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 第1节 我的编辑生活 这段时间里要想在曼哈顿找一套便宜的公寓真是太难了，于是我只好到布鲁克林寻找住处。这是1947年。我只记得这一年最令人愉快的是天气，总是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好像老天被永远留在了春天，令人心旷神怡。 自成年以来，我一直是那么失意。二十二岁时，我为我的作家梦而苦苦挣扎。我觉得十八岁时的创作热情已快要耗尽，心中那灿烂夺目的无拘无束的火焰已变成一团有气无力、忽明忽暗的点点幽光。这并不表明我不再渴望写小说。我仍然怀着极大的热情写出脑海里蕴藏已久的东西，只是每当我写下精彩的头几段后，便再也进行不下去了。或许可以借用格特鲁德o斯坦因对"垮掉的一代"那些准作家们的评价，我是"茶壶煮汤元，有货倒不出"。更糟糕的是，我失业了，几乎身无分文，只好像我的不少同乡那样，自我放逐到弗兰特布西。于是，这犹太王国里又多了一个孤独的南方青年。 叫我斯汀戈吧，这是我的绰号。这名字是我在故乡弗吉尼亚上小学时得来的。当时我母亲刚去世不久，父亲实在无法管我，便把我送进一所学校。那真是一所好学校。那年我十四岁。在我无数的毛病中，"邋遢"可能是最突出的，于是我很快得了个雅号"斯汀吉"("臭气熏天"之意)。不过时过境迁，多年来的洗心革面(实际上我早因羞耻感而几乎有些矫枉过正了)，这个刺耳的名字逐渐被人们念成了"斯汀戈"。到了三十多岁时，这个雅号慢慢地、悄无声息地从我身上蒸发，就像一个幽灵就此离我而去。不过，我现在写的仍然是那段时期的斯汀戈。如果你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叙述这个名字的由来，那么你只需了解，我正在描述孤寂落泊、像久困洞穴即将发疯的隐士时的早期的我。随便吧，叫我什么都可以。 我很高兴我失业了。尽管除了服兵役外，那是我一生中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拿工资的工作；而且失去它之后，我本来已很脆弱的财力更是雪上加霜。现在想起来，也许我这辈子根本就不适合坐办公室。事实上，想想当初我对这份工作是那样垂涎欲滴，而现在仅仅过了五个月就丢了它，反而觉得一身轻松。这真让我对自己有些吃惊。在1947年，工作是那样奇缺，尤其是在出版业，然而幸运之神偏偏降临在我的头上，让我在最大的一家出版公司落下脚，担任"初级编辑"--其实就是校对，这样称呼好听一点而已。我的工资是每周四十美元，那时候美元比现在值钱多了。每到周五，我的桌上便会出现几张薄薄的绿色钞票，当然是扣了税的。这是一个小个子的驼背女人辛辛苦苦地仔细计算后送来的，是世界上最有钱有势的出版商发给我的每小时九十美分的苦力费。不过当时我并不怎么沮丧。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怀着满腔热情和崇高的理想投入工作的。况且，这工作还另有诱人之处：可以在"21餐厅"吃午饭；与约翰o奥哈拉共进晚餐；用我那双编辑的"火眼金睛"，让那些假装淑女却俗不可耐的女作家们照得原形毕现……　　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一切都是不会发生的。一方面，这个出版社已在教科书、几乎涉及所有行业的工业手册以及科技刊物方面大获成功，小说或非小说类文艺作品的出版只被当作副业。所以即使有像我这样满怀文学热情的"初级编辑"的努力劳动，它推出的作家仍很难吸引那些真正关心文学的人们。比如我刚到那儿时，出版社正在推崇两位"著名"作家，一位是早已退役的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某舰队的海军上将，另一位是前共产党的交通员，他那本由别人捉刀的《我的错误》正列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像约翰.奥哈拉这样的作家，在这家出版社几乎无从寻觅(我心目中有众多成绩斐然的文学偶像，但我一直觉得奥哈拉是那种可与之开怀畅饮直至酩酊大醉的作家)。而另一方面，分配给我的工作也实在让人扫兴。那时，麦克格雷-希尔出版公司(这也是我老板的名字)缺乏文学气氛，几乎没有在文学作品的出版方面取得过任何成就。由于长期从事技术类书刊的出版而且大获成功，使他们把我为之效力的、渴望拥有著名的文化类书籍出版商斯克里伯纳或诺弗一般风采的普及读物编辑部当作消遣之物，结果使得它像寄生在诸如亚拉巴马o沃尔德或马斯特集团之类的庞大集团身上的一个贩卖来自日本的假栗鼠皮(且众所周知)的一个小沙龙。 所以，作为办公室职位最低的人，我不仅读不到那些哪怕是走过场的手稿，还不得不去啃那些令人生厌的所谓小说和文艺作品--那上面满是斑斑点点的咖啡痕迹，或是肮脏恶心的手指印。这一切都显示着作者们(或代理商们)的彻底绝望，麦克格雷-希尔成了他们最后一搏的机会。但是，当时的我年轻气盛，满怀着对英国文学的高度热忱，以及马修o阿诺德所坚持文学的严肃性与高度真实性，所以对稿件的要求近乎苛刻。我干净利落地打发掉上千本手稿，就像猴子拔掉身上那些厌恶的毛一样，毫不手软。站在麦克格雷大厦二十层楼上玻璃笼子般的房间里--它位于西四十二街，是一座像塔一样的绿色高层建筑，外表精美却令人沮丧--我掂量着自己对那些手稿的冷嘲热讽，这是刚刚读完《含混七种》的人所特有的心情，而此时，我的桌子上又令人沮丧地堆起了高高的充满希望与蹩脚文句的手稿。不管它们有多糟，我都得为每一篇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简评。刚开始时，我还觉得挺好玩，可以挖苦这些手稿，并从中体会到一种报复的快感，但一段时间之后，这无休无止千篇一律令人乏味的工作开始让我厌烦起来。我厌烦烟笼雾罩的曼哈顿，厌烦为那些枯燥无味、死气沉沉的蹩脚手稿写无聊的评介文章。 我保留了几篇自己写下的简评，作为那一时期的纪念物。下面是我原封不动摘抄下来的一部分内容：　　《高高的大叶藻》，作者：埃德蒙尼亚.克劳斯.比尔斯迪克。小说。 新泽西州南部种满小红莓的沙丘上充斥着爱情与死亡。年轻的主人公威拉德.斯特劳萨威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一大片即将收获的小红莓。他刚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疯狂地爱上了伊拉.布莱恩的女儿雷蒙娜。伊拉是左翼分子，也是小红莓收获季节的一个罢工领导人。这次罢工策划周密，但最终因布兰登--威拉德的阔爸爸而败露。一天早晨，有人在小红莓收割机里找到了伊拉面目全非、支离破碎的尸体。威拉德与雷蒙娜的关系因此长期紧张不和，最后几乎同归于尽。威拉德是一个像猫一般灵敏、并长着一颗普林斯顿式的聪慧大脑的年轻人。雷蒙娜则是一个"身段优雅苗条，却掩饰不住心底淫荡"的风流女子。 就在我写下以上文字时，我仍然感到恶心。我敢说，这是妇道人家、或者说是低级动物"创作"的最糟糕的小说。建议马上退稿。 噢，聪明、自负的年轻人！当我把这毫无用处、没有丝毫价值的文学垃圾扔掉时，仍压抑不住幸灾乐祸的心情。我觉得我在麦克格雷的肋骨上轻轻捅了一下，因为它是那么热衷于出版这样的"消遣"类书籍。这类书只适合《读者文摘》之类的刊物。我并不为自己的行为而担忧，虽然这可能会直接导致我被解雇。 《水暖工的老婆》，作者：奥德丽.韦恩莱特.斯密勒。非小说。 只看如此粗俗低级的书名，就知道它不适合登上麦克格雷的大雅之堂。正如书名所示，作者是一位已婚妇女。她嫁给一个水暖工，住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郊。作者急切地想向所有人炫耀她与一位脑外科大夫的婚外情。她费尽吃奶的力气想要营造一些罗曼蒂克的喜剧效果，结果却写得蹩脚乏味。她写道，水暖工的生活跟医生一样，没日没夜地被呼来唤去；工作的性质也跟医生差不多，总是与细菌打交道，带着难闻的味道回家。文章一开头便竭尽"幽默"，但因功力太差简直就是一推臭狗屎。看看这些小标题吧："咚、咚、咚，马桶里的金发女郎"、"排污神经导管"、"冲刷岁月"、"棕色书房"等等。这部手稿寄到时半干半湿，皱皱巴巴。按照作者信中所说，它已在哈柏、西蒙-斯凯斯特、诺弗、兰登书屋、默洛、霍尔特、梅斯纳、威廉-斯隆、莱因哈特，以及另外七八家出版社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作者还在这封信里表露出破釜沉舟之心。她说这份手稿是她一生心血的结晶，并且(我决不是在开玩笑)还隐约透露出自杀倾向。我非常讨厌与谁的死牵扯到一起，但这本书仍然是绝对不能出版的。退稿！(我为什么非得读这些臭狗屎一般的东西？)　　我的上司是这样一种人，他读我所有的评述文章，与我们的老板共同分享我的觉醒，以及这个庞大帝国里令人窒息的一切。要不是因为他，我不会写上面这些评述文章。他叫范内尔，爱尔兰人，总是睡眼惺松，但头脑睿智，屡遭挫折却还能自得其乐。他在麦克格雷已工作多年，在诸如《泡沫》、《橡皮》周刊、《修复术世界》、《杀虫剂》，以及《美国矿工》之类的刊物当编辑，直到五十五岁时，才被安排到这个不太重要的、"工业化程度"不那么高的部门来。他在这儿可以优哉游哉地坐在办公室里，嘴上叼着烟斗，读叶芝和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我常常想，他肯定是一边宽容地瞄几眼我那些刻薄的文字，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早点退休回老家去。我对麦克格雷的讥笑和评述的格调常常能逗乐他而不会惹恼他。范内尔早已习惯了死气沉沉的麦克格雷。他与公司所有的员工一样，就像被裹在一只巨大的蜂巢里，即使最有活力的人也早被叮得麻木不仁了。他知道，要我找到一本可以发表的手稿的可能性不到万分之一。我想，他会觉得我开的玩笑是无伤大雅的。我曾写过一篇较长的自己特别满意的评述文章(或许不是最长的)，我想，它可能是我为数极少的里面含有怜悯之类的感情色彩的简评文章。 第2节 哈洛德.哈法戈传奇 《哈洛德.哈法戈传奇》，作者：冈德.费金。诗歌。 冈德.费金有点像杜撰过许多劣质作品的作家取的那种怪笔名，但现在你会了解这的确是作者的真名。这有什么意义吗？因为这份手稿不是通过邮局，也不是通过代理商，而是直接由作者本人交到我手上的。一星期前，费金带着一包手稿和两个手提箱来到我的办公室，迈耶小姐说他想见编辑。他有六十岁左右，背有点驼，但很硬朗，中等个儿，因长年呆在户外而变得粗糙的脸上长着浓浓的灰色胡须，嘴唇线条很柔和，有一双我所见过的最忧郁惆怅的眼睛。他头戴一顶黑色皮帽，是帽沿前卷刚好扣住耳朵的那种，竖起的羊毛衣领很厚实可以挡住风寒。他的手非常大，关节又粗又红。他有点流鼻涕，显得十分疲惫。他对我说，他想留下一部手稿。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是北达科那一个叫龟湖的地方，他刚坐了三天四夜的汽车来到纽约。我问他是不是为了送手稿，他说是的。 于是他主动说了起来。他说，麦克格雷是他拜访的第一家出版公司。我问他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他回答说纯属巧合，麦克格雷并不是他想要造访的第一家出版公司。这让我有些吃惊，居然连费金这样孤陋寡闻的作者也没有把它列为首选公司。他告诉我说，长途汽车在明尼阿波利斯停留了几小时，于是他到电话公司去转了转，在那儿了解到曼哈顿的所有电话都刊登在一本黄册中。为了不盲目行事，他用铅笔把纽约所有的出版公司的名称地址都抄了下来。我想，他一定是按字母顺序开始抄的，从阿普尔顿公司一直到齐夫-戴维斯公司。但是，就在到纽约的那天早上，站在波特汽车站惟一的出站口，他抬头一看，祖母绿色的麦克格雷大厦耸立在半空中，上面是巨大的标志，于是他就上来了。 这老家伙看上去已筋疲力尽、昏昏欲睡，还有些惶惑不安。他后来告诉我，他从未到过明尼阿波利斯以东的任何地方，我觉得我最该做的，就是把他带到楼下的咖啡厅。我们在咖啡厅坐下后，他开始讲述他的身世。他说，他的本名应该是"费京"，但后来不知怎么搞的，"g"在发音时被漏掉了。他是挪威移民的后裔，一直在龟湖边的农场里种麦子。二十多年前--他大约四十岁的时候，一家采矿公司在他的农场下面发现了巨大的煤矿矿藏。虽然他们并未马上开采，但与他签订了一个长期租约，足够他后半生享用了。他一直独身，生活一成不变，从未想过要关闭农场。而现在，他有了许多闲暇来开始那酝酿已久的"写作工程"，那便是以他的挪威祖先为主角的长篇史诗：哈洛德o哈法戈--一位生活在十三世纪的伯爵或王子什么的……听到这里，我的心都凉了，但仍一脸严肃地坐在那儿。他拍拍那个手稿包，说："是的，先生，二十年的心血都在这儿了，都在这儿了！" 但紧接着，我对他的看法开始改变。别看他一副乡巴佬的样子，但知识渊博，思路十分清晰，好像还读了不少书，大部分是北欧的神话故事。虽然他最喜欢的作家是不太著名的西格丽特.安德赛特、康特.汉森，以及四平八稳的中西部地区的作家如哈姆林.加兰和威拉.卡瑟等等，但不管怎样，万一我发现了一位天才呢？毕竟，就连惠特曼这样的大诗人，当初不也是像小贩一样到处叫卖他的手稿吗？长谈之后(我已经开始叫他冈德)，我告诉他我很高兴拜读他的大作，但我必须提醒他，麦克格雷在诗歌方面并不很在行，然后我们乘电梯回到楼上。当他道别时，我安慰他说，我理解他为这二十年的心血所承受的一切，我将认真阅读这部手稿，争取几天之内给他一个答复。这时，我发现他只打算带走一个箱子。看到我疑惑的目光，他笑了笑，把那深邃、忧郁和困惑的目光投向我，说："噢，我想你能理解，留下的那只箱子里装着那部长诗的另一半。" 我敢发誓说，这部手稿几乎是人类用手写下的最长的文学作品。我把它拿到邮寄室，让那个男孩秤了秤，一共三十五磅，用了七打哈默.邦德稿纸，共三千八百五十页打得密密麻麻的手稿。长诗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英语，如果你不了解内情，可能会认为这不过是屈莱顿模仿斯宾塞的作品。可那确确实实是在寒冷的北达科那大平原的一间农舍里，用二十年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写下来的。屋外，从萨斯卡切湾吹来的狂风肆虐着田里的麦苗。他一边梦想着他的古老的故国挪威，一边挥笔疾书。　　啊，伟大的酋长哈洛德，你为何如此悲伤！ 她在为你悲伤，而你又身在何方？ 我仿佛看见这位年事渐高的单身汉正在酷热难当的大草原，一边吹着电风扇，一边挥毫写完第四千节。 唱吧，你们这些巨人，还有尼伯龙根[1] 但不要再唱哈罗德赞美她的曲调。 请将你们的歌喉充满悲伤绝望：　　唱出最恶毒的诅咒！ 今天，死亡时刻已到！ --不，它早该来了！ 啊，多么悲伤的诗句！ 我嘴唇颤抖，视线模糊。我再也读不下去了。冈德.费金还在旅馆等我的回音(我让他住下来等我的决定，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建议)，而我却没有勇气拿起电话。终于，带着遗憾的甚至有些伤感的心情，我决定退稿。 也许是我要求太高，也许是这些手稿的质量的确太糟，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不记得我在麦克格雷的五个月里推荐过哪怕一篇作品，结果发生了一件颇有讽刺意味的事。在离开令人窒息的麦克格雷一年多以后，我退的一本书稿(至少我觉得非常糟糕)以芝加哥一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那几天，我常常想象范内尔或是公司其他上层人物的反应。我想我的退稿报告肯定在某位高级编辑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这位老前辈肯定会去翻那些档案资料。天知道他会带着怎样的烦躁与失落心情，重新翻看我那些自命不凡而又冷酷无情的杰作。 所以，在历经几个月的痛苦之后，这样一本散文风格的手稿让我如沐春风。它不再使我头痛、恶心，值得给予一定的赞赏。乘独木舟漂流一定会吸引一部分读者。但我认为，手稿过于冗长和沉闷，像一次乏味的环太平洋航海旅行。如果对它作大量删节，也许可以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之类的杂志上，或让某个大学出版社买下它，但它决不会是我们所需要的书。 我就是这样处理那本了不起的现代冒险经典作品《孔提基》的。几个月后，看着这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不可思议地数星期排名第一，我开始意识到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我想，如果麦克格雷给我的苦力费超出每小时九十美分的话，我对好书与臭钱之间的关系或许会更敏感一些。 在这段时间，回"家"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我住在西十一大街一个叫大学生俱乐部的大楼里，那间陋室只有八英尺宽、十五英尺长。我一到纽约便被吸引到这儿，不仅是因为它的名字，还因为它一周十美元的低廉房租。当我看到这个名字时，涌上心头的是青年团般的同志之情，还有铺着绿色羊毛毯的客厅长桌，上面摆着《新共和》、《党员评论》之类的杂志。当然，这不过是我的想象。大学生俱乐部只在一座低廉的旅馆里占了一小块，门房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他穿一件女人长袍，无精打采地为客人送信件或买买酒什么的。与鲍韦利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个可以锁上的房门，多少有一点点私人空间。除此之外，它与任何一家低级旅馆并无两样。不过，它的位置很好，几乎可以算是别致。在四楼的背面，从我那间陋室里满是污垢的窗口望出去，西十二大街上一座房子的花园尽收眼底。这是一个令人陶醉、心生梦幻的花园。有时，我似乎看见了花园主人--那便是我，一个身着便装的年轻人，他即将成为纽约或哈伯人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那可爱、迷人、身材匀称、金发碧眼的妻子，常常穿着便装或睡衣在花园里跳来跳去，与一条长相滑稽但精心打扮的阿富汗狗嬉戏，或蜷曲着躺在吊床上。在那里，我与她疯狂做爱……　　然而，当这一切连同那座傲慢的小花园像符号一般消失之后，大学生俱乐部的破败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而我更是贫困交加，异常孤独。这里的房客清一色是男人，年纪大多在中年以上，多是些流浪汉和穷愁潦倒的人，贫民窟便是他们的下一个去处。他们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地在狭小拥挤、油漆斑驳的走廊中擦身而过，满身酒气，满脸无奈。经常坐在门厅里的不是那老门房，倒是一群卑躬屈膝的死气沉沉的书记员，一盏小灯在他们头上一闪一闪、忽明忽暗。他们不时乘着那部破旧的电梯，大声咳嗽着慢吞吞地爬上四楼。这个春天的每一个夜晚，我都像隐士一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只能这么做，因为我没钱去消遣，还因为我是个初来乍到的乡巴佬，害羞，还有些矜持，既无机会也无情绪去结识新朋友。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现，在经过多年的寄宿生活后，我是那么害怕孤独，像一个重刑犯害怕被突然扔进死寂的大牢。我觉得，我现在是靠慢慢消耗多余的脂肪来维持生命。春光明媚的五月黄昏，我呆在大学生俱乐部的小房间里，看着一只硕大的蟑螂从《约翰.多恩散文诗歌集》上爬过，我突然体会到什么孤独，它是那么冷酷、丑恶。 因此，几个月来，我每晚的时间安排一成不变。五点钟离开麦克格雷大厦，在第八大街搭乘地铁来到乡村广场，在拐角处的一个熟食店买点东西。如果钱还够的话，就再买三罐莱因戈德啤酒，然后从那儿直接回到那间斗室，在凹凸不平的床垫上舒舒服服地躺下来。床单已经洗得发白，散发出一股肥皂味。我一边看书一边喝啤酒，直到喝完最后一罐，大约要花一个半小时或更久一些。在我那种年纪，如饥似渴的阅读一如幸福的婚姻成为排谴孤独的最佳方式。在那些夜晚，我只能靠这个打发时光。不过，我又是一个堕落的读者，对几乎所有刺激人的乃至能激发性欲的文字，都有一种饥不择食的喜好。我一点也没夸张。如果与那些承认他们年轻时有此同感的人交流，我想我不会因为这些想法而被别人瞧不起或不信任。我至今仍然记得，那时翻翻电话薄就能让我混上半个小时，我那玩意儿就这样看着那些名字产生轻微而明显的肿胀。 不管怎样，我还是渴望阅读。《在火山下》，记得这是当时最吸引我的书。一直读到八九点钟时，我便出去吃饭。那叫什么饭呀！比克伏特餐厅的索尔兹伯里牛排，吃完后总要留下一滩牛油；有时是耐克煎蛋。有天晚上，我在煎蛋里发现了一根雏鸡的绒毛和还未孵化完整的鸡嘴，差点没把我恶心死。要不就到雅典饭店吃小羊肉。那小羊肉吃起来和老绵羊肉差不了多少，再加上一些有异味的土豆，肯定是从某个仓库偷来的滞销货。但我对纽约的餐厅一无所知，就像我对它的其他很多事情一样。很长时间以后，我才知道这城里"最好"的晚餐，就是白塔饭店的一块汉堡包和一块陷饼，那花不了一美元。 回到斗室，我又抓起一本书一头扎进去，直到清晨来临。不过，我有几次不得不做一些乏味的"家庭作业"，给麦克格雷即将出版的书写些短评。事实上，我被雇用的主要原因，是给出版社一部已出版的大部头作品《克莱斯勒大厦的故事》写了一篇简介。那篇抒情而刚劲有力的文章给范内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显然认为，我必定还能为其他即将出版的书写出同样精彩的短评来。我想，他对我最大的失望，就是我再也没能写出哪怕一篇这样的文章。我一点不了解范内尔，只是从表面上看，麦克格雷那种绝望与消耗融在一起的综合症早已融入他的身心。 第3节 憎恨这种排字游戏 我不得不承认，我开始憎恨这种排字游戏一样的工作。我不是编辑，而是一个作家，一个像梅尔维尔、福楼拜、托尔斯泰还有菲茨杰拉德那样充满热情与渴望的作家。有多少个夜晚，他们单独或集体前来与我神会，呼唤我蕴藏于内心深处的作家职责。在扉页上写简介或短评，尤其是为那些带有铜臭味的商业书籍写赞美之辞，让我产生一种沉重的堕落感。下面是一篇我未能完成的短评：　　说到传奇的美国梦想，不能不说到金伯利-克拉克纸业大王。在威斯康星一个宁静的湖畔小镇尼纳，他单枪匹马地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金伯利公司如今已是世界纸业几大巨擎之一，在十三个州和八个国家设有工厂，拥有众多的消费者。它的一大堆品牌--当然最著名的是"克利尼克斯"，早已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像这样一段文字要耗掉我几个小时。是用"理所当然的克利尼克斯"还是用"不容置疑的克利尼克斯"？是"众多消费者"还是"许多消费者"？是"一大堆"还是"多如牛毛"？我心烦意乱地在这些枯燥乏味的文字里苦苦挣扎，轻轻念着那些毫无意义的文字，努力控制着自己不去手淫。不知为什么，这种时候我总会产生手淫的冲动。最后，我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一边对着那人造纤维板的隔断墙大叫"不！不"，一边扑向打字机，恶作剧般地打出一段另类却不无新颖的文字来：　　据统计，在冬季的一个月，如果全北美洲都用"克利尼克斯"手纸擦鼻涕的话，它可以铺满耶鲁体育馆，且厚达一英尺半…… "柯特克斯"卫生纸在美国有惊人的使用量。据计算，如果把四天时间里使用它的阴部连接起来的话，可以从波士顿一直绵延到佛罗蒙特的白水河…… 第二天，一向和蔼可亲、宽容温和的范内尔也会对这篇文章惊讶不已。然后，他嘴里叼着耶罗-波利烟斗，脸上堆着善解人意的微笑，对我说："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想法。"他会让我重写一篇。或许是因为还未在饭碗和爱好之间完全迷失，也可能是因为我身上还残留有一些长老会式的工作伦理道德，那天晚上，我便会倾尽热情和能力提笔重写。但几小时的挥汗如雨后，我仍然只能放弃，重新回到我的《熊瞎子》、《来自地下的记事》或是《比利.巴德笔记》中。要么就什么也不看，只在窗前徘徊，把饥渴的眼光再次投向那座美妙无比的花园：曼哈顿春日黄昏中，温斯顿o汉尼卡特家的一个聚会即将开始(这个漂亮名字是我受洗礼时用过的，现在我用它给这座花园的主人命名)。那是一个我永远无法进入的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这时，金发碧眼的玛维斯.汉尼卡特出现在花园里，身穿宽大的外套和印花紧身便服。她在银白色的月光下站了一会儿，把她那可爱的头发往上梳了一下，然后弯下腰，在花圃上摘下一朵郁金香。她的举手投足优雅至极。她不知道这一切会对一个初级编辑有着怎样的强烈刺激。我的情欲不可思议地剧烈扩张，触手可及。它溜出这破旧的房子，顺着污秽不堪的墙壁滑下，像蛇一样急不可待地窜过篱笆，饿狼似地爬上她那向上翘起的臀部，然后悄无声息地现出我的原形。我带着热切的难以控制的情欲，轻轻地抱住玛维斯，捧住她那丰满、性感、甜蜜的酥胸。"是你吗，温斯顿？"她悄悄地问。"不，是我。"我--她的情人回答说，"让我带你去一个奇妙的地方。"她总是回答说："噢，亲爱的，是的--等一下。" 在这些疯狂的幻想中，我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和她在阿伯克隆比-菲奇吊床上做爱，但总会有人突然来到花园，打断这一切。比如桑顿.威尔德、康明斯，要不然就是凯瑟林.安.波特，或者是约翰.马奎恩。这时，我从亢奋的情欲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又站到窗前，无比神往地继续幻想下去：在这对活跃的酷爱社交的年轻夫妇家里，有一间与花园平行的起居室(里面，现代丹麦风格的书架上挤满了书，常常惹得我嫉妒地看上几眼)，作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们常在此驻足。傍晚，落日的余晖轻柔地洒在花园里，露台上开始出现许多衣着时髦、举止不俗的人。他们谈着某个话题。我甚至能在朦胧暮色中辨识出男女主角们的脸。他们都是我不幸的灵魂陷入文字魔力后，日思夜想、梦牵魂绕的文学英雄。我遇见过的惟一一位作家，就是那位我曾提到过的前共产党交通员，他有一次偶然闯进我在麦克格雷的办公室，满嘴葱味，汗臭扑鼻。因此，在那些春日傍晚，我的想象力在汉尼卡特家频频举行的晚会上肆意放任，那些偶像的面孔疯狂地充斥着我的大脑--瓦特.史蒂文！罗伯特.洛艾尔！一个小胡子偷偷摸摸从门那儿过来了，是福克纳？近期谣传说他在纽约；那个体态丰满，头发挽成小髻，一直咧嘴笑着的女人，准是玛丽.麦卡锡；那个矮个儿、脸庞红润的男子，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只能是约翰.基弗；昏暗的灯光下，一个女人用颤音高喊："欧文。"这个名字传到我偷窥的地方时，我的心突地一震，这真是那个写《着夏装的姑娘》的人吗？他那如同摔跤运动员般的强壮身体旁有两个女孩子，两张鲜花般的脸庞带着崇拜的神情仰视着他……　　我现在意识到，我脑子里浮现的这些人物，都是当时常常在广告或新闻节目中出现，或来自华尔街和其他令人羡慕的行业的名人。但当时的我固执地停留在幻想中。不过，就在我从麦克格雷帝国逃跑之前的一天晚上，我遭受了一次重大的情感挫折，我的"花园情结"嘎然而止。那天，我又习惯性地站在窗前，把眼光投向玛维斯那熟悉的后部。对我来说，她的每一个细小动作都是那么熟悉、亲切。她穿着那种宽松外套，用手把金发往后撩撩，站在那儿与卡森.麦卡勒斯，还有一个脸色苍白、长着傲慢的英国脸庞的人闲谈着。那人眼睛近视，无疑是奥尔斯德o赫胥黎。他们到底在谈什么呢？萨特？乔伊斯？温特各酒？西班牙南部的避暑胜地？不，他们看来是在谈身边的事，也就是周围的环境，因为玛维斯边说边比划，用手指着那爬满常青藤的花园墙壁、喷水池，以及开满鲜花的郁金香花圃，那美丽的花圃在都市灰暗阴沉的垃圾堆中艳丽夺目。她的脸看上去是那么愉快和兴奋。"只要……"她似乎在说，那张美丽的脸因为不快而越绷越紧。"只要……"她猛地转过身来，朝着大学生俱乐部的方向伸出她那愤怒的小拳头，那苍白颤抖的拳头好像就在我眼前不到一英寸的地方挥舞着。我敢肯定，我能从她的唇形上看出她所说的话："只要那该死的丑恶的东西不再在那儿死盯着我们！"我懊恼极了。 但我在西十一大街的痛苦命中注定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想到这些，因《孔提基》一事被解职还真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我在麦克格雷走下坡路开始于一个叫威塞尔的新编辑室主任的上任。我背地里叫他"黄鼠狼"，只须把他名字的字母颠倒一下就成了这种动物。威塞尔来这儿是为了给麦克格雷提高一些必要的档次，他那时因与托马斯.沃尔夫相识而在出版界小有名气。在离开斯克利勃和马克斯威尔.帕金斯出版公司后，他开始编沃尔夫的作品专辑，并且在作家死后，帮助整理了尚未出版的大量文稿。尽管我和威塞尔都来自南方，很容易在纽约的排外环境里产生同乡亲情，但我们一见面就相互不喜欢。他是一个秃顶、不太招人喜欢的小个子男人，四十八九岁。我不知道他怎样看我，但毫无疑问，他对我那傲慢的、自由散漫的文风十分冷淡。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呆板冷漠、毫无幽默感的人，脸上总带着愚蠢、自以为是、不可亲近的自负的神气。在办公会上，他最喜欢说"沃尔夫过去常对我说……"，或"托马斯临死前，在写给我的信中意味深长地说……" 他竭力把自己与沃尔夫联系在一起，俨然把自己当作这位作者的翻版。这让我痛苦不已。因为我们那一代有无数年轻的沃尔夫崇拜者，我也狂热到了几乎痛苦的地步。我愿意献出一切，换取与威塞尔共度的一个亲密、轻松的夜晚，以聆听大师的轶闻趣事，尤其是他的那些怪癖行为和惊人之举，以及那重达三吨的手稿。我会不停地惊叹道："上帝啊，这简直太有趣啦！"但威塞尔简直不可接近。他苛刻、机械，这一点使他与麦克格雷严谨、呆板、极端保守的风气很快融为一体。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仍在那儿自命不凡，玩笑般地对待我的编辑工作。我疲惫的双眼早已变得呆滞，但丝毫不影响我对流行文风、出版业的时尚以及其他一些东西抱相同的态度。因为麦克格雷虽然身披文学外衣，但毕竟是美国式的商业范例，所以，只要像威塞尔一样冷酷的人在这儿掌权，我就知道我的麻烦快来了，我在这儿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第4节 这是一个发财之地 他上任不久的一天，叫我去他的办公室。那张油光可鉴下大上小的枣形脸、纹丝不乱的胡须头发以及充满敌意的黄鼠狼般的眼睛让我产生一个念头，注重仪表乃至到了敏感程度的托马斯.沃尔夫不可能对他有任何信任感。他示意我坐下，稍作寒暄便直奔主题，说我在"相貌"方面不符合麦克格雷公司应该遵守的标准。这是我第一次听人把"相貌"这个词用在形容一个人面容以外的地方。威塞尔又谈到一些细节，令我更加迷惑。因为老好人范内尔从未对我或我的工作说过半句坏话，但现在看来，我的错误还不仅仅在服装上，甚至政治倾向上也有问题。 "我注意到你没戴帽子。"威塞尔说。 "帽子？"我回答说，"是的，没有。"我向来认为帽子是用来御寒的，所以我只在冬季能想起它。两年前离开海军陆战队后，我还从未把帽子与工作联系在一起。戴不戴帽子是我个人的权利。所以，迄今为止，我还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麦克格雷公司的人都戴帽子。"威塞尔说。 "每个人？"我问。 "是的，每个人。"他的回答很干脆。 其实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已经想起来了，麦克格雷公司的确人人都戴帽子。无论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电梯里、走廊上到处都是草编的和软毛毡的帽子。所有人的头发都剪成一样的发式，当然这是对男士而言，女士们(主要是秘书们)就另当别论了。看来，威塞尔的话太对了。我从没发现这一点，但此时我意识到，戴帽子不仅仅是为了时髦，还是一种责任，是麦克格雷公司的一种习俗，就像这绿色大厦里人人都得穿箭牌衬衣或裁剪得体的威伯-黑尔波侬牌法兰绒衬衣一样，不管你是发行员还是编辑。我居然如此愚笨，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与众不同，但即使我现在意识到这些，涌上心头的却是一种既恼怒又窃喜的感觉。我忍不住马上问威塞尔，而且借用他那种严肃的腔调："请问，我还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吗？" "我不能批评你的阅读习惯，也不想这样做。"他说，"但对麦克格雷-希尔公司的雇员来说，看《纽约邮报》是不明智的选择。"他停了一下又说："这是对你善意的忠告。不用说，你当然可以在你自己的时间和地方读你喜欢的东西！但作为麦克格雷公司的一位编辑，你不应该在办公室读那些激进派的东西。" "那我该看些什么呢？"我问。我习惯在每天午休时到四十二大街买一张《邮报》和一块三明治，然后回到办公室，消磨掉一个小时。《邮报》是我每天必读的报纸。那时我并没有什么政治倾向，只是一个中立者。我读《邮报》不是因为它刊登自由、激进的言论，也不是为了马克斯.勒内的专栏。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我只是对它那大都市报刊的活泼的新闻文风和有关上层社会的报道着迷，比如关于伦纳德.里昂的报道。我在回答威塞尔的时候，知道自己不会因此放弃这张报纸，但可以找一顶卷边的平顶帽戴上。"我喜欢《邮报》，"我说，开始有些激怒，"那你认为我该读什么？" "《先驱论坛报》也许比较合适，"他慢吞吞、冷冰冰地说，"要么《新闻》也行。" "但它们都是早上出版的。" "那就看看《世界电讯报》或《美国纪实》，耸人听闻总比激进要好一些。"　　"但《邮报》并不是激进派报纸。"我差点脱口而出，但马上咽了回去。可怜的威塞尔！尽管他像鱼一样冷冰冰的，我却突然有点为他难过。我意识到，不是他想约束我，而是他不得不如此。(这难道是一个南方人对另一个南方人迟来的一点点歉意吗？)他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对这些愚蠢无聊的约束也没一点兴趣。但在那种年龄那种地位，他是麦克格雷真正的囚徒，不得不同流合污，以换取那些不义之财。而我呢，至少我的未来世界是自由、宽广的。我记得他干巴巴地说"耸人听闻总比激进要好一些"那句话时，我几乎有些狂喜地在心里暗暗说道："再见，麦克格雷-希尔……" 但我缺乏勇气立即走人，这让我至今还为自己感到悲哀。我开始消极怠工，或者确切地说是罢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每天早上准时上班，下午五点准时离开，桌上的待审文稿越堆越高，当然都没看过。中午，我不再看《邮报》，而是到时代广场旁的一个报摊买份《工人日报》。我读它丝毫没有卖弄之意。我一边看，或者说尽量去看，并像往常一样，一边大嚼犹太泡菜和五香烟熏牛肉做的三明治，在这座绿色的盎格鲁萨克逊要塞里扮演着共产党员和犹太人的双重角色。这让我觉得其乐无穷。我怀疑那时的我真有些疯了，因为在被解雇的前一天，我带着一顶败了色的海军陆战队的绿色帽子(就是约翰.韦恩在《爱娃.吉玛的沙漠》里戴的那种)出现在办公室，帽子上面的装饰与我的印度薄纱衬衣构成奇妙的搭配。我敢肯定，威塞尔一定看见了我这身可笑的打扮，而我的计划是，在让他发现我最后的叛逆行为之后扬长而去…… 我在麦克格雷的生活没有多少令人愉快的内容，但在二十层楼上眺望曼哈顿壮丽的景象却是其中之一。那些摩天大厦、伊斯兰寺院的尖顶，以及哥特式建筑螺旋状的高塔，总能唤醒我那逐渐麻木的意识；那些不再新奇的景观总能让我感受到真正的兴奋和激动，让我这个乡下青年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 窗外阵阵轻风吹拂着麦克格雷的绿墙。为消磨难熬的办公室时间，我喜欢做一项游戏，就是把一张纸从窗口扔出，然后看着它轻快地飘向空中，飞过屋顶，常常是在时代广场上晃晃悠悠，最后落在那高楼林立"峡谷"里，不见了踪影。那天中午买好《工人日报》后，我突然心血来潮买了一管泡泡--就是现在孩子们经常吹的那种，当时是刚上市的新产品。-回到办公室，我便一口气吹掉了一半，那些脆弱可爱、泛着五颜六色的泡泡马上随风飘去，一个接一个落入那灰蒙蒙的高楼绝壁之中。儿时的我曾有个愿望，要把五彩缤纷的汽球放到天涯海角。现在，泡泡帮我实现了这个小小的早已被埋葬在记忆深处的愿望。它们比我希望的还多，有的竟如篮球一般大小，像环绕木星的彩色卫星一样，在下午的阳光中闪烁发光。突然，一阵风把它们吹向第八大街上空，在那儿飘浮着好像永远不会落下。我高兴得手舞足蹈，然后听到一阵女孩子的尖叫声和欢笑声，一群麦克格雷的秘书们正从旁边的窗户探出身来，兴奋地欣赏我的空中绝技。一定是她们的声音惊动了威塞尔，他也发现了这个空中节目，因为就在那些泡泡朝东飘向那花花绿绿的四十二大街上空时，女孩子们的欢笑声更响了。这时，他的声音在我身后响了起来。 我想，威塞尔一定尽力压抑着他的怒火。"你被解雇了，"他用生硬的声音对我说，"你可以在五点钟去领最后一次工资。" "好吧。去你的，威塞尔。你开除的这个人将来会与托马斯o沃尔夫一样出名呢。"这些话我并没有说出来，但它们一定在我舌头上蠢蠢欲动，以至到今天，我仍觉得当时好像是说出来了。其实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这可怜的小男人的一双小脚慢慢地移出视线。一种奇怪的感觉骤然流遍我的全身。我好像脱下了一层闷热的令人窒息的衣服，生理上的舒适感令我如释重负，浑身轻松，或者更确切点说，我好像从烟雾弥漫中挣扎出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九死一生。"范内尔后来说，用了一个准确的比喻，"那里的人早晚都会溺水而死，而且连尸体都无从寻觅。" 五点早过了。那天，我很晚才离开，要收拾个人财物(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与一两个友好相处的编辑道别，领最后一次工资--三十六点五美元，最后，带着一股突然涌上心头的莫名其妙的伤感去向范内尔告别。 这个孤独、沮丧的酒鬼走进我的办公室时，脚步有些摇晃。我正往公文包里塞我写的那些还算有点意思的简介、书评，其中有我最喜欢的为冈德写的那篇简介，以及为《孔提基》冥思苦想写出来的那篇短评。我有一种奇怪的预感，将来某个时候，它们会被辑成一组精彩的书评文集。 "他们连尸体都无从寻觅，"范内尔又说了一遍，"来，喝一点。"然后递给我一瓶还剩下一半的老奥维荷特牌黑麦威士忌。他的呼吸里有一股很浓郁的酒香，准确点说，他满身是一股裸黑麦粗面包的味儿。我谢绝了，不是想要戒酒，而是因为我那时只喝得起廉价的美国啤酒。 "不过，不管怎么说你不该呆在这里。"他说，扬脖喝下一大口威士忌，"这不是你该呆的地方。" "我已经意识到了。"我同意他的说法。 "五年后，你就会变成公司的奴仆。十年后，你会成为一个老顽固。这就是麦克格雷要塑造的你的形象。" "是的。很高兴我要离开了。"我说，"虽然我的钱会闹饥荒。但尽管如此，用你的话来说，这里也不是一个发财之地。" 第5节 庆祝重获新生 范内尔轻轻地打了一个嗝。他的脸是典型的爱尔兰式，上唇长，显得有些滑稽。他看上去十分伤感，一种无奈的，精疲力竭的，听天由命的伤感。想起他孤独的浅酌低饮，在叶芝、霍普金斯陪伴下度过的寂寞时光，每日往来于奥钟公园和麦克格雷的地铁之行，我感到心里一阵刺痛。我突然意识到，我不会再见到他了。 "你该去写点什么，"他说，"你应该成为一名作家。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美好目标。我希望并祝愿你能成功，到时送我一本你出的第一本书。你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开始写作？"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我不能再住在那垃圾堆里，再也不能了。我必须摆脱那儿。" "啊，我多想写点什么，"他若有所思地说，"我的意思是，诗歌，随笔，一本不错的小说。不是伟大的小说。你别听错了。我知道我没那种天赋，也没那种野心。我只是想写一本不错的小说，一本真正优雅的，像《圣路易斯大桥》或《大主教之死》那样的小说，不矫揉造作而且近乎完美。"他停了一下，又说："噢，但是，我走到歧路上去了。我想可能是因为长期的编辑工作，尤其是那些技术性的活毁了我。我得跟着别人的思路转，这对创作来说有害无益。"他又停下来，审视了一下酒瓶中琥珀色的酒。"也许应该说是这玩意害了我。"他伤感地说道，"这酒，这盛满梦想的酒。不管怎么说，我没能成为一个作家，一个小说家或一个诗人。至于随笔，我这辈子也只写过一篇。知道写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是什么？" "是写给《周末晚报》的散文，我和妻子在魁北克度假时收集的一些轶闻趣事，不值一提，但我得到了两百美元的稿费。那时我觉得自己是全美国最快乐的作家。噢，不过……"一阵突如其来的伤感向他袭来，他的声音慢慢变弱，"我误入歧途了。"他咕哝着。 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显得有些悲痛。我只好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我希望我们以后能保持联系。"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我也希望这样，"范内尔说，"我希望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对方。"他盯着手里的酒瓶，陷入沉思。我突然有些不安。"我真的希望我们能互相了解得更多一些。"终于，他又开始慢慢说起来，"我曾想请你到我在皇后大街的家中吃顿便饭，但却一拖再拖。知道吗，你使我想起了我的儿子。" "我不知道你有儿子。"我有些吃惊地说。我曾听范内尔偶然提及他"没有天伦之乐"，于是就以为他没有孩子。但我的好奇心到此为止，没想到要去求证。在麦克格雷缺少人情味的冷漠气氛中，如果你对别人的私生活有哪怕一丁点儿的热心，也会被看作厚颜无耻。"我还以为你……"我接着说。 "噢，我确实有过一个儿子！"他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里面饱含愤怒和哀痛，把我吓了一跳。威士忌开始对他产生作用。他变得像凯尔特人一样狂怒。每天下午五点钟后，他独自一人自斟自酌，总会变得这样。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看着曼哈顿黄昏时海市蜃楼般的美景。"噢，我曾有个儿子！"他开始说道，"爱德华.克里斯蒂安.范内尔。他那时就像你这个年纪，刚刚二十二岁，也想当一名作家。他……他是为写作而生的。是的，他才华出众，能把魔鬼迷住。他写的那些信，那些长长的令人愉快的美妙绝伦的信，是最可爱、最优美的作品。噢，他简直就是语言王国的王子，我的儿子！" 眼泪从他眼中流出。对我来说，这时候真是不知所措。一个人一生中难免会遇到这种情况，窘迫不安，不知该说什么好，幸好(感谢上帝)不会太多。一个几乎陌生的人用悲痛的声音谈论他亲爱的人，而且用的是过去时，把他的听众搞懵了。毫无疑问，他说的这人已经去世。不过，等等！或许他只是离开了呢？患了失忆症？或是犯了重罪？要不然正被关在疯人院中奄奄一息，于是用过去时委婉地表述痛苦？范内尔停了下来。他儿子的命运仍然让我捉摸不透，只好尴尬地转过身，继续收拾要带走的东西。 "如果他不是我惟一的儿子，我可能不会那么难过。但玛丽和我生了埃迪[1]以后，就没有再生小孩。"他突然停了下来，"哦，你不一定想听……" 我转过身去。"不，请继续，"我说，"请讲下去。"他好像迫不及待地想说下去。他是我喜欢的那种人，而且，他确实把我看作他的儿子。我应该让他把痛苦倾述出来，卸下内心的重负。我说："请接着往下讲。" 范内尔又喝了一口酒。他已经醉了，说话含混不清，长期呆在室内的长着雀斑的脸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异常憔悴。"噢，是的，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的孩子身上。埃迪进了哥伦比亚大学。让我高兴的是他喜欢读书，有语言天赋。在十九岁时……十九岁，想想吧！他就在《纽约人》上发表了一个短篇，维特.伯纳特把它编进了《故事》杂志。他是这本杂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作者。这全靠他的眼睛，他的眼睛……"范内尔用手指在自己的眼睛上比划着，"他看得到。明白吗，他看见的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他能看见它们，并把它们变得充满活力。马克.范.多伦给我写过一张便条，非常动人的一张便条。他说，他是他教过的学生中最富有写作天赋的。想想吧，是马克.范.多伦！那简直就是一篇褒奖。你说，难道不是吗？"他盯着我，好像要得到证明似的。 "的确是很高的褒奖。"我同意地说。 "后来……后来，他参加了海军陆战队。他说他宁愿主动参军也不愿应征入伍。他这人太敏感，对战争没有丝毫幻想。他只是从心底里热爱海军陆战队的生活。战争！"他说这个词时，声音突然发生了骤变，带有平常少见的鄙夷的意味。他停了几钞钟，闭上眼睛，痛苦地点了点头，然后又看着我，说，"战争把他带到了太平洋。他在那里参加了几次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你该读读他的那些信，是那样的乐观、精彩，言辞优美，没有一点悲观和自怜。他一直都坚信自己会回家，会重回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业，然后成为一名作家。两年前，他在冲绳被子弹击中，打在头部。那是在七月，他们正打扫战场。我想他一定是那场战争中最后一名死去的海军陆战队战士。他刚被提升为下士，获得了一枚铜星军功章。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上帝啊，为什么？" 范内尔哭起来，泪水从眼角流下。我转过头不去看他。当时我十分尴尬，感到轻微的发热和恶心，以致许多年后，我仍能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并一直无法解释为何会有这种反应。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美国几次卷入野蛮战争，导致社会普遍的厌战与反战情绪，这使我对旧的风气与浪漫情怀丝毫不抱希望。但事实上，我也曾像爱迪o范内尔一样，参加过海军陆战队，同他一样梦想当作家，也从太平洋往家里寄信，那些信也同样用心血写就，同样充满激情、幽默、绝望、希望；甚至，我们都曾呆在冲绳……我大概在埃迪死后几天去了那儿(谁知道呢，或许就在他受到致命一击仅仅几小时后，我常常这样想)，面前不再有敌人，不再有害怕与危险，一片宁静、惨烈的景象。在广岛事件前几个星期，我在那块土地上到处走动，没有受伤，也不感到恐惧；我没有听到那声愤怒的枪响。我在掩体中，我是个幸运儿。我从未想到会遇上糟糕的事，虽然也不会碰上什么好事。因为这些经历，或者说是因为缺乏这些经历，范内尔的悲痛和他儿子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他死了，成为冲绳的一个牺牲品；而我却活着，继续写作。范内尔坐在昏暗的暮色中哭泣着。我缩成一团，束手无策，找不出一句话来说。 范内尔站起身来，轻轻擦了擦眼睛，站到窗边，望着被夕阳映红的哈得逊河，两艘巨轮正朝奈洛斯海峡缓慢驶去。春风啸着从麦克格雷大厦绿色的房檐边刮过。他再说话时，声音仿佛发自遥远的地方，蕴含着绝望的叹息： 人们的珍惜之物 忍耐着每一分，每一天的磨难…… 传令官的叫喊，士兵的脚步 耗尽了他的荣耀与意志： 夜晚的光芒 是人用内心，点点添继…… 接着他朝我转过身来，说："孩子，写吧，把你的才华尽显出来。"然后，他摇摇晃晃地穿过走廊，就这样永远走出了我的生活。 我在那儿停留了很久，想着我的未来。现在看来，它是那么昏暗不清，就像新泽西大草原延伸到天际的云雾缭绕的地平线。我还很年轻，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会让我真正害怕，但也不至于幼稚到没有一点忧虑。从某种角度来说，我看过的那些荒唐可笑的手稿是我的前车之鉴，让我知道这抱负是多么令人伤感。我能实现梦想成为一名作家吗？ 但由于某些原因，范内尔的故事深深触动了我。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内心其实是那么空虚。虽然，以我的年龄来说，我已经走了比我的同龄人更多更远的路途，然而我的灵魂却仍然幽闭在那穷乡僻壤，既未遭遇爱情，也与死亡无缘。除了一个陌生人的死，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那时没意识到，无需多久我就会面临它们。 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即将在我紧接着的目的地为布鲁克林的生活旅程中尽显无遗。当时，我只知道，我将最后一次从二十楼上走下去，走出冷冰冰的绿色电梯，来到喧嚣、混乱的曼哈顿大街上。在那里，为庆祝重获新生，我要了一瓶昂贵的加拿大麦酒，以及来到纽约后第一块牛腰肉做的牛排。 第6节 老饕餐厅 那天晚上，在第五大道的"老饕餐厅"吃完那顿孤独凄凉的"大餐"后，我仔细数了数手中的钞票，估算了一下所有值钱的东西，总共不过五十美元。尽管我也说过，我并不真的担忧自己的未来，但当时还是忍不住有些恐慌，毕竟在短时间内我肯定无法找到工作。其实，我根本不必担心，因为 几天后，我就会收到一笔意外之财，它可以帮我暂渡难关--至少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生活。有些不可思议的是，我这次被幸运之神撞个正着，以及许多年后我又一次被幸运之神抓住，都非常离奇古怪，而且都与美国黑奴有某种关系。这件事与我即将在布鲁克林开始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因为它太不同寻常，我觉得应该讲一讲。 这事主要与我的曾祖父有关。当祖母告诉我那些关于黑奴的事时，她已是一个年近九十的干瘪的小老太婆。让我觉得难以置信的是，我居然和旧时南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的那些并不遥远的祖先们就是拥有黑奴的主人。我的祖母出生于1848年。十三岁那年，她就有了两个黑人女仆，年龄只比她小一点儿。在整个南北战争时期，尽管林肯总统签署了黑奴解放令，可她们一直像亲人一样留在她的身边，直到战争结束。我说"亲人"丝毫没有讽刺之意，因为我敢肯定她确实很爱她们。当她回忆德露茜亚和拉茜达(这是她们俩的名字)时，那苍老的声音里充满深情。她告诉我，这两个小女孩对她是"多么多么地好"。在内战时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又是怎样到处寻找羊毛为她们织袜子。这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波福特县，祖母在那儿度过了她的一生。我记忆中的她也是从那里开始的。在我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我和父亲在每年的复活节和感恩节都去看她。我们开车从弗吉尼亚的家中出发，穿过沼泽平原上一望无际的花生地、烟叶地和棉花地，以及黑奴破旧的小木屋，来到死气沉沉的帕利柯河边小镇。我们总是用最动听最温柔的话祝福老祖母。自从那次中风后，她就几乎全身瘫痪了。我二十三岁时，就是在她的床边，我第一次听到德露茜亚和拉茜达的故事，还有露营晚会、打火鸡比赛、缝纫会，在帕利柯河上的划船比赛，以及内战前其他的欢乐。她的声音里充满甜蜜与欢快。她虽然很虚弱，却喋喋不休地一直叙说着，直到昏昏睡去。 然而，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祖母从未对我和父亲说起过另外一个黑奴男孩。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阿提斯特。跟德露茜亚和拉茜达一样，他也是她父亲"送"给她的，但不久就卖掉了。她只字不提的原因是，这个男孩有一个不同寻常的身世。不久之后，这从两封有关的信中得到了证实。我曾祖父把男孩卖掉后，预感到战争即将来临，便把这笔钱换成联邦金币，装进陶制瓦罐中埋在后花园里的一棵杜鹃树下。这当然是对北方佬的一种防范措施。他们确实在战争将要结束的前一个月来到这里，房前屋后到处是踢踢踏踏的马靴声和闪亮的军刀。他们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又在祖母惊恐的目光中把花园彻底搜查了一遍，但什么也没有找到。我有时仍能回忆起祖母对那次事件的清晰详细的描述："那些威猛的男人冲进我们的家。他们只是奉命来搜查我们的房子，但他们实在缺乏教养。我敢肯定他们是俄亥俄人。他们甚至把火腿从窗口扔出去。"当曾祖父从战场上回到家时，失去了一条腿，膝盖骨被打得粉碎；还瞎了一只眼，是被弹片炸伤的。这都是在卡舍斯维尔战斗中受的伤。他把金币从地里挖出来，在重新安置好新家后，把它们藏进地窖里的储物架的一个隐蔽的格子中。 这宝藏完全有可能就这样永远隐藏下去，永不为人所知。因为，它不同于报上常常刊登的那些工人们用铁锹挖出了大捆美钞或成堆的西班牙金币的传奇故事。这笔钱好像命中注定要石沉大海了。在上个世纪末的一次打赌中，我的曾祖父死于一次意外事故。他的遗嘱没有提及这笔钱。大概是因为他把所有遗产传给他的女儿时，这些金币自然也在其中。当四十年后她去世时，在遗嘱中居然提到了这笔钱，还特别提到由她众多的孙子来分享它。但由于年事已高，她在苍老糊涂之余，居然忘了说出金币的埋藏地点，而是把藏钱的格子和她在银行的保险箱混在了一起。这当然让这份特殊遗产无法执行。大约有七年多的时间，没人知道它们在哪儿。还是我的父亲--她六个孩子中惟一的儿子，在白蚁、蜘蛛、老鼠聚集的一个长满菌霉的阴暗角落里发现了这个宝藏。在整个一生中，他都虔诚地、孜孜不倦地探寻着家族及家族世系的历史。他把阅读浏览那些早已过世的表亲们的通信当作一种极大的乐趣，像一个着了魔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究，对着满满一抽屉偶然发现的罗伯特与伊丽莎白o勃朗宁的不为人知的秘密情书而兴奋异常。他一封封地阅读着他母亲那些褪色的信，突然发现其中一封不仅详细描述了藏宝地点，而且还详述了卖黑奴男孩的经过。当我正准备搬离大学生俱乐部时，我收到了一封信，是父亲从弗吉尼亚写来的。他在信中把我们那南方家族里几代人身上发生的故事都告诉了我，并且用现代人的眼光对几件大事做出了评价。 最亲爱的儿子：　　你二十六号的信已收到。从信中得知你现已失业。斯汀戈，对这一消息我觉得很遗憾，因为这会使你的经济紧张一些，而我却不能帮你什么。我早已被你那两个姑妈带来的无休止的麻烦与债务搞得焦头烂额。她们住在北卡罗来那州，过早衰老，生活无靠，怪可怜的。但是，我想过几个月这种状况会有所好转。我可能还会为实现你的作家梦助一臂之力。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我认为你离开麦克格雷公司是件好事。这家公司缺乏人情味已是路人皆知。它不过是那些商业巨骗们的宣传喉舌，这些骗子骗取美国人民的钱财已有几百年了。自从你曾祖父从战场上回到家后，他已是跛着一条腿、瞎了一只眼的残废。他和他儿子--我的父亲想合伙搞一家小型烟草加工厂，结果被那些该死的"强盗们"逐出了这个圈子。他们的梦想就这样破灭在华盛顿o达可和他儿子巴克o达可的手里。从此以后，我对随意践踏弱小群体的可恶的垄断资本深恶痛绝。(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讽刺，因为你是在这样一个用"达可"们的钱修建的学校里完成了学业，尽管这不是你的错。) 你一定还记得弗兰克o霍布斯，他和我一起在造船厂干过多年。在很多方面，他都称得上是一个身体结实、心地善良的好人。他出生在南安普顿的一块花生地里。但是你也许还记得，他的信念非常偏激，还经常口出狂言。因此，我们并不经常讨论理想或政治这一类的话题。最近，在纳粹德国的诸多恐怖暴行被揭露出来之后，我发现他居然是一个反犹分子。他坚持认为，是那些犹太金融家们掌握控制了世界的财富。对此我当然嗤之以鼻，因为这是个彻头彻尾的荒唐愚昧的观点。即使我承认罗斯齐尔德和沃伯戈是犹太人的姓氏，我也会告诉他，贪婪不是某个种族而是全人类的偏好。我会在这些名字旁边打上钩，如卡内基，洛克菲勒，弗里克，梅隆，哈里曼，亨廷顿，惠特利，达可，等等等等，我会告诉他这些无休无止甚至令人恶心的名字。但这对他没什么用，他会马上把怒气发泄到另外一些更容易对付的人身上，比如说"弗吉尼亚的黑鬼"。这不用我说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很少谈起这类话题，因为我已经五十九岁了，已不能再和别人打架了。不过儿子，如果黑人真是他所常说的那种"下等人"的话，不管是什么人吧，那只是因为他们的确受到歧视，被我们剥夺了做人的资格，他展现给世界的面孔只能是一张卑贱的下等人的面孔。但这种情形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地球上并没有一种力量能让不管什么肤色的人永远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村。我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黑奴能否得到完全的解放。对此我也并不乐观。但你们这代人一定能看到这一天。我愿以任何东西为代价，让我能活下去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那时哈里.伯德就可以看见黑皮肤的男人和女人们不再坐在汽车尾部，而是和白人一样，在弗吉尼亚的大街上自由自在地乘车游览。为此，我情愿被人忿恨地称作"亲黑派"，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地里都这样叫我，包括弗兰克o霍布斯。 第7节 我讨厌虚伪 我转了一大圈才回到这封信的主题上。斯汀戈，你可能还记得，多年前宣读你祖母的遗嘱时，我们都被她说的一笔钱搞得稀里糊涂。这钱是她在遗嘱里留给她的孙子们的，但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个迷现在解开了。你知道，我正在参与《南方联邦之子》这本历史书的编写工作，我负责撰写本地的内容。在写到你曾祖父那一章时，我仔细翻阅了他与家人的所有通信，里面有许多是写给你祖母的。在一封1886年从诺福克发出的信中(他那时正为他的烟草公司出差在外，也就是该死的巴克.达可毁掉他之前)，他说藏金币的地点不在保险箱(你祖母显然糊涂了)，而是在北卡罗来纳的老房子的地窖中，在一个用砖砌起来的储物架的格子里。我影印了这封信，现在就将复印件寄给你，因为我知道你对奴隶制感兴趣。如果你想写写这方面的文章，这些写得非常优美的信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帮助。 这笔钱是卖一个十六岁的黑人男孩得来的。他的名字叫阿提斯特，是你祖母那两个女仆德露茜亚和拉茜达的哥哥。这三个孩子是1850年底，你曾祖父从弗吉利亚的得兹堡拍卖场一起买回来的。那时他们已经是孤儿了。这三个黑人孩子都送给了你的祖母，两个女孩在家里做活，男孩大部分时间在别人家里做做临工什么的。　　接着发生了一件丑闻。在你曾祖父写给我母亲的信中，他比较隐讳地谈到了这件事。显然，阿提斯特在他的第一次性冲动时，对镇上一个年轻漂亮的白人女孩进行了"不适当的冒犯"。这是你曾祖父的原话。这自然招致了灭顶之灾。你曾祖父想到了一个当时任何人都会选择的一条路。他把阿提斯特送到纽伯恩。他认识这儿的一个买卖黑奴的人贩子，他们把黑人卖到佐治亚的布郎斯威克附近的森林中去采松油。他以八百美元的价格把阿提斯特卖给了这个人。这就是我们老家地窖里藏的那笔钱。 但是，儿子，这故事还没完。这封信最令人心碎的，是你曾祖父对这次灾祸的结局的陈述。我早已发现，这故事增添了奴隶制的可悲与罪恶的色彩。我这样说，你也许能猜到这故事的结局。原来，阿提斯特根本没有"冒犯"那白人美女。那女孩是个癔病患者，不久后又指控另一个黑人男孩"冒犯"了她，后来被证明是假的。于是她的精神完全垮了，并承认她对阿提斯特的指控也是捏造的。你可以想象你曾祖父当时有多么气愤。他在写给我母亲的这封信中，说自己被一种犯罪感所折磨。他说，他不仅对一个黑奴犯下了不可原谅的过错，拆散了一个家庭；更严重的是，他把一个十六岁的无辜孩子卖到了一个非人的地狱。他说他后来又是写信，又是派私人邮差专程送信到布郎斯威克，愿意不惜任何代价买回那孩子，但那时的通信既缓慢又很不安全，阿提斯特最终没能找到。　　你曾祖父在信中详细描述了藏钱的地点。我在地窖里按图索骥，找到了那个地方，发现了这八百美元金币。当我还是孩子时，我经常在那儿堆一些木柴，或藏一些苹果或马铃薯什么的，离那藏钱的格子只有五六英寸远。你可以想象，在经过那么多年后，这些金币已大大升值了，其中有一些现在已是稀罕之物。我抽空到里奇蒙德的一个古钱币签定人那里，让他估了估价。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古钱学家。他提出用五千五百美元收购这些金币，我接受了。这已是出售可怜的阿提斯特的价格的七倍。这本身应该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但你知道，你祖母在遗嘱里说要把这笔钱平均分给她的每个孙子，否则对你的帮助可能会更大一些。你的姑妈们不像我，在这人口激增的年代，那么深谋远虑地只生了你这么一个儿子，而她们--我那些不可思议的酷爱生育的姐姐们--总共给这世界添了十一张嘴，不仅个个健康，饥渴，而且全都穷得丁当响。因此，你在卖阿提斯特的钱中能分到的不到五百美元。我希望这周就能把支票汇给你，或最迟在把一切事务处理完毕之后…… 爱你的父亲　　1947年6月4日 多年以后，我想，如果当时我能主动把这笔钱里的相当一部分捐给全国有色种族促进会，而不是全部留下来的话，我可能已经得到了上帝的宽恕，减轻了自己的罪孽；此外，这件事还能成为罪恶的奴隶制的证据。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非常关心黑人的命运，但最终我还是很高兴地留下了这笔钱。在后来的许多年里，黑人对奴隶制的控诉愈来愈强烈。作为一名作家(一个说谎的作家)，我也从黑奴悲惨的命运里获取了好处。我像一个色情受虐狂一样，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之中：一想到阿提斯特，我就对自己说这是什么世道，一朝为奴终身受苦；但同时，在1947年，我和任何一个黑人或"黑鬼"(我们那里都这样叫)一样，太需要这四百八十五美元了。　　为等父亲的这张支票，我在大学生俱乐部多住了一段时间。如果精打细算，我可以用这笔钱过完整个夏天，或许还能坚持到秋季。可是住在哪儿呢？显然，我已不适合继续在大学生俱乐部住下去，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如此。这地方让我感觉自己一天天变成行尸走肉。我一直无法摆脱这种情绪，甚至偶尔放纵自己也无济于事。我在半夜里跑到华盛顿广场游荡，把手放在裤兜里，偷偷地做些见不得人的动作。我知道，我的这种孤独感已近乎病态，这种痛苦让我几乎无法忍受。我怀疑，如果离开曼哈顿的话，我会更加失落迷茫，至少这里的街道房屋让我感到亲切，多少有一种家的感觉。但我承受不起曼哈顿高昂的物价；我甚至租不起房间--一个单人房间的房租就远远超过了我的支付能力。于是，我只得在分类广告中寻找在布鲁克林的住处。 6月里晴朗的一天，我提着在海军陆战队用过的挎包和手提箱，深吸着弗兰特布西略带咸味的清新空气，走出了位于教堂街的地铁站。我走过一大片刚刚抽芽的梧桐树，来到耶塔.齐墨尔曼夫人的公寓前。 耶塔o齐墨尔曼夫人的房子也许是全纽约最彻底、最肆无忌惮的单色调建筑物，或至少在布鲁克林是这样。一栋用难以形容的木材和灰泥建成的楼房随随便便地立在那里，大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修建而成。如果不是它那势不可挡的令人震撼的粉红色的话，这里也许早已成为希望公园旁破旧的居家寓所了。从二楼的窗户到楼顶的天窗，再到地下室的窗框，到处都是单调的粉红色。第一次看见这房子时，我立刻想起米高梅公司的电影《奥兹的男巫》中一个城堡的场景。所有屋子全都是粉红色：地板，墙壁，天花板，甚至每个房间的家具和每条走廊的陈设都无一例外，只是色彩有深浅之别，有葡萄酒的玫瑰红色，也有泡泡糖那种挑逗的珊瑚红。这是油漆工调色不匀所致。但不管在哪儿，都是粉红，粉红，找不到其他颜色，以至于我在耶塔.齐墨尔曼夫人傲慢的目光下，对我那间期待中的房间注视了几分钟后，先是被逗乐了，就像一个爱神之箭射中的人一样无法抑制地放声大笑，接着有一种掉进陷阱的感觉，好像被陷在芭利西里糖果店，或金贝儿婴儿用品商店。"我知道，你在想这颜色，"齐墨尔曼夫人说，"每个人都如此。但要不了多久，它会对你起作用的。我的意思是说，它真的非常漂亮，你会习惯的。而且，在这儿住过的人绝大多数都不会再喜欢别的颜色。"不等我再问什么，她接着又说，她的丈夫苏尔(她的亡夫)很走运地搞到了几百加仑海军用剩的油漆，这些油漆本来是用来漆……"你明白吗？"她停下来，很可笑地把手指放在她那鼻孔朝天的鼻子旁。"伪装工事？"我试着问。她回答说："是的，是这样。我猜他们的船用不了这么多的粉红色。"她还告诉我，房子是苏尔亲自油漆的。她就坐在那儿，滔滔不绝地对我说着。她看上去大约有六十岁，长相带有一点蒙古人的特征，那兴高采烈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像笑容可掬的弥勒佛。 那天，我几乎一开始就被她说动了心。首先，这里价格便宜；其次，不管是不是粉红色，她带我看的那间一楼的房间十分宽敞，通风，向阳，而且一尘不染，干净得像荷兰式的会客室。另外，房间还附带有一个小厨房和一间浴室，里面的抽水马桶和浴缸白得刺眼，并未使用当时流行的薄荷色。这让人觉得简直有些奢侈。仅此一点就足以诱人了，更何况里面还有一个坐式浴盆，那椭圆形马上使我产生一种猥亵的联想。但这正是我所期望的。同时，齐墨尔曼夫人建立起的一套管理制度也打动了我。她带我到处参观，一边尽可能地详细描述。"我管这地方叫耶塔自由大厦，"她说道，并不时用肘碰我一下，"我想让我的房客都能尽情享受生活。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我喜欢看到他们享受生活，但这并不表明我这儿没有规矩。"她伸出那又短又粗的手指开始数起来："第一条，十一点后不许放收音机；第二条，离开房间时随手关灯，我不想给爱迪生公司多交电费；第三条，禁止在床上吸烟，一经发现坚决驱逐。我丈夫苏尔的一个表兄就是这样被烧死的，还附带烧了一整栋房子；第四条，每周五交下一周的房钱。完了，就这些！其他一切都属于自由范围。正如我所说的，这地方就是为了孩子们能享受生活。不过，你要明白的是，我开的可不是妓院，如果你想叫姑娘，就带她到你的房间里，像绅士一样保持安静，并且在合适的时间打发她离开。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耶塔是不会找你麻烦的。当然，如果女士们想在这儿接待她们的男友的话，这条规矩同样适用。公鹅想做的，母鹅也能做，我都会一视同仁的。如果说我讨厌什么的话，那就是虚伪。" 第8节 令人心碎的呜咽声 这不同寻常的宽容态度，让我下决心搬到这儿来。不过，尽管我被给予充分的自由放纵，可我能到哪儿去找姑娘？我突然为自己的一事无成大为恼火。当然，耶塔(我们很快就相互直呼其名了)的"许可证"至少意味着我很快就会触及这个大问题，那粉红色的墙壁也似乎很适合宣泄我那散发着淫欲的心。我不由得心中暗暗高兴，甚至有些激动。几天后，我在这里安顿下来，怀着热切的心情期待着充满情欲的夏季生活，并重新开始了一度中断的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 第一个早晨，我起得很晚。那天是星期六。我信步来到弗兰特布西大街上，在一家文具店买了两支二号维纳斯.维尔韦特牌铅笔，十本黄色稿笺纸，一个波士顿牌刨笔刀。回到公寓后，我得到耶塔的允许给浴室装上了一扇门。然后，我拖过一张粉红色的高靠背的柳条椅，在橡木桌前坐了下来。这张桌子也被漆成粉红色，条纹很粗，做得很结实，让我想起童年时乡村小学课堂里的课桌。半个小时过去了，铅笔在我的指间晃动着，黄色稿纸上空无一文，与我同样空空如也的大脑面面相觑。我没有灵感，坐在那里半天想不出一个词，脑子里满是一些半胶着状的零零星星的奇想。我尽量让自己不为这种迟钝而惊惶失措。我安慰自己说，毕竟，我刚刚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还没有真正定下心来。二月初，我刚到大学生俱乐部的头几天，还没到麦克格雷公司上班之前，曾构思过一部小说，还写下了十多页。那是一个发生在开往弗吉尼亚一座小城的列车上的故事。在开头部分，我借鉴一部叫《国王的臣民们》的小说的写作风格，并且在叙述时用第三人称"他"以期吸引读者。我知道这故事本身是新奇诱人的，但我所做的只是开了一个好头。我翻开活页薄，又把它读了一遍。这也许是第九十遍了，但我仍感到开心，不想改动任何一个字。翻过这一页吧，斯汀戈来了。我自言自语地说，把它又放回到活页夹中。 黄色稿纸仍然空空如也。我开始烦躁起来，还有些欲火中烧。我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想那种淫秽的画面，它们虽然无害却于写作无益。我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步，房间里洒满明亮耀眼的阳光。天花板上传来楼上房间里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我觉得那墙和楼板像纸一样薄。我抬头盯着天花板，开始憎恶这无所不在的粉红色。我十分怀疑它真会如耶塔所说的那样对我"起作用"，也不认为自己会真的喜欢上这种颜色。我在我的"图书室"前停下脚步。由于书太沉，又很占地方，我只随身携带极其有限又必不可少的几本书，主要是一些工具书：《美国大学词典》，罗瑞的《同义词词典》，约翰.多思的作品集，奥茨和奥尼尔的《希腊戏剧全集》，《墨克诊断与治疗手册》(针对我的臆想病的必备书)，《牛津英文诗集》，还有一部《圣经》。我想我最终能慢慢建立起我的图书室的。现在，为了让自己不再冥思苦想，我试着去读马洛的书，但不知为什么，那轻快活泼的作品并不像往常那样能让我心动。　　我放下书，来到浴室，开始清理放在药柜里的物品(多年以后，我惊喜地发现，我塑造的一个主人公d.萨林格也做着与我同样的事)。这于我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多年来，不管是写作还是阅读时，每当我的思维变得麻木、浑沌，我便靠"感觉"这些东西来恢复思维的敏捷。这是一种很神秘的物体与精神接触的需要。这些东西是我昨晚放进去的，而药柜其实是浴室墙上的一个壁柜，它当然也成了苏尔.齐墨尔曼发狂的粉红色的牺牲品。我用手指仔细地一件一件地"辨认"着：一管芭巴所尔剃须膏，一瓶阿尔卡-塞尔兹汽水，一把奇克自动剃须刀，两管培索登特牙膏，一支韦斯特医生牙刷(中间有鬃毛的那种)，一瓶罗伊尔.利姆剃须水，一把肯特木梳，一盒奇克安全刀片，一盒未开封的有玻璃纸包装的三打带润滑油的特洛伊牌安全套，一瓶布莱克牌的去头屑香波，一卷列克沙尔尼龙牙线，一盒斯奎比复合维生素片，一瓶阿斯特林爽口液。我用手轻轻地触摸着它们，仔细地辨识着上面的标签，甚至还拧开剃须水的瓶盖，嗅着带柠檬味的芳香。那一两分钟的药柜"寻访"，让我得到了相当大的满足，然后我关上壁柜门回到书桌前。 坐在那儿，我抬眼朝窗外望去，突然潜意识里醒悟到吸引我来到这儿的另外的原因。我看见了位于公园一角的寂静的检阅场，年生已久的梧桐和枫树排列在公园的小径两旁，把人行道遮掩无遗。透过树枝，斑驳陆离的阳光洒在检阅场缓缓倾斜的草坪上，给人一种田园诗般的静谧美感。但几乎就在一墙之隔，仅几个街区之隔的弗兰特布西大街，却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拥挤的交通，无处不在的刺耳的嘈杂声，让人神经紧张的强烈的城市氛围。而这里却是绿树成荫，没有汽车的喧嚣，人们在公园里悠闲地漫步，懒洋洋地晒着太阳。这环境不像在大都市的中心街区里，倒让人恍若置身于里奇蒙德或查塔奴嘎这样的南方小镇，或是在哥伦比亚。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思乡之痛，并突然开始迷惑起来：我干嘛要跑到布鲁克林来？一个无用而又好色的加尔文教徒到这犹太人堆里来干什么呢？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写有这所房子的六个房客的名字。喜欢井井有条的耶塔把每个房客的名字都写在一张小卡片上，分别贴在每个房间的门前。纯粹是出于一贯的好奇心，我在半夜里踮着脚尖来到走廊上，抄下了这些名字。有五个房客住在我楼上，有一个就在我的对门：内森.兰道，莉莲.格罗斯曼，莫里斯.芬克，苏菲.泽维斯托乌斯卡，阿斯特丽德.温斯特恩，莫伊西.穆斯卡特布里特。长大成人后，我一直喜欢形形色色的名字，以及它们奇妙无穷的变化，它们不像我从小就熟悉的康宁罕或布兰兹之类的名字那么单调乏味。我觉得穆斯卡特布里特这个名字，那浓郁的拜占庭风味简直令我着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认识兰道和芬克。那三个女性名字激起我强烈的好奇心，尤其是阿斯特丽德.温斯特恩，她就住在我对门，曾在走廊里与我擦肩而过。我正对着这些名字胡思乱想时，突然被一阵杂乱的声响所惊醒，它从我头顶的房间里直接传下来；接着又是什么东西被撕碎的声音。我那受尽折磨的耳朵马上本能地做出反应，那是两个人像野兽般疯狂做爱时发出的声响。 我惊恐地看着天花板，吊灯像木偶似的摇来晃去，玫瑰色的灰尘从屋顶上洒落下来。我觉得那张床的四条脚几乎快从上面穿透下来了。这简直太可怕了！它不像在交媾，倒像是一次比赛，一场吵闹，一场自由大混战，一次疯狂的宴席……我可能有些词不达意，但我不必仔细辨别这些词的确切意思，只要能把我的总体印象传递给别人就行了。那男人和女人的激动兴奋的叫喊组成了一曲高亢的乐章。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叫喊，也从未听到过为达到最佳境界而发出的如此刺激的声音；然后缓慢下来，接着又重新开始，这次更剧烈、更快、更深入，我耳中满是高潮来临时的叫喊声、呻吟声、哀求声。即使戴上那种特制的耳机，也不能听得如此真切。它清楚至极，同时又是那样漫长，似乎永远停不下来。我坐在那里不停地叹着气，直到上面突然停了下来；然后有人走到浴室开始淋浴，水溅在地上的声音，还有咯咯的笑声，好像直接从天花板上传下来，然后又是脚步声，咯咯的笑声，啪的一声脆响，好像是一只顽皮的手打在光屁股上的声音，接着响起的是令人陶醉的贝多芬第四交响曲，让人觉得是那么的不协调。我心烦意乱地走到药柜前，取出那瓶阿尔卡汽水。 我刚想坐回到书桌前，突然感觉到楼上的房间里正在爆发一场激烈的争吵。它来势凶猛，犹如夏季突然袭来的一场狂风暴雨。与刚刚结束的那场爱情马拉松一样，我能听到他们的每一个细节，只不过他们这会儿极力压抑着说话的声音，有些听不清楚。我听见有人生气地拖着脚步走来走去，不耐烦地挪动着椅子，摔打着门，声音因愤怒而一声高过一声。但我仍然只能听清一部分内容。那男子明显处于上风，他那沙哑狂怒的男中音几乎淹没缓慢柔和的贝多芬；与之相对的是那女子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哀怨，显然处于劣势，而且越来越悲切，好像还有些害怕。她一直小声地哀求着。突然，一个玻璃杯或者是一件瓷器--不知道是烟灰缸还是酒杯--朝墙上摔去，"怦"的一声碎了。那个男人的脚步声重重地朝门走去，楼上那扇门被飞快打开，又被使劲关上，脚步声进了二楼的另一间屋子。最后，这二十分钟的疯狂演出宣布结束，这间屋子陷入死寂般的深渊，只能听见还在缓缓流动的慢板，以及那女子令人心碎的呜咽声。 第9节 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 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就是从来不正正经经地坐下来吃早餐，同时还有晚起的"恶习"，所以一直乐于享受"晚早餐"或"早中餐"的快乐。头上那阵折腾结束后，时间差不多已过中午，我感到肌肠辘辘；同时，那场爱情风暴又让我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共鸣，我这时觉得特别饿，好像也刚刚参加完楼上的那场激战。我饿得有些头晕目眩起来，但柜子和冰箱里只有一些啤酒、咖啡，于是我决定到外面去吃午饭。前不久我在这一带四处乱转时，看见过一家叫赫佐的犹太餐馆，就在教堂大街上。我打算去那儿，因为我还从未品尝过正宗的犹太食物，还因为，这是在弗兰特布西……我为自己的决定寻找着理由。其实我不必为此不安，因为今天是安息日，这家犹太餐馆闭门谢客。我又来到不远处一家叫萨米的犹太餐馆，它看上去不太正宗。我要了一份马寿鸡汤、蛋面鱼团和肝片，这是我大量阅读犹太刊物时了解到的犹太食谱。那侍者十分傲慢地把菜端了上来，我觉得他简直是在装模作样(我那时不知道，怠慢几乎是犹太侍者的共同特征)，不过我并不特别介意。这里挤满了人，大部分年事已高，他们喝着罗宋汤，大声嚼着土豆馅饼，到处是闹哄哄的依地语。餐厅阴湿的充满熏香的空气里满是低沉、苍老的喉音，好像被鸡油糊住了一般。 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愉快，尤其是对这种嘈杂而热闹的环境。我对自己说，高兴一些吧，斯汀戈。和许多有着相同背景的富有同情心的南方人一样，我对既有学问又很敏感的犹太人一向抱有好感。我的第一次"爱情"就给了米莉亚姆.布克宾德，一个弗吉尼亚本地的船上用品零售商的女儿。她那时刚刚六岁，头上是可爱的发髻，眼睛里闪着那个种族特有的忧郁和捉摸不透的神秘。后来，在对犹太书籍的大量阅读中，我又陶醉于他们悲欢离合的历史和传奇故事：亚伯拉罕和摩西的痛苦求索，大卫王忧虑迷茫的圣诗，丹尼尔深奥神秘的幻想，以及那甘苦交融的忏悔，信仰破灭后的恐怖、彷徨……这一切都让有关这个种族的故事显得特别动人。 除此之外，犹太人也从南方白人那儿找到了兄弟般的友情。当然，这是陈词滥调，因为南方人已经找到了颜色更深一些的替罪羔羊。不管怎样，午饭时间坐在萨米，我能感受到这个新环境带给我的振奋。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我迫切地想置身于犹太人之中，这也是我迁居到布鲁克林的原因之一。当然，如果只是坐在犹太人开的餐馆里，是不可能进入到犹太人的灵魂深处的。离开餐馆时，我甚至对自己说我已经开始喜欢蔓尼兹切威茨酒，事实上它不过是蛋面鱼团的佐料，而且糟糕得难以下咽，只是有点像我在弗吉尼亚时已十分熟悉的那种甜葡萄酒。　　我漫步回到耶塔公寓。想到楼上发生的事，我不免有些焦虑。我的担心多半是为自己着想，如果这种事经常发生，那我就别想得到安宁。而我心烦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件事着实蹊跷，一开始是发疯般地做爱，两人都尽情享受快乐，然后一下子被狂怒、哭泣和愤怒所取代。而我不知道又最想知道的是，到底是谁对谁干了什么。这种好奇心令我对自己有些反感，这样一来我与房客的首次见面，不是简单的一声"嗨"或握手，而成了偷听两个素未谋面的人做爱的场景。尽管我曾想象过自己在大都市里可能会遇上的风流韵事，但骨子里我并不喜欢偷窥；但这两个宝贝离我实在太近了，他们差点就要从我头上掉下来了，我根本没法不听，也根本没有办法不想去了解他们究竟是何许人！ 在遇到耶塔的第一个房客时，我的问题几乎马上得到解决。当时他正站在楼下门厅里，在门口的一张桌子上翻邮件。他长着一身赘肉，斜肩，一张椭圆形的脸，看上去二十七八岁，砖红色的头发，有着土生土长的纽约人那种特有的阴郁而不友好的神情。刚到这座城市时，我觉得这种神情里带有一种毫无理由的敌意，有好几次我差点为此诉诸武力。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都市人特有的一种气质，就像穿山甲坚硬的外壳一样无法去掉，也无法模仿。我礼貌地作了自我介绍："你好，我是斯汀戈。"而我那邻居却只顾翻着那些信件，我得到的回答是又大又粗的平稳的呼吸声。我觉得一股热流涌上脑际，嘴唇也一下子麻木了。我闷闷不乐地转身朝我的房间走去。 这时我听见他说："这是你的吗？"我转身看见他手里举着一封信，从字迹上看是我父亲的来信。 "谢谢。"我没好气地说，一把抓过了信。 "可以把邮票给我吗？"他说，"我在集邮。"他咧了一下嘴，露出一丝笑意，虽不明朗但还算友好。我咕哝了一句，毫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我叫芬克，"他说，"莫里斯o芬克。我有时也在这儿管管事儿，特别是耶塔不在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周末，她要去卡那塞看女儿。"他朝我房门的方向点点头，"看来你住在那火山口。" "火山口？"我问。 "我一直住在那儿，上星期才搬出来，这样你才能住进去。我叫它火山口，是因为那上面的人干的事足以让它像火山一样爆发。" 我和莫里斯之间好像一下子找到了共同语言。我放松下来，那些好奇的问题一下子全都冒了出来："上帝，你是怎么忍受过来的？告诉我那房间住的是什么人？"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只要叫他们把床挪开，靠墙摆着，他们会答应的，这样你几乎就听不到了。我曾经要求他这样做，尽管那是她的房间，但我坚持这样。我说如果他不挪，耶塔就会把他们俩轰出去，他只好同意了。现在，我猜他又把床搬回窗户那儿了，他说那儿要凉快一些。"他停下来，伸手接过我递过去的一支烟。"你要做的就是让他把床搬到墙边去。" "可我做不到，"我打断他说，"我总不能上楼去，对着某个家伙，一个陌生人说--噢，你知道我要对他说什么。这太让人尴尬了。我不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嗯？" "你要愿意的话，让我来告诉他。"莫里斯说。他的话里流露出一种乐于替人解忧的意味，这让我感到高兴。"我会逼他挪开的。耶塔不会容忍住在这里的人不能和睦相处。内森是个怪物，可能会给我找些麻烦，但他最终会挪床的。你不必担心。他可不想从这儿被赶出去。" 哦，原来是内森.兰道，我的房客"黑名单"上的第一个人物。我猜他就是这事的主角，那谁又是他做这些勾当的搭档呢？ "那姑娘呢？"我问，"是格罗斯曼小姐吗？" "不，格罗斯曼是个荡妇。是那个波兰女人苏菲，苏菲.泽维斯托乌斯卡。我叫她苏菲。她的姓简直没法念，不过，她很性感迷人。" 第10节 房子里怪异的感觉 我又一次注意到这房子的寂静。那年夏天，我不止一次产生一种怪异的感觉，仿佛公寓远离城市，处在一个遥远偏僻的地方，一派与世隔绝的田园风光。孩子们在对面公园里的叫声隐隐传来，一辆小车缓缓驶过，不紧不慢，没有一点嘈杂、喧闹的感觉。我真不敢相信这是在布鲁克林。"人呢，都到哪儿去了？"我问。 "好了，让我来告诉你吧。"莫里斯说，"也许除了内森，这里没人有钱去干那些所谓像样的事，比如到纽约的跳伞塔去跳伞，或别的什么乐事，但一到周末全都走得干干净净。他们都到某些地方去了。比如，那个格罗斯曼荡妇，真他妈的是个长舌妇，她去看住在艾斯里普的妈妈。阿斯特里德也一样，就是住在你对门的那个阿斯特里德.温斯特恩。她跟格罗斯曼都是金斯县医院的护士，但她不是荡妇，而是一个逗人爱的人儿。我不是说她迷人。她长得很一般，是个妓女，真的，但不是荡妇。"　　我的心往下一沉。"她也去看她妈妈？"我已不太想往下听。 "是的，她也去看她母亲，就在纽约。我敢说你不是犹太人。让我来告诉你一些犹太人的事，他们经常去看他们的母亲，这是他们的一种传统。" "我知道了，"我说，"那其他人呢？他们去哪儿了？" "莫伊西.穆斯卡特布里特，你能看见他。他长得又高又壮，是一个犹太法学博士生。莫伊西去看他的母亲和父亲，好像在新泽西的什么地方。因为在安息日，也就是星期六，他不能出门，所以他星期五晚上就离开了这儿。他是个十足的电影迷，星期天一整天他几乎都呆在纽约，要连着看四五场电影，很晚才回来，眼睛都快看瞎了。" "嗯。那--苏菲和内森呢？他们去哪儿？他们干些什么？噢，顺便问一下，除了--"我正想说出那事儿，又马上打住了，不过莫里斯已接过话头，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地把我想知道的事一古脑地都倒了出来。 "内森是受过一些教育的。他是个生物学家，在博罗大厦附近的一所实验室工作，搞制药什么的。苏菲嘛，我不知道她具体干些什么。她好像在给一个波兰医生当接待员，那儿只接待波兰人。当然了，她的波兰话很地道。内森和苏菲都对海滩着迷。天气好的时候，像今天，他们便到康尼岛，有时也去琼斯海滩。然后回来，"他停了一下，作了一个近似猥亵的表情，"然后回来作乐，打架。好家伙，他们真打！然后再出去吃饭。他们上高级餐馆吃饭。那个内森挣很多钱，不过他很怪，怪癖，真正的怪！我觉得他应该去看一下精神病医生。" 电话铃响了，但莫里斯没有理会。这是一部付费电话，挂在走廊墙上。它执着地响着，声音大得出奇，好像要让整栋房子的人都听见似的。"这里没人的时候我从不接电话，"莫里斯说，"他妈的，我实在受不了这讨厌的电话。总是那几句话：´莉莲在吗？她妈妈想找她，告诉她，她把本尼叔叔送给她的贵重礼物忘在家里了。´依哩哇啦，如此这般。荡妇！要不就是´这是莫伊西.穆斯卡特布里特的父亲，他在吗？告诉他，他表兄马克斯在汉肯萨克被卡车撞了。´一整天都是这些。真让人受不了。" 我对莫里斯说再见，又寒喧了几句后，便回到那育婴室般的粉红色房间里。我又开始烦躁不安起来。 我在桌前坐下，那本稿纸的第一页仍然空着，像一张黄色大嘴在我的脑子里打着呵欠，永远也闭不上似的。我到底能不能写出一部小说？我坐在那儿陷入沉思。我把维纳斯.维尔韦特铅笔叼在嘴里，拆开了父亲的来信。有这么一个南方贵族作我的创作参谋，我真的感到很幸运，他对傲慢、贪婪、野心、偏执、政治诈骗、纵欲等等罪恶行径的精辟论断，总让我看得乐不可支。他爱用格言警句，但绝不是卖弄，更不是说教，我总能从中品味出那既有思想又很雄辩，而且充满感情的多种意味来。每次读完信，我都笑得几乎流出眼泪，而且总会促使我去重读《圣经》。父亲的许多优美句子和睿智的思想就是从那里得来的，它使他获益匪浅。但今天，我的注意力首先被信中附的一张剪报所吸引。这是从弗吉尼亚当地的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黑体大字的标题令人震惊。有那么几秒钟，我甚至感到一阵眩晕。 这是一条自杀的消息，死者是一个二十二岁的漂亮姑娘，我少年时曾无望地爱恋了她好几年。她的名字叫玛利亚.亨特，南方人把它读成"帕利亚"--"被遗弃的人"。十五岁时，我对她迷恋之极，现在想起来有些近乎疯狂。你这痴情的傻瓜，愚蠢的可怜虫！在四十年代，自由来临之前，古老的骑士遗风仍然盛行，即使面对梦寐以求的那个半人半神的橡胶人琼o阿里森，男人们也不敢亵渎，最多像社会学家令人作呕的说法--"爱抚它以达到高潮"。我那时尽量克制自己，对我那亲爱的玛利亚不敢造次，正如他们在那种年月所说的那样。真的，除了吻过她那迷人的冰冷嘴唇外，我再没干过别的。但不能因此把我们的关系说成是柏拉图式的，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精神追求，玛利亚甚至不懂这个词的意思。再说，在那个年代，以全美四十八个州的教育来说，弗吉尼亚可能要排到第四十九位，在阿肯色、密西西比，甚至在波多黎各的后面。你不能指望两个十五岁的孩子之间有充满智慧的交谈，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之间连平常的谈话也会有隔阂。然而，我对她充满激情，我是那么崇拜她，理由很简单，她太美了，美得让人心碎。但现在她死了。玛利亚.亨特死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的军旅生涯随之而来，玛利亚从我的生活中慢慢淡出，但在我的渴望思念中总会出现她的影子。她从一幢大楼跳窗自杀。令我惊讶的是，这事就发生在曼哈顿，时间就在几星期前。我后来才知道，她就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在第六大街。这便是大城市人情冷漠的真实写照。我们同在一个地区，近得好像同住在格林威治村一样，却居然几个月未曾碰过面。我的悲痛是如此强烈，以致变成一种深深的自责。我想，如果我知道她在这座城市，知道她的住处，或许我能够挽救她，不让这可怕的事发生。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张报纸，心都快要胀裂了。我对这年轻的生命因绝望与失落所做的傻事而痛苦地呻吟：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最让人心碎的是，她的尸体摔得支离破碎，以致无法辨认她的身份，于是被草草葬在一个墓地，几星期后又被重新挖出，送回弗吉尼亚安葬。我觉得难受极了，差点晕过去。我那天再也无法工作，开始不顾一切地从冰箱里抓出啤酒，寻找安慰。稍后，我开始看父亲写的信： 儿子，我觉得你会对这张剪报感兴趣的。记得六七年前，你对年轻的玛利亚.亨特是那样迷恋。我常常回忆起，那时每当提起她的名字时，你的脸便红得像西红柿。这些回忆曾经多么让人高兴。但现在再回忆这些事情，却让我有些悲伤。我问过万能的上帝，但得不到答案。你一定知道，玛利亚家境不好，马丁.亨特无所事事，总是喝得半醉；而比阿特丽斯又总是固执地要拯救人类堕落的灵魂。这些都是玛利亚告诉我的。看来有件事是肯定的，那个不幸的家庭始终笼罩在罪恶和仇恨里。我知道这事对你会有很大的刺激；我也记得，玛利亚的确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也许这正是美丽的错误。不过想想看，这样的美女曾和我们同在一起，也许，这对我们是个安慰。 第11节 没有他我会死掉 整个下午，我都被玛利亚弄得闷闷不乐，直到公园里的树影拉长，孩子们飞奔着往家跑去，检阅场四周安静下来。终于，我喝得有点醉了。因为抽烟太多，嘴变得又干又苦。我在床上躺了下来，很快就睡着了，而且比平时更快地做起梦来。开始是几个毫无意义的片断，然后一个梦魇袭来，紧紧纠缠着我，差点让我崩溃。这是我所经历的最猛烈的色情梦幻， 那情景就像一出独幕剧：在弗吉尼亚东部牧场一块阳光明媚的草甸上，高低不平的橡树林中一片潮湿阴冷的地方，死去的玛利亚就在我跟前，像妓女一样放肆地脱得一丝不挂，以前她从未在我面前露出过短袜以上的任何部位。她赤身裸体，像一个熟透的桃子，栗色的头发垂在迷人的胸前。我无法形容她的美丽。她向我走过来。我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像一把僵硬的匕首。她不停地说着一些淫秽放荡但令人愉快的话，挑逗着我。"斯汀戈，"她喃喃地说，"噢，斯汀戈，来吧，要我吧！"她的皮肤上出现了一层细细的汗水，好像用过春药似的充满激情，阴毛上挂着晶莹的汗珠。她扭动着身子，像一个美丽淫荡的仙女，张着湿润的嘴唇，在我赤裸的胸前弯下身子，低声呢喃着一些猥亵的话。我欲火中烧，正要进入那块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这时，胶片突然卡带了，梦结束了。我醒过来，难受之极，双眼瞪着粉红色的天花板，那上面的阴影告诉我夜晚正在来临。我发出了一声原始的呻吟，不，几乎是一声嚎叫--这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痛苦的嚎叫。 但是，更残酷的折磨又来了。他们又在那该死的床上开始了。"停下来！"我朝天花板吼道，用手把耳朵堵上。苏菲和内森！去他妈的犹太佬！他们好像停了一会儿。但仔细听去，他们仍在进行。又是那种放荡的狂风暴雨，没有喊叫也没有呻吟，只有弹簧垫子发出有节奏的嘣嘣声，简洁，不慌不忙，而且很老练。我一点儿不在意他们的节奏有所减缓，赶紧走--实际上是跑，我像赛跑似地冲出房间，在黄昏的暮色中，心烦意乱地绕着公园疾走。我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我一边在树下漫步，一边开始沉思。我认真地问自己，我到布鲁克林来是不是真的错了？现在看来，这儿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这地方总是让我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如果能用几年后的流行词语来表述，我该怎样描绘耶塔公寓带给我的无数的震撼？刚才那个残酷、无情、淫荡的梦还残留在我的脑海里。当然，一般说来，有很多梦难于进入记忆的大门，但总有一些让人终生难忘。留在我记忆深处，像幽灵一样出没于脑际，并永远像真实一般清晰的梦，不是与性有关，便是令人恐惧的死亡之梦。除了刚才那个有关玛利亚.亨特的性梦，还有就是八年前一个早晨做的梦，至今仍在我脑海中回荡。那是我母亲刚下葬不久，我在一个早晨陷入梦魇。我梦见自己从睡觉的房间窗户往外看，外面狂风暴雨，花园里墓穴洞开，母亲的棺材盖被掀开了，那张被癌症折磨得又干又小的脸转过来看着我，眼里满是无法形容的痛苦和哀怨。 我转身往回走。我想回去给父亲写回信，让他告诉我玛利亚之死的详细情况。或许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在潜意识里已经开始把这次死亡当作那部仍未动笔的小说的素材。不过，那天晚上我没能写信，因为回到公寓时我看见了苏菲，而且马上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随着夏天慢慢过去，我意识到这种爱的大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自我存在的一种证明，但我必须承认首要的原因是她与玛利亚.亨特实在太像了。我至今无法抹掉第一眼看见她时的样子，不仅那可爱的模样像极了那死去的姑娘，而且她脸上也呈现出玛利亚曾经有过的那种绝望的神情。这种悲戚的阴影预示着她即将轻率扑向死神的命运。 在我房门前，苏菲和内森正纠缠在一起。在夏日的夜晚中，我可以清楚地听见他们的声音。我走上台阶，看见他们正在走廊里吵得不可开交。 "你听着，别给我来这一套。"我听见他大声骂道，"你这骗子！你这蹩脚的撒谎者！听见了吗，你这婊子？" "你也一样！"我听见她回敬道，"是的，你也是一个婊子。"但她的声音里没有火药味。 "我不是婊子，"他吼叫着，"我不可能是婊子，你这该死的愚蠢的波兰佬！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说话？我可以是一个嫖客，但不会是婊子。你这白痴！你还敢那样叫我吗？你听见了吗？你不会再有机会了。" "是你那样叫我的！" "你本来就是婊子！你这傻瓜！你是个地地道道的不折不扣的婊子，把你的大腿在那些江湖骗子医生眼前伸开。噢，上帝！"他嚎叫起来，声音因极度愤怒而越来越大，"快让我离开这儿，不然我会杀了你--你这婊子！你从来就是个婊子，死了也是个婊子！" "内森，听我说……"我听见她哀求道。我走得更近一些，看见他们挤在一起。走廊里挂着一盏四十瓦的灯泡，上面扑满飞蛾，昏暗的灯光将他们的影子映在粉红色的墙上。内森的块头和气势构成了这幅场景的主要画面：宽宽的肩膀，强壮的体魄，头发竖着，犹如戴着一顶皇冠，皮肤有如苏族印地安人一般黝黑。他简直就是疯狂艺人约翰.加菲尔德的翻版，同样英俊，同样被扭曲的和蔼可亲的脸庞--我应该说如果它和蔼可亲的话，因为这张脸现在因极度愤怒而阴沉着，充满了暴力，毫无和蔼可言。他穿着一件薄毛衣和一条休闲裤，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他紧紧抓着苏菲的胳膊；她畏缩着，像风暴中摇摇欲坠的玫瑰花蕾。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几乎看不见苏菲，她在内森的身后，只露出了小半张脸。我只能看见她那散乱的金黄色的头发，一道惊恐的眉毛，一颗小痣，淡褐色的眼睛，以及斯拉夫人那宽宽的颧骨的迷人曲线，上面还挂着一颗晶莹的泪珠。她像孩子似的哭起来。"内森，你必须听我说！求你了！"她抽抽噎噎地说，"内森！内森！内森！对不起，我不该那样骂你！" 他突然松开她的手臂，站直身体。"你总是这样变来变去！我受够了！"他大声叫着，"你让我感到恶心。我要离开这里，不然我会杀了你！"他突然从她身边走开。　　"内森，别走！"她向他伸出双手，绝望地哀求着，"我需要你，内森，你也需要我！"她声音里带有一股哀怨，像青春期的孩子的声音，高音区单薄、破碎，有些失声，低声区又略有些嘶哑。那波兰口音听起来非常迷人，这使得那可怖的情景一点儿也不可怕。"求求你别走，内森！"她哭着说，"我们谁都离不开谁！你不要走！"　　"真的吗？"他反驳道，转身面向她，"我离不开你？让我来告诉你。"这时，他朝她挥动着双臂，声音变得更加愤怒、凶狠："我离不开你，就像我离不开--离不开我所知道的那些该死的病。我离不开你，就像离不开炭疸病。你听着，就像离不开那毛线虫病，离不开胆结石，蜀黍红斑，脑炎！一切的病！看在上帝的份上，还有他妈的脑癌！你这不要脸的充满罪恶的臭婊子！啊……噢噢噢！"最后的话已经变成了恸哭。那声音很大，颤抖着，夹杂着狂怒与悲痛，像一个狂热的犹太教士在礼拜仪式上的嚎叫。"我离不开你，就像离不开死亡，"他哽咽着接着又说，"死亡！" 他又一次转身离去。她又哭泣起来："求求你别走，内森！内森！你去哪儿？"　　他现在就在门边，离我只有两步之远。我站在那儿拿不定主意，不知该往我的房间走，还是赶紧转身跑开。"去哪儿？"他叫起来，"我告诉你我去哪儿--我去最近的一个地铁站，然后乘第一班地铁到森林山！我去借我哥哥的车回来拉我的东西，然后，我就永远离开这地方。"突然，他的举止镇定了许多，甚至有些随便的样子，但他的声音却戏剧性地带有某种恐吓的意味："再然后，也许明天，我告诉你我还会干些什么。我会坐下来给移民局写一封信，告诉他们你的签证是假的，告诉他们应该发给你一个卖淫的签证，假如他们真有这种签证的话。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就告诉他们最好把你遣送回波兰去，别让你把自己再兜售给布鲁克林的随便哪个医生。回克拉科夫去吧，宝贝儿！"他发出一声满意的咂咂声，"噢，宝贝儿，回克拉科夫去吧！" 他转身朝门外冲去，差点儿把我撞倒。他马上转身停下。我搞不清楚他是否认为我听见了他们的争吵。他喘着粗气，用目光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阵。想到他这时的情绪，他对我的态度让我有些吃惊，因为如果不能用优雅来形容的话，至少可以用礼貌这个词。好像他宽宏大量地把我排除在他的盛怒之外。 "你就是芬克告诉我的那个新搬来的房客？"他努力调整着他的呼吸。 我简短地回答了一句。 "你从南方来，"他说，"莫里斯告诉我说你从南方来，说你叫斯汀戈。耶塔就想要个南方人住进来，让这儿再多些乐趣。"他阴沉地看了一眼后面的苏菲，又重新看着我说："真糟糕，我们不能好好谈谈了，我就要离开这儿了。与您谈谈一定很有意思。"这时，他的声音里出现了不善的预兆，那努力做出来的礼貌又渐渐变成了赤裸裸的挖苦。那种语调我刚才已听了好一阵了。"我们本该有很多开心的事可谈，吹牛聊天，就你和我。我们可以谈谈体育，我是说南方的那些体育运动，像对黑人--或者说黑鬼，你们都这样叫吧--用私刑什么的。要不就谈谈文化。我们可以谈谈南方文化，可以坐在老耶塔这儿听听南方乡村音乐唱片。你知道的，基因.奥特里，罗伊.奥卡夫，还有所有那些标准的南方文化经典的旗手们。"他说话时一直皱着眉，但那张阴沉的烦躁不安的脸上却挤出了一丝微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伸出手，一把抓住我那很不情愿的手，使劲握了一下。"好了，那只是空话！真是太糟了，老内森就要上路了，也许开始另一种生活。南方人，我们会再见的。再见，南方人！到另一个世界再见！" 我对他的侮辱感到极其愤怒。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抗议，内森已转身走下楼梯，到了大街上。他的皮鞋后跟发出"喀喀喀"的声音，朝地铁方向去了。声音渐渐远去，渐渐消失在黑漆漆的树影下。 有时一点小小的变故，比如车祸，电梯被卡住，或围观一次斗殴等等，会让完全陌生的人们自然地交谈起来。内森在夜幕中消失后，我赶紧朝苏菲走去。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当然应该是一些笨拙的安慰话，可她却先开了口，两只手紧紧地捂着泪水涟涟的脸。"他太不公平了，"她呜咽着，"噢，我是那么爱他！" 这种时候说什么都不对劲儿。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手绢，默默地递给她。这种场面在电影中经常出现。她立即接过去擦她的眼泪。"噢，我那么爱他！"她哭着说，"那么爱他！爱他！没有他我会死掉！" "好了，别哭了。"我喃喃地劝道。 第12节 她从未见过的人 她的眼睛求救似地盯着我--一个此前她从未见过的人，好像一个无辜的囚犯在审判席上绝望地陈述着自己的清白。她似乎在说，我不是婊子，尊敬的法官。我为她的坦率与强烈的激情震惊不已。"他太不公平了，"她还在说，"说那种话！除了我丈夫，他是我爱的惟一的男人。而我的丈夫已经死了！"她哭得更厉害了，更多的眼泪涌出来，把那张手绢浸得像一块绣着字母的海绵。她的鼻子已哭得有些红肿，粉红色的泪痕使她的脸显得格外动人，包括那颗小痣，它恰到好处地长在她的左眼旁，像一颗美丽的小星星。一种奇特的热流不是从我的心中，而是很奇怪地从我的胃里涌出，不断地翻滚着。我的胃开始痉挛，接着是一种强烈的饥饿感。 我渴望扑过去拥抱她，抚慰她，但又有一种强烈的抗拒情感，以至于我被憋得非常难受。一个奇怪的顾虑止住了我的脚步，但一切在我的大脑里迅速地膨胀起来，并马上形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乘人之危的计划。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我就是在说谎。如果上帝赐予我幸运和力量，我要把这宝贝占为己有，这是那负心的内森扔下不要的。 这时，我感到背上一阵刺痛。我意识到内森又回来了，正站在我们身后。我一下转过身去，脚挪动了几步。他像一个幽灵似的站在门口，不怀好意地盯着我俩，一条胳膊撑着门框。"还有一件事，"他用又冷又硬的声音对苏菲说，"最后一件事，婊子，那些唱片，贝多芬，汉德尔，莫扎特，所有的唱片。我不想再看到你，所以你得把所有的唱片拿出你的房间，放到我的房间里去，就放在门边的那把椅子上。你可以把勃拉姆斯留下，因为那是布莱克斯托克送给你的。留下它，明白吗？其余的我都拿走。你必须把它们放在我说的地方。要是我回来取东西时没有看见的话，我会打断你的手，两只手！"他停了一下，深深吸了口气，低声说道，"上帝，救救我，我会打断你他妈的双手的！" 这次，他真的走了，大步流星地走到街上，很快消失在黑夜中。 苏菲似乎流不出眼泪了。她慢慢镇静下来。"谢谢你，你真好。"她向我轻轻说道，声音因长时间哭泣而有些嗡声嗡气。她伸出手拧着我那张浸透泪水的手绢。这时我看见她前臂晒得黝黑的皮肤上刺有一个纹身，是一串紫色的数字，至少有五个字，昏暗的灯光下无法看清，但能看出纹得相当细腻、精致。我胃里的那股柔情蜜意一下子增加了几分痛楚。说不清为什么，就像一个人不知该把手往哪儿放，我冲动地轻轻抓住她的手腕，凑近去看那刺纹。在那一瞬间，我想我的好奇心也许会惹恼她，可我无法控制自己。 "在哪儿刺的？"我问。 她用波兰语说了一个地名，我听出好像是"奥斯威辛"。接着她又说："我在那儿呆了很长时间。"她停了一下。"你说法语吗？"她说，"我的英语很糟。" "懂一点。"我回答说，语气有些卖弄。"不过现在已经´生锈´了。"我赶紧说。因为再往下说，我就找不到词了。 "生锈？什么叫生锈？" "肮脏。"我绞尽脑汁找着词儿，努力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 "肮脏的法语？"她说，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过了一会儿，她问："你会说德语吗？"我甚至不能用德语回答一个"不"字。 "噢，别说它了。"我说，"你的英语说得不赖。"然后我们俩都没有再说话。过了几分钟，我又说："那个内森！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但是--但是他真的是个疯子！他怎么能说出那样的话！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你摆脱他是再好不过的了。" 她紧紧地闭上双眼，痛苦地抿紧双唇，像要把刚才发生的那一幕重新收回去似的。"噢，他总是对的，"她低声说道，"但除了他说我不忠之外。我对他一直是忠实的，虽然有时我是做得不对，比如他说我穿得不得体，或是邋里邋遢，所以他有时骂我是肮脏的波兰猪。我知道我……是的，我活该。还有，我们一起去高级餐馆时，我总是´躲藏´……"她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我。 "´藏起´。"我纠正道，但没有过分去指正她。我一直觉得她说的不准确的英语非常可爱。她说得有些结巴，特别是遇到那些不规则动词的时候。"藏什么？"我问。　　"菜单，我的意思是菜单。我经常把菜单装到我的手袋里留作纪念。他说菜单是有价的，我这算偷。你该明白，他是对的。" "我觉得拿走一张菜单算不得什么偷窃，看在上帝份上。"我说，"你瞧，我知道这本不关我的事，但……" 我突然下决心要帮助她找回她的自尊，但她看来似乎不想那样。她打断我的话，说："不，我知道我做错了，他说的都是对的。我做了很多错事，他离开我，我是活该，但是我对他从来没有不忠过。没有！噢，没有他，我活不下去！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有一阵子我真担心她可能又要开始一场悲嚎，但她只是啜泣着，声音嘶哑。她努力控制着自己，转身对我说："你真好，我现在要回房间去了。" 她慢慢朝楼上走去。我打量着她那穿着贴身丝绸睡衣的身体，苗条，匀称，线条突出，美丽无比，但有些让人奇怪。它没有明显的缺陷与不足，是一个十分完美的身体，但皮肤却带有某种受过折磨的痕迹，手臂后面尤其明显。那是一个人极度消瘦，只剩下一张皮后又恢复过来的样子。同样，从那个经过阳光照晒后的健康的背影，我还能感受到某种病态。那个身体还未完全从那恐怖的罪行中摆脱出来，但丝毫不影响它不经意间散发出来的妙不可言的性感。她是那么随心所欲、毫不掩饰地扭动着身子，尽管它可能曾饱经磨难。她的臀部像一个迷人的熟透了的梨一样完美无缺。我神魂颠倒地盯着那个美丽的部位，心里激起了一个想法：我发了一个誓，将把以后当作家的四分之一的收入捐给教会孤儿院，换取一次短暂的欣赏她赤裸的美丽臀部的机会，哪怕只有短短的三十秒钟。让我可怜巴巴地求她！该死的斯汀戈。她往楼上走去时，我站在那儿沉思着，想着这变恋的背影后隐藏着的某种堕落。她走到最上面的一级楼梯，回过头来朝下看着我，挤出一丝最惨淡的微笑说："希望我们的事没有使你厌烦！真对不起。"她朝房间走去，"晚安。"她说。 那晚，我坐在房间里惟一舒服的椅子里读着阿里斯托芬。通过半开的门，我能看见楼上走廊的一部分。快到半夜时，我看见苏菲往内森的房间搬那些唱片。她回来时，我看见她又哭了。她怎么能再哭呢？她的眼泪是从哪儿来的？然后，她一遍又一遍地放那张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这是他开恩允许她留下的，也一定是她惟一的一张唱片了。整个夜晚，那音乐声从薄薄的天花板流泻下来。那是用法国号和长笛合奏的令人悲伤的法国乐曲，弥漫着一种怀旧的伤感的沁人心脾的鸟鸣般的声音。我从未体验过如此强烈的思乡怀旧之情，脑海里浮现出音乐里述说的情景：欧洲风和日丽的日子里，落日的余晖把大地笼罩在宁静的赭色黄昏里，扎着小辫、穿着围裙的孩子们坐在狗拉车里一路欢歌，喝着巴伐利亚啤酒到韦内沃尔德的林间绿地野游，漫步在阿尔卑斯山晶莹剔透的冰川里的妇女，还有气球旅行，狂欢，旋转的华尔兹，摩塞尔葡萄酒；还有蓄着大胡子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本人，抽着雪茄，在霍夫卡登秋日无叶的山毛榉树下，凝视着他的琴弦，心里盘旋着美丽的乐章。这迷人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欧洲--一个苏菲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欧洲。而此时，她仍在我头顶上悲哀着。 我上床时，音乐还在响着。每当唱片放完一面后，都有一分钟的时间让我听见苏菲的抽泣声。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我不知道一个人的心怎么能盛下那么多的悲伤。内森不该如此粗鲁地折磨她，蹂躏她，加重她的悲伤，但不可思议的是他确实这么做了！这让我犯了难。因为，正如我所说的，如果我已经不可救药地陷入了这种可以称为爱的境地，我是不是有些傻？我居然想去分享那张床，而她却念念不忘她的旧情人？这是不是卑鄙，与纠缠一个刚刚丧夫的寡妇有何区别？这主意可太不怎么样了。是的，内森确实已经走了，但我去填这个空未必不是徒劳。一方面，我没有钱，就算能让她从悲痛中解救出来，但我能满足她，带她去高级餐厅，买昂贵的唱片吗？ 终于，音乐声停了下来，她不再哭了，床垫弹簧的响声告诉我她上床了。我躺在床上，很久没能入睡。我倾听着布鲁克林夜晚的声响--远远的一声狗吠，一辆路过的汽车，公园角落里一对男女的轻笑。我想弗吉尼亚，想我的家。我渐渐睡着了，可一直睡得很不踏实，模模糊糊的，有一次还突然从黑暗中醒来，发现自己十分可笑地差点溢精。我倒头又睡，一直到黎明时才又醒来。那一阵，四周如死一般的寂静。我盯着天花板，苏菲就睡在那上面。凭着梦醒时清醒的头脑，我知道，她已经毁掉了。 第13节 晴朗的六月的星期天 "斯汀戈！喂，斯汀戈！"这是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一个晴朗的六月的星期天，我听见是他们在叫我。先是内森的声音，然后是苏菲的："斯汀戈，起来！起来，斯汀戈！"我的门没锁，只用防盗链拴着。我靠在枕头上，可以看见内森那喜气洋洋的笑脸正从门缝里朝里看。double_quotation起来晒太阳去，"他的声音传过来，"起床吧，伙计！赶快起来，我们到康尼岛去！"在他身后，我听见苏菲大声地附合着他："起来晒太阳去！赶紧！"她大声叫着，接着是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内森开始摇门，弄得门链哗哗直响。"快点，老乡，起床吧！不要像南方的老猎狗一样整天躺在那儿打瞌睡。"他的口音变成那种新奥尔良爵士乐般的美妙的合音。对这种南方腹地的滑溜溜的口音，我那因困倦而变得迟钝的耳朵反应得十分敏捷。他模仿得真是惟妙惟肖。"动动你那身懒骨头吧，心肝。"他拖着声音用慢吞吞的甜腻的腔调说，"带上你的游泳裤。我们先坐四轮马车兜风，然后去海滩野餐！" 我丝毫也高兴不起来。他头天晚上的咆哮与对我的侮辱，还有对苏菲所做的一切，整晚上都在我梦中出现，扰得我不能安睡；可现在，那同一张中世纪的都市脸庞却吟诵着内战前的田园抒情诗。这让我简直无法忍受。我一下子从床上跃起，冲到门口。"滚开！"我叫道，"让我安静一点！"我本想对着内森的脸把门狠狠关上，但他早已把一只脚卡在门缝里。"滚开！"我又叫起来，"你真他妈的有病。把你该死的脚挪开，让我一个人呆着！" "斯汀戈，斯汀戈，"那声音像是在哄孩子，口音又变回了布鲁克林的味道。"斯汀戈，别这样。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伙计，来吧，打开门，让我们一起喝杯咖啡。我们会成为好伙伴的。" "我不想当你的什么伙伴！"我正冲内森吼着，突然一阵猛烈的咳嗽，使我差点儿被痰呛住。这都是因为我整天不停地抽烟。我居然还能如此连贯地说话，这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我一个劲地干咳，那种哮喘般的声音让我有些莫名其妙地难为情。我更为吃惊的是，暴戾的内森像一个邪恶的妖怪回到了苏菲身边，并且重又成为他们之间的主宰。大约有一分钟，或许更长一点的时间，我咳得肺阵阵剧痛。我无法控制地浑身发抖，气喘吁吁，但同时还不得不忍受内森医学专家般的教训："你这是抽烟过多引起的咳嗽，老乡。你就像个骷髅，这都是尼古丁害的。看看我，老乡，看着我的眼睛。" 我瞪着他，眼睛因愤怒与厌恶而变得有些模糊。"不许叫我--"我刚开口，又被一阵猛烈的咳嗽打断。 "骷髅，就是这个词。"内森继续说道，"对如此英俊漂亮的一个小伙子来说，这实在太糟了。这都是长期慢性缺氧造成的。你该把烟戒掉，这会让你患上肺癌的，或是讨厌的心脏病。"(在1947年，连医学界都很少公开预测吸烟对身体健康有致命的威胁，有关它的潜在危害甚至被人们视为无神论者的胡言乱语，就像人们把粉刺、痤疮乃至疯癫都归罪于手淫一样。在当时，内森这种非常科学的说法，与老太婆们的无稽之谈没什么两样，所以他的告戒像恶毒的咒语一样触怒了我，直到后来我才发觉他的话是那么有先见之明。十五年后，当我成功地戒掉烟以后，我常常想起内森的话，特别是那个词--"骷髅"，它就像地狱对我发出的召唤声。)可现在，他的话却像是从屠宰场发出的声音，既可怕又可恨。 "不准叫我老乡！"我大叫着，声音又恢复了正常。"我是都克大学的毕业生，没有必要忍受你的侮辱。现在把你的脚从门口挪开，让我安静一会儿！"我徒劳地想把他的脚从门缝挤出去。"我也不需要你的什么忠告！"我嘶哑着嗓子粗声粗气地说，喉咙又被堵得像要冒火一般。 内森的态度这时突然来了个奇妙的变化。他十分歉意而礼貌地，几乎有些悔罪般地说："噢，斯汀戈，对不起。"他说，"对不起，真的。我不想伤害你的感情。我不再那样叫了。我和苏菲只是想在如此美丽的夏日表示一点友谊。"他的急速变化，让我觉得他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来嘲弄我。但直觉告诉我，他的确是诚心诚意的。事实上，我感觉到他正为此痛苦不安，就像人们常常犯的那种错--玩笑开过了头，无意间伤害了别人，于是想方设法弥补。但我决不为他的话所动。 "走开！"我也换了一种平静而坚决的口气，"我想一个人呆着。" "对不起老伙计，真的很抱歉。我刚才只想叫你´老乡´开开玩笑，我不是想故意冒犯你。" "是的，内森并不想冒犯你。"苏菲插言道。她从内森身后钻出来，清晰完整地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的心猛地一动，她身上的某种东西又一次打动了我。她不再是昨晚那副可怜相。由于内森奇迹般地又回到她身边，她显得神采奕奕，兴奋异常。那明亮的眼睛，充满活力的双唇，红润的脸颊，都让人感觉到洋溢在她周身的那股幸福快乐，像火焰一样从体内散发出来，熠熠动人。尽管我刚从床上爬起来，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又因内森而情绪激奋，但这种由衷的幸福以及那容光焕发的脸庞，让我无法抗拒。"斯汀戈，"她恳求道，"内森并不想冒犯你，伤害你的感情。我们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在这个美丽的夏日一起出游。求求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内森放松下来了，我能感觉到他把脚从门口挪开。我也放松下来，没有使劲地关上门。我看见他一把搂住苏菲的腰，用鼻子蹭她的脸，像一头没有胃口的小牛舔盐似的使劲地嗅着她。他把硕大的鼻子压在她脸上，弄得她咯咯地笑起来。他用舌尖舔她的耳朵时，她发出猫满足时那种呜呜的叫声。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个令人心旌摇曳的动人场面。而就在几小时前，他差点撕碎她的喉咙。 这显然是苏菲想出的主意。我实在不忍心让她扫兴，咕哝着说："好吧，好吧。"我刚想解开门链让他们进来，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别忙，"我对内森说，"你得向我道歉才行。" "我向你道歉。"他回答说，用的是一种非常诚恳的语气，"我不再叫你´老乡´了。" "不是这个。"我声讨般地说着，"是关于南方的，以及私刑什么的那些玩意儿。那是对南方的侮辱。想想看，要是我告诉你，那个叫兰道的家伙，是一个肥胖的长着鹰钩鼻子的专门欺骗老实人的当铺老板，你也会被这些诽谤气得发疯的。你还得向我道歉！"我知道我有点借题发挥了，但仍然固执地往下说着。 "行，行，我对那些事也非常抱歉。"他坦率诚恳地说道，"我知道我做得太过火了。不要再说了，好吗？我真诚地请求你的原谅。但我们今天真的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出去。瞧，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呢？现在还早，你快点收拾收拾，然后到楼上苏菲的房间，我们一起喝杯啤酒或咖啡什么的，然后再去康尼岛。那里有一家很棒的海鲜餐馆，我们到那儿吃午饭。我还有个好朋友在那儿当周末救生员，挣点外快。他会在海滩上给我们找一处僻静的地方让我们躺下，这样就不会老是有人往你脸上踢沙子了。走吧！" 我仍然绷着脸，带着明显的愠怒的神色，说："让我考虑考虑。" "好了，走吧，去玩玩儿吧！" "好吧，"我说，"我去。"然后又不冷不热地加了一句："谢谢你的邀请。" 我一边刮胡子，洗漱，一边对这事的蹊跷感到纳闷。是什么动机使他们做出如此友好的姿态？是苏菲强迫内森这样做的，以弥补一下他昨晚的暴行？要么就是他有什么企图？以我几个月来对纽约的了解，我还能想到的，就是内森可能只是个骗子，他的"善意"无非是想骗钱。(想到这里，我赶紧去药柜查看我仅有的四百美元。我把它们悄悄地藏在药柜里那个装纱布绷带的盒子里，全是十元二十元面值的钞票，还纹丝未动地躺在那儿。每次看见它们，我总要为我的资助人阿提斯特的灵魂唱上一曲挽歌。他早在弗吉尼亚化成了尘土。)但这种怀疑似乎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莫里斯o芬克说内森十分富有。不管怎样，当我带着疑惑不安的心情准备加入苏菲和内森的郊游时，这些想法仍盘旋在我的心头。理智告诉我，我应该留在房间里工作，在那黄色的纸上留下几行字，哪怕只是一些简单的笔记。但苏菲和内森唤醒了我的想象。我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两人的紧张关系像一幕低级的意大利歌剧，在经历了情人间最令人痛苦的爱情冲突后，又重新和好如初？我想，他们可能都是疯子，就像保罗和弗朗西斯卡一样，互相折磨，共趋毁灭。 第14节 莫里斯的解释 莫里斯.芬克和往常一样，一副无所不知的神情。我刚跨出房门，就在走廊里碰见了他。我们互致早安时，突然听到一声教堂的钟响。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这声音，悠远，但很清晰，从弗兰特布西大街方向传来。南方礼拜日那令人感动的怀旧情怀顿时涌上我的心头。这有些出乎我的意外，因为在我印象中，犹太教堂是没有钟楼的。我闭上眼睛，停了一会儿，听那钟声慢慢消逝，脑子里出现了潮汐镇那砖木结构的可爱的天主教堂，孩子们腿上装饰着花纹，手里拿着希伯来历史书和问答式的犹太教义，虔诚地来到长老会教堂演出。我睁开眼睛时，莫里斯解释说："不，这不是犹太教堂，是德国新教教堂，就在教堂街和弗兰特布西大街上。他们只在礼拜日敲钟。有一次，他们做礼拜时，我正好路过那儿。他们一直在唱那首《基督爱我》的颂歌或这一类的东西。那些德国新教的女人很不错，但大部分看起来都需要输点血，变得肉感一点。"他淫猥地哼了一声，"那墓地也很不错。夏天那儿很凉快，有些放荡的犹太青年晚上到那儿去寻欢作乐。" "布鲁克林好像什么人都有，是吗？"我问。 "对，什么宗教信徒都有。犹太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德国新教徒……什么人都有。战后还有很多黑人涌进这里，威廉斯堡、布郎斯威克、贝德福德斯塔卫森特等等都来了很多。他妈的猿猴。我就这样叫他们。伙计，我太恨他们了。猿猴！啊啊啊……"他咧开嘴，把牙齿尽可能地往外伸，扮了一个猴子的鬼脸。他这样做的时候，楼上苏菲的房间里传出汉德尔的《水的乐章》那庄严神圣的旋律，还隐约传来内森的笑声。 "我猜你已经见到了苏菲和内森。"莫里斯说。 我说："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见过了。" "你觉得内森这人怎么样？他没有吓坏你吧？"那双无神的眼睛突然一亮，声音一下子变得神秘起来，"知道我对他的评语吗？他是假人，是那种活着的假人。" "假人？"我说，"假人是什么？" "唔，我也说不清，就是犹太教……应该怎么说呢？不是那种真的教徒，而是一种怪物，一种人造的怪物，就像弗兰克斯坦[1]，明白吗？就是犹太教的教士们用粘土之类的东西做成的假人，但是你却控制不了他。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他像平常人一样，没什么特别，但有时他就像他妈的怪物。这就是假人。这就是我对内森的评语。他的行为整个儿就是他妈的一个假人。" 我还是没有完全搞懂。我要莫里斯再详细阐述一下他的那套理论。 "唔，今天早上很早的时候，大概七点半或八点钟，我想你还在睡觉，我看见苏菲进了内森的房间。我的房间就在对面，所以看得很清楚。昨晚我听见他们打架了，所以我知道内森不在。猜猜我看见什么了？我看见苏菲在哭，声音很低，一直哭个不停。她进去时没关门，直接就躺下了。你猜她躺哪儿了？床上？不，就躺在他妈的地板上。她穿着睡衣，像个婴儿一样蜷曲着身体。我看了她好一会儿，有十分钟吧，也许有十五分钟那么久。我想她真是疯了，就那样睡在内森的房间里。突然，我听见街上有辆车开了过来，往窗外一看，是内森。他进来时你听见了吗？他弄出了很大的声音，又是跺脚又是摔门，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说个不停。" "不，我当时睡得正香。"我回答说，"能打扰我的声音只出在这儿--火山口，就像你所说的，从头顶上垂直传下来的，房间里其他地方的响动我听不见。谢天谢地！" "也许吧。内森上楼后径直走到他的房间。他走进门，苏菲缩成一团躺在那儿。他走到她身边，站在那儿。她醒着。他说，´滚出去，你这婊子！´苏菲一言不发，就躺在那儿哭。内森又说：´你给我从这儿滚出去，婊子，我马上就要走了！´苏菲还是一言不发，一个劲儿地哭啊哭。这时内森说：´我数到三，婊子。要是你还不从这儿消失，我就把你这骚货踢个半死。´然后他开始数数。她仍然一动不动。于是他弯下身子，开始拚命打她。" "她还是那样躺着？"我打断他。我真希望莫里斯没有告诉我这些。我的胃一阵翻腾。尽管我从来没有暴力倾向，但此时我差点就要冲上楼去，在《水的乐章》激昂欢快的旋律中，用椅子把他的脑浆打出来。"你是说那姑娘躺在那儿，他就那样打了她？" "对啊。他不停地打她，下手很重，不停地抽她耳光。" "你怎么不阻止他？"我问。 他犹豫了一下，清了清喉咙，说："唔，要是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也许我有些怕死，不过你看，我身单力薄，只有五英尺半高，而内森他妈的是个大块头。不过我当时确实想过报警。苏菲开始呻吟起来，她的脸被打得很厉害。我决定下楼去给警察打电话。当时我没穿衣服--我睡觉时不喜欢穿衣服，于是我跑到衣柜那儿找浴衣和拖鞋。我想尽量快点，我真怕他会杀了她。我耽搁了大约有一分钟，找不到该死的拖鞋，等我回到门口时，你猜怎么着？" "我猜不出。" "这回，事情整个儿变了个样。就是说，完全反过来了。明白吗？这时，苏菲盘腿坐在地板上，内森蜷缩成一团躺在那儿。他的头就埋在苏菲的两腿之间。我不是说他在啃吃她，他正在哭呢！他把头埋在她的腿上，哭得像个孩子，苏菲一直用手抚摸着他的黑发，轻声说：´好了，好了，没事了。´我听见内森说：´噢，上帝，我怎么会那样对你？我怎么会伤害你？´诸如此类的话。他接着又说：´我爱你！苏菲，我爱你！´而她只是说：´好了，好了。´还发出轻轻的抽泣声。而他在她腿上蹭着他的鼻子，一遍又一遍地哭喊着：´噢，苏菲，我太爱你了！´噢，我差点把早饭都吐出来了。" "后来呢？"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等他们哭够了从地板上起来后，我就出去了，买了一张报纸，到公园去看了一个小时。我再也不想关心他们的事儿了。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想说……"他顿了一下，眼睛盯着我，想知道我对这场恶魔般的闹剧的反应。我没做声，于是莫里斯下结论似的说："一个假人。整个儿他妈的一个假人。" 我怀着满腔怒火往楼上走去。我一直在对自己说，我不能和这两个疯子搅和在一起。尽管苏菲已牢牢抓住了我的心，尽管我很孤独，但我敢保证，在他们那里寻求友谊真是太傻了。这不仅因为我害怕卷入他们反复无常的打闹中，还因为我必须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我，斯汀戈，还有别的事要干。我到布鲁克林来是为了"写出我的作品"来，正如亲爱的老范内尔说的那样，而不是在一幕折磨人的言情剧里充当一个电灯泡的角色。我决定告诉他们，我不打算和他们一起去康尼岛，然后，我将礼貌而坚决地把他们从我的生活中赶出去。我要让他们明白，我孤寂的心灵还从未被如此打乱过。 我敲门进去，正好唱片也放到了最后的乐章，游艇在泰晤士河上转弯，那欢快的号角声渐渐远去消逝。苏菲的房间顿时令我一震。虽然我知道自己的审美眼光不怎么样，可以说对装饰没什么鉴赏力，但我知道苏菲在与那无穷无尽的粉红色的斗争中占了绝对的上风。她没让那粉红吞没，而是恰恰相反，她让整个房间充满了更多的色彩，桔红，翠绿，还有红色……这儿是色彩鲜艳的淡红色书柜，那儿是杏黄色的床罩，温馨的颜色足以把那海军伪装色彻底浸蚀掉。我不禁想要放声大笑。还有花，到处摆放着鲜花--黄水仙、唐菖蒲、郁金香，放在桌上的花瓶里或插在墙上，满屋都是花的芳香。不过，这与病房的满室鲜花不同，有的只有喜庆的气氛，与整个房间欢快明亮的颜色融为一体。 这时，我突然注意到屋子里没有苏菲和内森的影子。正纳闷着，一阵咯咯的笑声从房间一角的一个日式屏风后传出，苏菲和内森手拉着手，脸上带着微笑，穿着一身我从未见过的最古里古怪的戏装一样的衣服，踩着慢节拍的舞步，从屏风后走了出来。他们好像在以身作则地倡导一次服装复古运动：内森穿着一件灰白条纹的法兰绒双排扣上衣，是十五年前威尔士王子时代流行的款式；苏菲则是一件青色的打着褶皱的缎子衬衣，也是那个时代的样式，一件白色轻质马尼拉麻的茄克，一顶勃郎第贝雷帽斜扣在头上，刚好压住眉毛。两个"出土文物"令我大吃一惊。但这些衣服显然不是旧货，它们十分合身，只可能是定做的，而且十分昂贵。相形之下，我觉得自己有些寒碜，一件白衬衣，袖子还往上卷着，还有那条宽重下垂的休闲裤。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十分可怜。 "不必介意。"过了一会，内森说，一边从冰箱里拿出一夸脱装的啤酒，苏菲拿出乳酪和饼干。"不必为你的穿着烦心。你不必为我们这身心血来潮的穿着弄得不舒服。"我愉快地一下子倒在椅子里，完全忘了我是来结束我们之间的短暂友谊的。是什么使我改变了主意，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我想应该有很多原因：这令人愉快的房间，意想不到的令人捧腹的服装，啤酒，还有内森急切的悔过心，以及苏菲的不幸在我心里引起的同情--所有这一切让我的决定消失殆尽。于是我又很愉快地成了他们的电灯泡。"这是我们的一个爱好。"内森在恬静的旋律中继续解释着。苏菲还在厨房里忙碌着。"今天我们穿的是三十年代早期的衣服，但我们还有二十年代的，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快乐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甚至更早时期的服装。我们只是在周末穿一下。" "别人不盯着你们看吗？"我问，"这衣服很贵吧？" "他们当然要盯着看。"他说，"那正是好玩的地方。有时候，像穿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全套服装时，我们甚至能引起一场混乱。至于说价钱嘛，并不比一般的衣服贵多少。富尔顿大街有一个裁缝，可以照着我提供的样板做出我们想要的衣服。" 第15节 这都是苏菲的主意 我赞同地点点头，尽管这显得有些怪癖、出风头，但至少不会造成伤害。他们看上去光彩照人，尤其是他那地中海东部黝黑的肤色和苏菲那张雪白的容光焕发的脸庞相互映衬，从各方面来说他们都是十分相称的一对美人儿。"这都是苏菲的主意，"内森又解释说，"看来她是对的。街上的人都显得那么呆板无味，看起来全一个样儿，穿着相同的衣服。像我们这样的衣服才有个性。人们盯着我们看时，我们觉得挺好玩。"他停了下来，把我的杯子倒满啤酒。"衣着很重要，这是做人的一部分，可以成为生活中美的东西。你只要这样做一次，就能体会到它的乐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当然，那是次要的。" 服装、美丽、人生，这是一个我从小就很熟悉的话题。但仅仅几个小时前，说这话的人还是那么狂暴、痛苦，而现在却穿得像旧式电影中的金吉尔.罗杰.斯一样，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和蔼可亲地大谈这个话题。苏菲则忙忙碌碌，来回拿着酒杯、盘子、烟缸什么的。我完全放松下来，感觉啤酒的气泡正从两腋下冒出来。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很有道理。战后，人们都穿着那么丑陋的"制服"，尤其是麦克格雷那种男人的天地。除了有些怪诞，还有什么比这古怪装束更让人耳目一新呢？内森又一次展现他那预言家般的未卜先知。 "你看她，"他说，"她很迷人，不是吗？你见过这样的美女吗？嘿，美女，过来。" "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苏菲一边忙活着一边说，"我正在做福洛马各汉堡。"　　"嘿！"他吹了一声口哨，"嘿，过来！"他对我眨眨眼，"我简直舍不得把手从她身上挪开。" 苏菲走过来，一屁股坐进他的怀里。"给我一个吻！"他说。 "就一个。"她说，然后在他嘴角轻轻地吻了一下。"好了！你只配一个吻。"　　她在他怀里扭动着身子。他一点一点地轻轻咬着她的耳朵，双手紧紧抱住她的腰。她那令人爱慕的脸顿时变得光彩照人。我敢发誓，他一定有一把开启苏菲快乐之门的钥匙。"我真舍不得把手拿开啊……"他哼哼唧唧地说着。如同别人一样，这种爱情的公开表演令我十分尴尬，甚至心生敌意，尤其当我只是一个孤独的旁观者时。我喝了一大口啤酒，把眼睛转向别处，看到那张罩着迷人的杏黄色床罩的特大号床。我的新朋友的大部分性爱就是在那上面完成的，也是我最近的烦恼之源。也许是我的一阵咳嗽声，也许是苏菲感到了我的尴尬，她一下子从内森怀里跳了起来，说："行了，够了，内森.兰道！不要再闹了。" "来嘛，"他抱怨道，"再亲一下。" "不行。"她甜甜地但坚决地说，"我们再喝点啤酒，吃点汉堡，然后我们就去地铁站，到康尼岛吃午饭。" "你是个骗子，"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你在戏弄我。你比布鲁克林任何一个长舌妇还坏。"他转过头来，用一种嘲笑但认真的神情看着我。"你怎么看，斯汀戈？我快三十岁了。我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波兰人，而她却把她的宝贝锁起来，锁得紧紧的，像雪莉.密迈尔斯特恩修女那样。我花了整整五年时间才打开它。你以为如何？"他又诡秘地眨眨眼。 "不怎么样，"我也用开玩笑的腔调说着，"这真够糟的。"尽管我确信自己能保持镇定，但仍对这意外的发现感到吃惊。这发现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我一下子变得心事重重起来，就像格列佛来到了小人国。我本来以为我是这庞大的犹太人居住区中惟一的外人，惟一一个躲到耶塔避难所中的非犹太人，没想到苏菲也不是犹太人。我有点好奇地思索着。 苏菲在我们面前放上一碟烤好的面包片，在上面加了些金黄色的奶酪。我们喝着啤酒，吃得特别香。这小小的聚会让我慢慢地高兴起来，喝得微微有些醉意，感觉就像一条猎狗从潮湿阴冷的角落溜到正午太阳直射的地方一样。 "我第一次在这儿碰见她时，"内森说，这时她走过来，在他椅子旁边的一块小地毯上，靠着他的腿很舒服地坐下来。"她只剩下一身破衣服、一把骨头和一缕头发，时间是苏军解放她所在的集中营后的一年半。你那时多重，甜心？" "三十八，三十八公斤。" "是的，大约八十五磅。你能想象吗？她简直就是一个幽灵。" "你现在多重，苏菲？"我问。 "刚刚五十公斤。" "一百一十磅。"内森解释说，"就她的身高体形而言还不够重。她应该有一百一十七磅，不过快了，快了。要不了多久，我相信就会有一个美国牛奶喂出来的大女孩了。"他温柔深情地抚弄着她贝雷帽下的一缕金色头发。"不过，朋友，我第一次抱着她时，她简直就是一个骷髅。来，喝口啤酒，甜心，它能让你长胖。" "我那时真算是一个骷髅。"苏菲插言道。她看来心情很轻松，"我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巫婆。我是说，那种用来吓人的人？稻草人？我的头发几乎掉光了，腿疼得要命，还患了坏血病--" "是败血症。"内森打断她，"她说的是败血症，但苏军刚一接管那儿，这病就基本上治好了--" "我得的是坏血病--是败血症。我的牙也掉了！还得了斑疹伤寒，猩红热，贫血。我什么病都有，真的是病魔缠身。"她像孩子似的数着这些病的名字，没有一点自怜的神情，就像在叙说一些宠物的名字。"可我遇见了内森，他很好地照料了我。"　　"从理论上来说，是集中营的解放拯救了她。"他解释说，"那时，她已奄奄一息，但已没有死亡的威胁。她在一个为躲避战争出逃的人开设的集中营里呆了很长时间。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足够的医疗设施为那些饱受纳粹折磨的人医治创伤。于是在去年，当她到达美国时，仍然患有严重的贫血症，非常严重。我一眼就能看出。" "你怎么能看得出来？"我问他，对他显得非常专业的话十分感兴趣。 第16节 南部乡巴佬的丑陋 内森开始解释，简明扼要但十分清晰，非常坦率又显得很谦虚。他说，他不止是一名医生，他还在哈佛获得了细胞学硕士学位，正是学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使他在普费泽获得了一个研究员的工作。这是全国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设在布鲁克林。他没有更多介绍自己的背景，而是说，他没有广泛深入地了解医学知识，不敢冒险对病人进行业余的诊断，然而他所受的训练使他对常见病或一些轻微的病症有着超过一般人的了解。所以，当他第一眼看到苏菲时("这甜心。"他无比深情而温柔地小声说道，用手抚弄着她的头发)，他就十分准确地判断出，她形容枯槁是严重贫血所致。 "我把她带到医生那儿，那是我哥哥的朋友，在哥伦比亚医学院教书。他从事营养学方面的研究。"内森的声音有些得意，但没让我感到不快。"他说我的诊断对极了，是非常典型的缺铁性贫血。我们给这甜心服用大剂量的硫酸亚铁，于是她像玫瑰花一样盛开了。"他停了一下，看着她，"玫瑰，玫瑰，一朵迷人的玫瑰。"他轻轻地把手指在唇上沾了一下，送到她的眉毛上。"上帝，你真棒！"他悄声说，"你真了不起。" 她抬眼盯着他。她看上去异常美丽，但却显得有些疲惫。我想起了昨晚那场闹剧。她轻轻拍打着他青筋暴露的手腕。"谢谢你，查尔斯.普费泽公司的研究员先生，谢谢你把我开得像玫瑰。"她说。我忍不住想：天哪，苏菲宝贝，我们该给你找一个语言教师。 我马上注意到，苏菲的很多措词都来源于内森。的确，他就是她的语言教师。现在，当我听到他细心地纠正她的语法错误时，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他很细致耐心，就像一个小学教师一样。"不是´开得我´，"他解释说，"要说´让我开得像´。你很不错。要不了多久，你就会说得很好了。你必须要学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才能在动词原形前加´to´，什么时候要省略它。这当然不容易，但你知道，学英语是没有捷径的。你必须用你的直觉。" "直觉？"她说。 "就是说，你要用你的耳朵来学，直到它变得敏感起来。让我举个例子。你可以说´让我像玫瑰一样开放´，而不能说´开得我像´。这没有什么道理，懂吗？这就是语言常常捉弄人的地方。你用不了多久就会学会的。"他轻轻敲着她的耳垂，"用你可爱的耳朵来学。" "什么语言呀！"她苦恼地哼了一句，丧气地皱起眉头，"有那么多单词。我是说，就一个´速度´[1]，就有´快´、´迅速´、´快速´。都是一个意思！真可恶！" "还可以说´飞快´。"我又加了一个。 "还有´飞驰´。"内森说。 "´急速´。"我继续找着词儿。 "还有´瞬间´。"内森说，"虽然有点细微的差别。" "吱溜。"我说。 "别说了！"苏菲大笑道，"够了！英语的单词太多了。法语就简单多了，只有一个单词´vite´。" "再来点啤酒？"内森问我，"我们把这一夸脱喝光，然后就去康尼岛。"　　我注意到内森几乎没喝，而是用百威啤酒大方地款待我，把我的杯子装得满满的，从未让它空过。而我呢，在那一阵子，也开始觉得温馨、兴奋和激动。那种感觉十分强烈，以至于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一个劲儿地直乐，得意洋洋地，就像夏日耀眼的阳光一样。我觉得自己被一双手紧紧地、亲密地、热情地拥抱着，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实际上有一部分是酒的作用，余下的则是各种各样的因素。用那个年代时髦的精神分析法来解释：六月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幸福快乐的心情，汉德尔先生欢快的"水上欢腾曲"，这间喜气洋洋的房间，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的阵阵花香，都让我产生了一种不可言喻的幸福感觉。我深信，在二十二岁，或者干脆说二十五岁后，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自从"事业"中断之后，我似乎一直沉迷在悲天悯人的苦恼日子里。 然而，在到纽约的几个月里，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感到快乐。我曾以为这些东西已从我的生活中永远消失：朋友，家庭，和朋友欢聚的快乐日子。我把自己禁锢在一个冷漠的龟甲里，而现在它被完全打碎了。发生在苏菲和内森--这对热心、欢快、活泼的新伙伴身上的事真是太奇妙了。我急切地想要冲过去，带着那种不含任何邪念的兄弟般的友情，紧紧拥抱他们。老斯汀戈，你又从冰冷的海里返回岸上了。我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对着苏菲傻笑，浑身似乎被百威的气泡包裹着。"干杯，斯汀戈！"苏菲说，把内森刚才硬要她喝的那杯啤酒喝了下去，给了我一个忧伤而动人的微笑。她那雪白的牙齿闪闪发亮，那张幸福的脸庞上还残留着伤痕。我被深深打动了，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我觉得我快要完蛋了。 然而，在极度快乐之余，我仍然感觉到这里有些不大对劲儿。苏菲和内森昨晚上那可怕的一幕，对我来说应该是个警告，这短暂、友好、愉快、亲密的小聚，就像他们之间不曾发生过那样的冲突。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很容易被假相所蒙蔽，轻信两个情人之间的令人恐怖的一幕是极少出现的，他们真正有的是鲜花和爱恋。后来我想，那时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我太渴望友谊--我被苏菲弄得神魂颠倒，又被那个充满活力、怪戾狂暴却又有着奇异魔力的年轻人的乖癖幻想所引诱。我不敢把他们的关系想成别的什么，只能是独特的充满玫瑰色光芒的结合。但即使这样，在欢乐、温馨和忧郁的背后，房间里仍蕴藏着一种蠢蠢欲动的紧张气氛。我不是说当时那种紧张气氛与两个情人有直接关系，但那是一种绷紧了的、烦躁不安的气氛，而且极有可能从内森那里爆发出来。他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心神不定。他站起身来，翻弄唱片，把汉德尔换成威尔蒂，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坐下，随着圆号的节奏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腿。 突然，他转过身来，用阴沉黯淡的眼睛质问般地盯着我，说："你不过是个采野玫瑰的老手，是吗？"他停了一下，用一种故作斯文的慢吞吞的腔调--这种南方腔从前是那么让我着迷--接着说："知道吗，我对南部联邦的蛮夷之族很感兴趣，你们全部(他特别加重语气说"全部")……你们全部让我觉得有趣儿，真有趣儿。" 我开始感觉或者说体验到什么叫慢慢燃烧。这个内森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他怎么会是如此粗俗、无情，如此卑鄙的一个人呢？我那欢快的感觉像肥皂泡一样，一下子全爆了。我心想，这个卑鄙的家伙，他这是在作践我！否则怎么解释他这种狡猾的情绪变化，除非他想把我逼上绝路！这不是粗俗便是狡诈，不可能会是别的。我开始认真地感觉到，要保持一种"友好的状态"--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必须停止有关南方的议论。一股怒火从我心中冒出，就像卡在喉咙里的一块反胃的骨头。我一忍再忍，但最终无济于事。我用潮汐镇的方言点燃了那团怒火："怎么，内森老马，你们布鲁克林贫民也一样让我们乡下人觉得有趣儿哩！"　　这话在内森身上明显奏效。他不仅马上变得恼怒起来，眼睛里还冒出一股想打架的凶光。他盯着我，眼睛里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怀疑。那一瞬间，我敢发誓，在那闪闪发亮的眼球上，我看到了一个浮燥的南部乡巴佬的丑陋形象。 "噢，去他妈的。"我说，想要站起身来，"我要去……" 第17节 我们都要遭难了 我还没能放下酒杯站起来，他已抓住了我的手腕。他抓得并不粗暴，但却很紧，很有力。他的动作十分迅速，里面有一种明显的不顾一切的意味，让我一下子感到一股凉意。 "这一点也不好玩儿。"他说。尽管他用力抑制着声 音，但我仍能感觉到隐隐的狂暴情绪。但接下来，他又用一种几乎有些喜剧性的咒语般的腔调说："博比.韦德，博比.韦德！你认为博比.韦德也是个只值得被幽默的人吗？" "那个棉花地里的人与我无关。"我反驳道，而且心想，博比.韦德！呸！他又扯到博比o韦德了，我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 这时候，苏菲好像感觉到内森情绪变化里的不祥征兆，赶紧走到他身边，小心翼翼地把颤抖的手轻轻放在他肩上。"内森，"她说，"不要再说博比.韦德了。求你了，内森！我们现在很开心，不要让他扰乱你的情绪。"她痛苦地朝我看了一眼，"整个星期他都在说这个博比.韦德，我没法阻止他。"她又央求着内森，"求求你，亲爱的，我们现在正玩得开心！" 但内森并不理会。"博比o韦德的事，你怎么看？"他用命令的口吻质问我。　　"噢，什么怎么看，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叫起来，起身想挣脱他。我用眼睛瞥视着门和可能妨碍我的家具，开始策划紧急出逃的最佳路线。"谢谢你的啤酒。"我咕哝着说。 "我来告诉你博比.韦德的事。"内森固执地说着。他不打算让我溜之大吉，又往杯子里倒上啤酒塞到我手中。他的语气很平静，但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激动。他摇晃着那毛绒绒的爱教训人的食指，几乎把它摁在了我的脸上。"我来告诉你博比.韦德的事，斯汀戈，我的朋友。说到兽行，你们南方人有很多答案。你不承认？那你听着！我代表一个遭遇集中营死亡劫难的民族来说这些话，以深爱着每一个从那里幸存下来的人的身份来说这些话。"他用一只手握住苏菲的手腕，另一只手的食指仍在我脸上盲目地比划着。"但最主要的，我是以内森.兰道，一个普通公民，一个生物学研究人员，一个人，一个残酷暴行的见证人，以这样的身份来说话。我认为，博比.韦德在南方白人手中的命运，与阿道夫o希特勒统治时期的犹太人没什么两样！你同意我的话吗？" 我咬住嘴唇，努力想保持镇静："博比.韦德身上发生的事，内森，"我说，"的确非常可怕，令人发指！但我认为，一种罪恶不能拿来与另一种相比较，或是用愚蠢的价值观进行衡量。这没什么意义。它们都那么可怕！你能不能把你的手从我脸上拿开？"我觉得我的额头开始潮湿，发热。"而且我讨厌你像撒一张大网似的去罩住你所说的´你们这些南方人´。上帝诅咒你，我决不吃你这一套！我就是南方人，我为此感到骄傲，但我不是猪，不是对博比.韦德犯下罪行的野蛮人中的一员。我出生在弗吉尼亚的潮汐镇，如果你原谅我的措辞的话，我还想说我是个绅士！还有，恕我直言，你那些胡言乱语，你身上显露出来的那种高人一等的蔑视，都让我觉得恶心！"我听见我的声音不再被压抑，开始上升并颤抖起来。我担心我又要开始剧烈咳嗽了。这时我看见内森平静地站起来，与我面对面地对峙着。尽管他站立的姿式表现出一种令人害怕的要打架的神情；而且不管从体格和块头上，他都大我一号，但我还是有种冲动，急切地想狠击他的下颚。"内森，让我来告诉你，你现在就像纽约自由党人中最低劣的那类人，那些狗屁的伪君子！谁给你权力来审判成千上万的人，而且这些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宁死也不会伤害一个黑鬼！" "哈！"他说道，"瞧瞧，你也这样说，黑鬼！我认为它很刺耳！" "我们那里都这么叫来着。这并不代表侮辱。好吧，我不这样说了。"我继续耐心地说，"谁给你这权利来审判？我觉得那才真让我恶心。" "作为一个犹太人，我认为是痛苦与磨难给了我这个权利。"他停了一下，直盯着我。我第一次从他的眼神中看到鄙视与嫌恶。"而说到纽约自由党，´狗屁的伪君子´这个字眼，只是对那些诚实描述的一个可笑无力的回击。你还不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吗？你还不能认清这该死的外表里掩藏的事实真相吗？你拒绝承认对博比.韦德的死负有责任，就如同德国人拒绝承认纳粹党的暴行一样，即使他们看见那些恶棍肆意践踏犹太人居住区也不会抗议，而是那么无动于衷！你看清你自己了吗？看清南方人了吗？残害博比.韦德的毕竟不是纽约人。" 他说的这些话，尤其是关于"我的责任"，明显的偏颇、缺乏理性、自以为是，是完完全全的错误论断，然而让我懊恼的是，我居然无言以对。我一下有些垂头丧气，喉咙深处只能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我双腿发软，蹒跚着走到窗户边，怒火中烧却又虚弱无力，半天找不到一个词。我又灌了一大口酒，沮丧地迷迷朦朦地看着弗兰特布西那片阳光照媚的草地。梧桐树和枫树在沙沙作响，平静整洁的街道的宁静已被周日晨练的声音打破，穿着便装的人在拍球，自行车轮转动的沙沙声，人行道上身上洒满斑点阳光的散步的人们。新剪过的草坪非常整齐，甚至能闻到它散发出的香甜味。这让我想起家乡那一望无际的茂盛田野，还有那乡间小路。我想，这与博比.韦德曾踏过的土地差不多吧。内森已把他注入了我的大脑。想到这里，我被一种痛苦绝望所压倒。这可恶的内森，他怎么能在这样一个令人陶醉的日子谈博比.韦德！ 内森的声音再次在我身后响起。现在他把声音提得很高，像在大声叱责什么。这让我想起那个矮矮胖胖、近乎歇斯底里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头儿。在联合广场，他把嘴张得像个撕破的口袋，发表着我生平从未听到过的最空洞乏味的演讲。"现在的南方已没有权利和人类有任何关系了，"内森对着我滔滔不绝地说着，"每个白人都与博比.韦德的死有关，没有一个南方人能逃脱罪责！" 我的全身不可抑制地颤抖起来，手猛地抖了一下，杯中的啤酒溅了不少。1947年，1-9-4-7年！那年的夏天，差不多就是在纽沃克城被烧的二十年前，底特律的排水沟里流的都是黑人的血。任何一个生长在南部的敏感开明的人，如果了解那段恐怖残忍的历史的话，都会对这样的责难感到痛苦，即使他知道这其中蕴含着与新废奴主义不同的公正道德标准。那些冒险来到北方的南方人，都得为他们家乡的行为而忍受所有令人难堪的冷嘲热讽。直到1963年八月的一天，一切才宣告结束。那天早晨，在马萨诸塞州埃德加城的北水大街上，一个了不起的投资银行家、游艇俱乐部会长的十分年轻的妻子，手里挥舞着詹姆斯o鲍德温的文章《到山上去呐喊》，用一种凄凉的声音对朋友说："天哪，我们都要遭难了！" 第18节 1947年的我 1947年的我对这一切都还不可能知道。那时，它还只是沉睡中的黑色巨兽，尽管已经开始觉醒，但还未被认为是北方的一个问题。虽然我早已对那些北方佬的抨击忍无可忍，甚至老好人范内尔也曾在我面前善意地挖苦过，但我还是不得不为那群野兽般地残害博比.韦德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感到羞耻。这事儿发生在布郎斯威克附近的松树林中，那儿正是我的恩人阿提斯特受尽磨难、最终惨死的地方。那些佐治亚人让博比.韦德成了南方私刑的最后一个殉难者。而且他所谓的"罪行"和阿提斯特十分相似，几乎可以成为那种陈腐题材的经典之作：他向一个叫卢拉的傻丫头抛媚眼，骚扰她(实际上从未得逞，更谈不上强奸)。就是这种老生常谈。不过，卢拉那张哭丧着的兔子脸在六家大城市的报纸上登出，她的愤怒的父亲--一个路口小店老板的"呼号"，迅速激起了当地暴民的一次行动。 我在一星期前读到了这则中世纪式的农民复仇故事。当时我正在行驶在莱克辛敦大道的慢车上，挤在一个巨胖的女人和一个高个子的波多黎各男人中间。那女人手中拿着圣.克莱恩手提包，那男人穿着公共汽车乘务员的制服，身上发出一股熟透了的桔子香味，直冲我的鼻子。他也呆呆地看着我手上的《镜报》，对着那张魔鬼一样的照片出神。博比.韦德还没死，他的阴茎连同睾丸一起被切下并塞进他的嘴里(这些没有登出来)。等他快要死去但还神志清醒的时候，胸前被火烙出一个弯曲的"l"。"´l´代表什么？私刑[1]？法律与秩序？爱？就在内森对我近乎歇斯底里地嚷嚷着的时候，我记得我摇晃着从车厢里挤出来，走到八十六街。街上夏日的阳光十分明亮，到处飘着熏牛肉的香味，还有地铁栅栏的铁锈味。我本来是去看罗西利亚电影的，但那天下午我却没有进电影院，而是来到河边的格雷西广场，在那儿出神地想着那些骇人听闻的丑行，一直无法从心中抹去博比.韦德血肉模糊的影子。我不停地无休无止地悄声念着《圣经》里的段落，那还是我在孩子时就能背诵的："上帝会擦掉他们脸上的泪水，再没有死亡、悲伤与哭泣，再也不会有痛苦……"也许是因为太难过，但是--啊，上帝，即使这样，我欲哭无泪。 内森还在不停地叫着，他的声音硬挤进我的耳朵："瞧瞧，集中营里也没有他们这样的兽行！" 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这很难说清。我讨厌争吵，讨厌狂热与盲目的行为。我无法避开博比o韦德的影子，但不想再谈下去，尽管我与佐治亚的那次暴行没任何关系。我突然对过去的事、那个地方都厌恶起来。我现在有一种渴望，想要冒着被打破鼻子的危险，把杯里剩下的啤酒泼到内森的脸上。我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挺直腰，绷紧肩膀，用一种轻篾的口气说："作为一个民族的代表？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民族因被指责出卖耶稣而受到迫害。你……是的，该死的！你……你应该明白，就任何行为而谴责一个民族都是毫无道理的！"我那时太气愤了，一些针对犹太人的话脱口而出。对那些最近几个月才刚刚从焚尸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犹太人来说，这些话显然太过分了，它们刚一溜出我的嘴唇，我马上就后悔了，但我没想要收回它们："那对任何人都一样，"我说，"甚至对德国人也一样！是上帝这样做的。" 内森的身子往后缩了一下，脸涨得更红了。我想，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决一胜负了。但就在这时，苏菲穿着那身滑稽可笑的服装，猛地一下子扑到我们中间，奇迹般地化解了即将燃烧的紧张气氛。 "不要再说这些了，"她命令道，"都给我住口！这些话题对星期天来说太严肃了。"她的样子有些滑稽，但显得很认真，"不要再提博比.韦德！我们要说点高兴的事儿。我们要去康尼岛，在那儿游泳，吃饭，过上愉快的一天！"她快活地转着圈。我很惊讶，但看到她很快抛掉那可怜的受虐的角色，这样活蹦乱跳地站在内森跟前，十分熟练地用她的美丽和活泼驾御着他，我又觉得轻松了许多。"你对集中营了解多少，内森.兰道？你一点儿也不了解。不许再谈这种地方，不许再对斯汀戈喊叫，不许再对他大喊大叫什么博比.韦德了。够了！斯汀戈与博比.韦德毫不相干。斯汀戈太可爱了。你也很可爱，内森.兰道，真的。我爱你！" 我注意到，那年夏天，他的思想和情绪有一种神秘变化，而这种变化和某种环境有关。苏菲就像会炼丹术的巫婆一样，可以使他立即发生变化，从一个大吼大叫的吃人恶魔变成一个迷人的王子。欧洲妇女常常能这样驾御她们的男人。而对大多数美国女性来说，就似乎有些力所难及了。现在她轻轻地"啄"着他的面颊，用指尖捏住他那双伸出的手，用一种欣赏的期待的眼神盯着他，直到他脸上那狂暴的红色渐渐消退下去。 "真的，亲爱的，我爱你！"她轻轻说着，接着使劲拉他的手腕，用那天最兴高采烈的声音叫着，"到海滩去啦！到海滩去啦！我们要用沙子筑一个城堡。" 于是，雷霆过去了，阳光又洒进色彩斑斓的房间，窗帘被花园飘来的轻风吹得微微作响。我们三人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内森--他看起来像个过时的时髦赌徒--用手搂住我的肩膀，向我真诚坦率地道歉。我也只好原谅他对我的侮辱和偏见，以及其他的冒犯。"斯汀戈老伙计，我是个傻瓜！一个大傻瓜！"他对着我的耳朵吼着，声音大得吓人，"我并不想这样。这是个坏毛病。我说话时一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南方人都是坏人。嘿，我向你保证，我今后决不把南方的问题强加于你！好吗？苏菲，你来保证。"他用手使劲搓着我的头发，就像揉面团一样，还把他那高贵的鹰勾鼻子像可笑的德国狗那样凑到我的耳旁，使劲向里乱钻。他又回复到我所了解的那种愉快的样子。 我们兴高采烈地朝地铁站走去。苏菲走在中间，用手臂挽着我们俩，内森又开始用那种怪里怪气的南方甜腔说话，不过这次没有挖苦的意味，他没有想要刺激我。他学得简直惟妙惟肖，足以骗倒孟菲斯或莫拜尔的本地人，逗得我差点被笑噎住。他的天才还不止语言模仿；还有更绝的一招，那便是他自己发明的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招。他夸张地学着各种各样的乡下人的腔调，说着我从未听到过的方言。他的表演令人捧腹，我完全忘了他模仿的就是刚才他毫不留情地痛责过的那些人。我敢肯定，苏菲忽略了他行为上的许多细微变化，而完全被他感染，和我一起把欢笑洒在弗兰特布西的大道上。我隐约感觉到，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丑恶、自私、令人惧怕的情感的净化；那情感曾在苏菲的房间里像急风暴雨般肆虐无忌。 我们沿着周日熙熙攘攘的大街走了一个半街区，他编演了一出带有纯粹的南阿巴拉契亚山脉一带的阴沉风格的色情闹剧。在剧中，快乐的尤康成了一个乱伦的老农民，成天和女儿在一起厮混。内森给那个女儿取名叫"粉红色的眼睛"。"有没有让一张兔唇吸吮过你的阴茎？"内森学着那种咯咯的腔调尖声说着，声音很大，把街上两个闲逛的家庭妇女吓了一大跳。她们一脸无法忍受的样子，赶紧从我们身边逃开，而内森还继续着他的恶作剧。"你又让我怀孕了！"他用假嗓子学着女人腔又哭又闹。他的声音十分逼真，几乎可以说是乱真，活生生地再现了那些呆头呆脑的、被婚姻生活拖得不成样子的被冷落的妻子或受气包。就像音乐的神韵令人无法捉摸一样，内森那场欢闹、下流的表演里也隐含着某种东西。后来我才意识到，它源于一种极度的绝望。而当时我发出阵阵狂笑，看到的只是那种天才的形象展现。二十年后，在莱尼o布鲁斯那耀眼的形象中，这一点才得到证实。 因为早已过了中午，我们决定把那顿美妙的海鲜宴会推迟到晚上，只买了些东西打打尖。我们在小摊上买了酸泡菜，犹太人吃的那种长长的做得很漂亮的猪牛肉混合腊肠，还有可口可乐，然后朝地铁站走去。地铁里挤满了渴望海滩的纽约人。他们带着巨大的鼓鼓囊囊的汽车内胎和哭哭泣泣的孩子。我们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可以容三人并肩坐下的座位，开始共享不算丰盛但很宜人的食物。苏菲专心吃着热狗，内森在吵闹的车厢里开始对我亲近起来。他一副巴结我的模样，好奇地打听着我的一些事，不过没让我产生"包打听"的感觉。我只简单地回答了几句，如为什么到布鲁克林，我做过什么事，靠什么生活。当得知我是一名作家后，他显得很感兴趣，甚至有些高兴。说到靠什么生活时，我差点就要说出种植园的那段往事，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唔，你瞧，有那么个黑鬼--黑奴--我家的一个奴隶被卖掉了……"但我想，这些话会让内森认为我是在故意找茬儿，他又会开始那滔滔不绝的独角戏，唠叨个没完，让人心烦，于是我只淡淡地笑了笑，含含糊糊地回答他的问题："我有一笔个人收入。" "你是作家？"他又问道，急切地点着头，好像还在为此惊讶。他靠在苏菲身上，用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那黑色、阴郁的眼睛直盯着我。我这时才感觉到他的那股热切劲儿。他大声地对我叫道："你知道吗，我想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对，我们都会成为好朋友的！"苏菲附合着他。火车钻出阴森的隧道来到布鲁克林南边。快接近海边了。这时，一束阳光直射进车厢，苏菲的脸被照得光彩照人。她的脸与我挨得很近，充满幸福的红靥。她又用手臂把我和内森的胳膊连接起来，那种亲近让我有些感动。她嘴角残留的一丝香肠拖到我的手边，我用拇指和食指把它摘了下来。"噢，我们会是最好的朋友！"在火车轰隆隆的嘈杂声中，她用颤抖的声音高叫着，并在我胳膊上捏了一下，当然没有轻佻的意味，而是意味深长的。这是一个表示肯定的信号，是向一个新朋友表示她对他的信任与影响。 他们的和解真令人难以接受，我默默地想着。这真不公平，让内森来做这么一个美妙绝伦的战利品的管理者。不过，有面包屑总比一点没有要好一些。我也笨拙地捏了一下苏菲。这可是一个害单相思的人的动作。我做这一切时，发觉自己是那么猥亵，以至我的阳物都有些胀痛。早些时候，内森曾说他会在康尼岛给我找个姑娘，他认识一个叫莱斯丽的"味道不错"的姑娘。这让我觉得有些安慰。我尽量用淡泊的心情看待自己永远充当的次要角色，并把裤子里胀起的玩意儿悄悄地按下去。这有些无趣，但我努力说服自己：我还是高兴的，这肯定是我记忆中最高兴的一天。就这样，我决定耐心等待幸福时刻的来临，看看这美丽的礼拜天会给我带来什么。　　我打起了盹。苏菲近在咫尺，赤裸的潮湿的手臂靠着我，身上发出像麝香一样的阵阵幽香，毫无疑问是那种波兰式的杂香。我胡思乱想着，在睡梦的波涛里飘荡。我开始做起梦来，在梦里回到早些时候我无意间偷听到的那一场景：苏菲和内森躺在杏黄色的床上。我无论如何也赶不走这个场景。还有他们说的话，他们疯狂的爱语像大雨一样倾盆而下！ 接着那景象突然一亮，从我的梦中慢慢消逝不见了。我耳边响起了另外的声音，吓得我一下子坐了起来。这是昨天狂乱吵闹中的那些话语。真的是从内森的嘴中听来的吗？不，我想起来了，是后来他们那没完没了的打闹时，从天花板上传下来的，伴着音乐和哭喊声。如果不是因为里面带有一种令人十分恐惧的感觉，人们还以为是佯装出来的气愤。那声音说："你--还--不--明--白--吗，苏菲！我们--就要死了！--死了！" 我猛地颤抖起来，好像有谁在隆冬时节把北冰洋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那种所谓的预兆吧。这种又冷又湿的感觉困住了我。天很快黑了下来。我突然一阵心慌，想要冲出车厢逃离这地方。如果真如当时所想，我在下一站下车，匆忙回到耶塔公寓，取出行李一走了之，就不会有下面的故事了，或是说根本就没有故事可讲了，但我却让自己到了康尼岛，帮助苏菲实现对我们三人的预言：我们要成为最好的朋友。 第19节 我的小时候住在克拉科夫 "我小时候住在克拉科夫，"苏菲对我说，"我家在一条宛延的老街上，在一幢古老的房屋里，离大学不远。那房子很古老，我相信其中一部分修建于好几百年前。奇怪的是，你知道吗，那幢房子和耶塔公寓是我住过的仅有的两个地方。我是说真正的房子。因为，我在那儿出生，并度过了整个童年时期，结婚后还住在那儿。直到德国人到来之前，我才不得不到华沙住了一段时间。我很喜欢那房子，非常幽静，四楼上有很多阴凉之处。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街对面也有一幢老房子，烟囱是弯的，白鹳在那上面筑巢。白鹳，不会吧？很好笑吧。好了，不管它了。总之我记得那烟囱上的白鹳，它们就像我在德国读过的格林童话一样。那些书我记得十分清楚，封面上的颜色，上面的鸟和人。在学会看波兰语时，我已能看懂德语。你知道吗，我甚至在学会说波兰语之前就会说德语了，所以以后我第一次进教会学校时，我就能用德语去骗骗别人。 "你知道，克拉科夫是个很古老的城市。我们的房子离市中心广场不远。广场中心是一栋很漂亮的建筑，大约建于中世纪时期，它的波兰名字叫sukiennice，在英语里应该是纺织大厦之类的意思。那里面是一个大市场，买卖各种各样的布料和纺织品。圣玛丽教堂上有一个钟楼，很高，但并不敲钟报时，而是由真人站在栏杆前，吹号报时。晚上，那声音很美，有一种很悠远、忧伤的感觉，有些像巴赫管弦乐组曲中的号角声。这声音总让我想起神秘的古时候。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总爱躺在黑暗的房间里，听着楼下的马蹄声。波兰那时还没有多少汽车。快要睡着时，我总能听见那些人在钟楼上吹号，那么忧伤、遥远。那时我总是想着时间这个神秘之物。要不，我就躺在那儿想着钟。在我家走廊里有一个很古老的座钟，是祖父母传下来的。有一次我把后盖打开了，钟仍然走着，我朝里看去，看见了里面所有的杠杆、齿轮，还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红宝石。于是，到了晚上，我就躺在那儿，在钟里尽情发挥着一个孩子的想象：我吊在那大钟里的一个弹簧上，看着那些杠杆摆动，各种各样的齿轮转动，还有那美丽晶莹像我的头一般大小的红宝石。想着想着便睡着了，带着那钟进入了梦乡。 "噢，克拉科夫留给我的回忆太多，太多了。我简直无法一一描述！那是多么好的年代啊！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黄金岁月，即使波兰这么一个贫穷的还在经受内乱的国家也是如此。内森认为我在夸张我的那段好日子。他总是挖苦波兰。我告诉他我的家庭，以及我们过着多么文明的生活，你能想象的最好的生活。真的。´你们在星期天玩什么呢？´他对我说，´朝犹太人扔土豆吗？´你瞧，他能想到的波兰就是如何反犹，而且总是讽刺挖苦，拿它来开玩笑，这让我觉得很伤心，因为确实如此，我的意思是说波兰的确以反犹著称。这让我觉得十分羞愧。就像你，斯汀戈，就像你面对南方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虐待一样。不过我告诉内森，不错，波兰的确有过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但他必须明白，真的[1]，必须理解，并非所有的波兰人都像这样，还是有一些好人、正派人的，比如说我的家人，他们……噢，这一切都让我为内森感到伤心，他太……他完全被困扰了。我想我得换个话题…… "对，谈谈我的家人。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回忆总与大学有关。那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大约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除了教师女儿的生活之外，我几乎不知道还有其他类型的生活。或许这就是我对那时的记忆总是那么美好的原因。斯汀戈，将来你一定要去波兰看看，写一写她。她太美，太令人伤感了。想想吧，我在那儿生活的二十年，也就是波兰仅有的自由的二十年。我的意思是，那也是波兰几百年历史上惟一的一次自由！我想，难怪父亲常常说，那是波兰最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这是第一次完全的自由，知道吗？在大学和中小学里，你可以学到任何一门你想学的功课；人们尽情享受生活，学习，读书，听音乐，在春季夏日的周末到乡间度假。有时候我都觉得，我对音乐的热爱不亚于对生活的热爱。真的，我们总在听音乐会。我小时候住在这所房子……这所古老的房子里，晚上我总是醒着躺在床上，听妈妈在楼下弹钢琴，舒曼，或是肖邦，要不就是贝多芬，史卡拉特，巴赫。她是个不错的钢琴家。我就躺在那儿，听着音乐在屋子里飘荡，觉得是那样温暖，舒适，安全。我总想，没有人有我这样的父母，有我这样的美好生活。我还会想，我长大成人后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会结婚，嫁给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优秀教授；也像母亲那样当个音乐教师，演奏美妙的音乐，和教孩子。这样的生活太美了！ "我的父母都不是克拉科夫本地人。我母亲出生在洛兹，父亲是卢布林人。他们在维也纳读书时相识。父亲在奥地利科学院学法律，母亲则在同一城市学音乐。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我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经常去做弥撒，上教会学校。但并不是说我是个狂热、顽固的宗教狂。我十分信奉上帝，但我的父母并不如此……你看，我不知道英语该用哪个词，法语好像是……是的，严厉。他们并不那样。他们非常开明，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者，总是投劳工党或民主党的票。我父亲仇视毕苏斯基。他说，这个人比希特勒更仇恨波兰。毕苏斯基死的那天晚上，父亲喝了好多荷兰杜松子酒以示庆贺。他是个和平主义者。尽管他总是喜欢谈论波兰那段好日子，但我知道他很郁闷，很焦虑。有一次我听见他对母亲说--那已是1932年了，我听见他用一种忧郁的声音说，这日子不会长久了，就要打仗了。命运总是不让波兰永远和平安宁下去。我还记得，这话他是用德语说的。在我的家里，我们说德语的时候比说波兰语的时候更多。至于法语嘛，我在学校里说，而且相当不错，但我觉得不如德语那么容易。这就是维也纳对我的影响。我父母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父亲在那里当法律教授。那时学术界都用德语交流。母亲做得一手相当出色的维也纳风味菜，当然她也烧波兰菜，不过波兰菜还没有形成为一个菜系。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在克拉科夫那间大厨房里做的那些菜，噢，还有她做的那些美妙无比的甜食，有一道叫梅特尼布丁的东西，里面有栗子、黄油和桔子皮。 "我知道，我这样唠叨会让你心烦，不过我父母真的都是很出色的人。你瞧，内森现在很不错，很平静，他正处于良好状态之中。说´状态´，对吧？但如果他处于不良状态，正在气头上的话，就会像你第一次看见的那样，我这样说他，他便会对我尖叫，不停地骂我是反犹的波兰猪。噢，我从没听过他骂的那些脏字，不管是英语的，依地语，还是别的什么语言。他总是骂着同样的话：´你这肮脏的波兰猪，你要杀死我了，就像你们这些肮脏恶心的波兰猪杀死犹太人一样！´我想和他说话，但他根本不听，只顾气得发疯。我也知道，在这种时候跟他说波兰人的好处，跟他讲像父亲那样的人，根本没用。我父亲生在卢布林，那时还由俄国人控制着，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在那里惨遭屠杀。父亲年轻时，曾和他的一个当教士的哥哥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将三个犹太家庭藏起来，躲过了那场大屠杀，躲过了那些哥萨克士兵。这是妈妈告诉我的，因为父亲从不愿提起这事。但我知道，如果在内森怒气冲天时对他说这些，他只会骂得更厉害，说我是又臭又脏的波兰骗子。噢，那种时候，我只能对他耐心些。我知道，那时的他十分虚弱，状况十分糟糕。然后，我只能走开，一声不吭地想想别的事儿，等着他把气发完。到时他又会对我非常和蔼、温柔，充满柔情蜜意。 "我第一次听父亲说起大屠杀，已是十年前的事了，也就是战前一二年吧。那是报纸上刊登纳粹对德国的犹太教堂和犹太商店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毁的时候。我记得父亲第一次提到卢布林的那次大屠杀。他说：´先是从东边往西，这次是从西边往东。´我并不完全懂他的意思。我想，大概是因为克拉科夫犹太人居住区的犹太人不像别的地区那么多吧，不管怎样说，我觉得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也不该受到迫害或成为牺牲品。我想我还不怎么懂事。那时，我和卡什莫尔结了婚。你瞧，我结婚很早，太年轻了，还像个小姑娘，以为美好的生活会永远这样舒适、祥和、安宁地继续下去，妈妈、爸爸、卡什莫尔还有卓娅(这是我的昵称)幸福地生活在这幢大房子里，吃着别致的波兰菜，看书，学习，听巴赫的曲子，直到永远。我真不明白我怎么会那么傻。卡什莫尔是数学教师，我是在父母所在的大学为青年教师举办的晚会上认识他的。结婚后我们曾打算去维也纳，就像我的父母那样，卡什莫尔到奥地利科学院读数学博士，我学音乐。我从八九岁时便开始学弹钢琴，到那里后可以在名师弗罗o西曼的门下继续深造。她曾教过我的母亲，尽管那时她已经很老了。但就在那年，奥地利被吞并，德国人涌进维也纳，形势变得严峻起来。父亲说，战争肯定会来的。 "我还记得我们一家在克拉科夫度过的最后一年的日子，不敢相信这样的日子即将结束。我和卡什莫尔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幸福，我非常爱他。他是那样的风度翩翩，英俊潇洒，而且十分睿智。斯汀戈，你瞧，我只对那些聪明的人着迷。我不能肯定自己对卡兹克[1]的爱是否超过了内森。我太爱内森了，爱得让我心碎。也许我不该将爱拿来相互比较。我爱卡兹克，爱得很深、很深。一想到战争就要临近，卡兹克就要上战场，我就感到无法忍受。于是我们干脆把这一切抛在脑后，什么也不想。那一年，我们听音乐会，读很多很多的书，到剧院看演出，在街上散步。就在那时，我开始学俄语。卡兹克原来在俄国占领区布列斯-利托夫斯克长期居住，他的俄语说得和波兰语一样好。这一点不像我父亲。他也长期生活在俄国统治之下，但他仇视他们，只在迫于无奈时才说那种语言。总之，我那时知道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但以为那是很自然的事儿，比如从父母家搬出，如果需要的话安一个自己的家。但我想把这些留待战后再说，因为我想战争不会很长，德国人很快就会被打败，我和卡兹克很快就可以照原定计划去维也纳。 第20节 我真是太傻了 "我真是太傻了，斯汀戈，像我的叔叔斯坦尼斯罗一样傻。他是我父亲的兄弟，是波兰骑兵部队的上校。他是我最喜欢的叔叔，对生活充满希望，一直很乐观。他对波兰始终有一种天真的自豪感，好像波兰从没长时间地被普鲁士人、奥地利人、俄国人占领过，和英国、德国或别的什么国家没什么不同。他总是穿着那身漂亮花哨的骑士制服来拜访我们，身上佩带着马刀，嘴上蓄着轻骑兵的那种小胡子，高声大论，还不停地大笑，说如果德国人敢来与波兰打仗，他们得到的只会是教训。父亲委婉地与叔叔开玩笑，卡兹克却直截了当、有理有据地和叔叔争论起来，问他：´如果德国装甲部队开着坦克来波兰，你们骑兵能抵挡吗？´而叔叔总是说，最重要的是地形条件。波兰骑兵知道怎样利用熟悉的地形，而德国人肯定会在陌生的地形中失利。这就是波兰军队对德国人的致胜秘诀。你也许知道那次对抗战中发生了什么--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波兰骑兵一败涂地！啊，这种充满绅士风度的民族自豪感真是太蠢了！毫无意义！所有的人和马！太惨了，斯汀戈！太惨了…… "德国军队进驻克拉科夫时，是在1935年的九月。我们都吓坏了，对发生的一切充满仇恨。但我们都保持着镇定，尽可能地把事情朝最好的方面想。刚开始时还不算太糟，斯汀戈。我的意思是说，刚开始那阵子，我们觉得德国人对我们还不错。他们并没有像轰炸华沙那样炸毁这座城市，所以我们觉得有些特别，有一种受到保护、躲过劫难的感觉。那些德国士兵也算行为良好。记得父亲说，这证实了他很久以来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德国士兵延袭着古普鲁士军队的良好传统，即恪守荣誉与正派的准则，所以他们不会伤害或虐待平民。同样，听着成千上万的士兵说德语，也使我们觉得安心。对我们家来说，这种语言像母语一般亲切。就这样，刚开始的那种痛苦慢慢淡了。尽管父亲对华沙所发生的事感到焦虑和痛苦，但他说，我们可以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他说，他不知道希特勒会怎么对待知识分子，但在其他城市，比如维也纳和布拉格，许多教师都被允许继续工作。所以他认为，他和卡什莫尔也能如此。几星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克拉科夫城还算平静，我的意思是说，还可以过得下去。 "11月的一天早上，我到圣玛丽教堂做弥撒，就是我说的那个真人吹号的教堂。在克拉科夫时，我常去做弥撒。德国人来后，我也去了很多次，祈祷战争快点结束。这听来有些自私吧，斯汀戈，但我真的是一心祈盼战争尽快结束，我就可以和卡兹克去维也纳读书了。噢，当然还有太多的事需要祈祷，但人总是有私心的。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家人都还安全、自由，所以我希望战争快点结束，让我们重新过上以前的日子。但就在我做祷告时，突然产生一种……一种感觉[1]，是的，一种预感，一种恐怖、可怕的预感。我不知道这恐惧从何而来，但突然间我停止祷告，感觉被教堂里一股又冷又湿的寒流所侵袭。我猛然意识到，这像闪电一样袭来的恐怖来自何处。因为我记得，就在那一天早上，克拉科夫地区的新任纳粹总督，一个叫弗兰克的家伙，让大学里的所有教师在校园广场上集合，要向他们宣布占领区必须遵守的新规定。这没什么，只不过是一次单纯的集合，通知他们那天早晨必须到会。我父亲和卡兹克是在头一天听说这事的。你知道，这听起来十分自然、合理，没人会联想到其他什么。但现在，这道闪电让我感觉出事儿了。我冲出教堂朝街上跑去。 "噢，斯汀戈！我现在告诉你，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父亲和卡兹克，再也见不到了！我跑啊，跑啊。那地方并不太远。等我跑到学校时，校门前围着一大群人。街上已戒严，只有一些庞大的德国篷车，还有端着来福枪和冲锋枪的一群群德国士兵。那儿设了一道路障，那些德国士兵不让我过去。正在这时，我看见一个熟人--沃西纳教授夫人，她丈夫是化学[1]教授。她一下子扑倒在我的怀里，歇斯底里地哭喊起来：´噢，他们走了！他们被带走了！所有的人！´我简直不敢相信。但另一个教师的妻子也走过来，哭喊着说：´是的，是真的！他们被带走了！我丈夫斯莫伦教授也被带走了！´我仍然将信将疑。直到看见那些遮得严严实实的篷车朝西开去时，我才完全相信了，也开始歇斯底里地哭叫起来，接着我跑回家去告诉母亲。我们俩抱头痛哭。母亲说：´卓娅，他们去了哪儿？他们被带到哪儿去了？´我说不知道。一个月后，我得到消息说，父亲和卡兹克都被带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我们还听说，他们都是在新年那天被枪杀的，因为他们是波兰人，是大学教授。另外还有许多教师，我想也许有一百八十多人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能回来。这事发生后不久，我们去了华沙。我必须得找工作了……　　"几年后，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时，我在瑞典的难民营里。我总是回忆起父亲和卡兹克被杀害的那段日子，回忆我流过的全部眼泪。奇怪的是，在这一切发生后，我再也哭不出来了。这是真的，斯汀戈！我再没有什么情感了。我没有了感情，就像我再流不出眼泪一样。在瑞典的那个地方，我和一个阿姆斯特丹来的犹太妇女成了朋友。她对我很好，尤其是在我企图自杀的那段日子。我用玻璃片割破手腕，我想我并没有用太大的劲儿，所以没流多少血。那年夏天，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她也曾在我呆过的集中营关过，失去了两个姐姐。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幸存下来的。那里有相当多的犹太人被杀，幸存者寥寥无几。她说一口漂亮的英语。那便是为什么我要开始学英语，因为我知道也许我要到美国来。 "这老太太是个十分虔诚的教徒，常去她们那儿的犹太教堂祷告。她告诉我，她非常相信上帝。有一次她还问我是不是也相信上帝基督，就像她相信他们的上帝亚伯拉罕那样。她说，尽管很多犹太人都认为上帝不存在了，但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使她对上帝的信仰更加坚定。我对她说，我以前也相信基督，相信圣母，但经过这么些年之后，我也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发现上帝已永远不复存在。我说，我知道基督早已把脸转向别处，我不能再向他祷告，向他哭诉。她问我怎么知道上帝不再看我，我说我就是知道。我知道只有上帝--耶酥，才会允许我所爱的人死去，让我独自生活在愧疚之中。上帝已不再怜悯我，关心我。而且他们的死又是那么可怕，让我觉得有更多的愧疚，几乎忍受下去。噢，人类要忍受痛苦，只好忍受……　　"斯汀戈，也许你会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没和任何人告别就让他死去，没有一点安慰和理解就让他死去，这太可怕了！太让人无法忍受！我在萨斯赫森给父亲和卡兹克写了很多信，但都被退了回来，上面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我只是想告诉他们，我非常爱他们，特别想对卡兹克说这话。这不是因为我爱他胜过爱父亲，而是因为在最后那段日子里，我们大吵了一架，吵得很厉害。我们几乎没吵过架，不过我们结婚已经三年多了，我想有时拌拌嘴也是很自然的事。不管怎样，出事的头天晚上，我们吵了起来。我已经想不起是因为什么，真的，我对他说：´去死吧[1]!´。他冲出门去。那晚，我们没睡在一起。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我想这就是我无法忍受的，我们没有亲热地告别，没有亲吻，没有拥抱，什么也没有。噢，我知道卡兹克明白我是爱他的，我也知道他爱我，但一切都那么糟。我们不得不承受痛苦，因为我们再也不能把这些告诉对方…… "所以，斯汀戈，这么多日子过去了，我仍然有一种无法摆脱的愧疚感。我也知道这没有什么道理的，就像在瑞典时那位犹太老妇人对我说的那样。她试图让我明白，我们的爱才是最要紧的，而不是那次愚蠢的吵嘴。但我还是十分内疚。很可笑吧，斯汀戈。我想我又学会哭了，或许这表明我又是一个人了。是的，一个人。我常常独自一人听音乐，那乐曲声总让我想起卡兹克和过去的岁月，我便忍不住想哭。有一首乐曲我几乎无法去听，因为它总是让我哭个不停，鼻子塞住，出不了气，眼泪像溪水一样哗哗直流。那就是我在圣诞节得到的那张汉德尔的唱片，里面那首《我知道救世祖还活着》的曲子总让我想哭，因为我的愧疚，还因为我知道我的救世祖并不存在，我的身体早已被寄生虫残蚀，我的眼睛永远永远看不见上帝……" 我叙写的这段时间是1947年的夏天，苏菲对我讲述了许多她过去的事情。我命中注定要被苏菲和内森的情感所诱惑，就像六月里那些不幸的小虫子被蜘蛛网罩住一样。那时，她正在一个叫布兰克斯托克的医师开在布鲁克林一个偏僻街角的诊所里当接待员。布兰克斯托克是个按摩师，很早以前从波兰移民而来。他的病人大多是过去的老移民或新近入境的犹太难民。苏菲在一个国际救援组织的帮助下来到纽约后，不久就找到了这份工作。起初，布兰克斯托克(除依地语之外，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波兰语)对派给他的这个年轻女人十分恼火。她不是犹太人，只会几句弊脚的依地语，还是在集中营里学来的。但医师是个好心人，而且毫无疑问被她的美貌所打动，考虑到她的难处，还有她讲的一口漂亮的德语，便雇用了她。她太需要这份工作了，她的所有财产就是瑞典难民营发的那些又薄又小的衣服。其实布兰克斯托克根本无须顾虑苏菲的语言"缺陷"，没过几天，她就能用依地语和病人聊天了，就像她本来就出生在犹太人居住区一样。她在耶塔公寓租了间便宜的房间，这是七年来她的第一个真正的家。她差不多在找到工作的同时租下了房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周三天工作日，使苏菲能把她的精神与肉体都支撑下去。同时她还用空余时间到布鲁克林大学的学习班学习英语，以期能够完全溶入纽约那生气勃勃、热闹非凡的都市生活。 第21节 为生活感到厌倦 她告诉我，她从没对这种生活感到厌倦。她决心要把过去抛在脑后，或者说尽可能这样做，如果受尽磨难的脆弱神经允许的话。所以对她来说，这座庞大的城市从现实到精神都是一个新世界。她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还很差，但这并不妨碍她享受快乐。她就像一个孩子泡在冷饮室里那样轻松愉快。首先，音乐，仅仅是能听到音乐，就足以使她内心充满快乐，好比一个人在刚刚得知有一顿丰盛的晚餐等他享用时的那种欢快的心情。遇见内森之前，她还买不起留声机。不过没多久，她就有了一台廉价的小型便携式收音机，能播放出美妙的音乐。她分不清那些著名的有着怪异的开头字母的音乐家的姓名，也弄不懂wqxr、wnyc、wevd等广播电台。她只是沉浸在音乐中，沉浸在播音员迷人的磁性嗓音中。她与音乐已经久违了，甚至一些陌生的作品，像舒伯特的未完成乐章，都能让她耳目一新，激动不已。当然，还有音乐会。音乐学院不定期举办的音乐会，以及夏季在曼哈顿列维山体育馆举办的音乐会，都给了她美妙却又便宜得几乎称得上免费的音乐享受。一天晚上，她到体育场听梅纽因乐团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那乐曲充满柔情与激情，几近疯狂。她坐在圆形看台的边上，身子在星光下瑟瑟发抖，内心却感到一种奇妙的宁静与安详。这让她大吃一惊，同时也意识到生活有了希望。她可以将支离破碎的生活重新拾起来，开始一种新生活。 最初几个月，苏菲大半时间独自呆着。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很快解决了)，她很害羞，而且她喜欢一人独处，尽情享受孤独。因为那几年里她几乎没有独处的时候，也没有书或任何印刷品可看。现在她贪婪地读书，订阅了波兰版的美国报纸，经常光顾富尔顿大街的波兰书市，那里有一个大型的图书馆可供阅读。她回忆说，她读的第一本书是多斯o帕索斯的《曼哈顿大转移》，然后又读了《解甲归田》、《美国悲剧》，还有沃尔夫的《时光与河流》。最后这本书的波兰译文很拙劣，以至于她不得不打破在集中营中立下的一生不看德语书的誓言，到公共图书馆借了一本德语译本来看。或许是因为这个译本的译文生动流畅，也或许是因为沃尔夫伤感而又乐观的抒情文风，所以尽管苏菲那时对美国只有粗略的印象，只有一个异乡人对这个广袤而繁华的国家的一丁点了解，这本书仍让她激动不已，以至整个冬天和春天都在读它。事实上，沃尔夫完全抓住了她的心。她决定再读读他的《看看家乡吧，安琪儿》的英文版本，不过很快便放弃了，因为她发觉这对她太难。对一个初学者来说，英语确实很难，那些异体性、缀字法等等都不那么明显，而苏菲的读写能力也明显不及她那迷人动听的口头表达能力。 苏菲在美国的全部经历仅限于纽约，而且大部分是在布鲁克林。不久，她开始热爱这座城市，与此同时也被它吓坏了。在她的一生中，她只知道两座城市：小巧宁静、充满宗教气氛的克拉科夫，以及轰炸后断壁残垣、狼籍一片的华沙。她的出生地那些古老房屋的屋顶，弯弯曲曲的大街小巷，都已成为她无法追忆的往事。而克拉科夫与布鲁克林的日子常常搅和在一起，使她几乎难以保持清醒。她说，在耶塔公寓最初的几个早晨，她醒来时看见自己睡在一张陌生的床上，四周是陌生、奇怪的粉红色。她迷迷糊糊地听到从街上传来的隐约的嘈杂声，很久都不能想起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身在何处，以至于长时间处于昏昏然的恍惚之中，就像童话中一个欢乐的小姑娘，一觉醒来便已来到一个全新的一无所知的王国。这时候，她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种既喜又悲的感觉涌上心头。她便一再对自己说：卓娅，你现在不在克拉科夫，你现在是在美国。然后起来，重又面对乌烟瘴气的地铁，布兰克斯托克的那些病人，以及布鲁克林那绿色的美景；面对温馨的，富裕的，污秽的等等一切不可思议的东西。 耶塔公寓离希望公园很近，那儿成了苏菲的一个避难所。对一个孤独、美丽的金发女郎来说，那是个散步、沉思的安全去处。阳光穿过树林洒在小径上，斑斑点点，到处花粉飞扬，巨大的洋槐和榆树巍巍耸立在起伏的草地上，似乎已准备好为瓦都或弗拉冈德的野餐图提供荫凉。在空余时间或是周末，苏菲总是长时间地流连于此。她带着美味可口的午餐，舒服地呆在这些树下。她后来向我承认说，因为过于敏感害羞，她十分克制自己的食欲。一到这座城市，她像从铰链上被解脱下来，可以大吃特吃了。但她知道，她必须培养谨慎进食的习惯。在难民营时，从瑞典红十字会来的负责照料她的医生说，她患了严重的营养不良，这对她的新陈代谢将长时间有或多或少的损伤。他提醒她必须谨防饮食过量，尤其不要吃太多的脂肪，不管它的诱惑力有多大。但对她来说，饮食变成了一场愉快的游戏。在一次午饭时间，她走进弗兰特布西一家琳琅满目的熟食店，为希望公园的野餐买点食物。整个采购过程让她感到一种肉体上的痛苦。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品种繁多，应有尽有。她在那香气四溢的面包酸味中屏住呼吸，眼睛像扫描仪似的热切地看着那些食品，煞费苦心地慢慢挑选着：一个腌鸡蛋，一根意大利腊肠，半块裸麦粗面包，上面浇满面浆，烤得焦黄油亮，格外香甜；鲜肉腊肠，熏肝香肠，一些沙丁鱼，热五香烟熏牛肉，熏鲑鱼，再来一个酥饼……她抓着棕色纸袋，脑子里一下冒出警告声："记住伯格斯特罗姆医生的话，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她总是慢慢地走向公园的幽深处，或是来到湖畔僻静的草地上，在那儿大口嚼着，仔细品味着各种美味，不时被一种新发现的美味所吸引；同时把《朗伯尼根三部曲》翻到第350页。 她摸索着往前走，确确实实体验到再生的感觉，但常常像一个新生婴儿一样感到无助。她笨手笨脚，像截瘫病人重新使用他们的四肢那样笨拙。一些小事--很小很小的事，都会难住她。她甚至忘了怎样把别人给她的那件夹克衫的拉链拉到一起。她为自己的笨拙而吃惊。有一次，她想从一个普通的塑料管里挤出一点面霜，却一不小心挤出一大堆来，弄得到处都是，还糊在了她的新衣服上。她差点就要哭出来了。偶尔她的骨头还会痛，主要是踝关节，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地有些不稳。这似乎与她的疲乏有关。她常觉得困倦乏力，心里恨不得快点把它们赶跑。但只要呆在阳光下，她就会觉得舒适安全，远离了黑暗的深渊。她差点就被黑暗吞蚀掉。严格算起来，到集中营解放时，她在里面还未呆上一年，但她一直不愿去回忆那最后几小时的情形：神志模糊的她躺在干草铺成的狗窝一样的地方发着烧，浑身是汗；一个低沉柔和、很有穿透力的俄国男低音传进了她的耳朵："我想这个也没救了。"那时，即使在半昏迷之中，她也明白自己还没完。而现在她可以轻松地说出当时的情形了。此时，她躺在湖边草地上，闻着泡菜、芥末以及黑麦面包的香味，肚子发出快乐的咕咕声。这让她十分难堪，更让她觉得饥饿难耐。 但六月的一个下午，她平静的生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原因便是那地铁，这是城市生活在她印象里最糟的一部分。她痛恨纽约的地铁，又脏又闹，更痛恨那么多肉体挤在一个紧闭的铁笼子里，几个小时填在里面，人挨着人，肉贴着肉。这虽然没有让她寻觅已久的个人空间完全消逝，至少也抵消了一大半。她不明白，在有了集中营的那些经历之后，她怎么还会如此敏感，急切地想要远离那些陌生的异国人的肉体接触？在瑞典难民营的那段日子，她采用的是逃避的方法，尽量避开大庭广众，避开又吵又闹的喧哗场面。但现在，她无法摆脱，这就是她新生活的一部分。一天傍晚，她从诊所出来，挤上了地铁。车厢里比以往更挤，又热又闷，弥漫着汗臭味，到处是穿着汗衫、光着脖子的布鲁克林人。她默默地忍受着煎熬。一会儿，一群穿着棒球衫的中学男孩子在市中区站尖叫着一轰而上，像强盗般地在车厢里挤来挤去。她发现自己被挤到了车厢的连接处，被两个人紧紧地夹在中间。她想看看是两个什么样的人，这时火车突然发着刺耳的尖叫声停了下来，灯也熄了。她一下子感到不安、害怕。车厢里发出一阵懊恼的叹息声，但马上被那群男孩子沙哑的欢呼声淹没了。起初，苏菲只是默不作声地站在漆黑的车厢里，她知道叫也没用。正在这时，她感到身后有只手正滑向她的裙子下面。 苏菲后来想，如果一定要找一点点安慰的话，便是那种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被堵在又热又闷的黑暗车厢里的惊慌。她本可以像别人一样大叫起来，但那只手用它硬硬的中指急迫、武断地前行着，像外科大夫似的动作娴熟、方向准确。它所带来的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一个突遭手指强奸的人的恐怕与惊吓。那手的动作十分老练，一下子便探到了她的阴道，然后不停地扭动摸索，像一条毒蛇似的一下子全插了进去，把她弄痛了。但这痛并不比把她从催眠中惊醒时更难受。迷迷糊糊地，她感觉到了那手指，听见自己气喘吁吁地说着"求求你"之类的蠢话。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三十秒钟，那只令人恶心的爪子才从里面抽出来。她站在那儿，浑身颤抖，到处是令人窒息的黑暗，好像光明永不再来。她不知道过了多久，五分钟还是十分钟，车灯才重新亮起来，地铁又拖着又笨又重的身躯缓缓行驶。她不知道是谁攻击了她。她四周有十几个男人，围着她的全是男人的背、肩和腆着的肚子，那人便消失在这中间。她在下一站逃也似的下了地铁。 她后来想，那种真正的、传统的强奸对她的精神以及身体造成的伤害可能会小一些，不会让她如此惊恐和嫌恶。在过去的五年里，她所见过的任何暴行，所遭受的任何凌辱，所有能回忆起的伤害，都不像这次下流粗鲁的侵犯让她几乎失去知觉，变得麻木。那种面对面的强奸尽管令人厌恶，但至少能让你知道攻击者的样子，并且能用那张痛苦的脸、瞪着的泪眼看着他：仇恨、恐惧、诅咒、厌恶，或许只是嘲笑。但这次攻击却发生在黑暗中，那根细长的脱离身体的手指从后面袭击了她，就像一次卑鄙的从后面的掠虏，让你永远无法知道谁是侵略者。不，她宁愿遭受那种传统的攻击。(几个月后，她把这事告诉了我，那时她已能用嘲弄、幽默的口吻说这事儿了。)这事真是糟透了，她在以后的岁月里用相当的叙述力陈述了这事带给她的痛苦。但现在她的痛苦是，它打破了她重新获得的心灵平静。这种对灵魂的劫掠(不仅是对她身体的劫掠)，把她重新推回到她曾小心翼翼试图逃离的梦靥。 她曾长期无衣可穿，裸露着身体。到布鲁克林的几个月里，她煞费苦心地重新穿衣、打扮，让自己恢复自信和理智，可这事儿却毁了一切。她又一次感到灵魂深处的彻骨寒冷。她没有讲任何理由，也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事，包括对耶塔.齐墨尔曼。她向布兰克斯托克请了一周的假，然后便一头栽到床上。一天接一天，在夏日最迷人的那段时节，她就那样蜷在床上，关上百页窗，只让一丝阳光透进来；不听收音机，只吃一点点东西，什么书也不读，只在想喝热茶时才爬起来。在阴暗的房间里，她听见公园里男孩子们打棒球时的叫声和击球声，迷迷糊糊地想起孩提时爬进那像子宫一样的座钟里，吊在弹簧上晃来晃去，仔细看着那些杠杆、齿轮和红宝石的情形。她感到害怕的是，集中营的幻象和阴影又重新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早已把"集中营"这个词从大脑里赶跑了，很少再提到或想起。她明白，只有在濒临死亡，或是说有丧失生命的威胁时，她才会让自己去想这些。如果还会进集中营，她还能经受住那种折磨，或者说还能又一次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吗？这次不会再笨手笨脚了吧？这些问题帮她度过了那几天的日子。她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斑斑点点的阳光像一群小蝌蚪在上面游动。 第22节 她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 幸运的是，音乐像从前那样，又一次振救了她。在第五天还是第六天--她只记得是星期六，她从噩梦中醒来，习惯性地伸手打开床头柜上的微型收音机。她其实并不想打开它。几天来她一直没去动它，因为她极度沮丧，无法忍受美妙无比的音乐与难以名状的痛苦之间无比绝望的强烈对比。她不知道，她早就应该打开它，接受莫扎特魔术般的神秘治疗。刚一开始，那伟大的《降e大调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便令她喜悦无比，浑身颤栗。突然，她明白过来，这乐曲之所以令她如此感动，是因为那响亮高贵的旋律中始终萦绕着一缕特殊的充满寒意的不和谐音，这令她全身松弛，充满快乐。这正是她十年以来一直在寻求的音乐。记得还是在德奥合并的前一年，维也纳的一支乐团来克拉科夫演出，差点让她激动得发疯。她坐在音乐厅里第一次听这乐曲，整个人处于恍惚之中。她极力张开心灵的窗扉，任凭那华丽、缠绵、沁人肺腑的和声，以及那缕不合谐音尽情地流入心灵深处。这是她在少女时代的音乐体验中新发掘出来的音乐财富，也是她最崇高的一次体验。但此后她却再也没有听到过这首曲子，因为就像其他的音乐作品一样，莫扎特这首中提琴和小提琴忧伤甜蜜的对话，还有悠鸣的长笛、低沉的黑管，都随着波兰的战争风暴一扫而光。罪恶与毁灭窒息了一切，任何一种音乐都成了可笑的奢侈品。 于是在那几年里，先是在被轰炸的华沙，后来是在集中营，她对那乐曲的记忆慢慢消失了，甚至连那曲名，后来也常常与她所喜爱的其他乐曲混淆着。一切都成了克拉科夫岁月里被玷污却美丽的不可再有的回忆。但那天早上，从那台廉价的收音机传出的乐声，让她一下子从噩梦中惊醒，心脏急速地跳动起来，唇边有一种她早已不再熟悉的感觉。她意识到自己在微笑。有一段时间，她就坐在那儿听着，笑着，颤抖着，完全陶醉其中。失去的不可再有的欢乐又重新回来了，慢慢地与她强烈的痛苦融合在一起。当音乐声停下时，她仔细听着播音员播报的曲名，然后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出神地看着公园边上的棒球场。她盘算着，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去买一台留声机和一张《降e大调协奏曲》的唱片。她意识到，这样的想法意味着她正在走出阴影。 但想到这儿，她知道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音乐或许能支撑起她的精神，但她的身体由于长期躲在黑暗中而变得虚弱无力。直觉告诉她是因为吃得太少，但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吓坏了她：无食欲，疲倦，胫骨像刀割似的疼痛，尤其在月经期间。月经总是提前许多天到来，并且像洪水般汹涌而下。她猜想会不会是因为那次手指强奸？她打算第二天回去上班时，问问布兰克斯托克医师，最好让他给她做个身体检查，并制订一个治疗方案。苏菲还算有些医学常识，意识到求这位按摩医师来诊治她的妇科病有点讽刺的味道，但她不会责怪她的雇主，因为她太需要这份工作了。她知道，至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而且在他诊室中进进出出的那些痛苦的病人(包括很多警察)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经过他的拉、扯、揉、捏后，感到舒服多了。更重要的一点是，她知道他是那种可以帮助自己的人。所以，除了那微不足道的工资外，她在其他方面也可以向他求助。她用一种非常乐观、容忍的态度与医师相处。 布兰克斯托克，五十来岁，体魄强健，长相英俊，举止优雅，有些谢顶。他属于为数不多的上帝宠儿中的一个，命运将他从贫困的俄国占领下的波兰带到了富足繁华的美国。他是个十足的喜欢享受的花花公子，衣柜里挂满了绣花马甲、印花薄绸领带和粉红色的胸花。他还是个喜欢说笑的人，用依地语大讲特讲笑话。他十分乐观，整天乐滋滋的，快乐的神情像漂浮在光团中的蜡烛一般光彩四溢。他还是个不错的魔术师，常用那些小玩艺取悦于人。他给他的病人，给苏菲，给任何想看他表演的人表演灵巧的魔术。苏菲当时正处于过渡时期的痛苦中，这样高昂的饱满的快乐情绪令她感到惊讶，那些粗野的玩笑与恶作剧则让她有些难受。但在这一切背后，她看见的是一种孩子般渴望被爱的愿望，以至于她不可能拒绝它；而且，他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让她真正欢笑起来的人。 他还是个坦率的人，能十分坦白把他的个人财富告诉别人。也许只有那种善良真挚的好心肠的人，才能在对自己的收入如数家珍时，不至于令人作呕。他用那种傲慢的喉音说着南腔北调的英语，苏菲的耳朵已能分辩出里面的布鲁克林口音。他说："一年四万美元收入，税前；圣阿本大街最佳地段的一处房产，价值七万五千美元，完全私产，每个房间铺满地毯，无影照明；三辆汽车，包括一辆配置优良的卡迪拉克，一辆三十二英尺的克莱斯勒一辆别克；所有这些外加一个上帝赐予我的最亲爱、最可爱的妻子。而我，一个饥饿的犹太青年，一个登上艾利斯岛时身上只有五美元的穷光蛋，一个举目无亲的异乡人。你说说看！你说我为什么我不应该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为什么我不该让大家像我一样欢笑？"什么原因也没有，苏菲想。那是个冬天的早晨，她正坐在布兰克斯托克的卡迪拉克上，随他从圣阿本街的家里返回诊所。 她是跟他到设在家里的那间办公室去找一些文件的。在那儿，她第一次看见了他的妻子，一个丰满的金发碧眼的女人，叫希尔维亚。她穿着一条花哨的汽球一样的丝绸裤子，像个土耳其的肚皮女郎。她带苏菲参观屋子，这是苏菲到美国后踏进的第一个家。那正是正午时分，无处不在的玻璃纱在发红的阳光下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色彩，整个房间让人感觉像个半透明的坟墓；一个手持弓箭的小爱神在红色的钢琴上裂嘴傻笑着；椅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包装盒，透明塑料上反射着太阳光；浴室里的瓷器乌黑锃亮。后来，坐在前门印上姓名开头字母的卡迪拉克车上，苏菲看着医师使用车载电话。这令她惊讶无比。在当时，这种电话还只是一种试验性的产品，但在布兰克斯托克手上，便成了他表达爱意的非凡工具。以至她很久以后还记得他那次与圣阿本家中的通话，至少记得其中的一部分："茜儿[1]甜心，我是海密，你听得清楚吗？我爱你，宝贝。吻你，亲爱的。我们现在正在自由大道，正在经过海湾公墓。我爱你，亲爱的。送你一个吻！咂！咂！我几分钟后就回家，甜心。"一会儿又说："茜儿亲爱的，是我，海密。我爱你，宝贝儿。现在我已开到林顿大街和尤迪卡大道的交叉路口。这儿正塞车！吻你，亲爱的。咂！咂！我吻你一千次。什么？你要去纽约商店买东西，给海密买些漂亮的衣服？我美丽的心肝儿，我爱你，亲爱的。噢，亲爱的，我忘了，你开那辆克莱斯勒去，别克的油箱裂了。好了，我说完了，宝贝儿。"然后他瞟了苏菲一眼，用手抚弄着话筒说："多么惊人的通讯工具！"布兰克斯托克确实是个幸福的人，他爱希尔维亚胜过自己的生命。有一次他告诉苏菲，除了没有孩子这个遗憾之外，他是世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 正如在适当的时候将会看见的那样，苏菲在那年夏天对我说了许多谎话。知道这一点对整个故事非常重要。也许我应该说她在逃避某些东西，而为了能保持内心的平静，或者说为了保持头脑的清醒，她那时的确有必要这样做。我当然不会责怪她，因为从事后我才认识到的某些原因来看，她的谎话似乎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她对克拉科夫的早期生活的描述，我曾尽量搜寻我的记忆，将她的叙述准确地加以转达。我敢肯定大部分都是真的，但有一两处谎话，还有一些关键点是空白。这些最终都会弄清楚的。事实上，回过头去重读我写下的这些东西，我注意到，在苏菲与内森那次可怕的争吵瀑发后，她曾绝望地看着我，说内森是她丈夫以外惟一的男人。尽管这并不重要，但终究不是真实的(很久以后她向我承认说，在丈夫被纳粹枪杀后，她在华沙曾有过一个情人--这是实话)。我提起这件事并非出于对绝对诚实的要求，而是想借此指出苏菲对性这个问题的谨慎态度，这也是她想对医师讲她那可怕的身体不适时感到那么难以启口的原因。她想那病痛是因在地铁遭受的淫奸所致。 她一直为要不要说出她的秘密而辗转不安，即使是告诉布兰克斯托克这样一个医生，更何况他还是她能够吐露心事的人。从孩提时候起，苏菲就是一个波兰天主教徒，在清教徒的约束中长大，对性的压抑和禁忌如同任何一个亚拉巴马教的处女一样坚定。而在经历了长达两年之久的集中营里的一切残暴事件，以及每日赤身裸体的非人生活之后，对苏菲来说，性早已退化成一种污秽(她后来告诉我，是内森的开放、热情让她产生了性冲动，而此前她连做梦也想不到她会拥有这些)。所以这事让她觉得丑恶无比，那种发自灵魂深处的被玷污感超过了此前的一切羞辱。再加上那种畸形的强暴方式，更让她感到无以言状的羞耻。她窘迫之极，几乎无法向医师讲出这件事。她是那么孤独无助。 但终于，在又一次去圣阿本街时，坐在卡迪拉克车上，她用生硬、正式的波兰语向他说出了她对身体的担心，她的衰弱，她腿上的疼痛，以及流血不止等等，最后，几乎像讲悄悄话似的，她说出了地铁里发生的事。正如她所预料的，布兰克斯托克并没有马上明白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停了一会儿，她吞吞吐吐地加以解释，总算让他明白，那动作不是以一种普通方式完成的，但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导致的远不是厌恶和心灵的伤害。"医生，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她小声地用英语说，"甚至更为恶劣。"她说着，眼泪涌了出来。他能明白她的意思吗？"你是说，"他打断她，"用手指？他没用他的……"他识趣地打住了，没有继续往下说。因为涉及到性的话题，布兰克斯托克并不是一个粗俗的人。等苏菲又一次证实她所讲的一切后，他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她，十分痛苦地咕哝着："噢，多么丑恶的世界。" 这一切的结果是，医师很快明白她所遭受的暴行，并认为这种不同寻常的摧残完全可能引起那些症状，尤其是大量出血。他诊断的结果是，她在骨盆处的损伤导致骶椎轻微错位，但这个问题不可轻视，因为这可能导致第五腰椎神经或第一骶骨神经受到压迫，也许两个部位同时受到压迫；而其中任何一种情况都会直接导致食欲不振、疲乏和骨骼疼痛等等症状。严重出血则是另外的症状。他告诉苏菲，很明显，她需要接受一个疗程的脊椎按摩治疗，以恢复正常神经功能，让她重获"丰润的健康"。甚至对苏菲并不老练的耳朵来说，这说法也显得十分动听。医师向她保证说，只需经过两个星期的按摩治疗，她便会恢复得很好；而且，她差不多已是他的亲戚，他不会收她一分钱的。为了让她高兴起来，他非要让苏菲看他变一个最新学来的戏法：手里抓着一束五颜六色的丝巾，往空中一抛便消失不见了，然后马上变成一串微型美国国旗，在他从嘴里拉出的一根线上慢慢展开。不管怎样，苏菲还能发出笑声，但同时她却觉得沮丧难受之极，以至于她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 第23节 戏剧性的邂逅 内森有一次曾说，他和苏菲的相遇就像电影情节，是那种"戏剧性的邂逅"。他是想说，他们不像一般人在学校、办公室或社区之类的常见环境中结识，比如青梅竹马、邻居、同学或同事，而是像好莱坞白日梦中的那些陌生男女一样，在非常偶然、十分愉快的气氛中相遇，从第一眼偶然的相望中，他们的命运便就此交织在一起。比如约翰o加菲尔德和娜拉o泰勒，从他们在路边咖啡店相遇的那一瞬间，便注定了他们不幸的命运；威廉o鲍威尔和嘉洛丽o兰巴德的相遇更为离奇，在珠宝店里，他们的手和膝盖在取一枚钻石时无意间碰到了一起。但苏菲却把他们的相遇归之于按摩治疗的失败。她后来想，如果布兰克斯托克的治疗以及他那年轻助手斯莫尔o凯茨(下班后病人太多时他会留下帮忙)的护理奏效的话，如果那根手指引起的骶椎错位和第五腰椎神经受压在经达两周的捶击、牵引和敲击后能产生令人欣慰的奇效的疾，只会发生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 如果这样的话，她永远不会遇上内森。决不会的！但问题是，在经过所有这些刚劲有力的按摩治疗后，她觉得情况更糟了。这让她十分恐慌。明知道这会挫伤医师的自尊心，她还是鼓足勇气告诉他，她的那些症状一点也未消退，相反还越来越厉害。"可是，我亲爱的姑娘，"布兰克斯托克叫起来，一边摇着头，"你已经在好转了！"苏菲尽量不让自己说什么。整整两周过去了，她很不情愿地向医生提议说，她需要一次真正的医学诊断。听了这话，这位性情温和、宽厚仁慈的医师突然勃然大怒，苏菲从未见他生这么大的气。"你要找一个医生？他们只会骗你的钱！我亲爱的姑娘，你直接找兽医得了！"更让她着急的是，他马上建议她接受电激器的治疗。这是一种新研制出来的结构复杂的治疗仪，形状像一台小型电冰箱，里面有许多导线和仪表，据说可以用来重新排列脊椎骨的细胞组织。这东西是他刚刚从俄亥俄还是爱荷华(她总是把这两个词搞混)的一个按摩疗法总部买来的。"花了大价钱的。"他说。这给苏菲的英语词汇增添了一个地道的英文词。 在准备接受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电子仪器治疗的前一天早上，她醒来时感到特别虚弱，不舒服的感觉比以前强多了。那天正好是休息日，于是她迷迷糊糊地一直睡到中午时分，醒来时已差不多十二点了。她后来清楚地记得，在那天昏昏沉沉的半梦半醒中，遥远的克拉科夫和布兰克斯托克笑容可掬的脸以及那双工匠一般的按摩师的手神秘地缠在一起，与她那神情严肃、令人生畏的父亲一起在梦里纠缠着她。父亲穿着衣领浆得很硬的衬衣和那件满是雪茄烟味的羊毛外套，戴着椭圆形的无框眼镜，一付学者派头。他用德语训斥着她，腔调与她从小听惯了的一样沉闷。他好像在警告她什么？他很关心她的病吗？但当她挣扎着醒来时，他的话像泡沫一样从她脑海中消失了，只留下那幽灵般的身影，严肃，冷漠，甚至有些令人恐惧。最后，主要是想要抛开那无所不在的幻象，她强迫自己下了床，去面对风和日丽、生机勃勃的美丽夏日。她的腿软弱无力。她意识到她又没有食欲，吃不下任何东西了。她早就知道自己十分苍白，但那天早上在浴室镜子里一照，着实吓了她一跳，一下子感到一阵难过：那张毫无生气的脸，惨白得像她在意大利教堂的地下墓穴中看到的那些古代教士们白森森的头骨。 一阵彻骨的颤栗传遍她的全身，浸透了每根骨头，一直到那毫无血色、瘦骨嶙峋的十指尖。她的心一下子凉透了，有些喘不过气来。她赶紧闭上眼睛，不敢再看。她深信自己就要死了，而且还知道这病的名字。她想，我得了白血病，我就要死了，就像我的表兄泰德兹那样患白血病而死；布兰克斯托克的治疗不过是善意的欺骗。他知道我要死了，却假装一切来哄骗我。在躲过了无数的劫难后，我却要死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疾病，这真是一种讽刺。想着这里，一种不知是痛苦还是狂喜的歇斯底里的感觉抓住了她：难道只有痛苦和绝望，才能使我的身体通过这种残酷的方式走向毁灭，而这种方式是她自己无法亲手实现的。 不过，她还能把握自己，把这些病态的不健康想法通通抛开。她缓缓地从镜子前挪开，又回头瞥了一眼她熟悉的、十分固执地驻扎在那苍白外表下的美丽。这让她感到一些安慰。那天刚好是她到布鲁克林大院上英文课的时间，为了能承受住可怕的地铁旅途，还能有精力上课，她强迫自己吃下了一些东西。这让她觉得恶心，想吐，但她知道她必须吃下去：鸡蛋，火腿，一个面包，脱脂牛奶等等。这些东西她都存放在那个狭小的厨房里。她正吃着，突然产生一种灵感--至少有一部分是马勒的交响曲带给她的。当时，这音乐正在wqxr电台的中午音乐时段播放。说不清是为什么，乐曲中间部分有一段忧郁的和弦，让她想起一首十分美妙的诗歌。那是几天前的那次英文课快结束时，老师在课堂上朗诵的。这位老师是个热情、认真、耐心、肥胖的刚毕业的研究生，都叫他年轻的斯坦老师。毫无疑问的是，由于苏菲对其他语种的精通，使她在这个刻苦学习的各语种混杂的学习班里出类拔萃。这些人大都是欧洲各地来的难民，说着各种语言，但大部分是依地语。苏菲优异的成绩引起了斯坦老师的注意；不过她也意识到，她的美貌也是吸引这个年轻人的一大原因。 他显然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他在她面前手足无措，腼腆羞赧，除了十分笨拙地在每次课后请她留下一会儿，对她谈上一些他称为"文学精髓"之类的东西，还未敢做其他的接近。每一次，他都用紧张异常的声音，慢慢地逐字逐句从惠特曼读到爱伦o坡，再读到普罗斯特，以及其他作家。他嗓音嘶哑，呆板生硬，读不出这些诗歌的优美节奏，不过还算清晰。她认真仔细地听着，常常被这些诗深深打动，并时常能从中感觉到一些新的细微的语言差别。而年轻的斯坦先生对她的那种缩手缩脚的笨拙激情，他从棱柱镜般的高度近视眼镜片后流露出的那种半人半神般的注视，也令她的心有所触动。她发觉自己对这个乳臭未干、昏头昏脑的年轻人的感情既感到温暖，也感到痛苦，她只能对诗歌做出反应。因为，他比她至少小十岁，不过二十岁左右，而且在外表上也毫无吸引力：除了那双长错位置的奇形怪状的眼睛之外，他还出奇地肥胖。不过，他对诗歌的理解十分透彻，几乎能将它们的精华感悟出来，并传递给苏菲，特别是一首令人感动同时也令人困惑的有着美妙韵律的诗歌。开头是这样的： 因为我不能为死亡停留，他便好心地为我止步；马车载着的只有你和我，还有永恒…… 第24节 这样看上去很 她十分喜欢听斯坦朗读这首诗歌。她甚至想用已学得不错的英语亲自朗诵这首诗，以及这位诗人的其他作品，这样便于她背诵下来。不过，苏菲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她听漏了一个音，以为写出这些令人心醉的精练诗句的美国诗人，与世界上另外一位流芳百世的小说家的姓一模一样。 因此，现在她在耶塔公寓里，听着马勒忧伤的旋律，又一次想起这首诗。她决定在上课前先去布鲁克林大学图书馆，浏览一下这位了不起的作家的作品。她同时认为，这肯定是一位男性作家。后来她对我说，就是这个无关痛痒的小问题，成为她和内森相遇的场景中十分重要的一幕。 她十分清楚地记得，她从令人嫌恶的热哄哄的地铁中走出，来到阳光明媚的校园。绿草茵茵的草坪，来来往往的学生，四处的鲜花和绿树，无不让她产生一种自在平静的感觉。这是布鲁克林其他地方不能给她的一种美妙感觉。这所学校与她过去住过的那所古老的雅基罗尼大学十分相似：闪闪发光的天文钟上的长满苔藓的日昝仪，成群结队的自由自在的学生们，课间的嘈杂、拥挤，以及浓郁的学术气氛。这些都让苏菲觉得舒适，放松，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充满安全感。校园里的花园十分宁静，像嘈杂混乱繁华的巴比伦城里的一片宁静的绿洲。那天，她穿过花园一角向图书馆走去，无意中的一瞥永远留在了她的记忆中。她不知道这是否与内森急不可待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她所看见的并不算什么奇事，即使用最正派的布鲁克林大学的标准，或四十年代最保守的眼光来看，都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然而苏菲的内心却像被猛烈地搅动了一下。她十分震惊，好像这幕小小的，十分快速的，不顾一切的，带有色情味的场景在她体内重新点燃了一团火，而她本以为这团火永远不会再燃烧了。那场景只是一闪而过，像一幅彩色快照：两个年轻漂亮的学生靠在一棵树干上紧紧地拥吻。他们像两头饥饿的动物一样，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对方，舌头在对方嘴里贪婪地搅动。透过女孩子瀑布般浓密的黑发，他们的情欲清晰可见。 苏菲赶紧把目光移到别处。她觉得胸口像被针扎了一般。她急忙走到拥挤的人行道上，觉得自己的脸烧得通红，心跳得很快，一股炽热的性兴奋涨满了她的全身！这真是无法言喻！她在绝望的气氛中生活了那么久，麻木了那么久，而此时此刻，她欲火中烧。那团火在她的内部，在靠近子宫的地方熊熊地燃烧起来。她已好多年没有体验到这种强烈的欲望了。 但这种难以置信的激情很快便消失了。一走进图书馆，面对着桌后的那位图书管理员--一位纳粹分子，它便消失了。不，他当然不是个纳粹分子。这不仅因为那张黑白分明的胸牌上清楚地写着他的名字：索罗姆o维尔斯，还因为，唔，难道在布鲁克林大学图书馆里一册一册分放人类文明智慧结晶的会是一名纳粹分子吗？但是，这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这个脸色苍白、郁郁寡欢、长着一副好斗面孔、带着一只绿色眼罩的索罗姆o维尔斯，简直就是一个冷漠无情、笨重迟钝的德国官僚的翻版。这是她在华沙被占领后，在那里见得最多的一种人。此时，这种形象无疑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使她一下子精神崩溃下来。她重又觉得极度虚弱。她胆怯地问索罗姆o维尔斯，她在哪个地方能找到十九世纪美国诗人"艾米o狄更斯"的作品目录。 "在目录室，左边第一道门。"维尔斯面无表情地说，停了好一会儿又加上一句，"但是，你不会找到任何东西。" "找不到？"苏菲随着他的话音迷惑不解地问。沉默了一会儿，她又问："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查尔斯o狄更斯是英国作家，没有叫狄更斯的美国诗人。"那声音十分刺耳，充满敌意，好像雕塑发出的声音一样空洞。 苏菲突然一阵眩晕，两腋像被许多针扎一般一阵刺痛。她漠然、奇怪地看着维尔斯的脸，那张愠怒、僵硬、像雕塑一样的脸轻飘飘地，好像要从他的脖子和领口上飘起来。像对着一个无形的医生，她自言自语地说：我病了，病得很厉害。但她又挣扎着对那图书管理员说："我确信一定有一个叫狄更斯的美国诗人。"她想，那些荡气回肠的诗句，那悲切的死亡与时代的旋律，任何一位图书管理员都会十分熟悉的，就像熟悉他家里的陈设，熟悉国歌，熟悉他自己的肉体一样。苏菲感觉自己张嘴在念那首诗："因为我不能为死亡停留……"她晕得太厉害了，已无法意识到在索罗姆o维尔斯狭隘的目空一切的眼里，早已认定她是那么笨，那么蠢。她还没念完这句诗，便听见他的声音从很遥远的地方响起，阴森森地回荡着。那是一种强压着愤怒的嘶哑的声音，带有十分明显的恶意："听着，我来告诉你，"那声音说，"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你想要我给你画出来吗？我现在就告诉你，听见了吗？" 索罗姆o维尔斯完全应该知道，他的话几乎杀了苏菲。她极度虚脱，倒在了地上，过了一会儿才清醒过来，而他的话仍在她的脑海中回荡。她模模糊糊地想起，他冲她大叫后，她便晕了过去。一切都是那样糟糕，她差点儿搞不清自己在哪里。图书馆？是的，是在图书馆。她似乎极不舒服地躺在一张长椅或是窗下的椅子上，就在离她刚才倒下之处不远的地方。她觉得全身瘫软，身上有一股令人作呕的臭烘烘的酸味。后来，从外套胸前湿漉漉的痕迹，她才知道自己把刚才吃下的东西都吐了出来，胸前满是呕吐物，像一滩肮脏恶臭的污泥。 但她的知觉开始慢慢恢复。她把头无力地动了动，注意到一个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洪亮，有力，正气愤地对着一个畏缩的人影怒吼着。那人影斜对着她，不过从额头上斜带着的那只绿色眼罩，她隐约认出那是索罗姆.维尔斯。而那人的声音严厉、威严，听上去十分愤怒。从她的角度她几乎无法看见他。她觉得一种好奇的快意浸到背部，尽管她还是那么虚弱无力地躺着。"我不知道你是谁，索罗姆.维尔斯，不过你的行为太可耻了！我听见你对她说的那些话。我就站在这儿！"他吼叫道，"我听见你对那女孩讲的每一句粗鲁的话，还有那些脏字！你难道看不出她是个外国人吗？你他妈的蠢猪！"几个人围了过来。苏菲可以看见那图书管理员哆嗦着，像狂风中的稻草一样瑟瑟发抖。"你是个猪，维尔斯，犹太猪！你让犹太人背上了这个骂名！那姑娘，那可爱的姑娘有点小小的语言困难，问你一个完全合乎情理的问题，你却像地痞一样地对待她。我真想揍你这该死的！你该去当一个管子工，而不是在这里与书本打交道！"苏菲突然大吃一惊，她看见那人猛地把维尔斯的眼罩拉了下来，那东西像胶片一样吊在那儿摇摇晃晃。"你这肮脏的蠢货！"那声音充满蔑视与嫌恶，"你真让人恶心！" 苏菲一定又失去了知觉，因为后来她记得的，便是内森那温柔、有力、极富感染力的手指在急速地移动。那手指沾着她吐出来的脏东西，把一个湿湿的冰凉的东西轻轻地放在她的额头上。"你会没事儿的，亲爱的，"他小声说着，"你会没事儿的，别担心。噢，你真美。你怎么这么美？别动！你没事儿，只不过是晕了一下。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想喝点儿水吗？不，不，别说话，放松，过一会儿你就会好的。"那声音一直喃喃说着，像一个温柔的独白，像一首轻柔的催眠曲，把一种平静的感觉注入她的身体。仅仅过了一小会儿，苏菲就不再为那陌生人沾上她的呕吐物而觉得难堪了，但她后悔的是，她睁开眼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居然那么傻："噢，我想我要死了。""不！你不会死的。"他又用那坚定有力的、耐心的声音说道，手指不停地往她额头上放一种凉凉的东西。"你不会死的，你会长命百岁。你叫什么名字，甜心？不，不用现在告诉我，就这么躺着。你这样看上去很美。你的脉搏很平稳。来，喝点儿水…… 第25节 父亲的一封来信 住进粉红色寓所几个星期之后，我又收到父亲的一封来信。当时我还未意识到这封信会对那个夏天发生的所有乱七八糟的事，以及我和内森、苏菲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但这信本身已很令人称奇。它和我引用过的有关玛利亚.亨特的那封信一样与死亡有关，又与父亲更早的那封与阿提斯特有关的信一样，给我带来有关遗产的一些消息。我摘录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　　儿子，十天前，我亲爱的朋友兼政敌弗兰克.霍布斯在船厂的办公室里猝死。事情很突然，我想是因为脑血栓发作。他刚满六十岁，正是刚刚开始对生命有所领悟的黄金时段。他的死令我极度震惊，我感到深深的遗憾和痛惜。当然，他的政见也十分可悲，我应该说他比墨索里尼还´右´十英里呢。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那个在我们乡下备受称颂的"好家伙"。我失去了一位笨重、慷慨还有些执拗的伙伴。弗兰克在许多方面都称得上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一个鳏夫，孤孤单单，一直为失去惟一的儿子而悲哀。可能你还记得，就在不久前，他的儿子小弗兰克在阿尔伯.桑德的一次捕鱼事故中溺水而死。老弗兰克身后没留下一个亲人。这是我写这封信的主在原因，我想让你明白我为什么先要写这么多。 弗兰克的律师几天前来拜会我，并通知我说，我是弗兰克遗产的主要继承人。这太让我吃惊了。弗兰克没有什么积蓄，也没有投资。他和我一样，不过是靠工资吃饭的高层人士，一直在有如巨大的远洋轮一样的风险四伏的生意场上跌跌绊绊。这也是我的后悔之处，我早该给你寄去一张金额足够的即付支票，以减轻你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的压力。多年来，弗兰克一直是南安普顿县一个小型农场的"遥控"地主；自南北战争以后，那里便成为霍布斯家族的领地。弗兰克留给我的就是这个农场。他在遗嘱里说，我当然可以随意处置农场，但最好能像他那样继续种植。这六十英亩花生地不仅能带来一些微薄的利润，还拥有令人愉快的葱郁的田园风光，以及一条鱼肥水美的美丽小溪。那个地方我曾去过好几次，弗兰克一定知道我是多么喜欢它。 不过，弗兰克这个非同寻常令人感动的决定却让我左右为难，因为即使我愿意遵循弗兰克的遗愿，尽我所能不卖掉农场，但却不知道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是否还适合经营农场(虽然在北卡罗来纳蛙，还是孩提时代的我曾十分熟练地使用过锄头和铁锹)。即使像弗兰克那样只做个"遥控"农场主，也需要付出相当多的精力和心血。弗兰克对农场十分珍爱，可谓费尽心血；而我现在在船厂也干得得心应手。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都是个很诱人的建议。那儿有两个能干、可靠的黑人佃户，农场的设备也还不错。住房也修缮一新，就靠近那条满是鱼儿的小溪。花生现在也是一种赚钱的经济作物，尤其是在战后，这种豆科植物开发出了许多新用途。我记得弗兰克把收获的大部分花生卖给苏福克的种植园主，让那些饱食终日的美国馋猫们饱享花生油(酱)的清香。当然还有一些猪，都制成了最好的火腿。另外种有几公顷大豆和棉花，都能卖个好价钱。所以你该明白，这些经济因素，再加上田园美景与休闲生活的吸引力，使我在告别牲口棚和农田四十余年后，又一次想重操旧业。当然，我不会因此而富裕起来，因为你那些在北卡罗来纳的姑姑们已快把我榨干了，但收入总会有一点点增加。不过，前面提及的那些疑惑和困难又让我望而却步。斯汀戈，我因此想到，你可以解决这个两难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你到这农场住下来，我不在时由你充当农场主。我几乎可以想象出你看到这儿时的懊恼，你的眼神中肯定已流露出"可我一点儿也不懂那该死的花生是怎么种的"之类的意思。我很清楚这一切对你是多么不适合，尤其是你在北方世界里已选择了文学之路后。但我还是请你考虑这个意见，不是因为我不允许你独自旅居野蛮的北方，而是出于对你的牵挂。从你最近写来的几封信中，我可以看出你在精神上并不快乐，而在经济上似乎也未能超凡脱俗，不为其所困。你不必为这个农场操一点点心，因为雨果和刘易斯这两家黑人已在那儿呆了很多年，经验很丰富。你只须表现得像个文明的农场主，然后做你想做的事就行了。我想，你想做的一定是写小说，你告诉过我你已开始着手。还有，你不必付房租。而且我保证，我可以为你增加一点额外的补贴，还有……(现在我不想多说)。我想请你考虑的最后一个也是最诱人的因素，就是古代的预言家那特曾住在离这农场不远的地方，这个神秘的黑人曾使弗吉尼亚备受惊吓。没人比我更了解你对先知那特有多着迷。我一直无法忘记，当你还是一个高中生时，就那样整天忙着摆弄那些地图、图标一类的东西，以及你能收集到的有关这个非凡人物的所有资料。霍布斯农场离这个预言家作他那恐怖的血腥布道的地方仅一步之遥。我想如果你在此定居，一定能为你的创作获取更丰富的素材，并能亲身体验更浓厚的故事氛围。我始终相信你最终能写成这本书的。请一定考虑这个建议吧，孩子。当然，我不必掩饰我个人对此事的兴趣和想法。如果要留下这个农场的话，我确实迫切需要一个人帮我照看它。然而，如果你能实现我曾那么渴望但未曾实现的作家梦，能有这么一个机会住在那块土地上，去亲身感受、触摸、欣赏给予那个悲哀、杰出的黑人以生命的土地，我同样无法掩饰我的快乐。 无可否认，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是诱人的。父亲还在信中附寄了几张柯达胶卷拍的照片，整个农场被茂密的山毛榉林笼罩着，一幢十九世纪中叶的农舍坐落其中。除了需要为它刷上一层油漆之外，那里的一切对一个想成为传统南方农场作家的人来说，都显得那么舒适、惬意。到处飘着高梁的清香，一群鹅摇摇摆摆地从夏日茂盛的草丛中走过来，带有回廊的门厅寂静无声，老雨果或刘易斯从泥泞的拖拉机车轮那儿冲着我咧嘴一笑，雪白的牙齿和粉红的牙龈尽显无遗。一连串南方的田园风光在我的脑海里闪现，这种诱惑确实令人难以拒绝。我忍不住又把信看了两遍，心里盘算着那幢房子，还有那片草场。所有这些似乎都像悬浮在半空中的田园诗画，有一种过度感光的胶片效果。这封信打住了我的心，但我也知道，我应该从现实出发，克制自己，我必须回绝父亲的邀请。如果这封信早几个星期寄到我手中，特别是我刚被麦克格雷炒了鱿鱼，正落泊、失意的那个时候，或许我会去试一试的。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而我也心甘情愿地忍受周围的环境，于是我只好给父亲回信婉拒他的好意。现在再回头看那段日子，我发现有三种因素使我突然产生那种令人惊奇的满足感：第一，我的创作前景突然涌现出一线光明，而此前则一直处于黯淡之中；第二，我发现了苏菲和内森；第三，我第一次预感到，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可能会在真正意义上满足我对性的渴望。 我想从我准备着手写的那本书开始说起。在我的作家生涯中，我总是钟情于那些可怕的题材--自杀，强奸，凶杀，军旅生活，畸形婚姻，以及奴隶制等等。即使在早期，我也意识到我的第一篇作品就会充满某种病态的情感--一种浸透在我的骨髓里的情感，或许可以叫它"悲剧情结"。但说实话，这仅仅是个模糊的打算。这些东西令我十分冲动，想要写它。而且，一个有价值的故事因素--地点已在我的脑海中浮现。那风景、声音、气味、阴影，还有潮汐的涨落，都在催促我快点把它们用文字描述出来，而我也几乎抑制不住强烈的创作冲动。这个故事或许能让我把这些生动的形象与过去的生活联系起来。然而，我却没能找到故事的内容和人物。我只有二十二岁，自我感觉不过是一个瘦骨嶙峋，六英尺高，一百五十磅，神经质的，找不到什么要说的家伙。我知道自己缺乏逻辑和谋篇布局的才能，所以原本只打算做一个可怜的模仿者，像詹姆斯.乔伊斯在他那令人惊叹的微观世界里曾经做过的那样，描绘一个难以名状的南方小镇。就我那时的年龄来说，这个野心并非一钱不值，问题是即便我的追求十分有限，似乎也无法创造出斯蒂芬.迪道拉斯的新奥尔良爵士乐和不朽的勃拉姆斯的复制品。 但那时--噢，确实有许多作家的成就建立在他人的悲剧之上--玛利亚.亨特来了(或者说去了)，正在我的灵感最需要惊人的心灵震撼时死去了。于是，当死讯传来几天，震惊渐渐消退，她那奇异的结局能够令人正视之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寓言般的感觉。我一遍又一遍地研究父亲寄来的剪报，发现玛利亚和她的家人完全可以做我的小说人物。女人气的父亲，因长期酗酒而健康极度受损；有些神经质的母亲，一个冷漠的虔诚的基督教徒，与丈夫的情人长期相安无事，并因此在中产阶层、乡村俱乐部和高极基督教徒中享有盛名；最后是那女儿，可怜的死去的玛利亚，一个误会、仇恨和复仇的牺牲品。这个中产阶级家庭一直处于极端痛苦的境况之中。这个构思让我感到好一阵兴奋和激动。我想，我的上帝，这真是天赐的礼物！我高兴而又不自觉地发现，这篇小说的第一部分已经构思好了；我把那篇珍爱至极并翻旧了的《列车之行》又读了一遍，读得十分专注，然后放进我的主人公的身影，让它完成女主人公的尸体从纽约的公共墓地挖掘出来，然后用列车运回她出生城市的死亡之旅。这太完美了，根本不像是虚构的。唉，作家们是多么倾向于不动声色地叙述这些恐怖的情节啊！ 第26节 摇来晃去的人 在最后一次放下父亲的来信之前，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中升腾起一股美妙的感觉，接下来的故事情景触手可及，像一个即将孵化而出的圆圆的金蛋。我马上扑到我的黄本子上，抓起了铅笔。火车将抵达河滨车站--一个闹哄哄的令人心烦的又热又挤又脏的车站。失去女儿的悲伤父亲正等在那里，还有唠唠叨叨、喋喋不休的女主人，一副棺材，一个操办丧事的人，也许还有别的……一个忠实的仆人，一位女人，一个老黑奴？我的铅笔在黄色的纸上沙沙地滑动着。 我清楚地记得刚在耶塔公寓住下的那几周的情形。从一开始，我的创造激情就十分高涨。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轻松地写下五六十页。我从来没有如此轻松而迅速地写作过，这次也不例外，因为即使在那时，我也得搜肠刮肚地寻找合适的字眼，还得苦苦推敲韵律和那些华丽、精彩的文字。然而，我突然充满自信，那是一种奇怪的无所畏惧的自信。我高兴地开始猛写起来。在闷热潮湿、令人有些头晕眼花的夏日空气里，我笔下的那些人物在闪烁着怪异色彩的三色胶片上充满活力。现在我是那么珍爱我那时的形象啊：在那间深粉红色的房间里，我伏身在那张书桌上，口里悄声念着音调悦耳的(就像我现在这样)自己创造的优美词句。我就像一个贩卖文字的家伙一样，用嘴唇试着它们的声音，从中感到无穷的快乐与满足。不管它是否完美，它都将是人类极富想象力的令人敬畏的精神产品--那该诅咒的小说，神圣的小说，上帝的小说！噢，斯汀戈，我是多么羡慕你在那遥远的创作生涯初期所拥有的那些下午时光啊(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虚弱空虚，无所事事，对小说极其厌烦，听任自己被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与野心弄得精疲力竭)，那种不朽的渴望激励着你写好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而你也像孩子一样坚信自己一定能有所作为。 在那段日子的另一件事，是我在耶塔新发现的平静与安全感--我相信，这是我与内森和苏菲成为朋友的结果。我是那个周日在苏菲的房间里感受到这一点的。在麦克格雷繁忙喧闹的办公室里，我用一种近乎病态的自虐把自己和别人隔离开，躲进一个孤独的幻想世界里。就我本人而言，这是不正常的，因为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喜欢与人为伴，真心地渴望友情，惟恐受到孤独那令人恐惧的重击。正是这种恐惧使得人人迈入婚姻的殿堂。在布鲁克林，我对朋友的需求感尤为强烈，而我也找到了他们，这不仅抚慰了我那被抑制的焦虑感，也使我能够投入写作。显然，只有最虚弱孤僻的人才能在寂静无声、四面秃壁的房间里不假思索地一天接一天地写作。等我从失去亲人的孤寂以及被葬礼搅得心烦意乱的写作情绪中松弛下来后，我觉得我应该到苏菲和内森那儿去喝杯咖啡，分享他们的友谊了。 但还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至少几个星期后，我才会被卷入那命中注定要爆发的我的新朋友们的感情漩涡里。在我们初次相遇时，这种极度紧张的情绪差点毁了我们大家。当这风暴再次爆发时--这不是那种为琐事而发生的争吵--十分可怕，比我曾经看到的还要凶猛，差点把我打懵。不过，这是后来的事。而此时，我住在那间有如牡丹花盛开一般的粉红色房间里，感觉舒服极了。另外一点，我无须再为楼上做爱的声音而心烦意乱。在那段时间里，苏菲和内森还住在二楼，以一种相当随意的方式同居着。每人有自己单独的房间，需要时就睡在一起。在谁的房间方便，就睡在谁的房间里。 这也许是因为那还是一种道德观念极为严肃的岁月。尽管耶塔对性的态度还算宽容，但苏菲和内森仍不得不分开来住--虽然距离不过是亚麻布铺就的走廊那么几步之遥，而没有搬进某一个人的宽敞房间里，无须掩饰地投入忘情的性爱游戏之中。那依然是一个婚姻至上的年代。还有，这是在弗拉特布西，一个既体面又像任何一个美国中部城镇那样热衷探听隐私和秘密的地方。如果两个人在耶塔公寓未婚同居，那它就会得到一个坏名声。于是，在苏菲和内森两个房间之间的那条过道便成为分割他们的中心点。现在这里非常宁静，因为我那两个朋友很快就要搬到内森的房间，到那儿去做他们那惊天动地的爱情游戏了--那里虽然不如苏菲的房间生动活泼、令人愉快，但如内森所说，夏天要来了，那里更凉快些。谢天谢地！我想，再也不会有什么来打扰我的写作与安宁了。 在最初几个星期里，我成功地掩饰了我对苏菲的暗恋。我小心翼翼地把热情埋在心底。我敢肯定，他们俩谁也没能察觉我每次见到苏菲时所遭受的那份煎熬。一方面，那时我还十分幼稚，从未对一个把心交给别人的女人有过性方面的幻想。另外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内森比我年长。这当然是一个关键问题。在二十多岁时，年长几岁比在以后的岁月里有价值得多。那时内森快三十了，而我才二十二岁，他在我面前无可非议地是一个"长者"；当我们都四十多岁时，这一点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苏菲和他年龄相仿。考虑到这些因素，再加上我极力装出来的漠然态度，我确信内森从未想到过我会是他在感情上的一个竞争者。朋友，是的。情人？这会让他们捧腹大笑的。正因为这样，内森在我和苏菲单独相处时从未有过顾虑。事实上，当他离开后，他还愿意由我来陪伴她。他确实也有理由相信我们，至少在头几个星期里，苏菲和我从未有过身体上的接触，哪怕是手指头碰一下，尽管我对此充满渴望。我成了一个很好的听众。我相信，正因为这种纯洁的超然心态，使我最终能对苏菲本人以及她的过去有更多的了解，远远超过内森所了解的东西。 "我欣赏你的勇气，伙计。"一天清早，内森在我房间里这样说道，"我真的很欣赏你干的事儿，打算写写南方别的事情。" "你什么意思？"我问道，心里觉得很奇怪，"什么叫写南方的勇气？"我倒了两杯咖啡。那是我们刚从康尼岛回来的那个星期的某一天早上。好几天来，我一反以往的起居习惯，每天黎明时分就起床，然后伏在书桌上一口气写上一两个钟头。有意思的是，每当完成不可思议的冲刺后--差不多写完一千字，内森刚好在我想歇口气的时候敲响了我的房门。他去上班路过我的房间，于是我便热情地邀他进来喝杯咖啡。好几天来都是这样，而我呢，乐得利用他顺路进来的时间休息一下。他这几天也起得很早。他解释说，他要去普费泽的实验室做一些很重要的细菌培养情况观察。他很想详细地给我解释他的实验，比如羊膜水和兔胎盘，以及稀奇古怪的酶、离子转移之类的东西。看我听得目瞪口呆、完全不明所以的样子，他很理解地哈哈一笑，不再往下说。这不是内森的错，他的表达能力相当强，只怪我不够聪明，尤其缺乏抽象思维能力，不能把他说的这些东西联系起来变成有意义的句子。我对自己感到痛惜，同时十分嫉妒内森的博学识广，比如他可以从生化酶一下子转到纯文学的话题上来。他现在正在这样做。 "我不认为写南方的事对我来说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接着说，"家乡的棉花地，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回答说，"我只想说你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正在走向没落。你可能认为我对南方一无所知，我在上星期天对你吼的那些有关博比.韦德的话也的确十分残酷而且不可原谅。但现在我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南方文学在这几年大势已去，另一个流派将取而代之。这就是我说你有勇气写南方的原因所在。" 我感到有些恼怒，不是因为这番话的逻辑性与真实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而是因为一个药房里的生物学家居然发表这样一套有关文学流派的定论。这关他什么事！但当我玩笑似地委婉做着文学唯美主义的抗辩时，他从侧面又一次向我发起攻击。 "内森，你他妈的确实是个细胞学专家，"我说，"你懂什么文学流派与传统观念？" "留克利希斯在《论事物的本质》中提出一个观点，一个科学家如果只关心科学，而不能享受艺术以及为艺术熏陶的话，那他就是个愚钝和不完全的人。我相信这一点，斯汀戈老伙计--这也许就是我关心你以及你的书的原因。"他停了一下，掏出一个看起来很昂贵的银质打火机，把我叼在嘴上的烟点着。"请原谅我鼓励你的这些不良习惯，我带着这个是为了点本生灯[1]。"他嬉笑着，接着又说，"事实上，我隐瞒了一件事。我以前一直想当作家，直到在哈佛读了一半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不可能成为陀斯妥耶夫斯基，于是才把我的聪明才智投向那神秘的人类细胞学。"　　"那么你以前真的想从事写作？"我问道。 "一开始不是。犹太母亲们总是对她们的儿子充满希望。在整个童年时期，他们都打算把我培养成一个伟大的小提琴家--又一个海菲兹或梅纽因。但坦率地讲，我缺乏灵感、天分，不过这让我对音乐有了很多认识。后来我决定当一名作家。那时在哈佛二年级有一帮我们这样的人，一帮痴迷于文学和文字的书虫。在剑桥大学一个迷人的微型文学园地里，我像其他的伙伴那样写了一些诗，还有很多糟糕的短篇小说。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会超过海明威。但最后我明智地认为，作为一个小说家，路易斯o巴斯德是我最好的榜样。然而，我真正的天赋并不在此，于是我马上从文学专业转到了生物学。这是个幸运的选择，我肯定是这样。我现在明白了，我所干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事实：我是个犹太人。" "犹太人！"我打断他，"什么意思？" "噢，我的意思是说，我敢肯定犹太文学将在以后的日子里对美国文学产生重要作用。" "噢，是吗？"我有些戒备地说，"你怎么知道？这就是你说我有勇气写南方的事的原因吗？" "我不是说犹太文学是惟一的流派，而是说它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流派。"他轻松坦然地说，"我也不是说你不能给你们的传统写法增添一点有意义的东西。仅仅从历史和种族的角度来看，犹太流派在战后会形成独有的文化风景。仅此而已。有一本小说已经有了这样的地位。它的影响不大，只是一本篇幅短小的小书，但它非常美丽，完全是一部年轻的天才作家的杰作。" "什么书？"我问。我想我的声音有些不对劲儿，于是又加上一句，"作者是谁？"　　"书名叫《摇来晃去的人》，"他回答说，"作者是索尔o贝娄。" "哦，去他的。"我慢吞吞地说，呷了一口咖啡。 "你看过这本书吗？"他问道。 "当然。"我说，露出一付满不在乎的神情。 "觉得怎么样？" 第27节 假装出来的哈欠 我忍住一个假装出来的哈欠，说："我觉得它太浅薄了。"实际上，我非常了解这本书，从不怀疑它值得一读，但从未发表过作品的苦恼使我对它心存妒忌。"它是一本很城市化的书，"我又加上一句，"非常独特。你知道，市井味太浓。"但我得承认，内森的话扰乱了我的心。看着他舒服地靠在对面的椅背上，我想，假如这个聪明的犹太人的儿子是对的，我为之奋斗的古老高贵的文学传统正在走向衰亡，那我岂不是会被那老朽的车轮轰隆隆地压个粉碎？内森对很多事物似乎都很有见地，他在这件事上的预言可能也是对的。我眼前突然出现一种奇怪的景象--我仿佛看见自己脸色苍白地在文学跑道上跑着艰难的第十圈，跟在列维和贝娄等一大群人快速跑动搅起的滚滚灰尘中大声咳嗽着。 内森正冲我微笑。那笑容十分和蔼，毫无挖苦之意。但突然间，与他的出现相伴而生的那种感觉再次袭来，他身上又隐隐透露出那种诱人而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凶兆。但这种微妙的感觉转瞬即逝，像一阵风似的在我的房间里来而复去。我立即定下神来，摆脱掉那种可怕的感觉，也冲着他笑了一笑。他穿着一件棕榈滩牌的茶色外套，鞣皮的，剪裁非常精致，看上去价格不菲。这使他看上去像个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与我几天前第一次碰见他时的那种野蛮样子相去甚远。那天他头发散乱，衣冠不整，正在过道里冲着苏菲大发雷霆。突然间，那些大喊大叫的吵闹，那句疯狂的咒骂--把你的大腿在那些江湖骗子医生眼前伸开吧--有如快被忘掉的电影中的那些恶棍们的对话一样，变得有些不真实起来(他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找到答案)。他脸上仍然挂着那种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我明白这人身上的谜要比我以往见到的更加费解，更令人头痛。 "哦，至少你并没有告诉我小说也快衰落了。"我终于开口说道。这时，从楼上传来一阵音乐声，柔柔的，如同从天上泻下一般，浸进我的房间，正好让我们转移话题。 "那是苏菲在放音乐。"内森说，"我让她在不上班的早上多睡一会儿，但她说不行。自从战争后，她就再也无法在早上睡懒觉了。" "现在放的是什么？"那音乐十分耳熟，可又想不起来。是巴赫的什么作品吧？我似乎在孩提时的第一堂音乐课听过，可现在早已忘记了。 "是巴赫的147号清唱曲中的一段，英文标题叫《耶稣，人间的快乐》。" "你那台留声机真令人羡慕，"我说，"还有那些唱片。可它们太昂贵了，一套贝多芬交响乐曲就要花掉我原来一周的工资。"我一下子意识到，在最初那些日子里，是对音乐的共同爱好才使我们之间的友情得以维系。内森只对爵士乐感兴趣；而我呢，总的来说喜欢古典音乐，也就是舒伯特以前的音乐，只有勃拉姆斯是个例外。那时，我和苏菲、内森一样，生活在一个特殊的音乐时代(那时摇滚乐还未出现，乡村音乐也尚未复兴)，音乐对我们来说远不只是一顿饭或一瓶酒，它简直就是麻醉剂。(忘了提到一点，在麦克格雷时，我的大部分空闲时间都是在唱片商店闲逛度过的)。那时音乐对我太重要了，如果音乐带给我的美妙和谐被长期剥夺的话，我可能会毫不迟疑地犯下许多危险的罪行。"你那些唱片真让我垂涎欲滴。"我说。 "你知道，老弟，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听。"我注意到他这几天开始叫我"老弟"，这让我暗自高兴。我想，我逐渐喜欢上他了。我是一个独生子，没有哥哥，可内森让我看到了某种兄长般的东西。而且，他的优雅和热情也掩盖了那些不可思议的举动，使我一下子把他的那些怪僻抛在脑后。"好了，"他接着说，"你只管把我的窝和苏菲的窝当作是两个……" "你的什么？"我问。 "窝。" "窝是什么？" "窝就是房间。"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这种说法。我很喜欢那个字。 "好了。苏菲和我上班后，你随时都可以来听唱片。莫里斯.芬克有钥匙。我去告诉他随时让你进去。" "噢，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内森。"我脱口叫道，"不过，天哪--谢谢你。"我被他的慷慨所感动--不，已经有些不知所措了。那时，唱片还不是人人都能消费的便宜货，人们对自己的唱片还不可能那么大方。那些唱片十分珍贵，在我的生活中还从未有过如此丰富的音乐。内森的慷慨无疑让我有了一种近乎骄奢淫逸的感觉，令我欢欣、雀跃。我曾有过的对丰满的女性肉体的梦想也未能像唱片这样刺激我的食欲。"我一定会爱惜的。"我迫不及待地说。 "我相信你。"他说，"你当然得十分小心。他妈的，这些塑胶唱片非常易碎。我敢断言，几年后肯定会出现防裂唱片。" "那就太好了。"我说。 "还不止这些。它们不仅防裂，还得是压缩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唱片的一面听完整部交响乐或者一部完整的巴赫大合唱。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的。"他说着，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他从犹太文学复兴讲到唱片的革命性变革。"音乐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了，斯汀戈。" "天哪，我只想谢谢你。"我说，还在感动不已。 "不用客气，老弟。"他回答说，目光顺着音乐传来的方向望去。"别谢我，要谢苏菲。她教我珍惜音乐，就好像它们是她创作出来的，而此前我并不珍惜它们。她也教我爱惜衣物，以及很多别的东西……"他停了下来，眼睛发亮，目光深远，"一切一切，生活！上帝，她真不可思议，是吧？"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崇敬之情，只有谈到崇高的艺术作品时，他偶尔会用这样的口吻。不过我赞同他的看法。我小声地说："她确实是这样的。"内森一点儿也未察觉到我那种充满嫉妒的可怜情感。 第28节 呼唤苏菲 如前所述，内森鼓励我多陪陪苏菲，于是在他上班之后，我毫无内疚感地站在过道里呼唤苏菲。那是个星期四，是她的休息日。当她的声音从楼梯上传下来时，我问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到公园去吃午餐。她高兴地大叫："太好了，斯汀戈！"然后便不见了。坦率地说，我的脑袋里此时满是女人的乳胸、小腹、臀部，尤其是上周在沙滩上见到的那个美女的肉体--内森愉快地端给我的那"一道不错的菜"。 尽管我淫心大乱，我还是回到书桌前，想再写上一两个钟头。周围差不多一直有动静，但不太明显。公寓里其他人来来回回地走动着。莫里斯.芬克一边打扫前厅，一边嘟嘟囔囔地骂着恶毒的脏话。耶塔从她三楼的房间里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下来，做每日一次的例行巡视。长得像头巨鲸似的莫伊西o穆斯卡特布里特前往他的犹太神学早课，脚步笨重，声震楼宇，可口里居然吹着"驴小夜曲"的欢快旋律，而且两者居然那样和谐，真是不可思议。过了一阵，我停下笔来，站在朝向公园的窗前，看见阿斯特丽德.温斯特恩--两个护士中的一个，刚从金斯县医院值夜班回来。她刚把房间门在我的房间对面"砰"地一声关上，另一个护士利莲.格罗斯曼又忙着从房间出来赶到同一家医院去上班。很难说她们两个谁长得更"朴实"一些：那个大骨骼的阿斯特丽德，哭丧着的扁平脸上总是一付似哭非哭的表情；而利莲就像一个挨饿的小麻雀，瘦得皮包骨头，那可怜巴巴的样子肯定不会让她看护的那些病人产生舒服之感。她们的"朴实"真令人心痛！我想，这令人灰心丧气的房屋毫无色情希望，但倒霉的运气也不会总躲在这房檐下吧。毕竟，我已经有了莱斯丽！我开始冒汗，呼吸也在加快，似乎有什么东西像急剧膨胀的气球一样，胀得我的胸膛隐隐作痛。 这样，我就要谈到性的问题了。这是我以前提到过的，我认为在布鲁克林的新生活中将会出现的非常生动的一个方面。就它本身的情节而言，与苏菲、内森没什么直接关系，因此我本打算把它放在一边，让它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故事里起一些作用。不过，它和洋溢在那个夏天的脆弱气氛融合在一起，如果不让它进入这个故事，就像人的身体被割掉某一部位一样--当然不是重要部位，而是如同断掉一指那样的感觉。除此之外，即使我暂且保留不写，这次经历中蕴含着的某种急切和难以捉摸的意味，以及那绝望的性行为，也将成为那个性迷惑的年月里可能发生的一切有意义的事件的注解。 不管怎样，那天早上，当我中断写作站在那儿，身体有些肿胀。我觉得，以如此的热忱与激情拥抱艺术，我理应获得最高奖赏，正如其他名副其实的作家一样。我也准备收下这份赠礼，作为对艰苦工作的必要回报--像食物和水一样不可缺少--它可以让我那疲乏的智慧得以恢复，让生活充满甜蜜。当然，我的意思是指，到纽约这么多个月来，我终于第一次安全地走出了疑惑，我就要得到一次满足。这一次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在数小时之后，正如春风化绿、落日黄昏一样，我就要刺入那个美丽无比的、性解放的二十二岁犹太姑娘莱斯丽.拉普德斯的身体里了(请押韵"啊，快喂喂我")。 正如我简单介绍的那样，那个星期天在康尼岛时，莱斯丽.拉普德斯实际上已向我保证，我可以得到她美妙的身体。我们约好在下个星期四晚上见面。我一心盼着我们的第二次相见，可能是因为太激动了，在等待的这几天里，我感到有些不适、恶心，甚至还有点低烧。我如此陶醉的主要原因是，我想这次我一定会成功。我肯定行！这回不会有什么障碍；和一个皮肤发烫、腹部性感的犹太姑娘性交的狂喜，女孩那深不可测的眼睛，被太阳晒成黄褐色的腿，等等，这一切都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不是一个幻想，它是真真切切的！在我短暂而炙热的性生活中，我还从未体验过征服的感觉(不过那时的年轻人几乎都没有)，为星期四的到来而等待的这种感觉真美。或许人们会夸耀调情、追逐的激动喜悦，以及很难实现的诱奸后的兴高采烈，它们的确也都拥有各自不同的独特奖赏。不过，十拿九稳的期待更令人愉快。我知道一切都会准备好等在那儿。所以，在沉醉于创作的那几个钟头里，我一直想着莱斯丽和即将到来的幽会，想象自己吮吸着那犹太姑娘的丰满乳房，那些东西对托马斯o沃尔夫来说是那么地亲切。这情景就像一只南瓜灯一样，在我发昏的脑中闪亮。　　还有，我早对这次的期待有一种"正确"的感觉。我认为，无论多么贫寒的艺术家，只要他是真诚的，至少都应该享有它。另外，在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如果我出牌正确，不犯下什么大错，让自己继续保持查理一世时代保皇党的那种冷峻态度的话--这使得莱斯丽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对我产生了疯狂的激情--那么，上帝赐予我的礼物肯定会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排上我每天的活动日程。我将会不分早晚地每天在床上与莱斯丽嬉戏，并使得我的创作质量大大提高，而将那些有关性的高尚化的苍白教条撇在一旁。行了，我本来就怀疑我们的关系里是否有爱，因为从一开始，我被莱斯丽吸引的大部分原因就是她的美貌，完全没有我对苏菲的那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理想情感。我将这些深埋在心底。在我的一生中，莱斯丽第一次让我用平静、探索的方式品尝了人体交融的滋味。直到现在，那些狂欢的场面还停留在我的脑际，就像在翻阅一本性知识的百科全书。通过莱斯丽，我终于可以满足酝酿已久的那种原始饥渴了。在我等待星期四的幽会的那段时间里，莱斯丽那清晰可见的形象总是出现在眼前，我们共涉爱河的情形始终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欲。 我想，对这十年作一个简单的反思，可能对解释莱斯丽对我的最初的摧残性的影响有一定帮助。五十年代的人所写的那些有关性的回忆，大部分充满伤痛。而四十年代则糟糕得多，正是性神厄洛斯最为可怕，我们的先辈竭力想保持的清教徒主义向色情主义过渡的时期。性已走出私室，但如何处理却成为人们普遍头疼的问题。莱斯丽"想尝尝阴茎的滋味"，便是那一时期的集中体现--那活跃的姑娘说出了她同龄的整个一代人的心声，崇尚自由，但同时又无情地坚守着贞操，在获得成功后偷偷溜回房间哭泣。(噢，那未受伤的处女膜！噢，那些残留在丝绸内衣上的指痕！)--那不是谁的错，只怪那个年代。回想起来，那时的人们必须把那种不和谐看作是一个可怕的势不两立的任务去完成。社会第一次极为有限地允许甚至鼓励情欲，但仍然严禁肉体的满足。也是第一次，汽车有了宽敞的加上软垫的后座。这给两性之间的关系创造了一种史无前例的不安与困惑。对那些怀有野心的尤其是既年轻又贫困的剑客们来说，那确实是一个残酷的年代。 当然，那时的人们也很容易弄到一个"职业女郎"，我的大多数同龄人都有过那么一次--通常也只有一次。而莱斯丽的最妙之处，便是她那毫不含糊的承诺和保证。这样的话，她可以将我从曾经经历过的那次感情崩溃中挽救出来。在那次所谓的性交中，尽管我完成了一切，却全然丧失了从十四岁起就"开始练习"的那种激情。我变得十分冷静，冷静得连自己都觉得可怕。简而言之，我怀疑自己不正常，是一个真正的半处女[1]。但问题是我并不是真正的反常，也与讨厌的神经官能压抑没什么关系，否则我也许已经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了。不，情欲的障碍还只是件小事，是我的恐惧与当时那令人窒息的时代精神毁了一切；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这种时代精神使得性成为一种负罪的噩梦般的藻海。当时我还只是个初入社会的十七岁学生，在北卡罗来纳的一家每晚两美元的廉价旅馆里与一个烟叶地里的老妓女胡搞一通，最后却弄得一团糟。这不仅仅是因为她那愠怒的嘲笑(我就像一只老掉牙的乌龟一样跨在她那衰老的腰上)，也不是因为我喝了太多的啤酒而变得迟钝起来(我喝酒是为了镇静并减轻焦虑)，而是因为我害怕染病而戴上了两个避孕套--当她猛地把我从她身上推开时，我才沮丧地发现这个原因。 除那次事情外，我遇上莱斯丽的那个下午之前的所有经历都不过是毫无价值的垃圾。换句话说，就是典型的四十年代型恋爱。我曾在电影院的包厢里与人接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另一次，我在一个树叶茂密黑漆漆的深巷里，偷偷地用手真正感受了几秒钟的"赤裸的乳房"。我的心狂跳不止，但事情也到此为止。还有一次，我终于摘掉了一个胸罩，却发现那不过是个冒牌货，里面衬了两个球形海绵垫，那胸部像男孩子一样，扁平得像一个乒乓拍。这就是我在布鲁克林那三个月里有关性的记忆。每当我伤感地打开这扇记忆的闸门，里面总充斥着令人不安的黑暗，汗水，低声的责骂，撕开的兴奋剂，悄声说着的那些禁令，压迫的勃起，卡住的拉链，以及受阻的腺体分泌物散发出的湿热的瘴气…… 第29节 神圣的殉教之地 在我的心灵深处，纯洁是一块神圣的殉教之地。我是一个独生子，不像别的男孩子曾见过他们的姐妹的裸体。我从未见过一个完全裸体的女人--包括那次在那家廉价旅馆看见的老妓女，她在整个过程中一直穿着一件臭哄哄的衬衫。我已不记得我幻想的第一位情人的具体模样。我并不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人那样按一种愚蠢的模式将女人理想化，因此我确信，我从未期待过与一位贞洁甜蜜，刚刚从祭坛归回的女人上床。我想，在美好的将来，我总能遇上一位可爱的姑娘，她会挣脱禁忌，让我和她一起欢闹；我会让那个小新教徒在汽车的后座把我累得半死。但有一件事我没有想到。我从未想到我的梦中情人会在语言上也一无禁忌；我过去的女友还没有说到"胸部"这个词儿时不脸红的。实际上，当听到女人们说"他妈的"时，我已经习惯了缩在一边不开腔。你可以想象，当莱斯丽在我们碰面的短短两小时后，在沙滩上像头小母狮似的伸开她那美丽的双腿，一双杏眼用一种我曾梦寐以求的巴比伦放荡妓女的眼神挑逗地直视我的脸时，我所产生的那种震惊，那是一股伴随着惊吓、怀疑，同时又混杂着喜悦的激流。我太年轻了，心脏简直不能承受这样的刺激，有几秒钟的时间它甚至停止了跳动。 但并不只是莱斯丽那令人头晕目眩的率直眼神使我产生燃烧的感觉，还有当时的那种气氛。内森做救生员的朋友墨迪在他的了望台边给我们划了一小块沙滩作休息地，我们就在那儿坐着闲聊。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最肮脏的话，还有莱斯丽充满挑战与渴望的淫荡目光。那目光赤裸裸地发出一个邀请，就像套在我脖子上的一个绳套。等恢复理智后，我用一种弗吉尼亚绅士般的简洁超然的腔调(同时我已意识到，一开始让她迷上我的就是这种腔调)回答说："唔，甜心，看你那样，我猜我一定能让你满意的。"她不可能知道我的心跳得有多快，尤其是刚才那危险的心脏停搏之后。我的腔调与措辞把莱斯丽逗得乐不可支，明显地征服了她。我用考究、夸张的语言使懒懒地躺在沙滩上的她一直笑个不停。她刚从大学毕业，父亲是一个塑料制品商。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限制因素以及刚结束的那场战争，使她从未离开过布鲁克林，去到比新罕布夏州的温尼培索基湖更远的地方。(她笑着告诉我，她在那儿的聂霍克营度过了十一个夏天，那里是传说中的神仙出没之地。)她说，我是与她交谈的第一个南方人。 那个周日下午的开始，成为我一生中所有模糊回忆中的一个愉快的模糊。康尼岛，华氏七十九度，生气勃勃的沙滩景象，空气中弥漫着的爆米花、苹果糖的甜香味--还有苏菲。她使劲地拽我的袖子，然后又去拉内森，非要我们去参加所有的刺激游戏。我们去了。越野赛跑！冒着生命危险玩翻滚列车[1]，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还玩了一种名叫死那伯的令人头晕目眩的新游戏，那铁臂把我们三个人乘坐的吊篮抛向空中，我们绕着轨道飞速旋转着，尖声大叫。这些刺激的游戏令苏菲狂喜异常，我还从未看到过一个人甚至是孩子有过这样的欢乐。她兴奋地大声尖叫，是那种甜蜜的刺激引发出的原始的欢叫。她紧紧抓住内森，把头埋在他的臂弯里，叫着，笑着，直到把眼泪笑出来。而我呢，玩这些东西还行，但跳伞就令我畏缩不前了。这是1939年世界博览会遗留下来的一个传统运动项目，是从两百英尺的高空跳下，绝对安全，但我只看了一眼便觉得头晕目眩。"胆小鬼，斯汀戈！"苏菲一边叫一边猛拉我的手臂，但她再怎么恳求也打动不了我。我嚼着一块爱斯基摩馅饼，一边看着穿着旧式的时髦衣服的苏菲和内森坐在座舱里沿着缆绳慢慢升起，越来越小。他们在最顶端停了一下，几秒钟令人窒息的恐惧，然后便顺着垂直的吊杆飞快地往下落。苏菲的叫喊声越过下面沙滩一直传到远海的船上。这一跳是她最陶醉的时刻。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着，一边还继续不留情地嘲笑我的胆怯--"斯汀戈，你不知道有多好玩！"--当时，我们正沿着木板路朝沙滩走去，周围挤满了肥胖的和干瘦的，可爱的和奇特的，各种各样的肉体。 除莱斯丽和莫特.哈伯之外，还有几个年轻人趴在墨特的了望塔旁的沙地上。苏菲、内森和我一样，刚刚才认识他们。墨特十分和善，身材高大健壮，毛发浓密，一副标准的救生员形象。他把我们介绍给那三个穿着拉斯德克斯游泳裤的皮肤黝黑的年轻男子艾文、雪莱和伯特，以及三个身材姣好、肤色如蜜糖一般的女孩子桑德拉、雪莱--啊，还有--莱斯丽。墨特对所有人都过于热情，但他们却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冷漠甚至敌意。作为南方人，我习惯与别人真诚地握手，而他们却不太想握我的手，好像我伸出去的是一个黑线鳄似的。这让我有些不快。而当我审视这群人时，又忍不住感到有点尴尬。我瘦骨嶙峋，肤色苍白，没有多少血色。这是我家遗传的肤色。在这堆身强体健、皮肤黝黑得像地中海海豚一般的躯体里，我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病弱干瘪。我多么羡慕那些能让色素沉积为一种成熟的胡桃木色的健康身躯啊。 他们中有的带着角质无边眼镜。根据他们谈话的内容以及散乱放着的几本书(其中一本是《性高潮的功能》)，我猜测他们是一群学者。我猜对了。他们不是布鲁克林大学的毕业生，就是与这所大学有某种关系的人。只有莱斯丽上莎拉o劳伦斯的课程，而她也是惟一不冷淡待我的人。她穿着一件奢侈的(至少在那个时候)的二件套白色泳装，肚脐露在外面。我飞快地想了想，这可能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女人的肚脐。莫特.哈伯介绍她时，她友好地一笑，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投来不信任的一瞥。她用目光坦率地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然后作了一个手势，示意我坐到她身边去。她的身体在炽热的阳光下冒着汗，散发出一股香味，我像一只野蜜蜂似的一下子被她迷住了。我舌头打结，说不出话来，只是呆呆地看着她。她真的就是我的童年爱人米莉卡莫.布克庞德长大成人的样子。她的胸部丰满迷人，乳沟更显神秘。我从未这么近地看过女人的胸部。我真想把鼻子埋进那温润的犹太女人的胸口，发出一阵快乐的叫声。 后来，我便和莱斯丽闲聊起来(我记得是关于文学方面的，这得感谢内森提到我是个作家)。我意识到异性相吸的原理正在产生效果，而一个犹太人与一个非犹太人也正处于相互吸引的强磁场中。一点没错--从莱斯丽身上流露出的热 流几乎立即涌上了我的心头。那是一个人一生之中很少体验到的闪电般的激情。不过，我们也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莱斯丽和我一样主修英文，还曾发表过一篇关于哈特.克瑞恩的论文；她对诗歌也十分在行。但她的观点却不属于正统的学院派，举止也十分放松，所以我们能轻松自在地交流，尽管我的注意力一再被她那大得惊人的胸部吸引过去；还有她的肚脐，我设想着用舌头去舔盛在里面的柠檬水或别的什么美酒。在谈到另一位布鲁克林的桂冠诗人瓦尔特.惠特曼时，我发现不必全神贯注地听她说话。在大学或别的地方，我曾玩过无数次这样的游戏。经验告诉我，交谈只是一个开始，一种男女双方相互感觉的序幕。在这种感觉中，听别人说什么远不如自信和权威的谈吐更为重要。在现实中，它就像一种仪式化的求偶舞，只能让人们的思想开小差。于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注意力便溜到莱斯丽丰腴的肉体上，以及从身后传来的那些话语里。我几乎听不懂那些无意中听来的话，所以刚开始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脑袋。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不是在开玩笑。这些只言片语中有着一种忧郁的一本正经的味道，几乎人人都是这样开头的："我的精神分析医生说……" 这些话使我困惑，同时又吸引了我；还有，他们对性的直率也令我惊讶。从八岁开始，我就没再体验过这种感受。我的耳朵都红了。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回到住处，凭记忆把他们的话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这些笔记现在已经泛黄，我把它们从诸如父亲的信件之类的纪念物中清理出来。虽然我已发誓不再用那年夏天记的那些笔记来烦读者(这确实很乏味，是想象力逐渐衰退的一个征兆)，但我还想再破一次例，将当时记下的一些内容原文照录。它记载的是1947年，当精神分析在战后美国兴起时，人们言行方式的一种表现：　　叫桑德拉的姑娘："我的精神分析医生说，我的感情已从敌对阶段转移到温情阶段。他说，这通常意味着精神分析的障碍在减少，我的分析治疗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长时间沉默。耀眼的阳光，海鸥在蔚蓝的天空中飞翔，天边青烟袅袅。多美好的一天，天空仿佛在为自己唱着颂歌，如席勒的《欢乐颂》之类。天哪，究竟是什么在折磨他们？我从未见过如此忧郁、颓废、绝望、静默的沉重气氛。终于有人打破了这冗长的沉默。 叫艾文的家伙说："不要太温情了，桑德拉，你可以把布朗夫曼医生的阴茎放进你的身体里。" 没有人笑。 桑德拉："那并不好笑，艾文，其实你说的话令人恶心。情感转移并不是一个可笑的问题。"　　更长时间的沉默。我极为震惊。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在一个男女混杂的公开聚会中听到过四个字母以上的庸俗下流的词语。我觉得我那老实巴交的新教徒的生殖器已缩成一团。这些人确实很开放。但如果真是这样，他们为什么又如此沮丧呢？ "我的精神分析医生说，任何一种感情转移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无论是温情的还是充满敌意的。她说，这证明你还没有摆脱恋母情结。"这话是那个叫谢莉的女孩子说的。她没有莱斯丽漂亮，但同样有两个硕大的乳房。正像托马斯.沃尔夫所说，犹太女孩的胸部都不可思议地发育奇好。除了莱斯丽，所有人给我的印象都像是在参加一场葬礼。我注意到苏菲走了过来，听着他们的谈话，刚才那些疯狂刺激的游戏带给她的快乐似乎已消失殆尽。那张美丽的脸上郁郁不乐，一言不发。她太美了，即使在情绪低落时她也很美。她不时抬眼看着内森--她一直在用眼光搜寻着他，好像担心他离开似的--别人说话时，她就那样一直凝视着他。 一些片断：　　"我的精神分析医生说，我一直滞留在性器官成熟之前的心理状态，所以达不到性高潮。我很难克服这一点。"(桑德拉) "几个月的分析治疗后，我发现我想插入的不是我母亲，而是我姨妈塞迪。"(伯特)(轻微的笑声) "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之前，我完全是个性冷淡者，你能想象吗？可现在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性交。威廉.里齐已经把我变成了一个性欲狂，我指的是在精神上。" 第30节 莱斯丽的话语 最后几句话是莱斯丽说的。她一边说一边翻过身来伏在沙滩上。她的这些话对我的性本能影响很大，并使得后来那些表达性欲方面的词索然寡味。我已不只是满怀情欲，而是差点在情欲中晕厥过去。她难道不知道这些污浊的无法形容的情话，像利剑一样攻破了我那天主教徒的岌岌可危的堡垒吗？我太激动了，以至于整个阳光明媚的海景--满沙滩的游泳者，翻卷着的白色浪花，头上嗡嗡直叫、机尾垂下印有"阿肯塔克赛马场狂欢之夜"字样的彩旗的飞机--突然都浸入一副色情画卷之中，被滤上一层淫秽的红蓝色。我盯着莱斯丽，她又换了个姿势--褐色的长腿，结实的臀部，丰满而均匀的线条轻轻流到那亚铜色的长有淡淡斑点的如海豹般光滑的背部。她一定猜到我渴望去拍那脊背(其实我那只汗湿的手早已在意念中按摩了她那可爱的屁股，如果不算这个的话)，因为她回过头来对我说："喂，帮我擦点防晒油，好吗？我都快被烤熟了。"从这一刻开始，我们俩变得亲密起来。我用手在她身上涂抹着防晒油，从肩膀一直抹到臀部上方的凹陷处，那是她股沟的最上端。我的手停在那儿，颤抖着。她的股沟处的汗闪闪发亮--那个下午成为我记忆中十分迷蒙却令人愉快的一段狂想曲。 我们从木板路边的酒吧买来许多听装啤酒。这当然有助于我一直处于兴高采烈的状态之中；甚至当苏菲和内森突然对我说再见--苏菲显得十分苍白、郁闷，她说身体不太舒服--并很快离开后，我仍然情绪亢奋。(现在想起来，他们的突然离去当时曾让大伙儿沉默了好一阵子，后来有人打破了沉默："你们看见她胳膊上的刺纹了吗？")后来又谈了大半个小时，他们那吵吵闹闹的谈话逐渐让我失去了兴趣；而酒精与淫心则使我壮起胆子问莱斯丽，她能否和我一起走走，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谈一谈。那时天空乌云密布，我们便在木板路旁的一家咖啡屋里坐了下来。莱斯丽喝七喜，我则一罐接一罐地喝了很多百威啤酒，喝得浑身热血沸腾。不过，还是让我把那天下午发生的事续写下来吧：　　莱斯丽和我坐在一家叫"胜利者"的餐厅的酒吧里，我已经有点醉了。我从未体验过这样性冲动，像一股电流从身体中通过。这个犹太美女比我在弗洛里达和北卡罗来纳州看到过的所有处女都要性感。同时，她十分聪明，这证实了亨利.米勒的观点，他说性应更多地表现在头脑里，即无声的姑娘，无声的操纵。我们的对话像大海的浪花一样进进退退、起起落落：哈特.克瑞恩，性，托马斯.哈代，性，福楼拜，性，叔本华和尼采，性，哈克.贝利.芬，性。我的聪明才智使她兴奋不已。如果不是在公共场所，我肯定已把她带上了床。我在桌上伸手抓住她的手。她的手潮潮的，似乎也充满渴望。她用速度很快的布鲁克林口音说话，有些像曼哈顿上层社会的腔调。她表情动人，不时露齿一笑。她太可爱了！但真正让我入迷的是后来一小时里我们的闲聊。 我写这些东西时没有丝毫的讽刺意味。当发现这一点时，我觉得微微有些脸红(实际上只能是"微微")，这些东西表明我与莱斯丽的相遇是多么真实，或者说，我那时的感情是多么强烈和愚笨--或更简单地说，我的头脑在二十二岁时是多么容易受到暗示。不管怎么说，当莱斯丽和我在那天傍晚时分再次回到沙滩时，那儿仍然热浪滚滚，但了望塔周围那群情绪消沉的精神分析对象们已经离去，留下一本《党人杂志》半掩在细沙里，以及一支挤完了的防晒鼻油膏，和一瓶只剩下一点点的可乐。于是，我们又亲密地在一起闲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没完没了地闲谈着。我们都明白，我们在那个下午向一个盲目疯狂的旅途共同迈进了第一步。我们肩并肩地趴在沙滩上。我用手指尖轻轻触摸着她的脖子，感受着她跳动的脉搏，她起身打了一下我的手，说："我的精神分析医生说，人类永远是自己的敌人，直到他懂得每个人惟一需要的只是一次奇妙的性交为止。"我听见我那有些犹豫却十分严肃的声音说："你的精神分析医生一定是个聪明的人。"有好一会儿，她一言不发，然后她转身直直地看着我，带着毫不掩饰的真挚的渴望，慢吞吞地但十分坦率地发出了令我停止心跳、思绪一片混乱的邀请："我敢打赌，你能带给一个姑娘那种奇妙的感觉。"于是我们定下了下周四晚上的约会。 星期四早上终于来临。正像我所说，随之而来的狂喜差点让我无法承受。我在粉红色书桌前坐下，尽量不去想我的不适与发烧，争取能写上两三个钟头。中午过几分，我觉得饿了。我一上午都没听见苏菲的声音。不用说，她一定在埋头苦读。她一直在刻苦自学。在遇见内森的那一年里，她的英文阅读能力虽说还不尽完美，但进步神速；总的说来，她无须再借助波兰译文，便能被马尔科姆.科里编的《福克纳选集》深深地吸引。我想，她被沉迷其中的同时也会深感困惑。"瞧那些句子，"她曾说道，"一直不完像条长蛇。"但她却是个很内行的读者，完全能领会福克纳作品中错综复杂的描述以及那汹涌的力量，她为之感到惊讶无比。那本选集的文章我几乎能全部背诵下来，因为在大学里，我读完了福克纳所有的著作。由于我的推荐--就在我们初次相见的那个星期天，在地铁还是什么地方--内森买了一本并把它给了苏菲。从那时起，我们常在一起，我给苏菲解释福克纳，这带给我极大的乐趣。我不仅解释那神妙的密西西比方言，还在荆棘四伏的福克纳语词丛林里为她指明方向。　　尽管十分吃力，但那些文章却震撼了她的心，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写作风格有点像什么人，很压抑！"她对我说，然后又加上一句，"很显然，他从未接受过精神分析。"当她下这个判断时，她的鼻子鄙夷地皱了一下，显然，上周晒日光浴的那群家伙也让她很不开心。当我对弗洛伊德入迷时，同样的对话却使苏菲感到厌恶，并立即和内森逃离了沙滩。"沙滩上那些奇怪的人，都在揭自己的小……疥疮。"有一次内森不在时，她向我诉苦道，"我讨厌这种……"这时她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词--"无病呻吟！"虽然我明白她的意思，但对她那种强烈的反感还是有些吃惊。当我上楼叫她出去野餐时，我想，这不仅仅是势不两立的两种观念的冲突，或许是她所抛弃的那个严厉的宗教教义遗留下来的不协调的痕迹吧。 我并不想吓苏菲一跳，但她的房门半掩着，我看见她穿得--"很体面"(用女孩们的话来说)，于是我没敲门便走了进去。她穿着一件晨衣之类的长袍，站在宽大房间的最里头的镜子前梳着头发。她背对着我--有那么一会儿，我敢说她并不知道我的存在。她正用手捋着那头油亮的亚麻色头发，发出咝咝的声响，在静谧的午时十分清晰，还带着残余的淫欲--我知道，在我心中翻腾的其实是对莱斯丽的那些欲念。我突然一阵冲动，想冲过去从背后抱住苏菲，把鼻子埋在她的脖子上，用双手抓住她的乳房。当我静静地站在那儿看着她时，这种想法在我心中肆无忌惮地冒出。我后来意识到，我不应该这样偷偷溜进来侵犯她的隐私，于是我轻轻咳了一声。她吓了一跳，一下子从镜子前转过身来，一张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脸出现在眼前。就在那毫不留情的一瞬间，我看到了一张衰老的巫婆般的脸，脸的下半部整个塌陷下去、皱成一团，只现出一张像撕裂的伤口般的皱巴巴的嘴和一副衰老的面容。这是一副面具，一副枯萎而可怜的面具。我惊得目瞪口呆。 我正要叫出声，她却先叫了起来。她赶紧用手捂住嘴，然后逃也似地躲进了浴室。我愣愣地站在那儿，十分尴尬。过了许久，浴室门后传来一阵模糊的响声。我这才注意到留声机上还放着斯卡拉第的钢琴奏鸣曲，正轻柔地响着。"斯汀戈，你什么时候才学会先敲门然后再进女士的房间？"我听见她高声说，声音里满是调谑而不是恼怒。那时--也只能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我所目睹的一切。我很感激她没有生气，并被她的宽宏大量所打动。我正在疑惑自己没牙时被人看见会是怎样的反应，苏菲从浴室出来了，脸上仍有淡淡的红晕，但显然已镇定自若，甚至可以说是光芒四射。她的脸又重新组合了一般，完美地再现了美国牙科医学令人称绝的了不起的杰作。"走，我们到公园去吧。"她说，"我快饿晕了。我……是饿死鬼下凡！" 这个"饿死鬼"，当然是典型的福克纳式语言。我被她的活学活用，以及她那回复的美丽逗乐了。我不禁大笑起来。 "百威啤酒，黑麦面包，还有芥末。" "五香烟熏牛肉！"她接着说。 "意大利式腊肠，粗裸麦面包，加瑞士奶酪，"我又说，"还有酸泡菜。" "不要说了，斯汀戈，你要馋死我了！"她尖声笑着说，"走吧！"于是，我们途经希梅尔华丽熟食店，一路直奔公园。 第31节 水果馅饼的味道 内森通过他的哥哥劳瑞.兰道给苏菲弄了一付精美的全口假牙。他们在布鲁克林大学图书馆相遇后，内森很快确诊了苏菲的病情，尽管他不是十分专业，但他的哥哥却在治疗方面助了一臂之力。后来，在那个夏天的一个十分严肃的场合，我见到了劳瑞。他是福利斯特.希尔斯的一个泌尿科医生，有着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大约三十五六岁，在那一领域中已 卓有成就。他还在哥伦比亚医科大学任教，对肾功能的研究使他在很年轻时便引起医学界广泛的关注。有一次，内森用一种十分钦佩的口吻谈起了他的哥哥。劳瑞也曾参军作战，获得过很高的奖赏。作为海军医疗救护队的一名上尉军官，他在神风突击队袭击停靠在菲律宾附近海面的航空母舰的那次战斗中表现得十分英勇，以极其精湛的外科技艺为自己赢得了一枚海军十字勋章--这种嘉奖通常不授予医务人员(尤其是一个踏进反犹的海军军营的犹太人)。1947年，人们对战争与荣誉还记忆犹新，能产生共鸣。对内森来说，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苏菲告诉我，内森在图书馆里把她救起之后，她很久都不知道他叫什么。让她铭刻在心的是他在第一天里的温柔体贴，以后也是这样。或许是因为刚开始时，她只记得他弯下身来，轻声对她说："让大夫来处理这一切吧。"她无法分辨那是否是玩笑话，所以她以为他就是一个医生。那时，他用手臂搂着她，让她靠在他身上，坐出租车回耶塔公寓，一路上不停地悄声说着一些安慰话。"我们会把你重新组装好的。"她记得他用开玩笑的口吻这样说道。她的唇边露出一丝笑容，这是她晕倒后第一次想笑。"你不能再像这样晕倒在图书馆里，把别人吓得半死。"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亲切，宽厚，让人踏实的东西，他的存在能让人一下子放了心。他们回到她的房间(午后直射的阳光把房间变得又闷又热，她又一阵眩晕，一下子倒在他的身上)。他轻轻地帮她解开衣扣，把弄脏的衣服脱下，然后把她慢慢地扶到床边让她躺下。她只穿着一件背带式内衣躺在那儿，感觉好多了，头也不晕了。她的两眼向上看着，想对那张陌生的脸挤出一丝笑容，可她觉得十分困倦，全身无力。"我怎么那么累呢？"她听见自己微弱的声音在问他，"我这是怎么了？"她仍然以为他是个大夫。当他用一种悲哀的神情默默地注视着她时，她还以为他在做诊断。直到后来她才发现，他是在看她手臂上刺的数字。她赶紧想用手去蒙住它(真怪，她已很久不在意这些数字了)，但他抢先抓住了她的手，轻轻握住她的手腕，开始为她把脉，就像他在图书馆里做的那样。他有好一阵子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握着她的手，令她觉得十分安全。他在她耳边轻声说着安慰的话，话里带有玩笑的口吻："医生认为你需要服用大剂量的药，为你美丽、苍白的脸庞增添一些颜色。""医生"又来了！她平静地进入梦乡。但只过了几分钟，她又醒了过来，睁眼一看，医生不见了。 "噢，斯汀戈，我记得很清楚，有相当一段时间我感到很痛苦。你瞧，这多奇怪！我甚至还不认识他，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姓名！我仅仅和他相处了一个小时，或许还要更短一些。现在他走了，我却有了一种伤痛。这伤痛很深很深，我惟恐他不再回来，害怕他会永远离去。这就像失去一个很亲的亲人的那种感觉。" 一种罗曼蒂克的幻想出现在脑海里，我忍不住问她是否陷入了情网。我问，这是不是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奇妙的一见钟情呢？ 苏菲说："不，我不太肯定--但那时不会是爱，我想不是的。不过，也差不多吧。"她顿了一顿，又说："我也不知道，发生这种事真是太愚蠢了。这怎么可能呢？与一个男人相处不过四十五分钟，而他离开后，竟然会产生空虚的感觉！我真是疯了[1]！你不这样认为吗？我疯了似的想他回来，简直想极了。" 我们俩的午餐是一种随意挪动的野餐，在希望公园的每一个阳光充足或阴凉避光的角落里，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已记不清我和苏菲一起共享过多少次这样的野餐--肯定有六七次，或许更多一些。也记不清我们曾在哪些岩石的缝隙、僻静的幽谷和无人的小径旁，打开浸透油渍的牛皮纸袋，摆上半品脱装的海豹牌牛奶和那本《奥斯卡.威廉姆斯美国诗集》。我试图为苏菲补上在诗歌方面的正规教育，正如几个月前那位胖胖的斯坦老师所做的那样。这本诗集成了我们的教材，里面的许多书页已印上手指印，并且还折了角。只有一个地方让我记忆犹新。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绿草茂密、延伸到一个湖中的半岛，平时无人光顾。那里有一群天鹅，大约六只左右，看上去十分好斗。它们在芦苇丛中潜行，不时摇摇摆摆来到草地，到处东张西望，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叫声，争相抢吃着我们掉在草坪上的面包屑和别的食物。有一只母天鹅个头很小，不像别的天鹅那么敏捷，眼睛还受了伤--毫无疑问，那是布鲁克林某个凶残的两足动物的战果，这使它带有一种盲眼的淡然神态。这让苏菲想起了住在洛兹的表兄泰德乌兹，他十三岁时便患白血病死了。 我无法进行这种拟人的想象，自然无法理解一只天鹅怎么会与人相似。但苏菲发誓说他们像得要命，并开始叫它泰德乌兹。她从纸袋里拣出碎面包屑向它扔去，一边用波兰语对它小声咕哝着什么。我还从未见到苏菲发牌气，但她被其他天鹅专横、霸道的行为和贪得无厌的样子激怒了。她用波兰语冲着那只肥大的天鹅诅咒着，威吓着，以使泰德乌兹能吃到更多的残渣剩食。她如此强烈的举动令我吃惊。那时，我没有--也不可能把对弱者的保护与她的过去联系起来，但她为泰德乌兹的所做的一切既可笑又令人吃惊。尽管如此，我描绘这幅"苏菲与天鹅"画面还有着别的也是个人的动机。我现在才明白，在那个"半岛"，那个夏日的午后，发生了这小小的一幕后，当落日的余晖照耀着我们身后的海湾大桥和孟桑赫山岗时，苏菲用一种混杂着希望与绝望、但多半是绝望的声音，向我讲起了她与内森在最近那些令人震惊的岁月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她崇拜他(即使她对我诉说时仍然这样)，把他看作救命恩人；但同时，他也正在将她领上毁灭之路…… 那天，一小时后，他又回到她的房间。这让她松了一口大气。他来到她的床前，用那双温柔的眼睛又一次盯着她说："我想让你去见见我哥哥，好吗？我刚才去打了几个电话。" 她有些摸不着头脑。他在她身边坐下。"你为什么要带我去见你哥哥？"她问。　　"我哥哥是医生，"他回答说，"一个最棒的医生。他能帮助你。" "可是你……"她欲言又止，"我以为……" "你以为我是医生？"他说，"不，我是个生物学家。你现在感觉如何？" "好些了，"她说，"好多了。"这是真的。她的确好多了，她想是因为他的出现。　　他带来一个杂物袋。他打开它，麻利地把里面的东西一一取出，然后放在她床头的一个平板上。她平时用这平板作餐台的。"喏，这是吃的[1]。"她听见他说。她咯咯地笑了起来，因为他又开始逗乐。他突然用一种意味深长的华丽的依地语，一边摆放一边念叨着那些瓶瓶罐罐的名称，脸上是弗兰特布西老店员般的表情，木讷无神，神经兮兮。他让她想起了丹尼.凯茨(她看过许多次，是她所看过的电影中让她着迷的极少的人物之一)，还极富创造性地加以夸张。他停下来后，她还在无声地笑着。他转身对着她举起一个贴着白色标签的罐头，那标签已被冻出的霜珠打湿了。"马德里肉汤，"他用平常的声音说，"我发现了一家小杂货店，他们冰冻贮存这东西。我想让你把它吃下去，这样你就能游上五英里，像埃丝特.威廉斯一样。"　　她发现自己有了食欲，空空的肚子一阵痉挛。他把肉汤倒在她那只廉价的塑料碗中。她用肘支起身体，愉快地吃了起来，细细地品尝那胶冻状的肉汤，凉凉的，有水果馅饼的味道。最后她对他说："谢谢，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第32节 波兰宝贝儿 当他在她身旁坐下时，她又感觉到他目光中的那股力量。他有好一阵子没有开口，尽管她信任他，可还是感到有些不安。终于他开口说道："我敢拿一百美元来打赌，你患有严重的贫血症，可能缺叶酸或是b12，但最可能的是缺铁。宝贝儿，你最近吃得好吗？" 她告诉他，除了最近几周处于半绝食状态外，她在过去六个月的饮食一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但我有个问题，"她解释说，"我不能吃太多的动物脂肪。但别的还行。" "这就是缺铁的原因。"内森说，"从你讲的情况看，你摄入的叶酸和b12足够了。人对这两种东西的需要只是一点点。然而铁却是十分麻烦的事。你一旦缺铁就很难补上。"他停了下来，也许是因为她脸上的焦虑神情(她为他的话感到困惑不解)，赶紧冲她一笑："这种病其实很容易对付，一旦你抓住了它。" "抓住？" "就是说如果你明白了病因所在，就很容易治愈。" 不知什么原因，她不好意思问他的名字，尽管她很想知道。当他坐在她身旁时，她偷偷瞅了他一眼。他的脸一看便知是犹太人--这绝不会错，脸上的线条均称，隆起的鼻子十分端正，眼睛闪闪发亮，充满智慧的眼神一会充满幽默，一会儿又迅速地回复到柔情。他的再次出现让她感觉好多了，眩晕、困倦、不适都一扫而尽。她躺在那儿，突然想起一件愉快的事。那天早些时候，她在《纽约时报》的电台节目表上发现wqxr音乐台将在下午播放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这令她很失望，这正是她上英文课的时间。这有点儿像她上次重新发现的莫扎特的《降e大调协奏曲》一样，但不同的是，她还清楚地记得从前--也就是在克拉科夫的音乐会上她听过这首乐曲，但现在在布鲁克林，因为她没有唱片，也因为她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所以这首撩拨着她的心灵的《田园交响曲》一直在逃避她，就像她在森林里追逐一只美丽的小鸟，刚把树叶拨开，它又飞走了。 现在她想，今天的意外事件让她因祸得福，她至少可以听听音乐了；对她来说，这似乎比那些有关医学的谈话更加重要。于是她说："我打开收音机，你不介意吧？"他站起身来刚把它打开，费城管弦乐队的演奏便开始了。一开始是低沉的弦乐声，略微踌躇停顿后，一阵欢乐的乐声逐渐强烈起来，整个乐曲如痴如醉地赞美着繁花似锦的世界。一阵强烈的感受向她袭来，她觉得自己快要死去了。她闭上眼睛，一直紧紧地闭着，直到乐曲结束。当她再次睁开双眼时，泪水从脸庞上滑落下来。她有些窘迫，可毫无办法，也不能对那个撒马利人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他正俯身关切地看着她，用手指轻轻触摸着她的手背。 "你是因为这音乐太美丽而掉泪吗？"他说，"即使它从这小小的收音机中传出来？"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想哭，"隔了好一阵，她才重新恢复知觉，回答说，"也许是为我犯的错而哭。" "犯错？你指什么？"他问。 她又沉默了一阵，然后接着说："是关于听到这音乐的一种错觉。我以为我最后一次听这音乐是在克拉科夫，那时我还小。而现在我听它时，我发觉其实我后来在华沙也听到过。那时我们被禁止收听广播，可有天晚上，我从被禁止收听的电台里听到了来自伦敦的声音。现在我记起来了，那才是我最后一次听到的音乐，然后我就到……"她停了下来。她究竟为什么对一个陌生人说这些呢？这关他什么事？她从抽屉里拉出一张纸巾，把眼泪擦干。"我回答不好。" "你说到……"他继续问，"到哪儿之前？你是说去那个他们对你干这个的地方？"他用眼睛示意着她手臂上的刺字。 "我不能谈那些，"她突然说道，但马上后悔起来，因为他的脸一下子红了，小声嘀咕着："对不起，对不起！我真是个可恶的密探……我有时候简直就是一个傻瓜，一个傻瓜！" "请别这样说，"她赶紧打断他，感到有些不安，"我不是这个意思……"她停了一下，搜肠刮肚地寻找一个合适的字眼，法语、德语、波兰语、俄语，但都无济于事，她只好用英语说道，"对不起！" "我有个毛病，喜欢把这个大鼻子伸到与它无关的地方。"他说。她看见他脸上的红晕已经消退。接着他突然说："哦，我得走了，我有一个约会。不过听着，我今晚能回来吗？别回答我！我晚上回来。" 她没法回答。她的腿就像不在自己身上(这是事实，并非夸大其辞，因为就在两小时前，他从图书馆里把她抱出来，然后上了一辆出租车)。她只好点点头，冲他微微一笑，那笑容直到他的脚步声消失在楼下仍未退去。后来的那段时间实在让她揪心。她一直等着盼着听到他的脚步声。这种兴奋令她吃惊。后来，大约七点左右，他回来了，又带回一大包食物，还有两打她见过的最迷人的黄玫瑰。她下了床四处走动，觉得差不多完全好了。可他仍要她别动："好了，就让内森来吧。"这是她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内森。内森！内森，内森！ 她告诉我，她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共进的第一餐。那是用韭菜烧小牛肝做成的晚餐，香味四溢，令人垂涎欲滴。"这些菜含铁丰富。"他大声说着，一边低头忙碌着，额头上渗出了汗珠。"没有什么比肝含的铁更丰富！还有这些韭菜，它们能改善你的音色。你知道吗，尼诺皇帝每天吃韭菜，以保护他那洪亮的嗓音，这样斯尼卡掏心裂肺地嚎叫时，他只须轻声低吟就行了！坐下，不用你忙活！"他命令道，"这是我的事儿。你要做的只是吃，吃铁！这便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有一些波菜色拉。"她简直对内森的烹饪技术惊呆了。他一边精心调制，一边还不忘用科学的配方使食物富含营养。"洋葱炒牛肝是一种传统做法，但用韭菜、蜜饯来做的话，味道会很独特。这些韭菜很难买到，我是在一家意大利超市找到的。你太需要铁了，就像你那张可爱而苍白的脸上长着的鼻子那么明显，所以我又弄来了一些波菜。说到波菜，前不久有一项研究发现，波菜里含的草酸会抵销钙的摄入，而你同样也需要补钙。这太糟了。不过你仍然可以从中获得一些铁。还有窝苣……"　　这顿饭相当不错，但主要是为健康着想，而那瓶葡萄酒便算这顿晚餐最宜人之物了。在克拉科夫的时候，苏菲可以说是喝着葡萄酒长大的。她父亲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所以他坚持(哪怕在蒙大拿这样缺少葡萄的贫瘠地区)让她妈妈在丰裕精美的维也纳式饮食中一定要配以奥地利和匈牙利平原出产的各种葡萄佳酿。但是战争毁了一切，夺去了生活的所有乐趣。从那以后，她再没有特意去喝过什么，即使置身于弗兰特布西近郊，当所有的选民们都在为蒙戈.戴维祝酒时，她对酒也没有产生任何意识。这该死的酒！内森带来的这瓶酒很不错，苏菲忍不住重新品味起"佳酿"的定义；即使她不了解法国酒的奥妙所在，内森也没有告诉她这是1937年酿制的马哥特城堡酒--那是战前最后一次葡萄丰收的产品，或告诉她这瓶酒花了十四美元(这价格惊得她目瞪口呆，差不多是她半周的薪水。她瞟了一眼标签，露出一丝怀疑的表情)，倒酒的时候，首先浸入心脾的是酒香。内森喋喋不休地说着。但她只知道，酒香带给她的是无比的快感，一种甘美的、超然的暖流直向她袭来，传遍全身，证实了所有离奇古老的有关酒的医学效能的名言。她感觉轻飘飘的，晕晕乎乎。晚餐快结束时，她对她的恩人说："你瞧，圣徒的美好生活一定是在天堂里要喝这样的美酒。"内森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透过玻璃杯里红色的残酒若有所思地看着她，露出一付略醉的快乐神情。"不要说´要喝酒´，只说´喝酒´。"他轻声纠正着她的语法，然后接着说，"请原谅，我是顽冥不化的令人讨厌的书呆子。" 后来他们一起把碗碟洗净，然后面对面坐在两张直靠背的椅子上。椅子很不舒服，但那时是房间里仅有的家具。突然，内森被苏菲床头上的一排书所吸引，那都是波兰版的海明威、沃尔夫、德莱塞和法内尔的作品。他说了些什么，使她觉得他对这些作家很熟悉；他用非常推崇的口吻说起德莱塞。他告诉她说，他在大学里曾一口气读完《美国悲剧》这部长篇巨著，差点看得眼珠都掉出来了；然后他眉飞色舞地谈起《嘉莉妹妹》。这本书她还没看过，他要她一定读一读，还向她保证说，这是德莱塞的代表作。他突然停了下来，眼睛瞪得大大的，很滑稽地盯着她。她被他的模样逗得大笑起来。他说："你瞧，我还不知道你是谁，你是做什么的，波兰宝贝儿？" 第33节 一个医生的工作 她沉默了好一会才告诉他："我为一个医生工作，每日半天。我做他的接待员。" "医生？"他说，显得十分好奇，"什么样的医生？"　　她意识到要说出那个词十分困难，但终于还是开口说："他是一个……一个按摩医师。" 苏菲几乎可以看到，他听到这话时全身一震："按摩医师？一个按摩医师！难怪你有这么多麻烦！" 她发现自己只能找出一个笨拙无力的借口。"他是个好心人……是那种你们叫做……"突然她改用依地语说，"一个好人。他的名字叫布莱克斯托克。" "好人？好人？"他说，露出一付厌恶的神情，"像你这样的姑娘，却为一个骗子工作……" "这是我能找到的惟一的工作。"她打断他的话，"我刚到这儿时，这是我能做的惟一的事儿！"她感觉自己有些气恼，而且无论是她说的话还是说话的口气都让内森有些后悔。他赶忙道歉说："我明白。我不该那样说。这与我毫不相干。" "我想要找个好一点的工作来着，可我没什么本事。"她平静地说道，"我很小就开始接受教育，但并没有完成学业。你瞧，我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曾希望当教师，成为一名音乐教师，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便成为这家诊所的接待员。这没什么不好，真的！尽管我也希望将来能干点更好的事情。" "很抱歉我刚才那样说。" 她看着他，他还在为刚才说的话感到不安。这让她很感动。在她的记忆中，她还从未遇上能一下子吸引住她的人。内森身上有一股强烈的吸引力--他充满活力，沉静，有一种不自觉的权威神态；他善于模仿，大谈烹饪和医学，如此等等，都让苏菲觉得是对她的健康的关心的一种掩饰。而他那极易出现的窘态和笨拙的自责，在某些方面令她联想起小男孩。她希望他能再抚摸她一下，不过这念头一闪而过。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坐在那儿。外面街上一辆汽车开了过去，天开始下起小雨，远处教堂的钟声响了几下，洪亮的钟声打破了布鲁克林仲夏夜的宁静。曼哈顿上空传来隐约的雷声，天色暗了下来。苏菲拧亮了桌子上孤独的台灯。 或许是因为天使般的酒，或许是由于内森无拘无束地坐在那儿的沉静，苏菲感到一阵不安，赶快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下去。说着说着，她发现自己的英语越来越流畅，就像有了一个效果极佳的向导。这令她惊奇极了。"你瞧，我来这里时一无所有，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完整。你看这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新买的美国式的书籍和衣服，没有一件东西是从波兰带来的，没有一件是我小时候用过的东西。我甚至没有一张原来的照片。我觉得十分遗憾的是弄丢了一本相册。如果它还幸存的话，我可以给你看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说战前的克拉科夫是什么样子。我父亲是个大学教授，很有摄影天才--是个业余爱好者，但却很出色，眼光十分敏锐。他有一架十分昂贵的令人羡慕的尼康相机。我记得他拍的最好的一张照片就在那本相册里，是我和妈妈在钢琴旁的合影，我难过的是它被弄丢了。我那时大约十三岁，我们当时可能是在合奏一首练习曲。我记得我们看起来很快活--妈妈和我。不管怎么说，现在那张照片成了我回忆中的一个象征，代表着曾经拥有却永远失去的过去。"她停下来，心里默默地为自己流畅的表达而高兴。然后她抬眼看着内森："你一定已经知道，我并不可怜我自己。世上还有比不能完成学业糟得多的事情。如果那就是我曾失去的一切，我应该很知足了。不过，如果能实现从事音乐的心愿就太好了，但我却失去了继续就学的机会。那时我已学习了七八年，以后还不知道能否再学下去。总之，这就是我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所以我不得不做现在这样的工作。" 过了一会儿，他重新开了口，用的是那种可以消除误会的直截了当的口吻。这让她重新高兴起来。"你不是犹太人，是吗？" "是的。"她回答说，"你以为我是吗？" "开始我是这样猜的。在布鲁克林大学看不到几个金发碧眼的异教徒[1]。后来在出租车上从近处看你，我以为你是丹麦人，要不就是芬兰人或东斯堪的那维亚人。不过，唔--你长着一付斯拉夫人的脸庞。最后，我认定你是个波兰佬--请原谅，我想你有波兰血统。后来你提到华沙，我更加肯定了这点。你是个十分美丽的波兰姑娘。" 她笑了，感到脸上有些发烫："谢谢您的赞美，先生。"[1] 他继续说道："不过，这一切多让人奇怪呀。一个可爱的波兰姑娘怎么会为一个叫什么布莱克斯托克的按摩师工作呢？你又是在哪儿学会依地语的？还有--妈的，你又得容忍我向你打听了，但你知道吗，我很为你担心，我必须了解这些事情！最后一个问题，你手臂上的刺纹是怎么回事儿？我明白你不愿说它，我也不愿问，但我想你应该告诉我。" 苏菲把头靠在那张吱嘎直响的粉红色椅背上，心里充满绝望。她想，也许她明确、耐心、粗略地解释一下，就可以结束这话题；如果幸运的话，还能满足他的好奇心。虽然她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令人伤心的错综复杂的事情，但像她这样严密地保守这些已众所周知的秘密还是有些过分和令人生疑的。在美国，尽管能看到很多公开发表的书籍、照片和新闻纪录片之类的东西，但人们并不真正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现象。布肯沃德，贝尔申，达考，奥斯威辛等等，一些空洞的无法理解的词。她很少向他人提起这些事的另一个原因，是伤痛本身。她不愿重新撕开旧日的伤疤。她知道在说这些事之前，她都会感到身体上一阵痛楚，就像撕开即将愈合的伤疤或用尚未痊愈的断腿跳跃一样。然而，内森只是想帮助她；她明白自己需要这样的帮助--确实太需要了。她应该把自己的经历简要地告诉他。 于是，她开始用一种平静的不含任何感情的平淡声调开始述说："那是1943年四月，我被送往波兰南部一个叫奥斯威茨--比克瑙的集中营。那地方靠近奥斯威辛城。在此之前我住在华沙。我在那儿住了三年，是1940年初，也就是我离开克拉科夫后去那儿的。三年的日子很漫长，但离战争结束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因为犯下一个严重的´过失´[1]--请原谅，我该说错误，我是能够安然度过那两年的。这个错误实在太愚蠢了，一想到它我就会恨我自己。我一直小心翼翼，你瞧，我都有些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我是说，一直到那时，我都没事儿。我不是犹太人，没住在犹太区，所以不用担心会被抓走。还有，我也不为地下组织工作。这对我来说太危险了，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我不想谈这些。好了，不管怎么说，我没从事地下工作，所以不必担心会被捕。我被抓的原因你可能会认为十分荒唐。我是因为把肉偷偷带进华沙而被捕的。我从城外的一个朋友那儿弄到一块肉。那时我们严重缺少肉食，所有的肉类只能送到德军军营，但我还是冒着危险去弄了一大块，想给妈妈补一补身体，让她能快点好起来。我妈妈那时病得很重，得了……你们是怎么说的？" "肺结核。"内森说。 "对。几年前，她在克拉科夫时就得了这病，但当时治好了。后来到华沙后又复发了。你知道，那里冬天很冷，没有供暖，没有吃的，所有的东西都让德军拿走了。她病得很严重，人人都以为她马上就要死了。我没和她住在一起，她住在附近。我想如果我能找点肉食的话，或许能改善一下她的身体状况。于是在一个星期天，我到一个村庄去买了一块火腿。这是禁品。我回到城里时，两个盖世太保拦住了我，他们发现了火腿，于是拘捕了我，把我关进盖世太保在华沙的监狱。他们禁止我再回到我的住所，从此我再没见到过母亲。后来我听说她在几个月后便去世了。" 他们坐的地方变得又闷又潮。苏菲还在讲着，内森起身把窗户打开，一股微风吹进窗来，把那束黄玫瑰吹得轻轻摇晃。这时传来哗哗的雨声，小雨已变成倾盆大雨。突然一道闪电，照亮了公园草坪的那条小路，好像要将那些橡树和梧桐撕碎似的，与此同时响起一声炸雷。内森站在窗户边，望着窗外的大雨，背着双手。"说下去，"他说，"我在听。" "我在监狱里被关了很多天，后来又被押上火车转移到奥斯威辛。在路上花了两天一夜的时间，而在平时只须六七个小时就能到达。奥斯威辛有两所独立的集中营，一所就叫奥斯威辛，另一所相隔几公里远，叫比克瑙。这两所集中营是不同的，你得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因为奥斯威辛是用来关押苦役犯的，而比克瑙却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消灭。下火车后，我没被送到……到……比克瑙，而是……"苏菲十分懊恼地感到她那冰凉的面颊开始抽痉，她的声音在发抖，说话变得结结巴巴，但她很快控制住了自己。"我没被送到比克瑙的毒气室，而是去了奥斯威辛，去做苦役，因为我还年轻力壮。我在奥斯威辛呆了二十个月。我去那儿的时候，各种要处死的人都被送到比克瑙，但不久之后，就只有犹太人被送到那地方了。那里死的犹太人太多了。离那儿不远，还有一所集中营，那是一座巨大的工厂[1]，德国人在里面生产人造合成塑料[2]，就是橡胶。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也到那儿去干活，但主要是帮着处理在比克瑙被毒死的犹太人[3]。所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大都是德国人所说的雅利安人，他们主要维护修理比克瑙的焚尸炉，也就是帮着杀犹太人。但你要明白，等他们的健康一去不复返，精疲力竭[4]，成了废人[5]之后，他们也将被处死，要么被枪毙，要么被送进比克瑙的毒气室。" 第34节 极深的教育 苏菲并没有说很久，但她的语言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法语。除了疾病导致的疲倦外，她还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深深困倦--不管什么吧，这使得她的叙述比她预想的还要简短。她说："只有我，没死。可能是我比别人运气好吧。有一阵子，我比许多囚犯的处境都好得多，因为我懂德语、俄语，特别擅长德语，这给了我一些优势。所以，那一阵 我吃得还马虎，穿得也比别人好一些，身体健康也不错，身上还有劲。正是这体力让我幸存下来。但这种情形未能持续很久。是的，到最后，我也和所有人一样挨饿，然后因挨饿而得了--我想英语该叫做坏血症，后来又得了斑疹伤寒和肺结核[6]，或许还有猩红热。我在前面说过，我在那儿呆了二十个月，却幸存下来了。如果在那儿呆上二十个月零一天，我想我一定会死掉的！"她停顿了一下，"现在你说我贫血，我想你是对的，因为从那儿获救后，有一位医生--一个红十字会人员，他让我当心，因为我很可能会贫血。"她意识到自己已精疲力竭，声音越来越小，"可是我忘了这个忠告。我身上的毛病太多了，我已经忘了这件事儿。"　　有很长时间他们就这样坐着，倾听着窗外的阵阵风声和哗哗的雨声。被雨水冲刷过的空气从窗户涌进来，凉凉的，夹杂着被雨水浸过的泥土的芳香。风渐渐平息下来，雷声也朝东边的长岛方向移动，不久外面漆黑的夜色中便只断断续续地有一些响动，一阵微风，或是远处淋湿的树叶的低语。"你该睡一会儿了，"他说，"我走了。"但她后来想起他并没有走，至少当时没有。收音机里还播放着《费加罗的婚礼》的最后一章，他们一起静静地听着。当时苏菲躺在床上，把身体舒展开来，内森则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他们头顶的那盏灯扑满夏日的飞蛾，在不停地扑闪着翅膀。她闭上眼睛渐渐睡去，似睡非睡间做着一些稀奇古怪但并不可怕的梦。那梦与欢快的乐曲、芬芳的青草和雨声交织在一起。她感到他的手指尖像飞蛾一般从她的面颊上轻柔地滑过，但只有那么一两秒钟的时间，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睡着了。 可是现在有必要指出，苏菲对过去经历的叙述并不十分坦白，尽管她本来就只想讲一个大概。我后来才明白这一点。她向我承认说，她对内森讲这些事时删去了许多重要的细节。她并非有意要撒谎(比如说她把早年在克拉科夫时发生的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了我)，也没有捏造或歪曲任何重要的情节；那天晚上她对内森所说的话很容易得到证实。当然，她对奥斯威辛、比克瑙的描述十分简单，但基本上是准确的，对她本人的病状既未夸大也未低估。而她对其他方面的描述，如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病、母亲的去世，她偷带肉食的后果，被德国人逮捕，然后很快被转运到奥斯威辛等等，更没有怀疑的理由。那么，她为何会还漏掉某些情节以及一些细节呢，这不正是人们期待她讲述的吗？当然，那晚她疲倦、沮丧之极；而从长远来看，也许这里面还有些较复杂的原因。现在我才明白，她在重新审视她的过去时有着一种强烈的犯罪感。我也渐渐明白了，她是在一种自我憎恶的情绪中过滤过去那段历史的。显然，在有过这种痛苦经历的人身上，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西蒙o威尔对这种痛苦作过这样的阐述："折磨轻蔑地践踏着人们的灵魂，自我鄙视、憎恶乃至仇视和犯罪感便理所当然地产生了，而实际上情况又并非如此。"也许苏菲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情感，才对某些事情保持缄默，与这种强烈的负罪感相伴而生的是沉默寡言。苏菲对她的地狱之旅总是秘而不宣。如果这就是她所希望的话，那么，上帝知道，它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应该承认，虽然这些事情随着时间的演进肯定会逐渐清晰，但苏菲对我透露的事情是她永远也不愿意告诉内森的。这个原因我不太清楚，或许是她对内森太痴迷，太狂热。常常是这样，一个人对自己的过去保持缄默，以免触动那痛苦的伤疤。同时，她又不得不把过去发生的某些事情倾述出来；我想她正在不自觉地寻找一个人来听她的忏悔。而我，斯汀戈，正好可以补这个缺。回想起来，我敢肯定，如果她对这些事情继续保密的话，将对她的精神造成极大的痛苦；当这个夏天快过完时更是这样。她和内森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十分糟糕。她十分脆弱，迫不及待地要把尘封已久的心事高声宣泄出来，而我像一条不知疲倦的忠诚于主人的狼犬一样，随时在她身边竖着耳朵。同时，我也开始明白她所经历的那些噩梦中最残酷的部分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理喻，以致像我这样轻信的人都有些怀疑，而在内森那儿是绝对得不到理解的。他要么不相信，要么认为她疯了，甚至有可能杀了她。比如说，她怎会有勇气对内森讲她与鲁道夫.弗兰兹.霍斯，党卫军支队长，奥斯威辛集中营司令官之间的那段插曲呢？ 让我们回到内森与苏菲初次认识的那个晚上以及以后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之前，先来看看霍斯这个人吧。他将在我们以后的故事里出现。但此时讨论一下这个反面人物，或许对了解这个畸形人物的背景有一些帮助。苏菲告诉我，她早已把他从记忆里抹去。但是最近，也就是我搬到粉红色宫殿前不久，他又在她的意识里突然出现。这事同样奇妙地发生在布鲁克林大街下的地铁中，她当时正在翻阅一本几星期前出的《了望》杂志，突然发现其中一页上赫然印着霍斯的照片。她吓得怪叫一声，把旁边坐着的一个妇女吓得一哆嗦。霍斯正被执行死刑。他表情木然，手被绑着，憔悴的脸上胡茬很深，身上穿着松松垮垮的囚服。这位前司令官显然即将奔赴死亡之旅。他脖子上套着绞索，那绳子悬挂在金属做的光秃秃的绞架上，绞架四周围着一群行刑的波兰士兵，他们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苏菲盯着那张照片，那张如同僵尸的脸。她的眼睛酸痛起来。这时她才发现那背景，虽然模糊不清但却对她再熟悉不过了：那是奥斯威辛。她扔下杂志，在下一站下了车，整个记忆被这一切搅醒。她漫无目的地在洒满阳光的大街上走着，在博物馆和植物园转悠了大半天才回到布莱克斯托克医生的诊所。医生看见她当时的模样时问了一句："你撞见鬼了吗？"但仅过了一两天，她便把这事忘了。 当时，苏菲以及整个世界并不知道，早在被审判及处决前的几个月里，鲁道夫.霍斯已经写下一篇自白，里面详细地披露一个狂热的极权主义者的灵魂。好几年后，这篇东西被翻译成英文(康斯坦丁.菲茨基博恩的精彩译作)，现在被收入一套名为《党卫军眼中的奥斯威辛》的丛书，由建立在集中营原址上的波兰国家博物馆出版。它对霍斯灵魂的剖析，对那些渴望了解罪恶本质的人们相当有用。当然，这也是一本应被广泛阅读的书，如全世界的心理学教授们，传播福音的牧师们，犹太法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政治家，外交官，性解放拥护者们，律师，法官，犯罪教育学家，喜剧演员，电影导演，旅行家……总之，任何致力于影响他人意识的人--还包括我们可爱的孩子们，这些八年级的早期美国领导者们都应该好好读一读这篇自白，把它与《麦田里的守望者》、《洞窑人》以及美国宪法一起列入必读书目。在这篇自白里，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对真正的罪恶其实一无所知；而大多数小说和电影中所描绘的罪恶如果不是假的，也是极为平庸的，常常是粗制滥造的诸如暴力、幻想、神经过敏造成的恐惧以及闹剧的混合物。 这种"虚幻"的罪恶--我们再次引用西蒙.威尔的话--"是浪漫和富于变化的，而真正的罪恶是那样模糊、单调和令人乏味的"。毫无疑问，这些话描绘出鲁道夫.霍斯的性格特征及思维方式。他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平庸，以至于汉娜.阿兰特在他被绞死几年后，还把这作为一个极富说服力的范例。霍斯很难说是一个滥施淫威的人，他并不野蛮残暴，甚至并不凶狠。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称作一个肯帮忙的正派人。确实，杰西.拉维卡，为霍斯写传记的波兰编辑，也是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曾因他的难友们在霍斯滥施酷刑的指控中作证而隐晦地责备过他们。"霍斯绝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拉维卡坚持说，"他有更重要的职责。"正如我们所见，这位长官是一个以家庭为重的人，却盲目地献身于职责与使命；他因此成为一个机构里的自动装置。在这个机构里，人们如同进入道德的真空，每一个细胞里的良知和羞耻心都被清洗一净，不再是罪恶，而是如同漂浮于身外的天真无邪的幻觉。然而这种自动装置却是血肉之躯，就像你我一样；他生长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差一点成为一个天主教牧师；那种精神上甚至是道德上的痛楚不时袭击着他，就像无法治愈的顽症一样。正是这种痛楚，这种人道的反应在冷酷无情和绝对服从的机器人体内搅动，使得他的回忆录如此令人着迷，如此恐惧异常，以至富有极深的教育意义。 第35节 不值得庆幸的事 有关他的早期生活可以用一言概之。1900年出生，与托马斯.沃尔夫同年，痴迷于相同的口号："啊，迷茫，风吹走灵魂，带来悲伤……"霍斯的父亲是一名退伍的德国陆军上校。父亲想让他成为一名神学家，但一次大战爆发了，霍斯那时还只是个十六岁的孩子，便参了军。他参加了中东土耳其和巴勒斯坦的战斗，十七岁时便成为德国武装力量中最年轻的未授军衔的军官。战后，他加入了一个国家军事小组，1922年遇见了后来影响并束缚他一生的阿道夫.希特勒。霍斯很快折服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以及它的领导人，成为一名狂热的纳粹党的正式成员。他很快便实施第一次谋杀。这也许并不令人觉得奇怪。他被判入狱。从那时起，他便知道谋杀将是他一生的职责。受害者是个教师，名叫卡多，一个自由政治派别的头儿。纳粹认为这个组织对他们有威胁。服刑六年后，霍斯流落到一个叫布鲁斯特嚓夫特的乡村当了农夫，并在那儿结了婚，生了五个孩子。那儿靠近多暴雨的波罗的海，霍斯整日身处大片成熟的大麦和小麦中，日子便这样沉闷地过了好几年。他需要一种更刺激的生活。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那是三十年代中期，在布鲁斯特嚓夫特，他遇见了从前的一个老朋友，海因里奇.希姆莱，他轻而易举地说服霍斯扔下了犁和锄头，去体验党卫军可能给予的那种令人惬意的快感。而希姆莱(从他的自传中可以发现，他本人便是一个谋杀和行刺的狂热爱好者)相信，霍斯十分适合他意想中的重要工作。在接下来的十六年里，霍斯不是在集中营中当司令官，便是做着与之相关的上层工作。到奥斯威辛之前，他最重要的职位是在达考开始的。 霍斯与一个人的关系发展最终促进了事业的辉煌。此人很快将成为他的上司：他便是阿道夫o爱希曼。爱希曼培养和开发了霍斯的天才与智慧，这些后来在《杀人的艺术》中得以充分体现。1941年，爱希曼开始感到犹太人问题成了一个麻烦。这不仅是因为这项即将来临的任务规模巨大，而且还因为"最后解决"面临很多困难。直到大屠杀开始前，集体灭绝是由党卫军在小范围内实施枪杀，但这样做导致血污遍地，很难处理且效率极低；要么就是把一氧化碳灌入密封的房间，不过这种方法的效果同样很差，而且太费时间。正是霍斯发现了一种叫裁格龙b的氢化物具有非常强的杀人威力。在对比克瑙和奥斯威辛大量出没的老鼠及其他害虫身上进行实验后，发现效果极为理想，于是他向爱希曼建议用这个方法实施大屠杀。爱希曼对此赞不绝口，迫不及待地采纳了这个建议，尽管他后来否定这一点(为何每个实验者都如此保守，真令人难以明白。美国某些州用此物实施死刑已达十五年之久)。霍斯在九百个俄国俘虏身上做实验，发现这种毒气可以迅速致人死亡，是十分有效的杀人武器，此后它被扩大用于各个种族的无数的新老犯人的灭绝，但在1943年四月上旬以后只施用于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身上。霍斯还发明了一种小范围布雷区和高压电网，用来防止囚犯逃跑。还有，一队生性凶猛的纯种阿尔撒森狗在他的训练下成了"职业杀手"，专司将违规犯人撕成碎片之责。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狗员班"。霍斯兴奋之余也不无沮丧。因为那些狗在被训练得凶残无比的同时，也变得懒散和难以控制起来，并且都能十分老练地找到一个难得的僻静角落去睡大觉。但总的说来，在很大程度上，他那种极富创造力的点子已足够成功。可以说，继考科、艾尔利希和瑞金斯等人于十九世纪后半叶致力于对德国文化全盛时期的医学面貌的改善之后，霍斯以一种纯粹的歪曲赋予集体屠杀一个全新的概念。 从历史及社会学的意义上看，我们必须指出，战后在波兰和德国的审判中，与霍斯一起受审的奥斯威辛及其他集中营的党卫军爪牙屠夫们，只有一小部分有军人背景。然而，这并不令人特别吃惊。军人可以犯下令人发指的罪恶，现在在智利、希腊等地的证人们都能证明这一点。一种自由的谬论认为，军魂等同于真正的罪恶，并认为那是将军或上校们的特权；而军队中常犯下的挑衅，浪漫，富有戏剧性的令人激动和兴奋无比的罪恶往往是第二流的。真正的罪恶，奥斯威辛的令人窒息的模糊、单调、令人恶心的罪恶，几乎全是平民犯下的。我们可以发现，在奥斯威辛和比克瑙的党卫队里几乎没有真正的职业军人，而是由德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组成。他们中有侍者，面包师，铁匠，餐馆老板，医生，会计，邮差，女佣，银行职员，护士，锁匠，消防员，海关官员，法律顾问，乐器制造工人，机械技术人员，图书管理员，货运公司老板……等等等等，还有许许多多来自各个普通地方和人们熟悉的各个行业。这里需要加注一句，犹太人最伟大的历史清算者，充满智慧的海因里奇o希姆莱，只是一个养鸡专业户。 所有这一切并未被真正揭露出来：在现代社会，当局将大部分危害归咎于军队。而对霍斯来说，他似乎有些不同寻常，他在奥斯威辛之前的生涯中既从事农业又曾奔赴战场。证据显示，他非常乐于奉献；严格地说，他有一种执着而不屈的精神，有着任何一个好士兵不可动摇的对信念和职责的绝对服从。这些使得他的回忆录蕴含着一种悲凉的说服力。去读一读他那可恶的自白吧，人们可以相信霍斯在表白他的迷茫和忧虑时是真诚的，甚至于他在毒气室、焚尸炉或是进行"选择"，以及执行这一切时的那种暗地里的动摇也是真诚的。正如霍斯所写，在这种种疑虑的背后，潜伏着一个十七岁男孩的身影，那是另一个时代的军队里一个年轻的一级下士的灵魂。那时的普鲁士人所遵循的原则是光荣、骄傲和纪律严明。那男孩在成年人深陷其中的那种不可言喻的堕落面前目瞪口呆。但那是不同的年月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德国。随着岁月的流逝，那男孩的纯真被流放到天边，荣誉消逝了，迷茫和怀疑也消失了。随着这位前党卫军支队长不倦地挥毫洒墨，无情的权威、职责的感召和绝对的服从，便成为他对自己野兽般行为所做的辩护。 但这段平静的陈述仍令人信服："我必须强调一点，那就是我本人并不仇视犹太人。的确，我仅仅把他们看作人民的敌人。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从未把他们和别的囚犯区别对待。在任何情况下，仇恨与我的本性都是格格不入的。" 在那样一个处处是焚尸炉的环境中，仇恨是泛滥成灾的激情，它与单调平凡乏味的任务的性质无法共存。尤其是当一个人被所有令人心烦意乱的情感弄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对命令的怀疑便成为空谈，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在1941年夏天，元首的卫士希姆莱命令我在奥斯威辛作好大屠杀准备，并且指示我必须亲自参加这次´最后解决´行动。我对这次行动的规模和后果没有丝毫的想法。这肯定是一个非同寻常而骇人听闻的命令。然而在我看来，´最后解决´方案背后的理由却是正确的。当时我并没有什么考虑：我接到命令，我将要执行它。至于这次´最后解决´是否必要，我不让自己发表任何意见，因为我没必要管那么多。" 于是大屠杀开始了。就在霍斯那双细长、专注然而冷酷无情的眼皮底下开始了："我必须对整个事件保持冷淡，尽管那对任何一个但凡有一丝情感的人来说都是触目惊心的。我肯定不能掉过头去看别处，惟恐流露我的感情。当母亲们看见她们的孩子被送进毒气室，呼天抢地地哭喊时，我必须冷静地观看这一切…… "有这样一幕，两个幼小的孩子在专心玩着一个游戏。他们的妈妈来拉他们走时，他们怎么都不肯，就连特别支队的执行人员都不忍带走他们。那母亲显然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我永远忘不了她眼里的哀求神情。已经被关进毒气室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我必须做出决定。每个人都在看着我。我对值日的下士点头示意，他用胳膊一边夹着一个又哭又叫的孩子，把他们送进了毒气室，当然他们的妈妈也和他们一起。她默默地流着泪，神情是那样的哀怨动人。我的同情心大发，恨不得赶紧从那儿消失，然而我却不能流露出丝毫的情感。(阿兰道写道：所有正常人在先天性的动物同情心的影响下都会产生肉体的痛苦，问题是如何克服意识中的这种同情。常用的方法……十分简单而且有效：转移这种本能，调整它们指向自我。于是凶手不会说：´我对这些人干了多么可怕的事啊！´而往往是说：´我不得不履行职责，执行命令，去看这些可怕的事情。我简直不堪重负了！´")我不得不看着所有的一切。我必须一小时一小时地，没日没夜地看着尸体搬运和焚烧，以及拨下牙齿、剪掉头发等等令人恐惧的没完没了的全过程。我不得不在大堆大堆的尸体被拉出焚烧恶臭熏天的地方坚持到最后。 "我还必须通过观察孔观察毒气室里的死亡全过程，因为医生们要求我这样做……元首的卫士把各个阶层的代表以及党卫军的军官们派到奥斯威辛，这样他们就能亲眼目睹对犹太人实施最后集体解决的全过程……他们反复询问我和我的手下，如何能持续观看这种´作业´，又是如何忍受下来的。我的回答一成不变，那就是钢铁般的意志。我们必须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必须使人类的所有情感硬如坚冰。"　　但即使是花岗岩也会被此情此景所溶化。震动，沮丧，忧郁，焦虑，怀疑，内心的震颤，无法理解的痛苦[1]，所有这一切压倒了作为凶手的霍斯，使他产生了一种逃跑的冲动。他陷入一种境地，一种超越理智、神智、信念的恶魔境地。然而他的声音却充满悔恨与哀伤："自从奥斯威辛大屠杀开始之后，我便不再有快乐……如果受到某件事情的触动，我便害怕回到家里去面对我的家人。我会一直骑着马到处游荡，直到我忘掉那些情形。在夜晚我常去马厩，在我心爱的马匹身上寻求慰藉。当我看见我的孩子们欢快地游玩，看见我妻子高兴的样子，我总会想，这幸福会持续多久？我妻子决不会明白我的这些阴暗的情绪，她只会认为这是我的工作不顺心所致。当然，我的家人在奥斯威辛得到很好的照顾。我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每一个愿望都得到满足。孩子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妻子的花园简直是一个鲜花的天堂。犯人们决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向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表示友好以引起他们关注的机会。还没有一个犯人说过在我家里受到过任何的不良对待。我妻子总是很乐意给任何一个与我家有一点点关系的犯人送一件礼物。孩子们也常为犯人们向我讨要一支香烟。他们尤其喜欢那些在花园里干活的犯人。我们全家都对农活、动物由衷地热爱，每个周末我都会穿过农田去马厩看看。我们也会到养狗场瞧瞧。我们的两匹马和一头马驹非常可爱。孩子们总爱把它们带到花园里。犯人们总要带些小动物给他们，比如乌龟、貂、猫和蜥蜴什么的，他们总能在那儿发现一些新鲜有趣的玩意儿。夏天他们在花园的池塘或索拉河里戏水。但他们最高兴的还是他们的爸爸能和他们游玩，可他却几乎没有时间给孩子们带来快乐……" 1943年初秋，苏菲来到了这座令人陶醉的村舍。当时正值夜晚，从比克瑙焚尸炉里冒出的滚滚浓烟使位于一百公里之外的克拉科夫的德国司令部焦躁不安，他们担心焚尸炉的熊熊火光会引来敌机的袭击。白天，焚尸炉产生的黑色烟雾已将那金色秋天里的阳光完全遮掩。花园、水池、果园、马厩和作篱笆的灌木丛中弥漫着无从消逝的人肉燃烧形成的雾霭。我已记不得苏菲是否告诉过我有关霍斯陈述的真实性。她在司令官家中作短暂停留时，正如他所声明的那样，像别的犯人一样没有受过任何虐待，尽管这事到头来并不值得庆幸 第36节 内森是如何救我的 “所以，斯汀戈，也许你现在明白了。”苏菲在公园里的第一天对我说，“内森是如何救我的。真不可思议！当时我病得很厉害，很虚弱，晕了过去，这时他来了——怎么称呼他的——迷人的王子，是他救了我，而且是那么轻而易举。你瞧，就像魔法一样，好像他用一根魔杖在我身上一挥，我便好起来了。” “这花了多长时间？”我问，“那两次中间隔了……”　　“你是说内森发现我那天之后？哦，几乎没花什么时间，真的！两周，三周，大概就是这么久。喂！走开！”她朝那只最大最凶的天鹅扔去一块小石头，它一直在我们的野餐旁虎视眈眈。“滚开，讨厌的家伙！你真是一个恶棍！[1]过来，泰德乌兹。”她朝她最喜欢的浑身脏兮兮的那只天鹅小声地咯咯叫着，用一块碎面包逗引它过来。那只天鹅浑身乱糟糟脏兮兮的，犹豫着摇摇晃晃地向她走来，可怜兮兮地斜着眼睛朝这边看了一眼，开始拣食那些碎屑。我认真地听着，尽管我的注意已开始转向离岸不远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即将来临的与性感的莱斯丽的幽会吧，我的情绪在狂喜与焦虑之间徘徊。我试图减轻这种感觉，便喝下了好几听啤酒——这有违我为自己制定的纪律，即白天及工作日不喝酒，但我确实需要什么来压抑住这种迫不及待的期盼，以使我那狂跳不止的脉搏能稍稍减缓。 我看了看手表，发现离约会时间还有整整六个小时。这太令我沮丧了。天空中漂浮着彩虹般的云彩，就像迪斯尼五颜六色的蜜饯，平缓地朝天边慢慢游去，将缕缕阳光洒在我们那块绿草萋萋的小小半岛上。我们坐在那儿，苏菲讲着内森的故事，我呢，则认真地听着。远处，从布鲁克林方向隐隐传来汽车的阵阵喧嚣。 “内森的哥哥叫劳瑞，”她接着说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内森很崇拜他。第二天，他带我到劳瑞在森林山的诊所去见他。他为我做了一遍仔细的检查。他一边检查一边说：‘我想内森的诊断是对的——很准确。他在医学方面很有天赋。’但劳瑞也不能确诊。他认为内森对我的缺乏症的诊断是对的。我当时苍白得吓人。我告诉他我的所有症状后，他也认为我肯定是缺什么东西，但他必须确定缺的是什么，于是他与他的一个朋友约定了一个会诊。那人是哥伦比亚医院的一个专家[1]，是一个‘缺乏学’专家，不……” “是一个专门研究缺乏症方面的专家。”我猜测着她想要表达的意思。　　“对，很对。这位医生叫沃沦•哈特费尔德。战前，他和劳瑞一起学医。当天我们就一起开车去了他那儿。内森和我一起去纽约见哈特费尔德医生。内森借了劳瑞的车，带着我驶过大桥，直奔哥伦比亚医院。嗬，斯汀戈，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开车去的医院。劳瑞的车没有车顶——嗯，也就是敞篷车。自从在波兰长大成人后，我一生中都在梦想着坐在这样的敞篷车上飞驰，就像我从电影里或画报上看见的那样。这真是太没出息了，是吧？就只想乘篷车飞驰，一次即可。但现在，在这美丽的夏日，我和内森一起开着车，夕阳西下，晚风习习，吹着我的头发。这一切太奇怪了。我当时还很虚弱，但感觉好极了！我明白是什么让我好起来的，那就是内森。 “我记得那时刚过中午。除了在晚上乘地铁去过曼哈顿，平时我还从未去过。现在在白天，我第一次坐在敞篷车里，从车上看哈得逊河，看摩天大楼，以及明亮的天空中来来往往的飞机。真是太奇妙、太漂亮、太令人兴奋了。我差点就要大叫起来。我从眼角瞟了一眼内森，他正滔滔不绝地讲着劳瑞，讲他这个医生哥哥的了不起的那些事；然后他又讲起医学。他如何敢打赌他对我的诊断是对的，如何治疗等等。我们正朝百老汇驶去，我看着他，不知该如何形容我当时的感受。我想你会把它称作什么？——崇敬。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英文词。我崇敬眼前这位甜蜜、温存、和善的男人，他将无微不至地关心我，让我好起来。他是我的救星，恩人！斯汀戈，就是这样，我从前从未有过什么恩人…… “而且，他真的对了。我在哥伦比亚医院住了三天，哈特费尔德医生对我做了一系列检查、测试，证明内森的判断是对的。我严重缺铁，嗯，当然还缺其他元素，但都不太重要，主要是缺铁。在我住院的那三天里，内森每天都来看我。” “你对这一切感受如何？”我问。 “你指什么？” “唔，我并不想打探什么。”我说道，“不过你所描述的是我所听见的最离奇、最美妙的旋风式奇遇。毕竟，你们那时还只是陌生人，你并不真正了解内森，不知道他的动机。只有一点，他显然被你迷住了。”我顿了顿，又接着慢慢说道：“苏菲，如果我的问题太涉及个人隐私，你可以打断我。只是我这人总是想知道当一个令人敬畏、有魄力的迷人家伙出现，就像他那样，并开始和你在一起——嗯，我又要用那个字眼了，把你弄得神魂颠倒时，你们女人的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她的脸在沉思时显得很迷人。然后，她开口说道：“确实，我当时很困惑，我有很长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和任何的……我该怎么说？”她又停顿了一下，思索着用什么词，“——和任何男人有过接触，任何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那时并不在意这些，那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我太在乎我以后的生活。我的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时，我只知道内森救了我的命，我并没想以后会发生的事。哦，我想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为这一切欠了多少帐。但是你瞧，斯汀戈——现在看来十分好笑——所有这一切都与钱有关。那才是让我困惑的事儿。钱！在医院里，到了晚上，我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想：瞧，我现在住在单人病房，哈特费尔德医生一定花了好几百美元，我以后怎么还呢？我胡思乱想，产生了许多怪念头。最坏的一个打算是去找布兰克斯托克借笔钱。他会问我原因，我不得不告诉他是为了治病，而布兰克斯托克肯定会十分生气，因为我找别的医生看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布兰克斯托克有一种亲近的感觉，内森更不理解。不管怎么说，我不想伤他的心。我为钱做了许多噩梦…… “哈，其实根本无须为任何事心烦。内森负担了一切费用——总得有人付——当内森付钱时，对我来说就没什么事使我觉得窘迫和害羞了。我们相爱了，这使一切事情变得简单起来。而且也不用付什么钱，因为劳瑞不肯收钱。他当然不会。而哈特费尔德医生也没让我们付费。吃下许多含铁的药丸后我开始康复，我要做的便是像玫瑰一样去开放。”她一下子住了口，一丝笑容从唇边溜出，“记住用动词原形！”她学着内森的教师派头，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不要说‘去开放’，只需说‘开放’！” “这真不可思议，”我说，“我是说他得到你的方法。内森应该是一名医生。” “他曾经想来着。”她停顿片刻，喃喃地说，“他曾十分想当一名医生。”突然一瞬间，她变得有些忧郁。“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她又加上一句。这时她脸上一阵苍白，掠过一丝紧张的神情。 第37节 情绪的突变 我察觉到这种情绪的突变，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他们相识的最初几天的甜蜜回忆里蒙上了一层阴影——某种烦扰，痛楚的东西。在那一瞬间，她的脸色阴沉下来，笼罩在一片阴影里，原来正巧有一片圆圆的颜色奇怪的云遮住了太阳，使我们感到一阵秋日的凉意。这种巧合极富戏剧性，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说作者来说真是件令人兴奋的事。她打了一个寒战，赶忙站起身来，背对着我，用两条赤裸的手臂把自己的身体紧紧抱住，好像刚才那阵微风吹进了她的骨髓。我不知该怎么做——她忧郁的神色和这种姿势都让我不知所措——我想起五天前的那个晚上，我无意中碰见他们俩的情形，想着还有多少事情与这有关。比如说莫里斯•芬克，他曾看见并对我描述的那场可憎的表演——他所看见的暴行：她倒在地板上而内森却还在殴打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里，我都看见苏菲和内森出双入对，“迷恋”一词似乎成了他们关系的本质中一个苍白无力的描述，而这一切又怎样解释呢？每次苏菲谈起他时都是那么动情，为他的温柔和善良而感动不已，眼里总闪着泪光——而这充满热情的圣徒一般的家伙几天前却在耶塔的公寓门口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恐怖分子。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愿多想这些，因为那片云彩还在继续向东飘移，阳光又一次洒在我们身上；苏菲笑了，仿佛阳光把她的忧郁一扫而尽。她把最后一点面包屑抛向泰德乌兹，说：“我们该回去了。”她兴奋地大声宣布说，内森为他们的晚餐买了一大瓶勃艮第酒，她必须去位于教堂大街的a& p商店买一块上好的牛排来下酒。做完这个以后，她会花掉一个下午的时间与《熊》继续搏斗。“我很想见见这位威廉•福克纳先生。”我们慢慢走回公寓时她这样说：“告诉他说他总是让波兰人读得很困难，特别是当他没完没了地说着一个句子的时候。不过，斯汀戈，那人怎么会那么写书呢！我觉得我正身处密西西比河。斯汀戈，将来某个时候你愿意带我和内森到南方去看看吗？” 我走进我的房间，苏菲那活泼的身影也已不见了，莱斯丽•拉普德斯又一次占据了我的大脑，像一把大锤敲击着我痛苦的心。我曾傻乎乎地想，那天下午，在我们约会前的时间里，我要按惯常的作息时间做点正经事，也就是说给南方的朋友写几封信，或在笔记本里涂上几笔，要么就干脆躺在床上看书，但似乎都很难如愿。　　近来，我被《罪与罚》深深吸引，尽管我的作家梦想也因这本书令人惊叹的广博与复杂程度而深受打击。但我仍用了好几个下午的时间，带着敬佩的好奇心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我的好奇心大部分只是与拉斯科尼可夫有关，他在圣•彼得堡苦恼而丰富的经历(除了谋杀)与我在布鲁克林的遭遇何其相似。它对我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不是出于好玩，而是十分严肃的，这一点令我吃惊不小——假如我也沉溺于制作一次带有玄学意味的谋杀，比如说把刀子刺入一个像耶塔•齐墨尔曼一样的无辜的老妇人的胸膛，不知会对我的肉体和精神产生怎样的后果。我认真思索了一遍。这本书强烈迫人的观点使我退缩，然而每天下午它的吸引力又最终不可抵挡。可莱斯丽•拉普德斯夺走我的智慧，俘虏了我的意志，那天下午，我没碰那书。 我也没写信，没在笔记本上涂上几句诗文——从讽刺诗到启示录，我都从风格上模仿塞里尔•康纳利和安德烈•纪德——用这个办法我可以使自己尽快开始记日记。(很早前我曾将我这些充满青春气息的东西毁了相当一部分，只留下了一百多页具有怀旧价值的杂记，其中包括写莱斯丽的部分和一篇九百字的杂文——在那些满载焦虑与深思的日记中，这篇东西令人称奇。它是有关性用品的“功过是非”的。显然，这是我在试用各类润滑剂后写下的，我记下了它们各自的特点，比如磨擦系数、芳香度等等。“象牙雪花”成为优胜者，因为它可以在常态体温下轻易溶化成乳状。)不，我不愿再受良心以及加尔文工作道德的束缚，而且尽管我并不疲倦，我仍然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呆呆地躺在那儿。我意识到几天来的发热已使我的肌肉开始抽搐，这样大动感情很容易患病的。我横卧在床上，六英尺长，全身欲火中烧。每当想到莱斯丽，想到几小时后她就会一丝不挂地蜷在我怀里，我的心便狂跳不止。我已说过，这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也许会有生命危险。 当我躺在那间散发着薄荷糖般光线的房间里，下午的时光悄悄过去。与我的晕眩相伴的是一种近似疯狂的半信半疑的情感。请记住，我仍然是童男，这更让我有种梦境般的感觉。我将不仅仅只在爱的边缘徘徊；而即将启程前往一个田园牧歌般的宁静之地，一个黑暗的神秘领域。我又一次想起(这些声音有多少次在我的心中响起？)头脑简直而十分性感的莱斯丽曾说过的那些话。当我这样做时——脑海中便浮现出她那温润肉感的嘴唇，闪闪发光、校正得完美无缺的牙齿，还有冒着唾沫星的嘴角，似乎这就是那天傍晚最令人头晕目眩的梦。当太阳从夕普榭德海湾落下去后，那张嘴将——不，我不能再想那张柔软甜美的嘴，我马上便可以真正触到它了。刚一过六点，我便从床上一跃而起，冲了个淋浴，又刮了刮胡子。那已是我那天第三次刮胡子了。最后，我穿上我惟一的那件斜纹西服，从“金库”里抽出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冲出房间，开始那伟大的历险。 在门厅里(在记忆中，我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常常被一些印象鲜明的小人物点缀着)，耶塔•齐墨尔曼和可怜、粗俗的莫伊西•穆斯卡特布里特正在激烈地争吵。　　“你说你是一个诚实的年轻人，而你却对我做这样的事？”耶塔用一种充满痛苦而非愤怒的声音冲他吼着，“你在地铁里被抢劫？我给了你五个星期的时间付房租——而现在你却对我来老一套！你以为我还是个不谙世故的小丫头，会相信你的话？嗬——哈！”那一声“嗬——哈！”真是神奇，表现出一种莫大的蔑视。我看见莫伊西穿着一件黑色的基督教徒的晨服，那满是汗水的肥胖身体真真切切地畏缩了一下。 “可那是真的！”他一口咬定说。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他说话，是那种少男的声音——一种假声——似乎很适合他果冻一样的体态。“真的，我的包被抢了，就在伯根大街的地铁里。”他像要哭出来了，“是个黑人，一个小个子黑人。噢，他动作快极了。我还没来得及叫，他已经跑到楼梯上去了。哦，齐墨尔曼夫人——”　　那声“嗬——哈！”再一次响起，那家伙又浑身一抖。“我该相信你吗？我该相信这位绅士——一个即将成为犹太牧师的先生讲的故事吗？上星期你对我说——哦，你对我发誓说，你到星期四下午就会有四十五美元，而现在你却告诉我你被抢劫了！”耶塔肥胖臃肿的身体向前倾着，像要打架似的，但我觉得她只是咆哮一下做做样子，并没有真正的威胁。“我出租房屋已有三十年了，从未驱逐过房客，只在1938年赶跑过一个怪里怪气的斯拉夫人，他专穿女孩子的紧身短裤。但现在，我的上帝，帮帮我吧，我不得不赶走这位绅士！” “求求你！”莫伊西可怜兮兮地哀求着。 我觉得自己是个闯入者，于是赶紧悄悄地想从旁边溜走，或者干脆从那两具肥胖的身体中间蹭过去。我小声地说了句“请原谅”便想开溜，正在这时，我听见耶塔说：“哎，哎！你要干什么去，罗密欧？” 我意识到一定是那件刚刚浆洗过的斜纹西服和上了发油的头发，以及剃须时用的罗亚尔•林密牌剃须膏——我曾把它放肆地倒在脸上，又涂抹得那么厚，以致我整个人都散发出一股热带园林的味道——引起了她的关注。我微微一笑，说不去哪儿，便溜了过去，迫不及待地赶紧逃离这乱糟糟的一团，以及耶塔不怀好意的盯视。 “我敢打赌，今晚有个女孩的梦就要实现了！”她在我身后哈哈大笑着说。　　我朝她挥挥手，瞟了一眼畏畏缩缩、可怜巴巴的穆斯卡特布里特，便一头扎进令人愉快的六月傍晚的夜色中。当我朝地铁站走去时，我还能听见他那娘娘腔在哼哼唧唧地说着什么，然后慢慢消失了，接着是耶塔那极度克制的声音，表明莫伊西不会被赶出去了。我已逐渐发现，耶塔确确实实是个好老板娘，或者用另外一个成语，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善良女人。 第38节 犹太风格的闹剧 但是，刚才那幕犹太风格的闹剧——有些像一部依地语的喜剧，使我对我与莱斯丽的相遇有了另一方面的认识。我坐在摇摇晃晃向北驶去的地铁里心烦意乱，试图看一份布鲁克林《鹰》报，但最终还是放弃了。我又开始想莱斯丽，突然发现我这一生中还从未跨进过一个犹太家庭的门槛。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不知道。我突然担心我的衣着是否合适，突然意识到我该戴一顶帽子。不，当然，我确信，那是在犹太教堂里才需要的。(是那样吗？)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我的家乡弗吉尼亚那黄砖砌成的犹太教堂——罗德夫•索伦教堂，街对角是另一座长老会教堂——用褐色的沙石板条石砌成的美国三十年代风格的建筑。我在那儿长大，在少年时期常常目睹信徒们在礼拜天默默地挤在教堂里。那垂着窗帘、有着威严的铸铁大门和大卫凹刻雕像的犹太教堂，还有犹太人、犹太民族和他们那神秘宗教，都使我觉得神秘莫测，甚至有些超乎自然。 也许很奇怪吧，我并没有被犹太人本身所迷惑。在那个繁忙的南方小城的外围阶层里，犹太人都很和善。他们完全被同化了，成为大众中的一部分：成功的商人、医生、律师和小资产阶级群。副市长是一个犹太人；当地一所规模很大的中学为他们的足球队获胜而骄傲，同时也为那个不同寻常的全能(能奔，能踢，能跑)足球教练而感到骄傲，他也是个犹太人。但我也看见犹太人是如何去获取另一个自我或人生的。在远离阳光和繁忙的生计时，犹太人躲进他们与世隔绝的充满怪异色彩的亚洲式礼拜堂：香火缭绕，公羊角及祭品，铃鼓，蒙面纱的女人，阴郁的圣歌，以及发自内心的用死去的语言的哭诉——从此，这一切给一个十一岁的长老会信徒带来许多无端的不安与迷惑。 我太小，太无知，无法将犹太教与基督教联系起来。同样，我也无法认识那些奇异的但现在看来自相矛盾的事情：那天做完礼拜后，我站在街对面惊愕地看着那座阴沉不祥的犹太教堂，脑袋瓜早已被《利未纪》里那些枯燥的令人生厌的东西搅得云里雾里。那是一个叫迈克奇的有着一副娘娘腔的银行出纳硬塞给我的，他的祖先早在摩西时代[1]便在斯开岛上虔诚膜拜和对着月亮嚎叫。我刚刚读完那一章，讲的是那群人不朽的历史。我带着深深的疑惑和一种说不清的恐惧，颤颤惊惊地看着那座礼拜堂。我不禁悲哀地想起亚伯拉罕[2]和以塞亚[3]。上帝，在那些异教徒的圣堂里发生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呀！星期六也是如此。而那时，善良的基督徒们正在清除花园里的杂草或在索尔百货公司闲逛呢。作为教会学校的学生，我对希伯来人的了解不少，但同时也不算多，因此，我仍不能真正明白罗德夫•索伦会众集会时所显露的东西。我用孩子的想象力认为他们会吹一种羊角号，号声粗犷充满野性，在黑暗中回响，那永远阴沉黑暗的地方有一只正在腐烂的方舟和一卷羊皮经卷。虔诚的女人们弯着腰，脸上蒙着面纱，穿着苦行者的粗羊毛织的衣服，悲悲切切地大声呜咽着。没有人唱感人的赞美诗，只有单调乏味的吟唱，其中不断重复的一个词听起来就像“甲状腺肿大”。黑暗中到处飞动着鬼怪似的像史前小鸟一样的东西，到处是戴着便帽的犹太信徒，他们用低沉的声音一边哀号一边举行原始野蛮的祭拜仪式——割包皮，烧公羊，掏出新生羊羔的心脏。一个小男孩看了《利未纪》后，还能想出什么别的呢？我无法想象我崇拜的米丽安•布克宠德以及居里•科恩，那个处处受人崇拜的中学体育教师是怎样在这种凝重的环境中幸存下来的。 十年过去了，我的迷幻多多少少有些解脱，但并没有完全摆脱。我对第一次面对一个犹太家庭还是有点担心。准备在布鲁克林高地下车之前，我开始想象我行将造访的那个地方的模样，而且——就像看待犹太教堂那样——总把它与黑暗阴沉联系起来。这并不是童年时的那种迷幻。我只不过把它与我读过的二三十年代的犹太人生活环境联系在一起——沿铁路线而修的贫民窑，荒凉，阴暗；我知道，拉普德斯的家一定早已离开了那样的地方，然而这种带有偏见的预感却很强烈，仿佛我已看见那地方一如我所想象的那样阴暗，死气沉沉。我仿佛看见镶着胡桃木板壁的阴暗房间，里面放着几件笨重的栎木家具；有一张桌子一定是祭台，烛台整齐地摆放着，但蜡烛没有点上，旁边的桌子上一定放着犹太教的全部经文或者法典。书页翻开着，拉普德斯家的长者正在认真细读。尽管房间收拾得十分整洁，但门窗紧闭，一股霉味。厨房里飘出一股炸鱼的气味，一个围着围裙的老太太——莱斯丽的奶奶——对自己的烹饪技艺满意地咧开无牙的嘴笑了，不过没说一句话。她不会英语。在起居室里，大部分家具都是镀了络，黄铜色，有些像疗养院。我肯定自己与莱斯丽父母的交流有些困难——她妈妈有犹太妇女典型的肥胖身材，神情忧郁，腼腆谦恭，一言不发；父亲则外向得多，很快乐，但也只能讲讲他的生意经——成型塑料，话音是那种带有含混腭音的犹太民族的母语。我们小口啜着马尼西维兹酒，小口地嚼着哈尔瓦，然而我却急切地盼望来一瓶斯利兹酒。突然，这些毫无头绪的想象——在什么地方，在那个房间，在一张床或沙发上，我和莱斯丽在紧张的清教徒般的环境中如何完成我们辉煌的一幕——被一下子打断了，地铁摇摇晃晃地开进布鲁克林高地的克拉克大街站，停下了。 我不再过多地想象莱斯丽的家，呈现在眼前的与我预先想到的完全不同。事实上，这个形象许多年后仍像一个铜钱那样光亮耀眼。莱斯丽的家是如此漂亮，以致我在那门前来回走了好几次，无法想象那坐落在皮埃尔庞德街上的房子与她给我的地址是同一个地方。当我最终确定后，我站在那儿没动，心里涌起的几乎是一种仰慕的感觉。那幢房子用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精致的棕色石头修筑而成，稍稍从街道向后退了一些，留出一片草坪，中间是一条新月状的砾石车道。车道上停着一辆铮亮的卡迪拉克，深栗色的，显然经过精心养护，整洁异常，毫无瑕疵。它真应放到展厅里去。 我在绿树成荫煞是优雅的人行道上停下脚步，尽情呼吸着令人振奋的清香。在傍晚的暮色中，房间里射出柔和的灯光和收音机里传出的旋律，突然让我想起里齐蒙德大道的那些豪华府第。我觉得这情景应该出现在那种精美杂志上，为菲谢尔•杜比埃斯、苏格兰威士忌、珠宝或任何价格不菲的精美物品作广告。但最让我回忆起的是南方联盟首府那种幽静别致的风格。当我走向门廊时，一个半蹲在地上画线的黑人司机张着粉红色的嘴冲着我笑，接着一个活泼有趣的女仆把我让进屋里。那女仆穿着打褶和荷叶边的又黑又亮的制服，她的口音——我能准确地听出是罗阿诺克河和科里塔克县一带的，那是在北卡罗来纳的东北部，刚好在弗吉尼亚南端。我向她询问，她证实了这一点，说她来自南方乡下。“对极了。”当我说着像稀泥一般软和拖沓的地方土语时，她插嘴说道，被我对语言的敏锐能力逗得咯咯直笑，然后把目光移开，说：“来吧！”她努力做出一付礼貌的模样，翘起嘴唇，小声地用北方腔调说：“拉普德斯小姐马上就出来见你。”想着那昂贵的外国啤酒，我已经有些飘飘然了。然后接着，闵尼(我后来知道这就是她的名字)把我领进一间非常大的乳白色起居室，里面放着令人想入非非的长沙发、睡榻和休闲椅。地上满着厚厚的地毯，也是白色的，上面没有一点污迹。四周全是书橱，里面放满了书——都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书，有新有旧，大多有被读过的痕迹。我在一张奶白色的鹿皮沙发上坐下来。沙发很软，放在有如仙境般的波斯纳尔德和德加的《乐师排练场》之间。德加的那幅画看来十分眼熟，但具体又说不上来——后来我突然想起，在我少年时集的那些邮票中，它被印在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张邮票上。“全能的上帝啊，耶稣基督”，这就是我当时能想起的感叹词。 那天，我一直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但同时又没有完全准备好。我那不安分的眼光曾在《纽约人》杂志和电影中见到过如此豪华富丽的场景，却从未目睹过真正的实境。这种文化休克感——对肮脏而实用的金钱的领悟与性欲突然溶合在一起——使得我坐在那里有一种说不明的复杂感觉：脉搏加快，脸上涌出兴奋的红潮，垂涎欲滴，最后，我那玩艺在汉斯•约克牌内裤里本能地挺了起来，而且整个晚上一直不下去，不管我用什么姿势——坐着，站着，甚至在盖奇托罗饭店的食客中蹒跚地走来走去时也不行。盖奇托罗后来成为莱斯丽经常光顾的地方。当然，这种现象与我的青春年少分不开，后来很少再出现过(30岁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我以前决不会在性以外发生这种情况。(最难忘的是那一次，我十六岁，参加学校的年会，有一个很会卖弄风情的小女人——我曾提到过她，莱斯丽与她相比简直有如天人——对我极尽挑逗之能事：向我的脖子吹气，用手指头挠我汗湿的手心，用她那光滑的腹股沟紧贴着我。尽管是假装的但却很卖力。这样过了几小时后，圣徒般的意志力才将我从这小荡妇身边拉开，一头扎进夜色中逃之夭夭。)但在莱斯丽家中，并不需要这种肉体的激发，只需将莱斯丽的即将登场与一种——我毫不羞耻地承认——对大量财富的躁动的意识加在一起就足够了。如果不承认我把那醉人的交媾与闪电般的婚姻的念头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我就是在撒谎。 第39节 本?费尔德先生 很快我就在无意之中了解到——从莱斯丽和她父母的一位中年朋友本•费尔德先生及夫人那儿，那天傍晚，他们与我前后脚来到莱斯丽家——拉普德斯的财富最初来源于一块不起眼的塑料，那东西还不及小孩子的手指头或成人的阑尾大，其实就只有那么一点大。费尔德先生一边抚弄着他的王牌烟斗一边说，拉普德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成功地生产出一种凹雕的塑料烟缸。这种烟缸(莱斯丽后来对我详细说过)是人人都熟悉的那种：黑色，圆形，上面压有诸如“斯托克21俱乐部”、“埃尔•莫罗克”，或是“贝特之家”、“指头酒吧”之类的字样。许多人都把这种烟缸偷回家去，所以订货便永无休止。那几年，拉普德斯先生生产了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烟缸，在长岛的那个极不起眼的小工厂的产值使得他和他的家人舒舒服服地在皇冠高地街住了下来，然后是位于弗兰特布西的豪华地段的豪宅。而最近的那场战争又把这个家庭从繁华带入到奢侈，带到位于皮埃尔庞德大街上这所整修一新的棕色宅第和德加绘画浓墨重彩的豪华之中(还有一幅我即将看到的景致，一幅十九世纪巴黎郊外已经消失的迷人的乡村图景，它的美丽使我的喉头如同哽住了一般。) 费尔德先生继续用相当权威的口吻说，珍珠港事件之前，联邦政府在塑料制品生产商中招标生产一种小型元件，它大约两英寸长，外形不规则，但尺寸要求十分精确，凹出的一端必须准确地套入同样形状的小孔之中。拉普德斯先生中了标。它的成本只需一便士，但需求量大得惊人。这小东西是整个二次大战期间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所发射的七十五毫米炮弹的导火装置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元件，也就是拉德普斯走上致富之路的宝贝。后来，在宫殿式的浴室里——这是我后来需要造访的地方，有一个这种聚脂做的小玩意的复制品，被嵌在一块玻璃镜框中挂在墙上。我长时间惊奇地盯着它，心想，在皇后大桥下的阴影中，这个从肮脏污秽的废料中诞生出来的小东西将无数的日本人和德国佬带入到极乐世界。那个复制品是用十八克拉金做的，是这所房子惟一刺眼的饰品，但在那个年月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那时的美国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莱斯丽后来把它叫做“蛆”，还问我是否能联想起“某种肥肥的精虫”。我们探讨了“蛆”那令人恶心但相当实用的矛盾形象，最终她采取了最不得罪人的方式，对这个家中财富的来源渠道持之以一种漠然的态度。她用一种取笑的口吻说：“正是那些‘蛆’赢得了法国印象主义的心。” 莱斯丽终于出来了。她穿着一件漆黑的紧身上衣，丰满的身体被勾勒得迷人而性感。她用她那湿漉漉的嘴在我脸上轻吻一下，浑身散发着一种沐浴液的清香，鲜艳得像一支刚刚盛开的黄水仙。她比我在家乡潮汐镇所了解的那些喜欢在土耳其熏鼻的麝香中弄得湿漉漉的处女们要动人得多。这就是阶级，我想，真正的犹太阶级。一个能心安理得地穿上亚德里内衣的女孩子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性。不一会儿，她的父母也出来了。父亲是一位优雅精明的人，刚过五十岁，皮肤晒得黝黑。母亲则是一位长着一头琥珀色头发的女人。她的外表看上去相当年轻，很容易被看成是莱斯丽的姐姐。当莱斯丽告诉我说她母亲是1922年的巴纳毕业生时，几乎令我难以置信。 拉普德斯夫妇并没和我们呆多久，我对他们仅有一点短暂的印象。但那印象——那种学者般的不经意的优雅风度——使我对我在地铁上不着边际地胡乱猜想感到惭愧。毕竟，我对波多马克之外的世界以及种族文化的奥秘了解太少，它们对我来说是一团解不开的谜。我居然还错误地以为会遇上老一套的粗俗行为和语言，以为拉普德斯先生会像杰克•本尼电台节目中的犹太滑稽演员希里伯曼一样，用一口十七大街的口音讲着文理不通的句子。但现在我发现的却是另一回事：谈吐优雅的贵族，对自己的财富并不欣喜若狂。他的声音里带有很多好听的元音以及哈佛人所具备的机智。我知道他携带着制造辉煌成就的“蛆”的专业技术，从哈佛大学的化学专业毕业。我小口呷着仆人送上的爽口的丹麦啤酒，已有点微醉。我感觉很幸福——比我最初想象的更快乐、满足。后来，又一个发现让我惊喜不已。当我们在温馨的夜晚随意闲聊时，我开始明白费尔德夫妇是来和莱斯丽的父母一起外出度周末的。他们将去杰西海滩，到拉普德斯家的夏日别墅过周末。实际上，他们很快便会坐上那部铮亮的卡迪拉克离开这里。这样的话，我将和莱斯丽单独留在这儿。想到这里，我那已经见底的杯子变成了一个溢水口，欲望似洪水般从那里溢出，流过地毯，流出门外，流到皮埃尔庞德大街，漫过布鲁克林所有的欲望。莱斯丽，整整一个周末与莱斯丽独处…… 拉普德斯和费尔德两夫妇坐上卡迪拉克开往阿斯布里公园之前，这期间我们又小谈了一会儿。费尔德先生也和这家主人一样是艺术收藏者，话题自然转到了收藏。费尔德先生看上了一件收藏在蒙特利尔的莫奈的珍品，他透露说，如果运气好的话，他可以花三十美元得到它。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透心的凉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把“三万”缩简为“三十”。但这还不算最令人目瞪口呆的，因为皮沙罗还没被提到，我也还未看见这幅作品。莱斯丽突然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让我马上跟她走。我们来到房后一个好像是餐厅的地方，那幅画——爬满架子的绿莹莹的葡萄藤，斑剥陆离的断垣残壁以及永恒——夏日傍晚的最后一抹阳光正辉映着它。我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太美了。”“难道不是吗？”莱斯丽回应着我。 我们一起看着这美景。在阴影中，她的脸离我很近，我甚至能闻到她嘴里刚喝下的雪莉酒的香甜味。就在这时，她的舌头已到了我口中。说实在的，我并没奢望能有这样的奇迹发生；相反，我只是希望看看她那张脸，期待着我感受到的欢愉能得到她的心灵回应。但我还没来得及看她一眼，那舌头已迫不及待了，开始像一条小鱼在我张开的嘴里扭动。当它努力伸向我的小舌时，我差一点被窒息；它在里面不停地扭动，翻搅，在天堂处来回舔着；我肯定有一次它完全翻了个个儿。那舌头像海豚一样滑溜溜的，粘粘的，一股淡淡的酒香味。它本身的力量逼迫着我一下子朝后倒去。我瘫软地靠在门侧墙壁上，紧紧地闭上眼睛，完全被这舌头弄懵了。我不知道这一切持续了多久，但当我终于准备回应她或者说想要试着这么做时，她却把舌头缩了回去，然后把脸紧紧贴在我的脸上。“现在不行。”她用兴奋的声音说。我可以感觉到她在颤抖，但我只能肯定她呼吸急促。我急急地把她搂在怀里，轻声说：“上帝，莱斯丽……我们……”这就是我能说的全部。她马上从我怀里挣开，那脸上的笑容对我们那时热得发烫的感情来说，似乎显得有点不太适宜。她的声音柔柔的，充满轻松甚至有些轻薄，但它的个中意味却让我差点发狂。这是一种熟悉的腔调，但此时却像单簧管吹出的甜蜜乐曲。“交欢，”她说，声音小得刚刚能让我听见，眼睛紧盯着我，“妙不可言的……交欢。”然后她转身朝起居室走去。 片刻后，我一头扎进金碧辉煌的浴室中，飞快地从钱包中摸出箔纸袋，从中掏出一个事先已上好润滑油的特洛伊牌安全套，放进最方便顺手的上衣口袋。这间浴室有一个洛可可风格的教堂般的房顶，水龙头及所有的洁具都金光灿烂。我站在一面镶着烫金小天使的落地长境前，定了定神，擦掉脸上的口红印，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但我的脸早已烧得绯红，像一个心脏病人一样。而且对下面那玩意我也毫无办法，幸好我那件过时的斜纹西服稍稍有些长，正好把我那被顶得老高的裤裆遮住。我总算松了口气。 当我们在门口与拉普德斯和费尔德夫妇道别时，我看见了拉普德斯先生与莱斯丽告别的那一幕。他温柔地吻了吻她的眉毛，轻声说：“做个乖女孩儿，我的公主。”我是否应该产生一些猜疑呢？多年以后，当我对犹太社会学有所研究，并阅读了诸如《再见，哥伦布》之类的大量书籍之后，我才知道犹太公主原型的存在，了解到她一贯的行为方式以及她在计划中的重要地位。但当时在我耳里，“公主”这个词儿除了表示一种昵爱的情感之外没别的意思。看着卡迪拉克红色的尾灯在暮色中消失，我在心里对“做个乖女孩儿”这句话暗自发笑。即使如此，一旦我们单独相处后，我意识到莱斯丽的举止有点——我想你可以称为轻佻——那举止告诉我某种行为是必要的；她的舌头在我嘴里放肆地搅动着，这让我此时突然对它十分渴望。 我们刚回到前门里，我便有些迫不及待起来。我用手臂抱住她的腰，但她欢快地笑着挣脱了。“欲速则不达”？这对我来说太隐晦了。然而我肯定更情愿让莱斯丽来把握我们共同的计划，设定这个晚上的时间与节奏，使整个过程能逐渐达到高潮；尽管与我热切和急不可待相映衬的是莱斯丽的激情及渴望，但她毕竟不是一个可以马上和我倒在那张地毯上的荡妇。尽管她也有同样的渴望和放纵，但直觉告诉我，她和任何女人一样希望得到宠爱、奉承和挑逗。这正合我意，因为本能早已制定这么一个情节以增加男人的乐趣。因此我宁愿耐心点儿，慢慢消耗时间。这样，我发现自己极度亢奋地与莱斯丽并肩坐在德加那幅著名的油画下面，闵尼送来了香槟和鱼子酱。她的侵入丝毫未让我感到厌烦、扫兴(这是我那晚经历的众多的“第一次”中的一次)。我和闵尼用南方习俗相互开着玩笑，莱斯丽觉得有趣极了。 我曾说过，当我旅居北方时，一直为纽约人对南方人所采取的态度感到困惑。他们要么是极端的敌意(就像内森最初对我那样)，要么就是一付恩赐的样子，像一群黑人剧团的白人演员。虽然我知道莱斯丽是被我的“严肃”所吸引，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有着后一种感觉。我差点儿就看不见这事实，直到闵尼出现在屋里。在莱斯丽眼中，我新奇，具有异国情调，有点像里逖•巴特勒，我的南方特征成为最强有力的外衣；而我也开始用它做戏，这在整个晚上都很奏效。下面的这段戏谑(这在二十年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种交流)使莱斯丽高兴地拍打着她那迷人的穿着紧身衣的大腿。 “闵尼，我简直太想吃家乡的菜了，真正的黑人烧的饭菜。我不要吃这些油腻的共产主义鱼蛋。” “唔——啊！我和你一样！哦，我多想要上一大堆咸鱼，还有粗燕麦粉。那才是我想要吃的！” “再来点油炸土豆片儿，好吗，闵尼？土豆片和绿肉卷！” “呀！”(高声大笑)“你是说土豆片，你让我觉得快饿死了。” 第40节 盖奇托罗饭店 后来在盖奇托罗饭店，当我和莱斯丽坐在煤气灯下共享圆蛤和蟹黄时，我几乎经历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幸福。我们坐在远离嘈杂人群的角落的一张桌旁，喝着一种很不错的白葡萄酒，这酒使我的思维变得活跃起来，便管不住我的嘴了。我给她讲了在卡舍斯维尔失去一只眼睛和一个膝盖骨的我爷爷的故事，还给她讲了在南北战争时期担任南方联盟游击队领导成员之一的舅舅摩西比的故事。不过那是我编的，因为摩西比——一个弗吉尼亚的上校，与我没有丝毫关系；但这个故事十分可信且具有传奇色彩。我将它添油加醋，讲得绘声绘色，高潮迭起，然后在最后的精彩部分我故意打住了。莱斯丽两眼闪闪发光，探过身来抓住我的手，就像在康尼岛那样。我感觉到她的手心已有些潮湿。“后来呢？”她问。“哦，我的舅舅摩西比——”我接着说道，“终于在峡谷中将联邦部队包围了。那是在夜里。那位联邦部队的指挥官正在帐篷里睡觉，摩西比走进黑漆漆的帐篷，戳着他的肋骨把他弄醒。‘将军，’他说，‘起来，我有摩西比的消息！’那位将军并不熟悉这声音，还以为是自己的人。他在黑暗中一跃而起：‘摩西比！你抓住他了？’而摩西比回答说：‘不，他抓住了你！’” 莱斯丽听完后开心极了。她从喉咙深处发出一阵女低音般的笑声，惹得邻桌的人都转过头来看着我们。一个上了年纪的侍者狠狠瞪了我们一眼。等她的笑声过去以后，看着我们的餐后白兰地，我们俩有一阵子没说话。后来还是她而不是我，将话题转移到了她认为最重要而我也有相同看法的事情上。“你瞧，那时候的事真好笑。”她若有所思地说，“我是指十九世纪。我是说，没有人能想象那时的性交。那时所有的书和小说，没有一个字是关于性交的。” “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尚。”我说，“矫揉造作，假装正经。” “我对南北战争了解得不多，但一想到那个时代——我是说，自从《飘》问世以来，我就想象那时的将军们，那些富有、时髦、年轻的南方小伙子们，蓄着胡子，披着长长的卷发，骑着高头大马，而那些漂亮的姑娘们则穿着带有撑架的裙子和露在裙外的宽大长裤。你就会知道他们从来没有性交过。这可以从你读的书上了解到。”她停了下来，使劲儿捏我的手。“我是说，你想想看，那些迷人的穿着带支撑架的裙子的姑娘们的某一个，与某个漂亮的年轻军官——就是说，他们怎样疯狂地交欢呢？” “哦，对。”我哆嗦了一下，说，“是的，确实是这样的。这让人对历史有了更多的认识。” 已经过了十点，我又要了一杯白兰地。我们又坐了一个小时。如同在康尼岛一样，莱斯丽再一次把我们俩带入了一团混浊的死水之中，周围是一片令人不安的礁石。我还从未与一个女子涉足过这种地方。她常常说起她那时髦的心理分析医生。她说，是他打开了她身上的原始意识，尤其是性能量意识的大门，这使她更具活力，更具兽性(这是她的原话)，也是她必须要解放的东西，而现在她感觉自己正处于这种状态之中。她说这话时，那温和的法国白兰地使我有勇气把手指尖在她那富于表达的唇边轻轻滑过。她的嘴上抹着朱砂红的唇膏，荧光闪闪。 “在我接受心理分析之前，我还是有些惧怕的。”她做了一个手势，又说，“我从未想过我的身体会与一种深奥的学问联系在一起。我的身体已经给了我智慧。而对那长满柔软阴毛的部位，那妙不可言的小东西，我并没有意识，没有丝毫意识。你看过劳伦斯的作品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我只得说没有。那本书我倒是十分想看的，但它却像个需要禁锢的疯子一样被锁死在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我没法看到。“你要看。”她说。她的声音现在变得沙哑而且一本正经。“它能让你获得拯救。看在这个份上，你一定要弄一本来读一读。我有一个朋友从法国给我弄了一本，我借给你。劳伦斯可以给你答案——噢，他对性了解得非常多。他说当你性交时，你能进入天堂。”她说这些话时，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我们俩的手缠绕在一起，离我那个在裤裆处胀鼓鼓的玩意儿只有一点点远。她那充满激情的眼睛直视着我，十分挑逗。我努力克制着不要在公共场所就干出可笑而毫无理性的事情来。“哦，斯汀戈，”她又开口说，“我是认真的，性交就意味着进入天堂。” “那就让我们去吧。”我说。现在我已无法控制自己，赶紧做了个手势买单。　　后面几页是我努力模仿安德烈•纪德的《纪德日记》的形式写成的。还在都克大学读书时，我曾费劲地读过《纪德日记》的法语版。我十分仰慕他的日记。我认为纪德的正直诚实以及对自我的无情剖析，堪称二十世纪文明的精神世界里最成功的典范之一。在我自己的日记中，在记叙我与莱斯丽•拉普德斯的激情一周——我后来意识到，这激情开始于康尼岛那个热闹的周日，结束于皮埃尔庞德大街的周五早晨——的开头部分时，我冥思苦想着纪德的某个章节，回忆着他的某些警示性的思想与观点。我不想在这里详述这些，只想强调我对纪德的钦佩。他不仅能坦然承受那可怕的羞辱，还有果敢记录下来的勇气与诚实：越大的羞耻或失意，在他日记里越能得到感情上的净化，而读者的感情也在艺术的熏陶作用下升华。虽然我已记不清阅读时的心情，但它一定和我在与莱斯丽的最后阶段里所获得的净化是相同的。我把那一切连同对纪德的深思都记录在此。但我必须加上一句，这几篇特别的东西的确有些不同寻常。写下后不久，我一定很绝望地把它们从流水账似的日记本上撕了下来，胡乱卷成一团扔在一边。当我想重新设计这愚蠢的假面舞会的结局时，我侥幸地又把它们翻了出来。引起我注意的是上面的字体，它不是我惯常使用的当学生时的那种认真而心平气和干净易读的字迹，而是疯狂的胡乱涂抹，一眼便能看出那是在心情异常激动下一挥而就的。而那风格，现在可以看出，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对扭曲的自我的尖利剖析，而这正是纪德所推崇的。如果他能细细阅读下面这几篇使人深感羞耻的东西，或许也会赞不绝口。 我们离开盖奇托乐，上了出租车。我就从这里讲起吧。那时，我当然是欣喜若狂不能自控。车还没启动，我便迫不及待地一把搂住莱斯丽，马上又开始了我们去看皮沙罗时的那一幕。她那永不安分的舌头在我嘴里像条寻求新生的河鲱一样乘风破浪，永不停息。我还从来不知道接吻可以这样伟大，这样浩淼。现在显然该由我来吻她了。我这样做了。当我们的车开到富尔敦大街时，她呻吟着，浑身颤抖，而此时的我浑身燥热，开始做一些想做却总是不敢做的事。我在弗吉尼亚吻女孩们的时候都是这样，因为那含有明显的猥亵意味。我开始慢慢地富有节奏地把我的舌头在她的嘴里伸缩，把莱斯丽逗得又是一阵呻吟。她把嘴挪开，小声对我说：“上帝！你真是和我不谋而合！”我没有被她那奇怪的羞怯举止所打退。我已处于半疯狂状态。现在让我重现当时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疯狂的但还能控制的情况下，我决定赶紧做出第一个有实质性的动作来。我轻轻地把手移向她的胸口，以便捧住她那只动人的左乳或者是右乳——我忘了。但此刻，简直让我不敢相信，她用很坚决的姿势，用两只胳膊护住胸口，明显地向我示意：“别动！”这太让人吃惊了。我惊讶之极，以致以为我们当中谁出了错，或许她只是用这个姿势开一个玩笑(一个糟糕透顶的玩笑)而已。于是，接下来，当我的舌头在她口中迅速移动，而她又发出轻轻的呻吟声时，我便又一次开始进攻。事情再次像刚才一样：她的胳膊突然挡住我，就像铁路交叉口放下的“禁止通行”的栏杆一样。真令人难以置信！　　(现在是星期天晚上八点，我查阅了我的《默克手册》，并从中得知我正患严重的急性舌炎。意思是说我的舌头表面原有创伤，当时则因细菌、病毒的感染而加重。这是在经过长达五个小时的接吻，因唾液交换而引起的。这种接吻对我来说，或许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默克”说这种状态只是暂时性的，只须经过几小时的放松、休息便会有所缓解。这让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它使吃东西和呷上一小口啤酒都像一次次谋杀。现在已近深夜，我独自一人在耶塔公寓写作。我甚至无法面对苏菲和内森，坦白地讲述我正经受着的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失望。) 现在回到斯汀戈的叙述之中。我很自然地几乎是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我整理了一下头绪，试图对莱斯丽的奇怪行为作一番解释。我想，很明显地，莱斯丽只是不愿在出租车上做这些事。一定是这样的。在合适的地方做合适的事情，出租车上的淑女，床上的荡妇。我这样想着，心里舒服了许多，又开始用舌头热烈地与她做着更为复杂的接吻，直到出租车在皮埃尔庞德大街停了下来。我们下了车，走进漆黑的屋子。莱斯丽一边开着前门，一边说，今天是星期四，闵尼今晚休假不在这里，而我则把这些话看作是“今晚只有我俩独处”的暗示。在门厅柔和的灯光下，我的阴茎又在裤子里挺了起来，而且还渗出一点精液，就像一只小狗在我的裤裆处撒了泡尿。　　(噢，安德鲁•纪德，请为我祈祷吧！[1]说到这儿我简直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我应该怎样感受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那不可思议的让我受尽折磨的几个小时呢？谁应该为这莫名其妙的几小时的折磨承担责任？是我，莱斯丽，时代精神，还是莱斯丽的心理医生？当然有人会用“冷酷、荒凉的平稳期”来为可怜的莱斯丽作解释，那正是她所用的词——平稳期，她孤独凄凉徘徊彷徨的平稳期。)　　我们在德加下面的一张长沙发上又一次开始。已是午夜时分，屋子的什么地方传来钟的响声。到了两点我依然毫无进展，不比我在出租车上有任何进展。我们俩都十分沮丧，但一直在默默地较量着。我已用尽了从书上学到的所有招数——试探性地去摸她的乳房、大腿和大腿之间的私处。不，毫无进展。除了张开的嘴里那不知疲倦的奇妙的舌头，她依然衣着整齐，毫发未损。从另一角度来看，可能用“全副武装的军人”来形容她更为贴切。因为我开始想在半明半暗中对她发起进攻，我的手指刚摸到她的大腿处，还想把手指插进她那紧夹着的双膝时，她猛地一下子把舌头从我嘴里抽出，喃喃地说着“哦，对，就是那儿，摩西比上校！”或者是“后面一点，约翰尼•瑞博！”诸如此类的话。她努力学着我的南方口音，语气轻松，还咯咯地笑着。然而这种例行公事般的声音对我来说却是严肃的，我觉得像被浇了一盆冰水似的浑身凉透。在这么一个完全没有掩饰的伪装之下，我又一次无法相信所发生的一切。在她完全主动的表示之下，在所有明白无误的邀请以及火辣辣的勾引后，她却大大地欺骗了我，一下子又退缩回去。这一切简直令我无法接受。两点钟后，我在某个时间几近崩溃的边缘。我求救般地想干点什么——即使在我干这事儿的过程中，我也明白我只是想刺激一下莱斯丽的反应，尽管我不敢预言这反应会有多么强烈。我们仍然纠缠在一起。我敢肯定当她意识到她握住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她一定会尖叫起来，把我们俩都憋死在欲望的洪流里。(我悄悄地把裤子拉链拉开，把她的手放在我的生殖器上面)她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好像有人在她身下放了一把火似的。那一瞬间，我在整个晚上的所有的可怜幻想与美梦都化为灰烬。 (噢，安德烈•纪德，我真想像你一样，变成一个可悲的同性恋者！[1]) 第41节 半老除娘性欲极强 后来她坐在我身边像个孩子似的又哭又叫，想为自己做解释。出于某种原因，她那令人讨厌的甜蜜，她的无助、垂头丧气，以及她的懊恼等等，都使我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大发雷霆。本来一开始我是想把德加那幅无价之宝取下来砸在她脖子上的，而现在我却几乎要和她一起哭起来，为我的懊恼、绝望而哭，也为莱斯丽和她的心理分析而哭，这些分析帮她创造了这些下流的欺骗把戏。当钟快敲响黎明时，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我并不想这么下流，这么无理。”我在黑影中悄声对她说，握着她的手，“但你让我想到一边去了。你说过，我现在用你的原话：‘我敢打赌，性交一定能让女孩子感觉妙不可言。’”我停了好一会儿，在黑暗中吐出一口浓烟，然后说：“当然，我能。我想这么做。”我又停了一下，“现在全结束了。”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她不停地抽泣着。她说：“我知道我说过那话。如果我让你产生了什么想法的话，那么，对不起，斯汀戈。”又是一阵抽泣。我递给她一张纸巾。“但是我并不是说我想要你这么干。”她抽泣得更厉害了。“还有，我说‘女孩’，并不是说我。”我顿时发出一声足以惊醒死人灵魂的呻吟。我们俩都没有再说话。就这样过了很久很久，差不多三四点钟时，我听见轮船的汽笛声，很清楚，很凄凉，很遥远，从纽约港那边传来，打破了黑夜的寂静。它让我想起了家乡，心里充满说不清的悲伤。由于某种原因，那声音和悲伤使我更加难以忍受莱斯丽那过于热烈的青春亮丽的模样，她就像丛林中的花朵，那般鲜艳却又无法得到。道德败坏的念头在我脑中一闪而过，而我却没法相信我那玩意儿仍像长矛一样挺立招展。难道这就是圣约翰被剥夺圣职的痛苦？坦达勒斯[1]的？圣奥古斯坦恩的？小聂尔的？ 莱斯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口舌主义者，她所有的性生活都集中在舌头上。那么她用她那灵活过余的器官给予我一连串的煽情性刺激，以及同样刺激但却是一派胡言的理论时，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了。我们坐在一起时，我想起在都克大学的病态心理学课上学到的一种奇怪现象“秽语症”，这是一个使用淫秽语言的强迫性习惯，常见于女人身上。终于，我打破我们之间的沉默，用尖刻的语言开玩笑般地说，她可能是这种病症的受害者。她似乎并不觉得受到侮辱，但是她说，不，不是那样。过了一会儿，她停止哭泣，然后给我讲了一件事。要是在几小时前，我会觉得是个笑话，而现在我却毫不惊讶地平静地听着这个痛苦的真实故事。“我是个处女。”她用小声而悲切的声音说。过了很久我才说：“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知道吗？不过我认为你是个有病的处女。”我在说这话的同时意识到这太过尖刻，但却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这时，又一声汽笛声从港口传来，使我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渴求和绝望的思乡之情，差点令我哭了起来。“我很喜欢你，莱斯丽，”我努力使自己说下去，“只是我觉得你这样骚扰我太不公平了。这对一个男人来说太残酷了，太可怕了，你根本无法想象。”说完这些，我无法想象她会怎样回答我的话。这时，她用无比凄凉的声音说：“可是，斯汀戈，你无法想象在一个犹太家庭长大意味着什么。”她开始对我细细地讲述起来。 终于，在天快亮时——此时我全身上下每一块骨头和肌肉都疲倦之极，包括那个勇猛无比的东西也终于在固执地支撑了如此长的时间之后偃旗息鼓了——莱斯丽又为我描绘了一个她的心理分析的黑色的奥塞罗。这当然是她的家庭，那可怕的家庭，那个冷酷的饰以文明外表的家庭。对莱斯丽来说，它是一个装满鬼怪的蜡像馆。冷酷无情、野心勃勃的父亲毕生的追求就是塑料制品。自孩提时代起，他与她讲过的话总共不超过二十句。还有她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妹妹、痴呆的哥哥，以及有如恶魔一般的母亲，不知是否受到博纳德的影响，她一直用怨恨、报复般的方式支配着莱斯丽的生活。自从她发现三岁的莱斯丽开始淘气之后，便哄骗着把她的手绑了好几个月的夹板，以预防她手淫。莱斯丽口若悬河般地对我倾诉着，似乎我一时也成为她那不停变换的心理分析医生方阵中的一员，而这些人曾参与她的灾难与不幸达四年之久。天已大亮，莱斯丽喝着咖啡，我喝的是百威啤酒，价值二千美元的马格那沃克斯留声机上正在播放汤米•朵西的乐曲。我精疲力竭地听着，莱斯丽的话像从层层叠放着的毛巾后面渗出来，我则徒劳无益地想把那些大杂烩一般的忏悔词连在一起——尽是些像莱希学派，荣派，奥德勒学派，格塔式心理学，以及升华，偏执，卫生训练等等诸如此类的词儿。我从未听到有人用这种口气吐出这些词语，我觉得它们应该在南方成为托马斯•杰弗逊，雷姆大叔或该死的三位一体的专用术语。我实在太累了，而她仍然说着正流行一时的心理分析。她正说到她的第四位分析医生，莱希派的朴尔沃玛泽医生，而且又提到她的“平稳期”。我几乎不知道她说到哪儿了。我一个劲儿地眨眼睛，暗示我实在想睡觉了。她却还在说呀说呀，但那张湿润、勾人的犹太人的嘴唇，对我来说已经永远失去了。我突然发现经过这么几个小时之后，我那可怜的阴茎第一次萎缩得像那个“蛆”一样大小。我大声地打着哈欠，嘴张得很大，但莱斯丽一点也没注意。她似乎认为我不能带着这种情绪离开，无论如何我都应该理解她，可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能理解。当莱斯丽继续唠叨时，我只能绝望地反思着那显而易见的讽刺：如果耶稣基督通过弗吉尼亚那些索然无味的小妖精们出卖过我，那么我现在又被极端恶劣的弗洛伊德博士通过莱斯丽之手再次残酷地诈骗了一番。两个绝妙的犹太人，相信我，没错的。　　“在达到口舌的‘平稳期’之前，”我听见莱斯丽说，尽管那时我已困得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我从未对你说过那些话。现在我完全可以说了。我指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的那些人人都会说的淫秽词语。我的心理医生——朴尔沃玛泽医生说，一般来讲一个社会的压抑都与它对性语言的严厉压抑有直接关系。”我的回答夹杂着一个巨大的哈欠声，以致听起来有点像野兽的吼叫，“在‘平稳期’，你可以说性交却不能这样干！”她的回答在我的脑海中变成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支离破碎的声音。有好几分钟，我已困得不能支持，只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莱斯丽现在正深深陷入一种叫器官疗法的治疗之中，在未来的几天里，她将会坐在某种盒子里，耐心地吸着乙醚散发出的某种魔力，这将把她带入另一个平稳期。困倦又一次向我袭来。我打着哈欠语无伦次地祝她好运，然后，说也奇怪，甚至当她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可能在某一天时——某天！我已经进入了梦乡。我做了一个奇怪的吓人的梦，在梦里同时被极度的快乐和痛苦撕裂着。这个瞌睡可能只打了一小会儿便醒了。我醒过来时——我眨眨眼睛，看见莱斯丽还在自顾自地说着她的故事——发现我的整个身子全压在手上。我把手从屁股下抽出来，五个手指已被压得变了形，完全麻木了。这或许可以解释我那不可言喻的伤心的梦。在梦里，我又一次在长沙发上热烈地拥抱莱斯丽，而且终于摸到了她那两个被紧紧束缚在苦艾和金属丝做成的乳罩里永无出头之日的乳房。我用手抚弄着它们，就像揉着一团生面团。 许多年之后，我总算明白了莱斯丽的执拗，或者说，她那坚不可摧的贞操观与我不得不写的这部大部头小说形成了怎样的美妙对照。上帝知道，如果她真的是一个她所扮演的不负责任的、放荡而又富有经验的花花公主的话，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她是那么的丰满成熟，令人垂涎，我还没弄明白就成了她的俘虏。这肯定会将我从耶塔那粗糙的摇摇欲坠的粉红色宫殿中，并毫无疑问地将我从构成这个故事主要原因的一系列事件中拉出来。但莱斯丽对我的信誓旦旦与可怕行为是那么的不同，把我的心伤得如此之深，以致我大病一场。身体上的病其实并不严重，不过是一次流感加上精神极度消沉。但我在床上躺了四五天(内森和苏菲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不时为我送来西红柿汤和杂志)，并肯定自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这尽头便是性，它像一座乱石岗，我在那里莫名其妙地摔了一个大跟头。 我知道我那时的长相还算中看，有着一种特别吸引人的聪明才智以及南方人谈话的机趣。这一点我十分清楚，它使我拥有一股甜蜜的诱人的(但决不是讨好、奉承)魅力。尽管我充分挖掘这种聪明才智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还是找不到一个女孩子愿意和我一同体验性的美妙。现在看起来——当发烧躺在床上时，我认真读着《生活》，伤心地想着莱斯丽和我在黎明昏暗的光线中谈话的样子——这是一种病态。不管多么痛苦，我都应认为它是我那倒霉的命运中的一环，就像人们必须接受口吃、兔唇之类令人厌恶的事情一样，我最终也必须接受它们。我还不是性感的斯汀戈。我不得不安于这点。但我同时认识到，我已拥有更令人兴奋的目标，这可以算是一种补偿吧。毕竟，我是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有一句老生常谈说，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的创造教者都是那些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们。他们集中才智，不允许错位的感情颠覆美与真的更深远的目标。所以，斯汀戈，往前走吧。我对自己说，重新打起精神来，忘记伤痛，继续你的工作吧。把色心抛在脑后，把激情倾注到你脑子里那些引人入胜的呼之欲出的形象里吧。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如此这般的告诫把我从床上拖了起来。我觉得头脑清醒，精神爽朗，好色之心荡然无存。我开始大刀阔斧地继续与各式各样的小人物纠缠不休：仙子、小丑、乡巴佬、可人儿，还有受尽折磨的母亲、父亲，让他们重新充斥我的小说的每一页。 我再也没见过莱斯丽。我们在那天早上沉闷地分了手，但分手时我们都很悲哀。她让我给她打电话，但我从未打过。从那以后，她常常在我那些淫荡的幻觉中出现。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的脑子里时而浮现出她的影子。尽管她让我受尽折磨，我仍希望她能有好运，无论她去了哪里以及最终变成什么样的人。我总是希望她能在沃根箱子里梦想成真，进入到更高的“高原期”，而不是总停留“平稳期”。假如不行的话，就像她所接受的其他治疗一样，我绝不怀疑在紧接着的十年里，那种非凡的对利比多(性欲)的关心与呵护的科学疗法，将会让莱斯丽尽可能地实现她的梦想。也许我是错的，但为什么直觉告诉我，莱斯丽最终还是找到了她的那份幸福？我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我所看见的她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很有修养、雅致阔气、风韵犹存的半老除娘，对脏话出口谨慎，婚姻美满，子女成群，而且(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性欲极强。 第42节 上帝赋予他的才能 那年夏天气候一直不错，只是有时到了傍晚有些闷热潮湿。这时，内森、苏菲和我便溜到教堂大街拐角处一家有空调的“鸡尾酒廊”——天哪，多么好听的名字！它的正名叫枫苑。那时，在弗兰特布西一带没有几家像样的酒吧(对此我一直很迷惑，后来内森告诉我，对犹太人来说，坐酒吧慢慢饮酒是很不成体统的事)。我们现在去的这家酒吧生意的确兴旺，多数顾客是蓝领，如爱尔兰籍的看门人，斯堪的纳维亚籍的出租车司机，德国籍的建筑工地监理员，还有像我这样的个别的散客。我发现偶尔也有几个犹太人，他们总显得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枫苑很大，位于一条脏乱破旧的小街上，灯光昏暗，有一股淡淡的死水味，但吸引我们的主要是冷气机，还有那种无拘无束的轻松气氛。再说，它的价格也很便宜，啤酒只卖十美分一杯。我了解到这家酒吧建于1933年，是为了庆祝禁酒令的废除而修建的。它宽敞甚至有些空旷，从某些凹凸的部分能看出它最初是一个舞台。但从一开始，这里就没有出现过酒吧老板所设想的科里班特式的巨大欢宴。由于某个致命的失误，那些整天喝得醉熏熏的创办人没有发现他们把酒吧修在了一个井然有序、恪守规范的街区，结果侵礼会或孟诺派的犹太教徒们对它说不，荷兰基督教改革者们也对它说不。 因此，枫苑一直没有获得歌舞表演的执照，所有那些金光闪闪的舞台装饰，包括像卢比•凯勒电影里那样的旭日形的旋转吊灯，本来是为那些轻佻的舞女们金光闪闪的服饰增色所用，但现在统统弃置一旁，上面积满灰尘污垢，锈迹斑斑。凸升起来的舞台是这个椭圆形酒吧的中心，专门用来让那些长着柔滑长腿的脱衣舞女们向围坐在台下伸长脖子傻看的人们扭动着她们的屁股，而现在这里却脏乱不堪，堆满各种标牌的冒牌威士忌和啤酒。更可悲的是一面墙上悬挂着的一幅很大的堪称精品的艺术壁饰——出自那个时期的某位高手，背景是曼哈顿，以及一支爵士乐队与一群载歌载舞的合唱姑娘——这些从未能真正面对观众的笑脸已经开裂，水渍斑斑，还有一道横向的黑印，显然是长期烟熏火燎造成的。在那些潮湿闷热的夜晚，内森、苏菲和我在枫苑里，正是坐在那幅壁画的一角下，与那灯光昏暗的舞台遥遥相对。 “伙计，很遗憾你与莱斯丽没什么进展。”内森对我说。那是我从皮埃尔庞德大街惨败后的一个晚上。他为没能做成这个媒很是失望，而且还略微有点吃惊。“我以为你们俩都已进入了角色。在康尼岛那天，我觉得她恨不得把你一口吞了，可现在你却告诉我一切都搞错了。怎么回事儿？我简直不相信她会不愿意。” “哦不，我们在性方面没出问题。”我撒了个谎，“我想说，至少我进入了她的身体。”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不想说实话，不想说出两个童男处女的这场灾难性的半途而废的约会。不管从莱斯丽还是从我的角度去想这事，都会觉得太丢脸了。我编了一个不太高明的谎话。我敢说内森知道我不过是在即兴表演，他大笑起来，双肩抖动着。当我讲完这段故事后，又附带讲了两个弗洛伊德似的引语——有一个是莱斯丽告诉我的，她说她只有和那些阳物硕大的黑炭般的黑鬼干才会达到性高潮。内森微笑着，用一种男人善意的玩笑般的眼神看着我。我说完以后，他用手拍拍我的肩膀，用长者般的理解的口气说：“伙计，对你和莱斯丽的事我很遗憾。我以为她会是一个理想爱人。有时候化学反应也会出错。” 我们不再提莱斯丽。我在那些晚上使劲儿喝酒，差不多每次都要灌下六七杯啤酒。我们有时饭前去那儿，但大多数时候是饭后才去。那时，酒吧里几乎还没有白葡萄酒——尤其是像枫苑这样的低级俗气的地方——但内森总能在许多方面显示出超人的能力。他总能设法弄来一瓶法国产的勃查普利司无糖白葡萄酒，把它放在桌旁的一个冷水桶里。我们三个人便喝着它，在那里消磨掉一个半小时。勃查普利司酒使他俩感觉恰到好处，软绵绵地全身放松，内森那张黝黑的脸变得光彩照人，苏菲那张最温柔的脸庞上则被染上山茱萸花般的红晕。 现在在我看来，内森和苏菲就像一对结婚已久的夫妇，我们都感觉不愿分开，我也在无意中想过枫苑那些老于世故的人是否会把我们当作一个三口之家。如果不是因为苏菲提及他们共同生活时那些令人伤心的事情(有时我们在希望公园野餐时她会无意中说起)，以及我在第一次碰见他们时对内森产生的阴暗感觉，除了这些，内森应该算一个相当出色、魅力无穷的“正常人”。在这样一个具有感染力和指挥能力的人面前，我还能怎样呢？他一半是兄长，果敢自信，在我孤独彷徨时向我伸出慷慨的援手。他也绝不是个乱献殷勤的人，他的玩笑，哪怕是最鸡毛蒜皮的小玩笑，也总带有一种大家风范。他总是源源不断地为我们上演犹太人的滑稽喜剧，从不觉得累。他的某些故事简直就是经典之作。记得我还是个孩子时，曾与父亲一道去戏院看过w•c•菲尔兹的一部电影(记得片名是《我的小山雀》)。我看到一个只能在内森的犹太乡巴佬故事里才能看到的笑话，而我的父亲居然一下子被逗得大笑不止，以至于整个人从座位上滑了下去，滚到过道里。天哪，滚到过道里！当内森在枫苑给我们讲那些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犹太乡巴佬的笑话时，我也差点像父亲那样笑得从座位上跌下去。 内森在讲这些民间笑话时，就像有两个人在表演。一个主角是夏皮罗，他在一次宴会上哆哆嗦嗦向死对头玛克斯•塔伦鲍恩要求和解。内森用标准的依地语模仿着夏皮罗说话，声音变得油腔滑调且蠢笨无比。他说：“我必须用英文字母表，从a到z，来形容了不起的非凡的玛克斯•塔伦鲍恩！”内森的声音变得柔滑，充满狡黠。夏皮罗知道俱乐部的一个成员——正在打瞌睡的金斯博格——会投玛克斯•塔伦鲍恩的反对票，他相信这个敌人这时不会醒来，于是内森—夏皮罗说：“a，受人敬仰(admirable)；b，他助人为乐(beneficial)；c，他十分迷人(charming)；d，他风趣(delightful)；e，他很有教养(educated)；f，他对人友好(friendly)；g，他心地善良(good-hearted)；h，是个绝好(helluva)的好小伙子。”(内森的叙述语气十分油滑而又严肃，使这些本来乏味的口号令人捧腹。我的嗓子都笑痛了，眼泪也笑了出来。)“i，他休生养性(inna-resting)。”正在此时，金斯博格醒了——内森的食指指向天空，声音一下子充满威严傲慢，以及难以忍受但令人愉快的敌意。内森—金斯博格用雷鸣般的洪亮嗓音说：“j，慢着(just a minute)(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k，他是个犹太佬(kike)[1]；l，他是个傻瓜(lummox)；m，他是个蠢货(moron)；n，他是头懒猪(nayfish)；o，他是头公牛(ox)；p，他是根阴茎(prick)；q，他是个同性恋(queer)；r，他是赤色分子(red)；s，他是笨蛋(shlemiel)；t，他是个堆鸡屎(tochis)；u，你要他吧(you)；v，我们不想要他(ve)；wxyz——我反对这个混蛋[2]！” 这真是一次魔力的展现。内森那充满激情的表演，对那种令人乏味、愚蠢之极的人的无情嘲笑，使得我像我父亲一样笑得喘不过气来，从长椅上跌倒在油腻的墙跟下。苏菲呢，此时也笑得差点被呛着，轻轻地擦着眼睛。我能感觉到酒吧里的苍蝇正不快地盯着我们，很奇怪我们为何如此大笑。渐渐恢复平静之后，我不无敬畏地看着内森。能制造这种效果的人必然具备某种神圣般的才能，是上帝赋予他的才能。 第43节 内森只是一个丑角 但如果内森只是一个丑角，或如果自始至终只上演一种题材的话，那么即使他满腹经纶，他的表演也将流于单调甚至变得可笑。他对这种喜剧表演极富灵感，且见多识广，兴趣广泛。在我们呆在一起的那些愉快时光里，他永远讲着那些极富想象力的笑话。或许还应该再加上一句，我总是感觉到，正是内森——也许是因为他的年长，或纯粹是因为他天然具备的那种磁场般的吸引力——在为我们所有的谈话定基调，尽管与生俱来的性格使他从不独自霸占这个舞台。我也不是个不善言辞的人，我讲话时，他也洗耳恭听。我想，他应该算是博学多才之人——几乎无所不知；然而他的热情与智慧，以及展示学识时那种轻松自然的神态，使我从未在他面前产生憋闷和令人窒息的不满感。这是一些博学多才的人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时常常会令人产生的一种感觉。他有着令人惊叹的广泛的知识面，我得不断地提醒自己，我是在与一位科学家，一个生物学家谈话(他总令我想起像朱利安•郝胥黎那样的奇才，我在大学时曾拜读过他的文章。)——这家伙精通文学和许多典故，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他可以在一小时里轻轻松松地将李顿•斯特拉齐、《爱莉丝漫游仙境》、马丁•路德早期的禁欲思想、《仲夏夜之梦》以及苏门答腊猩猩的交配习性，像一个珠宝盒似的融汇在一起，统统编进一篇讲稿。这东西既滑稽又十分严肃，对窥阴癖与露阳癖的本质联系进行了专门探讨。 这一切都令我信服。在德莱塞的问题上，内森拥有与怀特赫兹有机体理论同样程度的了解。对自杀问题也是如此。他似乎对这个问题有某种特殊的偏好，对此他不止一次地谈起过，虽然与病态的边缘有些接近。他说，他最推崇的小说是《包法利夫人》，不只是因为它在形式上尽善尽美，还因为它对自杀这个主题的剖析；爱玛的服毒自杀简直是一种不可逃避的悲壮之举，使它在西方文学中成为人类精神状态的最高象征。一次，他在讲一个十分滑稽的笑话时，谈到灵魂的再生问题(对此他说，他决不怀疑它的可能性)，他宣称说他前生是一个犹太教的阿尔比根修道士——一个名叫圣•内森•勒•博恩的杰出优秀的僧人。他说他疯狂地迷上了分裂出来的那支对自我毁灭有着强烈嗜好的异端教派，曾单枪匹马到处传教。对此他有一套理论，即如果生活是一种罪恶，就有必要尽快结束它。“我只有一点没有预见到，”他评论说，“那就是我被带入二十世纪的生活之中。” 然而，尽管在他所关心的事物中有这些轻微的不安分因素，但在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愉快的夜晚中，我仍未感觉到苏菲亲身经历过并向我暗示过的哪怕是丝毫的消沉沮丧的情绪。我必须承认我被他迷住了，我甚至有些嫉妒。我忍不住怀疑这些暗示与打斗都是她那阴郁的波兰人的想象力凭空杜撰出来的。我想，这是波兰佬一贯的伎俩。 不，他如此温柔地为别人操心，怎么可能出现她向我暗示的那些可怕的行为？(尽管我也知道他的坏脾气。)比方说我的书，我正在完成的小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宝贵的充满真情的坦诚相告，尽管早些时间我们曾就南方文学是否衰落发生过争执。他对我的作品表现出的兄长般的关心让我倍感亲切，深受鼓舞。一天早上我们在一起喝咖啡时，他问我能否将已经完成的部分拿给他看。 “为什么不呢？”他热情地说，黝黑的脸上一脸急切，前额出现几道皱纹，看似有些愁眉不展的脸上浮起了慈祥的笑容。“我们是朋友。我不会妄加评论，甚至连一点建议也不会提。我只是想看看。”我有些害怕。坦白地讲，我害怕是因为还没有一个人看过那些黄色手稿，页边的空白处满是污秽的手指印，散发出一股腐烂的臭味。还有，我对内森尊敬之至，我明白如果他对我的辛苦之作有一点不满意，哪怕是完全无意的，也都会对我的热情造成致命的打击，甚至影响到我今后的写作。但是，一天晚上，我还是冒险拿了九十页的手稿给他。我曾天真地订了一个宏伟计划，就是在没有完成最后一行字之前，绝不让任何一个人看到它，即使写完后也只让出版社老板阿尔弗雷德•克劳福亲自来看。我和苏菲坐在枫苑回忆童年和克拉科夫时，内森独自一人在粉红宫殿里阅读这些手稿。大约一个半小时后，他从夜色中走进酒吧挤到我身边，我的心顿时怦怦地乱跳起来。内森眉头上沾着汗珠，一屁股坐在对面苏菲的身旁。他目光平缓，看不出任何表情；我一下子吓呆了。“不，别说！”我差点就要求他了，“你说过不作评论的！”但他的评论好像凝固在空中即将来临的闪电雷鸣。“你读过福克纳，”他慢慢地开了口，声音平缓没有起伏，“也读过罗伯特•彭•沃伦，”他停了一下，“我敢肯定你还读过托马斯•沃尔夫，甚至卡森•麦卡库勒的作品。要是我说错了，就不对你的作品作任何评论。” 我想，哦，妈的，他已发现我的秘密。好吧，那只不过是一堆衍生的垃圾。我真想钻入枫苑那油腻腻的污迹斑斑的地板下面，消失在弗兰特布西大街下水道的鼠群里。我紧紧闭上睛——心想：我真不该把它拿给这骗子看，他又要对我大讲犹太文学了。我正想得满身臭汗、有点恶心的时候，他用一双大手抓住我的肩膀，在我的眉毛上印了一个湿漉漉的吻。我吓得差点跳起来。我一下子睁开双眼，呆若木鸡，几乎可以感觉到他那灿烂的笑容带来的温暖。“二十二岁！”他大声叫道，“啊，我的上帝，你就能写书了！你当然读过这些作家的作品，否则你写不出这些东西。但你完完全全吸收了它们，孩子，吸取它们并转换成你自己的财富。你已拥有你自己的心声。那是人们能读到的一个不知名的作者写下的最精彩的一百页。再给我看一些吧！”苏菲也被他的热情洋溢的话所感染，她紧抓着内森的胳膊，容光焕发，两眼直盯着我，好像我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似的。我傻傻地连一个连贯的句子也说不出来，高兴得差点晕过去。我想——斗胆借用一下通俗的夸张手法——那是我记忆中最幸福的一个时刻。那天晚上剩余的时间都成了他对我的稿子大加褒奖的时候。他生动有力的鼓励使我热血沸腾。从内心深处，我明白我太需要这些了。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怎能不折服于这样一位慷慨的，心胸开阔的，阅历丰富的良师益友，一位救星，一位魔法大师呢？内森真是一个有着无穷魅力的人。 六月来临，气候有些变化无常——一会儿闷热难耐，一会儿又出奇地凉爽，在公园里漫步的人们用茄克和衬衫把自己紧紧裹住。最后，持续几天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但暴风雨一直没有来临。我想我可以在弗兰特布西，在耶塔的粉红色宫殿永远住下去，或至少住上一年半载甚至好几年，以完成我的手稿。不过，要保持这种高尚的心境确实太难了——我仍然为我悲惨的独身生活而烦恼；除此之外，我感到我与苏菲、内森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每日相伴的极有规律的共同生活令人惬意，这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无名作家能够得到的一种最佳状态。我对内森充满激情的赞扬有些飘飘然，像着了魔似的飞快地写了起来。一想到我写得精疲力竭时总会发现他们就在身边，我便感到十分惬意。每次不是内森便是苏菲或是两个都在，我们说说笑话，讲讲过去，听莫扎特，吃三明治，喝咖啡、啤酒。我把孤独抛向空中，浑身涌动着创作热情。我不可能比现在更幸福、快乐了…… 第44节 我不可能比现在更快活 我不可能比现在更快活，那就是说，当一连串糟糕的事情闯入我平静的生活之后，我才意识到苏菲和内森曾经(现在也仍然是)是那样的不和谐，以及苏菲的恐惧、预感与她那时表现出的幸福感是多么的不协调。还有更糟的发现。自从一个月前来到耶塔的第一晚开始，我便发现潜伏在内森身上的某种东西，它就像某种看不见的毒汁，使他不时显露出狂暴不安的一面。我也逐渐明白，把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狂乱有着双重原因，既有来自内森本性的阴暗面，同时也与苏菲的过去纠缠不清；这种纠缠可以一直追逐到从奥斯威辛烟囱里冒出来的恐怖烟雾，那是一种极度的痛苦、彷徨和自我欺骗，一句话，它像恶之雾笼罩着苏菲…… 一天傍晚，大约六点左右，我已在枫苑我们常坐的那张桌旁坐了下来。我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着《纽约邮报》。我正在等苏菲——她在布莱克斯托克医生的诊所上班(那天她怎么会在那儿？)——和内森。早上和我喝咖啡时，他告诉我，他将在实验室度过漫长难熬的一天，晚上七点左右来这儿找我们。 我穿着一件新浆洗过的衬衣，打着领带，自皮埃尔庞德大街惨败而归后第一次西装革履。我坐在那儿一本正经，浑身僵硬。我发现西装的领口有一块莱斯丽留下的口红印，虽然已有些褪色，但颜色仍然很红。我用口水努力把它弄得不太显眼，或至少不会引起我父亲的注意。我今天这身打扮就是因为呆会儿我要去宾夕法尼亚车站接他，他今晚将乘火车从弗吉尼亚来这里。一星期前，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说打算来看我。他此行目的单纯而充满温情。他说他想我，而且很久没看见我了(我算了一下，足有九个多月了)。他想面对面、眼对眼地重新建立我们相互之间的亲情与爱。六月正是他的假期，于是他来了。这是南方特有的习俗，坚不可催，但却深深地温暖着我的心，甚至超过了我对他的那种真情实感。 同时我也明白，父亲冒险到这大城市来，确实是一次巨大的感情投资，因为他厌恶大城市。他没有南方人对纽约的与生俱来的憎恶感，而是源于一种原始而自我中心主义的仇恨；不像我的一个来自南卡罗来纳更潮湿的沼泽县的大学同学的父亲对它所怀有的十分离奇的憎恶之情。那个乡下人拒绝纽约是因为一出离奇的情节剧：他正坐在时代广场的咖啡店里想着自己的事儿，这时他看见旁边一把椅子被一个身材高大、嘻皮笑脸、浑身散发着恶臭的黑人男子抢占了(礼貌或粗鲁与否没有关系，关键是离他太近了)，他便将酒瓶狠狠砸在了那杂种头上。他因此被判重罪，在新新监狱服了五年刑。我父亲对这座城市没有那么多的苛刻和责难，在他的想象中找不到如此可怕的事儿，脑子里也没有什么邪念作祟——他是一个绅士，一个自由意志者和杰克逊民主党人。他憎恶纽约只是因为它有他所谓的“野蛮”，缺乏礼仪，那些值得尊敬的公众习俗早已土崩瓦解。交通警胡乱指挥着混乱不堪的交通，刺耳的警笛，曼哈顿过夜生活的人们有事无事的高声喧哗等，所有这些都刺激着他的神经，使他恶心翻胃，无法控制自己的大脑，无法平静。我很想见到他，并为他的这次北上长途旅行而感动。为了看看惟一的儿子，他不惜忍受喧哗、混乱以及大都市野兽般的汹涌人潮的痛苦，来这里作短暂停留。　　我等着苏菲，有点坐立不安。这时我眼睛一亮，突然被一则消息所吸引。在《纽约邮报》的第三版上有一篇文章，还附着一张十分可怕的照片。文章是有关臭名昭著的密西西比州种族迫害者、一个盅惑民心的政客森纳托•西多尔•金博尔•比尔伯参议员的。文章说，比尔伯——在战争期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面孔与声音一度充斥于媒体——已决定到新奥尔良的奥兹纳诊所做口腔癌切除手术。这篇报道传递出一个信息，那就是比尔伯的时间已所剩无几。照片上的他看上去像具死尸。这太具有讽刺意味了：“此人”曾招致头脑正常的人(包括南方在内)的普遍愤慨，因为他肆无忌惮地在公众场所使用“黑鬼”、“树狸”和“基迦布”之类的字眼，而现在那个部位极富象征意义地患上了癌症。这个来自松树丛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恶霸曾把纽约市长拉•加第亚叫做“南欧佬”(注1)，并把一个有犹太血统的国会议员称为“亲爱的犹太佬”；而现在他饱受癌症之苦，那肮脏的下颚和恶毒的舌头很快就会安静下来了——还有许多讽刺，《邮报》的挖苦话多得要用大货车来拉。看完那篇报道后，我长叹一声，默默想着这老恶魔终于要完蛋了。在所有使现代南方形象受到玷污的人中，他位列第一；并非因为他是典型的南方政客，而是因为他的长舌和过分的自我表现，使他在那些轻信甚至不太轻信的人的眼中成为南方政治家形象的代表，甚至成为一个南方的榜样。他与最近残杀博比•韦德的那群野蛮的匿名者一样，玷污了南方的优良传统以及所有好人的名声。我又一次自语道：很高兴与你道别，你这灵魂邪恶的罪人。 尽管啤酒喝得不多，我仍有点轻微的头晕。我开始对比尔伯的命运沉思起来。我知道他罪有应得，但另一种情感也打动了我的心；我想也许可以叫遗憾——很轻微，但确实是遗憾。我想这种死法十分糟糕，那种癌一定很恐怖，那些可怕的癌细胞离大脑很近——那些可怕的、细小的象鼻虫侵蚀到面颊、额头、眼窝、下颚，甚至全部口腔，最后猛烈爆发，将舌头全部腐蚀、吞没直至烂掉。我打了个冷战，并不只是因那个参议员即将遭受的非人痛苦令我产生了说不清的痛苦，而是另外的什么东西，很遥远，很抽象，捉摸不定。它使我心烦意乱。我对比尔伯略有了解——就是说，比那些对政治略知一二的普通市民多一些，而且毫无疑问也比《纽约邮报》的记者更多一些。当然我的了解也不算深刻，但即使有些肤浅，也比那些破屋烂房里印出来的报纸更生动、鲜明，能多方面反映比尔伯的性格。我知道比尔伯已无可救药——他的恶名将一直保留到那些癌细胞塞满他的口腔并使他窒息而死——但通过这个来自狄克西的恶棍的大脑的每一叶瓣，我仍然可以洞察人类的骨肉和形象。 在大学里——除写作之外，我真正潜心钻研的是美国南部史——我曾奋笔疾书，写了一篇有关人民党主义的一次政治运动的长论文。那是一次异想天开、中途流产的运动，其中活跃着一批代表阴暗面的南方煽动家和暴动煽动者。现在想起来，那篇论文几乎算不上一篇真正见地的论文，但我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它为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挣来了一个十分难得的“a”。我参考和援引了万•伍德沃德对乔治亚的汤姆•华森的精辟论断，还专门研究了彼特弗德•本、第尔曼、吉姆斯•沃特曼和“棉花爱德”斯密斯以及休伊•朗等民间英雄的事迹，我得出一个结论：民主理想主义和对广大民众的最诚挚的关怀等把所有这些人联系在一起，至少在他们的早期生涯中是如此；与之相伴的是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强烈反对，以及对工商业硕鼠和金融巨鳄的抵制。我从这一结论中进一步推论，这些人最初本是很体面、讲究礼仪甚至耽于幻想的，却在面对南方种族的悲剧时被他们自身的致命弱点所击溃；因为他们每个人最终都或多或少被迫利用了南部贫困白人农民自古以来对黑人的恐惧和仇恨，以服务于已蜕化变质的对权力的鄙劣野心和个人贪欲。 虽然我对比尔伯没做什么研究，但还是从考察中附带了解了一些情况(他在四十年代的那种真实的卑鄙的公众形象令我大吃一惊)。他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典型人物，在许多方面与上述那些人相差无几：一开始是一位开明绅士，曾作为一位社会公仆为社会福利改革做出了贡献。这一切也许算不了什么——与他那张令人作呕的，足以使最无耻顽固的弗吉尼亚反动派畏缩不前的言论相比——但确实是一种功德。他是泛滥于麦森——迪克森分界线[1]以南地区的可恶教条的最龌龊的鼓吹者，也是最直接最悲惨的受害者。我默想着那个身穿白色西装，面容如女巫般憔悴，已被死神折磨得不成样子的人，没精打采地经过一棵几近枯死的棕榈树，来到新奥尔良诊所。我默默地向他道再见，不无遗憾地出了一口长气。突然，想着南方，想着比尔伯，我又一次想起博比•韦德，突然被一阵强烈的沮丧情绪所捕获。天啊，有多久了？我恳求般地凝视着那污迹斑斑、冷酷无情的枝形吊灯。 这时，我在苏菲推开酒吧脏兮兮的玻璃前门的一瞬间看见了她，一缕金色的光线恰好照在那张长着迷人颧骨的脸庞的凹处部分，那双杏仁眼流露出亚洲人常有的倦怠神情。她脸上的其他部分十分协调，还有——或许该说特别是——美妙的、长长的、微微上翘的“波兰式鼻子”——内森总爱这样称呼它。通过一些不经意的举止——开门，梳头，向希望公园里的天鹅扔面包屑(这与动作、神态有关，如歪头、挥臂，或臀部的轻轻一摆)——她创造了一连串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美。这是苏菲独有的，是的，它让人喘不过气来。我这样说毫无夸张之意，因为此时她站在门口对黯淡的室内眨眼睛的神情也令我震惊得快要晕过去了——在幽幽的光线中，她那亚麻色的头发沐浴在傍晚金色的余晖里——我听见自己打了一个呃，轻微但却清晰。我仍然痴迷地爱着她。　　“斯汀戈，你穿得一本正经要去哪儿？看看，你穿上了这件‘阴茎’斜纹西装，看起来真不错。”她一口气说完这些话，面颊绯红，一边咯咯笑着，一边忙着改口。我和她一起说出“印度斜纹”一词。她一直咯咯地笑个不停，在我身边坐下，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太糟了！”[1] “你在内森身边呆得太久了。”我说，和她一起笑了起来。我知道，她那些关于性的词语都是从内森那儿学来的，有一次听她说话时我明白了这一点，当时她正在讲述克拉科夫的一些清教徒们要把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的私处用树叶遮上——她说，他们想“把他的schlong蒙上”。　　“英语和依地语里的脏话比波兰语的好听一些。”她发现这一点后对我说，“你知道在波兰话里‘入’怎么说吗？是pierdolic。它根本无法与英语词相比。我更喜欢‘操’。” “我也喜欢说‘操’。” 这样的对话让我既慌张又激动(她从内森那里同时学会了直率，对此我还真不太习惯)，于是我试着改变一下话题。我装出一付无动于衷的样子，其实在她面前我一直心慌意乱，魂不守舍，而且还因为她洒的香水——一种很浓很腻的麝香味。我们第一天去康尼岛时，正是那种香味撩起了我的欲望。现在那香味似乎从她的胸口飘出来。我吃惊地发现，她的胸部大部分露在外面，一个低胸的丝质胸罩在衬衣里清晰可见。那是个新胸罩，而且我敢说，并不真正适合她。在我认识苏菲的几周时间里，我知道她十分保守，尤其对衣着低调处理(她与内森有着共同的对过时服装的嗜好，但这是另外一回事)。她总是穿着并不显眼的衣服，尤其是上装；我看见过她穿丝绸衬衣、开司米羊毛衣和尼龙泳装，胸部在衣服下摆动，但从没有过任何的出格。我只能从理论上解释说，这是战前克拉科夫天主教僵硬刻板的教条的心理延伸。毫无疑问，这对她来说一定是难以摆脱的，所以她必须用这种方法来掩藏自己。再者，退一步讲，我想她可能不愿向外界暴露过去的苦难是如何肆虐她的身体。她的假牙有时会脱落，她的脖子上还留有皱纹，手臂上的肉仍有些松弛下垂。 第45节 丰满起来的计划 但到现在为止，内森长达一年的帮助她恢复健康、变得丰满起来的计划看来已经奏效；至少苏菲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她已经开始有点解放，尽量将那对美丽的带有浅色斑点的乳房露出一半，尽显一个女人的风韵。我颇为欣赏地看了它们一眼。我想这一切都归功于了不起的美国营养，把我从对她那比例非常协调的美妙臀部的渴望中稍微有些转移。现在我知道，她之所以盛装打扮，穿上如此性感的衣服，是因为这是内森非同寻常的一个夜晚。他将在今晚向我和苏菲披露一个有关他的工作的好消息。苏菲说，用内森的话来讲，那是“一枚炸弹”。 “什么意思？”我问。 “他的工作，”她答道，“他的研究。他说今晚要告诉我们他的发现。他们终于有了突破。” “太好了。”我说，有点激动起来，“你是说他一直在从事的十分神秘的研究？他终于有眉目了，是吗？” “那正是他的话，斯汀戈！”她的眼睛闪闪发亮，“他今晚就告诉我们。” “上帝，太棒了。”我说，突然心里掠过一丝轻微但很明显的颤栗。 我对内森的工作一窍不通，尽管他曾对我详细(但总的来说是令人费解)解释过他的研究工作的性质(酶，离子交换，具渗透性的膜等等，还有可怜的兔子胚胎)，但他从未透露过——我也从未启齿询问过——有关这复杂、深奥、具有挑战性的生物工程的研究目的。从苏菲的话里还可了解到，他也一直让苏菲蒙在鼓里，对他的事业一无所知。我最初推测——即使对我这样一个科盲来说也不至于太离谱(就在那时，我开始后悔把大学时光都耗费在华而不实的东西上。那时我完全沉浸在诗歌之中，对政治不屑一顾，对粗俗肮脏的世界嗤之以鼻，每日只对《坎尼翁评论》、新文艺评论和离奇的艾略特先生顶礼膜拜)——他在试管里创造生命。也许内森正在发现一种人类战胜目前那些可恶疾病的新方法，最美妙、最奇特的方法。我甚至想象内森正在试管中制造超人的微小胚胎，只有一英寸高，方下巴，胸前纹有“s”字样，而《生活》杂志正准备把它刊登在彩色封面上。但这只是瞎猜，其实我什么也不懂。苏菲突然带来的消息使我像触电似的浑身一震。我想知道得更多一些。 “他在我今早上班时打来电话，”她解释说，“在布莱克斯托克诊所，说他想和我共进午餐，给我说点事儿。他的声音很激动。我无法想象是什么事儿。电话是从他的实验室里打来的，这很不寻常。你明白吗，斯汀戈？因为我们从没一起吃过午饭。我们上班的地点相隔太远。再说，内森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够多了，再在一起吃午饭未免有点太……太过分了[1]。可是他今早打来电话，声音很兴奋。他坚持要这样，于是我们到了一家意大利餐馆，就在拉法叶广场旁边，那儿是我们去年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噢，内森简直兴奋坏了！我还以为他发烧了。我们吃饭时，他开始告诉我发生的事。听着，斯汀戈，他说今天早上他和他的小组——就是研究小组，终于取得了最后的突破，对此他们期待已久。他说他们已到了最后揭秘的边缘。哦，内森高兴得饭都吃不下了！你该明白，斯汀戈，就在内森对我说这一切时，我记起来一年前正是在这张桌子旁，他对我讲起他的工作，他说他正在从事一些神秘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他不能对外说，即使对我也是如此。但我记得一点——我记得他告诉我说，如果研究成功，它将成为医学界的一大进步。这是他的原话。他说，他不是一个人在做，还有其他人的努力。但他对自己的贡献十分自豪。后来他又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他说它将赢得诺贝尔奖！” 她停了下来，我看见她自己也兴奋得满面红光。“上帝，苏菲，”我说，“这太奇妙了。你以为那是什么？难道他没给你一点暗示吗？” “没有。他说一定要等到今天晚上，他不能在午饭时告诉我。他说他们已取得重大突破，但离最后的成功还有一步之遥。像普费泽这样的制药公司保密制度相当严格。这就是内森有时候神秘兮兮的原因。我理解他。” “你以为几个小时会有什么区别吗？”我说，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是没什么区别。可是他说有。好了，斯汀戈，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了。这不是很不可思议、很令人敬畏吗？”她紧紧握住我的手，直抓得我的手指都有些发麻了。 苏菲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的时候，我想到了癌症。我已真正兴奋与骄傲起来，渴望与苏菲共享她的那份幸福。是治癌良方，我一直这样想着；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女巫的儿子，一个科学天才，一个我有幸称他为朋友的人发现了治癌良方。我向招待打手势再要点啤酒。他妈的治癌良方！ 但就在这时，有那么一瞬间，苏菲的情绪似乎出现了一丝很微妙的变化。兴奋、得意的情绪一下子溜掉了，一种忧虑悄悄溜进她的声音里，就像在信后附上的一句阴郁不快的话，整封信的兴奋只是铺垫，一切只是为了最后那句冷冰冰的附言(“又及：我要离婚”)。“后来，我们离开餐馆，”她继续说道，“因为他说在回去工作之前，要给我买点东西以庆祝他的发现，买点今晚我们聚会时穿的衣服，要时髦、性感的，所以我们去了一家精品店。我们以前也去过那儿。他给我买了这个胸罩和衬衣，还有鞋、帽、手袋。你喜欢这个胸罩吗？” “美极了。”我说，这是发自内心的赞叹。 “是很……迷人。不过，斯汀戈，问题是这样的，当他付了钱，我们正准备离开时，我发现内森有点不对劲儿。我以前也见过他这样，不常出现，但总把我吓得半死。他说他突然头痛得厉害，就在脑后，这儿。同时，他脸色苍白，开始出汗。我以为是情绪太激动的原因，于是我让他回家去，回耶塔的房间躺一会儿，下午就别去上班了，可他说不行，他必须回普费泽，还有好多事要做。于是他向店老板要了三颗阿司匹林。他平静下来，不再那么兴奋，甚至还有些忧郁。后来，他平静地与我吻别，说他今晚一定来见我，就在这儿——和你一起。他想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郎第饭店吃一顿丰盛的海鲜以示庆贺，庆贺他即将获得的1947年诺贝尔奖。”　　我不得不告诉她不行。因为父亲的来访，我不能参加他们今晚的庆功宴会。想到这里我觉得遗憾之极；多么令人失望啊！我真不敢相信，这样一个任何人都急切地想要知道的惊人消息，我却不能在它被宣布时亲耳听到。“真是太遗憾了，苏菲。”我说，“只是我必须去接我父亲。不过，也许在我走之前，内森至少可以告诉我他的发现是什么。等我父亲走了以后，我们再在那个晚上庆贺一番。” 她好像并没听我说，而是轻轻地自顾自地说着什么，似乎有一种不祥的先兆。“我只希望他不会出什么事。有时他太兴奋太激动时，便会头痛难忍，汗水会把衣服浸透，像淋了雨似的，然后兴奋便荡然无存。哦，斯汀戈，不是每次都这样。但有时这会使他变得非常非常奇怪！他兴奋[1]异常，飘飘欲仙，像一架飞机向上飞呀飞呀，一直飞到空气稀薄的平流层，然后再也飞不动了，只能掉下来。我是说完全掉下来。斯汀戈！唉，我希望他一切都好。” “听我说，苏菲，他会好的。”我向她保证说，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任何一个有内森这种经历的人都会有些不同寻常的举动。”虽然我没有她那种深深的忧虑，但我承认，她的话令我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但尽管如此，我仍把它们统统抛在脑后。我只盼着内森带来胜利的消息，给我们讲一讲已让我着急半天的秘密。 自动电唱机开始转动，酒吧陆陆续续挤满每晚的常客——大部分是中年男子，大腹便便，即使在仲夏也脸色灰白。他们就住在公园后面的那片犹太人聚集地，米色的砖砌房屋在那儿一排一排地延伸开来。现在他们酒瘾大发，直奔酒吧而来。很少有女性敢贸然独自到这儿来。邻桌都是常客，面带倦意，臃肿肥胖——但现在，在这个特别的夜晚，两个满脸堆笑的修女在苏菲和我面前弯下身子，把一个圣餐杯摇得叮当直响，嘴里嘟嘟囔囔地，以圣•约翰的名义向我们要求施舍。她们的英语十分生硬，看上去像意大利人，长得丑陋不堪——尤其是其中一个丑陋至极，嘴角处长着一个大得吓人的粉瘤，形状、大小与大学生俱乐部里的蟑螂差不多，头发像玉米须一样散乱地挂在脸上。我把目光移开，从口袋里摸出两枚银币给了她；但是苏菲却对着叮当作响的杯子说：“没有！”口气十分坚决。两个修女不约而同地往后一缩，急忙离开了。我回过头来惊讶地看着她。 “这两个修女运气真糟，”她郁郁地说，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我讨厌她们！她们不是很难看吗？” “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可爱的天主教姑娘呢。”我开玩笑地说。 “我曾经是的，”她回答说，“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管怎么说，即使我还信仰宗教，但我还是恨她们。又蠢又笨的处女！面目如此可憎！”她浑身一激灵，摇了摇头：“太可怕了！哦，我多么恨那愚蠢的宗教！” “苏菲，这就奇怪了。”我打断她，“记得几个星期前，你曾对我说你的童年是如此虔诚，讲过你的信仰，一切一切。为什么又……？” 她又一次摇摇头，把纤细的手指放在我的手背上。“求求你别说了，斯汀戈，那两个修女让我觉得恶心。她们又臭又邋遢，那么醒目……”她有些困惑，不知该怎么说。 “你是想说刺眼吧。”我说。 “对，刺眼。她们的上帝一定是魔鬼，斯汀戈。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上帝存在的话。一个魔鬼！”她停了一下，“我不想说宗教。我恨它！那是文盲[1]和低能儿的崇拜物。”她瞟了一眼手表，说：“都过了七点了。”她的声音有些着急。“哦，但愿内森一切都好。” “别担心，他不会有事的。”我又一次安慰她说，“苏菲，那项研究工作，或者说是攻关，不管是什么吧，肯定给了内森太大的压力。那种紧张必然使得他的行为有些怪异，反复无常——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必为他担心。如果我遇上什么难题也会头疼的，尤其是这种能获得惊人收获的事儿。”我说，还想再加上几句。我拍拍她的手，说：“不管怎样，现在放心好了。他再过几分钟就要来了，我敢肯定。” 第46节 纽约之行 这时我又提到我的父亲以及他的纽约之行。(我真诚地讲起他的慷慨大方，对我的关怀备至，他的道德信仰，但没有提到阿提斯特以及他对我的奋斗目标所起的作用。我怀疑苏菲对美国历史的了解是否足以理解我与那个黑人男孩因这笔钱而产生的复杂关系。)我继续说，我是个幸运儿，少有的幸运儿。我得到了父母无私的宽容，以及甚至有些盲目的信任。他们完全相信他们的儿子能够在艺术殿堂里折冠夺桂。我有些伤感地断言，如此目光远大的父亲让我有些害怕。我开始感觉到嘴唇因啤酒而有些发抖。 “啊，你真幸运还有父亲，”苏菲悠悠地说，“我真想念我父亲。” 我有些不好意思——不，不是不好意思，应该是不太自然吧；我突然想起几周前她曾对我讲起的她父亲的故事。她父亲和克拉科夫的其他教授们像猪一样被赶到一起，然后被纳粹的机枪在寒冷的冰雪中枪杀。我想，上帝啊，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国人毕竟没受到什么伤害。哦，我们都曾勇敢地参战，做了应做的事，但比起无数的欧洲殉难者来说，我们失去的父兄的人数又算得了什么。我们都太幸运了——幸运得让我们有些无法消受。 “时间已过去很久，”她接着说，“现在我已不再像过去那么伤心，但我还是很想念他。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正是这一点使整个事情更糟，斯汀戈！你想，所有的坏蛋——波兰的，德国的，俄国的，法国的，所有国家的——所有这些罪人都逃脱了惩罚，那些杀犹太人的人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在德国，在阿根廷；而我父亲——一个好人——却不得不死去！这不足以使你对上帝失去信心吗？当上帝把身体背对着你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他吗？”她像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的这段话令我大吃一惊；她的手轻微地抖动着，然后她平静下来，又一次——好像她已忘了曾对我说过，或许再说一遍可以让她感到一些安慰——讲起她父亲多年前在卢布林冒着生命危险从俄国人的大迫害中营救犹太人的故事。 “l’ironie在英语里怎么说？” “讽刺？”我说。 “对，讽刺。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冒死救犹太人，自己却死了，而屠杀犹太人的人还活着，有很多的人，现在仍然活着。” “我想，就世界而言，那不算是一种讽刺，苏菲。”我简练地总结性地下了一个很严肃的结论。这时我觉得需要去放松一下。 我站起身朝男厕走去，觉得皮肤有些发烫。这都是因为啤酒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枫苑的男厕。在那儿，我稍稍前倾着，对着小便池酣畅淋漓地放出如小溪清澈的尿液。墙那边隐隐传来留声机放出的乐曲，罗哈多小子、沙米•凯叶还是谢普•菲尔兹，管他呢，我可以细细地想想自己的心事。二十二岁，多好的年龄，喝得微醉，知道自己案头上的工作进展顺利，创作热情高涨不衰，沉醉于托马斯•沃尔夫的赞美诗之中——确信青春的活力永不衰竭，在艺术殿堂里的痛苦煎熬终将得到回报，那便是名声、荣耀和美女的爱慕。 我一边痛快地撒着尿，一边看着墙上无所不在的同性恋的下流画。(上帝知道，这不是枫苑的常客画的，一定是那些临时“到此一游”的人干的。他们不管什么墙，只要是人们有可能涉足的下流场所，都会画上一些，根本不管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我开始仔细研究这些已经蒙上污垢但仍很生动的画：其中一幅形同外面那幅壁画的姐妹篇，堪称三十年代的佳作。这是一幅天真的下流漫画，画中的米老鼠、唐老鸭摆出一付窥视姿势，从公园的花格墙孔中偷看露出漂亮勾人的小腿和大腿的小贝蒂•布普蹲在地上撒尿。突然，我像被针刺了似的吓了一跳，仿佛一只邪恶的、不自然的秃鹫从眼前飞过。我马上明白过来，是那两个托钵的修女走错了地方。她俩发出一声粗哑的意大利语的喊叫声便慌忙逃了出去，我倒希望她们看到了我的“宝贝儿”。难道她们的出现——与刚才苏菲的不祥预感如出一辙——也预示着随之而来的十五分钟后的不幸吗？ 我往桌子走去，很远便听见了内森的声音，压住了谢普•菲尔兹潺潺的乐声。他的声音并不很高，但却十分刺耳，好像一把钢锯把音乐声嘎然切断，一听便知出了什么麻烦。我想退回去但又不敢，仿佛空中有股无形的力量将我拉向那声音和苏菲。内森完全沉浸在他的满腔仇恨中，正将怒火向苏菲掷去。他专心得心无旁鹜，我在桌边站了很久，听着他对她骂着那些污言秽语，不知该如何是好。 “难道我没告诉你我对你惟一的要求便是忠诚吗？”他说。 “说过，可是……” “难道我没告诉你如果你再和这个叫凯茨的家伙在一起——除了工作之外——如果你和这个下贱的人一起走上十英尺，我就会撕碎你吗？” “说过，可是……” “今天下午他又用他的车送你回家！芬克看见了。还不止这些，他妈的下贱东西！你还带他到你房间里去，和他呆了一个小时。他是不是和你干了好多次？哦，我敢打赌凯茨用他那脊椎按摩师的快枪干了好多次！” “内森，你听我解释！”她恳求着他。她完全慌了神，语无伦次。 “闭上你的鸟嘴！没什么好解释的！如果那个好好先生老莫里斯没有看见你们一起上楼去，你最好也别说出来。” “我会告诉你的，”她申辩道，“我现在就告诉你！我只是还没找到机会，亲爱的！” “闭嘴！” 那声音相当尖厉，声音并不很大，但咄咄逼人。我真想溜掉，但仍站在那儿犹豫不决。我的醉意早已一扫而空。我觉得热血上涌，在喉节处一蹦一窜。 第47节 下贱的骗子 她仍然苦苦地哀求着：“内森，亲爱的，听我说！我带他到我的房间只是因为那台留声机坏了。这你是知道的。我告诉了他，他说他也许能修好。他说他是个行家，而且也真的修好了。亲爱的，就是这样！我可以拿给你看，我们可以回去放一放……” “嗬，我敢说老塞默也是个行家，”内森打断她，“他是不是还例行公事，躬着身子为你做脊椎推拿？他用他那双滑腻的手把你的脊椎都排列好了吗？下贱的骗子——” “内森，求求你！”她央求着。她的身子朝前倾着，脸色红得像要滴下血来。她极度痛苦。 “啊，你是一道不错的菜。是的，你是。”他轻言慢语地说，用的是挖苦的腔调，沉重得难以忍受。 显然，他离开实验室后回过耶塔。我知道这一点不仅仅是因为他提起莫里斯•芬克跟他嚼耳根子，还因为他的衣着：他穿着一件时髦的乳白色亚麻外套，沉沉的椭圆形的金链在那精心缝制的衬衣袖口上闪闪发光。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科隆香水味，显然是为了与苏菲今晚的盛妆相配而专程回去打扮成这个样子的。然而，他却碰上了苏菲的不忠的证据——或者说是他自己这么认为的。现在看来，这场庆功宴泡汤了，而且接下来还不知会出现什么灾难呢。 我站在那儿，内心极度不安。我屏住呼吸，听内森继续说着。“你真是波兰味的甜心。除非我死了，否则你别想再为这些庸医兽医干活！你真是坏透了，居然接受靠欺骗那些无知轻信的犹太人而弄来的钱！那些犹太人刚从灾难之船脱险，浑身伤痛，患着风湿病或癌症，而这些像蛇一样滑头的江湖郎中不给他们做任何诊断，就骗他们说只须做简单的推拿按摩就能治好。你真坏透了，居然还说服我让你继续与这群骗子狼狈为奸！我他妈的真受不了！我一想到你背着我让这些癞皮狗们轮番搞你的……” 她试图打断他：“内森！” “住嘴！我受够了你，还有你娼妓一般的行为。”他说话的声音并不很高，装得很斯文，但蕴含着一股强力压抑住的野兽般逼人的狂怒，而那比大声嚎叫更令人不寒而栗；还有他的用词——“娼妓行为”——与他犹太法学博士的身份也相去甚远。“我以为你好歹会弃暗投明，不会再与凯茨大夫有什么越轨行为了。”——“大夫”二字极轻蔑地从他的鼻孔里哼出来——“我想我警告过你远离他那辆污秽不堪的破车，但是你没有！我想你的大腿缝里是不是烧得有点难受了，所以才让我抓住你和布莱克斯托克搞的那些小花招。我毫不奇怪，因为你对那些按摩匠的阴茎有特殊的偏好——我一点儿不觉得奇怪，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但当我为你大唱赞歌，帮你结束那一切时，我以为你已经受够了惩罚，而抛弃了这些乱七八糟的男女混交，可是我又错了。你那波兰血管里涌动着的淫荡血液让你无法安静，所以今天你重新投入到那可笑的——如果不是卑鄙下贱的话——斯莫尔•凯茨医生的怀抱。”　　苏菲开始用手帕摁鼻子。她的手指关节发白，不停地绞着那张手帕。“不，不，亲爱的，”我听见她悄声说，“那不是真的。” 内森这番夸张的慷慨陈词也许在另一个不同的场合会显得滑稽可笑——一出典型的滑稽独幕剧，但现在却处在激怒而冷酷无情的令人恐惧的状态中。我忍不住浑身颤抖，仿佛在绞刑架上等待死亡，背后传来行刑人重重的脚步声。我听见自己的呻吟声，十分清晰，从嘈杂的声音里传出。对我来说，他对苏菲的这次可怕的攻击与几星期前的那次大吵大闹正好形成协调的一幕。那时我第一次看见他大吵大闹，也是处于一种气愤难平的状态，不同的是他的声音——非常响亮。但现在却很平，很压抑，不无邪恶之感。突然我意识到内森发现了我的存在，他降低语调，但仍充满敌意，看也不看我一眼便说：“为什么不在这弗兰特布西大街的头号女主角身边坐下来？”我坐了下来，一声不吭。我早已口干舌燥，无话可说。 我坐下后，内森站起身来：“看来现在该要一点葡萄酒，以进入我们庆功宴的下一个节目。”他用这种幽默的朗诵般的口气说话时，我一直盯着他看。突然，我感觉到他这是在竭力控制自己，好像他正竭尽全力阻止自己那庞大的身躯四分五裂，或一个提线木偶似的七零八落。我第一次看见细小的汗珠正从他脸上淌下，其实我们坐的角落已被冷气吹得十分凉爽；同时，他的眼睛也很可笑——具体怎么可笑我也说不上来。我只觉得他的每一寸肌肤下都正在进行着某种极度紧张、亢奋的神经活动，某种非同寻常的混乱神经元里的神经细胞正在疯狂地转移、错位，像触电似的处于强磁场之中。现在这一切被竭力克制着，表现出来的却是反常的镇静。　　“太糟了，”他说，又是那种挖苦的口吻，“太糟了，我的朋友。我们的庆贺完全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在愉快而隆重的气氛中进行了。那是对一个高尚的科学目标所奉献的每一个日日夜夜的敬意，是对一个无私奉献的科研小组在历经千辛万苦，承受了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数十年如一日，最终获得成功的敬意，而今晚这一目标已经露出胜利的曙光。太糟了。”他又说了一遍，然后停了下来，停顿的时间长得令人无法忍受，就像故意用沉默来压垮我们似的。“太糟了，我们的庆祝将会流于俗套。也就是说，我与这个甜蜜可爱的克拉科夫塞壬女妖的关系必须就此了断——这个无与伦比的，无人可比的，不忠诚的快乐之神的女儿，弗兰特布西的好色的按摩匠的波兰宝贝——苏菲•泽维斯托乌斯卡！不过等等，我得要点夏勃力酒，好让我们举杯庆贺！” 苏菲紧紧抓住我的手指，就像一个被卷入激流中被吓坏的孩子拼命抓住爸爸那样。我们俩一起看着内森用肩膀挤开人群朝吧台走去。我回头看了苏菲一眼，她的眼睛已被内森吓得完全不成样子。我后来想起可以用“魂飞魄散”给这个场面下定义。“哦，斯汀戈，”她悲切地说，“我就知道会这样。我就知道他会骂我不忠。他每次犯病时都这样。噢，斯汀戈，他这样我真无法忍受。我知道这次他真的要离开我了。” 我想安慰她。“别担心，”我说，“会过去的，会没事儿的。”我自己对此却没什么信心。 “哦，不，斯汀戈，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了。我知道！他总是这样。开始他很激动，兴高采烈，然后冷静下来，而一旦冷下来，我总是成为不忠诚的人，而他便想离开我。”她把我抓得更紧了。我想，她的手指都快要出血了。“我对他说的都是真的，”她急急地加上一句，“我是指斯莫尔•凯茨的事。斯汀戈，真的没发生什么，一点儿也没有。那位凯茨医生对我毫无意义，只是和我一起为布莱克斯托克工作而已。我让他修留声机的事是真的。他在我房间里就是修留声机，没别的，我向你发誓！” “苏菲，我相信你。”我向她保证说，不想让她再为说服我而急切地唠叨个没完。我早已相信了她的话。“冷静一下。”我只能这样徒劳地劝着她。 接下来发生的事简直令我无法想象，十分可怕。我意识到我的感觉完全错了。我十分笨拙地想要控制当时的场面，但我实在太笨了，根本不能对内森产生丝毫影响。那需要极高明的手段，比如与他讲讲笑话，逗他高兴起来，或许他的怒气会慢慢消去——无论那怒气是多么不讲理，多么可怕——或是设法让他能控制自己，慢慢平息怒火，或至少减少一点火气，不那么激烈。但同时我意识到，我当时非常幼稚、毫无经验，一直以来我都为此而苦恼：我完全没想到我会激怒他。他声音狂躁，言辞激烈，满头大汗，眼睛瞪得老大，神经几近崩溃。我想他不过有些尖刻而已——正如我所说，由于年少无知，我还从未经历过如此狂暴而缺乏理性的人类行为。这与我在南方哥特式的阴郁环境中长大并无多大关系，倒是与南方的教养和文明举止有关——我把内森的爆发当作人性的惨败，理智的丧失，而没有想到是某种心理失常的表现。 与几周前在耶塔公寓走廊上的那个晚上的情形一样，他对苏菲大发雷霆，又大声咆哮着用对黑人施以私刑的事来奚落我一番。我看了一眼他那狂躁的令人捉摸不定的眼神，好似血管里被注入了一股冰水。于是我呆呆地坐在苏菲身边，浑身不自在，为这个我关心、敬仰的人所发生的变化而伤心。但他强加给苏菲的痛苦又使我义愤填膺。我想，我该画一条线，看内森到底会折磨她多久。我下定决心，不让他再对苏菲无礼。他妈的，让他冲我来吧。这也许是对付一个只是发发脾气的亲密朋友的好办法，但对一个失去理智暴跳如雷的偏执狂却不奏效。(可我当时并没有认识这一点。) “你注意到他眼睛里有些特别的东西吗？”我悄悄对苏菲说，“你认为会不会是因为他吃了太多的阿斯匹林什么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这个问题天真得让人难以置信。我眼前那双眼睛鼓得大大的，几乎如一角银币一般大小；当时，需要我学习的新东西还有很多。 第48节 苏菲又哭了 内森拿着一瓶打开的酒回到桌前，坐下。一个侍者拿来几个杯子，放在我们三人面前。我见内森的表情已有些缓和，不像先前那样凶神恶煞了。我松了口气。但他脸上的肌肉以及脖子仍绷得紧紧的，仍然汗水直冒，汗珠从眉毛处溢出，布满额头，恰似夏勃力酒瓶上冒出的冰冷水珠(这个注解有些离题了)。这时我才看见他那件亚麻衬衣的腋下已湿了一大片。他给我们倒上酒。尽管我不敢去看苏菲的脸，但我看见她举着酒杯的手不停地抖着。这时，我犯了一个大错，把那张《邮报》展开来压在手肘下，正好把比尔伯的照片露了出来。我看见内森瞟了一眼照片，脸上露出一丝令人憎恶的自我满足的得意的假笑。 “我刚才在地铁上看了这篇报道，”他说，一边举起杯子，“我建议为密西西比的议员比尔伯缓慢而痛苦的死亡干杯。” 我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也没像苏菲那样举起杯子。她举杯不为什么，只是条件反射地服从于他。终于，我尽量做出很随和的样子说：“内森，我提议为你的成功、为你的发明而干杯，不管它是什么。为这件苏菲对我谈起的你一直为之奋斗的事情而干杯。祝贺你。”我把身子稍稍往前倾，亲热地拍了拍他的手臂，“现在让我们把这一切烦心的事抛掉吧。”——我努力用一种快活的声音说着，想使气氛缓和下来——“让我们轻松轻松。看在上帝份上，请你快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到底该庆贺什么！伙计，今晚我们要为你干杯！” 他粗鲁地把手一下子抽开，我顿时感到一阵寒意。“不可能，”他盯着我，“我的心情早已被这个我曾爱过的负心人完全破坏了，胜利的喜悦已荡然无存。”我听见苏菲低沉嘶哑的呜咽声，但我不敢去看她。“今晚让我们为密西西比的参议员干杯吧。”他高高举起杯子，一只手肘支在桌上，“我提议为痛苦地等待死亡的比尔伯参议员干杯。” “你干杯吧，内森。”我说，“我不。我不打算为任何人的死而干杯——不管是痛苦的还是不痛苦的——你也不应该这样。像你这样的人更明白应该这一点。难道你不是在从事救死扶伤的工作吗？这不是开玩笑。为死亡干杯？真令人恶心！”我突然感到一阵无法控制的冲动，大声地自顾自地说了起来。我举起杯子。“为了生命，”我说，“为你的生命，还有我们的——”我做了一个包括苏菲在内的手势——“为了健康，为了你的伟大发明。”我感觉我的声音里有一种恳求的意味，但内森却仍阴沉着脸，无动于衷。我不知所措，感到一阵绝望，慢慢地放下杯子。我第一次感到一股怒火从心底直往上窜；这怒火是慢慢堆积而成的，是内森可恶、专横的态度，对苏菲的虐待(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这种反应)，还有对比尔伯的诅咒激发出来的。看见他并不响应我的祝酒辞，我颓然放下杯子，叹息道：“那么，让他见鬼去吧。” “为比尔伯的死，”内森坚持说，“为他垂死挣扎时的痛苦嚎叫干杯。” 我顿觉一股热血直冲上来，眼睛一阵发热，心脏一阵乱跳。我使劲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内森，”我说，“前不久我还曾就某一观点对你大加赞赏。我说，虽然你对南方有很深的偏见，但至少在一点上还存有一点幽默，不像别的很多人，不像纽约那些所谓的标准的开放蠢货们。但我现在明白我错了。比尔伯与我没什么关系，没有！但如果你认为他的死有任何值得好笑的话，那你也错了。我不会为任何人的死而干杯——” “你不为希特勒的死干杯吗？”他马上插进一句，眼里闪着一丝意味深长的光。 这话一下子把我打懵了。“我当然要为希特勒的死干杯。可他妈的那是两码子事儿！比尔伯不是希特勒！”就在我回答内森的话时，我绝望地意识到，这情景简直就是我们第一天下午在苏菲房间里那一场怒气冲冲的谈话的翻版，只是内容不同而已。自从那次差点酿成殴斗的争吵之后，我错误地以为他已经放弃对南方的阴沉黯淡的陈见。他那气势汹汹、一触即发的怒气曾在那个星期六让我惊恐不已(然后好像已离我们远去)，而现在却更加凶猛地向我袭来。我再次感到一阵惊恐。因为这次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不会得到一个友好的、要求和解的道歉，更不会有友好的拥抱。“比尔伯不是希特勒，内森。”我又重复了一句，声音不可救药地颤抖着。“让我来告诉你吧，自从我认识你之后——虽然时间不长，还可能是错误的——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我所认识的最聪明、最老练的人——” “不要难为我了，”他打断我，“奉承话在我这儿没有市场。”他的声音刺耳、难听。 “这不是奉承。”我接着说，“这是事实，是我的真心话。你对南方的敌意——对我来说无异于你对它的仇恨，或至少是厌恶——对任何一个像你这样的明智而有见识的人来说，都是令人吃惊的。内森，你对罪恶本质的认识太盲目，太原始，太简单……” 在争论中，尤其当争论处于白热化和趋于恶势时，我总是优柔寡断，处于劣势。我的话支离破碎，声音逐渐变小。我开始冒汗，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似笑非笑。更糟的是，我有些走神了，我在平常正常情况下所拥有的逻辑性极强的思维像小精灵一样从我的大脑中飞走了。(曾有一阵子，我以为我会成为一名律师或法律教授，像克拉伦斯•达罗那样成为法庭的主角。这一切在我转向文学之后成为泡影。)“你好像一点不了解历史。”我急促地说，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你根本不了解！难道因为你们犹太人刚到这里不久，而且主要居住在北方大城市里，才为你对那里制造的一系列种族悲剧没有兴趣或完全不了解吗？你读过福克纳，内森，而你仍然对那地方存有憎恶和不可容忍的偏见。难道你也没有看见比尔伯在整个黑暗制度下远算不上是个恶棍吗？”我深深吸了口气，接着又说，“你的盲目无知让我感到可怕。”这时我故意停了下来。也许我应该感觉到我已经留下了一连串明显的灾祸，但正如我所料，当时这种激烈的争吵与半歇斯底里使我的这种极好的感觉渐渐离去，进而将我推到一个傻瓜的位置。“还有，”我仍执着地说着，“你完全不知道西奥尔多•比尔伯做出的贡献。”这时，大学里写的那篇论文涌上我的脑海，于是我十分迂腐地用学者的口吻说：“比尔伯担任州长时，曾在密西西比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成立高速公路修建委员会以及赦免委员会，建立第一家结核病疗养院，为学校增设体育和农业机械两门课程，最后，他还终于引进竞争贷款的程序……”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他引进了竞争贷款的程序。”内森说。 我吓了一跳，发现内森用魔鬼般天才的声音供模仿着我的口音，且学得丝毫不差——迂腐，装腔作势，令人难以忍受。“在密西西比奶牛中曾流行一种德克萨斯热病，”我忍不住固执地往下说，“比尔伯指挥……” “你这个傻瓜，”内森打断我，“你这蠢蛋。德克萨斯热病！你这乡巴佬！你想让我指出第三帝国的光荣就是世界领先的高速运转机制，而墨索里尼的贡献则是让火车准点吗？” 我一下子从头凉到脚——当我说“程序”这个词时就应该明白——他脸上闪过一丝冷笑，那闪光的牙齿和笑纹都显示出我的失败。他重重地放下手中的杯子。 “你的演讲结束了吗？”他大声地问，那张阴沉的脸让我不寒而栗。突然他举起杯子，一口喝完里面的酒。“这杯酒，”他用平静的声音宣布，“是为我同你们这两个小爬虫的绝交而干的。”　　这话令我心中升起一丝悔恨的刺痛。我觉得体内一阵冲动，那是一种悲恸。“内森……”我用求和的口气说，向他伸出手去。我听见苏菲又开始哭起来。 第49节 内森不见了 但内森就像根本没看见我伸出的手似的。“断交。”他说，用杯子对准苏菲，“与你，金斯县的按摩师的黑洞。”然后转向我，“还有你，狄克西可恶的残渣余孽。”他的眼球像死气沉沉的弹珠一样，汗水从他脸上不停地淌下。我强烈地感受到——仅仅从听觉上——我的耳膜都快要炸了，留声机里传出的安德鲁姐妹的歌声简直震耳欲聋！“现在，”他说，“也许该允许我对你俩演讲了。这也许对你们心里那些陈腐的玩意儿有些用处。” 我将略去其他，只说说他那番激烈演讲中最恶劣的部分。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但却像持续了几小时之久。苏菲是他恶意讨伐的最可怜的受难者。她比我更无法承受。我只不过在旁边听着，看着她痛苦。相反，我只是开始的时候受到了几句相对较轻的痛斥，他并没有真的讨厌我，只是蔑视而已。甚至就连他对我的蔑视也不是针对我个人的，因为我不能选择出生地和居住地。(他说这话时，脸上一直浮现着一种压抑做作似笑非笑的神情，声音又轻又细，时断时续，很不和谐地学着黑人的口音。这让我想起了几星期前的那个周日。)他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为我是个好南方人而高兴。他说我是一个获得解放的人，一个摆脱了种族的世代偏见的人。他没有傻得看不见这些(尽管我这样指控他)，以至于感觉不到好南方人的确存在。他就是这样看我的，但现在不了。我现在拒绝与他一起诅咒比尔伯，只能证明他所发现的我的“顽固不化”的种族主义是真的。这是那晚他看了我的书的第一部分后发现的。 听了这些话，我的心真的颤抖了。“你什么意思？”我说，声音已几近哭腔，“我还以为你喜欢……” “你在运用传统的南方模式方面是个了不起的天才，但你同时也拥有所有的陈词滥调。我想我并不想挫伤你的感情。在那本书开头出现的与别人一起等火车的那老黑人妇女是一个拙劣的模仿人物，就出自《阿摩司和安第》。我还以为我看的是一本专写旧时黑人剧团的书呢。真可笑，这种拙劣的滑稽的模仿。如果不说它夷鄙的话，你正在写的书可能是第一本南方喜剧。” 上帝，我是多么脆弱！我完全陷入绝望之中。这不是别人而是内森说的话！他的这些话完全毁了我的快乐以及我对自己作品的自信，而他不久前的鼓励早已注入我的内心深处。这简直太让人心碎了。这突如其来的残忍打击，使我感觉到心灵一阵颤栗，几近崩溃的边缘。我使尽浑身解数想寻找一个答案，但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你已经被彻底地同化了，”他接着说，“你对此无能为力。虽然这并没使你或你的书更具吸引力，但至少可以感觉到你不过是这些毒素的被动的载体，而不是——我该怎么说呢——一个自愿的传播者。比如说比尔伯，”这时他的声音突然没有了那种黑人的喉音，南方口音逐渐变弱，取而代之的是发音艰难的波兰口音，几乎和苏菲的口语一模一样。正是在这儿，他惩罚性的训话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摧残。“也许[1]，几个月后，”他说，眼睛盯着苏菲，“你能够解释你，只有你，为什么在这儿？你香气四溢，在街上招摇，与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秘密性交。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两个按摩师。简而言之，用一句套话来说，今朝有酒今朝醉。与此同时，奥斯威辛死去的成百上千的亡灵却在寻求答案。”突然，他放弃了这种模仿的语调。“告诉我，美丽的泽维斯托乌斯卡，告诉我为什么你能活下来。当奥斯威辛的众多亡灵被慢慢毒死时，你为什么能活下来呼吸波兰的新鲜空气？你那可爱的脑袋里有什么样的诡计？让我们最热烈地欢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这时苏菲发出一声可怕的长长的呻吟，声音很大很痛苦，只有安德鲁姐妹暴风雨般狂乱的歌声才使得它不至于被整个酒吧听到。即使骷髅地里的玛丽也不可能发出如此痛苦的声音。我转身看着苏菲，她把头埋下去，不让别人看见，那双手指发白的双手紧紧捂住双耳，眼泪滴在污迹斑斑的地板上。我听见她压抑着声音说：“不！不！谎言！[2]谎言！” “不久前，”他很固执地继续往下说，“当波兰战争正酣时，好几百犹太人从集中营里逃跑出来，来到像你这样的波兰人家寻求避难。可这些可爱的人却拒绝了他们。还不止这些。他们还亲手杀死了剩下的人。以前我就此事提起过你的注意，所以现在请回答，是使波兰闻名于世的同样的反犹主义为你指明奋斗目标，帮助你保护你，使你能在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时成为少得可怜的幸存人中的一员的吗？”他的声音变得十分刺耳，尖刻，残酷。“请解释！” “不！不！不！不！”苏菲呜咽着说。 这时，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内森，看在上帝的份上，放过她吧！”我站了起来。 但他并不理会。“你用了什么了不起的诡计才使自己在别人变成一缕缕青烟时留下你这张人皮？是欺骗，暗中合作，还是献上你那逗人的小……” “不！”我听见苏菲发自内心深处的一声狂嚎，“不！不！” 可接下来我却干了一件莫名其妙——恐怕我该说是一件懦夫干的事。我当时已经完全站了起来，差一点就要抓住内森的衣领把他拎起来，和他面对面地决一雌雄(我可以感觉到全身像触电似的袭过一股强大的震撼)，就像明星波加特以及我过去经常干的那样。我再也无法忍受内森那样对待苏菲！但我站起来时，那冲动却突然消失了，我迅速变成了一个最好的懦夫典范，一堆鸡屎。我觉得膝盖发抖，发干的嘴里吐出一串毫无意义的音节，然后我觉得自己偷偷摸摸地朝男厕摸去。这里是神圣的避难所，可以使我避免亲眼目睹仇恨与残酷。我只在那儿呆了一小会儿，站在小便池边想着。在出去对付内森前，我得好好思考一下。我迷迷糊糊地伸手抓住冰凉的水阀把手，一遍又一遍地冲着水。水缓慢地流着，墙上那些下流画又劈头盖脸地向我扑来——马尔文健慰器！……性服务请1—2316电话联系——像楔形文字一样印在我脑海中。自母亲去世以后，我还从未哭过，而我知道我现在也不会哭，虽然那幅胡乱涂抹在瓷砖上的画已模糊不清，似乎预示着我快要哭了。我就这样在冰冷凄凉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呆了三四分钟，然后下决心回到外面去面对一切，尽管我没想出什么方法，而且十分害怕。但当我再次推开门走出去时，我发现苏菲和内森已经不见了。 第50节 莫里斯?芬克 我一下子晕了，心中充满焦虑和绝望。我没有办法应付这场不可调和的冲突。显然我得先好好想想，理理头绪——怎么去平息内森的怒气，如何把苏菲从他那令人恐惧的怒火中解救出来——但我太着急了，以至于大脑一片空白；我完全无法正常思维。为了使自己恢复镇定，我决定在枫苑再呆一会，希望能在这段时间制订出一个明智的行动计划。我知道如果父亲下车后没看到我，就会直接前往旅店——位于三十四街百老汇的麦克阿尔宾旅馆。(那时从潮汐镇来的像父亲这样的中产阶级要么住麦克阿尔宾，要么住塔夫特；只有极少数有钱人住沃尔多弗—阿斯塔里亚。)我给麦克阿尔宾打了一个电话，给父亲留言说我会在晚些时候去看他。然后我回到桌旁。(他们匆忙离开时，不知是内森还是苏菲把那瓶夏勃力酒碰翻了，瓶子虽然没破，但酒已流到地板上，所剩无几。我想，这又是一个不祥之兆。)我在桌边坐了足足两个小时，苦苦思索着用什么办法将我们业已破碎的友情重新粘合起来。一想到内森的怒火万丈，我便怀疑它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另一方面，回想起“暴风雨”发生后的那个星期天，他曾表现出极端的友好、热情甚至令人有些尴尬的真诚。他真诚地向我道歉，这让我觉得他会接受我作的任何调解。我想，上帝知道，这是我最讨厌做的事；刚刚参与的这场心灵搏击令我精疲力竭，现在我最想做的便是回到公寓，蜷成一团好好打个盹。但马上回去面对内森仍然是一件恐惧的事。我心神不定，像内森一样大汗淋漓。为了壮胆，我故意拖延时间，喝下了四五杯或六杯莱茵戈德啤酒，眼前浮现出苏菲那悲恸痛苦、惊慌失措的模样。我的胃阵阵痉挛。终于，黑幕完全笼罩了弗兰特布西。尽管醉意朦胧，我还是摇摇晃晃地穿过闷热的夜色，朝粉红色公寓走去。我思绪混乱，怀着一线希望抬头看苏菲的窗，窗口透出玫瑰色的光亮，说明她在屋里。我听见了音乐，不是收音机便是留声机放出来的。当我走近屋子时，乐声轻柔地倾泻而下。听见这首亲切动人的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我既高兴又伤心。公园一角的儿童乐园传来孩子们小鸟般快活的叫声，与乐曲声交织在一起，令我心痛、感动，思乡之情油然涌上心头。 刚上二楼，映入眼帘的情景让我倒吸一口冷气。即使一场台风也不会带来这样的后果。那简直是一场浩劫后才可能出现的惨烈景象。苏菲的房间像被翻了个底朝天，衣橱洞开，有如空中楼阁，床也被拆掉了，壁柜翻得一片狼藉。地上满是碎报纸。书架也空了，唱片一张不剩。除了一些碎纸片外，屋里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只有留声机是个例外，毫无疑问是因为太大太笨重而无法搬走。它还原封不动放在桌子上，海顿的音乐就来自那儿。我一阵心慌，就像我呆在音乐厅里而所有观众都突然神秘消失了一样。几步外的内森的房间情形完全一样。每样东西都被动过。虽然还未拿走，却都打好包放进纸箱待运。走廊里又热又潮，即使在夏天也热得出奇——这更增加了一份使人困惑的懊恼。我完全被淹没在这种情绪之中——突然，我想到这儿一定爆发了一场战争。这时，我看见莫里斯蹲在一个角落里，正聚精会神地摆弄一台冒着热气的取暖装置。 “它一定是偶然打开的，”他解释说。看见我走过去，他站起身来。“一定是内森刚才无意中打开的，他当时正要拿他的箱子和别的东西。好了，你这狗屎。”他胡乱弄着那机器，踢了它一脚，说，“这下好了。”那暖气机发出咝咝的声音。莫里斯•芬克用他那双无神的眼睛看着我。我以前真没注意到他长得像一个啮类动物。“这地方有好一阵子就像一个布谷鸟饲养场。” “那苏菲……” “她——她哭得眼珠都快掉下来了。一直在哭。他们俩打点好行李，他尖声叫骂着她是个婊子，妓女，苏菲像孩子似的嚎啕大哭。真叫我恶心！”他停了下来，咽了咽口水，又慢慢讲起来。“我没有意识到他们收拾行李是准备永远离开，后来他从栏杆下看见我，问耶塔在哪儿。我说她到泰斯敦岛看她姐姐去了。他扔给我三十元钱说是房租，是苏菲和他的。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不打算再回来了。”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我问，失去亲人的令人窒息的失落感一下子袭遍全身。我差点晕倒过去。“他们留下地址了吗？” “我看见他们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走了。”他不耐烦地说，“他们收拾好东西后下了楼。这是二十分钟前的事。内森给了我一元钱，让我帮忙把行李拿下楼，还让我照看那台留声机。他说他以后回来取，还有一些箱子。然后我们把行李全搬到街上。他让我去街角处拦两辆出租车。等我叫了车回来，他还在对她大吼大叫。我对自己说：‘唔，至少这次他没打她。’但他像个疯子似的一个劲地吼她。天哪，他说了些什么呀！” “什么？他说什么？” “他骂她是妓女。一遍又一遍地问她一些奇怪的问题，问她为什么能在奥斯威辛活下来。他这话什么意思？” “骂她……”我不禁打了个咧咀，差点说不出话来。“后来呢？” “后来他给她五十元钱——好像是吧——告诉司机把她送到曼哈顿的什么地方，一家饭店！我想是的，我记不清是哪里了。他说了一些他不用再见到她是多么开心之类的话。我还从未听过有人哭得像苏菲这样凄惨。不管怎么说，她走了以后，他把行李放进另一辆出租车，朝相反的方向，也就是弗兰特布西大街的方向去了。我想他一定是到森林山他哥哥那儿去了。” “走了，”我喃喃地说，又感到一阵强烈的震动。 “永远地走了，”他说，“我是说永远清静了。那家伙是个假人！但是苏菲——我真为苏菲难过。苏菲是个好女人，是吧？”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轻柔的海顿将那间被遗弃的可爱房间装满抑扬忧郁的乐音，更增添了我的空虚和失落感。 “是的，”我终于说道，“我知道。” “奥斯威辛怎么啦？”莫里斯•芬克问。 第51节 集中营的世界 在有关纳粹集中营的诸多文章中，没有比乔治•斯坦纳更具洞察力和富于激情的了。我读过他的《语言与沉默》一书，就在它出版的1967年——那一年对我具有特别的意义，即使把它是发生在布鲁克林的那些故事的二十周年这一点忽略在外。上帝啊，我认识苏菲、内森，还有莱斯丽•拉普德斯，已过去整整二十年了，真是白驹过隙！我在耶塔公寓备受煎熬终于写就的那部家庭悲剧业已付梓(它受到的欢迎远远超出我那年轻的希望)；此外我还写了其他一些小说，以及一些在六十年代盛行一时但枯燥乏味的新闻文章。但是，我那颗仍然向往文学的心——仍像胡爪鱼一般垂死挣扎着。令我高兴的是，1967年，那部作品的出版使这种濒死状态宣告结束，不仅使我个人获得成功的满足，同时还实现了作为一名小说家对哲学和美学的要求，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虽然事后证明，并非所有的人都喜欢它的结局。不过，这是另外一码事。如果人们能谅解我的娇纵的话，我会直截了当地说，那一年是我的丰收年。 但事情往往难以完美无缺。多年努力后一旦获得成功，往往使人陷入一种灰暗的萎靡不振的危机状态。许多作家在完成一部作品后都会产生这种感觉，就像经历一次死亡。人们总想重新回到那潮湿温暖的子宫，重新变回卵的状态。然而职责会一如既往地召唤你。我又一次想到了苏菲。二十年了，苏菲以及她的生活——过去的以及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内森，他和苏菲的冤冤不解、纠缠不休以及最后的恶化，那可怜的金发波兰宝贝因此坠入绝望与毁灭的情形。这一切盘旋在我脑海中，早已根深蒂固，挥之不去。那年夏天的情景犹如老相册中黑色纸页上的一张泛黄的照片，随着我步入中年而越发陈旧和模糊不清，然而，那年夏天的痛苦仍叫嚷着要一个解释，于是在1967年的最后几个月里，我开始认真思索苏菲和内森的悲剧命运。我知道我早晚会旧事重提的，就像多年前我成功地对另一个年轻女人——玛利亚•亨特做过的那样。由于种种原因，过了许多年我才开始写苏菲的故事，但我在那段时间里做了充分准备。我要求自己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史料，于是大量翻阅了《集中营的世界》一书；同时，乔治•斯坦纳的文章带给我一次认识上的撼动。 “虽然我经常写某种东西，但仍然抓不住它，那就是时间的联系。我试图把它们放在能被人们所理解的角度去表达。”乔治•斯坦纳写道。他刚引用了两名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悲惨死去的犹太人的例子。“梅林和兰纳被处死时，许许多多的人们正在两英里外的波兰农场，或五千英里外的纽约，酣睡，饱食，或看电影，或做爱，或为是否看牙医而焦虑不安。这正是我的想象力的受阻之处。同时发生的两种秩序截然不同，与人类的任何一种价值准则相悖。它们同时存在，完全是触目惊心的矛盾——特雷布林卡为一些人所建，同时为另一些人所允许存在——为此，我一直对时间的联系迷惑不解。难道正如科普小说和诺斯迪克教义所暗示的那样，在同一世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种类，与‘好时光’如影随行的，必定是如同撒旦之网的野蛮时期吗？” 在读这篇文章之前，我也认真地思考过，也同样对时间的联系迷惑不解——例如，我已或多或少地提到我在1943年四月的第一天所干的事。那天，苏菲走进奥斯威辛，落入“活地狱的魔窑”。而1947年的晚些时候——苏菲的苦难历程开始后相对重要的一段时间，我绞尽脑汁想让自己回到苏菲走进地狱大门的那一天，1943年四月一日，愚人节。我找到了一些线索。父亲的来信证实了我的行踪，使我回忆起那天下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苏菲踏上奥斯威辛火车站的站台时，正是北卡罗来纳罗利城一个美丽的春日上午，当时我正拼命往肚子里填香蕉，已经吃得快要吐出来了。这是为几小时后参加海军陆战队的体检所做的准备。我那时十七周岁，身高已超过六英尺，体重却只有一百二十二磅。我知道必须增加三磅才能勉强达标。我赤裸着站在台秤上，胃胀鼓鼓的，像一个备受饥饿后狂餐一顿的灾民，面前是一位稍稍年长的肌肉结实的征兵中士。他盯着我那豆芽一般瘦削的身架惊叹道：“基督耶稣(还顺口说了一个有关愚人节的粗俗笑话)。”我以几盎司的“优势”勉强通过了体检。 那一天我还没听说过奥斯威辛，也不知道什么集中营，什么欧洲犹太人集体灭绝，甚至不知道纳粹。对我来说，那场世界大战的敌人是日本人。我完全不了解盘旋在诸如奥斯威辛、特雷布林卡、贝尔根—贝森这些名字上空的灰色烟尘意味着什么。但对大多数美国人，实际上对大部分生活在纳粹恐怖范围之外的人来说，难道不都是这样吗？“同一时间存在不同的秩序，彼此一无相似也绝无交流，”斯坦纳继续写道，“或许对我们这些没有亲临其境的像生活在另一星球上的人来说，这是必要的。”太对了——尤其当成千上万美国人认为罪恶的化身并不是纳粹(这一点常被人遗忘)时。尽管纳粹是那样可怕和令人畏惧，但云集于太平洋上的日本士兵更像一群散乱狂燥的猩猩，给美国本土构成更大的威胁，且不论他们那更可憎的黄色皮肤和猥亵行为。但即使这么一点狭隘的对东方噩梦般的仇恨也并不真实。大多数人几乎不知道纳粹的死亡集中营，这使得斯坦纳的反思更具有启发意义。“同一时间的不同秩序”的连接，当然——对我们不在场的人而言——是在场的人，把我带回到苏菲身边，特别是带回到苏菲和党卫军的集中营长官鲁道夫•弗兰兹•霍斯的关系上。 我曾好几次提到过，苏菲对有关奥斯威辛的事一直保持缄默，对她那不堪回首的过去始终闭口不谈。由于她本人(她曾对我承认这一点)一直很成功地麻醉自己的大脑，不让它回忆集中营的事，所以无论我还是内森对她的过去都了解甚少(尤其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惟一了解的只是那种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即她差点死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多种传染病。所以，那些沉溺于本世纪的野蛮暴行并为此精疲力竭的读者们在此可以省去对残杀，毒气，拷打，虐待，残无人道的医学实验，缓慢死亡，灌吃粪便，疯狂嚎叫等等足以载入折磨史册的详细内容的了解，它们已被以下这些才华横溢的作家用饱含心血之笔写入了编年史：塔德乌兹•勃洛茨基，让•弗兰克•斯坦纳，奥尔加•伦基尔，尤金•科冈，安德烈•斯瓦尔兹•巴特，埃里•韦塞尔，以及布鲁诺•贝特尔亨等。对苏菲在奥斯威辛度过的特殊日子，我认为有必要详细地告诉读者。或许这有些扭曲，但我决定要真诚地这样做。即使她已决定向我或内森暗示她在奥斯威辛二十个月里的可憎的分分秒秒，或许我还是只能强行揭开这层面纱，因为，正如乔治•斯坦纳所说：“那些未曾亲自卷入这种极度痛苦之中的人们并不清楚这些。”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被一种猜想所缠绕，常常觉得自己像入侵者一样，残忍地侵入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令幸存者一直无法摆脱的苦痛与死亡的领域。一个幸存者——埃里•韦塞尔曾写道：“……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随意地把‘大屠杀’取作题材……不仅削弱了它的意义，也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大屠杀’现在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话题，容易引人注意，并很快获得成功……”我不知道这些话的确切程度，但我却意识到了它存在的风险。 第52节 琐碎无益的争论 然而，我不能接受斯坦纳“沉默就是回答”的看法，以及“不要再为无法言说的事情增加任何文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琐碎无益的争论”这一观点。我也不认为“在某些现实面前，艺术的再现是不切实际和微不足道的”。我发现了蕴含其中的一丝真诚，尤其是因为斯坦纳也没有保持沉默。确实，正如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有些事情是不可理解的。奥斯威辛的罪恶长时间保持着一种无法理解的状态，我们没有去理解它，它也就永远不可理解，无论这种理解是多么不深刻；斯坦纳自己也补充说，下一步最好就是“努力去理解它”。我一直在想，也许了解了苏菲，就可能对奥斯威辛有了一丝了解，因为苏菲至少是一连串矛盾的集合体。虽然她不是犹太人，却承受了每一个犹太人所遭受的痛苦之后才得以幸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承受着超过大多数人的深深的痛苦——我想这需要得到证明。(许多犹太人根本无法看清纳粹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的狂暴本性后面的东西，因此作为犹太人的斯坦纳，他对犹太人命运的沉思也存在不可原谅的空洞。他对大量的非犹太人——如斯拉夫人和吉普赛人，极为简略地一笔带过，而事实上他们在集中营里与犹太人一样被无情的杀人机器吞没，虽然这一过程有时不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如果苏菲仅仅是一个受害者——像一片无助的随风飘飞的枯叶，像她的许多已罹难的同胞那样是没有意志的生灵——她或许只是迷失在布鲁克林风暴中的可怜虫，心里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事实上，在奥斯威辛(这些是那个夏天她一点点地向我吐露的)，她的确是一个受害者，但同时还是一个帮凶，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无论这参与是如何偶然、模棱两可和不确定，亲眼目睹了犹太人化成的青烟从比克瑙的大烟卤里缭绕升空。每当站在她的俘获者，鲁道夫•霍斯那间屋顶阁楼的窗户旁，穿过窗外那片已干枯的秋天草地朝外张望时，她总能看到它。那时，她心里只有无法压抑的愧疚——她没有把这种愧疚告诉过内森；但在没有任何细微迹象的情况下，他却经常残忍地揭开它，使她无法从令人窒息的犯罪同谋的罪恶感中挣脱出来。因为在那段时间，她一直扮演的正是这个角色———个强烈地仇恨犹太民族的恶毒角色。 苏菲曾对我说，她在奥斯威辛期间一共发生了两件大事，但都没对内森提起过。第一件事发生在到达集中营的那一天——我已在前文提到过；但直到我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她才向我述说。第二件事，就是同一年里她和鲁道夫•霍斯的短暂关系。那是在八月的一个下午，或者说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和晚上，她在枫苑里对我讲的。虽然她很激动很详细地向我描绘了她与霍斯的情节，但回忆使她太疲乏太紧张，以至于她的话不时被眼泪打断，我不得不借助当时的观察和后来收集的资料把它们整理出来。她与霍斯在那间毫无生气的屋顶阁楼里相遇的日子——就像她在愚人节的首次露面一样——我记得很牢，因为那是我的三个主人公的生日：我父亲，托马斯•沃尔夫，以及那个在我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将我的想象力灼烧一空的黑魔幽灵那特•特纳。那是十月三日，苏菲对此记忆犹新，因为那天是她与泽维斯托乌斯卡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我曾追随乔治•斯坦纳对形而上的时间关系的思索问过自己，那天的斯汀戈——美国海军陆战队中的一名列兵——在干些什么呢？当那恐怖的最后的烟尘——像一顶很厚很厚的半透明的帷幕般的烟尘，用苏菲的话来说就是“你能感觉到嘴唇上沙粒的味道”——那来自雅典和希腊群岛的二千一百多犹太人化成的烟尘，像从威斯廷拉沼泽地飘移而来的雾障似的飘过她的视线，笼罩整个草场，以致分不清牧羊人和静静吃草的羊群时，我在做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我当时正在写一封生日贺信——那封信不久前从父亲那儿找了出来，他对我那些乏味的简短笔记大加赞赏(甚至在我还很年轻时即是如此)，相信我将在文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我在这里选录了充满感情的问候语后的中间一个段落。我认为它值得选录，虽然那种学生味十足的腔调在信中极为刺眼，甚至显得极不协调。但如果从历史意义来看的话，任何人都会宽容它的。再说，我才十八岁。 ……爸，不管怎么说，明天都克队将与田纳西队比赛，场面气氛将十分火爆(尽管被压抑着)。显然，我们获胜的希望很大，等你收到这封信时已见分晓，届时你可以为都克队能否在大学锦标赛中获胜赌上一票，因为如果我们打败田纳西——这是我们最强烈的愿望——就有可能把胜利延续到这个季度末。当然，佐治亚队看上去也很强，有很多人在他们身上下了大睹注，认为他们可能会获得全国第一。这简直就像跑马赛，不是吗？顺便问一下，您听说了吗，有传言说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将在都克大学举办(无论我们是否得第一)，因为政府禁止在加利福尼亚举行大型户外集会，显然是担心日本的破坏活动。那些小猴子真的要把美国人的好事弄糟，是吗？不管怎样，如果联赛真的在这儿举行就太好了，无论都克队参加与否，您都可以来看这场大型联赛。我想我已经告诉过您，仅仅是因为姓名中字母顺序的巧合(现在军队里什么都按字母排列)，彼特•斯特罗米尔和邱奇•斯图茨和我同室。我们都是海军陆战队的实习军官。斯图茨是去年从俄亥俄州来的“全美”二队队员，至于斯特罗米尔就不用我向您介绍了。我们的房间整天挤满了像耗子一样(早期的隐喻倾向)的记者和摄影师。也许在上星期的《时代》杂志上您看到了斯特罗米尔的照片，还有一篇介绍文章，把他说成是自汤姆•哈曼和雷德•格兰以来最伟大的田径运动员。他的确是个不错的家伙，爸，我想我应该老实承认，我对这种荣耀感到很惬意，尤其是因为斯图茨身边的年轻女孩是如此之多(令人赏心悦目)，总能为你的儿子斯汀戈——一朵雄性壁花——剩下一些，成为我的舞伴。在戴维森赛后的上周末，我们全体参加了一次盛大的舞会。 北卡罗来纳，德翰，都克大学，美国海军陆战队v-12训练基地　　1943年10月3日　　在我写下这几行字的同时，二千一百名希腊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接着送进焚尸炉。苏菲向我指出，这次屠杀在奥斯威辛以后继续进行的集体大屠杀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发生在后一年的对匈牙利犹太人的大屠杀——爱希曼要求霍斯在集中营马上启动“阿克逊•霍斯行动”，并亲自监督执行这次行动。在奥斯威辛—比克瑙的历史上，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屠杀。它不仅包括数量巨大的大规模杀人设备，具体操作的复杂程度也是空前的，仅协调准备工作就花了好几个月，而且场地和尸体处置的问题也相当突出。霍斯每天用军用飞机将印着“绝密”字样的文件送给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奇•希姆莱，汇报“选择”的总体特征、体格状况和统计数字。在每日一次(或每日数次)的“选择”中，到达的犹太人被分成两类：合适的，即健康状况足以维持一段时间的劳役；不合适的，就地处决。由于本来身残体弱和旅途劳顿，再加上极严格的年龄要求，只有极少数犹太人在从各地运到奥斯威辛时还能劳动。有一段时间，霍斯向爱希曼报告说，幸存者人数平均每天在20%到30%之间；但由于某种原因，希腊犹太人的健康状况比其他地方的更糟一些。那些来自雅典的犹太人下火车后，经党卫军的医生挑选，只有略多于十分之一的人被送到了站台的右边——那里排着可以活下来参加劳动的队列。 霍斯对这一现象十分困惑。十月三日，他在写给希姆莱的信中——苏菲记得那是秋季开始的第一天，尽管天空弥漫着浓浓的烟雾和恶臭，使人很难弄清季节的变换——从理论上论证说，从闷罐车厢里被拉出来的希腊犹太人健康状况惨不忍睹(事实上大部分人已经死去或即将死去)的原因有四(或四者的综合)：本身营养严重不良；旅途漫长，加上作为必经之地的南斯拉夫的铁路状况极其糟糕；从干燥、炎热的地中海气候被突然转移到潮湿、阴沉的威斯廷拉气候(霍斯在此加上了一条非正式的旁注：这是一个谜，因为就气温而言，，奥斯威辛的夏天至少比那“两个地狱”都热)；最后，性格特征。对这些意志薄弱的南方人而言，被逐出家园并踏上不明目的的旅程是不堪承受的。他们的邋遢令他联想起吉普赛人，但后者显然更适合于迁徙的生涯。他慢条斯理地将深思熟虑的想法口授给苏菲，语气坚定，平缓，带有咝咝的口音(一开始她以为是德国北方贝尔提克地区的口音)。他只在点烟时停一下(他烟瘾很大，一根接一根地抽。她注意到他的右手，对他这么一个瘦削的人来讲太小太胖了，手指已被熏得焦黄)，然后一段时间的思考，手轻轻地按在眉毛上。他抬起头来，礼貌地问他是否说得太快了。“不，司令官阁下……”[1] 第53节 挽救自己 十六岁时，苏菲在克拉科夫学会了历史悠久的德国速记法，用以替她父亲服务。虽然几年没有使用，现在拣起来仍然轻而易举，其熟练程度令她自己都有些吃惊。她默默地感谢自己的父亲，虽然他现在已长眠于萨斯赫森的墓地里，却为她提供了挽救自己的一个方法。她的一部分心思开始飘向父亲——“别冈斯基教授，”她常这样想起他，因为他们的关系一直十分正式而且疏远——此时霍斯被一个句子噎住了，香烟叼在嘴上，发出几声带痰音的咳嗽。他站在那儿，看着外面十月里枯干的草地，那张瘦削的黄褐色的并不英俊的脸裹在缭绕的蓝色烟雾中。这时从比克瑙烟卤里冒出的烟尘被风吹散了，天空很晴朗。虽然外面天气有一点霜意，但在指挥官那倾斜得厉害的屋顶小室里，却很暖和舒适，屋檐下不断升腾起热气，午后太阳也发出更为耀眼的阳光。几只很大的绿头苍蝇在窗外飞来飞去，时而停在窗玻璃上，在宁静的空气中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还有一两只麻木迟钝的四处游荡的马蜂。阁楼像实验室似的被粉刷得雪白，没有尘土，十分简洁。这是霍斯的私人书房，他的避难所，同时也是他处理个人的、机密的、重大工作的地方。他宠爱的孩子们可以在下面三层楼的任何房间里进进出出，但不允许上这儿来。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巢穴。 这间屋子家具很少，一张松木桌，一个铁文件柜，四把直靠背椅，一张帆布床——霍斯有时在上面休息，让时常困扰他的偏头疼得以平息。一部电话，但一般没接通。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些办公文具，钢笔和铅笔，一台笨重的阿德勒牌黑色打字机。过去一周半以来，苏菲每天都在这儿一坐数小时，不停地用这台或另一台较小的(不用时放在桌子下面)带波兰语键盘的打字机打信件。有时，比如现在，她坐在另一张椅子上做笔录。霍斯的陈述像喷涌的泉水飞快往外冒，但时常被一些似乎无休无止的停顿所阻隔——在停顿的时候，她几乎可以听见那哥特式理性思维运转的声音。而在每一次间歇期间，苏菲总是凝视着墙壁，上面除了一件她所见过的极其宏大的拙劣艺术品外别无他物，那便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幅彩色侧面画像，像葛来尔骑士一样穿戴着不锈钢甲胄。装饰这个小房间的完全应该是一幅基督画像，苏菲想。霍斯沉思着，手挠着下巴；苏菲等待着。他的军外套已经脱去，衬衣领口也未扣上。屋子里的寂静越来越轻，几乎成了空虚，让人感觉不像是在现实中。只有两种缠绕不清的声音闯入。它们轻微地被牢牢地镶嵌在奥斯威辛的氛围中，像海浪般压抑地起伏着：机车的嘎嚓声和罐车转轨的遥远的隆隆声。 “毫无疑问……”他开了口，但又突然停住。“不，这种说法可能有问题，它太硬了。我不应该用这么肯定的语气，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他此时说着。就像以前曾出现过的一两次那样，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询问语调，好像他想征求苏菲的意见而又不愿屈尊这样做。这个问题似乎成为他们俩共同的问题。霍斯的谈话极富表现力。然而在写书信时，据苏菲的观察，他虽然也能对付，不会犯语法错误，却常常显得笨拙和晦涩不明，带有受过军事教育并长期担任副官一职所特有的那种冗长、蹩脚的文体特征。霍斯又一次陷入长时间的停顿。 “‘很有可能’[1]，”苏菲犹豫着说了一句。虽然有些犹豫，但比几天前好多了。“这样说就不太肯定。” “‘很有可能’，”霍斯重复了一遍，“对，很好。这可以让帝国总队长在这件事的判断上作充分考虑，以免出现更大的误差。把它记下来，接着……” 苏菲感到一丝满足甚至愉快。她感到他们之间的障碍在经过数小时后被轻易地突破了，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一付公事公办不近人情的冷酷模样，他的口授像从毫无知觉的机器里倒出一样冷冰冰的。迄今为止只有一次——就在前不久的一天——他那冷冰冰的态度才有所减轻。她不太肯定，但她认为在他刚才的声音里至少出现了一丝温暖，好像他突然在她——对一个人——说话，而不是对一个苦役犯，一个肮脏的波兰女人[2]。从一群病入膏肓、垂死挣扎的蚁群中挣扎出来，又靠着不可思议的运气(或者说靠上帝的恩赐。她有时虔诚地想)，以及对波兰语和德语的精通，对两种语言打字机和速记(如果不是懂速记的惟一犯人，至少也是极少数中的一个)熟练操作，她得以提升并享受特殊待遇。此时，她正运用速记完成霍斯口授信件的倒数第二段：“希腊犹太人的运输问题很有可能成为当务之急。鉴于比克瑙用于特别行动的机械装置超负荷运转，且程度远远超过预想，所以我郑重提议，在希腊犹太人这一特定事务上，应考虑向东部占领区的特雷布林卡或索比霍尔集中营等可供选择的地点运送。” 霍斯又停了下来，点燃了一支烟。他两眼发直，透过半开的窗户做梦似的凝视着窗外。突然他叫了一声，声音很大，苏菲以为出了什么差错，但他脸上迅速泛起一丝微笑。她听见他叫了一声“啊哈！”一边探出身子朝紧靠房屋的那片田野望去。“啊哈！”他很快又叫了一声。他深吸一口气，然后压抑着声音对她说：“快！来这儿！”她站起身来走到他身旁，和他靠得很近，几乎碰到了他的制服。她顺着他的目光朝田野望去。“哈罗金！”他叫道，“它多美啊！” 在下面的田野里，一匹雄健、雪白的阿拉伯马正欢天喜地地撒野。它沿着椭圆形的围栏奔驰着，肌肉绷得紧紧的，白色的尾巴扬得老高，犹如身后飘着的一道白色烟雾。它高傲地扬起头，欢叫着疾驰而去，好像被一种激情完全控制。它四蹄生风，一种健康的活力弥漫全身。苏菲以前曾见过这匹马，但从未见过它如此充满激情地疾驰。这是匹波兰马，一件战利品，现在属于霍斯。“哈罗金！”她听见他又叫了一声，它又出现在视野中。“真是个精灵！”那马独自在那儿奔跑，四周不见一个人影。几只羊在草地上吃草。在田的那边，在地平线的映衬下，是一片潮湿的不知名的灌木丛，树叶已染上加里西亚秋天的铅灰色。几座凄凉的农舍散乱地点缀在林子边缘。尽管惨淡而了无生气，苏菲却宁愿选择这一景象。而从房间的另一侧看到的是车站铁路边的坡道，拥挤、忙碌的“选择”正在上面进行；后面是暗褐色的简易房，一个金属的拱形招牌立在上面：“自由劳动力”[1]。苏菲感到一股寒意流遍全身；同时，脖子上有针滑过的感觉，霍斯正用他的手指尖轻轻触摸着她的肩头。他以前从未碰过她。她又哆嗦了一下，尽管她发现这触摸不是故意的。“看哈罗金。”他悄声说。那匹雄壮的骏马仍在围栏里不停地飞奔，搅起一团团尘土。“世界上最了不起的马，就是这些波兰阿拉伯种马。”霍斯说，“哈罗金——一首凯歌！”那马又跑不见了。 然后，他突然回到他的工作，示意苏菲坐回座位。“我说到哪儿了？”他问。她读了一遍刚写下的那段。“啊，现在，”他又开始说道，“完成最后一段：在未得到更进一步的消息前，我希望为比克瑙的特别行动小组投入更多体格健壮的希腊犹太人这一决定能得到批准，将极度虚弱之人置于特别行动附近似乎是大势所趋。完毕。嗨，希特勒！像以往那样签字并立即打印。” 她马上走到打字机前，把原文和五张复印纸卷进机器里。她埋头做事，但知道他现在正走过她身旁，拿起一本工作手册读起来。她从眼角瞟了一眼那本手册，不是党卫军秘密警察所用的那种绿色手册，而是一本蓝灰色的陆军军需官手册，书名几乎布满整个封面：《衡量和预测处于恶劣的土壤与气候条件下的改良容器渗漏的方法》。她心想，霍斯真是不浪费一点儿时间，刚刚说完最后两个字便一头扎进这本手册中。她的肩上仍留有他刚才触摸的感觉。她垂下眼睑，打印出那封信，丝毫未被其中那条可怕的消息所惊扰。这是她刚从霍斯最后的陈词中了解到的。像“特别行动”，“特别行动小组”之类的名词，集中营中很少有人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或者，通过霍斯的信件，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对即将死去的希腊犹太人，我希望在将他们送进焚尸炉之前先派往死亡突击队，让他们在那儿处理尸体，收取上面的黄金，然后再将尸体送进焚尸炉，直到他们精疲力竭，再送进毒气室作最后了结。”苏菲敲击键盘时，霍斯这些话引起的联想在她的脑子里闪现。六个月前她刚到这儿时，这样的想法十分荒谬令人难以置信，可现在却在她居于其中的新环境中，成为她意识中最平常不过的事，比到一个面包店买面包更平淡无奇。 她准确无误地打完信件，在最后加上一个重重的惊叹号以示敬意，以致机器发出一声轻微的丁丁声。霍斯从手册上抬起头，示意她把信和钢笔拿过去。她迅速递给他。霍斯在原件结尾的空白处飞快地写上个人附言，苏菲则站在那儿等着。他大声朗读起来，这是他的习惯，“尊敬的海尼：首先为明天不能在波兹南[1]见到你表示歉意。这封信将通过航空快递送到你处，预祝你对党卫军‘老家伙们’的演讲成功。鲁迪。”他把信交还给她，说：“这信必须马上发出去，但最好先打完给牧师的回信。” 第54节 悲惨世界 她回到桌前，吃力地把那台德国造的笨重玩意儿放到地板上，换上那台波兰文的打字机。这台机器是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很轻，式样也更新颖；她的手指感觉很舒服，打起字来速度更快。她开始打字，一边把前一天下午速记下来的霍斯口授的回信翻译成波兰语。这封信涉及到一个不大但却恼人的问题，牵涉到集中营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同时还奇怪地带有《悲惨世界》的某些痕迹……她清楚地记得……噢，记忆犹新。霍斯收到附近村子一个牧师的来信，虽说是附近，实际上已在集中营的防线之外。村民清一色是波兰人。牧师在信中抱怨说，一群喝得醉熏熏的集中营士兵一天晚上闯进村子，从圣坛上拿走了一对十七世纪铸的精美的银制烛台，这可是一件价值连城的手工艺品。苏菲将牧师这封用生涩难懂支离破碎的波兰语写成的信件翻译成德语念给霍斯听。在念信时，她感受到了这封信的大胆和冒失；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或者只是出于愚蠢，才促使这样一位低微的教区牧师给奥斯威辛司令官写来了这封信。然而信里却有着某种狡诈：语气谄媚乃至奴颜媚骨(“冒昧占用尊敬的司令官阁下宝贵的时间”)，又坦白地说明了经过和要求(“我们可以理解酒精过量造成的这次越轨行为，无疑它不是出自恶意”)。显然，那位可怜的牧师抑制着极度的恼怒写下了这封信，好像他和他的教民们最崇敬的宝贝被劫掠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苏菲把这封信大声念给霍斯听，有意强调了那种谄媚的语气，强调了牧师的极度绝望。等她读完后，她听见霍斯发出一声很不满意的咕哝声。 “烛台！”他说，“我为什么必须要有什么烛台的问题？” 她抬起头来，看见他嘴角浮起一丝自嘲的笑容，意识到——在许多个小时里，他有如机器一样冷漠，除了让她速记和翻译之外别无其他——他那略带玩笑意味的滑稽问题至少有一部分是针对她说的。她一下子惊惶失措，铅笔从手中落下。她感到自己张开了嘴却说不出一个字，也无法回应他的笑容。 “教会，”他对她说，“我们必须尊重本地的教会——即使是一个乡村教会。这是个好政策。” 她默默地弯腰拾起笔。 然后，他直截了当地冲着她说：“当然，你是个罗马天主教徒，对吗？” 她无法觉察这其中有什么嘲讽意味，却半天回答不出。等能开口说话时，她本能地加上了一句：“你呢？”她因此好一阵窘迫，血一下子涌上她的脸。她觉得她的话简直蠢透了。 但令她惊讶的是，他仍然面无表情，声音也完全是就事论事的腔调。这让她松了一口气。“我过去是天主教徒，但现在我是一名信神者[1]。我相信有神灵——在某个地方。以前我曾信仰基督教，”他说，“但现在已与它决裂了。” 这就是全部谈话。他说这些话时，与评论一件穿过的衣服没什么不同。当他命令她给党卫军警卫部队指挥官弗利兹•哈契斯坦写一份备忘录时，又变得公事公办起来，没再对她说过另外的话。他要求在驻兵营房中搜查烛台，尽全力捉拿肇事者，并以纪律不严的罪名关押在营地宪兵司令部。备忘录一式五份，分别交给党卫队中队长科特•尼特尔，第四分营总管以及驻军警卫部队的政治教导监督员，以及党卫队大队长科纳德•莫根，负责集中营军纪的党卫队特别委员会主任。然后给那气恼的牧师回信。他用德语口授了一封信，让苏菲翻成牧师用的那种语言。第二天，这封信在打字机上完成了。苏菲为自己能把霍斯平铺直叙的德文变成美妙绝伦的波兰语而感到满意：“尊敬的塞宾斯基神父，我们为贵教堂遭到的野蛮行径感到十分震惊与不安。没有什么比亵渎圣物更让我们如此痛心疾首。我们将尽力采取措施，确保那珍贵的烛台完璧归赵。虽然本地的驻军部队士兵拥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这是党卫队对每位成员——对每一位在这片领土上服役的德国人的严格要求，仍不能杜绝这类不轨行为的发生。我们只能真诚地希望您能谅解……”苏菲敲打着键盘，咔哒咔哒的声音回响在那间小屋里，而霍斯则对着一张肮脏的地图沉思着。苍蝇嗡嗡乱飞，远处罐车仍不停发出有如夏天响雷一样的隆隆声。 她很快便打完了(按惯例打上“嗨，希特勒！”)。她的心又一次一阵狂跳，因为他说了一句什么。她抬头看见他正盯着她看。虽然打字机的声音把他的话吞掉了一些，但她几乎可以肯定他说的是“很漂亮的头巾”。她的手抖动着，不由自主地抬起来，不无卖弄地摸了摸头顶。那张绿色格子花头巾是用很廉价的监狱特用的平纹细布做成的，遮住了她的头皮和那些可笑的发卷。六个月前，她的头发被剃得精光，现在刚冒出来，长成一圈圈滑稽可笑的发卷。这块头巾也是一项难得的优待，只有有幸在霍斯家工作的犯人才被允许将秃头遮起来；而在电网里面那个被封闭的天地里，无论男女都必须光着他们的头。尽管头巾所赋予的尊严微乎其微，苏非却为此心存不很强烈却非常真诚的感激。 “谢谢，司令官阁下！”[1]她听见自己结结巴巴地说，声音颤抖。无论是作为临时书记员还是在其他任何一种情况下，与霍斯说话的念头一直困扰着她，几乎使她有点神经质了。与霍斯说话成为她梦寐以求的一件事，这使得她的神经越来越紧张，胃也因为恐惧而咕咕直响。她并不是怕司令官本人，而是担心自己因为紧张而丧失随机应变的能力，敏感的举止，表演才能，以及最起码的说服力。她渴望拥有这些，以便设法打动他，使他相信她，并尽力满足她的一点点微薄要求。“非常感谢！”[2]她用笨拙的不可原谅的大嗓门高声说道，心想：你这傻瓜，保持镇静，他可能会认为你是个讨厌的小笨蛋。她用轻柔的声音表明谢意，眼睛忽闪了几下，拘谨地垂了下来。“洛蒂给我的，”她解释道，“霍斯太太赏给她两张头巾，于是她把其中的一张给了我。它可以遮住我的头。”她的心情平静下来。她想，别说得太多，千万别在现在说太多的话。 他正在审阅给牧师的信，尽管他曾承认对波兰文一字不识。苏菲看着他。他声音平谈，困惑地咧着嘴，似乎想读出这种“不可能的语言”中某些发音艰难的词语，但很快便放弃了。“好，”他说，“我希望我们能让这位不幸的牧师得到一些安慰。”他拿着信大步走到门口，打开门，很快便从苏菲的视线中消失了。他朝楼下正在听候差谴的副官斯契夫勒大声命令着，那声音隔墙传来有些发嗡。他叫斯契夫勒立即将这封信送出，斯契夫勒恭恭敬敬的应答声从下面隐约传来，好像说：“我马上就上来，长官！”“不，我下来拿给你！”她听见霍斯不耐烦地说。 这位司令官大概需要校正什么问题。他一边往楼下走，一边嘟嘟囔囔地自语着，大马靴的硬底很响地敲着楼梯。他下楼去和他的助手——一位刚从乌尔姆来的一脸正经的年轻上尉交换意见。他们的声音不断从楼下传上来，单调，平谈，不很清晰。接着，有那么一瞬间，在他们的话语后面，苏菲听见了什么声音——本身毫无意义而且很简短——后来，这成为她在此时此地所获得的无数零碎记忆中最难以忘怀的印象之一。她立即明白过来，它是从那台笨重的电唱机里发出的音乐声。那机器放在四楼下面那间凌乱不堪、墙上挂着装饰地毯的玫瑰红会客室里，在她到来后的一个半星期里的每个白天都响个不停——至少在她的听觉范围内。无论她曲蜷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的草垫小床上，还是在这儿——这间屋顶阁楼里，那音乐通过间或开关的房门不断传进她的耳朵。 苏菲几乎没留意这音乐——大部分时候没有，因为它不是别的，只是闹哄哄的花哨而伤感的德国作品：泰罗林谑趣曲，真假声反复咏叹调，手风琴钟琴合奏曲，无不充满蜜糖般的特鲁尔情调，以及从柏林咖啡馆和音乐厅涌出的令人泪流满面的伤感旋律，尤其是像发自心底哭号的那首“不为爱哭泣”(由希特勒最喜爱的“歌鸟”查拉•林达用柔和的颤声演唱)，被庄园的女主人——霍斯那打扮得俗不可耐、珠光宝气的妻子黑德维希——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苏菲一直对那台留声机羡慕不已，以至后来发展为一种心病，每当经过那里到屋顶小室时，总忍不住偷偷看上几眼。那是一间她曾在波兰版的《老古玩店》中见过的那种会客室，充斥着各个时代各种风格的法国、意大利、俄国和波兰的古玩，看起来像某位发狂的收藏爱好者的杰作。光洁透亮的镜木地板上到处堆满长沙发，椅子，桌子，写字台，双人座椅，躺椅和垫脚凳。要摆放好这些家具，起码需要十几个房间。但就在这一堆大杂烩中，那台樱桃木造的仿古式样的留声机却凸显在外。苏菲从没见过用电力扩音的留声机——她只看见小型的手动装置的机器。她感到绝望，因为这样一台神奇的机器只应该被用来播放德沃夏克。她在近处看见了上面的斯特朗伯格•卡尔森商标。她以为是瑞士货，直到布罗尼克——一个看似头脑简单实际却很精明的波兰囚犯，司令官家的勤杂工，所有小道消息的提供者——告诉她说，这是一台美国货，是从某位富豪的公司或某个外国使馆掠夺而来，然后成为从欧洲各地疯狂掠夺而来的堆积如山的战利品之一。唱机四周有一大堆唱片，全装在一个玻璃盒子里。唱机面上还放着一个粉红色赛璐珞的胖乎乎的洋娃娃，脸颊绯红，吹着一支镀金的萨克斯管。苏菲曾想，欧特彼[1]，美妙的音乐缪司…… 苍穹诉说着上帝的荣光，他的福音，笼罩在整个天空！埃利森合唱团的声音压过了霍斯和助手在下面的谈话声，像什么东西似的直刺她的心扉。她一下子从打字机前的椅子上弹了起来，仿佛要向谁表达她的忠心似的。她浑身微微颤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哪个傻瓜或怪物把那张唱片放在了唱机上？是霍斯太太突然发疯了？苏菲不知道。不过这没关系。(后来她才想到一定是霍斯的二女儿爱米，一个十一岁的金发碧眼圆脸的女孩，喜欢在饭余小睡后无聊地瞎搞。)那令人欣喜若狂的和音像一双天神之手从她的皮肤上摩挲而过，犹如冰凌般冰凉清爽，使她全身一阵阵颤栗；有很久一阵儿，她像梦游者似的在浓雾与黑夜中跌跌撞撞地走着，好像已蒸发在灿烂的阳光里。她走到窗前，透过窗玻璃上淡淡的映像凝视着自己露在方格头巾下的苍白的脸。她直直地盯着那张精致的面容，泪水涌上眼睛。她哭了。这时她又瞟见那匹神奇的马，还有草地，远处的羊群，一切幽静得好像是地球尽头。天边，秋季的灰色灌木丛正渐渐变黄，一片业已凋谢仍很壮观的树叶犹如绒毛一样卷成一团往上飘升，奇妙无比，美丽异常。“我的上帝……”她用德语说，沉醉在那首赞歌里。她闭上眼睛，听着那天使般的三重对着这旋转的地球唱着神秘的赞美词：　　他日　　倾听今日的诉说。 在明晚之后，她消失在今夜。 第55节 愚蠢的歌曲 “这时音乐停了，”苏菲对我说，“不，不是那时而是后来停的，在最后一段的中间部分停了下来——你知道它正在唱什么吗？我想，用英语表达是这样的：‘整个大地回响着一个字……’它却突然停了，一下子让我产生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空虚极了。我没有完成我的主祷文，后面的便再也记不起来了。我想，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失去我的信仰。我想我并不太明白上帝是何时离我而去的，或者说是我离他而去，不管怎样，我感到空虚。这就像在梦中发现了宝贝，它是那样真实——某物或某人，我是说十分珍贵——但醒来却发现那宝贝不见了！永远消失了！我一生中有过多次这样的感觉，梦醒来感到一种失落！当这音乐停下来时，我就是那种感觉。我突然明白了——我有一种预兆——我再也不能听见它了。门仍然开着，我可以听见霍斯和斯契夫勒在楼下的说话声，这时在下面的爱米——我敢肯定是爱米——又放上了一张唱片，你猜是什么？《啤酒桶波尔卡》。我一下子感到气愤难忍。那个肥胖的小母狗，长着像石印油画般白色圆脸的爱米，我真想杀了她。她正在放《啤酒桶波尔卡》，声音大得足以让花园、营地、镇上以至整个华沙都能听见。那愚蠢的歌曲是用英语唱的。 “但我明白必须控制自己，忘掉音乐，想点别的。还有，我知道我必须用尽所有的知识与你们所谓的智慧，从霍斯那儿得到我想要的。我知道他恨波兰人，但这没关系。我已经把这面具打破了——无法弥补，哗啦——现在我必须往前走，时间已经不容我再等待下去。布罗尼克，就是那个勤杂工，曾在地下室悄悄告诉我们，他听到一个传闻，说霍斯马上就要调往柏林。我必须尽快行动——是的，我应该说，勾引霍斯。尽管一想到这点就让我恶心，希望我能用我的心而不是用肉体去勾引他，希望我能用别的东西使他相信我，而不是用我的身体。好了，斯汀戈，我要证明卓娅•玛利亚•别冈斯卡•泽维斯托乌斯卡，一个动物，奴隶，波兰渣滓，或诸如此类的一切吧，仍像霍斯一样是一个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不应该在这里受到虐待和不公平的关押。这就行了！ “终于，霍斯又回到了楼上。我能听见那双皮靴踩着楼梯的声音和《啤酒桶波尔卡》。我下了决心，站到窗户边，尽可能做出一副性感的样子。请原谅，斯汀戈，但你该明白我的意思——看上去我很想和谁上床，看上去好像我想被要求和谁上床。但是，唉，我的眼睛！上帝啊，我的两眼全红了，我知道是因为刚才的哭泣，而且我仍在哭。我担心这会毁了我的计划。但我终于能够忍住哭泣，用手背拭去眼泪。我又一次想起刚才听海顿时看到的树林美景。但是风向突然一变，知道吗，我看到从比克瑙飘来的烟尘铺天盖地地扑向田野和树林。这时，霍斯走了进来。” 幸运的苏菲，了不起的计划！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想出来的。不过，就集中营的生活而言，在她到达后的六个月里，她不仅身体状况良好，而且免受饥饿之苦。但这并不意味着供应充足。每当回忆起那段日子(她几乎不谈任何细节，所以我从她那儿从未得到过像纪录片似的有关那段地狱生活的直接感受；然而，她显然看到了地狱，并感受了它，呼吸了它)，她总是暗示她吃得还算不错，但那仅仅是与那些每日忍饥挨饿的普通犹太囚犯相比而言。她有少量的配给。在霍斯的地下室度过的十多天里，她吃的是霍斯家饭桌上的残汤剩羹，有吃剩下的鸡，但大多时候是蔬菜和一些肉骨头——这些东西使她得以保持不错的健康状况。她总是能侥幸地挣扎在生存线上，但这仅仅是因为她很幸运。在所有的奴隶社会，很快会形成一种社会等级结构，弱肉强食的秩序，特权的模式；由于好运气，苏菲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小群特权阶层中。 这个阶层由从奥斯威辛成千上万的犯人中选出的几百人组成，他们通过钻营或仅仅凭运气，使党卫军认为他们是必不可少或相对重要的人物(对关押在奥斯威辛的犯人来说，“必不可少”的严格意义不过是“尚可利用”)。这意味着暂时的或甚至是长期的生存，不会像集中营的大批犯人那样，因为多余和可以替代，面前只有惟一的出路：做苦力直到精疲力竭，衰竭而死。这群人(其中包括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相当有才华的裁缝，他们负责把从走向毁灭的犹太人身上扒下来的好布料做成精美服装；还有熟练的工匠和能干的园丁，具有某种特殊才能的技师和工程师，以及极少数像苏菲这样有非凡语言天赋和秘书才能的人)全都躲过了大灭绝，只因他们具有某种实用才能。除此之外，他们毫无价值，和集中营里的任何东西完全一样。因此，直到命运猛地把他们吹散——几乎天天都有这样的威胁，这些人至少不会马上遭受被灭绝的痛苦，这是其他人的命运。 如果查实一下奥斯威辛总的情况，尤其是苏菲1943年四月上旬到达那里后的情形，也许有助于弄清苏菲和霍斯之间发生的事。我强调这个时间是因为它很重要。1943年四月的第一个星期，集中营因一道命令而产生了质变。命令是希姆莱下达给霍斯的。自“最后解决”从恶魔般的丰富大脑孵化出来以后，这是纳粹颁布的最重大的命令之一，即：最近在比克瑙修建的毒气室和焚尸炉将只用于犹太人的最后灭绝。这条命令取代了以前那条“毒气室适用于在健康和年龄上符合与犹太人相同的‘选择原则’的非犹太人(大部分是波兰人、俄国人和其他斯拉夫人)”。这条新的命令绝非出于对斯拉夫人及其他“雅利安”非犹太人的仁慈心，而是更多地考虑到技术和后勤的限制条件，源于一种彻底消灭的决心——它从希特勒的脑袋传出，经希姆莱、爱希曼的大脑在党卫军指挥层的每一个大脑里蔓延——最后便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直至将欧洲所有犹太人铲除干净。这条新命令实际上是一次行动的准备工作：比克瑙的设施尽管十分庞大，仍然在空间与热能问题上受到限制，所以在集体屠杀的名单中，犹太人占有绝对的优先地位。除了极少数人(如吉普赛人)外，比克瑙几乎是他们的天下。仅就数量而言，“一想到他们就让我夜里牙痛。”霍斯写道。他想说的是磨牙。尽管想象力已是一片空白，他仍然想出了一两个拙劣的形容词。 在这关口，奥斯威辛显示出双重作用。它既可以作为大型屠宰场，也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奴隶工场。当然，这是一种新型的奴隶制——可以持续不停地消耗和补充。这一点常被人们忽略。“大多数描写集中营的文学作品都强调其死亡地这一点，”理查德•卢本斯坦在他那本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的狡黠》中这样写道，“遗憾的是，很少有伦理学家或宗教思想者对这一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事实，即‘集中营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形态’给予足够的重视。”阿伦特——这位美国宗教学教授在他那卓有见识的小册子《“集体屠杀”和美国人的未来》里，论证了人类对未来的预测，以及对历史的令人心寒的野心和企图。没有人能对权力的复杂性做出公正评判，或考虑道德和它努力想要传达的宗教的反响；那令人恐怖的精致的尸解和人类自己尚不能确定的对明天的思虑，使得它毫无疑地成为解读纳粹时代的一本必备手册。卢本斯坦进一步论证了阿伦特的理论，认为被纳粹推动的人类社会的新形态以一种最简单却最绝对的人类消亡这一血腥的新思想作为基点，直接从奴隶制度进化而来，是一个经过训练“完全支配的社会”。不过，在奥斯威辛，这种新形态通过一种富有创意的手段将施行暴虐推至极点；老式的庄园奴隶制却恰恰相反，即使在最野蛮的时期也呈现出一派祥和景象。 在基督教义的束缚下，西方世界传统的奴隶主们无法采取与“最后解决”相似的任何措施来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人们不能枪杀已丧失劳动力的奴隶，只能忍痛等他年老退休，在家中安度晚年直到平静死去。(当然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有很多证据表明，在十八世纪中叶的西印度群岛，欧洲奴隶主们对奴隶的死丝毫不感到内疚。不过，前面那种情况占绝对优势。)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到来，仅余的怜悯被一扫而光。正像卢本斯坦所指出的那样，纳粹是第一个完全废除有关生命本质的人道主义情感的奴隶主。他们率先将人类变成了完全遵从自己意愿的机器，即使后者知道自己已躺在坟墓中等待死亡。 那些到达奥斯威辛的人，如果通过了区别“选择”和其他的详细检查，还能指望苟延残喘活上一段时间：三个月。苏菲在刚到的一两天后知道了这一点。当时她和她的同胞被圈成一堆——大部分是各种年龄的波兰妇女，脏兮兮乱糟糟，像被拔光了毛的家禽似的挤满仓前空场，衣衫褴褛，刚被剃光的头皮白晃晃的——她那受伤模糊的意识里漏进了一些话——一个党卫军小队长弗里希口齿清晰地宣讲着这座伤心之城的设计，使那些刚到这里的人一下子感到彻骨寒冷。“我还记得他说的每一个字，”苏菲对我说，“他说，‘你们来到了集中营，不是疗养院。这里惟一的出口——就是这个烟卤。’他说，‘有谁不喜欢这样的，可以试试把自己吊在铁丝网上。如果是犹太人，最多可以活两个星期。’然后他接着说：‘有修女吗？像牧师、教士什么的，你们有一个月时间；其余的，三个月。’” 对这种让人“活死”的事，纳粹已老于此道，因为有少数人从一开始便死去了。从第一天起，他们便在计算死亡之期中度日，谁都知道活着时经受的劳役之苦，以及疾病、饥饿等，不过是为了通往死亡之路。卢本斯坦总结道：“因此，相比仅仅作为大型屠宰场的作用来说，集中营对人类未来所形成的恐惧、威胁是永远的。一个杀人中心只会制造死尸，而一个完全统治的社会则创造出一个活死人的世界。” 或者用苏菲的话来形容，“大多数刚到那儿的人，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就会为毒气而祈祷。” 第56节 奇怪的谎言 犯人一到奥斯威辛便会被搜身，所以很少有人能保留自己原来的财产。但由于场面混乱，时而有蒙混过关的情形出现，如果幸运的话，间或有人可以留下少量的珠宝和衣物。苏菲乘一个党卫队卫兵不注意时，利用自己的机敏留下了一双虽已破烂但还能穿的皮靴。这是她在克拉科夫的最后日子里侥幸保留下来的。其中一只的袜垫里有一条裂缝，那天她站在霍斯那间斜顶阁楼等司令官时，那裂缝中便装着一本污迹斑斑但字迹清晰的小册子，十二页，四千多字，封面的题词是：“波兰的犹太问题：国家社会主义有答案了吗？”苏菲一直在唠唠叨叨地向我讲述她是如何在宽松、富裕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这或许是她最没设防的地方(同时也包括她奇怪的谎言)。她不仅欺骗了我，我肯定她也骗了内森，但只有一件事她无法隐瞒下去。为了证实她与司令官的交往，我才知道了这件事。那本小册子的作者是她的父亲，滋毕哥尼•别冈斯基教授，克拉科夫雅基罗尼大学杰出的法学教授，卡罗瓦、布加勒斯特、海德堡和莱比锡等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 她向我承认说，对她来说，讲出这些是很不容易的。她咬紧嘴唇，手指神经质地抚弄着那张苍白的脸庞。要揭破自己的谎言相当难，尤其是她已巧妙地塑造了一个完美、正直、正派的父亲形象，一位对即将来临的恐怖愁眉不展的极好的一家之长，一个在俄国残酷的迫害运动中勇敢地营救过犹太人而被罩上人道主义光环的自由主义者；而现在，她却必须揭露他的真相。当她对我说这些时，神思恍惚，声音异常激动。她撒谎了！她不得不承认她讲的有关父亲的事都是弥天大谎，以致她讲的其他事情的可信度也受到怀疑。但有一点，她编造的这个可怜的谎言不过是一道屏障，一道隔在她所喜欢、关心的人(比如我)与那令人窒息的罪孽感之间的毫无希望的脆弱的防线。她问我，当我明白事情的真相和她编造的谎话之后，还能原谅她吗？我拍拍她的手说，我会的。 她继续往下说，除非了解她父亲的真实故事，否则无法理解她与鲁道夫•霍斯的这件事。以前她并未在所有问题上向我撒谎。她坚持说，在描绘那田园诗般的孩提时代时她并未说谎：包括她住过的那栋房子，宁静祥和的克拉科夫——两次大战期间的一个温暖安全之所，以及由母亲——一个开朗、可爱的妇女营造的甜蜜温馨的家庭气氛。仅仅从继承了母亲对音乐的热爱这一点上，苏菲对母亲的记忆便饱含感情。想象一下二三十年代西方世界中任何一个大学教授悠闲自得的家庭生活吧——仪式般的茶会，晚间的音乐会，夏日到乡间出游，和学生共进午餐，年中去意大利休假，到柏林和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度年假[1]——苏菲那时的家庭生活，文明氛围，安宁甚至快乐的生活场景如现眼前。但这幅美景背后却一直悬着一层令人窒息驱之不散的阴云，玷染了她的童年及青春。这便是因为她的父亲——一个对全家人严加管制的暴君的存在。尤其是对苏菲的支配相当固执，毫不变通，却又精明微妙，不露痕迹。直到苏菲长大成人后，才意识到他的一切令她厌恶至极。 生活中常会出现这种情形：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埋藏已久的感情——无论是被压抑的仇恨还是疯狂的爱——突然清晰地浮上意识的表层时，可能会导致身心巨变，令人刻骨铭心，永难忘怀。苏菲说，她绝不会忘记那一时刻——对父亲的憎恨浮上心头，把她卷入一种灼人的热浪。她不能说话，几乎窒息而亡。 她的父亲高大、健壮，常穿一件齐膝长的礼服大衣，里面衬着一件大翻领衬衫和宽幅领带。衣着是老式的，但在那时的波兰不显得怪异。他的脸属于典型的波兰型：高而宽的颧骨，蓝眼睛，厚嘴唇，宽大的鼻子往上翘着，头戴一顶可爱的紧扣在头上的小帽。他蓄着两道络腮胡，一头漂亮的浅色头发平整地向后倒伏。两颗银假牙对这付好形象有一点损坏，但只有他大张着嘴时才会如此。他是一个公认的花花公子，举止荒唐得有些过分，但在学术界的较高声望使他免受奚落。尽管他持极端观点，在右翼分子中也显得过于保守，但仍广受尊敬。他不仅是一位法律教师，还是一位时常出庭的开业律师。在国际专利法领域——主要涉及德国与东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他建立起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他所获得的丰厚报酬也以一种完全合法的方式，使他过上了比他的同事们更富裕的家庭生活——俭约中的优雅生活。这位教授还是一位正式的天主教徒，虽然并不狂热。 苏菲以前告诉我的有关她父亲的青年时代和受教育状况显然都是真实的：早年在维也纳，弗朗兹•约瑟夫点燃了他亲日耳曼的激情，他认为欧洲应由泛德意志精神和理查德•瓦格纳精神来拯救。这是一种纯洁而忠贞不渝的爱，足以与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憎恨相匹敌。贫穷落后的波兰(苏菲常听他这样说)如何才能摆脱机械的一朝接一朝屈从于外来统治者、此时仍处于共产主义反基督主义者控制之下的历史——尤其是被粗俗野蛮的俄国人统治——找到拯救之路呢？除了将神话般的光荣传统和二十世纪的高科技技术有效融为一体的德国，谁能创造将音乐和新型高速公路融合起来的崭新和优雅的波兰文化？对散漫而无组织的波兰而言，还有什么比实用而又具有令人激动的美学色彩的国家社会主义更好的民族主义呢？ 这位教授既不是自由主义者，更不是社会主义者——苏菲刚开始时就是这样对我说的。他是一个叫国家民主党的反动政治小团体的积极发起者，这个组织的信念之一便是反犹太主义。在二十年代初期，这种思想在大学校园里影响至深，人们狂热地对国际共产主义与犹太人等而视之，对犹太人的身份和签证详加盘查，对犹太学生实行暴力。作为党内温和派的成员，别冈斯基教授显示出他非凡的才能，在三十岁时便出了名。他写了一篇抨击这些暴行的文章，发表在华沙一家主要的政治性刊物上。很多年后，这一点仍让苏菲觉得不解。她无意中读到这篇文章时，心想他是否受到了激进的乌托邦人道主义的刺激。当然她完全错了——就像她声明她父亲仇视马谢尔•毕苏斯基的暴政一样完全错了；或者说她被迷惑了(这是她对我说的又一个谎言，她为此深感愧疚)。她父亲曾一度激进，在二十八九岁时曾希望波兰能实行集权主义。他确实憎恨马谢尔，但她后来得知，他恨的是这位独裁者出尔反尔的矛盾行为和他颁布的一道又一道对犹太人实行保护的敕令。这位教授因此深感痛苦。1935年，毕苏斯基死后，对犹太人权利的保护法律失效，波兰犹太人又一次面临恐怖威胁。别冈斯基教授又一次磨拳擦掌。不过他变得沉稳老练，加入了一个重新复活的法西斯组织——国家激进党，该组织在波兰大学的学生中开始取得领导地位，教授(现在他开始发号施令了)告诫大家要节制，像以前那样在学校或街上不要动用武力。这种现象已开始出现。但他对暴力的反对与其说是基于思想认识，不如说是出于一种邪恶的策略。在这篇文章最明显的地方，完全可以看出一种思想紧紧缠绕着他！他开始从各个行业——首先是学术机构中——对全面清除犹太人的必要性做系统的哲学探讨。 针对这个问题，他开始奋笔疾书，在波兰和德国不停地写，然后向波兰一些著名的政治和法律期刊，以及波恩、曼海姆、慕尼黑和德累斯顿等德国的文化中心城市的期刊大量投稿，其中一个主题便是“多余的犹太人”。他详细地论述了“人口转移”和流放等问题。他是波兰政府派往马达加斯加探查解决犹太人迁居问题的考察小组成员之一。(他给苏菲带回一付非洲面具，让她想起他那晒得漆黑的皮肤。)虽然他仍坚持不用暴力，但开始出现动摇，并坚持认为应果断采取解决该问题的迅速有效的具体方法。教授的生活中已赋有某种疯狂的色彩。他成为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导人物，并首创用“犹太凳”固定犹太学生的做法。他是经济危机敏锐的分析家，他在华沙作暴力煽动演讲。他狂怒地说，在经济萧条时期，那些异己分子犹太人有什么权利与老实巴交的波兰人竞争，像洪水一般从各地涌进城市？1938年末，他的激情达到高潮。他开始创作他的杰作，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他在里面第一次尝试性地提出——小心翼翼地，用旁敲侧击和闪烁其辞之法——他的观点：“彻底消除”，不无含糊、犹豫，但清晰无误。不用暴行，彻底消除。在这期间，苏菲有几年的时间为父亲服务，仆人似的做一些辅助性的秘书工作，记录他的口述。她顺从地工作着，像所有教养有素的波兰女孩子那样对父亲绝对服从。她耐心地默默地做着，一直到1938年冬天，才将他的手稿《波兰犹太问题：国家社会主义有答案了吗？》整理打印完毕。她明白了，或许我应该说，她开始明白她父亲在干什么。 第57节 纠缠不休 尽管我在苏菲讲述这些事情时对一些细节纠缠不休，不停地问这问那，仍然不能得到她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完整印象，不过有些事情已相当清楚了。她为父亲的服务是完全彻底的，绝对地效忠。对此她没有任何异议。从小到大，对父亲的尊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这已溶入她的血液，与她的波兰天主教的信仰融为一体。她从未有过什么不满。事实上她承认说，她甚至很乐于这种奴仆式的服从。她每天说着：“好的，爸爸。”“不，谢谢，爸爸。”她必须时时小心，随时表现出内心的尊敬，与母亲一起仪式般地侍候着父亲。她还承认说，她可能是一个受虐狂。毕竟，即使在她最痛苦的回忆中，她也不得不承认他实际上对她们俩并不是真的残忍；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并且，尽管有时很冷漠、威严，偶尔还是会赐给她们一点点奖赏。为了保持幸福快乐的家庭气氛，这个暴君不可能表现得完全不宽容。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才缓和了家庭气氛，使苏菲得以完成法语学习(他认为它是一门衰颓的语言)，使她的母亲能尽情欣赏除瓦格纳之外的福赫和史卡拉第之类一名不闻的作曲家的作品，使苏菲毫无怨言地度过这段绝对服从的婚前生活。此外，作为一个在全校教师中虽有争议但仍然杰出的人物的女儿(有许多但不是全体同事对教授极端的种族集团观念表示反感)，苏菲只模糊注意到父亲的政治信仰和狂热。他将这些与他的家庭隔绝，不过它仍然相当明显，以致苏菲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不能忘记他对犹太人的痛恨。但在波兰有一个反犹太的家长几乎不算什么史无前例的事。就她个人而言，整日忙于读书，上教堂，与朋友聚会，了解一些时事，看电影(大部分是美国电影)，和母亲一起练琴，甚至谈一两段天真的调情恋爱。对于犹太人——这些居住在克拉科夫犹太人居住区的幽灵般的人们，她漠不关心。苏菲坚持这一点，我仍然相信她。他们与她毫无关系——至少在成为父亲的秘书，并开始了解他那火一般的狂热的深度与广度之前。 她刚满十六岁，教授就逼着她学打字和速记。他可能早就想好了要使用她，也许他提前开始需要她的服务了。她是他女儿，这一事实无疑增加了方便与信任的程度。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她都在周末帮他用打字机打出他那些有关专利事宜的双语信件(有时使用英国产的口述录音机，但她讨厌那玩意，他的声音变得怪里怪气的)，直到1938年十二月前，他从未要求她整理他的那些论文；这些东西由他在大学里的助教负责处理。因此，当她被拉到这个位置上，用德国速记法记下，然后再用打字机分别打印出波兰文和德文的文章时，她才明白他那充满仇恨的哲学观点。当时，他的激情正像冉冉升起的太阳趋于高潮，她仍记得他不时用充满激动的腔调，庄严响亮地表达着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嘴里衔着一支雪茄，在那间昏暗的烟雾蒙蒙的书房里来回踱步，她则顺从而迅速地用准确流畅的德文将逻辑严密的观点速记下来。　　他的文风独特，富有说明力，时而闪现出讽刺的火花。一种融讽刺幽默为一体的辛辣文笔加上极具表现力的德语，使别冈斯基博士在德国埃尔富特的奥林匹亚中心做反犹宣传时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在布鲁克林的那个夏天，我有一次敦促苏菲看门肯的一本著作，此人当时和现在都是我热爱的作家之一。在我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便是她认为门肯辛辣尖刻的文风使她想起父亲那独特而迷人的风格。)她仔细地记录着，而他像匹脱缰的马一样急促而热烈地口述着。她打完它们从打字机上取下之后开始快速阅读，在充满历史暗示、辨证假设、宗教规则、法律先例、人类学定理等等在内的火热的大锅中，看到了那个有不祥之兆的词。它重复了好几遍，让她着实吓了一跳并大受打击。在别冈斯基教授的饭桌上，她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种巧妙的攻击和圆滑而富有说服力的论调，一如他的其他文章。但令她震惊的是这个字有了发展，他几次要求她把“彻底消除”改为“灭绝”。 灭绝。如此简单、明确。既使它像香料一样巧妙地混在教授那妙趣横生和旁征博引的丰富资料中，这个字的意思和全部力量仍像整篇文章的实质一样令人恐惧。她不得不把它从脑子里铲除出去。在那个寒冷冬天的每一个周末，她都为父亲冗长的檄文工作着。她觉得自己害怕引起父亲的狂怒，所以小心翼翼地不弄错任何一个元音。“灭绝”的真正含义一直横亘在她心中。这种压抑的情绪一直持续到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周日。那天她拿着打印好的一卷手稿去见她的父亲和丈夫卡什莫尔。在贸易广场的咖啡店里，她才对他所说的和所写的，以及她在盲从中所干的事感到震惊。“灭绝。”她大声说道。她呆呆地想，他的意思是他们全都该死。 苏菲暗示说，如果人们认为她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仇恨，与发现父亲对犹太人的憎恨在时间上相吻合，而且这仇恨在认识到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犹太人的刽子手后有所增加，那么无疑会为她的形象增添一点光彩。但这两种认识的确是几乎同时出现的。苏菲告诉我(我相信，就像我常常相信她那样，是出于一种直觉)，她已在感情上作好了准备：她不会再盲从于父亲；而且，即使教授对期待中的大屠杀只字未提，她也很可能以某种方式做出同样的反应。但她告诉我说，她不敢肯定自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此谈论的有关苏菲的主要真相，我认为足以证明她有着敏感的本性。许多年来，这种本性掩藏在对父亲畸形的充满仇恨的痛苦中未能暴露，而现在，她像一个被他的理论毒汁所淹没的生灵一样，本能地做出震惊和恐惧的反应。她把手稿紧紧抱在怀里，急急忙忙地穿过雨雾朦胧、灯光昏暗的街道，朝她的新发现走去。 “那天晚上，父亲在贸易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等我。我记得那天又冷又湿，天空飘着雨夹雪，感觉就要下雪了。我的丈夫卡兹克和父亲一起坐在桌边等我。我到得很晚，因为我整个下午都在打那篇东西，它比我想象的要长得多。我怕极了，怕父亲因我的迟到而发怒。所以我匆匆忙忙做完一切，我想你要说那是匆忙赶活。还有印刷商——他将印刷那本小册子的德文版和波兰文版——将在咖啡馆和我父亲碰面，取手稿。在他到来前，父亲打算在咖啡桌旁再修改一下手稿。他改德文稿，卡兹克检查波兰文稿。事情本该是这样的。可我到得太迟了。当我赶到那儿时，那印刷商已经和他们一起在那儿等我了。我父亲非常生气，尽管我一再道歉，我敢说他还是怒气难平。他一下子从我手里抢过手稿，命令我坐下。我坐在那儿，感觉胃一阵痉挛。我太怕他发怒了。真怪，斯汀戈，你是如何记住某些事情的细节的。我的意思是说，我父亲喝茶，卡兹克喝斯利沃维兹白兰地，那印刷商——那人我以前见过，叫罗曼•塞恩季维齐，是的，就像那位著名作家的名字——喝伏特加。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父亲喝的茶。你知道，我工作了一个下午，累得精疲力竭，此时我最想要的就是一杯茶，像父亲喝的那种，但我不能自己要，绝对不行！我记得我盯着茶壶和他的茶杯，一心盼望也有这样一杯热茶。如果我没有迟到的话，父亲肯定会赏我一杯茶的，可他现在对我相当生气，根本没提喝茶的事，所以我只好坐在那儿，看着自己的手指甲。这时，我父亲和卡兹克开始看手稿。 “整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那个印刷商，塞恩季维齐——他胖胖的，蓄着小胡子。我记得他老是发出咂咂声——和我谈了些天气之类的话，但大多时间我都紧闭双唇，坐在那张冰冷的桌旁，像渴死鬼似的渴望一杯热茶。父亲终于从手稿上抬起头，瞪着我说：‘谁是聂维尔•张伯伦？竟然如此热爱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他严厉地看着我。我完全弄不懂他在说什么，只知道他很不高兴，对我很不高兴。我不明白，于是我问：‘你说什么，爸爸？’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次说到聂维尔时用了重音[1]。我突然明白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有一个英国作家叫张伯伦，我父亲在文章里多处提到他，以支持他的哲学观点。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他，他写过一本书叫——噢，唔，我想英文名字应该是《十九世纪的基石》，里面充斥着对德国的狂热和对理查德•瓦格纳的崇拜，以及对犹太人的无比仇恨，说他们玷污了欧洲文化什么的。父亲对这位张伯伦十分敬仰。这时我才明白，当他口述这个名字时，我无意识地把聂维尔•张伯伦的名字写了上去，而且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而不是休斯顿•张伯伦，那才是仇恨犹太人的张伯伦。我当时害怕极了，因为稿子里到处都是这个错误，连脚注和目录也未能幸免。 第58节 要求完美的人 “噢，斯汀戈，真丢人！我父亲是一个过于要求完美的人，对错误不能……容忍。我听见他当着卡兹克和塞恩季维齐说——我不会忘记那句话的，语气里充满蔑视——‘你的智力简直一团糟，跟你母亲一样蠢。我不知道你的身体从何而来，但你决不是从我这里获得的大脑。’我听见塞恩季维齐打了个嗝，是因为尴尬而不是别的。我抬头看着卡兹克，他正微微笑着，似乎在分享我父亲对我的蔑视。我一点不吃惊。你可能已经明白一星期前我告诉你的谎话。我对卡兹克丝毫没有爱，那时也没有。我对我丈夫的爱不比我对我生命中从未见过的铁石脸庞的陌生人更多。我对你撒了一大堆的谎，斯汀戈！我是谎言[2]的化身…… “父亲还在不停地数落着我的智力。我觉得脸发烫，但我闭紧耳朵，不让他的话溜进去。爸爸，爸爸，我记得我对自己说，求求你，我现在只想要一杯茶！这时父亲停止了对我的辱骂，开始重新审稿。我坐在那儿突然感到很害怕，两眼直盯着双手。我听见四周的人都在悄声低语，听起来像深沉的备受惊吓的小调，像贝多芬最后四分音符中的一样。你知道的，像哀乐。外面街上刮着湿冷的风。我突然意识到，周围的人们正在悄声议论着即将来临的战争。我仿佛听见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就在城市的边缘。我一下子陷入恐惧之中，想起身跑出去，但我只能坐在那儿。终于，我听见父亲问塞恩季维齐最快需多长时间才能付印，塞恩季维齐回答说后天。随后我注意到父亲和卡兹克谈起在大学教师中散发小册子的事，他打算把大部分册子送往波兰、德国和奥地利，留几百册在波兰，散发给大学教师——直接散发。他吩咐卡兹克——我说的是吩咐，因为他像控制我一样控制着卡兹克——说，小册子一经印出便由他在大学里亲自散发。如果他需要帮助的话，这时我听见父亲说：‘苏菲会帮忙的。’ “这时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我最不愿意的便是与那个小册子有丝毫关系。一想到我必须提着这些玩意儿在大学里转悠，把它们送到教授们的手上，我就觉得恶心。但就在父亲说这话时——‘苏菲会帮忙的’——我便明白我必须和卡兹克一起，把这些册子散发出去，就像我小时候那样，他告诉我做什么，我便跑去完成这个差使，帮他拿东西，学打字，练速记，以便他随时可以使唤我。但此时我意识到我什么也干不了，一阵可怕的空虚向我袭来。我不敢说不，不能说‘爸爸，我不会帮你散发这东西的。’但是你瞧，斯汀戈，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直到那时我仍未完全弄明白。如果我一明白他在小册里所说的“谋杀犹太人”之后便告诉他我不会去散发这些东西，那该多好啊。那事太糟了，太可怕了。但即使在那时，我也不敢相信这真是他写的。 “但说实话，事实上这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个人，这位父亲，这个给了我气息和肉体的男人，对我的感情不如对一个奴仆，对我的劳动没有一个谢字，还要把我说成是一个奴颜婢膝的人。是的，奴颜婢膝。他要我像一个卖报小贩似的穿过大学校园，又一次干那些他让我去干的事，只因为他说我必须干。我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我想做的只是演奏巴赫，在那一瞬间我只想死去——我是说去死，并不是因为他让我做的那些事，而是因为我不能说不，不能说——哦，你明白，斯汀戈——‘去你妈的，爸爸。’这时他说：‘卓娅。’我抬起头，他冲我微微一笑，我看见两颗假牙在他嘴里闪闪发光。那微笑令人愉快。他说：‘卓娅，你不想喝杯茶吗？’我说：‘不，谢谢，爸爸。’他说：‘来吧，卓娅，你必须喝点茶。你看起来很冷，脸色苍白。’我真想插翅飞去。我说：‘不，谢谢，我真的不想喝。’为了控制自己，我使劲咬着嘴唇的内侧，把血都咬出来了。我能感觉到舌尖上淡淡的咸味。他转身和卡兹克说起话来。一阵仇恨的刺痛向我袭来，迅速传遍全身。我一下子头晕目眩，浑身发热。我想可能我会摔到地板上去的。我在心里自语道：‘我恨他！’——这仇恨伴着一种迷惑进入我的体内。真不可思议。这种仇恨攸忽而至，伴着一种讨厌的疼痛，像在我心里插进了一把刀子。” 波兰是一个美丽的令人心驰神往的国度，在许多方面都像是美国南方的一个翻版(通过那年夏天苏菲的眼睛和回忆，以及多年后我自己的亲眼所见，我发现这一点)——或至少是不太遥远的旧南方的形象。这不仅仅是因为那种楚楚动人的令人伤感的怀旧景象，还因为那些几乎相同的地方——比如纳鲁河边的沼泽地与卡罗来纳海岸阴暗、潮湿的大草原，从视觉到感觉都非常相似；还有，透过克拉科夫寂静的星期日——只需一点点想象——人们便可看见坐落在阿肯色州孤独的十字路口上的小村庄，那些建立在不毛之地上摇摇欲坠的白色小屋和歪歪斜斜的木匠铺，以及成群结队在那儿觅食的骨瘦如柴的小鸡仔。而且，像当时的南方一样，这个民族的灵魂深处也有一颗备受蹂躏的忧郁的心，痛苦，贫穷，一败涂地。 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投机牟利的政客和骗子千年以来(而不是十年)云集在那一片土地上，你就会明白波兰的一个方面：法国人，瑞典人，奥地利人，普鲁士人，俄国人，甚至土耳其这样贪得无厌的人不间断地轮流践踏这块土地。她与美国南方一样被劫掠和剥削，也像它一样贫穷、保守。在永恒的耻辱面前，波兰和旧时南方共同守护着一个堡垒：骄傲，以及对消失殆尽的光荣的回忆。为祖先和家族而骄傲，是人为的贵族血统或上等人而骄傲。拉德兹威尔和拉威内尔这样的名字用同样的重音念出，虽略为空洞但不失响亮。在战败的命运中，波兰和美国南部都滋生出强烈的民族主义。然而事实上，即使把这些最相似的东西撇开不论(这里还应该加上一条：根深蒂固的宗教霸权)，人们还可以发现更多的表面上的文化对应：对马匹和军功头衔的嗜好，支配妇女的欲望(带有一丝淫荡的成分)，善讲故事的传统，以及对烈酒的嗜好。 第59节 罪恶区域 最后，波兰与美国南部之间还有一块极为相似的罪恶区域。虽然是表面性的，却让这两种文化完全等同——那便是种族的区域。在长达数世纪以来，它使这两个世界像患上精神分裂症似的充满噩梦。在波兰和南方，种族问题长期存在，同样的残酷与怜悯，偏见和理解，敌意与友情，剥削与牺牲，刻骨的仇恨与绝望的爱恋，在两块大地上交互上演。 因此，当苏菲最终编造出她父亲冒险营救卢布林犹太人的故事时，她肯定早已知道我不会怀疑这种事的可能性。无论近期还是很久以前，波兰人都曾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救过犹太人，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即使当时我对此事有什么疑问，我也不会怀疑苏菲。而她正拚命与自己分裂的意识作斗争，于是为教授蒙上一层见义勇为的英雄光辉。但事实上，波兰人既为犹太人提供避难所，藏匿他们，为他们牺牲自己；同时，他们也在极度痛苦中对他们进行凶残的迫害，这便是长期延续的波兰精神。别冈斯基教授便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体现。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苏菲恢复了他的本来面目，重新向我解释在奥斯威辛发生的一切……　　教授那本小册子后来的遭遇值得一提。苏菲最终还是服从了她父亲的意愿，与卡兹克一起在大学走廊里散发小册子，但很快他们就彻底失败了。在每一个地方，教师们都像克拉科夫的所有人一样，用全部心思关注着即将爆发的战争——只有几个月时间了，根本不关心别冈斯基教授宣传的东西。苦难正开始爆发。德国想吞并格但斯克，建立所谓的“空中走廊”；聂维尔•张伯伦尚在挖壕沟，汉斯们已在西方大肆鼓噪，使劲摇晃着波兰脆弱的国门。用鹅卵石铺就的克拉科夫的古老街道每天弥漫着惊惶失措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教师们，哪怕是最热衷于种族问题的人们，又怎会因教授精巧的辩证法而转移注意力呢？空气中充斥着太多的战争阴霾，使每个人无法移开他们的视线，像犹太人受压迫这样的陈年旧事，只是小事一桩而已。 那时，整个波兰都感到一种潜在的压力。还有，教授犯了一个最起码的错误，使他的理论远远偏离正常状态，以致连他的判断力都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这不仅仅因为那肮脏的“灭绝”——即使最墨守陈规的教师也毫无兴趣，只把它看作一个速成的老掉牙的笑话。而对第三帝国的敬畏和泛德意志的狂热，使得教授在最后那段日子里对他的同事们的激昂的爱国热情不闻不问。苏菲终于明白，如果在几年前，在波兰种族主义的复活期间，她的父亲完全可能因此拥有一些虔诚的信徒；而现在，随着德国军队向东推进，条顿人嚎叫着扑向格但斯克，德国人在边境上不断挑衅，问诸如国家社会主义对除了毁灭波兰之外的任何问题是否有答案真是再愚蠢不过了。这件事的结果便是，当教授和他的小册子在混乱的局势中被人们渐渐遗忘时，他还遭到了一次意外的攻击。两个刚毕业的年轻学生，波兰预备军成员，在学校前厅将他狠揍了一顿，折断了他一根手指。苏菲回忆起那天晚上，餐厅窗户哗啦一响，被什么东西砸碎了——是一块被刷上蜘蛛状黑色纳粹标志的铺路石。 但作为一个爱国者，教授不应该受此罪责。至少有一件小事对他是有利的。他并非出于形象的塑造而写这本小册子里，尤其不是为了拍纳粹的马屁(这一点苏菲说她可以肯定)。他是基于波兰文化的角度才写了这文章。另外，教授本人是一个十分严谨的思想家，崇尚广泛意义上的哲学真谛，所以在他的脑子里，以这本小册子作为个人前途进步的工具，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念头，更勿论以此获得肉体的拯救。(事实上，由于局势的危急，这本小册子不能以任何形式在德国出现)。教授也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卖国贼，或所谓的合作者，因为，当这个国家在那年九月被侵占后，克拉科夫实际上并未受损，反而成为波兰的政治中心。他并非有意要背叛他的祖国，要为那位总督，希特勒的朋友汉斯•弗兰克效力(一位杰出的律师，和教授一样)，只是在某一领域——当然，这是德国和波兰拥有共同敌人和巨大利益的领域——里作为顾问或专家什么的。毫无疑问，他的努力中甚至包含着一种理想主义成分。 她开始厌恶她的父亲，厌恶他的走狗——她的丈夫。当他们在门厅窃窃私语时，她便从他们身边悄悄溜开。教授身着定做的礼服大衣，一撮灰色头发修剪得十分漂亮，散发着科隆香水的味道。他正准备出去求情。但他肯定没洗头发。苏菲记得她看见了他肩膀上的头皮屑。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特的咝咝声。尽管总督前一天拒绝见他，但今天——今天他肯定(特别是他有一口纯正的德语)会受到这位保安警察特别工作组[1]长官的热诚接待的。他从一位在埃尔富特的朋友那里搞到了一封推荐信(这位朋友研究社会学，是纳粹在犹太人问题方面的理论家)，而且带上了不可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海德堡和莱比锡大学的荣誉学位证书(印在权威的羊皮纸上)，以及这本在美因茨[2]出版的《波兰犹太问题》小册子。那么今天一定…… 唉，对教授来说，虽然他四处祈求、游说，费尽口舌，在十多天里去了十几个办公室，但他愈加疯狂的努力全都成了泡影。一定有一股邪恶的风吹着他。他没有引起丝毫注意，争取到一只官僚主义的耳朵。而且不幸的是，教授在另一点上出现重大的失误。他的情感和思维都属于另一个世纪，那个充满浪漫色彩但一去不复返的德国文化的继承者。因此，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那不锈钢的充满长统马靴，有着巨大现代威力，第一个专制官僚国家的走廊里，他穿着那身过时的装束去讨好他人是多么的不可能。对那个拥有电子档案系统，铁面无私的命令与快捷的数据处理方法，便利的翻译机器，直通柏林的电话线的机构来说，像他这么一个手持一札证件，胸插石竹花，肩披雪花般的头皮屑，闪着两颗银牙，腿上裹着蠢笨的皮绑腿的晦暗的波兰法律教师，是没有容身之地的。教授是纳粹战争机器的第一批受害人。他之所以成为受害者，是因为他没有被“编入程序”——几乎如此。我们可以说几乎如此，而不能说完全如此。因为将他拒之门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是个波兰佬[3]。一如在英语中那样，这个词在德语里不无轻蔑之意。因为他是个波兰人，同时又是一个学者，他过分的渴望、贪婪和急于讨好的面目，在盖世太保上层圈子不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伤寒患者，但教授显然不清楚他已远远落后于时代。 虽然在最初沦陷的那段时间紧赶慢赶，但教授并没意识到时钟正残忍地一分一秒地走向他最后的时刻。在纳粹莫洛克神[1]的眼中，他是又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于是在八月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当苏菲正孤零零地跪在圣•玛丽教堂，那不祥的凶兆突然而至时——我已在前面提到过——她一下子跳起来，朝学校飞奔而去。在那儿，她发现那个具有光荣传统的中世纪庭院已被德国军队团团包围，来福枪和机关枪对准了那一百八十多名学校教师。教授、卡兹克也在其中，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徒劳的双手伸向空中。她从此再没见过他们。后来，我从她重新修改过的故事中得知(我相信这次是真的)，对父亲和丈夫的被捕，她没有丝毫的丧失亲人般的痛苦感觉——当时，她与他们的感情已相当疏远，这事已不能触动她了。但她却能感到触及骨髓的另一种震动，感到一种彻骨的恐惧和难以忍受的失落感。她的感觉——对自身的感觉——完全被动摇了。因为如果德国人可以对一群又一群手无寸铁、心无疑虑的教师进行肆无忌惮的可怕攻击的话，那么只有先知才知道，在未来几年里波兰面临的将是怎样的恐惧。也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哭着扑倒在母亲怀里。而她母亲感到的是真正的悲痛欲绝。这位温柔和蔼、头脑简单、听从他人的妇女，一直对她的丈夫忠贞不二。苏菲在为母亲笨拙地表演悲痛时，也忍不住为她母亲的悲恸而伤心不已。 至于教授——像一条虫豕似的被吸进萨斯赫森集中营的坟场泥土里，被一只在达考集中营之前产下的人类痛苦的阴沉、无情的怪兽所吞噬。他想解脱自己的努力全白费了。一切变得更具讽刺意味，因为很明显，德国人在无意中关押并杀死了一个在后来可能被认为先知的预言家——一个偏执的斯拉夫哲学家，他的“最后解决”的幻想先于爱希曼和他的同党们，甚至先于阿道夫•希特勒——这个计划的梦想者和构想者；而且他的计划还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我带着我的小册子，”[2]他在一张偷偷从监狱里带出的给苏菲母亲的纸条上可怜巴巴地写道，这也是她们收到的惟一消息，“我带着我的小册子。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从这里出去，见到那些上层人物，让他们看看……” 对死去的人来说，血肉相联形成的爱强烈得令人迷惑，而留在记忆中的童年的记忆也前所未有地鲜明：他与她并肩散步，手指轻轻抚弄着她黄色的发辫。还有一次，他带她乘上小马车，在夏日鸟语花香的威维尔城堡的花园里穿行。苏菲还记得，当他死亡的消息传来时，她痛苦得万箭穿心。她看见他倒下，倒下——直到最后还在抗议他们抓错了人——倒在萨斯赫森一堵墙前的一阵弹雨里。 第60节 地下室 霍斯住宅的地下室深埋在地下，四周墙壁很厚，是苏菲在集中营住过的可以抵挡焚烧死尸的焦臭味的少有的地方之一。这里也是她的栖身之处。尽管她安放木板床的角落阴暗潮湿，床板下的草垫发出腐臭发霉的味道，在墙壁后的某个地方，从楼上卫生间的小管子里流出的水滴滴嗒嗒地滴个没完，夜里还偶尔会被老鼠的造访惊醒，但总的说来，这个阴暗潮湿的地牢比集中营的棚屋好多了，甚至比六个月前她刚到时与另外十几个在集中营办公室干活的高级女囚住的地方还要好。那里没有集中营最常见的暴行与赤贫，却一直充满噪音，没有一点私人空间。为此她饱受失眠之苦。另外，她也从来不能把自己洗干净。而在现在这个地方，她只和少数几个囚犯共处。地下室提供了一些天使般奢侈的东西，其中之一便是一个盥洗室。苏菲尽情地享用着这一切。实际上她是被要求这样的，因为这栋住宅的女主人，黑德维希•霍斯对污垢有一种病态的憎恶，要求在她屋檐下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保持衣着整洁，并达到卫生要求：洗用水均事先消毒，以致霍斯家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一股杀菌剂的味道。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集中营长官夫人对盛行于集中营的传染病怕得要命。　　苏菲在这里发现的另一件好事便是睡觉，或至少是睡觉的可能性。除了食物和隐私，睡眠不足是集中营的一个普遍问题；所有的人都贪婪地寻找睡觉的机会与场所，在受尽折磨之后，睡觉是一种最好的摆脱痛苦的方法。说也奇怪(也许并不怎么奇怪)，人们总能做一些愉快的梦。有一次苏菲告诉我，如果刚从生活的噩梦中逃出，又在睡眠中面临另一个噩梦，那些几近疯狂的人们可能会完全发疯。而霍斯的地下室安静，偏僻。几个月来，苏菲总算找到了一个睡觉的地方。她一倒上床便进入梦乡，沉浸在一个接一个起伏的梦潮里。 这个地下室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在木板隔墙的另一边，住着七八个男犯人，大多是在楼上做杂活或在厨房洗碗的波兰人，还有两个是花匠。除非是路过，男女犯人很少碰面。在隔墙的这一边，除了苏菲自己，还有另外几个女犯人与她为伴。其中有两个犹太姐妹，四十岁左右，是从列日[1]来的裁缝。这俩姐妹凭着她们的勤奋和一手好针线活而免遭毒气室的厄运。她们成为霍斯夫人最宠爱的人物，每天和她以及她的三个女儿呆在一起。她们整天不停地剪啊裁啊缝啊，把那些从被送进毒气室的犹太人身上扒下来的衣服重新翻新。她们已在这栋房子住了好几个月，养得肥肥胖胖的，整天固定不变的坐着干活使她们在十分消瘦的同伴里显得异乎寻常的胖。在黑德维希的庇护下，她们似乎不再害怕未来。在苏菲眼里，她们显得十分快活，在二楼那间向阳的房间里飞针走线，把那些印有科衡、罗文斯坦和阿达摩维兹字样的标签从贵重的毛皮大衣和毛料衣服上小心地撕下来，这些东西是几小时前才从棚车上的人们身上剥下来洗干净后送过来的。她们很少说话，但说话时的比利时口音让苏菲觉得怪怪的有些刺耳。 和苏菲同享这个地牢的，还有一个叫洛蒂的患哮喘病的女人，差不多到了中年，是来自柯勃列兹地区的耶和华的见证人。像那两个犹太女裁缝一样，她也是一个幸运者，没有死于“医院”的注射或其他的折磨，而是到了这里，成为霍斯家最小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她有一张梭角突出的脸(下巴向外突出)，一双巨大的手，以及平板的身体。她的外表让苏菲联想起从拉文斯布吕斯克派来的女看守——她们中的一个曾在苏菲刚到时对她进行了粗暴的侵犯。不过洛蒂温柔善良，与她的外表极不相符。她像一个大姐姐似的，主动告诉苏菲在这栋房子里应如何行事，还把她观察到的有关司令家和这个家的几件事告诉了她。她让她特别当心那个女管家威尔曼恩。威尔曼恩本身也是一个囚犯，德国人，因犯伪造文件罪而服刑。她住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洛蒂建议苏菲对她说一些奉承话，巴结巴结她，就不会有事儿了。至于霍斯嘛，他也喜欢被人奉承，但不能做得太明显。他可不是谁都能糊弄的傻瓜。　　洛蒂是个单纯而虔诚的信徒，几乎是文盲，像一个未经加工的粗陋结实的船一样，忍受着奥斯威辛邪恶的狂风，安详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她没想过要改变苏菲的信仰，只是宣告说，现在她承受的痛苦只能在耶和华的天国里找到回报，而别的人(包括苏菲)，都只有下地狱。但她这番话并无恶意。另一次——那天早上和苏菲一起上楼去工作时，她在一楼楼梯的平台处停下喘气，嗅着从比克瑙飘来的焚烧肉体的浓浓焦味，小声咕哝着说了一句“活该”。她说这话时也无多少恶意。毕竟，出卖耶和华的不正是犹太人吗？“罪恶之源，希伯来人[1]。”她气喘吁吁地说道。 我开始叙述的这天，是苏菲在那间屋顶阁楼工作的第十天。苏菲已下定决心要用色相去引诱霍斯。如果不能勾引他(野心勃勃的想法)，就求他满足她的愿望和要求。苏菲在洛蒂艰难沉重的呼吸声中惊醒，眼睛眨巴着在地下室阴暗的光线中睁开。透过沉重的眼皮，她看见三英尺外盖着一床被虫蛀得满是洞眼的羊毛毯下的庞大身躯。苏菲本想像往常那样捅一下她的肋骨，但楼上厨房里的脚步声告诉她已是早晨，差不多该是起床干活的时间了。但她想：让她睡吧。于是，像一尾鱼儿愉快地扎进水深之处，苏菲又回到她刚才醒来时的梦境去了。 那是几年前，当她还是小女孩时，与表妹克利斯蒂娜一起来到白云石山。她们用法语小声交谈，寻找着雪绒花，周围全是云雾缭绕的山尖。像所有的梦境一样，她们处在危险的令人困惑的阴影中，但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令人无法相信的美景。头顶上，白绒绒的雪绒花在岩石上向她们招手，克利斯蒂娜抢在她的前面爬上了一条令人头晕目眩的小路，回头喊道：“卓娅，我帮你把花摘下来！”接着克利斯蒂娜好像滑了一下，上面像下雨似的掉下很多卵石。她快要掉下去了。梦因恐惧而变得模糊不清。苏菲为克利斯蒂娜祈祷：上帝的天使啊，保护神啊，请呆在她身边吧。天使啊，别让她掉下来！她一遍一遍地祈祷着。突然梦境一下子阳光灿烂。苏菲朝上一看，那女孩正安然坐在一个长满苔藓的山岬上，手里擎着一束雪绒花，脸和身体周围是一圈金色的光环。她冲着苏菲微笑着大叫：“卓娅，我采到花了！[1]”梦里那种摆脱危险的安全，那些祷告的应验，以及重新获得的快乐，令苏菲伤心感动，以致她被洛蒂的响动惊醒时，眼里衔满苦涩的泪水。她重又闭上眼睛，头重重地往后倒去，试图重新寻找梦中的快乐。这时，她觉得布罗尼克在使劲儿摇晃她的肩膀。 “我给女士们送吃的来了。”布罗尼克说。他已被训练得像德国人一样拘泥于细节，总是按部就班地准时起居、工作。他用一个破旧的铜盆装着食物，里面一成不变的是霍斯家餐桌上头天晚上吃剩下的东西，而且总是冷的。这盆干“饲料”(就像喂宠物一样，那男厨师每晚把这些泔脚放在门口，由布罗尼克第二天天亮时去取来)通常是些油腻的骨头，上面有些残余的肉，还有面包屑(运气好的时候，上面还抹着一些人造黄油)，一些蔬菜，有时还有一两块啃了一半的苹果或梨。比起集中营里的伙食来，这已经是一顿丰盛、奢侈的大餐了——确实，就数量而言简直是一次盛宴。这一天的早餐少有的丰盛，还有一些精美的食品(如沙丁鱼罐头和一大块波兰香肠)，看上去是司令官想方设法不让他宅子里的人挨饿似的。还有，虽然苏菲必须和洛蒂共用一个盆子分吃食物，像那两个犹太姐妹一样脸对脸地扑在这个狗食盆上，但她们每个人都有一把铅勺子，可以相对讲究地吃着那些铁丝网里的同伴们无法想象的精美食物。 第61节 德国方言 苏菲听见洛蒂咕哝着一连串音节，醒了。也许在做晨祷，用的是莱茵河流域的德国方言。布罗尼克把盘子放在她俩中间，说：“瞧！猪腿上还剩下什么？还有肉，面包也不少。还有好些白菜。昨天我听说苏莫瑟尔要来吃饭，就知道你们今天可以好好吃一顿了。”这个面色苍白的勤杂工瘦骨嶙峋，像只螳螂似的，所有的肋骨、关节都清晰可见，光秃的头顶在透进来的阳光下闪着银白色的光。为了与洛蒂说话方便，他十分敏捷地从波兰语转为结结巴巴的德语。他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洛蒂。“醒醒，洛蒂！[1]”他嘶哑着声音悄声说，“醒醒，美丽的洛蒂，我的小天使！”如果苏菲有情绪的话，布罗尼克和身体笨重的女教师之间的打闹，差不多是一场轻松的闹剧。 “醒醒吧，我的小圣经蛀虫。”布罗尼克继续说着。这时洛蒂起身坐了起来，那张平板的脸上睡意朦胧，看起来有些怪样，但却很慈祥，像一个复活节岛上的女妖。她一分钟也没耽搁便开始大吃起来。 苏菲忍了一会儿，她知道洛蒂——这个虔诚的教徒——在这段时间会尽情享用她的那份早餐，但不会动她的。她看着盘子里的那些东西，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她感激地默念着苏莫瑟尔的名字。他是一名党卫军的高级队长，相当于陆军中将，霍斯的上司，从洛克罗来；他要来的消息已在这宅子里传了好几天。布罗尼克的判断十分准确。他总是说，只要有真正的大人物光临这栋房子，霍斯就会举行一次盛宴，然后剩下很多好吃的东西，连蟑螂也会吃得发吐。 “外面天气怎么样，布罗尼克？”洛蒂利用咽食物的间隙问道。她和苏菲一样，知道他对天气有着农民般的敏锐嗅觉。 “凉爽，西风，晴间多云，但云层很低很厚。天空现在很阴沉，不过可能会好起来的。又有好多犹太人进入高烟囱。我亲爱的苏菲，请吃吧。”他说最后一句话时用的是波兰语。他满脸堆笑，露出粉红色的牙龈，三四颗牙的残根向外突出着，像几颗白色的小碎石。 布罗尼克在奥斯威辛的经历和集中营的历史十分吻合。出于偶然的原因，他成为这里最早的见证人之一，在被监禁后不久便到霍斯这儿来干活了。他原是北方的米亚斯特科地区附近的农民，牙齿在一次缺乏维生素的实验中全部脱落。他像一只老鼠或豚鼠，被有计划地剥夺了抗坏血酸(维生素c)和其他一些基本元素的摄入，一直到满口牙齿全部掉完。他还因此差点痴呆。但无论怎样，他被超自然的命运撞个正着。这命运有如闪电，没有任何道理地随意落在某个囚犯身上。一般而言，在接受实验后的某个夜晚，他的心脏会被注射一针，然后便会被扔到一边等死。但农民的非凡生存力使他活了下来。除牙齿全部被毁外，他几乎没有一点坏血病的症状——疲乏，虚弱，极度消瘦，以及在此特定条件下必然会出现的任何结果。他保持着公山羊般的强壮。这让仔细检查他的党卫军医生迷惑不解，也间接引起了霍斯的注意。霍斯想看看这一奇迹，于是在他们的会面中，布罗尼克——也许是因为他说的那些乱七八糟、滑稽可笑的德语——这个来自波美拉尼亚[1]的粗俗的波兰农民引起了司令官的兴趣。他把布罗尼克带到他的宅子里接受保护。从那时起，他一直干到现在，为他在这里的一点点特权沾沾自喜，不受监视地在房子里四处转悠，搜集闲话。只有宠物和受宠之人才有此殊荣；而在奴隶社会，总会有这么一些受宠之人。布罗尼克还是个东张西望、小偷小摸的高手，总能时不时地通过某个秘密渠道带回一些令人惊讶的美食。更重要的是，苏菲知道，尽管布罗尼克的外表给人头脑简单的感觉，但事实上他每天都可以和集中营接触，是值得信赖的波兰抵抗运动组织的消息提供者。 那两个裁缝在昏暗的另一个角落发出声响。“你们好，女士们，早上好。”布罗尼克高兴地叫道，“你们的早餐来了。”他朝苏菲转过头来。“我还给你带了些无花果，”他说，“真正的无花果，想想看！” “你从哪儿弄来的？”苏菲问，看着布罗尼克递过来的宝贝乐坏了。虽然包在玻璃纸中的果子已经风干，但它们在她手中却异常温暖。她把它们捧到脸前，看着绿色果皮上凝结的果汁，使劲嗅着那芳香、浓郁的甜香味，想象着这成熟了的果实的味道。好几年前，她在意大利品尝过真正的无花果。她的胃马上咕咕地叫了起来。好几个月以来——不，好几年来，她都不敢有这样的奢望了。无花果！“布罗尼克，我真不敢相信！”她不禁叫了起来。“留着以后再吃吧。”他说，又递给洛蒂一包，“别一下子吃完，先吃盆里的猪食，不过这是你们在很长以后才能再吃到的最好的猪食。我在波莫兹时常用这些来喂猪。” 布罗尼克不停嘴地说着。苏菲一边贪婪地啃着猪脚上的筋，一边心不在焉地听他唠叨。那猪蹄烤焦了，味道令人恶心，但她却觉得有如神仙的食物。她贪婪地吮吸着每条骨头缝里的一点点油腥，那是她的身体所需要的；脑子里想象着昨晚的盛宴，布罗尼克像餐馆的跑堂在那儿忙碌着：富有贵族气派的烤乳猪，各类馅饼，蒸土豆，粟子白菜，果酱，鱼冻，卤肉，油腻的牛奶蛋塔……伴着匈牙利红葡萄酒，映衬着从东部战线某个博物馆洗劫而来的沙皇银制酒具的华丽夺目的光辉(它们只出现在高级队长之类的显赫人物出席的宴会上)，被送入党卫军们的喉咙和胃里。苏菲意识到，布罗尼克正在用一种很得意的声调叙说着一个不祥的消息。 “他们想显得很高兴，”他说，“有好一阵子他们的确很高兴，但后来他们说起了战争，全是些悲惨的事。苏莫瑟尔说，俄国人正准备重新压回基辅。他还说，俄国前线传来许多坏消息。意大利也尽是坏消息，英国和美国正朝那儿进发，死的人像虱子一样多。”布罗尼克站起身来，端着另一个盘子朝那两姐妹走去。“但真正重大的消息是，女士们，你们可能觉得难以置信，但它千真万确。鲁迪[1]就要走了！鲁迪马上就要调回柏林了！” 苏菲正把一块软骨的肉吞到一半，听到这里差点噎住。调走？霍斯要离开集中营？这不可能！她一下子站起身来，抓住布罗尼克的袖子。“真的吗？”她问，“布罗尼克，你肯定吗？” “这是其他军官离开后，我听苏莫瑟尔对鲁迪说的。他说他干得不错，柏林总部需要他，所以他得马上准备上调。” “你是说……马上？”她还在追问，“今天？下个月？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布罗尼克回答说，“他只说很快。”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不祥之兆。“哦，我告诉你，我对此一点也不高兴。”他顿了一下，“我是说，天知道谁会来坐这个位置？一个虐待狂，也许吧。要不就是暴徒、打手？然后也许布罗尼克会……”他两眼一翻，用手指在脖子上横着一比划。“他本可以把我赶出去，像对那些犹太人那样给我放点毒气——他们天天这样做，你知道的。但他却把我带到这里，像对人一样待我。不要以为鲁迪的离开不会让我难过。” 此时，苏菲完全被这条消息震惊了，根本没注意布罗尼克在讲些什么。霍斯的调离令她感到惊慌失措。她意识到她必须马上行动，设法引起他的注意，以通过他完成她准备要干的事。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她和洛蒂一起洗着霍斯全家的衣服(宅子里的犯人不必像集中营那样，每天必须经受那折磨人的没完没了的点名；幸运的是，苏菲只需洗涤从楼上拿下来的一大堆衣服——一般很多，这完全归咎于霍斯夫人对污秽病菌的惧怕)，幻想着她与司令官之间可能发生的一些幽默短剧式的动作表情，以及最终陷入的亲密关系，这时她便可以向他倾述她的身世，以便能够从他那里赎身。但现在时间开始与她作对。如果她不马上行动，或者出一点点差错的话，他就会离开，她的整个计划便会前功尽弃。她的心忍受着痛苦的煎熬，而且还莫名其妙地混杂着一种饥饿感。 她把那包无花果藏在工作服里一处松开一道口子的缝边里。快八点了，差不多是她到四楼那间阁楼办公室去的时间了，她再也忍不住想吃点果子。她偷偷躲在楼梯下的一个很大的木架子里(在里别人看不见她)，迫不及待地撕开了玻璃纸。当小小的果子伴着一股淡淡的香甜味滑进喉咙时，她忍不住流下一串泪水。她一个接一个飞快地吃着，非常兴奋，顾不得为手指和下巴沾上的粘粘的果汁而害躁。她的眼睛迷糊不清，心快活地乱跳。她多站了一会儿。等无花果全部沉入肚子，大脑也稍稍清醒之后，她才开始慢慢往楼上走去。但这段不长的历程却被两件难忘的非常事件所打断，使这段记忆永远刻上了霍斯家阴霾的早晨、下午和夜晚的可怕印迹…… 有两处楼梯的转角处——分别在斜顶小屋的下面和地下室的上面——向西开着窗户。每次从那儿经过时，苏菲都会移开目光，但却从没有做到过。这里能看见一些无法形容的景象：近处是一片棕色的光秃秃的地，一小片木头搭建的营房，外面是一圈电网和一排极不协调的白杨树；但车站的月台，即每次“选择”进行的地方也出现在这一画面里。每次都有一列列棚车停在那儿，成为整个画面的暗褐色背景，与模糊不清的凶残、暴力和疯狂的场面混在一起。那个月台距离霍斯家不远不近，近得无法忽视，远得无法看清。苏菲后来回忆说，它可能就是她自己到奥斯威辛时驻足的那个水泥站台，于是她总想避开这场景，想把从这个位置上看到的有如陈旧的无声纪录片似的景象从记忆中抹去，抹去高高举直的来复枪托，从车厢里拽下来的死尸，以及被践踏在地的躯体。 第62节 秩序井然 有时她感觉不到一点暴力的迹象，只有一个秩序井然的可怕印象：排列整齐的人群顺服地形成长队慢慢地消失在视野中。那月台太远了，听不见任何声音。犯人乐队迎接每次列车到来时的音乐声，卫兵的叫喊声和狗吠声都被距离抹去了，整个画面哑然无声，只偶尔传来一两声枪声。这幕场景像在真空中上演的哑剧，没有悲恸的哭号和惊恐的叫喊，没有人们来到地狱门前时发出的一点声音。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菲在上楼时总是忍不住会瞥上一两眼，感觉自己正在爬上一个永无止境的山峰。现在也是如此。她看见一列列刚刚到站还没开始卸“货”的棚车，党卫队卫兵们迅速地围上前去。她从霍斯前天收到的清单中得知，那天有二千一百个犹太人将分乘两列火车从希腊而来。 看得差不多时，苏菲才转过身去推开会客室的门。她必须经过这儿，走到通往楼上小屋的楼梯。那台斯特朗伯格•卡尔森留声机正传出一个女低音哀怨的歌声，威尔曼恩——那个女管家正站在那儿倾听着。她一边跟着哼哼，一边用手在一大堆丝绸内衣里粗鲁地翻弄着。她一个人站在那儿，房间里洒满阳光。 威尔曼恩(苏菲急着快速通过时注意到)穿着一件女主人赏给她的旧晨衣，脚趿一双上面缀有巨大粉红色绒球的同颜色拖鞋，染成棕色的头发全是卷儿，粗糙的脸上泛着红光，哼出的曲子完全跑了调。苏菲从房间经过时，她转过身来，用一种并非不愉快的眼神看着她。那神情里有一种说不清的诡计，因为那张脸是苏菲见过的最令人不快的脸。(我在此的描述缺乏说明力，因为我只能引用苏菲的原话。在那个夏天，她对这个女人做了摩尼教式的回忆：“如果你真要写的话，斯汀戈，你就说这个威尔曼恩是我见过的惟一美丽的人——不，其实她一点儿不漂亮，而是街头妓女常有的那种好看而冷峻的长相，唔，或者说是因内心的邪恶而造成绝对丑陋的漂亮女人，是某种完全丑陋的人。我看了她一眼，全身的血一下子变得冰凉。”)“魔鬼[1]。”苏菲小声嘀咕了一句，想从她身边溜过去。但威尔曼恩突如其来的一声尖叫抓住了她：“等等[2]！”虽然德语本身发音响亮，但这声音几乎是吼叫。 苏菲转过身面对着她。奇怪的是，虽然经常见面，但这是她们第一次说话。那女人脸上的表情并不可怕，相反地还有着某种鼓励的亲切感。但苏菲觉得两只手腕上的脉搏狂跳不已，嘴也干了。“不为爱哭泣”[3]，房间里仍响着这首歌，满是泪水的哀怨声在四面墙上回荡着。光彩斑斓的灰尘在斜射进来的晨光里，在堆满装潢精美的大衣橱、书桌、镶金沙发以及柜子椅子的宽敞房间里飞扬。苏菲心想，这不是一个博物馆，而是一个巨大的仓库。突然她注意到这间会客室和她身上的工作服一样，也散发着消毒剂的味道。那女管家突然怪怪地说：“我想给你一点东西。”她声音很轻，微笑着，用手指抚弄着那一堆丝绸内衣和柔软细滑的丝绸内裤。这些东西看上去刚洗过，放在衣柜上面；那柜子又大又笨重，大理石面，里面衬以木板，饰以铜条卷花的线条，可能是从凡尔赛宫偷出来的宝贝。“伯罗尼克昨晚直接从洗涤组拿过来的，”她继续用唱歌一样的声调说，“霍斯夫人想把这些分给犯人们。我知道没发内衣给你，洛蒂总是抱怨那些工作服磨破了她的下身。”苏菲舒了一口气。一个念头在她的脑子里像麻雀飞过似的一闪，没有惊奇，无所谓，甚至没觉得是什么新发现：这些都是从死去的犹太人身上剥下来的。“它们都非常非常干净，有的还是用很好的透明丝做的。自从战争开始后，我还没见过这样好的东西。你穿几号？我打赌你自己也不知道。”她眼里透出一股下流的神情。 这无缘无故的关爱来得太突然了，让苏菲一下子无法反应，但她很快产生了一种模糊的想法，并开始警觉起来。像提防一只潜伏的塔兰图拉毒蜘蛛从地窖中出现一样，她提防着威尔曼恩的突然袭击(她现在明白了她想干什么)。“那布没把你的下面磨痛吗？”她听见威尔曼恩在问，声音有些发抖，比她的眼神有更多的暗示，甚至比她说的那句话更让她警惕：“我打赌你自己也不知道。” “是的……”苏菲惶恐不安地说，“是的，我不知道！” “过来。”她小声说，把她拉到一个壁龛前。这地方正好隐在一架普利叶尔牌钢琴后面的黑暗里。“来，试穿一条看看。”苏菲无法抗拒地跟了过去，感觉到威尔曼恩的手指在她的囚服边上摸索着。“我早就对你感兴趣了。我听见过你对司令官讲话。你的德语说得棒极了，就像德国人一样。司令官说你是波兰人，可我不信。哈！你太美了，根本不像波兰人。”她一边连珠炮似地说着那热得烫人的话，一边把苏菲拉进壁凹处的阴影里。“这里所有的波兰女人都相貌丑陋，身材扁平，真是蠢猪，废物。可你不同——你一定是瑞典人，是吧？有瑞典血统？你看起来更像瑞典人。我听说许多波兰北方人有瑞典血统。好了，我们现在呆的地方没人能看见，可以来试穿这些内裤了。这样你的屁股就可以保养得白白嫩嫩的了。” 直到这时，苏菲还怀着无望的希望。她对自己说，那女人的示爱可能只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但现在，这么近，她露出了贪婪好色的样子：开始是呼吸加快，然后像发疹似的满脸涨得通红，一半像战神的奴婢，一半像街头妓女——她的企图暴露无遗。那些丝绸内裤不过是愚蠢的诱饵。苏菲在一阵奇怪的愉悦中突然想到，在这间秩序井然得有些病态的宅子里，这可怜的女人只能匆忙地交欢，也就是说，在孩子们吃完早饭去教会学校后和固定工作前的宝贵的几分钟里，在这架巨大的钢琴后面的壁龛里干这种勾当，然后直到每天的最后一分钟结束之前都被工作挤得满满的，于是这可怜的女人只能如此，在党卫队严密的屋檐下不顾一切地品尝几口禁果。“快点，快点，我的甜心！”[1]威尔曼恩低声说着，比刚才更急不可待了。“把裙子拉高一点，亲爱的……不，再高一点！” 那女妖魔猛扑向前，苏菲觉得自己卷入一团粉红色法兰绒的包围中，笼罩在那粗糙的面颊，棕红色的头发和一股刺鼻的法国香水味里。那女管家疯狂地动作着。她忙不迭地把她那贪婪的硬梆梆的舌头在苏菲的耳边转了一圈，急不可耐地摸她的乳房，粗暴地抚弄她的臀部，然后突然一下子缩回去，好像要痛苦地中断那那强烈的性欲似的，接着又十分认真地重新开始。她猛地跪倒在地，用胳膊使劲抱住苏菲的屁股，挤揉着。“瑞典小猫咪，美人儿。”她咕哝着，“啊，再……再高点！”这时，苏菲决定不再抵抗。她明白自己不能动弹，也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她都像一只伤残的飞蛾一样无助——她任由自己的大腿被分开，那粗暴的畜牲的舌头探进去。她处于一种下意识的反抗状态：那里干干的，像沙漠一样没有一点液体。她用脚后跟支撑住自己的身体，双手无力地搭在腰上，只觉得那女人疯狂地乱摸乱抓，一头火一样的红头在她下面像一朵巨大的罂粟花起伏着。这时，从房间另一头传来一声沉闷的声响，门被打开了，接着是霍斯的叫声：“威尔曼恩，你在哪儿？霍斯夫人要你去她的卧室！” 司令官本该在阁楼的，这次刚好有一会儿没按作息时间行事。这个意外带给威尔曼恩的恐惧一下子传到苏菲身上。威尔曼恩郝把她的双腿使劲一抱，她以为她俩会同时倒下去的。那贪婪的舌头和头一下子僵住了，然后迅速滑开。有好一会儿，她那惊吓过度的敬慕者呆在那儿一动不动，麻木了似的，脸被吓得僵住了一块冰，接着才放松下来，松了口气。霍斯又叫了一声，停了停，很快便离开了，踏着楼梯回到了那间小屋。女管家从她身边滑开，像一个破皮娃娃似的一下子瘫在黑影中。　　直到后来，苏菲走上通往阁楼的楼梯时，才开始对这次袭击产生反应。她觉得双腿轻飘飘的，浑身软弱无力。她只好坐了下来。她不是因为这次袭击而心烦意乱——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几个月前她刚到这儿时，便被一名女看守强奸过；也不是因为霍斯上楼后，威尔曼恩因没被发现的疯狂尖叫而产生的反应。(“你千万别让司令官知道，”她说，可怜巴巴地求了她好几次，离开房间时又吓唬她说：“他会杀了我俩的！”)有一会儿，苏菲觉得，她的妥协在女管家面前赢得了一点点优越感。除非……除非(这个想法一闪而过，却让她一下子坐在楼梯上浑身发抖)这个在这栋房子里有许多权利的伪造文件的家伙因刚才那次受挫的性交而恼羞成怒，把爱转变为复仇，跑到司令官面前胡编乱造告她一状(比如说别人勾引了苏菲)，便足以毁掉苏菲苦心营造的遥遥欲坠的未来。她知道，霍斯非常憎恶同性恋，如果这个丑闻传开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她感到恐惧有如一根尖针直刺心脏。 她坐在楼梯上，手用力抱着头，腰朝前弯着，满脑子乱糟糟的。她心神不定，几乎难以忍受。在与威尔曼恩干了这些之后，情况会好一些还是更糟？她不知道。集中营的号又吹响了，尖利悦耳，b调，总让她想起令人伤感的坦豪瑟里的b小调和弦。号声划破早晨的宁静，标志着清晨八点的到来。她从没迟到过，但看来今天要晚到了。一想到她的迟到和霍斯的等待——他总是用秒来计算耗费在每一件事情上的时间——她就怕得要命。她站起身来，继续往楼上走去，觉得头昏脑胀，浑身虚弱。就这么一小会儿，如此多的想法向她袭来，哪些多的问题需要她清理，还有如此多的恐惧和担心。她知道，如果不能控制自己，努力保持镇定的话，她便可能像钢丝绳上的木偶一样摔下去，接着被主人抛弃，跌入永不复载的地狱之中。耻骨处一阵酸痛，她不由得又想起女管家那个肆意蹂躏她的火红的脑袋。 第63节 希腊来的犯人们 她摇摇晃晃地爬上通往小屋的最后一段楼梯。平台上，那扇向西的窗户半开着，外面那幅景色恰好映入眼帘：田野一直延绵到那片忧郁的白杨树林，树后是数不清的棚车，一排排地停在那儿，车身上满是西伯利亚和匈牙利平原的尘土。就在刚才，她与威尔曼恩相遇时，棚车的门正被拉开，从希腊来的犯人们又站满了月台。尽管苏菲很快移开了视线，但仍然看见了一付死寂的病态画面。白杨树和党卫队卫兵构成了大部分画面，她看不清那些希腊犹太人的脸，也看不清他们穿的衣服。她看见的多半是灰色。但月台上确实有不同颜色不时闪现：红色、绿色和蓝色，充满地中海的明亮色调。对那地方的渴望深深地刺痛了苏菲。除了从书上，她只在幻想中见过那片土地。她突然想起一首儿歌，是在修道院里学会的——瘦骨嶙峋的芭芭拉嬷嬷用可笑的带斯拉夫口音的法语唱道： 啊，多么美丽的希腊群岛！ 啊，大海沉浸在无花果的林荫 蓝天下燕子啾啾，　　欢腾在橄榄树下！ 她以为自己早已熟悉了焚烧死尸的焦臭味，至少已习惯了，但今天第一次，那难以忍受的气味直扑她的鼻孔，如此猛烈地使她感受到它，以至于她的双眼直盯着远处月台上的人群，想最后看一眼那集市般的场景。可那人群却从她的视线里消失了。她满脸恐惧与恶心，不自觉地把手捂在嘴上。 ……大海沉浸在无花果的林荫…… 几乎在同时，她明白布罗尼克的无花果从何而来。这些刚沉入胃囊的无花果马上翻腾起来，直往上涌，全部从喉咙冒了出来，吐在脚下的地板上。她哼了一声，头靠在墙壁上。她靠在窗户干呕了好一阵子，然后抬起虚弱的双腿绕过那堆污物，扑倒在地上，痛苦地扭作一团。一种奇怪的陌生感和失落感搅得她撕心裂肺。以前，她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我至今难忘苏菲告诉我的这件事：她发现自己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了。“哦，上帝，救救我！”她大声叫着，“我不知道我是谁？”她在那儿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像掉进北冰洋似的浑身颤抖着。 她的精神完全崩溃。几步开外的圆脸爱米的卧室里传来布谷鸟钟的鸟鸣声。它至少晚了五分钟——苏菲伤心而绕有兴致地发现了这一点，心里是一种奇怪的满足感。她慢慢站起身，开始爬最后一段楼梯，走进一个低矮的门廊，看着那堵墙上戈培尔和希姆莱的画像。再往前便是小屋的门了。门半开着，门楣上刻着一句神圣的格言：“我的忠诚便是光荣”。在它的后面，霍斯正坐在那儿，坐在他的主人和救星的画像下面，坐在那间他独自出入，纤尘不染，粉刷得洁白无瑕的隐地里等着。苏菲步履蹒跚地走进去，那雪白的墙壁在秋日清晨圣光般的明朗阳光中熠熠发光。　　“魔鬼，司令官阁下。[1]”她说。 那天一整天，布罗尼克带来的霍斯将调往柏林的消息一直在苏菲的脑子里萦绕。这意味着如果想实施她的计划就必须赶快行动，于是那天下午她做好了准备，并默默祈求自己能保持镇定。在等待霍斯返回小屋的那段时间，她发觉自己被海顿的《创造》所激起的情感已慢慢平复。她突然有了勇气，因为司令官身上发生的变化鼓舞了她。他轻松的举止，笨拙而真心的谈话欲望，接着还有他们并肩看那匹阿拉伯种马时他的手在她肩上的触摸(或许她对此多心了？)：这些对她来说，都是密不可破的冷酷面具即将开裂的信号。 还有就是他与给希姆莱的有关希腊犹太人状况的那封信。在此之前，她经手的每一封回信都与波兰事务或波兰语有关。那些给柏林的文件通常由那个面无表情的副官斯契夫勒处理，这是他的份内事。他就在楼下，间或到阁楼来，帮着霍斯仔细推敲给党卫军各级人物的重要信件，然后再写出来。现在，她对写给希姆莱的这封信有一种姗姗来迟的好奇心。他让她参与到这样一件敏感的事情之中，难道是暗示……什么？当然，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至少他已经允许她涉足机密。很少有囚犯——即使享有特权的囚犯也不敢有此奢望。凡此种种，使她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她能在这一天结束之前与他更接近。她觉得她甚至可能用不着那本小册子(父女俩同此一心)自从离开华沙后，它就一直藏在靴子里。 他从门口进来，没有注意她本来担心会引起注意的那副样子——又红又肿的眼睛。她听见楼下还在放《啤酒桶波尔卡》。他拿着一封信，显然是楼下助手交给他的。司令官的脸因愤怒而涨得通红，有些秃顶的头上，一条虫似的青筋暴露在太阳穴上。“他们知道必须用德文书写，这些该死的家伙。可他们总是违反规定！这些波兰傻瓜都该下地狱！”他把信递给她，“上面说什么？” “尊敬的司令官阁下……”她开始念道，迅速地把这封信翻译给他听。这是一封低声下气、谄媚十足的信，是本地一位负责给集中营水泥厂供应碎石的承包商写来的。他说，他的那片矿因严重浸水而塌方，工程进度因此减缓，所以他无法在规定时间内提供集中营所需数量的碎石，恳求司令官宽限。“如果尊敬的司令官允许的话(苏菲继续念着)，发货时间将改为——”但霍斯突然打断了她的话，极不耐烦地用很大的动作点燃了一支香烟，一边咳一边大声叫道：“够了！”他的嘴唇绷得紧紧的，小声咕哝出一句：“他妈的[1]！”接着命令苏菲立刻将那封信翻译一份给党卫军小队长、集中营基建部的头目威茨曼，并随信附上一句：“基建部威茨曼先生：在这个偷懒的家伙屁股下点上一堆火让他动起来。” 第64节 周期性的偏头痛 正在这时——就在他说最后一句话时——苏菲看见可怕的头痛以闪电似的惊人速度向霍斯袭来，就像那可恶的奸商的信件是一条通道似的，直奔他头盖骨下迷宫般的神经系统里一个叫周期性偏头痛的地方。他发白的手指颤抖着，按在眉头上徒劳地不停敲打，汗水大颗大颗地冒出来。他痛得呲牙咧嘴。几天前，苏菲曾看见过他发病，但比这次轻微一些；这次仍是周期性的偏头痛，但发作得很厉害。霍斯痛得轻轻地哼了一声。“我的药，”他说，“看在上帝份上，我的药呢？”苏菲迅速走到霍斯帆布床边的椅子前，拿起他放了那儿以备不时之需的麦角胺药。她倒了一小杯水，连同两颗药一起递给司令官。他一口将药咽下，把眼光转向她。他的眼神很古怪，有些疯狂地盯着她，好像这样才能宣泄他的痛苦。他低低地呻吟了一声，用手拍打着额头，一屁股坐在帆布床上，然后四仰八叉地瘫在那儿，怔怔地盯着天花板。 “要我叫医生吗？”苏菲问,“上次我记得他对你说……” “安静。”他不让她说下去，“我现在什么也受不了。”那声音里带有一丝威胁，几乎是呜咽着说出来的，像一个受伤的木偶娃娃。 上次发作大约是在五六天前，他命令她马上离开阁楼回地下室去，似乎他不想让任何人，甚至任何一个犯人看见他痛苦的模样。而现在，他翻了个身侧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有胸膛在衬衫下起伏着。因为他没有任何示意，于是她回到桌前继续工作：她开始用那台德文打字机打写给承包商的回信。她对此无甚惊讶，甚至对这个商人的诉苦也不感兴趣(她只是懒懒地想，会不会是这个烦恼使司令官的偏头痛剧烈发作呢？)这诉苦意味着正在比克瑙展开的焚化场建设将暂停一段时间。而如果工程停顿或速度减慢，也就意味着霍斯没有能力协调好与新的焚尸炉、毒气室相关的材料供应、设计、人力等诸多事务；而这工程的完成期限已超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他一直为这件事闷闷不乐，也是她几天来所观察的他的紧张与焦虑情绪的最明显的起因。如果这就是导致他头痛的原因，那么他不能按时使焚化场峻工与他突然被调往柏林是否有某种联系呢？她猜测着。当她正打最后一行字，也正为这些问题而困惑时，他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打断了她的思路，把她吓了一跳。她转过身朝他望去，惊讶地发现他正躺在帆布床上打量她。这发现令她既欣喜又有些担心。他朝她招招手，示意她过去。她起身走到他身边。他没有示意她坐下，于是她便一直站在那儿。 “现在好多了。”他低声说，“那麦角胺真神奇。它不仅能止痛，还能缓解恶心感。” “我很高兴，司令官阁下[1]。”苏菲说，感到自己的双膝在发抖。不知什么原因，她不敢朝下看他的脸，而是把目光投向视线内最明显的最近的一件物品：身披闪光铠甲的元首画像，他那坚定、自信的目光正投向阵亡战士的英灵和不可知的未来。他看起来非常慈祥。突然她想起刚才吐在楼梯上的无花果，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饥饿，腿越发剧烈地颤抖起来。霍斯很久没有说话。她不敢看他。他仍在默默地打量、评价她吗？“我们有快乐的啤酒桶……”楼下传来喧闹的合唱声，那该死的仿波尔卡舞曲因唱针被卡在唱片的沟纹中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个微[1]弱的手风琴和弦。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霍斯终于开口问道。 她几乎是脱口而出：“是因为一次围捕，在华沙的一次围捕。那是去年早春的时候，我正坐在开往华沙的列车上，这时盖世太保进行了一次围捕，他们发现我带了一块火腿，而那是违反规定的……” “不，不，”他打断她，“不是说你怎么到集中营来的，而是说你是怎样离开女囚营的。我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被安置到速记组来的。大部分打字员都是平民，波兰平民。犯人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找到一个速记员的职位。你可以坐下来。” “是的，我很幸运。”她说着，一边坐了下来。她觉得声音放松了许多。她注视着他，发现他仍一个劲地冒汗。他半闭着眼睛仰卧在床上，沐浴在一片阳光里。浑身汗湿的司令官身上透出一种可怜的神情。他的卡其布衬衣已被汗水浸透，满脸汗珠。实际上他已不再感到疼痛，但看上去他仍被痛苦包围着——连从衬衣纽扣缝隙间露出的肚腹上的金黄色汗毛都痛得卷了起来，脖子、手腕上的汗毛也是如此。“我真的很幸运。我想一定是命运选中了我。” 霍斯沉默了一会，说：“什么意思？命运选中了你？” 她马上决定冒险试试，利用他给她的这次机会。无论她将说出的话是多么荒唐和莽撞，她都应该试一试。几个月来，她第一次得到了这个短暂的机会，应该勇敢地表现自己，即使有被认为目空一切的危险，也比继续当一个麻木不仁的奴隶更强一些。因此，豁出去吧。她开始说起来，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声音里充满一种被冤枉被迫害的忧伤的味道。“命运将我带到了你的身边。”她接着说，心里分析到这句话里的夸张分析成分，“因为我知道只有你能理解。” 他又开始沉默。楼下，《啤酒桶波尔卡》换成了提洛尔岳德尔的真假声混合重唱。他的沉默令她忐忑不安。她突然意识到他正怀疑地审视着她，也许她正在犯一个可怕的错误。她感到强烈的恶心感。伯罗尼克告诉过她(加上她自己的观察)，她知道他憎恨波兰人。究竟是什么使她以为自己是一个例外？小屋窗户紧闭，将比克瑙焚烧死尸的恶臭挡在窗外；房间里暖哄哄的，散发着一股灰泥、砖屑、水浸木头的霉味。她第一次注意到这种霉菌的味道。两人都默不作声，令苏菲感到尴尬，这时她听见一只绿头苍蝇嗡嗡地叫着，碰到天花板上发出轻微的扑扑声。外面棚车转轨的声音很弱，很沉闷，几乎无法听见。 “理解什么？”他最后开口慢悠悠地问道。他终于又打开了一条缝隙，她可以从这里重新下钩。 “你能理解这是一个误会。我没犯任何罪。我是说我没犯什么严重的罪。我应该立即被释放。” 是的，她终于这样说了这样做了，很迅速也很顺利地将排练过无数次的台词一口气说了出来，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一直怀疑自己是否真有勇气将它们说出来。现在她的心狂跳不已，以至于感到胸口疼痛；但她也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她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声音。她甚至为自己那加了蜜糖似的迷人的维也纳口音感到放心。这小小的胜利鼓舞着她继续往下说。“我知道你会认为我这样做很愚蠢，我也必须承认从表面看来这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但我认为你会承认，在这样的地方，在有很多很多人卷入的大规模行动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差错，一些可怕的错误。”她停了一下，听见自己的心跳，心想不知他是否也能听到。但她能感觉到她的声音没有被打断。“先生，”她接着说，带有恳求的口吻，“我真的希望你能相信我——相信我被囚禁在这儿是一个错误。正如你所看到的，我是波兰人，而且确实在华沙犯了罪——偷带食品，但那是轻罪，不是吗？我只是想为我妈妈找点吃的，她病得很厉害。我急切地希望你能明白。就我的背景和经历来说，这根本不应该算犯罪。”她犹豫起来，因激动而焦虑不安。她说得太多了？是停下来等他询问还是继续往下讲？“你瞧，先生，是这样回事儿。我出生在克拉科夫，全家人都是当地最激进的德国党人，一直是第三帝国无数忠诚战士中的一员，我们非常崇尚国家社会主义和元首的信条。我父亲从灵魂深处都是一个反犹太人的……” 霍斯轻声打断她的话。“反犹太人，”他困倦地小声说道，“反犹太人，什么时候我才可以不用听这个词——反犹太人？我的上帝，我烦透了这个！”他长叹一声，“犹太人，犹太人！难道我要永远和犹太人打交道吗？” 苏菲在他不耐烦前赶忙住了口，意识到她的战术没能奏效；她有点急于求成了。霍斯的思维过程并不笨拙，而是像食蚁兽一样有着不可思议的精确和敏捷。刚才他问：“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而当她详细讲述时，他却不想谈论什么命运、被错抓以及反犹主义之类的事情。他的话一阵风似的刮到她身上，于是她决定改变战术。她心想：那么，就照他问的那样告诉他事实的真相，简洁，但要讲实话。如果他想了解实情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 “那么，先生，我解释一下我是怎么进入速记组的。去年四月，我刚到这里时，与女囚营的一个助理[1]发生了一次争吵。她是管区队长的助手。说实在的，我很怕她，因为……”她犹豫了一下，思忖着是否应该对性作详尽描述，但她声音里的遮遮掩掩已经说明了一切。但是，霍斯两眼瞪得大大的，直视着她的眼睛，已经猜出她要说什么。 “毫无疑问她是一个同性恋，”他插了一句，语调还是软绵绵的，困倦不堪，但不无尖刻与恼怒。“又一个荡妇，一个从汉堡贫民窟抓来的肮脏的母猪！她们都该被关起来，却被错误地送到这儿，让她们对你们——对所有的女犯人进行管教。真可笑！”他停了停，又说，“她是个同性恋，是吗？她向你示爱，对吧？一般都会是这样。你是个漂亮女人。”他又停了下来。苏菲想着她听到的最后一句话，这有什么意义吗？“我鄙视那些同性恋者，”他继续说道，“一想到那些人干的那些肮脏事——动物般的兽行，我就恶心。我甚至连看她们一眼都觉得无法忍受，无论是男是女。不过，当人们被监禁时，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苏菲眨了眨眼睛。像看一部快速回放的滑稽动作片似的，她的眼前出现了早上发生的疯狂一幕：威尔曼恩长着蓬松棕色头发的脑袋在她的腹股沟处蠕动，饥饿、潮湿的嘴唇木呆呆地张成一个o字型，满眼惊。看着霍斯脸上憎恶的表情，想想那位女管家，苏菲感到自己想尖叫或狂笑一声。“真是难以启齿！”司令官又加上一句。他撇着嘴，好像吃了什么恶心的东西。 “她们不只是向我示爱，先生。”她感到自己脸红了，“她想强奸我。”她想不起以前是否在一个男人面前说过“强奸”这个词。她的脸更红了，但不久便恢复了正常。“这真太令人难受了。我从不知道一个女人……”她犹豫了一下，“一个女人会对另一个女人有如此强烈的欲望，但现在我知道了。” “人们在被监禁时，往往出现反常、怪异的行为。告诉我发生的事。”她尚未启齿，他已把手伸进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口袋，从里面掏出一块有锡箔纸包装的巧克力。“真奇怪，”他用病弱而毫无感情色彩的平淡语调说，“这头痛病，开始时使我恶心得要命。但药效一产生，我又觉得很饿。”他剥掉锡箔纸包装，把巧克力递给她。她吃惊得愣在那儿——这是他第一次做出这样的举动，然后慌忙掰下一块放进嘴里。她努力想表现得随便一些，但对巧克力的强烈欲望却暴露无遗。不过，这没有关系。 第65节 粗暴行径 她开始讲述事情的经过，语速很快；同时她看见霍斯把剩下的巧克力全吃掉了。想到女管家刚才的粗暴行径，以及面前这个男人在与她交谈时所使用的新的腔调，她感到这种述说甚至是轻松愉快的。“是的，那女人是个妓女，一个同性恋。我不知道她来自德国哪个地方——我想大概是北方吧，因为她的口音是德意志北部的方言。她身材高大，想强奸我。她已注意我好几天了。一天晚上在公厕里，她朝我走来。起初她并不很粗鲁。她向我保证给我吃的，香皂，衣服，钱，什么都行。”苏菲停了好一会儿。目光紧紧盯着霍斯那紫罗兰色的眼睛。那眼睛很好看，很迷人。“我当时饿得要死——但是，像你一样，先生，我讨厌同性恋。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对她说不。我想推开她，她一下子勃然大怒，对我动起手来。我冲她大叫，接着又乞求她。可她把我推到墙上，开始用手对我干那些事情。这时，营区队长走了进来。” “营区队长制止了这件事，”苏菲接着说，“她把这个助手打发走以后，让我到她的房间去。她住在营区的末端。她不是坏人——只是又一个妓女罢了。就像您说的，先生，她不是坏人。实际上作为这种……这种人来说，她是相当和善的。她说她听到了我的喊叫声。但她感到惊讶的是，我居然能说一口标准的德语。因为这个营区新到的囚犯都是波兰人，她想知道我从哪儿学来了如此流利的德语。我们谈了一会儿，我相信她喜欢我。我想她不是一个同性恋。她是多特蒙德人，对我的德语十分欣赏。她暗示说她有可能帮助我。她给了我一杯咖啡，然后我就回去了。以后我又见过她好几次，相信她对我确有好感。几天后，她叫我去她的房间。当时，您的一位上士、集中营管理处的组长葛温特先生也在那儿。他问了我有何语言技能之类的问题。我告诉他我会打字，还能非常熟练地做波兰语和德语的速记，于是他告诉我说，也许我可以在速记组干点事儿。他听说那儿很缺熟手——特别是某些语种。几天后他回来告诉我让我转移，于是我就来到了这儿……”霍斯已吃完那块巧克力。他抬起手臂，准备点一支烟。“我是说，”她最后说，“我一直呆在速记组，大约干到十天之前，然后我被通知到这儿来做特殊工作，于是……” “于是，”他打断她，“你便来了。”他做了一个手势，“你的运气不错。”接下来一个动作使她触电似的一惊。他把那只空着的手伸过来，极其优雅地将她嘴边的什么东西拈了下来。她意识到是她刚才吃的那块巧克力的碎屑。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拈着那碎屑，将那被香烟熏得焦黄的手指慢慢移向他的嘴唇，把那一丁点棕色的小渣放进了自己的口中。这一切令她惊讶不已。她闭上眼睛，被他一连串的怪诞举动搅得心慌意乱，头晕目眩，以至于心脏又开始狂跳不已。 “怎么了？”她听见他在问，“你脸色苍白。” “没什么，司令官阁下，”她回答说，“我只是有点头晕。这就好了。”她仍然紧闭双眼。 “我做错了什么？”那声音很大，几乎是一声嚎叫，把她吓了一跳。她猛然睁开眼睛，看见他从帆布床上跃起身来，几步来到窗前。他的衬衣后背还是一片汗湿。她看见他站在那儿，全身颤抖着。苏菲看着他，全然不知所措，心想那块顺手递过来的巧克力也许不是拉开他们关系的序幕，但也许是；他现在冲着她大声抱怨，就像他们已认识多年。他用拳头使劲在另一只手掌上猛击一下。“我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认为我做错了——那些远在柏林，荒唐无知的人。他们要求一个普通人具备超人的能力，他们怎能这样？这个人已经出色地工作了三年。他们太没道理了！他们不知道与一个无法按期交货的承包商，懒堕的中间人和供货商们如何打交道，他们不是晚发货就是干脆不发货。他们从来没和这帮波兰蠢货打过交道！我已经尽了全力，而这就是我得到的奖赏。这个托词——还说是一次提升！我被一脚踢回奥兰泥堡，还得忍受那无法容忍的尴尬，眼睁睁看着列本亨奇尔取代我的位置。哼，列本亨奇尔，那个因所谓的高效率而备受吹捧和嘉奖的利己主义者。整个事情都令人恶心。没有一丁点的感激。”苏菲觉得奇怪的是，在他的话里，牢骚的成分远甚于真正的气愤与不满。 苏菲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过去靠近他。她又看见了一线希望。“请原谅，先生，”她说，“如果我说错了什么，请您原谅。但我认为这可能是对你的一种嘉奖。或许他们完全理解你的难处，你的艰辛，你为工作累得精疲力尽。恕我冒昧，几天以来，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不能不注意到你一直处于持续不断超负荷的紧张工作中，在巨大的压力下……”她把这种谄媚般的焦虑表现得很细心。她的声音渐渐变小，但眼睛一直盯着他的后脑勺。“或许这是对你所干的一切——你的忠心给予的奖赏。” 她不再说话，顺着霍斯的目光朝下面的田野望去。变幻莫测的风将比克瑙冒出的烟给吹散了，至少有一阵子，晴朗的天空阳光明媚。那匹强壮的白马又开始在围栏内欢跑，白色的尾巴和鬃毛迎风飞扬，即便隔着窗户也能听见它踏击地面的清脆悦耳的蹄声。司令官吹了一声口哨，从口袋中掏出一支香烟。 “我希望你是对的。”他说，“但我还是怀疑他们是否能理解这规模，这复杂性！他们似乎对这次特别行动涉及的人数一点也不了解。没完没了的大批犯人！这些从欧洲各国不停涌来的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的犹太人，像春天的鲱鱼一样无休止地游进麦克伦堡海湾。地球居然能容纳这么多‘上帝的特殊子民’，真令人难以置信。” “上帝的特殊子民。”他使用的这个词使她又一次看到了希望之光。她相信自己已经拥有一丝不牢靠但实实在在的希望。“上帝的特殊子民。”她回应着司令官的话，语气里夹着一丝蔑视：“上帝的特殊子民。先生，如果您允许我这样说的话，这些上帝的特殊子民也许必须为他们与别的种族的区别而付出代价——为自居于最值得上帝拯救的子民而付出代价。我一直不明白，为何这么多年来对基督犯下如此大罪之后，他们还能指望逃脱惩罚？”(父亲阴沉怪异的样子突然出现在她眼前。)她焦虑地犹豫了一下，然后重新编织另一个谎言。她像漂浮在谎言与虚假的溪流中的一叶碎片，随波起伏，渐行渐远。“我不再是一个天主教徒了，像您一样，先生。我已经抛弃了那有着许多借口和回避的可怜的信仰。然而，犹太人为何会激起天主教徒以及像您这样的信神者的仇恨，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你早上对我所说的，有正义感和理想的人只会为建设新世界的新秩序而奋斗。犹太人威胁着这一秩序，现在应该是他们受苦受难的时候了。我想说，这是可喜的摆脱。” 他一直背对着她，站着那儿听她说着，最后他开口说道：“你说这事时感情浓郁。就一个女人而言，你这段话像一个对犹太人的罪行有所了解的人所说的。我觉得奇怪的是，很少有女人有如此宽的知识面和明白事理的能力。” “是的。但我的确是这样的，先生！”她说。他轻轻地转过身来，看着她——这是第一次真正的关注。“我有我的知识，还有个人经验。” “比如……” 第66节 赌博 于是她冲动地——她知道这是冒险，是一次赌博——弯下腰，摸索着把那本破旧的小册子从靴子的缝隙中扯了出来。“瞧！”她说，用手扬起那本书，把封面展示给他看。“我违反规定把这东西保存了下来。我知道我冒了很大的险。但我想让你知道这几页纸代表了我的一切。从与你在一起的工作中，我得知‘最后解决’是个机密。但这本小册子是有关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的最早的波兰文件之一。这是我和我父亲合作完成的，我以前曾对你提起过他。当然，我并不期望你仔细阅读它，给你增添新的烦恼，但我恳求你至少考虑……我知道我的困难对你来说无关紧要，但如果你能瞟上一眼，也许就能了解我被囚禁在这儿是多么不公平……我还可以告诉你更多的情况，比如我在华沙为第三帝国所做的工作，那时我揭发了好几个犹太人的藏身之地，他们都是被长期通缉的犹太知识分子……” 她喋喋不休地吐露着这些秘密，但她开始结巴起来，提醒她必须到此为止，于是她停了下来。她默默祈祷自己不要因此而心神不定。因为惶恐和浸满希望，她那裹在囚服下面的身体感到酷热难当。她明白，她终于在他的意识中形成了一个突破口，把一个活生生的她置于他的感觉范围之内。无论这个形象是多么的不完美和短暂，总之她已达到目的；通过他接过小册子时全神贯注看着她的眼神，她可以看出来这一点。她忸怩地卖弄风情般地将眼光移向别处。她突然十分傻气想起一句加里西亚谚语：我正在爬进他的耳朵。 “那么你坚持说你是无辜的？”他说，声音里隐约有一丝和蔼，这让她备受鼓舞。 “先生，我再说一遍，”她很快回答说，“我坦率地承认我犯下的使我来到这里的那个轻罪——私藏一小块肉的罪行。我只要求在对此轻罪量刑时，能考虑我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波兰拥护者，而且还积极参与到反犹太人的神圣战争中。你手里的那本小册子，司令官阁下，能证实我所说的一切。我恳求你——你有能力给予我仁慈与自由——看在我过去努力工作的份上，重新考虑对我的错判，让我回到华沙的生活中去。这对你来说只是一点小小的要求，你是一位正直、公正、仁慈的人。” 洛蒂曾告诉苏菲，霍斯很容易被恭维所左右，但她不知道她这样做是否有些过头，因为他眯缝着双眼，说，“你的热情和仇恨令我好奇。你怎么会如此强烈地仇视犹太人？” 苏菲早已预备了一个故事，以待这一时刻的到来。从理论上讲，像霍斯这种独断专行的人可能会欣赏她的反犹太主义的恶毒语言，而且会出自本能地对它的具体情节感兴趣。“先生，这份文件概括了我所有的哲学理由——我和父亲一起，在克拉科夫大学深化了这一理论。我想强调的是，即使我们的家庭没有遭遇可怕的灾祸，我们也会仇恨那个种族的。” 霍斯被她的话所吸引，抽着烟听她继续往下说。 “犹太人以荒淫而驰名，这是他们最丑陋的本质之一。我的父亲，在他遭遇不测之前……是朱利叶斯•斯特雷奇的一个崇拜者。正因为这样，他十分赞成斯特雷奇在讽刺文里对犹太人性格中的这一堕落性质进行猛烈抨击。不仅如此，我们的家庭还有一个很残酷的理由接受斯特雷奇先生的观点。”她停了下来，望了一眼地板，好像在回忆什么痛苦之事。“我有一个妹妹在克拉科夫教会学校念书，只比我低一个年级。大约十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她在犹太人居住区附近行走时，被一个犹太人强暴了——后来才知道那人是屠夫。他把她拖进一条小巷，反复糟踏。我妹妹的身体虽然恢复了，可精神上却彻底崩溃。两年后，她溺水自杀身亡。可怜的孩子！毫无疑问，这可怕的行径是对朱利叶斯•斯特雷奇关于犹太民族暴力倾向的观点的又一明证。” “呸！这话让我听来真是一堆臭狗屎！”霍斯轻蔑地说出了这句话。有如走在一条宁静的草地小径上的苏菲突然感觉滑了一脚，失足掉进了阴暗的洞穴里。她说错什么了？无意间她发出一声叹息。“我想说……”她开口说道。 “臭狗屎！”霍斯又说了一遍，“斯特雷奇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臭狗屎！我厌恶他那堆污浊的垃圾。他，以及他那些有关犹太民族和他们的性倾向的狂言，比任何一个人对党，对第三帝国和对世界舆论造成的危害都要大。他根本就不懂这些事。任何一个熟悉犹太民族的人都知道，无论在性还是在其他方面，他们都逆来顺受，十分克制，从不惹事生非，约束自己甚至到了病态的地步。发生在你妹妹身上的事无疑是一件脱离常规的事。” “它确实发生了！”她撒谎道，为未能预见到的尴尬处境而惊惶失措，“我发誓……”　　他打断她的话：“我并不怀疑这事发生过，但是很反常，是个例外。犹太人的确犯了许多道德上的罪行，但他们并不犯强奸罪。近几年来斯特雷奇发表在报纸上的那些东西是一个最大的笑话。如果他坚持说真话，真实地描写犹太人的本来面目，比如一心垄断和控制世界经济，败坏和玷污道德与文化，企图通过布尔什维主义和其他方法推翻文明政府，如此等等，那么他也许还能起一些必要的作用。但他却把犹太人描写成一个淫秽的恶魔，用他们那硕大无比的‘刺’干着罪恶勾当”——这个十分通俗的词吓了她一跳；与此同时，他还用手在空中比划出一个一米长的器官——“这不过是对犹太男性毫无根据的赞美。我观察过犹太男性，他们的生殖器大多发育不全，一点不能勃起，软遢遢的。软弱[1]。这一切太令人恶心了。” 她在斯特雷奇的问题上犯了一个十分愚蠢的错误。(她知道自己对国家社会主义了解不多，但怎么会想到存在于这个党内各派别成员之间的嫉妒，憎恨，争吵以及分歧呢？)然而实际上，这些看来似无大碍：霍斯缩在一团淡紫色的薄荷香烟雾中，这是他今天抽的第四十支烟。他突然停止对纽伦堡地方长官的长篇大论的抨击，用手指弹了弹那本小册子，说了一句足以令她心脏停搏的话。“这个文件对我来说一钱不值。即便它能证明其中有你的一份功劳，能证明你憎恨犹太人，也说明不了什么。那对我没什么意义，因为对我来讲，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情绪。”他的眼神变得迷茫而悠远，凝望着她头顶后远远的地方。“还有，你好像忘了你是个波兰人，是第三帝国永远的敌人，即使你并没犯罪。事实上，在党国最高层——比如帝国队长——人人都将你，你的同胞，你的民族看作与犹太人同样的……人兽[2]，同样没有价值，同样污浊的种族，也同样应遭到正义的仇恨。在我的祖国，波兰人即将佩戴p字符，这对你们来说是个不祥之兆。”他停顿片刻，“我本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但说实话，与你们波兰人打过一些交道后，我也产生了一种痛苦、灰心丧气的感觉，以致我认为这种绝对的厌烦是有道理的，尤其是波兰男人身上根深蒂固的愚蠢，和绝大多数女人的丑陋不堪。” 苏菲的眼泪夺眶而出。但这哭与他的斥责没有什么关系。她本来没想过要哭——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后一招，假装柔弱搏得同情。但现在，她再也忍不住了，眼泪不停地涌出来。她把脸埋在手中。一切的一切——都完了！那个本来就不稳定的向上攀援时的支撑点彻底垮了，她觉得自己猛地摔下山去。没有任何进展，根本没有！她完了！她站在那儿，感觉厄运降临，抑制不住悲切的呜咽，泪珠像断线似的一个劲儿地从她的指缝间漏下。她看着捧在一起的双手里的黑暗，听见与长号、口琴沉闷的乐声混杂在一起的刺耳的歌声从楼下会客室里传上来。　　亚当创造了爱　　诺亚发明了酒，啊…… 第67节 肮脏的波兰人 这间小屋的门总是开着，这时门扇吱吱地响了一下，慢慢的，被一股极不情愿的力量推着。她知道这只能是霍斯在关门。她感到他回转身朝她走来的脚步声，接着他的手很有力地抓住了她的肩膀。她来不及将手拿开看他一眼；她强迫自己不再哭泣。关上的门扉把嘈杂的声音挡在外面，显得更加沉闷。 大卫奏起齐特拉琴…… “你在无耻地向我卖弄风情。”她听见他说，声音很不平稳。她睁开双眼，看见他的眼珠不停地转动着，有几秒钟仿佛要失去控制似的。从那双眼睛中，她看出他心神已乱。令她恐惧的是，它们给了她一种印象，好像他准备举起拳头揍她似的。但紧接着，他深深地长叹一声，好像又恢复了自控力。他的目光变得正常或几近正常；等他开口说话时，那声音也变得和平常一样沉稳。但尽管如此，他那又急又深的呼吸和微微战栗的嘴唇，都向苏菲暴露了他内心的苦恼与忧伤。苏菲忍不住认为他对她产生了极大的愤慨。这让她更感害怕。她不知道他为何会发怒：为那本愚蠢的小册子，为她的勾引，为她对斯特雷奇的大加赞赏，还是为她生来就是一个肮脏的波兰人……也许为了所有这些。突然，她十分惊讶地发现，虽然他的痛苦中明显地掺杂着一种模糊不清和酝酿中的愤怒，但这怒火并不是针对她的，而是针对别的人或事。他用力地抓住她的肩膀，把她弄痛了。他神经质地发出一声沉闷的哽咽声。 他松开双手，以一种焦虑压抑即将窒息的声调说了一番话，她奇怪地发现那完全是威尔曼恩在早晨所说的那些话的可笑翻版。“很难相信你是波兰人。你能说一口漂亮的德语，还有你的长相——面部线条和肤色绝妙地组合在一起。你有一张十分典型的雅利安面孔。大多数斯拉夫妇女都长得很美，可你却说你是一个……波兰人？”苏菲发现，他的话语不连贯，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好像他的大脑在有意逃避，在他想要表达的核心问题外兜着圈子。“我不喜欢卖弄风骚的女人，她们不过是想向我献媚求宠，想得到点奖赏。我总能在女人身上发现这一特性，对性的拙劣的利用——这太不诚实，太露骨了。而你却令我十分为难，使我产生了一些愚蠢的想法，使我从我的工作中分心。令人恼火的风骚！然而……然而这并不完全怪你，毕竟你是一个十分迷人的女人。” “很多年前，我经常从离开农场到卢比克城去。当时我还很年轻。有一次，我看了一部无声的《浮士德》，里面扮演玛甘泪的那个女演员有着惊人的美貌，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她太美了，那张完美无缺的面容迷人极了。后来好几天，好几个星期，她总在我梦里出现。这个女演员的名字叫玛格丽特，姓什么我忘了，就叫她玛格丽特好了。我天天想着她，还有她那甜美的声音。我相信如果能有幸听见她说话，她一定讲一口纯正的德语，就像你一样。这部电影我看了好几遍。后来我才知道她早就死了，好像是死于肺结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为她伤心不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不再想她，或至少不再为她着迷。但我想，我决不会完全忘记她。”霍斯停下来，又一次将她的肩膀抓得紧紧的，几乎把她弄痛了。她惊讶地想：真怪，他用这种使人疼痛的方法来表达他的某种柔情……楼下的歌声早已消失。她不由自主地紧紧闭上双眼，尽量不让自己因疼痛而退缩。在意识的黑暗深处，集中营交响乐式的死亡之声再次浮现：金属的叮当声，棚车互相碰撞发出的遥远的嘭嘭声，微弱、哀婉而凄厉的机车尖叫声。 “我很清楚，我在许多方面不像我这个职业的大多数男人——那些在军队环境中长大的男人。我从来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一直很孤僻，总是远离他们。我从不与妓女鬼混。这辈子我只去过一次妓院，那时我还很年轻，在君士坦丁堡[1]服役。直到现在，我一想起那次经历还觉得恶心，为妓女的淫荡感到恶心。有些女人拥有一种相当标准的美：美丽的肌肤，金黄色的头发。如果是纯种雅利安人，她的肤色可能会深一点。我崇拜这种美。那个女演员玛格丽特便是这样一个美人。在慕尼黑的许多年里，我遇上了另一个光彩照人的女人，与她保持着婚姻之外的热恋关系，并且还有了一个孩子。从根本上来讲，我是赞同一夫一妻制的，几乎没未对妻子不忠过。但这个女人，她……她是这种美的光辉典范——外表美丽，血统高贵。她强烈地吸引着我，绝不仅仅是出于性。我们超越了这一点，是那种所谓的欢愉。这与更为宏大的生育计划有些关系。将我的种子撒在这样一艘美丽的船上，是一件令我得意并为之心驰神往的崇高的事情。你在我身上唤起了同样的激情。” 苏菲一直闭着眼睛，听任他那古怪的纳粹式的言辞灌进她的脑海，那沸腾的引人入胜的日尔曼语淹没她的理智，那汗漉漉的身体散发出的酸臭味直冲她的鼻孔。他突然猛地把她拉向自己，靠在他身上，她听见自己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叫声。她感觉到他的胳膊肘、膝盖和脸上的胡茬。他与他的女管家一样热情逼人，可是却更加笨拙。他像一只巨大的机器苍蝇，用各种姿式拥抱着她。她屏住呼吸，听任他的手在她的背部做着按摩式的动作。还有他的心——那颗像踩着舞步的狂跳的心！她从未想到司令官紧压在汗湿的衬衣下面的那颗心也会如此浪漫，如此狂放。他像重病之人一样全身颤栗。他似乎不敢大胆地吻她，但她相信自己感觉到有某个东西——他的舌头或鼻子——在她包着头巾的耳朵周围不停地蹭着。正在这时，突然响起一声敲门声，把他从她的身边一下子拉开。他轻轻而痛苦地说了一句：“见鬼！[1]”　　又是他的助手斯契夫勒。他站在门外，说，请司令官原谅，霍斯夫人在下面的楼梯上有事情要问司令官。她准备去驻军娱乐中心看电影，想知道她能否带爱菲金尼一起去。爱菲金尼是他们的大女儿，患了一个星期的流感，现在已经好转了。夫人想征求司令官的意见，是否可以带她一起去看午后放映的电影，或征求一下斯米特医生的意见？霍斯咆哮着说了一些什么，苏菲没听清。但在这短暂的变故中，她突然直觉地预感到，这讨厌的家事有可能将司令官此时心中的奇妙感情永远抹掉。他本来已经像一个失魂落魄的特利斯坦人，无法抗拒她对他的诱惑。当他回来面对她时，她立刻明白她的预感完全正确。她重又处于最危险的境地。 “他回来面对我时，”苏菲说，“那张脸比以前扭曲得更厉害，更难看。我又产生了那种奇怪的感觉，就是他要揍我。但是他没有。相反，他走得离我很近的地方，对我说：‘我一直渴望与你性交。’德语的这个词带着愚蠢的正规意味；他说，‘与你性交能让我迷失自我。这会使我忘掉一切。’突然他脸色一变，好像霍斯夫人在一瞬间改变了一切。他的脸变得很平静，一付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样子。他说，‘但我不能这么做，也不愿意这么做。这太冒风险，会招致厄运和灾难。’他转过身去，背着我走到窗前。我听见他说：‘还有，在这儿怀了孕也是个大问题。’斯汀戈，我想我可能快要晕倒了。感情的波动和紧张使我产生即将虚脱的感觉；还有，我饥饿难耐。自从早上吃的那些无花果吐了之后，除了他给我的一小块巧克力，我没吃过一丁点东西。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如果我不离开这儿的话，我会冒这个险。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背景，我感觉我们能在共同的精神基础上达成共识。我会冒很大的风险与你发生关系。’我以为他又要来碰我或抓住我，但他没有。‘但他们要赶走我，’他说，‘而我又必须走。所以你也必须走。我将把你送回第二营区你来的地方。你明天就走。’说完他又转身走开。” “我吓坏了。”苏菲继续说，“你看，我努力想要接近他却失败了，现在他要把我送走，我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我想对他说话，可我的喉咙噎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即将我推回到黑暗中去，而我却毫无办法……毫无办法。我一直看着他，想说点什么。那匹漂亮的阿拉伯种马还在下面的田野里撒欢，霍斯靠在窗户边看着它。比克瑙方向又升起了烟尘。我听见他小声嘀咕着调回柏林的事，语气很痛苦。我记得他用了‘失败’、‘忘恩负义’等词儿。有一句话他说得很清楚：‘我知道我很好地履行了我的职责。’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一言不发，一直盯着那匹马，最后我听见他说——我记得这是他的原话：‘逃出人的躯壳，奔向大自然的怀抱。当那样的一匹马，活在那动物之中。那才是自由。’”她喘了一口气，“我一直记得这些话。它们太……”苏菲停住了，两眼呆呆地，凝望着幻影似浮现的令人困惑的过去。 (“它们太……什么？”) 后来，苏菲把一切告诉了我。她讲了很久。她用手蒙住双眼，头低垂着，沉浸在阴暗的回忆中。在如此长久的叙述过程中，她一直努力控制自己，但手指间的潮湿告诉我她是多么痛苦。她开始抽泣起来。我听着她默默的哭泣。在那个八月的多雨的下午，我们坐在枫苑的一张桌旁，手肘撑着桌面，就这样坐了好几个钟头。那是苏菲和内森那次灾难性的决裂后的第三天，我在前面曾提到过。当时他们两人消失之后，我去了曼哈顿见我的父亲。(他的这次来访对我非常重要，事实上我当时已经决定和他一起返回弗吉尼亚。我将在后面详细叙述这件事。)自从那个晚上的聚会后，我闷闷不乐地回到粉红色宫殿，以为又像上次一样眼前一片狼籍——当然更没想到还能见到苏菲。这太不可思议了。她正在她的房间里，把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放进一只箱子里；内森踪影全无——我把这看作是上帝赐予的恩惠。在我们凄凉而甜美的重逢后，我和苏菲冒着夏日的倾盆大雨来到枫苑。不用说，当我注意到苏菲以真真切切的高兴心情看待我的出现时，简直令我欣喜万分。我又可以嗅到她的脸和身上的气味。据我所知，除了内森，也许还有布莱克斯托克，我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真正接近苏菲的人。而且我还感觉到，当我的出现时，她像抓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一把抓住了我。 第68节 苏菲的新嗜好 她仍然沉浸被内森抛弃的惊恐不安之中。(她告诉我说，她在廉价的耗子乱窜的西城饭店住了三天。在那三天里，她多次想从楼顶跳下去。她一点不为这种情绪感到后怕。)显然，内森的离去给她的精神带来极大的创伤。而且，这种悲伤将令她洞开记忆的闸门，使记忆的潮水像瀑布一样倾泻而出。但以前未曾注意的一件事引起了我的警觉。她开始喝酒，当然不算厉害；而喝酒也并未扰乱她的神志。但在那个灰蒙蒙的雨天的下午，她喝下了三四杯加水的威士忌；这与她和内森所过的那种有节制的生活相悖。也许放在她胳膊旁的那几个小酒杯应引起我更高的警觉。不管什么时候，我只喝我习惯的啤酒，对苏菲的这个新嗜好并没太在意。我肯定完全忽视了她的酗酒。苏菲又开始讲述。(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了无生气地凝视着前方，或许任何处于这种状况的人都会这样。她开始讲述与鲁道夫•弗兰兹•霍斯的故事的后面部分。)她的讲述令我大吃一惊，满脸像被霜冻似的一阵刺痛。我倒吸了一口气，四肢像芦苇一样软弱无力。而且，尊敬的读者，我知道她没有撒谎…… “斯汀戈，我的孩子也在奥斯威辛。是的，我有一个孩子，我的儿子吉恩。一到那儿，他们就把吉恩从我身边带走了。他们把他关在儿童营里。他那时才十岁大。我知道你一定会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提起过我的孩子。但这事儿我不能对任何人说。这太难了……一想到这件事就令我难以忍受。是的，几个月前，我曾把这件事告诉过内森。我只是简略地讲了一下，我说永远不要再提起这件事儿或告诉任何人。现在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如果你不了解吉恩的事，就无法理解我和霍斯之间的关系。以后我再也不想提这事了，你也不要问我任何问题。不，请一定别问…… “那天下午，当霍斯站在窗前凝视外面的时候，我对他说了。我知道我不得不抛出最后的一张牌，向他吐露在我心底埋藏了一天又一天[1]，埋藏在悲伤不能到达之处的东西。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乞求，哀叫，哭泣，只希望能感动那个男人，让他给我一点怜悯——如果不是为我，那就为我在这世界上能活下来的惟一寄托。于是，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说：‘司令官先生，我知道我不能为自己提什么要求，你也必须照章行事，但我求你在将我送回去之前，为我做一件事。我有个儿子关在儿童营，他的名字叫吉恩•泽韦斯妥乌斯基，十岁。我有他的编号，我将带来交给你。他是和我一起来的，但我已有六个月没看见他了。我渴望能看见他。我很担心他的身体，现在冬天就要到了。我求你想想办法救救他。他的身体很糟，而且还那么小。’霍斯没有回答我，只是木然地盯着我。我开始有些支持不住了。我伸出双手，摸到他的衬衫，然后一把抓住，说：‘求求你，如果你对我有一点点好感的话，求你为我做这件事。不用放我，只要放了我的孩子。你肯定有办法办到此事，我会把我想到的办法告诉你的……求求你为我做这事。求求你，求求你！’ “我知道，我不过是他生命中的一条虫豸，一点波兰渣滓。他抓住我的手腕，把我的手从他的衬衣上拉开，说：‘够了！’我永远忘不了他话音里的狂乱与气愤。他对我说，让他干这种事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我在没有上级命令的前提下释放任何一个犯人，因为那是犯法。’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这些话触动了他某个可怕的神经。他说：‘你真是胆大妄为！你把我当作什么，一个你能操纵的笨蛋？仅仅因为我向你表示了某种特殊的感情，你以为就可以让我滥用职权？只因为我表达了一丝爱意？’最后他说：‘真令人恶心！’ “斯汀戈，你是否觉得这很荒唐？当时我控制不住自己，扑倒在他身上，双手抱住他的腰，不停地求他，一遍又一遍说‘求求你’，但从那变得僵硬的脸部肌肉和传遍全身的一阵阵颤栗，我知道我完全失败了。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停下来。我继续说：‘那么至少让我见一见我的孩子，让我看看他。就一次！就让我看看他，在回集中营前用我的手臂再抱他一次。’当我说到这里，斯汀戈，我忍不住在他面前跪了下来，把脸紧紧地贴在他的靴子上。” 苏菲停了下来，双眼又开始长时间地凝望捕获她整个身心的过去。她心不在焉地呷了几口威士忌，又仰头喝了一两次，沉浸在迷乱的回忆中。我发现，就像寻求现实的证据似的，她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我的手已有些麻木起来。“对奥斯威辛的人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人们有许多议论。在瑞典的难民营里，来自奥斯威辛或比克瑙(后来我也被送往那里)的人们常常议论发生在那种地方的各种各样的行为。比如这个人为何甘愿成为一个邪恶的犯人头，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同胞，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死去？又比如别的人为何会做一些这样那样的英勇的事，为了别人的性命而牺牲自己？再比如说，为何一些人把一点点面包、土豆和清汤给了别人，宁愿自己挨饿甚至饿死；而另一些人——男人，女人——却为了一点点食物不惜杀死或出卖他人？集中营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怯懦、自私，有些勇敢、无畏——没有一定之规。没有。但奥斯威辛是一个十分恐怖的地方，斯汀戈，恐怖得难以置信。你真的不能像在现在这个世界一样，说这个人应该这样做，那个人不应该那样干。如果他或她做了一件高尚的事，那么你可以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对他们心怀敬意。但纳粹都是凶手，他们要么杀人，要么把人变成病态的动物。所以，如果人们干了不那么高尚，甚至有如兽行的事，你一定会仇恨它，理解它，或许同时还会可怜它。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把人变成动物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 苏菲停了一会儿，紧闭双眼，仿佛陷入沉思之中，然后又一次茫然地盯着前方。“所以，直到今天，有一件事对我来说仍是一个谜。既然我知道这所有的一切，知道纳粹把我也变成了一个病态的动物，那为何我会对我干过的事一直有一种犯罪感，一直为我的活着感到罪恶。我一直无法摆脱这种罪孽感。我想，它将是我永远无法摆脱的东西。”她又停了下来，然后接着说：“我猜这是因为……”她犹豫了，没有说完这句话。我听见了她声音中的颤音——也许是因为她比任何时候更疲惫不堪。她说：“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摆脱它。永远不会，因为我摆脱不了，也许那就是德国人留给我的最糟的东西。” 她终于松开紧紧抓住的我的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说：“我用双臂抱住霍斯的靴子，把脸贴在那双冰凉的皮靴上，好像它们是貂皮或别的什么温暖、舒适的东西。你知道吗？我想我甚至愿意用舌头去舔它们，舔那双纳粹靴子。你相信吗？如果那时霍斯给我一把刀或一支枪，让我去杀人——杀犹太人，波兰人——都无关紧要，我会毫不犹豫，甚至乐意去干这样的事，如果这能让我见到我的孩子，用我的双手拥抱他——哪怕只有一分钟。 “这时，我听见霍斯说：‘站起来！你的表演令人厌恶。起来！’但我站起来后，他的声音又变得温和起来。他说：‘你当然可以看见你的孩子，苏菲。’我意识到这是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接着——噢，基督耶稣，斯汀戈，他又一次真正地拥抱了我。我听见他说：‘苏菲，苏菲，你当然可以看见你的小儿子。’他说，“难道你以为我会拒绝你吗？你以为我真是一个魔鬼吗？’” 第69节 黑人的进步 “儿子，北方相信自己拥有名副其实的美德，”我父亲说，一边小心翼翼用食指抚摸着那只青紫的眼睛。“当然，他们错了。你认为哈莱姆[1]的贫民窑真能代表南方花生地里黑人的进步吗？你认为黑人在那无法忍受的贫穷、悲惨的生活中还能继续感到满足吗？儿子，总有一天，北方将为这些虚伪的‘宽宏大量’，为这些狡猾、空洞的所谓容忍的姿态而后悔。总有一天——记住我的话——会清楚地证明北方和南方一样存在偏见。在南方，那种偏见至少是公开的；但在这儿……”他停下来，又摸了摸眼睛。“一想到酝酿在这些贫民窑中的暴力与仇恨，就让我感到真正的担忧。”我父亲很了解南方的偏见，几乎是一个终身的南方自由派。他从来不会把南方各种各样的不合理的种族罪恶转嫁到北方头上。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我很注意地听他说，完全没有意识到——在1947年的夏天，他的话将预言般得到证实。 午夜已过去很久，我们仍坐在麦卡阿尔宾旅馆的酒吧里小声交谈着。这是他刚到纽约一个多小时，与一个名叫托马斯•迈克古利，车号“8608”的出租车司机大吵一架后，我把他弄到这儿来的。老头子(这个方言词是我对父亲的特殊称谓，五十九岁的他仍显得十分健壮、年轻)被打得很厉害，虽然没伤及要害，但额头上出了血，需要稍微包扎一下。等一切恢复正常后，我们便坐在这儿一边喝酒一边交谈(他喝波旁威士忌，我则一如既往地要了莱茵戈德啤酒)，谈着诸如奇萨比克以北的大中都市的颓废与南方天堂乐土般的大草原之间的裂缝一类的话题。(在这一领域，除了亚特兰大之外，父亲几乎预见到了每一件事情)。父亲与托马斯之间发生的争吵，暂时将我从近乎绝望的感情中拉了出来。 让我们回忆一下吧。这一切都发生在几小时之内。那时我在布鲁克林，以为苏菲和内森将从我的生活中永远消失。我当然会这样以为——因为我想不出别的原因——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所以，当我离开耶塔公寓乘地铁去曼哈顿与父亲会面时，我极度沮丧、忧伤，浑身难受——自母亲去世之后，我很少(或从未)感受过这样的痛苦。这是一种悲伤与焦虑混在一起，失去亲人般的痛苦；争相涌出的几种情感搅得我晕头转向，精神极度紧张。盯着地铁隧道中急速后退的忽明忽暗的灯光，我感到一阵阵有如重物般的痛苦向我袭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没有——或者说不能——哭，但有好几次，我意识到自己快要晕倒了。我仿佛成这一场意外死亡的惟一目击者，仿佛苏菲(还有内森，尽管他的暴怒、迷惑和反复无常令我不堪重负，但他仍然是我们这个紧密的三人组合中最重要的一分子，以至我无法放弃对他的热爱和忠诚)突然遭遇了一次交通事故，作为幸存者的我被骤然而至的灾难所震惊，呆在那儿不知所为。地铁在第八大街下的地下洞穴里穿行时，我所知道的便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在一瞬间与我隔绝。这种失落感令我极度痛苦，恍若被活埋在一大堆灰烬下面。 “我十分佩服你的勇气，”我们在苏拉夫特吃晚餐时，父亲说，“对一个文明地方来的人说，我打算在这儿度过的七十二小时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我想，你太年轻了，所以才会被这个章鱼般的城市所迷惑，而不是被吞没。我从没到过这儿，不过，难道真如你在信中所说，布鲁克林的有些地方令人想起里齐蒙德？”　　尽管从偏远的潮汐镇到纽约是一段漫长的旅行，但父亲的情绪仍然很好，这也有助于我摆脱那杂乱无绪的情感。他说，三十年代后期他再没来过纽约，弥满于这整座城市的富足豪华使它更像花天酒地的巴比伦城。“这是战争的产物，儿子。”这位曾参与约克城和企业号航空母舰装配建造工作的工程师说，“这个国家越来越富有。我们不仅免受大萧条的袭击，还变成了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说这么多年来有什么东西使我们得以保持领先于世界上的共产主义者的话，那只能是：钱。我们拥有大量的金钱。”(请不要根据这番话推出我父亲是一位反共产主义者的结论。正像我曾说过的那样，他是一个具有明显的左倾倾向的南方人；六七年后，当麦卡锡主义处于高潮时，“美国革命之子”组织在威斯康辛州发表了支持那位参议员的声明，于是他愤而辞去了该组织弗吉尼亚地区主席候选人的提名，尽管基于家族原因他对一职务已渴望了二十年之久。)　　就经济而言，无论来自南方(或别的什么小地方)的人如何老辣，没有一个不被纽约的交通与物价惊得目瞪口呆。我父亲也不例外，不满地看着我们用餐的账单——我想大约是四美元——想想看！在那个银根紧缩的年月，以都市标准来看这个要价并不算高；即使在苏拉夫特这种最普通的餐馆也是如此。“如果在家里的话，”他抱怨说，“你可以用四美元支付一个周末的账单。”我们在夜色中朝百老汇走去，向北穿过时代广场。这时老头子已恢复平静，但时代广场又使他陷入一种迷惑、虔诚的沉思之中，虽然他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但我想，与其认为他的反应是反对或不赞成，勿宁说是震惊。如同被人在一个淫秽的地方打了一耳光似的，他为时代广场在夜色中展现的一切感到震惊。 就我看来，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与淫秽的所多玛城[1]并无二致，但在那个夏天，时代广场的夜晚虽然充满色情，却不比奥马哈或盐湖城之类的基督教城市里阴暗的米黄色广场更堕落。然而，霓虹灯下衣衫单薄的妓女和奇装异服的吸毒者仍比比皆是，以至于他不时发出低沉的感叹声，以舍伍德•安德森式的土里土气的直率叹息着“耶路撒冷！”这多少分散了我低迷的思绪。我见他一直注视着那些穿着紧身衣轮廓清晰搔首弄姿的妓女，有些呆滞的眼睛里闪现着惊讶与不相信的神色，当然还有些痒痒的感觉。他找过女人吗？我不知道。在度过九年的鳏夫生活之后，他肯定有权这么做，但如同大多数南方人(或美国人)一样，即使在壮年时期，他对性仍然有所保留，甚至隐秘不宣。他那段时期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谜。其实，我希望他在身体尚可的时候，不要像奥南[2]那样仅仅满足于手淫，而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不过，或许他已可怜的并最终摆脱了那种诱惑，而我则误解了他的目光。 在哥伦比亚环行道，我们乘一辆出租车回麦卡阿尔宾饭店。我受到又一次陷入了低落的情绪，因为我听见他说：“你怎么了，儿子？”我咕哝着说了些胃痛之类的话——可能是在苏拉夫特吃的什么东西引起的——让他不必理会。虽然我很想让某人分担一下我的痛苦，但我发现我不可能向谁泄露我生活中的这一巨变和秘密。我并不真正了解我究竟有多失落，对导致这种失落的复杂情形更无法言明：对苏菲的爱情，对内森非同一般的友情，内森几小时前的疯狂发作，以及最后的突然消失？不是俄国小说迷(有些剧情与刚才那场争吵十分相似)的父亲将完全不能理解。“是钱出了什么问题吗？”他问，还加上一句，说他明白我不能靠他几星期前寄来的卖黑奴阿提斯特的钱过上一辈子。然后，他委婉地绕到这个问题上，说或许我应该考虑回南方去。他刚刚把这话放在嘴边，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出租车已停在麦卡阿尔宾门前。“我觉得你和刚才我们看见的这类人住在一起不会是件好事。”他还在说着。 就在此时，我目睹了一件比任何文学作品或社会学理论更能说明存在于南北方之间的可怕裂痕的事情。这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不可原谅的严重错误，但它强烈地指向两种文化观，指向两种迥然相异的文化土壤。错误的起因在我父亲。虽然在南方，付小费这样的事(至少到那时为止)不被看重或不必以郑重的方式表示，但他应该知道不应该把五分镍币作为小费付给托马斯•迈克古利。要不干脆不付一个子儿，反倒没什么关系。迈克古利则错在对父亲不依不饶，还加上了一句“操你妈”。这并不是说我父亲的行为对不习惯收小费或只习惯收少量小费的南方出租车司机不会产生受辱之感，然而无论内心如何气愤，他都会保持缄默而不怒形于色。同样，这也不意味着纽约人能默然接受迈克古利的脏话，只不过这些话已成为街上出租车司机们的口头禅，大多数纽约市民早已耳熟能详而不会以牙还牙。 已从出租车上下来的父亲把鼻子重新伸近前窗的挡风玻璃，用不相信的口吻问道：“我听见你说什么了？”这用词很重要——不是“你说什么？”或“你说的是什么？”而是强调“听见”，言外之意是他的听觉器官还从未听过如此下流的语言，甚至没有听到这两个词被单独说出来，更别提它们被一前一后连着说出来了。阴影中的迈克古利脖子很粗，头发微红。我看不清他的脸，但听他的声音相当年轻。如果他在夜色中一走了之便天下大吉了，但尽管稍稍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感到他对父亲的镍币非常恼怒，并想大吵一架，以回应我父亲对他那句下流话表示的愤怒。于是迈克古利在回答时，甚至用了一句文诌诌的句子：“我说你一定是个他妈的南方蠢驴。” 我父亲的声音变成了喊叫——声音不大却很狂怒，令人心惊——他在想如何回敬这家伙。“我想你一定是这座令人恶心的城市里的渣滓、垃圾，才让你生出了这么一张臭嘴！”他大叫着，闪电般的迅速滑回南方祖先古老的修辞手法。“你是恶心的渣滓，你还不如一只阴沟里的老鼠！在美国任何一个正派的场所，像你这样口吐恶言的人都应该被拉到大庭广众之下鞭打示众！”他的声音抬高了一些；麦卡阿尔宾灯光明亮的门厅前的人们都在驻足观望。“但这儿既不正派也不文明，你却对着我们这些文明人大吐脏话——”他的话说到一半便被打断了，迈克古利将车猛地朝前一窜，然后飞快地逃之夭夭。一股强烈的带动力几乎将我父亲带倒在地，他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着，呼地转过身来，猛地撞在一个铁铸的“禁止停车”的标志牌上，像栩栩如生的卡通片一样，发出一声响亮的带有回音的“梆”的声音！但这一点儿也不好笑。我当时想，这可能会导致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但半个小时后，他却坐在那儿呷着波旁酒，大肆抨击北方的什么“道德专利”。他流了许多血。当我把这位受害者扶到麦卡阿尔宾旅馆的门厅里时，正巧旅馆的医生打那儿经过。他好像喝了酒，但他知道该如何处置一位眼圈青肿的患者。冷水和绷带终于止住了血，但没能让老头子消气。我们坐在麦卡阿尔宾酒吧的阴影里调理他的伤处，那只青肿的眼睛使他与八十年前在首相斯维尔一只失明的他的父亲越来越相似。他仍然怒气未消，不停地诅骂着托马斯•迈克古利。我有点厌烦，虽然他的诅咒像漫画一样形象。我发现老头子的怒火既不出自某种派头也不是假装正经——作为一个船坞工人和以前的商船水手，他的耳朵肯定早已塞满这样的污言秽语——而是出自对良好行为和文明体面的公众场所的信赖，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沮丧的平衡主义。我开始明白，他在情感上对北方的疏远大多源自于此。简而言之，他认为人们之间的交谈不能平等进行时，他们之间的平等也随之消失。他终于慢慢平静下来，不再骂迈克古利，转而抨击北方所有的邪恶与缺点：骄傲自大，虚伪，以及所谓的道德优越感。突然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顽固守旧的不折不扣的南方人，但这似乎与他的自由主义并不抵触。这令我很吃惊。 第70节 你再不能回家 终于，他骂得——也许随着疼痛的慢慢减轻——精疲力竭；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我催促他上楼休息。他很不情愿地照我的话做了，回到他为我们俩订的双人房间，伸手伸脚地瘫倒在床上。我们的房间在五楼上，可以避开下面大街的嘈杂。我将在这里和他共度两个夜晚——两个在电风扇下汗流浃背情绪低落无比沮丧的无眠之夜(主要原因是我对苏菲和内森的持续的绝望)。尽管已疲惫之极，父亲仍喋喋不休地谈着南方。(我后来得知，他此行至少想完成一项使命，即把我从北方解救回去；虽然他没有直接向我透露这一点，但这狡猾的老家伙肯定想把这次旅行的大部分时间花在阻止我加入北方佬行列的行动上。)在第一天晚上沉入睡眠之前，他一直盘算着如何让我离开这个令人困惑的城市，回到属于我的乡村去。他咕哝着“人类的各个方面”，声音越来越遥远，含混。 人们不难想象，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和他的对什么都不满意的南方老爹是如何度过纽约夏日的后来几天的。我们参观了一系列旅游景点，去了我们俩都没去过的自由女神像和帝国大厦楼顶，乘环曼哈顿的观光艇绕城一周。还去了音乐大厦，在那儿观看了罗伯特•斯特克和伊芙琳•凯斯主演的喜剧，整场时间都在打盹。(我记得在整个过程中，苏菲和内森带给我的哀伤始终像裹尸布一样笼罩着我。)我们还参观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我以为老头子会反感那种地方，结果他兴致勃勃，那明亮简洁呈直角形状的孟得里安斯令这位工程师十分高兴。我们在霍恩—哈达特用餐，他惊讶于那里的自动售货机；到内迪克和斯托弗尔，还有——我当时认为很高档的介于商业区与住宅区之间的“老饕餐厅”品尝美味。我们去了几个酒吧(其中包括偶然碰上的位于四十二街的一个淫荡下流的年轻人的聚会场所，在那里我观察到父亲像戴了一个假面，一下子脸色青灰，像燕麦粥，随后又不可思议地完全变了形！)不过，每晚我们都在对潮汐镇的花生地的谈论中早早就寝。我父亲打鼾，而且相当厉害。我的上帝！第一天晚上，我还能在他打鼾的间隔迷糊一会。现在回想起来，他的鼾声真是惊天动地(由于中隔膜松弛移位，他的鼾声响如雷鸣。据说夏天若不关窗，那声音足以惊醒隔壁的人。)最后那天晚上，他的鼾声成为我失眠交响曲的一部分。令人无法忍受的烦躁和狂暴阵阵袭来：一阵急速而痛苦的负疚，继而一阵狂躁的令人痉挛的性欲冲动，最后移向令人深情难忍的对南方的甜蜜回忆，折磨得我整晚无法合眼。 我躺在那儿，心里充满内疚。我想起我还是个小孩子时，父亲从未处罚过我，只有一次——那是一次罪过，为此我甘愿受罚。这事与我母亲有关。在她临死前的那一年——我十二岁，癌细胞已侵袭到她的骨质中。一天，她那孱弱的腿不听使唤了，摔了一跤，小腿胫骨骨折，以后便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从此她只能缠上绷带，拉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路。她不喜欢躺在床上，只要可能便尽量坐着，每次都把缠着绷带的那条腿伸出来，放在脚凳或别的什么东西上。她那时刚刚五十岁，但我意识到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我有时能看见这种恐惧。我母亲不停地阅读——书成了她的麻醉剂，直到剧痛无法忍受时才用真正的麻醉剂代替赛珍珠。在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那满头灰发，以及那张戴着眼镜伏在《你再不能回家》上的和蔼消瘦的脸(早在我看沃尔夫的书之前，她已是一个沃尔夫的痴迷读者；她同时也看那些书名美丽的畅销小说，如《尘埃是我的归宿》、《太阳是我的克星》之类，如果没有那个架在矮凳上的金属夹板，这该是一幅多么安详温馨富有文化气息的家庭图景。我还记得当天冷的时候，她总在腿上搭一块磨损的针织软毛毯。虽然弗吉尼亚潮汐镇很少有真正的低温天气，但一年中总有那么几天会很冷，而且因为这种时候极少出现，一旦冷起来更让人难以忍受。在我家那小小的厨房里有一个很小的烧煤的炉子，起居室里有一个玩具似的壁炉可以供一点点暖。 就在这个壁炉前，我母亲在整个冬日的每一个下午都躺在那张沙发上看小说。我是这个家里惟一的孩子，不算十分溺爱但还是备受骄宠；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极少，其中之一就是在下午放学后赶回家检查壁炉里的火是否燃着，因为我母亲虽说没有完全瘫痪，但已经没有力气往炉里添木头。家里有一部电话，但放在前厅，要下几级楼梯，她无法下去。那么你们一定能猜到我犯了什么错：一天下午，我把她忘在脑后，和一个同学以及他的哥哥开车兜风去了。我们坐在那辆崭新的时髦的帕卡德•克利帕尔轿车上，简直要为那车发狂了。它那时髦高贵的神气完全迷住了我。我们怀着愚蠢的虚荣心开着它穿越乡间小路。随着下午过去夜幕降临，温度也同时在下降；大约五点钟，克利帕尔在离我家很远的一片松树林中熄了火。我突然感到一阵浸入骨髓的寒冷，这才想起被我遗忘在家的妈妈。我吓得差点晕倒。耶稣基督，罪过…… 十年后，当我躺在麦卡阿尔宾五楼的那张床上，听着父亲的鼾声，又一次被这内疚(当时无论如何消除不了)刺激得无比痛苦，但这痛苦中也掺杂着对老头子的感激。他对我的玩忽职守采取了宽容态度。他毕竟是一个基督徒(我认为我并没有间接地提到这点)，心慈手软。那个灰蒙蒙的下午——我记得当我们驾驶着那辆克利帕尔往家疾驰时，天空中正飘着细碎的雪片，被风吹得上下翻飞——我父亲已下班回到家里，在我回去之前半小时来到了她的身边。当我回到家时，他正自言自语地在那儿揉搓着她的手。那简陋房屋的灰泥墙壁根本无法抵挡寒风的侵袭。壁炉的火在他回家前半小时已经熄灭，他看见她在毯子下瑟瑟发抖，嘴唇青紫，脸色像粉刷过一样惨白。房间里烟雾弥漫，她曾试图燃烧那拐杖得到温暖。上帝知道她是怎样被爱斯基摩似的彻骨寒冷吞没的——用来抵御死亡的畅销书全被她压在腿上；她用我至今难忘的艰难动作拉扯着金属夹板，那夹板越来越冷，像尖硬的石头一样压在那条痛苦、无用、长满癌细胞的腿上。当我冲进房门时，一个东西猛地抓住我的灵魂：她的眼睛——那双淡褐色的备受折磨惊恐不已的眼睛，一与我的眼睛相遇便迅速移开。那眼神移动得如此之快，如同大刀砍下一只手一样迅疾，然而正是那飞快移开的眼睛使我一下子产生了罪恶感。我惊恐地意识到我使她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她哭了，我也哭了。就这样，我们如同隔着一片辽阔的荒凉湖泊，互相倾听着对方的哭声。 我现在能肯定，我父亲，这个一向温和宽容的人对我说了些十分严厉的话。但我已记不清他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寒冷——柴禾间浸入骨髓的寒冷，还有黑暗。他把我弄到那儿，要我在那儿一直呆到黑夜完全降临，直到凄清的月亮挂上天空，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冻僵为止。我记不清我在那儿呆了多久，哭了多久，我只记得我和我母亲一样被冻得浑身发抖。我是罪有应得，任何一个罪人都应毫无怨言地接受惩罚。我想我大概被关了不到两个小时，但我宁愿一直呆到早上，或直到被冻死——只要能赎清我的罪过。我父亲的惩罚是否正好成全了我赎罪的愿望呢？他尽可能用平静的方式处理了这件事。但不管怎么说，我的罪过已永远无法洗清，因为在我心中，它一直是导致我母亲死亡的一个不可推卸的原因。 母亲死得很惨，是在剧痛中死去的。六月中旬，也就是那件事发生十个月后，她服下大量吗啡，在迷迷糊糊中死去。而在头一天晚上，我一直在那间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对着那堆余火想了又想：我那次的失职是否就是她再也不能恢复健康的原因？罪过，可恨的罪过。负疚之感如潮水一样向我袭来。它就像伤寒一样，使一个人在这罪恶毒素的重负下度过一生。我躺在麦卡阿尔宾凸凹不平的床垫上辗转反侧，想起母亲的眼睛，悲痛像一块尖利的冰块直刺我的心。我又一次问自己，我的那次过失是否加速了她的死亡，她是否已原谅我。去他妈的，我想。这时，隔壁的响声惊动了我，我马上想到了性。 我父亲那松驰移位的中隔膜像突然被吹进了一阵风，鼾声变得像丛林狂想曲似的充满喧闹——猿猴叫，鹦鹉闹，粗哑的喇叭声……但透过这些嘈杂的声音，我仍能听见隔壁房间两个人正在狂欢——这是我父亲对性交的说法。叹息声，床垫嘎嘎的响声，欢愉的叫喊声。我心想，上帝啊，难道我永远只能充当别人做爱的孤独听众，而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参与者？我痛苦地承受着煎熬。我回想起我与苏菲、内森的相识便是这样开始的。斯汀戈，一个不走运的偷听者。父亲此时像隔壁那两个带给我痛苦的人的同谋似的，突然咕哝了一句翻过身去，一时没了声音，使隔壁的一举一动真真切切地传进我的耳朵。那声音离我很近，几乎就在眼前——“噢，蜜糖……”那女人喘息着说，伴随着一阵有节奏的滑腻声响(像扩音器一样使我的想象力膨胀)，引逗得我把耳朵紧贴在墙上。他们在黑暗中的严肃对话令我惊讶不已：他问他的那个东西是否够大，她是否达到了“高潮”。她回答说不知道。真急人，急人。然后突然一阵沉寂(我想一定是在改换姿式)，我大脑里的棱柱窥视镜试着映出了罗伯特•斯特克和伊芙琳•凯斯那令人瞠目结舌的“69”式，但我马上放弃了这个想象，逻辑强迫我更换在我的性爱舞台上表演的角色：两个来自塔诺卡的永不满足的蜜月旅行者。在我脑中展开的色情表演时而变成火锅，时而变成杀戮。(当时我根本无从想象，也不会相信，这预示着黄金岁月的来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之后，就在下面大街的雾蒙蒙的电影集市里，只需五美元就可以像西班牙征服者占领新世界那样，自由自在地观赏性表演：闪着光泽的肉红色的阴门像卡尔斯巴德洞穴的入口一样高大耸立；细密的阴毛像西班牙苔藓似的茂密丰厚；像安装上马达一样的用力射精的男性生殖器；身材高大面容恍惚嘴唇潮湿的年轻的印第安公主，极尽想象之能事地做着各种可能的极其详细的口交和性交姿式。) 我梦见了拥有奇特的口舌的亲爱的莱斯丽•拉普德斯。和她在一起的那段经历带给我深深的耻辱，使得我在这几周将她从记忆中彻底抹去。但现在，我幻想她用“上位”骑在我身上，这姿式是著名的家庭性爱顾问范•德•威尔德和玛利•斯托皮斯博士推荐的，几年前我在家时曾偷偷学过。我让莱斯丽跨坐在我身上嬉戏着。她的胸部磨擦着我，我淹没在她瀑布般倾泻而下的头发里。她的话灌进我的耳朵(现在全是毫不做作的恳求)听来十分惬意。自从产生青春期萌动之后，尽管我的解决方式颇具创造性，但几乎总是用清教徒的节制方式通过硬邦邦的手予以解决；但今晚，我的欲望像狂奔的野马把我完全拖垮。啊，天哪，当我在幻想中与莱斯丽以及另外两个摄魂夺魂的妖妇疯狂做爱时，我肿胀得疼痛难忍。这两个妖妇当然是玛利亚•亨特和苏菲。想着这三个人，我意识到她们一个是南方式的清教徒[1]，一个是莎拉•劳伦斯式的犹太女子，最后一个是波兰人——一个以多样化为其特征的混合体。还有，这是三个死人，不仅在类型上还是意识上都是死人。不，并不是真的死去(只有一个，性感的玛利亚•亨特已见了上帝)，但就她们与我的生活的关系而言，她们早已毁灭了，死去了，完蛋了。　　狂热的幻想令我茫然。是因为我不能忍受这三个瓷娃娃全都从我的手指缝间滑落下去摔得粉碎，还是因为她们最终的不可得(我意识到她们都永远离开了我)煸动了这次地狱般的欲火？我不知道。我扼腕痛惜，为想象中无所顾忌放荡不羁的男女混交头晕目眩。我脑子中的性伙伴迅速变换着。不知怎么的，莱斯丽变成了玛利亚•亨特，我和她在奇萨比克海湾的沙滩上纠缠在一起。那是仲夏的正午时分，她狂醉的眼睛在我的幻想中转动着，嘴咬着我的耳垂。想想吧，我想，想想吧——我成了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和玛利亚长时间地狂欢；就在我父亲的鼾声里。他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到卫生间去小便，我们仍像水貂一样缠绵着。我脑子一片空白，等着他回到床上，鼾声再起。接着，与拍打在岸边的带着绝望和欲望的悲伤浪花一样，我发现自己正在与苏菲疯狂做爱。当然，她才是我渴望已久的爱人，但这太令我吃惊了。因为那年夏天我对苏菲的渴望一直是孩子气十足的理想化的罗曼蒂克。事实上，我从未让与她交欢的生动场景真正出现在我的脑海或扰乱我的心灵；现在，当失去她的绝望像一双手卡住我的脖子时，我才第一次领悟到我如此绝地爱着她，我的欲望是那么的强烈。我呻吟着，声音很大，把父亲惊醒了——我拥抱着我梦中的苏菲，完全沉醉在其中；我大声叫着她的名字。父亲的身体在黑暗中动了一下。我感觉到他的手伸过来触摸我：“儿子，你还好吧？”他忧心忡忡地问。 第71节 一个女人 我佯装未醒，嘴里含含糊糊地咕哝了几句。但我们俩都清醒了。　　他担忧的声音变得愉快起来：“你在叫什么？肥皂[1]？在做噩梦吧？你一定是洗澡时遇上鬼了！” “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撒谎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电扇嗡嗡地转着，断断续续地传来城市嘈杂的夜声。最后他说：“有什么事让你心烦？我能看出来。你想让我知道吗？也许我能帮上点忙。是个女孩——一个女人，对吗？” “是的，”我犹豫了一下，“一个女人。” “你想给我讲讲吗？我以前也有过类似的麻烦。” 我粗略地讲了一下。很简略，但大致清晰：一个无名的波兰难民，比我大几岁，美丽得无法形容，战争的受害者。我含含糊糊地提了一下奥斯威辛，但没提内森。我曾爱上她，但由于种种原因成了泡影。我略去了一些细节：她的孩子，她如何来到布鲁克林，她的工作，她不可能再留在这儿。我告诉他，一天前她消失了，我对再次见到她不抱任何希望。有好一阵子我没有说话，接着用无所谓的口气加了一句：“我想我会应付过去的。”我示意我想改变话题。一谈起苏菲，痛苦便开始向我袭来，五脏六腹一阵阵痉挛，揪心般地疼痛。 父亲嘟嘟囔囔地说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安慰话，然后沉默下来。“你的工作进展如何？”他终于问到此事。在此之前我一直避开这个话题。“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 我感觉浑身开始放松下来。“不错。”我说，“我在布鲁克林写得很顺利。至少在这事发生前，在这女人的事出现之前一直很顺利。我指的是这次分离。这事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搅乱了。我什么也干不下去，都停下了。”当然我不能说这个。一想到要回到耶塔，在没有了苏菲和内森的令人窒息的真空笼子里重新开始写作，我就难受得想死。那里会令我想起我们共同度过而现在已消失殆尽的快乐时光。“我想我会很快重新开始的。”这话并不发自真心。我感到我们的谈话慢慢停了下来。 父亲打了个哈欠。“唔，如果你真想重新开始的话，”他睡意浓浓地咕哝着说，“南安普顿的那个农场还给你留着。那是个写书的好地方。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孩子。”他又打起鼾来。这一次没有动物园嘈杂的喧闹声，而是像炮轰一般惊天动地，就像向斯大林格勒发起的一次总攻。我绝望地用枕头把脑袋严严地捂起来。 但我还是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瞌睡，甚至小睡了一会。我梦见了那个已经死去的捐助人——黑奴男孩阿提斯特，但这梦又和另一个有关黑奴的梦搅在一起，也就是我几年前知道的那特•特纳。我大叫一声醒了过来。天已放亮，我在晨曦蒙胧中盯着天花板，听着下面大街上警车尖利的鸣叫声。那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刺耳，令人难以忍受。我焦虑地听着这声音，直到它渐渐变弱，最后成为一阵模糊的颤音，消失在拥挤不堪肮脏杂乱的住宅区里。我的上帝，我想，在这个世纪，南方的静谧与这都市的尖嚣怎么能同时存在呢？真不可思议。 那天早上我父亲准备动身回弗吉尼亚。也许是纳特•特那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那天早上躺在床上，一股思乡之情突然涌上心头。也许是因为失去了在布鲁克林的心爱的人，于是父亲提供给我的旧农场成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所在。不管怎样，当我们坐在麦卡阿尔宾的咖啡店里，吃着抹上厚厚一层黄油的薄煎饼时，我告诉老头子也替我买一张票，然后在宾夕法尼亚车站与我碰头。他惊得目瞪口呆。我要和他一起回南方，然后去农场。我在一阵突如其来的轻松和愉快中宣布道。他所要做的便是给我一个上午，让我回耶塔公寓收拾行李，结账，然后永远离开。 然而正如我所提到的，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至少当时不是。我从布鲁克林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我还是决定留在这个城市。因为那天早上我在粉红色宫殿的楼上碰见了苏菲，她孤零零地站在我以为她将永远离去的一片狼籍的房间中。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在一个神秘的关键时刻回到了那里。再过十分钟，她便会收拾好那些杂乱的东西永远离开，而我也将永远不能再见到她。对过去做其他的推测是愚蠢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我没有偶然介入她的生活，她是否会生活得更好一些？如果她没有留下，而是去了别的什么地方——也许在布鲁克林或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天知道又会怎样呢？ 在纳粹鲜为人知的诸多行动计划中，有一项名为利波斯波恩，即所谓的新生计划(更确切的称呼是“生命的源泉”)。这个计划是纳粹基因热爱狂的谵妄的产物，实施目的是扩充所谓“新秩序”的行列。它首先通过系统的繁殖计划，然后在占领区有组织地绑架“适合”的儿童来加以实施。这些孩子被送到德国，安置在忠于元首的家庭里，在一个冷漠纯净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环境中长大成人。这些孩子在理论上应具有纯粹的日耳曼血统。但正如纳粹在种族问题上常常出现的颇具讽刺意义的权宜之计一样，这项计划的许多年轻受害者来自波兰，因为虽然波兰人被视为下等种族，但和其他斯拉夫人一起，在犹太人被实施最后灭绝后，波兰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继任者；而且，他们在许多方面符合某些残酷的人体实验的体格要求——面部特征与北欧血统的人极其相似，且金发碧眼，肤色白皙，与纳粹的审美观颇为适合。　　虽然新生计划未能像纳粹所期望的那样得到大规模的实施，但它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仅从华沙的父母身边被强行掠走的波兰儿童就数以万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全被重新取名，如卡尔，莱舍尔，或海因里齐，特鲁迪等等。他们被吞没在第三帝国的怀抱中)再也没见到他们的家人。还有无数的孩子通过了第一道筛选，却没能通过更严格的人种试验，因而被送去最后解决——有些就在奥斯威辛。当然，这一计划在秘密中实施。但正如希特勒的大部分卑劣计划一样，这样的罪恶不可能被完全掩盖起来。1942年底，在华沙那栋被炸得残缺不全的楼房里，与苏菲住在一起的那个女友的儿子，一个长着漂亮金发的五岁男孩便这样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虽然纳粹试图在这一罪行周围大放烟幕弹，但每个人都清楚是何人所为，包括苏菲在内。在后来的日子里，苏菲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利波斯波恩计划(这计划在华沙时令她十分惧怕，以致一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她便会把儿子吉恩赶紧藏进衣橱里)居然成了她在奥斯威辛梦寐以求的东西。她的一个难友告诉她——此人将出现在后面的章节中——这是拯救吉恩生命的惟一办法。 苏菲告诉我，那天下午和鲁道夫•霍斯在一起时，她一直努力想引起司令官对这项计划的关注。她本可以用迂回的办法做得更巧妙一些，但当时似乎不可能了。她在前一天还认真分析过，只有这个计划才能把吉恩救出儿童营。这种做法的可能性似乎特别大，因为吉恩像她一样可以说波兰语和德语。接着，她把以前向我隐瞒的一些事也告诉了我。她说，在得到司令官的信任之后，她打算向他提议，利用他的权利得到一个金发碧眼、脸上长着白种人特有的雀斑和矢车菊蓝眼睛，拥有一个初出茅庐的德国空军飞行员的侧面轮廓，说一口流利德语的波兰小男孩，将他从儿童营中毫不费力地转移到设在克拉科夫、凯妥维斯、洛克罗或无论什么地方的官僚机构里，然后重新安排将他转送到德国境内的安全地方。她不必知道孩子的具体下落，她甚至可以发誓，只要确信孩子在第三帝国的某个地方安全地生活，她绝不会去打听他的下落和他今后的生活，只要他不继续留在奥斯威辛，留在这儿他必死无疑。但是，她在那天下午把一切都搞砸了。惊慌失措之余，她直接恳求霍斯救出吉恩，而且因为事先没想到他的反应(他的愤怒)她感到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即使她还能想起利波斯波恩，也不可能再向他提出。不过，一切似乎还未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为了获得另一次向霍斯提议营救她儿子的方案的机会，苏菲只得等待——第二天，这事卷入到一场奇怪而痛苦的场景中。 但她没有马上把这一切告诉我。在枫苑的那个下午，在讲到她跪在司令官面前的时候，她突然止住了，目光从我身上移向窗户，许久没有说话。然后她突然说声抱歉，便直奔洗手间而去。留声机突然响了起来，又是《安德鲁姐妹》。我抬头看了看那只污渍斑斑的塑料钟，时间已近五点半，我这才发现我们已在这儿呆了差不多一个下午。我以前从没听苏菲谈起过霍斯，但今天听她这么一讲，他的形象居然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那神经质的脑海中。但显然她无法再继续谈论这样一个人和这样的过去，因为这么一中断，我便不能再狠心催促她继续讲下去，哪怕她留给我如此多的神秘和意犹未尽。我准备结束这个话题，尽管我对她有个孩子这件事仍感到十分震惊。她刚才对我倾述的一切已远远超出她的承受力：那段黑暗的记忆使她神情恍惚，我曾瞥见那双如堕深渊一般充满痛苦与不安的眼睛。所以我对自己说，不要再谈这个话题了，至少暂时不谈。 我向爱尔兰侍者要了一杯啤酒，等着苏菲回来。枫苑的常客(下了班的警察，电梯管理员，建筑工地的监工，还有一些泡吧的散客)开始陆续涌入，将持续几个小时的大雨的潮气带了进来。从布鲁克林防御墙方向传来阵阵雷声，雨仍像踢踏舞者的舞步一样，零零落落地打在地上。暴雨已经过去。我用一只耳朵听着别人谈论有关罗吉斯的小道消息，这是那年夏天使人们几近疯狂的热门话题。我喝着啤酒，突然感到一种绝望的冲动袭过全身。这冲动的一部分原因来自于苏菲所讲述的奥斯威辛的景象，它像我有一次在纽约的义冢地里嗅到过的腐烂的裹尸布一样，化作一种真正的恶臭直钻我的鼻孔。那是一个偏僻的孤岛，我最近才知道它像奥斯威辛一样曾是囚犯和死尸的聚集地。在服役期即将结束前，我在那儿呆了很短一段时间。我真的又闻到了那种屠宰场的气味。为了趋散它，我大口喝着啤酒。而另一部分原因则与苏菲本人有关。我一直盯着女洗手间的门，忧心忡忡——她要是突然躲开我，怎么办？如果她一去不复返呢？我不能应付她注入到我生命中的新的危机，也无法抑制我对她的疯狂的渴望。这种愚蠢的病态的心理饥饿早已麻醉了我的意志。我那清教徒式的教养肯定从未预想过会遭遇这样一场精神错乱。 第72节 俄罗斯女巫 但现在可怕的是，我刚刚重新找到了她(她的出现有如上帝的赐福洒满我的全身)，她又将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就在那天早上，我在粉红色宫殿碰见她时，她告诉我的便是她仍然要离开。她只是回来拿走剩下的东西。布莱克斯托克医生十分担心她和内森的事，为她找了一间离诊所不远的很小的公寓，就在布鲁克林闹市区，她这就要搬过去。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很显然，虽然内森抛弃了她，但她仍然爱他爱得发疯；只要我稍稍提及他，她的眼睛便会立即罩上一层哀伤。即使不顾及这些，我还是没有勇气向她表达我的爱慕之情；我不想流露出傻气，也不能跟着她去几英里远的新住所——我不能，尽管我很想这样做。我觉得力不从心，她却将毫不知情地永远离开我的生活。这种失落感折磨得我一阵阵恶心，同时还伴随着一股莫名其妙的焦虑感。这便是苏菲长时间没有从卫生间回来时，我站起身来想要冲进男人禁入的地方去找她的原因——噢！——就在这时她重新出现了。我又惊又喜地看到——她在微笑。即使在今天，我仍然记得苏菲站在枫苑过道那头的那幅远景画面。不知是巧合还是老天特意的安排，一束阳光在暴雨过后穿破云层喷薄而出，正如斜射在她的头发上，在她的头部周围绕上了一圈纯洁无瑕的光环。虽然我对她有着炽热的爱，但我从未期望她还能像天使一般出现在我的眼前，可她当时确实美如天仙。随后光环不见了，她朝我快步走来，丝绸裙子飘动着，十分妖娆地贴在那轮廓明显的成熟的胯部上。我听见自己的内心深处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要多久，斯汀戈？还要多久，斯汀戈？ “对不起，斯汀戈，我耽搁得太久了。”她一边说一边在我身边坐下。在经过那样一个下午后，我真不敢相信她居然还如此生气勃勃。“我在洗手间遇见一位俄罗斯女巫——嗯，你知道的，就是预测家[1]。” “什么？”我问，“噢，你是说算命的。”我以前曾见过那老巫婆几次，她是布鲁克林众多吉普赛骗子中的一员。 “是的，她看了我的手。”她兴致勃勃地说，“她跟我讲俄语。你知道她说了些什么吗？她说：‘你看上去运气很糟。这和一个男人有关。一次不幸的爱情。不过别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不觉得这很奇妙吗，斯汀戈？这太了不起了。”　　我当时的感觉是(现在也是如此，请原谅我在这一问题上对女性的歧视)，许多看上去相当理智的女性却很容易被这种玄奥的无害话语所蒙骗。但我只是姑且听听不必当真；既然这些谎言能带给苏菲这么大的快乐，我也忍不住被她的情绪所感染。(可这能代表什么呢？内森已经走了。我感到焦虑。)这时，枫苑开始笼罩在黄昏的阴影中，我想出去见见阳光，于是便提议在太阳落山前出去走走，散散步。我的提议得到了苏菲的响应。 暴雨把弗兰特布西冲洗得干净光洁。附近什么地方闪过一道闪电；街上一股清新的气味，令德国泡菜和炸面包圈的香味也黯然失色。我觉得眼中飞进了砂粒。我眨眨眼睛，感到有些痛；在苏菲阴沉的回忆和枫苑朦胧的环境中呆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后，围绕着希望公园的这个资产阶级街区看起来十分优雅，像平坦无边、绿树成荫的雅典。我们走到广场，看孩子们在广场一角的沙地上打棒球。飞机在头顶上轰鸣而过，机尾上飘着一面那年夏天无处不在的宣传阿肯塔达克赛马场的巨幅广告。有很长一阵时间，我们蹲在被雨淋打过的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草地上，我给苏菲讲解着棒球的规则。她很认真地听得，很快就懂了；眼睛十分专注地看着。我发现自己十分醉心于当一个教师，竟然将她刚才讲的事情中所有的疑惑都从脑子中驱走了，甚至包括那个最可怕和最神秘的疑问：你的儿子最后怎么样了？ 当我们一起朝耶塔公寓走去时，这个问题重又回到我的心头。我很想知道她是否还会提起吉恩的事，但这个困惑很快被另一件事所代替：我的心里开始为苏菲本人而暗暗焦虑。当她告诉我说她今晚就要搬到新住所去时，我的心痛极了。今晚！很明显，“今晚”就意味着眼前！ “我会想你的，苏菲。”当我们俩走上粉红色宫殿的台阶时，我脱口说道。我意识到自己的声音颤抖得厉害，饱含绝望。“我真的会想你的！” “噢，我们还会见面的。别担心，斯汀戈。我们会的！毕竟我离你并不远。我还住在布鲁克林。”她的话虽说是在向我保证，但却只是一种苍白无力的安慰；它表现了一种忠诚与爱意，同时也是一种愿望，甚至是一种很坚定的愿望，这表明她希望能维系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过，它绝不是那种能夹杂着哭泣和缠绵低语的爱的情感。她喜欢我——这一点我敢肯定——但决不是爱情。我希望如此，但决没有疯狂的幻想。 “我们将经常在一起吃饭。”她说，我跟着她往二楼走去。“别忘了，斯汀戈，我也会想你的。不管怎么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还有布莱克斯托克医生。”我们进了她的房间。它差不多已腾空了。我很吃惊地看到那台带收音功能的留声机还放在那儿；不知怎么的，我想起莫里斯•芬克曾告诉我，内森说过要回来带走它，但显然他没来。苏菲打开收音机，wqxr电台正在播放《露丝兰和拉米拉》高声的序曲部分。这种浪漫陈腐的夸张是我们俩都无法忍受的，可她听任它唱着，让那鞑靼定音鼓“得得”的马蹄声塞满房间。“我把地址写给你。”她说，手在包里摸索着她的笔记本。这包很昂贵，我想是莫洛哥牌的，用特殊皮革精工制作而成。我记得，几周前的一天，内森带着有些过头的充满爱意的骄傲把它送给了苏菲。“你要经常来看我，我们一起出去吃饭。那儿有许多餐馆价廉物美。真怪，那张写有地址的纸条呢？我自己还记不清门牌号码。好像在一条叫康泊兰的街上，就在福特格林公园附近。我们还可以一起散步，斯汀戈。” “唔，不过我会非常孤独的，苏菲。”我说。 她抬头看着我，眼睛里流露出一股顽皮的神气，显然对我流露出的爱慕之情不以为意。然后，她半认真地说了几句令我十分伤感的话：“你会找到一个漂亮女孩的，斯汀戈，要不了多久——我肯定。一个非常性感的，像莱斯丽•拉普德斯一样漂亮的姑娘，只是不那么卖弄，不那么殷勤——” “噢上帝，苏菲，”我呻吟着，“不要再把我和莱斯丽扯到一起。” 整个事情——苏菲的离去，手袋，几近空荡的房间，与之相连的内森，音乐，以及我们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日子——这一切突然使我全身无力，心情灰暗。我忍不住呻吟了一声，声音很大，我看见惊吓在苏菲的眼中一闪。我十分冲动地紧紧搂住她。 “内森！”我大叫道，“内森！内森！这到底怎么了？怎么了？苏菲，告诉我！”我离她很近，脸对着脸。我发现我的唾液溅了两点在她脸上。“那个不可思议的家伙，那个疯子般爱着你、崇拜你的人，我能看出，从他的脸上，苏菲，那简直就是一种仰慕。可突然间，你却要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上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苏菲？他把你抛弃了！你不要告诉我说这只不过是因为一些愚蠢的对你是否忠诚的怀疑，就像那天晚上他在枫苑说的那样。一定还有更深的东西，比那更深的原因。还有我呢？我？我！”我开始用力捶打自己的胸膛，强调我也被卷入到这场悲剧之中。“这家伙又是怎样对我的？我是说，苏菲，上帝，我不用向你解释，是吧？内森曾像亲兄弟一样地对待我。他妈的亲兄弟。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没遇上过像他那样知识渊博，慷慨大方，风趣幽默——噢，上帝，没人比他更了不起。我爱上了那个家伙！我的意思是说，我一直单枪匹马地干着，而内森是我的第一个读者，是他给了我继续写作的信心。我感觉他做这一切都是出于爱，而不是别的什么——但他妈的，苏菲——他却突然像疯狗一样对我咆哮，翻脸，说我的书是一堆臭狗屎！然后像对待最低贱的妓女一样，把我从他的生活中一脚踢开，就像他对你所做的那样。”我的声音已失去控制提高了八度，变成了阴阳人般的女中音。“我受不了这一切，苏菲！我们该怎么办？” 泪水像断线珠子一般从苏菲脸上不断地往下滚，告诉我不该这样只顾倾泻自己的痛苦。我应该更克制一些，看到我带给她的痛苦不亚于将即将愈合的伤疤重新揭开。但我控制不了自己；当我继续发泄大吼大叫时，我发现她的悲痛和我的痛苦溶汇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激流奔涌而出。“他不该把别人对他的爱不当回事，任意践踏。这不公平！他……他……”我口吃起来，“上帝，他妈的根本就不是人！” 她呜咽着从我身边走开。她像梦游一般僵硬地垂着两只手，木然地穿过房间走到床边，接着便一下子扑到杏黄色床单上，用手紧紧地捂着脸。她没出声，但她的肩膀剧烈地起伏着。我走到床边，站在那儿看着她。我重新控制好自己的声音。“苏菲，”我说，“请原谅。我只是不明白一些事。我不明白内森的一切，也许也不太明白你的一切，虽然我以为自己对你比对他了解得更多一些。”我停下来。我知道，重提这件她不想再提的事无异于揭开另一个伤疤——她有没有警告我不要再提？但我强迫自己把它说出来。我伸出手来轻轻放在她赤裸的手臂上。那皮肤非常暖和，像一只受惊的小鸟在我的手指下轻轻悸动。“苏菲，有天晚上……有天晚上在枫苑，他……他抛弃我们的那个可怕的晚上，他一定知道你在那个地方有个儿子——刚才你告诉我你对他讲过这事。那么他为什么那样残酷地对待你，那样奚落你辱骂你，还质问你为何别人都没能活过来而你却躲过了——”那个字差点把我噎住，但我还是把它说了出来“——毒气室。他怎么能那样对你？一个人怎么能既爱你又如此不相信你？” 第73节 沉默 她一言不发，用手蒙住脸。我在她身边坐下，轻轻拍着她那温热的几乎有些发烫的手臂，用手指绕着那串刺纹画着圈。从这个角度，我可以清楚地看见那串蓝黑色的纹身，每个数字都很清晰，一字排开，“7”的腰上被精心画上了一横。我闻着她身上常有的那种香水味。我问自己，斯汀戈，这可能吗？她可能爱上你吗？我突然想知道自己现在是否敢对她非礼。不，肯定不行。她十分虚弱地趴在那儿，让她接受我的爱抚看来不难，但刚才的一阵发泄已弄得我疲惫不堪。我的身子晃了一晃，内心一片空虚。我的手指朝上移动，摸到了那头闪亮的头发。最后她终于停止了哭泣。这时我听见她说：“这不是他的错。他身上潜藏着一个恶魔。只要他一发作，恶魔就会出现。是这个恶魔在控制他，斯汀戈。” 几个影子几乎同时在我的意识中冒出——巨人黑鬼卡里班，还有莫里斯•芬克说的那个可怕的假人。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令我一阵战栗，寒意直钻心脊。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浑身颤抖。我哆哆嗦嗦地问：“你什么意思，苏菲——一个恶魔？” 她没有马上回答。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后，她抬起头来，用轻柔的声音平静地说了一些令我惊愕不已的话。这根本不是苏菲的性格，至少在那天之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苏菲。 “斯汀戈，”她说，“我还不能马上离开这儿。这儿有太多的回忆。帮帮忙，请你去教堂大街买一瓶威士忌。我想一醉方休。” 我帮她买来酒——五分之一加仑的威士忌。这酒帮了她，使她能把她和内森在一起度过的那段动荡不安的岁月告诉我，那是我进入他们的生活之前发生的事。如果不是他后来又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所有这些本来是没有必要在此叙述的。 康涅狄格州，沿新密尔福特和迦南之间的一段河岸，一条绿树成荫的高速公路向南延伸，一家老式乡村客栈位于路旁。那客栈铺着橡木地板，一间漆成白色的向阳的房间里挂着一些壁挂，楼下有两条湿漉漉的爱尔兰长毛狗，壁炉里燃烧的松木散发出苹果木的香味——正是在这儿，苏菲那天晚上告诉我说，内森想要结束她的生命，然后再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后来流行一时的所谓自杀契约。这事发生在那年的秋天，树上的秋叶正反射着耀眼的光，他们在布鲁克林大学图书馆相遇后的几个月。苏菲说，有很多理由使她对这件事记忆犹新(比如，这是他们相识后他第一次冲她大声吼叫)，但她永远无法抹去最主要的那条理由：他狂怒地(这也是第一次)要她说明她是如何在奥斯威辛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而“其余的人”(他就是这样说的)则全部死去了。 当苏菲对我描述这些时，我当然马上想起了内森粗暴的行为——在枫苑的那个晚上，他便如此粗暴地对待我们，然后坚决地离开。我们在她从前经常和内森一起光顾的位于康尼岛大街的一家意大利小餐馆坐下时，我想向苏菲指出这个相同之处，但她完全沉浸在对他们共同度过的时光的回忆中，我犹豫了，然后陷入沉默。我想着那瓶威士忌。苏菲和她的威士忌都令我不解，比如说她有着波兰轻骑兵对烈酒的天然适应力。看着这位可爱的经常过分正确的人痛饮，真是令人目瞪口呆；我给她买了整整一夸脱西格兰姆威士忌酒，在我们乘出租车去餐馆前已被全部喝光。(她还硬要把酒瓶塞给我，但我坚持只喝啤酒。)我把这也归咎于内森的离去。 但即便如此，苏菲喝酒的样子比她的酒量更令我吃惊，因为这些只兑了一点点水的八十六度的烈酒似乎并没有扰乱她的口齿和思维。至少在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新嗜好时是这样的。她泰然自若，头发纹丝不乱，恰似霍布斯笔下正在豪饮的酒吧女子。我甚至怀疑她有斯拉夫人或塞尔特人的某种基因。除了轻微的脸红，西格兰姆威士忌似乎只在两方面对她的表达或行为有些影响。它把她变得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把她以前在谈到内森、波兰或过去时有所顾忌的事一古脑儿全倒了出来。而且，威士忌还将她的语调从洪水般的倾泄变成了抑扬顿挫、疾缓适当、十分动听的声音。那烈酒像润滑剂一样，把她的话语里很多刺耳的波兰辅音神奇地变得圆滑了许多。另外，她变得十分迷人。迷人，就是那种令人发狂的吸引力：它改变了她一向关于性的十分拘谨的态度，变得十分放任。她对她过去与和内森的爱情生活的讲述，将我引入一种不舒服和快感相混杂的复杂情感之中。她嘴里吐出的那些话十分迷人，大方，坦率，毫不忸怩，像一个刚学会外语的孩子一样。“他说我非常棒。”她十分怀念地说道，“我们常常在镜子前面做爱。”上帝，当她述说这些令人遐想的事情时，如果能知道飞舞在我脑海里中的是怎样一幅图景就好了。 但她的情绪大多时候十分消沉和悲哀。当她说起内森时，十分固执地使用了回忆的语气，用的全是过去时，仿佛在谈论一个早已死去的人。当谈到他们在康涅狄格乡野的那个“自杀契约”时，我感到既难过又震惊。但当她把另一条可怕的消息告诉我时，更令我瞠目结舌。 “你知道吗，斯汀戈，”她有些犹豫地说，“你知道内森一直在服用毒品。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看出来。不管怎样，我有时对你并不是很诚实。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我不能告诉你。” 毒品。我想，仁慈的上帝啊，我真不敢相信。今天的读者可能大都能猜到内森会这么干，但我肯定想不到。在1947年，我对毒品一无所知，就像我对性一无所知一样。(噢，那羔羊般纯洁的四五十年代的人们啊！)现代的毒品文化在当时还没有一点端倪，甚至看不见一线曙光。我对吸食毒品的概念(如果我真想到此事的话)与瘾君子的形象联系在一起：鼓着眼睛穿着拘紧衣被关在死气沉沉的疯人院里的疯子，像鼹鼠一样唾液涕泗的儿童骚扰狂，鬼鬼祟祟徘徊于芝加哥小巷里的行尸走肉，烟雾弥漫的鸦片烟馆里不省人事的中国人，等等。吸毒，这种无法挽救的堕落和邪恶，其恶名不亚于男女私通。十三岁时，性交在我的脑子里，还是醉熏熏的胡子拉渣的大块头刑满释放犯与把头发染成金黄色的下贱女子在阴暗角落里一起搞的野蛮行径。我对毒品知之甚少。除了鸦片，我甚至不知道任何一种毒品的名称。苏菲对我提起的内森吸毒的事一下子让我想到犯罪。我无法相信，但她向我保证是真的。我的惊讶继而转为好奇。我问她他服用什么毒品，这时我才第一次听到了氨基丙苯这个词。“他把它叫做氨基丙苯，”她说，“也叫可卡因，药劲可持续很久，足以让他发疯。在普费泽他工作的实验室里很容易找到。当然，不用说，这是非法的。”原来如此。我惊奇地想，原来这就是狂怒和偏执背后隐藏的原因，我是多么无知啊！ 她说，她现在明白了，大多数时候他都能控制住自己。内森总是精神饱满，兴奋，还有些烦躁不安；在他们共同度过的头五个月里(他们一直在一起)，她很少看见他“吃药”，因此也从未将毒品与他的疯狂举动联系起来，以为那不过是很平常的事。她继续说，那几个月里，他的行为(无论是否由药物导致)，他在她生活中的出现，他的整个人，都带给她极大的欢乐。她发现自己第一次到布鲁克林的耶塔公寓时，是那么茫然若失，孤独无助；她试图使自己稳定下来，将过去的一切统统忘掉。她以为她已完全可以把握自己(无论如何，布莱克斯托克医生不是说，她是他所见过的最棒的秘书兼接待员吗？)但实际上，她仍然处于无法控制感情的危险边缘，像一个木偶随时可能坠入汹涌的漩涡。“那天用手指侵犯我的人让我看清了这一点。”她说。尽管她暂时从那次伤害中恢复了过来，但她知道自己正在下滑——精神上受到极大伤害后迅速消沉。如果不是内森骑士般地撞入她的生活，挽救了她，她根本无法想象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在那关键的一天，和她一样，他也很偶然地到了图书馆，去寻找安布罗斯•比尔斯已经绝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 第74节 饥饿的馋猫 生命，他给了她真正的生命。他(在他哥哥劳瑞的帮助下)使她恢复了健康，使她的贫血症在哥伦比亚医学院得以治愈。在那里，医术高超的哈费尔德医生发现她还须治疗其他一些营养缺乏症，比如坏血病的后遗症。他发现了这一病症，于是开出大量的药。布满她全身的皮下出血现象很快消失了。但变化最明显的是她的头发。她一直以那头金发引以为荣，但它和她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变得稀稀拉拉、干枯难看。这一切在哈费尔德医生的精心护理下都得到了改变。没过多久，大约六个星期后，内森便像一只饥饿的馋猫一样，对着那头浓密华丽的金色头发发出满足的呜呜声。他坚持说她完全应该去做洗发精广告的模特儿。 确实，在内森的看护下，美国杰出的医疗机构将把健康还给了苏菲，让一个受尽折磨的人重新恢复了活力，其中包括那口漂亮的牙齿——她的切割器，内森这样称呼它们。它取代了她在瑞典时红十字会为她安的假牙，这件要求极高的作品归功于劳瑞的另一个朋友兼同事——纽约最好的口腔修复医师之一。那口牙齿令人难以置信地闪着珍珠一般的雪白光泽，完全可以与雕刻家柴利尼的杰作相媲美。每次她张开嘴时，都会令我想起吉恩•哈洛的嘴部特写；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当苏菲大笑时，那些牙齿像闪光灯一样照亮了整间屋子。 重新回到生活的苏菲与内森共同度过了整个夏天和初秋的美好时光。他慷慨大度，虽然她生性并不贪图荣华富贵，但她还是十分愉快地接受他的慷慨——以及这慷慨本身带给他们的快乐。他给了她并与她共同分享了她想得到的几乎所有东西：美妙的唱片，音乐会的门票，波兰的法国的以及美国的书籍，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各种餐馆的佳肴。内森不仅有一个鉴赏美酒的鼻子，还有着一张天生的美食家的嘴(他说这是因为小的时候吃了太多半生不熟的冻鱼团之故。)他兴高采烈地带着她流连于纽约无穷的奇妙的盛宴。 钱本身从来不成问题，他在普费泽的工作报酬相当优厚。他给她买漂亮衣服(包括我第一次看见他们时穿的那身时髦的旧式服装)，戒指，耳环，手镯，脚链，各种珠宝。还有电影。整个战争期间她没能看到电影，就像她不能听到音乐一样，这使得她对它们的渴望异常强烈。战前在克拉科夫时，她曾有一段时间沉迷于美国电影——三十年代平淡无奇、天真烂漫的爱情故事，由诸如艾洛尔•弗琳，摩尔•奥布罗恩，迦勃以及龙巴德之类的明星出演。她还十分喜爱迪斯尼，尤其是米老鼠和白雪公主。还有——噢，上帝！——弗雷德•阿斯戴尔和金格尔•罗杰斯主演的《顶帽》！于是在纽约这个电影的天堂里，她和内森有时整个周末都不出电影院——从星期五晚上开始，一口气看上五部六部甚至七部电影，直到星期天的最后一场，眼睛熬得通红。她所有的一切都来自内森的慷慨解囊，甚至包括(她咯咯地笑着说)她的避孕环。劳瑞的另一位熟人为她安了一个避孕环，这可能是内森为她制定的康复计划中最后一项，也是最能体现他无微不至的关心的象征性标志；她以前从未用过这个，现在她带着一种解放的满足接受了它，感觉自己终于告别教会而获得了新生。但她不止在一个方面获得解放。“斯汀戈，”她说，“我从没想到过两个人能性交这么多次，或者说做这么多的爱。” 苏菲告诉我，这玫瑰苑中惟一的荆棘就是她的工作。也就是说，她还在继续为布莱克斯托克医生工作，而他不过是一个按摩师。内森的哥哥是一流的医生，而他又自认为对科学十分虔诚(在他心里，医学伦理准则如同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样神圣)。对他来说，为一位江湖郎中工作简直令人无法忍受。他直言不讳向她指出，以他的观点来看这几乎就是卖淫。他恳求她别再干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总是拿这个开玩笑，编造有关按魔师和他们那拙劣假冒的所谓医术的各种各样的笑话，每次都让她捧腹大笑；他这种玩笑式的态度使她认为不必太在意他的反对意见。所以当他的抱怨越来越厉害，责备越来越认真和尖刻时，她更是坚定不移地拒绝任何辞职的念头，哪怕这件事情让内森极不舒服。这是他们的关系中少有的违背对方意愿的一件事，她觉得她不能无条件地服从。毕竟，她还没有嫁给内森。她必须有一种独立感。在那个年月，她必须拥有一份工作，何况在那时找工作十分艰难，对一个没有“天赋”(她坚持向内森指出这一点)的年轻妇女来说尤其如此。还有，这份工作能使她产生一种安全感，她可以在那儿与她的老板用母语交谈；而且她也喜欢上布莱克斯托克医生了。他就像一个教父或挚爱的叔叔一样亲切地对待她，她对此没有丝毫疑虑。但她慢慢地意识到，这个没有丝毫罗曼蒂克意味的喜欢，却被内森误解了。他的敌意因此增加。如果他的误解和妒意里并未埋藏狂暴或更糟的因素之话，这本来带有十足的喜剧意味。 还在早些时候，一出稀奇古怪的悲剧影响了苏菲的生活。在此需要重提一下，因为它可以说明前面所发生的事。这事与布莱克斯托克的妻子希尔维亚有关，与她是个酗酒者这一事实有关；这件可怕的事发生在苏菲和内森在一起的四个月后，那时秋天刚刚来临…… “我知道她酗酒。”布莱克斯托克后来伤心地对苏菲说，“但我不知道她到了什么程度。”他极为内疚地承认他忽视了这个问题：每晚从诊所回到圣•阿本大街的家，一起喝下一份鸡尾酒后，他都尽量避开她，不想听她酒后含混不清的话语，把她的糊涂和蹒跚的步态归咎于不胜酒力。尽管如此，他心里明白他是在自我欺骗，对她的爱使他不想面对在她死后几天以生动的实物形式揭示出来的真相。她个人使用的化妆室(这间屋子连布莱克斯托克也别想进入)的衣柜里塞了七十多个空酒瓶，显然这可怜的女人害怕冒处理它们的风险，虽然得到这些浓烈的琼浆美酒并藏在柜子里对她来说并不费劲。布莱克斯托克发现，或者说他让自己发现，这一切已为时过晚，这事已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如果我不是那么姑息她，”他哀伤地对苏菲说，“如果我面对现实，认识到她是一个——”他犹豫了一下，寻找着合适的字眼——“一个酒鬼，我本可以带她去做心理治疗，把她治好。”他不停地自责，让人听起来有些害怕。“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他抽泣着。他的悲伤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他已经知道她处于可怕的状态，可他还允许她自己开车。 希尔维亚是他最心爱的宝贝，他就是这样叫她的。他在她身上狂花滥用，丝毫没有一般丈夫的怨言，反而鼓励她去曼哈顿疯狂购物。她与几个女性朋友(全都与她一样体态丰满，面色红润，无所事事)在阿特曼、博格朵夫、邦威特以及其他十多家时装店狂购一番后开车回昆士区的家，汽车后座上女士服装的包装盒摞得老高，其中大部分原封不动地搁进了她的抽屉，或皱皱巴巴地挤在衣橱的角落里。布莱克斯托克后来在那里发现一摞又一摞从未穿过的长裙和外套，上面已霉点斑斑。直到惨剧发生后，他才知道她每次疯狂购物后都会与她的同伴一起去喝个酩酊大醉。她最喜欢去的是麦迪逊大街的西伯利大酒店的休息室，那里的酒吧侍者最友好、宽容且谨慎。浓烈的南康弗特酒成了她在西伯利固定不变的饮料。她一口接一口地喝着这种烈酒，很快超出她的酒量。这埋下了灾难的隐患。悲剧发生得那么突然、可怕，这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稀奇古怪的意思。 那天下午，她开车经过特丽伯罗大桥回家时，车速极快失去了控制，(警察说，速度表上的指针定格在每小时八十五英里)一下子撞在一辆卡车的尾部，然后弹回来撞在桥的护栏上，那辆克莱斯勒转眼间成了一堆废铁和塑料碎片。希尔维亚的朋友，布莱恩斯坦夫人被送往医院，三个小时后不治身亡。希尔维亚自己则撞断了脖子。这本身已经够恐惧了；更让布莱克斯托克极度悲哀和难以忍受的是，她的头不见了，被巨大的冲力抛进了伊斯特河。(生活中常常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某些公众事件看似与自己毫无关联，后来却发现与相识或知晓的某个人有关。那年春天，我读《镜报》的一个标题时不禁打了个冷战：《妇女人头踪影皆无，寻找工作仍在继续》，那时我一点不知道我很快便会与这位受害者的丈夫有点关系。) 就实际意义而言，布莱克斯托克死了。悲痛像亚马逊河泛滥的洪水淹没了他。他开始不定期地停诊，把病人留给他的助手斯莫尔•卡兹。他可怜地宣布说，他可能永远不会再重操旧业，而想退休回迈阿密海边去生活。这位医师没什么亲人。在他异常深重的丧妻的哀伤中(他是如此哀伤，以致苏菲也深深地沉浸在悲哀之中)，苏菲发现自己俨然成了他的代理亲戚，一个妹妹或女儿什么的。在继续寻找希尔维亚的头的那几天里，苏菲几乎一直在他的家中陪着他，为他拿镇静剂，端茶送水，耐心地听他唠叨妻子的往事。无数的人来了又走了，只有她一直呆在他的身边。还有关于葬礼的事——他拒绝就这样让她无头下葬；苏菲只好不厌其烦地劝解他。(如果始终找不到怎么办呢？)但谢天谢地，那颗头很快露面了，被水冲上了里克岛。是苏菲接到陈尸所打来的电话，也是她在医检人员的敦促下设法说服他放弃了去看那残骸最后一眼的想法。经过最后的缝合整容后，希尔维亚的遗体被安葬在长岛的犹太人公墓里。苏菲对前来参加葬礼的医生的朋友和病人的庞大队伍十分震惊，其中一位是纽约市长派来的私人代表，一位高级督察，还有艾迪•肯特——著名的电台喜剧演员，他的脊柱是布莱克斯托克治好的。 乘灵车返回布鲁克林时，布莱克斯托克一直靠在苏菲身上无助地哭泣着，又一次用波兰话告诉苏菲说她对他多么重要，她就像他们的女儿，他和希尔维亚从未有过的孩子。一个无比忧伤的犹太人。布莱克斯托克希望独自呆着。苏菲和他一起回到圣•阿本的家，帮他整理一些东西。天刚擦黑时——尽管她坚持乘地铁——他开着那辆豪华富丽的卡迪拉克轿车送她回布鲁克林。车一直开到粉红色宫殿的门口。这时，秋日黄昏的雾气刚刚笼罩希望公园。他好像平静了许多，甚至还可以说上一两句玩笑话。他还喝了一两瓶苏格兰威士忌，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好酒之徒。但与苏菲站在大门前时，他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悲哀中不能自持。在昏暗的光线中，他使劲地拥抱苏菲，用鼻子和嘴蹭她的脖子，用依地语咕哝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发出了一声她从未听见过的最凄凉的呜咽声。这个拥抱十分专注，彻底，满含感情，以致苏菲开始怀疑他在孤独中是否想寻求比女儿般的安慰更多的东西；她的腹部感到一种压力和几乎是情欲的感觉。但她马上赶跑了这个念头。他是那样纯洁的一个清教徒。既然他在长久的共事中从未对她动过邪念，那么现在他也不大可能这么做，因为他完全淹没在悲伤之中。这个想法后来被证实是正确的，虽然她有理由为这个长久的，泪汪汪的，很不舒服的，紧紧的拥抱感到后悔，因为内森正在楼上注视着这一切。 第75节 特有的风景 由于帮医生料理一切，苏菲的骨头都累酥了，只想早点上床休息。她早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她想起明天早上，星期六，她和内森将启程前往康涅狄格旅行。她已为这事儿兴奋了好几天。小时候在波兰时，她便听说新英格兰十月美丽得令人赞叹的火烧般的枫叶。内森更用他那张巧嘴将美国这一特有的风景描绘得异常诱人：大自然的神奇造化，最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天然的大火炬，任何人都该一睹为快。他又借来了劳瑞的车，并已在一家乡村客栈订好了房间。所有这些足以刺激苏菲的欲望，使她对这次旅行更加渴望。此外，除参加的这次葬礼，以及在一个夏日的午后与内森一起去过蒙托克之外，她还从未走出过纽约城。所以这次新奇神秘带有田园风味的美国之旅令她高兴得浑身颤栗，比童年时代乘火车从克拉科夫到维也纳，以及阿尔托•阿第基和白云石山中旋转腾升的云雾更令她兴奋。 她一边往二楼上走，一边寻思着明天穿什么衣服。天气已开始变凉，她在想他们的“服装”中哪些比较适合十月林地的气候，随后突然想起内森两周前在亚伯拉罕•施特劳斯店里给她买的那件薄花呢外套。刚踏上二楼平台时，她听见留声机正在播放勃拉姆斯的《阿尔多狂想曲》。也许是葬礼带来的悲哀，也许是她太疲倦了，这音乐让她觉得一种甜甜的东西涌上喉头，眼睛里闪着泪光。她推开门，大叫一声：“我回来了，亲爱的！”可她惊奇地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她早就想见到他。他说过六点钟准时回来，可现在却无踪无影。 她躺下想小憩一下，但她实在太累了，一下子睡了很长时间。当她在黑暗中醒来时，闹钟那闪着幽暗绿色的指针已指向十点。她猛然被一种不祥之感抓住。内森！这不像他的所为。他总是在约好的时间准时出现；如果失约，至少会留张字条什么的。她感到一种被遗弃的空虚。她跳下床，打开灯，开始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她惟一的想法便是他下班回家后又出去办什么事，然后遇上了可怕的车祸。每次警笛声响起——刚才在梦中一直有这声音，都预示着灾难的降临。部分理智告诉她这想法很荒谬，但她却不能不这样想。对内森的爱耗尽了她的全部理智；同时，她在所有事情上都像孩子一样依赖着他。所以他不明不白的失踪使她不知所措，被一种恐惧所压倒，如同孩子被父母所遗弃。她小时候常有这感觉。她知道这也很荒唐，但却对此无能为力。她打开收音机，调到一个令人心烦的空洞的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她继续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将最可怕的灾祸想象得十分具体。就在她差不多快要哭出来的时候，内森突然撞了进来。在一瞬间她觉得一束光明洒落下来，生命又重新回到她的身上。她记得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念头：我无法相信这样的爱。 他用手臂一把将她搂住，紧得让她喘不过气。“我们来做爱。”他对着她的耳朵悄悄说。但紧接着他又说：“不，等等，我要给你一个惊喜。”她在他的强劲有力的拥抱中颤抖着，因大松了一口气而浑身瘫软。“吃饭——”她傻乎乎地冒出一句话来。 “别说吃饭的事，”他大声说，松开了她，“我们还有更好的事要做。”他兴奋地在她身边迈着轻快的舞步。她看着他的眼睛，那眸子闪着一股怪异的光；他滔滔不绝，情绪高涨，声音里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近乎狂躁的神态告诉她，他正处在极其亢奋之中。虽然她从未见他如此激动过，但她一点儿也不觉得惊恐。她只是觉得奇怪，大松了一口气。“我们去墨特•哈伯家参加聚会。”他宣布说，像一头发情的麋鹿似的用鼻子蹭着她的面颊。“去穿衣服。我们去参加聚会，庆祝！” “庆祝什么，亲爱的？”她问。她对他的爱以及获救感使她唯命是从，即使他命令她和他一起游泳横过大西洋，她也会毫不迟疑地跟上去。但尽管如此，她还是茫然不知所措，几乎被他的热情所吞没。(一股强烈的饥饿感同时刺痛了她。)她伸出双手，徒劳地想要他平静下来。“庆祝什么？”她又问道，对他抑制不住的高涨热情逗得哈哈大笑。她吻着他的鼻子。 “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那个实验吗？”他说，“那个血液分类的实验。上星期，它把我们都难住了。我告诉过你这个问题与血清酶有关，还记得吗？” 苏菲点点头。她从来搞不清他的实验，但却十分认真地听着那些复杂难懂的化学研究课题。如果他是一个诗人，他会给她朗读他的诗句。但他是个生物学家，便让她对巨红血球、血红蛋白、电泳现象以及离子交换器产生兴趣。她对这些一窍不通，但她热爱内森，所以也热爱他所做的一切。她用十分夸张的口吻回答道：“噢，是的。” “今天下午我们把它解决了。我们吃掉了所有的问题。我是说吃掉，苏菲！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最大的障碍。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再做一次实验，通过标准局的检验——这只是一个形式，没别的——然后我们就像一伙闯入金库的强盗了。我们将踏上一条光明大路，去获得富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医学突破。” “好哇！”苏菲叫道。 “吻我一下。”他悄声说，一边将自己的嘴唇在她的唇边磨擦着，并把舌头伸进了她的嘴里，然后不停地动着，逗得她痒痒的。接着他突然抽了回去：“所以，我们去墨特家庆祝一番。走！” “我快饿死了！”她大叫着。她并不反对他的提议，但她觉得她必须这样说，因为她感到胃确实很饿。 “我们去墨特家吃饭。”他兴致勃勃地说，“别急，那儿点心多极了——走！” “现在播报特别新闻。”几乎同时，播音员抑扬顿挫的声音在收音机里响了起来。苏菲看见内森的脸一下子失去了刚才的兴奋，变得僵硬了。这时，她在镜子里瞥见自己的影子，那下巴脱臼似的朝一边翘起，很不自然，眼里闪出一丝痛苦，好像牙被打掉了似的。播音员正在播报一条消息，说关押在纽伦堡监狱中的前德国陆军元帅赫尔曼•戈林被发现死在他的牢房里，是自杀，致死原因是氰化物中毒。他偷偷吃下了藏在身上的一颗胶囊或药片。“最后，”播音员轻蔑地说，“这位罪大恶极的纳粹头目就这样逃脱了他的敌人们对他的惩罚，像他的前任们——约瑟夫•戈培尔，海因里齐•希姆莱和元凶阿道夫•希特勒——那样死去了……”苏菲浑身一颤。她看看内森，他逐渐恢复过来，脸上的表情又生动起来。他轻轻地倒吸一口气：“天哪！他赢了那人。他赢了拿绞索的人，这个聪明、肥胖的狗崽子！” 他猛地扑到收音机前，扭动着旋钮。苏菲不安地看着他。她早已下定决心不再去想与过去那场战争有关的任何事情，更不关心纽伦堡的审判，整个一年的报纸标题都充斥着这些内容。她讨厌读有关纽伦堡审判的文章，以致妨碍了多读报刊文章以提高英文水平这一计划的实施。她将这一切从脑子里赶跑，对发生在最近的事也是这样。事实上，她对最近几周在纽伦堡法庭上演的纳粹众神的最后一幕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戈林已被判绞刑。奇怪的是，当戈林在被执行绞刑前几小时阻止刽子手行刑的消息传来时，她竟然一点不为所动。 一个叫h•v•卡尔藤博恩的人宣读着延迟的讣告，他特别指出戈林吸毒，苏菲听后咯咯地笑了起来。她一边笑着内森，一边听他滔滔不绝地像小丑一样地说：“他到底把那个氰化物胶囊藏在哪儿呢？屁股里？他们肯定检查了那儿的，而且不止一次！在脸颊那堆肥肉里——他们可能忽略了这地方。还有别的地方吗？牙里？军队的那些傻瓜蛋检查了他那一身肥肉褶子了吗？或许就是某个松弛的肉褶子里，在他的下巴里！我敢打赌那胶囊一直藏在他身上——就在他对着索克罗斯，对着特尔福特•泰勒，对着整个审判过程疯狂微笑时，那东西就藏在他肥胖的下巴褶子里……”一阵嘈杂的静电噪音后，苏菲听见评论员说：“许多消息灵通人士一致认为，戈林比任何一个德国领导人更应对建立集中营一事负责。戈林外表圆滚滚、胖嘟嘟的，让人联想到喜剧里的丑角，但他才是那地方真正的罪魁祸首。人们应像记住达考，巴森沃尔德，奥斯维辛等罪恶之地，记住这个罪恶的创造者。” 苏菲突然跑到中国屏风后面，将脸浸在洗脸池里。她想忘却的一切又一次在她耳边响起，使她产生了一种不祥的不适感。她为什么不把那该死的收音机关掉呢？透过屏风，她听见内森在自言自语。她不再觉得好笑，因为她知道内森会深深地卷入其中，刚才听到的那个难以形容的消息会使他变得烦躁不安，甚至变成一种狂怒，很快从热情洋溢的高昂情绪转而堕入无法控制的极其绝望的痛苦深渊。“内森，”她叫他，“内森，亲爱的，把收音机关掉，我们去墨特家。我真的饿极了。求求你！” 但她敢说他没听见她的话，或根本不想听。她搞不清楚，只是猜测，他的纳粹情结是不是几星期前他们看一部纪录片时埋在他心里的。苏菲极力想忘却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而他却恰恰相反，紧紧抓住不放。那天在可贝尔戏院，他们看了一部由影星邓西•凯(她最喜爱的喜剧丑星)主演的电影，中间插播了一段华沙犹太人区的新闻纪录片。苏菲一下子认出了那地方。尽管被炸成一片瓦砾，但那居住区的外貌依旧让苏菲觉得眼熟(她曾住在那附近)。像看所有的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欧洲纪录片一样，苏菲眯缝着双眼，将那废墟过滤成一块模糊的影子。但她意识到这影片表现的是一个仪式，一大群犹太人正在为他们在屠杀中殉难的同胞举行集体葬礼，一个男高音在那个天使被刺中心脏的灰色物体上，用希伯来语高唱安魂曲。在黑黝黝的电影院里，苏菲听见内森嘴里一直念叨着一个陌生的词“kaddish”。当他们重新回到阳光下时，他用手指烦乱地抹着眼睛，她看见泪水从他的脸上潸然而下。她很惊讶，这是她第一次看见内森——她的邓西•凯，她可爱、杰出的小丑——流露出这样的情感。 第76节 负面影 她从中国屏风后走出来。“走吧，亲爱的。”她用一种哀求的声音说。但她看出他还不想关上收音机。她听见他用尖酸的语气咯咯地笑着说：“这群笨蛋——他们让那个胖家伙躲过去了！”她正在抹唇膏，很惊讶地发现过去几个月来纽伦堡的审判和它所披露的东西在内森心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但过去并不总是这样的。他们在一起的最初一段日子里，他好像对她所经历的一切并没有多少意识，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严重的营养不良，贫血，脱落的牙齿——这些才是他所关心的。当然他并不是不了解集中营；苏菲想，也许对内森，对全体美国人来说，这些暴行不过是一个十分遥远，抽象，异域的情节，奇特得难以理解，抽象虚无得难以留下什么印象。但一夜之间来了个急转弯；那部纪录片震撼了他；接着，《先驱论坛报》刊登系列报道，对纽伦堡审判中披露的一连串恶劣暴行做了调查性分析；其中，在特里布林卡实施的那次犹太人彻底灭绝的全面情况——仅统计数据便令人难以想象——被揭露出来。 所有的罪行都被慢慢地揭露出来。1945年春天，欧洲大陆战争即将结束前，集中营的暴行开始公诸于众。那时离现在不过一年半时间，但有关毒气杀人的详细材料在纽伦堡法庭上堆积如山，告诉人们更多的鲜为人知的难以接受的暴行。她看着内森，有一种感觉——他是那种后知后觉的人。在此之前，他一直不相信，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一切；而现在，他彻底信了。他用大量的时间花大量的精力收集集中营的一切资料，纽伦堡的，战争的，反犹太主义的，以及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等等。(最近许多个晚上他们俩本应该去电影院，却成了内森穿梭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布鲁克林分馆的时间，他在阅览室里做了大量笔记，把纽伦堡揭露的罪行全部记下来；他还借阅了大量的有关书籍，诸如《犹太人与人类的牺牲》、《希特勒许诺下的波兰与犹太人》等，他因此成为纳粹与犹太人问题的专家，就像他在其他领域中一样。他有一次问苏菲，在人类的行为上有没有这种可能(他像个细胞学家一样说)，纳粹现象如同一丛巨大的长势凶猛的毒菌，像一个恶性肿瘤一样对人体造成致命危害？在整个夏天和秋天，他不时问她这个问题，他的行为就像一个灵魂着魔的人一样，令苏菲困惑不解。 “像他的许多同事，纳粹的头目们一样，戈林十分热爱艺术。”h•v•卡尔藤博恩用衰老的蟋蟀般的声音说，“但这是一种典型的纳粹式的狂热的爱。以戈林为代表的德国高级军官们在许多国家的博物馆里大肆掠夺，荷兰、比利时、法国、奥地利、波兰……”苏菲真想把耳朵堵上。难道不能把那场战争，那些年月，统统锁进大脑深处，永远遗忘在那儿吗？她想转移内森的注意力，于是又叫道：“你的实验真了不起，亲爱的。你不想去庆祝一下吗？” 没有回应。那蟋蟀似的声音仍干巴巴地念着枯燥的墓志铭。苏菲仔细想了一下内森这种无法摆脱的困惑情绪。她想，好吧，至少不用担心他侵入我的感情禁区。和其他一些与她的感情有关的事情一样，内森从来都表现得十分礼貌和体贴。她十分固执地坚持说(她对他讲得很清楚)：她不会也不能讲她在集中营的经历，她告诉他的几乎所有的事，都是在那个值得回忆的甜美夜晚，在这间屋子，她粗略的吞吞吐吐的地向他述说的。但这极其有限的话语仍让他长了不少见识。然而，她并没有对他示意她不愿谈这些往事——她确信他十分善解人意，他一定明白她不愿旧事重提。所以，除了开车送她去哥伦比亚医院做检查时提到过——为避免误诊和错误治疗必须这样做，他们从未议论过发生在奥斯威辛的事。即使在那时，她也讲得十分简洁，但他完全能明白。他的善解人意是她她对他感激不尽的又一原因。 她听见收音机被关掉了，内森绕到屏风后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对此她早已见惯不惊。他的眼睛在发亮；她可以感觉到他有多么激动和亢奋，好像通过一种神秘渠道获取了某种能量似的。他又开始吻她，舌头又一次伸进她嘴里。每当他陷入这种药物造成的迷乱中时，便会像一头发情的种牛一样欲火中烧，而且每次也能激起她的欲望，愿意马上准备好接受他。此时她感觉到自己下面潮湿、温暖。他把她的手放在他的阴茎上，她抚摸着它，感觉到它硬得像扫帚柄，在法兰绒衣服下面硬梆梆地挺立着。她的双腿一阵发软，呻吟着，伸手去拉他的拉链。她那灵活的手和他那等待抚摸的阴茎早已成为他们之间爱的自然流露；任何时候她去触摸他时，总是想起婴儿伸出小手去抓大人手指的情景。 可是他突然将她推开。“我们这就走吧，”他说，“我们还有很多有趣的事。一个舞会！”她明白他的意思。内森每次吃了氨基丙苯后，与她做爱便不只是一种有趣的事——那简直是解除一切武装的，汪洋恣肆的，到了另一世界的感觉，而且永无休止…… “直到那天晚上很晚时，我都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苏菲告诉我，“在墨特•哈伯家的聚会上，内森开始令我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墨特•哈伯在布鲁克林大学附近的房子有一个宽敞的顶楼，聚会就在那里举行。墨特——你那天在海滩上见过他——是大学的生物教师，内森的好朋友。我喜欢他。但老实说，斯汀戈，内森的大多数朋友我都不喜欢，不管是男是女。我知道，这是我的毛病。我很害羞。一方面是我的英语太糟，我的表达胜于理解，如果他们说得太快时我便懵了。还有，他们总是谈我不懂或不感兴趣的话题——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和阴茎妒忌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他们不是一直那么严肃的话，或许我还会有兴趣听一听。哦，不过我与他们还能够相处——你必须明白这点。当他们一开始谈论性高潮的理论问题时，我便坐在一边想我自己的事。我想他们也还喜欢我，虽然他们一直对我有点戒备，还有些好奇，因为我从不多谈我的过去，总是独自一人呆着。还有，我是这群人中惟一的非犹太姑娘，也是惟一的波兰人，我想这使我显得有点奇特和神秘。 “那天我们到那儿时已经很晚了。我想劝他不要吃药，可我们离开耶塔时他又吃了一颗氨基丙苯——他把它叫做苯尼。当我们钻进他哥哥的车去参加晚会时，他一直很亢奋，像一只鸟，一个在天空高高飞翔的天使。车上的收音机里《唐•基欧瓦尼》正在引吭高歌——内森记得那首歌的歌词，他的意大利歌剧唱得很不错——他也开始放声高歌，完全沉醉在这部歌剧里，以致忘了在十字路口转弯去布鲁克林大学，而是朝弗兰特布西开去，一直开到海边。他开得很快，我开始担心起来。这一路高歌和方向错误害得我们迟到了，很晚才到达，那时肯定已有十一点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聚会，至少有一百多人。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爵士乐队——我忘了吹单簧管的那个人的名字，我听见音乐声从室内传出来，声音大得惊人。我不太喜欢爵士乐，最近才开始有点喜欢，是在……在内森离开之前。 “大部分人是布鲁克林大学的研究生和教师什么的，也有不少其他的人。什么人都有，是一个混杂的群体。有几个漂亮姑娘是从曼哈顿来的模特儿，有不少音乐家，还有好些黑人。我从没这么近距离地看过黑人，我觉得他们十分不同，我很喜欢听他们的笑声。人人都喝着酒，很开心。有一股怪怪的烟味，我第一次闻到这种气味，内森告诉我是大麻——他把它叫做茶。大多数人似乎都很高兴。起初晚会还不错，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可怕的事要发生。我们进去时，我看见墨特站在门口，内森对他讲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实验，他简直是大叫着宣布了这条消息。我听见他说：‘墨特，墨特，搞定了！我们把血清酶的问题解决了！’墨特已经知道这个消息——我刚才说过，他是生物教师——他使劲拍着内森的背，然后一起喝下很多啤酒表示庆贺，另一群人也围上来祝贺他。我还记得我当时感觉是那么幸福。啊，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将在医学研究史上永远留名的了不起的人和我如此亲近，并被他深深爱着。斯汀戈，我当时都快要晕倒了，因为那时他用手臂紧紧搂抱着我，对大家说：‘我应该感谢这位一直奉献自己陪伴在我左右的可爱的女士，继玛丽•斯克罗多乌斯卡•居里以后的又一位杰出的波兰妇女，她将成为我的新娘伴在我身边，成为我永远的支持。’ “斯汀戈，我真希望我能形容我当时的感受。想想吧！要嫁给他了！我一下子茫然失措。我真不敢相信，可这确实发生了。内森吻了我，人人都笑着围上来祝贺我们。我以为我在做梦，因为那太突然了。哦，他以前也说过结婚之类的话，但只是说说而已，开了玩笑，虽然那总能让我激动。但我从没认真想过这件事情，所以我一下子不知该怎么办。我真不敢相信，它就像一个梦。” 苏菲停了下来。每当谈起她的过去或与内森的关系，以及内森的一些神秘之处时，她总习惯于把脸埋在双手中，好像要从合着的手掌的黑暗笼罩中寻求答案似的。她现在又是如此，过了好一阵才抬起头来，继续说道：“现在很明显，这……这一宣布不过是他服药后的表现，这种亢奋使他像天使一样越升越高。但当时我没想到这点，我以为这是真的，只需找个时间我们就会结婚。我高兴极了。我开始喝酒，晚会的高潮也开始来临。内森最后不知到哪儿去了。我和他的一些朋友聊了起来。他们都向我道喜。有一个内森的黑人朋友，我一直很喜欢他。他是个画家，叫罗尼什么的。我和罗尼一起来到外面的屋顶平台上，那儿有一个十分性感的东方姑娘，我忘了她的名字。罗尼问我要不要茶，一开始我没有弄明白，我很自然地想到那种放上糖和柠檬的饮料，但他大笑起来，我这才明白他说的是大麻。我有些怕——我一向害怕失去控制——但是，当时我太兴奋了，我想我用不着害怕，可以试一试。于是罗尼给我一小支香烟，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很快便明白了人们为什么用它来寻找快乐——它太奇妙了！ “大麻使我全身充满一种甜蜜的飘飘欲仙的感觉。屋顶平台上有点冷，但我一下子感觉全身暖暖的，整个世界，夜晚，未来似乎都变得比以往更加美丽。奇迹，这夜晚[1]！布鲁克林就在眼底，闪烁着万家灯火。我在平台上呆了很长时间，与罗尼和他的中国姑娘聊天，听着音乐，看着天上的星星，感觉好极了。我想我一点也没意识到已过了很长时间。当我回到屋里时已经很晚，差不多快四点了。晚会还在十分热烈地进行着，音乐还在演奏，但有些人已经离开了。我找了一阵内森，但没找到。我问了几个人，他们给我指了一间房间，靠近顶楼的一端。于是我朝那儿走去，看见内森和另外六七个人呆在里面。那儿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十分安静，就像谁刚出了什么事大家在想办法似的，空气十分凝重。走进去时，开始感到不安，觉得很不舒服；我开始意识到有什么很严重很糟糕的事即将发生在内森身上。这种感觉很可怕，就像遭遇了一次海浪袭击。很糟，太糟了！ “你瞧，他们在那儿收听收音机播放的在纽伦堡执行绞刑的实况。收的是短波，但是是实况——是直接从那儿发出的，我听见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平静、遥远的声音描述着正在纽伦堡执行的绞刑的每一个细节。他说，冯•里宾特洛甫已经毙命，接着是犹多，再后来是朱里叶斯•斯特雷奇。斯特雷奇！我实在无法听下去了！我突然全身瘫软，恶心，难受，很难形容这股难受劲儿。因为这些人被吊死我本应该高兴得发狂，可它却让我想起了我竭力想忘掉的一切。去年春天我就有过这种感受——我告诉过你，就是我从杂志上看见了那幅照片——鲁道夫•霍斯脖子上套着绞索那张照片的时候。所以当那间屋子里的人们收听纽伦堡的行刑情况时，我只想逃跑。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我真的不能与过去告别吗？我看着内森。他仍然很亢奋，我能从他眼睛里看出来；但他和别人一样仔细地听着，脸色阴沉，痛苦，脸上有某种令人害怕和不对劲儿的东西。晚会上的兴奋与欢乐都已不见了，至少在这里没有了。这儿就像在为死者守灵一样。新闻终于播完了，要么就是收音机关掉了。人们开始带着严肃而激动的神情议论起来。 “他们都是内森的朋友，我都认识；有一个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以前和他说过话，叫哈罗德•斯科费尔德，我想他和内森差不多大吧，好像在大学教哲学。他十分严肃，冷漠，但相比之下还比较喜欢他，我想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十分忧郁，对自己作为一名犹太人这一点十分敏感。他说了很多话。我记得他在那天晚上比以往更加激动，喝了过多的啤酒和葡萄酒，但即使这样，我也敢肯定他不像内森那样亢奋。他显得十分抢眼，光秃秃的头，留着两撇胡子，就像——我不知道怎么用英语描述那种动物——生活在冰上的海象，挺着大大的肚子。哦，是的，海象。他一直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说话时，人们总是听着——他开始说着诸如……‘纽伦堡是个闹剧，这些绞刑都是闹剧。这不过是象征性的复仇，做秀罢了！’他还说：‘纽伦堡是一场披着正义外衣的卑鄙消遣，而对犹太人的仇恨仍然毒害着德国人民。正是德国人自己最应当被解决——是他们允许这些人来统治他们并屠杀犹太人。而不是这些’——他用了这些词——‘不是这些狂欢节上的跳梁小丑。’他又说：‘德国的前途在哪里？他们还将变富，然后再来杀犹太人吗？’这些话就像一个很有煽动力的人在演讲。我曾听说他能让他的学生们个个听得如醉如痴。我一边看一边听一边幻想起来。他的话里含有一种可怕的痛苦感。他问，犹太人在地球上还有安全的地方吗？然后他自己回答说，没有。那么，犹太人可曾找到过安身之所？回答仍然是，没有。 “这时我突然发现他谈起波兰。他说，在纽伦堡或别的什么地方进行的一次审判中，有人证明在战争期间犹太人从波兰的集中营里逃跑出来，想在当地人那里寻找藏身之处，但波兰人却背叛了犹太人，没给他们任何帮助。他们甚至做了更坏的事。事实上，他们把犹太人全部谋杀了。斯科费尔德说，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它证明犹太人确无安身之处，甚至在美国也没有！天哪，我记得他的愤怒。当他谈到波兰时，我全身瘫软，心剧烈地跳动着，尽管我知道他并不是针对我。他说波兰是个最坏的例子，也许比德国更坏或至少可以划等号。因为正是在波兰，当一直庇护犹太人的毕苏斯基死后，那里的人民一有机会便转而迫害犹太人。他又说，难道不正是在波兰，那些年青正直的犹太学生被隔离起来，被强迫坐在教室的特殊座位上，受到比密西西比的黑人更加不堪的对待吗？人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这样的‘犹太座位’不会发生在美国？斯科费尔德说这话时，我不禁想起了我的父亲，正是他想出了这个主意。这时我父亲好像突然出现在眼前，他的灵魂走进来，离我很近，我真想马上钻到地板下去。我想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早已把这些事从脑子赶出去，埋掉了；而现在一下子被这个斯科费尔德全都倒了出来。我真受不了了。天哪，我受不了了！ “当斯科费尔德还在继续讲的时候，我踮起脚尖悄悄靠近内森，悄声对他说我们得回家了，明天我们还要动身去康涅狄格哩。可内森一动不动，他就像——嗯，就像一个被摧眠的人。他像斯科费尔德的那些学生一样，眼睛直盯盯地看着他，倾听着他说的每一个字，但终于他悄声回答我说他还要等一会儿，让我先独自回去。他说这话时眼睛瞪得大大的，我吓坏了。他说：‘我要到圣诞节才睡觉。’他显得有些疯狂，‘你回家睡觉吧，我明早去接你。’于是我赶紧离开，不再去听斯科费尔德的话，那些话差点杀了我。我乘出租车回家，心里害怕极了。我完全忘记了内森说我们要结婚的话。我只觉得恶心，觉得自己忍不住快要哭起来了。” 第77节 秋天的落日 康涅狄格。 装着氰化钠的胶囊(内森说，这些细小的颗粒状的结晶体像溴塞尔泽一样平凡，遇水极易溶化)确实很小，比苏菲见过的其他药物胶囊更小一些，反射着金属般的光泽，所以当他用姆指和食指捏着这颗小小的胶囊，将它举在离她的脸仅几英寸远的半空中晃动时，她靠在枕头上，看着投射在它表面上的外面秋日树叶的极小的影子，那些树叶正被秋天的落日映得火红。苏菲迷迷糊糊地嗅到楼下厨房里煮饭的香味——面包，白菜的清香味，看着他手中慢慢转动的胶囊，脑子里的睡意像潮水般的退了下去。她清醒过来，一半是因为那声音，一半是因为光。她完全清醒了，耐波他安眠药迷人的蓝色恍惚一扫而空。不要吮它，要一下子吞下去，他告诉她，别担心，会有一点像杏仁一样的苦甜味，也有一点像桃仁，然后就一下子没有知觉了。——没任何感觉！——一瞬间的事，毫无痛苦。他说，可能，可能有几秒钟会感到难受——很不舒服——但就像打个嗝一样短暂。他妈的虚无！ “好了，爱玛，我亲爱的，来吧——”一个嗝。 苏菲没有看他，而是越过他盯着昏暗中墙上挂着的一幅已经褪色的包着头巾的老祖母的画像。她喃喃地说，“你说过你不会的。很久以前你说过你不会的——” “不会什么？” “不会这样叫我。不会再叫我爱玛。” “苏菲，”他平静地说，“苏菲，亲爱的。不是爱玛，当然，当然，苏菲宝贝儿，苏菲宝贝儿。” 他似乎平静多了，早上的狂暴和下午的狂怒都已平息，至少像他给苏菲服用的耐波他安眠药一样暂时平静了——那该诅咒的巴比妥放在他们俩都知道的地方，他们却恐惧地以为找不到了；但两小时前，找到了。他平静了许多，但她知道，他仍然精神迷乱。她很好奇地想：现在他表面上很平静，似乎不再令人害怕，她也不再感到什么威胁，尽管那颗带有明显威胁的胶囊离她仅六英寸远。极小的胶囊外皮上清晰地印着一串极小的普费泽的商标。他解释说，这是用来装小猫小狗服用的抗菌素的胶囊，现在成为这种特殊药剂的特殊容器；由于研究所严格的规章制度，他昨天好不容易才弄到它们——这些胶囊本身甚至比氰化钠更难弄到。她知道，这不是玩笑；如果换个时间、地点，她宁愿相信整个事情不过是他经常上演的又一次恶作剧：那小小的粉红色豆荚一样的胶囊最后啪地一声在他手指间打开，一朵深红色的小花，或一颗玛瑙、一粒巧克力露了出来。但现在的情形不是这样，在内森的精神经过长时间的极度兴奋之后，她知道这里面装着死亡。她只觉得一种遍布全身的懒懒的感觉。她看着他把胶囊放在嘴边，用牙齿咬住，然后开始用力咬它，刚好把胶囊咬得弯曲却又不至于破裂。她并不感到恐惧，是因为耐波他还在起作用，她觉得他不过是在吓唬她。他以前也这样干过。他从嘴边拿开胶囊，笑了：“虚无。他妈的虚无。”她想起两个小时前，就在这个房间里，他也这么轻快地跳着逗了她一次。但现在似乎已过去了一个星期，一个月。她很想知道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止住他整天的无休止的狂闹和一刻不停的说话……早上九点左右他回到粉红宫殿，狂急地冲上楼梯把她弄醒，直到刚才，他几乎没有停过嘴…… ……眼睛仍然闭着，从梦中醒来仍然昏昏沉沉的苏菲听见内森含混不清地说：“起来，快！” 他继续说：“斯科费尔德说得对。如果这事儿可以在那儿发生，难道在这儿就不行吗？哥萨克就要来了！有一个犹太男孩将走向乡村！” 她完全醒了。她想他会马上过来拥抱她，并想了想要不要在与他上床前先安上避孕环，她想起已经安上了，便懒懒地翻了个身，露出困倦的笑容迎接他。她想起每当他处于这种兴奋的情绪中时是如何贪恋她——她回忆起每一件事——不仅仅是开始的贪婪的温存，乳头上温柔的逗弄，两腿间温柔执拗十分饥渴的抚摸，最后是一种完全解放，如入无人之境，十分投入的极乐：他非凡的能力使她达到高潮——不是一次，而是一次接一次，直到一种几乎是邪恶的最后失落，有如堕入深渊的死亡之旅，两个肉体在黑暗中旋风般的相融。她弄不清楚她迷失在自我之中还是在他中。(几乎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会用波兰语思维和说话。她总是大声地对着他的耳朵说：“wez mnie，wez mnie。”这话总是神秘地不由自主地发自她的心灵深处，意思是“拿我吧，拿我吧”。但有一次内森问她是什么意思时，她快活地撒谎说，它的意思是“来吧！要我吧！”过后内森精疲力竭地宣称，这就是二十世纪的超级性交——设想一下，在氨基丙苯被发现之前多少年来，人们的性交是多么平淡和令人乏味啊。现在她完全躁动起来了，像一只猫似的伸开四肢，浑身抖动着。她朝他伸出手去，叫他上床来。他一言不发。她有些不解，接着听见他说：“起来！起来面对他们！这个犹太男孩想带你到乡下去！”她说：“可是，内森——”他马上打断她，固执而狂燥地说：“来吧！来吧！我们这就上路！”她感到一丝沮丧，但紧接着想起过去的礼仪，一下子为自己这迫不及待的露骨的性欲感到羞愧。“起来！”他命令说。她裸着身子下了床，抬眼一看，内森正从一张钞票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眼睛凝视着早晨散落进来的斑斓阳光——她知道那上面是可卡因…… 在新英格兰的阳光里，穿过他的手和手中的毒药，她能看见火红的树叶，一棵棵火红的树沐浴在朱砂红色中，一会儿又被抹上一层强烈的金色。外面，傍晚的树林静静地伫立在晚霞的余晖中，像一幅巨大的彩色地图，树叶一动不动。远处的高速公路上汽车在奔驰。她很困，但不敢睡去。她看着正捏在他手中的两颗粉红色胶囊。“他的和她的是当代最美丽的思想，”她听见他说，“他的和她的弥漫整个浴室，整座房屋，为什么不是他的和她的氰化钾，他妈的什么也不是呢？为什么，苏菲宝贝儿？” 一声敲门声，内森的手轻轻抽动了一下。“什么事？”他用平静的声音问道。“兰道先生，兰道夫人，”那声音说，“我是赖兰德夫人。我实在不想打扰你们！”那声音十分讨好，小心翼翼的，“在我们这儿厨房七点钟关门。我只是来告诉你们一声。我不想打扰你们休息。你们是这儿惟一的客人，所以不用着急。我只是来告诉一声，我丈夫今晚做了些特色菜，包米牛肉和白菜！”外面没了声音。“谢谢。”内森说，“我们马上就下楼来。” 铺着古老地毯的楼梯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那木头楼梯像个受伤的动物似的吱嘎乱叫。说啊讲啊说啊讲啊……内森已说得声音嘶哑。“想想吧，苏菲宝贝儿，”他又开始说了，手指抚弄着那两粒胶囊。“想想在自然界中生与死是如此亲密地交织在一起，像一对双胞胎似的，到处都有幸福与毁灭的种子。比如说这个东西，，以甘甜物的形式存在于整个大自然中，也就是说，与糖——很甜很甜的糖结合在一起。在杏仁，桃仁，一片秋叶，普通的梨子，杨梅里。那么你可以想象，当你用那完美无缺的雪白的瓷牙将这个咬烂，把它像一个蛋白杏仁小甜饼一样吞下去时，你尝到的味道只是这药的一个分子发出的一点点……” 她不再去听他的声音，转头又去看着那片火红的树叶。她嗅到楼下飘上来的白菜味，清香清香的。她又想起另一个人的声音，墨特•哈伯的，总是神经兮兮的，充满紧张的焦虑：“别太内疚了。你也无能为力，因为在你注意之前他已经吸了很久。这能够控制吗？是的，能。不，也许不能。我不知道，苏菲！但愿我知道！人们对氨基丙苯的了解并没有多少。在一定剂量内它们是无害的，但它们肯定是危险品，会上瘾，尤其是与别的东西——如可卡因混用时。内森喜欢用鼻子吸可卡因，我认为那是非常危险的事。于是他完全失去控制，进入一种——我不太懂——一种精神变态之中，没人能够将他拉回。我查过所有资料，是的，很危险，非常危险——哦，去他妈的，苏菲，我不想说得太多。但如果他开始抽搐，你一定要马上找我或是劳瑞……”她越过内森看着树叶，感觉到自己的嘴唇一阵发麻，是耐波他？好几分钟以来她第一次在床垫上轻微地发起抖来，紧接着感到肋骨一阵剧痛，那是他曾踢过的地方…… 第78节 可敬的江湖医生 ……“你会变得更忠诚，”内森仍然情绪激动地说。他的声音穿过挡风玻璃旋回来的气流飘进她的耳朵。天虽然很冷，内森还是把顶篷放了下去。她坐在他身边，用毯子盖住身体。她并不真明白他刚说的话，于是半叫着问：“你说什么，亲爱的？”他转过头来看着她，她瞥了一眼他的眼睛，发现那眼神十分散乱，瞳孔几乎看不见，完全被狂乱的棕色的椭圆形的眼球吞没了。“我说你会变得更忠诚，如果用一种更文雅的方式表达的话。”她感到困惑，心中有些惶惶然。她转头看着一边，心怦怦直跳。在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里，他从未真正对她发过火。她全身发冷，像裸着身子淋了个冷水澡。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她看着一闪而过的风景，看着路边四季常青的灌木丛，以及更远处的树叶繁茂的森林，蓝天，明亮的太阳，电线杆，“欢迎到康涅狄格/安全行驶”的标牌。她这才注意到他开得很快。他们超了一辆又一辆车，呼啸着从旁边一冲而过，带着一阵阵啸声和空气的震颤。她听见他说：“或者用不文雅的方式说，你最好不要跟你周围的人乱搞，尤其是在我能看见的地方！”她猛地倒吸了一口气，不相信这话是他说的。就像被抽了一耳光似的，她的头往一边一扬，然后转过头来说：“亲爱的，你说什么——”但他咆哮道：“住嘴！”他吼叫起来，那些胡言乱语又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奔涌而出，一小时前从粉红宫殿出来时侵袭她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问题又开始了。“看来你这个波兰蠢猪对你的老板，那位从森林山来的可敬的江湖医生是不可抗拒的。这太对了，太对了——当然，那的确是一个迷人的玩艺儿。我应该这样对你说，不仅我自己养肥了它，而且还让我从中领略了非同一般的欢乐。关于这一点，我能理解那江湖游医用他的整个身心和硬得发疼的阴茎对其垂涎欲滴……”她听见他呵呵地发出一阵傻呼呼的笑声。“至于你却在他那里与他苟合，干着那些卑鄙的勾当，然后……然后又到我的眼皮底下来夸耀一番，就像昨晚那样，让那个按摩师把他那令人作呕的舌头贴在你的喉咙上，站在那儿得到最后一次潮湿的感觉——噢，我的波兰小妓女，我真受不了了。”她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盯着里程表：70，75，80……还不算太糟，她思忖着。可她马上想着这不是公里数，而是英里，英里！我们就要失控了！她想，这嫉妒太疯狂了，居然想到我和布莱克斯托克睡觉。在他们身后很远处传来警笛声，她注意到红灯在闪，正在挡风玻璃上一下一下地跳动着。她张开嘴，转动她的舌头想说些什么。“亲爱的！”她想说，却说不出一个字来。说说说说说……它就像黑猩猩发出的支言片语被凑到一起，语气上连贯却没有任何意义……偏执狂。她觉得虚弱难受。“斯科费尔德真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既然第三帝国的自杀能够成为地球上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的正常选择，那么基于犹太——基督教伦理而认为自杀是一种道德错误的观点就纯属无稽之谈。对吗，爱玛？”(他怎么突然叫她爱玛呢？)“但我不应该对你向任何一个向你走来的人张开双腿而感到惊讶。老实说我以前从没这样说过，从我们相识以来，你的许多事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谜，我早就应该怀疑这是他妈的‘倒霉的快乐’[1]，还会是别的什么——别的什么吗？哦，天哪，正是这个神秘的倒霉的快乐把我吸引到爱玛•格利丝的完美的复制品前。据亲眼目睹纽伦堡审判人说，她是一位美女，甚至连公诉人也向她脱帽致敬。他妈的，我亲爱的妈妈总说我会被金发碧眼的非犹太姑娘迷得神魂颠倒。内森，你为什么不能是一个正派的犹太男孩，娶一个像雪利•米美尔斯坦因那样可爱的姑娘呢？她是那么美丽，还有一个在女式胸衣上大发其财的父亲和一栋在普莱西德湖的的夏季别墅。”(警笛声仍在隐隐约约地追着他们。)“内森，”她说，“有警察。”“婆罗门[1]崇尚自杀，许多东方人还非常喜欢蕴藏在死亡后面的博大的东西，虚无。不久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后，我对自己说，好吧，美丽的爱玛•格利丝亲自绞死了奥斯威茨无数的犹太人，但并没有让形形色色的小爱玛•格利丝们走开——我是说这个与我同居的小波兰nafka。那就是说，她是百分之百的纯粹的波兰人，但同时又像纯北欧血统，她像某个德国的电影明星乔装成一个克拉科夫的伯爵夫人。还有，我应该再加上一句，我听到的非常完美精确的德语就是从那张可爱的莱茵少女的嘴唇里发出的。波兰人！哦，我的天！你为什么不承认，爱玛？你和党卫军调情，不是吗？难道你不是因为这个才走出奥斯维辛的吗？爱玛，承认吧！”(她用双手堵住耳朵，哭泣着说“不！不！”她感到车速突然慢了下来，警笛的尖啸声变成了一声咆哮，然后渐渐弱下来。警车开了上来与他们并排而行。)“承认吧，你这个法西斯的娼妇！……” ……她躺在黄昏黯淡的光线中，看着外面已变得模糊的树叶。她听见他在卫生间里撒尿的声音。她想起来了。早些时候，在迷人的树林深处，他曾想对着她的嘴撒尿，但没能尿出来；这成了他情绪下滑的开端。她在床上翻动了一下身子，嗅着飘上来的白菜味，懒懒地看了看他放在烟缸里的两颗胶囊。瓷烟缸的边上印着一行老式的英文字母：公猪头客栈，一个老牌美国商标。她打了个哈欠，心想这多奇怪啊，她竟然不怕死亡，如果他真的要让她死去的话。但她怕的是死亡只带走他而把她留下。如果出现某种无法预见的意外，用内森的话来说就是事情被搞砸了，那致命的毒药只对他发生作用，而使她再次成为一个不幸的幸存者，怎么办？她听见自己用波兰语小声说道，我不能没有他。她意识到这想法有些陈腐但却完全真实。他的死将成为我最后的痛苦。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它正在穿越有着奇怪名字的豪斯安妥尼克山谷，那长长的声音比欧洲的汽笛声更悠长，更动听，仿佛蕴含着更多的内容，却都能让人突然产生一种揪心的感觉。 她想到波兰，想到母亲的双手。她很少想到她母亲，那个甜蜜、压抑、自我牺牲的灵魂。现在她只能想起她那双优雅的钢琴家的手，手指很有力，柔软而温暖，就像她演奏过的肖邦的小夜曲。那象牙色的皮肤使她想起百合花。她的手是如此苍白，以至于苏菲在后来的回忆里将那苍白与吞噬她的病联系起来，最后，那双手终于平静下来。妈妈，妈妈，她想道。当她还是孩子时，那双手经常在睡前抚摸着她的额头，念着每个波兰孩子都铭记在心的睡前祈祷，比儿歌还清晰：天使，我的天使，永远别离开我；不管是清晨，白昼还是夜晚，永伴我身边。阿门。母亲的一个手指上戴着一个精美的眼镜蛇造型的戒指，毒蛇的两只眼睛是用两颗微小的红宝石做成的。从马达加斯加航海归来的返家途中，别冈斯基教授在亚丁[1]买下了这枚戒指。他到那儿勘查他早年梦想的一个地理环境，为波兰犹太人重新安置寻找地方。他是不是逛了很久才买到这么一个怪物？苏菲知道母亲厌恶这枚戒指，但还是顺从父亲的意愿一直戴着它。内森撒完了尿。苏菲又想到了父亲和他那头漂亮的金发，在阿拉伯集市中热得满头大汗。 第79节 母亲去世 ……“赛车请到戴托恩海滩赛车场。”那警察说，“这是默里特大道，是给驾车旅行的人用的绿化道。好了，你们什么事这么忙？”他是个金发小伙子，脸上长着雀斑，看起来不太讨人喜欢。他戴着一顶德克萨斯警察的帽子。内森什么也没说，直勾勾地看着前方。但苏菲感觉到他在急促地低声咕哝着什么。还是在说说说说说，不过没有声音。“你想让汽车和你的姑娘上统计表吗？”那警察戴着一个身份牌：s•格勒任姆柯乌斯基。苏菲说：“如果你能[2]……”格勒任姆柯乌斯基微笑着用波兰语问：“您是波兰人吗[3]？”“是的，我是波兰人。”苏菲回答说。在他的鼓励下，苏菲继续用她的母语说起来，可那警察打断了她：“我只懂一点波兰语。我的老家在波兰，就在新不列颠。听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苏菲说，“这是我丈夫，他心情很不好。他母亲去世了，在……”她努力想说出一个康涅狄格州的地名，于是脱口而出：“在波士顿。那便是我们为什么要超速行驶。”苏菲盯着那警察的脸，那紫罗兰色的眼里闪着天真的神情，平板的脸上略带土气，一张农民的脸。她想，他可能在喀尔巴马阡的某个山谷放牛。“求求你，”她恳求道，一边越过内森探过身子，展示她的迷人之处，“求求你，先生，请你理解，想想他的母亲吧。我们保证一定放慢速度。”格勒任姆柯乌斯基摆出公事公办的样子，用警察的腔调呵斥道：“先给你们一个警告，下不为例。”内森说：“多谢，阁下。[1]”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远方，嘴唇嗡动着，仿佛在向某个无助的装在他心中的听众说话。他的汗开始像一股股细小的甘油似的往外冒。警察突然不见了。苏菲听见内森小声地自言自语起来，发动车子，朝北驶去(这次慢多了)。已接近中午。他们在树荫和如乌云密布的火红的林中穿行——那红色就像熊熊爆发的火山溶岩，宛如爆炸的星团，这景象是苏菲从未见过也无法想象到的。这时她无法领悟的一直被抑制住的喃喃自语变得清晰起来，以一种新的狂放释放出来，而里面所包含的狂怒令她害怕，就像他在车内放出了一笼凶猛的老鼠。波兰，反犹太主义。当他们焚烧犹太人居住区时你在干什么，宝贝儿？你听见一位波兰主教对另一位波兰主教说什么吗？“如果我知道你要来，我会为你烤好一个犹太人！”哈哈哈！别这样，内森，她想着，别让我这样痛苦！别让我回忆过去！她用手去拉他的袖子，眼泪顺着脸庞流下来。“我从没告诉你！我从没告诉过你！”她哭着说，“1939年我父亲曾冒着生命危险救过犹太人！盖世太保进来时，他把犹太人躲在他办公室的地板下。他是个好人。他是为救他们而死……”她刚刚说出的谎话像一粒粘乎乎的大药丸，一下子堵住了她的喉头。她哽噎了一下，然后听见自己用嘶哑的声音叫道：“内森！内森！相信我，请相信我，亲爱的！”旦布里城界。“烤好一个犹太人！”哈哈哈！“我不是说躲，亲爱的，我的意思是藏……”说说说——她边听边想，如果我能让他停下，在什么地方吃点东西，我就可以偷偷溜出去给墨特或劳瑞打个电话，让他们来……于是她对他说：“亲爱的，我饿极了，可以停下来吗……”但她听到的仍然是说说说说说。“爱玛我的宝贝，小甜饼。噢，妈的，我飞起来了。噢，上帝，我在天空中了，从来没有这么高这么高。我太想要你了——，你……你这迷人的小goy，nafka。嘿，来摸摸，这儿……” 第80节 波兰娼妇 ……“我好不容易飘下来了，”隔了好长时间，她听见他在卧室里小声地咕哝着，“我以为我要垮掉——我以为我真的要彻底垮掉了，但我已经飘下来了。感谢上帝，我找到了巴比妥。”他停了一下，说：“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它们，那些巴比妥，是吧？” “是的。”她回答说。她现在非常困倦。外面，天几乎已快黑尽了，火焰般的树叶变得模糊不清，渐渐隐入雾气蒙胧的秋季的夜色中。卧室的灯光透了出去。苏菲在内森身边翻动了一下，眼睛望着墙上那幅嵌在琥珀色镜框里的画像，那位另一世纪的新英格兰老祖母在头巾下与她对视着，表情安详而困惑。苏菲迷迷糊糊地想：摄影师刚说了别动。她打了个哈欠，迷糊了一小会，又打了个哈欠。 “我们最后在哪儿找到它们的？”内森问。 “在汽车仪表板下的小工具箱里，”她说，“你今天早上放在那儿的，后来你忘了。一小瓶耐波他。” “上帝，真糟糕。我真的忘了。我一直云里雾里。来！”被子突然一阵抖动，他又兴起，伸过手来摸索着她。“噢，苏菲——上帝，我爱你！”他用胳膊搂住她，用力地将她拉向他；几乎在同时，她大喘一口气，尖叫起来。那声音并不大，但那疼痛却很真切，严重。她发出一声很小的但却很真实的哭叫：“内森……”　　……那只锃亮的皮鞋鞋尖狠狠地踢在她的两根肋骨之间，缩回来，然后又踢过来，她肺部的气息被挤压出来，胸部一阵剧痛。“内森！”这是一声绝望的呻吟而不是尖叫，她那粗重的喘息声和着他的辱骂一起灌进她的耳朵：“这是你应得的教训……你这肮脏的波兰娼妇！”她没有因疼痛而畏缩，而是吞下了它，把它存进她身体深处的那个地窖或垃圾箱里，里面已盛满他所有的残暴：他的威胁，他的辱骂，他的诅咒。她也没有哭。这时，当他半扯半拖地把她带到那个高高突出的半山腰时，她躺在那儿，透过树林看着远远的下面，看着他们的汽车，车篷已放了下来，孤零零地停在那里，任凭秋风刮起的树叶和碎片飘打着全身。已是下午，太阳已经落山了。他们在树林里已呆了好几个钟头。他踢了她三次。他的腿第三次收回去时，她还在等待着下一次，浑身颤抖，因为恐惧和疼痛，也因为那浸透双腿、双手、骨头的冰凉的寒气。但这一次他没有再踢过来，而是落在了树叶上。“在你身上撒尿！”她听见他说：“太妙了[1]，好主意！”这时他用那擦得锃亮的皮鞋把她的脸拨了一下，脸朝上对着他；那皮革很冷很硬地靠在她的脸上。当她看着他拉开裤子的拉链，并听从他的命令把嘴张开时，她一时陷入一阵迷茫，想起了他的话：我亲爱的，我想你已完全没有了自我！这话是一个小插曲后他十分温柔地对她说的。夏日的一天傍晚，他从实验室打来电话，随意说起他特别想吃他们在约克威尔吃过的一种面点，她马上从弗兰特布西乘地铁跑了好几英里，到了八十六街，发疯般地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又花了几个小时把它们带回去，兴奋地展示在他的眼前。你不许这样做，他心疼地对她说，为满足我的一点点怪念头，亲爱的苏菲，苏菲甜心，我想你已完全没有了自我！(她现在正这样想：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任何事！)但此刻他努力想往她身上撒尿。事实上，这个举动揭开了他那天恐慌的帷幕。“把嘴张大，”他命令她。她等着，看着，大张着嘴，嘴唇抖着。一滴，两滴，三滴，软软的暖暖的滴在她的眉毛上，就再也没有了。她闭上眼睛，等着，只感觉到他俯身在她上面，下面是潮湿、冰凉的树枝树叶，阴森森的凉风由远而近，鞭子似的抽打着她。这时她听见他开始呻吟起来，那声音伴着恐惧颤抖着。“哦，上帝，我要完蛋了！”她睁开眼看着他，发现他的脸突然变得像鱼肚子一样苍白；而且她从未见过那张脸那样出汗，那汗像油珠一样溅落下来。“我要完了！”他哀嚎着，“我要完了！”他身子一沉，在她身边蹲下来，把脸埋在手掌中，用手蒙住双眼，呻吟着，颤抖着。“噢，上帝，我要完蛋了。爱玛，你得帮帮我！”然后他们把刚才的一切抛在脑后，一溜烟地顺着山路小道跑了下去。她像护士带着伤兵逃跑似的，领着他跨过坑坑洼洼的斜坡，不时回头看看他，引导他穿过树丛。他用苍白的手遮住眼睛，就像在眼睛上缠了一圈绷带。他们沿着一条湍急的溪流不停地往山下走，跨过一座小桥，穿越更多的染上各种颜色的树林：粉红，橘黄，朱红，一簇簇白色的白桦林不时点缀其中。苏菲听见内森又说话了，但声音很低：“我要完蛋了！”终于，他们来到了平地，那辆被遗弃的汽车还停在那儿，旁边有一只翻倒在地的垃圾箱，牛奶纸杯、纸碟、糖果包装被秋风吹得上下翻飞。终于，他一把抓住他的手提箱，把它扔到地上，像强盗似的在里面乱翻一气。苏菲站在一边，束手无策，一言不发；这时箱子里的东西全被扯了出来，袜子，衬衫，内衣裤，领带，男式用品等等在空中乱飞，把汽车弄得像花车一样。“那该死的耐波他呢？”他吼叫道，“我放在哪儿了？哦，他妈的！噢，上帝，我已经……”但他没有把话说完，而是站起身来转到车前，一下子扑到前座上，躺在方向盘下发疯般地弄得仪表盘下小工具箱的门。找到了！“水！”他喘着气说，“水！”虽然在疼痛中她一时不明白他要干什么，但已经条件反射似的把放在后座的纸箱里的野餐篮子拉了出来。这些东西他们还未动过。她飞快打开一瓶啤酒塞到他手中，泡沫溢出到处都是。他把药片吞下。她看着他，脑子里冒出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可怜的恶魔。这是内森的话——是的，是他的——几个星期前他们去看《失去的周末》，当看到那位疯狂的想从威士忌中寻求慰藉的雷•米切兰德时，“可怜的恶魔！”内森当时曾小声地说。现在，绿色的啤酒瓶已经底朝天，他喉部的肌肉仍在剧烈地抽动着。她又想起那部电影中的情节，想道：可怜的恶魔。这是她第一次对内森产生类似怜悯而非其他的感觉。她不能忍受怜悯他的念头。一旦意识到这个，她觉得自己十分震惊，脸开始麻木。她慢慢蹲下去坐在地上，背靠着汽车。停车场的垃圾和沙砾被黄昏的风吹起来在她的周围飞动，被踢伤的肋骨一跳一跳地疼痛无比，像突然降临的凶恶回忆一样让她觉得疼痛难忍。她用手轻轻地摸着肋骨，沿着红肿的地方轻轻地抚摸着。她不知道他是否踢断了她的骨头。她现在头昏眼花，神经呆滞，已经忘了时间。她似乎没有听见他从前排座位上发出的声音。他躺在那儿，一只腿还在抽搐(她只能看见溅满泥的裤脚的翻边)。他咕哝着，用很低沉的声音含含糊糊说着什么“死亡的必要”。接着是一串笑声，声音不大：哈哈哈哈……然后又是很久没有动静。她轻轻地说：“亲爱的，你不要叫我爱玛。” 第81节 恶魔般的女人 “爱玛是我无法忍受的东西，”苏菲告诉我说，“我能忍受内森的一切，但我……我不能忍受他把我变成爱玛•格利丝。我在集中营见过她一两次——那恶魔般的女人，她可以把威尔曼恩变得像天使一样。叫我爱玛•格利丝比用腿踢我更让我受不了。但那晚我们到那家小客栈之前，我曾试图让他不要那样叫我。当他叫我‘苏菲宝贝儿’时，我知道他还不是那么亢奋，疯狂，尽管那时他仍在把玩那两颗毒药。但这次我很害怕。我不知道他到了什么程度。我和他同生死的想法已经完全消失。我不想我俩去死——无论是分开还是在一起。不，无论如何。但这时耐波他开始起作用，我能看出来。他慢慢安静下来。他紧紧抓住我，用身体用力地挤压我，我疼得很厉害。我以为我快要晕过去了。我开始尖叫，他这才意识到他对我干了些什么。他马上充满内疚，不停地在床上低声说：“苏菲，苏菲，我都对你干了些什么？我怎能伤害你呢？”诸如此类的话。但巴比妥——他把它叫做巴比——开始发挥作用，他睁不开眼睛，很快便睡着了。 “我记得那家客栈的老板娘又来到楼上，在门外问我们什么时候下去喝朗姆酒和吃晚饭，天已经不早了。我告诉她我们很累，要睡觉。她十分生气，恼怒地说这是最不道德的事，等等，但我并不在意，我自己也很累很困，于是我回来躺在内森身边。但马上，哦，我的上帝，我想起了烟缸里的那两颗胶囊。我一阵心慌，很害怕，不知该怎么处理它们。它们太危险了！我不敢把它们扔到窗外或垃圾箱里，因为我怕它们会破开，那气味会毒死别人。我想到抽水马桶，但我担心会把水甚至地板染上毒。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我明白我必须把它们从内森身边拿开，于是我还是决定试一试抽水马桶。我来到浴室，里面有些光亮。我小心地从烟缸里拿起胶囊，摸黑来到浴室，把它们扔进马桶。它们没有像我所担心的那样浮起来，而是像两颗石子一样沉了下去。我赶紧拉了一下水箱，它们便消失了。 “我回到床上很快便睡着了。我从来没有睡得这样沉，没有做梦。我不知道我睡了多久，但夜里内森有一次大叫着醒了过来，可能是药物的作用。我不知道。半夜里，他在我身边像疯子一样嚎叫，真令我害怕。我到现在还弄不懂他为什么没有把方圆几英里内的别的人吵醒？但我一下子被吓醒了。他开始大叫着什么死亡，毁灭，绞刑，毒气，焚尸炉什么的，我不知道还有些什么。那个白天我一直胆战心惊，但夜里更可怕。他一直像这样一会儿疯一会儿好的，但这一次他好像要永远疯下去了。‘我们必须死！’他在黑暗中狂言道。我听见他长长地呻吟着说：‘死亡是必要的。’然后他起身越过我朝桌子摸过去，好像在寻找毒药，但奇怪的是，这次只持续了几分钟他便软了下来，虚弱得难以支撑，我这才能把他拉回来按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说：‘亲爱的，睡吧，没事了。你做了一个噩梦。’等等一类的傻话。但这些话还真起了作用，他很快安静下来又睡着了。房间里很黑。我吻着他的脸颊，他的皮肤这时变得很凉。 “我们睡了很久很久。当我醒来了，从射进来的光线我知道已是第二天的下午了。窗外的树叶被照得发亮，仿佛整个树林都着了火。内森还在睡，我就这样睁着眼睛在他身边躺着，躺了很久，想着心事。我知道我无法将我的过去再隐瞒下去。我不能对自己隐瞒，也不能再对内森隐瞒。如果我不告诉他，我们将无法再在一起继续生活下去。我知道有些事情我决不能告诉他——决不！——但至少有一件事他应该知道，否则我们无法再继续相爱，更不可能结婚。而没有内森，我什么……什么也不是了。于是我下决心告诉他这件事——它已不再是秘密，只是我从未提起过，因为它带给我的痛苦仍然超过了我能承受的程度。内森还在睡。他脸色苍白，但疯狂已从上面褪去，他看起来很安详。我感觉到他已摆脱了所有药物的控制，那附身的魔鬼已离他而去，风暴已经过去，他又是我爱的那个内森了。 “我起床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树林——鲜亮，火红，美丽极了。我几乎忘了肋下的疼痛和发生的一切——毒药，内森的所有行为。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在克拉科夫，我常常虔诚地玩一种叫‘上帝的影子’的游戏。只要一看见那些美丽的东西，一朵云，一团火焰，绿色的山峦，天空中的一道光束，我总能在那里面找到上帝的影子，就像上帝真的要在我能看见和生活的地方显形，让我看见他在那里。那天，当我看着窗外那片美不胜收的树林，一直延绵到河边，天空洁净明亮，我一时忘了自己，感觉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小姑娘，开始在那美景里寻找上帝的影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奇妙的气味，远处树林中升起一缕烟，上帝就在那里面。但这时——这时我马上又跌回到现实中，上帝又一次抛弃了我，离我而去。我甚至感觉到我亲眼看着他离开了，把他的背影留给我，像一头巨大的野兽穿过树林慢慢消失。上帝！斯汀戈，我真的能看见他那巨大的背影，穿过树林渐渐远去。光慢慢地暗下来，我突然感到一阵空虚——记忆又回来了，我知道我该对内森说些什么。 “这时内森终于醒来。我躺在他的身边。他冲我微笑，说了几句什么，我感觉到他几乎不知道在过去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一切。我们相互说了一些睡醒后常说的无关紧要的话，然后我俯过身子靠近他说：‘亲爱的，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他笑了起来：‘别那么……’接着他问：‘什么？’我说：‘你以为我是从波兰来的独身女子，从未嫁过人，也从未有过家庭什么的。’我接着说，‘对我来说这很容易做到，因为我从未想过要把过去的事全挖出来讲一遍。我知道也许对你来说也同样容易。’他露出痛苦的神情。然后我接着说：‘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事情不是这样的。我几年前曾结过婚，有一个孩子，一个叫吉恩的男孩子，他和我一起被关在奥斯威辛。’我停了下来，眼睛看着别处。他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我听见他说：‘噢，仁慈的上帝啊。’他重复了好几遍，然后又沉默了一阵，最后问：‘他后来怎样了？你的小男孩后来怎样了？’我对他说：‘我不知道，他不见了。’他问：‘你是说死了？’我说：‘我不知道。是的，也许。这无所谓。就是不见了，失踪了。’ “那就是我能告诉他的全部，除了一件事。我说：‘现在我告诉了你，你必须向我保证以后绝不再问那孩子的事，也别再谈起他。我再也不会说他了。’他只说了一个字——‘好。’他说——但他脸上充满悲伤，我赶紧把头转开了。 “别问我，斯汀戈，别问我为什么——在经过这一切之后——我还是随时准备让内森往我身上撒尿，强暴我，刺我，打我，做任何他想对我做的事。又过了很久他才对我说：‘苏菲亲爱的，我简直疯了，你知道。我为我的疯狂向你道歉。’他停了一下又说：‘想和我上床吗？’我马上想也不想地说：‘是的，是的。’我们整个下午都在做爱，这让我忘记了疼痛也忘记了上帝，忘记了吉恩，忘记了所有的事。我知道内森和我又能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了。” 第82节 长篇大论 那天凌晨，当苏菲结束她的长篇大论后，我不得不强把她放倒在床上——我们那时老爱这么说。她狂喝滥饮后居然还能如此口齿清晰，而且讲述了整整一个晚上，这令我十分惊讶；不过到了凌晨四点酒店打烊时，她已完全垮掉了。我挥霍了一回乘“的士”回粉红宫；在车上她一直靠着我的肩膀打瞌睡。我把她扶上楼，用手从后面撑着她的腰。她的腿已不听 使唤，摇晃不定。我把她扶到床上时，她嘴里仍嘟嘟囔囔不停地说着什么。她一倒上床便昏昏沉沉地睡去了。我顾不上给她脱衣服，因为我自己也快不行了。我给她盖上一张毯子，便下楼回到自己的房间，脱了衣服，一下子钻进被窝，睡得一塌糊涂。 太阳已升起老高，我才醒来。窗外梧桐树上鸟儿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远处传来孩子们的吵闹声——这些声响把我的头盖骨都要掀起来了。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痛得要命，就像两年前那次醉酒一样，令我难受极了：我像赤裸着躺在玉米地里浑身疼痛，外面麻雀的叫声像动物的怪叫一样凶猛地刺激着我的神经，卡车压在路面窖井盖上发出的哐哐声像在使劲拍打地狱之门。我所有的神经都在颤抖。还有，过量的酒精使我浑身酷热难当，欲火中烧。至少在那天，我是那样的迫切——读者一定能明白那种欲罢不能的感受，这种渴望用手淫是无法压抑下去的。此时无论谁在我身边，我都会不顾一切把她干了。我不知该怎样形容此时的我，我想“海军陆战队”的疯狂说法最合适不过了：“哪怕是一堆烂泥我也会干了它。”突然我想起一件愉快的事，一下子跃身起床。我想起琼斯海滩以及睡在楼上的苏菲。 我把头伸出门外，对着楼上喊了起来。隐约传来巴赫的乐曲声。苏菲从门后回答了我，虽听不太清楚但这声音已足以受用了。那是个周六。就在头天晚上，苏菲答应在搬到新居前和我在这里度过整个周末。这简直令我受宠若惊。她甚至还同意和我一起去琼斯海滩野餐。我从没去过那里，但我知道它不像康尼岛那样拥挤。我一边冲着淋浴，一边憧憬着和苏菲在一起的时光。我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到我对苏菲的感情中所包含的悲喜剧性质。一方面我仍有足够的幽默感来认识她的存在带给我的痛苦的荒唐可笑。我曾读过大量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足以使自己认识到这种倍受折磨的情感就是他们所形容的可笑又可怜的“因爱而憔悴”。 不过这仅仅是半个玩笑而已，因为这种单相思害得我如同发现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惟一能治愈这病的便是得到她的爱——但这如同治愈癌症一样虚无缥缈。有时(不过仅有一次)我差点要对她破口大骂——“操你的，苏菲！”——因为我几乎可以看见她对我的这份爱或者感情表现出喜欢但决不是爱的那种轻蔑与不屑。我脑子里仍然回响着头天晚上她的话语，那该死的内森，可恶的暴行，性虐待。“该死的，苏菲！”我一边小声骂着，一边用浴液搓洗着我的大腿根部。“内森已经离开你了，走出了你的生活，去寻找他自己的欢乐了。那魔鬼已经走了，结束了，完了！所以现在爱我吧，苏菲。爱我。爱我！爱生活吧！” 我擦干身体，一边静下心来想着苏菲把我当成一个求婚者的可能性有多大。当然，如果我能穿透这道情感之墙向她示爱而又能得到她的爱的话，对我们两人来说都太麻烦了。她会时不时发作，怨妇似的无休无止地唠叨；而我呢，当然太年轻(鼻子边还长着几颗青春痘；此时从镜子中随便这么一瞥，便会意识到这个事实)。但这不过是小事一桩，历史上的先例很多，或至少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还有，我不像内森那么有经济实力。虽然苏菲不能算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但她却热爱富足的美国生活；自我克制并不是她表现明显的众多品质中的一个。我喉咙里发出一声不大但却清晰可闻的叹息，我在想我怎样才能养活我们两个人。好像是对这一问题产生的奇妙回应，我赶紧去找我藏在药柜里的钱。可这一来却吓得我不知所措，我盒子里藏的钱早已不翼而飞。我被洗劫一空了！ 我完全被一团黑云笼罩着，这是被劫后常会出现的情感——懊恼，绝望，愤怒，对人类的仇恨——还有一种往往最后才冒出来，但却是最最浓烈的：怀疑。我几乎马上把矛头对准了莫里斯•芬克，他常在我的房间外转悠，还有钥匙可以进我的房间。这种未经证实的疑惑逐渐加重，以至于我开始真正怀疑起他来。芬克曾向我献过一两次小殷勤，这显然也证实了我的猜测。当然，我不能把对莫里斯的怀疑告诉苏菲，但忍不住把被盗的事告诉了她。她表现出极其同情的样子。 “噢，斯汀戈，怎么会？”她正靠在枕头上读着一本法文版的《太阳照样升起》，听我一说，惊得一下子从床上跳了下来。“斯汀戈！谁会对你干这种事？”她穿着一件丝绸睡衣，一下子冲过来把我抱住。我此时正惊惶失措，甚至没顾上享受一下她的酥胸挤压我的身体时的那种愉悦感。“斯汀戈！被偷了？太可怕了！” 我感受到我的嘴唇在颤抖，差点就要掉下泪来了。“没了！”我说，“全没了！三百多美元呢，我惟一的财产！上帝，我的书怎么完成呢？我现在一名不文了，除了——”我这时才想起我的钱包，伸手掏出来打开一看，“除了这四十美元——幸好昨天出去的时候我带了这些。哦，苏菲，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昏昏沉沉中我发现自己在模仿内森说话，“唉，但愿我有tsuris！” 苏菲对付这种狂乱的情绪有一种奇特的魔力。她总能让对方平静下来，甚至当内森失去控制接近发疯时也是一样。这是一种奇怪的巫术，与她的欧洲背景以及她身上某种诱人的母性有关。“嘘！”她会用一种哄小孩的声音来安慰你，任何一个男人都会立即软下来不再挣扎，并最终笑逐颜开。所以此时苏菲轻而易举就让我平静下来了。“斯汀戈，”她说，一边用手抚弄着我衬衣的肩，“这样的事确实太糟了！但你决不能表现得像碰上原子弹爆炸一样。真是个大孩子，你看起来像要哭了。三百美元算什么？你马上就要成大作家了，一星期就可以挣三百美元！现在确实有点不妙，但既然钱已丢了，可能也没什么办法挽回了，所以忘掉它吧。来，打起精神，我们还得去琼斯海滩呢！” 她的话很有用，我很快镇定下来。我意识到她的话是对了，我对此无能为力，于是我决定放松下来，至少应试着去享受这个即将与她共同度过的周末。等那可怕的星期一到来之时，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我开始盼望这次海滩郊游，像到里约热内卢逃税的人一样渴望彻底忘掉过去。 我吃惊地试图阻止苏菲往她的旅行包中放进那半瓶威士忌，但她笑着坚持要放进去，说什么“以毒攻毒”，我敢肯定这话一定是从内森那儿拣来的。“你不是惟一宿醉的人，斯汀戈，”她接着说。就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认真地担心她喝酒这件事吗？以前我把她的贪杯认为是寻求暂时的安慰，更归罪于内森对她的遗弃。而现在我一点也没有把握。我们一同登上地铁后，疑惑与担心仍包围着我。不一会儿，我们下了车。在罗斯特朗德大街有直达琼斯海滩的班车，总是拥满去那地方晒太阳的怪里怪气的布鲁克林人。我和苏菲是最后上车的。车很快启动钻进了一条隧道，车厢里一股臭烘烘的气味，很暗，虽挤满了人却悄无声息。这种沉寂给人一种不祥之感——我一边往车厢后部挤去一边这样想着，这时因为拥挤有人发出了一点声音，总算是有了点人气。我们终于找到两个破烂不堪的座位，坐了下来。 第83节 乘客 这时汽车钻出隧道，一下子沐浴在阳光下，我这才看清我身边的乘客们。全是些犹太孩子，差不多十一二岁，全是聋哑人，或至少我认为他们是犹太人，因为其中一个孩子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伯司犹太聋哑学校”。两个母亲似的中年妇女在过道上像演哑剧似的用手语交谈着，满脸微笑。我感觉到自己因为喝多了还在不停地发抖。我有些恶心，引擎燃烧发出的气味以及眼前这一大堆残缺不全的天使们——这一切将我陷于一种痛苦的焦虑之中。苏菲也无法让我安静下来，于是她拿出酒瓶不时喝上一小口，不一会儿便开始喋喋不休起来，关不住她的话匣子了。但真正令我震惊的是她说内森的那些话，声音里充满怨恨。我简直不敢相信她这种腔调，充满威士忌的火辣辣的味道。在发动机冒出的蓝色烟雾中，我极不舒服地听着她唠唠叨叨，心里祈盼着海滩的新鲜空气。 “昨天晚上，”她说，“昨天晚上，斯汀戈，当我把康涅狄格发生的事告诉你后，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某些东西。我意识到内森离开了我，我很高兴。真的，我真的很高兴。你知道，我太依赖他了，那不是件好事情。没有他我寸步难行；不先想想他，我什么决定也做不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他为我做得太多了——我明白——但我实在太可怜了，我不过是供他享用、玩味的小羊羔罢了——” “可是你说他吸毒，”我打断她，怀着一种奇怪的冲动想要护他的短。“我是说，这是真的吗？他吸了毒十分亢奋时才会对你那么恶劣——” “吸毒！”她厉声打断我，“是的，他是吸毒，但那不过是个借口，看在上帝的份上。那能永远是个借口吗？我烦透了人们总是说应该怜悯那些人，他们是吸了毒以后才这样的，总是为他们找借口。去他妈的吧！”她用地道的内森语气骂道，“他差点杀死我。他打我，伤害我！我为什么还要爱这样一个人？你知道他干了什么吗——昨晚上我没有告诉你——他打断了我的一根肋骨，是踢断的。一根肋骨呀！他后来不得不带我去看医生，拍x光片——不是劳瑞，感谢上帝！——我不得不缠上绷带过了六周。我们还得向医生编故事——我从楼上滑下来，摔在过道里等等。啊，斯汀戈，我很高兴摆脱了这个人！一个残暴的人，太……太malhomete。离开他我真开心。”她宣称道，把嘴边的泡沫抹掉，“如果你想知道我的真实想法，那我告诉你，我太高兴了。我不再需要内森了。我还年轻。哈！或许我还能嫁给斯莫尔•卡兹！内森经常诬蔑说我和他有不正当关系，如果真能嫁给他，那内森不会吃惊吧？还有他的朋友！内森的朋友！” 我转身看着她，她眼里闪着一丝愤怒的光，声音也开始提高。我正想叫她小声点，突然发现这里除了我，没人能听见她说的话。“我真的无法忍受他的那些朋友。哦，但我却那么喜欢他的哥哥劳瑞。我会想他的。还有墨特•哈伯。但其他的朋友，那些总是小题大做谈论他们的病，为他们那聪慧的大脑和心理分析等等乌七八糟的东西焦虑的犹太朋友们。你听过他们的谈话，你该明白的。你有没有听过这么可笑的谈话？‘我的心理分析医生这么说，我的心理分析医生那么说……’真恶心！你会以为他们遭受了多么大的不幸，这么养尊处优的美国犹太人，每天与他们的医生这样那样，花很多美元去仔细检查他们可怜的犹太灵魂！啊……哈！”她的身体一阵颤动，她赶紧掉过身去。 苏菲的愤怒与痛苦，以及她的酗酒——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新发现——这一切更加重了我的紧张不安，几乎使我无法支撑下去。就在她滔滔不绝时，我隐约发觉我的身体正在发生不幸的变化。我的胃疼得厉害，像烧煤工似的浑身汗如雨下，裤裆里那玩意又一发不可收拾地肿胀起来，而我们的旅途就像踏上了一条没完没了的不归路。车轮的碰撞声，弥漫的烟雾，老朽的车厢，像要永远把我们锁在这里。恍惚中，我听见苏菲的声音像一曲咏叹调，回转在这群静悄悄的孩子中间。我真希望我对她那喋喋不休的话有更充分的忍受能力。“犹太人！”她叫道，“真的，他们在骨子里是真正的一路货色。你明白吗？我父亲是对的，他曾说他从没见过一个给了别人东西而不求任何回报的犹太人。而内森，噢——内森是一个多么好的榜样啊！是的，他帮了我不少，让我过上好日子，可又怎么样呢？你以为他是出于爱，出于仁慈？不，斯汀戈，他做这一切只是因为他可以利用我，拥有我，和我上床，打我，拥有一件物品而已！是这样，一件东西。嗬，这就是犹太人内森干的——他没有给我爱，只不过是用那一切收买了我，像所有犹太人一样。难怪整个欧洲都仇视犹太人。想想吧，只要付钱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甚至爱，他们以为也能用钱买到！”她用手抓住我的衣袖，汽油烟雾中混杂着她呼出的威士忌味。“犹太人！上帝，我太恨他们了！斯汀戈，我对你撒过谎，我对你讲的有关克拉科夫的每件事都是假的。我的童年，不，我的一生都痛恨犹太人。他们活该。我恨他们，肮脏的犹太猪！” “哦，请不要再说了，苏菲，别这样！”我不让她再讲下去。我知道她太激动了，我知道其实她并不真这样想，我还知道她是真心爱内森的。她只不过是把内森的犹太身份当作一个攻击目标，这比攻击内森本人要容易得多。想到这些我的内心一阵莫名的恼火，尽管我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然而，她的暴躁情绪传染给了我，当车在琼斯海滩停下时，我发现我的心思再一次回到被劫这件事上，心情再次阴沉下来。莫里斯•芬克。芬克！那狗娘养的。我在心里发泄着忿恨。 那群小聋子和我们一起下了车，在我们身边挤成一团，无数双手不断地翻飞，在交谈。在去海滩的路上，他们小心翼翼地挤作一团，悄无声息地和我们朝同一目的地走去。看来我们无法摆脱他们了。曾一片晴朗的布鲁克林上空此时乌云密布，远处的地平线黑沉沉的，海浪冲上海滩溅起一片白色泡沫。海滩上只有几个游人，空气浓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我觉得沮丧极了，然而神经却像着了火似的处于极度亢奋之中，耳朵里一直回响着早上从苏菲收音机里传出的《圣•马太激情》那极度疯狂而悲怆的音乐声。不知什么原因，我突然想起不久前读过的十七世纪的一首应答轮唱的诗句：“既然死亡是生命之光，甚至异教徒也怀疑是否生即是死……”我浑身汗水涔涔，一直焦虑不安，想象着被盗会带来的麻烦，担心我的小说无法完成，我是否应该起诉莫里斯•芬克。如同对这些无声信号的回应，那群聋哑孩子突然像海边的小鸟似的，一下不见了人影。我们沿着水边走着，灰白的天空下只剩下我和苏菲两人。 “内森具有犹太人的一切劣质，”苏菲说道，“没一个优点。” “那犹太人就一无是处了？”我大声地回应她说，“就是那个犹太人莫里斯•芬克从我药箱里偷走了钱。我敢肯定！贪婪的爱财如命的犹太猪！”　　两个反犹狂，一起在夏日里出游。 一小时后，我估计了一下，苏菲已喝下大约一、二盎司的威士忌。她像在印地安那盖瑞城的波兰酒吧里的女酒鬼一样大大咧咧地喝着。从她走路还无法辨别她是否已醉，但她的舌头已如脱缰之马一样滔滔不绝。和昨天晚上一样，我只是好奇地听着，看着酒精解除她所有的束缚。她开始控制不住自己。在所有的事情中，失去内森似乎对她影响最大，使她郁郁寡欢，离别的哀愁一直挥之不去。 “在被送到集中营之前，”她说，“我在华沙有一个情人，他比我小几岁，当时还不满二十。他叫托泽夫。不知为什么，我从未对内森提起过他。”她咬咬嘴唇，又接着说，“我这样做是因为内森嫉妒心太强，他会因此而惩罚我，哪怕这是以前的事。内森就是这种人，所以我对托泽夫只字未提。想想看，居然会憎恨一个过去的情人！而且已经死了。” “死了？”我问，“怎么死的？” 第84节 忧郁的气氛 但她似乎没有听见，在我们铺在海滩的毯子上翻了个身。她的旅行袋里装着四听啤酒，这让我又惊又喜，以至于对她没有很快拿出来给我也并不生气。她打开一听啤酒，喝了一口润润喉咙，才把它递给我。她还带了些三明治，不过我们都未去碰它。我们躺在两座沙丘之间的空地上，四周是一些稀疏的野草丛。从这里可以看见大海——灰绿的像机油一样的海水拍打着沙滩，但别人却看不见我们，除了天空中飞来飞去的海鸥。潮湿的空气将我们团团包裹，太阳挂在一层灰白的缓慢移动的炭色云团后面。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一海景画面笼罩着忧郁的气氛。我本不希望我们在此长久逗留，但那该死的啤酒使我早些时候的不安和紧张一扫而光——至少当时是这样。而且我淫心未泯，再加上苏菲身穿白色的娜斯特克司牌游泳衣和我一起躺在这么一个不易被人看见的凹陷处，这一切都增加我的非份之想。我又忍不住蠢蠢欲动起来——这是自与莱斯丽那晚之后的第一次冲动。我穿着那条难看的绿色游泳裤身子朝下趴在那里，继续扮演着耐心的听着忏悔的牧师角色。我，再次发现她的话中并没有闪烁其词和模棱两可，她并不想逃避。 “不过，我不告诉内森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她继续说道，“即使他不嫉妒，我也不会告诉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什么也不会相信。这是犹太人的又一个通病。” “苏菲，我不懂。” “嗯，是太复杂了点。” “给我讲讲。” “同样，它与我对内森讲的那些有关我父亲的事有关。我想想该怎么说来着，它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苏菲，你越说我越糊涂。请直截了当，好吗？”　　“好吧，斯汀戈。只要涉及犹太人，内森不会相信波兰人中有什么好人。我根本无法说服他，使他相信有一些正直的波兰人曾冒着生命危险救助过犹太人。我父亲——”她停了下来，喉咙里好像哽了什么东西。她犹豫了好一阵才说：“我父亲，噢，该死的，我已对你讲过——我对内森撒过谎，对你也一样。但你瞧，我最终还是把真相告诉了你，但这些我无法对内森讲，因为……因为我很怕。我父亲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尽管他所做的一切不是我的错，而且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我还是不得不对内森隐瞒这一切。”她又犹豫了一下。“我的确是出于无奈。关于父亲，我对内森撒了谎，但内森并不相信。后来我明白我决不能再把托泽夫的事告诉他。他是个好人，很勇敢。这是事实。我记得内森总是用十足的美国腔调说，‘你得到一个就会失去一个。’可我什么也没得到。” “托泽夫怎么了？”我有些不耐烦地追问。 “我们住在华沙的一栋被炸后的建筑物里。那幢楼房还很坚实，能住人，只是四面徒壁。那是个可怕的地方，你无法想象被占领后的华沙有多可怕。少得可怜的食物，常常只有一点水，冬天冷得要命。我在一家生产沥青纸的工厂上班，手常常被割得鲜血淋漓。我并不是为挣钱而工作，真的，而是为了一张工作卡。工作卡可以使我避免被送往德国集中营当劳工。我住在四楼的一间小屋里，托泽夫和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住在楼下。他姐姐叫汪娜，比我稍大一点儿。他们都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用英语来讲就是家乡军。我希望能好好形容一下托泽夫，可我做不到。我找不到那么好的词。我很喜欢他，但我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罗曼蒂克。他个子不大，但很强壮，整天紧张兮兮的，有些神经质。作为波兰人来说他的肤色比较黑。真怪，虽然我们同睡一张床，但我们并不经常做爱，他说他必须保存精力，以投入正在进行的战斗。他没受过多少教育，就像我一样，战争毁了我们受教育的机会。但他读过很多书，很聪明，他甚至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崇拜巴枯宁，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这确实有点怪，因为那时候我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那时我也常问自己怎么会爱上一个不信上帝的男人。但我们达成默契不谈宗教。 “托泽夫是个杀手——”她顿了顿，清理一下思路又说，“杀手。他是一个杀手。这就是他为地下组织干的活。他杀那些出卖犹太人的波兰人。那时华沙到处都藏着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居住区里的犹太人，而是上层社会的犹太人，其中很多是知识分子。当时有很多波兰人把犹太人的藏身之处向纳粹告密，有的是为了奖金，有的什么也不为。托泽夫就是地下组织中专杀这些告密者的成员之一。他用钢琴线勒死他们。他总是先摸清他们的情况，然后下手。每次杀人后，他都要呕吐。他杀了六七个人。托泽夫、汪娜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就住在紧挨着的那栋楼房里，我们都很喜欢她——一个叫艾瑞娜的美丽姑娘，大约三十五岁，长得十分漂亮。战前她是教师，教美国文学。我至今还记得她对一个诗人的评价，好像是哈特•克莱恩。你知道他吗，斯汀戈？她也为地下组织工作；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认为她为地下组织工作——因为后来不久，我们秘密了解到她是个双重间谍，出卖了很多犹太人，所以托泽夫必须除掉她，尽管他曾那么喜欢她。一天晚上，他用钢琴线把她勒死了，第二天一整天，他都呆在我的房间里，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空地，一句话也不说。” 苏菲陷入沉默之中。我把脸埋在沙滩上，想着哈特•克莱恩，感到自己和着海鸥的鸣叫和阴郁海浪拍打海岸的起伏声而浑身发抖。你在我身边，美丽的女神们向我们歌唱，祝福你，悄悄地把我们织入蓝天…… “他怎么死的？”我又问。 “当他杀死艾瑞娜后，纳粹发现了他。大约是在一周以后。纳粹雇有一大帮专门从事秘密谋杀的乌克兰人。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我们的住处，割断了他的喉咙。我当时不在。等我回去时，汪娜已经发现他死了，他倒在楼梯上，血流遍地……” 有很久我俩都没有说话。我知道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我的心情很沉重——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感觉。虽然我的逻辑思维告诉我，不必为这许多与托泽夫有关的事而谴责自己，我还是忍不住矛盾地检讨起我最近的生活来。当托泽夫(还有苏菲和汪娜)在华沙无可言状地痛苦挣扎时，斯汀戈在干些什么呢？听着戈林•米勒，喝着啤酒，在酒吧里大声嚷嚷。上帝，这世界多么不公平！在沉默了一阵后，我的脸仍然埋在沙地上，突然我感觉到苏菲的手指在我腿上摸索着，一直伸到大腿根那个敏感的部位，离我的睾丸只有几厘米远。我一惊，并不知害燥地性欲大发；我听见自己从喉咙深处不由自主地咯了一声，那手指马上离开了. “斯汀戈，我们把衣服脱了吧。”我想我听见她是这么说的。 “你说什么？”我木然地问。 “我们把衣服脱了，赤身裸体。” 第85节 赤身裸体 亲爱的读者，请你想象一下，你一直在怀疑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然而某一天早上电话响了，医生告诉你说：“不用担心，一切都搞错了。”或想象一下这个：你的财政严重赤字，你将面临破产，一贫如洗，你已经在考虑用自杀来摆脱困境，这时又是那该死的电话，带给你一个消息——你买的彩票中了五千万美元的大奖。我这样比喻一点也不夸张(可以提醒一下大家，有一次我曾说过我从未在女人面前赤身裸体过)，苏菲温柔的提议使我惊喜交加，再加上她手指的抚摸，直截了当的挑逗，我感到一阵气紧，不停地大口喘气。我想我现在正处于换气过度的状态，有一会儿我以为自己要晕过去了。 当我抬眼看她时，她正扭动身子脱下她在可罗尼亚专卖店买的泳衣，于是我便从几英寸远的地方看见了我以为要等到中午才能看到的情景：一个年轻女性的身体，油一样光滑的皮肤，丰满的乳房上两颗逗人的棕色乳头，光滑的肚腹上像一只圆圆眼睛的肚脐，还有(还好，我还能思维)一片迷人的三角形上的阴毛。我觉得所处的文化环境——整整十年远离漂亮女孩以及对人体普遍的封锁——束缚着我，使我几乎忘记女人所拥有的这最后一道防线。我仍然呆在那儿；这时苏菲已转身向海滩跑去。“来呀，斯汀戈。”她大叫着，“把你的衣服脱掉，我们到水里去！”我站起身呆呆地看着她走远。我敢说没有一个贞洁和长期以来被性饥渴所折磨的天主教骑士能像我这样在第一次看到苏菲跳跃的屁股——那令人神魂颠倒的情物时，就这么垂涎欲滴地傻眼干看着。接着我看见她水花四溅地扑进混浊的海水里。 我想我一定是太过惊慌以致忘了跟着她下水。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太快，我的思维被锁住了，脚也像在沙滩上生了根。情绪的巨大转换——刚刚还在谈着华沙的恐怖，一下子变成了现在放荡的嬉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激动异常却又迷惑无助，没有什么能指点我该怎么办。我在过度的偷偷摸摸中——尽管那地方非常僻静——把裤子脱下，站在翻滚着奇异云彩的灰蒙蒙的天空下，一任我的男子气飘向那无翼天使。我呷着啤酒，醉醺醺的，但心里充满快乐。我看着苏菲游泳。她游得很好，很轻松，但我希望她不要那么轻松。有一瞬间我担心她喝了那么多威士忌酒还游泳。空气很闷热，而我像患了疟疾一样在冷热两极之间不停地战栗着。 “嗨，斯汀戈，”她游了回来，咯咯笑着，“tu bandes。”　　“tu……什么？” “你那儿硬起来了。” 她马上就看见了。当她往回游的时候，我曾不知所措地想用床单把它安排好。为了使自己不致显得太笨拙，我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躺在床单上——或者说在我瑟瑟发抖之中尽可能地显出无所谓——用我的前臂把它挡住；但这种努力并不成功。当她猛地倒在我身边时，它忽地一下子跳入她的视线，我俩便像海豚一样滚进了对方的怀抱。从那时起，对这种拥抱的极度渴望把我折磨得彻底绝望了。我一边吻着苏菲，一边像马驹一样嘶叫着，但我能做到的也仅仅是亲吻；我紧紧搂住她的腰，不敢去抚摸她的任何部位，害怕我那双鲁莽的手会损伤她。她的肋骨仍然很脆弱。我想着内森的脚踢，也想着她过去的极度饥饿。我还在不停地发抖；我能感觉到的只是她嘴里香甜的威士忌酒味。我们俩的舌头纠缠在一起。“斯汀戈，你抖得厉害。”她把舌头缩回去小声对我说，“放松些！”我发现我居然流起口水来——当我们的嘴唇又紧粘在一起时，这愚蠢的流涎使我更加羞愧难当。我不知道我的嘴巴为什么会泄漏，而这一担心妨碍了我对她的胸部，臂部，还有梦寐以求的那个角落的探索。我完全陷入一种莫名的瘫软麻木的状态，就像一万个长老会主日学老师在长岛上空云集，他们的出现使我的手完全残废了。几秒钟像几分钟一样过去了，而几分钟又像几小时一样过去了，而我仍然无法动一动。这时，好像是为了结束我的受难，或许是为了让事情进展下去，苏菲自己采取了一个行动。 “你的雀雀长得很可爱，斯汀戈。”她说，一边轻轻地但却很果断地抓住了我。 “谢谢。”我听见自己咕哝了一声，脑海里仍然闪过一丝不相信(我想她确实是抓住了我的)，但我假装很圆滑老道地问，“你为什么叫它雀雀？在南方我们叫它别的名字。”我的声音颤抖得厉害。 “内森是这样叫的，”她回答说，“你们在南方管它叫什么？” “有时我们叫它鹤嘴锄。”我小声说，“在南方的北部地区，人们叫它筒或工具，还有的叫做彼德。” “我听过内森叫它是他的dork，要么就叫putz。” “你喜欢我的吗？”我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它很可爱。” 我已经想不起最后是什么——如果真有的话——结束了这段可怕的对话。当然她是想用夸奖来使我更兴奋——说我“巨大”甚至“大”都行，什么都比那“可爱”强。也许是我突然的沉默促使她开始像个熟练的挤奶女工一样熟练而热切地揉捏着我。她的动作十分剧烈；我听见她的呼吸急促起来。我也同样喘着粗气。这时她低声说：“翻过身来躺着，斯汀戈亲爱的。”我脑子里突然闪出她曾描绘过的与内森贪婪地口交的情形。这一切让我难以忍受——所有的揉捏摩擦，还有(我的上帝，她叫我“亲爱的”)突然间与她共尝禁果的命令。我像一头等待宰杀的公羊一样发出一声痛苦的哀鸣。我的眼睑紧紧闭上，一下子像洪水决堤似的溢精了，接着便瘫软得像死人一样。在这种时候她肯定是不应该笑的，但她的确笑了。 几分钟后，她意识到我的沮丧，说：“别让自己太难受，斯汀戈。这种事时有发生，我知道。”我像一只湿透的纸口袋一样瘫在那儿，眼睛闭得紧紧的，简直无法回想我的这次失败。早泄(在都克大学的心理学成绩4b)。我绝望极了，我想我再也无法睁眼面对这个世界——我简直就是海底里最低级的软体动物。 第86节 第一次做爱 我听见她又咯咯笑起来，于是睁眼往上望去。“瞧，斯汀戈，”她在我不相信的凝视中说，“这对美容有好处。”我看着这个疯狂的波兰妞儿拿起酒瓶喝了一大口威士忌，而另一只手——那只同时带给我极乐和极度的羞辱的手——轻轻将我刚溢出的东西抹在她的脸上。 “内森常说这玩意儿含有丰富的维他命。”她说。不知什么原因我一直盯着她的纹身，它在此时好像与此情此景很和谐。“别这样悲哀，斯汀戈。这不是世界末日。每个男人都有过这种情形，尤其是年轻人。就拿托泽夫来说吧，在华沙时我们第一次做爱时，他也是这样，与你完全一样。他也是个童男。” “你怎么知道我是童男？”我沮丧地问。 “唔，我就是知道，斯汀戈。我知道你和那个叫莱斯丽的姑娘没有干成，你只是编了一个故事说你俩上了床。可怜的斯汀戈——哦，说实话吧，斯汀戈，我并不是真的知道。我只是猜的，但我猜对了，不是吗？” “是的，”我咕哝着，“我纯洁得像白玉一样。” “托泽夫在很多方面与你很相像——诚实，直率，这使他有时显得像一个大男孩。这很难形容。也许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斯汀戈，因为你让我想起了托泽夫。如果他不被纳粹杀害，可能我会嫁给他。我们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出卖了他。这成了一个谜。但肯定有人告发了他。我们也常像这样出去野炊。这在战争时期非常难得——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但我们也在夏天到郊外去了一两次，也像现在这样铺上一张床单……” 这真令人吃惊。刚刚才做完那事儿——虽然失败了，却是我所经历过的有生以来最震撼灵魂的巨大灾变——她居然没事似的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似乎我们刚才的亲密接触并不比在某个舞厅跳两步舞更能打动她。难道这是痛饮的结果？她的眼睛有些迷乱，嘴巴不听使唤，像土豆贩子似的滔滔不绝。她这种满不在乎的样子使我痛彻心扉。瞧，她正把我刚才溢出的精液像擦面霜似的涂抹在脸上，不谈我(她刚才曾叫我“亲爱的”！)——也不谈我俩；而是讲起了一个已死去多年的旧情人。难道她忘了仅仅在几分钟前她刚刚把我引进那个我十四岁起就渴望进入的圣堂吗？难道女人们都像关掉电灯一样如此迅速地熄灭她们心中的欲火？托泽夫！她和她的这位旧情人快让我发疯了。她刚才对我的突如其来的激情表现不过是把我当作托泽夫的替身，用我的肉体来填补她空虚的幻象——我几乎不能再想下去，这一切像一把冰冷的刀子刺透了我的心。尽管如此，我还是注意到她有些支持不住了；她的声音已变了调，嘴唇也变得麻木，十分笨拙地动着。她像被施了催眠术似的前言不搭后语。应该引起警觉了！我把酒瓶从她手中拿掉。 “这事让我很难过，斯汀戈。我真的很难过。这事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如果托泽夫不死就好了。我很喜欢他，甚至超过对内森的爱。真的！托泽夫从不像内森这样虐待我。谁知道呢？也许我们会结婚，如果真这样的话，一切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有一件事——他的姐姐，汪娜，我早该让他摆脱她那邪恶的控制了。酒瓶呢，斯汀戈？”在她说话时，我把剩下的一点点酒倒在了身后的沙子里。“酒瓶。汪娜那个kvetch，她简直是个邪恶的kvetch！(我爱kvetch。内森，又是内森式的语言！)她应该对托泽夫的死负责。对，我承认……是该有人对那些出卖犹太人的人复仇，但为什么偏偏是托泽夫？为什么？那是汪娜定的，她有这权利，这个kvetch。是的，她是那个地下组织的头儿，但让你的兄弟充当这个城市的惟一杀手，这公平吗？我问你，公平呢？他每次杀了人都要呕吐，斯汀戈。呕吐！那一切都快把他变疯了。” 她的脸变得灰白。我屏住呼吸。她极度绝望，到处摸索着酒瓶，嘴里嘟囔着。“苏菲，”我说，“苏菲，酒已喝完了。” 她完全沉浸在回忆里，似乎根本没听见我的话，而且她的眼泪也快流出来了。突然我第一次明白“斯拉夫式忧郁”这个词的含义：悲伤与痛苦像黑色阴影扫过雪地一样掠过她的脸庞。“上帝诅咒你这个妓女！汪娜！她是一切不幸的制造者。一切！托泽夫的死，我到奥斯威辛……这所有的事！”她开始抽泣，泪水像断线珠子似的挂在她脸上。我难受地动了动身子，不知该如何是好。虽然厄洛斯爱神已经飞走了，我还是伸出手去将她搂过来，让她躺在我的怀里。她把脸靠在我的胸口。“哦，上帝诅咒你！我太难过了，斯汀戈！”她嚎啕大哭起来。“内森在哪儿？托泽夫在哪儿？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哦，斯汀戈。我不想活了！” “嘘，别这么说，苏菲，”我轻声说，一边用手抚摸着她赤裸的肩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抱紧我，斯汀戈，”她绝望地喃喃着，“抱紧我。我觉得我要掉下去了。噢，上帝，我快要完了！我该怎么办？我这么孤独！” 不胜酒力，伤心，疲乏，加上闷热——所有这些使她在我怀里睡着了。我也喝了不少啤酒，再加上精力耗尽，不知不觉也睡着了，紧紧贴着她的身体像裹在一张保护网里。我漫无目的地做起梦来，又是我一生中常常做的那种毫无目标地追逐某种东西的梦中之梦：爬上陡峭的三角形楼梯，坐着一条小船沿河而下，穿过荒凉的小巷和迷宫般的院落(在那儿我看见我崇拜的都克大学的英文教授，穿着一身花呢西服站在一辆急驶的汽车上)，穿过了灯光陆离的地下室和隧道。还有一条奇异可怕的排水沟。我的目标像以往一样无法明确，好像与一条走失的狗有关。这时我醒了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发现苏菲不见了。我大叫了一声，但这一声却被卡在喉咙里，出来时变成了一声呻吟。我的心狂跳起来。我急忙穿上游泳裤，爬到沙丘上——这样可以看见整个海滩——但什么也没有。她不见了！ 我又到沙丘后面去寻找——只有一簇簇凋萎的杂草，没有人。附近海滩上也没有，远远的只有一个模糊的人影蹲在地上，好像在冲我招手。我朝那人影跑去，渐渐看清是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在使劲嚼一块“热狗”，他的黑发从中间分开贴在头皮上。他和气地冲我咧嘴一笑，算是打了个招呼。 “你见到过一个人……一个金发姑娘吗？就是那种金发碧眼……”我结结巴巴地问道。 他肯定地点点头，笑了笑。 “在哪儿？”我松了一口气。 “我不会说英语。”他回答说。 第87节 惊吓与绝望 至今我仍然记得，就在听他回答的那一瞬间，我越过他那毛茸茸的肩膀看见了苏菲，她的头浮现在绿色的油浸浸的波涛中，只有一个小圆点那么大。我来不及细想便一头扎进水里朝她游去。我是个不错的游泳能手，但那天我真正做了一次奥林匹克式的伟大壮举，劈波斩浪奋力前行，惊吓与绝望使得腿和胳膊的肌肉力量倍增，使我以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巨大力量向前游着。我在温柔的污浊的海水中轻快地划动着手臂；即使这样，我现在仍很惊奇她是如何游到那么远的，而当我踏着假水停下来小憩并确定她的位置时，我痛苦地发现她仍在不停地游着，朝委内瑞拉方向游去。我大叫了一声，但她仍不停地往前游。“苏菲，回来！”我大叫着，其实不过是白在那儿叫喊。 我深吸了一口气，心里默默向上帝祈祷——这是我多年来的第一次，然后再一次开始英雄般的壮举，朝那团金黄色的头发游去。我觉得我突然获得一种不可思议的巨大力量，使我以惊人的速度向苏菲游去；透过被海水腌痛的双眼，我看见苏菲的头越来越大，越来越近。我意识到她已停止游动，仅过了几秒钟我便追上了她。海水几乎淹过了她的眼睛，但她并未处于溺水状态；她的眼睛像一只被逼到角落里的猫一样闪着发狂的光。她喝了几口水，显然已精疲力竭。“别，不要！”她气喘吁吁地说，想用手把我推开。但我游了过去，从后面紧紧地抱住她的腰，吼道：“住嘴！”我已经有些歇斯底里了。我抱住她，她并未像我预想的那样挣扎。我一发现这点顿时松了口气。她靠在我身上，听任我带着她慢慢游向岸边，只是轻轻地哭泣着，泪水和着海水溅到我的脸颊和耳朵上。 我刚把她拽上岸，她便四肢摊开倒在海滩上，吐出了起码半加仑的海水。接着她哽咽着，悲痛欲绝，像癫痫突发的人一样趴在那里剧烈地颤抖着。我从未见过如此强烈的悲伤。“哦，上帝，”她呻吟着，“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为什么不让我淹死？我太不幸了——我一直都那么不幸！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我站在她赤裸的身体旁，一筹莫展。沙滩上只有那个刚才和我说过话的孤独的海滨行人，他站在那儿漠然地看着。我注意到他嘴唇上还沾有一抹番茄沙司；他用西班牙话对我们说了些什么，但我几乎听不见他的话。突然我身子一软倒在苏菲身边，这才发现自己早已精疲力竭。我伸出一只手疲软地放在她那赤裸的背上，从那时起便留给我一个极深的触觉印象：她的脊椎像骨架一样高高凸起，节节分明，整个身条像一条蛇似的随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天开始下起小雨，雨点打在我的脸上。我把头靠在她的肩上，这时我听见她说：“你应该让我淹死，斯汀戈。没有人有我这样多的不幸。没有！没有谁像我浑身充满不幸。” 但最后我给她穿上衣服，然后乘公共汽车回到布鲁克林的粉红宫殿。喝了咖啡后，她终于清醒过来，然后睡了一觉——持续了整个下午和晚上。醒来后她仍然紧张不安——显然，刚才那游向海洋深处的孤独之旅的记忆刺激着她，使她烦躁不安——但尽管如此，对于一个在悬崖边已走得很远的人来说还算恢复得不错。至于身体受到的其他损害似乎很少，只是灌下去的那些海水使她不停地打嗝，并在随后的几小时里不时呕吐。 后来——唔，上帝知道她已将我带到她过去经历的一些最深的深处，但也给我留下了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也许她感觉到除非她完全回到过去，把那些曾向我隐瞒同时也对她自己隐瞒(谁知道呢？)的事情清楚明白地显露出来，她便不能真正回到现在。于是在那个阴雨绵绵的周末的余下时间里，她告诉了我有关她过去的更多的事。(比以前更多，但仍不是全部。有一件事仍一直埋葬在她心里。)我终于辨别出那个“不幸”的轮廓，这“不幸”从华沙到奥斯威辛，再来到布鲁克林这条惬意快乐的资产阶级街区，像个魔鬼似的一路无情地追逐着她。苏菲是在1943年三月中旬被关进监狱的，那是在托泽夫被乌克兰暗杀者杀害的几天之后。天空灰蒙蒙的，寒风阵阵，低矮的云层仍让人感到残冬的气息。她记得是在那一天的午后，当时她正乘坐一辆急驶的只有三节车厢的电力火车返回华沙。列车突然在华沙郊外急刹停下，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啸。她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这不仅是一种凶兆——她将确凿无疑地被送往集中营。这个令人发疯的可怕念头甚至在盖世太保警察到来之前便突然袭上她的心头。十几个人走进车厢，命令所有人下车站队。她明白这是一次围捕。在火车剧烈的减速中她一直担惊害怕，那个突然的急刹车，车轮摩擦轨道产生的刺鼻的金属焦臭味，都预示着厄运的到来；或坐或站像挤在罐头里似的乘客同时往前一扑，手乱抓一气想找个支持点。末日到了。她想，这不是一次事故，是盖世太保所为。接着她听见一声命令：“下车！” 他们马上发现了那块十二公斤重的火腿。她的计策——把肉用报纸裹住塞在衣服下面佯装孕妇——现在看来太陈旧过时了，几乎马上就会引起怀疑。这根本不是个好办法，但她还是那样做了。那个卖肉给她的农妇一再要她用这个办法。“你至少可以试一试。”那女人说，“如果他们看见你公开拿着这肉肯定会抓你。还有，你的穿着打扮像个知识分子，而不像我们这些农妇。这会有用的。”但苏菲既没想到会遇到围捕，也不知道它的彻底性，所以盖世太保的打手把苏菲使劲推压在一面潮湿的砖墙上时，丝毫不掩饰对这个傻乎乎的波兰女人的笨拙诡计的轻蔑。他从外衣口袋掏出一把小刀，轻快地切进那个隆起的假腹中，一边斜眼睨视着她。苏菲嗅到那家伙呼出的奶酪味。当刀子刺入那块火腿时，他说：“你能说说这是什么吗，宝贝？”她吓得只能说出一些绝望的求饶的陈词滥调，让她痛苦的是她那口纯正的德语居然得到了他们的赞扬。 她觉得她肯定要受刑，然而她却逃脱了。那天德国人似乎一直都在大吵大嚷，成百上千的波兰人被赶到街上围成一堆，然后被监禁起来，这样她所犯下的罪行(私买猪肉)——在别的时候肯定会受到严格的审查——在混乱中被忽略或遗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不被注意，还包括她那只火腿。在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总部(那个令人恐惧的撒旦的前厅在华沙的复制品)里，那块火腿正在戴着手铐的她与戴着单片眼镜的一个狂热分子之间的桌子上闪着淡红色的光。那个德国人——简直就是奥托•克鲁基尔的翻版——不停地走动着，他要知道她是从哪儿得到这东西的。他的翻译，一个波兰姑娘，一直咳个不停。“你这个走私犯！”他用拙劣的波兰语大声叫道。当苏菲用德语回答他时，得到了那天的第二次赞美。她展示了一个大大的牙齿几乎全露出来的纳粹式的笑容，简直于1938年的好莱坞电影一般无二。但这笑容并不是令人愉快的笑，难道她不知道她的行为有多严重吗？难道她不知道任何肉类，特别是这种品质的肉只能供应给第三帝国吗？他用手指甲挖下一块肥肉送进嘴里。他一点一点地慢慢咀嚼着。(“高质量[1]。”他说。)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咆哮起来：她从哪儿弄到这肉的？谁提供给她的？苏菲想起了那个可怜的农妇，知道等待她的将是可怕的惩罚。她尽量拖延时间应付着他：“长官，这肉不是为我自己找的，是为我妈妈弄的。她住在城的另一边。她病得很厉害，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似乎这样的利他主义陈述能对一个纳粹产生什么作用。这时有人敲门，电话铃也疯狂地响了起来。对德国人和他们的围捕来说，这是多么忙乱的一天了。“我才不管你他妈的妈妈呢！”他吼叫着，“我只想知道你从哪儿弄来的肉！告诉我，马上！否则我要打得你非说出来不可！”但猛烈的敲门声仍在继续，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这位盖世太保军官不得不暂时放下这个波兰母狗，厉声叫着让下属把她带走——这是苏菲最后一次见到他和那块火腿。 如果换一天她可能根本不会被捕。当与一大群男男女女的陌生人中同关在漆黑一团的牢房里时，这个讽刺一次又一次地击打着苏菲。这些人大多数——虽不是全部——很年轻，二三十岁。他们的举止——也许只是因为他们顽石般地沉默——告诉她他们是抵抗组织，即家乡军的成员。这时她突然想到如果她再多等一天(像她原来计划的那样)出城的话，她就不会在那趟列车上。她现在才明白他们遭到的伏击可能就是为了抓这群混在那辆列车上的家乡军成员。为防止有人漏网，纳粹采取了不放过一个的政策，而苏菲恰好成为其中之一。她坐在石板地上(已是半夜时分了)，绝望得透不过气来，想着吉恩和伊娃在家无人照料。牢房外的走廊里一直充满嘈杂声，脚步声，和人身体拥挤推搡的声音，白天抓来的受害者还在继续被塞进来。有一次她透过门上的小孔瞥见了一张熟悉的脸，心一下子猛跳起来。那是张年轻人的脸，上面血迹斑斑。她只知道他的名字，阿德斯洛，地下组织刊物的编辑，他曾在汪娜和托泽夫的房间里和她说过几次话。不知为什么，她当时确信汪娜也被捕了。这时她突然想到另一点——圣母啊，她不由自主地暗暗祈祷——这一发现使她像被打湿的树叶一样瘫软下去：那只火腿无疑已被遗忘，而她的命运却无论如何与这些抵抗组织的成员紧紧拴在了一起。这样的命运带着一团阴影突然向她袭来，将她紧紧缠在“恐惧”之中。 第88节 出乎意料 苏菲整晚没睡。牢房里又冷又黑，她甚至分不出旁边那个人是男是女。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这个身体被猛推进来倒在她的脚边。当黎明的曙光照进房间时，虽说并不出乎意料，但还是吓了她一跳。那个人是汪娜。在微弱的光线下，她慢慢看清汪娜脸上那一大块青肿的伤痕，看上去像捣碎的紫葡萄。她想把她叫醒，但犹豫了一下，又缩了回来；正在这时，汪娜醒了，呻吟了一声，直楞楞地盯着苏菲。她决不会忘记汪娜脸上惊愕的表情。“卓娅！”她大叫一声，抱住了她，“卓娅！你怎么会在这儿？” 苏菲泪如泉涌，靠在汪娜的肩头绝望、伤心地痛哭起来，一直哭了很久才能够开口说话。汪娜的耐心像往常一样令人宽慰。她低声安慰着她，两手轻轻拍着她的背，充满母亲和姐妹一般的关怀。苏菲在她怀里本可以睡着的，但她深受焦虑的折磨，于是在控制住情绪后，她开始对她讲起在列车上被捕的经过。这只需三言两语就可说清。她听见自己像连珠炮似的说得非常快，很快说到折磨了她十二个小时的问题：“孩子们呢，汪娜？吉恩和伊娃，他们安全吗？” “是的，他们很安全。他们就在这儿的某个地方。纳粹伤害不到他们。他们每天都在我们住的房子里抓人——所有的人，包括你的孩子。他们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扫。”一丝痛苦的表情掠过她那张宽大的脸，现在它已被蹂躏得不成样子了。“噢，上帝，他们今天抓了这么多人。我知道他们杀了托泽夫后就会对我们下手的。这是一场大祸！” 至少孩子们没有受到伤害。她感谢汪娜，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接着她忍不住伸出手指，在那张受伤的青紫肿胀的脸颊前舞动了一下，但没有碰它，又把手缩了回去。她这样做时又开始哭起来。“他们对你干了些什么？汪娜亲爱的？”她低声问道。 “一个盖世太保把我从楼上推了下去，然后使劲用脚踢我。唔，这些——”她往外看了看，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还好，我想他们没有打坏我，是我让这伤显得很糟。”她又抱住苏菲，小声哄着她。“可怜的卓娅，我没想到你掉入了他们的魔窟。” 汪娜！苏菲怎样确定她对汪娜最终的感情呢？那是各种情感混杂在一起的复杂感受：爱，嫉妒，不信任，依赖，敌意，崇拜……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们很相似，但又截然不同。最初是对音乐的迷恋把她们吸引到一起的。汪娜到华沙的公立艺术学校学声乐，但战争毁了这一愿望。苏菲也同样如此。当苏菲与汪娜和托泽夫偶然住进同一栋楼房时，巴赫、莫扎特将他们牢牢地粘在一起，成了好朋友。汪娜个头很高，火红的头发，有着男孩子般的长臂长腿和运动员般的身材。她的眼睛是苏菲所见过的最迷人的蓝宝石色，脸上布满微小的雀斑，一个过分突出的下巴破坏了她的美丽，但她那活跃的思想又以某种奇特的力量挽救了她的美丽，使她像那头火红色头发一样光芒四射。 苏菲和汪娜的背景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她们都在一种浓郁的德意志氛围里长大。事实上，汪娜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姓氏，穆克霍奇•冯•科里兹奇曼——这是因为她有一位德国父亲和一位波兰母亲的缘故。她的出生地洛兹深受德国影响——即使不是全部，至少在商业和工业，尤其是在纺织业方面影响很深。她的父亲是一位生产廉价羊毛织物的工厂主，很小就教她学习德语；与苏菲一样，她的德语十分流利，但她的心和灵魂始终属于波兰。苏菲很难相信一个人的内心会蕴藏如此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即使在爱国热情异常高涨的波兰大地。汪娜是罗沙•卢森堡——她崇拜的女英雄的再现。她很少提起自己的父亲，也从不解释她为何完全放弃她在德国的那份遗产；苏菲只知道汪娜日思夜想的都是自由波兰——尤其是战后光芒四射的自由的波兰无产阶级，这样的激情把她变成了一个最坚定不移的抵抗组织成员。她热情，胆大，聪明——一个完美的自由波兰的鼓动者。她那完美的征服者的语言对地下组织有异乎寻常的价值，且不说她的热忱与其他才能。她知道苏菲在德语方面拥有同样的特长，但她却拒绝为抵抗组织服务。这一点起初弄得汪娜对她失去了耐心，后来这两位好朋友差点因此闹得不欢而散。因为苏菲确确实实从心底里害怕被卷入反纳粹的地下战斗之中，这一点使汪娜觉得她不仅不爱国，而且懦弱，自私。　　在托泽夫被杀以及围捕前的几周，一些家乡军成员在离华沙不远的普鲁兹克镇劫走了一辆盖世太保的货运车，车里装着珍贵的文件和计划书，汪娜一眼便知那厚厚的文件里有最秘密的东西。但文件太多急需翻译。当汪娜请求苏菲帮助时，苏菲又一次拒绝了她。这次她们终于爆发了一场痛苦的争吵。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汪娜说，“而你却根本没有政治观点。还有，你是个基督徒。这些我都能理解。过去我只是蔑视你，卓娅，蔑视和厌恶，我的朋友没有一个会与你这样的人来往，但我以为我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恨我的朋友和同志们的那种愚蠢的冷漠，而且我真的很喜欢你。你一定感觉到了。所以，我并不想强迫你加入这个理想主义的政治圈子，你也用不着和他们大多数人打成一片。我的看法不具有代表性，但他们也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类型的人——有些人你已经认识。不管怎么说，并非这个运动中的每个人都具有政治倾向。我只是以人道的名义请求你，呼吁你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波兰人的正义感。” 这时，苏菲像往常一样，等汪娜热烈的说教结束后便转身走开，一言不发。她一直站在窗前，盯着华沙冬天荒凉的景象，被炸后燃烧的发出硫磺味的建筑物和废墟掩盖在一片蒙上烟灰的积雪之下——这场景曾一度使苏菲流出悲伤的眼泪，而现在却只有冷漠和无动于衷了。整个城市日复一日地充斥着恐惧，饥饿，死亡。如果地狱有郊区的话，一定就是这付荒凉的样子。她用嘴吸吮着破伤的手指。她甚至买不起最廉价的手套，这使得她的双手在沥青纸厂里全给毁了，一个姆指严重感染，痛得钻心。她对汪娜说：“我告诉过你，我现在再对你说一遍，亲爱的，我不能，我不愿意。就这样。” “还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吗？” “是的。”为什么汪娜不能接受她最终的决定，不再来纠缠她呢？她的固执简直令人发疯。“汪娜，”她轻声说，“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一再重复你早已知道的那些话我觉得很尴尬，而且我也不想使你难堪，因为我知道你很敏感。但以我的立场——我再说一次——我不能去冒险。我的孩子们——” “家乡军里有些妇女也有孩子。”汪娜突然打断她的话，“为什么你不能把这个从脑子里赶走？” “我以前告诉过你，我不是‘有些妇女’，也不是家乡军的成员。”苏菲反唇相讥，有些被激怒了。“我就是我！我用不着按你的意志行事。你没有孩子，所以你能说得很轻巧。我不能做可能伤害到孩子的任何事情。他们已经够苦的了。” “恐怕我要说你太让人生气了，卓娅。你把自己放在与别人不同的水准上，不能作出牺牲——” “我已经作出牺牲了，”苏菲痛楚地说，“我已经失去了丈夫和父亲，而母亲也快死于肺结核。我还要牺牲多少，看在上帝的份上？”汪娜并不知道苏菲心里隐慝着对她丈夫和父亲的反感，尽管他们已死去三年，埋在萨斯赫森的坟墓里；然而，她的话却有了一些效果。苏菲觉察到汪娜的语调变了，像哄孩子地哄求着她。　　“你不一定会处于危险的境地，明白吗，卓娅。你用不着干什么冒险的事——不像别的同志干的那些事，甚至也不是我干的那些事。只是用用你的脑子。你能干很多很有价值的事，只须用上你的语言才能，比如收听他们的短波广播，翻译。这些文件是昨天在普鲁兹克从盖世太保那儿偷来的。我坦白地告诉你吧，它们价值千金，我敢保证！这事本来我可以做，但它们实在太多了，我还有好多别的事。明白吗，卓娅？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文件的一部分交给你，你将帮我们很大的忙。这非常安全——没人会怀疑。”她停了一下，接着固执地说：“你必须考虑这事儿，卓娅，否则你就不是有正义感的人。想想你能为我们大家干些什么。想想你的祖国！想想波兰！” 第89节 荒凉的街景 夜幕降临。天花板上那个小灯泡亮了，透下一丝柔弱的光——今晚真走运，平时经常没有电。苏菲从黎明时起便开始不停地搬移一摞摞沥青纸，现在感觉到脊背的疼痛远远超过了被感染的手指。她觉得全身肮脏，蒙满尘垢。她疲倦地看着外面尚未抹上阳光的荒凉的街景，困倦地打了个哈欠，再也听不见汪娜的声音，或者说听不见真正的词儿，那些话已变成刺耳、单调的恫吓。她不知道托泽夫在哪儿，是否安全。她知道他此时正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杀人，那根钢琴线缠成一团藏在他的茄克下——一个十九岁的男孩正专心于他的杀人使命。她并不爱他，但是，嗯——非常关心他；她喜欢他身上温暖的感觉，所以她着急、焦虑，直到他回来才能放心。圣母玛丽亚，这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下面丑陋的街道上——灰色的碎石道上没有一个人影，像一只被穿破弃置的烂鞋。一队德国士兵踏着重重的步子走在阵阵寒风中，制服的衣领随风飘着，肩上的枪闪着寒光。她看着他们转过街角，转向，消失在另外一条大街上。透过那栋被炸毁的建筑物的废墙残垣，她可以看见那个立在街边的铁铸的绞刑架：它像一个展示架似的，任由旧衣贩子们在上面展示各式各样的旧衣服。曾有无数华沙平民扭动着被吊死在那里，现在仍有身体被吊在上面。上帝呀，这一切难道没有尽头吗？ 她实在太累了，可这时她突然想跟汪娜开个玩笑，用早已想好的话回答她：惟一能吸引我进入你们世界的是一台收音机，但不是用来收听战争新闻，不是用来收听盟军的胜利消息，也不是用来收听波兰军队打仗或波兰流亡政府的命令。全不是。我想像你们那样冒着失去胳膊甚至失去生命危险做这件事，只是为了再听一次托马斯•比彻姆先生指挥的音乐——多么自私的想法啊！甚至当这一想法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时，她便意识到它是多么卑鄙。但她还是忍不住这样想了。这就是她的感觉。 在那一瞬间，她因为这一念头而感到十分羞愧，为她与汪娜、托泽夫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而感到羞愧。这两个无私勇敢的人，他们对人类和他们的波兰同胞的献身，对被以她父亲为代表的波兰人背弃的犹太人的关注，无声地谴责着她。尽管她无可指责，但最后一年与父亲的合作，以及他那本糟糕透顶的小册子，一直让她有被玷污的感觉，因此与这位献身事业的大姐的短暂友谊使她如沐清新的空气。她抖了一下，因羞愧而感到发热的脸更烫了。如果他们知道了别冈斯基教授的事会怎么想，或者知道她三年来一直随身携带这本小册子又会怎么想？她为了什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或许只是为了把它作为一个契机，到万不得已时用它作与纳粹进行合作的工具？是的，她回答自己说，是的——这是无法摆脱的罪恶和不光彩的事实。此时当汪娜继续谈着责任与牺牲时，她一下子被这一秘密搅得心神不宁。像急于把一堆腐烂的垃圾从脑子里赶跑似的，她强迫自己重新听汪娜讲下去。 “生命中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每个人都必须站起来，让人们来判断他是否有价值。”汪娜说，“你知道我把你看作是一个多么美的人。托泽夫会为你而死！”她的声音抬高了，一边用手摩擦着脸，“但你不能继续这样对待我们。你必须负起责任来，卓娅。你不能像这样再糊涂下去了。你必须做出选择！” 正在这时，她看见她的孩子们出现在楼下的街道上，沿着人行道慢慢地走着，一边热烈地谈着什么，像孩子们惯常那样嬉闹着。几个行人从他们身旁匆匆走过；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迎风走着，笨拙的身体碰了一下吉恩，吉恩用手做了个无礼的手势，然后继续和他的妹妹边走边说，一个劲儿地解释什么。他是去接伊娃的，她刚在几个街区外的一间地下室里上完长笛课。老师是一个叫司蒂芬•扎沃斯基的男人，曾是华沙交响乐团的长笛手。为了让他收下伊娃，苏菲曾厚着脸皮求过他，对他说了不少恭维话。苏菲能够支付的极少一点费用，对这个失去事业的音乐家并没有什么吸引力，让他能在这个冷酷的毫无生气的城市里教授音乐。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挣到一口面包(当然许多是违法的)。他的双腿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已经有些跛了，行动时有些妨碍。不过，年轻的单身的扎沃斯基对苏菲十分迷恋(正如其他许多一见到苏菲便神魂颠倒的男人一样)，毫不迟疑地同意了，只是为了随时能见到她的美丽容颜。苏菲坚持说，她不能想象伊娃在一个没有音乐的环境中长大。她情绪激昂地坚持着并最终说服了扎沃斯基。 长笛，那令人心醉的长笛。在一个被摧毁的没有音乐的城市里，它似乎成了孩子跃入音乐世界的最好乐器。伊娃迷上了长笛，大约过了四个月时间，扎沃斯基开始喜欢上这个小姑娘，甚至有些欣喜若狂。他为她的天赋所惊异，她就像他的又一个兰朵斯卡，帕德威斯基，又一个波兰奉献给音乐神殿的奇迹。她也许真是。最后，他甚至拒绝收下苏菲仅能支付的微不足道的学费。这时，扎沃斯基突然出现在大街上，像从什么地方蹦出来似的令人大吃一惊。这个金发幽灵一付快要饿死的样子，一跛一拐的，红脸膛，干草一般的头发，淡色眼睛里透出极度的不安与关心。他身穿一件烟灰绿色的满是虫眼的羊毛衫。苏菲吓了一跳，一下子朝窗外俯过身去。这个热心的神经质的人显然是跟随伊娃而来，或一直在后面急急忙忙地追了好几个街区，只因为苏菲不可能猜到的某件事或某个原因。突然他的使命变得清晰了。这位热心的教师跛着脚追伊娃，只是为了纠正或解释他刚刚教给她的东西，煞费思心地再做一番详细的阐述——大概是指法或术语什么的——是什么呢？苏菲不知道，但她既感动又惊诧。 她把窗户轻轻推开想喊下面的人，他们现在已经快到大门口了。伊娃梳着两条小辫，掉了两颗门牙。苏菲想，她怎么能吹长笛呢？扎沃斯基让伊娃打开皮箱拿出长笛，在孩子面前比划着，但他并没有吹响，只是用手指演示着某个无声的调子。然后，他把嘴唇贴在乐器上吹出了几个音符。苏菲一直未能听到声音。这时天空掠过一大片阴影。往上一看，一个飞行中队的轰炸机正往东边的俄国飞去，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它们低低地掠过城市的上空——五，十……二十架恶魔般的飞机布满天空。它们在每日黄昏很晚的时候准时归来，把房子震得摇晃不停。汪娜的声音淹没在那巨大的轰鸣声里。 等飞机过去后，苏菲朝下看去，听见伊娃在吹长笛，但声音很弱。曲调很熟，却叫不出名字——是汉德尔的《葡萄藤》吗？一首甜美的十分和谐的怀旧乐曲，总共十几个音符，但它们却奏响了苏菲灵魂深处共鸣的钟声。那些乐音是她曾经拥有，曾经渴望，并希望能给予她的孩子们的，不管上帝会给他们一个怎样的将来。她完全陶醉其中。她有些站立不稳，头晕目眩，感觉自己被一种强烈的痛楚的爱所淹没。与此同时，兴奋——那种既美妙又绝望的兴奋——使她打了个冷战，皮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但那短小、完美的曲子——几乎才刚刚开始——已消失在空中。“太好了，伊娃！”她听见扎沃斯基的声音。“真不错！”她看见老师在伊娃和吉恩的头上轻轻拍了拍，转身快步回他的地下室去了。吉恩在伊娃的小辫上猛扯了一下，使她的头往后一扬。“住手，吉恩！”接着他们冲入了房子。 “你必须做出决定！”她听见汪娜固执地说。 苏菲一时陷入沉默。最后，孩子们追逐的脚步声传进她的耳朵。她轻声回答说：“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正像我告诉过你的，我不想卷入进去。我是认真的！决心已定[1]！”她在说这个词时抬高了声音，并且很奇怪自己为什么此时要用德语。　　“我决心已定！这就是我最后的回答！” 第90节 全国各地的集中营 在苏菲被捕前的五个月里，纳粹曾竭尽全力将波兰北方变成无犹区。从1942年十一月开始一直持续到次年一月，波兰东北部的成千上万犹太人被塞进火车送往遍布全国各地的集中营。在经过华沙中转后，他们中的大部分来到了奥斯威辛。与此同时，在华沙的反犹太人行动宣告暂停——至少在大规模驱逐的同时是这样的，原因是华沙的驱逐行动已经扩大到相当广泛的程度。据统计资料显示，德国于1939年入侵波兰前，华沙的犹太人口接近四十五万——仅次于纽约，是世界上犹太人口最密集的城市。而仅仅过了三年，生活在华沙的犹太人仅剩下七万，其余大部分人在奥斯威辛，索比堡，贝乌热茨，海乌诺姆，麦达内克[2]等，特别是在特雷布林卡消失了。最后这个集中营坐落在离华沙不远的荒郊。与奥斯威辛不同的是，它关押的不是苦役犯，而是专门用于最后灭绝的场所。于1942年六月和八月在华沙掀起的庞大的犹太人重新安置计划决非偶然，那些已变成可怕的空壳一样的犹太区域与世外桃源般的特雷布林卡修建的众多毒气室遥相呼应。 总之，留在华沙城里的七万犹太人中，大约有一半“合法”地居住在被毁坏的犹太人居住区(甚至当苏菲在盖世太保监狱中受尽煎熬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准备在几周后的四月起义里殉难)，其他的三万五千人——即居住区的所谓秘密居民——像被追逐的猎物一样陷入崩溃的绝望之中。他们被纳粹追捕，但这还不是全部：他们还要随时担心流氓“反犹者”的出卖——托泽夫捕杀的对象，以及其他一切会受到利诱的波兰人，忍受像那个文学青年女教师一样的见利忘义的人的出卖，甚至(不止一次地)承受被他们的犹太同胞扭曲的阴谋陷害。“真是太可怕了，”汪娜一次又一次地对苏菲说，“托泽夫的被出卖和被杀害，以某种方式标明了纳粹找到了他们所期望的突破点。家乡军的每一个组织被砸得稀里哗啦——上帝，多令人寒心啊！但毕竟——”她又加上一句“——这并不完全出乎意料，因为犹太人自己也在相互残杀。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虽然除援助和隐藏犹太人外，家乡军和欧洲其他抵抗组织还关心别的事情(事实上波兰有一两个地下组织具有十分明显的反犹倾向)，但总的说来，对随时处于危险的犹太人的帮助仍然列在首位，所以可以说，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使他们一批又一批被关进监狱，而苏菲——一个平白无辜的不知情者——也成了无谓的牺牲品。 在三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其中包括苏菲在盖世太保监狱中度过的那两个星期，从毕亚利斯托克地区经由华沙运往奥斯威辛的犹太人转运计划暂时搁置了。或许这可以解释苏菲和其他抵抗组织成员(已接近二百五十人)为何没被马上运往集中营；德国人总是追求效率，他们在等待再多装一些人，但因为华沙已没有犹太人可运，所以只好推延发运时间。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东北部驱逐犹太人的行动计划暂停了。德国人认为需要论证这一计划与比克瑙修建的焚尸炉之间的比例关系，因为奥斯威辛原有的焚尸炉和一个毒气室已开始用作集体大屠杀的主要设备，最早一批受害者是俄国战俘。奥斯威辛是一片波兰式的建筑群，波兰骑兵部队的核心机构便设在那些驻兵营房和建筑群里，后来被德国人占用。这片低矮杂乱的建筑物全部覆盖着倾斜的石板屋顶，曾用于储存蔬菜。德国人一眼便发现它的结构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将足以储藏堆积如山的萝卜和土豆的庞大地下洞室用来大规模窒息人群再合适不过了，正如连接客厅的前屋都修有一个火炉似的，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烟囱。只要有一个烟囱，屠夫们便有事可做了。 但这地方相对于源源不断涌来的人群来说显然太有限了。虽说德国人在1942年又弄了一些暂时的小型地堡，但用于大规模屠杀的设备仍出现危机，所以必须修改议案，在比克瑙修造新的大型焚尸炉。德国人——还有那些犹太的和非犹太的苦役犯们——苦干了一个冬天。第一座焚尸炉是苏菲被盖世太保抓住的一周后投入使用的；仅仅八天之后——她刚到奥斯威辛，即四月一日那天，第二座也投入使用。三月三十日，苏菲离开华沙。在那一天，她，吉恩和伊娃，还有将近二百五十名抵抗组织成员(包括汪娜)被押上载有一千八百名从马尔金尼亚(华沙东北部一个中转营)转运来的犹太人的列车。除犹太人和家乡军战士之外，列车上还有一些波兰人——男女都有，都是华沙平民，大约二百人左右——他们是盖世太保心血来潮的突然围捕的猎物，他们的罪过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 在这群倒霉的人中，司蒂芬•扎沃斯基也在其列。他没有工作许可证，他曾对苏菲说他预感会有麻烦的。但苏菲发现他被抓来时仍然惊呆了。她在监狱时从远处看见过他，在火车上也瞥见他一眼，但她无法在这挤得满满当当的活地狱里与他说上一句话。这趟列车一度是送往奥斯威辛人数最多的一次运输，它或许表明德国人急于试用他们在比克瑙新建的杀人工具的效用，炫耀一下这一最新最大最精致的杀人技术。这次没有挑选适于服苦役的犹太人——就整个被运送去进行最后解决的行动来说，这并不算绝无仅有的一次——一千八百个犹太人全被送进二号焚尸炉，无一幸免。 虽然苏菲把她在华沙的生活以及被捕入狱的全过程坦率地告诉了我，但对真正被放逐到奥斯威辛以及到达那里的过程有所保留。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恐惧。我猜的当然没错，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含糊其词和躲躲闪闪的真正原因。不过，当时我知道的极其有限。如果我在前面段落叙述过的那些统计数字显得有些抽象的话，那是因为现在，在许多年之后，我不得不重新营造一个更大的将苏菲和其他许多无辜者卷入其中的背景，并使用一个对一般人来说(除了那些刚刚经历战争并真正关心这一切的人们)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数据来说明一切。 从那时起，我想了很多。如果别冈斯基教授能活着知道他女儿的命运，尤其是知道他心爱的孙子们全都成为他梦想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殉葬品时，他会作何感想？尽管他崇拜第三帝国，但他仍是个骄傲的波兰人。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成为一个十分狡猾的局外人。很难理解他如何能无视这个事实：纳粹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的庞大的灭绝计划像浓雾一样降临，将他和他的同胞团团裹住——他们如此被厌恶，只是因为对犹太人的厌恶更甚更紧急，出于计划上的优先考虑，他们才免于被最终灭绝。但正是这种对波兰人的憎恶使教授本人遭致厄运。或许是对犹太问题的痴迷使他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不被列入被消灭的名单，他或许仍不能预见到如此强烈的仇恨就像磁铁吸引金属一样，将无数身上没有佩戴黄色六角形标志的受害者吸向那毁灭的漩涡。苏菲曾告诉过我——那是她继续向我讲述她在克拉科夫的生活时说的，她总是把这段生活很小心地掩盖起来不让别人知道——无论教授对她是如何的威严和不屑一顾，但他对两个孙子的喜爱是非常真实完全彻底的。无法推测这个受尽折磨的人如果幸存下来看见吉恩和伊娃落入他为犹太人构造的黑暗境遇时会有怎样的反应。 我永远忘不了苏菲的刺纹。那一串小豆豆像一排细小的齿痕刻在她的前臂上，是她外表上露出的(我在粉红宫殿第一次见到她的那个晚上看见了)使我错误地以为她是个犹太人的惟一细节。它往往被现在人们视认作幸存的犹太人的标志。在那些非人的日子里，犹太人的确与这个悲哀的标记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但如果了解苏菲在集中营那可怕的两周里遭受的折磨，就会明白这个刺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苏菲像犹太人一样被打上印记，虽然她并不是犹太人。她和她的非犹太难友们因此获得了一个证明，从近在眉睫的死亡厄运中被剥离出来。如果说这项政策最初令人困惑，其实解释起来相当容易，其中暴露出纳粹官僚主义的办事作风。被刺上印记的雅利安犯人是三月底送来的，苏菲一定是第一批接受这种印记的非犹太人中的一员。希姆莱命令，凡犹太人格杀勿论。随着最后灭绝行动的推行，犹太人由于数量巨大和马上被送进毒气室的命运而无须再在身上加以任何标记，于是在集中营里取代他们的是雅利安人，用刺纹标明身份——相对犹太人被减缓死亡速度的苦役犯。这便是苏菲纹身的由来。(这些是原始计划的提要，但随着事情的进展，杀的欲望与劳动力的需求之间发生冲突。于是计划有所改变，这个命令被撤消。在那年冬天稍晚的时候，当德国犹太人到达集中营时，一道新的命令颁布下来：凡尚有一息体力的犯人(无论男人和女人)都被分配去做苦役。苏菲因此成为这群活死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混杂群体中的一员。 那天正好是四月一日，愚人节。时钟滴滴答答走完一年。每当这一天来临，我的孩子们对我玩着恶作剧时(今天是愚人节，爸爸！)，我便真真切切地感到一阵彻骨的痛楚；一向宽厚温柔和蔼可亲的家长脸上突然阴云密布。我恨愚人节，如同我恨基督上帝。这一天是我和苏菲相识的日子，也是苏菲人生旅程的一个标志。她到达奥斯维辛的四月一日给她开了个恶毒的玩笑；而仅仅在四天之后，鲁道夫•霍斯接到柏林的命令，非犹太人不再被送进毒气室。 有很长一段时间，苏菲拒绝向我述说她到达那天的任何细节，或许她已平静的心灵仍然无法使她做到这一点——也许什么也不为。但在了解她的全部经历之前，我希望能重现那天发生的模糊不清的事件。据记载，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厥菜展开绿叶，连翘刚刚发芽，天空晴朗，空气清新。那天，一千八百名犹太人被装进大卡车运到比克瑙，那时刚过中午，整个过程只用了两个小时。我说过，那天没有经过“选择”：无论男女老少身体强弱——统统得死。紧接着，就像想把所有的犯人全扫光似的，在那道倾斜的月台上，党卫军军官们把一车厢抵抗组织战士也送进了毒气室，只留下了大约五十个他们的同志，其中有汪娜。 后来的进程很奇怪地中断了，整个下午没有再发生任何事。在两节仍然满载的车厢里，除了剩下的抵抗组织战士之外，还有苏菲、吉恩和伊娃，以及那次围捕抓来的一大群波兰人。他们一直滞留在那儿，直到黄昏时分。党卫军们——军官，以及医生和士兵——似乎没了主意似的在那道斜坡上打转。从柏林来了命令？朝令夕改？人们只能就他们的紧张进行推测。终于，问题弄清了，党卫军决定继续他们的工作，但这次是在选择的基础上进行。执行的军士们命令每个人下车，排成队列，然后由医生工作。挑选工作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苏菲，吉恩和汪娜被送往集中营——大约有一半的人被选中送往集中营。在那些挑选出来送往比克瑙二号焚尸炉处死的人中，有音乐教师司蒂芬•扎沃斯基，还有他的学生，长笛手伊娃•玛利亚•泽维斯托乌斯卡，一星期后她将满八周岁。 第91节 小小的回忆 在这里我必须嵌入这段小小的回忆。这是那个夏日周末苏菲对我述说的一段往事，我怀疑读者是否能马上明白它与奥斯威辛的关系，然而，它是苏菲企图抓住她那混乱的过去所做的一种努力。它虽然只是一个大概，支离破碎，很多事情仍不太明白，但的确是她那奇异的令人心绪不宁的过去的片断之一。 地点：克拉科夫。时间：1937年六月上旬。出场人物有苏菲，她父亲，还有一个新出现的人物：沃尔特•杜费尔德博士，来自来比锡附近的纽那，ig联合工业公司董事长。那是一家集团公司或者说产业巨擎，即使在今天也庞大得令人叹为观止，仅声望与规模就足以令别冈斯基教授头晕目眩，更不用说杜费尔德博士本人是德国工业界有名望的头脸人物，教授因在这方面研究颇深而对其仰慕已久。但教授毕竟是他所属的领域里的一个卓有成就的专家，故而虽然倾倒于德国工业的威力与权势，倒不必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在杜费尔德面前极尽媚态。尽管如此，苏菲相信他肯定会在这个工业巨头面前大拍马屁，迫不及待地想取悦于他，那副样子简直令人难堪。 这不是一次专业性的聚会，纯属社交应酬。杜费尔德偕妻在东欧旅行度假，双方通过共同熟识的杜塞尔多夫——一个像教授一样的社会名流——通过加急电报安排了这次聚会。杜费尔德的日程安排很紧凑，所以这次难得的会面不能占太多的时间，甚至没有安排吃饭，只是走马观花地看看大学校园，然后去沃威尔古城堡、织锦厂，一次下午茶，稍事休息，也许顺便看看别的地方，仅此而已。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然后乘四轮马车前往洛克劳。教授渴望能与这位名人有更多的接触，四个小时的时间显然太短了。 杜费尔德夫人有些身体不爽——轻微的腹泄，只好呆在弗兰休斯基饭店的房间里。他们三人参观完沃威尔古堡后，坐下来喝下午茶，教授为克拉科夫的恶劣水质说着抱歉一类的话，言语里含着些酸涩的味道，也许还隐含着一丝遗憾，因为他只能在杜费尔德夫人上楼回房间时匆匆看上一眼。杜费尔德愉快地点着头。苏菲在一旁如坐针毡。她知道事过之后教授会让她整理这次谈话的内容，还知道她被弄来作陪有两个目的——一是展示她的美丽，这是在那个年代的美国电影里常常出现的画面；二是展示她纯正的德语，借此机会向这位尊贵的客人、德国工商业界的巨子表明对德国文化的忠诚。波兰完全可以繁衍出如此迷人的复制品，即使第三帝国的语言纯正癖也无从挑剔。但苏菲仍然局促不安，祈祷着这不是一场严肃的谈话，更不要牵涉到纳粹的种族问题。因为只要话题一转到教授的人类学问题上，她便不得不附和那些危险的狂言。这使她感到难受之极。 但苏菲不必焦虑，这次的话题是文化和商业，而非政治。教授得心应手地操纵着谈话内容。杜费尔德面带微笑，礼貌而专注地听着。这是一个性感、英俊的男人，四十来岁，皮肤呈健康的肉红色，还有(她对这一细节十分注意)干净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手指甲。它们像染过色似的闪着象牙般的光泽，边缘精心修剪成月牙形。衣饰无可挑剔，剪裁考究的法兰绒上衣一看便知是昂贵的英国产品。相形之下，别冈斯基教授身上那件宽大的条纹上衣显得十分老土。这时，她注意到，他抽的烟也是英国的——克雷温•a牌。教授说话时，他眼里露出愉快、惊奇和疑惑的古怪神情。她感到自己被他强烈地吸引住了——不，十分强烈。这令她感到害羞。她知道自己一定脸红了。她父亲正在桌前如数家珍般地大谈历史，特别强调德语文化和悠久传统对克拉科夫以及整个波兰的影响。持续多年的影响使它成为波兰文化中一种无法抹去的风采，更不必说(尽管教授正在说)此前克拉科夫受奥地利统治长达七十年之久。想来杜费尔德先生知道这一点。而且，这座城市几乎是拥有成文宪法的惟一的东欧城市，这个根据马格德堡城的法律制定的被称作“马格德堡权利”的宪法使克拉科夫的大学校园弥漫着德意志的的传统、法律和精神。即使在克拉科夫的一般市民中，也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培养语言忠诚的冲动，正如冯•霍夫曼斯特霍尔(或金哈特•霍普特曼)所指出的那样，德语是自古希腊语言之后表达力最强的最精美的语言。突然，苏菲意识到杜费尔德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她的身上。教授继续说，即使是他的女儿，小卓娅，她受的教育也许不算多，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标准德语，而且对德国的俗语方言她也能熟练把握。如果杜费尔德先生乐意的话，她可以为他表演一场方言模仿秀。 对苏菲来说，接下来的几分钟是十分痛苦的。遵照父亲的指示，她必须表演几种不同的德国方言，这都是她孩提时代呀呀学语时学会的。自那以后，教授十分乐于开发她这方面的潜能。这是他时常对她犯下的不端行为。尽管苏菲十分害羞，仍不得尴尬地笑着为杜费尔德表演。她极不情愿地说着懒洋洋的巴伐利亚方言和德莱斯顿的土话，然后是法兰克福方言，接着转为汉诺威地区的低地德语，最后(她眼里已明显充满绝望的神情)是一串斯瓦尔沃尔德市民的古怪腔调。“妙极了！[1]”她听见杜费尔德说，同时伴着愉快的笑声。“妙极了！真不错！”她相信杜费尔德在被她的口技打动的同时，也发现了她的难堪，立即巧妙地打断了她的表演。博士会被父亲惹恼吗？她不得而知。她希望如此。爸爸，爸爸。你是一个……哦，去他的……　　苏菲几乎不能控制自己厌倦的情绪，但仍努力保持十分专注的样子。教授现在正巧妙地把话题引向在他心目中位居第二的工商业，尤其是德国的工商业。他说，德国的工商业正处于高涨时期，十分活跃，令人兴奋。这一点很容易得到杜费尔德的认同；教授在世界贸易领域的知识十分渊博，他知道什么时候展开话题，什么时候转移话题，什么时候可以直奔主题，什么时候需要出言谨慎。他一次也没有提到元首。杜费尔德博士递给他一支手工制作的古巴雪茄，他感激不尽地接过来，继续对德国近年来的工业成就大肆褒奖。他刚在他订的一份《德国金融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内容谈到德国大量销往美国的lg化工集团最新生产的合成橡胶。这是第三帝国多么伟大的胜利啊！教授感叹道。苏菲注意到，杜费尔德博士，一个显然不容易被恭维所左右的人，此时也报以微笑，并兴奋地侃侃而谈起来；他似乎十分欣赏教授驾驭话题的能力，对这个话题本身也表现出足够的热情。他身子往前倾，第一次用那双修剪得十分完美的手做着手势。这时，苏菲忘了注意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又一次以完全女性的眼光注视着他：他真的很迷人。不过，猛然袭来的一阵羞愧立即驱走了她的胡思乱想。(一个已婚的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怎么能这样！) 杜费尔德的语气变得激烈起来，他显然在努力控制自己。他紧握拳头，手指关节都已变白，嘴角周围的肌肉也绷得紧紧的。他压抑着满腔怒火，开始谈起英国和荷兰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谈起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阴谋控制天然橡胶的价格，以将别国挤出市场。他们竟然指控ig有垄断行为！我们还能怎么办？他用挖苦的尖利腔调说着，与刚才文质彬彬、镇定自若的模样大相径庭，令苏菲大吃一惊。难怪整个世界都对我们的妙计(突如其来的一次进攻)所震惊！英国人和荷兰人控制了马来西亚和东印度群岛，在国际市场上赚得盘满钵满；德国别无他法，只有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大量制造这种合成的代用品，它不仅经济，耐用，富于弹性，而且——“对了，抗油！”教授接过了杜费尔德的话。这位聪慧的教授早已把这一性能存放在他的记忆里，明白它正是使这一新产品具有革命性意义和价值的关键所在，也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又一个马屁差不多拍成了：杜费尔德微笑着，对教授的专业知识感到高兴；但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教授有些得意忘形，开始夸夸其谈，喋喋不休地说了一连串诸如“亚硝酸脂，碳氢聚合物”之类的化学术语和新鲜词。他的德语很动听，但杜费尔德的情绪已经平息。他像刚才那样，看着高谈阔论的教授，露出百无聊奈的神情。 第92节 独特的魅力 然而奇怪的是，当教授处于最佳状态时，不仅拥有独特的魅力，而且总能在某个时候弥补自己的过失。当他们三人并排坐在饭店交通车的后排座位上，前去城南的维利克兹卡大型盐矿参观时，他开始大谈波兰盐业的现状与发展，以及盐矿上千年的光辉灿烂的历史。他十分自信地滔滔不绝地谈着，努力表现着他出众的演讲才能。他说起维利克兹卡盐矿创始人的名字：博利斯洛•布什富尔(扭捏之意)，让大家十分惊奇；他还讲了一两个小笑话，他的诙谐使杜费尔德又一次感到很惬意。当杜费尔德情绪稳定下来，安闲地靠在座位上时，苏菲感到自己对他的喜爱又增加了一分。她想，他一点儿也不像声名显赫的德国工业界巨子。她从侧面打量了他一下，为他亲和的态度所打动，被某种温暖的脆弱的感觉所打动——这只是一种孤独感吗？外面的田地一片葱绿，到处是绿叶、庄稼和野花——正是波兰春暖花开之时。杜费尔德被这一景象所感染，一路上兴高采烈。苏菲感觉到他的手压在自己的胳膊上，顿时那裸露着的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想把胳膊挪开——但在拥挤的座位上没能成功。她轻轻地颤抖了一下，然后便放松下来。 杜费尔德又谈起德国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谈起凡尔赛条约。他用温和的语调对教授说，他不该被英国和荷兰激怒成那个样子，但请原谅他的直率，他们对诸如橡胶类天然资源的垄断令人愤恨，这些东西本应被全世界公平利用。当然，作为像德国一样没有富足的海外领地的波兰本土来说，这一观点可能会受到赞赏，然而战争的目的既非军事目标也非盲目的愿望，而是出于贪婪。一个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在被剥夺了能提供大量原料的殖民地，被剥夺它对苏门答腊、婆罗洲的权利后，应该怎样面对呢？它面对的是一个遍布海盗奸商充满敌意的世界。凡尔赛条约的恶果！是的！它只能变得更野蛮，为自己创造财物，创造一切！用智慧摆脱这混乱不堪的局面，然后背水一战。小小的演讲结束了，教授微笑着鼓起掌来。 杜费尔德又陷入沉默之中，尽管演讲时充满激情，但总的来讲十分冷静，用的是一种很平和的语气。苏菲感到自己被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在政治和国际事务方面，她几乎是个外行，但她很聪明，理解力很强。她不能肯定自己是被杜费尔德的思想所吸引，还是被他的外表所打动，或许两者都有吧。但她觉得他的话很诚实，听起来很有道理，至少不像一个典型的纳粹分子——大学校园里拥有自由意愿的人们同仇敌忾的对象。也许他真的不是一个纳粹，她乐观地想——但，他肯定是这个党的高级成员。是吗？不是？好了，都没关系。她只知道，她很快活，心里痒痒的。一种情欲袭击了她，让她全身充满甜蜜脆弱而又危险的感觉。她还是在孩提时代有过这种感觉，那是在维也纳，在可怕的费里斯大转轮旋转到顶点之时——危险，美妙而刺激，令人无法忍受。(然而，在这种情感传遍全身的同时，她忍不住想起了家里发生的一件可悲的事，正是这件事给了她自由，使她有理由拥有这种触电的感觉。这是发生在一个月前的事。她看见她丈夫穿着浴衣的侧面剪影站在他们阴暗的卧室门口。卡兹克的话像一把尖刀刺进她的心里：你必须把这些话放在你的头盖骨下，不过也许你的骨头比你父亲的还要厚。如果我不能再和你干那事，那么你要明白，不是因为我缺乏阳刚之气，而是因为你，你的一切，尤其是你的身体，让我失去了兴趣……我再也受不了了，我甚至无法忍受你床上的气味。)　　不一会儿，在矿井入口处，他们俩眺望着阳光沐浴下的绿色田野。杜费尔德问了她一些个人问题。她回答说，她是家庭主妇，一个全职妻子，她一直在学钢琴，希望能在一两年内到维也纳继续深造。(他们单独呆了一会，彼此靠得很近。苏菲从未如此强烈地希望与一个男人单独相处。这个机会是一个小小的麻烦带来的——矿井口的一个告示牌上写着矿井关闭维修的字样。教授说了一大通道歉话，让他们等着，他去找关系解决此事。)他说她看上去很年轻，像个女孩！他说很难相信她有两个孩子。她回答说她很早就结婚了。他说他也有两个孩子。“我也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他的话听起来很俏皮，含有挑逗的意味。两人的眼光第一次相遇，他直直地看着她的眼睛，令她心慌意乱。她在一种突如其来的罪孽感中赶紧掉开了头。她从他身边走开几步，眼睛望着别处，大声问爸爸到哪儿去了。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内心有一个声音告诉她，她明天必须早早地去做弥撒。他的声音又从她的肩头传过来，问她是否去过德国。她回答说去过，多年前她还是个孩子时，在柏林呆了一个夏天，是跟父亲去度假。 她说她还想再去德国，去来比锡拜谒巴赫的墓地——她犹豫了一下，有些窘迫，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虽然在巴赫墓前放上一束鲜花一直是她的心愿。然而，他温存的笑声中含着一丝理解。来比锡，我的家乡！他说，如果你想来，我们当然可以办到。我们可以去参观所有伟大的音乐圣殿。她心中一惊——“我们”！“如果你来”，她可以奢望这是一份邀请吗？很巧妙甚至有些狡猾——但它是邀请吗？她觉得眉毛在跳，赶紧转移话题。她说，我们克拉科夫也有不少的好音乐，波兰到处充满美妙的音乐。他说，是的，但不像德国。如果她到德国的话，他一定带她去贝鲁思——她喜欢瓦格纳吗？或者去伟大的巴赫音乐节，或者去听罗逖•莱曼，克雷伯，基耶谢金，福特汪格勒，巴克豪思，费歇尔，克姆福……他的声音抑扬顿挫，令人着迷，很有礼貌却又略显轻佻，让人不可抵抗，激动不已。如果她热爱巴赫，那她一定也热爱特勒曼，我们将在汉堡为他干杯！在波恩为贝多芬干杯！正在这时教授回来了，他高兴地对他们说：“解决了。”苏菲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脏猛然收缩的声音。她想，我的父亲，一个与音乐格格不入的人…… 差不多就这些了(她的回忆中只有这些)。尽管教授声称这个巨大的地下盐堡是欧洲七大人造奇迹之一(或许是或许不是)，但因为参观过多次，所以并不比别的景观引起苏菲更多的注意，她只觉得这是个虎头蛇尾的东西。而且此时的她已被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所笼罩(不知道是什么？迷恋？)，像被雷电击中似的头晕目眩，浑身疲软。她不敢再看杜费尔德，但又忍不住瞥了一眼他的手：它们怎么那样迷人呢？当他们乘升降机下到井底(拱型顶，像一座庞大的无边无际的教堂，一个埋藏人类记忆的陷阱)，在闪闪发亮的白色地下宫殿里漫步时，苏菲把杜费尔德的身影以及父亲的讲解统统从脑子中抹去。她沮丧地想，她怎能成为一个傻乎乎的感情俘虏呢？她要把这个男人彻底忘掉。是的，彻底忘掉…… 她确实这样做了。她后来想起她是如何把他忘掉的。参观完盐矿一个小时左右以后，他和妻子离开了克拉科夫，从此再也没有烦扰她的记忆，也没有像一段罗曼史似的永驻心中。或许这是某种意志无意识的结果，或许只是因为她觉得希望与他见面的想法有些轻浮。就像一块岩石掉进了维利克兹喀矿井的无底洞，他从她的记忆中一下子跌落下去——为那从未翻开过的积满灰尘的记忆剪贴薄上的调情篇章增添无关痛痒的一页。六年后，她又见到了他，但这次会面是在集中营里，而且见面时间比上次更短暂，更不具私人性。那时，合成橡胶以及它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使这位著名的ig联合工业集团的王子成为奥斯威茨巨大化工企业的主人。然而，这次会面再一次给苏菲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两次的印象互相叠加，互相牵连，那便是：在那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在波兰最有影响的反犹人士的陪同下，她敬慕的沃尔特•杜费尔德像她的主人一样，只字不提犹太人；而六年后，杜费尔德满口犹太人问题，以及他们将被灭绝的命运。 在弗兰特布西那个漫长的周末，苏菲没有对我谈起伊娃，只简略地告诉我——我在前面已写了下来——那孩子在到比克瑙的当天就被害了。“伊娃被带走了，”她说，“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对此她没有多说什么，而我也不能紧追此事；这事一定很可怕。这条消息从她的记忆之门里毫无头绪地流了出来，我没法再问。但我仍然对她的平静感到惊讶。她很快又回过来谈吉恩：他在选择中幸存下来，她通过一些小道消息得知他被关进了儿童营。我只能根据她所讲的在奥斯威辛头六个月的情况进行推测，伊娃的死使她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那悲伤足以把她毁灭。如果不是吉恩幸存下来的话，她会垮掉的。事实是那个小男孩还活着，虽然她见不到他，但还有可能最终见到他。这成为她每晚的梦魇。她所有的思想几乎都与吉恩有关，她随时随地地打探他的消息，每晚都无法入睡。他很健康，仍然活着——这总算给了她一丝安慰，使她能摆脱噩梦的困扰，经受住每天早晨醒来后面对的地狱般的生活。 但苏菲是经过精心挑选出来的，所以比大多数刚到集中营的人更“幸运”。刚开始时她被分配到一个营区，在那儿，照正常的发展趋向，她无疑将度过经过精心计算的，缩短了的生命时间。她的很多难友已遭此难。(在这一点上，苏菲把党卫军大队长弗里奇给犯人们的“欢迎辞”告诉了我，她甚至能一字不漏地重复他的原话。“我记得他说的每一句字。他说：‘你们来到了集中营，不是疗养院，这里只有一条出路——从烟囱上飞出去。’他说：‘任何一个不喜欢这里的人，可以到铁丝网上把自己吊死。如果是犹太人，你们将无权活过两周。’接着他又说，‘有修女吗？和教士、牧师一样，一个月。其余的，三个月。’”苏菲早已在到达的二十四小时之内知道了自己的死期，只不过弗里奇用党卫军的语言再次证实了这一事实。)但正如她在后来与霍斯的那段插曲中对他解释的那样，一连串奇怪的琐碎小事——在营区被同性恋袭击，一场搏斗，接着是一个友好的营区队长的干预——把她带到了速记组，接着被调往另一个营区，在那儿暂时躲过了集中营摧人的折磨。当然，六个月后，好运再一次撞到她，把她带到霍斯家里，受他本人的庇护，过上了更好一点的日子。然而首先是一次关键性会面的出现。就在她搬进司令官官邸的两天之前，汪娜——她一直在比克瑙，被囚禁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狗窝一样的地方。自从四月愚人节那天到达之后，苏菲还没有见过她——悄悄找到苏菲，神情激昂地对她大讲一番，把她心中的希望之火重新点燃，那就是拯救吉恩的可能性，但这同时也是对她的勇气的要求。苏菲知道她不可能有这样的勇气，这一点令她非常恐惧。 第93节 价值千金 “你到了那个狗窝中，就必须分分秒秒为我们工作，”汪娜在营地的一个角落里悄悄对她说，“你无法想象这是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地下组织一直在等待、企盼的机会，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被安插在这样的位置上！你必须每时每刻都用上你的眼睛和耳朵。听着，亲爱的，你听到的一切，那些关于下一步进展的情况非常重要。人员的转移，政策的变化，党卫军高级官员的调动——任何消息都价值千金。那是集中营的生命线。还有，战争消息！任何有悖他们肮脏宣传的东西。难道你没看见吗，士气是我们在这个地狱里剩下的惟一东西了。如果能弄到一台收音机，那将是无价之宝！你得到它的机会几乎为零，但如果你能偷到一部，使我们能收听伦敦的声音，这几乎等于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汪娜还在生病，在华沙时被打伤的脸一直没好，比克瑙女囚营的条件别提有多糟糕了，而她又患了支气管炎，常常突然发作，咳得脸颊绯红，快赶上她那一头红发了。苏菲又害怕又难过，还有一丝负罪感。她突然产生了一种预感，眼前这情景将是最后一次，她再也看不见这位勇敢、独立、热情似火的姑娘了。“我只能呆几分钟。”汪娜说，突然从刚才的波兰语转为德语。她用那种急促活泼的口语小声地告诉苏菲，那个长着一张淫荡脸的营区队长正在附近巡视——那华沙婊子看起来像一个密探和奸诈的老鼠。她的确是这样的。这时她迅速地向苏菲简要说明了利波斯波恩(即德国的新生计划)，试图让她明白这个计划无论看起来有多么荒诞不经难以实现，但也许是救出吉恩的惟一办法。 “这需要高度的共谋。”她说。这件事会涉及到许多条件，她明白那会使苏菲退缩的。她停了下来，痛苦地咳着，咳得全身都快痉挛了。然后她又说：“通过小道消息知道你的事后，我明白必须来见你。我们什么都能知道。这几个月来我太想见到你了，这份新工作把这事儿变得太有必要了。我冒着风险来这儿见你——就是被抓住了也值得！但什么事儿也没有。对了，我首先要告诉你，请一定相信我：吉恩很好，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好。我隔着隔离网看见过他三次。我不骗你。只是他瘦得皮包骨头，和我一样。儿童营情况很遭——比克瑙到处都是这样。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他们不像别处那样让孩子们饿得太厉害。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可能是他们的良心吧。有一次我设法为他弄了些苹果，他很不错，还能忍受得住。如果想哭就哭吧，亲爱的，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太可怕了，但你不能放弃希望。你得想法在冬天到来之前把他弄出去。利用利波斯波恩计划的主意听起来有些异乎寻常，甚至很荒唐，但那是惟一的希望。在华沙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过这事儿，还记得利兹恩的孩子吗？——我告诉你，你只需利用你的便利，就能够救出吉恩。好了，我知道，如果他被送往德国，很可能会失踪，但至少他可以活下去。明白吗？这是个好机会。你能行的。而且你以后也有希望找到他，这场战争不会没完没了地永远持续下去的。 “听着，这一切完全取决于你与霍斯之间的关系。这至关重要，卓娅亲爱的，这不仅关系到吉恩和你自己，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你必须利用这个人，在他身上下点功夫——你就要去和他呆在同一个屋檐下，利用他！请忘记那自命纯洁的基督教的道德观吧，利用性来做一切值得去做的事。请原谅我这么说，卓娅，去和他好好睡上一觉，他会乖乖听你摆布的。听着，地下组织掌握了霍斯的全部情况，就像我们掌握了利波斯波恩计划一样。霍斯对女性身体有一种压抑的强烈欲望，敏感而软弱。利用它！利用他！把一个波兰男孩弄出集中营纳入到那个计划中，对他来讲毫发无损——毕竟这是给第三帝国的赠品。和他睡觉也不算什么同谋，而是间谍活动——第五纵队[1]！所以，你必须尽全力好好在这家伙身上下功夫。看在上帝份上，卓娅，这是你的机会！你在那房子里干的事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对每一个波兰人，犹太人，以及这集中营里每一个受苦受难的人都意味着一切。一切！我恳求你——别让我们失望！” 时间过得很快，汪娜必须得走了。在她走之前，她给苏菲留下了最后几句指示。比如说，她会在司令官的房子里遇上一位叫布罗尼克的勤杂工，他是集中营的地下组织与这栋房子之间的可靠线人。霍斯的房子里必须有一个男佣。他表面上是党卫军的走狗，很得霍斯的信任和宠爱。但这位表面上头脑简单的奴才，内心深处却跳动着一颗爱国之心。事实上，他虽然大脑受损却还算明白，甚至可以说聪明——德国人的药物实验将他变成了一个可信赖的白痴。他出不了什么主意，却能够可靠地完成交给他的任务。一个很好的工具，波兰的！汪娜告诉苏菲，她很快就会发现布罗尼克在他所处的角色中是最安全可靠的。以霍斯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和危险的苦力——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他的作用中兼有美的和残酷的两面性。汪娜说，你要信赖布罗尼克，如果可能的话就尽量利用他。此时，汪娜必须走了。她给了苏菲一个长长的泪流满面的拥抱，然后离开了——留下苏菲一个人，孤独无助，怅然若失…… 苏菲带着这一使命来到司令官的家，在这儿度过了十天，然后以闹剧结束了这段日子。对那一天她记忆犹新，我在前面已经描述过：她企图引诱霍斯，但因为恐惧和惊慌，她完全忘了该干的事，直接向司令官提出了利波斯波恩计划，于是失去了拯救吉恩的最好良机和惟一合法的途径，只得到一个痛苦然而甜蜜的保证——可以亲眼见见自己的儿子。(那天晚上，她在回地下室的途中想，她要集中她的全部智慧，在第二天早上——霍斯答应把她儿子带到办公室见面的时间——把她的计划简要地告诉他。)也正是在那天，另外的恐惧和痛苦又向她袭来，这些无法承受的责任和风险的重担最终击溃了她，使她终于无法完成汪娜交给的任务。四年后，在布鲁克林的一个酒吧里，她向我谈起了至今萦绕在她的脑海里让她绝望的羞愧感。这是她向我忏悔的最阴暗的部分。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一个词——“糟透了”，而我开始明白这“糟透了”的含义远远超过(在我看来)她为引诱霍斯的那种笨拙方式，以及试图用她父亲的小册子来影响霍斯的同样笨拙的举动而感到的内疚。我开始明白在苏菲的自我中，对纯粹的罪恶已完全麻木了。最后，苏菲痛苦地回忆说，她的失败化解了一次很容易的尝试，而一个用金属、玻璃和塑料绕成的收音机是多么重要啊，汪娜曾交待她一定要偷到一台收音机，可她把这个机会化为了泡影……　　在霍斯阁楼下面那段楼梯一侧的平台处，有一间小屋子，以前用作前室，现在被爱米占用着。她只有十一岁，是五个孩子中的老三。苏菲曾无数次经过这间屋子到楼上的办公室去，注意到她的房门常常开着——她曾经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暴君专制的铜墙铁壁中，哪怕小小的偷窃都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同谋杀一样不可能。苏菲曾不止一次在那门前停留，用几秒钟的时间飞快些地扫视这间一尘不染的整洁的房间：一张铺着印花床单的单人床，椅子上堆满填塞动物，一些银制器皿，一个布谷鸟报时钟，一面挂着许多镜框的墙(镜框里嵌着一些照片，年轻希特勒青年团员行进在阿尔卑斯山上的山景(爱米在其中笑逐颜开)，她本人着泳装的海景，还有嬉闹的小狗，元首的肖像，“海尼大叔”希姆莱，笑逐颜开的妈妈和爸爸，等等)，一个衣柜，一个放着首饰盒的化妆台，盒子旁便是那台便携式收音机。正是那台收音机常常吸引住她的目光。苏菲很少听到它的声音，无疑是因为楼下那台整天播放着美妙音乐的留声机。有一次她经过那儿时，发现收音机打开了——里面正要播放一首华尔兹舞曲，声音很清晰，可以判断是德国军队的电台播出的，不是在维也纳就是在布拉格。 但苏菲陶醉的不是音乐，而是收音机本身，它是那样不可思议的小巧。苏菲从没想到科学技术居然有如此魔力。但那时，她已了解到第三帝国新生的电子科技正在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这台收音机不超过一本普通书的大小，褐红色的表面烙着“西门子”字样，面板是塑料的，一根天线从上面伸出来。苏菲看着它既害怕又羡慕。十月的那天黄昏，与霍斯交锋后，她回地下室的途中又经过那扇开着的门，又看见了那台收音机，她想今天不能再犹豫了，她必须设法偷走它。这一想法令她感到极度恐惧。 第94节 华尔兹舞曲 她站在过道的阴影中，离斜顶小屋的楼梯只有几步之遥。收音机里播放着柔和的华尔兹舞曲。霍斯的脚步声从下面传来，他已离开房间去巡视。她静静地站了一会，感到又饿又冷，浑身无力，像要病倒了。她一生中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刻，现在她希望这一切不过是个恶作剧。不，她还没有完全失败：霍斯至少答应让她见见儿子。但回头想想刚才发生的一切，再想想即将来临的集中营的折磨——这一结局令她无法接受，无法理解。她闭上眼睛靠在墙上，因饥饿而感到一阵恶心。那天早上就是在这儿，她把吃下去的无花果全吐了出来。现在这里已被党卫军的奴才们打扫干净了，但在她的想象中，这里仍有一股酸甜的香味。她的胃一下子痉挛起来，疼痛难忍。她闭上眼睛伸出手向前摸索，突然触到一把软毛，像魔鬼身上毛绒绒的小球一样令人毛骨悚然。她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睁开眼睛，意识到自己摸到的是一个牡鹿的鹿角。这是霍斯1938年在视野开阔的科尼西山坡上的捕获物——她听见他对党卫军来访者说，“三百米远一枪命中”。(谁知道呢，也许她当时也听见了这致命的一声枪响！) 牡鹿的两只眼球向外凸着，苏菲的样子便映在那里面：虚弱不堪，死灰般的脸色。她死死地盯着那个映像，一时间迷茫，紧张，没了主意。她在想，怎样才能让自己不这么迷乱呢？在这几天里，苏菲好几次经过爱米的房间。她越来越渴望实施那个计划。她不想辜负汪娜的信任，这一直像噩梦一样困扰着她，但是——上帝，这多难啊！关键的因素只有一个：怀疑。如果这部稀有的收音机不见了，将会导致报复，惩罚，拷问，甚至滥杀。这所房子里的犯人自然都会成为怀疑对象；他们首先会被搜查，拷打。甚至包括那两个肥胖的犹太裁缝！但苏菲发现她可以利用另外一点，即党卫军的人也可以成为怀疑对象。如果只有像苏菲这样的极少几个囚犯可以到楼上来，那么这个图谋完全没有可能性，无异于自杀。但是，每天至少有十几个党卫军经过这里到霍斯的办公室去——传递消息和命令的通讯员，以及来自集中营各部门的各种人。他们也可能把贪婪的目光伸向爱米的袖珍收音机；他们中至少有几个人会被怀疑。事实上，有比囚犯多得多的党卫军成员经常到霍斯这儿来，苏菲觉得她完全能迅速摆脱嫌疑，这很符合逻辑——甚至她可以捕捉到更好的机会来做这事儿。 那么现在就是如何把握时机干净利落地行动的问题了。她已在前一天与布罗尼克悄悄说好：她将把收音机藏在囚服下面，然后迅速回到楼下，在黑洞洞的地下室里交给他，再迅速地转移到等候在大门外的联络人手里。同时，房子里肯定会乱成一团，地下室马上会被翻得底朝天。布罗尼克也会参加搜查工作，他会一瘸一拐地边走边提出一些建议，充分展示其走狗的丑恶嘴脸。但愤怒和混乱最终毫无结果。被吓得战战兢兢的犯人们逐渐又放松下来。而在部队驻地的某个地方，一个长着老鸨脸的党卫军小队长惊恐万分，因为关于他偷窃的指控正四下传播。地下组织从而获得一个小小的胜利。而在集中营的某个角落，男男女女围住这个宝贵的小盒子，收听肖邦的乐曲，音量被关得很小很小。他们相互说着鼓励的话，好像重又找到了生活的动力。 她知道她必须马上行动，否则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于是她移动脚步，心狂跳着，顾不上像魔鬼一样纠缠着她的恐惧——鬼鬼祟祟地走进屋子。她刚走了几步，身体晃动了一下，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她预感到她在时机和策略上犯了可怕的错误：如果她把手一放到收音机那冰凉的塑料壳上，灾难便会马上降临。这感觉像无声的尖叫弥漫在这间屋子里。她后来不止一次地回忆说，当她的手触到那渴望已久的东西的一瞬间，她想起了她父亲在一个遥远的夏日说的话，那声音里充满鄙夷：你干的一切都是错的。但她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个声音，另一个声音已在她身后响起，是那种冷静的说教式的德语：“你的工作可能需要你从这儿上下楼，但不需要你到这间屋子里来。”苏菲倏地转过身，爱米迎面站在那儿。 那女孩站在衣橱旁。苏菲从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过她。她穿着一条浅蓝色的紧身短衬裤，那十一岁的早熟的乳房在同色的乳罩下隆起。她的脸很白，圆得令人吃惊，像块圆饼干，上面是一头卷曲的黄发；她的样子很端庄，但又显得有些堕落，圆鼓鼓的鼻子，嘴和眼睛都像画上去的——苏菲最初认为，是画在一个洋娃娃脸上，后来又觉得画在一个气球上。苏菲觉得第二个想法似乎更……也许不是堕落，而是……不天真？苏菲默默地看着她，想：爸爸说得对，我把一切都搞砸了；我应该先弄清楚情况。她结结巴巴地总算找到了词儿：“对不起，小姐，我只是……”爱米打断她：“用不着解释，你到这儿来就是想偷收音机的。我都看见了。我看见你马上就要动手了。”爱米面无表情。她神色沉静地从衣橱里拿出一条垂着流苏的白色长袍披在自己近乎裸体的身上，然后转过身去，用公事公办的口吻说：“我要去向我的父亲报告，他会惩罚你的。” “我只是想看一看！”苏菲临时想着对付的话，“我发誓！我从这儿经过了很多次。我从来没见过一台收音机这么……这么小。这么……这么可爱！我无法相信它真的可以收音。我只是想看看——”　　“你撒谎！”爱米说，“你就是想偷它。我可以从你的表情看出来。你就是想偷，而不只是拿起来看看。” “你一定要相信我！”苏菲说。她感到自己喉头发紧，就要哭出来了，浑身软弱无力，双腿又沉又冷。“我不可能想拿你的……”但她停了下来，心想这没什么用。既然她已贻误了这一时机，那就说什么也没用了。只有一件事对她仍然很重要，那便是她将在第二天见到她的小儿子。怎么能让爱米搅了这事儿呢？ “你就是想偷！”那女孩坚持说，“它值七十马克。你可以用它来听音乐，就在深深的地下室里。你是个肮脏的波兰人，波兰人都是贼。我妈妈说波兰人比吉普赛人更坏，而且更脏！”小鼻子在那张圆脸上皱成一团。“你身上真臭！” 苏菲眼前一黑。她听见自己呻吟了一声。因为紧张，或饥饿或悲伤或恐惧或上帝才知道的什么原因，她的经期推迟了至少一周(这事在集中营里已发生过两次)，但现在它像山洪暴发似的突然来临；她觉得血大量涌出，眼前却变得一团漆黑，最后只看见爱米的圆脸。她觉得自己在往下掉，往下掉……恍惚中，她好像在波浪的摇曳中慢慢睡着了，耳朵里灌满遥远的声音，当她慢慢醒过来时，这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一声凶猛的吼叫。有一会儿，她仿佛觉得这是北极熊的怒吼，而她正漂浮在冰上，身上刮过刺骨的寒风，她的鼻子都被冻僵了。 “醒醒。”爱米说。她的脸像腊一样苍白，离她很近，她甚至可以感觉到她呼出的气息。苏菲这才知道她正平躺在地板上，女孩蹲在她身旁，把一个小药瓶放在她的鼻子下。房间的窗户大开，放进了冰冷的新鲜空气。刚才那吼声原来是集中营的号角声，现在已慢慢减弱，只留下一丝余音。在爱米裸着的膝盖旁是一个刻着绿色十字的塑料药箱。“你晕倒了，”她说，“别动。把你的头放平，这样可以让血流畅通。深呼吸。这种冷空气可以帮你恢复。同时保持不动。”苏菲立时清醒过来，但她感觉好像在演一场戏，可戏中的主角却换了：是刚才的还是很久以前——不可能是很久以前，这孩子还像凶狠的冲锋队员一样对她大发雷霆，而现在却像护士一样对她悉心照顾。这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苏菲呻吟了一声，身子动了动。“你不能动，”爱米命令道，“我有救护证书——一级。照我说的做，懂吗？” 第95节 党卫军中队长 苏菲静静地躺在那儿。她没穿内衣，不知道身上弄得有多脏。她觉得囚服的背后已经湿透了。令她吃惊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居然想她是否弄脏了爱米整洁的地板。在某种程度上，那孩子的行为更让她绝望。她觉得自己既是一个受害者，又是一个被看护的病人。苏菲发现爱米的腔调和她父亲一样，冷漠而疏远。当她唠唠叨叨地做着那些事时，完全没有一丝温柔(她用力拍打着苏菲的面颊，说急救手册上写着快速拍打可以帮助昏死病人恢复意识。她一直滔滔不绝地讲解着一些医学常识)。她像一个微型的党卫军中队长，党卫军的精神与准则——它的真正本质——已深深烙在她的遗传基因里。 终于，连续的拍打产生了效果，苏菲脸上终于出现了一层令人满意的红晕。女孩命令她坐起来靠在床上。苏菲照办了。慢慢地，她为刚才的突然晕倒暗自庆幸，因为当她把目光从天花板上收回来重新聚焦在眼前那些东西上的时候，她意识到爱米变得温和多了，或至少是一种可以容忍的好奇，好像她心里对苏菲的愤怒全被赶跑了；这一次的救护似乎成了一个宣泄的途径，使她可以享受一下为官的感觉；然后才又变回到那个胖胖嘟嘟的小女孩模样。“我要对你说一句话，”爱米小声地说，“你真漂亮。威尔曼恩说你一定是瑞典人。” “告诉我，”苏菲用虚弱的声音轻声说，漫无目的地想缓和一下气氛，“告诉我，你这件长袍上绣的图案是什么？它很漂亮。” “这是游泳锦标赛的冠军标志。我是我们班的冠军，是初级。我当时只有八岁。真希望能在这儿搞一个游泳比赛，可是不行。现在是战争时期，我只能到索拉河里去游泳。我不喜欢那条河，里面尽是脏东西。我在初级比赛里是游得相当快的。” “在哪儿，爱米？” “达考。在部队驻地里，有一个专为我们孩子修的很棒的游泳池，甚至还有温水设置。不过那是我们到这儿来之前的事了。达考比奥斯威辛好多了，但那是在帝国。看看我的纪念品。中间那个大的，是第三帝国青年团领袖波尔德•冯•希拉希亲自颁发给我的。我给你看看我的纪念薄。” 她从抽屉里捧出一大摞纪念册，上面贴满照片和剪贴。她把它们放到苏菲身边，转身去开收音机。里面传出静电的劈啪声，她调了调，杂声消失了，响起一段微弱的汉德尔的管乐齐奏，喇叭声，号角声，洋溢着喜悦和胜利。苏菲忽地打了个寒战。“那是我[1]。”女孩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指着那个肥胖雪白，做着各种姿势，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难道达考从来没有阳光照耀？苏菲有些近乎失望地想。“那是我……那也是我，”爱米继续用她那胖胖的手指指点着，“我……我……我……”她说了一遍又一遍。“我已经开始学跳水了，”她说，“看，这也是我。” 苏菲不再看那些照片，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起来。她的眼睛寻找着打开的窗户，窗外十月的天空中已出现像钻石一样闪亮的晚星，令苏菲感到惊讶。这时，天空的云层突然涌动，地平线镶上了一道很粗的光环，一阵烟雾被阴冷的夜风从东边吹来。从早晨到此时，苏菲那天还是第一次闻到这股焚烧尸体的气味。比克瑙正在焚烧从希腊来的最后一批旅行者。号角！收音机里传出赞美的颂歌，公羊咩咩地叫着，天使报喜——令苏菲想到即将来临的那个早晨。她开始哭起来，声音不很大地说：“好在明天我就能看见吉恩了，至少还有这个希望……” “你哭什么？”爱米问。 “我不知道。”苏菲回答道。她想说：“因为我的小儿子关在儿童营，因为你的父亲就要让我见到他了。他的年龄和你差不多大！”但她还没有说出来，便被收音机里一个雄浑的男中音打断了：“这里是伦敦[2]！”她听着那个从远处传来的像蒙上一层锡箔纸的声音，知道这是对法广播，却在黄昏时分传到了喀尔巴阡山脉。她从心里感激着这位不知名的播音员，怀着激动的心情听到下面这句话：“意大利对德宣战……[1]”虽然不完全知道具体情况和原因，但她马上跟着伦敦传来的声音欢呼起来(她直直地盯着爱米，知道这孩子无法理解)。她知道这条消息意味第三帝国真正的厄运降临了。她仿佛还听到了纳粹最终灭亡的消息。她集中精力去听下面的播音，可收音机跳台了，一片嘈杂。她又哭泣起来，意识到她在为吉恩……是的，但也为别的东西，更是为她自己，为没能偷走收音机，为彻底的失败而痛心疾首，羞愧难当。她知道自己不会再有勇气了。几个月前她在华沙时所拥有的强烈母性——被汪娜视为自私和落后的情感——使她做了一次勇敢的尝试，但现在她再也无法克服它了。她不停地哭着，不知该如何是好。她用颤抖的手指掩住双眼。“我很饿，所以我才哭。”她对爱米说。这话至少有一部分是事实。她想她可能又要晕过去了。　　恶臭的气味更加浓烈，远处夜色中映出一团昏暗的火光。爱米走过去把窗户关上，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臭，也许两者都是。苏菲的眼光跟随着她，看见了墙上那幅用华丽花哨的德语刺绣而成，镶在一个雕花松木镜框里的牌匾。 正如上帝 从罪恶与地狱里 拯救了人类，希特勒从灭亡之灾 拯救了德国。 窗户“砰”地一声关上了。“那是在烧犹太人！”爱米说，转过身来面对着她，“但我猜你是知道的。在这房子里禁止谈此事，但你——你只不过是个犯人。犹太人才是德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我姐姐爱菲金尼和我编了一首儿歌，是关于犹太人的，开头是‘犹太人——’” 苏菲使劲压抑住自己不哭出声来。她用双手捂住眼睛，“爱米，爱米—”她低声说道。当她蒙住眼睛时，眼前出现了这个孩子已发育成熟却仍是胎儿的模样，像一个凶猛恶毒的海中怪兽，悄无声息地淌过达考和奥斯威辛污浊的黑水向她走来。 “爱米，爱米！”她费力地说，“这房间里怎么会有上帝的名字？”　　很久之后，她说，这是残存在她心中的最后一点宗教感情。 第96节 降临的死亡 自那晚之后(也是她作为犯人在司令官官邸度过的最后一夜)，苏菲在奥斯威辛又呆了差不多十五个月。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因为她一直保持缄默(现在仍然如此)，所以这很长一段时间发生的事对我是一个空白。但有一两件事可以肯定。离开霍斯家后，她很幸运地继续留在了速记组，所以仍是享受优待的少部分人中的一员；这样的话，她只是生活得很糟，而没有像其他犯人那样等待着迟迟未来却又注定要降临的死亡。只是在她被囚禁的最后五个月，当苏联军队从东边推进，集中营渐渐解体时，苏菲才开始遭受最严重最糟糕的身体折磨与苦难。在那个时候，她被移送到比克瑙的女囚营，在那儿经受了严重的饥饿与几乎使她濒临死亡的疾病折磨。 在那漫长的几个月中，她几乎没有了性欲。疾病和衰弱是罪魁祸首，当然——特别是在比克瑙的那几个月里——心理因素是更主要的原因：弥漫在空气里无所不在的焚烧肉体的焦臭味和死亡，足以使任何一种生理冲动都显得猥亵和不正当，因此(如同患了重病一样)被人们像擤鼻涕一样从生活中赶了出去。至少这是苏菲的反应。她曾有过这样的迷惑：是否因为生活中完全排斥了性，才使得她在司令官家地下室里最后一晚上做的那个性梦一直异常清晰地萦绕存在她的记忆中。她想，也许正是这个梦帮助她阻抑了其他的欲念。像大多数人一样，苏菲几乎记不得一般的梦的具体内容，但这个梦是如此强烈，清晰，充满欢乐和色情，又是如此猥亵和令人害怕，所以让她永难忘怀(很久以后，她已经能用玩笑的口吻谈起这个梦了)，足以使她泯灭对性的任何幻想，除了糟糕的健康和道德观念外…… 她离开爱米的房间，下楼回到地下室，一头栽在木板床上。她几乎立刻就睡着了，即将与儿子的事情只在脑子里闪了一闪。不一会儿，她便独自在海边的沙滩漫步。那海滩既熟悉又陌生，是波罗的海的沙滩，周围的景物告诉她那是席勒斯维—霍斯顿的海岸。右边是基尔海湾，星星点点地漂浮着帆船；左边是一些沙丘，沙丘后是一片沐浴在阳光中的松林和常青树林。她朝着北方遥远的丹麦海岸走去。虽然她穿着衣服，却有一种裸体的感觉，好像被裹在一张充满诱惑的透明织物里。她丝毫未觉得害羞，只感到自己的臀部在透明的裙子下摆动着，把沙滩上太阳伞下晒日光浴的人们全都吸引住了。很快，她把这些人抛在后面，走上沙滩尽头通往沼泽地的一条小路。她继续走着，感觉有个男人跟在她身后，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她的屁股。她不由得以更大的幅度摆动起来。那男人从后面赶上来与她并肩齐行，侧脸看她，她也回看了他一眼。她认不出这张脸。他大约中年，很快活，典型的德国脸庞，很迷人——不，比迷人还要迷人，把她一下子溶化了。但这男人是谁呢？她使劲辨认着(他的声音也很熟悉，低声对她说：“日安。”)。她突然想起来了，他是一个著名歌唱家，柏林歌剧院的主角。他冲她笑了笑，露出干净整齐的白牙。他拍了拍她的屁股，说了几句很淫荡的话，然后便不见了。一阵暖暖的海风吹在她的脸上。 她来到一个小教堂门口。教堂坐落在沙丘上，可以俯瞰大海。她看不见那个男人，但感觉他就在附近。教堂十分简陋，采光很好，走道两旁是一排排简易的靠背长凳；圣坛上方悬挂着一个没有油漆过的松木十字架，没有装饰，很原始，上面的木纹清晰可见。不知为何苏菲隐隐觉得自己来过这地方。她在那里徘徊着，春心萌动。她咯咯地笑了起来，为什么？当小教堂突然响起一个女低音悲怆的歌音和清唱曲忧怨的曲调时，她为什么会笑呢？她站在圣坛前，身上一丝不挂，音乐声从一个忽远忽近的地方轻柔地飘来，像祝福一样笼罩着她的全身。她又笑了。沙滩上的那个男人又出现了。他赤身裸体，但她再一次忘了他是谁。这一次他没有笑，脸上布满凶狠的阴云；但奇怪的是，那个恐惧的神情却令她欲火中烧，激动不已。他严厉地命令她朝下看：他的阴茎又粗又硬。他命令她跪下去，用嘴吮吸。她迫不及待地照办了，在一阵疯狂的饥渴中俯下身去，用手翻开包皮，将青紫色的龟头露出来。它很大，她知道她的嘴包不住它，然而她想要这样干，愉快的心情使她不能自持。与此同时，巴赫的乐曲响起，传出死亡和时间的脚步声。一阵寒栗激遍她的全身。他把她推开，命令她转过身去，跪在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下。她照着他的命令转过身，双手撑地跪在那儿，只听地板上传来一阵踢踏的脚步声，闻到一股烟味。当那毛绒绒的肚皮和腹股沟紧贴住她赤裸的屁股，那粗大的阴茎刺入她的身体，从后面一次次猛烈地抽动时，她兴奋地叫出声来…… 当布罗尼克叫醒她时，那梦还在她脑子里盘旋。“我昨晚一直在等你，可你没来！”他说，“我等了很久，实在太晚了，我只好走了。那个等在大门外的人也只好走了。收音机的事怎么样了？”他用低沉的声音问道。别的人还在睡觉。 那个梦！过了好几个小时她仍然没法赶走它。她使劲儿摇摇头。布罗尼克又问了一遍。 “救救我，布罗尼克。”她没头没脑地说，抬眼看着这个小个子男人。 “你说什么？” “我看见了一个人……太可怕了！”即使在这么说着的时候，她知道她还是没有说清楚。“我是说，天哪，我太饿了！” “快吃点这个，”布罗尼克说，“这是他们吃剩下的炖兔子，上面还有好多肉呢。” 剩菜又冷又油腻，但她贪婪地大吃起来，一边看着睡在一旁的洛蒂的胸口一起一伏。当她的鼾声间歇时，她告诉布朗尼克说她就要离去了。“上帝啊，从昨天起我就饿坏了！”她咕哝着说，“布罗尼克，谢谢你。” “别急，我等着你。”他说，“出什么事了？” “那小姑娘把门锁上了。”她撒谎道，“我想要进去来着，但门被锁上了。” “可今天你就要回营地了。苏菲，我会想你的。” “我也会想你的，布罗尼克。” “也许你还能够弄到收音机。这样，如果你再去阁楼，今天下午我还能想法把它送出去。” 为什么这白痴还不闭嘴？她不可能再去偷收音机了——一切都完了！在此之前她可以轻易躲过嫌疑，但现在肯定不行了！如果今天收音机不见了，那个冷冰冰的令人害怕的孩子一定会说出昨晚的事。任何与收音机有关的事现在都不可能了，特别是在吉恩即将出现的今天。这是她一直盼望的重逢，如果因什么不测而受阻的话，那简直会杀了她的。于是她重复着谎言：“我们必须忘掉那收音机，布罗尼克。我没有办法弄到它。那个小妖精整天关着门。” “行了，苏菲，”布罗尼克说，“但如果有什么……如果你能偷到的话，就赶快交给我。就在这儿！”她艰难地笑了一笑。“鲁迪绝不会怀疑我。他认为他对我了如指掌。他认为我的脑子全坏了。”在晨光的阴影中，他露出满口烂牙，给了苏菲一个灿烂的笑容。 苏菲相信预感(她有好几次感觉到或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情)，那预感往往使她产生一种迷惑。她并没有把预感与超自然能力联系起来。直到在我们的争论中，我用一些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才使她心悦诚服，认可了这个解释。这种超级直觉来自于完完全全的自然启示，使埋藏了许久或在潜意识中处于休眠状态的记忆浮现出来。比如说她做的那个梦，只能用超自然来解释。她终于发现，梦境中的那个性伙伴不是别人，而是沃尔特•杜费尔德。时隔六年之后，她在即将与他见面的前一天晚上梦见了他。这简直太离谱了。那位温和迷人的造访者，那个曾在克拉科夫时令她着迷的男人，在这个梦后的几小时便活生生地出现在她的面前(与梦中人的相貌和声音完全一样)。而在此前的那些日子里，她从没想起过这个人，也没在别人提到这个名字把二者联系起来。 确实没有过吗？后来，当苏菲清理自己的记忆时，她才明白她的确不止一次听到别人说起这个名字。她有多少次听鲁道夫•霍斯命令斯契夫勒副官打电话给伯纳工厂的霍尔•杜费尔德，却从未意识到(除了在她的潜意识里)接电话的曾是她多年前的梦中情人？肯定有很多次。有一段时间，霍斯曾每天给一个叫杜费尔德的人打电话。还有，这个名字也曾在霍斯备忘录很显眼的地方出现过，在她的眼前出现过无数次。所以到了后来，根据这些启示，可以毫不费力地解释沃尔特•杜费尔德为何会成为苏菲那令人恐惧而又十分优雅的性梦中的主角。同时也清晰地展现了她的梦中情人为何会变成一个彻底的恶魔。 第97节 梦中人的声音 那天早上，在霍斯那斜顶小屋办公室外的前厅里，她听到的便是一如梦中人的声音。她没有马上进去。在过去的日子里，她每次都是直接走进去的。虽然当时她也很急切地想推门进去，把她的孩子搂在怀里，但霍斯的副官也许知道了她的新身份，粗暴地命令她在外面等着。她一下子觉得很突然，一种无法形容的疑惑油然而生。难道霍斯真的会让她见吉恩，她的小男孩真的正在办公室里听着她梦中那个男人和霍斯之间的谈话吗？斯契夫勒的注视令她紧张不安。从他冷冰冰的目光中，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往日的特权；她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犯人了，是这栋房子里最低贱的人。她感到了他的敌意，像冷峻的蔑视。她盯着墙上镜框里戈培尔的画像，一幅古怪的情景突然浮现在脑海：吉恩正站在霍斯和那人中间，看看司令官，又看看那个陌生人。突然，像什么乐器突然传出的低沉乐声，她听见了来自过去的声音：我们可以去所有伟大的音乐圣地。她倒吸了一口气，同时发觉那位副官被她发出的声音吓了一跳。她仿佛被人煽了一巴掌似的向后倒去，一下子认出了这声音。她悄声地对自己说出了这个声音的主人。这个十月的一天的一瞬间与多年前克拉科夫的那个下午几乎一下子溶合在一起，无法分割。 “鲁迪，真的，你的确应该对上面负责，”沃尔特•杜费尔德说，“我理解你的难处！但我也得负责，所以这个问题好像无法解决了。你有上面的人看着；而我有股东们监督。我要对公司的最高权力负责。它只坚持一点：保证生产进度。所以我需要更多的犹太人，不仅在伯纳，而且在我自己的矿上。我们必须有那些煤！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我们还没有真正落到后面。但从全盘来看，从所有的统计数字来看……已十分不妙。我必须要更多的犹太人！” 霍斯的声音开始有些模糊，但接着就清楚了：“我不能硬逼着最高长官准确地答复此事。你知道这一点。我只能要求指导，同时提出一些建议。但好像他很难对这些犹太人作出最终的决定，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 “那你个人的意见，当然……” “我个人认为，身体强壮的犹太人可以被挑选出来送到伯纳和你的矿上去做工。而体弱多病的人只会增加医疗费用。但我个人的意见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必须等上面的决定。” “难道你不能催希姆莱尽快做出决定吗？”杜费尔德的声音透出明显的不快，“作为你的朋友，他可能……”没有了下文。 “我告诉你我只能提建议，”霍斯回答说，“而且我认为你应该知道我的建议是什么。我明白你的观点，沃尔特，我也决不介意你与我的意见相佐。你迫切地需要劳动力，只要有一丝力气即使上了年纪也行——” “太对了！”杜费尔德打断他，“这就是我一开始所要求的。我们可以这样，设定一个试用期，不超过六个星期，看看那些犹太人还有多少利用价值，反正他们最后都要……”他似乎找不到词儿了。 “特别行动，”霍斯说，“但这正是问题所在。你没看出来吗，对最高长官来说，一面是爱希曼的压力，另一面是波尔和莫勒的压力。这是一个安全对劳力的问题。出于安全的原因，爱希曼希望每一个犹太人都统统被特别行动处理掉，不管他的年龄大小，健康与否。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犹太人的，无论他们的身体是否像摔跤手一样强壮。坦白地说，比克瑙的设施就是为此而设立的。但是你自己去看看发生的事！最高长官不得不修改最初的计划，也就是那个对所有犹太人实行特别行动的命令。这显然是因为波尔和莫勒，因为必须满足他们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仅仅是你在伯纳的工厂，还有别的矿，以及下属这位司令官的所有的军工厂。结果便是分裂——恰好从中间分裂。你知道……那叫什么？那个奇怪的词，心理学术语——” “精神分裂症。” “对，就是这个词。”霍斯说，“那个在维也纳的心理医生，他的名字我忘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在这短暂的静寂中，苏菲似乎透不过气来。她继续想象着吉恩的样子，那张微微张开的嘴，蓝色的眼睛在司令官和这个男中音的男人身上徘徊——他不再是梦中袭击她的那个恶魔了，而只是记忆中的那个陌生人。他曾向她许诺，带她去来比锡，汉堡，巴伐利亚，波恩。你真年轻！这是同一个声音曾说过的话。一个女孩！还有，我也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她渴望见到吉恩，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急迫的心情令她喘不过气来。(她后来回忆说，她记得她当时呼吸困难。)她也很想看看沃尔特•杜费尔德现在是什么样子，但这好奇心在她的脑子里一闪而过。然而，那声音里的某种东西(含有匆忙意味的结束语)告诉她，她就要看到他了。他对司令官说的最后几句话的每一个字和含义，都深深植入了她的记忆，像唱片的沟纹一样再也无法磨灭。 那声音里有一丝笑意。他说了一句在此之前从未说过的话：“你我都知道，无论怎样他们都是死路一条。行了，我们不谈这个了，犹太人都快把我们弄疯了，特别是我。如果生产因此受阻，你以为我会向董事会辨说是因为疾病——精神分裂症吗？真的！”霍斯随口说了句什么，模模糊糊地听不清楚。杜费尔德愉快地回答说，他希望他们明天能再见面。几秒钟后，杜费尔德匆匆忙忙从她身边经过。他显然没有认出苏菲——一个穿着脏兮兮的囚犯，脸色苍白的波兰女人，但他无意中碰了她一下。他说：“请[1]！”那种本能的礼貌和风度一如她记忆里克拉科夫的那位绅士，但那种浪漫的形象已不复存在。他的脸长得圆鼓鼓的，肚子腆了起来。他用手接过斯契夫勒毕恭毕敬递过来的灰色礼帽戴在头上。这时她注意到，六年前曾如此打动她的那些完美无缺的手指现在短短的，像一根根半截香蕉。 “那么，吉恩的事后来怎么样了？”我问苏菲。我又一次觉得我必须知道。在她告诉我的所有事情中，吉恩的命运最令我焦虑不安。(我想我一定把她偶然提到的伊娃的死装进了脑子，然后又抛到了脑后。)同时我也渐渐明白，她很顽固地把这件事从她的故事中滑过去，似乎对它有所顾虑，仿佛对她来说那是无以复加的痛苦。我对自己的性急有些不好意思，我并不愿意触及她记忆中的这块伤疤，但某种直觉告诉我，她已经准备揭开这个秘密了，所以我尽量巧妙地引出她的话。这是那个周日，裸泳后的几个钟头，夜色已晚，们坐在枫苑的酒吧。因为已接近午夜，又是安息日即将结束之时，安静的酒吧里几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苏菲有节制地和我一起喝着啤酒。她已一直不停地说了很久。在她停下来，看看表，说该回粉红宫了。“我还得搬家，去我的新住地。”她说，“明早我必须走。我得回布莱克斯托克医生那儿去上班。天哪，我已忘了我是个职业女性。”她看起来很困乏，低头注视着那块珠光闪烁的奥米茄金表，是内森送给她的，“三、六、九、十二”四个数字上镶着四颗小钻石。我正在盘算它价值几何，苏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我不该保留内森送给我的这些贵重东西。”她的声音重又充满新的哀伤，但与回忆集中营时的语气不同，或许有更多的伤感。“我想我应该把它们收起来，因为我再也看不到他了。” “你为什么不保留它们？”我说，“他已经送给你了。看在上帝的份上，留下吧！” “这会使我一直想着他。”她伤感地说，“我仍然爱着他。”　　“那就把它们卖了。”我说，心里有些烦躁，“他活该。把它们送到当铺去。” “斯汀戈，别这样说。”她的话里并无不满的意味，接着又加上一句，“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什么是爱。”又一阵令人厌烦的斯拉夫式忧郁。 第98节 荒唐爱情 我们俩都没再说话。我想着她的最后一句话，那极其平淡的话语里除了令人心烦的忧郁外，还有对一个痴情郎的漠不关心。在沉默中，我用我那荒唐爱情的全部力量在心里诅咒着她。突然我的真实世界又出现在眼前，我不是在波兰，是在布鲁克林。除了苏菲带给我的心碎之外，还有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在我的心里盘旋。焦虑开始袭上我的心头。我完全沉浸于苏菲的故事，以至于完全忘了因昨天的被窃我即将成为一个穷光蛋。再加上苏菲马上就要从粉红宫搬走——这让我真正绝望了。我害怕面临没有苏菲和内森的孤独，这比我缺钱可怕得多。 我内心一直惶惶不安，一直盯着苏菲那张忧郁的萎靡不振的脸。我早已见惯了她这付模样：手轻轻地蒙住双眼，脸上是一系列无法言说的风云变幻(我想，她会想些什么呢？)：困惑，惊诧，恐惧，悲伤，愤怒，仇恨，失落，爱，放纵。在黑暗里，所有这些在一瞬间绞成一团，但紧接着便过去了。这时我意识到她今天的故事已接近尾声，虽然其中还有一个结尚未打开。我还发现那些情节并未从她的记忆里真正退却，所以尽管已十分疲惫，我仍有一种冲动想把那令人困惑的过去从她的记忆深处挖出来。 即便如此，她仍然对她儿子的事含糊其辞，似乎有什么东西阻止她谈这个话题。我固执地又问了一次：“吉恩后来怎样了？”——她这才让自己沉入回忆中。“我对我所干的事感到羞愧，斯汀戈。我游向海洋深处，害得你冒那么大的危险。我那样做太坏了。你一定得原谅我。但我要对你说实话，自从战争结束后，我不止一次想杀死自己，但总像这样没有成功。在瑞典的时候，那时战争刚刚结束，我在难民中心试图自杀。那儿有个小教堂，我想它不是天主教堂，一定是个路德教的，这并不重要——我曾想过一定要在教堂里自杀，尽我所能亵渎神灵。因为，斯汀戈，我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经过奥斯威辛后，我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我对自己说，他已背离了我。既然他背离我，那么我恨他。我要用一个最亵渎神灵的方式，就是在他的教堂里，在那个神圣的地方自杀，以此表示我对他的仇恨。我感觉很糟，身体非常虚弱，还生着病。有一天我决定干这件事。 “那天晚上，我带着一片很锋利的玻璃走出了难民中心的大门。那片玻璃是我在呆过的医院里找到的。教堂很近，没有士兵。很晚的时候我才到那儿，里面有些光亮，我在后排座位上坐了很久，身上装着那片玻璃。那是在夏天，瑞典的夏夜总有些光亮，凉爽、苍白。那地方位于乡村，我能听到外面的蛙鸣，还能闻到银杉和松树的气味。那味道很好闻，让我想起孩提时代的那些白云石。有一段时间，我在心中与上帝对话。他说：‘你为什么要在我的地方自杀呢，苏菲？’我大声回答说：‘如果您不能用您的智慧知道的话，上帝，那么我也无法告诉您。’然后他说：‘那么这是你的秘密？’我回答说：‘是的，这是我对你的秘密，最后的、惟一的秘密。’然后我开始割自己的手腕。斯汀戈，你知道吗，我确实割了，流了一些血，但接着我停了下来。你知道是什么让我住手的吗？我向你发誓，是一样，就一样！不是疼痛，也不是恐惧。我什么都不怕。是鲁道夫•霍斯！正在那时我突然想起了霍斯，想到他还在波兰或德国活着。我正在割手腕时，他的脸突然出现在眼前。我停了下来——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荒唐，其实——唔，我突然明白只要鲁道夫•霍斯还活着，我便不能死。这会成为他的最后胜利。” 停了很久，她才又开口道：“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小儿子。那天早上，吉恩没在霍斯的办公室。我进去的时候，他不在那儿。我相信他一定在的，所以我以为他藏在桌子下面——和我闹着玩。我到处看了看，根本没有他的影子。我想这一定是个玩笑，我知道他一定在的。我叫他的名字。霍斯关上门，站在那儿看着我。我问他我的儿子呢，他说：‘昨晚上你走了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不能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我为这个不幸的决定道歉。带他到这儿来太危险了——这会毁了我的前途。’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无法相信他说的话。但突然我相信了，完全相信了，于是我一下子发起疯来。我疯了，疯了！ “我记不得我都干了些什么。那一刻天塌地陷，漆黑一片。有两件事，我知道一定是我干的。我打了他，我用手打了他。我知道这个，因为当我清醒过来时，我看见了他脸上的血印，一定是被我用手指甲抓破的。他把我推在椅子上坐下，用手帕擦掉了血迹。他低头看着我，似乎很平静。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得，就是一分钟之前我朝他尖叫道：‘把我送毒气室吧！’我记得我说的这句话，‘毒死我，快毒死我吧……’等等。我当时一定还用德语说了不少脏话，因为那些话至今还在我耳朵里回响。但当时我只是把头埋在手中哭泣。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接着我感觉到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听见他说：‘我再说一遍，对不起。’他说，‘我不该做这个决定。但我会尽力弥补的，用别的办法。我还能做什么呢？’斯汀戈，这太奇怪了，听见这个男人这样说话——用这种道歉的腔调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瞧，他问我他能为我做些什么。 “于是，我想到了利波斯波恩——汪娜告诉我的新生计划。我必须试一试。这事我早该在前一天就向霍斯提出来的，却没有办到。于是，我让自己平静下来，不再哭泣。最后，我抬头看着他说：‘你可以为我做一件事。’我用了‘利波斯波恩’这个词。从他的眼神，我一下就明白他知道此事。我好像是这样说的：‘你可以把我的儿子从儿童营转到由党卫军操作的利波斯波恩计划。你知道这计划。你可以把他送往第三帝国，在那儿他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德国人。他金发碧眼，和德国人没什么两样，而且他的德语说得和我一样流利，标准。有很多波兰儿童都是这样。难道你没看出我的儿子吉恩是利波斯波恩计划的一个合适人选吗？’我记得霍斯长时间没说话，只是站在那儿用手轻轻摸着脸上的伤，然后他好像这么说：‘我想你说的办法或许可行。我会考虑这事儿的。’但这对我来说还不够。我明白自己在拼命抓救命稻草，而他完全可能因此将我送上死路——但我必须说出来。‘不，你必须给我一个更确切的答复。不确定的事儿我实在忍受不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好吧，我会将他转移出来的。’但这还不够。我说：‘我怎么能知道呢？我怎么能确信他已经离开这儿？你必须向我保证。’我又说，‘你必须保证，让我知道他在德国的什么地方，这样将来战争结束后，我就可以再见到他了。’ “斯汀戈，最后这些话，我真不敢相信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对这样一个人下命令，提出这么多的要求。事实上，我依赖的不过是他对我的感情，他在前一天流露出来的感情。他当时拥抱着我，说：‘你认为我是个恶魔吗？’我只能依靠他身上仅存的一点点人性来帮助自己。我说完这些话后，他又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对我说：‘好吧，我向你保证。我保证把这孩子转移出集中营，你可以不时得到他的消息。’然后我说——我知道这有冒犯他的危险，但还是忍不住说：‘我怎么能相信你呢？我的小女儿已经死了，如果再失去吉恩，我就一无所有了。你昨天告诉我，今天能让我见到吉恩，但你却没有这样做。你没有信守诺言。’这话一定——嗯，从某种程度上伤害了他，因为他说：‘请相信我。你将从我这儿不时得到消息。你应该相信一个德国军官的承诺，我以我的荣誉保证。’” 第99节 困倦不堪的爱尔兰人 苏菲停了下来，眼睛盯着枫苑外的暮色，酒吧里昏暗的灯被飞蛾团团围住。这地方早已人走屋空，只剩下我俩和一个侍者——一个站在收银台前不断弄出声响的困倦不堪的爱尔兰人。然后她继续说：‘但这个人没有信守诺言，斯汀戈。从此以后，我再没见到我的儿子。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位党卫军人的保证？也许是因为我的父亲，他总是谈论德国军队，以及那些军官的崇高荣誉感和纪律性。我不知道。但霍斯没有信守诺言，所以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霍斯不久后便从奥斯威辛调往柏林，我又回到了集中营营地，重新成为那里的一名普通打字员。我从未从霍斯那儿得到过任何消息。他在第二年回来后，也没有与我联系过。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象着吉恩已被转移出集中营去了德国，不久我就能得到消息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身体很好等等。但我什么也没得到。后来有一次，我收到汪娜传来的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就一句话，没别的：‘我又看见了吉恩，他还好。’斯汀戈，这字条差点让我死掉。你明白，这意味着吉恩没有被转移出集中营，也就是说——霍斯根本没有将他列入利波斯波恩计划。 “几星期后，我从在比克瑙的汪娜那儿得到另一条消息，是通过一个囚犯——一个法国抵抗组织的成员传给我的。她被转到了我们的营区。那女人说，汪娜让她告诉我，吉恩已不在儿童营。这消息让我高兴了一阵儿，后来我一下子意识到，这可能意味着吉恩已经死去。没有被送入利波斯波恩，而是死于疾病或别的什么——要么就是因为冬天，气候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办法弄清楚吉恩的真实情况，他是死在比克瑙还是在德国的什么地方。”苏菲歇了口气，接着说：“奥斯威辛太大了，很难得到某个人的确切消息。但是，霍斯从来没有像他保证过的那样给我任何消息。我的上帝，我太傻了，居然以为这种人会做这样的事。荣誉！多么肮脏的谎言！他什么都不是，只是内森称为狗屁的小人。而我对他来说，终究不过是一片波兰残渣！”她又停了下来，透过指缝看着我。“斯汀戈，我不知道吉恩后来怎样了。这可能会好些……”她的声音渐渐减弱，最后消失在沉默里。 一片沉寂。可以感到夏天的风。我无力回答苏菲；当然，我也无话可说。这时，她轻轻发出很沉闷的声音，突如其来但发自内心。这是我对苏菲的又一个新发现，就像没完没了的沮丧接踵而至的新的痛苦。“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我的命运将会怎样，但不久便得到了汪娜的最后消息，她因为参加集中营的抵抗组织活动而被囚禁起来。他们把她带到著名的监狱区，拷打她，然后把她挂在铁钩上让她慢慢死去……昨天我说汪娜是个kvetch。这是我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谎言。她不是，她是个最勇敢的人。” 坐在惨淡的灯光下，苏菲和我都感觉到我们的神经被拉到一个极限，几乎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我内心极度不安，再也不想听有关奥斯威辛的任何事情，哪怕一个字。然而苏菲却像关不住话闸似的(虽然我发现她已几近精神崩溃的边缘)，继续对我讲述她与奥斯威辛司令官最后离别的情景。 “他对我说：‘走吧。’我转身准备离开时对他说：‘谢谢您，司令官阁下。谢谢您帮助了我。’他说——你一定要相信，斯汀戈，他真是这样说的——他说：‘听见音乐了吗？你喜欢弗朗兹•里哈尔吗？他是我最喜爱的作曲家。’我被这话吓了一跳，不知该怎么回答。弗朗兹•里哈尔，我心里想着这个名字，然后我说：‘不，不怎么喜欢。怎么了？’他显得有些失望，但接着又说：‘走吧。’于是我走了出去。我下楼时经过爱米的房间，那台小收音机仍然开着，这次我本可以把它拿走的，因为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到处看不见爱米，但我说过，我没有勇气再干这事儿了，因为我怀着对吉恩以及一切事情的希望，我也知道这次他们一定会首先怀疑我。于是我没去动它，但内心深处突然很恨自己。不过我仍然没想拿走它，而是让它在那儿继续响着。你能想象收机音里正在播放什么吗？猜猜是什么，斯汀戈？” 在故事里出现这样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插曲似乎不太合适，甚至恰得其反，因为这种方式的讽刺容易变得很乏味，使读者失去兴趣。然而人们心里总是潜伏着这样的冲动。但因为苏菲是我最忠实的见证人，她自己用这个讽刺来作为一段证言的结尾，那么我也没有理由怀疑它。我必须记下她的原话，只需在旁边加上注语，即这句话是从那变了调的，极度虚弱的感情炼狱中(夹杂着狂喜和极度的悲伤)发出来的。以前，我从未从苏菲，也从未从别人身上发现过这种混乱的，带着明显的歇斯底里特征的感情。 “放的是什么？”我问。 “是弗朗兹•里哈尔的一部歌剧的序曲。”她抽泣了一声，“《达兰德拉呈》——微笑的大地。” 我们慢慢往粉红宫走去。时间已过午夜，苏菲也已平静下来。香气宜人的夜幕中空无一人。在栽满枫树的街道两旁的弗兰特布西居民区，一排排房子早已灯熄人寂，沉入梦乡。苏菲走在我身边，一只手臂搂住我的腰，身上的香水味直钻我的鼻孔，令我有些麻木。但我明白这举动仅仅表明姐弟般的感情或朋友之情；此外，她长长的痛苦的倾述也将我的欲望一扫而尽。忧伤、沮丧像这八月漆黑的夜色一样将我紧紧抓住。我想我今夜能否入睡。 齐墨尔曼夫人的城堡已在眼前，远远可见前厅亮着一盏昏暗的灯。我们静静地走在粗糙的人行道上。苏菲说(这是离开酒吧后她说的第一句话)：“你有闹钟吗，斯汀戈？我明天得早起，先把东西搬到新地方，然后去上班。布莱克斯托克医生这几天对我已经十分容忍了，但我必须赶回去上班。星期三你可以来找我，行吗？”我听见她忍住了一个哈欠。 我正要回答她关于闹钟的事，这时，深灰色的夜色中闪出一个人影，出现在房子的前门门廊。我的心猛地一跳，说：“哦，我的上帝。”那是内森。我低声喊出了他的名字。与此同时，苏菲也认出了他，发出一声很轻的呻吟声。那一刻我以为他会过来揍我们，但这时我听见内森轻柔地叫了一声：“苏菲！”她的胳膊一下子从我的腰上松开，匆忙中把我的衬衣从裤腰里拽了出来。我停下脚步，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在昏暗的光线中奔向对方。我能听见苏菲猛然扑进他怀里时发出的呜咽声。他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最后，我看见内森慢慢矮了下去，双膝跪在坚硬的地上，双臂抱着苏菲的腿。他一动不动，似乎永远凝固在那儿，冻结在挚爱，顺从，忏悔，赎罪——或所有这些姿态中。 第100节 一张支票 内森轻而易举地再次俘虏了我们，总共不过几分钟。 我们在友好和睦的气氛中重又和解——苏菲、内森和斯汀戈。此后发生的第一件事便是，我接受了内森给我的二百美元。他们破镜重圆，在我的楼上重修旧好；而我又一头扎进那间玫瑰红的斗室。两天之后，内森从苏菲口中知道了我被盗的事。(不巧的是，莫里斯•芬克并非这件事的“真凶”。内森注意到我的浴室窗户被弄坏了——莫里斯没有必要这样干。我为我的无端猜疑而脸红。)第二天下午，从海洋大道用过午餐后返回粉红宫，我在书桌上发现一张支票，是内森开给我的，二百美元。在1947年，这个数目足以一个穷光蛋变成皇帝。上面还附有一张字条：“献给南方文学的伟大光荣。”这一切令我目瞪口呆。当然，这笔钱对于当时正为前途而忧心忡忡的我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拒绝它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我的家教及传统观念又使我顾虑重重，不愿把它作为礼物接受下来。 于是，在经过一番友好的争执之后我妥协了。我和内森达成一项协议，即只要我的作品尚未出版，这二百美元就一直是一份礼物；一旦我的小说找到出版商，挣回了足够的钱，不再有经济压力之后——也只有在那时，内森才会接受我的还款(不付利息)。一个细小卑微的声音在心里对我说，这一慷慨憎予是内森式忏悔，以弥补几天前他对我的作品的恶意攻击，那天晚上他戏剧般地从我和苏菲的生活里消失了。但我马上抛弃了这一荒唐的想法，尤其是当苏菲告诉我，吸毒所引起的精神错乱是那些可恶的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的罪魁祸首时。毫无疑问，那些话他已经记不得了，与他那疯狂、粗暴的行为一起，早已从他的记忆中滑掉。此外，我对内森无比忠心，至少对那个令人愉快、慷慨大方、极富生命活力的内森非常迷恋，尽管他曾使身边的人饱受恶魔般的折磨。当同一个内森，这个苍白憔悴，消除了那天晚上缠绕着他的凶恶的内森重新回到我们身边时，我感觉到了再生的温暖与兄弟般的情谊。这感觉太美妙了。不过与苏菲相比，我的欣喜不过是小巫见小巫。她欣喜若狂，难以自持。她对内森一如既往、坚定不移的爱情令我敬畏。她要么忘了他对她的侮辱，要么彻底原谅了他。我相信，即使他犯下奸淫儿童杀人越祸之类十恶不赦的罪恶，她也会照样敞开胸怀接纳他。 我不知道内森这几天是在哪儿度过的。从苏菲断断续续的述说中，我想他一定是到森林山他哥哥那里去了。但他的缺席以及他到了哪里都不重要。与他那带有足以催枯拉朽的富有破坏力的魅力相比，他对我和苏菲的切齿辱骂显得微不足道，尽管那些话让我俩痛彻心扉。从某种意义来讲，苏菲那些生动的骇人听闻的描述使我对内森的了解有所加深。他那魔鬼般的一面，那攫取灵魂，毁灭心灵的海德先生的再现，现在似乎成了他奇异精神的一部分。现在他又回来了，我渴望能更接近他。我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态度对待内森的重新出现，并完全接受了他，只是对他今后是否会复发感到轻微的忧心忡忡。显而易见的是，苏菲和我都是容易被打动的人。他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把他那高昂的情绪，慷慨，生气勃勃，迷人，快活以及爱，又重新带给我们。这就足够了。我们曾以为这一切永远成为了过去。而事实却是，他又回到了粉红宫，重新在楼上筑起爱巢，似乎一切自然而然，以至于我到现在仍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将那些家俱、衣服、随身物品搬回来的，就像它们从未离开过粉红宫。 一切恢复了原样，仿佛什么也没发生，我们的友情和幸福仿佛从未被他的疯狂破坏过。时间已进入九月，夏日的暑热仍盘旋在大街小巷的上空。每天早上，苏菲和内森都在教堂大街的bmt车站搭乘不同的地铁上班——他到普费泽的实验室，而她则到布鲁克林商业区的布莱克斯托克诊所。我呢，幸福地回到那张小小的橡木桌前。我不再让自己迷恋苏菲，心甘情愿地再次将她放回到她本该属于且正属于的那个男人身边，心里再次承认自己对她的爱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了这些胡思乱想，我又怀着满腔热情回到被打断的小说创作中。当然，完全投入也是做不到的。苏菲的过去偶尔会钻进我的脑子里，但总的来说，我可以将她的故事从脑子中赶跑。生活仍在继续。我突然热血沸腾，强烈地感受着属于我的悲剧故事，这足以把我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此外，内森的经济援助也鼓舞着我，它无疑是一个艺术家能收到的最令人振奋的礼物。我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工作起来，并不停地修改、润色，写秃了一支又一支维纳斯牌铅笔，黄色稿纸在桌上堆起一大摞。 内森重又成为支撑一切的兄长般的支持者(除了钱以外)，一个提建设性意见的友好的批评家。我崇拜的这个人又开始读我的作品了。每当我写完二三十页，他便把手稿带到楼上阅读，几小时后再还给我，几乎每次都把我最渴望的东西——赞美——带给我。虽然他会不时提出一些尖锐的批评(此时他通常表现得很为难)，但我敢肯定，他被我书中那些阴郁的潮汐镇传说，用真情写就的场景和气氛，以及那些正穿行在弗吉尼亚低地送葬途上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完全迷住了。更确切地讲，我在书中竭力构筑的新的南方形象最终打动了他(尽管他已察觉到福克纳对我的影响，而我也欣然承认)。用他的话说，“像触电一般”。我暗自陶醉于自己那精妙的艺术炼丹术，觉得自己逐渐改变了内森对南方的偏见，他开始接受和理解了。我发现他不再对我使用那些令人生厌的字眼，如兔唇、金钱癣、私刑、乡巴佬等等。这一影响在他身上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因为我对他的崇敬，他的这种反应特别令我感动。 “那种乡村的氛围真令人称奇。”他对我说。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我们坐在我的房间里。“那位母亲和黑人女仆的对话——我不知道，好像觉得蛮像回事。还有南方夏日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写出来的。” 我心里一阵得意，口里咕哝着一些感谢的话，吞下一口啤酒。“这次进展相当顺利，”我说，心里意识到这句话蕴藏着的矜持。“我很高兴你喜欢它，真的。” “或许我应该到南方去，”他说，“看看它什么样。你的东西刺激了我。你来当向导，那肯定很合适，怎么样老伙计？我们来一个南方之旅。” 我一下子兴趣盎然。“上帝，当然了！”我说，“那真是太妙了！我们可以从华盛顿启程。我有个老同学在弗雷德利克斯堡，他曾参加过南北战争。我们可以和他呆上一阵儿，参观所有的北弗吉尼亚战场遗址，曼纳萨司，弗雷德利克斯堡，荒野地战场，西尔维尼亚战场——所有的战时工事。然后我们乘车去里奇蒙德，参观彼德斯堡，再去南安普顿我父亲的农场，马上就到收花生的季节了……” 内森显然被我的计划所打动。我滔滔不绝地述说着我们的旅行计划，他则一个劲儿地点着头。我设计了一个严肃，富有教育意义，同时又不乏趣味性的漫长缓慢的旅行：经弗吉尼亚到达北卡罗来纳的海滨地带——那是我亲爱的老爸生长的地方，然后是查尔斯顿，无树平原[1]，亚特兰大，和穿越南部中心地带，亚拉巴马，密西西比，最后在新奥尔良结束行程。新奥尔良的牡蛎又大又新鲜，每一个才两分钱，美妙的大杂烩，长在树上的喇咕。“这是多美的一次旅行啊！”我叫道，又打开一听啤酒，“南方的烹调，炸鸡，哈希小狗，花生加熏猪肉，克里特威士忌，科纳得青菜，乡村火腿加威士忌肉卤。内森，你这个美食家会幸福得发疯的。” 第101节 南方的美景 啤酒使我情绪高涨。那天天气异常炎热，但公园那边有一丝微风吹来，窗帘微微飘拂。我听见楼上传来贝多芬的乐曲声。这当然是苏菲所为，周六她只上半天班。她总是在冲凉时将留声机的声音放得大大的。我意识到我正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一样，浓墨重彩地描绘着南方的美景。其实我对他们的观点厌恶之极，对南方怀着与那些自由主义的纽约人几乎相同的憎恶感。这曾令我无比痛苦，但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在整整一上午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后，那块魔力无穷的土地令我兴奋异常，描述它(我曾忠实而痛苦地记录下它的音容笑貌)带给了我一阵微小的狂喜和巨大的心痛。当然，我常常经受这种快乐与痛苦交织在一起的情感冲击(最近的一次便是我在莱斯丽身上的失败)，但此刻，我似乎特别脆弱，仿佛随时都可能潸然泪下。第四交响乐柔和亲切的慢板从楼上飘下来，像脉搏一样坚强有力地跳动着，与我激动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我必须去看看南方，老伙计。”我听见坐在我身后椅子上的内森说，“你知道，现在是我看南方的时候了。今年夏天你讲的那些事，仿佛已过去很久。你说的那些南方的事，或者应该说是北方与南方的关系触动了我。我们在争论我们常常争论的那些话题时，我记得你当时说了一些很有道理的话。你说，至少南方人已冒险来到北方，见到了北方的真相，而真正想了解南方的北方人却微乎其微。我记得你说，北方人在自己的无知中沾沾自喜，你说这是一种思想上的傲慢。这是你当时用的词儿，它们曾狠狠地刺痛了我，可后来我又仔细想过，开始明白你可能是对的！”他停了一会儿，接着真挚地说：“我承认那是无知。我怎么能仇恨我从见过和不了解的地方呢？你说得对，我们去旅行！” “谢谢你，内森。”我回答说，心里充满感动与莱因戈德啤酒激起的真情。 我手里拿着啤酒瓶，走进浴室去小便。我比我意识到的醉得更凶一些，尿撒得到处都是。透过尿溅在池中的声音，我听见内森在说话：“十月中旬时我可以休假，到那时你的书也写得差不多了，大概也需要休息一下。我们为什么不那时去呢？苏菲也从来没有请过假，所以她也可以休假一二周。我可以借我哥哥的车，是一辆敞篷车。他又买了辆新车，所以不会再开它了。我们开车去华盛顿……”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目光一直盯着药箱：被盗之前它一直是个很隐密的储藏所。既然莫里斯•芬克排除了嫌疑，那么谁是罪犯呢？我心里思忖着。附近总有一些贼在游荡。不过这事儿也无所谓了。我意识到，我先前的气愤与懊恼此时被一种奇怪复杂的不安情绪所替代，毕竟那被偷去的是一个人的卖身钱。阿提斯特！祖母的奴仆，我的资助人。这个黑奴男孩的肉体为我提供了足够的保障，使我得以在布鲁克林逗留了整个夏天，并完成小说的前面部分。或许神是公平的，阿提斯特不再纠缠于我，我的生存无须再与一桩罪恶相连。我为自己摆脱了它，摆脱了奴隶制而感到欣慰。 然而我怎么可能摆脱奴隶制呢？我心中一阵犯堵，低声地说出了这个词，“奴隶制”！我一直有种冲动，想写写奴隶制，将它从深埋之处挖掘出来。与它相关的任何事情每次都激起我的冲动。实际上我此时写的，正是那个制度的继承者们在四十年代，在弗吉尼亚的潮汐镇的疯狂挣扎，在我那亲切而令人痛苦的布尔乔亚新南方家乡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才意识到，那儿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奴役中产生的。我们大家，无论白人黑人，在某种意义上不都是奴隶吗？我明白在我心灵深处某个最不平静的角落，只要我还是一位作家，就会受到奴隶制的束缚。突然间，通过一阵令人愉快的、懒洋洋的、略微有点醉意的精神漫游，我从阿提斯特想到了在麦卡阿尔宾酒店大声打鼾的父亲，又从父亲想到了那个穿白色长袍的黑人——在詹姆斯河泥泞的河水中接受浸礼的那特•特纳，强烈的思乡之情突然向我袭来，一阵痛楚像长矛似的刺穿了我的心。我从浴室中出来，脚步蹒跚，嘴里念念有词，声音很大，把内森吓了一跳。 “那特•特纳！”我说。 “那特•特纳？”内森迷惑不解地问，“谁是那特•特纳？”　　“那特•特纳，”我说，“一个黑人。在1831年的暴动中，他大约杀了六十个白人——没一个犹太人。他住在离我家不远的詹姆斯河边。我父亲的农场正好在他领导那次血腥起义的那片土地的中间。”我开始向内森讲述我所了解的这个黑人令人吃惊的故事，以及他那些早已被人遗忘的神秘生活与举止。我正在讲述的时候，苏菲走了进来，她刚洗完澡，浑身清爽，煞是迷人，那张脸看上去非常甜美。她坐在内森椅子的扶手上，一边专心听着，一边用手不经意地抚摸着他的肩膀。但我很快便结束了，因为我发现我对这人了解甚少，没有多少东西可讲；他神秘地出现在一段历史中，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后，便如同来时一样不可思议地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没有身份，没有形象，只留下一个姓名。他应该被重新发掘出来。那天下午，当我借着酒兴试图向苏菲和内森讲述他的故事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应该将他写出来，把他变成我书中的人物，为世界重塑他的形象。 “太妙了！”我听见自己带着醉意兴奋地大叫，“你知道吗，内森，我现在才明白，我应该用那奴隶的题材写一本书。我们的旅行正是时候。现在这本小说已写得差不多了，可以稍微停一下。我可以做一个全盘计划。因此当我们到南安普顿时，我们可以开车游遍那特•特纳的故乡，和人们交谈，参观所有的古老房屋。我可以感受那里的气氛，做很多笔记，收集资料。这将是我的下一本书，一本关于特纳的书，同时，你，还有苏菲，也可以为自己增加许多有价值的知识。这将成为此次旅行中最奇妙的部分……” 内森用手抱住苏菲使劲搂了一下。“斯汀戈，”他说，“我简直等不及了。十月份，我们就往南方进发。”他瞟了一眼苏菲的脸。他们交换着爱的目光——先是相遇，继而强烈地交织在一起，以至我感到很窘迫，赶紧把目光躲开。“告诉他吗？”他问苏菲。 “为什么不呢？”她回答说，“斯汀戈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不是吗？” “也是我们最好的人[1]。我们将在十月结婚！”他高兴地说，“所以这次旅行也将是我们的蜜月旅行。” “上帝，天哪！”我欢叫起来，“恭喜你们！”我大步跨到椅子前，吻了他俩——吻在苏菲的耳旁，那股栀子花的芳香像针似的刺着我的心；吻在内森那高贵的鼻子上。“真是太妙了，”我喃喃地说。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早已忘记在刚刚过去的日子里，这样的狂喜往往伴随灾难同时降临。 大约十天或十天后的一天，也就是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我接到了内森的哥哥劳瑞打来的电话。那天早上，当莫里斯•芬克指着过道里那台油腻的付费电话叫我接听时，我大吃一惊——接电话本身已令我吃惊，尤其是这电话是我常听说但从未谋面的一个人打来的。那声音十分温和，可亲，和内森几乎一模一样，带着明显的布鲁克林口音，刚开始时很随便，然后渐渐严肃起来。他问我能否安排一次与他的会面，越快越好。他说最好不要让他到齐墨尔曼的公寓来，而是我到他在森林山的家里去一趟。他又说，我必须知道这事与内森有关，而且很紧急。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于是我们约定在下午晚些时候在他那儿见面。 第102节 无头苍蝇 我在迷宫般的地铁站里完全昏了头，像无头苍蝇似的乱窜一气，结果乘错了车。当我到达时，已比预定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劳瑞十分友好地接待了我。在一片相当阔绰的住宅区里，的站在一套宽大舒适的住宅门前迎接我。还为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一见面就让我着迷。他比内森略矮一些，比内森更敦实，年龄当然也大一些。他俩长得很像，但差别也相当明显：内森神经质，易激动，不可捉摸；劳瑞平和，说话柔声细气，令人宽慰，这可能与他的职业有关，但我觉得更多地来自他那沉稳、刚直的性格。我正想解释迟到的原因，他却很快使我放松下来。他递给我一瓶加拿大裸麦酒，对我说：“内森告诉我说，你是一个麦芽酒的行家。”我们在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前的椅子上落座，可以看见外面掩映在常青藤下的建筑物。而他的话则让我产生如遇旧识之感。 “我想我不必告诉你内森对你评价极高，”劳瑞说，“真的，这也是我请你来这儿的部分原因。事实上，我想你们相识的时间并不长，但我相信，你或许知道他已经把你当成了最好的朋友。他对我讲起你的工作。他认为你是个很不错的作家。有一阵子，你知道——我猜他一定告诉过你——他也曾想过写写自己。只要有适当的环境，内森几乎可以成为任何一种人。我想你一定知道，他有很高的文学鉴赏力。我想你也一定知道，他认为你正在写的小说十分了不起，而且你的南方世界很打动人。” 我点着头，心里充满喜悦。上帝，我多么渴望得到这样的赞誉！但我对这次会面的目的还是摸不着头脑。随后我说了一些话，将对我的天赋与智慧的称赞转移到内森身上。“你对内森的评价很对。你知道，一个搞科学的人居然有这样的文学造诣，更不用说他对文学的价值有如此深刻的理解，这确实令人惊讶。我的意思是说，他既是一个……一个在普费泽这样的大公司里的第一流的生物学家——”　　劳瑞轻轻打断我，亲切的微笑中隐藏着一丝痛苦。“请原谅，斯汀戈——我希望我可以这样称呼你——请原谅我，但我必须告诉你，内森并不是一个从事研究的生物学家。他不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他也没有任何学位。所有这一切都是编出来的。我很遗憾，但我想你最好知道这些。” 天哪！难道我命里注定是一个轻信的人，必须与那些糊弄我的人呆在一起吗？我对他们是那样在意。苏菲的谎话已够我受了，可现在，内森——“我不明白，”我说，“你是真的——” “我是认真的，”劳瑞轻轻插进来说，“我是说，这个生物学家的身份是我弟弟的一个假面具——没别的。噢，他确实每天到普费泽上班。实际上，他在这家公司的图书馆工作，但只是一个挂名闲职，他在那儿可以读大量的书籍而不妨碍任何人。偶尔也帮公司里真正的的科学家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这样可以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没人知道这一切，包括那位甜蜜的姑娘，苏菲！” 我简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但是他怎么……”我竭力寻找着合适的字眼。 “这家公司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我父亲的朋友。这只是一个很好的帮忙。这很容易安排，内森能控制自己时，他可以胜任规定的工作。正如你所知道的，他毕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甚至是个天才。只是他大多数时候都很不正常，处于混乱失常状态。他完全能做好他想做的任何一件事，写书，搞生物研究，数学，医学，天文学，哲学，等等，什么都行。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他的思想从来没有清楚过。”劳瑞又苦笑一下，默默地把双手合在一起。“事情的真相就是，我的弟弟是一个十足的疯子。” “噢，耶稣！”我咕哝说。 “他患有妄想症，或者说是精神分裂症，我想那些脑科专家也搞不清楚他属于哪一种。但不管怎样，他的确不正常。常常是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他没有一丝发疯的迹象——然后，突然——他失常了。最近几个月他的病情加重了，是因为吸毒引起的。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一件事。” “噢，上帝。”我又说了一声。 坐在那儿听着劳瑞如此直率而平静地说着这些可悲的事情，我竭力使备受震撼的大脑平静下来。一种近乎悲哀的感情猛然袭来。如果他告诉我说内森患了某种不治之症即将死去，可能我也不会感到如此的震惊与不安。我开始结结巴巴地说，像一个溺水者想拼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可是这太难以置信了。他告诉我有关哈佛——” “哦，内森从未上过哈佛。他从没进过大学。当然这不是他比别人笨，他读的书比我这一生读的都要多。但如果一个人像内森这样病魔缠身的话，是无法接受正规教育的。他读过的学校有谢泼德•普拉特，迈克林，佩恩•惠特尼等等，是一些非正常人照护院。你刚才说到的是一个收费昂贵的休养农场，他曾是那里的学生。” “哦，太可怕，太惨了。”我低声地说，“我知道他……”我犹豫了。　　“你是说你已经知道他不很稳定，不……正常。” “是的，”我回答说，“我想傻瓜也能看得出来。但我的确不知道有多么……唔，多么严重。” “有一次，大约两年前吧，他大约十八九岁的时候，好像完全恢复正常了。但这只是一种假象。我父母那时住在布鲁克林高地一栋很漂亮的房子里，战争还没有结束。一天晚上，在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之后，内森差点把那房子给烧了。那时，我们不得不把他隔离了好长一段时间。那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 劳瑞提起战争，使我想起自认识内森以来一直令我迷惑不解，却总因这样那样原因被我忽略的一件事。显然，内森的年纪正好应该在战争期间应征入伍，但他从未主动提起服役的事，我也把这事儿丢在了一边，心想这是他个人的私事。但现在我不能不问了。“内森在战争期间干什么呢？” “哦，上帝，他完全不符合征兵条件。在他头脑清楚的那段时间，他确实想参军，但我们坚决阻止了他。他什么也没干，只是呆在家里读普鲁斯特和牛顿的《科学法则》，以及不间断地到精神病院去。” 第103节 哀伤和忧郁 我很久没有讲话，努力接受这些有关内森的事情。这些情况足以解释一直压抑在我心里没有流露出来的所有疑问与焦虑。我坐在那儿沉思着，一言不发，这时一个模样可爱，大约三十来岁的黑发女人走了进来。她径直走到劳瑞身边，抚着他的肩说：“我要出去一会儿，亲爱的。”我赶紧起身，劳瑞介绍说，这是他妻子咪咪。 “见到你真高兴，”她说，握了握我的手，“我想在内森的事情上你也许能帮帮我们。你知道，我们很关心他。他经常提起你，我觉得他把你当成了弟弟。” 我说了一些附合的话。我还想补充一点别的什么，可她说：“我得走了，你们俩继续谈吧。希望能再见到你。”她真美。我看着她走出去，十分优雅地穿过厚厚的地毯——它在这个温暖好客，豪华但不张扬的屋子里第一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心猛然一动：我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迷人的，知识渊博的，收入丰厚的，拥有一位性感太太的犹太泌尿科医生，而非要当一个贫穷潦倒，苦苦挣扎，作品迟迟不能问世的无名作家呢？ “我不知道内森对你讲了多少有关他自己，以及我们家庭的事。”劳瑞又给我倒了一杯麦芽酒。 “不太多。”我说。确实不多，我一时觉得很惊讶。 “我不想用太多的细节来烦你。不过我的父亲——唔，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从拉脱维亚来这儿时，一个英文字都不会说，但在三十年中，他靠经营犹太人的罐装汤汁发了财。可怜的老头儿，他现在住在护理院——一家很昂贵的护理院。我并不想说得那么庸俗。我把这些告诉你，只是想强调我家完全可以为内森提供他所需要的那种特殊医疗的费用。他得到了最好的治疗，但毫无用处。” 劳瑞停了下来，叹息一声，声音里充满哀伤和忧郁。“所以最近几年里，他一直在佩恩•惠特尼，里格斯，明尼基尔，或别的什么地方进进出出。这一长段日子他一直很平静，表现得和你我一样正常。当我们为他在普费泽的图书馆找工作时，以为他从此可以开始正常的生活了。这在医学上并不是没有先例，事实上，治愈率还相当高。他似乎也很不错，尽管我们得知他到处向别人吹嘘，夸大他的工作，但那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即便他沾沾自喜地编造说新创出了某种神药也无妨。看起来他真正安定下来了，正在朝……唔，朝正常的方向发展，或者说是一个非正常者所能做到的正常。可现在，有了这位甜蜜，悲伤，美丽，让内森乱了方寸的波兰姑娘。可怜的孩子。他告诉我他们要结婚了——斯汀戈，你怎么看？” “他不能结婚，是吧？他什么时候也像这样来着？”我说。 “几乎没有。”劳瑞停了一下，说，“但怎样才能阻止他呢？如果他又失去了控制，我们可以把他永远隔离起来。那样一切就都解决了。但现在却很难办到。你都看见了，事实上他有很长一段时间表现得很正常。谁会说如此长久的正常不是经过大量医治后治愈的标志？这种的病例报告有很多。难道能仅凭最坏的假设而剥夺他过正常人生活的权利？但假如他娶了那位可爱的姑娘，假如他们有了一个孩子，再假如他真的又一次发疯了，那该多么不公平啊——对每个人来说！”沉默片刻之后，他直愣愣地看着我说，“我不知该怎么办？你有答案吗？”他叹了口气，说：“有时候我想，生活是一个可怕的陷阱。”　　我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着，突然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沮丧，像背负着整个宇宙似的心情沉重。我怎么能告诉劳瑞说，我刚刚见过你的弟弟，我亲爱的朋友，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危险的濒危边缘？我听说过疯狂，但一直认为它只是一种无法言喻无法控制的禁闭室里的胡乱呓语，绝不会与我有什么关系，而此时此刻它就蹲伏在我的面前。“你认为我能做什么？”我问，“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你——？” “为什么我要你来这儿？”他轻声打断我，“其实我也不十分清楚。我想是因为我觉得你可以帮助他远离毒品，那东西目前对内森太危险。如果他不沾氨基丙苯的话，或许还有好转的希望。我帮不了他多少。我们在许多方面很接近——不管我喜欢与否，我都是内森的榜样，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可能会引起他反感的权威人物。还有，我现在不能经常见到他。但是你——你确实与他很亲密，而且他尊重你。我想，也许你能设法说服他——不，这个字眼太刺耳——影响他，否则他会吸毒过量，有致命的危险。另外，如果不是因为内森处在于危险的境地，我也不会要求你当一个探子——就是说，你盯住他，然后随时用电话把情况告诉我。我常常觉得与他失去了联系，无能为力，但如果有你帮忙就再好不过了。这个请求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不。”我说，“当然没有，我很乐意帮忙。帮助内森，还有苏菲。他们和我很亲近。”这时我觉得该回去了，起身与劳瑞握手告别。“我想事情会好起来了。”我小声地咕哝了一句，带着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绝望的乐观。 “希望如此吧。”劳瑞说。他努力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使我仍觉得他的乐观与我的一样凄苦、不安。 与劳瑞见面后不久，我便犯下了一次令自己内疚不已的严重错误。显然，劳瑞与我简短会面的意图是让我监视内森，在粉红宫与他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我的职责是充当看守兼忠实的随从，温柔地跟在内森的后面，并努力使他保持正常。坦率地讲，劳瑞认为在内森吸毒期间，我也许能使他镇静下来，稳住他，甚至对他施加某种良好的影响。这难道不是一个好朋友应该做的吗？但我“被逮住了”(我已不再使用这个词，但当时它准确地描绘出我的疏忽大意——或更准确地说，是我的放任)。有时我想，如果在那关键的时刻我在场的话，能控制住内森，阻止他走向毁灭吗？得到的答案经常是令我绝望的“是的”或“也许”。难道我不应当把劳瑞告诉我的事告诉苏菲？但是，既然我无从预测会出什么事，那么我只能找一个连自己都不能说服的借口：内森已处于不可逆转的狂暴之中，命中注定地滑向毁灭的深渊——而在这个过程中，苏菲的目的地与他的目的地焊在一起无法分割。 第104节 纽约之行 此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便是我离开了一段日子——不到十天。除了与苏菲一起去琼斯海滩的那个星期六之外，这是我到纽约的几个月里第一次走出纽约之行——事实上仍在这座城市的边缘。我去洛克兰县一栋安谧宁静的乡村风味的村舍，从乔治•华盛顿大桥往北只有半小时车程。这次旅行是另一个意外的电话带来的。这个电话是我在海军陆战队时的一个朋友打来的。他有一个很平凡的名字：杰克•布朗。这个电话着实让我感到意外。我问杰克•布朗是怎么找到我的，他说很简单：往弗吉尼亚打个电话，然后从我父亲那儿得到我的电话。我很高兴地听着他的声音：南方腔，那声音如同流过他的家乡南卡罗来纳的浑浊河水一样浑厚宽阔，在我耳里如同久违的竖琴一样亲切、动听。我问杰克过得怎样。“不错，伙计，很好。”他回答说，“在这儿和北佬一起生活。我想请你到我这儿来玩玩。” 我很喜欢杰克•布朗。年少时交的朋友往往令人欣喜，彼此之间的爱与忠诚是成年以后的友谊(无论多么真诚)不能带来的。杰克就是这样一个朋友。他聪明，活跃，富于同情心，博览群书，有喜剧天赋和灵敏的嗅觉，能识破一切诡计。在都克大学那令人窒息的几个月里，他常用他的智慧逗得我捧腹大笑。他的这些智慧基于他对南方法庭修辞学的微妙运用(显然，这得益于他的父亲，一位杰出的法官)。在那个大学里，为了把我们从幼稚的炮灰转变成成熟的炮灰，海军陆战队试图把两年的学习课程在一年灌进我们的大脑，因此造就了一批半生不熟的大学毕业生。杰克比我稍大一点，大约九个月吧，所以按临时顺序排在了我的前面，参加了战斗，而我则毫发无损地躲过了。他到了太平洋，他所在的部队准备进攻硫黄岛，而我仍呆在北卡罗来纳的沼泽地里学习排列战术。他写给我的信简直出奇的长，里面充满幽默诙谐，恶作剧，怒气，却又热情洋溢。我把它看作是独一无二的杰克风格。直到多年以后，我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又奇迹般地发现了它。他一直保持着高昂、向上的情绪，甚至当他身负重伤时(在硫黄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仍从医院病榻上给我写来充满欢乐和斯威夫特式刻薄的信。我敢肯定，一定是他的疯狂和不折不扣的斯多噶哲学才阻止了他陷入绝望。他安上假肢泰然自若，还说这玩意给了他一种富有魅力的肢体，就像赫伯特•马谢尔。 我说这么多只是想让大家了解杰克非同寻常的性格魅力，以及解释我为什么置苏菲和内森于不顾而去赴他的约会。在都克大学，杰克曾经想成为一名雕塑家，战后，经过美术学生联合会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他搬到尼亚克后面一座宁静的小山上，准备在在一笔嫁妆(他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的帮助下，用铜和铁板塑一座巨型雕塑。他的新娘是南卡罗来纳最大几家棉纺厂中一位老板的女儿。起初，我假惺惺地推辞了一番，说我的小说进展顺利不想中断。他马上打消了我的顾虑，说他的房子里有一间小偏房，我可以在那儿继续工作。“还有，朵拉利斯，”他说，谈到他的妻子，“她的妹妹也在这儿玩。她叫玛丽•爱莉斯，刚满二十一岁。相信我，小子，她美得像一幅画。真的。还有，她十分热情！”热情，我兴奋地想着这个词。不难想象，如果一年四季我的性能够不停地得到可怜的满足，我也就不受此诱惑了。 玛丽•爱莉斯！上帝，玛丽•爱莉斯。我几乎马上就要提到她了。由于她对我的心理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所以她在这个故事里显得很重要。这一经历虽然很短暂，却为我和苏菲的关系抹上了一层恶毒的阴影。 至于苏菲本人，还有内森，我必须简短地交待一下。在离开前的那天晚上，我们在枫苑搞了一个小小的聚会。这本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在旁观者看来也的确如此，但有两件事让我杉极不舒服，不安之感一直憋在心里。第一件，是苏菲喝酒。我注意到，自从内森回来之后，苏菲有好一段日子滴酒不沾，但时间很短，可能仅仅是因为内森的告诫；在那些日子里，我很少见谁沉溺于酒精，他们只是象征性地喝点查布利酒[1]。但现在，在内森失踪的那几天，苏菲和我在一起时重又以酒度日，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雪利酒，常常是舌头都伸不直了，幸而头脑还没有麻木不堪。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又开始喝烈性酒，她似乎变成了一个酒鬼。我什么也没说。原因很简单，内森才是这里的主人。但我一直感到焦虑不安，内心一阵阵刺痛。而让我更困惑的是，内森对此漠不关心，或者说即使注意到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这种危险的狂饮。 与往常一样，那天晚上的主角是内森。他一直喋喋不休，为我要了一杯又一杯啤酒，直到我飘飘欲仙，晕晕乎乎。他给我和苏菲讲了一连串的笑话，全是有关犹太人的，不知他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我觉得那是我与他相识几个月来他的心智最健康的一天；我发现自己又一次在他面前笑得浑身颤抖。他确实是个极富感染力的人，可以用一两句简短的话割去我的愉快，让它像流入下水道的水一样消失无踪。我们起身回粉红宫的路上，他的腔调变得严肃起来，用那双雾蒙蒙的潜伏着疯癫的眼睛盯着我。他说：“我现在才决定告诉你，因此你明天的旅途中就有事情可想了。但等你回来时，我们将为一件真正美妙的事而庆祝。那便是，我的研究小组即将宣布一个成果，是预防——”这时他停了一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了——“小—儿—麻—痹—症！小儿麻痹症。人们对它谈虎色变，但它的历史即将宣告结束！”内森•兰道，人类的救世主！我真想哭。无疑我应该说点什么，但一想到劳瑞告诉我的那些事，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于是我慢慢朝齐墨尔曼夫人的公寓走去，一路上听着内森关于组织和细胞培养等等疯话，只有一次停下来使劲拍打苏菲的背，帮她平息醉酒后的打嗝。我一句话也没说，心里充满怜悯与痛苦…… 经过这么年之后，我仍觉得在洛克兰县逗留的那段日子十分愉快，这次旅行将我从对苏菲和内森的忧虑中解脱出来。一周或十天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及杰克•布朗暗示的令人快活的性——这些活动足以补偿我这段时间以来承受的所有焦虑；还有，上帝啊，也是对我即将承受的苦难的补偿，尽管我根本不可能会有这个苦难。但现在回想起来，这次拜访的大部分内容只不过是失败。在一个笔记本里，也就是记录莱斯丽•拉普德斯事件的那个笔记本，把这次经历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保留了下来。从逻辑上讲，这次充满愉快期盼的乡村旅行应该是快乐而无忧无虑的。我热切地盼望着幸福的来临。总的来说，这次旅行由以下部分组成：一栋饱经风雨、坐落在林中深处的古老低矮的荷兰殖民地住宅，迷人的年轻主人和他活泼的妻子，一张舒适的床，丰富的南方美味，大量的葡萄酒和啤酒，最后还有与玛丽•爱莉斯•金波尔的热烈拥抱。她有一张灿烂、活泼的漂亮脸蛋，两个小酒窝，湿润的可爱嘴唇渴望般地半张着，飘逸的蜜色长发，一个语言学院颁发的英文学位，以及从遥远的斯帕坦堡扭来的最丰满耀眼的甜心宝贝儿。 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向往？一位好色的单身汉整天辛勤写作，只感觉到他那装上假肢的雕塑家朋友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以及厨房里炸鸡和哈希小狗的香味，他的工作平添了许多愉快，手里的笔更细微，愉快地游弋于思想的海洋，因为即将到来的晚上是轻松、愉快、美味的，还有围绕南方家乡的怀旧话题的娓娓叙谈，而这一切又因两位令人快活的女人的出现而变得更加浪漫，其中一位将在即将来临的夜色中与他紧紧地拥抱在湿热的床单里。确实，我所幻想的这幅家庭生活图景部分得到了实现。我，杰克•布朗和他的妻子，玛丽•爱莉斯，一起在林中水塘游泳(气候还相当暖和)，在愉快友好的气氛中共同进餐，伴之以充满回忆的话题。然而痛苦的遭遇也随之而来。在那些天的凌晨时分，我和玛丽•爱莉斯一次又一次偷偷溜开，我发现自己又被缠绕在一种从未经历过，也从未梦想会存在的性怪癖中。我没有夸张，因为玛丽•爱莉斯——正如我在笔记中对她做的深刻剖析一样(就写在记录几个月前遭遇的另一次灾难性浪漫史的后面几页，以同样狂乱潦草的笔迹涂抹在上面)—— 第105节 任何造次 比纯粹的“逗乐”者或一个周旋艺术家还要糟。黎明时分，我坐在这里听着蟋蟀的鸣叫，一边默想着这可怕的行为艺术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这已经是第三天了，我又一次在浴室的镜子前审视自己。我的外表没什么不周正之处，实际上，我还必须谦虚地说，我的一切都还不错：挺拔的鼻子，充满智慧的棕色眼睛，不错的身架(感谢上帝，虽不至于像贵族般完美，但足够的直线和棱角使我的相貌脱俗)，幽默的嘴及下巴。这付长相甚至可以称得上英俊，当然比起威塔利斯广告上的英俊小生还远远不及。所以她不可能被我的相貌吓退。玛丽•爱莉斯敏感，精通文学，也就是说，她读了很多书，其中一两本我也很感兴趣，还算有一些幽默感(当然算不上是笑篓子，因为在睿智的杰克面前，谁都不可能有如此能耐)。相对于一个有着强烈南方背景的女孩来说，玛丽•爱莉斯已显得相当前卫和开放。或许还因为受到过深的遗传，她常常提起做礼拜的事。我们俩都没有轻易说出爱的字眼，但很显然她的性欲已被激起。她在这方面恰好与莱斯丽相反，尽管我们的拥抱已热烈得无以复加，可她仍然出言拘谨(像许多南方姑娘一样)。比如说一天晚上我们准备进入“做爱”这一章时，尽管我委婉地谈及她奇妙的屁股，并激动地把手放在上面时，她马上缩到一边，凶巴巴地低声说：“我讨厌那字眼儿！”她说，“你不能不用‘屁股’这词儿吗？”我马上意识到我不可能有任何造次(即使语言上的)行为了。 也许除了苏菲的，爱莉斯的臀部堪称完美之作，两个半圆的丰硕饱满的罗巴甜瓜匀称流畅，即使在她常穿的那条皮克牌法兰绒裙子呆板的线条下也显得相当动人。我觉得自己的睾丸像被她那双女式拖鞋踢中似的一阵刺痛。平凡的接吻能力。比起莱斯丽来，她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至少莱斯丽的舌头功夫一直令我魂牵梦绕。但既然玛丽•爱莉斯像莱斯丽一样不允许我染指她身上任何一处敏感的部位和角落，那她为什么要引诱我，用极不愉快的方式一次次击垮我，直到我变成一具无声无息精疲力竭的干尸呢？刚开始时总是疯狂的激动，那小手放在我那硬梆梆的阴茎上，几乎使我一生中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感觉，我立即溃败下来，把我们俩都弄得湿乎乎的。但令我惊讶的是，她似乎并不介意(尽管她差点儿吐了)，用我的手绢擦去她身上的污物。但经过三个晚上九次(每晚三次)情欲亢奋之后，我已经快要麻木了。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快让我发疯了。我暗示她(把她的头轻轻往下按)，希望她在我身上做意大利人称为“口交”的那种事情，却遇上了突然而强烈的厌恶表情——好像我要让她生吃袋鼠似的——以至于我马上而且永远放弃了那个念头。 于是那几个晚上就这样被汗水和寂静笼罩着。她的酥胸仍然被那个钢铁般的棉质胸罩牢牢保护着。她两腿间的那个宝贝安全得永远无法触及。可你瞧呀！我那硬梆梆的阴茎每分每秒都在受煎熬。每次玛丽•爱莉斯都带着一种斯多噶式的漠然态度把玩着它，直到把它弄得像马拉松一样精疲力竭；而我却呻吟着，嘴里说着愚蠢的话：“噢，上帝，太好了，玛丽•爱莉斯。”还瞥上一眼她那可爱而无动于衷的脸，即使在我的性欲被激起又被无情地消灭时也是如此。天已大亮，鸟儿开始歌唱，可怜的老约翰•托马斯像一条剥了皮的小虫子一样垂死挣扎。我奇怪自己为什么要经过几个晚上才意识到我近乎毁灭的沮丧，可怜地意识到玛丽•爱莉斯从容镇定地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是我自己也完全能够做好的，而且肯定带有更多的感情。 在与杰克•布朗一起度过的最后那段时间(一个烟雨蒙蒙的阴雨的早晨，已有了一丝秋天的寒意)，我在笔记本里写下了以下内容。这些歪歪斜斜字迹潦草的笔记(可惜我不能让读者看到它们的原样)是我感情痛苦的见证。 一个不眠之夜。我不能因为我自己的失败，也不能因为杰克•布朗的错觉而责怪他，我是那么喜欢他。玛丽•爱莉斯令我苦恼不是他的错。坦白地说，他以为在过去的那个星期里，玛丽•爱莉斯和我已经天地一家亲，他相信我与他漂亮的姨妹相处愉快。他在私下里对我说的话里暗示着这一点。但由于我的懦弱，我不能强迫自己毁掉他的这个想法。今晚，在一顿美餐后，我们四人去看了一场难看至极的电影。随后，午夜刚过，杰克和朵拉利斯回到了他们的卧室，而玛丽•爱莉斯和我则在楼下露台上把我们自己安置在爱巢里，重新开始那该死的仪式。我喝了许多啤酒，想让自己威严一些。“拥吻”开始了，开始时令人愉快，几分种的序幕后，那套我早已厌烦甚至有些无法忍受的动作又开始了。玛丽•爱莉斯摸索着拉开我的拉链，那只小手已准备好在我那玩意上做那种毫无激情的作业，但这次我在中途拦住了她，准备向她摊牌了。这些话我已准备了一天。“玛丽•爱莉斯，”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能一起躺下呢？由于某种原因，我们还没有真正谈过这个问题。我很喜欢你，但坦率地讲，我不想再这么玩下去。是因为害怕……(我迟疑着是否应该直截了当，因为她对语言十分敏感)是不是害怕……你知道吧？如果是，我想我有办法预防任何……意外。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小心的。”沉默了一阵，她把头靠在我肩上，那头浓密的头发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栀子香味儿。她叹了口气，说：“不，不是因为那个，斯汀戈。”她又陷入沉默。“那是什么？”我问，“我想说，你难道不明白，除了接吻，我还从没有真正碰过你——碰过你任何地方！这好像不太对劲儿，玛丽•爱莉斯。事实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里有很不对劲儿的什么东西。”沉默了一会儿，她说：“哦，斯汀戈，我不知道。我也很喜欢你。但你知道我们并没有互相爱恋。性与爱对我来说是不可分割的。我希望我做的一切都是为我所爱的男人，为我们两个人。我曾受到伤害，很严重的伤害。”我说：“你怎么会受到伤害？你和谁相爱过吗？”她说：“是的，我想是这样的。他把我伤得很深。我不想再次受伤。” 接着她对我谈起令她伤心的旧爱，一个可怕的世界性的短篇小说问世了；她还解释了四十年代的性道德和令她如此折磨我的变态心理学。她曾有过未婚夫，一个叫沃尔特的人。她告诉我说，他是个飞行员，追她追了四个月。在这期间，在他们订婚之前(她谨慎地寻找着合适的字眼)，他们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性关系，虽然她在他的要求下学会了那些毫无激情的机械动作与技巧(也就是在我身上实践的这些)，还鞭挞他的阴部(“刺激他”！)，一夜接一夜地让他“释放”(她用了这么一个令人作呕的词)，以保护着她那天鹅般的宝地——他想进去都快想死了。(四个月！想想沃尔特的海军蓝裤子和那些“涌出”的海水吧！)当那个痛苦的家伙正式宣布他要娶她并拿出订婚戒指后(玛丽继续以天真无邪的神情讲述着)，她才顺从了她亲爱的人，因为她生长在基督教的环境中，婚前性行为无疑是比死亡更可怕的灾难。的确，她继续说着，她觉得在真正结婚前做这些事真是坏透了。这时玛丽犹豫了一下，回过头来，说了一些令我切齿痛恨的话。“不是我不渴望拥有你，斯汀戈。我有着强烈的欲望。沃尔特教会了我怎样做爱！”当她还在继续说着，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大堆诸如“体贴”、“温存”、“忠诚”、“理解”、“同情”之类基督教的陈词滥调时，我产生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强烈的强奸欲望。话又说回来，她的故事的结尾是，沃尔特逃婚了，在婚礼前离她而去——那是她一生中受到最大打击。“斯汀戈，这就是我受伤的经过。我不想再次受到伤害。” 我沉默了一会儿。“我很难过！”我说，“这故事真令人伤心。”我又加上一句，努力想遮掩其中嘲讽的口气。“很悲惨。我想很多人都发生过这种事。但我想我知道沃尔特为什么要离开你。告诉我，玛丽，你真的以为两个健康年轻相互吸引的人必须通过婚礼这种婚姻的假面仪式之后才能上床吗？你真的这样想吗？”我感到她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僵硬，听见她一下子倒吸了一口气，像是被这话噎住了。她从我身上挪开，这过分优雅的愠怒令我更加气愤。她突然被我的愤怒惊呆了——我也站了起来，身体像失去控制似的摇晃着。我看见她的嘴唇被我俩刚才的接吻弄得粘乎乎的，惊吓得半张着。“沃尔特并没有教你做爱，你这撒谎的小白痴！”我大声说道，“我敢打赌你这一辈子从未跟谁好好地做爱！沃尔特教你的就是怎么猛拉那个想钻进你裤子里的可怜的玩意儿！你需要什么来使你那漂亮的屁股充满快乐？一个又大又硬的xx塞进你那紧锁的阴道里。哦，妈的——”我在一声奇怪的哽咽中断怒骂，为我刚才的话感到羞耻，但又忍不住狂笑起来，因为玛丽•爱莉斯像六岁孩子似的用手指堵住耳朵，泪水流下她的脸庞。我猛地打了一个啤酒嗝。我的确令人讨厌，但我忍不住向她咆哮道：“你们的逗乐把成千上万勇敢的年轻人变成了性残废，然后为你们那珍贵的屁股而死在战场上！”然后我冲出露台，踏着重重的脚步上楼睡觉去了。我一直无法入睡，直到几个小时过去，做了一个准弗洛伊德式的梦后，才迷迷糊糊地睡去。虽然我不愿把这个梦写入我的小说，但亲爱的日记，我却不能不告诉你，这是我的第一个同性恋的梦。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当我把上述内容写在日记本上，又写了几封信后，便坐在过去几天里一直工作顺利的桌旁，闷闷不乐地回想着那些色情的幻影，它们像一团团黑云飘过我的意识，在我的心中郁积。这让我为自己的精神健康非常担心)。这时，我听见杰克•布郎的假肢上楼的声响，接着传来他的呼唤。我没有马上反应过来，因为我正在为我可能会精神错乱而惊恐不已。玛丽•爱莉斯对我的拒绝和我自己突然间的性偏离之间的联系似乎过于巧合了，然而，我无法否认这种可能性。 在都克大学读书时，我曾在图书馆里读过相当数量的性方面的书籍，对同性恋的知识了解得相当多。比如说如果将雄性灵长类动物长期关在与雌性相隔绝的地方，它们便会互相鸡奸，所以被长期监禁的男性犯人极易出现同性恋行为，而且通常能得到快乐。正因如此，那些被长时间关押的犯人随时准备与别人发生性关系，它几乎已成为一种正常现象。长期在海上漂泊的海员们也相互取乐。在海军陆战队时(只是海军的一个分支)，我花了点心思，了解到了pogey bait(一种糖的别名)的用处，原来老水手们用它引诱、取悦那些长相乖巧、屁股光滑的船舱服务员。我想，如果我也成了一个鸡奸犯，也会这样做的。虽然我没有被真正关进笼中，但与我为美好健康的异性付出的努力和获得的回报相比，我更愿意被关押起来，或者在双桅船上永无休止地航行。我的心理阀门类似于一个二十岁囚犯或恋人对性爱的控制。我似乎已无法解脱绳索，让它重新自由飞舞。让我毫无愧疚地成为一个生物选择重压下的牺牲品或堕落者吧。 第106节 轻描淡写 我正专心而忧郁地想着，杰克的叫门声惊醒了我。“醒醒，兄弟，有你的电话！”他叫道。下楼时我已经想到那电话是粉红宫打来的，因为我离开时留下了杰克的电话号码。当莫里斯•芬克熟悉的声音通过话筒传进我的耳里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我的心头。 “你赶快回来吧！”他说，“这儿一切都乱套了。” 我的心一沉。“出了什么事？”我问。 “内森又发疯了。比上一次更糟。这可怜的狗东西。” “苏菲！”我问，“苏菲怎么样了？” “她还好。他又打了她，不过没事。他说他要杀了她。她跑出去了。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她要我给你打电话。你最好能马上回来。”　　“那内森呢？”我问。 “他也走了，但他说他还要回来。这疯狗！你觉得我应该叫警察吗？” “不，不！”我赶紧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叫警察！”我想了一下，又说，“我马上回来。你先设法找到苏菲。” 我挂断电话，站在那儿怔怔地发呆。这时杰克也下楼来了，我和他一起喝咖啡，设法让自己镇定下来。此前我对他讲过苏菲和内森以及发生在他们之间的蠢事，但轻描淡写，只是一个大概。现在我感觉有必要马上告诉他一些更痛苦的细节。他马上对我说，这不关我的事。“你应该给他哥哥打电话。”他坚持说。 “当然，”我说。我又跑到电话机旁，可劳瑞的秘书告诉我，劳瑞正在多伦多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的妻子和他在一起。在喷气飞机还未出现的那个落后年代时，多伦多像东京一样遥远。我绝望地呻吟了一声。我刚挂上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又是芬克，我以前经常咒骂他那遁者的举止，可现在我却要好好感谢他了。 “我刚刚得到苏菲的消息。”他说。 “她在哪儿？”我大叫起来。 “她在那个波兰医生那儿。但现在不在了，她去医院给她的胳膊拍x光片。她说内森可能把它打断了，这狗娘养的。但她希望你能回来，她会一直呆在医生的办公室里直到你去那儿。”于是我立即动身回去。 对大多数正值青春年少的人来说，二十二岁这个年龄充满焦虑。我现在意识到，在那个年纪我是多么反叛，不安分，内心充满困扰，但写作使我安全地控制了这种严重而危险的感情痛苦。它成为我宣泻烦恼与痛苦的工具。当然，还不止这些，但它至少是感情的载体，这便是我像爱护自己最脆弱的东西一样爱护它的原因。然而，我仍然十分脆弱；我用以包裹自己的铠甲仍有裂缝，吉尔凯郭尔的恐惧仍不时袭击我。那天下午，我匆匆离开杰克•布郎赶去寻找苏菲时，正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极端的脆弱，无助，忍受着自我厌恶的折磨。坐在从新泽西开往曼哈顿的公共汽车上，我完全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惧情绪所困扰，无精打采，大脑因极度紧张而一片浑沌，使我对即将到来的与苏菲和内森的见面不寒战栗。我在玛丽•爱莉斯身上的失败(我甚至没对她说一声“再见”)使得我的男子气荡然无存，以至于我沮丧地怀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性倾向上自我欺骗。当公共汽车驶近弗特里时，我在一家汽车餐馆的镜子里瞥见了一张苍白、沮丧的脸。我闭上眼睛，想象着即将来临的恐惧。 到达位于布鲁克林闹市区的布莱克斯托克诊所时已近下午五点。看来已过了下班时间，接待室里空空荡荡的，只剩下那个骨瘦如柴的和苏菲交替换班的老处女。她告诉我说，苏菲早晨就出去了，去拍x光片还未回来，不过应该快回来了。她请我坐下来等她，而我宁愿站着。我心神不宁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这时才吃惊地发现这间房间粉刷得——或者说淹没在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可怕的深紫色中，墙壁和天花板全被漆成了紫红色。苏菲怎么能忍受在这么一种房间里日复一日地工作呢？苏菲曾告诉过我，布莱克斯托克在圣•阿本的家也是这么装饰的。我想这个疯狂的装饰者是否就是已故的希尔维亚。她的照片镶着黑框，在一面墙上温和地笑着。还有一些照片四处散放着，其中不少是布莱克斯托克与大众文化名人们的合影：与爱迪•肯托、克劳夫•沃伦、谢尔曼•彼林斯利、鲍司市长、沃尔特•温切尔的合影，甚至与安德鲁斯三姐妹的合影，三姐妹浓密的头发像巨大的花束一般把他的脸团团围住。我的情绪紧张不安，这些愉快的照片将我带入令人沮丧的痛苦深渊。我祈盼着苏菲赶快回来，以解除我的忧虑。正在此时，她从门口走了进来。 哦，我可怜的苏菲。她两眼空荡荡的，显得十分疲倦，脸上的皮肤显出病态的颜色；但最主要的是，她看上去很苍老，像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我轻轻将她搂住，我们就这样一句话没说站了好一会儿。她没有哭。终于，我看着她问：“你的胳膊，怎么样了？” “它没断，”她回答说，“只是碰伤了。” “感谢上帝。”我说，又问，“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她咕哝着，摇着头，“我不知道。” “让我们来想想办法！”我说，“我们得想办法让他处于某种监护之中，这样他就不会伤害你了。”我停了一下，意识到这话的无用，同时一股强烈的内疚感袭上心头。“我应该在这儿的，”我叫道，“我不该离开的。我可能已经——”　　苏菲打断我，说：“嘘，斯汀戈，你千万别那么想。我们去喝点什么吧。” 我们来到富尔顿大街的一家中国餐馆，坐在摩洛哥式的酒吧里，苏菲把我不在时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开始很愉快。她从未见过如此平静和情绪良好的内森，商量我们即将开始的南方之行，盼着婚礼的那一天。他一直很正常，在整整一个周末里带着苏菲疯狂购物。他们甚至去了曼哈顿，在第五大街逛了两个钟头，为她买了一只巨大的蓝宝石订婚戒指，适合好莱坞公主们的豪华嫁妆，以及一套昂贵的旅行行头，那价钱足以把查尔斯顿、亚特兰大和新奥尔良的老乡们吓得目瞪口呆。他甚至还到卡蒂尔买了一只表，想把它作为男人的最好礼物送给我。最后他们花了好几个晚上的时间了解南方的地理和历史。他们浏览了各种各样的旅行指南，他还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仔细阅读《李氏副官》，为参观弗吉尼亚战场做准备。 在内森细心而有条不紊的准备下，一切进展顺利。他对我们即将穿越的各个地区的植被物种、风土人情、人文地理等方面做了相当仔细的研究，就像维多利亚时期前往尼罗河源头探寻的英国殖民者一样。他用他的热情影响着苏菲，把一切有用无用的关于南方的知识灌输给她，如棉花和花生的习性，一些南方方言的来源，甚至鳄鱼的生理特征。她爱内森，所以也爱这一切，包括那些毫无价值的经验之说，如桃树大多生长在佐治亚而不是别的州，密西西比河的最高点有八百英尺，等等。他还到布鲁克林大学图书馆查阅乔治•华盛顿•凯布尔写的两本小说。他用慢吞吞的南方口音说话的样子令她乐不可支。 第107节 疲惫不堪 她为什么没有看出一点点危险迹象呢？她一直都在观察他，并确信他已不再服用氨基丙苯。但就在前天，当他们都上班之后——她到布莱克斯托克的诊所，他去他的“实验室”——一定有什么事使他出了轨，她永远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任何情况下，她都傻乎乎地毫无防备，当他发出第一个危险的信号时，她总是那么脆弱易受伤害。像往常一样，她愚蠢地疏忽了这不祥的预兆：他从普费泽打来电话，语调欢欣快乐，情绪高昂，宣称他们取得了伟大的科学“突破”。她怎么会如此迟钝呢？因为我已疲惫不堪，所以她对内森突然发狂以及接踵而至的伤害的描述十分简短。 “墨特•哈伯为一个即将赴法国留学的朋友举行了一个舞会。我工作到很晚的时间，帮着办公室发邀请函。我已告诉内森我将在诊所附近吃晚饭，然后到舞会上与他见面。我到那儿时内森不在，很久以后他才出现。但当我第一眼看见他时，几乎要晕倒了。他的情绪极其亢奋。我明白他很可能整天都是那样。当我接到他的电话时，我居然傻到没有——唔，没有警觉。在舞会上他的举止还算正常，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但我能看出他又吃氨基丙苯了。他开始谈起治疗小儿麻痹症的新方法。我的心都快死掉了。我对自己说，内森也许会平静下来，然后去睡觉。有时他就是那样的，你知道，不会做出什么暴力举动。终于，内森和我回家了，当时并不太晚，大约十二点半。我们刚刚回到家里，他便怒气冲冲地我尖声大叫起来，把所有积累起来的狂暴一古脑儿全向我抛来，做他每次发作时都会做的那些事情。你知道，他每次发作时都骂我不忠，指责我……唔，和别人睡觉。” 苏菲停了一会儿，抬起左手把一络头发往后一抹，我感觉那动作有些不自然。我正在猜想时，一下子意识到她本来是用右手的，而此时它正软软地垂在身边一侧，显然带给她极大的痛苦。 “这次他指责你和谁？”我问，“布莱克斯托克？斯莫尔•卡兹西？哦上帝，苏菲，如果这可怜的家伙不是这么疯疯癫癫的话，我真想把他的牙齿全给打落。耶稣，他认为谁又给他戴上了绿帽子？”　　她使劲儿摇着头，头发散乱地垂在脸上。“这并不重要，斯汀戈。”她说，“只要是人就行。” “那，后来呢？” “他冲我又叫又喊，又吃了些氨基丙苯——也许还有可卡因，我不清楚具体是些什么。然后他走了出去，使劲儿把门关得山响。他大叫着他再也不回来了。我躺在黑暗中，但根本睡不着，又担心，又害怕。我想过要给你打电话，但那时太晚了。最后我终于睡着了。我不知道睡了多久，但当他回来时天已经亮了。他把整栋屋子的人都吵醒了。他把我拖下床摔下楼梯，还冲我叫喊，骂我和那个人干的好事，说他想杀了我和那个人还有他自己。哦，斯汀戈，不要，不要，千万不要让内森再这样了。不要！最后他使劲踢我——就这儿，胳膊上，然后便离开了。后来我也走了。就这些！”苏菲陷入了沉默。 我慢慢地把脸轻轻地伏在满是烟灰水垢的红木吧台上，真想就此昏厥过去或进入别的什么状态，只要没有意识就行。然后我抬起头，看着苏菲，说：“苏菲，我不想说这个，但必须把内森弄走。他太危险了。必须把他关起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里冒出一种十分可笑的哭腔。“永远！” 她举起颤抖的手，示意酒吧服务生来一个双份的威士忌加冰。我无法阻止她，尽管她的舌头已有些不听使唤。酒来了，她一口喝下，打了个嗝，然后扭头对我说：“还有一件事我没告诉你，是他早晨回来时发生的。” “什么？”我问。 “他有枪。一把手枪。” “哦，妈的。”我说，“妈的，妈的……”我听见自己像失控的录音机似的一个劲儿地念着这个字，“妈的，妈的……” “他说他准备用它。他用它指着我的头，但他没有开枪。” 我悄声地骂了一句：“基督耶稣，发发慈悲吧。” 但我们不能坐着等死。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我决定采取行动。我将和苏菲一起回到粉红宫，帮她打点行李。她得马上离开那儿，在离诊所很近的圣•乔治酒店至少住上一夜。同时，我还得设法与劳瑞取得联系，告诉他目前的情况，要他不惜一切代价马上返回。然后，等苏菲暂时安全之后，我再去找那该死的内森，设法对付他——尽管这个计划像一只巨大的充满恐惧的足球顶在心里令我恶心，我仍然必须去干。我坐在那儿差点呕吐。“我们走吧，”我说，“马上就走！” 在齐墨尔曼夫人的公寓，我付给忠心耿耿的莫里斯•芬克五十美分，让他帮着苏菲打点行李。她抽泣着，而且，我看得出，她醉得很厉害。她在房间里跌跌拌拌地收拾行李，把衣服、化妆品和珠宝塞进一只大箱子里。 “我在萨克斯买的漂亮衣服，”她说，“哦，我该怎么办呢？”　　“把它们带走，看在上帝份上！”我不耐烦地说，把她的许多双鞋子装进另一只口袋里。“这时就别管什么礼节了。你得赶快。内森随时都可能回来。” “还有我那可爱的结婚礼服呢？怎么办呢？” “也带上！如果你不穿，就拿去当了。” “当了？”她说。 “当了。” 第108节 狠毒的圈套 我本不想对她这么残忍，可我的话让苏菲一下子瘫坐在地上，用手蒙住脸嚎啕大哭起来。我赶紧搂住她说了一大堆无用的安慰话，莫里斯愁眉不展地在一旁看着。外面天已经黑了，附近街上突然响起一声刺耳的喇叭声，像地狱的钢锯几乎撕裂我的神经。这时过道的电话猛地响了起来。我发出一声呻吟，或许是一声尖叫。莫里斯下楼去摘下话筒，大声叫着我的名字，一种无以复加的惶惑顿时向我涌来。 是内森，是内森！很明显，毫无疑问肯定是他。可为什么有一瞬间我的心和我开了个玩笑，告诉我说是杰克•布朗从洛克兰打来的询问电话？那是因为他使用了十分地道的南方口音，以致我以为他一定是个南方人。听着那声音我甚至还笑了起来，只听它说：“做什么菜，啊哈？你的铁锤挂好了吗？” “内森！”我故意大声叫道，“你怎么样？你在哪儿？上帝，太好了，又听见了你的声音！” “我们还去南方旅行吗？你，我，还有苏菲？还去南方吗？” 我知道我必须与他周旋下去，和他说着轻松的话题，同时设法弄清他身在何处——一件细致活儿。于是我马上回答说：“你太对了，我们要去旅行，内森。苏菲和我正谈这事儿呢。上帝，你给她买的那些衣服漂亮极了！你现在在哪儿，老伙计？我想见你。我想告诉你有关我们这次旅行的事，我们打算——” 我的话被他那慢吞吞粘乎乎蜜糖般的南方口音打断了，他学着我的卡罗来纳乡音轻快地说：“我多么盼望与你和苏菲的这次旅行啊。一定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是吧，老伙计？” “这一定是一次最好的旅行——”我说。 “我们有很多时间，是吗？”他说。 “当然，我们有的是时间。”我回答说，心里并不清楚他指的是什么。“我们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去干我们想干的任何事情。南方十月份的气候仍相当暖和。我们去游泳，钓鱼，在摩托海湾乘船出游。” “那正是我所希望的。”他拉长声音说道，“有很多时间。我的意思是，三个人，一起旅行。尽管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但每分每秒呆在一起肯定会有些尴尬，所以我最好有时候自己出去游玩，怎样？也许就一两个小时，在伯明翰，巴顿罗伊，或别的什么地方。”他停了下来，一声有乐感的笑声传来。“这样就可以给你腾出一些时间了，对吧？你甚至有足够的时间找一个姑娘。一个南方男孩子就要成熟了，不是吗？” 我开始神经质地大笑起来，为这话深深震动，完全没想到这荒唐的对话居然绕到了性这个话题上。但我十分情愿地上了钩，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为我设下的一个多么狠毒的圈套。“好了，内森，”我说，“我确实希望能有这样的艳遇。”我说，心里不无痛楚地想到了玛丽•爱莉斯•金波尔。“那些南方姑娘很难让你下手，请原谅我用这个词儿。不过一旦下了决心，她们的确十分逗人爱——” “不，伙计，”他突然打断我，说，“我不是指南方妞！我说的是那波兰娘们！我的意思是说，等老内森独自去看杰夫•戴维斯的白宫，或去参观庄稼地什么的时候——斯汀戈就回到格林•马格罗尼亚汽车旅馆。猜猜他去干什么？猜猜吧！猜猜斯汀戈和他最好的朋友的妻子在干些什么？斯汀戈和她倒在床上，正干着那勾当。嘻嘻！”　　就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感觉到苏菲靠了过来，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一些我无法听懂的话——我听不懂，部分是因为那些从我耳朵里飞快流过的话语。我又惊又怕，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只感到两腿发软，手指也僵住了。我马上就要失去控制了，根本无法注意其他事情。“内森！”我结结巴巴地说，“上帝呀——” 这时，他的语调变回到我一直认为是受过教育的布鲁克林高地的口音，但那些语言却异常凶狠恶毒，即使电话也无法滤掉那疯狂的愤怒。“你这个癞皮狗！可恶的下流坯子！上帝会永远诅咒你的，因为你背叛了最信任你的朋友！你那张臭嘴一天天变得比黄瓜还要冷，黄油也无法在里面溶化。你把你的手稿拿给我看的时候——‘啊，内森，太谢谢你了——’可不了十分钟，你就和我曾经想娶的那个女人上了床。我说‘曾经’，过去时，因为为了娶这个两面派的波兰女人，我已经受尽煎熬。那女人的双腿对着一个背叛我的南方下流猪猡伸开……” 我把听筒从耳边挪开，回头看着苏菲，她惊呆了，嘴半张着，显然听见内森在电话里的怒骂。“噢，上帝，斯汀戈！”我听见她喃喃地说，“我不想让你知道他一直说的是你……” 我又拿起听筒，全身软弱无力，心里苦不堪言。“我要来抓你们。”然后是一阵可怕的沉寂，耳机里嗡嗡的有回声。接着我听见金属的“喀嚓”声，但我发现电话并未挂断。 “内森，”我说，“求求你！告诉我你在哪儿？” “离你们不远，老伙计。其实，我就在拐角附近。我这就过来，来抓你们这两个背信弃义的下贱货。然后想知道我要干什么吗？你知道我要对你们这两个不足挂齿的猪猡干什么吗？听着——” 我耳中响起一声爆炸，那声音因距离，也因电话机的消音装置而减弱，使我的听力不致受损。可这声枪响却彻底吓坏了我，我的耳朵里像涌进一千只蜜蜂似的嗡嗡直响。我不知道内森是对着电话机开的枪，还在朝空中或墙上开的枪，但正像所他说的，这声音近在咫尺，或许就在他说的拐角处。我放下听筒，惊惶失措地去抓苏菲的手。战争结束之后我还从未听到过枪声，而且我几乎肯定我不会再听到这声音了。我为我盲目的天真而叹息。现在，这血腥的时代早已过去，可无论任何时候发生的暴力行为都让我想到内森，那可怜的我无比热爱的疯子，因为服食毒品而亢奋异常，在某个不知名的屋里或电话间里举着一把冒着青烟的手枪。这一形象似乎是那些无休止的疯狂，迷惑，错误，梦想和动乱的岁月的写照。但在那一刻，我只感到不可言喻的恐惧。我看着苏菲，她看着我，然后，我们逃跑了。 第109节 莫大的希望 第二天早上，我和苏菲踏上了回弗吉尼亚故乡之路。我们先从宾夕法尼亚乘火车到华盛顿特区。此时，我们乘坐的火车因机械故障停在新泽西威提那面粉厂对面的高架桥上。在我们这次旅程中的间歇时间里(短短的十五分钟)，我让自己渐渐平静下来，而且发觉自己对未来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自从我们逃离内森，在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我居然还能保持镇定。这令我有些吃惊。我的眼睛发涩，那颗心仍为我们几乎无法逃脱的灾难而隐隐作痛。那天晚上，随着时间慢慢消失，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内森不可能在附近给我们打电话；然而，他无情的恐吓把我们从粉红宫赶跑，只带了一只大箱子便匆忙踏上回南安普顿的行程。我们决定以后再回来收拾留下的东西。从那一刻起，我们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共同而且十分紧迫的念头：逃离内森，越远越好。 尽管如此，如果不是因为那两个电话，或许我仍然无法镇定下来。我在车站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是打给劳瑞的，他马上明白了他弟弟目前的危险处境，告诉我他马上回来，尽量用最好的办法处理此事。我们说了些互致好运、保持联系之类的话后便挂断了电话。这至少让我觉得我对内森已仁至义尽了，我并没有真正抛弃他；无论如何，我总得逃命吧。另一个电话是打给我父亲的；当听说我和苏菲已在回家的路上时，他高兴极了。“你做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我听见他在遥远的家乡充满感情地大叫道，“离开那糟糕的世界！”　　现在，我坐在停在高架桥上拥挤不堪的车厢里，身旁是正打着瞌睡的苏菲。我一边大口嚼着从小贩那儿买来的不太新鲜的蛋糕，喝着一纸盒温嘟嘟的牛奶，一边开始平静地憧憬未来。既然内森和布鲁克林都已离我而去，那么我将翻开我生活中的崭新一页。我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这项长期工程现在已完成三分之一左右，我碰巧在场景相宜的杰克•布朗家完成了一部分，一俟我和苏菲在农场安顿下来，就可以轻松完成后面的部分。我们将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来适应新环境——熟悉黑人奴仆，贮存食品，拜见邻居，学会开旧卡车和拖拉机，然后便精力充沛地重新投入写作。运气好的话，或许我能在1948年底完稿并找到一个出版商。 我低头看了看苏菲。她睡得很香，长满金发的头靠在我的肩上。我轻轻伸出手搂住她，一边用嘴唇轻轻吻着她的头发。一阵痛苦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但我没有理睬它；我当然不是一个同性恋者，我对身边的苏菲不是有着无法抑制的欲望吗？我们一到弗吉尼亚就马上结婚；那个时代以及我们所去的地方都不允许同居之类的事情发生。但尽管有一系列麻烦，其中包括把内森从记忆中彻底消除，以及我们俩年龄上的悬殊，我总感觉到苏菲会愿意的。因此我决定等她一醒来，就开始与她逐渐讨论这些问题。她在睡梦中动了动，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即使被折磨得精疲力竭，她仍然显得那么可爱。我差点忍不住哭了。我心想，我的上帝，这女人马上就要成为我心爱的妻子了。　　火车动了，朝前开了一会儿，又摇摇晃晃地停了下来。车厢里响起一片抱怨声。我身边的过道里站着一位水手，正大口喝着一听啤酒。一个婴儿在我背后开始啼哭，似乎在这种公共场所我的身边命中注定会出现一个婴儿。我轻柔地拥抱着苏菲，想着我的书。当我想到迄今为止我在这故事上倾注的心血，想到它正像我想象的那样精美而引人入胜地向前发展时，骄傲和满足感油然而生。它的结局已在我的脑海中预演了上千遍：夏日里，一个孤僻的受尽折磨万念俱灰的女孩孤独地死在我刚刚逃离的那座城市的大街上。有一阵子我忧郁地想，我能够用全身心的激情来刻画这一年轻的自杀吗？我能把这一切真实地描绘出来吗？我被日益迫切的对这女孩苦难经历的想象所困扰。然而，我对整本小说的把握胸有成竹，并且已想好了一个朗朗上口的书名：《黑夜的遗产》。这标题取自于马修•阿诺德的《安魂挽歌》，它最后的结束语是：“今晚它继承了死亡的广袤殿堂。”这样的书怎能不抓住千万读者的心？我凝视着威提那面粉厂满是污垢的厂房，看着那庞大简陋的蓝色窗户反射的晨光，幸福得浑身发抖，又一次为我用辛勤汗水浇灌出的好书而感到自傲。是的，尽管里面有太多的悲伤，尽管高潮还未来临，但我能从1949年或1950年一个大红大紫的文艺评论家的观点中为自己找到一个评语：这“是自莫莉•布鲁姆之后女性心理自白的最好篇章”。多么愚蠢、自负！我心里想道。 苏菲还在睡着。我想，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知有多少个夜我她会像这样睡在我身边。我在心里遐想我们在农场的婚床，想象着它的尺寸和形状，不知它的床垫是否够宽，弹性和强度是否足以承受那辛勤的做爱。我想到我们的孩子，那些扎着小辫的小东西像波兰的牵牛花一样在农场四处乱窜。我快活地呼唤着：“杰西，该挤奶了！”“汪娜，快去喂鸡！”“塔德乌兹！斯蒂芬尼娅！把牲口棚关好！”我还想到农场。我只在父亲寄来的快照里见过，它本来是怎样的呢？一个文豪的家园应该是什么样子？像福克纳在密西西比河的“罗望•欧克”一样，它也应该有一个名字，一个与花生地有关的名字。“花生园”？有些可笑。我放弃了所有与花生直接相关的名字，转而寻找更雅致、更严肃的词语：“五棵树”(我希望农场真的有五棵榆树，或一棵也行)，“玫瑰园”？“大农场”？要不干脆叫“苏菲”，以我亲爱的夫人的名字命名。在我的心中，未来的日子像绿色山峦一直伸向天边：《黑夜的遗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举摘得一个如此年轻的作家几乎不可能获得的桂冠。然后是一个中篇，内容与我的战争经历有关——有关军旅生活的黑色幽默的严肃作品，同样大获成功。与此同时，苏菲和我在偏僻的农场里过着简朴的田园生活，随着声望的逐渐上升不断受到媒体骚扰，但坚决拒绝一切采访。“我只是一个种花生的人。”他说，继续忙着他的工作。三十岁时发表另一部杰作，《这些火红的树叶》，主人公是那个煽动叛乱、富于悲剧色彩的黑人那特•特纳。 火车停停走走，最后终于像获得了足够的能量似的开始平稳地朝前滑行。我的幻想随着快速后退的威提那污迹斑斑的围墙消失了。 第110节 沮丧 苏菲突然醒来，轻轻地呻吟了一声。我低头看了她一眼。她好像有些发烧，前额和脸颊有些发红，唇边冒出一层细小的汗珠。“我们到哪儿了？”她问。 “在新泽西。”我回答说。 “还要多久才到华盛顿？”她问。 “哦，大约三四个小时吧。”我说。 “然后就去农场吗？” “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先乘火车到里奇蒙德，然后坐汽车去南安普顿。可能要花好几个钟头，因为它在北卡罗来纳。所以我想我们在华盛顿过一夜，明天早上再直接出发去农场。当然我们也可以在里奇蒙德过夜，但我想这样的话你就看不到华盛顿的美丽景色了。” “好吧，斯汀戈。”她说，握住我的手，“我会听你的。”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斯汀戈，你能给我弄点水吗？” “当然。”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在车厢连接处找到了水房，用纸杯接了一些温水。当我返回座位时，还在为刚才的白日美梦而心驰神往，这时我看见苏菲手里拿着一瓶威士忌酒，那是她放在箱子里的。我的心猛然往下一沉。 “苏菲，”我轻柔地说，“看在上帝份上，现在还是早上。你还没有吃早餐。你这样会得肝硬化的。” “没关系。”她说，一边往杯子里倒着威士忌，“在车站时我吃了炸面饼圈，还喝了一杯七喜。”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凭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自己无法对付眼前这种情形。我最有希望做到的，就是趁她不在意时夺下酒瓶，以往我曾做过一两次。我沮丧地坐回到座位上。火车正飞速穿过新泽西的工业区。肮脏的贫民窟，铁皮工棚，快餐店，仓库，殡仪馆式的仓库，溜冰场一样的火葬场，绿色沥青的工业沼泽，停车场，炼油厂笔直的烟囱里冒出的黄色烟雾……从眼前飞速闪过。如果托马斯•杰弗逊看见这一切，会想些什么？苏菲一边紧张不安地看着外面的景色，一边往杯子里倒着威士忌，最后转头问我：“斯汀戈，火车在到达华盛顿之前会在什么地方停下吗？” “在费城停一两分钟，让乘客上下车。怎么啦？” “我想打个电话。” “给谁？” “我想打个电话问问内森怎么样了。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没事儿了。” 昨晚那种恶魔般的恐惧又袭上我的心头。我抓住苏菲的胳膊，用力握着；她痛得往回一缩。“苏菲，”我说，“听着，听我说。那事儿已经过去了。你没有办法再管了。难道你不知道他差点杀死我俩吗？劳瑞正从多伦多赶回来，他会安顿好内森的——唔，照管好他的。他毕竟是他的哥哥，是他最亲的家人。内森疯了。苏菲！他必须被……关起来。” 她哭了起来，眼泪从指缝中滴落下来。她伸手去抓杯子。我突然发现她是那么瘦弱、憔悴。我又一次注意到她前臂上刺的那串蓝色数字。“我只是不知道怎样去面对一切。我的意思是说，在失去他之后。”她停了一下，呜咽着又说：“我可以打电话给劳瑞。” “你现在无法与他联系，”我坚持说，“他肯定在火车上，在布法罗附近的什么地方。” “那我打给莫里斯•芬克。他或许能告诉我内森是不是回去了。你知道，有时候他会那样做的。他会回到那儿，吃几片安眠药，然后睡觉。等他醒来就没事儿了，或者说基本好了。莫里斯会知道他这次是不是也是那样。”她摁了摁鼻子，仍不停地抽泣着。 “哦，苏菲，苏菲。”我喃喃地，想说却又说不出来，“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火车隆隆地驶进费城车站，尖叫着停在一个黑黝黝的没有阳光的洞穴里。我心里涌起一阵我未曾预料的乡愁。我在车窗的玻璃上瞥见了自己因长期室内工作而变得苍白的脸；而在那张脸后面，有一瞬间仿佛出现了一个更年轻的复制品——大约十余年前我孩子时的影子。这个记忆让我高声笑了起来。突然我振作起来，想出一个让苏菲摆脱烦恼的办法，当然只能是试试看。 “这是费城。”我说。 “是个大都市吗？”她问，虽然她的脸仍挂满泪水，但她好奇的发问鼓励了我。 “嗯，中等吧。不及纽约，但也算大都市了。我想和华沙差不多吧，我指的是纳粹入侵之前的华沙。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第一座大城市。” “那是什么时候？” “1936年，当时我十一岁。在那之前我从没到过北方。我至今仍记得那天发生的事。我有一个姨妈住在费城。在我妈妈去世的两年前，她决定在那年夏天送我到费城住一个星期。她把我送上长途公共汽车，让我独自前往。那年头独自出外旅行的小孩子很多，很安全。反正一直都呆在车上——从潮汐镇到里奇蒙德，然后经巴尔的摩到华盛顿。我妈妈让家里的黑人厨子(我记得她叫弗洛伦斯)为我准备了一个大纸袋，里面塞满炸鸡块，我还带了一个盛满冰牛奶的保温瓶。唔，一次美食家的旅行。我在里奇蒙德至华盛顿的途中吃了午餐。大约三四点钟时，汽车在havre de grace停了下来——” “这名字像法语？”苏菲说，“什么港……” “是的，是马里兰州的一个小镇。我们这次也要从那儿经过。当时我们要在那儿小憩一下。小镇上有一家破旧的小餐馆，可以方便方便，喝些汽水什么的。我在那儿看见了一台赌马机。你知道，马里兰不像弗吉尼亚，赌博是合法的，只须往机器投一枚镍币就可以下一注，里面便有一打小金属马开始跑起来。我记得妈妈给了我四美元零花钱。在萧条时期，那可是一大笔钱哩。我可以用这钱去赌一匹马。这主意令我兴奋不已。于是我塞进去一枚镍币。唔，苏菲，你简直无法想象，那该死的机器让我赢了大钱——你知道吉克罐[1]吗？机器里的灯全亮了，镍币像洪水一般哗哗地往外流——十几枚，几十枚，几百枚，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大约赢了十五美元的镍币，它们滚得满地都是。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但问题是我怎么拿走这些战利品呢？我记得当时我穿着一条很小的白色亚麻短裤，我把这些镍币全装进裤兜里，但仍有很多钱币不停地掉出来。最糟糕的是，当时那丑陋的老板娘也在那儿，当我请她把镍币换成大钞时，她勃然大怒，冲着我尖叫着说，你必须等到十八岁才能玩赌马机。我显然没弄明白，她说她会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如果我还不赶快滚蛋的话，她就要叫警察了。　　“你当时十一岁。”苏菲说，抓住我的手，“我真不敢想象十一岁的斯汀戈。你一定是个聪明伶俐，穿着白色亚麻短裤的顽皮小男孩。”她的鼻子还红红的，但暂时停止了流泪，从她眼里我看见了一丝笑意。 “于是我回到车上，继续后面的行程。到费城的路途还很遥远。每次只要我轻轻一动，镍币就会掉出来，滚到过道上。当我起身去拣时，情况就更糟了，更多的镍币掉出来滚到地上。当我们到达惠明顿时，司机都快发疯了，一路上所有的乘客都看着这些不断流淌的镍币。”我停了下来，看着外面空无一人的月台。列车又启动了，月台无声地朝后面滑去。“不管怎么说，”我说道，捏了一下苏菲伸给我的手，“最后的悲剧在汽车站发生了。那地方离这儿不会太远。那天傍晚，我姨妈和姨父来接我，当我朝他们跑去时，滑了一跤，摔了一个大跟头，我的口袋裂开了，里面所有的镍币都掉了出来，滚在楼梯上，汽车底下，一直滚到下面黑暗阴深的停车场里。当姨父把我从地上拽起来，拍干净我身上的灰尘时，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五枚镍币了。”我打住了，为这段无须添油加醋便令人忍俊不住的真实故事而洋洋得意。“这真是一个警告，”我又加上一句，“对贪婪人性的一个警告。” 第111节 摆脱痛苦 苏菲举起一只手捂住脸，掩住了她的表情，但因为她的肩膀在抽动，我还以为她在笑呢。我错了。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痛苦的眼泪，好像她永远无法摆脱痛苦似的。突然我意识到，一定是我的故事唤起了她对儿子的思念。我默不作声地让她哭，等着她的哭声慢慢减弱。终于，她转过头对我说：“斯汀戈，弗吉尼亚有语言学校吗？”　　“你想干什么？”我问，“你是我所认识的最有语言天赋的人了。”　　“我的英语还不行，”她回答说，“哦，我知道我的口语已相当不错，甚至还能阅读，但我必须学会写。我的英语写作太差，那些拼写太奇怪了。” “唔，我不知道，苏菲。”我说，“或许在里奇蒙德或诺福克有语言学校，但它们离南安普顿都很远。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想写写奥斯威辛，”她说，“我想把我在那儿的经历写出来。我想我可以用波兰语、德语或法语来写，但我更想用英语写……” 奥斯威辛。在过去几天里，一连串的意外让我把它忘到了九霄云外，而现在它又像一阵旋风似的吹回到我的脑际，令我一震。我看了苏菲一眼，她端起杯子猛喝几口，然后打了个嗝。她说话时已有些含混不清，给我一种不祥的预兆。我真想夺过杯子把酒泼到地上。我恨自己的软弱，毫无主见，不管是什么吧，反正这种时候我无法阻止苏菲。等我们结了婚再说吧，我想。 “对那个地方，人们还有好多东西不了解！”她的语气很强烈，“有好多事我甚至没有告诉你，斯汀戈，虽然我已经对你讲了很多。但我没告诉你那里日日夜夜被焚烧犹太人的烟雾笼罩着，没告诉你我在比克瑙差点被饿死，也没告诉你一个看守剥掉一个修女的衣服，然后放狗去咬她，把她的脸和身体咬得不成样子，几小时后便死去了。还有……”这时她住了口，眼睛望着空中，然后又说：“还有好多事情我都可以告诉你，但也许我应该把它写成一部小说。你瞧，如果我学会英文写作，就能让人们明白纳粹是如何趋使你去干你绝不会干的事情，比如说霍斯。如果不是为了吉恩，我决不会去勾引他，想让他和我睡觉。我也决不会装作仇恨犹太人，或者撒谎说父亲那本小册子有我的功劳。还有那台收音机。我没有偷它也是为了吉恩，我差点因这事死掉。可是，斯汀戈，难道你不明白吗，那里是怎样毁掉我的儿子的？但即使如此，我仍然不能对抵抗组织说，因为吉恩，我不能把我为霍斯工作时获得的情报告诉他们。我不能对别人说一个字！因为我害怕……”她停了下来，声音颤抖着。“我很害怕！他们使我害怕一切！为什么我对自己的事情不说实话？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人们我是一个胆小鬼，一个令人憎恶的罪恶的同谋？我干的每一件事只不过是为了自救！”她大声呻吟起来，那声音压过了火车的哐当声，旁边的人们纷纷掉过头来看着我们。“哦，斯汀戈，我真受不了了！” “嘘，苏菲！”我劝着她，“你不是同谋，不必抵毁自己！你知道，你只不过是一个受害者。今年夏天你曾告诉我，是集中营使你的行为异于往日。你说过你无法判断自己或别人干的事。所以我求求你，苏菲，求求你，这些事不是你的错。求求你，苏菲，别再折磨自己啦！——这会让你发疯的。别再想它了！”我压低声音，并且用了一个我从未曾使用过的十分亲昵的字眼，令自己也吃了一惊。“求求你别想了，亲爱的，为了你自己。”“亲爱的”这个词儿像炸弹似的从我的嘴里蹦了出来，而且用的是丈夫的口吻——不管怎样，我必须说出来。 今年夏天无数次涌到嘴边的话几乎脱口而出——“我爱你，苏菲。”对说出这话的期盼使我的心狂跳不已。但我正要开口时，苏菲说她要去洗手间。她把杯里的酒喝完，这才离开。我担心地看着她那摇摇晃晃走到车厢尾部的背影，然后开始看《生活》杂志。后来我一定打瞌睡了，或许完全睡着了。整晚的劳累不眠和紧张不安，使我一下子沉沉睡去。当我被列车员的声音惊醒时，至少已过了一个小时甚至更久。苏菲还没有回来，恐惧猛然像无数只手在我的身上乱抓。我害怕极了。外面一片漆黑，隧道的灯一闪而过，我知道列车正在离开巴尔的摩车站。一般情况下我要花两分钟时间才能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车厢尾部，可现在仅用了几秒种，我便从胸贴着胸背靠着背的人群中挤了过去，推搡着肩膀和臀部，碰倒了一个小孩，不顾一切地撞开女厕所的门。我为什么会认为她还在那儿？一个披散着满头乱发，下巴上扑满金盏花粉的肥胖黑人妇女冲着我怒吼：“滚出去，你这疯子！”我赶紧跑开了。 我发疯似的把头伸进一间又一间包厢，希望能看见苏菲的影子。两种情形在我的脑海交替出现：或许她迷了路，跑进某一个包间里睡着了；或者，她在巴尔的摩下了车——哦，妈的，这种情形简直不堪想象。我又打开更多的包间和洗手间的门，穿过四五节豪华车厢的餐厅，满怀希望地扫视着每一个进餐者。几个系白围裙的黑人侍者在过道上来回穿梭，车厢里弥漫着一股烹调的油香味儿。最后只剩下娱乐车厢。一个收银台，一个管理员——一个讨人喜欢的灰发中年妇女。她抬起头，一双充满哀伤的眼睛看着我。 “对，一个小可怜儿。”听清我急急的询问后，她回答说，“她在找电话。想想看，在火车上！她想往布鲁克林挂电话。可怜的，她在哭。唔，好像还有点醉。她朝那边去了。” 我在车厢尽头找到了苏菲。那地方无人去，噪音很大，锁死的玻璃门上罩着铁丝网。此时，早晨的阳光正照射在上面，透过玻璃可以看见马里兰绿色的松树林。苏菲正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墙，那头金黄色的头发在风中飘着，一只手还抓着酒瓶。就像几周前那次奔向大海深处的游泳一样，她愧疚、悲伤、绝望，已走到她不能再走的地方。她抬头看着我，对我说了句什么，可我听不清。我俯下身子，此时——我从她蠕动的嘴唇读出一部分，通过她悲伤的声音读出了另一部分——我听见她说：“我觉得我不行的。” 也许在形形色色的人中，旅馆服务员是最见怪不怪的。但我至今仍感到奇怪的是，当一位自称威尔伯•恩特维斯特尔的年轻牧师身穿显然非基督教教职人员穿的印度斜纹西服，惹人眼目地手持《圣经》，身边带着一位蓬头垢面、满脸泪痕、烂醉如泥、一直咕哝着外国话的妻子，出现在离国会山不远的议会饭店时，服务台那位年老的登记员究竟是怎样想的？在四十年代前后，未婚男女不能在旅馆登记住入同一个房间；还有，用假名谎称夫妻登记也被视为重罪。如果女士醉酒的话，则风险更大。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冒一次险。但我必须把自己设计成一个十分虔诚的角色，这样比较容易蒙混过关。于是我在火车即将进站前，翻遍衣箱找出了一本黑色真皮封面的《圣经》拿在手上，然后在旅馆登记薄上大大方方地写上我的地址，以证明我的身份的合法性：联邦神学院，里奇蒙德，弗吉尼亚。看见他的注意力完全被我吸引而不再注意苏菲，我松了一大口气。这位脸部肌肉下垂的老先生是南方人(有许多南方人在华盛顿打工)，对我极为信任。他用南方风格的问候语亲切地说：“祝你们愉快，尊敬的牧师先生及夫人。你属于什么教派？” 我正要回答说“长老会”，但他已经像警犬似的冲着虔诚的同伙亲切地吠叫起来：“我嘛，我是一个浸礼会教徒。我到华盛顿的第二浸礼教堂做礼拜已经十五年了，那儿有一位优秀的布道者，威尔科克斯牧师。你听说过他吗？他来自弗吉尼亚的福鲁万纳县，我也是在那儿土生土长的。当然了，他还很年轻。”我开始朝房间走去，苏菲沉重的身子靠在我的胳膊上。他摇铃叫来这旅馆的惟一的侍者，一个睡眼惺松的黑人男孩，然后递给我一张卡片：“你喜欢海鲜吗，牧师？你可以去滨水区的这家餐厅试试，叫河佐阁，它们有这城里最好的蟹饼。”当我们来到陈旧不堪污迹斑斑的豆绿色电梯门前时，他继续说：“恩特维斯特尔。你与波哈屯县的恩特维斯特尔家族有关系吗，牧师？”我真的回到了南方。 议会饭店是一家三等旅馆，我们住在七层一间乏味闷人的鸟笼式的小屋子里，窗户朝向一条僻静的小街，中午的阳光可以略微透一些进来。苏菲早已又累又乏，还没等那个黑人服务生接过我的二十五美分并走出屋子，便一头扑倒在床上。我拉开印着鸽子图案的窗帘，推开窗户，一股温暖的十月暖风一下子吹走了室内闷人的气味，使空气变得清新起来。我能听见远处火车站传来的隆隆的火车声，以及近处一支军乐队演奏的咚咚鼓声和号角声。两只苍蝇在天花板上嗡嗡叫着飞来飞去。 第112节 五棵树 我在苏菲身边躺下。那床中间已经坍陷没了弹性，就像硬把我往她身边拽似的，我一下子滚到中间，仿佛躺在浅浅的吊床上。洗旧的床单散发出一股浓浓的麝香味儿，不是洗衣店的漂白剂就是精液的味儿，或许两者都有。苏菲完全崩溃的样子打消了我一路上对她的强烈渴望，但床上的气味和凹陷的床垫——我色情地联想到成千上万次性交的结果，以及与苏菲肉体如此近的接触，这使得我浑身颤栗，躁动不安，无法入睡。我听见远处传来午时的钟声。苏菲靠着我睡得很香，嘴半张着，呼吸中带有威士忌的香味儿。她穿着低胸丝绸衣服，大部分胸部露在外面，我忍不住想去触摸一下。我这样做了，先用指尖轻轻触着那透着蓝色血管的皮肤，然后把手掌压在上面，最后再姆指和手掌将那奶油般的雪白乳房整个握在手里尽情地抚摸着。一股淫欲之心伴着这轻柔的抚摸油然而生，但一股羞愧感也相伴而来。我意识到这举动中蕴含着偷偷摸摸的成分，我不该趁苏菲醉酒昏睡时侵袭骚扰她的身体，哪怕只是表层。我停住了，把手缩了回来。 但我仍然无法入睡。无数的幻象、说话声和喧闹声浮现在我的大脑里：有过去的，有未来的，也有过去未来混杂在一起的。内森疯狂恐怖的嚎叫，我不得不赶快把他驱走；最近出现在我小说中的场景，里面的人物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在我耳里念着台词；从电话那端传来的我父亲切而热情的声音(老头子还好吧？我现在应该把南方视为我永远的家了吗？)；在“五棵树”的林子深处，苏菲身着泳装躺在想象中的某个长满苔藓的水塘边，我们那顽皮的第一个孩子坐在她美丽的腿上；可怕的枪声又在耳边响起；落日，纵情的疯狂午夜，新鲜的黎明，消失的孩子，胜利，悲伤，莫扎特，雨，九月的绿色，宁静，死亡，爱。远处的军乐队奏着波吉上校进行曲渐渐远去，突然激起我一阵怀旧的痛楚。我想起在不久前的战争岁月，想起我从卡罗来纳还是弗吉尼亚的军营中开拔，也像此时这样瞪着眼睛躺在这座城市的某家旅馆里——这是无数亡魂悄悄走过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城市之一。我想着下面的街道，七十年前它们是什么样子呢？战争阴云密布，人类自相残杀，人行道上布满神情沮丧的士兵，赌棍，妓女，和彬彬有礼的骗子。行色匆匆的记者，商人，打情骂俏者，联邦密探，扒手，棺材匠——所有的人一直不停地忙活着，等待着成千上万的牺牲者(大多数是大男孩)从战场上归来；他们倒在波托马克河南岸，一排排地躺在血流成河的地里、树林里，躺在干涸的河床里。我一直不太明白，或者说相当困惑，这座被魔鬼践踏过的城市怎么还会如此雄伟、庄严和美丽，完全呈现出一个干净明亮的现代化都市的风采？乐队走远了，乐声渐渐消失。我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苏菲正蜷在床上，看着我。我睡得很沉，像睡梦中迷失了方向。从房间的光线变化可以看出(午时的光线已接近黄昏，而此时已差不多接近黑暗了)，时间已过去了好几个钟头。我不知道苏菲这样盯着我看了多久，但我感到已有好一阵子了；她露出甜蜜，研究，饶有兴致的样子，至少在神情上已不再那么沉重。她的脸仍然苍白而憔悴，眼底有一团黑圈，但显然已经恢复过来，至少已经清醒了。我对她眨眨眼。她用我们平常开玩笑时的夸张语气对我说：“嗨，恩特维斯特尔牧师，您睡得好吗？” “天啊，苏菲，”我惊叫道，“几点了？我睡得像个死人。”　　“我刚才听见教堂的钟声。我想是三点钟吧。” 我困倦地翻了翻身，用手摸摸她的胳膊。“我们出去走走。我们不能整个下午都呆在这儿。我想带你去看看白宫、议会大厦、华盛顿纪念馆，还有福特剧场。你知道，林肯就是在那儿遇刺的。还要参观林肯纪念馆。这里有好多东西值得一看。或许我们应该先找个地方吃饭……” “我一点也不饿，”她说，“但我的确想看看这座城市。睡了一觉我觉得好多了。” “你睡得很香。”我说。 “你也是。当我醒来时，你正张着嘴打鼾。” “你开玩笑，”我说，突然感到一阵惊慌，“我不打鼾的。我从来不打鼾！从前没有人告诉过我。” “那是因为你从没和任何人睡过觉。”她用取笑的口气对我说，然后弯下身子在我嘴唇上摁上了一个橡胶般粘粘乎乎的吻，还将舌尖伸进我嘴里迅速一勾。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坐直身体，恢复了原来的姿式。我的心像打雷似的怦怦直跳。“上帝，苏菲，”我说，“别那样，除非——”我伸手去擦我的嘴唇。 “斯汀戈，”她打断我，“我们去哪儿？” 我有些不解，说：“我刚才告诉过你，我们出去看看华盛顿的风光，去白宫，也许还能看一看哈里•杜鲁门——” “不，斯汀戈，”她打断我，神情严肃起来，说，“我是说，我们真正要去的地方在哪儿？昨天晚上当内森——唔，当他干了那一切之后，我们匆匆忙忙地收拾行李，你一直在说‘我们回家去，回家去。’你一遍又一遍地说‘回家’这个词。我呢，一直紧跟在你后面，因为我太害怕了。现在我们一起呆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我真的不明白是为什么？我们真的要去哪里？什么家？” “哦，苏菲，你知道，我告诉过你的。我们要去我说过的那个农场，就在弗吉尼亚南部。我记得我已对你详细地描述过那个地方，我还可以再告诉你一些。那里主要种植花生。我从没见过它，但我父亲说那儿很舒适，拥有现代美国的一切生活设施——洗衣机、冰箱、电话、抽水马桶、收音机……应有尽有。等我们安顿下来，我相信我们可以驱车到里奇蒙德，买回一台最好的留声机和好多好多唱片，买回我们俩都喜欢的乐曲。那儿有一家叫米勒•罗兹的百货公司，里面有一个相当优秀的唱片部。我可以买——” 她又一次打断我，轻柔地问道：“‘等我们安顿下来’？你说‘安顿下来’是什么意思，斯汀戈，亲爱的？” 这个问题令我一时难以回答，但我意识到必须回答。我咽了咽唾液，沉默了很久。我的脉搏跳得很快，狭小的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我终于慢慢地开了口，比我想象的更沉着、大胆地说：“苏菲，我爱上了你。我想要你。我想我们一起住在那农场，我可以在那儿写书，或许就这样度过我的下半生。我想让你陪伴我，帮助我，和我建立一个家庭。”我犹豫了一下，又接着说，“我非常需要你，非常，非常。我能期望你也同样需要我吗？”当我作这番爱情宣言时，我发现这番话的每一个字和颤音，都与好莱坞电影里乔治•布伦特在海船上对奥利维亚•德•哈维兰所说的台词一般无二。不过我既然如此果断地说了出来，就不必再过分伤感。此时我脑子里突然一闪念，心想，或许所有爱的表白都像蹩脚的电影对白。 第113节 好爱人 苏菲把她的头靠在我的头上，我能感觉到她那轻微发烫的脸庞，那穿着丝绸内衣的屁股在我的身上轻轻晃动。这时，她冲着我的耳朵悄声说：“噢，亲爱的斯汀戈，你真是个好爱人。你在很多方面都这样照顾我。我不知道没有你我将会怎样。”她停下了，用嘴唇轻轻扫着我的脖子。“你知道吗，斯汀戈，我已经三十多岁了。你要一个老女人干什么呢？” “没关系的，”我说，“我会努力弄好一切的。” “你应该找一个与你年龄相当的人，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另外……”她沉默了。 “另外什么？” “唔，医生说过我对怀孩子的事必须多加小心……”她又沉默了。 “你的意思是说经历了那些苦难之后？” “是的，但还不止这些。有一天我会变得又老又丑，而你却仍然年轻。如果你去追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姐，我不会责备你的。” “哦，苏菲，苏菲，”我轻声抗议着，心里却绝望地想：她并没有说“我爱你”。“别这样说。你永远是我的——嗯，我的……”我努力想找出一个最恰当最温柔的词，可我却只能说“至爱”，它听起来简直就是陈词滥调。 她又坐直了。“我很想和你一起去农场。听过你的描述，又读过福克纳的书之后，我的确很想去看看南方。我们为什么不只去那里看一看，呆上一段日子呢？不要结婚，这样我们可以决定——” “苏菲，苏菲，”我打断她，“我很想像你说的这样做。我并不是一个婚姻狂。但你不知道那儿的风俗。我是说，他们正派，热情，豪爽，心地善良。但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偏僻的乡村，不结婚住在一起是绝对不行的。耶稣基督，苏菲，那地方全是基督徒！一旦我们姘居——照他们的说法，这些好心的弗吉尼亚良民就会把我们全身涂满柏油，沾上羽毛，然后把我们捆在一起示众。这绝对是真的，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 苏菲咯咯地笑了起来。“美国人真逗。我以为只有波兰人才这么保守，但是想想……” 一声警报声猛然响起。我现在才意识到，正是那警报声，或者说那一连串警报声，将苏菲脆弱的神经重新撕裂。它在我的精心护理下好不容易趋于平缓，甚至已显露出一些光明，可顷刻之间便被毁掉了。无论距离有多遥远，城市里的警报声总能制造出讨厌的噪音，并总能释放毁灭性的不必要的恐慌；而此时这个声音直接从楼下那条狭窄的街道传上来，因狭窄、高大的墙壁而被成倍放大，变得异常强烈。它从建筑群中升腾而起，钻进我们的房间，好像那喇叭直冲着我们的房间发出了凝固的尖啸声，几乎把耳朵都震聋了。我一下子从床上跃起去关窗户。在昏暗的街道尽头，一股浓烟从一个仓库模样的房顶冒出，但消防车却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就停在我们楼下，不停地朝空中尖声鸣叫着。 我关好窗户，声音小多了，但这似乎对苏菲不起作用。她蜷缩着身体，不停地蹬着脚，把枕头捂在头上。习惯了都市生活的我们也早已习惯了这些声音，但即使在纽约，它也从来没有如此近如此大地在我们身边响起过。消防车驶过去了，声音渐渐变小，我又把注意力转回到床上的苏菲。她正看着我。刚才那可怕的喧嚷声扰乱了我的心绪，但它却像地狱的长鞭将她的灵魂劈为两半。她脸色潮红，有些扭曲。她退缩到墙角，浑身发抖，眼里重又噙满泪水。我在她身边坐下。我默默地看着她，直到她慢慢平静下来不再哭泣。我听见她说：“对不起，斯汀戈，看来我还无法控制自己。” “你表现得很不错。”我说，言不由衷地。 她躺在那儿好一阵子不说话，呆呆地盯着墙壁。最后她说：“斯汀戈，你是否曾反复做同一个梦？这是否就叫梦魇？” “有的。”我回答说，想起我少年时期母亲死后做的那个梦——在花园里敞开着的棺材里，母亲那张被雨淋湿的可怕的脸痛苦地看着我。“有的。”我又说，“我母亲死后，我曾经常做同一个梦。”　　“你觉得这些梦与父母有关系吗？我常做的那个梦与我的父亲有关。” “真怪，”我说，“也许吧。我不太清楚。母亲和父亲——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个孩子生命的核心。”　　“我刚才梦见了我父亲。那个梦我已做了好多次，但醒来后一定忘记了。可消防车的警报声正好响起。那声音真可怕，可奇怪的里面似乎蕴含着一种音乐声。这可能吗——音乐？它吓了我一跳，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梦。”　　“梦见了什么？” “我小时候的事。” “是些什么，苏菲？” “唔，首先，你得了解做梦之前发生的一些事。那是我十一岁的时候，和刚才那个故事里的你一样大。我们常到意大利的达罗迈山区度暑假，我以前告诉过你。还记得吗，我告诉过你我父亲每年夏季都在那儿的波尔察诺一个叫奥布伯任的小村里租一间小屋。当然，那儿是德语地区。一部分村民是波兰侨民，是从克拉科夫和华沙来的大学教授和一些波兰——我想你会把他们称作波兰贵族，至少他们都很有钱。我记得其中有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叫布郎尼斯洛•马里罗维斯基。我父亲很想与马里罗维斯基教授交往，可他讨厌我父亲。在克拉科夫时，有一次无意之间，我听见一个大人说，马里罗维斯基教授认为我父亲，别冈斯基教授，是一个粗俗不堪的暴发户。但奥布伯任还住着一个很富有的波兰女人，查托里斯卡公主。我父亲和她很熟，度假时常去看她。她出身于一个十分古老高贵的波兰家族。我父亲喜欢她是因为她有钱，嗯，还因为她在犹太人问题上与他的观点相同。 第114节 出言谨慎 “那是在毕苏斯基时代。那时，波兰犹太人受到保护，我想你完全可以认为他们过着一种相当不错的生活。我父亲和查托里斯卡公主常常聚在一起，讨论犹太人问题和将来消灭他们的必要性。你瞧，斯汀戈，真奇怪，因为在克拉科夫时，我父亲在犹太人问题上出言谨慎，在我，我母亲，或任何人面前掩饰他对犹太人的仇恨，至少在我小时候是这样的。但是你瞧，在意大利，在奥布伯任，他和查托里斯卡公主呆在一起时就大不一样了。她是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总是穿着一件精美的长袍，哪怕是在盛夏也是如此，浑身珠光宝气。我记得她总是别着一枚硕大的祖母绿胸针，与我父亲在她那间十分雅致的避暑小屋里喝茶，谈论犹太人问题。他们用德语交谈。她有一条十分漂亮的伯恩山犬。我总是一边和这条狗玩，一边听他们谈话，几乎总是与犹太人有关，诸如把他们遣送到某个地方，消灭他们。公主甚至想为此成立一个基金会。他们总是提到岛屿——锡兰、苏门答腊和古巴，但谈得最多的是马达加斯加。他们想把犹太人赶到那儿去。有时，我和公主的小外孙一起玩，或和那条大狗玩，要么就边听唱片边听他们说话。知道吗，斯汀戈，我的梦正与放的那音乐有关。” 苏菲又陷入沉默之中。她用手按着紧闭的双眼，单调的声音里有什么东西急促起来。她转头看着我，好像已从她的回忆中跳了出来。“无论我走到哪儿都要有音乐，斯汀戈。没有音乐我活不下去。” “哦，苏菲，我得告诉你实话。在乡村，也就是在纽约以外的任何地方，收音机什么也收不到。没有wqxr电台，也没有wnyc电台，只有星期六下午的密尔顿克罗斯和都市歌剧，此外便只有山歌民谣。也许我能为你演一出罗伊•阿卡夫的笑话。但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台留声机和唱片——” “我太贪心了，”她打断我，“内森已为我买了那么多唱片。但音乐是我的血液，我生命的血液。你知道的，我不能没有它。”她停了一下，又开始她的回忆。她接着说：“查托里斯卡公主有一台留声机，是那种最老式的，不太好，但却是我第一次见到和听到的机器。真怪，是吧，这个波兰老太太仇恨犹太人，却热爱音乐。她有很多好唱片，每当她放音乐时(为我母亲、父亲和我，也许还有别的客人)，我都高兴得想要发狂。我们听着这些唱片，大部分是意大利咏叹调和法国歌剧——威尔弟、罗西尼和古诺德。我记得我被一张唱片迷得神魂颠倒。我太喜欢它了。那是张十分稀有而珍贵的老唱片，灌制的时间已经很久，里面充满杂音，但我十分喜爱它。那是舒曼•亨克夫人演唱的勃拉姆斯的《浪漫曲》，一面是‘开拓者’，另一面是‘永恒的爱’。第一次听见它时，我坐在那儿神思恍惚，从未听到过那美妙绝伦的歌声，简直有如天上神曲。不可思议的是，我和父亲到公主那儿拜访了那么多次，可这张唱片只被放过一遍。我渴望能再听一次。哦，上帝，只要能再听一次，我宁愿做任何事——甚至做十分调皮会受到惩罚的事。我很想请求再放一遍，但我太害羞了；另外，如果我这么……这么大方的话，我父亲会惩罚我的…… “于是，我一次次做着同样的梦。我梦见查托里斯卡公主穿着漂亮的长袍走到留声机前，打开它，然后对我说：‘你想听勃拉姆斯的《浪漫曲》吗？’我总是想说是的。可就在我开口前，父亲总是打断我。他站在公主旁边，眼睛瞪着我，说：‘请不必为这孩子放什么音乐。她笨得根本听不懂。’我总是在这时醒来，内心充满痛苦……但这一次更糟。斯汀戈，因为在刚才的梦里，他对公主说的好像不是音乐，而是有关……”苏菲犹豫了一下，然后小声说，“有关我的死。我想，他想让我死。” 我从苏菲身边走开，踱到窗户前，内心沉重不安，充满痛苦。一股烧焦的糊味钻进房间，但我还是打开窗户，往下看着那条一片狼藉的街道。失火的建筑仍冒着浓浓黑烟，但火焰已经熄灭。烧焦的油漆、橡胶发出浓烈的臭味，更长的警报声响了起来，不过声音很微弱，是从相反的方向传来的。我看见一股高压水柱直冲冒出浓烟的窗户，然后被热浪蒸发成水蒸气。在下面的人行道上，有几个人伸长脖子呆看着大火，两个警察开始用木障切断街道。火灾威胁不到我们住的旅馆，但我却发现自己在发抖。 我回过身来。苏菲从床上抬眼看着我，说：“斯汀戈，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一件事。” “那么，告诉我吧。” “不知道这件事，你就不能理解我的全部。我意识到我最终必须得告诉某个人。” “快告诉我，苏菲。” “你得先让我喝几口酒。” 我毫不迟疑地朝她的箱子走去，从一大堆亚麻的丝绸的衣物中找出了第二瓶粉红色的威士忌。我知道她藏在那儿。我想，苏菲，你喝吧。然后我走到狭小的浴室里，接了半杯水，端到床边。苏菲把威士忌倒进杯子，直到把它盛满。 “你要吗？”她问。 我摇摇头，又回到窗户旁，呼吸着外面充满燃烧过的化学成分的棕色空气。 “我到达奥斯威辛那一天，”我听见她在我身后说，“那里真美，到处开满连翘。” 而我正在北卡罗来纳的拉雷大吃香蕉，我心想。自从认识苏菲以后，我已不止一次地意识到生命的荒唐，以及它所带来的无法消除的恐惧。 “但你知道吗，斯汀戈，在华沙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汪娜预言了她自己的死亡，我的死亡，以及我的孩子们的死亡。” 我现在已无法准确地记得，当苏菲叙述这件事情时，尊敬的恩特维斯特尔牧师是何时发现自己在悄声自语：“哦，上帝。哦，我的上帝。”但我似乎并没发现，随着那故事的展开，随着浓烟剧烈地掀动失火的屋顶，火焰终于冲破阻力腾空而起直飞天空，这些虔诚的话最终变得毫无意义。我一遍又一遍说着“哦，上帝，我的上帝”、“耶稣基督”，像白痴的白日梦一样空洞而没有意义。 第115节 羞耻感 “有时我想，这世界上的一切恶事坏事都是为我父亲而生的。在华沙的那年冬天，我对父亲以及他写的东西没有丝毫犯罪感，却经常产生可怕的羞耻感。羞耻和内疚不一样，是一种肮脏的情感，比内疚更令人难以忍受。一想到我父亲的梦想就要在我面前变成现实，我就觉得简直无法再活下去。我还知道了许多别的事，因为我和汪娜住在一起，或者说住得很近。她知道许多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也知道纳粹是如何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转移到特里布林卡和奥斯威辛的。开始人们以为只是送他们到那儿劳动，然而抵抗组织对此事很清楚，不久我们也知道了真相，知道了毒气和焚尸炉。这正是我父亲想要的——这使我非常难受。 “我步行或乘公车去工厂上班，每次都要经过犹太人居住区。德国人还没有把那儿完全扫平，但正在他们的计划之中。我经常看见一队队犹太人高举着双手，忧郁而无助地站在纳粹的枪口下。我非常痛苦，有一次不得不中途下车来呕吐。所有这些恐怖似乎都是我父亲……认可的，不仅认可而且还在理论上制造。我不能再把这些事藏在心底，我知道我必须得告诉什么人。在华沙，没有人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因为我用我丈夫的姓。我决定把这些……把这件邪恶的事告诉汪娜。 “但是……但是，你知道，斯汀戈，我必须承认自己的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我被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令人无法置信的事情迷惑了。我无法触及这种感觉，它没有丝毫的快乐，恰恰相反——它令人恶心。每次经过犹太人居住区，我总会在远处停下脚步，呆呆地看着某些场景，看着纳粹用枪圈赶着那些犹太人。此时我才明白令我迷惑的原因。这让我震惊不已，几乎不敢相信。那就是我突然明白，只要德国人致力于用如此强大的力量摧毁犹太人，那我就安全了。不，不仅仅是安全，而是更安全。尽管事态很糟，我们仍很安全，比那些孤立无助的犹太人安全无数倍。所以，只要德国人动用更多的力量去消灭犹太人，我便觉得自己会更安全，吉恩和伊娃也会更安全。甚至汪娜和托泽夫也是如此，尽管他们从事着十分危险的事业。但这使我感到更加羞耻，于是，我决定在那天晚上告诉汪娜。 “我记得那一天的晚餐十分粗劣，有豆子和萝卜汤，还有没肉的腊肠。晚餐即将结束时，我们开始谈论起久违的音乐。我一直在拖延时间，一直没能说出我想要说的话。最后我鼓足勇气，说：‘汪娜，你听说过别冈斯基这个名字吗？滋毕哥尼•别冈斯基？’ “汪娜的眼睛有一会儿变得毫无表情。她想了想，说：‘哦，是的，你是说克拉科夫的那个法西斯教授。他在战前曾红极一时。他在这座城市做的反犹演讲简直是歇斯底里。我早把他忘了。不知他现在在干些什么，可能在为德国人工作吧。’ “‘他死了，’我说，‘他是我父亲。’ “我看到汪娜抖了一下。屋里屋外都很冷，外面下着雨夹雪，雪霰不停地敲打在窗户上。孩子们在隔壁房间里睡着了。因为所有的燃料(煤和木材)都用完了，所以我把他们早早地弄上了床，汪娜的床上至少还有一条大被子可以让他们暖和一下。我一直看着汪娜，但她脸上毫无表情。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原来他是你父亲。有这样一位父亲一定感觉很怪。他什么样儿？’ “我对这个反应十分惊讶，她似乎很平静、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件事。你知道，在华沙的地下抵抗组织中，她专门负责帮助犹太人，或试图帮助犹太人。但那确实太困难了。她认为，谁出卖犹太人(哪怕只是一个)，谁就是在出卖波兰。她让托泽夫也踏上了这条路，专门暗杀出卖犹太人的波兰人。她十分激进，富于献身精神，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她似乎对我有这样一个父亲并不感到奇怪和震惊。她显然并不觉得我——唔，被玷污了。我说：‘我觉得要提起他非常困难。’她十分温和地对我说：‘好了，别这样，亲爱的。我不在乎你的父亲是谁。别为他的罪恶而责备自己。’ “然后我说：‘这太奇怪了，你知道，他是在第三帝国被德国人杀死的，就在萨斯赫森。’ “但即使如此——唔，甚至连这个具有讽刺性的情节她似乎也毫无反应。她只是眨了眨眼睛，用手梳理了一下头发，那头火红的头发干草般地没有一点光泽，我想是因为劣质食品之故。她只是说：‘他一定是在雅基罗尼大学被占领的那一次围捕中，与其他教师一起被抓的。’ “我说：‘是的，我丈夫也是。我从没告诉过你这个。他是我父亲的弟子。我恨他。我对你撒了谎。我曾对你说他死于抵抗入侵者的一场战争中，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继续说着道歉的话，汪娜打断了我。她点燃一支香烟。我记得只要能找到烟，她便会像个瘾君子似的猛抽一气。她说：‘亲爱的卓娅，没关系。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以为我会在乎他们是干什么的？我在乎的是你！你丈夫可以是个游击队员，你父亲是约瑟夫•戈培尔，而你仍然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她走到窗前拉上窗帘。她只有在感觉危险时才这样做。我们的房间在五楼，但它耸立在一片废墟中，很容易引起德国人的注意，所以汪娜从不敢大意。我记得她看了看手表，说：‘客人马上就要来了。从犹太人居住区来的两个领导人，他们是来取枪的。’ “我记得我当时心想：天啊！每当汪娜提到枪或秘密活动，或任何潜藏着被德国人伏击的危险的事，我总吓得心惊胆战，还会感到非常恶心。帮助犹太人非常危险，一旦被抓便意味着死亡。我浑身汗湿，虚弱无力——哦！我真是个胆小鬼！我总是希望汪娜没有注意到我的这些迹象。每到这时，我便怀疑怯懦是否是父亲遗传给我的另一件糟糕的东西。这时汪娜对我说：‘我曾听说过其中一人的事。他很勇敢，很有能力，但有些不顾一切，喜欢铤而走险。现在有一些抵抗活动，但缺乏组织。他给我们的组织捎来口信说，犹太人居住区即将爆发一次反抗运动。我们正与其他人取得联系。不过这个人有一些实权。我想他的名字应该是费尔德森。’ “我们等了一会儿，但他们没来。汪娜告诉我说，枪支就藏在这栋房子的地下室里。我走进卧室去看孩子们。房间里很冷，刀子般的寒风嗖嗖地钻过窗缝，吉恩和伊娃头上笼着一小团白色雾气。我能听到窗外狂风怒啸，但这床塞满羽毛的老式波兰被子能让两个孩子免受寒冷之苦。我祈祷明天能找到一些煤和木材。窗外一片漆黑，整座城市笼罩在黑暗之中。我冷得浑身发抖。那天傍晚伊娃患了重感冒，耳朵疼得厉害。她吃了汪娜好不容易弄来的阿斯匹林才刚刚睡着。不过汪娜什么都弄到。我又一次祈祷，明天早上她的感冒就好了。这时我听见敲门声，我转身回到起居室。 “另一个人我已记不得了，他没怎么说话，但我记住了费尔德森。他是个壮实的长着一头黄红色头发的中年男子，大约四十四五岁，炯炯有神的双眼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看着你，仿佛能把人看穿似的。我记得有一只镜片破了，用胶水粘在一起。他好像很生气，对什么彬为不满意，情绪很激烈，但他的举止仍很得体。他一进门就对汪娜说：‘我现在不能付钱，我没有钱付给你们，’他的波兰话很难懂，我听不太明白。‘我很快会给你们的，’他用怒气冲冲的声音说，‘但不是现在。’ “汪娜让他和另外那人坐下来，然后开始用德语讲话。她直截了当地说：‘你有德国口音，你可以讲德语或依地语，如果你愿意的话。’ “但他恼怒地打断了她，用纯正的德语说：‘我不需要讲依地语！我在你们出生前就开始说德语了——’ “这时汪娜马上又打断他：‘不必解释。讲德语。我朋友和我都讲德语。你任何时候都不必为这些武器付钱，尤其是现在。这些武器是从党卫军那儿偷来的，我们不会向你们要钱。我们以后再谈钱。’我们坐下了。汪娜在昏暗的灯光下紧挨着费尔德森坐了下来。灯光忽明忽暗，不知何时就会熄掉。她把香烟递给他们，然后说：‘这是南斯拉夫卷烟，也是从德国人那儿偷来的。这灯随时可能熄掉，所以我们赶紧谈正事。但我首先想知道的是你的背景，费尔德森。以后一段时间我们会经常来往，所以我想知道我在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我也有权利知道这一点。说说吧。’ 第116节 犹太区 “这简直太棒了。汪娜总是用这种办法直截了当地与别人打交道——我，以及任何人。我想，也许这方法能应付一切。她有着壮硕男子一般的魄力，可她的内心却充满柔情。我坐在那儿看着她。她看起来非常……我想你会描绘为‘形容枯槁’。她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一直在工作，随时面临危险。她用大量时间编辑地下组织的报纸，这事相当危险。我想我告诉过你，她其实并不漂亮，苍白的脸上长满雀斑，下巴很大。但她有一种内在的魔力，这使她十分吸引人。我一直看着她——她和那个犹太人一样神色严峻，但同时又露出慈祥、耐心的神情，令我难忘。 “费尔德森说：‘我出生在彼德歌斯茨，但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到了德国。’他的声音变得气恼和尖刻。‘这就是我讲不好波兰话的原因。我承认我们有些人在犹太区尽可能不用这种语言。也许任何一种语言都比压迫者的语言更令人愉快。藏语？爱斯基摩语？’他的语气缓和下来，接着说，‘请原谅我离题了。我在汉堡长大，在那里接受教育。我是那所新成立的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后来我在符兹堡的一所预科学校当教师，教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被捕前我一直在那儿教书，直到他们发现我的出生地在波兰，便将我流放到这儿。那是在1938年，我带着妻子和女儿，还有一大批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他停了一下，接着痛苦地说：‘我们逃离了纳粹，而现在他们又砸墙破户。但我应该更怕谁呢，纳粹还是波兰人？我应该把波兰人看作我的同胞吗？至少我知道纳粹会干些什么。’ “汪娜没理会他。她开始谈起枪械的事。她说，枪就藏在地下室里，用厚纸裹好了，还有一箱子弹，一会儿他们就去取。她看了看表，说十五分钟后，两名家乡军战士将在地下室准备好，然后把箱子搬到过道里。他们事先已约好信号，她一听到信号后便会马上示意费尔德森和他的同伴，他们便可以立即离开房间到楼下的过道里，枪已经在那里了。然后他们尽快离开。我记得她最后说，她得告诉他们，有一支枪的准星坏了，还有某个部件也有一点小毛病，但她会尽快设法帮他们换一个。 “费尔德森说：‘有一件事你没有告诉我们，一共有多少武器？’ “汪娜看着他：‘我以为他们告诉你了。三条路嘉自动步枪。’　　“费尔德森的脸一下子白了。‘真不敢相信，’他低声说，‘他们告诉我说有一打，也许十五支。还有一些手榴弹。我真不敢相信！’我能看出他的愤怒与绝望。他摇了摇头：‘三条路嘉，还有一条是坏的。我的上帝！’ “汪娜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口气说：‘这是目前我们所能尽到的最大努力。我们一直想干得更好一些。我想我们会的。这儿有四百发子弹。如果你们还需要的话，我们还可以再想法搞一点。’ “费尔德森的口气突然缓和下来，有些歉意地说：‘请原谅我的失态。我开始以为有不少武器，现在却令人失望。还有，今天早些时候，我曾与另一个抵抗组织接触过，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些帮助。’他停了下来，带着愤怒的表情看着汪娜。‘事情糟透了——真令人难以置信！他妈的杂种！他们居然嘲笑我们，看不起我们。他们叫我们犹太佬！这都是些波兰人。’ “汪娜语气平淡地问：‘这些人是谁？’ “‘他们自称o•n•r。不过，昨天我与另一个波兰抵抗组织接触时也碰了钉子。’他看着汪娜，满脸愤怒与绝望，说，‘我得到了三支手枪，以及轻蔑与嘲笑，去抵抗两万纳粹军队。上帝，这一切究竟怎么了？’ “汪娜激怒了，我想是因为费尔德森的话，更是因为他对一切的愤愤不平。‘o•n•r，那是一帮奸细，法西斯分子，狂热分子。作为一名犹太人，你本应该从乌克兰人和汉斯•弗兰克那里得到更多的同情。但我要告诫你，共产主义分子很坏，更坏。如果你遇上科兹恩斯基将军领导下的红色游击队，你可能会被就地枪杀。’ “‘这太恶劣了！’费尔德森说，‘我得为这三支手枪感激涕零，这难道不可笑吗？这种事真令人难以置信！你看过《吉姆老爷》吗？那个军官抛下正在下沉的船，独自爬上救生船逃命，而让无助的乘客听天由命。请原谅我这样比喻，但我不忍看见这样的事情在这里重演。我们正在被我们的同胞淹死。’ “汪娜站起身来，手撑在桌上，身子向费尔德森前倾着。她又一次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这很困难。她看上去十分苍白，疲倦。她用一种不顾一切的声音说：‘费尔德森，你不是愚蠢就是天真，要么两者都有。你那些笨拙的说法令人怀疑，所以你一定非常天真。你是否忘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波兰是一个反犹国家。你自己刚才也说，你们是被压迫者。生活在一个反犹主义的国家，住在犹太人居住区，这都是我们波兰人首创的，你怎能指望这些同胞的帮助？你怎么能指望别人呢？除了我们这些为数极少的理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力所能及地干一些能够挽救你们生命的事之外，还有谁来拯救你们这些与他们毫不相干的生命呢？上帝啊，费尔德森，你的父亲带你离开波兰时可能完全忘了那些反犹分子；那些可怜的人们也肯定无法预料那温暖的处处盛开文明之花的德意志会变成犹太民族的地狱渊。他们不知道当他们返回波兰时，他和他的妻子、女儿面临的仍然是对犹太人的仇视，随时准备将你们扫地出门。它就是这样一个残酷的国家，费尔德森。这么些年来，它变得越发凶残，因为它饱尝失败的滋味。《福音书》说，苦难并不酿就理解与同情，它制造残忍。深感失败的波兰也深知如何对待别人，所以对更加灾难深重的犹太人极度残忍。我很惊讶你居然能从o•n•r逃脱，而只被骂了一句犹太佬！’她顿了顿，又说：‘你觉得奇怪吗？我说了这么多波兰的坏话，却仍然热爱这个国家，甚于爱我自己的生命。如果我必须为它付出生命，我会眼睛也不眨地去做。’ “费尔德森望着汪娜，说：‘这也是我的想法。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我真为汪娜担心。我从没见她如此疲惫，我猜你会形容为‘完全崩溃’。她干得太多，吃得太少，几乎没有睡过觉。她的声音不时发出撕裂的哑声。我看见她放在桌上的手指颤抖着。她闭上眼睛，浑身不停地轻轻颤动着。我以为她就要晕过去了。然而她睁开眼睛又开始说起来。她的声音里充满哀伤，说：‘你刚才说到《吉姆老爷》，这本书我也刚好看过。我认为你的比喻很好，可你好像忘了这故事的结尾。你忘了在结尾处，书中的主人公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他用死弥补了一切。他的苦难，他的死。我们波兰人是否也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呢？如果我们的斗争也不能拯救你们吗？无论这能否拯救你们，我们也应该感到满足了，因为我们做过了——通过我们的受苦受难，甚至通过我们的牺牲。’ “过了一会儿，汪娜说：‘我并不想伤害你，费尔德森。坦白地说，你是个勇敢的人，今晚你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儿。我知道你们所遭受的苦难，去年夏天我就知道了。那时我看见了从特里布林卡偷偷弄出来的一批照片。我第一个看见它们。和别人一样，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但后来我相信那都是真的。你的经历充满恐怖。每次我走近犹太区，脑海里总浮现出一群困在桶里即将死去的无助的老鼠。我们比你们犹太人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活动空间，更多的逃离危险的机会，可我们仍处于围困之中。我们不是桶里的老鼠，是着火的大楼里的老鼠。我们可以逃离火海，逃到阴凉的角落，逃到地下室去，那里很安全。可是真正能逃离那栋房子的却微乎其微。每天我们有很多人被活活烧死，但房子很大，仍有很多人可以找到安全的地方。大火不能把我们一下子全部吞噬掉，然后某一天(也许会有的)，大火终将熄灭。如果真是这样，有很多人会幸存下来。但桶里的老鼠却几乎没有存活下来的可能性。’汪娜深深地吸了口气，直盯着费尔德森：‘我要问你，费尔德森，你能指望大楼里被吓坏了的老鼠给桶里的老鼠多少关心呢，而且如果他们从来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话？’ “费尔德森只是看着汪娜，眼睛一眨不眨地看了她好几分钟，什么也没说。 “这时汪娜看了看表。‘四分钟之后我们就会听到一声口哨，那时你们俩就下楼去，那包东西已在那儿等你们了。’说完这些，她又接着说：‘三天前，我在犹太区和你的一个同胞协商过，我想我不必提他的名字。我只想告诉你，他是强烈反对你们的另一派别的头目。我想他是个诗人或小说家。我很喜欢他。但他说了一句令我无法忍受的话。他说，犹太人是‘我们宝贵的苦难遗产’。 “这时，费尔德森插了进来，几句话把我们都说笑了，连汪娜也露出了笑容。他说：‘那只能是鲁万塔尔，莫伊斯•鲁万塔尔。这个花哨而伤感的艺术家。’ “这时汪娜说：‘我无法接受这种观点。苦难怎能是宝贵的呢？在这场战争中，每个人都饱经苦难——犹太人，波兰人，吉普赛人，俄国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还有所有别的民族。每个人都是牺牲品，犹太人是牺牲品中的牺牲品。这才是主要的区别。但所有的苦难都不是宝贵的，人们全都死得一钱不值。在你走之前，我想给你看一些照片。我与鲁万塔尔谈话时，一直把它们装在我的口袋中。我本想给他看看的，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没这样做。我现在给你看看。’　　“正在这时灯熄了，灯泡闪个不停。我心里一阵害怕。有时候这只是因为电力不足，此外便是德国人的伏击行动。他们总是先切断大楼的电源，然后在探照灯下抓人。我们全都一动不动。壁炉处发出一些光亮。汪娜确信是停电之后，找出一只蜡烛点上。我仍在发抖，害怕。汪娜往桌上滴上几滴蜡油，放好蜡烛，把几张照片扔在桌上，说：‘看看这个。’ 第117节 犹太儿童 “我们都朝前伸过头去。开始我没看出是什么，只觉得是一堆棍子，一大堆小树枝般的棍子，然后我看清了。真令人难以置信！那是棚车里的死孩子，几十个，也许上百个，全都僵硬地乱七八糟地堆在那儿，一看便知是冻死的。别的照片也一样。 “‘这些都不是犹太儿童。’汪娜说，‘全是波兰儿童，全都未满十二岁。他们甚至不是大火围困中的大楼里的老鼠。这些照片是家乡军战士从停在赞莫兹克与卢布林之间的棚车里拍下来的。这只是其中的一节车厢，有好几百个死孩子。还有好多这样的车厢，被推到旁边的铁轨上，里面的孩子不是冻死就是饿死，或饥寒交迫而死。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死的人成千上万。’ “没人说话，只有呼吸声。最后汪娜开口了，她的声音第一次哽咽起来，里面充满疲惫和悲伤。‘我们不知道这些孩子从哪儿来，姓甚名谁，但我想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从纳粹的利波斯波恩计划，也就是新生计划中落选的孩子。我们认为他们就是赞莫兹克地区的儿童。他们在成千上万的儿童中被选走，但后来被认为在种族上不适合，于是又落选，然后被处理，被送往马伊达内克或奥斯威辛去灭绝，但他们没有到达那儿。运送他们的火车在适当的时候开到了支线上——大多数车都这样，孩子们便饿死、冻死、闷死在车厢里。你们知道吗，仅赞莫兹克地区就有三万波兰儿童失踪。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死了。这也是集体屠杀，费尔德森。’她用手揉揉眼睛，接着说：‘我本来还想把大人们的命运告诉你们，那些被屠杀在赞莫兹克的天真的男人和女人们。但我不能，我太累了。我突然觉得头晕。这些孩子的照片每次都令我无法忍受。’ “汪娜轻轻摇晃了一下。我抓住她的胳膊，想让她坐下来，但她站在烛光中一直不停地说着。此时她的声音变得平淡单调，好像感情已荡然无存。‘纳粹最恨的是犹太人，费尔德森，所以你们注定要遭受最深重的苦难。但他们不会在犹太人身上结束他们的暴行。当他们消灭了犹太人之后，难道你认为他们会就此放下屠刀，停止杀戮，让世界和平共处？如果你有这样的幻想，那就低估了他们的罪恶。他们一旦消灭了你，就会接着来消灭我，尽管我也是半个德国人。我想他们不会轻易让我死的。然后他们就会来抓我这位漂亮的金发碧眼的朋友，对她犯下曾对你犯下的同样的罪行。同时，他们也不会放过她的孩子，他们的下场不会比你们看见的这些更好。’” 在华盛顿那间阴暗的房间里，苏菲和我在不知不觉互换了位置，但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现在我睡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而她站到我刚才观看火灾的窗户边凝望着远处。她沉默着，我看着她的侧影。她仍陷于深深的回忆之中。她望着闪着微微火光的天边，听着屋檐下鸽子的咕咕叫声，以及远处人们救火的隐约的喧嚣声。教堂的钟又敲响了：四点钟。 苏菲终于又开口说了起来：“到奥斯威辛的第二年，我以前告诉过你，纳粹抓住了汪娜，拷打她，折磨她，最后把她吊在架子上，让她慢慢干死。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常常想起她，但经常想到华沙的这个晚上。那天，费尔德森和他的同伴走后，她坐在桌旁，把脸埋在胳膊里，完全崩溃了。她哭了。我以前从未见过她哭。真怪。我想她一向认为哭泣是软弱的表现。记得我当时靠近她，抚着她的肩头看着她哭。她这么年轻，和我一样年轻，却这么勇敢。 “她是个同性恋，斯汀戈。不过现在也没什么关系了，就是那时也无所谓。但我想，在我将这么多的事告诉你之后，你也许想要知道。我们在一起睡过一两次——我可能也对你说过，但那不意味着什么。她对那事懂得很多，我……唔，我并没有回应她，所以她从不强迫我，也绝不生气什么的。我爱她，因为她比我坚强，比我勇敢。　　“正如我所说的，她预告了自己的死亡，我的死亡，还有我孩子的死亡。她就这样趴在桌上睡着了。我不想惊动她。我仍想着她刚才所说的那些死去的孩子的事，还有那些照片——突然掉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惊恐之中。我曾多次有过这种类似死亡的感觉。我走进孩子们的房间，他们仍睡着。汪娜的话压得我完全崩溃了。我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我弄醒吉恩和伊娃，把他们抱在怀里。他们醒了，迷迷糊糊地咕哝着什么，那么可爱，那么可亲。本来他们俩很重，可现在都变得很轻。我想可能是我渴望把他们抱在怀里的缘故吧。我心中充满恐惧，汪娜关于未来的话令我绝望到了极点。我知道她的话是真的，我们无法对付那么强大的敌人。 “窗外又冷又黑，华沙没有一丝灯光，是一个无法形容的又冷又黑暗的城市，除了黑暗和冰冷的风外一无所有。我打开窗户让寒风吹进来。知道吗，我差点带着孩子们冲进黑夜之中。你不知道，在当时，我的这种渴望有多么强烈。后来，我多次咒骂自己为什么没有那样做。” 载着苏菲和她孩子，汪娜和那一群抵抗战士，以及在最近一次围捕中抓获的波兰人到奥斯威辛的列车车厢同往常不一样。它既不是棚车也不是用来装牲畜的货车——德国人常用这种车来做运输工具。这次却有些出人意外。虽然有些陈旧，却不无排场。过道上铺满地毯，有包厢，洗手间，每个窗户上都钉着一块菱形的金属牌，上面烙着波兰语、法语、俄语和德语的警示语：“请不要将身体伸出窗外。”通过它的设施——很破旧但仍很舒适的座位，华丽但已失去光泽的枝形吊灯，苏菲知道这节历史悠久的卧车曾是上层人士的头等专列。如果不是那些特别的不同之处的话，她觉得它就是她孩提时，载着她和她的全家去维也纳或柏林的那节卧车。 不同的是，所有的窗户全被封死了。她立即感受到不祥的预兆，几乎透不过气来。还有一点不同，就是本来只坐六至八人的包厢，此时塞进了十五六个人，还包括他们的行李包裹。灯光昏暗的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的，一半的人只能站着，相互抓着以防火车猛然加速时跌倒在别人身上。有一二个头脑灵敏的抵抗组织的头儿开始发出命令，让大家轮换着坐。这样就好多了；但如此多的身体挤在一起散发出的热量以及汗水的酸臭味却无法解决。但这不算糟，不过是不舒服罢了。吉恩和伊娃是这个包厢里仅有的孩子，他俩轮流坐在苏菲和别人的腿上。至少有一人在旁边没有灯的包厢中吐了。挤过这么多的身体到盥洗间去需要拚命才行。“总比棚车好一些，”苏菲记得有人咕哝了一句，“至少还能伸直手脚。”奇怪的是，在当时极度混乱、杂乱无章的欧洲，火车晚点、延误是常有的事，可苏菲的这次行程却不像想象的那样漫长：本该从早上六点到中午的半天旅程共用了三十个小时，而不是几天几夜。 或许是被一种满怀希望的思维所左右(正如她一次又一次向我承认的那样)，苏菲一直觉得很安心。德国人把她和她的同伴们装上这趟列车，用这种新奇的方式运送他们，这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纳粹一直用货车把犯人运到集中营。因此，当苏菲和吉恩、伊娃被装上这节车厢时，她马上从逻辑上排除了这种可能，即德国人使用这种车厢运送犯人只是因为它还可以利用(宽大并尚可滑动的窗子就是证明)。相反，她一直安慰自己：在战前供富有的波兰人在上面打着瞌睡做豪华旅行的卧车，现在代表着一种特权，意味着他们将得到比关在前面那节车厢里的一千八百个莫尔金尼亚犹太人更好的待遇，那些人像瓶子似的被塞进那黑沉沉的运牛的棚车里已有好几天了。这个想法与她认为纳粹解决犹太人会增加她自己、吉恩和伊娃安全程度的想法同样幼稚而愚蠢。 奥斯威辛——即奥斯威茨——这个名字早已在车厢中一次次传开。这名字让她怕得要死。但她毫不怀疑列车正驶往那里。一丝耀眼的光线照射着她的眼睛，一下子将她的注意力转移到窗外的树林上。在行程开始后的一个小时里，她通过黎明的光线判断出列车正向南行驶。越过华沙郊外的村庄，绿色的田野，密密的白桦林，向着克拉科夫的方向行驶，只有奥斯威辛才是最可能的目的地，它就在南边。当这一想法被她的眼睛所证实时，她绝望了。奥斯威辛早已臭名昭著，令人胆战心惊。虽然苏菲在盖世太保的监狱里曾听说他们将被送往奥斯威辛，但她天真地希望是被送到德国的劳动营，因为有很多波兰人被送到那儿做苦役。她还听别人说，那儿没有那么残酷，条件也相对好一些。但随着奥斯威辛越来越近，这一切似乎都无法摆脱了。苏菲被这一发现压得喘不过气来。她成了抵抗组织的牺牲品。她不停地对自己说，我不属于这里，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如果不是因为运气不好，以致和抵抗组织成员们同时关在一所监狱的话(她突然因自己与汪娜同住也产生一种运气不好的想法，尽管她从未为他们出过一点力)，也许她会因为私买猪肉而被判重刑，但不会因颠覆罪而被判无期徒刑，也不会被送往那邪恶的地方。但她发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她根本就没有被判定犯有任何罪过，只是忘了审讯她。她被遗忘了，就这样莫明其妙地很偶然地与抵抗组织成员们关在一起，成了他们的一个牺牲品。与其说她是典型的报复性审判的牺牲品，倒不如说是一种普遍的暴戾，对完全统治和压迫的一种狂暴的贪欲的牺牲品。只要纳粹在抵抗组织身上取得微小的胜利，这种贪欲便会强烈地抓住他们的心。这次也是如此。这种贪欲使他们将迫害的欲望延伸到这次被围捕的几百个无辜的波兰人身上。 第118节 调换位置 这次旅行中有几件事令苏菲记忆犹新。恶臭，空气浑浊，不停地来回调换位置——站起，坐下，再站起，坐下。有一次急刹车时，一个包裹掉下来砸在她的头上，没伤着什么，也不怎么疼，只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外面春天的阳光已经不见，天色暗下来，下起了毛毛小雨；透过雨雾，可以看见被去年的冬雪压弯了的腰或折断的白桦树。到处是盛开的连翘，绿色的田野延绵起伏，在远处与云杉、落叶松林融合为一体。一会儿太阳又出来了。吉恩一直坐在她腿上，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书：德文版的《瑞士的罗宾逊一家》，波兰版本的《白齿》和《彭罗德和山姆》。伊娃拿着她的两件宝贝：装在盒里的长笛，独眼独耳绒毛玩具熊。从婴儿时起，那只熊就一直陪伴着她。她拒绝把这两件宝贝放进包裹，而是紧紧抓住它们，仿佛谁会夺走似的。 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此时车厢里弥漫着一股呕吐的酸臭味。挨着他们的人有：两个十六岁左右吓得心惊肉跳的修女，一路哭着、睡着，醒来后便向圣母玛利亚祷告；维克多，一个黑发、情绪激动的年轻的家乡军战士，正在秘密策划反抗或逃跑，他不停地在纸上写着什么，传给在另一个包厢的汪娜；一个几乎吓疯了的老太太，一个劲儿地声称自己是韦尼亚乌斯基的侄女，声称她一直紧紧抱在怀里的那捆羊皮纸卷是此人著名的《波兰舞曲》手稿，声称她应该得到豁免。当维克多朝她吼道，说那羊皮纸不过是纳粹的手纸时，她像个女学生似的嚎啕大哭起来。饥饿开始向每一个人袭来，但没有一点吃的。另一个老妇人心脏病发作，倒在包厢外的过道里，她手里紧紧地抓着一个十字架，灰白的脸被周围人们的皮靴弄得污迹斑斑。苏菲透过车窗的缝隙又一次看见了夜色的克拉科夫，熟悉的站台，月光下的铁路广场，他们在那儿停了很久。银色的月光映出一幅不同寻常的画面：一个身着制服、背着闪光的来佛枪的德国士兵正在半明半暗的月光下手淫，他嬉笑着，向这群好奇的或者无动于衷的犯人们展示着。一个小时的睡眠，然后是早晨明晃晃的阳光。火车在雾霭中穿过威斯土拉。火车朝前行驶着。苏菲认出了两个小镇：斯卡威尼亚，扎托。伊娃开始哭泣，她饿极了。嘘，宝贝儿，别哭。在早上灿烂的阳光沐浴中，苏菲打了个盹儿，夹杂着了一个狂躁、揪心的梦：她身着长袍，头戴王冠，坐在一架钢琴前，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令人震惊的是，她飞起来了。飞呀飞，飞翔在音乐王国的天空中。眼睛终于睁开了。哐当一声，火车停了。奥斯威辛到了。 他们在车上等了大半天。车厢里的灯熄了，只剩下从窗户缝隙透进来的一丝灰白的光线。外面远远地传来乐队的演奏声。车厢里弥漫着触手可及的惊慌，像刀子一样深深地扎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人们在黑暗中焦虑地低语着，嘶哑的声音越来越高。那两个修女齐声恸哭起来，哀求着圣母。维克多大声嚷着让她们闭嘴。此时传来了汪娜的声音，要抵抗战士们和所有的人都保持安静，不要惊慌。这声音给苏菲增添了力量。 消息传来时，一定已是下午时分了。前面那节满载来自莫尔金尼亚犹太人的车厢传过来一张字条，维克多借着昏暗的光线大声读着。苏菲此时已吓得麻木了，只是使劲地把吉恩和伊娃搂在胸前。她马上就听明白了：所有的犹太人送进毒气室。苏菲也加入到修女们的祈祷中。正当她们祈祷时，伊娃开始大声哭起来。在整个旅程中，孩子们都很坚强，可此时小女孩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她痛苦地哭叫着，苏菲想方设法想让她安静下来却无济于事；有一阵子，孩子的尖利哭声比犹太人的死讯更令她恐惧。但不久伊娃不再哭泣。奇怪的是，是吉恩帮了她。他有办法让妹妹安静下来。他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语言，然后拿出他的书，在昏暗的光线中读《彭罗德》，给她讲生活在美国小镇的那个小男孩的恶作剧，嘻嘻地笑着。他那尖细的女高音般的童音轻柔地抚慰着伊娃，困倦已极的小女孩在这声音中慢慢地睡着了。　　又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时间已近傍晚。终于又传来一张字条，写着：“a、k、第一节车厢。”显然，这只意味着一件事：和犹太人的命运一样，前面紧挨着的那节车厢里的几百名家乡军战士将被全部运往比克瑙的焚尸炉。苏菲把手放在腿上，直楞楞地盯着前方，准备着去死，心里感到无比恐惧，即将摆脱痛苦的念头也第一次浮上心头。韦尼亚乌斯基的老侄女已陷入昏迷状态，涎液从嘴角流出，《波兰舞曲》手稿乱七八糟地散落在车厢里。很久以后，苏菲整理这段回忆时，记不得自己当时是否也陷入到休克般的痴呆，因为紧接着出现在她记忆中的，是她和吉恩、伊娃来到明亮晃眼的倾斜的车站月台上，与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中尉医生面对面站着。 当时苏菲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她也再未见到过他。我之所以把他叫作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是因为它像任何一个党卫军医生都拥有的好名字——对苏菲来说，他不知来自何方，出现在她眼前，然后永远消失，但却在她的记忆里划下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痕迹。其一是他相对年轻，大约三十四五岁。其二是他那付冷漠然而相当英俊的面容。的确，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的外貌、声音和举止永远留在了苏菲的记忆里。他对苏菲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把你弄上我的床。[1]”这不过是一句乏味至极的无聊话。然而它从一个处于优越地位的人嘴里说出时，却显得那么冷酷无情。人们曾从一部b级片中看到过类似的场景。不过苏菲说，从一个医生和绅士(甚至可能是贵族)嘴里吐出的这句话显得极其丑恶，不过明显的醉意可以解释它的缘由。可苏菲为什么只看了一眼便认为他是个贵族呢？因为他的长相与一个容克[2]军官十分相似。那军官是她父亲的朋友，她十六岁那年在柏林度暑假时与他相识。和医生一术样，他也长着一付标准的日耳曼脸庞，薄薄的嘴唇，冷峻坚毅的神态。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对苏菲十分冷淡，粗鲁。尽管他的冷漠令她痛苦，然而她却忍不住被他的英俊相貌所吸引，被他丝绸般细腻而平静的表情所吸引。她记得她当时想：他长得真像戎装的莱斯丽•霍华德，或者说就是她的翻版。如果他是一个女人，我可能会迷上他的。她记得后来她一直很想他。可当时的情形是，下午五点钟，身着有些歪斜的党卫军制服的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站在火车站的水泥站台上，满嘴酒气，高贵地说出一句极端粗俗的话：“我要把你弄上我的床。” 苏菲没理会他，但当他说这话时，她的目光却碰上了一些毫无意义却又挥之不去的细节。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身上的另一个奇怪迹象从他那天令苏菲困惑的印象表层生动地浮现出来：这位党卫军中尉医生的紧身制服翻领上沾着饭粒，大约四五粒，还没全干，闪着像蛆一样的白色光泽。她昏头昏脑地又仔细瞟了一眼。这时她突然意识到月台上欢迎他们的乐队所奏的乐曲是阿根廷探戈舞曲《康巴斯塔》。由犯人组成的乐队将舞曲奏得杂乱无章而且跑了调，却强烈地刺激着她的神经，使她又一次陷入刚才在黑暗车厢中的悲伤和绝望之中。她刚才怎么想不起这曲子的名字了呢？啪——咚，啪——咚！　　“你是个波兰佬。”医生说，“你是共产党员吗？[1]” 苏菲一手搂住伊娃的肩膀，另一只手揽住吉恩的腰，一言不发。医生打了个酒嗝，更加严厉说：“我知道你是个波兰佬，但你是这些可恶的共产分子中的一员吗？”然后他晕晕乎乎地转向下一个人，似乎把苏菲忘了。 第119节 惊惶失措 为什么她不装聋作哑，“不会说德语”[2]？人山人海。如果她没有用德语来回答这句问话，他可能已经让他们三人过去了。但眼前的一切令她十分恐惧，而这恐惧又使她惊惶失措。虽然刚到这儿的犹太人一无所知，但她早已通过与汪娜以及抵抗组织的联系，知道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选择。在华沙时他们曾悄声议论过，但她以为这事不会发生在她身上，所以早把它忘了。可现在却发生在她和孩子们面前。就在此时此刻，面对着医生。那边，也就是运送莫尔金尼亚犹太人的那节棚车后面，就是比克瑙。医生把随意选出的人们送进那深不可测的恐怖的深渊。这现实令她恐惧到了极点。她无法缄默，大声说道：“我是波兰人！住在克拉科夫！我不是犹太人！我的孩子——他们也不是犹太人。[3]”她又加上一句：“他们都有纯洁的血统。他们说德语。”最后她又高声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医生转过身来。他的眉毛往上一挑，如痴如醉地看着苏菲，眼睛毫无笑意。他凑得很近，苏菲能闻到他身上的酒气——是大麦酿的烈性啤酒或黑麦威士忌酒的芳香。她不敢看他的眼睛。这时她才发现自己说错了话，也许是致命的错误。她把脸侧了一下，瞥见排成长龙般的犯人正在等候死神的挑选。她看见了伊娃的长笛老师扎沃斯基，他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医生冷漠的几乎察觉不出的一个点头把他排到了左边，到比克瑙。她回过头来，听见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说：“那么你不是共产分子。你是一个信徒。” “是的，长官，我信基督教。”多么愚蠢啊！从他的举动，他的目光中(这时他眼中流露出的是十分强烈的欲望)，她感觉到她所说的一切不仅不能帮助她，保护她，反而将她推向灾难的深渊。她心想：让我变成哑巴吧。 医生的脚步有些不稳。他的身子朝前倾了一下，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抽了抽鼻子。伊娃紧紧靠在苏菲腿上，开始哭起来。“那么你相信基督能救赎人类吗？”医生舌头有些硬，发音却相当清晰。然后他说了一句话，让人一时觉得困惑不解：“他不是说，‘把受苦受难的孩子送到我身边’吗？”他又回到她面前，迈着醉鬼的急促步伐。 苏菲吓得说不出话来，但却极力想回答。这时医生说：“你可以留下一个孩子。” “什么[1]？”苏菲说。 “你可以留下一个孩子，”他重复道，“另一个必须得走。你要留哪一个？” “你是说，我非得做出选择吗？” “你是波兰人，不是犹太人。这是给你的特权——一个选择。”　　她的思维一下子停止了，然后她感到双腿在发抖。“我不能选择！我不能选择！[2]”她不顾一切地尖叫起来。哦，她无法回忆她当时的叫声！受尽折磨的天使在地狱的烈焰中也不会发出如此凄厉的惨叫。“我不能选择！”她尖叫着。 医生意识到不能引起注意。“住嘴！”他命令道，“快点，选一个。选吧，妈的。要不然我把他们都送到那边去。快！” 她实在无法相信这一切。她不能相信她正跪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把她的孩子紧紧抓住，以至于她感觉到他们的身体和她的身体隔着衣服连在一起。她简直无法相信。医生的助手，那位瘦削憔悴的年轻的小队长也同样不相信。她发现自己令人费解地用哀求的眼神往上看着他。他显得非常震惊，满脸困惑，也瞪大眼睛回望着她，仿佛在说：我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别让我这样。”她低声哀求道，“我不能选择。” “那就把他们俩都带过去。”医生对助手说，“往左[1]。”　　她突然把伊娃从身边推开，从水泥地上跌跌撞撞撞地站起来。“把我的小女儿带走吧！ 与此同时，她听见伊娃细弱却尖利的哭声一下子响起来：“妈妈！” 第120节 模糊的印象 这时，那位助手轻柔地牵着伊娃的手，把她带到等待赴地狱之门的长龙阵里去了。苏菲一直想忘掉这个轻柔的却带来死亡的动作，却总也忘不掉。她也永远忘不掉那模糊的印象：那孩子不停地回头望着她，哀求着，但她的眼睛全给眼泪蒙住了，以致无法看清伊娃的表情。为此她一直心存感激，因为从她的内心深处，她明白自己无法承受这种痛苦。她最后瞥了一眼那渐渐远去的细小身影，几乎疯了。　　“她仍然带着她的熊和她的长笛，”苏菲最后这样说道，“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说出这些话来，无论用什么语言。” 我常常思索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说的这些暖昧不明的话。至少他是个自行其事的人，他对苏菲做的事显然不应该是党卫军的常规做法。那位年轻的党卫军小队长的困惑足以证明这一点。在遇见苏菲和她的孩子们之前，那位医生一定等了很长时间，一心希望能干出这件残忍的事。我觉得他最想干的，便是让苏菲或像她一类的人——脆弱的易受伤害的基督徒——承受痛苦，犯下完全不能原谅的罪孽。他一直渴望犯下这可怕的罪恶。在他那些机械般地执行任务的党卫军同事中，他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例外：如果他不是好人或坏人，至少他内心还潜伏着善与恶，他的这一举动是对纳粹的典型的宗教式反抗。 我为什么认为这与宗教有关？一方面，或许是因为苏菲关于忠诚的声明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但我宁愿用另一个插曲来解释，这是苏菲讲完这个故事后不久又补充的。她告诉我说，在到达奥斯威辛后的一段日子里，她一直处于十分震惊的状态之中，为那倾斜的月台上发生的事，也为吉恩消失在儿童营的背影。她几乎无法正常思维。但在她所在的营区中，两个设法躲过挑选的德国犹太女人的谈话引起了她的注意。从她们的描绘中，她得知她们说的正是把伊娃送进毒气室的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苏菲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个从柏林夏洛屯堡区来的女人说，她年轻时就认识这位医生。不过他在站台上没认出她来，而她对他也不十分熟悉，虽然他们曾是邻居。出于某种原因她只记得有关他的两件事(这也是苏菲一直无法忘掉的两件事)：英俊的相貌；以及他是一个虔诚的信教者。他一直坚持上教堂做礼拜，一度渴望成为一名牧师。但在他那贪图钱财的父亲的逼迫下，他学了医。　　苏菲对医生的其他回忆也说明他是个教徒，或至少是一个相信报应，一直在寻求赎罪，独自寻求新的信念的人。比如说酗酒——这只是一个象征。所有对纳粹的回忆都表明，党卫军军官(包括医生)几乎都像修道士一样严谨，自制，忠于职守。然而，屠宰场却激发了人们最原始的渴望。人们呆在焚尸炉的隔壁，大量地消耗酒精。这个血腥的工作大多是由招募来的人具体操作，他们被允许(的确也很需要)用酒精来麻醉自己。除了这项特殊的工作之外，党卫军的军官们像别处的军官一样，希望自己能保持一种高贵的举止，特别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为什么苏菲恰好遇上喝得醉熏熏的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他不仅面红耳赤，酒气熏天，而且邋里邋塌，衣领上沾着饭粒。对一个医生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心境。 我常常设想，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在他生命的危机时刻遇见了苏菲。他寻求灵魂拯救，可他的精神却像竹子似的劈裂，崩溃。或许人们只能通过他后来的生涯进行反思，但显然他不能像他的上司，党卫军头目鲁道夫•霍斯那样抛弃上帝，却对外宣称上帝仍在他心中。在如此令人恶心的环境中呆上几个月后，谁还能相信上帝呢？每天等着从欧洲各地开来的无休无止的列车，然后从成千上万的人群中选出健康者，把老弱病残送进焚尸炉。他知道他所效力的苦役营(也是杀人机器)是对上帝的嘲笑和否定。还有，他属于纳粹庞大机构中的最低层。所以在这样一个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可能继续保持他的信念，而早已用对现实的认识代替了上帝。他每天面对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对他们做出选择，所以当希姆莱“所有的犹太人勿需挑选一律解决”的命令下达时，他如释重负，再也不用日复一日地用那双眼睛做生与死的选择。他可以离开那恐怖的斜坡，倾心于他的医学研究。(这也许更令人难以置信，但在奥斯威辛庞大而复杂的机构中，确实允许一部分人从事一些真正的医学研究，同时也进行一些鲜为人知的医学实验。不过如果冯•聂蒙德医生敏感的话，他一定是会设法回避的。) 但希姆莱的命令很快就撤销了，因为ig公司和别的工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填充他们贪得无厌的胃；于是这位受尽折磨的医生只得又回到斜坡上，又开始挑选。不久，只有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但直到最后的命令下达之前，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人都必须经过挑选这一关。(偶尔也有例外，如从莫尔金尼亚运来的犹太人全部直接走向了死亡)。这新的恐惧像坚硬的钢刺扎着医生的灵魂，威胁着要撕碎他的理智。他开始酗酒，开始胡吃海塞，忘掉上帝，哦，我的上帝在哪里？ 他最终会找到答案的。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事实真相的揭露会让他见到希望的曙光。这些都与罪恶有关，或者说，与罪恶感的缺席有关。他自己会认识到，罪恶感的缺席与上帝的缺席不可分割地交融在一起。没有罪恶感！他在他曾参与的犯罪中承受着乏味枯燥和焦虑，甚至还有强烈的反感，但没有丝毫的罪恶感，也未想到他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送入地狱之门有违天意。一切都那么单调。他的所有恶行都是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罪恶感的真空中进行的，一切都是公事公办。他只在灵魂中呼唤上帝。 让他重新相信上帝不是异常简单吗？实际上，上帝是否存在一直令他迷惑，因而他用罪恶的行为来寻求答案。人类不是先犯下原罪，然后才走向光明的吗？ 于是，他怀着这种强烈的犯罪欲望拆散了苏菲和她的小女儿；同时又用他那残存的善良做出了一个宽宏大量的举动——给了苏菲选择的机会。毕竟他有权利把两个孩子都送向死亡。这就是我对四月一日愚人节黄昏的暮色中，当苏菲和孩子们出现在他面前，在那首变了调的探戈舞曲《康巴斯塔》一直不停的伴奏下，弗里兹•詹蒙德•冯•聂蒙德医生对苏菲所表现出来的反常行为的惟一解释。 第121节 百科知识 我这人总是忍不住在人前说教，天知道这么多年来我的家人与朋友为了听我那些又臭又长的废话吃了多大苦头，还为了不让我扫兴，尽量掩饰着哈欠，悄悄地张一下嘴，使劲把眼泪忍回去。但偶尔也会有这样一些时候，时间和听众都那么合适，这时我便尽显我往日的百科知识，就某一题目作最详尽的解说。在人们需要放松时，没有什么比这些毫无用处的例证与空洞乏味的统计数字更有用了。那天傍晚，我们漫步在华盛顿灯火辉煌的白宫外，朝着河佐阁餐馆走去时，我便使尽浑身解数，大谈花生来引起苏菲的兴趣。花生似乎成了我俩改变话题的最好题目。因为她已详详细细地谈了两个小时关于她自己的事。我再也想不出什么好谈的了。她也像不想再说什么。这时，花生却让我打破了这种尴尬，使笼罩在我们头上的沉闷空气消失殆尽。　　“花生其实不是坚果类，”我开始说道，“而是一种豆类植物。它是豆类的近亲，但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的壳是在地下生成的。花生是一年期植物。在美国主要有三种——弗吉尼亚大籽花生，蔓子和西班牙种花生。花生在生长期需要大量的阳光，而且生长周期长，所以大都适宜在南方种植。花生的主要产地依次是佐治亚，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阿尔巴马和德克萨斯等州。有一位叫乔治•华盛顿•卡默尔的天才的黑人科学家，将花生的用途扩大了许多，除了我们已知道的可食用外，还可用于化妆品，塑料，绝缘材料，炸药，某些药品及其他一些用途。花生是开花植物，植根于浅表土层。苏菲，我想我们的小农场可以连年种它，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会略有结余——我们会富裕起来的。我们再不会为一口面包去求阿尔福雷德或哈伯兄弟了。我想你应该简单地了解一下有关花生的知识，因为如果你真的成为农场女主人的话，你就得常常下地帮帮忙。至于说到具体的种植——花生的播种时间在最后一次霜冻后，间距3至10英寸，行距两英尺。播种后大约120到140天后开始长壳……” “你瞧，斯汀戈，我正在想一件事儿，”苏菲打断了我，“这件事很重要。” “什么？”我问。 “我不会开车，我根本不懂开车是怎么一回事。” “嗯？” “将来我们得住在农场。从你的话听来，那儿会很偏僻。我必须学会开车，对吧？我在波兰时从未学过——那儿有车的人很少，至少也要长大后才能开车。到这儿后，内森说他会教我，可他从未教过。我必须学会开车。” “这很容易，”我回答说，“我来教你。那儿已经有了一辆小型货车。再说，弗吉尼亚对驾驶执照放得很松。天哪——”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记得我十四岁生日时就拿到驾照了，而且是合法的！”　　“十四岁？”苏菲说。 “上帝，我那时才九十磅重，坐在驾驶室里几乎超不过方向盘。我记得那个警察审视着我的父亲说：‘这是你儿子还是个侏儒？’但我拿到驾照了。这就是南方。南方有一些事和北方不一样。比如说，在北方你绝对不可能这样年轻就拿到驾照，好像南方的人更老一样，也许应该说成熟得更早一些。这就像密西西比的一个笑话，是关于处女的定义，答案是：一个跑得比她父亲更快的十二岁女孩子。”我咯咯地自顾自地笑了起来。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说笑话。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急不可待的欲望，想马上回到南安普顿，开始下田耕作。这个想法与我想马上吃到河佐阁的蟹饼一样急切。我开始不假思索地唠叨起来，她刚才讲的那些事仍盘旋在心中，但我根本没有顾及她内心的感受。 “现在，”我用牧师训诫般的口吻说，“从你的话里我听出，你觉得你会与那地方格格不入，但这是不对的。刚开始时他们可能有些冷漠，你也会为你的口音和外国人身份感到烦恼，不过让我告诉你，苏菲亲爱的，一旦他们了解了你，南方人是美国最热情最大度的人民。他们不像大城市的街头恶棍或骗子那样可恶，奸诈，所以不用着急。当然，我们也需要调整一下自己。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想我们的婚礼得尽早举行——你知道，这样可以避免一些流言蜚语，而不是为了别的。所以我们到了以后，就去拜访一下左右邻居，可能要花上几天时间。我们还要开一张长长的购物单，然后开上卡车去里齐蒙德。我们会需要很多的东西。虽然家里已应有尽有，但还需要添置一些，就像我对你说过的，一台留声机和一大摞唱片。还有就是你的结婚礼服。你肯定想漂漂亮地出现在婚礼上，所以我们要在里齐蒙德好好逛逛商店。你在那儿不会找到巴黎那样的时髦女装店，但还是有一些很不错的商店……” “斯汀戈！”她厉声打断我，“求求你，求求你！别再说了！别再说什么结婚礼服一类的事。你觉得我现在箱子里的那件怎么样？嗯？！”她的声音一下子提得很高，气得直发颤。她从没这样对我发过火。 我们停下脚步。我转过身，看着她那隐没在凉爽夜晚色中的脸庞。她的眼里满是忧伤。我明白了，心中一阵刺痛：我一定说错了话。“什么？”我傻乎乎地问。 “结婚礼服，”她伤心地说，“内森在萨克斯为我买的礼物。我不需要任何结婚礼服了。难道你不明白吗……” 啊，是的，我懂了，我明白了。这太残酷了。这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距离。这距离像一条泛滥的河流将我们阻隔，使我无法真正走近她。我对她的梦想简直是痴心妄想，至少我永远无法与内森相提并论。内森，她完全被他迷住了，所以既然她带着那令她心碎的婚纱走了那么远，它对她仍然那么重要，让她触物生情。我突然意识到另外一个事实：我居然还在设想我们的婚礼和甜蜜的农场生活，而我的爱人——现在正满脸倦容，满眼伤痛地站在我面前，想着她爱得死去活来的那个人送给她的婚纱。上帝，我真蠢！我的舌头一下子僵住了。我努力想寻找合适的字眼，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越过苏菲的肩头，我看见正笼罩在十月薄薄的夜雾里的乔治•华盛顿纪念碑挺拔向上，像一把剑直刺天空。纪念碑的基脚上站满了人。我觉得浑身无力，心里乱糟糟的，似乎每一秒钟都把苏菲从我身边拉走一步。 第122节 逃避现实 当时，我们正在国会大街，她嘴里咕哝着什么，我没听清。她发出咝咝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猛地扑进我的怀里。“噢，斯汀戈，亲爱的。”她低语道，“请原谅我。我并不想对你高声叫喊，我仍然想与你一起回弗吉尼亚，真的。我们明天就走，好吗？只是你刚才提到结婚，我有太多……太多的不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你明白吗？” “是的，”我回答说。我当然明白，虽然迟了一些。我紧紧地抱住她：“当然，我明白，苏菲。” “那我们明天就去农场。”她说，紧紧地抱住我，“我们真的要去，就是不要再说结婚的事。求你了！” 这时，我发现我那小小的欣喜中掺杂着一些不太真实的东西。我的幻想中有逃避现实的成份。我一直固执地想象着我的世外桃源，那里没有嗡嗡直叫的绿头苍蝇，水泵不会坏，庄稼连年丰收，棉花地里工钱少得可怜的黑人从不抱怨，阴沟里水清如许不见猪粪。尽管我完全相信父亲的话，但亲爱的老“五棵树”可能是一个肮脏破烂的庄园，一个让人受罪的地方。这对苏菲是个陷阱，换句话说，把她引诱到那块坑坑洼洼的花生地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但我把这些统统从脑袋中赶跑，不愿考虑。我们现在有更麻烦的事。 可怕的是，我们俩短暂的好心情完全变成泡沫消失了。当我们重新沿着大街散步时，苏菲身上的忧郁几乎触手可及，就像隐藏在傍晚雾中潮湿的手，绝望地伸出来又缩了回去。“哦，斯汀戈，我太想喝酒了。”她说。 整个傍晚的散步在沉默不语的气氛中完成。我不再向她指手划脚地介绍首都的景色。在我们开始散步时我一直充当导游，试图让她高兴起来，那时她也的确有些喜气洋洋的。但我很清楚，尽管她努力装出高兴的样子，但最终无法摆脱我们在旅馆房间里想宣泄的那种恐惧。其实我也不能。初秋的弥漫着薄雾的夜晚，置身于灯光闪烁的十四大街，但显然我们都没有心思领略这座城市的美景，也不能感受这里祥和的气氛。华盛顿突然变成美国的程式化的象征，像一个不真实的几何图形。我感受到与苏菲完全相同的波兰人的感受，血管里流淌着欧洲堕落的血。奥斯威辛也同样潜藏在我的灵魂中，一如在她的灵魂之中永驻。这就没完了吗？还有完没完？ 最后，我们在可以俯瞰月光下的波托马克河的一张桌边坐了下来。我又问起吉恩的事。苏菲喝下一大口威士忌，开心地说道：“我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斯汀戈。我估计你会问的，而我也希望这样，因为我自己不会主动提起这事。是的，你是对的。我自己常想，要是我知道吉恩怎样了，要是我能找到他，也许就不会每天如此伤心了。如果我找到吉恩，我可能——哦，可能会摆脱所有的恐惧和绝望。我一直强烈地感到这一点，而且这种愿望将伴我一生。只有吉恩能让我对这陌生、神秘而且还……还如此错误的生活说声再见。如果我能找到我的儿子，我想只有这个才能救我。 “这也许还能减轻我对伊娃的愧疚感。我知道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不应该再被这事纠缠。我知道这——哦，你会懂的——是不由自主的，但我总是带着这些记忆在无数个早晨醒来，和它生活在一起。我所做的这一切真让人受不了，受不了。 “有好多好多次，我都在想吉恩是不是活着。如果霍斯履行他的诺言，也许他还活着，就在德国的什么地方。但我想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肯定不可能再找到他。进入利波斯波恩计划的孩子们身份名字全换了，他们很快就变成了彻底的德国人——我根本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寻找，如果他真的还在的话。在瑞典难民营时，我日思夜想的只有这件事——赶快把身体养好，然后去德国，去找我的儿子。但那时，我遇见了一位波兰妇女，我记得她从基尔斯来，是我所见过的最悲哀的女人。她的孩子，一个小女孩，也失踪了，失踪在利波斯波恩计划中。在战后的好几个月里，她在全德国游荡，找呀找呀，始终没能找到她的女儿。她说没有谁能找回他们的孩子。她告诉我说，寻找的痛苦更甚于失去孩子的痛苦。她对我说，别找了，别找了。因为你一找，就会发现到处都是你的孩子，在那毁掉的城市，每条大街小巷，每个学校，每辆公共汽车和火车上，每个操场……在任何一个地方冲你招手，你惊喜地大叫着冲过去，可他不是你的孩子。于是，你的心碎了，一天碎几百次。最后，这比知道你的孩子死去更令人难受…… “但说实话，斯汀戈，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我想霍斯不会为我干那事。我想吉恩一直呆在集中营里，如果这样的话，我敢肯定他早已不在人世了。战争即将结束的那年冬天，在比克瑙，我病得很重，几乎快死了，所以对此事一无所知。后来我才听说，党卫军准备把儿童营剩下的几百个孩子全部解决掉，因为俄国人就要来了。大部分是波兰孩子；犹太孩子已经全死了。他们本想把孩子们弄到坑里活活烧死或枪杀，但后来决定采用一种不会留下明显痕迹的方法。于是在一个结冰的日子，他们把孩子们赶到了河里，让他们脱掉衣服浸进水中，好像让他们洗澡似的，然后命令他们穿上湿衣服，把他们赶回儿童营，站在营房前等着点名。他们就这样穿着湿衣服站在冰天雪地中。点名持续了很久很久，而孩子们就这样湿漉漉地一直站到天黑。那天所有的孩子都死了，死于严寒和肺炎，死得很快。我想吉恩一定也在他们中间……” “可我不知道，”苏菲最后说，一双泪水已干的眼睛盯着我，话语开始含糊不清。她仍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这似乎已成为她回忆中的止痛剂。“是知道孩子已经死了好呢，哪怕他死得很可怕；还是知道他还活着，但你再也看不见他了？我也搞不清楚。想想看，如果我选的是吉恩到……到左边去，而不是伊娃，又有什么不同呢？”她停了下来，透过夜色眺望着我们的目的地弗吉尼亚的方向。“什么也不会改变。”她说。苏菲说话时不喜欢做那些演员般的手势，但这时我第一次看见她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她用手指着胸口，比划着掀开一件看不见的衣服，好像要把她的心掏出来，让我看看它受的伤有多深。“只有这个改变了。它受伤了，已经变成了石头。” 我知道在动身去农场前我们最好能好好休息一下。我想方设法，讲了很多的笑话，才使自己从刚才的回忆中摆脱出来。我还在余下的用餐时间里让苏菲也稍稍高兴起来。我们喝酒，吃蟹饼，努力忘掉奥斯威辛。十点钟时，她又喝得烂醉如泥，而我也好不了多少，于是我们乘出租车回到旅馆。当我们到达议会旅馆，踏上污迹斑斑的大理石台阶，走进飘着烟草味的前厅时，苏菲已靠在我的肩头睡着了。我就这样扶着她摇摇晃晃地走进电梯回到房间，衣服也没脱便一头倒在床上睡熟了。我给她盖上一床毯子，把衣服脱掉，倒在她身边，一下子便睡死过去。开始我睡得像根木头，后来便做起梦来。教堂的钟响了，在我的梦中断断续续地发出粗劣合金般的声音，成为我那汹涌的色情梦境中恶魔般的叫声。罪恶的声音。醉熏熏的恩特维斯特尔牧师躺在并非他妻子的女人身旁，在不法不安的梦境中辗转反侧。咚！咚！一连串可怕的钟声。 事实上，我确信由于我残留的加尔文教信仰和乔装的牧师身份，还有那该死的教堂钟声，使我在被苏菲唤醒时如此畏缩。那大约是在半夜两点左右。在我的一生中，一定是那一时刻使我所有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因为在朦胧的夜色中，我感觉到，同时用我那双睡眼惺松的眼睛看到苏菲赤裸着全身，正温柔地舔着我的耳垂。她的手抚摸着我的阴茎。我是醒着还是在梦里？或许只是梦的幻影。如果这还不够醉人的话，这个梦马上消融在她的低语里：“哦——快，斯汀戈，亲爱的，我想要你。”这时我感觉她把我的内裤脱掉了。 第123节 最美妙的吮女 我开始如饥似渴地亲吻苏菲，她回应着，很长时间我们就这么吻着(或者说这就是我所干的全部。尽管她十分熟练、老道地刺激着我)。可无论是它持续的时间，还是对我产生的心理作用，都没能改变我的功能失常。有一刻我想，如果它再不勃起，我就去自杀。但它在她的手指间仍然像个柔软的蛔虫。她从我的肚皮上滑下去，开始用嘴吸吮。记得有一次，她说起内森时向我承认说，她很喜欢他称她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吮女”，也许他是对的；我永远忘不了她是如何急切而又自然地向我证明她的欲望和陶醉。她跪在我的两腿之间，用嘴衔住我那个不再那么畏缩的小东西。我感觉到它们十分圆润地结合在一起，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我像触电似的从头发一直麻到脚趾头。“哦，斯汀戈，”她停下来喘了口气，“不要那么快，亲爱的。”我真想躺在那儿，就让她这样吸吮，直到永远。 接下来便是那些著名的体位。我们没有做完手册上所说的二十八种，但除了标准体位之外，我们用了四五种。有一次，苏菲从浴室回来，她在那里放了些酒，把灯打开，我们便在柔和的灯光下做爱；我很高兴地发现“上位”姿势确实如爱利斯医生所宣称的那样令人愉快，而且并不完全因为它的人体解剖学上的优点(当然这点也很不错。我可以从下面用手捧住苏菲的乳房，挤压它，或抚摸她的臂部)，而是因为它的视觉优势，它能让我看清那张宽颧骨的斯拉夫脸庞悬在我的上面，她的眼睛闭着，表情十分美丽、柔情，完全沉浸在她的激情中；我不得不把眼光移开。“我简直无法停下来。”我听见她喃喃地说；我知道她确实如此。我们静静地躺了一会儿，肩并着肩，但只有一会，苏菲一言不发地又开始了，好像要让我实现所有的梦想。她跪在庆上，我从她后面进入她的身体，闭上眼睛，突然想到对“快乐”，“满足”，“欣喜若狂”，甚至“上帝”有重新下定义的必要。有好几次我们停下来，等苏菲去喝些酒，同时也给我灌上几口威士忌。那美酒更让我们如入仙境……她的声音灌进我的耳朵，说着我不懂却明白的波兰语。她在叫我加快，赛跑似的进行最后的冲刺。不知为什么我们会在坚硬的地板上做爱？看来是某个不明确的愚蠢原因。为什么，看在上帝的份上？然后突然明白了，两具赤裸的身体出现在浴室门上的镜子里，像一幅美丽的色情画。最后，是一个无声的疯狂的如痴如醉的挣扎，没有波兰语，没有英语，没有任何语言，只有呼吸声。我在她的身体内窒息了一分钟又一分钟，然后终于一阵痉挛，在一声大叫中崩溃。我眼前一片空白，慢慢地瘫软下来。然后，我睡着了——不仅仅是睡眠的睡着了。 我醒来时，太阳已照到我的脸上。我伸手去摸苏菲的手臂、头发、乳房什么的，恩特维斯特尔牧师准备再性交一次。这个早晨懒散困倦的摸索，成了巴甫洛夫式的条件反射，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都在早晨本能地伸出手去摸索。可是苏菲不在，不见了！她不见了，在与我发生我有生以来最亲近的肉体交往之后(也许我该说是惟一的一次)，不见了，可刚才发生的一切似乎还能摸得到，感觉得出。我迷迷糊糊地感觉到她的气味，空气中仍残留着她生殖器的味道，仍然挑动着我的情欲。我瞟了一眼乱成一堆的被单，不敢相信在经过了这么一场疯狂的交欢以后，我那东西居然还能挺立，接着我一下子惊慌失措，从镜子中瞟了一眼，才发现苏菲也不在浴室里。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头剧烈地疼痛。我慌乱地穿着裤子，心里被一种惊慌，或更准确地说，被恐惧攫住。外面钟声又敲响了，我数了一下——已经中午了！我冲着那台老朽的电话机叫喊了半天，没有任何反应。我只穿了一半的衣服，一边满是不祥之兆诅咒着自己，一边飞奔出门，从消防楼梯一直跑到前厅，只见那个黑人男孩正用抹布擦着沾满污垢的椅子和痰盂。那个老头坐在桌子后面打瞌睡，一看见我便来了精神，准备把最坏的消息告诉我。 “她很早就下来了，牧师。”他说，“她很早就把我叫醒了。”他看了一眼男孩，“是几点来着，杰克逊？” “差不多六点。” “对，六点左右，天刚亮，她好像又喝得大醉，牧师。”他停了下来，好像有些歉意，“我是说，唔，我想她一定喝了不少啤酒，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酒味儿。她在这儿打了个电话，是打给布鲁克林的长途。我不自觉地听到了几句。她对一个人说着话——我想，是个男人。她开始哭起来，告诉他她马上就离开这儿。她不停地叫他的名字——她真的很难过，牧师。马森还是杰森，好像是这一类名字。” “内森，”我说，听见自己的声音被哽住了。“内森！哦，上帝……” 同情和关心在那老登记员眼中流露出来。对我来说，这是南方式的古老情感。“是的，内森。我当时不知该做些什么，牧师。”他解释说，“她上楼去了，然后拿着她的箱子下来。杰克逊把她送到火车站。她看起来很难过。我想到了你，不知该说什么……我想打电话叫你的，但时间太早了；再说，我不想插进去。我是说，这不是我的事。” “哦，天哪，天哪！”我不停地念叨着，没有注意老头儿脸上疑惑的表情。作为华盛顿第二浸理教会的教徒，他一定想不到我——一个牧师会使用如此亵渎神灵的语言。 第124节 冰凉的雕花 杰克逊把我扶上那台老掉牙的电梯。我靠在冰凉的雕花铁栏杆上，昏昏沉沉地闭上眼睛，无法相信更不能接受所发生的一切。我想，等我回到房间时，苏菲肯定躺在床上等着我，金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着光，灵巧、漂亮的手伸展着，催促着我重新开始…… 但事实并非如此。浴室镜子上贴着一张字条，是苏菲用铅笔写给我的，字迹潦草，语法蹩脚，有明显的德语痕迹，这是她多年前在克拉科夫时她父亲教她的。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她父亲对她的生活有多深的影响，就像她思想意识中永不磨灭的标志性建筑。 我最亲爱的斯汀戈，你是如此好的爱人，我不想离开你，请原谅我没有与你告别，但我必须回到内森身边。相信我，你一定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女孩，与你在农场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十分喜欢你——你一定不要以为我很冷酷，但当我醒来时，我感觉糟透了。我想到了内森，心里愧疚极了，一心想死，就像冰块在我的血管里流淌。所以我必须重新和内森相聚。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但请一定相信我，认识你对我意味着许多。你是个了不起的情人，斯汀戈，我觉得很不好，我必须走了。请原谅我糟糕的英语。我爱内森，但现在我仇恨生活和上帝。去他妈的上帝和他的造化。去他妈的生命，和爱。 苏菲没法知道那个星期六苏菲回到布鲁克林后，她和内森之间发生了什么，因为她曾把去年秋天在康涅狄格那个可怕的周末发生的事情详细地告诉过我。也许我是惟一知道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发生在那个房间里的故事的人，但那也只能是猜测，他们没有留下任何临终遗言。 大多数无法言喻的事情一定包含着一系列令人头痛的“假设”，这使得这件事更令人痛心。回想一下吧，也许应该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整件事情的发生。(虽然我并不认为真的可以阻止)。最重要的是，这些假设把莫里斯•芬克卷了进去，而他也竭尽全力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要聪明。没人知道当我和苏菲逃跑三十六小时后她独自返回粉红宫的确切时间，但奇怪的是，一直不眨眼地长时间盯着进出这栋房子的芬克，居然没有注意到内森在某个时候也回来了，并且躲进了苏菲的房间。他后来断定地说，他根本没有看见内森，而我也找不到任何理由怀疑他，就像我不怀疑他没看见苏菲什么时候回来的一样。如果火车和地铁都正点的话，她应该在离开华盛顿的那天中午回到粉红宫。 我在这件事上之所以将芬克看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劳瑞委托这位看门人，只要一看见内森走进这所房子就立即给他打电话。他已从多伦多返回，并马上赶到弗兰特布西与莫里斯和耶塔•齐墨尔曼交谈过。我也同样嘱咐过芬克，而且劳瑞还给了莫里斯一笔可观的小费。但无疑内森(无论出自何种目的和心态)趁他没看门或睡着时溜了进来，而随后苏菲也在他没注意的时候进去了。还有，我怀疑苏菲给内森打电话时，莫里斯正在床上。如果芬克早一点与劳瑞联络，他一定能在几分钟内赶到；他是这世上惟一能与他那疯弟弟打交道的人。我相信如果他能赶到，这个故事的结局将大不一样。或许好不了多少，但肯定会不同。 在那个星期六，炎热的印度洋季风从东海岸登陆，使天气异常炎热，甚至给人们一种冬天不会来临的荒唐感觉。那天下午我在华盛顿时也有同样的感觉(虽然我的心思并不在天气上)，我想莫里斯•芬克在粉红宫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他后来说，他十分惊讶地听到从楼上传来的音乐声，意识到苏菲在她的房间里。那时大约两点钟。他对她和内森常常放的这首乐曲一窍不通，只断定那是一部“经典”作品。他曾对我说，虽然这音乐很“深奥”，他理解不了，但他发觉它比收音机以及其他房客的电唱机里放的那些流行曲子美妙多了。 不管怎么说，发现苏菲回来了，他很吃惊——不，目瞪口呆；他马上想到了内森，而且觉得有必要给劳瑞打电话。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内森也回来了，于是他犹豫，怕让劳瑞虚惊一场。他现在怕内森怕得要命，(两天前的那个晚上，内森在电话里对我开枪时，他离我很近，看见我吓得往后一缩。)他迫不及待地想求助于警察——当然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寻求保护。自从内森最后那次发狂之后，他一直在这栋房子里蹑手蹑脚，为内森和苏菲的事极度紧张不安，没有安全感，以至于差点放弃当看门人换来的半价房租，并告诉齐墨尔曼夫人说，他准备搬到远在罗克维的姐姐家去。他确信内森是个真正的恶魔，疯子。但劳瑞说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叫警察，于是莫里斯在前厅门口等着，感受着夏日湿热的空气，听着那深奥难懂却祥和平静的音乐从楼上飘下来。 这时他惊讶地发现楼上的门慢慢打开了，苏菲出现在门口。看上去她没有什么异常之处，只是有些疲倦，眼睛周围有一圈黑晕，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快、不安或任何“消极”的情绪，总之没有在经过两天前的那场风暴后应有的任何情绪。相反，当她站在那儿用一只手抚弄着门把手时，脸上还闪现出一丝柔和喜悦的神情，仿佛想要笑出来似的；她的嘴唇张开着，牙齿在下午的阳光中闪闪发光，接着他看见她用舌头舔了一下上唇，像在说什么。莫里斯意识到她看见他了。他的心脏微微地收缩了一下。他对苏菲倾慕已久；她的美丽至今令他心动而痛苦，无时无刻不折磨他。她肯定应该比那个恶魔内森过得好些。　　但此刻他却为她的衣着所震惊。以他那完全外行的眼光来看，她穿的显然是过时服装，但看上去却异常可爱：一件白色外套，里面衬着酒红色的衬衣，脖子上系着一条丝巾，额上斜扣着一顶贝雷帽。这身装束使她看起来像一个早期的电影明星——克拉拉•鲍，费伊•蕾，克洛尼亚•斯旺森，等等。他以前见过她这身装束吗？和内森一起？他想不起来了。莫里斯更糊涂了，不仅因为她的外表，还因为她出现在那儿。在两天前的晚上，她带着行李匆匆离开，惊惶失措地跟在……这又是疑惑之处。“斯汀戈在哪儿？”他正想友好地问一问。但还没来得及张口，她已几步来到楼梯口，俯身对他说：“莫里斯，可以帮我买一瓶威士忌吗？”她扔下一张五美元的钞票，他忙伸手接住。　　他走了五个街区，到弗兰特布西大街买了一瓶卡斯特尔威士忌，回来时天气又闷又热。他在公园边逗留了一会儿。检阅场上一群男孩子们在踢足球，嬉戏。连续几天没有下雨，到处尘土飞扬，公园里的草坪也干枯了。莫里斯马上被他们吸引住了。他回忆说，他起码在那儿呆了十五至二十分钟，完全忘了他出来干嘛，直到几百码远苏菲的窗口传出的“经典”音乐才将他唤醒。那乐声变得异常响亮，仿佛全是号角声。他想起了他的使命，苏菲还在等他呢。他赶紧一路小跑往回赶，在卡顿大街差点撞上一辆卡车。当他走近房子时，音乐声更大了。他想他或许可以尽量委婉地提醒她放低音量，但他又想，现在是白天，而且是星期六，别的房客又都不在，不会有什么妨碍的，让它去吧。 他敲了敲苏菲的门，没有反应；他又使劲敲了敲，还是无人应答。他把酒瓶放在门边的地板上，然后下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在那儿欣赏自己收集的火花。莫里斯是个收藏迷；他的房间放满了各种各样的软饮料瓶盖。大约半小时后，他决定像往常那样小睡一会儿。等他醒来时，已经是下午四五点了，音乐声已经停止。他说他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的理解力似乎因闷热而变得有些迟钝，就像这即将沸腾的粉红宫在没有一丝风的空气中停滞不动。他热得浑身大汗。房子里突然变得异常安静。公园远处的天际线上，炽热的阳光迅速移动，西边传来沉闷的雷声。在静悄悄的开始变暗的房里，他又来到楼上，那瓶威士忌还在门口放着。莫里斯又敲了一阵门。年久失修的门扇轻轻动了一下，露出一条缝，但门是从里面闩上的；透过门缝可以看见插得死死的门闩，于是他知道苏菲没有离开房间。他叫了两三声她的名字，仍然没人答应，四周一片寂静，他的困惑渐渐变成焦虑。他朝里窥视着，发现房间里没有亮灯，这时天已全黑了。于是他决定给劳瑞打个电话。医生在一个小时内赶到了，他们一起把门撞开…… 第125节 嫉妒刺痛 与此同时，我在华盛顿的另一间小房间里热得发昏。我做出一个对事态的发展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的决定。苏菲先于我六小时离开了华盛顿；即使这样，如果我不耽误时间马上尾随而去，或许能够及时赶回布鲁克林，扭转事态的发展方向。但我恼怒，痛苦，出于某些我至今仍不完全明白的原因，我决定独自一人回南安普顿。我想我的决定里一定有“恼羞成怒”的成份：为她的背信变节而气恼，同时被嫉妒刺痛得发狂，以至我得出一个痛苦的结论，她只会照料那个傻瓜——内森，那个疯子！我已尽了全力。让她回到她那个犹太疯子情人，那个狗杂种身边去吧。于是我清点了一下已大大缩水的钱包(很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仍然依赖内森的馈赠维持生活)，带着强烈的反犹情绪从旅馆结账退房，冒着酷热，步履艰难地走了好几个街区来到汽车站，买了一张去弗吉尼亚弗兰克林的长途汽车票。我决心忘掉苏菲。　　这时已是下午一点。我没有意识到这点，深深地陷入危机之中。恶毒的背叛，巨大的失望，深深地刺痛了我，使我的身体像患了跳舞症似的，手脚颤栗不已；还有，宿醉像酷刑似的袭遍全身。当汽车轰鸣着驶过拥塞的阿林顿大街时，我浑身剧烈颤抖，心情十分沉重，这多半与苏菲给我灌下的威士忌有关。我从没见过自己的手指无法控制地剧烈颤抖，以致连烟都点不着。再加上那噩梦般的一幕，我沮丧到了极点。阴沉的郊外，高墙环围的监狱，流淌着粘乎乎污水的宽阔的波托马克河。我小的时候(离现在并不太久)，华盛顿特区的南郊还是一片田园风光。我的上帝，看看现在！我忘了我的家乡已经历了一场磨难，被战利品充斥得满满当当的，费尔伐克斯县污秽肮脏的城市形象像脑中的幻觉一样一闪而过，钢筋混凝土到处都是。仅仅在一天前，我还以为我永远不会再看见它们。这一切都是北方佬蔓延到我亲爱的家乡的恶性肿瘤吗？往南方走肯定会好一些；但此时我却不得不把头轻轻靠在椅背上，在疲惫、恐惧和痛苦中备受煎熬。以前我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　　司机高叫一声：“亚历山大。”我知道我必须下车了。我心里琢磨着，如果这些地方医院里的实习医生看见一个皮包骨头，穿着皱巴巴的条纹西服，神情恍惚的幽灵要求穿上紧身衣，会怎么想？(难道就是在那时，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我不可能生活在南方？我想是的，但迄今为止我仍无法确定。)　　但我总算控制住了自己，把脑子里的妖魔鬼怪统统赶跑了。在搭乘了一连串的交通工具(包括一次出租车，这差点让我经济崩溃)之后，我终于及时赶回联邦火车站，乘上三点钟开到纽约的火车。直到我坐在闷热的车厢里，我才让自己想苏菲。仁慈的上帝啊，我倾慕的波兰姑娘正在奔向死亡！我突然发现，我之所以在未能完成的弗吉尼亚之行中将苏菲从脑子中完全赶跑，只是因为潜意识阻止我预见或接受这一预感：可怕的事即将发生在苏菲和内森身上，而我迫不及待地赶回布鲁克林也无法挽回他们的命运。并非因为我有先见之明，而是我故意视而不见，或是装傻，或两者都有。她最后的字条没有流露出什么吗？上面再明白不过了，六岁的孩子也能体会它的含义。是我的疏忽吗？我为什么不紧随她而去，而是乘上那辆愚蠢的公共汽车去穿越波托马克河。我痛苦得无法言喻。我对她的内疚一如她对她孩子的内疚。我本可以不让她走上死亡之路的，可我却没有这样做，这与内森亲手杀死她有什么不同？我痛苦不堪，内疚万分。我对自己说：上帝啊，电话在哪儿？我要抢先警告莫里斯•芬克或劳瑞。但这时，火车启动了，我明白我无法再与谁联系，一直得等到…… 于是我陷入一种短暂却相当强烈的稀奇古怪的宗教情感中。《圣经》早已成了我许多年来四处巡游的一部分行装，我把它与《时代》杂志还有《华盛顿邮报》一起随身携带着。当然，它还得充当恩特维斯特尔牧师的必备之物。我从来不是一个信神的人，《圣经》对我的意义主要在文学方面。它提供想象，隐喻，为我小说中的人物提供大量画龙点睛的引语。我自诩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不信神，不受宗教的束缚，即使在遭受巨大痛苦时，也敢于质疑诸如神和上帝之类虚无缥缈的脊椎动物。但我坐在列车上，孤独，无以形容、无法排遣的虚弱和恐惧，我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垮了，《时代》和《邮报》也不能为我排解苦闷。一个奶油色肌肤高大肥胖的女人挤在我身边的座位上，一下子把这地方弄得满是香味。我们正朝北驶去，刚离开哥伦比亚特区。我转头看看她，因为我感觉她正盯着我。她用那双柔和，充满关切的圆圆的棕色眼睛打量着我，微笑着，喘了口气，神色间充满我渴望已久的母爱的慈祥。“孩子，”她说，充满信任和鼓舞，“这是惟一的好书。就是你手上拿的这本。”彼此的信任就这样建立起来。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从旅行袋中拿出她自己的《圣经》，坐在座位上愉快地看了起来，湿润的嘴唇不时发出咂咂声。“相信他的话！”她提醒我说，“你就会得到拯救——这就是圣书和主的真理。阿门。”　　我回答说：“阿门。”我打开《圣经》，一页不差地翻到最中间的一页。少年时代在教会学校的课本中学过的那首《赞美诗》就印在这一页上。“阿门。”我又说了一遍。“像糜鹿渴望清泉，我的灵魂向往着您，啊上帝……”突然我觉得我必须躲开所有人的眼睛。我歪歪倒倒地走进盥洗间，锁上门，坐在马桶上，飞快地在笔记本上划下一些有如天启般的语句。这些语句涌出我混乱的意识时我并不真正明白：这是一个即将消逝在这世界上最遥远最恐怖的孤岛的罪人的最后忏悔，他匆忙写就放进瓶中，任其在黑暗的永恒的海底飘浮。“你为什么哭了，孩子？”当我回到那妇人身边时，她问，“是谁伤害了你？”我无言以答。但她马上提了一个建议，于是不久后，我便和她一起朗读起来。我们把声音提得很高，协调而悲伤的挽歌压过了火车的哐当声。“《赞美诗》第八十八，”我建议道。她回答说：“一首很不错的赞美诗！”“啊上帝我的救主，我日日夜夜呼唤着你，让我的灵魂来到您身边……”我们高声读着。读完了威名顿，切斯特，翻到了基督和以塞亚。过了一会儿，我们试着读《登山训众》，但它对我一点不起作用；希伯来老奶奶的悲歌更加深了我的悲哀，于是我们又回到《约伯纪》。最后，我抬眼看看窗外，天已黑了下来，我已喜欢上(如果不能算爱的话)的这位黝黑的女布道者在纽阿克下了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预言道。 从外面看上去，那天晚上的粉红宫就像我看了不下一百遍的粗制滥造的侦探片的外景地。直到今天，我仍能清楚地记得我从人行道上走过去时的那种认命的感觉——我不愿感到惊讶。一切都如我的预料：救护车，消防车，闪着红灯的警车，等等——一大堆车聚集在那里，仿佛这所破旧不堪的房屋遭遇了一场大屠杀，而不仅仅是两个年轻人自愿而严肃地在此了却一生，永远睡去。一盏雪亮的探照灯把这里照得如同白昼，周围用路障围了起来，竖起“禁止穿越”的警示牌。到处是嚼口香糖的警察。我和其中一名警察，一个丑陋暴躁的爱尔兰人吵了起来，告诉他我应该获准进入。但如果不是劳瑞，我可能要在外面呆上好几个钟头。他看见了我，对那一脸肥肉的家伙说了几句什么，我才得以进去，穿过过道，经过我自己的房间。我房间的门半开着，耶塔•齐墨尔曼正半躺半坐地蜷在一张椅子上，神色恍惚地用依地语咕哝着什么；那张幽默亲切的宽脸此时没有一点血色，显然惊吓过度。一个护士在她身边摆弄着注射器。劳瑞一言不发地把我带到楼上，经过一群满脸肃穆的警察、记者和两三个随着准备对任何一个活动物体举起闪光灯的摄影记者。整栋房屋弥漫着浓烈的烟雾，有一瞬间我还错以为这里失火了。在苏菲的房间门口，莫里斯•芬克正用发抖的声音向一名侦探模样的人诉说着什么，他的脸色甚至比耶塔还要苍白。我等了很久才和莫里斯说上话。他把那天下午的一些事，还有音乐的事告诉我。最后我终于来到苏菲的房间。在那扇被撞破的门后，一片温馨的珊瑚红色出现在眼前。 第126节 大钱的赌徒 我在昏暗的光线中眨着眼睛，然后慢慢看清苏菲和内森躺在铺着鲜艳的杏黄色床单的床上。他们身穿很久之前我第一次碰见他俩的那个周日的衣着——她穿着那套活泼的旧式服装，他则穿着那件宽条纹，艳丽俗气，有着时代错误的灰色法兰绒衣服，看起来像一个赢了大钱的赌徒。虽然衣着如此，可他们躺在彼此的怀里，拥在一起，显得异常安宁，就像两个相亲相爱的人穿戴整齐后，正在像以往那样去午后散步，但突然一时冲动决定躺下休息，或者亲吻，做爱，或仅仅是说说悄悄话，便一下子僵住了，将这温柔的拥抱永远延续下去。　　“如果我是你，就不去看他们的脸。”劳瑞说道。他顿了顿，又说：“不过，他们并不痛苦，服的是氰化物，只须几秒种。”　　我感到膝盖发软，差点跌倒，劳瑞一把抓住我。我赶紧站好，想走进门去。　　“医生，他是谁？”一个警察问，一边走过来拦住我的去路。 “家庭成员。”劳瑞说，他说的是真话，“让他进去。” 房间里没任何变化，没少什么也没多什么，只有他俩躺在床上。我不忍心去看他们。我的眼光尽量避开他们，朝那台留声机走去。它已经关上，我看见那天下午苏菲和内森放过的那摞唱片，蒲塞尔的《小号琴》，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田园交响曲》，格鲁克《奥菲欧》中的悲悼欧里狄塞——这些是我从唱机上取下来的十多张唱片中的几张，其中两首乐曲的标题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知道它们对苏菲和内森也有着同样的意义。一张是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他的最后一首曲子。我和苏菲在一起时，她曾无数次地放这首曲子，每次她都躺在床上，一只手掩住眼睛，听着那缓慢、甜美而忧伤的旋律弥漫整个房间。莫扎特写这首曲子时已不久于人世；这是否就是(我记得她也曾十分困惑)这首乐曲充满近乎快乐的认命和解脱的原因？她说，如果她有幸成为一名钢琴家的话，这将是她要牢记在心的第一首曲子，她将感受这“永恒”的声音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那时我一点不了解苏菲的过去，也不懂她说的这些。当时她停了一下，又说：每当听到这乐声，她总会想些在黄昏中玩耍的孩子们，落日的余晖将草坪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 另一支是苏菲和内森整个夏天都在听的曲子。我不想过多谈及它，因为苏菲和内森都已不在了。这张唱片正好放在唱盘的上面。我取下它，忍不住想，在他们最后的极度痛苦或极乐，或无论什么类似的词儿吧，总之在他们临终之前，他们听到的最后声音是耶稣，是人类追求快乐的旋律。 这时，两个身着制服的殡葬人员拿着塑料袋走了进来…… 我想，这最后的内容，可以称为“征服悲伤的研究”。 我们把苏菲和内森葬在一起，让他们并排永远躺在拿骚县的公墓中。这事办得比想象的更容易一些。因为我们曾担心过，这毕竟是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天主教徒的“自杀契约”(《每日新闻》第三版的报导是这样说的)，一对未婚的恋人，悲剧的男主角精神异常，等等。这在1947年是十恶不赦之罪。你可以想象把他们合葬会招致多大的压力。但葬礼得以顺利进行(劳瑞安排了一切)，因为必须遵从的宗教禁令并没有多少。内森和劳瑞的父母是正统的犹太人，但母亲已经去世，而父亲也八十高龄，早已老朽昏庸，再加上(为什么我们不能正视这一点呢？)除了内森，苏菲没有比内森更亲近的人。考虑到这些理由，劳瑞决定在第二天(也就是周一)举行葬礼。劳瑞和内森都已好多年没有进过犹太教堂。当劳瑞询问我的意见时，我认为苏菲不会想要牧师或其他神职人员来为她行宗教仪式。也许这是渎神的假设，会导致苏菲下地狱的，但我当时相信(现在仍然如此)我是对的。在来世，苏菲一定能承受任何地狱的磨练。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设于城郊的沃尔特•b•库克殡仪馆尽可能地举行了一个文明、正派的葬礼(至少对外界来说如此)。我们只在那个牧师身上遇到了一点麻烦，他简直就是个灾难。但我和劳瑞一起迎接来参加葬礼的人时并未意识到这点。吊唁者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最先到来的是兰道家的姐姐，她嫁给了一个外科医生，带着十多岁的儿子从圣•路易斯飞来。布莱克斯托克和斯莫尔•卡兹穿着十分昂贵的衣服，和曾与苏菲共过事的两位年轻妇女一同前来；他们都很伤心，鼻子都哭红了。耶塔•齐默尔曼和莫里斯•芬克一起来了，还有那肥胖的犹太法学博士莫伊斯，他本来是帮着搀扶耶塔的，可现在他一脸苍白，显然也需要别人的帮助。 内森和苏菲的一帮朋友也来了——曾被我称为“墨特•哈伯帮”的六七个布鲁克林大学的年轻职员和教师，其中包括墨特本人。他是个说话轻声细语，动作斯文的翩翩学者，我对他稍有了解，喜欢他，那天我和他在一起呆了一会儿。当时的气氛异常凝重，仿佛连呼吸都被禁止似的，我真切地意识到一种震惊与悲惨的痛苦。没有人提到音乐，这会儿说它似乎是一种讽刺，一种羞愧。当悼念者们迎着闪光灯走进门时，我听见管风琴奏起“圣母玛丽亚”。 我的胃很不争气，调节情绪的能力也很差。自从乘火车离开华盛顿后，我的眼睛几乎一分钟也没闭上过，所发生的一切让我无法入睡，只能用啤酒打发时间。在这期间我曾偷偷摸摸地在弗兰特布西的大街和酒吧里游荡，嘴里咕哝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同时狂饮啤酒，啤酒可以使我不至于完全醉倒。这使得我似醉非醉的坐在沃尔特•b•库克的这家商业性的殡仪馆的长凳上，听着德威特神甫对着苏菲和内森的遗体布道，经历着一种奇异的飘荡无着和疲惫不堪的感觉。这种感觉我以前从未体味过。在请德威特神甫主持葬礼仪式这件事上，劳瑞并没有错，他觉得应该有一个牧师一类的人，而犹太教士似乎不太合适，而基督教牧师又不会接受邀请，于是他的一个朋友，或者说朋友的朋友，推荐了德威特神父。他是个宇宙神教者，大约四十来岁，有着一张故作镇定的脸，金发白肤，头发仔细梳理过，一张很女性化的粉红色的灵活嘴唇。一件棕褐色的神职人员的衬衣裹在大肚子，外面套着同样颜色的长袍，一枚硕大的徽章在他的臀部上面闪着金光。 我禁不住一笑：“嘿！”在我周围的人群中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我从没有看见一个比我大得多的人佩戴这种徽章，特别是在校园之外的地方，这使我觉得这个让我一见就憎恶的人有些滑稽。内森如果在天有灵不知会如何咆哮。我无精打采地坐在墨特•哈伯身边，在昏暗的光线中闻着百合花的芳香。我敢说德威特神父比任何一个我所见过的人更能唤起我的杀人欲望。他用单调而沉闷的声音十分不敬地乞求神灵保佑林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森，戴尔•卡内基，斯宾诺莎，托马斯•爱迪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只有一次，他用一种极其冷漠的语气提到基督。我倒不介意这个。我从座位上渐渐往下滑，这些老生常谈唤起了我久违的睡眠。他的声音在迷迷糊糊中慢慢消失，我只隐约听到一些伤感的陈词滥调。这些迷失的孩子们。实利主义泛滥时代的牺牲品。普遍价值的沦丧。内心交流的无能！ “放你妈的狗屁！”我心想，随即意识到这话已不知不觉冒了出来，而且声音不小，因为我感觉到墨特•哈伯的手拍了拍我的大腿，轻声地“嘘！”了一声，同时伴着几许会心的微笑。我明白他和我想的一样。我一定在此时打起瞌睡来——人没有睡着，但神思恍惚，因为紧接下来的印象是两具棺材从我眼前经过的可怕景象“我想我要吐了。”我大声地说。 “嘘——嘘。”墨特说。 乘车去墓地前，我溜进附近一家酒吧买了一大盒啤酒。那时一夸脱装的啤酒只须三十五美分。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但似乎无人介意。等到达汉普斯德附近的墓地时，酒精已使我浑身僵硬。奇怪的是，苏菲和内森是这块新墓地最早的两个“居民”。在温暖的十月阳光下，那片巨大的绿草萋萋的墓地一直延伸到天边。当送葬队伍蜿延前行时，我担心地想，我最亲爱的两个人今后会不会受到高尔夫比赛的骚扰。有一瞬间这种迹象十分真实。我完全陷入一种喝醉酒后常会出现的幻觉：我看见一代又一代的高尔夫球手从苏菲、内森的墓穴处发球，大叫一声：“走！”然后便忙着去下一个洞，全然不理会睡在草地下被惊扰的灵魂。 在一辆卡迪拉克车里，我坐在墨特的旁边，随手翻着我带的一本美国诗词选集和我的笔记本。我曾向劳瑞提议由我来诵读几段，他也喜欢这主意。我肯定苏菲和内森在我们的最后告别中一定能听到我的声音；让亵渎神灵的德威特神父作最后致辞真让我不堪忍受。我快速翻到爱米利•狄金森，找出最美的一段诗句。回想起来，在布鲁克林大学图书馆将内森和苏菲带到一起的正是爱米利，我想用她的诗来与他们道别最适合不过了。当我找到那首十分合适，或者说十分完美的诗时，我喜不自胜；。灵车缓缓驶近墓地，我轻轻地自顾自地念着那些诗句。车停在墓旁，我从汽车上飞奔而下，几乎趴在了草地上。 第127节 殡仪馆里的宣讲 德威特的安灵弥撒与他在殡仪馆里的宣讲如出一辙。我记得劳瑞曾暗示他可以简短些。牧师结束最后的致辞后，掏出一个装有泥土的小管形瓶，将土分撒在相隔六英尺远的两具棺木上。一半是给苏菲的，一半给内森。他告诉前来参加葬礼的人们，这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来自世界六大洲，以及南极洲冰层下的泥土，代表着全世界各种肤色、种族和不同国籍的人们对死者的哀思。我又一次想到内森，想他对这番致辞会有何反应，他一定会对德威特的低能行为表现出极不耐烦的样子，然后用他那天才的语言模仿能力去嘲笑他的话语。但是劳瑞在冲我点头，于是我离开人群。在酷热、晴朗、宁静的午后，只听见蜜蜂的嗡嗡声，正围着墓穴周围的花飞舞着，我又想起了爱米利，想起蜜蜂，想起它们在爱米利诗歌中的吟唱。 广袤的土地铺成这张床，铺好这张床再献上敬畏；在这里等待公正打破这份完美。 我犹豫了一下，又接着往下念。说出这些话本来没什么困难，然而欢乐与悲伤的融合使我无以成言。难道这其中真的蕴含着一些无法言喻的意义？我与苏菲——内森的全部经历不都局限在床上吗？从一开始(仿佛已过去好几世纪)我听见他们在我头顶上疯狂做爱的场面，一直到最后我至死难忘的那一幕场景，不都是在同一张床上吗？这情景将伴随我一生，永不会从大脑中消失了吗？我想，正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的畏缩与失败。我感到身子渐渐不支，天崩地裂。 让它的褥垫松软，让它的枕头充实；别让晨曦的喧闹惊扰这一方净土。在前面我曾提到过，我对我年轻时的生命旅程的纪录爱恨交加。那些我最终忍住没有扔掉的生动和宝贵的稿纸，似乎都与我备受阻挠的男儿气慨和屈辱的爱情有关，与莱斯丽•拉普德斯和玛丽•爱莉斯的那些绝望的夜晚也在其中，它们已在这篇故事中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其余的大多是由一些空洞的思索，装腔作势的格言，愚蠢的哲学说教。我几乎从未涉足这些领域，所以我毅然决心斩断任何的思念，在几年前将它们付之一炬，幸存下来的几篇也只留给自己看看，而没有把它们放进我那流水账式的日记中。比如说，保存下来的有关最后那几天的纪录中(在从华盛顿返回纽约的火车厕所中疯狂涂抹下来的东西，直到葬礼后第二天发生的事)，只有短短三行句子我认为值得保存。即使这几行也谈不上有什么艺术价值或者是不朽的篇章，但它们至少是一个曾一时处于迷茫之中的幸存者生命最深处的疑问。 总有一天我会懂得奥斯威辛。这是句大胆的坦言，却有些天真可笑。没有人会懂得奥斯威辛。或许我应该表述得更准确一点：总有一天我会写苏菲的生与死，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罪恶永远不会从这世上消失。奥斯威辛本身便是一个谜。目前有关它的最深刻的描述都不能算是陈述，而只是一句回答。 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上帝何在？” 答：“人性何在？” 第二句话也许太容易做到，但我还是保留下来：把你的爱倾注到所有的生命之中。这句话有些说教的意味，然而却是那样美，读起来朗朗上口。现在当我再看它时，这页纸早已发黄，又干又脆几近透明。我的眼睛一下子被这行字下面的划痕所吸引——划，划，划——好像当年的斯汀戈正受苦受难，或者说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了解了死亡，痛苦，失去和人类生存的迷茫，正努力想从那张纸挖掘出仅存的(也许是惟一能承受的)真实。把你的爱倾注到所有的生命之中。　　但我这句箴言中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它不是时间的产物。它从宇宙中来，是属于上帝的，在飞翔中被那些先知，如老子，基督，释迦牟尼以及千千万万无足轻重的预言家们截获，包括本人，他们是在巴尔的摩与惠明顿之间的某个地方听见了这可怕的真理，于是满含悲愤将它刻上石头。三十年后它们仍在太空遨游；当我驱车穿越在新英格兰的旷野中时，一曲乡村音乐唱出了这个声音。但这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它们的真实性——或者，如果它们不真实，那么它们的虚幻性。难道不正是奥斯威辛阻止了那巨大的爱的洪流吗？难道说完全改变了的爱的本质，才使它变成了一只蚂蚁，一条毒蛇，蟾蜍，毒蜘蛛，狂犬病毒，甚至任何一种被诅咒的美丽，也才使得奥斯威辛这座黑色的大厦得以建成？我不知道。也许现在还为时过早。不管怎么说，我保存它以作为某种脆弱然而难以泯灭的希望的见证物…… 我保存下来的最后的语句是一行诗，我自己的。我希望这不会影响我的文章。因为参加完葬礼后，我把自己灌得烂醉，以麻痹自己，忘记一切。我乘地铁去了康尼岛，想着怎样消除悲伤。我不知道最初是什么把我吸引到那些开满下等酒吧的街道上去的，它们对我来说决不是这个城市可爱迷人的地方。那天傍晚天气很好，风和日丽，我却觉得无比孤独，这里显然是一个失落者最好的去处。赛马场已经关门，很多大商店也已关门，去游泳水太凉，于是，这样的好天气便把成群的纽约人吸引到街上，在闪烁的霓虹灯下寻欢作乐。我走在“胜利者”餐厅外的露天小咖啡店旁，就是在那儿，我的性腺曾被莱斯丽逗弄得躁动不安。我停了下来，又走开了。就这样走走停停，最后还是返身走了回去；对这里的回忆使我觉得这是淹死自己的最佳地方。是什么使人类总把自己淹没在这些愚蠢的支离破碎的不愉快的回忆中呢？但我很快忘了莱斯丽。我要了一扎啤酒，接着又要了一扎，把自己灌得迷迷糊糊，酩酊大醉。 后来，在星光闪耀的夜空下，我独自站在海边，呼吸着秋天里略显凉意的伴着大西洋海风的潮湿空气。四周很静；除了星星在闪亮，天空一片漆黑。城市灯光蒙蒙胧胧地映照出一些建筑物的轮廓：怪里怪气的塔顶和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哥特式的房顶以及巴洛可风格的过分雕琢的塔楼。其中最高的一个像一个巨大的十字架，高耸的顶端牵下粗粗的绳缆，那是跳伞塔。就从那，我隐约听见了苏菲和内森一起往下坠落时发出的尖叫声和笑声，那是在初夏时节，却仿佛已过去几万年。 就在这时，我的眼泪迸了出来。这不是酒后伤感的眼泪，而是我乘上离开华盛顿的列车后一直藏着没有流下来的眼泪，现在它们终于喷薄而出，在我的手指间滚滚而下。是对那跳伞塔的回忆打开了我的泪闸，也是几个月来萦绕在我心中的那些苦难的宣泻：苏菲和内森，是的，还有吉恩和伊娃，伊娃和她的独眼玩具熊，爱迪•范内尔，博比•韦德，我那年幼的黑人资助人阿提斯特，玛丽亚•亨特，纳特•特那，汪娜•冯•克里希曼，他们仅仅是被欧打，屠杀，背叛和殉难的大地的孩子中的廖廖几人。我不为六百万犹太人，二百万波兰人，一百万塞尔维亚人以及五百万俄国人哭泣——我还没有准备好为全人类哭泣——但我却为因这样或那样原因成为我亲近的人而哭泣。我在这荒凉无人的海滩上毫无顾忌地恸哭着；从此以后便不再有眼泪。我一下子瘫坐在沙滩上，虚弱得不像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男子。　　我睡着了，噩梦连连——像爱德加•爱伦•坡所有短篇故事的缩编：被魔鬼般的巨大机器劈成两半，然后淹没在一片泥泞的漩涡里，幽闭在石头中；最恐怖的是，被活埋在地下。整个晚上我都有一种孤立无援、无法言喻的感觉；在沉重的土里既动弹不得，又叫不出声来。泥土抛在我僵硬、麻木，仰卧着的身体上，发出有节奏的嘭嘭声。一具活尸准备葬于埃及的泥土中，沙漠冰冷刺骨。 我醒来时已是黎明。我躺在地上，看着灰蓝色的弥漫着一层薄雾的天空，金星透过雾霭在宁静的海面上闪烁。我听见旁边有孩子的说话声。我动了动身子。“嘻，他醒了！”“去！去你的！”谢天谢地我又活过来了。我这才意识到孩子们把我埋在了沙里，为我筑起一道沙的屏障。我躺在那儿，像裹在一件美妙的大衣里一样舒适安全。正在此时，我脑子里涌出这样的诗句：“在冰冷的沙里我梦见了死亡/但黎明我醒来看见/明亮、闪烁的晨星。” 这不是世界末日——而是早晨。美丽而迷人的早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