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狗娘养的自白》 奶油和婊子养 我竟然敢称自己是婊子养的，胆子真是大啊！ 已经去世的母亲、父亲会怎么想呢？ 我想他们一定会哈哈大笑，一定会很欣赏我这么做，尤其是我的母亲。 她是个特立独行的女人，早早就守了寡，并且自己一个人把两个儿子拉扯大。她以自己的方式与残酷的现实生活搏斗，并且让我制订自己的规则，走自己的路。 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是个制造恶作剧的高手，长大成人以后，我是胡闹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混合物。 作为《今日美国》的创始人和加内特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成为众人眼中行为乖僻的媒体大鳄。 人们经常称我为“婊子养的”，有些人当着我的面这么骂，一边骂还一边微笑。另外一些人则背着我骂，一边骂一边傻笑。 他们的意思无非有两种：一是我成为他们的肉中刺、眼中钉，整天让他们屁股疼；二是我赢得了他们的赞赏、喜欢甚至嫉妒。 在今日世界里，被人称作“婊子养的”并不是件坏事，因为它已经被赋予了多种意思，你想怎么理解就可以怎么去理解。字典里对它的解释要么含混不清要么有很多种，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个词。 “婊子养的”全称是贱女人之子，1712年在英国有定义。那是个不雅的词，影射一个人的母亲行为不轨。 但是，“婊子养的”却与贱女人之子没有任何关系。 在我的书中，“婊子养的”这个词指利用一切技巧完成一个任务，或者爬到顶层的人，尽可能冠冕堂皇，必要的时候也来点下作手段。 要让这个世界转动下去，需要各种各样的“婊子养的”。大部分这样的人都是可爱的，许多人介乎两者之间，还有一些人是坏蛋。 大家读《一个婊子养的自白》这本书的时候，应该能够判断出这一称号对我适用与否，也应该能够判断出这个词是否适合你的朋友和敌人──甚至是否适合你自己。 只要你带着微笑，你可以称任何人是“婊子养的”。 奶油和婊子养的都会浮到顶层 艾伦是个可爱的小婊子养的。 ──我的两位前妻 圣诞节到了，是好好快乐一把的日子。 时值1982年12月，对我创办才3个月的全国性报纸《今日美国》来说，那却是斗争和挣扎的季节。 我按自己的方式向人们送去季节的问候。 给家人和朋友寄去充满温情和挚爱的贺卡，或者打类似的电话，对事业上的伙伴表达真挚的感谢并送上节日的良好祝愿。 以下这些特别的话语是送给我的两位关键同仁约翰·克雷和约翰·奎因的： 这里到底谁他妈说了算？ 一切都得由我亲自动手吗？ 今天早晨的《今日美国》第一版真他妈臭极了。 故事枯燥！愚蠢的编辑！ 1、头版新闻没有能抓住读者的真家伙。 2、没有对读者有益的故事。 3、没有反映妇女生活和少数团体生活的照片，只有那些常见的男性白人。 4、蓝色的天空变成了紫色的。 …… 我的老天！也许你们几位应该向《华盛顿邮报》递求职申请了。照这么干下去，《今日美国》见不到新年了。 呸!胡扯！星期一一定要解决好。 艾·纽 附笔：这个星期也不是全都浪费了。回头去看看昨天的报纸。昨天第一版就有很多的好例子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办报纸。如果每天都照那么干下去，把这个新宝贝销售给读者和广告商就轻而易举了。圣诞快乐！ 我承认那就是一个婊子养的寄的口信，但是，我称它为一封“情书”。我把自己所有的字条都称为情书，多年以来我已经写了很多诸如此类的情书了。 有时候，这些情书口气生硬，有时候又比较温柔，有时候甚至是两者的结合，不过我从来都不委婉其词。 我最亲密的两位同事，是克雷和奎因，那时是《今日美国》新闻组的两名高级主管，他们明白我那个字条里每一个字的意思，他们也知道我希望他们如何处理那件事情。 这一类的“情书”是《今日美国报》在5年之内由零发展到阅读面最广的全国性报纸的原因之一。 它们也是我成为一名爬到顶层的、成为成功的婊子养的原因之一。 人生最残酷的一个现实在于，没有哪个人能靠站在原地不动或不出声地排队而升到顶层，除非你生来就在那里。 如果你出身贵族家庭，通往顶层的道路是用家族的黄金铺就的，那么我的故事可能对你一无用处，除非你想战胜无聊，想自己找些乐趣。 如果你出身中产阶级或者家境贫寒，必须靠自己闯出一条血路，那么这些忏悔的话或许有助于你登上成功的阶梯。 我生来贫穷，根据数学上的平均律，不努力也许就会一辈子默默无闻。 但我再也不穷了，当然也不感觉无聊。 从董事室到卧室 这本《一个婊子养的自白》是要告诉大家，我的那些怪诞的、任性的方式对于我自己、我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敌人意味着什么。 在我的职业生活中，我们会走进董事室和新闻发布室，把成功的狂欢和愉悦以及失败的毁灭性打击告诉别人。 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我们会分享爱与欢笑、悲伤与哀叹，从家庭活动室到客厅以至卧室都是如此。 例如： ►从南达科他州一名每星期挣1个美元的肉铺帮工，到每星期50美元的美联社记者，再到年薪150多万美元的首席执行官。 ►我从两岁起就没有了父亲，经历过两次漫长的婚姻──两次都以离婚告终。现在又有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这两个孩子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当过小型体育周报的创办人，经受了失败，后来成为全美国受人模仿最多、阅读面最广的报纸《今日美国》的创办人，大获成功。 ►我成功收购了数十家媒体和新创企业，但在我自己的加内特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兼并案中却失败了，那是我企图达成的最大一笔交易。 ►我跟小学生一样耍过轻举妄动的小把戏，但也参与过极其阴险的公司阴谋。 ►我曾经是初出茅庐的小记者，报道小联盟垒球赛，但后来也采访过一些美国各地的州长和议员，还有世界各国的首相和国王。 要玩出这么多花样的游戏，还要大部分时候都玩赢，人有时真的需要具备两种不同面目，就跟英国小说《化身博士》里的主人翁哲基尔医生一样，至少你要装出那么一幅样子来。 ►有时候这意味着临时当个可爱的人，一个喜欢搞笑的人。 ►有时候要充满激情，猪头猪脑，装傻。 ►有时候要头脑冷静，控制自己。 ►有时候要让人恼火，让人胆寒。 ►有时候横行霸道也很管用。 ►有时候一点瞎编乱造也能帮上忙。 很多事情不是礼貌客气或者循规蹈矩就能解决的。你越是捣乱，尤其是当你接近成功的时候，人们就越是使劲想让你回到原位，或者回到他们认为适合你的位置。 对那些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的人，根本就不要理睬。 当你成功，他们的嘲笑就会转变成欢呼。那些嘲笑你的人，最终会跟你一同大笑。你最后的开心大笑将是所有欢笑中最好的笑声。 我在这本《一个婊子养的自白》里讲故事的时候，会一边讲一边笑，一边还会开很多玩笑，但这些故事也有严肃的一面，目的是想让人们记在心里。 我希望大家看完这本书后愿意： ►拿这个世界当回事儿。 ►别拿自己太当回事儿。 任何一位成功的婊子养的都要记住：人生是个奇怪的混合体，里面有残酷的现实、绝佳的机遇、辉煌的胜利、让人灰心丧气的惨败。关键是要正视这些东西，永远也不要忘记，生活本来是要充满乐趣的。 不要会费，不取消会员资格 如果照我上面说的做，那就欢迎大家加入我的婊子养的俱乐部。不需要填申请表格，不需要缴纳会费，也不准俱乐部的元老们投反对票。 所需要的一切不过是一个自我保证，保证自己有爬到顶层去的动力、献身精神和决心，必要的时候来一点为难，也来一点胡说八道。 成功之后，必须趁自己还在顶层的时候及时让贤，这样一来，告别的时候你会跟我一样心满意足。 在65岁的生日宴会上，我作为加内特公司和《今日美国》的董事会主席退休，35岁的儿子丹和34岁的女儿简也出席了庆宴，当时一共有200多位特别嘉宾。 在生活中他们都亲睹了我为爬到顶层而扮演的各种角色，有可爱的，也有令人讨厌的。有时候他们赞同，有时候他们反对。 但是，在那个祝酒和大唱颂歌的特别夜晚，这两个已经成人的孩子给了我一辈子最有意义的礼物──是一件热身用的奇特的黑色丝质夹克，上面用白色的丝线绣着这么一行字： 只有奶油和婊子养的浮上顶层。 有话直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一点婊子养的。 梦想和计划 我从来都没有让上学的事情干扰我的教育。 ──马克·吐温，美国作家 命运使我成为一个婊子养的。 我本想把荣誉完全归功于自己的努力，但实在做不到。 命运──以及其他因素──与一个婊子养的关系，远远大过我与一个婊子养的关系。 命运让我两岁就失去父亲。 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不得不自己去干活挣饭吃，自己去闯一条生活之路。 我在街头学到了比在学校里多得多的东西。 我早年的一些老板让我成为一个淘气的孩子，这日后启发了我想当个婊子养的成年人。 我母亲，还有我祖父母，他们也都帮了很大的忙。 他们给我的幼年教育熏陶了我，使我能从一个靠挣扎才能活命的孩子，转变成为一个蹲在世界顶峰上的成年人。 ►我从祖母那里学到了讨好卖乖的本领，使我的魅力胜过了许多朋友。 ►我的祖父是德国人，我领会了他的实用主义精神。由于祖父的缘故，我的精明胜过了众多的敌手。 ►我吸收了寡母的生存手段：要活命就得挣扎——之后还要为成功而折腾，活着就要活得开心。由于她的缘故，我经常会战胜自己。 在南达科他州尤里卡市，当我在背街降生在父母卧室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在墙上写好了。 命运写道：“汝日后必成婊子养的。” 当然，我本可以把命运的手迹全数擦去的，但是，没有那么做我反倒高兴。不仅如此，我还把那句话铭记在心。我的墓碑上可以刻上这么一句碑文： 此处安葬着一位婊子养的。 “我们能够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另一件是翅膀。” ──霍丁·卡特尔， 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市的编辑及出版人，普利策奖得主 一、达科他州的梦想和计划 一般来说，首先你希望从生活中搞到钱，之后是权力，再后是荣誉。艾尔一开始什么都没有，但最后什么都有了。 ——德里克·丹尼尔斯 《花花公子》企业集团前任总裁 我9岁的时候就在工作岗位上得到第一次提升。不是涨工资，而是大大提升了一把。 在南达科他州我祖父的农场里，一开始我是赤手捡牛粪饼的, 牛粪饼这种东西在城市的孩子看来就是人的大便啊！可后来就直接提升为在焦干的草地上骑马牧牛的牛倌。 那就如同从捡破烂的人一下子提升为威风凛凛的元帅。 报酬还是一样的，没有钱，只有夏季的免费食宿。 时在1933年，正好是大萧条和尘暴肆虐的时期。 我祖母叫卡特琳娜，是她把提升的好消息透露给我的。四年级的最后一天，她开着祖父的a型福特车来学校接我。 “艾伦啊，祖父就要把你想要的新工作给你了。你将拥有自己的马匹去放牧，因为去年夏天你捡牛粪时表现极其出色。”祖母滔滔不绝地称赞我，“可别说是我把消息告诉你的啊。” 我看得出来，她很是为我自豪。祖母很喜欢我，她也很同情我。 我父亲叫丹尼尔，我才22个月大他就撒手人寰了，他是我祖母的第一个孩子。祖母瘦长而结实，软心肠，除怀孕以外，她一辈子的体重从来都没有超过100磅，她后来又接连生了15个孩子。 她活到了90岁，对于长子留下的两个后代，她心里一直都抱有特别的情感。 父亲过世后，我和7岁的哥哥沃尔特经常得到祖母的特别关照。 但祖父约翰却不然。 他是个坚忍不拔、宁折不弯的德国人，认为人人都应该自己闯开人生的道路，应该一视同仁。整个冬天，我一直都在游说他，想让他来年夏季给我一份更了不起的活干。同时，我也在游说祖母，让她帮我说话。其实，那才是我得到提升的原因。 到了农场，祖父正式宣布了我的工作，但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去年夏天，你在捡牛屎饼的事情上表现很出色，现在，我们去挑一匹马来，好让你骑着去放牛。” 我小时候得到提升的经验告诉我： ►如果你干的是一件恶心的活儿，如果认真干下去，而且尽量干好，你八成会得到提升，再也不用干那样的活儿了。这比当个无用的人胡混下去强多了。 ►在高层广交朋友对于提升用处极大，甚至连祖母也包括在内。 捡牛粪饼的艺术 如果你觉得我那种提升不值一提，请听我做些解释。 牛粪饼是牛遗下的排泄物，会在太阳底下晒干。我的工作是推着手推车在草地上到处跑，拾起牛粪饼，拖回家去，在柴草棚里将它们码得整整齐齐的。它们会在里面保持干燥，整个冬季就靠它们煮饭吃了。 在太阳底下晒得很干的牛粪饼不会发出臭味，也不会弄脏人的双手和外衣，而那些不是很干的牛粪却会。这是哪怕一个8岁的孩子也会知道的两者的差别。 大部分农场主都烧牛粪饼，因为他们并没有柴薪。在南达科他州，并没有长很多树，这种情况直到1935年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总统提出他的“遮荫带”计划以后才有所改变。 在那个尘暴时期，许多农场主都没有挺过去。但是，爷爷却挺住了，因为他做了两面下注的骑墙决定。 爷爷拥有1000多公顷地，上面种上了小麦以及一些玉米，还养了很多牲口。但他还是县里的估税员，也销售农场主保险。因此，庄稼不行的时候，他还有一些活钱可以花。 他是1904年接过家族田产的，当时，他父亲刚刚去世。爷爷在31岁开始了一项扩张计划。他借了一些钱，购买了更多的地产，在原来的草泥房上加盖了一层。 爷爷有一个特别的遗产继承计划：他不愿意让孩子们干等他死，而是在男孩子们结婚的时候就得到他的遗产。他和祖母一共有11个儿子，5个女儿不在遗产继承之列，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女儿出嫁之后会有丈夫照料她们。 一位农场主的家传之宝 我最珍视的文件之一是一张用德语手写的字条，时间可以回溯到1916年。在那张字条里，祖父给我父亲留下了这些家传之宝： ►▽4匹马、2套马具。 ►1架马车、1张犁、1把耙子。 ►80公顷田产。 祖父的遗产书估值为3000美元。 有了祖父的80公顷田产和农具，当时21岁的父亲丹尼尔就娶了他的新娘、23岁的克里斯汀娜，并着手自创天下了。但是，一匹马和一张犁使他累得半死。 父亲在田里忙乎的时候，腿上还打着绷带。后来因为再也无法伺弄那块地了，他和母亲便搬到了尤里卡，尤里卡当时还是一个只有1228人的小镇。 父亲把继承下来的东西全卖掉了。他开了一个小型乳品店，从农场主那里买来大罐的牛奶，之后再销售给镇上的人，还有一些奶油和黄油。他将剩下的遗产在尤里卡镇的背街购买了一间小房子。我就是在那小房子里降生的。 乳品店的生意还不错，但是，父亲的身体却不行了，尽管经常去邻近的明尼苏达州的马约诊所，但他那条坏腿总也不见好转，并发症导致骨结核。我两岁生日还差两个月的时候他就去世了。 我从来不了解父亲，对他也没有什么记忆，有的只是母亲和兄弟们的回忆。 因为并不记得自己曾有个父亲，我也确信自己并不需要一个父亲。 母亲考虑再嫁，我讨厌来见她的任何男人。 上一年级的那年，她在家里开了一个会，问我和哥哥对她嫁给一位前来提亲的农场主鳏夫有何意见。她解释说，这意味着我们将搬到他的农场上去。她还强调说，我们会有更大一些的房子，可以在很大的地盘上面玩耍，再也不用操心衣服和食物的事情了。 我哥哥比我大7岁，他说主意得由母亲自己拿。 我却发了一通脾气。 “我不想要爸爸，我不需要爸爸，我们需要的家人我们都有了。”我大哭大闹，“如果你嫁给他，我就走。” 我当然是在虚张声势，当时我还没有离家出走的胆子，我只是想装乳臭未干的小子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还真起了作用。 作为一个婊子养的开始 母亲拒绝了求婚者的要求，我感觉她后来也没有跟任何人约过会。 我经常在想，不知道自己这样对待母亲是不是对的。我知道，对我自己而言，那是最好的结果了。如果她嫁给了那个家伙，我的姓就会变成施米德特，而我可能仍然还留在农场上。 那通脾气也许是我作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婊子养的人生第一步。一个6岁的孩子否决了母亲的意见，也否决了一个哥哥的决定。从那天起，我就成为家中的决策者。 母亲尽一切努力维持生计。销售乳品一年可以赚到几百美元，为正街的人家打扫房屋也可以再挣几个钱。 但是，在我从一个拾粪倌提升为骑马放牧小牛仔的那年冬季，母亲又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我们差不多没有钱花了，我不知道拿那些账单怎么办。”她说，“除非把房子卖掉。” 母亲的父母和她所有的兄弟姐妹都生活在阿尔平纳，尤里卡镇南边125英里外的一个只有499人的小镇。自父亲去世后，她娘家人一直在催她回去。 “我们可以在阿尔平纳花较少一点钱重新买间房子，那边找份工作也许容易一些。”母亲说。 我们愿意搬家吗？ 这次我闻讯大喜。 在一个只有500人的小镇上，我们也许会比在一个有1200人的小镇上更重要，我们也许还可以在正街上买一间房屋。 “我们走吧！”我说。 投票情况为3比0。 母亲把我们在尤里卡镇的房子卖了1700美元，我觉得我们拥有了世界上所有的钱。把钱存进银行之前，她让我和沃尔特拿着支票玩了一分钟。那一分钟，10岁的我就知道了真正当一回富人是什么感觉！ 母亲在阿尔平纳买了一间房屋，一共花了1000美元，是从《阿尔平纳周刊》的出版人艾伦·布里汉姆手中买来的。他作为报纸拥有者赚了很多钱，可以去买更大一些的房子了，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办报纸也能挣到很多钱。 房子是半新的，但毕竟也还是在正街上。事实上，在阿尔平纳，所有的房子都是沿着铁轨建在同一边，铁路就在小镇的东头铺过。穷人和富人混在一块儿住着，这让穷人心理上感觉好些，我想。 我并不清楚家里到底穷到什么程度，由于母亲买到房子后就只剩下700美元了，我就感觉家里再也不会穷了。这点，母亲心里更清楚。 “我去找活干，随便什么活儿，但是，你们两个也得都去找点能来钱的活干，否则家里的积蓄几年就会花光。”她告诉我和沃尔特说。 于是母亲去“你与我”餐厅洗碗碟，每天1美元，晚上把洗好的衣服带回家熨烫。几个星期下来，她能挣到10美元。 沃尔特当时有17岁，每天放学以后，加上星期天，他在兰博格杂货店帮工，帮农场主给运来的鸡称重量，然后装箱。他每个星期可以挣到2.5美元。 我当时只有10岁，因此能够做出的选择非常有限。当时，我们那儿送《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的送报线路还有个空缺，上面有两位订户，每个订户每周给15美分，我拿6美分，报社拿9美分。我的第一份工作使我每周挣到12美分。 一年之内，我把自己那条原来只有两份报纸的线路建设成了一共有11位订户的线路，大部分新订户都是亲戚。他们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决定购买报纸，或者因为同情我而购买。 现在，我每周可以挣到66美分了。许多年之后，我总是喜欢在发行销售总监面前吹牛，说自己在一年之内使业务增涨了450%。 我喜爱送报，也喜欢看报。但是，当报童是一项风险极大的事业。每个周末我去收取属于自己的那15美分的时候，客户总是找不到，或者无法支付。 到了月底，我得缴纳《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每周每份9美分的那笔款项，不管自己是否收到了订户的款项。有些星期，我那66美分的收入会下降到51美分，或者36美分，甚至21美分。 送肉上餐桌 13岁那年，我决定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我觉得我必须得有保障的工钱。当时，我的一位订户叫汤姆·罗塞尔，他拥有一家肉铺，因为我每天及时送报，他很喜欢我，也喜欢我的性格。 我请求他给我一份当肉铺帮工的活干，他同意了。他说：“我可以每周付你1美元，你还可以吃奶酪和意大利腊肠。每天早晨上学前你得来这里打扫清洁，下午放学之后和星期天全天都得来卖肉，还要帮助我杀猪宰牛。” 当肉铺帮工显然比送报好得多。我再也不必饿肚子了，因为可以边干活边找吃的。我和母亲及沃尔特在家里也可以吃得更好些了，因为罗塞尔经常给我一些碎牛肉、猪肝或其他快要放坏的杂碎。我们家的餐桌上比大多数穷人家的餐桌多了一些肉。 罗塞尔为人不错，跟他干活很开心，但在生意的事情上，他也是个婊子养的。 工作之后没几天，他就开始对我进行谆谆教导了：“称肉的时候，你要把拇指放在秤杆上，这样就可以让客户多付几个便士。穷寡妇不要玩秤，只搞那些付得起钱的人。这部分钱就可以支付你每周的薪水了。” 我跟母亲说了这事，她说那么干不好：“可是，你得照老板说的做。” 我做了，但是，在欺骗什么人的事情上，我还是有所选择的。一位有所选择的婊子养的正在茁壮成长。 我最好的一位客户是药店老板的妻子。不久之后，我在想，销售冰淇淋苏打可能比卖意大利腊肠更有趣，因此就对本森太太特别照顾，把最好的肉留给她，总是找时间跟她聊天，逗她开心。 以前我让祖母游说祖父，让我得到了提升，这次我想，本森太太也许会说服她丈夫雇用我到药店当帮工。 我又成功了。在我早年的职业生涯中，我第二次用魅力说服了一位妇女，让她为我做游说工作。 当了3年肉铺帮工之后，本森太太给了我一份工作，让我去她家杂货店当苏打销售员和勤杂总管，周薪3美元，而且是在放学之后和周末才工作。 我的新工作让我了解到了镇上不同的人家是怎么过生活的。本森杂货店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药店：从冰淇淋到厕所用品，从瓶装白酒到避孕套…… 作为一个16岁的小伙子，我知道了镇上所有的喝酒人或醉汉都是谁，也知道了所有利用避孕套（当时人人都把避孕套称作“皮套子”）避孕的已婚者和单身者。我猜想，大多数购“皮套子”的已婚男人都在欺骗他们的妻子，因为远在那个时候，已婚夫妇很少担心自家到底会生多少孩子。 一位微型媒体大鳄的成长 读到高四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对我来说，权力比金钱更为重要。 阿尔平纳高中有一份报纸叫《回声》，我在那份报纸当编辑，结果发现媒体的权力对我吸引力极大。那还不能说是一份报纸，只不过是《阿尔平纳周刊》上的一个四分之一版面而已，但是，镇上每个人都看这个版。 我在体育方面不行，根本成不了明星，然而，作为《回声》报的编辑，我终于成为校园里的大人物了。 我决定谁的名字可以上报纸，决定可以对他们说些什么样的话。我喜欢的家伙，在体育、戏剧和其他校内活动上面的成就都被我夸大了；我不喜欢的那些家伙得不到什么知名度。我感觉自己是阿尔平纳高中最有权势的人物。 如果控制一家报纸能够为我达到这样的目的，那我就喜欢这样的控制权。我是一位正在成长中的微型媒体大亨。 有话直说：街头学习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清除卑鄙行为 纽哈斯的学习成绩只能算中下等，但在玩弄鬼把戏方面，他的成绩是优秀。 ──哥登·阿德兰， 南达科他州立大学，《沃拉恩戴报》前任专栏作家 二战快要结束的最后几个星期，在德国海德堡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我遇到了自己一生中的第一个婊子养的模范角色，他威胁着要把我关在铁丝网那边。 这就是乔治·s·巴顿将军，他是个坏蛋，但总是盟军的大赢家。 我所在的第86步兵师属于巴顿第三陆军的一部分。我已经当上了上士，领导着一个情报和侦察排。 我和威斯康星州的弗兰·德文下士押解20多名被俘的德国士兵前往一处监狱营地受审，我们在一处十字路口停下来休息。 巴顿和他的司机开着挂满勋章的吉普车过来了。巴顿是个不喜欢停车的人，从不相信有放慢速度或停下来休息的必要，他也是个假装大发雷霆的好手。 这位将军从吉普车上跳下来，对着我们大骂： “让他妈的这些德国佬站起来赶路，否则我把你们也关起来，跟他们一样关在铁丝网后面！” 我们立马起身，敬礼，赶路。 德文一路上嘟嘟囔囔，说巴顿真是个婊子养的。我大笑，当然，他是个介乎两者之间的婊子养的，但他是个赢家。他明白如何调动人，如何打胜仗。我很愿意徒步跟在他后面一路不停地挺进柏林，我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养成某种类似的婊子养的气质。 到今天他仍然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巴顿将军》这部电影我一共看过11次。 投笔从戎使一个18岁的小伙子走出乡村，也使乡村生活走出了这个小伙子的内心： ►在明尼苏达、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加利福尼亚、新泽西接受军训。 ►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服役。 ►在巴黎、伦敦、马尼拉、纽约和洛杉矶休假和娱乐。 二战胜利日之后，第86步兵师和第84步兵师是第一批从欧洲撤回的部队。在纽约第五大道，我们受到夹道欢迎。在家中“休息和恢复”了30天以后，我们又是第一批派驻到太平洋地区的部分，因为那边的战争还在进行中。 我们是走运的。我们乘坐运兵船去菲律宾，途中得知原子弹在广岛投下。对日本来说，那是一场灾难。对我们来说，那是再好不过的消息。 虚张声势赢大钱 从菲律宾回加利福尼亚的途中，运兵船变成了豪华赌船。人人都希望在退役前赚上一大笔。 在阿尔平纳的肉铺里，生意清淡的时候，汤姆·罗塞尔曾教我玩扑克牌。自那以后，玩扑克成为我主要的消遣之一。扑克牌是虚张声势的把戏，谁能虚张声势谁就赢钱。这是一种有实际目的的游戏，什么时候出手，什么时候收手，有多大的风险要冒等都得有周密的考虑。 我当上士期间存了近200美元。我决定，回家的时候要么一贫如洗，要么带上一大捆票子——1000美元是我的远大目标。 我打了9天9夜的牌，把200美元变成了1100美元。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豪赌，结果赢了。 我用赌扑克牌赢的钱买了一辆18英尺长的拖房车，并且成为我和新娘洛莱塔的家，我们于1946年6月结婚。 当年夏天，我们把房车拴在她的1937年产福特v-8旧车上，并在巡回演艺业找了一份工作。我们在南达科他州南部、爱荷华州西部和明尼苏达州的西南部各处小镇的乡村集市上表演了3个晚上。 作为巡回演艺团的成员，我们学会了如何以天真的方式哄骗公众。老板派我们干拉绳子的活。洛莱塔烦心的事情是，展示出来的奖金跟客户能够将绳子拉多长没有太大的关系，能够得到大奖的绳子只跟头顶上的绳圈有联系。 我感觉有点像以前在肉铺里把拇指套在秤杆上一样，老板让我非当婊子养的不可。 秋季，我去南达科塔州州立大学上学，洛莱塔也找了一份工作，是在佛尔米里恩校园附近的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里教书。她一年只有1200美元的工资，但对只有90美元一个月的士兵福利费的我来说，这是很不错的一个补充。 我想在新闻学上拿一个学位，问题是，在部队里蹭了近4年之后，教室看来显得相当枯燥乏味。另外，我想得到的是在校园里出名，而不是拿到什么好成绩。 在高中时，我就知道，媒体业的力量是通往成名的好办法。所以，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我为大学生的学报《沃拉恩戴报》写体育报道，到了三年级，我被任命为编辑。 我与那份报纸的业务经理比尔·波特成了朋友。我们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因此是一对很好的搭档。 他挣了很多钱，而且属于一个兄弟会，叫“费戴尔塔太塔兄弟会”。我不接受兄弟会，不准其成为学报的一部分。他们都是一些有特权的小子，我从不跟有特权的人搅在一块儿。当时没有，后来一直也没有。 男大学生组成的兄弟会、女大学生组成的姐妹会控制着校园里的大部分活动。但我觉得，比例较大的非会员或独立人士应该管事。 实际上，我是希望自己能得到管理人背后的权利。 接管权利 按照轮流执事的办法，每个兄弟会每年推举出一名男性当学生会主席，其他组织也以类似方法行事。按照轮流执事的政策，当年不属于费戴尔塔太塔兄弟会推举年，因此，波特就不能成为兄弟会的竞选人。独立竞选人完全没有机会，女性也是一样。 我想出了一个方案，试试我和波特如何能够胜过这种规则，也就是利用媒体、利用本身属于兄弟会的波特来行事，以毒攻毒。 虽然波特在那个兄弟会里属于很受欢迎的成员，但是，他的野心太大，没有一点兄弟之情。我们搞了一个下层贫民的新联合政党，联合对象不可思议： ►退休军人 ►独立学生 ►一个兄弟会（波特的那个兄弟会） 于是，在《沃拉恩戴报》的独家新闻中，我们披露了一个名叫“草根”的新的自由党。它提名波特当总裁，各兄弟会和姐妹会都参与了，波特的诨号取为“工贼”。 从新闻故事里你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新成立的大型政党实际上是由我们这个小屋子里的人搞出来的。 我在《沃拉恩戴报》上就两个竞选人登载了一些专题报道：请兄弟会的竞选人阿尔法陶奥米加的汉克·豪甘扎上领带穿好外衣到办公室来会谈，并登载他的照片；波特的照片则是身着一件运动衫，还有他的开心大笑，显然是个普通人。 《沃拉恩戴报》是校园里惟一的报纸，本来是应该为所有学生服务的，但我，从编辑角度强烈支持我的伙伴波特。我召集一些独立派学生打破兄弟会的少数派规则。 我利用媒体的力量把伙伴推上政坛，对此我毫无内疚。 尽管有《沃拉恩戴报》的呼声，但我想，竞选快到尾声的时候，兄弟会的人总是大规模到场，而且投票时众口一词：我们还需要做点什么有戏剧效果的事情才能彻底破解那块铁板？ 许多姐妹会的学生对长得不错、并招人喜欢的波特很有好感，她们也很喜欢兄弟会给他安上的那个“工贼”诨号。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给她们一些暗示，让她们完全偏向我们这一边？ 我召集了一个由两人组成的政治联盟，开始谋划这桩秘密勾当。 选举的头一天晚上，我和波特准备了好几桶白粉胶泥水和油漆刷子。 早晨2点和4点之间，我站在自家那辆1937年产的v-8型避客住宅车里放哨，波特则在学校行政大楼和学生会旁边的人行道上刷上好几十条攻击他自己的标语。投票即将在学生会举行了，我告诉他说，让他自己挥舞油漆刷，这样对他的心态平衡大有好处。 那种自毁的标语是：打倒工贼波特。 第二天早晨，那些标语成为校园里议论的对象，一些姐妹会的姑娘气得落泪。她们为那种可怜和肮脏的宣传活动而悲痛，当然，让她们大骂的是兄弟会。 结果，“工贼”波特轻易取胜，867对693。 令我深感内疚的事 第二天早晨，政府事务部的主任比尔·法布尔教授在人行道上拦住了我。 “嗯，你感觉如何？”他问。 “好极了，”我吹嘘着说，“民主终于在这个校园里取得胜利。” 他嘲讽我：“你掌握了校园里惟一的声音，而这个喉舌本来是要为所有学生服务的。你利用这个声音选择自己的伙伴当学生会的主席，你当真为此而感到高兴吗？你难道不觉得自己是在怂恿不正当宣传活动？” 我预感他猜出了到底是谁刷了那样的标语。他实际是在说 “你真是可耻”，而且他是对的。 我对他耸耸肩算作回答。但他让我想到了一些事情，我觉得自己的确是破坏了规则。 那种贼喊捉贼的“工贼”标语游戏的确是可耻的，可是，我为自己找的借口是，那是对政治对手往我的伙伴头上泼脏水的报复。 但是，无论如何，为我自己的事业和我自己的竞选人操纵新闻栏目是该受责备的，而且是不可原谅的。 后来，我发誓再也不搞那种不公正和不负责任的新闻活动，也不再容忍那样的活动，因为我在高中和大学就已经为此深感内疚。 正是这个原因： ►《今日美国》拒绝登载任何来历不明的消息，也从不在任何一次总统大选中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 ►我反对某些类型的报纸，它们不仅仅使新闻偏向，而且还觉得自己的任务是要推举或推翻某位政治上的盟友或政敌。 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清理干净自己的行为，但是我很高兴自己在开始进入成年人的报业行当之前，先行摆脱了少年时期的新闻炒作行为。 有话直说：成长中的婊子养的应该养成某些责任心。 失败和破产的血腥味 只有那些胆敢接受惨败结局的人，才有可能赢得豪赌。 ──罗伯特·f·肯尼迪 我在职业上的跳背游戏是花了大本钱才学来的。 我曾早早就从梯子上摔下来过，而且摔得很重。但是，我又很走运，当时只有29岁。这个年纪经得起摔打，一切可以重新再来。 由于我在南达科他州是在较小的软梯子上摔下来的，因此，接下来要爬的梯子应该大一些，也更结实一些──迈阿密、底特律、罗切斯特和别的一些地方。 我学会了利用下面这些职业教训在梯子上玩跳背游戏： ►别扎在人堆里跑，除非，或者直到你能够领导他们。 ►要给自己当广告员，要销售自己。对于出身卑微的人，注意力不会很快转移到他们身上。 ►自己的推广计划要精心制订和筹划。要告诉老板，你可以干更多的工作，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更多娱乐的时间。 当职业攀登到达较高的位置后，事情就比较困难一些了。而且职业教训也更深刻一些了，尤其是在老板的事情上。 如果老板觉得你可以让他看上去不错，他将带着你一同上升。 如果老板担心你是在让自己表现极佳，他也许会费点心思将你踹下梯子去。 如果老板的眼光只在眼前而看不到将来，那你应该再找主子。 无论是哪一种，都应该把眼光盯着自己的目标，并不断地接近目标，哪怕是上九天揽月。 不错啊，但是，人的范围应该大于能够把握的尺度，否则要天堂干什么？ ──罗伯特·勃朗宁， 英国诗人 一、29岁便嗅到了失败和破产的血腥味 纽哈斯从吃什锦蔬菜色拉到喝香槟吃鱼子酱，从贺拉齐奥·阿尔格发展到兰道尔夫·赫斯特，什么样的日子都经历过。 ──丹·格里雷， 《哈佛讽刺文》前任编辑 如果你过了30岁还没有在生意上或职业生涯中经历过惨痛失败，那么剩下来你就没有多少机会了。 为了追求自己的金钱和权力梦想，我在29岁便成功地给自己来了一次惨败。 第一次冒险投资，我和一位朋友就损失了近5万美元──都是从小股东那里筹来的钱。最后破产了，成为欠债人，头破血流，但没有弯腰。 人在40之前至少应该惨败一回。我可不是指小小的失望，比如一次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或者放弃一份很好的工作，甚至也不是指从事一件正常的工作被炒了鱿鱼，必须是相当大的失败。如果你冒很大的险，那你就有可能失败得很惨。你失败得越是惨痛，以后成功的机会就越是大。 你需要到达足够的年龄，才能从失败中明白一些道理，但年龄又必须小得足以让你重新开始，可以爬起来，拍拍灰尘继续走路。 有些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会失败。而我的担心是，我的孩子们都到30好几了，至今还没有失败过。如果他们不赶紧，那他们会太晚，可能来不及既体验失败以及从中汲取教训的感受。 我作为成人玩过很多场大规模联盟游戏，如果没有20几岁的时候玩几场小规模联盟游戏失败的沉重教训，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我准备当富人和名人的计划因为管理不善而落空，而我本人就是错误管理的制造人。 胆小鬼是错误的 我一生的任何一次成功都不如那场失败给我的教训多。我得到的最大教训是，失败的时候天不会塌下来。胆小鬼是错误的，月亮和星星还在那里。下次你想抓到星星月亮的时候，你多半更有把握一些了。 当然，只有你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才有可能会这样。要吸取教训，你得分析失败的原因，而且要承担责任。 我的第一次惨败源自早在1949年至1950年在南达科他州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就产生的一个梦想。大学的最后几个月是人们做梦和制订计划的好时机，这种吸引力远远胜过为考试而学习。 我和朋友比尔·波特在学校大出风头，感觉相当成功。我们在管理大学校园，照自己的计划行事。 现在，我们准备到真实世界里出名和捞钱了。 波特对财富的兴趣更大，也许因为他父亲在南达科他州拥有一个家具店，而且他还是在正街上长大的，他已经感觉自己很重要了。 名声对我意味着比财富更多的东西，我想成为举足轻重的人，也许是因为我是在南达科他州尤里卡镇的背街上长大的，一家人都是无名之辈。 我不想一辈子都去干那种朝九晚五的报纸工作，不想以此度过此生。我的未来我看得很清楚，开办一家由自己进行最终拥有和控制的报纸。我想像自己应该像玩跳背游戏一样，越过普通、枯燥无聊的职业阶梯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把计划对波特讲了： ►我们将开办一家全州发行的运动周刊，为南达科他州所有读者服务。我想好了周刊的名字：《南达体育》。报纸的风格将与全国性报纸《体育新闻》差不多，但比它更有趣。 ►我将出任编辑和出版人，他将充当业务经理。 ►我们将通过销售股份筹措所需资金，我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那叫乞讨、借贷和偷窃。 ►从头两年的创始人费用和工资中，我和比尔将获得已经发售股份的51%以上。我将拥有其中的51%，比尔将拥有其中的49%。我们在这笔交易上握手敲定。 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交易，51%的股权是最为重要的──50对50是无法运营任何一门生意的，哪怕是在朋友之间。投票相等意味着你什么也干不成。什么也干不成的企业意味着无法运转。 由于我们并没有钱，因此两个人就都拿不出一分钱来，个人不能借钱。我们个人的风险将意味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还有我们的名声。 当时比尔还有两年时间才上完法学院，他想拿自己的法学学位当预防破产的手段。我猜想我们需要几年时间才能筹措到足够多的钱，也需要几年时间把《南达体育》的计划考虑周全。这期间，我想去南达科他州找一家报纸打工，这会有助于《南达体育》的成功。 读到二年级的时候，我曾在南达科他州的《米歇尔共和日报》当过一个夏天的记者，三年级以后又在南达科他州的《城市快报》干过一阵子。毕业以后，这两家报纸都给了我一份工作机会。 但这两家报纸都只报道南达科他州的某些地区。由于《南达体育》将成为全州报纸，我希望找一家能够把自己在报道上的签名让全州人都看到的报纸。只有美联社和合众国际新闻社能够提供这样的可能性，但两家报纸都没有空缺。 我去游说美联社的州管理局局长哈尔·安德森，建议他们扩大只有两个人的员工队伍，尤其是可以雇用我来做全州体育报道。他向美联社驻明尼苏达州的上司做了请求。让我感到走运的是，在我毕业的头一个星期，他们答应了这个要求。 机会比钱更重要 1950年，安德森让我当上了美联社的记者，周薪50美元。《米歇尔共和日报》原来给我的周薪是60美元。我之所以接受了薪水较低的工作，是因为那会铺平通向《南达体育》的道路。 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拒绝了美联社的两次提升──一次是派到明尼苏达州，周薪70美元，另一次是到纽约，周薪85美元。我当时在利用西乌福尔斯的工作铺设自己的《南达体育》能量基地。如果你只有20多岁，相对于好的机会来说，每周少几个钱算不得什么。 在两年时间里，我和比尔利用晚上、周末和假日筹备《南达体育》。比尔没有拿到执照就开始干起法律事务来了，他把我们的公司文件都起草好了。 公司成立后，我们就开始叫卖《南达体育》的股份了，大部分是以每股100美元销售的。一开始，事情可真难，我们没有详细的创办计划，有的只是一个远景规划，以及高涨的热情。 我们的确有一份营业计划，但写得太差，大部分只是一些猜想和赌咒发誓的话，它预测出版两年内将有利润产生。我们猜想需要5万美元做启动费用，并用来支付头两年的亏损。 比尔当股份销售员比我强。我可以打开门热情洋溢地大谈远景规划。但是，在达成交易和收取订单方面我却有麻烦，比尔销售的股份比我的多出两倍。 在具体的小账单上，我可不是好的销售员。我在演技方面远远超出推销术。因此，销售5美元的东西我有麻烦，但在销售数百万美元的东西上却有一套。 我为美联社写的体育报道为《南达体育》的传播起了一些作用。无论去哪里采写报道，我都会谈到此事，从衣帽间到酒吧间无处不谈。 向我们投资的大部分人都是在拿他们的腺体打赌——为了体育情操，或者是为了对体育的热情。他们喜欢我们出的这个主意，希望能够办下去，但是，没有谁果真指望因此变成富人，除了我和比尔之外。 大部分投资人拿出100美元的“赌注”，最大的“赌注”下到了700美元，平均为200美元。 到1952年夏末，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宣布1952年11月21日为创始日，足球赛季就快要过去了，而篮球赛季却刚刚开始。篮球在南达科他州是最大的观赏体育活动。许多高中都没有足够大的场地开展真正由11人组成的足球比赛。在很多城市里，6人球队或者8人球队替代了11人球队。 因为开张的资金极少，用于推广工作的钱更少。我们的大部分现金储备都派上了用途——主要用来支付印刷费，寄报纸的邮资和房租，只有一间的办公室设在西乌福尔斯的希得白酒店后面。 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大部分都存下来了。两个人每月各取100美元，只够支付吃饭和喝杜松子酒的钱。我和比尔两个人都爱喝马爹利酒。我们晚餐常常只吃一块汉堡或通心粉加奶酪，因此，可以在餐前喝上一杯马爹利酒。马爹利酒对梦想者有益，假如只喝一到两成的话。 《南达体育》的政策之一是我和比尔共同立下的一个誓言，在我们以后的生活中，大家每天至少要喝一杯马爹利酒。我一天都没有错过，尽管到了60几岁以后，我已经从杜松子酒换成了伏特加。 在这方面，我学得很慢。伏特加是一种差不多毫无味道的东西，因此，好酒和坏酒难以区别。好的杜松子酒尝起来像是汽油和葱汁的混合物，人们慢慢就习惯它了。差的杜松子酒品尝起来味道更差，让人头疼，还有隔夜醉。 我和比尔喝杜松子酒时揣摩出来的一个点子是，要想个办法免费宣传《南达体育》。关键是这个州的体育记者和实况转播员，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我们要追求的那批读者。 在美联社当体育记者的时候，我已经跟那些人混熟了。因此我把他们每个人都列为《南达体育》的专栏编辑。他们也乐得如此，没有报酬，但是，他们的名字都列在这份新创立的州际体育报的版权页上。第一期出来以后，他们给我们大大吹嘘了一通，而且还做了很多无线电宣传，还就特色报道和故事帮着出了些主意。 南达科他州的大部分日报出版人都不反对他们的体育编辑帮助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根本都不可能办成，因此，他们也不用担心有可能会出现竞争者。 让敌人放下武器 我帮着说服那些出版人，让他们明白我们并不是竞争者，因为我们出版的东西只不过是他们拥有的体育迷“事后才翻翻”的东西。 30年后，推出《今日美国》的时候，我想利用同样的“事后才翻翻”说辞让全国的报纸出版人放下武器。但是，他们大都是些老于世故的人，从一开始就盯上了我们。 《南达体育》开张的时候，全体人马就只有三位全职员工和一位业余的志愿工作者——比尔和一位秘书、我妻子洛莱塔和我本人。 我的头衔如下所示： 1. ▽老板、编辑和出版人。 2. ▽惟一的新闻采访人、记者和摄影师。 3. ▽头号叫卖者、广告部经理。 每一篇报道和每一个头版新闻都由我来写，一般是12页到16页的小报。尽管如此，我还是有最后交稿日期的。后来，我惟一没有在最后日期完成的一件事情发生在银行。 我们在《南达体育》周刊上登载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偷来的，之后根据全州的日报进行改写。但是，我还制造了很多民意调查和有读者参与的特色文章。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竞赛，从全州最漂亮的啦啦队长到最好的送水员。 我们用桃色的新闻纸印刷《南达体育》。我们是从《明尼苏达论坛》和《德莫安登记簿》偷来这个点子的，那两份报纸都有桃色的周末体育消息版。 我们甚至把他们的推广口号也偷来了——“伸手摘桃子。”直到今天，我一直都毫不犹豫地从别的出版物那里偷窃好点子，之后稍加改变后为我所用。大部分所谓的新点子实际上并不新。一般来说，它们只是一些旧点子改为新用途罢了。 我们第一期的头版是一篇报道，还配有跨版照片，讲述的是全南达科他州高中足球联赛的第一支球队，还有第二支球队、第三支球队以及一些荣誉提名等。 有几十个运动员的名字登上了我们的报纸，一夜之间成为英雄人物，他们的名字以前只在家乡的周刊上登过。我们把他们列在全南达科他州的旗帜之下，捧为全州明星，目的是要推广我们的报纸。 第一期我们印了7000份，结果脱销。 布罗考的《圣经》 nbc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当时是一位重达135磅的四分卫球员，是南达科他州只有2,217人的皮克斯顿小镇上的6人足球队队员。 “《南达体育》成为我们的《圣经》”，布罗考后来回忆说。他还想起自己如何利用那份报纸让班上的一位同学感到难堪，那个同学在皮克斯顿小镇上也是一位名人，是他的死对头。 “回想那个时候，乔治·霍尔比我的名声大啊。他在女孩子们那边也很吃香。我决定胜他一回，因此就传播谣言，说他将出现在下期的《南达体育》全州队名单里。 “乔治和他的崇拜者都等在邮局门口，盼望着早点拿到那一期的《南达体育》周刊。报纸来了，结果他的名字不在上面。他们都难受极了。我也在那一群人里等着，很开心地看着他们的样子。” 很明显，作为南达科他州的另一位可爱的婊子养的，布罗考远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开始茁壮成长了。 我们还搞了好几次宣传活动，尽管并没有增大发行量，也没有得到多少广告，但至少还是很好玩的。 两次最大的发行比赛奖励的物品如下： 1、两名读者将有机会出席1953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费用全包，那次比赛是由我心爱的扬基队胜了当时的布鲁克林道奇队，4场赢两场。 2、一名读者将有机会出席1954年的玫瑰碗赛（我们的费用削减政策已经启动），密歇根州队赢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队，28比20。 竞赛设计用来刺激发行。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自己得亲自去看看两次最重要的体育赛事。 两次都没有办法提前订票。因此我了解到一些关于黄牛的事情。 在曼哈顿的准将旅馆，我花15美元一张从一名黄牛那里拿到3张左外野的座位。之后我发现另一名黄牛愿意以同样的价格销售3张包厢票。当我想把头三张票卖掉的时候，一名大个子便衣警察看见我是个外行，因此抓住我了。“你要么按票面价值把票卖给我，要么以倒票罪送你进牢房，”他威胁我。我损失掉了24美元、欢迎来到纽约。 后来我得知，快到体育馆的比赛开始时间，黄牛愿意以接近票面的价格销售掉手中的球票。 后来，再去看任何重大球赛时，我再也不用犹豫球票的事情了。我就等在外面，直到比赛已经开始，此时，我可以用不到票面价格的价格买到球票，这样的时候，黄牛们已经开始发慌了。 像这一类的促销竞赛都是很好玩的，而且会让人注意我们。我们还能指望别的什么呢？利润，应该是吧。 到了第一年底，《南达体育》已经每周发行量达到12,000份。我们的目标原来只有10,000份。 每周两版广告，我们的目标是五版。 亏损40,000美元，我们的预计只有25,000美元。 三个目标只实现了两个，这可算不得好成绩。我们只有一年的经验，但已经债台高筑了。 事实上，我们的发行成功就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什么好事。《南达体育》每份10美分。这个价格无法抵偿生产和发行成本。跟大部分报纸一样，我们预计广告会支付大部分账单的，并且能够让我们有所赢利。但是，我们的广告失败了。而且因为我们的发行量在不断增长，我们销售的报纸越是多，亏损的钱就越多。 这份报纸开办22个月之后，我们的时间和钱都玩完了。1954年9月24日，我们出版了最后一期。 波特的法律学位又起了作用。一开始我们一分钱律师费不花就成立了公司，现在，我们的破产清算又以同样方法进行了。 股票：无用的墙纸 我们开门纳客，销售办公桌、打字机和其他一些办公设备，当时我做了最好准备。我预感会有愤怒的股东进来骂我们是强盗或流氓。 结果发生了相反的事情。有好几名股东路过，有些实际上还购买了一些设备，哪怕他们作为股东已经拥有其中的股份。大家因为一路走了这么远而十分大方和充满感激之情。没有人陪大钱，他们觉得我们的风险企业干得值。 把所有的资产销售掉以后，我们的债权人每1个美元得到的补偿不足35美分。 《南达体育》股票一文不值。我也分到了足够多的股票，因此后来在我的书房里贴满了一墙的股票证，以提醒自己经历过的惨败。 我总是喜欢把失败的记录保留在身边。但是，那都是些有意义的纪念品，说明没有谁是完美无缺的。它们提醒我们注意到下一次失败可能近在眼前，因此应该格外小心。 清仓减价大拍卖的那天晚上，等我们最后一次走出《南达体育》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和比尔像平常一样去喝马爹利酒，喝第一杯的时候两人都还没事，到第二杯、第三杯和第四杯的时候，眼泪还是止不住掉下来。 从那以后，谈起那次失败，我总是开怀大笑，觉得自己能够以那样的方式结束真是运气好。 如果那次成功了，我一辈子的生活可能就以那样的方式结束：杜松子酒、拉米牌，还有去苏族瀑布那边的明尼哈哈乡村俱乐部打几回高尔夫球，仅此而已。 相反，我一下子就离家出走了。 我的背上有只猴子。但是，我当时还很年轻，因此我发誓，要跑就跑得远远的，把背上的猴子甩掉，结果还真甩掉了。 有话直说：小失败导致大成功。 二、自我提升 那次失败（《南达体育》）锁定了纽哈斯的未来。他开始更多地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涉及商业的编辑和出版人，而较少地把自己看做一个记者。他也学会了如何两面下注。 ──《人民》杂志 1987年9月28日 失败阻止不了我们追求成功的脚步。你应对失败的态度决定了后来的一切。 我有两个选择： 一是在南达科他州混日子，感叹自己的伤痛，让周围的人同情我。 二是振作起来，拍掉身上的灰尘，重新开始新的事业。 我不想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我想飞黄腾达，因此我就离家出走了，当时30岁。 我的目的地：佛罗里达，一个充满机会的州。我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发达的机会，也能在那里的阳光下找到人生乐趣。 《迈阿密论坛报》在南方是最好的大报之一，我的直接目标就是去那份报纸找份工作。 这是相当大的一个跳跃，《南达体育》在南达科他州以外无人知晓，在其每周一次的发行最高峰也只有18,000份。而《迈阿密论坛报》的发行量为每天20万份，星期天达到近30万份。 我对《迈阿密论坛报》新闻编辑室的几位老板进行了一番研究。执行编辑乔治·毕勃曾在蒙大拿州的比林斯工作过，他妻子海伦是蒙大拿人。我猜想，有了这么一个背景，他至少知道南达科他州在什么地方吧，他也许能够帮助我。 我写给毕勃的求职信比我写过的任何一次新闻采访更好。 我并不想掩瞒自己在《南达体育》上的经历。我写信对毕勃说，我也许是他雇用一名“自认倒霉”的家伙的第一个机会。 之后我把《南达体育》的一些样张寄给他，还有南达科他州州长西格德·安德森的一封推荐信。州长是一位狂热的体育迷，他在信中大肆吹嘘，说《南达体育》在这个州曾是多大的体育界盛事，他认为财务上的失败只是常见的现象之一。 毕勃咬钩了。他打来电话，提供了一份记者的工作，工作地点未详，周薪90美元。 哪怕已经破产而且失去了工作，我还是找了一些口实。“这对我和家人来说都是很大的一步。”我说，“我想先过去看看。” 毕勃解释说，他们没有为面试支付费用的政策，我后来才明白为什么。他的抽屉里塞满了北方佬记者寄去的求职申请，大家都想去迈阿密工作。 我决定自己花钱去一趟。从妻子的兄弟那儿借了200美元，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了那边。 强装镇定，哪怕实际并非如此 走进《迈阿密论坛报》的新闻采编室，我被吓坏了，但强作镇定，不露声色，办公室里都是新闻工作人员，200多号人马。 我极想要一份工作，但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毕勃手头上有太多的申请者，根本没有时间一一考虑。但是，他还是努力让我接受那份工作。 这就给了我相当好的施展机会。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为任何一项决定担心过，无论重大决定的还是一般性的。装出镇定的模样，而且控制好自己的表情，这是最为关键的，哪怕实际上你并非如此。 当天晚上，我去城里看了看。迈阿密市和迈阿密海滩的夜生活让我想起二战时在巴黎和马尼拉的情景。第二天，我回头接受了工作。我们达成协议，我将于10天后，即12月30日开始报道上班。 我搭火车回到南达科他州，又从妻子的弟弟那里借了300美元，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在租来的一辆u形拖车上，直奔新的冒险地。洛莱塔当时已经有了6个月的身孕，两个星期后，才和1岁大的丹乘飞机到达。 在《迈阿密论坛报》工作一个月之后，我知道这里的工作简直就是小儿科。理由如下： 1、在《南达体育》，我总是在最后日期来临前赶写和编辑30到40篇文章。 2、在《迈阿密论坛报》，大部分记者一天才写1到2篇报道。他们有时候好几天才写完1篇报道。 我保持着自己在《南达体育》时的工作节奏。我在电话里接到前线记者发来的报道，进行编写，10分钟或15分钟后就完事了，然后准备接更多的电话。 遵循老方式的和工作时间比较长的记者都不喜欢我的工作节奏，他们在背后称我是“乡下佬”。 但不久之后，市内新闻执行编辑将我也扔到街头去当真正的前线记者，那是我在迈阿密得到的第一次提升。 几个月内，因为运气，也因为坚持不懈，我在警方丑闻、宗教界的直销诈骗等方面挖到了头版独家新闻，还有一则报道使一位有智障的流浪汉得到释放，他因为一项被人鼓吹出来的谋杀而被起诉并被关押在监狱里。 我工作很努力，但也找空闲娱乐。两者结合起来使我得到第一次去海外进行大型报道的机会。我接到任务，陪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去拉丁美洲进行“阿米哥行动”之旅，为《迈阿密论坛报》及其姐妹机构《芝加哥每日电讯》报道。 别扎在人堆里 我编写了很多一般性的报道，就跟白宫新闻团的那些记者一样，但到了里约热内卢，事情就不一样了，第一天晚上是一个狂欢之夜。 第二天，新闻记者乘坐的飞机离开里约热内卢前往圣保罗，准备在那边与总统汇合，但我却没有上飞机。我准备在白天前往柯帕卡巴纳海滩放松一下，思考一些问题，做些计划，做些筹划，顺便看看那里的姑娘们。 我在太阳底下晒日光浴，听到一些激烈的谈话，还看到很多人围着一台收音机。 “美国人！美国人！” 一位美国游客翻译了一个报道的片断：在里约热内卢机场附近的空中，一架巴西客机与一架dc-6军用运输机发生碰撞。 军用飞机上一共有19名美国海军官兵，全部遇难。他们原来是计划当天晚上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巴西总统朱塞利诺·库比谢克进行表演的。 我赶往出事地点，采访了见证人，并打电话给《迈阿密论坛报》，口述了我对目击者的采访，拿出了戏剧性的第一人非主流报道。 完事之后，老板毕勃打电话过来。 “不错，”他说。“顺便问一句，你今天为何没有跟其他记者一起去圣保罗与总统在一起？” “乔治啊，我有一种感觉，好像今天最大的新闻会在里约热内卢发生。”我一语双关。 毕勃大笑。他是个有理解能力的老板，对结果的关心比对规则的关心更大。 毕勃又让我经历了一次更大的考验──去该报驻华盛顿的办公室工作3个月。 然后他给了我这个选择： “要么等艾德·拉赫退休后荣升为华盛顿办公室的主任，要么来这里负责市内报道。你考虑一下，让我知道你更喜欢哪一个。” 对于南达科他州来的一个小子来说，这算很不错的选择了，3年前他曾输得肚皮朝天，一塌糊涂。 提升通往什么地方 为《迈阿密论坛报》这样的报纸或者像骑士报业集团这样的机构管理华盛顿地区分部，这是相当令人兴奋的消息，意味着地位，对于一名记者来说意味着很多钱。但是，我的研究显示，大部分分部主任都会把这种工作当做终身岗位。他们虽然挤进华盛顿的主流社会，但离报纸的核心层却很远。 每次遇到提升机会，我都会提前考虑那样的一份工作最后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有些人认为提升是抵达的措施，我却把提升看做是到达下一个更重要的工作的起点。 市场编辑的工作会使我成为当地新闻组的四分卫，处在决定新闻采编室重大决策的核心位置，经常要与顶层的老板们接触。 这在通往顶层管理层的梯子上可能是重大的一步，当然还有与之相关的财富。 我挑选了这么一份工作，因为它有长期的机会，但我想以自己的方式进入这份工作岗位。 “请先让我当几个月的副手。之后让我在商业新闻采编室、州际事务采编室、体育新闻采编室工作一段时间。这样的话，我才会明白各处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我会发现谁在干活，谁没有干活。” 毕勃觉得这主意不错。我有3个月的时间这里干干，那里走走。一些人向我倒苦水，也对我说他们的理想。他们不能肯定我最后会到哪里去，但是，他们感觉是在和一位同事而不是上司谈话。 之后我告诉毕勃，说自己准备妥当了。他告诉市内新闻执行编辑麦林·泰斯特说，第二天将有人来接替他，但没有透露接替者的身份。 当天晚上下班后，泰斯特邀请他在市内新闻组的同事和朋友们喝酒，大家都对他抱以同情，并且猜测到底谁会是接替者。我跟他们一块儿喝酒，但没有说什么话。 第二天，毕勃宣布消息，人人都猜我一直都是个婊子养的卑鄙者，当了3个月的间谍。 我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介乎两者之间的婊子养的。但是，要是没有那段经历，我可能也不会成为一名更好的市内新闻编辑。最后，员工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迈阿密论坛报》来说，我们大家一起学习，目的是为读者做得更好。 让明星围绕在自己周围 在飘泊不定的那些日子里，对我经常可以讲实话的一个人是拉雷报业家族的德里克·丹尼尔斯。他在《迈阿密论坛报》的新闻组工作，编辑文稿，也撰写头版新闻。 “这里有一些高水平的作者，但市内新闻采编室却相当糟糕。”他对我说。他还告诉我可以怎样调整过来。 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任命他为市内新闻组的高级助手。他让我在那边看上去不错，后来我又提升他为《底特律自由新闻》的市内新闻编辑。 我在大学里从来都没有学过管理。我有几本教科书，讲如何攀升权力阶梯，都是霍拉西奥·阿尔格的故事。但是我明白，光是卖力工作还不行，越是能够让自己周围有很多一流的助手，我越是看上去能力非凡。 要想往上爬，寻找和培养好的助手是相当重要的。你不可能凡事自己来，如果你想这么做，就会拘泥于小事，结果限制了自己爬升的机会。 我总是想让自己的身边围满这样一些人： 一是极聪明，知道如何把事情办好。 二是很忠诚，按我的意思办事，让我看上去不错。 三是当我准备往上爬的时候，能够接替我的工作。 这总是让我能够从下往上挤，也可以带着人往上爬。 我还相信，打不过就应该加入其中。如果可能，让他们加入你这一边。这样一来，机会很快就自动朝你这边靠。 我们得知，与我们竞争、但规模较小的《迈阿密消息报》的市内编辑约翰·麦克莫兰在那边干得很不开心。事实是，麦克米兰在哪里都干得不开心，他无法跟别人沟通，无论是下属、上司还是公众。 但是，他在新闻方面有无可比拟的本能。在当地报道中，他经常打败我们这边。我告诉毕勃，我为麦克米兰找好了位置。 “把我提升为市内新闻的执行编辑。我们就可以聘请麦克当市内编辑了。他会处理新闻。我来处理人事和主意方面的事情。” 我“放弃”自己的工作，让一个对手来干，这使采编组的很多人深感震惊。他们没有意识到，我只是把市内新闻执行编辑当做一个填充位。我已经把眼睛盯住下一次提升了。 毕勃的二号人物是夜班助理执行编辑比尔·汤恩斯，是个不错的人，有很好的报道点子。但作为经理人员不行，毕勃与汤恩斯的摩擦已经是明显可见的了。 当了几个月的市内新闻执行编辑后，我计划在毕勃那里埋种子：“乔治啊，你看，我们市内新闻部已经治理得相当不错了。这个地方并不需要我和麦克米兰同时在场。如果你提升我当助理执行编辑，麦克就能很好地管理市内新闻部，而我也可以帮你管理所有新闻采编工作了。” 等汤恩斯发现所发生的事情时，他去巴尔的摩另找了一份工作。等办公室的那些饶舌者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后，他们把我的诨号改成了“黑骑士”。 师出多门 毕勃提升我当了助理执行编辑，自己就去忙社会事务了。他更喜欢社会事务，而不太喜欢新闻头条方面的压力。我很喜欢压力，也喜欢这样一个事实：奈特组织的三个顶层人物已经开始密切注意我了。 这三个人物是： 一是杰克·奈特，当时64岁。 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阿克龙灯塔报》，并把它变成了一个报业链，当时包括《迈阿密论坛报》、《芝加哥每日新闻》、《底特律自由新闻》和《夏洛特观察家报》。 每年冬季他都要到迈阿密来过冬，每天早早就来到市内新闻部。他说起话来跟狂风暴雨一样，喜欢赌博、赛马、冒险、搞笑，有很强的新闻本能，对底线有敏锐的感觉，是我所了解的最佳报人，跟我一样的人，举止自如，很可爱。 二是吉姆·奈特，当时49岁。 他是一个搞钱的人。总是准备跟新闻部的人干仗，因为他觉得那些人并不了解每一个美元的价值。在一个经济不景气时期，他拿出了一份对新闻部的5%削减计划，并预计我会提出反对意见。 我却没有反对。“吉姆啊，没问题的。”我说，“我们会写得更紧凑一些，跟现在一样会有同样多的新闻的。”从那以后，吉姆对我另眼相看。他提升我参加全报范围的委员会，并让我参加管理会议，这样就在新闻采编部以外为我打开了一道大门。但他不是我一类的人，太严肃，太严格。 三是李·希尔斯，当时52岁。 他的主要工作是《底特律自由新闻》的执行编辑，实际上是驻报出版人，尽管杰克·奈特的名号是出版人。但是，希尔斯还在迈阿密拥有执行编辑的名号，并且是毕勃的保护伞。 他是北达科他州本地人，极聪明，是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了不起的筹划者，很有雄心，但其能力和成就使其计划不太可靠。 所有三个人都成为我的师长。他们提供了多重管理风格和哲学。他们当时都处在人生的壮年，把自己学到的一切都投入实践。我当时才只30出头，是学习的时候，而且我也学得极快。 有话直说：帮助老板，让他帮助你提升到下一个岗位。 从软球到硬球 纽哈斯走进屋子，没有人宣布他的到来，但所有的头都转过来，就好像被磁铁吸引过去一样。他那种人有巨大的驱动力，全神关注，眉毛挑一挑就能让一大堆人行动起来。 ──《底特律月刊》 1987年8月号 迈阿密的快车道让我进入更大和更艰难的一个舞台──底特律的硬式棒球联赛。 硬式棒球竞赛大大折腾了这个汽车城一番： ►汽车业三巨头彼此战斗，争夺控制权与利润。 ►联合汽车工会和卡车司机工会领导工会成员赢得全国最高水平的工薪。 ►三大报纸展开全国最残酷的发行量及广告优势争夺战。 底特律的两大领袖人物，一个是朋友，另一个是对手，帮助我熟悉了那里的街头式聪明和硬汉作风： 杰克·奈特是我的师长，在伍尔沃斯家的午餐会上，他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奈特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里报业界最强硬的人物之一。他知道如何讨朋友的喜欢，也明白如何恐吓对手。他不讲废话的强硬作风引起众人的注意和尊敬。 吉姆·霍法是卡车司机工会的硬汉，他在谈判桌上给我上了一堂效果持久的课。 他那种软硬不吃的形象因为只注意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而更添威风。他什么手段都用──也就是说，包括威胁和恐吓，借以赢得工会成员的尊敬和管理层的尊重。 这两个人让我明白，光是聪明还不行，一味强硬也不行，你必须两者兼备。街头聪明与硬汉作风结合起来，那就是他们的长处。 迈阿密的师长们觉得我已经准备好帮助他们经营奈特家族最大的报纸《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犹豫。 “你们说哪里就哪里。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早晨。”李·希尔斯说，他是《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和《迈阿密论坛报》的执行编辑。 周末的时候，希尔斯解释了底特律发生的事情。《底特律时报》是赫斯特家族的一家报纸，也是城里第三大的报纸，那家报纸正要关门。 《底特律新闻》是第二大的报纸，属于斯克里普斯-布斯家族的报纸，他们购买了《底特律时报》的所有资产，包括其订户单和发行队伍。 风险事业的失败者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在由三家报纸构成的市场上曾是头号，现在，我们将在只有两家报纸的市场上成为第二。但是，我们有计划要赢回头号报纸。我想让你来当助手，帮助我办成此事。”希尔斯说。 我闻讯大喜，工资、职位都不成问题。我曾见过很多人面对这样的机会时手忙脚乱，辗转反侧，拿不定主意，我不会。 我看到一个机会，迫不及待地想一试身手。《底特律自由新闻报》是奈特报业链里最大的一家报纸，它的发行量达到501,115份，而《迈阿密论坛报》却只有305,065份。 跟希尔斯见过面后，他说杰克·奈特想跟我谈一谈，让我了解一下底特律的形势。 “我来底特律是要干风险事业，但失败了。”奈特说，“我以为赫斯特会把报纸卖给我，但是，《底特律新闻》的那帮杂种出的价钱比我的高。现在，我们得跟他们两家干了。” 之后，他解释了我在这里的角色：“小伙子，你在迈阿密的软球联盟队干得不错。现在，我们希望看到你如何能够在底特律的硬式棒球赛中求胜。” 的确是硬式棒球，这里的一切速度更快，更紧张。赌注也更大了，人人都在找机会。 迈阿密过去靠新来者和松散的结构而发达起来，而底特律却是由壁垒森严的制度来统治的。 24小时后，我坐在了《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董事会星期天早晨召开的一次关键会议的会议室里。希尔斯向高层管理人员大致描述了他创造性和详细的计划，准备赢回《底特律时报》的读者。 会议结束的时候，差不多像是顺带着说出的一件事，希尔斯宣布他从迈阿密带来了我，准备让我当他的助手，帮他完成此事。 他在我的事情上说得更明白：“我会把方案起草出来。我会做好筹划工作。你的工作是实施那些方案。主要是在新闻采编方面。但是，我还希望你能够充当我的耳目，监视业务办公室里面的一些事情。” 这是梦想中的工作，有更大的责任，更高的可视度。有机会学习业务方面的知识，同时又不放弃我对新闻采编室工作的爱好。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里面的很多人不喜欢我去那里，他们给我贴上了“迈阿密黑手党徒”的标签。但是，我是老板派来的人，这有助于让我把事情办好。 《底特律自由新闻报》有可能永远也无法夺回底特律二号报纸的地位，但由于希尔斯的计划，也因为我们的筹措，我们一直保持为十分接近的竞争性二号报纸。 好、坏婊子养的都值得学习 到达底特律的几个星期后，奈特请我去吃午餐。我一直在盼望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他是不错的一位师长。他为人粗暴强硬，但知道如何制造出最好的人和产品。他是一位可爱的婊子养的。 我们绕过《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的街角，到了虽然安静但很沉闷的底特律俱乐部。 他要了一份马爹利，伸直腰。我要了一份加冰块的马爹利。我们谈到了他的星期天“编辑笔记”栏目，他曾在这个栏目上得过普利策奖。之后，他放下杯子说：“我们走吧。” “我们不吃午饭了吗？” “吃啊，我们走吧。” 我们走了6个街区，到了古老的伍尔沃斯廉价商品店。他带我去了楼下的午餐台。 “你想要什么，小伙子？”他问。 “是您买午餐啊。你准备要什么？” 他要了热狗，带芥末和番茄酱的那种，又要了一份可乐，我也一样。 这位打扮得无可挑剔的亿万富翁四处打量了一番，看着底特律的那些站着吃午餐的穷人。 他指着一位体格魁伟的黑人妇女。 “你觉得她今天早晨在报纸里看了什么？”他问我。 “这我可真不清楚。”我答道。 之后他指着一个破衣烂衫，拄着拐杖的老年白人。 “你觉得他会看什么？” “这是一次测试吗？”我问。我觉得自己答得很巧妙，他却不这么看。 “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他们？”他口气坚决地问，我去问了。当然，他们两个都没有看报纸。两个人都说他们太忙了，总在赶着上班，总在为生活奔忙，报纸帮不了他们的任何忙。 奈特笑了：“嗯，现在我希望你已经明白了。希尔斯准备让你成为底特律俱乐部的会员，还要当底特律运动俱乐部的会员。但是，我的老天，不要每天都去那里吃午餐。那是李·希尔斯干的事情。他跟同样的人每天都谈同样乱七八糟的事情。不要落入那样的俗套。” 对于任何一个想要销售任何消费品的人来说，这都是很好的主意： ►让自己的脚踏在街上。 ►不要让自己成为安逸享受的囚徒。 我的第二堂重要的课程是从吉米·霍法那里学的。他当时管理着卡车司机工会。卡车司机工会和联合汽车工会掌握着当时的底特律。 霍法是我见到过的最难缠的聪明人。我见过更聪明的人，也见过更难缠的人，但没有一个人跟他一样既聪明又难缠。他是那种很糟糕的婊子养的。 考验的时刻来临，卡车司机工会的人来找《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要谈新的薪资方案。在29天的停工期间，我们同样进行调停。我跟由三个人组成的报业商谈委员会坐下来。我们的领导人是业务经理人亨利·韦尔德勒，当时64岁，很疲劳的样子。 霍法47岁，态度强硬，鬼头鬼脑的。他看上去像拳击手，个子矮，有胡须，脖子粗得跟牛似的，头硬得跟牛头一样，身体十分强壮，敞开衬衣，露出毛乎乎的胸脯。 吉米·霍法式的撒尿休息 我们一连开了差不多36小时的会，中间没有休息时间。霍法要求休息的信号总是同一个：“我得去撒泡尿去。” 说完他就带着他的工会伙伴一起离桌去撒尿，在脸上抹上一把洗脸水，有时候喝一瓶啤酒，之后冲回会议室，准备再次战斗。 韦德勒也去卫生间，会很小心地检查自己的拉链，把自己的双手擦洗得干干净净的，拉直领带，喝一杯咖啡，之后慢腾腾地回到谈判室。 他可不是吉米的对手。 从那件事情我得知：生理上的毅力，加上聪明脑袋，那可是决胜组合。 事情谈完之后，工会差不多得到了他们在罢工开始的时候想要的一切。 由于我刚刚到任，而且也是图腾柱上的小人物，因此在谈判中无法做出任何真正的贡献。但是，等我们恢复出版以后，新闻版已经是我的了，而且我对此也加以利用。 罢工期间，霍法和他的工会成员声称自己是工薪不足的卡车司机。罢工结束之后的第一版，我们准备了一篇报道，列出了那些工会成员头年的工薪。结果显示他们挣到的钱比汽车城的大多数产业工人多得多，也比报纸记者和广告销售人员多。 霍法气鼓鼓地打来电话，因为印刷工人告诉工会的头头，说报道已经排好字型了。 “你们把那样的报道印出来，那你们可真是要闯祸了。你们让那些老婆知道我手下干活的人挣多少钱，我会打烂你的屁股的，”霍法威胁我。 我们照登不误。他没有打烂我的屁股，他的敌人率先打烂了他的屁股。 我在硬式棒球里学到不少的东西。但是，我在底特律不如在迈阿密开心。毕勃为人很散漫，很放松，我开的很多真玩笑他也喜欢。希尔斯是更好的新闻工作者，但太保守，他认为开心大笑是粗鲁行为。 有很多次他教训我：“你经常跟人开玩笑，但你不知道人们经常会听错你开的玩笑。你不知道那样会伤害你。”每当我开一个玩笑，他这个人就连笑都懒得笑一下。 如果玩不好，那就开溜 对我来说，如果玩得开心，高效率工作就更容易。我总在寻找这样的工作环境： ►它吸引并留住喜欢逗乐的人，让人开心，如果机会合适，甚至还可以打打闹闹。 ►鼓励人们少拿自己当一回事。 ►回报这样的一些人，工作起来严肃认真，玩起来很有一套。 另外，自从上次提升以来，已经过去两年了。这是我在迈阿密的经历之后相当慢的一种节奏，这也使我烦躁不安。 而且我对奈特机构未来的领导权也心存疑惑，那是全国头号的报业链锁机构。杰克·奈特和李·希尔斯是创建了那一切的人，但是，很明显，吉姆·奈特很快将要接手了，业务部会主宰一切，这就会使我有麻烦。 业务部并不理解报纸的核心和灵魂：新闻。大多数业务方面的报纸高级主管觉得，销售新闻跟销售鞋子并无什么不同。 吉姆·奈特已经选好了他的替身助手阿尔瓦·查普曼，查普曼后来成为首席执行官。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也很了解业务方面的事情，但是，不是我这一类型的人。查普曼十分刻板，跟他比较起来，希尔斯简直可以称作喜剧大师了。跟查普曼一起工作，会使我觉得天天要爬墙。 跟很多30几岁的职业人士一样，我已经成熟了，应该接受合适的出价。 有话直说：没有幽默感的老板会让极好的工作枯燥无聊。 四、破茧而出 “无法想像有比纽哈斯更有竞争力、更焦躁不安、更有控制欲的人。” ──《华盛顿新闻业评论》 1986年9月号 快到39岁生日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结果让我得到一直想要的休息。在明尼阿波利斯召开的编辑人员大会上，加内特报业集团的执行编辑韦恩·琼斯邀请我同进早餐。 见面以后，琼斯告诉我说，他代表保尔·米勒，米勒是基地设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的加内特集团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加内特集团。 我告诉琼斯说，我现在工作的地方还可以，但是，我从不会不听人说明白意思就关上大门。他告诉我说，米勒可以联系上。 那次谈话让我产生了复杂的感情，有人来挖我当然我很开心，但是，我当真想去为加内特集团这样的小公司工作吗？ 这是规模相对较小的一个地区分支机构，共有16家报纸，平均发行量为5万份。不仅仅是一家小公司，而且其名声也比奈特集团小几个档次。报纸都有营利，但没有什么刺激性。 那里的机会必须是相当特别才有可能将我吸引过去。但是，又有一些东西在推动我了：无聊。 有很多人都觉得无聊。但是，大部分人不知道拿它怎么办。 作家西奥多尔·h·怀特是这么描述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自己的茧壳里，就如同蜜蜂生活在蜂巢里。” 我永远也没有满足到愿意装在容器里的程度。在底特律的无聊生活铺平了通向罗切斯特的道路。 米勒请我去罗切斯特看看那个城市，并与他的几名骨干成员见了面。他们都是些可爱的绅士，但显然都是些并不重要的管理人，他们在一座小城市里管理着一家并不重要的公司。 在底特律，我的年薪是25,000美元。米勒让我去当该公司设在罗切斯特的两家报纸的总经理，年薪是30,000美元。我告诉他说，我会加以考虑。 泄了密的膝部反射 几天后，米勒打来电话。再过几天又打来电话。 “我真的很想你来加入我们，”他说。“你还记得我上次对你做的保证吗？无论当时说的是多少，我再加5000美元。” 这就让我更加了解米勒了。 我总想找出一些泄密信号，借以看清一些人到底想要什么： ►喝完酒以后临时说出来的一些话。 ►表情发生变化。 ►不常见的一些特点，如手发抖、掌心或腋窝出汗。 ►不成熟的一些话──还没想好就说出来。 学会看人的姿态让你处在优势地位。 米勒很容易看出来。他愿意往我的工资里加上5000美元就是一个泄了密的膝部反射。他很容易就露出底牌，等我过去替他工作以后，经常会利用他的这个毛病。 米勒告诉我说，最早引起他注意我的人是蒙迪·克迪斯，他是基地设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美国新闻学院院长，我曾在那里进行过几次演讲。我请克迪斯就我换工作的事情提一些建议。“列出从职业或者个人生活角度对自己很重要的10件事情。”克迪斯建议，“之后给这两家公司打分。” 我照做了。 两份成绩单的份量严重倾向于未来的公司成长、冒险和新的商业投机、个人情感生活的种种可能性，目前的工资或职位并不那么重要。 我给奈特加了10份的“忠诚”奖，尽管如此，加内特还是赢了，94对92。更重要的是，我的内心告诉我： ►加内特公司里面没有加内特，职业经理人可以把公司推向他愿意推动的高度。 ►如果我果真是自己所想像的那般有能耐，那我就可以成为那样的人。这家公司可以让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下去。 米勒跟我说，他希望将加内特公司扩张到东北地区以外的地方。他是个高尔夫球迷，很喜欢佛罗里达州。他曾试着在那里购买几家小报，但没有成功。他对我十分了解佛罗里达十分惊讶。我心中一直都有个愿望，希望能够回到佛罗里达干点新的刺激性大事，米勒能够帮助我实现这些梦想。 跳槽的舞台管理 我打电话给米勒，说愿意接受那份工作，条件是他按我的要求打一通电话。他要给他的朋友杰克·奈特打电话，强调加内特公司已经看中我了。我希望能够见证这样的一通电话。在这样的事情上我可不想凭运气行事，我希望让这样的纪录明明白白的，并不是自己主动出去找工作。 我正好在下午一点的时候找个借口去了奈特的办公室，那是我们约好的时间，米勒应该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奈特。 电话响了。 “啊，你好，保尔。”奈特开始说话了。 我只听到奈特电话最后的几句话，但是，米勒后来将电话其余的内容告诉我了。 “我想让您知道，你们那边有个小伙子是我们极感兴趣的。”米勒说，“我们跟他谈过，也跟他开过价，我想他也许会接受。这人名叫艾尔·纽哈斯。” “他就坐在我对面。”奈特说。 “嗯，我只是想让您知道此事……”米勒说。 奈特一下子发火了。 “我不明白这通电话的目的！”他大吼。 米勒再说，这是个礼节性的电话。 “我不明白这通电话的目的！我跟你在高尔夫球场见。” 奈特挂了电话。 他转向我。 “嗯，小伙子，你准备接受吗？” “是啊，我准备接受。” “如果我觉得你这是在他妈的犯大错，我会努力挽留。”他说，“但是，保尔的小公司肯定他奶奶的能够用你。我们会想念你的，并且祝你好运。” 这是一个冷静而自信的家伙做出的冷静而职业化的反应。我们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直到他18年后去世。 我的大部分朋友都觉得我是个疯子，放着底特律那么好的条件不要而去罗切斯特胡搞。 我的看法却不然，我已经准备好另起炉灶了，我并不在意别人怎么想。有太多的人放弃了极好的职业机会，就因为担心别人的想法。 我在大联盟队的硬式棒球赛中干得不错。现在，我想看看自己是否准备好了去管理一个较小的“球队”，并领导它进入大“球队”之列。 理解公司文化 去罗切斯特之前，我看了两本书： ►弗兰克·加内特自传，他是那个报业链的创始人。他的性格和理想主宰着加内特公司，而我想要在理解这个公司的文化之后再进去。这本书让我早早就对仍然控制着加内特公司的那些关键人物所有了解。 ►《美国的自满之城》，是两年前由当地一家周刊的编辑克特·格林写的一本介绍罗切斯特的书，部分是事实，部分是虚构。理解罗切斯特社会跟了解加内特公司一样重要。 格林是这么描述“自满之城”的： “人要想干点什么事情，得有几件干净的衬衫、修剪整齐的指甲和一件希基弗里曼牌西服。 当然，你得参加共和党，还得去林肯-罗切斯特银行开个户头。 你得在扶轮国际的旗帜下宣誓，在狮子会手挽手高唱‘上帝保佑美国’……要想在罗切斯特成为‘能人’和‘值得一看的年轻人，’要想得到名望，你得做这些最起码的事情。” 我不认为能够做决策的记者应该去参加任何俱乐部，或者加入任何一个特别的利益集团。因此，在罗切斯特，我没有加入共和党，也没有参加民主党。我也没有加入扶轮社或者狮子会。我不跟任何人拉帮结派，只当一个友好的人。 我的确购买了两套希基弗里曼西服（是在当地制造的），但没怎么穿。我更喜欢休闲服装。 我永远也没有成为外套领带俱乐部的持卡成员，对我来说管束太多。多年以来，我偏好非正式和独具特色的衣服，这已经成为我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 随便穿衣服，而且穿同样颜色的衣服，大部分是黑色和白色以及灰色，这已经成为一个故意的策略，目的是要吸引人们的注意。独具特色的着装风格使一些老板更具人性，传奇故事往往也是由这样的东西产生的。 我扎着黑白相间的宽领带出入纽约昂贵的餐馆，结果在后来许多年里编造出很多故事，在全国大报上反复转载。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希望不扎领结就从餐馆领班面前经过。 “来这里要求扎领结，先生。”他用那种典型的纽约领班口吻对我说。 我小声说：“对不起，但是我有喉癌。医生严禁我在脖子上扎任何东西。” 我第一次听到纽约的领班向我道歉。他带我和我着装合适的朋友们去了餐台，很是小心，很是关心。 在罗切斯特，在我看来十分明显的事情是，我正在进入一个谨小慎微、保守、安逸和舒适的人群，我首先得放松下来，至少在一阵子内应该如此。我想明白这个社会，哪怕自己并无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在人群中窥探 我和米勒达成意见，我来当总经理以及《罗切斯特时报联盟》、《民主党人及年鉴》的运营总管，那两份报纸合起来的发行量为263,665。但是，借用我在《迈阿密论坛报》的经验，我建议自己先在下面工作一阵子，做些窥探工作。 我们一同宣布了我的模糊职位，是加内特公司的总管执行人。有一个月时间，我在公司里转来转去，没有任何具体的事情。我跟经理、编辑、记者、广告销售人员和发行部门的经理聊天，上班的时候谈，在酒吧里谈，在餐馆里谈，也在他们家里谈。 好处是，他们并不觉得我是他们的上司。他们把我看做是一个同事，跟我无话不说。 很少有职员会把自己的心声倾诉给老板听的，尤其是在正式的办公环境里。 在后来的一些年里，我跟手下一起打牌，请他们去看体育比赛，或者去酒吧，据此了解他们的内心，把握他们的脉搏。在那样的环境里，如果你保持记者的眼光，竖起记者的耳朵，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加内特公司的大部分人都极忠于米勒。他曾当过美联社华盛顿地区办公室的主任，之后，16年前，弗兰克·加内特花钱将他买过来，加入了罗切斯特的加内特公司。1957年加内特去世后，米勒成为老板。 他对新闻采编运作有很大的兴趣，但是，业务上的事情他交给别人去办。 我的前任总经理是唐纳德·尤里西斯·布里奇，69岁，是个严格意义上的“不插手”经理。我的风格是，既不完全放手不管，也不插手太深，需要怎么干的时候就怎么干，从来都不是一半对一半。 如果我对某件事情产生了兴趣，那我就想深入了解，抓住不放，反复揣摸。如果老板把精力投入某件事情之上，人人都知道那很重要，他们也会因此多加注意。 之后，如果我相信某个办法已经有效，成功的模式已经设定，我会走开，让别人去管那些事情。 这种交替式的插手和放手风格给大家树立了一个榜样，需要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照着干。之后，他们就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得到完全的自由和满足，可以自己放手干。 我到加内特公司一个月之后，宣布了我的总经理职位，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我的插手政策的。我在新闻采编室重写头版头条消息，跟广告部的人一起打销售电话，开发行卡车，半夜去印刷间查看印刷质量。 我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报纸产品上，我们扩大了新闻版面。把两家报纸组织成每天都登的4个特别栏目。把所有广告都挪到别的版面去，好让更好的新闻和图片有地方展示。 “任何东西都应该有个位置，任何东西都应该有其特别的位置。”这成为我们的口号，这是从底特律的李·希尔斯那里和从迈阿密直接偷来的思想。 老药治新病 事实上，我们干的任何一件事情都称不上什么新玩艺儿。跟平常一样，最好的点子往往都是从别处偷来的。之后，我们加以修改，或者增加，或者删减。 不管那是来自《南达体育》的小点子还是来自底特律或迈阿密的大思路，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关键是要将它们改编成适合的尺寸和范围。如果你记得自己加减乘除的算术能力，那就能够有效地将它们改编成适合的东西，从大的改成小的，反过来亦是如此。 我在罗切斯特干了两年的报纸运营，结果如下： ►合并发行量从263,665份增长到277,567份。 ►年营业收入上升三成，从270万美元增长到360万美元。 差不多所有人都认为，我已经开上快车道，最终肯定会接管加内特公司。只需要慢慢滑行就可以了。 《罗切斯特时报联盟》长期的执行编辑凡龙·库鲁普曾告诉我如何才能成为加内特公司的老板：“及时上班，按时下班，把鼻子擦干净，不要捣乱。” 但那不是我的风格。滑行是无聊的。到了41岁的年纪，我希望能够逆水行船，用力划。 我的梦想不断地集中在回到佛罗里达这个梦想上，也希望能够新创一个企业，挽回《南达体育》失败造成的痛苦。 有话直说：滑行是小孩子们骑自行车玩的。 贪婪者与梦想家 乐观主义一直都是纽哈斯最主要的人生信条。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报》 1985年5-6月号 贪婪者有各式各样的，包括鸟类、兽类、人类。 他们食腐，或者吃新来者，或者吃幼小者。人类的贪婪者展开吞吃梦想的欢宴，他们喜欢毁灭新思想。 我经常利用贪婪者来激励自己和别人。贪婪者在无意之间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在佛罗里达的梦想。 舞台就是太空海岸，在那里，每平方英里上承载的梦想多过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我和保尔·米勒都有佛罗里达方面的计划，他希望去那里购买几家报纸和打高尔夫球。我希望在那里启动一份新报纸，将它发展到月球上去，并以自己的名义给它一个名字。 虽然在《南达体育》上遭遇失败，但是，从零开始再办一家报纸的冲动却从没有止息，而且还给了我更大的动力。 1959年下半年，我从大西洋岸开车到了卡纳华拉尔海角，为《迈阿密论坛报》在那里开一间新闻办公室，那次旅行改变了我的一生。 到了那个城市后，我在前峰酒店的阳台上用双筒望远镜观察一枚红石导弹发射的场景。那枚高达7层楼、没有命名的火箭将为载人飞行铺平道路。 并不需要mba学位，也不需要具备天才的头脑才能看出，未来就在这里。那个地区的人口在1950年为23000人。据估计，1960年将达到70000人，1965年将达到250000人。 苏联人已经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轨道了。我们才刚刚开始追赶他们的工作。太空竞赛已经开始，而且肯定会加速，我的想像力也开始加速了。 我回到《迈阿密论坛报》，求见吉姆·奈特，就是管钱的那个人。 “我刚刚才从卡纳华拉尔地区回来。”我告诉他说，“各处的人都在往那里涌，大部分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都在太空计划中领取极高的薪水，5到6年之内，那里的人口将达到25万左右。目前那个地区还没有当地日报！如果我们抢先入手，那就可以填补真空。” “你脑子里有什么主意？”他问，脸拉得像扑克牌一样长。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那里新办一份日报。目前还没有事实或数据可以报给你，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行得通的。”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我们已经干得不错了。让我们把精力集中在《迈阿密论坛报》上吧。”他挥挥手就把这个点子搁置起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明白，大部分管钱的人和大公司对新主意不感兴趣，让人很舒服的现状驱动着大部分公司。但是，那个点子却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焰。 四年之后，当我与保尔·米勒商谈加入加内特公司的事情时，他告诉我说，他对扩张业务有兴趣，尤其是往佛罗里达地区。我当时对他大致讲了一些在太空海岸创办一份新报纸的想法。 他表示有兴趣，就是这个表示加速了我离开奈特加入加内特公司的决策过程。我希望为愿意尝试新事物的公司工作，基地设在喜欢吵闹的纽约罗切斯特市的一家公司应该对佛罗里达有特别的设计。 活该倒闭的报纸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并不是报业靠新报迭出而出名的时代，日报成批死亡，纽约地区倒闭4家，波士顿倒闭3家，洛杉矶倒闭3家，蒙特利尔倒闭3家，美国和加拿大全年共倒闭365家。 这些广泛出现的倒闭案件让很多末日来临论者预测，第四产业眼看要完蛋了，但我的反应却不然。我觉得，大多数这一类的报纸都活该倒闭。这个观点当然不是我在媒体界的朋友中大受欢迎的意见，尤其是管理层。 他们责怪工会，责怪不断上升的印刷成本。我觉得原因就在于管理不善。这些报纸的老板犯了跟我在《南达体育》上一样的错误，只是在更大规模上犯了错误。 报业不仅仅能够生存下去，而且能够办得更好，假如人们能够想出办法来吸引在电视节目中长大的一代人，使生产设备现代化以便在较低的成本上生产出高质量的报纸，并在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的地区满足新读者的要求。 出版人和编辑需要将眼罩摘下来。他们需要新鲜血液，需要新点子，也许还需要在屁股上踢上几脚，我听到机会在呼喊。 我的目标：在太空海岸创办一家成功的报纸，作为《南达体育》的续篇，彻底抹去我对那次失败的记忆。 除了能够实现我再创办一家新的成功报纸的梦想以外，佛罗里达方案对使加内特成为美国最大报业链的远景规划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必须要破茧而出，不能总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小型的地方报纸，不能只在纽约州一带活动。如果在佛罗里达创一家报纸，那会为我们在南方找到一个重要的支点。4年之后在加利福尼亚购买《圣伯尔纳迪诺太阳及电讯报》，就是为了在西部也找到一个支点。 在罗切斯特干了两年之后，我向米勒提交了详细的佛罗里达发展计划。我们时不时谈到那个计划，他差不多跟我一样急迫。但是，他也喜欢罗切斯特已经存在的状态，因此有些紧张，怕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 “保尔，”我说，“我会关注罗切斯特的，另一只眼睛会盯住佛罗里达，你会以同样的价格得到两样东西。”对此他感觉不错。 我的远景规划精华部分如下所示： ►我将成为加内特子公司佛罗里达公司的总裁，同时保留罗切斯特总经理的职位。 ►从1966年春季开始，我们将在太空海岸地区创办一份新的七日晨报。 ►我们将试图在该地区购买两份小报纸，让我们有实施新企业的基地，这两份小报是《可可阿论坛报》和《提图斯明星拥护者》，估价300万美元。 ►我们将投入200万美元用于房屋扩建和印刷设备。 ►加内特董事会将投入300万到5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弥补3到5年内的营业亏损。 我已经在创办公司方面吸取了教训。 创办《南达体育》的时候，我只有5万美元，结果让那个企业支撑了足够长的时间经历市场上的公平检验。我这次下定决心要弄很深的一只口袋，可以不停地往里掏。我计划在第5年让新报纸赢利。 米勒觉得整个计划不错。他对财务上的细节兴趣不大。这是他通往佛罗里达的车票，而佛罗里达又是一个有着阳光灿烂的冬季的地方，有全年可用的高尔夫球场。 但是，当我们把计划递交给首席财务官西里尔·威廉斯和公司总经理林恩·比特纳的时候，他们觉得我简直就是在发疯。加内特公司的年收入仅有约700万美元。他们肯定我们是要把公司弄到地铁里去。 加内特当时是一家私营公司，米勒有很大的控制权。他对董事会其他成员讲了我们的计划，而他们也同意了，有些乐于接受，另外一些勉强同意。 比特纳是最勉强的一位。他是一位头脑铁硬的人（跟我一样），加内特公司的一些人称他为“大财主”。他认为自己是公司的二号人物，尽管米勒一向很谨慎，并没有做出这样的说明。 因为比特纳是米纳专门用来进行收购事务的人，就派他去佛罗里达尝试收购发行量为9,000份的《可可阿论坛报》，作为实施计划的第一步。《可可阿论坛报》的拥有者是玛丽·霍尔德曼，是位已经80好几的老精怪。 如果不妥协 我在《迈阿密论坛报》工作期间就对这位老太太有所耳闻了，知道她曾拒绝过数十份收购邀约，因此我对比特纳做了一些指导，让他明白如何接近她。 但是，比特纳按他的方式行事。他带着自己的高尔夫球友比尔·斯特里奇去了佛罗里达，当时，比尔也是加内特公司董事会的成员，米勒从他手里收购了新泽西的《加姆丹信使报》。 两个人在没有通报的情况下进了霍尔德曼夫人的办公室。比特纳做了自我介绍，并介绍了斯特里奇，之后说：“我们是加内特公司的，希望购买你们的报纸。”她让他们出去。 比特纳回到罗切斯特，报告了所发生的事情，说那家报纸无法买到。当然，回家之前，他和斯特林奇拿公司的钱在那里玩了3天的高尔夫球。 比特纳是想破坏我的佛罗里达计划。因此我说服米勒，让我去见见霍尔德曼夫人。 我给她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将去那个地区，想请她和她的经理约翰·庞德共进午餐。庞德已经60多岁，是该报以前的印刷厂厂长，也是霍尔德曼夫人的驻家情人。我以前跟他们一起吃过饭，当时我是在替《迈阿密论坛报》工作。 她最喜欢的餐馆是海浪餐厅，是可可阿海滩上一处著名的海鲜餐馆。我记得她最喜欢的菜，螃蟹汤和烤鲳参鱼。我还提前打电话，确保海浪餐厅在约会之日有座位。 我对人们的吃喝总是很留心，也关心他们说什么话。我在事后记的笔记总是提到这样一些具体的细节，以备将来之用。其中一部分是我作为记者的好奇心，另一部分是作为董事会主席的控制目标。 在午餐上，我和霍尔德曼以及庞德谈及过去的一些日子。她跟过去一样风趣，有话直说。她丈夫许多年前就去世了，给她留下不太起眼的一份周刊。现在，她和庞德将它弄成了小有赢利的日报。但是，她渴望看到自己以前所了解的那种佛罗里达。 “艾尔，还记得1959年你第一次来这里的事情吗？”她问，“当时，这里是那么可爱。我们到现在看到的只有进步，但我对进步真他妈的烦。” 我大笑，表示明白她的意思。 “玛丽啊，我知道你内心的感觉。但是，你拿它也没有办法。这个地方就要往月球上搬了。我觉得应该让这个地方的进步为您所用，而不是让您烦心。” 之后我又语气缓和地补充说：“加内特准备在这个地区新开一家日报。我们准备往里面投很多钱。我希望让您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因为我不想看到会伤害您的事情。如果您加入到我们阵营中来，我们会支付相当大一笔钱给您的报纸，您和乔尼以及其他人就可以列上我们的支薪单子，并帮助我们完成这个新计划。”这是一个结合了情感与威胁的收购企图。 我告诉她说，我们准备为她的报纸支付150万或更多美元。她没有拒绝，她说会加以考虑。 我回头告诉米勒，说我们有可能达成交易。两个星期后，庞德打来电话。 “如果你们愿意支付200万美元，我想霍尔德曼夫人会把报纸卖给你们。” 我说那比原来所想的高出一些。 “但是，我们可以派加内特公司的飞机去那边接你们来商谈，您看如何？”他觉得这主意不错。 赛马会上的支付：20美元及190万美元 他们于5月1日星期六到达，是1965年肯塔基州赛马会的日子。我去机场迎接他们。我知道霍尔德曼夫人喜欢赛马，也喜欢赌博，因此跟她赌了20美元，希望幸运的德波纳尔能够赢得肯塔基赛马会。那匹马果真赢了。 我发现，打些小赌是跟人取得联系的好办法。这样打赌使人际关系富于人情味。无论什么时候，当两个人交换钱财的时候，相互关系就会进一步。 我跟任何人就任何事情打赌：如世界杯赛开幕式上谁会来唱国歌、第一垒上控球打的次数以及我的公司喷汽式飞机着地的时间。 员工们尤其喜欢吹牛，说他们曾跟老板打过赌，谁赢或谁输。如果输了，我总是立即付款。如果赢了，我总是会立即写催款信。 对于霍尔德曼夫人来说，输20美元给我并没有关系，因为她回家的时候会成为百万富婆。 我们在米勒的办公室里见面，庞德很紧张，跟我刚刚进《迈阿密论坛报》新闻采编室的时候紧张得多。 庞德率先发话：“感谢你们派飞机接待我们。我们来这里是想告诉你们，霍尔德曼夫人决定不将报纸卖给你们。” 霍尔德曼夫人十分震惊，隔着房间大喊：“我的天，乔尼，说错了。我们来这里就是因为要卖掉报纸啊！” 人人都大笑起来，坚冰打破了。 “我觉得《可可阿论坛报》价值190万美元，”霍尔德曼夫人口气坚决地说，“现金，全部必须是现金。” 我和保尔都做好了更高价格的准备。我们彼此对望，点头。保尔以他令人称奇的轻松口吻说：“听起来这是对我们相当公平的一个价格。我们可否握手达成交易？” 律师们花了约3个星期才了结收购案。事情本来十分简单，本来只需要约3个小时的。 我和米勒、比特纳、威廉斯去佛罗里达宣布交易，并送去了霍尔德曼夫人的支票。离开我们新报纸的办公地点的时候，我在开车，米勒坐在我旁边的前排座上。我们两个都很开心，比特纳和威廉斯坐在后排，不太开心。 “嗯，我们把这堆乱摊子给你们买好了，你们准备拿它他妈的怎么办？”威廉斯酸酸地问。 “我们准备拿它帮助我们上月球。”我答道，一脸傻笑。 比特纳回击：“可别捎带着把我们也他妈的弄到下水沟里去。” 有话直说：别让贪婪者遮住你的远大眼光。 六、把鼹鼠丘堆成小山 “纽哈斯早年最让人注意的成就，就是他在佛罗里达从零创办的新日报。1年之内，《今日美国》就办出了名气，成了全国同类报纸中也许是最好的一份。” ──《绅士杂志》 1979年9月 如果担心会有问题，那就一定会永远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从来都不担心，从来都是如此。 当然，我会思考问题。但是，我不会在担心问题的事情上浪费时间，那是没有用处的，关键在于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并不意味着戴上玫瑰色的眼镜看世界。它意味着头脑清醒地看待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应该努力化弱为强，把小小的鼹鼠丘堆成漂亮的小山。 每一种新思想或新产品都会提出一些潜在的问题。要想在像佛罗里达太空海岸这样的地方捕捉市场，那肯定会有问题，因为来自迈阿密、奥兰多、戴顿海滩和丹帕的报纸，都想在那里分一块蛋糕。 正是这个原因，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找来民意测验专家卢·哈里斯，让他帮我找出方案来。 以前在底特律的时候，由于杰克·奈特的想像力，我见过娄本人。有一天，杰克打电话要我过去，说：“我刚刚看过泰德·怀特写的一本书，叫《一位总统的成长》。他说，在杰克·肯尼迪赢得西弗吉尼亚州及威斯康星州的关键预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卢果真那么会搞选票，为什么我们不能找他来帮助我们为《底特律自由新闻报》搞到更多读者？” 哈里斯以前从来都没有搞过报纸与读者方面的研究。但是，他为我们在底特律所做的工作分析出了目标，并且帮助我们在郊区市场增大了发行量。从那时起，卢进行了大量的报纸研究，并放弃了为政治家进行私人民意测验研究方面的工作。他知道，报业客户会给他付款，而政治家有时候并不付款。 哈里斯这个名字和他的名声让我的太空海岸计划有了可信度。但是，我说得很清楚，他的工作是告诉我们“如何”启动新报，而不是“是否”要创办一家新报。我的内心直觉已经回答了后面那个问题。 如何找到哪些东西会飞起来 老板们需要明白如何利用公司外面的咨询人员。有太多老板只是利用他们来确认自己内心的判断。我并不需要某人来告诉我是否要在佛罗里达开创一家新报。我需要有信息来告诉我，哪一类的报纸最容易起飞。 哈里斯最重要的一些发现： ►太空海岸的居民多半是新来户，他们喜爱新观念，新领域。 ►他们对当地机构并无忠诚心。他们效忠的对象仍然在俄亥俄州、密歇根州或者马萨诸塞州。 ►他们的兴趣在全球，而非某一地域。 加内特公司管钱的人再次来破坏我的新计划时，这些发现成果对我有很大帮助。 比特纳和威廉斯游说米勒，要他放弃创办新报纸的想法。“我们可以把《可可阿论坛报》扩充为1周7期而不必花费那么多的钱。它会慢慢成长，并赚取更多的钱。”威廉斯这么说。 我给了米勒3条理由，说明为什么必须要办新报纸。 1. 太空海岸住户会被新的东西所吸引，而不会对陈腐的东西产生兴趣。 2. 成功的新报纸会使加内特公司在产业内引起注意。 3. 所有参与新企业的人都会产生兴趣。 之后，我又加上了这么一条不行就走人的隐蔽的威胁： “如果你只想干点小事情，希望在《可可阿论坛报》这么一块又小又老的田地里干下去，那你可以让比特纳来负责。如果你想干件大事，那就让我来负责。”米勒站在了我这一边。几年之后，比特纳早早就退休了。 那些关注这些事的人觉得，我是在冒一辈子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风险。在我看来，那并不是什么大买卖。我期望成功，虽然我以前失败过，但挺过来了，因此我并不害怕。 加内特公司的同事们打赌，说我要么是公司下任总裁，要么就会成为一名送稿生，这取决于新报纸的成功与失败。 有个人不喜欢我去那边，是因为他希望有朝一日接替米勒，这个人就是主管《罗切斯特时报联盟》的助理执行编辑约翰·道格迪。 道格迪拿我跟美国早年在太空事业上的失败相比较，他预测：“纽哈斯就跟一枚火箭一样。他会跟火箭一样升天，之后也会跟火箭一样掉下来。” 在接下来的1年，我把时间分在罗切斯特和佛罗里达两边，大部分时间在佛罗里达。 组建班子是第一大难题，班底的要点是年轻气盛，工作热情，而且要多样化，新闻采编室员工的平均年龄为27岁。他们更喜欢冒险，他们愿意拼命工作，愿意为自己挣回名声，他们并不考虑什么退休养老金的事情。 《今日》的第一份报纸 为新报纸取名是一个关键决定。 我拒绝了所有的传统名字，但是，自己又想不出一个好名字来。 报纸的业务经理莫里斯·希基却想出了一个，我从加内特公司设在纽约州艾尔米拉的报纸那边将他带来，他是个昼伏夜出的人，天生的采花浪子。在一个晚上的冒险活动中，他突然想到“今日”这个字眼。 第二天他跟我谈起此事，我立即就觉得不错。我觉得他是从nbc的“今日”晨间电视节目中偷来的，但他说的确是他的原创思想。我们在字母o上加了一些土星环，另外又加上了“佛罗里达的太空时代报纸”这么一句口号。 正好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现代的、走在时代前端的感觉，因此可以吸引太空海岸人群的注意力。 每一项决定都把读者的兴趣放在第一位。我们知道，如果能够抓到读者，广告客户最终就会上门来。如果抓不到读者，他们就是请也请不来。对于任何一个出版物来说，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到“最终”时刻到来，那这就是最简单的处方。 一共有4个栏目登新闻──一版和最后一版。这些版面不得刊登广告。所有主要的特色文章每天都放在同样位置──国内新闻、当地新闻、体育新闻、电视、专栏和漫画。这些栏目在内容和版式上都有所改变，但在成熟的报纸里面，大部分编辑都不敢做出这样的改进，因为广告客户反对，或者因为传统偏见。 但是，我们在漫画方面有麻烦。王者风范公司的报业辛迪加销售负责人乔治·德里斯科尔解释了这个问题，并且拿出了解决办法： “没有什么好漫画可以卖给你们了，因为几年以前，在《迈阿密论坛报》有个极贪婪的家伙叫纽哈斯的，他坚持在全州范围内保留他们在所有购买项目上的特权。 “剩余的就只有一些狗了。但是，你们可以每天用彩色版印刷这些狗漫画，这样的话，读者就看不出它们的质量有多差了！” 把我涂成红色 当时，全国惟一的每日彩色漫画栏目只有《圣路易邮递快件》上有。我接受了德里斯科尔的建议。有些成年人忽略掉很受人欢迎的漫画，比如“布龙迪”和“花生”。但是，小孩子们觉得，每天能够看到印成红色、蓝色和黄色的“米老鼠”和“老虎”也是很不错的。 我们把那个本来是弱项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强项，与我们竞争的《奥兰多哨兵报》后来也加以模仿，再有一些报纸在每日彩色漫画栏目中也照着做。 经过8个月的筹划，没有一家竞争对手当真明白我们准备干什么。我假装按比特纳和威廉斯的心愿做，并传出话去，说我们只不过是想扩大《可可阿论坛报》，并加上一个星期天版。这就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扩建楼房，增加新的印刷设备和雇用新的员工。 之后，1月27日，我们正式宣布了消息：《今日》佛罗里达的太空时代报，将于1966年3月21日创刊。 筹备工作的节奏加快了。在创刊日之前的两个星期里，我们生产出了该报每天的试制品──印出来，装上卡车，在指定时间送到分销点，之后再收回来，送到当地垃圾场焚烧掉，以免落入竞争者手中。 “完全是不可原谅的费钱行为，”比特纳大骂。 “熟能生巧。”我回答。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增强了信心，而且也有些过于自信。 到3月21日，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30天的时间里，我们赠送免费的《今日》报给布雷华德县居民，当时有52,000多人。这样做是有效的，新报纸本身就成为促销工具。 两个星期后，哈里斯完成了定价调查。经过30日的免费赠送期，我们计划以半价销售报纸，每天为5美分，每周为25美分。印好了上万张半价奖券。 哈里斯的调查发现，读者很快就给勾住了。“如果以半价销售，那你真是疯了。”他建议，我们把折扣奖券扔掉，照原价卖。 吉姆·奈特在迈阿密看着，他听说了我们的定价政策，告诉我说：“那是你犯下的致命错误。” 但是，我们发现人们愿意为他们觉得有价值的报纸付钱。我们对头年底的出版前付费发行量的估计是20，000份。实际结果为： 10周后达到33，000份； 12个月后达到40，000份。 同期，太空海岸一带的竞争对手发行量直线下降： 《奥兰多哨兵报》从27，000份下降至19，000份； 《迈阿密论坛报》从10，000份下降至6，000份。 我们的发行量很快成功，但成本极高。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是以20，000份为基础计算广告费率的，结果每卖一份就亏损一份。以前在《南达体育》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但这次我们有很深的口袋可以掏，完全可以吸收这样的亏损。 比特纳和威廉斯利用这些亏损向米勒施压，并想借此拔掉我身上的塞子。 “《今日》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超出我们的预期。”比特纳对所有人都这么说，“发行量！广告！还有他妈的亏损！” 我顶住他们的压力，没有把广告费费用大幅提升，因为广告客户会觉得自己被人欺骗了。任何一家新店一开始总是很脆弱的。因此，尽管每6个月的调整幅度很高，但我们是慢慢调整费用的。15年之后，我们利用同样的方法经营《今日美国》。 到1968年8月，出版29个月后，我们终于摆脱赤字，账本变成了黑字，比计划提前了很多时间。从那以后，《今日》一直都在盈利。 不到1,000万美元的一项投资，在20年时间内，每年创利平均数为百万美元。如果把那份报纸销售掉，它的市场价值将达2亿多美元。 月球上的送报员 尼尔·阿姆斯特郎终于1969年成为在月球上行走的第一个人，我也决定全国第一张太空时代的报纸也应该送达那里。因此，我问加内特当时的董事和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负责人詹姆斯·韦勃：“如果想把《今日》送上月球，我应该跟谁谈？” 韦勃是位好朋友，但他对此想法抱以大笑：“他们不能这么做。不准有任何商业产品。” 我决定去找更高层的人。林顿·约翰逊总统是太空计划的热烈支持者。他到这边访问的时候，我们为他安排了一次社团早餐。 “《今日》报道太空计划，别的任何报纸都没有这么做。我们想送一份到月球上去。我应该找谁谈论此事？”我问总统。 “这你办不到。他们不带商业产品。”约翰逊总统说。 我并不准备拿“不行”当做一个答复。我从来都不是这么做的，一定会有什么办法能够做到。 我转向布迪·贝克，当时是《今日》的执行编辑和以前的推销经理：“布迪，你得想出一个办法来，好让哪位宇航员把《今日》带上月球。” 在那些日子，宇航员是可可阿海滩居民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生活话题。并不是汤姆·沃尔夫在他半事实、半虚构的著作《合适话题》中所说的那个样子，但是，宇航员跟当地的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当天晚上，贝克去可可阿海滩的李卡伦狂欢酒吧找到酒友宇航员阿兰·b·谢帕德。他告诉谢帕德说，我曾跟林顿总统和韦勃谈过话。 “帮我一个忙，让我在老板面前成为红人，”贝克这么请谢帕德帮忙。谢帕德真去帮了。在他下一次的登月飞行中，除开高尔夫球棒和高尔夫球以外，他还带上了《今日》的缩微胶卷。谢帕德经常拿这事开玩笑，说他是月球上的第一个报童。贝克经常吹牛，说完成了一件老板也办不到的事情。 通过此事我也明白了，有时候解决问题就应该直接去找能够办到此事的人。例如，如果在拥挤的希尔顿酒店需要一个套间，我不必直接打电话给朋友巴伦·希尔顿。我可以跟办公文员说几句好话，或者找助理经理就行。 我对美国总统寄予的期望过高，也对美国航空航天局前任负责人期望过高。但是，我们想要送上月球的目标却直接地实现了。 《今天》是一个决胜者，是二战以后创办的任何规模的新报纸当中第一个成功儿。已经有数十家报纸先后死亡，而现在却出现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新生儿。 《南达体育》那只猴子终于从我背上跳走了。 有话直说：高山与鼹鼠丘之间真正的差别，就在于你观察事务时的不同角度。 击败老板 他的仇敌，必将舔土。 ──《圣经·旧约》诗篇72：9 升上顶峰意味着每次迈出的都是聪明的一步。 管理，运作，操纵自己的步伐，从一块踏脚石迈向另一块踏脚石。 大部分踏脚石都是那些提供机遇或者故意捣乱的人。 许多人都是跟你一样的在玩同样游戏的另外一些婊子养的。 有些婊子养的正在向你想得到的那些东西挑战。 另外一些人婊子养的则对你已经拥有的那些东西造成一种威胁。 有些婊子养的是很讨人喜欢的。 对所有婊子养的都必须认真区别对待。 对有些人你可以步态从容地从他们旁边绕过，尽量少带来一些痛苦。 对有些人你可以步态轻快地直接跨过，根本不回头。 有些人必须踩着过。 有些人可以与之共舞，一同取乐。 我承认自己曾跟各色各样的婊子养的一起踏过不少踏脚石。 与另外一些可爱的婊子养的一起共舞是最有趣的。人人都喜欢那种游戏，一般来说最好的婊子养的会赢。 但是，如果彬彬有礼不起作用，来一点下作手段也无妨。 合适的搭配才是升上顶峰的确切道路。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之人。 《圣经·新约》彼得前书5：8 一、 击败老板 艾尔·纽哈斯一级一级爬上来，他树立了一个有争议的形象……有点像君王，像加内特帝国的皇帝。 ──《底特律月刊》 1987年8月 我在加内特公司干了很久，时机终于成熟了，我得让老板明白，新的一代领导人已经做好了接管公司的准备。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也不喜欢看到这种情况。 但这就是进步的代价。 只有在确信有把握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干。 保尔·米勒雇用我到加内特公司。一开始，他对我帮助很大。但当我成为明显的继承人时，他就开始不断地折磨我了。他受到压力，非提升我不可了，结果反倒来羞辱我。他现在开始着手驱赶我了。 在过去3年当总裁的日子里，我实际上在掌握公司。但是，首席执行官米勒继续享受大部分荣誉。 很明显，只要大老板和董事会允许，他就准备继续操控下去。我下定决心，如果事情继续这样下去，我就不准备呆下去了。 他差不多都快67岁了。我也接近49岁。 我一直都是在快车道上跑着。 ►16年内从记者升上总裁。 ►这一路上，每隔一两年就要提升一次，最多3年必须提升一次。 现在，3年已经过去了，我离顶层仍然还差一步。因此，我就开始着手了。我做得有点勉强，但决不急躁。 与老板打交道一向都是我的长处。 事实上，与老板打交道是任何一个人的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层面。哪怕他/她只是一个婊子养的。大部分老板都是这样的人，至少某些时候是这样的。 跟老板打交道有三条诀窍： ►把一切事情都干得漂漂亮亮的，让老板看上去不错，因为老板自己的名声会因此得到强化。一开始，不要操心谁得好处的事情。 ►减轻老板的工作量。只要感觉能跟老板干得一样好的事情，都要主动要求去做，这样你可以节省他的一部分时间，无论是去做别的工作还是去玩耍。如果这样的事情你能办得好，老板就会想办法提升他自己，也就打开了提升你自己的大门。 ►慢慢为自己建立一些名声，这样的话，如果老板炒掉你，或者你离开的话，他的面子上就会过不去。这就需要有人注意你，要想办法提高知名度，但一定要有真才实学的实绩。 最后一条在我开始向保尔·米勒施压的时候起的作用最大。要是有机会，他肯定愿意炒掉我。如果我放弃，他一定求之不得。但是，他是个明白人，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无论在公司内外，他自己的形象都会大受影响。 1973年以前，我采取过多次行动，让米勒和我本人都做好让我接替他当首席执行官的准备。我曾希望以有条不紊、筹备细致、彼此合作的方式办到此事。如果能够这样，对他、对我本人和公司都会是一件好事。 但是，每次我迈出一步，他都会把脚跟扎得更深些，全力加以抵抗。 事情是从1966年夏天开始的。我已经在佛罗里达成功地把《今日》发射上天了。一些有眼光的人已经开始写文章，说我已经成为加内特公司耀眼的新星。 米勒喜欢我成就的事情，但他不喜欢我受到众人注意。 在过去，米勒和加内特差不多是同义词。现在，纽哈斯这个新名字成为这个方程式当中的一部分了，他不喜欢这样。 对于在佛罗里达冒险事业中的成功，我自己也有些沾沾自喜。我希望自己得到足够的地位，能够尝试更多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给米勒写了一张条子，建议他公开说明我作为加内特公司二号人物的角色。我提出4点建议： 1. 任命我为副总裁。 2. 任命我为执行副总裁。 3. 任命我为总裁。 4. 开除我。 另外我还注明： “我承认，最好是按第3条办（总裁）。但是，由于我天生属于保守型的，因此认为，如果我站在您的角度来做这个决定，就会考虑把第2条（执行副总裁）当做一个过渡性的步骤。如果您并不觉得我足以担当第1、2或3条的职务，那您也许应该考虑选择第4条（开除我）。” 之后我还加了一个附注： “如果您决定让我当执行副总裁，给您自己的总裁职位加上一个主席有何不妥？这样的话，当您愿意把另外的那个职位让给我的时候也方便多了。 “如果您需要董事会投票，我会乐于做他们的工作，并保证永不再提此事，并会使其成为您60岁生日的大礼。” 我觉得自己相当聪明，跟老板讲明了如何提拔他自己的方法，同时也提醒他注意自己的年龄。他觉得我操之过急，因此千方百计加以阻碍。 同样的舞台，不同的演员 几个月后，另一通未曾预料到的电话帮助我完成了心愿。 63岁的杰克·弗林是《纽约每日新闻报》的出版人，他在找一位有新闻背景的人当继任者。他是《芝加哥论坛报》公司的一部分，而《芝加哥论坛报》公司拥有《奥兰多哨兵报》。《今日》在太空海岸名声大噪而《奥兰多哨兵报》却承受巨大打击的时候，我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邀请我去纽约见面。 我告诉他说，管理《纽约每日新闻报》的前景对我很有吸引力，但是，我此时并不想掉换工作。当时，《纽约每日新闻报》有210万份的发行量，是美国最大的日报。 对于南达科他州的一位小子来说，那是相当刺激人的机会。我告诉弗林，说我会考虑他的邀请，但必须让他先跟保尔·米勒打电话，并告诉他说已经选中了我。这跟底特律与奈特·米勒之间进行的电话交谈没有太大差别。 跟上次一样，我安排弗林按照指定的时间给米勒打电话，到那时，我将去米勒的办公室。保尔拿起电话，他喜欢报业同仁打来的电话，尤其是那些大人物打来的电话。 “杰克你好，接到你的电话很高兴。”他很热情地说。 之后，当米勒接听弗林和我两个人安排好的讲话内容时，我在一旁仔细观察他。 “保尔啊，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在找贵公司的一位年轻人。他并不想掉换工作。我们跟他谈过，我们准备向他发出邀请。他说，除非我先告诉你，否则他不予考虑。此人名叫艾尔·纽哈斯。” 米勒不动声色，他想起过去的那一幕情景。但是，跟平常一样，他对弗林相当客气，彬彬有礼。他感谢弗林打来电话，闲谈了一阵子。挂上电话后，他转向我，冷酷地盯着我问： “你想怎样？” 我的答复：“您知道我想怎样。我想要您宣布我为本公司的二号人物。如果办得到，我想留在这里。如果不行，那我就得另寻机会了。” 米勒建议我们当天下午到他家去谈论此事。 把职位印到信纸上 他总是一位有风度的主人，喝着马爹利酒的时候，他再次问我：“你想怎样？” “我希望人人都知道我是公司的二号人物，并且会成为您的继任者。”我重复了原来的话。 “他们已经都知道了。”他驳回。 “你我可能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我需要有一个相当明确的头衔来面对同仁。如果您任命我为执行副总裁，那我对您的帮助会更大。如果不行，我就得考虑别的选择了。”我重复了这种几乎不加掩饰的威胁，好像随时准备打起背包去纽约。 最后，米勒看出了我这套滑头把戏的实质。“你来写新闻稿，我拿去发表。”他说。 保尔·米勒极有风度。他喜欢体面地赢，但输也输得有风度，脸上挂着笑，还跟你握手。 这样，我就把自己提升为执行副总裁了。当时我42岁，感觉自己到了世界顶峰。老板差不多60岁了，我感觉自己很快就要坐到他的位置上去了。 不久就发现，米勒对此重新加以考虑了。他想要我放慢速度，而不是加速列车运行。 我加快速度，印好了信纸名片，加上我的新职位。我把发给加内特公司各位编辑的关于一个即将到来的项目信件复印了一份给米勒。 他在印有我职位的那个角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圆圈，并写道：“为何要印新信纸？” 我立即予以反击：“原来的信纸已经过时了。我已经有了新职位，还记得吗？” 老板与即将接任的新老板之间就备忘录进行的战斗早已经打响。后来连续打了7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斗越来越严酷了。 事实上，担任新职位的头几年，我们两个人彼此容忍的情况相当不错。他喜欢我们给全国范围的加内特公司营造的更佳形象。我喜欢所采取的行动和更宽阔的视野。 但是，一些小事情让他不安。一般来说，这些事情是我在报纸的事情上带来的一些变更，或者是不愿意做出的变更。 米勒是尼克松总统和副总统阿格尼斯的高尔夫球友，他不喜欢看到新闻对这两个人的处理方式。 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华盛顿地区编辑部的主任杰克·格蒙德：“请不要再写阿格尼斯在‘批评、质问、严责大学领导和年轻人’这一类的话了。这是不准确，也不公平的。不要以不公平和错误的方法滥发言论了，而你们那个编辑部最近好几天都在这么干。” 关于电报的事情，格蒙德打来了电话。我告诉他别理睬。 之后我跟米勒写了这么一张条子：“建议您不要再对像格蒙德这样的记者说他们应该写什么，应该不写什么。至少您应该事先跟我商量这一类的事情吧？！” 米勒予以回击，用铅笔草草地写出了这样的辩驳： “我是老板，对吧？！请努力记住这一点。” 的确是不错的建议。我的裤子已经显得有点窄小了。 破烂报纸 格蒙德后来退出加内特公司，去《华盛顿星报》当了政论记者。告别的时候，他称加内特公司是“一堆破烂报纸”。 米勒贪求他作为《罗切斯特时报联盟》编辑的职位，希望该报的一切都反映出他那种超级保守的思想观点。 我们每周都登载《纽约时报》的鲁塞尔·贝克主持的一个辛迪加栏目，而米勒对此栏目写了一个严厉的字条，说：“为什么要把贝克的许多栏目里面的垃圾，包括今天的那一栏印在我们的报纸里？不要再印了。” 我们没有听他的。我给米勒写了这么一张字条： “《罗切斯特时报联盟》今年的发行量仅增长了2，000份，而《民主党人和新闻报》的发行量却增长了3，000份，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编辑们为时报联盟挑选内容时，常常要把你的兴趣考虑在内，而不是多达10万的读者家庭的广泛的不同的兴趣。” 这个字条激怒了他，我也知道会激怒他的。他做出了反击： “这可真是愚蠢之言，而且完全没有证据。无论怎么说，如果扩大发行量是指把一堆垃圾印在报纸上……那我就不用操心发行量的事情。” 尽管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尽管我自己也越来越烦躁，但是，加内特公司的事情还是没有受影响，运转良好。米勒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他在美联社的角色中，包括几次海外的突袭活动。加内特公司内部哪怕很保守的业务层也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米勒不在的时候由我负责。 但是，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不断地催促米勒把他自己提升为主席，并任命我为总裁。最后，在1970年5月26日举行的年度会议上，他变得温和起来，并做出了他自己所谓的惊人公告──任命我为加内特公司的总裁。 我得到自己想要的了，但是，所产生的反应对米勒来说却太大了。 第二天，他竭尽全力想通过这样一份备忘录反悔他自己说过的话： 致加内特公司所有出版人、总经理及编辑： 昨天晚上，我在公司年度大会上宣布了本人当选为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并宣布艾尔·纽哈斯为公司总裁。公布了这个消息后，显然已经出现了一些混乱状态…… 当然，美联社并不帮忙。也许大家已经知道了，我最喜欢的那家通讯社报道说，米勒已经“引退了”。 我附带一份供会议使用的陈述。如我所说，本人已经接受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职位。 在加内特公司，主席将成为最高职位。 艾尔是我的代理人，也是我的得力助手，他的全称是总裁，我和公司董事会指派他为首席运营官。但是，这是一种描述性的说法，并非其职位的一部分。 我在不到24小时内由首席运营官变成了助手。我感觉到他开始怨恨自己被迫去做的事情了。从那天起，事情已经很明显，再怎么哄他也不能让他交出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了。 米勒65岁的生日接近了，他在加内特公司董事会里最好的朋友、罗切斯特的银行家约翰·雷明顿建议我们为保尔举办一个大型的生日宴会。 我们请米勒的妻子路易丝也参加筹划，她的热情很高。我们把罗切斯特乡村俱乐部全都订下了，邀请了全纽约州有头有脸的人物。 抵制自己的生日宴会 发出邀请函的那天，雷明顿把我们为他所做的安排这个惊喜的消息告诉了他。 米勒说：“我才不去！” 雷明顿觉得保尔是在开玩笑，但是，他这种态度的原因很快就明朗了： “你去告诉纽哈斯，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让人人都十分明白我已经65岁了。我是说真的，我不去。” 雷明顿进退两难，跑来找我。邀请函已经发出去了。我们还能做什么？ “那是你的问题，约翰，”我说，“坦率地讲，反正是他自己的生日宴会，他去不去我才懒得管呢。” 到最后，雷明顿说服保尔，要他务必参加。他一整个晚上都不开心。 宴会结束之后，我向他保证说，再也不会为他安排生日宴会了。我一直信守这个诺言，直到他80岁生日。那个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也更老成了，喜欢我对他的每一点注意，哪怕这样的注意会更加突出他的年龄。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拿到手之后，我也老成得起了，至少在保尔·米勒面前是如此。 米勒抱怨我太急躁，这样的怨愤越来越针对个人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比在1972年11月在堪萨斯城召开的美联社执行编辑大会上更愤怒的时候。 当年早些时候，我的第一次婚姻以离婚结束。当时我在与罗里·威尔逊约会，她是佛罗里达州一位颇受欢迎的参议员，当时引起媒体注意，因为她是作为独立参选人被选为议员的。 我以前请这位议员做过一个apme节目，跟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华莱斯和他当时的妻子勒琳以及“杜恩斯贝里”艺术家加里·特鲁多一起进行一场政治话题的专家讨论。 罗里参议员过来以后，我安排她住在宾馆里，是保尔·米勒的套间。她只是在那里过一夜，而米勒要到第二天才回来。当然，我把老板豪华的套间给她住，目的也是想给约会的对象留下深一点的印象。 第二天下午，米勒打电话要我去他的套间。 他大发脾气：“你是想自动辞职，还是被开除，或者从头干起呢？” “你在说什么事情？”我问。 “你不觉得我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吗？你让那个女人住在我的套间里。你好大的胆子！”他一脸铁青。 “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我问。 “我他妈的才不管她是谁哩。你让她住在我的套间里。很多人在谈论那个女人住在我的套间里这件事情！”他气得不行。 我想，要是说句俏皮话，也许能够让他安静下来。 “你昨晚不在这里，所以没有人会认为你跟她睡过觉。我也没有跟她睡觉，没有在你的套间里睡。”我最后补上一句，是为了言辞准确无误，“所以说，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他气急败坏，让我马上滚出房间，否则他要将我扔出去。 后来，我和罗里结了婚，保尔和她成为好朋友。 当天晚上，我和保尔在一个会议接待室里碰上了，他又变成了一个十分友好的人，而且是他那种特色的友好，根本就不提那天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无论私下里多么可恶，公开场合他总是一位礼貌先生。 这是与保尔·米勒斗争当中令人痛苦的一部分。我跟任何人一样都想好好打一场硬仗，尤其是当赌注是我老板作为首席执行官的那个职位。但是，我的竞争对象又是一位师长，虽然刚愎自用，但又很有风度。 甚至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内心里还是在感到遗憾，不该让事情变得那么难受的。但是，要让一个到了时间却不肯让位的老板离开他的座位，并没有让人人都开心的好办法。当老板迷恋权力，大部分事情悬置不决的时候，对于公司的损害是很大的。 65岁生日宴会事件使我相信，再也不可能哄着米勒改变他的角色或者我的角色了。我推测，下次再不能手下留情了，必须带上大锤子。这样，我就开始找锤子了。 在70年代初期，加内特的董事会一共有12名董事。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特点： ►全都是男性白人。 ►所有董事都是米勒提拔到董事会的。 即使如此，大部分人还是慢慢地对我产生了尊敬。在他们看来十分清楚的是，实际上是我在掌握着公司的运转。 有一些──而非全部──董事感觉到，加内特公司不成文的规定是，65岁就退休，这样的规定应该适用于所有人，包括首席执行官在内。 最强有力的董事是詹姆斯·韦勃，就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提拔去当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完成首次登月飞行任务的那一位，韦勃还在杜鲁门政府当过副国务卿和预算主管人。 保尔问题：好友兼保护者 最软弱的一位董事是威廉·罗杰斯。他一直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司法部长，后来又在尼克松总统手下当国务卿，直到亨利·基辛格接管他的权力。罗杰斯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米勒的高尔夫球友。 韦勃是董事会管理交接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其他董事为罗切斯特市的银行家威尔莫·克莱格和前任商务部长亚历山大·特罗布里奇。 65岁生日宴会事件之后，我和韦勃经常在非正式的场合谈起我们所谓的保尔问题。韦勃告诉我说，根据他的试探，差不多所有董事都赞成我当首席执行官，惟一的不合作者就是罗杰斯。他认为应该只有保尔本人才能决定什么时候或者是否下台。 “如果你愿意让保尔继续当主席而由你出任首席执行官和总裁，我觉得我可以安排此事。”韦勃主动提议。 我告诉他，这个想法正中下怀：“我可不想一脚踹走雇佣我的人。我只是觉得已经到了宣布我是老板的时候了，因为只有我，才能够让加内特公司重新挂上档位。” 韦勃不断遇到来自罗杰斯的抵抗，这是保尔问题中的另一个部分，就是保尔的保护者。韦勃是一位管理人，也是一位妥协者，他喜欢在任何事情上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他就想不断地推迟不可避免的难题。 我自己的探查说明，如果靠投票表决，我可以得到10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米勒得到的票只能是他自己的一票加上他的保护者罗杰斯的一票。 进入1973年以后，我就着手动作了。 “吉姆啊，今年非开始不可了。”我告诉韦勃说，“保尔今年就67岁了，我也到了49岁。如果我今年当不成首席执行官，对我和加内特公司来说就是到了尽头。” 这不是威胁，而是一种许诺。韦勃知道我是来真的了。 1973年4月，他安排保尔和我私下里见面，见面地点就在他家，是华盛顿的马萨诸塞大道。那是外交官们住的地方，但是，韦勃对待米勒的方法一点也显不出外交官的风范。 韦勃的妻子帕特茜给我们所有人倒上茶。之后，韦勃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大家都明白这次见面的目的。保尔啊，我希望你能提个日子，把首席执行官的职位让给艾尔。如果你不愿意，董事会就只好代替你做一个决定了。” 米勒愠怒，不出声。 韦勃继续说：“我建议就在下个月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宣布。” “啊，不！”米勒尖叫，“那不行！” “为什么下个月不行？”韦勃问。 米勒答道：“太快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安排好和布置好，之后才能采取这样的重大步骤。年度股东大会太快了。” 他不仅仅是想争取更多时间，而且很明显不想当着很多人的面处理这件事情。我们的年度会议总是会吸引数以百计的人来，尤其是罗切斯特的一些朋友们，而且会引起媒体的广泛注意。 我并不在意我们是在电话间里或是在保尔的乡村俱乐部的男士衣帽间里成就此事，我只是要办成此事就行了。 “那为何不在6月的例行董事会议上完成？”我建议。 韦勃觉得那是极好的一种妥协。 米勒试着再抵抗一次。 “我想得到一些保证。”米勒说。 “比如？”韦勃问。 “我希望得到保证，可以让我再任5年的主席。” 我让他大吃一惊：“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一旦当上了首席执行官，我才懒得管他在我身边到底呆上多少年。 “我还想知道新闻发布会上的措辞。” 我又让他吃了一惊。 “很好，您来写。我做些编辑，之后公布。”我说。 韦勃大松一口气，我们都握了手。米勒脸色阴沉。但是，游戏已经结束。 一次没有新闻的新闻发布会 韦勃告知了其他董事。为了准备6月份的会议，米勒起草了一份新闻稿，跟我预想的差不多： 纽约州罗切斯特消息：保尔·米勒今天宣布，他将退出加内特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但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主席；米勒同时还兼任美联社总裁一职，在过去16年里，他一直都是加内特公司的首脑。 米勒说，他愿意继续担任美联社总裁，而且将在未来至少5年里继续积极担当加内特公司主席的职责。 在他管理加内特期间，该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媒体公司之一…… 看着他写的新闻稿，我禁不住扑哧一笑。写了3段，仍然不肯提新首席执行官。这位从事了一辈子新闻事业的报人竟然把真正的消息给忘了。 到第4段，他才写道：“米勒将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交给了艾伦·纽哈斯，纽哈斯担任总裁已经有3年了。” 的确是“退出”和“交出职位”！实际上，权力早就从他手中夺走了。 我对米勒提出建议，说新老板的名字也许应该稍微往前挪一挪。这样，我们就做了某些修改。 接下来的5年是保尔·米勒职业生涯里最难受的日子。并不是因为我使他的日子难过的，是他自己弄的。 事实上，一旦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拿到手，我的态度就友好得多了，甚至对保尔十分关怀——我为他安排好了很多有趣的公事旅游。我催促他多多外出打高尔夫，并确保他需要使用的时候，公司的飞机总是能够供他调用。 但是，他的内心充满苦痛。在董事会议上，我和其他新一代领导层讲话的时候，他总是一言不发地听着，把我们正在做和即将要做的事情记一个大概，但并不给予支持。他知道，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都是无济于事的。 他的命运跟许多老板的命运是一样的，尤其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他们并不知道激流勇退的道理，不知道应该在身处顶层的时候适时告退。 ►当过去曾是他们的世界以自己的新节奏向前发展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悲伤。 ►同事过去的尊敬或崇拜往往会转变为冷漠和轻视。 当上了首席执行官以后，我很快调整了董事会的构成，引入一些妇女、少数民族人士，这是一种多样化哲学。当全部由男性白人构成的董事会格局发生变化后，保尔的在场几乎不被人注意。 当5年的主席职位临近末期时，他问可否再留任1年。那对他是一个自我贬低的举动。但是，我还是同意了。他对我来说并不构成问题。惟一的问题在他自身。 1979年1月1日，米勒终于作为公司主席退休，他当时已经72岁。 仅仅1年以后，1980年1月5日，他发生了严重的中风，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说话的能力。他连四处走动都有困难，他深爱的高尔夫现在只能为他提供回忆了。他受了许多年的苦，本书1989年付梓出版的时候，他仍然活在人世。 对于一位有着许多天赋和多方面能力的人来说，他光辉灿烂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这可真是让人感到不快的事情。他当主席的最后几年，本来是应该用来享受自己一生劳动所得的，反过来，他却在不快中度过。 我经常抱怨自己，应该在他动得了的时候早早催促他退休，这样他就可以去享受人生。对他来说，我似乎只是一个没有感恩戴德之心的年轻暴发户，只对他的职位有兴趣。 回首往事，我应该早一点打败这位老板的。他、公司和我都会因此而更好过一些。 我当时发了一个大誓，到我退休的时候，事情应该是不一样的。 有话直说：弄潮者应该明白激流勇退的道理。 盖住自己的屁股 纽哈斯：他什么都懂，因此别想糊弄他。 ──《商业周刊》 1985年9月30日 我现在升到顶层了，因此明白会有人想推翻我。也许不是立即就下手，但是，在某个地方，一定会有某个人在觊觎我的职位，并企图夺取。 这是人的本性，某个婊子养的想要你已经得到的东西。 在私人世界里，这也许是某种你极想分享的东西，就如同你的友谊或爱。 而在商业世界里，目标也许就是你的职位。 我应该明白。我挫败了一次颠覆行为，颠覆者就是我请到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一个人，而且我相当清楚，他希望谋取我的职位。 我相信应该实践下述这些婊子养的金科玉律： 你想对别人干的事情，应该明白人家也会对你干。 现代的翻译是：盖住自己的屁股。 我并不会在对手面前逃跑，大部分人努力回避对手。我相信应该对他们小心提防，但彼此之间还是应该有交流。对手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如果你跟他们保持很近的距离，那你击败他们的机会就大得多。 卡尔·艾拉从来都不是我的朋友，哪怕我们彼此十分友好，到现在仍然是这样。他在找机会出人头地，他梦想当上超级媒体大鳄，现在还有这样的梦想。 他把几家报纸、广播电台和广告牌公司撮合起来，组建了综合传讯总公司。 1978年，我们第一次谈到兼并他的公司到加内特公司来，我明白，他不仅仅想要完成一次兼并活动，他希望得到的东西远不止如此。 我凭本能感觉到，艾拉想完成这笔交易，主要是因为他猜想到最后将会由他来执掌加内特公司。他的雄心使他迫不及待，这就是他的一个弱点了。我是这么利用他的弱点的： ►因为艾拉急于了结这笔兼并案，我们就可以用比实际价格低出约1,0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他的公司。 ►因为他没有耐心，所以操之过急，结果让他自己看上去愚不可及。 ►因为加内特公司董事会将十分清楚地看出，我是一个基础更为广泛的首席执行官，而且是更好的领导人，比艾拉强得多，因此，如果他想着手夺取我的职位，我猜想我就能够打痛他的屁股。他果真动手了，结果我也果真打了他的屁股。 与艾拉第一次见面后，我邀请他去佛罗里达南瓜中心，在我家一起过周末，这样一来，彼此就可以真正相互了解，他听到这消息很高兴。 南瓜中心在可可阿海滩，共7公顷的面海木屋，树木丛生，可以看得见肯尼迪太空中心的发射架。我在那里工作和娱乐，也在那里召开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这是个极其私密的处所，但附近的发射架带给它一种未来世界的气氛。 千万不可丧失优势 第一天我和艾拉游泳、晒太阳、打网球。他打网球时总是作弊，每次发球他的脚都严重犯规，我要他注意脚部犯规。一开始他想只当没听见我的话，但当他发现我很认真，也就照我说的做了。这让我明白两个人以后的关系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了。 第二天我们谈到了业务上的事情。我们两个人都同意，如果能够把细节弄清楚，那么，两家公司的合并将是天堂里的婚姻。 当天晚上，他离开我的书房，到他的客间去给他在凤凰城的妻子斯迪维打电话。南瓜中心装有内部电话，各房间可以相互通话。艾拉在他的套间曾用这个内部电话跟我谈过话。他给妻子打电话的时候，忘了按“私人电话”按钮。 艾拉最后的谈话明确无误地通过我书房的扬声器广播出来，他一一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亲爱的，事情有办法了──我知道会有办法的。”艾拉对他妻子说，“如果我们齐心努力，事情能在6个月内全部办妥。我向你保证……艾尔人不错，但没有我行。我们会在董事会里拉拢一些人，之后我们可以说服他们，让他们觉得我才是更好的首席执行官。我会赢得胜利，这是一辈子才能有一次的机会。” 后来，我和他在海浪餐厅共进晚餐，是在我平时进餐的角落里，这样便于谈话。他很兴奋，而我很镇定。听到他想攫取我的职位的目标，使我意识到他为那笔交易的完成已经流下口水了，如果能够保持镇定，那我就可以用更好的价格买下他的公司。 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决定下星期在图森开一个会，开始进行商谈。艾拉曾在图森上过大学，而我们却拥有《图森公民报》。我们两个人都很熟悉那个城市，可以把自己的财务班子带去而不被人发现。 我远离谈判室，事情开始的时候我差不多总是这样办的，这样一来，首席财务官道格·麦克柯金戴尔就可以拖延时间，说必须要和我商量。下午会间休息的时候，道格汇报说：“他们在公司的价值上乱开价，他们说什么要5亿美元。” 我告诉他要多听，不要显出急躁的样子。当天结束，他们谈崩，彼此价格相差极大。 艾拉问，他是否可以和我私下里一起吃午饭。 在午餐上，艾拉显出他的急躁情绪。 “你不觉得这笔买卖很不错吗？”他问，“我们会成为业内的重量级人物。” “买卖当然不错，但你的价格却有问题。”我回答说，显出没有热情的样子。离开的时候，彼此都没有再次见面的安排。 1个月之后，艾拉打来电话，正如我预计的一样。他知道我要去亚特兰大参加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召开的大会。“我们能够一起去吗？”他问。 我同意我们在亚特兰大希尔顿饭店我的套间里会面。他进房间来的时候，仍然显出马不停蹄的样子。道格跟我在一起，艾拉的律师拉里·威尔逊也跟他一起进来。 艾拉说，他想了很久，仍然觉得我们应该合并。我们能够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达成交易？ 我让道格告诉他说，我们愿意给他价值3.37亿美元的股票。艾拉让自己的肾上腺替自己做了决定。我们来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他接受了3.62亿的价格，对我们来说捡了近1亿美元的便宜。 拉近对手 1年之后，在常规的、久拖不决的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听证会之后，交易最后完成。现在，艾拉成为加内特公司的一部分，我非常清楚我在哪里需要他。 我的指导方针是从《教父》里面得来的一句西西里格言：“拉近友人，但对手要拉得更近。” 我很有信心，或者有些骄傲自大，毫不犹豫地把加内特公司董事会的一些席位让给艾拉，还给了他两个代表的名额，都是他自己选择的代表，我还请他加入首席执行官办公室。 当时，那是加内特公司最大的一笔交易，因此我认为这是对那笔大交易的价格的一部分合理的补偿。艾拉却错误地以为那是推翻我的一个办法。 在综合传讯总公司，艾拉已经把自己确立为一流的交易者的角色，一流交易者与管理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而我两者都是，艾拉却不然。他的兴趣主要在于从一笔交易走向下一笔交易，如同一条发情的狗。他并不关心如何管理已经拿到手的东西。 加内特公司与综合传讯总公司合并之后，艾拉留在凤凰城原来的公司总部基地。我向他建议，这样也许比较好，他也乐于接受。这样他感觉自己包括在公司之内，但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将他排除在罗切斯特的主要事件之外。 艾拉到罗切斯特来参加第一次首席执行官办公会议，我在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赞扬他，并请他谈谈自己的希望，看如何能够对公司有所补益。 他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我觉得自己可以为加内特公司完成几笔好的收购业务。我觉得我可以把大家带入现在尚且没有进入的一些领域，假如艾尔放手让我干的话。” 会议室内鸦雀无声，针头落地都能听见。艾拉把他内心里无保障的感觉透露给我们大家了。他承认自己只能够做我允许他做的事情。 艾拉认为，要想给加内特公司董事会留下深刻印象，那就必须要完成比我更多的交易。加入公司的头3个月里，他反复不断地提出各种交易方案。 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大规模交易，或者不是考虑成熟的交易，要么是不符合加内特公司整体的发展计划。他最愚蠢的一项建议是购买英国的一家广告牌公司。那家公司太小，而且麻烦不断，加内特公司根本不可能对它产生兴趣。但是，艾拉觉得通过这个办法可以让董事会看出，他把加内特公司的规模扩张到了海外。 我们拒绝了那笔交易，艾拉感觉越来越急躁了。他的游戏计划是要以闪电战的方式袭击董事会，结果却不起作用了。我知道他最后会采用日本“神风队”的战法，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 艾拉加入加内特公司的5个月后，我去佛罗里达参加在古老的博卡拉顿宾馆召开的一次出版人大会。午餐之后，大部分出版人都去打高尔夫球。 我不打高尔夫球。以前当体育记者的时候，我看过别人打高尔夫球，并进行过报道。打高尔夫球的问题在于，当你把心思集中在开车、击打和轻击等动作上的时候，根本无法思考重大的事情。我喜欢不停地思考问题，慢跑、游泳或晒太阳的时候可以做到。 我在博卡拉顿海滩俱乐部的一个凉台上晒太阳，突然接到一个传呼。我去游泳池旁边的一个墙上电话处打电话。接线员说，艾拉先生打来了一个长途电话。 “你好啊，卡尔。”我很开心地问候他，尽管有点愠怒，刚刚抽点时间出来晒太阳他就来打搅我。 “我打电话来是想告诉你，我准备发一个新闻稿。事实上，现在稿子应该已经发出去了。”艾拉说。 “哦，说说吧。” “新闻稿的内容是，我准备辞去加内特公司高级主管职位，因为你我在处世哲学、政策和风格上有严重分歧。” “这可真是有趣的事情。你在新闻稿中说了详细内容没有？” “没有。但我提到我将留任加内特公司董事职务。” “嗯，我有点吃惊，但能够理解。你想离开我真感到遗憾，因为我觉得你本来可以多做些贡献的。” “哦！”艾拉补充说，“还有一件事。我的确觉得──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但我的确认为，应该由我来管理加内特公司。” “哦，这我倒不奇怪。你曾管理过一个公司，我也管理过公司。我能理解你想管理这家公司。但是，我曾告诉过你，这个职位目前没有空缺啊。” “嗯，我准备尝试一下。”艾拉说。 “你是什么意思？”我很镇定。 “我准备跟董事们谈一谈，告诉他们说，我觉得自己能够比你更好地管理这家公司。” 美人与野兽 我就这样穿着游泳短裤站在凉台的电话旁边，身边都是些穿着比基尼的姑娘，而这个家伙却在告诉我他想夺走我的职位。 我深吸一口气，保持放松状态。 “卡尔啊，你完全有权利这么做。你心里有没有具体计划，或者一个时间表？”我问。 “我准备跟每个 ‘董事’单独见个面。我会要求他们在12月18号在纽约召开的董事会上投我的票。”当时是12月12号。 艾拉很喜欢谈话。我忍住自己的脾气，根本就没有反击，因此就引诱他说出了游戏计划。说完了他的出牌计划后，我打出了自己的王牌。 “卡尔啊，我们的董事分散在全国各地，从加利福尼亚到纽约到处都有，后勤供应可能会出问题啊。为何不坐加内特公司的飞机去呢？这样就更容易见到每个人。” 沉默，他很震惊。 “你当真是这样的意思吗？”他最后难以置信地问。 “当然。只有这样你才有时间在会前见到每一个人，他们也才有时间决定到底拿你我怎么办。” 艾拉非常惊讶，我竟然在帮他的忙。我觉得自己只是在给他足够长的一根绳子，好让他吊死自己。 之后我离开海滩，回头去忙自己的工作。 我知道，艾拉的新闻稿发出去以后，媒体会来追我。毕竟，他是加内特公司的一名董事，还是公司的高级主管，他是在与首席执行官展开公开的斗争。 我在自己的打字机上敲出了一份简单的声明，并要求我的公共关系部门立即公布：“我很遗憾地看到艾拉离开本公司，他是一位极有能力的董事。但是，他在自己的公司担任了多年的首席执行官，我明白为什么他不想在我旁边当第二提琴手。” 媒体也明白这个新闻稿的意思。他们感觉不到我这方面有任何酸葡萄的味道。我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评述。这一切都是一天之内的故事。 声明发出之后，我立即安排我的两名秘书给加内特公司所有董事打电话。我写下了字条，详细注明应该对每位董事说的话。 我的儿子丹当时就住在附近的罗德戴尔堡。我们达成一致意见，让他晚上7点到我这里来一趟，这样就可以一起吃晚饭了。等他走进我的套间，两位秘书已经在电话上忙开了，我的字条送到了所有地方。 “发生什么事情了？这里好像在搞大选似的。”丹说。 “的确如此。”我说。我让他也来打电话，找到所有董事并打完电话之后，已经是晚上11点了。之后，我和他一起吃了一顿夜宵，这期间，我们安排好了额外的战略，以瓦解这次政变企图。 我把艾拉和我在媒体上发表声明的事情对各位董事讲了。我还告诉他们要做好迎接艾拉到访的准备。我开玩笑地说到了让他坐公司飞机进行夺取我职位的竞选活动的事情。 这几乎触动了差不多所有董事的神经。如果我阻止他们与他会面，也许就会鼓励他们觉得他也许有什么好东西要拿去给他们，或者以为我有什么东西值得隐瞒的。 当时，我们的董事会一共有15名董事。我预计会有4名董事投艾拉的票，其中有他自己的1票，再加上以下几票： ►汤姆·雷诺尔茨，是芝加哥的一位律师，以前他是艾拉在综合传讯总公司时的律师，5个月前进行那笔合并交易时进入本公司董事会。 ►约翰·路易斯，也是综合传讯总公司带过来的董事。他是芝加哥的富商，后来成为派驻圣詹姆斯廷的特使。 ►沃伦·麦克纽尔，一个不满者，也是个不称职的董事，是我的前任推举他到董事会的，而且他从我上任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图谋夺取我的职位。 我猜想，雷诺尔茨和路易斯长期以来对艾拉忠心耿耿，我不可能很快拿下他们。而且我知道，麦克纽尔不喜欢我，因此会加入艾拉的阵营，尤其是如果艾拉给他许诺公司高级主管的职位的话，我猜想他也会这么做的。 问题在保尔·米勒那里。他对我夺走首席执行官职位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公司的规章制度允许他在75岁之前一直保持有投票权的董事。他有可能成为艾拉的第5位投票者。 只多两票 我的计算意味着我必须保持住自己的支持者。我只多出两票了。 艾拉帮了我，我也知道他会帮我的。他向各位董事所做的游说工作完全是业余水平。他不事先打招呼就去了各位董事的家，在机场才打电话。他的短暂到访拿不出需要替代我的明显理由，只不过是他自己认为他能够比我干得更好而已。 董事们一个接一个地向我报告他到访的消息。很明显，那些打电话的人是在确认他们对我的支持，米勒没有打电话。 最接近米勒的董事之一是威斯·加拉格尔，米勒担任美联社主席时，他是那里的总裁。加拉格尔认为，艾拉当加内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会带来一场灾难，因此主动站在我的立场上游说米勒。 他的报告是：“保尔向我保证，他不会投票反对你。他有可能投弃权票。但是，从现在起到董事会之间的这段时期内，不要做任何有可能触怒他的事情，否则他有可能改变立场。” 董事会召开的头天晚上，我已经可以确信能够拿到10张选票了。艾拉并不知情。他让自己的伙伴路易斯邀请所有董事出席一次非正式的宴会，但只有我本人除外，他希望在晚餐会上做宣传工作，从而使他顺利进入顶层职位。 我的支持者告诉我说，他们不想去参加晚餐会。我请求其中一位去当我的间谍，好回来告诉我有哪些人参加了，以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位可爱的婊子养的去了。结果，当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我知道自己已经拿到选票了。 在第二天举行的董事会上，我按照日常程序主持会议。在“其他事务”一项，我停顿了一下子，看着艾拉、雷诺尔茨、路易斯和麦克纽尔。 我知道他们的计划是让雷诺尔茨提出建议，由艾拉接替我担任首席执行官，之后由路易对该建议提出附议。但是，没有出现建议，一片沉默。 我再次提出讨论其他事务。停顿，扫了他们4个人一眼，之后朝他们微笑，仍然是沉默。之后我要求进行15分钟的休息，休息期间，我说我将参加管理层接替委员会的一个特别会议。 加拉格尔是那个委员会的主席。“威斯啊，”我说，“怎么回事？你认为那几个蠢蛋明白自己只能拿到4张选票吗？” “那当然。”他说，“休会。” 但是，我想来点搞笑的事情。我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决议，内容是：“决议：本董事在此要求，艾尔·纽哈斯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并选举卡尔·艾拉接替他。” 我对该委员会说：“我准备拿出这份决议书解雇我自己。道格将对此提出附议。之后，我们将进行点名投票，将那4个家伙记录在案。” 威斯一脸惨白，之后脸红，然后大吼起来：“你他妈的一个傻子！你已经赢了。不要再玩游戏了。我们回家吧。” 该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是银行家比尔·克莱格和激进主义分子多罗里斯·沃顿，他们都强烈支持加拉格尔的意见，他们说服我放弃投票。 “好吧。”我大笑起来，“但是你们都体会到胜利的快乐了。” 我们再次回去开会的时候，其他董事成员都坐不住了。每个人都在猜测小委员会的会议内容。 我请董事会安静下来，再次请求商谈其他事务，沉默。 “我想把管理层接替委员会的内容报告大家。”我说，然后沉默很长时间。“我们一致同意，祝愿大家圣诞极其快乐。本次会议结束。” 众人大笑，有些人笑得神经质。 我后来得知，艾拉和他的同伙本来在休会期间猜测，我回来的时候会要求他辞职。我并不是非这么做不可，虽然艾拉没有受辱，但还是感觉脸上无光，3个月后，他辞去了董事职位，跟我猜想的一样。 他的两名支持者提供了相当令人满意的续集。接下来在2月份召开的董事会议上，路易斯和雷诺尔茨都要求私下里与我会面。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因此要求辞职。麦尔纽尔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3年之后，我降低了担任过前任公司董事者的退休年龄，因此将他弄走了。这件事情后来被称为著名的“麦尔纽尔修正案”。 改造对手的艺术 我对路易斯和雷诺尔茨说，我明白他们对艾拉保持的忠心：“既然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我希望能够赢得对我同样的忠诚。我要求你们两位留任公司董事。我觉得你们两位都可以对公司做出贡献。”他们都深感意外，也很感激。 尽管雷诺尔茨和路易斯加入公司董事会的时候站错了队，但他们最终成为公司最坚决的支持者和杰出的董事，因为他们都得到了足够的关心和重视。 这表明对手也是可以成为盟友的，假如你愿意投入一些时间和精力。 将对手转变为朋友是有艺术的。应该假定，一个聪明人并没有非要不喜欢你的理由，自己也不要心怀嫉恨。 这个人生哲学在路易斯和雷诺尔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3年之后，作为公司补偿委员会的重要执行成员，雷诺尔茨带头提出建议，将我的基本年薪翻了一番，从45万美元增加到90万美元，一年之后又增长到100万美元。如我所预计的，雷诺尔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有话直说：要给对手足够长的绳子，好让他们自己把自己吊死。 剥掉鲨鱼皮 纽哈斯穿着鲨鱼皮制服，你不知道制服在哪里结束，艾尔在哪里开始。 ──《洛杉矶时报》 1978年9月7日 新一代强盗式资本家正在美国的一些里公司幽灵一样闪现──他们是一些袭击者和交易人，专门从不细心或毫无准备的首席执行官手中偷窃上市公司。 我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应对偷窃本公司的强盗。 辛辛那提的亿万富翁卡尔·林得纳是一条披着羊皮的鲨鱼。 跟所有公司鲨鱼一样，他这人要专门对付。我用幕后操纵竞赛的传统方法征服了林得纳，只是在确信已经打败这个婊子养的时候才公开全部事件。 我用了“征服”而不是“赶跑”这两个字眼，是因为从传统的意义上说，鲨鱼是赶不走的。 如果发现有鲨鱼在你附近的商业浑水里游动，你的本能就是赶紧回击。如果这么做，你轻则会被咬伤，重则因此丧命。 我不跑走，或者也不想从鲨鱼身边游开。但是，我会小心地打量鲨鱼的体型，看清楚它的来头。因为我的诱饵使得鲨鱼来到我身边的水域，而不是我游到它们的水域。这样的话，你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迅速下钩，什么时候轻松捉住。 1979年，林得纳成为加内特公司第二大股东，此时，我知道他有隐蔽的动机。 林得纳与华尔街上其他的一些公司收购者关系密切，他对他们总是亲切地称名道姓，比如伊凡（博依斯基）、卡尔（依卡恩），或者迈克（米尔肯），或布恩（皮金斯），或索尔（斯坦伯格）。 他的目标跟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他的风格与众不同。林得纳为人刻板，说话慢条斯理，走路慢腾腾的。不抽烟，也不喝酒，从不公开露面。他是个虔诚的浸信会教友，经常去教堂。但是，美元才是他真正的上帝。 他通过收购进入公司，成为各公司的实力股东，拿到管理权，之后增加自己的持股数，想办法进入董事会，最终掌握公司。他在潘恩中央公司、联合品牌公司、k圈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都干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购买了艾拉的综合传讯总公司以后，林得纳拿到了他在加内特公司的筹码。他是综合传讯总公司的大股东，在我们的股票交换中，他最后拿到了加内特公司4%以上的股票。 他的目标是控制公司 兼并案之后的一年，他和他公司的总裁及跟随者、矮胖的龙恩·沃尔克来见我和道格·麦柯金戴尔。林得纳说，他很喜欢我们公司，因此想“增加我的分量”。并不必是一个天才就可以看出，他想要的是公司的控制权。 他最初的目标是加内特公司基金会，那是公司最大的股东，共有约11%的股份。我和道格都是该基金会的托管人，一共有14名托管人。 “基金会可否将它持有的加内特公司大宗股份销售给我呢？我可以按照高于市场价值的价格支付额外的一大笔费用。什么样的价格比较合适呢？” 我们针对他的所有问题的答复只有一个：我们无法代表托管人说话，我们觉得托管人对销售股份没有兴趣。但是，他可以通过基金会的主席约翰·斯哥特办成此事。 我们提醒了斯哥特。斯哥特是一位有话直说的印第安纳州人，以前当过海军陆战队队员。林得纳接近他的时候，斯哥特请他出去。“本基金会股票不卖。”斯哥特说，再没有别的话了。 如此一来，林得纳只好到公开市场上去下手，同时也使我们去找了一位专门从事反收购的律师。我们请了最好的一位反收购律师，是马迪·利普顿，隶属于沃奇泰尔-利普顿-罗森及卡茨律师公司的纽约公司。 利普顿提出两项针对我们公司的规章制度的修正案，这些修正案与其他反收购公司的修正案很类似，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接受这样的修正案，目的是要阻挡或防范投机艺术家们： ►一项所谓的公平股价修正案，目的是要在出现收购邀约的时候，确保所有股东都可以同样价格得到大笔付款。这就使得收购者必须花费相当大的资金，因为他无法在获取大股东的控制权以后，迫使较小股东以较低价格销售自己持有的股票。 ►董事会分层设立。每年进行董事会重选时，只让1/3股东参与重选，这样可以防止管理层发生突然变化，同时也让公司收购者更难控制董事会。 1985年5月21日召开股东大会之前的一个月多一点，林得纳向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了通知，说明自己已经获得加内特公司额外的股票，使其持股总数超过5%。凡持股超过上市公司流通股5%时，都必须要向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报告。林得纳的文件说，他时不时还可能增加更多持股额。 他的企图是明确的和一流的，跟任何公司收购者一样。他的企图不外以下几种： ►收购足够多的股票，强行进入董事会，最终获取管理控制权。 ►要么是形成足够威胁，成为让人心烦的对象，从而迫使上市公司回购股票，使他得到大笔利润。 当我们的公司代理人将包括两个反收购修正案的文书以邮件方式送到林得纳的手上时，他马上从辛辛那提的总部给我打来电话。他平常说话总是慢条斯理，低调得很，这次却高了好几个8度。 “艾尔啊，我真是深感震惊。我无法相信你竟然会对我做出这等事情。我无法相信你竟然会在不事先通知我的情况下开始。我们得坐下来谈一谈了。你能来辛辛那提吗？” 他喜欢在自己的家门前做生意，我不吃他那一套。 “我在华盛顿要开一个星期的会，脱不开身。但是，如果你有空来这边一趟，我一定相当高兴见到你。”我说。 当天下午，他在我公司驻华盛顿地区总部的大堂里打来电话，说他想上楼来拜见一下。他将所有的会面都称为“拜见”。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慢慢得知，他的风格就是像狗一样跟着你，无论是在办公室、家里还是宾馆里，事先从不打招呼。这是一种威胁的形式，他想磨垮你，或者让你生气，或者让你拿他没办法。但是，我不让他的行事方式干扰我。 我把首席财务官道格·麦克柯金戴尔叫到我办公室。 我估计林得纳会把他的助手龙恩·沃克尔带上，他真的带着他。 “我们来这里，是要作为大股东要求你们收回修正案。否则你们是在剥夺我们的公民权，那是我们无法忍受的。” 林得纳说得直截了当。 “卡尔，这是得到公司董事会认真考虑和一致通过的一项政策性举措。我们觉得这样对所有股东都是公平的。你对此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反应，我对此深表遗憾。但是，我们正准备通过这项修正案。”我彬彬有礼地说，但口气坚决。 他的口气更坚决一些了。 “我要求你对所有董事进行一番询问调查，并将我的反对意见告诉他们，看看他们是否会改变意见。你肯做这样的事情吗？” “当然，”我说，“你知道，他们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找到他们也许需要一两天时间。但是，我会把我们此次见面的事情和你的要求告诉他们。” “你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会支持我的观点吗？”林得纳问得很尖锐。 我微笑道：“当然不会，卡尔，是我向他们提出增加这些修正案的，我会建议他们坚守原来的立场。” 林得纳改用第二套方案：他转过身，示意龙恩接着谈下去。 身上带着2.28亿美元的支票 “根据我们的看法，如果有了这些附加条件，那我们继续持有加内特公司的股票就根本没有意义了。你们是想剥夺我们的公民权。”他说，“因此，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将我们的股票收购回去。” 我早就准备好了他们会来这一手。我和道格已经讨论过他们的可能举动。 “这件事情当然值得一谈。”我说，“我的算术不太好，手上也没有带计算器。但是，你们拥有约400万股。按照今天57美元的股价，那是差不多2.28 亿美元吧。我们愿意在今天下午就写一张支票给你们，回购你们手上的所有股票。” “嗯，我们并不是这么想的。”沃尔克话说得很尖锐。 他的提议是，林得纳把他的股票卖给加内特公司，每股70美元，这比市场价格多出5,000万美元。 我转身对林得纳微笑，之后是怪笑。 “卡尔啊，”我说，“这是不是我们经常听说的所谓‘绿票讹诈’啊？” 林得纳大怒：“听到你用这么一个词我真是难过。我们并不搞‘绿票讹诈’。” “无论你们把这称作什么，我都称它为‘绿票讹诈’，答案是不行。”我反击。 “嗯，好吧，你让我们没有其他办法了，只好与你们干下去了。”林得纳边说边同跟随者离开。 代表人之间的战斗就要开始了，任何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怕缠上这样的事情。 我们预计，这场战斗会十分艰难。加内特公司的大部分股票都被大型机构投资人或大公司的养老基金控制着。有越来越多的有价证券管理人都反对防收购修正案。他们希望看到收购活动，这样就可以在股价攀升中获取利润。 我和道格讨论了争讼活动的战略问题。到年度会议还有5个星期时间。我们猜想林得纳会悄悄地、私下地游说大机构的股东支持他的观点。 我们也喜欢悄不出声的私下游说活动，除非事情发展到很难办的程度。如果看起来有可能在代理人请求活动中输掉，那我们就会把事情公开化，以求得更多人支持。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林得纳的“绿票讹诈”企图就有可能玩到我们手上来，假如我们掌握得当的话。 化成正式案件的“绿票讹诈” 但是，我不想让人觉得只是因为我和他的话不合而导致这样的事情，因此我准备了一份书面陈述，将这次“绿票讹诈”中的对话都记录下来。为了让它成为可供将来使用的正式文件，我把这份书面陈述拿去公证，并以密封件的形式递交证券交易委员会。 我们准备好了一系列新闻稿和报纸广告供将来争诉之用。这些新闻稿和报纸广告分为“文争”和“武斗”两类。只需一声令下，这些东西就可以铺天盖地。 一份列为“武斗”的稿件是这么说的：“1985年4月18日递交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书面陈述列出了卡尔·林得纳针对加内特公司进行‘绿票讹诈’的大概内容，林得纳要求本公司以高出市场价格5000万美元的价格回购他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因为代理人投票的结果有利于我方，因此我们最终没有拿出这一杀手锏。 准备武斗期间，我一直与林得纳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到访的次数不断增多，他们都在玩西西里的那一套把戏，尽量把对手拉到身边。 我们的会见有很多搞笑的时候。因为林得纳并不喝酒，我和道格总是在约定见面时间之前赶到餐馆喝上一杯加冰的杜松子酒，等他来的时候，杜松子酒看上去就跟冰水一样。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在纽约和平象征餐馆，林得纳和沃尔克到来约30分钟后，侍者注意到我的杯子是空的。 “您想再要一杯马爹利酒吗，纽哈斯先生？”他大声问道。 林得纳假装没有听见。但是，他从股东那里听到了一些消息：他的代理人争斗活动进行得不顺利。因此那天晚上，他试了另一种方法。 “艾尔啊，你知道，我和龙恩很欣赏你和道格管理公司的方式，其实我们并不想跟你们产生什么矛盾。如果你们把我们两个也放进董事会，那我们也许可以放弃代理人诉讼。”他如此提议。 我告诉他说，我会把他的请求转达到董事会。 “你会支持这个建议吗？”他问。 “我很高兴让董事会就此进行表决。”我保证，“你并不是十分了解那些董事。我们星期二早晨就要在纽约这边开会了。你和龙恩到时可以列席参加嘛。我会把你介绍给所有人，你还可以发表讲话。之后，他们才会知道应该怎么投票。” 鲨鱼咬钩了。我早前就已经告诉了各位董事，说大家只有认识了林得纳，才会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我知道，如果他出面，一定会把自己给卖掉的。林得纳的动机是自私的，十分贪婪，这是任何一个聪明人都看得出来的。我知道董事会成员很快便会像我一样看出他的愚蠢。 我还猜想，如果他看出有希望进入董事会，那他就会把代理人争诉的事情搁置几天。 林得纳并没有让我失望。他不仅与沃尔克一起参加了董事会，而且还带上了他25岁的儿子基斯。我向所有成员介绍他们，之后邀请林得纳讲话。他为自己和沃尔克当董事做了10分钟的宣传讲演，他还邀请人们提问，但没有一个人提问。 他们离开之后，一位董事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把儿子也带来？” 真是完美的问题，这里也有一个完美的回答。“如此一来，如果你们选他做董事，下次他会请求将他的儿子也选进来。”我说，“也许是下一个首席执行官。” 给他儿子的玩具 我还加上了这么一句实在话：“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晚饭，席间他对我说，如果有朝一日能够给他的哪个儿子弄一个媒体公司来管理一下，那一定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 反对林得纳进入董事会的情绪十分强烈，我们根本就没有就此进行投票。 在那3天里，林得纳整天都在考虑董事会的事情，而麦克柯金戴尔和他的代理争诉小组却在加快脚步。他们得到了超过50%的票数。代理人争诉已经赢了。而我们最终也没有让那几个王八蛋进入董事会。 赢得胜利后，我决定将事情公开。我们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当然还有《今日美国》上登出了多篇整版广告。 广告感谢加内特公司各位股东对公司的支持，反击了“可笑的货币金融家”们展开的“媒体兼并狂潮”，给垃圾债券收购伎俩重重一击。 广告里面并没有提到人名。但是，很快就因此接到两通电话。一个是林得纳打来的，另一个是弗莱德·约瑟夫打来的。约瑟夫是垃圾债券公司德雷塞尔伯恩哈姆公司的头领。两个人很是反感，因为我们的广告引起人们广泛注意他们这一类型的人。 约瑟夫邀请我和麦克柯金戴尔去他在德累塞尔的私人餐厅里共进午餐。 “你们如何能够对我们的公司说那样的话？”约瑟夫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与他会面。 我笑着说：“我并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啊？” “但人人都知道我们是垃圾债券王。我想让你们知道的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也没有准备在将来利用垃圾债券交易资助恶意的媒体收购。 “有人请我们这么干，但我们否决了。泰德·特纳要吃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时候，想要我们跟他联手，但我们没有同意。你们弄媒体的人根本没有必要攻击我们，也没有必要害怕我们。”约瑟夫说。 “这在你那边听起来很不错，但是，迈克·米尔肯呢？你能控制他吗？”我问。 “当然，我是首席执行官嘛。”约瑟夫回答。 4年之后，约瑟夫同意让德雷塞尔公司支付6.5亿美元的罚款，并开除了那个迈克·米尔肯，因为他明显失控了。 林得纳的电话采取的是同样过敏的方法。 “艾尔啊，你如何能够对我说那样难听的话？”他问。 “我说，卡尔啊，我甚至都没有提到你的名字。”我答道。之后，我以并不是十分友好的口气补充说：“如果你再提这些牛屎话题，或者再谈什么大宗回购的奖金事宜，那我就只好指名道姓了。”我把向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绿票讹诈书面陈述的事情对他说了。他一句话不说就挂上了电话。 再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做老好人了。我只是想让自己的公司摆脱一个贪婪的婊子养的。已经到了从文争到武斗的时候了。 林得纳抽出加内特公司的股份。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把加内特公司的全部股份都以市场价处理掉了。 这条鲨鱼急于从我身边游走。 有话直说：警惕披着羊皮的鲨鱼。 再创报纸:实现梦想 成者为王，赢了什么都是对的。 ──乔·纳玛斯 人生是一场游戏。这可不是无往而不胜的季节。有时候你赢，有时候却会输。要充分地享受人生，人就必须玩各种各样的游戏，重在求胜。 求胜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有回报的事情。跟品尝胜利的滋味比较起来，别的一切都淡而无味。道理都是一样的，无论赢的是： ►女童子军饼干销售比赛 ►小棒球联盟赛 ►一生的所爱 ►办公室里凑的基金 ►教堂的“宾果”游戏 ►梦想中的工作 ►你计划中的商业交易 目标应该是百发百中，每赌必赢。但是，别做这样的指望。即使没有赢，也应该高兴才是。如果什么都赢，那意味着你没有冒足够大的风险，这就使生活中的乐趣少了很多。 在如何渡过人生的成绩单上，成败纪录是最重要的内容。百分之百是太高了。百分之九十九很不错，但不太可能实现。百分之九十五相当不错，低于90%就不好了。 虽然成功是世界上最好的感觉，但是，失败也不一定会造成很大伤害。失败应该成为一次教训，使人以后谋取更多成功。我从失败中学到了很多，越是失败，就越是让我更想成功。 最让人满意的胜利，就是胜算机会不太大的时候获得的胜利。但是，长期的不利并不一定会让你想完成的事情更加困难。 事实上，人们越是告诉你某件事情难得办成，那你得到胜算把握的机会就越是大。这通常意味着你明白他们并不知道的一些事情。或者意味着你的思想与众不同，你的胆识大过别人，因而使人无法理解。 如果看准了确定的目标，别人说这些目标无法实现并不应该成为让你放慢速度的理由，反而应该成为你加速前进的动力。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胜利。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一、再创报纸：实现梦想 多年以后，纽哈斯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有百万潜在的读者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看已经存在着的很多种报纸。 ──《人民》杂志 1987年9月28日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这样的问题已经问过好多次了。加内特公司到底为什么要进行像《今日美国》这么一项成本高昂、风险也高的新事业？ 1981年，当我们宣布此事的时候，大部分评论人都说我们疯了。我们还没有出生，讣告就已经写好了。 1982年，我们在9月15号出版了第一期第一版，许多人说，我们在发射台上就已经失败了。 对于报业俱乐部和新闻评论人来说，这个想法太大胆，规模太庞大，使他们无法接受。 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纽哈斯庞大的野心，这一该公司的浪漫之举，说白了就是愚蠢行为。 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今日美国》是再次付诸现实的一个梦想。30年来，我一直都梦想着创办一份新报。这个梦想让我噩梦不断，也让我看到新的远景： ►1952年，那个梦想变成《南达体育》，结果成为失败者。 ►1966年在佛罗里达创办了《今日》，成为成功者。 跟大部分梦想或远景规划一样，一份全国性新报的想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完整计划的。但是，一旦想到了这个点子，就再也没有办法摆脱了。 过去10多年来，我一直都在酝酿这个点子。我宠它、放纵它、滋养它。在接下来的3年里，我与其他人分享这个点子。我们一起筹划，一起算计。 一个夙愿以大规模的新方式展现出来，5年之后，《今日美国》成为全美阅读最广泛的报纸。 一家全国性的大报从梦想变成现实的理由和答案如下——理由分成两大类： ►职业上的原因 ►个人因素 到1979年的时候，我已经握住世界的尾巴了。 当时我已经55岁，是美国最大报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年薪100多万美元。无论想去哪里，公司的喷汽式飞机都可以供我使用，这是一种免去了地面交通拥堵麻烦的高级轿车。 我有相当豪华的办公室，在纽约市、华盛顿特区、佛罗里达的可可阿海滩和内华达州的塔霍湖都有奢华的私宅。凡有加内特公司派驻机构的地方，都有员工照顾我的衣食住行，无论是大西洋上的维京群岛，还是太平洋上的关岛，还是这两者之间的任何地方。 总统和政要、体育和娱乐界男女大腕都是我的朋友或熟人。无论是超级杯赛还是世界杯赛，最好的座位总是为我留着。 加内特公司已经搬上了自动机，一年比一年赚取更大利润，甚至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获取更大利润，在当时，已经是连续46个季度盈利了。 我有一份长期雇用合同。如果愿意，我可以慢慢滑行10年，然后到1989年退休，拿到相当丰富的一笔养老金和额外补贴，之后安度晚年。 有两件事情让我远离了大部分人走过的人生道路： ►我对自己的职业──新闻和报业所做的工作并不满意。 ►我又开始烦了，因为生活太优裕。 有很多评论者认为，我的沸点太低，这是一种性情。事实上，我的厌烦点比沸点更低，这也许是我最明显的特点。 一个目标一旦实现，无论是大目标还是小目标，重复或按部就班的生活就会弄得我心烦意乱。事情一旦得到控制，我就会让别人去看店子，我自己再去找新的冒险机会。 一个更新的白日梦 到1979年，我已经掌握了足够大的资金，可以把已经变成了一种新远景的白日梦付诸实施了。有些人认为那是一种痴狂而不是梦想。我曾对自己早年的一些伙伴透露过主要的目标： ►一家全国性的报纸，信息量大、娱乐性强，值得一看，可以抓住千百万读者，包括当时并不看报纸、在电视中长大的一代人。 ►如此不同的一份报纸，其版面和外表以及内容都十分高级，会拉着报业内的其他报纸一起进入21世纪，哪怕需要敲打与呵斥。 “我们将重新改造报纸业。”我以常有的谦逊口吻说。 我知道事情办起来不会容易，但是，我猜想应该有相当合理的机会存在。应该有比别的任何人更大的机会，而且我知道那一定会产生很大乐趣。 1979年我付诸实施的那项远景规划，跟我1952年的那个白日梦没有一点相似之处。 当时，在《南达体育》亏得肚皮朝天的最后那些日子，来自南达科他州米歇尔市的一位体育记者，叫杰里·迪本斯的一位朋友刚刚从朝鲜战场归来，顺道过来看我。 他希望我也许能够给他找一份工作。我对他讲了老实话，说《南达体育》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日子。但是，我们在西乌克斯瀑布西郊的霍尔酒巴喝杜松子酒的时候，大家为那个已经破灭的小梦想干杯，也谈到了更大的梦想。 “如果我们找到资助它的办法，并且找到一个发行方法，我觉得创办类似《体育消息》的全国性周刊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我说。 迪本斯也是一位体育迷，他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我们的技术专长甚至比我们的融资能力更差，因此，我们并没有想出一个神奇的办法来及时发送任何一种在日报基础上的全国性刊物。 只是一个白日梦而已。20年过去后，卫星的魔力意味着那种梦想以及其他许多种传闻梦想都可以变成现实了，假如那些梦想者同时还是现实主义者的话。 我渴望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出版物，随着加内特公司挣脱其在东北偏远地区的羁绊，这种梦想就越来越强烈了。1966年，我在佛罗里达成功创办《今日》报，其后，1969年又收购了加利福尼亚的《圣贝尔纳丁诺太阳电讯报》。现在，我们发展到了纽约州、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并且在全国各地都有了基础。 1970年，我成为加内特公司的总裁，我和董事会主席一起参与竞争。大家几乎在所有现实目标上达成一致意见，尽管我们在远期目标上有不同看法。 ►他是一位买家，仅此而已。 ►我也喜欢收购，但我更喜欢自己建造。 在整个70年代，我们收购了46家日报，每家日报自身都是相当好的投资。但是，自从1973年我成为首席执行官以后，任何一家在地理方位上能够满足我建造一个真正全国性的印刷基地和发行系统的愿望的报纸，都是值得要的，也要求我们的出价越来越高。 正是这个原因，当我们1982年创办《今日美国》的时候，我们处在了极好的地位，我们有现代的胶印厂，不仅仅能够为我们自己所有的报纸提供印刷服务，而且还使我们的报纸很容易进入大部分大都会市场。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今日美国》，只需要一两个小时的驾驶时间就可以把报纸送往主要的市场：纽约、费城、匹兹堡、底特律、明尼阿波利斯、西雅图、圣弗朗西斯科、洛杉矶、丹佛、印第安纳波利斯、新奥尔良、亚特兰大和迈阿密。 这个网络并没有覆盖到全国，因此，在别的市场上，我们必须跟印刷厂签订合同。但是，这个网络已经是足够大的了，可以给我们相当大的优势，胜过了任何一家想架设全国网络的报业集团。 常识击败了战略策划 有些首席执行官称此为战略策划，并雇用一大堆mba来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或者一般来说为什么不这么干。我从来都不干这样的事情。 反过来，我依靠常识。首席执行官应该有提前计划的聪明和直觉，之后雇用一批专家来帮助他揣测“如何”实现他的“什么样的”梦想。 对加内特公司来说，这种“什么样的”梦想就是一种新的全国性日报，能够吸引普通人的兴趣。到1978和1979年的时候，这样的梦想已经相当明晰了。 此前，我并不能肯定，我们创办全国性的印刷网络和发行系统最后到底会走到哪一地步。我看出了3种可能性： ►一家独立的全国性体育日报，按照《体育消息》、《体育画报》和我那份已经流产的《南达体育》的方式。 ►日报副刊，或者是星期天增版，或者是供我公司所有报纸使用的无所不包的一个版面，上面有严格的全国性消息和广告。 ►一份完整和独立、供普通读者看的全国性日报。 1978年，我开始一个人进行全国性调查，以决定到底选择哪一种。 当时，我刚刚被选为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主席和总裁，那个协会是全国报业集团的总汇。 我扮演的那个角色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正如我担任的其他许多机构的职位一样。我担任该协会董事有8年时间，但是，我在那个协会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拿协会成员单位开玩笑，说他们坚守传统，愚不可及。 如果我所宣传的民主制度能够在那里普及，那我永远也不可能在一大堆由蓝血贵族或清教徒构成的董事成员中升到顶层。但是，洛杉矶亚历山大市的出版人乔·史密斯是1976年至1977年年度的董事会主席，按照该协会的传统，他有权指定继任者。 乔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我们两个人都喜欢伦敦塔卫兵式的杜松子酒，两个人喝着杜松子酒解决了许多世界性的难题。他因为把南达科他州一个曾经穷困潦倒的小子提拔为全国最大的报业精英组织的首领而自豪。 按照程序，并且有些勉强地正式选拔为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主席和总裁以后，我在就职演说中做了如下的保证： ►作为主席要走遍全美所有50个州。 ►就当时的第一修正案问题发表意见。 在接下来的15个月里，我果真就那么做了。我与许多州、地区和城市的团体见面和谈话，包括报业同仁、读者、广告商、大学生等。 我在演讲中透露出来的消息，总是说要把自由言论和自由企业上的公众利益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改造。但是，我的使命总是要为自己的公司服务。 博闻则多学 无论去哪里，我都带着自己创办全国性报纸的使命，但这样的使命只潜藏在自己心里。 我听得多，说得少。我反复接到的消息是，报业同仁认为自己办的报纸比读者所想的好得多。我也看那些报纸，一看就是几百份。我的喷汽式飞机里装满了各地的报纸，无论去哪里，只要搞得到的报纸我都拿上。 有些报纸的确是糟糕透顶，但也有许多报纸相当不错，还有一些报纸出类拔萃。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是报纸编辑所认为的那么好，更没有一家报纸能够为读者提供他们真正寻找的满足感。 除开仔细阅读各地报纸外，我还到处找《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全国版。对于这两份颇有声望的全国性出版物，我形成了以下几点结论： ►《华尔街日报》在全美国有极复杂的发行系统。在中等城市和许多大都会中心地区的有钱人当中，这份报纸很受欢迎。但是，该报无法伸及美国各地无数的小城镇。《华尔街日报》内容极其专业，对于任何地方的普通读者来说是无法产生兴趣的。 ►《纽约时报》的全国版销量极少，这令人奇怪，本书写作的时候，该版发行量仍然只有181,000份。一些大城市里数量有限的思想领导者，或者那些想成为此类人物的人看这份报纸，或者假装看这份报纸。但是，这份报纸办得极死板，贝托克里克和博伊西以及贝顿鲁基的读者根本不可能看这样的报纸，面对这样一个枯燥无聊和头发灰白的老太太，他们还有什么兴趣呢。 另外，全国发行的《纽约时报》其实根本就算不上是全国版。它是纽约城都会版的一个缩微版，把里面最有趣味的一些广告扔掉了，同时又收集了很多新闻。 到1979年夏天，我已经看到、听到和读到足够的材料，让我相信的确存在一个真空，的确有可能创办一家适合普通读者看的全国性日报。 而且在我看来相当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公司有加内特公司这样的优势来进行这样的举措。 ►我们比别的任何公司在更多的州里有更多的印刷厂。 ►我们在全美有一个很大的记者网络，一共3,000多名新闻从业人员。 ►我们有极深的口袋，加内特公司的年收入已经达到10亿美元。 ►我们的长处是，我曾在创办《南达体育》的时候失败过，因此能够提醒我哪些事情不要去做。 哪怕如此，我还是知道，这个想法极其大胆，在公司内外都会遇到很大困难。 我决定采取用茶匙小口喂的简单策略。我希望稳定地赢得支持，哪怕速度稍慢一些。从推广较为容易的地方着手，我希望列出支持者的名单，让他们帮助我解决推广中比较困难的问题。 结果有用。两年之后，当加内特公司董事会投票支持启动《今日美国》计划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前任主席朱利安·古德曼董事说：“一个理想自有其积蓄感染力的方式，尤其是当这个理想是由董事长提出来的时候。” 我的家人最早得到消息，而且也是最早列入支持者名单的。之后是加内特公司里面的几位密友，再后慢慢发展到更为广泛的公司同仁，后来才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们，最后是我的评论人。到末了，潜在的消费者也接受了。 拖上家人 我的家人必须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一点相当重要。如果启动《今日美国》项目，那将意味着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绝对会投入其中，而且要持续多年。而且我知道自己会成为国人嘲笑的对象，评论者也会冷嘲热讽。家人必须要明白，而且能够处理这些事情。 我相当走运，因为我的两个孩子以前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他们明白，父亲受煎熬的时候，自己应该保持冷静。他们准备好了接受新一轮的冒险，当然也准备好了接受人们的虐待。 当时，丹已经26岁，并且成为一名新闻教育工作者。他十几岁的时候经历过很多动荡不安的人际关系变化，我和他已经成为好朋友。 简当时24岁，在范得比尔特大学学法律。她在佛罗里达大学研究过足球队员及其兄弟会，之后就成为一名正儿八经的学者了。对父亲的冒险活动，她是支持的，也能从中得到满足。 当时是我与佛罗里达参议员罗里·威尔逊的婚姻生活的最后一年。哪怕两人之间的浪漫感情已经消失，但仍然能够理解彼此在职业上的计划。她头脑敏锐，对我把握《今日美国》的宗旨是极有帮助的。` 由于家人都知情，也跟我站在一边，接下来我就去加内特公司内部找自己的心腹至交。按照下面的这个顺序，但方法却彼此完全不同： ►约翰·奎因，当时他有53岁，是首席新闻执行官。奎因为人跟我差不多。是我派去专门看管财务人员的，那些财务人员不断施压，总想把收益放在产品之前。他成为我们公司的良知所在。 ►约翰·赫塞尔顿，当时59岁，是负责报业事务的总裁。他是个中规中矩的人，做事不张扬，脚踏实地，善于妥协。 ►道格拉斯·麦柯金戴尔，当时40岁，是首席财务官和法律事务主管。在财务和法律事务方面，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略家。 我和这三个人都是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办公室是我组建的，也由我本人充当主席。多年以来，这个三人小组为我各种各样的行动提供了相当稳定的支持。 奎因：有远见，有前瞻能力，很贪婪，但又很有人情味，充满激情。 麦柯金戴尔：为人谨慎，有些守旧，冷酷，没有激情。 赫塞尔顿：是一位沉闷的妥协者。 每一个大型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应该有这样的人员组合。 任何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不应该假定自己能够唱独角戏，这一点相当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他不能让自己的左右全都围满思想与行为风格一样的人。 正是这个原因，我的三驾马车对我的用处如此之大。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指望他们强行推进，或者悬崖勒马，或保持中间状态。 后来，在《今日美国》处在形成阶段的时候，我又往首席执行官办公室里加进了一个人，是玛德琳·简宁斯，当时已经46岁，是标准品牌公司人际关系部的部长。我请她来当主管人事的副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她成为一名得力助手，也提供了一个以女性眼光看事的角度，对全部由男性构成的顾问圈子形成了强大的弥补作用。 我让奎因和麦柯金戴尔彼此相左，很喜欢他们这样，并且从中受益，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事务中，他们也很喜欢这样。他们两个人意见相左，这样可以刺激新思想的产生，对无论大小的各种事务都是更加详细的审视。 辩论的益处 哪怕对做出的决定已经相当确信，公开辩论还是有益于所有人的。 在奎因与麦柯金戴尔之间的对抗中，和事佬赫塞尔顿总是会在两极尖锐对立出现之前适时介入。他的妥协干预总是正好与主席的意愿相吻合，因为他相当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我会提前告诉他我到底倾向于哪一方。 由于我为《今日美国》而寻找的是支持者，而不是警告或妥协，因此我总是先去找奎因，话总是说得直白明确。 他总是一激就上，全盘支持，“这是个好机会，必须要抓住，”他说。奎因很快明白这个重大的冒险活动一旦成功，从职业的角度上看会对加内特公司意味着什么。奎因从不担心利润的问题，他把这样的事情交给麦柯金戴尔去操心。而道格一向的原则是只考虑利润，其他的先放到一边去。 奎因的职业本能是搅和：这意味着一个出口，或者是一个避难所。加内特公司的记者每年都有离开的，他们在我们设在契利柯特、钱柏斯伯格、雷诺或罗切斯特的实习基地得到培训，之后就想去大都会的报纸、杂志或网络。 这有助于我们吸引和留住来自各所高校的最好的天才记者，而且有助于使加内特公司从一个小型报业联盟一步发展为大型报业集团。 我和奎因开始筹划如何把这个计划的想法一点点灌输给其他人。我们还开始计划研究与开发方案，从而导致项目的最后启动。 我们谨小慎微，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在两年时间里，我指导着这个过程的进展，之后再请董事会做出“开始”决定。 1979年11月18日：我给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各位成员打电话，包括赫塞尔顿、麦柯金戴尔、奎因，讨论“某些年终回顾和未来计划”问题。 那是罗切斯特一个寒冷和沉闷的早晨，在公司总部25楼董事室里，壁炉的柴火发出劈啪的响声，我们4个人谈起了行将结束的一年。我们一致认为，那又是不错的一年，的确也是如此。 那一年，我们以3.62亿美元的低价收购了综合传讯公司，使我们得到7家电视台、在辛辛那提和奥克兰的几家大报，还有北美最大的户外广告公司，当时，该公司共有38,000块广告牌。 “业务跟平常一样”，但给我们带来了10.65亿美元的收入，那是我们的年收入第一次达到10亿美元以上，共有1.35亿美元的利润，比头一年上升19%。 麦柯金戴尔很喜欢谈论数字，我把话题转开了。 “我们来谈谈来年和未来吧。”我说。我起立，站起身来，在壁炉前来回踱步。我经常会在开会的时候来回踱步，这么做的时候，麦柯金戴尔总是会紧张起来，别的人也是一样。他们明白，这是一个信号，表示我要么感到无聊了，要么是在想什么事情，要么是准备突然之间向他们发问。 无论是哪一种会议，我很少一气坐到底的。我站着的时候思想更清晰，走路的时候也是一样，包括伸展腿脚的时候。活动身体不仅仅让我头脑清晰敏锐，而且还有助于我更好地观察一些人，更容易明白人们在讨论什么事情。 “我们的业务在发生变化，”我说，“我们不能总是这么无休止地收购别人留下的破烂货。如果我们希望保持在前沿位置，那就必须要更多地有所建设，要么是把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建设好，要么平地再建高楼。” 麦柯金戴尔跟平常一样总是明白我的意思，他发问：“您在想什么事情？” “不能肯定，”我答道，“但是，我们需要花些时间和精力进行研究。得想个办法控制卫星，让它帮助我们把已经拥有的东西或者能够制造的东西发送和销售出去。也许来一个超级电视，也许来一份星期天的报纸增刊，也许再办一家全国性的报纸。” “要多少钱？”道格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我只是在考虑，明年要花上百万美元做研究。”我很低调地回答。 道格连眼都不眨一下。他明白，花百万美元进行研究和开发，对于我们这种规模的公司来说是小菜一碟，哪怕大部分传媒公司根本不在这样的领域里这么做，或者根本不花钱。 但他想知道更多：“这笔钱怎么花？您将雇用什么人？您想探索什么问题？” “道格啊，我会想出办法来花这笔钱的。你来考虑预算吧。”我说。 散会的时候，我猜想，三位关键的助手一定在考虑下面这些五花八门的事情： ►奎因：纽哈斯的全国性报纸计划已经得到资助。火车轮子已经开始滚动了，可能很难停下来。 ►赫塞尔顿：只要不是一头扎进去，搞些认真的研究，看看有哪些新的机遇，那还是极有必要的。 ►麦柯金戴尔：我不能够肯定他到底在想什么，但是，100万美元的确也算不得什么，如果他的脑子里又在思考什么疯狂的点子，那我们也有足够多的时间说服他放弃。 1979年12月18日：加内特公司董事会在华盛顿的希尔顿首都饭店开会。已经有了一个好年头，已经有了一次很成功的会议，人人都感觉不错。当董事会感觉不错的时候，任何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很容易把一些看似轻松的新点子或新项目灌输给各位成员，哪怕实际上这些点子比听上去的规模庞大得多。 搁置梦想 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按照会议日程要讨论“其他事项”，我提出报告，说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已经决定在明年进行一些研发工作。 “我们将建立一个特别工作组，由我们公司最聪明的几位年轻高级主管组成。他们将研究报业和电视业有什么新东西，尤其是研究一下，看看我们能否以更多方法给卫星披上马甲，好把更多的消息发送给更多的人。我们已经拨出约100万美元供研发项目使用。假如顺利，到年底之前，我们将拿出多种可能性方案供大家讨论。”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决定。不需要投票，只是小小地喂了一口。在人们明白某些事情之前，重要的是先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尤其是不要告诉公司的董事。 1980年3月5日：加内特公司的一件新闻稿给报业和公众喂了第一口。新闻稿的内容是：“今天，加内特公司宣布，已经建立一支特别的研发工作组，并任命两位新的总管，探索新的投资机会。” 这两项相当一般的任命使真正要做的事情显得不那么重要。新闻稿继续说：“研发工作组将探索整个传媒领域存在的任何投资机会，看看如何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读者、广告商、评论人和听众。” 根本没有提到什么全国性的报纸。 这种烟幕是小口喂食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不希望公司董事或其他任何内部人士太快就提出很多问题，因为这样做有可能使公司内部的人产生意见对立。我当然也不希望竞争者知道我们在认真探索开创一份全国性报纸的意图。 当时，《纽约时报》已经在逐步但很小心地扩张其全国版。我知道《华盛顿邮报》正在考虑和谈论搞一个全国版的事情（最后办成了一家有气无力的小型周刊）。鲁帕特·默多克当时有发行量极大的全国性周刊《星报》，他对全国和世界规模的冒险事业胃口极大。 因为我相当熟悉《华盛顿邮报》的拥有者那批蓝血贵族，因此知道办过《笨拙画报》的萨尔茨伯格或凯伊·格莱汉姆都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冒险举动。但是，鲁帕特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物。我可不想给他或其他任何一个有胆子的人赶紧着手起草他们自己的计划的理由。 新闻稿发出的头一个星期，我第一次与特别工作组开会。这个小组是在奎因和赫塞尔顿的帮助下组建起来的。我并没有征询麦柯金戴尔的意见，因为我不想在项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说没有钱办事，结果使计划流产。当然，我后来会把这些人召集起来，以便起草一个业务计划书。 这几个人都有在加内特公司工作过的背景： ►汤姆·克雷，当时30岁。是个极聪明和有进取心的报人，跟他的兄弟约翰一样。约翰现在是加内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在新闻调查研究方面是有业绩的。 ►拉里·萨克特，当时30岁。他是技术和卫星方面的专家，是我从《国际论坛报》那边挖过来的。 ►弗兰克·维加，当时31岁。是一位口气强硬的发行斗士。我尤其喜欢他，是因为他总是不加犹豫就敢顶嘴。 这个四人小组的平均年龄为30岁。我要确保这些年轻的幻想家能够把眼光盯住未来。 为了看管住这几个人，将使他们合力行事，我派了一名特别工作组的协调人，是文斯·斯贝萨诺，当时52岁，是《今日》报在佛罗里达的出版人。他是我久经考验的朋友和同事。如果我告诉他喜欢火车朝哪个方向开，他会一直把住大方向。 我决定把工作小组的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可可阿海滩一处远离人群的别墅里，离我设在南瓜中心的隐避处北边大街只有约5个街区远。 由于这事实上就是一个小型的智囊团，因此我不想工作组的成员受到太多打搅。在大约6个月的时间里，我希望他们撇开“nn计划”之外别的什么事情都不去考虑。 我对这支特别小组和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说，把这个计划命名为nn计划，是因为nn两个字母代表“national newspaper(全国性报纸) ”。而别人会以为那两个字母只是代表“new newspaper(新报纸) ”，我们当然应该鼓励别人产生那样的错觉。 纽哈斯的胡扯 很快就有话传到我这里来，加内特公司外面一些爱说笑打趣的人把nn计划说成是“neuharth’s nonsense(纽哈斯的胡扯)”。 我闻讯大笑。我们准备干的事情，竞争对手越是小看越是好。 1980年2月29日，由5个成员组成的nn计划组在南瓜中心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我已经跟他们每个人单独谈到，我们的目标是要为加内特公司找到一个办法，看如何能够成功地启动一份全国性的报纸。 在第一次集体会议上，我发表了一通鼓励性的演说，然后详细说明了这个工作组的使命： “14年前，我们成功地启动了《今日》报，今天，我们离启动那份报纸的地方只有几英里远。美国将人类送上太空，送上月球又返回的发射台离我们也只有几英里远。 “现在，我希望能够放开眼光，看看我们能够做点什么别人没有尝试过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启动一份面对普通读者的、真正属于全国性规模的报纸。 “如果我们动手干，而且成功了，那我们就会创造历史。如果我们尝试，然后又失败了，我们仍然会创造历史。哪怕我们最后决定不这么干，那我们还是会因为进行了这样的探索而得到相当大的乐趣。” 我简要地阐述了必须要详细了解和回答的4大关键问题，其中的问题各适合四位未来派当中每一位的专长： ►我们能否设计一种全国性的报纸，使其能够抓住全国足够数量的读者，以确保这样的一份全国性报纸有创办的价值？有多少读者可以抓住？ ►我们有否力量编辑和印刷这样一份全国性报纸？ ►我们能否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和销售它？ ►我们可否得到必要的广告客户支持？ 虽然在给工作组下达任务时我用的是“是否”这样的字眼，但是，关键还是在“如何”上面。他们听懂了我的意思。 汤姆·克雷后来说：“虽然艾尔要我们研究这件事情能否干，但他提问时的用词却如此明显地表示，他期望答案是‘可以’。” 维加后来回忆说：“那实际上是一次启发智慧的会议。艾尔不停地用‘天才’和‘神童’等的字眼形容我们。整个会议期间，我都感到热血沸腾。听起来就好像我们是位使徒，准备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创造一个新时代。” nn计划已经摆好姿势，随时准备再造报业了。 有话直说：梦想是发明之母。 套住算计者的马头 人们有些害怕艾尔。他的能力和思想倾向，有时候甚至是他的意愿会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他会火烧你的屁股，或者对你给予巨大打击，让你在公司里再也不被人注意。 ──吉米·托马斯 加内特公司财务主管 善于算计的人，捂住钱袋子的人，无论你怎么称呼吧，他们都是一类的人。他们可能在一家鞋厂工作，也有可能在一家报业公司工作。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差别并不重要。 他们都是极聪明的家伙，受过很好的教育，本意也是好的，他们办公室的墙上都挂着mba学位证书。 他们所有人都明白如何数钱。他们当中一些人知道如何管理钱。极少数人还知道如何挣钱。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拿钱去冒险。 他们保守，过分严格，都是些婊子养的。标准很窄，他们的眼光从来都不会越出下个季度收益报表之外。《今日美国》的创办过程显露出加内特公司里面最大的一些算计者，尽管他们在自己的业内都是最能干的人。 在198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nn计划工作组努力思考着如何启动一份全国性报纸，我的大部分时间则用在如何牢牢地控制住那些算计者，不让他们企图使该计划流产的意图得逞。 随时可用，但永不能居于顶层 对于任何一项业务操作来说，聪明的财务人员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首席执行官让那些算计者制订公司政策，或者形成长期决定，那就是要让公司保持现状，最后慢慢死亡。 财务部门的专家必须随时可用，但永远也不能居于顶层。 他们大部分人都认为，一路省钱也可以发达起来。除非首席执行官使他们的努力扭转方向，否则，他们极有可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管理小钱上，无论是在干几百万的事情还是几十亿的事情。 我总是努力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白，算计者是服务部门，而非警察部门。但是，他们总是听不进这样的话。 加内特公司的顶层算计者是道格·麦柯金戴尔，他是业内最好的专家。他还是最没有气度的思想者。首席执行官没有事情让他忙碌的时候，他就在小钱的事情上挑刺找碴儿。 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现列举两个： 1980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全国和世界各地到处飞。在飞机上，我经常听说一些人有可能把报纸卖掉，还遇到一些国内或者国外的业务主管人，或者是一些政府高官。为了营造上等印象，我决定为飞行部门的工作人员订购制服。 麦柯金戴尔阻止购买，并给我送来了这样一份备忘录： “飞行部门的制服……每人每套1,450美元……极大的一笔开销。我想思考出更好的办法来浪费公司的钱，但目前还没有想出来。” 当时，我们公司的年收入已经达到10亿美元。 我给了这样一个答复作为反击：“我不同意！这笔钱算不了什么。这些衣服最终会使我们的飞行作业看起来是一流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小小的一笔开支可以大大增强公司的形象。不能光从财务上去衡量此事，这是相当重要的，你得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还是订购了制服。 算计者眼光短浅，当他们变成照看小钱的囚徒时，往往都不能自我约束，成为第二天性。他们想要管的钱数额越来越小。 我有一个习惯，加内特公司开会的时候，要为所有董事及其妻子订购特别的礼物。这些礼物一般来说不是很贵，但是，总体来说适合我们开会的地域特点。 1989年2月，我最后一次召集例外董事会议，大家到了维京群岛，加内特公司在维京群岛上拥有一份《每日新闻报》。我为17位董事、他们的妻子和特别来宾订购了25副保时捷太阳镜，每副102美元，好让他们欣赏圣托马斯的阳光。 会议结束以后，麦柯金戴尔去检查还剩余多少副眼镜，结果发现还有两套没有下落。他派特别助理到董事会递交一份备忘录，要求把所有收到太阳镜的人员名单记下来。 结果发现，他很关心的那两副没有下落的眼镜送给了维京群岛《每日新闻报》的出版人及其妻子，因为他们两位是我们在维京群岛上的主人。 一家30亿美元公司的首席财务执行官亲自过问两副太阳镜的事情！ 吉斯通式警察明白自己的形象 我的结论是，大部分财务官员喜欢扮演吉斯通式警察的角色，其中一个理由是，他们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欺瞒、谋划别人，有时候还用花言巧语欺骗别人，无论这些人是政府官员、银行家还是经纪人，因此他们认为别人也是这么做的。结果，他们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寻找证据，说明别人也跟自己一样狡猾。 多年以来，我的很多高级同仁都对道格和他一班人马的那一套古怪做法很是不满，因此催促我将他赶走。我没有这么做，主要原因如下： ►他是拔尖的交易分析人士和财务管理人，假如首席执行官能够对他进行合适的指导的话。 ►我利用他拘泥于小钱的方法向员工们明确指出，公司政策要有创意，要靠一路销售达到繁荣，而不是保守吝啬，不是靠省钱发达。 ►在一家大型公司里，不同的声音导致对话，而对话会导致良好的决策，假如首席执行官足够聪明，也有胆子做出正确的决策的话。 在对待《今日美国》的项目上，因为道格明确表示自己的算计者心态，并且催促自己的下属也这么干，所以，他和手下的那一班人在其他部门的一些人眼里看起来是一些坏家伙，因为别的部门都希望让《今日美国》有一试真假的公平机会。 在算计者反对的很多项目上，鼓励别的一些部门的人是相当容易的事情，尤其是新闻部门的那些人。这一点在《今日美国》走入困境的时候尤其重要。 一种“他们”针对“我们”的态度形成了。“我们”是指新闻、广告、发行、制作、宣传和人事部门的那些人，而“他们”则是指负责财务的那一小批人。 毫无疑问，《今日美国》的很多员工都比在别的可能情形下有了更好的表现，甚至比他们自己知道的更好，因为他们都急于证明，那些抠门的算计者是错的。 在《今日美国》的最初研究活动中，我没有让管财务的人参加。从1980年3月直到10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涉及此事。当我们进展到需要进行详细的业务计划时，我才会让他们参与。需要玩弄数字的时候，那些算计者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当我们还在概念阶段，当我们还在衡量关于产品、制作、宣传和销售方面的前景时，我却不想让管小钱的人围在旁边指手画脚，品头论足，因为他们极有可能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一个新思想，尤其是要拿钱去冒险的新概念，是财务人员最不想看到的东西。 财务类型的人都是一些讲求秩序的分析师。他们不喜欢任何程度的冒险。这就使得他们不可能衡量真正的风险回报比。他们只会衡量数字，而不会衡量思想。 每一家公司都有自己的算计者问题，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的职责是让财务人员保持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是要利用他们的长处，避开其短处。 有话直说：算计者要随时可用，但永远不能居于顶层。 三、笼络董事会成员 我很欣赏纽哈斯的这一点：虽然他在推动这项事业，却还是会提醒董事会成员，说“我们不知道到底能否成功，但万一失败，我们也有补救办法。”你很少遇到一个把底线也指出来的兜售者。 ──托马斯·雷诺尔茨 加内特公司董事会成员及芝加哥律师 向董事会成员兜售《今日美国》的关键，就在于把他们的期望值调整好。 我确保他们要明白，《今日美国》是需要时间，需要花钱的。要花很长时间，要花很多钱。我还搭好了安全舱口，保证《今日美国》万一弄得肚皮朝天了，加内特公司仍然能够从中打捞出一些值钱的东西。 算计者对这个项目充满敌意，而董事会却帮助极大。加内特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是由彼此差别很大的不同男女构成，他们当时是，或者以前曾是一些商业或政府运作项目的负责人，所有人都有过顶级运作经验和专业知识。 在80年代初期，与董事会和算计者打交道最有趣的事情是，两者对《今日美国》的了解都是一模一样的，但各自的反应却完全不同。 ►算计者们希望阻止我，让我不要去弄《今日美国》，但他们又做不到。 ►董事会成员可以阻止我的行动，但他们却又不想阻止我。 我在过去两年里一点一点地灌输《今日美国》的意图给董事会成员，直到最后才让他们做出决定，结果，他们都成为我坚定的支持者。 很多首席执行官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和职业上的目标，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与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我是1973年成为首席执行官的，从那以后，我花很大一部分时间改善和提升与董事会之间的伙伴关系。每一位董事都是经过亲自挑选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实现思想上、地理方位上、专业技术和经验、种族及性别上的多样性。 ►我保留了原来的12名男性白人董事，其中大部分是东部人士，而且还是我的前任保尔·米勒的高尔夫球友。16年之后，当我从董事局主席位置上退休的时候，董事会已经有了4名女士，3位少数民族人士，而且可以代表从纽约到夏威夷的全国各地人士。 ►我确保董事会成员都明白自己的角色：总体的监督和政策制订，但不是具体的管理。不在公司里面活动的董事们真正必须全身心投入的惟一一件事情，也许就是首席执行官的雇用或开除以及与之相关的报酬福利等事项。他们不可能，也不应该自以为能够跟首席执行官一样有资格进行管理活动，或者做出运营决定。 ►我想办法讨好各位董事，让他们对我产生好感。他们与加内特公司之间的人际关系必须是和谐的，有刺激性而且是有益的。每次董事会开会，我都会做出精心的详细安排，包括午餐或者晚餐的菜单子、葡萄酒的选择、轿车的派遣、宾馆的安排，还有飞机接送等事宜。像会议座次安排和出席社交活动时的一些安排我也亲自过问。 ►我从来都不让董事会措手不及。我也许会让他们了解了太多详情，不能出席会议的时候，我每月都会安排寄送大量的邮件，如果有会议，我会尽量谈到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但是，信息与行动之间存在很大差别，有明显的一条界线。有很多很多次，我会提出一些话题，然后说：“下面的议题只是信息披露型的，或者是征询意见用的。”这样一来，他们会觉得自己参与了公司事务，但不会感觉在时机不成熟或者考虑欠周全的时候被迫做出决定。 总体上说，在启动《今日美国》项目时，这个办法使董事会成员成为我的坚强盟友。 在《今日美国》项目上，有4个重要的日子是我必须要与董事会把关系解决好的： ►1979年12月18日，我把投资100万美元进行研发活动的消息告诉了董事会，但并没有采取投票方式。 ►1980年10月28日，nn项目的报告提交出来，我在会上对董事们说，必须追加350万美元预算，便于在1981年做出计划和纸型，也没有投票。 ►1981年8月25日，市场调查研究报告完成了，纸样也经过彻底讨论，也没有投票。 ►1981年12月15日，董事会得到请求，必须为是否启动《今日美国》项目进行投票。 要明白什么时候数选票 如果在头3次会议的任何一次进行投票，董事会也许通过我的提议，但热情不会很高，也不会有适当的理解，更有可能会对那个项目的某些细节予以不成熟的关注。之后，当两三年后项目遇到困难时，他们极有可能拔出塞子，不再支持了。 如果1981年12月，也就是离《今日美国》正式启动之前差不多一年的时候没有进行投票，那么，他们也许会感到自己没有参与公司决策，因此就会发牢骚。与之相反的是，那时他们都参与了投票，很激动，也很热情，感觉自己参与了公司的重要决策，感觉到自己身处事中。 这样一来，不管项目开始的头几年亏损有多么大，也无论批评有多么激烈，他们还都站在“自己的”项目一边，直到它最后成功。 从用汤匙喂食到稳定地给予信息与参与，这两者之间的转换发生在1980年10月28日在雷诺召开的一次例行会议上。 nn项目特别工作者的成员经过6个月的研究后，已经准备写出初步报告了。在会议开始之前，我让每位董事签署了一份不泄露机密的协议。 但是，我对会议内容的重要性进行低调处理，指出所有的调查结果还都只是初步的，而且是内部进行的，以后还必须有相当详细的研究和计划。 nn项目组的4名天才小子拿出来的报告很完整，有幻灯，有卫星草图板，有人口统计学数据，有可能设立的印刷场所的地图，有全国及跨国公司广告客户的支出，还有全国杂志及电视节目的阅读群及收视群的数字。 但是，我告诉那几个小伙子，不要把那些数字转换成《今日美国》潜在的发行量或者广告量，也不要转换成年收入。 对于拿到董事会上所有的宣传材料，我都要亲自指导和审定。等我弄好这一切的时候，让材料面对董事已经不成问题了。 会议之前我对他们说：“只谈概念，不要进行讨论，也不要就细节进行辩论。” ►萨克特是技术方面的怪才，他报告说，卫星技术方面的现状是，我们可以把任何数量的报纸版面从一个地方同时传送到其他任何印刷场所。而且还可以用高质量的彩色印刷，这是《华尔街时报》和《纽约时报》全国版目前都做不到的事情。 ►维加是发行方面的街头斗士，他展示了几张地图，显示出加内特公司在至少40个相当大规模的报纸市场上的印刷场所，而印刷场所之间仅有2小时的车程。还可以在其他一些大规模市场上通过潜在的合同形式完成印刷。他指出了50个州里面的10.5万个可能的销售网点。 ►汤姆·克雷是读者研究专家，他特别指出了加内特公司的各种报纸近年来进行的读者调查结果。全国各地约4万名读者的抽样调查显示，他们对体育、娱乐和商业新闻的兴趣特别大。对于每晚住在宾馆或汽车旅馆里的175万人，或者每天通过飞机旅行的85万人来说，情形尤其如此。 ►克辛格是一位市场专家，他报告说，全国大多数大型广告客户或广告公司都对报纸印刷质量不满。他们的钱主要花在电视和杂志上，因为他们在电视或杂志上可以获得彩色效果。一份报纸如果内容不枯燥，版面不是灰色的，而是新奇和彩色印刷的，假如能够发行到合适的读者手里，那就能够抓住很大一笔钱，他的结论是这样的。 阻止匆忙判断 在接受任何提问之前，我再次强调，这些报告都还只是一些初步的东西。 “这些东西鼓舞人心，值得研究，但是，可能还需要进行至少一年的后续研究，并且要拿出纸样进行检测，然后还要准备一份业务计划书。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前，我们不会请求各位拿出‘同意’或‘不同意’的意见。”这是我的许诺。 我说，如果明年的工作使我确信可以起草一份五年计划，并且有合适的风险回报率，我才会推荐大家同意《今日美国》项目的启动。 董事会成员认真听，但没有人提出多少问题。大部分人的态度不明朗，一般来说持中立态度，那正好也就是我当时希望看到的情形。 但是，有两种极不相同的反应说明我为什么确定暂时不要进行任何投票表决，也不可使不同意见过早形成。 杰克·利奇迪董事是一位气宇不凡的人，为人行事热情很高，他是由一条由13家报纸构成的斯彼德尔报业链的前任总裁，加内特公司于1977年收购了他的公司。他以前是管发行的高级主管，因此很快就感觉到了潜在读者群。 “只有加内特公司能够这么干。”他容光焕发地说。 韦斯·加拉格尔是美联社以前的总裁，他对此项目却疑心重重。加拉格尔脾气粗暴，说话口无遮拦。他从美联社退休后成为我们公司的董事，后来搬到了加利福尼亚的圣塔巴巴拉。他问： “我们为什么想再来一份报纸？《洛杉矶时报》或《华尔街日报》目前没有给我的东西，你如何能够提供给我？” 我解释说，这个问题正好就是即将到来的纸型开发和测试所要回答的。 “如果我们能够让人们读到不同的东西，能够抓住100万或者200万读者，那我们推荐这么做。否则，我们就不同意。” 之后，我非正式地对董事会说，我们将在1981年拿出350万美元的预算，完成项目研发阶段的任务，包括确定一个业务计划书。 “我们会把nn项目小组从佛罗里达转移到华盛顿特区，扩大项目小组，并聘请几位公司外的专家。”我说。 我指出，这意味着我们还将把正在进行研究的项目公布出去。12月中旬在华盛顿召开的下次董事会上，我们将宣布这个消息，因为下次会议正好与加内特公司数百名高级主管的年终会议重合。我对各位董事这么说。 “一旦公布消息，我们所有人就应该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来自公司内外的批评意见和怀疑态度。”我警告各位说。 那也可能是对我心目中的速度的一种委婉说法。 有话直说：让董事会知情，让他们与自己步调一致。 身正不怕影子斜1 纽哈斯从来都不拿批评者当回事。 ──加西·布莱克 《今日美国》出版人 我曾是住在背街上的穷小子，在学校、在教堂、在家里，我都是个调皮的孩子。我感觉有人注意自己是很好玩的，哪怕是被人批评，被人攻击，总比没有人注意自己，比默默无闻好得多。 到了成年，我还是想尽各种办法让人注意我，让人批评我。尤其是喜欢利用咨询人员帮我出主意。 我一辈子都在自己的胸口上竖着一个靶心，因此，批评对我来说司空见惯，不像有些人对批评那么反感。因此，我对批评和批评者本人也都能够抱更加客观的态度。 我的风格也鼓励很多批评者敢于当面表白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说错了，我并不会拿他们开刀。他们批评我是为了我好嘛。 到准备大干《今日美国》的时候，我已经磨出了很厚的脸皮。批评只会让我觉得好玩。我听别人批评，也看别人的批评文章。但是，我总能够区分良莠，把小麦和麸皮分开。 这是好事啊。因为《今日美国》吸引了更多的批评，也吸引了更多的“麸皮”，它所吸引的批评强度和规模是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媒体项目都不曾有过的。 甚至还在我们宣布正在思考创办一份全国性报纸之前就已经有人批评了。 在雷诺召开的董事会之后，我们开始计划12月份的会议和在华盛顿进行公开宣布的事情。加内特公司的所有人都宣誓保密，直到公开宣布为止。 但是，计划实施的前10天，一份名叫《卫星周刊》的新闻简报发了一个增刊，说：“加内特公司计划创办一份全国性日报。启动费用是个庞大的数字，极可能在1亿美元左右。” 那个消息的重点在成本上面，这个事实让我明白，可能是我们公司内部的某个财务人员透露了消息。这不奇怪。他们一直在试图破坏这个计划，这是他们计划中的第一个步骤。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引述华尔街媒体分析人士约翰·莫顿的话说：“创办一份全国性日报看起来好像是很快输掉一大笔钱的好办法。”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加内特公司的股票应声下落1.25个百分点。同日，其他媒体的股票却基本上没有动。 在接下来的那一个星期，我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批评者就从各个角落钻出来了。 我的宣布是相当低调的，留下很多没有说的话。部分内容如下： 对于一张全国性日报的概念，初步研究给出了有利的反馈。 该报将会是一种“不同的”报纸，既不与大都会现存的报纸竞争，也不与加内特公司自己的全国性或地方性报纸竞争。 下一步，我们将开发和实地测试纸型，看看有哪些潜在读者和广告客户。如果对测试纸型的反馈是有利的，则有可能在1982年启动新报。 为便于计划，准备启动的出版物取名为《今日美国》。 保护特权 我亲自撰写了新闻稿。我希望让媒体、公众和华尔街都得到足够多的事实，用以替代谣传，尤其是要注册和保护《今日美国》的商标注册权。 我们放弃了nn计划这个标签，换上了下一阶段的加恩塞特这个名字，意思是加内特公司的卫星信息网。这就突出了一个重点，除开一家全国性的报纸以外，我们还有可能探索其他形式的卫星新闻传播途径。 我请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们，包括赫塞尔顿、简宁斯、麦柯金戴尔和奎因来帮助我组建加恩塞特小组。奎因全身心投入其中，他、赫塞尔顿和简宁斯想办法挑选到最好的一批聪明人，这些人来自加内特公司的新闻、发行、广告、制作和推广部门。相反，麦柯金戴尔采取了不同的一种态度，他为加恩塞特小组提供的财务候选人是二流人员，或者是废物。他不希望自己最好的手下卷入在他看来一定会失败的一件事情。 加恩塞特的关键人员如下： ►莫·希基，46岁，总裁。他的工作是监督所有跟《今日美国》的计划书业务内容起草有关的活动。这项工作对他来说任务太重，在出版开始之前，我们将他调出来了。 ►罗纳尔德·马丁，43岁，计划部的编辑。他的工作是开发出纸型，之后拿到潜在读者面前去检测。他的工作做得极好，后来成为《今日美国》的第一任执行编辑，并且在那个岗位上工作了6年半。 ►查克·施米特，33岁，财务部长。他的工作是弄出扎实的数字来，帮助希基起草业务计划书。算计者们一直在想办法破坏，结果两年之后，他搞到一半就被换下来了。 ►维加，发行天才，过去参加过nn计划的工作。他的街头聪明使他成为那个小组最有价值的成员。 从一开始，我就密切关注着新闻产品和发行计划。奎因把时间完全花在跟马丁一起弄纸型的计划上。我给他们的指示相当简单： 《今日美国》必须有所不同，从外表和内容两方面来说都必须如此。必须用彩色包装，四个栏目；一切都必须是组织好的，都安排在固定的位置；内容很短，但看起来方便；要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栏目，使用大量图片和图表，对体育、电视、天气要强调，每天都必须有每个州的新闻。 “把电视或杂志以及其他报纸上最好的东西偷过来进行改装。”我对马丁和奎因说。 他们走得更远一些，在奎因称为“借调计划”的一份精致的计划书中，他们还从加内特公司最好的一些报纸里偷来了最好的新闻天才。 内部挖潜打开无穷商机 后来我把那份计划书称为“内部挖潜”，并将它扩充到《今日美国》的其他部门，最终推广到了加内特全公司。那就是指利用公司内部的天才，内部的设备和内部的资金营造一个新产品。 大部分大型公司都有一大批一般来说未加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能人和设备，这些人才和设备会使公司得到极大的财务利益，适合以别的公司所不能的方式启动大型项目或新型企业。 内部挖潜使《今日美国》成为可能，而且极大地削减了加内特公司在一项新型冒险活动中不断增加的成本。《今日美国》的“借调者”一般来说并不需要在他们离开家乡报纸岗位的期间被替换掉。跟大部分成功的大型企业一样，我们的报纸从业人员都有人数过多、结构臃肿的通病。 利用借调者使算计者几乎要发疯。他们认为这种做法简单说就是对削减《今日美国》成本目标的一种财务诡计。他们看不到对公司的整体利益，因为他们那些小小的方形钱箱被人翻乱了。 我们与各地的报纸达成了各种安排措施，让他们继续给借调到《今日美国》的员工发放工资，一般来说是发3到4个月的工资。 作为交换，各地报纸得到的益处是，他们的员工参与了全国最复杂和最激动人心的报业培训计划。假如算计者们是对的，我们最后的确也输得肚皮朝天，员工们自己也得到了回到原工作岗位的保障。 几十名的新闻人员从这种借调计划中学到不少东西，他们要么自己去干更大的事业，要么是回到加内特公司其他的报纸进行类似的工作。那是我们设计出来的最经济和效果最好的管理培训计划。 《今日美国》借调计划一直持续到今天，规模不如以前那么大了。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导致加内特公司报业、电台和其他运营部门内部的天才人员之间的异花授粉效果。各个员工从这种拓宽的经验中有所收获，雇用者也是一样。 到1981年，加内特公司内部有22名借调者派驻华盛顿，帮助马丁和奎因解决纸型开发问题。 一开始，他们按照新的《今日美国》风格制作出故事和栏目。之后，再制作出各栏目的起始页。最后是整个栏目，每个封页，每个栏目都经历了反复不断的变更。因为并没有日报头条，各页面都展示在墙上，接受大家的批评，之后加以修补。 因为这是一份全新的报纸，因此没有什么不可以更改的地方。并没有人提出这样的警告，说什么“我们以前不是这么做的”，而正是这样的话才使得现存的许多运作受到限制的。 我们的目标是，要在4月份印制数千个纸型的两个不同版本，然后拿到潜在读者、广告客户、思想评论人和媒体面前进行检验。 在开发纸型的最后一个月，我抑制不住自己，完全投入其中。任何重要的事情，我都不愿留给机会，也不愿留给别人的判断。我反复阅读纸型里面的大部分故事，拿回去让他们重写。有些记者不太了解我，他们发现，首席执行官竟然会直接参与故事的编辑，并非所有记者都喜欢我来干这样的事情。 有些故事反复写了10多次才让我满意。这让许多记者都快要发疯了。有时候，我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但是，当我看到了那样的文章时，我会认出他们的不足。 把随笔作者改造成记者 《今日美国》简明的写作风格就是从这些练习中养成的。用最少的字说出最大量的事实。有些记者就是无法根据这样的方法写文章。他们认为自己是随笔作者，而非记者。《今日美国》最早的记者队伍约有15%都离开了，因为他们无法调整自己的写作风格。 纸型准备好以后，我们拿去公开发行，发行的方法跟我们各地报纸最初发行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例如，1966年在佛罗里达，《今日》的纸型是在秘密的气氛中印制的。那些纸型的印刷是供内部实习之用，以便更容易过渡到真正的报纸。 《今日美国》的纸型有多重不同目的： ►让媒体注意到这份可能的新日报。 ►让业界与政府里面的一些思想评论者谈论这份报纸。 ►让广告客户的决策人思考这份报纸。 ►最重要的是，要看看潜在读者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 为了实现上述3个目标，我们把纸型送到数以千计的思想评论人那里，包括出版人、编辑、业务高级主管、政府领导人。 每一份纸型上都附有贴好邮票的一张明信片，让他们在两个选择上打一个勾： ►我希望你们开始正式发行《今日美国》。 ►我希望你们忘记这件事情。 来自记者那边的反馈很快，而且也是消极的反应，这也是我们预料到了的。他们不喜欢我们重新定义报纸是要传递信息的这一使命。要事实，而不是无穷尽的散文。图片跟文字同样重要。他们在抵制新一代读者，也就是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读者，因此也是在抵制一种新报纸。 他们害怕我们万一是正确的。 《洛杉矶时报》采访过一些接到纸型的人，该报的结论是：“绝大多数接受过本《时报》采访的人说，假如加内特公司接受他们的意见，那最好还是别再谈这份报纸了。” 《出版人助手》是一份业内出版物，供全国各周报出版人阅读。该刊说，纸型的内容太肤浅。该刊编者按提问：“他们指望自己的读者会傻到什么程度？” 其他一些反应： ►约翰·麦克莫兰是《迈阿密先驱报》的执行编辑，也是我在那份报纸的市内新闻部工作时的同事。他说：“我觉得这份报纸成功的机会不大。我愿意给它两年时间。艾尔·纽哈斯的自尊心只会使它维持到那个时候。” ►迈克·达维斯，当时是《堪萨斯都市时报及星报》的编辑，他说：“我看不出他们如何能够成就此事。我觉得它在堪萨斯城不会产生比《纽约时报》更大的影响，而《纽约时报》在堪萨斯城的发行量也不过500份。”（《今日美国》在堪萨斯城市场上平均的每日有偿发行量，现在已经超过5万份。） ►拉尔夫·奥特韦尔，当时是《芝加哥太阳时报》的编辑，他说：“全国性的出版物应该能够填充一个空白。《今日美国》重复添加了一个普通读者看的无所不包的报纸层面。我的悲观预计为：《今日美国》今天发行，明天就不见了。” 由于《今日美国》的纸型现在已经公开了，大家都可以发表评论，对我的办报思想不敢苟同的一些新闻从业人员，现在就开始对我连人带报一块儿骂了。由于我一辈子都是引火烧身的人，因此，这一类的批评并不能使我伤筋动骨。 《洛杉矶时报》的媒体评论人大卫·肖尔说，由于我的性格与这份报纸一致，因为有可能会影响到该报在业界的接受程度，“一批编辑和出版人必定在私下里承认，自己很希望《今日美国》重重地摔倒，哪怕因此把纽哈斯的锐气挫一挫也好啊。这种情况却不太容易出现，无论《今日美国》将来的命运如何。” 报界有很多人从来都不喜欢我这种行为怪诞的搞法，有些人认为，我想提升加内特公司的和我本人的声望，想强行拔高自我，这种做法不符合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规范。 杰里·弗里德海姆是美国报纸出版人协会的会长，他说：“出版界的很多人都在说，艾尔终于咬下了一块自己吞不下去的肥肉。他们觉得，艾尔终于到了伸手太长的时候。” 娄·哈里斯：另一个靶心 新闻从业人员对纸型的反应让我很开心，但是，其意义却不是很大。很明显，我们设计《今日美国》并不是给记者看的，我们追求的是读者。 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回头去找朋友娄·哈里斯，他是一位全国知名的民意测验专家，曾与我在底特律、罗切斯特和佛罗里达一起工作过。 哈里斯拿着纸型采访过4，000名读者，他得到的是相当乐观的结果。他的采访调查发现，看过纸型的读者当中，有21%的人说“肯定会购买”《今日美国》。他估计《今日美国》的日发行量可达220万份。 “我一辈子经历过两次正中靶心的事件，”哈里斯回忆说，“第一次是我预测杰克·肯尼迪会赢得1960年的西弗吉尼亚选举，第二次就是在《今日美国》的预测活动中，两次都是相当圆满的结果。” 哈里斯的研究小组归加内特公司所有，因此，我们还进行过不同的调查，由西蒙斯带队，他的研究结果往往会成为麦迪逊大街的《圣经》。接受过调查的人当中，有27%的读者说他们“肯定会购买”《今日美国》。西蒙斯的数据比娄·哈里斯的数据更加乐观。 这两种多少有些不同的科学抽样调查结果，都是由极受人尊敬的研究小组得出的，结果成为我接下来在董事会进行说服工作时使用的有力武器。 董事会成员进行的讨论中，绝大部分都关系到提议中的报纸口号，也就是“国家大报”，还有我们检测过的首页报刊名的两个版本。 扬&鲁比堪姆是全国最大的广告机构，我们雇用该公司对纸型及广告客户反馈进行调查。“国家大报”这个口号就是扬&鲁比堪姆公司的主意，我立即予以接受。这个口号什么都说了。后来我经常拿此事开玩笑，说由于我们言行谦逊，结果就拿到了这样的口号。 首页报刊名却是困难得多的一个决定。 我们在纸型上做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测试：一种是按传统的方式在首页的整个顶层横摆报刊名，但用的是蓝底色。另一种是一个矩形的蓝块，放在首页顶层的正中央。没有哪一家报纸的报刊名是那么排的。 我却喜欢这个点子。我觉得那对抓住新读者用处极大。扬&鲁比堪姆公司的设计师安元松夫、奎因和我是支持这一不规则设计图案的人当中立场最坚决的。 当然，又没有搞投票决定，然而，董事们明显支持更传统一些的做法。哪怕哈里斯也担心我们标新立异的做法有可能太过。“把报刊名弄成一个颜色块，那是在拿自己的报纸冒风险。”他在董事会上这么对我们说。 我决心已定，但没有必要宣布我的决定。我只是说，我们需要继续考虑这两个选择方案。 在8月份的董事会上，我明显感觉到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在董事会成员中形成。他们与家人及朋友一起看纸型，慢慢有了一些感觉。《今日美国》有很多人在谈，由于我们一直都在进行讨论，他们感觉自己一直在参与活动。 当然，他们仍然没有拿到财务上的数据，因此无法据以形成决定。 我告诉董事会，说我们正在利用哈里斯和西蒙斯的发行调查结果编写营业计划书。在12月份的董事会之前，他们会拿到计划书，到时候，我会提出建议，说明是否要继续推进《今日美国》项目。 对于任何一个新项目来说，拿出业务计划书比列出现成预算或现在利润都要困难得多。 在正在进行的业务中，算计者可以十分简单地把百分比拿去与去年的成本及利润比进行对照，留下通常应该有的、由运营高级主管拿出的一些假定的产量变化，之后就是一本计划书了。 在加内特公司多年的运营中，我们公司的年度总利润一般就在实际结果的一两个百分比范围之内。我知道，对于《今日美国》也会是差不多的情形，而且也是对别人这么说的。最好的情况是，成本和收益预计都会是合理的猜测数字。 支持这个项目的那些人，包括克雷、奎因和他们的朋友都做出了太乐观的估计。他们的收益估计高出太多，他们的成本估计又低得出格。而那些想打消此方案的人，比如麦柯金戴尔和他们的朋友，却做出了相反的估计。 检测赚钱要素 我明白两大阵营里上演的游戏，对此也觉得好玩。预计的季度或年度损益数字，或者是我所说的投资预计准确与否，尤其是在开始的几年里，对于我所说的赚钱要素来说几乎并不重要。 是否赚到钱才是关键的问题。 对于任何一项新的风险来说，没有哪一位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或董事会能够准确或确切地回答那个问题。当你拿出新的产品或服务项目，消费者最终决定你是否成功，只有拿到市场上去检测才知道。 我们所有的测试和调查都指明，已经到了创办一份全国性新报的时机。我的直觉告诉我，《今日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份新报，假如编辑们不想故意搅坏此事的话，娄·哈里斯担心的也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制造出人们想要的东西，而且定价合理，他们会愿意掏钱买的。 我们有相对于别人来说的优势，那些人拒不接受我的思想，因为我曾创办过： ►《南达体育》，结果失败了。 ►《今日》，结果在佛罗里达成功了。 我不准备重复自己在《南达体育》上的失败教训。在我看起来相当明白的事情是，我可以在《今日美国》的规模上重复我在佛罗里达《今日》上的成功。 在向董事会拿出自己的建议之前，我希望先让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人员明白此事，让他们心安，也让我自己心安。我给赫塞尔顿、简宁斯、麦柯金戴尔和奎因送去通知，让他们寄给我一份私人备忘录，表明自己投票支持或反对这项计划。 “没有假如，没有以及，没有但是。直接告诉我，假如你们是首席执行官，是否决定把《今日美国》搞下去。” 他们的答复彼此不同，正如预料中的一样。 赫塞尔顿是一位和事佬，他差不多持中立态度。他勉强投下“不”的否定票，但他补充说：“如果您决定干下去，我会一路支持。我见过你做的很多事情，看上去有不少风险，结果却成了。” 简宁斯是搞人际关系工作的人，她也投下否定票。她说，这个项目太大了，要求太高，会在员工中“引发厌倦情绪”。这句话让我认真地去查了一下字典。厌倦：困乏感。我自己在想：我的老天，她难道是想得到某种保证，让员工永远也不会产生厌倦感？ 麦柯金戴尔，他是头号算计者，当然投下否定票。他说，加内特公司搞《今日美国》这个项目，“有可能会产生连续两年的亏损。”事实是，我们从来都不曾有过亏损年，甚至都不曾有过亏损季度，哪怕《今日美国》上马了。 奎因是幻想家，他投下了支持票。“只管上马，这是骄傲之战、激情之战，是为了加内特公司的荣誉之战。” 奎因和麦金戴尔的反应都受了本能的影响。约翰总是支持，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道格总是反对，管他事实到底是什么。 赫塞尔顿和简宁斯虽然智力超群，能力非凡，但却想走维持现状的安全之路，大部分高级主管都是这种心态。 虽然在首席执行官办公室里都出现了这种3﹕1的投票情形，我知道在董事会还有投票成功的可能性。1981年夏天在私下里进行的一些讨论使我相信，虽然不是所有人，但大部分身在公司外的董事都会投下支持票。 采取那个步骤之前，我希望确保处理好这个决策中可以人为决定的一些事情。 当时，我已经与罗里参议员分手。但是，女儿简和儿子丹与我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密切了。我邀请他们跟我一起去看1981年10月23日至25日期间在洛杉矶进行的世界杯赛。简从纳什维尔来，她在那里的一个叫范得比尔特的法律学校里上学。丹从檀香山来，他在那里的夏威夷大学当新闻学教授。 孩子们的支持 去看比赛的头天早晨，我们在贝佛利山希尔顿的勒米塔基饭店套房内吃早餐，一边吃一边谈话。我对他们讲了首席执行官办公室3比1的投票情况。我还告诉他们说，可以让董事会投票支持《今日美国》项目。 “但是，如果我干下去，真正的咒骂就会开始，加内特公司内外都是一样。很多人会跟在身后想放我的血。我们是否有勇气挺直腰杆抵制那些咒骂呢？” 他们并不犹豫。两个人都对我竖起了拇指。我们开心大笑，谈到应该如何嘲笑那些批评者，我们也谈到了如何坚持笑到最后。 下午，我们在道奇体育馆看比赛，在世界杯的第三场比赛里，扬基队输给了道奇队（5﹕4）。尽管我们都是扬基队的球迷，大家对《今日美国》项目还是保持了高涨的兴趣，整个下午都很开心。 为了准备12月13号的董事会，我对一切都作了精心准备，不把任何事情留给机会，也不把很多事情看做想当然。尽管明白我会得到选票，但我还是做了很好的准备，并把新闻稿送给各位董事审阅。 一份是基于“干下去”的决定。另一份则说，董事会已经决定放弃该项目。我猜测，如果他们看到一份新闻稿，让他们觉得自己缺少骨气，但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会从心理上觉得受了伤害。 希基向董事会宣读了业务计划书的初稿，之后我说，计划书还是“猜测与感叹”居多。但我补充说，进入任何一个新领域之前，人们也只能这么干。 希基的报告说，1982、1983和1984年都会有亏损，要到1985年底才可能赤色消失，黑字出现，总亏损将达1亿美元。 他离开会议室之后，我告诉董事会说：“如果我们干下去，而且坚持下去，亏损可能比那个数字大得多，也许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扭亏为盈。” 但是，我强调说，一个“同意”决定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1982年秋季启动该项目。报告并没有明确提出出版物要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日期开始。 “如果《今日美国》赶不上，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放弃该计划，那个时候，我们的损失将是微小的，还可以把该风险项目中能够挽救的东西抢救出来。除非拿到市场上去进行真正的检测，否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拿出极其准确的预测。如果我们选择不去尝试，那我觉得我们会永远失去一个机会，因为别人肯定会接过这个主意干起来。” 经过两年的谈论，现在已经到了第一次数选票的时候了。 我提议不能进行简单的口头表决或举手表决。反过来，我想挨着桌子逐个儿来，大家只投同意或反对票，但大家都可以就此发表评论。 一共有12位董事。经过私下里的谈话，我知道至少会有10票对2票的结果，也许是11票对1票。但是，我最喜欢得到12票比0票的结果。 任何事情都不留给机会 这样一来，安排座次的时候，我把4位肯定会投赞成票的董事排在一处。让他们先投票。有问题的那些董事排在第5位至第11位。 麦柯金戴尔有可能投反对票。我把他排在第11位，就在我的左边。他提前告诉我：“如果你想要我投票支持，我可以做到。如果你想要我什么也不说，我也可以什么都不说。” 我告诉他说，照他认为正确的做。 我一路都在鼓励他谈出新计划的不利风险。他谈出了不同意见，这向各位董事表明，我是支持对话和不同意见的。能够做到这样的首席执行官，比那些压制不同意见的首席执行官要好得多。 第二张反对票可能来自沃伦·麦克纽尔。加内特公司收购了佛蒙特州伯林顿市和宾夕法尼亚州钱伯斯伯格市的报纸后，他加入了本公司董事会。他以前跟那两家报纸的拥有者的女儿结了婚，从而获得那两家报纸。 麦克纽尔并非我这类型的人。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对立的，从个人生活到职业生涯都是如此。他鼓吹说，“金钱并不能说明一切，健康只占2%，其他的一切则都没有关系。” 我的前任保尔·米勒任命麦克纽尔为加内特公司副总裁，并将他拉进董事会。麦克花了全部精力，希望能够当上总裁。在1975年由他要求进行的一次摊牌的正式午宴上，我告诉他说，想通过我提拔他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之后不久，他就从总裁位置上退休了。 他继续充当本公司董事，经常表达一些担忧，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在加内特公司的飞机里放上很多昂贵的新鲜水果，比如新鲜草莓。只要是我办的事情，他基本上都持反对意见。我知道他想投票反对《今日美国》项目，但是，我也怀疑他是否有胆量这么做，假如我把会议安排得恰到好处的话。 我让麦克坐在5号位上，这样一来，他的声音和投票都会在4位有声望而且投了赞成票的董事之后被人听到。 第一位是安迪·布里默，是美联储董事会以前的成员，他投了赞成票。“本公司在推出一项新产品时，利用了经典的哈佛商学院的方法。”他说。我对他表示感谢，并压抑了自己的大笑，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利用过哪怕一种哈佛商学院的方法，也没有利用任何一种mba方法得出自己的结论。 接下来是银行家比尔·克莱格，他是董事会里最保守的成员，他也投了赞成票。“这个项目已经过仔细研究。”他说。 朱利安·古德曼是国家广播公司以前的总裁，他无法列席，因为正在参加海湾石油公司的一些收购会议，他是那家公司董事会的成员。 但是，古德曼给我送来代理投票权，还有一封信交给我宣读。我把那个代理投票书放在第三个位置，是赞成票。“对于像加内特这样的公司来说，遇到机会而退缩是错误的，因为加内特公司完全有资质这么干。”我宣读了古德曼的代理信。 接下来是韦斯·加拉格尔，一年以前他是怀疑态度最强的人，脾气很坏。后来他改变了态度，成为我的坚定支持者，也是赞成票。“我希望你们成为一流公司，只要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尽管放手去干。”他说。 现在到了麦克纽尔。我对他微笑，他面露苦笑。“我本来可以投票反对的，如果项目失败，我可以说‘早就告诉你们了。’我知道你们已经拿到选票了。因此，我也投赞成票。但请记住，这事真他妈有大风险要冒啊，而我又在这家公司投了很多钱。” 我继续按座次轮流来，但事情差不多就快要结束了。惟一的问号麦柯金戴尔也投了赞成票。 他后来说：“艾尔允许我投票反对，甚至鼓励我反对他。我仍然觉得那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但是，我会尽自己的力量去支持它。” 最后结果：12票对0票。 身正不怕影子斜2 营造自发反应 我们散了会，去了首都希尔顿饭店的舞厅，跟加内特公司共400名高级主管人员一起参加年终大会。 场景：一个带枝形吊灯的巨大舞厅，50多年来，这里接待过各国元首和政界要人。 一般来说，每年年终的某个星期二的午餐会上，我会在这里发布公司现状演讲。 这一次，听众感兴趣的惟一话题是，《今日美国》项目是否上马。 但是，我让他们等着。 “今年，加内特公司又是一个极好的年头，营业收入1,367,171,000美元，净利润171,506,000美元，报纸数量已经增加到85种，电视和无线电台数量达到20家。 “在人员、产品和利润上，大家都不负众望。” 之后，我转到未来的话题上。 “如大家所知，我们已经花了两年时间调查加内特公司启动一份全国性日报的可能性。” 他们都踮起脚跟来。我以前曾对莫·希基说过，当我宣布结果时，营造某种“自动长时间起立鼓掌”的气氛似乎是必要的。他做好了安排，在舞厅听众之中的一些战略要地布置了一些同事。他们站起来，别人也就跟着站起来了，这是典型的群众反应。 长时间的掌声后，我说：“你们当中有很多人帮助我们形成了这个决定。你们和你们的同事所做的工作，使我们具备了勇气，这才敢于做出明显有很大风险的一项决定。 “明年，也就是1982年，我们将在秋季启动该项目，这期间，我们会受到很多批评者和竞争者的刁难。但是，我知道你们是有骨头的人，你们的腰杆会挺直，不怕别人说风凉话。 如果这个小小的实验得以成功，那我们会从中受益，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行业的角度看都是如此。即使不是这样，我也希望所有人能够从中得到极大乐趣。” 我们在新闻事业中的冒险已经正式启动。 有话直说：不要让王八蛋们搅坏了你的正事。 五、演技与推销术 哪怕是批评纽哈斯的人，他们也承认他在营销方面的天才。 ──《新闻周刊》 1982年9月20日 我们一行人站在一个篷顶底下的站台上，美国国会山在我们身后，华盛顿纪念碑在我们的眼前。这一行人包括：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第一夫人南茜。 ►美国众议院发言人、马萨诸塞州的迪普·奥内尔。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田纳西州的霍华德·贝克。 ►《今日美国》创始人、南达科他州的乡下小子艾尔·纽哈斯。 美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这三个男子和第一夫人跟我一起站在麦克风前面，庆祝《今日美国》的创始仪式，时值1982年9月15日。 在天篷底下，在我们身边，围着数以百计的人，有参议院的议员、内阁成员、大使，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高级主管和各报社的记者。 总统前来庆祝全国第一份以大众兴趣为主的日报创始仪式。 “《今日美国》是一份证词，证明自由的人们能够梦想到，而且能够在美国实现的那种梦想。”里根说。 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前来为我的报纸免费叫卖！ 迪普·奥内尔的众议院当天晚些时候要开会，但是，他休会1小时，这样就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参加晚上6点30分举行的天篷大会。奥内尔是民主党人，他说，总统和参议院的多数党领导人贝克都是共和党人，一般来说，这些人不会同时出现在一个讲台上。 的确，他们没有，尤其是不会一起来给一个商业产品做宣传。 “那你是如何把总统和其他人弄到一起来干这件事情的？”当天晚上以及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不断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 “我邀请他们啊。”我一语双关。 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信息。“有所求，汝必得回应”是《圣经·约翰福音》第16章24节里面的内容。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们想要的东西一般很少能够得到，尤其是在跟重要人物打交道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敢去请，或者没有请到合适的人。 当然，对于总统来说，光有邀请还不行。几个月以来，我利用了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施展了各种各样的魅力，让总统的手下把《今日美国》启动仪式的日程弄上总统的日程表。 那是相当奢华的一次聚会。红色、白色和蓝色的旗条及球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跟我们的报纸一样，食物和饮料都有“全美国”的主题。 有来自阿拉斯加的鳕场蟹、马里兰州来的蟹饼、纽约的蛤壳和牡蛎、明尼苏达州来的大眼狮鲇、我的家乡南达科他州来的野鸡、得州来的烤牛肉和夏威夷来的芋粉酱。 所有这一切都是用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佐餐的。 花一份钱，得十份价值 价格签：不到10万美元。 甚至连我们的算计者都没有反对。他们知道，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得到了不止上百万美元的免费宣传。 总统、发言人、多数党领导人和我本人的照片全都展示在《今日美国》的第一期上，在电视上播放，并在全国各地报刊上登载。那次聚会也跟报纸本身一样，都得到很多专栏作家和评论人的注意。 这样的做法确定了一个模式，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这样的模式出现在我们类似的创办活动中，在全国各地一个市场接一个市场地推广。 总统出面宣传及叫卖是《今日美国》得到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宣传活动本身反映了报纸本身的特色。 《今日美国》设计之初就是要与众不同。轻松愉快，色彩明亮，丰富多彩，容易吸引注意力。时不时带有嘲讽，却又总是活泼的，最重要的是充满乐趣。我们所有的宣传都综合了某些或所有这些特点。 有很多宣传活动最后都没有效果，因为宣传的内容没有反映出产品的特点。公司外面的人，包括最有创造力的广告机构来操纵公司或他们不完全理解的一项产品时，就时常出现这种情况。 正是这个原因，首席执行官必须亲自过问此事。对于一项产品，没有任何人比其创造者、发起人或老板更了解的。 首席执行官必须要确保宣传不要过分。宣传太多跟宣传不足一样有害。有些叫卖者觉得，不可能有宣传太过的问题。首席执行官必须小心地注意他们，就如同必须要监视算计者一样。 《今日美国》要进入局部市场，却又并不是局部市场所欢迎的一件事情。有些局部报纸当然不会欢迎。 进行局部市场开拓的人是很重要的，他们要让当地人明白，一个地区的其他重要部门都乐于欢迎《今日美国》。让政党领袖、体育明星或娱乐界名人加入我们的阵营，并为报纸呐喊是必要的入门手续。 让州长和市长露面实际上是有某些风险的，因为当地的报纸有时候会抵制这样的活动。 有时候，我们还会受到当地报纸的批评，比如我们把蓝白色相间的自动售报机放在街角上，纽约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在纽约市发动销售活动的那个星期之前，发行首领弗兰克·维加的人马拥入纽约市，在纽约的人行道上摆放了3,000台自动售报机。 那个星期一的早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来自《纽约时报》、《每日新闻》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唆使柯奇市长批评《今日美国》，说那些售报机“极其难看”。他说，他会让市长的法律部门调查此事，看看能不能迫使我们搬走售报机。 但是，当天晚上，柯奇市长按计划出席了我们在无线电城音乐厅的狂欢活动，他观看了我们安排的、由洛凯迪斯表演团表演的、全部由美国人进行的壮观表演。 艾德·柯奇式的胆识 柯奇一向以胆识过人著称，他欢迎我们到纽约，并祝我们生意兴隆。“我对加内特公司了解不多。但是，无论什么样的一个机构，敢于在一夜之间把3,000台售报机摆在纽约人行道上，这样的机构不可能差到那种程度。”他在纽约数百位名人面前说出这样的俏皮话。 售报机事件成为我们在全国进行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最终一共安装了135,000台售报机。它们不仅仅是销售摊点，而且还是微型广告板，每天都有数百万人看到它。 我们进行过认真研究，确信各地的政客或竞争的媒体并不能阻止我们安装那些机器，也无法迫使我们搬走机器。它们是分发新闻的工具，而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是保护这一点的。在好几个地方，这个理由都成为重要的反击要素，对这个行为进行的司法挑战最后都失败了。 就连报纸自动销售机事件产生的争议本身，最后也成为免费广告的一部分。“我这可是在为你制造价值数十万美元的公关宣传啊。”柯奇市长开玩笑说。 一些当地报纸一肚子苦水，他们在报道街头事件或其他场景时用的照片，甚至专门小心地把我们的报纸销售机剪掉，或者只在描绘贫民窟场景时才让图片保持原样。 但是，电视台很喜欢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显示售报机。全国各地的电影制片人也把这种街角全景拍入电影，他们很喜欢显示出这种蓝白相间的新街景。 国家广播公司的查尔斯·库拉尔特说：“我在全国各地到处转，寻找‘在路上’的故事，啪啪地拍下《今日美国》在各个街角的场景。在俄勒冈州，我拍下克郎帕斯市假日酒店外面的《今日美国》售报机；在弗吉尼亚州，我拍下格雷特大桥外面7-11店外的售报机；在加利福尼亚州，我拍下霍姆斯戴德谷开出的公交车最后一个汽车站里的售报机；在纽约市，我拍下第8大街和第14大街处的路灯柱下的售报机；在密苏里州的林肯市，我拍下惟一的交通指挥灯下的售报机。 “我有理由相信，艾尔·纽哈斯在报纸摊点和美国的路灯系统中增加了相当聪明和有创造力的一部分内容。” 对于一项新的商业产品来说，《今日美国》的自动售报机当时和现在，都是能够设计出来的最大而又持续不断的单一免费宣传工具，任何公司都还没有做到。但是，这样的点子并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 从一开始起我就知道，《今日美国》的报纸销售工具必须与众不同，必须能够真正抓住路人的注意力，同时也必须能够销售报纸。 报纸销售机几十年来一直都没有变化，看上去都一样。研究如何使售报机现代化是弗兰克·维加的任务。我希望在街角上看到某种像电视机的东西，里面有报纸显露出来，这样，人们就可以停下来看一看，就好像在看电视屏幕一样。 维加在美国各地旅行，看过不同的报架，还带了十几台回华盛顿。 藐视地心引力法则 使用最广泛的传统售报机，顶层上都有一个投币盒。报纸的头版在投币盒的下面展示，因此，人们不弯腰就根本就无法看到。 我告诉维加，说我想宣传的是报纸，而不是投币盒，当时他并没有听懂我的话。他说，如果按照我想展示报纸的方式去展示报纸，那我们就得在售报机里装电机。 “可是，艾尔啊。”维加说，口气是他平时的那股聪明劲，“全国任何哪个地方都没有电动售报机啊。” 由于地心引力的作用，维加解释说，我们只能够把投币盒放在最上层。 “维加先生，”我说，声音里暗藏机锋，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敲着售报机，他和他的十多名同事都在旁边听着，“我当然理解他妈的地心引力法则，可是，我不准钱币盒挡住报纸本身的展示！” 除了震动了几个硬币之外，我还震动了维加，让他不知所措。他回到绘图室，心里有了新的决定，也有了新的想像力。 我又一次必须诉诸某种戏剧效果才能让自己的意思被人明白。 维加把我的意思带到弗莱德·哥尔那里，哥尔是一位从得克萨斯州来的产品设计师。维加对哥尔说，我们希望看到一种太空时代模样的售报机，可以吸引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人。 哥尔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我们的新售报机可以放在一个基架上，展示窗口可以从斜角展示。头版可以让买报者很容易看到，而且上面还带有一排字 “看我，买我” 。 哥尔还找到一个办法，把投币盒改动了一个位置。 我们造出了独特的售报机，哥尔让卡斯帕铁丝厂和得州席纳市产生了一门新型产业，他们一共雇用了450人，专门生产我们公司的售报机。 《今日美国》的头几年，我们最主要的战略是尽可能多地得到免费宣传。十多个推广组、数以百计的电视、无线电、报刊谈及此事，数以千台计的售报机，这些都是免费或低成本的办法，可以吸引很多读者，而且效果还不错。 但是，在头几年，要想吸引广告客户，我们知道必须有计划周密的高成本的推销办法。 在前出版计划中，我设定了这么一个总体的时间表： ►1982年至1983年：抓读者 ►1984年至1985年：抓广告客户 ►1985年至1986年：抓成本控制和有效管理 ►1987年及以后：抓股东 我明白，如果没有办法抓到大批高层面的读者，那就无法找到大批付费的广告客户。但是，要让广告客户成为信任我们的人，那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也比我们想像的困难得多。 1983年，有偿发行量达到第1个百万数的时候，我们已经抓到了艾尔姆街的读者，还有美国各地主街上的住户，我们甚至开始吸引到华尔街上的一些分析师。但是，麦迪逊大街上的一些能够决策的广告客户却还压着双手坐等。 麦迪逊大街上的懦夫 真实情况是，他们害怕《今日美国》，广告代理公司的高级主管很满足于现状。尽管他们因为想像力和创造力而有很大的名声，然而，他们在发现新的广告媒体时却不太敏捷。他们在很多方面憎恨《今日美国》，因为这个新媒体侵入了他们目前安逸的生活，也损害了他们对媒体购买欲望的传统看法。 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对广告客户不太情愿购买《今日美国》的情形进行过分析，他说：“原因可能是千差万别的，但说到底，还是内在的一种胆怯——‘这是一种新玩艺儿，我的天，啊，我的天，如果在这个东西里面做广告，我们可能会因此而受到批评，说我们太冒险了。’” 大多数广告机构的高级主管都认为，已经有足够多的报纸了。而且，他们还不能够肯定，《今日美国》到底是不是一份报纸。 广告代理机构一般来说是通过类别来分配资金的：电视、杂志、广告牌、无线电台、报纸。这些广告代理机构认为《今日美国》是报纸和新杂志的混合物，因此不知道如何应对。 在加内特公司，多年以来，我一直与我们的广告公司扬&鲁比堪姆公司保持着紧密联系。扬&鲁比堪姆公司为我们做过很好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主席艾德·雷是一位极有效率的领导者。 在《今日美国》开头的那些日子，雷直接参与各项事务，因此，扬&鲁比堪姆公司有效地捕捉到了《今日美国》的本质。他们的口号及铭牌都是出奇制胜的材料。他们早期进行的读者宣传都是令人满意的，假如算不得杰出之作的话。 但是，到了向广告客户游说，让他们使用《今日美国》的时候，扬&鲁比堪姆公司却完全失败了。 雷本人不再直接过问公司事务。扬&鲁比堪姆公司负责《今日美国》推广事务的关键人物是常春藤大学联盟毕业的一些雅皮士。《纽约时报》就是他们的《圣经》，他们不知道如何使《今日美国》与别的媒体发生联系。因此，他们也找不出办法来向媒体版面购买者销售这份报纸。 让人产生警觉的一件事情是，他们拿出了一项代价昂贵的广告宣传提案，准备在电视、报纸和杂志广告中突出我的形象。这个机构找不出办法来销售一项产品，却把精力放在诉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形象上，希望通过销售他本人或者突出他的特点来达到目的。 这样的宣传方法很少能够有效。李·艾柯卡在克莱斯勒的时候这个办法产生过作用。但是，弗兰克·波尔曼在东部公司和其他几十个公司做这样的宣传就失败了。 我不接受这样的诱惑。尽管我的密友和在报界的同仁以及一些批评者常说我喜欢搞个人形象营造，但是，我知道，在我们的广告上销售纽哈斯而不销售《今日美国》是绝对错误的。 来自扬&鲁比堪姆公司的那个提案使我确信，我们得到别的地方寻找推广公司。我知道那是一个危险的决定，因为扬&鲁比堪姆公司有很多大人物。这家公司代表许多客户，这些客户有可能，或者应该开始在《今日美国》上做广告了。 但是，我对去麦迪逊大街上做交易更有信心，之后我雇用了卡茜·布莱克，让她出任《今日美国》的总裁，专门负责我们的广告销售活动。布莱克曾是麦迪逊大街上的新起之星。她的加入往《今日美国》的销售队伍里注入了新鲜生命。 你们的广告让人厌恶 我把我们公司跟扬&鲁比堪姆公司之间的问题说给布莱克听。她推荐我们考虑建立一个小型的机构，由一位喜欢破坏偶像的天才人物乔治·罗依斯领头。布莱克不能肯定罗依斯会对我和我的同事说什么。他是一位不敬神和多产的广告词作家，与扬&鲁比堪姆公司那一班温文尔雅的守旧者完全相反。 罗依斯扬名的一个例子是，他为施乐公司的复印机设计过一个广告，说他们的复印机极容易操作，连大猩猩也会按。卡茜·布莱克与罗依斯见过面后，他只对她说了一句简单的话：“你们的产品比竞争对手的产品好，但你们没有把这一点传递给广告商。实情是，你们的广告让人厌恶。” 为了看看罗依斯是否能够扭转局势，我们在《今日美国》项目上安排了一次竞赛。首先，扬&鲁比堪姆公司做自己的宣传报告，之后乔治·罗依斯来到坐满一大排脸拉得老长的加内特公司高级主管的房间里，这些高级主管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还都是疑心重重的新闻从业人员。罗依斯准备来做他的宣传了。 罗依斯准备好的一份印刷广告解决的是《今日美国》正面的身份确认。什么是一份报纸或新闻杂志？该广告显示一个动物图案，身体是公鸡，但尾巴却是鱼。 “媒体界有很多人谈到《今日美国》的时候，既不是鸡也不是鱼，”他的那个版本说，“他们说对了。” “真正的情况是，”那段话最后说，“我们并不在乎你们说我们是什么。只要你们给我们打电话就行。” 我很喜欢罗依斯崭新的方法。但是，这就让我们处在两难境地中。一个新产品要逃避全国最大的广告机构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有可能从最大的广告机构转向最小的广告机构，这个小机构就是罗依斯·皮茨·格申广告公司。 我问罗依斯，如果我们照这么做，人们会说什么。“他们极有可能说，你们的脑袋终于开窍了。”罗依斯回答说，“你们目前是在做下三烂的广告。你们应该做的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广告。”这人说出了我的内心话。 我决定把部分广告活动交给罗依斯，就是针对行业刊物的那部分广告，结果有效。跟不断上升的发行收益结合起来，《今日美国》的广告行数上来了。很短一段时期内，罗依斯在《今日美国》和加内特公司的账户上胜出。 罗依斯最有创意和效率的工作是在电视广告片上，目标是读者和广告客户。他制作了一系列定点电视广告，利用了很多明人，比如乔安·柯林斯、乔·纳玛斯、戴阿哈恩·卡罗尔、威利·梅斯、米基·曼托尔和威拉德·斯哥特。 他让名人出镜，展示出《今日美国》的各个版面，还唱出一种简单的歌。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会唱歌，但是，威拉德·斯哥特对镜头大做媚眼，挥舞着我们的天气预报图，一边低声哼着“我每天都看”的曲调，这个镜头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 名人广告效果极好，我们到今天还时不时利用这种方式，体育界、政界、商业界和娱乐界每有新人出来，我们都会请到明星。 对付顶层的人 我们还发现，当《今日美国》的营销高级主管能够直接与各公司的高级主管见面推销时，他们销售广告的成功率高出与广告机构的决策人见面的成功率。很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自己每天看这份报纸。他们经常还谈到自己的配偶及孩子如何喜欢它。我们的产品就是我们自身最好的宣传工具。 布莱克感觉到，我们应该赌一赌，看看我能否在《今日美国》的广告活动中参与首席执行官之间针对《今日美国》的谈话。我从一开始起就抵制广告销售高级主管人员直接销售广告。我说，那是他们的工作，而不是我的工作。 我还感觉，他们比我干得好。我在头版头条新闻故事的写作当中感觉容易得多，安逸得多。那是我的长处，我在那里多处一些日子，往往能够改进一些事情。 我也很喜欢那份工作中属于p·t·巴纳姆马戏团的那一部分宣传方式。 但是，我不适合做广告销售人员。想到要做这样的人我也不自在，我是更好的表演者而不是销售人员。 卡茜·布莱克催促了很长一段时间，结果我同意与一些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和一些广告机构的老板在全国各地的许多地方见面吃晚餐，谈论《今日美国》的哲学思想并回答一些问题。但是我告诉她说，我并不会要求他们订购。 布莱克觉得这没有什么。她可以用技术手段做到。因此我们就设计出一种常用的方法，我来做软销售的工作，而她就去做硬销售的工作。 “我们吸引广告客户的一个秘密武器是利用艾尔吃晚餐。”布莱克说，“有他到场，就一定会有很多高级主管决策人到场。而他可以发送《今日美国》的信息，这样，广告客户就会注意听。” 我的标准宣传口号包括： “《今日美国》的新闻栏目实践着一种充满希望的新闻，而不是绝望的新闻。很多人说，看《今日美国》是‘一种享受’。我们的读者是乐观的，外向的。《今日美国》让他们去做更多的事情，做更多层面的人，进行更多的购买活动。” 因为我们的广告客户当中一些关键的高级主管同时也是我们的读者，因此，他们明白我的意思。他们相信我的话，因此也慢慢接受了。 因为《今日美国》读起来相当有趣，因此，我希望自己的宣传材料能够反映出这样的趣味。 文斯·斯佩佐罗在我的书中是全国最好的报纸宣传高级主管，他跟我一起工作过20多年，大家一起策划宣传项目，也策划一些巧妙的手段。 斯佩佐罗很喜欢玩些小玩艺儿。他把十分醒目的《今日美国》徽标印在茶杯、玻璃杯、钢笔、镇纸、帽子、夹克衫、健身房用的口袋、火柴、打火机、高尔夫球、吸汗带、t恤衫上，甚至还印在围裙和存书袋上。 充当发言人的机器人 但是，斯佩佐罗的两项最好的点子都在机器上：一个机器人和一个纽扣机。 机器人很像《今日美国》的售报机，装有两个轮子。操纵机器人的操作员和麦克风都看不见，但机器人会参加各式各样的发行聚会、大型体育活动、政治会议。它会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力，因为隐藏起来的操作员会让客人与机器人交谈起来。 当地电视台新闻记者想找一个好的视角，或者想得到不同的视觉，他们经常就会去采访那个机器人。操作员经过培训，能够回答关于《今日美国》的世界观和使命方面的任何问题，并且是积极的、自由的、公开的。 有时候，机器人得到的媒体报道比我得到的媒体报道还多。 一开始我觉得，机器人一定会很好玩，但是，我并不能肯定斯佩佐罗一定会去购买一台纽扣机。在宣传的事情上，斯佩佐罗正确的时候比错误的时候多，因此，我就对他说，随你办吧。 纽扣机用于各种聚会，可以把我们客人的照片转换成金属纽扣，就跟促销扣一样。我们为一些人拍照，让他们站在放大的《今日美国》头版页面前，再加上适合当时情景的头条标题。纽扣机可以把照片放进纽扣里，几分钟之内就可以交给客人。 社交场所上的权贵经常会排队让我们制作一枚个性化的纽扣。 1984年民主党召开全国大会的时候，我们把纽扣机也搬去了。前任总统吉米·卡特、《华盛顿邮报》的主席凯伊·格雷汉姆以及《纽约时报》的出版人潘奇·苏尔茨伯格都排队等候自己的照片纽扣制作出来，当时，我明白我们已经拿到了成功的钥匙。 有话直说：一点点巴纳姆马戏团的兜售法就可以送你老大一程。 激发与操纵 纽哈斯有舞台艺术的天分，就跟老电影里面的情形一样。但是，他也有能力平息别人的怒气，让人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约翰·奎因 《今日美国》前任编辑 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付办法。 对有些人来说，拍拍后背就能激发起来，或者行动起来。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非得朝他们的屁股踢一脚他们才动。 光是板起面孔并不总是能解决问题。总当老好人也不行。 许多老板都犯这样的错误，要么做老好人，要么总是板起面孔。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大多数人都需要两种办法结合起来才会受到激发，从而产生最好的结果，一是戴高帽子，另一办法是严肃谈话。 老板的工作就是要思考应该使用哪一种方法，什么时候使用，用到什么程度。当然，目标是要让人们表现出最好的一面，甚至表现出他们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成绩。 在《今日美国》，从新闻采编室到印刷间，我们的冒险活动要求人们尽自己最大努力，从个人和职业两个层面都要穷尽极限。 有些人稍加示范就可以做到，另外一些人必须有驱动力。我是领导者，也是司机。 最坚强和最坚定的人跟我站在一起，一步一步地跟随，也是不断威胁的结果。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或者是那些懦弱的人最后都掉了队。 我承认，我总是对别人要求很多，无情、 冷酷，也许还有些强迫性。如果遇着偷懒的人，我有时候还会辱骂或者虐待。但是，我总是赞扬表现良好的人，经常提拔他们，或者回报他们，有时候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雇用和启发 我的风格不见得能在所有公司有效。但是，在《今日美国》和加内特公司，这个办法行得通。 一个重要的成分，是要雇用适合产品的人。背景、世界观和人生目标都是如此，之后就是要激发他们。 《今日美国》有某种东西必须向世人展示：它会突破种种不利因素的限制而最终成功。员工当中的很多人也会是这样的。 大多数人当时还没有确立自己的名声，或者还没有达到自己最高的职业水平。许多人还都是妇女和少数民族，她们在别的地方已经碰到玻璃天花板上了。他们认为，《今日美国》是他们通向顶层的门票。另外一些人离开了他们原来很喜欢的工作，目的就是要尝试新的冒险事业。他们到《今日美国》来，就是冲着它的乐趣。 他们的冒险精神在媒体世界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冲作用。 无论他们原来的工作是无聊还是走到了尽头，他们身上都还带着相当强烈的职业道德精神。这是《今日美国》的偶像崇拜或偶像文化当中最基本的一部分，也是《今日美国》得以成功的关键。 另一个关键之处是学会开心大笑。我对《今日美国》的成功绝对是12分认真的，但平时还是开很多玩笑，说一些俏皮话。我从来都不让我们大家太严肃。 我当然得到了极大的乐趣，我一辈子都是用自嘲式的幽默说明自己的观点，或者以此赢得听众的。现在，在《今日美国》，我们的评论者也很容易让我成为这样的人。他们正好玩到我的手心里了。他们给了我很多材料，让我轻松就可以自嘲解闷。 在《今日美国》开头的一些日子里，我经常和公司外面的一些听众谈话，也看很多刻薄的批评，都是原封不动的原话，但我仅仅是微笑以对。听众总是会开心大笑。人们的本能都是同情弱者的。评论者帮助我成为一个出名的失败者。 早期的大部分批评都是针对我们的新闻和社论产品的。我们最聪明和最活泼的新式新闻没有带来别的东西，反而是来自传统记者们的嘲笑和讥讽。 一开始，我们的编辑和记者也都是怨气冲天。我告诉他们要放松，要学会轻松面对。 《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本·布拉德利说得很干脆：如果《今日美国》是好报纸，那么，我可能就投错了行当。在接下来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对自己的编辑人员说：“我和布拉德利终于就某件事情达成一致意见，他的确投错了行当。” 我的同仁大笑，情绪放松了。从那时起，我们的批评者都成为促动器，激发我本人，也激发我们新闻采编组的人。 南茜·伍德哈尔当时是管理方面的编辑和新闻组的总编，现在是加内特公司新闻服务处的总裁，她说：“纽哈斯很自信，在我们面前也很傲慢。他知道我们在改造新闻世界，因此他就嘲笑评论人员。这样使得我也很自信。这是领导人物在前途未卜的不确定时期对人们产生良好影响的极好范例。” 《今日美国》的批评者尽很大力量为我们找到了各种污辱性的标签，用以命名我们这种形式的新闻方法。但是，名声最大，同时也对我们帮助最大的一个标签，倒是我们刚刚开始发行的时候，由专栏作家乔纳森·雅德雷在《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启发出来的： 这才是《今日美国》真正的革命……报纸每天给读者提供一大份鳕鱼肝油；味道可能很差，但对他们有用。《今日美国》……跟一些父母一样，这些父母每天晚上带孩子去不同的快餐店，而让自家冰箱里堆满冰淇淋，这样就使读者只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一次，我们的一些编辑又十分气恼。我却很喜欢。这告诉他们说，我们应该珍惜别人给予我们的很高评价，因为我们给了读者想要的东西。我还说，那种“快餐”比喻给予我们的东西，远远超出它对我们的伤害。 “麦当报”的形成 雅德雷的专栏激发出一个标签，或者叫诨名，它对我们公司的新闻采编人员的激发作用，远远大于我自己能够想出来的任何办法，而且成为一种特别工具，被我们加以最佳利用了，这就是“麦当报”。 最早的暗示是《新闻周刊》上的一个头条：“报业的大汉堡。” 其他一些新闻评论人很快抓住了“麦当报”这个标签。他们利用这个词显示他们对我们这种形式的新闻采编的轻蔑。而我却觉得这是一个快捷的传讯方式，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很快传递给公众： 很多新闻，很多小块的有趣新闻。味道不错，让你感觉起来也不错。色彩丰富、平整、漂亮，用的是不会脏手的油墨，不像许多灰色报纸那样。 琳达·艾拉比是电视客串人和媒体评论人，她是这么评论《今日美国》的：“字迹不会在手上磨损，也不会从你脑海里消失。” 我反复不断地引用她的话，多半是以半自嘲的口气引用的。但是，我总是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指出，《今日美国》给我们消息，给我们娱乐，让我们辩论。但是，它从来都不自己说了算。我们从来不把人们不想要的东西强行塞进人们的喉咙。 有一位编辑说：“他们一边称我们是‘麦当报’，一边却在偷窃我们的‘麦当’金块。”从这以后，编辑人员都转变了态度。 把对手不诚实的评论转变成有利于我们的东西，这不仅仅刺激了公司内部的士气，而且还使普通群众感到好玩。大部分人都称赞我们敢于自嘲的勇气。 编辑约翰·奎因说：“纽哈斯养成了一种行事的方法和风格，他可以拿自己和《今日美国》自嘲，而且效果不错。他可以站在一群广告高级主管或卡车司机面前说一些关于自己的话，结果让任何人都产生有利于他的反馈。” 我们有很多机会利用人们的开心大笑，其中一次机会是这样的。《哈佛讽刺文》的编辑决定，他们准备拿《今日美国》当做1986年当年的年度拙劣品模仿对象。 《哈佛讽刺文》以前模仿过的对象包括《纽约时报杂志》、《大都会》和《人民》杂志。《哈佛讽刺文》嘲笑过的大部分出版物都认为那是不利因素。目标出版物的许多高级主管对此都十分紧张，而且坚决抵制那样的行动。 而我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让人们注意《今日美国》，尤其是有年轻聪明的观众的时候。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会是极有趣的事情。 因此，我邀请年轻的哈佛编辑们到华盛顿来进午餐。他们的想像力和不敬行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看来比老一代的编辑更容易理解《今日美国》。 会后，我要求我们所有的人员都去配合《哈佛讽刺文》的编辑。我们开放了很多文档供他们使用，我们让他们借用字体和图形设备。 他们的头条讽刺突出了以下内容： ►“3个乡下小子中有4个不会数数。” ►“沃普纳法官提拔到了最高法院。” ►“舔屁股：公司成功的关键招术。” 我们甚至购买了那一期的整版彩色广告，祝贺《哈佛讽刺文》的聪明编辑们。 学会自嘲 《哈佛讽刺文》那一期已经准备好发行了，我和《今日美国》关键的编辑人员一起去了剑桥的《哈佛讽刺文》城堡召开的小礼服晚会，主持人是威廉·兰道尔夫·赫斯特，跟所有人一起笑话我们自己。我们后来又在华盛顿举行了答谢宴会，宴请了哈佛的同仁，结果有数百名政府和媒体大腕列席。我们的媒体评论人又有机会嘲笑我们了。但是，我们在跟大家一起嘲笑自己。 “艾尔对我们讽刺活动的态度显示他很自信，也显示出一种幽默感。”《哈佛讽刺文》的编辑丹·格林雷说，“我禁不住想要称赞这样一家公司，既如此投入，又如此不敬。” 这期充满智慧的拙劣品模仿，他们印刷了75万本，主要在大学校园里销售。这反映出《今日美国》在大学校园里极受欢迎。一项指标：《今日美国》30%的发行量现在处在18-38岁年龄组，这对于未来的读者群是一个相当鼓舞人的预测。 虽然评论者帮助我们鼓起勇气，并促进了我们的新闻采编人员，但是，我们在发行、广告和其他部门却并不是经常能得到这样的机会的。 这些部门的人，激发他们的关键在于一开始就明确地设定很高指标，公开说明这些指标，之后拼命工作，想法达到或超过这些指标。 《今日美国》开始发行之前，我公开宣布了跟董事会讨论过的5年目标： ►平均每天有偿发行量为100至200万份。 ►每份50美分。 ►每天12到15个有偿广告版面。 ►年收入至少2亿美元。 ►盈利。 我本来可以把这些目标保守为秘密的。那会使我少很多压力，也会让我的同事轻松一些。但是，公开宣布这些指标也是实现它们的重要步骤。把这些期望告诉全世界的人们，这就迫使大家，包括我本人，全身心投入。 私人目标对任何人来说都算不得什么。只会对一些怯懦者有用。那些目标很容易被人遗忘，当事情进展不顺利的时候，也很容易发生改变。 《今日美国》的目标定得很高，很明确，而且公开对所有人说了。这就给我们、我们的董事会和我们的公众以及评论人明显的试金石，用以衡量我们的表现。 《今日美国》长期目标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发行和盈利这两大问题。对于我们所有部门的人来说都相当重要的是，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从印刷间到采编室都是一样的。 《今日美国》最重要的发行数字是100万。这是一个魔术数字，我们负责销售的人员说，只有达到这个数字，广告客户才有可能对其产生真正的兴趣。因此，尽快实现100万的发行量是相当重要的。全国规模的广告客户坐在球场外观察着我们。 一旦开始发行，并且意识到突破百万发行量的重要性之后，我就把我们的目标往前提了。我并没有改变5年计划，但是，我对关键人员说，我们必须在头一年结束之前达到100万的发行要求。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当时，全国只有3家发行量在百万以上的日报： ►《华尔街日报》，1,925,722份，创立于1889年。 ►《纽约每日新闻》，1,544,108份，创立于1919年。 ►《洛杉矶时报》，1,052,637份，创立于1881年。 大多数人以为，极受人尊敬的《纽约时报》每日的发行量一定超过百万。但是，哪怕加上它的全国版，其发行量也没有达到100万。其他一些相当知名的报纸，如《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邮报》甚至都没有接近那个数字。 我明白，如果我们准备在一年之内到达100万的发行量，那我们就必须把发行中的每一件小事都做到万无一失。我任命自己为发行检查官，在我们进入的任何一个市场进行检查。 早晨我进行慢跑的时候，一般会带上一些硬币和纸笔。我检查售报机，确保当天报纸在早6点之前就已经展示出来，而且机器必须运转正常。如果有何不妥之处，我就记录下来。 如果街角的售报机吞下硬币而又不吐出当天的报纸来，没有任何事情会比这种情况更容易赶跑潜在的客户。 偷懒的人呆不长 《今日美国》开始发行的一个月后，我发现在华盛顿闹市区靠近白宫附近有一台售报机出售了并非当天的报纸。我找来发行老板弗兰克·维加，对他个人臭骂了一通，之后又利用这个机会责备众人，并向各部门负责人发出以下备忘录： 这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有懒洋洋的态度和表现，而且在公司里面慢慢滋长。有些人认为，他们和我们已经成功了。 请大家记住这个事件，并且提醒所有在你们手下工作的人：偷懒的人，草率马虎的人，热情不高的人，没有激情的人，他们在《今日美国》都干不长。 如果上述话说得不甚清楚，或者如果各位对个人的责任不甚明了，不知道自己应该保持合适的工作态度和保持合适的表现，请问我。 1982年的首期发行进行得不错。我们在华盛顿-巴尔的摩一线、明尼阿波利斯一线和匹茨堡一线都干得不错，在亚特兰大和西雅图一线也还好。但是，圣弗朗西斯科的数字使我们第一次失望。 圣弗朗西斯科的运作很重要，因为它是第一个市场，而且有两份现存的报纸已经在为那个市场提供服务了。我的观察是，当地的计划和对启动项目的实施效果不好。我还觉得我们的顶层高级主管已经开始以为发行是自动化的事情，因此只给予了一般化的重视。 圣弗朗西斯科的启动项目之后，我召集维加和出版人菲尔·吉亚兰拉和总裁文斯·斯佩佐罗到我在佛罗里达的家里，星期天早晨开了一个会。 我问他们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谁把圣弗朗西斯科的事情搅坏了，你们准备如何修复？” “我们坐在南瓜中心艾尔办公室里，那就像是《说不博士》和詹姆斯·邦德电影里面的场景。”维加说。“他的双膝上摆着常见的两个马耳他白色木偶，轻轻地摸着木偶，但盯住我们的眼光却透出寒气。 “我看着菲尔和文斯，看看我们当中谁来承担圣弗朗西斯科失败的责任。你可以感觉到，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坐在活板门上，任何一刻都有可能翻过来，将我们送到楼下的鳄鱼池里去。” 维加、吉亚兰拉和斯佩佐罗对我一脸不悦胆战心惊。我明白了，朝他们屁股上踢几脚才是好办法。别的人可能只需要轻轻说几句责备的话就能动起来，但是，要引起这几个家伙的注意力，非得采取强硬立场才行。 会议结束之前，我告诉他们说，他们的解释听起来像是借口，而不是理由。“如果你们几位指望留在附近，那我不想再看到类似的惨败。” 接下来在休斯顿、丹佛和洛杉矶地区进行市场启动，结果十分成功。到1983年1月底，我们的发行量超过53万份。经过仅4个半月以后，我们离百万大关只差一半了。 洛杉矶市场启动之后，我给维加寄去了桃色字条：“你干得不错，小伙子。再搞来半个百万，你就成熟了。” 通过剥夺进行激励 我总是记住要表扬好的表现，但一般来说，总是通过引述接下来的挑战进行的。 “艾尔不太容易表扬别人，假如真表扬了，那就意味着他要求更多。”维加说，“他是我认识的最有促动力的人。他有能力让你希望得到他的赞成。你必须为此天天工作，因为他一点一滴灌输给你，比如一次一条的戒律。至少上帝还一次把10条戒律传给了摩西。” 如果表扬的话说得具体，而不过火，那雇员们会更珍惜。我称这样的表扬是通过剥夺进行激励。 既然现在看起来我们在发行量的推进中势头不错，我就决定加大压力，提早突破百万大关。报纸出版人年度大会很快就要开始了，定于4月份在纽约市召开。 我对高级主管们说，到那时，我希望能够宣布我们已经到达百万大关，哪怕《今日美国》才只有7个月的创始期。这就刺激了新的情绪，给一些本来快没有电的电池又充了一次电。 我们提早了在迈阿密、底特律、芝加哥、费城和纽约的市场启动项目。日程提前之后，人人都累得要死，但效果不错。 1983年4月24日，在沃尔多夫奥斯托里亚酒店的舞厅里，当着数百名报纸高级主管的面，我为巨幅的《今日美国》条幅揭幕，上面写的数字是：1,109,587。 加内特公司的各位出版人站起来欢呼。业内其他的出版人不为所动，许多人并不相信。 《今日美国》7个月的发行故事成为那个星期召开的全国报业出版人大会上的热门话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得出结论，说我们只不过是在“伪造数据。”他们很不客气地说，我是个大骗子，还说我们通过假冒销量来扩充发行量。 报业有检验发行量的技术手段。发行量审计局（abc）可为成员单位进行账册审计，现场检验，之后再发布一个数字，业内人士和广告客户认为那种数字是《圣经》，一般会予以承认。 这个办法本来可以很轻松地检验我们声称的数字。问题在于，发行量审计局有一条老规矩，出版不到一年的报纸不够参与审计的资格。这是业内老大们自我保护的另一条规矩。 我想出一条绕过这条戒律的办法。我请全国知名的审计公司普莱斯沃特豪斯公司为我们的发行量账册进行独立审计。没有哪家报纸以前干过这样的事情。 结果：普莱斯沃特豪斯说，我们100多万的发行量数据是正确的。 本来诽谤的话可以就此打住的，但结果却没有。竞争的出版人不断说，惟一可信的发行量审计数据只有abc才能拿出来，许多广告客户决策人也同意他们的说法。但是，一些聪明的广告客户猜测，我们不可能蠢到拿这样重要的数据公开撒谎的程度。 从公司内部看，把100多万的发行数据公开是强有力的激励手段。它激励发行人员把这个数据再提高一些。100多万的数字已经在广告客户的内心里固定下来。 当等待已久的abc审计数据终于出台时，它使差不多任何人都成为信服者。正式的数据是：1,179,834份。这比我们宣布的非正式数据多出近7万份。 给成人的成绩单 数据猜测游戏终于结束了，我的注意力转向除发行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所到之处，我什么事情都过问一下。 之后，我召开了一系列管理会议，把每个部门的关键高级主管找来，发布了头一年的成绩单。 我发布了多年以来的很多成绩单。成人不太习惯于拿成绩单。如果说等级可以检测在学校的表现，那么，他们在工作场所就意味着更多内容。 人生就是一种考试。每一个工种都是一种考试。在我来说，每一天都是一次考试。因此，等级和成绩单都是重要的。 头年成绩单上的主要内容包括： ►广告部：“《今日美国》广告部门在宣传活动中的表现得到a或a加。如果在实际销售活动和结果中得到c减，那会是相当幸运的。我们需要新的方法和新的思维。除非顶层的人进行更有效果的销售活动，否则，目标销量不会达到。如果你们做不到，那就不属于这种百万发行量的团队。” ►发行部：“你们在销售中值得打a或a加。请记住，我一般不太容易给人打a分的，a加就更少了。但是，在市场战略和定价策略上，你们只能得一个c或c减。你们仅仅努力地思考如何把报纸送出去。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从现在起，我们的战略是以更高的价格销售掉更多的报纸。明年我们将以35美分的价格销售报纸，后年将涨到50美分。因此，你们要做好准备！” ►新闻部：“你们做的工作是《今日美国》所有部门中最好的。你们每天的整体产品都是正对目标的。从前台到后台，你们都拿到了强有力的b加。但是，在头版的上半截，你们已经开始操蛋了。那是报纸最重要的部分。那是潜在买家能够看到的惟一部分。而这部分恰巧是我们编辑最差的一部分。这部分只能得c加。” 我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我知道自己想去什么地方，明白自己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别人都不明白。我的目标：街角的售报机。我们的新闻采编室和会议室里都装有售报机，因此，当天的报纸都展示出来，供员工们看，就如同我们潜在的客户在街上能够看到的情形。 我又一次展示出计划好的戏剧效果，但同时控制着脾气，不使其上升太过。 我在售报机跟前停下来，我使劲摇晃机器门，用拳猛击展示出来的报纸上半截。之后我伸手到口袋里掏钱，摸出了一枚硬币，之后买了一份报纸。 我把报纸打开，这样，整个版面都显露出来。当天的封面报道是关于垒球联赛狂热的一些事情，上面有一幅彩色照片，是一位金发碧眼、穿着紧身毛衣的漂亮女中学生啦啦队长，激动得跳起来的样子。但是，仅有她的头和肩露在报纸的上半截，在售报机的窗口上只能看到这部分内容。 奶子放在折页上 我用手指猛戳那一版，强调我的不满，并发出咆哮声：“下次你们登载干净整齐、土生土长、穿紧身毛衣的美国漂亮姑娘照片的时候，别忘了把她的奶子放在折页以上！” 室内的男女新闻编辑一片哗然，他们明白了我的意思。我说的话与奶子没有任何关系。目的只是为了留下永恒印象，一版最好的部分必须要在售报机上显示出来。 此后，我们一版的上半截质量大有改进。 后来，各个部门的表现都有改进。无可避免的是，重点必须要转移到成本控制上面了。一开始，我们遇到大部分问题都靠扔钱解决。最终，我明白必须要用聪明的管理来替代钱了。我还意识到，让每个人都换档是不容易的事情。 到第二发行年的年底，这一天终于到来。 当时我在南瓜中心的隐避场所，准备度周末，此时，1984年10月的财务报告送来了。那是我们那次行动第三年的第一个月。 当月，《今日美国》又亏损1,000万美元。1984年的大部分月份都保持这个水平的亏损。我曾向董事会许诺过，到年底的时候，他们应该能够看到改进。我已经跟关键的管理人员反复多次谈到此事。但是，他们没有听进去。 我必须引起他们的注意了──无论哪种方式。 星期六中午，我打电话给在华盛顿的总裁约翰·克雷，告诉他把《今日美国》一共由8个人构成的管理委员会叫到南瓜中心，准备星期天中午开会。召集各位高级主管，并让他们坐加内特公司的喷汽式飞机于星期天早晨赶到是他的事情。我说，必须100%到场。 他发现几位高级主管散布在全国各地。卡茜·布莱克是最后一个找到的，到星期六晚上才找到。她和丈夫在蓝脊山度周末，克雷是从山顶上找到他们的。 星期六晚上，我在可可阿海滩我最喜欢的海鲜餐馆海浪餐厅进晚餐，身边有一位经常见面的朋友，是芭芭拉·惠特尼。 惠特尼是纽约的设计师和建筑承包商，几年以前搬到可可阿海滩来。她的建筑公司造住宅和写字楼，她还拥有惠特尼艺术画廊。我雇用她设计和监督《今日佛罗里达报》的新楼建造。 我喜欢她的风格和她的成果，我们成为密友。我们两个都离了两次婚，但是，我们的关系却不属于浪漫型的。作为密友，我们一起玩得很开心，从私人角度和职业角度都是如此。她有相当丰富的品位，什么都要一流的。但是，她的适应能力也不错，时好时坏的日子都能过。 她为我设计过很多项目，从在华盛顿特区的数百万美元《今日美国》和加内特公司办公大楼，到我写作本书所用的、造价3万美元的南瓜中心树屋都有。 晚餐时，我对她说，第二天安排了与《今日美国》高级主管们的一次会议，而且把召开会议的理由也告诉她了。“我准备告诉他们，让他们明白，敞开花钱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说。 她想了一下，之后建议：“如果你真想引起他们的注意，那为什么不做一次类似‘最后的晚餐’的事情？” 我大笑，说：“听上去真不错。但是，我并不太了解《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细节。如果你安排，我就愿意表演。” 她说，“你说话算数。我会带葡萄酒、没有发酵的面包、一个十字架、一顶荆冠和所有用品来。” 惠特尼是英国和波兰籍的美国人。我经常称她是波兰公主。她跟海浪餐厅的老板拉斯迪·费谢尔合作，费谢尔拿出了仪式上才用的犹太文本。 第二天，我在南瓜中心跟《今日美国》的几位高级主管进行自己那种方式的周日布道，同时，惠特尼和费谢尔就在那里忙“最后的晚餐”的事情。 《今日美国》的几位高级主管刚到南瓜中心，他们就嗅出了某种不同的气味。当时是中午，但没有出现午餐的迹象。我甚至把平时摆设的果盘也从长长的会议桌上撤走了。没有饮料，也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吃的东西。 要么放弃，要么重新开始 我们立即谈起事情来。我说：“我们过去运行《今日美国》的方法，现在行不通了。我们在财力上也撑不下去。从可信度上说也不行了。从情感上说也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曾向大家和我自己说过，这个冒险将会是很好玩的。照我们这样亏下去就不好玩了。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要么重新开始。意思是这样的： ►“如果放弃，我们宣布《今日美国》失败，我们余下的一辈子去干别的无聊事。 ►“如果重新开始，那就意味着要采取巨大的政策变更。葡萄酒和玫瑰花的日子过去了。 “由于我不知道如何放弃，我就想重新开始，我来进行政策变更。你们愿意留下来的人来实施这些变更。不太容易，甚至都不让人开心。你们当中一些人也许不想照这样的规则行事。如果是这样，我能理解。” 我站起身来，在会议室里走来走去。我看着每一个人。我让他们有机会离开。他们都在我希望他们所在的地方：呆住了。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说了下面这样简单的话： “残酷无情的事实是，整体来说，我们必须用管理方法替代金钱了。 “我们必须制造和提供更多的新闻，人员更少一些，版面更小一些，成本更低。 “我们必须销售和发表更多的广告，价格更高，但人员更少，成本更低。 “我们必须制造和印刷更多的报纸，质量更高，人员更少，成本更低。 “我们必须发行和销售更多的报纸，价格更高，人员更少，成本更低。 “你们必须思考出办法来，看如何能够做到这样。我这么来帮助大家：明年，我将宣布你们的工资单将扣除5%的工资。如果今天效果好，我们就不会再雇用任何人了，除非有克雷或我本人亲笔批准，而我们两个人是不会同意再雇用任何人的。 “因此，你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要想出好办法来，看看如何能够用较少的钱做更多的事情。今天下午，大家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晚上7点，我们在海浪餐厅见面。” 如果是在南瓜中心开会，会议一般就是在海浪餐厅结束的。他们都预备着出现同样的情景：会后有一顿极丰盛的晚餐，有石蟹或牡蛎，有佛罗里达产的甲鱼或鲳参鱼，有法国葡萄酒；再来一点点轻松的经营话题和社交谈话。但是，他们马上就会大吃一惊了。 到了海浪餐厅后，他们被人带进一个私人餐厅。房间的门是关着的，有人在外面等了20或30分钟，订的饮料也没有人喝。所有人到齐后，芭芭拉打开了通往私人包间的房门。 星期天晚上的剧院 他们一个个进来，我坐在一张长长的餐桌边，桌上什么都没有。我穿着一身飘逸的长袍，还戴着一顶荆冠。我身后的墙上有很大一个木制十字架。 客人们一声不吭。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应该哭，笑，还是应该离开。 每个座位上都摆着一杯曼尼雪威茨葡萄酒，还有一块未发酵的面包。另外，还有一段简短的手稿，我稍后将朗读它，他们必须有所回应。芭芭拉和拉斯迪按照犹太人的逾越节稍做了一些修改，重点在舞台效果。 我开始读那篇手稿，开头的一句是“逾越者仪规。” 那是一种宗教隐喻的混合物。背景是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手稿来自犹太人的逾越节家宴，是一种逾越节仪式。 我读逾越节家宴仪规用的仪式问题：“我们今晚为何吃特别苦的药草？” 之后，我要求他们跟我一起唱答：“之所以吃这种苦草，是因为我们正在威胁自己，可能会让自己的生活更苦，可能会让我们后代的生活更苦。” 仪式进行途中，有些人笑起来。另外一些人不出声，一脸阴沉。但是，他们都明白了里面的意思。除非事情有所变化，这也可能当真是最后的晚餐。他们所有人都有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确保人人都明白我的意思，我还请了一位摄影师来，让他拍下这个场景，好让后来的人看到这个庄严的场面。我后来把亲笔签过字的照片送给他们了。 他们的老板头戴荆冠，背景上还有十字架，他们自己则坐在最后晚餐的桌子上，这张照片是极好的提醒物，让人明白残酷的现实：多年以后仍然是这样的。 后来有人告诉我，坐飞机回华盛顿的那两个小时里，有些人十分恼火，有些人在祈祷。 但是，从第二天早晨开始，削减开支的活动就开始了。 他们离开以后，我回到南瓜中心，在我自己的海边小礼拜堂里停了一会儿。“谢谢，”我说，抬头仰望天上的他或她，一边微笑。 回去后，我躺在床上思考惠特尼给我的那些话，还有仪式上用过的那本手稿： ►公元前550年写过寓言的希腊寓言家伊索说：“自助者，众神助之。” ►本·富兰克林这个婊子养的，他从伊索寓言里面偷来一段话，稍加改编后变成了1736年的《贫儿理查德年鉴》里的这么一句话：“自助者，上帝助之。” 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我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帮助者，可以促进和操纵一些人，让这些人使《今日美国》成为必胜之道。 有话直说：“赞美我主，传递灵感。” 七、我的过失与祝好胃口 跟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怀疑《今日美国》会成功。但是，我绕过了这个问题，我说：“永远不要和艾尔·纽哈斯打赌。” ──凯伊·格雷汉姆 《华盛顿邮报》公司董事会主席 美国的迈达斯王就是沃伦·巴菲特。在华尔街上，他摸过的任何东西都会变成黄金。 我邀请这位来自伯克郡哈萨维的睿智可爱的婊子养的亿万富翁出席《今日美国》创立5周年庆典，他接受了邀请，但说必须要有乌鸦才到场。 “你们得准备两份菜单。”巴菲特写道，“一份应该拿出真正高雅的名菜，给那些从头到尾都相信的人。另一份应该是乌鸦，给那些怀疑主义者。如果你们接受我的这个建议，那你们也许应该把最大、最难咬和最丑的乌鸦给我留着。 “我觉得《今日美国》会脸朝下倒下，从编辑和财力两方面来看都是如此。现在看起来，你们创办了一个花费了3亿多美元的一项产品……在最近的将来，这个数字有可能发展到每年亏损3,000万美元。我们两方都知道，与其坐等摩根斯坦利公司下一次的审计，你们所做的已经好得多了，好得让人难以置信…… “我希望你大发善心，为我提供很多伍斯特郡辣酱油，吃乌鸦用的。” 幸灾乐祸不是我的风格。沾沾自喜也不是。开心大笑才是我的世界得以转动的原因。 因此，1987年9月15日，在《今日美国》庆祝其创立5周年的宴会上，我们为朋友和对手提供了娱乐和上等的食物。 5年前，就在同一个晚上，我们在国会山跟前的天篷底下庆祝《今日美国》的创办日。今天晚上，我们在加内特公司和《今日美国》令人眩目的总部照样举行庆祝晚会。31层高的总部在波托马可河的西岸，俯瞰着华盛顿特区和白宫。 5年造成了多大的差别啊！ ►当时，一些人说些祝好运的客气话。但是，差不多所有人私下里都有自己的聪明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说，我们当时尝试的事情不可能成功。 ►现在，我的过失之类的话很多。早期持怀疑态度的人，现在都因为我们的成功而表示发自内心的祝贺。 罗纳德·里根总统当初出席过创办仪式，现在，他又带头表示敬意： “你们的成功是新闻业真正的转折点，你们把整个行业带入了21世纪。”美国第40届总统说。 其他的客人包括来自政界和工业界、体育界和娱乐界的200多位领袖人物：媒体大亨沃尔特·克隆凯特、马尔科姆·福布斯和海伦·托马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以及议院共和党人督导员迪克·切尼（现任国防部长）；赛车手马里奥·安德里迪，作家基迪·凯莉和商人比尔·马里奥。 福布斯是我认识的最有趣、也是最可爱的亿万富翁和婊子养的，他是这么表达他的情绪的： “当加内特公司和纽哈斯开始弄这么一个项目的时候，我跟千百万人一样觉得不太有可能成功。一个人还能错多远呢？ “你们在别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见到过这样一份报纸如此成功的吗？” 香槟与笑声 赞美的话听起来总是让人感觉悦耳。但是，我并不想把晚会弄成伤感的聚会。因此，我们砍掉了演讲部分，直接开怀大笑起来，直接举杯同庆。 没有幸灾乐祸，也没有沾沾自喜，别拿自己太当一回事。 但是，转变态度的话和我的过失之类的话还是有人说，最让人惊讶的话是在我退休的那个晚上说出来的。 《华盛顿新闻评论》是一家颇有声望和独立的杂志，1989年3月，该杂志报道了针对其3万名读者进行的一份调查。这些读者大部分都是全美各地的新闻记者，其中一部分人还是狂热批评《今日美国》的人。 《华盛顿新闻评论》调查的问卷是这么提问的：在过去10年里，谁对印刷媒体的影响最大？结果是： ►艾尔·纽哈斯：44.6% ►罗纳德·里根：13.4% ►阿比·罗森塔尔（《纽约时报》前任执行编辑）：8.4% 《华盛顿新闻评论》的结语是： “读者认为在过去10年里对印刷媒体影响最大的人，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人——《今日美国》的发起人艾伦·纽哈斯……纽哈斯使新闻业对其产品的本性进行了长期艰苦的研究，这方面他的影响超过任何人。这有可能成为纽哈斯最让人难忘的遗产，比《今日美国》更有意义。” 《华盛顿新闻评论》为此颁奖，在一个挤满了以前持怀疑态度和批评态度的人的房间里，我发表了一通演说，接受了该杂志的奖项，并以简短和半开玩笑的口气表达谢意：“没有这个屋子里面的人从头到尾持续不断的鼓励，《今日美国》可能永远都不会获得成功。” 人人都开心大笑，而且报以掌声，嘲笑变成了欢呼。 有话直说：最后的笑的确是最美的笑。 争取华尔街的支持 不熟悉的交易我从来都不做。 ──托马斯·迪普·奥内尔 美国众议院前任发言人 我一向喜欢了不起的东西,好机遇、好工作、大生意、大公司、大球队。 在迈阿密和底特律为内特报业集团工作时，我就为在大城市替大报工作而自豪。 加入罗切斯特和纽约的加内特公司后，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大部分都是小城市里的一些小报。 我们被人看做是乡下的土包子了：什么是加内特公司？它是干什么的？我们为什么要操这份心？ 我可以预想大部分陌生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加内特公司这个词是怎么发音的？” 重音在“内特”上。 正是“内特”这个音第一次使加内特公司为人所知的，纯利润使加内特公司成为华尔街上的宠物。公司上市之后，就有了很大的资源可以利用了，我们开始收购公司，开始把公司一步步建设成为大公司。 远在《今日美国》创立之前，我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全国最大的报业公司。 很多人敢于声称自己是最好的，这只是一种意见。只有在任何一种评级制度中都能获得“最大”这个名称的公司才能这么说。不用争辩的，“大”是很容易从客观角度予以衡量的，其他的大部分评级都是主观的。 在仅仅10年之内，从1970年到1980年，加内特公司从全国第7大报业集团上升为最大报业集团。 早年，个人魅力和友谊起很大作用。报纸是相当私人化的一种东西，大部分销售者只把它们交到自己喜欢和信任的人手中。 后来，当竞争者赶上我们所做的事情，销售者也较少带有感情色彩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用钱来代替个人魅力了，有时候还加上肌肉的力量。 这种混合物起了作用，我们不再是乡巴佬了。 财富青睐勇敢者。 ──维吉尔（罗马诗人和作家） 一、争取华尔街的支持 华尔街似乎同意纽哈斯激进的管理方式。 ──《商业周刊》 1986年6月2日 1967年，加内特公司决定成为上市公司，当时我并不太了解华尔街。我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很窄的一条街，很高的大楼。 我知道它是干什么的。让人们拿一些公司和股价打赌。我更喜欢赌场和扑克牌。 在接下来的20年里，我逐步了解到华尔街上的一些事情。华尔街改变了加内特公司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它使加内特公司成为成功的公司，它让我以及很多人变成了富人。 我了解到最重要的东西：环绕在华尔街的神秘气氛是多余的。 许多首席执行官都害怕华尔街。他们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人的情感，股票市场分析师也是人。 华尔街上什么人都有，五花八门的。有些人极有天赋，许多人是辛勤的劳动者，还有一些人贪婪，另外一些人则很肮脏。大多数人都是诚实的，少数人是烂苹果。有很多人你跟他们工作和娱乐起来很开心。 我想了很多办法来对付这些人，结果华尔街的经历就使我感到愉快。但最重要的是，思考出来的办法帮助了加内特公司，使它成为投资世界的宠物。 所有这些都不是凭空发生的。 作为首席执行官，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赢得华尔街的支持。我并不需要跟工商管理硕士或会计一样懂得财务上的事情，所要求的是更重要的东西：对人的理解。 这对于任何一家上市公司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正是这个原因，在这样的事情上面，通才比专家的效果好。 作为一名通才，我通过以下方法赢得华尔街的支持： ►与分析师面对面，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面对面。 ►让他们亲自观察我们的运营情况。 ►对于他们提出的直截了当的问题，应该拿出直截了当的答案。 ►在公司的财务结果上，应该采取不让人惊异的政策。 ►合适的时候要用俏皮话，在公司业绩方面显出无关痛痒的风格和精神风貌，显示自己并不拿某些结果太当一回事，也不拿自己太当一回事。 1967年加内特公司上市的时候，华尔街很少了解报业公司。我们发动了一项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所有这些宣传都基于铁的事实，华尔街对报业的态度大为改观。 在公众眼里，只有两家报业公司走在加内特公司前面：一是道琼斯公司，它拥有《华尔街日报》；另一个是时代镜报公司，是《洛杉矶时报》的拥有者。 哈德逊河对岸的生活 那两家公司都干得不错。但是，分析师很少追踪报业公司，假如有人去分析报业公司，他们也是通过纽约市这么一个隧道一样的视角去看待报业的，因为大部分分析师都在纽约市生活和工作。有些人似乎觉得，人生就在哈德逊河结束。 纽约市内的报纸都有麻烦，曼哈顿的4家日报在60年代倒闭了。留下来的日报一方面遇到劳工问题，另一方面是读者纷纷搬到郊区去的问题，同样的问题困扰着各个大都会的报纸。 我着手说服华尔街，让他们相信，全国各地的一些中小型报纸还没有倒闭，而且运行得不错。我赞扬整体的报业，这样一来，谈起加内特公司就比较容易为人接受，也更加可信。话里面的意思是：“如果你们喜欢报业，那你们就会喜欢加内特公司。” 我们邀请分析师去罗切斯特的总部。我们带他们到曼哈顿北边西切斯特县，看我们在那边的郊区销售利润极高的日报。我们把公司在佛罗里达新开的太空海岸的成就显示给他们看。我们突出本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市场开拓，还有在圣贝尔诺迪诺的收购活动。 在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洛杉矶和圣弗朗西斯科，我们接受所有的会议和讲演邀请，尽量接触财务分析师。 一开始，我们是三个人结伙旅行的：保尔·米勒、公司当时的财务官杰克·帕切尔和我本人。 我们很快就明白，华尔街上的人对加内特公司赢得了多少普利策奖根本没有兴趣（我们得了很多普利策奖），对我们的记者和编辑多么有能耐也没有兴趣（他们都很有才干），对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没有一丁点兴趣。 他们想知道的是： ► 《纽约时报》有麻烦，其他都市区的报纸也有麻烦，是什么东西使加内特公司与之不同的？ ► 我们的收入水平在本季度、本年度或明年会有什么样的改善？ ► 我们在公司收购和成长方面有什么样的扩张计划，效果如何？ ►我们的产品价格弹性如何？ ►经济萧条或经济不景气时期我们是否能够挺过去？ 米勒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些具体的业务。我们早期曾在波士顿与一些分析师见过面，他在会上大谈自己过去的一个星期过得如何愉快： “我在加利福尼亚打了3天高尔夫球，之后我坐加内特公司的喷汽式飞机去了俄亥俄州首府哥伦比亚市，再带上岳母一起飞往俄克拉荷马州。我们拜会了我姐姐及她的家人，我跟那里的一帮老球友打高尔夫球，最后我们飞回罗切斯特度周末。” 这种旅行见闻并不能使华尔街上的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和帕切尔都看到对方不赞同的眼神。从那时起，我们就降低了米勒的作用，仅仅让他跟一些人握握手，之后就由我们两个人开始真正的谈话了。 米勒在出版界的朋友当中人缘不错，很有魅力。他在鸡尾酒会上应对自如，跟我认识的任何人一样从容不迫。但是，跟分析师们谈到具体的业务，这方面就不是他的专长了。 后来，帕切尔离开加内特公司，到国家广播公司追求他的名声和财富去了，我就让道格·麦柯金戴尔替代了他，当时，道格是我们公司的首席法律官员。道格是个精明的苏格兰人，他更适合来到这个游说小组。 我和杰克，后来是和道格一同起草了一份标准的演讲稿，专门用于说服华尔街上的人。这篇稿子的主要意思是说： “报纸是大部分美国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对于中小城市的美国人来说。 因为报纸都是小钱就可以买到的东西，因此，消费者或读者对价格的增减不会有太强的抵制心理。 在大部分市场上，惟一的日报是正街商铺最主要的广告工具。这就使得报纸的广告价格有很大弹性。” 我鼓吹整体意义上的报业，之后就开始宣传加内特公司独特的强项： “最重要的是，加内特公司的报纸最初就是为中小社区设计的。很多报纸接近但并不直接针对大都会地区。 “我们的重点在当地新闻和广告。附近较大的日报或电视台都无法与之竞争。” 运转不停的赚钱机器 我解释说，加内特公司比大部分大公司更能控制自己的利润。 在经济景气的日子，来自广告和发行的收入会稳定增长。在经济不景气的日子，我们很容易就能削减成本，尤其是通过使用较少量的新闻用纸。由于适度的价格调整，消费者又不会强烈不满，收入仍然可以大幅增长。 无论经济情况好与坏，加内特公司都是一台可靠的赚钱机器。 我想办法引述了一些竞争对手的资料，用以支持自己的声明。例如： 诺尔曼·钱德勒是《洛杉矶时报》和《时代镜报》家族的创办者，他明白加内特公司的长处。他曾说：“大都会的日报无法与地方报纸竞争。我们试过，但没有成功。” 不久之后，华尔街的媒体分析师和出版物就开始宣传我们的加内特股票了。例如： ► 纽伯格及伯尔曼公司的约翰·柯恩莱奇：“加内特公司基本的媒体业务是相当不错的。它实际上是一种不受管制的垄断公司。” ►《华尔街抄本》：“加内特公司的管理有生命力，有张弛，能控制利润，随时都有可能依据普利策奖谋取大额利润。” 加内特公司举办的各种晚会有分析师参加了。我们甚至还邀请了一些竞争对手参加，其中许多大媒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开始定期参加我们的晚会了。 这是我的整体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要把加内特公司弄成业内老大。 晚餐和晚餐之后意见交流使加内特公司更有人性。这种人性因素非常重要，是大部分首席执行官都意识不到的。 我第一次跟华尔街的分析师见面时，潘恩韦伯公司的分析师肯·诺布尔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听，我以后从来都不曾忘记： 他说，某家制造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有华尔街分析师参加的一个午餐会上发表宣传演说时，销售单子还没有发出来，人们就已经溜得差不多了。 分析师会注意首席执行官讲话的实质内容，也会注意他们的风格和性格。如果你性格不错，那会有所帮助。如果不行，则会起反作用。 我意识到，我与分析师的接触使他们对我有了一些信任感。分析师都喜欢说这样的话：“艾尔·纽哈特（或任何一位首席执行官）告诉我说……”告诉他们这样说没什么关系哪怕是在有数百名其他分析师在场的会议室里。 在被很多人看做毫无人性可言的业务交谈中能够透露出一些情感来，那是相当有利的因素。 大多数送给分析师的公司介绍，尤其是首席执行官的评论，都比我记得的大学课堂更无趣。有些首席执行官甚至都不想去和分析师见面。况且他们并不属于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哈里·杜鲁门说过：“如果你受不了热气，那就应该离开厨房。” 我发现大多数分析师都很像报社的记者，他们想要的是事实。一开始，他们会持怀疑态度，有时候还会有冷嘲热讽的态度。但是，如果他们觉得一家公司或其首席执行官没有问题，那么，要他们不相信你的话，非得有灾难出现才行。 一旦分析师愿意听我们说话了，他们就会相信我们，无论经济情况是好是坏。 我从来都不隐瞒事实。我觉得，从长期来说，事实是有利于自己的。我确保手头上总掌握着合适的事实。在我与分析师见面之前，首席财务官总会简要地把情况跟我说清楚，就像美利坚总统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之前总会有人给他简报一样。 坏消息可能也有趣 我从不隐藏坏消息。事实上，我总是拿坏消息开玩笑。 1983年2月，我在一次分析师会议上警告说，我们有可能面临第一个亏损季度。《今日美国》的启动成本加上通常出现的第一季度亏损，可能会投下巨大的阴影。 “我们有太多太多盈利的季度了，时间太长，总是盈利，让人甚觉无趣。”我对他们说，“因此加内特公司也许想看看第一个亏损季度。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会邀请大家参加晚会，庆祝一下一条盈利链的中断，另一条盈利链的诞生。” 沉默，之后是开心大笑。在接下来于4月份召开的分析师会议上，我为本公司第一季度略有盈利而抱歉，因为这样一来，原先说的亏损晚会就开不成了。 因为分析师们知道我是一个开放的人，对他们也很诚实，他们就愿意更加卖力地宣传和推荐。 分析师们喜欢加内特公司，因为该公司盈利能力持续不断，始终如一。从1967到1987年的纪录使得： ► 年收入从1.86亿上升到31亿美元。 ►年利润从1,400万美元上升到3.19亿美元。 ► 在20年里，股东红利增长20倍，从每股4.8美分增长到每股1美元。 我们不仅仅创造了连续20年盈利的纪录，而且还创造了连续80个季度无亏损的纪录。到我作为董事会主席退休的时候，那个纪录已经发展到了连续85个季度无亏损。 1967年上市的时候，如果有人买了100股加内特股票，那么，他会看到自己的股票价值在20年内跳跃上升，加上配股的话，那个价值已经从2,900美元变成了74,588美元。 分析师们觉得，推荐加内特这样的股票是有面子的，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对于加内特公司来说，赢得华尔街分析师的好感为我们创造了奇迹。 到1972年，也就是上市5年后，加内特公司的股票以36倍市盈率的价格销售，比当时由标准普尔公司测量的其他公司的平均水平高出两倍。 我们把加内特公司弄成上市公司的目标，比我们预想的速度更快地实现了。 当然，成为上市公司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倡导私营公司的人有这么一些理由： ► 业务可以以相当个人化的方式进行，如果老板选择以这种方式操作，那么，这样的公司几乎可以成为采邑式的庄园。 ►公司不必理会华尔街，也不必承受极大的压力去持续不断地保持盈利水平。 ► 关于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高层管理人员的信息，也不必拿出来供公众讨论。 这些所谓的好处没有一项是我在乎的。我相信对公众负责是一件好事，因此我欢迎更多的人来仔细研究加内特公司。 ►为家庭成员或其他内部人士提供一个销售自己所持股票的现成市场，这样，愿意兑现的人立即就可以兑现。 ► 让公司得到更大的资源，借用这些资源进一步发展，或者进行收购，或者进行新的投资。 对加内特公司来说，上述两个目标都存在。自从我加入这个公司以来，管钱的比特纳和威廉斯及管新闻的米勒和我第一次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是，大家同意的理由各个不同： ► 比特纳和威廉斯希望让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同事和朋友变成富人。 ► 米勒和我希望为加内特公司和我们自己得到更大的财务资源和职业能力及地位，尽管我们自己并不在乎同时也赚一大笔钱。 在加内特公司内部，想上市，卖掉股票并快速致富的人很容易就看得出来。但是，我得到了更大的乐趣，最终也兑现了更多的钱。 弗兰克·加内特尚在人世的时候，手头上握有他的私人公司全部有表决权的普通股股票。去世的时候，他在遗嘱中把所有的股票捐给了加内特基金会。 但是，他还专为亲属设了一类没有表决权的优先股，并可以销售给一些高级主管和雇员。优先股没有什么市场作用，只在从公司购买和销售给公司的交易中有一些用处，而且其销售价格也有严格控制。但是，它所分得的红利还是相当高的。 极高的政治回报 所销售的大部分优先股是要帮助弗兰克·加内特完成一些中途夭折的政治宣传活动，即他希望成为1940年的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当年，像杜威、塔夫特、凡登伯格和威尔基这些重量级的人物都参与了竞争。 加内特是作为一名禁酒主义者和自由企业家竞选候选人的。他乘公司的飞机在全国飞了一年，希望得到人们的支持。他去了费城的选举大会，排在选举名单的底层，在第一轮投票结束的时候，他只得到33位代表的投票。温德尔·威尔基最终在第6轮投票时得到提名。 为了资助那次政治活动，加内特按照5股、10股和100股的份额销售自己的优先股。根据现在的选举法，他那种资助方式肯定有问题。 印刷厂长、新闻工作者、记者和编辑、销售人员、亲朋好友都买了股票，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捐献。如果他们把眼光盯住了20年后，他们一定会把自家房子拿去典当，把当来的所有钱都拿去买尽量多的股票。 作为一个印刷厂厂长，弗兰克·范坦萨多年以后在一个股东会议上对我说：“谢谢让我成为富人。现在你们要做的事情，是不要再做任何更改了。” 下面是一位持有加内特公司优先股股票的人在公开上市的时候所得到的： 每股优先股都可转换成40股普通股。这意味着原来以每股110美元的价格购得的优先股现在一夜之间就价值1,160美元了──在公开市场上，每股股价为29美元。 那些兑现的人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富矿，那些持有普通股的人甚至更富。 20年后，也就是到了1987年，每股优先股的价值已经从110美元上升到29,835美元。 华尔街的奇迹不仅仅使一些个人致富，也使加内特公司可以花数十亿美元进行收购活动和新的冒险活动，并且使我们有能力成为业界老大。 有话直说：华尔街是有一点冒险，但比真正的风险事业还是强些。 做交易的快乐 纽哈斯描述他完成的交易时，眼中会闪出琥珀一样的光芒。 ──《纽约时报杂志》 1979年4月8日 我从来还没有做过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交易。对我来说，每一种交易都综合了我在家里玩的各种游戏中的艺术，包括跳棋、象棋、扑克牌和垄断游戏。 从1970年到1989年，我担任加内特公司的主席或总裁，该公司一共完成了如下收购： ►69家日报。 ►16家电视台，购买的电视台数量达到了联邦通信委员会的限制。 ►29家无线电台，按照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要求销售了一些。 ►北美最大的户外业务，现在我们在全美和加拿大一共有45,000块户外广告牌。 每一笔交易都有所不同。 价格总是重要的，但价格并非总是压倒一切的要素。某些销售者希望得到与后继拥有者之间持续不断的联系。对他们来说，友谊和信任也很重要。另外一些销售者寻求社区的认同，或者希望找到有地位的新的拥有者。当然，还有一些只想卖出最高的价钱。 对于买家来说，关键是要思考哪一种成分组合能打开和关闭大门。 在加内特，我们派下面这些关键的人物进行大部分交易： ►打开交易大门的人 ►交易分析师 ►交易者，或关门的人 每个角色都很重要。水平高的交易取决于团队精神，把知识和技术以及多种人的本能组合起来，得出正确的方法及正确的结果。 开门的人可以是任何人，从老板到好朋友到银行家都行。拿我们公司来说，从1971年开始，加内特公司真正开始了收购活动，打开交易大门的人一般是保尔·米勒，当时他是首席执行官。 米勒一辈子的时间都用在与出版人和报纸所有人交朋友上面。他是加内特公司的总裁，也是美联社的总裁和主席，一共在任14年的时间，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与全国大多数报纸拥有者相当熟悉。 他是俄克拉荷马州人，那种可爱的、很容易消除别人疑虑的乡下小子性格经过纽约和华盛顿的磨练而臻于完善。他的高尔夫球打得不错，政治游戏玩得也不错。业内大部分报纸拥有者都喜欢他，也很信任他。 只要能够买到的东西，米勒都想买。加内特公司还是私人公司的时候，由于资源有限，财务部门一些神经兮兮的女人气的男人总在管着他。公司上市之后，资源限制取消了。但是，我们必须确保收购在华尔街上看来是有必要的。 正是这个原因，交易分析师就必须上场。 这个分析师小组由我们的首席财务官带头，还有会计、制作、销售和研发部门的专家支持。 米勒不喜欢的报纸他从来都不看。他不懂，也不在乎价格，他只想买。另外一方面，首席财务官帕切尔和麦柯金戴尔却认为，能够购买的报纸或电台都太贵了。因此，他们总在唠叨公司的收购行为。 什么是好交易 这个时候就是交易决策者必须接手交易的时候了。 我当加内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13年里，交易决策者是我最关键的角色之一。我做出了收购或不收购的决定，之后把这样的决定呈交董事会。 决定送到董事会的时候，已经经过深思熟虑，因此，董事会批准了我做出的所有收购或销售决定。 我最喜欢的交易是一对一的交易：销售者与我两人之间的交易。谈判桌上的人越是多，交易搞砸的可能性也就越是大。 当然，收购者与交易者达成一致后，律师就是让人讨厌，但又必不可少的人了。我们极希望迅速扩大，因此，必须要考虑到下面的事情： ►我们的计划是要发展成为一家具有地理多样性的全国性媒体公司，该项收购项目是否符合我们的计划？ ►所收购的报纸或电台在行业内是否属于主宰性的报纸或电台，或者我们是否能够把它搞成这样的项目？ ►它是否处在良好的成长市场中？ ►当前管理队伍如何？关键的管理者是否会留任？有时候，你希望他们留下来。另外一些时候，你希望他们能够在收购完成后离开。 ►我们能否在合理时期内收回收购投资？ ► 管理起来是否有趣？ 最后两条是我最关心的。 如果既不能够盈利，又没有趣味，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干那件事情？收购那些无法医治的令人头疼的东西，那是没有意义的。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多次拒绝收购像《纽约邮报》和《华盛顿星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报纸。 虽然一项交易的财务层面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对我来说，那并不是最有趣或最让我产生好奇心的东西。 交易让我跟媒体业的一些大腕儿频频过招，玩得很开心。 一个极美丽的星期一早晨，在夏威夷莫纳基海滩旅馆，20多名媒体大腕儿和小腕儿一起开会，凯伊·格雷汉姆突然冲出会议室。 先前我塞给她一张字条，说有两通紧急电话找她，一个电话打到了她在《华盛顿邮报》的办公室，另一个电话打到了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杜邦公司的总部。 她在男厕旁边石板阳台上的付费电话处打完电话，之后再次进入会议室，走到我旁边坐下来，朝我坐的椅子倾过身来，小声说： “你个婊子养的。你星期六晚上就全知道了。你在涮我们。” 这位有声望的妇女不文雅的评论正好说在点子上。我的确玩了一手婊子养的把戏。 她骂我的时候所说的那件事情，就是加内特公司对威尔明顿市一些报纸的收购活动。几个月来，那些报纸一直都是业内许多家公司成熟的收购对象，凯伊·格雷汉姆自己也想收购。 杜邦公司的主席欧文·夏彼罗决定，该公司愿意销售那几家主宰着特拉华州的报纸，因此他邀请一些人前来视察，并封好了标书。最后日期是1月27日星期五。那天下午很晚的时候，杜邦公司私下里通知我们说，加内特公司已经中标。 我们的律师和他们公司的律师将在周末完成合同的细节部分。向公众宣布消息的日子定在星期一，当时，股票市场应该已经休市，东部是下午4点，夏威夷是上午10点。这期间，大家都会保持沉默。 就在那个周末，美国报纸出版人协会的主要董事按照常规召开每年一度在冬季中期召开的会议，当年是在夏威夷召开。董事会的会议总是在阳光好的地方召开的，费用由协会出，也是美国国税局同意的。 皓月悬空，太平洋天堂一样温和的轻风吹过来，好像天然的空调器，大家在露台上敞开的地方进晚餐。头号话题是威尔明顿的那笔收购交易。 谁会获胜呢？ 会出多少钱？ 因为我知道我们出的6，000万美元的标书极可能获胜，因此就推测说，价格不可能高出5,000万美元。这就使得凯伊和其他一些投标数高出这个价码的人觉得自己都有可能胜出了，至少可以说明加内特公司已经失算。 我把推测的火头煽得很高，故意搞得好玩。我并不忌讳36小时后会有人骂我是婊子养的。 你输了──爱你，并致吻 我在美国报纸出版人协会这个组织已经混了8年，但协会的董事们从来都没有拿我当内部线人看待，我也乐得如此。如果你并不全身心投入一个俱乐部，那就不会受其法则或规定的限制。 简短地说，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得到更大乐趣。 像威尔明顿报纸收购之类的交易是很好玩的，尤其是当你胜出的时候，尤其是当别人都不知道而你已经知道自己获胜的时候。 那次交易的乐趣到达最高峰，是我早晨10点离开夏威夷的会议去给我的罗切斯特办公室打电话的时候。我确信，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新闻发布会很快就会开始，也就是在纽约时间下午4点，股市休市之后。 我回到会议室，用我惯常使用的桃色备忘录信纸给凯伊送去了这么一封情书： “凯伊：欧文·夏彼罗刚刚宣布，加内特公司赢得威尔明顿报纸收购投标。6,000万美元。赫斯特公司处在第二位。你们在第三位。爱你，并致吻。艾尔。” 这就是使她冲出会议室去打电话的原因。她希望我只是在哄她玩，我经常这么干。但是，她的办公室和杜邦公司都确认交易已经完成。 30分钟之后，会议休会，大家喝咖啡。此时，她仍然是一脸铁青。 “真正让我烦的事情是，董事会授权给我，本可以投6,000万美元的。”她告诉我说。 “为什么没有呢？”我问。 “因为我觉得少投些也可以买到。” 虚报低价。凯伊以为她的俱乐部内部成员资格能够保持她的利益。她无疑指望长时期的朋友欧文·夏彼罗会在标数不够的时候让她知道，这样她就可以把标数提高一些。她不想冒那个风险，把100万或200万美元扔在桌上。 但是，夏彼罗按照规则行事，密封标书就是密封标书。 由于加内特公司收购了很多报纸，而且收购的报纸盈利不错，因此造成很大影响，这就触及其他一些媒体公司管理层的痛处，更多公司加入了收购狂潮。 由于买家增多了，更多的卖家就把自己的资产交到投资银行家手里。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密封标书，要么给任何出得起钱的人，要么是给一长排可接受的买家。 “可接受”意味着销售者愿意把自己的媒体公司交到你手上，让你成为他们的继任拥有者。加内特公司几乎列上了所有卖家的可接受单子，但是，还有其他8家、10家、有时甚至是十多家有名望的媒体公司也在列这样的单子，有时候他们的钱袋还更深。 这意味着评估一笔交易的竞争对手和评估该交易的卖家同样重要。 我们把能够与我们竞争的其他公司编成了很厚的册子。这些册子提供重要的统计数据，其中大部分都是公开信息，但是，里面也包括了一些心理学上的“扑克牌游戏”分析。这些册子显示： ►供销售的资产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规模上的相对利益。 ►投资银行家的风格与声望。 ►公司的财务业绩、现金流量以及可供收购资产的可销售能力。 ►他们最近的盘子是否装有或完全没有其他待消化的交易。 ►最重要的是，首席执行官的背景、性格和风格。 把其他的老板登记在册 首席执行官决定一笔交易可以走多远。关于这些首席执行官的资料或多或少都有助于我们胜过其他投标者。 我把参加竞争的其他媒体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看做是扑克牌游戏中的牌友。 打扑克牌的时候，如果想赢，你得明白并预测其他牌友的行动：谁有可能讹诈，谁有可能坚守到最后，谁有可能中途退出？ 竞争对手册子里面的一些精华部分： ►沃伦·菲利普，道琼斯公司的老板，《华尔街日报》的出版人，巴伦以及《世界报》的编辑。但是，他对与业内真正婊子养的财务官员们争吵并无兴趣，因为太文雅而错失很多大交易。 ►阿尔瓦·查普曼，莱特耐德集团的老板，迈阿密、底特律、费城、圣保罗、圣何塞和别处一些报纸的出版人。精明、 谨慎，但属于教廷里面那种太过小心和谨小慎微的人物。拖延和祈祷是他的风格，如果有疑问，他就不会设法完成交易。 ►史丹顿·库克，论坛报公司的老板，《芝加哥论坛》、《纽约每日新闻》和其他一些报纸的出版人。他办事有条理，是一位讲求秩序的工程人员类型的人物，喜欢踢轮胎、换档、查看地基，对报纸的心脏与灵魂──新闻采编室不熟悉，也不自在。因此他并不是强劲的竞争对手。 ►凯伊·格雷汉姆，《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老板，该公司除了出版那份报纸，还办有《新闻周刊》杂志。她经常被人称为美国最厉害的女人，她在公开场合轻视这个称呼，但私下里却乐得如此。从外表看起来很是大胆，也很迷人，但内心里却十分胆怯。她依靠公司的财务人员，但财务人员研究过去，而不问将来。在差不多所有交易里面，那些财务人员都尽量虚报低价。 ►亚瑟·舒尔茨伯格，《纽约时报》的老板。他有很高声望，因此可以打开很多交易大门。但他的总裁沃尔特·马特森是一位工程师，喜欢过分研究所有东西，发现很多破产公司，但觉得要救活那些公司太费钱。总在提防时报公司社区报纸的头目杰克·哈里森是否卷入收购事务。他是个精明的人，有胆量，愿意支付大笔收购费。 在密封投标的竞争活动发展到棘手的时候，这些个人简况有助于我们瞄准可 以提供的报价。当然，主要的目的是要赢得胜利，同时又不多出钱。 这种调整活动的一些例子： ►在路易斯安那州施里韦波特市，我们用6,100万美元赢得胜利，哈特·汉克斯出价6,000万美元，结果排在第二位。 ►在路易斯维尔市，我们的得胜标数为3.05 亿美元，亚军投标数为3亿美元。 ►在底特律，我们以7.17亿美元赢得投标，比后面的标数仅仅高出1,700万美元。 当然，我们也并不是总在赢。《纽约时报》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塔芭芭拉市投出了高于我们的标数，而那个市场是我们极想赢得的。比利·莫里斯设在佐治亚州奥格斯塔市的莫里斯传讯公司在佛罗里达的杰克森维尔市胜过我们，那也是我们极想弄进本公司在佛罗里达的业务系列中的一笔交易。 规模越是大，就越是容易理顺 回顾我们完成的几十笔交易，有一件事情十分突出： 从比例上来说，较小的交易比较大的交易花的时间长，精力多。交易越是大，谈判就越是容易，之后的管理也越是顺手。 做小交易的时候，对于卖家来说，每一个美元都很重要。公司的汽车、公司支付的别墅、妻子和女朋友都得列在支薪单上。 在较大型的交易中，销售者和卖家都明白，他们最后都会拿到足够多的钱，这样他们就可以自己去料理那些拉拉杂杂的事情。 在纳什维尔，我们在7年时间里收购了两家报纸。销售者之所以卖掉报纸，因为： ►有位占卜者告诉一位卖家，他只能活两年了。 ►另一位需要很大一笔钱支付给第5任妻子，并迎娶第6任妻子。 结果，我们花钱打入了极想得到的纳什维尔市场，仅仅用1,410万美元就买到了下午版的《纳什维尔旗帜报》。 7年之后，我们卖掉了《纳什维尔旗帜报》，那是当地第二大报纸，盈利1,000万美元。我们同时还收购了主宰市场的晨报和星期天报《田纳西人报》，共花费5,000万美元。差不多可以说是偷来了一份报纸。 《纳什维尔旗帜报》的出版人吉米·斯塔尔曼极保守，也是一个带有偏见的人，有一个叫简恩·迪克森的占卜者告诉他说，他会在两年内死掉，结果他就决定卖掉自己的报纸。他需要有时间写书，很不礼貌的书名，叫《我所认识的一些婊子养的人》。 他是我们大家都认识的最大的婊子养的人，但是，当我问他在那本书中是否把他自己也包括在内时，他立即发怒，“我是作者。”他愤怒地说。他又活了5年多时间，83岁才死，那本书永远都没有写完。 《田纳西人报》的出版人阿蒙·卡特·伊文斯是纳什维尔故事里的第二个婊子养的。 他和他的自由派新闻小组对斯塔尔曼来说一无用处。伊文斯很生气，因为斯塔尔曼事先并没有跟他商量销售报纸的计划。不久之后，他就认为，我并不是他所喜欢的那种继承拥有者。但是，他喜欢钱，也需要很多钱才能第6次结婚，并支付第5任妻子的费用。 另一个婊子养的叫卡尔·艾拉，我们收购了他的综合传讯公司之后，他就加入了我们公司的管理层。 艾拉向我兜售在我看起来要么是非常聪明，要么是极端疯狂的一个点子：加内特公司应该卖掉《纳什维尔旗帜报》，并购进《田纳西人报》。《田纳西人报》是我们进入那个市场必然要收购的报纸。这两份报纸是联合运作代理协议中的两个部分。 联合运作代理是反托拉斯法令中的一项弃权证书，允许一家快要破产的报纸将其业务运作部分与一家竞争对手联合起来，以便使报纸保存下去。新闻和编辑运作必须保持独立，而且有竞争性。 我们把纳什维尔的提案提交司法部，司法部必须同意联合运作事务。司法部发现这里面没有什么不合法的地方，因此我们完成了梦想中的交易。 我们拿到了全城最大的报纸，伊文斯娶到了第6任妻子。 我们还吸纳了《田纳西人报》的编辑约翰·塞根塔勒，他是美国最好的编辑之一。他以前批评报业组团，现在改变了立场。后来他帮助我们进入了美国南部的其他市场，还成为《今日美国》的董事编辑。 聚焦“罪恶” 我们在密西西比州杰克森市完成的交易显示出社区支持，也许还有传道者的支持，这对于交易是相当重要的。 密西西比州杰克森市和附近的哈迪斯伯格市的报纸被希德曼家族控制着，这个家族是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徒。 另一位虔诚的南部浸信会教徒查尔斯·奥佛比打给我一个电话，从此打开了交易大门。他一直在佛罗里达为《今日》报工作，也在华盛顿的加内特公司新闻服务处工作，也是《纳什维尔旗帜报》的市内新闻编辑。之后，他到别的地方游荡了一些日子，成为田纳西州共和党主席。后来，他有了后悔之意，再次加入加内特公司。 奥佛比打电话说，希德曼家族内部发生纷争，家族的创始人罗伯特·希德曼准备销售报纸了。奥佛比提出了他的建议，谈到了完成交易的方法。因为他认识我，所以也提出了警告：“请记住，这些人都是相当严谨的南部浸信会教徒。在他们身边不可喝酒，亦不得狂欢作乐。” 经过初步商谈后，我们进入漫长的商谈过程。希德曼家族的每个成员都带着自己的律师和银行代理人出面。这些浸信会教徒相信上帝，但不相信自己的兄弟。 我们下午见面，一直谈到深夜。惟一的食物是一些软饮料、咖啡和饼干。但是，我们在所有的条款上都达成一致，包括1.1亿美元的现金。双方的律师将在当天晚上彻夜工作，直到达成原则协议，供第二天早上由各方签字，这样就可以公开宣布此事。 我和麦柯金戴尔半夜之前离开了。在杰克森市，过了半夜就不准喝酒了。我们从报社那条街赶往最近的酒吧，先是抢着喝了几口杜松子酒，之后吃了一些油腻的午夜快餐。 第二天早晨7点30分，各方到场准备签字。 希德曼先开始讲话，态度坚决：“纽哈斯先生，签字之前，我有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想跟你私下里商量，请到我办公室谈。”我跟他去了。 我心里想：他可能发现了我们昨晚喝酒的事情，我希望这只不过是一次道德教育，而不会使交易流产。 希德曼关上门，庄重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用严肃和缓慢的南方语调说：“纽哈斯先生，我们都是生活严谨的人，我们认为喝酒不好。” 我吃了一惊。 希德曼继续说：“作为我们这笔交易的一部分，我必须对您提出这样的要求，请您签署一份协议，即在这些报纸归贵公司所有的期间，至少在10年内贯彻我公司报纸不登烈酒广告的政策。” 我不知道这种烈酒问题是否会使这次交易流产，因此就说了很多话，以便支持自己的观点。 “希德曼先生，我完全理解您的感情，而且同意您的想法。也许您知道，弗兰克·加内特也是一位禁酒主义者，他一定会支持您的立场。但是，由于我们已经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加内特公司的董事会已经决定，在我们展开经营活动的地方，不能拒绝登载任何合法销售的产品的广告。因此，虽然很不情愿，但我还是只能拒绝您的请求。” 他点头，微笑，然后轻言细语地说：“我明白您的立场。我也接受您的立场。现在，星期天去教堂的时候，我就可以对我的牧师说，我已经向您提出过这种请求，但被您拒绝了。” 我们握手，继续完成交易事务，最后签字。 他的良心是完全清晰的。如果罪恶降临密西西比州的杰克森市，那一定是我的错，而非他的罪过。 我猜想，弗兰克·加内特和上帝都会原谅我的，因为对于公司股东来说，那是相当完美的一笔交易。 有话直说：好的交易者是扑克牌打得好的人。 钱浓于血 艾尔·纽哈斯来到路易斯维尔……他在大堂里走动，就好像自己是西班牙征服者。 ──玛丽·布伦纳 《梦幻之家：路易斯维尔的宾汉姆家族》 大部分第三代和第四代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想要全部，之后是想要一部分。 这些想要的包括，美国或海外的好学校、轻松而容易赚钱的工作、品牌时装、速度快且价格高昂的汽车、去瑞士滑雪、去夏威夷晒太阳、价格高昂的玩伴。但是，不久之后，所有这些都不能满足他们了。 这就到他们想要变卖家产的时候了。 祖辈都是挨骂的一代人。孙辈亲自过问家族业务的很少，大部分都不会过问。很少有人对祖传之家产生一丝一毫的依恋之情。 报纸创业人的后代一般有所不同。但是，这一点现在也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20多年里，数以百计的报纸被人从家族手中买走，在差不多所有案件中，收购的推动力都是钱。 在仅仅一年时间里，从1985年7月到1986年7月，有三个受人尊敬和富有的家族把自己控制的报纸拿出来供人哄抢。为了得到这些报纸而产生的竞赛引发了几十年来媒体公司之间最激烈的竞争活动： ►《德梅因登记簿及论坛报》是加德纳·柯尔斯建立的出版帝国的旗舰，柯尔斯还是《了望》杂志的创始人。 ► 《底特律新闻》是詹姆斯·施桂伯创立的一家公司的支柱产业，施桂伯还是美国经济增长地区的5家电视台和4家其他报纸的创始人。 ► 《路易斯维尔信使-会刊及时报》，为报业最大的贵族家庭所拥有，全国和全世界都有名，该家族得到的帝王式的称号是“路易斯维尔的宾汉姆家族”。 有数十位报纸拥有者馋涎欲滴，都想买到这三家让人自豪、有地位、一般来说也有盈利的家族报纸。 道琼斯公司、纽约时报公司、《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和赫斯特公司以及其他巨头都同时盯上了一个或多个目标。 加内特公司想得到这三家所有的报纸。我们都抢到手了，总价格是12亿美元。 回报： ►我们在与报业最大和最好的竞争对手展开的抢购活动中，赢得了类似三连冠的胜利，这为我们公司带来了极高的地位。 ► 在路易斯维尔和德梅因的投资很快回收，而且回报率极高，为后来在底特律的大赌中获胜奠定了基础。 ►在我们收购的所有资产中，收购这三颗明珠得到的运作和谋划快乐是最大的。 勉强者需要浪漫抒情 这三笔交易中的关键是要对不喜欢抒情的人进行浪漫追求。这几个家族的族长都不想卖掉自己的报纸。但是，一些情妇却照样大献殷勤，推进事情朝前发展。儿子和孙子屈从她们的决定。 在每一次收购中，我的战略都是尝试着握住老家伙的手，拿他们当朋友，直到他们看出让我当追求者的益处。 要思考出收购路易斯维尔报纸的战略，重要的是要明白宾汉姆家族。 老巴里·宾汉姆是家族的家长，他在美国已经发展到了可能达到的最高皇族境界，之前他的父亲也是如此。 老巴里和他的家族拥有路易斯维尔的两份报纸、最重要的一家电视台和一家无线电台，另加一家商用印刷厂。这个家族住在一块极好的地产上，俯瞰着俄亥俄河。 宾汉姆是一位讲求尊严，也极其尊贵的人。他个子很高，白头发，走路的样子就好像自己是肯塔基地区的国王。 他和妻子玛丽共有3个孩子还活在人世： ► 小巴里，55岁，是两家报纸的编辑和出版人。 ► 萨莉，51岁，1977年在纽约市的第二次婚姻失败后回到路易斯维尔。 ► 艾伦诺尔，43岁，在加州生活一阵子后，1978年回到路易斯维尔来嫁给了当地一名叫罗兰·米勒的建筑师。 年龄大了，兄弟姐妹之间的争斗也显现出来。两位兄长去世后，小巴里决意成为家族领导人。两个妹妹急于填补由两个兄长去世留下的空缺，尽管各自使用的招术不尽相同。 老巴里将两个女儿萨莉和艾伦诺尔都放进家族拥有的公司董事会，还把妻子玛丽以及小巴里的妻子伊迪丝都放进董事会。 小巴里不喜欢宾汉姆家族的妇女也进董事会。他说，她们并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他希望用“受人尊敬的业内专业人士”替代她们。 最后，小巴里向他父亲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她们走，要么我走。 老巴里无法取舍，哪边都不能站。但是，他接受了儿子的要求。玛莉、艾伦诺和伊迪丝都按要求退出了董事会。萨莉拒绝接受，必须要经过董事会投票她才接受。萨莉从离开董事会的那天起就不再跟父亲讲话了，她又回到纽约了。 几个月后，萨莉告知家人，她想卖掉自己在宾汉姆家族所占的15%股份。家族雇用了纽约的一家投资银行家公司西尔森·勒赫曼公司，让该公司为她所占的股份进行估价。估价结果为：2,200万美元～2,600万美元。 萨莉觉得这个数字太低，因此她雇用了自己的投资银行家亨利·安斯巴赫。他将估价定在4,500万～5,000万美元之间。 这个估价太高，被家族拒绝了。萨莉因此做了一件让她的家族觉得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她开始吸引家族之外的购买者。 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开始进场。 宫墙上的裂缝 银行家们打来电话，问我们是否愿意就萨莉的股份出价。我对她所持的15%的股份根本没有兴趣。拿萨莉15%的股份会使自己与这个家族其余的成员结怨，而且少数股份从来都不会对我产生吸引力。但是，我也辨识到了一些迹象：宫墙已经产生裂缝了，它离最后倒下去的日子已经不远。等它真正倒下去的时候，我会进去把所有的碎片都捡起来的。 我们并没有打消银行家的念头。他们不仅仅拥有关于那个公司的确切消息，而且还能够让我们清楚地了解萨莉会如何销售自己的股份。 这是老巴里一定想知道的消息。我给他打了电话，他知道萨莉已经去找自己的市场了，但并不知道她在使用什么样的策略。他对我提供的消息表示感激，我告诉他说，我会不断地提供自己知道的消息，假如他需要的话。他说他需要，我宽慰他说，我决不会购买他那个报业帝国的股份，除非他本人愿意把股份销售给我们。 我这是在向老巴里献殷勤，不给他一点压力。如果是一场浪漫的事情，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值得耐心等待。 老巴里开始施压，他私下里告诉三个孩子，如果他们不能达成一致，他有可能把整个报业帝国拿去叫卖。 兄弟姐妹不和的事情已经成为众人观看的笑话了。 1986年1月9日早晨5点，我接到老巴里打来的一通电话。 “艾尔啊，真希望这一刻永远也不要到来。但是，我刚刚宣布了，我们准备把家族的资产销售掉。我已经跟我们的银行家谈过，说希望他们把所有能够拿出来的财务数据也告诉给你。我希望你会有兴趣。” 我对他痛苦的决定表示同情。“但是，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而且是您邀请的，我们当然会产生兴趣。”我宽慰他。 老巴里当天下午还给其他几个人打了电话。但是，能够接到电话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列入他计划中的买家名单，那你连投标的机会都不会有。 我立即找到约翰·克雷和道格·麦柯金戴尔。“把所有信息准备好，赶快分析，一定要在所有潜在买家后面访问路易斯维尔。” 有报纸投标的时候，我们总是最后一个参加投标。这使我们有机会收集消息，或者收集关于其他投标人的具体细节。 一大堆媒体高级主管开始出没路易斯维尔。 《纽约时报》派了两名顶层高级主管：总裁沃尔特·马特森和副董事长西尼·格鲁森。宾汉姆家族的人希望对《纽约时报》的高级主管留下深刻印象，结果没有。 老巴里后来说：“格鲁森似乎是个无趣的人，而马特森却问些不懂行的问题。” 彻头彻尾的傻子 《华盛顿邮报》急派出版人唐·格雷汉姆和董事编辑本·布拉德利救场。布拉德利私下里与一小批记者和编辑会面，结果引起种种反应。会议当中的一些人认为，他的傲慢显示出对老宾汉姆的不敬。他在那些人面前留下不敬的印象，因为他称老巴里是“老爷子”。 老巴里后来说，布拉德利是一个“十足的傻子。” 芝加哥论坛报公司和赫斯特公司的代表也到了路易斯维尔，还有杰克·肯特·库克、《华盛顿红皮人》、《洛杉矶每日新闻》和其他一些大型报业资产的拥有人都派人去了。 克雷、麦柯金戴尔和我们公司顶层的新闻高级主管约翰·奎因及我本人到达路易斯维尔的时候，我们只请了所有关键部门的头目开会。 没有现场参观，没有砖石墙瓦等硬件的检查，我知道前面的来访者早就拿着显微镜看过了，而路易斯维尔的人根本就不喜欢他们那么干。 我们说得很明确，我们只对人和产品有兴趣。 “我知道你们对该家族销售资产有很复杂的感情。但是，我们只是受到邀请才来的。我们来这里并不是要‘检查一份资产’。我们来这里是想看看我们大家是否能够一起把这些报纸弄得更大些。”我对各部门头目这么讲。 准备投标的时候，我预测《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我猜测可能要拿出3亿美元才能赢。 我既对了，也错了。我们的投标数是3.05亿美元，比排在第二的标数高出约500万美元。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呢？ 《纽约时报》根本就没有参加投标。潘奇·索尔茨伯格知道我们一定势在必得，也不想用太低的价格得罪自己的朋友们，也就是宾汉姆家族的人。这种优越感一直保持到最后。 除我们公司之外，还有其他三家正式的竞标者：《芝加哥论坛》、杰克·肯特·库克和《华盛顿邮报》。没有中标的投标者名单没有公开。但是，他们的结果如下所示： 《华盛顿邮报》只投了2.55亿美元，处在第三位，离前面的投标人隔得很远，仅仅领先芝加哥论坛报公司。老巴里深感失望，因此打电话给凯伊·格雷汉姆，让她有机会提高价码，但她却拒绝了。 小巴里后来打电话到《华盛顿邮报》公司，说他们的投标是对自己的侮辱。 让人惊讶的是，杰克·肯特·库克的投标数是3亿美元。 我们投了较高的数字，本来是想击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但如果没有这么做，我们就有可能输给杰克·肯特·库克了。 伙计，你们能否清算一个季度的账目 我们早晨到了路易斯维尔，准备发布消息。跟平时一样，我进行每日一次的慢跑。我决定跑完之后就到新闻采编室去，让早班的员工大吃一惊。我过去每到有加内特公司业务的城市去的时候，都是这么干的。 当时是早晨6点15分，我穿着慢跑服就走进了办公室。我故意没有带钱，哪怕是所谓“遇上谋财害命的盗匪要花的钱。”我在纽约慢跑的时候，经常会在手腕套里塞上几个钱。 我走进市内新闻采编室，说：“你好，我是艾尔·纽哈斯。可否借几毛钱给我买你们办公室的咖啡喝？” 一位叫帕特·豪文顿的助理编辑大吃一惊，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两毛五分的硬币。我喝了咖啡，闲谈一阵子，看了看早间新闻报道，告诉帕特和其他人说，几个小时后我们再见面。 几个小时后，小巴里·宾汉姆向大家介绍我，说我是新老板。他们已经在新闻室内搭好了一个平台，并且装好了扩音装置。 公司里的几百人大部分都到场了，他们已经听说过我早间跑到新闻室的故事。他们的表情都很紧张，他们担心的一刻终于到来，他们的报纸已经卖掉了。现在是一位新老板站在眼前，对他们来说，那是相当戏剧化的一次人生经历。我自己有过几十次这样的经历，但几乎总是站在收购者一方。 我谢谢小巴里，感谢他说的一些关于我的好话。我报告说，交易费用为3.05亿美元，这是喜欢新闻的人愿意听到的细节。我向他们保证说，支票不会被银行退回，有人大笑。 之后我说： “接下来，我想还给帕特·豪文顿25美分，是他今天早晨借给我买咖啡的钱。” 他坐在办公桌后边，我把硬币扔给他。 更大的笑声，掌声。之后，紧张气氛没有了。 再后，讨论围绕着这么一个话题：我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尽想着出风头的怪物？路易斯维尔市的许多报业人员到现在仍然弄不清楚这个问题。 道琼斯公司戴的笨蛋纸帽 我们收购路易斯维尔报纸的机会是由其家族成员引起的。在德梅因和底特律，外部的因素导致了戏剧上演，之后是家族成员推动前进。 德梅因收购案是道琼斯推上戏台的，该公司是《华尔街日报》和巴伦系列报及其他行业出版物的值得尊敬的拥有者。 道琼斯公司主要从事分析和批评别人的业务动向的活动，但该公司创造了收购史上最笨拙的一幕：让一个目标走上戏台，之后自己跟不上了。 他们的举措是迈克尔·加特纳鼓动起来的，此人是《华尔街日报》头版编辑，当时是德梅因那家报纸的编辑。他说服道琼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沃伦·菲利普，让沃伦向德梅因的报业公司发出收购邀请，但这个邀请是不请自来、主动邀约的，而且很不礼貌。 出价是1.12亿美元，低到荒唐的程度，但足以吸引其他主动出价的人，掠夺者一个接一个到来。 这样的举措使《德梅因登记簿及论坛报》公司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大卫·克雷登尼尔深感震怒。他是柯尔斯家族的成员，自1903年起就拥有了这些资产。 克雷登尼尔出钱让加特纳（现在是国家广播公司新闻部的总裁）“滚蛋”。他公开并着重宣布，本公司根本不出售。 但是，其他一些出价者纷至沓来，数量很快增多。 如我所料，当其他家族成员看到美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宫墙就会裂缝。惟一的问题是这面墙什么时候倒塌，并且要花多少钱才能重新修好。 我与克雷登尼尔并无特别关系。他是报业兄弟会里疏远众人的独行者，不喜欢社交活动，也不喜欢职业背景，不善闲谈。我开始寻找中间人了。 因为极想占到便宜，结果我犯了一个大错，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我们找来了奥托·西尔哈，是柯尔斯公司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媒体公司的总裁，当时已经退了休。西尔哈告诉我说，他与克雷登尼尔及其家族有很深的关系。我们与西尔哈达成了一项交易，如果我们在他的帮助下成功收购《德梅因登记簿及论坛报》，他会得到一大笔咨询费，是交易价格中的一个百分比。这笔费用最后竟然达到108万美元。 我要西尔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一份措辞严密的信件亲自递交克雷登尼尔，因为此举可以让我在他面前产生一种特别的人情味。 我的根基是中西部，因此想通过这一点把自己与其他的人区别开来。我觉得，西尔哈在关键时刻带领我们接触了柯尔斯家族，这是相当重要的。 我自己戴的一顶笨蛋纸帽 结果，西尔哈与克雷登尼尔本人并无特别关系。事实上，西尔哈拿着信件飞到德梅因去见克雷登尼尔的时候，克雷登尼尔根本就不见他。因此，西尔哈把信件放在秘书的办公桌上。 此后，我们再没有利用西尔哈了。结果是，我们花费100多万美元让他给克雷登尼尔的秘书送了一封信。如果当时只花25美分寄一封信去，结果可能是一样的。实际上效果可能更好，因为我以为克雷登尼尔不喜欢送信的人，就像他不喜欢西尔哈一样。 这次我的确应该戴上一顶笨蛋帽！ 当《德梅因登记簿及论坛报》公司董事会投票寻找投标人的时候，通常的阅兵活动就开始了，差不多所有大买家都在旁边观察。但是，难以置信的是，最早谈及此事的道琼斯公司很快就退出了，根本就没有拿出第一标。 我们这一次又想办法安排到最后才去。我们了解别人都干了些什么事情，但我们的焦点落在人员而不是建筑或印刷设备上。 我们喜欢见到的那些人。因此，我们决定要拿出相当有竞争性的出价，一共1.65亿美元。赫斯特公司处在第二位，是1.3亿美元。《华盛顿邮报》落在第三位，是1.15亿美元。 我多出了很多钱，因为没有意识到东部的机构对农业区存有很大的戒心。 《华盛顿邮报》不断派出名牌大学毕业的记者到爱荷华州报道那里的农业经济。因为东部人并不了解中西部地区，他们就批评那个地区。凯伊相信她在自己的报纸里看到的内容，这在《华盛顿邮报》总是有很大风险的。她出了低价，结果没有买到德梅因的报纸。 我们的投资很快收回，在接下来的4年拥有期内，我们的利润翻了4倍。 查尔斯·爱德华兹是柯尔斯家族的一名成员，他留在了公司内，而且现在是我们的出版人。他说： “如果我祖父知道这些报纸能够赚这么多的钱，他可能根本就不会去世。” 再也不是全在家族内了 媒体收购世界已经快要发疯了。此时，电视制片人诺曼·利尔和杰罗尔德·佩伦奇奥针对一个由家族控制的底特律晚间新闻协会发动了不友好的兼并活动，这两个人因为拍摄电视系列片《全在家族内》而闻名。 晚间新闻协会拥有《底特律新闻报》，还有其他4家日报、5家电视台和2家无线电台。我以前认识晚间新闻协会的主席彼德·克拉克，当时我在《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工作，他是《晚间新闻报》创办人詹姆斯·施桂伯的曾孙。 克拉克极聪明，也懂礼貌，十分珍惜晚间新闻协会的家族传统，该协会是一家控制严密的公司，一共有350名股东。 那两个加利福尼亚的电视制片人每股出价1,000美元，以便获取晚间新闻协会的多数股。同样是这些股票，一年以前的价格才只有不到250美元。 这次是我再次转到“救世主”战略的时候了。 我给克拉克打电话，问有没有我们可以帮忙的事情。我向他保证，没有他的同意，我们决不会有任何行动。 彼德说，他希望能够把事情控制住，但是，他不知道到底能够控制多长时间。有些家族成员看到股价火箭一样上升，就开始重新考虑把晚间新闻协会的事务保留在家族之内的决定了。 我按习惯写了一封跟进信，类似我发给德梅因的信息。但是，这次我用25美分的邮票寄去，而不是请一位要100多万花费的信使了。 几个星期后，利尔和佩伦奇奥的价格出到了每股1,350美元，克拉克意识到，这是不祥之兆。 他给我打电话。我向他保证，我们不会很快出手，也不会大举进军。 10天之后，他召集一次特别董事会，考虑所有的出价。这一次，我又安排自己的手下最后到场。 我们猜测，可能需要出到7亿美元以上才能达成交易。我们的董事会授权给我，最高可以出到7.5亿美元。 我们与晚间新闻协会公司见面的时候，提出每股1,583美元，也就是7.17亿美元。利尔和佩伦奇奥最早开始这笔交易的活动，结果却落到第3位。这一次，杰克·肯特·库克又成为爆冷门者，他的出价是7亿美元。 为什么对底特律的这家公司参加投标的人很少呢？ 大多数大玩家远离这次竞标活动，是因为他们觉得《底特律新闻》是一件肯定赔钱的货。 他们完全低估了晚间新闻协会公司其他的资产，尤其是wdvm电视台，那是华盛顿特区头号电视台，我们后来将该电视台更名为wusa台，光是这个电视台本身就价值4亿美元。 家族的珠宝仍然在闪光 对晚间新闻协会公司进行估价的时候，我们只给《底特律新闻》分配了7,500万美元。华尔街上的一些分析师觉得，其他所有资产的价值已经达到很高程度，《底特律新闻》几乎是“白送”。 虽然该报只是略有盈利，但是，作为抗衡奈特-里德家族的《自由新闻报》的对手来说，它占据着第一的位置。我知道奈特-里德会扔出白毛巾，希望最好能够达成联合运营协会，以挽救其损失。 晚间新闻协会公司的交易3个月后，我们宣布了与奈特-里德氏长达百年的联合运营协会，如果得到司法部的批准，就可以保障这两份报纸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 司法部的听证会裁定的建议是不批准这项协议。奈特-里德家族宣布，如果司法部不批准，他们就关闭《自由新闻报》。 到本书付梓时，该联合运营协会仍然没有最后解决。如果得到批准，我们就得到长达百年的高利润报纸合伙关系；如果被否决，那我们就会成为美国第6大市场上惟一的竞争者。《底特律新闻》的价值被严重低估，没有人欣赏它，但现在，它已经处在为加内特公司在未来几年里挣得巨额收益的边缘上。 家族成员的贪婪迫使底特律晚间新闻协会公司出售兑现，他们可能会购买加内特公司的股票，以期再次重现家族的珠宝。那些没有这么做的成员，可能早就把钱花得差不多了。 有话直说：软推销和硬银子能化解亲族血仇。 再见，cbs 自大狂：对自己的成就和潜能过分的欣赏。 ──理查德·斯彼尔斯 《俚语及委婉语》 回首往事，我也许应该承认，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己可能真有轻微的自大狂症状。 没有一些批评我的人所说的那么严重，但也许比我当时意识到的情况更糟糕。 我当时自命不凡，而且，我觉得还很有理由。 ►加内特公司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报业公司。 ►《今日美国》成为全国阅读最广泛的报纸。 ►我已经承诺在65岁的时候退下公司董事会主席一职。接下来的一代领导 人也已经安排就绪。 我当然想在把桂冠挂到壁炉上之前再往上面增加几粒珍珠。这就是我的自我意识超出常轨的原因。 自我意识对于大交易是重要的。它经常会使人们聚拢，或者让人们四分五裂。 在业务交易中，很多人的自我意识都会发生作用，公司拥有者、管理人、算计者、银行家、律师。 有节制的自我意识能够达成交易。自我意识失控就会使交易砸锅。 我的职业生涯处在模棱两可的界线内，达成交易和使交易砸锅这两种事情我都干过。 每个人都得做好吃一回大亏的准备。 ──重量级冠军乔·路易斯 一、再见，cbs 纽哈斯的特立独行使得一些循规蹈矩的英国媒体大王看上去像一朵快要凋谢的百合。 ──《伦敦时报》 1987年10月7日 1985年年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处在敌人的围攻之中，该公司老板汤姆·惠曼明显抵挡乏力。我觉得，我可以作为一个友好的追求者获得该公司。 惠曼接任这份吸引人但又十分费力的工作才刚刚5年时间，就在两条战线上遇到大麻烦： ► 在公司外面：亚特兰大的媒体大王泰德·特纳已经向该公司发出邀约，从而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收购事务提上日程。很多人低估泰德的能力，然而他自己却并不服气。北卡罗莱纳州的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也在想办法召集保守党人，让他们去购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大宗股份，由此而“成为丹·拉塞的老板”。 ►在公司内部：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由于员工及预算的大幅削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重要的新闻部门差不多都要造反了。 要么得放弃什么东西，要么得放弃什么人。这对任何一个拥有较大媒体基础，也有大笔钱可以花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诱人的目标。 现在到了我们采取措施，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时机了。 我们考虑此事已经有些年头了。跟特纳不一样，我们不会采取敌对的措施，只会做友好的交易。 在任何媒体公司兼并案中，双方联姻最好是双方情愿。敌意收购可能会把最好的一部分主要资产吓跑，而恰恰就是有创造力的一些人。 我在惠曼身上实施的“救世主”战略进展极快，就连我本人也吃了一惊。8个星期内，我们看来就快要站在几小时内宣布一项共达90亿美元的兼并案的消息的边缘了，假如成功，那会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媒体兼并案。但更快的是，这笔交易流产了。 我把最大的交易弄砸了。我的自我意识让我犯了滔天大错。惠曼的软弱又一次战胜了他自己。 帕雷更换总裁的狂热 汤姆·惠曼个子高，人长得也帅气。在纽约社交界，在高尔夫球场和舞厅里，他都是一副完美的形象。在以黑岩山著称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办公大楼里，他却是一个忙乱不堪失去了分寸的人。 惠曼如何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得知这件事情就能让你明白很多关于他和威廉·帕雷这位传奇式创始人的事情。 惠曼是1980年年初在一次社交场合引起帕雷注意的。几个星期之后，帕雷给在明尼阿波利斯州的皮尔斯伯里总部的惠曼打电话，请他去长岛汉普顿过周末，那是帕雷的隐居所。 “帕雷打电话来，我以为是邀请我周末去那里打高尔夫球。”惠曼后来告诉我说，“我们在他的书房坐下来，他开始认真地谈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业务上的事情，我以为他准备请我去当他们公司的董事，谁知话没出口，他就请我去当首席执行官了。” 帕雷在这方面并不是新手。他长期以来的助手弗兰克·史丹顿博士作为总裁于1971年退休之后，帕雷在9年时间里换了3位总裁。 尽管帕雷有雇用总裁然后又炒掉总裁的不良纪录，尽管惠曼对媒体业务毫无知识可言，但是，听到帕雷的邀请后，惠曼还是很高兴。 “我甚至都没有请他给我一份合同，”惠曼告诉我说，“我以为他只是在制造一个借口，好让我离开明尼阿波利斯那个地方，然后在纽约找一个好工作。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惠曼接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工作5个月后我就认识他了。我和他以及另外10多名客人参加过扬&鲁比堪姆公司主席艾德·雷举办的一次聚会，11月25日在“21”俱乐部共进晚餐，当晚，次重量级拳击手苏加·雷·里奥纳德和罗伯特·杜兰为这个级别的名号进行第二场比赛。 晚餐后我们步行到无线电城音乐厅，通过闭路电视看那场比赛。打到第8场，杜兰坐在凳子上不起身，我们就回到“21”俱乐部，庆祝苏加·雷获胜。 睡前喝饮料的时候，我和凯伊·格雷汉姆跟惠曼坐在一起。我试着谈起媒体业务上的事情。他很逗人喜欢，也容易接近。他一点不懂得他管理的那家公司，也不懂我们很感兴趣的业务。 惠曼临时在联合国广场弄了一套公寓，凯伊去纽约的时候也在那边住一阵子。他们两个人都需要搭车回家，因为几个小时前就已经让各自的司机回去了。有些首席执行官经常干这一类的傻事，这样他们以后就可以吹嘘，说自己如何在为公司省钱。 只要有助于把工作更轻松有效地做完，我从来都不会因为多用了轿车或其他的什么事情而感到内疚。这个政策在那个晚上又起作用了。我主动提议送惠曼和凯伊回家，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再私下里谈一谈业务上的事情。这也有助于让惠曼记住我。 第二天，我在一次报界会议上看到凯伊，她大谈惠曼如何迷人，如何有趣。她根本没有提到她所注意到的惠曼迷人的一面在于社交活动，而不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业务上，也不是在媒体业务方面。 第二天我跟惠曼打了例行的招呼，并建议我们保持联系。 惠曼很客气地作答。在接下来的4年半里，我们两个时不时见面，有时候是社交场所，有时候是媒体界的会议。 我一直忙着让《今日美国》起飞的事情，他也在忙着清除公司内外敌手的事情。但是，我十分关注他的活动，远远超过他对我的活动的关注程度。 泰德·特纳：一个难缠的家伙 1985年4月，泰德主动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出收购邀约。机会终于来了。加内特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也正好在那段时间召开，在那次股东大会上，我们批准了修改次要法规的提案，作为防止收购行为的防范措施。 尽管第二大股东强烈反对我们这么做，但我们还是做了，因此，我们就登了整版广告，对自己大肆赞扬一通，同时也让收购高手和偷窃公司的人别起歪心思。 我给惠曼寄了一封信，把整版广告也附在里面。“里面的一些内容也许有助于击败特纳，”我写道，“而且，如果我们能够在别的任何方面帮上什么忙，捎个口信给我，或者给我打电话。” 3天之后，回信寄到。惠曼对我表示衷心感谢：“下次到纽约来，请通知我一声，并且过来一下。我很想跟您好好谈些事情。” 大门打开了，我1分钟也不想浪费。我给他打电话，说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我会在纽约。我们约好星期一上午找个时间一起喝咖啡。 我们在黑岩山35层他的办公室里谈了1个半小时。惠曼的挫折感十分明显，但他谈得很随意，很坦诚。 “特纳真是个难缠的人。他一天到晚缠住我，浪费了我几乎所有的时间。每天花时间对付这些鲨鱼，要把自己的后背盖好，根本就没有时间管理公司业务。”惠曼很是烦恼。 他一门心事想着如何赶跑特纳，我却想在这次谈话中涉及尽量多的话题，因此我最终把话题转到了加内特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上面。 “你还在忙些别的什么事情吗？是不是在购买或者销售什么东西？”我问。 “目前还没有。但是，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打消这些人的收购企图。”惠曼说，“一个办法是资本调整，大笔借钱回购公司股票。我考虑的另一个办法是跟另一家大公司进行合并。时报公司的迪克·曼罗（首席执行官）跟我是好朋友。我们谈过，看看能否把两家公司弄到一起。但是，时报公司的有线电视业务跟通信委员会的条款形成冲突，因此，我们谈来谈去还是没有一个结果。” “时报公司想甩掉有线电视业务呢？那样一来，你们两家公司不是就可以好好合成一团了吗？”我一副极想帮一把的样子。 惠曼大笑。“我提过这样的建议。我也觉得这个点子不错。这会使他们成为较小的公司。这样一来，明显地就会由我们来主管兼并公司。但是，迪克和他的手下不愿意这样。”他说。 惠曼发出了两个信号： ►与另外一家大型媒体公司合并对他有吸引力，因为这是抗击特纳收购威胁的好办法。 ►在这样一种兼并中，他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希望成为控制性的公司。 对于前者，我感到十分激动和兴奋；对于后者，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谈一谈，那就能够解决问题。 因为是第一次面谈，我不想显出很急迫的样子。但是，由于他谈到时报公司的事情时十分坦诚，这就给了我一个机会，可以按照计划进一步谈下去。 “你知道吧，汤姆，你想把两家大型媒体公司联合起来的想法有很多好处。我知道，现在开始认真地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的合作事宜为时过早，但是，其中的概念还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不会存在冲突或重叠的问题，至少不会像你们与时报公司的问题那么大。” “是啊，这我知道，”惠曼说，“我也考虑过此事。” 我又一次小声地问： “那我们是否可以让我的办公室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里详细了解一些贵公司的运作及我公司的运作项目，看看我们能否解决通信委员会或司法部的那些问题？我们来弄一张覆盖图，看看整体的情景。之后我可以把一个大致的框架凑起来，看看你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决定是否需要严肃认真地商谈下去。” “那我们看看吧，”惠曼说，“我不想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 这是一次热情和友好的会见。我对他说，我会在一两个星期内打电话来。 回到华盛顿后，我打电话给约翰·克雷，当时他是加内特公司的总裁和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道格·麦柯金戴尔也到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准备销售了。如果我们足够聪明，可以把这家公司弄过来。” 我们着手工作。麦柯金戴尔的办公人员把资料整理出来，看看加内特公司的哪些报纸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哪些电视台或无线电台必须要甩掉才能满足政府要求。我和克雷把精力集中在这项有可能成功的交易中的心理与运作层面上。 一场公开的小便比赛 由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与特纳之间的斗争事实上已经白热化，我们只好加快了速度。 特纳现在已经宣布公开的出价为每股150美元，但只有40美元的现金，110美元是垃圾债券。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纽约股市上的买卖价格是115美元左右。 华尔街开始认真对待特纳的投标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虽然在公司内部十分担心，但在公开场所仍然保持不理会特纳的样子。 但是，特纳继续发动攻击。“美国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么傲慢的。”他说。 我觉得，这可真是锅说壶难看，乌鸦笑猪黑啊。 惠曼回骂，他说特纳缺乏管理大型电视网络所需要的“良知”。 公开对骂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在与惠曼见面才10天后就给他打电话了。我对他表示同情，说特纳的确做得过分了，之后我告诉他说，我们的研究已经做好了。 “我想到你那边去，让你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双方都不会失去什么的。”我说。 “我不能肯定我们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这样会导致什么结果。但是，再谈一次也无妨。”他说。 我们说好我第二天早晨到他那里。他问我是否可以一直留到午饭时间。这是不错的一个信号。 我们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得直截了当： “我们得做些什么事情了。我觉得特纳不可能拿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不想把此事拿到股东那边去说，因为到那个时候，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他表明自己的烦恼：“我整天都在想办法甩掉这个王八蛋。有时候，我觉得还真不如原来卖青豆的好。”他这么说的时候没有笑。 很明显，惠曼的工作已经干得很烦了。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没有根基，他对绿色大王和皮尔斯伯里的回忆对他意味着更多，比爱德华·莫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他的吸引力大得多。 对他来说，管理一家受人尊敬的网络公司只是换了一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工作没变。他不喜欢这里的压力，尽管能够享受的快乐让他开心。 “汤姆，你得想出一个终局办法来，要跳出目前的困境。”我说，“我们为何不认真谈一谈，看看如何在我们两家公司的头上都撑起一把大雨伞？这样一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和我们两家公司都会有好处。” 他的反应比我想像的更快，而且更积极主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事情的确让他受不了。 我建议，我们应该把关键人员弄到一个小组里，看看这里面的机制是什么样子的。之后，如果事情有眉目，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进行交易商谈了。 我们同意，接下来的那个晚上，我们到沃道夫大厦38-h的加内特套间进行1小时的特别会面。那是很大的一个豪华套间，处在极有名望的一个地段上，我们定期使用那个地方，让业界同仁在那里得到娱乐，并给他们留下印象。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方参加了汤姆和我之间的特别会面的人员包括： ► 简·詹考斯基，广播集团的总裁。 ► 弗莱德·梅耶，负责财务的资深副总裁。 加内特公司一方的参加人员有： ► 总裁克雷。 ►负责财务的资深副总裁麦柯金戴尔。 在封闭的阳台上，套间内的服务人员端来了第一轮饮料。之后，我让这个侍者离开了。我亲自给大家倒酒，确保我们谈话的私密性。因为以前有很多商业交易就是被侍者或清扫房间的服务人员泄露或偷听走的。 我们一行6人在套间里走来走去，看着楼下曼哈顿的灯火。我们在闪闪发光的镀金台球边上走动，在加内特公司接手这个套间以前，巴伦·希尔顿和弗兰克·辛那特拉经常在这里玩8个球袋的台球。这给惠曼和他的副手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见面约有1个小时，大部分都是些闲谈。会面结束的时候，我和惠曼达成一致，接下来的那天我们将在他的办公楼共进午餐。我们对其他人说，如果此后大家还保持接触，财务人员、法律人员和运营人员都会参与进来。 101兼并案 我越来越有信心了，觉得此事有可能办成。但是，我掩饰住内心的情绪，我不想显出性急的样子。我以前打扑克牌时锻炼出来的性情现在开始产生效应了。 比较而言，惠曼急得多。他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每天在公开场所都要承受特纳和赫尔姆斯参议员的骚扰。 第二天，我去了惠曼的办公楼，建议我们集中精力处理任何兼并案都必须要处理的三项基本问题： ►谁来管理它？ ►公司叫什么名字？ ►谁为此把钱交给谁？ “汤姆，我们两个都明白，很多像这一类的交易最后都在谁来管理它的问题上卡住了。就我本人所知，无论以什么名分，你和我都将作为伙伴来这家公司。除非我们两个人都有很大的发言权，否则，我们两家公司可能都无法通过。” “当然，必须得有人出任首席执行官。我希望我们可以弄出一个好的结构来，这样，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总裁和首席运营官就能够协力运作。”说完我停顿了一下子。 他捡起话头来：“我也一直在考虑此事。当然，我很想当首席执行官。我假定你也想当首席执行官吧？” 我笑着说：“我一直在当首席执行官，感觉不错。但更重要的是，加内特公司一直以来成绩不错。我怀疑，如果我不当首席执行官，董事会可能不会通过任何一项交易。” 之后，惠曼让我大吃一惊。 “嗯，事实是，根据经验和年龄，你也应该出任首席执行官。我希望我能够有机会证明，等你退休的时候，我应该能够成为你的继任者。”我当时61岁，他55岁。 “汤姆，如果你不接任我的首席执行官一职，我会相当失望。”我说。我对汤姆所说的话，意思是指：他不适合担当此任，那是让人失望的。而且我会尽一切力量阻止他接任此职。 之后我又补充说：“这比我想像的容易多了。”言罢两个人都大笑起来。 实际上，惠曼以前经历过此事。在绿色大王公司，他曾担任首席执行官，但是，兼并案之后，他成为皮尔斯伯里公司的副董事长。 这两个顶层职位谈妥之后，我们就转到了其他关键事宜： “坦率地说，你们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梅耶给我的印象不深，没有我对我的财务官麦柯金戴尔的印象好。”我说。 “啊，我的天，这不存在问题。你的那个财务人员给我也留下了很深印象。”惠曼答道。 我们达成一致： ►麦柯金戴尔将出任合并公司的首席财务官。 ► 克雷将负责合并后的出版部门的负责人，包括所有报纸和杂志。 ►詹考斯基将负责合并后的广播部门，包括所有电视台和无线电台。 惠曼在詹考斯基的事情上有所犹豫。他说：“当然，实际上我将直接负责广播部门”。很明显，惠曼对詹考斯基缺乏信心。 我们同意，这个集团将由5个人组成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加内特公司的代表将控制这个办公室，3:2。 克隆凯特不能忍受惠曼的缩减计划 之后我们谈到董事会的构成问题。 惠曼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对关键的董事会成员说了。他说，他向他们说明我们已经开始商谈了，他也许会召集一次特别的董事会议商量这笔交易。 我在常规的董事会议上向全体董事谈到了我们讨论的内容。所有人都强烈建议达成交易，但是，他们提出的告诫是，加内特公司必须占据控制地位。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董事会都显示，他们在秘密商谈期间彼此信任，并没有消息走漏出去。 我和惠曼现在开始集中在董事会的构成问题上面。我们两方都有相当有地位的董事会阵容，但是，很明显，某些人无法躲过更大公司的董事名额缩减。 我们同意组成由15名成员构成的董事会，加内特公司派7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派7名。为了打破投票僵局，第15位董事由大家联合指定，双方的首席执行官各自决定保留当前的哪些董事。 “你可别指望我会把那个可恶的克隆凯特留在未来的董事会里。”惠曼说，“他作为节目主持人退休的时候，我请他保留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董事会里，但那是我做过的最差劲的一件事情。” 很明显，惠曼认为，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很多麻烦都是这个人惹起来的，尤其是新闻部门的很多事情。这一次再次证明他缺乏敏锐的观察能力。惠曼不明白克隆凯特作为“美国最受人信任的人”所具备的价值。 我微笑，但没有做出评论。克隆凯特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退休的时候，我曾请他来加内特公司当董事，因为我认为他是美国最杰出的广播和印刷媒体从业人员之一。我的那次邀请，加上其他公司的邀请，也许有助于克隆凯特获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职位和一笔丰厚的返聘合同。但是，惠曼很不喜欢此人。 我继续推进此事。 “我们已经谈过谁来管理公司的事情了。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公司叫个什么名字吧。” 惠曼想出风头：“这里的人都因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而感到自豪。我觉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比加内特公司的名字好些。” 我回击：“长期以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名字是比加内特公司的名字更知名。但是，加内特公司在华尔街上的名字现在也很响亮。也许应该有个新名字了。” 惠曼说他还没有考虑过此事。我向他保证：“不管我们把新公司叫个什么名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网络还是会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加内特的报纸还会继续叫加内特报纸。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改一个更大、更具全球意义的名字。” 因为这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我就放下了。我们同意，大家再仔细考虑一下，稍后再来谈这个问题。 谁因为什么而付钱给谁的问题比较容易。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都可以喊出天价，但是，市场已经有个参数摆在那里了。 1984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年收入是49亿美元，而加内特公司的年收入才只有20亿美元。但是，加内特公司的利润率更高，为2.239亿美元，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利润才只有2.124亿美元。 华尔街对我们公司已发行股票目前市值的估价更高，加内特公司当前的交易价为61.625美元，市值49.4亿美元。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已发行股票数量较少，交易价为119.75美元，市值为35.5亿美元。 因此，加内特公司明显占有优势，哪怕华尔街以外的人认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可能是更大的公司。 惠曼说，他觉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许可以在当前市值以外另得10%的贴水。我告诉他，我觉得至少应该有15%的贴水。我给他的公司定了更高的值！但是，我当时是想锁定一项交易，出价太低会鼓励其他追求者。 我们达成一致，两家公司在价格上都处在同一水平，可以让财务人员去弄清细节。 惠曼说，他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去见一见比尔·帕雷的时候。我知道这一点的重要性。帕雷是创始人，也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退休主席，他仍然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跟我讲讲帕雷的事情。” “嗯，他也被这个特纳搅得心神不定。他无法想像哥伦比亚公司被像泰德·特纳这样的人收购。” “他对我们之间的合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当我们谈及与时报公司的兼并案的时候，他觉得那可能是两家好公司的合适搭配。” “那他想从这次交易中得到什么？”我问。 “他是本公司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而且还留在董事会里。这对你有什么问题吗？”惠曼问。 “当然没有问题。” 尽管帕雷已经83岁了，但是，他继续每天到办公室来。他早晨9点左右到公司，午餐时间或者午餐之后离开。惠曼与帕雷的秘书联系，安排我们见面的事情。 “帕雷先生明天上午有空吗？我想让他见见纽哈斯先生。他应该知道这个名字的。” 他们明显商谈过与加内特公司的交易事项。 帕雷从不扎自己的领带 威廉·帕雷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话算数的人。但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帕雷并没有得到惠曼应该对他保持的尊敬。 向我介绍帕雷的时候，惠曼说了不敬的话，而且还大笑着说：“帕雷最喜欢对我吹嘘的事情之一是，从11岁起，他就没有自己扎过领带了。” 在惠曼的催促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会迫使帕雷于1983年退休，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帕雷可以说是反复无常，作为董事会主席，他曾任命过4位总裁。他总是放不下手。但是，惠曼忘了，帕雷是创始人。在任何一家公司，主席和总裁总是来来去去的，但创始人只有一个。 我们早晨见面，帕雷向我介绍他挂在办公室的关于广播生涯里的种种荣誉。之后，他把话题转到报纸上面。 帕雷很是自豪，因为他在《国际先驱论坛报》拥有三分之一的所有权。“但是，你们《今日美国》已经开始让我们《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人紧张了。”他笑着说。 我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这两家报纸仍然都有扩大成国际化报业的机会，尤其是如果我们达成某种所有权关系的话。如果我们两家公司合在一起，您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我问。 “我们会有某种公司，某些朋友。”帕雷回答。 “那您会帮助我们管理这家公司吗？”我问，“您愿意继续干下去吗？您对自己现在干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在这边，人们对我很好。”他说得轻描淡写，一边看着惠曼，“他们让我保留这间办公室，还时不时让我使用公司的飞机。” 无法想像。惠曼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高级主管每天都应该感谢帕雷，因为他为他们营造了这家公司。现在反过来了，是帕雷在感谢他们。一位退休的董事会主席，而且还是公司的创始人，以他的业绩来看，他值得受到更大尊重，我想。 我继续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家公司弄到一起，我肯定希望您愿意担任更大公司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 “那我会感到受宠若惊。”他说。 闲谈了一阵子媒体的事情后，我和惠曼起身离开。我们知道，帕雷午餐的时候有个约会。“我希望能够很快再次见到你。”他说。 帕雷巴不得完成兼并。惠曼后来承认：“事情不可能再好到哪里去了。我知道那家伙，他很高兴自己能够听到那样的话。”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就要达成交易了。惠曼准备好了，帕雷也很开心。我已经准备好加大推进力度了，也许准备得太好了。 银行家和律师拖时间 我和惠曼回到我们公司的办公楼，等待来自律师和财务人员的结果。他们当天下午已经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投资银行家摩根斯坦利公司的办公室里开始了会议。 就我而言，我和惠曼已经处理完了实质性的事情。律师们只不过是在填表格而已。 他们第一天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是，那也不是不曾预料到的事情。在这一类的事情上，律师和银行家们总是尽可能拖时间，不断增高或者证实他们索要的费用。但是，我希望在势头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进展时赶紧达成交易。 因此，我向麦柯金戴尔发话，说想在午餐休息期间与他和克雷见面。他们的报告比我想像的差得多。 “财务方面我们有了一些进展，但是，公司结构方面却毫无进展。他们的律师没有得到你给我们的消息，不知道将来谁会管理公司，因此也不知道公司将来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一点也不清楚谁会来当首席执行官。”麦柯金戴尔报告说。 我很惊讶。 “我和汤姆今天早晨甚至都没有觉得有谈及此事的必要，但是，昨天就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我会把这事告诉你们，他会把事情告诉他们的。” 我立即给惠曼打电话。他的秘书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他的私人餐厅。 “汤姆啊，我今天早晨接到道格的报告，说他们还没有接到公司结构的消息，也不知道人员安排上面的事情等等。我昨天晚上把你我决定的事情告诉我们这边的人了。” “我现在正准备跟他们谈这件事情。”惠曼说。 “那好。” 我转身，朝麦柯金戴尔和克雷一笑：“今天下午这些就全部搞定。” 到下午，麦柯金戴尔一脸沮丧地回到加内特公司。 “他们还没有得到消息，很明显，惠曼还没有说清楚。他在磨时间，或者是他们在磨时间。”麦柯金戴尔说。 “嗯，我们可以解决此事。”我答道，“我再来跟汤姆说，他会照料此事的。” 麦柯金戴尔却不十分肯定。 “我觉得，你和汤姆今晚或者明天上午应该亲自去参加这个会议，帮助我们把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的事情摆平。这显然是拖延时间的关键问题。” 对照而言，交易上的财务问题很快就搞好了。由于我在他们公司的市值上另外贴水15%，这笔交易看样子飞不了。 我再次给惠曼打电话。 “我知道那批人在很多方面进展很快，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速度却太慢了。也许我们应该明天早晨跟他们见个面，催促他们一下，让他们快些完成此事？” 他同意，我们第二天早晨10点去摩根斯坦利公司。 就在会议开始前，我把惠曼拉到一边去，说：“汤姆啊，我们需要把事情对律师说清楚，让他们清楚地明白公司的管理结构。我假定这对你没有问题吧？” “那当然没有问题。”他说。 达成交易的时刻 十多名银行家、律师和高级主管都坐在长长的办公桌后面。 摩根斯坦利是他们那一方的理财公司，西尔森·勒哈曼公司是我们这一方的理财公司。他们的法律事务公司是斯卡登阿普斯公司，我们这边的是尼克森哈格雷夫公司。 我和汤姆一起坐在桌子一端。 我和汤姆已经达成了一致，但这帮人花了3天时间竟然没有办成，或者不愿意完成细节，我真是有些恼火。 加内特公司的同仁看出了我的情绪。他们过去见到过太多次数了，因而预测到了我的态度。 在加内特公司，如果事情没有进展，我会对他们不留情面。 “汤姆和我觉得，如果两位首席执行官亲自来看看这边的事情，并向各位解释清楚如何把这笔交易完成，那可能会有帮助。这事情看上去他妈的很是简单嘛。” 我的声音里面有种不快的意思，尽管如此，比平时的高腔还是低得多，有所控制，没有那么恼火的样子。我直截了当地触及正题。 “汤姆和我已经就公司的管理结构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各有7名董事，另外再加1名董事。我将出任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汤姆担任总裁和首席运营官。我们将组成由5名成员构成的执行委员会：从加内特公司另派两名成员，除汤姆以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再派一名成员。”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人都大吃一惊，困惑不解。我们这边的人都点头，并微笑。 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来回耗时间的必要，因此，我又用更坚决的口气强调了刚刚说过的话：“你们不必要在这件事情上争执，也没有必要谈论或思考此事。这件事情早已经解决好了。你们只需要把这件事情落实到法律结构上面去，再加上一些财务上面的细节，之后我们就可以离开，庆祝一番，各自回家。” 我想一次完成所有事情。 我转头朝惠曼那边看一眼，说：“汤姆，您想补充什么吗？” 惠曼看上去很不自在。他从座椅上直接站起身来。“是啊，我们已经就此达成一致了。”他有些犹豫地说，“5人委员会也许会发生变化，我们不能肯定我们这边的人会在委员会或董事会里担任什么职务，也不知道你们那边的人会担任什么职务。但是，大体上说，你们大家可以商量此事。” 我立即看出，我已经把事情弄砸了。我说得太直接了，也太不留情面。惠曼的人第一次从我这里，而不是从惠曼那里得知消息。 消息不是错误所在，是送信的人出了毛病。 当惠曼听到别人对他的手下说他将处在第二位的时候，他的感受跟我们在他的私人餐厅里说起同样一件事情时的感受很不一样。 我应该让惠曼来解释这些事情的。这样他就可以把这件事情说得更婉转一些。我满足了自己的自大，却牺牲了他的自我意识。 但是，尽管会议的气氛不太对劲，不是我想像的那个样子，但是，我觉得把关键事务摆在桌面上谈易于打破僵局。惠曼本来是支持我的，哪怕他有一丝勉强。路上可能还有些磕磕碰碰的事情，但至少我们可以打破这笔交易的僵局。 商谈当天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就财务细节达成了总体的一致。惠曼的代表在相对不太重要的管理事务上仍然保持法律用语。 但是，我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24小时或48小时内完成交易。 纸上的明白话 在加内特公司，关于重要事务的新闻稿都是我亲自写或重写的。这有助于把一些事情存留在脑海里──在我的脑海里。也有助于让所有人都用英语，而不是法律用语来理解所发生的事情。一旦在纸上把话说明白了，差不多所有人就都能明白你的意思。 接下来的那个早晨，我给惠曼打电话，告诉他，我想把新闻稿的草稿拿给他看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意见。“我们以前一直在谈公司的名字，”我说，“我想听听你有什么好主意没有。” 惠曼跟以前一样欢迎我去，我感觉他已经很快恢复了自己的状态。我把新闻草稿交给他看，一些关键的数据空下来了，等确切数据弄完以后再填进去。 纽约消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今日宣布，双方董事会一致同意以免税股票交换的方式合并两家公司。 这两家媒体公司当前的股票市值合并起来约为85亿美元。两家公司合并起来的年收入约为70亿美元，去年的税后利润约为4.69亿美元。 该项合并案要求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合并成一家新公司，计划将名字改为环球媒体公司。每股 公司的股票将兑换 股 公司的股票。全部 股股票将兑换成环球媒体公司的股票。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纽约股票市场上星期三的收盘价为117美元，加内特公司收盘价为61.75美元。以当前股价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股票在环球媒体公司内的价值约为每股税后价值 美元。 经过股票交换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前股东将拥有环球媒体公司约45%的股份，加内特公司股东将拥有约55%股份。 我注意到，惠曼看稿子的时候直接去看谈到他和我的那一部分。“现年61岁的纽哈斯将在新公司内担任主席和首席执行官，55岁的惠曼将出任总裁和首席运营官。” 惠曼的情绪只有极小的变化，他好像对新闻稿不是太高兴。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我给他留了一个副本。 我解释说，我觉得环球媒体公司是个不错的名字，但现在也没有确定下来。我之所以把它放在新闻稿里面，是因为希望他能够思考这个名字，或者再提出新名字来。 第三天，商谈组的人工作的时间短一些，但是，我猜那是因为前两天他们日夜商谈，工作时间太长的缘故。我的目标是，第二天把所有松线扎紧。 我和惠曼商谈过，准备在接下来的7月4日那个周末在纽约召开由两家公司的董事参加的特别会议。我们觉得可以搞一个极热闹的庆祝大会，大家似乎都为此做好了准备。 但是，谈到第4天，麦柯金戴尔和克雷中午的报告说，气氛完全变了。 “事情完全进展不下去了。”麦柯金戴尔说，“梅耶真是他妈一个婊子养的。” “你们觉得我和汤姆有必要再去一次吗？”我问。 “我不知道。”麦柯金戴尔说，“但是，你可能得和汤姆再谈一谈，因为事情无法进展。” 黑岩山突然发怒 我们三个谈话的时候，电话响了。 惠曼找我。 “你好，汤姆。” “艾尔，我打电话告诉你，交易流产了。” 我目瞪口呆。 “你说什么？” “交易流产了，”他重复说，“因此再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 “嗯，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如果中途遇到什么问题，你我能够坐下来慢慢商量的。我们在很短时间内走了很长的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交易流产了。我不能够与你谈下去，我再也无法谈这件事情了。” “可否说得详细一点？” “有几件事情。”他说，“首先是这个改名字的疯狂念头。我们为什么不称它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我们有历史很长的优秀传统，而且我们有全国最好的名字之一。” 在我看来相当清楚的是，他这是为了一同坐在黑岩山的那些人的利益在说话。回顾起来，他明显的在利用公司的名称改变作为一个借口，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管人比尔·帕雷反对这笔交易。 惠曼的口气突然变得难听了。 “另外，你也对我撒了谎。” 我按住了自己的心头怒火，我希望这笔交易能够成功。无论惠曼有多蠢，我都想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避免因为自己大发雷霆而使交易流产。 我故意用平静和镇定的口气回答：“我没有撒谎，汤姆。你说的是什么事情？” “你说过不对别的任何人提及交易的事情的。” “我对你说过我们不会与别的任何人商谈此事，我明白。你知道我在与你的朋友、时报公司的迪克·曼罗谈事。但是，那都只是一些讨论，而不是商谈。” 事实上，我一直在与曼罗进行讨论，因为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时报公司不可能永远独立下去。但是，在我看来，这些谈话从来都不是认真的，因为曼罗坚持要当共同首席执行官。我和他在兼并的益处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曼罗并不明白，只能由一个人来当首席执行官。时代－华纳1989年发生派拉蒙之争的那段时期，他还想着共同首席执行官的事情。 如果有两个共同首席执行官，那就没有裁判可言了，话到老板那里就应该打住。如果没有明确的老板，话头就打不住，一般来说，事情根本就不会开始。 无论怎么说，惠曼都不会明白讨论与认真的商谈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跟惠曼不一样的是，我会跟所有人谈话，总在四处走动，希望达成新的交易，希望找到新的机会。 惠曼在这一类的事情上经验不足，他认为每一次谈话都是一种商谈。 惠曼在找借口，在我看来十分明显的事情是，他在想办法从交易中退出。 “你对我撒了谎，”他坚持自己的立场，“我根本无法再处理此事了。” “看来你是弄错了。不过，除撒谎者以外，还有人骂过我更难听的话，因此……这算不得什么。你还没有对我讲足以让这次交易做不成的严重的话。我们肯定还没有在公司名称上做出最后决定。我只是在给你的新闻稿里随便想了个新名字，以便于看看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无论怎么说，交易已经结束了，”他再次说，“我再也不想谈论此事了。” 我的话音里开始带有一丝愤恨了。 “在我看来十分奇怪的是，像你这样一位有身份的人，这样一位管理着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这种规模的公司的人，这么一位在过去4天里一直十分严肃认真的人，竟然会拿起电话来说什么什么事情不再搞了就完了。我觉得你一定是听信了你那几位银行理财人员或律师等人提出的一些糊涂建议。我们两个今天下午坐下来好好谈一谈，看看能否把你真正担心的事情摆出来，你觉得如何？” 惠曼对着话筒大吼：“没有什么好谈的了，交易已经结束。” 我信了他的话，因此镇定下来：“好吧，汤姆，听你这话的意思的确是没有什么好再谈的了。我假定你会继续弄资本重整的事情。我希望那个办法对你有用。如果不行，请给我打电话，我还会来的。我希望你也是一样。祝好运。” 之后，他也冷静下来。他明白我的意思了，“那是啊，我们是准备这么干的。这么干要么是自救，要么是自毁。” 我转身对坐在桌子对面的克雷和麦柯金戴尔说话：“游戏结束了。我们输了。他也会输的。” 妈妈说过：如果拿不定主意…… 惠曼的“自毁”评论具备一定的预言特征。 一个星期之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宣布，该公司将借贷近10亿美元用于购回该公司21%的股份。这笔巨额债务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展到了泰德·特纳够不着的地方。 但是，这么做却使罗伦斯·迪奇和他的卢依总公司在一年之后接管了该公司，哪怕他们仅仅拥有24.9%的公司股票。 迪奇花了一整年时间才胜过惠曼。但是，当他准备妥当之后，毁灭已经是致命的了。 事情发生之前的两个星期我们就已经得知消息。1986年8月27日，迪奇邀请克雷、麦柯金戴尔和我去他的“权力”摄政饭店进午餐，他的儿子汤姆也跟他在一起。 父子两人谈起了他们对娱乐、旅游、饭店、餐馆、报纸和广播业的兴趣。之后，拉里过来了，说了一番话，在我看来，那番话才是那次聚会的真正目的： “你们几位说想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弄在一起的，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问。 我泛泛而论道：“我们本来都快要谈妥了。但是，汤姆当时还有别的选择，他走了资本重整的路。” “在你们谈话的时候，你觉得汤姆这个人怎么样？”迪奇问得直截了当。 我妈妈曾对我说过：如果拿不定主意，那就讲真话。我也照做了：“我觉得他这个人有点问题，结果又去管理一家有问题的公司，但他并不适合做那件事情。” 迪奇点头微笑。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986年9月10日，惠曼终于挨了一板斧。帕雷作为公司董事长又回来了，迪奇成为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惠曼的自毁过程完成了。 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够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加内特公司撮合在一起？ 有太多的自我意识挡在路上，银行家的、律师的、惠曼的、我自己的，大部分是我自己的。我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 ► 对惠曼的手下宣布，将由我本人出任公司总管，这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而且伤害得毫无必要。 ► 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时候把计划写在新闻稿里，这无异于往别人的伤口上抹盐。 如果当时我的姿态低一下，方法更温柔一些，事情就有可能办成了。太早就暴露出自己的实力，这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 有话直说：不要让自大意识冲昏自己的头脑。 你好，好莱坞 纽哈斯属于我喜欢的一类人。他事必躬亲，并没有层层管理。 ──格兰特·丁克尔 1986年9月12日下午5点，格兰特·丁克尔走出洛克菲勒中心，那是他担任国家广播公司董事会主席的最后一天。 15分钟之后，在离沃多尔夫－奥斯托里亚大楼格兰特套间5个街区远的地方，我请他出来喝了一杯，陪了他一阵子。 之所以能够找到丁克尔，是因为他已经决定退出了，通用公司刚刚收购了国家广播公司的母公司rca公司。 丁克尔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什么都干过： ► 作为首席执行官，他在5年时间里挽救了国家广播公司，使其走出最后阶段的僵局，一举成为网络界的领导者。 ► 他是好莱坞的传奇人物，与当时的妻子玛丽·泰勒·莫尔共同创立了财源滚滚的mtm公司。 ►他是一位极具创意的天才，制作过轰动一时的长篇电视系列片，从“希尔大街的布鲁斯”到“包勃·纽哈特表演”。 我们需要他带领我们进入电视节目制作行业和电影世界。 别的很多人也都在搜罗他，包括环球电影公司、威斯汀豪斯、迪斯尼公司、芝加哥论坛报公司等。但是，他最早跟我们商谈，最后也是跟我们商谈的。 成功猎获丁克尔将成为加内特公司的重大转变，他的地位会使我们一夜之间进入电视节目制作的大联盟。 我的自大意识增强了我对丁克尔的兴趣。我喜欢跟赢家相处，而丁克尔又是一位大赢家。 一直以来我都想把加内特拉到电视节目制作行业，最好还能够同时进入电影业，影视业与传统报纸及广播业之间的协同效应是相当明显的。 可是，我最不了解的行业莫过于表演业了。 我早年的电影经历仅限于1941年在南达科他州伍恩索基特的雷克斯电影院与女引座员约会──是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高中生，名叫洛雷塔·赫尔格兰德，她后来成为我的妻子。那一年，我看电影的次数最多，超过以后任何时候。 1953年至1954年，南达科他州西伍斯福斯新开了一个电视台，叫凯罗电视台，那家电视台拉走了我办过的第一份报纸《南达体育》本来就很少的大部分广告业务，从而使加速了《南达体育》的死亡，那是我对电视台的第一次体会。 到1986年，加内特公司拥有了8家电视台。我们进入了主要的大市场，包括华盛顿特区、波士顿、亚特兰大、丹佛、明尼阿波利斯和凤凰城。 但是，联邦通信委员会有限制，任何个人或公司对电视台的所有权不得超过12家。但是，对于你能够制作的电视或有线电视节目的数量却没有限制，对能够制作的电影数量也没有设限。我总觉得，如果方法对路，公司规模越大越好。 1986年早些时候，我曾在公司内外采取两项举措，希望一举进入表演业： ► 与环球电影公司联络，长期以来，环球电影公司一直都是好莱坞的大腕。 ► 谋求在公司内部建立“超级电视台”。 两项举措都失败了。 环球电影公司的交易是价格问题。该公司的老板是刘易斯·沃塞尔曼，他希望得到超过公司价值的价格。 超级电视台的想法是要利用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的电视台伍萨电视台作为一个工具，先模仿，之后再胜过一些国内的超级电视台，比如亚特兰大的wtb电视台、芝加哥的wgn电视台和纽约的wor电视台。 伍萨电视台的呼号应该吸引美国各地客商的，但是，那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 1984年，一家不断成长的有线电视系统公司──美利坚网络公司针对伍萨电视台提出起诉，因为我们在丹佛为加内特的电视台引入了新的呼号。该项起诉说，伍萨电视台在观众中形成混乱，并侵犯了美利坚网络公司有线电视权。 大错毁了超级电视台 在我不了解情况的时候，为了解决那桩案子，加内特公司同意，在以后的地方或全国性有线电视操作当中不再使用伍萨或库萨字样。 得知此事的消息后，我气得不行。 “一群愚蠢的王八蛋！一群狗屁不通的律师！”我对麦柯金戴尔大发雷霆，因为他是我们公司的首席律师。这又是一项明证，说明律师都没有远见，他们都是一些盲目者。不仅没有远见，连起码的常识也没有，我对他说。 我又一次明白，首席执行官如果不把律师们管好，就会弄出很麻烦的事情来。 超级电视台的点子没戏了，我更加坚信必须找个新的合作者带我们进入表演业。 我们最初与丁克尔接上关系是通过朱利安·古德曼，他是加内特公司董事会的高级董事，本人也是国家广播公司的前任主席。 古德曼是一位极有街头聪明的肯塔基州人，是我们公司内部放在电视业里的耳目。他认识电视业所有的人，涉及电视业内我不明白的事情时，我总是听他的劝告，这就使得我们有很多话可以谈。 眼下，我们一行出席沃多尔夫社交活动的几个人包括古德曼、克雷、麦柯金戴尔、丁克尔和我本人。 我对丁克尔的第一印象： ►真正的绅士。 ►人到了60岁还显得干劲冲天。 ►很冷静，精明，还很随便。 丁克尔为人诚恳，但是态度并不明朗。他知道会有很多人来找他的，谈了很久却并不很快答应。 “我是60岁的人，也许还能好好地干上10年左右的实事。我想看看到底能否再来一把。”他说，他这是在怀念mtm时代的事情，“虽然弄不清楚到底在接下来的冒险中能够干出什么事情来，但是，我肯定知道自己需要一个富有的伙伴。” “要富到什么程度？”我问。 “不知道。我感觉应该比我们当初弄mtm公司的时候多些吧。肯定需要一大笔钱。”他开玩笑说，“也许需要好几百万吧。” 见面之后，丁克尔带着当时年轻的同居者麦兰妮·伯克去巴黎度假。麦兰妮是一位聪明漂亮的姑娘，以前是他的秘书。 3个星期之后，他打来电话。 “我已经把候选单子弄得很短了。如果你们还想谈，现在就来谈吧。” 我们去了他在贝莱尔的洛珊纳路山坡小屋，离后来成为罗纳德和南茜·里根的退隐之地的地方很近。 丁克尔在这里住着很舒服，比在纽约的时候感觉好得多。他不喜欢曼哈顿那种又穿西装又扎领带的生活环境，他穿开领衬衣和毛衣开门接待我们。麦兰妮穿着网球衣慢腾腾地走出来，丁克尔就带我们去网球场那边参观。 我们到他很大的客厅里谈话，阳光充足。 “我想告诉各位自己在想什么。我相信有机会为电视网络或个人开发节目，我的专长是做连续剧。我觉得自己明白那些网络公司的弱点在哪里，我觉得可以组织一班手下开发有可能起作用的节目。但是，要这么做的话，我就需要一个伙伴。”他说。 “一个肯出钱又不瞎插话的伙伴，出齐了钱就让我放手干。我觉得自己有机会和多家组织一起干。” 丁克尔是走红人物，他在尽量利用自己的名声。 我告诉他说，这个想法正中下怀。我们开始谈起细节问题。他需要多少启动资金？他能拿出一年方案吗？三年方案呢？五年方案呢？ 出钱又不管闲事 格兰特当时还不想拿出具体方案。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他想试试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想怎么一个运作法。他很肯定，知道自己可以从多个来源拿到钱，他明显需要的是出钱又不管闲事的资方。 这对加内特公司来说是相当新式的一种做法。对我们来说，出钱永远都意味着控制权。但是，在好莱坞和百老汇的世界里，银行家对钱怎么花根本插不上话，或者没有多少话可以说。 与丁克尔的谈话是一场考验，看看我本能的直觉能否与商业判断力结合起来。结果，本能占了上风。自从担任加内特公司的掌门人以来，我们第一次拿出了钱而不管事。 就这项新的冒险活动所达成的财务协议，在好莱坞是早有先例的，所有搜罗丁克尔的人都在谈差不多一样的生意。 只有一样是很不同的：他的另外两位决赛选手——迪斯尼和环球电影公司，他们都有现成的园地供他制作节目，加内特公司却没有。我们主动提出建一个基地，或者为他购买一处基地。 丁克尔的脑海里有一个地方。库尔佛城的莱尔德国际影视中心处在破产管理小组的一位法官手中，很快就要拍卖了。塞西尔·德米尔曾在那里做过导演，《飘》和《公民凯恩》的部分场景就是在那里拍摄的。 “是个老地方，有历史意义，不错的影视中心，需要做些工作，但可以变成基地，需要相当大的一笔钱。” “多大？”我问。 “我觉得可能在2,500万到3,500万美元之间，另外还需要几百万美元加以改善。” “嗯，这个数字吓不倒我们，”我说，“那是房地产，只要价格合适，地点合适，那就没有问题。” 丁克尔又说出了一件一直没有说出来的事情。 “别的公司都在这边，我和他们都有很多共同之处。”丁克尔说，“你们是一家了不起的报业公司，我很尊敬各位。但是，你们并不在电视剧制作行业，而且你们还都在华盛顿特区，他们却都在这边。” 这是很容易就变成长处的一项短处。 “我来跟你说一点我们华盛顿特区总部的事情。我们公司目前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关岛报纸的出版人，次一等的也在檀香山。离公司总部的距离越远，你们得到的独立性就越大，你们得到的乐趣也就越多。 “另外，这么想吧：其他的人不仅仅都在这里，而且他们还觉得自己明白你们准备干的事情。我们不在这里，我们也不懂你们要干的事情。 “他们不光只给你们提供一个基地，他们还会掠过你们的肩头打量一些事情，每天给你们提一些劝告的话。如果你们需要一位只出钱又不管闲事的伙伴，那我们就是这样的伙伴。想一想吧。” 那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因此，说完我们就离开了。 十天之后，他打来电话，说他愿意当合伙人。 他那边管财务的人和我们这边管财务的人弄好了细节。 一项交易中财务方面的细节总是让我心烦。我只给公司财务方面的人员提了一个大致要求，告诉他们弄出合乎道理的东西来。我们准备好拿出一个亿，我明白道格会保护我们的利益的。 我们不习惯于拿出1个亿的钱而又不对事情加以控制，但是，我们对丁克尔有信任。我们只打两个赌： ►丁克尔是业内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会吸引有才能的人才再次成功。 ►电视节目制作最终会为加内特公司赚到大钱。 丁克尔、克雷和我把注意力转到如何称呼这种合伙关系上，以及结构如何确定。 我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叫gtg，指格兰特·丁克尔—加内特公司。我告诉他说，他的名字很值钱，需要特别突出。 gtg将为电视网或独立电视台制作30分钟或1小时的辛迪加电视节目。制作什么样的节目，到哪里去销售，这一类的事情由丁克尔说了算。 通过无线电拉到全国观众 之后，我们专门谈论我对进入了演艺业的主要兴趣。我想开发出《今日美国》电视节目，希望通过无线电实现我们通过印刷媒体达到的梦想。 对于这样一个项目，还有3位电视界的高层管理人员接触过我们： ► 凡·高登·索特尔，他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的总裁时，曾跟我们见过面，看看我们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制作一种新的晨间节目，按照《今日美国》的调子来。我们没有产生很大兴趣，因此没有同意。两个星期后，他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炒掉了。 ► 拉里·格罗斯曼，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任总裁，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制作符合《今日美国》品味的节目。我怀有戒心，因此没有同意。那个节目叫“美国年鉴”，由罗杰·马德和康妮·张主持，结果失败了。后来格罗斯曼被解雇了。 ►更早以前，《今日美国》才只有一年历史的时候，我在迈阿密州的朋友德里克·丹尼尔斯刚刚离开《花花公子》；还有吉姆·贝娄斯，他因为制作“今晚娱乐”节目十分成功而赢得很大名声。他们来见我，谈起了《今日美国》电视节目的事情，我对他们的方法很有兴趣，但是因为那份报纸刚刚开办不久，再办电视版的时机不成。 我对丁克尔谈起《今日美国》电视节目的事情，他说：“那不是我拿手的事情。我是制作现实节目的。”但后来，他提出建议说：“我认识一个人，他在这方面是顶级高手，他与国家广播公司的合同明年就到期了，也许到时可以找到他，这个人名叫斯迪夫·弗里德曼。” 我知道那个名字，也知道他名声很大。 “他为什么会离开国家广播公司呢？”我问。 “因为他再也不想干‘今日’栏目了。他已经干了10年。而且跟我一样，他也很想赚大钱。斯迪夫在国家广播公司分不到多少钱，他们能够做的只是提高他的工资，一年提高5万或者10万，但这个数字显然不是他想要的。” 我告诉丁克尔，要他想办法跟弗里德曼接触，看看有什么样的可能性。20分钟后，我打电话跟我在《南达体育》的伙伴汤姆·布洛科联系，他在国家广播公司工作。 “汤姆啊，跟我讲一讲斯迪夫·弗里德曼的事情吧。” “你个婊子养的！你也想挖走他吧？” “是他在‘今日’栏目中把你捧红的吧？” “那倒不是。”布洛科说，“是我自己把自己捧成明星的，但是，他当然是个能干人。” “说真的，他这人到底怎么样？”我问。 “他是最棒的。他是能够找到的最棒的人了。可是，请把你的爪子拿开。” 第二个星期，我们与弗里德曼见面，又是在我们设在沃尔多夫大楼的套间里面的封闭阳台里见面──丁克尔、克雷、麦柯金戴尔和我。 我对斯迪夫的第一印象： ► 过于自信，为人粗鄙。 ► 外表邋遢。 ► 跟丁克尔正好相反。 但是，弗里德曼对达成交易兴趣很大：“一份了不起的报纸。我们会把这份报纸弄到无线电里面去，直冲云霄。我们会为电视业带来一场革命，就像你们在报业爆发一场革命。”他的声音尖厉难听。 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gtg在东边能够做出来的事情，跟它在西边能够做的事情之间有很大差别。 “在西边，格兰特在电视剧方面无论做什么事情，在我们这边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但是在这里，如果我们把《今日美国》弄到空中去，节目就必须在风格和方法上适合报纸。我们并不想把名声很响的报纸的名声毁掉。” 斯迪夫反驳：“我也不想让报纸毁掉我的名声。”他的自大意识比我接到的警告还要严重，结果这就成了大问题。 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能聘用这样一个人，说得太多，没有实质内容。但是，我尊重丁克尔和布洛科的判断力，而且我觉得格兰特能够控制这个人，因此我们达成交易。 我犯的最后一个大错 我们现在就算进入一流的演艺业了。 两个合伙人极受人尊敬并且名声极高，丁克尔和他极有创意的手下都到了著名的库尔佛城──我们自己的影视中心， 弗里德曼在东边拍摄《今日美国》和其他一些现实节目。加内特公司一举进入电视片制作行业，这在媒体引起很大反响。 在接连15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对这个项目保持放手政策。无论做哪一种新的冒险投资，这种做法都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尤其是跟《今日美国》关系如此密切的一个项目。作为公司董事长，那是我犯过的最后一个大错。 但是，我已经做出过承诺，只出钱，不管事。我对格兰特的管理技能寄予了太大的信任，对斯迪夫的名声也寄予了太大的希望。 对那些电视节目的宣传和销售工作耸人听闻。节目播出之前，已经签署了156家电视台，对于第一次做辛迪加节目的新成立公司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1988年9月12日，全国人民都在等待《今日美国》的电视节目。 结果十分糟糕，全国各地的评论家骂声一片。 汤姆·肖尔斯是《华盛顿邮报》的辛迪加评论人，他写道： “结果，电视史上吹嘘得最厉害的所谓信息娱乐节目里面既没有信息，也没有娱乐……有原声摘要播出，有原光照摄内容，有新闻节目，一切都有，就是没有蚊子咬的内容，这种节目最后会把自己烦死。” 我已经习惯于《华盛顿邮报》针对加内特公司和《今日美国》的疯狂攻击行为。但是，这次却不同了。这次说得正对病症，我自己也是这么看的。 节目开张的那天，我请丁克尔、弗里德曼和克雷共进午餐。斯迪夫看到一致的消极反应后大吃一惊。在大约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游移于谦逊的边缘。 格兰特请斯迪夫注意媒体批评。放慢节目，让它有更多实质性内容。这是丁克尔第一次真正涉及节目内容，他过去一直愿意让斯迪夫放手干。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一直在看下午4点30分的节目内容，看他们如何从弗吉尼亚州阿林顿市的影视中心到电视台。之后，我会跟弗里德曼见面，并提出一些反馈意见。他听我说话，但还是只按他自己的意思干。 最后，我放弃了自己轻言细语的建议方式，直接采取行动了。9月28日，到节目开播的第三个星期，我给弗里德曼写了这么一封“情书”： 斯迪夫： 看在老天的份上！今晚的节目你实在是弄糟了。你对事情先后顺序上的编辑判断臭极了，本来可以得甲的东西，被你弄成了乙。 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我已经极耐心地对你说过好多次，节目要求有传播性、时尚感和新闻内容。 [别再]轻手轻脚了。今晚之后，你得用棒球棍敲敲自己的脑袋（他的办公桌上总放着这么一样东西），要么就用我的大锤吧…… 我标上“重要内容”后寄了一份给格兰特·丁克尔。 斯迪夫拿到备忘录后打来电话：“嗨，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我希望称呼我为弗里德曼先生，而不是斯迪夫。”他总说俏皮话，他总在关心自己的名声，从来都不理解别人的意思。 弗里德曼明显长于管理已经存在的东西，但对新事物却不能适应。因为他在国家广播公司“今日”节目中的成功，他就相信自己真是名副其实的天才，结果不是。 再见，斯迪夫 最后，丁克尔让弗里德曼和他别出心裁的管理风格一起走人。我们拿出一个大价钱来分手：约100万美元。斯迪夫自由了，他可以去干自己认为是天才干的任何一件事情。 由于我们已经显出笨拙的样子，结果丁克尔、克雷和我达成一致，由加内特公司对《今日美国》电视节目进行控制。约翰·奎因当时是报纸的总编，他也参加了这项拯救行动。 这样一来，丁克尔就可以一门心思去弄他西边的gtg了。 虽然gtg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头三个电视节目失败了，但是，第四个节目《护滩使者》却引起广泛注意，并且被搬到了国家广播公司1989年黄金季节的黄金时间段里播出。 在电视剧制作当中，所有者只需要在5个左右的节目当中成功一个就可以翻身了。因此，丁克尔的风格有足够多的时间来翻身。 《今日美国》电视节目在斯迪夫离开后继续进行，消除了原来的管理混乱，去除了原来节目中不合适的内容，使其得到挽救，不然最初几个月就有可能夭折，这个节目更多地反应了报纸明亮、轻快和乐观的基调。 无论输赢，那个节目展现出来的新的领导风范看来正在起作用，它体现了我作为董事会主席退休之前最后说出来的警句和明示，哪怕说得有些晚： “宁可让我们为之自豪的节目失败，也不要因为想在得奖游戏中获胜而使我们为之感到羞愧。” 这期间，加内特董事会和新的一届领导层已经显示出，他们有耐心，也有很深的钱袋子，这通常是获胜的优良组合。 有话直说：过早缩减新投资的损失无异于自割喉咙。 善待女性与少数团体 因为开国之父中没有黑人，也没有妇女……对这两种人来说都是不幸之事。 ──纽约州前美国众议院议员谢雷·克里斯霍尔姆 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儿时造就的，假如我们留心观察的话。 童年有欢乐，也有伤害；有它的战斗，也有战斗留下的伤痕；有它的爱，也有它的艰辛；有它得胜的时候，也有它失败的时候。 童年的一切都像丝线一样织入成人时期的性格。 它们构成我们成功的秘密，也构成失败的秘密。 童年生活形成了我们生活实践的哲学基础。 我早年就已经得到了偏见和固执的教训。 12岁的时候，我开始明白歧视的巨大痛苦和不公。 我看见自己的母亲工作更长时间，干更累的活，但是，得到的报酬却更少，她是为了养活两个儿子，但一家之长偏偏都是男人。 我小的时候护着母亲，因此打小就一股怒气，成人之后就把这股怒气发泄到与所有形式的偏见作斗争中。我坚信，对待所有人都应该平等，而不仅仅是那些有能力控制它的人。 作为一个聪明的学生，我又以另外一种方式吸取了终生的教训。 我利用媒体的力量支持自己的朋友，打击自己的敌人，我一直很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它是古老而受人尊敬的一门艺术。 很好玩，很刺激，但完全是不公的。 那件事情发生得很早，因此就能够想办法纠正自己的行为，从而使我把全部职业生涯都投入到一项活动中去，那就是要与自己小时候干过的带有偏见的新闻报道行为作斗争。 我到现在还在努力，要把自己的教训告诉我的一些同事，因为他们还在搞那些“圣屎”新闻。 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成长的。 我希望我们活在人世的时候，不要看到一件事情发展到报纸上所描述的那般糟糕的程度。 ──威尔·罗杰斯 一、善待女性与少数团体 艾尔·纽哈斯给20世纪80年代的“机会”一词赋予了新的意义。 ──罗萨琳·卡特， 前美国第一夫人 我小的时候在南达科他州长大，当时，没有人会因为性别歧视而感到羞耻，就连联邦政府也公开搞性别歧视。 弗兰克林·迪兰诺·罗斯福总统建立了劳动进步管理局，目的是要为大萧条时期找不到工作的人提供挣面包钱的机会。那个劳动进步管理局公开张贴如下报酬标准： ►男人──每日5美元。 ►妇女──每日3美元。 在南达科他州我生活的那个地区，劳动进步管理局的老板甚至走得更远，他们根本就不聘用妇女。 我母亲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受性别歧视之害的妇女。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偷懒的男人靠在劳动进步管理局为他们提供的铁锹上混日子，每天也拿5美元。而我母亲却只能去当洗碗工，每星期劳动6天，从早晨6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每天只有1美元，晚饭之后还得替人洗衣服。 南达科他州看上去也许不像是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的基地，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两种歧视都存在着。当时之所以没有引起别人注意，不像种族歧视情况十分严重的南部省份，那是因为南达科他州人口很少，受害者也不尽相同。 在南方，许多白人的誓言是要让“有色人种”留在种植园里。在南达科他州，主要目的是要把印第安人圈在保留区内。 而妇女的地位就是留在家里。 那样的生活，那样的时代，在我心里播下了种子，我发誓将来一定要努力根除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有朝一日，一定要以某种方式办到。因此： ►还是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已经成为一名平等主义者。 ►20多岁和30多岁当记者和编辑的时候成为一名布道者。 ►在40多岁到60多岁的20多年时间里，我是加内特公司和《今日美国》的负责人，这期间一直都在当使徒。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我和加内特公司一直都因为雇佣、培训和宣传妇女以及少数民族而广受赞誉，成为媒体业界内这方面的领导者。 我母亲86岁去世，此前，我已经告诉过她，这一切奖励都属于她。 除非当老板的人真相信、真宣传、真实践，否则，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私人公司，任何一家组织都不可能实施男女机会均等。 一开始，哪怕只是宣传男女机会均等的事情，媒体业的白人男性都会提出反对意见。 哪怕是现在，实践男女机会均等的时候，仍然会遇到一些白人男性决策者设置的障碍。而且，不幸的是，还有一些女性高级主管也这么做，她们宁可当象征性的明星也不肯帮助别的妇女升到顶层。 我刚刚到加内特公司就开始严肃认真地开始了这样的宣传活动，并且跟业内一些老家伙开始干仗。在加内特公司内外，我都在做这样的宣传：“我们的领导能力应该体现在我们的读者对象上。” 下面是我1969年在密苏里大学对全国女性记者们所说的一些话： “你们都是有天才的人，为什么竟然会有那么多人容忍所从事的职业中根本就不存在升迁的机会？ “你们当中应该有更多的人做好准备，把自己的眼光定在出版人、编辑、广播电台的管理人等目标上。在这一类的工作当中，所谓‘仅供男士’的牌子早该摘下来了。” 目标要定得高，声音要压得小 1970年，在新奥尔良召开的全国报业妇女联合会上，我说的话是这样的：“报纸业顶层的男性太多了，对此，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应该负责任。”还指出媒体当中的妇女分下述三种情况： ►现代的女权主义者和持温和态度的女性希望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与男子处在同一水平上。这种情况很好，你们必须要带头。 ►激进的极端主义者希望从妇女当前的状况和社会情形中逃脱出来。这种情况不好，你们应该压低自己的声音，提高自己的目标。 ►还有一些妇女根本就不想升到顶层。她们常常会贬低女性领袖，说她们“是从床上升到那个地位的”。说这话的妇女才应该留在床上，或者圈在厨房里。 我还为其他人留下了机会，让她们也来宣传这项事业。 1970年，作为纽约州出版人协会的会长，我邀请女权主义者格罗丽亚·斯坦因出席我们在雷克普拉西得召开的会议，并作了主题发言，我请她有话直说，她也照办，话说得幽默，也有力。 在回答期间，纽约《罗马哨兵日报》的出版人乔治·沃特斯表达了很多老派男士的感情，他以挑衅的口吻挑战斯坦因：“像我本人这样的白人男性出版人为什么必须要支持你们女权主义运动呢？” 斯坦因是这么反击他的：“因为你们会操得更多，也更喜欢操！” 一些男人在窃笑。但是，后来发生在酒吧间的谈话明显指明，他们更喜欢妇女顺从而不是太要强──在办公室和在卧室都是这样。 18年后，我又对那个出版人社团发表演讲，还是这位乔治·沃特斯，他站起来提出一个问题。我打断了他：“乔治，上次格罗丽亚·斯坦因在这里给你提了一个建议，你照办了吗？” 这次是他窃笑了，神经很是紧张。后来，他妻子谢莉很自豪地对一个团体里面的人说：“是啊，他照办了。而且他的确更喜欢了！” 1973年，就是我当上首席执行官的那年，我任命了加内特公司的第一位女性出版人。 格罗丽亚·比格斯是一位极受人尊敬的女士，也是棕榈海滩和圣彼德斯堡的女编辑，我们在佛罗里达州开办《今日报》的时候，她就加入了加内特公司。我任命她担任佛罗里达州的《墨尔本时报》的出版人时，她被人看做是第一位直接从编辑室升到出版人地位的女性。她因此成为报业界名人，我们都鼓励她多多参加任何演讲邀请。 比格斯头脑敏捷，有很强的幽默感。有一次，出席在宾汉顿召开的纽约州编辑者会议的时候，加内特公司一位保守的编辑主持演讲后的问答活动，他是以这么一个问题开场的： “大家觉得妇女跟男人一样好，比男人更好，或者比男人更坏？” “在哪方面？”格罗丽亚抢过话头。这可把大家笑晕了，但也没有赢得多少转化者。 事后，《宾汉顿太阳报》的编辑大卫·伯恩斯坦写了一篇报道。他是男性新闻工作者当中觉醒比较早的一位，他写道： “他们所说的一些恶意的话透露出男性在编辑者中间的不安全感……言行举止如同没有结婚的聪明的姨妈，但她的闺房刚刚被伯特·兰卡斯特入侵过。” 我提拔比格斯当上我们公司的第一位女性出版人，从而打破坚冰，尽管如此，在加内特公司内部，却没有多少女性等在我的办公室门外要求得到提升，这让我十分失望。但是，我坚持下去了。 人要提升，事先不一定想得到 1974年，我请《罗切斯特时报联盟》的社论作家克丽斯迪·巴尔克雷出任《萨拉托加养育萨拉托加人》的出版人。她感到十分震惊。 我告诉她：“你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嗯，你的感觉是正常的，你是没有准备好。但是，我以前每次提升都是事先想到的，你也应该这样，以后慢慢就习惯了。”她真的习惯了。 1977年，我请《尼亚加纳瀑布报》的编辑苏·克拉克当出版人。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加内特公司的第15位成为出版人的妇女了，而出版人是我们报纸里面职位最高的工作。 “会有很大压力。”她告诉我。 我同意她的看法，但开了一个玩笑：“但是压力会落在你头上，而不是我头上。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女出版人了，所以如果你不称职，我们随时可以炒掉你。”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接受了这份工作，她会受到她那个职位上的男性员工一样的对待。她不仅仅很称职，而且干得极好。今天，她是我们加内特公司的4位地区总裁之一，监督管理西部地区的16家报纸。 除这里那里提拔女性员工以外，加内特公司还需要基础广泛的宣传活动，让全公司的女性和少数团体都受到重视。 我们的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许多男性经理都只是动口不动手的人，只是表面宣传，他们是从我的前任保尔·米勒那里学来的。他的态度在罗切斯特的报业系统中尤其明显，因为他曾经在那里当过16年的老板。 我问主管分类广告的经理托尼·包德利，为什么接听分类广告电话的都是白人妇女──其中大部分都是包德利的朋友们的女朋友──他回答说： “以前请过一位黑人妇女，但是，钱袋子越来越瘪了，所以后来再也没敢用。” 我后来请了一位黑人妇女，叫多莉丝·英格拉姆，她是我的两名秘书之一。此后，包德利和其他一些人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故意将包德利关于员工调换的请求和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请示全都堆在多莉丝的桌上。之后，他跟我问及此事，我微笑着说： “很明显，多莉丝还没有批准那些请求。” 包德利只得从我的那位黑人秘书那里撤回部分请求，之后他的分类广告部的人员组成就完整得多了。 20世纪70年代，在加内特公司内部，在人员提升的事情上面，我有两名关键的盟友都是公司高级主管： 约翰·赫塞尔顿，他是加内特公司主管人事的高级副总裁，他坚信应该实行男女机会均等的制度。还有一位是约翰·奎因，当时是负责新闻的高级副总裁，是一位对人事十分敏感的人。 奎因、赫塞尔顿和我弄出了一个计划，使每个高级主管人员年薪的很大一部分与男女机会均等计划挂起钩来。当事情跟自己的钱包发生联系的时候，我们公司哪怕最爱搞大男子主义的男性经理都会明白事情的重要。 我的配偶四处打探 为了鼓励和监督男女机会均等计划，我们实施了两套班子，都是大家熟知的人物，黑人和白人一组，女性和男性一组。第一组是临时聘用的咨询人员，第二组成为公司的终身高级主管。 作为咨询人员： ► 鲍勃·梅纳德是一位黑人新闻工作者，曾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工作，后来又在加内特公司工作。他领导新闻教育研究院，专门培训准备从事初级新闻工作的少数民族候选人，培养后再准备提升他们。 ► 罗里·威尔逊是一位白人妇女，当时嫁给了我。她在佛罗里达州当参议员的时候，是平等权利修正案的主要倡导者，长期以来一直也是男女机会均等计划的支持者。 ►梅纳德和威尔逊到加内特各地的报纸查访，四处打听。梅纳德主要向奎因报道，而威尔逊主要向我报告。 由于是我的配偶在对男性经理们进行检查，结果让一大批经理吓坏了。但是这样一来，有雄心的妇女们就受到鼓励，她们意识到可以通过罗里和我们的枕上谈话而直接与我联系上了。 梅纳德－威尔逊计划开始以后，碰上加内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年会。我在会上做了例行的公司状况报告，之后就转到了人事和男女机会均等方面的话题上。 对着200多位高层管理人员，我口气坚决、毫不犹豫地说：“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在这方面干得不错。有一些却不然。”之后，我缓缓扫视满屋子的人，说，“而且，我还知道都有哪些人。” 做得不好的人低下了头，或者在座椅里东扭西扭，坐立不安。我的样子做得很吓人，结果查出一些我本来以为做得不错的人。 现在他们明白，我是相当认真的，现在到了以长期规划认真对待梅纳德和威尔逊这两名顾问的建议的时候。 为此： ► 梅德琳·简宁斯被任命为主管人事的副总裁。这位白人妇女以前是标准品牌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也是通用电气的人才，她现在是资深副总裁了。 ► 吉米·琼斯，他以前是纽约喷汽机橄榄球队的黑人队员，也是杰西中央电力与照明公司的人事经理，现在成为我们公司反歧视行动的负责人，他现在是主管员工关系的副总裁。 “进步伙伴关系”人事计划已经正式化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简宁斯/琼斯小组都在计划和实施这项方案。 最终结果大为改观，虽然速度慢，但进展十分稳定。在加内特公司内部，妇女和少数民族团体开始不断地争取和取得提升机会。话传开了，大学校园里和其他媒体公司的很多杰出人才和最聪明的年轻妇女及非白人都来到加内特公司。 消灭关于少数民族团体的神话 《今日美国》为从零开始配备人手的过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遇，证明事情是可以办好的，而且打破了长久以来一直在重复的一个神话：“我们就是找不到任何少数民族团体的人手。” 所需要的不过是高层拿出一个方案来，新招聘的人员必须有不同性别和种族，当然还必须有才干和经验。 根据新闻采编部的人员配备来看，《今日美国》的男女机会均等比例从一开始就反映出来，我们来看看1988年的记分卡： ►员工总数：51%是女性，24%是少数民族团体。 ►专业人员和经理人员：41%是女性，14%是少数民族团体。 1989年我作为董事会主席退休的时候，加内特公司的人员构成总体情况是： ►37,000名员工：40%是女性，21%是非白人。 ►在顶层的4类工种──经理、专业人员、销售人员、技术人员当中，41%是妇女，16%是少数民族人员。 ►在加内特公司报纸中，22%的出版人是女性，加内特公司的女出版人占到了全美国84名女性报纸出版人当中的1/4。 ►加内特公司的5位出版人是黑人，两位是西班牙人，两位是亚洲人。 ►在广播电视系列中，30%的无线电台总经理是女性，20%是少数民族人士。电视台的总经理当中，18%是少数民族人士，9%是女性。 ►如果没有顶层──董事会做出的表率，高级主管人员在人事级别和档案关系上面的进展就不可能实现。 1973年我成为首席执行官，当时加内特公司的董事会一共有12名董事，全部是白人，全部是男性。 1989年我离开加内特公司的时候，董事会的成员情况是： ►4位女性，包括1位黑人。 ►1位男性黑人。 ►1位亚裔男性。 除男性白人以外，这些人使董事会的经验和专业技能、思想和地理分布都有了回报极高的多样性，加内特公司的领导层现在更能够体现其“观念”的领导地位。 在加内特公司内部，我成功地消除了肤色和性别之间的差别，但是对于其他媒体大腕，我能够产生的影响还是很小。 在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我当了14年的会长，之后又是主席和总裁，那个机构是报业组织的最高机关。 1968年加入董事会的时候，那个机构全都是男性和白人构成的。等我升到官员级别并且能够影响或控制人事任命过程的时候，有3位女性出版人被选为这个协会的董事。 第一位是《华盛顿邮报》的凯伊·格雷汉姆。我经过一番运作后使她进入有利地位，使她成为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的第一位女性董事长和总裁。 作为这个协会的负责人，尽管凯伊的工作做得不错，但她本来应该为别的女性做更多工作的，她本人的领导范例就足够有说服力了。结果却不然，她的男性同事都返归传统，她纵容他们那么做。从那以后，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再没有选出过女性高层管理人员。 一般来说，新闻记者和编辑人员道理讲得比谁都好，但总是没有合适的行为加以印证。在男女机会均等方面肯定是这样的，有很多人事进展方面的事情都是法庭诉讼的结果，而不是眼光远大的领导层主动所为。 让说教者羞耻的事情 最近几年，一些媒体所采取的规模最大的行动却因为做了正确的事情而被人起诉，因而遭受羞辱。 ►《纽约每日新闻》被裁定有针对黑人记者和编辑的种族歧视行为。据说裁定的结果是赔偿310万美元。 ►美联社因为针对黑人、西班牙人后裔和妇女采取的种族歧视政策而受到200万美元的惩罚。 ►《纽约时报》支付了65万美元来解决一起歧视案件。 ►《华盛顿邮报》被行业协会罚款，因为他们涉嫌“根据种族和性别进行薪资歧视”。本书付梓过程中，这个案件还搁置在华盛顿特区的人权办公室里。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是，有些媒体口若悬河地进行宣传，对自己的员工却那么保守。 迟至1989年春季，《华盛顿邮报》的资深编辑本·布拉德利和他以前的党羽及当时任《洛杉矶时报》编辑的谢尔比·柯菲还在“女性、男性及媒体”的一次大会上当众发怒。他们的态度是：“那又怎么样？” 同一天晚上，大会安排贝蒂·弗里德曼和我本人进行所谓的观点之争。结果答辩讨论变成了一场联谊聚会。回答问题的时候，我的发言与当天早些时候布拉德利的大男子主义和傲慢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此后不久，怒气冲冲的布拉德利对《今日美国》的编辑部主任约翰·塞根哈勒说：“此事我一定得整一整纽哈斯。我一定得治治他！” 这有什么新鲜的？我以前把那个婊子养的甩到一边去过，以后还会再次弄翻他。 加内特公司在男女机会均等方面所做的工作，都应该归功于我的很多同仁，他们相信应该这么做，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他们始终一贯地执行着这样的政策。 但是，当涉及重大目标时，我总是身体力行，自己去当挖墙脚者。我挖到的两个重要人物是： ►前第一夫人罗萨琳·卡特，她担任了我们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卡茜·布莱克，她是鲁帕特·默多克办的《纽约》杂志的前出版人，她后来担任《今日美国》的出版人，并且担任了加内特公司董事会的董事。 吉米·卡特总统刚刚离开白宫，我就开始去找罗萨琳·卡特。最开始我去佐治亚州的普雷因斯市拜访卡特夫妇。之后不久，我邀请吉米·卡特夫妇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我们在亚特兰大市召开董事会议时举行的午餐会，她给各位董事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3年8月，我第二次拜访吉米·卡特夫妇，但她还是在拖我。 卡特总统说，如果她决定加入我们公司的董事会，他会不胜荣幸，但此事得由她本人作决定。 还需要有人站在加内特公司的立场上去做些游说工作。当天晚上，我给伯特·兰斯打电话，他是卡特以前的预算主管，到现在仍然是吉米一家的密友。我请他说服罗萨琳接受我的邀请：“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使一直处在舆论对立面的卡特周围的人表达出他们的观点。” 兰斯很热情地接受了这个观点。 “我今晚就跟她打电话。我会告诉她说，如果这是《华盛顿邮报》或者《纽约时报》，那我就不会跟她提起此事。但是，这个加内特公司是一家全部由美国人组成的公司，全美公司。” 第二天，卡特总统把电话打到我在纽约的办公室。 “这是罗萨琳·卡特的秘书，”卡特总统说，“她希望跟你谈话。” 她接受了，从那以后，她一直都是加内特公司工作勤奋、积极参与的董事之一。她以前在卡特家的花生农场当过簿记员，有商业眼光，她的白宫政治视角和私房话都是巨大的资产。 宣布她为公司董事之一的时候，一名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问：“你们为什么不邀请卡特总统本人？” “如果邀请卡特总统本人，那我们的董事会就会又多出一名男性白人。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董事了。”我这么嘲弄记者。 大男子信使没有成功 征服卡茜·布莱克同样不容易。 布莱克在麦迪逊大街上有很高的名望，是出版业最好的女性推销者。麦迪逊大街上的大部分人仍然坚持男女有别的思想。我觉得她是最好的，就是这样。 她最初在《假日》杂志做广告，《女士》杂志创办之后，她又加入了这家杂志。在《圣弗朗西斯科》杂志工作了一阵子后，她加入了《纽约》杂志，一路升到出版人的职位，直到鲁帕特·默多克收购该杂志为止。 1982年夏季，我们开始对布莱克展开攻势，当时我们正在网罗《今日美国》的人才。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派一个大男子气的人去见她，是《今日美国》的总裁菲尔·吉亚兰拉，还有高级主管文斯·斯佩佐罗。 他们拿主管广告的副总裁这个职位来试探她，他们回来报告说她没有兴趣。的确，她是没有兴趣，她觉得自己比他们两个人都强，因此不愿意在那两个人手下干活。 实际上，她小瞧了那两个人，他们也小瞧了她。特别是斯佩佐罗，他是一位多面手，跟男性和女性都合得来。 吉亚兰拉当时是《今日美国》的总裁，他跟顶层女性不太容易合得来。跟许多男性一样，他只是不明白应该如何跟她们相处而已。结果，他一般总会犯大部分男性高级业务主管同样的错误： ► 要么溺爱或纵容女性。 ► 要么拿她们当女奴对待。 当然，答案是非常简单的：男性高级主管应该拿女性当同事、当人看待；应该为她们提供同样的机会，要求得到同样的结果，给她们同样的回报；做得好就表扬她们，表现不好就踢她们的屁股。 一年之后，我就是这么向卡茜·布莱克许诺的，说她将会得到这样的待遇。当时我已经意识到，我们极需要她这样的人，因此就亲自去跟她做工作。我也的确就是这么对待她的，有几次我当真狠狠批评过她，多少让她有些失望。 玛德琳·简宁斯安排了我与布莱克的第一次见面。见面之前，我尽量多了解她，从职业和个人生活两个方面掌握了她的情况。 她的销售推广工作做得极好，也有积极的世界观。给人留下很好的个人印象，是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女人，有一点喜欢炫耀自己。她刚刚再婚。新丈夫汤姆·哈维是一位律师，为联邦政府工作。他们属于“牛郎织女”式的婚姻，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华盛顿，各自在两个城市有自己的房子。 在《纽约》杂志社，布莱克一直做到了顶层，结果感到不顺畅，默多克并不想在杂志上做到更大。麦迪逊大街上一家大型广告公司跟她谈过，想让她过去做顶层的工作，她也正在加以考虑。 简短地说，从个人生活和职业两个方面，布莱克都在重新估量自己的价值，这正是理想的游说时机。 一开始，我们双方都以低调方式彼此试探。 在四季餐厅进晚餐，在沃尔多夫大楼的套间喝鸡尾酒，我们都简单地谈到不断成长的加内特公司的高层销售执行的工作，如果她能够接受销售总管的职位，我们保证，我们提供的补偿一定会超过她当时拿到的很低的6位数。 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她说她和汤姆将在周末去康涅狄格州雷克威尔的别墅度周末，并且会在那里谈到他们的未来计划。 会面之后我打电话给玛德琳：“为了让卡茜度周末假期的时候认真考虑加内特公司，我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玛德琳跟卡茜有过谈话，因此知道她在乡下度假的时候，很喜欢亲自动手做饭。还知道卡茜会在索荷大楼一个很别致的美食店挑选杂货。 豪华轿车送来蒲式篮 我们做好安排，让那个店子准备好一大篮子草药和其他奇妙的调味品，据说都是卡茜最喜欢的，篮子中间还插着一瓶多姆佩良香槟。星期六晚上，我在纽约的司机开着豪华车把篮子送到了康乃狄格州她的别墅。 篮子上还有一张纸条：“跟你的小伙子度一段愉快的时光。我希望你能够考虑一下加内特公司。我们下周接着谈吧。” 当时我想，如果能够给她提出合适的条件，她有可能答应我们的要求。但是，我们得定出比一年以前更高的要求。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五，我们接着在沃尔多夫大楼的套间里继续会面，参加的有简宁斯、赫塞尔顿、布莱克和我。 “我可否假定你现在已经明白我们的意思，而且对加内特公司有一点兴趣了？” “是啊，假如条件合适的话。”她的回答。 “我们是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出适合你的职位呢？” “是啊。”她的答案。 “你觉得出任《今日美国》的总裁如何？” 她的眼睛亮起来，容光焕发。她将成为全国大报的广告销售巨星，而且拥有合适的名分。我已经击中目标，游戏已经结束。 “如果一开始就提及此事，你们本可以节省一大笔晚餐费用的，”布莱克得意地说。 她并没有立即答复。但是，我知道她星期一早晨就会答应的，而且她的确也答应了。 在接下来的周末，文斯·斯佩佐罗被提升为加内特公司负责联络事务的高级副总裁，这样就可以腾出《今日美国》总裁的职位，给布莱克留下空缺。菲尔·吉亚兰拉已经离开《今日美国》，回头去管理我们在檀香山的报纸了。 公开宣布聘用布莱克之前，出于礼貌，我给她的雇主鲁帕特·默多克打了电话，当时他在《纽约邮报》。他有澳大利亚和英国式的绅士风格，当时拿出了他最好的表现。 “恭喜，她是个不错的人才。”他说，“我早就担心有可能会让她跑掉，但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才能留住她。” 问及为什么调换工作时，布莱克是这么解释的： “艾尔是个不随俗的人，总想弄出一些变化来。他想改变美国新闻业的头版模样，他还想放手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和商业运转的模式，我觉得鲁帕特并不关心这一类的事情。” 5年之后，默多克似乎吸取了自己的教训，但之后又忘了。 默多克支付30亿美元收购了沃尔特·阿伦伯格的出版帝国，几个月后，他就转向加内特公司和一位妇女，希望有人来管理他的新旗舰《电视指南》。 华勒莉·萨伦比亚是《今日美国》负责广告业务的高级副总裁，她是加内特公司成就非凡有着全国声望的许多女性职员之一。默多克说服萨伦比亚去当了《电视指南》的出版人。但是，他们在一起仅仅工作了5个月。默多克犯了一个错误，让一位并不知道如何管理她的一位高级主管去管理她，萨伦比亚很快就成为了《纽约邮报》的总裁。 《今日美国》的用人政策给了另外一位厉害的女性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她在广告销售团队接替了萨伦比亚。帕特·希格尔最开始在《今日美国》工作，之后成为《美国周末》的出版人，后来成为负责广告销售的高级副总裁。 卡茜·布莱克在加内特公司提升极快，这是给所有员工树立的一个榜样，说明职员的提升不分性别，不论种族。加入加内特公司一年之后，布莱克从总裁位置提升为加内特公司的出版人。她现在是美国女性出版人当中名声极大的一位，也是最好的一位。 她得到的报酬是公开信息，因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加内特公司薪金最高的5位员工的薪水必须在年度委托书中公开加以详细说明。 1988年，她得到585000美元的现金收入，还有加内特公司的很多股票收益和其他福利津贴，她的总体收入接近百万美元。 我母亲当年一天挣1美元，这已经是相当大的一步跳跃了。但是，我母亲可能会第一个说，卡茜挣得的每一分钱都是应该得到的。 有话直说： 管理女性或少数民族的秘密在于： 对待她们应该跟对待其他所有人一样。 圣屎新闻 纽哈斯喜欢年轻报人，因为他们不像老手一样愤世嫉俗。 ──《人民》杂志 1987年9月28日 你办的日报有多好，或者有多坏？ 是否让人产生对于美好明天的希望？ 是否让人产生绝望情绪？ 这样的报纸是否会让你失去平衡，是不是美国首都一位高级编辑所说的那种“圣屎”新闻？ 你办的报纸跟美国全国各地其他的报纸比较起来如何？ 到1989年，美国各地已经有1643家日报。 我曾在很多家报馆工作过，也看过大部分报纸，其中有许多日报是我认真看过的。我日常看10多种报纸，还有很多报纸是我经常会翻一翻的。 在加内特公司，我们会在大部分市场上进行读者调查研究，看看读者对公司报纸是否喜欢。下列是大多数人都会说的话： ►希望报纸给人信息，让人娱乐。 ►希望报纸能够讨论一些问题，但不要说答案一定是怎样的。 ►希望新闻是兼顾的，不带偏见。 ►最重要的是，你希望报纸能够真实地反映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好消息也说，坏消息也报，让人开心和让人悲伤的消息都要说。 很多人跟自己看的报纸是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但是，哪怕想批评一些报纸，你还是会说“我看的报纸”。哪怕大部分人看电视的时间多于看报的时间，你仍然会把报纸当做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女儿丹读三年级的时候，她在纽约罗切斯特的艾伦克里克中学的老师曾请她对班上同学说父亲靠什么谋生，她说：“他以看报为生。” 我看了50年报纸，管理了50年报纸，并因此而得到报酬。 我在媒体业的成绩单 我在全美国的报业干了半个世纪，这个业绩是否让我有资格把自己的判断传递给全国的报纸，或者传递给培训新闻从业人员的学校？ 实际上，你们作为读者才是自己所看报纸的最好判官。但是，跟教新闻的教授和业内人士比较起来，我是更好的判官，因为他们只是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断章取义地挑选最好或最差的报纸来评论。 最好的报纸是那些为自己想要服务的读者提供最佳服务的报纸。这样的读者群有可能是单单一个社区、单单一个地区、一个州或者全国的读者，也有可能是一个专门化的读者群。 关于全国最好的，或者赞赏太过的一些业内报纸，我想跟大家说一些纯粹从个人角度得来的感受，我还会跟大家说一说理由。 我所列的“最佳”报纸单子仅限于发行量在10万以上的那些报纸，尽管发行量在这个数字以下的某些报纸也是相当不错的。 当然，我同意全美各地一共630万日报读者做出的结论，他们说《今日美国》是头号报纸。但是，我把自己办的这份报纸排除在外，因为这一章是讲公平竞争的，我不想让人说我自己有偏见。 美国十大报纸 1.《芝加哥论坛报》 2.《洛杉矶时报》 3.《纽约时报》 4.《达拉斯晨报》 5.《华尔街日报》 6.《波斯顿环球报》 7.《底特律新闻报》（属加内特公司） 8.《奥伦多哨兵报》 9.《夏洛特观察家报》 10.《亚特兰大日报及宪法报》 这个单子列出来会得罪我在东部的很多新闻界同仁，因为其中很多人都戴着自己的眼罩，他们的眼光只能看到芝加哥或达拉斯，更不用说看到洛杉矶之外了。 《芝加哥论坛报》之所以列在我的名单顶层，是因为这份报纸既有来自中西部地区的新闻，也有世界新闻报道。它报道自己家乡的事情，胜过我这个单子上的许多其他的报纸。而且这份报纸的新闻报道极有趣，色彩斑斓，很公平。 要在20年前，《芝加哥论坛报》可能根本都不会列上我的“大报”单子。詹姆斯·斯奎尔斯1981年成为该报编辑，他是该报成功的重要功臣。他人极聪明，甚至都把《今日美国》的蓝色偷去，搬到了他那份报纸的头版上。 《洛杉矶时报》以前办得烂极了，属于二流报纸，但是，奥迪斯·钱德勒于1960年从他父亲诺尔曼那里接过这份报纸，从此改观。如果《洛杉矶时报》的编辑能够控制一些所谓的明星的无休止的散文，则这份报纸极有可能与《芝加哥论坛报》一争高下。但是，《洛杉矶时报》整版登载改写的故事，而且跳跃度极大，这使许多读者看不下去。 当前出版人汤姆·约翰逊和编辑谢尔比·柯菲都是一流的专业人士，他们在奥迪斯·钱德勒交给他们的基础上大显手笔。 《纽约时报》在我的单子里可以列入两次，一是十佳大报，一是十家过誉之报。 该报跨度极大，报道全世界的事情过多，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新闻。但在本埠新闻的报道上又显不足。阿比·罗森塔尔是一个知识界的绅士，在他担任执行编辑的9年里，该报失去了挖掘最大潜力的机会。编辑麦克斯·弗兰克尔1986年接手后，做了一些有意义的改进，包括模仿《今日美国》的一些读者服务技巧。 如果《纽约时报》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仍然能够保持自己被人过度吹捧的名声，那我不会感到奇怪。 美国最好和最差的办报风格都可以在首都看到。但是，波托马克河东岸的一些报纸气势甚高，十分流行，那些有好有坏的报纸往往看不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这种气势产生的傲慢光环和古怪的行为使得《华盛顿邮报》成为美国被吹捧得最为严重的报纸。但它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是最差的报纸──当然也不在10大好报之列。 如此情况的，绝非《华盛顿邮报》一家。多年以来，其他一些报纸也列上了教务长的名单，但无法留在“好生名单”上，他们的成绩时好时坏。 十大吹捧过度的报纸 1.《华盛顿邮报》 2.《迈阿密论坛报》 3.《圣彼德斯堡时报》 4.《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属于加内特公司） 5.《费城问询报》 6.《丹佛邮报》 7.《德斯莫瓦日报》（属于加内特公司） 8.《纽约时报》 9.《巴尔的摩太阳报》 10.《圣路易邮政信使报》 大部分吹捧过度的报纸都是因为把得奖而不是新闻产品当做主要目的而出名的。 对于报纸来说，普利策奖被认为是最高奖项。许多编辑为了得奖而不惜一切代价，而且真的这么干。 他们删除读者需要或想要得到的新闻，为的是要把时间、金钱和新闻版面留给可以得到普利策奖的机会。 普利策奖的大部分奖项都是因为糟糕或者令人伤心的新闻而获得的。普利策奖的评委们在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幽暗的气氛里开会，正面消息或者让人开心的内容很少引起评委的注意。 《纽约时报》的媒体写作人阿尔伯特·斯加丁诺是这么回顾普利策奖的：“普利策奖项给人的地位和影响力，能够改善以前没有名气的报纸的士气和利润，比如像《费城问询报》。” 费城有一位极喜欢普利策奖的编辑尤金·罗伯茨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沉迷其中。1973年他接手《费城问询报》的时候，该报一直在报道很好的当地新闻，效果不错，但是出了费城，就没有多少人注意这份报纸了。 罗伯茨认为，让该报走出《纽约时报》阴影的惟一办法就是盯住普利策奖，因此就去报道阿富汗和非洲的事情。 结果有效。自此以后，《费城问询报》得了14项普利策奖。该报为最大部分读者提供的服务不如以前，但是他捕捉到了自己眼中想要的读者，那就是普利策奖的评委。 “那些奖项也许极大地促进了员工的自尊，也促进了报纸自身的自重。”罗伯茨说。自尊，至于读者的自尊，那就管不上了。 为了避免读者感到奇怪，加内特公司的报纸也得过很多普利策奖，一共有37项。有些奖项是在加入加内特公司以前就得到的，另外一些是加入加内特公司以后才得到的。 在我的十大吹捧过度报纸的单子里，有两家是加内特公司的报纸，就是路易斯维尔的报纸和德斯莫瓦的报纸。在这两家报纸里，对得奖的兴趣大过了对产品本身的兴趣。它们都是较好的报纸，也在不断改进，就跟得到的总体名声一样好。 绝望新闻 无可避免的是，喜欢得奖的编辑就喜欢搞绝望新闻，这种绝望新闻的程度一直深入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的核心和内脏。 如果说这些报人有愤世嫉俗的一面，而且还表现在波托马克河的东边和哈德逊河的东边，那么简单地说，这只是一个不幸的地理分布问题。但是，因为来自所谓的思想中心的那些人盯住的不仅仅是全美国，而且还盯着全世界，因此，这个问题就是全球性的问题。 我在南达科他州、佛罗里达州和密歇根州做新闻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纽约和华盛顿一些媒体厌世情绪的深刻程度。到了罗切斯特并定期看到纽约的一些报纸以后，我才感到震惊。 《纽约每日新闻报》的比尔·里尔专栏看起来像是愤世嫉俗者的手册： “好消息就是没有消息……” 纽约人知道，事态极有希望的发展是太好的消息，不可能是真实的，因此，让人快乐的头版头条消息总会引发一种让人嘲笑和不相信的气氛。纽约人──我相信别处的人也不例外──希望看到的故事是让他们发疯和愤怒的事情。 “好的报人总能够为任何一个故事找到让人压抑的角度。” 我在华盛顿特区呆的时间长了，看到了《华盛顿邮报》办新闻的有害方式，因此就决定带头起来批判这种绝望新闻。 我的讲坛就是纽约市内的海外新闻俱乐部，当时是1983年10月24日，那是我第二次在那里露面。1979年3月21日，我曾在那里对着同一群人讲话。 当时，我讲的题目是“保护媒体自由”。这一次，我的题目是“配上媒体自由”。 我说：“最好的报人都是怀疑主义者。 “他们不以事物的表面价值接受事情。他们问一些刁钻的问题，他们更深地挖掘真理。他们全面衡量事物，不理睬公关部门的宣传，他们写公平的故事。 “但是，怀疑主义与犬儒主义之间有极其微妙的差别。 “愤世嫉俗者假定最糟糕的事情，并且把它发表出来。他们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指控与定罪，而不是告知与教育。他们相信用负面报道能够吸引读者，但是，结果倒是把读者吓跑了。 “愤世嫉俗者搞的是一套绝望新闻。 “问题的实质很简单，那就是： “这种旧式的绝望新闻主义，这种通常会让读者深感失望和疯狂，或者极其愤怒的嘲讽式技术能否、或是否应该在20世纪末继续下去。 “或者说，一种新的希望新闻，一种无论好坏、无论悲欢喜乐都原文照登，让读者得到全面消息，并进行自我判断，看看某些新闻是否值得自己注意和支持的新技巧，是否能够或愿意在未来的10年发展下去。” 那些话只得到礼貌性的轻微掌声，我知道纽约的听众只会有这样的反应。 从事希望新闻的报人 在全美各地，反应却不尽相同，编辑和专栏作家一致赞同。有些人说，他们一直都在弄这样的希望新闻，只是没有给它贴上标签而已。另外一些人郑重其事地说，他们马上就来搞这样的新闻。 《普韦伯罗（科罗拉多）科罗拉多人报》的出版人罗伯特·罗林斯把我的演讲内容给他的每一个员工发了一份，并附上一个字条，说：“认真看，要注意。” 《罗伦斯（堪萨斯）日报世界》的主席多尔夫·西蒙斯欢迎我和《今日美国》的办报方法。他为一个社区团体的领导人解释了希望新闻和绝望新闻之间的差别。 “媒体跟媒体不同啊。网络电视和少数报纸做一种事情，全国各地更多的报纸却在用完全不同和负责任的方法从事另外一种事情。” 我的轻度批评和绝望新闻的标签伤害了一些从事国内新闻报道的报纸，尤其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开始嘲弄他们所谓的“幸福新闻”方法，那就是他们对“希望新闻”的解释。 因为《华盛顿邮报》是国内最受吹捧的报纸，也因为那是我们国家的首都内领袖人物看得最多的报纸，它的新闻品牌就值得进行简单的个案分析。 “圣屎”新闻就是《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本·布拉德利说出来的。 他对自己的党徒说，读者早间拿起《华盛顿邮报》看第一版的时候，他希望这位读者能够说：“圣屎！” 《华盛顿邮报》经常得到这样的读者反馈。但他们经常的反应却是：圣屎！我怎么能够相信这样的事情？ 有时候他们会产生这样的反应，有时候又不能，或者不应该。 事实与虚构在《华盛顿邮报》的怨恨之宫里经常会成为友好的伴侣，而怨恨之宫也就是“圣屎”新闻的老巢。对《华盛顿邮报》那种品牌的新闻来说，匿名或不标来源的新闻是关键。 这种不标来源的政策无异于公开承认违反了两种新闻道德： ►无来源的消息经常会夸大自己了解的内容。 ►记者写出来的东西经常会多于自己听到的内容。 惟一确切的办法是将事实与虚构区分开来，因此就必须禁止不标出处的消息。效果较差的另一种办法是要求记者向编辑透露消息来源者的身份，并让编辑来决定是否使用这样的材料。 《今日美国》有禁止匿名消息的严格政策。这项政策告诉我们的记者负起责任来，并使报纸在消息来源和读者两个方面得到极高的可信度。 在未标出处的消息来源的使用上，《华盛顿邮报》以外的大多数报纸都采取了收紧政策。《纽约时报》已经退休的执行编辑阿比·罗森塔尔说，只有在“正当”使用这些消息出处时，才能够列出提供消息者的名字。 但罗森塔尔补充说：“让人恶心的是，匿名来源经常只是一种面罩，用以掩饰无法证实或无法回击的攻击和谩骂。” 由于《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很多未经证实的或无法回击的不道德故事，而且是基于匿名来源，因此，里面能够轻易找出的例子可以写上一本书。有些涉及名人，有些涉及不那么知名的人士。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吉米·卡特总统和他的妻子罗萨琳在里根夫妇就职前暂住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楼时，曾在里面装置了窃听器。 卡特愤怒回击，并要求立即撤回该报道，并在报纸上道歉。 光着屁股的布拉德利 3天之后，有人引述布拉德利的话：“怎么能够做这样的公开道歉呢？总不能光着屁股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来回奔跑，大喊‘对不起’吧？” 布拉德利没有这么做，结果错过了很好的一个机会。这是他的“圣屎”新闻理论最好的个人典范，可以把他的光屁股照片登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那会让吃早餐的读者得到真正的早餐享受。 反过来，《华盛顿邮报》等了6天后才发表了一份软弱无力的编者按，说布莱尔大厦窃听一事完全是谣传。 卡特并不满意。他要求《华盛顿邮报》道歉，并威胁说要诉诸官司。 《华盛顿邮报》登载那篇关于前总统的不实和公然谣传18天之后，最后才登载一篇撤回声明，并致以道歉。 卡特之后宣布他不再起诉，并发表了以下声明，这个声明应该在全美国每一所新闻学院进行宣读，而且应该刻在《华盛顿邮报》新闻采编室的墙上： “走运的是，由于我以前所居的位置，我有机会接受公众新闻媒体，并且可以吸引人们注意到我的问题。以讹传讹的类似谣传的许多受害人并没有我这样的机会，但他们受到的损害却同样严重。” 《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唐纳德·格雷汉姆与布拉德利的磨擦也许远远超过了与他母亲凯伊的磨擦，唐纳德只好自己给卡特总统寄了一封道歉的信。我给两位格雷汉姆都送去了口信，祝贺他们完成了道歉的事情，哪怕这有可能让布拉德利生气，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才是《华盛顿邮报》的老板。 “你给卡特总统的信也许是你作为《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所做出的最为重要的决定之一，不仅仅对《华盛顿邮报》是如此，而且对报业来说也是如此。”我给唐·格雷汉姆的信是这么说的。 “你（我们）处在很大的麻烦中，不仅仅是与政客，而且还与广大的公众有麻烦。他们时不时会原谅我们犯下判断失误的错误，但如果我们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他们就不会原谅我们了。为此我向你致敬。” 在致凯伊·格雷汉姆信件的附记里，我对布拉德利讽刺了一番：“祝贺你适当地施展了自己作为《华盛顿邮报》杰出和睿智的资深政客的影响力。”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戴安娜·麦勒拉让卡特夫妇难堪了一回，她把自己道听途说的东西当成真事。另一位记者简内特·库克得罪了一个警察部门，得罪了一个城市，得罪了她的报纸，也使她所处的行业受到损害，因为她编了一个纯粹想像出来的故事。 库克写了一个吸引人的系列故事，讲一个在内城吸海洛因的有8年吸毒史的吸毒者，说此人叫吉米。这个故事本意是想把哥伦比亚特区的吸毒问题戏剧化，但看起来却很吸引人，结果，《华盛顿邮报》提名将这个系列拿去评普利策奖，结果还真的成功了。 问题在于，根本就没有吉米这个人。奖项颁发之后，故事被人揭发出来，说是伪造的，《华盛顿邮报》最后只好退回普利策奖。 “圣屎！”这次令人难堪的事件之后，整个新闻界全都发出这样的声音。 “深喉”还活着 不过，《华盛顿邮报》也有得记一功的地方，那就是，它有时候利用匿名来源保护告发者，而这些告发者也并不一定是在说些想入非非的话。 水门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华盛顿邮报》率领一批媒体推翻了尼克松政府，这也使这家报馆赢得普利策奖。该报因此应该得到这个奖项，而且也值得保留它。 《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凯伊·格雷汉姆是水门事件的主要操作者。她积极参与水门事件许多报道的评审工作，总体上说，她在那个时期对布拉德利是严加管教的。 关于简内特·库克的故事，布拉德利和他的人马可以自己去评判，他们的确滥用了自己的权威，而且错待了自己的读者。 但是，在涉及水门事件的报道中，《华盛顿邮报》的代笔者提出了一些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声称，他们最主要的消息来源是“深喉”，此人是政府部门的一名未指出姓名的雇员，据说经常会在多层停车库里突然出现，并在很深的背景里提供信息，这意思是说，“他/她”的话并不能直接引用。 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现在更加坚信，那个“深喉”不是别人，正是本·布拉德利本人。 大家不妨会奇怪，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 很简单。布拉德利在华盛顿有数以百计的政界和社交界的关系，其中很多关系人可以在酒会或者电话里极其方便地透露消息给布拉德利。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或者是大部分人都不会直接跟记者说话。 因此，我的预感是，布拉德利本人就是传奇中的深喉。除非布拉德利退休，或者开始写他的传记，否则我们也许不可能了解实情。他的传记应该取名为“圣屎！” 美国大部分报纸都有相当明显的风格。《华盛顿邮报》就是一种好得古怪，也坏得出奇的报纸。其他大部分报纸都在实践希望新闻理论，但是，有一些报纸仍然在为绝望新闻购买昂贵的车票。 《今日美国》前任编辑约翰·奎因曾被华盛顿的全国新闻基金会评为年度最佳编辑，他回顾过这样的新闻风格。接受那个奖项的时候，他说，根据报纸头版头条登载最坏消息──世界末日的方式，就可以看出各家报馆的风格。 奎因的预测是： ►《纽约时报》：“世界结束了。第三世界国家损失最重。” ►《华盛顿邮报》：“世界结束了。白宫忽视了早期预警，据未透露姓名人士说。” ►《今日美国》：“我们死定了！各州死亡情况，见8a版。最后一次体育决赛结果，见10c版。” 新闻理论教育工作者有助于为媒体设定基调，或积极或消极，因为大多数有才干的新闻记者都是他们教育出来的。 在过去40年里，我见到过很多学生从新闻院校毕业，我们从几十所不同院校聘用了数百名毕业生。毕业生的质量是衡量最佳新闻院校的最有意义的方法。利用这个标准的话，我就可以给1980年代的那个10年评分了。 10大新闻院校 1. 北卡罗莱纳大学 2. 堪萨斯大学 3. 西北大学 4. 南加州大学 5. 印第安纳大学 6. 内布拉斯加大学 7. 佛罗里达大学 8. 密苏里大学 9.德克萨斯大学 10.马里兰大学 在1980年代，有些新闻院校并不如它们所得的名声那么好，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学校就很差，只是宣传过度了而已。一般来说，这样的名声基于历史，或者是一些热情的教务长或院系负责人。正是这个原因，密苏里既可以列上10大新闻院校的名单，也可以列上吹捧过度的院校名单。 五所吹捧过度的院校 1. 哥伦比亚大学 2.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 3. 密苏里大学 4. 俄亥俄州大学 5.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空中的希望与绝望 由于我搞了半个世纪的报纸，但了解广播业才只有10年时间，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我对自己的信心并不是很足。 在管理广播事业或者评定广播员的表现上面，事情的确如此。 但绝望与希望新闻理论，当然还包括“圣屎”新闻理论，只需要拨动电话号码就可以拿到空中去了。 杰拉尔多·里佛拉和莫顿·东雷只能够端出满盘子的“圣屎”。太多了，大部分观众迟早会换台，或者干脆关闭电视。 菲尔·多纳胡、奥普拉·温弗雷和拉里·金拿出的是希望新闻与“圣屎”新闻的奇妙混合物。他们跟自己的观众谈话，而不是仅仅对自己说话，他们还会在电视里工作很长时间。 “60分钟”是空中的绝望之音。但是，这个节目办得很有娱乐性，哪怕不喜欢报纸上绝望新闻的一些人也会对华莱士和布拉德利、雷森纳和萨弗尔保持兴趣。 我仍然收听那些节目，哪怕他们不提供机会让我上镜，尽管他们已经花费了数百小时和数千美元做我的节目。 我记得非常清楚，“60分钟”节目的制片人唐·休韦特当着国家广播公司“今日”栏目的布莱恩特·甘伯尔的面对我说，他们准备“做你”的节目。 我们当时在麦尔科姆·富布斯的高地人二号游船上巡游，看纽约周围的高楼大厦。《今日美国》当时快到第5周年了，休韦特觉得我那份报纸的成功使我成为他那个栏目的候选人。 我当时怀有戒心，因为我知道，“60分钟”的目标是要找你的麻烦。但是，我还是同意合作，因为我觉得那里有很大一个观众群，我希望能够借机会鼓吹我那份报纸5周年的事情。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60分钟”派来的人跟在我屁股后面拍，从纽约到洛杉矶，又从洛杉矶拍到纽约。 最后，我们坐下来录制一对一的采访节目：哈里·雷森纳和我本人。制片人桑迪·索柯娄在我们周围忙来忙去的。 采访进行了一个小时，我们进行中间休息，雷森纳和索柯娄催促我拿出暴烈的一面。“拿出你惯常的脾气来。”他们说。 我们再次进行采访的时候，雷森纳变得很粗鲁了，想在《今日美国》的事情上惹我生气：“麦当报，新闻业的快餐食品。” 但是，我以前已经听说过这样的话了。我保持镇定，一脸微笑，很礼貌地回答了最尖锐的一些问题。 那次人物简介根本就没有播出来。他们告诉我说，我在节目里面做出来的样子太礼貌了。他们没有能够想出我那个版本的婊子养的形象来。 谈到婊子养的，泰德·特纳应该得到比他在有线新闻网上的成功更大的表扬n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把电视上最全面的新闻报道传递给4,960万美国家庭。它提供了动力，使3家大型网络得到升级并扩充了新闻节目，使我们大家都因此受益。 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国家广播公司都提供了相当好的希望与绝望平衡，从早间新闻节目到深夜新闻都是如此。 我是希望拨号的人，在办公室里和家里，我有4个屏幕并排摆着，所有的节目总是开着，哪个频道吸引我的注意力就打开哪个频道的声音。 我是从林顿·约翰逊总统那里学会这个方法的。1966年，林顿总统做了一次外科手术，我的老板保尔·米勒和我跟林顿总统及私人助理杰克·华伦迪一起在白宫进午餐，杰克·华伦迪现在是美国电影协会的会长了。此后，林顿邀请我们到总统卧室去看看，一边脱衣准备午睡。他想让我们看看他在床脚处摆放的3台电视机。 当时，遥控板是相当新潮的东西。他的枕头底下就有一块遥控板。 “3台电视我一天到晚都开着，但是，只有当我看图像的时候，我才会打开声音。”林顿总统说。 分析节目主持人 我看美国广播公司的彼德·简宁斯的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特的节目，有线新闻网的伯纳德·肖的节目和国家广播公司的汤姆·布罗柯的节目。根据这些节目主持人所说的内容而决定是否打开声音。 所有4个主持人都不错，没有沃尔特·克隆凯特的节目好看，但也相当不错了。 每个人都有希望和绝望的混合物。一般来说都趋向绝望，还有可以拿到的电影胶片，但平衡得不错。 他们是如何进行比较的呢？ 加内特公司准备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时候，我以为加内特公司最后会成为第四家好的电视台。 我是这么给几位主持人评级的： 1. 汤姆·布罗柯 2. 彼德·简宁斯 3. 伯纳德·肖 4. 丹·拉特 我承认自己有偏见，因为我更偏向于布罗柯。他是南达科他州来的小伙子，而且他的妻子麦里迪丝也在加内特公司的董事会。但是，布罗柯属于全美国或全美利坚的小孩子，哪怕他已经快到50岁了。他在佩奥里亚表现不错，在美国各地中心地带也都表现不俗。如果有别的人替他挑选领带，他一定会表现更好。 简宁斯是一位挺复杂的外国人，主要对东部沿海地区的人有吸引力。他很聪明，能够以极其出色的手段处理实质性的新闻题材。但是，周末到中西部地区的农场清扫马厩或者挤一挤牛奶，一定会对他打开眼界大有裨益。 肖在有线电视网得到的电视时间比他在别的网络得到的时间长得多，他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讲话直截了当，稳实而有次序，报道新闻时从不妄加粉饰，但他必须学会如何微笑。 拉特是广播业里的本·布拉德利。这很好，但不如他自己以为的那般好。1987年，拉特因为生气而突然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屏幕上消失了7分钟。克隆凯特说，“我本想炒掉他的。”换了我也会。 这4位主持人和所有电视业人员都可以听听查尔斯·库拉尔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办的“在路上”节目，可以从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库拉尔特有一句话，是我们所有纸质媒体和广播电视业人员都应该记住的： “我从报纸头条和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国家，跟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用自己的耳朵听到的，和用自己的身心感受到的国家不尽相同。” 有话直说： 第一修正案保障了新闻的自由；新闻自身必须要保障新闻的公正。 评价美国的州长们 领导者就必须要带头，否则他就不该参与政治活动。 ──前总统哈里·杜鲁门 成功的首席执行官有可能成为聪明的婊子养的，他是具有领导才能的极好判官，他能判断在需要努力才能成功的任何领域里都必需的技能和毅力。 比如在美国的商业世界里管理一个企业。 比如在美国50个州的任何一个州里管理一个州的事务。 比如管理美国或任何一个国家。 在私营世界里创立和管理一个成功企业的经验，使人们具有特别的资质来评判公共世界里的领导才能。 尤其是如果这样的评判建立在面对面的直接谈话基础上，建立在与一些公众领袖在其自家的办公桌或咖啡桌上的谈话基础上。 我有特别的机会能够做到这样，我与美国全部50个州的州长都有过一手的谈话经验，跟32个国家的领袖，跟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有过一手经验，而且这一切都在18个月的时间里完成。 作为终生的新闻工作者，我干过不同的工种，有机会从不同侧面了解整个国家和世界各国。但是，我总是一位记者，总在奔跑中。我总只能够通过窗户匆匆地瞥见一眼。 最终我有了机会，能够仔细和近距离地长时间打量一切，而且我也这么做了。 作为一家大型媒体公司的主席，也作为一名做实际工作的记者，在近50年时间里，我总是小心谨慎，从不对政治、政策和领袖的个人特点妄下评判。 之后，我会拿出新闻，而不是意见。 现在，作为一名退休的高层管理人员和一位专栏作家及作者，我感觉自己能够放开手脚，把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因此，在这里，我拿出来的是领导才能方面的成绩报告单，有国内的，也有海外的。 如果你想理解民主，不要在图书馆里查阅柏拉图的书，而是要在公共汽车上与人们多多交谈。 ──《纽约时报》前社论版编辑 一、评价美国的州长们 艾尔·纽哈斯是美国最大报业集团的主席，他星期一到了博伊西……得知州长很喜欢土豆。 ──《爱达荷政治家》 1987年6月9日，爱达荷州博伊西市 美利坚合众国的50名州长是一群变化多端、五花八门的领导者。 ►有些人显示出能够担任更高职位的潜能。 ►大部分人都能很好地应付本州事务。 ►许多人办事的方法都有他们自己的风格。 ►少数人应该退出自己的职位，另谋生路。 ►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被人低估最严重，也是全国范围内最不为人所理解的公共官员。 一般来说，全国的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也不充分，除非他们惹上了大麻烦。州长对美国的国家命运举足轻重，这跟以前是一样的。但是，在像伊利诺伊、依荷华和爱达荷等州里，有创新能力的领袖才能却成为国家机密。 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了，媒体应该改变以前的报道方式。 州际界限已经模糊了，因为我们已经真正成为一个国家了。我们必须把更多精力集中在各州领导人身上。 我们坐大巴士在美国各地穿行，一共走了34,905公里，这使我们对美国的高速公路和小道有了更直接的了解，知道了村落的十字路口，也看到了州议会门前的场地。 现代的流动性使我们走到一起。 媒体技术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彼此了解。 旅行的生活方式意味着我们可以操心更多的事情，也能分享更多。 因此我们都能更好地彼此理解。 我们与各个州长的谈话特别是想更好地了解各州的生活与状况──他们的梦想与困难之处，发展快和慢的时候，问题与希望解决问题的方案。 事有巧合，多年以来，一直有人将我注册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或者独立候选人。乔治·华莱士作为独立候选人进行总统竞选活动的时候，我把自己作为佛罗里达投票人的党派注册表从独立候选人改为“不是任何一种人”。因此，我对各个州的报告与任何政党的政策毫无关系。 下面，根据我对每个州长为各州所做的工作，我给干得最好的州长们排一个名次表，姓氏以字母顺序排列。 10大优秀州长 吉姆·布兰卡德，47岁，密歇根州（民主党） 比尔·克林顿，43岁，阿肯色州（民主党） 史迪夫·高柏，51岁，阿拉斯加州（民主党） 马里奥·柯莫，57岁，纽约州（民主党） 乔治·德克默金，61岁，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 汤姆·肯，54岁，新泽西州（共和党） 凯伊·奥尔，50岁，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 威廉·西弗尔，67岁，马里兰州（民主党） 约翰·索纳纳，50岁，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 吉姆·汤逊，53岁，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 我们一共有17位州长后来当上了总统。早年，州长的职位一般是通向总统职位的铺路石。最近以来，前总统卡特和里根都是通过州议会进入白宫的。 我跟罗纳德·里根总统谈起背景问题，他说得很有力： “要当总统，先当州长，当州长是锻炼总统的最好场地。” 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我们现任的州长有一个或更多位将来会当上总统。 有几位州长明显具备了当总统的资质。但是，除资质以外，还有许多方面的考虑也在总统大选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时机是一个，政党联盟算一个，还有性别。 把所有的因素考虑在内，我觉得下面这些州长极有可能在某一天成为总统候选人，这次还是按字母顺序排列。 可能当上总统的州长 比尔·克林顿，阿肯色州（民主党） 马里奥·柯莫，纽约州（民主党） 汤姆·肯，新泽西州（共和党） 凯伊·奥尔，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 吉姆·汤逊，伊利诺伊州（共和党） 时间表：克林顿和柯莫将在1992年参加竞选。肯和奥尔及汤逊将在1996年参加竞选。 如果不提凯伊·奥尔，那你有可能要么是性别歧视者，要么是没有政治经验。 奥尔是美国3位女性州长之一，她是内布拉斯加第一位当上了全州级别官员的女性，1982年她任该州司库，1986年，她被选为该州第一位女州长。1988年共和党全国大会期间，她是为第一位担任共和党宣言委员会委员长的女性。 媒体把焦点集中在东部或西部海岸的女性的时候，凯伊·奥尔正在成为中西部的一股政治力量。我不想拿自己付房租的钱去打赌她当不当得上总统，但是，她才刚刚50岁，还有极强的政治生命力。 但是，我敢拿这笔钱打这样一个赌：有很多现任州长根本不可能走到椭圆形总统办公室。事实上，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到底是如何混进州议会的。 品头论足 下面这个单子列出不可能进入总统办公室的州长，我对他们抱有同情，但话说得有诚意： ►比尔·克利门茨，72岁，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 他是老派的得克萨斯州州长，但遇到的是得州的新问题。他曾骂得克萨斯州立法委是一批“白痴”，因此被人记录在案。得克萨斯州有非法移民问题、毒品走私问题、石油业衰退的影响等，靠他的这种方法是不能解决得州碰到的现代问题的。 ►罗丝·莫福德，67岁，亚利桑那州（民主党） 投票选她当国务卿的人，可能不会投票选她当州长。而且，如果有选择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会这么做。伊凡·米堪姆州长被弹劾以后，在国务卿的继任线上碰巧排在第一位，她是一个政治事故的产物。 ►鲁迪·帕皮奇，61岁，明尼苏达州（dfl党） 有很多州长对我讲为什么他们不准备参加总统竞选。佩皮奇却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准备参加竞选。他觉得，美国各地的人们也许会欢迎另一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竞选人，这话是指以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总统候选人尤金·麦卡锡、沃尔特·蒙戴尔，尤其是赫伯特·汉弗雷。我了解麦卡锡和蒙戴尔，对汉弗雷也相当熟悉。帕皮奇是一位牙科医生，他并不是汉弗雷，也不是蒙戴尔，当然也不是麦卡锡。 其他州长的简况 ►最容易找到的州长：蒙大拿州的泰德·斯文顿州长，64岁，他将自家电话号码列在公用电话册上。“普通的蒙大拿人不经犹豫就拿起电话打过来，跟我讲哪些事情他们觉得如何如何，哪些不怎么样，等等。”斯文顿告诉我们说。他喜欢在家里接那些人打来的电话，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的电话号码是（406）442-1262。他的州长任期到1989年届满，但是，他仍然把自家电话号码列在公用电话册上，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他都照接不误。 ►最让人有信心的州长：科罗拉多州的罗依·罗默尔州长现年60岁，他坚持要与访客坐在很小的一张桌子边上。他用手指着州长办公桌说：“我不喜欢那张大桌子，完全是个障碍。让我感觉跟人们隔得很远。” ►最直爽的州长：马里兰州的威廉·西弗尔州长是一位文雅的政治家，但是，他是这么描述他所思考的事情的，“媒体不喜欢我，因为我不喜欢他们说的一些话。我也不在乎对他们直说。” ►最呆板的州长：新罕布什尔州的约翰·索纳纳州长现在是布什总统的参谋长，我曾问他，新罕布什尔初选对总统政治进程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是否公平，他是这么反驳的：“我只是假定，上帝原本就是这个意思。” ►最随便的州长：怀俄明州的迈克·苏利文州长50岁，他穿着牛仔靴、西部牛仔衬衣和蓝色牛仔裤在州长住宅处与我们的采访小组见面。“这样的采访我们随便找个地方进行就可以，你们想去哪里都行，”他说，“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咖啡桌旁边说。也可以到外面去说，跟那只狗一起坐在太阳底下，就在外面搞吧。”我们到了太阳底下，跟那只狗坐在一起。 ►姿态最低的州长：佛蒙特州的马德林·昆宁州长是瑞士出生的，他的风格很快能够把一个采访活动变成安静和坦诚的谈话，照片上显示一位态度镇定、举止得体的州长信心十足的样子。 ►最直言不讳的州长：亚利桑那州前州长伊凡·米堪65岁，他为马丁·路德·金牧师的生日而废除了该州的法定假日，因此与公众闹得不可开交。他后来说，他认为，用“小黑鬼”这个词代表黑人孩子“是一个亲切的称呼”。 这个争议是否伤害了亚利桑那州？我问。“完全没有，”他说，“在那些想来亚利桑那州的人当中，10，000人里还没有一个人会在乎我们的政治是什么样子的。” ►最可恶的州长：路易斯安那州前州长艾德文·爱德华兹62岁，在州大楼里接待我们，并请我们吃了一顿当地的饭菜，一副极有信心的样子。 他很喜欢自己臭名远扬：“你说我丰富多彩也行，说我是有争议的人也行，说我傲慢无礼也可以，但就是不要说我是谦逊有礼之人。”爱德华滋告诉我们说，下次选举惟一能使我失利的因素是，有人发现我跟一名已经死亡的女人或一个还活着的男孩子睡在一张床上。接下来的选举他当真失败了，初选就露出不利于他的苗头。 这就使得我要开始给美国和美国人民打分了。 优秀。 到了美国那么多地方，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次旅行，跟那么多的人们交谈过后，听到了那么多让人充满希望的话，看到了那么多能干的事情，感受到了那么强烈的感情，人们不可能产生别的感觉。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美国仍然是一片充满希望和机会的国土，跟50年前一样，当时，我自己正在南达科他州的尘暴与大萧条日子里成长。 甚至更有希望，美国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整个国家又到了另一个边疆开拓时代，对于个人和集体的努力来说，都有无限多的机会在等待着人们。 对于管理各州事务的人是如此，对全国各地的普通人也是一样。 当然，我们是一个充满各种不同类别问题的国家，我们有不同的解决办法，有不同的目标。 但是，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当真是一个完整的国家。 有话直说： 政治潜能远远超出波托马克河的界限。 世界掌握在我们手中 他有喷汽式飞机，他有无人不知的名声，还有坚持不懈的毅力，终于为自己打开了通往全世界的大门……纽哈斯到了世界上最贫穷的一些地方，也去了总统首相的官邸。 ──《文艺报》，1988年8月31日，莫斯科 要评判一位外国首脑所做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比评估美国一位州长或总统所做的工作要难得多。 世界不同地方的领袖及其追随者都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和道德观念，有不同的历史和传统，也有不同的思想和理想。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是这么提醒我的： “我恳求你注意，在美国行得通的东西，在别的地方不一定行得通。是啊，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是不同种类的人。你越是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人，那就越是无视别人生活的环境。” 李的警告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应和者。 作为一名美利坚的公民，也作为一名记者，我还记着我们国家对于自决权和人权的历史性承诺。对于违反这些权利的事情，我们永远不能坐视不管。 因此，我们所有论述全球问题、并就此展开工作的人都必须站起来捍卫自由世界的自由人民的原则。 但是，我们又不可让自己的梦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混为一谈。我们必须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但同时也要理解可操作的现实。 据此，采访世界六大洲32个国家的元首，并听到他们各自的问题时，我都保持开放的态度。我观察大街上的人们，也看皇宫府邸里的人们，体验他们的情绪，也听到他们透露出来的消息。 对任何一位政治领袖真正的考验，就是看她/他为解决国家和人民的问题都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经常听到的那些问题，在全球都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你今天做的是否比昨天更好？” 对外国领导人进行成绩报告的范围，要比对美国领导人的考核范围更大。有一大批外国领导人确实是十分优秀的。有少数国家领导人差得让人绝望。更多国家的领导人则是政绩平平，或者表现一般。 根据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和感觉到的，我列了一个单子，排出美国之外的10大政治领袖人物，他们值得拿到好的成绩单，他们的名单按字母顺序排列如下： 10大国家元首 ►澳大利亚总理包勃·霍克，59岁。 ►加拿大总理布里安·马尔罗尼，50岁。 ►埃及总统霍斯尼·穆巴拉克，61岁。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72岁。 ►新加坡总理李光耀，66岁。 ►西班牙总理菲律普·冈沙雷斯，47岁。 ►苏共总书记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58岁。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64岁。 ►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69岁。 ►西德总理赫尔默特·科尔，59岁。 由于不会选出全世界的领导人──至少在你我生命范围内不会有此举动──把我采访各国领导人时的材料像采访美国各州州长得到的材料一样列举出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但是，会有更多的地方强权不断出现。值得观察的地方是西欧，到90年代，一个新的世界政治掮客有可能在那里出现。 到1992年，由12个国家组成的欧盟正式成立的时候，它所产生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影响会跟其他地区一样，比如： ►美国和加拿大合在一起。 ►苏联和整个东欧集团。 ►日本和太平洋沿岸国家。 毫不奇怪，西欧的三大领导人一方面用一只眼睛管理自己的国家，另一只眼睛非正式地盯着非正式的“欧洲总统”。他们并没有使用这个词，但实际目标就是这样的。 1988年6月6日是二战胜利日的44周年大庆，我跟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一起乘坐直升机从巴黎飞往诺曼底。途中，他是这么表述的： “我们必须利用欧洲从其独立和统一中获取的力量，这就是1992年将要成立的欧盟。许多人认为，欧盟只是一种经济联盟。但它的意义远非如此，它会强化欧洲在世界政治事务上以单一的声音讲话的分量。” 密特朗希望这个声音就是他自己的声音，西德总理赫尔默特·科尔会提名自己来当这个代言人，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却认为只有她才能担当此任。 听听他们对我说的话吧。 撒切尔：“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新时代，我希望自己长年积累的经验能够有助于整个自由世界。我希望这听起来不是那么自命不凡，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思。” 科尔：“密特朗总统和我都是一个意思，我们希望实现政治上的整合。跟玛格丽特·撒切尔谈起政治统一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歧见。目前，我盯住了1992年。” 无可争议的欧盟主席什么时候出现，或者能否出现，那都是值得疑问的事情，但是，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下面是我排出的一个候选人名单表： ►到时候，密特朗的岁数可能太大了。本书写作的时候（1989年），他已经72岁。 ►科尔的德国传统排除了他被全欧洲所有人民所信任的可能性。 ►撒切尔有可能担当此任，尽管目前她与密特朗和科尔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他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存在不同意见。 这位头脑敏锐素有“铁娘子”之称的女士在本世纪担任了10年的首相，有长期的混战经验。她跟密特朗和科尔一样聪明，同时也许还更有战斗力。 “需要一个暴徒才能对抗她。”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说。 撒切尔现年64岁，她的眼光盯住了未来。“我总是在向前看。我会一直这么做，直到死去为止。”她在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这样对我说。 尽管这三个人都雄心勃勃，但是，要在本世纪内产生一位像美国或苏联首脑那样有世界影响的欧洲领导人还是值得怀疑的一件事情。 容易得多的一个预报是，有很多国家领导人更有可能走下坡路，或者退出政坛，而不是有所上升。 我抱着同情心列出下面一些人的名单，因为他们继承了看起来不可管理的一个国家，或者遇到了不能超越的障碍。另外一些领导人是因为自己制造的一些麻烦而无法坚持下去。 可能失势的首脑 ►希腊首相安德鲁斯·帕潘德利奥，70岁。 ►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45岁。 ►以色列总理雅沙克·沙米尔，74岁。 ►日本首相竹下登，65岁。 ►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56岁。 1989年4月，有一项判断已经十分明显了，那就是竹下登宣布退位。另一项是，1989年6月，帕潘德利奥的政党在希腊大选中失败。 我希望这个名单表里面的其他三位不要继续下干去，因为我对他们有相当肯定的个人感觉。我觉得他们根本不配完成自己任上的工作。其中两位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那种婊子养的精神，有一位又太厚颜无耻了。这三位领导人的情况分别是： ►阿基诺总统是位喜欢闹腾的精力充沛的人，是5个孩子的母亲。了解她的人都会喜欢她，她丈夫被刺是使她升上目前职位的关键因素，但这个职位对她来说太重要了，超出她的管理能力。 她的经验或专长都准备不充分，使她无法带领菲律宾人走出她的前任费尔迪南德·马科斯留下来的沼泽地。 ►印度的甘地是阿基诺的男性翻版。甘地是一位谦恭有礼、说话慢条斯理的绅士。他并不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他最喜欢的事情是开飞机玩。他母亲英吉拉·甘地于1984年被自己的保镖谋杀后，他被强行推上总理职位。 要管理8亿人民，而且其中4成以上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很大的压力。我问他是如何承受这样的压力时的，他回答说：“我并不拿自己当总理看。”这也许是他管理乏术的原因所在。 ►以色列的沙米尔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外国领导人。他的思维方式反映出多年以来作为斯特恩之邦的三位领导人之一的生活经历。斯特恩之邦是一个40年前的一个地下恐怖组织，主要目标是赶走巴勒斯坦的英国占领者。 如果想找一位婊子养的铁腕领导人带领我进行战斗，我会选择年轻时代的沙米尔。但是，沙米尔现在已经是74岁的人了，他根本应付不了中东的新形势，因为现在一切都必须靠外交手段来解决了。 两位极有趣的婊子养的 再看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那就必须将两位列不上上述两个单子的领导人包括进来了。但是，他们是最有吸引力的人，因为他们分别代表共产党左派极端分子和法西斯右派。 ►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62岁。 ►南非总统彼埃特·威尔汉姆·博萨，73岁。 这两个人行政和安排事务的方式可以让人看出这两个婊子养的很大一部分侧面。 我与外国领导人的会见大多是提前很久就安排好的，有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以便适合各国领导人忙碌的时间表，也符合我自己在各国的日程安排。 但对卡斯特罗和博萨就不管用了。 我们在古巴相当自由地来往穿梭，相当自由地待了好几天，根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见到卡斯特罗。我们安排好准备离开的头天晚上9点50分，电话打到了拉哈巴拉利布尔饭店，是以前的希尔顿饭店，位于哈瓦纳的市中心。 “总统已经同意你们的请求，准备接受采访。请在5分钟内下楼到大堂等候。” 卡斯特罗穿着经常穿的军服欢迎我们。我们不知道那是例行的5分钟礼貌性接见还是一次实质性的采访活动。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等见到我们以后再决定。 显然已经有人跟他介绍过大致情况。 “我听说你们的报纸《今日美国》赔了5年钱。你们的账单是怎么付的？”他问。 我告诉他说，在4年多的时间里，《今日美国》的费用由加内特公司其他经营项目的利润来支持。 “啊哈！”卡斯特罗大笑。“这么说，你的公司和我的国家都在搞社会主义！” 如果我就此争辩，采访可能就会泡汤。但是，我只是跟他一起大笑。 我们听他说了一大堆谎言和事实的混合物，喝了一些古巴咖啡和郎姆酒，6个小时以后，到凌晨4点我们才说再见。 他几乎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除了这一个问题之外： “在古巴安装苏联的导弹，这是赫鲁晓夫的意思还是您自己的意思？” 卡斯特罗停顿一阵子：“我准备把这个问题留给我的回忆录。” 博萨跟卡斯特罗一样让我们等着，但等待的时间更长。进入南非的签证等了好几个月才拿到，采访他的请求也遭遇重重阻碍。 我们去肯尼亚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旅行，当时施加了最大的压力，因为从肯尼亚去南非只需要3个半小时的飞行。但运气不佳。 一个月后，我们在大西洋南部的塔西提过了两天，欣赏那里的海岸景色和别处美景，突然之间，塔西提时间凌晨3点，我们接到一个电话。 “博萨总统将在后天下午两点于开普敦接见各位，请及时赶到。” 我们赶到了，一共赶了13,778英里。 博萨在下午两点整打开了通往他的办公室的房门。他跟我们一起拍了两分钟的照，之后让我们的摄影师离开。 在1个小时的采访中，他主要的意思如下： “谈到我们国家的时候，来自美国的大多数政客和媒体都是一些恶作剧者。” 我们不仅仅访问各国首脑，同时还访问王宫贵族、银行家和乞丐、律师和违法者，有年轻人和老人，也有富人和穷人。 在六大洲的32个国家来回穿梭的经历中，无法忘怀的一些印象有： ►世界当真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地球村，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恩于1964年预测的一样。 ►哪怕在偏僻遥远的深山老岭，现在已经很少有秘密可言了。 ►我们已经通过电子手段连接起来，在经济上——经常还在情感上都是如此，国家与国家、洲与洲都是如此。 ►主导今日世界政治事务的是实用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盖过了共产主义，也盖过了资本主义。 ►物质主义是富人和穷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媒介，高居于精神与知识价值之上。 ►由于瞬间的卫星传播，媒体成为一种约束手段，使不同价值观连成一体。 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以前只对本国的公民产生影响。现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表演了。 贤明者与坏蛋以及两者之间的人在风格与方法上彼此不同，但是，真正起作用的地方或者真正起作用的时候，目标还是差不多的，那就是和平与繁荣。 我们差不多是一个世界了。 有话直说：在今日世界，我们都是邻居，而不是外国人。 头等更好玩 风格即人格。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 风格经常是领袖才能和生活中被人忽视的一部分。 我总是利用风格使自己的思想、计划、期望得到戏剧化。 无论是写一个备忘录或是在世界各地旅行，我总是期望自己的风格能够传达自己的想法。 人们记住实质内容，但人们同样记得住一个人的风格。 有话直说和清晰的写作是我风格的一部分，一流的生活和旅行也是我的风格，这两样事情我从来都不马虎。 大多数人都是有选择性地倾听的，他们只记得住自己爱听的话，他们忘记自己不喜欢听的话，之后他们会说：“我不记得你说过这样的话。” 没有人敢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因为如果事关重要，我总是会用书面形式写下来，而且还放在文件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替代直白的备忘录。 我当老板的那些年里，写了很多备忘录和信件，常年不断。平均来说，我每天花1小时左右的时间做这些笔记，那也许是我每天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这些笔记在下述方面有特别的作用： ►内容短，不到一页。 ►大交易和小细节都不放过。 ►鼓励和骂人的事情都干得很带劲。 表示祝贺的纸条，接到的人总喜欢卖弄，他们带回家，保存得好好的。许多人接到批评性的纸条就撕得粉碎，或者塞进抽屉里。无论是哪一种情形，他们都会记住那些条子，我也一样。 所有关于公司内部事务的备忘录都是用专门的桃红色信纸写的，而且用桃红色的信封装着。颜色并不重要，但那种来自老板的备忘录的特别样式会很快引起别人注意。 在个人偏好和职业偏好两个方面，我一向保持公开态度。如果安排适当，乐趣和事务是可以彼此融洽的。但是，无论在工作时还是娱乐时，马马虎虎只会惹起不必要和烦人的后果。 好的交流跟黑咖啡一样让人刺激，之后要想睡好同样也不容易。 ──美国作家安娜·莫罗·林德伯格 一、 头等更好玩 如果艾尔·纽哈斯当真有一天退休了，那我就得到了股票上的小道消息。如果你家存有克里斯托尔香槟，赶紧卖空。 ──汤姆·布罗柯 国家广播公司新闻主持人 极端保守的管理者管理的企业既没有趣味，也没有胜算。 想便宜地管理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最后也只会得到廉价的公司。 无趣的人过着不幸福的生活。 在我自己的一生中，我一直在坚持要有娱乐。哪怕还是南达科他州一个贫穷的小伙子，我也有寻开心的欲望。别的玩不起，开心大笑总还是可以的。我实际上也总在开心大笑，经常笑。 娱乐生活并不需要财富。娱乐取决于人的世界观：逆来顺受，苦中作乐。 人如果学会了在二流的生活中获得乐趣，那你过上一流生活的时候就会得到无穷乐趣。我作为成人的大部分生活就是以这种方式度过的。 我因为自己的一流品位而受到批评者的强烈谴责，甚至还受到一些守财奴同事的猛烈攻击。他们不明白我作为首席执行官的津贴和特权意味着什么，从职业和个人生活两个角度来说他们都不懂得。 ►我有一架价值1,700万美元的湾流iv式喷汽式飞机，上面装备有打字机、电视机和淋浴房，只要是业务需要，我可以开着飞机飞往世界各地的任何地方。 ►我有配备司机的高级轿车，每到一处都可以带着，这样可以一边旅行一边与同事工作，或者去访问别人。 ►在纽约市的沃尔多夫大楼，我有一套年租金36万美元的9房间套房，在首都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我有年租金16万美元的套间，我可以住在里面很舒服地办公。 我的哲学、政策和风格一直都是这样的：一流的生活只不过多花一点点钱，但对于正在上升途中的公司来说，那是相当聪明的投资。 还有一些批评者教育我说，不应该真开玩笑，而应该更严肃一些。 我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报以嘲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最终都会跟我一起大笑。 如果没有学会开心大笑，一般是拿自己开涮，那么，在启动《今日美国》的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我们就不太可能度过难关。 要放松身心，工作和娱乐的时候明白如何达到最高效率，关键在于应该在合适和适当的时刻开始一天的生活。 工作时间可能会有不同，但是，一个人的一天从何时开始，如何开始是最为重要的。 我当了加内特公司13年的首席执行官，我的一天大部分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 ►早晨4点45分到5点起床。 ►5点到6点30分看报、喝桔汁和脱咖啡因的咖啡。 ►6点30分到7点30分锻炼和慢跑。如果是在南瓜中心，事前会在海滩的小教堂里停留一阵子。 ►7点30分到8点15分淋浴、刮脸、着装、少量早餐，一边看电视新闻。 到8点30分之前，我就到了自己的办公桌上，或者是在南瓜中心，或者是在华盛顿，或者是在纽约，或者在世界各地的任何地方。我的脑袋在思考问题，我的血液在沸腾，身心感觉都保持最佳状态。 这使我比大部分同事或竞争者处在更有利的地位。 在加内特公司，像德格伍德·巴姆斯代德这样的漫画人物很少。但是，这个漫画系列告诉了人们很多事情，说明在商业世界里，什么情况下人不可能再有长进了。 布隆迪得把德格伍德从床上拖下来，得帮他穿衣，他的眼睛还闭着的时候得给他喂食，推他出门上街赶着搭公共汽车，这是他永远也没有出息的原因。 如果你害怕早晨上班，那你从事的工作肯定不适合你。 我一辈子从事的工作，从来没有一件是我不想早早爬起来去上班的，也没有一件是我不想努力干好的。哪怕是二战期间接受军训，每天早晨我也等待着听到起床号。我对后来在欧洲的战斗兴趣不太大，但即使是那样的工作，我也设法熬过来了。 尽管我总是欢迎上班干活，但我玩起来也跟工作的时候一样卖劲。经常有的情况是，玩耍和娱乐连成一体。 定期锻炼，就跟我每天都要进行的慢跑一样，有很多人认为是单调乏味的事情。我认为那是相当有价值的工作和玩耍。 1946年22岁离开部队以后，我一直都是某种健身迷。但是，到47岁的时候，我就拿健身当做相当认真的事情了，甚至有点狂热的意思。那一年，年度体验的时候，医生发现我有心率不齐的问题。后来发现是心房纤颤，他们尝试进行电学转化，但没有起作用。 “那你只能带病生活下去了。”医生说，“如果你照顾自己的身体，这个病可能带在身上再过50年也没有问题。这意思是说要注意饮食，还有定期锻炼。” 因此，每天跑步就成为必做不可的事情了。我把日常跑步的距离慢慢增大，从最初的3英里增加到5英里，速度慢下来了，但距离加大了。 结果，人到了50多岁、60岁的时候，身体反倒感觉比40多岁时强壮多了。 身体好，精神也好，办事效率高，人也感觉不错。 身子懒，心也懒 身体太胖的人，我从来都不雇佣，更不会提拔到重要岗位。身体懒通常表示一个人心也懒，同时也指明一个人缺少自我约束。 大多数人希望有轻便的减肥方法，但是，从长期的效果来说，根本都不可能有轻便的体重控制方法。你得努力工作，得好好地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加内特公司，在华盛顿的《今日美国》总部，我们有健身/锻炼中心，供所有员工使用，目的是鼓励人们关注身体健康。有很多公司投资建设员工健身中心和托儿所，这是相当聪明的投资，为了员工的身体健康，也为了他们的精神愉快。 在加内特公司，因为我们在美国50个州都有业务，我们的高级主管人员经常出差，所以，我鼓励所有员工在公司和出差的时候都注意身体健康。 我自己以身作则。很多人因为经常旅行，所以就长胖了，因为他们吃得多，喝得多，但锻炼少了。 1987年，我乘公汽在全国50个州跑来跑去，搞了6个月的调查，结果还瘦了两磅。1988年，我坐飞机搞了8个月的世界旅行，采访了32个国家，一共在天上飞了148,261英里，结果瘦了5磅。 严格的每日锻炼计划并不意味着就不能过上好生活。正好相反，你可以吃最好的食物，有时候还吃十分丰富的食物，也可以喝最好的葡萄酒，关键是要注意把摄入的热量燃烧掉。 这对我是很重要的。头等餐馆、一流宾馆的套间，这些东西跟运送我的轿车或飞机一样重要。 有些人批评我，不断说这种消费是我的一种不必要的特别嗜好。是啊，也可以说嗜好。但是，并不是不必要的，这些东西有助于我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他们不明白的是，当我沉湎于这些嗜好的时候，我正是在刻苦地工作。我的轿车里面有一台打字机，有一部电话，有一台电视，使我能够随时掌握最新的动态。 我一住进宾馆就开始检查自己的日程安排。我的秘书会与饭店的管理人员提前做好安排，确保其中一个房间里摆好了很大的一张办公桌，要有合适的照明，有电视，还有安装到位的电话。我们一到饭店，我的秘书就会摆好打字机、复印纸、纸夹和橡皮圈。 如果凌晨3点到新加坡，或者下午3点到达巴黎，我立即会有一个办公室。我会很快把手头上的事情忙完，这样我就有空玩耍了。 在美国各地和全世界各地，我住过数百家饭店和汽车旅馆，我的最佳旅馆排名基于待客态度、设备配置、所提供的服务以及对我提出的特别要求做出的反应。 世界10大饭店排名 1. 瑞士苏黎世道尔德大酒店 2. 巴黎雅典广场 3. 贝佛利山勒米达奇饭店 4. 达拉斯特托克里克大厦 5. 墨西哥阿卡普科布里萨饭店 6. 檀香山卡哈拉希尔顿饭店 7. 斯德哥尔摩大酒店 8. 内华达塔霍湖哈拉饭店 9.南非开普敦的纳尔逊山酒店 10.南达科他州黑山地区的洛基湖西尔维亚大酒店 唐纳德·特朗普投了很多钱，伊凡纳·特朗普也有很大的独创性和独特的风格，不久之后，纽约的广场大酒店也会列在这个单子上。 我住过的很多酒店离它们的名声相差甚远。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差的，只是不如它们的名声那么响亮而已，或者不符合它们索要的房价。 世界5大太贵的酒店 1. 伦敦克拉里奇酒店 2. 纽约沃尔多夫酒店 3. 美属维尔京群岛圣约翰城的堪里尔海滩酒店 4. 耶路撒冷的大卫王大酒店 5. 波士顿的里茨酒店 我这个单子上列出来的沃尔多夫大酒店需要特别解释一下，因为我所指的是那个套间，加内特公司的很多重大业务都是在那里进行的。 也就是指沃尔多夫大楼，它是沃尔多夫大酒店的一个部分，但它与大酒店本身相隔很远。 从房间和服务来说，沃尔多夫大楼也不是五星级的。但是，我们的加内特套间是经过重新设计和重新装修的，我们花了很多钱，弄得十分豪华，目的是要用作业务办公场所和业务往来的娱乐场所。因为该大楼在纽约所处的位置不错，因此正好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虽然我喜欢一流的住宿条件，但是，我却经常发现自己住在很差的地方，但我不过付之一笑，也乐得住下来。 有两个例子。一次是1987年坐公汽全国跑，另一次是1988年进行全世界范围的飞机旅行采访。 ►新墨西哥加勒普的最佳西部汽车旅馆。那是很偏僻的一处供牛仔和印第安人住的住所。但是，我很喜欢当地的风味，因此就哄着同事一块进去体验一下，真进去住了的同事都觉得挺好玩的。 ►越南河内市的一家政府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在总统大厦与一座湖之间，苍蝇和蚊子到处飞，有集体宿舍一样的破烂洗浴装置。但是，越南政府能够拿出来的最好旅馆也就是那个样子的了。我们有三个晚上睡在蚊帐里面，房间热得人浑身冒汗。但是，我对一同坐飞机旅行采访的同事说，比起在越南为我们作战的那些士兵的生活条件来说，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我的大多数同伴都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也从那些经历中受益不少。 如何避免精力耗尽 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出远门，我都注意照顾自己的身体。 很多高级主管声称自己能够拼命干活，并以此为自豪，但他们忘了应该有的娱乐和身体健康，不知道忘记娱乐和身体健康容易耗尽精力，并使职业生涯中断。 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经过很长一天的工作，或者连续几天的旅行我还显得那么放松。答案很简单：吃什么，喝什么很重要，要特别仔细，如何利用能量也很重要。如果做到下面这些事情，那你就有可能感觉极好： ►饿了才吃。 ►渴了才喝。 ►累了才睡。 ►胀了才操。 获取娱乐和健康可能还有很多一流的科学办法，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自己还没有找到别的更好方法。 有话直说：能玩的时候尽量玩好。 情书:有话直说 艾尔在小片的桔红色信纸上写备忘录。里面都是些简短但措辞强烈的消息。“请修复。”其中很多这样说。另外一些我从自己的记忆里抹去了，目的是保持我的自尊。 ──迪克·杜格哈迪 加内特公司罗切斯特各报的编辑和专栏作家 经常有的情况是，首席执行官的行为更像政客而不太像老板。 员工们不想有人来惹事。 他们不想要奉承。 他们喜欢有话直说。 作为加内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拿出了很多直话，都是书面形式的。 我把自己写在桃色纸上的备忘录称为情书，无论是口气强硬还是委婉。 有些不太尊敬别人的收信人称它们是“桔红色的烦人话”。我并不觉得那些信件内容是低劣的，它们帮助一些人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当然，我有时候会使用相当强硬的语言，而且还说一些针对个人的狠话。 我可不想在受欢迎程度的竞赛中得什么名次，我想要的只是结果。 我早年当经理的时候，这些备忘录就已经开始起作用了。在加内特公司，这些备忘录成为荣誉奖章。在办公桌上发现一个桃红色的信封，这意味着首席执行官已经注意到你了。 有些字条口气强硬，但与我个人的情感没有任何联系，我最亲密的一些同事经常会收到措辞最为严厉的信件。 《今日美国》启动并开始发展后，要求我用最强硬和最直接的备忘录来解决问题。每天，有1000多人必须要有人推动一下，或者朝同一个方向拉动前进。我的字条设定目标和期望值，这样一来，整条工作线上就不会出现误解。 我对在《今日美国》顶层上工作的人尊敬有加，但是，如果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这样的尊敬决不会妨碍我踢他们的屁股。 约翰·奎因是《今日美国》的总编辑，也是我最亲密的职业同仁，他手上拿着无数这样的信件。约翰·克雷是创始人兼编辑，现在是加内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也是一样。还有龙·马丁，当时他是执行编辑，约翰·塞根塔勒是编辑董事，以及亨利·弗里曼，他是负责体育版的执行编辑。 裁剪编辑 致约翰·奎因及亨利·弗里曼： 我的老天！已经两年过去了，难道我们就找不到一个会加减乘除、会在一版编辑室做点事情的人？体育部难道就找不到一个能看报、能思考一点问题、能够仔细检查事情的人？ 我们今天把鲁迪·马茨克的一版报道上世界杯赛的日程弄砸了，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事情！ 除非我们找出能够防范错漏的好办法，彻底杜绝此类错误，否则，你们会发现我又回头每天半夜去查体育部和一版编辑室的岗，而且很快就开始。 致约翰·奎因： 关于《今日美国》国际版的天气预报图上出现的持续不断的放屁事件，你是否觉得应该很快查出结果来，或者应该很快向我解释一下呢？ 我觉得应该！ 如果你仍然在负责任，会非常欣赏你对我的一些建议和某些行动产生的反应。 致约翰·塞根塔勒及其他人： 我只好提议另设一类普利策奖项──本年度最差社论判断奖。 在这个奖项下，我会提名今天的《今日美国》就菲律宾大选发表的社论。不仅仅是指今年度的，而是指我们的报纸出版以来过去三年半的最差判断奖。 我们决定不支持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因此我们就支持菲律宾总统大选中的某个候选人！ 当然，我们应该为菲律宾大选中的公正和自由选举而呐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像今天这样明确表态支持某一方就让我纳闷：我们是不是开始忘记《今日美国》是干什么的一张报纸了？ 我不准备忘记这件事情。我希望这份备忘录会促使你和各位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致约翰·奎因、龙·马丁及其他人： 我再次解释一次。地理课101： 美洲由加拿大、美利坚合众国、中美洲、南美洲和更多国家和地区构成。（见所附地图）。 美国是由美利坚合众国组成的。一共有50个州，还有它的属地，不多，也不少。 任何民意测验，任何新闻报道（比如今天生活版的那些东西），只要是指广泛的美洲人，而其实际意义是指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时候，都是一种欺骗手段，这代表不可原谅的懒散报道和编辑。 也许同样重要的是，这公然违背了《今日美国》创始人从第一天起就明确说明的哲学、政策和风格。在我们的新闻栏目里，除非是指所有美洲人或者美洲的人民，否则，永远也不适合使用“美洲人”这个词。当我们是指美国的时候，使用usa是永远合适的。 再说一次，请确保所有编辑都明白这一点。如果有人不明白，我会很高兴做出重新安排，让这样的人到卡尔加里或库斯科或库里提巴去，这样一来，他/她就能够为其他美洲国家的不同读者报道新闻，而不光是为我们服务的美利坚合众国，也就是usa的读者服务。 给市场推广人员打气 我的大部分字条都是因为一些人的工作没有做好，不如我想像中的那样好而写出来的，或者是因为一些人没有依计划行事。我特别仔细地留心监督广告人员和发行人员，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毛病，会上说的是合适的话，但下去办的又是另一套。 有两个人经常接到我的字条，一是出版人卡茜·布莱克，她是负责广告部门的，另一位是弗兰克·维加，是《今日美国》的第一位负责发行的副总裁。 致卡茜·布莱克： 我知道你很忙，但是，我曾写字条问过关于跟希尔顿和宝洁公司的业务事宜，但现在并没有得到你的回答。 关于希尔顿的问题及其答案事关重大，因为我星期六晚上将去华盛顿跟巴伦·希尔顿会面，我想知道到时可以谈些什么事情。 事实上，我所有的备忘录和问题都是重要的，否则我不会送出备忘录或者提出那样问题。因此，我希望你赶紧动手，快些拿出答案来。请解决此事。 致卡茜·布莱克： 我就广告宣传办法的重要性已经做过多次说明了，你给我的答复是，你声称已经解决了分类广告中的横行依字母顺序摆放的问题，我还需要等待多长时间才能够得知事情当真已经解决，而且一直保持不再出乱子？ 你经常把事情弄砸，难道你并不在乎吗？ 致弗兰克·维加： 今天上午9点，宾夕法尼亚大道和行政大道交界处白宫外的售报机的报窗里显露的还是昨天的《今日美国》报，报箱里面的也是昨天的。 正好在街对面的那台售报机的门被人撬开了，耷拉在旁边，机器里面的空的。这台机器已经连续两天保持这种状态了，我昨天没有跟你说起此事，是因为我想看看你那些效率极高的街头队伍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它们弄好。 对于每天从白宫旁边经过并逗留的数百人来说，这是极糟糕的印象，还有很多人是在那些街角第一次留下对于《今日美国》的印象的。 这里的确需要很快进行狠踢屁股的活动了。我已经开始了我自己的行动，现在轮到你了。 把自己期望的东西说明白 对我一流的生活方式，我并不做任何道歉。 我的同事明白，我一向要求自己的个人生活是有秩序的，有安排的，就跟我的职业生活一样。事实上，我当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的日子里，并没有单独的个人生活可言。 这意味着要注意细节和标准。如果同事不能够把与我相关的小事情安排好，我如何能够指望他们办成大事？ 跟我工作关系最密切的一些人知道我的期望值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因为我总在出差，因此就把自己的要求对加内特公司的出版人讲得很清楚。这省去了我的一大部分时间，帮助我得到合适的细节，也让我成为更好的首席执行官，更心满意足的婊子养的。 致加内特出版人： 根据我们最近几个星期到各处召开的地区或分属机构会议的情况，而且由于我们大家将来会有更多诸如此类的会议…… 下面是一些纯属个人偏好或偏见的东西，假如有心办到，会使我更有吸引力，在一些访问中更有效率： 1. 到达当地机场时，我希望有出版人亲自来接飞机，这就使得我们在去办公楼或宾馆的路上可以谈些业务上的事情。 2. 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登记或办理退房手续，事先登记、钥匙、账单等都应该事先安排好。 3. 我需要一个套间，这是最起码的，这样一来，我可以随时召开业务会议，而不必让客人或同事坐在床上或地板上开会。 4. 这样的套间里必须备好最新一期的当地报纸，要有冰块和水果。酒宴不一定必要，但一瓶蒙特拉谢或波里府水白葡萄酒从来都不会伤害任何人。 5. 去办公楼的路上，我需要首先看到要见面的所有人的名单，从接待员或出版人秘书开始。这个名单里当然要包括我要会见的部门负责人，关于这些人最近的个人情况的说明当然是有用的。 6. 会议室必须包括当地报纸最近一星期的样报。 7. 各地编辑或出版人有无限的智慧和自治的本领，如果他们要求与我见面，那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如果把刚刚从街头新召来的一名员工从街头撤回来采访我，那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如果值得这么做，那就值得让一个对加内特公司和纽哈斯本人有一定了解、并且有足够智力的记者来采访。 8. 对于社会活动，事先列出参加者的名单，而且有名有姓，那是必须做的事情。说明一些关于孩子、生日、周年纪念、女朋友、男朋友等的情况都是有所帮助的。姓名牌是必须要用的。 9. 早餐见面对我来说是浪费时间。早间那几个小时我喜欢跑步，看晨报，打电话，准备一天的会议或旅行计划。 10. 无论我们所在的城市是否有自己的晨报，最近一期的晨间出版物（可能的话，包括《华盛顿日报》在内）应该在早晨6点以前放在旅馆的房门底下。投递的方式不限，出版人或者发行经理在酒吧里喝完酒回家的路上，或者上班的途中送过来都行。 问好，为了更加快乐的假日酒店生活…… 致运营委员会所有成员： 曾几何时，在加内特公司的附属机构会议上，已经决定好了要建立和保持某种高标准的。 无论我们在哪里见面，还包括在早晨6点以前把晨报送到每个人的房门底下。 另外还包括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把吃喝的事情安排好。如果在会议当地有特别好吃的东西，则应该把好吃的东西准备好。如果没有，那我们就只好吃一些比如牛排等的简单的东西了。 上周在奥林匹亚，晨报早间没有送到。 奥林匹亚是世界大马哈鱼之都，结果晚餐却吃了小牛肉干酪（而且不是很好的小牛肉干酪）。 以后请更正。 致杰克·加拉格尔（飞行运作负责人）： 我们的飞行小组成员又一次落入窠臼，他们只关心自己在机舱里需要的东西，而不管乘客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例子： ►上个星期四，从华盛顿飞往圣弗朗西斯科途中，我需要洗个澡，便于晚上到达时漂漂亮亮地出席一个晚宴并发表讲话，结果后舱里只有冷水。不可原谅的失误。 ►上个星期五，从里诺飞往佛罗里达途中，后舱的厕所坏了，不能冲水。不可原谅的错误。 ►星期天，从佛罗里达飞往华盛顿途中，几台电视机都坏了，有的看不清楚，有的完全不能看。不可原谅的错误。 最后一次强调，飞机上乘客的舒适和方便跟我们的机组人员的舒适和操作能力同样重要。 你们的借口已经用完了。如果你们明白我的话，那就请赶快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请问我。 致约翰·克雷： 由于在加内特公司二号楼工作的姑娘们反对临时摆放在30楼餐厅饮料机旁边的两尊有艺术气息的半裸女性雕塑，现在就藏到一个仓库里。因此，我准备把那两尊雕像搬到南瓜中心的加内特公司会议中心去。在那里，不会有人反对这两尊雕塑的在场，尤其是因为它们放在靠近我的浴盆的地方。 我已经请设计师芭芭拉·惠特妮为我们设计一尊漂亮的小男孩雕塑放在二号楼餐厅的饮料机旁边。我告诉她确保那个小孩子身上要穿一点衣服，不得有任何容易冒犯我们女权主义者朋友的东西露出来。 分配赞扬的话 多年以来，我写过很多肯定的、可爱的字条，而且也得到很多人的注意。因为我并不夸张过分，因此，一点一点分配出去就会产生更大影响。在《今日美国》，接到桃色信件的那些人，一路上同样也接到了很多鲜花。 以前的老板们总喜欢人们记得住自己。尽管他在公司起作用的时候我们之间有分歧，但是，我总喜欢经常给前任保尔·米勒写写信或者打打电话，哪怕他已经退休。 致约翰·奎因、龙·马丁： 我们今天早晨就总统辩论进行的报道，是别处任何一家媒体都无法比拟的，无论是纸质的报纸还是电台和电视，而且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 主要报道、民意调查、第4版的报道、整个版面，无论在概念上还是表达方式上都是最优秀的。 无论第一版的头条是谁写的，都值得大加赞扬。这个头条是：“谁赢了？这是值得辩论的。” 致卡茜·布莱克： 你这个星期的工作干得不错！ 你在加内特年终会议上进行的准备工作和参与活动，从各个方面说都是最优秀的。你在很多人的脑海里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我现在登上船了，我感到越来越高兴，因为雇佣了你这么一个人才，我正在考虑给自己额外发一笔年终奖金！ 致保尔·米勒： 佛罗里达棕榈海滩 亲爱的保·米： 我反复不断地回想起您管理这个烂摊子的时候采取的一些非凡举措。 这个星期让我想起的其中一件事情是，如果不是您当初带领我们杀入圣伯尔纳丁诺，那我们就不可能处在今天这样一个有利地位，就无法在洛杉矶市场上启动《今日美国》。 只是写信想让您知道，我们一直在想念您，也在不断谢谢您。祝您和路易丝愉快。 顶嘴 我每天都要寄出一些情书，结果促使很多人写来回信。从性质上说，有好的回信，也有可恶的回信。但是，所有的回信都值得一看。 我所有的邮件都要看，多年以来达到了好几千封，大部分是读者批评或赞扬报纸的信件。我亲自回信，或者确保有与信件内容相关的高级主管人员亲自回信。 一些最有意义的邮件是同事寄来的，有些是从竞争对手那边发来的，过去和现在的人都有。有些人过去与我一同共患难，他们说的一些好心的话让我惊讶，也会让大家吃惊的。 ►我最喜欢，也经常被我责骂的算计者道格·麦柯金戴尔寄来： 艾尔： 你退出董事会的消息让人震惊。多年以来，我觉得我们构成了有史以来最佳的拍档。 我从你那里学到了不少，但学来的东西只会在未来对我有益。但是，没有你的话，一切都不会跟以前一样了，也许一点也不像以前好玩。你是最棒的！ ►想偷走我的职位的婊子养的卡尔·艾拉寄来： 亲爱的艾尔： 已经差不多一年了，我明白已经尘埃落定，因此我觉得，现在来给你写这么一封信，祝贺你在最近的股票分割和红利增加中举措成功，对我来说是明智之举。我的确欣赏加内特公司股票的表现。 ►被我击败的前任老板的儿子、保尔·t·米勒寄来： 您为老爸所做的事情顺利完成（80岁生日），办得很得体，凯斯和我以及我兄弟姐妹都不甚感激，一方面因为您对老保尔·米勒的友情，另一方面也因为您使他度过了如此美好的一个夜晚。 另外，您为我们送来了晚会的极好的带子。我觉得这对老爸尤其重要，这有助于强化您的心意，也有助于增强别的一些人对他的评价。 报业里面的一些最佳女性因为加内特公司在升迁机会上男女平权的主张而加入本公司。她们也得到了我同样的表扬和痛骂，她们对自己的战斗伤疤并不在意。 ►《今日美国》出版人卡茜·布莱克寄来： 亲爱的艾尔： 过去5年过得很值。您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也确定了一种难于执行的领导方式和战略眼光的基调。我乐于看到您的领导风格、毅力和胆识，还有办事的激情。我从您那里学到不少，而且得到极大乐趣！ ►《今日美国》负责广告的前高级副总裁以及后来的《电视指南》出版人和《纽约邮报》的总裁华勒里·萨伦比尔写来这样一封告别信： 亲爱的艾尔： 拿到手头这份工作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受到如此严峻的挑战，感受到如此强大的压力，也没有学到现在这么多。这是我有过的最重要的职业经验，一定会倍加珍惜。感谢您这么一位给人启迪的领导人，这么一位强硬的婊子养的，这么一位让人产生更大梦想的人。 记住自己的根本是重要的，还有你以前的同事，在力争上游的过程里，我尽力记住留在身后的人。保持这样一些关系，让人记住自己，这是让人宽心的一件事情。 ►《南达体育报》的投资人、赫伦市的拉里·伯格寄来： 亲爱的艾尔： 在超级杯赛期间寄予迈克尔和我的款待无从感谢起。星期五晚上的聚会和星期天一起吃的早午餐更是从来都不曾体会过的。当然，游戏本身也是我们永生难忘的一次款待。我在《南达体育报》上小小的投资是我干过的最漂亮的一件事情！ ►罗切斯特各报的专栏作家，已经退休的亨利·克鲁恩寄来： 亲爱的艾尔： 在昨天（他99岁生日）送来的许多较大型纪念品当中，有你送来的可爱的花展。送花来的花匠告诉夏洛蒂说，接到你打来的电话是几个月来在斯哥特维尔发生的最令人激动的事情。有我本人过去的老板亲自问候，我本人非常开心，也深感荣幸。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收购别家报纸的艺术有时候难于处理。但是，方法得当的话，就有可能导致新的温情关系出现。下面这封信就是一位被收购者寄来的： ►路易斯维尔的巴里·宾汉姆的妻子、玛丽·宾汉姆寄来： 亲爱的艾尔： 这笔交易最终以对巴里和我本人来说最可能简便和宽心的方式达成，对您的好意和体贴表示感谢。我们乘坐了贵公司一流的喷汽式飞机，得到机组人员最礼貌的款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们一路感觉无比顺畅。我们放弃了那些报纸，内心的苦楚得到您细心的体谅，您理解存在于我们和小巴里之间的令人伤痛的歧见，让我们感觉从您那里找到了一个真朋友的情感。 对于级别的小小不敬，从来都不会给一个首席执行官带来真正的伤害，尤其是当它有助于合适地完成一项工作中所必需的生硬的意见交换时。 ►虽然谈不上最有外交手腕，但的确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助手约翰·奎因寄来： 艾·纽： 谢谢圣诞节寄来的关于今天头版的桔红色鬼话。 胡扯！ 新年快乐。 作者附记：奎因是用橡皮图章盖上“胡扯！”这几个字样的。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他的橡皮图章被我收缴了，他也改好了第一版。 给自己寄一封情书 我最喜欢的许多情书之一甚至都没有我的签名在上面。是我写的，不过是写给我自己的。 1987年我坐公汽在全国到处跑，到了中西部的时候，约翰·克雷传话来说，《今日美国》在五月份扭亏为盈，比我们预计的时间提前了。 我决定拿此事开个玩笑。 我给自己拍了一封电报，让克雷在我们的公汽到达自己的家乡南达科他州的黑山时，作为收件人发给我。 那封由我导演的电报游戏，让我感受在南达科他州那块神圣的土地上接到最大成功的消息的喜悦与自豪──从《南达体育报》失败之后算起，我从家乡逃走已经过了33年。 南达科他州希尔市西尔凡雷克道基 美国公汽采访团 艾尔·纽哈斯 亲爱的艾尔： “麦当”报成功了。《今日美国》由赤字改成黑字了，5月份的利润为1,093,754美元，比计划提前了6个月。员工们在打赌，估计您会原谅大家破坏了您原来的计划，说要等到年底才开始盈利的。希望您明天能够赶回华盛顿，参加一场香槟庆祝会。 约翰·克雷 当天晚上，我手里拿着自己发给自己的电报，跟南达科他州的老朋友们一起庆祝成功，里面包括曾经在《南达体育报》上赔了钱的朋友。第二天，我飞往华盛顿，跟帮助我使其成功的人一起饮酒庆祝。 给对手设的诱饵 我喜欢跟《华盛顿邮报》的一些朋友保持通讯。许多人曾对《华盛顿邮报》有过很多怨言，他们担心，如果他们讲出来，会产生不良反映。大多数政治家都很害怕《华盛顿邮报》，因为他们觉得，执行编辑本·布拉德利和他的一班人马可以“造就”他们，也可以“毁掉”他们。 《华盛顿邮报》的主席凯伊·格雷汉姆和她的儿子、出版人唐·格雷汉姆和我之间经常交换彼此赞扬的话，有时候又互设鱼钩，你来我往，大家都十分开心。 但是，本·布拉德利却容不下我。他喜欢在新闻专栏里对我大打出手，但是，他自己却容不下任何一种批评。 这些你来我往的函件可以显示两个人在风格上的差异。 华盛顿邮报公司董事长 凯伊·格雷汉姆女士 亲爱的凯伊： 我的性格是不喜欢赞美别人的，但是，我冒着违背本性的风险也要对你说，我诚心赞美你在莫纳克亚山的会议中处理问题的方式。 不仅仅我本人对你敏捷熟练的手腕表示敬佩，而且，你离开之后仍然留在夏威夷的那些人所说的话，也都是赞美有加的。 你作为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的掌舵人，向着女性世界迈开了大步。为你这样的行为本人深表感激。 亲爱的艾尔： 谢谢莫顿论坛之夜期间给予本人的热情款待。 也为你给予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一是进入报业出版人协会时帮的忙，二是留在那个协会时帮的忙。我以前告诉过你，我的确很喜欢那份工作，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两者结合起来真让人感觉良好。 也谢谢你在莫顿论坛演讲开始的时候给予的赞扬。 既然我们彼此之间可以在5分钟之内放松警惕，那我们就可以安全地回到那把不好对付的弹簧刀的事情上，而且我一直盯着你在我们这个可爱的城市里搞《今日美国》的意图，更不用说你从我们公司挖走的一些人才了。 请记住，我很想时不时地知道你来纽约的时候，比如大家一起吃个午餐或晚餐什么的，或者在这两者之间喝点什么。 《华盛顿邮报》执行编辑 本杰明·布拉德利先生 亲爱的本： 过去几天，示范样品狂欢之后，我从圣弗朗西斯科赶回来，翻阅了一些旧新闻和老式的“无新闻，”在你我离开期间已经发表的一些介绍性文字。 谈到后一个范围，我觉得你也许会对所附《华盛顿邮报》涉及加内特公司的那篇报道中所说的具体情形的事实性回顾有兴趣，该篇报道出现在贵报7月20号商业专栏中，标题为“加内特公司从应购股票表上撤下来”。 该篇报道及标题是从所罗门兄弟公司就加内特公司所做的一篇报告中裁剪下来的，报告人是埃德·丹利维，他是华尔街上领先的分析师。丹利维的报告实际所说，是指他准备更改加内特公司的标称，从o型（在接下来的6到12个月期间内有可能优于标准普尔500市场平均值）转为m型（在同等期间内有可能符合标准普尔500市场平均值）。 你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来自股票分析师的报告和建议书每天都有，而且来自很多不同资源。其中很多资源，比如丹利维的报告，都是相当有学问的，而且值得尊敬。 为了帮助你理解华尔街运转的方式，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就上市媒体公司进行的分析师报告已经包括，但也许并不限于下列数据： 6月26日，所罗门兄弟公司报告说，芝加哥论坛报公司已经从o型股票标称更改为m型股票（《华盛顿邮报》未加报道）。 6月28日，所罗门兄弟公司更改了耐特·莱德公司的标称，从o型转为m型（《华盛顿邮报》未加报道）。 6月29日，所罗门兄弟公司更改了时代镜报公司的标称，从o型转向m型（《华盛顿邮报》未加报道）。 6月29日，唐纳德森、拉夫肯及简莱特公司发布公告，称推荐推迟进一步购买多家媒体公司的股票，包括华盛顿邮报公司，但继续推荐购买加内特公司股票（《华盛顿邮报》未加报道）。 7月9日，所罗门兄弟公司更改了加内特公司的标称，从o型转向m型（《华盛顿邮报》11天后发表报道的基础）。 7月10日，唐纳德森、拉夫肯及简莱特公司推荐购买加内特公司股票（《华盛顿邮报》未加报道）。 7月11日，德雷克塞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发表一篇有关加内特公司的报道，标题为“第二季度强劲/重申推荐购买。” （《华盛顿邮报》未加报道）。 7月12日，唐纳德森、拉夫肯及简莱特公司发布另一篇报道，推荐购买加内特公司股票（《华盛顿邮报》未加报道）。 7月18日，德雷克塞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发表另一篇报道，称：“我们继续强烈推荐购买加内特公司普通股。” （《华盛顿邮报》未加报道）。 但是，7月20日，《华盛顿邮报》花费15英寸的篇幅大做文章，拿已经发表了11天的一篇错误的分析师推荐文章进行错误表述，甚至都没有解释推荐的内容是什么。 关于加内特公司的那篇报道甚至都没有正确地登载加内特公司股票当天的收盘价。署名作者迈克尔·施雷奇报道说，加内特公司股票收盘价为40.375美元，下跌0.25美元。而你们自己在接下来几页列出的股票价格表却显示加内特公司股票收盘价为40美元，上涨0.125美元。 请不要误解本信函的意图。我并没有要求做任何更正、撤回或澄清。（贵报澄清栏已经有成为各栏中发展最迅速的一个栏目的趋势，本人绝无另增负担的意思。） 这封信件并非基于这样一种担心，害怕你们这些人有可能再次朝我们波托马克河此岸的可怜人头上撒小便。真正引起我写这封信的，倒是因为我有真正的一种担心，害怕那些从不疑心别人的公众最终弄不明白，这么好的一家报纸怎么有时候会糟糕到这种程度。 话不中听，诚意在此。 布拉德利的答复： 亲爱的艾尔： 有劳大驾7月24日寄来一封基本上让人不快的信，为此表达谢意。 既然贵公司已经将总部从罗切斯特搬出来了，您应该预期我们会拿贵公司当做业内大家进行报道（贵公司是第五大公司，而本公司只不过区区第十位）。你们当然不能指望我们会像你们在罗切斯特的那些报纸那样报道你们自己了。你们同样也不能指望我们的商业及财务版会登载我们在《今日美国》上看到的那些向一厢情愿者提供财务指导的股票吹捧服务。 大作中提及各项我都一一查过，觉得您对所罗门推荐报告的理解错得很远。丹利维代表本国最有声望和最大规模的投资机构之一。我的理解是，他特地告诉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客户，要他们不要购买加内特公司股票。不是因为那是一家很差的赔钱公司，而是因为《今日美国》估计会造成的亏损会抽干加内特公司的运营资本，因此该公司股票不再配称为“o型”股票。接下来说，这也是有报道价值的，因为他们抱怨说，抽干资金的根源就在于称为《今日美国》的这一项异乎寻常的实验…… 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报告之所以具备了新闻价值，正是因为您在自己的信件中大致描述出来的那个理由：别的经纪人一直在劝导客户购买，可突然之间，这里却有一家大型投资公司警告说，这样的购买应该多加小心。 您这封来信的目的，本人完全不可能误解，一方面是因为，同样的信件也送达凯伊·格雷汉姆、唐·格雷汉姆和丹利维先生及莫顿先生，还有诺伯尔。我不知道这封信在他们那几位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反正在我这里是难以消化的。当我需要华尔街股票分析101课程时，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安排好找人补课的，但决不会有劳您的大驾。 另： 我们的确犯了一个大错。股票的确是以40美元收盘的，上涨0.125美元。而且我无法跟您说明白，我有多么欣赏您在我们报纸的澄清栏目上所做的暗算工作。这一手干得真漂亮。 本·布拉德利 亲爱的本： 啊哈，多有得罪，我可不想惹动你的火爆脾气啊！ 你7月27日发射过来的导向不明的导弹，明显是对我7月24日所寄信件的报复，可惜都没有打中目标。 你我都没有时间在这里打起笔墨官司来，因此，你的来信中所作的诸般高论，本人不打算在这里一一回复。 一句话说到底，我知道你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但是，本，你的口气里所含的傲慢气息的确不配《华盛顿邮报》所得的名声。好好想想吧。 我相信，新闻工作者应该愿意承认自己犯的错误，正如他们经常指出别人的错误一样。你当然跟别人一样指出过别人的错误（兴许指责过多而自律不足），但你应该思考一下前者。 我的朋友，尽管从职业上说你已经处在下坡路上了，但是，你仍然有机会把自己担之无愧的年轻气盛的名声与晚近才有的公平心平衡起来。好好想一想吧。 作者对编者的话 新的业务关系让人愉快的一个方面是，它有机会通过邮件培养彼此之间的理解。 一个媒体首席执行官的期望值与风格，不一定就跟一本书的编辑或一个出版人的期望值和风格一样。 我有一个办法：有话直说。 致达勃戴依出版公司执行编辑 哈里亚特·鲁宾女士 亲爱的哈里亚特： 谢谢你的来信。你自己说好了拿出某些图书封面点子的最后期限，结果你没有在此之前完成，对此我深表遗憾。 我能够理解。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意识到，如果我们要在你所说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所有事情，那么，假如作者产生的同样的紧迫感能够对编辑和出版人产生影响，那一定是助益莫大。 祝好。 真是一桩好葬礼 我的大多数备忘录都是用来改善未来运作的，而不仅仅是提过去的事情。参加完亨利·福特气氛欢快、计划周密的纪念活动以后，我知道还有一件未来要做的事情是我不能马虎的。 致约翰·克雷： 如我们昨天讨论过的一样，在底特律参加的亨利·福特的葬礼真是一件受益匪浅的事情。那个家族和福特汽车公司有着完美的合作，一切都是他所希望的样子。从新奥尔良请来他最喜欢的、作为保留剧目的霍尔爵士乐队，那可真是拉下帘幕的好办法啊。 我们也应该事先做一点准备工作，思考和计划一下，看看在加内特公司，我们如何能够合适地做好一些前任（或当前）首席执行官或他们的家人的工作，万一他们有朝一日也走了亨利·福特的路呢？ 亨利·福特帮助很大，因为他事先写好了自己想要的那种葬礼仪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这一步的。我也想这么做。 有话直说：用备忘录帮助管理，这样就没有人会忘事。 第一任妻子发的成绩单 除非跟他离婚，否则你永远都不能真正明白一个男人。 ──莎莎·加布尔 女演员 爱情、婚姻、孩子，是非常宝贵的财产，大部分人的生活就是这些东西了。 如果走运，这些东西能持续一辈子。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倍加珍惜，格外对待。 如果不是那么走运，对于这些亲情的回忆也应该以仁善和同情的态度小心对待。 我是两次婚姻的胜者，尽管最终都以离婚告终。 跟第一位妻子过了26年。那次婚姻基于高中时代一场电影故事一样的浪漫事件。从少年到中年，那场婚姻一直都是温情和令人称奇的。之后，激情燃烧殆尽，最后完全熄灭。 然而，亲情还在，还有很多彼此欣赏的时候。 跟第二任妻子过了8年。一种中年伴侣关系，建立在职业权威和个人激情的基础之上。很快就上升到高峰，有时候产生爆发，然后大火更快熄灭。 但是，这里面也有令人称奇的美好回忆，彼此尊重、彼此问候的意思还在。 我觉得自己的两次婚姻都算是成功的，离婚也是一样。 我是否情愿与两者当中的随便哪一个持续更长的时间，“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当然，但是，有了半辈子的婚姻生活，我已经很知足了。 其中有两个可以让我知足的理由，那就是我的儿子和女儿，我活到65岁，其中一大半是跟他们一起度过的，作为父亲，我赢了双赌。 在他们还是学龄前的儿童的时候，我就是他们眼中极其珍爱的人。到了10多岁的时候，他们有些讨厌我。到了20岁时，我就是一个让他们烦的人了。现在，他们都到了三十好几，结果我们都成了好朋友。 这一切到底说明了什么？我算是什么样的一个丈夫呢？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一个父亲？现在又是什么样呢？ ►一个理想人物？一个模范？当然不是。 ►对他们要求太高，或者放任太久？有时候也许两者都有。 ►在家庭生活中太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许吧。 我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事情吗？当然有。 但更多的是亲切的回忆。 然而，要评估自己作为一个丈夫或父亲的表现，我是最没有资格来做这个评估的人。别人可以十分客观地评判我们，不像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评判。 我问过最了解我的一些人，我的两位前妻和我的两个孩子，我请他们给我发一张成绩单。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他们就会给我打分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并没有设限，并没有辅导，并没有裁剪任何内容，也没有我在背后对他们的反驳。 我请他们按照记得的样子直说，按照他们自己现在看到和感觉到的样子说。 他们敞开自己的心扉，毫无顾忌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对此我深表感激。 我的希望是，这些相当私密的个人生活回顾也许对各位有一点用处，可以帮助大家理清与自己的配偶、前配偶或孩子们的相互关系。 如果这里面的内容涉及你心中的某些情感，因此而流下一两滴热泪，那也没有关系。 当我作为丈夫或父亲看这些成绩单的时候，的确是流下了眼泪的，是一些伤感和悲痛的眼泪，有些是欢乐和喜悦的眼泪。 所有这些情感都是家庭本来就会引起的。 当父亲的必须尽一切力量把小舢板驾稳当，哪怕他知道船员极有可能都想把他扔下船。 ──比尔·柯斯比 一、第一任妻子发的成绩单 洛莱塔·赫尔吉兰德和艾尔·纽哈斯于1946年6月16日结婚，1972年7月31日离婚。 她是一位艺术家，也是艺术倡导者，生活在罗切斯特、纽约和佛罗里达州的那不勒斯市。 她有迈阿密大学美术学士的学位，还在底特律的怀因大学和南达科他州麦迪逊市的彼德尔州立师范大学研习过。 他爱闹 保持现状是艾尔·纽哈斯完全不能忍受的事情。 事情要是保持原样，他就会烦得要死，他总想不断地改变。 在26年时间里，我一直与他保持婚姻状态，而那也就是我的全部生活范围。 可是，艾尔与工作结婚的时间远远多于与我的结婚时间，而且工作差不多就是他的全部生活。 我过去常常思考这些问题，悲痛多于愤怒。我想，我给他的婚戒本来应该用公司徽标代替的。 现在，他的左手第三根手指上戴着一枚巨大的镶金指环，是《今日美国》的徽标，看上去金光闪闪的，总会让人忍不住发笑。那东西看上去更适合他，比我1946年6月16日戴在他手指上的那枚结婚金戒合适得多。 我嫁给艾尔26年，每天都是一个挑战。我愉快地接受了那样的生活，但后来很勉强地放弃了。当他走开的时候，我首先是责怪自己，之后又想，我自己也没有错。 他跟我生活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他与别的任何人或任何东西一起度过的时间。最终，我自己也成为现状的代表人物，因此我就必须让路了。 离婚17年以来，我自己也换了一个人，找到了新的自我。嫁给艾尔有时候感觉生活十分困难，但是，这次婚姻却使我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他把一种现实生活的感觉教给我了。 也许这有助于解决为什么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仍然是他的铁杆啦啦队员之一，尽管大部分时候我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啦啦队员。 我们还只有16岁的时候，两个人都在南达科他州，就是当啦啦队员使我们两个走到一起的。艾尔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男生拉拉队员，哪怕在那个时候，他也懂得如何出风头。他嗓门大，爱动，差不多50年过去了，这种个性一点也没有变。 他当时是为阿尔平纳野猫队当啦啦队员，而这个野猫队跟我家乡的伍恩索凯特红人队是死敌，但是，在那次地区棒球队比赛期间，我有两天时间都能看到他。我的女朋友们和我自己都被他的神态和漂亮模样所吸引。 谈起艾尔我们都叽叽笑：“那是阿尔平纳来的肉铺帮工。”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我和3位朋友坐我们家的车兜风，往阿尔平纳的方向开，“碰巧”看到了艾尔。我们家的那辆车是福特a型双门敞篷轿车，里面有折叠式敞篷座椅。因为阿尔平纳通共才只有500号人，因此很容易发生这种碰巧的事情。 我们对他说，如果大家一起去野餐，那一定会很好玩。他去了肉铺，拿了些热狗，之后还拿了些别的东西，大家一起朝一片林地开去。我们生了火，大家一起野餐。姑娘们都很喜欢艾尔：有一个抢了他的围巾，另一个抢了他的小帽子，还有一个抢了他的手套。但是，在回城的路上，艾尔请我跟他在折叠式敞篷座椅上坐在一起。 接下来的星期天，他到了伍恩索凯，我们开始了第一次约会。我的女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把她们从艾尔那里抢到的东西还给我了。 虽然我们5年以后才结婚，但是，自从那次约会之后，我再也没有跟别人正儿八经地约会了。他是个出众的人，很聪明，也爱玩，他总在逗别人开心。我们是在尘暴与大萧条期间长大成人的，差不多所有人都一脸严肃，有些人甚至十分悲伤。但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不操别的心。跟艾尔在一起，我感觉一切都是美好的，因为他总是十分肯定，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他现在仍然是这个样子。 二战期间他参了军，我每天都给他写信。艾尔特别发明了一套字母和数字代码，可以告诉我他跟第86步兵师在欧洲的什么地方。尽管有危险，但他在信中从来都没有抱怨过，我却害怕得要死。 他离开我准备参战的那天，我向上帝保证说，如果上帝在艾尔离开的日子里保证他的安全，那我每天一定会多看几章《圣经》。我一天都没有少读，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把《新约》都背熟了！ 战争结束期间，他被派遣到了太平洋，突然之间，他送来了一枚订婚戒指，让我大喜过望。一年之后，我们在伍恩索凯的卫理公会教堂里完成了烛光婚礼。 值得争吵的事情就要吵 我们有无数的梦想，但钱很少。结婚的时候，我买了一辆1937年产的福特v8车，是用我当小学老师的工资买的。他买了我们的第一个家：18英尺长的一辆二手拖车，是银色和黑色的，里面有很小的卧室，有煤油取暖器，还有冲水马桶。艾尔在部队里打扑克牌赢了钱，他拿出700美元买了那辆车。 婚姻早年，我们不同的性格导致一些小小的争吵，但是，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他生活很有秩序，是个讲求成就的人，很聪明，喜欢控制局势，也喜欢控制一些人。他办事从不马虎，我却是个梦想者，很害羞，也很敏感。 结婚后不久的一天晚上，艾尔谈起我们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别。他抱怨说，我太安静了。我反唇相讥，让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们两个都不是完美的人，这可真是太糟糕了。”他听了这话很是高兴，大笑起来，并开始逗我开心。他喜欢看到人生气的样子，也乐于接受别人反驳。但是，我从来都不跟艾尔一样那么喜欢争吵。 比尔·波特是他干《南达体育报》时候的合伙人，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就上帝是清教徒还是天主教徒的问题争吵到深夜。波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肯定上帝是天主教徒。艾尔并不太信宗教，但是，为了争论的缘故，他成为一名自豪的清教徒。 艾尔被《迈阿密论坛报》雇用的时候，他是开车去佛罗里达州的，之后他又让我坐飞机南下。当时我已经有6个月的身孕，肚子里怀着简，而丹又还只有1岁。我们在暴风雪中登机，因为大雾又在新奥尔良换机。我当时有身孕，带着很小的一个孩子，又没有多少钱，以前从来都没有到过中西部以外的任何地方，结果就卡在新奥尔良动弹不得。走运的是，航空公司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汽车旅馆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达迈阿密，来到华氏85度的阳光底下。那天晚上是满月，皓月当空，我再也不想离开了。 在迈阿密，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新生的小女儿使我们的生活不可能再完满了。星期六的晚上，我们一家四口上杂货店买东西。艾尔和丹拿着一半购物单，我和简拿着另一半购物单。回家的路上，我们唱歌，比如“我一直在铁路上干活”。那可真是开心的事情，因为艾尔唱歌的声音很大，而且总是跑调。我笑的时候多过唱歌的时候，他总是问我为什么会发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唱的每一个半音都错了。 我们每周只有95美元的工资，支付了生活必需品之后，银行账户上剩余的钱通常不到1美元。我记得，有一次只剩下12美分了。有一次是79美分。但每逢特别的日子，我们总能想办法找到足够的钱。过母亲节的时候，艾尔让简和我大吃一惊，给我们两个每人买了一朵红色的康乃馨。他很自豪地把花朵别在衣服上，之后去教堂，再去吃晚餐。 关于艾尔职业上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个转折点，在《迈阿密论坛报》当记者的头几个月里，他写了很多头版报道。有一天晚上，他宣布：“我比《迈阿密论坛报》新闻采编室的任何人都更聪明，也更有潜力。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我。” 看起来那是他的一次启示。我一向认为他比任何人都聪明，因此在我听起来，那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新鲜事。从那时起，他就有了足够的信心，认为自己能够一直升到顶层。 尽管艾尔信心十足，我和他基本上还是属于天真的一派人，属于乡下佬。出席社交活动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因为艾尔在《迈阿密论坛报》属于升起的新星，后来在底特律也是一样，我们就有机会出席很多有要人参加的晚会和宴会，这对我就是十分难受的事情了。 我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便宜货，身上的饰品也是伍尔沃斯式的五分钱用品，这与穿着品牌时装和戴着钻石戒指的贵妇们比起来就让人胆寒了。早年，我的角色主要限于一起坐一坐，笑一笑，并不需要说什么。艾尔外向的性格掩盖住了他的不稳定感，他事实上是否有过任何不稳定感，这一点我保持怀疑。 对妻子进行的考验 在底特律，有一次很特别，那一刻会永远留在我心里。出席晚宴的时候，有耐特公司所有高级主管在场，大家在格罗斯波恩特大楼很漂亮的一个屋子里，杰克·耐特把一片剪报递给我，说：“你是最年轻的，因此你的眼力最好。可否请你给大家念一下？”我把文章里面的一个字念错了音，而且念错了两次，自己并不知道。并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说我念错了字。 晚餐期间，我注意到艾尔不断投来冰冷的眼光。没有一点温情，就是那种穿透人的黑暗内心的冰冷的眼神。在加内特公司，很多人都已经熟悉了他那种冰冷的漠视，大家都觉得那种眼光让人难受。 我自己在想：“我做错了什么？有什么事情糟糕到了那种程度？”我们两个人一声不吭地开车回家，最后艾尔冷冷地说：“constituents这个词你怎么发音？” 他带着嘲讽的口吻说，我念错了两次，我恨不得当时死掉才好。我相信，艾尔觉得，他的工作就系于我对那个词的发音是否准确。 罗切斯特的加内特公司想要网罗艾尔，结果，对公司负责人的妻子们进行的考验也继续进行。我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跟他一起参加会议。路易丝·米勒是加内特公司总裁的妻子，午餐期间，她介绍说，我是艾伦夫人。一个下雨的日子，她带我到罗切斯特市参观，途中我对她说，我喜欢下雨的日子。这是事实，但我有一种感觉，她会觉得那很奇怪。后来我们跟米勒先生和其他高级主管见面，谢天谢地，再没有人请我念任何材料了！ 后来我才得知，加内特公司，考验妻子的时候跟考验未来的可能高级主管时一样细心。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妻子们的谈话──甚至是她在餐桌上的仪态──都会与丈夫的职业能力一同考虑。这是完全凭主观判断的事情，而且极不公平。当我处在那样一个位置，能够就此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努力让新来的妻子们处在安逸之中，我会努力结束对妻子们的考验。 搬到罗切斯特去以后，我们两个都没有对于底特律的一丝怀念之情。我们把罗切斯特当做永久的家了。 家庭生活：一切都安排好了 曾几何时，我们有一个美好如画的家庭。他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都在门口等着跟他问好。我把一杯加冰的马爹利酒倒好，开胃的食品也准备好，壁炉也在熊熊燃烧。 因为艾尔每周要干6天的活，因此坚持星期天一定要好好过上家庭生活。当然，回家的时候，他也还是在干活。孩子们不能去任何地方，他们也不能邀请朋友到我们家来。我们常常打网球、游泳或者玩垄断家游戏。到了冬季，我们就在雪地里玩狐狸与母鹅游戏，还打雪仗。 慢慢地，艾尔完全投入到自己操心的事情上去了，他担心保尔·米勒永远也不会把加内特公司的控制权交给他。甚至在他当上了总裁以后，艾尔仍然要听命于保尔。有一次，在佛罗里达州博卡雷顿市召开南部报业出版人协会的大会，艾尔刚刚开了一系列晨间会议。他已经穿好了游泳衣，我和他准备外出晒太阳，突然电话响了。 “如果是米勒，说我不在这里。”他告诉我。 结果是米勒，问艾尔在不在。我撒谎的水平太差，因此有些犹豫：“嗯，保尔啊，他刚刚出门。” 保尔说：“我有要事要找他。” “我看看能否赶上他。”他说。我打开门，朝楼下看看，并喊叫着：“艾尔，艾尔！”我回来了，告诉保尔说，艾尔马上就过来。 保尔大笑，说：“他在那里干什么，在窗户外上吊吗？” 我猜保尔太了解我了，他知道艾尔一直都在那里。艾尔接过电话，保尔要他开车到棕榈滩，商量工作上的事情。我感觉十分失望，自己的一点自由时间又被占用了。 1966年，佛罗里达的《今日报》启动了，艾尔的旅行增多了。他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在罗切斯特的时候，他只是做些赶上当地别家报纸的事情。在家里，他越来越沉闷了，心情焦躁，指东说西，总是不满。我问他哪里出了问题，他说是工作上的事情。 更大份，更冷的冰块 我比以前花更大的心事处理好简和丹的事情，把家里整得干干净净，好让他在家里的时候过得更开心一些。我努力把家里弄得十分安逸。哪怕我知道，从迈阿密的那些日子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还是上街去购买时髦的东西，尝试新式发型，为的是要让自己在艾尔眼里更漂亮一些。我甚至都给他倒更大份、更多冰的马爹利酒。 慢慢地，我开始感觉到，我们婚姻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已经悄悄溜走了。 我永远无法理解艾尔为什么那么容易变化。他会因为某件事情大发雷霆，之后像一阵暴风雨过后又来天真地问：“出了什么事？”因为此时他注意到，我已经沉闷起来，不太爱出声。 在婚姻的最后一年，丹准备考大学，简跟她自己的一帮高中朋友一起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我在一次插花比赛活动中得了蓝丝带奖，而且还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那天晚上，我跟他们三个人念报纸专栏里面关于我的一篇文章：“洛莱塔·纽哈斯爱家庭，爱园艺和艺术。”那个标题把一切都总结出来了，让我感觉十分特别，但是，艾尔、丹和简只是对我获奖的事情说了一般性的赞扬话。 这个家庭的啦啦队员发现很难吸引别人为自己当啦啦队长了。 我知道，1972年1月在夏威夷开出版人大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极糟糕的事情。我和艾尔原来计划会后去夏威夷各岛看看的。我觉得那是放松自己的机会，两个人可以一起欣赏天堂之美。但是，各个岛屿当时都下雨，天色阴沉，结果，艾尔在我身旁更是出神，更没有多少话说了。 我们回家的时候就跟陌生人一样。两个人之间的交流隔阂更大了。我经常会提出一个问题，得到一个简短的回答，之后就是沉默。有一天晚上，我感觉绝望，最后终于爆发出来：“我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你又不愿意告诉我。两个人这么生活下去不是个办法。也许只有离婚才能解决问题。” 他一下子抓住我，拥抱我，然后激动地问：“你是说真的吧？”他的反应让我的心凉透了。 “还有别的办法吗？”我问，“我尽一切努力想让你告诉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你想离婚吗？” “想啊，我想得到自由。”他说，“我会永远喜欢你，爱你，但是，我想自由，想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听到他的这些话，我的心死了。我16岁的时候十分尊敬的一个男人现在想要下车了，他想走远去。 文明的离婚 我们的离婚过程十分文明。艾尔拿出来的离婚方案十分公平，最后还十分慷慨。 我们是在佛罗里达提出离婚案的，因为我们的第二个家在那里，也因为那里有“无过错”离婚法。 等待最后的离婚判决的那个晚上，我们在迪兰德县城见面。两个人一起吃晚饭，作为丈夫和妻子最后住了一回饭店，最后十分敏感和热情地做了一回爱。 第二天，两个人都没有流泪，至少在拿到最后文件并彼此说再见的时候没有流泪。 26年以来，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没有身份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伤害感、绝望感和对自己未来的焦虑感压倒一切。离婚几个月后，我还在自己上课的画室里摆放着自己的一幅自画像。那幅自画像是惨白和黑色的基调，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离婚以后的几年里，一种崭新的、更强烈的身份感慢慢出现了，假如我和艾尔仍然保持结婚状态，那种感觉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 自从离婚以后，艾尔一直在帮忙，在支持我，还在业务方面帮助我。他在丹和简的事情上很费心，跟他们保持密切关系，也很关照他们。我有时候会在加内特公司的社交活动中分享“纽哈斯之家”的荣誉。 今天，艾尔看起来像是个老朋友。我们经常通一通电话，商量在社交场所彼此见面的事情，我仍然喜欢他的幽默感和智慧。 有时候，我会感觉到一丝伤感，但大多数时候，我为彼此在一起的时光感到庆幸，为两个人自从相识以来差不多50年里得到的一切感到宽慰。 第二任妻子的成绩单 罗里·威尔逊和艾尔·纽哈斯于1973年12月31日结婚。她以前是佛罗里达州两任参议员，布里华县委员会前主席，也是佛罗里达州可可阿海滩的出庭律师。 她有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产业科技和大众传播学方面的理学学士学位，还有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 他行动诡秘，滑头滑脑 艾尔·纽哈斯是一条蛇。 他是个冷血动物。他行动诡秘，滑头滑脑，一边生长一边脱掉老皮，一边适应新的环境。 他成长太快，因而舍弃了第一任妻子洛莱塔。他成长太快，又抛弃了我。洛莱塔和我都没有办法赶上艾尔。 没有人能够赶上他。 全世界都是艾尔的猎物。他就像一头偷偷摸摸的动物。一旦成为他的目标，无论从职业上讲还是从个人角度讲，他都会不惜一切手段弄到手。你不妨打个滚随他去。 但是，如果他认为跟你的关系到头了，那你就得小心。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他的想法。要证明这一切，他的路上堆满了尸体，从公司巨头到家庭主妇到秘书都是如此。 可以这么说艾尔：他不恨人。需要太多的情感，会浪费太多的精力才能恨人。 反过来，艾尔只懂得抛弃。他原谅你，写信给你让你离开，就好像你不再存在了。他从不回头，过去就是历史，他只关心未来。 我本来应该明白这一点的。我跟他住在同一个城里，里面总共才只有13000人，而且跟他只隔两栋房子。但我很少看见他，就他而言，我可能住在外蒙古。 也许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起就应该看出他的这一面的，结果，我看到的倒是一位坐着喷汽式飞机的现代白马王子。 我记得认识艾尔·纽哈斯的那一天，是1972年4月16日，是阿波罗16号登上月球的那一天。 从情感上讲，我是一堆失事的残骸。我跟童年时期就相识的情人过了19年的婚姻生活，结果以离婚告终。我本来准备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女儿过单身生活了事的。我惟一的收入就是作为布里华县委员会的主席所得的14,000美元。 加内特公司当时主办了一次飞船发射前的早午餐会，请太空海岸的领导人出席。作为县政府官员，我觉得自己非去不可，尽管自己当时并无参加社交活动的情绪。 我到得很晚，大部分人已经吃完了，但是，联欢会的主持人艾尔·纽哈斯当时正好站在门口。他做了自我介绍，一边跟我谈话一边去了酒吧。我们一边喝血玛莉酒，一边谈起来，很悠闲的样子，他问我是否准备参加发射仪式。我说到时准备开车到海滩找一个僻静之所，在一旁悄悄地看一看。 早午餐结束以前，他请我跟他一起去见当地出版人，是吉姆·杰斯，还有他的妻子格罗丽亚，当天晚上，大家一起去海浪餐厅进晚餐，我很愉快就同意了。那是当地报纸的两个大腕，通过与他们一起共进晚餐，有哪个政客见了这样的机不会高兴得跳起来呢？ 晚餐之后，艾尔请我将他带到亚特兰迪斯海滩旅馆。他在车上对我说，他冻了一瓶香槟。“想不想睡前喝上一口？”他问。 为什么不呢？我们把一整瓶都喝完了，两个人一直谈到天快亮了，什么都谈。那是情投意合的夜晚之一，两个人一见如故。但是，当时还没有任何浪漫举动的意思。 结果发现，艾尔也在闹离婚。但是，他从来没有就离婚的事情流露出任何一种情感。 我感觉好像灰姑娘 两个星期后，他打来电话：“我就在附近，不知道你是否有空一起吃晚饭？” 我同意了。后来我才得知，他所说的“附近”是指密苏里州，他在哪里偷偷安排收购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家报纸的事情。他从密苏里坐飞机赶到了可可阿海滩，赶赴我们的晚餐约会。 我们的离婚案已经是铁定的事实了，此时，我感觉自己像是灰姑娘。香槟，鲜花，在我们认识的当月的第16天，艾尔送来16朵黄玫瑰，在我们整个彼此追求和婚姻期间，他每隔16天就送来16朵玫瑰。好浪漫啊，我想。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这是他交给自己的秘书去办理的一件杂事。 在我们婚姻的最后几个月里，我把接到的所有鲜花都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那算世界上最大的枯黄玫瑰花展。那是给我们的婚姻最合适的一个墓志铭。 但是，艾尔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爱上他没有什么遗憾的。他关心人，很慷慨，一起玩得也开心。 尽管我感觉真是糟糕，但还是害怕自己的私生活会影响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为离婚者，我不知道公众会对我竞选州参议员的决定有什么反应。作为女人，要竞选这样的职位不容易，最近又刚刚离婚，这可能会使事情雪上加霜。 此时，我和艾尔在当地的公开场所还是不常见面。 但是，他在背后还是经常给我出主意，提出很好的一些建议。他提议说，我不要作为共和党人去参选，而要作为独立候选人。这意味着我可以避开共和党的初选，专心准备普选的事情。 这是个疯狂的点子。以前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干过，或者以这种方式赢过。这还意味着我需要从布里华县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退下来，当时我是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得到那个职位的。 艾尔·纽哈斯把我的生活弄了个底朝天。我将要尝试政治上谁都没有试过的新招式，同时还得放弃自己的生活来源。 选举当天晚上，我害怕得要死。早前我把密友和志愿者喊到一个小店面前面的宣传总部，在那里发表了竞选报告。 竞选结果出来了，我有获胜的希望了，艾尔不断地提出建议，要求大家一起去可可阿海滩的亚特兰迪斯海滩旅馆庆祝一番。最后，我把最密切的几位竞选工作者留下来，大家一起去发去那里。 开车到达旅馆的时候，入口处的大门罩上写着一排照得雪亮的大字：祝贺你，罗里参议员。 我们走进艾尔已经订好的大舞厅，我感到情不自禁了。大批的人站在那里欢迎我们。在房间的一侧，一大面墙上都挂满了用黄玫瑰拼出来的字样：祝贺你，罗里参议员。 那一定需要数千朵玫瑰才能弄好，而且还必须准备好几天。更不用说要花上很大一笔钱了。“艾尔啊，万一我失败了呢？”我气喘吁吁地说。“你不可能输。”他说。 艾尔从来都不信失败。另外，他对我也有信心。“你一定会成功的。”他说。 选举过后，我与艾尔的关系更加公开了。他开始带我去一些地方开会，还去很多陌生的地方。 狂乱和美好的一星期 1973年1月，在阿鲁巴岛，艾尔带我参加全美报业出版人协会的年会，此时，话就开始传开了。在美国报业出版人协会，大部分丈夫和妻子都是些循规蹈矩的人，是一些老派的本分人，艾尔和我都喜欢做些让他们吃惊的事情。为了做表面文章，我们住在不同的套间里。当然，其中一套并没有怎么使用。 那是狂乱、美妙和大胆的一个星期。我们跟《洛杉矶时报》的奥迪斯和米茜·钱德勒一起骑着摩托车全岛到处跑。10年之后，奥迪斯也抛弃了她。 一条野狗追咬艾尔，结果他的摩托车坏了，大腿也伤得厉害。我们回到旅馆，给他清洗一番，顺着海滩一跛一跛地散步，到了旅馆看得见的一处红树林，在里面进行了一场活生生的性爱活动。 现在，当我看到艾尔建的一桩俯瞰着南瓜中心海滩的树屋时，总是会想起在阿鲁巴的那片红树林！ 艾尔为我们的婚礼所做的计划，就跟他计划其他所有事情一样──有鉴别力，也有想像力──所有细节都事先考虑好了。 我们在靠海的地方建了一处古色古香的户外小教堂，我们准备把自己的家也安在那个海边上，也就是南瓜中心。婚礼是1973年新年之夜进行的，正在日出时分。教堂上的十字架已经建好了，这样一来，当太阳升起来，我们将要发誓的时候，阳光就会照在十字架上。当然，上帝也与艾尔合作，安排了一个灿烂的早晨和日出！那个小教堂今天还在，那是天堂里进行的一次婚姻的纪念碑。我在海滩上行走的时候，每天都看得见它，因此我觉得，某种爱情故事仍然在继续。 佛罗里达参议院的牧师主持了婚礼仪式，只邀请了四个孩子参加，因为艾尔希望婚礼在小范围内“私密地”进行。 艾尔甚至都不让我父母参加。为此我母亲永远都不能原谅他。他说，如果父母都来，那我的兄弟姐妹也要求得到邀请，接下来，你知道，就会来一大群人。 我当时正在慢慢了解艾尔说服人的办法。一旦他“建议”什么事情，那通常完全就不是什么建议。他已经决定什么样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去做了。 我慢慢还意识到，艾尔思考问题总是一板一眼，报纸是这样，公共关系也是如此。 尽管我母亲没有获准参加婚礼，但艾尔却认为从《今日报》请来一位摄影师是合适的。艾尔做好安排，让照片在同一天准备妥当，这样就可以在佛罗里达的各份报纸和美联社的全国通讯中使用。 在控制事件和知名度的事情上，艾尔从来都不会错过玩一点花样。 几个孩子是我们婚礼上惟一的客人，他们并没有给我们多少仁慈。丹穿着花里胡哨的夏威夷衬衣赶来，脸上还有乱七八糟的胡子，从头到尾都板着脸。 隆达是我的大女儿，她处在佩花嬉皮士的状态，比丹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的女儿简和我的另外一个女儿基姆表现正常。 我们去卡普尔科和巴巴多斯岛度蜜月。我想去巴巴多斯，他想去卡普尔科。因此我们达成了妥协办法。我们在上面两个地方各玩了一星期。 名分算个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改名叫艾尔·纽哈斯夫人。我也没有改名叫罗里·纽哈斯。 结婚以前，我告诉艾尔说，我在威尔逊这个名字上投入了太多的政治资本，因此无法轻易放弃。 他同意，但是用他常有的傲慢口气说的。 “反正我也不允许你使用我的姓名。”他说。“也许等你选到美国参议院或者进了白宫，而且我也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退休了，你才可以使用我的姓名。但是，在此之前可不行。” 这话本能应该是一个提示，说明艾尔对我寄予了很大希望。我现在才明白，他也许从来都没有想要一个真正的妻子，他更希望有一个权力伙伴。 跟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样的是，我更多卷入了加内特公司的事务，比艾尔参与我政治生活的时候多得多。他在加内特公司的事情上极其专注。 我经常跟艾尔一起做商务旅行，但并不扮演传统的加内特公司配偶的角色。我不会坐在旅馆房间里，而是去参加会议，一般是与报纸的部门头目们的会议。 我在会上并不发表任何意见，但我开始记笔记。有点像罗萨琳·卡特的意思，她经常也会出席卡特总统召开的内阁会议。参加了几次报纸会议以后，我开始注意到一个模式了，所有部门负责人都是男性白人。 作为佛罗里达参议院平等权利修正案的主要倡导人，我意识到加内特公司需要有自己的平等权利修正案。 艾尔表示同意，他觉得当地领导层应该反映出各地的读者层面。艾尔属于有色盲的人，他并不在乎你是什么肤色或者性别，只要你能把工作干好就行。 他同意并决定雇用我为加内特公司顾问，推荐一些办法来改善加内特公司女性的机会。 这就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了。但是，当我跟出版人和各级聪明的女性谈话时，我得到的注意力和采取的行动比普通的咨询人员效果好些。出版人更多担心我的枕边话，而不是我的顾问报告。 艾尔并不担心细节问题。他只想做行业里最好的，希望为每个人都提供同样的机会。他估计自己的妻子会比职业化的咨询人更容易切入正题，他也愿意因为雇用自己的妻子而遭受众人指摘。 嫁给艾尔就如同坐上了过山车。 我们的生活开心到了极顶。我们在全国和全世界到处旅行，住最好的宾馆套间，吃最好的食物，喝最好的香槟。 这是一种神话一样的生存状态。 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嫁给纽哈斯就如同为他工作一样。他指望自己的个人生活跟职业生活一样有秩序地运行。对于打断他有规律的生活的人来说，那就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了。 艾尔对任何问题的解决办法，无论是家里的问题还是工作上的问题，都是扔钱了事。“每个人都有一个价格。”他常常这么说。他并不关心修复一个问题需要多少钱，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就行。“修复它！”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最终，他也拿这个办法来对付我。 我听了艾尔的劝告，没有再次竞选州参议院，现在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大错。“你已经干过那样的事情了。”他说，“为什么要再次竞选呢？”他建议我去竞选更大的东西，比如州长或美国参议院。我简单地尝试了一下竞选美国参议院的事情，但最后没有坚持下去。 艾尔很喜欢与一位参议员结婚。我放弃了竞选更高职位，艾尔也放弃了我。 无过错，无情感 到了最后，艾尔已经没有情感显示出来了。 他对别的事情和别的人产生了兴趣，我已经成为历史。 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无过错离婚法，我们并不需要为离婚设定法律基础。 婚前协议详细说明了离婚后我会得到什么。艾尔说：“我并不在乎你如何处理此事。你可以全部拿现金，或者全部拿股票，或者拿房地产。或者你可以两者兼得。我对上述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情感上的依恋。你来决定吧。” 我以44岁的年纪刚刚在法学院完成第一学年的学习。我知道自己再也无法维持南瓜中心了。我也不想光有财产而现金不够用。但是，可可阿海滩就是我的家，我不想被纽哈斯或别的任何人赶走。我远在他之前很久就已经生活在布里华县了。因此，我在隔着两桩房子的地方住进了私人家庭旅店，还拿到了一部分现金和一部分股票。 我们带着律师见面，确定最后的条款，事情看起来十分冷淡。我开始哭起来，放声痛哭。“这事我们解决不了吗？”我问，“这一堆乱事我实在处理不了。我们走吧。” 因此，我们在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一起吃午餐，就财产分配的事情达成总体意见。回到律师办公处的时候，我说：“如果你再加上1,500股加内特公司股票，我就立即签字，事情就算完了。” 他想了一秒钟，说：“你喝醉了。” 我意识到自己当初并没有准备好嫁给艾尔·纽哈斯，从情感上和物质上都没有准备好。我觉得自己现在有可能准备好了。事实上我现在很想念他──我们是很不错的一对伙伴──从职业上讲是这样。我过去喜欢跟他一起商量《今日美国》的一些事情，我们是很不错的一个小组。 但是，从默里特岛上的家庭主妇到坐着喷汽式飞机到处跑是太大的一个跳跃，就像“富人与名人的生活风格”节目里描述的那些名人。 过分慷慨 现在回头一看，我花了太大的劲去省下艾尔的钱，真是让人摇头。他自己一点也不在乎这件事情。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他想要为我买一辆梅塞德斯sl奔驰车，但我拒绝了， 他一再要求为我买一件裘皮服。我们在纽约的时候，我看了好几次，但回家的时候还是两手空空，因为我生活在佛罗里达的时候，花2万美元去买一件裘皮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从艾尔那里得到的最值钱的礼物是一只漂亮的金表，他在上面刻有一排字，是：“我们的时间才刚刚开始。” 甚至到今天，艾尔还是我认识的最慷慨的人。在未经恳求的情况下，艾尔为我1988年的参议员竞选活动捐出了3,000美元──佛罗里达州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虽然那次竞选活动并没有成功。 我看到别的人对他送的礼物的反应，因此想到了他的慷慨。他最近给他目前的朋友之一送了一辆崭新的白色劳斯莱斯车，是可可阿海滩上的另一位金发美女，叫芭芭拉·惠特妮。她在《今日佛罗里达》上登载了一个整版广告，显示劳斯莱斯车上的铁格栅，上面还挂着很大的字：“感谢！” 艾尔是美国最合格的单身汉。他很有吸引力，有钱，有挑战性，激动人心，假如不介意跟一条蛇一起坐过山车，那他就是很好的一个追求对象。 不是英雄，不是恶棍 丹尼尔·纽哈斯是洛莱塔和艾尔·纽哈斯的儿子，1953年11月10日出生在南达科他州西乌克斯福尔斯。 丹是一位心理治疗师，也是对话公司的总裁。对话公司是基地设在圣弗朗西斯科市的一家演讲和咨询公司。他以前当过记者，在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工作过，还当过大学的新闻学教授。 他有杜克大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学士学位，有西北大学新闻学方面的硕士学位，还有圣弗朗西斯科的约翰·肯尼迪大学的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目前正在伯克莱的加利福尼亚职业心理学学院攻读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 丹·纽哈斯发的成绩单 马克·吐温的父亲和我父亲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14岁的时候，”马克·吐温说，“父亲十分傲慢，我差不多就无法忍受靠近那个老家伙。但是，等我长到21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在过去7年里，他已经学到了那么多东西。” 小的时候我把父亲当做偶像。但是，到16岁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在心理上彼此干仗了，形势发展越来越糟糕，因为一种亲情关系即将丢失，我们彼此开始对骂。自从我25岁以后，我和艾尔又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了。 作为加内特公司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我父亲是一个绝对的成功人士。但是，作为我们家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呢？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父亲？作为这位公司征服者的儿子长大成人是什么滋味？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好处。他看起来漠不关心，总在生气，脾气很坏，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总是吓死人的样子。17岁的时候，我打起行李包上大学，当时的结论是，再也不会靠近艾尔这个人了。他会死的（当时他已经47岁），我也会悲哀──很短暂的一阵子──事情不过如此，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不喜欢我们家的一切都围绕着艾尔转，大家走路都像在踩蛋壳，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会惹他恼火。艾尔在公司的梯子上越跑越高，我也越发不喜欢必须跟妹妹一起出席公司的种种社交活动，而且得装出像政客的完美后代的样子。那是一个压制别人而且十分严酷的父亲，他为我们提供了物质上的奇迹，但又制造出情感上的沙漠，因此我感觉，守着这样一个父亲，我永远也不会找到自我。 这与我小时候的情形很不一样，老照片和母亲的回忆可以提供逼真的情形，证实当年我和艾尔之间的关系： ►3岁的时候，在父母水气蒙蒙的浴室里，我专心地看着艾尔刮脸，我也用自己的塑料玩具刮胡刀在自己的脸上刮。 ►4岁的时候，我跟在艾尔身后用玩具剪草机剪草，当时，他在迈阿密酷热的阳光下汗流浃背地剪草坪，用的是手推的人工剪草机。 ►5岁的时候，在后院里过星期天，艾尔坐在院子里用打字机为《迈阿密论坛报》打新闻报道，我也坐在旁边敲打锡制的玩具打字机。 从偶像崇拜到仇恨 是什么东西使我童年的偶像崇拜变成了少年时期的仇恨的？直到成年以后，我才看出自己仇恨艾尔的根本原因：当父亲的把职业生涯放在家庭前面，结果深深地伤害了一个少年的心。回首往事，我现在明白，艾尔在公司权力阶梯上攀登是有代价的，他步法不稳，风险太大，他当时一定希望自己家里不要出事，哪怕后来没有做到。我现在可以明白，艾尔小时候没有父亲，一切都不牢靠，这也是他缺少一张图纸，不知道如何将我带大的原因。 但在少年时期，我只知道自己感觉痛苦。原因并不重要，下面是我少年时期的一些情景： ►14岁那年，我和邻家的一个小孩子没有联系好，他本来答应在假期替我为150位订户送报纸的，结果，却没有去送。我记得艾尔当时大发雷霆，他愤怒地喊叫着：“该死，世界上没有多少人一辈子会有两次机会，他们没有炒掉你就算你走运了。” 我本来需要同情，结果反倒感觉自己像是个一无用处的废物。我一脸泪水，而且心里气得不行，觉得艾尔根本都不关心我，他只在乎别人会在公司里说他，以为老板的儿子办砸了事情会让他丢脸。 ►15岁那年，11月份一个下雪的星期天，是我第一次约会以后的第一个早晨，不自觉就走进了父亲的私人办公室，由于爱得心切，心里又不知道早晨9点就打电话再次约会是不是太早了一点。在我们家，星期天是家人团聚的日子。但是，父亲正在忙他的工作，他抬起头来，用厌恶的口气说：“小伙子啊，你来得不是时候。”我本来是想同他分享我的快乐的。结果，我夹着尾巴脚步沉重地离开了，发现男人之间不能在情感的事情上陷得太深。 餐桌上的仪式最能说明我家的问题。我家的餐桌是战场。在越南战争期间，我嘲笑艾尔，说：“我打赌你肯定为能够称自己是美国人而骄傲。”我乐于赞成一位专栏作家给加内特公司贴的标签，说加内特公司办的是“一堆狗屁报纸”。1968年，我得知艾尔正在掂量尼克松和汉弗雷竞选总统时的立场问题，我大肆宣传简·麦卡锡的赞扬话。麦卡锡失势以后，我又开始说乔治·华莱士的好话。我的立场并不重要，只要是与艾尔相反的就行。 另外一些时候，我只用单音节的字眼回答他的提问，哼哼哈哈的，或者学约翰·怀因的样子说话。他在公司里干了一整天的活，回家之后我又来给他添麻烦。但是，我觉得他也在让我的日子难过。我感觉我们生活在冰冷和隔膜的气氛中，缺少的是温情、信任、自然和接受。我也许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给这个冰冷的家带来一些热量，由于我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带来温暖，结果就把次等的东西带来了：摩擦。 离家上大学的那一年，父母在26年的婚姻之后离婚，奇怪的是，离婚使我离父亲更近了，同时又更远了。 离婚期间，我正在艾尔在佛罗里达创立的报纸《今日报》当实习记者。艾尔从纽约打来电话，说他需要谈一下，之后就飞来见我，我对他要说的话一点线索也没有。 一个行将破碎的家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艾尔把消息告诉我了。我还记得他阴沉而又平淡的声音：“你妈妈和我已经决定离婚。没有争吵，没有人特别烦，没有人砸东西。我们两个人都想过自己的生活，都想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事对你或简来说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不离婚。” 我极其流利地回答说：“这不是个问题。我希望你去做对你最为有益的任何事情。” 我们两个人都撒了谎，这些谎言埋下了艾尔和我关系恶化的种子。我们的谎言并不是恶意的，我们都在尽最大努力对付那场噩梦。艾尔撒谎的地方是，他说没有人特别烦。我母亲伤心欲绝，而且，不管简和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都会离婚的。 我说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时候也撒了谎。那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的家就在我眼前破碎了。但是，我坐在汽车旅馆的早餐桌上，对面就是那个我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反抗的人，当时我惊呆了，因为我说了什么错话，可能会一辈子永远失去父亲。如果父母要分开，我准备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父亲。 离婚之后的影响持续了多年。我跟艾尔吃饭的次数很少，如果在一起吃饭，又有了产生争执的新话题：艾尔对洛莱塔的处理。我争执说，他应该给她更多生活费。让我惊讶的是，他真给了。 父亲开始公开追求一位穿白裤子和西装的艳丽的州议员罗里·威尔逊的时候，我变得极其愤怒。1973年新年夜晚，他们在海滩上搞日出婚礼，我脸不刮就跑去了（“我开始留胡子了。”我对他们说），还穿一件运动衫，一头乱发。我本来想表示更强烈的抗议，根本就不去的，但是，我母亲却一定要我去一下。 我跟艾尔和罗里吃饭的时候，总会无事争吵起来。我讽刺罗里，就如同以前我讽刺艾尔一样，说“所有政客都是腐败的。”艾尔跟我有多年的争吵经验，而罗里不一样，她无一例外总是中我的圈套，之后就哭起来。7年以后他们离婚了，我感到受了维护，因为我又把老爸赢回来了。 约在我26岁生日的时候，艾尔和我之间的争吵又一次发生转变，这一次是朝好的方向转化。艾尔感觉更有信心了，更牢固地掌握了加内特公司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大权。我也“发现”自己在不断地看心理治疗方面的书，一方面进行电休克治疗，一方面接受相互作用分析，还看很多自助书，我找到了面对父亲的勇气和工具。 第一次是在佛罗里达可可阿海滩上一次私密的父子晚餐。我已经为此预演了好几天，我准备告诉艾尔，说他经常不在家，他多变的情绪，还有他很容易发脾气，这些都伤害了我，并且使我难堪。我还准备告诉他说我爱他，并且要原谅他。我照做了，他也在听。自从我还是个孩子以来，那是我们第一次说爱着对方。 第二件事情是两天发后发生的。我很晚回家，锁上门，拿了去我卧室的保安钥匙。第二天早晨11点起来，我愉快地四处走动，准备吃早餐，结果发现狂怒的艾尔。他找不到保安钥匙，无法到秘书办公室去做他早晨的工作。我说对不起，他就开始狂吼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只看着他吼，我没有顶嘴，也没有跑走。这事让我大吃一惊，他也是一样。他拿起钥匙，一声不吭就走了。 两个小时后，他来找我，差不多就要哭出声来，自责地说：“我缺少体贴，我道歉。”放错了钥匙的事件帮助我们找到了彼此相处的钥匙，我们的关系从那以后就更好了。这件事情让我站在不同角度来看待艾尔和早年的那些日子。 艾尔的软肋公开了 我开始回忆艾尔对我好的时候：还在小联盟队的时候，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教练。我养的一条快乐的小狗斯马基死后，他在早餐桌上差不多要流出泪来地祈祷。 随着时间的推移，艾尔的这一类软肋越来越多地公开化了。1979年，他母亲86岁时过世，此后，每每谈起她来，他就止不住要流泪。1982年，《今日美国》启动后，他跟我和妹妹说，有几十家报纸都在抄袭《今日美国》的样板，边说边忍住幸福的泪水。1986年，艾尔的软肋完全露出来了，当时，他在加内特公司的年度大会上宣布准备退休，并且交出首席执行官的职位，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他的表情和声音夹杂着骄傲和悲伤，差不多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15岁的时候，艾尔在医院动了一次很危险的手术，想矫正心室纤维颤动。艾尔两岁就死了父亲，我才15岁就面临着也要失去父亲的风险。住院以前，艾尔写了一封信给我，以防万一活不过来。信是这么写的： 你现在还不太明白，一个父亲在儿子的身上体会到多深的自豪感。我为你的自豪是相当大的，跟任何一位父亲对才只有15岁的儿子的自豪感一样深厚。我之所以自豪，是因为你极聪明、有理想、为人诚实，而且长得也帅。我很自豪，是因为你已经显示出自己可以成为男孩子们的领袖的信心。我知道你将来会成为男人的领袖。我知道你会成就大业，会对你们一代人，你们的国家和你们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远远超出我已经做的和愿意做的一切。我希望自己能够多活几年，这样就可以看到你，并且带头为你鼓掌。但是，假如我本人不能够亲自在场，我的精神也一定会陪伴着你。 那封信当时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今天，当我思考自己15岁的时候有可能失去父亲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种新的视角，明白自己与父亲的争斗是什么性质的。我本来永远也不可能了解那个对我如此深爱的艾尔·纽哈斯的，我本来有可能永远无法消除自己的仇恨和愤怒的，我本来有可能终生都是一个愤怒的年轻人的。 最近几年，我们之间的快照变成了金黄色的： 1986年感恩节，在内华达山塔霍湖的山顶小屋里，我跟艾尔两个人单独吃了一顿父子晚餐。艾尔亲自掌勺，而且以他特有的谦逊风格准备了火鸡、填馅、土豆泥、烤土豆、甜薯、豌豆、玉米、南瓜、青豆、芦笋、球芽甘蓝、罗卜、色拉和面包，足够20个人吃的。所有的菜他一样都不让我帮忙，全部由他一个人做完。 晚餐期间，他问到我的学习情况，还有朋友和事业方面的事情。他对我的生活有极大兴趣，也愿意谈自己的事情。他谈到了作为62岁的首席执行官，与人约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他多么希望能够在明白宣布《今日美国》开始盈利（做到了），还谈到了他的退休计划。我们满足于这样没有时间限制的夜晚，这是一个父亲与自己的儿子为彼此的友谊表达谢意。 晚餐之后，他问我洗碗机到底怎么用。艾尔跟我母亲在婚姻早年时自己洗碗，当时太穷了，买不起自动洗碗机。从那以后，妻子、儿童、宾馆的服务人员和秘书以及清洁人员帮他洗碗。他从来没有用过自动洗碗机！这个下雪的感恩节之夜，艾尔35年来第一次开始洗碗。 没有为父的本能 我和父亲走到那个感恩节的夜晚费了很长的艰辛之旅。艾尔情绪多变，今天气呼呼的，明天又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给我的感觉是，自己就像人们在办公室里开的一个玩笑，在我当家庭治疗师的那个工作场所，人们开这样一个玩笑：“玫瑰是红的，紫罗兰是蓝色的，我是精神分裂的，我也是这样的。” 作为家庭治疗师，我知道少年只需要自己的家是一个整体，他们根本不关心父母自己童年时期的感受。在我的少年时期，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艾尔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从来都没有一手经验，不知道当父亲是如何能够帮助孩子，如何会伤害孩子。 有艾尔这样一个父亲，益处远远超出害处。他从来都不小气，当他上了年纪，他就开始把自己的智慧、时间、荣誉和两难困境说给我和妹妹听。 艾尔从来都不强行要我去搞新闻工作。他只是告诉我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当我当上记者的时候，他也鼓励我要接受新闻事业。当我离开这一行的时候，他也很大度地接受，鼓励我要热爱自己的新行当。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可怜的富家小子弟”，没有抱怨的权利。我父亲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送给我一辆里维埃拉别克车，因为我和朋友提出了要求，他就去弄世界杯赛的门票。我们看上去是一个模范家庭：成功的父亲，有爱心的母亲，时髦的大住宅，孩子上一流的学校。 但是，在表层底下，我们是一个充满痛苦的家庭。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让我明白了财富和外表是什么。我得知金钱并不能买来幸福，而富人跟别的任何人一样，也有自己的问题要去解决。 今天，最让我难以忘怀的不是父亲与我之间那一段可怕的生活，而是我们终于度过了那个难关，把一种将死的关系救活了。我伸手搭救，艾尔也伸手迎接。这个“婊子养的”真正的忏悔，应该是艾尔为什么以及如何从着了魔一样完全专注自身利益的家伙，变成了一位勇敢无畏和有爱心的父亲的，他能够对自己的家人表示温情，而对自己的职业和国家又有极大的鼓舞作用。 艾尔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他在我的童年时期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影响，他对我受到的伤害似乎毫不知情。但是，最近几年以来，他想努力尽一切可能修复过去没有时间去关照的事情。他邀请我进入他的内心，而且，让我惊讶的是，他还邀请我在他的这本书里表达自己。 最后一个情景，1987年5月9日，我妹妹简马上就要结婚了，婚礼之前两个小时，艾尔、简、我母亲还有我各自坐在四把木制的折叠椅上，简在弗吉尼亚有一个马场，马场上有起伏的草场。婚礼将在户外举行，已经摆好了很大一个帐篷，正对着蓝脊山。 我们坐着，就跟过去一家人坐在餐桌上一样──我和艾尔坐在对面，妈妈坐在他右侧，简坐在他左侧。我们谈起来，说艾尔的父母丹尼尔和克里斯蒂娜，还有洛莱塔的父母塞穆尔和安娜以及南达科他州所有的农场主会有多么自豪，因为我们又一次拥有自己的家庭牧场了。我们谈到简读高中时的一些发疯的男友，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她会嫁给一位有力量也有温情的瑞士小伙子，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约瑟夫。 我们谈到了离婚的事情，那个伤口我一直以为就是这个家彻底完蛋的东西。谈话期间，我观察母亲和父亲，发现伤口已经愈合。我们又成为一个完整的圆圈，这个家庭之所以开始，就是因为我母亲1941年在南达科他州的一次棒球比赛时看了父亲一眼，这个家庭在爱中诞生，在天真中诞生，结果却被冷漠撕裂。 我看着艾尔，觉得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恶棍，而是一个普通人，他有出众的激情，也有远大的眼光，他以自己所知的最佳方式爱着我们。 严酷的老师 简内特·安·纽哈斯是洛莱塔和艾尔·纽哈斯的女儿，1955年4月22日出生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 她是撒纸追踪游戏农场的总裁和拥有人，撒纸追踪游戏农场在弗吉尼亚州米德尔伯格，是一个提供驯马、骑马训练和寄宿服务的马场，她以前在洛杉矶的保尔-赫斯丁斯-简诺夫斯基-沃尔克事务所当过见习律师。 她有佛罗里达大学英语和政治科学学士学位，还有范得比尔特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 她嫁给了约瑟夫·克奇，出生于瑞士苏黎世。 简·纽哈斯发的成绩单 “你父亲当真是一个婊子养的吗？” 自从这本书将要出版的消息传开以后，我的很多朋友就不断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都想知道，有艾尔·纽哈斯这么一个人当父亲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人们对他产生好奇心，主要还是因为他是加内特公司的主席和《今日美国》的创始人。这一点谈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困难得多的一个问题是，我老爸到底是不是一个婊子养的。自我小时候起，艾尔总是对我说：“如果有疑问，那就讲真话。” 因此就有如下的结论：是的，他有时候是个婊子养的。但是，只是在他需要当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婊子养的。他也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话直说的人，坚定而公正。他有爱心，他支持别人。 作为我在弗吉尼亚米德尔伯格马场的业务合伙人，他态度十分强硬，他并不接受任何借口。但是，现在，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经营方面的事情，我为某些人感到难过，他们只是想拿着哈佛或沃顿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出来混事。 作为媒体大鳄，他为人十分慷慨。我很喜欢坐他的豪华轿车，坐他公司的喷汽式飞机，跟他一起参加与公司总裁们的会议。作为父亲，在我需要的时候他总会到场。 我对父亲的回忆，最早可以想到我们在迈阿密生活的那段时期，当时我快有6岁了。他在《迈阿密论坛报》当记者，根据大多数标准，他都是一位普通的父亲。我们没有多少钱，但我并不知情。 发工资的日子，他经常会带些好吃的东西回家，有时候在周末，我们一家人会“出门吃饭”，通常是去白色城堡。我哥哥有一艘机器人登陆艇，我有一个饶舌妇卡茜玩具。 有时候，他周末也在家里干活，因此有很多时间跟我们一起玩。但是，哪怕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每一次经验也都是人生的一个教训。 他教我们骑自行车，那种方式相当清晰地说明他教育我们度过人生的方式。跟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们先从训练踏空轮开始。但是，在我们掌握技巧之前，他就把我们从空轮上抱下来，直接送到自行车上去，推我们一把就上路了。 这个方法有其不利的地方。1960年圣诞节刚过完，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底特律，当时，我只有6岁，一家人住在一个住宅新区里，中间有一个公园把我们与内城的贫民窟分开。父亲常常将我推到自行车上，让我顺着公园骑，等我骑回到出发点的时候，他一把捉住自行车才能停下。 有一回，我骑在半路的时候，被一伙小青年拦住了，他们挡住了我前面的去路。我朝他们撞去，当然，他们没有扶住我。我重重地摔在地上，爬起来跨过公园朝父亲那边跑去。此后，他教我如何自己想办法停车。 8岁就教我如何虚张声势 游戏是我们一家人相聚的方式之一。我8岁就开始玩扑克，父亲教我如何尽力虚张声势。 艾尔设的赌注很公平，他规定我们只能用便士玩，并且宣布任何人输的钱不得超过50美分，这当然就意味着谁也不能赢到多于1.5美元的钱。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真正的刺激不是赢钱，而是如何胜过对方的智力。难的是如何虚张声势，如何看对手的脸色。也许更重要的是，我因此明白了该收手的时候就要收手，要等待下次机会来临。 他教我们如何在垄断者游戏中做交易。我很快就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战略，因此不容许任何东西阻止我达成交易，去收购木板人行道和停车场。我父亲利用了这个方法，他会把所有的小地产买下来。每次轮到他的时候，他都会用自己的东西跟别人达成一个交易，与谁达成什么样的交易他并不关心。猜猜谁赢了？我最后会拿到木板人行道和停车场，这里有很大的抵押，而我父亲却拥有了其他所有的地方，他在加内特公司就是这么干的。 在我们家里，讲求纪律是很认真的事情。有整整一套规则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要遵守的，如果照办，我们会得表扬，否则我们会受罚。 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惩罚的形式是打屁股。他从来都不会当场打我们或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破坏了规则，他会让我们回到房间去等待判刑。他会单独到我们的房间去，冷静而理性地分析情形。 他会相当清晰地说明我们在哪个地方做错了，我们为什么会受惩罚。我们事先会得到被打的次数，如果一个被打的次数超过另一个，通常是我哥哥挨打的次数多，他也会事先说明为什么。 等我们长大一些之后，惩罚就变成了对我们活动的限制。我哥哥变成一个优秀学生，从来不做任何错事。我玩得多些，但从来不做任何我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情。 我们家里单辟了一个房间，我们称为狼窝。我父亲要在里面工作，我们家的会议也是在那里面开的，一般家里的大事都要在里面商量。 我的限制主要跟我的学习成绩有关。他会限制我打电话的权利，目的是想让我有更多时间看书。这样的限制总是以书面形式发出的。我觉得那就是我骨子里产生当律师念头的根源了。 我现在还保留着一张协议，是我读高中的时候他下的书面通知，因为我有一个学期的成绩不如人意。那张协议的内容包括： 如果出现介乎两者之间的情况，权利和限制也许会增大或减小，这要看你在与家人的总体态度上的情况。 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限制措施，目的是希望它们能够让你在娱乐、努力和成就上达成合适的平衡，这样一来，你将来也许就可以得到无限制的特权。 那张协议上有我母亲和父亲两个人的签名，他还特别留下一个地方供我签字，那个签字行前面有一句：“我明白。”除了签字以外，我并没有其他选择，但是我加上了一句话：“但我并不同意。”让人奇怪的是，他竟然就让我加上了那句话。 与一个陌生人共有一个父亲 我17岁那年，父母离婚了。有一天，艾尔对我说，他和我母亲希望跟我一起开一个家庭会议。我费力思考，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又被他们发现了。 他建议我们就在客厅里开会，而不去他们的“狼窝”，我真是一下子不知所措了。我以为他会告诉我说某人死了。 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水，谈了很多，说我们彼此对大家如何重要，说这一点永远也不会改变。我母亲没有说多少话，我假定那是她的主意，当然不是她的主意。 我父母想尽了办法，确保我能够在离婚的事情上尽可能少受打击。没有打斗的情形，也没有看得见的埋怨。我父亲经常还过来一起吃晚餐，过节的时候也会来。 艾尔开始跟罗里·威尔逊约会的时候，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她并不努力装出是我们的母亲的样子，但她很乐意保护我父亲。这就难办了，他最早是属于我们的。 他告诉我说他们准备结婚时，尽量是轻描淡写的样子，说只不过有一个小小的仪式，说如果我有时间来参加的话，那他一定会很乐意。我觉得我去不去对他并不重要，因此决定不去参加。走运的是，我母亲倒是动员我去了。 他们的婚姻没有维持多久，但是，在这段时期，我觉得罗里和我之间的关系还不错。有一天，她的女儿基姆告诉我，说罗里曾经讲过这样的话，“简有可能在一条黑暗胡同里拿刀割掉人家的睾丸，之后想都不想此事。”此后，我与罗里在一起就很不自然了。 他们离婚以后，艾尔宣布他再也不结婚了。他看起来对这个决定很是满意。我觉得他应该让自己有选择的余地，他在别的所有事情上都是这么对我们讲的。 我读高中的时候，经常喜欢带朋友到家里玩，父亲总记得跟他们打个招呼。他会大踏步走进房间，伸出手来说：“大家好，我是艾尔·纽哈斯。”大部分男孩子都会咕哝咕哝一些“您好”的话，手却插在口袋里不肯拿出来，而姑娘们则只会叽叽傻笑，之后他会试着跟大家闲聊一番。我总是感到十分难堪，但是，他愿意跟我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倒使我十分感激。 尽管我约会的大部分男孩子都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女婿形象，但他从来都不批评他们。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佛罗里达普朗特城来的一个人约会。他的朋友们都称他是“砂子”，他有一头长发，还有山羊胡子。他玩福斯球（相当于现在的游戏厅游戏），还穿格子花呢化纤西服和绿色的高跟鞋。艾尔从来都记不住他的名字，只称他是“速可达摩托车”。 但是，我父亲对他不错。他说他觉得“速可达”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他总是想办法在任何人际关系中发现好的一面。 这可并不是说他就没有一点保护人的意思。他只是很小心地处理事情，不想引起摩擦。当父亲第一次跟我现在的丈夫约瑟夫见面时，我们正在欧洲旅行。约瑟夫高个子，长得很帅，金发碧眼，是蓝眼睛瑞士人。他是骑马教练，他是在洛杉矶偷走我的心的。 我在巴黎离开父亲，到苏黎世去见约瑟夫，而且打算如果事情顺利的话，准备带他回巴黎去。父亲说得很明白，说我应该给自己留下选择的余地，如果事情不顺利，我应该很轻松地一个人回到巴黎。事实上，他说，我应该记住，巴黎只是很短的一个回程，如果不想在那边过夜，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在那里过夜，说他会理解的。 他很关心我，这使我十分感激。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父亲还在一旁指导我，照顾我，如果不慎跌倒，他随时准备伸手搭救，帮我拍拍灰重新站起来，想到这些，那是让人十分安慰的事情。 约瑟夫真的跟我回了巴黎，父亲又是平时那种迷人的样子，他用自己结结巴巴的德语跟约瑟夫谈话。他甚至问我，是否想把乔治五世宾馆的房间换一下，这样一来，两张单人床就可以换成一张双人床。 这是我父亲典型的做法。尽管他明显看出那是个瑞士的花花公子，看见我跟这样一个人陷得那么深而有些疑心，但是，他总想让我明白，我有绝对的自由，我自己想让两个人的关系往哪里发展都行。就如同将我扶上自行车，让我自己一个人围着公园转圈。只是到现在，我才明白一切都应该是由自己来踩刹车板。 借口并不重要 艾尔是我业务上的伙伴，跟他学到的东西是我在教室里呆上100年也学不到的。他凡事计划周密，可是他耐心又不够。他总是停不下来，总是想朝前奔。 他态度强硬，有时候不近人情。他说，这就是人生的现实。他一般来说还算是公平的，而且总是对的。他从来不让你给予少于100%的东西，他也不接受借口。他觉得，如果经受过像他在《南达体育报》上承受过的失败，那么，人人都应该过上好生活。 他所应用的经济学背后的理论是非常简单的。你需要有足够多的钱才能支付租金，而且还必须留有准备金。但实践这种理论却不容易，你永远不能把任何东西留给机会，永远也不能退而求其次，也不能靠省钱过上好生活。最重要的是，你永远也不能让律师告诉你如何管理自己的业务。 我仍然生动地记得，有这么一天，就在我们在农场上准备盛大开场仪式的前不久，我们路牌已经送到，并在米德尔伯格东边的50号公路边上的农场前竖起来了，是用手涂的油漆，非常漂亮，而且显示出我们的撒纸追踪游戏公司的名称和徽标。我已经小心地确保牌子的尺寸要符合当地的城市规划要求。 那天，父亲到了农场，我跑出去，满怀热情地听他对那块牌子的意见。他并没有注意到，他说。我们沿着车道开过去，这样就可以让他看见牌子。他只是站在牌子跟前，什么话都没有说。我知道自己得到的答案不是什么好听的话，但是，我还是继续问他，到底对牌子有什么看法。 “这他妈的真是一场灾难。根本就不起作用。如果你不在两天内把牌子换掉，那你们的开场仪式最好就不要搞了，因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你们在这里，而且你们的生意永远也火不起来。”我仍然没有听明白，我问为什么。“太他妈小了。谁都看不见。”怪不得他开进来的时候假装没有看见。 我耐心地对他解释，说标志牌不能太大，否则就会违犯城市规划。那是一个大错，我听过“你不能让愚蠢的律师帮助你管理企业”的课程，“如果你们请的愚蠢律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弄更大的标志牌，那你们需要一名新律师。” 我一下子哭起来，他口气软一点了，告诉我说，不能拿他的话全往心里装。如果有办法，一定要把牌子换掉，如果没有办法，那就承受一点损失，汲取一点犯错误的教训。那个牌子还是原来的样子。 直到今天，每当我们谈起公众对撒纸追踪游戏农场的强烈反应，他总是会大笑起来，说：“如果你们做更大一些的牌子，想像一下吧，你们的客户可能会多得多。”我现在也可以对此付之一笑了。 父亲总是全力支持我在生活中所做的任何选择，他从来不给我施加压力，非得这样或那样走。我告诉他说，不想在洛杉矶舒舒服服地干公司律师的活了，我想去弄马场的事情，他眉毛都不曾眨一下。 我想去做的事情对他并没有那么重要，他关心的是我是否做得幸福愉快，100%地追求，但要给自己留下余地，以便将来还可以走别的路。 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他一直对我有信心，知道我会在生活里有所成就。背后有艾尔·纽哈斯这么一个人支持是多么让人鼓舞的一件事情啊，但并不总是轻松的。他有很高的要求，他让我总是对自己提出最高的要求。他差不多就要让我相信，自己是能够达到这样的高要求的。 父爱留言 我父亲很迷信把一些话写在纸上，多年以来，他给我留上了大量的字条。我有一张字条保留着，是我14岁的时候他写给我的。当我需要一点鼓励的时候，经常会拿出来读一读。这张字条总是会让我哭起来。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这字条的一部分内容： 我因为多重原因而喜欢你，赞美你。你很聪明、心地好、喜欢帮助人，而且长得也漂亮，对生活总是充满激情。你已经做的一切都让我感到自豪，你将来准备做的很多事情也会让我自豪……有朝一日，你一定会成为杰出的女性。你有真才实学，有能力完成对你和你的亲朋好友来说很重要的一切事情……你很走运，因为在你生活的时代，姑娘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能够实现自己想要成就的梦想。我永远都会为你所做的事情和将来要完成的事业鼓掌，无论是亲自到场还是在精神上鼓励你…… 艾尔·纽哈斯是什么样的人，他成就了什么样的事业，我都会为他鼓掌，无论是亲自到场还是在精神上支持他。他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一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我父亲。 骑马奔向朝阳 在更轻快的年龄慢慢赶来，弃你而去之前，快快走下舞台。 ──亚历山大·蒲柏 英国作家 我们一生的每一个季节都有一个存在的理由。 人生的每一个十年都有能够做适当的事情、取得相应成就的时机。 当然，各人的时间表略有不同。但是，我强烈推荐下面这个日程安排，供大家在不同季节里参考： ►十几岁的时候，尽量开心玩。 ►二十几岁的时候，冒所有的风险。 ►三十几岁的时候，学习一切能够学习的东西。 ►四十几岁的时候，能挣多少就挣多少。 ►五十几岁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要带头。 ►六十几岁的时候，以尽量高的姿态退居二线。 ►从此开始，或者说从今以后，尽一切所能好好地玩。 这张时间表导致我于1989年3月31日午夜退休，当时65岁。 因为事先有所准备，无论是从职业上还是从个人心理方面，我都感到不突然。我丰富的一生已经扔到后面去了，但是，我的眼光盯住了未来更圆满的生活。 有很多人前来祝贺。当然，也有人流下几滴眼泪，这些都是人生事实的酵母。在人退休的时候，在人死亡的时候，情形也会是一样的。 在人的一生，缓缓退出的年代是最甜蜜的。 ──塞内加 罗马哲学家与政治家 一、骑马奔向朝阳 纽哈斯现在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可以拥有自己的鱼子酱了，而且可以跟大家一样过普通的生活。 ──《商业月刊》 1989年2月 这可不是愚人节开的玩笑。我退休的第一天是1989年4月1日，星期六。 我跟平时一样开始一天的工作，早晨出去跑步。 从华盛顿的首都希尔顿饭店，越过拉法耶特公园，经过白宫、华盛顿纪念碑、越南战争纪念馆、林肯纪念堂、跨过罗斯福大桥，再经过阿林顿国家公墓的硫磺岛纪念堂。 这条线路我都跑了好几百回，这么跑去上班是很不错的一个主意。但是，今天早晨，我并不需要干活了。 跑步经过白宫的时候，我想起罗纳德·里根总统10个星期以前退休，最后一次离开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所说的话。 “我骑马奔向夕阳。”美利坚合众国的第40任总统这么说。 “我要骑马奔向日出。”我对自己说，一边微笑。 这里面的差别大着哩，但两者都让人开心。 里根一辈子经过了太多的成功日出，包括69岁爬上总统高位，之后在白宫体验到8年的日出。到77岁的时候，他踏着夕阳西进，一直回到故乡加利福尼亚的家里。 我也有自己成功的日出。但是，在65岁退休的年龄，我还准备看到更多的朝阳。 那是退休的第一天，跑步之后，我跟一些政客、媒体和商业大腕们一起聚会。他们都在纽约，准备参加当晚的格里迪伦晚餐会，那是媒体请政客参加的每年一度的花哨晚会，大家都得穿正式晚礼服参加。 首席执行官约翰·克雷和加内特公司早已经准备了另一场退休午餐会，表达对我的尊敬，午餐会在俯瞰着美国首都的加内特大楼里进行。 副总裁丹·奎尔带领大家敬酒祝愿。我的餐桌上有一大堆名人，是政客和媒体大腕，包括电视界的沃尔特·克隆凯特、《华盛顿邮报》的凯伊·格雷汉姆、来自苏联和中国的外交官。 午餐之后，我跟另外200多号人一起去白宫，跟乔治·布什总统一起玩掷蹄铁游戏，他在游泳池旁边新铺了一块碎石地。 “艾尔啊，请你告诉我。退休后你真的准备干点什么事情？”总统很热心地问。 “正在找新的冒险机会。”我告诉他说，避免提到细节。 当天晚上，在格里迪伦晚会上，我跟一些内阁成员、最高法院的法官、商界大腕和媒体明星一起摩肩接踵。 房间里的气氛只有一个词：权力。 星期天早晨，我早早就醒来，发现自己的权力没有了。权力没有了，额外福利也没有了，直到昨天为止，一切还都是那么自然的，那么容易就到手的，但这一切都传给我的后继者了： ►再没有喷汽式飞机了。 ►再没有公司提供的豪华轿车了。 ►再没有工作人员来关心我的日常生活便利了。 在宾馆的k街后门口，我招呼一辆出租车，让他拉我去机场。我直奔南瓜中心，准备穿着短裤爬上我的树屋。我要坐在打字机前开始本书的写作。 19年来，我这还是第一次坐国内商用飞机。我排队，玩着手里的机票，一边寻找美利坚航空公司987航班的登机口，脸上不禁露出微笑，我对自己说：“所有那些说自己永远也不会退休的婊子养的，应该看看我今天的样子！” 事情并不一定非得这样结束。我本来可以中止事情朝这方面发展的，或者可以拖延。任何一个有心计的首席执行官都能够控制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在什么时候交出手中的权力和额外待遇。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或者说大部分人都逗留太久，有些人甚至连指甲都抠出血来。大多数董事会成员都不敢对老板说什么时候是时候了。 这样的情形是可耻的，并且还经常造成了悲剧。老板的退休会影响公司的每一个员工，无论是什么规模的公司。 如果交接顺利，而且时机得当，方法妥当，老板、继任者和所有人都会受益。如果来得太快或者太晚，或者太突然，每个人的未来和命运都会受害。 不要太伤感 为了保障自己能够找到合适的办法，我从刚刚当上加内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开始就在计划自己的退休事宜了，当时我只有49岁。 在我的坚持下，我的第一份首席执行官雇用合同里包括有这么一项内容：“纽哈斯必须在1989年3月31日前退休。”每一次合同更新或更改都保持有这么一项内容。 我坚持必须要在自己50岁以前确定退休的日期，我对董事会是这么说的：“我想在自己变得太老或者你们各位变得伤感以前确定退休事宜。”我希望在自己还有理智的年龄离开。 没有这件事情挡路了，我就能够集中精力干自己的事情。这使我在50至60岁的这个期间过上了一生最有效率的十年，也是加内特公司里最为成功的10年。 每一位首席执行官都必须借助公司来计划和有秩序地实施有效的交接过程，好把权力交给下一代人。 反过来，假如一个首席执行官是一位成功人士的话，公司也会给这位首席执行官来一次财务上的告别拥抱，这样可以确保他安逸的生活水平，使其在退休后不至于受太大的苦。 实际上，一位首席执行官对公司领导层的责任，不应该仅仅限于在自己退休时解决权力交接的问题。老板还应该掌握董事会的建议权，确定在老板出现意外时由谁来继任，比如他/她不慎被公共汽车压死。 自从当上首席执行官以后，我每年都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每年12月份，我都会与公司董事会的管理权交接委员会评估高层管理人员当年的表现。 每次会议我都是这么结尾的：“如果明年公汽将我撞死，我希望本委员会能够在推荐首席执行官人选时考虑如下情况。” 我用书面形式把这些建议写下来，密封好，告诉委员会的主席将它锁起来，直到或者除非全体委员都需要看看里面的内容。 只有我和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和它的内容，而其他董事成员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没有高级主管人员涉及此事。 由于我善于躲避公汽，也挡住了射向我的明枪暗箭，所以那些信件一直都没有机会用上。但是，每一位首席执行官都应该为公司提供这样一份应急文件。 有计划的权力交接比突发性的交接容易得多，也简单得多。你可以测试潜在的候选人。如果他们通不过重要的测试，那你就排除他们。如果通过了，你给他们更严峻的考验。 有些人能够感觉到公司在考验他们，有些人感觉不到。 约翰·克雷通过了我在加内特公司给他的所有考验。他当过记者，当过编辑，当过出版人，他是公司设在华盛顿办事处的负责人，在那里得过普利策奖。他是《今日美国》的创始人编辑，是负责地区报纸的总裁。 当然，他也犯过几次错误，现在也犯些错误。他是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长大的，因此说起话来很搞笑。他们在学校里也不学书法，因此，他写的字你根本就无法看清楚。但是，世上没有完人，因此这些小毛病我根本就懒得记在心上。 我过60岁生日的时候，把有序交接的事情公开化了。克雷被任命为公司总裁，也是首席运营官。 “如果他通过这次考验，我会在两到三年内请求各位任命他为公司首席执行官，之后，我会给他一些辅导，在我最后两三年里告诉他一些公司主席要办的事情。”我对公司管理层交接委员会的成员们说。 他们同意，也喜欢听到的话。但是，他们不相信我，没有人相信。 韦斯·加拉格尔以前是美联社的总裁，当时他是那个委员会的主席。他在我的退休晚会上告诉我说：“你正好做了当初许诺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相信你。我们以为你到65岁的时候会要求我们放弃年龄限制，这样你就可以继续留下去。” 最后一次惊喜 他们会这么做吗？当然会。差不多所有董事会都会这么做，如果首席执行官或者公司主席这么要求他们的话。之后，那个婊子养的首席执行官会发出一个新闻稿，说“在公司董事会的要求下”，他被迫留任，以便完成还没有达成的业务交易。之后，他会尽一切力量让那样的业务永远也做不完。 我的确是给董事会准备了一件让大家惊讶的事情，谁都猜不出来的一件事情。 根据加内特公司的辅助法规，董事是每三年选一次，我是1988年当选的，一直要到1991年才过期。加内特公司的次要法规还规定，凡当过首席执行官的董事，其作为董事的退休年龄可到70岁。因此，人人都以为我会坚持到1991年再次选举的时候，然后再工作到1994年。 1989年3月22日是我65岁生日，我按照平常的普通方式召开了作为董事会主席的最后一次会议。谈到最后一个大型日程安排项目，即“其他事务”时，我向董事会成员分发了一封信，都是亲笔写给每位董事的信件，表达我对各位的特别感谢。 那是我从董事会退休的一封辞职信。我事先只与两位董事谈过，一次是几天前跟克雷谈过，另一次是几小时前跟麦柯金戴尔谈过，我要求每个人都保密。 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说服我，当一位退休的前任首席执行官继续留在公司董事会内，他/她的存在经常会成为一个妨碍手脚的不利因素。我并不想冒险妨碍我的后继者，也不想以任何方式妨碍董事会。因此，本信是我作为加内特公司董事长的辞职信。 接下来我转到接受我的辞职信的话题上，多名董事举手，有几位同时说话。我打断了所有人的讨论，表示了我的异议，之后很快就宣布活动结束，并休会。 令人震惊，他们事后在我跟前说，有些还饱含热泪，我自己也是。 本来不应该是惊喜的。16年来我一向都是事先做好一切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有序交接。交接意味着跨越，一位首席执行官要完成跨越的惟一办法，就是到时候与公司一刀两断。 大多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理论上都同意这个做法。但是，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他们就会输掉自己的客观性。别的公司有一位首席执行官很有头脑，我与他事先谈过自己的计划，他不仅仅同意，而且还鼓掌喜欢，并且解释了为什么。 彼德·乌伯诺斯是大联盟棒球赛的专员，他后来成为我的好朋友。他感谢《今日美国》为棒球所做的一切，还有为作为整体的体育所做的一切。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是每次世界杯赛的专员包厢里面的客人。 他作为专员的退休日期正好与我作为主席退休的日期一样──1989年3月31日。他事先建议，到时我们一起庆祝。 大联盟棒球队每年春季都要在罗德戴尔堡开年会，当年会议开完之后，他和妻子吉妮到南瓜中心来了一趟，专门提及此事，并谈到了未来的计划。 1989年3月9日晚上，我们一起在可可阿海滩的芒果树餐馆吃晚饭，喝克里斯托尔香槟，我告诉他说，我不仅仅准备退出主席职位，而且还要退出加内特公司董事职务。 他支持我的观点，说了这样一番话：“前任首席执行官留在董事会里根本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如果你在一些问题上与后继者不合，听起来你就像是一枚酸葡萄。如果你总是同意，听起来又像是屈尊俯就。如果你装聋作哑，那你留在那里干什么？” 阿门。 拥抱与被拥抱者 热爱自己的公司，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退休的首席执行官，值得拿到合适的一大笔告别费用。 这也需要当首席执行官的人仔细计划或者筹划。 董事会常常会照顾到对首席执行官退休后的关照和爱护。问题在于，他们一般会给干得差的人大笔回报，而给干得好的回报反倒少些。 在20世纪80年代的并购狂潮中，金色降落伞往往成为内幕。一般来说，如果出现对公司控制权的变更，首席执行官或者高级主管往往会得到相当于年薪两到三倍的现金补偿。 如果工作干得好，我支持对重要职位给予大笔回报。但是，对于成绩平平甚至干砸锅的人来说，付给大笔钱财就是没有道理了。 降落伞是对失败而不是成功的鼓励。与争夺公司的鲨鱼搏斗过的首席执行官往往只会得到董事会送来的一脸微笑和表示感谢的字条。而那些被鲨鱼剥了皮的人反倒得到一份由合同保证的降落伞，价值数百万美元。 例如： 拉里·迪什接管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控制权以后，汤姆·怀曼被挤出来了，结果拿到430万美元的一次付清费用。 如果卡尔·林德纳剥了我的皮而且接管了加内特公司，我一定会拿到多于400万美元的费用，那是我当时现金支付补偿费的3倍。我打败了那条鲨鱼，让他游走了，我接到的回报是一纸感谢信。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对公司高级主管补偿委员会的主席朱利安·古德曼和他的委员会说，这种做法行不通。 我退休的时候就有机会让这些委员们实际来做一回我一直在鼓吹的事情。 多年以来，我的工资、奖金和股票优先认购权一共有数百万美元，但是，那都是我挣来的。从来没有哪一位股东就我的待遇提出异议，因为加内特公司从1.65亿美元的地区性公司发展到了30亿美元的全国性媒体领导者。 我觉得自己的表现值得自己拿到很大一笔告别费，应该免费得到一大宗公司股票，那才叫一个大礼包。 在加内特公司，赠股是由高级主管补偿委员会在每年年终进行的。1988年10月，该委员会准备在凤凰城开会，当时，离我计划的退休时间早出5个月。我给主席古德曼写了这么一个备忘录： 您可能还记得，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一位成功的首席执行官的告别费用，至少应该比一位失败的首席执行官的告别费用一样多。在我的情况下，失败意味着450万美元，这是我年薪的3倍。 因为我在速算方面不是高手，因此觉得，如果我事先计算出现在赠送给我的股票在不同水平上价值多少（当时，加内特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为每股35美元），那一定会对我有所帮助。 10万股……350万美元。 13万股……455万美元。 13.5万股……472.5万美元。 14万股……490万美元。 15万股……525万美元。 我希望你能考虑不少于450万美元的一个回报。我预测，到未来某个时候，你会因为指出了这么一个办法而感到极大的自豪，即在你的英明领导下，加内特公司给一位主动退职而且十分成功的首席执行官的待遇，至少是与其他公司给那些失败或者被开除的首席执行官同样好的待遇。 我这是在进行多选题考试。在不能肯定答案的时候，多大数人都会选取中间的一个答案。我把350万美元放在顶层，又把525万放在底层，这就让古德曼很容易就选到中间的答案。他也照做了，该委员会和董事会也同意了。 在我退休的那天，13.5股股票被赠送给我了。虽然我过去持有并且一直持有大笔加内特公司的其他股票，有些是早年购买的，有些是通过优先认购权购买的。 但是，我还是因为情感上的原因将这笔股票兑现了。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补充方式，比我预计会拿到的一只破烂退休表要好得多。结果，克雷给了我一个惊喜，他送了一块订制的带链金表，上面刻有《今日美国》的徽章。 到我退休之后的第一个业务日，也就是4月3日，加内特公司股票已经涨到每股38美元。我兑现了告别股票，拿到了513万美元。 对于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小子来说，这算是不错的了，他做过的第一份工作毕竟是在草场上捡牛粪。 有话直说： 人在竞技场上到达成功顶峰的时候， 应该准备好功成身退的事情。 应该微笑 作为一个婊子养的，人也可以找到幸福的。 还有成功。 之后，你也可以微笑，或者笑到最后，此时，他们才能称你为婊子养的。 但是，一开始你必须要准备好走完人生的这段旅程，还要准备好你希望踏上的脚步，还有你准备留下的脚印。 为这趟旅行做好准备，那是走向成功的关键──其中一半的乐趣也尽在于此。 ►你必须起草自己的婊子养的定义。 ►你必须给成功制定自己的定义。 ►你得有自己特别的梦想。 ►你得做好决定，准备为实现梦想而不惜一切。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决定走哪条道路，留下什么样的脚印。 亨利·朗费罗在“生命颂”里是这么说的： 伟人的一生在时时提醒。 我们可以让生命无比崇高。 离开的时候，我们也能在 时光的沙滩上留下脚印。 有些人喜欢跟着别人的脚步走。 我喜欢自己踩出一条路来。 无论是选择较少人走的小路，还是选择更多人拥挤着的高速路，我们每个人踏下的脚步都会在我们身后留下脚印。 留下的脚印无法更改形状，它们会在时光的沙滩上永远留下来──好坏都无法改变了。 另外一些人最终会来测量我们的脚印，别人比我们自己更能评判人生之旅的价值。 但是，我们所有的人总可以确定我们自己未来的脚印，哪怕，而且尤其是在退休之后。 我踏入退休的朝阳，带着过往所有的自信与安逸心态，一点也不马虎，一切跟过去一样。 退休以后，我明白自己可以少工作一些，多玩一些，可以更多地欣赏生活。 只有工作而没有娱乐，那会使人变得没有趣味。 退休之后，我踏向未来的脚步大概是这么一种情形： ►少量地发放一些钱，不停地发放，让一些人从事的事业有所改观。 ►凡是想听和想看的人，我都会把自己这种风格的智慧传授给人们。 ►计划或者筹划一些新的冒险活动，使其有可能导向新的名声或财富或笑话，为了自己、也为了愿意跟随我的人。 作为加内特基金会的主席，我会尽力协调每年2,500万美元的赠款。这些赠款将在美国范围内用于有价值的教育、慈善和其他非盈利机构的事业。 如果你有合格的一项事业，可以给我寄来一封情书： 22209 弗吉尼亚州阿林顿市威尔逊大街1101号 加内特基金会主席 艾尔·纽哈斯收 如果你的事业是有价值的，我保证会让他们加以认真考虑。 但是，骗钱艺术家们请注意了。如果你想找我的麻烦，那你有可能在我的下一本书里成为婊子养的之一。请记住，一个婊子养的看穿另一个婊子养的很容易。 撒钱出去是我这个人的另一面。 我作为加内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目标，就是要努力工作，全职工作，建设美国最大的报业公司，让美国拥有自己的报纸，为公司和我自己挣到很多钱。 但是，没有目标或原则的发达一钱不值。在我整个职业生涯里，我最主要的目标一直都是为读者创立更好的报纸，并为别人打开机会之门。 现在，我作为加内特基金会主席的目标，是要成为美国头号的撒钱艺术家。我计划努力工作，但只能在部分时间工作，看看奉献是否真的比获取更好。 树屋里的新闻工作 加内特基金会的办公大楼俯瞰着华盛顿，当我不在那个办公室工作的时候，我会回到佛罗里达州南瓜中心的树屋去，把大量时间花在我那台极其可靠的1926年产的罗依尔牌打字机上，或者带一台便携式打字机，带着分派的任务在美国或世界各地到处跑。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是幸运的。只要我的头脑和手指还能动，我就可以不停地敲出文字来。我有一个以前的记者梦想的工作：我可以给自己分派报道任务，然后亲自去做报道。 我每周的专栏称为“有话直说”，登在《今日美国》和加内特公司其他的报纸上。合起来计算，读者达到2,200万之众。但是，我总是用直白的、一对一的老办法跟大家说话。 稍微有一点点鼓励，我就有可能再写一本书。只有你们的鼓励才有用，也就是读者的鼓励。我只为读者写作，就如同《今日美国》只为读者着想一样，我并不为出版人或编辑或评论人员写作。 最后，致所有跟我一直等到了本忏悔录最后一页的人们：谢谢各位。我赞美你们，我邀请各位加入我的婊子养的俱乐部。 有话直说： 婊子养的10条成功秘诀 ►你怎么对待别人，就应该准备好别人也会这么对待你。 ►总有人想要你已经得到的东西，应该保护它。 ►总有人拥有你现在想要的东西，应该去抢夺它。 ►尽可能做个好人，只在有必要的时候露出凶相。 ►珍惜自己的家庭和根本，但不要回头。 ►人生的大路要走，但小路也可以探索。 ►往大处着想，做美梦，冒大险，得大回报。 ►争攀顶峰，到了顶峰就不要再蹑手蹑脚的。 ►余力尚存的时候，要激流勇退。 ►人生是一场游戏，玩游戏就要玩赢，要玩得开心。 婊子养的鸣谢 哪怕是一个自认的婊子养的，没有别人的帮助也写不出一本书来。 在我的情况下，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有同事，有亲朋好友──甚至是少数对手，他们都与我合作，使我有可能准备和发表这些忏悔。 他们都是些特别和值得赞扬的婊子养的，而且我真心感谢所有人。有些人值得特别提及： 我在加内特公司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的职业生涯里的三位最亲密的同事： ►约翰·克雷，他继任我的首席执行官职位。 ►道格拉斯·麦柯金戴尔，他是首席财务官。 ►约翰·奎因，首席新闻执行官。 克雷和奎因是跟我一样的婊子养的。他们为我提供了很多建议和支持。但是，他们从不屈从我，哪怕在我有时候觉得他们应该屈从的时候。 麦柯金戴尔并不是我这一类的婊子养的。但是，他是他那一类人当中最优秀的一位。在很多交易的细节当中，他都是意志与价值的源泉。 我以前有三位特别的助手，他们帮助我整理了本书的转述和组织安排： 查尔斯·奥佛比，现在是加内特基金会的资深副总裁。 ►肯·保尔森，是《今日佛罗里达报》的编辑。 ►彼德·普里查德，是《今日美国》的编辑。 他们在加内特的职业生涯初期一直与我紧密配合。他们为我在加内特生涯最后的几年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回忆资料。 加内特公司有自己的书籍出版部门，称为“新闻媒体”。关键人物有： ►南茜·伍德哈尔，她是总裁。 ►菲尔·普鲁依特，他是记者和编辑。 他们的耐心、毅力和压力，促使我从一名公司首席执行官转变为一位有抱负的作家。 在加内特公司，一位热情的助手和谋事者是： ►克里丝·威尔斯，她是特别助理。 她做了本书大部分的事实查对工作和更正工作，我在世界各地到处跑的时候，她也是这么做的。 现在，大部分成年作家都是在计算机上写稿子的，我现在还没有学会使用计算机写作。除开家人写来的那一部分以外，本书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在自己那台1926年产的罗依尔牌打字机上敲出来的。一些拼错的字和转行字的更正工作，都是由下面这些一流的秘书们进行的： ►朱安妮·福库亚， ►苏泽特·卡莱利斯， ►玛里琳·鲍威尔 书的诞生方式五花八门。这本忏悔录能够思考出来，主要是因为达勃戴依出版公司的三位重要人物来找我商量此事： ►阿尔伯托·维塔尔，他是矮脚鸡达勃戴依得尔出版集团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 ►南茜·伊文斯，她是达勃戴依出版公司的总裁与出版人。 ►哈里叶特·鲁宾，是执行编辑。 他们在找达勃戴依公司可以出版的新东西。他们说服我，说《一个婊子养的自白》有可能产生不同凡响的效果，对达勃戴依出版公司，对我本人，而且还有可能对读者都产生不同效果。上面三位都是职业化的婊子养的，他们的帮助使我把这些内容告知各位读者的时候得到了双重的快乐。 家人的参与使这本书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内省式自传： ►我兄弟沃尔特·纽哈斯。 他在关于家族历史和根源的事情上帮助很大，还查阅了在南达科他州早年生活方面的一些资料。 对我来说，对于人生残酷现实认识的最有意义的个人消息源自： ►第一任妻子，洛莱塔·纽哈斯。 ►第二任妻子，罗里·威尔逊。 ►儿子丹。 ►女儿简。 他们对家庭快乐与麻烦的叙述透露了很多内情，使本书的某些部分让我读起来比写起来更加有趣。我爱他们，也谢谢他们。 最后，向世界各地这样一些婊子养的人们致敬： ►那些几近婊子养的，或者是很坏的婊子养的，你们总是想让我的生活充满悲伤，结果你们却输了。我和你们自己都知道你是什么人，谢谢你们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佐料。 ►所有那些可爱的婊子养的，你们帮助我使自己的一生值得一过，写起来也是一场欢乐。你们成功了。你们这些人太多了，无法一一提及，但是，你们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艾尔·纽哈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