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回忆录》


 托克维尔小传

    1805年7月29日，托克维尔诞生于法国塞纳河畔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托克维尔早期所受的教育，是由他父亲的家庭教师勒絮尔神父提供的。勒絮尔虽然用老式宗教来教导托克维尔，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很纵容托克维尔，因此托克维尔视他为亲密的朋友。


    托克维尔十六岁时，时任梅茨市长的父亲把他送进了梅茨中学，让他学习修辞和哲学。托克维尔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和哲学著作，尤其是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受反封建、反教会的启蒙思想的影响，他的内心爆发了一场“地震”——一种“普世的怀疑”穿透了他原本满怀信仰的灵魂。


    托克维尔中学毕业之后，父亲把他送到巴黎去学习法律。1827年，托克维尔进入凡尔赛初审法院，成为一名不支薪的调解法官，并在那里结识了时任检察官的古斯塔夫·德·博蒙。后来，托克维尔和博蒙成为好友，两人还合作写下了许多著作。


    1830年，资产阶级因为被剥夺了选举权而大为不满，于是发动七月革命，推翻了查理十世，把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推上了王位。自由主义者借机取得了权力。可是，旧王朝势力尚存，仍然具有攻击力。


    托克维尔是拥护新王朝的，为了躲避七月革命余波的攻击，就借法国酝酿改革监狱制度之机和博蒙一起向司法部请假，要求去美国考察当时很受欧洲各国重视的新监狱制度。当时的美国，人口从1800年的五百万一路增长至一千三百万。那里没有民族英雄，没有强人，没有贵族，也没有像欧洲那样错综复杂的上层建筑，却得到了如此迅猛的发展，所以欧洲各国都对它充满了好奇并且想了解它。托克维尔自然也一样，他和博蒙最终都获得了一年半的假期。


    二人于1831年4月2日乘船离开法国，5月9日到达美国，考察了美国当时的大部分地区，与许多有名或无名的人有过交流，直到次年2月末才起程回国。托克维尔在考察时，运用了适合被采访者的问题，聆听、询问、追寻事实和真相，而不是单纯地统计他们对同一问题的反应。在考察过程中，托克维尔和博蒙合作写成了《美国监狱制度及其在法国的运用》。在美国的九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名为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实为考察民主制度在美国的实际运用。


    回国之后，托克维尔辞去助理法官一职，改行做了律师，并根据他在美国考察时的见闻开始写《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1月，《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它讲述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在美、法两国取得了轰动效果，为托克维尔带来了名誉。这一年，托克维尔刚好三十岁。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后不久，托克维尔迎娶了英国女子玛丽·莫特莉。玛丽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清教徒，并不是贵族，可是托克维尔还是违背了家族的意愿而娶了她，因为她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是“唯一一个对我了如指掌的人”。


    1836年，托克维尔承认自己继承了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卢梭的思想，内心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1839年，托克维尔开始负责殖民地废奴事务、社会改革和狱政改革。1840年，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出版，它对美国的民主进行了社会学分析，表达了作者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思想，却反响平平。


    托克维尔虽然非常鄙视当时的七月王朝（1830～1848），可他还是跨入了政界。1842年，托克维尔当选为芒什省的议员，既维护自由贸易，又支持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化。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七月王朝被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1852）建立。托克维尔因为支持对共和国总统的选举普选权，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参与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新宪法的起草。


    在二月革命爆发后不久，托克维尔就意识到劳工和贵族之间将会爆发一场血腥的冲突。事情果然如他所料，劳工和贵族的矛盾引发了1848年6月的大暴动。托克维尔与保守派联合起来镇压暴动，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劳工对抗。


    1849年6月，托克维尔担任法国外交部部长。同年10月，托克维尔由于与总统拿破仑三世理念不合而辞职，但是仍然担任国民议会议员。1852年12月，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下令解散国民议会。托克维尔与其他议会代表齐聚巴黎以对抗政变，却被拿破仑以“叛国罪”为名逮捕。托克维尔由于知名度高，次日就被释放了。拿破仑三世不但解散了国民议会、逮捕了所有反对他的议员，还血腥地镇压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反抗，并建立了专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1852～1870）。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与妻子一起隐居在位于诺曼底的托克维尔家族城堡，专门从事写作，并逐渐认识到自己善于思想却不善于行动。


    隐居期间，托克维尔忍受着可能杀死他的肺结核病的痛苦，写下了《托克维尔回忆录》（1893）。这部作品详述了二月革命的内情，对当时包括路易·拿破仑在内的许多大人物都进行了非常尖锐甚至刻薄的评述。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部作品直到托克维尔死后三十四年才首次出版。


    1856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首次出版，它浸透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托克维尔虽然明知这部作品会引来一些人的仇恨，可他还是坚持决定继续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下卷，却最终因病于1859年在戛纳病逝，享年五十四岁。


    托克维尔一生短暂，著述也只有聊聊几本，可是几乎本本都是经典，使他成为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生在欧洲从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时代，又身为贵族，托克维尔显然对贵族制度的衰落有些伤感，可他同时也能高瞻远瞩地看出贵族时代即将成为历史。他认为，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必须有一个全新的政治理论，美国作为一个新大陆国家，其政治制度和国民都充满了活力，值得学习。为了从美国这个新世界的民主制度中寻求有益于法国的良药，托克维尔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


    《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作品，首次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和民情进行了社会学研究，是第一部论述民主制度的专著，也是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社会学著作之一，为托克维尔赢得了世界声誉。在这部作品中，托克维尔以他那敏锐的洞察力观察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赞扬了民主制度在美国取得的成就，但是也对美国可能出现的暴政提出了警告。这部作品的基本思想，在于承认古老的贵族制度必然衰落，认定平等和民主的发展势不可挡。托克维尔在其中说：“十七世纪，一批移民在美洲定居下来，他们没有遵循欧洲其他国家的旧原则，而是把民主移植到了他们的生活当中。在前进的过程中，他们逐渐以法律形式将民主固定下来。”“我确信我国民众早晚也会像美国人民一样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但是我不能由此断定我们能取得美国所取得的政治成就。”“我去美国考察，除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之外，还希望能够从美国找到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教训……我所探讨的，除了民主的外形之外，还有民主的意念、特征、偏见和激情。我想搞清楚民主到底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应该对它抱有什么希望，并尽量回避它的危害。”


    孟德斯鸠关于平等和自由不相容的思想，被托克维尔继承下来。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表示，自由在每个社会都存在，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平等则是民主社会追求的主要目标，追求自由并不等于追求平等，二者在民主国家甚至是不相协调的。托克维尔还认为，民主可以适当地平衡自由和平等，兼顾它自己和社会的发展。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民主时代，由于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谁也不必信赖他人，这么一来，人们就会对公众的判断怀有无限的信任，并将其视为思想和行动的唯一指南，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相互孤立，而且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事情交给政府处理，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导致中央集权的出现。不过与贵族社会相比，存在诸多缺点的民主社会总体上说还是有利于人类的，因为它将会使大多数公民得到更大的幸福。当时，美国制度才刚刚创立不久，可是托克维尔却洞察了美国民主的优缺点，不得不令人佩服。《论美国的民主》这部作品也时刻提醒我们：任何政体都不是绝对善良的，民主政体自然也不例外，而且民主是有条件的。


    无论从政治哲学还是文学角度来看，《论美国的民主》都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所以，该书上卷刚一出版，就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使托克维尔名扬海外。这时的托克维尔，希望能够借这部作品赢得同胞的认可，进而取得高官，以便于他利用职权之便在法国推行他从美国学到的经验，可是这一希望却落空了。


    身为贵族，托克维尔并不拒绝贵族出身带来的一切优势，但他拒绝使用伯爵头衔，还亲身参与民主实践，并且为了推行民主而进入政界。当时，进入政界是一件令人望而却步的事。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政府经历了一系列痉挛似的颠簸：封建君主专制被废除、君主立宪制建立、以中小资产阶级为首的雅各宾派掌权、热月政变爆发、拿破仑帝国成立、波旁王朝复辟……如此频繁的政局动荡，给一切有从政意愿的人都带来了风险，也给所有关心政局的人带来了痛苦。许多作家和思想家为了能够轻松地生活，就以写作为借口，放弃了从政。可是托克维尔不一样，他终生都在为法国而感到痛苦，他为了能够推行民主，抓住一切机会亲身参与政事，甚至不惜因此而打乱写作计划。就拿1837年来说吧，托克维尔原本是可以写作《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的，可他却去角逐下议院的公职了。这次参选失败之后，他又于1839年再次参加选举，终于当选，担任废奴委员会报告人。此后他又多次参与选举。


    光荣地失败，是托克维尔作为政治家可以取得的最好成绩。在依靠从政推行民主无望时，托克维尔决定退出政坛，专门从事写作，写下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伟大著作。托克维尔虽然身离政坛，可是他的心却一直关心着政治，而且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还在教授哲学。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出版于1856年，它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托克维尔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因此非常担心它的命运，他曾写信给他的妻子说：“这本书不会讨好任何人。保皇派会认为它在丑化旧制度，虔诚的教徒会认为它不利于教会，革命家会认为它表达了作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的漠视……只有少数热爱自由的人喜欢它。”这本书会如此复杂，原因之一是法国大革命本身很复杂。法国大革命虽然以追求平等为目标，但它在摧毁王室和贵族的同时，也摧毁了信仰等有价值的东西，给法国带来了混乱，以致法国不得不靠独裁统治来结束这种无序状态。因此，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丑陋的。托克维尔看到的远远不止这一点。


    在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诸多看法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革命所毁坏的一切会在革命之后恢复，是不过形式变了而已。就拿中央集权制来说吧，它早在旧制度中就已经存在了，并不是大革命的独特产物。二是法国大革命并未发生在压迫最严重的领域，却发生在压迫相对较轻的领域，因为公众在经历了长期压制之后若突然被放松，那么这时哪怕有一点点压迫都会令他们觉得无法忍受。比如，路易十四时期，人们已经习惯了残暴统治，所以并没有起来反抗。路易十六上台之后，放松了对民众的管制，进行了一些颇有成效的改革，可是公众却变得无法忍受起来，最终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为什么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呢？托克维尔认为， 这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一个奇特现象不无关系。当时，政府官员作为特权者，喜欢对着人民高声议论那些残酷制度和不公正行为，并揭发政府的种种罪恶，还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人民的苦难，试图以此来缓解民众内心的苦痛，结果却使民众怒气冲天。官员们不懂得，正是这种同情和关注，才使得法国民众的怒火和欲望被点燃，而庞大的旧制度又不可能一夜转型，民众只好靠反抗来平息这股怒火，并努力改变这种被压迫的地位。


    对财富的快速增加，托克维尔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说：“一方面是民众发财的欲望时刻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刺激这种欲望可同时又将它扑灭了，这么一来，一场浩劫怎能避免？”这一政治理论在今天也具有借鉴意义，这也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身为社会科学家，托克维尔是冷静、理性而又客观的；身为人文学者，他又充满了热情、理想和信念。托克维尔把这两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他自己的学术气质——同时兼顾学术研究和切实寻找出路，而这是许多人都无法做到的。许多学者都只能执其一端，要么为了寻找出路而沉迷于学术研究，要么置学术研究于不顾而盲目行动。


    由于生在与旧体制息息相关的贵族家庭，托克维尔在蔑视荣誉的同时又追求荣誉。不过，他也信仰自由，并与新制度结下了不解之缘，希望人们的生活都变得美好起来，并为此付出了行动，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第一部分

托克维尔写于1850年7月。

 第一章

    我暂时脱离了公共事务，而且，由于健康状况的不稳定，也无法从事连续性的工作，只好利用这段独处的时间，对自身进行一番回顾——或者说，通过我的视角，回顾一下那些我参与过或目睹过的事件。我认为，回顾这些事件，对我曾经看到过的一些当事人进行一番描述，是利用这段闲暇时光的最好办法。如果可以，我将把这个时代纷扰动荡的局面真实地记述在这部回忆录里。


    在下定上述决心的同时，我还下定了另一个需要我坚持做到的决心，那就是：这部回忆录并不是文学著作，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精神消遣。它不是一卷将要公布于世的画册，只是以自我消遣的态度观察我自己和同时代其他人的一面镜子[1]。为了保证写作的自由，既不炫耀自己，也不取悦别人，我没有让任何人知道我在写这部回忆录，即使是最要好的朋友也不知道。我将如实地披露和解释我本人、我的朋友以及其他的人，是因为什么目的才有了相应的表现的。总之，为了保证回忆录的真实，我只能选择保密[2]。


    我不打算记述发生在1848年的那场革命[3]之前的事情，也不准备谈论1849年10月30日我辞去外交部长一职之后的事情。我将要叙述的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件，在某些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或者说，站在我的角度上能够更好地审视它们。


    尽管不久之前我还是七月王朝[4]的议会议员，但在记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是感到吃力[5]，因为我必须清楚地记录已经记不大清楚的事情。在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思绪就像困在了迷宫里，被细小的琐事、无关紧要的思潮、隐隐约约的热情、个人的观点和矛盾重重的设想所纠缠，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社会活动家的生命就是在这座迷宫里耗尽的。我能做到的，只能是回忆和记述那个时代的一般情况。因此，我总是以恐惧和好奇的心理回忆它，然后辨别出那些能够说明它的特点的特殊情况。


    无论是从长远的角度还是从整体的角度看，1789年到1830年间的法国历史，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旧制度的传统、回忆、希望和贵族阶级与中产阶级领导的新法兰西之间发生的长达四十一年的斗争的画卷。我认为，1830年的到来结束了我们的诸种革命（不，应该是我们的革命）的初始阶段。虽然革命的机遇和热情不同，但它都只是一种革命。我们的父辈见证了它的兴起，但是从它目前的表现看，我们是无缘见证它的完结了。


    1830年，中产阶级取得了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使旧制度的一切被永久地破坏了，一切政治权力、豁免利益和特权，全都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在这个狭小的群体里，权力和利益堆积如山。掌握权力的人只有资产阶级，比它更高的阶级被理所当然地排除在权力阶层之外，比它更低的阶级在事实上也被排除在外。他们是法国社会唯一的主管，也可以被称为法国社会最大的地主，他们不仅充当了所有的职务，而且还把国库视为自己的财产，肆意取用。


    发生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6]刚刚结束，各种政治热情就得到了缓解，政治事件的影响范围缩小了，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了。中产阶级的固有精神上升为政府精神，不仅支配着内政，也支配着外交。尽管它显得积极上进，但缺乏诚实。总体说来，这种精神意志坚定，气质内向，在虚荣和利己思想驱动下会显得莽撞冒失，在除了追逐物质财产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里表现一般。如果与平民精神、贵族精神合在一起，这种精神能成就大事，否则只能创造品行低下、功绩平平的政府。与曾经领导过国家和即将领导国家的贵族阶层一样，企图领导一切的中产阶级要变成统治阶级，陶醉在权力的幻想之中，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他们马上就要像管理私人企业那样管理政府。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国家大事当成了个人私事对待，而在一些细微的福利面前，他们又忘记了人民[7]。


    后来的人只关注明显的错误，并不留意极小的罪过，他们对于掌权者采取什么办法将政府变成工业公司的过程几乎一无所知。这种罪恶来源于统治阶级的天性，以及统治阶级的权力、政府的无能和腐败。在增强这种罪恶方面，路易·菲利普[8]国王贡献突出，他导致了引发死亡灾难的意外事件。


    这位国王很奇妙，如果想详细地描述他，就要长期地与他近距离接触。不过，如果只是从远处观察或者从近处走过，也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特点。


    尽管路易·菲利普国王出生在欧洲最尊贵的家族，灵魂深处有着家族血统带给他的傲慢（而且确信只有他有这种傲慢），但在他的身上同样具有下层平民特有的大部分品行。他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且希望身边的人也能如此；他行为规矩，生活简朴，很注意克制自己的奢好；他尊重法律，反对违法乱纪，但同时态度和善，并不强求别人服从；他富有人情味，既不暴戾乖张又不多愁善感；他没有能够导致自己毁灭的缺点，没有一眼就能看穿的劣行，也没有激昂的热情，有的只是君主的气概；他对每个人都过分客气，这使他丧失了国王应有的尊严，反倒符合商人的身份；他对文学艺术兴趣索然，但极为爱好产业；他拥有超常的记忆力，尤其能牢记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他的讲话啰嗦、古怪而乏味，内容漫无边际，既有闲闻轶事，也有日常琐事，既没有详尽的叙述，也没有高尚的结论，但有着知识应该具有的一切乐趣。


    他智力超群，却受限于精神的肤浅。这样的智力充满智慧，而且灵活而强韧，轻视其他事物，只关注有用的和真实的事物。由于所知受到怀疑主义的影响，导致他极为怀疑人的品行。他无视真实和诚实体现的美感，也无视真实和诚实的一切作用。他对人性的理解极为深刻，却是通过人性的缺点达到的。对宗教问题的态度，他也是充满怀疑的，就像18世纪的人那样。同样，他还像19世纪的人那样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政治问题。他没有信念，也不相信别人的信念。然而，他终究是为了继承王位而降生的，因此他理所当然地热爱权力，热爱王宫里那些平凡、庸俗且缺乏忠诚的人们。慎重的性格限制了他的野心，但仅仅是限制，还没有到收敛的地步。


    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君主都有像路易·菲利普国王这样的面孔，但他也有独特之处，即他的缺点与时代的缺陷很近似，或者说，这两种缺陷有亲缘或近亲关系。这使得他的同代人（特别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认为，有魅力的君主具有危险性，而且也更容易腐败。在成为贵族阶层的领袖之后，他可能对贵族产生有益的影响；然而，当他成为资产阶级的领袖之后，他就将他们推到了下坡路上，而且越往下坡度越陡。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结合，把两者的缺陷融合了起来。这种结合导致了权力的不均衡，一方掌权，一方失势。再后来，他们的关系恶化了，都遭到了失败。


    尽管我不是路易·菲利普国王顾问团队的成员，但我也有很多与他接触的机会。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二月革命[9]之前。当时我担任法兰西学院的总管，因为学院的事情去拜见他。在说完我要谈论的问题之后，我就准备离开了，但他让我坐了下来，亲切地说道：“托克维尔先生，既然已经来了，就多聊聊吧。跟我说说美国的事情吧？”


    我清楚地知道他希望我谈论美国的什么问题。但实际上，还没等我回话，他自己就先开口了。他说得很详细，而且说了很久，以至于我都没有机会说话。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想说了，因为我已经被他的话吸引住了。


    他说得很有条理，也很有道理，一切就好像是他的亲身经历一样。他说，回想起四十年前会见美国客人的情景，就好像昨天才和他们道别一般。他说到了那些美国客人的名字和职务，还说到了他们当时的年龄、主要经历、家庭背景和后代境况，准确而详细，不会让人感到乏味。中间连一句的停顿都没有，他的话题就转回到了欧洲。在向我谈起法国的内政和外交时，他的毫无顾忌令我感到难以置信，不过，我并没有完全相信他的话。他说，俄国的皇帝[10]很坏，只称呼他为“尼古拉先生”，并不称呼他为“皇帝”。在谈到英国首相帕蒙斯顿[11]勋爵时，他说那是个无赖之徒。


    之后，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谈论刚刚与西班牙王室结成的联姻关系。他说：“西班牙女王对我的期望过高，提出了很多不合理的要求。”他继续说道：“幸运的是，不论怎样，都没能阻止我驾着马车一往直前。”尽管“驾着马车一往直前”这句俗语是旧制度的产物，但我依然怀疑，路易十四[12]在承认了西班牙的王位继承事实之后是否说过这句话。此外，我还认为，他错误地引用了这句话，因为与西班牙王室的联姻，在促成掀翻路易十四的马车方面贡献极大。


    谈话进行了四十五分钟之后，他站起身来，对我表示感谢，尽管我一句话都没有说，但他仍然表示这些谈话让他感到愉快。之后，他就像真的在谈话中得到了乐趣似的将我送走了。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谈话的情景。


    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路易·菲利普国王就重要的国家事务做了即席演讲。尽管在这种环境下他的讲话是内容丰富的，但在文采和幸福感方面却有所欠缺。一般而言，这样的讲话应该是演讲者摇头晃脑且滔滔不绝地讲述一些人尽皆知的事情，以尽力显示他博大的胸襟。他时常显得语无伦次，因为他总是东拉西扯，生搬硬套。可以这样理解：他爱说长长的句子，但在开口之前并不知道能说多长，也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停下来，导致后来违背了正常的规律而强行掐断。这就破坏了他要表达的意思，让人听不明白他想说什么。


    如果是在一些正式的场合，他的讲话风格会让人们联想起18世纪末流行的那种令人悲伤的晦涩语言，那就是以极其草率的态度反复重复被19世纪的学者篡改了的卢梭[13]的语言，而且还很不正确。


    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在杜伊勒里宫[14]给下议院的议员们训话，当时我也在场，站在人群的最前面，能看清楚一切。但我差点儿笑出声来，让自己丢人。在他讲话时，莱萨[15]——我在法兰西学院的同事和参议院的同僚——凑到我的耳朵旁，严肃而伤感地说道：“善良的人民一定会在这一刻被感动，但议员们却不会。”这句发人深省的话让我快要笑出声来了。


    在如此组成和如此运转的政府部门，最缺乏的东西其实是政治生活，这一点在七月王朝末期尤为突出。在宪法的规定之内，不仅不会出现政治生活，而且也不会让政治生活得到延续。原来的贵族阶层已经被推翻了，没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而人民则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执政的阶级掌握着所有的政治活动，一切意志都必须符合他们的利益，自然不会让其他政党参与其中。受基佐[16]所称的“payalegal”观点的影响，出现的利益的同质化现象在议会压制了其他真实的热情，也剥夺了一切创造性和可操作性。我和一些伟大的政治人物相处十几年，深知他们的焦急和闷闷不乐，他们努力寻找导致分歧和争论的原因，却始终一无所获。


    另一方面，由于敌人的错误或失策，路易·菲利普国王占有了一些优势，这使得他在既能保证不至于丧失所有权力的同时，还能坚持作为一代君主的思想。结果，政党之间原本就不大的差异变得更小了，所谓的政治斗争也只停留在打嘴仗的层面。曾经出现的哪个议会（当然包括制宪议会，我所指的正是1789年的制宪议会[17]）拥有的性格各异、才能卓著的成员比现在的议会多？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么一大群出色的政治家们只会喋喋不休地彼此抱怨。危险的是，人民已经厌烦他们的观点了。人民已经对议会斗争中的口才比赛习以为常了，对他们而言，这不是以严肃的态度探讨国事。他们默默地暗中观察，不同的政治团体——多数派、左翼组织和王朝反对派——就好像同一家族的后代争夺遗产那样互相欺骗，整天内讧。偶尔曝光的一些政治腐败丑闻，让人民觉得这个国家到处都是腐败，进而认为整个统治阶级都已经腐败得不可救药了。尽管人们表面上服从他们的统治，但在心里对他们充满了蔑视。


    于是，国家被分成了上层圈子和下层圈子两个不平等的部分。上层圈子的人可以参与所有的政治生活，但他们显得没有一丝生机，就像一潭死水，无聊而无为。下层圈子的情况恰恰相反，出现了一些政治生活的迹象，尽管十分微弱，但细心的观察家已经看到了。


    我就是看到这些迹象的观察家中的一员。尽管我认为激烈的变化不会马上到来，即使到来也不一定令人害怕，但内心深处依然感到些许不安。这种不安在不断地加强，而且还出现了另一种想法：我们是不是正在向新的革命靠近？这说明我的想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七月革命之后出现的平静和衰落使我有了这样一种猜测：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将是没有生机的和平静的。也许关心政府部门内在问题的人会接受我的这种猜测。在政府部门，似乎已经具备了在自由造成的局势下开创没有约束的专制王权的一切条件。于是，只要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就能创造出比专制更加恐怖的王权。


    路易·菲利普国王对这个机制的作用极为满意，这使他坚信，只要让它按照既定规则运行，即使不必像前辈路易十八[18]那样亲手操作一切，也能避免所有危险。于是，他最关心的是如何让这一整套机构保持完整，然后按照他的意愿指挥它，却忽视了社会这个使它赖以生存的环境。他就像是把钥匙装进口袋里的人，认为只要钥匙在口袋里，家里就不会发生火灾。


    我不关心这些，也没有这种兴趣，因此也不能通过观察这个机构的运作机制和大量琐事判断人们的情绪状态。于是，我清楚地看到了预示着革命即将爆发的各种信号，然后下定决心，只参与1830年那幕戏剧的开始，并不参与全剧的演出。我在当时写的一篇没有发表的短文和发表于1848年的一篇演讲，都说明了我当时的心态。


    为了决定何时举行下次例行会议，我的议会中的一些朋友于1847年10月召开了一次会议。那个会议决定，发布一篇宣言性质的纲领，于是委托我完成这篇纲领。后来，我起草好文件之后，他们又决定不发表了。现在我找出了这份文件，摘录出其中几段。


    在指摘了会议的懒散无为之后，我写道：


    ……整个国家即将步入被两大政党分割的状态。法国大革命推翻了一切特权，废除了一切专属权利，只保留了财产所有权。这个时代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同，不能让拥有财产的人因为强大的立场而心存幻想，也不能让他们因财产所有权一直没有被废除而认为这一权力永远不会被废除。


    当财产所有权只是其他大部分权力的基础和源头时，没有人会攻击它。如果说其他权力是前线的阵地，那么财产所有权就是后方的围墙，负责保卫社会，敌人的打击够不着它，也不会跟它拼命。然而，在今天，财产所有权沦落为垮台了的贵族阶级的残留势力，是已经实现平等的社会中最孤立无助的力量，隐蔽在其他受到敌视和攻击的权力之后，面临极大的危险，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安全了。同样，几乎每天都受到民主呼声持续和直接的攻击的，也只有财产所有权了……


    ……不久之后，掌握权力的人和没有权力的人之间将发生政治斗争。财产所有权是主战场，其他的政治问题将围绕改变多少财产所有权为中心发生争执。那时，社会将再次出现大的动荡，也会出现一些大的政党……


    ……这些预示未来的迹象怎么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呢？人们看到，尽管各个群体都提出了名目繁多的主张，但这些主张无一例外都是以否定或者削弱财产所有权为核心的。人们是否会认为这只是偶然或者将其视为人类精神短暂疯狂的产物？也许，谁都会认为这是旧民主主义危机来临的征兆。


    1948年1月29日，我在众议院做了一次演讲，在30日出版的《总汇导报》上可以看到这篇演讲稿。这篇演讲稿说得更加明确，更加诚恳。以下是主要内容：


    ……有人说，还没有发生动乱，因此也就没有危险。也有人说，在社会表面还看不到具体的动乱，因此革命还远着呢。诸位，我认为你们说得不对。的确是这样，具体的动乱还没有出现，但这种想法已经深入人心了。诸位应该看一看，在工人当中发生了什么。


    是的，今天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还没有像以前那样被所谓的真正的政治热情鼓动起来，但诸位没有察觉到，他们的政治热情已经很普遍了吗？在他们的观念和思想中，政治热情正在逐步扩散，他们要推翻这个内阁和政府，甚至要推翻整个社会，撼动建立现在这个社会的基础。这些，诸位都没有看到吗？他们说的话，诸位也没有听到吗？他们正在不断地论证，骑在他们头上统治他们的人已经没有能力和资格了。他们还说，财富分配制度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制度，财产所有权也是建立在最不公正的基础之上的。诸位没有听到吗？


    当这些观念生根发芽，以极快的速度扩散开来，在群众中形成共识的时候，我虽然不知道可怕的革命会在什么时候被引发，但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到。诸位，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件我深信不疑的事实：我们正酣睡在火山口上……


    ……我刚刚说过了，这个问题迟早会引发一场革命，但我既不清楚它是怎样引起革命的，也不清楚在哪个地方发生革命。可是，请诸位相信我，早晚会引发这个国家最激烈的一场革命……


    ……导致统治阶级垮台的最真实原因是什么呢？我曾经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寻找答案，我清晰地看到了导致统治阶级垮台的某个人物、某个事件或某个偶然的表面原因。不过，诸位一定要相信，如果深究最真实的原因，那么一定是，这个阶级已经没有资格继续统治下去了……


    ……诸位请回忆一下旧时代。它一开始就很强大，一直比我们的王朝强大。相比起我们的王朝，它得到的旧习俗、旧信仰的支持更多。尽管如此，它还是难逃灭亡的厄运。它为什么会衰落呢？是由某个特别的偶然事件导致的吗？是因为某个人物，或者球场上的诅咒，拉法耶特[19]、米拉波[20]才衰落的吗？都不是，它的衰落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由于懒惰、自私和错误，统治阶级失去了维持统治的资格和能力。这才是最真实的原因。


    啊！先生们！如果说，不论什么时候都将祖国装在心里是合理的，那么此时此刻这么做，岂不是更加合理吗？难道你们出自本能的直觉没有感觉到欧洲大陆的颤抖吗？难道你们没有察觉到——这该怎么说呢——欧洲出现了一股革命的旋风吗？没有人知道这股旋风是从哪里刮起的，也不知道它会刮到哪里去，更不知道它会把什么刮走。在这种时候，面对着不断堕落的局面，你们却安稳地坐在议会大厅，一句话都不说，难道语言没有力量吗？


    我没有挖苦或嘲讽任何人的意思，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甚至放下了党派之间的分歧和成见。我谴责了一些人，但这并不代表我仇视他们，我只是在向祖国表达我的坚定的信念。的确如此，我要表达我坚定不移的信念。我认为，如今的社会已经开始堕落，或许在不久之后，或许就在下一刻，我们会卷入一场新的革命之中。那个时候，相比于系住普通人生命的绳子而言，系住国王生命的绳子会更加牢固吗？从目前的状况分析，有谁能确定无疑地知道明天会怎样呢？有谁能知道一年之后法国会发生什么呢？一个月之后呢？甚至一天之后呢？没有人知道。不过，诸位应该知道，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一场风暴即将刮过来。我们就听之任之吗？


    我恳求诸位尽快采取行动，不要再碌碌无为了。我不是在要求你们这样做，而是在恳求你们这样做。我相信，极其严重的危险就在前方不远处，我也知道，危险的信号不会是花里胡哨的。为了恳求诸位有所行动，我甘愿下跪。这种危险太可怕了，我们还有时间对付它。不要冲着危险的表面使出有力的手段，应该打击危险本身。


    有人提到改革立法制度，我坚信，这种改革不仅是有利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我同时还认为，改革选举制度也是有利的，改革议会也是必要的。然而，我知道，这不是法律本身安排的人民的命运。我还没有糊涂。


    诸位，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引发大革命的是政府精神本身，并不是法律的机制。尽管我认为保留法律是错误的，但如果有人愿意这么做，那就做吧。甚至是维护重要人物的地位，如果有人愿意这么做，也做去吧。我不会对这些行为设置任何障碍。不过，看在神的情面上，你们还是改革政府的精神吧，使诸位掉进深渊的正是政府的精神。


    我的这番预言使人感到不快，理所当然地遭到多数派的嘲笑。出于党派间分歧和成见的考虑，反对派不断地起哄，为我鼓掌，但这并不代表他们赞成我的意见。事实上，尽管垮台的危机就在眼前，他们也没有一个人把我的话听进耳朵里。政治家们已经丧失了明辨真理和事实的能力，因为常年在议会里参演这种戏剧，已经使他们养成了用夸张的形式表达感情、用夸夸其谈的形式展示思想的习惯。几年来，多数派成天指责反对派让政府陷入危机，而反对派则不停地埋怨大臣们破坏了王朝。一直以来，他们总是自说自话，而且自认为自己说的都是正确的。当事实表明双方都有责任时，他们又否认之前说过的话。在私下里，我的一些朋友也认为，我说话时也有点儿用词华丽。


    当我走下演讲席时，狄福尔[21]把我叫到了他面前，用足以让他成为议员中的天才的口气对我说道：“你讲得不错。不过，如果你的情绪不是那么激动，如果你不用危言耸听的大话吓唬我们，你会讲得更好。”


    现在，在这个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刻，我再次回忆那场演讲，我问自己，当时我是不是也有畏惧的表现？我的回答是没有。我可以轻轻松松地指出，危险发生的速度比我预计的更快，这证明了我是对的。然而，我依然没有预料到这场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谁能预料到这些呢？比起其他的人，我更加清晰地发现了导致七月王朝倒台的一般原因，但没能看到在一瞬间就引发了革命的偶然事件。总之，原本还不该到来的危机突然就来临了。

 第二章

    我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参加宴会运动[22]。尽管从保护隐私方面看，我的那些“小借口”并无不可，尽管都是善意的和应该被尊重的，但我依然认为它们不是好借口。这种借口是：我反感和厌恶举办宴会的人的某些做法，使我认为他们有不可告人的不良政治企图。


    当时，梯也尔[23]和巴罗[24]这两个人结成了同盟，议会之中被称为“左翼中心”和“王朝左翼”的两个反对派因此实现了真正的联合。“王朝左翼”这一派里有很多顽固不化的人，似乎不愿意与“左翼中心”结盟，但由于梯也尔许诺将来为他们加官进爵，他们才有所改变，变得温和起来。在我看来，最初巴罗是在利用这一承诺，但到了后来也被这个承诺欺骗了。总之，不论梯也尔和巴罗这两个反对派的领导人因何反对政府，此时他们却变成了最亲密的伙伴。为了换取盟友的胜利，在自己的弱点和品行方面故意装傻的巴罗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同时，梯也尔也任由巴罗在宴会运动中自行其是。我甚至认为，梯也尔和我一样，也不想参加宴会运动，他巧妙地回避了这份责任，却希望能够享受到成果。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巴罗几乎走遍了法国全境，在每个城市发表长篇大论。与此同时，梯也尔却在朋友的陪伴下待在巴黎。


    在我看来，巴罗的行为就像是获得了猎物的猎人，我是没有兴趣参与这样的狩猎的，至于真实而主要的原因，我经常对拉拢我参加这种活动的人说起。我说：“十八年来，你们第一次寻找中产阶级之外的支持者，向人民发出你们的呼声。假如你们不把人民号召起来，我认为最可能的结果是：不管是统治者本人，还是大多数支持统治者的中产阶级，都会认为你们意欲巩固你们想要推翻的政权，会说你们变得更加可恶了。相反，如果你们号召了人民，你们能预料到这种号召会把你们推向何处吗？我不能预料，你们更不能预料。”


    伴随宴会运动持久而深入的开展，这个预言愈发地有可能变为现实而出乎我的期望了。在发起号召的人身上，出现了不安情绪。这种不安是模糊的和不固定的，总会出现在他们的心头。博蒙[25]是他们的主要成员，我从他那里得知，当时全国掀起的宴会运动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期望，甚至超乎他们的想象，他们已经不敢再继续扩大了，而是急于减小规模。他们打算，以后不在巴黎举行宴会，议会开幕以后，也不在其他城市举行宴会。


    实际上，要脱离这条危险的道路，他们也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虽然起初他们是被强迫或者被虚荣心驱使才推动宴会运动的，但如果让他们决定不再举行宴会，他们还是有些不情愿。政府利用激将策略让反对派走上了这条路，因为政府认为这样可以导致反对派的崩溃。反对派毫不示弱，勇敢地走了下去。就这样，政府和反对派互相激将、互相推动，一起向着危险的深渊走去。尽管已经接近了深渊，但他们都没有察觉到。


    二月革命的前两天，我参加了土耳其大使主持的一个大型舞会。在那个舞会上，我见到了多兰纳[26]。我很尊重他，我们之间也有很好的交情。虽然党派分歧导致的一切缺点在他身上也有所体现，但在他身上同样具有能够反映真正的激情的诚实无私的品质。在这个只有自私而没有其他感情的时代，诚实和无私是极为少见的品质。


    当时，我以我们的交情可以接受的轻松口气对他说道：“亲爱的朋友，表现出你的勇气来呀，你现在扮演的角色可是很危险的啊。”他没有流露出害怕的神情，而是认真地回答道：“一切都会很顺利的，请你相信我，只是有一点儿小风险。你要知道，自由的政府都能够经受住这样的考验。”


    他的回答充分体现了他果断和充满才华的性格。凡是在他视线范围内出现的一切，都被他的才智清晰地观察着，在这种时候，他的视野从不改变。他既是一位学者，又是一位有派系的政客，博学、清廉、热情，同时也容易恼怒、有仇必报。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原则，是仿照外国人的，或者是依靠自己模糊的记忆。他总是让自己的思想局限在某个理念里，在这个理念之内积极进取或盲目行事。


    相比于反对派对局势发展的担忧，政府的表现与他们大不相同。在这次谈话之前几天，我和内政部长迪沙泰尔[27]有过一次谈话。在过去的八年间，我和迪沙泰尔同一位内阁中的主要人物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在外交政策的制定方面，争论极其激烈），但争论归争论，我和这位内阁大臣的交情还是很好的。尽管主管外交事务的基佐总是攻击他，但我相信，在内心深处，他对基佐极其同情。因此，我也知道，我和他的争论让他明白我是一个有作为的人。


    几年前，为了改革监狱制度，我和迪沙泰尔共同战斗过，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他有了接触，进而建立了亲密关系。他跟基佐完全不同：基佐身材瘦弱，而他身体健康；基佐说话刻薄生硬，而他举止儒雅；基佐的怀疑心很重，而他柔和而冷静。在他强壮的身躯里，包含的是坚韧、细致、周密的精神。这种精神能够帮助他理解政治，能够帮助他更好地讨论问题，还能够帮助他看清别人的不良企图，尤其能看清他的政党的致命要害，然后很快地加以处理。他待人和善，对人没有偏见和仇恨，对同行亲切热情，但又不卑不亢，是个很容易接近的人。如果他的利益没有受到损伤，他会时刻准备着承担应尽的义务。总之，你既不能不尊重他，又不能不怨恨他。他就是这样的人。


    就这样，在危险即将出现的几天前，我把他拉到会议室的角落里，提醒道：“政府和反对派似乎正在努力让局面发展到使人民受到伤害的地步。”我劝他想出一条摆脱这种趋势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让政府和反对派都有退路，是看上去很光彩的妥协之道。我告诉他，我和我的朋友们会因为达成妥协而感到高兴，也愿意出面努力说服反对派接受妥协。


    他认真地听完了我的意见，这使我相信他完全明白了我的意思，但我也清楚地看到，他不愿意接受我的意见。他回答道：“现在的局面已经到了我不能找到解决之道的地步。权力在政府手中，他们不会同意妥协。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反对派也坚持不退让，那么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在大街上打起来。即使真的打起来，也是我们应该早就预料到的。如果反对派最终激怒了政府，政府自然不会退缩，只会勇敢地迎上去。可以确定的是，胜利是属于政府的。”


    之后，他以颇为得意的口吻向我介绍了一些政府已经采取的军事部署的细节，如兵力数量、弹药数量和战略储备等。在和他分别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对于即将发生的动乱，政府没有正确的认识，因为政府不惧怕动乱。内阁也是如此，他们依然相信自己会取得胜利，把暗流涌动的动乱视为重新组织四分五裂的朋友和将敌人打到无力还手的机会。我对他说，我和他一样相信他的判断。他露出满怀信心的神情，一本正经地请我一定要相信他。


    与此同时，身在巴黎的激进派代表、亲近人民的人和革命党人，为明确地掌握这方面的情况而忙碌着。我相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正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动乱的到来。虽然他们怀有的并非热情本身，只是过去出现过的热情的传统，虽然他们已经习惯了厌恶某种事态却又不得不置身其中的状态，虽然他们没有十足的把握获得胜利，虽然他们能够看清和了解自己的支持者，但在即将取得胜利的紧要关头，他们依然紧张不安。拉马丁夫人在革命爆发前夕拜访了托克维尔夫人[28]，看得出来她极其惶恐不安，情绪激动得几近崩溃。她向托克维尔夫人说的话感动了托克维尔夫人，在那天夜里又感动了我。


    有人认为，尽管这场革命很奇怪，但实际上并不反常。它的一个特点是这样的：在革命中将要丧失权力的人推动了引起革命的事件，他们甚至渴望爆发革命。相反，在革命中将要获胜的人并没有预料到革命的到来，他们甚至害怕发生革命。可是，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为了使我能够继续沿着历史的印迹记述下去，我必须对历史的印迹加以梳理。


    人们可以回想起下面这件事情。1848年，路易·菲利普国王在议会例行会议的开幕式上批评说，在盲目的或不良热情的驱使下，有些人举办了宴会运动。这个批评将一百多位议会议员全都归为了王权的反对者。对大部分议员们而言，这是一种侮辱，他们的心思早就陷入了混乱，这样的侮辱点燃了他们的各种欲望，使他们丧失了理智。按道理这种时候会发生激烈的辩论，但辩论并没有立即发生。议员们在讨论国王的讲话时，起初都不说话，就连一向张扬的多数派和反对派都保持了克制，就像担心说错话或者做错事一般。


    但是，人们的情绪最终还是激动起来了，并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暴力倾向。辩论之激烈像极了不久之后引发革命的战火。一向表现沉稳的反对派辩论好手参与到了激辩之中，他们费尽心思地要说明，参加宴会运动的权利是他们理所当然的和必需的权利之一，如果有人表示反对，不仅践踏了自由，还违反了1814年的宪章。


    一向潇洒沉稳的政府官员迪沙泰尔被这种情况搞得手忙脚乱。他坚决否认人民可以参加所有的宴会运动，但又不明确说明政府已经决定禁止类似的示威运动。他似乎在引诱反对派再举办一次宴会，以便给法院创造证据。


    相比于迪沙泰尔，担任司法大臣的坎贝尔[29]显得更加举足无措，不过，他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了。我认为司法官员不应该是政治家，但坎贝尔是我见过的一个例外。虽然担任着司法大臣的职务，但在骨子里还保留着总检察长的派头。他的性格和外貌都极其适合他的职业。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容貌：一张又瘦又歪的小脸，两个鬓角向下凸出，鼻尖和下巴尖也高高地凸出来；眼睛很干瘪，但很有神；嘴唇很薄，紧紧地闭在一起。你还可以让想象变得更加丰富一些：嘴里横着叼着一支有长长的羽毛的笔，就好像竖着的猫胡子。总之，你可以将这种人的样子想象成从来都没有见过的食肉动物的模样。他智力正常，不笨不傻，只是性格固执，不知道迁就，终究会因为不能灵活应变而让自己陷入窘境。


    在这种环境中，应该将基佐这样的辩论好手放到议会的演讲席上。基佐在议会上的发言有些大言不惭，还有些挑衅，这使得巴罗忍不住叫了出来，声称查理十世[30]时代的波利亚克[31]和佩罗内[32]都不敢说这种大话。现在我想起来，当我提起这位一贯沉稳和忠诚的人在当时变得怒气冲冲，唤醒人们对1830年革命的回忆，强迫人们记住这些的时候，虽然这件事和我没有瓜葛，但我依然浑身颤抖。


    众所周知，这场如同战火一般激烈的争辩的结果是，政府和反对派闹到了法庭上，这是他们之间达成的唯一共识。他们双方都接受这样的结局：反对派在巴黎再举行一次宴会运动，政府对此保持默许，让法庭出面审判活动的发起人。


    我清楚地记得，这场争辩是在2月12日画上句号的。从这一天开始，革命加速到来了。整个二月份，在激进派的推动下，主张立宪的反对派快速前进，开始了对革命的领导。实际上，真正领导革命的人并不是激进派议员（他们大多没有了活力，变得死气沉沉的），而是一些年轻且充满激情的人，在报纸上经常能看到他们发表的具有煽动性的文章。一向沉稳的反对派以这种形式加入到了革命派的阵营之中并不奇怪，反对派和革命派长期共同行动，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我早就说过，如果两个派别长期为同一个政治目的开展合作，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只顾及手段和目的两者之一的派别，将接受两者都能顾及的派别的领导。这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在对革命有决定性的重大事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两件具有决定性的重大事件，一是宴会运动的纲领的制定，二是对内阁大臣的不信任案的制定。


    2月20日，反对派掌控的报纸上出现了以下一个宴会的纲领为名义的一份宣言，号召人们发起大规模的示威，呼吁国民自卫军[33]出席宴会开幕式。在人群中出现一个传言：三天以后，临时政府就要颁布法令。之前被支持者指责默许宴会运动的内阁，此时认为应该撤销原先的那项禁令，于是发出通告，表示将动用武力阻止宴会运动。


    内阁的这个通告给斗争开辟了战场。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变身为暴动纲领的宴会宣言，是在那些认为自己依然领导着宴会运动的议员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草拟和发布的。在一个由激进派和记者参加的夜间会议上，这份纲领被匆匆忙忙地炮制了出来，在第二天读报纸时，反对派的领导人才看到它。


    都看一看吧，这些事情是怎样推动和发展的！曾经谴责过这份纲领的巴罗，为了避免对与自己一同奋斗的人造成伤害，没敢否认这份纲领。其他人也大都如此。后来，愤怒的政府在禁止宴会运动时，面对即将发生的内战，巴罗选择了退却。他没有参与这项危险的运动，但他不仅对沉稳的意见进行了妥协，也向极端的意见作出了让步，又提出了对内阁大臣的不信任案。他一面声称政府禁止宴会运动违反了宪法，一面又替打算武力攻击政府的人做辩护。


    之前一直认为革命时机尚不成熟且不想参加革命的激进派领导人，此时为了表示自己与盟友反对派有所不同，认为应该在宴会上发表倾向革命的激进演讲，以鼓动引起革命的激情。此时，亲近王朝的反对派已经不再对宴会运动抱有希望，但为了表示对来自政府的挑战绝不退让的姿态，仍旧尽全力扑向这条危险的道路。原本认为应该有所让步的保守派，在少数几位领导人的号召和其他派别的暴力行为的推动下，居然开始否认人民有参加宴会的权利，同时还拒绝接受改革的建议。


    如果想了解人们不顾自身意愿地将自己和别人推到什么地方，如果想了解现实是怎样制约世界的命运的，如果想了解主宰世界命运的人的意愿是怎样像风筝一样被制约的，就要做好在党派斗争掀起的风暴和漩涡中长期生活的准备。

 第三章

    在我看来，2月22日这一天没有能够让人感到不安的理由。尽管大街上挤满了人，但我认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只是看热闹的观众，或者是喜欢打抱不平的人，他们并不想暴动。资产阶级和士兵相互开着玩笑，普通平民也没有高声抗议和叫骂，他们发出的声音主要是冷嘲热讽。我知道，这种表面的假象是不能相信的。一般而言，热衷于暴动的都是巴黎街头的流浪汉，他们就像假期里的学生那样，兴高采烈地参加到这种活动之中。


    我来到了议会，从表面上看，议会里也显得极为平静，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平静，你才会感受到暗中波涛汹涌的激情。从早晨开始，只有议会是巴黎城唯一一个听不到在整个法国正呼喊着的令人不安的声音的地方。此时，议员们正无精打采地讨论在波尔图地区开设银行的事宜，其实这根本称不上是讨论，因为发言的只有台上的发问者和有责任回应他的人。


    迪沙泰尔告诉我说，一切都会顺利地运行下去。在说这些的时候，他显得很有信心，也很兴奋，但我无法完全相信他的话。他说话的时候摇头晃脑，还不停地耸耸肩膀，在这一天里，他的这个习惯动作出现的频率比其他时候高得多。这个小小的细节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虽然我没有到巴黎市区的很多地方看过，但我其实是知道的，在那些地方的确发生了严重的骚乱，甚至有人被打伤或者打死。人们对此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显得无动于衷，没有人有像数年前看到这些情景时的那种反应了。但是，人们的情绪还是很激动。


    正好就在这一天，我受邀前往卡尔瓦多斯省众议员保罗米埃[34]家中吃晚饭。在到达他家前，我费了一些工夫才穿过在街头警戒的军队。保罗米埃的家里很乱，他的妻子怀孕了，由于受到窗外骚乱的惊吓而早早入睡了。尽管饭菜很丰盛，但来宾很少，他邀请了二十多个人，结果只来了五个人，没来的人有些被堵在了路上，有些则是因为忙碌得脱不开身。我们几个人怀着沉重的心情坐到了丰盛的饭桌前。当时，我正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生活的时代多么奇妙啊！谁也无法确保在我们吃晚饭的瞬间会不会突然爆发革命。


    在座的几个人中，有一位名叫萨兰德鲁[35]的先生。他继承了祖上留下来的一个大商场，从事地毯生意。这位年轻人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他之所以能引起政界的注意，完全是因为他拥有的财富，而不是名望。因此，当他要表现他的保守立场时，凭借的不是他在反对派阵营中的微弱影响力，而是到处发牢骚。以我看来，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吸引眼球，让人们注意他。


    在最后那场讨论国王演讲的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这个修正案得以通过，内阁将就此垮台。在人们普遍关注这个修正案的那段时间的一天晚上，萨兰德鲁应邀出席了在杜伊勒里宫举行的一个晚会。他认为，在这个晚会上，他不会一如既往地被冷落。果如他所料，路易·菲利普国王在看到他的第一时间就迎了上来，亲切地拉着他坐了下来，用兴奋而又热情的语气与他谈起了他的财富和产业。这位年轻的众议员认为，等谈完了个人事务，国王就将和他谈论那个修正案了。他觉得，这种谈话顺序是国王笼络人心的技巧，因此并不觉得奇怪。


    然而，他错了，在谈了十五分钟地毯的生意之后，国王还是不打算改变话题，这让他有些疑惑了，好像自己只在地毯生意上是国王的臣民。虽然他不知道这是国王故意摆的迷魂阵，但他的确害怕遭到报复了。他告诉我们，埃米尔·吉拉丹[36]对他说，七月王朝在两天之后就不存在了。尽管我们都认为这不是危言耸听，但实际上都觉得是危言耸听。事实证明吉拉丹是个准确的预言家。


    2月23号一早，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才知道巴黎的平静已经被不断扩大的动乱代替了。一个小时后，我赶到了议会。由于步兵封锁了议会大厦一带的道路，骑兵也排列在议会大厦的围墙外，因此这里还保持着平静。进入议会大厦，气氛就变得紧张了，但人们还是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在规定的时间，议会开始开会。今天的会议已经没有勇气表演昨天的那种闹剧了，会议得以正常进行。除了不断接到大街上动乱发展的情况报告和静观事态的发展之外，时间在焦虑不安和无所事事中流逝。有时，会有高亢的军号声从围墙外面传进来，但大家很快就发现，这只是围墙外的骑兵在自我解闷而已。围墙外骑兵们欢快的军号声，与围墙内人们焦虑不安的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气氛似乎更加紧张了。于是，有人命令骑兵们停止吹奏军号，因为他们忍受不了这种令人烦躁的音乐。


    为了改变沉默和冷清的会场氛围，会议决定，每个发言的人都必须大声说话。来自巴黎本地的众议员瓦万[37]就目前巴黎的局势对内阁提出质问，这场质问和答辩延续了三个小时。此时，基佐出现在了会场入口处。只见基佐以坚定而又傲慢的步伐走进会场，继而登上演讲席。为了不让人们发现他低着头，他特意仰起了头。他只说了一句话：国王将要召见莫莱，授权他组建新的内阁。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突然的变化。


    反对派的议员依然坐在椅子上，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已经获得了胜利，因此热烈地欢呼着。此时，他们的领袖却异常平静，细心地谋划应该怎样借助这场胜利拉拢对他们可能有帮助的多数派。对于多数派而言，这个结果是没有预料到的，因此备感不安，他们就像随风摇摆的墙头草，不知道该投向哪个阵营。之后，他们起身走下半圆形的台阶，有的围着内阁大臣要求解释结果为什么是这样，有的则和其他议员挥手告别，有的挥着拳头高声抗议。抗议的人群谴责说，在这种情况下抛弃政治盟友是卑鄙的行为；还有人提议，闯进杜伊勒里宫去，要求国王改变主意。


    我们不应该对他们的这种表现表示诧异，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仅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而且在最敏感的个人利益上也吃了亏。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而言，导致内阁倒台的事件会让他们破产，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女儿没有了嫁妆，或者儿子的仕途受挫。这些损失，会让他们不能再趾高气昂地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靠溜须拍马拥有了官职和财富，以后还要继续这样生活下去。现有内阁已经有八年的历史了，在这八年中，他们习惯了依靠内阁生活。说到他们依靠内阁的方法，那就是在八年的时间里练就的阿谀奉承的本领。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在我的身边走来走去，静静地看着他们的样子，由于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脸上表现出贪婪、惊讶、愤怒和惶恐的神情。在内心深处，我将他们——这些议会议员们——比作猎犬，他们嘴里叼着一块猎物，可能马上就要被猎人夺走了。


    需要指出的是，大部分反对派议员只是因为没有相应的经验，才有上述种种丑陋表演的。如果深究大部分保守派成员维护内阁的原因，其实就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地位和利益；同样，如果深究大部分反对派成员攻击内阁的原因，也只是为了获得地位和利益。一个令人感到悲伤的真实情况是：在法国，在政府部门任职和依靠国家的税收生活，已经成为了公民社会民主中的一大弊病，是公民社会的民主集中和政府公权过分集中造成的一大弊病，也可以说是已经吞噬了旧政权和即将吞噬新政权的暗藏的一大弊病[38]。如果简单地将这一弊病归结为某个党派的特有病症，是不全面的。


    动乱逐渐地被平息了，同时，动乱的起因也被查了出来。国民自卫军第五团有个营倾向叛乱分子，这个营的几名军官向路易·菲利普国王做了汇报，结果引起了动乱。在知道出现了动乱之后，国王——他一般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但却是我见过的最喜欢改变行动的人——马上作出决定，在没有经过任何仪式和讲话的情况下，仅仅用了两分钟就解散了效忠他长达八年的内阁。


    议会很快就结束了会议，议员们忘记了内阁的更替之事，也忘记了这场动乱。


    我和狄福尔一起离开了议会大厦。我注意到狄福尔显得心事重重，但又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我很快就理解了他的心事：作为反对派领导人的他，即将成为新一届内阁的大臣，然而，在他面前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局面，在他利用他的朋友之前，他必须想清楚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狄福尔有一种略显阴险的打算，这种打算使他愿意接受这种思想。同时，他还有一种诚实的野性，这又使他不愿意将这种思想隐藏起来。他为人坦率，而且极其善良，比其他几位有资格成为内阁大臣的人都善良得多。对于自己能够获得权力一事，他有十足的把握；对于实现自己的目的，他有着前所未有的强烈热情。在他看来，莫莱容易给人留下自私自利和见利忘义的印象，而他则不然，他给人的印象是既诚恳，又亲切。


    在与狄福尔告别之后，我立即去拜访了博蒙。拜访他的人很多，而且每个人都很兴奋，但我却兴奋不起来。不过，我认为与这些人的聚会，可以让我对我愿意尽兴交谈的人说说我不兴奋的原因。我说道：“内阁刚刚被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推翻了，所以，新的内阁一定会按照国民自卫军的喜好执政。这里的每个人都因为内阁的倒台而兴奋不已。可是，有人知道吗，被打倒的其实是权力本身。”对于悲观的政治观点，博蒙没有深刻的体会，于是，他告诉我说：“你一向都是这么悲观。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为获得胜利而感到高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以后的事情。”


    博蒙夫人也加入到了我们的谈话之中。看得出来，她也被她丈夫的激动之情感染了，不过她并没有党派分歧造成的那种坚决的冲动。这是一位优雅和富于魅力的女人，在她的心中，当然没有恶意和仇恨。她是我见过的将女人的天性表现得最到位的女人之一。


    自始至终，我都反对博蒙的看法，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认为，与其将最终出现的偶然事件视为偶然事件，不如将它看成是重大事件，重大到足以改变所有事物的原貌。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对自己能够发表这样的看法感到满意，这证明我没有被狄福尔所迷惑。权力不会被我们中间派所掌握，因为给统治工具打上烙印的过程是异常激烈的。我曾经有过预言：虽然仇视我的一个党派失去了政权，但得到它的将是另一个仇视我的党派。


    朗瑞内[39]邀请我参加晚宴。朗瑞内是我的好朋友，在此后的篇幅中，我会多次提到这个人。参加晚宴的人很多，在政治方面的立场又各不相同，其中的几个人对这一天发生的事情的结局表示满意，还有一些人则显得顾虑重重，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虽然动乱已经停止了，但这只是暂时的，在不久的将来，只要有机会，就会以新的形式再次爆发。从市区传来的消息似乎也在佐证这种意见。终于，欢呼声取代了战斗的呐喊声。


    在座的众人之中，有一位名叫博塔里斯[40]的人，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侄子，在几天之后，他担任了巴黎的总检察长。遗憾的是，他不仅智慧一般、品行一般，而且还缺少他叔叔的沉稳平和。相反，他野蛮而粗俗，这不仅使他具有了很多错误的思想，还学到了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偏激主张。尽管他与被称为“1848年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的人过往甚密，但我可以打保票，他对革命的期待程度不会超过今晚在座的任何一个人。


    我相信，在这种紧要关头，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自己跟大部分朋友是一样的。至于追究是谁策划了这种事件简直是浪费时间。一般而言，依靠人民的激情实现的革命，是人们希望的事情，但不是事先计划的事情。如果有人非要说事先进行了策划，那他一定是打算凭借这种说法获得好处。人们在精神方面的一种通病自觉引发了革命，同样，这种疾病也能在任何人都没有预料的情况下将局势推到深渊。至于那些号称策划和领导了革命的人，他们其实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唯一的功劳与发现未知新大陆的冒险家的功劳相似。简单说来就是：风能将你刮到哪里，你才敢走到哪里。


    我很快就离开了朗瑞内的宴会，之后就回家了。我住在马德莱娜大街，离外交部很近，尽管如此，我依然没有听到影响了后来的局势的那些枪声。这一夜我睡得很好，在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身处七月王朝的末期了。

 第四章

    第二天是2月24日，我刚走出卧室，就遇见了刚刚从外面回来的女佣。我的女佣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但当时她却失去了常态，哭泣着向我诉说了一大堆混乱无章的话，我只听明白了其中一点：政府屠杀穷人。


    我立即走出房门，想到大街上去看一看。然而，还没有走到大街上，我就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革命的氛围，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受。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影，既没有行驶的马车，也没有漫步的行人；既没有开门营业的商铺，也没有沿街叫卖的小贩。在一些民宅门前，人们聚集在一起，神情惊恐地低声交谈着，恐惧和愤怒使他们的脸上没有了正常的颜色。一个国民自卫军士兵从我身边急急忙忙地走过，我追过去跟他攀谈，希望能打听到一点儿消息，但除了“政府屠杀人民”之外，什么也没有打听到。他向我补充说，国民自卫军会处理好这些情况。说来说去就是这么几句，简直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说。


    我清楚地知道，七月王朝犯下这样的罪恶，就是要说明它具有令人震惊的残忍本性。我相信，这个政府是所有腐败政府中的一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现今存在的政府中最不血腥的一个。我做出这样的披露，只是要揭发依靠妖言惑众的方法进行革命的行径。


    我直接朝着位于相邻街道上的博蒙的家奔去。在博蒙家，我知道了昨天深夜国王召见了他的事情。随后，我又去了莱萨的家，同样听到了国王召见博蒙的消息。在见到科尔赛勒[41]时，他向我叙述了他的见闻，但他说的比我的女佣还要乱。一个处在革命之中的城市，就像一个战事正酣的战场，被人们看在眼里的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会被当成重大的事变。


    从科尔赛勒口中，我知道在卡皮辛内大街的确发生了枪杀平民的事情，这种毫无意义的暴行和局势的动荡使得莫莱拒绝组建内阁。后来，梯也尔、巴罗和其他几位最终同意进入内阁的人也被国王召进了王宫。人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再说一遍。我问科尔赛勒，针对目标的局势，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措施稳定民心。他说道：“莱萨先生告诉我说，政府计划撤出除了国民自卫军以外的所有驻扎在巴黎的军队。”这是他本人的意见。我曾经多次指出，人们之所以在政治上屡屡失败，是因为太过怀念过去。


    发动1830年革命的那批人就是在此时出面阻止1848年革命的那批人的。他们回想起1830年发动革命时的情景，正是因为抵制了军队，他们才得以继续前进，最终取得成功。但现在的情况却与1830年时截然相反，被查理十世解散的国民自卫军又出现了，甚至可能会成为阻挡他们取得成功的最大障碍。他们采取了与当年查理十世的政策完全相反的措施，却能产生同样的结果。尽管人性永远不会发生变化，但人们的热情和历史局势却是不断变化的，也就是说，两个时代绝对不可能完全相同，肯定是有区别的。即使你能够将一幅陈旧的画作塞进一个崭新的画框之中，但人们仍然能看出它是旧的。


    我和科尔赛勒就目前的危局聊了片刻之后，就一起去拜访了朗瑞内，之后，我们三个人又一起去拜访了狄福尔。狄福尔当时居住在勒佩尔蒂埃大街的一幢房子里。我们是走着去狄福尔家的，一路上看到了一片奇怪的景象。尽管快到九点了，但大街上几乎鲜有人迹，更听不到人们说话的声音；街道两侧的一些店铺已经坍塌了，另外一些店铺正在坍塌；路旁的大树也倒在了路上，看上去好像是被人力弄倒的。的确，破坏树木的行为是有人有意为之，他们偷偷摸摸地费尽力气将这些大树放倒，就是为了给即将发动革命的人提供搭建堡垒的材料。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看待过问题，对于干这些事的人而言，这是他们在喜欢闹事的本能驱使下进行的一次尝试，为的是尝试一下在理论之前采取行动的滋味。对他们而言，这的确像是完成任务似的一种训练。


    在我所见的所有奇怪现象中，这种令人窒息的寂静最让人记忆深刻。在这种氛围中，我发现，相比于做好事的热情而言，人们做坏事的热情更有作用。我喜欢在这样的场合看到满怀激情的民众。我记得，我一面指着倒在地上的树木让朗瑞内看，一面跟他说了一句我一直想说的话。我说：“请相信我吧！现在发生的一切不再是暴乱了，这是革命！”


    狄福尔向我们讲述了昨天傍晚和深夜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他讲述的都是与他有关的那一部分。他说，起初，莫莱邀请他出面协助他组建内阁，后来，局势变得复杂起来了，莫莱明白，不论由谁出面组建内阁，都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几分钟之后，莫莱向国王汇报了他的看法，国王立即让人找来了梯也尔。梯也尔表示，如果让他出面组建内阁，就必须让巴罗协助他。除了这些之外，狄福尔知道的情况和我们已经知道的差不多。由于我们不知道以后的局势会怎么发展，因此也就不能做出任何决断，只好一起从狄福尔家出来，去了正在开会的议会。


    狄福尔始终没有出面组建内阁，至于其中的原因，我也不清楚具体细节。但我明确地知道，他不是由于害怕承担责任而拒绝组阁的，因为此后的他表现得一直很镇定，即使在局势变得非常糟糕的时候，他依然镇定如初。我认为，他之所以打算秘密搬离巴黎，完全是为了家人的安全考虑。他是一个既能为个人利益考虑，同时也能为国家利益考虑的人，而且在这两方面他都表现得很坚定。然而，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优先考虑的却是个人利益。同时具备多种德行的人是很少见的，因此，评判一个人，不能只分析他对自己的同胞及同事的态度。


    就在我们在狄福尔家中说话的这段时间，我们来时经过的街道被筑起了很多堡垒。当我们再次经过那里的时候，看到有人正在加固那些堡垒，他们中的一些人真是有心，加固堡垒的态度很是认真。他们很自觉，也很勤劳，就像一群努力工作的善良工人，与那些因为犯罪而坐牢的犯人的劳动完全不同。人们都安静地看着他们，没有人阻止他们，也没有人帮助他们。曾经在1830年的巴黎街头出现过的热闹鼎沸的场景，在这次却怎么都没有见到过，因为人们现在的目的是要完全摧毁政府，而不是像1830年那样推翻政府。


    在我独自一人回家的路上，遇到一支向圣玛德莱娜教堂方向撤退的士兵。人们都将他们视为打了败仗的逃兵，谁都不和他们说话。这支队伍走得很慢，也很分散，士兵们全都低着头，显得羞涩而惊慌。如果有士兵落在了大部队后面，很快就会被人缴械，快得就像是瞬间发生的事情。


    我回到家时，正好遇到了哥哥爱德华[42]一家人。爱德华一家住在巴黎郊区的蒙马特尔，昨天夜里，那里打了一夜的枪，他们不堪其扰，决定天亮之后立即到城里来。在他们来的时候，街面上已经遍布堡垒，他们绕过了很多堡垒才来到这里。表姐也跟随他们一起来了，但表姐遭到了极大的不幸，丈夫死了，女儿也被人强暴了，以至于她的脑子一直都是昏昏沉沉的。她的丈夫是一个眼里只有工作的坚强的好男人，但是已经离我们远去了。直到现在，我才清楚地意识到，胆大的女伴能够在革命期间给你提供无限的力量，而胆小的女伴可能成为麻烦或者累赘，即使她有一颗鸽子般的心也是如此。


    表姐不停地痛哭和叹息她个人悲惨的遭遇，对当前的国家大局毫不在意，这让我感到极度厌烦。我的表姐没有什么城府和深度，心事和感情都写在脸上，但她却是一位非常善良、非常纯洁的人。尽管她的内心显得有些冷漠，尽管她的思想有些片面，但这些冷漠和片面被控制在一种毫不害人的个人主义之内。这种个人主义要求她只关心自己的丈夫、孩子和自己，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关心。总之，她是一位最善良的女人，但不是最好的国家公民。


    我希望她能尽快从悲伤中走出来，如此一来，我也可以摆脱她带给我的烦躁和困境了。于是，我建议她从离我家并不算远的凡尔赛车站坐火车离开巴黎。她告诉我，她不愿意继续留在巴黎，又不愿意离开巴黎，因此犹豫着下不了决心。面对她的这种态度，我也无计可施了。最后，我用近似强制的办法把她和家属们平平安安地送到了凡尔赛火车站。之后，我就独自回来了。


    在回来的路上，经过阿弗尔广场时，我见到了国民自卫军的一个营，也许他们已经分散到巴黎的各个角落，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他们显得有些萎靡不振，前进的步伐也有些犹豫，道路两旁有一些流浪汉跟在他们旁边，一边走一边高呼“改革万岁”，他们听见了，也高呼一声“改革万岁”，但声音很低哑，好像很不情愿。他们中的很多人我都认识，因为这个营就是我所在的街区组成的，但我却叫不出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看到我之后，他们围住了我，向我打听消息。我告诉他们，国王已经改组了内阁，遭受他们指责的一切弊病都会得到改善，他们希望得到的一切政府都会努力做到，但现在的问题是，不能任由混乱的局面延续下去，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阻止这种局面。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们不会听从我的这些话。他们对我说：“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既然政府由于自身的错误而陷入了困境，那么就让它尽力走出困境吧。”我说道：“这是不对的。难道你们不认为应该有所行动的是你们，而不是政府吗[43]？如果巴黎没有了政府，陷入了混乱，那么整个法国就都会混乱不堪。你们觉得，这种局面只能让国王和政府受罪吗？”


    我不能说服他们中的哪怕一个人，反而引导他们说出了这种令人吃惊的话：既然政府犯了错，那么政府就应该独自受难，我们不愿意为将局势闹到这种境地的人进行屠杀。然而，这的确是有着各种贪婪的欲望的中产阶级的意见，十八年来，他们一直如此。通过中产阶级的表现形成的舆论，反过头来指责政府放纵中产阶级，让它最终竟然与政府作对。


    就在此时，我的脑海里产生了这样一种感慨（这种感慨此后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历届法国政府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将政权的支撑点安放在某个阶级的利己主义和个人利益上。事实上，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这样做才可能获得成功，这条件就是每个人都愿意关心国家大事，愿意为了国家利益放弃个人利益。在法国，如果政府遭到大部分民众的反对，那么，将它推到这种困境的那个阶级，就会反过头来和人民一起反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乐于放弃特权，也绝不捍卫特权。曾经以团结著称的旧贵族阶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要知道，相比于现在的中产阶级，旧贵族阶层要更高明许多。在最后关头，他们带头指责自己的特权和地位，怒斥自身的弊端。这种行为使普通民众拍手叫好。据此，我认为，综合多种因素，今后如果要维护政府，可以采取的最有效的措施应该是政府要遵照全体人民的意志管理社会。我还认为，如果现在的政府能够采纳这个建议，国家也一定会平稳安定。


    虽然我还没有接到有关议会开会时间的相关通知，但我猜想在十一点应该要开会了，于是立即朝议会大厦赶去。在经过查理十五广场时，我看到有几个享有特权的骑兵团占领了广场，但并没有聚集的人群。呈现在我眼前的这支部队规模庞大、军容整齐，我立刻想到，他们之所以从混乱的大街上撤到这里，是为了参与保卫杜伊勒里宫和议会大厦。


    一位骑着马的陆军少将带着参谋站在方尖碑形的纪念塔下方。走到距离他们很近的地方时，我才看清楚这是贝多[44]将军。不久前，他刚刚从北非战场调回巴黎，后来赶上了旨在摧毁七月王朝的革命。在之前一年，我和他在君士坦丁堡有过短暂的接触，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一段交情。


    很快，贝多就看见并认出了我。他从马上跳了下来，快步跑到我身旁，伸出手来跟我握手。看着他的样子，我确信他的心情很激动。然而，他说出来的话更让我觉得他的心情很激动。他的表现并没有让我感到吃惊，我认为，在革命期间，军人是最容易头脑发热和暴露缺点的群体。事实上的确如此。他们手握重兵，最拿手的就是与同样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军队较量；当他们指挥军队面对手无寸铁的善良的人民时，当他们面对这样的人民制造的危机时，当他们看着迟疑不决的士兵时，会显得不知所措，尴尬万分。毫无疑问，眼前的贝多就陷入了这种处境。然而，没有人能够知道结果会如何，没有人能够知道，人群是怎样冒着被骑兵击中的危险冲进议会大厦的；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们又是怎样废黜国王、选举临时政府的。


    对贝多本人而言，他在这种时刻起的作用很可悲的，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必须先谈谈贝多的品行和动机。在这次事件之前和之后，我们都有过密切的交往，因此，在谈论贝多的时候，我算是一个知情人。他接到过不许参加战斗的命令，也严格地执行了命令，这是为什么呢？要知道，结合现实的情况，他完全可以拒绝执行这项命令。


    贝多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也不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一旦作出决定，他会坚定地向着目标前进。他也有许多严重的缺点，比如做事懒散、缺乏自信和不敢涉险。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从各个方面考虑该怎么办，而且还总是从最棘手的方面考虑。这使得他把最好的时机都浪费在空想和空谈上。他为人正直、做事稳重、慷慨善良，要知道，对一位在非洲经历了十八年军旅生涯的人而言，能保持这些品质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是军人群体中少有的品行端正的人，谦虚诚实，甚至有些心慈手软。不过，他也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并经受过这方面的考验。他与奥尔良家族没有联系，因此不会在罪恶动机的驱使下背叛自己的国家，不会像自己最要好的朋友或者奥尔良家族的先祖那样背叛自己的主人。他唯一的不幸是被牵扯到了一场宏大的政治事件当中，他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并不突出，但处理好这种事件却需要有特有的革命才能。革命的才能是能够根据局势的发展变化采取相应的行动的一种能力。在一些涉及二月革命的回忆录中，贝多的生平遭到了大量负面攻击，这让他备感痛心，每当听到人们议论那些事情，他就会觉得更加痛苦。


    就在他向我诉说他的困境，并向我阐述他认为反对派应该站出来平息民愤的观点的时候，从香榭丽舍大街[45]两侧的树林中走过来一群人，向我们这边走来。看到这番情景，贝多立即拽着我迎了过去。在距离他的骑兵部队有一百多步远的地方，贝多停了下来，向这群人发表演说。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腰挎军刀的军人发表这种性质的演说。


    在他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时，我发现那群人正慢慢地向我们围了过来，很快就把我们围了起来。越过最前面的那几个人，我看到人群后面已经开始有些骚乱了，此外，我还听到人群中有人低声议论说“他就是比诺”。于是，我凑到贝多耳边，小声说道：“我比你有更多处理这种局面的经验。你千万要听我的话，赶快回到你的骑兵当中去，否则恐怕过不了五分钟，你可能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他听了我的话，巧妙地摆脱人群走远了。在贝多离开之后，那群人立即着手实施破坏，捣毁了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治安岗哨。


    我费了很大的周折才从人群中挣脱出来，就在我要离开这群人时，其中一个从外表上看像是工业中产者的矮胖男人问道：“你要去哪里？”我回答说要去议会大厦，之后我还补了一句“改革万岁”，之所以喊这句口号，完全是为了向他表示我是反对派。我问他：“难道你们不知道基佐内阁已经下台了吗？”他用手指了指杜伊勒里宫，然后用轻浮的口气说道：“当然知道，但是我们想要得到更多。”

 第五章

    我来到了议会，但是议会并没有开会。议员们都聚集在走廊里，围在一起交流着各种小道消息，谁都没有得到可靠的情报。这根本就不像是议员在开会，更像普通民众的赶集。此时的议会已经没有领导人了，多数派和反对派的领袖没有来，原先的内阁大臣躲了起来，新的内阁大臣又没有产生。有人大声叫嚷着要求开会，但这只是一种盲目的提议罢了，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议长拒绝开会，按照他的习惯，如果没有接到命令，那他就什么都不做。因此，由于没有人给他下达命令，他就叫议员们都散了。有人怂恿我去找议长提议开会，我照办了。一般而言，如果是没有任何重要性的小事，在接到提议之后议长会立即有所行动，但在现在这种情形下，他如果无动于衷也是不难理解的。


    我找到这位表现优秀的人物——尽管他总是做一些背信弃义的事情，总是说一些善意的谎言，总是犯一些无关紧要的错误，还有一些作为善良之人不应该具有的小缺点，但他仍然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人。当时，他正独自一人在宽敞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显得很激动。众所周知，议长索泽[46]是一位体形高大富态的人。每当他感到紧张或者不安的时候，他会发疯似的挥舞着那两支短小的胳膊，就像一个落水的人将双臂举过头顶向人呼救。


    在我和他谈话期间，他显得紧张不安，坐立不定，先是走来走去，然后又突然站住，将一只脚扭到屁股底下坐了下来。他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总是如此。过了一会儿，他又站起来走来走去，然后又坐下来。如此反复多次，却始终没有说哪怕一句有价值的话。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让这样一个愚笨的人在议会任职议长，简直是奥尔良家族的一大悲哀。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个没有羞耻的人是如何表现他最坏的作用的。


    尽管索泽向我解释了很多不能开会的理由，但真正能够说服我的理由只有一个，可惜他没有说出这个理由。我发现他没有任何主意，甚至连一个不成熟的主意都拿不出来，我就断定，让这样一个人领导议会必然会加剧议会的混乱。我告诉他，我认为相比于召开会议，想办法保卫议会的安全更重要。最终我决定去向内政部请求援助。


    就在我将要穿过波旁宫[47]广场时，看到两个大喊大叫的人带着混乱的人群走了过来，我马上就认出那两个带头的人是巴罗和博蒙。他们把帽子低低地扣在头上，帽檐儿几乎遮住了眉毛；他们面无表情，神情呆滞，衣服上沾满了灰尘，就像是两个即将被押往断头台的胜利者。我快步跑了过去，询问博蒙发生了什么事情。博蒙凑到我的耳边，低声告诉我：国王宣布退位了，现在已经逃出了巴黎；综合各种情况分析，被派去向叛乱者通告国王退位消息的拉莫里西安[48]可能遇害了，因为有军官从远处看到拉莫里西安从马上摔了下来；所有人都四散溃逃了，他和巴罗打算到内政部去，将那里作为继续活动的基地，此外，还要在某个地方设立一个处在国家权力和叛乱势力之间的机构。


    我问博蒙：“那么，你们打算怎样保卫议会的安全呢？”博蒙笑了，他觉得我的想法很幼稚，好像我在要求他保卫我的私人财产一般。他粗鲁地回答道：“现在哪里还顾得上议会？议会可能是有用的吧，可是，现在这种局势，有谁会去破坏议会呢？”


    我认为他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他的确错了。是的，此时的议会陷入了没有力量的困境之中，议会的多数派被人们忽略了，少数派却得到了追捧。可是，博蒙忘记了一件事情：在混乱的革命时期，权力机构和外部事件本身能够唤起人们的法律意识，这种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无政府状态和动乱的局势中，人们才会想到借助某种力量挽救或彻底废除业已遭到破坏的宪法，这种力量就是原有制度留下的框架或残余部分。如果议会宣布实施摄政期，那么议会的行为可能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但还是会受到欢迎。此外，如果在人民代表组成的议会之中组建一个临时政府，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我跟着巴罗和博蒙去了内政部。原先跟在他们身后的乱糟糟的人群也来到了内政部——应该说，他们是吵吵嚷嚷着挤进了内政部，挤进了内政大臣那间狭小的办公室，迪沙泰尔刚刚从这里被撵走了。巴罗试图将这群人赶出去，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发现，这群人的意见并不统一，因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共和派，另一部分人则是立宪派，持有完全对立的两种意见。他们和我们三个人之间、他们两个派别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


    这个空间太过狭小了，又挤满了吵吵闹闹的人群，所以环境很快就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了。在最危急的时刻，巴罗都有如常发表长篇大论的本领；而且，即使遇到最为滑稽的场面，他也能保持严肃的态度，让人们揣摩不到他的心思。然而，此时此刻，他的这些本领也只能暂时地镇住吵闹的人群，并不能让人群停止争吵。面对眼前混乱而荒唐的情景，我感到失望和厌烦，于是就离开那里，准备返回议会。要知道，他们随时可能改变争论的主题，随时都可能发生肢体冲突。


    在我到达议会大厦的大门口时，看到很多人边跑边喊着“奥尔良公爵夫人、内穆尔公爵和巴黎伯爵[49]来了”，我以为议会大厦里发生了重要的事情，于是立即快步登上台阶，急急忙忙地闯进会场。我看到背对着主席台的地方有三个人，他们就是奥尔良公爵夫人、内穆尔公爵和巴黎伯爵，他们的确来了。


    奥尔良公爵夫人穿着丧服，平静地坐在那里。看到这位夫人之后，我有些兴奋了，这种感觉可以将勇气转变成英雄气概，让人远离恐惧。巴黎伯爵还很年轻，完全没有王子的样子。内穆尔公爵站在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巴黎伯爵的旁边，他穿着笔挺的制服，看上去就像一位威严的将军，让人觉得他是冷漠和生硬的。我觉得，真正可能遇到危险的只有内穆尔公爵一个人。在我观察他的时候，他始终让我感受到他的一种奇怪的气势，这种气势顽固而低沉，不会给他带来好运。与其说这种气势会威慑到敌人，倒不如说会让自己和战友丧失勇气和信心。如果遇到最危险的情况，它只能帮助他体面地死去。


    在这三个人周围站着跟他们一起进入议会会场的议员、国民自卫军士兵和部分群众。主席台上空无一人，主席台下是记者和吵吵闹闹的群众。眼前的这幅情景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群众发出的此起彼伏的叫喊声。


    这种场面是最近五十年来第一次出现的。在此之前，或者说从国民公会[50]时代开始，议会的旁听席上一直都是安安静静的。安静的旁听席是法国议会的常态，但此时已经被完全改变了。此时，会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议会的活动受到了压制，但还不至于被完全压死。


    到场的议员越来越多，但各派的核心领导人依旧没有出现，我听到很多人都在打听巴罗和梯也尔的踪迹。我不知道梯也尔的态度如何，但知道巴罗一定会有所动作。我走出会场，拜托一位朋友立即去见巴罗，将这里的情况告诉他。得知这些情况之后，他将很快赶来。据此，我可以向所有人宣布，他没有害怕。


    我环顾四周，看了看会场内的形势，然后快步走到位于高处中间偏左的一个座位上坐下。这个座位是我经常坐的地方，我有一个守则：在危机时刻不仅要参加应该参加的会议，而且还应该坐在经常坐的座位上。


    混乱的讨论随之展开。在喧闹之中，后来成为我的内阁同僚的拉克罗斯[51]拼命地喊道：“请迪彭[52]先生讲话。”迪彭应声答道：“不！不！我没有要说的话！”其他人高喊道：“没关系，说吧！”得到鼓励的迪彭终于走上演讲席，直截了当地提议恢复1842年的法律，并提议由奥尔良公爵夫人担任摄政官。会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旁听席上的人也欢呼了起来，走廊里依然乱糟糟的。聚集在走廊里的人原本并不多，此时却挤进来了很多人，让人心生不安。人群虽然没有成群结队地挤进会场，但已经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慢慢进到会场里了。他们大部分都是下层平民，有些人的手里还拿着武器。


    我坐在高处，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随着进入会场的群众越来越多，我觉得危险越来越大。我看了一下会场，想找到一个有能力阻止危险局面不断扩散的人。我觉得只有拉马丁[53]拥有这样的能力。在1842年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提议由奥尔良公爵夫人担任摄政官。此外，在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是文章还是演讲，都为他赢得了人们的支持。而且，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受到人们的赞赏。


    我向拉马丁的座位看了看，然后站起身离开座位，拨开挡在我前面的人，走到他那儿，俯下身子急切地小声说道：“在这种紧要时刻，我们都不能说服这些纷乱的人，只有你的话才能说服他们。你一定要站出来说句话啊。”


    此时，当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仿佛又看到了他的身影，又想起了他那令人感动的形象：他消瘦的身体笔直地立在那里，眼睛注视着半圆形的演讲席。虽然他的眼神看上去有些呆滞，却是深沉而专注的。与其说他是在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动向，倒不如说是在静静地沉思。


    听了我的话，他没有看我一眼，而是用手指了指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她的家人们，像是发表自己的想法似的说道：“只要这位夫人和她的家人在场，那么我就什么都不会说的。”我没有坚持让他发言，因为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向自己的座位走去，在经过坐在中间偏右的座位上的朗瑞内和比约[54]身旁时，我对他们说道：“难道你们没有想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吗？”他们有些悲观地表示他们没有什么想做的。于是，我继续朝着自己的座位走去。


    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有很多群众挤到了议员的座位这边来了。奥尔良公爵夫人等几个人仿佛要被他们击碎了，几乎喘不过气来。议长打算让这些人退出会场，但没有人打算退出去。无奈之下，他只好请求奥尔良公爵夫人能够离开这里，可是这位夫人显得很勇敢，拒绝了议长的建议。议长只好找了几个帮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她带离纷乱的人群，安排他们几个人坐到最高处左侧的座位上。


    当玛丽[55]和克勒米厄[56]在议员和群众的欢呼声中提议组建临时政府时，巴罗终于来到了会场。虽然他显得很着急，但并没有露出惊讶的神情，可见他对于眼前的混乱局面有心理准备。他快步走上演讲席，说道：“我们应该明确地知道该做些什么了，那就是将七月王朝的王冠交给一位夫人和一位少年。”


    听到这些话，议员们好像又恢复了活力，高声欢呼起来，表示支持。群众则陷入了沉默。奥尔良公爵夫人站起身来，打算说话，但听到别人“不要说话”的劝告后，又安静地坐下了。她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的机会也随之结束。巴罗后面的讲话也没有了之前一呼百应的效果，于是他停了下来。议员们出现了短暂的安静，可是群众又骚动起来了。


    这时，议员席上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原本挤在半圆形阶梯上的群众被门外不断挤进来的人挤到了议员席上，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挤来挤去一片混乱。原本还坐在座位上的议员都被迫退出了会场，或者随着群众的涌入逐渐后退着，就像落入大海中的人，随着海浪的起伏从一块岩石上被拍到另一块岩石上。


    引起这场混乱的主要是两伙人，领头的是两名国民自卫军军官，这两个军官每人带着一伙群众，拿着武器、举着旗帜闯进了走廊里。其中一位军官看面相就是一个十分凶狠的人，之后我才听人说起，他是已经退役了的上校军官蒂姆兰[57]。闯进会场以后，他就像一位即将登台演出的演员那样走上演讲席，然后拼命挥舞着旗帜，蹦蹦跳跳着，好像是在出演情景剧般喊着一些革命口号。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我全都没有听懂。


    议长宣布休会，之后，他按照之前的所作所为那样，打算尽快逃离会场。他好像天生就有一种制造狼狈形象的才能，慌慌张张地拿起一顶秘书的帽子戴上，然后拉低帽檐，躲了起来。毫无疑问，这种形势下的休会无济于事，根本不可能达到休会的效果。休会反而激发了更大的混乱。


    在此之后，混乱成了议会大厅里的主旋律，安静只是在混乱之间短暂地出现过。如果有人想发言，需要与别人结成同伙，合力往演讲席上挤。于是，克勒米厄、赖德律·罗兰[58]和拉马丁同时挤向演讲席。赖德律·罗兰将克勒米厄挤下演讲席之后，用两只手臂牢牢地护住讲台。拉马丁既不离开演讲席，也不和他争抢，只是站在他身旁等待着。


    赖德律·罗兰的讲话开始了，但他喜欢东拉西扯，总是说不到重要的地方，于是总是被别人打断。他的好友贝里耶[59]大声向他喊道：“说重点！说重点！”贝里耶是个精于政治的家伙，他仇视君主专制，热爱民主共和，在这方面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于是，赖德律·罗兰直截了当地表示，应该立即任命临时政府。


    终于轮到拉马丁发言了，他的发言让乱糟糟的会场安静了下来。他用美丽的辞藻称赞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勇气，群众历来对空话套话所蕴藏的情义没有知觉，但在此时也鼓起了掌。这种秩序井然的瞬间让议员们感到一丝安慰。我向旁边的人说道：“别着急呀，这才是刚刚开始。”果然，拉马丁随即调转话头，向赖德律·罗兰的主张靠拢了。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除了记者们所在的那一片旁听席之外，旁听席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人，但就在拉马丁讲话的时候，旁听席的一个入口处聚集了很多人，随后，入口被人推开，人群立即涌到了旁听席上。很快，这群手持武器的激动的群众就占领了整个旁听席。一个手里拿着枪的人站到了侧面的桌子上，把枪口对准了议长和正在发言的拉马丁；另一些人的枪口则似乎对准了整个会场。


    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她的孩子在几个好心人的帮助下离开会场，到了走廊上。议长低声嘀咕了几句，好像宣布说散会。之后，他起身走下座位——与其说是走下来，倒不如说是飘了下来，在从我面前经过时，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个没有形状的物体飘了过去。真是难以想象，恐惧会让他产生如此之快的速度——或者说，恐惧将原本是固状物的他，在顷刻间变成了漂浮物[60]。始终坚守在会场里的保守派议员也开始退场了。原本站在旁听席上的群众，斜着身子躺在议员的座位上，喊道：“我们占领了这帮无耻之徒的座位！”


    在这场乱局发生的全过程中，我始终一动不动地端坐在座位上，认真地看着发生在眼前的一切，但没有太大的感触。如果现在有人问我，我为什么在面对对整个法国和我个人的命运必然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时并不感到特别激动，我会说，因为它的表现形式减弱了它对我的影响。


    在二月革命期间，我还亲眼目睹过两三次同样震撼的场面，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讲述这些事情。不过，比起发生在议会里的混乱，它们没有体现任何真实情况，因此震撼程度也不算最大。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特别喜欢将自己的回忆用一本正经的语言写进文学作品或戏剧作品之中，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别人觉得他们的感情经过了低劣的包装，是不真实的。事实上，他们的确用逼真的模仿掩盖住了事实。在这个充斥着绚丽多彩的想象力的时代，拉马丁在著作《吉伦特派历史》中也尽情挥洒着这种想象力。人们还记得第一次大革命时的人物，还记得他们的一言一行，我在今天看到的这一切，就说明了这一点。我总认为，人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在重新进行一场革命，并不是继续着法国大革命。


    尽管已经看到亮出了刀枪，但我并没有感觉到死亡的威胁，而且也没有感觉到其他人受到死亡威胁。我的真实感觉是：没有人认为真的存在着这种威胁。在很久以后才会将造成流血冲突的仇恨表面化，但现在还不会被表面化。能够赋予二月革命以独特色彩的精神还没有出现，尽管人们努力寻找着，努力重温先辈的革命热情，但仍然找不到这种精神。人们可以在戏剧中看到先辈的言行，也可以模仿这些言行，但无法模仿先辈的热情，也无法体验先辈曾经的狂热。后来屡次出现的动乱的传统就是由此形成的，但出于心灰意冷的缘故，并没有完全了解这种动乱传统。虽然我预见了这种结局的可怕性，但我仍然没有过多地关注演员们的表演。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生活在农村的业余演员演出的一场低俗的悲剧。


    在这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中，只有一件事真正地打动了我，即奥尔良公爵夫人这位妇人和她的家人们承担起了他们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在整个事件中，他们并没有犯错。当我在琢磨这位在国外出生却卷入国内动乱的夫人时，总是心怀同情。当她逃出议会会场的时候，我想起在议会开会期间她那飘忽不定的眼神，充满着忧郁，但又透着坚定。回忆起这些，我产生了怜悯之心，担心她遭遇危险，于是立即起身离开座位，根据自己对这幢建筑物的了解，去各个他们可能藏身的地方寻找他们。


    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又穿过整个会场，到更衣室换了衣服，然后来到议会大厦设在勃艮第大街的便门那里，爬上一个通往大厦房顶的暗梯。在途中我遇到一个门卫，从他口中得知之前的确有王室成员从这里经过（实际上，他说的是有几个人匆忙走向暗梯的上方）。我继续往前走去，来到一个平台上，一直在我前面走路的人的脚步声在这里消失了。我来到一扇关闭的房门前，敲了敲门，但没有人理睬我。


    我站在门外，并不感到不好意思，只是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奇怪，因为我没有理由关心他们的命运。他们没有给过我任何恩惠，甚至都没有对我表示过信任或好感。我看着她带着孩子们来继承王位，即使我能够帮助她得到王位，也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与她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并不是爱护她。我之所以关心她，对她心存好感，只是因为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如果他们能够像神明一样了解我的心思，并让我的心意转化为行动，那么他们应该会对我的作为感到满意。遗憾的是他们不会感到满意，因为没有人看到我做了这些，我自己也没有对任何人提及此事。


    我回到议会会场，坐到了原来的那个位置上。议员们几乎全都离开了会场，群众占据了他们留下来的座位。拉马丁依然站在演讲席上继续他的演讲，与其说他是在发表演讲，倒不如说他是在和群众交谈，因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站起身来发言。


    会场里依然很混乱，趁着片刻的安静，拉马丁宣读了一份不知道该如何宣誓成立的临时政府的成员名单，同样也没有人知道这份名单是由谁提出的。这份名单中的大部分人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另外一些人却遭到抗议，还有一些人则在嬉笑中被接受。在这种场合下的人们，就像生活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那样，将滑稽、恐惧和嘲讽合在一起表现出来，至于革命的热情只是时而参与进来。


    当拉马丁宣读到名单中“加尼耶·帕若斯[61]”的名字时，有一个声音喊道：“拉马丁，你弄错了！那个善良的加尼耶·帕若斯已经死了。”人们都知道加尼耶·帕若斯有一个名声显赫的同名兄弟。我认为，听到这些的拉马丁已经感到尴尬了，这种时候最难做的就是如何收场，就像写小说那样，构思结局是最难的事情。于是，当有人提议去市政厅的时候，拉马丁立即表示同意。就在话音刚刚落下的那一刻，拉马丁走下演讲席，带领一部分群众离开了会场。


    拉马丁和一部分群众走了以后，赖德律·罗兰和另一部分群众还留在会场里。我猜测他也会像拉马丁那样当一次主角，导演一次选举的闹剧，之后也会率领剩下的群众去市政厅，在那里继续上演拉马丁已经演过的闹剧。


    提到这一系列闹剧，我必须讲述一段我听到的趣闻，这是马拉斯特[62]在几个月之后告诉我的。虽然要中断一下我的叙述，但这段趣闻充分地体现了拉马丁和赖德律·罗兰这两位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的形象，体现了他们两个人不同的情感，或者说至少体现了他们在品行修养方面的差异。


    马拉斯特告诉我，他们在匆忙之中提出了组成临时政府的人选名单，但在决定向群众宣读这份名单的人时产生了争执。马拉斯特先将名单交给拉马丁，让他站在最高的台阶上大声宣读，但拉马丁拒绝了，他说：“我知道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因此我不能遵从您的命令。”于是，马拉斯特又将名单交给克勒米厄，让他向群众宣读，克勒米厄看了看名单，也拒绝了，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吧？让我当众宣读一份没有自己名字的名单？”


    在赖德律·罗兰离开议会大厅以后，会场里只剩下一心参加革命的下层群众了，我觉得继续留在这里已经不能有所作为，于是也走出了会场。我不愿与前往市政厅的嘈杂的人群混在一起，于是选择了一条与他们截然相反的道路。


    我经过一段通往议会大厦里院的楼梯，从这段笔直陡峭的楼梯上往下走。途中，我遇到一队往上走的国民自卫军士兵，他们在两个男子的带领下，扛着装着刺刀的枪往上走，嘴里还大声喊着“奥尔良公爵夫人万岁”、“摄政官万岁”的口号。我认识他们中的两个人，他们分别是乌迪诺[63]和安德烈安纳[64]。安德烈安纳以前在施皮尔堡监狱待过，后来写了一部类似于西尔维奥·佩里克[65]回忆录那样的著作。


    除了这两个人之外，我不认识这支队伍里的任何人；除了这一队国民自卫军士兵之外，我再没有遇到任何人，因此也没有人作证说我所讲都是事实。在动乱时期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很难让人相信是真实的，不论说得有多么逼真，总有人不相信。比诺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说他调集了国民自卫军第十军团的一些士兵，带领他们从波旁宫赶到议会大厦，以表示对奥尔良公爵夫人的支持。这件事的确是这样的，但比诺没有参与其中，否则我一定会从那队士兵中看到他的身影。我再重复一遍，我只看到了乌迪诺和安德烈安纳两个人。


    安德烈安纳看到我安静地站在旁边，激动地走过来跟我握手，说道：“先生，我想你应该跟我一起行动，去救出奥尔良公爵夫人，保卫七月王朝。”我回答道：“的确应该这么做，你的想法是对的，但已经来不及了，奥尔良公爵夫人已经离开了，议员们也已经散了。”在这样漆黑的时刻，怎么会有如此拥护七月王朝的人呢？比起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那些朝秦暮楚的投机行为，安德烈安纳的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后来，他在赖德律·罗兰那里担任内政部秘书，得以为共和国服务。


    再来说说这支国民自卫军。尽管我不认为他们的行动会有所作为，但我还是接受了安德烈安纳的建议，跟随他们一起行动了。这支始终盲目地服从于别人发起的运动的部队，一直开到议会大厦门口。到达议会大门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一番思考，犹豫片刻之后，就解散了。如果他们能够在半个小时之前赶到这里，也许他们可以改变整个法国的命运，就像后来5月15日的情况那样。我看着他们离开议会大厦，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只是一批新来的群众而已。随后，我回头看了一眼已经空空荡荡的议会大厅，怀着沉重的心情独自回家了。我在议会工作了整整九年，发表过很多虽然生动但没有作用的演讲。


    在我离开之前不久，比约也通过开在勃艮第大街的便门离开了议会大厦。他告诉我说，在那条大街上他遇见了巴罗，他对我描述道：“巴罗匆匆忙忙地向前走着，忘记了自己没有戴帽子。他那原本梳理得很整齐的白头发，耷拉在了两鬓上，胡乱飞舞着。总之，他的样子很失态。”


    在这一整天里，巴罗都像个英雄一般，保护着摇摇欲坠的王朝。王朝摇摇欲坠的趋势是他造成的，随着王朝的坠亡，他本人也滚到地上摔伤了。这一天始终都跟随着巴罗的博蒙后来说，那天早晨，巴罗独自一人赤手空拳走上街头劝说堡垒里的人们，他不仅受到人们的欺辱，甚至还冒着被枪杀的危险。终于，他说服了堡垒里的人，控制了堡垒。事实上，巴罗用心良苦的劝说的确极大地影响了很多人，因为他拥有在那种形势下说服人的最重要的东西：大嗓门、滔滔不绝的口才、无所畏惧的勇气。


    在巴罗急急忙忙地离开议会大厅的同时，梯也尔也在巴黎的市郊漫无目的地游荡，他觉得一切都已经完蛋了，他很绝望，但又不敢回家。在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她的孩子出现在议会之前，有人看到梯也尔也在议会大厅。没过多久，他发现已经有人离开了会场，就立即起身离开了。到了第二天，我从塔拉波[66]那里了解到梯也尔离开会场时的情景，关于这些，塔拉波知道得最详细，因为就是他帮助梯也尔离开会场的。由于在党派关系方面比较亲密，我和塔拉波的交情也很好；同样，由于之前的来往，我也很了解梯也尔的情况。塔拉波精力充沛，判断力强，能够很好地帮助处在危机中的朋友。现在，我将把他对我说的话写在这里。事先声明，我既没有遗漏什么，也没有添加什么。


    塔拉波对我说道：“在经过路易十五广场[67]时，一些群众辱骂和恐吓了梯也尔，因此，当我在议会大厅见到他的时候，他显得紧张而恐惧。他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对我说道：‘如果你不能帮助我离开这里，我可能会被暴民杀死的。’于是，我立即拽住他的胳膊，让他跟我走。由于担心再次遭到群众的威胁，他不愿意从路易十六大桥[68]那儿过河，我就陪着他向伤残军人疗养院桥走去。到了那里之后，他担心在河对岸遇到群众，因此我们没有过桥，转到没有人把守的耶纳桥，从那儿过了河。


    “过河之后，他看到即将被改建为罗马王宫剧场的台阶上有几个大喊大叫的流浪汉，便立即拐到了奥蒂伊街上，又躲进了布洛涅森林。在布洛涅森林，我们碰巧遇到了一辆封闭马车，于是坐着马车经过外环路来到克利西门一带。下了马车，我们又走过几条僻静的小胡同，才到他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了，不仅手足无措，甚至还哭哭啼啼，说一些无法理解的胡话。他说起了亲眼见到的动乱，说起了法国的未来，还说起了自己的处境，总之是说了一大堆胡话。从他说的话中，我知道他的整个思维都错乱了。”


    对于这场动乱的发生有着重要影响的路易·菲利普国王、基佐、巴罗和梯也尔这四个人，前两位在2月24日这一天被流放，后两位几乎成了疯子。  <hr/>


    [1] 即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第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


    [2] 这样的回忆不可能不是反映缺点的镜子。在我的回忆中，我没有回避一些人的缺点，当然，我也暴露了我自己的缺点。希望他们不要看到我的回忆，他们能做到吗？只要是当面对朋友或者当众对自己的描述，都不可信，只有不想让别人看到的自画像才是可信的。——作者注


    [3] 我为自己确定的唯一的目的是独自享受回忆带来的快乐。这种快乐来源于对人的真实行为的深入了解，来源于对现实中的善恶人性的观察，也来源于对人的理解和判断。——作者注


    [4] 1848年的那场革命：即发生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


    [5] 七月王朝：即法国的奥尔良王朝，始于1830年的七月革命，1848年之后被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取代。七月王朝的第一位国王是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因此又被称为奥尔良王朝。


    [6] 我承认，我的正直不是天性，而是坚持真理。我一向认为天性都是好的，它让我觉得，当我生活得很乏味时，发现这样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作者注


    [7] 七月革命：1830年7月，法国人民无法忍受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因而发动了武装反抗，最终推翻了波旁王朝。七月革命意义重大，被称为“1830年欧洲革命浪潮的序曲”，带动了1830年、1831年欧洲各地的革命运动。


    [8] 掌握政权以后，中产阶级就将政府看成了私人财产。它只关心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力，很快就满足了自己的私心。对他们而言，花费在考虑私事上的时间远远大于花费在考虑公事上的时间，考虑自己的快乐远远多于考虑国家的荣誉。——作者注


    [9] 路易·菲利普：1773-1850。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之子。七月革命之后，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他取代香波堡伯爵亨利的继承权，成为法国国王，建立奥尔良王朝。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中被推翻，之后逃亡英国。


    [10] 二月革命：发生在1848年2月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确立了资产阶级全面统治的地位。二月革命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11] 俄国的皇帝：指当时在位的俄罗斯帝国皇帝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


    [12] 帕蒙斯顿：1784-1865。英国政治家，1807年进入国会下院，之后担任过陆军大臣和内政大臣的职务，担任最多的职务是外交大臣。1855年起两度担任内阁首相。他的政治主张是“对内保守，对外扩张”，两次挑起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13] 路易十四：1638-1715。即路易·迪厄多内·波旁，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1643-1715年在位，被称为“欧洲君主专制的榜样”。


    [14]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先驱。


    [15] 杜伊勒里宫：在卢浮宫西侧，1564年由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遗孀下令修建，是法国君主制和帝制的象征，1883年9月被拆除。


    [16] 莱萨：1797-1875。七月王朝时期的政治活动家，1830年当选上加龙省的众议员，1840年时成为内政部长，1846年进入法兰西学院，1871年担任外交部长。


    [17] 基佐：1784-1874。法国政治家，1840年起担任外交大臣，成为事实上的首相，1847-1848年间正式担任首相。在任期间，对内主张自由放任，对外主张成立关税联盟。他的政策招致国内国外的普遍不满，二月革命之后下台。


    [18] 1789年的制宪议会：1789年，法国的制宪议会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即《人权宣言》），《宣言》的基本原则是“人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体现了摧毁君主专制的要求，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19] 路易十八：1755-1824。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1795年即位。在当政期间，他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在国外生活。


    [20] 拉法耶特：1757-1834。法国贵族，1830年以国民军司令的身份参与建立了七月王朝。他先后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新旧两个世界的英雄”。


    [21] 米拉波：1754-1792。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核心人物。1790年之后，他接受国王的秘密酬金，暗中与王宫通信。


    [22] 狄福尔：1798-1881。法国政治家，律师出身，是托克维尔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之一。1839年担任公共工程部部长，1845年担任众议院副议长。二月革命之后担任内政部长，后来参加了巴罗的第二次内阁。1875年之后担任过司法委员会的负责人。


    [23] 宴会运动：法国资产阶级组织的支持选举改革的示威宴会，在宴会上公开发表演说和政治性的祝酒词，是群众性政治集会的一种形式。1847年，宴会运动再起高潮。1848年7月7日，巴罗在巴黎组织规模宏大的宴会，引起轰动，此后，宴会运动在全国蔓延。宴会运动起到了发动群众参与革命的作用。


    [24] 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七月革命之后，先后担任过内阁部长和首相等职，路易·拿破仑·波拿马政变后退出了政治舞台。1863年复出，1871-1873年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总统，后来被迫辞职。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呈明显的两极化。


    [25] 巴罗：1791-1873。法国政治家，律师出身。参与了七月革命，是七月王朝的左翼领袖。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成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成员，支持路易·拿破仑·波拿马出任总统。后来，他出面组建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首届内阁。路易·拿破仑·波拿马发动政变后退出政治舞台。


    [26] 博蒙：1802-1866。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的好友兼政治盟友。1839年当选为萨尔特省的众议员，成为王朝反对派的一员。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他于1849年接受托克维尔的劝说，出任法国驻奥地利大使。路易·拿破仑·波拿马发动政变后被捕，后来回到家乡。


    [27] 多兰纳：1798-1881。法国作家、政治家。


    [28] 迪沙泰尔：1802-1867。七月王朝内阁的常客，在1840-1848年间一直担任内政部长。


    [29] 托克维尔夫人：即托克维尔的妻子。名叫玛丽·莫特雷，英国人，生于1799年，1835年与托克维尔结婚。


    [30] 坎贝尔：1799-1887。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律师之一，1847年担任司法部长。


    [31] 查理十世：1757-1836。法国波旁王朝的国王，1824-1830年在位。七月革命发生后，他被迫逃往英国，后来去了意大利。


    [32] 波利亚克：1780-1847。法国政治家，查理十世的首相，七月革命后出逃，后遭流放。


    [33] 佩罗内：1778-1854。查理十世的大臣，是引发七月革命的几道敕令的副署人之一。


    [34] 国民自卫军：接受资产阶级领导的法国民兵组织，1789年在巴黎组建，有4.8万人，随后其他地区争先效仿。1871年被梯也尔政府强行解散。


    [35] 保罗米埃：1811-1887。法国律师，1846年当选为卡尔瓦多斯省众议员。


    [36] 萨兰德鲁：1808-1866。法国企业家，从事地毯生意。在七月王朝时期成为众议员。


    [37] 埃米尔·吉拉丹：1806-1881。新闻记者，在七月王朝时期成为众议员。


    [38] 瓦万：1792-1863。巴黎众议员。


    [39] 它像一种已经不可救药的内在疾病，已无法控制自己的外在形式，直到不再向外表露。——作者注


    [40] 朗瑞内：1802-1869。法国政治家，律师出身，是托克维尔的好友兼政治盟友。1838年当选为下卢瓦省的众议员，1839年曾短暂地担任过农业部长。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退出政治舞台。


    [41] 博塔里斯：1801-1855。律师，1848年起担任总检察长。


    [42] 科尔赛勒：1802-1892。托克维尔的政治盟友，1839年当选为奥恩省的众议员，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退出政治舞台，后来又复出。


    [43] 爱德华：1800-1874。即爱德华·托克维尔。七月革命之前是查理十世的侍卫，七月革命之后淡出政界。


    [44] 我愿意建议你们，应该在政府之前行动起来。我认为，“如果巴黎没有了政府，陷入了混乱……”——作者注


    [45] 贝多：1804-1863。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将军。二月革命期间，他接受命令带兵镇压革命，还参加了对六月事变期间中叛乱分子的镇压，并因此负伤。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他先是被捕，后被流放到比利时，1859年回国。


    [46] 香榭丽舍大街：又名爱丽舍田园大街，法国巴黎最著名的一条大街，被视为法国最美丽的大街。


    [47] 索泽：1800-1876。法国律师，七月王朝时期当选为众议员，后来担任了内阁部长。二月革命时，他是众议院议长。


    [48] 波旁宫：在塞纳河南岸，是法国国民议会所在地，1722年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女儿波旁公爵夫人所建。


    [49] 拉莫里西安：1806-1865。法国将军，托克维尔的好友。1846年成为众议员，在二月革命中受伤。在六月事变中，他率兵镇压了叛乱，后来成为军事部长。托克维尔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他被任命为驻俄大使，后来辞职。


    [50] 奥尔良公爵夫人：1814-1858。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长儿媳。内穆尔公爵是路易·菲利普的次子，而巴黎伯爵是路易·菲利普的孙子（奥尔良公爵夫人的长子）。


    [51] 国民公会：大革命时期法国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掌握着最高的立法权和行政权，重大的立法必须经国民公会通过。国民公会自1792年建立至1795年解散，存在了三年的时间。


    [52] 拉克罗斯：1796-1865。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1848年之后三度担任公共工程部部长。


    [53] 迪彭：1783-1865。七月王朝的众议员，担任过内阁部长，1832年起连续八年担任众议院议长。


    [54] 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法国大革命时，他因为保护路易十六国王而被捕，后来流亡瑞士，之后又回国。七月革命之后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员，二月革命后成为临时政府的实际领袖，后来又担任过外交部长。1848年的总统大选中，他击败拿破仑三世后当选，再后来退出了政治舞台。


    [55] 比约：1805-1863。1837年当选为众议员，后来担任过路易·拿破仑帝国的内阁大臣。


    [56] 玛丽：1795-1870。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担任过内阁的公共工程部部长，后来担任过司法部长。


    [57] 克勒米厄：1796-1880。法国律师，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后来短暂地担任过司法部长。


    [58] 蒂姆兰：军人，路易·拿破仑的近侍。


    [59] 赖德律·罗兰：七月王朝时期共和运动的领袖，担任过内政部长，后来代表山岳派竞选总统，遭到失败。是六月事变的幕后组织者，事变后流亡英国。


    [60] 贝里耶：1790-1868。七月王朝时期正统派的领导人。


    [61] 我没有想到的是，恐惧竟然能把一个固状物变成漂浮物，或者说，能很快让一个固体变成气体。——作者注


    [62] 加尼耶·帕若斯：1803-1878。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担任过巴黎市长和财政部长。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六月事变后退出政治舞台。


    [63] 马拉斯特：1801-1852。共和派的创始人，担任过巴黎市长和制宪议会议长。


    [64] 乌迪诺：1791-1863。法国将军，1849年起担任出征罗马的派遣军指挥官。


    [65] 安德烈安纳：1797-1863。烧炭党成员，文中提到的那部回忆录是指他的著作《一个政治犯的回忆录》。


    [66] 西尔维奥·佩里克：1789-1854。意大利文学家，在监狱中写了回忆录《监狱里的生活》。


    [67] 塔拉波：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


    [68] 路易十五广场：巴黎最大最美丽的广场，建于1757年，初名协和广场，后更名为路易十五广场。路易十五是法国国王，1715年至1774年在位。

 第二部分

这部分记述的所有内容（即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都是1850年11月和12月、1851年1月和2月期间在索伦托[1]写的。

 第一章

    七月王朝就这样被推翻了。与其说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发生斗争，倒不如说是胜利者的打击让它倒台了。失败者惊讶于自己的失败，而胜利者同样惊讶于自己的胜利。在二月革命之后，我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说：基佐、莫莱和梯也尔这些人，都认为应该将二月革命当作突发事件和偶然事件看待，至于反对派的胜利，也只是侥幸得手的袭击而已。一直以来，我都是像莫里哀的《愤世嫉俗》中主人公说的“如此说来，你们也有你们的借口”那样思考他们的看法，这三个人都是路易·菲利普国王当政时期的重要大臣，都管理过国家事务，他们当然不愿意接受在自己管理国家时就造成了使七月王朝灭亡的灾难的事实。


    我是一个完全不相信他们这些说辞的人，自然也不会有和他们相同的见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也认为偶然因素对二月革命没有任何作用，相反，在我看来，偶然因素对二月革命有极大的作用，只是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已。


    我经常跟一些研究历史问题的学者交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此外，我还认识一些热衷于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但他们从不写作政治方面的著作。我在跟这两类人的交往中发现，历史学者喜欢寻找一般原因，而政治活动家则总是认为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偶然因素的作用，他们所说的能够发生持续作用的细小因素和推动世界不断发展的因素是一样的。这两类人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我讨厌这种将发生历史事件归固于重要的起始原因的绝对观点，因为它将所有历史事件用因果宿命联系在一起，使得人类本身从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我发现，他们的这个重要的绝对观点有疏漏之处，他们炫耀自己是科学真理时也有谬误。尽管我的观点可能会让发明了这种高明理论的人产生不快（他们是为了满足自尊心和为了自己的便利才发明这种理论的），但我依然认为，虽然大部分历史事件只能用偶然因素才能加以解释，但还有很多历史事件是偶然因素解释不了的。这使得历史上的所有事件之中都掺杂了许许多多的偶然因素（或者说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而无法理清的次要原因）。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如果不是事先就已经成形，那么它们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构成使我们惊讶或者恐惧的即兴表演的，有既定的事实、制度的实质、人心和风俗等等。


    与历史上的其他重大事件一样，二月革命由大量的一般因素造成，或者说，它的产生有一些偶然因素的作用。但是，如果将二月革命的发生完全归结于起始原因或是次要原因，都是片面的。


    在工业革命[2]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巴黎成了整个法国的制造业中心，一大批劳动人口因此得以来到巴黎，另外一些短暂失业的农民也来到了巴黎，参加城市建设工程。在政府的鼓励下，这群对物质生活充满了向往的人不断涌向巴黎，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在巴黎，他们受到了由羡慕而生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此外，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学说又在努力告诉他们，他们的贫穷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法律制度造成的，如果想摆脱贫穷，就必须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由于轻视曾经的上层阶级和没落的统治阶级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那些原本认为保卫现政权比推翻现政权对自己更有利的人，也改变了态度。


    巴黎是引发革命的中央集权的中心，现在成了指挥革命的中心，权力被集中到了表面上很完整的政府手中。最后，事物的频繁变动——比如，在过去的六十年间，社会制度、思想和风俗习惯除了历经小的动荡，至少出现过七次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导致了根基的动摇。上述这些就是引发二月革命的一般因素，没有这些一般因素，就不会发生二月革命。


    引发二月革命的偶然因素主要有：反对君主专制的派别本来只想改革选举制度，结果弄巧成拙，促成了叛乱；起初，对待这场叛乱的态度是极端地镇压，后来又放弃；旧大臣的突然消失打乱了政权的秩序，在慌乱中匆忙上台的新大臣既不能控制政权，也不能改革政权；由于新大臣的失策，他们不能恢复曾经企图推翻的东西；军队的犹豫不决；王室不仅丧失了民心，而且还变得萎靡不振；路易·菲利普国王令人惊讶的软弱和昏聩在被大量事实证明之后，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


    我时常琢磨使这位国王的精神出现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萎靡不振的原因。他的意志消沉肯定是缺乏经验导致的，因为这位国王曾经经历过革命。当然，他也不是一个缺乏勇气和毅力的人，但是这一切现在都看不到了。以我之见，他之所以萎靡不振，是因为他产生了恐慌情绪，在弄清楚事实之前，他就被吓破了胆。对于所有人而言，二月革命是在意外中发生的，对于过往而言，尤其是场意外。多年来，他一直都是傲慢和孤立的，因此，他没有采纳任何一条建议，这使得他只能依靠王室成员们的智慧面对一切。在王室成员看来，他们没有必要向别人学习，因此也就不存在采纳别人的建议这种事情。就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路易·菲利普国王犯了一个他的大臣们也犯过的错误，那就是在对比过去的事情和眼前的事情时，没有吸取到有用的教训。虽然过去的事情和眼下的事情不尽相同，但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它们的独特之处。举例而言，亲眼见过父王实施仁政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3]，在看到反对派的进步迹象之后，却变得愈发专横和残忍了；再比如我国的路易十六，他深知查理一世之所以走上断头台是因为忍耐不了一切，因此决定忍耐一切；再比如查理十世，认为路易十六太过懦弱，于是竟然引起了革命。


    路易·菲利普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个有着超强的洞察力的国王认为，保护好法律和奉公守法，不带头违反1814年宪法，就能高枕无忧。因此，他毕生始终以讨好人民、偏离却不修改宪法、让物质上的享乐主义熄灭革命的热情为理念。他独自待在这个理念之中，依靠它来进行统治。当他意识到这一切都发生了错误时，他就像是从睡梦中惊醒，发现地震了，整个房子在瞬间倒塌了，地面也在不断下陷。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下，他觉得他完蛋了。


    尽管现在我是以轻快的心情叙述2月24日那天发生的事件的原因，但我在那天下午的心情却是沉重之极的。那时，我反复地回忆这些事情的整个过程，我不仅需要分析原因，还需要知道它会如何发展下去。这场革命是我在十七年间亲身经历的第二场革命。不论第一场革命还是这场革命，都使我感到悲伤。与第一场革命相比，第二场革命带来的悲伤更加深重。


    直到最后时刻，我依然保留着家族延续下来的对查理十世的敬意，他被推翻的原因，是他践踏了我最为敬重的各项权利。尽管国王被推翻了，我依然希望法国的自由不会因此而消失，我希望它能由此得到重生，不再遭到破坏。现在，我觉得法国的自由已经死了，我对自由的希望完全落空了，至于王室的处境对我而言是无所谓的。


    我年轻的时候生活在一个伟大的社会环境里，那是一个恢复了自由、重新走向辉煌的社会，那是一段极为美好的岁月。在那个社会里，我形成了关于适度的受道德、法律和信仰制约的自由思想，这种自由思想让我折服，成为贯穿我生命的一种激情。我曾经发誓不会轻易放弃这种自由，可是此时我却眼睁睁地看着它死去。


    我的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我不能再用废话安慰自己。我明白，即使这种自由能够被一场革命建立起来，在此之后发生的革命却可能改变它，可能无法让它长久地保持正常。我不知道这会引发什么，可以确信的是，能使我满意的事情不会发生了。我能预感到，不论我们的后代命运如何，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将在宽容和压迫这两种反动统治的交替中消磨殆尽。


    我暗自回顾这六十年的历史，在这段漫长的革命时期，不论在哪个阶段的末期，人们都心生美好，希望幻想成真。我看到了产生这些幻想的理论基础，看到了历史学家眼中的梦想，看到了富有创造性但是错误的思想，看到了人们尝试着用它们解释现在和未来，然而现在还没有完全了解，未来则完全不了解。看到这些，我只能忍不住苦笑起来。


    立宪君主制[4]接替了旧制度，共和制又接替了立宪君主制，帝国接替了共和制，帝国之后，王朝复辟，出现了七月王朝。在每一次政权接替的过程结束之后，每一位新掌权者在即将完成号称是自己的事业的时候，都宣布说完成了革命。这真是可悲。在王朝复辟的时候，我也希望法国的革命彻底完成了，在王朝被推翻之后不久，我又有了这样的希望。新的革命是重新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人们一向这么认为。越往前走离目标越远，越感到前途渺茫。我们真的能够像预言家所说，看到那种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吗？这可是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想到过和见到过的。或者，我只能看到那种周期性的无政府状态和得上人们熟知的绝症吗？我回答不了这些疑问，也不知道这段长期的旅行将在什么时候结束。我曾经无数次地迎接始终不能靠岸的轮船，已经感到疲倦不堪了。我问自己，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我们一直寻找的那片安定的土地吗？在大海上随波飘荡是我们永恒的宿命吗？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和好朋友安培[5]在一起。安培是我在科学院时的同事，他来拜访我，是想看看我是否在这场动乱中遇到了危险。起初，为了减轻自己的精神压力，我打算向他说一说我的烦恼，但很快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发现他的感受和我完全相反，他用了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一事件。


    安培是个风趣幽默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温和善良、宽厚大度的人，很受朋友们爱戴。他喜欢用富有智慧和妙趣横生的语调讥讽时事，其间还夹杂着一些小小的挖苦，使人听着不太刺耳。他的缺点是，在文学中加入沙龙主义，又在政治中加入文学风格。所谓的在政治中加入文学风格，指的是轻视实际情况而注重新奇的东西，不喜欢实用的描写而偏爱兴趣性描写，不大关注整体的效果而在意演员的表演及台词，在需要做出判断的时候，依据的不是论据，而是印象。我不想说明这是科学院院士的通病，因为全世界人民都有这种怪病。大多数法国人经常这样判断政治。


    尽管安培生性大度，但并没有因为同事的软弱而形成固定的圈子。他轻视被革命推翻的政权，并因为这个政权曾经打算支持瑞士的教皇绝对权力支持者而感到愤怒。但对信奉这种主义的人的厌恶在这个世界上是很罕见的，他还用同样的态度厌恶这些人在法国的同盟者。他也同样痛恨破罐子破摔的人，这种痛恨与伪君子的痛恨完全不同。事实上，尽管他并不理睬伪君子，但伪君子们都很痛恨他。他认为，他没有必要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安培是基督徒，我不是从信仰的角度说他是一位基督徒的，我说他是基督徒，是看到了他的爱好、气质和目标。因此，当他看到那个曾经为伪君子服务的政权垮台以后，感到轻松极了。在来我家的途中，他又被人民的激情感动了，因为他看到了他们的勇敢、宽容和无私的精神。


    他对革命的看法与我的看法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但我意识到这一点，便将从早上开始就积压着的苦恼、激愤全都付诸在了他的身上。后来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口气真是太粗鲁了，真是有些后悔。但安培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之间有真挚的友情，他原谅了我。


    我对他说道：“你是用看热闹的心态和诗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切的，你完全不了解事情的经过。你认为这是自由的胜利？你错了，实际上这是自由的失败。的确，你天真地欣赏着的人民，正在展示的的确是自由的生活，但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享受这种生活。你想想吧，经验教会了他们什么？他们学会了什么品德？这种品德清除了旧的陋习了吗？我告诉你真相吧，什么都没有清除，一切都是老样子。他们，仍然像先辈那样，缺乏忍耐、没有智慧，还像先辈那样蔑视法律、鲁莽冲动。时光在流逝，但他们有什么变化吗？没有，在重大事件面前，他们还是那样悠闲自得，还是那样为小事操劳。”


    我们争论了很久，最后一致决定安心等待正确观点的出现，可是那时候一切为时已晚。这真是可悲。

 第二章

    这天晚上一切都很平静，再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情。尽管大街上到处都有枪声和人们的喊叫声，但这并不是战斗的声音，而是胜利的欢呼。天亮以后，我出去了一趟，看看街上的情景，看看我的两个侄子[6]的处境。他们寄宿在一座小修道院里，那里的环境并不适于孩子们在这样的革命年代生活，因为那里没有安全保障。


    那个修道院在卢森堡宫后面的女士街上，去那儿要经过大半个巴黎的街区。大街上很安静，就像往常一样几乎看不到人影。星期日早上的巴黎都是这样的安静，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还没有起床呢。偶尔可以看到夜里在大街上庆祝胜利的人顺着墙根慢慢地走着，他们忙着回家，没有观望路上的行人。在为数不多的坚持营业的店铺里，有一些显得惊慌失措（主要还是惊讶）的资产阶级分子，好像看完了一场戏剧，还没有回过神来一般。士兵是几乎看不到行人的大街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人，他们没有携带武器，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正向家里走去。夜里的失败让他们感到屈辱和愤怒，这种感受强烈而刻骨铭心。尽管现在人们还看不出来他们身上的变化，但以后会清楚地看到。此刻，他们脸上洋溢着被解放的喜悦之情，其他的感受都被喜悦掩盖住了。他们就像假期的学生那样，轻快地在大街上走着。


    修道院平安无事，既没有被枪击，也没有人辱骂他们。我的两个侄子在前天晚上就离开了那里，去了姥姥家。于是，我转头回家去了。在经过拉莫里西安居住的巴克大街时，我决定顺道去拜访一下这位好友，证实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如我听说的那样，被人杀害了。在前天夜里，他的副官说，亲眼看见他从马上摔了下去。听了我的话，他的管家告诉我，他此时正在家里。于是我被领去见他。


    拉莫里西安是个性情古怪的人，关于这一点我以后再谈。我见到他时，他正在床上躺着，露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这与他的性格截然相反。他不能下床走路，因为他的确受了重伤，半个头部受了伤，胳膊也被刺刀刺中了，总之全身多处带伤。但是他的精神很好，就像往常一样坚强。


    他向我讲述了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还讲述了他从上千次危险中奇迹逃脱的事情。我劝他好好休息，在今后可能出现的动乱中，不要再拿自己的名誉和生命冒险，因为这样做都是无谓的。毫无疑问，我应该给予他这种劝告，因为他是一个很喜欢冒险的人，他已经养成了冒险的习惯。很多时候，当他做完了手头的工作之后，他不愿意闲着，愿意进行一些没有意义的冒险。但是，对于大部分不是这种性格的人而言，劝告还是可以起一些作用的。


    这天下午，我在巴黎市内到处游荡。这一天发生的事情里，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件，是在革命中体现出来的民众性和革命带给真正的人民（即依靠自己的双手生存的人）的压倒其他阶级的绝对权力；第二件，是革命中摇身一变掌握了政权的下层平民表现出仇恨的激情，这种激情中真正有活力的并不多。


    虽然在第一共和国[7]的一些重大事件中，工人阶级发挥了主要作用，但他们从来没有成为政权的领导者和国家唯一的主人，不论是在权利上还是在实际上，他们都没有荣登高位。国民公会的成员大都是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至于纯粹的出身平民的人，恐怕连一个都没有。山岳派[8]与吉伦特派[9]都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同样，获得胜利的山岳派也没有将权力交还给人民。虽然人民推动了七月革命，但胜利的果实却落到了煽动人民参加革命的中产阶级手中。二月革命的情况恰恰相反，在表面上看不到资产阶级的身影，甚至还反对资产阶级。


    构成法国社会的主要部分的两拨人，在这场重大的危机中与某种社会分离了，政权被不属于这两拨的人民独自掌握了。从法国的历史上看，这并不新鲜。在其他时代或者其他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革命。在现在的这段时期里，虽然出现了一些人们没有见过的新事物，但它与人类以往的历史存在内在的联系。中世纪末期的佛罗伦萨就发生过与我们现在的革命极为相似的事件，区别只在于它的规模更小。在那个事件中，贵族被资产阶级所替代，在后来被驱逐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一个领导人率领人民展开反击，最终掌握了共和国。不过，与二月革命不同的是，他们的这场革命是由暂时的和特殊的原因引起的，二月革命则是由持久的一般原因引起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二月革命不仅使法国产生了动荡，还使欧洲的其他地区也产生了动荡。在二月革命中获得胜利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党，人们希望能够建立哲学和社会科学，在我看来，我甚至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宗教，一种能够让所有人都遵守的宗教。这才是应该在旧图册上添加的新内容。


    在这一天里，我没有遇到一位旧权力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说，我不仅没有遇到警察和宪兵，连国民自卫军士兵也没有遇到。在公共场合站岗的是拿着武器的普通群众，他们既承担了保卫工作，也承担了指挥和实施处罚的工作。巴黎这座拥有巨大财富的城市落到了一无所有的人手中。或者说，法国这个庞大的国家都落到了他们的手中，因为只要控制了巴黎，就可以借助中央集权向整个法国发布命令了。因此，除了他们之外的其他阶级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氛。我不认为不论什么时候的革命都会引发这种恐怖，但我认为能与这次革命造成的恐怖相提并论的，只有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入侵罗马的文明之城[10]的恐怖。


    在此之前，人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事件，因此在人们看来，二月革命是前所未闻的暴力事件。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根据我的见闻，我能预感到，不久之后将会出现奇特而混乱的危机，但我认为富人的财产不会因此而遭到掠夺。巴黎人想要的只是让他们革命之初的表现显得宽容大度，以便在随后的时间通过炫耀这一胜利，进而摆起大人物的派头，让所有人看到他们的权威。我非常清楚这一点。通常而言，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会建立一些权力机关，法官和警察都回到了原先的岗位上，重新开始工作。如果这些大人物想要对人们身上常见的那种盲目、微弱但是不好的热情加以遏制时，他们会发现，他们已经做不成这项工作了，只好任由人们以高傲地姿态生活着。


    由于人们长期生活在动荡和骚乱中，因此形成了一套适合在动乱中生活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在这一套准则里，没有人谴责杀人的罪行，也没有人反对搞破坏，不过盗窃依然不被允许。虽然明令禁止盗窃，但在革命年代，这种行为并没有因为严令而减少。叛乱者的社会里，他们的成员是由流氓或者无赖组成的，不会有例外。他们拥有特殊的地位，借助这种地位，他们对集体道德不以为然，如果没有人理睬他们，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名声都不顾忌。这使我突然产生了另一种想法：胜利者对于突如其来的胜利没有心理准备，被他们打败的人也是如此，对于自己的迅速失败也没有心理准备。他们都有战斗的激情，但却没有被点燃的时间。在没有保卫者而且也无法自我保护的状态下，政府轰然倒下。实际上，那些在内心深处对政府的垮台感到遗憾的人，曾经也猛烈地抨击过政府，至少激烈地指责过政府。


    在最近一年里，尽管王朝反对派和共和制反对派政治主张完全相反，但在行动上却又惊人地相似。与此同时，他们还保持着亲密关系。在过去，他们之间的误解推动了革命，而在此时却让革命更加成熟了。王朝被推翻了，战场也空了，人们曾经打击和战胜的敌人已经无影无踪了。神职人员既不因王朝的崩溃而痛苦，也不与七月革命后的政权相容。旧贵族并不在意王朝崩溃之后的结果，只是一味地欢呼王朝的崩溃。不论是神职人员还是旧贵族，对资产阶级的政府都没有好感，资产阶级的排除异己政策令神职人员不满，高高在上的姿态又让旧贵族不满。


    六十年来，神职人员、旧贵族首次与普通民众有了相同的感受，首次聚在了一起。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有了共同的意愿，只是有了仇恨的感受而已。仇恨在政治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种仇恨的联合形成了亲和力，成了联合的基础。资产阶级暂时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失败者，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感到害怕。他们的政府并非排除异己的政府，似乎更像竭力对人实施压迫的政府，只不过他们没有使用暴力手段。相比于仇恨这种政府，人们更愿意蔑视它。此时的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总有重合或混合之处，在全体国民中还没有形成自身的界限（或者界限并不分明），还不是一个足够团结的群体。这使得资产阶级政府愈发显得软弱无力和动荡不安，连资产阶级都觉得难以掌控这个政府了。在资产阶级难以维护自身统治的时候，即使人们还想打击他们，都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了。我认为，这些原因的综合作用是使人民觉得有力无处使，就像他们在革命中变得全能那样，这两种状态让我感到惊讶不已。


    这两种状态与夸张的语言及其令人恐惧的回忆性文字之间，构成了奇怪的对比。梯也尔所著的《法国革命史》，拉马丁所著的《吉伦特派史》，以及其他一些广为人知的不著名作品（尤其是戏剧作品），都是为恐怖政治辩护的，从而使得这种风气大为流行。于是，当人们需要表达温和的情绪时，只能使用1793年的暴躁语言了。人们随时打算提到一些坏人的名字，以那些他们无法模仿（也没真心想模仿）的坏人为例，表达自己的情绪。


    我之前说过的二月革命哲学，就是社会主义的各种理论。后来，社会主义引起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激情，激发了人们的嫉妒心，并最终导致了阶级大战。在革命的最初阶段，群众的激情也许并没有如人们担心的那样有何反常，但到了第二天，群众的思想还是出现了令人意外的震动。


    自2月25日开始，主张改良者的脑海里冒出来了数不胜数的理论，这些奇谈怪论很快就蔓延到了人们混乱的心里。除了王权和议会，一切照旧。在革命的冲击下，社会变得七零八落了，以后的建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新形式？这似乎成了人们彼此争论的话题。很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人在报纸上发表看法，有人通过在街边墙上贴公告的形式发表看法，还有人在街头现场演讲，阐述个人意见。有人建议废除财产方面的不公平，有人建议废除教育方面的不公平，有人建议废除古老的性别方面的不公平，还有人提出了整治贫穷和劳苦的特别方案。


    这些见解的区别很大，彼此矛盾，有时甚至是彼此对立的。相比于政府，他们更加贴近普通民众，更加关心普通民众。他们试着从社会本身进行改革，提出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的名称。社会主义也继续保持着二月革命的基本特性，继续保留关于二月革命的恐怖记忆。在社会主义里，共和制只是一种手段，并非目的。


    我不打算在这部回忆录中讨论使二月革命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事物有哪些，我只想说明，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他们不会因这些特征而感到惊讶。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人们不是就发现，他们正尝试着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能力和重要性吗？他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不过这个过程很漫长，刚刚接近了旧社会无法实现的人数多工作少的地步。穷人们本来社会地位很低，现在拥有了权力，他们不可能不打算利用手中的权力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


    六十年来，他们始终为了这个目的而努力着。起初，他们希望在改变政治制度时能够互相帮助，但这样无法改变他们的处境，至少是比他们预期的速度慢很多。终有一天，他们会发现，决定他们社会地位的是构成这个社会本身的永恒法则，而不是政府的组织。这种时候，他们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改变其他事物达到改变社会法则的目的呢？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权力和能力呢？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有关财产所有权的话题，它是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石。一切袒护财产所有权的特权已经被推翻了，可是，财产所有权依然存在着，成为达到人们地位平衡的障碍，成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标志。那么，即使不急于讨论推翻这一特权，也应该让不享有这种特权的人产生推翻这种特权的意识吧？


    一张画布正在被编织着，它是由人们心中的这种动荡、激昂的愿望和理想，以及本能的需求编织起来的。接下来，革命家将闪亮登场，在这张画布上描绘他们心目中的远大场景。这幅作品可能是奇怪的和荒诞的，但与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观察相比，这幅形象可能更加深刻。


    此后，社会主义还会被掩埋在1848年时遭到的那种合理嘲讽之中吗？我不回答这个问题。我坚定地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这个社会的各项法则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因为这些法则的主体存在已久。它们不能被破坏甚至被取代吗？我认为这是很难实现的。随着我对这个世界过去的情况的深入研究，随着我对当今世界的细致观察，我对未来不能再说什么了。我看到不仅法律内部的多样性很大，而且原则内部也有极大的多样性，我看到已经存在了很久（当然，现在依然存在着）的土地所有权有多种形式，这时，我必须认识到，所谓的必要制度只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制度，但社会组织的形式要远远多于这个社会上所有人的想象。

 第三章

    2月24日之后的几天里，我没有拜访任何一位在这个事件上与我有不同意见的政治人物，实话实说，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兴致。每当我回想起那个我工作了十年、而且在其中经历了革命萌芽和生长的议会，就发自内心地产生一种厌恶。


    我还认为，在这种时候的政治会谈都是纸上谈兵。虽然使人们发生动乱的原因很不充分，但动乱只要爆发了，就很难停止。我认为，一切都被我们扔进了民主主义的洪流中了，虽然有人修筑了防洪大坝，但作用只是让自己掉入洪流。因此，人们只能利用这段时间探讨这个现象的一般特征，除此之外无事可做。我就像生活在幸福中的赞美革命的人那样，与大街上的胜利者们一起度过了所有的时间。实际上，我对新上台的当权者没有一丝敬意，也没有任何希望，我甚至都没有和他们说过哪怕是一句话，只是在心里忠实地记下我的所见所闻。


    然而，没过几天，我就与这次事件中遭到失败的人有了来往，还会见了被当时的舆论称为“好闲之徒”的旧议员、旧贵族、文学家、实业商人和地主。此时我才发现，与我从基层看到的革命情形相比，从上层看到的革命情形更为反常，在革命中我看到很多恐怖景象，却很少能看到其他方面能体现出来的那种真正的激情。只有盲目的服从，看不到一丝希望。甚至可以这么说，谁都没有推翻政府的打算，只是没有人理会政府罢了。虽然在法国的所有革命中，二月革命是周期最短、流血最少的，但与其他革命相比，它让失败者在心灵、情感和精神上感到，它是更加全面的。我认为，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失败者在情感和精神上缺乏信仰，缺乏政治热情。因此，在受到失败的打击之后，剩下的只有对安逸生活的向往。这是一种顽固的情感，虽然温柔和善，但也有排斥性，任何政体只要能让他们满意，都能轻易地适应这种情感。


    因此，很快我就发现，每个人都在努力地适应这桩偶然的事件，都在努力地试图掌控新主人。大地主喜欢向一向关系紧张的资产阶级和一向关系友好的普通平民发出呼吁；神职人员则翻出了福音书中有关平等的内容，发誓说自己一直遵守这些教条；资产阶级骄傲地回忆说，他的先辈曾经是工人，如果家谱不能证明他的先辈曾经的的确确是依靠双手养活自己的工人时，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是穷苦出身，经过打拼才有了现在的财富。在虚荣心的作用下，人们逐渐将曾经隐藏着的东西暴露了出来。在不改变性格的情况下，虚荣心可以让人做出各种表演，虽然它也有正反两面，但不论正面还是反面，都是溢美之词。


    当时，除了感受到的恐惧之外，没有任何真正的激情，而且还没有与参与革命的先辈的激情断绝关系，因此人们都努力表现出先辈曾经的激情。这是利用自己家族过去做过的坏人坏事的好机会，如果有人恰巧有一位因性情放荡而死去的儿子或兄弟，那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他可以立即获得名声；如果他再提出一些惹人注目的荒谬主张，很快他就能官运亨通，得到希望的一切。这种人后来大多在政府部门担任了委员和副委员的职务。如果有人有一位曾经不愿提及的先辈，以前被关进巴士底监狱，那么现在他就应该去阿尔及利亚当官，不仅能够光耀门第，还能成为整个家族的支柱。


    说到国王路易·菲利普，可惜他不是墨洛温王朝[11]的直系后裔，否则就不会遇到任何问题。在这个事件结束之后，我发现没有人再提到他的名字。不仅普通民众不会提到他的名字，就连上层人物也是如此。这是他留给我的唯一的印象。我遇到过一些曾经在王宫中的人，他们也不讨论关于这位国王的任何事情，我认为，他们的确是真的没有想过这些。他们不想这些问题，是因为发现革命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有人对我说，被推翻的国王本身就应该是这样的命运。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敌人也忘记了他，不仅没有费尽心机地惩罚他，甚至都没有仇恨他。如果不是这样，他肯定会受到极为罕见的迫害。


    我并不是想书写1848年革命史，我只是试图记述我在这场革命时期的想法和行为，记述这场革命留给我的印象。因此，我将忽略2月24日之后一个星期里发生的事情，直接书写大选开始之前的事情。


    在大选开始之前这一时期，应该弄明白一件事情，即人们是以个人的名义旁观这场革命呢，还是亲身参与其中了？我拜访了观点相互对立的几个党派原来的领导人，根据他们意见不断变化的特点，我断定他们不仅各持己见，而且各不相让。他们几乎都是尊重宪政自由的人，站在常规运动的政治舞台，结果突然受到了革命的打击，就好像一艘原本航行在小河道的船只，因为突然闯入大海而惊慌失措。他们原本积累了很多在小河道航行的经验，但此时毫无用处，变得比船上的其他人更惊恐不安。


    梯也尔曾经多次表示要参加大选，但又多次声称不打算参选。我不知道他这样犹豫不决是担心什么，害怕当选之后将要面对的风险，还是害怕落选呢？一向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认识清醒、但对必然发生的事情认识混乱的莱萨建议梯也尔不要参选，还讲了很多好听的理由，但同时也说了很多应该参选的理由。蒂维基耶则显得坐立不安。他认为权力平衡是政局稳定的基石和原因，而革命却破坏了权力的平衡，这让他有漂浮在空中的感觉。2月24日之后布罗伊公爵[12]就再也没有露过面，看来他仍然在等待他认为的社会崩溃的那一天。莫莱是所有旧议员中最年长的人，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力排众议，决定参选，继续领导革命。尽管他积累了丰富的面对动乱的经验；尽管他发现即使是当动乱的旁观者，也是有风险的；尽管领导新事物的愿望鼓励他铤而走险；尽管在各种体制中都遭受了打击，使他的意志时而坚定时而脆弱，使他不愿意再次成为某种领袖，他依然决心继续从政，并试图领导革命。他的决心很坚定。至于我本人，我想先审视一下应该站在哪种立场上，再努力获得大家的信任。


    我想仔细地探讨当时我所做的决定的动机，一旦有收获，我会如实地写下来。可是，如果我想把自己的事写得恰到好处，那可是很难的事情。大部分写回忆录的人都不会披露自己的坏习惯或做过的坏事，即使偶尔提到一些，也会被描绘成英雄事迹。雷斯枢机主教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为了能够让人们认可他是一位善良的阴谋家，他坦白了谋杀黎西留[13]的计划，不顾被人们斥为狡诈地坦白了他的假仁假义。他不是一个喜欢说真话的人，他只是在无意间暴露了内心的邪恶。


    然而，如果所有的人都愿意做个诚实的人，那么这种尝试就很难成功了。因此，人们都是因为喜欢看到别人的自责才喜欢看到有人承认错误的。朋友之间，一般将承认错误看成是可爱无邪，将自尊看成是自我表现。这时，即使是真正的真诚，也会成为一种交际手段，但使用这种手段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困难存在主体身上。人们都习惯在不远处打量自己，然后因能够吸引别人的种种优点而自我陶醉。这是杂乱的林间小径，即使经常走的人都很难辨认，它使人们无法真正认清自己，无法引导自己走上下决心做重要抉择的大路。


    然而，我依然打算走进这个迷宫，试着走一走。之后，我会正当地行使允许他人行使的自由。我曾经允许过，以后还会一直允许。


    当我对自己的内心进行了仔细深入的审视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我的内心得到了宽慰，好像刚刚从痛苦中得到了解脱。这种宽慰还掺杂着革命带来的悲伤和恐惧。我的祖国发生了这样的事件，让我感到悲伤。我很清楚，我不是为我个人感到悲伤。我觉得，相比于革命之前，我现在可以更加自由地呼吸了。在被革命破坏的议会中，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压制，对自己和其他人在议会中的言行感到失望。提到这些事情，我发现我没有权力完成梦想中的任务，不论是优点还是缺点，在此时都阻碍着我。我的品行不足以得到人们的尊重，于是我按部就班地做着能够快速获得成功的一切细小琐事。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我已经无法改变自己按部就班的态度了，如果没有这种态度，我将一事无成，因为它既与我的性格有关，也与我的做人原则有关。如果我偶尔误入歧途，我会很快地意识到我缺乏自信和能力，我会立即忏悔，以后不能因为小小的成就而失掉忠诚和信誉，不能成为品行恶劣、能力平常的坏人[14]。有段时间，我错误地认为，站在议会的演讲席上的我也能够取得与写作方面相同的成就。然而，作家和演讲家两种职业之间，互补的地方很少，精彩的演讲并不等同于精彩的文章，精彩的文章也并不等同于精彩的演讲。很快我就了解了这些，而且得知自己成了道貌岸然、观点深刻，但缺乏感染力的演讲家中的一员。自始至终我都没能纠正自己的这个形象。但我并不缺少热情，只要登上演讲席，我的希望能够做好演讲的热情，就和其他热情一道消失不见了。


    最后，我还发现我缺乏团结及领导很多人共同前进的能力。我始终做不到与人促膝长谈，除了说一些让对方高兴的事情之外，我在人群中会变得很拘束，不想说话。但是，众所周知，我不能总是说一些让对方高兴的话。在议会讨论中，这是很少见的。对于党派领导人而言，参与讨论大战应该具备这样的技能：经常与党派内外的人士聚会，混迹于交际圈中，在人们面前表现自己；通过贬低自己或冒充专家，使自己的知识达到某种水平；用不同的方式反复讨论同一件事，并保持旺盛的争辩热情，始终激烈地争辩同一件事情。


    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没有这些能力，因为我讨厌讨论自己不感兴趣的话题，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又会感到难受。我认为真理就像一碰就会消失的光芒，是罕见和珍贵的，如果我掌握了真理，绝不会与人讨论它。我认识的人很少，没有学会与人交往的一般方式，因此，在与人交往时我不会用这种方式。不论是谁，如果在精神或情感方面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都算没有见过这个人。我记不清每个人的相貌，我认为，不论是伟人还是凡人，都长着一个鼻子、一张嘴巴和两只眼睛。我不断询问那些虽然每天都能见到却叫不出名字的人他们叫什么，但很快又会忘掉。这不是因为我看不起他们，只是因为即使见面也没有深入的交流，只是说说客气话罢了。我尊重他们是因为他们领导着大家，但我的确厌烦他们。


    过去，我对议会有些绝望，一方面是因为议会讨论的话题平庸而无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制造和领导这些话题的人品行太差。我时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虽然社会风气不一样，但为什么管理社会的政治家的品行都是一样的呢？说心里话，我认为这个时候的法国各政党的领导人，几乎都不应该做领导人。他们不仅在性格上有缺陷，没有真才实学，而且大都品行不好。我几乎看不到他们有对人做好事的喜好，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种喜好，它能帮助我克服自身的缺点。


    我发现我不得不忧郁和孤僻地生活，因为我无法很好地和这些人合作，也无法接受由他们主导的合作。人们觉得我是个神秘的人，因此敬而远之。我觉得每天都有人在背后议论我，讨论他们认为的我的优点和缺点。在他们看来我是个思维敏捷、观点独到和很有野心的人，实际上我没有野心。还有人认为我有些妄自菲薄，是自寻烦恼，而且显得很清高，好在既没有什么敌人，也没有过分的劣迹。由于我不爱表现自己，有人就认为我为人奸诈，喜好搞小动作。还有人说我性情怪异，记仇而又可怜。这是不对的，不论好事还是坏事，我都以一种看似懦弱的宽容之心对待，从来不记仇。说到我的不记仇，与其说是因为心软，倒不如说是因为我品行良好，能够忘记过去的仇怨。


    我不仅因为人们对我的误解感到不快，而且还认为误解降低了我的人格。没有人能让表扬发挥最大的作用，也没有人像我这样迫切地需要人们的信赖，借助这种信赖，我可以让自己的行为达到所能及的境界。对自身力量的过度自信，以及希望从别人的思想中得到共鸣的愿望，是因为我真的很谦虚吗？实际上，我愿意认为这种自信和愿望都来自于精神上的急切不安和自以为是。


    在我从政的九年里，最让我失望和烦恼（至今还保留着这些烦恼的回忆）的是，为了过好每一天而被迫不断地变换态度。我觉得我之所以犹豫不定，是因为智力被蒙蔽，不是因为心力的不足。即使我选定的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我也会毫不迟疑地迈步走去。但是，对于那些支持王朝的各个党派，目的没有大的区别，手段又十分相似，选择哪条路才是正确和有用的呢？哪些是真实的？那些是虚伪的？谁好？谁坏？至少在当时，我没有明确的答案。老实说，现在我也回答不好。大部分党派人士都不会像我这样犹豫、绝望和烦恼，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该犹豫什么。人们喜欢指责缺乏行动的信心的人，经验表明，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少出现。他们只要在政治上有必需的宝贵能力让自己依靠眼前的利益和激情创造短暂的信心，将不公正的事情当成公正的事情做。幸运的是，我没有用人为的方式提高自己的智慧，也没有成为随时能将个人利益变成公共利益的人。


    革命就是被议会破坏的，这个议会我刚刚已经描述过了，它使我感受到了各种痛苦。所有旧党派都被革命拽进了一个深渊，没有了领导人，破坏了传统和纪律，然后产生了一个秩序混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任何权力和秩序都不是必需的，也没有作用，勇气成了重要的东西；在这个社会里，相比于说话技巧和交往技巧，气节更为重要；在这个社会里优柔寡断没有了生存空间。以前的方式使国家灭亡，而现在的方式能拯救国家。应该在人民的支持下走上应走之路，在该走的道路选择上不能犯错误。看来，道路果然很危险，相比于危险带来的恐惧，我的犹疑更多。我觉得我还有能力工作，不仅需求的不多，而且还有妻子的支持。妻子的支持在革命时期尤为珍贵，她豁达开朗，灵魂高尚，能够顶住局势的动荡，克服任何困难。


    于是，我作出了决定，我要奋不顾身地登上政治舞台，为了保卫构建社会的法律，为了保卫个人的财产和生命，我要冒险献身，但不会为了保卫这样的政府而献身。眼下，赢得大选是最重要的事情。于是，我立即回到了故乡诺曼底。

 第四章

    众所周知，居住在芒什省[15]的几乎都是农民。这个地方鲜有制造业，除了瑟堡[16]之外，再没有任何一座大城市——事实上，瑟堡也只是一座聚集了大量工人的城镇。


    起初，生活在芒什省的人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革命，但很快上层人士就认可了革命带来的冲击，下层平民受到的冲击则小得多。通常情况下，与其他阶层相比，农民接受政治影响的速度要慢得多，但他们能将这种影响坚持到最后。他们是最后有所行动的人，也是最后停止行动的人。


    负责管理我在乡下的产业的人是个年老的农民，在2月24日之后没过多久，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在提到那场革命在农村的影响时，他写道：“人们都认为，如果路易·菲利普被推翻了，真是一件好事，因为他罪有应得，早就该下台了。”这句话表达了农民对这场革命的道义认同。然而，当他们得知巴黎陷入了混乱之中、可能又要增收新税、内战一触即发、店铺关门、金币被埋藏了起来、所有制受到攻讦的时候，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其他方面，与路易·菲利普被推翻与否没有关系。


    起初流行在上层人士之间的恐怖氛围此时已经蔓延到了下层民众当中，恐怖氛围正在袭击全国。当我于三月下旬到达乡下的时候，就觉得农村也有了恐怖氛围。很快，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感动了。在城市的工人当中，正流行着煽动闹事的活动；在农村，土地所有者们摈弃出身、年龄、阅历、财产情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联起手来组成了一个整体。人们不再关注曾经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地位、财产方面的对立。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信任和尊重取代了猜忌和攀比。所有权成了连接享有所有权的人之间友好联系的纽带。在维护财产继承权方面，富人和穷人就像亲兄弟一样步调一致，但在实际上，富人们大都上了年纪，而穷人们都很年轻。


    持有土地者的数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迅速增加，使得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土地所有者。在此之前，我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也没有法国人回忆这种情况。过去的事情表明，因所有制方面的相同利益而产生的联合，在实际上并不如在表面上那样紧密。原有的党派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相比于混合在一起，更像是彼此独立和平等了。恐怖氛围对他们的作用，就像对坚固的物体的作用，想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就得有恐怖氛围的作用，如果没有恐怖氛围或恐怖氛围消失了，他们又会分开。


    在他们刚刚联合之初，我并没有听到他们提出任何勉强能够称为真正的政治观点的意见。他们说，共和制是最好的制度，也是法国人能够创造的唯一的政体。他们还说，人们心中已经没有了对保皇派[17]的希望和抱怨，人们心里的那个曾经属于它的位置再也找不见了。在共和制政府，人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得到保护，因此共和制政府就是合法政府。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令我惊讶的现象：发端于巴黎的普遍恐怖的氛围，与普遍仇恨的情绪掺和到了一起。法国的巴黎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对立与英国类似，但英国人反对的只是贵族政府，而且在内心深处还深深地爱着政府，他们时而焦急地可怜政府，时而又嫉妒地盯着政府。英国人希望能够让政府为他们的个人利益效劳。法国目前的情形是，巴黎的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讲话的人滥用了手中的权力，没有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利益，所以使许多原本没有摆脱束缚自由行事思想的人有了这种思想。


    在人民群众心中，始终有一些不敢表示出来的愿望，还有一些兴致来临时出现的不能表达出来的激情。对于这种愿望和激情，我没有过多的希望，也不太过恐慌。很快，这些情感将会转变成对大选的热情。人们喜欢大选，还希望选出能够抵制巴黎动乱的人。他们并不是借大选之机享用自己的权利，在他们看来，大选是他们反对巴黎的危险的代价最小的方式。


    我到了一个名叫瓦洛涅的镇子上。瓦洛涅是我的影响力中心，到这里之后，我立即开始工作，了解当地的情况，进行争取被提名的各项活动。很快我就意识到，即使我有足够的热情，如果去了别的地方，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虽然我希望能够当选，但在施政困难和局势危急的情况下，我也有接受落选的心理准备。这使我能够保持清醒和自尊，不参与当时很流行的各种疯狂举动。而且，即使受到成功的喜悦的驱使，我也没有说疯话做疯事。


    到处都有候选人发表演讲的身影，他们从一个地方的演讲台辗转到另一个地方的演讲台，发表的都是反对共和制的主张。我没有到选区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发表演讲。每个小镇都有一个俱乐部，每一位候选人都要在俱乐部里阐述自己的思想和计划，拿出自己的竞选纲领。我拒绝回应俱乐部的这种要求，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这种拒绝立场有很大的好处，一是表达了对这种要求的蔑视，二是让新的当权者认为我是个有尊严的人。相比较其他候选人四面逢迎的形象，人们更喜欢我的形象。


    我启动了巡回演讲之旅，将我的竞选文件张贴到省内各处。很多候选人在报纸上发表演讲时，将人们称为“公民”，并表示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些都是流行于1792年的手段，我不想照搬。因此，在我的巡回演讲中，我称选民为“诸位先生”，结尾时向他们“致以深厚的敬意”。我说道：“我来到这里，是想接受你们的指示，不是请求你们给我投票。我愿意成为你们希望平静安定的代表，况且，面对这个动乱频发且可能酿成大祸的时代，我也不能坐视不管，不能拒绝担任代表。这就是我要在第一时间对诸位说的。”


    我继续说道：“我忠实地履行了对七月王朝的誓言，虽然在共和国成立的过程中我没有尽力，但我愿意支持它，支持它永远地存在下去。关键是，共和国是什么样子的？有人认为共和国打着自由的旗帜行专政之实；有人认为共和国改变的不仅是政治制度，还有社会本身；还有人认为共和国是宣传师和征服者。在我看来，共和国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们眼中的共和国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意见不统一，我也无法帮助你们。如果你们理解的共和国与我的理解一致，那么我会为了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而努力。你们可以对我抱有这样的期望。”


    我的巡回演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令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几天之内，我就变成了整个芒什省最有威望的人，各界人士都注意到了我。很多人前来拜访我，包括我曾经的政敌们（他们也是共和国的反对者），以及保守派成员和原先政府的成员。他们向我保证，说我一定能顺利当选。不仅如此，他们还接受了我的所有意见。


    就在此时，瓦洛涅选区的选民筹备工作会召开了，我参加了会议，其他几位候选人也参加了会议。菜市场的库房被改造成了会场，主席团在最里面，候选人的座位在主席团两侧。主持会议的是一位中学老师，他语气尊敬、声音洪亮地对我说道：“托克维尔公民，我现在向你提出大家给你的问题。你必须做出回答。”我轻松地回答道：“我听清了你说的话。”


    有一天，议会的一位辩论家（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对我说道：“亲爱的朋友，要想在登上演讲台时能对答如流，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要相信自己是所有人中最杰出的一个。”在一些大型的集会上，我一直认为，对我而言说是件比做更容易的事情。诚实地说，辩论家的那个建议即使用在选举大会上也很有效，我应用了很多次。


    不过，我并不认为自己是所有人之中最杰出的。很快我就发现，在所有候选人中，只有我能明白选民们的政治语言，只有我能理解他们希望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与其他候选人相比，没有人认为我的话不能理解。其他候选人想要刁难我，于是接二连三地向我提出他们认为时间紧迫的问题，我都一一做了解答。尽管我的答复没有刺激人的地方，他们依然会觉得难堪。


    在他们看来，宴会运动方面的问题是我难以解答的。众所周知，我根本就没有参与过那个危险的运动。一些从政的朋友曾经指责过我，原因就是我拒绝接近宴会运动。时至今日，尽管革命已经证明了我是对的，但依然有人因此而记恨我，可能是因为这个证据太好了吧。他们问道：“在宴会运动中，你为什么不和反对派同步行动？”我冰冷地回答道：“尽管我可以随便编造个理由，但我还是愿意告诉你们真实原因，那就是：我不想革命。我可以打保票，如果每一个参加了宴会运动的人，都能够像我这样看清楚宴会运动即将产生的后果，那么他们就绝不会参加了。所以，我认为，我和你们唯一的不同是，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而你们却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公开表示不愿意革命的行为，发生在共和主义者公开主张革命之前，毫无疑问，在诚实方面，我超过了共和主义者。听到我的回答，人们笑了起来，然后热烈地鼓掌，他们没有站在其他候选者那一方。会议以我的大获全胜而结束。


    在这个会议的记录中，我找到了针对我的提问和我的答复。每一个问题和每一个答复都很清晰，反映了人们关心的问题，也反映了我的精神状况。请允许我摘录出一段问答来做个例证。


    问题：如果议会大厦附近也出现了动乱，甚至手持武器的人闯进了议会大厅，你还能保证继续坐在你的座位上吗？


    答复：既然我现在就在这里，就代表了我的回答。我在连续工作了几年，做出了许多没有成效的努力之后，政府走上相对比较诚实和自由的道路。之后，我将兴趣和精力用到了个人生活方面，我在这种生活中等待着，等待疾风骤雨能消失。但我不能这样。和你们一样，我明白真正代表你们的人会在动乱中受到伤害。可是，危险是有的，荣誉也是有的，它们是并存的。于是，我出现在了这里。


    我的巡回演讲为我赢得了全省农民的支持，之后的一次演讲为我赢得了瑟堡工人的支持。当时，有人诚恳地邀请我参加一个由两千名工人出席的晚餐会，我参加了。我刚到会场时，就看到有个人领着一群人走了过来。那个人是我昔日的同僚厄文，他特地从圣洛来到了这里，这是2月24日之后我第一次见到他。2月24日当天，我看到他搀扶了奥尔良公爵夫人一把，在第二天早上我听说他担任了芒什省的共和委员。


    对于这样一位野心家兼投机分子的到来，我似乎没有理由惊讶。他始终与政府作对，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是反对派的成员。在我的周围，像厄文这样通过炫耀自己的德行以谋求政治地位的人有很多，结果往往让他们失望。他们用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批判别人，却得不到多少好处，只能在想象中施用自己的恶行。这是他们失望的原因。由于欲望长期得不到满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的欲望变本加厉了，因此一有机会，就像觅食的饿狼那样投靠于人，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种行为能换来多少食物。厄文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他受临时政府之命协助另一位昔日同僚的工作。这个人是维埃亚尔[18]，他在与路易·拿破仑[19]拉上关系之后获得了名望。


    在为共和国工作期间，维埃亚尔是七月王朝时潜藏在议会中的共和派的领导人，这批人大概有六七个。此外，在动乱发生之前，他还是共和派中经常参加帝国沙龙的人。他是偏执的古典文艺分子，同时又是自以为是的伏尔泰分子，他在哲学方面小有才气，态度也算诚实热情。不过，他在政治方面却常犯糊涂。


    在厄文眼里，维埃亚尔只是他的工具。如果厄文打算报复政敌或者答谢盟友，厄文一定会让维埃亚尔出面。每当这个时候，厄文就像矿工一样，准备好吊斗，然后打着保护共和国利益和维埃亚尔名誉的旗号，怂恿维埃亚尔拿起吊斗。


    厄文假装没有看到我，假装不认识我，他径自走向人群，甚至都没有跟我打招呼。我庄重地走进晚餐大厅，坐到普通来宾中间。


    竞选演讲很快就开始了。维埃亚尔拿着事先写好的语气客气的演讲稿念了起来，厄文念的也是事先写好的稿子，不过这稿子写得很动人。我也想发表演讲，但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合适，而且组织者也没有安排我的演讲。但很快我就决定发表演讲了，因为一位辩论家（当时，所有的演讲者都被称为辩论家）在提到布里科维尔[20]时，说了一句话，让我鼓起了演讲的勇气。


    于是，我提出发言的要求，得到了许可，因为在场听众也想听到我的发言。当我坐上高达二十层台阶的演讲席时，俯身看着下面的听众，我紧张了，想立即退下来。不过，我马上定了定神，发表了有些夸大的演讲。我已经想不起来当时我说了什么了，只记得很对听众的口味，受到了热烈欢迎。我的演讲里有对当前局势的临场发挥，能够帮助这样的集会取得成功。要知道，演讲是讲给人听的，好的演讲就应该感染听众，让听众激情澎湃。


    我在晚餐会上取得的成功引起了轰动，而我也为此高兴不已，我报复了厄文，当时，他打算利用手中的权力，做一件他认为是属于他的美事。


    如果我没有记错，在此之后直到选举开始的这段时间，我以省议会议员的身份去了一次圣洛。由于省议会是临时召集的，议员们还没有变动，仍然是七月王朝时期的议员，因此议员们对待路易·菲利普的官员极为恭顺。当然，在他们中间，也可能有猛烈攻击过七月王朝的人。


    对于这次圣洛之行，我能回忆起来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昔日的保守分子的卑躬屈膝。面对曾经被他们欺辱过的厄文，他们不仅不提反对意见，甚至还极力奉迎他。他们在口头上赞美他，在行动上迎合他，即使在私下里也是如此。虽然我见到过很多逢迎拍马的场面，但相比之下，还是这种场面更令人叹服。我的意见是，厄文虽然只是个小人物，也应该让人们看到他的言行活动。因此，以后我还会用事实解释他的言行。需要补充的是，几个月之后，在人民引发的波浪中获得权力的厄文，又被人民用暴力推了下来，受到了前所未闻的恶劣对待。在人们由于恐惧而引起的颤抖中，夹杂着昔日的仇恨，伴随着对厄文的奉迎拍马，这种仇恨也得以加强。


    大选之日即将到来之时，正是人们对未来最没有信心之时，那时，从巴黎传来的各种消息，让人们以为没有人在意这里了，这座城市将要被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者占领。社会主义者能让选民说话吗？能保证不用暴力胁迫国民议会吗？人们深表怀疑。综合来看，如果国民议会与群众发生冲突，在群众的要求下，国民自卫军可能会向国民议会发起攻势。其他省份也出现了不安情绪，加强警惕应对危险的到来。


    我像个贫穷的人那样，在乡下的宅院中度过了竞选的最后几天。这是我在革命之后第一次回到乡下的宅院，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来这里了。刚刚进到这里，我就感受到了一丝凄凉，时至今日我依然能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没有人迎接我的到来，只有一只年纪很老的狗在那里等着我。每个房间都是空荡荡的，墙上湿漉漉的，窗口没有悬挂窗帘，家具上布满灰尘，挂钟也停了，一切都显得很沉闷。


    看着眼前的情景，我觉得我的这座宅院已经被抛弃了，即将成为废墟。这块地处地球偏僻一角的土地，被遗忘在了诺曼底的林野与牧场之间，每当我想到这些，就陷入了孤独的沉思，好像我的思想也成了荒凉的旷野。透过这片孤独，我似乎看到自己从一座坟墓中走了出来，面对人生中最温暖、快乐的一面。我惊奇地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相比于现实生活，想象更加多彩，更加令人激情澎湃。


    在眼睁睁地看着七月王朝被推翻之后，我又看到了许多血淋淋的场景，让我来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吧！相比我在乡下庭院看到的情景，这些血淋淋的场面并没有让我更加伤心，并没有给我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当我看到乡下宅院时，想起昔日那些幸福安宁的生活，当时的我并不理解幸福生活的价值，现在我才理解了，同时我也更好地理解了革命的苦涩滋味。


    乡下的村民对待我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的友善，而且比以前更加亲近了。以前，我没有被墙壁上呼吁平等的标语所传递的尊敬感动，今天我却被感动了。


    我和村民们要到四公里之外的圣皮埃尔镇投票。在选举日一大早，所有年满二十周岁的男性村民要在教堂门前集中，然后按照姓氏首字母的顺序两人一排排成一个纵队。我也按照规矩站在了队列当中，在一个讲究民主的时代，生活在讲究民主的国家，我不能插队，应该为人民带个好头。队伍末尾是坐在马车上的病人或者残疾人，他们也要参加投票。只有妇女和未成年的儿童不参加投票。


    这个由一百七十人组成的队伍在到达可以看见一座小山的地方停了下来，原来他们想让我发表演讲。于是，我站在一个小土堆上，在人群的簇拥下，发表了讲话。我提醒这些勇敢的人们，他们的投票意义非凡，不要听信到村庄里来劝说大家改变主意的人的花言巧语，因为那些人可能是骗子。我说道：“在投票结束之前，大家都不能回家吃饭或者换衣服（这天正下着雨）。”他们表示一定听我的安排，事实证明他们的确做到了。投票是在统一时间同时进行的，但我相信他们会将选票投给同一个候选人。


    在投完票之后，我就与村民们分别了。之后，我乘坐马车回了巴黎。

 第五章

    返回巴黎途中，我顺道去向居住在瓦洛涅的朋友们道别。他们得知我要返回巴黎的消息，都有些难过，他们普遍认为，新当选的议员在巴黎会遇到极大的危险。一些勇气可嘉的朋友对我说道：“当国民议会遭到攻击时，我们一定来保护你。”当时，我并不相信会在巴黎遭遇危险，因此认为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但此时我却为自己的这种想法感到后悔，因为他们和许多人一样，当真为了保护朋友而来到了巴黎。


    回到巴黎以后，我才知道了选举结果，在总计大约十二万张有效选票中，我获得了其中的十一万多张，当选了国民议会议员。其他当选的人大都是原来的王朝反对派，在革命之前就主张共和主义的人中，只有两位得以当选。法国其他地区，情况大概也是这样的。


    过去的一段时期里，出现过比1848年的革命者还要凶狠的革命者，在我看来，他们也是有史以来最为愚笨的革命者。他们既不能让普选成为服务工具，又不能利用普选让自己摆脱困境。在2月24日之后，如果仍然有上层人士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感到迷茫，而且人们还处在惊慌之中，那么就应该举行普选，这样也许能让他们得到一个满意的议会。如果他们胆敢实行独裁，毫无疑问，他们只能短暂地维持独裁。


    他们声称将依靠全体人民，但行为却脱离了人民。换句话说，他们一面需要依靠人民，一面又在与人民为敌。他们提出许多疯狂的计划，使用大量粗暴的语言，让人民感到害怕；同时，他们又用犹豫不决的行动，给人民提供了反抗他们的途径；他们将人民束缚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同时，又希望人民能拯救他们。在掌握政权之后，他们不仅不扩大自己的团队，反而还关紧了大门，不允许别人加入进来。


    他们似乎在尝试着处理这样一个难题：既建立多数派的统治，又反对多数派的兴趣与关注。他们模仿过去的例子，但实际上又缺乏对这些例子的了解。他们简单地认为，如果想让人民参与政治生活，只要发出呼吁就足够了；如果想让人民拥护共和国，只需要给予人民权力就足够了。他们也许忘记了先辈们的做法，先辈们在给予农民选举权的时候，并没有废除什一税。他们的先辈们废除了徭役、领主特权，还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了农奴，不过，他们自己始终没有放弃权力。


    他们实行普选制[21]的初衷是鼓励人民支持革命，但他们给予人民的却是反对革命的理由。我并不认为农村就没有革命热情。法国农民人人都有一份土地，这是一片很小的土地，大部分农民就以此为生，为了生计还要借债。贵族不再是他们的敌人，放债人才是他们的敌人，是他们攻击的对象。因此，要鼓励农民支持革命，重点不在废除所有权，而是废除债务关系[22]。1848年的革命者没有想到这些，但他们比这些先辈们还无能，更不会做到这些。相比而言，1848年的革命者的粗暴和不平等只体现在行动上，而他们的粗暴和不平等体现在意愿上。他们如果想在行动上体现出暴力和不平等，仅仅有握有权力的政府还不够，还必须有符合他们心意的政府，以及符合这个时代的风俗习惯和激情。


    因为这个缘故，大多数选民反对主张革命和在革命中获得了成功的政党，使得这个党派在大选中遭遇惨败。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候选人遭到失败，先是产生悲痛和愤怒的情绪，然后时而温和时而蛮横地抱怨选民，骂选民忘恩负义，骂选民无知愚蠢，连自己的幸福都不关心。这让我想起了莫里哀戏剧《太太学堂》中阿尔诺尔的台词：你这个不知害臊的女人，怎么不爱我了？


    我在巴黎看到的情景绝对不会让任何人高兴，不仅不会令人高兴，还会令人悲伤和害怕。我看到有十万名工人被武装了起来，加入了国民自卫军的行列，他们不再工作，挣扎在死亡线上，脑子里却是没有用处的理论和空想。我看到社会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由两手空空的穷人构成，他们被贪婪连到了一起；第二部分由有一定财富的人构成，他们被烦恼连到了一起。这两个部分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或共性，他们都认为，即将发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在鲁昂和利摩日，平民和资产阶级（在之前的斗争中频繁出现的这两个词汇再次出现了，代表了遭遇不同的两种人）已经展开了斗争。巴黎的财主们再也不能任意挥霍财富了，政府有时告诉人们，只有参加劳动才能售出东西；有时又规定，不能依靠别人的财富生活，即不允许地主收取地产租金。地主们只好尽可能地听从政府的指令，即使违反了指令，也要想办法减少一些损失。当时，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通告，我觉得它将尊严、怯懦和笨拙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则通告是这么写的：“编辑先生：请允许我在贵报上告知我的房客：我打算给予你们真正的民主应该恪守的仁爱准则，特此，我郑重地向希望享有这一准则的房客转达下次房租的交款通知。”


    最终，这位同样受到压制和威胁的资产阶级收获的是黑暗和绝望，这种绝望又逐步变成了勇气。我一直认为，二月革命只能是以爆发激烈的战斗为结尾，绝对不可能有和平结束的希望。在2月24日之后的第一天，我就说过这样的话：按照我看到的情景判断，这场战斗不仅不可能避免，而且很快就可能发生，每个人都在寻找最好的开战时机。


    5月4日这一天，国民议会终于开会了。直到宣布开会前的最后一刻，人们都不相信这次会议能开得起来。我相信，一些热衷于搞煽动的人多么希望国民议会一直不要开会，但却没有胆量真的这么做。自始至终，他们被自己声称的主权原理压得气喘吁吁。


    我眼前出现了议会开会之时的情景，但我觉得当时的记忆还是很混乱的。如果能够在脑海中留下清晰、深刻的记忆是因为事件的重要，那真是错误的。相反，日常见到的一些小事、琐事，反而能够铭记在心并长期不忘。比如说，我还记得在那次会议上议员们争抢着呼喊了十五次“共和国万岁”。那次会议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我总是能看到某个政党为了刺激对手而表现得极为过激，但对手却不卖帐，露出满不在意的神情。


    在议员们时而真诚、时而假装的表演中，会议如常进行着。我认为，不论哪个派别发出叫喊声，态度都是认真的。叫喊能反映彼此不同的思想，也能反映彼此对立的思想。每个人都愿意保卫共和政体，但目的却不一样，有人是为了进攻利用共和国，有人是为了防守利用共和国。议员们的热情和人民群众的热情见诸报端，尽管场面热闹，但谁都不是真正的热情。人们在第二天做的事并不是头一天计划好的，而是为了某种感情而做的。


    临时政府规定议员们要穿上以前国民公会的议员服开会，尤其是要穿上白色翻领内衣。不论是谁见到这种装扮，都觉得罗伯斯庇尔又执掌政权了。我本以为是赖德律·罗兰或路易·勃朗[23]想出的这个主意，后来才听说这是马拉斯特富有文学情调的想象力的产物。但是，除了克西迪艾尔[24]之外，包括立案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接受这个规定。克西迪艾尔是后来自称为山岳派的那个派别的成员，因此，只要看到他这么着装，我就会想起1793年的那些人。他身材高大肥胖，三角形的脑袋好像镶嵌在肩膀上一般。他的表情很丰富，眼神很狡黠，看上去有些傻气。在外貌上，他是一个无法形容的人，好在他的体内活跃着的思想还算灵敏，能够掩饰住无知和粗俗。


    国民议会开会后的两天里，我们逐渐认识了临时政府中这些在2月24日之后各有作为的成员。他们都堂而皇之地表扬自己，有时也堂而皇之地表扬自己的同事，以至于人们都不敢相信某人与某个同事曾经是死敌。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因为在政治上他们彼此嫉妒和憎恨。我觉得虽然他们天天见面，但关系依然很生疏。这种情形，就好比在旅途中被迫坐同一条船的两个人，即使面对海上的风浪也互不了解。


    在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就看到了很多旧议会里的熟人。除了梯也尔落选，布罗伊公爵没有参选，基佐和迪沙泰尔逃亡在外，其他人——以前政界著名的辩论家、说客都出现在了会场里。不过，他们显得很不自在，好像被人们怀疑和孤立了一般，既让别人害怕，又害怕别人。当时的他们，不能再发挥不久以前依靠经验和才能所得到的影响力了。


    除此之外，我发现其他议员都是脱离了旧制度的新手，没有从政经验。在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只有议会中的少数几个人掌握着政治生活，其他人，没有权利和机会参加政治生活，也就不会有经验。对于那些没有担任过贵族院议员和参议院议员的新手来说，他们不仅不知道在议会中应该有怎样的言行举止，甚至都不知道议会是干什么的、有什么工作习惯和惯例。他们很容易在没有必要认真的时候认真，在需要机警果断的时候犹疑不决。聆听会议主持人宣读前一天的会议记录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事情，但我清楚地记得，在会议的第二天，端坐在演讲席周围的新议员们，却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好像将这件没有意义的事当成了大事。我觉得，这好像是英国或美国的九百名农民突然参加了某个政治活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表现还算合格。


    效仿国民公会上的样子发表激进而独特的革命观点的人，依然坐在最高的地方，虽然有些不舒服，但却能称自己是山岳派。得到这个称呼使他们很是得意，就像自愿陶醉在幻想空间的人那样，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称号可能被人们视为坏蛋的事实。没过多久，山岳派就分成了旧派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两个派系，虽然在细节上面的差异并不明显，但他们依然是完全不同的派别。如果想区分他们，只能凭借并不明显的色调了。纯正的山岳派也有一些社会主义的想法，而社会主义者在内心深处也赞同纯正山岳派的革命方式。人们不能一直与他们相伴，因为他们也有显著的分歧。拯救我们的正是他们之间的分歧。社会主义者具有更加鲜明的二月革命的性格和唯一激情，因此危险性极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理论家，能够引起社会思潮的动荡，但没有实践的毅力，也没有先辈具有的起义的科学。


    我的座位所在的位置能够听清楚山岳派发表的意见，也能看清楚山岳派议席上发生的事情，因此，我得以仔细地观察这群经常出入议会的人。事实上，我的感觉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他们以了解一些法国的事情为荣，不以不了解国外的事情为耻。然而，他们对法国的了解也远远不够，因为有很多地方他们还没有去过。在这次会议上，我发现他们的确是这样的。他们说地方方言，而且还表现出了一些地方习俗，这让我吃惊不小，就好像是第一次见到他们。他们嘴里冒出来的行话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不论是无知的法国人还是有学问的法国人，都不说这样的行话。虽然只要是行话就有缺点，但他们的行话的缺点显而易见，大都是粗鲁或夸张的诗句。他们的座位那里经常发出辱骂声，其中既有侮辱性的，也有调侃性的。在辱骂的同时，他们还会引用一些讽刺人的名言警句。他们时而放肆地喊叫，时而轻柔地低语。看他们的言谈举止，既不像酒馆客人，也不像沙龙嘉宾，完全是一副咖啡厅的做派；至于他们的思想境界，则受到了小报杂刊的影响。这是革命发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议会会议上出现这样的人物。直到现在，在议会代表他们的人还是那几位被孤立的名声一般的人，他们不表现自己，更喜欢掩饰自己。


    制宪议会与之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我看来，它还有两个新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相比较以财产为条件决定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时代选出的出身于贵族和大地主的议员的人数，制宪议会的这类议员的数量更多。第二个特点是，宗教人士在人数和实力上都超过了王朝复辟时期。在王朝复辟时期，这个群体里只有一名修道院院长，而现在则有三位主教、数名代理主教和一名多明我会修士。


    废除了选举权的纳税额度限制，使一些选民摆脱了财产的限制。所有权面临的威胁，使选民们更愿意投票给能够保护他们利益的候选人。议会里之所以出现了很多大地主出身的贵族，就是因为上述原因。虽然宗教人士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才进入议会的，但他们的出现还有一个更值得研究的原因，即几乎全体国民又出人意料地回归于宗教事务了。


    上层阶级在1792年的革命中受到的打击，促使他们反思自己不信仰宗教的行为，虽然没有理解宗教的精神，却了解了它的社会作用。后来，在政治上继承了上层阶级并仍然是上层阶级嫉妒的对手的中产阶级，没有接受这个教训，在上层阶级回归宗教事务时，中产阶级反而不信仰宗教了。相比较1792年革命给予贵族的打击，1848年革命对资产阶级的打击要小很多，虽然基本情况是一样的，但规模要小一些，革命色彩也不够鲜明，更重要的是持续时间较短。神职人员脱离了任何政治派别，回归到天主教原有的真正精神，这种精神是只有教士才能具有的。神职人员的回归，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回归。因此，在向原有的宗教精神宣誓保护传统习俗和等级制度的同时，也宣传了共和主义。人们重新接受和尊重神职人员，进入议会的神职人员尤其如此。事实上，他们是值得被尊重的，因为他们立场中庸、态度谦和。虽然有些神职人员希望能够登上演讲席发表讲话，但他们始终不能很好地使用政治语汇，演讲因此也变成了传教布道。他们早就忘记了如何使用政治语汇。


    虽然全国都进行了普选，但是应该当选的新人还没有出现。我一直认为，不论怎么选举，极为罕见的人才最终都会当选。当时的选举制度只对下层的普通民众有影响，因为这个群体是当时的议会所关注的。伴随着不同制度下的选举的开展，他们的地位将发生变化，心情也会因此发生变化。制宪议会的选举就证实了这种意见是正确的。我很早就认识了几乎所有的在制宪议会发挥影响的人，而其他人则与至今我看到的人没有相同点。在我看来，这个议会是我见过的议会里最好的一个。与我曾经工作过的众议院相比，这个议会拥有的负责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和勇敢的人更多。


    制宪议会是选举产生的，它的价值在于应付可能爆发的内战。但是，只要它有战斗的能力，它就是伟大的。在获得胜利之后，如果胜利的重担导致它不能正常运转时，它的处境会很悲惨。


    我把自己的座位选在了左侧。坐在这个位置上，我能够听清楚每个人的发言，在我需要发言时，又可以很方便地登上演讲席。在靠近我的座位上坐的是朗瑞内、狄福尔、博蒙、科尔赛勒等我的好朋友。


    尽管大家都很熟悉议会大厅的布局，但为了更好地理解我的叙述，我必须谈一谈这个话题。这幢由木料和砖瓦修筑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的寿命比共和国还要长一些，但我认为它不可能存在很长时间。在遭到破坏之后，里面发生了很多很难解释的事情。


    会场是长方形的，其中一面墙壁底下是主席团和演讲席的位置，另外三面墙壁底下是议员的座位，各有九排座位。演讲席的正对面是一个小小的广场，很像罗马圆形剧场的竞技场[25]，不过不是圆形的，而是正方形的。因此，坐在侧面的议员只能模糊地看到演讲席，能清晰地看到演讲席的议员又坐在很远的地方。这种布局利于分散注意力和制造混乱。坐在侧面的议员看不清演讲者，就不会向演讲者发难，转而与身边的人争吵；能看清演讲席的议员只顾着观察演讲者，没有留意他讲了什么。


    在大厅的顶部，有几扇可以向外开启的窗户，通过窗户，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进入了会场。墙壁上还挂着几面用于装饰的旗帜，好在我没有时间观察这些用布料和厚纸板做成的装饰品。虽然专业人士和普通民众对装饰物毫无兴趣，但法国人依然习惯于将这种装饰物挂在他们认为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上。会场很宽敞，显得很冷漠，甚至有些凄凉。会场里有九百个议员座位，是法国议会六十年来最多的。


    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个会场的氛围很适合我，虽然其间也发生了一些严重事件，但我仍然有一种舒适感，这是一种至今为止都没有过的舒适感。实际上，这是我加入政界以来第一次在感觉上进入多数派的队列，跟着多数派，我让自己的爱好和意识服从自己的唯一方针。这种经历带给我了新鲜、刺激的感觉。我了解了多数派抵制山岳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原因，然后由衷地愿意支持共和制。


    和多数派一样，我也在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我不能有建立君主政体的想法，不能怜惜任何一位君主。第二，我没有理由不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我的唯一的目标是，为了防止改革者利用政府和共和主义原则获得新力量和搞破坏，必须维护原有的法律；在面对巴黎工人的意愿和激情时，让法国人民的主要愿望成为主导；用民主主义抵制蛊惑。我觉得我的这个目标不算高大，也不算光彩照人。我喜欢冒险，但我不知道我现在走的这条漫长而又危险的路，会怎样吸引我的冒险兴趣。如果走过去近距离地观察这个危险，我会产生不满情绪。但我依然认为，即使是摸一摸这个危险东西的尖角，也能给我的生活的大部分活动带来很好的刺激。

 第六章

    拉马丁的声望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峰，他被在革命中遭到损伤和恐吓的人（大部分国民）视为救星，巴黎国民议会和十一个省的议会都将他选为议员。事实上，他的热情的确超过了所有人，我还没有见过谁能表现出像他那样的热情。关注被恐惧激发的那种炽热的爱，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应该用怎样的热情爱护别人。议员们满怀抵制过激的革命行为和与煽动动乱的人作斗争的心情来到巴黎，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将拉马丁当成了唯一的领导人。他们对他满怀期望，希望他能够带领他们打倒煽动动乱的人和社会主义者。可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拉马丁似乎并不知道，他只要稍加努力，就能完成剩下的使命。


    没有人能想到拉马丁正处在复杂和艰难的困境之中。他清楚地记得，二月革命的成功他的贡献最大，但是人们已经忘记这些了。人们对于这些的记忆被恐惧抹去了，又因为社会转入安全，不能很快地恢复这些记忆。当局势到达不得不停下来的高点的时候，就被逆转了，然后，人民被推到了远处。拉马丁不想去这个远处。


    山岳派一旦取得成功，拉马丁会即刻倒台。可是，如果山岳派遭到彻底失败，拉马丁的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了，总有一天也会倒台。他发现，对他而言，胜利和失败是一样的，都有危险。即使他至始自终坚定地领导着希望改变革命的步伐的政党，即使这个政党取得了胜利，他也会很快被忘记。如果在到达一定程度时不能指挥人马停止前进，那么他的军队就会抛弃他，更换别的领导人。总之，在我看来，不论他做什么都无法长久地抓住权力，他很可能以救国的名义，光彩地丢掉权力。


    的确，拉马丁不是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的人。在这个我生活着的充斥着自私的野心的世界上，我不知道会不会遇到一位比他更只顾个人利益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经常看到一群为了成就自己的伟业而为祸国家的人。这种罪行在当时很流行。但我认为，为了释放积怨而企图颠覆世界的人，似乎只有拉马丁。除了他之外，我再也没有见过欠缺真诚和无视真理的人。说他轻视真理不够正确，他从来就没有尊重过真理。在他的讲话或者著作中，他总是否定现实，或者东拉西扯。制造轰动是他唯一愿意做的事情[26]。


    在2月24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见过拉马丁，我第一次见到他，是议会在新的会场开会的前一天。当我选定了自己在会场的座位之后，我看到了他，他正被几个人围在中央。看到我之后，他假装有事要处理的样子，急急忙忙地走远了。后来，他让香蒲（既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随仆）转告我，请我不要怪他躲开我，在旧议员面前他不得不这样做。他还说，我的名字会被写在共和国的领导人名单上；为了互相理解，我们应该直接交流；目前还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


    香蒲说，他负责就眼前的局势征求我的意见的任务。于是，我坦诚地表达了我的观点，可是没有起什么作用。不过，通过香蒲，我和拉马丁建立了间接联系。他经常委派香蒲来见我，告诉我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也时常去香蒲在圣奥诺雷大街的住处。香蒲有一间外交部的宿舍，但为了接见可疑来客方便，他租用了这间阁楼。每次我去见他，都能看到很多投靠他的人。类似的政治乞丐在法国的任何政体里都有，反对投机钻营的革命也助长了这种现象。革命会致使一些人沦落成政治乞丐，一旦成为政治乞丐，只能借助国家的力量才可能东山再起。


    沾了拉马丁的光的香蒲，用以权谋私的手段将这些各式各样的政治乞丐拉拢到了自己身边。其中有一位在我看来技艺一般的厨师，他声称一定要为担任共和国总统的拉马丁效力。香蒲大声喊道：“但是，拉马丁不是总统。”厨师回答道：“正如你所说，他的确还不是总统，但他马上就会成为总统。我以为，他应该及早考虑厨师人选。”为了安慰这位厨师的执着，香蒲告诉他，拉马丁当上总统之后，一定会想起他。于是，这位可怜的厨师开始想象他的厨具将是多么精美，在想象中他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香蒲为人傲慢，而且喜欢多嘴，很惹人讨厌，但是在那时我又不得不经常去拜访他。我不能直接与拉马丁对话，只能从与他的谈话中知道拉马丁的想法和计划。尽管香蒲总是胡言乱语，但也能反映拉马丁的思想。打个比方，这就像是阳光照进了一个黑漆漆的玻璃器皿里，虽然不能反射出光芒，但能让人用肉眼就看清楚一切。我可以很容易就做出一个判断：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会沉浸在那个厨师那样的想象之中，拉马丁也是如此，他已经在想象中品尝过权力的美好了。可是，在现实里权力正在从他手中溜走。他走在一条让他倒台的山路上，他不打算打倒山岳派，只想设法控制他们，以便让国家安宁，让人民感激他。然而人民却忘记了他。他最害怕旧议会再次得到议会的权力，在我看来，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在讨论执行权的构成时，就能看到这一点。


    不过，在涉及党派利益时，每个党派都会以常用理论掩盖党派利益。对党派而言，这是常规表演。不过，由于当时的政党们都将原本持反对意见的理论作为盾牌，因此这次的表演更显精彩。原先的保皇派主张在议会实行自我管理，这个主张与煽动派的主张对立。煽动派主张由常务委员会执掌执行权，常务委员会负责选任政府官员和管理政府。煽动派的主张有点儿像君主主义。这些分歧表明，一部分人希望赖德律·罗兰脱离政权，另一部分人则希望他能留任。


    人们从赖德律·罗兰的身上看到了恐怖政策的影子，于是认为是他制造了恐怖。于此同时，人们还认为拉马丁是保护善良的神人。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赖德律·罗兰只是一个身材肥胖的多情男子，没有原则，没有思想，没有勇敢的心灵，也没有恐怖的企图，相反，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他是个不记仇的人，对人很宽容，没有为难过任何一个反对他的人[27]。


    会议讨论了很久都没有结果。这期间，巴罗发表了一次精彩的演讲以支持我们，不过，之后讨论朝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了。这种意外“事故”经常出现在议会的争论中，人们只会因为自己的盟友精彩的演讲感到兴奋，却忘记了演讲对反对者造成的影响。很多党派就是因此招致失败的。


    拉马丁始终保持沉默，在我看来，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还在犹豫着。在看到巴罗的演讲引起轰动和取得成功之后，他决定发言了。这时，我想起香蒲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无论如何，拉马丁都会阻止议会通过巴罗主张的决议。”于是，他走上演讲席，发表了听上去十分动人的演讲。听到拉马丁的演讲以后，已经跟随巴罗走上了新的道路的多数派，又退回了原处。（在我所知道的所有议会中，这届议会更容易受到辩论家们的巧言欺骗，有些人还欠缺从演讲中发现演讲者真实动机的经验。）


    议员们大都支持拉马丁的主张，他获得了成功，但遭遇了不幸。就在这一天，他亲手种下了不信任他的种子，在此后的日子里，种子不断成长，他的声望从最高点转头下滑，比之上升时的速度还要快。第二天，他着手拉拢赖德律·罗兰，在他的强迫下，他的盟友们同意让赖德律·罗兰进入执行委员会。这时，人们对他的怀疑成真了。于是，失望、惊恐和愤怒的情绪在议会和人民中间蔓延。在我的内心深处，也满是不安和愤怒。我清晰地看到，拉马丁逐渐偏离了摆脱无政府状态的道路，我不知道，如果跟着他走下去，我们会掉进一个什么样的深渊。而且，我们不能判断想象力的前进方向，更何况这种想象力没有任何道德或理念的限制。相比于拉马丁的公正，他的良知更不能令我安心。在我眼里，他是一个除了行动和庸俗的演讲之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人。六月事变[28]改变了一些我对他的理解。我看到我们的反对者的强大，不论是人数、组织结构还是决心，都出乎我的预料。


    在两个月里，拉马丁一直和革命派混在一起，吹嘘革命派的力量，还认为整个法国都失去了活力。他与真理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尽管我不同意他的这些意见，但也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在我看来，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已经是很清楚的了，因此不能再犯错和有所偏离。我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尽快动用议会在道德方面的优势，阻止人们干扰议会，然后夺取政府控制权和强化政府力量。必须立即这么办，否则我就会觉得我们的力量被削弱了，而反对者的力量则得以加强。


    从议会第一次开会到六月事变的六个星期里，巴黎工人鼓起了战斗的勇气，充满斗志地自行行动起来，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尽管战斗一触即发，但也可能因为拉马丁的迟疑不决而与敌对者进行真真假假的同谋。这种局面可能导致拉马丁的败亡，我们也会因此得救。对于山岳派而言，这种局面会让他们的领导人产生麻痹心理，走向分裂。政府里的山岳派成员和政府外的社会主义者也会分裂。如果山岳派和社会主义者被共同的利益联合在一起，人们就有理由担心我们能维持多长时间的胜利。我认为我们反对的是一群群龙无首的武装革命者，在没有危险的时候，我会思考这样的战斗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要知道这场战斗不仅没有领导人的指挥，而且只得到了三分之一的议员的支持。


    与我相比，拉马丁距离这种危险更近，看得也更清楚。时至今日我还认为，同他的野心一样，他对革命引发的冲突的担忧，也妨碍了他采取行动。当我得知拉马丁夫人对拉马丁先生和议会的安全表示担忧之后，我认为我的这种判断很有必要。每次见到我，拉马丁夫人都会说：“不要让局势恶化下去了，你不知道革命派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如果和他们打起来，我们会完蛋的。”虽然我一直认为拉马丁夫人有着美好的品行，但在她身上也可能有一些不会改变品行但会使她失去别人的尊敬的缺点。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喜欢与她打交道。我常常因此而责备自己。总而言之，拉马丁夫人有些霸道，傲慢而直率，有时显得很鲁莽，有时显得很僵硬，别人既不能冒犯她，又不能接近她。

 第七章

    虽然在议会上革命派没敢有所对抗，但他们并不打算任由议会行动。他们希望控制议会，强制通过一些遭到反对的议案。议员们遭到了来自俱乐部的刁难和威胁。在政治激情方面，法国人需要理论家为他们的非理性表现辩护，俱乐部也是如此，为了创造出能够配合暴力行动的理论基础，他们不断地召开群众会议。在群众会议上，人们提出，人民的地位要始终高于人民选出的议员，议员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愿，但人民绝不能将意愿完全委托给议员。这个原则是合理的，但在这个合理的原则基础上，他们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巴黎工人代表全国人民。


    从议会开会开始，在全国各个城市就不断出现规模宏大、群情激奋的动乱。人们走上街头，到广场去集会，就像大海里的波浪那样，盲目地翻腾着。在议会大厦周围，每天都围着一群没有工作的人，这幅场景让人害怕。煽动群众参与骚乱的政党有多个领导人，尽管他们总是发起规模浩大的突然行动，但他们极少互相商量。所以，在行动前后，他们不可能明白自己想干什么、要干什么。我认为，部分煽动群众的人只想对议会施加压力，以便更好地利用议会，他们并不想破坏议会。我的这个见解始终没有改变。举例而言，他们在5月15日对议会发动了袭击，目的就是恐吓议会。这一事件就像一般的群众闹事，性质有些暧昧。在袭击之前，领导人并没有制定明确的计划或目标，让袭击随着局势发展到和平结束或成为革命。


    在袭击发生的八天前，就有人预感到将要发生袭击。然而，在危险即将到来之前，即使有信号显示了危险即将到来，但由于长期生活在惊慌之中，已经形成了习惯，因此议会也没有看到这个信号。人们知道的只是声援波兰人民的运动有了问题，并由此产生了冷漠的不安。相比于人民，政府官员知道更多内情，也更加不安。然而，他们不仅不向人民通报情况，也不让人民发现他们的不安。我的住处离政府太远，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秘密。


    5月15日那天我去了议会，但是我在事先并不知道议会发生了什么。议会正常地开会，但有个现象很不正常：会场门口聚集了大约两万名群众，虽然他们没有发出喊叫声，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就在那里。沃洛夫斯基[29]在演讲席上发表讲话，讲了波兰的事情，但我没有听，不知道他讲了什么。这时，从外面传来的可怕的叫喊声透过会场上方的窗户传进了会场里，好像从空中降落到我们的头顶上，我没有想到人声汇合起来会这么响亮。人群向会场围了过来，直到他们进入会场，直到他们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并不觉得眼前的情景比之前的声音更可怕。


    有些议员因为人群的突然闯入而惊讶和害怕，以至于站了起来，那些没有站起来的议员向他们喊道：“快坐下。”于是，他们又重新坐下，静静地，好像陷入了沉思。沃洛夫斯基继续讲话，这恐怕是人们第一次这样安静地听他的演讲。实际上，人们听的不是他的演讲，而是逐渐靠近的人群的喊叫声。


    突然，总务主任德古赛[30]郑重地走上演讲席，请沃洛夫斯基停止演讲。等沃洛夫斯基走下演讲席之后，德古赛说道：“尽管总务人员反对守卫议会的士兵放松戒备，但库尔泰[31]依然命令他们卸下了刺刀。”德古赛为人善良，但脸色看上去很凶恶，声音很沉重，将他说的话、脸色和声音联系起来，人们会产生不祥的预感。议员们炸开了锅，但很快就恢复了安静，因为人群已经占领了议会，议员们什么都做不了了。


    在刚刚听到吵闹声的时候，拉马丁就走出了会场，很快就失魂落魄地回到了会场门口。他穿过会场中央的通道，迈着大步走到了座位上，样子就好像有人在追赶他。在他身后的确跟着几个群众，他们刚走进会场大门，看到里面挤满了人，显得很吃惊，就停了下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跟2月24日那天的一幕很像了。旁听席的入口在吱吱呀呀声中打开了，人群涌进了旁听席，占满了所有座位。前面挤进来的人被后面的人推着往前挤，最前面的几个人又从旁听席翻出来，打算闯进会场中央。这个地方比会场高三米多，他们不敢跳下来，就顺着墙根走到只高出一米的地方，然后跳进了会场里。他们跳下来的时候，地板发出了“咚咚”的声响，刚听到这些声音时，我还以为远处响起了炮声。与此同时，另一个主要是俱乐部领导人组成的人群也涌进了会场。他们带着恐怖政治时的影子，手里摇晃着挂着红色帽子的旗帜。


    很快，群众就占据了会场中央的小广场，那里变得很拥挤了。于是，有些人离开小广场，进入议员座位之间的通道里，这是一个很狭小的地方，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走了进来。不论走到哪里，他们始终保持着激动的状态，大声嚷嚷着，一切都显得乱糟糟的。这种在乱糟糟的群众活动现场，尘土飞扬，空气沉闷，我真想跑出去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但我还是端坐在座位上，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这样做。


    在这些涌进会场的群众当中，有人拿着武器，还有一些人把武器藏了起来。尽管如此，但似乎没有人打算伤害我们。他们的目光里没有敌视，有的只是怨恨和惊恐。很多人天生就有粗俗的好奇心，当这种好奇心超越其他的情绪时，他们就会感到满足。在法国的一些造成流血冲突的大型群众运动中，总有一些看热闹的围观者，他们大都是流氓无赖或无业游民。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领导人，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中的一些人喝醉了酒，其他人则显得很激动。从外在表现来看，激动状态就是高声喊叫；从内在表现来看，激动状态则是激情澎湃，虽然紧张，但显得很空虚。


    他们穿着不适合在热闹的场合穿的衣服，因此很快就出汗了，于是就有人解开衣扣，露出了胸部。他们混乱地大喊大叫着，有时还发出谩骂和威胁的声音。他们向我们挥舞着拳头，嘴里却称我们是他们的公仆。他们不断地重复着我们是他们的公仆这句话，因为近期的民主派报纸上，就把议员称为人民的公仆。这种称呼让这些俗人们高兴。不久之后，我就看到了他们是怎样接受和体现这种思想的。


    一个穿着工作服的人对我和他的同伴说道：“我真想把那个秃鹰的脑袋揪下来。”顺着他眼神和手指的方向，我可以轻易地判断出，他说的那个人是拉克代尔。拉克代尔穿着多明我会修士的衣服，坐在会场的左上方。尽管我不喜欢这个人粗俗的语言，但我还得承认，他的比喻很恰当。拉克代尔神甫那细长的脖子露在白色风帽外面，头上只留着一撮黑色的头发，脸很长，鼻子是钩形的，两只眼睛的距离很近，但很有神。我真佩服这个穿工作服的人，因为他能把这种长相的人比喻成一种飞禽。


    面对这种毫无秩序可言的局面，议会的态度是被动的和没有作为的。议员们安静地坐在座位上一言不发，既不表示抗议，也没有屈从的意思。山岳派的几名成员不敢大声说话，于是小声地互相拉关系。拉斯帕伊[32]奋力登上演讲席，想要宣读一份请愿书，一位名叫达戴尔斯瓦尔的年轻议员站起身来，问道：“拉斯帕伊公民，请问，你有在这里发表讲话的权利吗？”话音刚落，人群中就传出了针对达戴尔斯瓦尔的叫骂声，还有几个人朝这位年轻人冲了过去，在对方的抵挡之下，又退了回来。


    拉斯帕伊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让他的这些同伴们安静下来，然后，他开始宣读请愿书。实际上，这并不是请愿书，而是一份命令，命令议会立即声援波兰人民。人群纷纷喊叫道：“让他们赶快表态！”议员们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就像死人一般。人群忍受不了这种沉默，在慌乱之中发动了骚乱。这样一来，议员们也就没有必要表态了。在这一天，向来被人们视为圣人或混蛋的议会议长毕谢[33]成了伟人。他用尽全力敲响了警钟，希望能安静下来，这种时候的吵闹比安静更令人无法忍受。


    这时，我看到有人登上了演讲席。虽然我只在这一天里见到过这个人一次，但他还是给我留下了令人厌恶和恐怖的印象。他看上去就像个病人，脸型消瘦，脸色苍白，衣服也不干净，散发出发霉的味道。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老式礼服，好像没有穿白衬衣。看上去，这个人就像是一直生活在下水道里一般。有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叫布朗基[34]。


    在布朗基的讲话中，他首先谈了波兰的问题，然后急切地谈起了国内的局势，要求报复发生在鲁昂的大屠杀。他威胁议会，要求议员们关注穷人的生计问题，还指责议会，认为议会在这件事情上犯了大错。在鼓动起人群的激情之后，他话锋一转，再次谈到波兰的问题。他的要求和拉斯帕伊一样，要议会立即通过声援波兰的决议。


    议员们依然没有任何表态，人群依然吵嚷着，呼喊着一些自相矛盾的口号，议长依然不停地瞧着警钟。赖德律·罗兰试图劝说人群离开会场，但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说服他们。在人群的叫骂声中，赖德律·罗兰走下演讲席。在群众的自行组织中，喧闹不断扩大了。实际上，在这种时候，他们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了，如果他们有耐心稍等片刻，就能达成目的，但他们不能明白这一点。


    巴贝斯[35]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登上了演讲席——与其说是登上演讲席，倒不如说是跳上演讲席。巴贝斯有很多种形象，时而是疯子，时而是骑士，时而又是煽动家，没有人知道在某时某地他会以哪种形象出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能生活在这个混乱的病态社会中。我认为，在大多数时候，他是以疯子的形象出现的，尤其是人民的呼声会让他更加疯狂。当他的灵魂被激情操纵时，就像火上的开水一样，自然而然地沸腾起来了。从人群涌进会场开始，我就在注意他了。他最疯狂、最绝情，立场最坚定，在我看来他是最可怕的敌人。


    在登上演讲席之后，他并不急于发言，而是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兴奋地巡视着会场。当我呼唤同伴关注他的表情变化时，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了，手指激动地摸着胡子。他下定决心了，他要整理一下人群的激情，明确目标，以便获得成功。他有些气喘吁吁地说道：“我要求议会立即通过如下决议：向波兰派遣军队，向富人征收十亿法郎的税，撤出巴黎的驻军，撤销征召预备役军人的决定。否则，我将宣布议员们是法国的罪人。”


    我认为，如果议会批准了巴贝斯的提议，我们就会遭到毁灭。批准他的提议将让议会威严扫地，如果否决撤出驻军的提议（这项提议很有可能被否决），议会又会有被打乱的危险。可是，提议的巴贝斯也不能让会场安静下来，议员也就不必表态了。


    在巴贝斯说完最后一句话之后，会场里的吵闹局面变得更加激烈，根本不可能安静下来了。既然不可能安静，就只能吵闹，任由各种不同的意见互相争吵。巴贝斯竭尽全力想让人们安静下来，即使议长像敲丧钟似的敲着警钟，给他提供帮助，也是无济于事。


    这次不寻常的会议又持续了两个小时，议会一面顶着压力，一面等待着来自议会外部的援助，但整个巴黎就好像死去了一般，纵使我们竖起耳朵仔细地听着，也没有听到任何救援的声音。议会的消极抵抗让人群更加愤怒了，他们失望至极。这时候的人群，就像停留在冰面上，不断向下滑行着，却又找不到可以抓紧的东西。既然找不到出路，只能互相指责和争吵了，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各种声音响彻会场。有人喊道：“我们现在就……”另一些人则喊道：“建立劳工组织！向富人征税！支持路易·勃朗！”后来，终于听不到这些喊声了，因为他们都想登上演讲席发言，以至于打了起来。有五六个人同时登上了演讲席，同时发表演讲。


    会场里一直都很混乱，一会儿显得很可笑，一会儿又显得很可怕。会场里越来越热，很多最先进入会场的人忍受不了了，陆续走了出去，但又有站在门口等待空间的人挤进来，占满了空档。从我的座位旁边的过道上走过去一位消防员，有人冲他喊道：“不要给他们投票！”他回答道：“等等，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他整了整头上的消防帽，系上帽扣，然后穿过人群，走上演讲席。尽管他在演讲席上的表现就像在火灾现场那样潇洒，但他的发言并不顺利，很快就遇到了障碍。有人冲他喊道：“消防员，快点儿啊！”但他讲不下去了，于是被人轰了下去。


    这时，有几个人将路易·勃朗架进了会场，好像凯旋而归似的。他们抓住路易·勃朗的四肢，从人群的头顶上将他抬了过去。路易·勃朗想逃脱，却逃脱不了。他蜷缩着身体尖叫着向后退，却被人们推着往前走去。在我看来，此时的路易·勃朗就像一条尾巴被夹住的蛇。那几人把他推到我的座位下面的一个座位上，让他坐了下来。他喊道：“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要获得的权利……”下面的话我没有听清，被喧闹声淹没了。有人告诉我，索布里耶[36]也以相同的方式进入了会场，坐在稍远一些的座位上。


    后来，这场演出被一场严重的事故打断了。最里面的旁听席发出了“嘎嘎”的声音，一根柱子突然断了，向着会场斜了过来。人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这个意外让会场暂时安静了下来。就在这段安静的时间里，我听见了外面传来的预备役军人集合的鼓声。听到了鼓声的群众显得很愤怒，再次发出可怕的喊叫声。此时，巴贝斯再次出现在了演讲席上，问道：“谁下的命令？为什么要征召预备役军人？这是违法的！”有人高声喊道：“他们出卖了我们，我们要拿起武器反抗！我们去市政厅！”


    议长被人从座位上赶了下来。后来，他告诉人们，是他自己主动离开座位的。一个名叫贝尔的俱乐部领导人走到主席台上，将一面挂着红帽子的旗帜插在那里。这个人好像刚刚从癫痫（由过度兴奋引起）状态恢复正常，思想也摆脱了混乱状态。他衣服凌乱，慌慌张张地走到议员们面前，高喊道：“我以被自己的公仆愚弄了的人民的名义宣布，国民议会就此解散！”他连续高喊了两遍，像号令一样响彻会场，其他的声音都被盖住了。


    议会没有了主席团，议员们只好解散了。巴贝斯同一些勇敢的俱乐部成员去了市政厅。这显然不是群众想要的结果，他们面露担忧地互相议论道：“嗨！这不是我们希望的呀！”这个结果也让真正的共和主义人士感到绝望，特雷拉向我走了过来。他是一位感情丰富的革命者，一直梦想着在法国建立共和制。他还是一位负责的医生，主持过一家疯人院的工作，但他自己也有些疯疯癫癫的。他握住我的手，眼泪汪汪地向我说道：“唉！这真是让人伤心啊！提出这种主张的人都是疯子，导致这种结果的人是真正的疯子！我和他们有些交情，他们请我看过病！布朗基是疯子，巴贝斯是疯子，索布里耶是疯子，于贝尔也是疯子！他们怎么能到这里来呢？他们应该去我的疯人院！”既然他清楚地知道这些人的底细，那么完善这份名单的任务就由他自己去做吧。我一直认为，疯子能在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人不仅仅是被比喻为疯子，而是地地道道的疯子。虽然疯子适应不了这种情况，但却能在这种时候获得成功。


    虽然议会已经解散了，但是或许人们认为它还没有正式解散。议员们也不认为遭到了失败，很多离开会场的议员都表示，在不久之后会在其他地方召开议会，他们谈论着重新召开议会的事宜，我相信他们真的有完成这件事的决心。我也决定留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我对这件奇妙的事情如何发展下去很好奇，想看一看；第二，我认为，就像2月24日一样，议会的力量还残存在会场里。我留下来，只想观看这一奇妙的场面，我跟它没有利害关系，我也不能影响它的发展。从人群混乱的喊叫声中，我得知他们打算组建一个临时政府，这一幕模仿了2月24日的情景，而2月24日的革命则模仿了另一场革命。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听到从会场深处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声。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全面陷入混乱了，每个人都具备了辨别各种武器的知识，因此我明白，这阵声音是军队冲锋的鼓声。我立即赶到刚刚放人群进入会场的那个入口处。在那里，我确实看到了一面军鼓和四十多名保安队士兵。虽然他们态度坚决地加入到了群众的行列中，但从最初的表现来看，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这里要干什么。没过多久，他们就混进群众队伍，不见了踪影。


    在人群后面，还有一队正在行进的国民自卫军士兵，他们一边呼喊着“国民议会万岁”的口号，一边开进了会场。我将我的议员身份证明别在帽子上，然后随他们返回到会场里。进入会场以后，他们将正在演讲席上同时发言的五六个人赶下演讲席，然后站到了连通演讲席的台阶上。群众看到这种情景，本来还打算有所抗争，但很快就不敢乱动了，只好挤上已经没有人的议员座位，一阵混乱之后，他们来到了会场外的走廊里，最后又通过窗户跳到了庭院里。只过了几分钟，会场里就只剩下国民自卫军士兵了，他们依然高喊着“国民议会万岁”的口号。


    这时，议员们又三三两两地重新回到了会场里。在同国民自卫军士兵握手和拥抱之后，回到了各自的座位上。国民自卫军士兵高喊道：“国民议会万岁！”议员们也高喊道：“国民自卫军万岁！共和国万岁！”


    议会刚刚在国民自卫军的帮助下被夺回来之后，制造了这场混乱的罪魁祸首库尔泰出现在了会场里，国民自卫军士兵见状，怒吼着冲过去，将他抓了起来，拉到演讲席下面。当他从我面前经过时，我看到他的脸色都变白了，就像一个死人。我害怕这些愤怒的年轻人会杀了他，于是喊道：“不要杀死他，把肩章卸下来。”于是，他们卸掉了他的肩章。


    拉马丁也回到了会场里。我不知道在刚刚过去的三个小时里，当我们遭遇混乱和入侵的时候，他在干什么。混乱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看见过他，他坐在下方离我不远的一个座位上，从衣兜里掏出梳子，梳了梳被汗水浸湿的头发。后来，他就不见了踪影，好像是去了更里面的一个大厅，那里也挤满了人，他想发表演讲，但遭到反对。这些情况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我决定在回忆录里只写自己亲眼看到的事情，所以就不打算写上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内容了。后来证实，当时他到了附近的一座外交部大厦里，在那里躲了起来。如果他领着国民自卫军来解救议会，才是他最好的选择。在我看来，他当时心力交瘁，作为一个想象丰富的勇者，有时很容易这样。


    重新出现在会场之后，他又恢复了之前的活力。他告诉我们，他的岗位在大街上，所以他去了市政厅，平息了那里的动乱。议员们热烈地鼓掌，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这样讲话。议员们的掌声并不是给他一个人的，也是为了庆祝议会的胜利。此时的掌声和欢呼声，是对依然令人激动不已的热情的回应。


    下午六点钟，拉马丁走出了会场，国民自卫军的鼓声由半小时前的命令冲锋，变成了全面进军。会场里的国民自卫军士兵和保安队士兵排好队，跟着拉马丁走出了会场。虽然会场里没多少议员，但还是宣布开会了。这期间，我很快地回家吃了饭，然后又赶回议会。议会继续照常开会，没过多久，我们接到通知，那些企图组建临时政府的人被逮捕了，巴贝斯和年纪较大的最应该受到惩罚的库尔泰遭到指控。


    有人想对路易·勃朗采取同样的措施，路易·勃朗发起了自卫。在会场门口，他遭到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殴打，衣服被撕烂了。在登上演讲席之后，他没有选择经常站立的那个位置。他的个子太矮了，只有头部能露在演讲席的桌面上，因此在发表演讲时，他要踩着一个小板凳才行。他想讲的问题太多了，所以只顾着安排先后顺序，忽略了想要达到的效果。尽管如此，他的演讲依然能获得暂时的成功。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发现他有这种才能。在此之前，我不认为堆砌着美丽却乏味的辞藻的艺术是一种才能，它们就像雕饰精美的盘子，所盛之物没有任何用处。


    白天的混乱弄得我筋疲力尽，因此晚上的情景并没有给我留下清晰的印象。我所说的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和亲耳听到的，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总汇导报》知道更多这次事件的细节和后来的情况。

 第八章

    尽管1848年的革命者无意模仿先辈曾经做过的蠢事，但他们并不排斥模仿那些事件中可笑的那部分。因此，他们打算举办一场大型的欢庆盛典继续糊弄人民。虽然财政吃紧，但临时政府还是计划拨款一百万或两百万法郎，用于在马尔斯操练场举办这个庆典。


    按照事先公布的计划（也被后来的事实证实了），马尔斯操练场上将坐满代表各种阶层、各种类型、各种德行或政治制度的大人物。只要法国同德国、意大利联起手，只要自由、民主、平等联起手，农业、商业、军队乃至共和国的形象都会变得高大起来。将有一辆被十六匹马拉着的大马车出现在庆典现场。按照庆典计划的介绍，这辆车装饰简朴，载着象征着力量、荣誉和富强的栎树、月桂树和橄榄树，还载着鲜花、麦穗和一架犁。一群身穿白衣的姑娘和农民们围着这辆车兴高采烈地载歌载舞。庆典计划说，还会出现一头角上绑着金丝的牛，但没能实现。


    议员们对举办庆典没有丝毫的兴趣，我们担心的是，这么大规模的群体活动可能引发混乱。因此，议会绞尽脑汁地拖延，希望庆典能晚一点儿举办。但是，准备工作完成了，就再也没有办法拖延了，只好决定在5月21日这一天开幕。


    5月21日这一天，我早早地来到议会，然后和其他议员们一起步行去了庆典现场。我在口袋里装了一把手枪，后来，和其他人交谈后我才知道，很多人都暗中带着武器，有的人拄的拐杖里藏着刀，有的人衣服里藏着短剑。我们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自卫。埃德蒙·拉法耶特向我展示了他的特殊装备，缝着铅球的长皮带，使用时可以缠绕在胳膊上。他告诉我，这种武器被人们称为折叠棍棒，在5月15日以后，很多议员都有。我们就是这样来参加这个庆典的。


    有传言说，当议员们穿过会场中央走向设在军官学校的阶梯式看台的时候，就会爆发危险。其实，这个传言是说，如果议员们毫无防备地走这么多路，很容易被人袭击。可是，议员们能够清楚地记得5月15日的事件，就说明是有防备的。有一个记忆就足够了。法国人不会同时做两件事，尽管在精神上他们喜欢随时更改目标，但实际上他们不会放弃已经确定的目标。而且，在我看来，法国人还没有在庆典中搞暴动的先例。在这种时候，人们没有搞暴动的心思，他们宁愿将一切的不愉快放到脑后，然后陶醉在美好的幻想里。


    庆典计划要求氛围必须是友好的和喧闹的。后来的事实表明，氛围的确是喧闹的，而且是井然有序的喧闹。法国人真是令人奇怪，在秩序良好的时候不能没有警察，但是一旦爆发了动乱或者革命，反而不需要警察了。


    人们对庆典的热爱，使诚实善良的共和主义者惊喜不已，同时也有了某种同情心理。卡尔诺[37]就是这样一位共和主义者。他以共和主义者必有的天真对我说道：“亲爱的同僚，请相信我，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相信人民。”我也天真地回答道：“是啊，5月15日的前一天，你也说过这样的话。”


    执行委员会占据了军官学校阶梯式看台的一半座位，另一半则被国民议会占据了。最先从我们面前通过的是手举各式标语的一个方阵，为了符合庆典计划要求的友好喧闹，这个方阵花了很长时间才通过。标语方阵后面是马车方阵，最后是一个由至少三百名白衣少女组成的方阵。这些少女穿着白色的衣服，很可能被误以为是少年装扮的。她们手捧鲜花，走到我们面前时，优雅地将花束投向看台。她们经常做洗衣服等家务，所以胳膊上很有力气，尽管没有用力，但还是把花束抛到了我们头顶上方，然后又像讨厌的冰雹一样落到我们头上。其中一位身材高大的姑娘走到拉马丁面前，朗诵了赞美拉马丁的篇章。她显得很激动很兴奋，看上去有些诚惶诚恐，但实在很做作。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朗诵完赞美篇章之后，人们要拉马丁抱一抱她。于是，拉马丁勉强地吻了一下她挂满汗水的脸颊。


    检阅军队是整个庆典最庄严的组成部分。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同时看到这么多被武装起来的人。我还认为，见过这种场面的人也不会很多。除了数不清的围观群众之外，出现在庆典现场的都是被武装起来的人了。《总汇导报》认为，那一天总计有三十万国民自卫军士兵和常备军士兵参加了阅兵。我认为三十万太夸大了，但也不会少于二十万。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场面，这个记忆永远不会消失。在从我们面前经过的时候，这些手持装着刺刀的枪的战士们，把枪高高地举过了头顶。从我们坐的高处望过去，成片的刺刀几乎就在我们眼前闪着白光，整个马尔斯操练场就好像一面满是钢液的湖泊。


    当他们从我面前经过时，我看到虽然人人都拿着枪，但有些人没有穿军装。走在最前面的是来自富人区的军容整齐的国民自卫军，来自贫民区的国民自卫军跟在他们后面，虽然也拿着枪，却穿着平常的衣服，或者直接就是工作服。服装上的差异并没有让他们失去勇气，从我们面前经过时，他们或者高喊“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口号，或是唱起了《马赛曲》、《吉伦特派之歌》。再后面是来自郊区的国民自卫军，他们大都是拿着很落后的武器的农民，穿着劳动服，从他们的口号中可以看出，他们与贫民区的工人在精神面貌上有很大的不同。紧接着是保安队，他们由一些未成年的孩子组成，从他们的口号上，我们能察觉到一丝的不安。他们肩负着更多的时代使命。最后面的是常备军，他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安静地走着。


    看着这长长的队伍，我的心中悲伤不已，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让人民掌握了如此之多的武器。我没有像卡尔诺那样盲目相信人民，也没有他那么天真。请你们相信这一点。我已经预感到，眼前闪闪发光的刺刀很快就会成为党派之间互相斗争的武器。在我看来，这场阅兵检阅的就是将要参加内战的两派的军队。尽管还能听到“拉马丁万岁”的口号，但他的声望已经快到尽头了，甚至可以说他已经没有声望了。人们拥护他，只是因为留恋这位昔日的偶像，就像外地人那样，把巴黎人遗弃的东西当成宝贝。


    庆典还没有结束，拉马丁就提前退场了，并很快离开了马尔斯操练场。他看上去很疲惫，一些同样感到疲惫的议员也离开了。开始于一大早的阅兵仪式，在结束时看台上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此时已是夜幕降临了。


    从5月21日的庆典开始，一直到六月事变的发生为止，人们每天都生活在不安之中，担心六月事变这一即将发生的灾难。国民自卫军和常备军每天都会接到这方面的情报，每天都在为战斗而准备着。手工业者和有产阶级在家里待不住了，于是拿着武器聚到了广场上。尽管每个人都感到这一危险的时刻慢慢地走来了，但依然希望能够躲过这场灾难。国民议会也被这种紧张的氛围包围了，随时都想发出爆发全面内战的通告。实际上，会场里早就是内战状态了。


    为了防止爆发内战或者推迟内战，有关各派都在努力地克制和忍耐着。内心深处反对革命的议员，将自己的态度隐藏得很深，不会轻易表现出对革命的反感或同情。为了避免遭到怀疑，喜欢辩论的议员选择了沉默，将演讲的权力让给了新当选的议员。而新议员们也没有发表演讲，因为议会已经没有值得讨论的大事了。议会很少讨论那些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尽管如此，却没有人忘记这些问题。议会提出和讨论的，是一些救济贫民的议案，还讨论过社会主义的体系。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可以付诸行动的东西，至少能找到可以与旧的法律制度并存的东西。


    国家工厂[38]还在招收工人，工人人数已经超过十万了。可是，人们觉得已经不能继续保留国家工厂了，只是担心发生骚乱，因而又不敢解散它。每天都会讨论国家工厂的留存问题，但只是讨论，拿不出决议，也不敢作出任何决定。


    各个党派似乎都很害怕发生战斗，但同时又在积极准备战斗。来自富人区的国民自卫军同常备军、保安队决定联合起来保全自己。来自郊区的国民自卫军则在暗中筹措枪械弹药，这些举措对他们很有帮助，让他们坚持到了最后。临时政府已经给工人群体发放了大量步枪，不仅做到了人手一支，甚至到了人手数支的地步。


    不仅巴黎周边出现了危机，离巴黎更远的地方也有了危机。外省的人对巴黎的行为感到气愤，反对之声四起。这是最近六十年来他们第一次反对巴黎。他们自行武装起来支援议会，给议会送去数千份庆祝5月15日的胜利的贺信。他们对共和国感到了厌烦，因为商业衰败，战争频发，社会主义思潮蔓延。选举投票的过程就体现了他们的这种厌烦情绪。他们在二十一个省的补缺选举中，将他们认为具有王政思想的人选进了议会。因为这个原因，莫莱[39]和梯也尔分别在波尔多、鲁昂当选。就在这一时期，路易·拿破仑这个名字被反复提及，巴黎和其他几个省的共和主义者、王朝正统派和煽动家都给他投了票。当时，人们就像迷路的羔羊，敢于偏离任何一条道路。


    在得知路易·拿破仑当选议员的消息的时候，我根本不会想到一年以后他会成为总统，而我会成为他的部长。我承认，当我看到议会原来的一些重要人物再次当选议员时，感到了不安和遗憾。我不否认他们的才能，我只是担心他们会将一部分共和主义者推向山岳派的怀抱，而这部分共和主义者至今与我们关系友好。我了解这些重要人物，只要他们参与政治事务，就必然要求领导一切，否则他们就不会关心国家局势。不过，在我看来，如果他们想领导政府，时间还早了些，而且也太过冒险了。他们和我们共同的任务，是协助理智的共和主义者领导共和国。他们和我们都不应该间接地领导共和国，更不能直接出面。


    在我看来，我确信我们正生活在一场可怕的斗争即将爆发的前夕。我对即将到来的危险的充分认识，来自于与一位名叫乔治·桑的夫人的一次交谈。


    我见到乔治·桑夫人，是在我的英国朋友米尔纳[40]的寓所。米尔纳是英国国会议员，当时旅居巴黎。虽然他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人，但也做过一些蠢事，说过一些蠢话。我见过这两个人很多回，肯定地讲，在外貌上这两个人完全没有相似之处，一个才华那么出众，另一个却是那样的傻气。在我的印象中，米尔纳从来不对任何事或任何人着迷，但这一次他却对乔治·桑夫人的文采着了迷。


    虽然当时气氛紧张，但他还是为乔治·桑夫人举办了一次文学晚宴。我参加了这个聚会。虽然不久之后发生了令我印象更加深刻的六月事变，但我还是没有忘记这个聚会，不仅如此，我还能时常想起它。


    虽然是文学聚会，但参加的人并不都是文学家，除了主角乔治·桑夫人之外，还有一位来自英国的年轻夫人，以及梅里美[41]和几位并不出名的文学家。我忘记了那位年轻夫人的姓名，但她谦虚可爱，我对她的印象很深刻。在她熟悉的圈子里，她也是小有名气。在座的几个人里，有些人彼此不太熟悉，有些人却很熟悉，如果我记得没错，乔治·桑夫人和梅里美就是老熟人。在前不久，他们有一段很亲密的关系，但很快就结束了。他们的罗曼司[42]遵守了亚里士多德的规则，符合时间和地点方面的要求。作为东道主的米尔纳显然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才鲁莽地将这两个人都请来了。他们也没有想到会再次相遇，这是他们结束艳遇之后的第一次相遇，因此都很尴尬，好在他们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在那以后，梅里美再也没有出现在有乔治·桑夫人的场合。


    米尔纳安排我坐在了乔治·桑夫人的旁边。在此之前，我没有和她说过话，在我的记忆中甚至也没有见到过她（我很少参与文学界的活动）。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请她谈一谈对我的那部关于美国的著作的意见，她说道：“我只阅读作者赠送给我的书。”我讨厌会写作的女人，尤其讨厌那些不愿意表露出自己弱点的女人，她们隐藏了自己真实的一面，无法让旁人对她们感兴趣。因此，我对她很有偏见。但是，我还是挺喜欢她的。她的眼神很专注，很动人，好像集中了她全部的精神，其他部位都被她忽视了。我觉得她的身上有一些自然流露出来的伟大精神，这让我印象深刻。她的言谈举止是简单朴素的，也许，她有些刻意地将着装的朴素和言行的朴素结合起来了。她的着装越朴素，言行也就越朴素。


    我们谈论了整整一个小时的社会局势。事实上，面对眼下这种情况，除了社会局势，也不可能再谈论别的话题了。在这些问题上，她表现出了政治家该有的风度，她的讲话令我感到震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跟一位愿意向我讲述我的敌对者情况的女人近距离直接接触。当时，党派之间既不互相交往，也不互相协调，因此彼此并不完全了解。她详细地向我讲述了巴黎工人的情况，包括他们的组织、规模、枪械和战斗准备情况，还包括他们的思想和决心。我觉得她说得有些夸张，实际上并不夸张，因为那些情况后来都得到了事实的证明。


    我觉得她很害怕人民获得胜利的结果，很同情议会的命运。她对我说道：“请说服你的同僚们，千万不要让人们因为愤怒而走上街头。同样的，我也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够保持忍耐。战斗一旦打响，你们的一切都会被摧毁。”


    说完了这些饱含同情的话，我们就分别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第九章

    我终于可以讲述六月事变了。六月事变是法国（也许也包括其他国家）历史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性质最奇怪的一次叛乱。说它规模大，是因为在四天的时间里，有十万多人参加，仅将军就死了五位；说它性质奇怪，是因为叛乱者没有喊口号，也没有指挥官和旗帜，但依然表现得很团结，就连富有经验的军事家都称赞他们的干练。


    六十年来法国发生的同类战斗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并不以改变政体为目的，而是以改变社会秩序为目的。它不能被视为政治斗争，而是一场奴隶阶级叛乱的战争，属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理论让二月革命具有了思想方面的独特特点，六月事变又让自己在事实方面具有了二月革命的特点。或者可以这样说，就像生孩子那样，实际上六月事变也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物；人们应该将工人阶级盲目、粗暴的力量视为他们摆脱现状的必需品，视为打通群众的幸福之路的必需品，他们之所以走这条路是他们的权利。六月事变在发生之后就立刻变得可怕起来了，因为错误的理论和人的贪欲勾连到了一起。有人告诉穷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富人的财产都是偷盗而来的。他们还告诉穷人，财产的分配不均不仅违反了自然规律， 还与社会道德相矛盾。有人相信了这些话，因为他们正处在贫困的威逼和激情的鼓动之中。这种错误的权利理论，一旦与盲目粗暴的力量结合到一起，就能使后者立即获得激情和前所未有的威力。


    还要说明的是，操纵这次事件的人并不是阴谋家，而是全体人民针对另一些人的叛乱。这一次，女人也加入了战斗，为男人们准备物资和补给，即使到了被迫投降的最后关头，她们依然有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决心。她们是带着对家庭的感情参加战斗的，为了丈夫的舒适生活、为了孩子的成长，她们渴望胜利。她们对战争的看法，就像买彩票那样。


    这伙群众的战争知识来自于法国人好战的传统和参与革命的经验，很多人家世世代代都接受过军事方面的培训。在巴黎的工人中，超过半数当过兵，他们愿意再次投入到战斗中。事实上，退役的士兵们大多参加了这次叛乱。2月24日那天被围的拉莫里西安，先后两次被曾经听命于他的士兵饶过性命。对这群退役士兵而言，相比于叛乱热情，他们对战场的回忆更强烈。


    这次叛乱的导火线是国家工厂的解散，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国家工厂是一个很像军事单位的可怕组织，执行委员会不敢完全解散它，所以打算逐步拆解，先将一部分工人遣散到外省的工厂，遭到拒绝。6月23日，这批工人走上巴黎街头，发起游行抗议。他们派出的代表向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极不合理的要求，没有得逞之后，他们宣布，将在第二天武装抗议。


    这一切都表明，酝酿已久的危机终于爆发了。


    议会得知这些情况之后，很是担忧，但并没有因此中断工作，仍旧按照议事日程召开各种讨论会。议员们虽然心里很不安分，但表面上都很镇定。当时正在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案，一位杰出的演讲家正在发言。


    政府有意让铁路国有化，因此提出了收购全国铁路的计划。蒙塔朗贝尔反对这一计划，他的理由很充分，演讲也很精彩。像这样出色的演讲，在过去和以后都没有听到过。不仅是我，连反对他的人也觉得他的演讲很好。尽管在这一次他没有习惯性地使用侮辱性的语言，但仍然尖锐地抨击了这一计划。他高傲的性格被心理上的不安抑制住了，他喜欢争论和反对别人的毛病也被抑制住了。和其他的辩论家一样，他也是表面坚强但内心脆弱。


    议会散会了，自始至终都没有讨论外面发生的变化。


    6月23日这一天，我提早来到了议会。圣玛德莱娜教堂时，看到那里有很多公共马车，据说，这些人是赶来修筑堡垒的。到了议会之后，有人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不过，人们对将要发生的武装叛乱还持怀疑态度。我决定亲自去了解一些真实情况，于是就和科尔赛勒去了市政厅一带。


    在那里，我看到靠近市政厅的所有大大小小的街道上，都有人忙着修筑堡垒。所有的堡垒都很符合工程规范，像是有专门的技术人员作指导。为了打地基，他们刨开了必须刨开的路面石板，然后运来方块石头，修筑起坚固的堡垒。在堡垒与街边房屋之间，他们还预留了可以保证通行的通道。


    为了掌握各个街道的真实情况，我和科尔赛勒决定分头行动，分别去了不同的街道。后来，他告诉我，他受到了人们的摆弄。刚开始，他毫不费力地通过几处正在修筑堡垒的工地，但后来就被人扣住不让走了。他们看到这位穿着白衬衣和黑上衣的绅士，正悠闲地在市政厅周边的街道上游逛，然后在每个工地旁停下脚步安静地观看，于是打算将他也拉进他们的阵营里。他们向他发出请求，请他帮助他们。毫不否认科尔赛勒是一位像凯撒那样勇敢的人，他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接受邀请。于是，他搬起被掀起来的路面石板，尽可能地将这些石块摆放得整整齐齐。那些人看到他笨拙的身姿和敷衍的态度，觉得他不是个干活的好手，很快就让他走人了。


    我没有遇到类似科尔赛勒的那种情况。我去了圣马丁大街和圣德尼大街，没有看到可以被当作堡垒的建筑物。可是，在那里，我目睹了规模更大的骚乱。在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身上沾满了血迹和脑浆的国民自卫军士兵，面无血色地打算回家。我向他打听情况，他告诉我，他所在的部队在圣德尼门遇到强大的攻击，他身边的一位战友（他还告诉我了这位战友的名字）被打死了，脑浆喷到了他的衣服上。


    我继续往回走，一路上没有遇到哪怕是一个常备军士兵，这让我感到惊奇。可是，刚刚走到波旁宫前面，我就看到了大炮和威武雄壮的步兵。拉莫里西安穿着军装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焕发出战斗精神的形象，甚至可以说他感觉很高兴。虽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性格，但我依然认为在这种时候不应该这样，他似乎有报复在二月革命中受到的侮辱和伤害的心理。


    我问道：“你干什么去呢？圣德尼门那边正在交火，市政厅附近有大量堡垒。”他回答道：“等着看好戏吧，我就要去那里呢！你以为在这种时候，我还会将士兵分派到居民区狭小的街道上吗？我不会做这种愚蠢的事情！我要把叛乱分子压缩到大的街区上，在那里我们能战胜他们，我们要将他们彻底击垮，他们是逃不了的。”


    回到议会以后，外面下起了大暴雨，整个巴黎都变成了一座水城。我侥幸地希望我们能在坏天气里摆脱危机。实际上，如果是一般的叛乱，就会因为下雨而停止，巴黎人习惯于在晴朗的天气里战斗，相比于子弹，他们更讨厌下雨。


    我的这个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不断传来的消息加剧了我内心的不安。议会打算按照既定日程展开工作，但这是不可能的了。叛乱虽然还没有蔓延到议会，但议会已经有些摇摇欲坠了，时而按照日程工作，时而又脱离了日程，以至于最后抛开议程，完全讨论眼前的叛乱了。几位议员登上演讲席讲述了他们的见闻，还有几位议员提出了应对之策。法卢尔[43]代表公共救助事业委员会提议解散国家工厂，得到众人响应。


    在毫无意义的演讲和没有结果的讨论中，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没有人了解外面的确切消息，于是纷纷要求执行委员会汇报情况，但执行委员会的人都不在场。此时，看不到政府的行动，议会的处境是最惨烈的。它就像一个病人，虽然满怀激情，但四肢已经瘫痪，什么都做不了。终于来了两位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汇报说形势很危险，但有可能在天黑以前得到控制。议会决定继续开会直到晚上。


    会议刚刚召开，就从拉马丁那里传来消息：他们尝试着走进街上的堡垒，但遭到了枪击；比西奥[44]和多尔内试图对叛乱者发表演讲，结果反遭重伤；贝多的大腿被子弹击穿；许多军人因伤阵亡或退出了战斗。一位名叫康西德兰[45]的议员提议作出让步，虽然混乱但还能控制得住局面的议会愤怒了，议员们纷纷向他吼道：“应该惩罚他们，胜利以后就惩罚他们！”


    在这天晚上的所有时间和夜里的一部分时间里，议会是在演讲、听取演讲和等待消息中度过的。午夜时分，卡芬雅克[46]来了，中午的时候，执行委员会将军权全都赋予了他。于是，他向议会急切而清晰地汇报了当天的重大情况。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命令铁路沿线的驻军进入巴黎，周边省份的国民自卫军随时待命；叛乱者已经占领了主要街道，正在尝试着控制整个城市。议会已经筋疲力尽了，于是决定留下一部分人值班，其他人散会，明早八点再开会。


    我离开一片混乱的议会，走上一座桥时，看见大钟的指针指向了凌晨一点。此时的巴黎正静静地待在黑暗中，就好像睡着了似的。我相信早上的所见所闻的确是真实的，用不着再多说什么。当我走过广场和街道时，没有看到哪怕是一个人，没有声响，也没有说话声。在劳累一天之后，人们都睡着了。夜晚的安静感染了我，我觉得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我带着这样的心情回了家，然后就睡着了。


    现在是全年中白天最长的时期，因此，当我醒来时，太阳已经悬在地平线上了。刚睁开眼，我就听到了一阵震得窗户玻璃作响的金属响声。巴黎的安静已经不存在了。我问妻子：“这是什么声音？”她回答说：“炮声，已经响了一个小时了。你今天还要忙很多事，所以我没有叫醒你。”我急忙穿好衣服走了出去。


    大街上到处都响着召集士兵集合的鼓声，国民自卫军士兵手持武器从家里走了出来。战斗即将开始了。召唤这些勇敢的士兵集合的鼓声让其他人躲在了家里。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这些勇士们失望不已，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被执行委员会带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他们可能被人出卖了。他们愤怒地咒骂着。我认为，这种士兵不信任领导的现象是可怕的。


    走到圣托诺雷大街时，我看到一群对炮声感到不安的工人。他们穿着工作服，但是他们在参加战斗时，也是穿着工作服的。他们虽然没有拿武器，但是眼神和拿着武器的工人没有什么区别。炮声更加清晰了，这说明叛乱者又争夺了一块地盘，他们高兴极了。我意识到，工人们的双手和心灵都加入到了这场战斗之中了。眼前的情景就证明了这一点。革命精神的传播就像血液的循环那样，从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扩散到另一部分，直至每个角落。在还没有发生战斗的街区有这种精神，好像这里很快也会成为战场。在我们居住的房子里也有这种精神，在我们可以自己做主的地方也有了家贼。这使得整个巴黎似乎都在内战。即使一些大家都不关注的地方也有这种精神。在此，我破一次例，讲一件几天之后好友布朗基[47]告诉我的一件事。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说明当时事件的一些特点。


    布朗基从家乡带来了一个穷人的孩子，让他当了仆人。在叛乱的那个晚上，那个孩子边做饭边说道：“这个星期天（当天是星期四）该我们吃童子鸡翅了吧？”另一位在布朗基家当仆人的女孩子说道：“也该我们穿美丽的丝绸裙子了。”对叛乱精神的合理思想，谁能比这两个天真的孩子表现得更明白呢？需要补充的是，虽然布朗基假装没有听到这些对话，但心里却十分害怕。叛乱刚刚被平息，他就让那个野心不小的男孩和那个虚荣之极的女孩回家去了。


    我终于来到了议会。虽然还没有到开会的时间，但议员们都来了。炮声把议员们召集到了议会大厅。议会大厦变成了一座军事要塞，被好几个营的士兵把守着，通往这里的所有路口都架起了大炮。


    议会的态度还是很坚定，但也显得更加不安了，它的确有感到不安的理由。虽然不断地得到互相矛盾的消息，但我们还是能够做出判断，我们面对的是巴黎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一场全面的武装叛乱。已经被解散了的国家工厂和一些革命组织向叛乱提供了善于指挥的军官和训练有素的士兵。叛乱在不断地扩大着，根据六十年来政府在历次重大动乱中都获得了最终胜利的经验分析，也无法断定这次叛乱同样也会被平息。参与平息叛乱的，是几个来自富人区的国民自卫军营、几个在二月革命中被解除了武装的非常备军连，还有一支两万人的保安队。作为平叛主体的保安队不仅军纪涣散，更要命的是，这些年轻人的父母、兄弟或亲人都参与了叛乱，我们没有理由不怀疑保安队的动向。


    最让我们担心的是执行委员会的态度，他们让我们产生了不信任感。我在国民自卫军中看到的那种不信任感，议会中也存在。我们不仅不相信执行委员会的办事能力，而且还怀疑其中某些成员的忠诚。他们虽然有很多人，但大多是靠耍嘴皮或者笔杆子吃饭，而且很分散，很难有共同行动，因此，即使互相了解和信任，也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


    然而，可怕的叛乱终究还是被我们平息下去了，这场令人害怕的叛乱还拯救了我们。“没有经历过危险，就没有资格谈论脱险”这句名言在这里绝不适用。如果叛乱的激烈程度和凶残程度不够，有产者就会守在家里，整个法国也不会一起帮助我们，国民议会也会考虑作出让步，至少少数派会提议让步。如果议会作出让步，就会影响士气，对战斗不利。可是，叛乱者拒绝调停也不愿和解，因此，叛乱一旦发生，就注定了结局只能是胜利或者失败。


    叛乱之所以没有得到任何重要人物的领导，也是因为上述原因。我认为，即使是最终取得了胜利的叛乱，在刚开始也是没有领导人的，但在它结束的时候就有了领导人。这种情况是有先例的，所有的平民叛乱都是如此，而且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山岳派没有支持这次叛乱，不仅如此，还有几个山岳派成员公开表示反对叛乱。他们有自己的目的，只不过想换个方式罢了。此外，他们也担心工人们取得胜利以后会给他们带来厄运。他们害怕那种使人们拿起武器挺身而出的激情。事实上，这种盲目、粗鲁和贪婪的激情确实很可怕。这种激情让同情叛乱的人也感到害怕，只会让反对叛乱的人更加提高警惕。


    在5月15日的时候，一些有可能成为这次叛乱的领导人的人物，已经被逮捕起来了，当叛乱发生时，他们只能待在文森那监狱里，隔着墙壁倾听远处的枪炮声。


    虽然我的工作很忙，但我还是无法保持安静，我还担心我的侄子们的安危。当时，他们寄住在一座小修道院里，我认为，即使叛乱没有扩散到那里，但离那里也不会太远。他们的父母不在巴黎，只有我能照料他们，我得去看看他们。


    于是，我经由那条隔开波旁宫和圣母德尚大街的道路，向那座小修道院走去。在途中，我看到一些叛乱者在夜里修筑的堡垒，到了白天，它们就会被放弃或者夺占。大街上到处都是叫声，鬼哭狼嚎一般，与鼓声、喇叭声夹杂在一起，让我觉得喧嚣而粗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也是最后一次听到。要求全体士兵立即集合的鼓声只在最危险的时刻才会响起，听到鼓声的国民自卫军士兵纷纷拿起武器，走了出来。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们也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谈论着眼下的局势。 叛乱还没有扩散到圣母德尚大街，但离这里已经很近了。我把侄子们带回家，然后就去了议会。


    当我走近议会大厦，即将进入守卫大厦的军队的阵地的时候，一位老太太推着一辆装满蔬菜的车子，挡在了我面前。她显得很没有礼貌，因此我也蛮横地要求她让开。她没有理睬我，放下车子，猛地扑向我，凶狠地揪住我的衣服。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挣脱开。我看见她面露凶光，满脸狂怒，吓得打了一个哆嗦。


    我之所以讲述这件小事，是因为从中看到了一个很大的特征。在叛乱的瞬间，即使无关政治的一些行为也带有引发混乱和愤怒的性质。任何一个专注的目光都能发现这个特性，它反映了人们的精神的全貌。这种情绪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就好像一堆火在燃烧着，在这个氛围之中，各种激情被点燃或者沸腾着。


    在无穷无尽的坏消息的影响下，议会越发地不安了。叛乱分子的地盘遍布整个巴黎，从设在市政厅后面的大本营里伸出两只胳膊，穿过左右两侧的贫民区，很快就要合围住我们了。事实上，枪炮声的确离议会大厦越来越近了。以上都是真实的情报反映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不可靠的传闻。有的传闻说，我们的军队的弹药不够了；还有传闻说，我们的一支军队投靠了叛乱分子。


    梯也尔请巴罗、狄福尔、莱萨、朗瑞内和我到一间单独的房间议事。他对我们说道：“我去叛乱的地方查看过了。请你们相信我看到的情况，的确很可怕，很快你们也会看到了。用不了一个小时，他们就会冲到这里，把我们全都杀掉。因此，你们有没有想过，在有必要的时候提出建议，把议会大厦周围的驻军都调到这里，保护议会逃出巴黎，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把共和国迁到一个可以命令整个法国的军队都来支持我们的地方。你们想过吗？”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情绪很激动，声音也很高亢，但不像是临危不惧的样子。在这一刻，他好像被二月革命的幽灵附体了。


    狄福尔一向不愿意帮助他不喜欢的人，即使为了拯救自己也不情愿协助这种人，他在此时也发表了意见。根据我的记忆，狄福尔微笑着嘲讽道，现在还不是提出这种建议的时候，等到了有必要的时候才能讨论这个问题，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不必绝望，也不必考虑采取这样的措施，如果有人考虑这些，那么这个人就很无能。他的话很有道理。于是，这个由梯也尔召集的会议就此结束。


    之后，我立即给我的妻子写了一张便条，告诉她叛乱在不断扩大，叛乱分子也许很快就会占领整个巴黎，那时，我们将被迫离开巴黎，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我催促她，赶在叛乱分子控制铁路之前，赶紧乘车去圣日耳曼，然后等我的消息。把便条交到侄子手里之后，我又回到了议会。


    议会正在进行一场表决，法案内容是：在巴黎实行戒严措施；停止执行委员会的权力；由卡芬雅克实行军事统治。议员们都明白，这项法案必须被通过。形势所迫，这些事情必须这么办，一切看上去似乎都很容易办到，却迟迟办不到。议员们不断提出一些极小的临时动议或附加条款，导致大方向被改变以致被破坏。众所周知，这样的会议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胡搅蛮缠的影响，有一种既看不到又摸不到的力量搅和着，阻挠着一种意见战胜另一种意见[48]。谁都不会想到背后捣鬼的人居然是巴斯蒂德，可是的确是他。


    我听说过巴斯蒂德其人，他喜欢谈论自己，每次发言的开头几句话，他说的都是他自己。不过，我在后来发现，如果环境适当，即使是不善言辞的人，也会比最杰出的演讲家产生更大的影响。只要他们瞅准时机，把自己的主张融入到发言里，然后再写成正式的书面提案，让所有人听到，并且迅速理解他的意思。巴斯蒂德就是这样做的，总是以一副看似真诚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然后以悲壮的语气说道：“公民们，我以共和国的名义，请求你们赶快通过法案。依照目前的形势，用不了一个小时，市政厅就会被叛乱分子占领啦。”


    这个简短的发言结束了议会无休无止的讨论，法案立即得以通过。


    我举起手来，表示对法案中关于在巴黎实行戒严的内容有反对意见。我这么做没有经过反复的考虑，只是出于本能的思考。一直以来，我都很轻视戒严，而且也很害怕戒严。当法案中提到要实施戒严时，我的这种想法变得更加强烈了。我承认我犯了一个错误，好在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赞同我的这个错误。


    执行委员会成员表示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他们的反对者和卡芬雅克的支持者为了促使法案得到通过，采用大声怂恿的方法。然而，如果情况真是这样，我也愿意原谅这些怂恿的人，因为通过这项法案有利于拯救这个国家。


    在通过这个法案之前，议会还通过了另一个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在叛乱中死去的人，其家属会得到国家的抚恤金，子女将由国家抚养。议会决定，委派六十名议员到国民自卫军中去，向士兵们宣读这项法案，使士兵们那据说已经极为低落的士气再次高涨起来。然而，主席团（我也是主席团成员）并没有立即派出议员，而是不断地争论这个决定有没有好处。大量的时间又被浪费掉了。我忍无可忍，说了一句话，终于终止了这场讨论。我说道：“诸位！议会可能犯了错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议会通过了这项决议，却迟迟得不到执行，这是议会的耻辱；如果我们不遵守，就是我们的耻辱。”


    于是，主席团很快就选出了这六十个人。不出所料，我也在这六十个人当中。这其中还有科尔莫南[49]、克勒米厄和古德索尔[50]等人。古德索尔在当时还不是著名人物，但是这三个人中最有特色的一个。他是个罕见的人，因为他既是激进派的政治家，同时还是银行家。他善于观察，能够用合理的观点解释自己内心似是而非的道理，可是每到最后又会被人揭穿。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从外貌上看，他不像犹太人。他的脸颊很丰满，嘴唇也很大，身子又矮又胖，像是富人家的厨师。他不虚荣、不暴躁、不活跃、不爱争论，也不太容易情绪激动。在谈到政府资金紧张的问题时，他会落泪。总而言之，尽管他身材矮小，但可能是最勇敢的一个人。


    主席团的讨论还在继续，但有几位议员已经出发了，给他们做向导的人和提供保护的人也一起出发了。我所在的小组也出发了，但我们没有向导，因此略带不安地沿着塞纳河岸边向巴黎市区走去。


    这时，叛乱已经蔓延到了更多的地方，到处都能听到炮声，艺术桥和九号桥之间就有很多大炮。国民自卫军士兵看到了我们，就摘下帽子向我们致敬，还低声呼喊道：“国民议会万岁！”与当年国王被推翻时的欢呼相比，这时的呼喊是发自内心的，更加感人，也更容易引起共鸣。


    当我转到卢浮宫，然后走到骑兵竞技场时，我看到科尔莫南和克勒米厄已经右转朝杜伊勒里宫方向走去了。我听到他们中的一个人（记不清是谁了）说道：“我们要去哪里啊？没有向导能行吗？或者就到杜伊勒里宫的花园里转一圈吧！那里有些预备役士兵，我们就跟他们宣读议会的法案吧！”另一个人回答道：“你说得对。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没有人会对第一个完成任务的人说闲话。听说，那些预备役士兵马上就要开赴前线了。”


    我认为，观察聪明的人在无意之中暴露的恐惧心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通常来说，愚蠢的人暴露的恐惧心理能够被一眼看穿，而聪明人则不然，他们会在恐惧心理上遮挡上一块用谎言编织而成的布。这是喜欢将谎言看成是智慧的人才做的事情。


    他们知道我不会去杜伊勒里宫的花园，也很生气他们去那里。于是，我叫住古德索尔，让他也见识一下他们的行径。古德索尔气呼呼地说道：“我都看到了，我不和他们一起去。即使没有他们，我们照样行！”于是，我和古德索尔一起向卢浮宫的长廊方向走去。可能是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了，科尔莫南和克勒米厄很快又和我们会合到一起了。


    我们四个人来到了圣奥诺雷大街。可以说，圣奥诺雷大街的景象是整个六月事变中最能打动我的心的。这条街原本人来人往很热闹，此时却很冷清，比凌晨四点钟时还要冷清，放眼望去，看不到一个人影，甚至都看不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所有店铺的门窗都关着，也不见有人出来，没有一点儿生机。除了炮声，再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人的脚步声，也没有马车的声音，即使是炮声，似乎也是在没有人的城市里响着。不过，街边的房子里都有人，因为我看到有女人和小孩爬在窗户上惊恐地望着我们。


    我们终于在距离王宫不远处遇到了大批的国民自卫军。于是，我们开始执行议会交代的任务。克勒米厄发现只要说话就能完成任务，立刻来了精神。他向士兵们宣读了议会通过的法案，还称赞了他们的勇敢，受到士兵们的欢迎。他们派了一个护卫队，保护我们继续前行。


    我们在附近转了很长时间，最后停在了位于朗比托大街的一个堡垒前面。这个堡垒仍然被叛乱分子占据着，我们无法通过，只好返回。这一带的街巷上还残留着战斗的痕迹，而且直到现在还有断断续续的战斗。这本身就是一场战场不固定的断断续续的伏击战。激战停顿一会儿，就会听到从天窗传来枪声，有人跑过去搜查，开枪的人已经从后门溜走了，只能确定确实有人在这里开枪。国民自卫军接到命令，凡是有百叶窗的窗户，房主必须将百叶窗打开。命令还明确宣布，对围观的人也可以开枪射杀。即使我们有议员的肩章，也不能从战斗现场经过。


    我们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至少宣读了三十次议会的法案，而且都是由我和克勒米厄宣读的，古德索尔只会讲财政方面的问题，而科尔莫南不爱说话，就像个哑巴。老实说，实际上重担都压在了克勒米厄的肩上，我很满意他的表现，尽管我没有赞扬他，但是他的能力的确令我感到吃惊。让维耶认为克勒米厄是个天才的雄辩家，他的确发挥了这方面的才能。他扯着嗓门慷慨陈词，用一些令人惊讶的话吓唬听众，又不断地提出一些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些问题，现在更要引起注意）[51]。他时而用动作配合演讲，时而又在演讲当中穿插动作。他始终是慷慨激昂的，始终是有理有据的，始终能赢得掌声。我认为，人们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他这样的人并曾经想象过这样一个丑陋而不善言辞的人会有如此表现。


    在我们向国民自卫军宣读议会法案期间，我注意到戒严令已经发挥作用了。对此，国民自卫军深感满意。我们又告诉他们，执行委员会已经被罢免了，他们又欢呼了起来。当人们得知自己的政府面临危险时是不应该高兴的，但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拉马丁的声望就下降到这种地步了。


    国民自卫军士兵们要求我们证实执行委员会是否真的被停止了工作，我们给他们看了已经由议会通过的法案。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态度很坚定。我们鼓舞了他们的勇气，此刻，他们也来为我们打气。他们喊道：“我们要坚持战斗，议会也要态度坚决，不要和叛乱者妥协，要战胜他们！”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国民自卫军如此坚定的态度，我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改变这种态度，这是他们需要的，也跟不能再次出现的局势密切相关。古代的城市居民明白，如果他们的城市被人占领，他们将失去自由，沦落为奴隶，所以他们奋勇作战，就为了保卫家园和自由。现在的巴黎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52]。


    我们刚刚回到议会，古德索尔就和我们分别了。他以一半是加斯科尼方言一半是阿尔萨斯方言的口音愤恨地说道：“我们已经完成了议会的任务，我也要参加战斗了！”他的口气就好像即将出征的战士，又好像是庆祝我们平安回到议会。我笑了。


    他真的去参加战斗了。我听人说，他钻进了两三个只能容纳他一个人的堡垒，参加了战斗。在执行议会任务期间，我就确信我们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回来的途中，我更加确信了这一点。


    成千上万的外省人通过还没有被叛乱分子占领的道路，赶来支援我们。尽管战斗是从昨天夜里开始的，但他们已经从两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赶来了。在此后的几天里，又有人源源不断地从四百公里和八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赶来。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阶级，有农民、城市居民，也有贵族和地主。他们站在同一个阵营里，奔向同一个目的地。尽管他们的装备既不正规也不齐全，但却有满腔热情。相比于叛乱的场面，这种场面更加令人震撼，更加令人觉得新奇。我们必然取得最终的胜利，我们有整个法国的援助，而叛乱分子却没有后续补充。


    在被人们用大炮保卫起来的路易十五广场上，我遇到了在七月王朝末期出任众议院副议长的勒佩尔蒂埃·道奈[53]（他是我的亲戚）。他既没有穿国民自卫军的军装，也没有拿枪，而是用白布将一把仪仗用的短剑系在了身上。我看到这位令人敬佩的老人穿着如此奇怪的衣服，眼泪都快出来了。我说道：“今天去我家吃晚饭好吗？”他回答道：“不行啊。这些勇敢的人知道，如果叛乱分子取得胜利，我的损失会比他们大很多，如果我离开他们去享受晚餐，他们该怎么说我呢？我必须和他们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露营。我想拜托给你一件事，如果可以，帮我催促一下，赶快把我们的面包送来，从今早开始，我们还没有吃东西呢。”


    将近三点钟的时候，我回到了议会，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议会都在讨论外面的战斗。不断有新的情况发生，也不断有新的情报传来。情报说，有个省派来了志愿军，有人抓了俘虏，有人在大街上舞动夺得的旗帜。此外，还有称赞勇敢作战的情报，不时还有大人物受伤或者阵亡的消息。这一天会怎么结束？还不能预料到。


    过了很长时间之后，议长宣布开会，但开会的时间很短。这样开会是有原因的，议会就像个一有工夫就说瞎话或者淘气的孩子。开会时，议长都会提到在闭会期间他得到的最新消息。这位议长是位众所周知的人，他是鲁昂最有名的律师，叫塞纳尔[54]。他是个勇敢的人，但是总是耍一些律师使用的喜剧把戏，这使得他不能在应该表露真情实感时，如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在表现勇气时，他会说一些过分夸张的话；在表达他认为的真实感受时，他又习惯于使用低沉、颤抖的声音，甚至还像个悲剧演员那样带着哭腔。庄严和滑稽是不能共存的，庄严体现在事实方面，而滑稽体现在言谈上。


    一直到夜很深了，议会才宣布散会，我们才得到了休息。战斗已经停止了，但是明天还会继续。叛乱也在继续，没有一个地方得以平息。

 第十章

    为我看守马德莱娜大街上的宅院的那个人，给邻居们留下的印象很不好。他曾经当过兵，有些疯疯癫癫的，而且还很爱喝酒，闲下来的时候，不是在家里打老婆，就是在酒馆里喝酒。大家都说他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他应该是临时的社会主义者。


    叛乱分子刚刚取得一些胜利，他就兴奋不已。在爆发叛乱的那个早晨，他待在附近的小酒馆里，嘴里说着一些关于我的胡话。他说，他如果碰到我回家，就要趁着天黑把我杀掉。他还向大家展示了一把声称要用来杀我的刀。他的妻子听说了这件事，匆匆忙忙跑来，告诉了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在离开巴黎时，给我留下一张便条，将这件事告诉了我，并且一再叮嘱我晚上不要回家，去我父亲留下的空宅子里住。本来我打算按她说的办，但是当我在半夜从议会出来时，已没有体力做到了。我感到很疲惫，没有心思另外寻找睡觉的地方，更为重要的是，我并不相信这种事先到处声张的谋杀。于是，我打算听天由命。不过，我还是随身携带了一把应对危险的手枪。


    当我敲响家门的时候，给我开门的正是那个看门人。我走了进去，等他关好了所有的门之后，我问他，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已经回来了。他简短地回答说，其他人在今天早晨就已经离开巴黎了，现在家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了。我觉得如果能再有一个人会更好，不过，他也没有办法对付我。


    我死死地盯着他，又让他拿着灯走过来。来到通往庭院的大门前，他停下脚步，说听到车库里有奇怪的响声，让他心生不安。他说，希望我跟他一起去车库里看看。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向车库走去。这让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既然事已至此，我也只能跟着他往前走了。于是，我小心翼翼地跟在他的后面，时刻留意他的动向，只要他有对我不利的企图，我就立即将他像狗一样地击毙。事实上，我们的确听到了他说的那个奇怪的声音，像沉闷的流水声，又像远处的马车声。虽然听上去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却不知道是什么声音。其实我也没有花费很长的时间探寻究竟。


    我决定回去睡觉，让他带我去我的房间。在上楼时，我也密切注视着他的动向。我让他打开我的房门，他打开了门，我接过烛台走了进去。看到我进了房间，他才向我脱帽行礼。他真的想杀我吗？难道是他发现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而且两只手始终插在衣兜里，觉得我的武器比他的那把大刀厉害，因此放弃了？我认为他始终就没有杀死我的打算，现在我还这么认为。就像有人在和平年代喜欢表示友善一样，有人在革命时期也喜欢犯罪，他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只有在战局对我们不利时，他们这种人才具有危险性；如果情况相反，或者胜负未分，他们就会靠近我们。


    天亮的时候，我被惊醒了，因为我听到有人走了进来。进来的是我的佣人，用专用钥匙开的门。这个勇敢的人刚刚露营归来（在他的要求下，我给他置备了一身国民自卫军的军装，还弄了一支性能极好的枪），想看看我回来了没有，有没有需要他帮忙的事。我相信他不是社会主义者，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兴趣上都不是。这个时代最常见的毛病是躁动不安，但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他是个安于现状的人，从不抱怨自己的命运，即使在其他时代，这种人也是极为少见的。他对自己知足，对别人满意，他追求的只是足够，或者甚至是差不多。当然，他也追求能够得到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他会遵守哲学家的教导，以达到才能与欲望的平衡而感到愉悦。尽管在无意之中遵守了这一训诫，但他并不如此实行。


    他走进我的房间之后，我和他进行了这样一番对话：


    “啊！欧仁！你还好吗？”


    “是的，我很好。先生。”


    “怎么可能好呢？我听到外面可是枪炮声不断啊。”


    “是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相信结果是好的。”


    他一边说话，一边脱下了军装，然后开始擦拭我的靴子，整理我的衣服。做完这些之后，他穿好了军装，说道：“先生，如果没有需要我做的事情了，那么请允许我回到战斗中吧。”在过去的四天四夜里，他一直做的就是这两项工作。在这场由野蛮和仇恨引发的叛乱中，我看着他满意而且自信的神态，也得到了一丝的安宁。


    我认为议会没有需要决定的重大事项，因此并不急于赶去议会，而是决定先去仍然在战斗的地方看一看。我并不打算追随古德索尔亲自参加战斗，我只想去亲眼看一看，判断一下局势。在这场漫长的战斗中，我一直不了解具体战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在让我时常感到激动的情感背后，有一些好奇的感觉控制着这种情感。


    我在林荫大道上走了很久，没有发现有战斗的迹象。可是，刚刚进入圣德尼门，就能看到战斗留下的痕迹了，眼前都是被叛乱分子破坏的景象：街道两侧房屋的门窗被打坏了，墙壁上布满弹痕，有的甚至被炮弹摧毁了，连树木都遭到了袭扰；街道上，被掀起的石板胡乱堆放着，石板堆后面还有沾着血迹的泥土。这就是战斗留下的惨状。


    我又来到了驻扎着多种军队的水塔附近。在那里，朝着桑松街路口方向下架着一门大炮，我以为他们在与叛乱分子炮对炮轰炸，后来才知道所有的炮声都是我们自己一方的大炮发出的，我将大炮可怕的回声当成了叛乱分子的炮声。这次炮声是我听过的最激烈的炮声，任何人听到这种声音，都会认为自己身边正在进行着一场大战。事实上，叛乱分子所用的武器，是一种很少见到的威力极大的步枪。真是一场奇怪的战斗。


    桑松街是一条很短的街，旁边是圣马丁运河，运河一侧有一栋朝向桑松街的大厦。桑松街很凄凉，这里没有堡垒。士兵们部署好大炮以后，就静静地待命了，他们看不到叛乱分子的身影，只能从偶尔冒出来的烟气上得知敌人并没有撤走。狙击手沿着墙根儿埋伏着，哪个窗口传出枪声，他们就朝哪儿开枪。


    拉莫里西安骑着马站在喷泉后面，冒着枪林弹雨指挥战斗。他很显眼，我能远远地就看到他。能在这样的场合看到镇定地指挥战斗的司令官，真是让人感动。他是个伟大的人，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赞扬。他有些恼怒，哑着嗓子大声喊着，即使在危险而混乱的环境中，他依然很冷静，如果换成别人，这样的指挥方式肯定无法保持冷静。如果他能够再沉稳一些，我会更加欣赏他的。


    我之所以说这是一场奇怪的战斗，是因为士兵们看不到一个敌人，他们面前除了墙壁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的战斗。水塔前面有一条看似可以任意穿行的小路，他们为什么不从这里出击呢？或者为什么不占领桑松街对面的那座大厦呢？如果能这样，就可以彻底摧毁叛乱分子的这个据点，使它不能长时间地发出火力。可是，很快我就明白了其中的原因。那条看似可以任意穿行的小路实际上是走不通的，往前走一点儿的右手边又有一条大街，从街口到巴士底监狱都布满了堡垒。如果想铲除这些堡垒，先要占领堡垒背后的街道，包括桑松街对面的那座大厦和林荫大道。但是，占领大厦是不可能的，因为桑松街和大厦之前还隔着一条运河，尽管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看不到运河，但它的的确确是存在的。既然如此，只有用大炮攻击那座大厦，至少也得逼叛乱分子坚守不住。原本我就对战斗还没有结束而感到吃惊，稍稍定了定神之后，我自言自语道：这么打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结果呢？我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同时也在巴黎的其他地方发生着。


    叛乱分子没有大炮，因此这里没有本该出现的被大炮炸得破败不堪的景象。我看到有些人中枪了，在那一瞬间，他们就好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绳穿了过去，然后摇摇晃晃地倒下了，起初只能看见衣服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破洞。此时，最让我有感触的倒不是他们肉体上有什么痛苦，而是他们脸上的痛苦表情。我看着突然发生在他们的脸上的变化，看到他们面对死亡时快速闭上的眼睛，感觉真是奇怪而惊恐。


    不一会儿，我看到拉莫里西安的马被流弹击中摔倒了。从前天晚上开始，这是第三匹被击中的拉莫里西安的坐骑。拉莫里西安被摔到了地上，他迅速爬起来，继续大吼着。


    我发现常备军的士气有些低落，似乎仍然记着二月革命期间的事情。也许，他们正在猜测，明天是不是还要干二月革命时干过的那种坏事。虽然我们一向不太信任保安队，但他们此时的士气倒是很振奋。可是，我发现他们支持我们的态度并不是很坚定。因此，即使他们表现得很振奋，我还是有很多不信任他们的理由。他们被派到战场是创造了一些奇迹。他们原本都是无业游民，他们最爱做的就是有害的事情，让他们上战场就好像是邀请他们参加庆典一样。总之，他们的加入，是给我们的军队贡献了一些不守军纪的成员。他们是因为喜欢打仗而参加战斗的，并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55]。他们都是新兵，容易紧张和慌乱。这一点倒跟我很相似，我甚至差点儿因此丢掉性命。


    在桑松街靠近水塔的拐角处有一处正在施工的楼房，一群叛乱分子从后面进到了这栋楼房里，突然出现在房顶上，居高临下地向林荫大道上的军队射击。他们的枪声正对着对面的建筑，发出了巨大的回声，使得我们以为他们也袭击了我们这一侧。我们的军队完全没有料到他们会突然出现在那栋楼房顶上，很快就乱了阵脚，不论是骑兵、步兵还是炮兵，阵型都混乱了。士兵们胡乱开枪，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把子弹打到哪里去了。就这样，无法坚守的军队先后撤退了六十多步。我被撤退的队伍挤到了寺庙街对面，站在墙根处，之后又被踢倒在地。我的帽子就像纸片那样飞走了，撞到街对面的楼房的墙壁上，我自己也差点儿以同样的方式丧命。这次事故是我在六月事变中遇到的最严重的事故，我因此意识到，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并不都是英勇冒险的英雄行为。我相信，即使在最精锐的军队，像我这样的事情也会经常出现，但却没有人提出来，当然战报都不会说到这些。


    拉莫里西安在此时的表现更加令人尊敬。他的指挥刀原本一直插在鞘里，此时，他把刀拔了出来，英勇而果断地奔到军队中央。他大声命令士兵们停止撤退，他用手指着士兵，甚至用刀柄敲打着护腕，士兵们果然停止了后退。之后，他站在队伍的最前面，率领着军队冒着枪林弹雨冲向那栋楼房。只花了很短的时间，拉莫里西安就率领军队夺取了那栋楼房。叛乱分子没有怎么抵抗，就逃走了。


    战斗进入了沉闷的胶着状态，后来叛乱分子的枪声停了，拉莫里西安指挥军队占领了这条街道。在进入另一个战场时，拉莫里西安回到了位于圣马丁门附近的一家小酒馆，那里是他的指挥部。我跟着他来到指挥部探听战况。


    我问道：“在你看来，战斗还要打多久呢？”他回答道：“啊！我只能告诉你，这不是由我们决定的，得看叛乱分子的了。”他走到地图前面，将我们已经收复或占领的街道一一指给我看，又将还没有占领的街道也指了出来。他说道：“如果叛乱分子打算用保卫被我们占领的街道那样的态度据守仍然占据的街道，那么，我估计还得打八天。而且，我们的损失会比他们大得多。在这个关头，谁失去意志，谁就会失败。”


    我责怪他在战场上不该那么明显地暴露自己，而且那样的暴露是没有意义的。他回答道：“那在你看来我该怎么做呢？有人提议让卡芬雅克给我派来几个帮手，被我拒绝了。在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的选择就是继续献身，义无反顾。”


    我们正说着话呢，梯也尔走了进来。他亲密地抱住了拉莫里西安的脖子，称赞他是大英雄。看着梯也尔的样子，我忍不住笑了。这两个人的关系一向很紧张，然而，共同的危险就像美酒一样，缓和了人际关系。


    我离开了正在和梯也尔握手的拉莫里西安，去了议会。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没有必要为了满足好奇心把脑袋丢在战场上，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愚蠢的了。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和昨天晚上一样，议员们依然惶恐不安，依然吵吵闹闹，依然什么都没有做，依然那么坚定。来自各省的志愿军连续不断地进入巴黎，偶尔还有一些惨痛的事情和某个大人物阵亡的消息传到议会。议会听到这些消息，一方面感到悲伤，另一方面也会更加坚定决心。一些勇敢的议员冒着招致众怒的风险提议与叛乱分子妥协，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斥责。


    傍晚的时候，我打算去市政厅打探一些确切的消息，因为这次叛乱让我感到了深深的不安。它不仅是一次武装暴力事件，而且还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没有人知道法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里昂这种聚集着大量工人的城市）最后会出现什么结局，没有人知道这些地区历时很长的战斗的结果，更没有人知道长期动荡不安的巴黎的未来。


    在经过费莱伊码头时，我遇到了一位来自我那个街区的国民自卫军士兵，他们用担架抬着两名受伤的军官和几位士兵。在和他们交谈时，我的心底有一丝伤感，在这样一个文明的时代，一些原本爱好和平的人以惊人的速度加入到内战之中，在这个惨痛的时期，他们对暴力的兴趣和对生命的漠视达到了顶点。和我交谈的这几个人，在和平时期都是本分老实的手艺人，他们甚至温和到了软弱的地步，与英雄主义无关，与残忍更是没有关系。但是，在这个混乱的时期，他们也爱上了搞破坏，也爱上了杀人。


    他们向我抱怨说，应该用炮弹轰炸被叛乱分子占据的街道，或者挖地道偷袭也不错。他们还说，他们不希望在叛乱分子占领的街道上留下一个人。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这些疯狂的羔羊恢复了平静。我告诉他们，明天就会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实际上，拉莫里西安已经告诉我了，他准备用榴弹炮轰炸那些堡垒。我还得知，都埃的一个工兵连也来到了战场上，负责在被围困的房屋的墙壁上打洞，以便炸毁这些房屋。我还告诉他们，没有必要杀死全部的俘虏，只需枪毙掉那部分试图反抗的就够了。


    告别这些逐渐平静下来的士兵之后，我继续向市政厅走去。我边走边反思自己的论据的性质，以及在这两天里产生的对破坏和凶残行为的看法，结果让我惊讶。当我再次经过两天前还布满坚固的堡垒的街道时，发现堡垒已经被打破摧毁了，只留下了一些残痕。


    马拉斯特市长接见了我。他告诉我，市政厅已经完全脱离了危险，但是叛乱分子可能在今晚试图夺取我们刚刚占领的一些街道。我发现他并不完全相信战报。他带我见了在战斗的第一天就受伤的贝多。在市政厅的一座哨所里，贝多的两位助手都战死了，贝多身负重伤，但捡回了一条命。在他受伤之后，迪维维耶和内格里耶在同一座哨所战死了。贝多自认为伤势不重，因此仍旧关注着战斗。虽然他的精神还算不错，但我觉得有一种不祥的征兆，因此很是担心。


    在返回议会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马拉斯特和贝多打算派卫队护送我回去，但被我拒绝了，因为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很快我就后悔了。为了防止叛乱分子得到来自愿意帮助他们的街区的人力、物力方面的援助，在这天一大早，我们就封锁了所有的道路。路人如果没有通行证，或者没有卫队的护送，就会被逮捕。因此，在回来的途中，我被抓了好几次，只得出示议员肩章以亮明身份。有十多次，我被哨兵拿枪顶在了胸口上。他们说着不同的方言，因为他们都来自外省的乡下，可能是第一次来到巴黎。


    我回到议会时，议会已经开完了很长时间的会，但会场里还是吵吵闹闹，不得安静。据说，戈洛·卡尤水泵站的工人要趁着夜色进占议会。在战斗了三天之后，战场已经推到了叛乱分子占领区中心的现在，议会反而陷入了危险之中。再也没有比下面这则消息更离谱的传闻了，再也没有什么更能说明这场叛乱的特征了。这则消息说，这场战争的敌人随时就在你身边，你已经被破坏的家园可能会再次遭到破坏，而且，这场战争永远都不会结束。


    为了避免议会遭到突然袭击，在当天晚上，就在通往议会的所有路口修筑了堡垒。后来，我知道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传闻，于是就睡觉去了。


    关于六月事变，我没有要说的了。对最后两天的情况的回忆，都已经穿插在之前几天的回忆之中了，有些分不清了。众所周知，我们的军队在星期一才夺取了叛乱分子最后的据点圣安托万郊区。这个据点是最后一个投降的，距离开战有四天了。


    在这天早晨，芒什省的志愿军到达巴黎。这支一千五百人的队伍是急匆匆地赶来的，在没有铁路的地方行进了三百二十公里。这支队伍里有地主、医生、律师、我的朋友和邻居们，能见到他们我非常感动。家乡的旧贵族们在这一次全都参加了志愿军，法国的其他地方差不多也是这样。在这种时候，居住在乡下的贵族绅士以及名门望族的继承人，想起自己曾经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们像先辈那样勇敢，做出了表率。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遭遇彻底的失败，多次试图从永远跌倒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之时，展示曾经的光辉形象的好机会。


    在六月事变期间，夏多布里昂去世了，老一辈的人可能对他还有印象，由于家庭关系和童年的记忆，我对他也有极深的印象，觉得他还在我的眼前。他一直痴呆失语，随时都可能丧失记忆。但即使这样，他还能听到关于二月革命的传闻，并且尽力打听消息。有人告诉他，路易·菲利普国王被推翻了，他说了一句“太好了”，然后就陷入了沉默。四个月之后，他听到了轰鸣的炮声，问身边的人是什么声音。人们告诉他，是攻打巴黎的炮声。他说了句“我也要去巴黎”，然后挣扎着想坐起来，但失败了。他又陷入了沉默。这一次，他是永远地沉默了，因为他第二天就死了。


    这就是六月事变，必然而又惨痛的六月事变。它虽然没有熄灭法国的革命之火，但却使被称为二月革命的固有任务暂时停了下来。全国人民在六月事变中挣脱了巴黎工人的压制，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社会主义理论依然向人民灌输嫉妒和贪婪的精神，依然向人民播撒革命的激情。然而，他们却没能挽救自己的失败，终于渐渐地失去了力量。山岳派不是社会主义的成员，但他们也受到了牵连，认为受到了难以愈合的伤痛。一向温和的共和主义者在此时发现，尽管六月事变的胜利拯救了他们，但同时也将他们推向了跌出共和国的下坡路。于是，他们试图努力扭转这一趋势，但已经来不及了。


    我本人一直厌恶山岳派，又不执着于共和主义。但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因此，在六月事变之后，我的态度转向了支持共和国。在当时我就认为六月事变是一场必然发生的危机，危机过后，法国人民就发生了某种气质上的变化。在热爱过独立之后，就会出现对自由的恐惧甚至厌恶。尽管自由曾经被到处滥用，但终究会回归本来面目。这个趋势是从6月27日开始的。起初，速度慢到肉眼都无法察觉，然后越来越快，以至于后来无法阻止。它要停在哪里呢？我不知道。但我确信，如果不退回二月革命之前的地方，会让我们感到很困难。我可以预见，包括山岳派、社会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人，都会因此失掉名誉，直到关于1848年革命的一切记忆都被遗忘。到那时，占据支配地位的将是再次出现的时代的普遍精神。

 第十一章

    现在，我将改变回忆的方向，告别内战，转而回忆我的议员生涯。我想谈一谈我在宪法委员会的工作。首先，我必须叙述一下之前的一些工作，因为在六月事变之前，宪法委员会就已经成立并开始工作了。但我并不打算过多地叙述之前的工作，因为那样做可能打断对六月事变之前就已经完成的工作的叙述。


    宪法委员会成员的提名是从5月17日开始的，由于之前已经确定成员必须经由全体议员投票选举且票数必须超过一半，因此这一工作拖延了很久。在第一轮投票中，我和狄福尔、马拉斯特、科尔莫南、拉梅内[56]、维维安[57]就一起当选了。我不知道要经过几轮投票才能选出全部十八位委员。


    在六月事变之前，宪法委员会总算成立了，委员们大多来自议会中不同的温和派，只有拉梅内和康西德兰是山岳派成员。这两个人都是有名的空想家，尤其是康西德兰。尽管康西德兰态度认真，但只负责过一些不重要的工作。我认为他的能力仅限于此了。


    现在回过头回忆宪法委员会的所有工作，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不能指望它有更出色的表现了。委员会中的一些委员曾经在前政府中领导过行政或管理工作，虽然他们体验过君主体制，但对此没有任何研究，也没有真正领会。他们只知道君主体制的事务，并不了解其中的各项制度，也没有在政治斗争中历练过。现在，宪法委员会却要求他们完成他们原本敌视的工作，或者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就让他们接受新理论，他们很难利用君主体制之外的思想从事工作。即使他们能够利用共和体制的思想，也显得缩手缩脚或者恼怒不已，简直像个新手。


    除了在阅读报纸或者写作文章时能够表现出思想之外，在其他时候那些进入宪法委员会的所谓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是没有任何思想的。这是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的职业就是记者，马拉斯特执掌《国民报》长达十年，多尔内斯也是《国民报》的领导人之一，工作认真但略显鲁莽的沃拉贝尔[58]也给《国民报》写过稿件。一个月之后，沃拉贝尔担任了教育与宗教部部长，这让他自己都感到吃惊。


    这样的宪法委员会成员与六十多年前在华盛顿领导下起草美国宪法的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华盛顿领导的宪法起草成员，不仅相信自己的目的是正确的，而且也知道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在宪法委员会好不容易能够做好本职工作时，又因为被牵扯到其他的工作上或者时间不足的原因，致使宪法的起草工作被搁置。


    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不像法兰西民族这样，因为法兰西民族可以不依靠统治阶级和政府生存。然而，当他们发现自己必须独自前行时，又犯起糊涂了，担心自己随时跌进深渊。当我在议会演讲时，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都希望能顺利地制定出宪法，希望政府能有一个持久而合法的基础，即使这个基础不够牢固也可以。政府需要宪法，不管是什么样的宪法，只要是好的就足够了。议会也受到了这种热情的感染，不断地鼓励我们。但是鼓励是多余的。我们对5月15日发生的事情还印象深刻，对六月事变的恐惧也没有忘记，分裂的政府的工作不能推动我们前进，任由议会怎么鼓励，都无济于事。但是，这种来自对议会之外的力量的恐惧和人们的热情，会让宪法委员会失去精神的自由。对于不愿意接受革命思想的人而言，革命思想的压力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当压力无法改变这些人的前进方向时，会将他们推到他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吗？但是，如果宪法委员会是在6月27日成立的，那么它的工作会是另一种面貌。


    宪法委员会的讨论是从5月22日开始的。首先讨论的是应该先做哪方面的工作。拉梅内认为应该从设定各级自治体的规定开始，为了体现出他的功绩，他还自作主张地把这个问题列进了即将颁布的宪法之中。随后，他又提议将优先权作为主要讨论的问题，大谈中央集权的观点。他的思想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受同一个体系的支配，在这个体系之中，各种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要产生出一个，其他的就会跟着冒出来。因此，他曾经认为共和国是个怪物，不可能长期存在，因为人民没有足以引导自己的思想习惯。


    论战展开了。虽然巴罗对地方自治的优点不甚了解，但想象力却足够丰富，因此表态支持拉梅内。我也表示支持拉梅内。马拉斯特和维维安提出了反对意见。维维安向来以维护中央集权为己任，他的职业就是领导行政工作，同时他也具备做好这项工作的性格。他拥有法学家和讲解员应该具备的一切优点，但却没有响应的资质。当他看到衷心维护的中央集权受到挑战时，不禁忧心忡忡。他大声呼吁，认为共和国不应该限制中央集权，相反，应该加强中央集权。有人说，这反映出他很喜欢二月革命。


    马拉斯特是法国革命家中最常见的那种人物，主要特点是总是从人民的自由的角度理解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的专政。对马拉斯特和维维安的联合，我没有感到奇怪，这样的局面我已经习惯了。在很久之前我就说过，有一个办法能够让一个激进派和一个保守派联合起来，就是攻击政府的权力时，出发点不要落在实务方面，而是放在原则方面。没过多久，他们就真的联合起来了。


    于是，当人们认为在宪法委员会成员之间没有什么东西未被革命破坏的时候，我就指出他们的错误，那就是中央集权还存在着。在法国，建立一个完全自由的政府是很难办到的事情，同样，中央集权制度也是唯一很难被破坏的制度。怎么才能破坏这个制度呢？统治者把它当成宝贝，反对政府的人也对它情有独钟。尽管在统治者看来，中央集权制度总是给他们带来突然的和难以克服的危机，但他们并不因此而讨厌它。中央集权制度让他们掌握了所有的大权，每个人都要让他们满意，他们也因此忽视了由此而来的危机。他们认为，这样的生活不比永久安稳的生活差，于是，他们像生活在摄政时期的纨绔子弟那样，认为生活得很舒服。


    这一天的讨论没有任何结果，只是商定暂时不讨论自治制度。


    第二天，拉梅内表示他要辞职，退出宪法委员会。在我们陷入包围之时，他的决定令人遗憾，因为此举加深或扩大了人们对我们的反对意见。为了说服拉梅内放弃辞职的决定，我们费了很大的周折。我支持他的主张，因此大家派我去和拉梅内沟通。我见到了他，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表示可以让步，但是拒绝主持宪法委员会的工作。这说明他已经决定不回宪法委员会工作了。虽然我可以告诉他，我们在观点和利益方面没有分歧，但他也不会因此放弃辞职。


    对于神职人员（尤其是已经还俗的神职人员），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正确地理解他们曾经对受他们感染的人发挥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生活习惯和思想精神两方面，而且是极其坚固和范围极广的。虽然拉梅内也穿上了白袜子黄背心和绿上衣，也系上了领带，但是在性格和外貌方面，还留着神父的风范。他迈着方步庄重地从人群中走过，绝不会回过头看任何人一眼。这种时候，他就像拿着圣器走出圣器室的神父，只向神低头。


    我们无法说服顽固的拉梅内，只好想别的办法了。为了不在讨论毫无准备的问题上浪费时间，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负责制定工作程序和搜集资料。可惜，科尔莫南被选举为这个小组的负责人，而他也完全替代了整个小组。他因此走上了固定的主导地位，引导整个委员会的讨论方向，对宪法委员会后来的工作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我不知道在我们所犯的错误上，他是不是应该负主要责任。


    科尔莫南也学着拉梅内的样子，制定和提出了他的起草主张；和拉梅内一样，他也是强烈要求我们接受他的主张，只是他不懂得应该怎样引导我们接受。一般而言，自负的人在面对缺乏自信的人时，最敢于大胆地讲话。自负的科尔莫南只要一遇到三个人同时听他说话的情况，就绝对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他就是这样对待一位来自诺曼底的议员的。然而这位诺曼底人也是一个辩论的好手，不论科尔莫南如何证明权力是仁慈的，他统统不相信。科尔莫南发现我和这位诺曼底人的意见有分歧，就立即回家去了。到家以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了他想对我说的话。他虽然因为我们不赞成他的主张而失望，却因为掌握了我们之间的分歧而得意。


    科尔莫南希望将他的主张逐渐地告诉我们，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慢慢地完全接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对整部宪法（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展开全面的讨论了，同样，也不可能讨论和研究宪法的基本思想。每天讨论时，他都会提出事先拟定的五六个条款，然后耐心地劝说反对者在小范围里进行讨论。虽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又不愿意参与论战，于是就妥协了。这就是科尔莫南软性强制法的表现。


    我认为，负责人对他领导的小组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但凡见过这个小组的工作方式的人都会同意我的意见。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坚决地抵制这种强制，将会得到众人的响应。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时间参与讨论，更没有这种兴趣。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很复杂的，很多人看看就头疼，因此都不愿意花时间研究，能做的就是否定掉其中最错误的内容，即使有比较明确的意见，也会觉得不方便提出来。有些人害怕被牵扯到没完没了的争论当中，因此就躲在一边看热闹。有人在表面上表示支持，到最后又表示反对。宪法委员会就这样工作着，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有很明确的原则，采取很明确的措施。逐渐地，整个国家没有通过我们，就自行规定了各个部门的权力，自行设计了能够协调运转的方式。


    在有空闲的时候，像马特拉斯这种一向喜欢奢华生活和女人的巴拉斯[59]式民主主义者，会讲一些风流故事，而沃拉贝尔也会说一些污言秽语。书记处要向议会提交会议记录，为了维护宪法委员会的声誉，我反对他们提交后果极为不好的记录内容。如果人们知道我们掌握着丰富的材料却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一定会很惊讶的。我声称，在我参加的所有委员会里，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令人沮丧的局面。


    宪法委员会也有一些严肃负责的讨论。对一院制[60]问题的讨论就很认真。实际上，暗藏在委员之间的两个派别就是在这次讨论中才真正对立起来的。问题的焦点不是是否应该实行两院制[61]，而是在于应该赋予政府哪些一般特征。在灵活而且偏向于简单的制度中是否应该有制约力量？是否允许领导人拥有受制约的温和的权力？或者说，是否应该接纳最简单的理论，接受相反的道路？这种理论要求政府将所有的行政事务下放给在行动上互不干涉但激烈竞争的下级部门。这就是我们谈论的主要内容。在其他的条款中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它们是并不属于一些条款中涉及的关于两院制的特殊问题。


    讨论还在持续着。由于包括巴黎在内的所有地方的舆论都支持一院制，因此我们开了两次会都拿不出一个结论。巴罗是两院制最强烈的支持者，他在借用我的观点的基础上加以发挥。但是，由于二月革命导致他心理失衡，他缺少自制力。我支持巴罗的意见，一再重申了我的看法。当狄福尔积极地反对我和巴罗时，我感到很吃惊。一般而言，律师如果不是为自己反对的事情强词夺理，就是为他们愿意袒护的事情进行辩护。狄福尔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在他本人的激情和舆论的刺激下，也可能是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会揪住一个在他看来是错误的论点，然后强行说它是正确的。这让他感到满足。他具有灵敏和细致入微的天性，这使得他能够谨慎地接近这种论点，并且相信乃至热爱上它。当我看到他积极地维护那些他曾经表示怀疑的观点时，我感到很吃惊。


    他主张只设立一个立法机构，理由（我认为这是他能够找到的最佳理由）是：执行权掌握在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一个人手中，如果设置分成两院的立法权，就一定会占据优势地位。我记得我是这么回答他的：的确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从目前来看也是这样，两院的权力会自然而然地互相嫉妒，永远对立，没有第三种权力居中协调，它们会很快产生矛盾，甚至发生冲突，直到其中一方被毁灭。我还补充道，如果总统真由人民选举产生，且掌握着只有行政首长才掌握的无限权力，那么他也会压制两院，因为自认为拥有无限权力的总统不会心甘情愿地担任代理人，也不甘心服从于由一院构成的立法机关的意志。


    宪法委员会的两派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讨论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可是，人民却提出了新的问题。


    结束分歧的是迪彭。他支持一院制，而且表现出了超乎想象的坚定，他之所以如此，绝不是听了别人的意见。至少我认为是这样。我了解迪彭这个人，他喜欢算计自己的得失，虽然总是显得很怯弱，但有时又会特别勇敢和诚实。这十年来，他总是徘徊于各个党派的周围，却不参加任何一个组织。可是，如果有人在斗争中失败了，他又猛追不已。他像个猴子，又像个豺狼，上蹿下跳地嚎叫着，看到有人倒下就扑了过去。在宪法委员会里他也是这么做的，甚至比其他时候更甚。虽然我说他有时是勇敢和诚实的，但我却从来没看到过他的这种表现。不论对谁，他在表面上都显得很顺从，如果多数派不发表意见，他也不会发表意见；如果多数派支持民主的意见，他也立即支持民主的意见，站在多数派的前面，甚至会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上。如果他发现多数派没有跟他支持同样的意见，他会立即灵活地停下来，转回到已经远远离开的最初的意见上。


    旧议员几乎全都反对两院制。大部分人到处寻找支持者，以此作为反对的理由；有些人希望国家行政法院能够起到必要的制约的作用；还有人希望一院制议会的形式能够抵挡得住来自内部的狂热和来自外部的偷袭，但他们缺乏合理的依据。


    宪法委员会里有一位新教牧师，名叫科克雷尔。他看了天主教的神父在宪法委员会的表现之后，深受鼓舞，也想有所表现，却犯了一个错误，让自己从一位受人尊敬的传教士变成了一位可笑的政客。这是因为他的演讲总是充斥着大量蠢话。由于他的草率表现，我们认为他支持的是两院制，但他却将票投给了一院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么做是尊重民意，他不愿意成为一个逆潮流而动的人。这气坏了原本同他意见一致的人，我和巴罗却非常高兴。但是我们的高兴没有维持多久，因为我们只得了三票。


    投票的失败让我的斗志受到了一些挫败，而巴罗却因此失去了常态。他开始拒绝发言，除了表示蔑视之外，连同意或不同意都懒得表示。


    现在可以谈一谈行政权的问题了。尽管时局情况和宪法委员会的性质就像我描述的那样，但行政权这么重大和复杂的问题却从来没有被讨论或辩论过。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宪法委员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行政权交给一个人掌握。那么，这个人该如何选择呢？授予他哪些权力呢？他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这些问题不能通过不具体的讨论确定，每一个单独的问题之间都有必然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只能按照地方风俗习惯方面的特殊情况解决。这都是一些老问题，被新的情况提了出来。


    科尔莫南按照他一直以来的习惯，又提出一个新的条款。这个条款的基本内容是：行政权的首脑（当时被称为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由得票最多且超过至少两百万张的人出任。只有马拉斯特一个人表示反对，他认为总统应该由议会选举产生。他正在做着一个美梦，为自己将要实现的某个构想而窃喜，他认为议会的重担就担在他的身上。可是，根据我的记忆，科尔莫南的提议很顺利地通过了。但是，有一点需要承认，由人民选举总统是否合理，并不能由自己证明；但是直接选举虽然是新鲜事物，却很危险。


    在法国这样没有君主政体传统的国家，行政权不仅很软弱，而且一直被限制着，最好的办法的确是让人民选择行政权的代理人。如果总统的权力不是选举而来的，他会成为议会的傀儡。然而，法国的情况有些特殊。法国本来就是君主政体，君主政体时期的习惯也被共和主义者保留了下来，中央集权制度非常适合法国的条件。


    根据规定，不论大小的政治事务都由总统管理，成千上万的官员也归总统调遣。在2月24日仍然有效的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我们虽然对王权已失去了兴趣，但我们保留了王权的精神。在这种背景下，即使由人民选举的总统，能保证他不羡慕王位吗？总统制度只适合一种人，那就是想利用总统制度将手中的权力变成王权的人。当时我就意识到（这种意识现在更加清晰了），如果让人民选举总统，又不想让总统给共和制带来危险，就要严格限制总统的权力。由于在法律上限制的行政权范围，在人们的记忆和习惯中得到了扩大，因此，只有限制是远远不够的。可是，如果任由总统随意行使权力，那么人民就没有必要选举总统了。


    科尔莫南的提议最初被采纳了，但很快又受到了攻击，原因不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而是因为6月4日发生的事件。


    在6月4日之前谁都不会想到，在6月4日这一天，路易·拿破仑竟然被三个省的议会选为议员。人们因此产生顾虑，如果由人民选举总统，那么路易·拿破仑就可能成为总统。想当总统的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因此而惊慌失措，于是，这个问题又再次成为宪法委员会讨论的焦点，但是多数派依然支持由人民选举总统的主张。


    在议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我们要建立的共和国里，权力应该倾斜向哪一方？我时而觉得应该倾斜于一院制的议会，时而又觉得应该倾斜于总统。这种无法确定的状态令我大伤脑筋。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无法预料的，形势的变化才是决定这两种趋势胜负的因素。这样一来，议会和总统之间肯定会爆发冲突，共和国也会因此灭亡。


    我叙述的这些想法宪法委员会都没有深入地讨论，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讨论。巴罗曾经顺嘴提了出来，但没有人理睬他。在碰到这些想法的时候，他的精神（显得很没有力气，但一旦他专注起来，就可以观察得很细致）萎靡，就好像睡着了，根本不能深入地进行思考。而我本人虽然提到了这些想法，但态度也是有所保留和不够坚定的。我的两院制主张失败了，我也不愿意再加入论战。我也可以坦诚地承认，我更希望尽快给共和国选择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而不是制定宪法。当时，管理我们的是执行委员会这个不够稳定的政府，社会主义者并没有远去，六月事变马上就要发生了。在六月事变发生之后，我强烈建议由人民选举总统，并且为这一主张在讨论中占据优势做了贡献。我的理由是，给予人民这项他们一直期盼的权力之后，就不能再夺回。尽管如此，这种局势下说这些话还是让我觉得遗憾。


    再来谈谈宪法委员会的话题。在我的原则没有被否决之后，我考虑的是，力争让使用这一原则的危险变得更小。首先，我提议限制行政权的范围，然后我发现，这方面没有重大问题。于是，我提出了选举办法，结合科尔莫南的相关提议进行讨论。之前我已经提到过，科尔莫南主张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由得票最多且超过至少两百万张的人出任。这个方案有一些很大的缺陷。


    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但是人民的激情会让人感到害怕，而且当选的总统拥有的巨大权威力量也会让人感到害怕。相对而言的多数选票只是发挥了作用的那部分选票，这会让人认为总统代表的是一部人的意愿。因此，我提议不能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应该由人民选出的代表选举总统。


    然后，我又提议，将得票数的相对最多修改为绝对最多。如果在第一轮投票中没有出现获得绝对最多票数的候选人，那么再由议会进行选举。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方法，可惜它不是我发明的，我也是从美国宪法中学来的。但是，如果我不告诉他们这些，就不会有人知道，由此可见选举委员会对自己的重任没有丝毫的准备。


    我最初的提议被否决了，这在我的预料之中。几位重要人物认为我的建议太复杂了，而且还有旧贵族的味道。不过，我第二次的提议得以通过，成了现行宪法的一部分内容。


    博蒙提出，总统不得连选连任，我很支持，最终也得以通过。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博蒙都犯了错误，因为这个提议在后来产生了一个坏结果。我们害怕的是总统的连选连任会危害到自由。为了获得连任，总统可能会使用各种收买手段让自己获得连任，在法国，法律习惯是允许行政首脑这样做的。我们的想法不够灵活，因此没能及时防范，也没有事先察觉。从主张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开始，我们就犯下了这个不可补救的错误。如果干涉人民的选举，就会犯更加严重的错误。


    这项决议的通过和影响，给我留下了并不愉快的记忆。在反对中央集权的过程中，我们随时会遭遇障碍，可是，我们不仅没有排除这些障碍，反而被绊倒了。共和制政府的基本要求就是总统的负责制。可是，总统要负责什么呢？怎样负责呢？能负得起责吗？关于这些，行政法中有无法更加详细的规定。问题是，总统不可能允许它限制自己，依靠行政法限制总统本身就是危险的。这是不正常的，也是荒唐的。如果不让总统对行政负责，又该让谁负责呢？最终的结果是，总统的责任只到达部长的层面，就像王朝时期一样，部长还是必须保留的。这样看来，总统就负了全部的责任，但他又不是完全自由的，也管不了下属官员。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国家行政法院的组成。这项工作的起草由科尔莫南和维维安负责，他们就像为自己盖房子那样认真地工作着，尽管他们尽了全力，希望让国家行政法院掌握第三等权力，但还是失败了。国家行政法院只是个顾问委员会，权力远不如议会。


    宪法委员会只有一项工作是完美的，在我看来也的确算是做得最好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就是关于司法的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好像从迷宫中走了出来，重新获得了精神。这大概是因为很多人的工作与法律相关吧。由于这群人的努力，法官的终身制得以保留。然而，这一点遭到了纯粹的共和主义者的反对，在我看来，他们真是愚蠢之极。保留法官的终身制有利于公民的独立，使他们不必屈从于管理阶级。很快，权限裁定法院（尤其是政治罪裁定法院）就以今天的这种形式组建起来了。博蒙负责起草了这几个机构的法律条款。相比于此前的六十年间人们在这方面的所有工作，我们的工作毫无疑问是做得最好的。如果1848年宪法能够流传下来，恐怕只有这部分了。


    维维安提议，只有制宪委员会才有修改宪法的权力。这项建议得以通过。有人又提出了补充意见，只有国民议会提出动议，并且先后三次得到五分之四的议员的同意，才能通过对宪法的修正案。这使得对宪法的所有正式修改成了不可能的事情。我没有参加这项投票。我一直认为，我不能指望出现能够长久地存在的政府，只能通过简单规范的方法让政府变得更好。我发现，相反的制度才是危险最小的制度。在我看来，管理法国人最适当的办法是，用约束狂人的办法约束他们；如果用强制的办法管理他们，他们就可能发疯。


    现在，我打算谈一谈已经公开的一些独到见解。马丁是在革命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才成为共和派的，对此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他在演讲席上宣布，他生来就是共和派。但是，这个共和派的成员却忽视了总统操纵共和国的可能，建议允许总统解散议会。马拉斯特提议，在国家行政法院设立进步部，负责发明新思想。巴罗提议，为了提高审案效率，由法官本人承担所有的民事案件的审理。狄福尔提议，禁止代服兵役，每个人都必须亲自服兵役。可是，一旦实行这项措施，如果不缩短服役年限，就会影响自由教育；如果缩短服役年限，又会影响军队。


    在时间的紧逼下，我们潦草地结束了我们的工作，根本就没有来得及好好讨论和研究重大议题。有人提议说，可以先通过提交上来的法律条文，然后再慢慢地进行审查。因为有了已经通过的初稿，就很容易起草出定稿，也很容易让初稿和定稿保持一致。可是，我们通过了初稿，却始终没有审查它。就这样，初稿就成了正式的作品。


    马拉斯特被我们推选为报告人。在执行这项任务的过程中，他充分暴露了懒惰、肤浅和无耻的性格缺点。尽管议会一再要求我们尽快汇报结果，尽管全国上下都在盼着我们的结果，但在最初的几天里，他没有任何行动。一直到了必须向议会做汇报的前一天夜里，他连夜工作，才写好了报告。第二天，他偶然遇到几位宪法委员会的成员，说他要做报告。然后，他大摇大摆地走上了演讲席，以宪法委员会的名义做报告。可是，在他的报告中，却没有提到宪法委员会。


    在6月19日这一天，宪法草案做了表决前的最后一次宣读。我们花费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拟就了这份由一百三十九条条文组成的草案。其实可以更早一点儿完成，但我们还是浪费了一些时间。在科尔莫南的宣读下，我们逐条通过了很多细致的条文，但也被我否决了很多。科尔莫南对我很不满意，但他已经没有机会表达他的不满了。


    为了得到人们的支持，科尔莫南在所有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介绍宪法委员会工作情况的文章（他还授权别人发表，但我忘记是谁了）。在这篇文章里，他把好事揽到自己名下，把坏事推到反对他的人头上。他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大家的反感，有些人甚至表现得很愤怒。大家决定，要让他知道我们的不满。可是，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宪法委员会里有一位名叫科尔邦[62]的工人，他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做这件事。


    于是，第二天，会议刚刚开始，科尔邦就登上演讲席发言。这位性格耿直的工人用简洁粗暴的语言，将我们对科尔莫南的意见传达给了他。科尔莫南显得很紧张，他环顾四周，希望有人能帮他一把，但大家都无动于衷。于是，他忐忑不安地说道：“从刚才的情况看，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宪法委员会希望我离开？”没有人说话。于是，他拿着帽子走了。没有人挽留他。尽管他显得很镇定，但他一定受不了这样的侮辱。我认为，虽然他是一个傲慢狂妄的人，也不可能察觉不到这种沉默的歧视。为了在众人面前维护好尊严，他也没有大发雷霆。


    在很多人看来，在获得子爵爵位之后，科尔莫南变得激进了。虽然他还像过去那样虔诚，却时常变换手段，时常背叛自己的想法。我不敢这么说他，不过我也发现了，他在与人交谈和写文章时，表现得很不一致。我认为，在我面前他表现的不是对革命的见解，而是对革命的害怕。我一直对他思想上的一些缺陷表示吃惊。他是个作家，但他却将作家的习惯和缺点毫无保留地体现到了政治工作上。在明白了同一项法律不同条文之间的关系之后，他会草拟出相似的条文。当他把拟定的条文文本摆到桌子上时，他心满意足，赞赏有加。然而，他最需要的应该是文本体现出的新鲜事物。


    在他看来，别的地方和别的时期实行过的制度都是应该被抛弃的老套东西。他认为，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没有与之前的法律相近的东西。他还认为，成为制宪议会成立依据的那项法律是他的杰作。大选时我又遇到了他，他得意地告诉我：“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在什么地方还能看到？哪个国家能像我们这样，允许穷人、士兵和佣人也参加投票？至今为止，这依然是不可想象的。”他激动地搓着手，继续说道：“因此产生的一切都值得一看。”看来，他将选举当成了化学实验。  <hr/>


    [1] 路易十六大桥：塞纳河上的三十六座桥之一，又名革命大桥、协和大桥等。路易十六是法兰西波旁王朝复辟前最后一任国王。


    [2] 索伦托：地名，位于意大利南部，是意大利境内的旅游胜地。


    [3] 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18世纪中叶发源于英国，随后传播至法国等欧洲国家，19世纪时传至北美。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资本主义生产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实际上，工业革命的影响不仅仅在于生产方式领域，它还对西方的社会结构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产生了影响。


    [4] 查理一世：1600-1649，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认为，只要能在战争中获胜和让自己占有绝对的权威，他可以使用任何手段。这使得他逐渐得罪了很多人，失去了人们的信任，最终将自己送上断头台，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公开处决的国王。


    [5] 立宪君主制：又称君主立宪制或“虚君共和”，是相对于君主独裁制的一种国家体制，是指在保留君主制的基础上，通过立宪，强化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上的共和的制度。历史上最早实行这种政体的是英国。


    [6] 安培：1800-1864。法国文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托克维尔的好友。


    [7] 我的两个侄子：指托克维尔的哥哥爱德华的两个儿子，当时寄住在巴黎的一家修道院里。


    [8] 第一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法国大革命期间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792年9月22日成立，先后经历了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热月党、督政府和执政府时期。1804年5月被拿破仑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取代。


    [9] 山岳派：法国大革命期间由国民公会中的激进派议员组成的组织，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山岳派”，是因为他们在议会中的座位都在高处。1795年的热月事件后，山岳派遭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失去了往日重大的影响力。


    [10] 吉伦特派：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推翻了波旁王朝的共和派，因为大部分成员来自吉伦特省，因此被称为“吉伦特派”。吉伦特派曾经遭到山岳派的沉重打击，直到山岳派失势之后才恢复了原有的地位。


    [11] 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入侵罗马的文明之城：指公元3世纪至6世纪日耳曼民族的部落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对罗马帝国的入侵。


    [12] 墨洛温王朝：历史上统治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王朝，公元481年建立，公元751年，“矮子”丕平取代墨洛温王朝末代国君自立，创立后来的加洛林王朝。


    [13] 布罗伊公爵：1785-1870。法国贵族，曾经是贵族院议员，七月王朝时期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


    [14] 黎西留：1585-1642。法国政治家、枢机主教。1607年任吕松主教，1614年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622年任枢机主教，1624年起担任首相。黎西留被认为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15] 看到小小的一点儿成绩就忽视了始终坚持的品行，成为愚蠢而恶劣的坏人。——作者注


    [16] 芒什省：法国的一个省份，归下诺曼底大区管辖。芒什省是法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是法国的农业大省。


    [17] 瑟堡：芒什省的一座城市，是法国西北部一个重要的港口，芒什省工业最发达的地区。


    [18] 保皇派：在改革或革命中主张保留帝制的政治派别，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保留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制。


    [19] 维埃亚尔：1791-1857。七月王朝时期的众议员，担任过路易·拿破仑的哥哥的家庭教师。


    [20] 路易·拿破仑：1808-1873。即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一世之侄。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法国，当选为议会议员。1848年12月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三年后发动政变，一年后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1870年9月战败被俘，后被释放，流亡英国。


    [21] 布里科维尔：1785-1844。军官出身，七月王朝时期的参议员。


    [22] 普选制：即实行国家公民普遍参加国家代表机关选举的制度。选举时，选民直接投票选举国家权力机关的成员，或者先由选民选出代表、选举人或代表团，然后由代表、选举人或代表团投票选出国家权利机关的成员代表。苏联是第一个实行普选制的国家。


    [23] 没有必要攻击土地的所有者，应该攻击的是放债人，因为放债人才是敌人；没有必要承诺废除所有权，应该承诺废除债务关系。——作者注


    [24]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社会主义者，受到工人的拥护，得以进入政府担任公职。六月事变后流亡英国。


    [25] 克西迪艾尔：1808-1861。工人出身的政治活动家。二月革命之后担任了巴黎警察局的负责人。五月事件和六月事件后被迫流亡英国，后来从商。


    [26] 罗马竞技场：即罗马斗兽场，是古罗马帝国的贵族、奴隶主和自由民观看斗兽表演或奴隶角斗表演的场所。罗马竞技场是古罗马文明的象征，始建于公元72年，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市中心，占地两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九万名观众。


    [27] 在发表演讲和写文章的时候，他不会理会真实的情况，只关心一件事情：制造一些轰动效应。——作者注


    [28] 如果他为难了某个反对者，那么他的动机也是维护职务的尊严，或者是尊重朋友们的主张。——作者注


    [29] 六月事变：又称六月起义。二月革命之后，资产阶级窃取了革命成果。临时政府设立的国家工厂一方面驱使工人从事繁重的劳动，然后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付给低微工资，另一方面以维持国家工厂正常运转为由向农民增税。1848年6月，愤怒已久的国家工厂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六月事变爆发。最终，经过四天的巷战，数倍于工人的政府军控制了局势，事变结束。


    [30] 沃洛夫斯基：1810-1876。波兰籍法国人，经济学家，政治上倾向于温和民主派。


    [31] 德古赛：1795-1862。制宪议会议员，担任过议会的总务主任。


    [32] 库尔泰：1790-1877。法国军官，七月王朝时期当选为议员，倾向于极左派，担任过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指挥官，后被免职。


    [33] 拉斯帕伊：1794-1878。共和派的主要成员，他被指控为五月事变的组织者，被判处六年的徒刑。


    [34] 毕谢：1796-1865。法国哲学家，在五月事变时担任议会议长。


    [35] 布朗基：1805-1881。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七月王朝时期被视为叛乱分子，在二月革命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五月事变后被判处10年徒刑。


    [36] 巴贝斯：1809-1870。七月王朝时期被视为造反派，后来成为激进派的领导人。五月事变后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得到释放。


    [37] 索布里耶：1825-1854。造反派的领导人之一，五月事变后被判刑。


    [38] 卡尔诺：1801-1888。七月王朝时期的议员，属于激进的反对派，曾担任过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


    [39] 国家工厂：当时的临时政府为了收容失业工人而开办的工厂。国家工厂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实际上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


    [40] 莫莱：1781-1855。托克维尔的亲戚，在帝国时期、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都担任过内阁大臣，是保守派中德高望重的人物。


    [41] 米尔纳：1809-1885。英国贵族、政治家、文学家。他当时在法国考察1848年革命。


    [42] 梅里美：1803-1870。法国戏剧家、小说家和历史学家。


    [43] 罗曼司：恋爱中的男女表达爱情的场所，或者表示男女爱情的场合。


    [44] 法卢尔：1811-1886。1846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路易·拿破仑担任总统时任教育部长，但他反对路易·拿破仑称帝，后来退出政治舞台。


    [45] 比西奥：1805-1865。医生、记者，六月事变时曾受伤，1848年12月时短暂地担任过农业部长。


    [46] 康西德兰：经济学家、社会主义哲学家，山岳派成员，六月事变后流亡国外。


    [47] 卡芬雅克：1802-1857。法国将军，七月王朝时期担任过陆军部长，后辞职。六月事变中他行使所有的行政权，六月事变后成为政府首脑。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被捕。


    [48] 布朗基：此处是指阿道夫·布朗基，法国经济学家，托克维尔的好友。


    [49] 会议总是被一些怪事干扰着，而这些怪事就是毫不讲理的胡搅蛮缠，这使得我们虽然知道在讨论什么，又无法掌握它，就好像看见门开着，却过不去。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搅和着思想和行动，阻挠思想战胜行动或者行动战胜思想。——作者注


    [50] 科尔莫南：1788-1868。法国法学家，起草过行政法。在议会中属于反对派。


    [51] 古德索尔：1797-1862。法国银行家，担任过财政部长。


    [52] 他不断地提出一些新的想法，事实上这些想法他已经提过了，现在又作为新的东西再次提出想法。——作者注


    [53] 巴黎促使我想起了古代的城市。今天，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就像居住在古代城市的自由民那样，为了不沦为奴隶，决心以死保卫这座城市。——作者注


    [54] 勒佩尔蒂埃·道奈：1782-1855。1842年起担任众议院的副议长。


    [55] 塞纳尔：1800-1885。二月革命后担任了鲁昂检察长，六月事变时担任议会议长，后来担任过内政部长。


    [56] 直到最后，他们还是认为喜欢战斗比知道战斗的原因更重要……在参加了战斗之后，他们越发地喜欢战斗了，更不愿意考虑战斗的原因……他们太喜欢战斗了，根本不关心战斗的原因，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作者注


    [57] 拉梅内：1782-1854。左翼议员的代表人物。


    [58] 维维安：1799-1854。七月王朝时期担任过内阁部长，六月事变之后担任了公共工程部部长。


    [59] 沃拉贝尔：1799-1879。法国历史学家、报纸编辑，六月事变之后担任过教育和宗教部长。


    [60] 巴拉斯：1755-1829。法国贵族，在热月政变中参与推翻罗伯斯庇尔的行动。


    [61] 一院制：即国家的议会只设立一个议院。13世纪的英国议会是最早实行一院制的国家议会。一院制结构单一，责任明确， 程序简便，可以减少议会的分歧和冲突，更加符合资产阶级的意愿，体现资产阶级的民主。


    [62] 两院制：与一院制对应，是指议会由两个互相独立的议院组成，两个议院都有立法和监督行政的权力。两院制起源于欧洲封建时代的等级议会，优点是两院分别讨论，分别通过议案，能够更加充分和慎重地处理重大事物，缺点是两个议院互相推卸责任，或者成为党派之争的工具。

 第三部分

这部分内容是从1851年9月16日开始写的，当时我在凡尔赛，在国民议会任职。为了能够尽快开始写作这部分内容，我跳过了从1848年六月事变到1849年6月3日这一“前段时期”。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准备将它写下来。我以为，在我尚能清楚地回忆起往事的时间，写一写我在政府任职五个月的经历是最重要的事。

 第一章

    当我仔细观看德国是如何上演欧洲革命这一大型戏剧的时候，法国国内发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令人感到悲伤的事件，它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让我开始关注法国的事务。我得到消息，法国军队在罗马遭遇了不可思议的失败，这引起制宪议会的不满，他们以辱骂的形式探讨这场失败。紧接着，这些事件又导致政局的动荡，在大选中两个最大的政党失利，山岳派的一百五十名代表得以进入议会。


    在法国的一些地方，出现了煽动骚乱的口号，他们在芒什省没能占得便宜，不过，与保守派断绝了关系的芒什省原议会议员们在议会选举中遭到失败，原来有十三名代表，如今只有四名代表了。尽管我没有参与竞选和演讲，但由于在去年12月份时公开支持卡芬雅克担任总统，所以得到的票数竟然比别人多。人们给我投票，并不是赞同我的政治主张，而是尊重我在政治事务之外的工作。能够受到人们的尊重令我很欣慰，但是在党派政治中很难永久保持这份尊重，而且在各个党派都想方设法排除异己的情况下就更难巩固了。


    在得知国内的消息之后，我就启程回国了。途经波恩时，我的妻子得病了，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她劝我不要在意她的疾病，让我一个人尽快先赶回国内。我听从了她的建议，独自踏上归途了。不过，我还是很挂念她，在这样一个需要借助她的勇气和意志才能走出困境的时刻，我将她留在了一个刚刚打响内战的国家，怎么能放心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是在1849年5月25日这一天抵达巴黎的。四天之后，立法议会[1]将召开会议，而此刻的制宪议会正在做最后的挣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巴黎的政局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些变化不是由外部变化引起的，而是由几天之前人心的变化引起的。


    在我出国时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党现在依然掌握着国家权力，在我看来，这次选举的结果必然要让它的地位变得更加牢固。这是一个由多个派别组成的政党，他们反对革命，总是处心积虑地阻止革命，在各个选区他们都占据着绝对优势，在新选出的议会中他们获得了大部分席位。但他们也有弱点，他们饱受一种巨大的恐惧的折磨。这是一种强度极大的恐惧，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斗争上，只有二月革命的恐惧强度能与它相提并论。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任何一种恐惧给人们留下的印象都要远远大于它本身的影响。


    保守派在最近六个月的补选中一直都很顺利，因此他们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地方议会。这种结果让保守派改变态度，最大程度地信任了普选制，在此之前他们是怀疑普选制的。在刚刚结束的议会大选中，保守派不仅仅希望获得胜利，还企图一鼓作气打倒敌对政党。然而，当他们获得了朝思暮想的胜利以后，却显得很沮丧，因为他们没有取得全面的胜利。原本认为将在大选中失利的山岳派，由于认为能够在新的议会中占据多数议席而振作了起来。议会大选何以使保守派和山岳派产生本不该有的希望和恐惧心理呢？其中的原因很难说清楚，就像大海不了解自身的运动那样，人们对自身的运动也不甚了解。原因似乎消失在了无尽的运动之中了，这两个党派都没有看到。


    关于保守派失败的原因，我们可以认为是因为他们自身所犯的错误。他们犯的错误包括：在他们确信获得胜利的时候，由于与在反对山岳派的斗争中给他们提供过帮助的一些人有意见分歧，他们开始苛刻地对待这部分人；新当选为内政大臣的富舍[2]推行了暴力的政策；对罗马的战争遭遇了失败。这些错误使他们失去了一些原本支持他们的群众。这部分群众在站到与他们对立的阵营之中后，马上被阴谋家控制了。


    结果就像我刚刚说过的那样，少部分农民和大部分士兵就像在暴风骤雨中败下阵来的锚一样，投了山岳派的票，使山岳派的一百五十名成员当选为议会议员。恐惧四处蔓延，成了普遍存在的东西，这使得保皇派赚取了宽容大度的美名。在二月革命之后，他们一直享有这样的美名，但最近六个月他们却将它遗忘了。结合各种情况来看，目前需要对共和派和山岳派对立的问题有新的认识，至于共和政体自身的问题倒不需要重新认识。


    一向受到人们支持和赞赏的部长们在此时遭到人们的责难，人们声嘶力竭地呼吁对内阁进行改革，而内阁也发现自己力不从心，迫切希望能够被人取代。在我离开法国之前，就听说了普瓦杰艾街委员会不愿意让狄福尔成为他们的成员，但在现在，人们却将目光转向狄福尔和他的战友们，用感人的措辞请求他们执掌政权。


    在我到达巴黎的当天晚上，就接到通知，我的一位朋友要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餐厅宴请友人。我参加了这场宴请。我看到在场的有狄福尔、博蒙、朗瑞内、科尔赛勒、贝多、维维安、拉莫里西安，此外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当下的局势：巴罗得到总统的授权，几天来都忙于组建新内阁的事务，虽然忙得焦头烂额，却没有任何进展；梯也尔、莫莱和他们的盟友拒绝加入内阁，至于原因在以后将会看到，他们不希望仅仅是担任内阁的部长，而是希望能够独掌大权。一切都处在动荡之中，没有人能够摸得清未来的局势。面对眼前的困境和未知的危险，每个人都畏缩不前。谁都想掌握大权，但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


    在遭到梯也尔和莫莱回绝之后，巴罗找到了我们这一帮人，可是，他想邀请我们当中的哪个人参加内阁呢？又会让我们担任什么职务呢？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担任其他职务吗？组阁之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于是，这些在当时就能预见到的难以克服的施政困难一个个地摆在面前。此后，巴罗又联系了多数派的几位领导人物，在被拒绝之后，又来找我们。


    时间就这样被耗尽了，巴罗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困境和危险一天天地加重，来自意大利的不利形势更让人忧伤不已。尽管议会已是苟延残喘的局面了，但它仍然有一定的权威，可以随时动用不信任案推翻内阁。你几乎可以想象出我回家时的心情，那就是对所有问题都充满了忧虑。我相信，能够出任新内阁部长的人，只剩下我和我的朋友们了。我们是必须的人选，也是合适的人选。我清楚地看到，多数派的领导人已经决定，不会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下执掌政局，他们丝毫没有冒这种风险的兴趣。我确信，傲慢而怯懦的他们能够做好自我控制，因此，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就能够逼迫他们妥协，逼迫他们求助于我们。然而，我必须担任内阁的部长吗？我非常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以我正直的人格保证，对这种真实存在着的困难，我没有丝毫幻想，也不抱任何侥幸心理。我用过去从来都没有过的明确观点来考量未来。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一场巷战一触即发，我也这么认为，觉得这一切是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以为，巷战之所以成为必然发生的事实，是因为山岳派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敢于疯狂的力量，而罗马的局势则为他们提供了疯狂的时机。我还认为，即使这样也无济于事。我相信，虽然大部分士兵投了山岳派的票，但如果真的发生战斗，军队不会对山岳派手下留情。实际上，对于士兵而言，投票支持山岳派的候选人，与作为一名战士随同军队一起作战，是完全不相关的两码事，他可以投山岳派的票，也可以跟山岳派交战。投票支持山岳派时的思想并不能控制作为士兵服从纪律时的行为。守卫巴黎城的士兵人数众多，训练有素，指挥得力，而且有着丰富的巷战经验，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忘记六月事变的激战场面。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他们有取得胜利的可能，但我对他们之后的行为深感担忧，那时虽然是危机的结束，但实际上似乎应该被视作危机的开始。我认为这些危机是不可能被避免的，实际上也是这样。


    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我们都有理由感到我们面临的局势极不稳定。内心深感不安的群众不希望继续保留宪法，一部分人是出于社会主义的考虑而有这种想法，另一部分人则是出于君主制度的考虑而有这种想法。尽管群众的呼声对我们有利，但我们也不能过度地依靠群众。群众有恐慌心理，才愿意将国家权力交给我们，一旦他们不再恐慌，他们就会回想起过去，考虑自己的利益，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能和热情，他们一定要夺回国家权力。如果可能，我们能做的就是用稳定、规范、保守和符合宪法的方式处理国家事务，尽可能地巩固共和政体，最起码让它维持一段时间。但我们的作为并不能永远为我们赢得民心，因为人民不想保留宪法，山岳派也不想保留宪法，保皇派更是如此。


    议会的情况更加糟糕。在议会里，由于各派领导人的自私自利和清高自大，使这里的事态更加严重了。如果我们声明放弃权力，这些领导人都会同意，但如果我们声明要执掌权力，他们的态度就不会是同意了。等危机时刻远去，他们就会考虑使用陷害手段。


    我们对路易·拿破仑总统还不够了解，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当我们共同的敌人教唆他仇视我们的时候，他是不会主动表态支持我们的，我们不能对他有所指望。我们的目标和他的目标不仅不是一致的，而且还是完全对立的，我们希望共和国能够永远存在下去，而他则希望共和国尽快灭亡，他好继承遗产。因此，我们不是同情他的人，我们只是在他需要同谋者的时候，给他提供了几位内阁部长而已。


    上述困境都是长期存在于局势之内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随时都可能出现的临时性的困难，这也不容易对付。一些地区出现的骚乱，在公共事务中广为流行的排他性思想习俗，计划和行为都极为笨拙的罗马之征（到了后来，这场战争已经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但又难以终结），以及从前任手中接过来的他们犯下的错误，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困难。


    让人们感到困惑的原因有很多，好在我们始终能清楚地分辨出这些原因。


    我有一种愿望，希望从事一种别人都不愿意从事的能够将整个社会从困境中解放出来的工作，这种愿望让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也让我产生了荣誉感。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应该毫不犹豫地加入内阁。同时，我也希望在我为国家工作期间，能够做一些对法国有益的工作，让自己得到历练和成长。于是，我迅速作出如下决定：一，在合适的时机到来时，毫不犹豫地担任内阁部长；二，和几位要好的朋友一起加入内阁，掌握主要的部门，以便确保在内阁中占据主导地位；三，在担任内阁部长期间，以“明天就可能被解职”的心理准备，努力地工作。


    在此之后的五六天时间里，我们努力地组建内阁，但还是没有获得成功。我们尝试了很多方法，也比较了很多方法，做过很多细小的事情，也做过一些重大的事情，不论是小事还是大事，到了第二天就全都忘记了，尽管我也亲自参与过一些事情，但这些事情很难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迹。其实，想要在现有的条件下解决问题是很难的。总统只是在表面上情愿改组内阁，实际上他总将他的好朋友留在内阁里。虽然保皇派不能出面组建内阁，但他们也不愿意任由与他们没有关系的人组织内阁。因此，虽然我们同意加入内阁，加入内阁的人数也不能太多，而且也只能担任不重要的部门的部长。在他们眼里，我们是不可缺少的救火队员，但又不允许我们参与过多的事务。


    起初，他们只提名了狄福尔一个人加入内阁，担任公共工程部部长。这一提议遭到狄福尔本人的拒绝，狄福尔要求担任内政部长，此外再让出两个名额给他的两个朋友。他们勉强答应了狄福尔担任内政部长的要求，但拒绝再让出两个部长名额。我认为狄福尔会接受这样的妥协，因为我还记得自己在六个月前被人抛弃的经历。狄福尔不是个投机分子，也不是个不关心朋友的人，但是，当他看到内政部长的美差唾手可得，而且还能够光明正大地得到时，一定会被深深地吸引。这种行为虽然没有让他彻底背叛朋友，但会使他疏远了朋友，也会使朋友遗忘他。


    然而，这一次他坚持认为不能自己一个人加入内阁，于是邀我和他一起加入内阁。在刚刚过去的议会选举中，我担任了议会副议长，我是最合适的入阁人选。可是，我能担任内阁的什么职务呢？我自己认为，我只适合担任教育部长，可惜当时法卢尔占据着这个职位。法卢尔是正统保皇派的领导人，为了笼络正统保皇派，为了笼络受法卢尔保护的天主教派，为了避免得罪总统，内阁还需要法卢尔担任教育部长。有人提议让我担任农业部长，但我拒绝了。巴罗绞尽脑汁，最后提议让我担任外交部长，但我却费尽心思地推荐了莱萨。在这种时候，我和他的旧交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没必要在这里细说。我一再坚持让莱萨也加入内阁，虽然他和梯也尔交情匪浅，但他的高贵儒雅无人能及。让他入阁，能够保证梯也尔即使不为我们说话，至少也能保持中立。


    我和巴罗一再请求莱萨同意加入内阁，在一个晚上，他终于答应了，保证一定加入内阁。但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又反悔了。我确定无疑地知道，那个晚上他和梯也尔见面了，那个曾经高调邀请我们加入内阁的梯也尔，奉劝他不要听从我们的建议。他向我承认了这些，他对我说道：“我知道，我和你们成为同僚并不同等于梯也尔帮助了你们，但我这么做会让我和他对立起来。”看看吧，我的同僚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我从来都没有担任外交部长的打算，面对这个提议，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我认为，草率地担任一个没有准备的职务是不对的。在一些文件中，我找到了一些记载，证明我当时是很犹豫的。这是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吃晚餐时的谈话记录。


    我最终接受了担任外交部长的职务的提议，但我提了一个条件，让朗瑞内也加入内阁。对此，我有几个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认为为了能够在内阁中占据优势，我们必须有三个人加入内阁。占据优势是做好工作的必要前提。其次，我认为我还没有琢磨透狄福尔这个人，在实施我准备的方针时，朗瑞内能够协调我和狄福尔之间的关系。


    我很希望自己的身边能有一位可以倾诉心里话的朋友。不论在何种时代——尤其是在这种充满猜忌和欺骗的时代，要想做好存在风险的工作，身边有一位能够吐露心声的朋友，更是难能可贵。在性格方面，虽然我和朗瑞内有很大的差别，他性格沉稳，而我则显得容易冲动，但综合来看，我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办事缓慢而谨慎，有时甚至有些保守和懦弱，这是因为他不善于开展一项新工作，一旦让他上手，就会坚持到底，表现得像个布列塔尼亚[3]的农民。他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一旦让他讲话，就会说得极为精确，甚至还能直率到刺伤对方的地步。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但他不会陷入颓废和意志消沉之中，也不会背叛友谊或包藏祸心。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忠诚实在的人，不论从哪方面说，他都是我在政界见过的最可靠的人。我还认为，在为公共利益着想时，他绝对没有个人利益的观点。


    没有人反对我让朗瑞内加入内阁的提议，但问题是，应该让朗瑞内担任内阁之中的什么职务。我的意见是让他担任农商部长，自12月30日以来，农商部长一职都被毕费[4]把持着。毕费是法卢尔的朋友，而且是法卢尔在内阁中最忠实的追随者，法卢尔理所当然地反对让朗瑞内接替毕费。我始终坚持我的意见。新内阁的成立因此又往后推迟了二十四小时。


    为了迫使我改变主意，法卢尔采取了极为直接的方法。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时候，他就赶到我家将我叫了起来，要求我改变让朗瑞内加入内阁的意见。我继续坚持我的意见。他很生气，强忍着怒火站起身来，踱着步子。就在我以为我和他不会达成一致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我获得了胜利，他以贵族特有的能够完美地掩饰一切感情的高贵风度，接受了我的意见。他伸出双手，说道：“好吧！那么就按照你的意见办吧！我完全接受。但是，您不要认为在这种危急关头我是出于个人原因而破坏必要的联合的。现在，留在内阁中与你们共事的人只有我一个了，你一定要清楚地知道，我不仅仅是你们的一个同僚，还是一个被你们包围的俘虏。”


    一个小时之后，内阁成立了。狄福尔告诉我在新内阁中让我担任外交部长的那天，是1849年6月2日。


    就这样，这个组建过程极其艰难和费事的内阁成立了，但它的寿命注定不会太长。在内阁成立之前的那段时间，巴罗是整个法国最忙碌的人。由于他对国家利益很上心，他愿意尽一切可能将内阁组建好。同时，由于他有着与诚实可信的品行紧密联系的政治野心，他愿意积极争取使自己成为新内阁的领导人。为此，他不停地穿梭在各个政治派别之间，有时找到多数派，有时找到我们，有时又找到他认为最稳健的共和派，向各派提出令人感动的劝告和哀求。此外，他随时准备拉拢任何人，他明白，在政治事务上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友谊不会长存，仇恨终将化解。他的心就好像是一只破碎的瓶子，盛不住水。看着他为了组建内阁而四处奔波，我觉得他就像一只到处寻找自己孩子的老母鸡，由于太过匆忙，以至于来不及分辨找回来的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第二章

    以下是新内阁的组成人员：总理兼司法部长巴罗，财政部长帕西[5]，陆军部长吕利埃尔[6]，海军部长特拉西[7]，公共工程部长拉克罗斯，教育部长法卢尔，内政部长狄福尔，农商部长朗瑞内，外交部长是我。前面六位都是上届内阁成员中留任的，只有狄福尔、朗瑞内和我是新加入的。


    帕西是位才能出众但气度不足的人。他生性耿直，说话直接，有时喜欢挖苦讽刺人，很多人都不喜欢他。如果说他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正义，我是不会相信的，我宁愿认为他欠缺说话的技巧。不过，相比于口头上的功夫，在需要他做出实际行动时，他显得更具备正义性。可是，当他不愿意采取实际行动时，他很喜欢创造各种奇谈怪论。在过去，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么优秀的演说家，同样也没有见过在讲述困境形成的原因和将要产生的后果时，对随意的解决之道表示认可的人。后来，在发现内阁的前途极为不妙的时候，他依然面露微笑，说道：“现在，我们除了等待国家的彻底崩溃之外，已经找不到能让我们得救的办法了。”总而言之，作为内阁的部长，他不仅很有才学，而且经验丰富。更为重要的是他品行出众，诚实而充满勇气，既不会临危退缩，也不会背叛朋友。我们有理由信任他，他的思想觉悟，他与狄福尔的交情，以及他对梯也尔的仇视，都是我们信任他的理由。


    吕利埃尔曾经属于某个政党，但我目前还不清楚尚贾尼埃[8]属于哪个党派，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人一定与保皇派和保守派有关系。尚贾尼埃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其实就像个大兵，但希望能够担任陆军部长。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对他的猜疑，那时他的职务是巴黎驻军的司令，与多数派保持着联系，能够影响总统的决策。这些情况使得吕利埃尔必然要倒向我们，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


    特拉西是个生性懦弱的人，他早年生活在既有体系和极为绝对的理论框架之内，这个框架是他的父亲强加在他的思想里的。后来，当他独立地经历了现实生活的洗礼，尤其是经历了革命活动之后，这层外壳似乎破碎了。从那以后，尽管他依旧诚实可靠，但已经不再被没有力量的心灵和毫无基础的才智控制了。


    拉克罗斯很不走运，运气和品行都很差劲，即使是在反对派中，他也是品行极差的一个。在二月革命之后，他获得了偶然的一个机会，成为政府领导人中的一员，他对加入内阁看起来有很大的兴趣。他在主动向我们示好的同时，也时常用一些小伎俩迎合总统，以便换取总统的信任。他是一个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的人，是个罕见的无能之人，除了这些，他不会再得到其他的好处了。由于我们的内阁中有他和特拉西这样的人，我们总是受到人们的指责，人们认为，拉克罗斯和特拉西这样的人就不该进入内阁。不得不说，这种指责很有道理。这也成了内阁不能很好地运转的原因，因为这两个人没有什么能力，完全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内阁所遭遇到的危机，大多是围绕着更换他们展开的。


    不论是从深层的交情方面，还是从深层的思想方面看，巴罗都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同盟者。把我们和他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他身上曾经出现过的自由主义精神和共和主义主张，以及他在议会的反对派成员的身份。如果没有这些联系，那真是令人遗憾，他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既然他成了我们的盟友，那么我们就应该给予他充分的信任。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在所有内阁成员中，只有法卢尔一个人与我们没有联系，不论是社会关系和政治倾向，他和我们都有不同。他是唯一一个代表多数派的内阁成员，总是以多数派领导人的身份代表着多数派，但实际上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正如我之前所说，即使在内阁，他也像在别的地方那样，代表的是教会势力。由于他的地位是孤立的，而且还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所以他被迫在议会之外寻求支持者。他努力尝试着要让总统和议会变成他的支持者，事实上，他做得很谨慎很有技巧，就像他做其他的事情那样[9]。


    通过这种方式组建的内阁并不是联合内阁，只是在联合起来的多数派的帮助下执掌政权的一个机构而已。这就是我们这个内阁最大的弱点。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也具有强大的力量，通过相似的出发点、相同的本性、互相的交情和信任、共同的目标，这份力量被传递到了内阁每一位成员身上。


    一定会有人这样问我：你说你们有共同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你们要做什么？出路在哪里？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如果我贸然地代表我的同僚回答这些问题，真是有些自以为是。因此，我愿意以我个人的名义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在当时，我并不认为共和制政府是适合法国的（而现在，我认为它的确能够满足法国的需要），确切地说，在我看来，共和制政府应该享有经由选举产生的行政权。在行政权的实施基础源自人们的传统习惯的国家，如果行政权没有得到巩固，那么在出现社会动荡时就可能爆发革命，在社会稳定时也会是一场灾难。我一直认为，如果共和制政府没有受到制约，那么纵使政府许诺了许多，但实际上给予人民的却并不多，甚至还不如君主立宪制政府。即使这样，我依然发自肺腑地希望共和制能够永存。虽然法国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共和制，但这并不是说法国绝对不能实行共和制。这就是我尊重和维护尝试实行共和制的原因。


    目前还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任何准备，而且建立共和制的条件也不够成熟，因此我更加希望能够维护共和制。大部分人都不喜欢旧王朝。在革命期间，人们响应革命，参与革命，但革命支付给他们的却是一张张空头支票，这大大损害了人民参加政治活动的热情。在这个过程中，法国人民只剩下了一种政治热情，那就是对旧制度的厌恶和对被认为是旧制度的特权阶级的憎恨。在以往的革命中，这种热情得到了完整的保存，既没有发生改变，也没有消失。按照某些人的说法，这种热情就好比是一脉清泉，尽管最终汇入了大海之中，但既没有融入到海水里，也没有消失到大海里。至于已经被推翻了的奥尔良王朝，人们对它的唯一感受就是，不会产生回到过去的冲动。当年的奥尔良王朝使上层阶层和宗教人士再次成了与人民对立的势力，使十八年来始终没有能力管理好政治事务的中产阶级再次掌握了政权和利益。况且，在它获得胜利时，它还没有做好迎接胜利的准备。


    路易·拿破仑掌握了大权，他也因此成为唯一一个对实行共和制有所准备的人。可是，如果让他得逞，那么恐怕会出现一个蔑视知识、敌视自由的新的王朝，会出现由骗子和阴谋家执政的王朝。这种结果绝对不是一场革命应该创造的。


    由于大部分热爱共和制的人没有领导共和制的能力，而有能力领导共和制的人又不喜欢共和制，因此共和制实际上很难维持得住。不过，任何人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打败共和制。人们对共和制的厌恶是模糊不清的，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其他厌恶情绪一样。有时候，人们指责政府，并不是打算推翻它，或让别的政府代替它。三个陷入敌对的政党中，都不可能独自建立起共和制。在关于建立共和制的问题上，永远不可能出现多数派。


    在我看来，如果共和制政府能够务实一些，能够持续英明地执掌大权，能够避免招致几个少数派的联合攻击，那么，即使人民不能支持它，它也可以很好地运行下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仅没有攻击它的打算，反而还决心保卫它。我在内阁的同僚几乎人人都和我有一样的观点。巴罗评价说，我一直尊重共和制；狄福尔则认为，我能够为共和制的运行和前途做得更多。当时，我们所有内阁成员都表了态，决心坚决拥护共和制。这个决心是我们团结一致的标志，也是我们的战旗。


    内阁成立之后，全体内阁成员一起拜访了总统，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跟总统接触，此前我只能在制宪议会的会场上远远地看到他。他礼貌地接待了我们，只是我们不能和他说太长时间的话，在不到六个月之前，狄福尔反对他参选总统，发表过一些近似侮辱他的言论，而我和朗瑞内也没有投他的票。


    在我将要讲述的这段时期的其他时间中，这位总统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在讲述和我同一个时代的人物时，我认为有必要重点写一写他的事情。我相信，在所有内阁成员中，或者说，在所有拒绝同他一道反对共和制的人中，我是最受他重视的人，同时也是最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他的人。我对他的评价，能够最大限度地做到正确。


    路易·拿破仑早年那些独特的经历和行为，让每个人都有理由将他视为一个优秀的人，这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然而，对于他的盟友和反对者而言，是否应该给予这位参加总统选举的人这样的评价，是个艰难的抉择。他的盟友们之所以支持他参选总统，并不是认为他有这样的能力或者资格，而是认为他很平庸。他们希望他成为他们的工具，在需要的时候任意使用，在不需要的时候又能随手丢弃。遗憾的是，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路易·拿破仑有一般人具有的令人感动的品质，比如性情柔和、人情味十足和平易近人。在与人的交往中，他从不挑三拣四，因此有着广泛而稳定的交际圈。虽然有着足以让他傲慢清高的出身，但他却显得非常谦虚随和，很少记恨人。他很友善，能够体会到别人给予他的情谊，也能让身边的人感受到他给予的情谊。他不大喜欢与人交谈，即使交谈，也让人感到不得要领。他既缺乏引起别人谈话欲望的技巧，又缺乏拉近关系的技巧。显然，他是一个不喜欢用言语阐述自己思想的人，好在他喜欢像个自负其才的学者那样，将自己的观点写下来。他就像那些总是策划阴谋的人物那样，让自己生活在神秘之中，安静、专注的神情加深了他的神秘色彩。他的眼睛就像是底层船舱的玻璃，虽然散发着光亮，但是却什么都看不清。他不在意危险的局势，在动乱时期依然能够如常地生活，但是却对日常常见的普通事物有极大的兴趣，总是反复琢磨而不明就里。他总是不断地变幻前行的方向，时而前进，时而停止，时而又后退。人们之所以选择他担任总统，是希望他能够大胆前进，能够有所作为，因此他不该有后退之举。有人指责他，说他安于享乐，不思进取，但即使是享乐，他也没有崇高的追求。不过，随着手中权力的增加，他对享乐的热情也有所增加了。这样的状态在一天天地蚕食着他的精力，他的雄心壮志快要被磨平了。


    路易·拿破仑的智慧很混乱，缺乏条理性的梳理，这使得他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有时，他提出要以拿破仑作为学习的榜样，有时又套用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时又回想起他在英国的经历。总之，他希望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在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又是相互对立的。但他并不愿意放弃其中任何一样，于是就费尽心思地将这些东西收藏起来，放在远离现实的地方，在闲暇之余独自摆弄，自娱自乐。这说明他是天生的空想家。一旦他被迫从这种思想状态中走出来，把精力倾注到现实当中，他也能有精准、周密和开阔的认识。只是这样的状态不能保持得很久，而且，在这种时候，他依然没有忘记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他将它们一起带出来，一有机会就用。


    在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近距离接触以后，能够很容易就发现他有些显得狂妄的才气，联系他早年的经历，就能发现他早年那些不务正业的经历的由来。他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取得的成功，借助了外界环境的帮助，同时也有这种狂妄才气的贡献，而且这种贡献要多于理智带来的贡献。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奇妙事物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坏剧本可以演出极为精彩的好戏。他如果是一个天才或者圣贤，他就不可能成为法国总统。


    时势造英雄。路易·拿破仑相信自己就是时势造就出来的人，是命运需要的人。在我看来，对于手中权力的合法性，他从来都没有产生过怀疑。可是，同样在我看来，路易十世就没有他这样的自信，这位国王从来都没有确信过自己地位的合法性，也没有能力找出依据让自己相信。即使路易十世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热情爱护着他的人民，他也无法做到热衷于自由。


    路易·拿破仑的政治观点的基本出发点是轻视和厌恶议会，在他看来，相比于共和制，立宪君主制更加让人无法接受，更能让人产生不快。他虽然能够接受服从于人民的意愿，但由于拿破仑这个姓氏，他产生了自豪心理，也产生了不愿意接受议会的制约的想法。


    在没有得到大权之前，他曾经努力地像历史上那些平凡的君主们学习，这使得他对自己身边的随从们极为爱护。早年的生活经历——当年，他和一些冒险者、负债者、纨绔子弟和消沉失意者一道策划各种阴谋——使这些人在此时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盟友或追随者。而他自己学会了在冒险家和统治者这两种身份间的转换。他放弃了正常的生活，转而和这些不入流的人鬼混在一起。我认为，他除了用纸笔描绘那些和他昼夜混在一起的有共同思想的人之外，再也不可能发表自己的观点了。与这些不入流的人保持亲密的交往，又让他认识了一些有趣但不好打交道的人。他当然也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似乎在他看来，他的人格和地位足以引起人们对他的尊重。他从来不依靠自己一个人做某事，他还要求人们相信他的命运，进而崇拜他。因此，若有人格想接近他，只能通过由他的追随者和密友组成的这个特殊的交际圈。在提到这个交际圈时，尚贾尼埃曾经对我说，可以用骗子和混蛋这两个词汇评价他们。的确如此，虽然这个圈子中的成员并非都是骗子或混蛋，但在大部分时候他们的确比不上自己的亲信。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没有领导人。法国曾经出现过拿破仑·波拿巴那样的人物，于是人们就将路易·拿破仑推上了领导人的位置，在他的带领下管理这个国家。


    在危险的局势下处理国家政务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在结束自己纠纷不断的生命之前，制宪议会于1849年5月7日通过决议，禁止政府出兵罗马。然而，在我成为新内阁的成员之后，知道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政府在三天前命令军队进攻罗马。这种行为公然违反了最高权力机构（议会）的决议，公然违反了宪法中要求尊重外国的相关条款，以革命之名对正处在革命中的人民发动战争，人民一直担忧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场战争将会以怎样的形势结束呢？地方省长和警察局寄送给我们的信件、报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在卡芬雅克的末期，我亲眼看到政府为了维护形式上的统治，是怎样调解与下属的关系的。这一次，我再次亲眼目睹（而且还离得很近）了下属是怎样让上级逐渐感到恐惧的。原因是相同的，但产生的却是不同的结果。在他们看来，我们这里的每个人都惊惶不安，他们想发现新的密谋，再把一些证据泄露给我们，持续要挟我们。他们害怕我们能取得成功，就不停地提醒我们正处在危机当中，越害怕提醒得越积极。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情报的特点是，局势越来越紧急，我们需要的情报就越多，但此时情报却渐渐变少了、渐渐模糊不清了。当他们看到领导或者雇用他们的上级很快就会垮台时，他们就会注意观察上级的继任者。此时，他们往往显得很安静。


    但这一次他们却打破了平静，大喊大叫起来。听到他们的喊叫声，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局势更加危急了，但我有不同意见。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就像我之前一直做的那样，我相信，在面对阴谋时，政府的公文和警察局的报告值得信赖；但是，如果希望借助这些文件了解党派的重大行动，可就不值得信赖了，因为它总是传递片面、夸张甚至是错误的信息。整个法国都是这样。举例而言，如果你希望知道法国最需要什么、各阶层有什么样的想法，即使找到专门负责此事的最值得信任的官员，都不能如愿。


    在分析了眼前的局势之后，我认为，至少目前看来，最可怕的不是武装革命，而是正在进行中的出兵罗马的战争，因为它很可能引发法国的内战。如果很不走运，残酷的内战和疯狂的瘟疫碰到一起，就更加可怕了。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的巴黎就爆发了霍乱。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所有的阶层，包括制宪议会的议员，有很多人倒在了霍乱中，活着从非洲回来的比诺就是在这时候死的。


    如果我曾一度认为危机将在不久之后爆发，那么在亲眼目睹了新议会的种种景象之后，我清楚地意识到，危机早已经爆发了。旧议会时期就到处弥漫着内战的氛围。那时，议员们言辞粗俗，动作激烈，甚至经常当着所有议员的面互相对骂。新议会开会的时候，暂时将会场设在了众议院的旧会场里。这里只能容纳四百六十个人，但此时却要容纳七百五十个人，真是拥挤不堪。议员们互相挤着或者埋怨着，吵吵闹闹着进入了会场。拥挤的环境影响了心情，每个人都似乎心怀不满。这简直就是一场大棚里的战斗。自以为会有很多人相信他们在军队中有强大势力的山岳派，怎么能够忍受这样的不满呢？他们在议会里的力量很小，因此尽管他们企图控制议会，企图我行我素，都没法得逞。此时，一个他们期盼很久的良机出现了。只要给法国一场沉重的打击，那么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整个欧洲就能够再次走上革命的道路。感到有必要这么做的并不仅仅是粗暴之人。人们都能猜想到，当进攻罗马的战斗打响的时候，巴黎就会爆发一场运动。事实的确是这样。


    尽管进攻罗马的命令是高度机密，但在6月10日那一天，每个人都看到了关于战争的报道。6月11日起，山岳派开始行动了。他们进行了多场演讲，猛烈地攻击政府。赖德律·罗兰站在高处振臂高呼，要求打响内战。在他看来，政府违反了宪法的规定，同时他们也做好了用武力捍卫宪法尊严的准备。他们要求总统辞职和内阁解散。


    6月12日，议会中负责审议提案的一个委员会驳回了山岳派的提议，转而要求议会对总统和内阁的命运尽快做出裁决。但山岳派表示反对，他们要求先制定相应的文件。他们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呢？这是个很难分析的问题。他们是想煽动民心，还是想安定民心呢？这两个目的都可以通过拖延时间达到。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擅长演讲和鼓动但不擅长行动、热情高涨但犹豫不决的山岳派领导人，相比于6月11日，他们在飞扬跋扈的同时显得更加犹豫不决。他们已经把宝剑拔出来一半了，但又犹豫着是否应该放回去[10]。之后不久，支持者们看到了他们的犹豫不决，此后，他们没有主动发起过任何行动，转而随大流了。


    我的处境让我在这两天里感到万分痛苦。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坚决反对出兵罗马。在我决定加入内阁之时，我向巴罗郑重声明过，我只负责将来的事情，在此之前，包括发生在罗马的战事，必须由他自己独自负责。在表明了这个态度之后，我才答应他加入内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6月11日举行的议会会议中，当巴罗独自一人面对议员们的责难时，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不过，在6月12日的时候，当一切再次重演，我看到巴罗受到持续的攻击，我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一言不发了。于是，我要求重新审查有关文件，但并没有对事件的本质发表意见。尽管我的情绪很激动，但我并没有多说话。


    当我在《总汇导报》上再次提及我当时的发言时，我发现自己似乎什么都没有说，而且表述也很不尽如人意。不过，在当时却得到了多数派的支持，他们为我热烈地鼓掌。在预感到内战即将爆发的危机关头，人们会觉得，相比于讲话的内容，态度和声调更容易令人感动。在发言中，我直截了当地斥责了赖德律·罗兰，指责他四处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意图制造更大的混乱。我的发言很有攻击性，因为我情绪愤怒，语调强硬。虽然我讲得很不好，而且也并不完全清楚为什么要说这些，但我觉得很好。


    针对我的指责，赖德律·罗兰做了回应。此外，他还形容多数派是“哥萨克”派别，多数派反唇相讥，说他是强盗和纵火犯。梯也尔在发言中表示，刚才的发言者和六月的造反分子有密切的联系。最后，议会在否决了罢免案之后结束。


    此后，虽然山岳派仍然到处散布谎言，但相比于之前，他们的热情已经有所降低了。因此，人们可以认为决定斗争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可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从当天晚上内阁收到的报告分析，已经有人开始准备武装斗争了。再后来，我们才知道，在头天夜里，各派领导人就开始准备武装斗争了。


    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宣称，他们的编辑们已经不再寄希望于通过法律的渠道解决分歧了，他们要求用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是很明显的煽动，是在号召发起内战。他们的确成功了，在报纸的鼓动之下，市民、学生和国民自卫军士兵走上街头，集合之后来到了议会大厦门前。这番情景本来应该在5月15日出现，结果被推迟到了现在——6月23日。


    在大概上午十一点的时候，戈洛·卡尤水泵站一带聚集了大约七八千人。那时，内阁成员正在总统府开会。总统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只要接到战斗开始的报告，就会立即上马前往现场。他穿上了军装，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说，他跟昨天一模一样，神情忧郁，说话和缓。从他的表现中，我看不出他的慌乱不安，也没有萎靡不振。


    我们将尚贾尼埃找来，他向我们介绍了军队的准备情况，并保证说能够控制住局面。狄福尔宣读了一份他得到的报告，这份报告和其他报告一样，提到叛乱已经发生。随后，狄福尔回到了内政部，我去了议会。


    议会没有开会，议长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自行拟定了日程，明天也将休会。在另一个人看来，议会不开会是很严重的失职。议员们都回家去了，而我则去议长家拜访他。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发现多数派的主要领导人也来了。场面庄重而严肃，每个人都很激动，当然也很不安。他们愤怒地谴责了内阁的犹豫不决，要求立即发动内战。梯也尔躺在一张躺椅上，把脚搭在另一张躺椅上，一面摸着肚子（他好像感染了疾病），一面大声尖叫着：“现在还不戒严巴黎，也太奇怪了吧！”我用温和的语调说道：“是应该下达戒严令了，但是由于议会休会，还不能这样做。”


    议员们聚集到了议会大厅。他们之所以来到议会，并不是因为有人通知他们要开会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部分并没有得到通知，只是听到传言就来了。下午两点，议会终于开会了。多数派的议员们都来了，但是山岳派的议员却几乎都没有来。相比于之前的喧闹喊叫，山岳派在此时的沉静更让人难受。这意味着，内战已经开始了，议会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了。


    一小时之后，狄福尔提议在巴黎实行戒严，但除了卡芬雅克之外，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他像以往的习惯那样，做了简短的发言。他的意思虽然平淡无奇，却达到了他个人心灵的高度，甚至可以用崇高来形容。此时，在我眼中，他俨然成了整个议会里最具辩才的人物，其他人都无法与他相比。


    当山岳派的议员皮埃尔·格鲁走下演讲席的时候，狄福尔对着他喊道：“你们认为我已经失去了权力，这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主动放弃了权力。人民的意愿才是权力，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权力，它始终都没有改变。我希望主张共和的党派能够做出公正的判断，我主动放弃了权力，符合共和主义的理念。你们说我生活在恐惧之中，历史见证了这一切，它自有公论。我要告诉你们，即使你们让我感觉到了恐惧，那么，你们也让我产生了对你们的痛恨。还需要我对你们说最后一句吗？在革命爆发之前，你们都是共和主义者，而我呢，在共和制建立之前，不仅没有为它效劳，而且还反对它，对此我深表遗憾。但是，后来，我为它而奋斗。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除了共和制之外，我没有为任何事情这么用心过。你们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永远记在会议备忘录中。你们和我们不都是这样吗？我们应该一起为共和制尽心尽力。我痛恨的是，你们不愿意尽心尽力，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不希望共和制遭到破坏。但是，如果我们必须面对这种破坏，我们就必须谴责你们，这是你们疯狂的行为导致的。你们一定要记清这一点。”


    在宣布对巴黎实行戒严之后，叛乱已经被平息的信息也随之传来。尚贾尼埃率领骑兵驱散了包围议会大厦的人群，随后破坏了他们在大街上修筑起来的堡垒，整个过程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山岳派的主要成员被包围在了总部国立工艺博物馆大楼内，最终的命运是被逮捕或逃亡。我们掌握了巴黎。


    在法国的其他城市也发生了叛乱，虽然战斗经过比巴黎更加激烈，但最终都被我们平息了。里昂的战斗进行了五个小时，结果也是我们获胜。不论是破坏秩序还是重建秩序，巴黎都是整个法国的标杆，因此，我们在巴黎的胜利，让其他省份安宁了许多。


    六月份发生的第二次叛乱就这样被平息了，虽然与第一次叛乱相比，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有所不同，但失败的原因是一样的。第一次叛乱主要是由欲望支撑的，议员们并没有出面领导参加叛乱的群众，而第二次是他们没法出面。从政府的军队方面看，1848年6月的第一次叛乱，他们没有将军，而1849年6月的第二次叛乱，则是将军缺少军队。


    山岳派的成员都很奇怪，在他们并不应该参加的活动当中，他们也表现出了他们傲慢、冲动的性格特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鼓动群众发动叛乱和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我们的山岳派成员中，有一个名叫康西德兰的人。他是傅里叶的追随者，出版过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如果在其他时代，他是个不值一提的小角色，但在我们的那个时代，他是个危险分子。叛乱失败以后，他和赖德律·罗兰逃出国立工艺博物馆大楼，去了比利时。我和他有些交往，在到达布鲁塞尔之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在说明了请我为他代办的事情之后，他写道：


    如果你需要我以个人名义为你做些什么，可以随时告诉我，在接下来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都可以为你效劳，我大概还有最多半年的闲暇时间。当然，你完全可以依靠自己处理一切事情，不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也不论是什么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谈政治，应该遵守奥迪隆·巴罗发布的正当、合法的戒严令。


    在给他的回信中，我写道：


    你委托我代办的事情我一定会照办，但我不打算使用你给我的效劳机会。现在我确信，那些被你称为部长的自由的压迫者们，似乎并不希望立即就让他们的反对者相信，即使他们不将反对者绳之以法，反对者仍然能够得到应有的下场。不管怎样，这说明我们仍然掌握着正义。如果我们和反对分子调换位置，我能采取现在这样的行动吗？这些话并不是说给你听的，而是对你的那些我能叫得出名字的盟友说的。我相信事实一定是相反的。我要向你声明一点，如果你们的盟友掌握了政权，只要他们肯留下我的脑袋，我会感激万分的，而且我还会称赞他们说，他们的道德比我想象的更高尚。

 第三章

    尽管我们获得了胜利，但是真正的困难很快就出现了。对此我早有准备。我始终相信这句话：在取得重大的胜利之后，往往会出现更具破坏性的危机。在局势危险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敌对分子，但是此时我们要面对自己、反对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要反对自己的犹豫不决和自大自满，反对贪图享乐和放松警惕。事实上，要战胜这些是很难的。


    我认为我们已经排除了主要障碍，因此我并不认为我们仍旧处在最后的危机之中。我还知道，此时的那些主要障碍就存在于同我们一起管理政务的人群中。尽管我们利索地击溃了山岳派，但我们并没有消灭掉他们的影响，这些影响很快就会影响到我们了。也许，如果我们没有打败他们（不能彻底打败他们，就不如不打），我们反而会更有力量。


    组成多数派的主要是三个政党（总统派在议会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不仅人数很少，而且名声不够好），其中跟我们有着同样的愿望（真诚地希望建立稳定的共和制政府）的大概有六十人到八十人，他们是我们在议会中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也是唯一的支持者。其余的多数派成员主要是正统派和七月王朝的追随者，前者有一百六十多人，后者则是中产阶级的代表，众所周知，他们曾经掌权十八年。


    很快我就意识到，在这部分人中间，最有可能支持我们的是正统派。在旧政权统治时期，他们被排除在政府之外，既没有地位，也没有获得利益，也就没有昔日的荣耀值得他们恢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大地主，不需要担任政府官员，也没有养成资产阶级那种奢侈的生活习惯，这一点与资产阶级有天壤之别。他们比其他人更讨厌共和制，但这只是原则上的分歧，实际上由于共和制推翻了七月王朝，给他们提供了担任政府官员的可能，满足了他们的复仇欲望，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更能接受共和制。对于他们而言，共和制只是让他们觉得有些恐怖。


    作为多数派主体的七月王朝的追随者才是一心一意希望脱离共和制的人。但是，由于对恐怖活动的恐惧压制了他们对共和制的仇恨，由于他们已经养成的顺从现政权的习惯，因此我们能够轻易地迫使他们说服自己的领导人，选择保持中立甚至支持我们。当时，他们的主要领导人是梯也尔和莫莱。


    在做出上述分析之后，我又认为，次要目标应该服从于主要目标，当时的主要目标是防止有人推翻共和制政权，特别是防止出现路易·拿破仑的王朝。这是眼前最重要的目标。第一步，我想到的是，不能犯我们的朋友犯过的错误。我一直记着诺曼底民族的一句古老的俗话，“主啊，请你保佑我不被朋友伤害。如果能这样，我就能不被敌人伤害”。


    我们在国民议会中的支持者的领导人是拉莫里西安，我曾经担心过他，因为他性情冲动急躁，这是很大的缺点。我知道他是个特别希望能把事情处理好的人，但是他又是个闲不住的人，总想做点儿事情，一旦把事情弄糟了又自认倒霉。我想让他到远处的一个大国担任驻外大使，这个国家就是俄国，他们主动承认了我们的共和制政权。担任驻俄大使的人应该是一位著名的将军，我认为，拉莫里西安是最合适的人选，很适合修复在上届政府时几近中断的法俄关系。为了能够让他顺利驻俄，我费了很大的工夫说服总统。总统有反对意见，但他并没有坦率、直接地告诉我，而是委婉地说道（他从不通过语言表露他的想法，相反，语言有时甚至成了他隐藏想法的工具），他希望担任俄国那种大国的大使的人，是他本人中意的人。但这与他中意与否无关，大使归我领导，而我只要求他们能够让法国中意。我选择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过我还是担心法卢尔也会反对我，在内阁成员中，总统最信任的人就是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法卢尔竟然没有表示反对。就这样，拉莫里西安去了俄国。我早就跟他说起过要派他出使俄国的事。


    我的朋友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应让我很放心，于是我进一步想到，我有必要拉拢一些支持者，至少应该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11]。在政府做事，我几乎在所有方面都面临着困难，我要做好外交部的工作，如果得不到内阁中其他成员的配合，就不可能如愿。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品行方面诚实可靠，但他们观念保守，对政治一无所知，很多时候，我被迫和他们纠缠不清。


    我还认为，应该让正统派在国民教育的管理工作上发挥作用。我知道这种做法会付出极大的代价，但这是让他们感到满意的唯一办法。我相信，当总统意图推翻宪法的时候，他们会出面支持我们，对总统的行为加以阻止。我的这个计划最终得以实现。我们允许法卢尔在教育部有一定的自由，还通过了他在议会上提出的国民教育纲要。这个纲要在后来成了法案。此外，我尽力劝说内阁同僚们，请他们务必与正统派的主要成员保持良好的交往。我自己带头做到了这些，原本就与正统派有交往的内阁成员也立即做到了这些。后来，我成了正统派与我们之间唯一的中间人。


    事实上，由于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方面的原因，我比其他内阁成员更容易做到与正统派保持交情。要知道，虽然原来的贵族在此时已经不能算一个阶级了，但他们仍然互相帮助，就好像互助会。尽管这个“互助会”成员有各自不同甚至对立的个人见解，但他们可以通过某种纽带实现互相理解。只是，这个纽带是什么我并不知道。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加入内阁以后，我很快就自动与原先的敌人法卢尔成为好朋友。他是一个值得我拉拢和利用的人，我不知道在我的从政生涯中能不能再遇到这样的人。他具有两种必需的党派特征，一是即使遭遇困难或挫折，他都不会失去信心，都能够始终坚持朝着既定目标迈进；二是具有坚忍不拔和干净利落的办事风格，这种风格可以帮助他巧妙地实现唯一的计划。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诚实表现在不仅仅考虑公共利益，同时还兼顾个人利益。但总的看来他不仅不真诚，反而还十分虚伪，欺骗性极大。但是，由于他将虚伪隐藏进信念之中后，又为了获得个人利益而将虚伪放进了别人的信念里，所以成效不错。这种诚实只是让虚伪披上了诚实的外衣，把他的下属或友人引上弯路。


    为了让狄福尔和法卢尔之间能够建立起我所希望的良好关系，我费尽了心思，依然没有能够如愿，他们之间甚至都没有建立起恰当的关系。这两个人在优点和缺点方面是恰恰相反的，狄福尔的优点是法卢尔的缺点，而法卢尔的优点又是狄福尔的缺点。将西方资产阶级真正的特点保留在内心深处的狄福尔极为反感贵族和神职人员，也无法忍受法卢尔中庸圆滑的处事原则，但我对这一点却极为赞赏。通过我的努力，狄福尔同意不在教育部的工作上故意刁难法卢尔。我还希望在他主管的内政部的工作上允许法卢尔在必要和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发挥一些影响，但他拒绝这样做。


    在法卢尔控制的安茹地区，有一位在法卢尔看来应该被治罪的省长，但法卢尔不仅没有提议将他撤职，甚至还允许他被提拔重用，法卢尔唯一的要求是将他调离安茹。法卢尔认为，如果不调走他，他就当不成省长了，因为来自曼恩·卢瓦尔省的议员们强烈要求将他调走。然而，这位省长是共和制的忠实拥护者，这让狄福尔产生了联想。他坚信法卢尔的最终目的是要将他拽进一场斗争之中，利用他来打击拥护共和制的省长。


    这位省长拒绝被调离，法卢尔坚持要调离他，狄福尔的态度也很坚决。我看着法卢尔着急得在狄福尔身边转悠，想要说服狄福尔，又找不到门径，觉得真是令人愉快。起初，狄福尔对法卢尔不理不睬，后来都不想看他一眼了，最多只是用眼睛的余光扫上一眼，简单地说道：“我很想知道，在你的朋友弗歇尔担任内政部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着手操办这件事？”尽管法卢尔很愤怒，但他忍住了心头的怒火。他找到我，跟我诉说他的心情，从他的语气中我知道他的心情的确很痛苦。我出面调解了这件事。我努力地让狄福尔明白，法卢尔是把他当作同僚而提出这个要求的，不应该被拒绝，或者说不应该因此而与法卢尔交恶。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在调解这件事，为此耗费的精力，比处理欧洲的一些大事耗费的精力还要多。甚至就为了这件小事，还差点儿导致内阁的垮台。终于，狄福尔作出了让步，但此时的让步已经不会得到任何人的感激了。他没有理睬法卢尔是否满意，就直接将那位省长调走了。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对付多数派的主体力量——旧保守派。这个派别有着能够让人们认可他们的优势的共同意见，也有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个人热情。他们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即希望政府能够建立起强有力的秩序。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秩序，甚至希望做得比他们希望的更好。为此，我们在里昂及其相邻的省份实行戒严，查封了巴黎的六家宣扬革命的报社，逮捕了七名议员，严厉谴责了三十名议员。法国的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政府发出通告，声明现政府将带头严格守法，愿意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推行上述政策时，议会中残存的山岳派成员多次攻击狄福尔，狄福尔就用充满力量的话语回击他们。他用语巧妙，态度坚决。


    旧保守派企图实行严酷的统治，他们打算利用短暂的胜利，迅速推出《预防法》和《镇压法》。我们的意见是，这么做是迟早的事情，但我们并不想追随旧保守派的道路。我个人在这方面的意见是：对人民情有可原的抱怨和恐慌情绪应该作出让步，在革命之后，应该通过限制享有自由的范围的方法来维护自由。


    我的内阁同僚们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们总共提出了三个法律议案：一是《禁止集会法》；二是《新闻管理法》，这项法律用于打击超出范围的报纸，在七月王朝时期都没有施行过；三是《戒严法》，能够让戒严更加合法。有人提出抗议，认为我们在搞军事独裁，狄福尔回应道：“是的，这是独裁，但这是议会的独裁。虽然它剥夺了一个自救的社会应该享有的不受时间限制的权利，但它不是占据优势的个人权利。君主制政府和共和制政府都应该这样。是谁给它赋予了必要性的呢？是谁让我们经历了长达十八个月的动乱、阴谋和叛乱的呢？是的，你们说对了，在以争取自由为名义爆发的革命结束之后，我们又破坏了自由，将武器交给了政府。这是可悲的。犯这种错误的人是谁呢？不是你们吗？最支持共和制的人又是谁呢？是支持叛乱的人还是真心想要平息叛乱的人？”


    尽管上述法律措施和狄福尔的言论一度使旧保守派感到高兴，但并没有令他们感到满意。坦率地讲，如果想让他们满意，那么只有破坏共和制这一个办法了。尽管他们的行为受到理智的约束，但他们的本性却推动着他们始终走在破坏共和国的道路上。对他们而言，当务之急是将敌对分子的职位夺过来，分配给自己人或追随者。在这种时候，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使七月王朝灭亡的那种激情，二月革命让它感到些许满意，但没有消除它。对我们而言，这是很大的威胁，是长期存在的威胁。我认为我们有作出让步的余地。


    有很多能力一般或业已腐败的共和主义者，趁着革命的时机混进了政府之中，成了政府官员，我认为不必等到人们提出清理他们的意见，应该立即将他们清理掉。这样做能够让人们看到我们的决心，也能够让能力突出、信念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具备保护自己的权力，但是狄福尔拒绝这么做。我劝他道：“我们准备怎么做呢？跟这些人掺和在一起，能保卫共和制吗？共和主义者对他们而言只是个名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企图利用共和制打倒我们。议会中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最多也就一百人，我们是在跟一些并不热爱共和制的人共事，共同拯救共和制，这不是个笑话吗？除了最大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只能一再地妥协，否则我们就会一事无成。只有这样，一切才能走上正轨。对我们而言，保住政权也许是维护共和制的最好的和唯一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切合理的手段达到保卫政权的目的。”


    狄福尔回答我说，这种斗争与反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样，如果想让多数派感到满意，就不能惊动他们的虚荣心，不能剥夺他们的个人利益，只要这样做，即使改变了他们的观点，他们也能感到满意。在回绝我的建议的时候，他依旧表现得彬彬有礼，相比于拒绝的理由，他的拒绝形式更让我感到不快。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在演讲席上能够高谈阔论，能够引经据典，能够说出令所有人满意的言论，既能把握好分寸，又能让人们愉快地接受他的意见，但是，在私下交谈时，却是那样的拘束和愚笨。


    在我看来，狄福尔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智，因此，与其说他是个理智的人，倒不如说他是个有才华的人。但是，这并不是说他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理智。在年轻的时候，他足够刻苦，但性格内向，甚至显得很孤僻，一直到了四十岁才结婚。但是，婚姻带给他了另一种孤僻，尽管他经常离家外出，但大部分时间他待在家里，与家人在一起，不再独自生活。是的，那个时候他对政治没有丝毫兴趣，他不参加任何阴谋活动，甚至不与任何一个党派交往。尽管只有站在议会的演讲席上他才能感到自己充满了力量，但他依然厌恶议会，害怕登上演讲席。他也有雄心壮志，但即使是雄心壮志也显得很平凡，也容易控制。在他看来，对政治的态度不应该是管理，而是控制。


    在他担任部长期间，他在待人接物方面的表现令人惊讶。有一天，卡斯特拉纳[12]（这个人很狂妄，但也值得信任）拜访了他。在谈话期间，卡斯特拉纳用了很长的时间讲述了自己的愿望和自认为应该做好的事情。他认真地听完这些，然后站起身来，礼貌地将卡斯特拉纳送到门口。这让卡斯特拉纳备感尴尬。得知这件事之后，我批评了他，他回答道：“我不可能说让他听了不高兴的话，但是又没有让他听了很高兴的话。”遇到他这样的人，恐怕没有人不火冒三丈。


    在生性粗鲁的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身上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相比于狄福尔，这位主任的做法更加无礼和愚蠢。比如说，当部长办公室将一些请愿者推到秘书长办公室时，这位主任用粗鲁的态度接待了他们，这让请愿者们觉得，好不容易翻过了篱笆又掉进了荆棘丛中。虽然这位主任有这些缺点，但是当他在议会上斥责山岳派时，就会得到保守派的支持。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真正赢得保守派领导人的好感。


    虽然保守派并不打算让政府独立，但也不愿意让某个政党单独领导政府，这是我明确地预见了的。我认为，从6月13日起，一直到最后一次讨论罗马战事，在内阁的整个生命期，保守派每天都在给我们制造困难。在议会的会场上，他们从来不公开攻击我们，但是却在私下暗中鼓励多数派，让多数派反对我们。尽管如此，他们却不打算打倒我们，而是让我们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只要他们想让我们倒下，我们就会立即倒下。在这种状态下，狄福尔的信心就很不坚定。


    多数派希望能利用我们实施严格的措施，推行严酷的法律，以便当我们倒台之后，接任者能够更容易接手。在他们看来，相比于保守派，我们更接近他们的这一目标，因为我们信仰共和主义。他们的计划很明显，利用完我们之后，就将我们扫地出门，让他们的代理人接替我们。他们不仅阻止我们在议会中发挥影响，还阻挠我们对总统产生影响，他们甚至想象过让总统心甘情愿地做他们的傀儡。因为这个原因，他们纠缠上了总统。我们通过自己人得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梯也尔和莫莱）经常去拜访总统，劝说总统同意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推翻共和制政权。从6月13日开始的每一天，我们始终提高警惕，防止路易·拿破仑听从他们的怂恿，走上暴力夺权之路，之后，就像我对巴罗说过的那样，某一天，他将复辟帝制[13]。从这些分析中，我确信我们的担心比想象更有依据。在我退出内阁之后，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总统和议会曾经在1849年7月有过密谋，企图通过武力改革宪法。当时，总统和多数派打算发动突然袭击，如果不是贝里耶担心被他们欺骗或不敢贸然行动而拒绝提供援助，他们就会真的发动袭击。


    事实上，他们始终没有放弃武力夺权，只是将时间推后了而已。于是，当我写下这一段的时候，也就是在上述事件之后两年，当我回忆起这些人看到群众像他们当年那样怂恿总统，或者因为有人破坏宪法而愤怒时，我觉得这个例子最能说明人的无耻，他们大言不惭地表示热爱共和制，私下却竭力维护个人的利益，这是多么虚伪。


    事实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并没有信任总统，也没有故意诬陷多数派，路易·拿破仑始终是共和制影响最大、持续最久的威胁。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在更仔细的观察之后，我发现我们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很牢固，这一点没有让我感到失望。很快我就发现，他虽然与多数派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虽然也接受他们的一些意见，虽然在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与他们联合，但他也反感于他们对他的制约。他对自己容忍多数派的做法感到丢人，因此在暗中设法摆脱他们。毫无疑问，这为我们接近他和揣摩他的心理提供了机会，但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与多数派打交道时要保持独立，杜绝他们干预行政的可能。


    我并不认为参与了路易·拿破仑的密谋就得放弃我们的主张。想到这个特别的人（我是说，使得他表现得平庸的环境是特别的）的遭遇我就感到焦急，因为我认为他的心灵需要一种精神食粮，才能变得心平气和。在担任四年的总统之后，他还能够安心地过普通人的生活吗？我不敢相信他能够做到，让他接受普通人的生活简直是做白日梦。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想要让他高兴或感到满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让他停止冒险的举措也是困难的。


    我在向路易·拿破仑发表了能够让他满意的观点之后，又对他说道：“我不会帮助你推翻共和制政权，但是我愿意帮助你在共和制政权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我相信，我的朋友们最后也会这么做。宪法不是不可以修改，有关禁止总统连任的条款也不是不可以修改，这就是我们愿意帮助你的原因。”


    由于修改宪法的时机尚不成熟，我就劝慰他，让他把目光放长远一些。我告诉他，如果他能保证不成为法国的独裁者或窃国者，只是做首席行政官，而且还能保证始终开明、仁慈地领导人民，那么，即使不修改禁止连任的规定，他也可以在任期结束时得到几乎所有人的支持，进而实现连任。这也是保皇派和共和派可以接受的。对保皇派而言，他的任期延长，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希望破灭了。而共和派则认为，他领导的政府可以让人民逐渐习惯共和制或者愿意观察共和制。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因此我对他说得很真诚。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始终认为我给他的这些劝告都是有好处的，对他有好处，对法国也有好处。


    路易·拿破仑耐心地听我说完了这些，但没有做任何表示。他一贯如此，不论谁跟他说话都好比是往水井里扔石头，只能听到石头掉进水里的声音，却不知道下落如何。不过，他似乎对我有一些好感了。只要条件允许，我愿意尽量让他高兴。当他向我推荐某人担任外交官时，只要那个人忠诚而有能力，我会立即照办；如果那个人能力一般，但只要忠诚，将要担任的职务也不太重要，我也会照办。但是，他总是将一些品行和能力都不合格的人推荐给我，这些人都是一些因为对前途绝望才投靠他的人，都是笨蛋和无赖，他之所以推荐他们，是为了对他们过去的帮助表示感谢。另一个原因是，他希望担任驻外大使的人是他所谓的“自己人”。总是言之，他经常给我推荐一些蠢货和阴谋家。我不得不在见到他时跟他解释一些规则，或者说明一些理由，这些规则和理由不符合他的心愿，阻止了他的行动。我有时还得暗示他，我宁愿辞职也不能完全听他的话。我发现在我拒绝他时，他没有特别的想法，也没有反驳的意愿，我也就不再要求他怎么样了，打算以后再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我的缘故，路易·拿破仑的朋友们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他们追求高官厚禄的热情令人难以置信，总是态度恶劣地向我提出各种要求，有时甚至是没有礼貌的要挟，我很恼火，真恨不得把他们扔到窗户外面去，但我还是控制住了怒火。又一次，他们中间的一个家伙说道：“真是怪事！路易·拿破仑公爵居然没有权力回报为他吃过苦的人。”我回答道：“路易·拿破仑公爵是法国总统，应该为整个法国服务，而不是为你们服务。”正如在后来说的那样，在出征罗马的问题上我始终站在总统那一边，即使他的决定不够合理，我也支持他。他因此对我加深了好感，在后来的一天，他明确地向我表达了好感。


    1848年年底，短暂担任驻英大使的博蒙对路易·拿破仑发表了一些近似侮辱的言论。当时的路易·拿破仑是总统候选人，他听到博蒙的言论并没有生气。我加入内阁以后，曾经多次试图让他对博蒙产生好感。尽管如此，我始终都没有推荐博蒙出任公职，虽然博蒙能够胜任，而我也很想这么做。1849年9月，驻维也纳大使缺人。当时，由于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原因，维也纳是法国外交的重点，这个职务很重要。他主动对我说道：“我认为你可以让博蒙担任驻维也纳大使。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既然如此，我就可以做这个决定。”我很高兴，没有人比博蒙更合适这个职位了。就这样，博蒙去了维也纳。再也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让我感到愉快的了。要知道，在内阁同僚中，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够在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愿望或者职责范围的情况下得到总统的这种待遇。


    在总统面前，狄福尔保持着他固有的严肃态度，这与人们对他的期待大大相反。我认为他只能让总统感到五成的满意，因为总统喜欢简洁迅速。在内阁成员中，帕西似乎很喜欢让总统不高兴。我总觉得，帕西不屑于担任内阁的部长，因此他自称“冒险家”，总是故意与总统唱反调，不仅对总统的朋友不客气，曾经还反对过总统上台，用显而易见的蔑视态度攻击总统。他很瞧不起总统。


    法卢尔是总统最信任的内阁成员。我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总统自始至终的信任，是因为他替总统做过一件大事，而这件事是我们其他几个人不愿意做的。不论是从出身还是从教育或者兴趣爱好来看，法卢尔都应该属于王朝正统派，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他是为教会而生的。他自己也不相信正统派能取得胜利，因此他希望借助革命发现一条让天主教掌权的途径。只要他还在内阁，就会始终为此而努力。在内阁成立之初，他告诉我，神甫说教会有着无上的权威。我认为，在总统拉拢他为自己的目的做事的时候，法卢尔的认识发生了错误，他希望能够利用总统成为共和制政权和法国的主人的机会，为教会谋求一些利益，于是，他满怀憧憬地帮助了总统。他让他的盟友们全力支持总统，但没有让自己成为总统的人。


    从我加入内阁那天到8月13日，这段时间我们始终都在争取多数派的支持，甚至为此忽视了他们的态度。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多数派与敌对势力做斗争，当他们的敌对势力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他们开始同情我们了，可是总统对我们却没有丝毫好感。总统似乎要求我们支持他，我们没有照办。


    六个星期之后，局势被逆转了。各个地方都将议会议员赶了回来，因为地方政府打算自行处理地方事务。我们不同意地方政府的这一做法。此时，总统和我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至于原因以后再讲。有人认为，我们在一个方面受了损失，在另一个方面则有了收获，总体而言没有吃亏。我们依靠着两个方面，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只能在两个方面之间摇摆，时而偏向这个方面，时而又偏向那个方面。


    导致内阁垮台的是出征罗马这个问题。1849年10月1日，议会复会了，罗马的这个问题随之摆上议事日程。这是议会第二次讨论这个问题，也是最后一次。

 第四章

    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停止对我们内部的困难的描述，接下来，我将开始讨论我们面临的外交困难。在这方面，我的责任比任何人都重。因此，我将转换方式，只叙述与我有关的外交问题。


    我刚刚到外交部长任上时，了解到的外交事务的状况令我吃惊不已，因为我面临的困难不仅很多，而且都很重大。但是，最让我担心的是我的能力。尽管我对自己处理外交问题的能力没有把握，但我有做好工作的信心。在七月王朝末期，我在议会度过了九年令人悲伤的从政生涯，这使我更加不喜欢政治了。尽管从二月革命中吸取的经验增加了我担任外交部长的信心，但在这种局势下担任政府要职还是有些犹豫。总之，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当上了外交部长。


    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发现了一些问题，它们能够让我放心，但只是表面上的假象，实际上我完全不能对它们放心。一些本来并不困难的事情会变得非常重要，之后还会反复出现，但实际情况并没有多么重要。复杂的事情未必重要，反之亦然。真正重要的事情往往都看似简单，因为它的影响可能非常广泛，令人心生恐惧。此外，那些总是将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别人头上的人，总有一群愿意为他出谋划策和处理日常杂事的人。这些人大都是政府高官，从事着非常重要的工作，在低级官员和从事细小工作的人中，不会有这样的人。如果目标很伟大，那么也能激励人们全身心地工作，有那么多能干的人，即使困难再大都不在话下。


    当我面对很小的一点儿困难时，我感觉到了焦急和泄气；相反，如果面对的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反而能平静和安稳。这使我困惑不已。我做事几乎从来不依靠意志，面对重要的事情时，我会立即着手处理，也能够坚持到底。我一直不能忍受失败的想法，我也不为自己参演的这出戏剧的悲伤结局感到不安。我泰然自若，没有感到害羞，反而觉得很自豪。不久之后我就发现，政治上的事情和其他大部分事情一样，甚至可能和所有的事情一样，产生鲜明的印象的事物可能并不重要，只是反复不断地出现罢了。在面对一件即使是偶然碰上的小事的时候，人们也会着急和慌乱；当面对一件即使是每天都会发生的大事的时候，反而表现得胸有成竹，只是因为这件大事经常出现，人们已经麻木了。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不与在任何方面都无法吸引我注意的人打交道，这就使得他们认为我是个傲慢的人，进而讨厌我。因为这个原因，我有很多敌人。我担心在我执行某项重大计划时，还会遇到类似的麻烦。但很快我就发现，在某些人身上，傲慢会随着身份的变化而变化，在我身上却不是这样，当我的地位有所上升时，我更加平易近人，当我认为自己接近完美时，在其他人面前表现得也是更加随和。在担任了外交部长之后，我不再刻意地寻求支持者，也不再刻意避免冷漠地对待别人。原本支持部长的人会想尽办法接近我，因为我据有了部长之位，他们之所以接近我，为的是使自己的不重要的话变得重要起来。当了部长之后，我开始考虑蠢人们关心的事情，而不是在意他们的想法。这些事情是我们谈话的主题。


    我发现，我不应该担心是否能够胜任我的工作，这个发现让我有了面对现状的勇气，也鼓舞了我此后的人生。如果有人问我，在局面混乱、困难重重的外交部工作，我有什么收获，我会告诉他我的收获很大，而且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份收获，那就是让我树立了人生的信心。


    与处理国内事务一样，处理外交事务时遇到的最大的障碍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来自与我一起处理外交事务的同僚。在接管外交部之初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领导下的外交官们，大部分都是在七月王朝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从内心深处厌恶现在所供职的这个政权。他们打着建立民主、共和政权的旗号，呼吁恢复过去由贵族掌权的政府，在私下又图谋在整个欧洲恢复君主专制。为了反对政府，那些生活在二月革命造成的黑暗中的外交官们，与经常蛊惑群众的党派联合到了一起。遗憾的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很胆小，难成大事。


    我国的大部分驻外大使也是如此，他们不敢与所在国家的政党联系，甚至不敢向国内报告可能会受到抨击的观点。驻外大使有一个嗜好，就是在没有需要报告的事情的时候也要坚持写报告，为了掩饰他们的无所事事，他们就将无穷的琐事写进报告里。他们往往只叙述事情的经过，既不发表自己的看法，也不建议我们做出何种结论。这种既无所作为又自我感觉良好的毛病在我们的很多外交官身上都存在，这是他们暴露出来的本性。当我意识到这些以后，我果断启用了一批新人。


    我寄希望于多数派能够摒弃这些坏毛病，但还是没能如愿。我能做的就是与他们保持和睦，只要能够不被他们影响，我就尽力让他们感到满意。这样做是很难的，但我还是做到了，因为我虽然是内阁成员当中最反对他们的人，但也是唯一能够接受他们的人。我的秘诀是：可以对他们的意见无动于衷，但要顾全他们的自尊心。


    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都做得很用心。我发现，如果能够满足对方的虚荣心，那么你就能够在与他的交易中获利。你只要给他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利益，他就会在虚荣心的作用下给你更多的利益。为了满足别人的虚荣心，你要放弃自己的虚荣心。如果能这样，你就成功了。事实上做到这些是很困难的，但我做得还不错，获得了很多利益。


    曾经从事过外交工作且自认为有资格制定外交政策的人有三位，分别是布罗伊公爵、梯也尔和莫莱。他们全都是我尊敬的人，我经常邀请他们来我家做客，我也时常去拜访他们，向他们请教，我会谦虚地提问，请他们给我建议，不过，我几乎从不采纳他们的建议[14]。他们当然会有所不满。实际上，我的目的是让他们喜欢我的求教态度，并不是真的需要他们给我建议。如果他们的建议不能被采纳，我也不会继续请教他们。


    我的这个做法在梯也尔身上最有效果。莱萨（此人品行谦虚，对内阁怀有善意，非常清楚梯也尔的一切缺点）曾经对我说道：“人们都不了解梯也尔，实际上，相比于他的政治野心，他的虚荣心更强烈。在尊重与顺从之间，他更希望得到人们的尊重；在权力的外表和实质之间，他更重视外表。他最在意的是人们是否尊重他，而不是人们做了什么。如果你愿意经常请教他，他就会对你有好感。”我照做了，果然很成功。在我担任外交部长期间，需要解决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关于土耳其的，另一个是关于皮埃尔蒙特的。在这两个问题上，我的措施与梯也尔的建议完全相反，但我们仍然保持了长久的交情。


    在处理外交问题方面，总统尤其表现出了他执政能力不足的特点，他只是由于命运偶然的安排，才担负起了重大的使命，但还不具备执政能力。很快我就发现，这位对待一切都表现傲慢的首长不知道该怎样应对即将发生的问题，我需要每天都给他分析外交问题，然后当着他的面解决掉它们。时至今日，他依然如此，只有听到汇报才知道其他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有什么事情外交部长没有告诉他，他就不会知道。这也正是他的精神世界充满离奇幻想的原因，那就是没有事实做基础。


    总统的一些想法是虚幻、混乱和缺乏严谨的，这个发现让我感到吃惊。他不善于反驳和争辩，因此当我向他描述某件事情的真相时，他很快就能明白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尽管不完全信服，但他也不表示怀疑。


    在外交领域，总统梦想着能够和德意志的一两个国家结盟，以推倒1815年约定的法国国界，进而改写欧洲大陆的版图。当他意识到我认为他的这一梦想无法实现之后，便决定亲自出面进行一番尝试。有一天，德意志某个国家的驻法大使找到我，兴冲冲地说道：“贵国总统问我，如果他拿出同等的条件，我们是否愿意让萨沃伊回归法国。”此外，总统还打算让他物色的一个人选作为特使，前往德意志国家，就这一问题探寻他们的口气。他选中了培尔西纳[15]，然后命我签发委任书。尽管我明白这是劳而无功的，但我还是照办了。在我看来，培尔西纳肩负内政外交两方面的任务，对内是让篡权行为更加顺畅，对外则是扩充领土。他先后去了柏林和维也纳，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然后空手而归。


    我用在谈论人物上的时间已经够多了，接下来将回到主题上，谈论外交问题。


    在我担任外交部长的时候，尽管很多国家的战事都终止了，但欧洲仍然战火纷飞。西西里战败了；那不勒斯人像奴隶般受人压迫；诺瓦拉战役刚开打，意大利就遭遇了失利；赢得战争的奥地利要求皮埃尔蒙特国王夏尔·阿尔巴传位给儿子；奥地利侵入伦巴第，占领了帕尔马、普莱桑斯和一部分教皇的领地，然后进入了托斯卡纳，当时的托斯卡纳大公在人民的帮助下已经实现了复辟；在击败了法军的第一次进攻之后，罗马请求意大利所有煽动家的支援，最终形成反对法国的高潮；二月革命之后的德意志似乎并没有出现更大的危机，由于旧体制的制约，德意志已经不能实现统一的梦想了[16]，议会中试图实现统一的议员人数越来越少，他们被迫离开法兰克福，带着无可奈何的悲观心情到处游说；议会的衰败对重建秩序没有任何好处，反而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德意志的革命者们（他们性情温和，因此也可以称他们为“天真革命派”）认为，让诸侯贵族接受统一政府的领导，可以通过议会辩论和立法的方式实现。这一批革命者遇到了挫折，失望之余退出了政治舞台，另一批可以被称为“暴力革命派”的人登台亮相了。这些革命者认为，要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就必须推翻各邦的政权，必须废除旧的社会体制。然而，议会讨论的结果是骚乱四起，政见的分歧演变成了阶级战争。在德意志的一些地方，尤其是莱茵河地区，贫穷阶层对贵族阶层的仇恨发展成了社会主义的理论；符腾堡和萨克森借助普鲁士的协助才控制住了叛乱的局面；威斯特法利亚被造反的人群搅得乱了套；普法尔茨情况更糟糕，暴动席卷全境；巴登成立了临时政府。


    我在一个月前途经德意志时，就预言叛乱和暴动会加快国王和大公们获胜的步伐，他们将是最后的胜利者。一些实力雄厚的国王和大公回到自己的领地，迅速掌握了军权，尽管他们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但危险已经过去了。当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一些大国在经历了这场变故之后，实力大减，变得一蹶不振。暴力在改变社会秩序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了改变秩序的机会和权力。普鲁士率先采取了行动。他们先用武力平息了萨克森的叛乱，然后进入莱茵河流域，到达帕拉迪纳，制止了符腾堡的叛乱，最后又进入巴登公国。至此，普鲁士借助军队控制了意大利全境。


    虽然奥地利渡过了威胁其生存的危机，但要想巩固果实，还要做大量的工作。他们打赢了与意大利的战争，但在与匈牙利的战事中遭遇失败，连自己的属国都不能掌控，被迫无奈，他们只好求助于俄国。5月13日，俄国沙皇发表声明，宣布即将出兵匈牙利。


    这位名叫尼古拉的沙皇认为自己的势力很强大，始终安静地注视着其他国家的乱象。当然，他不会漠不关心，更不会无动于衷。在接到奥地利的请求之后，他认为，整个欧洲只有他才有资格代表欧洲古老的传统规则，他甚至还将自己视为欧洲旧秩序和权威法则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不仅如此，他的政治理念、宗教信仰和权力野心也让他义不容辞地扮演起了这个角色。于是，在欧洲境内战胜了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人，都会收到来自他的鼓励信件和通令嘉奖。他这样做，就好像将这些人当成了他的臣民，为他做了贡献一般。他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自己的霸权，他的梦想大概是要建立一个比第一帝国更加广大的第二帝国吧。他给平息了西西里叛乱的弗兰杰尔[17]颁发勋章，还写信称赞这位英雄的行为，表示他很满意。他处在能够安详地观看欧洲各国之间的纷争的地位，站在自己建立起来的优越感上，然后毫无约束地审视着眼前的一切，对革命者的行为报以蔑视，对他支持的君主的缺点也同样报以蔑视。他既不明确表露自己的态度，也不故意加以掩饰，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发表自己的意见。


    1849年8月11日，驻俄大使拉莫里西安给我发了一封密电，在这封密电里，他写道：


    今天早晨，沙皇对我说道：“将军，请相信我的话。贵国的保皇派可能会与激进分子联合起来取代他们不喜欢的政权。我相信这种可能，贵国的王朝正统派一向这么认为，我一直认为，波旁王朝之所以没能复兴，就是因为他们的原因。这也是我承认贵国的共和制的原因之一，也是我认为贵国比德国人更有良知的原因。”


    过了一会儿，他又继续说道：“普鲁士国王是我的表兄弟，尽管有这样的亲属关系，他还是不肯听从我的劝告。我和他在政治上的关系很不友好，我们的亲属关系也受到了影响。他的种种行动表明，他要领导那些梦想统一德意志的疯子。他现在与法兰克福的议会激烈地争执，他也发现了，他有必要与受他扶持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打一战。他怎么可能不想干这种事呢？有谁知道他要如何修改他的宪法草案呢？另外，请不要指责我干涉匈牙利的事情，我只是想说明，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奥地利的行动是正义的。长期以来，奥地利犯下了很多严重的错误，最后遭到叛乱分子的挑衅，才使国家陷入战争，政权被破坏秩序的人夺取。对此，我不能坐视不理。”


    在谈到意大利的局势时，他说道：“我一点儿也不打算利用传教士在罗马实行教皇的世俗权力，不过，只要传教士们有这个能力，我会允许他们这么做。至于你们法国人，只要你们能够建立起足以维持政权的政府就够了。”我被他的这种类似于教皇的命令口吻刺激到了，于是表达了必须捍卫天主教制度的意图。他只好说道：“好吧！好吧！随你们的心愿吧！你们可以是天主教国家，但是你们要提防着点儿无政府主义。”


    尽管在行使权力时傲慢而坚定，但在日常生活方面，沙皇是个勤俭节约的人，有时简直就像普通百姓一般，他喜欢的不是权力的华丽外表，而是权力的实质作用。7月17日，法国驻圣彼得堡的外交官从华沙写信给我，说道：


    为了参加皇后的生日盛典，沙皇在12日时就来到了圣彼得堡。他是只身一人坐着驿站的马车突然到来的（他自己的马车在距离华沙两百四十公里处坏了），他的速度很快，只花了两天半的时间就到了这里。明天他就要走了。他刚刚将十二万大军派上战场，就独自一人像个邮差似的赶来参加妻子的生日盛典了。他的政治权力和朴素生活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真是令人动容。这是这个世界上最符合斯拉夫民族精神的表现，由此可见，民族精神才是构成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


    如果有人认为沙皇的权威是建立在武力征服之上的，那可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俄国人坚强的意志和公共的情感才是构成他的权威的基础。不管一个政府的名称是什么，它的建立基础应该是“主权归人民”这一原则，不过在不够自由的政府，这个原则被暂时地藏了起来。俄国贵族受到了欧洲大陆的影响，沾染上了很多恶习，而俄国的普通民众并没有接受我们的任何精神或者观念，因此，他们不仅将沙皇视为最正统的统治者，而且将他视为神派来的使者甚至神自身。


    在我刚刚谈到的欧洲中部，法国的处境很不好。法国进行的任何一场革命都没有建立起规范和稳固的自由制度，在革命造成的废墟上，各种旧势力以接近于倒塌时的形式逐渐恢复起来了。他们建立的制度让人心生厌恶，因此没有人帮助他们，也没有人保证他们能取得胜利。令人讨厌的不仅仅是二月革命之后建立的制度，还包括新习俗中最有生命力的那些观念。而且，它们也有躲避我们的理由。如此说来，我们法国没能承担重建整个欧洲普遍适用的秩序的责任。这个责任被另一个国家承担下来了，这个国家只能是俄国。


    法国只接受了这整个责任中次要的那部分。由法国的革新派牵头承担这部分任务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之所以这么说，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革新派是一群性情古怪且不学无术的人，任何人都无法给予他们帮助或指导；其二，如果国外势力表示支持他们，他们就敢于在国内胡作非为。举例而言，如果有人称赞他们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热情，他们马上就会让法国遍布战火，让革命成为当时的首要问题。于是，我们不能联合责备我们鼓励过他们又背叛了他们的祖国的人，也不能联合那些责备我们鼓励过造他的反的人的君主。这样一来，我们只能依靠来自英国的善意了，只是这些善意都只是口头上的。这种状况与二月革命时期很相似，我们不与反对我们的欧洲大陆诸国联系，也不与温和的英国人联系。我们不得不生活得很拮据，但即使拮据的生活也很难保证过得下去。曾经和现在始终在某个方面有着高大形象的法国人，在看到这一点之后站了起来，反对这个时代施加给他们的苦难。虽然他们不再居于高位，但仍然很优秀；虽然他们口若悬河，却怯于行动；虽然他们要求政府强大起来，但拒绝政府为此而冒险。在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国家担任外交部长，我的处境的艰难可想而知。


    在这种时候，人们都以不安的心情看着法国，不安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内阁成立之时。我们于6月13日在法国取得的快速、彻底的胜利震惊了整个欧洲，对整个欧洲影响很大。很多时候，人们都在等待着法国发生动乱。业已走向解体的革命派很希望再次发生动乱，只要动乱发生，他们就会重整旗鼓，好好利用这一时机。已经品尝到一半胜利果实的各国政府不愿意受到法国动乱的袭击，于是积极准备，要给革命派以最后一击。6月13日的事件使整个欧洲响起一片或苦恼或欢喜的呼声，在突然之间，整个欧洲的命运就被它掌控了。莱茵河另一侧发生的事加快了这个命运的进程。


    普鲁士军队在控制了普法尔茨和莱茵河流域之后，就进入巴登公国平息叛乱，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就占领了除拉什塔特之外的全部领土。巴登公国的革命派被迫逃到了瑞士。实际上，除了俄国之外的整个欧洲都经历了革命（或者正在经历革命），因此逃到瑞士的还有意大利和法国的革命派。后来，几乎整个欧洲的革命派都聚集到了瑞士，人数很快就达到了一万至一万两千人。这么多人随时准备着逃到瑞士的邻国，这使得瑞士的所有邻国都惊慌不已。于是，很多国家都表示要出兵瑞士，这些国家包括对瑞士早有不满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包括与这件事毫无关系的俄国。他们除了声称要派兵入侵瑞士，还以受到革命威胁的各国政府的名义，计划派警察进入瑞士。这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起初，我打算跟瑞士政府讲讲道理，劝说瑞士政府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而后再行使权力，将威胁别国安全的革命者的主要成员驱逐出境。于是，我不止一次地对瑞士驻巴黎代表说道：“你们应该准备好向他们提出正当要求，但是如果这些邻国的政府提出了过分的或者不合理的要求，你们就要相信，法国会保护你们。我们宁愿涉险发动战争，也不愿意看着他们欺压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无法认清自己此时的处境，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那么你们只好独自对抗整个欧洲吧。”瑞士人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因此我的这番话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即使是瑞士的一个农民，都相信他的祖国能够抵挡得住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和君主的欺凌。


    后来，我换了另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说服了收留了很多逃亡革命者的政府，使他们暂时没有赦免逃到瑞士的逃亡革命者，也不允许有犯罪纪录的逃亡革命者回国。之后，又封锁了法国与瑞士的国界线，避免了逃到瑞士的革命者经由法国逃往英国和美国。在封锁了所有的通道之后，在欧洲最活跃的一万多名危险分子就被困在了瑞士。瑞士很快就意识到，这些逃亡革命者给他们带来了麻烦，庇护这些人，就要出钱养活他们。于是，为了避免逃亡革命者中的领袖人物给邻国制造麻烦，瑞士想方设法让这部分人永久留了下来。可是，领袖人物的随从们怎么处理呢？逐渐地，瑞士国内开始有人呼吁将逃亡革命者驱逐出境，因为他们不仅带来了危险，还要靠瑞士人养活。最先带头的是一个政策激进的省。可是，如果不驱逐其中的领袖人物，邻国政府就拒绝接纳愿意离开瑞士的普通的逃亡革命者。僵持到后来，瑞士只好将那些领袖人物也驱逐出境了。为了减轻自身的困难和节省费用，瑞士让他们自愿离开，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往别国。人们没有准确地理解瑞士民主的特点，在面对外交问题时，他们的看法往往是错误的，只知道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方式解决外交问题。


    在瑞士出现外交难题之时，德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斗争结束之后，各国君主之间的斗争又浮出了水面。这是革命的新局面，我以高度重视和极度困惑的心态观察着它。


    与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相比，德国的革命不是由一个简单的原因引发的。德国革命的发生，既有时代的一般精神的作用，也有德国自身的统一思想的作用。在目前这个阶段，尽管革命者发起的宣传攻势失败了，但统一的梦想还没有破灭，给予它生命力的需要和热情也还存在着。这一思想成了普鲁士国王一个人的专利，他霸占了它，让它为他一个人服务。这位国王是一个志大才疏之人，整整一年来，他都在畏惧革命与利用革命这两种想法之间犹豫不决。一方面，他鼓足勇气尽力与同时代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做斗争；另一方面，他支持德意志的统一。他就像一个打算孤注一掷的赌徒，如果要实现统一德意志的梦想，就得拿出王位乃至生命赌上一把。情况为什么这么危言耸听呢？一旦他决定实现这个梦想，那么各地诸侯会为了自身利益而选择反抗。他必须推翻现存的制度，必须战胜诸侯对建立中央政府的本能反抗。毫无疑问，他要想获得成功，就要借助于群众的革命热情。然而，如果腓特烈·威廉利用了人民，那么他很快就会被人民打败。


    如果法兰克福议会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地位，那么普鲁士国王不仅不敢忽视它的作用，还会想方设法利用它，让自己登上统一帝国的领袖之位；如果法兰克福议会丧失了威信，或者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就会改变对它的态度。不过，从始至终，他始终没有放弃统一德意志的意图。他试图接管法兰克福议会，利用民主主义撼动德意志各邦君主的地位，进而实现统一德意志的梦想。于是，他向这些邦主们提议，建立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比1815年联邦联系更紧密的新联邦。而他则以帮助他们建立或巩固现有的权威作为回报。邦主们很讨厌普鲁士，但更加惧怕可能使他们失去权力的革命，权衡之下，大多接受了这笔有利可图的政治交易。


    奥地利是为数不多的拒绝接受这一交易的邦国，他们认为，一旦让普鲁士的阴谋得逞，他们就会被普鲁士兼并，于是表示反对。位于德意志中部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效仿奥地利，拒绝加入新联邦，最终，德意志中部和北部加入了新联盟。1849年5月26日，史称“三王同盟”的这个新联盟成立了。于是，转瞬之间，普鲁士就统治了从梅梅尔到巴塞尔的一大片土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两千六百多万德国人成了普鲁士国王的臣民。


    这些都是在我担任外交部长期间发生的。在看到这个现象之后，一个奇怪的想法掠过我的脑海，我承认，在外交政策上，我们的总统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愚蠢。


    后来，这个打算长期压制法国的德国同盟垮台了。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大陆上最庞大的王国不停地争吵，几乎就要开战了。六十年来我们一直都没有结成友好的同盟关系，也没能部分补偿1815年的损失，难道这个时机还没有到来吗？为了能够参与瓜分欧洲，法国希望可以在不被英国反对的前提下，帮助腓特烈·威廉实现愿望。然而，这将引起一场巨大的危机，将重新划分欧洲各国的版图。


    这个时代似乎已经做好了接受这种思想的准备，因为这些想法早已深入德意志一些君主的脑海。几位国力强大的邦主希望以牺牲邻国利益为代价，换取土地和权力。政府好像被人民的“革命病”感染了，变得激动起来。巴伐利亚首相冯·普尔腾[18]对法国的外交官说道：“没有可以由三十八个国家组成的联邦，因此，必然有一些国家沦为附属国。”之后，他又举例说道：“像巴登大公国这样的国家，如果没有几个强大的独立君主从属于它，是不可能重新建立起秩序来的。如果能够这么做，内卡河自然而然就是他们的了。”[19]我向来都把这种想法视为白日梦，因此很快就忘掉了。


    很快我就发现，不论是在意愿上还是在可能性上，普鲁士都不会帮我们协调外交关系。尽管他们对德意志的其他邦国有着稳定的驾驭地位，但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下去。我们绝不能完全相信普鲁士，因为只要一遇到困难，他们的国王就会立即抛弃我们，更何况他还始终企图实现那个宏伟的梦想。他的这个梦想不符合不稳定的社会局势，不符合比我国还要混乱的国内环境，也不符合他暂时拥有的过渡权力（就像我只是暂时地担任部长一样）。


    我面临着一个后来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重大的问题，我打算先将它拿出来加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对于德意志联邦之间的关系而言，法国的利益起到的是强化的作用还是削弱的作用。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让德意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单一国家呢，还是应该让它继续成为一个由分散的君主和分散的人民组成的结合得不够密切的联合体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前的政策是让德意志分裂成多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这个愿望很难实现，除非德意志身后只有波兰和半文明的俄国。那么现在我们还能奉行这样的政策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先回答另一个问题，即截止到目前，俄国对欧洲独立造成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吗？在我看来，西欧早晚有一天会被沙皇奴役，至少也会受到来自俄国的无法抗拒的直接影响。因此，我认定应该支持德意志人团结起来对抗俄国，这是我们整个西欧的首要利益。世界大局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也必须改变之前的政策，我们应该帮助我们的邻国强大起来，以便在需要时让他们与我们联合，对抗共同的敌人。


    沙皇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意识到德意志一旦统一，就会给他造成一些麻烦。在拉莫里西安给我的一封亲笔信中，他写道：


    有一天，沙皇用傲慢的口气坦率地说道：“如果德意志完成统一，这是你比我还不愿意见到的。为了维持统一局面，他们需要一个比拿破仑还要伟大的人物，来推行拿破仑都没有完成的事业。如果德意志出现了这样的人物，那么武装起来的德意志人就成了一种威胁。这将使局势与你我二人都产生关系。”


    在我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眼前的形势没法给出决议，甚至都不能有所审视。当时的德意志不仅停滞不前，甚至还出现倒退，退回到旧体制的状态里去了。法兰克福议会的统一尝试失败了，普鲁士国王的统一尝试也失败了。


    对革命的恐惧心理让德意志的几位邦主投向了腓特烈·威廉。随后，普鲁士军队逐渐平息了各地的革命活动，人们发现革命并不是那么可怕。于是，那些刚刚投靠了普鲁士做臣民的君主又希望能够恢复独立。普鲁士国王的雄心壮志只让他获得了初步的胜利，没能达到最终的成功。如果我愿意用大国形容一个小国，那么，普鲁士和我国在历史方面有些相似点。和法国一样，普鲁士国王在重建秩序的过程中和重建秩序之后，都遭遇了挫折和反复。


    普鲁士各邦在领教了普鲁士的霸权之后不久，就寻找到了摆脱这种霸权的机会。奥地利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机会。在取得了对匈牙利的战事的胜利之后，奥地利就重新回到了德意志的舞台上。这件事是在1849年9月发生的。普鲁士国王很快就失去了勇气，因为奥地利很强大，而且背后还有俄国的支持。此后的普鲁士国王就像我预料的那样，退回到昔日扮演的角色上了。1815年的德意志联邦重新掌握了大权，议会也恢复了。1848年的运动在德意志只留下了两处明显的痕迹，一是小国家更加依赖大国了；二是打击了封建制度的残余势力，君主们确认了由人民群众完成的对封建制度的打击。在德意志各地，财产转移税、什一税、兵役税、封建地租的永久权、贵族的司法豁免权和狩猎权被废除了[20]。王权被恢复了，但贵族政治没能被重建。


    很早之前我就明确地知道，我们丝毫左右不了发生在德意志内部的危机，因此应该尽量与相关各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我最重视与奥地利的关系。正如我在讲到罗马问题时所说的那样，对我们而言，与奥地利的友好往来是不可缺少的，我为此做了大量的努力。首先，我们使奥地利在与皮埃尔蒙特的谈判中获得了理想的结果，我之所以关注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是因为我认为这一地区的局势关系着整个欧洲的稳定，如果奥地利与皮埃尔蒙特的纠纷得不得解决，这里就不会有和平，整个欧洲可能因此而陷入危机之中。


    从诺瓦拉战争开打以来，奥地利和皮埃尔蒙特就开始了谈判，但一直没有结果。起初，奥地利提出的条件令皮埃尔蒙特无法接受，因为皮埃尔蒙特认为，有些条件是它的命运不允许它接受的。在我担任了外交部长之后，中断多次的谈判又开始了。我们有无数的理由期盼和平的降临，在欧洲，只要合约还没有签订，任何事情都得不到彻底的解决，一场大战随时可能从一个小角落打起。皮埃尔蒙特离法国很近，因此我很担心他们失去刚刚得到的独立，失去刚刚建立的立宪政体。如果再起战端，这两样利益都会遭到破坏。


    因此，我代表法国政府热情地周旋其中，用我认为最合适的方法劝说他们达成和解。我一再地向奥地利解释，就整个欧洲的和平大局而言，很需要他们和皮埃尔蒙特之间的和平。此外，我还努力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些要求的确有些过分。之后，我又向皮埃尔蒙特点明了我认为在声誉和利益方面都可以作出让步的几个要求。我用尽一切办法，让他们清楚地知道，尽管我们支持他们，但不要抱有冒险的幻想，也不要有这种姿态。[21]


    奥地利和皮埃尔蒙特之间的争执情况在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也不再细说。我要说的是，至少在表面看上去他们最终达成了共识，除了在赔款一项上有分歧之外，其他方面都再无争执。人们都认为奥地利愿意妥协，在巴黎的奥地利外交官也将这个态度转告给了我。我相信和平的局面就要出现了，然而，在最后关头，我听说奥地利的代表突然改变了态度，在7月19日时发出了态度强硬、条件苛刻的最后通牒。按照最后通牒的要求，皮埃尔蒙特要在四天内做出回复，否则就要再次动武。于此同时，拉德茨基[22]已经做好了再次出战的准备。


    眼前的情况与我从奥地利外交官那儿得到的答复截然相反，我感到既震惊又恼怒。奥地利提出了过于苛刻的条件，似乎就是在说明他们并不想实现和平。或许，奥地利想打倒的不仅是皮埃尔蒙特的独立地位，还想打倒它的代议制度。只要皮埃尔蒙特这个地方有自由的氛围，奥地利就会认为意大利的其他地方也不安全。


    我立即决定，即使付出极大的代价，都要保证我们的这个邻国不受奥地利的欺凌，不能任由奥地利的军队进入保护我们的国界安全的邻国，不能眼看着这个在1848年就建立了自由制度的国家被破坏了自由。奥地利对我们的表现实际上是在欺骗我们，目的是想摸一摸我们的底，看看我们能容忍多久。


    我发现，我面对的情况很特殊，它影响的不仅仅是我的政治前程（事实上，我认为这不是大不了的事情），还会影响法国的安危。于是，在内阁会议上，我报告了这些情况。总统和我的同僚们一致认为我们应该有所行动，于是立即电令驻扎在里昂的军队向阿尔卑斯山脉靠近。


    回到家以后，我写了这封亲笔信：[23]


    奥地利政府如果始终不改变你昨天的电报中所说的那些要求，如果他们退出外交谈判而导致停战失效，如果他们打算在都灵签订令他们满意的合约，那么，皮埃尔蒙特将会得到我们的保证，我们不会抛弃他们。现在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皮埃尔蒙特不听劝告而挑起诺瓦拉战争，而是奥地利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况下主动出击。奥地利过分的要求和蛮横的行为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不仅不希望和平，而且还在威胁皮埃尔蒙特的领土完整，威胁撒丁政府的安全。我们不能任由这种行为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发生。如果皮埃尔蒙特因此受到攻击，我们将为它提供保护。


    我还认为应该将奥地利驻巴黎的那位看上去很狡诈的外交官叫来，狠狠地斥责他一顿。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的场合，这么做是完全合适的。因此，我真的这么做了。我发挥我不善于接见外交官的特点，粗鲁地表达了我们的不满和抗议。他抱怨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没有礼貌的外交仪式。


    我的那封亲笔信被送到都灵之前，奥地利和皮埃尔蒙特就展开了谈判。奥地利不敢再拖延，于是放宽了条件，谈判进展得很顺利，赔款一项也达成了一致。8月6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合约，合约内容基本符合我们事先拟定的草稿。遭遇大难的皮埃尔蒙特真是大喜过望，他们从合约中得到的好处，远比他们想得到的多。


    在这个问题上，还反映了当时英国的外交政策，尤其反映了负责外交事务的帕蒙斯顿勋爵的外交主张。这一点有必要加以细说。从谈判开始之日算起，英国始终很厌恨奥地利，因此，他们建议皮埃尔蒙特不要接受苛刻的条件。这一态度在都灵表现得更明显。在作出刚才提及的决定之后，我立即向英国做了通报，表示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我给法国驻英国大使德鲁·德·吕[24]发了电报，让他将电报内容读给帕蒙斯顿勋爵听，并征求帕蒙斯顿的意见。德鲁·德·吕回电报道[25]：


    我向帕蒙斯顿勋爵宣读了你的电报，他表示同意。我问道：“你现在已经知道我们走到什么程度了，那么，你们打算走到哪一步呢？”他立即回答道：“我们与贵国在这件事情上的利害关系不一样，我们打算只向皮埃尔蒙特提供外交和道义上的帮助。”


    这不是仅仅停留在象征上了吗？由于法律制度的开明和旧制度的强大，英国历来是欧洲各国革命者的避难港湾。欧洲大陆诸国与英国的关系并不太好，因为他们很强大，而且有独立于我们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内部一旦有变，英国俨然成了正义和自由的维护者。他们喜欢指责强大的国家，因为喜欢维护弱小的国家，但他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显示他们的气度和良好的理论。如果有某个国家需要他们提供保护，他们就给予形式上的支持。


    我愿意为这个问题做些总结，那就是：英国的做法总能获得成功。就拿皮埃尔蒙特说吧，他们认为帮助他们的只有英国，而我们法国差点儿放弃他们。在都灵也是如此，法国受尽怀疑，而英国则广受好评。国家和个人没什么不同，爱惜名声胜过爱惜利益。


    在艰难地解决了皮埃尔蒙特的问题之后，我们很快又遇到了另一个麻烦。我们怀着无比担忧的心情注视着匈牙利，匈牙利是不幸的，它的命运让我们报以同情。俄国干涉了奥地利与匈牙利之间的战事，奥地利立即就对俄国服软了。借着这个机会，沙皇逐渐干涉欧洲的全部事务，这让我们很不高兴，但是这些事情又全都在我们的影响范围之外，让我们无可奈何。我在1849年7月24日给拉莫里西安的训令中写道：


    我不必向你诉说我在看到匈牙利局势之后激动而忧伤的心情。难过的是，从眼下的情况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作用只能是消极的，按照相关条约的规定，我们没有插手的权力和理由。而且，由于我们不在战争中扮演角色，在目前的欧洲事务中，我们也只能保持适度的冷静。我们不能说任何有价值的话，也不能实施任何有价值的行动，只能说些毫无实质可言的空话，只能表达我们的美好愿望，真是有损我们的颜面。总之，在匈牙利的事情上，我们只能观察经过和分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实力不济的匈牙利很快就投降了。8月底，匈牙利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和帮助过匈牙利的几位波兰军人，渡过多瑙河，到达土耳其的维丁，请求避难。在维丁期间，他们中的德穆宾斯基[26]和科苏特[27]给我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官写了一封信[28]。从他们的信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二人的不同：德穆宾斯基的信言简意赅，而科苏特的信华而不实。我还记得他们写的一段话：“我是个基督徒，我宁愿流亡和承受痛苦，也不愿以死换取安宁。”他们希望得到法国的保护。


    在他们请求法国政府保护的同时，奥地利和俄国向土耳其提出了引渡他们的要求。奥地利依据的是《贝尔格莱德条约》[29]，但这份条约并没有与此相关的规定；俄国依据的是《库楚克·凯纳吉条约》[30]，这份条约虽然有关于引渡的规定，但十分模糊。总而言之，这些所谓依据都不是人们公认的国际法规，他们真正依据的，是人所共知的大国霸权。一开始，他们就摆出一副准备开战的架势，他们不是在跟土耳其商量，只要求土耳其回答是否愿意从命，如果不从命，就不会再和土耳其有外交联系。


    面对这种蛮横无礼的要求，土耳其政府不卑不亢地表示，土耳其是中立国家，按照国际法规的要求，他们无法引渡逃亡到本国的避难者，因此，他们决定效仿奥地利和俄国曾经拒绝引渡参加叛乱的穆斯林的先例。他们强忍着不满暗示道，多瑙河左岸发生的事，同样也可以在多瑙河右岸复制。最后，他们强调，奥地利和俄国的要求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相冲突，他们难以接受。他们能做的就是监禁这些避难者，不许他们再任意为害，但绝对不可能引渡他们。


    我国驻土耳其大使向我汇报说，年轻的苏丹在接见奥地利大使时说，他虽然也不赞同那些避难者的所作所为，但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向死亡。也就是说，即使出于人道的考虑，也不能引渡他们。在这份报告中，还有土耳其首相雷希德巴夏[31]对我说的一些话。他感动地说道：“即使让我为此而失去权力，我依然会感到自豪。在我们的宗教中，要求被同情的人都必须得到同情。”这才像文明人和基督徒说的话。显然，奥地利人和俄国人不是这样，他们只要求土耳其人做出选择，或者同意引渡，或者冒着战争的风险与他们断交。


    后来，穆斯林全都愤怒了，纷纷表示支持政府的做法。穆夫提代表穆斯林会见了我国驻土耳其大使，感谢我们的支持。在这件事刚刚发生时，土耳其就请求我国和英国给予援助，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声援他们，答应他们一旦俄国有威胁他们安全的举动，就立即表态支持他们。我们的大使立即回复土耳其，我们认为奥地利和俄国的要求超出了他们的权力范围，我们鼓励土耳其的抵制行为。


    这时，沙皇派遣一位副官来到君士坦丁堡。这位副官带来了沙皇写给土耳其苏丹的亲笔信，要求引渡一批波兰人，这些波兰人在匈牙利战争期间帮助了匈牙利人，还在更早些时候反抗过俄军。当然，像这种见不得光的行为是不可能达到沙皇想要的目的的，也不可能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这让人感到奇怪，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为什么不找一个更特别的发动战争的借口呢？拉莫里西安在一封来信中，精彩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指出，在欧洲大陆最东边的这个国家，人们不能发表意见，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没有发表意见的能力，也没有用来发表人民意见的报纸。


    拉莫里西安写道[32]：


    沙皇是为了支持奥地利才发动了匈牙利战争，因此，不仅俄国的普通民众厌恶这场战争，就连政府都不愿意重视它。总之，这场战争很不得人心。它花费了俄国的八千四百万法郎，却没有带来任何好处。沙皇之所想引渡贝姆[33]、德穆宾斯基和那批波兰人，就是想补偿一些战争的损失，要知道，俄国军人可是恨死这些人了。虽然这是为了满足民族自尊心而产生的蛮横想法，但群众和士兵普遍很赞同。沙皇掌握着大权，但他必须考虑人民群众的意见，因为人民让他获得了力量。总之，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沙皇个人的自尊心，还为了满足群众和军队的心愿。


    的确如此，这一切才是沙皇萌生出上述奇怪想法的真实理由。拉奇维尔[34]亲王亲手将这封亲笔信转交给了土耳其苏丹，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苏丹本打算再见他一次，但这位高傲的亲王拒绝了，然后就踏上了归途。之后，奥地利和俄国的驻土耳其大使发出正式声明，同土耳其断交。


    在这种复杂而危险的形势下，土耳其态度坚定、手法老练地化解了这个外交难题，这一切简直可以跟欧洲那些外交经验丰富的国家相媲美。在拒绝沙皇的无礼要求的同时，土耳其苏丹还回了一封亲笔信，表示他不愿意与沙皇讨论权力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是由双方对条约的不同解释引起的。他之所以写这封信，只是想对沙皇表示问候，希望沙皇能明白，土耳其不会让他丢脸。最后，他再次声明，保证不会让那些避难者再有所作为。苏丹派他最能干的大臣方德·埃芬迪[35]带着亲笔信出访圣彼得堡，奥地利皇帝也从土耳其驻奥地利大使那儿得到了一封内容相似的信。


    我在9月底的时候就得知了这些情况。在得知这些情况的第一时间，我决定通报给英国，于是，我以个人的名义给法国驻英国大使写了一封私信[36]。我写道：


    英国比我们更加关注这些情况。尽管他们不愿意被牵扯进可能发生的纠纷中，但倘若他们有所行动，必然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要让他们明确地说清楚，他们打算干涉到什么程度。我始终都记得皮埃尔蒙特之事的教训。如果他们想让我们把什么都说清楚，那么他们就应该指望我们拿出坚决的态度，否则我们也会敷衍。你要了解清楚托利党[37]在这件事情上是什么意见，这很重要，代议制政府的议会变动频繁，仅仅有执政党的支持是不够的。


    当时正是英国国会的休会期，因此，尽管局势紧张，但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们却分散在全国各地，一时之间并不能召集到一起。英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由贵族统治的国家，政府官员们本身都是贵族，他们此时都在各自的领地闲居，并不愿意外出。在这段时间，英国的新闻媒体发表了铺天盖地的评论，斥责奥地利和俄国，呼吁人们支持土耳其。在舆论的影响之下，英国政府很快拿出了主意，他们声称，这件事不仅跟土耳其有关，还与英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有关[38]。他们采取了外交和军事两个措施，外交上派特使出访奥地利和俄国，军事上将地中海舰队调到了达达尼尔海峡，一者给土耳其打气，二者随时准备保卫君士坦丁堡。说到做到，调动舰队的命令当晚就发出了。他们要求我们也采取同样的行动给予配合。


    在获悉了英国政府的态度之后，我感到很困惑，甚至有些不知所措。当时我就决定，必须认可驻土耳其大使的勇敢行为，站在土耳其的一边[39]。至于军事措施我并不认同，因为那是不明智的。英国邀约我们共同行动，但我们的立场与他们完全不同，说到底，英国只是派了一支舰队冒险，而我们却是用国家的命运冒险。面对紧张的局势，英国政府能够得到国会和人民的支持；可是，如果引发了战争，我们很可能会被议会和人民推翻，这时，国内的政治危机和贫困将超越土耳其事件，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态度强硬对我们没有好处，可能会起反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俄国（我一直将土耳其视为俄国的帮凶），如果他们提议占领土耳其之后瓜分东欧（尽管我不认为他会这么提议），那么即使我们出动军队也无济于事；如果他们只是想表达对波兰的愤恨，实际上并不想扩大事态，那么如果我们出动军队，沙皇可能会出于面子考虑而变本加厉。


    带着上述想法，我参加了内阁的讨论会，但我很快就知道，总统已经命令舰队出发了。在英国驻法大使诺曼底勋爵[40]的怂恿下，他作出了这个决定。诺曼底勋爵是一位带有十八世纪风格的外交家，他深受路易·拿破仑的信任，与路易·拿破仑的情妇霍华德生活在一起。说得更确切一些，霍华德是路易·拿破仑最青睐的情妇，因为他的情妇可不止这一个。我的同僚们大都认为应该和英国共同行动，派遣舰队前往达达尼尔海峡。虽然我反对这个决定，但我又无法让总统推迟他的命令，只好提议至少征求一下法卢尔的意见。当时，法卢尔正在乡下休养。朗瑞内代表总统和内阁到乡下拜访了法卢尔。他回来之后告诉我们说，法卢尔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调遣舰队。于是，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然而，法卢尔在得知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时，并没有与任何人商量，没有认真地考虑出动军队的后果。法卢尔经常作出这种不三思而行的决定，这是草率、冒失的天性使然，在教育和现实让他学会思考之前，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天性。当他向朗瑞内表示了同意调动军队的意见之后，可能又听到了一些反对意见，或者他自己又有了新的思考，于是他给我写了一份长信[41]。在这封信里，他反复解释说，他没有完全理解朗瑞内转述的情况，就在必须明确表态的要求下发表了欠妥的意见。但这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朗瑞内讲话是最容易让人明白的。之后，法卢尔又努力地推卸责任。我立即给他回了一封短信，我写道：


    尊敬的先生，总统已经下达了命令，我们除了静观其变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在这件事情上，个人没有责任，是内阁全体成员的责任。虽然我反对调遣军队，但既然已经这么做了，我就会支持到底。[42]


    虽然我在极力地安慰法卢尔，但实际上我自己却有困惑和不安的感觉。我不在意奥地利有什么反应，但很在意沙皇的反应。他对待土耳其的态度是蛮横而坚决的，对待我们也有挑衅的意图，接下来他想怎么办呢？好在我国驻奥地利和俄国的外交官很能干，才使我得以及时掌握情况。我给他们写了一封长信[43]：


    你们要对他们的自尊心多加留意，不能让他们因为自尊心的缘故而敌视我们。他们讨厌英国，因此你们要在不至于破坏同英国外交官的关系的情况下，与英国人保持一些距离。我们不喜欢战争，你们要友好地向他们表明这一真实的立场，但是又不能让他们以为我们害怕打仗。如果土耳其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不能支持他们做卑劣的事；当他们表现出勇气，甚至可能引发我们认为的灾难时，我们要给予他们援助。


    因此，我们应该时刻准备着摆脱这场困境。为科苏特一个人，值得打一仗吗？在这个时候出现这种事件，不正符合列强的利益吗？难道就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全世界都有台阶可下吗？所有人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那些挑起是非的魔鬼不该投降吗？的确，这都不值得引发全面战争。如果这个事件只是一个借口，那么真实的目的应该是有人对土耳其有野心，一场预谋已久的战争将全面打响。的确是这样，我们是和平主义者，但是也不能眼看着君士坦丁堡遭殃，我们不得不亮出武器应战。


    在这封长信到达圣彼得堡时，事情得到了解决。拉莫里西安在收到我的信之前，就采取了恰当的行动。他的表现让一些不了解他的人感到惊讶，但我并不惊讶。虽然他性情急躁，但现在已经变得谨慎而巧妙起来了。在他探听到最新的消息之后，他就迅速地向沙皇表明了态度。他语音柔和，但也暗含谴责沙皇的意思；注重外交大使的形象，但又没有威胁的口气；他既保持和英国大使的一致，又不与他们共同行动。方德·埃芬迪带着阿卜杜勒·梅迪德的亲笔信找到他时，他没有约见阿卜杜勒·梅迪德，但表示土耳其会得到法国的帮助。


    从土耳其来到圣彼得堡的这位外交官给拉莫里西安提供了很好的协助。虽然法国和英国已经收到了土耳其的援助请求，但方德·埃芬迪在圣彼得堡时，并没有拜访法国和英国的驻俄大使，但声称在面见沙皇之前，他不会见任何人。凭着沙皇的一句话，他的使命就完成了。


    此时的沙皇很不高兴，因为他的威胁没能让土耳其就范，整个局面也出乎他的预料。但他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没有发怒。不久之前，他随口说过“奥斯曼土耳其已经是个死人了，我们就等着给他送葬吧”，但此时他并不打算彻底激化与东欧各国的矛盾。


    对沙皇而言，通过发动战争逼迫土耳其引渡避难者，或者控诉土耳其违反了国际法，都遇到了困难。尽管俄国人民支持他的这种行为，但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在指责他，法国和英国就是这样的例子，他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态度。因此，在他还有向土耳其施加压力的余地之时，他决定选择退让。于是，在人们的惊讶声中，他宣布结束这一切。他亲自召见方德·埃芬迪，当面宣布，他撤销对土耳其的所有要求。之后，奥地利也学着他的样子，表示退让。


    在帕蒙斯顿勋爵的照会到来之时，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有关各方都没有异议，这无疑是最好的结果，法国只希望能够成功解决这件事，而英国就不一样了，既想成功解决问题，还想讨个好名声。当然，这也是无可厚非，因为这样做可以激发人民的信心。


    于是，在沙皇宣布撤销对土耳其的所有要求后的第二天，英国驻俄国大使布鲁姆菲尔德前去拜访了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德伯爵[44]。尽管涅谢尔罗德伯爵的态度很冷淡[45]，但布鲁姆菲尔德依然坚持宣读了帕蒙斯顿勋爵的照会。在照会里，帕蒙斯顿勋爵恭敬地要求俄国停止对土耳其的强迫行为。涅谢尔罗德伯爵表示，这件事已经解决了，但它与英国无关，因此他不能理解英国照会的意图。布鲁姆菲尔德向他询问最新进展，涅谢尔罗德伯爵表示无可奉告，他后来解释说：“如果他告诉英国人这些，就表明承认英国有权力干涉与自己无关的事务。”当布鲁姆菲尔德要将照会副本转交给俄国时，涅谢尔罗德伯爵再次表示拒绝，但最终还是勉强收下了。他淡淡地说道，答复这么长篇幅的照会让人觉得很累。说完这些，他就送客了。在最后一刻，他说道：“同样的话法国人早就说过了，而且比你们说得更好。”


    在我们得知原本不好解决的关系到世界和平的两个外交问题（即皮埃尔蒙特战争和匈牙利战争）已经得到解决之后，我们这届内阁也要倒台了。  <hr/>


    [1] 科尔邦：1808-1891。工人出身，后来担任过议会的副议长。


    [2] 立法议会：成立于1791年10月1日，主要由中等阶级的年轻人组成。1792年9月，国民公会成立，取代了立法议会。后来又再次成立。


    [3] 富舍：1803-1854。经济学家、记者，担任过公共工程部部长和两次内政部长。


    [4] 布列塔尼亚：法国西部的一个地区。


    [5] 毕费：1818-1898。律师出身，在政治上支持右翼政党，两度担任农商部长。


    [6] 帕西：1793-1880。法国经济学家，贵族院议员，担任过财政部长。


    [7] 吕利埃尔：1797-1862。军人出身，制宪议会议员和立法议会议员。


    [8] 特拉西：1781-1864。七月王朝时期当选众议员。


    [9] 尚贾尼埃：1793-1877。军人出身，六月事变期间担任国民自卫军和巴黎驻军的指挥官，参与镇压叛乱。


    [10] 在我叙述他与狄福尔的争执时，他就是这样的。——作者注


    [11] 我认为，他们只是一时冲动，并没有经过思考。于是，在面临内战时停了下来。——作者注


    [12] 此处应该加一段用以说明我们的次要目的的前言。——作者注


    [13] 卡斯特拉纳：1788-1862。法国贵族，军人，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晋升元帅，并成为贵族院议员。


    [14] 绝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总统需要钱的事实让我们的担心有更加充分的理由。在做梦都想得到钱财的心情的促使下，他不仅想过上物质丰富的舒适生活，还走上了冒险之路。——作者注


    [15] 我需要做出声明，我并没有系统地向他们请教外交问题，而且我也采纳了一些我认为很好的建议，只是拒绝了很多我认为出自党派利益的建议。——作者注


    [16] 培尔西纳：1808-1872。路易·拿破仑的朋友兼政治盟友，参与组织了路易·拿破仑的政变。


    [17] 在法兰克福期间，我就对德意志的整体局势有了仔细的了解。——作者注


    [18] 弗兰杰尔：1786-1867。意大利将军，主要功绩之一就是平息了西西里岛的叛乱。


    [19] 冯·普尔腾：1811-1880。同时兼任着巴伐利亚的外交部长。


    [20] 1849年9月7日的电报。——作者注


    [21] 博蒙于1849年10月10日从维也纳发出的私人书简。——作者注


    [22] 于1849年7月4日给布瓦斯勒孔德的电报。——作者注


    [23] 拉德茨基：1766-1858。奥地利将军，后来成为元帅。在与意大利的战事中，他功勋卓著。


    [24] 于1849年7月25日写给布瓦斯勒孔德的信件。布瓦斯勒孔德生于1799年，起初在军队中任职，1848年2月在拉马丁的内阁任秘书长，3月担任驻都灵大使，后来调往那不勒斯担任大使，1849年10月起担任驻美国大使。——作者注


    [25] 德鲁·德·吕：1805-1881，法国外交家，七月王朝时期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曾任外交部长，后来担任过驻英国大使。


    [26] 德鲁·德·吕于1849年7月25日和26日的电报。——作者注


    [27] 德穆宾斯基：1791-1864。波兰将军，匈牙利起义军的指挥官。


    [28] 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革命家，人民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29] 1849年8月22日和24日的来信。——作者注


    [30] 《贝尔格莱德条约》：俄国和土耳其之间于1839年签订的条约。


    [31] 《库楚克·凯纳吉条约》：1768年，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第一次俄土战争爆发，1774年，战争以土耳其的失败告终。土耳其被迫与俄国签定《库楚克·凯纳吉条约》。通过这个条约，俄国夺走了土耳其黑海以北的大片土地，还获得了通往黑海的出海口。


    [32] 雷希德巴夏：1802-1858。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官，曾多次担任首相。


    [33] 拉莫里西安于1849年10月11日和25日的来信。——作者注


    [34] 贝姆：1795-1850。波兰将军，在匈牙利的人民起义期间，他出手帮助匈牙利人民反抗奥地利。


    [35] 拉奇维尔：1808-1885。俄国贵族，曾经担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副官。


    [36] 方德·埃芬迪：1815-1869。土耳其外交官。


    [37] 1849年10月1日的私人信件。——作者注


    [38] 托利党：又称“托雷党”，英国著名政党，成立于1679年，1833年改称保守党。保守党一直是英国的两大政党之一。


    [39] 德鲁·德·吕于1849年10月2日的私人信件。——作者注


    [40] 于1849年10月5日和9日写给拉莫里西安和博蒙的私人信件。——作者注


    [41] 诺曼底勋爵：即诺曼底第一侯爵，名为康斯但丁·亨利·菲利普，1797-1863。担任过英国驻法国大使。


    [42] 法卢尔于1849年10月11日的来信。——作者注


    [43] 于1849年10月12日写给法卢尔的信。——作者注


    [44] 于1848年10月5日和9日写给拉莫里西安和博蒙的私人信件。——作者注


    [45] 涅谢尔罗德：俄国外交家，曾经担任副首相、外交大臣等职务。1846年，在他的建议下，俄国通过了《外交部章程》，明确了外交部的新结构和职能。按照这个文件的规定，外交部的职能是与外国保持政治关系、保护在外国的侨民、满足在俄外国人的合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