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巴金的黛莉》


 序

闲暇时候，我也好点儿收藏。去古玩集市游走，偶得两件俗物I不奢望升值空间，只图个课间歇息，平添一番古今赏析的情趣。有一搭无一搭，时曰渐长，却也相熟了不少行内友人，所选项类亦不固定，是老的就话稠。彼此散淡请教，或交流往昔体会，或共享近日喜忧，不敢期待动人心魄的宝贝。人可以贪玩，切不可贪财。


    让我无法割舍、不能轻弃的交易，却有这一回。当时，面对着巴金先生早年写给山西少女的七封老书信，我无法平静待之，反复追索不舍。得信后，展开考证落实，“探索发现”这位女性。前前后后竟用了两年多工夫。故事波澜起伏，值得一记。同时，我将借助此文，向读者和研究界披露全部七封信的内容。（未完待续）

 第一章 巴金致黛莉第一封信

    这七封书信，都是年轻的巴金用钢笔书写的真迹，应该没有发表过。收信人地址前后一致，都是“山西太原坡子街0号”，收信人姓名均为“赵黛莉女士”。七只实寄信封俱在，其中两封保留着民国时期邮票数枚，上面分别印有孙中山头像和蒋介石头像。寄收邮戳依稀可辨，有“平滬”、“上海”、“北平”、“阳曲太原”等字样，可辨认的时间为“民国二十五年”，即196年。巴金先生在信封上或写“平快”二字，或写“上海李缄”字样。我得信时，七只信封和七封信，已经分离开来，没有原装在一处，因而其前后顺序尚需详查。巴金先生在信尾注明时间，未见年份，仅有月日，也为这七封信的排序加了些难度，要依靠内容从容推断。我认为七封信应是跨了年度的。要把七封信前后顺序排列准确，包括与信封对上号，还望专家细识。


    我所看重者，是信件内容。七封信加起来好几千字，总还是丰富的。我没有涉及过巴金研究工作，仍坚持把信收藏回来，怕它们流失损坏，就是为了给巴金研究者们救得一份素材。往日收点儿东西，总是个人私好，这次则有些为着社会之意。为了热爱和审视着巴金的人们，也为我所从事的文学工作，尽些心责吧。过去，生活在太行山深处的老太太，有些迷信却懂得“敬惜字纸”，应是某种尊重文化的自觉。而巴金先生本人，正是为保护文史资料而力倡修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首位作家。他甚至把建成此馆当作“一生最后一个工作”，说“我愿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为此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替文学馆排忧解难。巴老本人还带头捐出了第一笔开办费……


    巴金先生这些信，距今七十多年风雨，仍基本上保存完好，让人怎能不珍惜。夤夜灯下品读，如同一位前辈作家再次向我们细叙心曲。巴金先生在信尾署名时，除首封落款“巴金”全名外，其余六封，只落一“金”字，更让人倍感亲切。当年，巴金先生致信黛莉一人，而今看来，则是写给我们大家，写给他全部读者的。


    赵黛莉这个名字，很可能不是原名，应是一位读书女生，崇尚新生活、新风气，自己起了好听的名字来用，就像如今网友们很少使用真实姓名那样。我们可以推想，在阎锡山治下的太原府，渴求新思潮的知识女性赵小姐，读过巴金作品之后，产生强烈共鸣，心潮难平。她不满于旧家族窒息的空气，倾心致信作家，用了这个浪漫的名字，而这位少女显然颇多才情，信写得又真又好，否则，年轻的巴金也不会给一位读者频频回复七封信。这时，巴金先生三十来岁，尚未与萧珊女士结合，正处在准备恋爱抑或恋爱初期。事实上，萧珊女士与黛莉一样，也是读了巴金作品，用书信方式走近巴金的。


    所收第一封信，纸质薄而坚，信纸上端印有三行红字，首行字体大些，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与信封上中英文印刷地址相一致。次行字小，为“上海昆明路德安里二十号”，末行是“电话：五一五六零”。我最初见到信，便是这一封。当时，闻说有巴金旧信，我还不大相信，如今古董市场造假，绝技横生，一笑而已，待看过信封、信纸、邮戳、邮票，始断为真。当时，在我记忆中，仅知巴金从日本归国后，曾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做过总编辑，还做过《文季月刊》主编，一道工作的有靳以先生等人。据此，细察陈旧发黄的信纸，觉得极难伪造。后来见到全部七封信，其中有五封信是文化生活出版社信纸；有一封是“开明”信纸；还有一封是《译文》信纸，纸质厚些，日久发脆，损字较多的也是这封，其上还有一句白话广告语，谓“介绍外国文学与艺术的月刊”，印有地址为“上海拉都路二八六弄一二号”，“电话：七四**一”。所有这些，都佐证了这批文件属于真品，行话叫是老的、对的。更关键处，在于手迹与字体。巴金手书成篇，还有许多繁体字，他人几乎无法模仿，除非照着印，写是写不成的。行话称一眼货，或曰大开门，取开门见山，毋庸置疑之意。当然，真正不可伪造者，还是信的内容，这是谁也编不出来的，因为巴金拥有一个与他人大不相同的独特思想世界。第一封信，前后两页，巴金先生以横写完成。其余六封信，皆为自右而左竖排竖写。


    现在，我们可以阅读第一封信了。抬头一句，巴金把少女赵黛莉称作“先生”，给读者以足够尊重。全文如下，内中做“0”处，应是缺字或辨识不清之故一一


    黛莉先生：


    信收到了，谢谢你的好意，费了你好些时间来给我写信。你的信给我带来一点慰安，一些鼓舞，我决不会怪你。你十二岁就读了我的《砂丁》，那太早了。我想到那事情心里很不安，不该拿那惨痛的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你在十六岁时读了《家》，我知道你会喜欢它，因为那主人公正是一些和你同样的青年。他或她有一颗纯白的心，有一个对于正义的信仰，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


    你说你认识琴，我想大概你在琴的身上看出了你自己的面影。你姐姐也是的。不要说你没有机会看见琴，你自己也许就是一个琴。琴有她的弱点，但是合于人性。我现在正着手在修改《家》，而且不久就要写《群》了。我去年写过几页，以后又搁了笔。所以，倘使你不介意我永久搁笔，你一定会高兴我告诉你这个消息。


    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譬如谈生活，谈文章，都需要不少的话语。但是请恕我，我一天很忙，心又乱，所以不能多写了。我―天总得回口几封信，而且我又是个出名不会写信的人。


    不要“崇敬”我，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而且我也幼稚，甚至有不少的孩子气。


    祝好


    巴金四月二十夜十二时


    在全信末尾，巴金先生又补写了一句：“以后来信可直接寄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由此可知，赵黛莉此次去信，很可能寄到了别的什么地方，也说明巴金先生愿意收到赵黛莉新的来信。


    我尚难判断，这封信该有哪些研究价值，只是处处感受到一位作家对于陌生读者的深切爱心。“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话语凝练，颇多力度。巴金先生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敞开着的，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害到孩子们。


    在195年《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是这样表述其意的：“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人为的制度，一切摧毁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这些话，在致黛莉信中得到简练使用。到了1949年以后，巴金始将“人为的制度”这个说法，改作“不合理的制度”来表述。我以为却是原先的表述更锐利、更精确，人治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革呀！而合理与不合理，则不好讲，定位坐标不同，是否合理的结论也就不同了……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敞开着的，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害到孩子们。


    信中所指《砂丁》，是巴金先生一篇早期中篇小说，成稿在191年，取材于艰辛的底层工人群体。我没有读过《砂丁》原作，只是从李存光、陈丹晨等先生的研究文献中得知，巴金在那一时期，曾经到浙江长兴煤矿，深入矿井工作面，体察窑工们的劳作。他下井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一次瓦斯爆炸，死去十五名矿工，情景惨烈。此后，一位云南留日青年黄子方，又向巴金细述了云南个旧锡矿中淘砂工人的悲情。讲到“砂丁”们被五块银元骗到矿山，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同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相抗争，自发组织了拚死逃生行动，又横遭镇压。巴金据此写出悲愤的《砂丁》。作品笔调沉郁而绝望。他反对当局的暴力，控诉血腥镇压，站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立场，痛斥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秩序。这部《砂丁》与不久后完成的《萌芽》，是巴金少有的两部反映底层工人生活的浸泪之作。次年初春，巴金在回顾去岁时写道，“奋斗、孤独、黑暗、幻灭，在这人心的沙漠里我过了一年”。秋天，巴金北上旅行，在青岛沈从文寓中小住，又在这里为《砂丁》写了序言。在这篇《序》中，巴金说：“我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


    偏偏如此惨烈的一篇《砂丁》，竟让一位十二岁的山西小女孩赵黛莉读到了。巴金于心不安，在信中致歉：我不该拿那惨痛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在“文化大革命”中，《砂丁》被当作巴金“污蔑工人阶级”的坏作品，遭到猛烈批判。及至晚年，巴金先生还写过一篇关于《砂丁》的创作谈。


    信中谈到了曾经搁笔又即将再写的《群》，这是巴金先生191年在《家》的后记中做过预告的一部书。当时曾说要把这部《群》作为《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来写。巴金先生决计，“写一个社会的历史，因为我的主人翁是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从这封信中可见，这部叫做《群》的小说，果真写过开头，只是后来被作者放弃了。查阅手边史料，皆没有提到巴金有过一部作品叫做《群》。


    从李存光先生的研究中可知，巴金在预告这部书之前，确实有过一种“群”的感动，乃至于196年致黛莉信中，还念念不忘。这是因为，198年以后，福建南部特别是泉州一带，成为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域。吴克刚、丽尼、陆蠡、鲁彦等几十名新青年，在那里创办新学，普及教育，宣传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主张，组织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其中吴克刚担任高中学校校长，是巴金留法的同学。巴金始终向往那里，曾于190年秋、19年和19年初夏，三赴泉州相聚。巴金盛赞这群为信仰而战斗的人们“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这群青年“忘记了自己的健康，忘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有胡景敏先生分析说，当年巴金认为，无政府主义理想在中国的实现，一是借鉴法国和俄国大革命，走一条民众暴力的道路；二是借鉴英式的“总同盟罢工”进行斗争，壮大工人力量，推进革命巨澜。据此，巴金曾经回忆在泉州参加这种职业革命的生活，极富吸引力：“白天在荒凉的园子里的草地上，或者寂寞的公园里凉亭的栏杆上，我们兴奋地谈论着那些使我们热血沸腾的问题。晚上我们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听见那带着威胁似的狗吠，到一个古老的院子里去捶油漆脱落的木门。在那个阴暗的旧式房间里，围着一盏发出微光的油灯，大家怀着献身的热情，准备找一个机会牺牲自己。”“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虑。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坦白。”请看，巴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激进青年。而从190年开始，在辛亥革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先输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就是无政府主义，亦称为“安那其主义”，吸引着大批热血青年，影响了上世纪两三代中国知识分子。简单地说，安那其主义和李大钊等人引进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看去有不少相似处，又很不相同。在中国，散落着几十个无政府主义团体，要真正成就大业，是无比艰难的。而巴金却被这个信仰所推动，为着这个“群”而激动，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支撑着巴金写作的信念。


    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一封信，让人联想到许多历史场景，令我难以平静。（未完待续）

 第二章 古董商喊出高价位

    回过头来，谈谈这批书信的来历。


    004年底，我返回山西太原，自闭在省作家协会寓中，关门研写晋东南“文化大革命”血火之战。太行山腹地，凝结着我少年生活的全部。005年和006年，我集中两年时间，写完了这部非虚构作品《牺牲者》，成稿八十万字。如前所述，写到躁累时，我漫步古董市场，权作课间歇息。


    太原城不大，古玩市场不少，堪居全国省会城市之首，不让京都。从南向北来，有大营盘市场、南宫大楼及周末地摊、棉花巷古玩城、文源巷老店、省文联大楼一二层、大中市交易区、解放路头道巷等七八处，另有文庙老市尚存，生意比别处萧条。这一日，应在《牺牲者》即将杀青的006年冬，我无端地去了文庙。此地店铺稀疏，只剩下七八家坚守。外省淘宝者干脆不知此地，抑或极不重视这里，提着大钱包上了别处。


    古董商人赵从平，年过六旬秃了顶，脾气还是一个倔。在路边经营一家小店，坐南朝北。店内用柜子隔开，前头大些搞经营，


    古董商人赵从平，年过六旬秃了顶，脾气还是一个倔。


    后头小些可睡觉。店名叫做立玄斋，门牌为文庙二十二号。房门半掩着，探身望望里头，一盘象棋散放在当地，架上货色一目了然。老赵一声髙叫：作家，进来杀一盘！


    我与他没有深交。往日杀过几盘棋，他也是个败。今日闲谈之间，老赵忽然想起什么，竟向我请教巴金的情况，并问及巴金写的东西是否值钱。我心有所动，嘴上却要轻慢些：巴金？南方作家吧，咱这边的人对赵树理更熟悉哩。老赵表示他存有巴金旧日东西，说我这个当作家的理应感兴趣。


    我忍住好奇心，依然轻描淡写：那要看是巴金的什么东西。老赵的回答令我震惊：巴金写给情人的老信嘛！我调笑他，笑他无中生有。老赵便有些生气。主客二人真真假假一番切磋，老赵终于从后隔间取出一册破旧杂志示我。前述巴金那信，便散夹在杂志中。


    详察信件，我心大惊，言语中强装淡泊：这是作家给一个读者的普通回信。这些旧信多了去了，怕是不上价哩。


    老赵多少有些扫兴，随即说出一句使我更加震惊的话：这是一封，一共七封哩！然后，他眼镜后头那双小眼睛，狡黠地盯着我。有行话说：褒贬之间是买家。倘若你不买，也就不必对文玩展开评价了。


    老赵原是太原一家兵工厂的下岗工人，经营古董差不多二十年了，早在府西艺苑地摊时期，我就认识他。今天，他还是猜到了我的心意！他之所以仅向我展示一封信，用意便是考察我的兴趣。只要我对其余六封信提出欲求来，我的购买倾向也就显露出来。从而他将不断地诱惑你，勾引你。


    故而我强作镇定，做无意追问状，倒背双手，欲走非走，似告辞且逗留，又言及彼此棋艺云云。为日后便于跟踪此事，我以订金方式，买他一只失去了基座的清晚期红木大立镜，却又让他设法把基座配齐，以保持联系。临行，仿佛我有了一个新想法，随口提到：我在北京有位朋友，好像是研究巴金的，你慢慢把七封信整理出来，说不定我送给这朋友算了，也许人家会有什么用呢。言下之意：我自家对此并无兴趣，可买可不买，惝若价格便宜，不妨转赠友人。


    晋商传统深厚，行内少有笨蛋。老赵也以无动于衷未置可否的态度，回我：再说吧，再说。


    辞了文庙，回房枯坐，食不甘味了。说到底，咱还是差钱，生怕他喊出一个高价来。


    从那儿以后，我北京、太原两头跑，时断时续与这位赵从平先生保持着交往。对巴金的信，也前前后后读了五六封，又无端买下他几样东西。如清晚期一只大号水仙花盆，本来我就有一对儿，这时也买了，只当留着送人。二赵之间展开了一场冷战，内心里明白事由，嘴上却不说破。还有两次，我故意晚些去见他，以便到了饭点请他共饮。这家伙喝高之后，竟放出话语道：赵作家够意思，咱也不含糊，下次，等我把第七封信揭裱利索，统统送给你玩去吧！侃得我头昏脑涨找不着北，连连夸他真豪迈。二人相互间老赵老赵地叫着亲热，终于到了摊牌开价这一天。这一天，商人老赵还是喊出了一个令人无比愤怒的高价位。他说：本来一封信一万就是七万，看在老主顾分上，你给五万拉倒。


    我定定神说：可把我吓住了，你接着做梦吧！二人继续冷战下去。我当然不甘放弃，只是担心东西落入其他什么人手中，就再也见不着了。而我闷头苦写《牺牲者》整整两年，加上之前抢救采访一年，三年间没有一分钱进账，还花费不少，当下确实拿不出五万元来。我心里有数，甩给他三万，他也就卖了。然而那时我正气恼，像个少年人似的，不想再理会他。平心而论，巴金早期旧信七封，实寄信封完整无缺，五万元并非太离谱。眼下一个流行说法，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信，当属好东西。我的想法，在上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巴金先生极富个性，作品影响了几代人，特别是《家》。他从一个狂热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转向文学人生，且横跨几大历史时期，最终写出讲真话的《随想录》，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思想变化深广，在老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富代表性。1946年前后，毛泽东在重庆与巴金会面，毛泽东上来就讲：奇怪，别人说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啊！巴金竟然说：是的，听说你从前也是。谁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革命和举国公有制之前，中国人包括所有青年，完全生活在以家族为主体的时代中，无法越此雷池半步。巴金的《家》及其一系列早期作品，震撼了亿万家族青年，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传统社会。正因为这样，才会产生数不清的赵黛莉之信。而今，对巴金深入研究，其重要性和丰富性并不亚于研究鲁、郭、茅、夏、老、曹等作家，研究方向和方法也亟须调整与修正。因此，巴金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多封信件真迹，且从未发表，其价值怎样评说也不为过，这是我的观点。倘若按照古董商人的世俗说法，亦有其参照之理。赵从平曾对我讲：咱让人到网上查了，巴金去世震动太大啦，全国政协副主席，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嘛！对了，他还在全中国你们那个协会里头当了几十年主任哩。我纠正他说，叫主席。赵说，反正是你们当中最大的干部吧。


    我苦笑道：也对。


    老赵一拍大腿：甚叫也对，就是！巴金就是你们最大的官儿！


    幸亏他不知道，天上还有一颗小行星，是以巴金名字命名的，否则他更有话说！


    他不想便宜给你信，我毫无办法，非常无奈。


    且让我们鉴赏一下，巴金先生在第二封信中，又写了些什么。信纸上方印有“译文”等字样。纸质变脆有损。不知为什么，巴金先生在抬头省略了称谓。全信为竖写两页：


    快信收到。我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人，所以我的文章也是的。我在生活里追求着光明、爱、人间的幸福，我在文章所追求的，也是这个。但我行为却常常不能和思想一致，这是社会环境使我如此的，所以我不是一个健全的人，也不是一个幸福的人。


    你想研究文学，倘使你的性情近于这一面，那自然也是可以的，你的信正是0000。然而我会告诉你，应该熟读一些书，我有好些朋友就没读过旧书。我觉得你应该升学，我给另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写信，也说过这样的话。社会太黑暗了，人情太复杂了。你只是一只羽毛未丰的鸟，你还不能够在自由的天空里飞翔，因为在那里有无数老鹰在等着啄你。一个人要走进社会，最好得具有更多的技能和学问。倘使你在这样年纪就抛弃了那个可以培养你的能力和机会，就得不着了，所以你得听我的劝告，等候着将来。你不要老是想到牺牲，你也得有些享受。一个十七岁的女子，也应该过些快乐的日子。


    你为什么寄钱来呢？这真使我有些受窘了。你要什么书，我只要找到，就可以寄给你的。现在我不寄还你了，怕你不高兴。我给你订一份新出的《文季月刊》，以便好好地度过会考。但那些鬼文章，朋友们老是逼着我写文章。你看，我又写了《春》这部作品。口口就不容我有时间写信。我总没有从容的时间写过一封信！下次再谈罢。祝好


    金五月二十五夜


    此信距第一封信刚出一个月。信中说，“我又写了《春》这部作品”，应是指《春》随着《文季月刊》的创刊开始连载，而不是说已经写完了《春》。《春》的最后完成，要在198年月，次月巴金在开明书店把书稿校改完毕，与靳以离开上海转赴广州而去。


    从信中“我给你订一份新出的《文季月刊》”一语推断，此信只能写于196年。有史料表明，巴金和靳以是在196年6月将《文季月刊》创刊号推出的。到次年初，该刊在出版了七期时，被当局查禁。巴金先生在后边的信中还将提到这件事。《文季月刊》仅仅存在了半年时光，却非常了不起，它首次登载了巴金名著《春》的前十章，还发表了曹禺的剧本《日出》和鲁彦的长篇小说《野火》。《日出》一经发表，很快引发了《大公报》等社会传媒的热烈讨论。短短七期刊物中，集合着诸多名家，如沈从文、萧军、萧红、萧乾、芦焚、罗淑、张天翼、凌叔华、刘西渭（即李健吾）、蒋牧良、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蹇先艾、丽尼、陆蠡等。


    《文季月刊》还与《译文》、《作家》等刊物一道，共同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件大事。巴金参与了这份宣言的起草，由鲁迅改定文稿并带头签名，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强烈呼吁。从另一角度看，这份宣言，又是上海两大革命文艺阵营发生裂痕的继续……


    巴金往太原寄发了《文季月刊》，使得远在内陆省份黄土高坡的黛莉们，成为这些名家名作的第一批读者。


    这封信使用了《译文》社信纸，亦有出处。《译文》是由黄源先生主持的一份“介绍外国文学与艺术的月刊”。巴金致黛莉此信前二十余天，即那年5月日，黄源先生在上海聚会，为《译文》复刊请客。鲁迅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载：“译文社邀夜饭于东兴楼，夜往集者约三十人。”巴金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在当时，巴金与《译文》黄源先生过从甚密，时有翻译作品问世。他使用了《译文》信纸，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封信却仍然使用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信封。可喜者，信封背面完好地保留着两枚民国邮票，上印孙中山先生头像，面值五分。余第六只信封，邮票亦在，保留三枚，两枚为面值二分的孙中山头像，一枚为蒋介石戎装半身像，面值一分。总共五枚民国票，品相完好无损。


    自此信始，巴金先生在落款时，仅用一个“金”字。在信中，给我深刻印象有两点。一是巴金先生感叹于自己的行为“常常不能和思想一致，这是社会环境使我如此的”。看来，社会环境与作家思想存在差异并造成痛苦，历来沉重。这一点应是谓己；第二点则是怜人：巴金先生担忧“羽毛未丰”的少女们过早地走向社会，“还不能够在自由的天空里飞翔，因为在那里有无数老鹰在等着啄你”！社会太黑暗了，人情太复杂了……少女黛莉会不会听取巴金劝告呢？（未完待续）

 第三章 这批旧信从何而来

    文庙古董商赵从平先生，手把着巴金七封信，自认为奇货可居，迟迟不肯让给我。我这厢舍不得亦急不得，常恨文人囊中羞涩。这位赵从平在太原古玩界要算个“锭头”，平日交友不多。我在圏儿内几位老友，大都与他不相熟稔，一时间找不到合适中人。譬如棉花巷古玩城雪野，经营老窑瓷，道行不浅，还是个好诗人，与我交情深远。而我对赵试探说，雪野东西走得好，这位老赵便用鼻子“哼”一声，继而说出“如今有几个人耍真货”之类的话，还轻蔑地说，老窑瓷我玩得不待玩了！二人显然不对脾气。你越说雪野或者谁人东西走得好，这位老兄就越烦恼。背地里，古玩人给老赵起外号，叫他“赵秃驴”，形容老赵光着个大脑袋，性格倔犟。倘若请中人为我游说这些信，只怕是越说越乱，价位反而下不来了。要想解开此套，还须他法。


    作家是专门琢磨人的，应该从人下手。于是我举杯对老赵说：这事儿怪了，我叫你老赵，人家叫我老赵，这位黛莉也姓赵，缘分啊！两位老赵便傻乎乎地笑起来。我恳请他讲讲，这些信究竟从何而来？你老赵咋会有这种东西？真古董讲究传承有序，好东西都应该说明出处。老赵乘着酒兴，道出了这批老信的源头。


    老赵说：凡成大事者，要下苦功夫。尽管他并未成大事，下过苦功夫这个话，他还是要说的。


    前头讲，赵从平先生本是二四七兵工厂一名下岗工人，为了生计，转入古董行。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太原市开始大规模拆迁建设。许多古董商，趁老旧房屋拆除之际，搜寻到不少宝贝。在北京城区也常见这种情景：拆房挖沟施工中，旁边蹲了一溜闲人，专为捡老东西而守候。小到古瓷片，大到老木料，都有人收。这一天，太原市中心区域解放路，拆除阎锡山时期老院子，“闲人”们来了，蹲边儿上抽烟。其中一座民国初年三进大院，坡子街0号，是老牌二四七兵工厂高级管理大亨旧址。阎锡山重视“造产救国”，信奉“武力为公道之后盾”，二四七兵工厂百年历史，亦由此来。其前身曾为西北修造厂，1949年后被政府接管。


    赵从平出身这家工厂，知晓院里住过老总管或者什么高官。他来到现场，据他说还有其同厂妹夫等亲友，协同蹲守，“下苦功夫”。当时，院底有巨大的地下室，曾经抽水两天两夜，众人耐心等待抽干积水，却未见任何宝贝，遂渐次散去。而在拆除房屋时，拆到房顶天花板，发现了油布包裹一个。清晚民初建筑，好房子造天花板要用硬质材料分格建成，不是纸质的。待取下包裹，慢慢打开看时，内有一捆旧信，应是当年房主暂时存放的物品。根据内容推断，或是大户人家一位读书小姐，不愿让大人们知晓此信此情，临行匆匆，存放在天花板上了。岂料世事沧桑，几十载春秋逝去，这位小姐再也没机会将信取回。这些信，静静地躺在顶棚上，任由尘埃叠落，等待着后人识见。兵工厂老房子转由市政拆除，厂里参与劳作者偶得此信，又知本厂亲友赵从平做了古玩生意，便将这些旧物转给老赵，看看它们究竟能卖几多钱。老赵对我说，十几年了，贵贱没有卖掉，都快忘记这件事了。不是见着你这个作家，却也想不起来。这便是这批信的来由了。


    古董商贩们的存在，是文物保护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常可为利，亦可为害，却不能没有他们。这一次显然做了好事。假如仅仅是拆房工人独家干活儿，说不定，早将一捆烂信一脚踢飞了。我说，老赵，原先怎么没听你说过？


    老赵说：原先是想把信转给巴金家人，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结果，有人发现一个叫什么沈雁冰的信，转给人家后，人家寄来五百块钱，说声谢谢拉倒，根本不可能挣来大钱。这个思路最不合算。就这样，放下来了。


    我说，那好，原先你没花什么本钱，就不该贵卖！他说，好，喝酒，改天我一高兴，就白送老弟啦！气死我也。这家伙，是我见过的晋京两地古玩商当中最难打交道的一位。贵巴巴地买了他的大立镜，也没配上底座，拉回来无用，在雪野店里放了一段时间，干脆送给我长治发小了；买了他一只大号水仙盆，放在家里没地儿搁，塞床下，迟早也是送人。要想事有转机，尚须人心律动。


    这位油盐不进的赵从平先生，年轻时却是一名崇尚暴力又无比激进的革命战士。我发现，只要你一提当年“文化大革命”，说运动风起云涌，豪雄叱咤三晋，他便正经起来，乃至髙傲挚诚变作另外一个人。恰恰是因为讨论山西“文革”史实，在血与火之间，我们找到了共同话题。三年来我写《牺牲者》，对山西“文革”两大派武装斗争态势，也算比较了解。说起太原几大组织，总站兵团红联站，说起晋东南红字号、联字号，说起刘格平、张日清、陈永贵、杨承效，说起一仗又一仗，老赵便激动不已。


    《牺牲者》装订出来，我真诚地送赵从平一册，不，“借”给他一册，并且与他约定：巴金这批信不得卖与他人。


    人滔滔不绝，切磋顷刻深化，四川话叫做“大摆龙门阵”。原来，这位老赵当年在组织中，是个青工头头。他们支持过刘格平造反。


    老赵拍着胸脯说，夺权当夜他就在刘格平家中指挥部。刘格平、张日清两大派分裂后，二四七厂老赵所在组织枪炮精良，占领省城小北门军体校据点，盘踞作战，还远程增援过长治淮海兵工厂同一派红字号。对于这些战斗历程，我都能一一与他对谈，不少史实，如太原“九五事件”、“平遥事件”、长治红字号苦战突围赴省等等大事，我不仅对答如流，而且比他更多地掌握全局，令其大为惊异。起初我向他请教时，他还吹：山西“文化大革命”，你要问我！后来变作我侃他听，反而向我追寻许多历史疑案之谜。老赵百思不解：你小子比我还小十来岁，如何知道这么多？我便也吹：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你还有什么不明白处，尽管问来。他迫切渴望我送他一册《牺牲者》，表示要细细研读，“让咱这个老红卫兵也学习学习”。


    我说，书尚难出，装订不多，只能借给他看，且必须提出几条宝贵意见作贡献，否则不借云云。


    007年初，《牺牲者》装订出来，我真诚地送他一册，不，“借”给他一册，并且与他约定：巴金这批信不得卖与他人，等我从北京回来再议。


    事情正在起变化。老赵和我熟络了，始知他并不完全是个油滑商人。


    008年5月，四川发生极大地震，我自北京奔赴灾区采访。6月里撤回山西太原，和山西作家李杜先生住在一家小招待所，日夜加班，埋头赶写一部《晋人援蜀记》，累得直不起腰来，情绪也不好。空隙间，又去文庙找那赵从平。我实在无法舍弃巴金这些信。


    老赵一见我就说，他流着热泪把《牺牲者》看完了，现在舍不得还我，还想反复看一看，认真想一想。并说另有两位朋友也急于借读此著，你看行不行？


    我表示只要将巴金信件给我，咋也行，把这部《牺牲者》送给你都行。旁边有人帮腔：“这种民间装订书，将来也是文物嘛。”


    老赵语气较以前有所变化，说这些信肯定给作家留着，只要求价格上能多点儿就多给点儿。


    我说太贵，上哪儿找那么多钱？老赵便嚷嚷出一句糊涂话来，使我极为恼火。他说：我在中央台看见你们捐款哩！你们能给灾民出那么多钱，就买不起个这？


    我不由大怒：放你妈的屁！你开个破店还敢自比灾民？东西老子不要了，你这秃驴留着发横财吧！


    老赵赶紧道歉自己说了错话。二人谈崩，我拂袖而去。


    事后，我也觉得骂街不好，自己修养太差了。老赵下岗多年，强在文庙苦撑，嘴上吹得硬，其实并没发什么财，要不他早就搬进古玩城去了。对于这些信，他情知主顾难寻，别人并不会痴迷此道，之所以反复不愿降价，无非是为着生存，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如不跟我等纠缠，又去找谁索要呢？说到底，还不是咱自家人穷志短吗？


    到了8月下旬，《晋人援蜀记》写完，交给出版社。我再次惦记起巴金致黛莉那七封信来。


    很快又要去鄂尔多斯出差，然后去北京忙其他事务，一两个月怕也回不到山西，东西没了咋办？


    9月6日上午，好像又是一个星期天，我忍不住还是上了文庙。我最后一次站在文庙街二十二号立玄斋的柜台前。我一言不发，故意绷着面色。


    二人对视良久，老赵同样沉默着。半天冒出一句话：我知道你就会再来，你这个老赵！


    我忍不住一笑，正要开口讲些什么，只见赵从平豪迈地一挥大手，制止我开口，然后伸直了一根食指，自作主张道：一万！你肯定拿得出来，今天甚也不说了，七封信带皮儿，归你，只当我认你这个兄弟。


    成交！我回应他两个字，再无废话。


    二人相对又笑。老赵将一个硬皮大夹子给我。他早已将这些信和信封，一一展放到透明纸袋中了。


    成交后，我一反常规，取过纸来，写出一张买卖合同，内容也很简单。二人使笔签下名字。老赵说，弄这干啥？我说，流传有序吧。


    我顺便问起那册《牺牲者》，老赵从镜片后头眨巴着小眼睛，


    鬼精鬼精地说：很不幸，丢球的啦！我说，物质不灭，丢就丢啦。二赵皆大欢喜。


    最后，我要求他锁起店门，乘我的车，到解放路一带去，具体指给我看看，哪里是发现此信的“坡子街0号”，说不定还能找到几位老住户，追忆起七十年前谁是这家院子的主人。以期顺藤摸瓜，找到收信人——赵黛莉小姐的踪迹。


    赵从平欣然拉下那扇一米来宽的卷闸门，贴着地皮上好锁子。


    二人驱车而去。车上，老赵与我调笑道：咋，巴金早就去世了，你还想找到这位小姐啊？你也不算算，信里说过赵黛莉十七岁，该是190年生人，活到现在就得九十啦！你上哪儿找去？我郑重地说：试试看。


    我强烈地关切，一位频频与巴金通信，向往着革命斗争生活的新女性，她那人生命运后来将会怎样？她还好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七十年间她经历了哪些事？好奇，探索，想象，思考，追寻，敬畏历史，算是作家的天性吧。太原城中心地段，曾经的坡子街本来就很短很短。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小街早已荡然无存。来到一座大楼门前停车坪，老赵站立一阵，四处张望半天，然后用力跺跺脚，肯定地说：这里就是坡子街，这里就是二十号！


    我望着一片水泥地，空空落落，怅然若失。为了探知原先二十号大院曾为谁人所居，我和老赵分头钻入错落的楼区间，前后打问了一个多时辰，没有问出任何名堂来。想想也是，隔着好几代人呢。我举目四望，夕阳西下，阳光照射在一幢幢新式高楼玻璃上，虚光反射千千万万，一片迷离，几多幻影，不辨南北东西，早已淹失了历史方向。


    末了，老赵站在车前，安慰我说：你这个老赵，咸吃萝卜淡操心！不用怕，要想知道谁家老院儿，只要我回到厂里，到行政处，肯定有房产底簿嘛，我一查不就知道啦？


    我说，好主意，这些天我去外地出差，麻烦老兄先上厂里查着，过些日子咱们再会，有好酒伺候。


    他连说放心，说咱在厂里算个老人啦，要查问这件事，不难。


    二人就此依依话别。


    谁能料到，此间一别，老赵很快就出了事……（未完待续）

 第四章 温馨而又敏感的话题

    在整个故事继续推进之前，我们研考巴金致黛莉的第三封信。之所以将此信列为第三封，是根据落款所注月日排列的，并无年份。这是两页竖排长格纸，左侧下方印有“开明800”字样，显见为开明书店信笺。信纸质地良好，全信几无破损缺字处。


    巴金先生在信件抬头又一次省略了称谓，他直接开笔写道：


    应该是我来请您原谅，我接到您两封信，到现在才来回信，您不怪我办事迟慢吗？


    你又寄了钱来，我得拿它来买书寄你。您说“把那钱送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我感谢您的好心肠。我事实上常常把钱来送人，因为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钱用的人又是那么多。但我不能够白白地接受您的钱，我想您也需要钱来买书看，所以我以后会随时买些书寄你。《十年》一册，那是书店送我的，我有两三册，故转送你一册。


    学校开学了，您想必会忙起来吧。我一天里还是为着杂事忙，也写一点文章。天气不好，人容易生病。这两天渐渐凉起来，我得在写作上多用点功才行。我很想早日把《春》写完，离开上海到别处去走走，多看看社会，多体验生活。


    左拉的小说是长的好，但可惜中国还没有译本。他的书我看得很多，但除一两部外，有许多我简直不敢看。你看他的短篇觉得怎样？有空能告诉我一点你的生活情形么？


    寄你一本《灭亡》，因为这是最近改订本，和以前的略有不同，寄你一本《爱情三部曲》，是希望你看那总序；寄你一本《忆》，那可以当作我的自传看。祝好。


    分析下来，此信应该仍成于196年。因为有“我很想早日把《春》写完”这一句。如前所述，《春》完稿于198年春，4月出书。由此可知此信不会产生于198年8月。那么，有没有可能写于两年之间的197年8月1日呢？可能性也非常小。一是可以从后边几封信中涉及的史实加以推断，二是上海局势在197年发生了急剧动荡，巴金信中却丝毫未见反映。具体情况是：197年8月1日，日寇发动对上海的进攻，一场上海人民保家卫国的救亡运动终于爆发。8月16日，巴金写出了热烈的《一点感想》，继而接连发表《自由在黑暗中哭泣》、《给死者》、《上海进行曲》等壮烈诗篇，讴歌上海军民同敌寇殊死战斗的精神，声讨侵略者血腥暴行，呼唤民众奋起抗日，“把最后一滴血洒在中国的平原”。他坚信祖国不会灭亡，他挺身而出，“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8月日，巴金和靳以将自己主办的《文季》社，与王统照主编的《文学》社、黎烈文主编的《中流》社和黄源主编的《译文》社联合起来，四位一体，创办了《呐喊》文艺周刊，出刊两期，从第三期起，改名《烽火》，于9月5日出刊，诸同仁以此作戟，投身抗战。如此说来，197年8月1日，巴金先生正在激愤地写作和紧张编撰全国第一册抗战期刊。


    巴金针对《烽火》有言，“那些文字，是正义的呼号和血的实录”；几乎与此同时，巴金还出任了《救亡时报》编委，该报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主笔，阿英为主编。因此说，巴金不可能在这个炮火连天的“八月卅一日”，给黛莉写出这样一封气定神闲之信，不可能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抗战之城，写出“天气不好，人容易生病”之类闲话，亦不会有“这两天渐渐凉起来，我得在写作上多用点功才行”之雅兴。日寇的轰炸机正在上海的天空中俯冲！


    此信只能产生于这一切发生之前的196年，即196年8月1日。稍作考察即知，196年8月间，巴金先生正在经受着上海文艺界“一个阵线，两个口号”斗争的折磨。左翼作家联盟于春天解散之后，那年6月复而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和巴金等人没有加入，却在同月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赞同和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两个团队，另起炉灶，裂痕加深，斗争公开化。8月，左翼作家中先是徐懋庸写信撰文，指责鲁迅，攻击巴金、胡风、黄源、郑振铎等一批作家，继而有戴敦复、灵犀、曹聚仁、白雪等多人，对巴金展开辱骂和围攻。鲁迅于8月5日，扶病写出那封著名长信《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反击对手，为巴金等人辩护。那年**月间，正是双方论战的高潮期，巴金也提笔加盟了反击与论争。面对重重责难，巴金心情沉郁，他描述自己看过徐懋庸文章之后的情景：“傍晚回到家中，心中很不好受。我没有扭开电灯，亭子间沉落在阴暗里。我坐在书桌前面，痴呆地望着那蓝色的墙壁。”


    巴金致黛莉此信，却是在这样一个沉郁的日子里写成。这对于巴金研究来说，或许多了一种别样的佐证。纯情少女远在北方山西，巴金先生语调平静沉稳，没有流露出半点焦躁：“我一天里还是为着杂事忙，也写一点文章。”他没有对生活发牢*，只有对他人更关切：“有空能告诉我一点你的生活情形么？”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三封信，郑重使用尊称“您”字，且一连用了八处之多。而在前两封信中，则始终称呼“你”，一次也没有用过“您”。不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在这里，我们无法绕过一个温馨而又敏感的话题，即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是哪一年与巴金开始交往的？事实告诉我们，萧珊以上海中学生身份信邀巴金相见，与山西女生赵黛莉致信巴金是同一年。他们相见在巴金致黛莉第三封信的同一个月里。萧珊女士原名陈蕴珍，曾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回到浙江宁波老家住了一段后，重返上海，进入爱国女校续读。陈丹晨先生在《巴金全传》一书中写道：“有一位叫陈蕴珍的女学生，从196年起与巴金有了通信联系。那年，她十九岁，是一位热爱巴金作品的读者。”而巴金少年时虽然生长于四川成都等地，祖籍却是浙江嘉兴，与同乡萧珊沟通起来想必容易许多。萧珊小姐热情而又真诚，比赵黛莉年长两岁。她于196年8月，又一次致信巴金，同信寄上一帧照片，以利相认，相邀巴金前往南京东路七一九号新雅粤菜馆约会，从此开始了他们时日绵长的真情交往。陈丹晨先生认为，巴金先生从这时起“将早年献身革命、置个人爱情婚姻于事业以外的独身主义倾向渐渐淡却，让位于纯洁而又炽烈的爱情了”。


    这第三封书信，正是写成于196年8月1日，即巴金与萧珊首次约会的同期。我们无法推想，假如赵黛莉不是居住在遥远的山西，而是同在上海，是否也有可能进一步接近巴金那颗正在“渐渐淡却”着独身主义立场的心？


    如此假设当然没有实际意义。那一时期，热情致信巴金的女性读者，本来就非常多，她们同样都很年轻。据记载，巴金那时很少涉足北方，只到过北平，却从未去过闭塞古老的山西。


    然而我们从这些信中得知，巴金先生十分尊敬黛莉小姐，而且希望这位北国女性更多地了解自己，期待着与她深入交流，继续交往下去。


    巴金给黛莉寄了一本新书一《忆》，说此书“可以当作我的自传看”。熟悉巴金作品的读者都知道，《忆》确是一部收取了巴金回忆性散文的集子，196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成书。


    信中提到改订过的《灭亡》一书，那是巴金早年完成于法国巴黎东部小城的成名作，那个地方被研究者们称作“沙城”。《灭亡》完成的时间早在198年秋。当时，巴金将书稿寄回国内上海，本想拜托友人索非，在开明书店自费印刷出书，却被索非推荐给主编《小说月报》的大编辑叶圣陶。叶圣陶欣赏和推举这部作品，《灭亡》遂于次年元月，奇迹般地在《小说月报》连载，一时间轰动文坛。当年10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全书弥漫着一个革命者勇于牺牲却最终失败的悲剧气氛。信中提到“这是最近改订本”，显见是出了新版《灭亡》。


    对于信中提到的“书店送我的”《十年》一书，似为开明书店出版，我茫然无所知哓。周边诸友均未闻此著，我亦不知该向何方智者请教。网上查找一番，更是混沌而未果。及至数月前，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老友黄宾堂小饮，又无意间言及此惑。宾堂兄当即举杯与我一碰，竟说：这本书我是知道的。宾堂兄平日言笃，酒后话语却十分绵密流畅。想不到，经他如数家珍往下一说，众人止了喧哗，又引出出版界一段佳话来：开明书店，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前身。早在196年，先贤叶圣陶在上海创办了开明书店。几度风雨奋斗，到196年，开明书店声誉日隆，为助推上海文化中心大势，苦心经营。周边团结了大批优秀作家。十载春秋，成果斐然，书店决定以一种特殊方式做出纪念。于是，由夏丐尊先生担纲主编，诚请最出色的当代作家，各献一篇精美小说，结集出版，答谢读者，是为《十年》。一时间，应邀作家纷纷奋笔，为开明建社十年奉上佳作。个个大名如雷贯耳。他们是：鲁彦、老舍、张天翼、靳以、王统照、吴祖缃、施蛰存、李健吾、丁玲、凌叔华、萧乾、萧军、蹇先艾、郑伯奇、艾芜、沙汀、芦焚、沈从文、周文、茅盾、端木蕻良、蒋牧良等。巴金则以一篇名为《星》的短篇小说加盟。就是这样一部纪念性合集，展示了一代文坛实力派强势阵容。尚有好几位当红作家，交稿迟了，据说曾被列为《十年续集》。总之，《十年》一书，非同小可，而我竟这样孤陋寡闻。1949年以后，开明书店搬迁北京。


    大江东去，疾风骤雨，革命成功。到195年，全国城乡强力推行公私合营制度，是红色国家推行公有制理想的重要步骤，大势所趋，不可抗拒。爆竹声声里，开明不复明，历史最无情。195年4月1日，开明书店与共青团中央所属青年出版社合二为一，增加了“中国”二字，定名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同时成立首届董事会。这位让文化界、出版界十分瞩目的首任董事长，就是后来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先生一公私合营者，称同志未必合适吧。


    宾堂兄喝了酒，不能不语惊四座。


    中青社成立后，连续推出《红岩》、《红日》、《红旗谱》，以及《创业史》等多部红色经典，概称“三红一创”，唱响中国。未料，1966年大革命狂飙横扫，当下把个中青社掀翻砸烂，往昔出版物俱成“毒草”，无论是开明社老编辑，抑或是十七年间新编辑，谁都干不下去了。整个出版社被迫停业，大伙儿都去“五七”干校，荷锄劳作罢。及至“文革”中期，由于毛泽东支持姚雪垠写作《李自成》，中青社算是沾了点光，这才逐步恢复业务。苦难的人们，尝尽了又一个十年之苦。故事还没有完。先贤叶圣陶之子叶至善先生，熬过劫难，仍在中青社做编审工作。当时中国出版界，苜要一桩急事，就是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艺名著正名，重新出版这些著作。古今中外文化结晶，不可能被一场狂暴革命所摧毁。精神焦渴啊！读者们蜂拥而上抢购“新书”，一时间人人读书，手不释卷，如同沙漠行者扑向绿洲甘泉。在这种情势下，一枇现代作家也需要重振其名他们不是牛鬼蛇神。于是，叶至善先生主张重印开明版《十年》一书，并于1984年11月为这部优秀现代作家作品集写了《重印后记》。此著遂于次年重见天日，成为一个出版社沉甸甸的历史见证。如今，在宾堂兄的书架上，仍然保留着中青社重印的《十年》一书，巴金先生寄给黛莉小姐的《十年》，应是开明书店赠给作者两三本样书中的一本。196年，时间也是对的。光阴流逝，又是二十多年过去，此著还在人间。


    叶至善先生后来担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可能是当代作家叶兆言先生的伯父吧？


    宾堂一席话，知晓《十年》书，得来全不费功夫。历史文化传承有绪，焉能与之“决裂”？要大革文化之命，只有疯子才那么疯。


    印象中，宾堂兄还说了这样的话：当年在社里，时常见到民国年间的出版家和编辑家们，他们讲究真才实学，工作极端严谨，都是中国文化界、出版界顶级宝贝。可叹身处逆境，人人受罪半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护。由此我想到，今日宝贝犹存，得到足够的尊重与爱护了吗？


    对了，巴金先生这封信，使用的正是开明书店稿纸，竖排小格子，透着一种斯文。


    从信中可见，黛莉“又寄了钱来”，并说“把那钱送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而巴金先生也“常常把钱来送人”，这说明，理想主义者都将个人钱财看得很轻，深知“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钱用的人又是那么多”。从另一个角度看，黛莉之家应该相当富有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巴金致黛莉第三封信，便是这个样子。（未完待续）

 第五章 血溅《牺牲者》

    在太原与古董商老赵分手后，我一直惦记着，谁是“坡子街0号”的老房主？查到房主，便可查到家中后代，也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收信人赵黛莉的下落。她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后来命运如何？漫漫七十年岁月，她还在人间吗？她有没有留下子女？如果她已经去世一这种可能性相当大，她的子女们能不能提供母亲的相关情况呢？这一连串问题困扰着我，一股探寻历史的沉重力量驱动着我。本来，我们为研究界保护和公布这批书信，无疑是任何一位晚辈作家应该做的，因为我们热爱巴金。但是，仅仅如此还很不够。追索巴金以及上个世纪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们，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问题深远而又现实，似乎更加重要。作家报告人生，报告社会，报告上世纪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之命运，便是职责。我们理应下些工夫，寻找黛莉。


    老赵曾经讥笑我，说我“咸吃萝卜淡操心”，且不去管他。我只是记着，他能在工厂行政处帮忙查到老房主，不知此事有没。


    店名叫做立玄斋，门牌为文庙二十二号。房门半掩着，探身望望里头，一盘象棋散放在当地架上货色一目了然。


    有着落？只要得到一个房主姓名，寻访工作就不难继续。


    我与这位赵从平先生分手，是008年9月中旬。分手后，我先是前往鄂尔多斯参加文化节，继而转赴北京，在《中国作家》处理《晋人援蜀记》编发事务。中间抽空儿把七封信抄录出来，这样在阅览时就不必翻动原件，可以尽量使它们不再蒙受损坏。接着复去湖北恩施铁路工地调研多日。再返北京后，参加两次关于我的作品研讨会。待到转完这一大圈儿，我返回太原，已是冬雪纷飞时节，寒风凛冽。


    万万没有料到，驱车太原，下车落座头顿饭，便惊闻老赵出了大事。


    这一天是008年1月7日，晚饭。有山西古玩城老友雪野先生参加。频频举杯之际，雪野突然将杯子停在唇边，语惊四座：老赵，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和你打交道的那位赵从平，这两天刚刚被人杀了！


    我怔怔地望着雪野那张过早老化的精瘦马脸，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心中痛惜赵先生之死。


    一口酒噎得我呛了肺，当下骤咳不止。雪野先生以他诗人的想象，竟吓唬我说，此事还将累及我本人。只因为，赵从平先生被害现场，也就是文庙二十二号立玄斋，隔了柜子的里屋，床头柜上展开着我的《牺牲者》装订本。很可能主家夜半时分还在研读此著，不期然竟遭坏人侵入，当下手刃赵从平，血溅《牺牲者》，公安局认为这可是一条重要线索哩。


    我说我人在京城，根本不具备作案时间。雪野就开出野蛮玩笑，说我车技髙超，阴险毒辣，夜半带刀往返晋京两千里之间，制造巨大疑案，也是可行的。


    我说人已逝去，不得污言秽语。转而又问雪野，你如何知晓现场情况呢？雪野说，赵从平那店，紧靠省文物局，案发后，为了识别鉴定房中古董价值，侦探们就近请来文物局专家老孟等人，入室协助勘察。而老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事后相告雪野：赵从平身中数刀而亡，血溅《牺牲者》啊！


    雪野把那杯酒咽下，最后说：不信你问问老孟！


    我怔怔地望着雪野那张过早老化的精瘦马睑，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心中痛惜赵先生之死。恍惚间，又觉得雪野今晚回家，也不保险。


    夜半灯下，我翻阅此前与赵从平先生交往的日记。进而长叹，巴金七封旧信，如若不是两月前成交，今日又向哪里去寻？恐怕又要长期埋没下去了。


    天一亮，我匆匆起身，驾车前往文庙古玩半条街。我要实地看看文庙二十二号现在的样子，看看雪野酒后的话是不是真的。停车后，我满腹狐疑走向立玄斋。只见四尺宽卷闸门上，贴满了太原警方的白色封条，上书“十二月六日封”字样，下边盖了血红印章，尚且新鲜。几道封条交叉贴着，远望一片肃杀之气，使我联想到过去岁月里，宣判死刑犯，常见这种凶乎乎的“巴叉”符号。为了最后确认这场灾难，我站在立玄斋门前，用手机给市公安局重案大队老友拨打电话。省城市区出了凶杀案，他们一定知情。大队长杨志强，与我交往日久。我们早就商议说，要找空当深入队中体察生活，写一写当代刑警故事。


    警官杨志强，身强力壮，极其精悍，整日过着血腥破案生活而不失幽默。他接电告我，赵从平4日夜里被杀，6日上午才被亲友发现。然后他单刀直入，在电话里调笑说：你那本“文革”书还没发表，倒成了我的破案物证啦！然后，一连串职业化问题充斥耳畔：赵从平近些天和哪些人交往比较多？你发现他和谁闹过矛盾？赵从平体格健壮，一般人怎能杀得了他？你对此案的分析思路是什么？


    我哪里有什么分析思路啊！杨警官说笑：要是让你写这部小说，你朝哪个方向胡编呢？作家可以启发启发警察嘛！你想，谁能半夜敲开古董商的店门呢？这位杨警官实在太敬业了。总之，电话咨询的结果证实：赵从平先生遇难是真，此案尚在侦破之中。


    警官杨志强，身强力壮，极其精悍，整日过着血腥破案生活而不失幽默。


    简单推测，因抢劫古董而杀人的可能性最大，多半是流窜犯所为。而流窜作案是最不易侦破的。至于生人为何能在深夜敲开店门，那办法有好多种，非常阴险，此处不提了。不久，警方暗中向各个古玩城提供了老赵被抢走的几样古董图片，看看有什么人会来出货，要赶快报警。


    人生命运，无常难料。唯愿赵先生地下安息。朋友死去，生活仍将继续。直到今天，这案子仍然没有侦破。原指望，赵从平可以协助我，从老厂档案中査到“坡子街0号”旧主，进而追溯赵黛莉的下落，现在显然行不通了。


    我只有独自査寻赵黛莉而不舍。我不能放弃一次触摸历史的机会。老赵之死，愈发坚定了我的信念。现在，我需要从凶案中冷静下来，理清思路，选择一条合理而又便捷的寻访路线，朝着一个准确方向有效探索，避免绕行弯路，直至弄清黛莉小姐悲欢离合的一生。


    七十年前的新女性，她们向往社会革命，勇于自我献身，她们挣脱了家庭束缚，苦苦探索着救国之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加强烈地想知道，她们奋斗不息的最终结果，将会如何？赵黛莉小姐，一个十七岁的山西姑娘，正在读书中，她写信给遥远的上海、遥远的巴金、遥远的未知，她为了什么？她正是为了一个光明、自由的中国，为了一个活泼、美好的“新我”啊！


    我必须找到她。


    一连数日，我缜密思索，预想了种种追寻方案：一是依然遵循老办法，通过朋友在二四七兵工厂行政老档案中，查找该厂1949年以前居住“坡子街0号”的阎锡山髙管人员姓名；二是依此姓名，从山西社科界和史学界，查找这个家族在196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基本情况；三是拜托公安局杨志强等老友，从过去所谓“敌伪”档案和老太原户籍卷宗里，查兑房主家人；四是展开网上搜索，看看阎锡山当年的“西北机器局”或称西北修造厂，也就是二四七厂前身，其中有没有一位姓赵的高级管理者？如果有，他便可能是这座大院的主人，进而查找其籍贯和后代。有了这几条，不怕查不着主家小姐赵黛莉。我甚至想到，早期太原女子师范学校，会不会保留着196年前后在校学生花名册？那里头说不定会有“赵黛莉”其人以及居家情况的记载。也可以通过老校友们建立的“同学会”，交叉咨询情况。理案线索不怕多，只怕少而不足。


    夜深人静时，我找出太原寓中关于阎锡山执政的十来本书籍，翻了一个遍，从中摘抄出多名赵姓高官来，我将他们做了排队比较，看一看其中有谁做过兵工厂领导人。


    在黎明曙色之中，我终于有了一大发现。阎锡山兵工厂规模巨大，计有分厂十八座，分别制造各类武器弹药，包括轻重机枪和现代火炮，在同时代中国军阀中，晋军最早装备了现代化榴弹炮团，甚至，还有战斗型直升机也在加紧研制中。从《山西兵工\史》一书中可见，到抗战爆发前，晋军兵工厂早已具备了极髙的；生产能力，有厂房***0余间，设备5000余部，职工达到8088人，固定资产近1000万银元。抗战前，该厂月产迫击炮100门，轻重大炮5门，炮弹15000发，机枪、步枪4000支，子弹40万发。197年即装备八个炮兵团，后来发展到七个炮兵旅，装备野战步兵达到十个军。如此超大规模军火工厂，高层管理者的姓名不能不存录于史籍当中。


    阎锡山任用髙官中，赵姓者众，一时多少豪杰。比如赵戴文，辛亥革命老盟员，阎锡山留日同窗至交，195年任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省党部主任，然而其公馆不在城里，在上兰村。赵承绶，阎系高级将领，抗战中为第七集团军司令兼骑兵军长，1948年任晋军野战军总司令，有记载称：191年后他驻扎大同，不在太原。赵丕廉，先任阎府农工厅长，又任国家蒙藏委员会副会长，行政院顾问，多居北京。赵守钰，与阎并肩奋战于辛亥起义，后加盟西北军为师长，曾任郑州警备司令、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主持修复花园口，多居陝西、河南。赵萃珍、赵萃瑛两弟兄，同为阎系大员，一住大同，一住察哈尔。还有省党务督导赵光庭，《中报》主管赵登庸、赵次瀛，《健报》主管赵六生，青年主管赵之谦，进山中学校长赵一峰，军长、师长赵瑞、赵晋，教育家赵三成、赵子扔等等，全是人物。只是他们都与兵工制造业没有什么关系。独有一位赵逢冬，这位先生从始至终管的正是兵工！并且，阎系兵工高管层，仅此一人姓赵，再无他人。顺便告读者，晋军兵工厂总厂长，由阎锡山夫人的侄子担任，却是姓张，名叫张书田，时称“总办”。赵逢冬则主管工程技术。查找范围顿时缩小。


    先是查知，这位赵逢冬曾任阎锡山兵工厂总工程师，下辖十八厂，旧称为“会办”。一如中国铁道之父詹天佑先生，出任京张铁路“会办”，也就是总工了。十八个分厂均在太原古城周边，总工程师便不会驻在外埠了。在进一步搜索中发现，山西文史界曾在一本叫做《沧桑》的期刊，发表过《赵逢冬传略》一文，载于该刊1987年第三期。有了这个关键性标题，详细内容则不难探知。重复一遍：阎属兵工制造高管层，仅此一人姓赵。这使我大大地看到了希望。


    197年11月，日寇猛攻太原，晋军兵工厂加紧抢运出机床1000余部，动力电机00余部，仅占全部资产的7。其余皆落敌手。日军竟将大批上好的先进机器，转运到东北去了。也由于这个原因，以致阎军在1947年以后与中共军队作战，装备颇受影响。


    赵逢冬之家，是不是收信人赵黛莉的家呢？（未完待续）

 第六章 是回忆逼着我写《春》的

    有了赵逢冬这条重要线索，我们不妨先松一口气。回过头来，梳理一下巴金先生致黛莉的第四封信。这封信，与第一封信同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用笺，印有红色仿宋字样，红色竖排栏条信纸。但是，细与第一封信比对，发现有些差异。第一封信信纸抬头，也印了红字“文化生活出版社”，却无“用笺”二字，其下无格无栏。更重要的是，前后两种信纸以及两个信封上，印刷的地址和电话不大相同。第一封信所印社址为“上海昆明路德安里二十号”，电话是“五一五六0”，这封信所印地址却变作“上海福州路四三六号”，电话为“九五九一三”。信封上地址同变。这就说明，巴金先生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在这一时期搬过家，电话号码也随之更换。第一封信写在4月，第四封信写在10月，两信相距将近半载，同为196年。该社迁址的缘由，值得专家考示。


    此信仍用钢笔竖写，三页近满。巴金先生写道——


    黛莉：


    收到你的信又有三四星期了。我到今天才来回你的信，请你原谅。


    前天又寄上一包书，现在想已见到了吧。近来学校里功课忙不忙？想来你没有多的时间读课外的书。《罗亭》是一本好书，但商务译本不好，我们这里另有一册新译本，出版后我会寄你一本。我译的《前夜》不是屠格涅夫著的，那是一个剧本，已绝版了，我不久会把它编在《文化生活丛刊》内出版，改名《夜未央》，因文化生活社另有一本《前夜》。那时我会寄你的。左拉是法国自然主义派小说家，他的书我几乎全读过，但大部分我都不喜欢，而且读了一遍就不敢读第二遍。他写得太残酷，太冷静，而且他那种绝望的宿命论也是够可怕的（他晚年的作品《三都》、《四福音》绝不同了）。像《娜娜》那种作品，我读第二遍就要作呕的、商务译本更坏。


    你读过我的《忆》，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觉慧”就是我自己。这是错误。我可以告诉你，《家》和我的家差不多，我4的确是在那种环境中长成的。《家》和《春》里面的人物有一部分也是真实的人物，但《家》和《春》里的事实都不一定是真的口口。我可以在每个人物的身上，看见我的姊妹兄弟的影子，而且我也想把过去的一点宝贵回忆留下来，使一些我所爱的人物隐约地活在我的小说里。所以我说，是回忆逼着我写《春》的。


    “淑英”的结果你不必担心。她是《春》的主人公，她会得救的。春的结束当然在一个明媚的春天，那时正是淑英的幸福刚开始呢！祝好。


    十月一日


    在这封信中，巴金先生谈了不少读书与创作的体会，走笔亲切而婉约。他首先提到了《罗亭》一书，直到最近，我还听见一位中年成功者说，如今，他再也找不回当初阅读《罗亭》时那份激动之情了。巴金称赞此著“是一本好书”，并将寄给黛莉一种更好的译本；巴金在信中谈到他重新翻译了剧本《夜未央》，原名一如屠格涅夫的《前夜》。而这部《夜未央》却是波兰无政府主义者廖抗夫所写。对此，陈丹晨先生曾经写道：巴金先生“在读完《夜未央》之后，当作宝贝似的介绍给外专同学们。他们一字一句抄录下来，还排演过几次。他们渴望自己也成为华西里、安娜这样的人”。你看，现在巴金又将此著介绍到遥远的山西去了。巴金的《春》，也写过青年们自发排演《夜未央》的情节。信中谈到了《文化生活丛刊》，这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重头产品，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一件大事。有李存光等人研究表明，从195年6月到1949年8月，这套丛刊出书达到五十余种，其中二十四种出版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除三种是中国原创作品外，其佘均为世界名著，门类甚广，堪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并驾齐驱。巴金先生曾在《申报》专门撰文推广这套《文化生活丛刊》，时间是195年9月0日。此刊寄托着巴金先生一个宏大理想，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巴金写道：“我们刊行这部丛刊，是想以长期的努力，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过来送到万人面前，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他还说：“青年们在困苦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为知识奋斗的那种精神，可以使每个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之泪，我们是怀着这种心情来从事我们的工怍的。我们的能力异常薄弱，我们的野心却并不小。”


    反观今日之出版界，正经好书出版极难，大批庸俗读物充斥市场，著者、编者唯利是图。偶遇好书，其价格必是贵到惊人，一般读者只能望而却步。


    巴金先生在这封信中，再一次将自己作品中人物之相互关系，表达得明明白白。想一想，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对待读者时，是否还有这份耐心与亲切？我们很烦躁，我们脾气足够大，一个个都跟伟人似的。其实这“伟人”，也就是伪人罢了。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在这封写于196年10月的信里，便透露了《春》的结尾，而写完此著则在198年月，说明作者久有完整构思。巴金在信中安慰黛莉：“淑英的结果你不必担心。她是《春》的主人公，她会得救的。春的结束当然在一个明媚的春天，那时正是淑英的幸福刚开始呢！”出版后的《春》，其结尾果然是：淑英最后逃到了上海，并给琴表姐写了信，她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与喜悦，说着一句相同的话：“春天是我们的！”原创构思与最终完稿，前后一致。


    继前述第三封信之后，巴金又一次与黛莉谈到了左拉。上信说，“左拉的小说是长的好”，还说“他的书……除一两部外，有许多我简直不敢看”。这次又说，左拉的书“大部分我都不喜欢，而且读了一遍就不敢读第二遍。他写得太残酷，太冷静”。巴金认为左拉是一位“自然主义派小说家”，“他那种绝望的宿命论也是够可怕的”，“像《娜娜》那种作品，我读第二遍就要作呕的”云云。而在中国，又有学者认为左拉是“近代报告文学的创始者”，我说不好应该怎样评价这位作家，才能更准确精当些。


    巴金先生第四封信，便是如此了。写到这里，我想到老友谢泳兄，曾经撰文提出过“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他把原始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工作，置放在一个极髙地位，强调“不成型史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谢泳希望，“建立一个关于现代文学史料来源的意识。有了这个意识，寻找史料的眼光就会与一般人不同。学术研究，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也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智力游戏，就要有趣味。什么才能有趣味？意外发现才有趣味，在别人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有用的史料，和科学发现产生的快乐是一样的”。谢泳也喜欢逛旧书店，他认为发现实物性的直接史料，比间接史料更容易让人产生灵感，前者推进研究创新，后者易于雷同概念；前者鲜活多义，后者陈旧古板。那天，我告诉老谢说，发现了巴金的七封旧信，他当即与我剖析畅谈一番，觉出了“意外发现的趣味”。往远里想，梁启超老先生也是一位“趣味说”的坚定派……


    回到前头一节的话题，眼下，发现了一个晋军兵工厂“会办”赵逢冬。这位高级工程师又将给我们带来哪些趣味呢？他究竟是不是少女赵黛莉的父亲呀？（未完待续）

 第七章 查找襄汾县里赵逢东

    已知太原市坡子街0号，曾经是一座深宅大院，住过阎锡山兵工厂老一代髙管人员，而赵逢冬其人则是阎系兵工厂总工程师。兵工总部一圏儿大佬儿，独此一人姓赵。据此判断，寻找这个家族，应无大错。经网上搜寻，查到山西文史界《沧桑》杂志有个标题，叫《赵逢冬传略》。于是我抓紧通过省党史办熟人，迅速找到这期杂志。文章不长，陈情可靠。首先是年龄对头。文中记述，赵逢冬于1900年出生在山西省份城县西贾村一个大家族。我们或可推想，在他二十岁那年，生了女儿黛莉，也就是190年。到196年至197年，此女与巴金通信，可不正是十七岁！赵逢冬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阎锡山主办的太原甲种工业学校，保送进入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工作，到197年担任炮弹厂技师，次年升为炮弹厂主任。此公很不简单，自19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他每逢9月18日这一天，都要宣布绝食一日，以记国耻，连续十五载，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才开始不再于这一天绝食。为抵制日货，赵逢冬先生成批购买了本土纺织厂生产的国货“三龙牌”市布，供亲友们慢慢用，且常常做成衣服送人穿。赵说：“愿汝等从此套土布衣起，时时不忘帝国主义者武装侵略之余，又以其剩余商品倾销我国，吸我血液，吮我骨髓，凡我国民，自当敌忾同仇，尽其在我！”到196年，阎锡山兵工厂易名为“西北制造厂”，赵逢冬虽然出身不高，学非名校，却以其出色的管理才能和正直忠信的人品，升任总厂总工程师，居家太原。197年11月，日军攻占太原，赵逢冬离晋入川，赴重庆参加由詹天佑首任会长的全国工程师学会年会，同时对于改造中国军队落后的手榴弹，提出有效建议，“以增强手榴弹杀伤威力”，经采纳转有关部门参酌照办。也就是在197年间，巴金与黛莉通信终止。那么，这位少女是否也随家去了四川？


    《传略》中还说，四川茶农久以土法炒制茶叶，损耗较大，“赵逢冬为国家开创外汇，以补贴抗战财政”，便针对性地设计出一种新型炒茶烘箱，“能使茶叶之面与底受热均匀，质量大为提高。国营中国茶叶公司闻后鉴试，深为赞赏，邀与合营，输出大增。


    旋又受四川企业家聘，创立琼琳茶厂，产品畅销国内外”云云。


    这真是一位精忠报国的大能人，直至避难四川还没有放弃阎锡山“造产救国”思想，并能付诸行动，有所创造。


    1949年，这位阎系的军火总工程师，并没有随着蒋、阎转赴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他先在成都任民主建国会及工商联常委，继而出任四川省工业厅工程师。195年奉调北京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57年赴天津建设发电设备厂。196年退休。惨烈的“文革”开始后，这位将近七十岁的老人，竟被当局无情地“疏散”到遥远的新疆去了。


    “文革”后期，赵逢冬先生有幸返回山西养老，落叶归根，于1984年11月18日溘然长逝，享年八十四岁。


    至此，我们对这位赵逢冬先生，总算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只是从《传略》中看不出来其家庭情况，更无从知道他有没有一个出生于190年的女儿。事到如今，我应该通过哪种渠道，走好下一步？


    我琢磨着，赵逢冬先生既能于晚年返晋养老，想必其家族大有人在。不妨驱车走一趟他那襄汾老家，在其亲属中寻求答案。汾城即襄汾县之一部，找到西贾村就是了。田野调查本是我的强项，只是如今的我们，心难静而杂务多，日日被琐事缠绕，时间都给挤光。于是我先期恳请朋友做了两件准备工作：一是通过山西党史办友人，查找《赵逢冬传略》一文作者；二是拜托省社科院学者，进一步考察民国人物赵逢冬详情。


    008年1月9日，我去山西作协《黄河》编辑部处理稿子。主编张发和副主编谢泳都在。老谢刚刚受聘厦门大学做教授。大家坐下喝茶，说到巴金与黛莉，又提及襄汾人物赵逢冬，话语稠密。张发兄长年编稿，与山西各市县作家联系广泛，我便向他咨询说：“记得襄汾有位作家，叫杨志刚，往日交往不多，能否拜托这位老杨，就近查问西贾村赵逢冬的家庭情况？”


    张发兄当即拿起电话：对，老杨是县文联主席，这样查得快！


    张发兄先向襄汾杨志刚热烈概述查找赵逢冬原委。我在一旁忽然想到，此事却也奇了，先是赵黛莉、赵从平和我都姓赵，而后在市公安局找过杨志强，现在又冒出一位杨志刚，二人姓名仅一字之差，像是弟兄俩。说不清这里头有啥道道。只听张发兄一声髙叫：让赵瑜给你细细说哇！接过话筒来，那边杨志刚头一句话就让人振奋。老杨说：老赵，这事儿不难，咱就是西贾村人啊！我多谢老杨：重点在于查找赵逢冬的后人。末了，张发兄说：老杨办事没问题，行啦，等他消仓吧。


    众人看到了曙光，遂提了汾酒，乘兴而聚。谢泳有感而发，再一次谈及他的观点：研究现当代历史，追寻实物、实证、实据为最佳，然后触类旁通，综合提高，有些弄出来的所谓成果太可疑了，实在靠不住。最不好的就是不顾史料来源，人云亦云，胡编充数。老谢说得是。一连数年，他坚持在旧书市场淘集“文革”期刊《朝霞》，在收齐基础上，老谢经过分析、比较、统计，对新时期文学与以往文学之传承关系，做出新总结、新论断……


    真是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惟其怀疑，始有收获。大伙儿举杯决议：纠正我们的学风！话语亦多传承性。（未完待续）

 第八章 信仰应是文学之根

    趁着等待杨志刚消息的空当，我们抓紧赏析巴金先生致黛莉小姐第五封信。


    此信用纸同前，竖排竖写三页。涉及诸多问题较前有所深入：


    黛莉：


    请原谅我，我到今天才来回你十月十一日的信。


    这些时候我特别忙，有时可以说是无事忙，但我却没有工夫多写信。


    我的书使你流了眼泪，这是我料不到的事情。的确，那些景象太惨苦了。人与人中间究竟还有一种休戚相关的感情。我们常常为别人的痛苦而痛心，而淌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你的心是善良的。是，你是一个大量的人，你想把你所有的一切贡献出来，给你同代的人谋一幸福。我了解你那牺牲的渴望。从前有过一个时候，我也写了同样的信，给一个我未见过面的人。今天你拿了周春辉的话来问我，我的回答仍是忍耐些吧。这理由你读了我寄你的那篇《我的路》，就会明白的。


    你还是继续求学吧。我并不是叫你埋头读死书，不问外间的一切事情。你在课余仍可以看报、读书或者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你得想，在不久的将来也许连这求学的机会也没有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轮着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为一个大的战斗来牺牲他的一切。所以在这时候你还有机会求学，就应该不放过机会。你不过是十七岁的孩子。而中国还充满着三四十岁的壮年人。第一批献身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你。你不要那样苛酷地责备你自己。


    我看过一篇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知道你们那地方的环境是很特别的。我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诉你，免得给你招来\一些麻烦。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想，倘使我能够在你面前絮絮地向你解说时，那么我会有许多许多的话对你说。但是这怎么能够呢？我很怀念你！祝好。


    十一月十日


    此信距离上一封信，隔了整整四十天。正如巴金所说，“这些时候我特别忙”。可也是：巴金先生首先要为着连载而日夜写《春》，又必须参加《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季月干0》和《译文丛书》等书刊的编校劳作；而上海文坛两大阵营关于“两个口号”的激烈论战正处在高潮之中；同时，文化界声援北方爱国抗日行动浪潮迭起，巴金先生亦积极参与其中。为着救亡图存之大计，巴金先生与王统照、林语堂、洪深、鲁迅、茅盾、陈望


    道、郭沫若、夏丐尊、张天翼、叶圣陶、郑振铎、冰心、丰子恺等二十一人，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艺界尽快形成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又在突然间，鲁迅先生病逝，从10月19日起，一连多日，巴金含悲参加治丧送葬活动，连续撰写纪念文章，并在《文季月刊》集中编发“哀悼鲁迅先生特辑”。这些事，都是一贯主张文学参与社会生活的巴金先生要积极去做的，但是，接下来说出一句“有时可以说是无事忙”，却又为何？通过已有的研究可知，巴金出现了“无事忙”，也足以造成一个人“没有工夫多写信”的局面。一方面，在那些日子里，巴金与萧珊的恋爱关系刚刚确立，对此陈丹晨认为，“从老家出来过了十多年飘零生活的巴金，这时开始体尝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在上海公园或者电影院或者苏州青阳港的小河边，时常可见他们的踪影；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少女向巴金示爱、求教乃至寻求援助，信件纷至沓来。有同时期友人评价巴金，说他既是一个忧患千重的工作狂，又是一个充分享有幸福的人。对于李健吾等挚友发出“巴金幸福”的喟叹，巴金回应道“我求幸福，那是为了众人；我求痛苦，只是为了自己”。


    就在这“196年初冬”的一天，又有一位绝望少女致信巴金求助，她哀怨自己从安徽家中出走后，遭到失恋打击，欲投西湖自杀，独困小庙暂避，庙中和尚淫坏，如今身陷囹圄。巴金接信，当即在义愤中约了靳以和鲁彦，三作家径直奔赴杭州，营救少女。巴金扮作少女上海舅父，敲开庙门，“付给和尚80多元钱”，引领姑娘跳出苦海，乘车返沪，直至把她交给其真正的舅父。


    这是史料中多有记载的一个“无事忙”，发生时间正是在巴金写出这封信前后196年11月10日。巴金先生给予他人以温暖和援助，确是多方面的……


    而赵黛莉，这位知识女性，拿她与诸多致信巴金的女性相比较，她不是一般的寻求援助，而是要求战斗，向往革命，要重建人生。竟抱着“牺牲的渴望”，要将“所有的一切贡献出来”，为同时代的人去谋幸福。从信中可见，巴金先生十分尊敬这位黛莉，而不是怜悯与安抚。如是巴金才会由衷地倾诉：“倘使我能够在你面前絮絮地向你解说时，那么我会有许多许多的话对你说。但是这怎么能够呢？我很怀念你！”唔，一位声名显赫的当红作家，能向一名普通读者如此真诚地敞开心扉——在我等看来极其不易，而巴金先生以其经久不渝的大爱，就这么做到了。


    向往革命的赵黛莉，她后来的人生命运究竟如何？令人切切牵挂。


    信中谈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轮着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为一个大的战斗来牺牲他的一切”，此言寄托着巴金先生对于全民族奋起抗日的渴盼。有史料载，就在同月，巴金和靳以的文季社积极联络了黎烈文主持的中流社、黄源主持的译文社加上孟十还主持的作家社，四家联名致电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坚决声援该部官兵浴血抗击日寇的壮举。


    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毋庸讳言，青年巴金正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其理念，在辛亥革命前后进入中国，从政治上反对宗教、国家形式和政府，从思想文化上激烈反对传统礼教。它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对于千千万万追寻社会改造之路的革命青年，有着独特魅力。世界上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巴枯宁、髙德曼、柏克曼、妃格念尔，特别是克鲁泡特金，他们的理论主张和革命实践，他们身上具备的道德光辉和人民性以及殉道者精神，都给予了青年巴金及其一生以深刻影响。巴金名字中的这个“金”字，就是从克鲁泡特金的名字中取来的，这位克氏被刘师复称作“科学大家、无政府主义之泰斗”。而“巴”字，则是为着纪念与巴金在法国一起留学的中国同学巴恩波。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与志向，而巴同学却绝望地在异国投水自杀。巴金先生选取这个名字，于199年元月在国内首发小说《灭亡》，轰动文坛，其思想理论方面的起点，远远高于同时代和以后岁月里的许多作家。由于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中国陷入严重困境，巴金才转而写起了文学作品。在这封信中，有一句特别值得重视的话，“从前有过一个时候，我也写了同样的信，给一个我未见过面的人”，这句话连着上句“我了解你那牺牲的渴望”而来。青年巴金正是一个激进的安那其斗士。他拼命翻译推介大量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理论著作，常常直接写信寄给远在天边的、所崇敬的革命党人，表达他那激愤之情。而这些著名的革命党人，也往往将巴金视为一位中国小兄弟，或曰小同志，非常认真地回复长信给他。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有陈思和等先生还重新翻译和发表过此类珍贵信件。一位远赴美国组织劳工运动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职业革命家，名叫凡宰特，他甚至在波士顿一座深牢大狱中，在即将被电椅处死之前，还耐心地给从未谋面的巴金回复了两封长信，“这位即将就刑的长者，以从容的气度、严密的逻辑和充满思辨的语言，对他娓娓讲述无政府主义者建设新社会，创造新秩序的宏大使命”，称中国巴金为“亲爱的小同志”，在长信结束时，凡宰特写道：“亲爱的李，我现在以兄弟般的喜悦心情拥抱你！”此信后一个月，这位革命党人死于电刑。


    与巴金通信最多者，是著名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这位圣洁的女性成为青年巴金精神上的母亲。


    限于篇幅，我略去了这些信件的内容。我想说明的是，巴金先生成名后，长年累月坚持回复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且非常真诚细致，绝非一时心潮袭来，而是一种信仰的郑重传承，是一种关于“利他”理念的自身坚守。


    如今，有着无数私心杂念之我辈，岂能做到？不久前，一位作家与我讨论当代中国文学为什么难以超越前人，为什么难以崛起和领先于世界。我的感想是，除了汉语言自身确有限制外，最要命的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许多人既无中西学养亦无自身信仰！我们仅仅凭着一点聪敏悟性甚至圆滑世故，便可以混迹文坛，自然难成大器。更多后来者所继承所迷恋所利用的，是写作在中国具有敲门砖功能，乃至倾心于文坛艺苑极腐朽、极堕落的一面。一个作家，如若拥有真学问、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么，占有哪怕其中一样都会大成。而我们，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没谱，不知朝着哪一路和牌。在这里，我们丝毫不必讳言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性，只是该问：你要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替怎样的人生发挥怎样的功能？好作品进而大作品，从来都不是一个庸人为名利的产物，而是髙贵的文化理想结晶。我向那位作家举了巴金的例子，巴金于191年4月发表第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怎样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却与所谓纯文学毫不相干。直到199年《灭亡》发表之前，巴金除写过一些诗歌外，主要精力放在了译介政治学说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活动中，并随时准备为理想而献身。想一想，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纯作家以及纯文学，凡是喜欢这么说话的，无非因为精神世界包括阶级出身的贫困——想说点儿什么主张吧，反正也想不出来，干脆说说纯文学得了。而文学怎么可能纯粹呢？


    在这封信里，巴金先生明确提到一篇怍品，即中国早期报告文学名篇《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先生这篇作品，和夏衍先生的《包身工》以及萧乾先生同年的《流民图》，加上范长江先生稍后推出的《中国西北角》等力作，被学界认作中国现当代报告文学奠基石。此后，这种从欧美“舶来”的新文学品种日趋兴盛，直至半个多世纪以后成熟稳定下来。巴金先生正是通过阅读此类作品，去了解昔日山西，“知道你们那地方的环境是很特别的”，阎锡山管得真严，他可不要什么无政府主义！“我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诉你，免得给你招来一些麻烦。”巴金很细心，他在197年上半年以前，往往慎用“抗日”这个直接词语。信寄阎锡山辖地，他同样十分谨慎。殊不知阎锡山为保故土，是真正要决死抗日的。阎锡山在196年管得严酷，只是因为红军突然东渡黄河入晋，而这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形成，国共两党尚未二度合作。红军突来，威胁阎政，阎故拒之。待到一年后，“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怍，阎锡山力倡枪口一致对外，中共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唯有在这一伟大基础奠定后，才能在山西公开立足。如果这时有人写一部《一九三七年夏在太原》，情况就完全变了。


    我进而想到，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曾受历史局限，一度极“左”而又教条，难免生出些偏颇。中国早期报告文学或称非虚构写作、纪实作品构成，绝不仅仅与红色革命有关。需知除了前述夏衍、宋之的、萧乾、范长江等人的作品，除了瞿秋白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除了茅盾、叶圣陶等人描写“五卅”运动的作品，除了朱自清反映“三一八”惨案的作品，除了阿英《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的集子，还有更多关于报告文学的写作与探索一成果累累，极其丰硕。抗战以降，此类成果更多更大，而我们却只去选取与红色革命、红色战争、红色律动相关的作品，此外悉数免谈。


    这是一种大偏颇，也是一种大无奈。


    以巴金为例，他同样是一位“五四”以来纪实文学写作大家，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但我们只选取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写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和《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抗美援朝时期的文本，对他晚年写出《随想录》评价亦高，被誉为“一部讲真话的大书”一却从来不去研究巴金曾经站在其他“主义”立场上，呕心沥血，为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的早期开拓，作了哪些贡献。人们似乎这样认为：他们那种革命失败了，还有什么可说？简单考察一下，巴金先生在创作前期的非虚构写作是其大项，成果令人惊叹。早在19年，巴金就以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为主人公，发表了《大杉荣年谱》，稍后完成《柏克曼传记》，196年接连撰写了《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和《法国虚无党人的故事》，此后结集出版《革命的先驱》一书，同时期为《新女性》杂志撰写《妇女解放的悲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国际无政府主义革命家高德曼，在与巴金通信时，一并寄来一份令人恐怖的《在赤俄流放地和监狱中的著名女革命党人名单》，他从中得知，大多数被关押者竟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女子，多至七十余人。巴金考察调研了这一批人，她们浪漫而又悲苦的殉道人生让巴金不能安坐。于是他一篇一篇来，先后推出他所敬重的俄国女革命家传~苏菲亚传、沙苏丽奇传、妃格念尔传、色婷娜传、游珊传、海富孟传等十位代表人物的系列报告，合集成书《俄罗斯十女杰》；巴金另一本悲壮的报告文学集，名为《断头台上》，他集中笔墨反映国际社会中无政府主义先驱们的卓越斗争和惨烈牺牲；第三本《俄国革命史话》，则激情报告反抗沙皇暴政的十二月党人和农民起义领袖们，为他们立传。青年巴金毫不讳言自己的立场：“我自己早已在心灵中筑就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们的缘故在断头台上牺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在这个祭坛前立下了一个誓愿：就是，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扬殉道者的伟大崇高的行为，一面继续着他们的壮志前进！”


    很可惜，巴金此类作品以及更多作家的早期非虚构文学，只因其立场观点与后来的主流评判存在种种差异而被整个研究界忽略、抛弃了！尽管此类作品精彩纷呈，为数众多。


    这些作品的创新及其主张，本应看作中华民族先进分子在推翻封建帝国以来，艰难探索祖国新文学道路的一部分。作家们控诉黑暗，向往光明，作品深具人民性，用陈丹晨先生的话说，“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放眼世界的人类意识，思考的是全人类共同性的问题”。


    近年，重写现当代文学史的呼声时在耳畔，倘真写时，则要敢于重树新史观，尊重百年中国思想史。除此别无他途。


    宋之的先生名作《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发表于196年9月5日《中流》创刊号。据说，鲁迅和茅盾都看过此作手稿，茅盾亲自写了评论文章。巴金在信中提及此作，显然是不久前刚刚看过，也说明这一精短作品甫一发表，在当时就影响很大了。


    宋之的先生把昔年的太原描绘为一座“死城”，说此地“流言所播，草木皆兵”，并且枪杀女学生，兵匪凶悍无比。难怪巴金先生由不得要为黛莉的处境担忧。


    赵黛莉，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女性？她生了一副什么样的面貌？她何以能让年轻的巴金如此关切？（未完待续）

 第九章 寻访到一位赵文英

    赵黛莉是不是赵逢冬家的小姐？问题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008年冬，我求证答案，寝食不安。


    张发兄说得不错，襄汾作家杨志刚，确实是一个认真做事之人。电话拜托他寻査赵逢冬，不过半月工夫，他便将消息报了回来。


    杨志刚相告：西贾村大户人家赵逢冬，确是阎锡山属下兵工专家，民国年间长期居住于太原城内中心地带。膝下二男三女。如今，至少有一人不难找到，就是赵家次子赵少嵘，曾任太原无线电二厂厂长，退休后仍住太原，只是地址不详。一旦找到此公，必知其姐妹下落！而赵家长子赵某，当年随其父“疏散”新疆，已经于乌鲁木齐去世。次子赵少嵘成为唯一线索。


    我在电话里向志刚兄致以谢意，告说找到这么一个姓名和单位，已是重大突破了。


    放下襄汾杨志刚老兄电话，我即给太原刑警杨志强老弟打电话。拜托志强借助户籍管理程序，尽快查找无线电二厂退休。


    赵少嵘神情镇定，对答如流。两只眼睛极端明亮，完全不像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


    人员赵少嵘现状及其住址。山西太原，发案率很高，破案率也不低。彼公安局重案队，要査找市内这么一个人，不过顷刻之间。


    009年元月4日上午，雪后初霁。重案队长杨志强，换了便衣，显出另外一副瑰奇干练模样。我们手持一张警用户籍卡片，驾车前往桃园南路一带，找到了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家。


    我和志强，短发板脸，黑乎乎两条大汉。如此突然地敲开人家门子，生分得很，只怕会吓着赵老夫妇。然而赵少嵘老人开门后，见两条陌生汉子，并未惊慌失措。他神情镇定，对答如流。两只眼睛极端明亮，完全不像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他让我一下子感觉到，从事理工科的人，到老都比文人墨客聪敏冷静。他是赵黛莉的兄弟吗？换言之，他有一位曾经叫做黛莉的姐姐吗？找了这么些天，今日总算得见赵家真人，不由生出一种莫名的激动。


    我慢慢地说清来意，从容探问当年赵逢冬一家特别是子女们的情况。


    赵少嵘先生和老伴坐在床沿上，我和杨志强坐在简易沙发上，无形的巴金老人和一位名叫黛莉的民国女性，端坐在我们中间。一系列探秘话题层层展开。


    只可惜，赵少嵘先生出生时，赵家已经人川，其父已经在为国军改造落后的手榴弹了。他1940年9月19日诞生在成都，人到中年才转调太原工作。对于抗战前的家族生活包括“坡子街0号”，所知不多。但有一点可以忆定，其父赵逢冬离晋赴川之前，确实住在解放路中段坡子街、后营坊街一带。


    接下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赵家三姐妹的年龄以及学历。赵老肯定，三姐妹全都读过书。不是高中便是大学，尤嗜文艺类书籍。


    严重的失望在于：三姐妹年龄都偏小，大姐赵文采生于190年属马，到196年不过六七岁；二姐赵文郁生于196年属鼠，小妹赵文慧生于195年。均与巴金信中所提年龄不符。赵黛莉，应该生于190年才对。


    赵少嵘老人平和地讲述着这一切，间或征求一下老伴意见。二老彼此忆证，气氛祥融。又谈及大姐嫁在上海，二姐嫁在天津，小妹嫁在北京，都不在太原生活。


    失望，不是一般的失望。谈话变得枯燥起来。辞别赵老夫妇，我和志强绷着睑下楼来。二人坐在车里，慢慢分析一番，仿佛眼前又发生了一起重案。


    不对呀，莫非当年坡子街上，还有一个大户人家，也姓赵？我手握汽车钥匙，正要发动车辆离去，突然志强说“慢！”这位强悍的侦查员盯着我的眼睛，沉沉相问：这个赵家，除了姐妹仨，会不会还从老家带来过其他女孩儿？会不会有什么堂姐、表姐，也在太原读书呢？


    真不愧是老刑侦，他居然能想到这一层。当我犹疑之际，志强已经果断下车，并向我猛一摆手。二人复又站在赵老门前，按响了门铃。


    赵少嵘老人见我俩返回来，就笑：还有什么问题？杨志强便把他的想法提了出来。赵老略作思索，即以光明答案相告：那时我尚未出生，但是听大姐说过，确有一位堂姐在太原读过书，正是父亲从老家带来的。我们叫她文英姐，后来她一直在老家教书。1965年去天津看望过我父亲，1984年父亲病重，她又来太原照顾过老人，和我家关系很好，尤其和大姐特别熟识。


    赵文英？我差一点儿就要当面激赏杨志强啦！接下来，杨志强代替我提出一连串新问题，那真是太专业了。


    赵少嵘老人说：这位堂姐一生喜欢读书思考，要说她年轻时致信巴金，不是没有可能杨志强思路跳跃，进而使这位老人也有些坐不住了：我现在就给上海大姐打个电话，有什么问题赵作家直接可问！


    真是喜出望外。老人拨通了上海，大姐赵文采接话。姐弟俩先是一番交流，使用纯正的四川话，说明情况。我们静静地等着。


    最终，由我和这位将近八十岁的老大姐直接对谈。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爽利的四)普通话。老人思路清朗，有问必答，声音悦耳。人们回忆少年往事总是格外明白。


    上海赵文采老人相谈堂姐赵文英，综述如下：赵文英是其大伯父之女，肯定生于190年以前，自小聪颍。可叹这位伯父吸食大烟，把一座豪华大院吸得七零八落。其父赵逢冬看此女可惜，遂带到太原供她读书。后来上了女子师范学校，思想进步。因为迷恋文艺类书籍，父亲还生过气。后在赵逢冬主持下，赵文英与阎锡山帐下一位小官员成婚，住在坡子街！这一点决然没有疑问，只是忘了门牌。堂姐夫姓董，是山西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抗战爆发后，太原失守，赵文英与丈夫追随阎府，坚决抗日，随晋军及省政府撤往黄河岸畔克难坡。这里是抗敌临时省府驻地。文英丈夫在什么什么厅做事，文英参加妇女劳动，纺布做鞋支援前线。八年抗战胜利后，随阎返回太原。1949年解放军破城，文英夫妇返乡教书。到1957年，她对“反右派”运动有看法，同情被打成“右派”的赵家二狙赵文郁。1965年曾来天津看望赵逢冬，团聚中评议时政，多有不满，还说自己在襄汾教书，县里知识分子常来常往，悄悄发些牢骚。她打趣道，她家成了县里“政治文化中心”。1984年最后一次到太原，她看望病危叔父赵逢冬，还伺候了一段时间。1986年，这位赵文英去世，不久后，堂姐夫也去世了——最后，这位生于190年的赵文采老大姐强调说：堂姐赵文英比自己大十几岁，住过坡子街，是足可肯定的。至于给巴金写信包括赵黛莉这个名字，却没有听她说起过。这也难怪，按年份说，196年人家通信，这位文采大姐才六岁多。


    结束了上海长途，我们与赵少嵘老人又乘兴谈议了一阵子。赵老分析说，父亲并不保守，他干涉堂姐读文艺书，想来是怕她耽误学业，或是想让她习读理工科吧。这些信发现于老房顶棚之上，说不定是父亲为了保护侄女呢。


    出得门来，我重重捶向杨志强一拳。如不是他，赵文英的线索岂不流失了？眼下事有突破，收获很大，腹中饥渴，必得请志强饮一杯好酒。


    二人坐下吃酒，复又讨论。惊喜的是，赵文英年龄比190年出生的赵文采大个十来岁，而且家住坡子街，对头；犹疑的是，赵文英居然在抗战前就成了婚、嫁了人，而婚后致信巴金的可能性不大呀！那么，这些信是写于婚前吗？他们成婚的日子是在197年以后吗？亦可能，赵文英对这场婚姻不满，在婚前婚后的矛盾中给巴金写了信，反抗父权、夫权、男权，因而反复谈及自己要离家，去革命，去牺牲。但是，为什么从全部七封信中，对成婚之事一点也看不出来呢？


    看来，很有必要深入到襄汾县去，寻找赵家后人和遗物，进一步研考赵文英与巴金通信的可能性，或确定，或推翻。


    现在，此“案”从太原杨志强手上，再一次转移到襄汾杨志刚那里了。作家杨志刚，按照我在电话中提供的新线索，在县里具体“摸排比对”赵文英详情。有了这个“具体对象”，有了姓名，也就好查多了。必要时，我将专程前往，一鼓作气，扩大成果。


    酒到微醺，重案队长杨志强宣布：以我的经验，赵黛莉就是赵文英了！


    但愿如此。二人举杯过头，一饮而下。（未完待续）

 第十章 矛盾中挣扎的弱者

    巴金先生致赵黛莉第六封信，信封上留下三枚完好邮票，内容相对较短。此信距上信隔了数月已经跨入了197年。信纸同前，竖写两页，全录于兹——


    黛莉：


    信收到，知道你过得还好，甚慰。关于《春》是一封短信，被一个朋友抄去发表的。你若为它订口口年的《青年界》，你就上当了。《春》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


    《文季》被禁，你的订报费不知良友公司退还你没有？三月中口口文化生活社将出《文丛》月刊，由靳以口口编辑，辑成你可以订闻，每期字数大概和“作家”差不多。第一期有我关于《家》的长文，怛以后几个月内，我想不会在那上面发表文章了。因为写完《春》后我就要到南方去旅行。


    你要的书不久可寄上。


    有位名虫蚀君，是你的朋友，他写信给我，但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请你代我问候他，并说：关于写文章的事情我知道得太少。各书店都有怎样作文及小说文章作法一类的书出版。我没有看过，我想对于他也许是有用的。关于我写文章，没有秘诀，我只知道多体验生活，多读欧洲大家的作品，多写。


    祝好


    二月十五日


    读过此信，我想起文学评论家王晖先生的一个观点，即在我们的历史书写中，要同时重视时代更迭的“大历史”之下~民间百姓日常生活的“小历史”，也就是微观个人“毛茸茸”的具体历史生活。据此反观这封信，也就增添了趣味。你看，一个朋友抄去巴金关于《春》的短信，发表于《青年界》，山西赵黛莉便可能误订此刊，也就“上当”了；信中“《文季》被禁”一语，应指巴、靳主编的《文季月刊》在出版七期之后，于197年初被当局查封之事，于是又会涉及著名的良友公司是否退还订报费等问题；一个名叫虫蚀的人，写信向巴金讨教作文法，却因为巴金“找不着他的地址了，所以没法回信”，故请黛莉转告出一番话语，使我们再一次得知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有了“多体验生活”这一说法。在前述第三封信中，亦有相同的话语。我一向以为这个词汇应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才“专项”使用的，至于巴金先生“多读欧洲大家的作品”一语，倒可以认作他长期以来的一大倾向。在此前的第二封信中，巴金也曾强调：“我有好些朋友就没读过旧书”之类的话。史载195年秋冬，巴金曾经发表过《一阵春风》等文，对中国教授学者们热衷于整理古籍，翻印古书，猛烈抨击。


    那时的巴金，对待中国传统古书的态度，与鲁迅所主张的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观点相一致。“五四”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口号震天响，知识界普遍主张抛弃和再造中国文化传统，巴金亦不例外。他在《一阵春风》中写道：“难道我们的奴隶性还不够深吗？我们的血还不够凉吗？必得让他们再把我们带到古代坟墓里去被活埋一次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巴金比别人更认真。”他赞誉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尽管鲁迅、冯雪峰、胡风、巴金等人与另一批左翼作家有分歧、有争端、有矛盾，进而在当年上海文坛形成两大阵营，但是，他们在“批孔”运动中的基本立场，在传统文化需要“破坏”且必须与之断裂这一点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们共同引进多种西方革命学说，助推反传统潮流强劲于域内，渐成大势。而一个有趣现象是，鲁迅也好，巴金也罢，他们自身的写作却处处包含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人们使用汉语做文章，传统印记是根本无法摆脱的。尽管他们自己并不乐意这样看。


    如今，稍做分析即知，一个偌大古国那深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如何可以人为割裂？几十年后，种种暴虐运动，将中国古老封建主义之黑暗，重新推演到极致，怎么不见割裂开？再看中国人的故土裙带及家族观念，至今根深蒂固，又如何背叛割裂而大革其命？中国人不读中国书，到底行不行？中国文化之精髓乃世界公认之人类文明瑰宝，全世界汉语热正在升温，外国人学汉语已经超过四千万人，难道我们自己却要拋弃它吗？想一想，一场暴风雨般的巨大革命，拼死破坏中国传统社会一切秩序，究竟给后人带来了什么？


    谁也想不到，当代中国，儒家复盛，忽然又冒出不少“国学大师”来。孰真孰假，凡人莫辨。历史怪圈一转，令人头晕目眩。


    此信之后不久，即197年月，巴金与靳以创办的新刊《文丛》果然问世。巴金先生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死》、《梦》、《醉》、***等一系列散文，表明自己“是一个在矛盾中挣扎的弱者”，“让我们把这一生作为一个试验，看一个弱者怎样在重重矛盾中苦斗罢！也许有一天我会克服了种种矛盾，成为一个强者而达到生之完成的”。在那风雷滾滾的年代，无数知识分子自觉地做了大革命的“试验品”。我在想，那个时代皇权既倒幽灵在，先进分子们倡科学，求民主，反封建，反传统，做叛逆，争自由，实是大势所趋。不如此，不知光明何在。然而太彻底、太革命、太猛烈时，封建传统的糟粕不仅反不掉，却找到了自身存在的理由。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全然变了味儿。启蒙，是不能跨越的，而历史，亦无法假设……


    信中显见《春》还没有写完。巴金所说此著“今年六月可在开明书店出版”亦未实现。《春》的出版和要到南方旅行的计划，都是第二年春季以后才得以实施的。由于有着《文季月刊》被禁和月将出《文丛》等语，因而判断这些信只能写在两事确曾发生的197年。信写在月底，巴金住在上海拉都路一处寓所中，为前往广西任教的马宗融、罗淑夫妇照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说到“毛茸茸的小历史”，却有意味。巴金先生这七封信，从始至终使用钢笔书写。仔细辨析笔痕，可认作同一支钢笔书写。于是，又引出另一段故事来。


    199年间，巴金大哥李尧枚在上海时，听四弟巴金谈，要以故乡大家庭为背景，做一部书，也就是后来的《家》。大哥务枚深表支持，临行买来一支“价值不菲”的钢笔，送给四弟，以示鼓励。翌年春，大哥从老家致信巴金说：“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起一部书，但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不得了。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吧，怕什么！”


    巴金没有辜负大哥的期待。两年以后，即191年4月19日，一部用这支笔完成的崭新小说《家》，开始在上海《时报》连载。此刻，巴金刚刚写完该书第六章《做大哥的人》，一个著名文学形象“觉新”，正是以大哥尧枚为原型的。万万想不到，就在此著连载于《时报》的次日，大哥尧枚竟在老家吞服了自己亲手调制的毒药，满怀一腔苦痛，自杀身亡了。悲伤之中，巴金继续用这支钢笔书写《家》的后记，缅怀亡兄，他写道：“这管笔，你来，复活起来看我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前进！”


    这是191年发生的事。到196年，巴金致黛莉七封信，是否仍然使用了这支钢笔呢？可惜我未曾见过巴金先生留存下来的同时期手稿，倘有那时笔迹在，稍加比对，即可辨识。


    故事还没有完。半个世纪以后，1988年，成都修成了一座“慧园”，专题纪念巴金及其作品。当时，巴老尚且健在，特此整理出三百多件相关实物、手稿、著作等，相赠慧园布展。这其中，就有这支珍贵钢笔。巴金先生还专门将上述怀念大哥那段话，同时赠出。


    及至005年，巴金与世长辞，新华社配图发布通稿，其中一图即有此笔。下注：“这是一支巴金早期使用过的钢笔，从这笔下流泻出的文学精神，如今谁能传承？”这钢笔，分量足够重矣。


    我注意到，在同期作家中，巴金比之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人，更多地使用钢笔写作。有文物手迹表明，早在194年，巴金尚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即使用钢笔而未用毛笔。这可能与他学习外语专业有关吧。


    今日域内，学者文人，早已多用电脑码字，不仅毛笔远离吾辈，即说钢笔也远离案头了。电脑敲字，方便至极，换笔革命，大势所趋，只是换笔之后，行云流水，却不知能否流出好文章来。


    好笔与好作品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这第六封信，还是不曾涉及任何人的婚事。那么，目前查到一个襄汾县赵文英，她在抗战前已经成婚，到底能不能与“赵黛莉”对上号呢？


    襄汾县作家杨志刚，确如《黄河》主编张发所说，“老杨办事没问题”。他在去冬提供了晋军兵工专家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线索后，009年元月14日，他进而查清了“堂姐赵文英”的历史状况，并再一次通过长途电话，向我陈述详情。我一看襄汾来电，自然兴奋。


    万万没有想到，志刚兄在襄汾认真调研，用心甚专，言之凿凿，成绩斐然，却一举颠覆了我和志强奔忙于太原的调査成果，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关于赵文英女士的全部期待。


    作家杨志刚作出调研报告，赵女士人生履历斑斑可考，毋庸置疑。（未完待续）

 第十一章 祝寿村又见新希望

    赵文英确系该县西贾村大户人家之女，出生在1911年比我们要找的黛莉大九岁！父亲吸食大烟无度，其叔父赵逢冬便带走文英、文奇姐弟俩，上省城读书。191年，赵文英与山西大学法律系毕业生董德明成婚。董亦为襄汾人，曾任民国定襄县政府一科科长，夫妻恩爱，生有一子。抗战爆发后，夫妻二人随省政府共赴克难坡。董德明升任省视察委员会及省粮食厅官员。赵文英则在妇女劳作社挥汗支前。八年抗战胜利，一家三口干1946年返回太原。赵文英在西辑虎营小学教书。1949年后，夫妇离开太原转往太谷县及襄汾老家，就教于汾城完小及汾城中学。“文革”中备遭磨难，董被遣返焦村乡下，带小学生。赵文英于1986年去世……


    假设赵文英在那年致信巴金，她竟是二十六岁的一位已婚母亲！这断然与信中情形不符。


    我们不得不忍痛排除“赵文英或是赵黛莉”这一假设，尽管兵工高管层仅有一位姓赵的赵逢冬先生，尽管赵文英确是一位喜好文艺的知识女性，尽管夫妇二人婚后确曾住在坡子街一一这一切都是真的，而年龄不符啊。


    我再一次想到：莫非“坡子街0号”还有一个大户人家，也姓赵？


    作家杨志刚，宣布我们绕了一个大弯子，找错了对象，前功尽弃。


    我将作家杨志刚电话所述，说给刑警杨志强听。这位刑侦专家半天没有言语。一个侦查员，直觉再好也只能服从事实。我们必须从头做起，重新调整思路。


    当前，唯有从公安户籍方面，查阅早期“敌伪户籍档案”，看看196年至197年间，“坡子街0号”究竟住着什么人。这项工作，过程复杂，需要等待，需要耐心。


    回到山西作家协会寓所，明灯皓月，夜不可寐。细将诸事思量一番，疑点多多，还是理不出个头绪。我想到，如今查户口，公安电脑上一调便知，十分容易，而旧时代户籍档案，从未输入电脑程序中，且浩如烟海，迭遭损毁。我们并不重视民国史料，它们历经熊熊战火，外加多次政治运动，说不定早已灰飞烟灭，因此，仅仅依靠这一方法，恐怕相当被动，很可能一无所获。


    最扎实的好法子，还是推行我那老本行，也就是一步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展开田野调查，最终结论才能靠得住。我有许多太原老友，便是一大优势。试想，196年前后，距今七十余年，坡子街一些老住户，不过八十多岁，健在者总还会有。通过他们回忆，不信搞不清那座大院的主人。一个首要问题是，这些老人们，如今搬迁到哪里去了？我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找到一人，便不愁多人也。


    这路子，肯定辛苦些，麻烦些，却不会白干，不会绕行弯路。说到底，搞文史研究，即使聪明人也要下得笨功夫。


    思路调整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来了。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三十年前，“文革”结束不久，我父母从长治晋东南地委调回省城。在此前后，我结交了不少居家附近的太原朋友。其中茂铭、元发、俊民等人，都是在解放路后营坊街、辑虎营、坡子街这一带耍大的。此后多年，这些“发小”和我长期保持着兄弟般友好关系。他们后来都做生意，继承晋商之风，逐渐成为商界名流。说来也巧，到了009年元月中旬，好友田茂铭的老奶奶活到了百岁，众弟兄前往太原西北角阳曲县扫峪村，大举贺寿。我和杨志强一边再度分析“案情”，一边结伴前往。


    田茂铭老总要给奶奶做个百年大寿，太原城里一时来客如潮。豪华汽车摆了一河滩，在冬日阳光下闪烁着一片耀眼金光。十里开外，即可看到公路两旁悬空的巨型气球，垂挂着各家企业贺寿条幅，红艳艳两大溜，足有上百只。山冈上一只巨型寿祧，被鼓风机吹圆了，粉嘟嘟的，令人注目。百岁奶奶实为一个大家族当中最具稳固意义的象征性老人，中国乡村长幼尊卑之传统无可动摇，乃成国家基础。谁能背叛得了这个“家”？


    河滩里车流甚挤，有专人指挥停车，发放贺寿进餐秩序册。民间组织大型红白活动，其严密性远胜于一般行政单位。远远地，田总见我驾车驶入，便差人过来告说：赵哥不算嘉宾，而是参与事宴班子的内部弟兄，所以另有停车处，以便随时商议诸事。总指挥李元发，扯着早已喊哑的嗓音道：老赵今晚不能走！百岁贺寿，三日方得圆满。


    顺便介绍：这位田总发展项目，自是多多。单有一个老项，声名远播晋京津冀，影响巨大。这就是他在改革开放之初，首创大型娱乐城“金昌盛”，历经风雨坎坷而不衰，终成一大地方特色。这批开拓者为一个荒芜年代，带来了彻夜笙歌，探索了一条娱乐行业大型化、集约化、现代化管理之路，形成一种史无前例的新模式。在整个山西，党政军民文教媒体工商白领钢铝煤焦人物种种，你说“太原金昌盛”，没一个不知道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美女如云，狂蜂浪蝶，这里不详说了。


    田茂铭、李元发二位老总，少年时住在后营坊街，一拐弯，相连坡子街。眼下大戏唱罢，电影收摊儿，乡亲们耍得累了。夜深人静时分，小范围，烧酒拉面，我向诸位老总引发都市怀旧话题。那片早已消失的旧街区，埋藏着亿万富翁们酸楚的童年，刻印着弟兄们啸聚图强的孟浪生活。记忆如潮，话语渐密。田茂铭斜靠在现代版的乡村大炕上，冷不丁冒出一句话，让我振奋不已。茂铭道：“老人们说过呀，坡子街上，有个赵公馆哩！”


    赵公馆？民国时代特有的称谓。茂铭盯着元发相忆：“坡子街又不长，是条短街，你记不得那个大院？”元发便说记得记得，十几年前拆院子，听说地下室里都是水，弄不清门牌是不是“0号”。那几条街，大宅院不少，可惜都拆光了。想弄清这个事儿，茂铭说，一点都不难。三小他老丈人从小就在坡子街住，找他问问便知。


    我说，最想找的就是老人们，也去找过，都不知道搬迁到哪里去了。


    茂铭说：明天，三小他老丈人也要来村祝寿，我领上你认认他，你们厮跟上慢慢找吧，他还能找见更老的人，甚都不愁知道。


    我连声说好。元发就笑：让你留下睡觉你还要回城，现在你回不回？对呀，一个人不能离开组织嘛！


    于是大家开始快乐地回忆昔日生活，说谁谁小时候偷了一个大钱包，一口气从解放路跑到坡子街。找没人地方打开一看，里头是一堆反动传单，吓得起身又跑，劈头让警察逮住，抓在里头，一顿耳光板子，谁谁便哭喊交代，说我是三代贫农苦娃娃，咋敢散发反动传单去骂毛主席，干这个咱不会，咱只会偷钱包！众人大笑"~文明新一代，与粗鄙紧密相连。


    次日，在祝寿人群中，茂铭向我推荐三小他老丈人。老人名叫白玉山，身材痩高，年过古稀，头脑却十分清楚。我们一接触，白老便说：我可不算老，有些老街老事怕也说不准，待到回城，我领你见见几位前辈，想找多大岁数的老人都有。我说如此甚好，容当后谢，回城保持联系。（未完待续）

 第十二章 赵公馆里两兄弟

    感谢白玉山等几位老人，终于为我打开了一道通向古城民国岁月的大门。祝寿归来一周后，白老首先领我拜见一位年近八十岁的老街坊。这位老人名叫张双喜，耍了一辈子汽车，对太原市交通运输历史了如指掌。然而他也说不清谁是“坡子街0号”院主。三人商议一阵，遂驾车前往一座搬迁楼，寻访另一位年近九十岁的老太太，名叫张金枝。


    张老太太早年从河北邢台来晋谋生。这位老人一开头就回忆道：那个赵公馆，就是“坡子街0号”。院里有个嫁不出去的老闺女，文文静静。俺们在门口打烧饼，常见她出来走走，梳了个盘盘头读过书的女娃，就时兴梳短发，不长。


    老人们就是厉害，貌似轻描淡写，却一下子说出个“读过书的盘盘头”，而且适婚不嫁。我心顿时受到重击，仿佛一位神枪手，抬手一枪，枪响靶中。这会不会是赵黛莉，不愿遵从旧婚姻呢？


    再问，老太太又沉沉忆道：街坊邻居时时议论这家闺女，为哈还不嫁人？我就记住，好像叫个月娥吧？谁也弄不清，月娥到底想嫁个什么人？赵月娥？


    月娥长得什么样？好看不好看？老人便说：长相不漂亮，穿戴一般。月娥和什么人来往多些？老人相告，有时见她出门来，坐上洋车走了，一阵又坐洋车回来啦，出出进进总是孤身一人。那挂洋车亮闪闪的，是新式的，有固定车夫专门伺候赵家人。赵公馆的老爷是做甚的？


    张老太太喉腔里哼了一声，欲言又止，状有蹊跷：我只是见这家老爷，好穿西装，经常坐洋车上下班，也有人开小汽车来找他。他到底是做甚的，咱可不好说，咱也说不好。


    掉回头来，她对同来的白、张二老直摆手：那个老苗还在哩，去问老苗吧，老苗能进院里头耍哩。


    白、张二老显然明晓，谁是老苗。


    所谓“盘盘头”，到底什么头？还要再问。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知识女性，她们不再像旧式妇女那样脑后作髻，也无须用簪子插过去，而是额前有刘海，下边过耳齐平，有时还在上头扎一条白色发带，就像电影《青春之歌》里面林道静那样这种发型，在民间并不一定叫盘盘头。


    就要告别老太太了，我突然想到了什么，便最后问道：赵公馆那位老爷，是一个经商的大老板吗？老太太给予否定，说可不像生意人，好像留洋回来的工程师吧。我继而又问：日本人当时在不在太原？老太太马上说：在哩，到处都是日本兵！


    我心怅然。按说，凡阎锡山系列官员，当时都撒走了。看看也问不成个啥，三人便谢过老太太，出得楼下，复去一个贫民区，寻找老苗。


    不知是何原因，这位苗雨田老大爷仍然孤独地住在一所小平房里。穷苦人家在高楼丛林之间，有一种见缝插针的生存能力。此地七拐八弯，低矮逼仄，门牌号数皆无。也许老人另有好房子，让给子孙们住了？


    三位老人相见，是熟识的。苗雨田老人展开回忆，多有与张金枝老太太合拍处。他和赵公馆两个孙子，是山西国民师范学校附小的同学，故常入院内玩耍。他记得两位同学是赵家“龄”字辈的，名字中都带“龄”字。苗老首先证明了老姑娘“盘盘头”确实存在，长期未嫁。继而证实日伪时期，赵公馆主人每天坐洋车上下班。一个后生专给他家拉洋车，名叫陈五子，这个陈五子所知更多，可惜前几年去世了。赵家老爷的确不是生意人，但生活很好，有亲戚在城郊做粮炭运输的大宗生意。


    同来的白玉山、张双喜二老就感叹道：那个陈五子，大家都认得，原来他还拉过洋车。他要在世，问他便是了。


    苗老人又讲道：赵公馆赵老爷，好像是什么工程局的，待人和善，从不欺压邻里。赵家势力很大，常见小汽车来往，赵老爷有个弟弟，那官儿更大些，来时还有一堆警卫，人家有枪没人敢招惹。


    我再一次想到：日伪统治太原，万分严酷，而赵老爷及其兄弟，还做大官？莫非赵公馆住着汉奸人家？


    苗老人没有明确涉及此类问题。却谈到：日本人战败投降，阎锡山凯旋回省，大约在1946年以后，赵公馆车马顿稀，院里院外不多见人了，赵老爷也不见了。再后来，这座大院子廉价归了二四七兵工厂，这是谁都知道的——院子归了二四七厂，对头。闲说一阵子，苗老人又想起来：大约是1950年前后，共产党执政，阎锡山倒了，他忽然在大院外头，遇见了赵家同学中的一位，一个人在那里转悠，心情很不好。这同学不叫延龄就叫德龄。同学相告，他们家转到北京去了，临时回太原来，顺便看看这所早已不属于他家的老院子。当时，二人未作深谈。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赵家任何人。


    大时代更迭了，人们的命运随之演变。多少个庞大家族，就此散落。


    在苗老低矮残破的小屋中，我收获颇丰。一转眼，又似乎什么也不曾抓到。不，一项重大收获，就是得到少半个名字：苗老人埋头回想老大一阵工夫，终于说出：这位赵老爷，名字中带个“亭”字，或者“廷”字，从声音上说，或叫赵亭云，或赵亭雍，或赵亭一，或赵亭人，或赵亭英，或赵亭营，不一而足。总之，赵姓无改，“亭”音不错，第三个字，则难以确认。韵母相似时，从山西人嘴里念出来，“英”、“云”、“人”差不多，殊难辨听。


    不过，有了赵家半个名字，加上如此含混一个音节，我已经十分满足并且信心大增了。


    四位老人一白玉山、张双喜、张金枝、苗雨田岁数合一块，差不离三百多岁，总该让我得些仙气。


    从而我们得知，“坡子街0号”赵公馆，确有一位久不嫁人的老姑娘赵月娥一好一番周折劳苦，我们正在逼近历史真相。


    回到寓舍，我毫不犹豫地寻找一册久不翻检之书：《民国时期山西省各种组织机构简编》，曾记书中有《日伪山西组织机构》一个专章。


    果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一经开卷受益多。在这部灰皮厚书里，除尽数列举阎锡山党政机构详情外，还把日寇侵占山西时期种种罪恶组织写得明明白白。


    赵公馆之主，姓名中有个“廷”字或“亭”字，并且是弟兄二人，那么，一旦查到同姓两官同有此字者，便可以相互印证，二题并论，探其渊源，反倒不易因孤凭而误读。


    山西文史工作者，他们默默无闻的业绩，值得我们感激。请看，日伪官员中，果然同有赵廷雅、赵廷英兄弟二人。经査：赵\1廷雅，字宜斋，1886年生于山西宁武望族，排行老二，年轻时1考取山西大学堂，后官费留学英国，为山西首批二十二名官费留学生之一，排名第四。赵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归国返晋，为高级工程师，致力于山西工程建设。197年冬，日寇侵占山西，不久成立伪省公署建设厅，下设伪省工程局，赵廷雅出任该局首任局长，事敌多年。1945年日降，1946年赵廷雅离晋，至甘肃天水等地任教，后转天津，为河北工学院教授，卒于1968年。


    赵廷雅，就是太原市“坡子街0号”大院主人。我联想到长治古城有个裴家，其子也是山西大学堂毕业，官费留洋，学成归国，在长治创建现代食品工业，业绩日丰。日寇侵来后，裴为保家产，出任长治维持会长，终被抗日军民所杀……接下来再看，事态严重了：


    赵廷英，字继成，山西宁武人，赵廷雅之弟，排行老六，生于189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从晋军排长做起，逐升连、营、团、师，至197年抗战爆发，曾任国军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第四十七师师长、第七集团军少将高参；降敌后，先于1940年担任伪辎重部队要职，后任山西伪“兴亚黄协军”参谋长，并与司令武兴英联名发表通电，公开响应汪精卫；194年转任日伪山西省警务厅第二任厅长，兼警备干训所主任。山西日伪警务厅，“是日军对山西占领区进行法西斯统治的重要工具之一”，下属机构有：甲，特设谍报机关；乙，秘战情报机关；丙，经济情报机关；丁，各级拘留所等组织，统领全省六千多名伪警察，残酷镇压我抗日军民。专著中有综述段：


    日伪山西警务厅不仅进行一般警察活动，而且开展了一系列特务活动。一是搜集情报，派遣特务潜入我解放区和蒋、阎地区进行情报活动……组织特高科、侦缉队进行武装侦察；二是进行特务统治，大肆逮捕迫害我方人员和人民群众，还颁布了各种章则法令，督导推行保甲制度，实行“邻右连保连坐制”……颁布各种经济法令，加强对我区的经济封锁，严防物资流入我区……


    经过查阅，可知该厅第五任厅长苏盛江等主要汉奸成员，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山西省法院逮捕惩办。而这位厅长赵廷英，则以贩卖大烟等罪名远解北京关柙数年，后被赵府的联姻亲家、名流南桂馨保释出狱，长期留在北京南家。1949年后，一度做过中学教员，干1984年卒于京城。


    这完全符合几位老人所回忆的：前者赵廷雅，出门有洋车，后者赵廷英，往来坐汽车，都对上号了。


    唔，事情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赵黛莉居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家族里，然而这又是基本事实而无可更改。惟其如此，她的命运才更加令人牵挂。


    上述“名流南桂馨”，在阎锡山高官序列中，是一个特别出名的人，曾经长期涉管阎锡山外务，在京津一带与各路豪强打交道，北伐之后，曾任天津特别市市长、国大代表，对阎政华北经营治理有着较大作用。南桂馨之所以保释和罩护赵廷英，则因为他们同为山西宁武望族，赵廷雅及赵廷英的父亲和叔父，双双娶了南家女子为妻。换言之，赵、南两家是亲家，赵家弟兄的母亲和姨母，便是名流南桂馨的姐妹，赵家弟兄要将南桂馨称为舅舅的。


    南桂馨平生没有什么不可饶恕的劣迹，抗战期间，出于民族大义，避居医院，拒绝事敌；1949年，他在担任天津特别市长期间，曾经掩护过中共天津地下党负责人张友渔；1949年后，他又将其经营的北京门头沟煤矿资金一亿四千万元，以及在京房地产巨额股票全部捐献给国家。因而寓居北京，没有遭殃，且在政协里面有所安排。于是，日寇驻晋伪警务厅长赵廷英，受南罩护，得以长住京城，了此残生不提。


    宁武赵家和南家，两家合起来，那财产与土地，大到吓人的地步。且不说他们在山西和京津等外埠有着种种买卖，先说在宁武老家的房与地在土改期间被分时，竟然要由“新华社”发布专题报道。我有幸查到了这份通稿一1946年7月1日，新华社通稿称：在中共晋绥分局领导下，“宁武县民主政府接受群众要求”，将赵廷英、南桂馨等人“土地10000余亩，房屋500余间，全部没收，分配给贫苦农民”。文中直接点了赵廷英、南桂馨和伪县长杨道一的名字。这显然是在暴风骤雨的土改高潮期到来之前，按照惩办大汉奸来对待的。伪县长杨道一后被执行枪决。如果不是新华社正式报道，谁能相信“土地10000余亩，房屋500余间”这个巨大数字？与巴金先生屡屡通信的赵黛莉，恰恰生活在一个如此庞大而富有的家族里。这个家，是巴金笔下的“家”和巴金自己的家所远远不可比拟的。宁武城往昔大家族不少，明代以来还有潘家和侯家等。民国时期多次夺得全国女子网球冠军的王青菁、王春葳姐妹俩，单打、双打无人可敌，闻名遐迩，也是宁武女儿。


    寻找赵黛莉的过程，实在奇而又奇。上一轮，《黄河》编辑部，通过张发兄与作家杨志刚取得联系，在襄汾范围查找赵逢冬、赵文英被否决，张发兄还颇为遗憾。我请他看过巴金致黛莉的七封信，他爱不释手，一直在共同想办法。这一轮，009年春，我又来到编辑部，要拜托者居然变成张发本人，只因为他自己就是宁武人！我将“坡子街0号”赵公馆一家实是宁武人的情况一说，张发兄当场惊叫：“不是哇！”我说就是。


    从各方史料查知，赵家在宁武城里拥有一座显赫的九进大院。张发兄连连说：赵家、南家谁不知道？我在宁武上中学，人人清楚那个九进大院。弄了半天，赵黛莉成了我们宁武人？


    我半开玩笑道：仁兄一向重视文学女青年，这回可是一个资深文学女青年哩。


    张发兄性情中人，现在他完全振奋起来：资深，绝对资深！老赵你说吧，咱们下一步咋个找法？


    我说，这段历史比较复杂，咱俩少不得专赴宁武。为了不那么盲目，还应该遵循前例，先期请人查问一番，看看赵家尚有什么知情人在世，待咱们真去时，也好少费周折。如果找不见直接知情人，至少要选中一位明晓宁武史志的本土专家，以便细细咨询。


    不等我把话说完，张发兄早已拿起了电话。这一回，又依靠了一位作家宁武王树森。老王嘛！张发兄提示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他自己就是县志主编，现成一个活字典！


    我说你们宁武可真能出作家。你看，张发兄和王树森算两位，更有一段文坛佳话，说的是一个时期，县委书记郭新民、县长贾真，二人共执宁武党政，竟然同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县，能有如此人文景观，极是罕见。


    这不，又出现一个真正的“资深文学女青年”。我和张发兄议定：春节前，把先期寻访重任拜托给王树森先生，春节后，赴宁武与王会合，共做实地调研。


    此刻，我分明看到东方地平线上，显现强烈曙光。（未完待续）

 第十三章 抗战前最后一封信

    在山西故土，过春节人们必要回家，大有亲近传统之善。中国民俗经数千年，亿万人繁衍传承而构成。而“五四”前后反封建专制、反家庭禁锢、反家长族权，确有那一时期的历史需求。在当时，唾弃家族陈规，强调个人背叛，实质上还是瞄准了袁世凯等垂死旧势力。不期然泼水同时泼掉孩子，效果非常，造成许许多多新青年单向度接受西方思想，向往革命斗争生活，真把宗法社会、老式家庭，当成黑暗坟墓了，仿佛不逃离出去，不挣脱依附性，人生便没有希望，我们便将葬身老院高墙。在实际生活中，反对封建家国之顽腐，与骨血亲情家庭温暖，并不应构成一对矛盾，其中并没有因果联系。家庭之殷实稳固，人性之真善美，只能是革命的终极目的，一切社会学说和社会理想，难道不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成员生活得更好吗？结果，斗争了几十载，家庭不变，亲情依然，那长夜闪烁的万家灯火，总是我们搏击风浪之后最稳固、最向往的安全岛屿。私有家庭观念，封建落后的沉渣，到底改变了没有？改掉了多少？还是很难说。长期以来我注意到，由众多职业革命者构成的中高级干部家庭，总体上长期呈现亲情淡漠，家人往来较少，各自战斗不息的畸形状态，确有其历史渊源。叹组织严密，浴血经年，战斗人生带来残酷后遗症，不可低估……巴金先生的《家》，在那个激愤的大时代，深受广大青少年推崇偏爱。李健吾对此评议说：巴金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沈从文给巴金写信道：“你代表了多数青年人的感情，也因此得到多数年轻人的爱敬！”李存光认为，“青年读者从巴金的作品中，认识自己的生活环境，认识窒息人的旧家庭和吞噬人的旧社会……为青年们树立了奋起抗争的榜样”。徐中玉认为，“家庭的斗争事实上也就是一种社会斗争……只要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一天没有完结，（巴金）这三部作品就始终有它们重要的价值”。巴人更加激愤地指出，“巴金首先告诉每一个读者，家就是青年的坟墓，青年不要葬身在这坟墓里，就得奋斗。不妥协的奋斗，逃出这个家。否则只有一个个死去……”


    言之凿凿，其言也烈。


    待到红色文学即革命文艺发展到极致时，家庭观念成为一种与现实斗争相互抵触的麻烦事。以八大样板戏为例：绝不涉及家庭生活，家庭成员未知何在。阿庆嫂的老公到上海跑单帮去了，柯湘的丈夫被杀了，少剑波和洪常青全没有爱情戏，唯《红灯记》中有三代人之家，而奶奶则对李铁梅说：你爹他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任何文艺作品，都是时代催生的。


    巴金先生致黛莉这批信，同样是那个动荡年代的产物。从中我们看到，年轻的巴金，其理想、其奋斗虽然激进，但是，一旦对待具体人、具体事，则呈现出温情柔美来。也许，安那其主义者本来就有着“对事”和“待人”截然不同的双重秉性，既差异、矛盾着，又混合、统一着，待事时，成为暴力革命的同盟军，待人时，又成为温情关怀的一群了。巴金先生第七封信，依然如此：


    黛莉：


    信收到。你对《短简》说了许多话，很使我感动。我感谢你的关心。


    《夜未央》不是我不寄你，是那本书至今未印出来，你不要抱怨我。我现在寄你一册样书吧，但里面没有插图。这样本只装出了三册，是为了一个朋友预备排演而提早装的。


    我寄你的《贵族之家》等书收到没有？《良友》的口退口口已取来了。我将来再买些书寄你。


    《文丛》现在又被禁止。我们按时会出一个新刊物，内容是一样的。《文丛》内容不算坏，也没有激烈的文章，是没有理由被禁止的。但是又和《文季月刊》一样被禁了。这事你也许不会相信罢。然而，你放心，我们总有同样的刊物给你看的。


    尼采的书对于你们并不适宜，在那样的情形里，他的超人哲学帮助了我，但以后或以前读来，有些地方又会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我不介绍给你。


    我在上海也许不口口口月的口留。以后的行止一时还不能决定。你高兴时尽管写信来。信寄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可以转到我的手里的。我在旅途中也许会寄点画片给你。望你好好地活下去！祝好


    金四月六日


    此信用纸与前信相同，竖写两页。


    使黛莉在信中说了许多话的《短简》，正是巴金与诸多青年读者往来交流的短章选集，不知内中是否提到过赵黛莉？可惜我没有看过。巴金因为黛莉的来信而感动。


    信中又一次提及《夜未央》，黛莉迟迟不得此著，似乎有些着急，巴金便寄上一册提早装订的样书，还是为朋友排演此剧临时使用的。足见那一代人对此剧极其重视。我们也不妨再一次多说几句：


    研究界普遍认为，波兰无政府主义者廖I杭夫的这部剧作《夜未央》，对青年巴金的影响非常大。加上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和“精神母亲”高德曼的一系列文章以及易卜生、屠格涅夫等人的种种作品，汇聚成青年巴金最基本、最重要的思想元素。《夜未央》场面慷慨悲壮，一群青年革命者，不惜流血牺牲，与沙皇黑暗统治展开秘密斗争，推崇牺牲，依赖暴力。主人公华西里和安娜，在爱情与革命之间深陷矛盾。到全戏高潮处，安娜义无反顾地亲手点燃信号，通知爱人华西里执行刺杀总督行动，华西里因而壮烈牺牲。对此，巴金于190年评价说，“在我所见到的描写爱与死的剧本中，这本《夜未央》要算是最好的了”。195年，巴金先生又写了《信仰与活动》说：“在《夜未央》里，我看到了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之大悲剧，第一次找到了我的梦境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可见此剧对青年巴金作用之大，不亚干高德曼“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之影响。巴金写于198年的第一部小说《灭亡》，恰恰也是描写军阀统治下的上海，革命青年杜大心，刺杀戒严司令失败而不惜饮弹自杀的激烈故事。


    文艺作品对于人心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效果实在难以估量。我们不难想象，《夜未央》以及易卜生名作《娜拉》等怍品深刻地影响着巴金，巴金作品又强烈地影响着黛莉们，形成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知识青年共同的精神气质。


    一座座古旧深宅大院，怎么能拴住他们的那颗心？信中可见，《夜未央》和《娜拉》等剧，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便在中国知识界轰动，直至197年上半年，还在排演着。


    信中谈到不久前创办的《文丛》“现在又被禁止”一事，并说《文丛》“没有激烈的文章，是没有理由被禁止的。但是又和《文季月刊》一样被禁了”。对于这一史实，在我涉及的巴金研究资料中，未见详细记载。据倪墨炎先生研究可知，国民党当局在197年至197年十年间，曾经查禁了各类报刊书籍约000余种。在19年月19日查禁的149种图书目录中，现代书局出版的巴金选集《萌芽》列在其中。相比之下鲁迅等人的书被禁更多，在上述查禁书目中，冯雪峰、蒋光慈、丁玲各被查禁七种书，郭沫若、茅盾各禁九种书，鲁迅一人被禁竟达十种之多！而此信谈到《文丛》曾经停刊，直到198年5月以后又由巴金和靳以再次复刊，则又是一个事实。其具体停刊过程，还需方家指正。


    信中巴金关于尼采哲学一段话，耐人寻味。我这里一时说不好。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也读过尼采以及叔本华，想起来糊里糊涂，觉得与我所依托的巍巍太行山十分隔膜。最后一句话，“望你好好地活下去”，震撼人心。


    此信之后三个月，一场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终于爆发。8月1日，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保卫战打到11月1日，上海终陷敌手，中国军队被迫撒离战场。在神圣与悲壮之间，巴金坚定地同文化战士们并肩救亡，他将自己的文季社与中流社、译文社、作家社四位一体合并起来，尽弃前嫌，与茅盾共同挂帅，合办抗战刊物《呐喊》（两期后改名《烽火》），把大批文化勇士团结在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烽火》创办，奋力者众，奋笔者众，奋战者众，他们是：


    巴金、茅盾、冯雪峰、郭沫若、夏衍、郑振铎、王统照、阿英、陈望道、邹韬奋、胡愈之、田汉、靳以、黎烈文、黄源、胡风、芦焚、田间、欧阳予倩、邹荻帆、蔡若虹、萧乾、端木蕻良、丰子恺、唐玟、陆蠡、碧野、刘白羽、骆宾基、杨朔、周文、鲁彦、林憾庐、蹇先艾、孙用、司马文森、孙钿、罗洪、田一文、钱君甸、朱雯、盂十还、陈烟桥、力群、谢挺宇、萧珊……


    上海沦陷，巴金的《春》还没有写完，他要到各地旅行的计划也一推再推。许多外地读者来信来电，关心巴金的安全。天津少女杨苡，年龄也是十七岁，她在来信中对巴金说：“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样的命运里了。我愿意知道你的安全。”巴金为此感动流泪。于是我们产生了一个问题：山西少女赵黛莉，是否也去过信函？如有信去，似应看到巴金回复才对。也许，由于巴金先生已经在第七封信的末尾，写到过即将外出旅行，“以后的行止一时还不能决定”，并说“我在旅途中也许会寄点画片给你”，从而使黛莉不再致信上海。或许，黛莉写过信函，而晋沪两地战火纷飞，巴金也无暇回复。也许，还有更复杂原因，也未可知。


    山西地处抗日最前线。蒋系大军、晋绥军和中共八路军，还有川军和滇军，在阎锡山第二战区统一指挥下，发动忻口战役，誓死保卫山西。仗打得很大，林彪所部曾在平型关等地，配合战役夺取大捷，战斗极为惨烈。到197年11月8日，日寇华北方面军第一军野蛮占领太原。至此，晋军主力和国民党各军及八路军三个师，艰难转入持久游击抗战。我注意到，上海与太原，一南一北，几乎是同一时间沦陷的。


    当时，巴金先生到处发表抗战文章，不知黛莉小姐在山西看到没有？是啊！如前所述，黛莉小姐家父赵廷雅，叔父赵廷英，不是抗贼，反而降寇事敌了。彼黛莉眼见巴金先生抗敌如此坚决，情何以堪？又如何致信复函？


    民国史，抗战史，真是打翻五味瓶，复杂万端。言及至此，我们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无法平静。赵黛莉，你果然是赵廷雅之女吗？你是街坊老人们记忆中那位“盘盘头”吗？


    激愤、痛楚、悲伤、遗憾、期待、祈祷，俱在我们心中。巴金和黛莉，通信止于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际，这便是古木年轮，一个无可更改的事实。（未完待续）

 第十四章 宁武关人拉板车

    事到如今，巴金致黛莉七封信之谜，唯有一查到底。009年春节过后，我从晋东南返回省城。张发兄与我住在同一座楼里。月8日清晨，二人相见，只说了一个“走”字，便当下发动我那台4500越野车，出太原，赴宁武，要与王树森先生会合。


    昨夜大雪纷飞，城里人毫不在意。我们驶抵髙速路人口处，方知全路封闭禁行。二人略作商议，决定改走老路08国道，经忻州而下宁武。全程不过二百公里，平日里不足为虑。


    未料老国道上，天冻路滑司机怯，千百辆汽车，横扭竖拐，险情万状。如果不是张发兄路熟胆壮，又屡次下车疏导，且抄近道而行，当晚还真难以到达。


    《宁武关》，老京剧当中一出经典剧目，唱响中国，还是民国四公子一张伯驹先生的最爱。


    宁武作家王树森，人过中年，淳朴厚道。寒风中，他把自己裹严实了，独在城关等候多时。


    见面拜了晚年，诸人坐定。王先生把初步调研细细一说，不由生出许多感慨：


    先说那座曾经辉煌的“九进院”，历经六十多年风雨摧袭，早已烟塌火冷，七零八落，三不剩一了。如今山西仅存少量巨型民居院落，有幸得以重放异彩。究其存在原因，多在于它们一度成为各级党政军驻地之故。比如乔家大院，曾是晋中地委党校所在地；曹家大院，为公社政权占用；常家大院驻过军队，做过疗养院。而平遥古城保留完好，则因为当年斯地工业化程度不高，经济拓展缓慢，城关扩张从未迫在眉睫，人民很穷，县里无需花费大笔破城之资，去平息社会矛盾，庸人自扰，这才没有毁掉古城。其实，山西各处府州县治，原先多有巍峨古城在，平遥不过百分之一。灵石王家大院、阳城皇城相府，包括河边阎锡山故居等等古堡大院，则因在土改后搬入整村建制，房产传承稳定，也就得以保留了。而凡是地处城关内外，为市民杂居者，大多人户时变，公私无定，改造频繁，动辄拓占，说拆就拆，故在古城之内，鲜有巨府遗存。


    宁武赵家九进院，乱中剩下少许，十分可惜。若问族人后代之命运，那更是凄风苦雨，惨不忍述了。宁武地属晋绥边区第六分区。抗战以后，一场政权大战，乃至连年阶级斗争以及残酷运动，人和人斗杀不止，你死我活，像赵家这等户族还会有个好吗？晋绥土改，是出了名的剧烈。所幸赵家早在1946年夏季即被没收资产，晋西北大土改尚未狂飙突进，中共晋绥分局在土改前期，还较为斯文地制定过一个《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印成小册子，意在讲究斗争政策，“保护中农利益，适当照顾中小地主和富农，注意区别情况，分类指导”。赵家解体，族人星散，各自逃亡而去。可怕的是到了次年月，众所周知，康生和陈伯达同赴晋西北，新一轮土改斗争立即直线升温。康、陈怒斥晋缓分局指导土改太“右倾”，说那些文件是“害死人的东西”，要“赶快把它烧了”！直至达到“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极“左”地步。当时有口号说：贫雇农坐天下，说啥就是啥！即便开明绅士牛友兰和刘少白等名流，他们大力资助过中共军队，牛友兰的儿子还是主要中共干部之一，全家都很贤达，一到这时也难逃厄运。刘少白胞弟刘象坤，在斗争会上被当场打死，拋尸黄河。还有一说：康生曾经亲自下令抓来牛友兰训斥道：既然你姓牛，就得像对待牛一样对待你！实际惨况是：斗争会上，打手们用铁丝将牛友兰老先生的鼻子穿出血洞，又甩出绳子来，让他亲生的革命儿子牵“牛”游街！暴虐到人性黑洞最底部了。


    不久，颁布《告农民书》向全区公布四大“惩办”标准，令人不忍相看：


    一说“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瞒了封建、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二说“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三说“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四说“党、政、军、民和其他一切机关都混进了少数阶级异己分子，新恶霸、奸伪人员……大家要拿去怎样斗，就可以怎样斗”。


    等于没标准！


    顿时，晋西北大地在日寇肆虐之后，再一次变得血肉模糊起来。假如赵家人此时尚在宁武，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1947年月18日，中共中央分两路撒离延安。其中一路由刘少奇、朱德两书记率队，4月初东渡黄河，踏上晋西北大地，进入晋察冀老区，于7月初止步于西柏坡。此行期间，刘少奇曾与康生、贺龙、李井泉等人会合在血腥的晋绥土改运动中，一连三天调研切磋种种土改问题。一待立足西柏坡，刘少奇即抓紧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康生和陈伯达带着满腹土改经验赴会，与各大区领导人一起，共同推进全国土改。到10月10日，一部《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提出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同时结合整党，要从组织上保证土改斗争的纯洁性。作家胡平曾对此评议道：“在极其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召开这次中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空前的土地问题的会议，最突出地显示了土地改革在中国革命中举足轻重的位置……蒋介石王朝在大陆生存的最后一个机会，其实，是被这次大会给哗哗地冲进马桶的。”


    是的，决策者需要借助一个大地壮汉的双臂，狠狠地击倒强悍政敌。农民是最可靠的同盟军，分得土地，参军参战，赤贫壮汉只要吃得饱小米干饭，便会力大无穷，所向无敌，战无不胜。可叹“耕者有其田”的古远追求虽然并没有错，对土地进行制度改革乃至重新分配也可以，但是，对于曾经拥有土地的先进农人，又何必去杀他、害他？又何必“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呢？


    据《土地改革运动史》披露，晋绥土改中，仅一个小小兴县，就有115人被暴虐地打死，850人被迫自杀，6人冻饿而死，三项相加，总共害死了04人！晋绥土改中被他杀或自杀的农夫不计其数，血溅塞北，那么，两条腿尚未被打断者，便会起而逃生。我们从当年晋绥第五专区的一份报告中可知：怀仁三区，全家及个人被迫逃亡外地的有18户，甚至包括86户恐惧的中农;左云三区则有4户逃亡，其中中农跑掉9户……赤贫发展到极端，在摧毁人生和肉体的同时，也摧毁优秀传统，摧毁乡村秩序，摧毁道德公义，摧毁文化良知。种种冷酷血腥野蛮之恶，扭曲了国民的心，改变了人的本性，给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制度埋下了极大隐性障碍。及至“文革”爆发，全民族统统都被自己人暴虐一遍。


    有了这样一个极端残酷的历史背景，宁武赵家的破败肯定无可逃避。试想牛友兰，为抗日一次献出000块大洋，给八路军10师迅速装备过一个团的冬装，刘少白身为合法的晋绥边区参议会副会长，二人都是毛泽东热情接见过的一方名士，他们都根本活不下去！那么，宁武赵家有日伪山西警察头子之罪，安能躲过“群众要怎样惩办，就怎样惩办”的暴风骤雨？


    怍家王树森的调研结果是：


    自清初始，赵氏家族发展日盛，到雍正年间，已成殷实大户。族人以农为主，兼做官、军、工、商，与宁武南家双雄并进。赵廷雅祖父“承”字辈，人丁大旺，父系“金”字辈，兄弟八人，其中叔父赵铮只比赵廷雅大五岁，叔侄二人同赴英国剑桥留学。以下到“廷”字辈，兄弟更多，整个赵家人口上上下下合三百之众，经营着著名的丰宁公司，商贸远及省内外。到了土改，风云突变，赵家主要成员几无一人留在宁武，全部被那场惊涛骇浪给冲垮、冲散了。前头说，在相继而来的杀人高潮期之前，尚有奔逃空隙，赵氏家族向着南北十一个省市漂散而去。如今，可查询之最远处，到达海拉尔。土改以后六十余载，这家人几乎没有回来省亲探看者。什么也没有了，还看什么？


    我们感慨六十年前乡土中国之激烈变迁。两大阶级的鲜血共同渗透了贫瘠大地。


    言及至此，张发兄尚能沉得住气。我却有些着急如此说来，宁武之行又将跑空？


    不。作家王树森也是一位悬念大师。他从历史到现实，既深沉且有趣，待你急躁时，他终于从容相告：赵家人基本跑光了，直到1955年前后，从太原转回来一个落魄人。他尚且年轻，花了一点钱，购得九进院内两间小屋，勉强安身度日。此人名叫赵瑾，是赵廷雅七弟之子。少年赵瑾依托二伯父家，在太原上了小学、中学，抗战后还上过民族革命大学，挺有文化的。1949年以后，中共执政，他一度参加工作，因为出身太复杂无法应对审干，终被遣返还乡。赵瑾回到宁武，哪个机关敢收？从此再也没有正式工作，依靠卖苦力为生。在城关街道和搬运社里，他甚都干过。修鞋、修车、拉板车运输，吃尽了苦头，人下人哇！


    奇特之处在于，“文革”中，文化人王树森也被打翻在地，恰恰和这位赵瑾混在一起拉板车，一块儿卖苦力，彼此竟是熟识的。那年头，当四周无人的时候，俩人私下里对混乱局面还悄悄发过牢*，关系比较不错。


    如此说来，王树森当年和倒尽了大霉的“地、富、反、坏、右”在一起，拉过板车。当时接触了社会底层，今日尚能发挥作用。树森兄说：这位赵瑾老人，如今八十好几了，只怕是人老体衰，早已动弹不得。咱们可去寻他。他见我，是相认，也是相信的。赵家连年多事，他轻易不与外人道。而他竟是唯一能够提供线索之人了。


    我说如此甚好。诸兄讨论一番，觉出赵瑾当和赵黛莉是同一辈人，年轻时又在太原上学，大伙儿便抱了极大希望。


    宁武向为军事重镇，远的不说，李自成进京，宁武受阻，农民军战死七万之众，攻城七天七夜始克。此地历史上种种御敌掌故甚多，传统豪烈，这里不赘述了。在我的记忆里，日寇入侵山西，在各市县杀人最多、惨烈至极的例子，便是宁武惨案。197年秋，日军逐次攻占阳高、天镇、朔县等地后，分别屠杀过1000多人到000人不等。而据记载，在抗战之初近两年中，宁武战地曾经三度失城复城。首次宁武惨案，日军屠城三日，杀我百姓4800之众，令日月无光。屠刀不灭英雄气，塞北处处是刀痕。而赵家偏偏出了两个名头不小的汉奸，真让人憋气扼腕。


    谈及这一话题，人皆沉重。王树森沉吟道，事不尽然，赵家弟兄九人，确有赵廷雅、赵廷英二人在省城从敌事贼。然而，十个指头不一般齐，赵家更有一位老五，名叫赵廷玉，正是宁武城里响当当的抗日英雄。赵廷玉杀敌英勇，以身殉家，拼死殉国，故事传遍宁武城乡一王树森主修了宁武县志，对于历史情况吃得深透，慢慢地，引出一段极为悲壮的往事来。同是赵家兄弟汉，人生抉择不一般。当我们见到唯一的赵家老人之后，故事进一步得到拓展。（未完待续）

 第十五章 五叔捐躯与梅生出走

    巴金先生留下七封信，不期然带给我们种种非虚构故事，竟如此曲折混杂是非莫辨，以至于一部中篇作品，眼看着已经盛不下了。好一座历史富矿。然而我心激荡，这才初步探到“矿脉”，我们即将靠拢黛莉之家。这回真是她家吧？


    待我买了些糕点烟酒，各自分开提了，一行人钻入宁武老街巷，亦步亦趋而进。树森兄走在头里，张发兄甩开八字脚，紧随其后。新房子旧房子老房子大小房子，髙低错落，皆有历史符号暗寓其上。我手持相机随举随拍。


    赵瑾老人系赵家第九代人，生于197年，眼下在当年九进院的凋零残部中，苟延残喘。老门扇，老灰砖，老院家，老烟火，里边还有老而不倒的月亮门。百年沧桑事，深不可测人。


    屋内光线昏暗，令人双目不明。赵瑾老人佝偻着腰身，从捡拾回来的破矮椅中，向上探看少许，算是施礼已毕。他不惊不喜，不动声色，心中早已古井无波。王树森近前提唤：我是树森！


    树森？树森好哇！


    老人身子不动，抬臂就近一扯，当空一只**灯泡放出黄色弥光来，总算把这间狭窄陈屋勉强照亮。坑上一堆烂衣破絮，沿墙一只晋作老柜脱了漆皮。三四个大男人，左看右看给各自屁股找看座处。诸兄把我让在炕沿上，便于面对面给老人点烟问话儿，算是嘉宾席位。


    老人很爱抽烟，只是手抖得紧，每吸一口，需用无牙的嘴巴迅即捕捉香烟过滤嘴。


    一个衰老的知识分子？一个毕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终于，话题徐徐展开，相谈渐次深入。我提问时，他盯着我，他回答问题时，常看着王树森。王树森又点点头，帮我在本子上做记录。老人听不明白时，张发兄就髙声重复当地方言。我做每一个提问，都必须明白无误、简短扼要，老人每一次回答，也是个衰老的知识分子？一个毕生从亊体力劳动的人。


    简短直接、明白无误，总体上采访下来，效率出奇的高。连日来，那么多谜团，那么多问题，那么多要紧事，不消一个时辰，全弄得清清楚楚了。


    先问老人少年时，在太原求学，常住哪里？


    老人言短声高：坡子街，赵公馆。


    那是谁家？


    我二叔，赵廷雅。


    二叔他是做甚的？


    英国剑桥毕业的。


    坡子街上几进院？


    里里外外三进院。


    二叔子女多不多？


    仨男的，俩女的，女子也是读书的！年龄都比你大哇？堂姐最小比我大。


    作者赵瑜（右）在宁武采访赵瑾老人。


    你是生在哪一年？生在197年。堂姐比你大多少？大姐巧生子，比我大十几岁。二姐呢？


    二姐梅生子，比我大七八岁。两个姐姐嫁人没？


    大姐巧生子嫁了个资本家，最爱钱。二姐呢？


    二姐梅生子，数她不听话，哪会嫁人呢？梅生子生在哪一年？梅生姐生在190年！二姐怎样不听话？看闲书，到处跑，大人管不了。知道不知道，谁是赵黛莉？


    那咱不知道，没个赵黛莉。院里还有姐姐吗？


    还有一个老姐姐，没嫁人，叫月娥。月娥她是谁家的？


    她生在六叔廷英家，老闺女，盘盘头！梅生子和月娥不是一个人吧？咋能成了一个人，差得不是七八岁！老闺女，赵月娥，她为什么不嫁人？那是人家的隐私！


    末一句淡淡回答，声震屋瓦。这是一句近乎自由知识分子式的回答，一句受过西方现代意识熏陶的回答，一个懂得尊重女性、尊重个人隐私权的回答。本来众人全都哈着腰，听了这句话，全都直起腰来，相互探看，觉出了彼此间所受教育大有不同。


    此前在太原打听到的“盘盘头”赵月娥，在这里对上号了。并且在这苍黑贫寒的偏远陈屋里，有人还要保护她的隐私。


    从老人处得知，警务厅长赵廷英一家人，另有大院居住。单单一个月娥，却在坡子街二叔家住，终生未嫁，1988年逝于北京。赵廷雅坐洋车，赵廷英坐汽车，也在这里又一次得到证实。二战结束后，赵廷英蹲了北京监狱，赵廷雅去往甘肃教书。前者死在北京，后者死在天津。赵瑾当时断了学费，遂进民族革命大学成为公费生。毕业后，当过小公务员，教过书，到1955年前后，在中共“审干”中被清洗回乡劳动。是的，老人使用了“清洗”一词。


    我们把这段采访小结一下：


    那位“盘盘头”赵月娥，年龄比较大，似可排除在“赵黛莉”之外。而老人谈到一位小堂姐名叫“梅生子”，却必须纳入我们视线：这位小堂姐，生在190年，竟是对的。好看闲书，不听话，亦未嫁人，又对了。于是我继续探问“梅生子”后边的事，赵瑾老人记忆清晰，回答迅速，尤其让人生了牵挂：


    赵梅生，就读于太原女子师范，将近毕业时，不足十八岁，日军犯我太原。而赵瑾当时住宿在学堂。他说，二叔赵廷雅每个月给他学杂费三十块大洋。我说那可不少！心里相疑，该是一个学期给这么多吧？赵瑾老人继而回忆：每逢周日，他都要从学校回到坡子街二叔家来玩耍。


    日军占领太原。这一天，小赵瑾回到赵公馆，寻找小堂姐梅生子却不在家，便向二叔打问：我梅姐上哪儿啦？甚时回来？想不到二叔生着气呵斥道：问她做甚？这个不听话的，跑到西安流浪去啦！以后谁都不许问她的事！就这样，梅生子离家出走从此消失，直到抗战八年胜利后，直到后来赵瑾离开太原返乡，直到如今，再没见她回来过，也从未有过联系。


    唔，是这样！抗战爆发，赵梅生一去不复返。终于，调研关键点出来了：“坡子街0号”，一大家子人，三个女生，“盘盘头”赵月娥年龄最大，“爱钱的”堂姐赵巧生，早已嫁人，仅仅剩下这位梅生子与巴金信中年龄完全相符。信中一再说黛莉要离家，要牺牲，要革命，这位梅生子正是一个离家出走的人。


    赵梅生一一赵黛莉？


    我在推想，黛莉一向思想进步，眼看着日寇杀来，山河破碎，她立志投身抗日。想不到，大敌当前，父亲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与立场，足令这位小女儿忧伤愤怒。降日，她绝不能接受！本来，她早就要挣脱家庭羁绊，投身社会洪流，而今更是唯有叛家出走一途，别无任何选择。


    梅生子此去七十载，音讯全隔断，生死两茫茫。算一算，赵梅生190年出生，到009年就该九十岁高龄。她已经谢世的可能性，远大于生。我们似乎找到了赵黛莉？


    众人抽了一阵子烟，小议一段，话题一转，把采访推向高潮。


    王树森先生说过，赵家兄弟九人，老五赵廷玉，抗日杀敌，是远近闻名的一条好汉。现在，我把王先生所述故事与赵瑾老人回忆的细节，糅合一处讲给各位看官：


    197年秋，日寇进攻山西，首先突破张家口，攻陷大同防线，在雁门关外与我军大规模作战。风吼马叫黄河咆哮，国军晋军八路军，联合阻敌抗寇。而晋绥军傅作义将军所部，发动长城抗战，点燃烽火要更早些。且说赵家老五赵廷玉、老六赵廷英，早年同于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同为步兵科第五期健儿，回到山西都从排级做起。老五赵廷玉在傅作义部升至团长，又升任绥远省政府军事处少将处长；老六赵廷英曾在第六军杨耀芳部任第四十七师师长，后为第七集团军赵承绶军部少将高参而降敌。说到底，傅作义、杨耀芳、赵承绶、赵廷玉、赵廷英，五将军同是保定军校第五期1918年毕业生。除了亲兄弟，就是换过帖的拜把子。人间沧桑，大浪淘沙，五将军却各自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


    197年抗战爆发不久，老五赵廷玉受傅作义之命，暂时离开前线，前往太原及晋西北等地，为军队筹集被服钱粮，做一名军需后勤官，出任晋军粮服局长。10月里转回宁武筹粮筹款。不料，日军二次攻城而来，百姓惊慌逃散。赵廷玉“不听家里人劝”，义愤填膺，誓不离家，反将两把盒子枪装满子弹。他身为国军少将，压根儿就不想逃离本土家园。这天赵廷玉正在家里，轰然间，大批日军破门而入，九进院里剑拔弩张。赵廷玉独身应对，僵持一阵，与第一轮来敌幸未发生冲突。未料，日军前脚撒出大院，复又卷土重来。不知是日军突然意识到此人非比寻常，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这次复来，双方言辞凌厉。日军悍然向赵廷玉索要钱粮，赵当然坚辞不给。赵瑾老人说，日军万般恼怒，“打了廷玉一个耳光”。很显然，今日血火之灾是躲不过去了，即使躲过今日，日寇践踏成性，明日还会遭殃。要么你就谄敌投降做个亡国奴。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受过正规训练的赵廷玉，迅速跨入里进院中，依托熟悉地形，怒拔精良双枪，回身对敌射击，敌顽应声倒下。顿时，大批日军团团包围了九进老院，投弹扫射，大举进攻。赵廷玉与敌展开激烈巷战，虽孤身一人，偏要打出一片威风！古有杨家将，奋勇杀贼，精忠报国，血染塞北大地，而今赵廷玉，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双，誓不降敌。


    时宁武城乡，除国军、晋军、川军外，亦属八路军贺龙所部10师新辟游击区，有58旅萧克、59旅王震，包括宋时轮支队、余秋里支队众官兵，坚持浴血抗战。日军陷城，我10师曾经烧毁敌人军火库并安全撒出。此刻，城外军民忽然听到城内枪炮密集，分明发生了激烈战斗，当时均感意外，以为另有一支敢死队人城突袭杀敌。实是赵廷玉一人，单兵往复与敌拼杀，威震敌胆！赵廷玉凭借高超勇猛的军事技术，加上充足弹药，面对数百倍之颃敌，愈战愈勇！直杀得瓦砾迸射，天昏地暗，九进院内外，倒下一片豺狼尸体。此战结局是：赵廷玉且战且退，直至打光最后一梭子弹！他深陷院中无法突出重围。敌军眼看就要冲上前来。紧要关头，赵廷玉将军猛然竖起了院中长梯，迅速攀上房顶，决计越墙突围。在此一瞬间，他暴露在敌寇狙击手枪口下，随着一声枪响，将军被击中致命一弹，应声从房檐轰然栽落，血染大宅门。


    残阳如血。日寇收拾战场，携尸而退；烈士英魂不散，威震敌胆。将军静静地躺在大院血泊之中。两日后，乡亲们从外面渐次回城一赵瑾老人忆道：只见梯子下面，鲜血已经凝结，家中两只长毛狮子狗，一左一右忠诚地护卫在将军尸体旁边，长久地卧伺不动，一声声哀嚎呜咽，催人泪下！老人记忆清晰，当时院中二门道里，放着一只“洋油”铁皮桶，“那是美孚牌的”，小赵瑾就怀抱这只桶子，在赵廷玉多个隐身射击处，拾捡盒子枪子弹壳，结果“只用了一阵儿工夫，我就捡了满满一桶子弹壳”。真不知这位傅作义军需局长，究竟在家中储备了多少弹药，又打出了多少发仇恨的子弹！狙击手，狙击手！


    宁武战后一个多月，日军攻陷太原。


    赵瑾老人的讲述，使这间苍黑老屋变得巍峨高大。


    赵梅生离家出走，流落西安，她还活着吗？她在哪里呢？


    撰者在《后记》中写道：二十世纪中叶，自日寇侵华，中国社会即入多事之秋。国人生存尚自难保，修谱之事亦中断数十春秋。现今重事整理，拾遗补缺，时犹未晚。”


    也许，是悲壮故事拉近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赵瑾老人与来访者之间的距离，也许，赵老出于和树森先生曾经共患苦难的感情，也许，是一个文化老者不愿意让我们空手而归，总之，就在即将结束采访之际，赵老艰难地站起身来，要给我找出一样东西，说：“这东西，可能你能用上哇！”就是这样东西，让我们看到了确凿的希望。赵老颤巍巍地挪动脚步，来客急忙让开。他打开靠墙老柜子，探进一只胳膊，弯腰在柜子底部耐心地抓挖着。柜门里头黑暗杂乱，我什么也看不清。他摸索这样东西，大伙儿全都闭了气，没有言语。


    老人直起腰来，把十几页有些残破的打印稿，郑重交给树森。王树森双手接过，又默默地交给我看一一这是一种非常简易的家谱。封皮上打印了一个标题《山西宁武赵氏家族成员谱》，下面印有时间，为“公元000年五月二十日”。撰者在《后记》中写道：“二十世纪中叶，自日寇侵华，中国社会即入多事之秋。国人生存尚自难保，修谱之事亦中断数十春秋。现今重事整理，拾遗补缺，时犹未晚。”相问后得知，这一册简易家谱的撰者，是赵家流落广西柳州的第九代人赵柱先生，依据当年匆匆带走的老谱整续而来。这位赵柱老人生于190年，为黄埔军校第二十二期毕业生，是赵瑾老人的堂弟，后在柳州一家工厂做厂长。赵柱之父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的赵廷畴。1998年前后，赵柱先生把这份新修家谱转交给留居北京的第八代前辈赵廷助，再做补充核对。赵廷助老人即命其侄孙第十代人赵霭龄当此重任。赵霭龄生于199年，曾任吉林辽源矿务局高级工程师，后居北京。赵霭龄在赵柱修谱基础上，广为调查落实，尽可能地补充了赵家后两代人简况，终成此谱，计二十八页。如果赵梅生果真是赵黛莉的话，她应该列于赵家第九代人当中，和赵瑾老人一样。


    我手持此谱，凑近了小屋半空里那只昏黄灯泡，检看其中第


    九代人。在第十五页中，我看到两行字：


    赵梅生，生于190年，居西安。先后供职于西安交大、建设银行等。任会计。退休。


    嗣一女：赵健，居西安，任职建设银行会计、处长。适河南籍周明东。


    很短，没了。


    然而这却是许久以来我所得到的最为直接、最为可靠的一条信息。此后开展工作，凭的就是这几句话。感谢赵瑾老人，祝他健康长寿。出于对树森先生的信赖，赵老特许我们上街复印此件。张发兄、树森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一趟宁武冰雪路，没有白来，最是关键。（未完待续）

 第十六章 在西安会晤赵健女士

    从宁武回到太原，又到北京，已是009年月上旬了。我反复研究《赵氏家族成员谱》，特别关注赵梅生名下的那两行文字，仿佛看到一个大家族的成员们，挥泪奔逃的仓皇情景……问题是：此谱修成于000年之前，上说赵梅生已在西安退休，而光阴如梭，又有十载春秋逝去，这位梅生老人，她依然健在吗？


    此外，在“赵梅生”名下，为何仅有一女赵健及其女婿，却在其丈夫一栏中不着一字？与谱中其他人相对照，如此空缺，尤为明显。


    庆幸的是，已知其女赵健“居西安，任职建设银行”，有了这一条，便足以推进调査进程。


    古城西安，有一些朋友在。还是老办法，首先应该通过友人先期査找赵健女士，取得初步联系后，再赴西安细访不迟。只是西安朋友多多，要选出一位可拜托的合适人选，又颇费思量。弄不好，哪个冒失鬼将把赵家母女吓一大跳，陕西话会说：这是查啥呢？咱老赵家复杂得很！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炳银先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这位老大哥倾力关注当代纪实创作，理论著述颇多。我们之间保持着多年交往。他正是陕西临潼人，这一日，我将前面的故事向他细叙一遍，从发现巴金七封信，一直说到西安赵梅生、赵健母女俩。炳银兄越听越激动，凭着经验，他一口断定赵梅生就是黛莉无疑。我向他请教，西安哪位朋友适合于开展前期查找工作？炳银兄不假思索，举荐一人：李彬！李彬热心、细心，能行。


    山陕人总是把人名里这个“彬”字，带着儿音念。于是，李彬也就成了李彬儿，听来格外亲切。我与这位李彬儿兄弟也是熟识的。他先是在省作家协会苦编稿子多年，后来猛地惊醒，大忿世道不公，说干咱这一行，凭啥就这样穷哩？我就不信！从那以后，他转而经营文化产业，什么字儿啦画儿啦，只要人开窍，都能变成钱。


    按照主流“八股”文章那调子，不妨这样写：“李彬同志锐意改革，共促发展，与省城画家、书法家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探索了一条文化产品与市场相结合的崭新道路，经济效益比去年同期翻了十多番，迅速改变了自身贫穷落后的面貌。”―概念到家。你如果听一听李彬自家说法，那就生动无比。他说：从古到今，文化人都不能躺在官府身上吃圈饼，而要奋斗，有尊严！


    我与他看法基本一致：千卷书，万里路，长见识，吃饱肚；伪文坛，最没数，味道酸，好嫉妒，无标准，有黑幕，假评奖，装糊涂。年长者，迷少妇，捧劣作，虚名负。费心思，闷葫芦，拉圏子，剑在腹。衙门化，厅科处，看睑色，盼照顾，虽无能，榨公库，造发票，改账簿，厚睑皮，乞赞助。偶得钱，淫无度，头脑昏，两眼雾；大理由，体制固……快解脱，适进步，闯市场，敢出入。西安城，独一处，讲传统，重华术，兴旅游，成支柱，金银铜，遍地布。书画好，真功夫，知行情，利如注，合法财，挡不住。老中青，共同富，你买酒，我打醋，对己严，对友护，人凭本事鸟凭树，打死不走回头路！忠言逆耳，旗帜鲜明。


    这位李彬，身材不甚髙壮，却也阔面大眼，浓眉皓齿，相貌堂堂走四方，在西安古城打出了一片天地。


    炳银兄亲自给李彬打了电话，我继而向他说清了要找赵健女士的缘由。至于她是哪一处“建设银行”的人，则需要辛苦查问。取得联系办法后，暂时不必多说什么，只待我择时前去，从容采访。


    李彬在电话里热情地说：没问题，你们放心吧。此后一个多月，我抓紧赶写一部关于中国铁路百年史的长篇新作《火车头震荡》。间歇时，找来几本巴金传记，做一点儿研究。山西作协韩石山先生对现代文学涉猎颇深，正好与我住邻居，少不得向他请教一番。韩兄存有好几册研究巴金的著作，这时费心找出来，拿给我用。韩石山先生谈出几个观点，对于我进一步理解民国时期的作家和作品，助力匪浅。


    4月春将尽，西安消息来。李彬贤弟动用层层关系，终于在银行系统找到了赵健其人，并且与这位退休女士通了话。李彬确认赵家正是山西宁武人，然后非常礼貌地相告，可能会有作家前来请教几个问题，只是关于上一代知识女性读书的事。好比说，你母亲那一代人，是不是特别喜欢巴金作品呀？还可能与巴金通过信件吧？反正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万勿推


    辞云云。


    赵健女士欣然接受了李彬这番话，对作家前来访问表示欢迎。


    李彬担心多说不准确，也就没有深谈。


    李彬说，从通话中分析，赵健母亲赵梅生，很可能还活在世上哩！


    我很振奋，又很急切，手中长篇哪里写得下去。5月18日，我下了飞机，站定在西安大地上。李彬来车，接我入城。更令人愉快者，李炳银先生正好也在西安。痛快！三人聚合，八仙桌上举杯，把各种情况交流一番，觉得今日之事简直不可思议。


    次日午后，李彬成功地部署我与赵健会谈。赵健女士年过六旬，容面大方，身体健康。她稳坐在茶室竹椅上，神情安泰，修养甚好。李彬考虑到，赵女士可能并不乐意一下子就把我们领到家中去，因此，双方不妨先在茶舍见个面，饮一杯清茶，做个初步接触，人家心理上便会踏实许多。如此安排，稳妥而又礼貌，是周全的。下一步采访尽可酌情商量。果然，赵健女士十分满意这样的做法。


    不难想见，赵健女士首先会生出一串问题：为什么一个外埠作家，大老远跑来专程访问我们家？作家为什么关心我母亲？我家的事情很复杂，作家能够给予多大程度的理解呢？你们到底想知道些什么呢？


    我这边，胸中也揣着一大堆问题：赵梅生老人是否还活着？她是不是赵黛莉？


    大家坐下来，李彬把我做了简单介绍，赵健女士便直率地开口道：不瞒你们说，我感到奇怪呀，真的，赵作家为啥来找我家？


    您想了解我妈妈什么事？


    我说，我将细细告诉您我的来意。只是首先问候您母亲，老人家身体还好吗？


    赵健略作迟疑，轻声回答：她年纪大了，晚上睡不着，每天总是到午后才醒来。过会儿我得回去，招呼她吃饭。此言如雷贯耳！


    赵黛莉——如果没有弄错，她还活在人间。接下来，谈话步步深入，又处处顺利。前些天，李彬与赵健联系时，曾谈及老母亲年轻时爱读巴金作品，赵健便就此问过母亲，问她是否与巴金有过交往。老人说，抗战以前，确与巴金多次通信，而且清楚地记得，离家时，她把一些书和这包信件，安放在太原家中顶棚上了。这个家，便是“坡子街0号”大院。


    一切都对上号了！赵梅生，应是赵黛莉。老人现在脑子如何？赵健说，还好，记得许多人和事，夜里睡得较晚，仍然看书读报，最爱看《参考消息》，平时喜欢独处，不爱热闹；常常提起年轻时，与姥爷闹了意见，离家出走，到处漂泊；既没有投身国民党，也没有找到共产党，嫁人又极不如意；1950年以后大吃苦头，总被怀疑为“女特务”，“文革”中更有受不完的罪；一生命运坎坷……就连这位女儿赵健，一生也没有见过亲生父亲。而这一切，还要她自己才能讲得明白。


    现在，赵健必须回家去，照顾老人用餐。用她的话说：我就是我妈妈的保姆。我提出，希望近日能与老人相见。赵健表示回家后，与老人慢慢地说清原委，一旦征得她同意，即电话告知我们。


    我说，非常感谢，明天最好，但要依照老人意见办，不可太急。1说是不急，其实我心中甚急。九十岁的老人，身心脆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争取早日进行采访，便是对历史真相实施抢救。


    耐心等着吧。


    晚饭，李彬请吃羊肉泡馍。众皆沉默。只因赵健那边没来消息，便觉得这泡馍不及往日可口。


    正思量处，赵健电话到：明日午后，可来家中一叙这泡馍顿时香气四溢，将人吃出细汗来。


    炳银兄长，李彬老弟，敬你们一个满杯！（未完待续）

 第十七章 战争也没有毁掉它们

    我们终于就要见到赵黛莉了。


    老人和女儿一家住在市内一片楼区中。我在附近花店为她们购得两束鲜花，一束大些，给黛莉，一束小些，给赵健。店员也是年轻女士，问及送花对象的年龄，我说一位九十了，一位六十了，加起来一百五十岁了，你要扎得好看些。店员闻言，选花、扎花格外用心。一时间，我想到了许多人和事。我想到，赵从平先生惨死于月黑风高之夜，至今没有破案；想到拜错了门户的赵逢冬、赵少嵘一家人和赵文英女士；想到了宁武城残院里，一贫如洗的赵瑾老人，他还在小黑屋枯坐吗？我当然不会忘记一系列参与到事件中来的友人们：金昌盛老板田茂铭，引见了太原古城一个个老街坊，几个老人年岁加一块儿，都三百岁了；警官杨志强，作家杨志刚、王树森，同行老友张发、炳银和李彬，这么多人共同努力，最终找到了赵黛莉。我在想，所有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我们究竟在寻找什么？


    自推翻帝制以来，百年中国从未停息血火厮杀，正所谓救亡旺倒启蒙，反帝反侵略与反对封建糟粕混作一团。在无情的暴力革命和土地战争面前，封建传统历史性地崩塌了，又似乎依然存活无碍，并没有真正崩溃！我们推崇背叛，包括推崇革命先驱们对无数家庭的背叛，这一切，又似乎根本不可能一下子了断。传统家庭就像一条河流仍在奔腾向前，而我们不过是这条滔滔大？可中一粒黄沙碎砾……


    我又一次想到了《夜未央》当中革命青年的爱与死，又一次想到易卜生名剧《娜拉》和更多的质问：娜拉走后又怎样？


    也许，我们想在黛莉后半生那坎坷人生当中，寻找并且证明些什么要国？要家？要民族解放、个人自由？这些概念是分裂的还是统一的？我们怎样看待巴金和他的《家》《春》《秋》？事到如今，我们对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主旨，又将如何评说？现当代文学之间是什么关系？作家、作品与痴心读者之间，在历史上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七得楼来，李彬兄弟轻轻叩门。


    赵梅生女士拄着一只拐杖，站立干厅堂中间，并无须赵健搀扶。她用典雅的微笑迎接盛开的鲜花。一个漫长而又隆重的午后。追访历史，晚辈唯余敬畏。谈话从名字开始。小问题，易轻松，却极是关键。我需要再一次验证，眼前这位梅生老人，是不是当年那位赵黛莉？


    李彬搀扶老人坐定。


    “老人家，您还记得黛莉这个名字吧？”赵梅生老人腰背端直，面容方正，戴一副方框眼镜，保持着一种非凡的气度。她毫不迟疑，并且有些欢快地回忆道：那时我在太原女师读书，有几个同学很要好，都嫌原先名字土气，一个胡同学起了新名叫燕莉，很好听，我就叫了黛莉，还有一个杜同学，想了半天起不好，我们就叫她黑莉，说黑色跟黛色反正差不多呀！她也认了。另一位好朋友，叫文彩霞，起个啥莉她都不满意，就还叫文彩霞吧。彩霞住在上马街，我家住在坡子街，关系特别好。


    她确实就是赵黛莉啊！老人脑子清楚，我很庆幸。接下来谈读书，以便接近巴金。


    黛莉老人一现在终于可以确认这个称谓了，她用那种非常熟悉的山西普通话来表述历史，因而让我感到这历史很近很近，并不遥远。她清楚地记得那些革命理论家的名字：克鲁泡特金、髙德曼等等，她甚至说出了无政府主义创始人巴枯宁这个名字来，


    那是一位将个人理想、个人自由、个人道德置于首位的大宣传家。很显然，青年赵黛莉那思想底色，亦是激进的乌托邦之梦，同时又极端看重个体精神与操守，强调男女权利无条件平等。


    安那其主义者的个人奋斗精神，注定了他们在中国政党革命中的悲剧地位……


    在那样一个启蒙时代，文艺类书籍和许多新型剧目，被进步青年们当作“利器”看待。因此黛莉老人接着说：


    我父亲留学英国，本是比较开明的，但是他和我的哥哥们，总是把那些理论书籍当作“左”的东西，不喜欢暴力革命。对于我爱读文艺类作品，倒是不多干涉。我们读刘师复的书，读关振铎的《向光明去》，读巴金、茅盾等人的作品，却无论如何读不懂鲁迅，到现在我也读不懂！读巴金当然更多些，也最喜欢巴金。你说啥？对，当时太原买不到巴金新写的《家》，是我姐姐过生日，姐夫把书当作礼物送来的，我一下子就迷上了。正巧，我在家里看《大公报》，上面刊登了巴金一段回忆录，也是我好高骛远吧，就给巴金先生写了信，没有地址，就请《大公报》转给巴金。当时我害了病，猩红热，还是坚持写完了第一封信，我谈我的读书感想，谈虚无主义理论。我记得是晚上点蜡烛写成的。我一心只想离开这个家，投身社会革命。真是没想到，巴金先生很快就回信来了。对啊，我一看，他说我自己就是一个琴！我让同学们都看了，大家非常髙兴，文彩霞她们说，还不赶快给人家回信呀！


    巴金正是在第一封信末尾，相告黛莉直接的通信地址。我没有想到，直到今天，黛莉老人竟能清楚地背诵巴金写于第二封信中那一段：“我给另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写信，也说过这样的话。社会太黑暗了，人情太复杂了。你只是一只羽毛未丰的鸟，你还不能够在自由的天空里飞翔，因为在那里有无数老鹰在等着啄你。”老人又回到她的学生时代，诉说十分单纯。赵健和李彬在一旁听了，惊讶地用大眼睛看着我，意思是：果真有这样一段话吗？我说：我看到过这一段，巴金先生还劝你，不要老是想到牺牲，一个少女也应该有些享受，过一些快乐的日子。老人便说，对了，有这个话。接着，她在沉思中提到了萧珊，说后来她看到过巴金致萧珊的信，内中也有劝其耐心读书之意。这一点我没有考证过，不妨补查一下。


    赵健女士始终面含笑意地望着老母亲。此刻便对我说：您没有带来这些信呀？能给我们欣赏一下吗？我说当然，这是我应该做的。只是老信容易破碎，不好携带，我复印一套送给你们吧。


    黛莉老人仰面想了想说，几十年过去，真不敢相信这些信还能留下来。当时离家走时，她把一批书和一包信放在了房间顶棚上，有一块方格子天花板，是可以活动的。老人忆道：1949年以后，她见到过“不爱读书的三哥”，三哥说曾经发现过她藏在天花板上的那些书，跟共产党的书很接近，就都给烧掉了。这就是说，三哥他们发现了一批书，烧掉了，却没有发现这包信。


    我告诉老人，这院子后来由二四七厂转卖给太原市政府，拆了搞城建，这包信终于被人发现，又转给了古董商，才得以保留下来。


    老人点点头，感叹地说：战争也没有毁掉它们。我知道，轻松的话题即将过去，沉重的一页就要展开。鬼子来了。


    我们避开了其父赵廷雅和六叔赵廷英任职事敌这一段。谈话进入黛莉离家出走以后的往事。在许多中老年人心头，往事与现实本来就是交叉糅拌在一起的。人们动不动就会听到：我小时候如何如何之语，借以发表感想，佐证现实生活之正误。的确，人成长于童年和青少年，影响一生不可变。无论在生活里还是在梦境中，往事总有一块牢固位置。我们重审往事，常忆常谈常新。采访黛莉的故事，不断发展推进，赵健时有生动补充。这显然是母亲平日里重复念叨所致。


    我在这里首先综述一下历史背景：


    197年9月，日军沿京绥公路攻抵山西北部。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阎锡山出任国民政府划定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朱德、卫立煌、黄绍婊等出任副司令长官，统帅晋绥第六、第七两大集团军，赵承绶骑兵集团军、蒋系第十三集团军和中共主力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英勇开赴晋北，联合御敌。阎锡山亲临前线行营指挥。雁门关内外，硝烟弥漫，炮声撼天动地。一方面，前线军事拼杀异常残酷，另一方面，整个山西民情沸腾，城乡民众从政治上、经济上全力支前，阎锡山顾全大局号召各党派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形成一个国共两党有史以来最好的合作期。新划分山西省内共七个行政专区，有三个专员为中共党员担任；同时支持中共在山西成立半政权性质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统领十个游击支队和剽悍的察绥游击队，倾力支持中共领导下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层层发动群众，招兵买马，组建精锐新军数万兵马。


    之所以要讲这一段，是想说明，青年们身处二战区抗敌前线，大敌当前，一心报国，祖国正在急切呼唤，他们并没有细细察分谁是国民党，谁又是共产党，只要是合法条件下的抗日部队，热血健儿都会踊跃参加，只要是抗日所需之事，人民都会拼命去做。谁能想及1949年以后的阶级斗争，竟是那样泾渭分明？战友命运沉浮，竟有天地之差？


    请看，在抗战初期，山西一省，涌现出英雄的农救会会员118万余人，妇救会会员60余万人，青救会会员近10万人；先后参加栖盟会、战委会、同志会和各级政府团体的青年们，不分国共两党，其数字更是庞大无计，人们坚决相信和依靠本国政府，人们认为参加这些组织就是救亡，绝大多数人无意分辨各党派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乃至尖锐矛盾。如果要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那么，在当时，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残暴日寇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一切抗日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都是我们的朋友！赵黛莉和她的同学们，也必将这样回答。此时，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全村青壮汉子参军抗战，结果，无意当中，一部分人加入了国民党部队，一部分人成为中共战士，大伙儿觉得都是一样的。还有，同一个班的革命同学，分拨儿投入战地服务，结果一拨人加入了国民党，一拨人成为共产党。谁也不曾深谋远虑，细加分辨，反正都是坚持进步、抗击日寇的中华阵营。197年，一个英勇口号响彻三晋大地：“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


    日军前所未有地在山西遭到大规模抵抗。战争极其残酷。鉴于种种原因，这段由阎锡山总体指挥、由中国军人血溅八荒所构筑的悲壮战史，尚未被世人熟知，更谈不到被主流史学所重视。可惜我在这部作品中无法展开去写。


    这是一部中国联军抗击外敌，气吞山河的不朽史诗，迟早会公正地诉诸世间。此役，阎锡山愤而枪决失利军长李服膺，在正面战场上，又有郝梦龄军长和多名旅长、团长以身殉国，我军官兵牺牲上万，负伤两万余。据山西文史委正式出版的史料称，“我军以太原兵工厂8万多发炮弹，向敌人猛击”，“当战争最激烈时，某日从拂晓至黄昏，在正面约里宽的战场上，竟牺牲了10个团，平均约一小时牺牲一个团……经天英勇战斗，日军蒙受重创，伤亡万余众”。悲痛的是，第一战区平汉路国军战败于石家庄地区，山西东部太行山诸关隘，裸现在日军炮火之下，娘子关遂于10月6日失守，以致忻口战场腹背受敌。省城告急！我军忍痛退守太原，做更艰苦抗战。至11月8日夜，太原竟陷敌手。我军各部与日军在山西展开八年抗战，山西军政誓死守土，决不退出山西战场。


    晋北抗战及忻口战役，国共双方并肩喋血，惊天地而泣鬼神。指挥和参加此役的国共高级将领有：


    阎锡山、黄绍竑、张培梅、卫立煌、汤恩伯、傅作义、王靖国、续范亭、粱化之、赵承绶、宁超武、郝梦龄、李服膺、杨爱源、孙楚、邛锡侯、孙连仲、曽万钟、陈长捷、杨澄源、郭宗汾、高桂滋、刘茂恩、刘家琪、郑廷珍、姜玉贞、李默庵、李家珏、裴昌会、朱怀冰、刘奉滨、章宇拯、孟宪吉、粱鉴堂、方克猷、周玳、冯钦哉、董其武、杜堃、马延宁；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彭雪楓、聂荣臻、徐向前、黄克诚、萧克、陈锡联、陈再道、程子华等。


    将军大名，个个如雷贯耳。而娘子关失守，致晋东战局急转直下，成为整个战役沉痛转折点。阎锡山曾有诗曰：“当时若非娘关败，忻口岂只二十三！”是的，如果不是腹背受敌，我军抗击骄横日寇，绝不仅仅是忻口之战那二十三天，而是更长更长。敌强我弱，抗战尚须持久。日寇攻陷太原城，赵黛莉，她该向何处去？（未完待续）

 第十八章 从克难坡到嘉峪关

    赵黛莉一一梅生老人深陷回忆中。讲述之间，女儿赵健时有提醒间或加以补充。故事迅速向前推进，黛莉命运如萍，大大出人意料。


    国难当头，人心思战。赵黛莉独在家中收拾行装。她不知道自己归宿所在，只知道自己决心不改。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心爱书籍，有关巴金的往来书信，打包起来，都一一放到顶棚上去了。同学们在召唤，山西全境燃起熊熊抗日烈火，更在召唤。许多同学，早已离开太原，奔赴抗战队伍了。这一夜，赵黛莉和父亲赵廷雅又生了一回气，愤然跑出“坡子街0号”，大踏步向着上马街奔去。好同学文彩霞就住在这里。这条上马街，相传是李自成进北京，上马出征之地。文彩霞要参军抗日，信念坚如磐石，赵黛莉去找她，志同道合，两人即将从同学姐妹转为浴血战友。


    没有想到，当黛莉在夜色中敲开文家大门时，却被一条黑壮大汉挡在了门洞里。这汉子没有告诉黛莉真实情况，只说文彩霞去了表姐家。后来得知，文彩霞果真参加了二战区领导下的抗日军队。而在当时，文家却不愿意让人知道，尤其不想让家庭背景比较复杂的同学知道。黛莉后来有机会质问过文彩霞：你为什么不约我一起走？文答：太原沦陷，家人谁也不敢相信！


    就是这么一个家人的警惕或者说好友的闪失，决定了同学们之间人生道路之迥异。


    此后，黛莉独自一人，断然离开父母，离开了太原“坡子街0号”，向南、向临汾追赶阎锡山省府而去。她至今记得，离家时，春节刚过，是正月初九那个寒冷的早晨。


    太原失守，阎府南撒，先到临汾整肃军政，后向西到吉县，最终落脚在黄河东岸南坡村。这个小村庄距离壶口瀑布极近，易守难攻。阎锡山亲率各部将领和各大机关干部，挖窑洞、修工事、建军营、搞培训，日夜不停，苦心营造了一个指挥二战区总体作战的战略新基地。为迎接胜利，阎锡山嫌“南坡”二字不好听，特地把小村改名为"一克难坡。最多时驻扎兵马三万人。


    至为遗憾的是，黛莉一个心眼儿准备快些奋身于对日作战，哪怕牺牲，却没有遇见一位类似于中共“洪长青”式的指路人物。一般说来，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组织形式，他们认为，一切政党、组织和权势都存在着向专制统治发展转化的可能性。安那其主义者不去做虽然有利于组织却不利于个人建造的事。他们从理论上反对有组织、有政府目标的战争，担心封建主义个人独裁借尸还魂。但是，日寇凶残淫恶，无政府、无组织的抵抗运动和失去统一指挥的军事斗争，必将弱小无效，最终便会亡国。对此，巴金先生写道：


    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有人说安那其主义反对战争，反对武力。这不一定对。倘使这战争是为了反抗强权，反抗侵略而起，倘使这武力得着民众的拥护而且保卫着民众的利益，那安那其主义者也参加这战争，而拥护这武力。


    巴金的声音传之久远，黛莉也一定听得见。黛莉痛惜未能与文彩霞同行，她茫茫然独自南去，错失了参加抗日队伍乃至参加八路军的机会。省政府先在临汾落脚，黛莉也来到距临汾不远的汾阳城。这时，她找不到同学，找不到方向。突然，她又听说国民政府大举迁都重庆，而姐姐赵巧生与姐夫正在重庆兴办实业公司，支援抗敌救灾，她便决定设法往重庆去。然而国事家事俱在骤变之中，想不到，姐姐和姐夫又将前往甘肃创办赈灾工厂，即将离开重庆。黛莉只好放弃赴渝计划，盲人瞎马，转而投奔了阎锡山设在汾阳城外的省政府临时办事处。


    黛莉诉说汾阳之困，使我联想到另一段人生故事。这位山西姐妹，名叫董边，与黛莉是同一代人，也是一位地主的女儿。而董边与两位同学始终在一起，太原沦陷后同样流落到临汾。但是她们运气很好，一下子就参加了八路军一支女兵队。队长就是杨尚昆夫人李伯钊。不久，李伯钊要去延安，也就把女兵队带到了延安。董边住进延安窑洞，重新学习，锻炼提高，随后分配工作，竟到了中共政治研究室。而研究室主任正是毛泽东，副主任是陈伯达。董边在这里勤奋工作，谈恋爱嫁人，丈夫竟是田家英了。你看看！后来，董边在北京长期担任著名刊物《中国妇女》的领导职务。殊可叹，同是抗战离家人，同为省城读书女，同有牺牲报国心，三岔口上偶分离，人生境遇竟然如此不同。


    少女赵黛莉，从汾阳办事处动身，跟随阎府两位办事员，前往克难坡。


    老人回忆，她趴在一匹骡子背上，艰难行走七天七夜，终于到达克难坡。这里，大片黄土沟壑，起伏一望无标。黄河在山脚下咆哮奔涌。壶口瀑布，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多娇，一时多少豪杰。望河亭上，刻有阎锡山亲撰抗敌对联，至今读来，仍教人荡气回肠：


    裘带偶登临，看黄流澎湃，直下龙门，走石扬波，淘不尽千古英雄人物；


    风云莽辽阔，正胡马纵横，欲窥壶口，抽刀断水，誓收复万里破碎山河！


    好联！


    遥想山河破碎，黛莉一颗心怎能不破碎。


    问题正在于此，黛莉离家，东奔西走，既无同学好友结伴，又无团队集体可依。她失去了身份，成为一个边缘人。一路行来，她始终未能摆脱豪门大户关系网那重重阴影。她举手投足，俱在亲戚故交的老圈子当中。从汾阳出发时，就是家人熟识的县长帮了忙。来到克难坡，她疲倦、孤独。她想家、脆弱。她本是一位娇小姐。她不由自主，需要歇息。她又该落脚何处？


    前头有述，阎军高级将领赵承绶，与黛莉叔父赵廷玉、赵廷英同是保定军校第五期毕业。这时节，赵承绶驰马前方领军作战，其家眷则在克难坡窑洞中暂住。窑洞里多么温暖啊，少女黛莉无路可走，只好歇脚在赵承绶家里，喘息一阵，权避一时。


    未料，日军飞机轰炸克难坡，地面部队“欲窥壶口”，意在掌控黄河渡船，伺机西犯。二战区各部队奉命坚守大河天险，绝不退让。说实话，毛泽东在陕北，蒋介石在重庆，八年安全，运筹帷幄，持久指挥，实与阎锡山坚守黄河御敌克难息息相关……


    这里要说的是，克难坡再度告急，所有与作战无关人员，尤其是家属老弱伤病群体，都要紧急疏散转移到黄河西岸去，到陕北秋林去。赵黛莉忍不住哭了。一叶飘萍叹零丁，人间万恶是战争。黛莉老人回忆说，在日军飞机轰炸之下，她随同苦难人群西渡黄河。船只不够，一部分人必须绕行到一条铁索桥上，头顶飞机肆虐，冒险攀向彼岸。老人说，桥索飘忽无定，脚下波涛汹涌，她生平第一次踏上这夺人魂魄的铁索桥，头晕眼花，心惊肉跳。走石扬波，抽刀断水！


    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一个文弱少女，你从哪里来？你是谁？你要到哪里去？


    我忽然想起来，前述找错了门的赵逢冬先生家，其侄女赵文英，当时也在克难坡劳作支前。她们显然没有相遇相识会合在一起——这不是编撰电视连续剧。


    赵黛莉渡过黄河，她那双不曾包裹的新式大脚，落在了陕北黄土地。此后，她一会儿在秋林，一会儿又被兵站站长送往韩城。这些荒僻去处，都不是久留之地，黛莉最终漂落到西安古城。是的，她既没有找到共产党，也没有追随国民党，她举目无亲，她很难生存。唔，娜拉走后又怎样？娜拉走后很危险！鲁迅曾说，娜拉出走，不是重返家室，便是沦为娼妓，中国女性，独行最难。


    赵黛莉在西安，落脚点依然逃不脱亲友故旧。叔父赵廷玉、赵廷英在保定军校五期同窗里，除了前头提到的傅作义、赵承绶，还有一人就是宁武同乡杨耀芳。杨在阎军中亦为名将，曾任晋军第六军军长，赵廷英即在该军就任第四十七师师长。“七七事变”之前，毛泽东率红军东征山西，第一个对手便是守河将军、晋西警备司令杨耀芳。据宁武史料记载，此次作战，陕北红军首领刘志丹，就是被杨部章振宇团所射杀。不知是否准确。


    抗战爆发后，杨耀芳与阎系不睦，失去兵权，手下师旅尽属他人。据说，赵廷英投敌，亦与此番变故相关。阎锡山仅仅委任杨耀芳出任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中将处长，不再带兵打仗。其家眷亦在西安。赵黛莉从韩城坐胶皮大车来到杨家，整日与杨太太、杨公子枯坐闲聊，还是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此后，黛莉在苦闷中去往甘肃，到兰州、天水等地与姐姐一家会合。而这个新兴民族资本家的家庭生活，仍然不合赵黛莉心意。离家出走之际，赵黛莉随身带出一笔钱，数目不小，大约有三千多元法币。当时，每二十元法币可换得一两黄金，推算下来，这笔钱相当于黄金一百五十两，煞是可观。结果，姐姐赵巧生与人打麻将输掉不少钱，便拿了妹妹这笔钱去做香烟生意。黛莉老人回忆说，自己从未出过门，一向不知生活之艰辛，身上有钱，竟不知做何用项。姐姐要用，拿去好了。而且，无政府主义者有一条理论，就是鄙夷钱财，自我奉献。这下可好，姐夫在天水创立毛纺厂是个长线买卖，一时间并不见钱，姐姐家成了无底洞。从那以后，赵黛莉变成了一位穷小姐。


    就在这时，赵家父亲赵廷雅，从太原给姐妹俩来信了。他牵挂着女儿“梅生子”，劝她中止流浪，继续读书，再图前程。赵父执意主张黛莉离开甘肃，前往北京去上大学。对于父亲及六叔在山西事敌，黛莉本来就极度不满，现在又劝她到日军华北大本营北京去赶考，当然不会应从。尽管她渴望读书，期盼进入大学之门，这一点没有疑义，而生灵涂炭，国难当头，烽火遍地，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尽为日本侵略者所造成。她怎能在滴血的刺刀下，把书本读进去？于是，黛莉回应父亲：我宁肯永远浪迹天涯，也绝不到日军占领区，去接受奴化教育。


    老人对我和李彬重复说：我不要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我不去北京上大学！老人言及至此，情绪依然激动。


    山河破碎，理想必将破碎。


    生活无比沉郁。


    穷小姐赵黛莉，身无分文，一时间走不出姐姐家门了。到这时她才知道，娜拉的确不具备独闯天下、自立自强的能力。


    这一天，黛莉随同姐姐上了兰州。她百无聊赖，闲得心慌，又想买几本书看。此去兰州，是为姐夫的“赈济第二十工厂”购进羊毛。这位厂长姐夫，曾用名叫李鸿桢，留洋英国学习毛纺印染轻工业，1949年以后，曾任北京清河毛纺厂工程师。当年他创办的天水纺织厂，后来成为当地一家大型企业。


    赵家姐妹一到兰州，即有豪门大佬出面招待。此公不是别人，正是宁武巨富、民国闻人南桂馨的长子南映庚。前头有述，赵、南两家，上一辈就是亲戚了。南映庚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派驻西北，担任兰州区银行及四明分行监理官，此前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第三处处长，地位显赫。


    提到四明银行，实力煞是了得。近些年拍卖会上，时常可见由四明银行衍生的老票证。该行为清朝晚期成立于上海的几家私立银行之一，经营主体是宁波人，四明便是宁波之别称，民国以后逐渐有雄厚官股注入，广泛发行纸币，经营项目繁多，融资巨大，其大本营驻扎上海，窥控全国经济命脉。原先有句话形容山西晋商老牌票号，说“执全国金融之牛耳”，还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到民国以后，这话就该送给四明等新银行了。抗战爆发，四明总部从上海雜转迁往重庆，遂在西安、兰州等抗敌大后方创立支行，仍可维持相当数量的金银法币运转。


    不知何时，宁武巨户南桂馨家族，介入了四明事务，且有大公子南映庚深人兰州，出任财政部监理要职。不难想见，当此动荡岁月，更偏远地面，南家公子与赵家姐妹相逢，自是热忱四溢，感慨万千！两家人许多体己话诉说不尽。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此次南、赵两家年轻人他乡逢聚，对于黛莉今后命运构成极大转折。


    命运这东西，说是偶然，实为必然。


    南映庚得知，梅生子一赵黛莉尚且闲居姐姐家中，无事可做，当即出面帮忙。他亦有能力帮得这个忙。


    知识女性赵黛莉，从此成为兰州四明支行属下一名职员。她很快学会了打算盘，同时兼任中英文翻译工作。生存需求大于探索，大于追寻，大于奋斗，大于对他人的拯救。她渐渐疏离了曾经无比炽烈的革命理想，流浪的脚步中止在抗战后方一家银行柜台之前。生活重新显现温馨气氛，还有暖色调子。


    工作之余，黛莉重新捧起文艺类书籍，在躺椅上慢慢读去。也许，她记起了巴金先生第二封信里那几句话：“你得听我的劝告，等候着将来。你不要老是想到牺牲，你也得有些享受。一个十七岁的女子，也应该过些快乐的日子。”


    巴金还在第五封信中，对黛莉做进一步劝告：“你不过是十七岁的孩子。而中国还充满着三四十岁的壮年人。第一批献身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你。你不要那样苛酷地责备你自己。”


    第七封信，巴金先生对黛莉最后致言：“望你好好地活下去！”——中国兰州，这里没有战火。这里是和平宁静的大后方，土地广阔无垠，人心忠厚朴实，充满甘甜爱意。银行工作遮风避雨，条件相对好些。这一切，都比较接近人性，提升人们“好好地活下去”的热望。


    谁也不曾想到，不久之后，平静生活又起狂澜，悲剧这才刚刚开始。（未完待续）

 第十九章 坚决不做二房太太

    国民政府财政部驻兰州区金融监理大员南映庚，把流浪中的同乡姐妹安置到四明银行工作，一下子就解决了弱者生存的难题。我们不好揣测，黛莉自己作何感想？采访中，我任由老人诉说，并不想打断她，追问她。我想到，知识女性大都喜静不喜动。那时一位女作家，名叫沉樱，山东潍县人，继冰心、丁玲之后，曾引人注目。沉樱在表白自己时，留下这样一段话，给人印象深刻。“我不找大快乐，因为太难找；我喜欢那些小快乐。像我爱听音乐，从来没想到做音乐家；我爱画画，从来没想到做画家！我爱种花，从来没想到做园艺家；我爱翻译，从来没想到做翻译家。我对什么事只有欣赏的兴趣，没有研究的魄力，更没有创作的热情。”


    对于这段女性道白，你尽可以把它说成小资情调，我却感觉亲切可信。杨沫写作《青春之歌》，林道静原先的底色也大致如此。据说原稿中林道静要温情许多，真实许多，并非风风火火那个样子。出版前一改再改，最终改成了一幅革命战士对敌斗争宣传画。


    出身富有家庭的新知识女性尽管她们热烈向往革命，痴心背叛以往，却很难变成在饥寒交迫中英勇就义的刘胡兰。（兰州时期的黛莉）


    应知出身富有家庭的新知识女性，尽管她们热烈向往革命，痴心背叛以往，却很难变成在饥寒交迫中英勇就义的刘胡兰。因此，沉樱所做表白，要比宣传口号式文艺作品中刻意塑造的女革命者形象，更具普遍性，因而也更真实。沉樱女士后来去了台湾。黛莉深爱巴金作品，也受到过革命新思潮的洗礼，却未必能够成长为一名红色革命战士。她不曾受到过丁玲那样的血火锤炼。而初任中宣部文艺处长的丁玲女士，刚一进城，就在公开讲演中直率地劝导青年们，要洗一洗脑子，不要继续迷恋冰心、巴金等人的旧作品，这位老共产党员认为，巴金作品不可能为青年们指引出一条前进的道路。她先是承认巴金作品“也可以使人向往革命”，然后尖锐而又辛酸地批评道：“那种革命，上无领导，下无群众，中间只有几个又像朋友，又像爱人的人，在一起革命，也革不出一个名堂来。”所以“跟他走不会使人更向前走。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正在纠正他的不实际的思想作风”。


    积极督促巴金开赴朝鲜前线，去烈火中改造为宣传而写作的，也是这位丁玲女士。事实上，丁玲与巴金私交蛮好。惟其如此，才更让人感到当年思想斗争的巨大威力。


    一如丁玲所说，黛莉等人大多是这样吧一先是读了巴金“也可以使人向往革命”的小说，结果是“跟他走不会使人更向前走”，当然“革不出一个名堂来”。她们心底深处，很可能与作家沉樱更加接近。那么，当年革命家的逻辑是：这些“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个人精神的自由，只注重自我道德情操的建造，他们与贫雇农强烈要求激烈斗争的革命情感格格不入，因而也很难与红色革命长期保持一致，所以对这一大批人进行“洗脑”、“洗澡”和思想改造，就显得十分必要，非常迫切。


    1950年以后，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无情讨伐与批判斗争，一场接着一场，愈演愈烈，直到他们在炼狱中完全否定了自己，然后进一步与同类群体自相残杀起来……可能有些扯远了。


    且说黛莉在四明银行兰州分行落下脚来。一颗脆弱的心，经历遥遥千万里车马悸动，渐趋平静。据记载，日军飞机很少袭扰兰州，似乎仅飞来一两次，损失亦不很大。


    远离战争近风月。在不知不觉中，赵黛莉身边出现了男士身影。这是一位宁波人，姓张，银行高级职员，说一口海味儿国语，不知道他和主办银行的宁波帮是哪一层关系，反正他在兰州这边还担任了职务，做一名副经理。我们不妨管他叫张君好了。


    像许多上海男士一样，这位张君很会体贴人，不仅在银行业务上是一把好手，而且多才多艺，能够吹拉弹唱，演奏手风琴，此外还懂得一些医学，注重保养。张君长相也十分精神，周身利落，绝不同于一般的上海小开。


    张君出现在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之间，成为少女眼前一道鲜丽彩虹。


    张君对黛莉产生了深深爱意。有黛莉在，他那大西北生活便不再枯燥。


    一场大西北之恋就这样开始了。这并不意外，人们祝愿他们美满幸福。他们也庆幸自己，在遥远的阳关外，居然找到了爱情。


    远在大西南漂泊的巴金先生，也是这个时期与萧珊结合于贵州的。


    张君和黛莉相互支撑着，共同走完了抗战胜利之前那段劳苦之路。1945年8月15日，日寇终于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夺取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他们举杯欢庆、彻夜不眠，他们在歌声里憧憬未来，筹划告别大西北，到就要重新繁荣的上海安家去。


    一场悲剧即将来临。在往昔岁月里，黛莉曾经痛苦地体验过颠沛流离是何滋味，谁又能知哓，更加漫长、艰难的颠沛流离，还在后边。


    1946年，四明银行总部从重庆迁返上海。张君奉调返沪，荣任新职。


    当初，张君孤身一人远赴兰州，现在胜利返沪，竟多了娇妻黛莉，变成了夫妇二人。不，黛莉已经怀孕数月，腹中小生命时呈动态。家子前去上海，应是三口人了。这个腹中小生命，如今就坐在我们面前——话到此处，赵健女士微微苦笑，怅然若失。


    一路上，全家人辗转车船，鞍马劳顿。虽说疲累，黛莉依然高兴，她从没有去过大上海，她只是在八年前，与那里一位著名怍家有过书信往来。她要对上海高声说：美丽的黄浦江，我来了！而张君却一反常态，身心不展，整日里郁郁寡欢，很少言语，仿佛在为生计发愁，又不大像。


    不论是喜剧还是悲剧，那大幕迟早总要拉开。


    这是一场悲剧，无可救药。


    谁能想得到，张君在上海，竟有一个不可颠覆的家庭存在！说起来，张君从小到大，从读书到成人，多蒙舅舅一家照顾。如今，张君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财主”，舅舅自然欢喜，并且心存依赖，而早先定下的一房妻室，正是舅舅家的宝贝女儿，已经苦等张君多年。张君心头似有似无，不到跟前也重视不起来。要说张君长期隐瞒黛莉，似乎也并不公平，因为张君并未与这位“大老婆”生活过一天。张君或许以为，此次返泸，无非大闹一场，把那个家族旧婚姻否掉罢了，然而舅舅一家绝不允许他这么干。人家早已将生米煮成了熟饭，这不，非但不能离婚，更将弟弟家一名少儿也带入新居，要一块过日子。对于黛莉，他们也许觉得，张君不过是领回一位读书女子，这妮子在上海无根无势，她能怎么着？要么你屈尊做个二房，日子也得过，要么你卷铺盖走人，去当独立新女性，谁也不会拦着。


    面对这桩难缠婚事，实实将黛莉气了个半死。继而，张君抗不过族亲旧势，又表现出种种软弱来。黛莉欲哭无泪，她万万不能料到，自己从小读新书，思背叛，离家族，争自由，反男权，求独立，到头来，反而更深地陷入了封建宗族男权中心这污黑泥潭之中。仰天长啸，痛不欲生，腹中有子，难上加难。有人会说，这是旧中国特有的女性悲剧。而这种说法太简单了，此类悲剧仅仅是那时的中国所特有吗？真正的女性解放之路，不知将何其漫长。


    赵黛莉，这位熟读巴金怍品的知识女性，此时此刻显示了她那誓不屈服的巨大勇气。她绝不会向一个老旧家族低头妥协，她坚决不做一名衣食无忧的二房太太。


    黛莉与张君长谈无效，决计离开上海滩，重踏流浪路。尽管她身怀赵健，已经有五个月了。她往哪里走？她往何处去？


    她谁也不熟识，只能调头复返来时路，再度投奔甘肃天水姐姐家。


    这位张君，情知黛莉腹中怀着自家孩子，那是见证他们曾经相爱的果实，却拿不出任何办法来。张君哽咽着表示：你决计要回甘肃，我就送你一趟吧！


    仍是辗转车船，鞍马劳顿。来时全家爱意浓浓，走时形同路人，一腔怨恨。


    车到天水近黄昏，张君昏头涨脑住进了旅驿。黛莉独自一人，向姐姐家中踯躅而去。


    姐姐赵巧生，看一看妹妹肚腹，听一听悲凉倾诉，当场发出一声山西女性传之久远的凄厉尖叫。她转身直奔旅店，去找那张君，要讨个说法：南蛮子，你凭什么这样！张君沮丧乱语，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在中国，任何一场由伦理道义、新旧理念引发的争端事件，初始十分严肃，到结尾时，终将演变为某种经济形式的补偿。赵巧生怒斥张君，谈判说理，结果也无非如此。双方息怒，折算一番住院、生育之费用，末了，张君答应每月补偿50块大洋，给够五个月拉倒。


    赵巧生再索要，张君说，没了，我手边只带了这么些钱。以后？那可说不好，看情况尽力吧。


    无奈间，张君与黛莉这段姻缘，就此算是了断。可叹断了婚姻，却断不了永远的哀痛。黛莉从此终生未嫁。她独自一人，苦苦把赵健带大，母女俩至今相依为命。


    而赵健本人，一辈子也没见过亲生父亲。


    可叹断了婚姻却断不了永远的哀痛。黛莉从此终生未嫁。她独自一人，苦苦把赵健带大。


    赵健并不是生在天水。当时，巧生姐姐一家，正要将天水纺织厂的资金转往上海去。姐姐一家急需赶赴上海，办理诸多事项。姐姐要远行，妹妹要生育，却无人照料。又是无奈间，姐妹俩想到，西安还有大叔家一位堂姐，名叫赵菊生，生活比较稳定。匆匆忙忙，黛莉跟着姐姐，艰难地去了西安，投奔赵菊生照料生育。不久，赵健出生在西安一家医院里，堂姐赵菊生把黛莉接回家中小住。待到姐姐巧生一家正式迁往上海时，路经西安，遂将黛莉母女俩带往上海而去。


    怎么又回到了上海？是的，战后许多民族资本家纷纷转往上海发展，并且确实迎来过一段黄金时光。


    黛莉始终弄不明白，自己的一生，为什么总是离不开太原，西安、甘肃、上海这四个地方？又为什么，总是离不开家族关系网？这不，巧生、梅生姐妹俩，一到上海，即有山西宁武大表兄、二表兄出面招呼。其中一位，竟是四明银行新任董事长。拐了这么大一个弯儿，黛莉重入上海四明银行工作。


    看看我自己一除了几件旧衣服，领着一个小姑娘，其余什么也没有连最小的房产也没有，我当然不是资本家，肯定不是！


    姐姐巧生提出，应该再找张君，算他一笔账，妹妹黛莉坚决制止，她要依靠自己，劳动生活。


    斗转星移，风云轮转。收音机里，传来山西、河北、山东和东北农民们那激昂的口号声，闹土改、闹翻身，一个“闹”字，便知这口号动静极大而又残酷无情，使得赵、南两家三代人，心魄颤抖，不知所措。紧接着，又相继传来中共大军在华北、东北，在平津以及全国各个战场上，不断夺城铲地，向长江推进，取得大胜的消息。每一天的广播，都以极其强大的力量，震撼着无数上海资本家们那颗恐惧的心。


    四明银行原本经营法币，眼下，突然改换成整卡车的金圆券了。要说点票子，任是神仙也点不过来。这分明是遮盖不住的败相，大败相啊。


    1949年初夏，从四面八方传来隆隆炮声。中共大军突破长汪，占领南京。黛莉周边形形色色的人物，惊恐地高叫：解放军奉莩鉍而黛莉却很平静，她甚至怀有极大欣喜。采访中，老入擒军有什么可怕？他们就是曾在山西抗日的八路军呀！老人说：当时，我看了《共产党宣言》，从而知道了，资本家必须有资本，资本大了才叫资本家，资产阶级必须有资产，资产大了才会形成阶级，看看我自己一一除了几件旧衣服，领着一个小姑娘，其余什么也没有，连最小的房产也没有，我当然不是资本家，肯定不是！我一无所有，我是普通银行雇员，我怕什么呢？


    5月7日早晨，在蒙蒙细雨中，黛莉和银行同伴们一起，走上街头，热烈欢迎共产党军队开进大上海。有趣的是，在同一时间，黛莉最热爱的巴金先生，也身处欢迎“共军”的人群中，同时同地观看着这支雄奇部队入城。他们没有相互遇见对方，或者说，即使相遇，也很难相识。是的，巴金从未见过黛莉，也没有见过照片，而黛莉小姐已经成为一名将近三十岁的少妇了。想一想，十几载春秋逝去，她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生历程，加上家族父辈的所作所为，又怎样向先生诉说？


    人们欢笑着。小赵健三岁了，在人群里跟着大人唱歌。打开《巴金全传》，陈丹晨先生写到了这个场景，“人们用新奇而亲切的眼光注视和欢迎这些穿着褪了色的黄军衣的战士的身影……巴金和黄裳也在街头和人们一起观看。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解放军”。黛莉女士在这欢迎的人群中并不显眼。这场景使人长思：中国旧势力曾经万般强大，现实无比严酷，而在几十年浴血苦斗中，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却显得软弱无力。他们，与共产党人钢铁般的组织纪律和不同时期卓有成效的方针战略，简直无法相比。李存光先生研究巴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分析，“五四”前后蜂起于各地的几十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因其组织涣散，思想行动不一，先后解散了。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许多人，也逐渐分化转向，或投靠国民党，或加入共产党，或离开政治舞台，少数坚持者退而从事乡村教育——“对于巴金来说，自己要走的那条本来就模糊虚幻的实际斗争道路，在现实中难以走通，执著的信仰和倔强的性格，使他既耻于与国民党合作，也难以步入治学或经商之道。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影晌，又使他不能也不愿选择新的革命道路。真是欲进不能，欲退不忍。巴金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这是一段颇具分量的分析。巴金如此，黛莉亦然。“不能也不愿选择新的革命道路”一语，包涵内容太丰富了。


    解放军挺进上海，民族资本家纷纷退却。四明银行原有巨额“官股”，一夜之间，即被新政府收归公有，不容争辩。银行家们开始大量裁员，四明银行一次辞退雇员六十余人。这其中，也有普通劳动者赵黛莉。怎么办？黛莉老人回忆说：我挺身而出，对大家说，我们不能就这样散去，要团结起来，和资本家斗争下去。当时，黛莉照着巴金著作，模仿着写出一份《告全体雇员书》，带领大家坚持上下班，向资本家要工作，要薪水。她带头领导雇员们前往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干预银行高层，不得随意解雇员工。很遗憾，市政府答复说，四明银行是一家私营银行，我们暂时不能多管其内务，同时又热情相告黛莉：如果你本人愿意，我们希望吸收你一道参加革命工作，我们可以介绍你到一家新单位去上班，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本来，这机会十分难得，黛莉却考虑到，雇员们尚在困难中，自己岂能只顾个人，一走了之？她没有答应这个建议，失去了这一宝贵机会。最后，黛莉领了银行三个月薪金，人家说是遣散费，再无别的办法。于是，她带着小赵健，拖着极度疲累的双腿，又一次回到姐姐身边。


    ―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姐姐家绝大部分资产，全部归公，所剩无几。


    在上海，原有众多山西老板经营着贸易公司，内中多有赵家老户，现在，眼看着生意不好做，共产党打击投机，管制甚严，一俟京沪铁路恢复通车，这些山西老板便卷起金银包裹，迅速返乡而去。


    ―赵家姐妹的“剑桥”父亲，只能留在甘肃，做个老老实实的教书匠，哪里还敢回到内地来？


    宁武老家，只剩下了赵家老奶奶，最后亦逃往太原，逝于1949年的动荡中。


    一一太原坡子街0号大院，匆匆转让给山西兵工厂。就是在这时，黛莉三哥转告她，原先留下的许多书籍信件，都统统烧掉了。


    赵黛莉二哥，留学日本，眼下也滞留在那里，一时回不来，直到1954年，通过红十字会接应，始离日归国。


    一一赵家姐妹无路可走，慌不择路。匆匆之间，从上海仓皇奔赴北京，暂时投靠南桂馨、傅作义等长辈们，看看怎样才能生活下去。


    以1949年为标志，一场巨大变迁，给赵氏家族带来根本性的动荡，异常剧烈。叹世态无情，形势如此，大家伙儿好自为之，各奔前程吧。


    话说到这里，黛莉老人沉默良久，一时无语。赵黛莉，终归不是林道静。（未完待续）

 第二十章 共同寻找黛莉

    怎么办？自抗战胜利后，赵廷雅、赵廷英以及所有赵氏宗族成员，他们逆势而为，饱受唾骂，深感无可辩解。阎锡山不待见他们，国民党惩处汉奸，而共产党这厢，正在倚重各路军事力量，大举夺取全国政权。无论怎么说，好事儿都轮不到这家人头上。


    一句话，赵家处境艰辛，阎锡山、国民党、共产党，都不会帮衬这一家族。


    黛莉太难了。眼看着上海不能生活，北京难以为继，全家竟无立锥之地。于是，赵家上百口亲友，向着东南西北11个省市，四面八方奔散而去。


    黛莉带着小赵健，凄凄惶惶。


    思来想去，总要依靠两只手，劳动工作度光阴。上海伤心地，北京谋生难，太原不能待，西安怎么样？黛莉决定重新投奔大慈大悲的西安堂姐赵菊生。自那年暂住西安，生育小女，黛莉与堂姐情义深厚。


    1950年春，黛莉拉扯着小赵健，投奔西安而去。


    一见堂姐菊生，二人悲从中来，相拥而泣。唔，茕哀苦独，形影孤凄，幼儿寡母，最是可怜。赵菊生一边安抚堂妹，一边拜托各位山西老乡，要为黛莉母女奔走一个饭碗。


    说来颇为奇特。堂姐赵菊生久居西安，人事较熟，居然找到了一位重量级老乡一中共早期大树特树的工业劳模赵占魁。说来话长，这位老英模系山西定襄人，抗战中在延安兵工厂搞铸造，一个心眼踏实苦干，为人憨厚朴实。当初，蒋介石号令围攻陕甘宁边区，中共猛将贺龙身为边区联防总司令，特命所属温家沟兵工厂，紧急制造十万颗手榴弹，装备部队御敌。未料兵工厂工会干部狄德建等人，突然提出工人待遇问题，并反对十小时工作制，说不好就要罢工。狄等要求延安军政当局给予工人以相应补偿，构成中共局部执政时期首次工人怠工事件。这还得了！贺龙差一点儿就要枪毙狄德建了。延安军政一面严惩狄等毫不留情，一面在工人中树立典型模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依靠榜样力量解决复工难题。延安《解放日报》热烈地报道了山西籍好工人赵占魁踏实肯干的事迹。毛泽东当即将这一典型放置到一个战略性高度予以推广。农村学习吴满有，工厂学习赵占魁，太行学习李顺达，军队学习张思德，干部学习白求恩。后来，又加上青年学习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少年学习刘文学，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最著名者当然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总之，要以典型带一般，把人民话语集中起来，把人民思想统一起来，把人民行动组织起来。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要树立一个或几个乃至多个光辉榜样，推广为普通群众跟党走的新坐标和参照系。要说总体效果，当然很好，那不是一般好，而是非常好，特别好。


    这一次大敌当前，毛泽东关于学习赵占魁的指示，相当坚决，不留余地。当时，毛泽东看了《解放日报》报道后，亲自给中央职委书记邓发打电话说：“奖励赵占魁这件事做得很好，这不是奖励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全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提高生产、改进工作的新生事物。平时我听你们说，要找斯达汉诺夫，赵占魁同志就是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你们要把他的优点总结起来，树立标兵，推广到各工厂和生产单位去。”从此，一场“学习赵占魁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49年后，赵占魁毫无疑问地成为全国首批劳动模范，并以西北工人代表身份，参加了首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历任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50年，赵占魁荣任西北总工会和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实职是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直到六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华全国总工会评选六十位“新中国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借此助推大型国庆纪念活动，赵占魁依然荣列其中。


    赵占魁生于1896年，逝世于197年8月6日。那么，这面老资格的“工人旗帜”，与黛莉母女之命运有甚关系？


    赵占魁的事迹，当年在西北党政军以及社会各界家喻户晓。但是，人们只知道他不辞劳苦为党工作的一面，却较少知道，他原本出徒于山西民族资本家早期企业，先在山西兵工厂所属铜圆厂学习翻砂铸造，技术日趋成熟，又在同蒲铁路介休工段做工三年，其文化背景正是民间传统的忠厚信义，所接受的训练又属干尊师如父理念，常与一些山西资本家打交道。说起来，那时候，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很好，是相当愉快和谐的。


    198年，日军侵占山西同蒲铁路，赵占魁逃亡下岗，一直走到延安来。如今，赵占魁既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局担任实际职务，那么，山西老乡赵菊生，并不费太大工夫，便辗转相托，很快与赵占魁及其家人建立了同乡互动联系。于是，西北劳动局副局长赵占魁，热情地介绍小老乡赵黛莉，到西北劳动局机关上班，做了一名会计，而且待遇不低。其间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难处。


    让我们整理一下思路：赵占魁来到延安时，已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人，他实在算不上一名激进的革命斗士，只是遵循厂规，忠厚待人，靠一身技术立足，重在养家糊口，后来做了官员，眼见得山西小老乡有困难，孤儿寡母，他不会见死不救。一种古老的传统义理，久存心底，很自然地发挥作用，能帮人时，尽量相帮。据赵健回忆，直到近些年，母亲与赵占魁亲属仍有相互来往，母亲一生都非常感谢赵叔一家人。


    这简直有点儿“阶级斗争熄灭论”了。是的，所谓阶级斗争，在中国民间社会里，并非时时刻刻呈现着尖锐状态。倘若时时尖锐难当，试问礼仪邦国何在？传统善德何在？仁者爱人何在？济贫扶困何在？两大阶级殊死斗争千百年，缺失了和谐，这学说倒是真正匪夷所思的。


    黛莉就这样参加了共产党革命工作。她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大院里，上班去劳动局，下班孤身一人，带着一个小女孩，和那些刚刚打下江山的工农革命家们一道，学文件、吃食堂，竟也有过一段快乐时光。遗憾的是，这位富家小姐，从来没有接受过中共党组织任何训练，也毫不熟悉党组织周边早已集体化、苦难化的火热斗争生活，她的存在，显得十分另类。比如，革命女同志常常穿着队伍里发下来的灰色服装，或旧军衣或“列宁装”，裤腿肥大，布质粗糙，形式单一，有人腰扎武装带，有人带着小手枪，而黛莉却常常把旗袍穿了起来，乃至髙跟皮鞋、长筒丝袜、彩色发带等，时在解放区晴朗的天空下亮相。这不是资产阶级，又是什么阶级？加上她那复杂多事的家庭背景，还有她流落南北曾经从业于国统区的人生经历，这一切，简直令革命者无法接受，尤其不能被革命女战士们那战斗型审美观所容忍。如果不是老前辈赵占魁介绍来的，如果不是有这位“英雄老乡”罩护着，恐怕她早就被列入敌人阵营中去了，至少，也打你个“国民党特务嫌疑”。


    到了1954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黛莉先后任职于陕西省劳动局、西安交通大学、省交通厅下属汽车配件公司等单位。


    黛莉仍做会计工作，但人们从政治上歧视她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了。


    她仍做会计工作，但人们从政治上歧视她的情形也越来越严重了。


    在那个严酷年代，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没完没了的政审。据黛莉老人回忆，光她知道和配合过的“宁武外调”，至少有过十八次到二十次。万幸者，她仅仅在太原读过书，在宁武并没有生活过，又从未参加过国民党或阎锡山的任何组织，因此每次运动，每次审干，每次调査，她尚且能在危如累卵的态势下，勉强保存“完卵”，因而也就保留了她和小赵健赖以生存的工资来源。


    黛莉在“文革”前即任髙级会计之职，每月工资七十元左右。这在许多人看来，一老一小母女俩，挣这个数目的钱，本身就近乎罪恶，许多人把这娘儿俩嫉恨得要死。据女儿赵健说：1965年前后，经济形势缓解一些了，母亲除了喜欢读书看报，还喜欢独自一人穿戴整齐去逛一逛百货商场，有时当作散步，一逛好长时间。她当然希望生活得更好一点。这是什么人才有的习惯？贫下中农和城市贫民们，绝不这样做！坚决反对这样做！


    一场接一场的大运动，人们瞪着血红的眼睛，与其说是査她政治，不如说是妒她经济，或者说，在完全公有制的条件下，政治命运和经济待遇两者简直不可分开，几乎是同一场斗争。长期以来，我们研究政治运动包括“文革”的残酷性，总是很自然地侧重于政治倾向和帮派集团的斗争，更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容易忽视经济利益因素。事实上，运动中两大派，拼杀到你死我活而绝不罢休，与高度公有制条件下每个人的经济利益相关至密。谁若输了，对立派必将扣发工资，你们全家就艰难得活不下去。而各地造反之初，有一多半首发阵容，干脆就是向上要求落实经济补偿，而并非纠正什么“思想路线”。同理，“文革”运动也是公有制条件下的产物，其残酷程度，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搅在一起的。


    赵黛莉母女俩，在长期运动中，尚且能够相拥喘息活下来，全凭这份工资了。令人感慨的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年轻时不参加任何组织，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事实上，黛莉后来已经被当作真正的“特务嫌疑”而被控制着，这相当可怕。遥想当年，国民党在贵州、云南、重庆、湖南、广西、浙江、福建等统治区，大力推行多项组织活动，高喊着“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等口号，许多青年投笔从戎，参加了“三青团”或者“青年军”组织。这事儿放在1949年以后，随时可以要人性命，或者难逃牢狱之灾，多年劳动改造更是常见的事。


    赵健深有惨痛记忆：同学们集体看罢电影《智取华山》，很快将赵母黛莉当作影片中女特务的翻版。事虽荒唐，却极痛苦，以至于别人打骂欺负，将其当作特务女儿来对待，仿佛这一切并非联想，而是现实，而是果真。


    长期政审上下歧视，尚且不曾将人揪出来再三批斗，一旦1966年大风暴席卷而至，则完全撕去了一切面纱。西安古城，批斗打砸日趋疯狂。试想，在那场运动中，千千万万老革命，无数根红苗正之人，尚且难逃厄运，又何况种种“牛鬼蛇神”？批斗赵黛莉，更是家常便饭，不死也脱三层皮。老人回忆说，某次批斗会上，有一位挨斗职员因一点点小事，被暴打在地，连续者三，结果，第三次栽倒后，再也爬不起来，此人被当场活活打死。凶手们迅速将其烧掉，又把死者骨灰胡乱抛撒到西安护城河里，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在日夜不息的批斗中，赵黛莉的宿舍连续被抄多遍，抄出来几件旗袍或者好一点的衣服，几条长筒丝袜，两双髙跟鞋，还搞了公开的“罪恶”展览。最后，勉强收回来几张老照片，早被人用红笔打了叉，编号为5号、5号，其余则被糟蹋殆尽。可叹西安红卫兵之暴力，比起北京大兴、湖南道县以及我所熟悉的太行山等地，比起许多群体虐杀“牛鬼蛇神”的地方来，算是轻的了。深怀仇恨的人们啊，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黛莉是一位真正坚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黛莉能够活下来，实在是个奇迹。


    她什么也不去多想，只想到自己绝不能死，绝不能胡乱承认各种罪名，因为她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她要为女儿活下去。


    黛莉从少女时代起，就心仪自由，向往革命，追求进步''，崇尚独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一切，竟换来如此悲凉的结局。即使巴金先生本人，也备受凌辱，九死一生。更有许多大小知识分子、优秀作家死于非命。唔，还是那句话：革命吃掉自己的女儿。


    屋子里渐渐暗下来，看看天色已晚。姝言悲娓，时复欷戯，黛莉的人生命运令人心潮难平：七十余载，风雨摧袭，世事迭变，时运多舛，她孤独无助，步履维艰，但她不软弱屈从。她是一位真正坚守自己人生信念的人。


    作者赵瑜观赏黛莉章士旧相册。


    她的身上涵盖着更真切的历史。


    是的，黛莉终生未嫁。赵健也从未见过亲生父亲。


    乱世佳人啊。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巴金先生致黛莉七封旧信，那么，当年黛莉女士致巴金先生的信件，是否还幸存于世呢？缺失了黛莉的表述，是一大遗憾。我明知希望甚小，但还是向赵家母女提出了这个问题“母女俩在沉默中摇摇头，眼中一片茫然。是啊，七十年风雨过去，这些信不在了，底稿也不在了，唯寄希望于巴金研究者们，今后留心吧。


    经母女俩同意，我从赵家相册中抓紧翻拍了一些旧照片。要想把这个故事更完善地讲给和平年代的读者们，还需图文并茂，以利干和大家一起，共同寻找巴金的黛莉。


    赵徤就职于西安建设银行，直至退休。西安城里，河南籍市民不少，赵健年轻时嫁给了一位实实在在的河南人，然后又生一女。这位女儿，我们都没有见到。唯祝她一切都好，希望她姥姥此生悲剧，真的不再重演。


    我和李彬告别黛莉母女，下得楼来，整个西安古城车流滚滚，华灯万千。下班人群在匆匆之中，各自奔赴其家。街边一个乞讨者拉着二胡，不是《江河水》，而是流行曲调《走进新时代》。灯光缭乱处，行人步如飞。


    1964年秋，巴金先生应山西作家邀请，曾到太原、大同、大寨、杏花村等地采风游历。不知他是否忆起了《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坡子街0号”有一位少女叫做黛莉，曾经与他往往来来写了一些信，说了许多话？这一切，竟不可考。


    近来有报道说，以巴金名字命名的那颗小行星，正遨游在浩瀚无拫而朦昽迷茫的宇宙间。我由此联想，一位中国作家，历尽苦难，他终干彻底获得了自由。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祝福他们吧，热爱自由的人们。


    009年10月太原—北京（未完待续）

 后记

    《寻找巴金的黛莉》即将出版。非虚构文学的创作，往往不是一人可以完成的，此著同样凝聚着很多朋友的力量。写个后记，正是我敬谢诸友的好地方。在寻找黛莉女士包括编发此著过程中，山陕方面的主要参与者有：张发、李彬、杨志强、杨志刚、王树森、韩石山、谢泳、雪野、柴然、田茂铭以及书中提到的四位老人；北京方面则有李炳银、艾克拜尔米吉提、萧立军、潘凯雄、李建军、翟民等多人协助；在采访过程中，黛莉母女及许多被采访者，他们尊重历史、直面人生的情怀也使我持久地感动着。本书责编侯群雄和美编何婷女士，付出了很大心血。我想，读者都会感谢他们。


    这些天，有几方面人士问及首发此著的《中国作家》：巴金先生七封旧信，是夹在作品中同时发表的，那么，各界在收录转发或研究引用这些老信时，是否需要顾及此著原作者？萧立军先生也从尊重作者权益出发，转问我应做如何答复。我的说法颇简单一当初，把这些信从古董商赵从平先生那里收回来，虽源于个人喜好，却主要是为了社会。七封老信，应是巴金先生留给后人的一份历史文化遗产。我只是一名老信搜集整理者，不是占有者。对于这份工作，一个晚辈作家理应尽心尽责。我把这些信单独整理清楚，交给《文艺报》阎晶明先生集中发表，也是这个意思。人们把这一资源研究利用好了，我才高兴。整理抄录巴金七封信，我是否做到了准确精当？应该负有责任。


    再一次向各位师友，向《中国作家》同仁，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致以我深切的谢意！


    希望赵从平先生被害一案，早日侦破。希望更多读者喜欢这部小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