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若相逢于江湖》 第2章序 我与《明报月刊》 潘耀明 我是一九九一年进入《明报月刊》的。当初这一步踏进《明报月刊》的门槛，就跨越了两个世纪。究其实，我在《明报月刊》统共十七年，那是处于上一个世纪之末新世纪之初的交替时期，也是平面出版开始受到网络文化冲击的艰难之秋。 过去不少传媒朋友问我，是怎么进入《明报月刊》的，我说是受到金庸文化理念的感召。这是实话。 二十世纪的某一天，金庸让董桥打电话给我。董桥说：“查先生要见你。”我听罢有点意外，也有点兴奋。在此之前除了应王世瑜兄的邀请，在《明报》副刊写了一个每天的专栏外，与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会上遇见。他是公众人物，我不过是文化界晚辈，大家只是点头之交而已。 且说我诚惶诚恐地跑到当年北角旧明报大厦查先生偌大的办公室，查先生与董桥已坐在办公室内。查先生与我寒暄过后，让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则移步到办公桌去伏案写东西。时间像墙上挂钟发出的嘀嗒声，一秒一秒地过去，空气静寂得像凝结了。为了打破这闷局，我偶尔与董桥闲聊几句，都是不着边际的话题。 大抵过了半刻钟后，查先生从书桌起身向我走来，递了一份刚书写好、墨香扑鼻的聘书给我。接到聘书后，我很激动，也很冲动，只浏览了聘书内容，便不假思索地签署了。当时我还是某出版社的编辑部主管和董事，我还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辞呈。 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写聘书，而且出自大家之手，岂能不为之动容？！ 与前几任的主编不一样，查先生在聘书上写明，除要我当总编辑之外，还兼任总经理。这也许与我之前在纽约大学（nyu）念的出版管理学和杂志学有关。直到两年之后《明报》上市，《明报月刊》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市场的冲击，我才幡然醒悟查先生良苦的用心：他希望我在文化与市场之间取得平衡，可见他的高瞻远瞩。 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报到，希望查先生就办《明报月刊》给我一点指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说话不多，依稀记得，他只说了一句：“你瞧着办吧！”当我征询，除了之前他在《明报月刊·发刊词》揭示的“独立、自由、宽容”办刊精神外，他在商业社会办一份亏蚀的文化性杂志有什么其他特殊原因吗？他回答得更简洁：“我是想替明报集团穿上一件名牌西装。” 换言之，办《明报月刊》的另一层意义，也是为明报集团打造一块文化品牌。后来他在另一个场合对我说，《明报》当初上市的股票，实质资产只有一幢北角明报大厦，每股港币一角，上市后第一天的股值跃升至二元九角。换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价值。他说，文化品牌是无形资产，往往比有形资产的价值还要大。 正因为查先生的睿智，经过多年经营，使《明报》成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报纸，相信这也是《明报》无形的财产。 查先生在香港一九九七年回归前，审时度势，急流勇退，卖了明报集团。从经济利益而言，查先生是一个大赢家，但其真正得失若何，相信只有他最清楚。套罗孚先生的话，《明报》是查先生毕生的事业。查先生没能实现他最终的理想——找到一个如他所言的为他“真正度身定造的接班人”，相信是极大的遗憾。明报集团其后的发展是可预料的。 查先生卖了《明报》集团，也想过另起炉灶，做一番文化事业。首先他想办一份类似历史文化的杂志，他准备写长篇历史小说，并在这份新杂志上连载。于是他找我过档到他自己经营的明河社，为他策划新文化杂志。我们曾在他位于北角嘉华国际中心的办公室把酒言谈过好几次。每一次谈话，查先生的兴致都很高，他从一个隐蔽的酒柜取出威士忌来，亲自给我斟酒，然后自己斟小半杯。我们各握一杯酒，话题敞开了，天南地北，逸兴遄飞。那时的《明报》还是于品海时代，《明报月刊》处于十分尴尬局面。我毅然辞去《明报月刊》职务，准备追随查大侠干一番文化事业。当时查先生与我签了五年合约，可惜在我入明河社前夕，查先生入了医院，动了一次心脏接驳大手术。这次手术不是很顺利，他在医院住了大半年。我当时只带一位秘书过去。查先生因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他对原来计划也意兴阑珊。 张晓卿先生后来买了《明报》，我在明河社待了一年后，一九九六年重返《明报》，接手明报出版社工作。有一段时间，《明报月刊》的业务陷入低潮，当时明报集团的执行董事林厥先生和张晓卿先生的特别助理翁昌文先生找我，迫切地希望我能兼任《明报月刊》主编，我一时推搪不了，这样一兼就十多年！ 在《明报月刊》五十多年运行的漫漫时间之河，经历了九任主编。第一位主编是查良镛先生，之后担任主编的依次是胡菊人、董桥、张健波、古德明、潘耀明、邱立本、古兆申。从一九九八年起，我第二度接任编务。胡菊人历时达十二年，其次是董桥，也有七年。我在前一时期做了四年，后期做了十八年，合共约二十三年。 一本综合性文化杂志在商业社会可以生存五十年，《明报月刊》是一个异数。记得李欧梵兄在《明报月刊》三十五周年纪念特辑中曾撰文，质疑像《明报月刊》这类平面出版物能维持多久，倒是十五年后的今天，《明报月刊》依然无恙。《明报月刊》所走的这条道路，前途肯定崎岖不平。像《明报月刊》这样坚持“中性价值”“不党不私”，可以兼容不同意见的文化杂志，相信眼下是罕见的。我想，只要历史使命未完成，它还是有存在的价值的。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 第3章此生与你，江湖相逢 韦小宝这小家伙 金庸 一 人的性格很复杂。 平常所说的人性、民族性、阶级性、好人、坏人等等，都是极笼统的说法。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禀受同样遗传，在同样的环境中成长，即使在小之时，性格已有极大分别。这是许多人共同的经验。 我个人的看法，小说主要是写人物，写感情，故事与环境只是表现人物与感情的手段，感情较有共同性，欢乐、悲哀、愤怒、惆怅、爱恋、憎恨等等，虽然强度、深度、层次、转换千变万化，但古今中外，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人的性格却每个人都不同，这就是所谓的个性。 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贾宝玉与林黛玉，他们深挚与热烈的爱情区别并不大，然而罗密欧、梁山伯、贾宝玉三个人之间，朱丽叶、祝英台、林黛玉三个人之间，性格上的差异简直千言万语也说不完。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三十六种。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三十六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剧和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 因为戏剧和小说中人物并不相同，所以，作者表现的方式和手法也各不相同。作者的风格，是作者个性的一部分。 二 小说反映作者的个性与想象。有些作者以写自己的经验为主，包括对旁人的观察；有些以写自己的想象为主，但也终有一些直接与间接的经验。武侠小说主要依赖想象，其中的人情世故、性格感情却总与经验与观察有关。 诗人与音乐家中有很多神童，他们主要抒写自己的感情，不一定需要经历与观察。小说家与画家通常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当然，像屈原、杜甫那样感情深厚、内容丰富的诗篇，神童是决计写不出的。 小说家的第一部作品，通常与他自己有关，或者，写的是他最熟悉的事物。到了后期，生活的经历复杂了，小说的内容也会复杂起来。 我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写的是我小时候在故乡听熟了的传说——乾隆皇帝是汉人的儿子。陈家洛这样的性格，知识分子中很多。杭州与海宁是我的故乡。《鹿鼎记》是我目前为止的最后一部小说，所写的生活是我完全不熟悉的，妓院、皇宫、朝廷、荒岛、人物也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韦小宝这样的小流氓，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半个。扬州我从来没有到过。我一定是将观察到、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性格，融在韦小宝身上了。 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适应环境，讲义气。 三 中国人在极艰苦的生存竞争中挣扎下来，至今仍保持着充分活力，而且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当然是有重大原因的。从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来看，大概主要是我们最善于适应环境。 最善于适应环境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最高尚的人。遗憾得很，高尚的人在生存、在竞争中往往是失败的。 中国历史上充满高尚者被卑鄙者杀害的记载，这使人读来很不愉快。然而事实是这样，尽管写历史的人早已将胜利者尽可能写得不怎么卑鄙。历史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是好人得到最后胜利。 宋高宗与秦桧杀了岳飞，而不是岳飞杀了秦桧。有些大人物很了不起，但他们取得胜利的手法却不怎么高尚。例如，唐太宗杀了哥哥、弟弟而取得帝位，虽然，他的哥哥、弟弟不见得比他更高尚。 其他国家的历史其实也差不多。英国、俄国、法国等不用说了。在美国，印第安人的道德不知比美国白人要高多少。 从国家民族的立场来说，凡是有利于本国民族的，都是道德高尚的。但人类一致公认的公义和是非毕竟还是有的。 值得安慰的是，人类在进步，政治斗争的手段越来越文明，卑鄙的程度总体来说是在减小。大众传播媒介在发挥集体的道德制裁作用。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今日的人类远比过去高尚，不那么残忍，不那么不择手段。 四 道德是文明的产物，野蛮人之间没有道德。韦小宝自小在妓院中长大，妓院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后来他进了皇宫，皇宫亦是最不证明道德的地方。在教养上，他是一个文明社会中的野蛮人。为了求生存和取得胜利，对于他是没有什么不可做的，偷抢拐骗，吹牛拍马，什么都干。做这些坏事，做来心安理得之极。吃人部落中的蛮人，绝不会以为吃人肉有什么不该。 韦小宝不识字，孔子与孟子所教导的道德，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然而孔孟的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或者，孔子与孟子是归纳与提炼了中国人思想中美好的部分，有系统地说了出来。韦小宝生活在中国人的社会中，即使是市井和皇宫中的野蛮人，他也要交朋友，自然而然会接受中国社会中所公认的道德。尤其是，他加入天地会后，接受了中国江湖人物的道德观念。不过这些道德规范与士大夫、读书人所信奉的那一套不同。 士大夫懂的道德很多，做的很少。江湖人物信奉的道德极少，但只要信奉，通常不敢违反。江湖唯一重视的道德是义气，“义气”两字，从春秋战国以来，在社会上做事的人没有一个敢忽视。 中国社会中另一项普遍受重视的是情，人情的情。 五 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特点，尤其是在民间与下层社会中。 统治者讲究“原则”。“忠”是服从和爱戴统治者的原则；“孝”是确定家长权威的原则。“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法”是执行统治者所定规律的原则。对于统治阶层，忠孝礼法的原则神圣不可侵犯。皇帝是国家的化身，“忠君”与“爱国”之间可以画上等号。 “孝”本来是敬爱父母的天性，但统治者过分重视提倡，使之成为固定社会秩序的权威象征，在自然之爱上，附加了许多僵硬的规条。“孝道”与“礼法”结合，变成敬畏多于爱慕。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中，描写母爱的甚多而写父爱的极少。称自己父亲为“家严”，称母亲为“家慈”，甚至正式称呼中，也确定父严母慈是应有的品格，似乎直到朱自清写出《背影》，我们才有一篇描述父爱的动人作品。“忠孝”两字并称之后，“孝”的德行被统治者过分强调，被剥夺了其中若干可亲的成分。汉朝以“孝”与“廉”两种德行选拔人才，直到清末，举人仍被称为“孝廉”。 在民间的观念中，“无法无天”可以忍受，甚至于，“无法无天”，是蔑视权威与规律，往往有一些英雄好汉的含义。但“无情无义”绝对没有，被摒绝于社会之外。 甚至于，“无赖无耻”的人也有朋友，只要他讲义气。“法”是政治规律，“天”是自然规律，“无法无天”是不遵守政治规律与自然规律；“无赖无耻”是不遵守社会规律。 但在中国社会中，“情义”是最重要的社会规律，“无情无义”的人是最大的坏人。 传统的中国人不太重视原则，而十分重视情义。 六 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古今中外的哲人中，孔子是最反对教条，最重视实际的。所谓“圣之时者也”就是善于适应环境，不拘泥教条的圣人。孔子是充分体现中国人性格的伟大人物。 孔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仁”，那是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好好对待别人，由此而求得一切大小团体（家庭、乡里、邦里）中的和谐与团结，“人情”是“仁”的一部分。孟子哲学的根本思想是“义”。那是一切行动以“合理”为目标，合理是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对得住自己容易，要旨是不能对不起别人，尤其不能对不起朋友。 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父母和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两大支柱。所以“朋友”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并列，是“五伦”之一，是五大人际关系中的一种。西方社会、波斯、印度社会并没有将朋友的关系提到这样高的地位，他们更重视的是宗教，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讲爱，在环境发生变化时能采取合理的方式来与之适应。这样的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之时，自然无往不利，历久而常胜。 七 中国的古典小说基本上是反教条、反权威的。《红楼梦》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父母之命的婚姻，颂扬自由恋爱，是对当时正统思想的叛逆。《水浒传》中的英雄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虽然最后招安，但整部书写的是杀官造反，反抗朝廷。《西游记》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反抗玉皇大帝。《三国演义》写的是历史故事，然而基本主题是“义气”，而不是“正统”。 《封神榜》作为小说并不重要，但对民间的思想风俗影响极大，写的是武王伐纣，“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最精彩部分是写哪吒反抗父亲的权威。《金瓶梅》描写人性中的丑恶（孙述宇先生精辟的分析指出，主要是刻画人性的基本贪、嗔、痴三毒），与“人之初，性本善”的正统思想相反。《三侠五义》中最精彩的人物是反抗朝廷时期的白玉堂，而不是为官府服务的御猫展昭。 武侠小说基本上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武侠小说之所以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欢迎，原因之一是，其中根本的道德，是中国大众所普遍同意的。武侠小说又称侠义小说。“侠”是对不公道的事激烈反抗，尤其是指为了平反旁人所受的不公道而努力。西方人重视争取自己的权利，这并不是中国人意义中的“侠”。“义”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具有牺牲自己的含义。“武”则是以暴力来反抗不正义的暴力。中国人向来喜欢小说中重视义气的人物。在正史上，关羽的品格、才能与诸葛亮相差极远，然而在民间，关羽是到处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诸葛亮是智慧的象征，中国人认为，义气比智慧重要得多。《水浒传》中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既粗暴，又残忍，破坏一切规范，那不要紧，他们讲义气，所以是英雄。许多评论家常常表示不明白，宋江不文不武，只是一个猥琐小吏，为什么众家英雄敬之服之，推之为领袖？ 其实理由很简单，宋江讲义气。 “义气”在中国人道德观念中非常重要。不忠于皇帝朝廷，造反起义，那是可以的，因为中国人的反叛性很强。打僧谤佛，咒道骂尼，那是可以的，因为中国人不太重视宗教。偷窃、抢劫、谋杀、通奸等罪行，中国民间对之憎厌的程度，一般不及外国社会之强烈。但不孝父母绝对不可以，出卖朋友也绝对不可以。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孝道”对繁衍种族，维持社会秩序有重要作用；“义气”对忠诚团结，进行生存竞争有重要作用；“人情”对消除内部矛盾，缓和内部冲突有重要作用。 同样是描写帮会的小说，在西洋小说《教父》《天使的愤怒》等中，黑手党的领袖，可以毫无顾忌地残杀自己同党兄弟，这在中国的小说中决计不会出现，因为中国人讲义气，绝对不能接受。法国小说家雨果《悲惨世界》中那个只重法律而不顾人情的警察，中国人也绝对不能接受。 士大夫也并非不重视义气。《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书中记载了不少朋友之间重义气的史实，予以歌颂赞美。 西汉吕后当政时，诸吕想篡夺刘氏的权位，陈平与周勃谋平诸吕之乱。那时吕禄掌握兵权，他的好朋友郦寄骗他出游而解除兵权，终于尽诛诸吕。诛灭诸吕是天下人心大快的事，但当时大多数人竟然责备郦寄出卖朋友。（《汉书》：“天下以郦寄为卖友。”）这种责备显然并不公平，将朋友交情放在“政治大义”之上。不过“朋友决不可出卖”的观念，在中国人心中的确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至于为了父母而违犯国法，传统上更认为天经地义。儒家有一个有名的论题：舜的父亲如果犯了重罪，大法官皋陶依法行事，要处以极刑，身居帝位的舜怎么办？标准答案是：舜应当弃了帝位，背负父亲逃走。 “大义灭亲”这句话只是说说好听的。向来极重视亲情、人情的中国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顾”的话更加振振有词。说是“兼顾”，实质是重情不重法。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情”总比“法”重要。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虽得人称道，但如他不挥泪，评价就大大不同了，重点似乎是在“挥泪”而不在“斩”。 八 一个民族的自下而上与兴旺，真正基本毕竟在于生产。中华民族之所以历久长存，是因为基础建立在大多数人民勤劳节俭，能自己生产足够的生活资料。一个民族不可能依靠掠夺别人的生产成果而长期保持生存，更不可能由此而伟大。许多掠夺性的民族之所以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生产能力不强是其根本原因。 民族的生存竞争道德首先是自己能养活自己，其次才是抵御外来的侵犯。生产是长期性的，没有什么戏剧意味的事，虽然是自下而上的基本，却不适宜于作为小说的题材，尤其不能做武侠小说的题材。 少数人无法无天不要紧，但如整个社会都无法无天，一切规范律则全部破坏，这个社会绝不可能长期存在。然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情景不适宜作为小说的题材。正如男婚女嫁、养儿育女的正常家庭生活不适宜作为小说的题材（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第一句话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写的是不幸的家庭）。但如全世界的男人都如罗密欧，全世界的女人都如林黛玉，人类就绝种了。 小说中所写的，通常是特异的、不正常的事件与人物。武侠小说尤其是这样。 武侠小说中的人物，绝不是故意与中国传统道德唱反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恻隐之心；除暴安良，锄奸诛恶，是出于公义之心；气节凛然，有所不为，是出于羞恶之心；挺身赴难，以德报怨，是出于是非之心。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 正统是只有统治者才重视的观念，不一定与人民大众的传统观念相符。韩非指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指责儒家号召仁爱与人情，搞乱了严峻的统治，侠者以暴力为手段，侵犯了当局的镇压手段。 古典小说的传统，也是武侠小说所接受的传统，主要是民间的，常常与官府处于对立地位。 九 武侠小说的背景都是古代社会。 拳脚刀剑在机关枪、手枪之前毫无用处，这固然是主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现代社会的利益，是要求法律与秩序，而不是破坏法律与秩序。 武侠小说中英雄的各种行动——个人以暴力来执行“法律正义”，杀死官吏、组织非法帮会、劫狱、绑架、抢劫等，在现代是反社会的，不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这等于是恐怖分子的活动，极少有人会予以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因为在现代正常的国家中，人民与政府是一体，至少理论上是如此，事实上当然不一定。 古代社会中侠盗罗宾汉、梁山泊好汉的行径对人民大众有利，施之于现代社会中却对人民大众不利。除非是为了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占领，或者是反对极端暴虐、不人道、与大多数人民为敌的专制统治者。 幸好，人们阅读武侠小说，只是精神上有一种“维护正义”的感情，从来没有哪一个天真的读者去模仿小说中英雄的具体行动。 说读了武侠小说的孩子会入山拜师练武，这种说法或事迹，也几十年没听见了。大概，现代的孩子们都聪明了，知道就算练成了武功，也敌不过一支手枪，也不必这样辛苦地到深山中去拜师了。 十 我没有企图在《鹿鼎记》中描写中国人的一切性格，非但没有这样的才能，事实上也绝不可能。只是在韦小宝身上，重点突出了他善于适应环境与讲义气两个特点。 这两个特点，外国人一般没有这样显著。关于适应环境，在生存竞争上是优点，在道德上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就韦小宝而言，他大多数行动决不能值得赞扬，不过，在清初那样的社会中，这种行动对他很有利。 如果换了一个不同环境，假如说是在现代的瑞士、芬兰、瑞典、挪威这些国家，法律相当公正严明，社会的制裁力量很强，投机取巧的结果通常是很糟糕，规规矩矩远比为非作歹有利，韦小宝那样的人移民过去，相信他为了适应环境，会选择规规矩矩地生活。虽然，很难想象韦小宝居然会规规矩矩。 在某一个社会中，如果贪污、作弊、行骗、犯法的结果比洁身自爱更有利，应当改造的是这个社会和制度。小说中如果描写这样的故事，谴责的也主要是社会与制度。就像《官场现形记》等小说一样。 十一 中国人重视人情与义气，使我们生活中增添了不少温暖。在艰难和贫穷的环境中，如果在家再互相敌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充满了冷酷与憎恨，这样的生活很难过得下去。 在物质条件丰裕的城市可以不讲人情、不讲义气，生活当然无聊乏味，然而还得活下去。在贫乏的农业社会中，人情是必要的。在风波险恶的江湖上，义气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要求。 然而人情与义气讲到了不顾原则，许多恶习气相应而生。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亲谊故乡、走后门、不讲公德、枉法舞弊、隐瞒亲友的过失，合理的人情义气固然要讲，不合理的损害公益的人情义气也讲。结果是一团乌烟瘴气，“韦小宝作风”笼罩了整个社会。 对于中国的处境，“韦小宝作风”还是少一点为妙。然而像西方社会中那样，连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也没有多大人情好讲，一切公事公办，丝毫不能通融，只有法律，没有人情；只讲原则，不顾义气，是不是又太冷漠了一点呢？韦小宝如果变成了铁面无私的包龙图，又有什么好玩呢？ 小说的任务并不是为任何问题提供答案，只是叙述在那样的社会中，有那样的人物，他们怎样行动，怎样思想，怎样悲哀与欢喜。 十二 以上是我在想韦小宝这小家伙时的一些拉杂感想。坦白说，在我写作《鹿鼎记》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在最初写作的几个月中，甚至韦小宝是什么性格也没有定型，他是慢慢、慢慢地自己成长的。 在我的经验中，每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在初写时都只是一个简单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渐渐开展，人物也渐渐明朗起来。 我事先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在《鹿鼎记》中着力刻画韦小宝关于（不择手段地）适应环境和注重义气这两个特点，不知怎的，这两种主要性格在这个小流氓身上就显现出来了。 朋友们喜欢谈韦小宝。在台北一次座谈会中，本意是讨论“金庸小说”，结果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来辩论韦小宝的性格。不少读者问到我的意见，于是我自己也来想想，试图分析一下。 这里的分析半点也没有“权威性”，因为这是事后的感想，与写作时的计划和心情全然无关。我写小说，除了布局、史实的研究和描写之外，主要是纯感情性的，与理智的分析没有多大的关系。 因为我从来不想在哪一部小说中，故意表现怎么样一个主题。如果读者觉得其中有什么主题，那是不知不觉间自然形成的。相信读者自己所做的结论，互相间也不太相同。 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这十几部小说中，我感到关切的只是人物与感情。韦小宝并不是感情深切的人。《鹿鼎记》并不是一部重感情的书。其中所写的比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与韦小宝之间君臣的情谊，既有矛盾冲突、又有情谊友爱的复杂感情。这在别的小说中似乎没有人写过。 韦小宝的身上有许多中国人普遍的优点和缺点，但韦小宝当然并不是中国人的典型。民族性是一种广泛的观念，而韦小宝是独特的、具有个性的一个人。刘备、关羽、诸葛亮、曹操、阿q、林黛玉等人身上都有中国人的某些特性，但都不能说是中国人的典型。 中国人的性格太复杂了，一万部小说也写不完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们都不是人，但他们身上也有中国人的某些特征，因为写这些“妖精”的人是中国人。 这些意见，本来简单地写在《鹿鼎记》的后记中，但后来觉得作者不该多谈自己的作品，这徒然妨碍读者自己判断的乐趣，所以写好后又删掉了。何况作者对于自己所创造的人物，总有偏爱。 “癞痢头儿子自家好”，不可能有比较理性的分析。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时，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因编者索稿，而写好了的文字又不大舍得抛弃，于是略加增益，以供谈助。 匆匆成篇，想得并不周到。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康熙朝的机密奏折 金庸 《鹿鼎记》的故事中说到，康熙在韦小宝的部属中派有密探，所以知道了韦小宝的许多秘密行动。小说的故事有点夸张。清初政治相当清明，取消了明朝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等特务制度，皇帝并没有私人特务。一直到清亡，始终没有特务系统。 雍正的“血滴子”只是小说家言，并非事实。但康熙对于臣子的动静，地方上的民情，还是十分关心的，这是统治者所必须知道的情报。从康熙朝开始，清廷建立了“密折奏事”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朝廷有一个“通政使司”机关，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题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经审阅后再行转呈。康熙觉得这方式会导致壅塞，泄露机密，所以命令特别亲信的臣子专折奏闻。专折不经通政司，直接呈给皇帝，密折的封面上并不写明奏事者的姓名，只写“南书房谨封”字样。奏事者亲自送到御书房，面交太监，等皇帝批复之后，又亲自到御书房领回。 后来这奏折制度的范围扩大，并不限亲信臣子才可密奏，一般地方督府、京中大员都可用折子向皇帝直接奏事。到了雍正朝，更规定科道等官（中级官员）每天一人以密折轮流奏事，事无大小，都可照实奏告，即使没有什么事可说，也需说明为什么没有事可说。这种方式扩大了皇帝的权力，同时使得各级官员不敢欺骗隐瞒。从康熙朝的奏折中看来，奏折的内容主要是各地粮价、雨水、收成、民间舆论、官员的贪腐。可见康熙最关心的是百姓的经济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员是否贪污。当然，各地的造反叛乱，他也是十分注意的。康熙在奏折上用朱笔批示，大多数是写“知道了”三字，有时也有详细指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 王鸿绪的奏折 王鸿绪比康熙大九岁，江苏华亭人，康熙十二年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等大官，是康熙十分亲信的臣子。他呈给康熙的奏折上，只写“密奏。臣王鸿绪谨奏”字样，不写官衔，所有公式套语完全不用。他在京城做官，所密奏的大都是北京官员的情况。康熙派遣亲信探听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数极为有限，并一再叮嘱不可让人知道。他在给王鸿绪的亲笔上谕中说：“京中地可闻之事，卿密书奏折，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泻（泄）露，甚有关系，小心，小心。” “前岁南巡，有许多不肖之人骗苏州女子。朕到家里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尔细细打听，凡有这等事，亲手蜜蜜（密密）写来奏闻。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苏州女子以美丽出名，大概有人乘着康熙南巡的机会，想选美进献，或假借名义，欺骗苏州女子的家属。）“已（以）后若有事，奏帖照南巡报例。在宫中耳目众，不免人知，不必奏。” “有所闻见，照先密折奏闻。”王鸿绪受到皇帝委托，保证绝对不敢泄露。他在密折中说：“臣一介竖儒，历蒙圣恩简擢，毫无尺寸报效，愧悚无地。兹于十三日卯刻入直内廷，恭接御批并封内密谕，其时蔡查二臣未曾到。臣虔开默诵，不胜感激惶悚之至。伏念臣至愚昧，何足此数，乃仰荷天恩，破格密加委任，唯有竭尽犬马，力矢忠诚，以仰报圣恩于万一。至蒙恩谕谆诲，虑臣稍露风声，关系甚大，臣益感而欲泣，永永时刻凛遵，三缄其口，虽亲如父子兄弟，亦决不相告，自当慎之又慎，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自后京中可闻之事，臣随时于恭请圣安帖内缮写小折，密达御览。缘系特奉密旨事宜，理合奏复。谨奉。”（康熙批：是。）王鸿绪所密奏的，大都是关于钱粮、马政、铸钱、盐政等财政经济事务。他对财经事务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长期做工部尚书和户部尚书。本来这些财经事务可以由正式奏本奏告皇帝，但密折中所奏的大都是弊端，侵犯到既得者的利益，似乎密奏较为妥善。 除财经弊端外，王鸿绪的密奏性质十分广泛。有几个密折与“陈汝弼案”有关。这案子起因于陈汝弼纳贿三千两银子，后来发展为大案，由“议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门会审”。王鸿绪参与会审，将审案经过详细密奏康熙，其中说到满官、汉官之间的争辩：“……定陈汝弼‘情真立斩’，满大人皆已依允。李振裕与臣说：定罪未有口供，大人们应斟酌，且陈汝弼昨日所首字纸及书札是什么东西。臣又云：不是隐藏得了的。满大人因令司官取来，念与众大人听……满大人说，没有关系，不必入在口供内。汉大人说：‘假装身死’四字该去，昨日原是晕去了。因删四字。屠粹忠说：藏匿案卷及犯赃，得无‘立斩’之条。议政大人说：改了罢。舒辂因改‘立绞’。科道说：仍照三法司监候绞罢。满班大人未有应者。又陈汝弼令家人递亲笔口供，满大人不收。李录予说：以前三法司不曾取陈汝弼亲笔口供，今日伊家人来递，又不收，如何使得呢？……今本内所定口供，寥寥数语，乃舒辂所做也……从来问官改供及捏供，拟罪处分，条例甚重……满大人皆怕惹怨，有话不肯发出。议政大臣亦唯听舒辂做主裁定而已……”康熙批语：“此奏帖甚好，深得大臣体，朕已明白了。” 奏帖的主要内容，是说“满大人”有冤枉犯人的情况，“汉大人”则力为开脱。 这案子后来如何结案不明，相信康熙会有较宽大的裁定。值得注意的是，满族官员传统上虽较有权势，但康熙并未偏袒满官。同时又可看到，当时处人死刑十分慎重，不能由有权势的大臣一言而决。 王鸿绪的密奏中偶然也有若干无关紧要的小事，今日读来，颇有兴味：有一个奏折是长篇奏告马政的，最后一段却说：“……李秀、殷德布二人，不知何人传信与他，说皇上在外说他是大光棍，李秀、殷德布甚是惊慌等语。此后臣所陈密折，伏乞皇上仍于密封套上，御批一‘封’字，以防人偷看泄漏（露）之弊……”（康熙批：知道了。）有一个长篇密折奏告主考官、副主考是否有弊，最后一段说：“又宋荦幼子宋筠系举人，于十一月廿一日到京会试，向人言：其父向年有晕病，隔久方一发，惟今年武场中晕一次，及到扬州，复发一次，比以前紧些，然幸而晕醒，仍可办事，今奏新恩，将来交印之后即可来京等语……”（康熙批：知道了。） “在另疏奏谢天恩外，所有奉宣地方事宜，雨水情形，令臣宣奏之上论，臣谨遵旨具复。伏念臣以庸愚，幸生圣世，遭遇尧舜之主，身经太平之年，毫无报称，夙夙夜兢惕……”此人不明白康熙的性格，奏折中以大量套语歌功颂德，关于地方事宜和雨水情形，也是报喜不报忧。此人大概是汉军旗的武官，所用的师爷也不明规矩，在奏折上盖了一枚官印。康熙朱批：“知道了。以后折字写清字，不必用印。” “清字”即满洲文，康熙的意思是，这种奏折是秘密奏报，并非正式公文，要李林盛自己书写，不会写汉字则写清字好了。 李林盛收到御批后，又上奏折：“仰唯我皇上承天御极，神武英文，虽圣躬日理万机，犹无时不以民生为念。曩因河东岁歉，上勤圣怀，既沛赈恤之殊恩，复颁免赋之旷典，诚功高万世，德迈百王，薄海内外，靡不共戴尧天也……” “再臣应宜遵旨，以清字具折请奏，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如令人代缮，臣既不谙其中深义，诚恐词句失宜，并恳皇恩，容臣嗣后凡陈奏事宜，仍准以汉字具奏，庶民舛错之愆尤也。” 康熙批示：“知道了。此汉文亦未必尔自能作也。”他明知这员武将肚子里墨水有限，这封奏折必是叫人代写的，于是小小地讽刺了他一下，以后也不盼望他能自写奏折、密报地方信息了。 李林盛这封奏折虽是师爷所写，其实还是有不通顺处。例如，“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其实应当是“又兼不通清字之文理”。 原折中那一句话，变成了指摘满洲文“文理不通”。好在康熙宽宏大量，不予追究，如果变成了细密深刻的雍正皇帝，或许会下旨斥责，罚他“再降一级，戴罪图功”。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八一年第十期 谈武侠小说 金庸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明报》创办人查良镛先生（著名小说作家金庸）在北京大学接受名誉教授荣衔，并做关于中国历史之演讲，继而在十月二十七日又以武侠小说为题演讲，受到北大学生热烈欢迎。查良镛先生首先阐述了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源流，并指出西方文学中同样有武侠小说的传统，他强调中国优秀文化艺术包括传统小说形式应保存发展。查先生在讲座中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以下是查先生在北大谈武侠小说的录音记录整理。 ——编者 各位今天的热烈欢迎，我很感动，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学问，有什么所长，而是因为大家喜欢我的小说。（众人鼓掌） 先谈一下武侠小说这个“侠”字的传统。在《史记》中已讲到侠的观念。中国封建王朝对侠有限制，因为侠本身有很大反叛性，使用武力来违犯封建王朝的法律。《韩非子》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就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表达了这个观点。我以为侠的定义可以说是“奋不顾身，拔刀相助”这八个字，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历代政府对侠士都要镇压。汉武帝时很多大侠被杀，甚至满门被杀光。封建统治者对不遵守法律、主持正义的人很痛恨。但一般平民对这种行为很佩服，所以中国文学传统中歌颂侠客的诗篇文字很多，唐朝李白的诗歌中就有写侠客的。 武侠小说的三个传统 中国武侠故事大致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唐人传奇。唐人传奇主要有三种：一种讲武侠，一种讲爱情，另一种讲神怪妖异。 另一个来源是宋人的话本。宋朝流行说书讲故事，内容大致可分为六种，包括讲历史、佛教故事、神怪、爱情故事、公案（侦探故事），还有一种就是武侠故事，都很受欢迎。 总括来说，中国武侠小说有三个传统：一、诗歌；二、唐人小说；三、宋人话本。唐朝读书人考进士，事先要做些宣传公关工作，希望能给考官先有点好印象。枯燥的诗文不能引起兴趣，于是往往写了传奇小说进呈考试官，文辞华丽，有诗有文，而故事性丰富。当时传奇的作用大致在此，因此唐人传奇是“雅”的文学。 宋人话本则是平民的，是在街头巷尾说书的场合讲的故事，有人记录下来，是“俗”的文学。唐人传奇是文人雅士的作品，文字很美，而宋人话本是平民作品，文字不考究，但故事讲得生动活泼。 后来发展至明代四大小说，《三国演义》讲历史，《西游记》讲神怪，《金瓶梅》讲社会人情（到清朝更发展为重视爱情的《红楼梦》），《水浒传》就是武侠故事了。这个传统曾有中断，鲁迅先生讲中国小说历史时曾说：侠义小说到清代又兴旺起来了，“接宋朝话本正统血脉”，平民文学历七百年又兴旺起来。 中国武侠小说历史很长，在中国文学中有长期传统。 中外武侠故事的异同 武侠故事也不是中国才有，在外国也有，当然表现方式不同。最早有武侠意味的是希腊的史诗，与我们的武侠小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金庸先生接着讲了一些西方文学中武侠故事的梗概，讲到希腊史诗《伊里亚特》中英雄阿喀琉斯拒绝出战，好友被杀，为友复仇而与对方大英雄赫克托耳环城大战；《奥德赛》中英雄奥德修斯漫游后归家，力歼滋扰他妻子的众多敌人；讲到英语中最早史诗《布奥华特》中主角协助丹麦国王而与毒龙母子海陆大战的精彩描写等）。东西方讲故事手法都很紧凑，很好看，但结局就有很大不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悲剧收场，但中国写这些故事，纵然家族有仇，最后男女青年恋爱结婚，家族仇怨化解。例如，近代一部著名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就是这样。中国的武侠故事主要以散文来讲述，西方则用诗歌形式，如法国的《罗兰之歌》。西方直到后期才用散文（金庸接着讲到英国的《亚瑟王之死》、西班牙的《西特》，以及更后期的法国的大仲马、梅里美，英国的史各特、金斯莱、李登·布华、史蒂文孙等）。 武侠故事是所有民族都有的，东西方文明传统都有，不过因民族性不同，其主旨也不同。西方的骑士为统治者服务，对皇帝、教会和主人忠心。而中国武侠小说后来也分支了，有一种为政府服务，也有一种是反抗政府的。但中国武侠小说基本思想都不是反对皇帝和政府的，例如，《水浒传》就反对贪官污吏、反对为非作歹的官僚，而不是反对法律和反对政府的正统管治。中国人其实一般是尊重法律制度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欺压良民，侠士认为连“王法都没有了”，就要挺身而出，打抱不平。 中国传统文化与小说创作 为什么现在的武侠小说相当受欢迎？这里很多同学和老师都看武侠小说。很多年轻女读者不见得对武打感兴趣。有时在外国，有人介绍这位查先生是写中国“功夫小说”的，我就不大喜欢。我这些小说主要不是讲功夫的，而是有其他内容在内。不过外国人不太懂。中国人就会了解，打斗不是武侠小说的根本重要部分，中国过去称之为“侠义小说”。孟子所说的“义”，是指正当合理的行为。“侠义小说”的“义”，强调团结和谐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固有的道德观念。 中国的传统小说最近一段时间日渐式微，很少有人用中国传统古典方式写小说，现在的小说大多数是欧化的形式。我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演讲，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古典传统小说至近代差不多没有了。近代有些小说写得很好，内容和表现方式都非常好，但实际与中国传统小说不同。不是说西方形式不好，但我们至少也应保留一部分中国的传统风格。我将来希望与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多发生些关系。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有很优秀的部分，不能由它就此消失。我们可以学习吸收外国好的东西，但不可以全部欧化（金庸接着讲述中国当代的戏剧、绘画、音乐、舞蹈、建筑、雕塑中如何仍保持明显的民族风格，而小说则与传统形式有重大距离）。 我想，武侠小说比较能受人欢喜，不因为打斗、情节曲折离奇，而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形式。同时也表达了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人的思想情感、人情风俗、道德与是非观念。 我们在小说形式上是否可做探讨，在欧化的小说形式作为目前的主流以外，另一个分支，除武侠小说外，也可以用传统方式写爱情故事、写现实的故事。事实上过去有些创作也很成功，像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像老舍、沈从文、曹禺作品的文字和对话，像《新儿女英雄传》。当代有些小说也有中国传统形式和内容，都很受读者欢迎。 我的小说翻译成东方文字，如朝鲜文、马来文、越南文或泰文都相当受欢迎，但翻译成西方文字就不是很成功，因为西方人不易了解东方人的思想、情感、生活。 在目前东、西方两个文化内容还不是可以完全调和之下，希望我们中国人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艺术传统，同时也不排斥西方文化艺术中的优良部分。（众人热烈鼓掌） 答北大同学问 问：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重义气，您是否认为生活中义气最重要？ 答：道德观念，包括为人处世是多方面的，“义”是其中的一部分。所谓义，孟子说是合理的，适宜之意。侠义小说特别强调义，因为江湖上流浪的人没有家庭支持，经济上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主要的支持就是朋友。对付其他集团的欺压、对付政府的贪官污吏的压迫，就是要团结一批朋友来反抗。要团结人，一定要注重义，互相扶持，为一个共同目标努力，甚至牺牲性命。所以在侠义小说中，“义”被提到很高的地位。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义”也一直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不断壮大发展的重要力量。 问：您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受到很多女性的倾心爱慕，请问您对爱情专一问题有何看法？（众笑） 答：相信这问题是很多青年朋友关心的。我的小说描写的是古代社会，古代没规定要一夫一妻，所以韦小宝有七个老婆。（众笑）有些年轻女读者，甚至我的太太就不大喜欢《鹿鼎记》。但其实清代康熙时一个大官有六七个老婆一点不稀奇嘛！假如只有一个老婆反而不现实。现在武侠小说有很多现代思想加进去，所以，我的小说中，除了韦小宝以外，每个英雄都只有一个太太。（众笑，鼓掌）就像杨过，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但他仍是专心不二的，这是一种理想，是否做得到不知道，总之觉得应该这样。就像《笑傲江湖》，我写令狐冲本来很喜欢小师妹，但他的小师妹不喜欢他，这有什么办法？小师妹嫁人了，后来死了，他才跟另外一个女子结婚。我希望，也很鼓励别人从一而终。（众人鼓掌） 问：司马迁歌颂的侠士，在后世小说《七侠五义》中为什么变成了政府的打手？ 答：我也同意。每个时代有变迁，假如侠客成为政府的打手就不是“侠”了。侠士应当主持正义、帮助不幸的人。不过这些小说也力求自圆其说，做政府打手也常有主持正义的，如《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反对土豪恶霸、贪官污吏，也是正义，但另一部分则未必。 问：《神雕侠侣》中主人公的命运安排是否刻意追求悲剧？您怎样看小说的悲剧？ 答：我写小说是在报上连载，每天写一千字，翌日发表，甚至到外国旅行也要写好寄回来。开始时只写大致几个人物，然后慢慢发展。根据人物个性自然发展，有些是喜剧收场，有些悲剧收场，其中还是大团圆结局较多。悲剧并非故意安排，而是个性发展的结果。 问：您笔下的英雄是否有您自己的心声在其中？ 答：我书中的英雄有很多不同类型，自己不可能化身那么多，只希望尽量写不同的人，不要重复，不过若说下笔时完全放开自己的个性与想法也是不可能的，不知不觉间可能反映一部分。并非说我自己有那么好，只是一种希望的寄托。比如：对郭靖、乔峰的为人很佩服；令狐冲很潇洒，段誉很随和，我自己做不到，但想能够这样就好了，把理想反映在书中。 问：小说中写的民族心理与文化是否有关？ 答：前天我在这里讲了一点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这个想法我早就有，所以在我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的两个爱人都是回族。最后一部《鹿鼎记》，韦小宝到底是什么族人也不知道，（众笑）他的妈妈交往的男人很多，汉、满、蒙、回、藏都有。此外中间有几部小说，如《白马啸西风》，汉族女子爱上哈萨克族男人。《天龙八部》的主角乔峰是契丹人，爱他的少女是汉人。我觉得民族关系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小说中，都应是各民族团结融合的。 问：您为什么不再写武侠小说了？ 答：什么事情总有个终点，不能老写下去。武侠小说我已写够了，想要表达的已差不多了。至于是否写历史小说，现在很难说，如果精力够，写一部也很好。 问：您怎么看大陆有许多冒名的金庸小说？ 答：社会上有人冒名用金庸的名字出版小说，这个我是没办法了。（众笑）有一位叫“全庸”，（众笑）还有一位叫“金庸巨”，后面加一个“作”字，连起来就是“金庸巨作”，（众大笑）这位先生很聪明。直到三联书店经我正式授权，几年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版过一套《书剑恩仇录》，那是正式授权而付版税的，此外市面上所有都是翻版。我也不是很生气，能多一些内地读者看到，我也高兴的，当然我收不到版税就不是很高兴。 问：武侠小说前景怎样？ 答：这个现在很难说。香港和台湾本来很多人写，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写了。将来希望大陆一些好的作家愿意花时间写武侠小说，将来有好的作品。但武侠小说要有历史背景，如果有些年轻人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不熟悉，写起来会比较困难。 问：《雪山飞狐》最后结果怎样？ 答：这个我就不能讲了！（众笑）要请各位自己想象，写出解答来就不好了。有个读者写信给我说，他为了这个问题常失眠睡不着，（众笑）我想对不起了，不过这也可使他印象比较深刻一点。（众笑） 问：您最喜欢自己哪一部作品？ 答：真的说不出最喜欢哪一部。写的时候都很投入，写好之后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有的水平高一些的，有的水平差一些的，实际上分不出对哪部特别喜欢。我想各位同学看了很多小说，每人最喜欢的也有不同。那比较好，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如果所有女同学都喜欢同一个男人，那就糟糕了。（众笑） 问：《笑傲江湖》要表达的意图是什么？ 答：《笑傲江湖》是想表达一种冲淡、不太注重争权夺利的人生观，对权力斗争有点厌恶的想法。中国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大都有这种想法，结果多数未必做得到。大家努力考试做官，想升官发财，但作诗写文章时总会表达一种冲淡的意境，说要做隐士。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要放弃名利权力是很难的事，《笑傲江湖》表达的就是这种传统思想。 问：您小说中有些怪人像嵇康、阮籍那样，是否受魏晋风流影响？ 答：我想是有影响的。魏晋风流受道家、佛家影响。武侠小说常描写很飘逸、不守常规的人。武侠小说喜欢写这些人物。 问：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有几位教授学者在评论当代文学作品中把您的名字排名很高。您有什么看法？ 答：我见到报上的消息，第一个反应是：“无论如何不敢当，这几位先生太抬举我了。”觉得不可以这样排。他们也可能从另一种角度，从读者人数比较多来考虑。另一方面，我是当代人，比较了解当代人的心理，有些很出名的小说家已过世，作品虽好，但受时代影响，现在看的人比较少。我并不妄自菲薄，轻视武侠小说，但也从来不敢骄傲。对前辈和同时代的作家，我一向都是很尊重的。再者，北师大这几位先生可能也不是真的“排名”，只不过顺便列举。对于艺术的评价，向来总是有主观和个人喜爱的成分。 问：《侠客行》中的主人公完全没有知识，但能领悟绝顶武功。他不识字，天性很蠢，无欲无求，我们在这里念书念得再用功又能怎么样？（众笑） 答：不要紧张，你又不学武，学文学的就要用功念书了。（众笑）我写《侠客行》，是佛教思想中有一种想法：世俗的学问对领悟最高境界可能有妨碍。中国禅宗参禅的目的就是力图摆脱现成的观念，尤其是逻辑和名词的观念。佛家理论说，摒逐世俗的观念，有可能领悟更高一层绝对的观念。当然，我们追求实际的社会知识学问，跟《侠客行》完全不同。假如你不识字，北大绝对不会收你了。（众笑） 问：您会再写新的武侠小说吗？ 答：新的武侠小说我不想写了，或会想写历史小说。我刚正式从《明报》退休，有两条路，一是在大学里混混。（众笑）我很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大家聊聊天，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当然很高兴。我年纪不小了，但仍觉得增加知识是最愉快的事情，如果能在高等学府里多耽些时间也很好。第二条路是再写一两部小说。写小说很辛苦，但我对历史有些看法，也想表达出来，如能安静下来写一两部历史小说也是可能的。 问：乔峰只能是悲剧吗？ 答：这是没办法的，天生的。他一开始生为契丹人（契丹是当时中国北方很大的国家，很多外国人不知中国，就只知道契丹），那时契丹与汉人的斗争很激烈，宋国与辽国生死之战，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厉害，他不死是很难的，不死就没有更加好的结局了。 近代小说写悲剧是从人性自然发展出来。西方的希腊悲剧则是人与天神发生关系，发生悲剧因为天神注定如此，与现代观念不同。 问：听说《天龙八部》有部分是倪匡先生代写的？ 答：因为当时我要出门旅行一个多月，我请好友倪匡先生代笔，写一个单独的故事，当时说明我将来出书时要删掉的，他也同意，所以报上连载时有一段是他写的。印成书时，就没有他代写的那部分了。 问：您小说中的人物是否为理想人物的塑造？ 答：有部分主角是理想的，但有一部分就不是理想，而是比较现实的。例如，写韦小宝，不是作为人生的理想或中国人的理想，（众笑）而是写出中国人社会中有这样的一种典型，尤其是在清朝，那时社会制度不很合理的时候，一个人要飞黄腾达，就要有“韦小宝作风”。 中国人移民海外，大多数人有不同的困难，后来安身立业，发展事业。像韦小宝这种中国人到海外去，有很多，并不一定道德很高尚，但爱朋友，适应环境的能力就很强。（众人鼓掌） 问：您认为林平之（《笑傲江湖》中一角）性格如何？ 答：林平之的仇恨心很强，从小因别人杀了他全家，按中国武侠小说的规范，他要报仇也是应该的。但把整个人生全部集中在仇恨中，我觉得不值得。这不是中国人的一般性格。中国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化解仇恨。 问：您对古龙、柳残阳的小说的看法怎样？ 答：古龙的小说没有明确的历史背景，他用一种欧化的、现代人的想法来表达一种武侠世界，另走一条路，他的小说有几部也写得很好。柳残阳的小说比较简单，打得很激烈，看起来很过瘾，但未免太单调了。古龙的小说较有深度，范围比较广，想法很新。他是我相当熟的朋友，现已过世。他的个性中有一个缺点是不太能坚持，大部分小说写了一半，就不写了，由别人代写。所以水准不齐，假如是他自己写完的，当然水准高得多。 问：您的作品是否有真实的事迹作为蓝本？ 答：除了正式的历史事实外。小说的故事全部是虚构，没有以哪件真事为蓝本。《连城诀》有一点真实内容，但只是很小部分。 问：您的作品拍成很多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您对作品被改编的看法？ 答：假如编导先生觉得小说故事太长了，删改没问题，但希望不要加进很多东西。（众笑）只要不加我就满足了。 问：《天龙八部》的思想主题是什么？ 答：《天龙八部》部分表达了佛家的哲学思想，就是人生大多数是不幸的。佛家对人生比较悲观，人生都要受苦，不管活得怎样好，最后总要死，当然没办法。佛家思想对人生真谛有深刻的理解。 《天龙八部》表达一部分佛家思想：人生有很多痛苦，无可避免，但从另一角度看，遇到悲伤时要能平心静气地化解。对于世上的名利权力不要太过执着，对于人世间的种种不幸要持一种同情、慈悲、与人为善的态度。佛家哲学的精义不是悲观消极，而是要勉为好人，尽量减少不太好的欲望。 问：您怎样看待您的小说搬上银幕后表现方式大大不同？ 答：我也觉得不太满意。不过拍电影、电视也很难，恐怕所有改编小说都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我只希望他们改得比较少一点就是了。 问：中国小说和文笔的关系怎样？ 答：中国有许多作家文字精练，如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但现代有些作家不很注重文字，好多人的文笔有点公式化，都差不多，看不出风格，写作方式很欧化，结构是西方文法，没有中国传统的写作方式。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体、美的文字，一定要保留发展。有些作品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如《红楼梦》《水浒传》，并非看故事，而是看文章，与作品文字好不好有关。假如写小说只讲故事、讲思想、讲主题，而文字不美，假如中国精练独特的优美文笔风格渐渐不为人所重视了，那是很可惜的。当然我绝不是说我的文笔好，而是说希望努力从中国的文学宝库中汲取营养。 问：你对王朔的作品看法如何？ 答：王朔先生的文字口语化，语句俏皮，是中国式的，读起来兴味很高。并非我都同意他的意见，而是说他表达的方式能受人欢迎。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邓友梅先生的《烟壶》，最近还有一部《最后一个匈奴》，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历史小说，表达方式都相当中国化，读者容易接受。 问：《笑傲江湖》的时代背景是否为明朝正德至崇祯年间？ 答：大致是明朝吧，没有具体时代背景。因为我想这种权力斗争、奸诈狡猾、互相争夺权位的事情，在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如果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反而没有普遍性了。这位同学估计是在明朝正德至崇祯年间，我想他很有历史知识，大致差不多。 问：您最偏爱哪一个女性？ 答：我尽可能写各种各样人物，有些女性很坏的也写。像《天龙八部》中的马夫人。（众笑）有些女性很会下毒，那肯定很危险的，（众笑）也有会下毒而人很好的，像《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至于问我喜欢哪个，真的很难说，我看每个人喜欢的也不同。我希望把这些女性写得可爱些，你看了会觉得有这样一个女朋友挺不错，挺幸福。（众人鼓掌） 问：武侠小说可否不以封建社会为背景？ 答：我想可以的，以现代为背景。“侠”主要是愿意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是侠的行为。侠不一定是武侠，文人也有侠气的。李白的《侠客行》写的都是不会武功的，但有侠气，所以其他社会背景也可以写侠，也可以另走一条路。有这种品格的人，不一定会武功的，而且在现代，武功也没什么用了。 问：《天龙八部》中的三个主人公段誉、乔峰、虚竹的性格有何不同？ 答：他们代表不同个性。段誉虽然是大理人，不算是汉人，但也有中国文化传统，人很温和文雅，脾气很好，很容易交朋友；乔峰有阳刚的一面，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很好的品格；虚竹是出家人，个性与汉族文化有点距离，很固执，宗教思想很浓。 问：请谈一下小说中的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 答：一夫多妻制是历史性的，所有民族都是从一夫多妻制演化过来的。更早的母系社会是一妻多夫，慢慢再一步步发展。我们写武侠小说写古代社会，但尽可能写爱情专一，相信读者也希望看到爱情专一的故事。中国古代文学中也有写爱情专一而十分感人的作品，如诗歌《华山畿》《孔雀东南飞》，等等。 问：您小说中有很多的中国历史知识，哪里得来的？（笑） 答：我没有能在北大历史系念书很有点遗憾。不过我一向喜欢读历史书，慢慢地学到一些历史知识。 问：武侠小说在您生命中的比重大不大？ 答：实际上最初比重不大，我主要的工作是办报纸，但是现在比重愈来愈大。现在报纸不办了，但是小说读者好像愈来愈多，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欧美的中国人当中，小说读者都很多，这是无心插柳了。我本来写小说是为报纸服务，希望报纸成功。现在报纸的事业好像容易成为过去，而小说的影响时间比较长，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本文发表前查良镛先生曾经补订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九五年第一期 吴霭仪与《小说的女子》 金庸 最初听说吴霭仪小姐爱读我的小说，很有些意外，后来又知道我的每部小说她都读了许多遍，对书中人物与情节之熟悉几乎不在倪匡之下，意外之感更加强烈了。倪匡说要和她过招，做问答比赛。这件事迄今还未实现，两位都是学识丰富、思路敏捷的才人，哪一天“论剑比武”，相信一定十分精彩。 和吴小姐相识，是在廉政公署的一个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中。卢景文兄、她和我都是委员。我那时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开会时做主席，觉得吴小姐发言时言简意赅，三言两语就说到问题中心。卢兄正在演出他所编导的话剧“乔峰”，委员会的会议散会后，吴小姐谈了一些对我小说和话剧的意见。我心里想：“这是金庸小说中的哪一个女子啊？” 正如她在这部评论集中所说，金庸小说的女子都和爱情有关，生命的中心就是爱情，即使政治和事业气息最强的赵敏和霍青桐，也是爱情至上。金庸小说中没有以肃贪倡廉为目标的廉政公署，没有在大银行中担任高职的女博士，我又不知道这位女博士的爱情生活，所以没有法子在“金庸小说女子”中给她安排一个类似的位置。 她在《南华早报》上每周撰写的英文政论使她在新闻界大显光芒，终于欣然加入《明报》。写特稿、写社评、采访政治新闻、出任督印人，那是报社中最高的行政人员之一。这在“金庸小说的女子”中也是没有的。 因为“金庸小说”写的是古代社会中的女子，她们不论有多大的才能，总之是极少有机会施展。吴小姐却是现代洋社会中的洋博士，但她也有中国传统的一面，她弹古琴（大概不及任盈盈吧？），又喜欢看金庸小说，喜欢到忍不住提笔来评论一番的地步。 吴小姐和我是工作上的好朋友，我们互相尊敬。但由于男女有别，个性不同，更由于年纪差了一大截，对事情的看法有相当差距，甚至在文学观点上也有类似的歧义。我相信世事如此，人情变幻，在小说中展示各种各样的性格，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遭遇，也就是了，何况古代和现代不同。吴小姐似乎期望有一个理想世界，充满了她所喜欢的可爱人物。好像袁紫衣和周芷若，世界上是有这种人的，吴小姐却会对之很不满意；古代男人通常是有好几个妻子的，吴小姐却对段正淳、韦小宝大大的不满意。 她这本短短的评论集文笔流畅，处处显示她的才华与学识：以女子而剖析书中女子的性格与心理，别有男人所体会不到的细致处。在全世界的文艺批评作品中，似乎从来没有一部评论集专论一个作者笔下各种女子。专论书中人物的颇有不少，却没有一部是专论了七十几位姑娘、太太、尼姑和妖女的。 她常想去做大律师，以与人辩论、伸张正义为乐。我常劝她说：“在报上写评论，所伸张的范围大得多，影响到的人也大得多。”哪一天如果她真的不肯写报纸评论而去做律师了，我说不定会实现一个恐吓：改写《笑傲江湖》，实现令狐冲在嵩山绝顶所说的那句话：“我本来只道桃谷只有六仙，哪知道还有一位又聪明、又美丽的七仙女桃萼仙！”从此“金庸小说的女子”又多一号人物，让她天天和桃谷六仙辩个不休。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八九年第四期 《神雕侠侣》后记 金庸 《神雕侠侣》的第一段于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在《明报》创刊号上发表。这部小说约刊载了三年，也就是写了三年。这三年是《明报》最初创办的最艰苦阶段。重行修改的时候，几乎在每一段的故事之中，都想到了当年和几位同事共同辛劳的情景。 《神雕侠侣》企望通过杨过这个角色，抒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礼法习俗都是暂时性的，但当其存在之时，却有巨大的社会力量。师生不能结婚的观念，在现代人心目中当然根本不存在，然而在郭靖、杨过的那个时代却是天经地义。然则我们今日认为天经地义的许许多多规矩习俗，数百年后是不是也大有可能被人认为毫无意义呢？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社会的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的变动却十分缓慢。三千年前《诗经》中的欢悦、哀伤、怀念、悲苦，与今日人们的感情仍是并无重大分别。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郭靖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句话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但我深信将来国家的界限一定会消灭，那时候“爱国”“抗敌”等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纯真的友谊、爱情、正义感、仁善、勇于助人、为社会献身等感情与品德，相信今后还是长期地为人们所赞美，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论、经济制度、社会改革、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 武侠小说的故事不免有过分的离奇和巧合。我一直希望做到，武功可以事实上不可能，人的性格总应当是可能的。杨过和小龙女一离一合，其事甚奇，似乎归于天意和巧合，其实却需归因于两人本身的性格。两人若非钟情如此之深，绝不会一一跃入谷中；小龙女若非天性淡泊，不会决定在谷底长时独居；杨过如不是生具至性，也定然不会十六年如一日，至死不悔。当然，倘若谷底并非水潭而系山石，则两人跃下后粉身碎骨，终于还是同穴而葬。世事遇合变幻，穷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结底，总是由各人本来性格而定。 神雕这种怪鸟，现实世界中是没有的。非洲马达加斯加岛有一种“象鸟”（aepyornistitan），身高十英尺余，体重一千余磅，是世上最大的鸟类，在一六六〇年前后绝种。象鸟腿极粗，身体太重，不能飞翔。象鸟蛋比鸵鸟蛋大六倍。我在纽约博物馆中见过象鸟蛋的化石，比一张小茶几的面还大些。但相信这种鸟类智力一定甚低。 《神雕侠侣》修订本的改动并不很大，主要是修补了原作中的一些漏洞。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鹿鼎记》后记 金庸 《鹿鼎记》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开始在《明报》连载，到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刊完。一共连载了两年零十一个月。我撰写连载的习惯向来是每天写一点，次日刊出，所以这部小说也是连续写了两年零十一个月。如果没有特殊意外（生命中永远有特殊的意外），这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然而《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这部小说在报上刊载时，不断有读者写信来问：“《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的？”因为他们发觉，这与我过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实这当然完全是我自己写的。很感谢读者们对我的宠爱和纵容，当他们不喜欢我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个段落时，就断定：“这是别人代写的。”将好评保留给我自己，将不满推给某一位心目中的“代笔人”。 《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一个作者不应当总是重复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地尝试一些新的创造。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因为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乐趣，我感到抱歉。 但小说的主角不一定是“好人”。小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创造人物：好人、坏人、有缺点的好人、有优点的坏人等，都可以写。在康熙时代的中国，有韦小宝那样的人物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一定是肯定这样的典型。哈姆雷特优柔寡断，罗亭能说不能行，《红字》中的牧师与人通奸，安娜·卡列尼娜背叛丈夫，作者只是描写有那样的人物，并不是鼓励读者模仿他们的行为。《水浒传》的读者最好不要像李逵那样，赌输了就抢钱，也不要像宋江那样，将不断勒索的情妇一刀杀了。林黛玉显然不是现代妇女读者模仿的对象。韦小宝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并没有贾宝玉那么多，至少，韦小宝不像贾宝玉那样搞同性恋，既有秦钟，又有蒋玉函。鲁迅写阿q，并不是鼓吹精神胜利。 小说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未免是不真实的。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社会中并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小说并不是道德教科书。不过读我小说的人有很多是少男少女，那么应当向这些天真的小朋友提醒一句：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 我写的武侠小说长篇共十二部，短篇三部。曾用书名首字的十四个字作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最后一个不重要的短篇《越女剑》没有包括在内。最早的《书剑恩仇录》开始写于一九五五年，最后的《越女剑》作于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部长短小说写了十五年。修订的工作开始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八〇年年中结束，一晃就是十年。当然，这中间还做了其他许多事，主要是办《明报》和写《明报》的社评。 遇到初会的读者时，最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你最喜欢自己哪一部小说？”这个问题很难答复，所以常常不答。单就“自己喜欢”而论，我比较喜欢感情较强烈的几部：《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飞狐外传》《笑傲江湖》。又常有人问：“你以为自己哪一部小说最好？”这是问技巧与价值。我相信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所进步：长篇比中篇、短篇好些，后期的比前期的好些。不过许多读者并不同意。我很喜欢他们的不同意。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八一年第十期 第4章人生离合，亦复如斯 旅游寄简 ——日本 金庸 一九六四年四月，我代表《明报》到日本东京参加国际新闻协会（ipi）所举办的“亚洲报人座谈会”。这里发表的几封杂记，记录了一些当时的零星见闻和感想。 日本新闻协会在赤坂王子饭店举行招待会，欢迎出席座谈会的各国代表。主持招待会的是《每日新闻》的最高顾问本田先生。本田是《每日新闻》的前任社长，现在是日本新闻协会的会长。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宴会中发表演说。 大平的演说，主要是阐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创见，使我感兴趣的是，他身为外务大臣，对于本田的态度可恭敬得很。本田却潇洒自在，并不以为大平是如何“贵”的贵客。客人们都感觉到，在日本，一个重要报人的地位是高于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大平是以自己的态度来表示了，日本报人的确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报纸是在执行监督政府的责任。 事实上，本田的地位确实比大平重要得多。日本政府一改组，大平不做外相了，恐怕过不了多长时间人们便忘记了他，本田却始终指导着日销近四百万份的、日本三大报之一的《每日新闻》的方针政策。 东京椿山庄是处在一座大花园中的一家豪华酒店。这座花园山石岩岩，草木森森，十分清幽。在我所到过的世界各地餐馆之中，以杭州西湖“西子宾馆”风景第一，椿山庄第二。 这是东京新闻界人士的一个大集会，外国通讯社和报馆的驻日本记者都到了，还有一些外交人员。在会上遇到了苏联驻日大使馆的一等秘书阿尼西莫夫（sergeid。anisimov）和苏联“新通讯社”驻日本、菲律宾、中国香港特派员伊里英（sergeis。ilyin）。这位伊里英先生有一个很大的烦恼。他虽称是日菲港的特派员，却没法到香港来。他强烈要求，希望我能替他想想办法。我说这是香港移民局的事，香港报界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正在谈话之际，又有一个外国人参加进来。他自我介绍，是古巴驻日大使馆的参事萨沙曼第（carlosmarticezsalsamendi）。卡斯特罗派在日本的这一位外交官年纪很轻，英俊潇洒，立即问我对古巴的革命有什么意见。我说一个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改革是很好的，而且是绝对必要，他大表赞同。我说实行经济上的公平，推行社会主义，只要大多数人喜欢，那也很好，他又大表赞同。他说，古巴人民现在享有真正的自由。 谈话到此结束，我到摊位上去吃热烘烘的豆腐。椿山庄的宴会很别致，东一个摊位，西一个摊位，厨师现煮现奉。每个摊位中供应的食物各不相同，口味很像中国食品。 “沙龙酒吧” 日本的有礼和好客，天下驰名。 在大阪时，大阪府知事佐藤和大阪市市长中马为我们举行了宴会。那是个日本自助餐式的宴会，主人刚致完欢迎词，忽然间大门开处，进来了几十个花枝招展、身穿各色和服的姑娘。每个女人手中都拿着一柄折扇，半开半合，向客人深深鞠躬，便即斟酒布桌，殷勤招待。 我们心中暗暗纳罕，不知这些女人是什么来历，看样子不像是良家妇女，但每个人温文有礼，“阿里阿笃”“独查”（谢谢，请，请）之声不绝于口。后来一问，原来是高级酒吧中的吧女，也有一些是艺伎，是府知事和市长请她们出“堂差”来的。 宴会之后，负责招待的接待员分批陪同客人，到当地高级酒吧中去观光。我和《新生晚报》张亨利兄、《快报》邝荫泉兄等所到的那个酒吧，果然十分豪华。说它是酒吧，其实是一座陈设华丽的大屋。经过花园、走廊、前厅，来到了一所大厅之中。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女主人鞠躬相迎，分宾主坐下，这气派完全是电影中“沙龙”的模样。日本朋友用口语客套一番，女主人赞扬宾客，客人感谢主人，经过不少繁文缛节，主人才吩咐侍女，奉上美酒。 就这么喝几杯酒，客人兴辞而出。那位日本朋友签单，大约是两百五十元港币。价钱之所以贵，据说完全在于有“文艺情调”。 艺伎和脱衣舞 我曾和邝荫泉兄去观光东京的艺伎屋。那是一个旅行社给组织安排的。同去的有一对加拿大中年夫妇，还有两位南非华侨。 年轻美丽的艺伎弹琴歌舞、劝酒献茶，就同电影中所见，倒也不觉稀奇。 表演完毕之后，艺伎们邀请客人同做游戏。游戏的种类极多，花样百出，其目标一言而蔽之，是叫客人回到童年时代，大家天真活泼。比如说跳垒球舞，教导客人唱日本小曲，完全是幼稚园中的节目。我们像幼稚园的孩子，她们是女教师。又如分队比赛用筷子夹围棋子，这对加拿大夫妇当然比不上我们这些每天用筷子之辈，艺伎们就暗加协助，偷偷作弊，增加笑料。 今天日本的艺伎屋，重心似乎是在设法恢复客人“失去了的童年”，而不是在“性”。但在日本，“性”当然还是很多的，“日剧”五阶中的脱衣舞，花样百出，游客无人不知，恐怕也是没一个不去参观一下的所在。 日本人喜模仿，他们的脱衣舞却大有别出心裁之处。本来，任何脱衣舞总是“从有到无”，不可能有什么特别花样，但日本的脱衣舞中却加上许多滑稽情节，结局奇幻，令人意想不到。例如，有一个节目是“巴里斯的苹果”，那是希腊神话，三个希腊女神请巴里斯评判谁最美丽，要选美，就得脱衣，不料巴里斯大吃苹果，志在美食，对女神们的裸体毫不注意。又如有人游览巴黎罗浮宫博物馆，将《蒙娜丽莎》等名画中的女主角都幻想为裸体画，对每一幅画各有不同的古怪设想。 大书店，大报馆 久居东京的王光逖兄请我在山王饭店吃饭，长谈了半日，谈到东京的华侨、中国香港的朋友，也谈了许多国家大事和自己的感慨，很是投机，大感快慰。后来，我请他带我去买些日文的围棋书。他陪我到新宿区的一家书店去。一进书店之门，不由得吓了我一大跳，原来那是一座九层楼的大建筑物，规模比香港任何一家百货公司都要大。永安、先施没那么大，连卡佛、大丸也没那么大。可是这座大建筑物只是一家书店，里面挤满了顾客。我们乘着自动电梯一层层地上去，什么字典部、地图部、小说部、科学部看得眼也花了。 报纸规模的庞大，也使我这个“小巫”印象非常深刻。《朝日新闻》日报日销四百二十万份，晚报日销二百八十万份。我到《朝日新闻》报馆中去参观，见到数十架印报机中印出来的报纸，由数十条传送带同时传送到打包房去，实是生平所见到的壮观之一。《朝日新闻》《每日》《读卖》三大报各有自己的飞机队用以采访新闻，只此一端，可以想见其余。 日本、德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工业的发展，是战后经济上的三大奇迹。三个各有各不同的条件，但有两个要点是共通的：第一，尽量自由，最少的限制；第二，极少军备负担。 我们在东京时曾和日本全国收入最多的松下幸之助先生共餐。他是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制造乐声牌无线电器）的董事长，后来邀请我们到他在京都附近的一个半导体电子管工厂去参观。他出身是一个贫穷的铁路工人，结果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电器制造工厂。我们问到他的创业秘诀时，他说的是“组织”和“创造性”。但我想，如果没有一个合宜的大环境，他的才能也是发挥不出来的。 在从京都回到东京的特别快车（那是全世界最快的高速火车）中，我和日本新闻协会的国际课长笠置正明先生坐在一起。他向我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南京的故事。他是德国留学生，当时在德国驻汪伪政权的使馆中做翻译。 大战结束后，所有在南京的日本男人都被集中起来看管。他一直在德国使馆中工作，没做过什么直接损害中国的事，所以受到的待遇还算好，但心中总是十分害怕。不久管理当局放了他出来。 他回到自己的居所去，他养的狗扑上来欢迎他……（火车太快，而他又说得太详细，故事没讲完就到了东京。直到一年多之后，我们在英国重逢，他才在到苏格兰的途中说完了这故事。）他发觉屋中已住了一位中国将军。那本来是中国人的房屋，他不敢进去，也不敢带了狗走，可是又不舍得。忽然走出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那位将军的太太，问明情由之后去告诉了将军。那将军准许他进去，拨了一间房间给他。将军姓李，是军医署的高级医官。李将军夫妇待他很好，完全没把他当是侵略了中国的敌人看待。不久他又患了痢疾，病势很重，幸亏得李将军亲自医治，救了他的性命。 他说完了这故事后，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但对于这段往事中所包含的宽厚仁义之情，他内心的深深感激，在语气、神情和目光中，在他对我的亲切中，充分流露了出来。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六六年第一期 忧郁的突厥武士们 金庸 一九六四年五六月间，我代表香港《明报》，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参加“国际新闻协会”的第十三届年会。这里发表的几封杂记，记录了当时的见闻和一些零星感想。 中国史上的突厥 中国人对土耳其一向很陌生，去过土耳其的人很少。我在中国香港要办去土耳其的旅行手续时，立即就遇上了困难。似乎谁也没有去过土耳其。去问了好几家旅行社，谁都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拿入口签证，连规模最大的通济隆旅行社中的职员，帮我打了许多电话，还是不得要领。最后是航空公司打电报到土耳其外交部去询问。回电来说：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发给签证。 伊斯坦堡是个有着千余年历史的古城，但机场的设备和规模却比香港差得多。国际新闻协会和土耳其报业公会派人在机场接待欢迎，进口手续在两三分钟内就办好了。 其实土耳其和中国关系很密切，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就没有土耳其。此话怎么说？原来土耳其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突厥人。turk的声音不就是“突厥”吗？在隋朝和唐初，突厥人厉害至极，唐高祖初起事时还向突厥人表示臣服。直到唐太宗命李靖为大将，才将突厥人杀得一败涂地。突厥人在东方不能立足，逃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一带，逐步西侵，因而在小亚细亚建立土耳其。 假定红拂女真有其人，确如《虬髯客传》中所说生有一头极漂亮的委地长发，如果不是她看中了李靖，半夜里私奔相就，说不定李靖以后打起仗来精神没这么振作。突厥人如果不是被李靖赶向西方，也没有今日的土耳其了。 长头发的红拂女 倘使没有这个美丽的红拂女，说不定今日西方的文明也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伊斯坦堡本来叫作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西罗马帝国被法国人、德国人的祖先们攻灭后，欧洲陷入黑暗时代，文化学术都集中在君士坦丁堡。一四五三年四月，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围困君士坦丁堡，经五十三天的血战而攻陷。这是欧洲历史上的大事。 君士坦丁堡落在土耳其人手中之后，基督教的文人学者向西流亡，逃到意大利的最多，不久便造成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罗素在《自由与组织》一书中曾说，许多历史上的大事，往往能为一些偶然的小事所左右。我们或许可以说，如果长头发的红拂女下不了私奔的决心，欧洲可能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工业革命。就算有，时间和形式一定也大大的不同。 当我坐着汽车驶进伊斯坦堡古老的城墙时，看到了罗马人当年所筑的巨大引水道，心中在想着《虬髯客传》和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想着由许许多多奇怪的因素交织而成人类的历史。 土耳其人和中国人曾经有过一个“同病相怜”之处。四五十年前，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而土耳其被称为“近东病夫”。这两个国家都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当欧洲产业革命后，欧洲人以他们先进的工业力量向外扩张发展，中国和土耳其的势力同时逐步衰落了。 当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全盛之时，统治范围包括埃及和北非的一大部分地区、希腊、巴尔干半岛各国、东方阿拉伯诸国。埃及那个花天酒地的法鲁克国王就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骁勇善战，是天生的斗士，在火药枪炮发明之前，他们只在成吉思汗的手下吃过败仗，在欧洲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今日英语中，对于家里那个横蛮倔强、好勇斗狠的小顽童，做父母的往往还称之为“我们家那个小土耳其人”。 土耳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兴，领导人凯末尔，土耳其人尊之为ataturk。ata是“父亲”，意为“土耳其人之父”，即“国父”。土耳其人本来只有名而没有姓，有姓氏是凯末尔所施行的种种改革之一。 我们在伊斯坦堡开会，土耳其总理伊诺努特地从首都安卡拉赶来，在会中发表演说，并设宴招待。伊诺努瘦瘦小小，慈和可亲，单从相貌来看，谁也想不到他是凯末尔手下的最得力大将。当年土耳其在西海岸杀得希腊军全军覆没，就是这个小老头儿立的战功。开会期间，土耳其正为塞浦路斯岛问题和希腊濒于开战边缘，因此这位当年大败希腊军的老将军特别得到国人拥戴。 博斯普鲁斯海峡 伊斯坦堡有两点地方像中国香港：第一，它是个山城，许多房屋都建在山上；第二，它分为两部分，中间夹一条博斯普鲁斯海峡，不断有渡海小轮来来去去。但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像了。香港极新，而伊斯坦堡极旧。在伊斯坦堡，如果你不喜欢发思古之幽情，大概不会喜欢这个城市。 博斯普鲁斯海峡约有四里宽，差不多是香港九龙间维多利亚海峡的三倍。这海峡之东是亚洲，其西是欧洲，伊斯坦堡的主要部分都在欧洲。你如有兴趣，可以坐在渡海轮之中，每天从欧洲到亚洲，再从亚洲到欧洲，来来去去地好几回。不过这渡轮的管理远远不及中国香港，有一次当地主人请我们到亚洲部分的一座王宫中去赴宴，汽车上渡轮之时，只见渡轮上水手紧张非凡，出动了七八个交通警察大吹哨子指挥，足足忙了大半个钟头，渡轮才开。 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是伊斯坦堡富人的住宅区。沿着海岸有许多茶馆。做我向导的大学生曾带我去喝茶。海水碧绿，风物佳胜。只是海风相当强，所以每把茶壶下面都烧酒精灯。 坐对海峡，我们自然谈起了希腊传说中那个“希罗和林德”（heroandleander）的故事来。希罗是一个美丽的修女，她的爱人林德每天晚上游过海峡去和她幽会。有一晚狂风骤雨，林德对情人的守信，足可媲美我国的尾生：他还是跳入海峡游泳，结果和尾生的命运相同，淹死了。我看那海峡也不怎么宽，问那大学生，伊斯坦堡人是不是有什么“林德渡峡游泳赛”之类？ 他伸伸舌头，说：“绝对没有！海峡中暗流汹涌，危险得很，谁敢游啊？” 看来土耳其人是来自大漠的陆地民族，对海水有天生的惧怕心理。香港人游得过这海峡的，我想至少有好几千人，而且不必对岸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在等待。 英国的大诗人拜伦曾横渡这海峡。他虽然是跛子，但跛足对游泳的影响还不大。他曾以一小时十分钟的时间，和一个军官一起横渡海峡，在长诗《唐璜》中，他曾得意地提起了这件事。不过土耳其人对拜伦可没什么好感，因为他曾帮助希腊人反抗土耳其的统治而死在希腊。 我们喝着茶，吃着滋味不佳的蛋糕时，看到有一艘苏联轮船自北而南，缓缓从海峡中驶过。那大学生指着轮船上并列的苏联国旗和土耳其新月国旗，骄傲地说：“赫鲁晓夫这矮胖子凶恶得很，可是他的船只要经过博斯普鲁斯，却非升我们的国旗不可！” 忧郁的土耳其人 伊斯坦堡最宏伟的建筑是索菲亚大教堂（hagiasophia）。那本来是罗马皇帝建造的基督教教堂，土耳其人征服伊斯坦堡，将它改为伊斯兰教的教堂，但其中和基督教有关的雕刻和绘画，仍旧予以保留，使我们今日仍能见到中世纪伟大的艺术。 伊斯兰教文物中最著名的建筑是“蓝色清真寺”。那是世界上唯一有六个尖塔的清真寺，内部装饰以浅蓝色为主调，令人进去之后，有一种忧郁之感。我觉得所有的土耳其人，都有点忧郁。在一次酒会中，我曾向一位嫁给土耳其报人的德国太太提起。她笑着说：“当然啦，土耳其人不像你们香港人那样会做生意、会织出那许多布匹来供给英国、美国，自然有点郁郁不乐哪！” 伊斯坦堡有一处“有顶市集”，那是一处有屋顶的大市场，大大小小的店铺至少有一千家。我感到最有兴趣的，是他们的古董武器，那些有精美金银装饰的弯刀和古老手枪。 王宫中的中国古瓷 在伊斯坦堡的几天之中，土耳其主人每天晚上都有盛大宴会，每一晚都在一处不同的苏丹王宫中举行。我们看到了全世界最大的地毯、全世界最大的水晶吊灯，等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都是德国的同盟国，所以在各处王宫中受德国的文化影响最大。 主人特地从首都安卡拉邀来芭蕾舞团在王宫中演出，又邀来全国最佳的肚皮舞女郎表演。在古堡中则有古装卫兵做斗刀之战。我觉得，大部分土耳其人在精神领域上，主要还是沉湎于古代的军事光荣之中，对于现代化似乎并不怎么重视。 托加普王宫（topkapupce）现在已改成了博物院。我久闻这王宫中收藏的中国青花瓷器甲于天下，特地一个人去参观，果然看到一座座殿堂之中，陈列着无数珍贵至极的中国古瓷。向导不住向我背诵，这王宫中的珍珠共有几万几千颗，钻石有几万几千克拉，黄金又有几万几千两，但对于达到艺术之高峰的中国瓷器，他却全然不懂。他对我这中国人感到有点抱歉，忽然说：“前几天有一位中国人来看过。他是电影导演，入了土耳其籍的，是我们土耳其唯一的电影导演。”我问他那个中国人叫什么名字，他却说不上来。 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这位土耳其独一无二的电影导演是哪一位中国同胞。 烟草、古迹、诗句 开完会后，我们坐飞机到土耳其西部的伊斯米去观光。伊斯米是地中海畔的名城，附近是烟草的出产地。土耳其烟草品质之佳，据称是世界第一，任何上等的美国香烟、英国香烟中，都混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土耳其烟叶（再多就混不起了，成本太重）。每年烟草烤干后，伊斯米烟草市场开业数天。几天之中，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香烟制造商就将全部烟叶都竞买了去，迟来就买不到了。 我曾抱着探险的心情，坐了马车去试一试“真正土耳其浴”的滋味。原来那是一座巨石建成的大厅，四壁石块烧得火滚，于是满厅都是蒸汽。大厅之大，足可容得四五百人。一“蒸”的价钱非常便宜，在东京洗一次“假土耳其浴”，在土耳其至少可洗“真正土耳其浴”二十次。 伊斯米一带，古代称作腓尼基，是人类文化最早发源地之一。我们曾到伊斯米之南的艾弗索斯古城去参观。那完全是希腊文化的遗迹，希腊人留下的神庙、会议场、剧场、浴场，几乎和雅典没什么分别。在罗马时代，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在这地方住过相当长时间。替我们解释的是土耳其一位著名的学者，出口成章，谈吐风趣。他说：“各位朋友，你们脚下踏着的石板大街，在两千年前，安东尼曾拉着克莉奥佩特拉的手，在这里情话绵绵，并肩散步。” 在当天晚上的宴会中，这位学者刚好和我同席。我向他问起土耳其的大诗人希克梅特。他说希克梅特不容于土耳其，死在苏联，葬在苏联。他用英语翻译希克梅特的几句诗给我听。这首诗题目叫作《死了的小女孩》，描写一个在广岛被原子弹炸死的小女孩： 十年前我还活着， 在广岛平安喜乐地生长。 那时我是一个刚满六周岁的小女孩， 现在我死了，永远不会长大。 烈火先卷去我的头发， 然后两只眼睛，接着是我的双手。 现在我的身体成了一堆灰烬， 一堆伴着寒风的灰烬。 我默默念了几遍：努力记在心里。 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 土耳其人的烹调是糟透了的。主人隆重款待我们，给我们吃最好的食物，但每次盛宴，主菜总是白水煮羊肉或者烤牛肉，没有酱汁，没有什么调味品。 伊斯米富丽堂皇的旅馆中，有一个青年侍役是新疆的维吾尔族人。他万里迢迢地从新疆出来，经过苏联而到了土耳其。维吾尔族人的语言文字和土耳其人差不多。当我吃着他端上来的淡而腥膻的白水羊肉时，忽然想起：一千三百多年前，突厥人被唐朝的汉人逐出故乡，横越广漠的西伯利亚而来到小亚细亚，一路上艰苦流离，只好吃这种白水羊肉，怎能像我们汉人那样在富庶的土地上过太平生活，慢慢发展精致的烹调艺术？这个维吾尔族人从新疆来到土耳其，走的正是他祖先在一千多年前所走的老路。 现在他的生活过得不好，常常想念故乡和家人，只不过自由自在，一有空就到乡下骑马、唱歌和跳舞。我想他唱起思乡的歌来，一定很动人，虽然一定也带着那份深沉的阴郁。 土耳其人很是好客。他们大都不太有钱，但什么东西都乐于与朋友共用。大概这是游牧民族的遗风。 或许很少人知道，“圣诞老人”是土耳其人。他本来是土耳其南部的一位基督教主教，生平乐善好施。当时土耳其人嫁女，必须有相当数量的装备，否则纵使贫女如花，也还是出嫁无期。这位主教每当听到他教区中哪一个姑娘因为没钱而嫁不出去时，便在半夜里悄悄爬上屋顶，从烟囱中将金钱丢了下去，免得那些贫家姑娘“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位主教死后，教会中称他为“圣尼哥拉斯”，逐渐演变而成为全世界小孩子最欢迎的“圣诞老人”。 圣母马利亚的居室 伊斯米附近有一座小小的石室，是圣母马利亚最后居住的地方，现在已成为天主教人士去朝拜的圣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马利亚从以色列逃了出来，来到这个荒僻无人的山边，怀着丧失爱儿的悲痛，在这石室中默默地度过了她的余生。 我去参观这石室时，一直和一位英国老太太格里姆斯夫人（mrs。georgegrimes）在一起。她丈夫是国际新闻协会的热心分子，每一次年会都曾和她一起去参加。柏林、巴黎、东京、斯德哥尔摩……总是一对老夫妻同去。今年年初，她丈夫逝世了，她想了很久，要不要到土耳其来。她说：“乔治从来没来过土耳其，他说过要和我一起来的。现在他不能来了，我还是要来看一看，将来好说给他听。”她相信自己不久也要死了，那时候就可以和她的乔治重行团聚，好把土耳其的风光，慢慢说给他听。 我想起英国诗人d。罗塞蒂写过一首小诗，描写一个早夭的少女，在天堂中等待她情人的灵魂升天，素手如玉，倚着黄金栏杆，晶莹的泪珠，滴上了白色的长袍……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六六年第二期 围棋五得 金庸 日本棋院中挂有一个条幅，写着“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提倡围棋极有功绩的郝克强先生很喜欢谈这“五得”，著名作家严文井先生也特别称赞，认为很有意思。 这“五得”不知是谁提出的，当是日本人的说法，因为中国古籍中没有这样记载。中国棋友会请问日本的名誉棋圣藤泽秀行先生，他说记不清楚出典了。 “得好友”和“得人和”，凡是喜欢下围棋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楸枰相对，几个钟头一句话不说，也能心意相通，友谊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我和沈君山、余英时、林海峰、陈祖德、郝克强诸位等结交，友谊甚笃，都是通过围棋。至于教过我棋的许多位年轻高手，更不用说了。有几位日本朋友，我和他们根本言语不通，只能用汉字笔谈，却也因下棋而成为朋友。日本棋界的人常说：“下围棋的没有坏人。”这句话自不免有自我标榜之嫌。但围棋公平至极，没有半点欺骗取巧的机会，只要有半分不诚实，立刻就会被发觉，可以说，每一局棋都是在不知不觉地进行一次道德训练。 围棋是严谨的思想锻炼、推理锻炼，有人说是“头脑体操”。现代医学保健的理论很注重心理卫生，注重保持头脑的功能，因为人身一切器官内脏的运作，都是靠头脑指挥的。有些人年纪老后，体力衰退，但头脑仍然健全，往往可以得享高寿。那便是下围棋可“得天寿”的理论根据。我国当代著名棋手王子晏、金亚贤、过旭初、过惕生等诸位都年寿甚高，足为明证。王子晏老先生年过九十，棋力只稍退而已。最近来香港参与棋界盛会的日本业余高手安永一老先生，自己说已记不清是八十四岁还是八十五岁。他脚力差了，有点不良于行，行棋却仍然锋锐凌厉，因为头脑清楚，演讲起来便风趣而有条理。康德、罗素等哲人之得天寿，相信也出于不断地思索动脑筋。当然，不断运用脑筋也不一定寿命长，还有其他许多因素。 “得教训”与“得心悟”是最难了解的了，尤其“得心悟”，当是“五得”的精义。唐玄宗时代的围棋国手王积薪传下来“围棋十诀”，至今日本许多棋书仍然印在封面上，公认为是围棋原则的典范。十诀的第一诀是“不得贪胜”。下棋是为了争胜负，不求胜，又下什么棋？但过分求胜而近于贪，往往便会落败。这不但是棋理，也是人生的哲理，似乎在政治活动、经营企业，甚至股票投机、黄金买卖中都用得着。既要求胜，又不贪胜，如果能掌握到此中关键，棋力便会大大地提高一步。吴清源先生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即心平气和、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辈平常人又怎做得到？不过有此了解，虽不能至，时刻在念，庶几近焉。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六六年第二期 痛悼梁羽生兄 金庸 我知道文统兄一生遭人误会的地方很多，他都只哈哈一笑，并不在乎，这种宽容的气度和仁厚待人的作风，我的确是远远不及，这是天生的好品德，勉强学习模仿也学不来的。 春节刚过，传来噩耗，梁羽生兄在澳洲雪梨（悉尼）病逝。在得到消息的前两天，我妻子乐怡和他夫人通了电话，还把电话交到我手里，和他说了几句话。他的声音很响亮，显得精神不错，他说：“金庸，是小查吗？好，好，你到雪梨来我家吃饭，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有关系……身体还好，还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想不到精神还挺健旺，脑筋也很清楚的他，很快就走了。我本来打算春节后去澳洲一次，跟他下两盘棋，再送他几套棋书，想不到天人永隔，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和浓浊的语言了。 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流了很多眼泪，拿起笔来，写了一副很粗糙的挽联，交给秘书吴玉芬小姐，转交梁羽生夫人： 痛悼梁羽生兄逝世 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 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 自愧不如者 同年弟金庸敬挽 如果他能亲眼见到这副挽联，相信他一定会很高兴。因为他一直都耿耿于怀：明明金庸是我后辈，但他名气大过我，所有批评家也都认为他的作品好过我。我和他同年，如他得知我在挽联中自称自愧不如，他一定会高兴的。他嘴里会说：你自谦，自谦呀，好像下围棋，你故意让我，难道我不知道吗？哈哈。 武侠小说之缘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他最初进《大公报》是做翻译（进《大公报》，最初往往是做翻译，我自己就是在上海考翻译而蒙录取的），当时的总编辑李侠文先生委托我做主考。我觉得文统兄的英文合格，就录取了，没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的中文好得可以做我老师）。 他后来被分派到经济版工作，我则仍在国际版。再后来，我们两人都转到《新晚报》，都在干诺道一、二、三号楼下同一间办公室。我主编《大公报》的“大公园”，他则接我手编《新晚报》的“下午茶座”，这一段时间是我们两人交往最多、关系最密切的时候。我们两人谈得最多的是武侠小说，是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我们都认为，文笔当然是白羽好得多，《十二金钱镖》干净利落，人物栩栩如生，对话言如其人；但《蜀山剑侠传》内容恣肆汪洋，作者异想天开，我们谈到绿袍老祖、鸢槃陀等异派人物时，加上自己不少想象，非常合拍。同室的陈凡、高学达等诸兄的武侠小说造诣远远不如我们，通常插不上话，听了一会儿，只好自做工作。那时文统兄每天下午往往去买二两孖蒸、四两烧肉以助谈兴，一边饮酒，一边请我吃肉，兴高采烈。我不好孖蒸和烧肉，有时只好开一瓶啤酒和他对饮。后来他应《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兄之约而写《龙虎斗京华》，我再以《书剑恩仇录》接他《龙虎斗京华》之班，我们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不久之后，陈凡接写一部武侠小说，我们三人更续写《三剑楼随笔》，在《大公报》发表，陈凡兄以百剑堂主做笔名。武侠小说不宜太过拘谨，陈凡兄诗词书法都好，但把诗词格律、国文的之乎者也用到武侠小说上就不大合适了。所以他的武侠小说没有我们两个成功，但《三剑楼随笔》以他写得最好。 围棋之缘 那时聂绀弩在《文汇报》任副总编辑，每天要写社评。他最大的兴趣是跟文统兄和我下围棋。三个人的棋力都差不多，经常有输有赢，我和文统兄常常联手对付他一个。聂绀弩年纪比我们大，在报界的地位比我们高，文名更响亮得多，但在棋枰上我们互不相让，往往杀得难解难分，常常下到天亮，聂绀弩就打电话给《文汇报》，说今天没有社评。 后来我去办《明报》了，在政治上和《大公报》处于对立的位置。但《新晚报》编辑部的诸位旧友仍和我很好，没有敌对，包括罗孚兄、文统兄等人，不过平时也较少来往了。这时我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内地棋手到我家里来养病，每天两人各教我一盘棋，都是开始让八子。从让八子开始，以后让七子、六子、五子地进步起来，直到陈祖德先生病势有所改善离港回沪，那时开始让四子了。之后，我又请了聂卫平、王立诚、林海峰、吴清源诸位老师指点。当时围棋界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木谷实众弟子围棋段数最多，查良镛众师父围棋段数最多。因为木谷实的弟子赵治勋、石田芳夫、武宫正树、加滕正夫等都已是名人、本因坊，个个九段；我则在中国香港、日本，见到围棋高手就拜师，众师父的段数自然多了。起初我只是和人对弈，弈理完全不懂，直到一众好师父时时教导棋理，懂得多了，定石、手筋等也记了不少，水准自然提高了些。其实我的棋还是臭棋，和高手对弈，自己摆上四个黑子再说（请对方让四子）。不过和文统兄相比，他已下不过我了，但每次对弈，我还是和他缠得不死不活。前几年到雪梨他家里，他拿了一副很破旧的棋子出来，开心地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旧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了。”想到这句话，我心中不胜凄然，真希望能再跟他对杀一盘，让他把我的白子吃掉八十子。 天生好品德自愧不如 他远在澳洲，手边没什么棋书，只有我从前送给他的《弈理指归》（施定庵著）、《桃花泉弈谱》（范西屏著）等，那是清朝的旧书，中国和日本近年来的新谱他都没有，我摆几个新式的谱式给他看，他说：“这么多新东西，反正我记不住，下你不过，不下了！”说着把棋枰一推，高高兴兴地收起了棋，哈哈大笑，倒了半杯酒给我喝。他不论处在什么环境中，都是高高兴兴的，毫不在乎。我说自愧不如，不是自谦，是真的自愧不如，我绝不能像他那样，即使处在最恶劣的逆境之中，仍是泰然自若，不以为奇，似乎一生以逆境为顺境。对别人恶劣的批评，都是付之一笑，满不在乎。他初写武侠小说时，曾写到抓起一把敌人的头发，把他摔了出去，可是这敌人是个和尚，和尚怎么会有头发？文统兄挨了这些严厉的批评，只是哈哈一笑，说道：“我弄错了！” 有一次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讨论会中，许多人都指责梁羽生不该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中批评金庸，有人的意见十分严厉，认为是人格上的大缺陷。我只好站出来为梁羽生辩护，说明这篇文章是奉命之作，不这样写不行，批评的意见才平息了下去。我知道文统兄一生遭人误会的地方很多，他都只哈哈一笑，并不在乎，这种宽容的气度和仁厚待人的作风，我确实远远不及，这是天生的好品德，勉强学习模仿也学不来的。 梁羽生指教过金庸 文统兄是广西蒙山人，蒙山县当地领导和人民为他建立了一个纪念公园，远道而来要我题字，我赶快写了“蒙山县梁羽生纪念公园”的字送去，现在看到照片，知道这幅字已复制在公园的进口处，很是欢喜，希望这幅字能长久保留。他写名著《云海玉弓缘》第十二回的回目是：太息知交天下少，伤心身世泪痕多。可见他内心的伤心处还多，只因知交无多，旁人不知罢了。 我撰写小说，拟定回目时常得文统兄指教，而他指教时通常悄悄而言，不想旁人听到。有一次他悄悄跟我说：“盈盈红烛三生约，霍霍青霜万里行。”这一联对仗、平仄都很好。又有一次，他轻轻地说：“你在《三剑楼随笔》中提到‘秦王破阵乐’，这个秦王不是指秦始皇，而是指唐太宗。”指点很轻声，怕人听到。现在我公开写出来，好教人知道：梁羽生指教过金庸，而且金庸欣然受教。 原载于《明报月刊》二〇〇九年第三期 正直醇雅，永为激励 ——悼巴金先生 金庸 得到巴金先生逝世的噩耗时，我正在剑桥。刚上完麦大维教授的读书课，硕士班的同学共五人，读的是拓本的《李邕墓志铭》，铭文头两句是：“物寒独胜，高不必全。”麦教授让大家讨论，我举了毛主席爱写的两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为例解释，这是中国人传统的处世哲学，俗语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教人以养晦为上。 巴金先生在动荡时期苦受批判，幸而精神坚毅，得保性命，不致如李邕那样，“年七十三，卒于强死！”巴金先生坚持到今日，写了一部掷地作金石声、惊天动地的《随想录》。他多活了三十几年，实在是中国文学界的大幸事。 巴金这样的英豪之士，正如孔璋对李邕的评价：“文堪经国，刚毅忠烈，烈士抗节，勇不避死，难不苟免。” 彼时，我身在香港，后来读到巴金先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随想录》，自忖：如果我遇到像巴金先生那样重大的压力，多半也难免屈服而写了那些他当时所写的违心之论，但后来却绝不能像他那样慷慨正直地自我检讨，痛自谴责。 巴金先生一直是我所十分敬佩的文人。不但由于他文字优美，风格醇雅，更由于他晚年所表现的凛然正气，巨大的正义感。 我最初读巴金先生的《家》，是小学六年级学生，正在浙江海宁家中，坐在沙发中享受读书之乐。哥哥见到我正看《家》，说道：“巴金是我们浙江嘉兴人，他文章写得真好！” 我说：“不是吧？他写的是四川成都的事，写得那么真实。我相信他是四川人！” 哥哥说：“他祖上是嘉兴人，不知是曾祖还是祖父到四川成都去做官，就此住了下来。”哥哥那时已在读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意见很有权威，我就信了他的。同时觉得，《家》中所写的高家，生活情调很像我们江南的大家庭，不过我家的伯父、堂兄们在家里常常下围棋、唱昆曲、写大字、讲小说，《家》中高家的人却不大干这些事。 巴金先生在《家》中写得最好的，现在我想是觉新、瑞珏和梅表姐三个，因为我年纪大了，多懂了些人情世故才这样想，在当时，以为最精彩的是觉慧与鸣凤，不过，家里的丫头们不好看，不及学校里女同学们美丽，仍觉得觉慧与鸣凤恋爱不合理。 读小说常常引入自己的观念，这是天下小说读者常有的习惯。我当时最爱读的是武侠小说，因此觉得《家》《春》《秋》《春天里的秋天》这一类小说读来还不够过瘾。直到自己也写了小说，才明白巴金先生功力之深，才把他和鲁迅、沈从文三位先生列为我近代最佩服的文人。 我一直想到上海医院去看望这位我从小到大都钦佩的人，只是想到他老人家病中不宜劳神，这才就此永远失去了机会。他女儿李小林小姐曾送我一张印有巴金先生肖像的瓷碟，我放在书房的架上，一转头就可见到他慈祥的笑容。 巴金先生去世，我深为悲悼，写这篇悼文时我在英国，但我知道，他的肖像仍竖立在我书房的架上，巴金先生正直的精神永远是我的激励！ 原载于《明报月刊》二〇〇五年第十一期 向中国画的大师们致敬 金庸 中国艺术数千年来具有独特的风格，虽然中间也曾受到印度和西域的外来影响，但这些外来因素很快就融入了中国的传统之中。中国艺术的基本源泉，一方面来自民间，另一方面是士人的创作。通常，读书人“雅的艺术”起初对民间俗的艺术会有所排斥，但后来终于吸收了民间艺术天然稚拙之美而丰富起来，增加了活泼生气。不论诗歌、小说、戏曲、音乐、绘画，都是这样。西方传统艺术中民间的因素远比中国为少，主要是贵族和知识分子的趣味。 中国艺术又讲究融会贯通，流注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所以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大多数画家书画并擅。中国艺术固重功力，更求意境，徒有技巧而无深意，即落“匠气”。 中国画和传统西洋画的主要分别，还不在透视、描绘笔法、构图等的技巧，而在于对绘画的基本构想。传统西洋画求逼真的形似，绘画本身是目的，画一幅画或者是为王公贵女保存肖像，或者应教堂的需要以引起人们的宗教情绪，又或是描绘战役的详情，以供国王和将军陶醉。画中或偶有民情风俗，往往也是为了替封建领主显示属下子民的生活。中国画却是手段，目的在抒写画家本人的感情、思想和美学上的意境。中国大画家笔下的山水不必似真山真水，却要抒写画家的胸襟情怀。皇帝内廷供奉的画家应命而作，图画便成为目的，旨在迎合皇帝的癖好，除非皇帝的胸襟甚宽，鉴赏力甚高，而画家的技巧又极高明，否则不可能有佳作产生，正如承旨奉和之时，希觏名篇。作品格调高低之别，往往即在于此。 东西文化互相接触之后，西洋画从日本画里间接得到中国画家的基本意念，放弃了“求形似”，转而创造自己的风格。这在艺术创作上本来是正路，但他们大都趋向于形式的研究，只注意构图和色调的创作，极少抒发高雅情操、自然天趣。中国画却渐渐走上了西洋画家所早已摒弃了的旧路，不再注重意境感情，而求实际效果。 这种趋向，主要是社会压力。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时时刻刻在生死存亡中挣扎奋斗，“为国家民族服务”“为军事政治服务”，成为最迫切的需要。社会不认同艺术家表现个人的闲情逸致，要求人人为民族的生存尽力。所以，在文学上，“文以载道”成为主流；在美术上，“社会效果”成为主流。为政治服务成为艺术的主要目的，艺术就成了宣传工具。当然，就整体的社会效果而言，这种绘画是有重大贡献的；在形式技巧上，宣传画也可以十分精彩。 就表现方式而论，近代中国画毕竟还保存了固有传统。尽管国画中混入了西洋画法，基本上终究是国画，洋为中用，中国画并没有变成西洋画。中国的新诗、小说、音乐（民歌除外）、话剧，却连形式也完全西洋化了，所以中国老百姓颇难接受，只有洋化的知识分子才喜欢。中国的传统戏曲也能保持原状。中国戏曲和中国画，目前是我国传统艺术的两大支柱。但中国戏曲并无多大进步，只不过做了一些枝枝节节的修改。今日中国画的技巧和表现方式，却已非明人、清人之所及，更非唐人、宋人之所及。说我国近百年来主要的传统艺术成就是在绘画，此言当不为过。 这次全世界中国绘画的大师们群集香港，实是难得的盛事。他们属于不同流派，各有各的独特风格，但有两点是共通的：第一，他们都继承了中国绘画的优秀传统；第二，他们在自由创作之中发挥了个人风格。无中国传统即非中国艺术，无创造、无个人风格则不足以成大师。 个人风格和社会意义并不互相矛盾而排斥，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全人类的、民族的宝贵资产。从长期观点来看，“自由创作”始终是增加世界文化资产的必要条件。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桥和路 姜敬宽金庸 《明报月刊》是海内外数十位学者及文化界人士长期函商的产物。此处摘载数函。姜敬宽先生系纽约《留学生季刊》发起人之一，并为《明报月刊》原主编。金庸先生系原明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姜函（一）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我上次信中所设想的“桥梁”概念，最关键的可说也就在此。因为把我们做的事或办的刊物比喻作桥梁是一回事，而这个“桥梁”之是否能够让人人通行无阻（换言之，即是否真正能沟通大家的思想），却是另一回事。更确切地说，真正的桥梁就是先必须至少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设计时应顾及它将来所能承担的重量；（二）建筑时应该考虑它的持久性。因此，对一个刊物来说，要在精神上符合这两个条件，最基本的、最可靠的“建筑材料”便只有各人共同具备的良知良能。尤其在我们这个旧道德已经被破坏而新道德尚未形成的过渡时代，这种发自心底的声音才是我们唯一的衡量标准。因此，我个人对于已经出版了一年多的《留学生季刊》所一直抱有的一个基本希望，便是以它为考验自己的过程。谈理论、谈计划、拟大纲、编施政方针都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长处，但一涉及实行或“言行一致”，便立刻显露出“偏差”或甚至“背道而行”。如果，我天真地幻想，如果我们都只从每个人最基本的良知良能做出发点，对任何事注重实效，按部就班，一步步本着自己的能力实行，对于别人的长处不存“文人相轻”之心，对于自己的短处不“自欺欺人”，推诚相见，互相合作，任何大事，还怕不能完成？国是问题——分裂与违背人性的措施等——还怕不能迎刃而解？ 姜函（二）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 如我在信中所说，我的基本态度是希望建立一座人人可以通行的桥梁，绝无私心，亦无政治企图，完全以新闻从业员一分子的身份，尝试建立一种超然的民意机关，为我们的前途奠定一点真正“民主”的基础，为丧失信心与希望的人民开拓一条道路，在思想上发生一点导引的作用——这难道不是每一位现代的知识分子应担负的历史使命？ 姜函（三）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八月廿五日函奉悉。蒙你提及我上次“股东订户”或“订户股东”之建议，愿就浅见所及略加补充如下：目前一般知识分子，由于生活及工作之紧张忙碌，特别在英国，除非与自己有关之刊物，极少去注意的。尤其今日中英文刊物如此之多，事实上也不可能兼顾。因此，许多精彩文章及有思想之创见，均消失于无形。是以弟有“订户股东”之建议，目的不在图利，而在能使刊物与读者（或作者）真正打成一片，不但在思想上求其交流与共鸣，在业务上与生活上也能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充实。这个理想，事实上也就是我以前所说的“文字桥梁”的具体表现之一，如能逐步实现，则不仅我们的理想刊物可以发生较大影响力，即我们的民族劣根性（不合作主义），也可逐渐破除。因此，使我感到，“明报月刊”这个名称，是否能代表更深一层的现代历史意义？我曾希望把《留学生季刊》改为《国际中华》（chineseinternational）：一方面表示目前的世界潮流是“国际化”，另一方面也可以显示出读者对象之以海外所有华人为主，同时并兼为国人与异族思想文化之交流媒介。未知尊意如何？至于专栏转载一节，实与弟之私意不谋而合。美国《文摘》及《新闻摘要》刊物之风行一世，主要原因即系人人忙碌不能兼读所有出版品所致。《明报月刊》如并非专门性刊物，对于无政治色彩之重要新闻文献之摘要，似不应忽视。最理想，当然是能有《明报月刊》一卷在手，重要国家（中华为重心）及国人动态均可一目了然。否则，如以意见为主，势必发展为“宣传”刊物。国人对“宣传”品之厌恶心理，相信你是比我了解得更多。不早加避免，则前途可虑。 姜函（四）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明报月刊》出版日期很近了，你一定很忙，而能抽空给我写信，实很感激。我的信件多为兴之所至写成，颇不成章。不过如果你觉得有刊布价值，希尽量修改斧正后发表，以免引人见笑。以下我愿再就浅见所及，将我对《明报月刊》内容方面的希望，提出数点如后，以供参考。 （一）《今日大陆》专栏，如能每期将有关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及文艺创作各方面之新闻，做一简单扼要之报道，则可满足许多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对大陆动态新闻之渴望，这是香港“地利”之便，其他刊物是不可能竞争的。但在取材行文时，务必要避免“宣传”或教导的口吻，以免引起读者反感。 （二）《海外集锦》专栏，可将海外出版界（中英文刊物）所刊载之有关中国政治、学术、人物等之文字，做一简单介绍，以便无暇遍览所有刊物之读者与时代不致脱节。 （三）专文——如中华语文问题、华侨之是否应该对国事中立问题、海外华侨教育问题、国际婚姻问题、华人的道德问题，等等，最好能以你与各友人之联系，先将问题之中心范围确定，然后分别请人对此种问题发表意见，或以个别发表，或以“集谈”方式发表，对海外知识界将可发生很大影响力。 金庸函（五）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 计划经年的杂志，现在做如下的决定： 一、名称叫作《明报月刊》。之所以用这个名字，主因在于要《明报》拿钱出来亏累。我们这本杂志，言论和立场必须是独立的，作者应当有充分的自由，因此，绝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但这样一本比较理想的大型杂志，每个月的亏累数字恐怕相当不小。这绝不能由朋友们的捐助来长期维持。与其干了一年半载终于无疾而终，只剩下一些“可惜，可惜！”的叹息之声，不如将它放在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上，由《明报》的人力、物力、组织力，来加以支持。我们虽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但至少可以保证的是，一定比散漫的“同人杂志”有更多成功的机会。 二、除了名称与《明报》有联系外，杂志内容完全独立，不受《明报》编辑部的干预，那也就是说，朋友们对这本杂志的各种要求和理想，完全可以照原来计划推行。《明报》所提供的，主要是物质支持。事实上，凡是《明报》的读者都知道，《明报》向来力求去除偏见，尽可能容纳各方面的意见。我们企望在这本杂志中所保持的，主要也只是这种风格而已。 三、希望广泛征求各地学人朋友，参加“编辑委员会”，或“编辑顾问委员会”。《明报》所提供的只是物质支持，杂志的成败久暂，完全决定于是否能得到海外学人们的热心参加。弟个人代表《明报》，出钱出力来参加这个计划。然而这个计划，是大家所共有的。对于《明报》本身，老实说，这本杂志的计划没有多大好处，我们所要说的话，尽管在报上说好了。 四、除了学人们的文章之外，我们希望有一个《文摘》栏，容纳各地报纸和杂志中的“好文章”与“重要资料”，目标是：“《明报月刊》一卷在手，不再看其他中文杂志也勉强可以了。” 五、杂志的编辑宗旨，简单来说，希望是“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能够有积极的贡献。但它也应当有温和可亲、富于人情味和幽默感的一面。我们希望在经济上，它每月的亏累能逐步减少，以至能自行平衡。平衡之后再有钱多，便增加篇幅、提高稿费、减低售价。 不可能以“中国士大夫”的方式来办这本杂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要一个事业长期维持，必须有企业化的经营和管理。但也不是纯粹的生意经，因为它是“不营利”的。如果要做比喻，那是“明报基金会”捐一些钱出来，办一件大家所乐观厥成的事业。 六、我们努力要做到，在工作人员的心中灌输一种思想：“我们是在做一件极有价值的服务。”目的绝不是在追求任何个人的、党派的、集团的利益。《明报》目前在出版三本杂志，工作人员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有效率。我们有自己的字房、印刷所、发行系统等，一切会十分顺利。 最大的问题似乎是稿件。但这应该不成为问题。朋友们讨论了多年，要出一本杂志，来发表自己所喜欢写的文章。现在这本杂志要出版了，请大家把文章写起来就是。弟个人是全心全意进行这个事业了，请你通知朋友们：事业开始了，大家一起干吧！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六六年第一期 第5章执剑天涯，静听风雨 读史随笔五则 金庸 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我写了几则随笔，发表于《明报·自由谈》副刊（发麦时用“华小民”的笔名）。最近重读，觉得这几篇短文粗陋，多所抄引，无甚创见，兹重刊以博读者一粲。 刘聪的“愧贤堂” 西晋是亡在匈奴人刘聪手中的。西晋的怀帝、愍帝被刘聪俘虏而杀死。刘聪残暴凶恶，杀兄屠弟，逼奸母后，荒淫无度，件件做得十分到家，灭晋后，将西晋所有大官的女儿，个个收为妃子，晋的太保是刘殷。刘聪也姓刘，但他毫不客气，照样将刘殷的两个女儿收为妃子，后来看到刘殷的四个孙女相貌也不错，于是兼收并纳，不管她是姑母还是女儿，一起收入后宫。当时号称“六刘之宠”。 可是这样一个淫虐狂者，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便是肯接受臣下的直谏。 有一次刘聪以鱼蟹供应得不新鲜，斩了水产处处长，又因为建造两座宫殿不满意，斩了土木工程部部长。又有一次，他到汾水去参观捉鱼，一晚没回，中军大将军王彰提出劝告。刘聪大怒，将他关入牢狱，于是许多皇族都来哭泣进谏。刘聪怒道：“老子是桀纣吗？你们这批混蛋哭哭啼啼吵什么？”公卿列侯百余人一齐除下帽子叩头，涕泣进谏。这一段进谏大拍马屁，可称妙文，兹照录如下：“陛下功高德厚，旷世少比。往也唐、虞，今则陛下。而顷来以小小不供，亟斩王公；直言忤旨，遽囚大将。此臣等窃所未解，故相与忧之，忘寝与食。”刘聪一听有理，居然马上接受，说道：“我昨晚大醉，并非本心，若不是诸公说明，我还不知道自己的过失。”于是每个进谏的臣子都赐帛百匹，以资奖励，派人去赦免王彰，对他说道：“先帝赖君如左右手，君著勋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过，希君荡然。君能尽怀忧国，朕所望也。今进君骠骑将军，定襄郡公。后有不逮，幸数匡之。” 群臣之马屁功夫，实已登峰造极，什么“往也唐、虞，今则陛下”，刘聪照收不误，君臣双方面皮之厚，也可说“旷世少比”。但群臣不怕杀头而进谏，刘聪不怕失面子而接受，都很不容易。刘聪正式向臣下认错，说：“此段之过，希君荡然……后有不逮，幸数匡之。”（这一件事，是我错了，请你不要见怪介意。以后我有不对的地方，请你要不断地指正。）风度足佳。 到第二年，刘聪立刘殷的女儿为皇后，要为她起一座“凰仪殿”。那时刘聪坐在逍遥园的李中堂内，廷尉陈元达上前切谏：“陛下践阼以来，已作殿观四十余所，加之军旅数兴，馈运不息，饥馑疾疫，死亡相继，而益思营缮，岂‘为民父母’之意乎？”刘聪大怒，说道：“朕为天子，营一殿，何问汝鼠子乎？”命人拉他出去砍了。可是陈元达早就料到有此一招，先出绝招，用一根大铁链，一把大铁锁，将自己的腰锁在李中堂前的一棵大树上，左右侍卫拉他不动。 许多大官知道了，一齐来进。刘皇后也谏道：“今宫室已备，无烦更营，四海未1，宜爱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赏，而更诛之，四海谓陛下何如哉？夫忠臣进谏者固不顾其身也，而人主拒谏者亦不顾其身也。”意思说忠臣进谏，早已不顾到自己的生死安危，而皇帝拒绝忠言，那也是不顾到自己的生死安危。 刘聪终于接纳了，对群臣道：“朕比年以来，微得风疾，喜怒过差，不复自制。元达，忠臣也！朕未之察。诸公乃能破首明之，诚得辅弼之义也。朕愧戢于心，何敢忘之？”于是赦了陈元达，大赏群臣，将逍遥园改名为“纳贤园”，李中堂改名为“愧贤堂”，笑嘻嘻地对陈元达道：“本该是你怕我的，现在却变成我怕你了。” 刘聪将一座厅堂改名为“愧贤堂”，公开承认自己的过失，表示愧对贤人。他只是个不学无术的匈奴人，却有如此胸襟，在这一点上，后世君王亦有所愧乎？ “不为不可成者” 打了十二小时麻将，大败亏输，往往便苦笑道：“劳民伤财！”进行一件生意，花了不少力气，结果却一无所获，只有双手一摊，道：“劳民伤财。”这些小事是不足道的，但在一个国家中，“劳民伤财”却是极大的灾祸了。 自古以来，中国的大政治家便把“劳民伤财”这四个字，列为治国的大戒。我们读历史，每见有皇帝要兴建什么大建筑，定有不怕死的臣子竭力反对，唯一的理由便是不可劳民伤财。我从前常常觉得奇怪，心想皇帝富有四海，建造一两座宫殿有什么了不起，难道真的会把几万万百姓都累死了？后来才渐渐明白，建造一两座宫殿只是一种象征。当政者如果不恤民力，可以不怕劳民伤财而大造宫殿，自然也可以不必怕劳民伤财而去做任何“伟大的”事情，结果定然弄到民穷财尽，天下大乱为止。 管仲曾提出一个主张：“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有许多事情实在是极难办到的，应当正确估计人民的力量，不要勉强。《礼记·王制篇》中说：“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元代陈皓注解说：“用民力，为冶城郭、途巷、沟渠、宫庙之类。” 那就是征调民力来从事基本建设，只能占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左右。目前中国的经济仍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基本上和两千年之前没有太大的不同。遇到了荒年，古人要更加珍惜使用劳动力。《周礼》上说：“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年则一日而已。”意思说遇到了灾荒严重的年份，征用民力来从事基本建设，共可占用总劳力的百分之零点三左右。 民固不可劳，财亦不可伤，《礼记·王制篇》上还有一段文字，特别说明一个国家积蓄的重要：“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这几天《杨贵妃》电影正在上映，影片中这个唐明皇，在初做皇帝时，政治是非常清明的。他在打猎之时，任用姚崇做宰相。姚崇提出了十点要求，要皇帝答允，他才肯担任宰相的职位，其中一条要求说：“太后（指武则天）造福光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指唐明皇的父亲睿宗）造金仙、玉真观，皆费巨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唐明皇答道：“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况敢为哉？”“心即不安”这四个字，是一个爱护百姓的仁者之言。如果他到晚年时仍能不忘“心即不安”四字，安史之祸是决计不会发生的。 天灾的好处 飓风“温黛小姐”对香港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害，能说有什么好处？但在中国古代，天灾虽然害民，却往往能对百姓有益处。那是因为皇帝认为天灾是上天对他施政不满的一种警告。皇帝是天的儿子。天是不会说话的，它见到皇帝干得太不像话了，就会降灾示罚。所以即使是最暴虐无道的皇帝，遇到天灾时，总会暂时地将政治改善一下。最妙的是“日食”，这种天象对百姓毫无害处，但古代的君臣也当是重大天灾，是上天的警告。 这种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几千几百次。我们这里只谈谈汉明帝。明帝是汉光武的儿子，他母亲阴丽华是当代著名的美人。汉光武刘秀那时还没做皇帝，听到她绝世美貌的名声，曾说：“娶妻当得阴丽华！”后来果如所愿。最后甚至废了郭后，立她为后。郭后的儿子很识相，把皇太子的位子让给了明帝。 明帝为人很精明，脾气却暴躁，常辱骂大臣，对侍从近臣甚至出手殴打。有一个做郎官的人，名叫药崧，不知怎的，得罪了明帝，明帝举杖猛撞。药崧吃不消了，躲到了床底。明帝大怒，大喝一声：“郎出！”那药崧文才很好，出口成章，在床底吟四言诗一首曰：“天子穆穆，诸侯煌煌。未闻人君，自起撞郎。”明帝才饶了他。 像这样暴躁的皇帝，遇到天灾时却也很听大臣的劝谏。那一年明帝大建北宫，正逢天旱，有个臣子名叫钟离意，除下了帽子、鞋子，在宫门奏本道：“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邪？使民疾邪？宫室荣邪？女谒盛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窃见北宫大作，民失农时。自古非苦宫室小狭。但患民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明帝回答道：“成汤所引的六事，都是我做皇帝的一人不好，你戴上帽子，穿上鞋子吧，不必客气。”于是下令停建宫室，所有不必要的基本建设工程，一概停止，同时下诏自我批评，向公卿百僚谢罪。老天也真凑趣，居然便下起了大雨。 “成汤遭旱”云云，据说商汤时大旱七年，汤便剃了光头，剪短指甲，扮作供奉给上天的牛羊牺牲，以六件事自责：“是不是我的施政不合理？是不是我役使百姓，令得他们太过辛苦？是不是我建造宫室太多？是不是我太听信宫中妇女的枕边之言？是不是我的手下官员贪污纳贿？是不是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瞒骗虚报之徒太得势了呢？” 钟离意后来在给明帝的奏章中又诚恳地指出，对百姓不可苛刻，不可施行高压手段，那么天灾自然会避免，他奏道：“陛下忧恤黎元，而天气未和，寒暑违节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职，而以苛刻为俗。百官无相亲之心，吏民无雍雍之志，至于感逆和气，以致天灾。百姓可以德胜，难以力服。愿陛下垂圣德，缓刑罚，顺时气以讽阴阳。”中国古代都有这样一种信仰：灭时不正，是由于百姓生活痛苦的结果。只要养成了相亲相爱的风气，不是你检举我，我告发你，时时刻刻在找旁人的小毛病，那么自然会阴阳调和，气候正常。 春秋时，楚国长久没有天灾，楚庄王就害怕起来，说：“上天是忘记了我吗？为什么不警诫我呢？”鲁哀公时政治很腐败，刚好逢到长期没有日食，大家说，上天认为鲁哀公已无可救药，不必再理他，所谓“谴之何益？告之不悟。”因此汉明帝见到天有日食，便下诏书说：“昔楚庄无灾，以致戒惧。鲁哀祸大，天不降谴。今之动变，傥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职，以匡无德。”他意思是说：“上天对我总算还不是置之不理，降下天灾来警告一下。我做皇帝的无德，你们做官的可要尽责，来好好帮助我啊。” 永平八年，又有日食，明帝叫百官大鸣大放，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将各人批评皇帝的鸣放言论公开，叫百官传阅，等于是张贴批评皇帝的“大字报”），下诏书道：“群僚所言，皆朕之过：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悚然兢惧，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现在我是知错了，就怕我品德太差，过了一些时候，又马虎随便起来。） 现在科学昌明，人人知道日食、水旱风灾是自然现象，和人类的活动无关。这样一来，天灾就不再成为对当政者的警告（所谓“天变不足畏”）。 民食不足是谁之过 在两千多年前（公元前一六三年，汉文帝后元年），也是连续有几年严重天灾，汉文帝下了一道诏书，劈头便说：“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欤？”皇帝说“朕甚忧之”，跟着便说自己愚笨，不明其中道理，想起来总是因为我的施政有错，行为有过失吧！ 这是何等的胸襟和气度！ 接下去又一一列举理由，是不是“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是不是“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虽然是在两千多年以前，但皇帝并没有将民食不足的过失一切都推在老天爷头上，而是担心自己对待属下百官还不够好，担心自己劳民伤财的无用之事做得太多。这篇诏书最后说：“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他自己承认不懂，请丞相以下，大家一起来研究，只要有利于百姓的事，尽可大鸣大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从秦朝以至汉初，有一种官叫作“秘祝”，如果发生了什么天灾怪异，这种“秘祝”官的责任，就是要找出一种天文学上的理论根据，来委过于哪一个臣子。例如，说某地大水灾、某地大地震，“秘祝”便说，这是国防部部长做事不对，应当罢免，或者是农业部部长未尽职责，该当杀头。有了这“秘祝”之官，皇帝就永远是对的。一切过失由臣子或百姓来负担。但汉文帝认为不对，他说百官是我任命的，他们做错了事，应当由我负责，“秘祝”之官将我的过失推诿给我的干部，实则是在张扬我的不道德行为。他的另一道诏书中曾说道：“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由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历史上对文帝的施政，说那时候“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行天化下，告讦之俗易。吏史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寖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当时社会上的风俗是宽厚仁笃，连谈论别人的过失也觉羞耻，告密之事更是极少发生。 汉文帝直到临死，还在关怀百姓。他叫群臣百姓在他死后不可服丧太久，以致妨碍正常生活。他说自己一生对百姓没有什么帮助，已经十分过意不去，怎可因自己的死亡而再来连累大家？他遗诏中道：“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万物之自然，奚可甚哀？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 两千多年之后，我们读到这遗诏，仍是不免有心酸之感。当政者爱民以德，老百姓自然拥护。他不必自称是“英明的、伟大的”，也不必叫人在听到他名字时必须“立正致敬”，相反地，他总是念念不忘于自己的“不德”，念念不忘于“无以佐百姓”。 柳宗元·郭沬若·郭橐驼 报载，柳州纪念柳宗元的柳侯祠，现在已成为柳侯公园，郭沫若先生游览后有律诗一首，诗云：“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民祀之，丹荔黄蕉居士字，剑铭衣冢后人思。诞敷文教锄奴俗，藻饰溪山费品题，往日瘴乡流窜地，于今沆瀣沁心脾。”柳侯祠有韩愈作而苏东坡书的一块碑，纪念柳宗元的事迹，第一句是“荔枝丹兮蕉黄”，柳侯祠旁有柳宗元的衣冠冢。郭诗中丹荔黄蕉、剑铭衣冢云云，当是指此而言。 韩柳向来被认为是文章之宗，柳宗元和韩愈并称。韩愈曾被贬至潮州做官，柳宗元曾被贬至柳州做官，两个人各和两广有关，而且各在当地做了好多好事。两人文章齐名，但说到道德，千载以来，总是认为柳不如韩。因为柳宗元曾附和王叔文，王叔文一向被认为是奸诈小人。但近来有许多历史学家替王叔文翻案，说他是“进步政治集团的领导人”“压抑权贵的进步政治家”。 看到报上所载郭沫若先生写诗描写柳宗元，不禁想起千载以前，柳宗元的笔下也曾描写过一位姓郭的人。这位郭先生是个驼子，不是文豪诗人而是种树专家。这篇文章许多人都读过的，那就是《种树郭橐驼传》。 郭橐驼种树的本事高明至极，所种之树，无一不活，所结的果实又极多。人家问他有什么秘诀，他说秘诀很简单，只不过是顺于树木的天性，不去妨碍它的生长而已，种好之后，不再去理会而已。郭橐驼说，有些辛辛苦苦的种树家却不然，树木的根本要舒展，他们却将之卷了起来；树木喜欢生惯了旧土，他们却去搬了新土来，自以为有益于树木。早晨去瞧瞧，晚上去摸摸，剥开些树皮来看看是否活了，摇动树干看看是否种牢，结果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之”。 人家又问到做官的道理，郭橐驼道：“我只知种树，做官的道理是不懂的。但我在乡下看见官员们最喜欢发号施令，好像是非常爱护老百姓的样子，其实是造成了极大的灾祸，早晨傍晚，不断有官吏来下命令：‘长官叫你们大力耕田，叫你们要做好植树的工作，督促你们展开秋收，快些缫丝啊，快些织布啊，你们的幼儿要好好抚养教育，大力开展养鸡运动，大力推广养猪运动！’他们打鼓敲木，召集群众，鼓动生产热情，布置农业工作，我们小百姓为了应付长官，连吃饭也没工夫，哪里还说得上安居乐业？大家累得半死，憔悴疲病，我们这些庄稼人还活得成吗？”[1]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不赞成柳宗元的政治作风，但很佩服这篇《种树郭橐驼传》，在《资治通鉴》中曾节录此文，评曰：“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注释 [1]原文是：“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六六年第十期 文景开元，何足道哉! 金庸 一九九一年秋天，我应邀在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强盛的根源——开放与改革》。演讲的主要内容是说：中国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有一个现象（不能说是规律），先是有一段社会秩序混乱、多民族杂居、大规模战争、人民大量死亡的痛苦时期，由于中华民族“待人如己”的性格，以及重视“融合、中和”的哲学思想和“天下一家”的人文主义观点，形成了不同民族的大融合和统一，中华民族就此壮大。春秋战国的混乱演进为秦汉的大统一，五胡十六国的大混乱演进为隋唐的大统一，五代十国、辽金元和宋朝的长期战争再演进为明清的统一。汉初、唐初、清初三个时代，是中华民族最强大兴盛、人民生活最安定幸福的时期。强大是由于开放与容纳，典盛是由于秩序与改革。 开放与容纳是强国之本 开放、容纳是对各阶层、各民族兼收并蓄，平等对待。汉朝的官吏统治者已不限于贵族，平民也可出任宰相（在欧洲当时，那种情况是不可思议的，要到一千多年后法国大革命之后，平民才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唐朝有二十三位宰相是外族人，其他将军、大官更不计其数。清朝虽满族人做皇帝，但科举开放，中进士和做官的以汉人为多数（欧美各国号称民主，目前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仍歧视外国人与少数种族）。改革是制度的合理化，尤其是经济制度。汉、唐、清三朝初期税收制度基本上合理而公平，虽剥削不小，但人民大致负担得了，人民可以温饱，政局稳定。不遇改革不彻底，而主流思想轻视工商与致富，对工商大加限制，所以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停滞。 秩序与改革是异盛之由 这三个大王朝又有一个巧合的现象：开国之后不久，开国君主衰老或逝世后，第二代统治者处理不当，形成了无秩序状态，国家遇到危机，通过一场小小政变，第三代统治者再采取公平、稳定而有秩序的政策，于是国家强盛繁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所谓公平、稳定的有秩序状态，那便是坚持法治，严格根据国家的法律和规范处理各种事务。统治阶层不过分谋求私利，对全国人民一视同仁，唯才是用，征税与劳役大致公平。 汉高祖逝世后，吕后当政，她想推翻刘氏王朝，任用吕姓家人执政。陈平、周勃发动政变，铲除吕氏政权。此后汉文帝和景帝两代与民休息、国力大增，终于到汉武帝时击破北方大敌匈奴。唐太宗逝世后，武则天当权，她虽颇有政治才能，外破突厥、吐蕃，但施行特务恐怖政治，内政并不安定。直到唐玄宗登位，任用贤相姚崇、宋璟，才国家大治。杜甫有诗《忆昔》，歌颂玄宗前期开元年间的情况：“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开元末年，全国人口达到五千万，国家财政健全，外族不敢入侵，人民生活富足，是举世无双的大国强国，到玄宗统治后期才出现无秩序状态。清朝顺治朝有若干危机，此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稳定守法，坚持“永不加赋”的政策，国家兴旺富强。 我的演讲，并不是暗示着历史的命定主义，不相信“历史上有这样的原因，就一定有那样的后果”，因为历史上偶然的因素太多。然而历史的教训和经验总是有用的，不论对于哪一个国家。tolerance（容忍）与reform（改革）永远是有益的。我很欣赏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提倡民族发展文化，而不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族独大的自大自傲和排斥外族。 汉朝文景，唐朝贞观、开元，清朝康、雍、乾三个时代固然强盛繁荣，但有不少封建王朝的腐朽与不合理、不公平之处，对人民压迫剥削太多。这些情况现在大都已经革除了。如果今后继续坚持开放、改革、法治、稳定的政策，放眼于百年大计而不计较一时的小利小愤，再行之五十年，中国又一个强盛兴旺的黄金大时代在望，文景、开元，何足道哉！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九九年第十期 小说创作的几点思考 ——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演讲 金庸 首先，我由衷感谢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和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所主办这个会，感谢系主urelrasplicarodd教授、madelinespring教授的支持，感谢研究生院副院长deanrodneytaylor代表科罗拉多大学所致的欢迎词和大学图书馆馆长deanjameswilliams的欢迎词，以及他们所做的各种协助。还要特别感谢此次会议的召集人葛浩文（howardgoldtt）教授和刘再复教授，以及会议的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各位秘书。感谢各位远道而来出席这个研讨会，尤其是李泽厚先生和伦敦大学的赵毅衡先生，他们两位匆匆赶来，一位在会前跌倒，另一位在路上扭伤了脚，虽都是小伤，我还是感到十分过意不去，希望两位尽快痊愈。 关于我的作品讨论会，以前在大陆召开过几次，但我都没有参加。前年我故乡海宁开了一次“海宁金学研究会成立会”，冯其庸先生、严家炎先生去参加了。去年，杭州大学的学者们也举行了一次研讨会，提出的论文内容很丰富。今年春天，云南省大理州举行研讨会，严家炎教授、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先生、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先生（他是金庸小说爱好者，自称“令狐大侠”）、陈墨先生等都在会上发了言。我只在开幕式中对参加者表示感谢之后就离开了。我之所以不敢参加，是因为这些会议的题目都叫作“金学研讨会”，题目太漂亮，我不敢接受。北京的刘梦溪先生曾写了篇文章说，只有《红楼梦》研究可称“红学”，其他的都不宜称“学”。李白、杜甫的诗篇不够伟大吗？但我们从来没有“李学”“杜学”。我很同意他的意见。这一类讨论会，最早提出的是刘再复先生，那时他在北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他在一九八八年写信给我，准备由他们研究所召开一次研讨会。我失礼得很，没有积极支持。只因为我觉得我写的小说内容平凡，没有多大深刻意义，不值得劳动许多学者先生来研讨。说到“金学”，万万不敢当。我自己目前还在用功读书，希望自己学有所成，将来能做一个学者，不敢让真正的专家学者们来研究我的作品。 香港与台湾出版我小说的出版公司，前几年计划出一本丛刊，刊登讨论我小说的文字，想叫作“金学研究”。我建议改名《金庸茶馆》，大家在其中闲谈，随便发表意见。现在《金庸茶馆》在台湾与香港都已上了inte，读者们在网上闲谈，《中国时报》的副刊每星期刊载一次。《金庸茶馆》是中性的，大概不会惹人反感。台北有人组织了个读书会，叫“纸醉金迷会”。台北金石堂书店中有人发起组织一个读者会，到香港来旅行，并到我家来访问，戏称其名为“拜金团”，那是有点自嘲和开玩笑了，大家嘻嘻哈哈，因此我不感到尴尬，还请他们吃了饭。这次开会之前，刘再复教授把确定的题目“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告诉我，这个题目我能接受。“金庸小说”四个字，符合实际，中性，我写的确实是小说，不是诗。再复兄还给我一份与会者的名单，我看到有这么多的教授、作家、博士、博士候选人参加，心就动了。这不是因为给了我面子，而是觉得这么多学者一定能给我指教，我不应失掉这个机会。 我的作品正进行第三次修改 我在这里要向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我的作品正在进行第三次的修改。全部作品都准备出线装本，但要在修改之后才出版。现在我已改定了《书剑恩仇录》。《碧血剑》正在修改中，在第三次修改中，我能听听大家的指教，特别难得。例如，我在这次会上听到华东师大李劼先生的发言，就很受启发，对修改《越女剑》一篇短篇就很有帮助。李劼先生说，在吴越之争中，吴国是文化很高的文明之国，而越国则是文化很低的野蛮之国。越王勾践为了打败吴国，使用了许多野蛮卑鄙的手段，勾践实际上是个卑鄙小人。卑鄙小人取得成功，这在中国历史上好像是条规律。我日后修改《越女剑》将会吸收李劼先生的意见，不过，不可能重写太多。这个例子说明，我在这个会上真的得到具体的教益。 刚才我听到加拿大坚尼小姐、英国虹影小姐的发言，也受到教益。坚尼说，李陀先生把人分成聪明人和不聪明人两大种。我以为，这种分类重视先天的资质，不重视后天好人坏人的道德判断，也不重视学问高低。好人坏人很难分，用聪明与不聪明来分就容易得多。听说今天来开会的田晓菲小姐，六岁就开始读小说，八岁多发表新诗，十四岁进北京大学，相继获学士、硕士学位，二十岁进哈佛大学攻读博士，今年已获得博士学位。刚才初见，旁人还没介绍，我问她：“你贵姓？”她笑笑说：“姓田。田伯光的田。”一句话就显得聪明至极。李陀先生自己，显然也是很聪明的，刚才我向他请教，请他指出我小说的缺点，他说：“有几部小说结构不好。”我一听就明白了，而且十分同意。我写小说，结构是一个弱点，好像thomashardy的thereturnofthenature（《还乡记》）、charlesdickens的ataleoftwocities（《双城记》）那样精彩的结构，又如莫泊桑的一些小说，结构的匀称浑成，是我绝对及不上的。现在我只好老了脸皮地说：“结构松懈，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反而更近乎近代的西洋小说，与十九世纪的西洋小说不同。”但如《天龙八部》《鹿鼎记》等几部，结构确有重大缺陷，现在要改也改不来了。 赞美女性以否定男权社会 坚尼小姐批评我在贬抑男人的时候使其女性化，有类似西方男权主义的倾向，例如东方不败、岳不群，林平之。这是我没想到的。坚尼小姐虽然批评我把某些男人女性化，但还是欣赏我的女性描写。我应坦白地说，为什么我把女性写得比较好，因为我崇拜女性。女性不但比我聪明，道德上也比我好，女性的武功不一定比男性强，但她们具有男性所没有的一个根本优点：不把名誉、地位、面子、财富、权力、礼法、传统、教条、社会责任等看得那么重要，而专注于爱情与家庭。女人往往爱得比男人深刻，至少在潜意识里是这样，许多男性在国家、民族等漂亮的借口下追逐名利、追逐权力、追逐身外之物，贪污腐败，做了许多坏事，而女性往往看轻这一切。我对女性的崇拜和描写，是想间接否定男性在社会中扭曲人性、轻视真情的这一切。在小说的人物描写中，我把男性与女性的不同特点严格区分开来，不喜欢男性的女性化，也不喜欢女性的男性化。在我的小说里，愈是好的男人，男人气概愈强；愈是可爱的女子，女性性格愈明显。我不喜欢东方不败，把他女性化了。东方不败倾向于女性，不是女性不好，而是说他们不像男人。女人而不像女人，例如母大虫、母夜叉之类，也不是可爱的。 刚才虹影讲到女性的下毒也很有意思。我的朋友项庄写过一本书，说金庸小说中女主角有一些是花旦，有一些是青衣。京派第一青衣程灵素不漂亮，但很能下毒。她是第一流人物，我是很喜欢的。她对情郎有着刻骨铭心的爱，品格高尚，下毒也是刻骨之爱的一种表现形式。 武侠小说“江湖”的审美距离 武侠小说确实有一套表现形式。哥伦比亚大学的徐钢先生讲到江湖问题，又讲到presentationvssignificance的问题，我想在各位研究比较文学的范围中，这大概就是form（形式）与content（内容）的关系，也就是expression（表现）与idea（意念）的关系。在希腊悲剧中，表演者常戴面具，与中国京剧的脸谱差不多，脸上的表情看不清了，而幕后或舞台旁又有大合唱，唱的时候台上的对话暂时停止了（中国的川剧有类似手法），这就使观众和表演者拉开了距离。这一距离令观众意识到舞台上表现的是一个故事，它与现实并不相符。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与面具、大合唱的审美作用相似，它使读者意识到书中展开的是一个故事，与现实生活不同。陈家洛并不是真的陈家洛，他们在江湖中行走，玩的是江湖中的一套，江湖就使读者获得一种距离，这是不是属于浪漫主义，常有争论。但武侠小说如果用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恐怕是很困难的。 宋伟杰博士专门研究我的小说，他的博士论文我也读了，刚才又听到陈颖小姐简要地介绍了他的论文中的一节。宋伟杰的论文写得很好，有些批评我也同意。他说我不知不觉地把汉文化看得高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我的确是如此，过去是这样看，现在还这样看。我现在研究中国历史，最有兴趣的是魏晋南北朝史，其中我又特别喜欢的是北魏孝文帝，他把首都从北方平城迁到中原的洛阳，自己不仅穿汉服，还说汉语、作汉文、写汉诗，甚至要杀拒绝汉文化的人，他是少数民族的帝王，但承认汉文化高于自己鲜卑族的文化，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自然应当平等相待，和睦共处，但也应当承认文化有高低，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时，放弃一点自己的文化，并不吃亏，反而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影响汉文化。 人物“原型”之辨析 叶洪生先生讨论到我小说人物的“原型”问题，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某某武侠小说出版在我的作品之前，所以我小说中的某某人物是从那部小说中取材的。从古人书中取材，文学创作向来如此，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故事均非独创，如果真是这样，倒也不必否认。叶先生说卧龙生的小说《飞燕惊龙》出版在前，所以《笑傲江湖》中的伪君子岳不群是抄自卧龙生所创造的假好人。卧龙生（本名牛鹤亭）是我相当要好的朋友，六七十年代时我去台湾，台湾的武侠小说家来香港，我们经常相聚饮宴、打牌聊天，我是主要的请客者，所以他们一致称我为“帮主”。这个帮，大概就是胡闹帮，帮中成员主要是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倪匡、项庄，此外尚有张彻、王羽等。我做了帮主，总不好意思去偷帮中堂主、香主们的传家宝了。岳不群是个伪君子，他的原型相信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就是伪君子，孟子形容这种人“媚于世”“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中国社会中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有伪君子，不必到书中去找“原型”。至于东邪黄药师的原型，那种玩世不恭的高人隐士，中国也是任何朝代都有，伯夷、叔齐、介子推、庄周、柳下惠，《论语》中的楚狂人接舆、长沮、桀溺，以及魏晋时的阮籍、嵇康，有一个极长的传统。有些角色的原型也不限于某一个人。如老顽童周伯通这个形象，其原型在历史上就有几个，汉时的东方朔、《三国演义》中的于吉，后来寒山拾得、济公活佛等，他们嬉笑怒骂，游戏人间，到老还保存着天真。现实社会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人，香港就有人自称“老顽童”。 我喜欢小说创作，但只是普通的作家，很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批评也好，指教也好，都能使我得益，对以后的创作会有帮助。今天孙立川先生在发言中说我和鲁迅先生有几点相同处，例如，都是浙江人，这一点是赖不掉的，又说我们都关心时事，关心国家兴亡，又都曾在外国人统治的地区中生活与写作，但他没有指出不同处，最大的不同处即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作家而已。 最后，我要再次表示谢意，为了参加这次会，有些学者从亚洲、欧洲来，走了很远的路，有的还跌倒负了伤，我心里很过意不去。这就像江湖中为了在武林大会上帮我打几招，自己反而在路上先负了伤，真令我感动。在这次会上我见到了一些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才识很高的朋友，真叫我高兴。我最喜欢交朋友，尤其是年轻的小朋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隆情厚意和辛劳。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八期 好看而真实的历史小说 ——读《张居正传》 金庸 我读连载小说，尤其是故事性强的中国古典传统体裁的连载小说，常常是迫不及待地先睹为快，熊召政先生的近作《张居正》就是其中之一。这部篇幅巨大的历史小说，是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历史小说《张居正》简体字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内地同时出版，香港出版时改为《张居正传》）。由于我和这家出版社的历史关系，我有了一点小小的“特权”，当《张居正》还没有在市上出售之时，我已经可以先拿到手，津津有味地开始阅读了。我享受任何“特权”有一个原则，那是：“这项特权绝不可妨碍、侵犯到任何别人的利益。”先读《张居正》，并不会使得这部书在市面上脱销，不会使得任何一位读者暂买不到，因而剥夺了他先睹为快的乐趣。如果任何特权违反了这个原则，我就绝不使用，因为那是张居正所坚决反对，毕生努力对付的“豪强作风”“恶霸行为”，我自己也是十分鄙视的。几年前，有位朋友在报上的小专栏中表扬我一件小事：我们二人去参观香港的书籍展览会，排队入场的人数很多，我们排了很久还是轮不到。我就说不排了，过一两天人少了些时再来。那位朋友问我为什么不使用“特权”，因为我是参展的出版社的主人，有“特权”可以不必排队，我说如果我不排队而先进去，就使得有一位读者不公平地被挤在外面，妨碍到别人的特权是不能用的。这是件非常小的小事，根本不值得一提，也不能算是什么好事，但我觉得，这种“公正”“反特权”观念，应当用在社会的任何方面。张居正“施政”实际上就是“居其正”三字。 历史小说不是历史，是小说。历史小说首先应当是小说，而其内容大体上不脱离历史。既然是小说，就应当有生动而紧张的故事情节，有丰富的人物，既有性格，又有内心生活，有他个性中情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有他的困难，他的坚强与软弱，他的迫不得已。 所谓大体上不脱离历史，不但物质生活不能违反历史规限，精神上与观念上也不能违反。历史小说虽说可以三虚七实，但这三虚也不能虚得过分。法国大仲马写《三个火枪手》，时代是法国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的朝代，武士可以用火枪，但不能用新式手枪，中国的历史小说，张居正不能用打火机来点香烟，家里不能开空调，他虽注重法治、公道、反对大地主逃税，但不能有马克思主义。 熊先生是英山人，和张居正是湖北同乡。这部历史小说中对明万历年间的官制、社会生活等考证得很详细，我阅读时自愧不如，又很佩服，我相信他做了很多调查研究的工作。和他会面时，我曾向熊先生讨教关于李自成杀戮起义同伴的史实，以作为我修改《碧血剑》的根据。我自己对明史是有兴趣的，在我那篇《袁崇焕评传》中，我对张居正有很高的评价，我这样写：“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粲然可观，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那时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钦慕向往……”我引述万历十五年时中国的重大成就，其中很大部分是张居正的功劳。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中国制度上落后于欧洲，说主因是中国不以数字来管理国家。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过五年，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败坏，以万历十五年的中国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还远远地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远比伦敦、巴黎要更加卫生、干净和先进。 当时的主要缺点不是不用数字来管理国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权、君主权威至上的中国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绝对专制），张居正重视“制度”“法治”“公平”，即使在封建统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国这样的大国。他注重“循名责实”，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大致上便是“实事求是”。《张居正》虽是小说，但比《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学术文章，更加真实，更加接近事实。 历史小说有“古为今用”的作用，但不能以“古为今用”作为目标而写小说，那有可能会牵强附会，勉强影射的作用。在文学上，“主题先行”的作风从来是不会成功的。要写主题，就清楚明了，直截了当地写一篇政治论文。 我欣赏《张居正》，因为作者选择张居正这样一个“实事求是”不顾个人成败，决心为了国家，反对特权，打击豪强，坚持制度与法治的人物，来抒写他的真实遭遇和感情，并不勉强将他推入现实的框子里，影射现实，反映现实。只能用现实人物来反映现实，古人就是古人，真实地抒写古人，就是很好的历史小说。 原载于《明报月刊》二〇〇三年第八期 浙江港台的作家 ——对王朔的回复 金庸 内地作家王朔撰写了一篇《我看金庸》的文章，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于北京《中国青年报》刊出，他对金庸的武侠小说做出了强烈抨击，直指金庸小说“不入流”，并称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是“四大俗”。由于王朔和金庸同为当代著名作家，该文发表后，借着网络传播，立刻在全国造成轰动，并引起广大“金迷”的同声讨伐。十一月四日，金庸致函上海《文汇报》，对《我看金庸》引发的轩然大波正式表态，以《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为题刊出。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号的香港《明报月刊》特别邀请金庸对此事做全面回应。全文如下： ——编者 关于王朔先生《我看金庸》一文，我已应上海《文汇报》的要求而做出了回应，没有什么可以再补充的，但《明报月刊》编者一定要我再写一篇短文。我和王朔先生素不相识，并无私人恩怨，我在公开场合中曾对他的作品表示好评，他之所以这样苛刻地对我攻击，相信是由于我们两个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观点等看法有根本差异。我们两个人的个性、生活环境、经历、求学与写作、工作的过程、结交的朋友等完全不同，是两条永远难以相交的平行线。世界上这样的情况很多，不足为奇。我们两个人都写小说，如有可能，最好能多了解一下对方，虽然困难，也未必不值得。 王先生之所以有此文章，猜想重要原因之一，是王朔先生根本“瞧不起”南方的作家，尤其是浙江人、台湾人与香港人。他那篇文章中开头就说：“金庸的作品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的浙江人……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尤其是武侠，本是旧小说一种，八十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人唯恐不前卫，看那个有如穿缅裆裤、戴瓜皮帽，自己先觉得跌份。那时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 他认为金庸文字之所以不行，由于他是浙江人而又住在说广东话的香港：老金大约也是无奈，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用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按说浙江人尽是河南人，广东话也通古汉语，不至于文字上一无是处。 王朔先生认为我的文字不行，我自己也觉得不够精练，还可以写得好一些，更生动一些。不过运用语言文字，是靠天分的，《红楼梦》那样漂亮活泼的白话文，我就写不出来，没有这样的才能，单凭努力没有用，不过单说金庸不行，已经够了，不必牵涉到所有的浙江人，远的不提，从近代说，浙江人写文章好的似乎不少。王阳明、黄宗羲、章学诚、袁子才、龚自珍，都是浙江人；再迟一点，章太炎、俞曲园、王国维、孙诒让，也都是浙江人。他们的文章真可说得上冠冕当世。他们不写白话文，那不错。不过，白话文写得好的浙江人，好像也不少。鲁迅和周作人兄弟、蔡元培是绍兴人，郁达夫是富阳人，茅盾是桐乡人，俞平伯是德清人，徐志摩是海宁人，夏衍是杭州人，都是浙江人；巴金先生出生于成都，但祖籍是浙江嘉兴。这些都是白话文挺精彩的一流作家吧。 台湾的白先勇、余光中，我觉得文字秀雅清丽。香港作家中文极好的着实不少，许地山文笔空灵，当代作家中罕有其匹。端木蕻良在香港写《科尔沁前史》。萧红在香港写的《呼兰河传》感人至深，我阅此书后，径去浅水湾她墓前凭吊一番，深恨未能得见此才女。张爱玲、叶灵凤、刘以鬯等也都在香港写过不少好文章。他们是外省作家，那不错，但香港的广东作家也着实有不少传世力作，例如，黄谷柳的《虾球传》、侣伦的《穷巷》、西西的《我城》等；还有诗人舒巷城、戴天等人；好的散文作家更多，如董桥、刘绍铭等。 我建议王朔先生不妨读一读刘登翰先生编著的《香港文学史》，可以得到不少有用的知识。 王朔先生一文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批评意见，予我教益甚多。我诚恳接受下列指教：情节巧合太多；有些内容过于离奇，不合乎情理；有些描写或发展落入套子；人物的对话不够生活化，有些太过文言腔调；人物性格前后太过统一，缺乏变化或发展；对固有文化和旧的传统有过多美化及留恋；现代化的人文精神颇嫌不足；有些情节与人物出于迎合读者的动机，艺术性不够。（下里巴人！）这些缺点，在我以后的作品中（如果有勇气再写的话）希望能够避免，但如避得太多，小说就不好看了，如何做到雅俗共赏，是我终生心向往之的目标，然而这需要极大的才能，恐非我菲材所及。这是今后要好好思索的事。这里诚意感谢各位批评者的帮助。 至于王先生说我的文字太老式，不够新潮前卫，不够洋化、欧化，这一项我绝对不改，那是我所坚持的，是经过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 最近在浙江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中，听到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陶德麟先生发言，抨击许多人用汉字写外国式的句子与文章，更增强了我的信念。 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作者，浙江人甚多，不见得由于说浙江话而写不来文章。《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杭州人（祖籍山西太原），可能王朔先生也会嫌他使用文言太多，因而“不入流”“没品位”。《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原本上署名钱塘施耐庵的本，钱塘即杭州，近人也有考证他是江苏兴化人，但无确凿证据。白话短篇小说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作者凌濛初是浙江湖州人，《二拍》与《三言》齐名，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佳的白话短篇作品。另外一位湖州人董说作《西游补》，不算特别精彩。十分精彩的另一部续书《水浒后传》作者陈忱也是湖州人。《说岳全传》的作者钱彩是杭州人。这些浙江人，在中国文学史中白话小说部分的贡献，相信不能都说成“没品位”。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他科举不得意，晚年在浙江长兴县做一个县丞（科长之类）的小官，一共混了九年，无所事事，有人推测，《西游记》是他在这一时期中根据元朝留下来的一个简陋祖本而改编的。明朝白话小说“四大奇书”中，有三部的写作在浙江省完成，看来，浙江的方言并没有损害到三部杰作作者的文字。 另外两部在文学史上很有地位的小说，作者也都是浙江人，《剪灯新话》的作者瞿佑是杭州人，《燕山外史》的作者陈球是嘉兴人。两部小说都不用白话，与上述例子无关。但《剪灯新话》是《聊斋志异》的先行，《燕山外史》是中国文学中唯一用骈文写的小说，所以各具特色。 钱锺书先生曾对《明报月刊》编者潘耀明兄称赞《肉蒲团》一书文字“清简流畅”。该书内容不雅，奇想殊甚，我所不取。但文字能“清简流畅”，已经是极高的成就了。因之当代文学史家称其作者李渔为“大小说家”。李渔是金华兰溪人，那也是浙江人了。写小说内容求“雅俗共赏”，文字能“清简流畅”，此吾之愿也！这一句或胜于欧化前卫白话：那么，这应该就是咱哥儿们内心恳切无比的愿望了，我想。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九九年第十二期 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 金庸 《文汇报》编辑部： 接奉传真来函以及贵报近日所刊有关稿件，承关注，及感，兹奉专文请指教： 一、王朔先生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我看金庸》一文，是对我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我第一个反应是佛家的教导：必须“八风不动”，佛家的所谓“八风”，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四顺四逆，一共八件事，顺利成功是利，失败是衰，别人背后诽谤是毁，背后赞美是誉，当面赞美是称，当面詈骂攻击是讥，痛苦是苦，快乐是乐。佛家教导说，应当修养到遇八风中任何一风时情绪都不为所动，这是很高的修养，我当然做不到。 随即想到孟子的两句话：“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有时会得到意料不到的赞扬，有时会遭到过于苛求的诋毁。那是人生中的常事，不足为奇。“人们随随便便，那是他的品格、个性，不必重视，不值得去责备他。”这是俞曲园的解释，近代人认为解得胜过朱熹。）我写小说之后，有过不虞之誉，例如，北师大王一川教授他们编著的《二十世纪小说选》，把我名列第四，那是我万万不敢当的。又如严家炎教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讲“金庸小说研究”，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行“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会议，都令我感到汗颜。王朔先生的批评，或许要求得太多了些，是我能力所做不到的，限于才力，那是无可奈何的了。 二、“四大俗”之称，闻之深自惭愧。香港歌星“四大天王”、成龙先生、琼瑶女士，我都认识，不意居然与之并列。不称之为“四大寇”或“四大毒”，王朔先生已是笔下留情。 三、我与王朔先生从未见过面。将来如到北京耽一段时间，希望能通过朋友介绍而和他相识。几年前在北京大学做一次学术演讲（讲中国文学）时，有一位同学提问：“金庸先生，你对王朔小说的评价怎样？”我回答说：“王朔的小说我看过的不多，我觉得他行文和小说中的对话风趣幽默，反映了一部分大都市中青年的心理和苦闷。”我的评价是正面的。 四、王朔先生说他买了一部七册的《天龙八部》，只看了一册就看不下去了。香港版、台湾版和大陆三联书店版的《天龙八部》都只有五册本一种的，不知他买的七册本是什么地方出版的。我很感谢许多读者对我小说的喜爱与热情。他们已经对我太好了，也就是说，上天已经对我太好了。既享受了这么多幸福，偶然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九九年第十二期 论岳飞与秦桧 金庸 读到《文汇报》今年十月二十一日第八版所发表的刘金先生《向金庸先生进一言》一文，盛念可感，文中对史事的意见，本人全部同意，并佩服刘先生对历史的见解，但我跟着第一个联想，是西方学术界所流行的用于辩论的一种滑稽方式。 x先生辩论落于下风，于是说：“y先生，近来听说你不打你母亲了，那是很大的进步。我对你做一项友谊的忠告：打人是犯法的，打你母亲更加不好，万一把她打死了，罪重得很。你的母亲行为不良，你还是好好劝告她吧，不要重拳打她。”事实上，y先生很孝顺母亲，众所周知。x先生用“听说”两个字，就把捏造的谎话和诽谤强加在对方身上，以此诽谤为前提，大做文章。y先生不能辩称打母亲是好的，也不能说“近来不打母亲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打过母亲，他母亲也不是行为不良。 刘金先生的文章开头便说：“据传媒透露，金庸先生认为岳飞如何如何，秦桧如何如何”，是什么传媒，在什么场所，哪一月哪一日听到我怎样说，完全不提。事实是，我从来没有说过刘金先生所引述（或捏造）那一段话。我近来在研究历史，那是事实，但我正在学习与探讨的西洋史是古希腊史与古罗马史，正在读herodotus与plutarch的作品，中国史正在精读翦伯赞、张传玺两位关于秦汉史的著作。翦先生“四读”《汉书》，历史学家传为美谈，我很想打好坚实史学基础，学习前辈，每天正在下苦功第“二”次点读《汉书》，绝无时间再去涉猎宋史。岳飞、秦桧是我少年时关心的题目，这几年我心中盘旋的尽是霍去病、张安世、董仲舒那些人物，连邓禹、吴汉他们也不大想到，更不要说秦桧了。 金庸：批评者自呈想象，以虚妄意见硬加于我身上，未免近似“文革”时无聊大字报的栽赃作风。 对我批评指教，欢迎之至。但要批评指教我的任何见解，都应以我正式发表的文字或完整的演讲记录为准。批评者自呈想象，以虚妄意见硬加于我身上。在《金庸作品集》三十六册之中，确有提到岳飞与秦桧之处，任何有历史眼光、有基本历史知识之人，一看到那些文字，立刻便知所谓“据传媒透露”云云全不可靠，绝无根据，因与我过去已发表之意见截然相反。 我比较重要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及《神雕侠侣》以反抗金兵残暴侵略为题，刘金先生不妨随便找十个中学生少年来问一问：“郭靖、杨康的名字因何而来？”相信多半有人能答：“为了要雪靖康之耻。岳飞《满江红》词说：‘靖康耻、犹未雪。’”肯定岳飞、贬斥秦桧的篇章，书中太多，不能尽引。《射雕英雄传》的主要事件之一便是寻找《武穆遗书》。武穆者，岳武穆也。我是杭州人，岳庙是儿童时、少年时常游之地，不跟着同学们在秦桧铁像上撒尿，只是由于大人声称行为太不文雅而阻止，岂有称道秦桧之理？刘先生如能拨冗翻阅一下《射雕英雄传》，相信便可了解。 在我所撰《三十三剑客图》文中，有直接提到岳飞与秦桧的处所，不妨引述于下，以供刘金先生参阅： 岳飞被害千古大狱，历来都归罪于秦桧。但后人论史也偶有指出，倘若不是宋高宗同意，秦桧无法害死岳飞。文徵明《满江红》有句云：“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说明秦桧只不过迎合高宗的心意而已。不过论者认为高宗之所以要杀岳飞，是怕岳飞北伐成功，迎回钦宗（高宗的哥哥，其时徽宗已死），高宗的皇位便受到威胁。我想这虽是理由之一，但绝不会是很重要的原因。高宗做皇帝已久，文臣武将都是他所用之人。钦宗即使回来，也决计做不成皇帝。高宗要杀岳飞，相信和苗傅、刘正彦这一次叛变有很大关系。 疑忌武将是宋朝的传统。宋太祖以手握兵权而黄袍加身，后世子孙都怕大将学样。秦桧诬陷岳飞造反，正好迎合了高宗的心意。要知高宗赵构是个极聪明之人，如果他不是自己想杀岳飞，秦桧的诬陷一定不会生效。 故事中提到了秦桧，趁这机会谈谈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奸相。 秦桧，字会之，建康（今南京）人。在靖康年间，他是有名的主战派。皇帝派他随同张邦昌去和金人讲和，秦桧说：“是行专为割地，与臣初议矛盾，失臣本心。”坚决不去。后来金人要求割地，皇帝召开廷议，重臣大官中七十人主张割地，三十六人反对，秦桧是这三十六人的首领。 后来金兵南下，汴京失守，徽、钦二帝被掳，金人命百官推张邦昌为帝。“百官军民皆失色不敢答”，秦桧大胆上书，誓死反对。 后来金人终于立张邦昌为帝，掳了秦桧北去。 秦桧被俘虏这段时间，到底遭遇如何，史无可考，但相信一定是大受虐待，终于抵抗不了威胁，屈膝投降。一般认为，他之所以能全家南归，是金人暗中和他有了密约，放他回来做奸细的。金人当然掌握了他投降的证据和把柄，使他无法反悔，从此终身成为金国的大间谍。由于他以前所表现的气节，所以一到朝廷，高宗就任他为礼部尚书。 秦桧当权时力主和议，但真正决定和议大计的，其实还是高宗自己。当时文臣武将，大都反对与金人讲和。《宋史·秦桧传》有这样一段记载：绍兴八年“十月，宰执入见，桧独身留言：‘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帝曰：‘朕独委卿。’桧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坚，桧犹以为未也，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帝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确不移，乃出文字，乞决和议，勿许群预”。 这段文字记得清清楚楚，说明了谁是和议的真正主持人。一般所谓奸臣，是皇帝糊涂，奸臣弄权。但高宗一点也不糊涂，秦桧只是迎合上意，乘机揽权，至于杀岳飞，等等，都不过是执行高宗的决策，而这样做也正配合了他作为金国大间谍的任务。 秦桧当国十九年，他任内自然是坏事做尽。据《宋史·秦桧传》所载，有不少作为是很具典型性的。《宋史》是元朝右丞相脱脱等所修，以异族人的观点写史，不至于故意捏造事实来毁谤秦桧。下面是《秦桧传》中所记录的一些事例。 高宗和金人媾和，割地称臣，民间大愤。太学生张伯麟在壁上题词：“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有人告发，张伯麟被捉去打板子，面上刺字，发配充军。夫差之父与越王战，受伤而死，夫差为了报仇，派人日夜向他说这句话，以提高复仇的决心。张伯麟在壁上题这句话，当然是借古讽今，讽刺高宗忘了父亲徽宗被金人所掳而死的奇耻大辱。 秦桧下令禁止士人撰作史书，于是无耻文人纷纷迎合，司马光的不肖曾孙司马攸上书，宣称《涑水纪闻》一书，不是他曾祖的著作。吏部尚书李光的子孙，将李光的藏书万卷都烧了，以免惹祸。可是有一个名叫曹泳的人，还是告发李光的儿子李孟坚，说他读过父亲所作的私史，却不自首坦白。于是李孟坚被充军，朝中大官有八人受到牵累，曹泳却升了官。 “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所谓“中以深文”即罗织重大的罪名，加在乱说乱讲之人的身上。 有一个名叫何溥的人，迎合秦桧，上书说程颐、张载这些大理学家的著作是“专门曲学”，须“力加禁绝”“人无敢以为非”。 许多文人学士纷纷撰文作诗，歌颂秦桧的功德，称为“圣相”。若是拿他来和前朝贤相相比，便认为不够，必须称之为“元圣”。秦桧“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不避形迹”。不论赞他如何如何伟大英明，他都毫不怕丑，坦然接受，视为当然。“凡一时献言者，非诵桧功德，则讦人语言，以中伤善类。欲有言者，恐触忌讳，畏言国事。” “一时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其顽钝无耻者率为桧用，争以诬陷善类为功。其矫诬也，无罪可状，不过曰‘谤讪’，曰‘指斥’，曰‘怨望’，曰‘立党沽名’，甚则曰‘有无君心’。”说人内心不尊敬皇帝，也算是罪状。 《续资治通鉴》中说秦桧“初见财用不足，密谕江浙监司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饥死者众。又命察事卒数百游市间，闻言其奸恶者，即捕送大理狱杀之；上书言朝政者，例贬万里外。日使士人歌颂太平中兴之美。士人稍有政声名誉者，必斥逐之”。 （以上引文见三联书店版《金庸作品集》二十七册第七九九至八二九页。） 这是本人正式发表的涉及岳飞与秦桧的文字，至于《文汇报》所载刘金一文所说的属于岳飞与秦桧的文字，若非刘先生自撰，便是乱抄台、港、大陆怀有恶意之人的诽谤，称之曰“据传媒透露”。若以此五字引头，任何胡言乱语都可任意加上去。 我曾在台湾公开发表言论，不赞成“台独”，批评李登辉；我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香港回归之前，不少香港传媒“支持英国殖民利益”“逢中必反”（反对中国的利益），经常与我激烈论战，因此台、港传媒如有故意造谣，捏造有关我的虚假信息，出于政治动机，事所常有。内地冒名“金庸”之作何止千百种，猥亵色情者有之，神怪荒唐者有之，别字连篇、语句不通者有之，亦有以别人著作妄加“金庸”之名而出版图利者。普通读者一望而知真伪，上当者甚少。刘金先生既为硕学通人，岂有难辨是非之理？岂连少年儿童亦不如乎？ 编后：《笔会》十月二十一日发表刘金先生的杂文《向金庸先生进一言》后，金庸先生来信，表示“不胜骇异”，并寄来《论岳飞与秦桧》一文。现将此文发表。据我们了解，刘金先生是根据九月十八日上海《文学报》上刊登的《金庸写作近况》发而为文的，而《金庸写作近况》又是摘自北京《青年参考》九月五日发表的孝文《金庸最近在写什么》一文，只删去了一小段。而该文又是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八月二十一日第六版同题文章摘录的。据查，《联合早报》一文是从八月十一日台湾《中国时报》的新闻《金庸现在在写什么？》中摘录的。可见，引文、编文须慎重。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十二期 读刘殿爵先生语体译《心经》 金庸 《心经》有过许多人的语体译文，以我所见，很多牵强附会，从来没有人译得像刘殿爵先生这样好的。《心经》极难翻译，刘先生的译文中却有许多精当的表达，例如“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十二字，实在译得既简洁，又明确。又如“色”字译作“形体”，也十分精彩。“色”（rupa）一字，原始佛教只指“活人身体”，小乘部派佛学者扩充之而有“形象”“特质”两义，大乘佛学者更扩充之而有“物质性”之义。“形体”一词将各种意义兼收并蓄，应该说是最好的译法。所有注译既精且博，读后令人很佩服。 我只有一些小小意见，仅供参考。 1。我以为“想”（samjna）主要意思是“认识”。与英文的perception有些接近，包括“记忆”在内。“感官的感觉”似乎包括在“受”中。感官接受了外界事物的印象后，经过“想”的作用，才认知这是什么，其中包括“与过去的记忆相印证，这才明白了”之意。一般“阿毗达摩”中的解说，近人印顺法师等都持此说法。“想”除了perception之外，似还有conception的含义。 2。“行”主要包括三种内容：一、思考；二、判断；三、采取行动的决定。或许译作“思考与决定”较为全面。 3。“法”（dharma），“俱舍论”的七十五法之“法”，是指“终极的事物”，大意与elements（元素）相当，那是“有部”的见解。般若部似乎是指“观念”，不细分为七十五法，而是指“心中对各种事物所构成的观念”。“诸法空相”四字，在般若部的哲学中，可能是这样：“心中对一切事物的认识和观念都是空的。”般若部不承认有所谓“终极的事物”。有“终极的事物”，是“说一切有部”与“唯识”系统的见解。刘先生下文译“法”为“心所认知的对象”，译得极好。般若部认为，这些对象其实是空的，并不真正存在，只是“认知者心中所构成的观念而已”。 4。佛学者有些人对“因”和“缘”有所区别，因是原因，缘是条件。 5。“无智”与“无明”中的“智”“明”两字，本为形容词，但似亦可转作名词用。“无智”是“缺乏智慧”，“无明”是“没有真正的认识”。在现代语，“无明”的确不易了解，“愚昧”易懂得多。不过“般若波罗蜜多”的基本，在于设法得到“般若”而“达到彼岸”。“般若”即“明”，“无明”即“还没有得到般若的状态”，所以“无明”的含义似较“愚昧”为广，含有“无明尽”即“明”之意，这也是原始佛教的原意，大乘般若部和原始佛教想法不同，认为根本没有“无明”或“无明尽”，那都是人的观念，一有观念，即有蔽障。 6。“有”（bhava）在佛义中当为“流转不息的生命”之意，确与being相当。人未生之前，在轮回中是有“有”的，例如“鬼”“中阴身”“天”“地狱”都是“有”（生命）的一种形态。 7。“能够踏在一切足以令人颠倒的邪见之上”一句似稍觉费解，“踏在……之上”，或即“超越、摆脱、解脱”之意。般若部主张不可有“见”，邪见固然不可有，正见亦不可有，有是非黑白之辨，即不能得般若，必须抛弃任何逻辑思辨。般若部认为，任何见解都是“颠倒梦想”，所以必须“无知亦无得”。龙树“中观论”的根本主张，是不可有任何见解，般若智方有可能生起。亦即《金刚经》所云：“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之意。 8。“这就是说，能令邪辟无所容”似乎说得稍实。我的理解是：“般若波罗蜜多是真实不虚的”，意思说：“没有见解、没有认知、不做逻辑思维，抛开所有观念，连佛教一切基本真理如四圣谛、十二因缘等等，也全都抛开，其中就不会有错误了。” 上述意见和刘先生在电话中谈起后，刘先生很高兴，希望附在他的译文之后，而编者也这样主张。对佛经的理解和体会，向来是不一致的，也不需要一致，所以提出些浅见，当不算不恭。那只是从不同的观点上，有另外一些想法而已。草草写来，未加深思，尚请刘先生和读者指教。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谈读书及小说、电影创作 严家炎访问 我和查良镛——金庸先生曾有机会多次接触，聆听过他的许多高见，但常为时间或场合所限，一些很想知道的问题往往无法涉及，或因谈得不畅而感到意犹未尽。于是我改变办法，事先将问题书面寄给查先生，请他专门接受一次采访，终于在1995年3月3日下午实现了这个愿望。近日稍加整理，并请查良镛先生审阅改定。这次采访是在轻松漫谈的方式中进行的。可惜当时没有带录音机，记得不好。下面是我的提问和查先生回答的大致记录。 问：您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吗？何时开始接触诸子和佛家思想？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怎样？ 答：我祖父是清朝进士，大伯父是清朝秀才。到二伯父，就进北京大学国文系念书。我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他上的是震旦大学。我哥哥也上新式学校，与冯其庸是同学。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一开始就念小学。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佛经读得更晚。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东西。像中国史笔讲究忠于事实，记录事实，这就很好，与西方观点也完全一致。史识是作者的，但事实是客观的，不能歪曲。评论可以自由，事实却是神圣的，春秋笔法就是于记载事实中寓褒贬。齐国崔杼杀了庄公，齐太史就记载：“崔杼弑其君。”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杀了。 史官的弟弟上任后还是那样记载，又被杀。到第三个弟弟，还是写崔杼“弑庄公”。这种史笔就很了不起。 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当然，中国传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东汉、宋朝、明末都发生过学生运动，就看引导的方向如何。我在香港大学演讲，题目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强调要保持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这就是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发挥。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讲究有节制，要含蓄，不赞成廉价宣泄，这也是很好的主张。我并不排斥西方。西方哲学家像罗素、卡尔·蒲伯，我也很喜欢。 问：您何时开始大量接触外国作品？在欧美文学方面，您喜欢哪些作家的作品？ 答：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作“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我只好转而到中央图书馆去工作，那里的馆长是蒋复聪，他是蒋百里先生的侄子，也是我的表兄。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 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 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后来到香港才读的。 问：在中国新文学方面，您接触或喜欢过哪些作家的作品？ 答：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小说文字美，意境也美。鲁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但读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 问：您在《倚天屠龙记》中写谢逊这个灵魂和肉体都受尽创伤的人物时，说他的叹声“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无边无际的绝望，竟然不似人声，更像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嗥一般”，这令人想起鲁迅小说《孤独者》写魏连殳的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二者意象的相似，是不是说明您潜在地受过鲁迅的影响呢？ 答：是的。我的小说中有“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在语言上，我主要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最初是学《水浒传》《红楼传》，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后来就纯熟一些。 问：您从事的编剧和电影的实践，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您的小说笔墨形象特别鲜明，而且具有强烈的质感和动感？ 答：我在电影公司做过编剧、导演，拍过一些电影，也研究过戏剧，这对我的小说创作或许不自觉地有影响。小说笔墨的质感和动感，就是时时注意施展想象并形成画面的结果。 戏剧中我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借外在动作表现内心，这对我有影响。 而中国传统小说那种从故事和动作中写人物的方法，我也努力吸收运用到作品里。我喜欢通过人物的眼睛去看，不喜欢由作家自己平面地介绍。中国人喜欢具体思维，较少抽象思考，我注意这种特点，尽量用在小说笔墨上。这些或许都促成了我的小说具有电影化的效果。 我在小说中也确实运用了一些电影手法。像《射雕英雄传》里梅超风的回想，就是电影式的。《书剑恩仇录》里场面跳跃式的展开，这也受了电影的影响。 一些场面、镜头的连接方法，大概都与电影有关。 至于把小说场面舞台化，当然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刘绍铭先生曾经提到《射雕英雄传》里郭靖的“密室疗伤”，是戏剧式的处理。（严插话，“其实，这类例子还很多”。） 《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的故事出自众人之口，有人说这是学日本电影《罗生门》（据芥川龙之介原作改编）三个人讲故事，讲同一件事但讲法不同。不过，我其实是从《天方夜谭》讲故事的方式受到了启发。不同之人对同一件事讲不同的故事，起源于《天方夜谭》。 问：您什么时候开始写散文的？20世纪40年代写过小说吗？ 答：写散文主要到香港之后。20世纪40年代在陈向平主编的《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也发表过散文。 我在重庆时曾经写过短篇小说，题为《白象之恋》，参加重庆市政府的征文比赛，获得过二等奖，署的是真名。题材是泰国华侨的生活，采用新文学的形式。 《绝代佳人》是根据郭沫若写如姬的剧本（严按：《虎符》）来改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得过文化部的奖。 问：有人说郭靖形象中有您的影子，这可能吗？ 答：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 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到后来，随着对文学理解的加深，实践经验的增多，我的小说才有新的进展。后面的小说，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 问：可不可以说您把武侠小说生活化了？使武侠小说贴近生活，贴近人生，是您的自觉追求吗？ 答：生活化问题，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说写武功的那些情节，是比较神奇的，并不生活化。 但一写到人物的经历、感情，以及和人们的相互关系，这些就必须生活化，必须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 问：有部《金庸传》里提到您对曾国藩的看法，不知是不是像传说中所说的那样？ 答：我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那时对曾国藩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汉奸。因为蒋介石很捧曾国藩，我们就坚决反对。后来才改变看法。 《倪匡金庸合论》那里面对我评论得实在未必对（有关曾国藩）。 有一部《金庸传》，是根据各种公开的文字材料七拼八凑再加上想象写成的。作者在写作成书之前并没有访问过我。讲我家乡是哪一县、哪一市，很多是错的。还说我50年代初二月份到北京穿一件衬衫和牛仔裤，其实我一辈子从未穿过牛仔裤。在北京二月份只穿一件衬衣，非冻死不可，他以为北京和香港差不多。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十二期 我的中国历史观 金庸 国际著名报业家、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先生于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赴北京大学访问，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访问期间，他受到了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副校长郝斌教授、罗豪才教授和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宁静的燕园骤然之间出现了一股“金庸热”。短短几天里，金庸先生与北大中文、历史、哲学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及北大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的教授们座谈，交换学术意见，向大学生们做了有关中国历史和武侠小说创作的演讲。金庸先生此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非常满意”，而他本人的言行与气度也给北大师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下文是金庸先生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仪式上的演讲录音记录。 ——编者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伯父查钊忠（钜侯）先生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王芝簃先生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远远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必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请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做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 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另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他说：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另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像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的内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时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在座的各位同学年纪轻，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洁琼大姐、周南社长等都经历过这段艰难而危险的时刻。 我们中华民族情况很特殊，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又都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后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又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我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颁名誉教授时也曾讲到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的历史问题。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并讨论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后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那当然是对的。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一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父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位子。罗马也有这种情况。一抢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内乱。本来很强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即父亲死了，嫡长子继位，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很稳定，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这也是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 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期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分，主要是鲜卑人。有一个情况不知各位想到没有，我的小说中写过一个人叫“独孤求败”，独孤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是鲜卑人，就姓独孤。“鲜卑”这两个字，有些学者说“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利亚”，鲜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亚那一带。但这不是很一致的意见。北周的时候，有个大将军叫独孤信，他有很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唐太宗的皇后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鲜卑人。据《唐史》记载，唐朝宰相至少有二十三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像我们现在说“洋人”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在唐朝，有二十三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再说汉朝，汉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磾，在汉朝做官，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后，他的身后大事交给了两个人，一个是霍光，另一个就是金日磾。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我在武侠小说里写了中国武术怎样厉害，实际上是有些夸张了。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与外国人打仗时，输的多，赢的少。但是我们有耐力，这次打不赢没关系，我们长期跟你干，打到后来，外国人会分裂的。匈奴人很厉害，我们打他不过。汉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围困，没法脱身。他的手下便献了一条妙计，去向匈奴皇后说，汉人漂亮的女人很多，你如果把汉朝皇帝抓来，把汉人打垮了，俘虏了大批汉人中的漂亮女人，你这个皇后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后中了这个诡计，影响匈奴首领，便退兵了。匈奴后来分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则向西走，一部分到了法国，一部分到了西班牙，一部分到了英国，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西方历史中的匈人是否为匈奴人？史家意见不一致，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们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华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则向西行，来到了土耳其。后来土耳其把东罗马帝国打垮了，把整个君士坦丁堡占了下来，直到现在。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其实我们民族真正不行，只是十六世纪以后的三四百年的事情。最近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他和我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时说，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十六世纪以后才慢慢被英国赶了上去。而国民总收入却是到了一八二〇年才被英国超过。中国国力居世界领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两三千年之久。那位学者对中国经济前途非常乐观，他说大概到二〇二〇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又会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长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后的四十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赶得上。我听了之后很兴奋，问他是否有数据。他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他是专家，不会随口乱说。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其先进，大大超过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那么欧洲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后了。我想其中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以为如此一来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完全不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当然是永乐皇帝时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事情了。明朝一实行锁国政策，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却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也开始了。有一个有趣的时间值得注意，那就是十六世纪初的一五一七年，德国的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权威，反对神权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个很无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干了许多荒淫无耻的勾当。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国是很富庶的，到了宋朝、元朝也还可以，那时候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对外开放。而欧洲正是封闭的时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自由。你如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他便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闭的。到了十六世纪，欧洲自由开放了，科学发明开始了，可是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来了。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 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 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 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学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我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外族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坐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像长城，处于守势，平稳、调和，是“静”的文化。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后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后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道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个问题是环境污染；第三个问题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键。 最近牛津有一个十分盛大的宴会，伦敦《泰晤士报》前总编辑李斯·莫格勋爵也参加了，他曾谈到，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他无法准确预测，他推测大概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九四年第十二期 第6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爱中国、爱中华文化 金庸 我们希望《明报月刊》坚持爱国主义，长期地继续下去。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参加过很多酒会，但像这样多的文化人都在一起，我从来没见过。我今天有种感觉，全香港的重要文化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人，都来参加了。《明报月刊》的读者现在遍及全世界，凡是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人，一定是《明报月刊》的读者，一定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也不是说不读《明报月刊》的人是没有学问的，（众笑）不读《明报月刊》的人，学问当然还是好的，但他对中国文化没有多大兴趣。这些人当然有，而且学问极好，然而是少数。 知己良朋济济一堂 能够看见许多朋友来参加这个酒会，我是非常开心的。可以见到很多几十年未见面的老朋友，亦看到很多喜欢《明报月刊》的新朋友参加；有很多是第一次见面，有些是知道名字很久了，但还是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非常开心。 今天参加酒会的是香港的一些在文化界很有地位的人，但亦有一些有地位的人没有来参加，可能他们没工夫，也可能他们很忙，也可能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不怎么高。 今天很感谢大家来，胡菊人先生他们更是远道而来，非常难得。像丁友光先生，很久不见了，想到他对《明报月刊》的重大贡献，他今天到来，我非常高兴。《明报月刊》初办时，许冠三先生、王世瑜先生、董桥先生、司马长风先生、孙淡宁女士等都出了力，今天他们没有来，但我们都记得他们，感谢他们的功劳。 延续创刊精神无惧亏本 刚才我听张晓卿先生向大家保证，他一定继续这个精神，让《明报月刊》继续办下去。我非常非常感谢他，因为我们这本月刊从一创办就声明是不牟利的、不赚钱的，事实上是不断亏钱的，到现在为止也很困难，我都知道。我们对《明报月刊》有这样一句话：《明报月刊》是不赚钱的。四十年来一份刊物一直亏本，因为有明报集团在后面支持它。张先生刚才说，他会继续努力把杂志办下去，所以我要感谢他，感谢他因为知道不赚钱也要来维持这一份刊物，这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人家不知道明报集团这样艰苦，不去了解它，说它从小到大，以为只是从一家普通报纸，到发展成功——他的眼光太低了。其实它背后有很大的理想在里面。办一本不赚钱的杂志，一办就办四十年，本身就不太容易了。现在张先生答应继续办《明报月刊》这一本不赚钱的、文化性的刊物，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对张先生和明报集团的同人继续做这种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很高兴地看到在一个公开投票中，公信力最高的是《明报》，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我想《明报月刊》也有一定的功劳。 我最后一句要讲的话就是，我们当时办《明报月刊》这本文化性、思想性、知识性的刊物，宗旨是爱中国、爱中华文化。按现在对国家的定义，一般讲，国家有人民、有土地，主要还有文化，包括语言、生活习俗等的民族传统。我们坚持爱中华民族的文化，坚持爱国、爱中华文化这个中华。我们希望《明报月刊》坚持爱国主义，长期地继续下去。 已经有四十年了，以后再有四十年、六十年、八十年，《明报月刊》还能继续出版下去，谢谢各位。 原载于《明报月刊》二〇〇六年第四期 群星灿烂月华明 金庸 《明报月刊》创刊十周年时，我写了一篇纪念文字，题目是《“明月”十年共此时》。《明月》最初十年是相当艰苦的，过的是寂寥的岁月，作者不多，读者也不算多，在学人之间没能引起多大注意。在我担任总编辑期间，我常去日本，独自在东京神田町的旧书店中翻阅尘封蛛缠的旧书，期望发现一些可以用作插图的旧图片，那时的心情也是寂寥的。 后来情况渐渐改善了，我们的处境也好了些。读者多了起来，作者群也渐渐扩充了。读者们翻阅2000年《明月》的总目录，可以发现，我们的作者几乎包括了海外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各家各派人士，真正可以说得上是“群星灿烂”。《明月》的主持人与编者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攻讦，然而受得多了，也就不在乎了。真正的炸弹包我们也收到过，一些文字上的诬蔑算得了什么？ 中国自和西方思想接触以来，出版过很多极有影响力的报纸、杂志，例如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其后的《新青年》《语丝》《新月》《创造》《小说月报》，台湾的《文星》等，都曾对当时的文化界、知识界起过介绍新思想、讨论新问题的作用。《明月》和这些前辈刊物相比，以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作用之大而论，自然是万万不如，所刊载作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深度，到目前为止，恐怕也是有所不及，然而我们还在继续出版，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将来还有长远的前途。我们的作者包括了全世界的华人，方面之广，大概已超过了上述那些前辈刊物，所介绍和讨论问题之广泛，大概也已超过。看情形，《明月》今后一定会愈来愈精彩。希望将来再刊登一些外国学人的中文作品或外文作品的中文译文，成为一份国际性的中国文化刊物，既有深度又能普及，那时才真正是“群星灿烂月华明”了。 原载于《明报月刊》二〇〇六年第十二期 《明报月刊》发刊词 金庸 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 华裔学人散布全世界各地。在相互的通信之中，许多人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要求：希望有一本独立的、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中文刊物来发表大家的意见，交流朋友们的感想和看法；也希望这本刊物能客观地报道各地华人社会的真实情况，不要做任何偏袒的或恶意的宣传。 《明报月刊》是亚洲、欧洲、美洲许多华人文化界朋友们探讨商量了三四年之后的产物。经过了长期以来的通信商酌，这本刊物终于面世而和广大读者相见。之所以叫作《明报月刊》，只不过因为这本刊物由《明报》负担主要的经费、编辑与发行工作。但这本刊物的主干人物，却是亚、欧、美三洲的文化人。我们热切希望，这本刊物能作为海外华人沟通心声的一个桥梁，更希望海外同胞们热心地给予支持。 这是一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刊物。编辑方针严格遵守“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好文章，我们都乐于刊登。对于任何学派、任何信仰的意见，我们绝不偏袒或歧视。本刊可以探讨政治理论、研究政治制度、评论各种政策，但我们绝不做任何国家、团体或个人的传声筒。我们坚信一个原则：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任何人如对本刊所发表的文字感到不同意，我们都乐于刊载他的反对意见。《明报月刊》希望成为一个辩论和探讨问题的园地，并不是它已经有了一套信念，因而借这个刊物来加以阐述和宣传。 散处各地的华人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无法经常阅读到一些有价值的文章和资料。《明报月刊》愿意负起这个任务来，每月辑录数百种中文报刊中有参考意义的文字和资料，供给读者。好文章，那是“奇闻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意思；资料和事实，是为了读者们的方便，使它能置于案头，一索即得。 为了求得读者群的广泛与普及，在学术性与思想性的文字之外，我偶尔也刊登一部分知识性与趣味性的文字。今日学术界分工精密，专家学者所钻研的，往往只是一个极小的部门，其尖端处若非本行中人，就无法了解。我们当然不拒绝发表华人学者在学术和科学上的精心创见，但也十分欢迎深入浅出的解释性文章。 新、年轻、现代化、多彩多姿的变化和改革，那是我们在编辑上所企求的精神。我们重视数千年中华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认为那是全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宝贵的遗产。但是在世界交通日益迅速、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日，本刊的重大任务之一，是介绍世界上最新的思潮、重要的创造和著作。我们对中华文化绝不妄自菲薄，篇幅中的一部分，将用来探讨和介绍中华文化，另一部分，将着重于赶上这个崭新的时代。 《明报》有一个副刊《自由谈》，经常发表各方面的文章和来信，还颇能得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个副刊提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八个字作为编辑信条。有容，那是门户开放，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无欲，那是说我们绝不企图由此而追求私利，除了读者们的支持之外，绝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由于我们识浅学陋，才疏力弱，报纸距离“大”和“刚”的目标还很遥远，但这是我们一贯的理想，也始终在这样坚持着。如果本刊和《明报》有什么共通之处，我们只希望，在全世界亲爱的华人朋友们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始终不渝地向着这个目标迈进。独立不倚是一件艰难的事，有时不自觉地会看法偏颇，有时会感到难于抗拒这一种或那一种的压力。但如果海外的朋友们共同对这个小小的事业感到有兴趣，那便是一股力量，能纠正我们的错误，能帮助我们抗拒压力，使这本刊物永远走在大家所赞同的正确道路上。“中立而不倚，强哉矫”，那本来是强者的事，但人数一多，非强者也能成为强者了。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六六年第六期 明月十年共此时 金庸 文化传统不管如何深厚，总可以被人为力量所毁灭。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的文明都早已消失或僵化了，印加帝国和古地中海文明只成为后世考古学家发掘的材料。中华文化发展了四五千年，是今日世界长期维持下来的、独一无二的文化传统。 倘若中华文化没有什么价值，对于现代人的生活害多利少，妨碍中国人的进步发展，不可能对全人类做出积极贡献，那么毁灭了也不足惜。但事实恰恰相反。西方强调机械与物质的文化体系，到今天遇上了重重阻碍，人类似乎渐渐走进了没有出路的死胡同。中华文化正为全人类提供一条可行的道路。未必这是唯一可以解脱困难的方向，然而事实摆在这里，五千年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一直平安而富强地存在着，中国每次总是在忧患和灾难中重新站起来，保持平安而富强。别的国家都不能，中华文化却做到了。这样的文化绝不会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爱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价值，并非纯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我们生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吸取着它的乳汁而长大，不管它好也罢，坏也罢，就是热烈地爱它。我们的父母不是世界上最完美伟大的人，我们爱父母并非由于他们的完美伟大，只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父母，以爱还报爱，甚至也不是有意识地还报，而是内心不得不爱。对于中华文化，我们心里同样有这样一份温情热爱。我们爱中国的音乐图画、唐诗宋词、民歌戏曲、章回小说，并没有去比较这些作品是不是比外国的更好，只是为了我们说不出的喜欢，宠爱它们，宝贵它们，像每个人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对情人的爱，不免想到他的性情容貌、才能品德，对子女的爱却完全不考虑这些，只因为他们生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爱美貌的、聪明的、富有的子女，以同样的爱心对待丑陋的、愚笨的、贫穷的子女，甚至对后者可能有一份更多的怜爱。 秦始皇要烧尽普天下的书籍，只保留极少数的医卜种树之书。这强力的摧残，使得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代风流云散，然而，中华文化并没有给他毁灭。只因为秦朝统治的时期很短，来不及毁灭一切。有些书籍给人藏在墙壁里，后来找了出来；有些书籍给人记在心里，后来默写了出来。如果秦朝延长到二三百年，很难想象今日的中华文化是否仍然存在。 《明报月刊》出版了十年，对于发展中华文化并没什么贡献。然而我们似乎做了一堵小小墙壁，保藏了一些中华文化中值得珍爱的东西。全世界这样的墙壁很多，我们是其中之一……我在《侠客行》小说中写过一段话： 石清心中突然涌起感激之情：“这孩儿虽然不肖，胡作非为，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的性命。若有人要伤害于他，我宁可性命不在也要护他周全。今日咱们父子团聚，老天菩萨，待我石清实是恩重。”双膝一屈，也磕下头去。 我们办这个刊物，无数作者和读者支持这个刊物，大家心里，都有这样一份心情。 出版《明报月刊》这样一份刊物的心愿，蓄之已久，当我在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当副刊编辑时，我曾和刘芃如兄（十多年前因飞机失事逝世）、周榆瑞兄（目前在英国）一起筹划，但没有成功。后来创立《明报》有了基础，更得到许冠三兄的全力推动，和海外陈完如先生、姜敬宽先生等旅欧十位学人长期通信，终于决定创办。第一期中发表了一封我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写给这些朋友的通函，其中第五点说：“杂志的编辑宗旨，简单说来，希望是‘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能够有积极的贡献。但它也应当有温和可亲、富于人情味和幽默感的一面。我们希望在经济上，它每月的亏累能逐步减少，以至能自行平衡……不可能以‘中国士大夫’的方式来办这本杂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要一个事业长期维持，必须企业化地经营和管理。但也不是纯粹的生意经，因为它是‘不营利’的。” 十年来，编辑宗旨没有改变，虽然做得远还不够好。经营方式也没有改变，《明报月刊》仍是不牟利的。现在每个月结出账来，有时赚一两千元，有时蚀一两千元，赚得多了，总是在月刊本身上花了去。至于房租、水电等费用，则一直由《明报》补贴。 回忆十年前筹备与出版《明报月刊》之时的情景，既觉得喜悦，也是大有感喟。那时我家住在九龙，为了决心办成这份许多人认为绝不可能生存的刊物，在香港租了一层楼，把间隔的墙壁都拆去了，连厨房也取消，成为空空荡荡的一间大书房，日日夜夜地在这书房里办月刊的事。附近再租了一层楼，作为月刊的编辑部。最初协助我工作的是许冠三兄和王世瑜兄，后来有孙淡宁、黄俊东、丁望、王司马等几位加入。现在许、王两位去发展别的文化事业，各有成就，其余几位到今天还都是月刊的骨干，一直辛劳了十年。 月刊创办一年多之后，胡菊人兄由于志趣相同，放弃了稳固的职位与优厚的待遇，来主持月刊的编辑。从那时起，我就完全不必为月刊的编辑工作费心了。他编得比我好，有他自己的风格。能有这样严谨负责的人来参加合作，是我一生之中最大的好运之一。他是我的围棋棋友，棋力和我不相上下（意思说都相当低。台湾的《围棋》杂志给我的称号是“香港棋坛闻人”，倪匡兄对这称呼大大赞赏，因为这表明名字倒众所知闻，棋力之低，却也可想而知）。我是“冲动派”，下棋可以大胜，更常大败；菊人兄是“稳健派”，败而不溃。这两种不同棋风，也分别反映在《明报月刊》最初两年和其后八年的内容上。 月刊的印刷、发行和经理工作，十年来在沈宝新兄主持下顺利进行。“十年中一切顺利”，这句话说来轻描淡写，然而其中所包括的策划、监督和各种困难的解决，所花的心血当然殊不寻常。在经理部业务方面，长期尽力的有戴茂生、陈华生、吴志标、蔡辉霞、叶敏冰、王陵等几位。还有处理秘书事务的莫圆庄小姐。 当然，必须感谢我们遍布世界各地的作者和读者。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是大家所共有的一个刊物，不必由我特别提出来表示谢意。在执笔写这篇文字时，回想到了十年前写“创刊词”时的心情，那时是兴奋中带着惶惑不安，现在除了兴奋之外，是深深的感激。 当我在亲自主编之时，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她在这段时间中没法照料孩子。我们的小女儿阿讷那时还只两岁多。这个向来文静的小女孩忽然爬到钢琴上，摔了下来，跌断了左臂。我接到大孩子的电话后，忙赶回家去，抱了她去请医生医治。她没有哭，只是睁着圆圆的大眼望着我，我心中却在想着，这一期的《明报月刊》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插画，发稿的限期却已经到了。 现在阿讷十二岁了，已会翻阅月刊中的图片和一些最浅近的文字。原来，我们的孩子（我们夫妻二人的）和我们的刊物（我们工作人员与作者、读者们的）都已长大了。朋友们都说我们的阿讷很美、很乖，也说我们的月刊办得不错。我只希望，当我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离开这世界时，阿讷（还有她的哥哥姐姐）也仍是这样乖，过得很幸福。我们的月刊也仍是像过去十年那样，从不脱期地出版，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喜爱。 更加希望，到了那时候，《明报月刊》已不只是消极地企望保存一部分中华文化，而在发展中华文化的工作上已做出相当贡献；希望那时候保存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工作，有千千万万人正做得如火如荼，《明报月刊》成为整个大工作中完全协调的一个部分。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七六年第一期 《北国初春有所思》律诗补注 金庸 《明报月刊》一九九三年六月刊出查良镛先生《北国初春有所思》一文，其中有律诗《参草有感》四首。现应读者要求，查先生为四首诗略做补充注解。 ——编者 《参草有感》四首 南来白手少年行[1]，立业香江乐太平[2]。 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3]事非轻。 聆君国士宣精辟，策我庸驽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敢辞犯难惜微名？[4] 京深滇闽涉关山[5]，句酌字斟愧拙艰。 五载商略添白发，千里相从减朱颜[6]。 论政对酒常忧国，语笑布棋偶偷闲[7]。 钱费包张俱逝谢[8]，手抚成法泪潸潸。 法无定法法治难，夕改朝令累卵危[9]。 一字千金筹善法[10]，三番四复问良规[11]。 难言句句兼珠玉，切望条条奠固基。 叫号长街烧草案[12]，苦心太息少人知。 急跃狂冲抢险滩，功成一蹴古来难。 任重道远乾坤大，循序渐进天地宽[13]。 当念万家系苦乐，忍由百姓耐饥寒？ 哗众取宠浑闲事，中夜抚心可自安？ 作者注：本文在《明报月刊》发表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其中对四首诗的若干含义要求说明，兹称作解释。我对旧体诗全无素养，本来应当藏拙，但四首律诗非计工拙，而系以简短文字述说参加起草《基本法》工作之心情，姑仍存之。 [注释] [1]我于一九四八年来港，当时二十四岁，友人均称之为“小查”。黄永玉、罗孚等旧交至今不改称呼。我来港时真的身无分文，在飞机上向邻座之香港《国民日报》潘社长借港币十元过海及乘的士。 [2]太平既指香港《太平山》又指时世清和。 [3]邓小平及其他中共高层领导人曾宣称：“五十年不变”如顺利，之后可再有“五十年不变”。 [4]参加草委，势必引起攻讦，当时早在意料之中，但觉为香港尽力，义不容辞。 [5]草委会曾在北京、广州、深圳、昆明、厦门等地开会。 [6]我参与草委工作约为五年。每次会议我妻均陪同。 [7]会议期间，晚餐后常与郑伟荣、项淳一两位下围棋。我们三人棋力相若，互有轮赢，颇得其乐。草委中姬鹏飞、费孝通、钱伟长、胡绳、张友渔几位都下围棋，但近年来已极少对弈。 [8]钱昌照、费彝民、包玉刚、张友渔等几位前辈草委先后谢世。钱老和我于会后常长谈，殷殷之意，感怀良深。费公是我旧上司。包先生在港时相过从。张老则和我同一小组，且是香港新闻界前辈，张老法学深湛，为人刚直，富正义感，乃所深佩。 [9]《基本法》既已正式成文，不愿轻加修改，否则削弱其权威性及效力。 [10]草拟《基本法》费用庞大，有人曾约略计之，《基本法》每一字之草拟费用超过人民币一千元。 [11]《基本法》（草案）曾数次广泛咨询香港居民及内地机关社团之意见，不断做出修改。 [12]香港富有人游行反对《基本法》（草案），并公开焚烧之。 [13]《基本法》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九三年第七期 三地同业，皆兄弟也 金庸 海峡两岸及香港新闻研讨会为期三天的活动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揭幕。这次研讨会的目的，在于讨论中国大陆、港、台三地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前景，促进三方传媒的了解，探求建立合作关系。 香港资深报人、前明报企业有限公司主席查良镛发表了题为《三地同业，皆兄弟也》的专题演说，畅谈了他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七年的经验。查良镛指出，海峡两岸和香港人口众多，所有的人互相访问是不可能的，但新闻工作者若在访问了其他两地后能忠实报道出来，广大读者读了之后，就会增加了解。此外，查良镛也述说了新闻工作者应有的工作态度和社会责任。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亲爱的同业： 我说“亲爱的同业”，在我心中，对于所有从事新闻工作的同人，的的确确有一份诚挚的亲爱之心、亲爱之情。我于一九四六年在杭州参加《东南日报》做记者，那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到今年三月底辞去明报董事会主席，脱离新闻工作，整整是四十七年。我觉得这一生过得相当多姿多彩，花样不少而快乐，那完全是从事新闻工作的缘故。因为新闻工作就是多姿多彩，就是花样不少而快乐。各位知道我也写小说，然而对于我，写小说是附属于新闻工作的副业。写第一部小说时，我在香港《新晚报》当副刊编辑，是为了报纸的副刊需要而写，此后的小说则是为《明报》的需要而写。 我有时遐想，我将来临终之时会想到哪些人呢？除了自己的亲人和许多感情深厚的老师和同学之外，我一定会想到许许多多新闻界的好朋友，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以及在外国的。今天在这里的，包括台湾的楚崧秋先生，我们结交已近三十年，每次相见都有一份喜悦。 在香港新闻处、广播事务处担任处长的张敏仪小姐，是我家庭的好朋友。在大陆，前《东南日报》总编辑瑞安人汪远涵先生，已数十年没见了，但仍有书信往还。各地老一辈的、中年的、年轻的新闻界朋友，我常常记得他们，相信他们也会记得我。只可惜有些新闻界的好朋友已经去世了，想起时自然难过。 我们手里掌握着一件威力强大的武器。想到凭着这件武器做了不少好事，我们会感到十分安慰，对自己觉得满意。 这些朋友性格不同，见解有异，政治信仰和立场更有极大差距，有些更完全相反，然而可以结成朋友，甚至好朋友，唯一的共同点，是我们大家对新闻工作有一份热爱。 许多人只要有一份共同兴趣，就可成为好朋友，喜欢下棋的可以成为棋友，喜欢喝酒的可以成为酒友。我们喜欢做报纸的，那就是报友了。一个共同点，如果是生命中一个极重要的部分，可以在相互关系中超越其他一切差距和歧见。世界上之所以有忘年之交，之所以有异国朋友，之所以可以跨越敌我界限，之所以有一见如故，都是因为有一个重大的共同点。 新闻工作是一项令人十分兴奋的工作，我们每天处理不同的新闻，几乎每一分钟都要做出决定。新闻工作的物质报酬不会很多，工作十分辛苦，有时甚至危险，但我们大家乐此不疲，只因为这份工作一点也不刻板，时时刻刻都有新鲜的感觉。 更加重要的是，是有一份重大的社会责任感。我们会经常意识到，所报道的每一个新闻，所撰写和所发表的每一篇文章，第二天就会给几十万、几百万读者读到，会对整个社会发生影响，对于事情的当事人，更加有直接而密切的关联。我们手里掌握着一件威力强大的武器。这件武器必须用来做好事，决不能做坏事。想到凭着这件武器做了不少好事，我们会感到十分安慰，对自己觉得满意。 新闻工作者并无特权，我们在法律范围中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别的人完全一样多。只不过我们有工具和武器。 对政府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揭露社会上不公平的情况，报道令人感到鼓舞、感到温暖的消息，令人得悉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变化，会帮助读者们获悉更多的知识和信息，能促进政治趋向清明、社会进步，人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生活得更加美好。一份报纸、一个电台或电视台的力量有限，大家加在一起，力量就大得很了。 过去常说，新闻工作者是“无冕皇帝”，形容新闻工作者的威权。现在这个名词不大说了，因为大家知道，新闻工作者并无特权，我们在法律范围中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别的人完全一样多。只不过我们有工具和武器，别的人没有。如果我们把这项工具用于对社会、对人类有益的事，那的确是很愉快的事。我们可能比真的皇帝更开心。英国和日本的君王不能发表政治意见，我们可以；他们不能去小摊子吃夜宵，我们可以；他们不能去卡拉ok唱歌，我们可以。我们的女同事去健身房运动，不必担心有同业来偷拍她们。有时我想，我死了之后，如果下一世投胎做人，做什么好呢？我说还是做新闻工作。 我们新闻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信念，那是坚持事实，坚持是非的分别，对事实真相一定要如实反映。 我们新闻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信念，那是坚持事实，坚持是非的分别。意见可以有各种各样，对任何事物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对事实真相一定要如实反映。当然，有些事实的真相并不能很快就知道，有时所知道的情况其实并非真正的事实，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犯错误，却不能故意歪曲事实。无意的犯错，任何新闻工作者都会有这种经验，发现之后必须光明磊落地道歉更正。故意歪曲就是道德上的污点。 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八个字可以作为我们的信条，那是说，对于不大清楚的事情，不可未经调查而任意推测；对于证据不足的情况，不可武断地认为必定如此；已经报道了，或者已经评论了，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那就不可拘泥固执、文过饰非；对任何事情应当客观，不可自以为是，主观地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 不过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报人，对于欧美的同业有时会有意见，觉得他们经常只根据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来判断不同社会中的事物。 我是国际新闻协会的会员，参加这个世界性的新闻工作者协会到今年刚好三十年，过去常去参加年会，和各国著名报纸的发行人、总编辑聚会。和各同行交流经验，自然很有兴趣。不过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报人，对于欧美的同业有时会有意见，觉得他们经常只根据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来判断不同社会中的事物，总是认为欧美的标准和观念一定是对的、理想的，和他们不同就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合适、不及格的。欧美的同业大都是很有知识的才智之士，当然知道东方社会、第三世界的国家各有各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背景，然而这些同业之中，有不少人惯于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别人。甚至于，我曾听到一位美国报纸的发行人，由于习惯于英美法律系统，竟指摘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大陆法系中的法例和司法制度是错误的，是不尊重人权的。 今天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同业首次在这里聚会，我十分高兴能够参与，大会主持人邀请我讲话，我更感到十分荣幸。 我们可以很乐观地见到，今后三地新闻界的交流必定会更加密切和频繁，互相访问和采访的机会肯定会迅速增加。但三个地方的政治、社会制度各不相同，我想向同业们建议，应当尊重各地的不同制度、社会情况、处事方式和生活习惯，不要有意或无意地先肯定自己必定是优越的，别人的那就差一点了，甚至于大大不如。这种主观会妨碍到建立友谊，也阻碍到自己的认识和了解。 好在中国读书人有一个长期传统，重视“温柔敦厚”，瞧不起尖酸刻薄，即使对于别人的缺点，也常存一份谅解和善意。尊重别人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 认为自己所不熟识的人就是敌人，必须捉来煮熟了吃了的，是野蛮人的习惯。新闻工作者的任务恰恰相反，要努力去了解自己所不知道、所不懂的事物。 我们三地的新闻工作者是介绍人，应当忠实介绍，不必把对方夸张为天仙化人，也不能歪曲事实，说他是瞎子、麻皮。 海峡两岸和香港人口众多，所有的人互相访问是不可能的，但当地人民对于其他两地都感到关注，我们新闻工作者在访问了其他两地之后，不存偏见、成见地忠实报道出来，广大读者读了之后，就会增加了解。就像恋爱结婚一样先从认识开始，然后互相了解，进一步发展关系。我们三地的新闻工作者是介绍人，应当忠实介绍，不必把对方夸张为天仙化人，也不能歪曲事实，说他是瞎子、麻皮。 古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个理想不大容易达到。但我们新闻工作者有共同理想和热诚，有共同爱好和经验，有共同的社会责任，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喜怒哀乐大致上相同，何况我们更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共同的文字语言，我们相互间只有善意，没有敌意。如说“三地同业，皆兄弟也”，相信我们今天就可以提出这个口号。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九三年第八期 第7章岁月沧桑，韶华易逝 回忆与金庸先生的交往 严家炎 他总是把国家、社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在这一大前提下才来争取个人事业的发展。金庸先生永远是我们尊敬的一位前辈和老师。 一九九一年，我曾在旧金山一个华文文化中心讲过两次金庸小说，当时在座的陆铿先生不久即在香港一家刊物上做了较详细的报道。但那时我尚未与金庸先生见过面。 与金庸先生真正相识，是一九九二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做三个月研究期间。那是在文化界十一二位朋友相聚的一次小型宴会上，由陆铿先生介绍，金庸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宴席结束时，金庸先生又约我几天后到他的山顶道一号家中小聚。这次“小聚”倒真是一次相当酣畅的欢聚。我们从各自少年时的兴趣爱好说到武侠小说，又从武侠小说聊到他的新武侠，再从金庸小说谈到围棋，又从围棋胜负聊到顶尖国手陈祖德以及金庸先生向他学习棋艺；再从香港将要回归聊到他参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以及一九八九年以后的辞职……总之，是我向金庸先生请教了许多问题。一直到厨师送来了下午的点心，我们的谈话才告一段落。餐后，金庸先生亮出旁边小桌上放着的三十六册第二版金庸小说，并将它们送给我。我当然非常高兴和感谢，随后向主人告辞。金庸先生又让他的司机驾车送我回中文大学的住处。 第二次与金庸先生见面，记得是在一九九四年十月的北京，那是北京大学经国务院批准，聘请金庸先生为名誉教授的仪式上。北大法律系教授同时也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的萧蔚云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学院院长冯其庸，都出席了这次隆重的仪式。我在仪式上为金庸小说发表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词，这篇贺词稍后发表在《明报月刊》上。金庸先生对此特意表示了感谢。 永远是我们的前辈和老师 这之后，我们又在北大、大理、海宁、台北以及科罗拉多等地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以及在华山论剑的活动中多次见面，还一起畅游了九寨沟、峨眉山、青城山，欣赏了壮观的钱塘潮。我每次去香港，大概也会与金庸先生见面，地点或是在他家中，或是在嘉华国际中心二十五楼他的办公室，或是直接在太古广场的夏宫餐馆。在我记忆中，嘉华国际中心二十五楼办公室去过多次，连他陈列在那里的书籍也都相当熟悉。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金庸先生办公桌上有一付非常特别的木质斜面写字台板。我曾向他请教，这付写字台板有何用处？金庸先生相当得意地让我猜。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设计的，写字台板有个可调节的斜面，能让写字者保持脊椎骨挺直，不致书写时弓腰曲背。我坐到椅子上用斜面台板试写了几下，果然感到身姿轻松、舒服多了。于是，金庸先生就提议要把这付写字台板送给我。我当然表示不能接受，因为他确实更需要。但金庸先生说，他已经七十多岁，使用不多，而且让人再做一付也很容易。这样，我只能向他致以诚挚感谢并接受他这份极宝贵的礼物和情意。 金庸先生办《明报》是以“明辨是非”“公正善良”为方针。他写新武侠小说塑造的是郭靖和乔峰一类“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金庸先生一向非常关心香港的前途，关心祖国的和平统一，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他总是把国家、社会、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在这一大前提下才来争取个人事业的发展。金庸先生永远是我们尊敬的一位前辈和老师。 原载于《明报月刊》二〇一五年第八期 结识先生十七年 张纪中 我曾在拍摄《神雕侠侣》时，向先生讨教对“浪漫”的表达。在西湖游船上，先生对我说：“浪漫是一种不常见的状态，比如手拉手看月亮很常见，但如果手拉手看月亮还站在水里，那就是不寻常的举动，就是浪漫了。” 今年是金庸先生创作六十周年，一个甲子过去了，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在全世界掀起了武侠的热潮。在新武侠小说的泰斗人物中，还有梁羽生、古龙，但金庸先生最为出类拔萃，他的作品充满深邃的传统文化思想，内容涵盖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除了儒释道、仁义道德的核心，更有传统的茶文化、酒文化、食文化、天文地理、中医中药、琴棋书画……都被他写得有声有色。 我初读金庸小说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读的第一本金庸小说是《书剑恩仇录》。那时候想得到金庸先生的书很不容易，但《射雕英雄传》电视剧热播时，我已经有了改编他的小说成电视剧的想法。后来看过了他的书，那个想法对于当时身为演员的我就是种期盼。我一直想，如果做导演，是不是就能够拍摄他的作品？这种想法一直放在心上。 一块钱将版权卖给央视 我和金庸先生一九九八年相识，那时我刚拍完电视剧《水浒传》，金庸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如果按照央视拍《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态度，他愿意一块钱将作品版权卖给中央电视台。我看到报道后立刻感觉拍摄的机会来了，马上就以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名义给老先生写了封信，表示我们非常愿意拍摄，金庸先生立即回复说可以让我们随便挑他的作品。考虑到中国内地当时的电脑制作的水准有限，我们就选了《笑傲江湖》。 一九九八年十月，双方达成协定。那是我们和金庸先生第一次签署版权协议，记得很清楚是在杭州东方龙大酒店（这个酒店现在不在了），一同去的还有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我特意在银行找了很新的一块钱，钱上的号码我至今还记得，是“52888”，我们将钱压在有机玻璃里，用汉代云纹的画框装了起来。那时候激动得都忘了照相，后来我问金庸先生那一块钱还有没有保留着，我想照相留个纪念，他找了一气，告诉我搬了几次家找不到了，至今不知道藏在哪儿了。但是从此我和金庸先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一九九八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七年了，十七年间我拍了金庸先生的八部作品：《笑傲江湖》《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碧血剑》《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和《侠客行》，并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六个金庸剧的影视城。 良师益友 金庸先生和我脾气相投，我把他当作一个长辈、学者、良师益友。我们时常在杭州、香港见面，每一次见面都是非常快乐的时光。有段时间金庸先生每年都去杭州几次，很多时候是我陪着金庸先生。我在杭州有很多朋友，像马云、陈伟、何一兵，马云那时不像现在这么“身不由己”。每次我们在杭州，都会欢聚一堂，杭州的龙井山、杨家坞都留下我们这群人的欢声笑语。 二〇〇〇年的中秋节，金庸先生特地赶到《笑傲江湖》的拍摄地浙江新昌，和全剧组人员过节，大家喝酒唱歌，非常开心。那年中秋节的月亮格外明亮。 拍摄《射雕英雄传》时，在刚建立的舟山桃花岛影视城，金庸先生第一次踏上了他笔下的桃花岛。他一去，当地爆炸般地轰动，桃花岛的渡船全部超载而络绎不绝地运送热情的观众。在桃花岛的沙滩上持续了两个小时的直播，观看群众据说有三万多人，场面非常壮观，金庸先生兴致勃勃，提笔给很多地方提了字，老先生的亲和力让现场每个人都感到很温暖。 金庸先生的作品除了武功，另一主题就是表达浪漫的爱情故事。我曾在拍摄《神雕侠侣》时，向先生讨教对“浪漫”的表达。在西湖游船上，先生对我说：“浪漫是一种不常见的状态，比如手拉手看月亮很常见，但如果手拉手看月亮还站在水里，那就是不寻常的举动，就是浪漫了。”我听了哈哈大笑。我后来在拍这部戏时从演员到美术，都强调这种极致的浪漫。李莫愁的出场、过儿和姑姑练《玉女心经》等场景都表达得美轮美奂。 非常疼爱自己的作品 在电视剧的剧本创作、拍摄阶段，尊重原著是前提，但有时因为剧情表现，会有精心的改编。二〇〇三年我为电视剧《天龙八部》担任总制片人时，调整了以乔峰为主线的故事顺序与结局。为了突出乔峰的大仁大义、顾全大局与民族和谐的英雄形象，我把乔峰这条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结局方面，小说里是慕容复疯癫了，但这在电视剧里达不到高潮的效果，我就把乔峰的牺牲做结尾的高潮，结果金庸先生看过之后笑着跟我说：“改得还不错，我可以把小说改过来。” 当然我们也有“不和谐”的时候，在讨论对《笑傲江湖》的改编时，金庸先生就发了脾气。小说是带入式的，让令狐冲在第四章才出来，“婆婆”任盈盈的出场也很晚，但考虑到电视剧的整体展现以男女主角为先导，第一集要令狐冲出场，第二集让任盈盈也神秘地出现一次，我就跟金庸先生讨论这样行不行。结果他半天不语，说了一句话逗得我哈哈大笑：“《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出场还晚呢！”看得出来他确实非常疼爱自己的作品，他说：“你自己的孩子生出来会给别人去打去骂吗？你要觉得不好可以自己重新写一个……”他会说一些很富童趣的话。 改编金庸作品再上第九层楼 先生和我算是“忘年交”，先生把家人、好朋友都介绍给我。家人的聚会也邀请我参加，一起吃饭、聊天，看到他和他几十年的朋友，比如倪匡先生笑谈往事，字字珠玑，我觉得那都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去年胡军、黄晓明、李亚鹏跟我提出来想拜访金庸先生，本来是想人多一点一起去，我执导过的戏里男女主演有几十个人，后来想想金庸先生家也容纳不下太多的人。我就只好带着从金庸剧受益最多的三个主演去拜访金庸先生——李亚鹏演过《笑傲江湖》和《射雕英雄传》；黄晓明演过《神雕侠侣》和《鹿鼎记》；胡军虽然只演过一部《天龙八部》，但这部戏的影响力非常大，至今仍是经典。 那天，金庸先生衣着整齐地坐在家里等着我们，老先生永远是这样一种绅士风度。我们到了以后他非常开心，不停地夹菜让我们吃，最后跟我们一一合影，我们走的时候他坚持送到电梯口，直到电梯门完全关闭，一幕幕真是让我非常感动。 金庸先生的小说不断地被翻拍成各种影视作品，他留给世界的文化遗产，随着岁月更替，会像一瓶陈年老酒散发出浓郁的醇香。今年，在《书剑恩仇录》创作六十周年之际，我已计划拍摄《书剑恩仇录》的电视剧，为了纪念金庸先生六十年前惊世之作的问世，也要为我完成全部金庸作品的拍摄再上第九层楼。 原载于《明报月刊》二〇一五年第七期 读的小说 冯其庸 赠金庸 千奇百怪集君肠，巨笔如椽挟雪霜。 世路崎岖难走马，人情反复易亡羊。 英雄事业春[1]千斛，烈士豪情剑一双。 谁谓穷途无侠笔，青史依旧要评量。 注释 [1]《洛阳伽蓝记》卷四：市西：“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又李白诗：“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皆以“春”名酒，此处即用此意。 一九八一年秋，我应美国斯坦福大学之邀，赴美讲学，住paloalto。居停主人陈治利先生和他的夫人王肖梅女士，都是金庸迷，家中藏金庸小说甚富，我因得以一一取读，这也是我读金庸小说的开头。 我每读金庸小说，只要一开卷，就无法释手，经常是上午上完了课，下午就开始读金庸的小说。往往到晚饭时，匆匆吃完，仍继续读，通宵达旦，直至第二天早晨吃早饭，才不得已暂停。如早饭后无事，则稍稍闭目偃卧一回，又继续读下去，直至终卷而止。记得第一部读的是《碧血剑》，我读了一个通宵。第二天白天，稍稍处理了一些事情，就将此书读完。以后每部书的开读，大抵都是如此。虽然书的卷数有多有少，读的时间也不完全相同，但通宵不寐地读金庸的小说，成了我最大的乐趣。后来我到耶鲁大学，遇余英时兄，畅谈的内容之一，就有金庸的小说。我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也遇见不少金庸迷，他们有的竟能背诵金庸小说里的诗词，有的还模仿着小说里人物的语气歌唱。 我后来碰到许多香港的朋友，他们也给我讲述金庸小说席卷欧美的情况，用过去的老典故“洛阳纸贵”来形容这种盛况，是远远不够的了。我在美国，一直读到把陈先生所藏的金庸小说统统读完，大约已占金庸小说的三分之二，才不得不暂时停止。但是，隔了些时候，就觉得当初读得太快，来不及品味，所以又回过头来重读了几部。 一九八二年回国后，一因事忙，二因无书（原先一九八〇年我从美国参加“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路过香港时，曾承金庸先生赠《天龙八部》一部，当时未及展卷。不久即再赴美国，故寒斋仅此一书），故虽在美时得快读金庸小说，归后仍无缘再读。前岁，复得金庸先生惠寄《鹿鼎记》一部，乃急而读之，虽在美时已读过一遍，但此时重读，如逢故友，颇有别来无恙之感。从此，我读金庸小说之积癖又大发作而不可复止矣。幸友人马力兄既知我此癖，次第为我罗致馈赠。乃得重温在加州时卧读金书通宵不寐之乐，虽于金庸小说尚不能得其全，且不及在加州所读之富，然亦已得其泰半，差堪告慰矣。 有的朋友问我，为何对金庸小说如此入迷？我简单地答复，那就是一个字：好。或者说，它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如果要我详细回答，那就不是简单的谈话，而是对我进行考试了。说句老实话，我对金庸小说，也还没有能力做到看了一遍两遍就能做出像样的评论来，就我已经读过的三分之二以上的金庸小说来说，我认为，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太广泛了，也就是说，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学问太广泛了，没有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知识，不认真地当作学问来读他的书，当作学问来评论他的书，仅仅从传奇性、强烈的故事情节性来读他的书和评论他的书，恐怕是很难中肯的。或者，企图简单地搬用几条文艺学的理论来评论他的书，合乎条文的就认为好，不合条文的就不好，那也很难对金庸的小说做出中肯的评论。我自己既没有做到用做学问的态度来读他的书，自然也就做不到用做学问的态度来评论他的书了。 但是，我先说点读后的印象，当然也是可以的。因为印象有深有浅，它不算学问，出错了也无关紧要。 我认为：第一，金庸小说所包含的历史的、社会的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在当代的侠义小说作家中，是极为突出、极为罕见的。当然，他的作品并不是历史小说，而是侠义小说。其故事情节和人物主要是虚构的，即使有些确实是历史人物，但他也并不是按照正史的传记资料亦步亦趋地来写的，而是重新虚构创造的。但是尽管如此，他的小说仍然涉及历史和涉及广泛的社会。一位小说家具备如此丰富的历史、社会知识，而且文章如行云流水，情节似千寻铁链，环环相扣，不可断绝，而且不掉书袋，不弄玄虚，平平叙来，而语语引入，不可或已，这已是十分难得的了。何况他十多年来，所写小说之富，实在惊人，这在中国古今小说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而这许多小说，虽然故事有的有连续性，但却无一雷同，无一复笔，这需要何等大的学问，何等大的才气，何等大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学的修养！把他的小说加在一起看看，难道不感到是一个奇迹式的现实吗？难道不感到这许多卷帙，是一座艺术的丰碑吗？！ 第二，金庸小说所涉及的思想，可以说是诸子百家、九流三教，几乎包罗一切，而在文学方面，则诗、词、歌、赋、对联、谜语、小曲应有尽有，而且都十分妥帖得体，毫无勉强做作或捉襟见肘之感，相反却使人感到游刃有余、长才未尽。然而其中最重要之一点，我感到他书中贯穿始终的思想，是一种浩然正气，是强烈的正义感和是非感！作为侠义小说，当然离不开侠和义，但是，他不是旧式的江湖帮会之间的恩恩怨怨，或者个人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不是忠臣义士、清官廉吏与奸党邪恶之间的矛盾斗争，我感到他的小说所要表达的主要的思想，即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远远高出以上这些旧式的侠义小说所习惯于表达的思想。读他的小说，常常使人感到他笔下的一些英雄人物，具有一种豪气干云、一往直前的气概，他给我以激励，给人以一种巨人的力量，一种要竭尽全力去为正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精神；并且，他笔下的人物，也使人感到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 第三，从艺术上来看，金庸所创造的一些人物，就其主要者来说，并不乏有血有肉的成功的形象，例如萧峰、陈家洛、文泰来、霍青桐、郭靖、黄蓉等这些艺术形象，都是令人难忘的，具有很强的感人力量的，有谁读过这几部小说而不被这些艺术形象感动的吗？我看，对这些艺术形象竟会无动于衷的读者，恐怕即使有也毕竟是极少数。当然，就金庸所创造的全部小说人物来说，具有较强的感人力量的，绝不止上面所提到的几个，这里只是略举一二而已。一个小说家，能够留下若干个艺术形象在读者的心目中不会忘记，能够在小说艺术形象的人物画廊里占有几席位置，这就是十分难得的了，这就是一个小说家成功的标志。 第四，我特别感到印象深刻的是金庸小说的文学性，它与一般旧式的和时行的侠义小说有显著的不同，它不仅是小说的语言雅洁、文学性高、行文流畅婉转，也不仅是有诗有词，而且都不是凑数之作，而是相当耐读的，更重要的是作品中时时展现出一种诗的境界，一种特别美好的境界。用习惯的话来说，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意境，读后，令人犹如身临其境，感到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一种令人陶醉的美感。这标志着他的小说的文学素质，而不是仅仅如一般侠义小说以情节的紧张给人以吸引力。尤其应该指出的是金庸小说场面之阔大，意境之奇丽，是远远超越于以往的同类小说的。特别是金庸极善于写一个个大场面的斗争。如《书剑恩仇录》中写铁胆庄、写劫狱、写游湖、写霍青桐破敌等场面，《天龙八部》中写萧峰大战聚贤庄等的场面，都是惊心动魄、虎虎有生气的。我们读《水浒传》至闹江州，已经感到文章花团锦簇、热闹非凡，而又井然有序，好看极了；我读金庸小说中的许多大的斗争场面，时时感到作者的笔下虽然在驱遣着千军万马，但却运笔如椽，井井有条，文不让古人。 第五，金庸小说情节的柳暗花明，绝处逢生，或天外奇峰飞来，这种令人拍案叫绝的地方，往往随处可见。在未往下读时，已觉山穷水尽，再往下读后，又觉路转峰回，情随景移。合情合理。正是由于这些，常常令人手不能释卷，总让你要一看究竟。这一点，可以说金庸的小说大大发展了侠义小说的传奇性。传奇性，这本来是侠义小说本身应有的不可或缺的特点，如侠义小说而不带某种传奇性，反倒会令人不满足，甚或失去其特色。问题是在于这种奇峰天外飞来之笔的可信程度，前后情节连接的合理程度，也就是传奇性与可信性的一致，从这一点来说，金庸小说，常常又使你感到奇而不奇，甚至读而忘记其奇。 当然，我并不是说，金庸小说里所描写的，都是现实的、可能的而不是超现实的、想象的、虚幻的。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他的小说，从情节的发展来讲，虽然奇峰突起，意外之至，但却又使你感到来去自如，合情合理，并非信笔乱写，因此他能令人身临其境而忘记其奇。 有的朋友对我说，金庸小说，好则好矣，只是太奇太怪，荒诞不经。有一些赞者有这样的意见，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并没有必要强求一致。问题是对这类小说的要求，应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区别开来，就说是《红楼梦》吧，也还有太虚幻境之类的描写。侠义小说之有一定程度的或较大程度的超现实性或幻想式的神奇性，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不能用评价现实主义小说的眼光去评价侠义小说。 以上这几点或者可以算我读金庸小说的一点简单的概括吧。当然，这样的概括，必有很多的疏漏，何况我临文之际，又无时间再稍稍检读，只能凭印象，因此，我并不敢希望自己的意见条条都对，充其量，只希望我的主要的意见，不要违背广大读者的共同感受，这就已经算是我的奢望了。——我相信我的这一点希望是实际的。 不过，我倒想说说我读金庸小说的一点点粗浅的体会：尽管金庸小说写得那么富于传奇性，带有较为浓厚的神奇色彩，但我在读他的小说时，第一步当然是进入小说的情节，为他的小说情节所紧紧吸引，甚或常常担心小说中某些人物的命运，被小说人物的喜怒哀乐所感染。在经过了这一步后，在已经熟悉了小说的人物情节和作者所抒发的基本的思想以后，第二步我就常常试从这些人物、故事情节中跳出来，所谓“得意而忘言，得鱼而忘筌”，换一个角度，从人生的哲理、从历史的哲理、从生活的哲理来咀嚼其意味。曹雪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金庸的小说，当然更是“满纸荒唐言”了，那么，究竟“其中味”是什么呢？难道不可以深长思之吗？我前面说过，他在小说里贯穿的那种浩然正气，那种强烈的正义感、是非感，那些英雄人物的磅礴的豪气，那种民族感、爱国心，不正是通过这些故事情节和人物行为传播给读者的吗？但是，我感到我所感受到的，还只是小说的思想、感情的部分内容，这是容易被我们感受到的内容，而金庸小说的思想内涵，我感到还有更值得探索的东西在，需要我们做认真的努力。而这，我当然不是从消极的方面来讲的，而是指小说的积极意义。 文艺作品的社会作用当然是极为复杂的，如果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其社会效果只能起好的作用，那未免把复杂的事物看得简单化了。事实上，世界上恐怕从来就没有只起单纯作用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当然如果作品主要的方面是积极的，那么，其所起的积极作用也会超过其消极作用，因此对于作家来说，我们希望他们多创作出好的作品来。但是，我们绝不应该要求作者的作品只能起单一的好作用，这是作者所无力能做到的，就是施耐庵、罗贯中、曹雪芹，或者王实甫、关汉卿、汤显祖，他们都不能保证他们的作品只起好的单一的作用，因为作品的社会作用问题，作品本身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有读作品的人的动机、目的和他的文化素养等因素在，而这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不容忽视的一面。 金庸的小说所反映的历史生活面、社会生活面如此之广阔，在他的作品里，各色各样的人物都有，而且也确实不乏穷凶极恶之人，因为他所要写的是社会。而社会是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由此，他的小说所起的作用，当然也不是单一的。所以我赞成应该对他的小说做认真的研究，很好地来分析他的作品，引导人们来理解他的小说的积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前些时候，看到一篇文章，提倡要研究金庸的小说，而且他称关于研究金庸小说的学问，叫作“金学”。我想这位朋友的见解，是有道理的，不应该仅仅把它作为谈资。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我看 二月河 很多读者认为我是通俗小说家、评论家——也就是那等高级读者，也还有那许多高级作者，是很把这个档次的小说瞧不进眼的，小说地位低，连带着就是小说家也跟着低。因而一些小说家有点护疮疤似的把式，有人说他一声通俗就唬得他四脚朝天、口吐白沫。 然而我呢？准确地说是不怎么在乎，懒洋洋地看待这个评考，甚或有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那个心理。 因了自己喜爱通俗——当然是既通俗又通雅的更好——一切的通俗作品就尽往书房收——我看了看收得最多的，是金庸的。 他的书，有全部套装的、散装、盗版还有小人连环本，还有把整本书拆掉，一毫米厚一本的订书机订出的那一种，凭你想象说不出它的版本名称。这也是中国一绝。金庸的书初入中原，量少读者多，租书老板将它拆成薄本分开租阅，租金也多，读者也多，没有哪一个作者的书风靡到这个份儿上的，然而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新兴武侠本，它就有这样颠倒疯狂读者的魅力。 我在衡量书的质量时，最爱看的两条：一条是一本书拥有不拥有读者，另一条是一本书拥有不拥有时间，也就是书的时效性如何。上头说的是前一条，那么后一条呢？ 我看也是靠得住的。金庸写出最初的新武侠多少年头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接触他的第一本书是《书剑恩仇录》，那时世界上还没有二月河，但已有了凌解放。我一边写自己的书，一边看他的书；我的书已写到尽头，他的书还在案头。 王朔骂金庸曾引起了一阵轰动。我也喜爱王朔，他的幽默、诙谐和他的著名的痞，或者叫皮，构成的是王朔特色。他骂金庸我始终认为仍是在说，或者顽皮，就像路边小孩子往大巴上糊泥巴，顺便踢一脚路上的石头，其实是他天性使然，大巴、石头跟他屁仇恨也没有。 你认真看这事，要怪你太认真。 几年过去了，王朔还是王朔，金庸呢，还是金庸。 这是实在话，金庸可不是一句“妈妈的”就能弄倒的。我在几个场合说过：一百年内，上帝不大可能再赐予我们一位金庸，不是随便说开心的，我对金庸流派确有点理性上的认知。 这篇文章不能完成，再找时间说吧。 原载于《明报月刊》二〇〇五年第四期 文学展厅 蔡澜 生长在南洋的我，第一次接触到金庸作品，已完全被深深吸引，当年的报纸有两面连载着两部金庸小说，姐姐和我一拿到手，即刻撕开，一人一页追读。这段往事，记忆犹新。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内地人把金庸、倪匡、黄霑和我，称为香港“四大才子”，我对这个美誉，深不以为然。 倪匡兄创作的卫斯理和科幻小说，受到读者的爱戴，成绩不容否认。黄霑兄在填词和作曲的浩然之气，也功不可没。他们是才子。只有我，既已七老八十，就与“子”字无关；“财”这方面，钱赚得少，友人一位位逝去，棺材倒见得多，怎会与“才”字有关？ 最无辜的是金庸先生，和我们三个只顾在一块儿吃喝玩乐，真对不起他老人家了。金庸先生也根本不是什么才子，他是位文豪，是位大师，地位不知高出我们多少。 说这句话完全凭良心，金庸先生作品不限于武侠小说，讲的是情。倪匡兄赞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点也不过分。试问天下有哪位作者的文字能像他一看令人着迷，一拿上手根本就放不下？而且，重读又重读，永不会生厌。根据其作品所改编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无一不成功。金庸作品带给认识中国文字的人多么大的喜悦！中外名著看得不少，也没有一本像金庸作品那么引人入胜。 年轻时来到香港定居，每天第一件事就是阅读《明报》社评，副刊上诸多作者的专栏，也是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精神食粮。多么希望有一天，如果能跻身在内，那将是人生多么大的幸福！ 后来任职邵氏公司的制片经理，每回向金庸先生买版权，由倪匡兄改编剧本时，必定聚会晚宴。出席的还有邵逸夫先生、张彻导演，才开始和金庸先生有见面的机会。拜赐倪匡兄的推荐，金庸先生看了我在《东方日报》的《龙门阵》专栏，觉得我这个小鬼的文字有点可读性，才录用了我，那是比中六合彩更令我兴奋的一件事。 幸亏也没令金庸先生失望，我在《缘》那个专栏中，记录了向冯康侯老师学习书法和篆刻的功课；也写了带着老父老母回乡寻根，第一次踏足内地的过程。记得副刊做过一个问卷，当年的编辑胡菊人先生告诉过我，我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一个作者。 之后，承蒙金庸先生和夫人的爱护，旅行时也带了我一块儿上路。工薪阶级的我，当年没有金庸先生夫妇的邀请，是去不起欧洲最高级酒店和餐厅的。外游时，我当了娱乐主任，讲了不少电影圈中的秘史，这是我对金庸先生万分信任，知道他是一位不会向外泄露的长者，才把这些有血有肉的往事一一细述。如今这些秘密也不再公开，没有人知道了。 旅行的次数后来愈来愈多，到过欧洲诸国、柬埔寨、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和韩国。我也见证了金庸先生在中国丽江下的一盘未完的围棋，被雕刻在大石上面，也看到金庸先生和白族姑娘载歌载舞，非常欢乐的一面。 有一年，金庸先生患了一场大病，我只能在病房外远望，什么也帮不了，除了担忧之外，每天也为金庸先生抄一篇《心经》，也堆积了一叠。身在海外的亦舒也非常挂念，追问近况，我把这段日子的经过，模仿金庸先生的手法，写成几篇他与病魔决斗的小说寄给了她，可惜没有存稿，也没有想过要发表，不然还有一点点可读性。 终于胜利——金庸先生不但痊愈，胃口可来得真好，寿司一啖好多个，一大块牛排吃得干干净净。金庸先生除了鱼生和牛肉之外，就只爱江浙菜，对我这种什么东西都尝试的人并不赞同。但有一次我们在伦敦，我建议吃黎巴嫩菜，他也奉陪。当时适逢初夏，天气颇为炎热，我们坐在户外食肆，见他老人家额上流着微汗，还要看着我这个生番把一碟碟的生羊肉吞进肚中，只是微笑不语，如今想起，也真对他不起。 对不起金庸先生的事可真多，我一直想把金庸小说翻译成日文出版，都只是说说却做不到。另外还想把金庸作品做成录音书也没办成，好在当今内地已有人出了，我也老怀欢慰。 香港非典（sars）期间，我第一件事就是希望这位国宝不受影响，陪他和夫人一起去墨尔本游逛。金庸先生在那里有一座巨宅，买下来是因为有个上万英尺的花园，长满大树。他说有树才有文化，其中一棵样子很怪，枝干不规则地生长，专用的澳洲园丁解释，这树的名字叫“猴子的疑惑”（monkey''spuzzle）。经那么一说，可真的像只巨猿在抓耳挠腮。 之后每逢过年过节，我们多次到金庸先生澳洲的别墅小住。有一回想去听歌剧，打电话查问门票，数年后又想去参加音乐会，考一考金庸先生，一问即刻记得是什么号码，记忆力是惊人的。 澳门建立金庸图书馆，我有幸陪同，乘船时嘀咕，香港早就应该开的，怎么让澳门人抢着去做？现在可好了，虽然后知后觉，但康文署决定建立金庸文学展厅。天下有华人文字的地方，就有金庸作品。金庸文学展厅能提供给世界华人书迷一个前来朝拜的宫殿，是件大喜事，特此志之。 原载于《明报月刊》二〇一五年第七期 的侠气 池田大作 推心置腹的谈话能感染别人，池田会长奔走世界各地，与各国的首脑和学者会面、恳谈，从生命与生命的触发，推演出人类幸福世界和平的前进步伐。这篇短文，他便展示了金庸先生在大时代中贯彻信念的精神境界。 波澜万丈的人生。如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一股“锄强扶弱”的侠气，正是金庸先生的人生。 他是一位人称世界上无论到哪里，“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的大作家。从市井小巷的贩夫以至大学教授，中学生到老人家，大家都追看他的武侠小说。读者人数不知有几亿，人数之多不可估计。有人说他的小说里有“中国人的心灵故乡”。 他小说里的英雄人物，总是“见义勇为”的。将“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以至与恶人战斗，自己不惜走进危险的境地去。这是民众心中的英雄。这些故事当中，有因惩戒弄权腐败的贪官而被通缉的大侠，有为救朋友而不顾敌方正等待他来送死的壮士，有被他人陷害而蒙污的正义之士，有为那些欲救自己心爱女子的丈夫而身陷火海的青年，也有多愁善感的少年经历人生的试炼而成为英雄豪杰的故事。 金庸先生所描写的，是本着信义、经千锤百炼的男儿，还有与他们一起面对命运的“真情女性”。每一个人物在他的笔下都是有血有肉的，十个人就有十种不同的性格，无一相同。他说：“我最想写的人物，是在困境中本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忍下去、排除万难而奋斗的人，因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样子啊！”这也就是金庸先生本人的人生吧！ 金庸先生本名查良镛，一九二四年生于浙江。他的先祖也是富有正义感的人。金庸先生最敬重的祖父查文清公，是清朝末年一位知县。那时，在丹阳这地方，发生了民众火烧基督教教堂的事件，起因是他们憎恨这西欧列强侵略者的先头部队。主谋者虽要被处刑，但保护他逃亡的就是查知县。事后查知县个人承担所有责任，表现出“舍身救民”的气概。 金庸先生的一生，就是秉承祖先这种“傲骨”。他在学校的成绩名列第一，却遭到两次退学的处分。第一次是十七岁时，他在学校壁报上撰写了一篇文章，讽刺人皆憎厌的训导主任，结果得到同学们的喝彩，却被校方开除学籍。第二次是二十岁时，他立志要成为外交官而考进重庆大学，在那里，他的成绩也是第一名，但他不满当时国民党学生横行校园、欺负其他同学的暴行，于是向校方投诉，结果反遭勒令退学。 后来，他在香港创办《明报》，亦遇上多番波折。他对我说：“我常常坚守自己的主张，为此有时成为暗杀的目标，面对威胁生命的重大压力。不过，是非、善恶是清楚的，我从不向不合道理的压力屈服。我对自己这样说：‘即使危险迫在眼前，感到恐怖也不胆怯退却。因为我不想被小说中的英雄们取笑啊！’”正如金庸先生所说，他自己也是个“奋不顾身”的男儿，当他的长子去世时，他仍继续为报纸写社评，因为他必须写。 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的意志，是无论什么也不可以改变的。他小说中的人物说：“大丈夫能分清恩与仇。”即受到恩惠，便应尽所能去报答；受到恶意对待，也永不忘记对方，是分清黑白的行动者。所以能与善人交友，不会轻易交上恶人。这与连恩仇也很快忘记的日本人刚好相反。 另外，“大勇”与“蛮勇”是不同的，英雄不会露出英雄相。金庸先生仁厚大度、笑容满面、质朴寡言、毫不装饰。他的学问如深山旷野般渊博，从口中流露出来的见解，如清流甘泉。“日本人即使在其他方面优秀，但在国际感觉上就不可以这样说。例如，某人纵有学问和优秀才能，但人际关系却搞得不好，这样会使人误解他是个恶人。”他想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到现在还未对其侵略行为做出诚恳的谢罪。“我的家庭本来很富裕，但遭日本军烧掉了。母亲在战争中因没有足够的药物和看护而去世，弟弟也死了。”《论语》有云：“小人之过必文。”犯了过错，却用说话来掩饰、否认的就是小人。若一而再地重复下去，便会不受信赖。日本也缺乏“义”啊！所谓“义者，人之大本也”，（《淮南子》）明白正确道理的人，才是人中之人，在中国来说，这就是所谓“文明”了。中国本来就是个对异民族宽容、开放的国家。金庸先生指出，在唐代非汉族人而成为宰相的最少有二十三人。不计较出身，从中国来看只要有“文明”的话便可以，就是说，只要同是走在“义”这条人间之道的话，就是朋友。这一点，跟日本以先天性“血统”来归结的做法根本不同。在日本，如果引入了日本民族以外的“血统”的话，就永远视他为“外人”。然而以文明来统合的，就是人间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汤恩比博士的遗书也有“向中国学习”。这是说，今后向着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应向有史以来以一个文明圈发展过来的中国学习，好好学习她的智慧。最应要向中国学习的，不正是邻国日本吗？被评为最能表现出这种“中国心”的就是金庸文学。所谓这个“心”——就是贯彻与迫害战斗到底的信念，即使舍命也绝不后悔。我与金庸先生，就是以这种心情缔结起友情的。我们一见面，金庸先生便以坚决的口吻说：“中国有句格言：‘不遭人忌是庸才。’不遭人憎恨、不遭妒忌的人，绝不是大人物！” 原载于《明报月刊》二〇〇二年第一期 第8章武侠小说创作年表 1955年以金庸为笔名，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一年，奠定武侠文学基业。 1956年《碧血剑》开始在《香港商报》连载。 1957年写《射雕英雄传》连载于《香港商报》。 1959年《神雕侠侣》开始在《明报》创刊号连载。 《雪山飞狐》连载于《新晚报》。 1960年撰写《飞狐外传》。 1961年《倚天屠龙记》《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开始在《明报》连载。 1963年撰写《连城诀》。 《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连载。 1965年创作《侠客行》。 1967年创作《笑傲江湖》。 1969年创作、发表《鹿鼎记》。 1970年写《越女剑》。 1972年《鹿鼎记》连载完毕，宣布就此封笔不写武侠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