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九重》 序:我和我们 六年了！ 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行，迄今已经六年了！ 提笔将要记述本书的故事时，这个时间概念带给我一种复杂的感受。六年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经历了许多大事——神六、神七成功发射和中国人的第一次太空漫步、汶川大地震、2008 北京奥运会、新中国六十周年大庆……我和大家一样深切地体验其中每一个灵魂激荡的时刻。与此同时，我的工作与生活也有那么多出乎意料的变化和丰富的内容，让我为之惊讶、激动、回味不已。 我想，不论对我自己，还是对于将要阅读这本书的读者，都应该从六年前说起，应该将时间回溯到那一天——2003 年 10 月 15 日。 那一天，神舟五号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中国航天获得突破性成功，而我作为首飞航天员，亲历和见证了那个光辉时刻；那一天，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也是我生命中最伟大的一天；那一天，无疑让我的生活分成了色调和节奏有所不同的两个阶段。那一天之前的若干年，基于保密需要，我和我的航天队伍中的战友们极少为外界所知，那一天之后则举世瞩目；之前默默无闻，日复一日埋头于艰苦的训练，之后则作为“航天英雄”接受人们的鲜花、欢呼和掌声，而“杨利伟”这个名字与嫦娥、万户常常一同出现在报章中；之前我们为工作和任务做着不停歇的努力，在安静、单纯的环境中保持身体和精神的良好状态，之后则要在完成这一切的同时，参加各种集会，接受媒体采访，回答人们的问题…… 那么，原来的我是什么样的，我曾经做过些什么，是怎么做的，我正在做些什么，将要做些什么，如何去做…… 基于上述问题，我写下了本书中的文字，试图以我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些人物和故事，表达我的感受和体会，告诉人们我的所思所想。 但我必须说，这并不是一本仅仅关于我个人的书。我一直以为，作为一名军人、一名航天员受到关注，是因为我来自中国航天员这个群体，而航天员这个人数最少的职业受到关注，是因为我们代表着全体航天人，代表着国家走向复兴之路的伟大事业与民族的千年梦想，我获得的荣誉也不仅仅代表我个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既是我的故事，更是我们的故事，这个我们，是指我的战友，是指所有为航天事业付出心血与汗水的人。 在本书中，我会说说我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我和我的航天员战友大都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由于时代、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局限，那时生活艰苦、环境简单、封闭，但我们拥有各自单纯、明快的过去，而且这一切对一路走到今天的我们一直产生着影响。 成为一名军人，是我引以为幸运和骄傲的事，是军队给了我一切，这一切并不是指个人荣誉和生活待遇，而是指英雄梦想、精神品格、信念与勇气这些珍贵的东西。在这里，我将讲述自己如何开始真正的成长，那些训练和教育如何塑造了现在的我。我当然还要讲到自己和战友们的飞行生涯，它怎样成为一名宇航员必不可少的起点。 在航天员公寓的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知其中的艰辛；有一种艰辛，你没有体会过，就不知其中的快乐；有一种快乐，你没拥有过，就不知其中的真谛。”我将完整讲述航天员选拔、训练、执行任务的故事。我愿读者能从我的讲述中，真切地看到作为航天员的艰辛、快乐和真谛。这些故事，我和战友们一直在用心体会并且珍藏着。我会尽可能把飞上太空的前前后后描述出来，那一天是我乐于回忆的，它包含着极大的痛苦，也有极大的欢乐，那里有太空的奇景，有我对人生最深切的感受。 飞行归来的遭遇也是我要仔细梳理的，一些有趣的人，一些有趣的事，包括那些荣誉、名利于我意味着什么；我既是一名军人、一名航天员，同时还是父母的儿子、一个女人的丈夫、一个男孩的父亲、许多人的朋友，我有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会说一下我现在的工作和以后的打算，包括更多人关心的新一代航天员包括女航天员的选拔和培养…… 虽然我力争让文字变得更加生动，但单纯讲故事并不是我的本意，甚至关于航天的知识也不是重点，我无意让人们仅仅从中猎奇，而是希望读到这本书的人能与我共同分享一些感悟，获得一些启发，在若干地方与我产生共鸣。 比如，在事业发展上，如何坚持自己的理想，热爱和责任在其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比如，如何透彻认识军队严格的纪律与艰苦的训练，锻炼自己的勇气与意志； 比如，怎样管理时间和精力，以勤奋也以技巧不断超越自己，一天比一天做得更好； 比如，与同伴们相处，既亲如手足，又互相竞争，如何能够让友情与胜利获得两全； 比如，小到如何看待和应对考试，大到如何面对生死时刻的严酷考验； 还有如何看待英雄这个称号，如何面对荣誉，如何应对财富与名利的诱惑…… 人说写文章就是“我手写我心”，我把写作本书当做一次与知心朋友的交谈，他就坐在对面，倾听我的述说，他充分的理解让我敞开胸臆，坦诚地谈论人生的故事，表达我真实的想法。我期望能从这个角度，在我们所处时代的广阔背景上，勾画出我和我的战友们成长、奋斗的轨迹，反映当代航天人智慧、坚忍、不懈追求的精神风貌。 现在，我们开始吧。 第一章:地平线(一)选飞，不一样的成年礼 北京西北部宽广、宁静的航天城，十几座建筑中间穿插着数条平直的道路，大面积的草地、树木和花园铺陈开来，低头可见游鱼在小河里嬉戏，喜鹊在草地上觅食，举目则天空廖廓，远山在望。 平时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这里，往来于航天员公寓、训练中心和办公大楼之间，这三座建筑彼此相隔数百米。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航天公寓是两层红色别墅式建筑，在航天城里是最神秘幽静的所在，而新的训练中心和办公楼刚落成不久，灰白色的纪念碑式楼体上装饰着大片玻璃，高大明亮，气宇轩昂。在我眼里，这些是固定的风景，也是最令我沉醉的风景。 除了上下班时间，航天城里走动的人很少，最常见的是执行勤务的年轻士兵，他们或在路上行进，或在哨位上站岗，一脸的青春阳光。走近时，他们向我敬礼、打招呼，我会自然地举起手还礼，如果不忙则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话，问他们年龄多大、家乡是哪里。他们常让我想到当年的自己。 我相信，十八九岁参军的少年人，多半是怀揣着自己心中的英雄梦想，以及对部队的渴慕与向往，一头扎进军旅生涯的。也许当时并不清楚这已是人生选择的明确方向，甚至会终其一生，不变不移。 当年，十八岁的我也一样…… 1983 年初春，我正在绥中县第二中学读高二。那时的高中实行两年制，没有高三。我即将参加高考，初春万物复苏的愉悦，被压抑在临考复习的紧张气氛中，让人难耐。 还有几个月就是我十八岁的生日。那时候，并不像现在有隆重而庄严的成年礼仪式。但，十八岁，意味着已经长大，我应当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子汉。虽说我平时很少在意自己的生日，懵懂的心里却盼望着十八岁这一年的与众不同，盼望着茧破成蝶，期冀着某种机缘的眷顾。 这一天没有预兆地来了，学校教导主任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空军来招飞行员了，条件具备的可以试试。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天。万里无云，阳光明亮得有些刺眼。得到消息后，我的心情也和那天的天气一样晴朗，莫名地高兴又感动，想都没想就把名报了。因为正在学校上课，也没和父母商量。 报名时间定在中午到下午，我去时已经比较晚了，很怕赶不上，一路小跑来到招飞人员所在的教室，门都没来得及敲就扑了进去。我的左脚刚踏进招飞教室，教学楼的铃声丁零零地响成一片。 报名与初选同时进行，我喘着粗气打量着一屋子的人。学校、武装部、招飞办、县医院，各个部门都来了人，这是一次多部门联合面试。 一名招飞办的干部，见我一进去恰好铃声响成一片，就半开玩笑地说：“嗬!你踩着电门就进来了。”这一下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恰巧旁边站着个更威严的领导，看样子是主要负责人，用他那权威的眼神朝我看了一眼，说：“这个身高、体重都够了……”那时招飞的初选就是这样，先目测，看你的身高、体形，有没有戴眼镜，是不是近视。 这个领导没有穿军装，但肯定是招飞办的。听他说我“够了”，我心里就有底了。招飞办领导和老师给学生们讲了话，作了选拔动员。接着，所有人排着队，像流水线一样量身高、称体重、测视力……进入初选名单的大约有六十个人，我们要到锦州市去参加全面体检。 通过了初选我很兴奋，但我觉得还没到告诉家里长辈的时候，而马上要离开县城去市里体检了，我不得不把参加选飞的事告诉母亲。母亲有些犹豫，但看我高兴，就说：“那你就去吧，选不选得上，检查检查身体也挺好的。” 我后来理解了母亲的做法，她既不想直接拒绝我，也不想让我因为选不上而有太多失望。其实，我心里也并没有想一定可以选上，虽然这种愿望很强烈—能当飞行员，那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县城好几年都没有一个选飞成功的。我当时也就是抱着要参与，要试一试的心情。 这次体检就是复选。整个过程是在锦州解放军 205 医院进行的，项目有很多，其中有一项转椅测试看上去很重要，许多人就是从这里被淘汰下去的。轮到我时，等我在上面坐定，医生就让转椅猛转起来，又突然停下，之后让我站住不动，我笔直地站住了，医生又让我判断北在哪里，我明确地找到了方向，测试就算过了。当时我想，和我以前在机场玩过的飞行员器械相比，这个不算什么。 复选的全部过程都相当顺利，结束后，六十个人只剩下二十人，我是其中之一。 最后一项是检查眼睛，需要散瞳，那时候药水没现在这么先进，为了保护眼睛，散瞳后得戴一星期的墨镜，所以每人发了一个。我们一帮人就戴着墨镜回到了学校，八十年代初，一群半大小子大白天戴着个墨镜，用现在的话说看上去很酷，吸引了很多目光，我也开始飘飘然，自我感觉相当好。 我戴着墨镜飘回家告诉母亲，体检通过了，入选了。母亲有点惊奇地打量了我一下，这份惊奇让我心里相当得意。当时父亲正在外出差，母亲说：“也不知道你爸让不让你去。”这让我开始有些隐隐地担心。母亲多少会担心当飞行员的安全问题，她知道这是个危险的职业，因为部队机场离我们家只有几里地，曾经出过事，摔过飞机。在当地，摔一架飞机，老百姓会当新闻议论好长时间。 等到三选之后，连同我在内，绥中县只剩下六个人。这时候，去不去，能不能去就成了我们家的一件大事。母亲专门发电报把在外出差的父亲叫回了家，一起商量怎么办。当时的绥中县城只有一家小小的邮电所。那时不像现在通信这么方便，所以有急事都是去发电报。发电报是按字数算钱，因此文字都尽量简洁。 电文一共 12 个字：“利伟选飞三选通过，速回商量。” 我知道母亲发电报了，心中开始了度日如年的等待，期冀中带着煎熬，每天设想着父亲同意如何，不同意又该如何。其实，我心里早就做好了打算，一定要说法父母同意。可还是有面小鼓在心里咚咚地敲，直到父亲归来的那一天。 我的父母都曾当过老师，在他们的思想中，考大学是我最正常、最可靠的人生，而考上大学也的确是那时候的唯一出路。因为，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就意味着端上了铁饭碗，有了干部身份和国家公务员的终身职位。而考不上，则意味着前途渺茫，要么招工，要么自己找点杂七杂八的事做，总之难成大器。之前我曾问母亲，如果我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母亲很果断地说，今年考不上明年继续考。所以在父母那里，我要考大学是件不容置疑的事，当飞行员则出乎他们的意料。 但父母都很通情达理，为了这件事，我们家还开了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 父亲问我：“利伟，你真的想好了要当飞行员吗？”眼里带着问询和关切，我第一次感觉到父亲在用平等的眼光征询儿子的意见。 我很激动，心意已定，斩钉截铁地说：“我愿意去做飞行员。” 在我心里，首先认定当兵很光荣，而能做飞行员是我从小就向往的；其次，高考的压力太大了，竞争太激烈，当年绥中的高考升学率不到百分之三，以一个高中生的单纯考虑，去当飞行员就不用为了高考玩命学习了。 父亲沉吟片刻，决定尊重我的意愿，对母亲说：“他就喜欢这个，你不让他报，以后后悔怎么办，让他去吧！” “咚！”一锤定音，我心里的那面鼓终于敲定了。那种明快轻盈的感觉让我想狂奔又想飞翔。梦想着有一天我能驾驶着战机翱翔在天空，保卫祖国，成为战斗英雄。 我没能参加高考上大学，一直是父母一个未了的心愿，即使我后来当上了航天员，也并不能取代上大学在他们心里的位置。2002 年母亲来北京时，见我没日没夜没假期、想方设法学习航天员课程，对我说：“哎，你上高中时要是这么用功，是不是清华、北大都考上了？”我听懂了老人的感叹。 得到父母的许可，我继续参加招飞的所有测试。从我们那一期开始，招收飞行员要进行正规的文化考试和智力考试。此后的空军招飞工作一直延续着这个做法，不同的是，在我入伍两年后的 1985 年，招飞的文化考试正式并入高考。 县武装部把通过三选的人组织到一起，集体开小灶补习。后来，所有锦州地区的候选人在锦州市（葫芦岛当时属锦州地区）参加考试。考官的脸很严肃，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紧张。考场里只有沙沙写字的声音，空气似乎都凝滞了。 文化课的内容主要是物理、数学等，我考得不是特别好，觉得不太理想，心里没底。但我的智力测试成绩还不错，虽然并不公布，但认识的人互相问一问，我觉得自己的分数算是高的。两项考试都要达到分数线，不然不会被录取，我们那一届，就有人各方面都很好但文化成绩不好，在最后一刻被淘汰。 我被录取成为飞行员了。录取通知书没有发到个人手里，而是直接下到武装部，由武装部通知。 我们绥中县有五个人同时被录取，这成了当年全县的大新闻，报纸和广播都对此进行了报道，那时的新闻比较少，喇叭里，一天数遍地广播着这条新闻。我们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家乡的名人，名字随同招飞一事被写入了《绥中县志》。 临走之前，学校举行了欢送大会，敲锣打鼓，我们戴着大红花，县长、县委书记亲自来送行，并请我们吃了饭。武装部长最高兴了，那时，多走一个就奖励武装部两千块钱，这在当时算笔巨款了，原来目标是送走两个，这下走了五个，武装部超额完成了任务，奖励也多了一倍多。学校也很高兴，走一个，学校就算高考考上一个，我们学校一下走了三个。 当年，我们的学校叫绥中县第二高级中学。2004 年，改名为“绥中县利伟高中”。我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利伟班”。我觉得这是家乡的父老在看着我，令我无法懈怠。 奇怪的是，在离别时热烈、喧闹的场景中，我却异常平静。即使是登上火车启程的时候，送别的家人、老师和同学边道别边流泪，同行的伙伴也泪水涟涟，我却没有想流眼泪的感觉。至今我想象不出自己那时何以如此坦然、冷静，直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才抬起手，向父母、姐姐和弟弟，向包括县领导、学校老师和同学的人群挥了一下手，告别了家乡，也告别了那个少不更事的懵懂自己。 我难以记起当时在想什么，未必就是对这样的仪式无动于衷，也不是对将来的一切了然于胸，仿佛沉浸在梦游的感觉中，突然实现了童年的梦——可以去开飞机了，我将成为飞行员了，真不可思议！ 可飞行学院究竟是什么样我又难以想象。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跟着大家登上了离家的火车，潦草地挥别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从此去向辽阔的远方，去向高远的天空。 第一章:地平线(二)谁不说咱家乡美 现在想来，我并不是不眷恋我的家乡，而是童年就有的飞翔梦想让我暂时离开了她。当兵以后，我无数次在梦中回到故乡，走在熟悉的小城街道，和小伙伴嬉笑玩耍。母亲慈祥的眼神，父亲有力的大手，一句句乡音，一桩桩往事，在梦里千回百转，萦绕不去。 我的家乡，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如果坐火车，出了山海关，第一站就是绥中县城。绥中，自古即是连接关内外的咽喉要地，南邻渤海，北倚燕山，东和兴城市为邻，西与山海关接壤，素有关外第一县之称。 小时候，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父亲曾告诉我，绥中建县于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20 世纪初，清廷因“地方辽阔，鞭长莫及”，在“中后所”分县设治，县取名绥中。“绥”即安抚绥靖，“中”即县治在中后所，“绥中”乃永远安宁的中后所之意。 父亲曾说，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得你来自何方。家，是你的根本，热爱故乡，才能热爱祖国。家国天下，中国人总是把家庭、故乡、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抗日战争期间，绥中处于伪满政权的统治之下，当地的伪满学校要求用日语教课，不许学习中国汉字。每天清早都唱日本歌曲，面对日本人必须鞠躬行礼问早安。然而聪明的中国人利用谐音，嘴里念叨着“我一哈腰鬼子你就得死”，时时刻刻不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那时，“不做亡国奴”是每位家长对孩子的教诲。 1943 年春，中国共产党组建凌青绥联合县办事处，统辖西北部抗日游击根据地，属冀热辽边区热东十六专署。1945 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八路军收复绥中，9 月 10 日成立绥中县政府，属冀热辽边区热东十八专署。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绥中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8 年 9 月 12 日，荒地镇火车站打响了绥中解放的第一枪，截断了国民党军队关内关外的联系通道，也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经过浴血奋战，于 9 月 28 日攻克绥中城，和平的曙光从此照亮绥中大地，同时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绥中作为战场，曾留下大量的炮弹、子弹。我和几个同学就曾在河里捞出过一个像迫击炮弹那样的东西。我们七嘴八舌猜测可能是解放前打仗遗留下来的。但不知到底是什么，就尝试着拆它。没有拆开，又看能不能把它弄响，鼓捣了好久没动静，我去捡了个半截的钢锯条，把它锯开了。现在想想，里面的炸药没爆炸真是幸运，而当时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危险。 上学的时候，每年的清明我们都要去绥中县烈士陵园扫墓。烈士陵园内苍松掩映，翠柏滴绿。巍峨耸立的纪念碑上，“为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17 个大字熠熠生辉，显得格外凝重。那里长眠着辽沈战役中牺牲的烈士英灵。很多孩子都是在纪念碑前宣誓，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的。它是生活在辽沈战役这片土地上大部分孩子共同的记忆。 至今，家乡的中小学生清明去烈士陵园扫墓的活动依然保持，并成为传统。站在褐红色的沙土地上向纪念碑默哀，我总觉得那是烈士鲜血染成的颜色。很多战士在肉搏的时候和敌人死死抱在一起，入葬时都无法分开。 在所有人记忆中，自己的故乡总是美的。我一直爱吃家乡的土特产，直到现在我还酷爱吃海产品，那和我的家乡紧邻大海有关系，我平时不怎么吃水果，但家乡的白梨是我的最爱。在土特产公司上班的父亲曾经背着装有绥中白梨的皮包去全国各地参加展览。那甘甜多汁的味道，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 绥中是一座虽然普通但是漂亮的小城。和当年大多数县级城市一样，两条主要的街道交叉成为小城的中心，小县城周围有着大片大片比人都高的庄稼地。我上小学时，经常放学走回来，路过庄稼地就捡些柴火和玉米秸回家。但绥中又是一座不凡的小城，它不仅傍着大海，而且离京东首关——九门口长城很近，“水在城下流，城在水上游”，九门口长城这座古代的军事防御设施带有了些许的诗情画意。 九门口古名“一片石关”，号称“京东首关”，始建于明洪武 14 年。长城依山势起伏盘旋升腾，九道水门横跨两山之间，建筑结构独特，防御设施密集，形成城在水上走，水在城下流之势，称之为“水上长城”。九门口是明长城重要关隘之一，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末李自成和吴三桂，直奉两军阀以及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之中，都在这里殊死拼杀。 了解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家乡，一直是父母对我的教育。现今，我对自己的儿子杨康宁德教育也是如此，虽然作为航天员，我的行动受到很大限制，但每年我都会带儿子回老家转转。 我会带他去绥中县城数十公里外碧波粼粼的止锚湾。传说，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就是此处的碣石宫。止锚湾东侧，在距岸边200 余米的海面之中，耸立着三块巨大礁石，高出海面约 20 余米。民间传说为孟姜女投海葬身之处。每逢落大潮，从岸边到礁石隐约现出一条巨石铺就的海中栈道，可直达礁石脚下。在姜女坟的东西两侧海岸，各有一峭壁伸向海面，东侧叫红石砬子，西侧叫黑石砬子，像两条巨龙静卧在海中，构成似“二龙戏珠”的独特景观。 近年来，经过考古发现证明，姜女坟就是当年秦始皇、汉武帝、魏武帝“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碣石，红石砬子、黑石砬子和碣石正对的石碑处，也都发现了秦汉皇帝巨大的行宫遗址。 当儿子依偎在我身边听我给他讲这些历史传说时，我的记忆就会穿过时间的长河清晰地闪现父亲面对大海吟诵《观沧海》的情景。父亲大学读中文专业，他记诵的诗词是我这个学理工的儿子望尘莫及的，父亲背着手，任海风吹乱自己的头发，裤脚被海水打湿，却岿然不动。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父亲的吟诵，时而被海浪的声音淹没，当吟到“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时，我竟似懂非懂地停住追逐浪花的脚步，站在父亲身边，一起望向大海深处。茫茫大海与天相接，空蒙浑融。寥廓无垠的宇宙，日月星汉的运行，似乎都由大海自由吐纳。谁曾想到，若干年后，我竟然会在茫茫太空中热切寻找着家乡大海的影子呢？ 二十多年后的现在，绥中县城的发展和建设，已经今非昔比了。我曾数次应邀回去参加地方或母校的活动，每次回去都发现，家乡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家乡人民为国家的航天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也得到了来自家乡父老最诚挚的爱戴。 在葫芦岛市龙湾新区大街中心转盘，建有一座飞天广场。它以弘扬载人航天精神为主旋律，已经成为葫芦岛市的标志性建筑。广场由我的写实全身雕塑、抽象“飞”字造型主体、花岗岩浮雕、九天柱及 14级台阶等形式组合成艺术雕塑，目的是将辉煌的一刻留作永久的纪念。广场纪念碑文上写道：“被誉为‘中国航天第一人’的首飞航天员杨利伟系本市绥中县人，时年三十八岁，此次勇当大任，一飞冲天，功勋卓著，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命名为‘航天英雄’，家乡倍感荣耀。” 这座雕塑我一直看做是雕刻所有航天人形象的纪念，我一直认为我的成功是所有航天人的成功，它属于所有为航天事业奋斗的中国人，我认为家乡人民对我的期盼，是对千千万万航天人成绩的肯定。因为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奋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确实值得颂扬和学习。 碑文上的文字契合了我对家乡的期望：“所望中华儿女、滨城子孙怀飞天之鸿志，踵英雄之壮举，共致中华民族大复兴，供图人类文明光大传承，共祝家乡昌盛腾飞。” 第一章:地平线(三)模仿英雄的游戏童年 1965 年 6 月 21日，我出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一个普通教师家庭，一家五口人，父母、姐姐、我和弟弟。上幼儿园时，我的名字还是“杨立伟”，等到上小学认了字，自己觉得“站立”的“立”哪有“胜利”的“利”有气势啊，于是自己改成了“杨利伟”。上世纪 70 年代，是一个崇拜英雄、渴望胜利的年代。我们是从小听着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雷锋这些英雄故事长大的一代。姐姐“立军”大概觉得“美丽”的“丽”更适合一个女孩，也改做了“杨丽军”。 我第一次显露“英雄气概”是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那时，绥中的道路上鲜见车辆，每天我都从幼儿园自己回家。路上有时会遇到比自己大的孩子拦道。上来便问：“你有哥哥吗？”如果说自己有哥哥，而且不止一个，他们就会害怕了，让你过去。如果说自己没哥哥，那免不了要被欺负一回。一些比我小的孩子总是被欺负，于是我担当起他哥哥的角色。每天幼儿园放学，我都组织幼儿园中班的孩子一起回家，人多势众，再也没有大孩子敢来欺负我们。 直到现在还有些同学或朋友叫我杨哥，我想可能和我有个弟弟，心理角色一直是保护弱小、主持正义的哥哥有很大关系。 在当年的绥中县城，我家的生活条件算是中等。父亲在土特产公司工作，母亲是一位中学教师，都是拿工资的国家工作人员。但是，我们家并不富裕，那个物质短缺的时代，生活条件似乎都差不多。当时，规定每月人均三两油、半斤细粮，除此之外就是玉米面和高粱米，好不容易攒点白面还得等到过年才能包点饺子。家里的主食主要是高粱米，现在市面上的高粱米变得好吃多了，要磨好几遍，甚至比大米还白，小时候吃的是那种红色的高粱米，实在不怎么好吃。 至于菜，只有夏秋才能吃到时令蔬菜。东北的冬天，则只有大白菜和土豆，还是秋天贮存起来的。那时我常跟隔壁的孩子一起拿着肉票去排队买肉，当时买点肉不容易，不像现在，都爱挑瘦肉买，那时没人买瘦肉，都买肥肉，拿回去好炼油。几乎每家都有个小坛子，里面装的肥肉炼出的乳白色的荤油，实在没有菜的时候就挖两勺荤油放到米饭里和着吃。荤油和饭，再浇上点酱油，曾经是我向往的美食。小的时候不挑食这个习惯对我很有好处，直到现在，我也不讲究吃，一碗饭，有点咸菜，我就吃得很香。 我和姐姐、弟弟经常去拾柴，其实就是去把剩在地里的玉米茬子刨出来，拿回家烧火。家里的炕洞要是串了烟，就满屋满院的灰烟弥漫，个顶个都成了包公脸。那时也烧煤，但很少，因为买煤是要票的。 由于县城临海，鱼、虾、螃蟹经常可以吃到，那时的海鲜和现在可不是一个概念，当时很便宜，两个鸡蛋就可以换好几个又大又肥的螃蟹。卖海货的人用车子推着箩筐里的螃蟹，走街串巷地吆喝：“螃蟹，大海机螃蟹嘞。”我们说的海机螃蟹就是梭子蟹，很肥，满盖儿的黄。没有蔬菜吃，我却能吃上不少鱼、虾，直到现在我都特别喜欢大海，喜欢吃海里的东西。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去海边，每年的寒暑假，我几乎都会在海边度过。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小时候的生活，是因为许多次和航天员战友们聊天，发现大家的童年都大致相似，经历也有许多相似。贫乏的物质、单纯的生活是我们对过去的共同记忆。这不是“忆苦思甜”，而是想认真回想一下，童年与我们的今天，有什么样的联系。 那时的生活条件与今天相比，自然有云泥之别，但是我们也拥有现在的孩子所没有的东西，有限的书本、自制的玩具、无边无际的奔跑，一切与现在孩子们多么不一样。 当年，我们家的生活水平谈不上贫困，毕竟父母两个人都在挣工资。但除了保障我们吃上饭，父母基本上没有经济能力再满足我们的其他要求。有一个阶段，我特别渴望看书、买书，但家里确实没钱，没办法，我就出去捡东西卖，有时会从工厂扔的垃圾中捡到铁块什么的。当时的小人书几分钱一本，我就一分钱一分钱地慢慢攒，攒几毛就买一套，逐渐积攒了很多小人书，全都是惩奸除恶、报效祖国、为国捐躯的英雄故事。 我当兵离家的时候，那些小人书依然保留着，装满了好几个抽屉。《水浒传》、《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各种英雄好汉的故事都是成系列的、完整的。遗憾的是，这些小人书最终都没保留下来，我弟弟结婚的时候，收拾家里，以为是不要的，他卖给收废品的了，也没卖出几个钱。当时我远在部队，听说后可惜得不行，也有些生气，那可是我童年的珍藏啊。 我从那时就养成了看书的习惯，当然，除了看小人书，还看一些童话书。不单自己爱看，还爱给别人讲。我到姑姑家过假期时，会给那里的孩子讲很多他们从没听过的故事。 姑姑家在兴城的海滨乡，打开窗，就能看见一浪推着一浪的大海。当时的东北农村还没有通电，用油灯，七八点钟天一黑就睡觉了。放假时，我就到姑姑家住几天，跟农村的孩子玩得很好，他们没那么多课外书看，我是从县城来的，看的书多，知道的故事多，我一到那里，就有很多孩子围着我听我讲故事，我就讲《安徒生童话》，讲《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些书我几乎能背下来。 每次我讲故事的时候，围着我的小伙伴们都一声不吭，非常入神，油灯的光芒在他们的眼中忽明忽暗，连口水流下来都不知道擦。自己也讲得眉飞色舞，觉得很神气，东北的火炕，很大很温暖，一炕的孩子挤在一起，讲到关键时刻我要是故意停下来，他们就特别急切特别诚恳地央求我。 “后来呢，后来呢，快说啊！” “后来啊……”我故意放慢语速，装作一副回忆故事的样子。 “求你了，快说吧！杨利伟，快说啊，快说啊！”小伙伴们拉着我胳膊左右摇摆着，恳求我继续讲下去。我带着一份小得意，心满意足地继续。那些天方夜谭一样的故事给他带去了快乐，也让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我的性格跟童年时期相比，变化不大。虽然调皮，但话不多，当然也可以这样认为，虽然话不多，但很调皮。 姐姐有女孩的游戏，基本不跟我玩，弟弟又比我小七岁，我成为三个孩子中最淘气的，也自然成为姐弟三人中挨打最多的一个，“行刑”的主要是父亲。因为什么事情没听招呼，或者又调皮了，东北的扫把，他拎起来就打，虽然算不上疼，但是让我觉得很有威慑力。 家里要求放学了要回家，要做作业，不能跑出去玩，那时经常做不到，回家晚了作业没按时做，就要挨打；有时候淘气，在外边把人家玻璃打破了，人家找到家里来，也少不了挨一顿打；我还经常和人家摔跤，放学之后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不罢不休的，一玩两个小时，一身泥一身汗地回家，有时也会挨打。 长到十岁左右，我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玩打仗游戏。常在机场附近的开阔地带“开战”，那里有一种豪迈的气息，有平坦的跑道，有草地，还有以前留下的炮楼。孩子们分成两伙，一伙人守，一伙人攻，通常是身体结实的演好人，矮小瘦弱的演坏人。战斗开始时用石头和土块互相攻击，经常是直打到一方有人“负伤”——谁被石头砸哭了，大家才惴惴不安地各自回家。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带领我方“战士”，以一个小土坡作为掩护，用石头向敌方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枪林弹雨”中，我把一个同学的脑袋砸破了，那个同学叫二宝。老师带着二宝缝了三针，我存在老师那儿的零用钱全都变成了二宝的医药费。那时候老师鼓励我们储蓄，有几分钱就放老师那里储蓄，我攒了很长时间，快到十块钱了，这个数字已经算一笔财富了，结果一个石头砸出去，老师就顾不得我心疼把小猪储蓄罐打碎了，拿我储蓄的钱给二宝当了医药费。 看着二宝头破血流，我实在是万分愧疚。可爱的小猪储蓄罐砸碎了，也把我心疼得够呛。现在想来，我之所以那么热衷于“打仗”游戏，是因为从小就埋藏在心里的英雄情结，渴望有一天能冲上战场，保家卫国。在孩子的理解里，英雄一定最强最厉害，不怕危险、永不服输。在这种英雄情结的影响下，我形成了争强好胜、不服输、挑战刺激的性格。 第一章:地平线(四)最热衷的游戏 有两个游戏是我最为热衷的：一个是溜冰，另一个是游泳。 当时，我家附近有一条河，一到冬天，我们就到河面上溜冰。那时没有什么冰刀，自己做，制作方法主要是在木条下镶上钢锯条，然后用皮带固定，一只脚踩在上边，为了牢固，有时把脚也塞在皮带里，另一只脚在后面踏地起推动作用。这种简易的冰刀，看着不起眼，跑起来却特别快，我就常“驾驶”着它在冰面上抓人。 不过，玩冰刀都是偷偷摸摸的，一旦父母发现就会没收，主要是怕我掉到冰河里去。所以，早上上学，我就把冰刀塞进书包偷偷带出去，放学回家，再把它藏在家里。院里储存的大白菜、柴火堆、装苹果和白梨的竹篓，基本上，所有的角落都被我藏过。 现在想来，我学溜冰特别快，半天就掌握了平衡，可以四处滑行了，速度绝不次于体校滑真正冰刀的人。其他孩子过来讨好地问我：“你以前真不会滑吗？”我的运动细胞和协调能力在儿时的游戏中就体现出来，而这些游戏又促进了我的运动和动手能力。 因为爱玩又比较会玩，所以我人缘特别好。同院的孩子很多，每天都会有几个孩子一大早就跑到我家门口，等着和我一起上学，放学后也和我一起不直接回家，而是到处玩。 母亲最怕的就是我和伙伴们去游泳，我却最喜欢游泳，可以算得上“屡教不改”。后来到飞行学院时，许多人视为巨大难题的游泳课目成了我的杀手锏，当然那是后话了。 弟弟小我七岁，等他长大点能跟我玩的时候，我已经不愿意带他了，我更爱跟年纪差不多的同学在一起。记得刚刚上小学那会儿，弟弟见我出去游泳，不带上他，就回家向我妈告状：“我哥又去洗澡了……”我们那儿不叫游泳，叫洗澡。听说我又到河里洗澡去了，妈妈就过去揪我。 我们那时候都光着屁股游泳，妈妈过来找，对着河里喊：“杨利伟，你给我上来！”其余的小伙伴见有人来，都把身子藏在水里，只露出一个个小脑袋。而我却要在妈妈的喝斥声中乖乖地爬上岸来，在伙伴的嬉笑声中，跟俺娘回家。这让我在同伴们面前基本上威风扫地，颜面无存。 游泳时还发生过一次危险。现在那个同学在老家工作，经常到北京来和我见面，我们都叫他小胖。那天我们两个在一条很宽的河里游泳，从一边游向对岸，小胖游到一半就没劲了，越扑腾越往下沉，一冒出头就喊：“大哥救命啊……”接着又沉下去。 我已经游到岸边了，听到他喊“救命”，便赶忙回去找他，其实我也挺害怕，我能游到对岸也挺费劲的。我奋力游到他身边，伸手把他拽住，但是我的力量也不大，他又把我拽了下去，我挣扎着拉住他向岸边靠近，万幸的是游到了岸边，这样一路扑腾，我们俩都喝了很多水。 危险过去后，我俩累得躺在草地上，一声不吭，肚子里是河水，心里是紧张过后的阵阵空虚。歇了一会儿，忽然发现衣服还脱在对岸，还得游回去拿衣服，小胖是不可能再游回去了，只有我去。我无可奈何地又游回去，拿了两人的衣服。小胖和我约定，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不要对家里和别人讲了。我也没敢跟家人说，说了肯定更得限制我游泳。小胖大号陈绥新，到现在聊起来还说我救过他，要不然那次就淹死了。 当年，是因为没有更多的东西可玩，自己就琢磨着玩，想着法儿地玩。回想起来，我那时喜爱的玩具似乎都与武器有关。 我曾经玩过子弹，找一个铁筒，当做枪管，然后把子弹装进去，拿小锤子从后面敲，企图把它敲响。现在的一些电视节目和电影，会在画面的下方打上“剧情需要，请勿模仿”的字样，我觉得非常必要，孩子们的一些突发奇想总是会让大人始料不及，虽然每个人都曾经是个孩子。当然，我讲述的以上种种危险的事，是不懂事的小孩子所为，不要模仿，毕竟，现在有了更安全、更先进、更有意思的玩具让人尽兴。 我还自己动手制作各种玩具。打弹弓，用木头削手枪，用铁丝做手枪再装上自行车链条打火柴，用木棍和钢锯条做简易冰鞋等等。这样锻炼的动手能力在神五、神六、神七的训练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很多第一次训练和合练的课目都是我操作的。 很难说清小时候的经历对我的影响都包括哪些方面，但我认为，它们或许是我身体、能力、行为方式的基础。我保持了强烈的好奇心，有了对危险事物的尝试与经历，争强好胜并勤于行动，在多种游戏与运动中锻炼了良好的平衡能力，并且似乎还天然地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虽然那时候闯祸不断，玩得花样翻新，我竟然从来没受过伤，连伤疤都没落下一处，否则在后来的飞行员体检和航天员体检中早就被淘汰了。这对我来说算是个奇迹。 第一章:地平线(五)按部就班的学生时代 作为我童年与少年时代最重要的学生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出乎意料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当然，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的十年当中，也并非乏善可陈。实事求是地说，我算得上一个好学生。 我们家在当时的绥中县城里算是比较纯粹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在党校工作，母亲则一直在学校教书，“循规蹈矩”应该是对我们这种家庭的最好概括，自然，父母对我姐弟三人的管理相当规范。 我并非天才，却也不笨，加上家庭严格管束，个人也算努力，所以成绩优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参加数学竞赛，还经常拿奖。那时候的奖品比较隆重的是书，一般就是北京海淀出的习题集，一般的奖品是一个本子，不同的是封皮上有一个大大的“奖”字，因为有这个“奖”字，这个本子就变得价值不菲了。班上的同学经常拿两三个本子跟我换一个带“奖”字的本子，反正我还有很多，就换给他们。 进入初中之后，考上了一所重点初中的重点班。我特别喜欢物理这门课，直到升入高中，还担任物理课代表，对数学也很感兴趣。对物理和数学的爱好一直保持到现在，这对后来我能比较顺利地学习航天的有关知识起到了积极作用。另外，可能跟父亲是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有关，我爱读书，作文成绩一直比较稳定，写东西对我来说并不费力，有一篇作文甚至还上了当时的初中作文选，题目好像是《周总理接见了我》，实际上那时周总理已经去世了，我写的是一个梦。 每一个孩子都爱做梦。我那时经常会做关于飞翔的梦。有时像鸟在天上自在地飞翔，有时又像猴子从高大的树上灵活地跳跃下来。每当我对母亲说，我又梦到了飞，母亲总是笑着说：“那是你在长个子。” 尽管我小的时候比较顽皮，放学也偷偷跑出去玩，但实际上，我的学习从来没有放松过。毕竟玩归玩，我心里很明白好好学习的原则。父母为人师表，更要求自己的孩子勤奋用功。我们家的孩子都很刻苦，后来，弟弟也考上了大学，这跟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每天晚上，身为老师的母亲都要备课，我们就坐在她身旁写作业。不会的问题随时提出来，母亲和父亲都会耐心地解答。 当时绥中县城经常停电。蜡烛比较贵，我们就点着煤油灯看书，第二天早晨起来常常“灰头土脸”的。到了冬天，则借着火炉的光看书。边看书边取暖，并不觉得苦。 如果“双重性格”不是一个贬义词的话，我承认我是。尽管玩起来可以忘记一切，但在读书学习时却也不会马虎，尽管说起来有些淘气，但说不上顽劣，整体上是个比较听话的孩子。不过，我的性格中也有很倔的一面，平时很好说话，跟谁都和和气气，但如果真把我惹急了，我的倔劲上来会让事情变得不好收拾。上初二时，我的性格崭露了头角，发生了一次类似“青春期叛逆”的事件，我把老师惹火了。 小学时我成绩非常好，毕业的时候进了一中，是个重点学校，还进了尖子班了。初中第一年，我的成绩都很好。从初二开始，成绩慢慢地就不是特别突出了。 十三四岁，和我现在正读初三的儿子年纪差不多，我进入了青春期，也像大多数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性情有些叛逆，成绩变得不太稳定。老师看紧一些，或者是父亲对我发一次火，我的成绩就会比上次好一些，不然就下降。老师看管的松紧程度和父亲发火的厉害程度，与我的成绩基本上成正比。 有一次上课，我手里不闲着，拿一支笔转来转去，老师就把笔没收了。我很不高兴——我又没说话，也没影响别人，没收我的笔干什么呀！于是又拿起另一支笔继续玩，又被老师没收了。我急了，我自个玩笔咋就不行，我从铅笔盒中又摸出一支笔，下意识地我开始反抗老师，就这样，被老师连着没收了四支笔。老师气得够呛，我自己也生起很大的闷气。 几乎教我所有老师都和我母亲很熟。因为教师会有一些交流调动，当时县里有四所中学，我母亲曾经在其中的三所任教。于是，老师就来我家家访了，其实就是告状。我母亲一看，怎么老师拿着一捆笔来家访了？老师对母亲说：“我没收一支，他就又拿出一支，最后没收了一捆笔，这孩子是不是故意气我呢？” 一般情况下，每次家访后，父母都会根据老师反映的情况给予我特殊“关照”，情节较轻的挨批评，情节较重的要受点皮肉苦。那次老师走后，我的结局可想而知。 我记得那是我最后一次挨父亲的打，挨打之后又接受父母的开导，记忆深刻。那件事让我明白了，你可以自由，可以调皮，但要遵守有形或无形的规则，一定的限度内老师、家长或者社会可以容忍，超过了这个限度，你就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大家对你的失望，而你必须独自承担所有后果，接受应得的惩罚。中学时代得来的这个教训使得我人生变得更加遵守规则，无论是部队的纪律还是国家法度甚至做人的道德准则。 在获得了党和国家、人民给予的荣誉之后，我不仅恪守不疲，甚至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工作和生活原则。有许多人觉得我活得累，但我却习惯了。不要去碰触这些原则，否则将付出代价，是我少年时代就得到训诫。 按传统的教育方式和一般规律，学生的一切都围绕着成绩进行，我对学习抓得比较紧。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不得不把那些似乎不切实际的东西按捺住，更多地想怎么去学习，怎么提高成绩。这与父母对我的要求直接相关，父母并没有明确的想法让我长大后去做什么，对我教育就是：你要好好读书，要把基础打好，要上大学，掌握知识，去面对社会。 现在我也是一个十三四岁男孩的父亲，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来反思，我对自己的儿子所抱的心愿也基本相似。父母对孩子的希望与要求，大略如此。而实际上，父母对孩子的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却未必知道，十三四岁的少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有了自己对未来的期许，有了自己朦胧的向往。 很可能，父母对孩子的希望，却并不是孩子的梦想。 按父母再三指出的奋斗道路，我那时有比较“实际”的想法，想自己能不能做科研工作，当工程师或者科学家。而在内心深处，却有另外的事物吸引我，并且从童年与少年的懵懂中慢慢浮现，明明灭灭，闪闪烁烁，似乎遥不可及，但却越来越清晰。 我隐藏着它，不太相信真的有机会让它变成现实。 第一章:地平线(六)我有两个梦想 不知儿童行为研究方面的书怎么说，但一个基本的道理我是知道的，儿童时代是一个人生命的基石，一个人后来的所作所为，都可以在他的童年中找到根据和源头。 如果一个人小时候对什么发生兴趣，这将会对他的思想意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有机遇，他就会去从事于此相关的职业，并有希望做好。 小时候我曾对两件事感兴趣，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抱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当一个飞行员”的梦想，它由来已久，渐渐清晰，在十八岁那年终于得以实现，并引领我走向光荣；另一个梦想则是当火车司机。 除了生活环境中那些具体的东西，我们小时候看不到电视，也没有更多的媒体，所能接触到的就是小人书和为数不多的电影，通过它们掀起的小小一角，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外面的世界”。而那些风景却可能对我们产生很大的触动，心中无限向往，然后竭尽所能去模拟和模仿。 童年时我看过一些电影，很多电影看过了兴奋一阵也就过去了，《铁道游击队》却是我一直喜欢的，看过很多次，算得上百看不厌。也可能因为我们那里有铁路，有火车，种种想法比较容易演练，更容易进入想象情节。 看完电影后的星期天，我会与伙伴们一起来到铁路边上，无所畏惧地看着火车呼啸着驶过来，然后沿着铁轨进入站区，学习游击队员的英雄行为，在蒸汽火车的腾腾烟雾中爬上车厢，一个接一个往下跳。我跳完后想，如果自己会开火车的话，那是个什么状态呢？要是能去开火车，不仅非常英勇，而且显得特别有本事，那么一个庞然大物听从我的驾驭，一路呼啸，奔向远方，那有多了不起啊。 这个梦想虽然算得上强烈，其实存在的时间却相当短暂，随着我从儿童变成少年，从小学读到中学，电影从记忆中变淡，梦想也就烟消云散了。 而当飞行员这个梦想，于我却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宿命，但是后来每每想起由儿童到现在的所有事件和过程，还是会问自己：飞行和蓝天，是不是注定是我生命中的组成部分？ 关键的关键是我的家乡绥中县城有海军的一个机场，现在还是海军的一个训练基地，它就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 当年我们幼儿园和部队搞军民共建活动，八一节时排了个小节目去机场演出，是一个集团舞蹈，叫《小小飞行员》，我穿着小飞行员服装，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演出后我们去机场看了飞行。我吃惊地看着银色耀眼的飞机腾空而起，不久后从天而降，又看见飞行员穿着飞行衣，戴着飞行帽，从飞机上下来，排着队，高大而神气，心里又崇拜又羡慕。那是我对飞行和飞行员的最初印象。 从那以后，机场上空就成了我特别关注的天空，机场则成了我最想去的地方。飞机整天在头顶飞过，做空中动作，我经常一站许久，仰望蓝天，看天空的飞行训练。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飞行员跳伞，从很高处跳，我在家抬头就可以看到。雪白的降落伞徐徐飘荡，我的心情也跟着飘飘悠悠：掉哪了，掉哪了，伞掉到什么地方了。我觉得我的灵魂被飞机、降落伞和蓝天带走了。 我的小学同学和中学同学，有些就是来自机场的部队子弟，我和他们相处都不错。上初中时我们是自己带中午饭到学校吃的，正赶上最能吃的年龄，我经常吃的是高粱米和小杂鱼，而机场子弟带的饭菜明显比我们高一个档次，他们吃的都是细粮（大米）。那个年代，大米很少见，更何况他们经常吃呢。这让我发现，即使从生活待遇上说，当飞行员也挺不错的。 我经常跟同学去机场，不单是玩游戏，更多的是玩那里的训练器械。我们有时能近距离看飞行员们训练，过后就忍不住要模仿他们的样子上去试试。 读初中的时候，我和同学们有机会尝试了旋梯滚轮，大部分同学一上去就受不了，几分钟不到就呕吐个不停，大喊大叫着，表情痛苦不堪。而我上去后，却几乎没有什么不适的反应。接下来做其他器械，也基本能轻松胜任。等到能对所有训练器械应付自如时，我心里暗道：飞行员能做的我都能做。 似乎就是在那个时候，“当一个飞行员”这个念头变得清楚起来，不再是一个朦朦胧胧的愿望，不再是不着边际的幻想，而是变成了比较具体的想法。为了能锻炼出合格的体魄，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包括踢毽球、游泳、长跑等在内的详细健身计划。就是节假日回到家中，我也要去自己在屋前的门楼上做规定数额的引体向上。 因此，从那一刻起，飞机从头顶飞越而过的轰鸣就有了另一种意味，好像那就是对我的召唤，就是给我的询问和示意。我会激动地仰望，想像一位飞行员，在天空驾着飞机，正像《鹰击长空》中所描绘的那样纵情飞行。 直到高中时，紧张的学习和具体的高考目标压住了所有妄想，我要当飞行员的想法和去机场的习惯却没有被消灭。我有一个关系要好的同学，他的父亲就是一位飞行员，他有时会把他父亲的飞行头盔拿出来，我戴在头上，感觉那么亲切，整个人都那么舒畅。有时，我们会去他家，那位飞行员父亲会带我们去机场办公室，看看他们的枪，摸摸他们的装备，看看各种各样的飞机模型，之后我们就在他们身边玩或看书。那个时刻，我的心情特别安稳，不想做别的，不想离开，好像那就是我应该待的地方。 从那时起，我热爱飞行，向往飞行，羡慕飞行的感觉就深深在心里扎下了根。那些痴迷、沉醉、梦想和希望，连同后来的训练，飞行不知不觉地融入到了我的血液、深入到骨髓。我成为了飞行员又成为了航天员，有很多机会，我可以离开飞行去从事别的职业，或许在名利上得到更多，但是飞行始终是我的理想，我不舍得放弃，不愿放弃，哪怕有再多的诱惑。 实现飞行的理想，是靠大量切实可行的计划和行动来支撑的。我上中学时已经明白，要实现飞行的梦，就要从一点一滴的积累开始，从一丝不苟的行动做起。有一句老话：空想是一片没有收获的荒草，而理想却是一片可以结出饱满谷粒的秧苗。如果说当火车司机是空想，那么当飞行员则真的是我的理想。 我有些明白自己为什么会不假思索地报名参加选飞了，也明白了，为什么在离开家时我会那么坦然平静。 第一章:地平线(七)穿上军装 忽然长大 1983 年 6 月，在敲锣打鼓的欢送声中，我踏上了奔向梦想的列车。在登上火车即将启程的时刻，带队领导把车窗打开，让我们赶快对父母亲道别，说有可能五六年回不了家。我就那么简单地挥挥手，心里没有觉得有什么离不开、舍不得，反而对远方充满向往。当时的心理感受可能跟年龄有关，尤其是自己还在兴头上，根本没能体会和家人离别的心情。 我们 5 个人到了锦州，又一起到沈阳去，然后省军区招飞办再把我们送到保定的航空第二预备学校，人们简称其为保定航校。到锦州会合成了 25 人，而到了沈阳，人数增加到 120 人。这是那年我们辽宁省招收飞行员的人数。 第一次离开家，觉得哪里都新鲜。我那一次可过了把坐火车的瘾，到这几个地方都是坐火车，我舍不得在火车上睡觉，就趴在火车车窗上看外面的树木一扫而过，房屋、工厂都倒退着消失在远方。毕竟是头一次离开父母，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跟个孩子一样心里有些忐忑，但我始终兴奋着，脑袋里一直想象着航校的生活。 到达沈阳的当天夜里，我们发军装了。没有领章帽徽，但穿上了正规的军装，感觉自己是解放军了，心中自然十分得意。我们每人只发了一套军装，要求把自己的穿的衣服换下来，第二天打着行军背包，统一穿着军装去保定航校。 打背包对当时的我是件难事。以前从来没有打过，我们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不知如何是好，随行的武装部领导为我们解了围。他挽起袖子，三下五除二，一个背包就打好了。我们站在旁边惊讶地看着，觉得他很厉害竟然会这一手，原来打背包也是解放军的拿手活，我想到看过的电影中红军长征时都一个个背着整整齐齐的背包，以后我也将学会这一招。打好的背包在我们眼中就像一件战利品，我们看着它，爱不释手。一会儿背在肩上，一会儿卸下来，一会儿又背在肩上，神气地走几步。 从沈阳去保定航校的火车还会经过我的家乡绥中。第二天，我来时穿的衣服，就在停靠绥中站时送下了车。 第一次穿军装，对于当兵的人，相当于脱胎换骨的开始。有一首歌叫《军装的味道》，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这样的情感。歌中唱道： 当我戴上闪亮的军徽 我的青春开始了梦想 我稚嫩的肩膀扛起了钢枪 慢慢有了兵的模样 军装的味道是什么 只有穿过军装的人才知道 多少泥水汗水泪水和硝烟的味道 融入我的怀抱让我赢得荣耀 1983 年夏天，保定航校一共接收了 1700 多名学员。作为我军一个重要的航空训练基地，保定航校主要做前期培训，有许多飞行员的起点就在这里，据后来的了解，我们 14 个航天员当中，包括我在内，有 7 个人曾经在保定航校学习过，也就是说，我们军人生涯的第一步是从那里开始的。到本世纪初，因为军队编制体制调整，保定航校被撤并。 6 月 11 日，我们到了保定航校。我们辽宁省的飞行学员报到得最早，其他省的学员还没到，所以区队长和文书就通知我们先打扫航校卫生，迎接后来的学员。先学习整理内务，再一遍遍扫地擦地、擦窗户，我一路小跑着做各种勤务，虽然从来没有这么累过，我却像拧了发条一样浑身都是劲。1700 多名学员被分为 16 个学员队，我被编在 15 队，分到 10 班。我们绥中的 5 个人，都被分到了不同的学员队。 我感觉自己就是在那时突然长大的。当象征军人身份的军装穿上身的那一刻，稚气的脸上带上了一丝小男子汉的刚毅。离开家，终于没有了家长和老师的呵护与管教，却反而特别懂事。可能许多初入军校或者刚进军营的战友，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感受，军营的各种氛围都在提醒你：这是部队，你不再是个学生了。 这时，你会突然间变得更加自律，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军人”这个词立刻就取代了“老百姓”。军人是打仗的，是保家卫国的，是保护老百姓的，学生、孩子是被保护的，当然自己就不再是学生不再是孩子，而转变成有力量保护他们的人，随着军装赋予的力量，自己就突然不可抑制地主动长大了，似乎有种心理暗示，要赶快强大起来，这样才能担负起军人的职责，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转眼之间的成熟，让我可以比较周到地管理自己，做每件事都目标明确，对指派给的工作尽职尽责。 可能是因为做事认真、精力充沛，我被任命为副班长。之所以是副班长，是因为当时我个子小，队长怕我当班长管不住战士。实际上，严格的自律和认真的态度让我很快就胜任了副班长的工作，后来又当团小组长，一直干到离开学校。 第二章:军校飞扬进行曲(一)初入军校不完全笔记 凡是到过军校的人都有大致相同的感受——人与物都线条笔直，平面立面都洁净无比。套用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那个著名的开头，我们也可以说：“所有混乱的营区各有各的混乱，所有严整的营区则是彼此雷同的。” 清晨，5 点半，被笔直的绿色林荫穿插连缀的校园仍然没有动静。大门外，偶尔有汽车低鸣着驰来，又寂寞地消失。大门内，路上没有人迹，宽阔的操场空空荡荡，所有楼房的门窗紧闭着，仿佛一个个睡汉闭着眼睛和嘴巴。校园非常安静，安静得如一个幽深的水潭，但是这种寂静并不真实。在那些门窗后面，在每个建筑物的廊柱后面以及所有通向校园外的大门后面，数千人在睡梦中等待号声的鸣响。 6 点钟一到，悬挂的扩音喇叭就会把嘹亮的起床号声灌注到每一个空寂的角落。随即，几十只金属哨会在每一个编制单位应声吹响，某处有单位指挥员高声喊道：“x队，带枪，方队训练。”或者是：“x队，背心，短裤，一万米跑，花坛集合。” 在同一个瞬间，数千师生会从各自的床铺上，从各自的睡梦中一跃而起，在三十秒内着装完毕，潮水一样涌出一扇扇大开的房门。这号声，意味着夜晚的结束和又一个训练日的开始。从音乐的角度看，起床号的旋律相当柔和，但对于每一个军人，它却是号令，是催促，特别是对于新兵，一排音符，就是一排钉子，错落地穿透床板，直逼得你弹跳似的从睡梦中逃出来。 早操后按理要洗脸刷牙，但内务没整好，被子还没折出棱角，早饭哨响了，手脚不那么利落的只好暂时省了洗脸刷牙的个人卫生时间。 集合，唱歌，到饭堂笔直坐下，听到喊“开饭”，便各人埋头进餐，没有任何人说话，只听到咀嚼声和吞咽声。 一会儿值班员叫道：“还有两分钟。” 也就是说全体人员应该两分钟内离开饭堂。连忙把剩的馒头塞进嘴里，鼓着腮去洗碗，之后跑步离开，继续把内务彻底整好。 上午，正常训练；午饭后，加班训练；下午，正常训练；晚饭后，加班训练；晚 7 点半，看新闻；之后，读报；之后，照例是 5000 米徒手跑；睡觉前，做俯卧撑或仰卧起坐。 如果没有洗漱，就明天再说吧！ 新学员说太紧张了！太紧张了！干部们说：“紧张什么？我们和你们一起作息。你们以前懒散惯了，做事情还是慢腾腾地，不推不动。看，两个月过后，强多了！” “号声一响，急得叫娘。”新学员最操心、最担忧的就是早操，但却天天必出，“定型训练”期间，周末也要早操。 新生刚换军装，平时的着装常有种种混乱，早操时尤其如此。开始时，队长或区队长几乎每天都告诉学员军装如何穿：制式短袖上衣里一定要穿件背心，武装带也就是外腰带扎在内腰带外面，集合时千万别忘记戴帽子…… 但是，一到早操，着装的问题仍会出现不少。号令一响，学员们迅速起床，轰轰烈烈地齐集楼下。 区队长大声呼道“立正——”。到位的，没到位的，提着腰带的，没系扣子的，全当场凝固在这个口令里。 区队长下达第二个、第三个口令：“向右看——齐，向前——看。”一阵快速的骚动后，队伍集合完毕。 区队长眼睛扫一遍队伍，说：“谁少带了东西，打报告！” 队列里的声音便此起彼伏：报告，忘了戴帽子！报告，忘了扎腰带！报告……每一声报告后，都是一阵哧哧咕咕强压抑住的笑声。竟然，还有个学员没穿制式短上衣，仅穿着背心站在队列里。 区队长怒道：“你们什么都没忘，是忘了带脑子。回去取，30秒内给我下来！” 入校之前，我们单纯地以为进了航校就开始学飞行、学技术，进入学校才知道，要先学习文化知识、进行政治教育、接受军事训练、完成体能达标。预校的功能就是对未来的飞行员进行素质培养。在航校一年里全部是政治、军事、体能、文化，这四项，要求特别严格，可能比一般的军校都要严格。 报到一周，航校宣布首先进行入校摸底考试，如果成绩不合格，会被退学，我们都特别紧张，怕再被刷下来，于是整天拿着书苦读，非常用功。那股劲头在家上学时从来没有过，而且在家时是被管着用功，而这会儿完全是主动自觉的、发自内心的。 这次考试，我的文化课成绩只是中等，我觉得不够好，心里有些失望。自尊心、好胜心和对自己的高度期望鼓动着我，让我学习抓得更紧了。别人都在用功，我只能比其他人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后来居上，所以基本上有时间就每天坐在小马扎上看书。 一个月后，学校又组织了一次考试，我的成绩发生了飞跃，名列前茅了，事实证明，刻苦努力是会显现出成果的。 父亲在绥中农贸产品公司当经理常常出差，我入校一个月后他刚好去河北开会，就到学校看看我的情况。队领导出面接待父亲，对我褒奖有加。我在父亲面前被狠狠表扬了一下。 表扬让我更有劲头了，我性格中要强的那一面蓬勃地生发出来，不允许自己落后的上进心和荣誉感，延续到了军校时期的各个方面。其实，从小我的个性就是争强好胜的，但是我太爱玩了，大多数时候这种争强好胜是表现在玩的当中，在玩和学习之间选择，我显然是倾向于前者，是老师和家长对我的监督让我不得不好好学习。但是在进入军营之后，父母并不在身边，没人整天盯着我要我用功，这种自我管理的天性油然而生，随着成长不断强化，军校的同学都成为我竞争的对象，我对自己各方面要求都显著严格起来。 第二章:军校飞扬进行曲(二)有关定型训练与队列的传说 所有的新兵和新学员刚进军营时，都要进行几个月的“定型训练”，我们也一样，这是完成“从一个青年学生到合格军人的转变”的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内容。所有经过“新兵训练”的军人，对其中的甘苦也都心知肚明，深谙“正步走、齐步走、敬礼、端枪”的每个细节之严苛是为了什么。我的感受也一样，那不单是烈日下或冰雪中的肉体痛苦，还是对身体和姿态的不可缺少的塑造，更是对精神品质的一种磨砺。 在军校的日程表上，“定型训练”是新学年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多年来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一个完备的操作系统，总结出一系列的经验和教训。具体到每个院校，除了强度稍有强弱之别，其内容与方式大致相同，具体到每一年，除了方法上的细微变化，其新颖与独特之处亦是乏善可陈。它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思想教育，分为若干个专题，计有革命人生观与价值观、人民军队历史、院校传统、理想信念、军人品德等等。这可以让新学员在意识上确知自己是什么人，已经是什么人或将要做什么人。 二是条令条例教育，包括军队的三大条令和学院的规章制度，这帮助学员，从内部到外部，一点点、一分分把平民换掉，换成士兵和军人，包括他们的骨头、肌肉，他们的胃和嘴，他们的头发、皮肤，视觉与听觉。 三是军事基础训练，包括战术、射击等等，这是在新学员的身上模拟一次小小的战争，帮助他们练习面对未来的危险和恐惧，在他们的生命中播种下杀伐之音，就像把铁块掏出膛口，压下金灿灿的子弹，让他们的一生从此在一个无形的指头上随时期待扣扳机。 四是体能训练。起点是肉体，目标却是不断超越它，这帮助新学员克服生理的懒怠，战胜身体的沉重，并终于使他们的精神站在高处，感到顶天立地的力量。 在这几个月的“定型训练”工作中，从院校首长，到机关教员、学员队干部，每一个人都需要全神贯注，把一口气提到头顶上，谁都有上下左右提醒，谁都不能松懈。往往在考核总结后，他们会又欣慰又畅快地叹一声“脱了一层皮呵！”翻过来看，那意思其实是说“强悍了一次，轰轰烈烈了一把！” 而身在其中的学员，从第一个早晨起就仿佛被裹挟进一个呼啸的旋转中，肉体和精神都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我们必须承受生理的痛苦和疲乏，必须承受心理的惊恐和焦虑，并且必须鼓起勇气来面对它。我们听到身体的每一寸都在呻吟，但得咬紧牙关，不让这些呻吟冲出体外，我们会觉察到神经的某些部分，在紧绷的时候“嚓嚓”欲裂，但得自己拼命隐忍，用忘却甚或麻木把那些脆弱的部分拧住。 我们在连续不断的口令中会不知所措，这时将仅靠自己的本能做出反应，而面对失败的打击或落伍的羞耻，叹息是无用的，只好让自己更强大。每一个人都明白一个道理，要么你赢得生命的尊重，要么你输得干干净净。 据估计，我军院校“定型训练”的强度已达到或接近人的生理极限，就其可比的方面来说，超过了著名的美军西点军校“野兽营”。 事实证明，这些“魔鬼训练”从一开始就把我们逼迫到一个顶峰，让体能、毅力、反应都达到最佳，有了这份经历垫底，以后的什么紧张、艰苦，也许程度上更大或更小，但均已可以应付自如、胜任愉快。 教导员对我们说：“定型训练就像打铁，要充分加热，用力敲打，将会感到紧张痛苦，但不这样，一块铁就永远不能具备刀的形状，不这样，你们就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军人。” 对每个学员是这样，对一个队集体同样如此。这几个月是一个学员队的战斗力基础，凡是“定型训练”搞得好的队，日后的队列啦、体育啦、学习啦，一到比赛便名列前茅，锦旗一面一面的，掌声一阵一阵的。 当年，我所在的保定航校第 15 队，体育、军事都非常出色，在整个预校的那一期里，比赛名次一直很好。 在“定型训练”当中，最重要、看起来最平常却最吃力，最让人刻骨铭心的，无疑是队列训练。在全军范围内，队列训练的内容和方法大都一样，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同，常常一练数小时。 6 月份到保定航校的时候，军装没发那么多，每人只发了一套，所以每一次训练下来，大家的后背全是白颜色的，都是出汗结的汗碱。 人说，练功就是“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队列训练就是一个军人的最基本的练功过程。 而这个基本中的基本，就是站军姿。军姿是一个军人所有队列动作的基础。新学员每天要练习两个小时以上。你无法偷懒，哪个部位松动，干部和教员就敲你哪个部位，他们好像能透视，隔着衣服也能看清你的每条肌肉。 “抬头、挺胸、收腹，两腿挺直，两手压紧裤缝。”教员、区队长一遍遍高喊，一遍遍检查，每个学员都如雕像一般站在那里，一动不能动。 1 分钟，2 分钟……10 分钟过去，头脑便开始发热，在烈日的炙烤下，厚厚的军帽就像一个蒸笼，人的脑袋也就像一个馒头，不一会便冒出腾腾热气来。 20 分钟过去，额头的汗水结成滴，汇成小溪，痒痒地流过面颊，越过嘴唇，流进嘴里，又苦又咸。半个小时过去了，全身上下像刚洗过澡一样，全是水，胶鞋里面，从炽热的水泥地传来的热量与从身上流下的汗水在这里汇集，两只鞋变成了两口锅，锅里就要沸腾了。 40 分钟过去了，身体里的水分仿佛被榨干了一样，湿透的衣服也慢慢变干。50 分钟过去，嗓子干得在冒火，喉咙里阵阵难受，开始有些恶心，这时真想灵魂出窍，到树阴里休息，就让那躯体独自待在那里。 1 个小时后，听到指挥员喊休息，人却老大一会儿不能动，疼痛使得腰弯不了，膝盖长时间挺直竟无法打弯。 而队列训练的最高级形式，就是人们常说的阅兵式——分列式方队。 一位军旅作家曾经这样说过：“在所有的行业中，方队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只有军队中还依然存在，因为它从古至今都是军队战斗精神的绝好体现。在冷兵器时代，方队是最基本的战斗队形，每当发起冲锋，士兵们就端起武器成方队前进，此时队列中的每个人实际上都是‘死士’，你后退，躲避，战友的利刃就会刺进你的身体，所以你只能抱着必死的决心，勇往直前，直到被面前的敌人击中，扑倒在地，后面的战友再踏着你的尸体冲上去！” 分列式与一千年前的队形相比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2009 年 10 月 1 日，祖国 60 周年庆典大阅兵时，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阅兵，那严整的队列、宏大的气派、威武的阵势，让我热血奔涌。当我举手敬礼时，想起自己当兵历史中的参加阅兵的经历，仿佛自己又回到了那年轻的方队中。 在军营里，最隆重的事件就数阅兵了，能参加阅兵是件辛苦但是光彩的事儿，我们一个队 120 人，不可能全部参加，但大家都想着上。为了能被挑选上，我们不单正课时练，闲下来之后也会主动加班。我的队列动作相当标准，在列队时会站在整个方队中的关键位置，我们叫“框子兵”。 要保证方队的稳定、整齐，队列的四个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用动作标准、姿态好的兵把队列框起来，个子大的排在前边，个头小的就排队尾。我当初入校的身高是 1.62 米，就在队尾当“框子兵”。我对当“框子兵”感到很自豪的，并不是个子小就能轮到当队尾的“框子兵”，我们也是单兵一个个从教员面前踢正步过去，动作标准的被选拔出来。 第二章:军校飞扬进行曲(三)新学员副班长 在航校，磨砺意志，塑造自己，不仅仅从外形上如此，还需要自我约束，遵守纪律。那时，我虽然表现不错，却也曾犯过小错误被领导批评，这让我懂得，一个好军人要能够自我完善，而遵守纪律是军人最重要的素质，也是最好的武器。 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却不是死读教科书，其他的书也喜欢看。同学们中间谁有好书，就轮流传阅，每个人都等着这书传到自己手上，你要赶快看完再传给下一个人，后面排队等着呢。读军校的战友们大都有过熄灯后看书的经历，最好是值班的时候看，名正言顺，要不就只有加班加点，藏在被窝里打手电看，但要提防让领导抓住。 在航校的时候我晚上拿手电看书，就让区队长抓住过。 那天熄灯以后，我偷偷摸摸地把书藏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的灯光一行一行贪婪地阅读起来。被子里空气憋闷，我都不舍得把头探出来喘一口气。本来小心翼翼提防着领导检查，却在小说的精彩故事中放松了警惕。当我正看到兴头时，被窝一下子被掀开了。我吓得一哆嗦，发现区队长就站在眼前，严厉地盯着我。 “杨利伟，你知不知道熄灯后看书是违反纪律！”区队长的声音里带着严厉。 我低着头，没敢说话。 “把书给我，这本书得没收。”区队长伸手来拿书。 我一着急说：“这书不能没收。”下意识地把书塞到了身后。因为我看的是当时刚刚时兴起来的、最热门、最受欢迎的武侠小说，大家传着看的，好不容易才到我手里。我心想，还有好多人等着要看，如果在我这个地方让区队长没收了，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大家还不埋怨死我。 区队长眼睛立了起来：“杨利伟，你是副班长。身为副班长是不是应该以身作则，是不是应该起一个表率作用？” 我头一回被区队长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地批评了一通。当时，我各方面均表现出色，虽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第一，但是基本上名列前茅，尤其学习成绩很好，不用队里领导操任何心，还当着副班长，所以区队长对我的印象本来很不错，这一挨批，令我很懊丧。区队长批完，还是把小说没收了，以示惩戒。 在军校，虽然晚上熄灯后看课外书的行为算违纪，但是在任何学校任何时候都屡见不鲜，所以处理起来可以酌情重些或者轻些。飞行学院要求很严，这样的事虽然不会给处分，但起码要批一顿，把书没收。 说是这样说，但区队长还是对我采取了部分怀柔政策，只收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还给我了。把书给我时，区队长说：“马上就要考试了，你自己看着办！” 我自然不会松懈，为了将功补过，就更拼命地去学习，结果那次理论考试，全校 1700 多人，我考了第一名。 预校对我们在时间上的管理尤其严格，这和培养目标有关系，对飞行员这个彼时我们还所知甚少的高危险工作来说，将时间精密计算、合理分配和准确执行，是必须着重培养的素质之一。 一日生活制度规定得非常细致，不消说起床、上课、吃饭、休息、看新闻这些大项内容，就连我们什么时间写家信，什么时候洗衣服，完全都是程序化的。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刚入校不久，刚穿上军装，大家都要照相，好给家邮回去。外出人员是有比例的，大家不可能到校外照，就在学校里面照相。上世纪 80 年代条件跟现在差距很大，照相是要到照相馆去的，不像现在自己都有相机，拿了相机就照了。 我们只要离开学员队都要请假，离开本队的营区去服务社那边购买东西、照相或者办什么事儿，每个人只给半小时。我记得我去照相的时候人很多，需要排队，我也跟着排，可还没排到，请假的时间就到了，只能赶快跑回来，重新再请半个小时假，同意了我再跑回去接着排，如果队里不允许就不能再去了。 2008 年我去广州出差时，碰到区队长。他现在转业了。我们一同回忆起那时候的生活。说早上洗漱，头天晚上就要把脸盆的水打好。因为一个队 120 个人，早上打水来不及，得早做准备。洗漱间空间有限，洗漱要轮流进行。比如要从一班开始，一班的学员们就端着自己的盆进去，区队长就在那里看着表。给你 20 秒，洗漱完，撤出来，第二个班赶紧进去。 区队长还提到我当副班长时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当时，作为副班长我主要管内务，因职责所在，我的被子叠得特别好。军人大都明白，初入军营时的叠被子可既是体力活，又是一件技术活。费了很大劲儿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让人心满意足，颇有成就感。 我被子叠得很标准，为了保持它的良好形状，宁可不盖，小心谨慎地放在桌上，拿板凳和哑铃压着，晚上供着它，然后自己把床单一扯盖在身上。当副班长的，如果被子叠不好便无法服众，更不好意思检查督促别人。 就因为我被子叠得好，被子还上过电视节目。当时，空军拍个电视连续剧需要个好被子，就找到我的这个，搬去拍电视了。所以，同学们后来跟我开玩笑说，被子上镜比人上镜早好多年。 现在我儿子经常不叠被子，如果周末我回家非让他叠，他就把被子随便一卷。我对他说，这被子不是很好叠嘛，两边一铺，中间一卡，不就是方的嘛。但是作用不大，儿子要么敷衍一下，要么就不听。 第二章:军校飞扬进行曲(四)在起飞前助跑 在军校的最初几个月，从神经到身体整天都是紧绷着的，不能放松，不然就可能出问题。等过了这一段，纪律和时间观念，就会渗入你每天的言行细节，养成了一种习惯，让你感觉遵守规范成了很自然的事。 这影响到了我一直以来的工作和生活，包括后来成为战斗机飞行员和航天员，虽然在某些方面要求更严格，一些训练更艰苦，但我们做起来都没感到有多大的困难。比如当航天员时，实行全封闭式管理，规定我们不能到外边就餐，我们就会自觉执行。那时我孩子很小，周末有空带他出去，吃饭就是个问题，孩子可以吃的东西，我却不能吃。宁肯饿着，很自觉，没有随便到哪个饭店去吃饭，一次都没有。 回首 26 年的军旅生活，这些年走过的路程，我觉得自己看问题的方式、做事的习惯、工作的作风、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是从那时开始形成的，源头就在那里。军队的条令条例、规章制度，给了我非常具体的规范，它的传统和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心灵和思想。部队对人的磨砺和教育，就如同起飞前的助跑一般。只有历练出结实有力的翅膀，雄鹰才能展翅高飞。 我相信，许多有了一定经历的军人和曾经的军人，都会有和我大致相同的想法。你现在也许已经是领导干部，也许已经从普通士兵成长为将军，也许你已经在某一领域建功立业，或者已经是手握重金的企业家，当回想起初入军营的青春时代，你不会否认那些艰苦的训练，严格的纪律，所经历的身体和精神上的锻炼，培养了你，影响了你，你的人生一路走来，它就在潜移默化中造就了你。 现在大中小学也要搞军训，这不单单是一个形式，不单单是让你吃点苦，或者不单单练一下队列，更多的是让你理解和养成纪律、集体这些概念。 了解外面军队几十年历史的人都知道，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在战争中多次以弱胜强，打下了江山，战胜过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而在和平时期也业绩卓著，急难险重的任务都由军队完成，与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相比，外面都算得上一个最成功的军队。 所以，我想对人们说，尤其是对年轻的战友们说，在部队的文化里有你最珍贵、最需要、对你最有意义的东西，接受它的塑造，服从它的纪律，理解它的意义，是我们一生的幸运。这些东西，除了军队，没有别的地方能够给你。它会影响我们的一生，是我们做人做事的一个最强大也最可靠的基础。 2009 年初在桂林，我去某师参观，该部现在是军队现代化信息化建设的一个试点单位。在基层某连，我看到，从营房建设到武器装备，从工作条件到生活设施，都非常好，硬件比我们那时候强得太多了，但那些最基本、最核心的东西仍然没有变，价值观、纪律、制度、对官兵们的要求，都没有变，对内务要求也没有任何变化——虽然桌子上摆着电脑，连着局域网，但被子仍叠得跟豆腐块一样。 部队这样做是为什么？我想，虽然说起来叠被子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往深里说，那实际上从某一点上代表和规范着你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一个什么样的军人。军人做事追求极致，强调执行力，要做到胆大心细，准确认真。尤其作为飞行员、航天员，任何细小的误差和失误都有可能影响到任务的完成，威胁到生命的安全。军中无小事，往往细节决定了成败、决定了生死。 事实上，当初作为一个新兵、一个新学员，进入保定航校的时候，我不可能想这么多东西，也不可能像今天理解得这么透彻，我只是本着好强的个性，不甘人后，按照纪律、规则和要求，一点一滴做好：按规定把头发理得简短，不超过帽檐下 2 厘米，鞋跟不能超过 2.5 厘米，笔记本上不贴明星照片，不听靡靡之音，团结同志，乐于助人…… 在最初的激动、紧张和不断对自己的鼓励和肯定中，我就这样带着强烈的渴望和简单但是坚定的信心，向即将展开的军旅生涯，向那个越来越近的飞行之梦，向无法意料的未来生活，迎面走去。 第二章:军校飞扬进行曲(五)军营青春 美妙时光 过了最初的适应期，紧张、枯燥、乏味都不太成为问题了，我们也变得游刃有余了，开始感受到军校生活的丰富多彩。 大多数部队，军营里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男性，在军校，尤其是在指挥院校，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当年的保定航校除了极少数的女教员外，平时基本上看不到女同志。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服务社有两三个。每天晚饭后八点自习前的那段时间，有许多同学会请假，买不买东西就是往服务社跑，结果那个小小的服务社每天八点前人满为患，八点后则人迹全无。 训练时，也有趣事发生。就在我们的前一批，有被停飞的女飞行学员，她们停飞后，留在学校给我们放电影或做广播员。虽然停飞了，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女学长，每当她们一出现，就会聚拢住我们关注的目光。 有一天我们正在进行队列训练，大家正随口令做动作，精神集中，整齐有力。有几个女学长从我们队列后面经过，好像是拎着水瓶去打水。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转头看。 按惯常做法，这时候，教官要么一个接一个下口令，让大家在慌乱中收回注意力，要么严厉喝斥，弄到同志们心里又惭愧又怨恨。 但那天我们那个教员比较有幽默感，他连续下达了两个并不符合操典的口令：“向右看齐！稍息！”接着小声说，“看吧。”向右看正是朝那些女兵走着的路上看，稍息是让同志们身体放松…… 两分钟后，几个女兵的身影消失在同志们的视野外，教官绷起脸叫了声“立正”，又问了一句：“好了吗？”同志们齐声答：“好了！”声音洪亮，气壮山河。那天，训练效果非常好。 学员们正值青春年少，在这方面管理好，是件挺不容易但部队做起来很有心得的事，大量的体能训练可以消耗过剩的精力，紧张的时间安排可以让大家的多余心思无机可乘，严格地限制外出、少看“不健康”的书、少听“不健康”的音乐，则可以让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有同学把书报上的明星照剪下来贴在本子上，领导发现了就会毫不手软地撕掉，邓丽君的歌尽管社会上已广泛流行，可在我们航校则算“靡靡之音”，是不能公开听的。在对待学员们青春躁动这个问题上，似乎只有堵的办法，基本上没什么疏导。 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但小机会、小快乐却还是有的。比如，学员们可以在周末外出，到市里，理由是去书店买书，去邮局寄东西，其实大多是在街上乱逛，看看街上各种各样的人、商场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 星期天，我们每队只有两个进场的名额，星期六提前决定谁可外出，领取出入证，星期天进城的学员一早起来少不得“梳洗打扮”一下，八点钟意气风发、满脸喜气地就出去了。 第二章:军校飞扬进行曲(六)保定车站的理发员 航校管理严格，虽然有外出名额，但却不是每人都能出去，每个人轮一次得两个月，遇上哪个星期天有特别活动，机会就泡汤了。 后来我从 10 班调到 6 班，是个尖子班，因此，一到星期天，领导就让我们 6 班到保定火车站学雷锋，搞军民共建。我们都非常乐意去，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大家的助人为乐精神，还可以经常正大光明地出校门，别的班都极羡慕我们。他们几乎两个月才能排到一回，而且给的时间又很短，6 班就可以每个星期天出去，这种特殊待遇让我们格外高兴。 我们去学雷锋，主要是到火车站做好事，在那里能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在军校里，我们除了见教官和同学几乎看不到外人，火车站是人流汇聚的地方，我们觉得很新鲜。周末只要没别的安排，我们都去做好事，乐此不疲。 学雷锋做好事也分技术级别，有的摆书摊，有的修自行车，实在没技术活的就扫地擦窗户。 我算是有技术的，我会理发，而且理发水平还不错。在学校常为同学理，到了火车站，我就摆个椅子，搭个毛巾，端盆水搁地上，拉开架势，给人理发。我真给不少人理过发，当然只会给男同志推个平头什么的，有一次一个女同志问我能不能给她剪头发，我就没敢接这活儿。 不知道有没有我理过发的人还记得 20 多年前的那一幕：那一年里，不少个星期天，火车站前有十几个年轻的军校学员在为群众忙碌，其中有个态度认真，时不时四处张望的理发员，那就是年轻的我。 简单严格的军校生活，却有着纯粹的快乐、奉献与获得的满足感，不在乎大小、多少，但是纯净明亮的心灵世界体会到的喜悦，却是值得珍藏的记忆。 2003 年执行任务回来后，我接触过很多人，不管是地方的、部队的，还是很多社会上公认的成功人士，很多人都当过兵，在一起时，我们对年轻时的军旅生活有说不尽的话题。大家有很多共同的感受和看法，一方面引以为自豪，另一方面也感到其中有着珍贵的快乐、幸福，这是没有当过兵的人无法体会和不可能拥有的。 我到部队和年轻战友们座谈，有些年轻战友觉得严格的军事生活很不自由，站岗、巡逻、训练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有空余也是公差、帮扶，他们觉得很限制个性的发展。 我是这么看的，说到底，军营的生活状态，源自职责对你的要求，站岗，执行勤务、练好军事本领，就是你职责范围内的事。你选择了做一个军人，就要为之付出，遵守它的规范，承受它所带来的一切，完成它赋予的职责。 我最想告诉大家的是，仔细品味军旅生活，问问你当初为什么热爱它，为什么一代又一代人热爱这种生活，在那些紧张、痛苦和单调之中，不仅有崇高的精神内容，还有一种特别的阳刚与明亮的美感。军营也有许多不同于地方老百姓生活的生动有趣的事物，如果你能细细体味、珍惜这些，对军旅人生就会有更深的理解。 另外，自己的个性和爱好，也并不是没机会得到发展。我们航天员，大家都有自己的喜好，航天员训练是非常紧张、艰苦和严格的，但不会把爱好和个性抹煞掉，反而会更有助于你在发展爱好时加强毅力和耐性。比如我喜欢听音乐、看书、运动，业余时间就会很投入地做这些。我喜欢唱歌，会弹吉他，在航校时，学校有时派出地方队与地方大学进行歌咏联谊活动，我就成了活动的骨干。直到后来在航天员大队，我还是文艺活动的主力，在航天员乐队中我是黑管乐手，还经常当晚会的节目主持人。这培养了我不怯场的心理素质。 第二章:军校飞扬进行曲(七)淘汰与选择 保定航校 8.级 15 队，我们当初进来时一共 120 个学员，一年后预校学习结束转到航空学校，少了 20 几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人被淘汰了。和我一起从绥中入学的老乡，也有两个被淘汰了。 飞行员是个高度危险的职业，而与它的危险相匹配的，就是挑选过程中的无情和残酷。入校后我们就明白了这些，同学们的心理压力都很大，一个是自己给自己的，因为我们到这儿来，就是想当飞行员的；第二个是外界给你的压力也很大，所有的课目你不能马虎，所有的时间你不能松懈，从入校到毕业，时刻面临着被淘汰的可能。 在预校一年里，文化、军事、体能，这三项，哪一项不行都会让我们远离这支队伍，打碎我们当飞行员的梦想，甚至彻底断送自己的前途。 并没有具体淘汰的比例，而是看你合不合格，有一条基本的界线在那儿，达不到就淘汰。比如，文化课如果有两门不及格，就会退学，所以我们特别努力地学习，我不记得因为功课不及格而退学的情况，学员都是高中生，正式考进来的，又都那么刻苦，文化课无论如何不会太差。而另两项，军事、体能就不一样了，它和你的智力条件无关，更多地是与你的身体条件有关，与每个人的心理和生理有关。倒在这两关的大有人在。 保定航校这一年，对体质和体能的要求占的比重大，训练考核也最多，有些硬指标是必须要达到的。 我记得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个头特别高，将近一米九，但他却特别瘦，体重非常轻，大家认为他是营养不良。一般情况下，打篮球时个子高占优势，可是大家都不怕他，随便一撞，他就倒了。领导们也希望学员都能进步，不要被退学，说这不行，要给他增重，加营养。怎么办呢？那就特殊照顾，增加营养，每天给他吃鸡。 说实话，大家都很羡慕他，每天吃鸡，多好的生活待遇啊。刚开始，他也很美，可是吃了半个月，就觉得腻歪了，天天吃谁也受不了。后来，一到吃饭他就愁眉苦脸，站在体重秤上更是脸色难看。吃了两三个月，他也没长肉，他就是长不胖，拼命吃也不长胖，体重和体质上不去，结果就被淘汰了。 游泳考核的及格线是 50 米。游泳课上一个多月，如果考核时 50米游不下来，也要被淘汰。上游泳课我很轻松，因为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游泳，虽然游泳姿势不标准，游得也不是特别好，但毕竟不怕水，动作很快就练出来了，而来自东北的许多同学不会游泳，这下遇到了难题。 学游泳的人都知道，年纪越小越好学，接受能力强，不那么害怕。那些不会游又怕水的，教员们自有办法，就是用背包带一绑，往水里一扔，水喝得差不多了再拽上来。 等基本熟悉水性后，会游的和不会游的围成一圈，一个盯一个，最少要游 50 米。有些同学刚开始游不了这么远，扑腾一会儿就想往游泳池边上靠，教员拿着长长的杆子阻止他们。有的同学拼命要靠边，教员就不客气，把他“打”回去，胳膊上少不得挨上两下。 休息时上岸就找我们诉苦，让我们看他被打得青红一片的地方，龇着牙对教员说：“您也太狠了，真打呀。”教员这时就揉着他的胳膊，笑着说：“不打你能学会呀？你有种就别靠边，在里面游，我想打也打不着。” 在必考课目里，旋梯训练也是我的强项，初中高中时在家乡的机场就玩过了，做起来比较轻松。许多同学开始的时候不太敢打旋梯，怎么办？我们队里的干部和教员也有招，就用背包带把不敢打的学员绑在上面，但他还是不敢，他自己不打怎么办？就找个会打的和他一起。舷梯是两个人的，那个会打的就带着他，吓得他不停地惊叫。就这样，才能把大多数人练出来。 对于飞行员身体素质和适应能力要求很高，所以要练篮球、长跑、短跑、体操等多个项目，而且必须达标。除了每天的正课训练，还有早晚的业余训练。劳累和艰苦自不必说，有不少学员会被练得哭，也有打退堂鼓的。我一直比较乐观，都坚持下来了，没有觉得有多难，即使在自己的弱项上也从没畏怯。 我的弱项是长跑，入校摸底的时候，1500 米我跑了将近 8 分钟，尽了全力，跑完后累得话都不能说，没办法，只好被列入攻关队。哪个项目成绩不好的，就会被列入攻关队，在教员和干部指导下苦练加巧练。 我在其他方面还可以，力量、爆发力、百米短跑都不错，尤其体操成绩突出，有教员专门带，单杠、双杠的动作都很标准，做得又高又飘，常作为代表参加定期比赛，没让教员失望过。我的短跑一直很好，那种灰砟子跑道上，我的百米成绩是 11 秒多。 百米和 1500 米对我来说简直是两个极端，如果 1500 米没跑合格，就罚跑两个百米，我就不怕百米，因为我不用练成绩就很好了，后来不让我跑了，大家跑百米的时候，我负责发令。但 1500 米，我从航校到离开，一直都在攻关。 预校学习结束的时候，我终于把它攻了下来，当时 1500 米跑了5 分 25 秒算优秀，我跑了 5 分零 8 秒，这不算好成绩，我的好多同学都能跑在 5 分钟以内。 预校一年，我有多个项目成绩名列前茅，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体力、心理、智能、思想，都更像一个真正的军人，更接近一个飞行员的标准了。个子也长了几厘米。进校时我 1.62 米，一年里长了 6 厘米，到了 1.68 米。 转校时我们分配到了不同的航空学校和不同的学员队，个子高的去飞大飞机，比如运输机或者轰炸机，个头小的就飞小飞机，比如歼击机。我的愿望是当战斗机飞行员，并且能尽早执行任务，能够去打仗。其实不单是我，基本上做飞行员的都有这样的想法，都想做最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 第二章:军校飞扬进行曲(八)第八航校初试飞翔 1984 年夏天，我如愿去学小飞机，开始时转到了甘肃的空军第五航校，因为学校有外训任务，接了一批朝鲜飞行学员，我们等了一段时间，四个月后转到地处新疆的空军第八航空学校。来回一耽误，我们几十个人实际比同一届的同学晚飞了将近一年，此后就一直比他们晚，他们毕业我们才到了高教阶段。 在航空学院先要学习专业理论，理论阶段结束之后，就下到了团里，分为初教和高教。初教机是初教 6，是一种螺旋桨式飞机，飞机不大，很轻，而高教机是歼教 5，是喷气式飞机。 第八航校位于新疆辽阔的戈壁滩，航校附近只有几个很小的村庄。在八航校的那三年，对我和同学们来说是一段艰苦的岁月。首先生活上不太习惯，水土不服，我不怎么吃羊肉怕膻味，吃饭也成了困难。没去八航校前，曾听说过对新疆的描述：早穿皮袄晚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到了新疆才深刻体会到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训练分为上午班和下午班。赶上中午飞行的时候，跑道上的温度能达到六七十摄氏度。那时候我们谁也不敢摸飞机，实在是太烫手了。最苦的还是教练，学员一个接一个的训练，教员就一直坐在飞机里，连午饭都来不及出来吃。我们拿着饭盒奔跑着给教练送饭，教练在飞机里呼噜呼噜快速吃完，一抹嘴：“下一个，继续训练！” 飞夜航的时候，我们见识了新疆夜晚的寒冷。初教机没有空调，我们就穿着带毛的大皮靴子。等到凌晨两三点结束训练的时候，人已经快冻成冰棍了，但是大脑却要保持极度的清醒。飞行员就是要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都能够胜利完成任务。现在想来，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磨练意志、训练技能，为我后来在航天员训练中能够耐受更严峻的考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八航校除了生活艰苦，其次就是训练任务重，淘汰的压力大，明天都在担心以后，甚至担心第二天自己是否会被停飞。 了解空军飞行员培养情况的都知道，从招飞入伍到真正成为飞行员，平均淘汰率超过百分之八十，最后飞出来的是一小部分，大多数学员会在几年的学习过程中陆续被淘汰。 我们是八航校第 39 期队员，进入飞行学院后直到毕业四年过程中，淘汰贯穿始终。我们那一批飞出来的算是比例高的，同一批的近70 人，也就飞出来十几个人，其他学员都在不同阶段停飞了。 有一年停飞的，有两年、三年停飞的，甚至临毕业都还有停飞的。每一个课目只要你飞不出来，就会停飞。 是否停飞，完全依据你是否达到大纲要求。 飞行大纲分为低、中和高。大部分学员在中等大纲能放单飞，而少部分在最低大纲次数时就达到了放单飞的标准，如果飞到了最高大纲的次数还不能放单飞，就说明你没有培养的前途了，或者说你不太适合做飞行员，就要被停飞。 这种情况早停飞早好，对国家和军队有好处，也是对个人负责，因为你某一项学不会或者做不好，将来肯定会出事故，既然这样不如早些停飞。 有的学员临近毕业时被停飞，学校考虑可能勉强让你毕业，但是在分配的时候也会被严肃告知，最好停飞，不要出事。所以停飞是对事业负责，对个人负责，不可能妥协，也不可能讲情面。 对个人来说，停飞以后就不能成为飞行员了，现在，当不了飞行员，就送你到地面学校去学别的专业。我们那一期还没到这个政策，被停飞的学员有的留在部队当战士，可以重新考别的军校，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当了一年兵以后又考上了别的军校，又读了四年。我毕业之后到新疆转场，还看得很多飞行学院的同学改了志愿兵，没有上大学，在那儿做了机械师。 还有很多同学复员走了，从哪来回哪去。城市的学员在校一两年会给个中专文凭，在校三年会给个大专文凭，回原籍还可以按照干部安置。有的停飞回去以后安排得挺好，给我们写信，说不行就回来吧，我们现在上班了，挺好的。家在农村的学员就很不一样了，回去没办法找工作。到了我们的下一届，情况好转了，学员被停飞的可以保送上地方大学了。 有的学员知道自觉飞得不好，晚上连觉都睡不着，想明天是不是团领导会带着飞。因为如果是团长或副团长带着飞，就意味着这是最后一次考核，有可能被停飞，领导亲自考察一下确定要不要停飞。紧张时，同学们之间就互相安慰，讲讲动作，讲讲要点——如果心理压力太大，第二天会飞得更不好。 我这方面的压力并不大，因为我起落飞得挺好，飞行最重要的就是起落，是最容易出事的环节。起落做好了，空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我对自己心里比较有底，不仅理论方面的成绩很好，实际操作肯定也算最出色的学员之一。 因为时刻面临压力，大家都希望第一批单飞。每个课目都会放单飞的，能第一批单飞，代表着这个课目学得很好，不用考虑停飞的问题了，那就是又过了一关。 虽然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课目我都是第一批放单飞。比如空中射击、编队、打地靶等等。每一次，我在身体、技术、心理和精神上都会做充分的准备。虽然现实中有沉重的压力，但当飞机从跑道飞向天空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充满了轻盈和自在。 当然我也并不是万事顺遂，也遇到过难题。 从普通人到飞行员一般要过两个关口：抗过载和高速翻滚。我的身体素质好，适应过载不难。可第一次上天时，在飞机高速翻滚中感到有些头昏，虽然经过很好的打旋梯训练，但在飞机上这种高速的不规则翻滚，还是让我感到难受。 我知道，学员淘汰率这么高，这一关如果不能过，结局就是注定的。要过关没别的窍门，只有去适应，只有想办法练。除正常的训练之外，我休息时用上了土办法——左手捏右耳，右手捏左耳，原地打圈。 回想起来，我认为既是我选择了飞行这项事业，也是这项事业选择了我。因为从小就喜欢，所以我从内心热爱它，这提高了我的学习自觉性，而家庭教育和军校的训练，一方面让我能很好地理解规则、遵守规则，另一方面又锻炼了我争强好胜的性格，反应速度和接受能力由此得到提升，在接受飞行训练的过程中我显得游刃有余。 第二章:军校飞扬进行曲(九)游击队员式的单独飞行 八航校的初教机场是双女字跑道，南区、北区各四条。所谓双女字跑道，就是形状很像两个汉字的“女”字。我们的训练时间是根据日出时间安排的。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信号弹打响，一架架教练机像小鸟一样跳跃着从洞库里滑出来。宽阔笔直的跑道上，飞机迎着风冲上蓝天，阳光披散在身上，飞向朝阳。 我们很喜欢站在跑道旁，听着呼呼的风声，看着飞机迎着风起飞和降落。儿时无数次飞翔的梦想已成为此刻实实在在的飞行生活，梦想成真的快感在第一次“体验性”飞行时最为强烈。 在真正学习飞行之前，会有一次“体验性”飞行训练。教员驾驶飞机，让我们体会一下飞行的感觉。这时，教员会特意让你熟悉机外的环境，羊群一般的云层、星罗棋布的河流湖泊、山脉的全貌、建筑的渺小，跟大家在民航飞机上看到的景色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是，新疆的上空，看到的是茫茫的戈壁滩和草原。 我一直盼着放单飞。这么多年来，我对自己逢大事时的控制能力很有信心，遇事不紧张，按部队的话说，就是关键时候不会“拉稀”。 1985 年的一天，我将迎来学飞行以来的首次单飞。开飞前，带队的副大队长问我敢不敢飞，我说，那有什么不敢的。他说敢飞就飞，没问题。我心想终于可以单飞啦，自己定了定神，登上了飞机。在飞机上，先检查各种仪表，把程序在脑子里走了一遍，等指挥员给了滑出指令，我向机旁伸着大拇指的地面人员举手，驾飞机稳稳地滑行，然后平顺地拉起。 终于能在蓝天上自由地飞翔了，那种感觉真是无比美妙。看着蔚蓝的天空和身下的大地，心里满是自豪和兴奋，我甚至把机舱盖打开了一条缝，让风吹在自己的脸上，充分体会什么才是御风飞翔。 在我们看来，初教只能算是分解开的学习和练习，而高教阶段才算是真正的飞行。我的第一次高教单飞，是我们飞行学院的院长检查的。 降落后，院长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吧。”院长说我整个一游击队员。当时说得我摸不着头脑，心想，坏了，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可脑子里把过程快速过了一遍，好像又没什么失误。院长接下来讲评，说我的起落飞得很好，就是航线上的数据不太严格，有些随意。讲评结束时他叮嘱了我一句：“就这样飞，保持好数据。皮实得像游击队似的，是个好飞行员。” 我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其实，院长是在提醒我，要严格地按规章飞，报数据要严。他之所以说我飞得像游击队，可能是说我飞得状态还算轻松，心理状态比较好。我认为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提醒，心理状态好，但是飞行还是要严格。 第一次高教单飞的成功，给我带来了自信，也给我带来一点启示：自我要求必须更高，严格的训练能产生充分的、必胜的勇气，今天的训练场上留下一分遗憾，就可能在明天的战场上增加十分危险。 随着飞行次数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娴熟，我们这些新飞行员就有些“不安分”了，要尝试一些动作，玩一些花样。 初教机一般飞到四五千米就不能再向高空走了，有时感到还可以再高一些，两个同学就在空中较量，看谁更高、更快。 向上爬升中有时忘了时间，等意识到了，按正常飞行已经不能准时回到机场了，而不能准时就算不合格。情急之下我们就驾机向下猛扎，在规定时间里返回。 飞低空时，我们会飞得很低，看到地面有大片白花花的东西，就想去看个究竟，原来是牧民们的羊群，我们的飞机从 50 米的低空快速掠过，巨大的轰鸣和强烈的气流，把羊群惊得四下奔逃。 飞行员大多有这样的“顽皮”的故事，它是飞行快乐的一种释放，缘自对自己战机的熟知，也是在充分掌控的前提下对危险边界的体验与品味。虽然飞行员面临着高度风险，但熟知飞机和飞行训练过程的所有细节，就可以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真正的危险往往来自于“意外”，遇到这样的意外，长期训练形成的临机处置能力尤其重要。 第二章:军校飞扬进行曲(十)感念一个教练 在飞行学院几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初级教练员。 当时我们叫学员，他是教员，两者的关系跟大学里的师生不太相同，不像大课堂那样，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我们更接近于师傅与徒弟的关系。要手把手地带，一个教员带两三个学员。 我的教练是 1968 年入伍的老教员，带着我们三个学员。他的名字叫赵成良，安徽人。 他是个全才，吹拉弹唱都特别在行，还是多个运动项目的国家级裁判，篮球是一级裁判，当时的报纸上报道过他，称他是“穿着飞行服的国家一级裁判”。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并不是嘴上说怎么样，而是更多地用他的行动，他的敬业作为表率。他告诉我们干一行就要去热爱它，为它投入，我这么老的教员带的学员不能比别人差，你们呢，也应该要强，应该努力进取，我们都应该比别人做得好，不能输给别人。 最初他带了我们四个学员——74、75、78、86，我的代号是 75。飞行员飞行时要报代号，不报名字，和现在战斗部队一样，不能说我杨利伟怎么怎么，而是报代号。这种制度被我们带入了平时的学习与生活中，学员的代号是不变的，教员、大队领导喊学员都喊代号。在同一个师傅手下的战友，互相之间也不叫名字。 78 号刚开始没多久就被停飞，赵教员之后带我们三个学员，三个人全部顺利毕业了。那时的停飞率很高，一百个人最多也就飞出二十几人，而我们三个都飞出来了，其中还有两个是第一批放单飞的，这真得感谢赵教员。 他在带我们做地面练习时，就做得非常扎实，正课时拿着飞机模型在那里一圈一圈走。到了周末，他也不回家休息。 那时不像现在的飞行学院有模拟机，可以像驾驶真正的飞机一样模拟各种飞行动作。为了让我们熟悉飞行动作，他用平板车做了一个简易练习器材，让我们三个坐到上边，他推着我们，在学校的篮球场上，一圈一圈地走。他向左转或者向右转，指示我们手中的模型要立即跟上去。师长和学员的这种深厚感情，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他平时不太要求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但一有空余时间就带着我们打篮球，带我们玩。 我第一次驾驶飞机飞行，也就是最初的体验飞行，就是由赵成良教员带着。我在前面坐着，他在后面坐着，就像现在的汽车陪练一样，前后的操纵杆底下是连着的。他提醒我放松，让我把手和脚都放开，飞机还在平稳地飞着，他说你看，驾驶飞机其实很容易嘛，不用管就能飞平稳。其实，他在后面拿腿夹着操纵杆呢。他就是想先打消我的紧张心理，让我放松。 在技术上他却非常严格。比如最初练习降落的时候，跑道是 45米，中间有一条中心线，我每次降落都偏离中心线，这样很危险，一旦降落出了跑道，飞机就可能发生重大危险。赵教员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给我纠正，他让我从中心线右侧练习飞一小窄条，飞得更窄，就瞄着这一小块。这都能飞好，再瞄中心线就相当容易了。他知道我老盯着那条线，只顾机头不顾机尾，往往机头瞄准了，但机尾是歪着的，这样很容易出事。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赵教练对技术的严格要求，对我形成扎实的飞行功底起到了直接的、关键的作用，他带我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但还不仅仅如此，说心里话，除了飞行理论与技术，我从赵教员身上还学到了很多别的东西，他的忘我敬业精神，无私的投入，做人做事朴实无华但又处处好强的风格，对工作的悉心钻研，处理事情的方法和经验，都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为我的飞行员生涯和航天员生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他后来转业到了安徽的一所大学，在档案室工作，不久前刚刚退休。 我和航天员战友们谈起过去时，都会牢记着一些旧日的师长、同事。在我们的学习与工作中，都曾遇到过对我们产生显著影响的人，他们自己未必在意，却让我们感念一生。我们深深感激在人生的前几步能遇上这样具有榜样力量的前辈，他们把优良品质传承了下去。 第二章:军校飞扬进行曲(十一)恰同学青年 我不仅感激我的师长，也常回味航校里的青春时光，那些最珍贵、最丰富的记忆，来自我青春勃发、阳光闪动的同学们。 我们小组三个人，我的代号是 75，就叫“拐五”。在师兄弟当中，跟我交流比较多的是“86”，名字叫蔡春祥，现在在山东。在学员队的时候，我和他曾在一个班级，他当班长，我当副班长。后来学飞行又分在一起，关系自然亲密得多。 蔡春祥是吉林白城人，个头比我高，有 1.75 米，打篮球是把好手。他在白城老家的时候曾经是个短跑健将，百米的成绩是 11 秒 4。我自认为百米成绩不错，可他比我还厉害，让我心里很是钦佩。 在八航校的时候，我们周日爱踢足球。那时不是双休日，只有周日休息，这个爱好的形成，实际上有些被强制的成分。 航校不是特别提倡我们踢足球，怕踢球受伤影响飞行员的体质。但是，几个铁杆球迷却是非踢不可的。有时凑不齐人手，他们就来为你“服务”。所谓的服务，就是帮你“晒被子”。周日早早地他们就来了，说我帮你晒被子，其实就是强行抱起你盖在身上的被子，把它挂出去。被子没了，觉也睡不成，就只能跟他们去踢球了。年轻人在一起，说说闹闹很正常，即使玩起来“不讲理”也都很开心。 我们同学周日经常一起出去玩。八航校附近很荒凉，只有很小的几个小村子。当地人没有好玩的去处，八航校毕竟是个建设很棒的部队大院，规整的院区，笔直宽阔的大道，绿树成荫，在这偏僻的地带就被当成一个景色最好的地方，当地人会经常到学校附近走走看看，就像逛公园一样兴奋。 而我们则会出去，看他们司空见惯的“风景”。 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山上的冰川凿下来好大好大的冰块，然后坐在冰块上，你推我我推你地打滑。回想起来，这些游戏本不应该是我们那么大年纪的人玩的了，但在单调的生活中，我们却感觉到很快乐。夏天，我们到老乡家里去买杏和葡萄，把工作服的两个裤腿系好，变成一个大口袋，扛在肩上回到队里给大伙分着吃。 现在战友聚会，大家提起当年依然特别兴奋。我记得我们曾经用一双胶鞋换过一板车的哈密瓜。像我和蔡春祥这样的北方人哪见过哈密瓜啊，又甜又香，我俩就天天吃。也没人告诉我们哈密瓜糖分高，爱上火，结果很多人吃多了嘴上都起了好多大泡。 那时候交通不发达，没有现在到处可见的物流，农贸产品往往只在本地自产自销，大城市都很难见到外地的稀罕瓜果，绥中这种小县城更是没见过没吃过哈密瓜。我假期探亲回家时带了两个哈密瓜，把家乡的朋友惊奇坏了。 我们还跑到军马场跟军马照相，维族兄弟非常热情好客，想骑马，维族兄弟就把缰绳送到你的手上，我就在那时学会了骑马，不过后来很多年我都再也没有机会骑马了。 我们搞侦察时去爬天山，用天山雪水洗脸，天山雪水多凉啊，我们也不懂皮肤会冻伤，回来后，脸上蜕皮了，出现好多圈，一圈圈，大圈套小圈，好长时间才下去，我皮肤算好的，是不容易出问题的，可那回真傻眼了。所以现在，我还比较怕凉水，手特别怕冷。虽然在边疆工作生活都比较艰苦，但那时跟大伙一起，并不觉得苦，反而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回忆。我比较念旧，对过去的战友都记得很清楚，谁谁叫什么名字都忘不了，他们现在来航天城找我，我都十分高兴，热情地跟他们聚会。 那时的娱乐远没有现在丰富。当时队里除了一台大录音机，什么娱乐器材都没有。我攒了好长时间的钱，花 30 多块钱托人从哈密买了一把“美声”牌吉他。这把吉他让我们几个人大大地风光了一把。 “八一”建军节各班都要出节目，为了把别的班比下去，大家都铆足了劲排练节目。没亲眼见过乐队，只在电视上见过乐队演出。我们开始了最早的“模仿秀”，组织了一个最简陋的乐队。我还算有点文艺细胞，我吹口琴，主要负责主旋律部分。一个同学弹吉他，实际上，他还不怎么会弹吉他。蔡春祥找来一个木头墩，把里边抠空翻过来，又拿了两把勺子，模拟架子鼓。 那天演奏的曲目是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我们一上场就把观看的学员都震住了。因为社会上刚开始流行乐队，我们在这么偏僻的边疆玩乐队，副队长都兴奋得拉着队长来观看。结果，我们的新潮玩法赢得了奖项。 不光是演节目要评比，平时各项活动和任务都要争第一。在学员队的时候，我们挖菜窖、拓土坯，连学校道路两侧的马路牙子，都是我们用泥夯实抹平的。 有一年“八一”建军节，去巴里坤湖劳动，任务是割油菜，我们挥舞着宽大的镰刀，刷刷刷，一片油菜地很快就收割完了。为了超过别的中队，我们加快速度，拼命地干活。而用力过猛的后果是到了第二天，我们几个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别的中队依然不紧不慢地挥舞着镰刀，收割的油菜渐渐超过了我们。我所在的四中队，基本都是城市兵，在家时没怎么干过农活，所以没什么经验。但为了不落后，我们依然互相鼓励着，互相帮助着，坚持把油菜收割完。 当学员期间，总会有不同的各种困惑和问题，有飞行上的，工作当中的。同学们经常聚在一起，当遇到一些挫折或不开心的时候，彼此开导、鼓励，情绪低落时有人听你倾诉、替你分担，有什么高兴的事也一起分享。 在部队里，这种同学、战友的情谊非常珍贵，是一种情同手足的关系，为什么，是因为大家一同成长，一同面对危险，如果上战场随时就要生死与共，在飞行部队，由于飞行的危险性随时存在，战友之间更有一种牵挂和担心，这不是现在机关里或公司里一般的同事关系，上班见面、下班各走各的，彼此互不相关。在我们的航校，大家一起吃住，一起执行任务，一起为战友捏把汗，因为战友遇到的危险自己也有可能不期而遇，所以相互之间交流飞行心得、要领，实际上是在互相关怀规避风险。 由于军旅生活中这种超越了名利的真情实感，对正在成长和进步的年轻军人起到良性的作用。想到大家是战友，平时即使交流不多，甚至有些小矛盾，也都不那么在意了。 1987 年夏，临近毕业了，除了淘汰的压力之外还有分配问题，同学们各种各样的想法比较多，但是要分开了，不管平日里关系如何，都特别舍不得。一拨一拨送走战友的时候，大家在站台上眼泪都哗哗的。确实，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留在最后的为数不多的同学着实不易，在共同经历了无数次停飞的考验后终于闯过来完成飞行学业，心情跟从战场上经历过无数次炮火的历练而活着凯旋似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颁发毕业证的那天，每个人都到台上去领毕业证书，学校的领导把毕业证书送到我的手上，首长向我祝贺，我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那一刻我松了口气，心中升起了成功的感觉。 我的军校生涯艰辛而卓有成效地完成了，我终于胜出，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飞行员。领导回敬军礼的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心与心的敬礼，是军人间最诚挚的祝贺。从登上列车离开家乡小城的那天起，我从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然而一瞬间的百感交集，让我实在用语言难以表达，我的眼中充满着激动的热泪。 直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挺激动的，那五年承受着巨大压力辛勤学习，总算有了个好结果，终于走到了最后，成为一名光荣的飞行员。 与学习飞行打的这场战争，我胜利了。 从航校毕业的时候，除了和教员、领导喝酒话别之外，我们并没有搞太大的庆祝活动。 但为了纪念难忘的青春岁月，总是要做点什么的，一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总觉得要用一种特别的仪式来昭示我们的与众不同，最后大家一起商定，在最后一门课考试前都理光头。 理光头并非头一次，在校几年也经常理成光头，但都是个人理个人的，很少有集体理光头的，商定之后，开始下手，我会理发，有几个同学的头是我理的，记得最开始有几个广东的学员不愿意理，可大家不管，往那一摁，一推子下去爱理不理的。同学之间这点很好，摁那儿就摁了，理光了就理光了。谁也没生气。平时，看不出同学的脑袋是什么形状的，理了光头后一目了然，大家互相取笑，谁的头那么尖，谁的头长了两个旋，挺有意思。 我们理发全都是互相理，我的理发手艺就练出来了。现在我还留着一张照片，我们几个飞行员拿着飞行帽拍的合影，站在飞机旁边，全是光头。有一次，我们十几个人外出一起坐火车，都没穿军装，又都是光头楞小伙，火车上的其他乘客都不敢往我们身边坐，以为我们是哪个帮派的呢，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挺面善的，不像坏人。 毕业离校前，我领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120 多块钱。因为当时我分在新疆的部队，还有一笔数字不算小的边疆补助，工资算是高的。我母亲当了几十年的教师，每月才挣五六十块钱，而我一工作，工资就比她还高了一倍。 领到了工资后，几乎每个学员都到街上买了一双皮鞋，那时候学员不发皮鞋。当时，军官和士兵的最大区别，就是上衣的四个兜和脚上的一双皮鞋。我们就穿着四个兜的军装，穿着新皮鞋，很显眼很荣耀地去逛街。虽然穿着很光鲜，但我们都刚二十郎当岁，又长期受部队的严格教育，显得十分单纯，街上人都看我们，老百姓指指点点地议论着我们：哪来这么一群小孩，都还穿四个兜的军装，还是干部呢！ 我们都听见了，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啊，但都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大家还是憋不住劲，一路笑着。这种兴奋和荣耀冲淡了我心中藏着的一点遗憾。那个遗憾就是，我差一分就以全优成绩毕业。如果所有的功课都在 90 分以上，就能成为我们那届唯一的一个全优学员，而我只有一门课没有达到优秀。是一门理论课，当时刚刚入学，不知道全优学员的要求，考前没下工夫，结果考了 89 分，差一分。 分配时，部队来挑人，看我们的档案，说没有一个全优的，后来看到我的分数，就对我说：“真可惜，差了一分，是门不难的理论课。你当时没重视吧？不然就全优了。” 听了这话，我心里一直懊悔着。人生处处不能松懈，虽然未必有危害，但会让自己遗憾，而且无法弥补。（右二是杨利伟） 第三章:凌云之翼(一)我的战机我的部队 我所在的八航校，主要是为海军培养飞行员，因此，我们那一批毕业学员，大部分都分到海军航空兵部队，不少人分到了上海和海南。那些地区的部队生活与工作条件相对比较好，装备也更先进。 那时的分配不是按照个人成绩，而是成建制走。我所在的中队被分到原空军某师的一个飞行团，地点在甘肃。关于分配到哪里，我没有想很多，当时个人有什么想法也没用，就是服从上级命令，分到哪里就是哪里，不容置疑。 我们先到了兰州。印象里，兰州是个大城市，比八航校那里热闹繁华得多了。 中午，大家一起吃了兰州拉面。都是大小伙子，觉得每人一碗面不够吃，就又点了一些包子。等拉面上来，把我们吓了一跳，盛面的碗跟小盆一样大，哪里吃得完，包子也没吃，全都剩下了。 坐着小火车到了一个小县城，又改坐汽车，到了部队才发现，这里比茫茫戈壁的新疆还要荒凉。 仅有的几个小村庄趴窝在黄土高原上，平均海拔 1800 米，随便上个山头就到了海拔 2000 米。站在一个山头，你会发现前边有一个更高的山头，一个高过一个。部队都驻扎在山坳里，通常每个山坳里都有一支队伍。 我所在的部队和一般部队比，可以说相当偏僻，离城镇很远，最近的比较热闹的地方是一个煤矿，从部队去煤矿还要坐 1 个多小时的汽车。当时那里经济不发达，我印象中可以说是非常穷，真的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我们部队的飞机场修建于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虽然属于一个野战机场，但是特别大，跑道直接修到了山腹里，弹药库、飞机库、油库，各种洞库齐全，飞机可以直接开到山的肚子里面去。 在甘肃一年多之后，我又随部队转场到了陕西，那里的训练和生活条件好些。 在部队，我飞的战机是强击机，就是“强－5”。对于飞行员来说，战机相当于步兵的枪，是他的武器，第二生命，我们常说，“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武器”，当然也要像熟悉自己的身体一样熟悉武器。 强击机这种飞机主要用于空对地作战，用于从低空、超低空突击敌方的小型目标，直接支援地面部队或水面舰艇部队作战，比如摧毁敌方战役战术纵深内的防御工事、坦克、地面雷达、炮兵阵地、前线机场和交通枢纽等重要军事目标。这种飞机具有良好的低空操纵性、安定性和良好的搜索能力，有威力强大的对地攻击武器，除机炮和炸弹外，还可以装备制导炸弹、反坦克集束炸弹和空地导弹。 “强－5”是我国自己生产的唯一一种强击机。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作为主力机型装备部队，大量部署在边境机场，主要训练对付“坦克集群”。 “强－5”属于轻型、超音速战机，性能很不错。一直飞了 40 年，飞行员对它有着充分的好感和依赖，至今仍然是中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前线航空兵的主力机种。当然它也在不断改进提高，后来有强－5 甲型、强－5 乙型，强－5i 型、强－5ii 型、强－5iii 型及强－5iv型等。 我平时的基本任务就是驾机训练，练习打地面坦克和炮阵地，这需要飞得很低。沿公路练习时，离地面只有几十米，路上的行人和车都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最普通的训练课目是练习用机炮打地面目标，或者练习向地面目标投炸弹，当然扔的都是教练弹，水泥炸弹。经常有老百姓等着在底下捡水泥炸弹，因为里面有一根钢管可以卖钱，只能卖给部队，外面不敢收，一个炸弹可以卖几块钱，这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在投弹训练场，平时老百姓就在那里活动，边放牛羊边等着捡炸弹。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在投弹前会先低空飞一下，把下面的人和牛羊赶走，时间长了下面的人也明白，一见飞机低飞就知道要投弹了，跑到旁边等着。 我们投弹之后回来看训练成效，能看到挺有意思的情况，为了抢炸弹，老百姓都在那儿做标记，比如说戴着个帽子，就把帽子往炸弹上一放，代表是我捡的，然后再去捡下一个。 除了训练和平时部队自己组织的活动，我们的业余生活比较单调。我和战友们都正处于青春焕发、激情满怀的年龄，部队管理严格，训练紧张，工作之余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时常也会感到烦闷。 白天或夜晚，出了营房大门之后，从机场望去简直是一望无际，远处是辽阔的原野。平时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是遇到节假日，闲下来没事，想家了，大家情绪都不太好，我们就到机场外边的场地大喊大叫，发疯似的，追一追，跑一跑。这是我们那时放松精神、调节心理的一种方式。 特别是我们在新疆马兰外训时，那个机场是个战地机场，留守的人都已经撤了，我们却驻了进去，整整一年时间。 环境非常艰苦，条件很差，一天只通两小时电，当天新闻都看不到，洗澡也没有热水，就是弄一桶水在外边晒着，到晚上拎回来用来洗漱洗澡。远离家乡，远离营区，也远离人类文明，我们几乎天天就是面对着戈壁滩，面对着没有生命的空旷。单调的线条、单调的色彩会让人感到疲惫不堪，哪怕在戈壁滩上发现一团紫红色的草丛，都会让我们兴奋半天。 很多人都会去戈壁滩上喊，我也去喊，一遍又一遍喊亲人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喊坚持就是胜利。那是一种发泄和自我调节，即使现在看来也觉得很正常。训练时精神高度紧张，闲下来无事可干，精力又旺盛，总要找到一种方式去放松身体和心理上的压力。 也许是被戈壁的无边无际所震撼，或是被这苍凉和荒芜所感染，只知道这一片天空下的苍茫大地，沉寂的外表下有一种潜在的力量使我躁动，我必须喊出来才能平复。黄昏，走在戈壁滩上，四面是天地的空旷，只有脚步和沙石的摩擦声，只有呜呜作响的风。夕阳在面前铺展开一片壮丽的血红，骆驼刺展露难得的绿色。正因为这些骆驼刺，使死寂的戈壁有了一点生机和活力，使它的荒芜不再单调。 艰苦的自然环境、单调重复的军旅生活，让人寂寞，也使人坚韧。有人曾说，耐得住寂寞是美德，作为军人，坚守自己的岗位是职责。无论是在南疆大漠还是在西北边陲，军人，就是一棵棵的骆驼刺，驻扎在艰苦的地方，耐住寂寞，保卫着祖国，让自己的青春展露成边疆的一片绿色。 第三章:凌云之翼(二)空中停车的惊险一刻 飞行员承受的紧张、压力和面对的高度危险，可能许多人都有所了解，尤其最近几年对空军英雄的宣传，报道他们的英勇事迹。比如王牌试飞员李中华、返航时遭遇鸽群撞击而在迫降时牺牲的飞行员李剑英，他们在飞行中都遇到了非常大的危险，表现出了飞行员机智勇敢的风范。 人们在了解到这些时往往会感叹一下，但只有飞行员才能对其中的生死艰难感同身受，因为，许多飞行员都亲身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惊险。 1992 年，我就遭遇了“空中停车”事故，那个过程我终生都不会忘记。 那是夏天，部队在马兰机场执行训练任务。那天，我驾驶着飞机在吐鲁番艾丁湖上空做超低空飞行。艾丁湖在海平面以下 100 多米，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地方，望去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 我驾驶的强击机是双发动机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飞得很低，贴着白花花的地面高速前进，飞机就在这时突然发出巨大的响声。霎时间仪表显示汽缸温度骤然升高，发动机的转速急速下降。我瞬间反应就是：遇到了“空中停车”特情！ 这时候的飞机是在一种失控的状态下飞行着，借助于惯性，它仍然飞得挺快，待动力不再供给的时候，飞机就很可能失速，像中弹一样跌落下去。我根本没时间想有什么后果，只是要弄清怎么回事儿，而且想能不能把它飞回去。一个有责任感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这时要做的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准确地找到故障的原因在哪里，然后迅速拿出解决的办法。 大概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我看仪表，按检测开关，确认是我第一时间里判断的“空中停车”，一个发动机几乎停转了。 “空中停车”的故障，在任何一个飞行员面前都无异于万丈深渊，如果故障无法排除，是可以选择弃机逃生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一架飞机价值不菲，那是国家的一大笔财产。我丝毫没有弃机逃生的念头，只是想一定要把飞机飞回去，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发动机可以工作，我觉得自己能够把飞机飞回去。 我当时相当冷静，稳稳地握住操纵杆，慢慢地收油门，依靠剩下的一个发动机把飞机一点点往上拉。因为我飞得太低，超低空阶段无线电不通，跟塔台联系不上，拉上去后才能把情况报告地面。 由于动力不足，飞机飞得很慢，而且带有侧滑，操作起来速度很小。500 米、1000 米、1500 米……慢慢地飞机升上来，终于越过天山山脉，然后向着机场飞去，稳稳降落在跑道上。平稳落地之后，战友们跑过来接我从飞机上下来，我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团长很激动地抱住我，当时就宣布给我立三等功。 飞机回来后检查故障，发现其中一个发动机的叶片断了。断开的叶片很容易打到油路，如果把油路打断了，飞机就会着火爆炸。 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故，当时飞机爆炸后掉了下来，没有找到发动机，一直没有查到事故原因。几年后，老百姓在自家院子里挖出来一个发动机，经过检查，就是当年出事飞机的发动机，这才证实是发动机叶片把油路打断引起的爆炸。 遇到类似的情况，回头想想我很幸运，断开的叶片没有打到油路，否则我就回不来了。总结一下我当时的处置还是不错的，一系列操作避免了其他失误，把飞机安全飞了回来。 有很多记者曾问过我，那一刻你害怕吗？想到了死亡吗？说实话，我没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我只想着飞机要飞回来。事后才知道，能不能飞回来有一部分要看我的运气，因为机器故障是人难以预料的。 我的飞行服湿透了，肯定当时是紧张的，但我很快就没事了，有些飞行员遇到迫降和跳伞的事故，回来后，按规定是要休息几天，调整一下心态，克服一下心理障碍才能继续飞，而我根本没有休息，我下来以后就平静了，第二天照常飞行训练。 实际上，即使在我们航天员当中，遇到过危险的也不只我一人。飞行员的心理素质、承受能力和意志品质在处理意外险情时极其重要。 飞行员可能遇到的故障或危险有多种，对于飞行员来说，没有谁愿意遇到其中哪怕是最轻微的一种，但如果真的经历或处理了一次这样的事故，会增加相当多的经验，对飞行会更有把握，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对这个职业的热爱。 当兵要当精兵，为将就做良将，训练场上多经受艰苦和磨练，战场上就会增添胜利的砝码和希望。我深知作为一名经常与死神擦肩的飞行员，只有刻苦训练才能减少危险，并在战场上处于优势状态，何况我的梦是王牌战斗机飞行员。 第三章:凌云之翼(三)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1992 年，对作为飞行员的我来说算得上多事多难。但事情往往这样，人生中的一些事物，一切顺利时感觉不到它的重要和分量，当你遇到挫折和困难，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时，才会深切地明白它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部队，我先后辗转了几个地方：甘肃、陕西、新疆，之后是四川。 新疆一年集训，艰苦备尝，经历了空中惊险一刻，1992 年底回到陕西部队，刚回来就碰上了部队精简整编。我所在的空军某师整个裁掉了，之后我们集体转到了四川航空兵某团。有意思的是，当我从这个团被选拔进入航天员队伍去了北京之后，这个团又被裁了。 部队要裁掉了，我首先要想明白是走还是留。转业、改行、调动，我需要下个决心。 有一些亲朋好友劝我，当飞行员既辛苦又危险，不如趁机换一份工作。我的很多战友在这次精简整编中转了业，到了地方民航，到现在干了快 20 年已经是民航的高管了。 应该这么说，对任何一名飞行员而言，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所考虑，转业或调往其他岗位，这都很正常。当时我如果到地方工作，可以找一家航空公司，那里的待遇及收入都非常可观，甚至不是比在部队的收入高一两倍，而是七八倍或者更高。当时我家里经济条件也并不好，如果我转到民航当飞行员也能给家里减轻负担。 但我个人却压根没有考虑这些。我的理想是当王牌战斗机飞行员，离开了部队，去开四平八稳的民航飞机实在不是我的愿望，我从心里热爱军队，希望在部队发展，我这时已经是二级战斗机飞行员了，在祖国的领空飞行，保卫神圣的领空不受外来侵犯让我感觉到无比的兴奋，我不能去干别的。 按照安全飞行时间和技术积累程度等来区别，飞行员分为特级、一级、二级和三级。比如，一名三级飞行员需要 700 小时的安全飞行时间，而一名一级飞行员需要 1000 小时以上的安全飞行时间。我已经飞行了近千小时，我不想放弃。 家人给予了我支持。飞行员大多有个共同的习惯，就是不对父母和家人谈飞行的危险经历，我的父母家人，尽管也担心我的安全问题，却从来没有要求过我换工作，一直都在支持我的选择，不管是当飞行员还是做航天员。 1993 年初，我们被调到成都空军某师航空兵某团，从陕西到了四川，我们将面对一个队飞行员来说更严峻的问题：出于任务的性质和训练的需要，我和我的战友必须由早已熟知的强击机，改飞陌生的、对飞行员能力要求不尽相同的歼击机，即由“强-5”改飞“歼-6”，许多技术得重新学。 这种改变对飞行员的身体和精神都是一种考验，当时有几个人受到了处分，原因是他们不愿意由强击机改飞歼击机。 之所以不愿意改飞歼击机，是因为两个机种执行任务的性质不同，由一个熟悉的机种改飞不熟悉的机种，本身是一种考验。而且不仅有技术上的，还有个人成长、生活方面的因素。 事实上，即使是现在，能够飞两个机种的飞行员在部队并不普遍，我是为数不多的能够熟练掌握两个机种的飞行员之一，在我们航天员大队，也只有我飞过两个机种。 部队驻地很偏僻贫穷，家属子女都很难安置，一些家属一时不好找工作，这也导致有些飞行员放弃飞行。 我们那一批调来 22 人，大部分战友转业了，一些离开的战友在各家航空公司找到了工作，工资很高，待遇很不错。 置身其中，面临这么大的变化和动荡，于我而言也是相当大的冲击，思想上有着剧烈的波动。我并没有想过不去改飞歼击机，我太热爱飞行了，我不想转业，陕西部队被裁掉的事让我心理上多多少少有些担心，我好不容易从航校毕业了，我不想停飞，不想离开部队，我时常做梦梦见自己突然被停飞了，醒来后有种要流眼泪的难过。飞的梦想一直支撑着我，为了热爱的飞行事业，顶着压力也是要坚持的。 如果说我的飞行员生涯中遇到过什么挫折和低谷，那时可以算我的低谷。我感到了事业和生活的双倍沉重。 在这种低谷中，我常常告诉自己必须坚强，必须乐观，必须清醒，必须胜利。 从个人角度，既然热爱飞行，选择做一个飞行员，那么即使再难，也要坚持下来，一定要把飞歼击机的技术学好，继续飞行的梦想。从大的角度来讲，国家培养我们这么多年，经过层层选拔、层层淘汰，如果因为受到处分停飞，或因为改机型不成功停飞，无论如何都太可惜了！ 新机型的训练从头开始。 新的理论和数据，我会把它们编成顺口溜，这样一下子就能记住。而在飞行准备上，自己更认真更细致，比如在特情处置问答上，我做到了全部优秀。 在练习阶段，操纵飞机进行特技飞行时，如果第一次动作没有达到技术标准，我就会利用有限的滞空时间，一遍遍地反复练习，直到动作规范。 我感觉，“歼-6”相比“强-5”虽然性能落后，但却可以磨砺技术，相比来说你要能在大强度、大载荷、高速度的条件下灵活机动，快速反应，准确操作。 部队所在地区地理环境特殊，四季多雨多雾，飞行气象条件复杂，曾经作为培训基地轮训过全军飞行员。有这样一个说法，在这里训练过的飞行员，可以应对任何机场、任何条件的飞行。 用了两年多时间，我终于飞完了歼击机的基础课目，掌握了全部技能。 后来我被提拔为中队长，又调到团里当领航主任。到 1996 年为止，作为飞行员，我基本年年全勤，总共安全飞行了 1350 小时，成为一级飞行员。 我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一直坚持飞下去。 现在看来，这个阶段的新机型飞行训练，不仅让我的心理素质、反应能力、做动作的精准度有了很大长进，各个方面的变化所带来的困难，也成为对我思想和精神的考验与砥砺，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地知道我心中最热爱的，最珍贵的是什么，而我要如何对待它、为它奋斗。 第三章:凌云之翼(四)王牌梦想 有人曾问我，飞行员每天都要飞行吗？不飞行的时候你们做什么？实际上，飞行员的飞行训练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天气条件来安排的。一般一周两三个飞行日。其余时间也不清闲，你要时刻准备飞行时的数据，比如课目内容、设备使用、特情处置等。 无论是飞“强－5”还是“歼－6”，仪表、编队、特技等所有的课目都需要一丝不苟地完成。我依然记得儿时站在机场附近看天空上的战机做各种飞行特技时的兴奋。筋斗、半筋斗、战斗转弯、横滚……当我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些飞行特技的时候，那种达成心愿的满足无以言表，感到一股豪迈的英雄之气直冲云霄。 在休息时间里，飞行员之间很爱谈论那些在一战、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王牌飞行员。“王牌”二字就像闪亮的勋章闪耀着我们的眼睛，那种憧憬和兴奋，那种对英雄的向往，让我们在翱翔蓝天时多了一份保家卫国的豪迈。 我曾看过一战时德国王牌飞行员曼弗雷德?冯?里奇特霍芬的一些资料。这位德国的飞行员在阵亡后竟然受到英国人最高的礼遇。英国人称其为“红男爵”，并为“红男爵”举行了登峰造极的隆重葬礼：为对应曼弗雷德的军衔，六名协约国上尉抬着这位伟大敌手的棺木在一位神职人员的引导下缓缓前进；当棺木进入墓穴后，两旁士兵朝天鸣枪表示最高的敬意。在那个用木头和纤维制造战斗机的时代，20 次空战胜利足以使一个飞行员青史留名，而里奇特霍芬一生中取得胜利的次数是 80 次！直到今天也被认为是王牌中的王牌。 曼弗雷德?冯?里奇特霍芬将自己战机的一部分涂成了血红色，这竟引起了一股潮流，他的队员们也争相将自己的飞机部分涂成血红色，以显示团结一致的精神。他所在的第 11 狩猎中队的战绩异常出色，以至于在战争后期，许多英军飞机上涂上了红鼻子以表示“我们一定打下红男爵”的决心。 “红男爵”的阵亡竟然因为英军对手一直飞不高而且晃晃悠悠的飞行技术。4 月 21 日，“红男爵”追逐着威尔弗莱德?梅驾驶的骆驼战斗机深入英军控制区。这时距离战争结束只有寥寥几个月的时间，德军不得不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协约国飞机和不断增长的己方损失，“红男爵”也感觉到原先那种猎杀敌机的兴奋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不安、焦躁和伤痛的困扰。“协约国飞机越来越难对付，”他亲笔写道，“除非跟踪追击到敌军阵地，否则很难打下它们。”这一次他又追赶着自己的猎物进入危险区域，梅的飞行技术很臭，他一直飞不高而且晃晃悠悠，但这反而使得曼弗雷德难以捕捉到他。 在英军阵地上“红男爵”紧紧盯着这架路线奇怪的飞机，就在这时一颗子弹从他的后方打来，斜穿过他的身体从胸部飞出。不管怎样，“红男爵”再也无法操控他的爱机，他坠落在公路旁边的田野上。事后有很多协约国士兵赶来捡取他飞机的红色残片留作纪念。而双方飞行员听到这一消息时不约而同地表示不敢相信“红男爵”已经阵亡，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成了一个神话。 自从知道了这些“王牌飞行员”的故事，我上天飞行的时候更有了一股劲头。在能够飞“强-5”和“歼-6”两个机种后，我更是觉得和“王牌”飞行员较量的资本增加了。那些压力和辛苦，被强大的自信所取代。 有时候，驾驶战机在天空中飞行战斗动作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正在跟“红男爵”较量。这种斗志激发我更加刻苦认真地训练，把辽阔的天空当成一个战场，而我的梦想终将在那里实现。 第三章:凌云之翼(五)一个飞行员的自我问答 刚得知要在两年时间内必须完成“歼-6”的全部课程时，我确实一度情绪低落，巨大的压力使我夜不能寐。每当仰望夜空中忽明忽暗的星星的时候，我一次次跟自己的内心展开对话。这是自我心理调节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新疆外训时茫茫戈壁上的呼喊，还是神州五号成功返回后的独自沉思，这种自我问答让我更加清晰地知道我是谁，我在做什么，将来会做什么。? 有不少朋友跟我聊天时会问很多问题，令我常常反思，回顾一路走过的点点滴滴，我在这里跟读者朋友们共同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给自己一个评语吧，你对自己满意吗？ 我对自己呢，还算满意。意志品格很坚定，训练学习肯下工夫非常刻苦，理想信念坚定不移，我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千千万万优秀军人中的一名。不论是在南疆戈壁，还是在航天员训练中心，祖国人民把我放在哪里，我都会尽己所能，让人民满意，让祖国放心。 但是在家庭方面，我远离故乡，没能在父母身边尽孝守候，也缺少对妻儿的照顾。如今父母已远去，我空有尽孝之心而无法弥补一直是我心中的痛楚和遗憾，但我清楚，深明大义、知书达理的父母会一直以我为骄傲。小家、大国的思想一直在每个中国人血脉里奔流。每当战士们唱起“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我都不由得热泪盈眶。 军人职业真正的吸引力是什么？一个军人如何看待自己？ 作为一个有着 26 年军龄的老兵，和刚当兵的时候比较，我对军人的理解不一样了。刚当兵的时候，觉得军装穿起来很神气，现在，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去当兵服役，是一种责任，很神圣。不单是我们国家，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是这样，军人这个职业本身就意味着奉献和牺牲。很多的军人，特别是很多优秀的军人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奉献与牺牲中建功立业。 和平时期，可能大家对军人的情感有些淡化，但在老百姓的内心深处，对军人的尊重和对军人这个职业的推崇是没有任何改变的。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是它最大的魅力和吸引力，在困难面前，老百姓首先想到的是军人，灾难降临的时候，只要一听说解放军来了，老百姓就会安下心。人们对军人充满敬意，哪怕只是个战士，一说起来，别人都尊敬他，虽然看起来都是在那里站岗，但士兵跟保安就有区别。 抗震救灾过程只要那 15 位空降兵，在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从天而降，抛却了生死，这肯定是一种牺牲和奉献的精神，当国家需要、人民需要的时候，军人义无反顾，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军人的奉献和牺牲换回更多人民的利益，赢得国家的利益。这是信仰也是理想。 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也是这样，我记得在神舟一号升空的时候，当时是无人舱，大家说如果这次让我们上去，我们干脆就上去，没问题，牺牲就牺牲了。所谓“一个人的生命，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当年往深里去考虑这个问题时，就会觉得：人活着，一是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二是确实需要活得有意义。军人最享受的就是精神上的满足。 你有过沮丧吗？为什么感到沮丧？ 我虽然个性非常坚强，但也有脆弱、沮丧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平时都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有什么事情不开心。比如我在某个飞行课目上，这一次没有飞好，成绩没达到预期，或者是领导来检查的时候，本来应该表现一下，但没表现好，是可以做到的，却没有做到，回去之后就会很沮丧，可能一两天都会不开心。还翻来覆去地想，怎么会这样呢，我那个地方本来应当怎么做。 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这种经历，有时会沮丧，会感到很失落。你尽到了努力，付出了很多，在需要的时候却没有达到你所期望的目标，而且可能有些结果不是你的原因造成的，这时你会感到很失落。这个时候，我会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情绪。我觉得这种情绪很正常，没有人一直活在情绪高涨只要，每个人都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和心态，向积极方面引导。 你有什么宣泄情绪的方法？如何排解自己的情绪？ 人总会有情绪变化，我也是个敏感重情义的人，不过说实话，自从入伍之后，我基本没掉过眼泪。在不开心的时候，我往往会到室外转一转，散散步，特别压抑的时候，会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喊两嗓子。 除了喊，不开心的时候我会听音乐。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我都喜欢。我在部队时连冰箱都没买，拿着父母给我结婚的钱先买了套音响。特不开心的时候，就听节奏激烈的音乐，比如摇滚。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会听安静一些的古典音乐，钢琴曲、小提琴曲。音乐会让人放松下来。可能我所理解的并不是音乐本身表达的东西，但在听的过程中，我会产生自己的一种思想或者一种场景，音乐会把你内心深处的很多东西释放出来。 有的人靠抽烟和喝酒来排解情绪，但我不会。我压根就不抽烟，一直不抽烟，喝酒也不行，酒量很小，基本上也不喝。 为什么选择继续飞行？飞行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没有放弃，是对飞行事业的热爱使然，它寄托着我的追求和理想。我希望什么时候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有很多新型的飞机想去尝试，看我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优秀飞行员，成为“王牌”飞行员，要朝这方面去努力。当航天员后飞行是在太空，这对我更是一种诱惑，虽然执行了一次任务后，再执行任务的机会并不多，但我时刻都做好了再次飞行的准备，我坚持参加航天员各项训练并保持成绩名列前茅为的也是再次飞行。 人总是有进取心、上进心的，遇到一些大的选择机会，对人生来讲，它可能就是你的拐点。部队撤销了我转不转业，要从头开始改机型我改不改，这就是考验我的时候，也是我的拐点，现在看，我当时没有拐错，假如说那个时候拐到别的地方，就没有后来当航天员的机会了。当然不是说别人拐得不好，现在民航系统也有相当一批领导是我的同学，他们同样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对年轻战友或青年朋友，假如要提什么建议，我觉得自己的喜欢，爱好是很关键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要让你的爱好与事业目标尽可能地一致，这样会比较容易促使你达到成功，有这种情感的内因起作用，做什么事都会事半功倍。 说到一个人的理想和立志，这个理想如何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在理想和幻想之间，有非常关键的差别，好多不切合实际的想法，不仅没有任何激励作用，反而会影响一个人的心态。 我跟青年人交流的时候，会告诉他们，“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超越自我的过程，才应该是你的理想”。我们讲“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是不错的，但你的理想太大太空太远就没有实际意义了。即使想当将军，也得从当好一名士兵一步步做起。我觉得立志有很多方面，一个远大的目标是一种立志，在本职工作的基础上稳步确立方向也是一种立志。 我也是一样。当飞行员的时候，就想我什么时候能当飞行教员，到了飞编队的时候，就想我什么时候能当长机。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追求，这个追求不是你的远大理想，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具体目标。 立志是不断探索、不断实现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自己的理想。好多人问我有什么偶像，我的偶像每个时期是不一样的，多是英雄人物，我崇拜他们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复制到我自己身上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完成理想和志向。 什么会影响一个人的选择与坚持？ 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能够遇上一些很好的师长，很认真地看几本对你有益处的书，结交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都能非常好地促进你。很多优秀的人，各行各业，做企业的，当公务员的，搞艺术、体育运动的，优秀的人比比皆是，他们现在很出色，实际上当初他们就是找到了喜欢的事业，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步步抓住机遇地发展，到后来就变得很强大了。 即使是现在，部队的发展方向也很多，在连队或者在机关院校，选择一个你确实很喜爱，又比较擅长的位置，往那个方向去发展，会更顺利。很多人遇到挫折了，没有坚持下来，实际上他是对从事这项工作动摇了，对追求动摇了，没有从内心里去热爱它，如果你真正热爱它，你不会轻言放弃。常见有些人兴趣很容易转移，这在做成一件事业上是挺要命的事，所以凡能最后有所成就的人，都不会见异思迁。 当然在实际中会有许多因素影响你的坚持，但你应当不为所动。比如当时我在航校的同学转业到民航了，他反馈的信息，工资高很多，不是一倍两倍的问题。作为飞行员，待遇并不高，加上军属随军工作往往不理想，经济条件较差，不去想是不可能的，但你反过头来想你的志向、你的追求、你的爱好，会不会动摇，这就是考验的时候。 你为什么能够全勤飞行，仅仅是因为好强吗？ 我在空军飞了 15 年，没有因为身体原因住过医院。如果因为身体不适而耽误飞行，我觉得是很可惜的，所以平时就很注重身体锻炼。而且我当飞行员的时候，非常不愿意耽误飞行日，我们叫一年出全勤，就是一年不耽误一次飞行。这不是规定的，我就是想出全勤，不想因为身体不好影响飞行，也不会因为自己有什么事放下飞行训练。 飞行时间到年底会有一些评比，不是说到年底一定会怎么样，会有什么重要奖励。我觉得是一种上进心，大家到年底会看出全勤的今年会有哪些人，一个团里也不会有几个，但其中有你，这是作为飞行员的一种荣耀，我非常珍惜它，包括最后我们部队面临解散的时候，我都没有放松飞行。 产生当航天员这个志向是什么时候，很早就接触这方面的内容吗？ 我当飞行员时就知道世界上有航天员，因为毕竟是离得最近的一种职业，至于自己是否能够成为航天员，当时真的不敢想。我们国家的航天工程是 1992 年立的项，虽然立项了，但最初整个项目主要是从科研的角度来做。我在空军时对航天领域并不了解，作为飞行员，对航天方面的内容比较感兴趣，因为它们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而且，那时候国外的航天员有很多是从战斗机飞行员中选拔的。所以，看到相关的报道和书籍，我就在心里想：我们中国什么时候也会这样？我们飞行员可不可以也去做航天员？但只是个朦胧的想法，毕竟，当时我们国家的航天科技水平还没发展到这个阶段。 终于有一天，得到了选拔航天员的消息，我的积极性非常高。但我对自己谈不上有信心，因为老觉得这个目标离自己很遥远，那么多优秀飞行员，怎么能够排到你呢？但是潜意识里，我真的非常渴望，对选拔航天员的消息也特别关注。我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还是很有信心的，在当飞行员的多年时间里，没有住过一次医院。我在空军飞了 15 年，很多年份都是飞全勤。 第四章:望穿天际(一)选拔:1500 人到 12 个 得到参加航天员选拔的通知，有些突然。尽管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但一直认为那只是个遥远的梦想罢了。我是在意外、兴奋和一无所知的茫然中报名接受选拔的。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我对当一个航天员意味着什么作了大致了解。 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科技攻关奋战中，中国有了自己的导弹、原子弹、人造地球卫星，早在 60 年代已开始航天方面的探索，如今又开始了向载人航天的冲刺。航天事业的发展既有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的大量心血，也有千千万万的无名英雄默默地奉献，一代接一代，托举起中国的航天事业，到了 90 年代，中国航天员应时代的呼唤出现了。可以说，无名这一代航天员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将有机会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飞天梦。 我了解中国航天员对人类和国家的意义，也明白它可能蕴含的艰难和危险。但作为一个热爱天空、长期飞行的人，能够飞向更高远的地方，还有比这更大的诱惑吗？即使我还不清楚这条路会有多么漫长、多么坎坷，既然可能，就要去试一试。我本不是一个惧怕危险的人，更是一名在天空飞行了 1350 小时的一级飞行员，危险在我的心里早变得很渺小，航天员的危险跟它对民族国家的意义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这种想法让我很坦然，在整个参选过程中表现得相当平静。 1996 年初，我在青岛空军疗养院参加外围体检，这是选拔的初选。体检用了一个月，与以前不一样，这次巨细无遗，似乎动用了一切可能手段，对我们进行了从头到脚的逐项检查。 我们知道，飞行员体检和普通的健康体检不一样，有些针对飞行的检查，比如对你的眼睛、鼻子等器官的要求比较高，比如对你的平衡机能很在意。而航天员的体检跟飞行员的体检又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呢？在于他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飞行员是在大气层之内飞行，而航天主要是在真空条件下飞行，有很多的特殊要求，所以我们叫生理因素检查，或者叫特殊因素检查，这部分是飞行员没有的。 事实上，航天员的选拔程序早已经开始了，它是 1992 年 9 月中央批准的载人航天工程的一部分。按照进展，1995 年 9 月，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获中央军委批复，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预备航天员。工作分为四步走，即预选、初选、复选、复审四个阶段。 预选是由原国防科工委和空军联合组成的选拔领导小组，按照一系列条件，从全军现役飞行员中进行筛选。条件中包括有坚定的意志、献身精神和良好的相容性，身高 160 厘米至 172 厘米，体重 55公斤至 70 公斤，年龄 25 岁至 35 岁，歼击机、强击机飞行员，累计飞行 600 小时以上，大专以上学历，飞行成绩优良，无等级事故，无烟酒瘾，最近三年体检均为甲类等等。符合以上条件的总人数是 1500多人，之后调阅这些人的全部档案，并作全面情况调研，确定 886 人参加初选。 在青岛体检后，身体条件和知识水平看似无可挑剔的飞行员，可能因为一个小问题就被刷掉了。大部分人在这一关下来，886 人变成了 90 人。然后，从 90 人中又筛选出 60 人，到北京接受再次体检，也就是复检。60 人分为四批，15 个人为一批，我是第二批。 可能觉得前面走得比较顺当，我对自己产生了很强的信心，觉得离航天员的目标越来越近，带着迫切的心情，我提前三天就到了空军总医院。 复检通知由空军通知到部队，部队通知到我。刚好我们团长要到国防大学学习，我又着急，我俩就结伴来了北京。我们从部队机场坐了六七个小时汽车，转火车到了北京。 我手里拿着北京地图，先找国防大学，坐公共汽车把团长送到国防大学。我掉头回来又坐地铁又坐公交，总算到了空军总医院。 到空军总医院时已经是晚上了。一报名字，他们知道我是来复检的，护士诧异地说：“你也太早太积极了，我们都没准备好呢。” 因为带着体检本等证件，当晚他们还是接收了我。我就住到病房等着检查。但是我来得太早了，他们脸盆也没准备，拖鞋也没有，都是当晚现找的。第二天、第三天陆续有人来了，等大家来齐之后体检才开始。 这次复检大概用了十来天的时间。每天都有各项检查，做临床，十几天把全身器官查了个遍，这个环节结束后，又淘汰了 20 人。 按工作程序，此前的所有检测是空军负责，此后由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负责。 1996 年 8 月，我到现在所在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做特殊功能检查。这是个高难度的选拔，看你是不是天生具有做航天员所必需的“航天生理功能”。这种功能是航天员与普通人在身体上的本质区别，是个天然的门槛。 在检查中，很多设备仪器和方法都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做起来感觉相当痛苦。比如在离心机上飞速旋转，经受 7 倍于体重的超重，测试胸背向、头盆向的各种超重耐力；在压力试验舱，要仿照上升到 5000 米、10000 米高空，5000 米是为检查耳气压功能和低压缺氧耐力，10000 米是为检查减压病的易感性；在旋转座椅和秋千上检查前庭功能，要进行下体负压、立位耐力、心理功能等测试。当时体检的每一项，现在航天员也依然在训练。 为什么要检查这些方面呢？首先是确定你能不能承受这些特定考验，比如说你的心肺功能、代偿都是通过检查数据由专家来分析的。我们成为航天员之后进行训练也是为了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这种状态如何保持呢？一个要提高。通过一些反复的训练，掌握方法，身体通过一些训练的辅助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保持好。第二个就是通过训练把适应能力提高。像离心机上进行的超重耐力训练，我们要很好地保持训练效果，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我记得检查我们的时候，做的 7g，我们后来训练都训练到 8g，最大的峰值是 8.5g。训练是一个不断提高和不断保持状态的过程。查完了，只剩下 20 人。60 个人当中，我们第二批选上了 15 人，选拔成功率比较高。我、聂海胜和景海鹏都是这一批。 后来我知道，世界上选拔航天员的方式方法大致相同，当年苏联的加加林也经过类似的过程，先是从空军 3000 多人中分几个阶段进行选拔，从 1959 年开始到第二年的 3 月，俄罗斯共录取了 20 名航天员进行训练，直至 1961 年 4 月才选出其中的 6 名航天员准备飞行。 加加林在他的书中这样描述道：“除检查健康状况外，医生们在每一个人身上寻找是否有潜伏的缺陷或者肌体对典型航天因素耐力较低，对这种因素作用时的反应进行评论。他们借助一切可能的生化的、生理的、脑电的和心理的方法和特别的功能试验进行检查。在各种空气非常稀薄的压力舱内检查我们，在离心机上旋转我们，所有这一切用了几周时间，淘汰了不少同伴。” 1996 年 12 月，我们结束了全部测试，却没有宣布结果，只是要我们回部队等待消息。那年只选 12 个，这意味着，我们 20 个人当中有 8 个还将被淘汰。 12 月 31 号，航医所的领导、专家和我们一起迎接新年。在吃饭中间，时任航医所副总工程师的宿双宁和我互祝新年，他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嘱咐说：“回去不要喝酒，注意饮食卫生，保护好身体，千万别得传染病，还有，不要再参加有危险性的飞行课目训练，一点外伤都不能受……”我觉得这是一种关心，更是一种暗示，心里一下子有了底。 第四章:望穿天际(二)越过万水千山 回到四川，我开始了等待，虽然事情似乎有了眉目，但这种无法确知最终结果的等待还是相当漫长的。我并没把日常训练放下，是出于“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如果能入选，那我的战斗机飞行员生涯就将结束，我将告别我的战机，我的部队，而那种累积了十几年的对飞机的留恋是难以割舍的；如果不能入选，仍要像以前一样继续我的飞行，良好的状态要每天保持。所以，作为团里的领航主任，我仍天天带着新飞行员训练，自己还飞行了 150 个小时。 而且那一年我们团的空靶，拖靶机基本上都是我飞的。 一周、一个月、两个月……几个月过去了，最后的消息仍没有公布。 其实，选拔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有关人员在对我们进行家访、政审，领导和专家们分别到 20 个飞行员所在的部队了解情况，还专门对飞行员的家族成员进行体检，询问父母及几代人的身体情况和有无遗传病史。到绥中调查时，对我的父母作了详细调查，也把亲戚们都排查了一遍，老家的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我在部队出了什么事。 1997 年春天，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书记吴川生带专家组来到我所在的部队，先从战友和同事的口中得到了对我满意的评价，之后又到我家里进行家访，征求我妻子的意见。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航天员要在没有后顾之忧的状态下训练和执行任务，而妻子的态度至关重要。看似随意的问话，其实也是考核内容之一。 “如果杨利伟被选为航天员，今后的生活有所变动，你能习惯吗？” “习惯，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当航天员有危险，你同意吗？” “同意。利伟当飞行员这么多年了，有危险不算什么事情。他看重自己的事业，无论他做啥，我都支持。” 玉梅的回答干脆、朴实。 我通过了这项考核。 考核一项项地进行，我也一直在担心。直到后来航天员中心给我打电话，问我穿多大号的服装，这时候我心里才比较有底了：开始准备我的军装了，那基本没问题了！ 1997 年 4 月中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集中了多名著名专家，做最后的研究和挑选，最后从 20 个人中录取 12 个人为预备航天员。我在临床医学、航天生理功能指标、心理素质的测试中都达到了优秀，成为其中的一员。 这 12 个人，学历都在大专以上，驾机飞行都在 800 小时以上，平均年龄 32.8 岁，大都有处置空中险情的经历。 有许多人问，为什么我们的航天员必须从战斗机飞行员中选拔，而不能从其他职业比如从大学生中选拔？为什么年龄在 30 岁左右？ 首先，中国航天员要执行复杂的空中任务，并不是飞船上的乘客，美国、苏联选择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一般也都从飞行员中挑选；其次，较长时间的飞行经验，空中生活、工作经历，让飞行员过渡到航天员不需要重新适应。而要达到规定的飞行时间，年龄必然在 30岁左右。 另外，在航天员的训练与工作中，风险和压力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主要是心理上的。飞行员阶段的空中体验对心理承受能力、良好的精神品质、意志力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然，作为飞行员，即使是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也不是顺理成章就能成为合格航天员的，中间相隔的，不是从四川到北京的万水千山，也不仅仅是从地面到天空几公里扩展到几百公里的距离，而是另外一些越过生命极限、超出想象的考验。 第四章:望穿天际(三)进城了 1997 年底，我们 12 个人来京报到。 1998 年 1 月 5 日，12 名中国航天员正式由空军移交给原国防科工委，并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原办公区举行了一个仪式。 当时两个大单位的首长参加仪式。空军首长对我们的入选表示祝贺，同时又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我记得，首长对我们褒扬有加，称我们是空军最出色的飞行员，空军真是舍不得，但国家有需要，航天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更重要、更具有挑战的岗位，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空军全体指战员的光荣。 今年空军创建 60 周年大庆，我们全体航天员回了“娘家”，参加了全部庆祝活动。置身于熟悉的部队，听着熟悉的呼啸声，我们仿佛又重新站到了飞行员的队列中。 原国防科工委的首长对我们表示欢迎，并对空军诚挚致谢。 虽然整个仪式的过程十分简短，而且对外秘而不宣，却意味着中国航天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 那天，我们在国旗下庄严宣誓，并在旗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成为航天员是我无上的光荣，为了负起神圣的使命，我将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生…… 那一天，1 月 5 日，成为我们航天员大队的诞生日，每年我们都会纪念它，像过我们共同的生日一样。 刚到航天员大队我们就换了装。但是当时还没有航天标志，也没有航天员的等级。所以那时候还都是戴的飞行员标志。直到我们有了镶嵌着地球标志的金色航天标志，才摘下了胸前的空军部队飞行徽标。 1997 年底，我们 12 人来京报到时，恰逢年终岁尾。接下来就是按上级指示，尽快搬家，入住航天城。给的时间是一个星期。 我匆忙回到部队，开始搬家前的忙乱。那时我儿子杨宁康刚刚两岁，因为太忙顾不上他，就把他送回了辽宁老家。可以想见，部队的领导和战友们纷纷前来道贺，但并没太多机会坐下来叙谈旧情，他们更多的是在帮我打点行装。 我和战友们平时关系相处得极好，他们和我也不讲客气，都觉得我当了航天员，进了北京，搬去航天城，待遇肯定不错，条件会更好，什么东西都会有的。领导跟我开玩笑说，当了航天员，工资一万多，住师职房，每个人配辆车……这种条件让我和战友们都以为，待遇要翻上好几番。 战友们的意思是，现在你这些家里的东西搬过去也都用不上，还不得扔！所以，让我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用拿，全给他们留下。 他们看到我的自行车，就说，到了那儿给你配车，你还骑什么自行车啊？推走！在四川，除了我的“歼-6”，我平时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结果，第二天他们就把我的自行车给骑走了。 还有电视机、床、书架、锅……基本上，我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分了。我最值钱的两万块钱的音响，他们说你也别带走了，给了我两千块钱，拿走了。最后剩下一台旧的录像机没人要。 几天后，我就带着那台录像机，几个木箱子装着幸存的书等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有一床被子，来到了航天城。 到了后看看其他人，和我情况也差不多，带过来的东西都比较少。想来和我一样大多留在原部队了。 航天城坐落在北京的西北部，相对北京市区还比较偏远，进城要走八达岭高速，坐车也挺不容易。我们 12 名航天员和爱人进行了分工，她们去商场买日常生活用品，我们就去买家具。 没有太多时间挑选，看着差不多的东西，大家就一起买回来。我们的家都在一个住宅楼里，所以直到现在，房子是一样的，家具是一样的，家用电器是一样的，装修装饰也都差不多。有些人看了，不明就里，还说：“你们待遇真是不错，连这都是统一配发的啊。” 许多东西都是在这一个星期完成的，许多事情也在这一星期弄明白：工资还是按级别和军衔走，只加了几百块补贴，但不飞行了，没有飞行补贴，薪金还不如过去多；我们住的都是团职房；每个人配车更是不可能的事，外出还是骑自行车，或者坐公共汽车。 家总算安排停当，却被告知自己不能住在家里。我们要住那所专门的两层小楼——航天员公寓，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航天城最神秘的“红房子”。它自成一个小院落，平时有士兵严密把守，外人不得进入，即使是航天城内部的科研人员。而我们，周一到周五必须住在这里，与外界隔绝，不能离开。 国外的航天员平时是各自分散居住的，只到执行任务前才会集中。而中国的航天员在管理上采用集中管理，从第一天起我们全部14 个航天员便朝夕相处，一同“隐居”起来，成了最神秘、最难以接近、最不“自由”的人。 第四章:望穿天际(四)非常之城 非常之人 成为航天员，远非经过简单适应和学习就能胜任。除了驾驶飞船，还要学习和掌握大量的高科技航天知识，要充分了解整个航天工程系统，更重要的是理解我们所承担着的责任和它的意义——国家的荣誉、民族的梦想、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在我们之前，曾经进行过一次航天员选拔。1970 年夏，中国准备从 1000 多名飞行员中选拔航天员，其中许多都是当时的空军战斗英雄。曾有一位当时连闯数关的飞行员回忆说：那时就差最后阶段的工作了——但是因为技术、经济等各种原因，载人飞船的工作暂时中止，航天员的选拔也停了。 相比起这些人来说，我们是幸运的，但同时也在想，我们能否上天？能否完成这个使命？会不会半途停止？ 随着对这项事业的深入理解，我们知道了载人航天的大体设想：第一阶段是立项、确定七个系统的研发方案，从 1992 年开始；第二阶段是火箭、飞船和相关产品的设计和试制，从 1995 年开始；第三阶段是产品生产和无人飞船飞行试验，从 1998 年开始；第四阶段是飞船载人飞行……而我们航天员只是国家这个载人航天大业中的一个小部分，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位于塔尖上的小部分。 我们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就是为了这个小部分的完美表现而开始义无反顾地默默努力。 航天员的生活是由服从最细致的管理、遵守最严格的纪律开始的。 除了要求我们遵守部队条令条例之外，许多特殊的规定都写在《航天员管理暂行规定》里，其中有这样几条对常人来讲几乎不尽情理的“五不准”：不准在外就餐；节假日不准私自外出；不准与不明身份的人接触；不准暴露自己的身份；不准抽烟喝酒等等。 严格的纪律向来是军人这个职业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军队战斗力的保证。就这一点来说，刚刚成立的航天员大队将纪律细化并强调到了最高的程度，它几乎规定到了每一个细节。 进驻航天员公寓的第一课不是别的，是科学进食，我们不能按以前的习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得合理搭配。航天员的饮食规定非常多，一日三餐都由营养医师制订食谱，食物还要留样保存。采购食品要到专供商店，购买蔬菜要到京郊的绿色蔬菜基地，绝对不能像常人那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当然不会每天盯着你吃饭，但是否遵照了营养师的配餐要求，在体检时就能发现，基本上，我们三个月一次小体检，一年一次大体检。体检发现情况不对了就会找你谈。 我对吃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尽管也有一些比较爱吃的菜，比如海鲜等等，但是按照营养师的食谱吃饭，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所以我并没有因为进食的问题被找谈过话。 周末回家，妻子想按我们的口味做点“好吃”的，说不定营养师就来“家访”了。后来，我们基本上习惯了这种饮食上的要求。比如我一直喜欢吃肉，不太吃青菜，但按要求必须要改，我就尽量忍着，让自己少吃肉，多吃菜。 其实我们平时一日三餐吃的大多是家常菜，许多朋友对我吃什么很好奇，以为航天员吃的好，大概多是鲍翅之类，我咨询过营养师和厨师，他们说我们的食谱很平常，没什么可以保密的，比如说 2009年某周的食谱就是这样罗列的—— 周一，早餐：莲藕瘦肉枸杞粥，金枪鱼、酱鸡胗、葱花脆豆腐、西芹花生、糖醋大蒜、辣白菜…… 午餐：红烧大黄鱼、小炒牛肉、海带炖排骨；韭黄炒腊肉、海米冬瓜；砂锅娃娃菜、银耳鸡蛋汤…… 晚餐：水煮泥鳅、红烧鸡块、酱炒肉丝；腰果虾球、香芹炒肉；蒜茸木耳菜、百合莲子汤…… 周二，早餐：二米粥；麻辣肉皮、酱鸭脖、辣炒绿豆芽、三色杏仁、红油豆腐丝、素炒藕片…… 午餐：姜汁大闸蟹、葱爆羊肉、辣子鸡肝；木须肉、松仁玉米；辣炒莴笋；酸菜豆腐汤…… 晚餐：清蒸武昌鱼、虾仁炒鸡蛋、红烧咕噜肉；草菇烧肉片、肉末豆干炒青蒜；酸辣圆白菜；三鲜汤…… 周三，早餐：醪糟鸡蛋汤；陈皮牛肉、哈尔滨红肠、三色腐皮丝、美极瓜条、素炒圆白菜、青椒土豆丝…… 午餐：锅子墨鱼仔、花江狗肉、啤酒鸭；银耳炒肉丝、青椒鳝段；小炒奶白菜；胡萝卜汤…… 晚餐：家常海参、辣子鸡、姜汁刀肉；榨菜炒肉丁、香辣豆角香干；炒油麦菜；菠菜丸子汤…… 1.每餐水果：苹果、梨、橙子等。 2.每餐主食：面条、米饭、馒头等。 3.中晚两餐：建议多加入窝头、玉米、红薯等粗粮食品…… 在吃饭上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在外就餐。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执行这个规定了，尤其是飞过的几位航天员，要求参加外面的活动比较多，到吃饭时候你不能总不吃，但大家还是尽量避免在外吃。实际上经过多年训练，我们自己已经知道如何控制了。但在“神五”升空之前，我们的确做到了不在外就餐，不单纯是营养问题，还涉及到卫生安全，因为是集体生活，万一弄个传染病回来会非常麻烦。 生活管理是全封闭的，我们的作息时间甚至比当新兵时还要严格，出操、队列、军容，执行的都是最高标准。平时我们进出航天员公寓都要拿交钥匙，登记出入时间，虽然家就在同一个院子里，但不能回家，必须回宿舍。大家都很自觉，不仅仅是因为有这些硬性规定，是航天员的特殊性需要这样。如果你跑到外边去，无意中感染个什么病回来，首先你自己的职业生涯断送了，而且还成了危害大家的千古罪人。 时间长了，我们就感觉不到这些规定的苛刻和严厉了，因为理解之后，按照规定，行动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事实上，纪律并不是限制，在它内化为你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后，你会感到另一种自由，它让你严谨、从容、感到一切尽在掌握。 国家为了选拔训练一名航天员，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投入的人力物力不可胜数。许多科学家拼搏一生，就是为把航天员送上太空。有人说战斗机飞行员是用等量黄金堆起来的，这样形容起来，航天员大概是要用等量的钻石堆起来了。 航天员的安全问题也很重要，要求就是一个，那就是确保“绝对安全”。 我们享受的是国家二级警卫。探亲、疗养、外训，也要专车接送，专人护送，严格警卫。 为保护我们，有关部门采取了特殊警卫措施：居住地周围有电视监视器，有流动哨，出门有专人护送；集体外出，必须坐火车，而且还不能坐同一列火车。 等到 2003 年我首飞之后回到家乡葫芦岛，要回绥中县看一看，就没法住在家里了。当地的公安部门不让我在家里住，因为在楼道里布警，既不现实，又妨碍居民正常出行。于是我只能住在宾馆里。 第四章:望穿天际(五)在 58 级天梯上 把航天员规定课程学习完，我们用了五年多的时间，等于重上了一次大学，而且就其深度、广度和强度来说，比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课程涉及理论、技术和训练，门类繁多，覆盖面宽，相当复杂。大致说来，有基础理论训练、体质训练、心理训练、航天环境耐力和适应性训练、专业技术训练、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救生与生存训练等七大项目，每一大项里又包括多项甚至几十个具体课目。 我们五年学了 58 门课，也就是通过这些课程，我们才能进入航天事业的殿堂，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航天员。我们把这 58门课称为天梯，每登上一级都有那么多艰辛，又都有那么多喜悦。 比如 13 门基础理论课就包括如下内容：载人航天工程、英语、计算机应用、解剖生理学、航天医学、地理气象学、高等数学、电工电子、自动控制、力学、飞船 gnc、星空识别、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素养…… 基于当飞行员时期的经验和自信，我觉得自己在实际操作方面不会有问题，我最担心的是理论学习，生怕自己学不会、跟不上。 来北京航天城训练中心正式报到前，我去向所在部队的领导告别，师长邵文福对我说：“我对你的身体素质和飞行技术都不担心，今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学习，你要学习大量载人航天的相关知识。”我记得他的话，所以发奋学习的思想准备比较充分，办法就是笨鸟先飞。 当时的 14 名航天员中，飞行经历差不多，但文化基础差别比较大。我是 1983 年进航校的，当时空军都没有本科，我们学习的是大专课程。自 1985 年起，航校开始从参加高考的学生中招收学员，也从地方大学招生，分到飞行学院。14 名航天员里有一大半人年龄比我小，但学历比我高，而且有的人还是双学士。我感到了很现实的压力。所以，从学第一门课开始，我就特别用功。 航天员执行任务的机会少，这一点我们从开始就知道。所以竞争从最初的学习延伸到了以后将执行的所有任务。面对强手，我不服输的个性又一次彻底爆发。我相信，只要肯努力，刻苦执着地学习，就能化竞争压力为学习动力；只要一点点地积累，坚持不懈地努力，就能取得好的成绩。 “天道酬勤”，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往往不是才干最出众的人，而是能够坚持到最后一秒的人。 第一阶段是基础理论学习。第一门课是《载人航天工程基础》，16 开的大本子，厚达 600 页，涵盖了载人航天各个方面的相关知识：飞行动力学、宇宙物理学、天文学、航天器轨道理论、火箭推进原理、空间导航等等。教材里面有些内容很深奥，要记忆的东西很多。基本上从上第一门课开始连续的四年时间里，我晚上 12 点以前没有睡过觉，都在用功学习，钻研课本。 结果，第一门课第一次考试，我的成绩是 92 分。在 14 个人中排第二，第一名是从俄罗斯留学回来的，在新入选的 12 名航天员中我名列第一。从此我对理论学习越来越有信心，觉得我能行，我能学下来。 第二阶段是专业技能训练。航天员要熟悉飞船及各个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模式。但凡飞船涉及的东西，我们都得学，飞船的结构、材料都要清楚，电的原理、太阳能帆板的原理也必须熟悉。还有天文学方面的知识，一旦出现故障，航天员要懂得识天象，通过星星的位置判断自己所在的方位。80 多个星座需要掌握，我们常将星座和每个人联系起来，一说谁是什么星座的，那太清楚了，哪个月份在哪儿，马上就知道了。 我们还要学习飞船、火箭、发动机、燃料、发射场、发射场塔架方面的知识，要明白飞船的组装、测试、垂直转运等，野外救生技巧也应熟练掌握。 为学野外生存知识，我们在认清了 80 多个星座后，又学会了辨认 80 多种植物，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要去植物园挨个看那些花花草草，同时，我们动物园也没少去，看教材上说的那些可能攻击我们的动物或可能被我们攻击的动物，去看哪种蛇是有毒的，哪种是无毒的…… 这些内容，学完了就是考试，全程量化考试，都是闭卷。这么驳杂的内容，要学好考好，没别的办法，就是下工夫背下来。 第三阶段是综合训练，以飞行程序和任务训练为主。我们很多时候都要在飞船模拟器中训练。飞船模拟器就是在地面等比例模拟飞船内设备、仪器环境，是对航天员进行航天飞行程序及任务模拟操作训练的最为重要的航天专业技术训练场所。 飞船从发射升空到进入轨道，再调姿返回地球，持续时间几十个小时甚至上百个小时，飞行程序指令上千条，操作动作上百个。舱内的仪表盘红蓝指示灯密密麻麻，各种线路纵横交错，各种设施星罗棋布。 训练过程中，教员常常故意设置各种突发性故障，以考验和提高我们的故障发现、判断和排除能力。要熟悉和掌握它们，并能进行各种操作和排除故障，没有别的捷径，只有反复演练，才能做到娴熟使用。 在此之前大家都没见过飞船模拟器，对其中的环境、布局感到陌生，为了熟悉它，我把能找到的舱内设备图和电路图都找来，贴在宿舍的墙壁上，随时默记。我还专门花一万多块钱买了一台摄像机，那时候我的工资并不高，每个月才 2000 多块钱。 有了那台摄像机，我把模拟器各舱段内的每个角落都拍了照片，录了像，然后自己做了一个小片子，经常看——各种设备叫什么，在什么部位，干什么用。我平时就对着片子练，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做到随时练习。 现在我的电脑里还有那部片子，当时还配了音乐，并且做了一个片头，片头注明“航天员工作室制作”。 人们常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对此深有体会，这个训练课下来，那些密密麻麻的图表和键钮都印在我脑海里了，对它们我比自己手上的纹路还要熟悉。一闭上眼睛，座舱里所有的仪表、电门的位置，都能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面前，随便说出舱里的一个设备的名称，我马上可以想到它的颜色、位置、作用。 第四章:望穿天际(六)谁是聪明的攀登者 后来的航天员综合考核成绩我排名第一，有不少人问我，你怎么就能学得那么扎实？我认为，无论是青少年在学校中的学习，还是航天员在训练中的学习，学习方法是极其重要的。要善于用脑、用心，下工夫巧学，不能填鸭式被动地学习，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自会得到长足的进步，自然而然地也就超越了别人。 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起步，你要做好，做得比别人强，怎么办？你又不比别人多一个脑袋，只能下工夫。但也不是下死力气，除了用功以外，还要动脑筋，要想达到一个目的，你要思考怎样找到学习效果最佳的途径。 航天员实际操作时要求看的“飞行手册”，我基本上能背下来，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不用看手册，也完全能够处理好。我说的这个手册，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是一本关于飞船的说明书，是一本厚厚的辞典之类的读物，上面对飞船的各种仪表零件都有详细的介绍，还有图标，只要你一对照实物，就会弄懂所有零件的用途。因为复杂，也因为似乎没有必要，从没要求航天员背过，但我基本能背下来。 为了便于记牢操作程序和要领，我编了很多口诀。当时航天员的训练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我就吸取了好多空军的经验。飞行员都有很多飞行口诀，这是空军的传统。各个部队都是老飞行员总结、提炼，一代一代传下来，每个部队都有一套。 因为航天员的很多操作都是按程序化来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尽管规范，却很难记忆。编成口诀和顺口溜之后，一个字代表一个动作。比如五个步骤，我可能五个字就代替了，相对押韵一点，朗朗上口，比较好记。 在抗负荷训练中，教员讲授了方法，具体如何做却要靠个人在实践中体验。就像学开车一样，轰油门、松离合、揉库、侧方位停车，这些动作教练讲完了，就得靠自己练的时候体会了。我们也一样，每次训练要有意识地按照个人体验的方法去练习，并及时与教员沟通，总结经验，掌握好用力和频率适当的度，慢慢地琢磨出规律。 我们航天员每个人之间个体差异肯定有，但是不大，这种情况下你想更好，首先就需要把工夫下够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工夫不是一天两天使一使劲就行的，甚至也不是一年两年，你要持之以恒，刻苦学习，要在每项检查上做细，在每个动作上做到位，每个环节上都严谨认真。 学习训练五年多，我的成绩提高很快。即使是我最感困难的基础理论，13 门课程，我每一门考核的成绩都是优秀；体质训练每个课目训练成绩都比较突出，在我 36 岁时，也就是 2001 年，百米比赛我还跑了 11.97 秒，成了单位田径运动会短跑 100 米的纪录创造者，至今仍无人打破。据后来考评，我的前庭功能、超重耐力等都是航天员中最好的。 五年的学习绝非一日之功，能够取得第一，是自我鞭策、自我超越的结果。 无论是理论学习、体质训练还是实际操作，困难和挫折无处不在。在面对这些问题时，要坚持永不放松，耐力和韧劲成为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 每个人的成功方法不尽相同，但几个关键词却非常相似，比如对理想的追求，对事业的坚持，对自我的不断超越。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类的最高需要是个人成长与发展的自我实现。当实现理想与抱负成为自身的需要时，就会转化为一种巨大的内在驱动力，更大程度地激发自身潜能，实现个人的成功，从而对社会、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我想这是最好的解读。 第四章:望穿天际(七)学习好还要考试好 从小到大，我们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考试，最为人们熟知的是升学考试，小学考中学，中学升大学，都需要考试，分数往往成为最后的标准。 对考试制度人们有各种看法，甚至有许多非议。在这里我无意对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做出或褒或贬的评价，单从学习和考试本身来说，不仅学习好，而且考试好，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因为在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前提下，考试成绩是一种相对公平客观的评价标准。 我们常说到高分低能这件事，我是这样看的，除了那种有特殊禀赋的天才，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智力水平相差不大，在同样的情况下学习同样的功课，参加同样的考试，99 分和 100 分，本身的确没有太大区别，而且可能99分的那个人平时表现出的能力比那个100分一点不差。但最后会选择 100 分的而没有选 99 分的，很公平很正常，没有问题。如果你说，没有证据说明 99 分的比 100 分的差，那反过来说，有什么能证明 100 分的就比 99 分的差呢？所以这时，唯一的客观标准就剩下了分数。 在相同的学习结束后，考试的分数，往往成为最后排名的依据。这一点，我们航天员和小学的同学们、中学的同学们没有区别。名次排列的方法，也没有区别。 在小学、中学阶段，我的成绩很不错，但并不是常常考试得第一，但自从我进入航校学习，成为飞行员到航天员，考试和考核成绩却有很多的第一。仔细想来，我并不是天生就能得第一，而是后来的努力使然。 我了解自己的个性，我比较喜欢给自己施加一些压力。自从入伍后，能够自己管理自己，我觉得无论做任何事情，并不是说每件事都一定奔着拿第一去，但是一定要尽力而为，我相信只要方法得当，工夫下到了，结果肯定不会差。 前面说到，进入航天员这个群体后，首先看到别人和自己的对比。大家的飞行背景和职务差不多，但文化基础有差别，我在文化课学习上没有任何优势，工夫便下得格外足。开课后一个多月第一门考试能够名列前茅，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告诉自己只要努力就有希望，只要像这样用功就没问题，基础的好坏是另外一个概念。 在这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战友们都是这样用功的，每天熬夜学习，基本上都是半夜 12 点以后睡觉。这里的管理不像军校，不必按时熄灯，晚上你就学吧，随便你几点睡，只要早上起得来就行。为了解困，每人都有一个特大号杯子，泡着浓茶。我们在难题上经常相互讨论，互帮互学，有一次，为了弄明白一个轨道动力学的公式，我和战友一直琢磨到凌晨两点。 比如高等数学课，航天员的基础理论中有这门课，我以前从没接触过，教员当初也能一眼看出来我的“先天不足”，什么求导、微分、积分，没见过，怎么办？下苦功学习。最后考试时，我的高等数学成绩也考得很好。当时分组到讲台上做题，都是我代表全组上去。普通物理我学得也不错。 虽然不是每门课都能考第一，但名次都在前面。第一阶段的 13门功课学习完、考试完，我的总评成绩是第一。 正像母亲评价我的，三十岁了，反而更用功了！这个阶段的用功，不用任何人督促，因为我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把航天员职责履行好。最终的首飞梯队，只有两三个名额，要想入选，必须各项指标都名列前茅。现在，我管航天员训练、选拔，一再跟大家讲，一定要树立竞争意识，这是良性的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很多自己认为学不好的课程，其实就是因为压力不够，有了压力自然就学好了。 我的外语基础不好，但英语考过 100 分，好多英语比我好的没考过 100 分。他们说我是考试型的，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主要是专注，真的很下工夫，考满分是自己每天强化学习的结果。我把压力变成了动力。 现在我仍在学习英语，不是为了应对考试，而是为了使用。我有时候会和别人开玩笑说，谁的外语不好，就出国受一下刺激，回来外语就能学好了。很多人将自己过不了语言关归结于时间紧迫，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时间的问题，还是压力的问题，人在有压力的时候，可塑性是很大的。 2004 年，我到加拿大参加国际宇航联大会，要求必须用英语发言。2003 年，对世界航天事业而言，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哥伦比亚号失事爆炸等一系列事件给航天事业蒙上一层阴影。但在这一年，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却迈出了辉煌的一步，这无疑给全世界的航天事业带来了欣喜和信心。所以，2004 年的国际宇航联大会，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航天员的身上。 我把稿子的英文版拿到手，离上台发言只有两三天的时间。若按照如今的英语考试范围划定，我的那篇演讲稿绝对属于“科技英语”。既介绍我国航天的基本情况，我国航天事业的宗旨，也包括我在飞行中的所见所感，此外，还有特别多的航天专业术语，好多词我不认识，比平时的英语日常对话难得多。时间非常紧张，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找了一个英语很好的人，让他照着稿子读一遍，然后我录下来。录音是一段一段的，我一遍一遍地反复听，不会的单词都画出来。 然后我就上了飞机，在飞行途中，我一直在反复听录音，到了加拿大之后的第一个半天，别人都在忙着报名、登记，我还在听。当天晚上，我们带队的同事让我讲一遍试试，算是演练了一下。 第二天正式发言，我讲的效果还不错，当时有很多留学生来听演讲。他们都说，你怎么外语这么好啊。我在心里偷着乐，这可是我几天几夜熬出的效果。 我至今不觉得自己有过人的聪明，关键是用心和用功，而用功的关键在于讲究学习的方式方法，掌握规律性，盲目使笨劲效率非常低。学习要好，不仅要下尽一切工夫，还要想尽一切办法，才能达到自己心里的那个目标。 学一门东西而且要考出好成绩，除了刻苦，还要去找一定的规律，这对任何学科的学习都非常有效。为什么有的老师教的学生分数普遍高一些？甚至有人迷信这样的老师考题押得很准，其实，并不是押题的问题，是因为这样的老师对知识的传授确实有独到之处，他让学生掌握了很好的方法。 很多人平时也很下工夫，但是不拔尖，你比别人要好，就要体现在拔尖上。问题是如何才能拔尖。我提倡“研究型”学习训练，就是要动动脑子，找找规律，只有这样，成绩才能拔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往往是方法上的差别导致了成绩的高低。在学习和考核中，要深入进去，把原理理解透了，去领悟一些东西，悟性来自于你对知识的掌握，通过勤奋找到最科学的方法。 在航天员的全部学习训练课目的结业总评中，我的综合成绩排名第一，这其中既包括理论考试，也包括操作考试。这是从头到尾五年不松懈、不停歇、不间断努力积累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时一事。 困难和挫折就像湍急河水里湿滑的石头，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让你滑倒。然而，了解了这些困难，战胜了这些挫折，却又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它们变成了帮助你渡过河流的助力。 在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时，我也曾经气馁、灰心过。但我仅仅让这种情绪在心中存留很短的时间，便开始收拾心情，继续奋斗。我不敢松懈！ 在一次次体能和心理超负荷的训练后，我渐渐摸索到一条规律：当一件事坚持到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实际上就接近成功了。 第四章:望穿天际(八)实录:极限训练不完全版本 在航天活动中要圆满完成任务，必须进行航天环境适应、任务模拟、救生与生存等专门训练。我们学习的内容繁多，不可能一一尽述，我们训练的艰苦程度，没有经历过的人也很难体会和了解。 航天员训练主要分为一般体质训练和特殊训练，一般体质训练项目有力量训练、耐力训练、技巧训练等，虽然比对战斗机飞行员的要求更高、强度更大，却不难适应。最难、最痛苦、也最不易适应的是特殊训练，很多人称之为“魔鬼训练”，在我看来，那更是种种对人类生理、心理与意志的极限挑战，它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而我们得一项项克服它们、战胜它们。 因为，航天员是要离开人类能够生存的地球，去往另一个不适宜人类活动的区域。太空神奇而美妙，却不具备地球赐予我们的重力、氧气、压力和水，在生存的必需条件缺失的情况下进入太空，航天员要在密闭狭小的飞船环境里经历超重、失重、低压、旋转相互交替的过程。我们的航天员训练项目，就是要与它们进行生存的搏斗。在这里，我仅仅选择其中的几种，作一大致描述。 超重训练 这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项航天生理功能训练，培养航天员的抗负荷能力。 航天飞行要面临两个最大的环境挑战，就是超重和失重。在把飞船送入轨道的过程中，为了克服重力作用，飞船要达到一定的速度，即第一宇宙速度，航天员在飞船上要承受加速度带来的过载负荷，这个现象，就是我们所说的超重。 在航空和航天的飞行中，都会遇到超重问题。战斗机在做特技的时候，往往超重g值较大，但时间很短；而飞船在入轨前的上升段和完成轨道飞行后返回地面时，其超重值将达到很高的g值，持续时间较长。如果飞船按弹道式返回地球，超重值将达到十几个g，人相当于承受自身重量的十几倍的压力，容易造成呼吸极度困难或停止、意志丧失、黑视，甚至直接影响航天员生命。 离心机训练是航天员提高超重耐力最有效的设备。在飞速旋转的离心机上，能造成不同g级的超重感觉。公园游乐场的“过山车”等娱乐项目，许多人望车生畏，就是勇敢者几圈下来，也会轻飘飘的不知东西南北，有的会头晕呕吐。这些娱乐项目产生的超重只在 2g 至3g，而航天员的离心机训练达到了 8 个 g。 我们在圆圆的训练大厅里进行离心机训练，我和战友们要坐在一只 8 米多长铁臂夹着的圆筒里，半躺着，呈发射时的姿势，围绕轴心旋转。我们以 100 公里时速高速旋转，利用离心力产生负荷来模拟超重，航天员在训练中不仅要承受这种超重的负荷，而且还要随时回答问题，判读信号，保持敏捷的判断反应能力。 在高速旋转中，练习者的面部肌肉开始变形下垂、肌肉下拉，整个脸只见高高突起的前额。做头盆方向超重训练时，血液压向下肢，头脑缺血眩晕，视力变差，严重时渐渐会看不见东西，产生黑视；而在做胸背向超重训练时，前胸后背像压了块几百斤重的巨石，心跳急剧加快，呼吸困难。当超重达到 8 个 g 时，虽然时间只有 40 秒，却感觉要花掉全身力量似的。这项训练被大家公认是最痛苦的一项，不单要付出巨大的体力与精力，而且充满危险。训练时事先会告诉我们，如果承受不了可以按报警电钮，不能强忍着，我们的手就放在那个红色按钮上。 尽管无数次经历痛苦的煎熬，但那个按钮却一次也没有被按响过。我算是超重耐力比较好的，仍感到难以忍受，那些耐受力不如我的战友，其痛苦可想而知。但我们航天员没有一个人主动按过这个按钮。我在和很多青年朋友交流时曾经说过，这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是爱岗敬业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才能使我们的航天员无视这些困难和风险。 失重训练 失重是航天员到太空后的常态，是训练中一项重要内容。在太空生活了 438 天的波利亚科夫戏称：“失重是一张最柔软的床。”许多人也把失重的状态看得很诗意、很浪漫。其实，除了那种柔软的奇妙感觉之外，它会给人在太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 统计数据表明，有一半的航天员会因为失重而出现不良反应，严重的会导致任务中断。如果失重训练不到位，生存都成为问题，有报道说一位记者到空间站，由于失重反应一天就呕吐了 80 次。 失重状态下的训练，在所有训练内容中是比较难得、不太容易实现的。当前世界上航天员的失重训练，一般采用在“失重飞机”上进行。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航天员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失重体验。 美国的“失重飞机”是在 kc-135 加油机基础上改装而成的，一个起落可以飞 20 至 30 个抛物线，每个可以产生 25 秒左右的失重时间；俄罗斯的“失重飞机”是在伊尔-76 飞机的基础上改装而成的，一个起落可飞 15 至 20 个抛物线，每个可以产生 25 至 28 秒的失重时间。训练就利用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微重力环境时间进行。 我们的失重训练是在俄罗斯加加林航天员培训中心进行的，当然要付给人家高昂的费用。第一次做这种训练，大家感到很新奇，跃跃欲试。而俄方也似乎有意要看看中国航天员的身体素质和前庭功能，所以一开始训练，就把我们使劲地折腾了一下。 巨大的喷气飞机爬升到一万米高度，开始沿抛物线连续俯冲，拉起……随着飞机一个个抛物线的飞行，我们在机舱里体会失重条件下如何控制自己的姿态，如何移动，还要在失重状态下，训练如何穿脱航天服、进食、饮水、取物、阅读写字、拍摄和操作仪器、设备。 美国航天员把失重飞机称为“呕吐飞机”，可以想见训练时的不适。虽然我们第一次用失重飞机训练，但我和战友们从头至尾没有一个人呕吐，这让我们暗自骄傲，也让俄罗斯同行吃了一惊。 这种失重飞机训练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而适应性训练可以在平时进行。在失重的太空，全身的血液、体液会向头部集中，专业术语称为“头向分布”，头部因为充血而肿胀，给人的就是一种“大头朝下”的感觉。 为了充分地体验和适应，我们在一张特制的倾斜床上头朝下进行训练。训练时，所有的血液都向头部、颈部涌，头重得要命，眼睛充血，鼻塞，训练之后，人也会感到异常疲劳。 为了适应失重，我们用万向床进行“血液重新分布”训练，就是人躺在床上，头朝下，按不同角度，反复地进行从直立到头侧位的变化。一个训练周期需要好多天。在它上面做训练，会眼鼻充血、脖颈上青筋暴起，样子看起来相当狰狞。训练停下后，还会觉得自己像得了重感冒一样不舒服。 前庭功能训练 有半数航天员会在执行任务时发生空间运动病，主要的反应是头晕、失去方向感、肠胃不适、恶心呕吐，严重时会丧失工作能力。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难题，要想有效克服它，除了药物，重要的就是进行前庭功能训练。 这项训练的主要器械是电动秋千、转椅等，就是让航天员被动地承受线性加速度、角速度等刺激。想成为航天员，这是项重要的考验。 坐电动秋千时，我们会被蒙上眼睛，在身上贴上电极。一次 15分钟，每天一次，连续五天为一个周期。坐在上面，犹如坐在狂风巨浪中的小船上。 有人刚开始时，几下就会把胃里的东西喷出来，坐一次，几天都没有食欲，不要说自己再上去，就是看见别人在上面荡，胃里也会翻江倒海地难受。当然，如果仪器上显示谁的生理指标发生变化，也就是身体有危险了，就会马上停止。 每个人的耐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做 10 分钟左右就坚持不了了，因此一天不可做多次。转椅也是一样。 电动秋千、转椅等项目对我来说，还不算特别难攻的关。在航天员选拔时，电动秋千我就做到了 15 分零几秒。在转椅训练中，我还经常会被部分免训。因为第一天、第二天都能达到并且超过标准，第三天、第四天就可以免训，第五天参加考核就可以了。 航空飞行与跳伞训练 这是航天员的必修课，虽说航空飞行也是我们的老本行，但是数据表明这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训练项目。因为世界上有多名航天员在这项训练中丧生，包括“世界太空第一人”加加林，他在 1968 年 3 月27 日进行飞行训练时牺牲。 我们的训练还比较顺利。我们去湖北某空降兵部队训练跳伞，正好是夏天，每天着装齐备，真是酷热难耐，主要是还要突破心理上的障碍。那会儿恰巧刚发生一起事故，有一名战士跳伞时牺牲了，这让带队的领导很紧张。 部队训练很有章法，都是整建制地练习。在我们训练时，安排了几个女兵跟我们一起训练。那些女兵跳之前都特别害怕，站在舱门口哭，还自己打自己的脸，为了让自己兴奋起来。女孩子都敢跳，我们还有什么不敢跳的？跳！ 按照规定，跳出舱门后应该在心里默念数字，0001、0002、0003、0004，数完后如果伞不开就拉备用伞，但跳伞时，尤其是第一次跳伞的人，没有几个人会记得数这四个数。我第一次跳伞，等我想起来数数，伞已经打开了。 野外生存训练 这是一种应急训练，如果你不能在预定着陆点降落，要会自救。飞船不能准确降落在预定着陆点的情况有过，比如 1965 年苏联宇航员返回时，降落到了远处的森林中，在冰天雪地中还需要对付一群狼。针对可能的情况，我们野外生存训练包括多种环境，有水上的，有沙漠的，有丛林的。 飞船带有一般的救生物品，枪、刀、必需的食品、水、食盐。就带着这些东西，我们被放在沙漠上，或者扔到丛林里。还要训练面对气候的变化，寒冷也好，风沙也好，雨雪也好，如何去应对。我们还要学习和练习很多生存技能，怎样钓上鱼来，怎样设套把野兔子抓住，怎么用降落伞搭帐篷。这个帐篷要搭到什么地方，搭在哪种地势上，如果地方没选好，起风了会被风刮走，下雨了水会把你冲掉。 野外生存实地训练时我跟聂海胜一组。中午气温正高，阳光毒辣，我们被投放到北部沙漠中，手上只有一个降落伞，没有别的东西。 我们就把降落伞割开搭起帐篷。夜晚，沙漠的气温会降到零下 4摄氏度，帐篷需要变成堡垒才能保暖。我和海胜商量着，用破开的伞布包上沙子做成“砖”垒成墙，既防风又保暖。 我们在墙后面的帐篷里测了一下温度，外面零下几摄氏度，而里面能达到零上十几摄氏度，这很不错了。就这样，我们靠有限的凉水和饼干坚持到第二天中午，没晒着，没冻着，没饿着，精力和体力保存得很好。 当目标成功达到的时候，那些痛苦就升华成了快乐 走的时候，我们放了信号弹，还进行了全副装扮。我想了个办法，用橙色的伞布包在头上，由于橙色非常耀眼，这样既能让天上的直升机很容易发现我们，还可以抵挡沙漠里的毒辣阳光和风沙，为了防风沙和沙漠里强烈的紫外线伤眼，我们把防雪盲的眼镜也戴起来。橙色的头巾、黑色的大墨镜、深蓝色的航天服，这样一装扮，不仅很实用，而且看起来很酷，我们相互打量，嗯，很不错，我们仿佛不是经历了艰苦的野外生存训练回来，而是进行了一次饶有兴味的沙漠旅行。 为了模拟返回舱在水上着陆的情况，我们在北京郊区的官厅水库进行水面出舱训练。 通常情况下，返回舱会降落在地面上，但也不排除降落在水面上时发生意外情况。如果舱内环境变得恶劣，航天员就不得不离开返回舱。跳下水之前，航天员要换上抗浸防寒服，避免冷水浸泡。入水时，腋下的救生圈能在数秒内充气。按设计要求，这样的服装能够使人在冰冷的水中停留 12 个小时，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 可是返回舱要是降落在海上，情况就有所不同。此时，航天员要打开舱门，待在舱内，利用呼救电台发出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可是航天员到底能在舱内待多久？我们曾在海南岛专门进行海上漂浮试验。 英国曾经做过返回舱耐受试验，他们的结论是，可以在海上漂浮6 小时。在北京有人做过温度 35 摄氏度、湿度接近百分之百的耐受试验，结果有人只坚持了 2 小时。按预先设想，我们的这次试验达到8 小时就算成功了。但在这次的水面生存训练中，我们的实验人员将待在返回舱中的时间提高到 20 小时，获得了宝贵的数据。 我们也曾在东北大黑山搞了野外丛林的生存训练。给我们一天的口粮，要在那里生存三天，我们要合理分配有限的食品，并且用当地的一些植物、动物实现补给。最后要爬山，我们用伞布拧成绳子系在山崖上，中间隔一段系一个疙瘩，这样在手里拉着就不会打滑，登山时更能用上力。 我们还去抓野兔、捕河鱼，然后考虑怎么剥皮，怎么烤才好吃。每一组都不太一样，鱼烤得还不错，基本上可以吃，算得上新鲜味美。没别的调味品，手里就只有食盐，我们就努力研究怎么烤得它外焦里嫩。我们烤的野兔相当不错，抓得多没有吃完，就带了回来，让家里人尝尝野味，顺便夸夸我们的手艺。 寂静与孤独训练 这项训练实际上属于心理训练的范围，我和战友们都觉得是相当艰难的训练。 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俯瞰地球、仰看星空，飘荡在茫茫宇宙间，这种颇为神奇浪漫的旅行后面，则是寂静的环境、寂寞的飞行，恐惧、孤独、厌倦、烦躁、抑郁等情绪就可能随时袭击我们，所以在上天之前，必须熟知这种感受。 训练时我们会进入模拟舱，里面是“真空”状态。空间狭小，活动受到限制，没有电视也没有音响，没有电话也不允许通信，与外界完全隔绝。太空中没有空气，所以不能传播声音，所以这里绝对安静，你就待在这种万籁俱寂里，好几天时间，一个人，没有音乐，没有任何交谈，没有外部任何干扰，分不清昼与夜……而且要高质量完成手上的操作。这种安静、孤独令人无法忍受，还有几天几夜不能合眼的疲劳。 航天员的训练课程中，有一部分是心理训练。实际上，这种训练贯穿在整个训练过程中。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体质训练，所有磨练耐力和意志的项目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内心。一个人的顽强，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调整好自己心态，以平和而又认真负责的状态胜任航天工作是一个重要考核指标。 飞行程序和任务训练 这是综合性和针对性很强的训练，是航天员进入太空所有舱内操作的集合操演。我们要熟练掌握规定的飞行程序、任务和技术，利用飞船模拟器进行正常飞行、应急飞行以及飞行过程中各类故障判断和处理的训练，反复不断，并做到万无一失。要知道，飞船上的许多操作是不可逆的，指令发错了，灾难就无可挽回。 国外培养的航天员有三类职业角色，指令长、随船工程师和载荷专家，执行任务时各有分工，而我国培养的航天员则是一身三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过人的本领，完美的知识结构和全面的能力，所以在训练强度和难度上要求更高，这最终体现在飞行程序和任务训练上。 飞船有若干个系统，程序中有上千条指令和数百次操作，要做到顺序不能颠倒，位置不能出错，动作不能漏掉，口令应答不能说错。为了练习和熟悉，我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拍过小片子，其他的战友画过完整的舱内示意图，就是为了想尽办法把那些按键和指示灯像用刀子刻在脑子里一样。 训练舱内有六个摄像头，教员可以在指挥室清楚地看到舱内情况。我们训练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条指令，都有电脑记录。我们在训练时要穿上航天服，一练数小时，如果是夏天，汗出得太多，就像泡在水里，体重有时一天就会减轻两三斤。 “神五”飞天前，有最后十轮的强化训练，我没有一次操作失误，我一闭上眼睛，座舱里所有仪表开关、按钮的位置都能想得清清楚楚；随便说出舱里的一个设备名称，我马上可以想到它的颜色、位置、作用；操作时我不看飞行手册，也完全能处置好。教员常问我：“你感到有什么问题吗？”我对训练和自己心里非常有数，就实事求是地回答：“没有问题。”教员笑了：“你确实没有问题。” 第四章:望穿天际(九)在痛苦与快乐中凝神 好多人把我们的训练称为魔鬼式训练，说得有点吓人，我们身体素质好一些，又经常训，没有觉得怎么样，但确实有些项目是向生理和心理的极限挑战的。 反过来说，有人没事愿意这样做吗？不会，因为对人的压力超常了，没人愿意这么危险、痛苦、难受。我们航天员必须要承受这些，因为是任务的需要，事业的需要，职责的需要，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事情。 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你从事一项工作，如果是你喜欢的、愿意做的，那是最好的情形，但当你能把不喜欢、不愿做的事情做得很好，那么离你取得成绩和成功就不远了。 在本质上我们和一般人一样，都想安逸一点，过得舒服一点，但是理想、事业、任务、目标摆在面前，它吸引你、规范你、也强迫你去做这样的事情，而当目标成功达到的时候，那些痛苦就升华成了快乐。 平时，家人基本不清楚我们的训练，怕她们担心，我们回家都不提。后来家人还是看到了我们做训练时的照片，脸都变形了，她们就觉得自己的老公在进行这样“非人”的训练，心里很难受。但是她们也了解，这是任务需要，也是我们追求目标过程中必须经历的。 有人说，经过多么大的艰难就会得到多么大的幸福，有多少痛苦就有多少快乐。实际上，在完成一项项“魔鬼训练”时，我想的只是完成任务，想的只是战胜困难，战胜自己。我们所有航天员想的都是怎么更好地完成任务，并没有想过完成之后的幸福和甜蜜是什么样的。那时最大的心满意足就是比昨天的成绩又提高了一些，最大的胜利就是战胜了自己。 我们有专门的体育活动馆，平时经常打篮球、打乒乓球、攀岩，这也是体能训练的一部分。参加文艺活动也很多，我自己喜欢弹吉他、唱歌，还有读书演讲活动，在国防科工委当时的演讲比赛中，我代表航天员大队在北京各大单位巡回演讲。 我的战友们也各有特长，我们组织了一个航天员乐队，每个人选一样乐器，每周有一个晚上的练习时间，总政军乐团的老师做指导。我们从学谱子开始，懂了乐理，学会了演奏，后来参加过多次演出，积累了不少“舞台经验”。 我和我的战友们就这样度过了五年多的学习训练生活，一天天接近执行任务，实现梦想。但这并不是说一切都顺风顺水，期望的东西最后就能瓜熟蒂落。 从关键的 2001 年底到 2003 年初，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几乎失去首飞机遇。 2001 年底，我妻子张玉梅得了肾病，很严重。此前她早就觉得不舒服，经常说自己腰疼，却因为我训练紧张，而 5 岁的儿子又需要照顾，一直没有去医院检查，拖了大半年，直到出现尿血、血压升高等症状时，才慌忙去了医院。当时就留院治疗，在 301 医院做了肾穿刺手术。 手术后的玉梅身体虚弱，一天 24 小时都得躺在病床上，可就在她做手术的第二天，我们大队要去吉林某空军基地进行飞行训练。我们的所有训练都是一次性的，缺了课不可以补，如果这次不参加，便无法弥补，那么我的职业生涯就有了缺憾，可能导致我与即将进行的载人航天飞行失之交臂。 领导不想让我错过，又不忍把我从生病的妻子身边拉开，但是，按惯例航天员不应带着思想问题参训。于是问我：“你能不能行？”我说：“我去！请放心，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我。”领导让我再想想，去或不去。 其实那会儿我心里很为难。家庭和亲人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妻子多年来已经为我牺牲了许多，这时病中的她很需要我在身边照顾。我怎能忍心不管，但是面临着无法弥补的训练，我如果错过将前功尽弃。走还是不走？我的心情充满痛苦和矛盾。那一晚，我在病床前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一称体重竟然掉了一斤半。 妻子看出了我的心思，问清情况后故作轻松说：“训练你去你的，你在我身边反而会让我不习惯。” 当晚，我和大家一起上了火车，出发前我专门回了一趟家，第一次把屋子从里到外彻底打扫整理了一遍。 在火车上，当时的所长宿双宁和我一个包厢。到了部队，大队长申行运和我住一个房间。我知道这是领导的特意安排，他们担心我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我反复向他们表示：“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而他们也反复关心我、叮嘱我。 那次训练进行得一切顺利，和平时没什么差别。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妻子的身体一直需要治疗，每个月有十天在医院里度过。病床紧张，要提前预约，每次我都要提前开好转院单送到301 医院去，在住院部排队办理手续，之后再赶回航天城继续训练。 在玉梅住院时，儿子没人照顾，我被特许可以住在家里。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晚上我先给他做饭，然后陪他做功课、入睡，十点后我开始自己的学习，第二天清晨六点，我送他上班车，之后去大队报到开始一天的训练。 如果不离开北京，虽然辛苦，我还能坚持。但是去外地训练就无计可施了。逢到这种情况，玉梅就说：“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 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办法就是上午去医院输液，然后举着吊瓶坐车回航天城，这样治疗和照顾家“两不误”…… 这一年多，我承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但训练始终没落下。上级对我的状态也很担心，家里的具体情况在那儿摆着，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更好的成绩和更出色的表现，证明自己信心和决心都没有丝毫动摇，以更稳定的状态让他们放心。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没有缺过一次训练，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2003 年“非典”期间我们完全封闭，与家人隔离，数十天难见一面，尽管担心家人，我还是一门心思投入到训练中，迎来了首飞航天员的选拔。航医所的领导对我关怀和帮助很多，妻子住院、治疗的许多事情都是他们安排，让我全身心投入训练。 2003 年是世界航天界的多事之秋。 2 月 1 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时发生爆炸解体，7 名航天员遇难；5 月 4 日，俄罗斯“联盟 tma-1”飞船返回时落点偏离 400 多公里，险些酿成恶果；8 月 22 日，巴西的运载火箭在发射场爆炸，星箭无存，21 人丧生…… 对于航天所包含的风险，我们在成为航天员时早已熟知，其实不单在执行任务时有危险，平时训练也有。在很多训练科目进行时，救护车、医生都必须到位，做低压舱训练时，医学专家都在现场，出了问题赶快把我们送到医院高压舱，两者有通道直接相连。 尽管风险随时都有，我们却能够从容地面对。 很多危急情况，我们叙述的时候外人听起来轻描淡写的，很多人会问我怎么可以把那些惊险说得这么轻松呢？这来自我们的飞行经历，也来自我们对风险的认识和理解。 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我认为，做任何事情，“零风险”是不存在的，尤其做大事更需要冒险精神。从当飞行员的第一天起，我就了解飞行是与危险相伴的，成为航天员之后更是如此。 2002 年 10 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同意在 2003 年实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从最初的恐惧，到对风险的认识，开始习惯风险，这不是一个适应和麻木的过程，而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操作更加细致认真，提高控制能力、降低风险的过程。 我们不忧，不是我们不珍惜生命，我们不惧，也不是无视风险，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能力与技术充满自信，而敢于奉献、对信念和理想的坚持，也让我们勇敢面对一切艰险。 载人飞行前的这些世界航天事故，又考验了我们承受和认识风险的能力。说实话，在最初听到“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灾难事件时，我并没感到震惊，因为这是航天事业本身的一部分。它只是再次让我们明白，危险时时存在，你不能有哪怕一点疏忽，所有的操作训练应当更为细致。 航医所为此召开的座谈会，则变成了全体航天员的请战会。我记得景海鹏说：“我想用一如既往来表达我对航天员职业的态度，决不会因为出现了风险就犹豫。” 我表态说：“我们身为军人，本身就准备奉献和牺牲。存在风险是载人航天的正常现象，这不会动摇我……” 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换个角度看，在巨大的风险后面，是对理想的巨大渴望——代表亿万中华儿女去俯瞰地球，掠览宇宙，圆千年梦想，它足以让我们蔑视一切风险与个人牺牲。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荣誉至高无上，责任重于泰山。”这是我们这些军人的核心精神所在，也是我们“无忧无惧”的心理依据。 第五章:此去天路迢迢(一)接近玉成时刻 在我们艰苦训练的同时，中国载人航天的其他系统也在急如星火地前行。 这就像一个作战集团，各支部队都在夙兴夜寐、风雨兼程，赶赴前沿战场。这个战场不是两军交战的所在，而是国家综合实力、科技发展水平、民族智慧、志气与自信心的竞技，在这个战场上获得胜利的标志，就是载人航天飞船的顺利升空并安全返回。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扬帆起航，在较短时间内，以“中国式跨越”走过了西方几十年的路程，从“三垂一远”的发射模式，到与国际接轨的陆海基测控网；从独具特色的航天医学工程体系，到项目繁多、立意高远的空间科学实验……一系列新创造、新突破、新技术，让中国的载人航天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不仅如此，中国飞船还具有多种独特的优势和特点。 到 2002 年，中国已经发射了四艘无人试验飞船，尤其是神舟三号和神舟四号飞船，在与载人状态一致的情况下连续发射成功，预示着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实现中华民族九天揽月的飞天梦想，已经近在咫尺。 现在总结出几句话来，用以概括中国载人航天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是对所有航天人的一种理解、一种肯定。如果用中国传统的说法，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我们到了“玉成”的关键时期。 2002 年 10 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同意在 2003 年实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目标是“一名航天员，飞行一天”。中央高层对此非常重视，总书记强调，载人航天工程是我国 2003 年最重大的科研实践活动，一定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实施。 接到中央的指示和命令，载人工程总指挥部下达了部署。时任总装备部部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的李继耐上将宣布：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将在 2003 年 10 月实施。 我们知道，在世界载人航天史上，苏联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是“一人一圈”。美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是用“水星”火箭发射载人飞船，在亚轨道上飞行。所谓“亚轨道”，是指宇宙飞船进入太空后，离开地球表面的大气层，开始进入太空的边缘，大体位于距离地面100 公里处。由于速度和动力达不到真正的宇宙飞船水平，不能围绕地球轨道飞行。亚轨道飞行不是通常意义的环绕地球飞行的太空漫游，而是刚刚脱离大气层进入太空边缘的飞行。 现在，我国首飞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苏、美首飞的技术水平，完全具备了“二人七天”的能力，但为了稳妥可靠，确定按照“一人一天”、“白天发射，白天回收”的方案实施。“确保万无一失，完成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可以说，这是我们给中央立下的“军令状”。 各个系统由此进入了白热化的前期准备工作中。 2003 年的春节，我是在北京航天城过的。春节七天假，哪儿也没去，一直待在家里和公寓。现在也一样，春节都在家里过，很少到外面吃饭聚会。尤其那时任务已经定了，安全稳定是第一位的。 其实我们在航天城过春节很热闹：从进入航天员大队开始，每年的春节都是我们 14 家一起过。2003 年的春节也一样。 大年三十晚上，除夕之夜，所有的航天员都带上家人一起出来放鞭炮、点烟花，航天城在北京五环外，在这方面限制比较少。之后的年夜饭也是几十口子人一起吃。 执行过飞行任务后，我们几个人每年除夕都会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他们就一直等着我们赶回去。而在“春晚”现场的人，出场给全国人民拜过年后，不等春节晚会结束，就心急火燎开车往回跑——家里人都在那儿等着呢。回到航天城，所有的大人孩子都出来了，大伙就在我们楼前边，一起放炮、叫喊、笑闹，迎接新年的喜庆吉祥。 之后开饭。我们 14 家，有时候大队或者所里领导也在，齐聚在大饭厅里一起热闹。每家出一个菜，因为人多要分好几桌，所以每道菜也得做好几份。大人们在一起举杯庆祝，孩子们也凑成一桌，一边吃饭一边说笑。因为我爱吃水煮鱼，我家出的菜就是水煮鱼。 春节过后回到航天员公寓，我们都感到了气氛紧张。从时间安排上知道，结业考试要开始了，这不是一般的结业考试，不是仅仅为了获取一个结业证书，而是要对我们每个航天员从思想素质、学习成绩、训练成果、医学评价诸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评。考核成绩要进入首飞航天员选拔的总成绩，并且以此为基础选出首飞航天员。 俄罗斯的一位航天员教练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航天员经过大量的训练，最后的机会却只能属于少数人，这就是航天员的生活内容之一。”要获得这个“最后的机会”，就需要面对竞争。其实，自从航天员大队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着“争”的问题。最初的挑选在争，平时的训练在争，每一次的考试在争，选拔首飞梯队和首飞航天员更是要争。但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我们“争”的是训练和成绩，是为事业而争，不是为个人而争。是国家在挑选我们，人民在挑选我们，不是我们为自己的私利争夺什么。 回想起来，从参军到预校航校，到成为飞行员，最后成为航天员，我和我的战友们一路走来，似乎一直都在经历着激烈的竞争、选拔和淘汰。这样一条人生道路，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与竞争相伴相随。 我们 14 个人当中，当时年龄最大的已经 42 岁，如果还在飞行部队，平时这么努力，应当已经是师级领导干部了。可作为航天员，每天都要去承受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承受各种生理和心理的磨砺，确实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我们都有很清醒的认识，航天员的价值不只是体现在执行任务上，并非说没有执行飞行任务，航天员就白当了，更重要、更具有价值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为国家的航天事业积累了经验，和大家一同走出一条中国的航天员训练之路。基于这点，每次考试和选拔，我们都能够全情投入，而对结果坦然面对。 道理很简单，也很明了。在所有必须面对的竞争中，执行任务的最终选拔可能是最重要的，必须从 14 个人中挑出一个来，的确是一件严肃无情的事。 第五章:此去天路迢迢(二)绝无仅有的毕业生 首先迎接“结业考试”。五年多中大大小小的考试我们经过了一百多次，但这一次的考试内容更全面、强度更大。不仅是对所有学习与训练的总检验，也事关执行首飞任务人员的选拔。 各种操作规程、飞行手册堆在一起，各种飞行程序资料集中在一起，几十本书要复习，数百个数据要记牢。为了把学习训练效果最真实、最客观、最完美地展示出来，我们航天员大队几乎进入了“一级战备”的状态。每天夜晚，航天员公寓中都一直亮着灯。 这时候，“非典”疫情突然来袭。在严峻的抗击“非典”形势下，任务的计划没有改变，我们的训练也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为了杜绝任何交叉传染的可能性，我们实行了完全隔离，封闭在公寓里生活和学习，一百多天时间，与家人不能见面。 2003 年 5 月中旬，我们开始进行考核，在 15 天时间里，一共考了四次。 第一项是笔试，三个小时的笔试涉及学习的方方面面，从航天理论的基本原则到最小的操作步骤，无所不及。 笔试是共同试卷，全体航天员做的是一样的题目。除此之外，口试和操作考核都采用抽题方式，抽到什么考什么。 第二项是口试，既要考查每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也要考查对专业的熟悉程度。试题备有多套，每个人进入考场，抽出自己的试题，抽到后给 5 分钟时间准备，然后面对十多位专家教授组成的考评组，接受他们严格甚至“刁钻”的提问。 太空飞行要素、航天服上橡胶绳的缠绕方法、如何食用航天食品……大大小小，无所不及。答题时我们必须对答如流，并且画出流程图作讲解。回答完后，专家们根据回答问题的完整度和准确度打出分数，心理教员还要根据我们回答问题的状态打出心理分。 第三项考试是实际操作题，在模拟器中进行，以考量我们在飞船各种飞行程序中所作的判断、处理和操作，整个过程和情形接近实战状态。 其中的应急故障程序是随机的，要在最短的时间里作出正确的判断，及时做出处理、排除故障，因为模拟太空飞行状态，时间卡得非常紧，基本没有思考时间，几乎同时，脑到，眼到，手到，哪一个慢了就将面临更严重的故障，最后导致飞行任务失败。 我抽到的是“数管失效”的应急程序。是说飞船进入太空后，如果数据管理系统突然失效，就要立刻改为手动操作应急返回。从判明故障到处理完毕，这个程序一共有 35 道指令、50 多个动作，而完成的时间只有几分钟。我做得分毫不差。 第四项考核是身体素质的全面考评，用多种器材做生理指标检查。我们 14 个人在具体数据上虽有差别，但全部达到优秀标准。 以上四项只是专业技术和生理基础方面的最后考核，还不能确定航天员是否合格，最后的评判要通过综合考评来进行。考评委员会分为政治思想、专业技术及心理、医学评价三个组，通过复核试卷、回放录像、计算五年多来的各项考试成绩和训练成绩、综合各界意见，最后给每个航天员打出总分。 综合评定考核极为细致、严格，指挥部规定，不合格者将被淘汰。按照美国和俄罗斯的经验，航天员在训练过程中的淘汰率一般为50%，我国的载人航天飞行计划，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么多数量的航天员，之所以选拔了 14 人进入训练，也是考虑到了淘汰的问题。 2003 年 7 月 3 日，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评委员会评定结果揭晓：经过艰苦拼搏，14 名航天员全部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予以结业，并同时获得三级航天员资格。 这意味着中国第一代航天员正式产生，标志着我们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航天员训练体系，继俄罗斯和美国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培养航天员的国家。而且这个成绩还创造了世界航天界的一项纪录：中国航天员大队的训练，淘汰率为零。 5 年零 6 个月，一个人盛年时期黄金般的岁月，2000 多个日日夜夜，58 门内容宏富的课程，共计 3000 个标准学时……艰苦的努力，让最初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我们，全部以良好以上成绩通过考核。其中经受的艰难与磨砺，远不是一些枯燥的数字所能涵盖的。我们不仅在知识水平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个人的精神、思想与意志品质，也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 我们甘愿为了民族、国家的千年飞天梦想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并从对这一使命的承担之中，深刻地体会到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心中抱有对光荣的渴望、对梦想的坚守、对事业的热爱，因此才能这样恒久坚持、永不放弃。 顺利结业的 14 个航天员都获得了选拔资格，一起面对首次载人航天的任务，准备接受最终的挑选。 第五章:此去天路迢迢(三)谁能进入首飞梯队 首飞选拔在结业考试结束后随即开始，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要在 14 名通过考核的航天员中，选出 5 名表现更为突出的进入下一阶段；二是通过为期两个月的强化训练，选出 3 人进入首飞梯队；三是通过具体针对首飞任务的训练与模拟，确定执行首飞任务的 1 人。 2003 年夏天的那几个月，我们全体航天员为进入首飞梯队而展开的竞争非常激烈，甚至可以算得上残酷。 说实话，在神舟五号飞行任务明确之前，五年间大家并没有感觉互相之间的竞争有多激烈，只是在每个人意识中有一根绷着的弦，暗自比较和努力。但随着任务临近，大家的目标越来越明朗，竞争意识也越来越强烈。 虽然我们常说有付出就会有收获，但对航天员这个特殊群体，站在任务的角度看并非如此，付出了不一定会有期望的收获。中国的载人航天任务密度不大，这决定了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上天。你拥有上天的能力和勇气，却没有机会执行任务，谁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 一位著名的老师曾给学生讲过一个关于机遇的形象比喻，说机遇是一个长相奇怪的动物，它的脑袋只在前面长头发，而后面没长头发。当机遇迎面走来的时候，你想牢牢抓住它，就要马上抓住它脑袋前的头发，不能松手。如果懈怠，稍不留神，机遇就会溜走，你回头再想抓它，会发现根本无从下手，因为它的脑袋后面是光的。 我们一路走来，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每个人都会竭尽全力抓住这次选拔的机会。 从 2003 年 7 月，评选委员会根据任务的需要和成绩排名，进行了第一轮遴选，从 14 个人当中选取出 5 个人。我的总评成绩在 14 个人中排名第一，顺利入选。其实，大家的考试成绩都相当优秀，很多课目的分数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相差很小，小到一两分，甚至仅仅相差零点几分。 接下来，我们入选的 5 个人进行两个月的强化训练，以便从中选出 3 个人，进入首飞梯队。 所谓强化训练，就是比之前的训练更具有针对性，要求更为严格，强度也更大。每次，从训练准备到训练，再到与理论相结合的讲评，我们都要结合飞行训练模拟器实况进行，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分析，把遇到的问题弄透彻。 其中我们要进行多次血液重新分布训练，以提高航天员适应和对抗失重环境的耐力。在做下体负压检测时，我躺在床上，下半身置于封闭的透明玻璃罩中，腹部捆绑固定好，然后将玻璃罩里面的空气抽出来，让其变为负压状态。这时候，我们会感到双腿肿胀，动弹不得，此时通过生理指标变化来测试返回后的耐受能力。 为了避免在太空中发生胃肠道感染，我们要接受清理肠道的耐受训练，也就是要洗肠。现在有些女士为了美容去洗肠，其实我觉得这是个挺难受的过程，而且我们在洗肠后的三天里，只能吃专用航天食品。这些太空食品虽然做得很好，但还是比不上平时的饭菜可口。 心理素质也是这个阶段训练的重要内容。意志品质、情绪稳定性等评价，主要在平时的各种训练中通过观察进行，而这时，许多考核内容是超出书本的。在面对十多位严肃的、手握生死予夺大权的专家评委回答问题时，在大型演练时，在重要首长到场观摩时，航天员的心理压力会加大，专家们就在这时注意我们的反应。 专家们有时会故意增加难度，比如把录音笔放在面前，摄像机架到眼前，构成压力环境。有时会设置挫折情形，严厉指责我们的行动和操作。 这时航天员很容易产生压力，如果记忆不全面，动作不准确，心里怀疑自己，都会在这个时候有所表现。 航天员训练中心的很多专家，将我评价为“心理素质好”，专家们认为我属于那种不受干扰型的。专家们精心设置的许多陷阱，我基本上没有掉进去过。经常在考完后，现场教员问我：“你认为你的操作有失误吗？”我对自己是有把握的，每次总是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失误！”我的确没有失误，他们是在考察我的心理素质和自信心。 在我看来，心理素质好还是要以平时的刻苦认真为前提。 两个月，十多项强化训练课目，每项训练结束都由专家们打分，最后算总分。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不停地训练，接着考试，一个接着一个，相当密集。有不少次，专家们给我打出了 99 以上的分，连我们所长都觉得我的分数高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专家们打分是非常严格的，包括报告及口令问答时，错说一次、漏说一次都要扣分，操作不规范也要扣分。 在这个精确的、艰难的选拔过程中，我的综合成绩仍然排在第一位。 经过评选委员会专家组无记名投票，我和排名第二的翟志刚、排名第三的聂海胜，最终入选“首飞梯队”。 面对“一人一天”这个事实，我们都能坦然面对选拔的结果。进入了首飞梯队的人，心情自然会有些兴奋，但没谁喜形于色，而没能入选的人，心里的滋味则肯定不好受，却也表现得相当平静。但我感觉得到，没能入选的人在后来的训练中更加刻苦了。 首飞梯队名单宣布当天，我陪着一个落选的战友跑步跑了一下午，我对他说：“别难过，不要放弃，你是有优势的。” “直面现实，准备迎接下一次机会。”落选的战友有了这样的想法，在经过短暂的失落后，都对此释然了，飞船只能上一个人，必然会有 13 个人不能去执行任务，这是摆在眼前的现实，但是下一次任务还有机会。 李庆龙说：“我是军人，国家让我上，再危险我也要保证完成任务；国家不让我上，我也会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景海鹏也说：“对失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我认为，在航天员队伍里，没有失败者。不管谁上，他是一个执行者，是我们所有人梦想的实现者。” 他们说得真好，我为我这些同样优秀的战友感到骄傲。 第五章:此去天路迢迢(四)能艰苦才成器 从 14 人到 5 人，再从 5 人到 3 人，航天员的考核排位，常常是用零点几的分数差别区分出前后顺序的，因为大家的综合素质确实不相上下，又都非常努力。没别的办法，只能考，反复考，如果你考不到前面，就进不了首飞梯队，就没有飞的资格。 执行完“神五”的任务后，我曾对媒体说过这样的话：“我们14 位航天员都具备了航天飞行的能力，完成任务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肯定不能抽到谁就让谁去，这就要选拔，优中选优，肯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按照这个标准来量化。而现在这个标准就是看考核分数。当然，除了分数，选拔航天员还要考核心理素质、政治表现、综合素质，由专家组综合打分，尽可能地达到公平，又能反映实际情况。 从始至终负责航天员训练的黄伟芬教授对我有过很高的评价，她说进入首飞梯队的三名航天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特别认真”。之所以最终确定由我来执行首飞任务，是因为专家们认为我更全面，技术更到位，对于教练员的训练意图体会得更快。 我认为，要保障保险系数，要达到不让万一的情况出现，就只有反复地重复同一件事情，直到它像你的本能反应和天生的技能一样，这样才能真正在实际执行航天飞行任务时，确保做到“万无一失”。 比如对《飞行手册》中的条款和规定，我真的可以做到倒背如流。很多人关心我在太空中看什么书，结果发现我在看手册，似乎有些失望。其实，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完全靠记忆是不行的，我当时确实是在复习手册中的内容。 我想，“特别认真”是我们航天员训练中应有的状态，也应当是我们平时工作和生活中应有的状态。 除了认真之外，还要能吃苦。 回顾从进入航天员大队到执行任务的五年多时间，我感觉这中间的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精神、心理和身体各方面，需要面对种种挑战和痛苦，要克服它们，战胜它们，并在其中一点一滴砥砺自己。这是对职责的忠诚、对工作的热爱使然，也是出于自我塑造、自我完成、自我超越的强烈意愿。航天员必须不断超越自己，从执行任务的层面上变得更完美，保证在选拔中脱颖而出，保证飞行“万无一失”。 说到认真、能吃苦，我对此认识明确，也坚持得比较好。在这一点上，我从小受到母亲的影响，母亲是个性格沉着、韧劲十足的人。这很大程度上引导了我的行事风格：不太喜欢热闹，但是比较好胜，上进心比较强，做事情总想做得最好。 我想，一个人有没有能力是另外一个概念，有能力却不把能力发挥出来，是很遗憾的事情。现在，我也经常对航天员说，别因为自己的原因造成终身的遗憾。 很多时候，有很多人，真的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差错把自己的前途毁掉了。对此我从来都是一句话：不要说忽略了、马虎了这样的话，没有这句话！你马虎，别人怎么不马虎呢？这绝对是一种能力，从心理素质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 马虎就要出错，明知道出错会选不上却还要马虎，这至少说明你没办法控制自己，这就是能力上的差距。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谈到从小到现在一直听得很多并深有体会的那个词——艰苦奋斗。其中就包含着做事认真、勤恳、能吃苦等内涵。 很多年轻人认为“艰苦奋斗”只是一句口号，甚至是一句过时的口号。我却觉得，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仍然是非常有必要提倡的。倒不是说在目前的这种经济条件下，还一定要吃野菜、忆苦思甜，这有些表面化，有些偏激，而是要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提倡和执行艰苦奋斗。 从历史上看，不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群体、一个人，没有谁轻轻松松就能取得成功，实现自己的目标。不经过百折不挠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理想的。 航天员在日常训练的过程中，面对各种艰难困苦，是要靠艰苦奋斗精神指引的。 就我自身来讲，我的先天条件并不比别人优越，航天员群体的身体、生活、工作、阅历都差不多，关键在于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把自身的长处利用好，如何把不利的条件弥补好，这是需要艰苦奋斗精神的。比如我的耐力相对弱一些，体能训练的时候，别人坚持做两个小时，我为了弥补耐力上的弱势，就要坚持做两个半小时。基本上，做体能训练的时候，我都最后一个离开训练教室，主动给自己增加运动量，增加难度。 当然，我说过，还要摸索钻研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不能机械地去受训，别人教你什么就只是什么，要参与进去，凡事都要讲究方法，不要蛮干，要巧干。但是，即使你掌握了很多技巧和方法，却只有一个第一，而且我们必须都去争取这个第一。要想去执行任务，你就得做第一，做不了第一，就执行不了任务。如果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方法和技巧再多，也是没用的——艰苦奋斗是最基本的条件，是所有方法和技巧的土壤。 第五章:此去天路迢迢(五)暂时还是迷 首飞梯队选定时，距离执行飞行任务只剩下了一个月。这段时间，训练的重点转向飞行程序和实际执行任务。 中国航天员训练和整个航天工程的进展是同步的，没有前车之鉴，没有成功范例，摸索中进行，过程中有很多不成形的、不停变化的状态，形式和内容都不可能固定。 比如，我们的训练是针对神舟系列飞船的，但当时神舟系列飞船的技术状态并没有完全定下来，因此，随着飞船技术和功能的调整，训练大纲和操作细则都必须随时跟着调整，而每调整一次就要重新学一次。打个比方说，相当于在建学校的同时要把学生培养出来，教学大楼还没盖好呢，我们就要想象坐在教室里上课是个啥样，有的课老师还没有，就要找老师，发现还得补上一门课，就得再找老师。 而到了这个阶段，整个航天工程绝大部分技术内容都已经定型，训练目标和训练内容才变得明晰和确凿。 这一个月的强化训练，主要在飞行程序模拟器中进行。用飞行程序模拟器、飞船运动人工控制模拟试验系统等设备，进行正常飞行、应急飞行以及飞行过程中各类故障的判断和处理，有针对性地反复训练。 对这些内容的考评，将决定谁成为首飞航天员。 其实，相关的操作，我们已经训练了无数遍，尤其我们首飞梯队的三个人，都是优中选优的胜出者，那么怎样才能在三个人中间拉开档次呢？这时，专家们给我们设置了一些陷阱。 比如，按正常程序，航天员进舱后首先要对飞船的初始状态进行检查，专家们这时就会故意把状态设置错，看我们能不能及时发现，发现后怎么处置。虽然训练过程都一样，但是我们面对问题的表现肯定是有差别的，哪怕只是细微差别，专家们都会做出评判。 我们连续进行了五次模拟程序考试，我五次的成绩分别是：99.5分，99.7 分，100 分，100 分，100 分，仍然排名第一。 9 月初，李继耐总指挥亲自主持，召开了评选委员会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我、翟志刚、聂海胜三人进行了排序，当时的结果并没有公布，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有比较清楚的感觉：我可能排在第一位，首飞有可能是我。 2003 年 9 月 14 日，全体航天员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神舟五号发射场，进行最后的训练和选拔。 9月21日到9月24日，首飞梯队的三人进行“人—船—箭—地”联合测试演练。 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我已经对飞船的飞行程序和操作规程滚瓜烂熟、倒背如流。 比如，飞船在实际发射时，起飞后 3 分 20 秒左右，罩在座舱外的“整流罩”将按程序被抛除，航天员在此时可以见到舷窗外的天空。在演练时，这只能是一种想象中的景况，不会实际发生。因此，指挥大厅里的老总们谁也没料到航天员在此时会有什么反应。 我坐在飞船座舱中，之前的所有规定动作都做得一丝不苟、忙而不乱，没有失误。程序刚刚走到 3 分 20 秒时，我认为按实况应当报告这时的状态，于是按照顺利发射时一定会出现的情况，向指挥中心报告：“整流罩抛除，我看到窗外的天空了！” 这并不是训练中的规定动作，所以现场的一位老总惊讶地问我们所长宿双宁：“你们的航天员训练得这么好，连这都知道？” 身为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所长、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宿双宁对此非常自豪：“开玩笑，你都知道的事，他还能不知道？” 这次合练让我一直以来的感觉得到了印证。 从整个提前演练的环节上看，我们三个人走的程序不一样，我走的是实程序，都是一比一的设备演练，而翟志刚和聂海胜的演练，程序是压缩的。 我告诉自己不可以有半点松懈。我期待着确认心中的那个谜底。 10 月初，我们首飞梯队的三位航天员，都被领导约见单独谈话。总装备部朱增泉副政委负责载人航天飞行的思想工作与宣传工作，他带着一个班子，不仅找我们三个人谈话，还找我们的家属谈话。 首长的谈话内容非常透彻，包括整个行动过程、训练任务和执行任务的思想调整、宣传计划、个人对载人航天工程的认识、如何对待飞和不飞。 我当时汇报说，从训练这个角度，我觉得飞行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只拿它当一次任务，跟训练没什么两样。如果不是我去飞行，我会做好备份，坚持到飞船离地前的最后一秒，随时准备飞。而对于类似如何对待荣誉、名利，那时真的没有多想，也没想到飞行回来会很“出名”。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朱副政委突然问了我一句：“所里跟你说了吧？”我说：“没有，什么也没说。”他沉吟了一下，说你要保持住，情况很不错的，综合素质排名最高。 在此之前，9 月 30 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的王志采访我，这是我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当时，我得到的特殊照顾至今让我印象深刻。 那时，防“非典”还没有结束，要求我接受采访最好穿着防护服，可穿着它上镜效果又很不好，我和王志就都没有穿。 结果，为了保证我的安全，工作人员就用几个大电扇，一直对着王志吹，让他处于下风口，这样，他那边的气息就流通不到我这边来。王志就这样一直顶着风采访我。 那个采访场面对我来说很新鲜，估计王志也是第一次在人造大风中采访，我很感动。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厚爱和呵护，让我更加深切地感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我没有理由亵渎自己的职责。 第五章:此去天路迢迢(六)送别时刻的火焰与雪 2003 年的国庆节，所里给我们首飞梯队的三个人放了三天假。为了给我送行，父亲和母亲专门从老家赶来，还带了我平时最爱吃的螃蟹。 在此之前，我已经有半年时间没回家了，更是好久没有见过父母。执行任务前，能和家人团聚一下，我感觉非常温暖。就像将要出征的军人，对亲人和家的那种依恋和珍惜。 这三天，我哪儿也没有去，就是和父母、妻子、儿子一起待在家里，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 在聊天中，时不时会涉及飞行的话题。毫无疑问，家里人很关心这件事儿，却又不好多说。他们希望我实现愿望，又担心我的安危。 父亲和母亲在那里犯琢磨，有时忍不住就小心地问我：你学得怎么样，是不是能飞行？但我常常岔开话题，不对他们说排名情况，只是告诉他们，我进梯队了，有希望去飞。 我心里相信自己肯定要首飞，虽然不怎么想危险的问题，但潜意识里有这个准备，它毕竟是高风险的，况且 2003 年航天界发生了那么多事故，可以说是大灾大难的一年。所以我就想更多地和家里人在一起待一待，我们有意绕开一个显然很大的话题，小心翼翼，让这次节日团聚变得安静隐忍。 2003 年 10 月 12 日，清晨，空中飘着零星的秋雨，站在航天城向西眺望，西山上昨晚落下的第一场瑞雪清晰可见。 7 时 45 分，我和翟志刚、聂海胜依次走出航天员公寓，来到送行现场。今天，我们要告别亲人、战友，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我的家人、战友和航天城的老老少少已经早早地站在广场上。人们敲锣打鼓、挥舞着彩旗，等在那里为我们送行。我的父母、我妻子和儿子也在人群里，我一走过去，母亲就拉住我：“冷不冷啊？” 我说：“不冷。天凉了，你们要多穿点衣服，别惦记我。” 父母似乎还有什么话要说，却没有再开口。我知道，他们担心我的安全，就对他们笑笑说：“为了这次载人航天，国家花了那么大力气，能考虑到的都考虑到了，安全不会有问题。我训练了五年，该掌握的也都掌握了，你们就放心吧！” 对父母说完话，我回头看着玉梅，对她笑了笑，没说什么。我看她的眼睛，里面没有泪水，我虽然觉得玉梅并不是个脆弱的人，但这会儿她的坚强表现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这时我们周围人挺多的，玉梅想说什么又一时不知该说点啥才好，突兀地问了我一句：“带便服没有？”好像我要上街或者出差。 我知道她这是有些慌了，笑着反问她：“带便服干啥？” 小宁康表现得很兴奋，扯着我的手，一下一下摇着。我俯下身亲了一下儿子，他歪着脑袋对我说：“爸爸你早点回来哟，教我打游戏。” 我和全家人看上去都很平静。后来我看到有记者写道：“没想到，他和亲人的告别竟出人意料地平静，平静得就像他平时去上班。我们见过种种军人的告别——上战场，上抗洪大堤，上风雪边关……然而却不曾见过如此重大的、划时代的告别，竟然这般轻松。” 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时应当有动情的、挥泪送别的场面，但是，真的没有。 有记者当场问我：“你真的不紧张？” 我笑着回了一句：“有啥可紧张的？” 前一天晚上，考虑到第二天要走，我回了趟家，平时，家里的电子闹钟都是我调，我就拿起闹钟对玉梅说：“我走了，你也不会调表，我教教你吧。”我说得似乎很随意，其实是想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她好像听出了别的意思，一把抢过闹钟，坚决地说：“不，我等你回来给我调。” 无论是在家里聊天，还是在电话当中交谈，我和家人都有意或是无意地绕开了最敏感的话题——生死。在我的亲人们那里，似乎不存在“一旦”和“万一”，这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我们回避了。 满眼是鲜红如火的标语，满眼是亲人殷切期盼的脸，满眼是战友们举起的手……在这样热烈的欢送场面中，我和翟志刚、聂海胜登车驶离航天城。 9 时 20 分，我们乘专机飞向远方，飞向那个即将实现的巨大梦想。 第五章:此去天路迢迢(七)相信一切都没变化 同机送我们飞向酒泉发射中心的是总装备部政委迟万春上将。 在飞机前舱，迟政委让我坐在迎面的位置上，他自己却坐背向机头的座位。我一看，觉得这样不合适，起身要和他换过来。迟政委摆手让我坐好：“不要动、不要动，现在一切工作都以航天员为中心，我是全程陪同你们的。” 在约三个小时的航程中，我和首长聊了一路。 迟政委告诉我，中央正举行十六届三中全会，为了保证“神五”任务如期进行，中央特许本次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李继耐缺席会议。而今天，又同意身为中央委员的他请假，专程陪同我们前往发射场。 迟政委还说起他 8 月份参加国际会议时的所见所闻。国际宇航协会主席在报告中说：“目前世界上可以独立发射飞船的国家有两个半……”其中的半个，指的就是中国。当时，迟政委在会上的发言中明确表示：……用不了多长时间，那半个可以加上了，中国将是第三个可以独立发射飞船的国家。 我对迟政委说：“我们全体航天员心情都很迫切，也都具备完成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都盼着能去亲自完成这个光荣任务。这次飞行，无论谁去，都能代表全体航天员完成使命。”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三人排成三角队形，由我向已经等候在那里的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工程总指挥李继耐上将报告：“总指挥同志，首飞航天员梯队奉命来到发射场执行任务，向您报告！” “同志们辛苦了。祝你们在发射场任务准备期间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精神愉快。”李继耐总指挥和我们一一握手，带我们走进航天员公寓“问天阁”。 这座“问天阁”是黑白相间的两层徽式小楼，取意于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名篇《天问》，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对苍茫天空的浩叹与向往，将由我们变成现实了。在这样一种意味深长的遐想和临战的严肃之中，我们按既定程序每天训练和体检，从精神和身体上都处于整装待命的状态。 10 月 14 日 15 时，首飞名单即将宣布，我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隔离，晚上有可能无法和家里联系了，于是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当时父亲和母亲都在，但除了问问他们身体之外，我没多说什么，怕两位老人情绪有波动。我在电话里跟妻子说了一声：“执行任务的情况没什么变化……”她明白了我的意思。 谁是首飞航天员一直没有宣布，但正如我在电话中所说，我的基本判断仍然是：没有变化。 进入中心之后，我们三人拿到了飞行任务材料，我发现，三人的材料内容有细微的差别。我的那份更加细致，针对性更强，包括代码、密码、应急号码，一应俱全。 14 日 17 时，在“问天阁”举行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航天员与记者见面会”，我们三人以“首飞梯队”集体亮相。 新华社的记者问道：“你们中的一人将成为叩访太空的第一位中国人。此时此刻，你们最想对祖国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最想对家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当时回答：“我在这里想对祖国说，感谢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信任。我一定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我也想对我的家人说，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请你们放心，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有信心和能力圆满完成这次任务。” 《解放军报》的记者问道：“你们三位都是我军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现在是我国第一代航天员。作为共和国军人，在即将出征太空的时候，你们认为军旅生涯对这次特殊的飞行任务有何帮助？你们最想对三军将士说些什么？” 我回答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首先是一名共和国的军人。在任务中，我会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战胜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同时感谢全军战友对我们的鼓励、关心和厚爱，也请他们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为军旗添彩。” 在回答提问时，我说了“我”，同时也说了“我们”。我相信很多人此时都在猜想，我们三个人当中谁会首飞？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首飞航天员已经确定了。 第五章:此去天路迢迢(八)知道就是我 一小时前的 16 时整，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在总指挥李继耐主持下召开会议，议题就是一个：确定谁来首飞。 经过每一位指挥部成员表态，确定我为首飞航天员，翟志刚、聂海胜为备份航天员。 而接下来，指挥部内部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分歧。有的领导觉得应该第一时间通知我，这样三个人心里都踏实，有足够的时间调整状态；有的领导担心当时通知会引起我情绪异常，怕我太激动睡不好觉，影响第二天的任务。 两方意见各有所据，大家争论不休。 后来，总指挥李继耐拍板，他说：“最了解航天员的还是航医所，因为他们都是在你们这里选拔训练的，这件事情就交给航医所决定吧。” 我们航医所的领导当时就决定，还是要通知我。政委吴川生说：“航天员如果这么点东西都承受不了，怎么去执行任务？” 后来的“神六”、“神七”确定执行任务航天员，程序和“神五”大致相同，我也参与了，经历了这个过程。从“神六”开始，整个航天员的选拔就以我们航天员训练中心为主，我们给上级部门提供依据，上级机关根据中心汇报的情况酌情定夺。如果有疑问，上级会反复询问，如果没有异议，就以中心的意见为准。 晚上 7 点钟，我从新闻发布会回到房间不久，航医所政委吴川生就走进了“问天阁”，和我单独交谈。 他一进房间，我就明白，可能是来通知我执行任务的。 吴政委开口对我说：“利伟，首先祝贺你担任首飞。” 虽然已经猜了个十之八九，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还是有一股热流涌起，很激动。但我知道这时候一定要保持心理稳定，不能放任情绪，便克制住自己，平静地对政委说：“感谢祖国和人民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以一颗平常心去做好准备，完成首飞任务。” 吴政委没有和我谈太多道理，只是说到一些具体的准备工作。问照相机、摄像机装船没有，还嘱咐我，一定要多拍些地球的景色回来…… 临走，他和我握了一下手：“我们都盼着你顺利完成任务。” 我知道，其实吴政委担心我紧张，担心我晚上睡不好，这也是大家共同担心的问题。 我坚信这种情况不会在自己身上发生。我的准备和整个系统的准备情况都极好，这一次任务，看起来就像一次普通的出差，只是时间不长、距离较远而已。我并没有觉得太紧张，我必须，而且可以让自己睡好。 “我会睡好的。”我对吴政委表示。送他离开时，我已经非常平静。 翟志刚和聂海胜作为首飞梯队的一员，将作为飞行任务的第一和第二备份，直到飞船升空的最后一秒，都会时刻做好飞行准备。 他们谈完了话，过来向我表示祝贺，同时对一些技术问题仔细讨论，就所能想到的细节一再叮嘱，想办法缓解我的压力。 海胜对我说：“你放心去，所有的东西我给你带回北京。什么也不用担心，家里有我们。” 其实那天晚上我们没多少空闲时间。通知谈话之后，紧接着进行体检，然后洗肠。我们三个人程序一样。 我最后一个洗肠，这项令人不舒服的工作结束后，已经晚上 9 点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用几分钟时间，我把所有正在使用的东西收拾好，准备第二天交给志刚和海胜，好让他们带回去。 第五章:此去天路迢迢(九)让应该到来的都来吧 10 月 15 日凌晨 2 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将我从酣睡中唤醒。这是随行的医生来叫我们起床。 后来他们告诉我，这是第二次敲门，第一次，我竟然没有醒来。 满打满算，我睡了五个小时，但这五个小时睡得很香、很沉，好像比之前所有的夜晚都睡得踏实。 起床后，医生对我进行了常规体检。我的状况是高压 116，心率76，体温 36.1c，一切都很正常。首飞的任务由我执行。 翟志刚和聂海胜也起床进行了体检。之后，我们三个人就穿着棉大衣，直接去吃早餐。 和平时一样，早餐的内容按已经确定的食谱准备，并没有特别的东西。我们部队的机关灶大都差不多，有面条、馒头、米饭、面包等等。 我平时是最不爱吃面条的，好像部队每天早饭都有面条，习惯性的。我那天早晨吃了些面条，但没敢放开吃，所以总觉得没吃饱。快离开饭厅时，就说：“不行，我还得来点肉。”又吃了一些有肉的菜。 吃饭时，志刚不知从哪里要来一瓶红酒，他和海胜各倒了半杯。因为执行任务不能喝酒，我倒了半杯矿泉水。志刚一定要我在里面滴点红酒，他说：“虽然以水代酒，也要给你加点颜色，喜庆喜庆。” 他们预祝我以最好的状态飞行，顺利完成任务。 三个战友站起身来，举杯相碰，一饮而尽。 时针指向凌晨 3 时，飞行前的准备工作开始了。 我们三个人离开“问天阁”时，在客厅的门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个从国外“引进”的程序，俄罗斯的航天员在执行任务前，都要在自己住的公寓门上签上日期和自己的名字。 前期的准备工作复杂而繁琐，虽然程序和平时训练一样，但各项内容都要反复测试、确认。工作人员拿着一个程序单，一项一项做，一项一项画勾。 我的各种生理指标全部检测了一遍，确认正常；我穿上生理背心，工作人员给我贴上电极。之后穿航天服的“内衣”，“尿不湿”这时也要加上（从这时起就不能上卫生间了。穿上航天服直至飞行一天回到地面，中间有 30 多个小时）。 测试航天服，确认正常；测试无线电，确认正常…… 5 时整，所有测试结束，我穿着航天服和工作人员以及领导们合影，因为之前一直都在紧张地准备，没有顾上。5 时 20 分，我们坐在了“问天阁”的会见厅里，翟志刚和聂海胜身着蓝色出征服站在我身后两侧。照相机记录下了我们三人预备出征的一刻。 从凌晨起床到这一刻，一直处于紧张忙碌状态，所有工作项目一个接着一个，行云流水，间不容发，我也全神贯注，心思全用在应对每个细节上。 随着照相机拍照的快门声落下，随着环绕于身前身后的工作人员离开，四周似乎突然安静下来，这时我好像突然置身于空阔的场地中央，我这才清晰地意识到：这个神圣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今天将是我生命中伟大的一天！那么，让所有应该到来的都到来吧！ 很多人问过我，当我得知自己被确定为首飞航天员之后，是否在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的使命对国家的意义。说实话，这不是当时才会去想的。 早在执行任务之前，在这么多年艰苦备尝的训练当中，特别是一次次面临严格选拔和激烈竞争的时候，这个问题在我心里已经不止一次地闪现过、思索过。为什么要去执行任务？为谁去执行任务？答案早就埋在心里了。 因此，当得知自己被确定首飞之后，我并没有再去想执行这个任务的重要和神圣，而是在想下一步该干什么。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按照程序执行，几分几秒干什么都非常明确。而要确保任务万无一失，此时再去想“重大意义”和“神圣使命”，于事无益。它早已经内化为我们航天员的精神气质，此时，“放下”才是最好的状态，才能心理平稳、冷静从容，以全部身心执行好每一项程序。 当然，面临这么一件大事，心理不可能不受到冲击，我突然生出许多感慨，经过五年半的艰苦训练，实际上就是为了等到执行任务的这一天，这是所有航天员共同的目标，是我的目标，现在，它就要实现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如果说这时没有强烈的激动，是假话，但片刻之后我就平静下来，没让自己想太多，我明白接下来的工作很复杂，我得考虑如何一项项完成，不出纰漏。 还有人问我，你们在上天之前有没有写遗嘱什么的，需不需要留下什么话。 大家知道，战士上战场之前会写请战书和遗嘱。虽然我们也作为军人奉命出征，但从来没有写过遗嘱，没人想到这件事。在空军当飞行员时，也不会去想这件事。 我清楚地知道，航天飞行面临着极高的风险，但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回不来。 一则我对祖国的飞船和航天科技非常信任，各大系统都有充分保证；二则我相信自己的能力，训练已经做得非常充分，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考虑在内了，包括当年俄罗斯飞船返回偏离之后，我们还针对这种情况加做了一个模拟失效实验。做实验的时候把飞船座椅都拆了，在座椅的位置搭一块木板，我就坐在木板上，一只手握着操作杆，另一只手用一个秒表测时间。 进一步说，虽然我们的工作尽量做到万无一失，确实仍会有很多未知的因素，危险随时可能爆发，这也是世界航天界事故频发，许多航天员献出了生命的原因。但作为航天员，明明知道风险在那里，当我们真正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却很少去想风险发生的概率。 这跟我们对这个职业的理解有关系，当初选择了它，就做了牺牲生命的准备，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基础之一。 也跟我们作为战斗机飞行员飞了那么多年有关系，没有哪个飞行员不知道飞行是一种风险，在空军飞行十年二十年的人，没参加过追悼会的太少了！每一次飞行都是在承担一次风险，但是没有哪个飞行员一上飞机就想着会不会出事，如果这样想，就没法执行任务了。 当年发生“空中停车”事故的第二天，我还是照常飞行，并没有因此而休息。对于一名飞行了多年的飞行员来说，潜意识里，风险意识时刻存在，但平时谁也不会把安全问题挂在嘴上，每次去飞行，就像普通人蹬起自行车就走一样。 第五章:此去天路迢迢(十)在那双满含泪水的眼睛注视下 10 月 15 日，早晨 5 点 20 分，我们三人安定下来。小厅左侧的门打开了，我扭头望去，看见总书记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中央军委首长走过来。 总书记微笑着向我们挥手致意。他是来为我壮行的。 我从座椅上站起，和翟志刚、聂海胜并肩而立。 为了执行任务，我们被隔在玻璃罩里。尽管隔着一层玻璃，和总书记相见，仍让我的心情很激动。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跟总书记那么近距离地接触过。 在我们对面站定后，总书记开始讲话。 毕竟是第一次面临这样的任务，几乎所有人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总书记可能也考虑到了我们的心理状态，想尽量让我们放松，所以讲话时声音平缓，非常从容，一字一句：“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同志，神舟五号马上就要发射了，这是你们盼望已久的庄严时刻，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盼望的庄严时刻。一会儿，杨利伟同志就要作为我国第一个探索太空的勇士出征，就要肩负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总书记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那时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总书记，心情一直处在激动中，以为他讲完了，刚要开口表达自己执行任务的信心和决心，总书记示意我，他还要讲几句。 他接着说：“相信你一定会沉着冷静，坚毅果敢，圆满完成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使命。我们等待着你胜利归来！” 在总书记讲话节奏的带动下，我感到心里轻松了一些。 总书记讲完，我表示：“请总书记和全国人民放心，我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做好每一个动作，圆满完成这次任务，决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 隔着玻璃罩，我能看到每个人脸上的激动表情，也似乎能听到人们的心跳。 我举手敬礼，然后左手提着航天服地面通风箱，转身向通往院外的侧门走。马上要到门边了，我回过头来，向总书记和其他首长挥手道别。 这时候，我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总书记见我回头，又向前迈了两步，停住，向我挥手。我忽然看到总书记的眼睛里有泪光闪烁…… 我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复杂，既感到强烈的心灵震撼，又有一些吃惊；既非常感动，又有一种不忍。即便是几年后的今天想起那时的情景，我仍然会眼眶发热，激动不已。 总书记眼中的泪水饱含着对我的关心、期待、信任，同时也包含了一份牵挂和不舍。总书记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却在航天员去执行任务时，给予如此深厚的关切，我能感到他的心和我们在一起。我想，无论是谁，此时此刻都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 我只觉得一股热流涌向眼眶，心情无以言表。但我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只把那种殷切的目光，那种关怀，那种鼓励，深深地记在了心里。在执行任务的整个过程中，这种目光给了我巨大的力量，让我义无反顾。 现在分析起来，可以说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灵魂冲击，让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慷慨激昂的情绪。 在总书记那种目光的注视下，那一刻我甚至有了英勇献身的冲动，有了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烈豪情，心想，即便有什么突发情况，为了国家、民族，贡献就贡献了，牺牲就牺牲了。 第五章:此去天路迢迢(十一)义无反顾走向发射塔 清晨 5 点 28 分，我和翟志刚、聂海胜走过“问天阁”的航天员专用通道，来到了广场上。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出征。”“这一刻，中华民族已等待了千年。”后来，媒体用这样的句式来描述这个时刻。 这个时刻，太阳将要升起，沉睡的戈壁滩正在苏醒，黎明的熹微之光映出地平线优美的轮廓。 “问天阁”前的广场上，已经站满了送行的人们。我刚在广场上站定，人群中就响起欢呼声：“杨利伟！杨利伟！祝你成功！祝你凯旋！” 人群中，有我曾朝夕相处的战友，有我的教员，有跃跃欲试的军乐团和锣鼓队……在大漠深秋的寒冷中，人们情绪激昂，让整个广场沸腾起来。 我被意料之外的热烈场面感染了。 在原来的计划中，并没有安排群众欢送的场面。这是李继耐总指挥亲自加上的。他说：“勇士出征代表着国家，代表着五十六个民族，应该让大家也来送送英雄，这种气氛也有利于执行任务的航天员。” 在欢快的《迎宾曲》中，我和志刚、海胜走向预定报告位置，边走边不停地朝人们挥手，心里充满感慨。 当乐曲落下，全场寂静下来，我向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李继耐总指挥立正、报告：“总指挥同志，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杨利伟！” “出发！”总指挥面色庄严，朗声下达出征命令。 “是！”我应声举手敬礼，之后走向送我去发射塔架的汽车。 在车前，志刚、海胜和我告别。本来按要求我们不应该拥抱，但我们三人还是忍不住拥抱在一起。 他们在我耳边说：“利伟，明天北京见！” 我说：“放心吧，一定的！”他们两个人的眼泪流了下来。而我，把这一幕也深深印在了心里。 军乐队奏起《歌唱祖国》的乐曲，人们跟随着在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此时的我听起来，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 人们挥动着手中的彩旗、气球为我送行，一声一声喊：“杨利伟，我们盼着你胜利归来！”“……期待你凯旋！” 我登车启程，总指挥李继耐上将率有关领导乘车随后。车队在五辆摩托车的护送下，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向发射塔架驶去。 我知道国家和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想将要实现，我知道自己要代表几代航天人问鼎苍穹，我也知道此去天路迢迢、充满艰险。但我的整个身心就像一张充满力量的大弓，向往和期待着射出飞往太空的利箭。 在神五飞行回来后，我总结了几句话：“精神的力量是永恒的，民族的力量是无敌的，和谐与和平的力量是崇高的。”这些感想来自我个人的切身体会，来自我的内心。我相信，任何人得到一种真正的精神激励，都会产生不竭的力量与勇气。 我就以这样的心态走向发射塔，泰然自若，内心坚定，感觉自己无所不能。 第六章:太空一日(一)馆长，明天见 警车、摩托车、特护专车组成的车队，在中国的西北戈壁，披着朦胧的霞光，庄严地驶过胡杨林和弱水河，驶向那个谱写过许多壮丽诗篇的地方——火箭发射场。长征一号 f型火箭在晨光中巍然挺立，像一柄巨大的倚天长剑，从苍茫地面指向浩瀚天空，箭体上五星红旗和“中国航天”四个大字十分醒目。 清晨 5 点 50 分，车队抵达塔架下。 总指挥李继耐上将带领载人航天七大系统的负责人前来为我送行。在短暂的交谈中，几位老总再一次告诉我，他们那个系统的工作是最稳定、最安全、最保险的。这些以严谨著称的科学家，平时从他们那里是很难听到“最”这个字的，但此刻，他们说了许多“最”，说得很肯定、很坚决。我明白，他们是想以此来增强我的信心。 在与首长和专家们道别后，我乘防爆电梯登上飞船平台，其他人员和车辆迅速撤离。 6 时整，现场只剩下了 4 个人：我、一位教员、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医生。这时候，按照程序，我还不能进舱开始工作。 发射前的所有程序都是倒着推的。飞船是 9 点整发射，进舱的时间是往前推 2 小时 45 分钟，我应该在 6 点 15 分进舱。现在是 6 点，离进舱工作还有 15 分钟。 我们感到了 15 分钟的漫长。 我们已经到了高达 50 多米的发射平台上了，平台相当狭窄。这时没有工作可做，只能等着，几个人都默默无语。只听见塔架发出的机械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声音，寒冷，寂静。 火箭已经加注了足足 430 吨的燃料，想一想那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巨型炸弹。有位国外的航天员曾经说自己是“在炸弹顶端飞行的人”。此刻我们就在炸弹上等着。 远处，几台摄像机对着我们，这个时刻是我们一生中难以遇到的，谁都一动不动。气氛有些凝滞。 大家都很紧张，实际这时候我也紧张。后来回想，是这种等待太难受了，在很高的地方，在一个巨大炸弹的上面待着，暂时的宁静让人不安。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有好几分钟谁也不讲话。 这时，他们三个人中的一个为了缓和气氛，提议说：“咱们给利伟讲个笑话吧，放松放松心情。”可三个人谁都讲不出来。 一会儿，帮我关舱门的那位工程师开口了，没话找话，他问我：“知不知道当年给苏联的航天员加加林关舱门的工程师现在干什么？” 我说：“还真不知道。” 工程师就告诉我：“他现在成了俄罗斯航天博物馆的馆长。” 其实，他讲的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几个人谁都没笑出来。但大家的紧张得到了些许缓解。 一会儿，帮我关舱门的那位工程师开口了，没话找话，他问我：“知不知道当年给苏联的航天员加加林关舱门的工程师现在干什么？” 我说：“还真不知道……” 工程师就告诉我：“他现在成了俄罗斯航天博物馆的馆长。” 其实，他讲的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几个人谁都没笑出来。但大家的紧张得到了些许缓解。 终于，6 时 15 分，我接到命令：“神舟五号可以进舱！” 进舱之后，我首先接收飞船，由工程师在舱外协助。要看飞船是不是正常，各种手柄位置是不是和单子上一样，每检查确认一项，我就报给工程师，他手里拿着“确认单”打钩。 接收飞船的程序用了十几分钟完成，我在“返回舱状态确认单”签上名字，把它交给工程师。 工程师这时的主要工作已经完成，帮我关闭舱门后就撤离了。在关舱门前，他对我说：“利伟，咱们明天见。” 我微笑着回答他：“馆长，咱们明天见。”我听见外面的几个人都笑了。 成功返航后，在欢迎仪式上，我又见到了这位工程师。我们笑着拥抱，我对工程师说： “咱们又见面了，馆长！”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叫他馆长。 第六章:太空一日(二)心跳 76 所有人都已经撤离发射场，我独自一人在已经关闭的飞船中，开始工作。 连接通信头戴、插好生理信号插头、连通供氧和通风软管、检测航天服气密性、打开航天服通风机，然后，我坐到航天座椅上。 其实刚刚进入飞船的舱体后，我感到新鲜和惊奇，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进入真实的船舱，以前的所有训练都是在模拟状态下进行的，即使仪表、按钮的位置相同，但真实的与模拟的还是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就像用木头枪练习刺杀的人第一次握住真枪，质感、视觉、触觉等元素，令人震撼。我清晰地感受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我认真环视船舱，闭上眼记住它的形象，并让它与我记忆中的模拟器重叠，用这样的办法熟悉它。 一旦开始进入工作，我的自信就回来了——那些程序和动作，平时训练已经做过无数遍，不仅仅烂熟于心，而且成了一种自然反应，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我有意寻找那种得心应手的感觉，让自己沉浸到熟悉的节奏当中，尽量让当时的感受与平时训练时的感受重合。 在完成了规定的动作之后，我的状态已经调整得很好了，思维清晰，情绪冷静。 我的心率平时基本是 72 下至 73 下，特别稳定的时候可能不到70，根据发射那天的医学数据，从准备开始时直到火箭升空之前，两个小时，我的心率保持在 76 下，与平时相比变化不大。 做完自己的准备工作后，后边的工作就是配合整个系统。程序规定了几大系统在某个时间要做什么，哪一步是火箭的，哪一步是飞船的，哪一步是测控的，哪一步是航天员的。我根据指令，配合火箭和飞船的一系列动作。 时间在一点点过去，历史性的时刻在一点点接近。 每到一个时间节点，零号指挥员就会报“某分钟准备”，并且越来越密。 “60 分钟准备！”…… “30 分钟准备！”火箭发射塔操作支架缓缓打开。 “15 分钟准备！”总指挥李继耐和我通话。他说：“我们一定会牢记中央首长的重托，和你并肩作战，让你实现成功发射、精确入轨、顺利返回的目标，也希望你沉着冷静，坚定自如，按预定程序认真做好每一个动作，任务指挥部信任你，全国人民期待着你!” “我向全国人民保证，坚决完成此次任务!”我回答。 “利伟，明天早晨，我们将在内蒙古草原迎接你凯旋，预祝你圆满完成任务，咱们明天见!” “明天见!” 零号指挥员说：“5 分钟准备!”我再次检查调整束缚带，把自己紧固在座椅上。抬手关闭了面窗，然后两手握住操作盒，静待起飞。 4 分钟准备、3 分钟准备、2 分钟准备、1 分钟准备…… 50 秒、40 秒、30 秒……最关键的时刻已经来临。 平时经历再多次的训练，也无法体会真正起飞时的状态。 绝对是仅此一次的体验！ 这时候，我的耳机仍然可以听到下面的声音，却发觉下面安静极了，除了零号指挥员数时声，其他一点点声音都没有。 这时候，飞船的各种风机的响声就越发显得明显。 此刻，我的心情没有变化是不可能的，随着倒计时越来越密，人会越来越紧张。不是恐惧、害怕，虽然明知谁也不能保证这次一定会成功，但此时此刻不会去想会不会出事，回不回得来，如果想那些，会把自己先吓坏了。我的心情有些复杂，脑子里产生着各种念头。 我想的主要是操作程序，因为在飞船里总是有程序需要执行，有很多情况需要反馈，但时不时一些想法像金鱼吹的泡泡一样泛出水面。会想，这一刻马上要到了！这么多年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就是为了这一刻；会想，国家和民族为之积淀和准备了这么多年，几千年的梦想要成真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马上要发生了，而我就肩负着这个责任！会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太奇妙了…… 这里面既带着一分紧张，又带着一份期盼。我不能放开了想，必须把精力集中在操作上，所以就用力把这些念头按下去。 最后的 10 秒开始倒数。10、9、8、7、6…… 我听着清晰的倒计时声，百感交集。我知道有千千万万人看着我，从总书记到普通百姓，我感到了责任重大，心里有一种出征的兴奋，有一种紧迫感。 在数“4”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敬礼。这是程序没有安排的，我戴着很大的航天服手套敬礼，看着摄像头敬礼，以一个军人的庄重和严峻。寂静的耳机中传来热烈的掌声。 掌声响起来，就像一首歌形容的，“我心更明白”，我感到有那么多人都站在我身后，给我强大的支持。我并不是一个人去出征，我是和千千万万科研人员一起出征。 在这种激奋的情绪中，传来零号指挥员响亮的口令： “点火！起飞！” 第六章:太空一日(三)我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9 时整，火箭尾部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几百吨高能燃料开始燃烧，八台发动机同时喷出炽热的火焰，高温高速的气体，几秒钟就把发射台下的上千吨水化为蒸汽。我曾经在现场看过火箭发射，那种情景令人非常震撼。 火箭和飞船总重达到 487 吨，当推力让这个庞然大物升起时，大漠颤抖，天空轰鸣。此时身在飞船中，虽然能听到火箭点火、发射时的声音，觉得噪音很大，但远不像在外面感觉得震耳欲聋。 火箭起飞了。 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得像一块铁。因为很快就有动作要做，所以全神贯注，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仪表板，手里边拿着操作盒。 开始时飞船非常平稳，缓慢地、徐徐升起，甚至比电梯还平稳。我心想：这很平常啊，也没多大劲啊！ 后来我知道，飞船的起飞是一个逐渐加速的过程，各种负荷是逐步加大的，要提前做好准备。但当时，没有人有过坐火箭的真实感受，并不清楚会有这样的变化。我一看情况远不像训练中想像的压力那么大，心里稍有释然，全身紧绷的肌肉渐渐放松下来。 “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火箭逐步加速，我感到了有压力在渐渐增加。因为这种负荷我们训练时承受过，曲线变化甚至比训练时还小些，我的身体感受还挺好，觉得没啥问题。 但就在这个时候，火箭上升到三四十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产生了共振。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人体对 10 赫兹以下的低频振动非常敏感，它会让人的内脏产生共振。而这时不单单是低频振动的问题，是这个新的振动叠加在大约 6g 的一个负荷上。这种叠加太可怕了，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意外出现了。 共振是以曲线形式变化的，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我几乎难以承受。心里就觉得自己快不行了，要承受不住了。当时，我的脑子还是非常清醒的，以为飞船起飞时就是这样的。其实，起飞阶段发生的共振并非正常现象，不应当有这种情况出现。 共振持续了 26 秒后，慢慢减轻。当从那种难受的状态解脱出来之后，一切不适都不见了，我感觉到从没有过的轻松和舒服，如释千钧重负，如同一次重生，我甚至觉得这个过程很耐人寻味。但在痛苦的极点，就在刚才短短一刹那，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飞行回来后我详细描述了这个难受的过程。经过研究，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解到，飞船的共振主要来自火箭的振动。之后改进了技术工艺，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神舟六号飞行时，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在神七飞行中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聂海胜说：“我们乘坐的火箭、飞船都非常舒适，几乎感觉不到振动。” 在空中度过那难以承受的 26 秒时，不仅我当时感觉特别漫长，地面的工作人员也陷入了空前的紧张。 回到地面后，我看到了升空时传到地面大厅的录像。当时大家安静得不得了，谁也不敢吱声，因为通过大屏幕，飞船传回来的画面是定格的，我一动不动，大家都担心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故，怎么一点都不动呢，甚至眼睛也不眨。 后来，3 分 20 秒，在整流罩打开后，外面的光线透过舷窗一下子照进来，阳光很刺眼，我的眼睛忍不住眨了一下。 就这一下，指挥大厅有人大声喊道：“快看啊，他眨眼了，利伟还活着！”所有的人都鼓掌欢呼起来。 这时我第一次向地面报告飞船状态：“神舟五号报告，整流罩打开正常！” 当看到这段录像的时候，我感动得说不出任何语言。我看到有些白发苍苍的老专家，盯着大屏幕掉眼泪，哭得像个孩子。我看到我的大队长申行运哭了，一米八的大个子在那里捂着脸哭。我看到我的教练也在流眼泪，朝夕相处的航天员战友们，我的领导们，还有工程技术人员，那一刻大家都在流眼泪。有这么多人在关心我、牵挂我！那种真诚，那种真情流露，现在想起来，我心里都有种很酸楚的感觉。 第六章:太空一日(四)这一刻，突然看见太空奇景 飞船此后的飞行非常顺利。在将近 10 分钟时，飞船仿佛一下子跳进了轨道。我突然有了失重的感觉。 失重的确是突然来到的。因为一直有火箭推着飞船，一直在加速，加速就有过载，有相对重力作用。近 10 分钟时，最后一级火箭跟飞船分离，突然一分离，飞船没有推力了，身体感觉猛地往上一提，我意识到已经处在微重力环境了。 这时，我被束缚带固定在座椅上，人肯定飘不起来，但是我突然感觉离开了座椅，不贴着它了。我注意到飞船里的灰尘“噗”的一下，全起来了。 灰尘肯定是有，再洁净也会有灰尘。正好 9 点多钟的阳光从两个舷窗外边照下来，因为没有大气的原因，没什么遮挡，光线非常明亮，就跟早上把窗帘一打开差不多，细微的灰尘在光线里一下“升”起来。跟我一样，所有的物体在失重时都会“升”起来。好像舱里的万物一下有了生命和翅膀，会自由飞翔了。我的眼睛几乎不够用。 我低头往下看，只见所有的束缚带，在飞船里用来固定物体的绳子，全都竖了起来，微微摇动，挺有韵律感，特别好看。就像湖水中的水草一样，在水中蓬勃生长，舞动着生命的活力。 我太惊奇了，尽管读过关于失重的描述，也曾有过体验，但在地面不可能见过这种现象，也无论如何想不到这种奇特情形。 我明确地知道，自己已经真正进入茫茫太空了！ 测控数据显示，飞船正确入轨，此时它的速度接近第一宇宙速度，是每秒 7.83 公里；轨道近地点为 200 公里，远地点是 400 公里。 入轨之后两分钟，飞船按指令调整姿势，我的工作是操作太阳能帆板，让它像两只翅膀一样展开。之后我按程序向地面报告：“飞船工作正常！”我的身体“感觉良好”。 在克服了初到太空的不适之后，除了要做的工作和与地面的配合，我就迫切地想赶快看看太空是什么情形。但这需要等地面的指令。 10 时 31 分，舱内环境监测正常，地面指挥人员下达指令，允许我摘手套、解束缚带。我内心的渴望早就迫不及待了，我以最快的速度摘下手套，解开系在膝盖下方的束缚带，第一时间先往起一飘，然后拽着座椅很轻松地就过去了，飘到了舷窗边上。 哈，太空和地球一下子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选择先细看太空还是先细看地球这一点上，我内心涌动着对家园深深的眷恋，我贪婪地向下张望。 地球真的太漂亮了，漂亮得无可比拟。 以前不理解文学描写中“美得让人窒息”是什么情形，而此时我真的是屏住呼吸，久久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激动得不得了。 在太空的黑幕上，地球就像站在宇宙舞台中央那位最美的大明星，浑身散发出夺人心魄的彩色的、明亮的光芒，她披着浅蓝色的纱裙和白色的飘带，如同天上的仙女缓缓飞行。 我无法形容内心的喜悦和倾慕，啊，养育我们的地球母亲，您太完美了。 我仔细端详这美丽的星球，生怕错过一处风景，我深知这是亿万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美景，而唯一的机会幸运地降临到我身上，我一定要替所有的中国人好好看看她，我一边看，一边不停地按动着相机的快门，我要留下所有我见到的奇异景色。 随着飞船的飞行，地球在我面前呈现着不同的景观，我动用了脑海里所有的地理知识观察她，上学时，我们经常看地图，平时我们会转动家里的地球仪给孩子讲述地形地势的概念，而现在，我眼前的地球却以无与伦比的维度伸展着她的壮丽身躯，她的形象使得所有的地图苍白简单，也使所有的地球仪呆板无趣，她真实地在宇宙中自如地永不停歇地运转着，以她的宏大、美妙向我阐述着生命之星的往事今生。 仿佛在告诉我，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地球母亲在这广阔无垠的宇宙中是怎样运行生存的，你要仔细看看你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她是宇宙的宠儿，而你们人类是她的宠儿。 地理知识告诉我，地球上大部分地区覆盖着海洋，我果然看到了大片蔚蓝色的海水，浩瀚的海洋骄傲地披露着广阔壮观的全貌，我还看到了黄绿相间的陆地，连绵的山脉纵横其间，我看到我们平时所说的天空，大气层中飘浮着片片雪白的云彩，那么轻柔，那么曼妙，在阳光普照下，仿佛贴在地面上一样。海洋、陆地、白云，它们呈现在飞船下面，缓缓驶来，又缓缓离去。 杨利伟拍摄的作品，他说这是他看到的地球最美的画面 当飞行员的时候，我曾飞到内蒙古或新疆上空，看到下边的草原绿油油的，白羊一群群的。现在我看见云彩就像草原上的羊群，蓝色的海面和多彩的陆地，披着淡淡的白云，美轮美奂。我就随着这美轮1美奂的星球一起转，乐此不疲。 【注1】美轮美奂应该用于讲建筑，这里使用不当的。 在地球蓝色的弧形地平线之外，是深远幽黑的宇宙。 我以敬慕的心情凝望宇宙的远处，在太空看到的宇宙是黑色的，是那种纯净的墨一般的黑，宇宙是真空的，没有空气折射光线，所以它是黑色的，不像我们在地面看到的是蓝色天空。去过西藏的人都看到过透亮的、满天星斗的星空，而此时在太空中观看星空，是更透彻、更明亮的。没有物质的遮拦，没有大气产生的折射，星星眨眼睛的现象看不到，所有的星星就那么远远地耀眼地亮着，像色调不一的晶莹宝石，悬在黑色天鹅绒的背景上。 我知道自己还是在轨道上飞行，并没有完全脱离地球的怀抱，冲向宇宙的深处，然而这也足以让我震撼了，我并不能看清宇宙中众多的星球，因为实际上它们离我们的距离非常遥远，很多都以光年计算。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宇宙的广袤真实地摆在我的眼前，即便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个飞天的人我已经跑到离地球表面 400 公里的空间，可以称为太空人了，但是实际上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我仅像一粒尘埃。 我不是一个很容易对外界事物激动的人，但当看到这些壮美奇丽的景观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原本非常镇定的我，脑子里一会儿想想这个，一会儿想想那个。 我为人类的伟大感到骄傲，为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感到自豪。中国人能把这个八吨重的金属飞船，弄到好几百公里以外的太空飞行，多么不容易。飞行原理虽然我十分清楚，但在太空飞行的过程中，我在神五上围着地球一圈圈绕行时，我仍然觉得不可思议，我惊叹人类的能力，我深深为国家的强盛、民族的伟大而自豪。 虽然，独自在太空飞行，但我想到了此刻亿万中国人翘首以待，我不是一个人在飞，我是代表所有中国人，甚至人类来到了太空。我看到的一切证明了中国航天技术的成功，我认为我的心情一定要表达一下，就拿出太空笔，在工作日志背面写了一句话：“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以此来表达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写这句话，事前并没有设计的，因为我太激动了，而且是在真空中用特殊的笔写的，字就写得很潦草，写完之后，我立刻拿到摄像镜头前让大家看。我想把自己的骄傲和喜悦表达出来，和全国人民一起分享激动的心情。 返回地面后在香港访问，曾有人问我：你在太空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上帝？我就说，我看到了——全国人民就是我的上帝。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是祖国和人民送我上天，祖国和人民是赋予我使命的“上帝”，也是给我力量和勇气的“上帝”。在太空飞翔最喜悦的时候，最激动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祖国和全国人民。 我并不是在喊口号，也许只有身临其境才会有这样的感受。在广袤无垠的空间中，看看无边无际的星空，看看地球，看看黑色的宇宙，我觉得自己很渺小，太微不足道了，我不过是地球上的高级动物人类中的一个个体，没有国家、民族的合力，我不可能飞到如此高远的天空。我自然而然地理解了人类、祖国、民族意味着什么。 后来我特意就此感受和其他国家的航天员交流，大家都有相似的感受。 在此后的飞行时间里，除了工作，我抓紧一切时机反复观看太空景象，体会奇妙的失重状态。 只有到了太空，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不惜支付昂贵的费用，做一次太空旅游，这绝对可以称为梦幻之旅。 我乘坐的飞船每 90 分钟左右，就可以目睹一次日出和日落的循环。我的整个飞行是将近一天的时间，飞船一共绕地球飞行了 14 周，我看了 14 次日出与日落。由于飞船的速度比较快，太阳的出现和落下，就如火球一般飞跃而出、飞跃而下。 尤其是日出，气势磅礴、撼人心魄，我曾在新疆的天山上，也曾站在家乡的大海边看到过几次日出，每次都会欢呼雀跃，但那些日出都无法与太空中的日出相比。 因为，在太空中，日出的参照物不是远远的地平线或海岸，日出也不是在大气散射折射的光线下出现。在太空中，日出前的地球边缘呈现一片亮丽的白色，好像在地球的边缘镶嵌了一条美丽的金边。随着飞船的高速飞行，这条金边逐渐扩散开来，迅速地照亮整个大地，光明的一天就这样来到了。而从白天向黑夜过渡的时候，大地是逐渐变暗的，它一部分、一部分地黑去，直到我看到的这一面地球完全融入宇宙的一片漆黑之中。 月亮也极为有趣，白天看到的月亮呈浅蓝色，很漂亮；夜里看，却只能看到月亮的局部，但是非常明亮。 失重的状态与地面人工制造的失重大有不同，它不是让你在仓促中去体验二十几秒，而真是“一张柔软的床”。我可以真正地飘起来，在飞船的一边，只要手稍微一点舱壁，就会飘向另外一边；所有的东西，即使是比较重的东西，轻触一下就飞了起来，任何东西都可以悬在空中。如果不小心有水珠在饮水时跑出来，它也不会洒落，而是在空中飘浮，你可以把液体做成长条、圆环等各种形状，如果不给它外力，它会在自身张力作用下形成一个个非常圆的球。人可以连续不停地翻跟头，玩各种形状的水。 我更多时间仔细地看着地球。海岸线和高山的轮廓、弯曲的河流都显得非常清晰。 从这样的维度审视我们的家园，思维方式会有所不同。随着身体的失重，许多东西似乎也会随之变轻、变淡，比如名和利。但另一些东西则会在心里变得更加清晰和珍贵，比如祖国和亲人。 每当飞临祖国的上空，不管白天或黑夜，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往下遥望。太空浩渺无边，却只有地球上的家园最让人牵肠挂肚。 第六章:太空一日(五)我还看到了什么 我说“看到地球的弧面”，从载人飞船上看到的地球，的确不会呈现球状，而是一段弧。因为地球的半径有 6000 多公里，而飞船飞行的轨道离地高度是 343 公里左右。我们平常在地理书上看到的球形地球照片，是由飞行轨迹更高的同步卫星拍摄而来。 在太空中，我可以准确判断各大洲和各个国家的方位。因为飞船有预定的飞行轨迹，有“星下点”实时标注飞船走到哪个位置，投影到地球上是哪一点，有图可依，就跟电脑程序一样，打开来看一目了然。 不借助仪器和地图，以我们航天课程中所学的知识，从山脉的轮廓，海岸线的走向与河流的形状，我也基本可以判断出飞船正经过哪个洲的上空，正在经过哪个国家。 经过亚洲，特别是到中国上空时，我就仔细辨别大概到哪个省了，正从哪个地区的头顶飞过。 飞船绕地飞行 14 圈，前 13 圈飞的是不同的轨迹，是不重复的，只有第 14 圈又回到第一圈的位置上，以备返回。在离地 300 多公里的高度上，向下看时有着很广阔的视野，所以，祖国所有省份我基本都看到了。 飞船飞行的速度比较快，在某省某地乃至中国上空的时间都很短，每一次飞过后，我的内心都期待着下一次。 我曾遥望我们的首都北京，白天它是燕山山脉边的一片灰白色，分辨不清，夜晚则呈现一片红晕，那里有我的战友和亲人。 我看到中国东部优美的海岸线、长白山脉，那里是辽宁，我的家乡；我看到甘肃、新疆，披着积雪的昆仑山脉和大片沙漠，我曾在那里驾机飞行，也从那里乘火箭升空；我看到了曲折的黄河横穿陕西、山西、山东数省；我看到了西藏和青藏高原，我看到了四川、安徽、江苏、上海，蜿蜒的长江奔向大海；我看到了东南方向的台湾岛，看上去它与大陆几乎没有间隔；我看到了宽广的内蒙古一片平阔，而我将在那里降落…… 但是，我没有看到长城。 曾经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航天员在太空唯一能看到的人工建筑就是长城。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想验证这个说法，我几次努力寻找长城，但没有结果。神舟五号返回后我接受白岩松现场采访，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太空看到长城了吗？”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飞行时，我曾嘱咐航天员们仔细看看，但他们也没看到长城。 在太空，实际上看不到任何单体的人工建筑，我接触过国际上的很多航天员，没有谁拿出确凿的证据说看到了什么。即使是巨大的城市，也只能在夜晚看到淡淡的红色。 我也没见到外星人！ 上天之前就有人问过我：“如果遇到外星人，你会对他说点什么？”返回地面后，有许多朋友，大多是青少年朋友也多次问：“你见到外星人了吗？”每次谈到这个问题，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很感兴趣地笑。其实外星人至今还属于科学幻想的范畴，我想象不出，会有一个像电影上那样的、长着三角形大脑袋的外星人，趴在舷窗外向里张望，实在不知道那会是怎样的情形；或者是外星人站在他的飞船外跟我打招呼，我想这种情景大概不会发生。 也有人问我，是否看到了卫星或其他航天器。我没有看见，也不可能看见，因为在设计轨道时要避开其他的航天器。 但在太空中，我的确看到了类似小尘埃的东西。我看到不时有棉絮状的物体从舷窗外飘过，小的如米粒，大的像指甲盖，听不到什么声音，也感觉不到这些东西的任何撞击。 不知道那是些什么，我认为那些也许是灰尘，高空可能不那么纯净，有一些杂质，也有可能，是太空垃圾。那些物体在飞船外面，我无法捕捉回来，至今还没弄清到底是什么。 我把在太空所能看到的，都尽最大能力拍了回来。 我在天上的任务之一是拍 8 分钟的录像，我分两次把拍摄到的地球景象实时传回地面，每次图像传到地面时，在我的耳机里都会传来指挥大厅里人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后来，从我带回来的很多录像中，提取了 5 分钟，给中央电视台播放，其余的片段全部由我们单位保留，至今一直没有公开。 在太空，我拍了很多照片，带回来 100 多幅。实际上我拍的不止这个数，我对效果不太满意，又担心存储不够使，在太空时我就删掉了。出于控制携带总重的考虑，我飞行时只带了一个卡片相机，500万像素，器材有些简陋。许多壮丽的景色无法拍下来，比如日出和日落。 其实，我一个人在上面拍照和录像费了很大周折。拍摄外面或舱内情形时相对简单，我只需要把自己在窗边固定好就行。但我想拍自己生活和工作的情形，就不那么容易了。 开始时我把胳膊伸出去，把镜头对准自己，自拍。但这样只能拍到我的脸或者身体的局部。后来想把摄像机放在什么地方，但失重会让机器飘浮，无法稳定拍摄。试了几次都不成，我很着急。 后来终于在工具包里找到一个胶带，我把摄像机用胶带粘到前仪表板上，对着自己拍摄。拍工作场景，也拍自己吃饭喝水，我希望把这些拍下来后给其他航天员看，这样，下次再执行任务的时候，就知道在飞船里究竟是怎样的状态了。 因为是首次载人飞行，有些情况是地面的确想不到的，什么设备，如何使用，并不完全配套，事先并没有设定应对的方法，这让我需要面对一些饶有趣味的小问题。尝试过程也是积累的过程，我的尝试，给后来的载人飞行积累了经验。 第六章:太空一日(六)错觉、闪光与神秘的敲击声 作为首飞航天员，除了一些小难题，别的突发的、没有预案的、原因不明的情况还有许多。这些问题的应对方法，没有人告诉过我，和国外航天员交流的时候，人家也不会把各种细节都说给你听。就像小时候读过的那个寓言故事《小马过河》，只有自己亲身体会了才知道深浅。 比如，当飞船刚刚入轨，进入失重状态时，这个阶段，百分之八九十的航天员都会产生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觉。这种错觉很难受，我明明是正着坐的，却感觉脑袋冲下。如果不克服这种倒悬的错觉，就会觉得自己一直在倒着飞，很难受，而且还可能诱发空间运动病，影响任务的完成。 在地面没人提到过这种情况，而且即使知道，训练也无法模拟。相信在我之前遨游太空的国外航天员有过类似体会，但他们从没有跟我交流过。 在这个情况下，没别的办法，只有完全靠意志力克服这种错觉。想象自己在地面训练的情景，眼睛闭着猛想，不停地想，给身体一个适应过程。几十分钟后，我终于调整过来了。 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升空后，航天员都产生了这种错觉，但他们心里已经有数，因为我跟他们仔细讲过。而且，飞船舱体经过了改进，上下刷着不同的颜色，类似于家庭房屋的简单装修，天花板是白色的，地板是褐色的，这样能帮助航天员迅速调整错觉。 在飞船飞行过程中，外面强烈的闪光考验了我的神经。 飞船出了测控区，进入短暂的夜晚。我坐在座椅上，突然发现窗外特别的亮，而且一闪而过。我当时吃了一惊，想：哟，这是什么啊？怎么会这么亮呢？ 我顺着舷窗向外寻找，闪光却消失了，看不到了。我揣摸，是不是飞船有什么问题？我迅速返回到仪表板前，翻看各种数据，检查飞船的各个系统，并没发现任何异常。 因此，当飞船再次进入阴影区（相当于黑夜）的时候，我早早就在舷窗边上等着，想看看会不会还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但闪光并没有出现。 在太空中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感觉到不正常，心里肯定会紧张，少不了要胡思乱想。但我知道，不管怎么样，得先找到原因！于是就又一次拼命去翻数据，在飞船仪表板上一篇一篇地查，看看是不是哪里有不对的地方，又趴到舷窗边仔细看能观察到的飞船表面，连铆钉都检查了一遍。使劲想，是什么会带来亮光呢？ 在第三次进黑天之前，我早早就趴在窗户那里等待，后来一闪，贴着地面有一个光柱一闪，将太空瞬间照亮，又消失在黑暗中，我马上就知道了：这是地面上空的雷电在打闪嘛！ 那耀眼的亮光不是别的，而是地球上的闪电，是很简单的一个自然现象。因为闪电是个很快的过程，也是个相对随机的过程，所以不是时时可以看到。 找到了原因，我不由得松了口气，刚才还紧张得出汗，这时却可以饶有兴味地观赏闪电的奇诡景象了——闪电能量巨大，闪耀着，从地球表面一直照彻到太空。在太空俯瞰，一阵阵的雷电像是盛开的丝状花朵，而接连出现时则犹如一片火海。 我在太空碰到另外一个仍然原因不明的情况，就是时不时出现的敲击声。 这个声音也是突然出现的，并不一直响，而是一阵一阵的，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毫无规律，不知什么时候就响几声。不是外面传进来的声音，也不是飞船里面的声音，而仿佛是谁在外面敲飞船的船体。无法准确描述它，不是叮叮的，也不是当当的，而是更像拿一个木头锤子敲铁桶，咚……咚咚……咚…… 因为飞船的运行一直很正常，我并没有向地面报告这个情况。但自己还是很紧张，因为第一次飞行，生怕哪里出了问题。每当响声来的时候，我就趴在舷窗那里，边听边看，试图找出响声所在，却没能发现什么。 太阳能帆板有一部分能看到，我也一小段一小段地看，是不是哪里崩开了，但它们都完好无损。回到船舱内，我一边看着飞船的某个部分，一边翻到手册对应的一页对照数据，但同样也没有收获。 什么问题都没有，没事它响什么呢？ 飞行时，对声音变化是很敏感的。飞船哪个地方稍稍有点什么动静，心里都会紧一下——嗯？怎么会有这个动静？嗯？风机的噪声好像比刚才大了呀？ 敲击声一直不时出现，飞船也一直正常。我想，虽然总响，也没怎么样啊！后来就不太当回事，不担心它了。 回到地面后，人们对这个神秘的声音有许多猜测。技术人员想弄清它到底来自哪里，就用各种办法模拟它，拿着录音让我一次又一次听，我却总是听着不像。对航天员的最基本要求是严谨，不是当时的声音，我就不能签字，所以就让我反复听，听了一年多。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确认，那个声音再没有在我耳边完全准确地再现过。 在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飞行时，这个声音也出现了，但我告诉他们：“出了这个声儿别害怕，是正常现象。” 由于从来没有人体验过，所以我在飞行过程中经历的好多心惊肉跳的瞬间，等回到地球后分析，发觉其实并不复杂。虽说航天员的心理素质高于常人，但说实话，那时还是会本能地紧张。 当然，这种紧张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我们执行任务。既然做了航天员，危险意识就早已树立了，早就想明白了——作为军人，随时可以为祖国捐躯。生死既已置之度外，说是冒险也好，牺牲也罢，没有什么能让我们退缩。 第六章:太空一日(七)让天地对一下焦 因为每次从地面上看到镜头里的我，都是在座椅上报告或操作，于是好多人说：你在太空 20 多个小时躺坐在那里，多累呀，就凭这就挺不容易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舱内自由活动着。 神舟五号绕地球一周用时 90 分钟左右，因为测控点数量的原因，累计只有 15 至 20 分钟能够跟地面联系，地面才能看到我。其余的 70 多分钟，地面看不到我。 我们在陆地上有西安、青岛、厦门等测控站，海上有远望 1 号、远望 2 号、远望 3 号测控船，另外在国外设了几个站。在每个站的上空，一个像喇叭口一样的区域，地面和我可以联系上，在某个站有 5分钟，在某个站只有 2 分钟、3 分钟。每次过站时我需要安坐在座椅上，向地面报告，并接受地面指令。声音是交互的，能彼此听见，图像却不能，地面上可以看到我，但我看不见地面。 在监测盲区，我和任何人都无法联系。到了神舟六号，我们在飞船上加了一个海事电话，在盲区时遇到问题可以打电话。 当我单独飞行时，看似孤寂无依，但我没感到紧张，反而觉得挺好，我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体验各种动作，包括摄像、拍照的许多工作也都是那时候做的。 现在，我们可以把地面记录和我在太空的活动对照一下，两个方面的“对焦”或许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全面的情况。 地面记录节选自新华社当天发布的报道。 ……9时10分，船箭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浩瀚太空迎来了从火箭故乡飞来的第一位访客——杨利伟。3分钟后，太空中首次传来中国人的声音。杨利伟报告：“飞行正常。”指控大厅一片沸腾。人类第241次太空飞行属于中国！ 此时飞船跃进轨道，突然失重，我正为新奇的感受而惊讶，接下来，上下颠倒的错觉袭来了。 9时31分：停泊在南太平洋的远望2号捕获飞船信息，神舟五号飞船的舱内图像清晰地显示在北京指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杨利伟的声音在大厅中响起。与医学监督医生通话时，他显得相当沉稳：“我感觉良好！” 实际上，我此时正在经受上下错觉的折磨，正在用意志力和想象来调整感觉。当然，除了这个痛苦的错觉，其他一切都好。 9时42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李继耐宣布：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这时我已经处于测控盲区，听不到地面上的宣布成功的声音，听不到人们的掌声和欢呼。但我的错觉已经被克服，真的是“感觉良好”。 10时许：飞船正进行环绕地球的第一圈飞行。地面指挥人员报告舱内环境正常后，航天员杨利伟得到指令，打开面罩。记者从航天指控中心的大屏幕上看到，杨利伟手中拿着书和笔，当他松开手时，笔在太空失重环境下立即飘浮起来。 我第一次打开面罩，已经从最初登上太空的异样中恢复镇定，此时数据表明飞船一切正常。我身心轻松。此刻我还固定在座椅上，书和笔飘浮的时候，需要小心地不让它们飘得离我太远。 10时31分：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喀什测控站监测区域…… 这时我一直等待的指令是可以从座椅上放开自己，我急切地飘到舷窗边，去看地球和宇宙。我看到了一生难忘的壮丽奇景。 10时50分：北京航天指控中心指挥大厅正前方大屏幕上显示的神舟五号飞船的飞行轨迹图，右前方大屏幕上显示的是神舟五号在太空中飞行的画面：在茫茫太空中，神舟飞船在一颗颗星斗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迷人。飞船已经是环绕地球的第二圈飞行。北京航天指控中心指挥大厅大屏幕显示，航天员杨利伟已经由卧姿改为坐姿，并通过圆形舷窗向外观测。 我一直在舱内飘荡，看景色，也观测那个让我不安的闪光，但对原因仍一无所知。当过观测站时，便自觉回到座椅上，没有躺下，就坐在那里，紧张地一边翻手册，一边找原因。 11时08分：北京航天指控中心指挥大厅大屏幕显示，杨利伟开始在太空中进餐。杨利伟一边看书，一边用捏挤包装袋的方式享用这顿不寻常的午餐。 飞行程序安排在这时我要吃午饭，其实我此刻一点也没有感到饥饿，可能因为失重，胃里没感觉，还因为我仍有些紧张，我还不知道闪光就是地面上的闪电。另外，这时候，神秘的敲击声出现了。我急于弄明白原因，所以就一边吃东西，一边看手册。飞船上没有带别的书，就是《操作手册》。 11时12分至14时15分：杨利伟进行太空飞行中的首次休息。画面显示，仰面躺卧的杨利伟表情沉静，在环绕地球飞行的飞船中，他的这次酣眠持续了约3个小时。 程序这里安排有 3 个小时的休息。我应当在这时酣眠。在这个时间段，地面不主动跟我说话了，怕吵我。实际上我没舍得睡，到测控区我就安静地躺在那儿，出了测控区就干自己的事去了。休息的安排有两段，一段 3 个小时，另一段还有 3 个小时，总共 6 个小时的时间，我只在后来睡了半个多小时。 这个时间我弄明白了强烈的闪光就是闪电。而敲击声尽管还有，但没出现任何异常情况。我开始拍照片、摄像、体验失重。体验在失重的情况下怎么样移动自己，怎么去操作，怎么控制物体。在地面上不可能有这个条件，坐失重飞机训练时，一个抛物线才二十几秒。 13时39分：神舟飞船进入绕地飞行第四圈。北京航天指控中心指挥大厅大屏幕上显示，航天员杨利伟呈仰卧姿态，正在记录飞行日志。 当然，我们可以注意到新闻记录在这里出现了时间矛盾，如果从11 时 12 分我睡了 3 个小时，便不会在这时候写日志。 我这时在记录飞船和自己的状态，比如说心率、血压、体温。我当时记录的内容相当全面，我记得心率、血压都比地面低，体温也是，比在地面正常的时候要低一点。还记录了我都做了哪些工作，进行了哪些操作，飞船的运行怎么样。这个“工作日志”，我们后来只留了复制件，原件现在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 15时28分：神舟五号飞船进入第五圈飞行。杨利伟的画面再次出现在北京航天指控中心指挥大厅左前方大屏幕上。 15时52分：杨利伟向地面报告：工作正常。 15时54分：启动神舟五号轨控发动机，对飞船实施变轨控制。整个过程中，杨利伟始终神情镇定。 15时57分：杨利伟的报告和地面监测表明，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变轨成功。 飞船变轨是飞行过程中的重要程序。开始进太空时，飞船飞的是椭圆轨道，近地点 200 公里，远地点 400 公里。火箭把飞船送到 200公里，然后脱离，这是近地点，飞船绕到另一面离地面 400 公里，是远地点。前四圈就按这个轨道这样飞。 第五圈要变轨，到高点的时候，轨控火箭一点火，推着飞船加速，这样在近地点的时候变成 343 公里。从第五圈之后飞船就沿圆轨道飞行，离地 343 公里。变轨的程序都是预先装订好的，地面会实时修正数据。 轨控发动机点火时我感觉有推力。这时候对航天员有很多要求，如果进了轨道舱得回来，回到返回舱里。我没进轨道舱，就停下手里的事情，整理好航天服，坐到座椅上，把自己固定好。变轨完成之后才可以把束缚带解开继续工作。 17时许：飞船进入第六圈飞行。 17时05分：北京航天指控中心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显示出杨利伟从飞船舷窗向外拍摄到的地球画面，画面非常清晰。 至此一切都很顺利，我已经解决了拍摄和自拍的技术问题，在直播拍摄时，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17时26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曹刚川在北京航天指控中心与正在太空飞行的航天员杨利伟进行了实时通话。 18时40分：神舟五号飞船运行到第七圈，杨利伟在太空中展示中国国旗和联合国国旗。他在距地面343公里的太空中说：“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向在太空中工作的同行们问好，向祖国人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问好，感谢全国人民的关怀。”大屏幕上清晰地显示出，杨利伟精神状态良好，舱内工作状况正常。 现在我们的载人飞行大部分是体验性的，而这种体验本身就带有丰富的科学内容，也带有重要的人文意义。 这时的一个细节我一直记得。当我对着摄像头展示中国国旗和联合国国旗的时候，我的眼睛始终都看着屏幕，我得把两个旗帜的边放在同一横线上——中国国旗弄低了不合适，联合国国旗弄低了也不合适。而在失重条件下，要做到这点挺费劲儿的。这个动作我事先练了练。 第六章:太空一日(八)天地之间思念的味道 17 时 26 分，飞船飞行第六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和我通话。尽管这个对话已有实时报道，我还是要写在这里，因为它是神舟五号飞行的一个标志性时刻。对我来说，这时，我已经基本解决了在太空中遇到的所有问题。 在医监医生确认了我情况良好后，曹副主席问候道：“杨利伟同志，你好。” “首长好。”我说。 “你辛苦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良好！谢谢首长关心！” 曹副主席说：“我在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与你通话。目前，各个系统工作正常，着陆场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飞船将按计划实施返回。在此，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代表军委江主席，向你表示诚挚的问候！对你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希望你再接再厉，精心操作，把预定的各项工作完成好，祖国和人民期盼着你凯旋。” 我回答：“感谢首长对我的关心和鼓励。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工作，把后续工作完成好，向祖国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我又一次听到热烈的掌声。此刻，正是地球上的黄昏时分，这个时间应当是人各种生理指标最协调的时候。我的确感到情绪稳定，精神状态极好，直觉告诉我，接下来应当很顺利。 飞船飞行到第八圈的时候，大约 20 时，地面指挥员通知我，说马上要进下一个站，有 5 分钟时间，会安排你跟家人通话。这不是既定程序中的内容，是李继耐总指挥临时决定加的。 因为是第一次载人飞行，所有工作的目标就是保证怎么完成任务，后来看到一切都很顺利，我在上边状态挺好，没什么问题，也恰恰有一个 5 分钟的空闲时间，首长就安排我跟家人通话，这个人性化的安排让我一直非常感动。 我脑子里一直想，能在太空和家人通话，多不一样，多好啊！但感动和高兴之余，我没想到要和亲人说些什么，不知道说什么好——那么多人在现场，亿万人都看着你，说什么呢？ 况且我也不知道家里人会说些啥，因为上天之前根本没想过能通话，家里人也不知道。不像后来，“神六”、“神七”时我们都把“和家人对话”写到程序里边了，上天之前都得商量商量，设计一下到时说点什么。 在我执行首飞任务时，我的父母、妻子和儿子都被特意接到了航天指挥大厅，看我飞行。他们一直在那里紧张地看着。所以临时决定说话，我的亲人当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正紧张着呢。 通话时间到了。我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是妻子玉梅：“利伟！” 我说：“是我。” 她问：“你感觉怎么样？” 我高兴地回答：“感觉非常好，这里景色非常美。” 玉梅又说：“真为你自豪，我和爸爸、妈妈、儿子都在这里看你。明天我们去机场接你，迎接你凯旋。” “谢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请等待我的好消息。”我回答得很正式。 但是当儿子的声音传过来时，我忍不住笑了。 “爸爸，祝你一切顺利。”儿子上来就来了这一句。 “谢谢好儿子！”我脸上笑着，心里在想着孩子的模样。 回来后我们政委告诉我：“让你儿子说话，你儿子不说。”我儿子当时才上小学三年级，8 岁，不太知道说什么。当时政委告诉他：快说，问你爸在上边好不好，吃什么呢，好不好玩，都看到啥了。 儿子就顺嘴在那里问我：“爸爸，你吃饭了没有？” 我说：“吃过了，吃的是航天食品。” “爸爸，你看到了什么？”儿子又问。 “这里景色非常好，我看到了美丽的家。” “爸爸，天上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好，舱里的环境也非常好。” 估计儿子想起来的问题就这么多，没什么可问了，最后就说：“爸爸，再见。” 我认真地对儿子说：“明天见。”我想，我明天一定可以看见他。 对话时，我的父母也在，可是他们没有开口，把时间都给了妻子和儿子。 亲人们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可以看到我的图像，但我看不到他们。 第六章:太空一日(九)非常生活非常感受 太空飞行 21 个小时 23 分钟，我乘飞船绕地球 14 圈。按照航天专家的说法，14 圈就是 14 天，因为飞船有规律地经过地球的阳照区和阴影区，每经过一圈，就相当于度过了一天一夜。 这“14 天”，除了工作，还要生活，基本的生活内容就是吃饭、如厕、睡觉。哦，我得说，那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体验。 我在太空吃了三顿饭，说实话，按程序吃饭的时候我并不饿，而且一直没有地面上的那种饥饿感，没有胃里面空的感觉。所以吃饭，就更接近于一种单纯的任务体验。 吃饭喝水在地面上是一种最平常不过的事了，但在太空失重条件下，就变得相当复杂和奇特。吃东西都得闭着嘴，因为失重，所有东西都飘，嘴里的食物也随时可能飘出来，“煮熟的鸭子飞了”和“送到嘴边的肉吃不着”，在太空一点都不稀奇。 为了适应太空条件，航天食品是特制的，而且一直在改进。太空食品发展到现在，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40 多年前加加林在太空进食，还只能像挤牙膏一样，吃单一的、味道复杂的、纯粹为了补充营养的糨糊一样的混合物，现在则已经有了丰富的品类、多种口味。中国航天食品更具特色，已经可以制订出一个长长的食谱，一天三顿，连吃一个星期不重样。还可以根据航天员个人口味搭配，比如我喜欢吃辣，爱吃水煮鱼，就会给我准备一些辣味的食品。 事实证明，我在太空所有的经历都有它的价值，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不管看上去是大事还是小事。 航天食品要求高热量、高维生素、低残渣、少产生气体，包装卫生，种类有复水食品、冻干水果、复水饮料、罐头、饼干，另外有调味品。还有蔬菜，它通过一种特殊技术风干，然后装到真空包装里，到了太空，我们通过包装袋的注水口向里面注水，风干的蔬菜会马上变成新鲜蔬菜。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在地球上吃的东西都可以做成航天食品带上去。我们这些食品的包装袋上都印有“飞天”标识，无一例外。 目前最受航天员喜欢的食品不是别的，而是榨菜，为此搞过问卷调查，榨菜得分稳居榜首。 当时我带上太空的航天食品挺多，够我放开量吃几天，而且都不错，有月饼、饼干、烤麸、红烧肉、八宝饭、榨菜等。因为神舟五号飞行时临近中秋，带上去的月饼比较多，而且有多种不同的馅，另一方面，与饼干相比，月饼不容易掉渣。 我午餐吃的主要是月饼、饼干，素菜吃的是榨菜。如果在地面，红烧肉更对我胃口，但那东西在太空不加热不好吃，八宝饭不加热吃起来会觉得反生。 我吃的月饼和饼干都做成了小块，可以一口一块。在上面吃饭有很多乐趣，我把小月饼扔起来，让它飘浮着，然后过去一口吞掉，我把饼干一个个排列起来，之后按顺序逐个吃掉。 太空食用椰蓉月饼 在太空我一共进餐三次，尽可能体会那种特别的感受，玩玩食品包，控制着自己的身体往这飘飘，往那飘飘，在空中转体、翻身，其实我也尝试着翻跟头，在测控盲区，地面看不到的时候。 当然，每次吃完饭要将食品包装和剩的东西放进废物收集袋里，防止食品碎屑、水滴或别的垃圾在舱内四处乱飘，难以收拾。 虽然程序设定我有 6 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但我只睡了半个多小时，基本上没怎么休息。 睡那半个多小时确实是因为太疲劳了。本来发射前睡觉的时间就不长，而在发射升空后又出现了几个意想不到的小情况，整个人处在比较紧张和兴奋的状态，不容易入睡。 其实另一方面，我也确实舍不得睡。体验太空生活，不仅对我而言，对任何航天员而言都是非常宝贵的经历，能多点清醒时间就坚持住，反正回到地面可以补觉。 我是在飞行的第 11 圈睡着的，大约是地球上的深夜 24 时。我的生物钟似乎还在正常状态。 地面上睡觉一般要躺在床上，而在太空失重条件下的睡眠，不受姿势限制，可以躺着，坐着，也可以站着，甚至可以倒立着睡。但睡前一定要固定住自己，否则睡着后，会在舱内飘来飘去。还要注意把自己的双手束在胸前，以免无意中碰到舱内的仪器，而且，在失重状态下，人睡觉时偶尔会产生头和四肢与身体分离的错觉，要避免吓着自己。有资料说，国外曾有航天员在睡意蒙眬间，把自己的手臂当成了向自己飘来的怪物，吓出一身汗来。 我就在座椅上睡的，用束缚带把自己固定好，很快就睡着了。这30 分钟的一觉，睡得还比较香。根据地面监测，那时我的心率降到40 下，他们说我们知道你肯定是睡着了，要不然数据不会下来的。 很多人有睡醒后的片刻犯迷糊的情形，不明白自己在哪儿。但我醒来后很清楚是在太空飞船里。虽说睡着了，潜意识里一直在飞，睡着不久就醒了，也说明心里面一直有事。 我并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醒来后就赶紧看时间，看飞行程序走到哪儿了。 训练有素的航天员，即使睡得比较久，也不会醒来后不知身在何处。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飞行回来后，我的几位战友证实了这一点。航天飞行既让人兴奋又让人紧张，心里还有压力，时刻准备着，一旦有问题必须马上处理，所以即使睡着，意识里也还亮着一点儿光。 我在法国国际空间大学讲课的时候，有位心理医生问我，在飞船上睡着的时候有没有做梦。我说：“非常遗憾，我没来得及做梦。我把做梦的时间也用在工作上了。”我说完，在座的很多人都笑了。 包括后来我们的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的航天员，也没听说他们谁在上面做了梦。这算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吗？是不是宇航员在太空中精神高度紧张，而且不会像地面上保证你七八个小时睡眠，来不及做梦？还是另有别的原因？ 除了吃饭、睡觉，人们比较好奇在太空如何上厕所。让航天员在太空解决好个人卫生问题，安全地、合理地上厕所，是一个系统技术。 刷牙、洗脸比较好办，漱口就用一口一块的消毒口香糖，塞嘴里嚼 5 分钟就行了；洗脸使用脸巾包，就是用一块浸有清洁护理液的湿毛巾擦脸。但上厕所大小便比较麻烦。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复杂的除臭、供水、易于消毒的收集系统。其中对抽水马桶的要求最精密，如果设计不好或使用不当，大小便就会飘出来，在太空舱里四处飞舞，就像“天女散花”一般，将会带来一场灾难。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飞行时上了这种设备，使用情况良好。 但在神舟五号时，因为这些收集设备都安装在轨道舱，而第一次飞行是我一个人，无法分身去轨道舱，所以没有用上这些设备。上天前采取灌肠、吃低残渣食品等措施，我两三天内都不会有“大事”。但小便还是会有的。解决方案有两个，一个是类似于“尿不湿”的东西，还有一个是类似医院的导尿系统。但这两个东西当时没有完全派上用场。 由于我是中国第一个飞天的人，所以规定我不能脱掉航天服，即使小便也需要穿着。 我尽量减少饮水，而且多做活动，让自己出点汗，以减小这方面的需要。 事实证明，我在太空所有的经历都有它的价值，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不管看上去是大事还是小事。返回地面后，有一年多时间，我回答了科研人员的几百个问题，涉及载人航天工程的各个方面，机械的、产品的、功效的、工作的、生活的、生理的、心理的，不一而足。 我要对产品做出评价，它们好不好用，顺不顺手；要回忆当时的情景和感受，对环境和事件细节做出准确描述。我要告诉人们，当时发射时振动如何出现，哪个时间哪个地方有异样响声，哪个抽屉式工具箱拉开却推不回去，最后得用胶带和绳子塞住绑死，不然相机等物品会在返回时散落…… 后来，神舟六号比神舟五号有了 180 多项改进，从火箭、飞船到航天员，各个系统都改了许多。比如说我落地时，麦克风把我的嘴磕了个口子，流血不止，后来一看就是因为它的造型有个棱，改进后它变小变平了，外面加一层海绵，就确保了下次不会再让航天员受伤。 第六章:太空一日(十)再见，太空 北京时间 2003 年 10 月 16 日 4 时 31 分，我在飞船上接到了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的命令：“神舟五号，我是指挥员。飞船即将返回，出本测控区后，请将舱内物品固定好。注意，请调整好座椅束缚带，关闭好面窗，取出手持仪表板拿好，有问题及时报告，完毕！” 听到返航命令的那一刻，好像心里的某个开关被触动了，我一阵激动：要返航回家了！这是指挥中心的指令，也是来自地球的召唤信息，是人类故园对一个太空远游者的召唤。 此刻我的心情相当复杂。一方面盼着快些回来，我已经开始想念地球，想念家人，想念战友，如果按天数计算，14 天，已经够长了，而且这次飞行作为一个任务来讲，不回来不算完成任务，我盼望胜利完成任务。 另一方面，我非常留恋在太空的时光。作为一名航天员，既然来到了太空，就希望能停留得更久，这次只有 21 个小时，时间太短暂了，有很多训练内容还没来得及验证，很多想法没能实现。 仔细想来，的确有不少想做的事没有做，有些资料没能全面保留。像到了黄河或者长江，或者到了台湾上空，我想好好拍下来，但这时正做别的工作，就想着下一圈去做，但往往又错过了。独自一个人在太空挺忙的，过站、报告、操作、检测、记录……我要做的工作项目很多，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空余时间，我一丝不苟地完成规定的程序和操作，有些想法就没法实现，真到了下一圈往往不能把上一圈想好的事情实现，要么错过了，要么没有完美呈现上一圈遇到的美景。 从通知返回到执行返回，中间有一小时准备。 按照命令，我把所有该检查的设备都仔细检查了一遍，将舱内物品安顿好，保证它们在任何冲击下都不会散落，然后把自己固定在座椅上，绑得特别紧。返回过程中的过载和落地时的冲击力会很大，如果不绑紧，身体与座椅有间隙，摔下来会把自己摔坏了。 完全做好返回准备，接下来，就是等待，等待那让人欣然、又令人惆怅的归家时刻。我再一次望向舷窗外的太空，那一派饱满、深邃的黑色，群星寂寂，依然安详而宁静。 我扬手向外挥别：再见了，太空！ 按照科学家的设计，只有“神五”平安回到地面，我的这次太空任务才算真正圆满完成。而飞船返回，是一个特别的阶段——人类历次太空飞行证明，返回阶段是最容易出现事故的阶段。 我对此也非常清楚，从风险系数上讲，返回的风险远远高于起飞。人类自从开展载人航天活动以来，已有 22 名航天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的 11 人就是在返回着陆过程中牺牲的。 会出现意外吗？我的脑子里也曾瞬间闪过这个问题，但我马上就否定了自己的这种闪念。从起飞到在太空中的所有过程都算顺利，这证明科研人员把所有关键环节都考虑到了，返回也应当同样不会有问题。 “没理由出现问题！”我对自己强调。 第六章:太空一日(十一)归途如此惊心动魄 5 时 35 分，北京航天指挥中心向飞船发出“返回”指令。飞船开始在 343 公里高的轨道上制动，就像刹车一样。 飞船先是在轨道上进行 180 度调姿——返回时要让推进舱在前，这就需要 180 度“调头”。 调姿分两次进行，先是一个 90 度。在轨道舱与返回舱、推进舱之间有个电爆阀，装有爆炸螺栓，这时一通电全部打开，轨道舱弹出去，与返回舱和推进舱分离，轨道舱独自行进，留在轨道上继续工作，继续进行对地观测。 返回舱和推进舱再调姿 90 度，与原来的飞行方向相反。制动发动机点火，喷气，飞船就开始减速。速度一减小，飞船的高度就开始降低。 整个调姿、减速的过程都有实时显示，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飞船的所有动作。我感到飞船持续减速，向地球的方向靠近。 “制动发动机关机！”5 时 58 分，飞船的速度减到一定数值，开始脱离原来的轨道，进入无动力飞行状态。此后的飞船飞行并不是自由落体，而是使用升力控制技术，按照地面输入的数据，瞄准理论着陆点，依靠飞船上的小型发动机不断调整姿态，沿返回轨道向着陆场飞行。 所谓升力控制技术，就是当飞船进入大气层时，它的气动外形（与飞机外形设计是同样道理）在空气中产生升力，让它沿着一个缓慢的抛物线飞下来，它是可控的。 如果出了故障，升力控制失效，飞船返回就会是弹道式的，不可控地下来。比如 2008 年 4 月 19 日，韩国的李素妍搭乘俄罗斯“联盟tma-11”飞船，与一名美国航天员和一名俄罗斯航天员一同返航时，飞船就是以弹道式着陆的，当时偏离预定地点 420 公里，航天员除了遭遇颠簸，还承受了最高 10 个 g 的过载，据称李素妍因此受伤。 就在我飞行的 2003 年，俄罗斯载人飞船返回时落地偏差 400 多公里，也是因为升力控制出了问题，它就按弹道式落下来了。 6 时 04 分，飞船飞行至距地 100 公里，逐步进入稠密大气层。 这时飞船的飞行速度很大，遇到空气阻力，它急剧减速，产生了近 4g 的过载，我的前胸和后背都承受着很大压力。这种情况我们平时已经训练过，身体上能应付自如，心理上也不会为之紧张。 让我紧张以致惊慌的另有原因。 首先是快速飞行的飞船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把舷窗外面烧得一片通红，接着在通红的窗外，有红的白的碎片不停划过。飞船的外表面有防烧蚀层，它是耐高温的，随着温度升高，它就开始剥落，实际上这是一种技术，它剥落的过程中会带走一部分热量。我学习过这个，知道这个原理，看到这种情形，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 但接着看到的情况让我非常紧张。我看到右边的舷窗开始出现裂纹。外边烧得跟炼钢炉一样，玻璃窗却开始出现裂纹，那种纹路就跟强化玻璃被打碎之后那种小碎块一样，这种细细的碎纹，我眼看着它越来越多……说不恐惧那是假话，你想啊，外边可是 1600c至 1800c的超高温度。 我的汗出来了。这时候舱里的温度也是在升高的，但并没到让我瞬间出汗的程度，其实主要还是紧张。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的情形：飞船急速下降，跟空气摩擦产生的激波，不仅有极高的温度，还有尖锐的呼啸声，飞船带着不小的过载，还不停振动，里面咯咯吱吱乱响……外面高温，不怕！有碎片划过，不怕！过载也能承受！但是一看到窗玻璃开始裂缝，我紧张了，心说：完蛋了，这个舷窗不行了。 当时突然想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就是这样出事的，一个防热板先出现一个裂缝，然后高热就让航天器解体了。现在，这么大一个舷窗坏了，那还得了！ 先是右边舷窗出现裂纹，等到它裂到一半的时候，我转着头一看左边的舷窗，它也开始出现裂纹。这个时候我反而放心一点了：哦——可能没什么问题！因为这种故障重复出现的概率不高。 当时还没有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就想是不是因为玻璃是两层的，是不是里边的这层不裂就没问题？回来之后才知道，飞船的舷窗外做了一层防烧涂层，是这个涂层烧裂了，而不是玻璃窗本身；为什么两边不一块儿出裂纹呢？因为两边用的不是同样的材料。 以前每次做飞船发射与返回的实验，返回的飞船舱体经过高温烧灼，舷窗被烧得黑漆漆的，工作人员看不到这些裂纹。而如果不是在飞船里面亲眼目睹，谁都不会想到有这种情况。 此时，飞船正处在“黑障”区，离地大概 80 公里到 40 公里。之所以造成“黑障”现象，是因为飞船与大气剧烈摩擦，在飞船四周产生了一个等离子鞘，使飞船的无线通信与外界隔绝。这时飞船无法和地面或其他方位的任何人联系。我那时真是有点紧张。 当飞行到距地面 40 公里时，飞船飞出“黑障”区，速度已经降下来了，上面说到的异常动静也已减弱。我检测飞船后，与指挥员联系，地面向我报情况，说着陆场温度多少、风速多少。与此同时，等待多时的直升机迅速捕捉到了飞船发出的讯号，并开始搜索或救援行动。 一个关键的操作——抛伞，即将开始。 这时舷窗已经烧得黑糊糊的，我坐在里面，怀抱着操作盒，屏息凝神地等着配合程序，到哪里该做什么，该发什么指令，判断和操作都必须准确无误。 6 时 14 分，飞船距地面 10 公里，飞船抛开降落伞盖，并迅速带出引导伞。 这是一个激烈的动作。伞外边有个盖，以爆炸开启的电爆阀连接，离地 10 公里时一下子炸开，它飞出去，同时把引导伞带出来。 能听到“砰”的一声，非常响，164 分贝。我在里边感觉被狠狠地一拽，瞬间过载很大，对身体的冲击也非常厉害。 接下来是一连串快速动作。引导伞出来后，它紧跟着把减速伞带出来，减速伞让飞船减速下落，16 秒之后再把主伞带出来。 主伞有 1200 平方米，这时它不完全打开，一下子打开突然减速太厉害，人受不了，材料也受不了。它有一个巧妙的收口设计，这时它收着口，只打开一个相对较小的面积，在收口处有绳连着，进一步减速之后统一动作，一个刀一样的东西把绳同时切断了，主伞才会完全打开。 这是一个二十几秒的连续过程，人在里边是什么感受呢？ 其实最折磨人的就是这段了。随着一声巨响你会感到突然一减速，引导伞一开，使劲一提，这个劲很大，会把人吓一跳，减速伞一开，又往那边一拽，主伞开时又把你拉到另一边了……每次都相当重，飞船晃荡很厉害，让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后来问过俄罗斯的航天员，他们不给新航天员讲这个过程，就怕他们害怕。我回来讲了，给“神六”和“神七”的战友每一步都讲了，让他们有思想准备，告诉他们不用紧张，很正常。 我们航天员心里是很重视这一段的：伞开得好等于安全有保障了，至少保证生命无虞。所以把我七七八八地拽了一顿，平稳之后我心里却真是踏实——数据出来了，这个时候速度控制在规定范围内。我知道，这伞肯定是开好了！ 后来，神舟六号和神舟七号都有红外，能看着开伞，这比较让人放心。我那会儿还没红外，地面人员也看不到，完全靠我凭感觉报告，我实时告诉地面：我听到什么声音，感受到减速，感受到开伞，我判断伞开得正常，因为速度多少多少…… 在主伞完全开好之后，飞船以 10 米/秒匀速下落。这时没有过载了，唯一的感觉就是晃荡，斜着晃荡——主伞开了之后，只有一根绳吊着飞船的一边，晃晃悠悠的。但这时候真是无法形容心里那个舒坦，特别放心：伞很大，1200 平方米，落地再怎么重，最多也就受点伤。 安全了！成功了！生命肯定没问题了！肯定可以完成任务了！ 离地面 5 公里的时候，飞船抛掉防热大底，露出缓冲发动机。同时主伞也有一个动作，它这时变成双吊，飞船正了。被摆正的飞船在风中晃悠着落向地面。 随即，座椅自动提升起来，打开减震装置。 我打开电台，再一次检查舱内物品，扎好束缚带，固定好自己，之后盯着仪器，同时像起飞时那样用力收紧肌肉，等着飞船接地的瞬间。 接地时，我第一个要做的是判断是否落在实地，第二个要做的是切伞。在确认落地之后，要及时把伞切掉，伞不切的话，它会乘风带着飞船跑。以前做实验的时候，这个 1200 平方米的大伞带着像球一样的返回舱，顺风跑起来汽车都追不上，而且它还边跑边颠簸，人在里边会被颠坏。 飞船离地面 1.2 米，缓冲发动机点火。接着飞船“嗵”的一下落地了。 我感觉落地很重，飞船弹了起来，在它第二次落地时，我迅速按了切伞开关。 飞船停住了。此时是 2003 年 10 月 16 日 6 时 23 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阿木古郎草原腹地，距理论着陆点 4.8 公里。而这一时刻，正好是天安门当天升国旗的时刻，这是一个无法设计的巧合。 后来证实，当时的风比较大，另外伞有很多地方破了，所以落地力量很大，但我切伞非常及时，只蹦了一下，跑离第一次落地地点大概十几米。 飞船落地时我感到嘴上一麻，心想坏了，肯定磕破了。我把面窗打开，伸手一摸，血流了下来。手边没有别的东西，我就开始用里面的布手套在那里擦，擦了半天也没能止住。 但我顾不得它了，我得把舱内的一些操作完成，打开信号发射器，尽快和指挥部联系。 我向指挥部报告：“我是神舟五号，我已安全着陆！”这时嘴里有血的咸味。 落地后飞船倾倒了，我是头冲下，脚朝上，身体被座椅压着，刚落地时连动也动不了。总不能就这样等着来人吧！等报告完后，我稳定了一下，之后把束缚带解开，一用力翻了下来。 那一刻四周寂静无声，舷窗黑糊糊的，看不到外面任何景象。 过了几分钟，我隐约听见外面有人喊叫的声音，手电的光从舷窗上模糊地照过来。 手电在烧黑的窗玻璃上晃啊晃，外面的人在一声声地叫着，正丁丁当当地拿工具。我马上打开飞船舱门的平衡阀，从里面解锁，我听到外面插上钥匙，舱门动弹了…… 我心里那个高兴啊。 第六章:太空一日(十二)又见到亲人了 看到外边动了，正在开锁呢，我就在里边一起扳，我们里外一起用力，把舱门打开了。 开舱门的是个年轻士兵，第一眼看到他，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可见着亲人了！ 那小伙子叫李涛，当时我还不认识他。但我当时的心情的确就是见到亲人了，毕竟我一个人在太空中飞了“14 天”。 舱门打开之后，外面的人拿手电筒朝我照来照去，我也看着外面，都高兴坏了。 我听到着陆场指挥长着急地在那儿喊：“利伟，身体感觉怎么样？” 我说：“感觉良好。” 我们的医生跑过来，钻到舱里，一看我的嘴在流血，就赶快拿东西擦，但仍止不住血，后来拿了药抹了抹，不知道拿什么糊上了。医生问我怎么样，我说没问题，他不太放心：“你伸伸手，动动腿，让我看看。” 麦克风不规则的棱角因着陆时巨大的冲击力使杨利伟嘴角受伤，他是满脸鲜血地打开舱门的 我说：“你看，没问题，我能自己出舱！” 但这时还不能出舱，要等电视转播车。按照航天系统的严谨做法，一定要等电视画面传过去，实时看到我，才能宣布成功，这个做法到现在也没有变。 在等转播车的时候，我和总指挥李继耐、副总指挥胡世祥先后通话。稍后，外面的工作人员又一次把电话给我，说这个电话是温总理打来的。 我听到温总理的声音：“杨利伟同志，祝贺你胜利返航。你完成了一次重大的历史任务，祖国和人民感谢你！” 接到总理的电话我很意外，听到总理这样关心我，鼓励我，又很感动，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就回答：“我感觉很好！” 后来我听说通话是临时安排的，总理正在航天指挥中心看飞船回收实况，他很激动，从座位上起身，几乎是小跑到电话旁。在场的同志说，当总理和我说话时，双眼含着热泪。 电视转播车到了，镜头对着舱门，我准备出舱。我们的医生总担心我碰着磕着，想扶我出来，我就往后扒拉他，告诉他我没事，自己能行——健康地自主出舱，就是我要自己出来，不能有人帮忙。 关于出舱，“神六”和“神七”情况比较好，有了我第一次出舱的经验之后，他们出舱前会在舱里准备一下，吃点东西，喝点水，出来时显得比较精神。我第一次出舱，没有考虑过这些，所有人急着看到我出舱。 我一出舱门，就想着挥手向迎接我的首长和战友致意，但看到外面的情形，突然愣了，脑子有点空白。 在里面时看不到外面是什么样子，出来才知道，有那么多人，黑压压的哪儿哪儿全是人。人们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许多人手里拿着相机，拍完照还喊两嗓子。有一个小个子记者，一边拍照一边喊：“中国万岁！” 用黄线拉的隔离区没了，欢迎的群众、工作人员和记者们混成一片，武警和警察也都不维持秩序了，所有人都往前拥。我被惊呆了，没想到会这样，也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当时我们总装的朱增泉副政委在场，他一看现场太乱了，想维持一下，走一下出舱的程序，边喊边推向前拥的人，他是一位中将，在平时肯定是一令如山，但这会儿大家太激动了。 这时，我听到有人喊到：“献哈达的呢？”但献哈达的找不着了，献花的也找不着了。 高兴，真是高兴，我觉得那种场面挺真实的。我自己当时也顺其自然，很受大家的感染，心里很高兴也很激动，没觉得他们是冲着我才这样。在被大家围在中间时，旁边有一个记者说：“利伟你说句话。”我冲口而出：“我为祖国感到骄傲！” 现在让我回头再去说，也是这句话，在这个时候，不可能有别的话可以说，就一个民族来说，确实是千年飞天梦想实现了，这是国家的事业，是全体中国人的成功。因为祖国的强大，才有我们今天的成功。 看场面太乱，领导说赶快先上护理车，他们把椅子搬过来，让我坐到椅子上，椅子被直接抬起来，到车上换服装、上厕所、采样、抽血、检查身体。当然，特别让我放松的是上了卫生间，护理车上有卫生间。我当时就由衷地夸那车设计得好，想得全面、周到。 车上的工作做完之后，现场安定了，献花的、献哈达的也给找着了，重新安排欢迎仪式，重新献花和哈达。我是穿着蓝色航天员服装参加的欢迎仪式，后来的“神六”、“神七”都是从舱里一出来就进行的，他们穿着航天服。 接着，我和陪同人员乘直升机离开着陆场，在登机时，我面对热烈的人群，迎着电视镜头，说了那三句流传甚广的话：“飞船运行正常，我自我感觉良好，我为祖国感到骄傲。”这其实也是我对整个飞行任务的自我总结。 上飞机飞了几分钟，我忽然感觉虚弱无力，特别疲劳。从飞行准备到现在，已经 30 多个小时了，中间经历了那么多的紧张、失重，饮食不太足，睡眠又很少，待兴奋劲儿一过，那些积累的疲劳一下涌上来。 我说：“不行，我需要躺会儿。”直升机上边备有简易床，医生赶快安排我在那儿躺下。我没有入睡，只是平躺着休息，时间并不长，几分钟就感觉精神和体力都回来了。 杨利伟接受隔离恢复 直升机送我们到空军一个机场，然后换乘专机飞向北京。在机场有一个场面，就是我被抛了起来。为了这个动作，现场还开了个小会商量了一下。抛？还是不抛？不抛心情表达不出来，抛又担心我身体受不受得了。最后决定要抛，但是只抛一下。我从直升机下来后，五六个空军战友就抬起我，欢呼着让我又一次“升空”…… 在去北京的飞机上他们告诉我，曹刚川副主席会去北京西郊机场迎接，你要给曹副主席报告；李部长、迟政委都到现场，载人航天工程各个系统的老总都到现场；我的妻子和儿子也会到现场…… 我的父亲、母亲，我的战友，他们在航天城里…… 第七章:头顶星空——荣誉的事和名人的事 继续用功、继续学习是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我现在拥有两个博士学位，其中一个是我后来学习的成果。一个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荣誉理学博士学位，另一个是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 我从清华毕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航天员队伍管理》，论文答辩的时候，专家组评委们一丝不苟，提了许多问题，问的都是学术理论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的、很关键的问题，回答起来需要特别严谨，好在我准备得非常充分，顺利通过了。我深深感佩专家们的学术深度，也非常珍惜这个刻苦学习得来的博士学位。 自从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荣誉理学博士学位，有各种各样的院校想授予我荣誉学位，我感谢校方对我的厚爱，但再也没有接受过。 “神舟星”是在 2005年 3月16日命名的，同时命名了“杨利伟星”。 小行星是太阳系中的重要天体，它的命名是一种崇高的国际荣誉，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专门成立了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负责审定此事。 被命名“神舟星”的，是中国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1981 年率先发现的太阳系小行星，永久国际编号为 8256 号。被命名为“杨利伟星”的，是西班牙天文学家艾斯特 1991 年 6 月 6 日在欧洲南方天文台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 21064 号，它距地球最远距离为 6.86 亿公里，最近距离为 2.69 亿公里。 小行星命名获得通过，按国际惯例将成为永久星名，为全世界所公认，不是所有的航天员都会有此殊荣。得到用我的名字命名的消息，我非常意外又非常兴奋，我知道事件本身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成就的肯定，这种荣耀是祖国的、是航天集体的、是我们全体战友的。在命名仪式上我说：“我和我的战友们一定会珍惜这一荣誉，继续弘扬载人航天精神……为载人航天事业再立新功。” 离现在比较近的重要公共活动，要算 2008 年 8 月 6 日的奥运会火炬传递了。虽然我早就知道自己是火炬手，但在活动的头一天，才告诉我可能要跑北京的第一棒。 后来报道，记者问：为什么不是体育明星跑第一棒？组委会说：1908 年我们第一次提出能不能办一届奥运会，现在百年梦想就将实现，而杨利伟飞上太空，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得以实现。这两个梦想的实现，不仅仅是目标上的契合，也是我们民族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契合…… 我在故宫午门下开始跑第一棒，当初我要跑的是 200 米，后来全国各地全都缩短了距离，成了 50 米。我们那一组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姚明、白岩松、韩美林、常昊等人。他们后来开玩笑对我说：你占便宜了，前边是红地毯，后边是 50 米，比我们跑得长了不少。 我也参加了开幕式，心情比跑第一棒时还激动，体会到那种欢呼雀跃的心情，那样一种凝聚力！我记得升中国国旗的时候，我和全场的人一起高唱国歌，感觉很神圣，中国期盼这么多年，现在完成这么伟大的事情，那种感受，就像当年首飞出征的时候，不单是一种骄傲，还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这一年，还有一件触动我心的事，就是奥运之前去地震灾区，和孩子们过“六一”儿童节。 我到了绵阳“帐篷学校”，一进去，有好多孩子一见到我眼泪就流下来了，当时我也忍不住，眼泪差点流下来，又心疼又感动。 这些孩子真是很坚强，有两个小孩让我印象深刻。据他们讲，他们班基本上没剩下什么人，他俩是因为县委礼堂搞活动，当天抽调去跳舞，才幸免于难了。 后来我从绵阳又到了成都，在成都的晚会上，主持人问我你到这来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当时说，首先一个是“温暖”，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从总书记、总理到普通民众，全国各地都在一心支持灾区；第二个就是感动，灾区人民的这种坚强让我非常感动，尤其是我见到的孩子们。后来有个小朋友，就是在震后唱《两只老虎》的那个孩子，我问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说他想入少先队，当时在晚会上就为他举行了入队仪式，我给他戴上了红领巾。 在我去“帐篷学校”的时候，孩子们也给我献了红领巾，回北京后，我把它放在了神七上进行搭载，并且在红领巾上签了名字。中央七台有记者跟踪采访，问我，为什么搭载红领巾，我说：无论是对国家还是灾区来说，孩子们都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放飞它就是放飞一种希望，是灾区的希望，也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当时还有两个灾区来的孩子在神七现场，我带着他们去了发射塔架。 工作之外，我会抽时间与朋友们在一起聊聊天，坐一坐。 因为公益活动、晚会、会议参加得比较多，我有机会认识很多朋友，文体和传媒方面的名人明星，部队的和地方的都有。但平时大家都忙，大部分都只是认识，接触和联系得并不太多。 在香港同成龙同台演出 比如成龙，我去香港访问期间，他参与了其中的几项公众活动，并且为代表团游览当起了“导游”。就这样认识了，此后我们保持着联系，他来北京办事，有时会打电话见一面，吃饭，聊聊天，然后他忙他的演艺活动，我没法参加，吃过饭就回来了。因为工作性质和生活环境不同，我们关系不错，但共同的话题和朋友却不多。 神五任务回来的时候，各方面的活动特别多，各界的联欢会、演出、各种各样的晚会，都邀请我们去。接触过不少当红的明星，但我对此浑然不觉，我从来都不是“追星族”，除了打仗的英雄人物之外，我年轻的时候也没追过别的星。我儿子现在好像也不追星，没有哪个演员他特别喜欢。但是他喜欢姚明和刘翔。平常我要带他去和某些人吃饭，根本带不出去。一旦我说姚明回国了邀请我们一起吃饭，你去不去，他说一定要去，还让我帮他要签名。他就只要过姚明的签名。我们那一届“十大全国杰出青年”全家福 姚明和我是同一届的“十大杰出青年”，比较熟悉。姚明不单个子大，还很聪明，球技和语言表达能力都很出色，他这么多年练出来了。有时候他到了北京，打个招呼，几个人就凑在一起吃个饭，彼此感觉挺对路的。 我们 2003 年那一届的“十大杰出青年”，会不定期地聚。十个人里除了我、姚明、水均益外，还有率先推出防治“非典”新药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陈薇，防治“非典”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长张积慧，致富不忘回报社会的北京双全天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斌，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琼库尔恰克乡党委书记朱准平，云南丽江古城区残联的和志刚，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院长荣毅超，哈尔滨圣泰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翔。 我们选的秘书长是水均益，十个人里各负其责，但他和大家联系比较多。2003 年那年“非典”，有几个人捐了很多钱。我们还捐建了四所小学。我们会不定期地聚一聚，但到现在十个人也没有聚齐过一次，除了外地的比较远，主要是姚明他老不回来。 我和姚明等人一起为奥运加油 尽管联系不是特别多，但关系都挺好，大家在一起，有时聊聊天，遇到什么事有时也互相支持。我去过中国乒乓球队，奥运会之前去做些心理方面的交流。当时是八一队的主教练刘国梁邀请我们过去，跟队员聊一聊上场比赛的一些心理。我讲了讲我的经历，讲一讲我对他们的看法，另外从心理的角度，说说有什么方法，可以集中你的注意力，减轻你的压力，在你很紧张的时候，怎么样把你的紧张分散掉。 但演艺界和商业有关的活动我不参加，我们其他的航天员也不参加，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上级也不会同意你去。 我是身穿 001 号服装的奥运火炬手 我们单位搞活动曾经问过我，能不能请一些明星来支持我们一下？我说从我个人的角度讲，去找他应该没问题，他会答应，但是有一个问题，假如说有一天他们有活动需要我支持，你开不开绿灯，让不让我去？ 基本上一线的明星我都认识，我请他们来支持一下没有问题，人家给你面子来了，那么下次人家说我开新歌发布会，或者新电影推介会，请你去，你去还是不去？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我是不能自由活动的。冬奥会开幕前夕，我去为运动员们讲心理课。图为 3 块冬奥会金牌得主王濛代表运动员为我赠纪念品 人是讲感情的，朋友之间一定要互相支持，我们都讲这个，作为朋友，不能要求朋友做他办不到的事情，这会让他很为难。所以我不出面请他们，因为去参加他们的活动我肯定做不到。 奥运火炬手姚明 毕竟，如果哪个明星开新歌发布会，请我去现场支持，难道我让他给总装打个报告、写个申请？这是不可能的事，总装也不可能批，肯定去不了。但是谁在哪个地方有演出，人家邀请了你，你坐那里看一场，也不上报道，这是无所谓的。我只能做到这个。 第七章:头顶星空——正面回答若干传言(摘录)你怎么看自己的性格和爱好? 我从小玩心就比较重，所以有不少业余爱好，但许多爱好不能坚持下来，学习工作一忙就放下了。在航校的时候我学弹吉他，攒了好几个月津贴费买的吉他，然后邮购教材和磁带，特别用心地去学习，练得手上都起了茧子，后来水平还不错，经常在学员集体活动中上台演出。近来这些年我玩得很少，现在好多手法都忘了。 我认为一个人要有业余爱好，喜欢就多玩，没时间或不喜欢了就可以放下，那个过程本身就是好的，形成你生命中丰富的内容。 我好奇心比较强，好多新鲜事物出来，我都能很快接受，然后去玩。刚兴电子游戏时，我曾经有过整宿不睡打游戏的事。刚刚兴起卡拉ok机时，我还在空军部队，把家里给的结婚的钱倾囊而出，买了一套音响，平时自己练着唱，周末战友都跑我那里去开“演唱会”。当时大部分比较流行的歌我都会唱。 最近几年我跟好多大腕儿合唱过歌曲，当然我是属于沾人家光的，这些大腕有成龙、孙楠、殷秀梅等。不但唱歌，我还喜欢听音乐，我家最大的投入可能就在这上边，现在我家里两个音箱花了几万块钱，我比较注重音质。 听音乐我也不太专业，可能有人说这个音乐表现的是某个主题，我不太懂它真正表达的主题，我属于盲听那一类的，会自己联想到很多事情或感受。我喜欢听独奏，钢琴、小提琴是我比较喜欢的，但是一些激烈的音乐，比如摇滚的我也听，听的时候会放松有减压的效果。 人没有各个方面都很强大的。我有时候不太喜欢热闹，有时又跟大家自来熟，所以好多人说看不透我。一个人安静时，我就看看书，主要是小说、传记类、科普和反映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类的书。我基本不打牌，但是平时集体生活，实在三缺一，没招儿了，我也会去打几下，不是说这个活动不好，我就是不特别喜欢。但我到了训练场和活动场，又非常外向，打乒乓球、篮球我还是挺擅长的，平时队里不让踢足球，因为容易受伤。 我一直喜欢打篮球，在航校时得我的初教教练的真传，打后卫的位置。现在我跟航天员打球，已经很少往三秒区里面突破，以前我喜欢往里跑，虽然个子不高，但爆发力和弹跳都还不错，经常盖高个子的帽儿，也经常碰撞别人。 有一次就因为在三秒区内争球，我把一个航天员给弹出去了，他稍微瘦了点儿，再加上我也重点儿，结果把他给撞飞了。后来这名航天员去医院又拍片子又做检查，弄得我非常过意不去。还好没有什么影响，可万一把战友碰坏了怎么办？我已经飞过了，可人家还没飞过呢。所以现在，我打篮球时采取比较温和的打法，多在外围投球，现在，我的三分球已经投得相当准了。 第八章:我的高天厚土——怀念慈母 母亲的突然去世，给我带来的悲伤和遗憾，一直无法平复。 2003 年执行飞行任务之前，由于训练紧张，加之那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和住房条件不够好，父亲母亲一直住在绥中，有几次来北京，还大多是因为要给我帮忙照顾生病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而且都来去匆匆。执行任务回来后，我想，过了一段时间的忙碌后，稍稍安定下来，就把父亲母亲接到北京一起生活，一来北京的生活条件毕竟更好些，他们能得到更好的照顾，二来我能更多地尽尽孝心，让两位老人享享清福。 2005 年 3 月，母亲因感到头晕来北京做检查。母亲的身体一向很好，虽然年纪大了，但没什么病，所以很少去医院，也一直没做过正规系统的体检。我考虑干脆借机给母亲做个全面检查，就带她到了306 医院。 我白天忙于训练和工作，晚上会到 306 医院陪母亲聊聊天。她对我说，这里的医护人员都对她特别好，什么事情都考虑很周到，知道她是我的母亲，大家就来找她问我小时候的事.我的朋友也告诉我，体检的数据显示老人身体状况良好，很健康。朋友感叹，老人身体好是儿女的福气呀，你真是有福之人哪。 母亲在医院的前两天，一切都很好，预计第三天体检全部结束，我下午下班之后就去接她回家。但就在第三天下午，我突然接到 306医院院长的电话：“利伟，你来医院一趟，老人的身体出了点情况，在急救室。”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尽管平时遇事十分冷静，这时也忍不住有些焦急：“怎么会在急救室，什么情况？” 他说：“不知什么原因引起的昏迷，正在抢救。”他又担心我路上的安全，加了一句，“你别着急，可能问题不大，你来一趟看看。千万别自己开车。” 我等不及司机把车开来，看到车正停在办公楼外，便直接发动汽车，疾驰出门。我想不出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是不小心摔了一跤？是吃什么东西吃坏了？还是什么药物过敏？母亲一向身体很好，不会有大事，但为什么会进了急救室？从航天城拐上北清路，又上了八达岭高速，我脑子里闪着种种疑问，以最快速度赶到了 306 医院。等我到了才发现，情况比院长说得严重，也比我想得严重。母亲已经陷入深度昏迷，所有救治措施全上了，但情况并没有好转。 最终，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再没有睁开眼睛，再没能说一句话。我握着母亲慢慢变凉的手，一声声叫着，心如刀割，忍不住大放悲声。我不相信母亲就这样离开我，没有和我见上最后一面，没有给我留下一句话。母亲这样突然去世，在很长时间里，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想念她的时候，觉得母亲还活着，就在远方的故乡，只不过没有和我一起生活而已，似乎我还能像以前那样，给她打个电话，再像往常那样聊上一两个钟头。 自从当兵离开父母，我一直保持着按时和家里联系的习惯，以前是写信，后来就是打电话。1998 年成为航天员以来，平时无论学习训练如何紧张，自己在什么地方，我都会在每周的固定时间给父母打电话，既问他们平安，也报我的平安。父亲在电话里往往说个三言两语，大多数是我和母亲说话，常常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那时收入不高，每个月电话费是挺大一笔开支，为了节省，也为了能和母亲多说说话，我买了一张收费便宜的 ip 电话卡。 母亲的性格恬淡，参加的社会活动不多，心里就是装着我们姐弟几个，我是最让她操心的一个。给她打电话，大部分是聊生活上的事，比如说对孩子的教育，包括我的训练和家庭生活。家里一些亲戚朋友的事情我也是从母亲那里得知的。母亲是我最好的倾诉者。训练上的一些困难和困惑，我都会在电话中向她悉数“汇报”。再坚强、再阳刚的汉子，在母亲面前都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童；再沉重、再巨大的担子，在母亲面前都能轻松卸下。一个孩子对母亲的倾诉，是对生活压力的一种释放；母亲宽厚包容的倾听，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给母亲打电话，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也成为我心中的精神依赖。 绥中老家的电话总是被母亲擦拭得很干净。我知道她在那边等待着电话的响起，等待着我在听筒里喊出第一声妈。 有时候天南海北什么都聊，出去执行任务，或是疗养，见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母亲。小时候，父母是保护我的翅膀，是教育我的第一任老师。长大后，我成了父母的耳朵和眼睛，儿女走多远，就把父母的心牵扯到多远。 很多事情我都会征求母亲的意见，比如孩子上学应该上哪个学校，孩子又顽皮不听话了怎么办。母亲是教师，经常会告诉我对孩子的教育方法要得当，不能管得太严，不能打孩子。 也许是母亲年纪大了以后脾气更加温和了，也许是隔辈人会更加喜爱，母亲和我儿子杨宁康的关系特别亲密。总是疼不够，看着孙子就眉开眼笑，觉得哪里都好。 因为训练的原因，我不经常在家，回去一趟，见着儿子哪里不好了就会说他，母亲就会教育起我来，说孩子就应该这样，你小时候比他还淘呢。宁康这样，至少他不惹祸，你小时候，还经常让大人着急呢。 我就只能频频点头，说：“您教训的是。”其实心里偷着乐，看着祖孙两个其乐融融，享受天伦。 我妻子身体不好，我又在外执行任务时，家里就由父母来照顾。往返绥中与北京的车票，家里攒了好多。在航天城的班车上，母亲是年纪最大的乘客。从我儿子上幼儿园开始，只要母亲在北京就是她接送孩子，宁康上小学一、二年级时，许多时候也是母亲来接送，看着满头白发的母亲在班车上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但母亲说，放学时，看见宁康张开双臂像小燕一样向她奔来，她所有的劳累都能一扫而光。 每年国庆或中秋前后，是北京一年四季中气候最宜人的季节，我会让妻子把父母接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双休日，我能够回家，就带着父母到各个公园和诸多旅游景点去看看。记着到市场上买父母爱吃的东西，晚上做几个可口的好菜，陪他们说说话，照顾他们休息。晚上只要在家，我会带着儿子给父母倒热水烫脚、揉背。 母亲知道我的训练任务重，学习紧张，不舍得让我太辛苦，见我在家待得时间长了，就会对我下“逐客令”，让我赶快回去，生怕影响我的精神和体力。而且在北京住不多长时间，他们就要回老家。后来她对媒体说：“我们每次去北京只住十天半月，因为利伟孝心重，我们在他总要陪着，这对他肯定有影响。为了支持儿子，我们每次就早些日子赶回老家。” 父亲母亲给我们生命，为我们操劳一生，其实我们能为他们做的十分有限，如果论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是不可能报答得了的。所谓尽孝心，只是尽可能抽出时间多陪陪他们而已。纵是这样微不足道的付出，父母还在担心是否给我增加了负担，是否对我有不好的影响。其实，即使是在最近这些年里，我并没有为他们做过什么，反而是年迈的父母对我帮助更多。就他们来北京的次数说，最多的不是接他们来玩，而是他们来为我操劳。尤其是玉梅因肾病住院时，恰逢我进行封闭训练。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和父亲一起星夜赶到北京。母亲每天守在玉梅的病床前，父亲就每天接送小宁康上学。我两周过后见到他们，两人都瘦了一圈。 在航天员训练期间，我们每四年有一次探亲假。2002 年春节，我回到绥中老家住了十多天。父亲专门买来一双哑铃和一个拉力器，还问我能不能用普通转椅代替训练转椅，以便我在休假时也不耽误训练。而母亲专门买了一本介绍宇航员饮食知识的书籍，就按照上面的食谱，每天做符合要求的饭菜给我吃。 在首飞之前，家乡的人并不知道我是航天员，只知道我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常年在部队，很少能够回家。父母平时很俭朴。只要看到母亲在菜市场买了很多菜，邻居就会问母亲：“利伟要回来探家了吧？您给儿子做什么好吃的啊？”母亲就会笑笑：“也没什么好吃的，做点小鱼小虾他就特别高兴，特别爱吃了。”家乡的人们觉得飞行员待遇很好，身体好，一定是吃得好，所以有很多人见到我母亲都会这样问。 我那会儿探家时也会陪我母亲去菜市场，买一些螃蟹、皮皮虾。大螃蟹贵，舍不得买，就买小的。因为家乡邻海，距离兴城和北戴河很近，飞行员时的战友和同学只要在附近疗养都喜欢往我们家跑，一来就是十几二十个人。我母亲都会用一盆皮皮虾和螃蟹来款待大家，然后做鱼给大家吃，有时候还会喝点酒在家里面热闹热闹。那些战友和同学虽然母亲过去都没见过，但是每个人她都知道，因为在家信和电话中，她早已与他们熟识。 每个母亲都知道自己的孩子最爱吃什么。却并不是每个孩子都了解母亲的口味和爱好。母亲做的鱼特别好吃，让我这个门外汉来形容的话，既不是炖的，也不是浇汁，而是用油煎一煎，又加些酱油酱一酱。妻子玉梅得了母亲手艺的真传，现在我家做的鱼永远有“妈妈的味道”。 我知道母亲喜欢或是盼望着我能陪她一起去买菜。当我搀扶着她走在路上时，我能感觉到她作为一个母亲的骄傲。母亲教了 30 多年的书，认识好多好多人，有她的同事，更多的是她的学生。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会碰到熟人，大家见面都会跟我们很热情地打招呼，寒暄之后是对飞行员职业的羡慕和向往，更是对母亲的钦佩。 他们会说，母亲教育出了一个好孩子。这也是让我母亲引以为傲的。毕竟飞行员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不单单自己儿子身体健康，而且是一名让人尊敬的军人。同时，飞行学院毕业当飞行员就等于上了大学，作为一个老师来讲，这是她心目当中很盼望的。 我不知道在母亲心里，我是不是一个完美的儿子，但我相信，在母亲的心里，我是优秀的，是她引以为傲的。所有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但实际上，在首飞之后，当我面对更多的荣誉与鲜花时，母亲却从没有炫耀过自己的儿子。我依然记得儿时母亲给我讲过的《三个儿子》的故事： 三个妈妈在井边打水，因为水太重，三个妈妈就在歇息时谈起了自己的儿子。一个妈妈说：“我那儿子灵巧，又有力气，谁都比不过他。” 第二个妈妈说：“我那儿子唱起歌来赛过黄莺，谁都没他嗓子好。” 第三个妈妈呢，什么也没说。两位妈妈问第三个妈妈怎么不评价自己的儿子，第三个妈妈说：“有啥可说的？他没什么出奇的地方。” 三个妈妈打了水，提着水桶回家。路上走走停停，累得直不起腰来。忽然，迎面跑来三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跑到妈妈跟前，妈妈说：“看看，这就是我的儿子，翻着跟头，像车轮子在转，真好看！” 第二个孩子跑到妈妈跟前，唱起歌来。妈妈说：“瞧，这就是我儿子，唱起歌就像黄莺一样，真好听！” 第三个孩子跑到妈妈跟前，接过妈妈手里沉甸甸的水桶，提着走了…… 我清楚，无论我有何成就，有何荣耀，在母亲面前，我都该是那个帮母亲提水的男孩。 我执行飞行任务回来后，各种荣誉接踵而来，父亲母亲也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在家乡，政府、企业和各个阶层的人上门看望他们的络绎不绝，除了大量的赞誉之辞，也送来各种各样的慰问品和生活用品，除了食品，还有家具、电器等等。父亲母亲在热情招待各方人士的同时，对所有送来的东西一概拒收。半个多月后他们实在无力应付，就悄悄离开了县城，躲到了农村老家。 在我小时候，因为父亲工作忙，又经常出差，家里主要靠母亲操持张罗，她带着姐姐、我和弟弟三人，安排我们的吃穿和学习，十分辛苦。 那时母亲在中学里教书，我就在那所学校就读，弟弟上幼儿园。因为学校离家很远，每天清早，母亲需要很早起来。她不会骑自行车，就让我和弟弟一个坐在前面，一个坐在后面，推着我们，走一个小时才能到学校。放学后，自行车上除了弟弟和我，还多了一个大大的袋子，里面是教科书和作业本，全家吃过晚饭后，一切收拾停当，母亲就开始在灯下批改作业，而我就在一旁看书。我脑子至今有个清晰的画面：在冬天，屋子里的火炉闪着光，母亲和我们就围在炉旁，一边取暖，一边写字看书。 母亲是个好老师，教学特别认真，希望自己的学生是最好的，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绩优秀，为此把全部心血用在了学生和孩子身上。她告诉我，在学习方面，不能有半点虚假，要提高成绩，除了一门心思苦读，没有捷径可走。她告诉我，要多做事，少说话，要达到最好，光努力还不够，还要摒除杂念。 母亲在我心中有近乎完美的形象，她的衣着从来都是干净整洁的，整齐的短发，两侧用卡子别在耳后。举止严谨，眼底有种平淡和安静，好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而在做事情时，又聚精会神，不知疲倦。我从来没见母亲抱怨过什么。 熟悉我和母亲的人说，无论是从相貌上看，还是就气质与心性上说，我都比较像母亲。的确，母亲是我从小到大最敬爱、最珍视的人。从懂事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让母亲为我骄傲，我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的生活。 我想，作为她的儿子，成为首飞航天员，我做到了前者，但是，后者却没能实现，而且今生再也没有机会了。这是我无法弥补的遗憾！ 现在每当我拿起电话想给老家打电话时，我的心里就一阵阵酸楚，母亲已经不在，最懂我最爱我为我操劳了一生的那个人走了，我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有一次，一群好朋友为我过生日，他们让我唱首歌，大家说，在你的生日应该唱一支歌送给母亲，因为每个人的生日都是母亲最辛苦的日子，我于是唱了一首歌送给母亲的歌《懂你》，我唱得非常投入，我想，远在天堂的母亲一定听见了，因为她不会忘记儿子的生日。 杨利伟深情话神六讲述战友情解说航天员新挑战 2005-10-13 12:19 中国新闻社 杨利伟与费俊龙（左）、聂海胜（右）在飞赴酒泉发射中心的飞机上秦宪安摄杨利伟与战友在训练中交流秦宪安摄10月11日下午，“神六”航天员信心满怀出现在记者见面会上，从左至右依次为翟志刚、吴杰、费俊龙、聂海胜、刘伯明、景海鹏。乔天富摄点击查看其它图片“神六”出征前中国国防报记者专访“航天英雄”杨利伟——我这次没有参加飞行任务，最重要的是从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展来考虑的 记者：你是首次执行我国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从你凯旋的那天起，战友们就一直在猜测你是否会再次出征太空。但据我们了解，这次神舟六号任务你没有参加航天员乘员组的选拔，为什么？ 杨利伟：确实，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我前些天上网，发现还有网站在搞竞猜，请网友们猜测我上不上。一些网友说，杨利伟有飞天经历，执行任务会更有把握。大家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神五”首飞成功后，我曾经说过，我们全体航天员都具备了执行任务的能力，都能胜任载人航天任务。所以这次派其他战友来执行这个任务是顺理成章的。至于我这次没有参加飞行任务，最重要的是从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展来考虑的。我国载人航天要实现“三步走”战略，以后的飞行任务还很多，应该让更多的战友有飞行经历。这次“神六”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衔接，在载人航天工程下一步的航天员出舱、交会对接等任务中，还需要更多有飞行经历的航天员来参加。所以应该把这次宝贵的机会留给更多的同志来尝试。我想，因为其他同志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所以由谁来执行任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把任务完成好。仅北京市就有4万多名中小学生自发给我们航天员大队执行任务的航天员写慰问信……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被确定不执行这次任务的？这两年你主要在做什么？ 杨利伟：这个决定比较早。这两年，我在参加航天员常规训练的同时，与工程科技人员进行交流，就火箭和飞船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请科技人员进行研究和改进。在平时的训练中，我结合首飞的实践，与战友们交流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让更多的同志来分享。我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包括我和大中小学生座谈，我感觉也是很有意义的。我发现，很多小孩子提出的问题非常专业，航天员回答起来都很困难。我上次到南京，有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问我有关俄罗斯下一代“航天快船”的很多知识，这是很新的信息，小学生们都知道，这让我又意外又欣喜。还有的问我们飞船上有多少台发动机？发动机有多大马力？哪个发动机是干什么的？哪个是调姿的？……这些很具体的知识可能我们有些搞航天的同志也不一定能马上答对，可有些小学生却说得很内行。一些小学生甚至还知道我们的飞船是升力式返回，他们问飞船是多大迎角，这已经是相当专业的问题了。这次“神六”飞行前，仅北京市就有4万多名中小学生自发给我们航天员大队执行任务的航天员写慰问信……这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带动了全社会来关心载人航天事业。太空生活，常人看来很浪漫，但对于航天员来说是一种工作 记者：两年前，你是一个人完成首次太空飞行的，这次神舟六号是两人多天。你认为这种变化给航天员带来哪些新挑战？航天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杨利伟：在技术上，“神六”与“神五”相比有改进，所以我们说“神六”不是“神五”的重复。这次飞行任务的核心意义就是为后续任务做准备。“神六”航天员在操作上与“神五”有所不同，主要是增加了一些太空生活上的自我照料与空间科学实验。航天员在太空生活，常人看来很浪漫，但对于航天员来说是一种工作，因为太空环境与地面不同。在地面喝水，拿起杯子就可以喝，但是在太空喝水就要有好几个环节，有一定的程序。在食物上也有不同，我当时吃的食品都是速食的航天食品，这次航天员的食品就丰富多了，也可以加热了。总之，航天员在生活上会更便利更舒适，这也是我国航天技术进步带来的。另外，这次航天员要进入轨道舱，这也是“神五”没有做的，虽然“神五”也具备进轨道舱工作的能力，但因为是首次飞行，又是一个人执行任务，因此，没有对这些功能进行验证。这次“神六”飞行航天员要进行舱门的操作以及轨道舱的一些设备操作，增加了工作量和操作难度。但无论如何，作为航天员，飞行是我们的工作,是社会对我们的一种分工。当我进入太空时，感到人类确实很伟大，同时我又感到个人很渺小 记者：这两年来，大家还常常回忆起你在“神五”飞船上写在飞行手册上的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国人来到太空了！”也常常回忆起你在着陆场说的一句同样经典的话：“我为祖国骄傲。”如今，你的两位战友出征太空，你对当年曾经说过的这两句话有什么新的认识？ 杨利伟：当我进入太空时，特别是刚刚进入轨道，往外面看的时候，感到人类确实很伟大，能把这么几吨重的铁家伙送上太空。但是，同时我又感到个人很渺小，一个人在茫茫宇宙中太微不足道了。所以，我这两种感觉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前者让我为祖国自豪，为中华民族骄傲，后者让我的头脑始终保持冷静。我想，作为航天员，他一生当中，这种辩证的感觉可能在首飞的时候最强烈，哪怕以后再有飞行的机会。现在，一些电视片播放我出征时报告的镜头，每当我看到这些画面，心情都难以平静。好像现在看这些画面，比当时感受更深刻。这次又有两位战友去执行任务，我想他们的感受会和我一样，他们也是第一次飞行。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会有更多的人进入太空，无论是哪一次、哪个人，我想都会有这种感觉。我们用计算机重复了“神五”的选拔，很有意思，选出来的航天员还是我 记者：你当年飞天回来，中国科学院一位领导曾经说：“杨利伟选得太好了，太准了！”在这次航天员选拔中，当初选拔你的经验以及你首次航天飞行的经验，给专家们什么样的启发？ 杨利伟：当时，我是由评委投票选出来的。“神六”航天员的选拔，加入了计算机辅助手段，评委不给任何一个航天员个人打分，而是针对专业训练、心理、身体、综合素质这些项目按比例打分，只对项目不对人，然后输入计算机，让计算机打出最后的分数。用这套选拔方式把“神五”的选拔又重复了一下，很有意思，选出来的还是我。这说明我们这套选拔方式是科学、可靠、公正的。今年，我主管航天员训练之后，提出了“操作零失误”的概念。我对航天员讲，我们所有人都经过了单独执行任务的训练，现在两个人来执行任务，就更不应该出错误。这里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教员要发证上岗，考航天员之前先考教员，确实胜任教员资格才能任教。我们这次选拔，还把心理稳定作为一个考察的大项。人在应激状态下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些反应，但是我们要求航天员要有一个度，过了这个度，就会影响飞行操作。此外，我们还给航天员开了一些新课，比如艺术欣赏、回答媒体提问等等。航天员不可能事事通，但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如果能在其他方面掌握得更多一点，这也是必要的。作为航天员来说，我们是站在无数前人的肩膀上，站在无数默默无闻的科学家的肩膀上 记者：上次“神五”飞行，很多专家评价“不是一般的成功，而是相当成功；不是一般的完美，而是相当完美”。这次“神六”飞行，你预测会怎么样？ 杨利伟：载人航天飞行是科学试验，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成功不等于成熟。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刚刚起步，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神六”比“神五”还要好，这是我们的技术在进步，当然，也可能还会有不完善的地方，这都是正常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训练中，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模拟中预想，只要能想到的，我们都在上万次地预想，这就是有备无患。在载人航天飞行中，前一次的飞行对于后续的飞行在查漏补缺上有很大意义。当时“神五”起飞，进入轨道的时候，火箭的频率和我的心脏产生了一点共振，感到很不舒服。我反映了这个情况后，火箭系统就进行了一些改进。大家都说“载人航天事业是皇冠，航天员是皇冠上的明珠”，这是因为有航天员直接参与了飞行，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航天员。作为航天员来说，我们是站在无数前人的肩膀上，站在无数默默无闻的科学家的肩膀上，有了他们的铺垫和托举，我们才显得与众不同。载人航天事业肯定有风险，航天员要掂量这个险能不能冒，值不值得冒 记者：“神五”飞行中，你镇定的心理素质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这次“神六”飞行的两位战友能不能像你一样出色？ 杨利伟：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坐在飞船上，心理如果还像我们现在聊天这样平和是不可能的。我在空军时的一次飞行中，发动机空中停车，回来之后地面的同志让我停几天再飞，我说不用，很快就又起飞了。但是，上天之后，再听发动机的声音，总觉得不对劲，这就是心理影响。载人航天事业之所以难，就是因为有人的参与，人命关天，肯定有风险。航天员心理素质的好与差，实际上是要能掂量出来这个险能不能冒，值不值得冒。我们航天员都是来自空军的飞行员，多多少少都在飞行中经历过一点意外情况。像聂海胜，在飞行中他还跳过伞，飞机就坠毁在离他不到100米的山沟里。一般来说，跳伞的飞行员后来几乎都停飞了，海胜不但继续飞行，还当上了航天员，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很多人曾问我：“火箭发射的时候你心理为什么这么稳定？”我承认有一部分素质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我是飞行了15年之后才来当航天员的。我想其他航天员战友的经历也大致和我一样，我们经历过很多心理的磨炼。这次“神六”我不上了，但我不是局外人，我有责任把一些细节告诉战友们 记者：这次神舟六号飞行期间，你的角色或者说任务是什么？ 杨利伟：这次“神舟”飞行，我的任务是飞控，在指控大厅有我一个岗位，主要是负责对航天员的指挥，另外还负责对航天员进行技术和心理上的支持。费俊龙和聂海胜到发射场之前，我也和他们作了交流，结合我上次飞行的经验，把一些技术上需要提醒他们的问题又“捋”了一遍。比如飞船出现什么声音是正常的，这个有必要事先告诉他们，因为上过天的中国航天员目前只有我一个人，我有责任把这些细节问题告诉战友们，让他们有心理上的准备。我对他们说，“神五”任务中我们是战友，也是竞争对手，但不是人和人在竞争，而是因为有了这项任务，才引起我们的竞争。选拔不就是竞争吗？这次“神六”我不上了，但是我不是局外人，我有责任给他们讲一讲在细节上应当注意的事项。临发射前，我还要把应注意的细节给他俩叮嘱一遍。费俊龙和聂海胜都非常优秀，配合也非常默契，在天上他们会同舟共济 记者：你和航天员战友朝夕相处，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入选航天员乘员组梯队的几名战友的情况。你怎么评价他们现在的状态？ 杨利伟：当年我执行“神五”任务回来，反复说如果我的战友们上天飞行，他们会和我一样的。确实，这次入选执行“神六”任务的3个乘员组都是非常优秀的。费俊龙和聂海胜在“神五”选拔时都在前5名，海胜还进入了首飞梯队。费俊龙曾经当过飞行学院的教员，他的飞行时间在我们14个人中是最长的，身体素质也很好，从入伍到现在一直是甲等，训练非常扎实，操作技能特别突出。聂海胜给大家的印象是话不多，非常稳重。他们搭配在一起，可以从技术上互补。他俩的配合也是非常的默契，在天上他们会同舟共济。我们这次选拔，一共是4次考试，笔试、口试、面试，他们的成绩都排在前头，所以他们两个成为乘员组的第一梯队。刘伯明和景海鹏这一组也很出色，特别是刘伯明的外语掌握得很好，景海鹏的组织协调能力挺强，这么多年的考试都是名列前茅。翟志刚和吴杰这一组也不错。翟志刚是“神五”的第一备份航天员，他很聪明，很活跃。吴杰是教练员兼航天员，能进入到前6个人中，也是很不容易的。当时他到俄罗斯学习，是作为教练员来培养的。回来后，他坚决要求当航天员，一直跟我们训练。当年我去飞行，海胜和志刚帮我穿航天服的时候眼圈都是红的，胡主席跟我告别转身时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在场的很多老科学家也是泪流满面 记者：战友情，是军人情感世界中一种特殊的感情。在远离地球的太空轨道，这种战友情在帮助航天员执行任务中有什么作用？ 杨利伟：战友之间的感情确实是真挚的，我们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互相在一起的时间比陪伴家人的时间还长。所以这次两名战友去飞行，我们难免要牵肠挂肚。当年我去飞行，其他战友也是这样的，海胜和志刚帮我穿航天服的时候眼圈都是红的，那一幕让我永远难忘。所以这次发射，我要到发射场去，一直陪伴他们，把他们送到发射架上。说到这种依依惜别的感情，我们军人之间的感情与全国人民也是相通的。我上次飞行，胡主席跟我告别转身时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当时在场的很多老科学家，也是泪流满面，那种场景非常震撼人心。我想，我们每一名航天员去执行任务，身后都有无数火热的目光，这种深情厚谊会陪伴我们遨游太空，成为我们战胜一切艰险的力量源泉。载人航天事业像宇宙一样无垠，把名字留在这个史册里非常光荣 记者：从人类航天史上看，很多航天员都不只一次出征太空。你作为中国飞天第一人，今后还会不会再次飞向太空？ 杨利伟：是的。像俄罗斯的格列奇科曾经3次出征太空，斯特列卡洛夫曾经4次出征太空，最多的一位宇航员已经上天6次了。美国第一位宇航员约翰?格伦，1998年在他77岁的时候，还乘“发现”号航天飞机重返太空，成为世界上最年长的宇航员。载人航天事业永无止境。人总是会老的，但是载人航天事业像宇宙一样无垠，把名字留在这个史册里非常光荣。我们今后还要出舱做太空行走，以后还会登月，更长远的还有星际飞行。假如以后有机会，我去飞行是没有问题的，我也很向往这个事业。我前一段到俄罗斯，一些朋友也问我想不想和他们一起飞行？我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说我愿意和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同行一起去执行航天任务。那位6次上天的航天员，现在在俄罗斯空间站上当指令长，我上次跟他还对了话。 记者：你现在是否还参加航天员训练？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杨利伟：常规的训练还参加，但是与以往相比少一些。我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前一段时间考核，我的成绩还比较靠前，要是参加“神六”选拔的话，进入乘员组没有问题，肯定是排在前三名。我们训练的离心机，负载是8个g，要持续40秒，俄罗斯才6个g，做30秒。我当年做这个训练，每一次都是优秀。去年我们训练这个课目，很多同志说杨利伟你不用做了，要不就做4个g，打个折。我说没问题，和大家一样做，结果做下来还是优秀。 记者：你将在发射塔下挥手为战友壮行。费俊龙、聂海胜即将乘坐“神六”飞船升空，遨游太空，你现在想跟他们说些什么？ 杨利伟：祝福吧，这个话其实不用我来说，全军官兵和全国人民都在祝福他们，等待着他们凯旋！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