了会议的总结。 主席一开头就说：“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数量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他把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上的争论，上纲并扩大到是对总路线正确与否的争论。号召全国城乡都要展开大辩论，加快各方面的工作。 主席说：这次全会的重大收获，就是解决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许多争论。“首先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的问题。这是一个主要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群众要求大发展，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所以那种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接着列举出：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他认为都解决了。他又对“办社容易巩固难”，“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农村紧张根本原因是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等说法逐一进行了批驳。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他声色俱厉地发问：“既然现在能办好，为什么以后就不能办好？为什么60万个能办好，130万个就办不好？既然能办小的，为什么不能办大的？既然能办初级社，为什么就不能办高级社？” 主席把一些需要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的问题，把一些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的问题，都说成是“迷信”而加以破除，加以批评。这就助长了合作化脱离实际的高速度发展。 主席说出了他所追求的目标：“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主席以奚落的口吻再次批评“下马”问题：“所谓‘如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大概是中央农村工作部传下去的一个‘道理’。中央农村工作部不仅出谣风，还出了许多道理咧。我看这一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你们农村工作部也不要悲观，你们给我这么多字都采用了，只改了你一个字。一字之差，我们的争论就是一个字，你要下马，我要上马。” 主席又把屎盆子扣向邓子恢：“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他不提限制，跟中央的提法不同，跟二中全会的提法不同。” 邓子恢心中叫苦：“我何尝不提限制呀。在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我曾特别强调笼统地提出‘四大自由’是不妥当的，要实行必要的限制。我的讲话有记录可查呀。” 主席批评邓子恢“好行小惠、言不及义”，“对党的决议或者长期提倡的一些政策，一些纲领，根本不理，自己单另搞一套。”“很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十分爱好个人独裁。” 邓子恢欲哭无泪，有苦难言。我一直是按照党的决议和政策办事呀，大事都是事先向中央和主席请示的呀。这不是欲加之罪吗？ 主席说：“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有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准备今年和明年一年”在全国“进行肃反工作”。“资产阶级怕我们在这几个问题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特别是怕镇压反革命。” 阶级斗争，是主席“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法宝”，是他推进并实现他的既定目标的“武器”。他用一连串的阶级斗争，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加速消灭私有制，加速对农民的改造进程。 主席提出了新的大发展的规划：全国多数地区，到1958年春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一部分基础好的少数地区，到1957年春，有的到1956年春基本完成；另一部分基础差的少数地区需要较长的时间。基本完成，就是有70%到80%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这个规划，比两个月前他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时规定的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时间，又提前了两年。主席的只争朝夕、急于求成的心态，由此可见。 主席对部下发出警告：“在今后五个月之内，省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区一级、乡一级，这五级的主要干部，首先是书记、副书记，务必要钻到合作社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种问题。”“如果老钻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就应当改换工作。” 主席也讲了防“左”和注重合作社质量等问题。但反“右倾”的政治气氛毕竟太强，声浪太高，给人们的印象十分强烈。部下对防“左”的这些话没怎么注意。 会议呈一面倒的形势，对主席是拥护、赞成，对邓子恢们则是口诛笔伐。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作了违心的检讨，主席在这场争论中“大获全胜”。 但是，历史毕竟是公正的，1981年3月9日，**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1955年夏季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邓子恢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对他的这种批判，曾导致以后合作化运动高级社化和人民公社化等急躁冒进的错误。”“把这些问题当作是挑起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争论，而给予斥责和批判，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央原来制定的、体现于两个互助合作决议文件的正确方针，损坏了党内民主讨论和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助长了业已存在的‘左’的思潮，给农业生产带来以后长时间的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从组织上说，当时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所作的工作部署，都是事先向中央请示报告，得到同意后才进行的。在中央做出不同于自己意见的决定后，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从来没有过非组织活动；而且，既在当时提意见的方式，也是符合党规党法的。因此，不存在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的错误。” 七届六中全会主要是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主席看见大家一致批评“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问题解决了，邓子恢也作了检讨，这时他对邓子恢的批评，就不再使用严厉的语言了，也不采取“击一猛掌”的办法了，并且还对邓子恢说了一些肯定的话。他说：“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他宽恕了他的老部下。 《蛇仙游记》第三卷 59、邓子恢倡导农业生产责任制 接二连三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人为地促成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10月，全国多数省市区实现了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至此，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宣告提前完成。如果从1953年算起，仅仅用4年时间走完了原定15年（3个5年计划）的历史进程。 由于过急过快过粗，大多数高级社是一片混乱：管理经营混乱，干部强迫命令，社员闹退社，留在社里的社员也是不关心集体，劳动消极怠工……。 当时有顺口溜说：“上工慢腾腾，干活瞎糊弄，收工一窝蜂”；有打油诗云：“出工鹭鸶探雪，收工流星赶月，干农活李逵说苦，挣工分武松打虎”。有的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 1956年秋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合作化，社会主义到来了。但是，农村并没有“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生产力却受到了破坏：1956年棉花比1955年减产一百四十七万担，猪减少了三百五十万头，大牲口减少一百多万头。此时，只有集体生产才是社会主义，农民（现在是社员了）个人从事副业便是资本主义，应加以限制或禁止的观点开始流行。结果是灾难性的：譬如福建省1956年猪比1955年减少20%，砖瓦减少27%，鸡、鸭、蛋也大量减少，而茶叶生产竟不及战前（三十年代）的一半。黑龙江省委当年七月向中央报告，全省农村的副业生产下降了一半。其他各省大致也是如此。 著名作家赵树理当时在山西省长治地区的一个县里挂职任县委书记，眼见中国农村一进入“社会主义”就出现了恶劣的后果，就在1956年8月间给上级**长治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讲到：“试想高级化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反而使多数人缺粮、缺草、缺钱、缺煤，烂了粮，荒了地，如何能使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呢？劳动比起前几年来紧张得多，生活比前几年困难得多，如何能使群众感到生产的兴趣呢？” 中国农村这位母亲，从1951年开始就有了身孕（互助组），这个受精卵将发育到初级社，再发育到高级社，高级社的预产期从1953年算起是15年，即1968年是他的诞辰。[.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可是性急的人不断地揉搓她的肚皮，给她吃“催产药”，特别是在1955年下半年，连续给她服下了“四种猛烈的催产药剂”（三个会议一部书），高级社就早产了12年。 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一直在劝说、阻拦甚至顶撞主席，要他不要性急，同时不断地给这位母亲吃“解药”。结果触怒了主席，戴上了“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整得鼻青脸肿、声名狼藉。 主席把这个百病缠身的“早产儿”丢给邓子恢，又去工业战线批判右倾、催促“大跃进”了。既然早产了，就要精心爱护。邓子恢毫无怨言、忍辱负重，领导他的农村工作部精心医治这个“早产儿”――高级社。党中央根据他的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农村政策，解决高级社出现的问题。 1民主办社。1957年3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提出：第一，农业合作社要按时公开财政开支。第二，社和队决定问题要和群众商量。第三，干部要参加生产。关于干部参加生产的问题，1957年9月25日中央又制定了《**中央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具体指出：合作社的干部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采取轮流值班制，或者分日值班，或者上下午值班。在值班或开会以外的时间，干部都同一般社员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干部的劳动，同一般社员一样，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领取工分。因此，干部的生活费用，不要完全由社补贴，而可以由社补贴那些因误工的部分。在实施前两项规定的条件下，合作社干部参加社务工作的补贴工分总数一般地应该力求不至超过全社工分总数的1%。 2社员的自留地，原来规定不能超过当地每人土地数的5%。从1957年7月起，增加到10%。 3整顿农村社队组织。中央指出：“大社、大队一般是不适合于当前生产条件的”，“除少数确实办好了的大社以外，现在规模仍然过大而又没有办好的社，均应根据社员的要求。适当分小。”“合作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要力求便于经营管理和发展社员集体劳动的积极性。为此，他们的组织规模的大小应该照顾地区条件、经济条件、居住条件和历史条件，容许有各种差别，而不应千篇一律。……在多数的情况下，一村一社是比较适当的，有些大村可以一村数社，有些距离较近的小村也可以数村一社。有一部分合作社的组织规模是过大的，不适当的，应该根据群众的要求，进行合理调整，或者把社化小，或者保持联社的形式，由分社（有的叫大队）自负盈亏，生产队是合作社的基本生产单位，一般以二十户左右为适宜，按照各地方的特点，可以有所伸缩，过大不便管理，过小会损害集体劳动的优越性。”“社和队的组织规模确定后，应该宣布今后十年不予变动”。 4实行生产责任制。中央认为农业合作社在增加农业生产上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合作社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必须坚持统一经营和集中领导，但由于农业的分散性，受自然条件限制，从而存在着很大的地区性和季节性，加上目前农业生产还是手工操作等特点，因此在管理上必须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中央指出，合作社必须在有利于巩固统一领导，发展生产的前提下，建立“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制度，必须普遍推行“包工”、“包产”、“包财务”的三包制度，并实行超产提成奖励，减产扣分的办法，每年的生产计划指标，应该是积极的、可靠的，高于常年的实际产量，并力求逐年有所提高，以推动生产前进。但是在生产队积极完成合作社生产计划指标条件下，包产指标应该略低于计划指标，使包产的队有产可超、有成可提，以鼓励所有的队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超产部分提成多少，减产部分扣分多少。各地各社可以酌情自定，生产队在管理生产中，必须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按照各地具体条件，可以分别推行“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产到户”的办法。这是建立生产责任制的一种有效办法，……每个社员都应该保证按时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完成任务，……要做到每一块耕地，每一件农活都有生产小组和专人负责，在农活完成后有专人负责验收。 邓子恢尤其担忧高级社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片混乱现象。他认为，农业集体经济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巩固时期，首先必须建立科学的经营管理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农业生产责任制。1956年4月，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高级社要搞好生产，必须“把劳动定额包工包产搞好，包工包产势在必行，高级社没有包工包产不行，无论如何不行，我想南方北方都要搞包工包产”。 6月，他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发言中进一步指出，从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没有全面的计划管理，没有具体的劳动分工，没有适当的定额管理制度，是不可能办好的。管理不善，分工不明，定额偏高偏低，都会造成生产上的损失，必须帮助他们迅速编好固定的生产队，划分耕作区和副业组，制定劳动定额，实行按件计酬，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建立牲畜的饲养管理使用等制度，并要制定适当的增产指标。这以后，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各地得到不同程度的推行。 1957年9月15日，邓子恢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把一年来各地农业合作社的生产管理制度做了系统的总结，概括为“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他说，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包财物）是处理社与队关系的一种最好办法”，采取“两个指标（计划指标、包产指标），超产提成，减产扣分制度”，可以使社队关系合理化，避免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他还结合科学管理的思想，提出了“计划指标略高于常年实际产量，而包产指标略低于计划指标”，联系“工包到组”、“组包片”、“田间零活包到户”、“大活集体干、小活分开干”等具体措施，从而发展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思想。 《蛇仙游记》第三卷 60、毛主席发出《党内通信》放松农村政策 1959年4月18到28，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主席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当选了国家主席。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主席卸掉重任，坐在宽大的沙发上想轻松一下，等候农村大跃进的喜讯。出乎他的意料，他接到的确是农民反对大跃进和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 4月13日，主席看到了一份材料：《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及问题》，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派往昌黎县的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写的。材料反映：河北省昌黎县基层干部和农民，普遍认为上面定的粮棉指标太高，是吹牛皮，与实际相差太远，根本无法完成。这种脱离实际太远的指标，非但不起鼓励作用，相反起了挫伤群众积极性的作用。从果乡公社看来，1958年平均亩产308斤；1959年鼓12分干劲，亩产也超不出500斤。可是，上面分配的指标是亩产1200斤。群众说：“累死也达不到指标要求，生产多少是多少，反正也少不了360斤的定量。”群众对“没有千斤思想，打不了千斤粮”的说法很有意见。他们说：“那你为什么不想一万斤呢？”干部也有一种说法：“你敢吹我也敢吹，反正我不比你差，你说1500斤，我就说2000斤。‘法不责重’，省得被批判‘右倾’。” 主席开始警觉农业高指标，把此材料批给各省书记，要求“各地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 4月17日，主席看过国务院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送来的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这些闹春荒缺粮的地区涉及到15省，其中有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河北等产粮大省。这引起了的分外关切，他立即批示给周恩来，请周将这两个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里，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5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为这两个文件起了一个很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4月26日，主席又批转了内务部的一份报告，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这时，主席的秘书田家英从四川进行调查回来了，他向汇报说，下面说假话很严重。四川新都县崇义公社，在1958年曾放出一颗“亩产稻谷24000斤”的高产卫星。田家英问当地的干部和社员：“你们卫星田亩产稻谷24000斤，真有这么多么？” “报纸登了，电台广播了，那还假得了？” “那么，一般的田亩产呢？” “大概两三千斤吧，少说也有一两千斤！” “产量既然这样高，为啥公共食堂吃的稀饭这样稀，还要吃连麸面呢？” “丰收不忘节约嘛！” 田家英问了许多人，都是这样回答。后来，崇义场支部书记讲了实话，他说：“田主任，说老实话，亩产充其量不过650斤。”当他看到本县干部走过来，急忙转弯说：“我也说不准，等我回头好好查一下。” 谁也不敢讲真话，怕给“三面红旗抹黑”，怕被打成“观潮派”“算账派”、“右倾保守分子”。讲真话难，难于上青天！ 主席现在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农村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什么鼓动大跃进的问题，而是要反对浮夸讲假话、抓好春耕生产、解决春荒缺粮的问题。他立即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插到最基层。信写好后，先征求**等常委们的意见，又征求在北京开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的意见，然后于4月29日发了出去。 主席在信里提出六个问题，都是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关键问题、要害问题，是针对大跃进以来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来的，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 关于包产问题，他说：“根本不用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的死硬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对粮食问题，主席曾经很乐观，发愁“粮食吃不了怎么办”。现在，头脑清醒多了。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关于播种面积问题，他说：“播种面积要多。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他不再提倡土地利用“三三制”了。 关于机械化问题，他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论点：“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他要求每省、每地、每县都要建立农具研究所，都要生产化肥。 讲真话问题，是全信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主席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主席信中所讲的，句句切中时弊，说出了基层干部和农民想说的话。这封信一传达下去，立刻在全国农村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在某些地方，受到了某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的封锁，但终究是封锁不住的。这封信下发的时机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播，许多地方又在瞎指挥强迫“密植”、搞“三三制”，这封信把农民从“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里解放出来。 5月7日，**中央发出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是《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 中央的两个文件，作了如下规定：1、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 的方针；2、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数量，可以按照人口计算，即人均不超过5%，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二分饲料地。 3、鼓励社员利用空闲时间和房前屋后、水边路旁零星土地，种植庄稼和树木，收入归己。 文件指出：“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 主席在审定这两个文件时，加写了一段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蛇仙游记》第三卷 61、邓子恢提倡包工包产 **和党中央大力纠“左”，放宽农村政策，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渡春荒，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时，中国著名的“小脚女人”又挺身而出，呼吁包工包产，得到了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积极响应，“包产到户”又“春风吹又生”，救活了无数濒临饿死的农民。 中国著名的“小脚女人”就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极力反对过急过粗的方针。因而在1955年被主席斥之为“小脚女人”、“右倾保守”，受到严厉批判。他因“右倾”靠边养病，副总理、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接替他主管农村工作。 1958年大跃进，各地掀起“跑步进入**”的热潮，邓子恢头脑清醒，不跟风，不刮风，明确反对穷过渡，反对收回农民的自留地。这年6月，他在中南海游泳池遇到时，邓子恢谈到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匆忙取消自留地极为不妥。但因两人都在游泳，没有展开细谈。 从中南海回家后，他感到自留地问题事关重大，心中不安，夜不能寐，决意给主席写信详细陈述保留自留地的理由，指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了。” 随着政治气候升温，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各种“人造卫星”不断升空。8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成立，给**试点提供了条件。该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0万斤、亩产皮棉5000斤、一颗白菜500斤的特大高产卫星……。邓子恢对这种天方夜谭式的宣传甚感惊讶，立即会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等赶往徐水进行实地考察。 他发现那个**试点的“高产卫星”，纯粹是弄虚作假，极为气愤，他毫不客气地指责：“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他看到人民公社搞“大兵团作战”、瞎指挥，导致“干活一窝蜂”、生产积极性很低的问题，就向党中央建议：公社要加强包工包产责任制。 1958年11月底，**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要继续执行和巩固分层包干责任制。 1959年1月，邓子恢主持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贯彻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公社规模不能太大，生产队100户左右；生产劳动，不能再搞大兵团作战；要保护社员的生活资料，不能平调；如果动了的，要先作价后偿还。”要求各地实行分层包干责任制，推行“五定”到田，责任到人，检查验收等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 会后，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实事求是向党中央和写报告，明确提出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小组要分权，实行“三定一奖”办法，把生产任务包下去，不能再搞大拨轰、“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挫伤农民劳动积极性。 1959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人民公社要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的社论。社论指出：1958年以来实行的“大兵团”作战，搞“大呼隆”，造成劳动窝工，劳动效率低，农活质量差。因此，人民公社需要有明确的严格的责任制，要建立“任务到队、管理到组、措施到田、责任到人、检查验收”的集体责任制和个人责任制，生产队可以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财务包干。” 1959年4月，邓子恢在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讲话，坦率地列举了人民公社体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他主张“人民公社必须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级核算。”要求重新实施1957年经**中央批准的“社队分权”和“三包”制度。认为只有这样，人民公社才能“进一步发挥它的优越性。” 《蛇仙游记》第三卷 62、毛主席赞扬邓子恢 《农业六十条》的制定，标志着在纠正“左倾”、整顿农业上迈出了一大步。《农业六十条》是在邓子恢起草的《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案）基础上制定的，浸透着邓子恢的大量心血和智慧结晶。 邓子恢在1955年受到主席的错误批判，被侮为“小脚女人”。1957年底以后，因病休养的邓子恢未参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也很少参加中央会议。但是，这位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的老**员并没有“躺倒不干”，也没有“跟风”。他忍辱负重，继续关注着农村和农民，病情稍好就抓工作。 1958年大跃进，各地掀起“跑步进入**”的热潮，邓子恢头脑清醒，不跟风，不刮风，明确反对穷过渡，他因“右倾”靠边养病，谭震林接替他主管农村工作。随后，全国公社化运动风起云涌，到处一片狂热，共产风和浮夸风席卷中华大地。在激进舆论的影响下，主席一度认为农民的自留地，是资本主义温床，不利于向**过渡，曾想取消它。 这年6月，邓子恢在中南海游泳池遇到了主席，主席向邓子恢谈了取消自留地的想法。邓子恢立即说：“主席呀，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匆忙取消自留地极为不妥。”但因两人都在游泳，没有展开细谈。 从中南海回家后，邓子恢感到自留地问题事关重大，心中不安，夜不能寐，就给主席写信详细陈述保留自留地的理由，指出：“自留地是集体经济的补充，是安顿农民生活的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了。” 但此后随着政治气候升温，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各种“人造卫星”不断升空。8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成立，给**试点提供了条件。该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0万斤、亩产皮棉5000斤、一颗白菜500斤的特大高产卫星…… 邓子恢对这种天方夜谭式的宣传甚感惊讶，立即会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等赶往徐水进行实地考察。（.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 他发现那个**试点的“高产卫星”，纯粹是弄虚作假，极为气愤，他毫不客气地指责：“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两个月后，主席也觉察人民公社“乱子出了不少”，并开始着手纠正某些错误。 1959年元旦刚过，邓子恢立即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有针对性地部署调整公社体制，强调“公社规模不能太大，生产队100户左右；生产劳动，不能再搞大兵团作战；要保护社员的生活资料，不能平调；如果动了的，要先作价后偿还……” 会后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实事求是向党中央和主席写报告，明确提出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小组要分权，实行“三定一奖”办法，把生产任务包下去，不能再搞大拨轰、“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挫伤农民劳动积极性。 大跃进、人民公社兴起后，我国农村生产关系远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拔苗助长，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各种矛盾日益暴露，最终导致地减产，人挨饿，到处上访告状，乱子越出越多。 1960年春末，身体不好的邓子恢根据医嘱赴外地疗养。行前特来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向主席辞行。主席对他的病情很是关注，嘘寒问暖了好一通，这使邓子恢很是感动。虽然他在农村工作的许多问题上和主席难以求同，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两人血雨腥风中建立起来的战友情谊，这很值得欣慰。 看到受自己批评、一二年很少见面的老战友主动找上门来，主席心头涌起旧情，他似乎忘记了彼此间曾有过的不愉快争论，话语一出口，就像关不住的流水。 室外的阳光淡淡地涂抹着春日下午的中南海红墙，又不留痕迹地散淡开去，不知不觉中，菊香书屋的谈话竟超过了两个小时。 “主席，你知不知道，不少地方发生了水肿病，甚至出现了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现象？”邓子恢一如既往，心里想说什么，决不藏着掖着。 主席沉痛地点着头：“你说的这个我晓得。” “主席，我有一些看法。” “你说，你说。” 迎着主席那深沉而带有鼓励的目光，邓子恢就农村社、队规模和基本核算单位过大、浮夸风、瞎指挥、搞一平二调，大办食堂等问题，毫无顾忌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主席静静地听着，最后说：“你受到批评，却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真是襟怀坦白。” 1960年6月，邓子恢病情稍好，**就委托邓子恢下乡调查，摸清真情。邓子恢虽身患糖尿病，但仍抱病率工作组离京，先到山西汾阳，后赴河北石家庄。他下乡一向反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搞形式主义调查，而是带几个随行人员，轻车简从，在农村悄然走乡串户，纯粹是一身农民打扮，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是北京来的副总理。他亲自找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亲自记笔记；到农民家里，他亲自揭锅盖，看粮袋，一丝不苟，实地考察农村真实情况。 为避免调查的片面性，他不顾劳累，又南下江苏，深入水乡无锡开展调查。 调查后，他深感南方北方的人民公社虽然天各一方，相距遥远，但都同样存在内部管理混乱，一平二调成风，瞎指挥严重，问题成堆，群众不满；亟需制定一个管理条例，把各项方针、政策条理化、制度化，公之于众，以纠正错误，稳定民心，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邓子恢在无锡立即指挥工作组埋头起草条例，经过反复推敲，连续奋战40多个昼夜，终于完成了《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案），共有66条，所以人们又俗称其为66条。 为慎重起见，他又邀请部分省委的农工部长到无锡座谈讨论，修改后正式报送中央。 **、周恩来看过后交口赞扬，急送主席审阅。 主席看到66条后，立即批示将其作为研制《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这个内务条例，实际就是后来主席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的前身。 1961年3月，**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旨在调整农村政策的工作会议。主席特地通知在海南榆林港休养的邓子恢与会。他还说：“国难思良将，农村工作离不开邓老。” 邓子恢到广州后，周恩来告诉他：广州会议行将讨论的由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还是在去年邓老《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的基础上产生的，主席曾亲口告诉我，他对你那个条例很满意。 邓子恢吃惊之余，更多的是欣喜。一段时间以来，他和主席之间，除了争论，还是争论，他已经很少听到主席的赞语了，而这次广州会议，行将讨论的是主席参考自己那个条例制定的新条例，邓子恢焉能不高兴！ 广州会议进入第8天后，3月23日，邓子恢因身体不适，迟到会场。这天，主席批评党内一些人不搞调查研究、闭着眼睛说瞎话的坏风气后，有感而发：“我这里要提提邓老邓子恢同志，他长期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这种精神很值得大家学习，他搞的那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我看是个创举。邓老的脾气犟得很，在合作化问题上我为了说服他，跟他谈了好几次。现在我和他的争论已经结束，跟他统一了，没矛盾了。去年他在山西、石家庄、苏南作了一次调查，作得很好，他的观点很正确，对制订《农业六十条》起了重要作用，他做了件好事。” 会场鸦雀无声，愈发烘托出主席响亮的湘潭口音：“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邓老没有份的。你们不要看不起邓老，那样是不行的，人家是有调查研究精神的，他现在的主张是正确的，在农村许多问题上，邓老是正确的。” 话到这里，主席双眼向会场浏览了一遍，未见着邓子恢，就问：“邓老今天来了没有？” 大家不约而同地转头寻找邓子恢。 迟来与会的邓子恢坐在后排，因为耳朵有些背，加之与主席台相距稍远，对主席的话听得含混不清，对主席的询问竟没有任何反应。看他这样子，不少同志笑了起来。邓子恢感到有些奇怪，就问身旁的叶剑英：“他们笑什么？”叶剑英微笑着告诉他：“笑你呢，**表扬你了！” 邓子恢浑身一个激灵，仔细辨听主席的讲话：“农村工作找谁啊，挑来挑去还是邓老。他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他同我谈过，我介绍他去跟总理谈。总理让他起草个文件，叫人民公社的章程，首先倡议的是总理……” 周恩来一旁插话：“主席，是邓老给我说的。” 主席大声更正过来：“哦，首先倡议的是邓老，然后总理支持。” 主席话毕，会场掌声如雷，向邓子恢表达了深深敬意。 邓子恢见主席在这么多人的大会上赞扬自己，深受感动。看来主席已然发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也看到了自己向中央所作建议的价值。邓子恢神情显得特别兴奋，多年来的苦闷、压抑之情一时烟消云散。 《蛇仙游记》第三卷 63、毛主席再次赞扬邓子恢 关于以生产队（即后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主席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上就提出，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多方商量，主意已定，认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他回到北京，九月二十九日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他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并附有若干份材料。信中写道：“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 由主席主持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十月六日晚召开，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会前主席印发了胡耀邦报送他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报告说，形势确实比去年好。(.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六十条。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经过邯郸时，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 当时，在**党内，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认识，并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书记和相当数量的地委、县委书记在内。在高级干部中，像胡耀邦这样，以正式报告的形式，如此鲜明地表达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的肯定和支持，为数不多。主席看了报告，十分高兴，在批语中写道：“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 十月七日，**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经过主席审阅修改后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又一**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兴起。主席派田家英率调查组再次去农村调查。田家英选在山西长治地区的一个村庄，作为调查地点。这是老解放区，而且有良好的农业合作的基础。经过调查，他认为主席的意见完全正确。 邓子恢于十月二十八日到了福建龙岩，进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的调查。十一月九日给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报告反映，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但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有抵触情绪；小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报告对体制改变后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 二十三日，主席把邓子恢的调查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主席多次称赞：“最熟悉农村的，还是邓老！搞农村工作，还得靠邓老啊！” 受中央委托，田家英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文件里，有针对性的批评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不热心、不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反对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越小越好的意见，而主张大体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为宜。十二月十二日写出初稿。主席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发出。以后，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载入了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自一九六一年二月上旬，主席提出以生产队（当时称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中央发出指示，正好一年的时间，可见纠正“左”的思想，突破一种旧的观念之难。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体制上的重大调整，是对“六十条”的重要突破。实际上，就经营规模的大体而论，这是正确地回到初级合作社，但还保留政社合一这个僵硬的外壳，这个外壳仍然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严重障碍。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主席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这三个步骤，加上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等规定，对于解放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生产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亿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六百万担的速度增长着。虽然这是恢复性的增产，但增产的幅度是相当大的，而且是连年增产。走出这三大步，实际上也是对原先设想的那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的否定。农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为整个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制定，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随着这个条例的制定，其他许多领域，在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也都相继制定了相关的条例，形成包括许多重要方面的一整套具体政策。被“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打乱了的工作秩序逐步恢复，走上正常轨道。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渐趋活跃起来。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一九六一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主席对怎样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蛇仙游记》第三卷 64、邓子恢坚决支持包产到户 大饥荒把农民逼上绝路，为了求生，他们不顾禁令，纷纷要求“包产到户”。（.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许多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顺应广大农民要求，冒着风险，搞起了“包产到户”。河南省不少地方，把土地“借给”农民自己经营度荒。面对严重的饥荒，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高官也不再看主席的脸色，他们为民谋生，热情支持“包产到户”。 1961年春，邓子恢带工作组去福建做调查。从福建龙岩回北京的路上，他特地在安徽省合肥作了停留，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就“责任田”问题作了一番交谈。 邓子恢是在中央广州会议期间听说安徽“责任田”的情况的。3年困难时期，安徽、河南人情、地情差不多，但由于政策不同，情况就大不相同。农村工作部去安徽调查的干部回来后讲了这样一则真实的故事：河南新蔡的农民实在饿得活不下去了，跑到安徽颍上去要饭，河南农民对安徽农民说：“老乡，我实在饿得不行了，能不能用我的棉袄换你一点粮食吃？”安徽农民说：“这样，你饿是饿不死了，可你就不怕冻死吗？”安徽农民给了河南农民十几斤粮食，把棉袄还给了他。 邓子恢听后兴奋不已：“这就是政策的原因啊！” 就在邓子恢认真思考“责任田”问题的同时，中央领导层中主张“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农村调查听到农民反映“包产到户”好，回京后向**、陈云、邓小平等汇报调查情况时，谈了自己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和主张，得到一致肯定。 邓子恢于1962年接到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的来信，向他谈到“责任田”给当地农民带来的好处。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从61年实行“责任田”，当年粮食就增产18%，农民非常欢迎，但到了62年3月，省委突然做出了改正“责任田”做法的决议。武念慈在信中表示非常苦恼，想不通。邓子恢思索再三，他还是派出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率领工作组南下安徽。 5月9日，邓子恢在**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农村问题发言说：“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就让他们搞。自留地、饲料地、自由市场等也可以适当放开或扩大。” 邓子恢说：“我认为，当前在一定范围之内，扩大小自由没有危险。过去我们对自发资本主义的危险，我看也有点太夸大了。因此，可以适当扩大小自由。”“适当扩大小自由，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借冬闲田等，总不要超过总耕地的20％。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加上20％的小自由，就变资本主义呀？干部是我们的，国家主要的经济是我们的，就发展资本主义呀？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 在这次会议上，邓子恢提出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的展开讨论。**及其他主要领导人也没有明确表示态度。 5月24日，邓子恢给主席、**、邓小平等人写信：《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主张给农民多一点“小自由、小私有”，强调建立生产责任制是今后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集体所有制的重要环节。 6月16日，邓子恢看到了王观澜写的《安徽省当涂县责任田情况调查》，随后又收到了符离集区委全体同志《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两份材料针对“责任田”情况均做了详细汇报，认为责任制把产量与社员的个人利益结合了起来，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解决了合作化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员劳动态度消极、不顾质量的问题，对恢复生产起到极大作用。(.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为稳妥起见，邓子恢叫王观澜再度到符离集所在县安徽宿县调查。两次调查的结果完全一样。由于粮食产量增加，农民们纷纷表示：“包产到户责任田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他们一再表示：“一不怕蒋介石，二不怕自然灾害，就怕改变责任田。”县、区、公社三级党委书记也再三要求：不要给他们戴方向性错误的帽子，允许试验三年，粮食过了关再改。 农民的呼声和干部的要求，真如同字字泣血，砸在邓子恢心上。然而这决不是感情用事可以解决的。1955年距离此时不过才7年时间，前车之鉴记忆犹新。七千人大会上已给曾希圣和“责任田”戴了帽子，在这个时候要提“责任田”问题，风险将有多大可想而知。但面对中国农业如此严峻的形势和农民，如此急切的呼声，他又不可能无动于衷。思来想去，他无法卸下肩上的责任，他准备再一次为民请命。 邓子恢立即把安徽的调查报告，连同广西、湖南等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的经验，一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表示支持，邓小平甚至公开坦言：“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不管黄（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此时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对广西龙胜县的包产到户作了调查后，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认为“在集中统一经营形式下的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7月2日，安徽宿县符离区党委再次给邓子恢并**中央寄来材料：《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列举了七条理由证明“责任田”方向是对的，列举了十个变化说明它确实好。 眼看着这种农民自发的生产经营方式得不到承认，还不能合法化，邓子恢着急了，他要向党中央、**汇报，把安徽寄来的材料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材料给他们看。有人劝他：可以暂时缓一缓，等中央尤其是主席的态度明朗后再说。 邓子恢斩钉截铁地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向中央陈述意见。**员时时刻刻想到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不怕丢‘乌纱帽’”。 1962年7月一天夜里，他约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廖鲁言驱车进中南海，面见主席趁机推荐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他手摇芭蕉扇，滔滔不绝陈述各种理由和数据，不厌其烦地汇报包产到户的优越性，从深夜到凌晨，整整谈了一个通宵。主席起初只听不说，最后表示：“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 回到万寿路宿舍大院时，天已经亮了，有人不安地问：“谈得怎么样？”邓子恢乐哈哈地说：“同意啦，可以试一试！”这一天，他轻松惬意地睡了个好觉。 我国60年代初期农村的天灾**，一度震惊海内外，全国上下议论纷纷，思想混乱。因主席讲过农村工作还是要找邓老，许多中央机关都先后派人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情况，请邓子恢释疑解惑。 他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毅然带病应邀到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学院、中央党校、中央团校、中直机关等单位做报告，他客观分析农村形势，实事求是承认困难和问题，但又指出有前途、有出路。他高度赞扬和支持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认为它给解决农村的暂时困难带来了希望。 一些好心人都劝邓子恢对农村形势和包产到户少说为佳，等主席明确公开表态后再讲也不迟。 然而，邓子恢却坦然表示：“怕什么！不能为了保乌纱帽不顾农民的死活！” 7月上旬，中央决定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农村工作的大政方针。他感到事关亿万农民的前途和命运，机会难得，决心起早贪黑，以争朝夕的姿态为会议准备有关资料。 7月17日，他再次进中南海见主席，依然汇报安徽的农村情况，继续保荐包产到户责任田。主席照旧一声不吭，耐心听着，始终不表态。直到邓老起身欲走时才表示：“把你们的报告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第二天，他把主席要的材料送走后，又不顾周围同志的劝告，继续组织人员准备有关包产到户的材料，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 8月初，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先后从四面八方赶到北戴河，大家聚集在一起，竟无意欣赏海滨的秀丽风光，反倒七嘴八舌大谈包产到户，包产到户顿时成为谈论焦点。邓子恢目睹人们热情如此高涨，深感包产到户是人心所向，精神为之振奋。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兴冲冲跑到主席住处面谈。他想给老领导多提供一些各地的实情，劝其支持推行包产到户。 然而，主席反对包产到户的主意已定。 邓子恢完全没有料到，“包产到户”引发了一场政治大风波。 《蛇仙游记》第三卷 65、农村改革的先驱——李云河（一） 在整顿高级社中，各地都积极贯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倡导的“生产责任制”，农民都在摸索创造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浙江省永嘉县曾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建立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联地到劳，以确保农活质量。实践结果，社员的劳动质量明显提高，窝工浪费现象得到克服。然而社员仍不满足，他们说：“增产七千七，一个人分不到七斤七。”因此，要求把劳动成果同劳动报酬紧密地联系起来，亦即要求把包工同包产联系起来。 当时永嘉县主管农业的书记是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他年方24岁，思想活跃、血气方刚、忠心赤胆，有海瑞那种爱民如子、刚直不阿的胸怀和气魄。正当他思考着如何把高级社的生产责任制搞得更好的时候，忽然看到了一篇文章，使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 这篇文章题目是《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作者署名何成，刊登在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章在概括了安徽芜湖和四川江津等地的经验后，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把一定产量的任务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是完全对的。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是高级社）只有生产队包工包产，生产组和社员不包工包产，这就产生了问题，就是社员只顾赚工分，不关心社里的生产。这是目前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了劳动组织、实行了包工包产，生产仍然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云河兴奋地想：“《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头版文章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啊！”他大声叨念：“把一定产量的任务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是完全对的。”他特别加重“每个社员”这几个字。在他的头脑里勾画出“包产到户”的设想。 在县常委会议上，李云河朗读了《人民日报》何成的文章，谈了自己要试验“包产到户”的设想，受到县委书记李桂茂和常委们的赞同。为了慎重，李桂茂书记让他去请示温州地委。他找到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部长面对《人民日报》，考虑再三，最后表态说：“试验可以，推广不行！” 永嘉县委和李云河选择的试点名叫燎原社。该社是高级社，有1801户人家，4673亩土地。5月，选派了一位熟悉农村工作的农工部干事戴洁天到燎原农业社做驻社干部，试验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亦即包产到户责任制，把人、地、产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李云河坐镇指挥。 经过四个月的试验，诞生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总结》列举了实行“包产到户”后，燎原社所发生的变化：“社员干劲主动，户户有了责任，生产进度迅速，积肥效果显著。”社员群众反映“包产到户”有“六好”、“八多”、“五少”。 这份《总结》引起了永嘉县委的高度重视。1956年9月6日，永嘉县委召开了全县高级社主任会议，部署多点试验。农民们知道退社是不成了，那么怎样争回土地经营的自主权呢？燎原农业社实行的包产到户正合他们的心意。包产到户把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改变了过去“天天集体、事事集体”，统得过死的做法，社员或家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很受广大农民欢迎。社队干部大多数也欢迎包产到户，因为包产到户能够顺利解决一直困扰着他们的“社员出工不出力”的难题。所以，燎原农业社的经验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永嘉县在短短两个月内，300多个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到1957年夏季，全温州地区有1000个社17万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占温州农户总数的15%。 这时，一些积极批“小脚女人”的或者被批“小脚女人”吓破胆的社、县干部，在突如其来的“包产到户”面前慌了手脚，控制不住局势，纷纷向地委告状。 温州地委也吃不准怎样处理，态度不甚明朗。就在这时，1956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羽心的文章《关于社员个人和生产小组的“包工包产”》，10月19日又发表了署名崔峰的文章《包产不可包到生产小组》。这两篇文章都对何成的文章提出质疑，反对包产到组或个人。认为，“如果把分给的地段上的一切工作都交给小组和个人去做，那是不妥当的”并断言“这样做就成为‘组织起来单干’了”。 温州地委看到这两篇文章，就想起了批判“小脚女人”的厉害。他们害怕搞包产到户出乱子，又犯错误。于是，决定制止包产到户，对永嘉的包产到户进行公开批判。1956年11月26日，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不能采取倒退作法》的评论员文章，严厉批判永嘉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小农经济”、“根本不是先进制度”。 温州地委表态后，永嘉县委书记和一些常委害怕了，就劝李云河停止包产到户。李云河不认输，他针对各级报刊对包产到户的批评，写了《“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的专题报告。报告以永嘉县委副书记名义向地委、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了永嘉包产到户的试验情况，并在理论上论述了包产到户的必要性。报告说：“我认为这个办法是有效地提高社内生产力的先进方法，它能调动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李云河是个初生牛犊，不怕风险。 1957年1月4日，即在李云河寄出报告的第八天，**浙江省委召开调研座谈会，专门听取李云河关于永嘉包产到户的汇报。浙江省委农业书记林乎加高度评价了永嘉包产到户的试验，肯定永嘉县委“动了脑筋”。他说：“有人讲永嘉的办法是倒退，是小农经济，这是不对的，是站不住脚的。社队都保存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没有变，怎么成单干呢？” 在林乎加的指示下，1957年1月27日的《浙江日报》发表了李云河的报告，并且加了编者按。同时，对《浙南大众报》的《不能采取倒退作法》的文章进行了批评。 林乎加的明确表态和《浙江日报》发表了李云河的报告后，骤然紧张的空气松懈下来，温州地委也改变了态度，主动建议永嘉县委对包产到户“不要都纠光，留几个社试试看。” 正当李云河准备大展宏图推广“燎原社包产到户经验”的时候，风云突变。温州地委又指令永嘉县委：立即停止包产到户实验，已经搞包产到户的社队，必须立即纠正过来！ 李云河毫不退让，据理力争。 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中，1957年7月31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的文章，文章火药味十足，说包产到户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走资本主义道路”。文章列举了包产到户的十大“祸害”后说，“按劳分田，包产到户”是“右派分子用来射击农业合作化的一支毒箭。是包着糖衣的砒霜”。 这时，原来支持李云河的省委副书记林乎加也缩了头，不再吭声。 8月8日，**温州地委召开扩大会议，点名严厉地批判了李云河。认为他主张的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是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在随后举行的省党代会上，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有一张贴在杭州红楼招待所的大字报写道：“产品名称：包产到户；产品性质：资本主义；发明创造者：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 此后，李云河被责令在《浙南大众报》上作检讨。从此，在温州全区、浙江全省以致全国对李云河进行了公开的点名批判。 《蛇仙游记》第三卷 66、农村改革的先驱——李云河（二） 在反右派斗争深入展开之际，于8月8日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农村中就农业社的优越性等问题举行大辩论。辩论的目的是“进一步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其标准之一就是对农业社的态度。要乘着反右派斗争威势，在农村开展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镇压那些搞包产到户的、闹分社退社的歪风邪气，巩固并发展合作化运动，为发动农村大跃进做好思想和舆论准备9月9日，乘专列来到杭州，11日，到海宁七里庙观钱塘江大潮。那排空而来的滚滚波涛，飞雪扬冰，撼天动地，犹如千军万马冲杀而来，杀声震地，喊声震天。他联想到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想象着农村轰轰烈烈的大辩论。他想到，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像钱塘江大潮般的声势，不能凄凄戚戚、冷冷清清。他暗下决心，反右派斗争之后，一定乘胜前进，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造成钱塘江大潮般的声势，整肃大大小小的“小脚女人”们，发动亿万群众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这时，的脑际已经浮现出钱塘大潮般的波澜壮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图景。他豪情大发，吩咐“拿笔砚来！”挥毫写就七绝一首《观潮》：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 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就在钱塘观潮赋诗之际，浙江省永嘉县农业书记李云河和他所支持的包产到户，正处于被围剿之中。 1956年5月，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主管农业的副书记李云河，开始在燎原农业社搞包产到户的实验。实验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因此，深受广大农民欢迎，得到了县委和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林乎加的支持。正当李云河准备大展宏图推广“燎原社包产到户经验”的时候，风云突变。温州地委于1957年1月指令永嘉县委：立即停止包产到户实验，已经搞包产到户的社队，必须立即纠正过来！ 永嘉县委第一书记李桂茂原来是积极支持李云河的，接到地委指令后十分为难。（.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他找到在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的一位老同学，探听省委林书记对包产到户的态度。老同学告诉他：“有传闻说，**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变相单干，是方向路线问题。省里对包产到户也不敢再表态支持了。你就听地委的吧，这样稳当，不会惹麻烦。”李桂茂想想也是，连省委书记都怕出问题，我这个小小芝麻官顶这个作甚。上级指示咋办，咱就咋办，出事有上级组织负责，这样最安全。于是，他找到李云河，把地委的指示学说了一遍，然后说：“云河同志，我看咱就按地委指示办吧，别顶啦。” “不行！省委林书记都表过态支持咱们，地委咋还发这样的指示？不象话！”李云河刚24岁，血气方刚，一听就火了，“他地委不听省委的，咱就不听地委的！” “我已经把地委的意思报告给省委农村工作部，省农工部让咱们听地委的。”李桂茂劝道，“我看咱们还是按地委意见办吧，咱们何苦自找麻烦呢。” “李书记，包产到户的好处你亲眼看到啦，广大社员群众欢迎包产到户的呼声你也听到啦。咱们怎么能――” “云河呀，你别说了。”李桂茂打断了李云河的话，满脸的无奈，“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作为县委第一书记，我只能无条件地执行地委的指示。请你理解。” “既然这样，请县委给我保留燎原社的试点。出问题，由我个人负责。” “可以考虑，看常委们的意见吧。”李桂茂摇摇头，叹息着，“唉，你何必呢。” 3月5日，**永嘉县委作出《坚决彻底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决定说：除燎原社继续试点外，其余地方的包产到户一律纠正。以3月8日为线，凡三八以前搞的包产到户，只要纠正，既往不咎；三八以后谁再搞包产到户，党纪不允，国法不容。 3月25日，永嘉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纠正包产到户。会议强调：三包只能到队，决不能到组到户，否则，就是改变了合作社性质，就是破坏集体经济。凡是三包到户（即包产到户）都一律坚决纠正过来。” 4月2日，永嘉县委又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包产到户实际上是鼓励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只对富裕农民有好处。凡是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过来。地委特别指示，燎原社的包产到户试点，立即取消，坚决纠正，不准再搞。” 省委和地委组成的联合工作队，于7月1日来到永嘉。队长是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吴犁，副队长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长胡岩。 7月3日，永嘉县委召开常委办公会议，工作队正副队长参加。县委第一书记李桂茂主持会议。 李桂茂首先对工作队表示欢迎。然后说：“请吴部长和胡部长传达省委和地委的指示。大家欢迎。”他带头鼓掌。 吴犁部长按按眼镜，满脸严肃地开始讲话。他首先传达了省地委关于纠正包产到户的指示，然后说：“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听说这股‘星星鬼火’大有燎原之势，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扑灭！” 《蛇仙游记》第三卷 67、农村改革的先驱——李云河（三） 李云河没有被吴犁部长的气势汹汹所吓倒，立即义正言辞地反驳：“燎原社的包产到户不是单干，而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土地仍是集体所有，这就是说生产资料仍然是公有制，社、队干部仍然存在，照旧提取公积金和公益金，这怎么叫单干？实践证明，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的形式，能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能增产丰收。打下粮食，首先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农民再也不用吃国家的救济粮了；社队提取足额的公积金、公益金和其他款项，这就增强了集体经济；农民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体会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怎么能叫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是‘鬼火’，而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之火’，我们应该研究它、扶植它，逐渐使它完善起来。” 吴犁勃然大怒，一拍桌子，吼道：“你是强词夺理！一派胡言！” 李桂茂急忙打圆场，故作严肃：“李云河同志，注意你的党性！” 胡岩声色俱厉：“李云河同志，燎原社的包产到户是你搞起来的，永嘉的包产到户的邪风是你带头刮起来的。你无视组织纪律，个人为所欲为，你眼里还有党么？我警告你：必须悬崖勒马！不要再执迷不悟！” 李云河毫不示弱：“不错，燎原社包产到户的试点是我搞的；永嘉推广燎原经验也是我提议并身体力行的。不过，这不是我个人为所欲为，我是按中央指示办的。” 他从书包里掏出了一份文件，扬起来让大家看，接着说：“这是**中央批转广东省委的报告，我给大家读一段”。他读道：“某些深远山区、二三户的小村庄也可以包产到组，个别不适适宜集体生产和零星的农活，也可以包产到户。” 他又从书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扬了扬，说：“这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读道：“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搞生产责任制。至于责任制是什么形式，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不要一刀切。生产责任制是新生事物，要加强研究、大胆试验、不断探索、逐渐完善。判断责任制的好坏标准，就是**说的，看是否能增产。” 李云河收起了文件，坦然说：“燎原社的试验刚刚开始，有许多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探讨和试验，比如，生产责任制是否仅限于生产责任和产量责任？两个责任是否应该统一？两个责任是否应该统一到组到户？我认为，包产到户这种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应该允许继续试验下去，不能一棍子打死。” 吴犁大声呵斥道：“你这是诡辩！是断章取义，歪曲中央的指示！单干已经搞了上千年，还试验什么！你想对抗省委么？” 胡岩随即跟上帮腔：“李云河同志，你不要玩文字游戏了。我再次警告你：不要再坚持错误！否则，你要后悔的。” 李桂茂和其他常委们也相继发言，批评李云河。[.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 最后，县委决议：坚决纠正包产到户，不允许再搞试验。李云河在表决决议时没有举手，他抗声道：“我保留意见！” 会后，吴犁在县委坐镇，指挥永嘉纠正包产到户。胡岩带领工作组进驻包产到户的发源地――燎原社。他进村后立即召开干部会，传达省、地、县三级党委关于纠正包产到户的指示。他声色俱厉地批评燎原社，说：“燎原社的包产到户是变相搞单干，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说它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看它是‘星星鬼火’，正在破坏集体经济。我们必须坚决扑灭这股‘鬼火’！” 县农村工作部派驻燎原社的干部戴洁天委婉地反驳：“胡部长，我们只是在进行生产责任制一种形式的试验，不能说是单干。土地还是集体的，还要提取公积金、公益金，还要养活‘五保户’，只是把土地的部分经营权交给了社员。试验只进行了不到一年，就获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丰收，集体经济增强了，社员生活也提高了。广大农民都欢迎这种责任制呀。”说着，他就掏出了一个笔记本，念出一连串包产前后粮食产量、社队和社员收入的对比数字。 “别念啦！”胡岩粗暴地打断了戴洁天，“哪个农民欢迎？是那些富农和富裕中农欢迎！你是在为富农和富裕中农说话。你的立场站错啦！” “你说的不对！贫下中农也欢迎包产到户！”二队队长张铁牛听到说他们是“星星鬼火”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他是三代贫农，年轻气盛，实在忍不住了，就气呼呼地大声说，“我们二队一共21户，18户是贫下中农，他们都欢迎包产到户。不信，你们工作组就一户户调查去。” 支部书记、社长王国平说：“胡部长，我们这里有个顺口溜，说包产前是‘队长敲破钟，社员慢腾腾，出工一窝蜂，干活瞎糊弄。’包产后是‘队长不敲钟，风雨都出工，细作又精耕，干活特认真。’你看，实行生产责任制，就把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啦！” 于是，干部门七嘴八舌地都讲起了包产到户的好处来。 “别说啦！别说啦！”胡岩不耐烦地打断了大家，斩钉截铁地说，“你们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纠正包产到户是省、地、县三级党委的决定！你们不通也得执行！谁敢反对，党纪国法不容！”他吩咐王国平：“今天晚饭后召开群众大会！” 群众大会的会场在小学的操场。农民们听说这次开会是要纠正包产到户，吃过晚饭就都早早的到会了。一些老头老太太也都拄着拐棍来看稀罕。包产到户让他们全家吃饱了肚子，过了个好年。他们害怕国家不让包产到户。“老天爷保佑，可别再瞎折腾啦！” 胡岩开始讲话。他声嘶力竭的喊道：“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阶级敌人在破坏我们集体经济呀！包产到户是独木桥、死胡同，是要让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呀！” 会场骚动起来，夹杂着咒骂声：“放你妈的狗屁！”“老百姓刚吃口饱饭，你们咋就又折腾来啦！”“我就不明白，你们到底是**的官，还是国民党的官？咋就不愿意老百姓丰收呢？”“**的，你就是来让我们受二遍苦呀！”…… “要安静啦！别说话啦！”支书王国平大声喊着，维持秩序。会场又恢复了平静。 “有人说，你们燎原社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燎什么原？”胡岩声色俱厉，“这是想分田单干回到解放前！你们这里的火，是‘星星鬼火’！是搞单干的鬼火！是走资本主义的鬼火！必须扑灭这股‘鬼火’，谁再搞包产到户，国法处置，决不容情！” 突然，人群里有人大喊：“包产到户就是好！”“你***才是‘鬼火’，你来这里是专门点‘鬼火’来啦！”“揍他个***！” 会场顿时大乱，愤怒的人群一迭连声地呐喊，“揍他！”“揍这个王八操的！”有几个小伙子冲到主席台上，动手要打胡岩，戴洁天、王国平等干部急忙拦住，吓得胡岩慌忙后缩。 会没法再开下去，戴洁天和几个工作组员护着胡岩走了。愤怒的农民们还在闹闹嚷嚷、骂骂咧咧，直到半夜才陆续散去。 蛇仙游记》第三卷 68、农村改革的先驱——李云河（四） 胡岩回到县里汇报了农民“闹事”的情况，县委请示地委。这时，中央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刚发下来。地委指示：这是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在挑动农民闹事，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要让公安迅速介入，发动群众，把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挖出来，绳之以法！ 经过一番深挖，燎原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终于被挖了出来：那个喊“包产到户就是好”的家伙叫徐适存，经过查他的三代，竟是个‘漏划富农”，于是以“破坏合作社”的罪名，被判处徒刑20年，后来死在监狱里；还有个叫诸葛邦寅的农民，到处鼓动包产到户，是一群热衷包产到户农民中的核心人物，因此被确认是“右派首脑”，经查社会关系，他表兄是个土改时被镇压的恶霸地主，于是被逮捕判刑。 工作组乘势贯彻中央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文件精神，在燎原社开展了关于合作化的大辩论。许多积极搞包产到户的干部社员都受到了辩论、批判或斗争。王国平、张铁牛等几个党员干部也被扣上了“极右”的帽子，被撤职、开除党籍。燎原社包产到户的“星星鬼火”终于被扑灭了。 温州地委以此为契机，兵分两路对包产到户进行围剿：一路是，在全地区农村开展大辩论。凡是拥护包产到户的、闹退社的、反对粮食统购的，甚至是给个别社队干部提过意见的，对合作化发过几句牢骚的，统统受到了辩论、批判或斗争。有的人还遭到了捆绑和毒打。有个富农家庭，其三间厢房被农业社借去做仓库，约定两年后归还，到期后农业社硬是不还。富农的儿子要结婚，急需用房，就和社队干部发生了争执，结果被辩论斗争个死去活来。最后，这个富农儿子以“反攻倒算”、“破坏合作社”的罪名锒铛入狱。经过一个冬季的大辩论，战果辉煌：有20多人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粮食统购、破坏合作社等罪名被判了徒刑；还有许多人被扣上了“漏划地主分子”、“漏划富农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帽子，被批判、辩论、斗争，被整得喊爹叫娘，最后交由群众管制、监督劳动；还有不少党员干部也被扣上了“支持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等帽子，被撤职、开除党籍。 另一路是，批判搞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1957年8月8日，**温州地委召开扩大会议，重点批判李云河。会议给包产到户定了性：“包产到户是路线性、原则性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实行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要使合作社完全变质和解体。”会议决定，“对包产到户必须坚决纠正，严肃批判，彻底打垮它的思想基础。”会议给李云河罗织了六大“罪状”：第一，李云河主动要求并具体试验包产到户；第二，为包产到户极力唱赞歌；第三，一再坚持推广包产到户；第四，拒不接受批评，上推邓子恢“指示”，下推群众“要求”；第五，李云河是农业书记，既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又负有具体责任；第六，李云河以县委副书记的名义发表文章，宣扬包产到户，流毒全省，影响极坏。会议命令李云河在报纸上共开检查、肃清其流毒。 《浙南大众报》详细报道了地委扩大会议的盛况，并配发了编者按。编者按指出：“李云河一再坚持与推广包产到户，曾一度为某些干部所接受，在我区合作化事业上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希望各地农村干部、社员，对照本地具体情况加以讨论。欢迎大家把讨论情况写成稿件寄给本报。”这以后，《浙南大众报》甚至以整版的篇幅发表批判包产到户的各种文章。 温州地委上下两路对包产到户的围剿，再加上报纸的推波助澜，其声势如排山倒海，无坚不摧，是包产到户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温州纠正包产到户错误做法》的文章。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作了广播。文章说：“包产到户这个办法，是**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去年派人到农村试验后搞起来的。李云河错误地认为包产到户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于是在去年冬季向永嘉县区乡干部作介绍，并布置各区多做试验，……今年春天永嘉县有200多个合作社实行了包产到户。温州各县曾出现一股‘包产到户’的歪风，共约有1000个合作社，包括178000户社员（占入社农户15％），实行了这个错误的做法。……**温州地委在8月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对包产到户开展了辩论和批判，统一了认识，决定坚决彻底纠正这种错误做法。温州各县也在干部中进行了辩论和批判，许多干部检查了自己的右倾思想。9月下旬召开的**永嘉代表大会严厉地批评了李云河的错误，李云河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此文发表的同时，《人民日报》还专门配发了《揭穿包产到户真面目》的评论员文章，断定包产到户是“极端落后、倒退、反动的做法。”从此，永嘉包产到户闻名全国，成了全国反右大辩论中的典型。 浙江省以及全国的广大农村，在贯彻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以温州地区开展反右大辩论的典型为样板，开展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那些拥护包产到户的、闹退社的、反对粮食统购的、给社队干部提过意见的，对合作社说过牢骚话的，对**的政策有过怨言的，都受到了批判、辩论与斗争。有的被判刑劳改；有的被戴上“五类分子”的帽子，监督劳动；许多人不堪忍受辩论而自杀，不少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场镇压，使得人们一听到“包产到户”就吓得变色，对**、对农业社再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农村干部和农民们，只能顺着所指引的金光大道（精光大道），蹒跚前进。 1958年2月，温州地委书记坐镇永嘉开展县委机关的反右斗争。县委机关的墙壁、饭厅和小礼堂，都贴满或挂满了揭发批判李云河、戴洁天等人的大字报，连曾支持过李云河后来又反戈一击的县委第一书记李桂茂也名列其中。李云河自知在劫难逃。 2月的一天，风雪怒号。在县委小礼堂召开了批斗李云河的大会。会场上贴满了标语、大字报和漫画。一幅漫画上，李云河手持双刀恶狠狠的向社会主义砍去。 会议由地委书记主持。李云河站在台上作检查。检查最后，李云河不得不承认：“我是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我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然后，低着头站在台上，等候革命群众的批判。 地委书记郑重宣布：“我代表地区党委宣布：给李云河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会场立刻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打倒右派分子李云河！”“打倒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李云河！”“李云河搞包产到户罪该万死！”“李云河反对合作化就让他灭亡！”…… 接着，一群积极分子依次跳到台上，对李云河进行揭发批判。他们各个满脸杀气、怒目圆睁、声嘶力竭、唾沫飞溅，把一盆盆的脏水往李云河的身上泼，把一顶顶的帽子往李云河身上扣。批判声中，还夹杂着一阵阵的口号声。整个会场充满了同仇敌忾的火药味。此时的李云河已经成了案板上的肉，有口难辩，只有低头认罪。 随后，戴洁天等人也依样依次被批判斗争。 最后，党对李云河等人作出了处分决定：李云河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工资由15级降到19级，下放工厂劳动改造。 戴洁天是地主家庭出身，被戴上“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开除公职，管制三年，举家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 李桂茂支持过包产到户，念其后来反戈一击的态度，从轻处理，定为“中右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由13级降为16级。 农村工作部部长韩洪昌、副部长吕克熙与周祥千、农业局长胡宣哲，均被定为“右派分子”。农工部秘书潘长平没达到“右派标准”，就定为“坏分子”。这些人一律撤职、降薪、劳动教养。永嘉县的农民因搞包产到户，被批判者不知其数有许多人被关押判刑。 浙江温州地区永嘉县的反右派斗争战果辉煌 《蛇仙游记》第三卷 69、“包产到户”春风吹又生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1958年冬和1959年春全国发生了饥荒，不少地方出现了浮肿病，有的地方饿死了人。严峻的粮食短缺，不得不放宽农村政策，提出人民公社也要实行包工包产责任制。1959年4月，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封信，要求：“包产一定要落实”。但是，允许的“包产”是有限度的，底线就是生产小队，决不能包产到户。 广大农民对“出工一窝蜂、分配大平均”的管理制度早在高级社时就有意见，他们希望的是自己具有土地经营和产品分配的自主权。也就是种地自己说了算，不要干部的瞎指挥，生产的农产品交足国家和集体的之后，剩下的全归自己支配，不要干部来卡自己的脖子。(.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他们最希望包产到户。了解农民的干部，包括一些中高级干部，深知民意，认为只有包产到户，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平均主义，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是克服饥荒的最有效的政策。于是，很多地方在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的政策时，越过了画出的底线，搞起了包产到户的试验。1957年反右时遭到批判的包产到户，在1959年的5、6、7月，“春风吹又生”了。 河南省新乡是盛产粮棉的富庶地区，但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折腾下，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于1959年5月，率先提出了“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奖励70%――90%）”的主张。他坦率地说：“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把农民的劳动力拿过来了，农民不能自由劳动了；公社化以后，把生活吃饭也拿过来了，吃饭也不自由了。现在的集体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农民卡得过死，剥夺了农民自由，打乱了生产秩序，没有生产责任制了，农民生产不积极。”他还主张，把50户以上的生产队都分开，重新丈量土地、立界碑，按户包给家长，在家长的指导下干活。并强调：“告诉社员，长期固定下来，可以今年、明年、几年不变。”在他的主张下，新乡地区60%以上的生产队将土地分包到户，出现了“父子田”、“夫妻田”、“姐妹田”，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的观点和耿起昌相同。1959年5月，他主张并推行“包工包产到户，以产定工，产工一致，全奖全罚，三年不变。”具体做法是：将土地分散固定到户，根据土地好坏确定包产指标，再确定所需要的工数。收获后进行评产，超产多少奖励多少，减产多少处罚多少。并规定：牲畜、农具、土地、劳动力固定到生产小组和户使用，不经小组同意，生产队不得调动。在王智慧的极力主张和坚持下，洛阳地区有800个生产组实行了包产到户，100多个食堂散了伙。 除河南外，江苏、湖南、湖北、陕西、甘肃等不少省都出现了包产到户，有的地方竟直接把土地包给农户经营。 对包产单位是有严格限定的，即只能包给生产小组以上的集体组织，决不能包给家庭或者个人。包给家庭或个人，就是单干，就是破坏集体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管群众如何拥护，不管实践效果如何好，都必须严格禁止。尽管主席一贯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做群众的小学生”、“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但是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他的那些关于“群众”、“实践”的话，统统作废！ “包产到户”，就像一个被通缉的东躲西藏的罪犯，它必须时时刻刻伪装自己，一旦被发现，就要大祸临头！耿起昌主张的“包产到户”，尽管改名换姓不承认是“包产到户”，还是被河南省委发现了。省委对耿起昌进行了批评，要他立即纠正。耿据理力争。洛阳地委也批评了王智慧，王不服，仍然要保留个“试点”比比看。 《蛇仙游记》第三卷 70、围剿“包产到户” 70、围剿“包产到户” 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停止了纠“左”，全国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包产到户又遭到比1957年更加厉害的批判，包产到户试验不到百天，就被剿灭了。那些主张搞包产到户的党员干部，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搞包产到户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也遭到辩论、批判。 1959年8月22日，庐山会议刚刚结束，江苏省委就向地、县、公社党委发出通知，说包产到户的做法“都是右倾思想的表现”，它“从根本上取消了人民公社集体劳动这一基本的劳动形式，退到个体劳动的老路”，“实质上就是集体退到单干”。规定：“凡是发现把全部农活包到户，或者是包产到户的地方，不论形式如何，名目怎样，都应当立即批判，加以纠正。这种做法，既不必试行，更不能推广。”“今后一律不提田间管理包到户。”10月1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文件，批示说：“把全部或者大部农活包工到户或者包产到户的作法，实际上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作法，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彻底地加以揭露和批判。” 1959年9月29日，河南省委向中央报告说：河南省在反右倾斗争中，发现了以耿起昌、王智慧为代表的主张在人民公社内实行包工包产到户，否认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典型人的材料。“他们在整社和加强生产管理的掩护下，采取了对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修正主义的作法，把包工包产到队变为包工包产到户。他们的这种手段，从破坏集体生产到否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从表面看来来是生产管理方法上的斗争，实际上是两条道路、两种所有制的斗争”，“反映了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村阶级斗争的新特点。”耿起昌、王智慧已经堕落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0月12日，中央批准了河南省委的报告，并批示：耿、王二人“想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倒退为‘一小二私’的互助组或者单干户。这里明显暴露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实质，是根本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这种思想直接反映的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要求，但是归根结底，最后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上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各级党委应该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深入彻底地揭发和批判。” 9月29日，农业部党组向和中央提出《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报告说，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10月15日，**中央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这实际上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应彻底加以“揭发批判”；并要求立即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使农业在特大旱涝虫害的袭击下，仍能实现大跃进。 9月30日，湖南省委向中央报告，列举了农村中出现的不少非议人民公社、主张包产到户的言论。10月15日，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目前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也是不可能的。” 1959年1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右倾机会主义是企图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2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12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这些文章对包产到户进行了深刻、系统的批判，从政治理论上选判了包产到户的死刑。 各地纷纷找典型人和典型材料，并在报纸上联系实际展开对包产到户的猛烈批判，在反右倾运动中，对主张包产到户的党员干部进行了残酷的斗争。例如，河南省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信阳地区的包工包产试点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部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倾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活活打死，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 广大农民所最拥护的，最符合农村实际的，最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人民公社的管理方式――包产到户，兴起不到百日，就这样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扼杀夭折了。 《蛇仙游记》第三卷 71、曾希圣试验“责任田”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随之而起的“共产风”，给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大饥荒蔓延全国，不少地方的农村出现饿死人的严重局面。农民对“一大二公”的集体完全丧失了信心，纷纷实行“包产到户”以自救。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有20%以上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其中，以安徽省在全省推行的“责任田”规模最大，全省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被农民称为“救命田”。 安徽“责任田”的缘起是这样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看到安徽灾情严重和农民挨饿的情况，心情非常沉重，一种内疚和负罪的情绪时时涌上他的心头。当年，为了让农民进入“**天堂”，他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地推动全省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反瞒产运动，结果，农民没有进入天堂，反倒跌入了地狱！ 他认真地反思过去，开始明白自己好心办了蠢事、坏事，对不起安徽人民。他现在又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地想办法，积极拯救挨饿的安徽人，他要将功补过！ 1960年上半年，**安徽省委为扭转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和经营管理严重混乱的局面，先后采取了按队核算、退赔平调财物、恢复家庭副业和包工包产到组责任制等措施。但由于这些措施未能解决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的问题，社员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仍调动不起来。 怎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呢？曾希圣在思索这个问题时，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1960年，安徽省宿县一位70多岁的老农，为了照顾生肺病的儿子，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得到公社的允许，带儿子去山区养病与生产自求。这个老农凭着一把锄头和一支四齿钩，开荒地16亩，年底不仅收了口粮、种子与饲料粮1500斤，还上交公社1800斤粮食和饲养猪鸡得的60元钱。这与当年安徽全省农业歉收、饥荒遍布城乡的严重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当地干部从中受到很大启发，认为这种田包到户的方式生产效率高。宿县一些农民提出把田地包给社员种，统一分配的要求。 1961年春，安徽全椒县农民也提出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要求。 曾希圣恍然大悟：要想调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必须打破“大锅饭”，克服平均主义。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包产到户”。但是，“包产到户”是钦定的“资本主义黑货”，凡是和它沾边的干部都受到了批判和处分。[.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最早搞“包产到户”试验的浙江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1957年被打成“右派份子”；河南两位地级干部耿起昌、王智慧因为搞“包产到户”试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人们谈起“包产到户”，犹如谈虎变色。曾希圣深知搞“包产到户”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但是，“包产到户”最受农民欢迎，已经被实践证实了能够增产粮食，拯救饥民。 “干！大不了丢掉乌纱帽。”这位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将军下定了决心，“当官不给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 曾希圣和几个幕僚商议，决定把“包产到户”包装一下，称为“包工包产责任制”，简称“责任田”。并强调说明：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单干”，它只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管理方法。他们找出的理由是：1、它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土地、耕畜、大农具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因此说，它并没有违背集体经济的基本原则，也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2、实践证明，这个办法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能够大幅度地增产粮食，社员收入都能大幅度增加，是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的，也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3、它是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的，是符合当前农业生产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特点的；4、它是群众的首创，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曾希圣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了试验“责任田”的想法，大多数常委都表示赞同。有的常委心有余悸，怕犯错误，提出应该先请示主席和中央。曾希圣慨然说：“咱们一边干，一边请示，别误了农时。如果出了问题，由我曾希圣一个人负责！” 1961年2月下旬，曾希圣亲率工作组到合肥市蜀山公社南新庄小队进行了试点，结果得到了群众的普遍拥护。在工作组的帮助下，南新庄小队的干部和群众总结出一套实行“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简称“责任田”，实则就是包产到户。 同年3月6日，安徽省委书记处会议决定在全省试行“责任田”。 3月15、16日，曾希圣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汇报了试行“责任田”的问题。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 那个年代，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集体化；私有制、个体劳动就是资本主义。所以，安徽的做法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阻挠。为此，曾希圣于3月20日写信给**并**、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竭尽全力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做法辩护。他在信中写道：“群众所提的逐丘定产、逐丘定工，按劳动力的强弱承包一定数量的田亩，再以工除产，得出每个劳动日的产量，以产量来计算工分。但我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采纳这个办法。”它的好处是，“能更好地体现多劳多得的政策；能提高每个社员对包产的责任心和生产积极性”，它的坏处是，“可能发生‘各顾各’的危险”。我们是吸取它的好处，又规定办法防止它的坏处，特别强调了“五个统一”，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第一是分配统一；第二是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所以这个办法不是人们所理解的‘包产到户’，实际上是田间管理包工到户，再按产量给奖的办法。”它有许多好处，一是包产比较落实；二是包产指标增加；三是出勤率大大提高；四是参加农业生产的人增多；五是麦田管理有显著加强；六是男女老少积极积肥；七是积极修添农具；八是搞私有的减少。它增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个办法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摸索，才能最后作出结论。” 同年4月和7月，安徽省委两次向**中央、**和华东局进行说明和辩解。他们把自己的做法统称为“包工包产责任制”，并说明，“实际上，这个办法不是‘包产到户’更不是‘分田’”，“是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是可行的。”“它并没有违背集体经济的基本原则”，它“只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它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土地、耕畜、大农具仍然是集体所有的”；“这个办法是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的”，也“不会加重社员的私心”，“是适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的，是符合当前农业生产以手工操作为主的特点的。只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它能够发挥对组织和推动生产的积极作用的。” 1961年7月12日凌晨，主席的专列悄然抵达蚌埠。正在岳西县石关主持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闻讯后，立即和与会的蚌埠市委第一书记程光华连夜驱车由石关赶到蚌埠。 在专列上，曾希圣简要汇报了正在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后，再一次汇报了“责任田”的好处、缺点和克服办法，详细论证了“责任田”办法比评工记分办法更能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能克服平均主义，更能增加集体积累和解决困难户问题。他具体说道：“过去搞包产的办法，只有生产队长一个人关心，社员就关心自己的工分。现在试行责任田的做法，不仅队长关心粮食产量，社员也关心产量。社员们的生产热情很高，干劲也大，今年午季粮食大幅度增产，夏季田间农作物也长势喜人。” 听了曾希圣的汇报后，主席对曾希圣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并叮嘱道：“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 送走主席，曾希圣对程光华说：“‘责任田’已经‘通天’了，不要再有顾虑，要坚决推行。”于是，程光华连夜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统一思想，布置在全市郊区全面推广。至当月底，仅十几天的时间，全市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已有565个，占生产队总数的55％。 曾希圣又把“通天”的消息电话报告省委，同时赶回石关，连夜召开会议，决定在全省加快推广的进度。至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已达261249个，占生产队总数的90.1％。据1961年10月安徽36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的36个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比上年增产38.9%。而另外36个条件大体相同，没实行“责任田”的队，平均亩产仅比上年增长12%。所以，“责任田”的推行使全省农业生产恢复和农民生活改善得以明显加快。“责任田”也被人称为“救命田”。 与曾希圣在安徽推广责任田的同时，以包产到户为主的分散经营形式在全国其他地区也程度不同地实行了起来。 作为县级党委，曾首倡我国第一次包产到户的浙江省，1961年再次出现包产到户。龙泉县粮食包到组、包到户的生产队数占16%，庆云县有70%的生产队分户经营全年作物或春花一季作物，缙云县部分或全部水田包产到户的队数占20.5%，新昌县包产到户的队数占55%（新昌县委另一报告说占70%）。 在湖南，一部分生产队于1961年春出现包产到户，如浏阳县先后有58个公社1739个生产队自发地实行了包产到户。到秋收时，连主席的家乡湘潭、**的家乡宁乡，社员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呼声都很高。 在广西，1961年出现了以包产到户为主的多种分散经营形式。到1962年2月，龙胜县有42.3％的生产队已经包产到户；三江县有15.3％的生产队包产到户，8.4％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组，其中高明公社有56.2％的生产队已“分田单干”。 在贵州，到1961年9月份，全省有25％左右的地区出现了包产到户。在山东，到1962年3月，已有2.5万户，约占全省总农户2％的农民搞了“单干”。此外，广东、陕西、甘肃、河北等地也都出现了包产到户。 主席之所以在1961年7月同意曾希圣试行“包产包工责任制”，是因为当时他正在调查研究，探索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改变问题，这并不表明他就同意这种做法。到了9月，通过邯郸座谈会等，主席逐渐坚定了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想法，并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提出了这个意见。至此，主席认为，人民公社的矛盾已经可以得到基本解决，没有必要再试行“包产包工责任制”。 于是，11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说：“目前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类地方，应当通过改进工作，办好集体经济，并且进行细致的说服教育，逐步引导农民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 12月主席对曾希圣说：“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要再搞‘责任田’了。”曾希圣恳求：“让我们再试验一段时间吧。”主席一摆手，不耐烦地说：“单干都试了两千年了，还试什么！” 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了严厉批评，中央撤销了曾希圣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调到华东局工作，有职无权，赋闲在家。 曾希圣的被撤职，不仅仅是刮“五风”的问题，这个问题全国各地都有，都存在，这是一个大气候，关键是“责任田”和“包产到户”被看成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1962年3月，安徽新省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认为“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在方向上是错误的，是与中央提出的《农业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要求全省在1962年内大部分改过来，1963年扫尾。 《蛇仙游记》第三卷 72、钱让能上书毛主席保荐责任田 在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了严厉批评，**代表**中央宣布撤销曾希圣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代以李葆华。 实际上，曾希圣的被撤职，不仅仅是刮“五风”的问题，这个问题全国各地都有，都存在，这是一个大气候，关键是“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问题触犯了主席，被看成是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1962年3月，安徽新省委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认为“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在方向上是错误的，是与中央提出的《农业六十条》和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是背道而驰的”，要求全省在1962年内大部分改过来，1963年扫尾。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随之而起的“共产风”，给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不少地方的农村出现饿死人的严重局面。农民对“一大二公”的集体完全丧失了信心，纷纷实行“包产到户”以自救。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有20%以上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其中，以安徽省在全省推行的“责任田”规模最大，全省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被农民称为“救命田”。 当形势稍有好转，主席便令安徽省委立即改正“责任田”，但却遭到广大农民的抵制。同时，全省各级干部中有一些敢于坚持真理的人站出来，搞调查、写文章，呼吁延缓“改正”，继续实行；还有一些干部直接给主席“上书”，保荐“责任田”。其中影响最大的“保荐书”是钱让能写的。为了这封“保荐书”，他在文革时被“揪”住，在安徽全省游斗，差点丢了性命。但他始终无悔，坚持认为自己的“保荐”是正确的。这份《保荐书》已被收录在多种农村改革的论文集或资料汇编。这里就不详加介绍了。现在让我们来了解钱让能“上书”的艰难过程吧。 1）面对饥荒想为万千农民请命我之所以决心“上书”，因为我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我是为万千农民请命。我原在**安庆地委宣传部任理论教育科副科长。1960年8月，为了解决农村的严重问题，安庆地委从地直单位抽调大批干部直接下到各公社、大队、生产队担任实职。钱让能被派到太湖县徐桥公社任副书记兼龙王大队支部书记。 大队部请一位老大娘为我们烧饭。她是个善良慈祥的农村妇女。几天来，我常见老人深夜对着岭下哭泣，便问她何以如此伤心。她说：“家破人亡了！老伴原来也是小社的社长，办公社，吃食堂时，连饿带病于去年冬天走了，儿子也在今年春天死了，媳妇远走它乡，就剩下我一个孤老太婆了。现在生产队又拆我的房子，真不晓得以后如何舞？”（当地方言：即不知今后如何生存）我连忙叫醒了原大队支部书记，问他为什么要拆民房？他说“这是上面布置的。为了便于管理，拆小庄并大村庄。”我问：“那大庄子的人到哪里去了？”他说：“大庄子的人跑的跑，病的病、死的死，好多房子没人住。” 他的话使我十分震惊！第二天一早，我就走村串户实地调查。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我察看了20个村庄，10个大食堂，走访了100多个农户，沿途但见大片田地荒芜，秋季作物收成无望。好几天，我都食不甘味，夜不成寐。[.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大多数村庄，都是屋破房塌，满目狼藉。只有“三面红旗万岁”、“**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超英赶美”等标语，在断墙残垣中还隐约可见。所有农户（只有一户副大队长家除外）没有家禽家畜，连猫狗叫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全大队十多个食堂我都去尝试过，每人每餐只合二两多点秕谷，没有蔬菜，只好在河里捞些水草当菜，没有点滴油腥。一碗稀粥喝下，碗里要剩下一小堆的秕籽壳。有的社员偷偷对我说：“这点吃的，没法填饱肚子。如果允许我们晚上动烟火，搞点野菜什么的熬点汤汤水水喝喝也好些。但是生产队设有一个专门巡逻队，谁家冒烟就砸谁家锅钵，而且还要大会批，小会斗。更严重的是，即使如此的低标准的伙食，以各个生产队现有粮食，也只能维持一个多月，晚稻、荞麦收成无望，各队的山芋又很少，冬季社员吃粮没有着落……” 后来，便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起初，我参加生产队的社员大会时，几乎队队都是一个样，一眼望去，大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大人极少。后来才了解到：成年人都是逃的逃，死的死，两位下放的医生如实告诉我：“成年人劳动强度大，营养跟不上，分到那点食物也都让给自己的娃娃们了，所以孩子死的就少些。”我无法忘记五星生产队董家上屋的景况，这里“五风”带来的流离、饥饿、疾病、死亡，令人惨不忍睹，怵目惊心。有些老人告诉我：去冬今春这个大屋的死人没有人埋，还是调外队的劳力来埋的。死的最多的一天，这个屋死了8个人。有的死人在室内停久了，眼睛和头脸的皮肉都被老鼠啃光了。 当时，我以为徐桥公社的问题只不过是个别地方的特殊现象，但是，后来我了解到，全县、全地区乃至全省，农村问题到处都很严重。 1961年，安徽省在困境中勇敢地迈出了一步，推行了“责任田”。我所在的公社、大队迅速由点到面迅速推广，广大农民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生产积极性就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欢欣之情溢于言表。“责任田”推行速度之快，效果之好出乎我们预料。首先是农民喜笑颜开，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东方刚刚放白，大人小孩就主动背起粪箕，扛起屎勺去拾肥；过去无人问津的荒田荒地，现在争着要耕种；连丢在田野里的大型农具，都有人扛回来修好；农民们走亲访友去兑换良种；毁坏了的小型水利设施，社员们都很自觉地主动兴修。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外流劳力纷纷返乡归田。尚未回归的，在家的父母、妻子、兄弟就托人寄信去催他们回来，我们这些代笔者忙得不可开交。农民们那股渴望搞好生产的劲头，的确是我十多年（除土改外）来第一次见到。经过农民们不到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早稻取得了好收成，中稻、晚稻也丰收在望。我住在韦屋队，一共有16户人家，早稻收成多的农户有2800多斤，一般的农户也有2000斤，少的也有1000斤，中晚稻预产比早稻还要多。田头地角的小杂粮户户都有，家家户户都在建仓储粮，忙着准备饲养家禽、家畜…… 可是，就在这时，传来上级改正“责任田”的决定。 为了保荐责任田给主席写信这时我已调到太湖县任宣传部副部长兼县党校副校长。(.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当时我正率党校一个班进行轮训，来自实践的学员们对“责任田”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多数学员认为，中央某些领导不了解下情，不知道民意。要求对“责任田”的功过是非重新评估，并恳求我们代为反映他们的呼声。三月底，在贯彻新改组的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后，我根据决议精神和学员们提出的问题，再次深入到农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回县后，在党校轮训班上，分别召开了多次山区、畈区的社队干部座谈会，就“责任田”问题展开广泛讨论。许多来自农民中的真知灼见，使我受益匪浅。在一次县委工作会议上，我分别找了山区和畈区的几位区委书记，听取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责任田”的不同意见，尔后我又查阅了县档案馆的一些有关资料，进而翻阅了一些文献和经典著作。通过进行反复论证，我感到：社会就像一个大实验室。哪种形式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哪种形式阻碍甚至破坏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知道得最清楚，基层干部心中也有数，经典著作中也有基本的、比较明确的答案。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从思想上得出结论：实施推广“责任田”，不仅适合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责任制。 为了使“责任田”继续实行下去，广大农民免受折腾，我毅然决然上书中央，如实反映民意实情，直陈己见。因为此事关系重大，能拍板的只有主席主席。所以我想，要上书就直接给主席主席上！ 我“上书”中央主席是我的权利，如我“以言获罪”，那是党之不幸，国之不幸钱老在讲到如何确定“上书”的标题时说，当时我想到楚汉相争时，萧何连奏三本向刘邦保荐韩信的故事，并从中得到启发：最后我决定以“保荐”二字为主题，即：对“责任田”不仅要“保”，而且要“荐”，较为言简意赅。 钱老说，我自认为所掌握的材料是绝对真实可靠的，提出的见解也是我多年在农村实践中体验出来的，**完全有采纳的可能。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钱老又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分析、说明：第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解放以来党在农村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错成败，农民知道得最清楚。建国后十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众所周知毋庸置疑。但是57年尤其是58年以后的严重失误，农村出现的各种严重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无论问题出在哪里，执政党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历来主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此他一定会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 第二，**对人民一贯情深意笃。他热爱人民和人民心连心，尤其是对中国的广大农民，他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倾注了大量心力。“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使得农村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成灾，也无不是脱离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结果。作为一个有党性的**员，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不能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尽管人生道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处世哲学不同，但是热爱脚下的田园国土，忠诚于已经遭遇不幸的农民，则是起码的道德。封建社会士大夫尚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我作为一名**员和国家干部，一定要如实禀报。当时我想，只要他老人家了解到真实情况，肯定会采取措施扭转局势，”责任田”也许有保住的希望。 第三，“民以食为天”。当时全国粮食空前紧张，城乡人民都是“低标准，瓜菜代”。既然安徽的“责任田”办法施行一年多之后，农村人民群众的口粮问题已基本缓解，有的食足有余。那么这种办法可以使全国人民吃饭的问题得以解决。至于“责任田”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可留待以后去解决。我想，即使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主席也会完全赞同的。更何况1961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当面请示过主席同意的。 基于上述想法，五月下旬，我便着手写这份报告。为了严格保密，我白天照常工作，晚上挑灯夜战，草拟“上书”。那时太湖县小电厂一到晚上11点就停电，我只好用煤油灯照明。经过八个夜晚的奋笔疾书，写成“上书”的初稿。 我问钱老，当时有没有感到这样做在政治上会有风险？钱老说，怎么会没有？在写成初稿后审校文字和推敲内容的过程中，我感到这次犯颜直谏，面临极大的风险。“上书”表面上是对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持有不同意见，而实际上则是对公社体制提出问题。所以，几天之内辗转反侧，不能决断。特别是想到庐山会议上彭总“上书”被批，党内敢于说真话的同志，一批批被打倒的现实时，“一字入宫门，九牛拖不出”的古训就响彻在我耳际，就像千斤重的包袱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我脑子时时浮现出来的农村那一幕幕惨景，更有广大干群的殷殷重托声在耳边回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亡祸及家身、国兴福连黎庶”等先贤哲言使我不再犹豫。即使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也绝不能后退。这是一个**人应有的品格。古往今来，“没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我光明正大，严格按党规国法办事，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如果对我实行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实质是“文字狱”的悲剧重演，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更是党之不幸，国之不幸。 初稿经过修改后，我将其交给县委党校文书朱登和同志，请他复写一式三份。他晚上挑灯夜战。复写好后，我请他将一份装进大信封，用毛笔写上“北京：**中央主席同志亲收”。随即以机密军邮寄走。为了保险起见，我将另一份也以机密军邮寄国家外经部李强部长，托其转交**。6月17日，县委书记谷志瑞同志去省城开会，我又请他带一份呈送安徽省委。 3）“保荐书”被批判不出所料，不久，“保荐书”被批判，上级派人来和我谈话，让我作检讨，那是1962年9月底，安徽省委已派来一个十多人的调查工作组，名义上是前来太湖就《保荐书》一事进行调查，实际是奉命来罗织罪名，对“责任田”大加挞伐。省里的那位负责人一到太湖，立即找我谈话，指出：“你给中央、主席写信在组织程序上没有错，但在政治、思想认识上有严重的错误。”于是他从公文皮包里拿出一大堆文件给我，要我认真阅读，然后再和他谈感受。第三天我将文件交回，他问我想得怎么样？我说：“我从组织上服从，但认识上予以保留。”他正色说：“你的报告是**批示的，属于认识上的错误，如果坚持不改，矛盾也会转化的，望你三思。”随后他叫我陪同工作组下乡调查了几天。调查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他们在调查之前就有了结论。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看到的省委调查组1962年10月15日写出的那篇调查报告，《“责任田”应该保荐吗？―――对钱让能同志〈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全面否定了“责任田”的积极作用。对于我个人，《报告》说钱让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错误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观点分析观察问题，二是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没有具体分析，三是不了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资本主义个体经济的区别，不了解“五统一”与包产到户之间的矛盾。 写出《调查报告》后，他们召开县委扩大会，名义上是作调查汇报，实际上是对“责任田”进行严厉的批判，把《保荐书》提高到两条道路、两种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高度，说它是为农村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之后，又促使广大干部转“思想弯子”，召开更大规模的干部大会，批判“责任田”。 由于我在“上书”《保荐书》时准备比较充分，几种可能与后果都作了预测。因此，在各种压力的面前，我个人倒显得很平静。省委调查组负责人再次找我谈话，声色俱厉地训斥我：“主席的批示，并未给你定罪，但你的认识是有代表性的，而且也是很系统的，现在影响较大，如你能作个检讨，对全省改正‘责任田’是大有推动作用的。”我说：“我个人服从组织，但我思想认识是由来已久，给主席的报告，并非偶然冲动，如果勉强要我写检讨，那只不过是违心的。”他接着又厉声训斥：“这是组织上的意见，你能不服从？” 我回到家后静夜自忖，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找到知心好友、时任太湖县监委书记的李俊谈心。从50年代我们都在安庆地委工作，彼此了解。为了保护我不再受更深的伤害，他经深思以后对我说：“庐山会议彭老总都作了检讨，我们这些小人物检讨一下，又算得什么呢？况且这是向党组织作检讨。写个简单的检讨，无论是对省委还是对调查工作组都有个交待，不然，他们也有为难之处。”在调查组离开太湖时，我饱含屈辱之心情，写了一个两页纸的检讨交给他们。他们如获至宝。以后，等着我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批判和写不完的检讨了。 接着在全省范围内对“责任田”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一浪高过一浪。在省委、省人委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有些负责同志都以我为反面教员公开点名进行批判。省党校、省干校每期轮训班上（全省公社书记参加）都要以《保荐书》作为反面教材。 10月，省委一届十三次全会（县委书记参加）将我的问题正式提交全会，将上书全文和省委调查组的批判材料印发全会进行批判。11月，省委以皖发34号文件上报主席、**中央和华东局。报告说：“钱让能在责任田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比较系统，比较突出，他的调查方法也是错误的，所反映的情况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这表明他实际上已经站到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那一边去了。” 由于省委做出示范，各地、市县也都起而效尤。在太湖的县、区、社、队当然也是如法炮制。全省批判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比起反右派、反右倾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蛇仙游记》第三卷 73、江苏有“包产到户迷” 浙江出“ 73、江苏有“包产到户迷”浙江出“单干理论家” 江苏省两位农业中学的年轻教师，一位叫钮维新，一位叫蔡抚民。[.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面对1960年发生的大饥荒，开始思索农业发展的出路问题。他们认真研读有关农业政策的书刊，以青年主席为榜样，深入农村进行调查。一年半时间里，他们实地调查了江苏、安徽、山东的许多地区，走访了上千名农民，记录下5大厚本《农村调查记实》和《农民谈话录》。被访谈的农民中，绝大多数都列举了事实，述说人民公社干活大呼隆、大锅饭，社员没有积极性，农业没出路，最好是“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他们听到一首苏北民谣：“入社好，入社好，家无粮，户无草；十二条六十条，不如包到户一条。” 1961年，钮维新和蔡抚民写了《关于我国农业问题的意见书》，提出只有“包产到户”才是发展农业的出路。除了用大量事实外，并且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给以论证。《意见书》建议：一，通过试点，迅速把“包产到户”推广到全国；二，认真总结合作化、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 钮维新和蔡抚民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将《意见书》通过接待部门呈送给主席、周恩来、邓子恢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他们又于1961年12月，将《意见书》油印数百份分别寄给中央委员和省、地、县委书记。 他们，后来又撰写了《包产到户的优越性》、《农村包产到户试行办法》、《关于包产到户的说明》等文章，寄给中央、省、地领导人。他们对“包产到户”的推崇达到了痴迷程度。 浙江还出了“单干理论家”，都是年轻人。他们是冯志、杨木水和陈新宇。 冯志在1962年4月写出了《半社会主义论》，批评了人民公社的弊病，赞扬了“包产到户”。文章说：“什么是我们农业的出路？包产到户！”文章讥讽地说：“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可以容纳**的生产力，真是荒谬透顶。想将胚胎取出当作婴儿抚养是不行的，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还是不行的。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他凑钱亲自来到北京，把文章分别送到**中央办公厅、《人民日报》社和《红旗》杂志社。 6月，他又写出一篇文章，题名《怎么办？》，简直是一篇讨伐人民公社的檄文。文章揭露了农村的悲惨景况，发问道：“错在哪里？”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五风”只是表面现象，发生错误的总根子就是“人民公社和大跃进”。 杨木水是农业技术员，是马寅初的同乡。1961年冬，他给主席写了一封一万多字的长信，肯定“包产到户”的好处及推广的必要性。他把此信寄给了马寅初，请马寅初转交给主席。信的最后写道：“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我不能停止我的战斗！”马寅初接信后，立即回乡面见了这位小老乡。马老鼓励说：“正确的意见不要放弃，真理是批不倒的！” 陈新宇对“包产到户”一往情深，一连写了八封推崇“包产到户”的信寄给《人民日报》，其中的第六封登在“读者来信”栏目。 后来，主席知道了这三个人的“事迹”，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浙江省委书记说：“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 陈新宇是浙江新昌县人，出生于1924年11月，青年学生时代思想进步，1947年为新昌中学学生会主席，领导过护校学潮。为向往革命，渡江前夕就参加工作。五十年代初，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农村的民主反霸、土地改革、组织互助组和建立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与农民朝夕相处，看到广大农村在党的领导下，农民当家做主人，农村面貌日新月异，年轻的陈新宇打从心眼里爱上了农村。 1955年7月，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规模空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掀起。因合作化运动的需要，陈新宇要求离城返农村，成为专职办社干部。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题为“我爱农村”的文章，表达了他对农村的满腔热爱：“我爱农村，我回到农村来了，亲爱的，熟悉的农友们，我将随你们一道前进，直到把我们的合作社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在我们肥沃的土地上建立起美满幸福的乐园。” 许多地方在急风暴雨式的入社声势之下，由于办社太仓促，不仅社员的思想准备不足，社内的管理也始终跟不上，所以不少农户形式上入了社，思想上却一直没有稳定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日益严重，有些人甚至偷偷地退出合作社。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的新情况，1958年，原在萧山从事农村工作的陈新宇，为“支援新昌合作化”，被调到家乡新昌从事巩固合作社的工作。 在1960年冬饥荒下，新昌县出现了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野火，大有越演越烈星火燎原之势。农民为什么如此不顾一切地实行包产到户？这引起了陈新宇的深沉思考。他下决心要认真弄清这一被称为大是大非的问题。 陈新宇来到当时的姚宫管理区天公丘大队，做新式农民。这个大队共有80多户农民，他挨家挨户详细了解社员生产、生活及思想情况。在调查中陈新宇发现，奇怪的是原本作为说服工作突破的弱劳力户也都认为“包产到户”对自己有利，说能增加收入，且肯定收入可靠，检查他们的生产情况也都不差，对承包后较重的农活，他们采取了亲友帮工的办法互助，而对承包使轻工辅助工有了保障，甚为满意。通过调查，使多年从事合作社工作的陈新宇大吃一惊，他开始从新的角度去认识农业合作化工作。 在一次生产队的评分会议上，陈新宇试图说服社员放弃包产到户，结果形成了公开争辩，他宣传的集体生产优越性在社员眼中却是另一番估价。生产收入本是社员切身的事，体会最深的应是他们自己。会后，陈新宇根据记录，总结了社员对包产到户的看法是“与单干有六大不同”，“包产有十大好处”。陈新宇被社员摆出的事实说服了，认识也开始了进一步转变，在这基础上，经过酝酿，他写成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又经过对全村的逐户走访，排查资料，陈新宇思想认识又深化了，弄清了社员生活改善的因素与变动规律，又撰写了《关于农村阶级分析问题》一文。在完成对林木、烟叶、畜牧业的历史与现状的调查后，陈新宇已对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形成了“不能割断过去，要在继承上求发展”的观点，不再对个体生产抱敌视态度了，而认为集中与分散应“因事制宜，各取所长”。 当陈新宇发现包产到户并非洪水猛兽，而且还能解决办社中长期存在的弊端与困难时，便感到有阐述自己看法的必要。他看到周围许多干部口头反对，暗地里却赞同包产到户的情况，想到过去由于自己也曾经参加过刮“五风”活动，不相信群众，凭主观设想给农村造成困难，深感愧悔。于是想到自己年轻无家室之累，作为一名干部应该为民代言执言。当时许多人知道陈新宇有这一想法而劝他不要飞蛾扑火，当然他也有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陈新宇仍抹不了这一闪念，说明真相，向上反映，已成为陈新宇求得内心平衡的需要。为了追求真理，求得良心平静，陈新宇思想斗争了两天两夜，还是决定把文章寄出。从此他下定决心，“一人做事一人当”，疏远一切亲友，不谈恋爱，坚持独身，为的是不株连别人。“文革”中造反派斥责陈新宇是“彻头彻尾单干”，就是说他不但是“单干理论家”，提倡农民单干，而且自家愿光棍一条。 陈新宇一旦下定决心，就“打破脑袋不回头”，一不做二不休，接连给人民日报发去**封信，顽强地反映包产到户问题。 1962年6月间，《人民日报》内部刊物《读者来信》中刊用了陈新宇的第六次来信《重谈包产到户》，并加了编者按：浙江省新昌县读者陈新宇，从去年六月至今，先后六次来信来稿，要求报纸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他第一次来信说，他原来是去纠正包产到户的，可是他反而被群众和事实说服了，坚决主张包产到户。他的论点有四：（1）包产到户是经营管理问题，不是改变所有制，因而不是方向问题。（2）包产到户是个人负责制与产量责任制相结合的一种较完善的责任制。（3）包产到户由个人计件、小段包工演变而来，是经营管理中必然出现的一种形式，是不可避免的。（4）正确态度是要认真调查研究，弄清包产到户为什么会成为群众的自发行动，用党的群众路线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要惊慌失措，回避现实或强行纠正……来信还说：“一年来我成了包产到户的罪人，甄别至今未下结论。县区社三级对我进行过四次公开批判，多次充当反面典型，停职、审查、施加多种压力，我竟顽固如此，毫不为动。主要原因：（1）批判越多，越使我明白批判的理由不充分，农民的作法完全正确；（2）12年来自己参加过破坏生产力的行动，为五风助风，内心自疚，一种强烈的赎罪念头，迫使自己坚持自以为能迅速发展生产的想法，补救上这一段的损失，因而对种种压力只能看作对自己意志的考验；（3）自己确认包产到户是集体生产终将出现的必然现象，有非常坚定的胜利信心，决不放弃自己主张……” 1961年7月中旬，陈新宇曾连续三次收到《人民日报》寄来的稿费，共25元5角。除了买些稿纸，其余买了几十斤桃子，与同事们共享。《人民日报》复信中，透露出关于包产到户问题，中央尚在研究中的迹象，请他继续反映这方面的实际情况。 陈新宇发出提倡包产到户的文章后，1961年8月，省委农村工作部还通知陈新宇到杭州参加经营管理座谈会。会上充分肯定他的文章，具有“敢钻研，敢反映，敢逐潮流”的精神。 但好景不长。过了四个月，新昌召开批判大会，责令陈新宇在会上宣读自己的“毒草”，供大家批判。 1962年初，新昌县正准备处理陈新宇。时任县委书记的王淮亭从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归来，亲自召开座谈会，邀请陈新宇参加。王淮亭传达了主席关于发扬民主的讲话，强调把思想认识问题与组织原则问题区别对待，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 省委也打来长途电话，县里不要随便处分干部。年轻人思想问题不要过分为难，让他们去工作。 时隔不到半年，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在会议期间，主席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说：“你们浙江出了二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指冯志、杨木水和陈新宇。 《蛇仙游记》第三卷 74、胡开明塞外救百姓（一） 74、胡开明塞外救百姓（一） 1）主动请缨来塞外1958年，当“大跃进”的狂澜在华夏大地掀起阵阵波涛的时候，时任河北省委常委、主管工业的副省长胡开明也和众人一样，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充满信心的，但随着生产建设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挫折，胡开明逐渐变得疑惑起来了。 1959年秋，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葛启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省委点名批判，并被撤职；市委农业书记史万修也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被批判清洗；整个市委被指责“右倾”。胡开明率领工作组进驻张家口，指导反右倾工作。可是他调查研究了一番后，发现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的话，办的事都没有错。特别是连公社一级的干部都揪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击面过大。 眼见塞外“左祸”猖獗、民不聊生，胡开明主动请缨，高职低就，1959年12月11日来张家口任市委第一书记。不久他又接到周恩来签发的任命书：“胡开明同志任张家口军分区政委。” 停止反右倾胡开明一到任就在市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省委党委扩大会议的决议精神，只过了几天，他就顶着寒风，来到了闻名全省的粮食高产“元帅县”——张北县。 张北县正在反右。县委书记刘文达和管农业的书记张文光等人被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 “你组织了右倾反党集团？”胡开明开门见山问张文光。 “我们三个管农业的书记常在一块讨论，反对高指标，所以被打成反党集团。” “那到底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 “平均超不过100斤。” 他来到了黄盖淖公社食堂，每人四颗焖土豆，一锅酸溜溜草汤；而胡开明手里的材料上，赫赫印着：黄盖淖公社平均亩产410斤。 胡开明满腹忧虑，情况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他心急如焚，觉得再不能这样搞下去了。在和市委有关领导商量并征得同意后，在有全区上万名基层干部参加的电话会议上，胡开明果断地宣布反右急刹车。与此同时，胡开明还在市委常委会上郑重提出了给敢于讲真话的张北县委书记刘文达、张文光等一大批犯了所谓“右倾”错误的同志平反，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果断决定公社一级的反右倾运动立即停止，保护了一大批基层干部。 3）解散食堂胡开明到蔚县西合营调查时发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逐日增加，他亲自数次到省里反映情况，提出减少纯调出粮食数量，要求增加救济粮指标。他还一次又一次给省政府主要领导打电话，提出杀一批过冬的弱牲口渡饥荒。但省领导总感到事关重大，不敢贸然批准。直到**1960年冬到天津视察，河北省委领导小心翼翼地给**汇报了张家口想杀老牛和瘦羊的事。正为老百姓饿饭而犯愁的**不加思索，大手一挥。说：“救人要紧，杀就杀吧”这一举动使张家口不少人得以活命。 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全省农民口粮从12月开始日均2两5。胡开明多次向省里反映2两5的定量不够吃，张家口气候寒冷，不能搞一刀切，并曾与省委某领导发生激烈辩论。他说人不是鸡，鸡每天吃2两5还差不多，但人绝对不行。经过艰苦的工作，最后终于争取到了日均3两75。 胡开明允许集体牲畜私人圈养；允许个人开荒自救，谁种谁收；批准搞包产到组等等。这些措施后来都成了他的罪状。 不仅如此，胡开明还领导全区人民开展自救运动，他组织各级领导干部筹措粮食，搞代食品、采集野菜，尽可能地保证全地区人民的最低生活。 在采取种种措施渡过饥荒的过程中，胡开明通过调查发现，1958年以来开办的农村公共食堂不仅不利于克服饥荒，反而更加剧了困难。张家口大多数地方人烟稀少，一个村几十户人家，住的相隔四五里，每天去食堂吃饭，路上耽误不少劳动时间；加上粮食定量低，大锅饭难得分均匀乃至出现多吃多占，产生不少矛盾，严重影响群众生产自救的积极性，要是各户自己开伙，可以省柴、省粮、省工。 面对这种情况，胡开明根据广大群众的意愿，向省里提交了《解散农村公共食堂试点情况的报告》，明确提出“在目前物质基础不具备的条件下，勉强办公共食堂对生产不利，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到1961年5月，中央和省委正式发出《关于解散公共食堂的通知》时，张家口的食堂已大部分解散了。 胡开明对整人从来没有兴趣。在上级的一再逼迫下，他不得不展开“反坏夺权斗争”，但竭力缩小打击面，结果受到省里批评，说他“不抓阶级斗争”。 他长期从政，饱经风霜，却还像孩子般纯真，对上不谄，对下不欺，没有一点看风向，上面喜欢什么就说什么的陋习。有些省领导虽然不喜欢他，下面却眷恋他。他调回省后，张家口地区的13个县委书记联名给省委写信，挽留胡开明同志，舍不得他走。这在全河北省史无前例，全国恐怕也少见。 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很器重他，原来内定他回来当常务副省长。但上任前，林铁让他代表张家口地区出席华北局工作会议。他在会上逆着潮流，又公开宣传包产到组的主张，受到了批判。 省委立刻让他写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常务副省长自然泡了汤，以后一直坐冷板凳……受到了残酷的批斗，甚至还被假枪毙过。 4）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小队通过一段时间的实际调查，胡开明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要想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饥饿，必须把生产搞上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胡开明看到了由苏联奥斯基柯等写的《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一书，对该书讲到的农庄内实行的小组地段责任制和定产到地、责任到人的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带领工作组参加郭磊庄大队的一次妇女座谈会，则使胡开明大受启发。在会上，大家告诉胡开明，二队曾死过一头大骡子。这头骡子又高又大，拉车很有劲。可大家听说它死了，却高兴得眉开眼笑。跑到二队等着分骡子肉。 胡开明问：“为什么？” 他们说：“这么大的队，还不知道少谁的呢，心疼啥。” 胡开明说：“如果是你们小队死了牲口，你们高兴吗？” 妇女们七嘴八舌：“那不和自己家的牲口差不多吗！恐怕哭还来不及呢。” 听了大家的话，胡开明好久没有做声，他想了很多：建国十多年来，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这一段生产是上升了，但到高级社，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生产开始下降了。一个公社或大队，有几十个村，自然条件、劳动情况差别很大，但在分配时，却以公社或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干多干少一个样，结果必然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可是这种“共产风”长期以来却被当作“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予以肯定。问题的症结找到了。他痛心地对工作组的同志说：“再也不能叫他们盼着吃骡子肉了。” 胡开明立即找来了村干部和一些社员，进一步倾听他们的意见。经过与大家的反复讨论、酝酿，最后商定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小队，变“大公”为“小公”，以此来纠正平均主义的“共产风”。 他带领一个工作组到郭磊庄大队蹲点，吃住在农民家里，专门搞生产队的收益分配“大包干”即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郭磊庄顺利实现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 根据郭磊庄的经验，胡开明亲自起草了《关于郭磊庄分配大包干的调查报告》，并立即上报给省委。 就在这个时候，省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又给胡开明打来了电话说，省委主要领导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已议过关于是否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但没有做出结论。省委主要领导要求转告胡开明，张家口最好就不要再扩大试点了。 对此，在地委常委会上，胡开明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还是干！咱们自己推广。”这个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于是，全地区各社队的核算单位下放工作逐步推广开来。 同时，一份要求在张家口地区各生产队因地制宜地推行“分配大包干”的请示报告再次上报省委。 8月24日，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 庐山会议结束后，9月27日下午，**乘坐的专列到达邯郸，听取河北省委的汇报。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及分管农业的书记，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邯郸地委书记参加了汇报。 汇报的重点，还是围绕着核算单位下放的问题。听完汇报后，**当即表示：原来的“三包一奖”是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腿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在生产，腿在分配。随后，**又问，是否有具体的试点材料，刘子厚把张家口和保定的材料递给**。 **一边看，一边在张家口的材料上批示：“中央政治局：这个材料请你们看看，我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下放到生产队好，请你们讨论决定。” **批示时，胡开明就在**身旁。胡开明的心随着**的一笔一划而跳动。当**写完最后一个字时，胡开明的眼眶里已经充满了泪水。 9月29日，**将这次谈话的记录转送给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时，又写道：“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仍然受到束缚，群众的积极性仍然要受到影响。”“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小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七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 10月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将郭磊庄报告列为附件，中央这一指示指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以生产大队好，还是以生产队好，很需要研究。并要求各级党委调查研究，以便中央做出决定。” 1962年2月13日，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要求当年春耕前后，把基本核算单位调整为生产小队的工作做完。 当时，在南方养病的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兴奋地打来电话：“开明同志，**说了基本核算单位还是放在小队上好。这件事你是有功的呀” 《蛇仙游记》第三卷 75、胡开明塞外救百姓（二） 试验“三包到组” 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小队，这固然是个进步，但农民们并不满足。 当时，在市委机关就流传着这样一则传闻：市郊区的一个蔬菜队，蔬菜种得特别好，走到这个队的菜地，一片葱绿，而周围生产队的菜地简直无法与之相比。什么原因呢原来他们私下把蔬菜包给了作业组。可他们表面上不说，也不敢说。对此机关里议论纷纷，有不少人说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听到这些议论后，胡开明立即找来了地委农工部长，向他询问了有关情况。随即和政研室的几个人，赶奔传闻中的大镜门外的孤石一小队。 一来到地头，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片长得格外喜人的蔬菜，见到这些，胡开明心里有底了。在田间、地头，他和社员、队干部亲切交谈，队干部告诉他作业组是自愿组合的，菜地包到组，工分、产量包到组，叫做“三包”到组。现在，人们出工早了，收工晚了，干活细了，上粪多了，他们还指着邻队长得稀稀拉拉的菜地说：“这些菜地是四队和别的大队的，他们没包。早一个月，我们的菜长得也是这个样子。” 从孤石回来，胡开明立即向书记处汇报了了解的情况。胡开明建议实行“三包”到组，在全区推广。 地委书记处研究决定，按照中央开展调查研究的要求，地、县两级领导下去，进行“三包”到组的试点工作。 6）上书**，建议再“退”一步 1962年7月下旬，胡开明回到了省里。这时华北局正准备在北戴河提前召开一个农村工作座谈会，为中央北戴河会议搜集材料。 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很器重胡开明，原来内定他回来当常务副省长。但上任前，根据林铁的建议，胡开明被作为河北北面区的代表出席华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要求在会上如实反映下边的情况，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 胡开明接受了任务后，立即赶回张家口，召开座谈会，个别谈心，阅读材料，每天都是到下半夜才睡觉。经过紧张的调查、整理，形成了一份《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建议》。 这份报告很长，长达七千字。《建议》明确指出：目前农村劳动管理制度非改不可。平均主义的计酬方法已经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非改不可的了。 《建议》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比以前高多了，但是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这主要是由于还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过重，而且不大稳定，群众说我们的粮食征购政策是‘鞭打快牛’的政策；二是国家的价格政策不合理，粮食与工业品交换不等价，与其他农副产品的比价也很悬殊。(.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所以群众说：‘以粮为纲不合算，干什么也比种粮食强’；三是生产队没有建立起生产责任制，计算劳动报酬的方法有问题，不能很好体现按劳分配。” 报告提出了实行“三包”到组的方法，来解决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农民生产积极性仍然不高的问题，报告列举了“三包”到组的七大好处。胡开明要在北戴河开会时把《建议》拿出来。 然而这时，也传来了一些不同的消息，在农村生产责任制这个问题上，各地情况不同，中央也是有意见分歧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志劝胡开明不要在会上再提责任制的问题了，也有人劝他说，“三包”到组的“包”字不好，太敏感。批了多少年了，最好把“三包”到组改成“三定”到组。但胡开明坚决不同意，他说：“包就是包，提建议就是要一目了然，旗帜鲜明。”结果受到了批判。 1962年8月8日，胡开明给**写了一封信：**：关于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加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我于7月30日华北局农业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了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发言稿已由华北局抄送中央一份。现在我又把它打印了一份，特再送您一份，请予抽空审阅为盼。 谨致布礼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一九六二年八月八日 这封信给他带来了厄运。这是后话。 7）坦对厄运，不懈探求在将《建议》上呈之后，胡开明于8月18日，又给主席写了封信，附上了他和秘书经过调查研究后写成的《关于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的材料。这份材料的中心思想是，在生产资料都归公之后，在大家口粮分配水平都很低的情况下，一味强调按劳分配是不行的，为此他提出了“基本口粮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建议。 据省委书记刘子厚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主席对他讲：“看来口粮问题，不要强调按劳分配了，否则会打击农村‘四属’军、烈、工、干家属户。”不久以前，我们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到了胡开明的这份报告，在胡开明给主席的信笺上，清楚地盖有“已送阅”的戳记，证明这第二份“上书”**看过，并得到了首肯。 可是，他的第一份上书就没有这样幸运了。8月16日，主席在胡开明的信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讨论。 主席8月16日**对这份建议的批示很简单，看不出什么倾向性，胡开明给**的信还被列为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下发。 但在8月9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批评了有些地委、省委书记，代表富裕农民，搞单干、或者大部分单干，**显然动气了，说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他特别点到了胡开明的名字，说：“河北有个‘开明’主张单干，但他是‘胡开明’。” 随着会议风向的转变，一些原来支持他意见的同志也不敢讲了，有的人干脆转了个180度的弯子，对生产责任制只剩下了一片否定声。 座谈会后，胡开明回到张家口，单独向省委做了检查。1963年1月5日，河北省委将关于胡开明问题的报告及其检查上报中央和华北局。报告认为，胡开明犯有方向性错误，但基本上属于认识问题，工作上尚未造成严重损失。 但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随着党内“左”倾指导思想发展日益严重，对胡开明的批判也越来越升级了。1964年，张家口地委召开全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双千人大会，根据省委的指示，公开点名批判了胡开明，认定张家口原地委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把张家口原地委打成了“以胡开明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从此，这一冤案被延续了十几年，并逐步扩大和“升级”。 《蛇仙游记》第三卷 76、朱德呼吁取消大食堂 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是公社化运动中产生的“新生事物”，主席对它特别偏爱，视其为“**的萌芽”，体现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必须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反对公共食堂，就和搞“包产到户”一样，被视为“反对人民公社”、“走资本主义道路”。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第一个提出“食堂吃饭不要钱”，主席对此非常赞赏，他引经据典，说东汉末年张陵的“五斗米道”，教徒出斗米就有饭吃。 11月3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再次谈到吃饭不要钱时，主席又讲了“五斗米道”的传人、张陵孙子张鲁的故事。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国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搞。他统治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 12月7日，主席批示印了《三国志魏制志》中的《张鲁传》，发给即将召开的武昌会议的与会者。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批语：“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活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12月10日，主席又给《张鲁传》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张陵、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凡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人民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正是由于主席特别偏爱食堂吃饭不要钱，所以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一系列纠“左”会议，都对公共食堂给以肯定，要求下面必须办好公社的公共食堂。 为什么主席这样偏爱公共食堂？ 有读者可能这样想像：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就像现在的大饭店，最差的也像小饭馆。吃饭时社员在餐桌旁就座，按菜谱点饭菜，爱吃啥吃啥，敞开肚皮吃。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吃罢一抹嘴巴走人，不用付钱。因为是“吃饭不要钱”嘛！ 也有读者可能想像：吃食堂可能和吃会餐份饭一样，每桌围坐8个人，服务员送上饭菜供社员享用，社员吃饱走人。 大错特错！ 公共食堂，一般是每个生产小队（大约二、三十户）办一个。当时的中国农村很穷，食堂的厨房就设在从农民手里征用的两三间破厢房内，用砖坯垒几个大锅灶，主要是烧木材杂草烧饭。没有饭厅，更没有餐桌椅子。“敞开肚皮吃”的初起阶段，就在院子里放几个大盆，盛入做熟的饭菜，社员一家围在一起吃，随吃随取；后来缺粮，社员就排队“打饭”。社员们在食堂前排着队，从食堂领取自己全家的“定量饭”，就像旧社会灾民去“粥场”领吃救济粥一样。遇到风雨天，农民们打着伞、披着蓑衣，踩着泥泞的路来打那一点点饭；遇到风雪天，农民们缩者脖子瑟缩着排队打饭，等到把饭打回家去早就冷了。要想把饭热热却没有锅，铁锅早就投进炼铁炉了。 农民家里来了客人或有了病人，就更为难了。就那么一点按定量供应的饭，不管你爱吃不爱吃，食堂给啥你吃啥。想自家给客人或病人单独做点饭，不仅没有粮食，就连做饭的锅、勺都没有。 供给的粮食定量本来就不多，农民们在食堂也吃不上自己的定量。一是干部和炊管人员及其家属多吃多占，个别的还有贪污盗窃的；二是管理不善，有糟蹋浪费现象；三是打饭时，如果掌饭勺的和你“不感情”，勺子里的粥就会少一些，稀一些，糠菜饼子就会小一些。更厉害的，如果你得罪了干部，干部就会找茬卡你的饭，让你全家饿肚子。 公共食堂刚成立时，由于当时的各个高级社都有些存粮、存油、鸡鸭猪羊和公共积累，就都比赛着好吃好喝，以显示“人民公社优越性”。一进入冬季，这些个“存货”早被折腾个精光，秋粮去掉征购，所剩无几，食堂也就是糠菜加杂粮，食不果腹了。当时有顺口溜说道：“一进食堂门，稀粥一大盆；勺子搅三搅，浪涛打死人。”“吃饭钟声响，社员进食堂。吃了一口饭，沙子硌牙床。糠菜小窝头，稀汤一大碗。吃完肚半饱，又去干活忙。” 农民对食堂的意见最大，但各级干部没有人敢对食堂说半个“不”字，更没有人敢顺应民意解散食堂。 1959年2月17日，**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视察广东，发现了食堂问题。他在同江门地委领导人谈话时明确指出：“农村办公共食堂，吃一样的饭菜，像军人一样，这有点生硬。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 5月27日，朱德偕同**元老、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人大副委员长林枫去东北三省视察。6月16日，在吉林视察时对省委负责人说：“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负责调剂，加点菜和薯。办食堂，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有些人怕因此发展了资本主义，这是多余的。” 6月20日，朱德、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给党中央和主席写报告。反映大多数群众不愿意常年参加公共食堂。建议“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在家里做饭，愿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 当天，朱德又向黑龙江省委负责人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全国六亿人口谁包得了？让各个家庭自己包自己，有生活自主权。只有家庭稳定，各方面才稳定。” 回京后，朱德等三人又联名给主席写信，建议尽快认真研究解决食堂问题。 朱德等三人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讲话和信件，主席和党中央没有批示下发。但是，其精神还是在下面传开了。反对公共食堂的还有高级干部，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冒着风险，顺应民意，在无为县一举解散了4000多个食堂。 《蛇仙游记》第三卷 77、彭元帅怀疑粮食高产 云南省委报告，反映云南发生了因浮肿病等引起农民严重死亡的情况。(.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主席非常重视，立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会议。批语写道：“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提的工作任务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中共高层领导中间，对一些突出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主席主持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两个文件，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集中纠正了两个突出的“左”的倾向：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另一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决议指出：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必须首先大力发展生产力，“而不应当毫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必须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决议明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服、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决议》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人民公社的许多“左”的东西。例如，肯定人民公社是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肯定了公社实行的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肯定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因素；仍然规定以管理区进行经济核算，由公社负责盈亏等。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是根据主席“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是，仍然是高指标，除了对基建投资、钢产量作了压缩，其他指标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坚持继续跃进。中共中央副主席、副总理陈云对此有保留，他向具体起草文件的主席秘书胡乔木提出，希望他请示主席，不要在会议公报中公布这些高指标，以免将来被动。但是，熟悉主席脾气的胡乔木出于种种考虑，没有把这个意见反映到主席那里。 全会决定：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 全会还通过了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同意主席同志提出的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六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主席作长篇讲话。他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他强调，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犯有强迫命令、说假话错误的干部，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主席仍然肯定“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是农业革命的方向。所谓“三三制”是指对耕地的利用，即种粮、植树、休闲种草各占三分之一。这是主席一直极力主张的，他一直到现在还认为产的粮食多得吃不完。 六中全会期间，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报告称：预计1958年粮食总产8500亿斤，棉花8500万担。其他秋收的油料作物、经济作物也都获得了丰收。（这是吹牛，后来经过核实，粮食不到4000亿斤，棉花3600万担）。1959年粮食产量指标10500亿斤，力争人均2000斤。（这是远远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吹牛皮）。农业要开展大面积丰产田运动，推行土地利用的“三三制”。1959年农业要继续大跃进。 彭德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是主席的老战友，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他参加了武昌会议，在西北组参加讨论。在小组讨论公布1958年的粮食棉花数字时，有的人说，粮食有1万亿斤以上；有的人说，粮食有9千亿斤；也有人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 彭德怀表示怀疑，说：“我看粮食没有那么多。” 谭震林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彭德怀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多了，将来被动。” 后来主席拍板，说公布7千5百亿斤。彭德怀没再说什么，但是心中不以为然。 中央在12月7日，批准了谭震林的报告。 1959年1月2日，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开幕。会议规定：1959年粮食产量计划指标是13000亿斤，棉花为12000万担。这比六中全会确定的指标又提高了2500亿斤和2000万担。会议提出，要继续同观潮派、右倾保守思想做斗争。 主席对六中全会确定的指标，特别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还是放心不下。准备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继续讨论这些问题。为了准备这次会议，主席于1959年1月18日招集陈云以及有关副总理、部长们讨论指标问题。 冶金部长王鹤寿十分肯定地说：“1959年钢产量1800万吨，没问题！我看，这还留有很大的余地。” 陈云表示怀疑，说：“从前工业生产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厂，15%依靠新的，85%依靠旧的。而1959年30%是靠新的，70%是靠旧的。因此，1800万吨太高，我看难以完成。” 主席说：“完不成就拉倒！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还要观察，有待证明。在会上你讲讲嘛。” 主席的意思是同意陈云的看法，让陈云在会上讲讲他的看法，给第一书记们过热的头脑降降温，把钢的指标降下来。而陈云却误解了主席的意思，认为主席生了他的气，让他在会上作检查。这也难怪陈云这样想，1958年以来的批判“反冒进”，他作了多次检查，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他“右倾”。 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农业、轻工业和市场等问题。主席的注意力主要在确定粮、棉、钢、煤四大指标上。对于钢的高指标，陈云不仅再也没提反对意见，反而检查说：对困难估计的过多，思想上有些保守。结果，会议基本维持了六中全会的高指标，未能做进一步调整。 对粮食的高指标，彭德怀一直怀疑。他要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弄清真实情况。八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他即于1958年12月16日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进行调查研究。 《蛇仙游记》第三卷 78、彭总调研回故乡 78、彭总调研回故乡 彭德怀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陪同下，坐汽车向他的故乡――湘潭县乌石寨奔来。 周小舟和彭德怀、主席是同乡，也是湘潭人。抗日战争前给主席当过秘书，小舟的名字就是由主席叫他“小周”叫出来的。周小舟告诉彭德怀：在省常委会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把当年的产量估计得那么高。所以，近几个月湖南老是挨批评，还被拔了“白旗”。谈到土法炼钢，周小舟说：全省共建起5万多个“小土炉”，生了火的还不到一半，出了铁的就更少。谈到公共食堂，周说：公共食堂没有给群众带来什么方便，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供给制是鼓励懒人，穷的时候不能搞，富的时候也不能搞。 彭德怀听到周小舟的介绍，感到湖南的情况和他走过的其他省份差不多。 汽车在路上飞驰着，车窗外是冬日的原野，收割后的大田空荡荡的，一层浅浅的积水覆盖着禾蔸。禾蔸一蔸紧挨一蔸，密得不能再密了，根根细如香棍。田里收割得很粗糙，谷撒满地，有的已经发了芽。番薯地里，番薯叶子枯了、烂了，番薯却还没挖出来……。彭德怀默默地“欣赏”“大跃进”的遗迹。 到达乌石后，当地的一个大队干部兴冲冲地跑来，向彭德怀“报喜”：大队粮食放了个大卫星，平均亩产达到三千斤！…… 彭德怀皱着眉头听着“报喜”，同时打量着周围群众的表情。他待干部说完之后，便问大家道：“想不到家乡的产量翻了几番。真有平均亩产三千斤的的卫星吗？”大家轰然一笑。彭德怀转过头来，严厉地对那个干部说：“你莫瞎吹了！我看过田里了，你们的禾苗插的是板板寸，一蔸禾只有拇指粗，能打三千斤？有三百斤就不错！”接着，他又邀大家一起算一笔账：照亩产三千斤算，除去种子、公粮和超产粮，社员平均口粮应该是一千多斤。“你们去翻仓盘底，看还有这么多粮食没有？” 农民本来就对“大跃进”不满，但慑于干部的淫威，都不敢讲话。他们听了彭德怀一席话，便都放大胆子讲起真心话来。 “彭老总，我们心里早就有数，这是吹牛皮的卫星呀，牛皮吹破了，来年免不了饿肚子。” “彭元帅，田里谷还没搬回来，又喊这个大办，那个卫星，不搞还挨打挨骂。难道这就是搞共产主义？” “彭总，这如今硬要我们打掉小灶吃大锅饭，敞开肚皮胀，只怕明年又要闹春荒。” “哪个敢说真话？辩论会连打带骂，受不了呀！” …… 那个干部坐立不安了。彭德怀把他拉到一边，说道：“我们共产党人靠实事求是吃饭。[.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大跃进要搞，可不能搞假跃进。强迫命令搞不得，群众会造反的呀！” 那天下午，彭德怀又到大队的炼铁厂去参观。 炼铁炉前，摆了一堆砸烂了的铁锅、炉灶……，这是从各家各户强搜来的。社员吃食堂，小锅小灶没用了，拿来炼铁放“卫星”。为炼铁，砍光了树林来烧炭。炉前工一天要干20来个小时，比解放前给地主扛活还累。炼出来的，却是一堆没用的铁石混合的灰疙瘩。 彭德怀望着那冒着呛人黑烟的“小土炉”，听着原始风箱的沉重喘息，他再三压抑自己的火气，对工厂负责人说：“搞农业的要办工业，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可就是胡闹了。照这种办法炼铁，用俗话说，是黄瓜打锣――丢了一长爽。用文雅的话说，是得不偿失！” 从炼铁厂出来，彭德怀又去看了村里的“大队幸福院”。 那“幸福院”里住的都是老头子、老太婆。有几个是彭德怀儿童时代的好朋友。少小知己，久别重逢，分外亲热，便无拘无束地聊起来。 老人们发牢骚说：“我们这帮老家伙骨头敲得鼓响了，还要过军事化生活，吃集体食堂，只怕不是毛主席的人民公社政策。”“拆掉民房去搞村庄化，建万头猪场，办卫星工厂，恐怕是吃多了狗肉――发高烧。莫说万头猪，连鸡鸭都没有地方喂了！” 彭德怀听了，连连点头，称赞老伙计们“直言上谏，是难得美谈”。他又摸摸每个老人身上的衣裳，看看每人床上的被褥。发现老人们的被褥都很单薄，垫着的只是一张草席。彭德怀当即拿出100元钱来，要大队给每个老人买一床毯子。 临走的时候，彭德怀对老朋友们说：“这个幸福院现在还只能叫做吃饱饭院，不饿肚子院。以后人民公社发展了，你们就能够过上真正的幸福晚年了。只要我还没去见马克思，也会进幸福院，跟你们作伴的。” “每天才吃三两粮，是个饿肚子院。” 那天晚上，有几位乡亲偷偷来找彭德怀告状。有的说，公社说要搞居民点，过“共产主义生活”，就拆了社员的房。结果居民点没有建起来，民房的砖石却用来修了炼铁炉，木料让食堂烧火了；有的说，干部强迫命令，动不动就辩论，连打带骂。最厉害的是“卡饭”，让你全家饿肚子；有的说，干部上报的粮食产量都是吹牛皮，谁吹的大，就插“红旗”，实际上粮食产量远没有那样高；有的说，青壮年都炼铁去了，好多粮食都烂在了地里。前段又“敞开肚皮吃”，浪费了不少粮食。现在生产队就没有多少粮食了，等缴完征购，非闹春荒不可。…… 夜深沉，月光清冷，北风呼呼。彭德怀和周小舟都没有睡意，就在庭院中散步。一边踱着步子，一边思考着问题。 彭德怀回忆着乡亲们的诉苦；回忆着最近看到的一系列荒谬现实：什么军事化、集体化、水利化、电气化……，也不知怎么“化”法。工地上就像演戏，老头子用黄泥抹脸当“黄忠”；小伙子要涂红脸做“杨宗保”、“小罗成”；姑娘嫂子武旦打扮，扮“穆桂英”、“花木兰”；干部们脸上抹一把锅底灰，化装成“楚霸王”。还规定挖土挑担，不论男女一律得打赤膊。似乎这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谁要是反对，就给扣上“资本主义”帽子，轻则罚跪，重则挨打。 这样搞，要搞到什么地方去呢？彭德怀忧心忡忡地问周小舟：“北戴河会议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 “很难说呀！”周小舟叹一口气答道。 “浮夸风遍地刮，人们头脑发热到了疯狂的地步。想一步登天，不按经济法则和客观规律办事。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而且，看来现在浮夸风并没有刹住，还在滋长蔓延。长此以往，如何得了啊！”彭德怀连连摇头，忧虑重重，“必须如实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省委也要采取坚决措施。” “好！”周小舟说。 《蛇仙游记》第三卷 79、老红军吁请鼓喉胡 79、老红军吁请鼓喉胡 在自己的家乡考察完后，彭德怀又来到附近的主席的家乡――韶山。 在那浮夸成风、虚报为荣的年代里，韶山公社把自己的粮食产量吹得很高，有人很欣赏，彭德怀则一直不相信。这次，他要去作实地考察。 彭德怀到韶山之后，即从各方面了解情况，发现了韶山公社实际上只增产了16%，可是却虚报了很高。他又询问周小舟，周小舟说，那个公社实际连16%都不到，只有14%，而且还是国家给了很多帮助和贷款后，才勉强达到的。 平江，是彭德怀考察的第三个地方。 三十年前，彭德怀曾在此领导过平江起义，当时他只有三十岁。此次故地重游，他感慨万千。当他在天岳书院（当时起义的指挥部）看到自己曾栓过战马的枫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时，不禁抚摸着树身说道：“弹指之间过了三十年，树长高了，我也老了。平江起义那年我三十岁，至今又长了三十岁。我是三十年‘求索’，三十年革命。” “求索？”有人不解地问。 “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追求真理嘛！” 在平江的普爱医院（当年平江县委秘密活动场所），彭德怀又回忆起一件往事。当年平江县委书记是一位女同志，名叫胡筠，她也参加了平江起义。当年她写在墙壁上的“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的标语至今仍依稀可见。胡筠因出身地主家庭，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被怀疑为ab团（特务组织）。没有任何调查，没有任何证据，没经任何审问，就被枪毙了。彭德怀回忆此事时，难过得掉下了眼泪，他愤愤地说：“‘左倾’路线害死人，再也不能搞‘左倾’了！” 彭德怀参观平江县农业展览馆时，发现照片上的番薯、稻穗、肥猪等按比例看都超常地大。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讲解员滔滔不绝地介绍，番薯卫星十几万斤、水稻卫星一万多斤、肥猪卫星一千多斤云云。 事后，彭德怀问县委王书记：“这都是真的吗？” 王书记苦笑着回答：“那些照片都是搞的特技，卫星都是假的。这么做是给上级和外地参观的看，以显示我们‘大跃进’的成绩，免得被拔‘白旗’。这是不得以而为之呀。” 王书记还说：“展出的1958年的粮食生产数字，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那是1957年的高产数字。而把1958年的低产数字算作1957年的了。” 彭德怀问：“你们今年亩产实际有多少斤？” “少数高产田亩产才八百斤。”王书记老老实实地回答。 “最高才只有八百斤？”彭德怀有点吃惊。 “是的，最高只有八百斤。”老王有点痛心。 “你好！说了老实话。别的地方一报就是八千、上万、几万斤呐。我就不相信。亩产几万斤，稻谷堆在地里一尺厚，长得出来吗？” “虚报数字都是上边层层加码压出来的。”老王说，“不管你能不能办到，粮棉加番、钢铁加番，什么事都要放卫星，连吃饭都不要钱了。动不动就说你‘右倾’，认为一步就能登上共产主义天堂啦！” 彭德怀沉痛地说：“什么加码，这是逼人说假话！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风的天堂，不是我们的理想。” 当天晚上，彭德怀邀请平江起义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座谈。老同志们热烈发言：“彭总，报纸上登亩产万斤、十几万斤，那才是哄鬼子的，毛主席知道么？”“浮夸风不刹车，群众就要饿肚子啦！”“大炼钢铁砸锅毁林，是劳民伤财呀！”“彭总，你要向党中央、毛主席说话呀！” 一位红军老人悄悄给彭德怀一张纸，上面是一首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呀！彭德怀心情激荡：“我一定把群众的呼声汇报给党中央、毛主席！”他把那张纸小心地夹在笔记本里。 在株洲，彭德怀遇到了副总理、计委主任薄一波。他对薄一波说：“通过调查，我觉得实产粮食数字没有估计那么多，今年征购1200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900亿斤为宜。”薄一波建议彭德怀给中央发个电报。于是，彭德怀给中央发了电报，扼要汇报了农村所见所闻，建议把当年的征购粮减为为900亿斤。 对农村如此严重的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发觉了么？ 《蛇仙游记》第三卷 72、彭德怀庐山赴会 1959年6月29日下午，主席到达武昌，登上了轮船，准备去庐山开会。[.mianhuatang.info超多好看小说]在轮船上，他召集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华东的柯庆施、西南的李井泉、中南的王任重、西北的张德生、东北的欧阳钦、华北的林铁等。会上，主席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 6月30日下午，主席一行乘船离开武昌，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第二天（七月一日）一大早，乘车上了庐山。连日来，庐山一直是阴雨天，这天早上突然放晴。一路上，主席欣赏着庐山美景，心情格外轻松。他下了车，登上庐山顶颠，居高眺望。红日方生，朝霞灿烂，千峦竞秀，万壑争奇，渺渺鄱阳湖、滚滚扬子江尽收眼底。他向长江中游极目望去，白云横在江水之上，黄鹤楼隐隐约约的浮现在那里；他又转向了长江下游，目光随着波浪一直东去，水天相交处，一片迷蒙的乳白色的烟雾。江山如此多娇，引发了主席的豪情和遐想。他想到，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显示出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迅速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决心，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已经和正在克服。“三面红旗”就像那滚滚奔流的长江，是不可阻挡的！东晋诗人陶渊明所构想的人间天堂――“桃花源”，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现！那些渺小的可怜的国内外反华反共的小丑们，你们叫嚣吧，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 主席当天住进牯岭的美庐，立即挥毫写诗一首，抒发自己的豪情和感受。 《七律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彭德怀是1959年6月29日登上庐山开会的。 1958年底的故乡之行，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牢记着老红军写给他的“请为人民鼓咙胡”那句话。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彭德怀向主席反映了农村的严重问题，力主降低粮棉指标和粮食征购数字，主席没有表态。在研究提交人大会议的人事安排时，彭德怀提出不想再担任国防部长，希望搞搞经济建设。他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主席不高兴，说：“给你个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当，你是嫌官小吗？”彭德怀瞪起双眼刚要顶撞，周恩来急忙打圆场：“老彭，这是组织决定，不要再说了。”事后，主席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指名批评彭德怀：“彭德怀这个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他把农村形势看得漆黑一团。我没有听他的意见，他就要挟中央，恨我恨得要死。这个人就是魏延，我死后非造反不可。”主席对彭德怀的误会和成见太深了。 这时，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彭德怀把主要精力放在平叛上，无瑕顾及研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情况。他就把这方面的工作交给了参谋王承光，他向王参谋交代的任务是：（1）将关于“大跃进”方面的中央文件、简报等收集整理好；（2）收集整理材料要把成绩记全，缺点错误也不能漏掉。他想继续向主席反映问题、陈述意见。 4月24日，他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出国前，他叮嘱王承光：文件汇编和整理好的材料，待他回国后马上送给他看。他时刻记着“为人民鼓咙胡”。 6月13日，彭德怀出国访问归来。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国防部办公楼。首先找到军委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了解他出国期间国内及军内的情况。 王克诚说：“四月开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说是余粮省，现在已经成了严重的缺粮省，饿死了不少人。中央调粮救济，但是运输力缺乏，运粮很困难。” 彭德怀叹了口气，沉重地说：“我早说了，要充分估计粮食产量的虚假成分，减少征购粮数量，可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问题来了。唉！有些人就是不碰墙壁不回头呀！军队中还能抽出点运输力吗？” 黄克诚面露难色，说：“凡能抽出的已经全部抽出了，海军舰只和空军飞机也都抽出了一部分。西藏平叛虽然胜利，但是运输车辆还不能减少。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如果再抽调就会影响战备。” 彭德怀说：“老百姓正在挨饿，救荒如救火。还是想想办法抽出一点运输力帮助地方吧。” 随后，彭德怀又找到王承光。当他从王承光手里接过厚厚的一大本汇编材料时，他微笑着握住承光的手说：“王参谋，你辛苦了，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要是当年打仗，我给你记功。” 几天后，彭德怀又将材料交给王承光：“王参谋，把这份材料立即呈送主席，请主席一阅。我要说的话也都写在了这里面。” 王承光犹豫片刻，说：“主席处恐怕已有了整理的材料。是否不必送了？” 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不！一定要送！这会引起主席的重视。立即送去，有回音立即告诉我。” 三天后，主席将材料退了回来。材料封面仅用红铅笔圈了个圈，再没有任何批示或批语。彭德怀逐页翻阅查找一遍，也没有见到主席写的一个字。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主席重视这份材料。他失望地叹了口气。 彭德怀出访回国后，政治局委员、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曾到家看望彭德怀。张闻天，又名洛甫，江苏南汇人，1900年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参加长征。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任党中央总书记，在党中央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受到批判后，辞掉总书记职务。他是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他和彭德怀是党内的老同志，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看法相近，谈得来，有时就到彭德怀家里聊聊。 彭德怀简要谈了出访情况，说：“苏联和东欧各国领导人对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映很冷淡，除了罗马尼亚同志问了几句外，没有人问及这方面的问题。” 张闻天说：“我驻苏联使馆报告，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都批评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说我国老百姓正在挨饿。” 彭德怀说：“建国后取得的一连串胜利，老毛骄傲了，头脑发热，想一口吃个胖子。结果导致今天这样被动，让赫秃子（赫鲁晓夫）奚落我们。” 张闻天说：“‘想一口吃个胖子’，你这句话说到了要害。主席想急于改变我国经济落后面貌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急于求成，就忽视或者不顾经济建设和社会变革的客观规律，做出了许多拔苗助长，超越历史阶段的蠢事。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风源在哪里？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实质上是超阶段空想的产物，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的风源就是人民公社。” 彭德怀说：“纠‘左’纠了半年多，也没有纠到要害上。老毛紧抱着‘三面红旗’不放手，别人碰不得，一触即跳！这个‘左’怎么纠？” 张闻天说：“不是没有人看到问题的要害，看见主席护短，就没有人说破。有的人不便说，有的人不能说，有的人不想说，有的人不敢说，有的人迎合着主席的心理不说真话尽瞎说。” 彭德怀叹了口气，说：“唉！现在的主席也不是当年的老毛啦！过去的老毛，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现在，他很难听取不同的意见，找他说话也很难了。上海会议我提了点不同意见，他就批了我一顿；前几天，我整理了一份材料向他反映一些问题，他只画了个圈就退给我了，一个屁也没放！” 张闻天说：“是呀。主席越来越欣赏个人迷信，树立个人，搞‘一言堂’了。他以个人名义写《党内通信》发布指示，饶过政治局、书记处，这就很不正常。” 彭德怀说：“这样不行！有机会我还是要说，要刺激他猛然醒悟。否则，党和国家将会发生一场大灾难！” 6月下旬，彭德怀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他参加7月2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正是“为人民鼓咙胡”的大好机会啊！6月29日，他和贺龙、张闻天、康生等从北京出发，乘专列到达武汉，换乘轮船到九江，7月1日登上庐山。途中，他看到车站护栏外面的衣服破烂、面黄肌瘦的灾民，心情十分沉重。他对贺龙说：“匈牙利每人每年平均吃40多斤肉，还不满意政府，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请苏联红军镇压。咱们中国的工人、农民太好了，不然的话，闹起事来可没有那么多的红军。” 7月2日下午，主席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彭德怀也参加了。庐山会议拉开了帷幕。 7-1-8晚6点整 《蛇仙游记》第三卷 73、 彭总西北组放炮 73、彭总西北组放炮1959年7月2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开幕。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说网]主席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确定会议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19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大会，通过必要的文件。 主席在6月29日和7月2日发表了两次讲话，主持拟定了19个讨论题目，并讲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为会议定了基调。他希望全党把思想统一到他的看法上来，高举“三面红旗”继续前进。 第一个问题是读书问题。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物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 主席在谈到形势问题时，把“大跃进”以来的形势概括为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他说：“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主席在谈到今年和以后的生产任务时，不要求高指标，主张“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mianhuatang.info无弹窗广告）他检查说：“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关于如何完成任务，主席强调要解决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农，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这个次序要改一下，是否改为农、轻、重？”表扬陈云：“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 关于指标问题，主席说：“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以后“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关于平衡问题，主席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在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主席在指导经济工作中，历来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必须不断打破平衡。批评周恩来、陈云等搞综合平衡是“右倾保守”。现在，他终于明白过来了，认识到搞经济工作“平衡是根本问题”。 主席还是极力主张办好公共食堂。他说：“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哄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主席说：“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要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自留地不征税。”“要恢复农村初级市场。”“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最后。主席强调了一个团结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凡遇到挫折，出现问题，党内就会产生一些意见分歧。他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气积极性来。” 9月3日，会议印发了19个讨论题目和主席的讲话纪录，按大区分成六个组开座谈会进行讨论。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晚上看戏跳舞，星期日休息。开会余暇，有人游览风景名胜，有人填词赋诗。整个会议气氛比较轻松，称此会为“神仙会”。 会议讨论发言，决大多数人开始都小心翼翼，不敢超越主席定下的基调。四川李政委、河南吴书记等“大跃进”的急先锋，在发言时强调“大跃进”的伟大成绩，虽然也承认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但认为问题并不大，出问题的责任也不在主席和党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门，以至基层单位，而且，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现在的问题是纠“左”过了头，泄了干部和群众的气。因此，现在应该强调鼓足干劲，继续跃进，不应该老提过去的错误。 唯独朱德和彭德怀的发言一针见血，比较尖锐。 7月6日，朱德参加中南组讨论时说：“家庭制度要巩固起来”，“食堂即使全部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这显然与主席定的食堂要“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基调不同。 彭德怀参加了西北组讨论，他从7月3日到10日的八天时间里，做了7次发言，主要内容是：“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一些人就得意忘形，头脑发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要把这些经验教训总结一下，不要丢了。”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主席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上海会议他做了自我批评，说他脑子也热了一下。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 “人民公社搞早了。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 “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是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意见，问题不少。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建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的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一讲话，什么‘算账派’、‘观潮派’、‘怀疑派’等帽子都来了，这对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也去过那个公社，我问他谈过这个问题没有？他说没谈过。我看他是谈过。” 彭德怀的发言直闯主席设定的“禁区”，并且还夹杂着一些粗俗的言辞、直呼主席的名字。听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印发《简报》时，主席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出于一片好心，把彭德怀发言中那些最尖锐的言辞，特别是直接涉及主席的一些话，都删掉了。彭德怀发现后，很不满意。 此期间，彭德怀还在主席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作过两次插话。一次是在谈到全国的粮食紧张的情况时，他说：“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东欧各兄弟国家，除阿尔巴尼亚外，其他各国人民生活水平都比中国高，可是还出了匈牙利事件。民以食为天，老百姓饿肚子会造反的！” 还有一次是谈到全民炼铁，地方已经补贴20多亿元，国家还需要补贴20多亿元时，彭德怀说：“这个数字很大，比一年的国防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购买消费物资，堆起来恐怕要有庐山这样高。”主席说：“不会有这样高。”彭德怀说：“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 彭德怀在庐山住的别墅，恰好和张闻天相邻，他们常在一起散步聊天。对主席讲话定的基调，他俩都不满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刮起了猛烈的“五风”，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给国民经济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使成万上亿的农民挨饿……，这怎么能说是“一个指头”呢？发生如此严重的错误，难道仅仅是因为没有经验吗？现在，李政委等几个“大跃进的急先锋”一直护短，竭力掩盖错误；决大多数人感到有压力，不敢谈问题。这样下去，怎么能够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如何能够很好地纠“左”？ 彭德怀忧心忡忡地说：“这样下去，这次会议恐怕要走过场。” 张闻天感慨地说：“人们都感到会议压力很大。他越来越像斯大林的晚年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整人整得厉害，连总理都不放过，谁还敢讲话！” 彭德怀有点激动地说：“可是，为了党和人民，为了国家和民族，总得有人讲呀！难道我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连封建社会的海瑞还不如吗！” 张闻天叹口气说：“少奇同志刚当了国家主席，不好讲话；总理和陈云同志因为‘反冒进’挨过批评，不敢讲话；朱老总年岁老了，看问题不够清楚，讲不好话；林彪同志长期养病，情况不熟，不能讲话；小平同志是总书记，不便讲话。你看，党中央、政治局里还有谁能出面讲话？” 彭德怀奋然道：“我来出面讲话！我想了几天了，想来想去，政治局里可以出面讲话的只有我了。讲话惹恼了他，大不了撤我的职。我被撤职，黄克诚还可以当国防部长。” 彭德怀的眼前浮现出“五风”给农村造成的悲惨凄凉景象，他的耳畔响起了农民的忿怨呼声，他想起了老红军写给他的那首诗……，他下定决心要“为人民鼓咙胡”，找主席面陈意见。 7月8日晚上，彭德怀来到牯岭美庐别墅，想找主席面陈意见。走到门前，卫士挡驾：“主席正在休息。”彭德怀说：“主席从来都是晚上工作上午休息，你怎敢骗我！”说着就要往里闯。几名卫士慌忙拦住，恳求说：“彭总，主席正在会见一位特殊客人，吩咐我们：任何人都不许进来！您就体谅一下我们的难处吧。” “什么鸟客人，搞得这么神秘！”彭德怀嘟囔着，离去。 蛇仙游记》第三卷 74、彭德怀毅然上书 彭德怀听了主席10日下午的讲话，心里非常焦躁。这并不是因为主席发出的警告，而是因为主席想在15日就结束会议。彭德怀从《简报》上看到，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探讨得很不够，许多“左”的东西还有人护短，空气很沉闷。他认为，如果这些“左”的问题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如果主席能深刻认识这些问题，并出面在大会上进行纠正，这些问题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但是，主席好像以为这些“左”的问题已经得到纠正，想要尽快结束会议草草收兵了。这怎么行！他必须把他的这些看法告诉主席，给主席提个醒，让主席充分注意这些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解决这些问题。他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决心尽快地向主席反映他的这些看法。 11日夜，彭德怀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他打着腹稿，思考着如何向主席反映问题。12日清早，周小舟来访。周小舟兴冲冲地向彭德怀透露了他和李锐、周惠三个人在昨晚和主席聚谈的情况。 “主席贤明豁达、虚怀纳谏，我们几个小人物提的许多意见，包括对他的批评，他都接受了，毫无愠色。”周小舟信心十足地说，“彭总，我建议你找主席谈谈。你比我们身份重，你的话主席会更重视的。” “8日晚上，我去找主席，吃了闭门羹。说主席正在接见什么‘特殊客人’。”彭德怀叹了口气，“现在是‘侯门深似海’呀，找他很不容易哩！” “那就写信吧。写信能够斟酌篇章词句，容易把事情说清楚，措词还能够委婉。”周小舟具体建议，“我看，你就整理一下你在西北组的发言，再补充上你没有说完的意见，送给主席参考。” “哈哈！说得好！你当了我的参谋长了。”彭德怀笑了，“我是个粗人，说话总是言辞生硬，谈不完全。找主席谈，怕一时说话走火，引起主席的误会。还是你的建议好。” 吃过早饭，彭德怀对参谋王承光说：“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可是什么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呀！我想说的话也没有讲完。我想给主席写封信，谈谈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供主席参考。我说个提纲，请你帮我写个初稿。你看怎样？” “彭总，这些问题还是和主席当面谈为好。（.mianhuatang.info好看的小说）你和主席是老战友，在一起谈谈心、聊聊天，有来回话。既亲切，又随便，有误会还能立刻当面谈清楚。”王参谋建议说，“你们住处离得这样近还要写信，就显得生分，过于郑重，有公事公办的意味，怕主席产生什么想法。况且，白纸黑字，如果主席万一有什么误会，不容易说清楚。您说呢？” 彭德怀一琢磨，觉得王参谋说得有理，便道：“好，我这就去找主席。”迈步向美庐别墅走来。然而不巧，美庐的警卫人员告诉彭德怀：“主席一夜没睡，刚吃过安眠药躺下。” 彭德怀知道，主席睡眠不好，常常是吃几次安眠药都难以入睡。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央领导曾多次嘱咐警卫人员，一定要使主席睡好觉，“保证主席睡好觉，就是保证革命胜利。”现在，他怎么好打扰已经一夜未睡的66岁的老人的休息呢！彭德怀只好怅然而回。 没有机会找主席面谈，时间又这样紧迫，只好给主席写信。王参谋请彭德怀再考虑一下。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我考虑好了，你就写吧，明天交给我！”彭德怀此时下定了决心，下达了命令。 王承光按彭德怀口授的内容，动笔起草信件。他写过不少文字材料，却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艰难。他字斟句酌，改了又改，尽量写得温和委婉。13日下午，他把信的草稿交给了彭德怀。彭德怀接过信，表情沉稳、庄重，仔细地看起来。他边看边改，整整一个通宵未睡。 7月14日中午，彭德怀又将信修改两遍，让王参谋誊写清楚，签上自己的名字。下午5点半左右，王参谋去美庐，把信交给了主席的秘书高智。 信的全文如下：主席：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做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 在全民炼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的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20余亿），即在这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很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实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评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有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善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之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稳妥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防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经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敬礼！ 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 王参谋在抄写此信时，把两个字抄错了次序，彭德怀也没有检查出来。因此，造成主席的误会，酿成大祸。 《蛇仙游记》第三卷76、 张闻天坚决支持彭德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计委主任薄一波是主席点名招呼上山的。上山前，他准备了一篇题为《从一年来大跃进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发言稿，有一万多字。在这篇发言稿中，除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外，比较多地讲了它的缺点和错误。比较严重的错误列举了七条：1、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有主观片面性。过分强调高速度，忽视按比例；过分强调满足需要，忽视实际可能；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忽视物质技术条件和客观经济规律；过分强调保证重点，忽视照顾一般。2、对总路线认识不全面，只求多快，忽视好省。3、全民搞钢铁，挤了农村劳动力，使秋收、秋种受到严重损失。4、共产风。一平二调，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浪费了粮食，损害了农民积极性。5、每个地区都想办完整的工业体系，发展了盲目积极性。6、没有认真安排人民生活，出现了春荒和供应紧张。7、干部作风浮夸。 薄一波在7月17日上了庐山，先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那里探听消息。杨尚昆告诉他：“会议正讨论彭德怀的信，争论很厉害。我看，会议的风向要变，你不要轻易发言表态。”薄一波看了彭德怀的信，对彭德怀的痛切陈词，所见所思，其胆其识，是很赞赏、敬佩的。但是，听了杨尚昆的话，他就格外小心，没有把发言稿拿出来。他经过大风大浪，太知道党内斗争的残酷了。待到主席严厉批评彭德怀之后，薄一波全然没有胆量如实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得不见风转舵，也和大家一道参加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薄一波的心态，代表了当时中共绝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心态。 7月21日，中共元老、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在第二组作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发言。对彭德怀的信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对那些指责、批判彭德怀意见的言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事前，他曾接到胡乔木的电话，关照他“少讲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他未听从忠告，依然义无返顾、慷慨陈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张闻天的发言共分13个部分：1、大跃进的成绩；2、缺点；3、缺点的后果；4、对缺点的估计；5、产生缺点的原因；6、主观主义和片面性；7、政治和经济；8、三种所有制的关系；9、民主和集中；10、缺点讲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问题；12、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13、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张闻天对反对讲缺点的“护短”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成绩讲够，我赞成。同时，缺点讲透也很必要。说缺点已经或正在改正，就可以不必讲了，这种看法不对。现在经历了这样一段过程，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事后诸葛亮嘛。这一段有痛切的经验，应该严肃研究、认真总结，这样才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育。至于讲缺点会泄气，会打击积极性，我看不会。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我看也不会，因为人家不服。合乎马列主义的气要鼓，但是不合乎马列主义的气，就是要泄。虚气泄掉，实气才会上升。至于说了缺点，就认为是对成绩的怀疑，对总路线怎么样，这种现象我看不会有。如果有，就要防止。何况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正如马列主义也是发展的一样。不断修正补充，达到完整。所以拥护总路线也要批评缺点，这不是同哪个人算账。” 张闻天用大量篇幅列举了“三面红旗”的缺点，分析了这些缺点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他说：“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首先是钢铁指标过高，其它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对钢铁的作用强调过分，所谓元帅升帐，其它让路，结果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法则。对发展钢铁生产的客观条件估计不足，同当时的实际可能不相符。以致产量指标被迫一压再压，至今还没有完全扭转，还在背这个包袱，各个部门还在动荡。1958年的粮食产量也估计过高，今年粮食生产指标高达10500亿斤，也造成了损失，使吃、用都发生了问题。应该怎样看全民炼钢这个局部问题的得失？问题不单是赔了50亿元，最大的问题还在于7000万至9000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的损失。粮食收割粗糙，棉花质量很差，对手工业、各项副业生产都产生了严重影响。在这一具体问题上的得失如何，现在还难以断定。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干什么都是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事势必要被挤掉。”接着，他进一步分析了高指标在工业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基建战线过长，新增工人太多，许多企业设备不配套，原材料缺乏，产品质量低劣，技术水平下降，等等。 张闻天分析了人民公社刮“共产风”所产生的恶果。他说：“对粮食产量估计过高，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还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加之‘一平二调’打击了农民积极性。杀鸡宰猪，牲畜的损失很大。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巨大的损失，造成同农民关系的紧张。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粮食紧张只剩下一点后备，食油紧张城市定量供应降低，农村根本不供应。肉紧张，上海减少到每人每月6两。由于物资缺乏，人民拿货币买不到东西，引起物价上涨，出现了黑市。反映到财政金融上，1958年的节余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了37亿元，也用掉了。货币不能回笼，只好靠银行曾发钞票。由于财政金融不平衡，又对各方面产生影响，一个国家出现这种情况就很危险。” 张闻天说：“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情况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使我们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去了信用，还造成很不好的风气。群众中有不同意见，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否则就给扣帽子，怀疑派、观潮派。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吃，而且还要开会斗你。” 张闻天批评了不懂经济瞎指挥的现象。他说：“有的人搞经济工作，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们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了。他们说不用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但是在经济建设中正是要找出相对平衡，利用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在经济上运用相对平衡，要考虑到计划可能被突破，遇到某一方面被突破，便及时平衡，这就是积极平衡。主张经济核算，主张算账，并不是算账派。不算账，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现象。大少爷作风，满不在乎，以为只要从政治上算个大账就行了。” 张闻天批评了“急过渡”和供给制。他说：“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使命在我国农村还没有完成，他还有生命力。目前是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将来发展到基本公社所有制，也还是集体所有制。要发展到全民所有制，时间还相当长，现在不要强调改变所有制。我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对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实行‘吃饭不要钱’可以，但对多数人这样做就不对了。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就贯彻不了。现在有人把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了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公共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贯彻按劳分配，就要保护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现在农村里，个人所有的东西比消费品还多一些，如自留地、小农具。至于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到共产主义也是存在的。我们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就要多得，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的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结合的，不能否定个人利益。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现在干部的认识上，仍想来一个拉平，用平均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贡献大、生活富裕的农民，批判多劳多得而生活较好的农民，硬说他们有资本主义思想。” 张闻天表示了对总路线和大跃进的怀疑。他说：“许多事情，要等待时间来证明。毛主席就讲，要证明总路线正确与否，需要十年时间。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到底怎样，还要做起来看，要等待事实来证明，现在不要吹。” 张闻天尖锐地强调了党内民主的问题。他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光要求不怕杀头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这也不一定。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培养起这种风气不容易。” 张闻天对彭德怀的信表示了全面的支持。他说：“彭总的信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是肯定成绩的。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不大。如说‘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十年，彭总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要看怎么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的。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是说它的普遍性。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某些部门来说，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关于纠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 张闻天这一长篇发言，既指出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各种缺点、错误，又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主客观原因，而且，还从中总结出多方面的经验教训。虽然是口语发言，但是分析全面，论证有力，结构严谨，言辞犀利。其对“大跃进”等问题的正确认识，可以说，达到了当时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特别是对搞经济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要进行经济核算、要学点科学技术知识、社会主义要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不能让各省区都搞自己的工业体系、企业要保证厂长对生产的指挥权、群众运动要适应生产的要求、党内要造成使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空气等问题的论述，言人所未言，有着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会后，秘书向张闻天表示了发言可能要遭到批评的担心。张闻天非常自信，他说：“可能有，但也不一定。我的发言组织得相当严密，无懈可击，不好攻。”当天晚饭后，他让秘书把发言提纲送给彭德怀看。彭德怀看了很佩服，说：“讲得很全面，有理有据。”他们都没有想到，一场突然而猛烈的风暴正向他们袭来，这篇“蕴涵真理、组织严密、无懈可击”的发言，竟成了他的“反党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