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的归来》
诺曼·马内阿:每个阵营的局外人
李静睿1
我在纽约的时候重读了一遍诺曼·马内阿的《流氓的归来》，这些在过去几年中多次重读的文字突然被这个城市赋予了新的生命。如果站在百老汇大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的十字路口，就会看到马内阿写下的一切：“瑞特救护药房、平民知识分子的咖啡馆（星巴克）、巴基斯坦人的报摊、印度人的香烟铺、墨西哥餐馆、女服装店，朝鲜人的小超市：大筐的水果和鲜花、西瓜和椰子、黑红绿色的李子、墨西哥产的芒果和海地产的芒果……”马内阿不厌其烦列举这些最平常不过的人间场景，夸张地称之为“天堂”。突然警报响了，五辆消防车，像是金属堡垒，带着嘶鸣和喇叭声，行进在街上，连天堂中也有火灾，马内阿说。
我不会嘲笑马内阿对“天堂”的定义。1936年他出生于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省，身为犹太人，1941年他和全家一起被遣送到乌克兰的集中营，1945年春回到罗马尼亚。在祖国又生活了41年后，他在1986年再次离开故土，先去柏林，再到美国，从此定居下来，作为一名流亡者。在这本书的最后，马内阿在第一次返乡后回到纽约，把记录行程的蓝色笔记本掉在了汉莎航空的飞机上，他被告知如果发生了奇迹，它将被送到他家，而他的家，“当然是在纽约。是的，上西区，曼哈顿。”
《流氓的归来》在2006年获得美第奇外国小说奖，这是马内阿最重要的一本书，当中蕴藏着理解他其他作品的密码。1997年4月21日到5月2日，马内阿在流亡十年后回到罗马尼亚，万事万物都围绕着这12天发生扭曲，吞吐出种种记忆，关于苦难、尊严、虚无、青年时代对共产主义的真诚信仰、家族秘密（母亲曾经离过婚）甚至自私的情欲（和老情人在婴儿旁边通奸，事后却没有给对方哪怕一个电话），他人生的一切。
《流氓的归来》叙述时间和空间不断发生跳转，你得努力辨析这些关键性瞬间：1997年在纽约的巴内绿草（一家犹太餐馆，马内阿在书中提到自己和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共进午餐）、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的生日晚会（一个月前他在“布卢姆日”，即6月16日申请了前往柏林的签证，布卢姆是乔伊斯作品《尤利西斯》的主角，马内阿用尤利西斯的命运喻以自身流亡）、1988年在柏林申请美国签证（1月20日，马内阿称其为d日，决定性的日子）、1933年7月21日（马内阿的父母在罗马尼亚小镇法尔提西尼的公交车站相遇）、1945年4月18日马内阿和父母从乌克兰集中营被遣返回法尔提西尼（警察机关给父亲办理了临时身份证，但他们没有其他有关驱逐的文件证明）、1986年身在布加勒斯特（母亲几乎瞎了，坐在家中回忆家族历史）、1958年在佩日普拉瓦（去劳改营探望父亲，他因为一个圈套被捕）、1997年4月21日回到布加勒斯特的第一天（下午3点入住洲际饭店，这里以前是罗马尼亚安全部的分支机构，外国人管理处，现在他自己成为了外国人）……时空与时空的转换毫无预警，叙述语言又宛如梦语，马内阿并非有意为读者阅读制造障碍，而是似乎他自己就身处命运的多重梦境。
马内阿很容易被拿来和同为罗马尼亚作家的赫塔·米勒比较，两人都书写极权罪恶，都在东欧剧变之前离开了祖国，都是罗马尼亚少有的、享有一定世界声誉的作家。但马内阿坚持以读者稀少的罗马尼亚语写作（这甚至导致了翻译的困难，《黑信封》由英文版翻译，马内阿的另一本小说《巢》则是译自法语），不愿脱离母语，是因为他在虚空之中，曾希望可以将自己的囚禁定义为自由，想象自己是一种语言而非一个国度的居民，即肉身在流亡之时，却能在语言中回归故土。1969年马内阿终于在罗马尼亚出版第一本书，这让他在让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中感到自由：“我终于找到了我真正的家。语言所带来的不仅是重生，而且还有一种合法化的形式、真正的公民身份，以及真正的归属感。从这个最终的避难之地被放逐将是最残忍的毁灭形式，将触动我的存在的本质。”
此外，赫塔·米勒几乎所有作品都聚焦于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但马内阿的文字更加混沌而难以定义，他陈述制度的罪恶，却也坦承个人在极权之后坠入虚无。在《流氓的归来》中，他忍不住反复描述苦难，却又多次表示对“受害者”这一标签的抵触，比如他提到自己的父亲，说他可以接受死亡，但不能接受羞辱，在集中营四处蔓延的阿司匹林和面包的黑市交易，而且包括感情的黑市交易，都让父亲感到恶心，“同样令他厌恶的还有那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从压迫者的暴行下解救出来的受害者的暴行。怪物刽子手培养出怪物受害者，他常用他那温和但坚定的声音重复说”。马内阿悲哀地发现在实用主义的世界里，苦难已经被平凡化，“周四的暴行已变成了周五t恤衫上的格言来源，一种立即可用于销售的集体记忆的产品”，与其如此，不如保留尊严。
在回罗马尼亚的第一天，当地电视台打电话想采访他，马内阿拒绝了：“我谈些什么呢——特兰尼斯特里亚、佩日普拉瓦、伊利亚德、我作为一位流亡作家的成功？不，我应该坚持立场。”马内阿还提到昆德拉的一个故事：在对家乡进行过几次秘密探访之后，在1989年的事件之后，昆德拉终于接受了一次官方邀请，前去接受一个将使祖国与其著名的游子达成和解的奖项。可是，就在仪式开始之前，昆德拉突然觉得他无法出席，他把自己像个困兽一样锁在旅馆房间里，从电视上观看仪式的进程，由他的妻子代表他接受荣誉。另外，昆德拉和赫塔·米勒一样，放弃母语，他后来最重要的作品都是以法语写出，昆德拉在自己的小说《帷幕》中也提到，不用主流语言来写作的作家，很难进入主流文学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内阿虽然屡次获得国际文学大奖（包括意大利诺尼诺奖、美国全国犹太图书奖、西班牙2005年最佳外文著作奖、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等等），他却始终未能在读者层面进入真正的主流。我和一个学文学的美国朋友谈论起马内阿时，他很惊讶地说：“我不认为身边会有什么美国人读一个罗马尼亚作家的作品。”
诺贝尔文学奖也最终选择了更清晰地以受害者和批判者身份出现的赫塔·米勒，《流氓的归来》里提到，1997年马内阿的出版商想为他申请索罗斯基金会的出版补贴，为了提高成功率她使用了美国式的激励手段：“罗马尼亚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戴桂冠者与他的祖国的和解！”但对方最后拒绝了这一申请。
正如《论小丑》中马内阿反复使用自我定位，他是每个阵营里的局外人，他对自己永远边缘化的命运坦然甚至骄傲接受，所以《流氓的归来》中他引用了罗马尼亚流亡者齐奥朗的那句话：“遭排斥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尊严。” 2
《论小丑》在1993年获得美国犹太图书奖，这是他流亡至西方后的最初几年，在纽约巴德学院写下的随笔集。马内阿自己说过，刚到西方时，他想记下自己在罗马尼亚旧日统治下的生活，但因为排斥“受害者”这一身份的功利化，他不愿意再增加一些假东欧剧变之名披露痛苦经历来赚取钞票的文字，最后写出这本书，是想告知读者：“不论我所离开的那个极权社会多么变幻不定，它和西方读者愿意相信的情形是不同的，它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荒谬、邪恶和异常，而是一个人间现实，它仍然存在，并可能以其他面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重获新生。”
书中最重要的《论小丑》一文写独裁者和艺术家的关系，马内阿以“花脸小丑”自喻，对抗“白脸小丑”，即从1965年开始统治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在马内阿看来，自己的祖国早已成为一个荒谬的马戏团，权力的白脸小丑支配着成千上万生活在恐惧中的无名百姓，把他们塞进他马戏团的监狱里。而艺术的花脸小丑唯一能做的，只是忽视他的存在，马内阿认为艺术家不必用严肃的态度反对官僚，这只会提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
但权力难以真正被忽视。马内阿1954年就曾拒绝成为劳动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候选人而被军事法庭审判，1959年在布加勒斯特获得电气水利工程硕士学位，但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从1966年开始就在罗马尼亚先锋文学杂志《povestea vorbii》上发表作品，该杂志在出版了六期后就被当局取缔，从那时起到1986年流亡，马内阿在罗马尼亚写了十本书，遭遇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审查（《论小丑》中《审查者报告》一篇专写这一主题），甚至有好友亲口告诉马内阿，自己和国家安全部门签了“合同”，得到一个代号，在布加勒斯特的各种私人住所里，他每周要见他的联系人一到两次，汇报马内阿的情况，回答问题，起草安全局所说的“情报记录”。可以说，齐奥塞斯库的统治一路伴随着马内阿的文学生涯，艺术家想忽视独裁者，独裁者却时时以恐惧提醒艺术家：他依然存在，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
1980年，罗马尼亚官方的御用文人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在《星期》杂志（这是布加勒斯特市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针对犹太人的法西斯主义匿名社论，马内阿则很快在《家庭》杂志上做出回应（《论小丑》中全文收录了这篇访谈），在访谈中痛斥帝舵“妄图重燃对另一个时代的绵绵乡愁”。访谈后来引发为一场政治事件，先是安全局的人首次直接找上马内阿，在谈话中暗示他应当移民。随后罗马尼亚官方组织舆论对马内阿进行多方抨击，匆匆捏造出诸多自相矛盾的罪名，“假开明”“局外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不同的语言和信仰”“反党”“自由主义者”。让马内阿尤其感到孤独的是，在那噩梦般的几个月里，他虽然在私下里得到不少朋友的支持和关爱，但在公共领域，却是集体沉默。
还好在任何黑暗时代都有勇敢的燃灯者们，1981年，马内阿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十月，八点钟》，第一篇书评直到1982年2月才出现在罗马尼亚最重要的文学杂志《罗马尼亚文学》上。马内阿说，后来他才知道，在那期刊物出版的前一天，那篇书评的作者和他的几个同事为了确保文章不在最后一分钟，甚至在排版后被撤下，一直等在编辑办公室里。
《论小丑》中马内阿不惜使用最为尖刻恶毒的语言讽刺齐奥塞斯库夫妇：“也许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自由，但它是在这个恶魔出现之后才变成地狱的，在他导演的狂欢节中，人们美化着未来，庆祝着死亡。他渺小而苍白，这个小丑，这个渺小的白老鼠，瘟疫的传播者，一无是处的死人骷髅……最崇高的一对夫妻：一个阴阳人和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那个像鸭子一样走路的露露小姐，小小的黄牙上牙龈裸露着，张着嘴，口水流淌下来；而那个臃肿的阴阳人，身穿点缀着穗带和徽章的红色睡衣，结结巴巴地说着话，压在她的身上。荣誉博士小姐，无耻的荡妇。”
但在罗马尼亚政变之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抓后三天就被枪决，马内阿对此并没有复仇式的快感，他只是说“没有民主和公开的审判，就让齐奥塞斯库死去，这让我感到震惊。我对他和他太太的死毫无同情，他们几乎毁掉了罗马尼亚整个国家，并让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我无法接受没有审判的死亡。”
马内阿在《论小丑》结尾处引用歌德的话：“如果你想表现自己的价值，首先要赋予这个世界价值。”花脸小丑虚弱而渺小，他唯一可以与白脸小丑抗衡的，不过是站立在正确的价值之后。 3
马内阿的小说只有《黑信封》和《巢》出版了中译本，两本书有诸多类似之处，比如梦魇式的语言、混乱的人物关系、隐晦而并未解开的悬疑。马内阿喜欢复杂叙事，2011年8月他在某个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反抗简单化”（against simplification），文章读起来有点儿令人心酸，马内阿抱怨美国人是“简单化的天才”，但是现在这种简单化却成为趋势，像蓝色牛仔裤一样攻占全球。他用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利斯的作品《blinding》举例，这本在欧洲获得极高声誉的小说很久后才被翻译到美国，而且从未收获它应得的关注，这也并不是孤例。马内阿引用了一个联合国报告（的）数据说，美国的翻译文学数量等同于希腊，而后者只有美国面积的十分之一。
如果以是否简单化为文学划分等级，马内阿可以放心的是，《黑信封》和《巢》即使放在欧洲语境下也能打上四颗星。同样是从纳粹集中营中幸存的犹太作家，他似乎比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更难以脱离往日的阴影，也更致力于繁复，虽然凯尔泰斯已经被公认为是托马斯·曼式深刻的继承人。
《黑信封》和《巢》就像把《流氓的归来》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两部分，主题都是创伤与回忆，前者的创伤来自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后者的创伤来自罗马尼亚极权。《黑信封》的主角托莱亚教授是大屠杀幸存者，他的父亲马尔库·万恰本是毕业于巴黎大学的哲学博士，为了安然度过那些年月而成为一个葡萄酒批发代理商，但在收到一封黑信封匿名信后死去，死因不明，也无人知道是自杀还是被杀，小说中反复出现卡瓦菲斯的诗“野蛮人快要到了”，以暗示他们的生活被野蛮人（极权主义）所摧毁。托莱亚一边试图寻找父亲死亡的真相，一边向心理医生马尔加倾诉，但最后他疯了，被自己的房东夫妇告发，被送入了马尔加的精神病院，而黑信封被撕成碎片，书中隐约出现了一个告密者奥克塔维安·库沙，他来自聋哑人协会，但这个协会事实上从事着特殊的情报和监视工作。马内阿的小说总是会留下诸多谜团，他提供各种闪光碎片用以暗示，却不提供真正的答案，故事和人物被他的语言逼到了墙角，显得模糊不清、无路可走。
在写作《黑信封》时，罗马尼亚的审查制度正在不断壮大丰富，马内阿把托马斯·曼的一句话贴在书桌对面的墙上：“小说因其分析精神、感知力和本质的批判态度，被迫要逃避社会和政治环境，而诗歌之花却可以在边缘静静地开放，宁静而甜美，置整个世界于不顾。”托马斯·曼在纳粹横行时写下这句话。马内阿也说，他选择这句话不仅仅是偶然，《黑信封》中他试图寻到一个隐喻，表现当时罗马尼亚封闭而残缺的社会，表现内心难以释放的压力和痛苦，表现人们的沮丧和挫败感，“我要创造另外一个现实，来表达我们实际的生活：无尽的队伍（为了面包、手套、肥皂、汽油和手纸）、可怕的医院、无处不在的告密者和夸夸其谈的骗术；寒冷、害怕、玩笑、默然、疲乏、恐怖甚至自我的痛苦。孤独的个体和群众。绝望、爱、恐惧、罪恶、脆弱、幻想和噩梦”。
《巢》中也有不确定的死亡。这本书中有三代罗马尼亚的流亡知识分子，都从社会主义的“法定幸福”中来到美国（“法定幸福”是马内阿在《巢》中创造的另外一个词）。第一代是大师迪玛；第二代是迪玛的弟子米赫内阿·帕拉德教授，后来被暗杀于厕所隔间，案件始终没有侦破；第三代是小说的主人公彼得·加什帕尔。加什帕尔为帕拉德的被杀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就接到了匿名的明信片，上面引用了博尔赫斯小说《死亡与罗盘》中的一段话：“下回我会杀了你，我答应给你一个由唯一一根看不见的、无尽头的直线造成的迷宫。”这被认为是一种死亡威胁，因而惊动了学校校警和fbi。
马内阿是一个沉迷于书写自我的人，个人经历在作品中反复出现，几乎让人担心这是创作力衰竭，但从《黑信封》到《巢》，可以模糊看见他的写作主题渐渐发生了转变：流亡之前，他被体制的牢笼所困；流亡之后，他被自由的虚空所困。这种永恒的边缘感已经说不清楚是承受惩罚还是自由选择，他喜欢的齐奥朗还说过：“你与祖国对峙，是出于对绝望的需要，出于对更加不幸的渴望。”《黑信封》就像对这句话的脚注，而在《巢》的故事里，“祖国”也可以替换为“美国”。
马内阿多次写到自己的父亲，写他在集中营中惊恐地发现自己洁白的衬衫领子上有一只虱子，“这样的生活不值得过下去”，但是母亲向他保证，他会重新穿上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然后到了1958年，他又一次坐牢，穿上惨不忍睹的制服，因为没有当场支付两公斤肉钱，父亲被判刑五年。当然，他的父亲没有来到美国，但是从马内阿的命运也许可以想象这一幕如果发生，父亲也不见得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值得过下去”，即使他能保证自己穿上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但生活又不能仅仅是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因为习惯了笼子的鸟，会对天空感到恐惧。
马内阿的书里总是混杂着恐惧与尊严、抵抗与虚无，因为他的人生就是如此，他其实很早就意识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新政权对自己的不友好，但在其他犹太人陆陆续续递报告申请去以色列时，马内阿拒绝以“受害者”自居的逃避行为，因为“我对一切改变命运的幼稚努力都表示怀疑。在我看来，对我们不够完美的、短暂的现状承担起责任，并予以理解，更胜于仅仅做出地理方位的调整这种改变”。《巢》里也写过，加什帕尔要求学校删除关于他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介绍，因为在家庭中这是一个禁忌的词语，这代表着侮辱：“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从奥斯维辛回来，请一个医生为他去除胳膊上的一块皮肤，那上面文着他的囚徒号码。这是他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他从来就不提及那些年。”
在纳粹的时代，马内阿是犹太人；在齐奥塞斯库的时代，他是被严密监控的作家；在自由的纽约，他是用没有多少读者的小语种写作的流亡者。诺曼·马内阿，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这个词是他的创造，“在自由的狂欢节中，自己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马内阿还说，“我既不想要痕迹，也不想要回忆”（这是《巢》的最后一段），但他显然失败了，他的文字永远如此：一个异国情调的哑角说出的话语，充满痕迹，充满回忆。
初篇
巴内绿草
春天，天堂的光明，穿过整堵墙般大的窗子，照进来。房间里的那个男人，从十层楼的高处朝下看，观望天堂里的热闹：另一个世界中的楼房、招牌、行人。“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这天早上，他一定也这么重复。
街对面，一幢红砖建筑，庞然硕大。一群群孩子在上舞蹈课和体操课。一条条黄色的出租车龙，被堵在百老汇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的十字路口，吼叫起来，这大都市早晨的脉搏因而跳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然而，这位观望者对下面的喧嚣无动于衷。这时，他细察天空——像是无边的沙漠，在里面移游的动物群，是缓缓运行的巨形云块。
半小时后，他出现在那幢42层楼前的街角上，他就住在这楼里。这楼房并无明显的具体建筑风格，仅是几何的组装而已：对他来说它不过是一个庇身处，一种栖身斗室的组装罢了。斯大林时代的公寓楼……他嘟哝道。不，斯大林时期的建筑并没有那么高。然而，它还是斯大林式的，他对自己反复这么说，显然对自己在来世的所见不买账。这天早上，他将重新回到九年前的自己吗？面对死亡后的新奇生活，难道自己会像那时一样，晕头转向吗？九个年头，犹如腹腔里的九个月，充满了一个早晨所能生产的、冒险的各种新奇。新颖是美好的，正如初端的开头。
左旁，天蓝的招牌，上面写着巨大的白字：瑞特救护药房。通常，他在那家药店买药。突然，警报响了！五辆消防车，像是金属堡垒，带着嘶鸣和喇叭声，行进在街上。瞧，连天堂中也有火灾！
但并无什么危机。片刻后，一切又回到了正常：这不是那家照相馆——他曾经为各种新证件在那里照过相；近旁，面包铺的橱窗、地铁的黄色标记，然后是星巴克——平民知识分子的咖啡馆。当然，那写着白字、带有巨大m的红色标记是麦当劳。它那金属框架的入口处，有身穿牛仔裤黑运动鞋、白网球帽压在眼眶上、右手持一拐杖、左手携一绿色大包的老妇进来，也有两个高大强壮的黑人乞丐，他们各自手持一个白色的塑料杯。巴基斯坦人的报摊、印度人的香烟铺、墨西哥餐馆、女服装店，朝鲜人的小超市有大筐的水果和鲜花：西瓜和椰子、黑红绿色的李子、墨西哥产的芒果和海地产的芒果、黄的白的粉色的文旦果、猕猴桃、胡萝卜、樱桃、香蕉、富士苹果、史密斯苹果，玫瑰、郁金香、康乃馨、百合花、菊花、大花小花、野花人工花、白的黄的红的。矮楼、高楼、更高的楼，各种风格，不同的形状及混杂的各种用处，新世界和旧世界，以及来世的巴比伦。
一个小个子日本人，身穿一件红衬衫，头戴一顶红网球帽，摇晃在两个塞满了大包小包的大袋子中间；一个长胡子的金发男人，穿短裤吸雪茄，走在两个硕大的金发女人中间，她们也穿短裤，绿色的，戴着黑太阳镜，肩头搭着背包；一个瘦高的女青年，没穿长丝袜，她有一头红色的短发，穿透明的衬衫，迷你短裤，荷叶那么点儿大；一个秃顶老头，高大肥胖，怀抱两个小孩；一个矮小敦矬的男人，黑八字胡，脖子上挂金项链；还有乞丐、警察、旅游者，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地球上少不了的。
在阿姆斯特丹大街和七十二街的十字路口，有个名叫威尔第广场的小公园，它的前面，有一块三角形的绿草地，四周有铁栅栏围着，在其中间的白色大理石石基上，是穿燕尾服、戴领带和帽子的威尔第先生。他被自己歌剧里的人物围着，天堂的鸽子在他们的头上宁静地休息。铁栅栏前的长椅上，零散坐着当地的平民：退休的、残疾的、闲逛的无业游民，他们坐在那里，嚼着用纸袋装的炸土豆片，或在啃一块比萨饼。
天堂里的一切这儿都有：食物、衣服、报纸、铺盖、雨伞、电脑、鞋子、家具、酒、首饰、鲜花、眼镜、cd、灯、蜡烛、锁、链子、狗、异国鸟和热带鱼，以及小业主、银行职员、街头艺人、警察、理发师、擦皮鞋的、记账的、卖淫的、乞丐——各种各样的容貌、语言、年龄、身材和体重。而对这个存活者来说，奇异的是：他竟然是在这么个混合体的早晨，庆祝自己九年来的新生。
在这个天国里，所有的忌讳和界限都被取消了，知识之果可以在衣袋里的电子屏幕上找到，长生树在药店里贡献它们的果实，在生命转眼即逝的时代，唯一要紧的是瞬间，而眼前便是瞬间。可是，这不，重新响起了地狱的警报！……但这一次，不是火警。一个白色的尤物呼啸而至，身后留有一个血色大圈，一个红十字和几个红字：救护车。
来世的生活里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他抬头看天，苍天会让奇迹出现；他仰望蔚蓝——那是被楼群顶部的钢筋水泥划出的一个方块，天空可在此方块中被窥见。右边的建筑挡住了视线，那是一排长极了的咖啡色墙壁，沿墙走的是水管，喷水用的。左边，是一堵黄色的墙壁。金黄油漆的墙底上，是斑斓的天蓝色油漆写出的信息：抑郁是体内化学平衡的失调，而非个性的缺陷。
这是告诫，还是信息，很难说。然而，他在那里停了一下，转过脑袋，盯住这神圣的字句，重复了几遍，这才又抬起脚，倒退了一步，继续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行走。长生不老的好处是：获得免疫功能。人不再像前生那样，受猥琐束缚，你一往无前，无所畏惧。
他朝着巴内绿草走去。“这是一个让你想起前生的地方”，一个朋友曾经那么对他许诺。
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楼房是往昔的那种老式的房子，砖红的、深色的、灰的，四五层楼，阳台是黑色的、金属的，其防火梯子由于年长日久而发黑。他初次来这儿的时候，乍看去，觉得纽约市的这个上西区地带像是铁道区，让他想起旧世界[1]。但在他居住的9年或90年里，这一带高楼不断兴起，越来越高。相比之下，他所住的42层公寓楼，像是斯大林时期的火柴盒楼房那么难看……瞧，斯大林这词又回来了，莫名其妙。[2]
沿街面与一度生活里的一样，是一家家店铺：“全项服务珠宝商”、“乌托邦饭店”、“爱茉莉花铺”、“皮鞋店”、“成人录像店”、“中国干洗房”、“指甲沙龙”、“罗马镜框店”。在与七十六街交界的十字路口处有座纪念堂：“河畔大天主教堂”。一个双腿粗胖、披着黑色长发的姑娘从里面走出来。她身穿短袖黑衣、黑丝袜，戴着很大的太阳镜，镜片也是黑色的。街上有三辆巨长的黑色轿车，像是巨型棺材，上面有很小的窗户。从车里走出几个身穿黑服戴黑帽的优雅男人、几个穿黑服戴黑帽的优雅女人、几个身穿葬礼服的大孩子。生命之钟又一次为某人敲响了永恒的时刻。生命便是动态，他没有忘记这一条。赶紧，他走开去。走过几步，他脱离了危险。
奥朵曼奈利。一家餐馆的橱窗玻璃上悬挂着一块绿色的招牌，上面写着：“奥朵曼奈利兄弟——自1900年开业”。餐馆的入口处外面，有两条木长凳。一位老妇坐在右边的那条长凳上。累了，他看着她，一边瘫坐在左面的那条长凳上。
老妇的目光漫无目的，但似乎仍注视着他的举动。好像，他们彼此认得。他觉得她的身影很熟悉，像是在某些夜晚，在某些房间里，突然，氤氲起一种宁静的温柔，这份安全感，瞬间将他包裹起来。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在嘈杂的日间，在街上有过这份感觉。
老妇站了起来。他等着她拉开几步远的距离，然后起身，以往昔的节奏，跟随她。她双腿消瘦，苍白，脚脖子很细；袜子很短，透明的，鞋子轻薄，平底，像是防雨型的；她的白发剪得很短，瘦骨嶙峋的肩膀佝偻前倾；她的无袖连衣裙，宽松型，质地细软，天蓝的底色，上面是红色与橘黄色相间的方格子。她的左手，提一个塑料袋子，如同往昔；她的右手，跟过去一样，拿着裹成团的灰色针织套衫。
他加快了步子，超过她。然后，他突然转过身来，他们面对面。她吓了一跳！她也许认出，这是那个累坏了倒在奥朵曼奈利餐馆门口长凳上的陌生人。他也吓了一跳。像是魔术，竟然在一家饭店的门口，在一张长凳上，出现了这个幽灵！
她走路的样子，身影、衣着、灰毛衣，剪短的白发，有点儿像假发套，那在瞬间看到的侧脸，跟过去一样的前额、眉毛、眼睛和耳朵，还有下巴，都很熟悉。只是嘴巴的线条不再那么完美，而呈弯曲状，现在的双唇也显太薄，没了唇线；鼻子的挺直也消失了，变得宽了；脖子苍老，上面的皮肤是松弛起皱的。
此刻，他保持距离地跟着她。她的侧影、走路的样子、整个形象：你不需要熟识的记号，一切全在你心中，都熟得不能再熟悉了，一切都没变。你没有理由在街上继续跟踪她的踪影。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心不在焉，放慢了脚步，而那个幽灵，如他所盼，消失得无影无踪。
终于，在八十六街和八十七街之间，到了目的地——巴内绿草餐馆。靠窗，老板摊手摊脚地坐在一张椅子里。他佝偻的背脊和硕大的肚子，裹在长袖子带金扣的白大衣褂里。没脖子，他的脑袋上披盖着白发，鼻子、嘴巴、前额和耳朵的线条倒是分明。一个身穿白制服的店员在左边的香肠熟食柜台后面忙碌，另一个在右边的面包烙饼蛋糕柜台后干活。
他向店老板和旁边的年轻人打招呼——这年轻人的两个耳朵都贴在电话机上。然后，他向着左前方走去，那里是餐厅部。
靠墙的一张桌子，一位高瘦戴眼镜的先生，从报纸上抬起头。然后是非常实际的问候：“老小孩，你怎么样？”
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声音……流亡者们对这类时刻总是怀有感激。
“近来怎么样？有什么新闻？”
“一点儿也没有！就像我们的同事，波兰诗人齐别根纽·赫伯特[3]讲的那样：‘社会制度稳定，执政者们讲道理，人们在天堂里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要过得好。’”
这位小说家对诗人们并不热衷，幸亏这些诗行有点像散文。
“近来如何？我是说在这儿，而不是在华沙，有什么新闻？”
“庆贺！庆贺在天堂的九个年头。1988年3月9日，我搁浅在新世界之岸。”
“孩童们喜欢过周年，巴内绿草是过周年的好地方。它的一切都让人想起犹太区。oy mein yiddishe mame。古旧的世界，古老的生活。”
一份夹在塑料片里的菜单向我递来。真的，充满了犹太区的诱惑：奶酪汁拌酸黄瓜，炸猪排，小牛肉煎鸡蛋，牛舌加鸡蛋，酱汁熏牛肉加鸡蛋，熏肠煮鸡蛋，家制鸡肝酱，芥末拌腌鱼。
但这是鸡肝酱，不是鹅肝酱；鸡是在美国人工养育出来的，而不是东欧生长的那种；鱼也不是欧洲大陆的，鸡蛋也如此。诱惑存在，正如往昔确实存在过，正如往昔的替身也是存在的那样。瞧，到处是俄国汁，俄国汁拌烤牛肉、拌火鸡、拌胡萝卜生菜沙拉……确实，这就是认同的奥秘，记忆的替身被写进了存活的语言里。
一个年轻、高大、健美的侍者，一眼认出了这个著名的小说家：
“先生，我读过您新出的那本书。”
菲利浦[4]似乎并未因此而得意起来，但也没有感到讨厌：“是吗？你喜欢吗？”
他喜欢，但他承认，不如前一本来劲，那本更加色情。
“好吧，好吧。”小说家同意，他连眼都没从菜单上抬起。
“请给我来份炒鸡蛋和熏鲑鱼，一杯橘子汁。鸡蛋只要蛋白，不要蛋黄。”
侍者转向这位顾客那默默无闻的伙伴：“您呢？”
“一样，一样。”我有点儿结结巴巴。
“你觉得巴内绿草的烹调怎么样？”
巴内绿草餐馆仿制的东欧犹太烹调还算过得去，但为了保持往昔的口味，光是在菜单上加进煎洋葱和犹太馅饼显然是不够的。
“那么，你喜欢巴内的烹饪吗？”
没有回答。
“ok，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到底去不去罗马尼亚？你怎么决定的？”
“我还没有决定。”
“你害怕吗？你还在想芝加哥暗杀事件吗？……那个教授……他叫什么来着？那个芝加哥的教授。”
“古利阿努，全名是约·贝特鲁·古利阿努[5]。不，我跟古利阿努毫不相干。我不是那个神秘派的学生，我也没有背叛过我的大师，我更不是一个因迷恋上了犹太人而要转入犹太教门的基督徒。我只是一个可怜的游民，而非一个叛徒。叛徒是应当受到惩罚的。而我……我不过是一个讨人嫌的老头儿而已。我没有什么花头经。”
“花头经，我不知道，但讨人嫌，你以前倒有一点儿。一个有嫌疑的人，变得愈加可疑起来。这对你可不利。”
六年前，1991年5月21日，约·贝特鲁·古利阿努教授在光天化日下，在芝加哥大学内遭谋杀。从表面看来，这场谋杀执行得无懈可击：在该大学神学院的教员洗手间里，仅一颗子弹，从相邻的小隔间射进了坐在马桶上的古利阿努的脑袋。因这场谋杀案一直未破获，自然引起了多种猜测：年轻的古利阿努教授与他导师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他的导师，著名的罗马尼亚学者、宗教史专家米尔恰·伊利亚德[6]，他才到美国来的；他与芝加哥罗马尼亚社群的关系；他与罗马尼亚流亡国王的关系；他对心理玄学的着迷；等等。当然，甚至还牵涉到他与铁卫军——极右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其成员叫legionari，军团兵——之间的关系。他的导师米尔恰·伊利亚德在30年代支持过铁卫军，而芝加哥很有一些热衷铁卫军的流亡罗马尼亚人。据说，当时古利阿努正准备审阅其导师早年的政治背景。
1991年芝加哥的谋杀案发生时，正值我的一篇论伊利亚德的军团兵经历的文章在《新共和国》上发表。结果，美国联邦调查局找了我，告诫我在与罗马尼亚人及其他人接触时要小心。
这不是我头一次与我面前的这位美国朋友提起这个话题。古利阿努、伊利亚德，还有伊利亚德的犹太朋友米哈伊·塞巴斯蒂安[7]，这些名字最近经常在我们的谈话中出现。
随着我去布加勒斯特的启程日越来越近，菲利浦坚持要我把自己内心不安的原因弄清楚。但我做不到，这些感觉非常含糊。我不知道自己是下意识地避免在那里会面对曾经的自我，还是无法忍受目前他人眼中自己的新形象——流亡者心目中的英雄；被祖国诅咒的逆子。
“我还是有点儿理解的。这种含糊感觉也许别人也有。但这趟旅行可能最终能治愈你的东欧症。”
“也许吧。但对于回归，我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对于往昔，我还没有完全无动于衷。”
“恰恰因为如此！这趟旅行之后，你就会无动于衷了。谁能回来，谁就会痊愈。”
我们又在老问题上僵住了。但这一次，菲利浦非常顽固。
“你难道不想重见一些朋友吗？看看一些旧地？……你说过，尽管没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想看朋友的。上星期你还提到要去墓地，为你母亲扫墓。”
一阵冗长的沉默。
“今天上午，半小时前，在来这儿的路上，我又见到她了。在阿姆斯特丹大街，突然，她坐在一张长椅上，在那个叫作奥朵曼奈利的餐馆门口的一张木制长椅上……”
我们俩再次沉默起来。离开巴内绿草时，我们的交谈回到了熟悉的话题之上，并恢复了愉快的基调。跟以往一样，我们在七十九街的街角分手。菲利浦朝左边的哥伦布大道拐去，我继续顺着阿姆斯特丹大街朝着七十街和我那幢非斯大林式的斯大林式公寓楼走去。
[1]旧世界，在这里指欧洲。——译注。以下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所加，除非另有说明。
[2]作者用斯大林一词来概括自己“前生”时代的性质——社会主义。
[3]齐别根纽·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24— ），波兰诗人。著有诗集《光线的一种和声》《赫尔墨斯，狗和星星》《对于客体的一种研究》《我思先生》等。
[4]菲利浦·罗斯（philip roth,1933— ），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犹太人。在他出版的20部以上的小说和故事集中，曾数次荣获文学大奖，如《再见，哥伦布》获全国文学奖；《反生活》和《遗产》获全国图书评论奖；《夏洛克在行动》和《人性的污秽》获金福克纳笔奖；《美国牧歌》获普利策奖等。
[5]约·贝特鲁·古利阿努（ioan petru culianu,1950—1991）,罗马尼亚宗教史学家、哲学家、政治评论家和短篇小说家，长期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教授。1991年5月被谋杀，凶手及杀人动机至今不明。
[6]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罗马尼亚出生的哲学家，主要从事哲学、宗教史研究。去世前，为芝加哥大学宗教历史系教授，被视为现代最重要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之一，也被他本国的人视为罗马尼亚的骄傲。代表作有《永恒回归的神话》等。
[7]米哈伊·塞巴斯蒂安（milhail sebastian，1907—1945），罗马尼亚犹太小说家。著有《日记：1935—1944》《两千年》等。
乔尔马尼亚
从巴内绿草出来，忽然，我的脑中浮现出波特非诺（portofino）警官的面孔和他的身影。他宽大的脸颊，他眼光里的忧郁，以及他梳理讲究的头发。他的两手很小，双脚也小，他的微笑很可爱。他是一个小个儿、纤弱的男人，总是穿一身藏青色西装，配天蓝色领带。
我们刚见面不久，他就急于告诉我：在转到目前这个行业之前，他是高中的化学教师。如果说他的外表有点儿像罗马尼亚国家安全部官员的话，他的举动则完全不像。和蔼可亲、对人尊重、毫无罗马尼亚警察那种狡诈或粗鲁。他给人的印象是要保护你，而不是让你害怕，不是想通过阴暗的手段拉你入行。
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对我提供任何保护。他并没有给我防弹衣，也没有提供便衣警察，甚至连推荐给女人单身在外遭受袭击时防身用的催泪喷洒剂，他都没有向我提供。他只是温和友好地向我提出建议，听起来像一位老奶奶好心明智的告诫：在街上要留心，如果在人群中老看到同一张脸，就得改变常走的路线，改变日常出门买报纸杂志的时辰；别打开有嫌疑的邮件。他甚至都没有按惯例要我避免引人注目。但他在把自己的名片给我时，还是在上面加上了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让我以备急用。然而，我的自顾自，我沉浸于自己的思绪的习惯，以及我对社会人事的不甚关心，并没有因为他给的这张护身符而有所改变。相反，我的焦虑与不安反倒增加了不少。
联邦调查局官员杰米·波特非诺与我会见的原因，是我在《新共和国》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文章对米尔恰·伊利亚德所谓的felix culpa（幸福的内疚）提出质疑，对他在30年代与铁卫军的关系提出质疑，而铁卫军在美国和罗马尼亚都很有一批它当年的成员军团兵。我的文章触及了一个危险的题目，古利阿努教授被谋杀便是一个证据。我所在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的校领导因此要求fbi出面保护自己的罗马尼亚教授。
与fbi官员见面后一年左右，我收到一封来自加拿大的匿名信。信封上的字体看来非常陌生，而我对手迹辨认学一窍不通。信封里面是一张明信片，上面空无一字。我把信封扔了，但留下了明信片：画面是马克·夏加尔[1]的“殉难者”（the martyr）的复制品，原画藏于苏黎世艺术馆。它看上去像是犹太教的耶稣受难图。但与基督教的耶稣受难像不同，这幅画上的受难者并不是手脚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是在一个被火焚的集市正中，殉难者的手脚被捆在一根柱子上。画面的前排，有一位母亲、一位提琴师、一位神学师和他的弟子们。殉难者的面孔是长着胡子和鬓角的年轻耶稣：这画的主题是大屠杀。但不是holocausto（“二战”时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关于它的残忍恐怖，已经变成老生常谈，这是关于东欧大屠杀的恐怖[2]。我无法破译这明信片的暗示。是威胁？还是相反，是支持？此后，我经常会审视这张放在书桌上的复制品。
六年过去了。这期间我既没有受到威胁，也没有被谋杀，而我长期受到的一系列攻击则继续保持了它们内在的一致。比如，1989年之前，罗马尼亚共产党媒体对我的评价是“反党”、“治外法权者”、“世界主义者”；后共产党社会对我的咒骂是“叛徒”、“耶路撒冷的侏儒”、“美国特务”。难道这些便是我对访问祖国感到不安的原因吗？
与菲利浦分手后，我又回到了奥朵曼奈利餐馆门前的那条长凳上。仅一小时前，就在这儿，往昔又重新回到了我眼前。谁知道呢，也许把这一切去对一个美国警察解释会更容易些，起码古利阿努这案子他可以查清楚：“子弹从近旁的另一个厕所隔间射出，用的是小型的0.25英寸口径的贝雷塔（beretta）；凶手左手持枪，没戴手套，看来不是美国人。致命伤：后脑勺，距头顶部下四指半、右侧枕骨一指半的部位。”显然是职业杀手，谋杀形式是判决式的。地点：厕所。日期：东正教的两位圣人君斯坦丁（constantine）和依莱纳（helena）的宴庆日，而古利阿努的母亲为自己取的名字，就是圣人依莱纳这名字。
不知调查官杰米·波特非诺是否还记得被杀者的样子：突然苍老了许多，死亡似乎猛地在死者身上加上了20年。美国警方对活跃在芝加哥的铁卫军追随者们非常了解。他们获悉：铁卫军的头目、神秘的“上尉”克内鲁·翟·科德雷亚努[3]的孙女曾经在该城避难；他们还知道，阿莱桑德鲁·罗内特（alexandru rt）——狂热的铁卫军成员、伊利亚德的私人医生，也住在芝城。谋杀嫌疑集中在罗马尼亚国家安全部及其与芝加哥前铁卫军成员的关系上。警方也许还了解古利阿努的身世和他写过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古利阿努抱怨说，自己对伊利亚德的敬仰，使自己成为他失去批判力的弟子。难道古利阿努，这位伊利亚德的弟子，准备“弑父”吗？他曾经承认：我的导师“比起我所想象的要更亲近铁卫军”。而他出现在流亡中的前国王米盖利（michele）一旁，以及他与犹太女子结婚并皈依犹太教的计划，显然惹恼了铁卫军成员和罗马尼亚安全部的特工。
古利阿努在被谋杀前的一年中，曾经公开指控铁卫军的“恐怖极端主义”，并谴责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共产党后期的秘密警察，以及罗马尼亚文化所具有的民族主义倾向。
美国警方是否也了解到这位教授的热衷呢（古利阿努对魔术、预兆学、狂喜至极的状态、心理玄学等非常着迷）？他们对这一谋杀在罗马尼亚民族主义分子中间产生的影响有所了解吗？一份叫《罗马尼亚之海》（romania mare）的杂志在古利阿努的死亡讣告中写道：“关于那个在黑帮之都[4]避难之人谋杀案的最严重的罪恶，是出现了那篇令人作呕的辩护文章。该文竟然为那个臭狗屎（可惜没有足够的水把他冲进那个看来是命中注定要让他致命的马桶里）辩护。”这份恶语伤人、充满了民族主义歇斯底里狂热的周刊，自1989年以后曾对我发起各种攻击，而在这之前，它的名字叫sǎptǎm?na，是罗马尼亚安全部的喉舌。调查官波特非诺是否也知道：美国几乎所有研究东欧问题的机关都收到这份赞美古利阿努谋杀案的《罗马尼亚之海》杂志，甚至，还有可能就是这个国家安全部本身向他们发送的呢。
我是否应当向他描述那张印着夏加尔的“殉难者”的明信片呢？是否应当向他描述那个处于中心位置的犹太隔离区之子，描述他身裹祈祷仪式用的带黑边的白披巾？与我起初想象的不同，他的双手和双脚似乎没有被麻绳绑起来，而是被细皮带捆着；天空染着火焰，烟火中可见一只紫色的小山羊与一只金色的公鸡，火堆旁是一位母亲或未婚妻、一个琴师、一位持书的长老。这张明信片是在暗示某种威胁还是对我的支持？波特非诺先生，我没有离经叛道，也不是个改换门庭的教徒。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人，那些人根本不会存在什么指望，我怎么有可能让他们失望！
我对回祖国感到害怕，波特非诺会关心这一点吗？显然，古利阿努好像跟我一样，对回到这个两百多年前变成他祖国的地方（那时他的希腊祖先为躲避奥斯曼帝国的迫害而逃到罗马尼亚定居）也感到恐惧。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5]的影响下，古利阿努曾经写过两篇近似魔幻超现实主义的散文故事。在这两篇故事中他提到，他所热爱的罗马尼亚（他学习的一直是它的语言），对他来说，渐渐地，变成了乔尔马尼亚。
第一篇故事讲的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化身马库里斯塔王国与乔尔马尼亚国（齐奥塞斯库后的罗马尼亚化身）的间谍勾结，谋杀了当地的独裁者和他的妻子墨尔杜同志[6]，然后建立起一个以色情产品和凶杀队为“民主”特色的香蕉共和国。
第二篇是描述1989年革命以后的罗马尼亚现实。它通过对一本虚构的回忆录（由虚构的作者写成）的虚构评论方式，讲述这场革命的虚假性，揭示它朝着一个虚假的民主社会过渡：其中有前国家安全部人员的暴发致富、阴暗的犯罪、腐败、蛊惑民众，以及前共产党人与新极右运动组织“木卫军”的结盟。故事通过虚构的回忆录和其中虚构的一系列证人，叙述了国家政变、对独裁者和墨尔杜同志虚假而迅速的审判和执行死刑、虚假的烈士葬礼、被“欺骗”的人民，等等。新上任的首领，主席先生，是谋杀他前任的凶犯。这位主席同志以当地的传统幽默，在做形势报告的时候这么宣称：“难道这不是人民的根本作用吗？”即：受蒙骗。
波特非诺先生，总之，这就是乔尔马尼亚！您说得有道理：并不是什么超凡的力量阻止了古利阿努重见自己的祖国，而是乔尔马尼亚或芝加哥的巴尔干人的作为。
那么，朋友、书籍、爱情、笑话、歌曲，所有这些，难道都没有任何意义吗？那我们又应怎么对待它们呢？那养育我们的母亲——我们真正的祖国呢？难道所有这些，都完全彻底地变成了铁卫军军团兵们的领地或共产党人的乔尔马尼亚了吗？杰米，难道这些有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发生在任何时候吗？
跟古利阿努一样，事实上，我对研究祖国的种种矛盾也感到疲倦。我的经历与他的不同，我害怕的不是布加勒斯特的手枪。让我担忧的是，那千丝万缕的纠葛，它们仍然束缚着我。
在奥朵曼奈利饭馆门前走过的行人，没有一个看上去像那位护卫我的fbi天使，而我对此并不在乎。波特非诺警官肯定无法为我解释夏加尔的柴堆。实际上，我在那张长凳上久坐不动，等待的是另一个人。
我所等待的对话人，她对我的了解，比我对自己的了解要深得多，而且她不需要任何解释。她还记得外祖父书店里的那本62年前出版的薄薄的书吗？
她的表兄阿里尔（ariel）——一个染着一头红发，具有黑极了的目光的年轻放荡的反叛者，对着一群围在柜台旁的人们朗读那本带粉红色薄纸封面，题为“我是如何变成流氓的”（how i became a hooligan）的薄书，像是在读一本关于催眠术的指导手册。他的表妹——书店老板的女儿，激情满腔，替他一页一页地翻书。他的评语中一再出现的是：离开！他以澎湃的热忱，抑扬顿挫，反复念这一词，好像在呼喊：革命，拯救，复兴。
“此刻，赶紧，在我们还来得及的时候，离开！”阿里尔还不时地把书翻过来，对着封面上的作者名字，眯起双眼，嘲讽地说：“哈，塞巴斯蒂安，海希特（hechter）先生的笔名叫塞巴斯蒂安！”
出现在我征途前面的不是古利阿努，而是另一个亡者。他也是米尔恰·伊利亚德的朋友，只不过是另一个时期的朋友罢了，他叫米哈伊·塞巴斯蒂安。我在巴内绿草午餐时提到过他，他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写的《日记：1935—1944》，这几天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了。但他的这部遗作，无法在时间的书架上找到位置。那书店已不存在，外祖父和他的外甥阿里尔也不存在了。但我母亲——她也不在了——肯定还记得“塞巴斯蒂安事件”！我母亲，她具有一流的记忆，保持至今（无论此刻她在哪儿），对此我毫不怀疑。
陈旧而乏味的反犹主义（法西斯执政前的乔尔马尼亚，便是典型的一例），对塞巴斯蒂安来说，似乎属于“人类苦难的边缘”。他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说，犹太人所遭受的外来灾难，比起他们所受的灼炙煎熬着犹太人灵魂的“内部灾难”来说，则是有限而微小的。他说：“没有一个民族像他们（犹太人）那样，极度赤裸裸地招供了自己真实的和想象的罪孽，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极度严峻地进行自我监督，也没有人像他们那样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圣经》里的预言是地球上最可怕的声音。”这些话写于1935年，而当时，“外来灾难”正在预告即临的祸殃。
1935年，我出生的前一年，在乔尔马尼亚的一个小小的书店里，我妈妈的表兄，即我外公的外甥，阿里尔，愤怒地叫喊：“什么？人类苦难的边缘？”他接着叫喊：“这难道就是塞巴斯蒂安的教诲吗？人类苦难的边缘？他自己马上就会看到这‘边缘’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这之前，1934年，塞巴斯蒂安曾经面临过这么一个丑闻：他出版的小说《两千年》（de douǎ mii de ani）的序，是由他的导师兼朋友纳艾·伊奥奈斯库[7]写的，此人后来成为铁卫军的意识形态专家。这位序作者认为，犹太人是基督教世界削弱不掉的敌人，必须在地球上灭绝他们。
在基督教徒、犹太人、自由派以及极端派的抨击下，塞巴斯蒂安写了一篇题为“我是如何变成流氓的”的卓越文章。在文中，他以极其冷静而准确的态度，明确重申了苦难深重的犹太人的“精神独立性”，“他们所具有的悲剧神经”，以及他们在“骚动不安的敏感质和严厉的批评精神”之间，他们在“自己最冰冷形式下的智慧和自己最不拘泥形式的激情”之间的种种矛盾。
流氓？这是外围的，非路线性的，受排挤的意思吗？这个喜好自称“多瑙河[8]畔的犹太人”的塞巴斯蒂安，曾经这么给自己下定义：“我是个非党派人士，我永远是个异己分子。我只对具体的个人有信心，对他我有很大的信心。”这个“异己分子”是指异己中的异己分子吗？
我母亲很清楚：我身上也有耍弄这类心理把戏的本能。比方说：当我急于想离开犹太人聚居区的时候，当我希望出了犹太人聚居区以后朋友们会张开臂膀欢迎塞巴斯蒂安先生和我，希望在我身上不会出现其他犹太人聚居区的那些笑话的时候，我就耍弄过这类心理把戏。正如塞巴斯蒂安先生说的：其实这是对自己感到疲倦的表现……我母亲却从来没感到有对自己的“所属性”下定义的必要，她就活在其中，她以那种无法解释的、带有宿命论的信仰，生活在这个“犹太”性之中，而她的这份信仰并不为她带来抵御折磨和忧郁的能力。
母亲常说：“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我们没有理由憎恨他们，但也不能期望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好处。而且我们也不该忘记他们所带来的恐怖。”妈妈，你还记得吗？
而我，在13岁、23岁、33岁，以及在以后的年岁里，对这些老生常谈的歇斯底里的反应，都丝毫没有动摇她的坚定不移。母亲一如既往，仍然并永远，保持了自我本色。古希腊哲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我在自身周围的母系家庭里，在集体的“认同性”中，每日都能见证这一点。
离开，对！阿里尔有道理。时间最终也会说服我。妈妈，你这么反复说的。你说，时间会迫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会迫使我卷起铺盖出走的，但这要过很久。正如一位诗人所说：“将在很久以后，在晚上/你将会从这里出走，你看着吧。”
难道诗人要比预言家更有预感吗？1997年，塞巴斯蒂安死后半个世纪，他的遗作《日记：1935—1944》出版了，其中描述了由朋友变成敌人所带来的“灾难”：“令人不安的夜晚……隐约的威胁。门好像关不上，遮窗物似乎透明，墙好像也是透亮的。从任何一方，任何时刻，都有可能爆发出某种危险，我虽说不出到底是什么危险，但知道这些危险时刻都在眼前。”
最终，我离开了！怀着内疚，因为没有早走；怀着内疚，因为终于走了。
1934年，塞巴斯蒂安这一人物，以作者的名义宣称：“我欲了解，有哪条反犹太法能够否认我身心中不可逆转的事实，即我出生于多瑙河畔，我热爱这片土地……而我对内部灾难的犹太意识，多瑙河则典型地表现出它君王般的冷漠。”1943年，作者问：“我会回到这些人中间吗？战争会不摧毁任何东西吗？会带来任何不可改变、不可消除的东西吗？”
战争结束后，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终于，准备离开了。“永恒的罗马尼亚，这里什么也不会改变”。似乎犹太人的灾难意识，在哈德孙河畔要比在多瑙河畔更容易治愈。[9]
死亡阻止了古利阿努回到罗马尼亚，也阻止了塞巴斯蒂安离她而去。对于我，这位女巫耍弄了另一花招：她让我在后世以旅游者的身份回罗马尼亚。
不仅多瑙河，布克维纳[10]也能为不复存在的身世提供背景。语言、景物、年龄，都不会因为外来的灾难而自动消失。而我对布克维纳的爱，也不可能让乔尔马尼亚消失。乔尔马尼亚和罗马尼亚之间的边界线到底在哪里？
“在这个带着微笑讥讽的文化中，什么都不认真，什么都不严重，什么都不是真的。尤其是，什么都不会不可调和……”这些是塞巴斯蒂安的隐语，也许，古利阿努也这么认为。
“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的任何层次里，有一个概念是完全没有的，那就是不可调和。”有一次，连我母亲年轻的表兄阿里尔都这么赞美。我也可以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在被新老僵局困住时，这么重复：“不可调和在多瑙河畔是不存在的。”
那么外来的灾难呢？我过早地纠缠在这个无聊之中。至于我反复受到围攻的现实，你知道，一个人处在攻击包围之中，不太容易完全避免那种因自以为是而引起的多疑，[11]也很难完全避免感情上的自虐倾向……又是受害者论，这是受害者的怨言吗？我得承认，这想法让我生厌。天哪，又来了，哭哭啼啼、怨声载道的受害者：现在每一个人都亮出了破破烂烂的受害者的招牌——男人、女人、同性恋、双性恋、佛教徒、肥胖病患者、自行车健身员……
但脸谱已经粘在我的脸上——典型的公众敌人，他的另一个面目！
我一直处于“另一个”面目中，无论有意无意，戴不戴面具，即使我没有被认同为母亲所属的隔离区中的一个，或者是任何隔离区中的人。“内部灾难”已经与“外部灾难”——对自己感到疲倦，结成同盟了。
我得避开人们的视线，没有影子，没有身份，仅在黑暗中出现？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最好还是从容地去跟死者交流，他们倒认定我是自己人。
[1]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俄国超现实主义画家，犹太人。代表作有《乡村与我》等。
[2]指历史上“二战”以外，在东欧发生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3]克内鲁·翟·科德雷亚努（corneliu zelea codreanu，1899—1938），铁卫军的创建人，主张反共排犹，鼓吹神秘的宗教热情。
[4]芝加哥曾经是黑手党及各种黑社会的老窝。
[5]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900—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兼翻译家。主要诗集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手册》《影子颂》《老虎的金黄》《深沉的玫瑰》《铁皮》《黑夜的故事》等。
[6]原文名字为mortu，即“死亡同志”的意思。
[7]纳艾·伊奥奈斯库（nae ionescu，1890—1940），罗马尼亚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记者。
[8]多瑙河（danube），起源于维也纳，流经匈牙利、克罗地亚、贝尔格莱德、罗马尼亚等地。
[9]前者位于纽约市，后者代表罗马尼亚。
[10]布克维纳（bukovina），欧洲东部一地区，曾属罗马尼亚，现分属罗马尼亚和俄罗斯。
[11]作者的意思是：自己受到攻击也是因为自己在社会上的分量而引起的，因此，越是受到攻击，就怀疑自己是否变得越来越重要。或者反过来说：自己越重要，就越怀疑会受到攻击。而这种现象，在作者看来本身带有自以为是的成分。
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的马戏场
“诗人的孤独是什么？”年轻的诗人保罗·策兰[1]曾经在半个多世纪前，“二战”刚结束时，被人这么问道。他是我的布克维纳同乡。
“一道没有痕迹的圈子。”他这么回答。
在日常生活的摩擦琐碎或挣扎中，我看，我的那些作家朋友们都是马戏团的小丑，而我自己，也是这么一个小丑。我们的处境可以比作那个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哈同老人用这么个外号来爱称他具有画家天才的儿子汉斯。[2]这位殷切的父亲用此绰号来暗示儿子的秉性：对日常生活无所适从，一个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笨拙之人，对于生活无视自己的喜好而强加给自己的角色，他老想着能得到什么独特的奖励来予以补偿。
不可避免地，在公共场合，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出现在他的对手，那个代表了权威的白脸小丑面前。其实，整个人类悲剧，可以在这两个小丑的交锋中体现出来。马戏团的历史，也是人的历史……
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总是在自己身上，而非他人身上，找毛病。他躺在那里，等待着自己再次出场的时刻，来继续充当一个卑微、多疑、自嘲的受害者——观众们对这一角色的指望。充当这样一个角色，我渐渐地，在心里累积起怀疑论和逆来顺受的态度——流亡的心理疗法。1986年，我遗弃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这无意中在我的生命里，圆了一个圈：5岁的时候我被流放，那是因为一个独裁者和他的意识形态所致；到了50岁，由于另一个独裁者，由于他与前者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我亦处于流亡状态。这个圈子所带来的不幸，不是令我骄傲的原因，相反，这只会激怒我。我满怀希望，东躲西藏，一心盼着：早晚，突然，出现了一道光明，它能中断花脸小丑奥古斯都颠三倒四的独白。
“我相对清白地逃离了独裁专制。我没有玷污自己。而这不是那么容易忘记的事。你还记得巴萨尼[3]的《费拉拉的故事》吗？”
我的对话者没有作声，他没有打断我。他知道我在寻找不做旅行的借口，正因为这个旅行已经不可避免。
我接着说：“作者因为电影《菲茨·康迪尼家的花园》（the garden of the finzi-continis）而在这里很有名气。他的《费拉拉的故事》集里有一篇小说题为unapide in via mazzini，你不觉得意大利文念起来更好听？u-na-pi-de in vi-a maz-zi-ni，《马志尼路上的纪念碑》。”
只要能让我平静下来，我的对话者似乎就愿意听下去。
“‘二战’结束后，焦·尧斯（geo iosz）出人意料地从布千瓦德（buchenwald）回到了他的故城费拉拉（ferrara）。他是那批在1943年被遣送到地狱里的人当中唯一存活下来的。他当年的邻居们现在看到他都感到尴尬，因为他们要忘却过去，忘掉他们内心的内疚。这个‘不受欢迎的证人’，比起当年被遣送到集中营的那夜，决定了终身背离故城的时候，现在更加被‘孤立’。作为对比，我是否应当提到普里莫·莱维[4]？他离开奥斯维辛[5]回到故城都灵市，回到那曾经住过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的家时，是充满了再生的欣喜的。”
听者似乎并不为我的思绪所动，他仍然带着微笑静听。
“总之，我相对清白地逃脱了独裁。我得以与之保持距离。然而我发现：错误或妥协，甚至英雄主义都是可以原谅的，但保持距离则难以得到谅解。”
这位美国朋友看上去没有厌烦我的絮叨，他也没有发现我是怎么回事：我对自己感到厌倦了，真的，真的厌倦了。
“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岂不是一种傲慢？总而言之，我在布加勒斯特那个巴尔干人的世界里，并不是出头露面的。当然，这是另一种傲慢的表现。然后，接着就是移民……移居到遥远的，尽可能遥远的地方。绝顶的傲慢。”
苗条的金发女招待过来了，她穿着迷你裙，右胸前挂着服务员牌子，上面写着名字：玛丽安娜（marianne）。玛丽安娜是法籍以色列人，在纽约市的一所大学读书，课余时间在纽约上西区七十街的“莫扎特”咖啡馆打工。咖啡馆距离我尝试来世生活的寓所很近。她端来两盘卡斯巴乔[6]，刀叉、面包，还有微笑。
我的伟大祖国，这个达达式国家[7]的伟大……便是我企图向我的听者形容的。我过去并不愿意遗弃她，现在也并不期望重归于她。跟其他地方一样，她具有无法形容的魅力与无法形容的污垢，但其他地方与我无关。
“近几年来，我得了一种特别的病，这病叫‘乔尔马尼亚症’。”
咖啡馆的钢琴师还没有到，“莫扎特咖啡”的午时顾客们也还没有出现。陈列在两个木架上的报纸——咖啡馆尽量想模仿昔日的维也纳的样子，仍在原地。镀金镜框里的莫扎特先生，从眼角里望着墙角那儿两个戴眼镜的顾客。
“对自己的憎恨，是以‘亲爱的，过来吧，让我吻一下’的形式伪装起来的。罗马尼亚人的表达方式，跟他们的灵魂一样，是没法翻译的：pupat piata independentei——我们的大作家卡拉加勒的话怎么翻译？[8]没法翻译，那个充满了魅力和污垢的世界是没法翻译的。这里不是指什么两个个人之间的拥抱，而是在整个国家的污泥浊水中，在彼此激战之后的集体性的拥抱。而就是在那摊污泥浊水中，在另一场激战到来之前，野鸡娼妓、蠢驴学者、狗屁部长，还有无辜的孩子们，全都醉泥般地在那里拥抱。你相信我吧，罗马尼亚人民不需要，不，他们不需要萨特来告诉他们地狱是指别人。地狱可以是温和柔软的，如那静止的沼泽地。”
我不作声了，讲了这么多话累了。我得调节自己的乔尔马尼亚症。
“你听说现在西德人与东德人相互有多么厌恶吗？要具体形容他们之间的厌恶程度，那塞廉或者齐奥朗要比我更合适。”[9]
“好了，别再发牢骚了。你已经写过关于小丑、关于马戏团的书了。你有这么好的故事可讲。上帝给你送了这么个故事，你可别忘了。”
“这么复杂的一个故事，只能用格言的形式。”
“你跟你的老板，一个美国小丑一起走吧。他会在那里像一个超级强权的超级明星那样受到欢迎，就像你说的，那个强大的白脸小丑……你了解所有的内幕，这些全都装在你心里。你还奢求什么呢？”
“一个帝国的，美帝国主义的白脸小丑？在他的旁边，是我这么个花脸小丑，一个流放者！上帝给了我这许多有趣的故事，我却没有充分利用。”
“上帝也无法做到一切。”
“我应该用格言来描写祖国？……我得传布善美、道德、民主？你还记得福楼拜[10]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一个人若过分长久地传布善美，最终，他就会变成一个白痴。福楼拜，这个家庭的白痴[11]，他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布道可以改变世界？不，我不那么傻。一位拉比曾经这么说：‘我布道不是为了改变他人，而是为了保持自己不变。’但是，我自己已经改变了，对，我已经改变了。”
我停了极短的一小会儿，喘了口气。这套话题全在我脑子里。这题目我已经琢磨了很长时间，我不需要任何停顿。
“流氓？流氓的意思是什么？是指一个没有根基、不循规蹈矩、无法下定义的人？一个流放者？或如《牛津英语大辞典》对它的解释，这是‘伦敦西南部的一个爱尔兰家庭的姓，此家庭以凶狠著名’？在米尔恰·伊利亚德的罗马尼亚文小说《流氓》里，有一个人物这么宣称：‘生活中唯一具有繁殖力的活动，就是流氓的经历。’这里指的是反抗到死：‘民兵和突击队，骑兵和军队……他们都被共同的命运联结起来，一起走向死亡’……‘军团完全彻底地陶醉于一个集体的神话之中’。流亡中的伊利亚德，因为成了著名的学者而平息了自己对罗马尼亚的挫折感？他代表了边区对大都市的报复。那他的犹太朋友塞巴斯蒂安呢？犹太人把他当作敌人，他参加军团的基督教朋友们视他为犹太人，一个外人。拔掉根基、流亡、成为异己，这就是犹太流氓？现在跟你说话的人，是一个反党分子、叛国者、治外法权者，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又是怎么一种流氓呢？”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从罗马尼亚来的信。这封信没有日期，像一个腐烂的伤口。一位女性朋友从祖国来信说：“困惑、混乱、伤心。你应该每年回来两次，诚挚地问候你的知识界朋友，让别人给你拍照，参加座谈会，上餐馆聚会，以此来取代他们对你的嘲讽。我倒想看看，这样的话，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祖国对你的伤害还会到什么程度。”
还能有什么别的吗？假如会有别的，情况是否会变得好些呢？别让自己被同情收买——这是贡布罗维奇[12]的建议。永远当个外国人！在他流亡阿根廷期间，他常喜欢在一面始终存在的镜子前冲自己伸舌头。
除了滑稽可笑以外，我从这位美国听者那儿什么也没得到。
像往常一样，我们在百老汇和七十街的拐角分手。分手前，我的美国朋友对我们的见面做结束语：“每天，用传真，从布加勒斯特给我发几个字来，让我知道你一切安好。假如你不反对的话，就应该马上走。经维也纳、布加勒斯特、索非亚，然后，从那里回纽约。”
在那个清新的春天早晨之前，这些新老问题已经伴随我很长时间了。我并不需要莫扎特咖啡馆和巴内绿草，或者百老汇和七十街的十字路口来成为它们的靶子。
索尔·贝娄（saul bellow）在电话里对我说：“你别再踏上那块土地。回去对你不利。”他这么警告我。我们20年前在布加勒斯特相识，但仅在美国，我们俩变得接近起来。“这倒不是说你将处于什么危险之中，但你会感到非常不幸。恰恰在前几天我读到一份关于另一个罗马尼亚名人的传记。都是些有文化、聪敏的伪君子，如你所知，那些老派的、彬彬有礼的、会吻女士手的绅士们，但暗地里，背后……”
这位伊利亚德以前的朋友，著名罗马尼亚女数学家的前夫，他并不因为我的沉默而改变口吻。他继续说：“你不应该答应这次旅行，你不需要这些麻烦。”
我向他解释：这是因为“友情的专制”，我终于被巴德学院院长利昂·波特斯坦（leon botstein）说服了。
我在电话里听到索尔那悦耳的笑声。突然，我看到，他那张满是皱纹的友好面庞，他生动的眼光。
“你不应该。你知道，我经历过这些。取消旅行吧，保护你的平静。在这里你的困难够多的了，但你毕竟有一个优势：距离。可别滥用了。”他说。
[1]保罗·策兰（paul，1920—1970），生于泽诺维奇（原属奥匈帝国，帝国瓦解后归属罗马尼亚，今属乌克兰）一个讲德语的犹太血统家庭。全家在纳粹统治时期被关进集中营，仅他自己脱难，并于战后定居巴黎，但用德文写作。他以《死亡赋格曲》一诗成名，震动诗坛。1970年自杀。
[2]汉斯·哈同（hans hartung，1904—1989），德裔法籍画家，是“二战”后在巴黎出现的一种以泼油彩为主的抽象油画派（tachisme）的代表。
[3]巴萨尼（giorgior bassani，1916—2000），意大利作家，犹太人。
[4]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作家和评论家，犹太人。
[5]奥斯维辛（auschwitz），波兰南方一地名，德国纳粹在此设立了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和处死地，那里的毒气室，曾毒死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犹太人。
[6]卡斯巴乔（gaspacho），一种南美式的冷豆汤。
[7]源于达达主义，这里是离奇、不规则、超现实的意思。
[8]卡拉加勒（ion luca caragiale，1852—1912），罗马尼亚剧作家、散文家。文中所引是他在一篇题为“电报”的爱情和政治的讽刺故事里的话。其中的每一个词都可以拆开或组合，意思是：大家在独立广场拥抱。
[9]路易斯·塞廉（louis céline，1894—1961），法国作家、医生。其写作风格有意独特混乱，并刻意反人物的典型化，重点揭示人生的痛苦面。代表作有：《走向夜末的征途》《从古堡到古堡》《北方》等；埃米尔·齐奥朗（emile michel cioran，1911—1995），罗马尼亚哲学家、作家。1937年后移居法国，极少参加社交活动，从不接受采访。代表作有小说《万念俱灭之中》，以及他用法文写的小说《化解的代价》等。
[10]福楼拜（gustave ubert，1821—1880），法国小说家。作品有《包法利夫人》《萨朗波》《圣安东的诱惑》《三故事》等。
[11]此语出自萨特为福楼拜所写的传记《家庭的白痴》。
[12]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1904—1969），波兰文学家，荒诞派代表人物。作品有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剧作《婚礼》《勃艮第公主伊沃娜》等。
往昔的痕迹(1)
1986年7月19日。生日晚会。来客们已经用过了年份久远的来之不易的苏联伏特加、保加利亚红酒以及希腊橄榄和罗马尼亚奶酪。
艺术家们到了，请留神！/艺术家们穿过一扇又一扇门，毛猴子，效颦者，/假独臂人，假瘸子，假国王和假大臣。/他们来了，因魔力和灼热而醉意醺醺，/奥古斯都大帝[1]的子孙们。
客人中有一个瘸腿、满身是汗的人，他是我的朋友，一个诗人。这位腼腆孤僻的诗人，半残疾，他觉得自己跟罗马尼亚民间故事里的一个人物可以互相认同：半骑人半独腿兔（half-man-riding,half-one-legged-hare）。
他个头儿矮小短矬，长着金黄色的胡子，走起路来摇晃拐瘸着身子，并朝着左侧歪斜。他个性温和胆怯，为自己的口是心非感到害怕，并时刻准备承认这一点，还愿意为此付出代价——假如这是他能够活下去的代价。他对自己所写的每一句诗行都感到痛苦，也为别人写的关于他自己或关于他朋友们的文字痛苦。作为一个出版社的总编，他在与审查机构和与作者们的无穷尽交道中，被弄得焦头烂额，为此，他设计了一套赞赏和施加压力并进的复杂程序，来推销他认为有价值的书。
他因写作和由写作带来的痛苦程度，只能与他对妻子的虔诚程度相提并论。尤莉娅每隔两日就得上一家社会主义医院去洗肾，洗肾的机器很老旧，还不时地因停电而中断。于是，除了他的诗和他每天用大量药片控制的神经质以外，尤莉娅的处境也成了对他的英雄主义的一种日常考验。
跟往常一样，此刻，他也是汗津津的。他不断地用捏在一个大而结实的拳头里的一块大白手帕，去擦前额和脸上的汗。但尽管如此，他却不脱去身上的节日外套，为节日打上的领带他也不解开。他和尤莉娅站在一旁，靠书房那边，排列着高高书架的墙壁的那个角落里。他心情激动，因为能与这么多的朋友、诗人、评论家、散文家……毛猴子、效颦者、假国王、假瘸子、皇帝的朋友、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相聚。书籍将我们联合一体，我们在虚荣的竞争中结盟。
党员和非党员，有特权的和被容忍的，大家都是嫌疑犯：所有的人，在社会主义对人的普遍怀疑中，要么是假国王，要么是假瘸子，不然就是假猴子。
1986年7月，布加勒斯特胜利大道（calea victoriei）2号15楼的晚会，庆祝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客人中只有少数人知道，一个月前，在布卢姆日（bloomsday），即纪念詹姆斯·乔伊斯[2]的流放英雄利奥波德·布卢姆[3]的那一天，我申请了去西方旅行的签证，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场旅行会把我引向何处。
流亡生活很快就吞噬了自那个夏夜以后的十来个年头。犹如俄罗斯出产的民间套娃，一个套在一个里面，然后另一个再套在里面，里面还有，它们既相同又不一样，但说到底还是相同，直到最后一个大娃娃把所有其他的都裹进自己的肚子里为止。
幼稚是电视脱口秀的本质，里面的50来岁的孩子们，都在为自己5岁或15岁时的不幸事件——天知道是什么样的不幸——复仇。这些自认为不被理解的孩子们、不被理解的男人、不被理解的女人，加上被虐待的儿童、遭受性虐待的、宗教和宗族的虐待：整个受害论！永不截止的一套责怪……5岁的遭遇，是对50岁、60岁或600岁时免疫力不足的解释吗？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会包裹在岁月形成的犀牛角般的厚皮里，无动于衷！
难道，我应当为没有及时离开祖国而感到内疚，为最终没有守在那里感到内疚吗？在那块土地上，头一次，出现了令人费解的奇形怪状的图像组；而我，在那块土地上，签下了一个要求我付出一切，却什么也不给我的契约。
艺术女士，在过分长久地当了姘头后，仍然那么不可触摸……不过是一个仅偶尔出现在讣告中的章印而已。
回去以前的几个星期里，我重新经历了时间的曲折历程。我仍然记得食物、争论、酒和歌、山和海、情爱和文学的味道。自然，还有友谊，它曾经照亮了无数条死路。而且，连我这样一个出生在侵入者符号之下的人，都仍然具有享受俄摩拉城[4]的欢乐的权利。那个地方和那里的人的魅力并不是被幻想出来的，我可以证明这一点。保罗·策兰也在那里生活过，“二战”后他的布加勒斯特阶段，后来被他以轻松怀旧的口气称为“文字游戏”阶段。还有托尔斯泰，1854年中有七个月，他在布加勒斯特、基什尼奥夫[5]、布泽乌[6]及其他地方逗留过。这种美丽与悲伤的结合，并没有躲过那个年轻人的目光。那时的他，充满了对书籍的饥渴，当然还包括对肉欲的向往；那时的他执着地追求个性与写作的完美，同时还受到赤着双脚的牧羊女吸引，也会在妓院里过上一夜。
呵，密集的瞬间，生命犹如一个瞬间。
胜利日。胜利！那些在1986年7月19日夜晚聚集在布加勒斯特胜利大道的公寓里的人们，他们庆祝的就是这个：胜利。从第一次流放中归来的几十年后，此刻，我面对了真正的流放。在没有许多人知道，在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这个生日晚会，成了即将到来的分离的一次排练。
1945年4月，那个从特兰西尼斯特里亚[7]集中营归来的孩子9岁了，他开始认识食物、衣服、学校、家具、书本、游戏——欢乐。我，以极其厌恶的心情，驱走了对以往的恐惧——“犹太人区的染疾”！痊愈了，起码我这么自以为。我决定要与所有的同胞们分享现实的光辉。这份光辉，是祖国替大家带来的，并让人们平均拥有的。后来，写作迷住了我。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她的破衣烂衫再也无法遮盖那个马戏团世界的悲惨。新的恐惧不仅没有取代旧的恐惧，反而使之更加尖锐：两种恐惧互相勾结了。当我把自己的这些发现公布于众，我被扔进了杂耍圈的中心里。高音喇叭反复地吼道：外国的，外国的，异化了的，反动的，反这个，反那个的。对我来说，再一次，配不上拥有祖国，而我的祖先，也未被允许配有这个祖国。
1986年夏天，我开始与人事保持距离，我感到恐惧，对罗马尼亚共产党，也对民族主义者们感到恐惧。难道，我又重新患上了那个，我以为已经治愈了的“犹太人区的染疾”吗？
10年过去了，时过境迁，我自己也变了。然而，我那份决心不再当受害者的固执，却始终如一。难道我没有从被归属中释放出来这一事实中得到解放吗？……真正的胜利者应该以自信、以新的自我回到乔尔马尼亚；真正的胜利者，在那个他早已离去的地方，即使自己不在，也应当为自己终于成为久被指控的人而感到骄傲，为自己象征了这一切的徒劳而感到光荣。
10个可爱的人可以代表我真正的祖国吗？我的朋友们，10个以上，在1986年的7月里，是在庆祝我50年来的战斗吗？
尤莉娅首先去世了。为了对付信件检查，我的诗人朋友穆古（mugur）在我走后，给我写的信，是用尤莉娅署名，收信人是我的妻子茄拉（ce）。
我怀着极度的爱和孤独想念你们。孩子们，我们玩吧！这声音从街上传来。我们也再来玩上一次？诗也在老化，我已经不能再写诗了。我们期望着一个没有事变的季节到来。
在乔尔马尼亚，缺少汽油和出租车。穆古雇了一个卡车司机，往返于那座喀尔巴阡山脉的白脸小丑正在为自己建造的白宫[8]。他白天把尤莉娅送去，到了晚上，又把她接回家。医院里挤满了病人，一片惨景，里面没有暖气，四周的街道黑暗，商店和药房都空空如洗。
诗人写道：“然而，爱情是存在的……啊，是的，爱情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这就像科学中的欧姆定律，我们也得想象出一种人性定律——loi de l’homme，即人在自己身后留下的空洞，要比他在的时候所占据的空间更大。空缺是一种过分延长的抽搐：每天一次，每周一次，更频繁的次数……但心灵则不断老化，人不再能承受超出一个人能够承受的重力。我们的友谊经历了多少别扭和羞怯啊！但愿我们一切能够从头开始……现在我们像孩子一样站在窗边，隔着街道相互挥手，只是在我们的中间隔着汪洋。
穆古，浑身是汗，跑在医生、护士、看护们身后，忙着向他们分送礼品、微笑鞠躬，以便继续以布鲁诺·舒尔茨[9]和那个半骑人半独腿兔的情怀写他的书。他盲目固执地要活下去，为了延长他伴侣的生命而活下去。这位诗人因对自己另一半的执着而得以存活。这个代价变得越来越大，尽管与此同时他自己生命的价值不断地被降低。
那份本来属于诗人的痛苦“命运”，已经变成了集体的命运。然而，被分担的包袱，不等于减轻了重量。他这么写道：
我是个瘸子。我颤抖……颤抖的人往往有多种感觉：他要抓、要攀、要捏碎或抚摸，他得穿过漫长的道路，一条崎岖的道路，才能到达目的地；他在感到孤独的同时，又感到身处一个人海广场，广场上的人都在伸手抓一个苹果。这颤抖也正来自人自己的意志，而我自己的那个意志，对我要求得更多：它甚至要我的思想，而我曾经用文字表达过这个思想，即，在指出它的实质是这个还是那个之前，生命就是“多”。
我一直记着这个“多”字。关于这个“多”，穆古讲过一个犹太胖子的寓言故事：此人吃起来巨量而且不断变得更胖，胖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他对质疑的人这么回答：“当他们来火焚我的时候，我要烧很久，得用很多的时间来烧。”
诗人穆古，由于神经质和恐惧，不断地发胖。他的颤抖也加剧了，而且跟他的恐惧症、感冒症，跟缠绕他的悲惨和恐怖同样剧烈。他的来信，因为监审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简短、拘谨。他写道：“我们没有什么特别要埋怨的。”这个“特别”的意思自然是：那不可避免的，还没有发生。“感谢上帝，我们没有什么特别要埋怨的。”穆古就是用这样的暗语，用给茄拉写信的方式，来向我们通报情势，他在上面颤抖的署名是：尤莉娅。
直到1989年，尤莉娅已死，我才第一次收到了他直接写给我个人的信。
你觉得我们还会再见吗？几年前，我是一个完整的人；我有五六颗心，同样数量的手和脚，鼻子和眼睛……犹如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不是吗？但现在，我的心都四散了，或是埋入地下或是飘游世界。我尽量用一些纸张，在上面涂些什么话，来取代它们——那些有希望取代的部分。你觉得我们还有望再见吗？我几乎觉得自己是完整的了。这意思是，是半个人了，而不是一个心和眼睛和其余部分都四散的人的百分之一。
我们没有再见。1991年2月，穆古在临近自己的生日时死了。他死的时候，一只手拿着一本书，另一只手拿着一块面包和香肠。
那段时间里，我的另一个朋友保罗也死了。这位外号叫“飞象”的前共产党员，因此而用不着见证后共产党时期的假面舞会取代共产党时期的假面舞会（他自己也在其中扮演了角色之一）的现实了。
茄拉的母亲，伊夫琳，也死了。她曾经以周到和优雅，张罗了1986年7月的生日晚会。在她给我们的最后几封信中，有一次，她说，让我们别再往她家的地址寄信，要我们把给她的信寄到邻居的地址。事实是，我关于伊利亚德的文章发表后，新民主的各种报刊开始指控我亵渎和背叛，当地的爱国主义者们将罪人的丈母娘的邮箱作为靶子，烧毁掉它好几次。
那个其实是永别的晚会上的其他一些来客，有的去了法国，有的去了德国或以色列避难。即使那些留在布加勒斯特的朋友们，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这个城市也不一样了，而我这个游子也不是没有变化的。亲朋好友中最亲密的，仍旧跟我在一起，他们留在我心里，即使形势把我们隔离开来，也永远如此。
祖国逐渐远去了，越来越退入往昔，越来越钻入我的内心。我不再需要地理和历史来证实它的矛盾重重，来证实它的坠落。
人在自己身后留下的空洞，要比他在的时候所占据的空间更大？那个半人在与他那半瘸的骑座一起消失之前，就是这么预见的。空缺，其实，不过是一颗老化心灵过分长久的抽搐罢了。
那个在街上呼叫“我们玩吧”的孩子，已经远去了，远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汪洋。
[1]奥古斯都大帝（augustus，63bc—14ad），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恺撒的继承人，原名屋大维，元老院奉以“奥古斯都”的称号。
[2]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1902年大学毕业后，流亡到欧洲大陆，先后在法国、瑞士、意大利生活过，1905年以后，定居在意大利的里亚斯特。代表作有《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等。
[3]利奥波德·布卢姆（leopold bloom），詹姆斯·乔伊斯的名作《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一位犹太裔爱尔兰人，小说描写了他于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的24小时内在都柏林所经历的每一个细节。
[4]俄摩拉城（gomorrah），《圣经·旧约》之《创世记》中所记古城，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而被神毁灭。
[5]基什尼奥夫（kishinev），一译基希涅夫，现摩尔多瓦首都，位于德涅斯特河右岸支流贝克河畔。
[6]布泽乌（buzǎu），罗马尼亚县名。
[7]特兰西尼斯特里亚（transnistria）,位于乌克兰境内。
[8]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阿尔卑斯山脉主干东伸部分，位于罗马尼亚，这里用来代指罗马尼亚人；白脸小丑是作者对政治当局的隐喻，白宫是作者对医院的讥讽提法。
[9]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hulz，1892—1942），出生于当年奥匈帝国的咖利夏省（galicia,现在乌克兰境内）的犹太波兰作家和画家。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文体风格最优美的波兰、乌克兰散文家。
新日历
1988年1月20日，星期三，这是d日（d-day），决定性的日子（decision day）。我已经在这个过渡性的城市逗留了整整一年。经过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之后，目前已经到了无法再拖延的时刻。“做决定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时刻。”克尔凯郭尔[1]这么念叨。犹豫不决似乎没有什么新奇。犹豫不决了一生的荒唐，又被持续了一年多。
说穿了，这一切，不过是归属感着落不明所致，以及这种感觉的可笑性，如此而已。我们的主人公面色苍白，他被自己的滑稽剧选为主角，并被这滑稽剧弄得不知所措。在星球上众多的、被每一时刻的麻烦缠身的人当中，他显然是其中之一。难道，他还没有从禁锢了一生的皮囊中解脱出来吗？难道，尽管他记不住一小时前见过的脸孔，却还没有忘却往昔吗？
“轮到您了。您得与委员会小组面谈。”
穿着蓝制服的女士向他示意。他抓起公文包，从长凳上站了起来。那长凳上另外还挤了五个人。
她说：“您先与法国领事谈。完后，再回到我这边来。”
她向他指了指自己办公桌左边的那扇门。
仅三步，就到里面了。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一位瘦骨嶙峋的先生，请他在自己对面坐下。他坐下，把包放在两臂中间。
“您想用德语？要不，还是用法语？”那位法国人用德语问。
“法语就行。”他，签证申请者，用德语回答。
“那我很高兴，我很高兴，”这位官员微笑着用法语接着说，“罗马尼亚人几乎都会说法语，不是吗？我在巴黎的罗马尼亚朋友对法国社会适应起来一点儿困难也没有。”
“对，对罗马尼亚人来说，法语很容易。”这个罗马尼亚人，用法语确认。
他更仔细地端详这个坐在面前的先生。这个罗马尼亚人，用罗马尼亚语想：如今的时代，所有的考察官都比被考察的要年轻。
这位官员有一张长形脸，鼻子突出，鼻梁细瘦，双眼很黑，显出智慧，头发浓密，他的笑容年轻而悦人。他的领带结是松的，天蓝色衬衫领子的口子也开着，没有系扣子的深蓝色西装，潇洒地从他消瘦的肩头垂落下来。他的声音和蔼亲切，是的，既和蔼又亲切。
“昨天我跟一位罗马尼亚女士提起您。因为知道今天我们要谈话，我就问她是否认识您。”
申请人没有反应。他只是用法语（这语言刚说出了让他吃惊的话）保持沉默。
他面前的法国官员点起了一支香烟，然后，把双手掌心朝下放在写字台的边上。他在皮转椅里舒适地放松了两肩。他在这转椅里显得更自在了。
“您不是一位默默无闻的人。昨天，我看您填的表格，这些书名……这个巧合让我吃惊。”
他在说“这些书”的时候，从书桌上拿起了申请人填的表格。他在空中举起这份表格，然后把它放回桌上。接着是一段冗长而无法解释的沉默。只是过了片刻后，这法国人才重新抑扬顿挫地说：“我看过您的小说《俘虏》（captives）。”
静谧的房间里，这个节奏完美的句子，令人想到击剑角斗。剑锋所指：中！不，房间里的静谧未被刺破。
那法国人接着说：“我想，大概是在70年代中期，我在巴黎上大学，我选了一门罗马尼亚文。”
申请人摘下眼镜擦拭。
“那时大家都在谈论审查。审查和隐语。独裁制度下的隐语评论？！囚犯们的……隐语。”
申请人抓紧了提包的手柄。他想用自己会说的所有语言这么吼叫：骗子！此刻，他肯定，面前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外交官。难道西方与东方是一样的吗？一样的暗示，一样的语言，一样的陷阱？……这个非党人士，曾经拒绝了与本国的魔鬼达成协议，难道，此刻，他得被迫跟他们的国际同谋成交？难道，在还没有获得无国籍证书之前，他已经变成一个毫无防卫的囚徒了？已经成为一个无名的贱民，一上来就任人宰割？
终于，他用法语结结巴巴地说：“这对我来说非常意外。我不知道，从来没人向我提起这个……我不知道我的这本书竟然出现在巴黎。”
“这对我也非常意外。您想，当我在这表格上看到您的名字……”
他重新把书桌上那张申请人的表格拿起来，再重新把它放下。
“我看到这个名字，那些书名……您应当在法国定居，而不是在德国。”
应当在法国定居……这是建议？一种许诺？一个不用明示的契约？但都不像。他对签证申请人非常有礼，把他当作一个著名人士对待，充满了敬意。如果这些都是些陷阱，那也不是用来对待凡夫俗子的。
“对一个罗马尼亚人来说，最合适的流亡地是法国，这您知道。您很快会有朋友。跟其他许多著名的同胞一样，您会用法文写作……”
没错，这位考察官不仅知道小说《俘虏》的书名和主题，而且了解伊奥奈斯库—齐奥朗—伊利亚德[2]的三重奏，他甚至提到碧贝斯克公主（princess bibesco），还有诺亚蕾丝公主（princess de noailles）和娃卡瑞斯克公主（princess vacaresco）[3]，他爱坚持区分一个是大公主另一个是小公主。他甚至听说过本杰明·冯达[4]。他显然是备了课的。
对话以同样的形式，一直进行到最后。结果，考察官从书桌的另一边，挪到了被考察者身旁。表明他友好的最终证据：名片——他的名片上有柏林的地址和巴黎的地址；邀请晚宴；答应帮忙，任何性质的帮忙——要是有必要，就在那儿，柏林，或者，更理所当然，在巴黎。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每种情况下，任何时刻，他这么念叨，带着微笑。他与他友好地握手，并穿过对方的眼镜片，送去了这个意思：要是能在这个命运让我们意外认识的地方，共同度过一个晚上，那真是太好了。
这位成了朋友的官员，不仅把他送到门口，而且把他送到那个穿天蓝制服接待员所在的前厅里。他宣布：他的这位朋友，某某先生，已经结束了与法国当局的面谈，现在可以接着与掌管西柏林的其他强权盟国代表交涉了。面对拉丁人的结盟，德国秘书毫不怯弱，她镇静地等着这两个说法语的人分手。
左边的门关上了。这位签证申请者被撂在那儿，继续等待。他看了看表，中午12点差10分。这时，德国秘书终于抬起眼睛，用她短促生硬的德语说：“完了。今天你没事了。明早8点你再来。先到前门登记你的名字，然后9点钟到135室去。”
那天很冷，但有太阳。他先乘公共汽车，然后是有轨电车。下午2时左右，他终于到家了。
他到达这个过渡城市已经有一年多。从一开始，他就在这个自由岛上，感到十分自在。色彩缤纷的广告，繁多的商店，人们自管自的忙碌，这一切，对这个外国人来说，逐渐地，都成了习以为常的生活景色。而仅在这不久以前，他习惯的还只是黑暗和寒冷，监视和举报。这里的自由让他惊喜而又害怕。他已经不再能回去了，但似乎对新生却没有准备。太多的不肯定，太多的心理障碍。在原来那个火柴盒的生存中，在习以为常的挫折和幻想的并存中，不知怎么，他觉得自己绝无仅有，觉得自己是重要的。难道他将丢失那个在岁月长河中成形的、刻入社会暗号的语言吗？这等于自杀，这与回到惯于谋杀的祖国没有什么两样。起码，他这么想。
与法国专员面谈的前一夜，是无数个犹豫不决的漫长之夜中最艰难的一夜。自从他，也是在一个冬天的夜里，扎入这个自由岛以来，那些不眠之夜，一直折磨着他。无论这另一个世界带给他多少欢乐和新生，他仍然害怕，在有了一定年纪的这时，自己会变成一个不断得学说话的孩童，并将在这个第二次儿童时代，磕磕巴巴地，连着手势，用含糊不清的发音，来表达各种感恩之情。
过渡城冲破夜晚的白雾，显露出它豪华的高楼和大道。远处，传来了节日的音乐。这个充满了艺术家和间谍的城市，有着极其丰富的夜生活。他好像看到了那道城墙：它围护自由，使其不受墙外囚徒世界的骚扰；它围护墙那边的监狱，使其不受自由病毒的侵入。
一夜，一日，再过一天，再走上几步，这个50岁之人，便会在这另一个世界，得到新生。从1988年1月21日起的生活，被叫作：来世。
他躺在沙发上，瞧着日历上画着红圈的地方。他起身，用红笔，仔细地在红圈上写上：mariane（玛丽安娜）[5]！对着这名字，静想了片刻：不，不够好！他抹去了这个名字，然后，还是用红笔，在这页日历的底边，写了：france（法国）！接着，他微笑了，像是一个对阿姨耍了把戏而兴高采烈的孩童。他又在那个字旁边加了：anatole，anatole france（阿纳托尔·法朗士）[6]。他这才又回到沙发里。在里面坐了很长时间，他的右手，一直握着那个法国官员的名片。
与这位巴黎代表共进晚宴，共进许多晚宴？这能洗去自己从令人怀疑的乔尔马尼亚来的嫌疑吗？这需要时间，需要进一步的许多见面。而且连一场关于文学的讨论他都没来得及与这位自己的仰慕者展开呢。不知此人是以何种语言读了自己的书？他慢慢地，将法国官员的名片撕成碎片，一再证明：对于自由世界能够提供的优惠，他显然不懂如何加以利用。
次日，1988年1月21日，这个外国人又来到市中心，沿着库夫斯坦大道，来到了郊区神圣的三国委员会。他按照要求，准8点即到大门，9点，出现在135室门前。他手携提包，在135室门外的长凳上，耐心等着。11点15分，接待女士，不说一句话，向他指着右边的美国门。
跨三步，他进入了门里。办公桌后面一位年轻秃顶的先生，请他在办公桌前坐下。他坐下了，双手捧着提包。
“说英语吗？”这美国人用美国口音的英语问。
“说一点儿。”申请人用含糊其词的国际语回答。
“好吧，不过我们也可以用德文，怎么样？”这美国人继续用带美国口音的德文说。
申请人点了点头。他细心观察面前的这位先生，此考察官甚至比前一天的那位更年轻。他结实的身材，固紧在大翻领的咖啡色制服里。里面的白衬衫的领口非常紧，他的脖子却很粗，很白。双眼很黑，带有审视的目光，双手很小。左手一指戴着很粗的金戒指，与外衣袖口露出的白衬衫袖口上的金扣链相配套。
“护照。”军人的口气，军人的风格。
申请人朝着双臂间捧着的大包低下头去。他从里面拿出一个夹着许多纸张的绿色夹子，从夹子里拿出绿色的护照。考察人一页一页仔细地翻阅。
“您不是头一次到西方旅行。”
对这个评论，申请人没有评论。那位强权代表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然后，语气坚定地把笼罩室内的沉默打破了：
“您在这之前两次到西欧，一次到以色列。”
沉默开始沉重起来。
“您旅行的经济来源？”沉默被打破了，“您的东欧钱币在西方是不能兑换的。除非政府提供西方货币。而政府只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才这么做。”
“我从来没有用政府的钱旅行过。”他赶紧对持怀疑人提出抗议，“我在国外的亲戚给我寄的钱。”
“亲戚？好慷慨……他们在哪里？在哪个国家？”
旅行者不能让可疑的沉默变得更加可疑，于是赶快将自己四散的家族成员们所在的国家一一列出来。
“在美国也有吗？”这位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兴奋起来。“在哪儿？是些什么样的亲戚？”
“我妻子的妹妹。她与一位美国人结婚十多年了。她是两个美国孩子的母亲：一个10岁的女孩，一个4岁的男孩。”
“那么柏林呢？您是怎么来柏林的？您的亲戚总不见得为您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吧？我想您的亲戚不会热爱柏林的。”
沉默又延长了。这次，这美国人好像对自己很满意。
“我来这儿是因为德国政府提供的奖金，我在申请表的个人履历部分中清楚地解释了。”
“是的，您清楚地解释了。”这位官员承认，并从办公桌上举起了一个卷宗，在空中举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放下，并把它推到一边，它似乎对他再也不重要了。
“你得到了失败者向胜利者提供的奖金，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他好像并不急于结束关于德国的话题。战胜敌人完全不是容易的……他好像在提示：这才是把他，一个美国年轻人，和面前的这位上了年纪的东欧人，结合起来的真正原因。
德国是因罪孽感而设立奖金？是的，这位奖金获得者，曾经多次这么认为。这是战败者们向他们无法灭绝的幸存者们提供的奖金？这是战败后的德国，在复兴后，向永远处于失败地位，且注定贫困和移民的东欧提供的奖金？战后的德国，尽管处于被压缩到最大限度的德国边境内，却仍然以同样的旗帜，同样的国歌，保持了勤奋和效率。即使巴伐利亚，也没有像一些人所预见的：歌德和俾斯麦的国家将由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们掌管。新预言家们肯定：犹太人将要求德国人用三代人的时间来证明他们不再反对而是维护犹太人，然后，犹太人才会重新认领他们在灾难中失去的德国国籍。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玩笑而已，这个幸存者，自言自语，重复道。这只不过是一个对事实做了相反结论的玩笑，把事情给看反了，从右向左，犹如希伯来文的《圣经》。而事实是，人们要求，从死亡集中营出来的幸存犹太人，必须向那个想要灭绝他们的国家，用血缘来证明他们的所属。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被允许得到那个令人羡慕的战后德国国籍，这个国家对不再指望享有胜利果实的穷人和失落者们慷慨施舍奖金。
签证申请人自然没有时间来诉说这一切。那个年轻的考察官截断了对话，他开始书写起来，他在填写卷宗里的问答。要不然，他也许会乐于听到这些用来取悦于强权的讥讽联想的。
当申请人从公文包上抬起眼时，他看到，这位美国官员已经站起身来，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来。“先生，祝您好运，祝您好运气！”他向他祝贺，用美国的方式，此刻，他放弃了他们共同敌人的语言。
这个关键日的下一步，是会见英国雄狮，其实它已经不再是狮子了。那位女接待员，此刻，正津津乐道地在讲电话，她没有发现，美国的面试已经完毕。甚至在她放下话筒时，仍然没有注意到她前面的影子。
“接着是跟英国人见面吗？”这个外国人腼腆地问。
“先生，什么也不接着，”她脱口而出，“您的事情结束了。杰克逊先生也替英国人签了字。”
申请人捏紧了提包柄，然后，朝着出口走去。
“先生，请别忘了，明天上午9点30分。”
反正，是完了，却又没完。他转过身来，对着接待女士，不知所措。
“明天您将与德国当局做最后的会谈。在一楼，202室，9点30分。”
这是沉闷阴湿的一天。他向着汽车站，慢得不能再慢地走去。
爬楼梯，用慢得不能再慢的步子，走向三楼，七号单元。他从大衣口袋里拿出钥匙，打开门，在门口待了片刻。房内很暖，静得很。他没有脱下大衣，从桌上拿起那只粗大的红笔，走向日历。他用手指把日历翻到1月20日那页，然后翻到1月21日那一页。他在1988年1月22日星期五那页上，画了个圈：两个粗大的圈，红颜色的。然后，他在上面写着：“假如我活到明天，”接着，又加上括弧，在里面写上：“托尔斯泰公爵，亚斯纳亚·泊利阿纳[7]。”
这位幸存者，又一次得以存活过来。他想起了那位波兰诗人的《天堂的报告》，便大声朗读起来：
天堂里的劳动时间是每星期三十小时
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
在天堂里人们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
很容易猜想出诗人在此指的是何处。要是他将诗句写成散文，那么，那个法国官员和英国与美国的官员们，都将明白这个编成暗语的报告：在天堂里，人们每星期只劳动三十小时，他们的工资却更高而物价则持续下降，体力活并不累人（因为重力比较小），砍木头并不比打字更艰苦。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在天堂里人们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然后，他试图加以简化：社会制度稳定，执政者讲理，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对了，这用来当每日的祈祷文很好。
他又把波兰诗人的文字过了好几遍，他在每个诗行里挑选出一些文字，好让明天那个他要会见的德国官员读起来容易些。人们无法准确地将灵魂和肉体区分开来，于是他便带着一滴脂肪和一线肌肉来了。接着，他又概括了下一段诗：只有极少数人见到上帝。他只对少数纯净无瑕的人显露。其余的人只能聆听关于奇迹和洪灾的报告。
那晚无梦，一觉睡到闹钟响。
出门之前，他又退回来，从桌上拿起祈祷文的草稿：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他叠起纸张，放进口袋里。他觉得受到一些保护，他又熬过了一个晚上，他也会熬过这将临的一天。
他在指定的时间，来到了指定的房间。一个矮小短矬的德国官员，没有穿制服打领带，穿一条灯芯绒裤子，一件很厚的羊毛外套，绿色的，里面的羊毛衫，也是绿色的。他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头路分在中间。双手很大，上面有大块浅色的斑，他的前额和头颈上也有类似的斑。
一个半小时的面试后，这外国人晕晕乎乎地出来，记不住被问了些什么。唯一记得的，是这个办事员对他重复了两次的警告：您选择的道路将是漫长的，没把握的，第一步仅是第一步。
对，对……布克维纳，他的出生地，那是第一步，然而，正如他所了解的，德国身份是由血缘认可的，而非取决于出生地点。我们不是法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不，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即使我们是在盟国大委员会的楼里面……这个官员这么解释了，一边站起身，大惊小怪似的，朝天举起了双手、抬起双眼。
“出生在德国并不等于就是德国人！哪怕出生在德国内陆！更别说别的地方……”他重新低下头，念表格上的内容，继续核对上面的外国名字。“啊，对了，布克维纳……以前是奥地利的省份，我们承认。但这只延续了百来年，我们承认。奥地利和德国是两码事，完全两码事。作为从东欧来的，先生您肯定了解这一点。那个疯子毁了德国，正因为他，现在这个盟国大委员会设在柏林……”这个纯德国血统的德国官员，朝着无耻玩弄了德国命运的万能上帝，重新举起了双手、抬起眼睛。“不是吗？那个疯子，就是因为他，德国没完没了地在赔偿，再赔偿，并一再欠下新的债，吞下新的诅咒，并得承受由这个盟国大委员会送来的乞丐和穷人潮水般的入侵。而那个疯子甚至根本不是个德国人，他是奥地利人，众所周知。从那个林兹，从奥地利，来了个疯子阿道夫！……他本人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个事实。而且，即使你是德国人，但你离开德国八百年了，那你还算什么德国人？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一位女同胞，她自称：既然她是被驱逐的德国人，她认为，她现在要重归德国。八百年过去了！八百年，您听见了吗？八——百——年，自从德国殖民者远征到了那个，叫什么来着，对了，那个百纳沱（banat）。”
这个异国名字“百纳沱”，是罗马尼亚西南部的一个省，古老殖民者的后代们至今仍然生活在那里。但他面前的卷宗里并没有这个名字，它也不在布克维纳的旁边，他只是在自己的记忆里找出了它。他显得对自己非常满意。
“对了，对了，bestimmt，百纳沱！八百年之后……人们可以立刻看出区别来，从口音，从用词，从举止，请相信我，请您相信我。”
总之，昨天的面试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前天的也不是这么回事，而今天就不同了：实际上，这位好意的德国代表是想告诫他。
他来到汽车站，然后坐有轨电车，心里想着那位德国官员的话，忘了下车，到了城市的另一头——一个有着低层房屋的郊外住宅区。他叫了一辆出租，让司机开往市中心的纪念大教堂（ged?chtnis kirche）的废墟附近。
教堂四周的人行道上满是生气勃勃的行人。市中心，到处是人，尤其是年轻人。他，心不在焉，踏上了一条边缘小路，走进了见到的头一家饭馆，弥补这徒劳的一天，犒劳自己受到的令人迷惑的挫折。
晚上，当他打开单元的房门时，黑暗中，他听到室友惯常的问候。“做决定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时刻。”与每天晚上一样，克尔凯郭尔先生满怀心计地这么念叨。是的，然而，犹豫不决所带来的精神错乱，也是不能忽略的。于是，这般夜间的争执便毫无疑义。
上床前，他念了晚祷：在天堂里人们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上帝只对少数纯净无瑕的人显露。人们无法准确地将灵魂和肉体区分开来，于是他便带着一滴脂肪和一线肌肉来了。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上帝只对少数纯净无瑕的人显露。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
一个月之后，他到了巴黎。在那里，他无数次地后悔没把那个盟国委员会的法国仰慕者的名片保存下来。又过了一个月，他又跨出更远的一步，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来世。这是跨越汪洋的一大步，在1988年3月，这一大步，把他带到了新世界。
在众多外国人中做一个外国人的欢乐，自由女神像和自由的限制及其面具，新街区和新语法，这些不仅包围着他，同时也活在他的身心里，弃国而去的创痛，心灵和头脑的新毛病，身处异地的眩晕，活在自己来世新生活里的机遇。一点儿，一点儿，他开始接受这新日历，接受天堂的飞跃数目：自由流亡生活的每一年，都相当于前世生活的四年。
到美国一年半后，也就是说，按新日历算，便是第六年，柏林墙轰然倒塌。在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喀尔巴阡山的白脸小丑和他的妻子墨尔杜同志受到了审判。他现在是希望重归往昔，重归故国，重过旧日吗？从另一个王国传来的信息打消了他这些念头。他重新审视了以往经历的困惑，重念了波兰诗人关于天堂报告的诗（他已经把它当作祈祷文），又复习了关于天堂的现实警句：抑郁是体内化学平衡的失调，而非个性的缺陷。
奥维德（ovid），这个被罗马帝国驱逐的古代诗人，生活在遥远的东方，黑海边的托米省（tomi）的锡西厄沙漠（scythian），他是否超越了悲哀？此刻，话得反过来说：在托米省与他自己之间，距离日复一日地变得遥远。纽约那多礁石的哈德孙河畔，是他沉船的地方，在他的新家，眼前的罗马，悲伤是用抗抑郁药剂和练身房来治疗的：抑郁是体内化学平衡的失调，而非个性的缺陷。每一种东西都有其疗法。请拨1—800—求助热线。
1997年，新日历的第九年，即柏林d日——1988年冬天的柏林——后的第三十六年，向他提供了回到往昔的空间和时间的机会。
按新日历算来，这时的他，已经有94岁了。老了，太老了，已经不适合再做这般远行了。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按他抛弃前世日常生活那日算起的话，他仅为11岁。对于一个如此年轻而感情冲动的人来说，这类朝圣似乎又显得过早。
[1]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哲学家。
[2]此三人均为罗马尼亚著名作家（其中伊利亚德也是学者），他们都先后离开了罗马尼亚去巴黎居住，并用法文写作。
[3]她们都是罗马尼亚旧贵族，也都是文人和作家，都定居于巴黎并用法文写作。
[4]本杰明·冯达（benjamin fondane，1898—1944）,罗马尼亚诗人，20世纪30年代在巴黎定居，“二战”时死于纳粹集中营。
[5]法国象征自由的女神。
[6]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显然，这名字在此既被用来象征法国，又被用来暗喻作者自己。
[7]亚斯纳亚·泊利阿纳（yasnaya polyana），阿·托尔斯泰的出生地。
爪子(1)
“你总会获准进入的。”那位布鲁克林的教授说，“鉴于具体情况，这是个例外，而上帝总是会为你制造例外，相信我。”我可以接受这样的假设，但这不是有关我的假设。它关乎在那里等我的人——以及上帝，假如他竟存在的话，会清楚地知道那人是谁。我之所以渴望按照他的规矩行事，只因为在那里等我的妇人过去一直都恪守这些规矩。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才会打电话给犹太人丧葬自由协会和犹太教会服务机构，以及位于阿姆斯特丹大街和第六十九街的当地犹太教会堂。每个地方的回答都简短干脆，如出一辙：“给你的拉比[1]打电话。”我没有机会说明，我没有拉比，也不属于哪个犹太教会堂，我想知道的只是，在逾越节那一周，是否允许人们探访犹太人的墓地。即使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不属于某个犹太教会堂，而且不属于任何地方，也有权获得此类信息。最后，我打电话给那位布鲁克林的教授，我曾向他介绍过齐奥朗的作品。我问这位热爱虚无主义的悖论的无神论者，他是否可能认识一位拉比。
“当然。我的朋友，拉比所罗门契克。”
我向自己的听众解释了我的两难境地，一面心存疑窦，不知道他是否同意我将他本人安置在上帝的立场上，因为他根本否认上帝的存在。
“你说得没错，”我向他保证，“我可以爬过位于苏恰瓦（suceava）的墓园——我家乡那神圣的地界——的篱笆。我还没有老到爬不过去的地步。但我不想破坏教规，无论如何，这一次不想。如果不允许进入，我将留在那里，在墓园门前，直到我死去，就像卡夫卡的主人公一样，与教规来个面对面。但首先，我必须了解教规是怎么说的。肯定会有关于例外状况的规定，但我必须知道教规是怎么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教规！我需要一位拉比。”
“我可以打电话给所罗门，”我的布鲁克林的朋友说，“我这就打。他应该知道，此人无所不知，绝对是无所不知。”
事实证明，那位拉比的确无所不知，只有其他几件事除外。他宣布：“在逾越节那一周的头两天和最后两天进入墓园是遭到禁止的。在这中间可以进入。”我面前就有日历，于是记下了日期：逾越节的头两天将是1997年4月22日和23日，即犹太教历5757年尼散月[2]的13日和14日。最后两天是4月28日和29日，即犹太教历5757年尼散月的21日和22日。这将留给我四天时间，足以达成我的目的。然而，那位拉比又补充了些教规之上和之外的东西。听说我要去的是罗马尼亚，他觉得他可以让自己产生一丝怀疑。那位以传递圣贤智慧为己任的中间人无法掩饰自己的困惑。
“你能想象会有这等事吗？当那位拉比听说是罗马尼亚，‘啊哈，’他说，‘罗马尼亚？罗马尼亚？那我就不敢肯定了。他必须问问罗马尼亚的人。’他就是这么说的。你能想到从阿留沙·所罗门契克口中会说出这样的回答吗？”
阿留沙肯定是位贤人，我不得不承认。第二天，星期五，我打电话给我在布加勒斯特的基督徒朋友。
“难道你在纽约找不到此类信息吗？”我的前同胞惊愕地问。
“我可以。拉比向我解释了教规，但当他听说我要去罗马尼亚……”
我的朋友瑙姆（naum）——绰号金头脑——大笑起来。我可以听到他在布加勒斯特那一头笑得咯咯的。“妙啊！我没想到你们在纽约还有这么聪明的拉比。”
“我们当然有。美国什么都有，但美国拉比觉得，他不能对罗马尼亚犹太人表示任何权威性。周日早晨——犹太人周日上班，所以这样做没什么问题——请你打个电话，找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苏恰瓦的规定，然后告诉我。”
自然，周日我得到了答案。
“一位好心的女士给我提供了所有必要的信息。”金头脑报告说，“我要求她把所有的话都重复一遍，以便我能把它全部记下来。原话如下：墓园在4月22日至29日间关闭，禁止入内。它将在30日重新开放。那将是——我现在读得很仔细——尼散月——这个词你是怎么发音的——的23日，我重复一下，就是4月30日。所以4月30日是逾越节后的第一天，到那时，进入墓园是允许的。”
我陷入沉默。我的朋友不知道这是对拉比所罗门契克的赞颂，还是对布加勒斯特的那位好心的犹太女士的褒扬，或者，也许它有着完全不同的意味。
“有什么问题吗，说话啊。这样一来，你将不得不多待两天，这不是什么大事。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好好地促膝长谈了。总之，急什么？想想吧，我们已经10年没见面了，老天啊！”
事实上，我们已经将近11年没见了，但金头脑瑙姆在一件事情上是对的：墓园不是问题之所在。真相是，我根本不想进行这次旅行。我想让某个人，最好不是我自己，来对我的神经衰弱症做出解释。比这更理想的是，我能够同时应付神经衰弱症和这次旅行。我需要一个简单的解释，像“你不想回到那个把你踢出来的地方”之类的。我需要一枚适用于各种可能的售货机的硬币。你把它塞进去，三明治、苏打汽水或擦拭眼泪的纸巾就会冒出来。但我得到的都是些可怜的陈词滥调：“1941年秋，你5岁，你在运送牲畜的火车上醒来，旁边挤满了邻居、亲戚和朋友。火车载着你驶向东边，伊甸园的东边。”是的，我知晓所有那些冗长的陈述，它们在电影和演说中，在募集资金的晚宴上，以回忆的名义缓缓道出，并分发给后世。我所需要的是由一个客观的声音做出的简明扼要的总结：“1945年，当战争结束时，你是个9岁男孩，你不知道如何应付你新获得的幸存者的头衔。只有到了50岁，在1986年，你才最终明白了幸存的意思。你又一次离开，但这次是向西，‘决定性的启程’——当时这个短语被用于此类告别——‘目标是西方’。”
那个客观的声音发出风趣的笑声，却增加了言辞的力量：“但与此同时，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家——语言。”
一个“填隙的”家，那个声音咕哝的就是这个吗？不，只是“家”——“填隙的”听上去太自命不凡了，尽管它极其准确地传达了个中含义。接下来是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幸存者，外侨，治外法权者，反党分子……毕竟，语言就是你的家，不是吗？”是的，我知晓这样的叙述。“5岁时，你第一次遭放逐，因为一个独裁者及其意识形态。50岁时，你第二次遭放逐，因为另一个独裁者及其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一场闹剧，不是吗？”
我可以认可那种简单化的总结，尽管它没能包含希望的陷阱，徒劳无益的教育。隔离的特权是什么？“遭排斥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尊严。”流亡的齐奥朗不断重复道。排斥，是特权和公正？在刚刚步入老年时，放逐提供了剥夺方面的终极教训：为最终的漂泊无根做好连根拔起的准备。“1982年，你是个治外法权者，是党的敌人。10年后，现在，你是个流亡者，你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治外法权者，就如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党本身。”乔尔马尼亚的报纸一直在向其遭放逐的儿子献殷勤：“叛国者”，“耶路撒冷来的侏儒”，“半人”。确实，祖国不曾忘记我，也不允许我忘记它。我的朋友们花了大笔的邮资从大洋彼岸向我发送来这些颂词，一年又一年，一季又一季。1996年，新兴的爱国者们要求“消灭飞蛾”——一种卡夫卡式的简洁表述，指的是遭到鄙视的蟑螂不知怎的变成了飞蛾，漂洋过海地流亡到了天堂。为什么我不能自己构思此类爱慕之语呢？为什么我要把它留给掮客？“你与祖国对峙，是出于对绝望的需要，出于对更加不幸的渴望。”齐奥朗在他的一出独角戏中说。
但仇恨不是我的职业。我将很高兴将它留给别人去发泄，任何人，包括祖国。我满足于将那沸腾的熔岩抛在了身后。1989年后，拒绝所有访问罗马尼亚的邀请并不太难。然而，现在，我发现，要拒绝与巴德学院的院长一起前去那里的邀请很难，院长还是位音乐家，他被安排在布加勒斯特指挥两场音乐会。巴德学院一直是我在美国的东道主。因此，我自然应该成为他在布加勒斯特的东道主，至少是几天。这种1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机会本应是快乐之源。它不是。
1996年，当我初次听说那计划中的旅行时，我耸了耸肩，并给出了我认为自己无法进行那次旅行的理由。但利昂·波特斯坦不会接受“不”的回答。1997年冬，他的论点被赋予了新的推动力。“政治状况正在改变，罗马尼亚正在改变。假如你最终还是会回去，也许现在回会比较好。你会有个朋友与你一起去。”我离开祖国已经迟了，虽然并没有真的打算离开。我不准备与那个曾经的自我重逢，或是与那个我已经变成的人调换角色。1990年春，在乌托邦及其小丑倒台后，我有了一次迟到的顿悟。事情发生在巴黎书展（salon du livre）的一次文化讨论会上。罗马尼亚代表团头一次不是由通常的那些文化政客组成，而是由真正的作家组成。那是一次情感的团聚，载满了乡愁。然而，一会儿工夫之后，我感觉到那种病态的恐惧的颤抖。我莫名其妙地流汗不止，遭到某种深层的、暗藏的、隐晦的东西的袭击。我不得不走出去，使会堂陷入一片混乱。我的前同胞们一直礼貌友善，只是多少有了点儿改变，仿佛从先前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纠葛中解放了出来。像我这样生活在流亡中，身处本乡本土之外，我就像个背着罗马尼亚语言外壳的蜗牛。那是种诽谤性的欺诈吗？在所有人当中，偏偏是这个“治外法权者”，他能够向世界准确描述罗马尼亚文化吗？“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你必须站在世界一边。”这是卡夫卡的建议。我曾留意过他的劝告吗？
利昂坚持不懈。我听见自己在说：“也许。”然后是：“我们到时看吧。”“可能吧。”“我会考虑的。”我无法习惯于那种主张，但我正渐渐回过神来。终于，我给出了一个虽然胆怯但清晰可闻的回答：“行。”一面确信我很快就会反悔。我没有。我必须最终打破锁链，或者别人这样告诉我。只有回去一次，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才标志着最终的了断，使我获得解放。这类口号，或者一次情感的调解宴会，一次“文化”午餐（在宴席上，我也许会发现自己佩戴着红绿相间的缎带，因我对祖国的海外名声的贡献而受到杰出养老金领取者协会的嘉奖），是否真的会对我有所帮助？在享用了一以贯之的辣味香肠、啤酒和一以贯之的玩笑和拥抱之后，我接下来会在命运的闪电袭击之下晕倒在地，那是最终得到承认的印记：在祖国得到认可。你终于得到了认可，过去的症结已经解决。你不必证明那只是你祖国的问题：进行一场表演以愚弄整个世界。不，你不再需要证明什么……我几乎可以听到金头脑的声音在我的耳边低语。就在这时，突然间，电话铃声将我从半梦半醒之间惊起。
时间是早晨6点，电话另一头的声音不是我爱开玩笑的老朋友的，而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城镇苏恰瓦的某个人的。那是个礼貌而温和的声音——苏恰瓦商业银行行长的声音。听说我即将返回罗马尼亚，因此他有责任滞后地通知我，去年冬天，布克维纳基金会授予了我文学奖。我家乡的市民会很荣幸，假如……苏恰瓦！布克维纳！从集中营回来后，我是在那里重生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它。我有可能在没有任何庆典、没有电视或公开场合的情况下领取奖金吗？行长向我保证说，庆典一年前就在我这个美国奖金获得者不在场的情况下举行过了。苏恰瓦的银行家似乎不擅长谈论文学事宜，但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用他那我如此熟悉的柔和方言催促我接受“微不足道的”奖励。“微不足道”这个词以及讲话者的名字卡卡（cucu）赢得了我的心。不过，我还是坚持确立铁的原则——不接受采访，不在公众场合露面。毕竟，旅行的正当性已经得到确认——苏恰瓦的墓地。说实话，我甚至对那种慰藉也不曾有所准备。
1986年秋，在离开罗马尼亚之前，我从布加勒斯特乘了八个小时的火车前往苏恰瓦，进入布克维纳的心脏所在，进行我最后的告别。我一走进车厢，就毫不费劲地认出了我的旅伴，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矮壮男人，膝上放着公文包，全神贯注地看着一张党报。毫无疑问，他就是那个将陪伴我前往目的地的“影子”，还可能一直与我如影随形，直到我安全回来。那是在11月，一个寒冷、灰暗的日子。那几年，罗马尼亚正陷入一种世界末日的气氛之中，很显然，在这种气氛中，我青年时代曾经热闹繁华的小镇也变得步履维艰。人们显得无精打采，沉默寡言。你可以从他们干枯的、皱巴巴的脸上，从他们紧张的问候中，甚至从最普通的交流中，读到悲伤、痛苦和郁积的愤怒。我的“影子”或他可能的替代者潜伏在何处，戴着怎样的面具，这一点儿也不重要。被监视者和监视者显然都同样被判在他们毫无指望的世界中慢性中毒。我并不期待令人愉悦的惊喜，全国各地的情形都如出一辙。然而，苏恰瓦似乎渗透着一种葬礼的悲哀，这只能加重我游移未定的离去的负担。我千方百计地希望能够减轻那种负担。我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在有趣的方面，将日常事务的阴沉细节变成玩笑成分，但这毫无用处。所有的谈话都会回到老路上，不是回到无处不在的悲惨、恐怖的状态中，而是回到我来访的理由上。我无法让正神情沮丧、面带怀疑地听我说话的我的老迈双亲相信，我的离去只是一次暂时的分离。
在重返布加勒斯特的前一天，我施以安慰的天真努力遭到了反驳。那天早晨，我还躺在床上，我母亲便被领进了我的房间。在过去的一年中，她的状况每况愈下。她双目失明，只能在别人的搀扶下才能行走。
我父母住在一个社会主义风格的街区的小公寓，有一室一厅两个房间。我母亲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负责照料房子的女人睡在旁边的帆布床上。我父亲占据了卧室，在我来探亲的短暂时间内，我与他都睡在这间屋子里的同一张床上。早晨，我们都在客厅里吃布克维纳式的早餐，kaffeemit milch[3]，其他所有的日常活动也都在客厅进行，包括吃饭、串门、闲谈。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等到吃早饭时再与我说话，而是想趁我父亲去了市场或犹太会堂之时早点儿见我。她想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与我单独谈谈。她敲了敲门，然后在帮她的人的搀扶下犹豫不决地走了进来。她的心脏状况显然已耗干了她弱不禁风的身体的能量。她在睡衣外面套着件浴袍，脚上穿着我从贝尔格莱德买来作为礼物送给她的拖鞋。那厚厚的浴袍令人惊讶。她终其一生都在抱怨觉得热。现在，她似乎总感到冷，一心想着保暖问题。
在看护者的搀扶下，她来到我的床边。我向那女人做了个手势，让她帮母亲坐在床边。那女人刚一退出，母亲便开始滔滔不绝说起话来。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要你来参加我的葬礼。”
我不想进行这样的谈话，但时间如此有限，我可不能挑起争论。
“我觉得你的这次离开与以往不同。你不会回来了。你会把我孤零零地留在这儿。”
1982年，她曾与我一起住在布加勒斯特，当时，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官方报纸宣布我是个“治外法权者”。她知道那不是赞美。她也知道，“党的敌人”和“世界主义者”这些词也不是称赞之辞。当一个朋友打电话来问我家的窗户是否被打碎时，她正与我在一起。对于这样的征兆，她通常比我看得更明白。沉默中，我们知道，那些警告激活了我们心底的何种记忆。
我打断她，再次向她说起我前几天一再对她说过的话。她专心地听着，但没有丝毫的好奇。这些话已是老生常谈。
“我希望你答应我，万一我死时你不在这儿，你会回来参加葬礼。”
“你不会死的，说这话毫无意义。”
“对我来说有意义。”
“你不会死的，我们别说这个了。”
“我们必须得说。我想要你参加葬礼。答应我。”
我只能给她相同的回答：“我对回来的事一无所知，我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假如我获准去柏林，那么我会在那里待上半年一年的，这要视获准时间而定。我还没有德国方面的消息。谁知道呢，信也许正躺在某个检查员的抽屉里。不过我听到我已获批的谣传。什么都没有确定，只不过是些谣传而已。”
她重复着她唯一的请求。最后，我心虚地坚决告诉她：“我不能答应。”
她似乎突然间委顿了下去。“这就是说，你不会来了？”
“这说明不了任何东西。它说明你不会死，说这话毫无意义。”
“谁都不知道何时会死，以及怎样死去。”
“完全正确。”
“这正是我们谈论它的原因。”
“谁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可能会遇到什么。”
“我只是想让你答应。求你了，答应我，我想让你来这里参加我的葬礼。”
“我不能答应。我就是不能。”我随后想也没想地又加了一句：“再说这并不重要。”
“对我来说很重要。”
话说到了尽头，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我竭力想继续下去：“即使我真的没来参加葬礼，我也仍旧在这儿，无论我在哪里。你务必要明白这一点。请记住这一点。”
我无法开始猜想那个回答是否让她满意，而且我将永远也无从知晓这一点。1986年11月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她死于1988年7月，当时我已经到了美国。她死后一个月，父亲才通知我——不是因为他想减轻我参加葬礼的职责，而是因为他知道，假如我回来，我将永远不被允许再离开。他还想让我免去不遵守传统的七日丧期的规定的罪名，他怀疑，不管他的儿子多么痛苦，还是无法遵守这些规定。
1989年夏，父亲在81岁高龄时离开罗马尼亚迁居以色列之前，在一封信里向我描述了母亲生命中最后几个月中的情况。因为只要我还留在德国，她似乎就能坚持活下去，唯一的原因是她也许会收到我的消息。无论是信件和频频打来的电话，还是寄来的含有食物和药品的包裹，都不能让她获得平静。实际上，它们仅仅证实了如她所见的那不可避免的分离。我前往美国的消息最终粉碎了她的幻想：我也许还会回来。再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能让她继续挣扎下去，再没有什么希望了。不久后，她的头脑开始糊涂起来。搀扶她变得很难，哪怕是去浴室的几步路。一天，她摔倒了，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她那虚弱僵硬的身子抬起来。那个曾经快言快语的她变得又聋又哑，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当她开口说话时，则是处于一种恍惚迷离的状态中，说的都是她的父亲和我，时常将我俩混为一谈。她相信我们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担心我们回家迟了，或者我们没有告诉她去了哪里。有时她会说自己被杀了——凶手的名字是马尔库和玛丽亚，不知怎的，这似乎并不奇怪。她会产生抵抗的短暂痉挛，但不久就累了，重新陷入睡眠所带来的微薄的安宁中，只有同一种担忧会打破这种安宁：我的儿子在哪里，父亲阿夫拉姆在哪里？这种梦境状态总是以同一种模式出现，并且来得毫无征兆，而接下来的事情也如出一辙：温和地滑入有治疗之功的非现实的宁静之中，现在，那将是她真正的家。“他们回来了吗？那孩子回来了吗？父亲在哪里？还在镇上，还在镇上吗？天黑了……”她不会放这两个幻影走，即使是在她似乎已经放弃了大多数其他的人和事的时候。
她死后，她开始在萦绕不去的怪梦中来探访我。我有时也能感觉到她的存在，在那些我在流浪生活中寻找栖息的无名居所中。气氛会突然发生改变，我感到一种奇特而温柔的拥抱，昔日的温柔的精灵扇动着翅膀掠过我疲惫的眼睑和前额，以一个温柔的拥抱落在我的肩头。
在我重返罗马尼亚之前的那一周里，我又见到了她。我们一起在布加勒斯特的街道上散步。她同我谈及享誉全国的诗人米哈伊·埃米内斯库[4]，并说如果能够与我重逢，她该多么开心。她很活跃，全神贯注于那些似乎会给她带来愉悦的事，但那主要是为了取悦我。突然，她跌进了人行道边的一个壕沟中，就是工人们维修下水管道的那种通风井。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我来不及抓住她。但她抓住了我的胳膊，她苍老、沉重的身躯悬挂在深坑之上，而我则趴在人行道上，左手抓着她，好使她不至跌入深渊。我的右手抠着人行道边缘，左手抓着她瘦骨嶙峋的手指。我可以感到自己在滑动，我无法支撑她身体的重量，她的身子正绝望地在空中左右摇摆，她苍白纤细的双腿在空中无助地踢蹬。
洞底有人在工作。我可以看见他们白色的头盔，但他们看不见我，听不到我徒劳的呼救声。我在竭力尖叫，但发不出一点儿声音。我在窒息，我可以感到自己的力量正在一点一滴地消失。那只苍老的枯手抓着我，正在将我拽进下方黑暗的虚空。我滑向人行道的边缘，准备要么摆脱那个负担，要么让自己被拽进无底的深渊，我的母亲正在那深渊上方挣扎翻腾。我刚刚才重新找到她，我在与她交谈，我无法忍受再次失去她。
不，我不能向那熟悉的触摸缴械投降。那个念头划过我的脑际，让我感到刺痛，但并没有给我所需的力量。恰恰相反，我几乎晕厥，我最后一点儿力气正在耗尽。不过，我还没有失败，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仍在挣扎，尽管我知道这么做徒劳无益。
我紧紧地抓着那只抓着我的手，但我可以感到，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那只手正一点儿一点儿地松开。我们一起，滑入了深渊。可是不，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不能放弃……我发出呜咽，我精疲力竭，我不断下滑，一寸一寸，越滑越深。我的左手指已经麻木无力，而我几乎毫无用处的右手也几乎无法握紧。事情结束了，我正在松手，无助地，内疚地。事情结束了，结束了。算了吧，结束了，我再也无法坚持，我投降。随着我们的坠落，我感到心脏一阵刺痛，仿佛一把尖锥在不断地刺向我。
我在我位于上西区的熟悉的床上醒来，大汗淋漓，筋疲力尽，垂头丧气。我躺在床上，旁边是被晨光照亮的窗户。这一天是1997年4月16日，星期三，距我预计重返祖国的时间还有四天。
[1]拉比（rabbi），指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众领袖。
[2]尼散月（nisan），即犹太教历1月。
[3]德语，牛奶咖啡。
[4]米哈伊·埃米内斯库（mihai eminescu，1850—1889），罗马尼亚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被称为罗马尼亚诗歌的“金星”和罗马尼亚文化的象征。
第一次归来(小说过去时)
开始前的开始
7月的炎炎夏日。站在买公共汽车票的队伍里，即将踏上旅途的人们用报纸当扇子，并不断用手帕擦拭着汗水。
那个刚到的人，留着平头，发色淡黄，嘴唇丰满，眉毛浓密，似乎一点儿也不介意队伍的缓慢和灼人的酷热。他看上去很讨人喜欢。他的鼻子虽说相当突出，还多少有点儿鹰钩，却并非那么引人注目。他穿着件浅灰色的薄型西装，双排扣，大翻领，内衬白色硬领衬衫，打藏青底洒白圆点的领带，脚上穿的是尖头皮鞋。蓝格子手绢的尖角从外衣右上方的口袋中露出头来。一副衣着无可挑剔的年轻绅士的派头，25岁上下，打定主意要做个体面人。
一只大公文包大小的真皮手提箱靠在墙边，被年轻绅士用脚护着，另外还有只皮筒，看上去简直就像把伞，上面放着他的草帽。
年轻人从胸部的口袋里掏出只熠熠闪亮的褐色皮夹，从里面抽出两张挺括作响的新钞票，将它们折成两半。当他把它们展开时，钞票发出动听的瑟瑟声。他把钞票交给柜台后留着髭须的收银员，身子前倾，报出自己目的地的名称，然后站直身子。他的声音很难听清，因为他只不过对售票员说了句简短的要求。年轻人接过递给他的票，把它放进左边的裤子口袋。接着，他把找给他的皱巴巴的零钱折好，迅速塞在他那精致皮夹中的其他钞票中间。随后，他弯下身，拎起手提箱和皮筒，拿起帽子。他看了看戴在左手腕上的矩形安加牌手表。离车开的时间还有半小时。他转向停车场。唯一一条没坐人的长凳完全位于太阳的暴晒之下。汽车就等在不远处。他坐下来，从上衣内袋中掏出份报纸。《世界报》（universul）的首页上有用粗体印着的日期：1933年7月21日。编者按用两栏焦躁不安的文字警告说，这个世界“装满了炸药”，不等怀疑论者做出预测，就有可能轰然起爆。不过，眼下这位读者那热切而专注的表情自打买了票后就没变过。那些印刷字并未增强他打量周围情况时所使用的漫不经心的注意力，也未加速那懒洋洋的午后时光慢慢形成中的骚动。他似乎很自得，对他生活的世界、对他习以为常的日子感到心满意足。停车场、湖泊、天空，甚至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旅客都是一种确证：他是世界的一部分，是社会的一分子。只有那些从未凭借足够勤奋的工作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的人才可能无法充分把握这样一个田园诗般的日子所赋予的真谛。
不久，他周围变得越来越嘈杂，人们匆匆奔向售票处和公共汽车。好大的一群人——女人和孩子——好一阵子夏日的喧嚣忙乱。他依旧坐在凳子上，瞧着这阵骚动。他很不情愿地站起身。像往常一样，公共汽车挤得水泄不通。每年圣埃利亚斯节（st. elias day）过后都会如此，这一天是法尔提西尼（fǎlticeni）闻名遐迩的市集日——当地的乌克兰人称它为iarmarok。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使劲顺着汽车通道向后挤去，然后停了下来。汽车现在随时都会启动，他不得不安顿下来。他小心地打开那只圆筒，原来它是只三脚凳。他小心地将凳子的三只脚撑开，把它安置在小手提箱旁边，手提箱上搁着他的帽子。
他感觉到自己左边的一位年轻女子正在看他。他在停车场就注意到她了，当时他正在观察涌向汽车的乘客。她一头黑发，长着西班牙人的面容，眼睛乌黑而深陷，腰肢纤细，脚踝精巧，穿一件白色印花图案的短袖连衣裙，高跟小山羊皮凉鞋，拎一只状似篮子的式样奇特的真皮手提包。她是那样苗条优雅，似乎渴望看人和被人看。
英俊优雅的绅士与美丽优雅的女士搭上话是不用费什么周折的。他年轻的男高音先发出平缓的、经过斟酌的音调，她年轻的女低音以快速的节奏发出共鸣，但避免使用更高的声调。
“你会是雷米尔太太的亲戚吗？”
他之前看到她朝汽车匆忙走去时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她吃了一惊，将精致的脸庞转向他，专注地打量着他。
“是，雷米尔太太是我姑妈。我父亲的妹妹。”
短短几句解释之后，他们觉得彼此就像老熟人了。那只三脚凳让年轻男子原本无可挑剔的外表显得有点儿滑稽，但增添了他的魅力。显然，他对自己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和在同样人头攒动的公共汽车中的位置都很留心。
话题从雷米尔太太转向她的丈夫——基法，他是个家具商，作家萨多维亚努[1]在法尔提西尼度暑假期间，他又是后者的国际象棋搭档。接下来，交谈又转向雷米尔太太那几个从纯理论的角度上看颇具天才的孩子，继而转向几个共同的熟人，他们住在举办7月市集日的镇子上，俩人这时发现，他们都常常光顾这个镇子。
这一对都没有像他们彼此认为的那样在苏恰瓦下车，而是在两个相邻的集镇下了车——绅士是在伊特卡尼（itcani），位于苏恰瓦的下一站，而女士则是在布杜杰尼（burdujeni），位于伊特卡尼的下一站。
由于全神贯注于交谈，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在那种气氛下有一种奇特的东西正在酝酿形成，虽说他们确实感觉到了什么。因为尽管在年轻女子地中海人的活泼的鼓舞下，交谈进行得十分热烈，可他们一直都在有意识地观察着对方。当他们告别时，那种他们其实是在进行一次不是归家而是驶向不可知之地的旅途的感觉在彼此的表情上找到了准确的含义。
根据约定，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再次见了面。年轻男子骑着自行车出现在librǎria noastrǎ——“我们的书店”前，这是家中等规模的兼作家庭住房的商店，位于布杜杰尼坡形主干道的中段，有着黄色的墙壁和窄小的百叶窗。书店是年轻女子的父母开的，它距伊特卡尼糖厂仅三公里之遥，来自另一个小城的年轻绅士就在那里担任会计之职。这是次轻松而愉快的骑行，特别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早晨。
我最早的记忆与这次旅程有关。一段我出生之前的记忆，一段我未成人形之前的我的形成过程的记忆——往昔之前的一段往事的传奇。
当一位中国古代圣贤问我（因为他有那么多的读者）“在你父母相遇前，你是什么样子”时，我用魔法召唤来这段20世纪30年代中期罗马尼亚东北部的两个相邻小镇间的公路，它由鹅卵石铺就，窄窄地向前延伸着，两边是几排稀稀拉拉的树木，树木上方是平淡无奇、令人昏昏欲睡的天空。一条金黄色的空间令时间、有着必要长度的时间从某处通往另一处，从某事物通向另一事物。童话故事称之为爱情，这由错误构成的喜剧，我们似乎全都需要这样的喜剧。
在那第一次周日聚会之后，伊特卡尼糖厂的会计继续着他对邻镇的拜访。那段由鹅卵石、泥土和灰尘构成的道路渐渐变成了一种磁石般的幻景，使那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成了世界的中心。命运的中国笔触在牧歌式的天空上喧嚷地彼此追逐，绘制的不是未来的景象，而是那一时刻的灿烂星云。
然而，那位年轻绅士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后发现我在半个世纪后才发现的事情，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一辆载着我和母亲的火车上，当时，我母亲几乎已经成了瞎子，我们是去看一位眼科医师，他住的小镇离那些老地方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
早几年前，在我首次前往西方的旅途中，我在巴黎遇到了我母亲那位著名的表兄阿里尔，他是某些奇异的家族传奇的主题。那时，他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将自己的头发染成绿色、红色或蓝色，也不清楚他是否还像戴高乐时期那样经营武器销售，或者是否像他曾声称的那样，继续为《世界报》（le monde）写文章。这位体形笨重的秃顶绅士自己也几乎成了瞎子，像家族中的许多人一样，拥有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个人图书馆，在那里，你在挑选摞在一起的书籍时，会面临极大的困境。我母亲是阿里尔所敬爱的舅舅阿夫拉姆——那位书商——的女儿，当我问及我母亲的早年生活，以及她年青时代的长相时，我所得到的回答只是一丝暧昧的微笑。虽然我一再坚持，可他还是拒绝卷入此事。
难道她年青时代有段不安分的时期，在她嫁给我父亲之前？难道当我父亲在公共汽车上遇到她之前，这位妙龄女郎有段令她生活的小镇的褊狭社会所不齿的过去？似乎没有足够的流言蜚语阻止她那位高贵的求婚者在整个求爱期中坚持三年之久。在他们相遇之前我是什么样子？我还不够中国化，不记得往昔之前的往昔，但我可以看见开始之前的开始，那段介于1933年7月至1936年7月的间隔，从公共汽车上的相遇到他们唯一后代的降生，这个后代到来时，与其说是活着，倒不如说是死了。
我外祖父家总是在展示着家族厨艺和外交才能，正是在那里，在我出生时达到顶峰的潜能正在积聚——在伊特卡尼和苏恰瓦举办的奥地利风格的豪华舞会上；在为数寥寥的于布杜杰尼的旧式风格的日历上的神圣日子前往切尔诺威茨（czernowitz）——布克维纳的维也纳，世界的尽头——的旅行期间；在苏恰瓦的多姆—波斯基剧院，在老旧的电影院中，在那里，银幕会在这对情侣眼前闪现出那个美国、英国或澳大利亚演员的名字——与我同名的诺曼（norman）；在法尔提西尼和苏恰瓦之间的公共汽车路线上。空气中弥漫着针叶松的味道，再加上有关蒂图列斯库[2]、亚博廷斯基[3]、希特勒、托洛茨基[4]和巴尔·谢姆·托夫[5]的演说，气氛显得十分凝重；乌烟瘴气的房间里弥漫着热腾腾的煎锅的蒸汽的芳香，人们交头接耳地说着闲言碎语，声音嗡嗡作响。黑暗是电力控制的结果，报纸上充斥着有关全球性激情的警报。
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比突然将一男一女放置在世界正中心的催眠术更为重要：一个是镇定自若、无依无靠的年轻人，他凭借自己的努力，从一个乡村面包师的卑微家庭中出人头地，他谨小慎微，艰苦勤奋，热衷于保护自己的尊严，赢得同伴的尊敬；一个是热情洋溢的妙龄女郎，贪婪地寻求着命运的征兆，该命运将包含她从自己那些神经质的犹太法典学者和书商的祖先们那里遗传来的恐慌与激情。你也许会说，这是面包与书籍的相遇。
在婚姻的早期阶段，甚至可能在更往后的时间里，两者间的明显差异似乎加强了他们的关系，尽管他俩都将保持自我，直至最后。婚约对孤独，一方面是几乎具有戏剧性的却又是真实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孤独、判断力和中庸适度。警戒对冷漠，恐惧对审慎，冒险对沉默和尊严。他们结合的结果——命题与对立命题的全无必要的完美而辩证的综合——自然而然地使其产生了新的矛盾，否则，这幕喜剧就会毫无幽默可言。这些矛盾中的某些急躁因子是否融合进了新生儿身上？足够矛盾的是，他们独生子于1936年7月圣埃利亚斯节——法尔提西尼市集日——前夜的早产毫无急躁迹象，而是相当勉为其难。未生者事实上拒绝出生，拒绝激活自己与生俱来的矛盾。他固执地留在胎盘上，这种延迟逗留危及他貌似降生的出世，当母亲和孩子在日复一日地为活命而苦苦挣扎时，这是个对两者来说都危在旦夕的创伤。
在获知比胎儿更重要的年轻母亲还活着时，人人都长舒了一口气。至于那个孩子，只是在他的命运不再如此紧紧依附于他母亲的命运时，他的外祖父老阿夫拉姆才问道：“他有指甲吗？”当被告知我有指甲时，他平静下来说我会活下去。在我认识他的短暂瞬间，以及后来在特兰西尼斯特里亚集中营的那些年里，他理应告诉我，在现实世界中，一个人要活下去不只需要指甲，而且需要利爪。
紧接着早产的是一段充满阳光的空白日子，没有轮廓或记忆。一段田园短诗般的时光，大脑所能记起的只是一闪而过的倾斜街道和进入我外祖父的书店的瞬间情景。记忆对我即将到来的真正出生前的我的样子未做多少说明。越往后，小说也许会越意味深长：我许多年后不停在观看的塔科夫斯基[6]的电影《伊凡的童年》（ivan’s childhood）中的一个场景。金发碧眼的孩子，开怀大笑的母亲，幸福而快乐。突然间，水井的辘轳疯狂转动，湖水的镜面被隆隆的爆炸声击碎：战争。
1941年10月的雷声。雷声与闪电在一击之下将舞台的地板劈为两半。驱逐，流放者的押解队伍，火车，黑暗的空虚。我们被猛掷其中的洞穴不是婴儿的摇篮。在我们后面，只有善良仙女玛丽亚的绝望尖叫，她不想让我离开她的怀抱，她在恳求警卫，让她与我们共赴深渊，她，一位基督徒，圣洁的处女，要与她不可能抛弃的罪人们在一起。夜晚、射击声、尖叫声、抢劫、刺刀、死亡、河流、桥梁、冰冷的饥饿、恐惧、尸体——启蒙的漫漫长夜。唯有在彼时彼地，喜剧才即将上演。特兰西斯特里亚，德涅斯特河的彼岸……特兰西斯特里亚，悲伤的彼岸。出生前的启蒙已经开始。
是的，我知道我出生前的模样。我也知道我后来的样子，那是在1945年4月，幸存的亡命国外者被遣返回patria[7]，那放逐了他们而毕竟未曾设法摆脱他们的祖国。尽管它确实摆脱了其中的一些人——书商老阿夫拉姆，他的妻子海娅，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人。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降临在那个小镇，1945年，它仍然被叫作法尔提西尼，就像在1933年一样，那命运的公共汽车的同一起点。
1945年，卡车将我们载回“家”，回到法尔提西尼，回到未被放逐的亲戚们中，但是，卡车并未停在停车场和过去出售通往天堂的公共汽车票的售票处附近。它在集市边停下来，停在贝尔德西亚努街的一个角落里。
铃声响起。卡车尾部的木挡板被移开。从贝尔德西亚努街，一群人奔向我们，那是少数表演者，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庆贺归来。一出甜蜜精致如新生儿胎盘的情景剧膨胀了六角形手风琴的风箱的幻想，为的是向胜利者——我们——致敬。
我看着他们哭泣，拥抱，彼此相认。我在卡车车厢的尾部踟蹰不前，一面咬着手指甲。街道是舞台，而我是个不知所措的观众。终于，他们返回身来找这个被留在后面的人，这个被留在过去的人。
在我让自己从车上下来，回归世界之前，我设法再次狠狠地咬了咬手指甲。我已经养成了这个坏习惯。我咬我的手指甲。
[1]米哈伊·萨多维亚努（mihail sadoveanu，1880—1961），罗马尼亚写实主义小说家。代表作有《米列里亚·科科尔》等。
[2]蒂图列斯库（nice titulescu,1883—1941），罗马尼亚外交家，终身致力于维护罗马尼亚国家主权与世界和平的斗争。
[3]亚博廷斯基（dimir jabotinsky，1880—1940），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新闻工作者、演说家兼作家。
[4]托洛茨基（trotsky，1879—1940），苏俄和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联共（布）党内反对派领袖，1929年被逐出苏联，1938年组织“第四国际”，后在墨西哥遭暗杀。
[5]巴尔·谢姆·托夫（israel baal shem tov，1700—1760），宗教改革家，犹太神秘主义教派哈西迪教派（hasidim）的创建者。该派坚信弥赛亚复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
[6]塔科夫斯基（tarkovsky，1932—1986），苏联著名导演，代表作包括《伊凡的童年》等。
[7]patria，西班牙语，意为祖国。
流氓年
面包师之子与书商之女的婚前田园诗从1933年持续到1935年。可以满足苏恰瓦及周围地区的所有女士们所需的波兰裁缝沃斯洛威茨太太几乎无法招架来自书商家的订单。未来新娘那位优雅而严谨的骑士坚持护送身着不同服饰的她前往镇上举办的每场慈善舞会。这位身材苗条、神经紧张、肤色浅黑的女人像花朵一样光彩夺目。她活泼的黑眼睛熠熠生辉，脸上的容光因一种其源头不难确定的奇异光环而得到美化。她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总是在争分夺秒，像以前一样，从早工作到晚，可现在，她还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来打理自己的衣着、鞋子、手袋、帽子、手套、扑面粉、发型和花边装饰。
你可以想象马车和汽车里的拥抱，前往苏恰瓦、法尔提西尼和博托沙尼（botosani）的游览，也许还会去切尔诺威茨。舞会，月下漫步，犹太教会堂的聚会，未来新娘家中的欢宴。电影院、剧院和夏日花园，溜冰场和叮当作响的雪橇铃声，前往布克维纳度假胜地的旅行。也许他们甚至会在那位单身汉的卧室中逗留盘桓。情节不难想象，爱情的急速脉搏随着时间的节奏而悸动，灾难到来之前的最后田园诗般的假日。
因而，1934年可以称作快乐之年。布杜杰尼与伊特卡尼间的几公里道路成了爱情故事中的银河，这爱情始自一辆一年前将这一对从法尔提西尼的圣埃利亚斯节带回的闷热、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随着事件的发展，伊特卡尼的人，特别是布杜杰尼——当时的犹太人小镇之都——的居民，热切地讨论着它们：政治争论和女人的闲言碎语在世界剧院的那个特殊角落里等量齐观；无足轻重的小事件与伟大的乌托邦的讨论演说，罗马尼亚语、意第绪语、法语和德语报纸上有关这个星球的喧嚷报道，与工作日的喧闹声交杂在一起。亲朋好友全都参加了这次盛宴，兄弟、姐妹、父亲及其体质虚弱、郁郁寡欢的妻子，我的外祖母海娅，她的绰号是特朱拉（tzura），意为“痛苦”。所有这些人中的一位热心参与者是美丽的玛丽亚，她是这个家庭收养的父母双亡的乡下姑娘，她渴望能陪伴书商最小的女儿前往她的新家。
所以，1934年是一个快乐之年。可是，年轻的阿里尔，这位消息灵通、受过良好教育、拥护犹太复国主义的叛逆者，却将这一年裁决为流氓年。未来的新娘和新郎像其他聚集在老阿夫拉姆的书店中的人一样，正翻阅着当天的报纸和最近出版的图书。因此，他们也许丝毫不会对阿里尔的宣告感到讶异：一年前出版的小说《两千年》（de douǎ mii de ani），就在布加勒斯特享有sès de scandale[1]之名。印制在灰蓝色封面上的作者的名字是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约瑟夫·海希特（joseph hechter）的笔名，而其具有煽动性的前言的作者是铁卫军的理论家纳艾·伊奥奈斯库。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位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居然是可怜的海希特的导师！在序言中，军团兵伊奥奈斯库宣称，他的景慕者和门徒不是像他所设想的那样，只不过是个来自布勒依拉[2]的多瑙河流域的普通男人，而是来自多瑙河流域的布勒依拉的一个犹太人。
显然，这一事实不会被忽视或改变：海希特—塞巴斯蒂安及其共同的宗教信仰者，即使当他们是无神论者或被同化时，也无法被认为是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人之所以是罗马尼亚人，是因为他们属于东正教会，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是罗马尼亚人，军团兵伊奥奈斯库解释说。就这么简单！
到1935年，书店已经采购了塞巴斯蒂安的另一卷帙：《我是如何成为流氓的》（cum am devenit huligan）。在书中，作者宣称，1934年，也就是对那对未来的新娘和新郎来说是如此幸福快乐的一年，是流氓年。“我们为什么要在乎？”书商阿夫拉姆大声问道，只为了激怒他那位叛逆的外甥。阿里尔，怀着疯狂的热忱，坚持贩卖旧闻。纳艾·伊奥奈斯库先生声称，没有任何解决这该死的局面的办法！阿里尔摇晃着他那染成蓝色的乱如蓬草的头发，朗读着由那位军团兵所下的定论：“犹大正在遭受痛苦，因为他让基督出世，因为他看到他却不信仰他。这事本身并非如此糟糕。问题是，我们基督徒不相信他。犹大正在遭受痛苦，因为他是犹大，他将继续忍受折磨，直至时间的尽头。”
塞巴斯蒂安的前友纳艾·伊奥奈斯库已经成了铁卫军的哲学家，一个为一个东正教国度摇旗呐喊的人。在接下来的1935年这一流氓年中，伊奥奈斯库的预言甚至更加清晰无误，而阿里尔极度的担忧则难以挑战。“约瑟夫·海希特，”伊奥奈斯库威胁地写道，“难道你不觉得，你已被寒冷和黑暗所俘获？”“他在说我们，”阿里尔引人注目地耳语道，“我们的军团兵朋友在指我们。”
但假如同化和转化哪一样都无法解决所谓的犹太人问题，还有什么可以担当解决问题的重任呢？阿里尔有益地提供的这种两难境地在当代的指导性著作mein kampf[3]中得到了表述。不管阿里尔的听众有何感觉，那位军团兵已表明了观点。最终方案（final solution）的黑暗与寒冷不是那个罗马尼亚东正教军团兵的发明。他自打久远得无可追忆的时代算起的所有祖先，已赋予了犹大以一种可以令他感觉到潜在危险的基因。书商阿夫拉姆家可不是如此。
但令1934年和1935年的黑暗岁月与其他年份有所区别的东西是什么？阿里尔会采用约瑟夫·海希特所采用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它们是流氓年。“流氓”一词让他感到欣喜雀跃，他朝自己的听众挥舞着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的那本袖珍小册子，小册子那粉底黑字的封面很是扎眼，一只猫头鹰君临其上，它是位于布加勒斯特马卡街2号的民族文化出版社（cultura nationalǎ publisher）的徽标。当然，布杜杰尼的“我们的书店”已经订购了几册《我是如何成为流氓的》，其册数超过了已订购的同一作者在前一年所写的那本声名狼藉的小说的册数。“总之，”作者写道，“罗马尼亚的反犹主义是事实而非观念，它偶尔也会变成一种观念。”但对他自己祖国的爱又当如何呢？“给我看看能够根除下面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的反犹主义的法律：我出生在多瑙河畔，并且热爱这块土地。”作者勇敢地宣称。
“那么，反犹主义的立法不会动摇你对自己祖国的热爱，这是事实喽？”我们口若悬河的表亲阿里尔大汗淋漓地质问着看不见的作者。“记住，我们犹太人一直在不断地从一个乱石穿空的悬崖辗转到另一个悬崖，在这个世界到处流浪！”他自己那些现在正专心致志地倾听他的议论的家人理当发出一阵哄笑——他隐约地这样认为——对那个约瑟夫·海希特-米哈伊·塞巴斯蒂安。可他们根本没笑。他们只是在对被他们视为年轻演说家的年轻人冥想的东西报以微笑。他们知道，海希特-塞巴斯蒂安先生已经离开了犹太人区，在布加勒斯特宽广而绚烂的舞台上自由驰骋，但他们那像蓝天一样永恒的小镇不明白，既要离开自己的家族，又依然声称自己属于其血统，这种做法意味着什么。
“你书店里的字典是错的！”无所不知的阿里尔喊道，一面指向书架。他的意思是，海希特-塞巴斯蒂安没有使用“流氓”一词的英语含义，或者过春节的印度人所使用的含义，或者该词的斯拉夫语义，即“亵渎者”。阿里尔意指法语troublion一词，或如美国人指出的：“麻烦制造者”。
事实上，1935年的小册子的作者所指的是新流氓主义：传播流言蜚语、插科打诨和辛辣讥讽的混合物，它们在一种新的使命意义的作用下组合在一起，正如约瑟夫·海希特的另一位朋友伊利亚德在他的小说《流氓》中简明扼要地阐述的那样，该书出版于同一年，书店的橱窗中就有展示。反抗是通向伟大的迷幻的道路上的一次通过礼仪[4]吗？“生活中只有一条可预见的道路：流氓主义。”年轻本身就是流氓英雄的载体。“只有当组织成群体，准确无误而又整齐划一地迷醉于一种集体神话时，人类才会获得自由。”——民兵组织和攻击部队，当今世界的罗马军团，年轻人因集体死亡的共同命运而加入其中。
“军团兵们甚至已宣称，民族主义诗人米哈伊·埃米内斯库是这个国度的大流氓，是身着绿衫、口唱歌颂十字军和科德雷亚努上尉的圣歌的殉教者们的神圣先驱！”阿里尔激昂地咆哮道，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一旦他抛下犹大而转向自己那些更为芜杂的混乱思想时，他的听众便不再留心他的话语了。
“集体死亡！”阿里尔叫道，“无论他选择成为什么人，是无神论者还是皈依的犹太教徒，乃至反犹主义者，海希特先生都不能逃避流氓们所威胁的那种黑暗。‘内部的灾难’，他说。现在，既然他的朋友们正在为袭击和集体死亡拍手叫好，那么这正是来自布勒依拉的约瑟夫·海希特的所思所想。不可否认，我们可能是过分的、猜忌的、激动的。但这些祖传的毛病就够了，我们不需要新的敌人，我们得自己面对。有没有人问过我们，我们是愿意要塞巴斯蒂安先生所谓的‘内部的灾难’，还是那个军团兵的灾难？”很难说聚集在老阿夫拉姆的书店中的亲戚们和亲戚的亲戚们是否还有人在听他说话。于是，正如在后来的生活中一样，阿里尔更多地是在自说自话。他们可能还在听，但没有多少愉悦感，而是对那个天才颇感恼怒，因为他认为他们全都是半昏睡的笨蛋。
由纳艾·伊奥奈斯库作序的塞巴斯蒂安的小说《两千年》出版于1934年，《我是如何成为流氓的》这本小册子出版于1935年，与米尔恰·伊利亚德的两卷本的《流氓》同步——这些出版物全都展示在布杜杰尼的“我们的书店”的书架上。要是他的顾客中有谁感兴趣，阿夫拉姆甚至还会订购法语和德语出版物。他妹妹芬妮的儿子阿里尔会留意提醒他注意特殊的书名，并总是这些异国读物的第一个读者。
《两千年》这本书不曾让任何人漠然置之。我在1950年遭遇这本书并非偶然，当时，流氓们的战争已经结束，流氓们的和平正在实施中。它是我在姨妈——我母亲的姐姐，一位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淳朴女人——的家中找到的三四本书中的一本。我当时大约十三四岁，正在对提尔古·福鲁莫斯（t?rgu frumos）的亲戚们进行短暂的拜访，结果出人意料地发现了这本小说的初版，它有着蓝灰色的封面和斜体字。无论是社会主义出版社还是公共图书馆都不敢倡导这样的标题和主题。但在布杜杰尼的书商的另一个女儿的家中有这本书，它是过去时光的纪念物，又是新时代的指路灯。我姨妈丽贝卡是那些听表兄阿里尔攻击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的冗长演说的人中的一个，这位作者本人会用“流氓”一词攻击所有人，包括他的那些攻击过他的犹太同胞。“他有权说出他想要的。但死亡——他怎么能与死亡做交易？”阿里尔叫道，“心思缜密的海希特-塞巴斯蒂安不愿意冒犯自己的导师，接受了那个军团兵的序言，结果，有了它，他的死亡得以宣判。而且，由于像以前一样心思缜密，他还宣称自己是个流氓，以此来回应那些流氓们。仅仅是讽刺？好吧，那是他的事。但死亡……死亡的礼拜式？死亡的迷境，死亡的寒冷与黑暗？这些可不是开玩笑，海希特-塞巴斯蒂安更应当知道这一点。正是在此，讽刺本身中止了行动。我们应该如何应付军团流氓，应付被死亡的魔力神圣化的死亡的英雄？塞巴斯蒂安先生，这位无神论者，这位被同化的罗马尼亚公民，应当早就意识到了所有这一切。”丽贝卡姨妈为我这个初出茅庐的13岁的共产主义者解释说，其实，“我们培育生命而非死亡。《旧约》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生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无可衡量的。”这一急迫的副歌气得人七窍生烟，而它的反面不只是令人发疯。我们太了解死亡的礼拜式会导致什么了，丽贝卡姨妈提醒我。具有远见卓识的阿里尔是对的。我外祖父一家——布朗斯坦家族——以及集镇上的其他所有家庭，随着旋风、骚动和被称作生活的蜂箱的嗡嗡声而摇摆不定，他们似乎对阿里尔所引述的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的至理名言“将反犹主义变为观念”毫无兴趣。可是死亡的寒冷与黑暗……这样的词汇不会受到轻描淡写的对待。
在这样一个小集镇，邻里关系以及与权威人士的关系是友好和睦的。农人会来老阿夫拉姆这里就法律甚至宗教问题向他请教，或是借一小笔钱。这家人像爱女儿一样爱着玛丽亚，也就是书商从街道上捡回家的那个孤女，大家把她当家人一样看待，她也快乐地留在这个家中。玛丽亚绝无可疑之处，但他们周围的一切，在书籍中，在报纸上，在顾客的眼睛中，猜疑正在不断增加。你不得不小心警惕，极其小心警惕。
书商阿夫拉姆对这些祖传的强迫症始终保持着一种和颜悦色、心存怀疑的超然态度，仿佛庄重与虔诚可以阻挡邪恶似的。然而，他最小的女儿，也就是我母亲，对任何令人怀疑的征兆都会迅速做出反应。丽贝卡姨妈让我记起这些细节，我从家族传说中对它们已耳熟能详。
马尔库，也就是来自伊特卡尼的会计师，我未来的父亲，在与任何人相处时都始终泰然自若，友好和善，小心谨慎。他没有多少朋友，但他也没有敌人。他与形形色色的同事们打交道时都轻松自如，尽管他在自己的亲戚中间觉得更自在。他的非犹太朋友扎哈利亚总让他不知所措，此人堪称当地的唐璜，一味逍遥自在，喜欢参加聚会，与女人打情骂俏，打猎骑马，终其一生都唇带微笑，帽子俏皮地斜扣在脑门上。他们的友情一直牢不可破。马尔库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扎哈利亚会对狂热的口号和口唱圣歌的军团兵产生任何兴趣。
1935年，老阿夫拉姆对阿里尔热烈呼吁的小心谨慎毫不在意。对他而言，敌意和危险是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既然它们是不可避免的，也就不必为它们忧心忡忡。你必须认真履行日常的工作，接受周围的蠢事和苦楚，就这么回事。人们始终记得一个和蔼可亲、体面端庄的人——别无他样。毕竟，阿里尔因其扎眼刺目的衣着和夸大其词的宏论为自己赢得了令人可疑的狼藉声名。除了塞巴斯蒂安的丑闻，或将内部与外部灾难间的对峙理论化外，这家人还有其他事要关心。由于他们全神贯注于婚礼计划，他们的日常生活便被其他的想法所主宰。事实上，准备工作的紧张忙碌让他们想起，他们在这个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生活得如鱼得水。确实，他们没有像约瑟夫·海希特那样出生在多瑙河畔，但布克维纳的山岗也不会被嗤之以鼻。他们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一点儿也不亚于约瑟夫·海希特-米哈伊·塞巴斯蒂安，没打算也没有时间去把微言琐事之类的东西哲学化——阿里尔最近就沉迷在微言琐事之中。
很正常，微言琐事也许会被看作令人惬意的东西：它们具有迷人的甜美与天真。只有滑稽可笑的阿里尔，也就是书商的外甥、新娘的表兄，才可能认为它们是恶兆。它们滴下毒液，只能暂时受到控制而隐而不发的毒液。微言琐事可在完全出乎你意料的情况下招致灾难！“在这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没有什么是不可调和的。”那年轻人朗诵着引自塞巴斯蒂安的语句。阿里尔什么事都全盘吞下，什么事都记得一清二楚，随心所欲地歪曲词义。“逃避”，这正是他对此种做法的称谓。逃避！这个词找到了一位听众，它激发了信任。宿命论，幽默感，快乐主义与忧郁烦恼，腐败堕落与奔放的激情，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激动的阿里尔声称，其方式正是生存的超级技巧：逃避。这就是他带着他那惯常的轻蔑和傲慢神情所一再重复的。可有谁在听呢？他的听众们沉浸在准备婚礼的喜悦中，觉得他们没有理由拒绝快乐，或奔放的激情，或对自己命运的信心，以及被年轻气盛的阿里尔所抨击的一切。
1934年这个所谓的流氓年一直是快乐的，那么为什么接下来的一年会有所不同？书商最喜爱的女儿风华正盛，快乐充溢在整个家庭，兴高采烈的情绪让人想到，这个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并不比其他任何地方差。风景与人物，气候和语言——全都为他们所有。他们与邻居相处和睦。灾难？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去怀疑人们瞧你的眼神，或对这个古怪的世界怒不可遏：毕竟，与他们有着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也并非圣徒。偶尔，他们甚至纳闷，不知邪恶是否可能不存在于他们自身，尽管他们所到之处，似乎都在吸引敌意。
生活真的必需毒药的振聋发聩的力量吗？虽说通常经过稀释，而且几乎不存在，可它总是准备在突如其来、令人恐怖的爆发中喷涌而出，将那些甜美的小东西——昨日温和的微言琐事——击得粉碎，并预示着灾难的到来。这正是滑稽的阿里尔所做的，将众多的名字与引言掷向他们，旨在提醒他们其自身已不再留意的陷阱。“就连托尔斯泰也听任自己遭人愚弄。在罗马尼亚短暂逗留期间，他欣然接受了这里的一切。该地及其居民的迷人之处……这位年高德劭的贤人焕发了青春，变得年轻烂漫。”年轻的阿里尔学着教皇的口吻说道。阿里尔，书商的外甥，他居住在布哈西（buhusi）的妹妹的儿子，轻率狂妄的阿里尔，顶着一头染成蓝色的头发，朗诵着兰波[5]的诗句，能够每隔一周便走上二十五公里的路程，前来与自己的姨父基法·雷米尔下棋，对亚博廷斯基和即将来临的地中海地区的犹太人状况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这是个认为自己比海希特—塞巴斯蒂安处在更优越位置的人。“同化？为何而同化？”那年轻人怒吼道，“为了变得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事事都和谐一致？我们生活在一个对一切都兼容并蓄的国度吗，就像那位布加勒斯特的作家所声称的那样？”他似乎并不在意，舅舅阿夫拉姆脸上挂着消遣的微笑，或是阿夫拉姆的女儿听得过于聚精会神，所以实际上并没在听。
“假如我们一直以来仅仅是像这些人，像那些人，或像其他人，我们会存在这么久吗？五千年！不是两千年，就如那位布加勒斯特的绅士所认为的那样！让我们瞧瞧流氓先生将证明他与自己那些流氓朋友是如何和谐一致的！”老阿夫拉姆及其女儿，演说者本人，就连可怜的内森，也就是那位不知自己该喜欢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的信仰共产主义的裁缝——他们似乎都比那位遭到同化的塞巴斯蒂安处于更优越的位置。当然，拉比约赛尔·维基尼特泽尔，该镇的精神领袖，也处于一个比海希特-塞巴斯蒂安更清醒和优越的位置。他们的家是幻境！家的幻境是塞巴斯蒂安先生不再拥有的东西。
布朗斯坦家族在1934年那个流氓年很快乐，在将举行婚礼的1935年和他们的后代将要出生的1936年也很快乐。在布杜杰尼镇，这几年并非如塞巴斯蒂安、他的批评者阿里尔以及报纸所广泛宣称的那样，是流氓年。流氓时代正在向我们逼近，或者不如说，它们已经抵达此地，老阿夫拉姆从车站背到自己位于布杜杰尼的书店的罗马尼亚语、意第绪语、德语和法语报纸称。虽说到处都沉浸在亵渎辱骂的病态的喜悦中，可在那个东欧小集镇，书商一家仍过着快乐的生活。
如果在那个流氓年之后的半个世纪，我能够问问那位中国圣人，在我出生的前一年，我是个什么样子，他可能会报以老生常谈。他可能会告诉我我已经知道并在随后得到证实的东西：仅仅作为一种假设，作为非现实性，你只能拥有你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的长相。例如，我无法成为犹太裔罗马尼亚人安娜·波克尔[6]，也就是那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明星，她离开了犹太人区，径直穿过了无产者国际主义的红色大门；我也成不了世间的犹太裔罗马尼亚人尼库·斯坦哈特[7]，皈依东正教，甚至军团主义；我甚至成不了阿夫拉姆或他的女儿珍尼塔·布朗斯坦，最不可能成为拉比约赛尔，他们聪明的顾问。同理，我不可能成为他们桀骜不驯的亲戚，也就是那位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阿里尔。有可能的倒是，在1935年，即我出生的前一年，我是流氓塞巴斯蒂安——而且50年后，50年以后的10年后，再过10年后，以及所有那些年间，我都将是流氓塞巴斯蒂安。
但在1950年的那个周六，我对此一无所知，当时，我是个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队员，正坐在我姨妈位于雅西[8]附近的提尔古·福鲁莫斯的黑暗房屋的小房间里，轮到我打开《两千年》这本书。
在1935年，我外祖父和我未来的父母同样没有意识到那中国笔触在模糊难辨的天空上绘下了何物，这天空睡意蒙眬地罩在布杜杰尼之上，处于暴风雨到来前的宁静中。他们完全沉浸在准备婚礼的喜悦中——谁能够为此而指责他们。他们忙着草拟名单、菜单、服装目录和演说词，将复杂的计算核对了又核对。庞大的计划正在得到精细的讨论：怎样租下位于糖厂附近的伊特卡尼的药剂师的房子，以供那对年轻夫妇居住，而且家里要有布朗斯坦家的善良仙子玛丽亚的房间；买什么样的新家具；如何应对最近的一起诉讼所带来的债务，书商因这起诉讼而失去了自己的房子。书商阿夫拉姆·布朗斯坦不富裕——尽管他从早到晚地辛苦工作——可一场婚礼毕竟是一场婚礼，而且它将得到书的赞美。客人名单数量不断增加：来自博托沙尼、法尔提西尼和雅西的阿夫拉姆及其妻子的兄弟姐妹，他们全都会带上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来自法尔提西尼、罗曼（roman）和福克撒尼（focsani）的新郎的父母、姐妹和兄弟，以及他们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邻居，朋友和官员——市长，警察局长、法官博斯科亚努，兽医马瑙留；公证人杜米特雷斯库；甚至令人难以忍受的韦克斯勒，此人是书商的竞争对手，从不放过对自己的竞争对手暗施冷箭的机会。有数不清的事情要与人商量，这主要由新娘本人来完成，商量的对象包括厨师舒拉——一位操办婚礼的行家里手——摄影师巴尔特费尔德，还有无价之宝万达·沃斯洛威茨，即那位裁缝。实际上，新娘事必躬亲，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旺盛精力，并且难以取悦。沃斯洛威茨太太已经将新娘礼服反复做了三遍。这位波兰裁缝是个大块头的女人，一副坚定不移的神情，此时还未得到她晚年的一身赘肉和急躁脾性，等到了晚年，只有她那钢青色的眼睛、精巧的手指和嘶哑的声音会让她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当时，就像后来那样，她因无理的要求而气恼不已。然而，她无法拒绝一位忠实的老顾客，这位顾客让她有过那么多的成就感，而且，她不得不承认，这位顾客因其对新设计的创新建议而多次得到她的赏识，她从中获得了灵感，天知道这些灵感来自何方，也许来自于她自己无穷无尽的好奇想象。她甚至设法弄到了一本时尚杂志《时尚》（modisch），是从切尔诺威茨订购的。衣服的颜色、面料、零碎的搭配，这些全都得比平日更加别出心裁。此刻所需的是冷静的优雅，而不是平常那种下里巴人的全套装备。
没有时间去争论犹大的痛苦。生命，而非死亡，现在主宰着舞台。然而，死亡正蓄势待发，积聚复仇的火焰，时刻准备着，只要轮到它出马，就将大展身手。
[1]法语，意指小说以其内容丑恶引起公愤和震惊而获得的坏名声。
[2]布勒依拉（brǎ），罗马尼亚县名。
[3]即《我的奋斗》，阿道夫·希特勒的自传，于1925年7月18日出版。
[4]通过礼仪（rite of passage），人类学用语，指为人生进入如出生、命名、成年、结婚、患病、死亡等新阶段而举行的仪式。
[5]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国19世纪象征派诗人。主要诗集有《地狱的一季》《灵光集》。
[6]安娜·波克尔（ana pauker，1893—1960），曾任罗马尼亚共和国政治局委员、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罗马尼亚外交部部长。
[7]尼库·斯坦哈特（nicu steinhardt，1912—1989），罗马尼亚作家。代表作有《快乐日记》等。
[8]雅西（iasi），罗马尼亚东北部城市。
布克维纳
现在，正如在1945年一样，布克维纳距我于此重新发现了常态的梦幻之地——位于摩尔达维亚[1]的法尔提西尼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大约170年前——或者按我母亲的姑妈利厄·雷米尔在其慢条斯理的讲述中告诉我的——据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在参观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时，为tara de sus（上国）的壮丽景色所震慑，于是决定将它并入自己的王国。1777年，成为奥地利新省份的布克维纳的人们向维也纳宣誓效忠，庆祝仪式在切尔诺威茨举行，盛况空前。就在庆祝活动的当天，激烈反对此次合并的罗马尼亚王储格里戈雷·戈黑查（grigore ghica）被土耳其反叛者刺杀。
“我们来自布克维纳，年轻人，布克维纳。”博根先生会这样对我说。博根先生自己就来自布克维纳，在爱情的召唤下定居在了法尔提西尼。“你很快就会重回布克维纳。”他向我保证。很显然，布克维纳将被重新命名为格拉夫特沙夫特（graftschaft），博根先生如是说，他是个快活的历史教师，娶了美丽的数学老师欧蒂丽娅·雷米尔，即我的外祖父、书商阿夫拉姆的妹妹利厄·雷米尔的女儿。在我们从特兰尼斯特里亚返回后愉快地度过的几个月里，我遇见了利厄及其儿女——犹太人区里的勤奋用功的孩子，最近从数学系毕业，一夜之间变成了革命的热烈拥护者——以及博根先生。
“布克维纳会被重新命名为格拉夫特沙夫特，就像奥地利的蒂罗尔州（tirol）一样。”伯尔·博根，我母亲新出现的表亲，用他那德国腔的布克维纳口音说：“这个名字起源于上国那个闻名遐迩的海滩，是拉丁语名字，silvae faginales，buk是斯拉夫语，bucovine是古老的罗马尼亚编年史上的用法。”这堂课以一言堂的方式持续着，我只能从博根先生在关键词处的停顿来猜测其重要性。“在1872年，恩岑贝格（enzenberg）将军发布了一条法令，要求将自1769年以后偷渡进，我重复一下，是偷渡进，布克维纳，并且未曾支付每年四基尔德，四基尔德，的税金的犹太人驱逐出境，驱逐出境。我想，我们的小客人，”——博根先生转向我说：“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到1872年，布克维纳议会中有13个犹太人代表，13个，年轻的绅士，13个！他们全都签署了一份递交给维也纳政府的抗议书，反对这一驱逐法令。”
从博根先生那里我已经了解到一些奇怪的事情。例如，1904年，在布克维纳议会，罗马尼亚人（正如一位奥地利政府官员所记录的那样，他们说着一口“错误百出的拉丁语”）拥有大多数席位，一共22个。“然而，”博根先生强调，“所有少数民族也都按照奥地利的模式，拥有为数甚多的代表：乌克兰人17个，犹太人10个，德国人6个，波兰人4个。”为什么要强调“然而”？
“我们来自苏恰瓦，年轻人，来自布克维纳的苏恰瓦，斯特凡大公[2]的风水宝地！”博根先生说，一面朝我摇晃着手指。“1918年后，当布克维纳重新回到罗马尼亚时，与新的罗马尼亚政府的和解在苏恰瓦比在布克维纳的首府切尔诺威茨进行得更顺利。苏恰瓦的犹太人既说罗马尼亚语，也说德语，为其与罗马尼亚不可切断的联系而乐在其中。从布杜杰尼至罗马尼亚王国，即现在的大罗马尼亚的边界的开放，使得加速那些保留了在奥地利统治时期的公民权利的地主和工厂主的贸易和投资成为可能。犹太公务员得以继续留任，但新的罗马尼亚政府不再任用更多的犹太人。”我新近结识的表亲伯尔·博根继续向我提供着信息。
我父亲说，四年前，我们从被诗人称作“甜美的布克维纳，那令人心旷神怡的花园”的地方被驱逐出来。“但是，事实上，我们并非真的来自布克维纳，”父亲对我说，“你母亲和她父母出生于老罗马尼亚王国，在布杜杰尼，靠近边境线，这倒是真的，只不过是在边境的另一侧。而我出生在勒斯佩兹（lespezi），离这儿不远，我父母生活在那里。”
布克维纳人——书生意气，精于算计，以说德语及从那些后来证明是我们最残暴的敌人那里借鉴过来的风俗为荣——一直是我们家里永远的笑柄。我清楚地记得这一点。尽管我们本身吃的是butterbord und kaffemit milch[3]，可无论是我母亲还是父亲都不是生于布克维纳。在家里，我们全都说罗马尼亚语，不是德语。据我现在所了解的，我父亲出生在离法尔提西尼不远的地方。我母亲的兄弟姐妹一直生活在布杜杰尼的老屋里，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就像我的曾外祖父、他的父母和他的祖父母那样。布杜杰尼是个典型的东欧集镇，与小镇伊特卡尼相毗邻，它与自己的邻居的区别仅仅在于，在伊特卡尼还可看见奥地利人影响的痕迹。这两个镇子都渐渐发展成为苏恰瓦市的郊区。
1932年7月圣埃利亚斯节那天，在拥挤不堪的返程公共汽车上与来自布杜杰尼的书商的女儿、美丽的珍尼塔·布朗斯坦相识的年轻人，正是来自伊特卡尼及其糖厂。他惊讶于她与利厄·雷米尔的相像，现在，在战后的头几个月中，我们就住在利厄·雷米尔的家中。婚后，这对年轻夫妇也正是定居在伊特卡尼，在我们遭到放逐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此。
两个镇子，伊特卡尼和布杜杰尼，以及苏恰瓦市，坐落在一个中世纪要塞所在的山岗之上，构成了一个三公里长的三角形的三个角。然而，镇与镇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一如罗马尼亚的布克维纳与奥地利的布克维纳间的差异。伊特卡尼和苏恰瓦所在的“奥地利”的布克维纳对相邻的罗马尼亚的布杜杰尼的影响微乎其微。伊特卡尼那靠近边境的不起眼的火车站被自己的邻居、位于罗马尼亚一侧的布杜杰尼火车站的恢宏气势所笼罩，显得黯然失色。两个火车站都经受住了时代的全部兴衰变迁的洗礼，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成为往昔岁月的见证。
在战前，伊特卡尼不同于布杜杰尼，它以一个室内溜冰场自诩，并且是所有旨在为修建学校、俱乐部或医院进行募捐而举办的慈善舞会的东道主。捷克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等“外国人”都在伊特卡尼的糖厂和石油工厂工作。到了安息日，我那来自布杜杰尼的曾外祖父会四处走走，这时，他通常会身着哈西德派[4]的节日盛装：带腰带的黑缎长袖上衣，马裤，毛边圆礼帽，长至膝盖的白色长袜。在目瞪口呆的布杜杰尼当地人眼中，他就如同一位庄严神圣的亚述王，因此，我母亲告诉我，她的眼睛会因骄傲和泪水而熠熠闪亮。对于相邻的伊特卡尼的那些西方化的居民而言，我曾外祖父看上去一定像个加利西亚[5]的波兰省份的幽灵。
布杜杰尼是个典型的熙熙攘攘的犹太人小镇，各种各样的重大争论和犹太人区的重大悲剧让它深受震动。报纸上登出的最新一起巴黎人的丑闻，与邻街的以自杀相威胁的风流韵事一起挤进了人们关注的视野。居住在通衢大道两旁的人与拥挤在穷闾隘巷中的人分成了两个社会，它是一种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等级制度的标志。宗教和政治激情聚了散，散了又聚。对学问和体面生活的尊崇与对金钱的追逐各不相让。在夏加尔绘画中的那由密密麻麻的蚁堆构成的天空上，每朵飘浮的云彩中都搏动着对伟大冒险的渴望。
伊特卡尼的德国氛围一点儿也不独特，而较为稀松平常。伊特卡尼是个通衢要冲，像它所属的整个帝国一样，对“外国人”开放，将他们渐渐吸纳进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主义的社区，这个社区不再属于东方，而是属于西方。犹太人在伊特卡尼不占多数，但它常常会选犹太人当市长，就如我从我父亲和博根先生那里听来的那样。这在邻近的布杜杰尼是很难想象的。弗洛·多克托尔·黑尔曼，也就是那个在特兰尼斯特里亚的首个可怕的冬季，为一小瓶普通药品——后来证明，它对我处于弥留之际的外祖父没有任何作用——而向我母亲索要一大笔钱的人，就是来自这样一个市长家族。她的祖先迪斯切和撒穆尔·黑尔曼位列该镇档案的荣誉名单之中。
1941年10月的驱逐令陡然抹去了伊特卡尼与布杜杰尼间的差异。那些来自布杜杰尼、来自老罗马尼亚王国的人，也就是我的外祖父、舅舅和姨妈，与我们这些来自伊特卡尼的、他们的“德国化了的”共同信仰者们一样，被归入同类人之中。这治好了带有奥地利帝国的优雅做派的布克维纳人的毛病，在他们的盛日，他们对自己那些生活在边境线罗马尼亚一侧的布杜杰尼的独特而吵闹的邻居嗤之以鼻，而后者则对前者的冷若冰霜的礼貌敬而远之。
我父亲常给我看1945年4月18日由雅西警察机关督察员颁发的临时身份证，它只是证明“马尔库·马内阿先生及其家人，包括珍尼塔、诺曼和露蒂，据此于1945年4月14日经尤根尼-雅西海关所在地自苏联遣返。其目的地为法尔提西尼镇，巴亚县，卡扎沃达街。此证明只在其到达新地址前有效，在新地址，他得遵守由人口署制定的法规条文”。没有提供任何涉及1945年的遣返的原因，或是1941年的放逐的原因。“我们没有其他有关我们遭驱逐的文件证明。”父亲简明扼要地说。
正如我现在所了解到的，1941年的打击，其基础在前几个流氓年中就已借由那些振聋发聩的事件准备就绪。1940年9月，安东内斯库元帅[6]宣布全国处于军事状态。这是紧接着军团叛乱之后的事。绿衫人在大街小巷游行，占领了伊特卡尼糖厂，我父亲被迫停止工作，他们还吊死了苏恰瓦的音乐家雅格布·卡茨。布克维纳人听到谣传，说在布加勒斯特的屠宰场进行了“仪式性”杀戮，军团兵将被谋杀的犹太人的尸体吊起来，尸体上盖有kosher[7]标记。犹太人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在犹太人教堂被当作人质。集结在苏联边境附近的部队的德国军官，以元首的“最终方案”相威胁，以此来羞辱犹太人。1941年10月9日清晨的布告要求，镇上的犹太人“立即将拥有的所有黄金、现钞、股票、钻石及宝石上缴到国家银行，并于同日携带手提行李在布杜杰尼报到”。已经关押了120名犹太人的苏恰瓦集中营依据此项新法令被立即拆除。在那一天，1941年10月9日，大街上鼓声阵阵，传达指令：“犹太人立即离开本镇。所有私人物品一律留下。违者处死。”
“一切就是这样开始了，在住棚节[8]的一周内。”我父亲会这样叙述：“向前走，那在战后层出不穷的电影中为人所熟知的声名狼藉的队列。突然间，我们失去了所有的权利，只留下一项职责：死亡。我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背扛行李，慢慢地走下山来。人们排成杂不成行的队列，顺着两边种着白杨的三公里长的公路行进。”是的，就是那条通向布杜杰尼火车站的两边种着白杨的公路，书商阿夫拉姆·布朗斯坦过去常常往来于这条公路，扛送每日的报纸。
火车从布杜杰尼车站出发，驶向人们心知肚明的目的地。德涅斯特河就是我们的冥河[9]，渡过它，我们被运往阿塔基（ataki）、莫格黑勒夫（moghilev）、沙戈罗德（shargorod）、穆拉夫（murafa）、伯沙德（bershad）和巴戈（bug）等地。在1945年春夏的交谈中，这些异国的地名常常被提起。相反，布杜杰尼、伊特卡尼、苏恰瓦这些地名却少有人提，仿佛它们因羞耻而躲藏了起来。
思乡与憎恨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在沉默中转化着。在说过一切、做过一切之后，压迫者们并没能歼灭我们，反倒是他们输掉了战争。在当时，似乎只有这一点是重要的。新纪元已经有了其新的传教士。谁能相信呢，他们之中就有我们温柔的玛丽亚的新婚丈夫。“一个共产党员”，人们交头接耳地说。这对夫妇住在苏恰瓦，但对我们而言，谁都不曾提到要重返甚至是探访我们的老住处，虽说它仅在一个小时的路程之外。重回我们遭驱逐之地似乎是个禁忌。我父母不曾谈论未来，至于他们的后代，当前的生活不啻如天堂，既无过去，也无未来。我们是在4月18日被遣返的，那天，我们在雅西警察机关登了记，决定前往法尔提西尼。起先，我们住在我父亲的哥哥阿伦伯父家中，后来又住在雷米尔家。接下来的两年，我们住在拉道提（rǎdǎuti），它是布克维纳的一个迷人小镇，离苏联边境不远。
苏恰瓦的名字直到1947年才重新出现在我们谈话的地图之上，那一年，圆圈闭合，我们重新回到了开始的地方。
[1]摩尔达维亚（moldavia），14至19世纪期间的摩尔多瓦公国所在地，位于今罗马尼亚东北部。
[2]斯特凡大公（stefan the great），摩尔多瓦王储（1457—1504），因长期抵抗奥斯曼帝国而闻名欧洲。
[3]德语，黄油面包和牛奶咖啡。
[4]哈西德派（hasidism），犹太教一宗派，18世纪兴起于波兰。
[5]加利西亚（galicia），欧洲中部一地区，包括波兰东南部和乌克兰西北部的部分地区。
[6]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1882—1946），罗马尼亚军事法西斯独裁者，首相（1940—1944）。
[7]kosher，按照犹太饮食教规对食品、辅料和添加剂进行的“洁食认证”。
[8]住棚节（sukkot），犹太教的收割节，在每年9至10月间举行，时间为7至9天。
[9]冥河（styx），希腊神话中环绕冥土四周的河流。
切尔诺贝利，1986年
1945年4月，卡车停在两条街道的交汇处。卡车尾部的木头挡板被挪开，以便让乘客们出来。又是片刻的等待，一个没有尽头的混乱时刻。等它过去之后，一切都重新快速运转起来。死寂的街道上突然间冒出一群陌生人，从而变得活跃起来，那是些跑向卡车的男男女女。不到几秒钟，他们就来到这些已经从卡车上下来，站在人行道上——进入现实世界——的孤魂野鬼身边。接下来的是拥抱，悲叹，眼泪。
突然间，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小男孩盯着他的父母，那迷惘的眼神与他凝视那些陌生人时一模一样。又过了一两秒，轮到他来接受拥抱和亲吻，抱他的人长着陌生的、有雀斑的脸，有大而粗的手，还有喉咙咕咕作响的声音——伯父伯母，表兄表妹。团聚的兴奋喜悦！团聚？他甚至不记得曾见过这些人。然而，世界刚刚被重新带回到生活中，这些人便身居其中。
这是真正的回归，从于1945年4月将我们带回的卡车上下来，从雅西带回到法尔提西尼，一个摩尔达维亚小镇，这里到处都是鲜花和明信片中的风景，我父亲的哥哥便居住在此。阿伦伯父矮矮胖胖，双颊红润，目光热切，快言快语，是那种哭起来和笑起来都会浑身颤动的人。他用强壮有力的胳膊一个劲儿地紧紧拥抱我们，一个接着一个，热情似火。由于他们居住在摩尔达维亚的法尔提西尼，而不是住在布克维纳的苏恰瓦，所以家族中的这一支未被放逐。法尔提西尼与苏恰瓦间的距离仅为25公里，可此类琐事正是历史闹剧所搬演的东西。
我们被驱赶至蛮荒之地几达四年之久，不到一个月前，战争正式结束，噩梦的幕布即将合拢。在那个早春的午后，未来重新显现，它是个五颜六色的肥皂泡，为了吹起它，我使出浑身力气，充满了眼泪、口水和呻吟，就这样将自己从往日的钳制中拯救出来。这个小演员就此登场，他对赞誉如饥似渴，对新的体验充满渴望。他活着，他幸存了下来，周围的一切都存在着——真是不可思议！有树，有天空，有话语，有各种各样的食物，而最重要的，是有了充满快乐的天地。
1945年4月，我是个9岁的老男人。40年后，在1986年春天，我发现自己身在布加勒斯特的联合广场市场（piata unirii market）。我注视着一辆停在一座官邸似的白色建筑前的卡车，那里是曼努克酒吧，车上拉的是苹果。卡车的后挡板已被打开，两个黑黝黝的年轻人正在把小山似的苹果推倒在人行道上。1986年的那个春季，布加勒斯特几乎样样短缺，却有大量的苹果，它们漂亮极了。
几个月后，我将年满50岁的幼龄。多年来，我已获得了足够的理由去怀疑周年纪念和巧合事件。可在那个春天的早晨，在市场上，在40年后，我突然间在那辆似乎是陡然出现的装苹果的卡车前呆住了。我视若无睹地凝望着卡车及其装载的金灿灿的苹果。我住在附近，离此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就在几天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刚刚发生。我很少外出，避免去公园、露天大型运动场和广场。我公寓的窗户已经连续关了好几天了。
然而，吸引了屋内三个人注意的并不是切尔诺贝利，这三个人是坐在沙发上的我母亲，我本人，以及刚刚从以色列来的堂妹露蒂，我俩都坐在镶边的扶手椅中。
“马尔库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坐在沙发中的瞎眼女人正在说话。“他父亲死于1945年，你说得对。他有九个孩子。我的祖父，你们的曾外祖父，有10个孩子。那时候，人们会生很多孩子。”
“我们父亲的父亲，我们的祖父，是个农民，”我向露蒂解释说。尽管这个故事她已经听了许多遍了，但也许在10年后，由于她定居在远方的圣地，她已将所有这些东欧故事忘得一干二净。“他是个乡村面包师。他有栋农舍，家里养着牛、羊、马。当我们的父亲还是孩子时，我们的祖母去世了。他留下了三个孤儿：阿伦，马尔库，也就是我父亲，还有努卡，他是最小的孩子，也就是你的父亲。祖父续了弦，又生了六个孩子。我在1945年见过他，当时我们刚从流放地回来。”
瞎眼女人耐心地等待着，等着轮到她继续讲故事——一个苍老、疲倦的声音，慢慢渗入倾听者的记忆中。
“年仅18岁时，我的祖父，你们的曾外祖父，已经是个鳏夫了。他又结了婚，娶的是祖母的妹妹，当时她14岁。15岁时，她生下了自己的头生女，阿德拉，也就是埃丝特的母亲。你们可能听说过埃丝特，她有个儿子，是个独生子，死于“六日战争”[1]。在阿德拉之后出生的是我父亲——亚伯拉罕，阿夫拉姆——然后是两儿一女，女孩是芬妮，阿里尔的母亲。你在巴黎见过阿里尔。”她转向我说，“然后出生的是挪亚，你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接下来又生了一个，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他老早之前就夭折了。接下来是利厄姑妈，利厄·雷米尔，我们回来后在她家住过。还有一个儿子，他去了美国，死在了那儿，是因为癌症，当时19岁。当然，还有他第一任妻子的孩子。所以，他们总共有10个，我祖父的孩子，10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们非常穷，穷极了，可每周五晚的餐桌上，都会有个叫花子或乞丐与他们一起吃饭，没有一个星期不是如此。”
“吃什么？”
“啊，有什么吃什么，没东西，没什么可吃的。”
“那么你的祖父呢？你了解他吗？我们的曾外祖父。”
“不，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马瑙留，那个兽医，还有杜米特雷斯库，那个公证人，过去常对我说：希埃娜——他们是这么叫我的——真可惜你没见过你爷爷……他雪白的长袜，他的完美无瑕，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情。他是个宗教人士，非常博学，非常严厉，这就是他们告诉我的全部。”
“希埃娜（sheina），这个名字是否来自sch?n？在意第绪语中，shein是美丽的意思。”
“哦，他们是这么说的……”
她继续说着，可她的声音永远不再能恢复以前的活力。我提出的问题未能取得希望的效果。这不是个新鲜的故事，我们这些以前已经听过许多次的人也不再年轻。这种近乎仪式性的重述是为了来自远方的客人，以提醒她，她把什么留在了身后。
“曾外祖母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个生了那么多孩子的寡妇。她是怎么过来的？”
“社区给她提供了一小笔养老金。孩子们都工作，从小小年纪就开始，特别是男孩子。这是种家族特性。利厄姑妈常说，她的孩子们也常说：‘人必须工作，人必须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她的儿子从10岁时就开始干活了。他们很穷，他们没衣服穿。那些寒冷的冬天……他们给富家子弟当家庭教师，如法尔提西尼的努斯格尔腾家和霍夫曼家。下午5点，这些人会停下手中的事情，喝茶，吃蛋糕，可他们从未想过要给这些可怜的家庭教师一点儿东西。”
“这些人就是你的犹太同胞，全都是虔诚的人？发明阶级斗争的不是你的叔叔马克思……现在跟我们说说外祖父，你的父亲。”
“那时候，布杜杰尼没有报纸。你只有在几公里外的大城市苏恰瓦才能买到报纸。布杜杰尼当时真的只是个小镇子，可是它很有活力，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我们全家都来自那里，来自布杜杰尼，我祖父，我父亲，我们所有人。我父亲是布杜杰尼第一个通过邮局订阅报纸的人，《晨报》（dimineafa）——一份，只给他。”
“可你说过，他从未上过学。”
“不，我的意思是他从未上过罗马尼亚语的学校。他在星期六会做什么呢？他自学，那就是他。一直以来，许多人都来向他咨询，就像向律师咨询一样。他是布杜杰尼第一个订阅《晨报》的人。邻居们每天都来读报纸。过了一阵，他订了五份报。他的经营活动就是这样开始的。麻烦也就是这样开始的。当韦克斯勒——这是他的名字——看到我父亲订了《晨报》，他就订了《密涅瓦报》（minerva）。可韦克斯勒是有钱人，花五个巴尼他就给你一份《密涅瓦报》，还外加一品脱啤酒和一支香烟。这是针对你的竞争，足以毁掉我们。”
“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外祖父多大？”
“在布杜杰尼开始他的第一项报纸业务时，他约莫17岁。最后，他成了该地区第二大报纸发行人。《世界报》的主管斯特里亚·波佩斯库给他授了勋。”
“《世界报》？那不是份右翼报纸吗？”
“当然，还反犹太人。不过，他们还是给他，一个犹太人，授了勋。康斯坦丁·米尔也给了他奖励。我以前告诉过你这些。米尔是民主党派报纸《真理报》（adevǎrul）的主管，他非常喜欢我父亲。我姐姐丽贝卡结婚时，父亲给他发了邀请信，康斯坦丁·米尔回赠了一份礼物，一条绣花的丝绒床单，还有一封精美的电报。”
“格劳尔，也就是丽贝卡的丈夫呢？他靠什么维生？”
“粮食。”
“那么，一个人做粮食生意，一个人做报纸生意，还有一个人做鸡蛋生意。国际同盟，其总部在布杜杰尼！难道挪亚，也就是外祖父的弟弟，过去不是卖鸡蛋的吗？”
“没错。挪亚——你说对了他的名字——住在博托沙尼时常卖鸡蛋。如你所知，罗马尼亚王公允许犹太人进入该国，就是为了这一点，而不是为了其他任何事——我们只被批准从事经商活动。于是挪亚将罗马尼亚鸡蛋出口到整个欧洲。他就死于那些灰尘，那些打包时的灰尘。他一生都在吸入干草里的灰尘。他得了喉癌，50岁时死去。贝拉婶婶，他的遗孀，继续经营这项生意。她能用三种语言写信，是个一流的女商人。”
“比你更优秀？”
“也许。是的，甚至更优秀。人们过去常常告诉我，我可以当个好律师。他们也是那么说父亲的。他们过去全都常常跑来向他请教。”
“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位优秀律师的，我敢肯定。也许那会让你平静下来。诉讼会让你精疲力竭，帮你放松下来。几年前你告诉我，你多么后悔不曾抽烟喝酒，没有任何也许能让你平静下来的恶习。你就是这么对我说的，记得吗？”
“我的生活不大平静，这是真的。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开始工作。父亲，上帝保佑他，因为生意的缘故常常出门。家里的杂事都留给了我。有时他走得比苏恰瓦还要远，到了相邻的国家，到了博托沙尼，多罗霍伊（dorohoi）。他与学校做生意，出售教材有10%的佣金。作为回报，学校保证，他们的全部教材和文具都印上我们的图章。”
“librǎria noastrǎ，‘我们的书店’，这不是它的名字吗？一个很社会主义的名字，不是吗？那么，正是你们将社会主义引入这个国家的。反犹分子对犹太人的观点也许是对的。难道你不记得，到50年代和60年代，所有的书店都叫作librǎria noastrǎ？20世纪50年代，你在苏恰瓦的一家librǎria noastrǎ工作过；所有书店都为国家所有，都叫作librǎria noastrǎ。战前，你们全都被指责为吸人民鲜血的资产阶级剥削者。而当时，你们受到的是传播共产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的指控。”
她视若无睹地看着我们。这个玩笑似乎没有令她感到欢欣鼓舞，政治从来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她只想能够回到往日的传奇中去。
“我们努力工作，艰难度日。是的，librǎria noastrǎ，‘我们的书店’，就是这个名字，它是我们的，不是国家的。一个大差别。”
“哎哟，是的，一个本质的差别。”
“学校只买印有我们图章的书籍和文具，这就是协议。学校9月开学时，订单源源不断，就像面包店的订单一样。晚上，我停下工作时，总是觉得精疲力竭。我从很早就开始努力工作。我们全都工作得很辛苦，父亲，我，还有苏利姆，我的哥哥。结婚后，我还继续帮父母干活。我们被送入集中营时，我父母只带了5000列伊[2]，他们只有这么多钱，不过留在书店的股票值100万列伊。”
“你说你什么都扛。”
“当然。萨多维亚努、雷布瑞亚努[3]、埃米内斯库写的书，所有人写的，方多亚努[4]、塞巴斯蒂安写的书。还有报纸，各种各样的报纸。父亲甚至参加过出版会议。”
“他常常自己从车站把报纸扛回来。这是你告诉我们的，全都是他亲自出马，在黎明，沿着两旁长满白杨的公路。我知道这路，我最近从那条路上走过。”
我在巧妙地利用怀旧情绪，它是往昔岁月的诡计，我的老母亲现在从中检索出的只有一些奇特的口头遗存。就连这也会在不久之后消失，我知道。一切都会消失，那些老故事，还有这个故事，此刻的重述，不久都将成为过去。她正凭着她那看不见的眼睛滑下人们称作传记的雪橇的最后一个弯道。露蒂即将返回耶路撒冷，至于我，谁也不知道到了秋天我会身在何方。我们三人都在试图缓解团圆的紧张感，梳理过往的冲突。1986年是个流氓年，就像以前和此后的那些年份一样，社会主义年，变成国家社会主义年。这就是我现在对这些我通常当作耳旁风的故事倾耳聆听的原因吗？以前，我对这些眼泪汪汪的故事很不耐烦，只因为我无法忍受那恼人的重复：离开，离开，离开。是我终于了解到她是对的呢，还是我只是试图减缓我们近在咫尺的分离的打击？
母亲没有听到我才说的话。最近，她开始变得衰弱起来。
“他常常亲自从车站扛报纸。”我重复道。
“马车只要一个列伊。‘只要一个列伊，父亲，为什么你不雇辆车呢？’‘我需要锻炼。’他说。他每天要走13公里。清晨，在他出发去车站之前，他会吃烤牛排，并喝一杯酒。如果不是那次放逐，他会活到高寿。他很健康，强壮。我的早晨从7点开始，喝点不加糖的咖啡，然后直到下午五六点钟，什么东西都不吃。”
“他付你工钱吗？”
“付我工钱，他自己的女儿？我是他喜欢的女儿。我什么都不缺，他对我有求必应。当然，我工作很努力。我始终都是个快手。”
“还有那个婴儿，你的儿子？你在这件事上也很快吗？”
“你未满九个月就出生了。我生你时差点儿死掉。医生在我的床边从周三守候至周日的早晨。他不知道如何帮我，他认为我要死了。至于婴儿……毫无希望。婴儿会是个死产儿，人们都这么说。所以，当你出生后，没人相信你会活下来。你是那么小，低于正常体重。他们把你放进早产儿保育箱中。只有我父亲保持乐观。他问你有没有指甲：如果他有指甲，他就会活下来。就是这么说的。”
“我在后来的生活中差点儿失去了指甲。他是对的，它们不会在任何年龄都唾手可得，一种生命的标志。”
我们三人都笑了，母亲的笑声短促而虚弱。她几天前才刚刚出院，这也是露蒂风尘仆仆地从耶路撒冷赶来的原因。露蒂就像她的一个女儿，这位自幼就失去母亲的侄女，我父亲弟弟的女儿，是在我们家长大成人的。
我小心翼翼地给咖啡桌上的录音机倒带子。坐在沙发上的瞎眼女人看不到这机器，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录音。她完全瞎了，手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你的丈夫呢，也就是婴儿的父亲。他是怎么赢得你的芳心的？”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夏天常去法尔提西尼。那是在7月20日，圣埃利亚斯节。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从布杜杰尼去了那儿，都是些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我正等着从法尔提西尼往家开的汽车，我每年都是那么做的。突然，这个衣着漂亮的年轻人出现了，还带着只折叠凳。”
“折叠凳？”
“汽车总是很挤。他把小凳子摆放在我旁边。过了一会儿，他问，你是雷米尔太太的亲戚吗？法尔提西尼的利厄·雷米尔。雷米尔太太是我姑妈，我说。我长得非常像利厄姑妈，人们都这样说。”那张苍老、皮肤下垂的脸，因时间和疾病而饱受摧残的脸，看着比利厄·雷米尔的脸还要老。大约20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利厄·雷米尔，当时她来——家族的外交使节——说服我中止与那位非犹太姑娘的不合教规的爱情关系，这种关系已招致了整个家族的反感。利厄·雷米尔那平静无忧、一本正经的脸上，没有我现在从面前这位瞎眼面具上读到的那种沧桑感。
“他认识雷米尔太太，还有她的丈夫基法，他是位国际象棋手，是作家米哈伊·萨多维亚努的象棋搭档。基法很难相处，利厄与他经常吵架。他很聪明，从生意方面来说是个家具商，可他总是出入于咖啡馆，将钱赌得精光。那年轻人还认识雷米尔的孩子们，那些聪明、勤奋的学生。当时，雷米尔家在家时说希伯来语，镇上只有她家如此。他问我认不认识波丽娜，那个跛脚的裁缝，她嫁给了他的一位表兄。接着，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他正在追求一个人，兰多小姐。我认识她，伯莎，那个药剂师，一个不错的姑娘。”
“那么，是一见钟情。”
“哎呀，从法尔提西尼到苏恰瓦能有多远？只有一个多小时。他在刚到伊特卡尼时下了车，他在那里的糖厂上班。我继续前往布杜杰尼。我一回家就去找阿玛丽亚，告诉她这一切。阿玛丽亚是我的邻居和朋友。我告诉她，我刚刚在汽车上遇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年轻人，伯莎的一个朋友。”
“那人50年前要比现在好，难道你不会这样说吗？”
“接下来的星期六，我接到他的一张明信片。”康复期的病人继续说，仿佛没有听见我的问题。“‘致珍尼塔·布朗斯坦小姐，尊贵的书商。’上面就写着这些。接着，有一天，我看到他骑着自行车经过布杜杰尼。他停下来，告诉我这个周六在伊特卡尼有场舞会，问我是否愿意与他一起去。那个周六的5点钟，他出现了，当时布杜杰尼的所有人都在屋外的走廊上。他穿着漆皮皮鞋和一件漂亮的夹克。一辆出租车等在那里，可我父母不让我去，他们不知道他是谁。”
“你就那么顺从？我不相信。”
“在那之后，马尔库和我参加了所有的舞会。他总是骑自行车在周六、周日下午来，还有周三晚上。伊特卡尼总有舞会，慈善舞会，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募捐，一所学校，一座溜冰场，猎人俱乐部。我每次都会穿着不同的衣服参加舞会。那套紫色的礼服引起了轰动：紫色的绸缎，加上与之相配的鞋子和帽子。”
“他能够负担得起所有那些舞会吗，靠一位会计师的工资？”
她用手指指了指她干燥的嘴唇，她渴了。我倒了杯水递给她，可她没看见。我把她的手放在玻璃杯上。那手在握杯子时颤抖着。她啜饮了两口，示意我将杯子拿开。我把杯子放在她前面的桌子上。她没有看到它。
“当然，靠他的工资，他在那家工厂收入不菲。他会给我送花，紫丁香和玫瑰，还有信。我们都很年轻，那是不同的时代。”
“给你做衣服的人是谁？”
“沃斯洛威茨太太。”
“那位波兰女士。与我10年前、20年前认识的那个沃斯洛威茨太太同名同姓？她现在一定有200岁了。”
“每套衣服她要300列伊。她现在90岁了，可我听说，礼拜日她还去教堂，每个礼拜日，无论春夏秋冬，风雨无阻。”
“那么，她在国王统治时期、在绿衣军团统治时期，以及在红色斯大林主义者统治时期都为你做衣服？还有现在，在我们热爱的红绿相间的领袖的统治下。你在1941年消失时，她说了些什么？她一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有，等你们回来时，她说了些什么？”
“我们被带走时，市长甚至不允许我把拖鞋放进背包中。我把它们留在了走廊上。玛丽亚在车站抓着我们不放，她想跟我们一起上车，不想离开我们。在边境，德涅斯特河附近，在阿塔基，他们让我们下了火车。那是列运送牲口的货运列车，我们一个摞一个，像沙丁鱼。在阿塔基，抢劫开始了，尖叫，殴打，枪击。等我们缓过神来，我们已经到了桥的另一侧。我父母留在了后面。我看到一位士兵，他可能是用枪将我们推出火车的人中的一个。我现在老了，贫穷而可怜的我，可那时……那时我很勇敢。我走向那个士兵，告诉他：先生，我父母留在了后面的阿塔基，他们老了。我给你1000列伊，请把他们带到这儿来。”
特兰尼斯特里亚在我们家里的谈话中一直不怎么被提起。大屠杀还没有变为后来那些年中的流行话题，痛苦也还没有因公开的认罪而痊愈。通常，犹太人区的这些伤心悲叹会令我义愤填膺。但我们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心平气和了吗？那痛苦的、棘手的矛盾冲突能够变成笑谈吗？
“我们走吧。”她会在1945年和1955年以及接下来的所有年份里不断这样说。“天要黑了……我要走了。”正如诗人所预言的那样。她在布杜杰尼的“我们的书店”中读到过方多亚努-冯达所写的这句诗吗？这位罗马尼亚诗人从巴黎去了奥斯维辛，而不是耶路撒冷。我已最终接受了这行诗句的负重，以及我那现在双目失明、哪儿也去不了的母亲的强迫性预见吗？当听到“异教徒”、“非犹太人姑娘”、“滚开”等词汇时，我不再跳脚大怒，我现在可以容忍所有那些我以前竭力逃避的犹太人区的习性。她又一次示意她的嘴干了，要喝水。她喝了一小口，将杯子递回给我，然后准备重返舞台中央。
“‘我给你1000列伊。’我对他说。他本可以开枪打我，或是搜我的身，把钱全抢走。‘好吧，’他说，‘我会去把你的人带回来，为了1000列伊，可我还想要一罐尼维雅奶油。’”
“尼维雅？他要尼维雅干什么？你怎么会带着尼维雅奶油？”
“我带了，这是上帝的一个小玩笑。我往背包里塞了两罐尼维雅。”
“那么，没带拖鞋，可你带了尼维雅。”
“我把尼维雅给了他，他把我父母带了回来。我们一路都带着他们，直到他们死去，他们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当我父亲临死时，弗洛·多克托尔·黑尔曼告诉我，她有一小瓶药，德加冷滴剂，也许会对心脏有所帮助。她问我要1000列伊。”
“在集中营里与死亡做交易？”
“是的，人人都在那么做。我给了她1000列伊。多罗霍伊的韦斯曼恩医生说那毫无用处，已经太迟了。‘你最好用那钱给孩子们买衣服或食物。’他说。可我非得试试，不管什么方法。我父亲那时连药滴也咽不下去了。”
“你是个与痛苦斗争到底的斗士。”
“那又怎样！马尔库从一开始，从他们把我们推上火车起，就变得垂头丧气，到他们把我们扔下火车时也不见起色。我们半夜被辱骂声惊醒，刺刀就在胸前。当他看到自己的衬衫爬满了虱子时，他叫道：‘这不是生活。’他丧失了希望。他一直是个干干净净的人，那么优雅和挑剔，同一件衬衫不会穿两次，连短袜也要熨烫，想想那情景。‘这不是人该过的日子。’他不断地重复说。在特兰尼斯特里亚度过起初的几天后，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着这句话。‘再也不值得活下去了，不值得。’‘值得的。’我总是对他说。‘活着是值得的，就是值得！如果我们挺得住，如果我们活下来，你就会重新穿上干净的衬衫。让我们为了这一点坚持下去。’我们做到了。谁知道我们是否还能回来？”
她突然把身子转向门——有人进来了。
“塞尔路塔？是你吗，塞尔路塔？”
茄拉已平静而快乐地出现在舞台的入口处。
“有许多次，塞尔路塔，我比他还要绝望。”她对自己的儿媳妇说。
茄拉站在门口，看着沙发上的我们三个。我母亲正在对她说话，就好像她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都在场似的。
“有多少次……我得紧紧抓住什么，抓住德国军官的外套不放，求他把我们从想杀掉我们的乌克兰人手中解救出来，那些为德国人服务的乌克兰帮派。我抓着我为其工作的农民的胳膊不放，大冬天里，我得穿着麻袋布做的衣服走上八公里。我工作整整一周，只能换来几个土豆、一条面包和一些豆子。1944年，当苏联人解放我们时，我紧紧抓着约赛尔，我们的拉比，求他上演奇迹，救救马尔库。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是把犹太男人送到前线去与德国人作战。他们比骷髅好不到哪儿去……”
“可拉比能做什么呢？他认识你吗？”
“约赛尔，苏恰瓦的拉比？他和我们同时遭到了驱逐。他当然认识我。他还认识我父母，在伊特卡尼，在战前。我们过去常定期地给他送钱、油和糖。我去找他，开始哭泣：瞧啊，拉比，瞧我们变成什么样子。我住在没有窗玻璃的破屋子里。孩子们在挨饿，我丈夫正要被苏联人送走。我又孤独又绝望。我瘦得不成样子，体重只有44公斤。”
“他帮你了吗？”
“他帮了，他帮了。他坐在那里，手托着下巴看着我。然后他说：‘回家去。回家去，明天早上，真的会出现奇迹。’每个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都这样说：上帝的奇迹。‘回家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明天早上，你就会好起来的。’他告诉我。”
“你好起来了吗？”
“马尔库已经逃离了红军。一个奇迹，不是吗？他跑过森林，跑了几天几夜，然后他设法在那里找到了我们，在比萨拉比亚中部，又一个奇迹。”
“瞧啊，逃兵来了。优雅，挑剔，正像你说的那样，穿着白衬衫，像平常一样完美无瑕。”我宣布道，把磁带翻了个面。
“马尔库，马尔库回来了吗？”她焦急地问道。
我父亲刚刚走进来，戴着漂亮的帽子，穿着灰色的夏季西装，白衬衣，蓝领带。只是那只三条腿的折叠凳似乎不见了。像往常一样，还是那个逍遥自在的自我，平静，踱着方步。
“马尔库，你去市场了吗？你买什么东西了吗？”
“他还能到哪儿去？”我插嘴道，“你还以为他会像过去一样，给你带来紫丁香和玫瑰花吗？”
“我买了份报纸，”父亲干巴巴地宣布说，“还有苹果。他们正在卸几辆装着苹果的卡车。”
他把报纸交给我，《罗马尼亚自由报》（romania liberǎ）。头条新闻是：“党和国家委员会关于控制和监控环境的公告。5月6日，据记录，受影响最大的地区，包括布加勒斯特自治市在内，核辐射的程度都有所降低。”
“听听，听听，污染减少了，”我说，“自打露蒂从圣地来了以后，新闻公告就变得较为乐观起来。”
报告继续说：“在某些地区，核辐射程度有轻微增加，但它们对人不构成危险。”不构成危险，不过还是建议我们在饮水、吃蔬菜和水果时要更加小心。儿童和孕妇被告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空旷处。空旷处，确实如此！我们应当只消费在官方商业网点出售的牛奶和乳制品——木头语言，比核辐射还要死气沉沉。那么，既然危险已经减少，谨慎务必增强。你真的相信他们吗？控制与监控，那是唯一可以相信的消息，控制与监控。
我们等着吃午餐，等着午后的小睡，那些孤独的时刻。我们全都挤在这间小公寓里，一如我们最近40年来一直挤在思想狭隘的社会主义的狭小限制之内。
“听听这个，几天前……”我从堆在桌上的报纸堆中又抽出一张，开始读起来。“几天前，负责控制与监控的同志告诉我们：‘在5月1日和2日期间，由于风从东北方向——辐射发生区域——向西南方向吹送，记录显示，辐射程度有所提高，刚好超过正常水平。’其准确含义是什么，‘超过正常水平’？灾难？”
可我无法引起任何人对此事的关注。全家人都平静地等着吃午饭。
我坚持不懈。“超过正常水平？‘正常’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理解‘正常’的概念？再看看这……”我从报纸堆中又抽出一份报纸，可能引起我的听众的反应的机会微乎其微。
“第二天，它说：‘记录显示辐射性相对减弱，但它仍然维持在一个高水平。’相对减弱……但仍然处于一个高水平。苏联人宣称，核污染只会影响苏联境内，而自由欧洲电台——对非自由欧洲的广播——昨天宣称，美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馆自己进行了测量，如果他们还没有将使馆人员送回加利福尼亚，也许就意味着事情最终真的没关系。谁知道？无论如何，让我们回到勇气妈妈[5]和她疲惫的心脏。”
“我的心脏不太好。可真正的问题是，妈妈看不见。”那老妇人耳语道。“只要我能看见一点儿东西，那做手术的痛苦也就值了。今天早晨在医院里检查时，我同医生一起待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我将来能够看见。啊，谁知道……”
“你能说出光的方向吗？你能看到光吗？”
“是的，我能。”
“还能看到其他什么吗？你能看见谁在房间里吗？或者某人何时在走动？”
“只有些影子。如果有人走近，我可以看见一条影子。现在，当你对我说话时，我只可以辨别出你的影子。我想看看露蒂，那就是我强迫她来的原因。我想再看看她，但至少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存在。”
“你是否记得，姑妈……？”
轮到那位以色列客人登台亮相了。
“你是否记得，当我们回到罗马尼亚时，他们是什么时候把我弄上火车的？”
“我当然记得，我怎么能忘呢？他们同意将孤儿从特兰尼斯特里亚遣返回国。你是个孤儿，你母亲在我们遭驱逐之前就去世了。这就是我们把你带进我们家的原因，这也正是你同我们其他人一起进了集中营的原因。你列在遣返的孤儿名单上。可当他们把你弄上火车时，莫伊舍·坎德尔hot arranzhirt az zein yingl zol nemen ir ort。”
最近几年，尤其从她看不见时起，母亲就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意第绪语——犹太人区的代码。我转向茄拉，翻译道：“莫伊舍·坎德尔计划让他儿子顶替她。”然后，我恢复了自己的角色，充当一个已经忘记了这个故事的天真无知的人。
“那怎么可能？你向坎德尔的肮脏行径表示感谢了吗？他可能会摆出一副敬畏上帝的样子，不是吗？”
“上帝会感谢他，不是我。他移居到了以色列，他的一个儿子死于一场车祸。”
“你又要说那些了——上帝，拉比，奇迹。当上帝把你送到特兰尼斯特里亚时，拉比能做什么？”
“送我们去的不是上帝，他把我带了回来。拉比真的在我的生活中上演了奇迹。”
“那张筛子的故事怎么样了？”
“什么筛子？”
“那张神奇的筛子。你不是给我们讲过你哥哥苏利姆的故事吗？他是如何那样安于自己的单身汉生活，直到未来的新娘使了一两个有魔法的诡计。她不是去找一个到处转那张魔法筛子的女人了吗？难道这不正是你迷住马尔库的方法吗，用一张筛子？”
她笑起来，大家都笑起来。
“马尔库不需要筛子。我也从未去找过那女人。她早就死了，在战前。”
“那你的儿子呢，我凭什么会拥有幸福的婚姻？也许那张魔法筛子也为我转动过。”
“你妻子不是我介绍的。你是自己找到她的。”
的确，是我找到的。运气按照我的喜好转动了筛子。
“是的，你没介绍，可你曾阻止我娶另一个人。”
“命运总是注定的。”
过去的冲突已经变成了少许的幽默的靶子。只有讽刺还留有某些毒素。
“千真万确，你保护了我，你让我保护了自己。”
“你，保护自己？你从未保护自己。”
“当我无法保护自己时，筛子就会保护我。你过去常去墓地，吊唁埋在那里的所有拉比。也许他们会按照你的意愿转动筛子，改变命运。”
这个玩笑没什么意思，这个时刻也是如此，我们的和解仅仅意味着我们大家都老了，在这同一个套在大笼子里的小笼子里。
“命运？什么命运？那个你想娶的基督徒女人不是命运。”
“那个基督徒女人？她没有名字吗？她也失去了名字吗？难道不是你要求所有的拉比，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让那个非犹太姑娘失去自己的名字吗？”
那是过去的痛楚在作祟，现在它已变成了好脾气的玩笑。这是顺从还是宽容？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时的宽容？是的，面对死亡。
“拉比真的帮了我，你知道，他们也帮了她，我敢肯定。如果你非得知道，我也在为她祈祷。她过得不错，在英国；她现在有两个孩子，她过得很好。”
“她也许过得很好，可她并没有意识到，你在为她祈祷。”
“她知道，她知道。即使她不知道……”
“你为她祈祷？就连上帝也不会相信这一点。”
“噢，可我确实在祈祷，我祈祷她远离伤害。我不恨她，你一定得了解这一点。”
“为什么你要祈祷呢，既然她安全地远离了此地？她把危险带走了，带到了英国。为她祈祷，这真是太过头了。”
“不，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不希望她受到任何伤害，你知道这一点。我从未说过她的坏话。她有两个孩子，我听说，沃斯洛威茨告诉我的。她总是那么优雅，沃斯洛威茨说。她总是那样，可她不漂亮。”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我从未见过她。可人们都这么说。”
“如果你仍然与沃斯洛威茨有接触，为什么你没有设法给我的前任情人送一张近照，好让她可以看到我的秃脑袋和啤酒肚，让她能够为时间对她的罗密欧的蹂躏而感到高兴？你可能不想让她看见，岁月是如何让我变丑的。那只筛子终有一刻会为我们每个人转动，不是吗？那好，由于切尔诺贝利，筛子现在将唾手可得，它也许会让我们摆脱这些麻烦。你听见报纸上说了什么吗？我们不能待在户外，我们可能遭到辐射。我们不得不保护孕妇和那些可能怀孕的人。烹煮食物，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可买的食物的话。听听自由欧洲电台，从它们那里了解我们自己国家所发生的事……那只筛子可以将一切都挑选出来，只需轻轻一转。如果它能够将一次恋爱筛选出来，那么我猜，一次核事故将只是个孩子的游戏。”
她没有回答。她累了。桌边坐着我们五个人，吃午餐——茄子沙拉、烤辣椒、肉丸子、土豆、煎饼。我们没有理由抱怨，一切都会好起来，在这介于善恶之间的地方……瞧，金黄的苹果，削去了皮，小心地切成螺旋形的薄片；夺人眼目的苹果，从卡车直接卸在了人行道上，在辐射微尘达到高峰值时。
我们躺下来睡午觉，午睡证明了宁静的东方社会主义对垂垂老矣的西方的优越性。睡醒后，我们会置身于有气无力的对话，再蠢头蠢脑地看两个小时的电视，随着小丑总统结结巴巴地越扯越远——又一天结束了，一去不复返。切尔诺贝利事件将不确定性带入了人们的头脑。任何乏力迟缓的希望感注定会在不确定的时候挨上一记响亮的耳光，遭遇某种不正当的诡计的震撼。头疼，肿胀的眼睑，心悸，反胃？这是神经衰弱的常态，不是辐射。这是那几十年来已渗入我们身体和头脑的毒素。许多人早就感受到了那闪现在虚空之中的紧迫性，但冷漠的力量是无法削弱的。
[1]“六日战争”（six-day war），以色列为削弱阿拉伯联盟的力量，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于1967年6月5日发动的战争，整个战争于6月10日结束，持续了六天，故被称为“六日战争”。
[2]列伊，罗马尼亚货币单位，1列伊=100巴尼。
[3]雷布瑞亚努（liviu rebreanu，1885—1944），罗马尼亚作家，代表作有小说《伊昂》等。
[4]方多亚努（barbu fundoianu，1898—1944），罗马尼亚犹太裔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电影导演和翻译家。
[5]勇气妈妈（mutter courage），德国戏剧作家贝托尔德·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执导的戏剧《勇气妈妈和她的孩子》中的主要角色。
在一片含苞欲放的花丛中
1959年夏，我回到苏恰瓦。五年前，我离开了那里，去上大学，如果不是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1]那样赢得了全世界，那么至少也得到了可以保护我不受外在环境和自身弱点的攻击的盔甲。但我来了，回到了苏恰瓦，又成了个安分守己的人，容我这样说。我的工程师工作没有提供丝毫的保护，此外，事实还证明它完全不适合我。不过，如果你23岁，街道，房间，隐藏在片刻的神秘之后的面孔，女人，书籍，朋友——全都会强化我存在的磁场。
然而，对最终一事无成地被扔进失败的垃圾箱中的畏惧，那轮番扩张和紧缩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总是纠结在我的内心，无论是在沉睡中还是在清醒时。至于我的逃避策略，我对政治事务的不信任甚至扩展到了私下里的人际关系领域。我发现，当我拥有一种“双重解决方案”，即二中择一的可能性时，我会表现得更出色，包括在恋爱方面——就我而言，b计划，也就是由我的工程师工作所构成的安全舱口，在极端或无法预测的状况下非常管用。我的年轻气盛使我蔑视该项工作的暧昧不明和我家族不高不低的社会地位，一面竭力控制着那隐藏的恐惧，像蓄势待发的蜥蜴般不为人注意。永远都那么令人惊艳的艾伯特太太再次扮演起她的家庭角色。她的女儿现在已嫁为人妇并生下一个婴儿，这时也回到了镇上，一如我们青春期恋爱时的情景。我们身边的家人没有改变，他们的后代离开家去上学，等待移民的机会。我身旁的制图板后坐着一位苗条的金发碧眼的苏联女郎，她总是会让我知道——用她那无与伦比的语法错误和不可抵御的口音——她的丈夫将在何时离家。有大量的机会谈情说爱，消遣解闷，而我的职业责任并非能够压倒一切。
曾目睹我昙花一现的声名的高中已经变成了男女合校，我应邀参加的毕业庆典还包括一场舞会。1959届的学生似乎非常放松。在同以前的老师和刚毕业的学生一起度过两小时后，我带着那晚的约会对象离开了，去参加一个为工程师及他们的妻子和女友举行的晚会。那位毕业生只有18岁，可浑身上下毫无幼稚和小家子气的地方。她优雅大方，无拘无束，颇具幽默感。她穿一袭蓝纱礼服，肩上别着一束小花。黎明时分，因饮酒过度和夏日夜晚而变得昏昏沉沉的我们爬上了她家附近的小山，那是古老的扎姆卡（zamca）要塞的所在地。她似乎既天真无邪又风骚迷人。她身上有种气质，是地中海人、斯拉夫人和安达卢西亚人的混合。她扑闪扑闪的眼睛充满媚惑，但又笃定可靠。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进行了稳定的对话，其标志是一种不曾缩减的惊奇感。手和唇变得越来越不安分，在身体上漫游的手指变得越来越大胆。
我们决定在附近的山中共度周末。然而，在我能那么做之前，我得先杀死昔日的邪魔。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亚美尼亚街，站在一所房屋前，从街道上可以看到它高高的阳台。像以前那些日子一样，我爬上木制楼梯，小心翼翼地叩响门扉。屋内被一片黑暗所笼罩，屋外，按照电影剧本的要求，一轮血红的月亮熠熠生辉。那个夏夜星光闪烁，形单影只的街灯投下昏黄的光影。我到了那儿，从容不迫地让自己挤过那扇昔日的门扉。像过去一样，我刚敲了第一下门，门就打开了。在那个7月的夜晚，命运将这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艾伯特先生和太太去度假了，他们的女婿在外面忙生意。他们的女儿，我以前的甜心，像电影剧本所描述的那样欢迎我。我可以听到她在我发烧的耳根低声说着接下来的舞台对话的台词：“慢点，慢点，朝左，慢点，我们别把他吵醒了。”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不知道会在何处。美丽的艾伯特太太的美丽女儿最终没有嫁给她想嫁的人，而是按照她生长于斯的社会所要求的规则，嫁给了她现在所拥有的人。这对现在已育有一子的年轻夫妇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所以与她的父母住在一起。
我们将会在这所房子里做下不法行径，而就在不久前，我在这里尚被视为这个女儿的丈夫的不二人选。我没有成为惹人注目的艾伯特太太的女婿，她曾有一次突降凡尘，走进我们那狭小而世俗的厨房，带来她非凡的宣言：“我想见见这男孩儿的父母。”男孩没有将期望化为现实，但这个不太可能的夜晚既为最终的结局提供了机会，也为复仇提供了机会。她忙碌的手巧妙而耐心地引导着我，穿过时光的隧道，走向左边的那扇门，它通往昔日的起居室，我对那里了如指掌，因为几年前，我曾在许多个快乐的周六夜晚光临其间。在那里，在那个家庭会客厅中，即将上演悖天逆理之举。
我关上门，将黑暗留在身后。诸神已经点起了罪人之灯，一根小蜡烛在房间的一角摇曳闪烁。客厅中曾安放着一条华贵的沙发的地方现在立着一张双人床，那是为这对年轻夫妇安置在那儿的。一张婴儿床紧靠在双人床边——紧靠在罪恶之床旁边的天真无邪的婴儿床。空气中弥漫着撩人的含蓄，可我们已迫不及待。我冲向那通往过去的灼热的隧道，立即因她身体的每一阵痉挛颤动而旗鼓重振。排射紧接着排射，呻吟紧接着呻吟——精疲力竭，汗湿全身，夜晚的主人们看到了各自所追求的复仇与偿赎。
在旁边的婴儿床中，婴儿浑然不觉地沉睡着。我以前的情人还是同一个人，却也发生了改变。她学会了取悦人的新方法，她老练而充满激情地使用它们。她修长光滑的双腿抬向空中，我们的血液在急剧地泵动，不可阻挡的青春赢得了胜利。
黎明时分，我头昏眼花地将自己扯离那位不贞的妻子的睡床。婴儿一直在安详地熟睡，对婴儿床边淫逸放荡的通奸行径一无所知。
夏日清晨的万应灵药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所感受到的不是爱情，而是饱受蹂躏的迷恋的残渣余孽。事事都进行得完美顺畅——思想，感觉，身体，片时的盲目，随后的分离，发狂似的同步。那是种孩子气的满足感，正是我所需要的，是我所接收到的，是我所带走的。我精疲力竭地爬向亚美尼亚街头，晨风习习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我慢慢前行，经过老教堂，左转弯，拐向一片新的公寓街区，直走一段后再次左转，沿着瓦塞勒·伯姆巴克街向前。在街角，在第18号，狭窄的人行道将我带向一扇门，像往常一样，又有一位侍女正睡在那扇门后。
那晚所发生的一切不同于10年前那个少年笨拙的暗中摸索，不同于5年前在弗鲁莫赛街的妓院中的失败努力，不同于2年前与妓女莱切尔·杜·加德相处的夜晚，也不同于仅仅一个月前同那位苏联女郎的调情取乐。终于，所有那些纠结不清的东西达于沸点，轰然爆发。所有那些在jeunes filles en fleur（含苞欲放的处女）的示意下度过的狂热骚动的时光，我用自己那色情过头的笨拙摸索去征服她的所有那些年，那些月，那些天，终于复仇心切地带来了一个愉情悦性的夜晚。
那少女已经牺牲了她的处子之身，不是在爱的祭坛上，而是在婚姻的祭坛上，这婚姻给了她一个儿子。可是，她的美丽没有丝毫的削减。相反，她眼中的蓝色加深了，她金色的头发更加夺目，她的胸脯更加丰满，她的腰身曼妙无比，她的皮肤光滑，闪着古铜色的光芒。她比任何时候都要美丽。她的纵欲不曾失去其分毫妙不可言的激情，反而因她现在经过教育的感官的才能而有所丰富。她似乎命中注定不是为一位丈夫或一个情人而生。可这种怀疑并没有困扰我，反而刺激了我的兴奋感。在那个心醉神迷的夜晚之后，按说我应当通晓事理地给她打电话——那是常规——可让我着迷的不是那个快乐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保持了沉默。虽然我们那晚激情澎湃，我还是没有受到将来相遇的可能性的诱惑，我担心，那会变得普普通通和平铺直叙。
在我同我的新女友，也就是那位高中毕业生前往山中之前，我还有两天的时间。那段时间就像童话故事中所说的那样被拉长了。在魔梳扔下的地方，山脉开始耸现。重新拾回的时光，以及那个帮助我重新拾回它的夜晚，现在已经远去，远在那山脉之后。它们已经属于过去。
现在，在开往摩尔多瓦地区肯普隆格（c?mpulung moldovenesc）的火车上，那个姑娘兴高采烈地坐在我身边，一会儿把腿交叉起来，一会儿又放开。她正是我与过去迅速了断的原因。我们发现了出人意料的惊喜——庄严肃穆地俯瞰着小镇的山顶小木屋，朴素无华的木头房间，星光灿烂的不眠之夜，照射在染有鲜红的处女之血的床单上的晨光。这没有丝毫的拙劣模仿。它是真实的，自然的，没有假装或回忆，没有斥责或对未来的计划。它是简单的，完整的，就如我们周围的森林。在新的一夜那轻松自如的做爱后，我变得焕然一新。
然而，不久，积淀的传统风俗宣布了它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触即溃的沉默似乎降临在互不了解的蒙太古家族与凯普莱特家族[2]居住过的小房间中。这两个来自社会主义省份的中低阶层的家庭有无可能发现，它们陷入了一场更适合于贵族气的维罗纳[3]的极富戏剧性的冲突之中？流言蜚语的佞臣已经将阴谋付诸实施。小房间被扩大，以适应大戏剧的有毒呼吸。空气中弥漫着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征兆，历史像出闹剧似的反复上演。小心包裹起来的定时炸弹复苏了犹太人区那永无休止的恐惧——非犹太姑娘，信仰基督教的妖妇，污言秽行的甜蜜陷阱，禁止接近的尤物。
在心甘情愿地献出处女之身之后的几周时间里，那位布克维纳的朱丽叶与父母和亲戚隔绝开来，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为考大学而用功学习。她的情人在海边，沿着海滩独自漫步，在餐馆进进出出。与此同时，他的家人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声称曾看到那对快乐的人儿一起出现在黑海海岸。这可能是亚美尼亚街的那个犯有通奸罪的妻子的杰作吗？千年的焦虑已让犹太人区的许多触须行动起来，它们现在正伸向各处，搜寻可疑的迹象。
“雷米尔妹夫说，他当教师这么多年，还从未见到过一个比她更聪明的女孩。”那个犹太人的母亲一再地说道。可她将赞美变成了讥讽，不认为这是那个学生兼敌人的学识渊博的优秀标志，而是她诡计多端的暗示。场景喜剧变成了受焦虑折磨的情节剧。似乎受害者的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精神错乱，他们的恐惧，他们发狂的记忆，在最近恢复了活动。你根本无法招架，也不可能忽视那些长篇大论的演说、心脏病发作的宣告，以及自杀的威胁。悲悼圣母（mater dolorosa）在这类事情方面可不是新手，她将自己既定的角色表演得淋漓尽致。这一次，没有争吵，没有也许可以令人解脱的药剂。她的逻辑是不可预期的，她的表演也是如此。这是多年集中营生活所造成的伤害的结果，还是它们被更早的恐惧所唤醒？不论有无理由，危机逐步增强。最初，我能感觉到的只有对这出由失望构成的戏剧的同情，但光是同情无法阻止在这位受虐的儿子心中积聚起来的愤怒。正如维罗纳的小说主角已经告诉我们的，灾难远不能摧毁激情，只能火上烧油。所以爱情故事还在继续，在田园诗般的小树林中，在借来的房间里。
初秋，朱丽叶离开了闺房，去布加勒斯特上大学。10月，年轻的工程师本人从苏恰瓦前往布加勒斯特。回来后，罗密欧搬进了自己位于市中心的一家旅馆的单身汉房间。首都与地方省份间的联系始终很紧密，危机似乎已经减弱。然而，这出戏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导致了更多的惊奇。一个冬夜，两个脸部隐藏在围巾后的年轻男子出现在伊特卡尼—苏恰瓦火车站的站台上。时间已过午夜。外面，一辆汽车等在那里。司机，也就是站台上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已经简明扼要地获知了自己的使命：将那对情侣带到罗密欧的旅馆二楼的金笼子里。天上飘着雪，寒风凛冽，站台上空无一人。按照计划，在凌晨1点20分，布加勒斯特至苏恰瓦北站的特快列车会驶入车站。哆哆嗦嗦的乘客们一个接一个地下了车，然后消失在北站的暗夜之中。最后一名乘客离开站台几分钟后，那位扮演朱丽叶的神秘女子登场亮相了。她裹着一件暖和的白色大衣，提着一只黑色的小行李箱。她没有左顾右盼，急匆匆地径直朝停在站台后靠近布告板的破旧汽车走去。车门突然打开，司机迅雷不及掩耳地帮她上了车。凯普莱特小姐在那个快乐的囚牢里待了一个星期，严格遵守该阴谋的全部条例。她没有走出过房间，没有接过电话，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年轻工程师在布加勒斯特找一份安稳工作的努力总是功亏一篑。他档案中那些暧昧不明的细节每次都会横插一杠。1961年春，在他前往布加勒斯特的一次旅行中，他在距布加勒斯特50分钟路程的小城普罗耶什蒂（ploiesti）稍作停留，接受当地建筑信托机构经理的面试。这里的市中心当时正在建设中，建筑工地亟需工程师。申请人在当时当地就收到了一份信函，批准他从苏恰瓦的工程项目研究所调往普罗耶什蒂的建筑信托机构。但是，依照法律，刚毕业的大学生必须在由政府委员会分配的工作岗位干满头三年。在递交了辞职信后，苏恰瓦的党政领导人警告他说，他会被“戴着锁链”带回。我的家族的葬礼般的沉默也令人联想到锁链。可将那个叛逆的儿子与家人的温暖怀抱维系在一起的真正锁链，当然是爱的锁链——一个亲情的囚徒，一只戴着天鹅绒手套的占有的利爪。
一个周一的早晨，仍然提着两只行李箱的工程师抵达了普罗耶什蒂的经理的办公室。科泰伊同志的两条腿如同蜘蛛腿般纤细虚弱，那是小儿麻痹症带来的后果，所以他不得不撑着双拐，否则，他就是个英俊睿智的人，以前是工艺学校的高才生。他既和蔼可亲，又沉稳严厉，你很难不被他的直率所征服。新来的人将于第二天早晨到位于市中心的建筑工地报到。
事实上，普罗耶什蒂是布加勒斯特的外延部分，两者之间的距离很短，坐火车只需要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事实证明，朱丽叶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时，是个聪明伶俐的倾听者，而且擅长冒险。她狂放不羁，富于冒险精神，无拘无束，拥有一副敏锐而具有高度直觉的头脑，就如她的老师雷米尔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这位表亲总是像劳伦斯神甫[4]那样在家族传奇中忽进忽出。
这是个残酷的4月，这对新人生活中的第一个春天。在那个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时代，堕胎仍然容易且合法。候诊室总是拥挤不堪，病人来来往往，如同一出悲伤的肥皂剧中的人物。那位犹太人区的母亲如果知道在那些白色门扉后所发生的事——懊悔、内疚、同情，一定会深感震惊。那位敬畏上帝的老妇人会只关心她自我专注的迷睡吗？心怀内疚的情人坐在医院花园的长凳上等候自己受伤的朱丽叶时，不断地这样问自己。那是一次病态的等待，因害怕和内疚而备受折磨。难道那个被爱者成了对她爱人的局限性和两面性的测试场？这种私通的确是家庭的不幸，还是他自己模糊不明的希望？它是未知事物的诱惑，还是禁果所带来的喜悦？
“我的快乐婚姻要感谢谁？也许那魔法筛子也在为我而转动？”以前的罗密欧如今已有很长的婚史，20年后，他会这样问自己的母亲。“你妻子不是我介绍的。你是自己找到她的。”1986年，蒙太古家的老妇人这样回答，那时她已几乎失明，但仍能捕捉到暗影。
“是的，你没有介绍她，我想娶另一个人的时候，因为不合你的心意，你却阻止了。”她的儿子坚持道。
“命运总是注定的。”回答紧随而至。
“确实如此，你保护我，你让我保护自己，不受既定命运的影响。”过去的伤口所留下的只有讥讽与挑衅。“你，保护自己？你从未受到保护。”苍老的声音立即回击道，仍然与古老的神经症保持一致。“那个基督徒女人不是你的命运。”她加了一句。“基督徒女人？她没有名字吗？难道不是你要求所有的拉比，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让她失去自己的名字吗？”这就是他在1961年、1962年和1963年，而不仅仅是在1986年夏天，所能做出的反驳，1986年，那位逝者已经老去，疾病缠身，遭到忽略。
当然，她有名字——朱丽叶，爱情的通称。这就是昔日那位疲倦的罗密欧耀武扬威地呼喊的名字，在1986年的那个夏天，在谢幕之前，在最终的放逐之前。时光流逝，神秘感不再令人安慰，可陈腐的自我辩白仍在继续。“我不希望她受到任何伤害。”老妇人继续说。“她现在生了孩子，她过得很好。在英国的某个地方。”她当然在英国，她还能在其他什么地方？肯定不会在维罗纳或普罗耶什蒂。她当然与游吟诗人比尔在一起。
爱情开始时是场革命，继之而来的是锁链和暧昧不明，唤起了他们逃避的欲望——逃避爱情，逃避家庭，逃避锁链。我们祈祷，让我们允许生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完成其腐蚀希望和耻辱的工作。明天以及明天的明天，生活将篡夺我们对完美的幻想，侵蚀我们空虚的独一无二感。这正是明智的意愿为我们大家所提供的教训。舞会，重逢之夜，来自维罗纳的班机，然后是依次出现的结局——剧中主人公通过毒药逃避死亡，结果只会被一种药性更慢的毒药所毁灭：时光的流逝。鲜血不仅在动作经过精心设计的决斗中流淌，而且也在悲惨的堕胎门诊流淌。毒药不只是两个家族的对抗状态、他们各不相同的传统和社会阶层，而且是具有局限性和令人惊讶的扭曲的生活本身。
那位爱人在与他们关系的局限性以及不适合他的职业的局限性中苦苦挣扎。至于那位被爱者，轮到她与自己神经质的占有欲苦苦相争了。有了嫉妒感和眼泪。他们现在所感到的紧张状态不再来自于他俩所面对的敌对世界的促动，而是源于他们自身的暧昧不清，他们有了怨恨，不是对敌人，而是对被爱的人，对自身。
我们身上栖息着许多不同的自我。真正的诞生是以这些自我的出现为标志吗？说谎是我们不可避免的老师吗？它那油浸浸的分泌物消失了，我们站在此处，还是原来的那个人，没有受到伤害，仿佛一切都未发生过，直到我们滑回到替代法的悲喜剧中。那位爱人因被爱者未予通报的忽然拜访而气恼，当她像一只掠食的猛禽那样盘旋在他的上方，萦绕在他的噩梦中时，他因她占有的利爪而惊恐不安。一次，因无力掩饰或愈合其伤口而焦虑不安的被爱者在午夜过后出现在他的门口，发现他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还有一次，她截获了一份有罪的交流信件。罪恶之花正在怒放，它的闪着磷光的花瓣流出了毒液。
似乎无路可逃，但又有一个逃身之所——谎言。这块呼吸所构成的稀薄云翳时刻准备着帮你摆脱困境，方法是将现实改变为其许多的变量，一只两条舌头的怪物，它会来拯救你。维罗纳的故事会像所有悲剧的重现那样，变成一出闹剧吗？最后一场戏还在延续，分离似乎迫在眉睫，不是由于悲剧和死亡，而是由于厌倦。他希望重新回到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期许的孤独状态。悲剧的主角，那心地单纯的爱人，已经变成了个滑稽角色：一个被自己的配偶和千篇一律的同居生活弄得恼羞成怒的男人。维罗纳的戏剧主人公们已经渐渐为兴奋、怀疑、背叛和懊悔所毁灭。屈从于自身的状态并不能重新唱响那首田园诗。他们的婚姻是在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情况下完成的，因此他们的分手也没有任何障碍。每个人在未来都会找到快乐的婚姻，一次真正的婚姻——正如街角的吉卜赛女人和苏恰瓦墓园中的拉比，以及飘过他们漫长的不眠之夜的云彩的飒飒私语曾预言的那样。
他重温了朱丽叶的形象：血迹斑斑地躺在门诊部，沿着海滩欢呼雀跃，在毕业舞会上翩翩起舞。岁月渐渐驱散了那些形象，直到只留下内疚，以及对充满暴风骤雨的爱情学徒期的感激。年轻抛弃了他，让他汲取了关于不完美的教训。
最后那条含义模糊的信息如同一次威胁：“是我，我会回来。”接下来，她的形象充斥着夜晚的屏幕。我看见一条长凳，紧挨着海滩漫步小径的石头围栏。女子身穿一袭印有深褐色东方图案的华丽晚装，脖子上围着一条丝绸围巾，穿一双褐色高跟鞋。鞋子与裙边间，可见一段布有蓝色血管的雪白的皮肤。她旁边躺着一只打开的皮包，里面装着小盒子和小包包，它的上面还有一条黄色的薄围巾。她的头发在随风飘拂，她的眼神专注，聚焦于屏幕边框外的某个看不见的东西。她的脸上带着一种温和的、难以捉摸的孤独神情，可还保持着它过去的激情。
我听到她在说：第一次危机发生在两年前。我刚刚结束一次前往西班牙的愉快旅程回来。我的一个好朋友刚刚死去。接着，我听到消息，说发生了意外事故，我最小的妹妹死于其中，她是我在罗马尼亚的家人中最招人爱的。我住进了医院，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星期。我度过了一段令人绝望的复原期。我真正的救赎来自我的孩子们。我得照看他们，保护他们不受已经吞没了我的痛苦的折磨。
声音似乎来自于那个形象后面，或是来自虚空。还是那同一个熟悉的声音，同一张熟悉的面孔，同一副外表，甚至同一种自我关注的痛苦表情：我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恢复期，如同一场没有尽头的、黑沉沉的睡眠。接着，在部分康复之后，我丈夫的生意把我们带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生活，远东、非洲、拉丁美洲。他与共产主义国家做生意，你也许可以从那张他与共产党领袖在一起的快乐集体照上猜出这一点。现在我又出院了。这一次，我试着用了些传统的东方药物、茶和特殊粉末。你可能已经猜出我为什么而痛苦了。
那声音弱了下去。有一段很长的暂停。我等着有东西动起来：她的唇，她的手，她的身体，至少是海浪。我试着原谅、忘记我乞丐公主的骄傲。我祈祷我的心会好起来，我内心里的那个纵容过度的孩子会好起来。你知道，我有时是多么强烈地憎恨我们周围的那些恶意。我太冲动，太诚实，正如你知道的那样。我们奇怪的亲密关系有时仍然会伤害我。我对你来说是什么呢，纯粹是消遣取乐的对象，一种催化剂？那是我身上的化学家在说话。可我近十年从未进入过化学实验室。他们不会让一个有这种病的化学家进入实验室，对吗？我的孩子们现在已长大成人，我也是。
那个形象始终一动不动，在海边的散步小道上。在她身后，同样一动不动的，是绵延、单调而空旷的水面，以及天空那灰色的地平线。那个身影冻结了，像一张明信片。只有那声音鼓舞着那个奇特的白日梦。没错，维罗纳那日清晨的黎明……青春期的那些重大的、包容的时刻。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完成穿越那种经历的燃烧之旅，直至生命终结之时。现在，在这里，在家里，我猝然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奇怪物品——一只三十年前的旧雪茄盒，一小堆土，一根烧了一半的蜡烛。不，我不害怕，疾病保护着我，什么也伤害不了我。
她的脸变得模糊不明，支离破碎，就像她的声音。也许它们以后还会回来，可那个梦消失了，记忆不可能再将它聚拢起来。幽灵已经消失。
[1]拉斯蒂涅（rastignac），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的人物，在巴黎大都市的诱惑下，他从一个朴实的穷大学生一步步走向利令智昏。
[2]蒙太古家族（montagues）与凯普莱特家族（capulets），莎士比亚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两个有世仇的家族。
[3]维罗纳（verona），意大利北部城市。
[4]劳伦斯神甫（friarurence），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提供祝福和帮助的神甫。
流浪的语言
人头攒动的候诊室，过度拥挤的医院……长长的病人队列就像是支神秘的队伍，而要想看病就得有特殊的关系——某某人认识某某人，某人的妻子、姐妹或情妇的朋友。在清晨的上班高峰，找到一辆出租车，把你送到位于城市另一头的医院，同样是一种对体制的无情挑战。为了把一位病患送到门诊部，你必须得认识一位助人为乐的出租车司机，或有位有车的朋友。如果你成功了，你最终发现，自己置身于病患的接待大厅，完全拥有与所有那些拥有同等特权的人一起等待的权利，等着医生屈尊看你的那个神奇时刻。
仅仅几年前才从地方省份提拔到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眼科医生一夜之间成了奇迹制造者：为了让他看病，你必须提前半年进行预约。对他的拜访仅仅持续了片刻。奇迹制造者开了药方，标出了手术日期。82岁高龄的病人患有心脏病、糖尿病，并且受到神经衰弱的折磨。她那不再年轻的儿子似乎没有听天由命，仍然被瞎眼女人缓慢的手势和同样缓慢的声音所烦恼。
老妇人带着相当遭人觊觎的转诊表格。医院允许病人住院，并且在手术前两天和后两天“带陪护”。她的儿媳妇将不得不请一个星期的假，以应付所有那些要求，一个星期，而不是手术前后的四天，因为她的角色还要求她设法弄到成盒的香烟、肥皂、除臭剂、指甲油和巧克力，全都要有西方国家的标签，那是通行的做法，为的是确保护士、女清洁工和职责不一的职员的亲切笑脸，这些人的帮助将是必不可少的。
手术本身的费用通常需要装有油腻腻、皱巴巴的钞票的密封信封，这是社会主义免费医疗保健下的正常交易，但这一次，问题是如何找到某种不那么寻常的东西。我亲笔签名的近作几乎无法取巧，我们必须寻找真正能够取悦那位奇迹医生的东西。一幅画？好的，我们浏览了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的艺术家的画室。我们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下一幅装在镀金画框中的彩色蜡笔画，将它送到医生家中。即使做了这一切之后，令人觊觎的单人病房也还是没能变为现实：病人及其“陪护”将不得不挤在一张床上，而病房中另外还有六张病床。在老妇人手术前的两个晚上和手术后的两个晚上，她们都得睡在同一张床上。
这几夜充满了呻吟、痉挛，充满了从睡眠深处发出的冗长忏悔和夜的呓语。几乎无法保持平静与安宁，而这是维持最初的测试、精细的外科手术和逐渐康复的过程所必需的。老妇人要求关心——令人费解的恸哭，莫名其妙的要求。没有人能够听懂那怪异的语言……只有躺在她身边的儿媳妇才知道那是意第绪语，尽管她本人听不懂那些异国词汇的意思。
白天，老妇人只说罗马尼亚语，但虚幻的夜晚并没有被白昼的现实所抹杀。邻床的农妇们满腹狐疑地打量着她，却鼓不起足够的勇气向与这个老异教徒同榻而眠的年轻女人打听些什么。第二个夜晚传来同样的呓语。先是一阵咕咕哝哝，像水一样，短促的喉音信号，然后是一阵激动不安的、神秘的忏悔，一套不可思议的特殊语汇，有哀号，有责备，还有抒情的、温和的叠句，只有具备入门知识的内行人才明白个中含义。儿媳紧张地倾听着。它是痛苦的一种催眠性的释放，使用的是一种流浪语言，是放逐中的古老神谕所发出的声音，因一种要么病态而强硬、要么温和而宽容的永恒预言而饱受折磨，又因为一种奇怪的声音而得到增强，这声音源自令人费解的、属于某一宗派的语音学，它使暗夜变得激荡不安。这语言听上去像是德国或荷兰方言的混合物，因年龄和一种富有激情的传送而变得圆润动听；又像是斯拉夫语与西班牙语的变形，或是《圣经》般冠冕堂皇的言辞。就如同某种语言的淤泥正在向外渗出，里面夹杂着沿途收集来的全部的支离破碎的残片。老妇人正在讲述一个关于她的祖先和邻居的故事，讲述的对象不是任何一个特殊的人。她的喃喃自语常被你无法说清是笑声还是痛楚的不连贯的声音所打断。这是一种与流浪的尤利西斯、爱情的紧迫感、神性的呼唤、今日的恐惧有关的独白吗？打断夜晚的只有那呻吟声，它通过令人无法理解的莫名的痉挛所构成的密码咕哝着说出。
早晨，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病人恢复了日常的、普通的语言。她的儿媳妇给她擦洗，给她穿衣，给她梳头，给她喂饭，扶她上厕所，帮她把内裤褪下，帮她坐在马桶上，帮她揩净皮肤，再把她带回病房，扶她上床。“上帝会为你所做的回报你。”靠窗的床上传来缓慢、虚弱的声音。
然而，暗夜一如既往地把她送回到她的过去。当夜晚来临时，她继续着她那苍老而神秘的独白，叙述对象是一位甚至更苍老、更神秘的神明，并偶尔会被一些由不熟悉这种夜的密码的陌生人组成的听众无意间听到。她讲述的是儿子、父亲、丈夫、儿媳的故事，以及赋予了他们以面孔与特性的上帝的故事。故事说到青春时代那阳光明媚、田园牧歌般的岁月，以及昨天和明天的流氓年，吟诵它们的是两片因焦渴和疲惫而干枯的老唇。这是犹太人区的语言，有呻吟，有呢喃，有吁求，要生活，要生存。医院的那些夜晚满载着不可翻译的记忆。家庭生活的日常惯例，对眼科医师和心脏外科医师的最初拜访，都从她的脑海中消退了。她所经受的生物学上的衰竭以得到加强的强度复活了古老的创伤，为的是增加新来者的负担——一次最终的反叛，一场陡然降临的搏斗，在终点开始之前。
陌生人
记忆在悔恨中找到了焦点，那悔恨将我们与那些我们再也无法带回的东西绑在了一起。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个秋天的午后，地点在小小的布克维纳火车站。那一时刻的宁静一直萦绕在两位旅客的脑海中，即使是在他们已经登上火车后依旧如此。他们沉默地在窗边面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来。一种无法言说的忧郁淹没了他们。他们说出的最初的几个词汇，特别是他们的语调，表达了对那种安宁的接受，这安宁自那个秋日下午的午餐过后就降临在了他们身上。老妇人似乎不喜欢向她提出的问题，可她显然沉浸在那一和谐时刻所带来的喜悦中，沉浸在有机会感受旅伴带给她的亲密感和兴趣的喜悦中。
犹豫了片刻之后，她开始诉说自己的故事。她说起自己的年青时代，说起她居住的小集镇的日常生活，在这个镇子上，你通常会以为这个镇子具有那种偏远地区的停滞状态，许多事情往往未等发生，就会窒息而亡。事实恰恰相反，许多事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生了。某人与某人私订终身，并私奔到了巴黎，使女孩子贫穷、虔诚的父母惊骇反感，更别说整个社区了。新娘被迫进入枪口的射程之中——想象一下。一个少年每周走二十多公里的距离——想象一下——来与家具商雷米尔下棋。糖果制造商内森开始了又一桩对邻居的诉讼，这是一年中的第六次——你能想象吗？——因为邻居侵占了他商店门口的人行道。他的儿子——也叫内森，也是个糖果制造商——不厌其烦地谈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往昔岁月里的一个小集镇的大戏……
书店呢，我问。邻村的农人来书店不仅是购买孩子要的教科书和学习用品，而且也谈论他们的法律困境，或弄清谁赢了选举，是自由党还是基督教农民党，因为书商阿夫拉姆无所不知。
“父亲早晨很早就起床，走着去车站，去取成捆的报纸，无论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都雷打不动。他常常不停地说笑话，对每个人都很好；他从未失去过信仰。可母亲是个疾病缠身的可怜虫。”
麻烦和痛苦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回答。“那时你有麻烦吗？”我轻声地问，“阿里尔提到一些谣传，一些麻烦。”
“什么样的麻烦——他是什么时候告诉你的？在巴黎，1979年？”
转眼之间，我们已变成了保护者和被保护者。这个问题无意间增加了儿子的烦恼，他一直觉得母亲想要保护他。她一直在保护他，甚至使这种保护成为一种窒息。可现在，局面颠倒了过来，他在保护她。这似乎并没有搅扰她，实际上她似乎被感动了，甚至有些自得。在他的坚持中，她感到的不仅是好奇，而且还有温情，这与那个影响了他俩的宁静的午后甚为和谐。她正在被推回过去，有人正在向她提出理应远远地抛在脑后的问题，可这一次，她似乎并不介意。
“是的，当时有些有关离婚的麻烦。”
“什么离婚？谁离婚？”这是个没有说出口的问题。故事还几乎算不得开始，它需要呼吸的空间。
“由于那次离婚，我们失去了一所房子，是给我当陪嫁的房子。我的哥哥因为是男人，所以拥有优先权，可虽然我是最小的，而且是个女人，我却是那个幸运儿。”
我本来就不再望着窗外，但现在我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说故事的人身上。
“你以前结过婚？”
“是的，嫁给了一个骗子。他把一切都赌得精光。他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是场灾难，持续了不到一年。”
“而你从未说起过它？”
她似乎没有被儿子天真的困惑所打扰，也似乎不急于作答。
家族中谁都不曾提起过那段往事，连一点儿暗示都没有。这些年来，大家对此一直三缄其口，直到现在，沉默才被打破，在这节火车车厢里，母亲与儿子再次陷入沉默。就连那日在巴黎，在我们唯一见面的场合，阿里尔，她的表兄，也未提到那次离婚。他只是微笑着，让人联想到自己表妹过去的某件令人生疑的事情，却从未提及另外一桩婚姻。阿里尔迅速转向我们会面时的核心话题——离开。“你怎么能，”他问，“生活在那条死胡同中？你怎么能够忍受那微不足道的小地方的快乐、那微妙的微言琐事、那魔力和粪渣？”
我过去常会对此类傲慢自大的侵犯感到怒不可遏，在罗马尼亚和国外，我多次成为这种侵犯的靶子，可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专政的灾难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我没有可以争辩的余地。我的母亲，阿里尔的表妹，被同样的困扰所折磨，离开，但她已学会不用问题给我施压。她知道我为什么不能离开，并不再追问。阿里尔本人现在了解了我选择留在这个他老早就已离开的死胡同的原因了——我是个作家，我必须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毕竟，他在年青时代也曾萌生过写作的念头，而且始终是位如饥似渴的读者，那些塞满书籍的书架、堆满书籍的椅子，以及被书掩埋的桌子、沙发和地板，都是明证。
“那人叫什么？”阿里尔问。“在20世纪30年产生了如此的激情的作家？内在灾难和外来灾难，这正是他常常谈论的，不是吗？”他陷入了沉思，他知道没有什么可以治愈写作的疯狂。可过了几秒钟，他转向我，用他那盲人似的大而混浊的眼睛盯着我，然后又用力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左臂。“那东西没有良方，对于写作来说，就连女人也不行，就连金钱也不行，就连自由或民主也不行。”他大笑着说。
然而，他确实知道一种治愈方法。他把我的胳膊紧紧夹在他的臂膀中，用那双大而无神的眼睛盯着我，使我呆若木鸡，他准备把新发现传授给我：“只有对上帝的信仰才能治愈作家的疾病，或者至少是信仰。”
“也许吧。可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个宗教信仰者，你看不到迦南之地[1]的吸引力，我不久之后退了休，就将在那里度过余生。当然，你不会是出租车司机或冰激凌小贩，或者会计，就像那个体面人，你父亲，我可以看出来。可这样一来，我又要提出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的犹太高等学校读书，在那里你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我竭力想挣脱他的钳制，并睁大眼睛盯着这个瞎子，他用自己那视若无睹的眼睛回望着我。
“犹太高等学校？什么样的犹太高等学校？在我这个年龄，凭着我对信仰的缺乏？”
于是，我来了，投身于对话之中。这会是个信号，表明这个荒谬的念头居然能够与把我束缚在多瑙河畔居民的微言琐事中的荒谬的喀迈拉[2]相互竞争吗？叛逆的阿里尔连一根头发或一丝目光也没留下，但那恶魔的火焰仍旧在他那妖孽丛生的脑子里熊熊燃烧。
“一所特殊的犹太高等学校，一所神学院，为那些从未有机会研究这些论题，但需要提出与宗教有关的问题的知识分子开办，即使他们也许心存怀疑。我可以保证你能够进去。我与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系密切。相信我，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这是真正的灵感，我很长时间都没有灵感了。但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灵感自然会来。”
对我母亲说出这一切徒劳无益，只能使她增添毫无意义的希望和幻想。我从布加勒斯特回来后，得到灵感的阿里尔会在夜晚最古怪的时间把我叫起来，不仅仅是要重复他的犹太高等学校的建议，而且是为了对他抛在身后的国家大肆嘲笑。“微言琐事，甜言蜜语，就是这些东西让你一直窝在那里吗？”他用自己那法国化的腔调低语道，而值班的安全部特工们正在勤勤恳恳地进行窃听。“我警告你，正如我在半个世纪前警告你母亲一样，恐怖将会到来。这样的爱，即是对你们那结结巴巴的总统的热爱。我听说人们叫他puiu，小鸡雏，你能相信吗，puiu！于是，puiu出了国，得到了这个星球上的戴王冠的猿猴、总统、总书记以及动物园主管的拥抱……”
无疑这是说给安全部的窃听者们的，好让我的生活变得艰难，也许会让我被捕，或者至少强迫我离开那条死胡同，通过遥控，径直前往位于首都的神学院，他将在那里算总账。他一次也没问起过他的表妹，我母亲。至于那次奇异的离婚事件，命运将它保留到了几年后那个阳光灿烂的罗马尼亚秋日的火车旅途中，这秋日现在正爱抚而温柔地拥抱着母亲与儿子。
阿里尔在暗示自己表妹纷乱的年青时代时，只是微笑着，从未提起过另外一桩婚姻。离婚的原因也许甚至不是老妇人现在揭示的那个原因。它是那种人们绝口不提的问题之一，人人总是对此话题保持缄默。你对与自己一起生活了整整一生的人的了解近乎于无。
母亲现在已过了75岁，儿子即将45岁。他们正前往巴克乌（bacǎu）——距苏恰瓦大约两小时——去看一位眼科医师。她的视力已显著恶化，与之相对应的是，最近几年她的整个身体普遍虚弱，饱受疾病与痛苦的侵袭。儿子从布加勒斯特一路陪她去看病。他们没有行李，只有一个小包，里面装着他们夜里要用的东西和一些冷食。旅馆的房间已事先订好。他小心翼翼地扶她下了火车。老妇人倚靠在儿子的手臂上，他们慢慢地离开了火车站。旅馆就在附近，房间位于第三层，很干净。她随后将食物从包中取出，将它放入小冰箱中。她从包中拿出的还有自己的拖鞋、睡衣和家常便服。她脱下衣服，站在那里，光着脚，穿着贴身女背心。这是尴尬的共谋关系中的一个令人羞辱的时刻：瘦削的身体，下垂，衰老，以及不成比例的大手和大脚——她通常不怎么羞怯。早已忘却的记忆的闸门立即被打开了，那些青春期的怀疑与困惑，那些罪恶的时刻——出生前的家，胎盘。只要是为了儿子，女人会在任何时候献出身体的任何部分，就像一个牺牲品。
他窘迫地转过身去，像以前多次做过的那样。他走到窗边，将目光投向远处的街道。他可以听到她缓慢的动作，穿睡袍的窸窣声。她慢慢将睡袍套在她那哀伤、卑贱的身体上，一只袖子，然后是另一只。然后是静寂……她一定在系紧睡袍。然后她弯腰去穿拖鞋，先是左脚，然后是右脚。太阳正停留在窗户那狭窄的边框上。她在火车上那令人惊讶的坦白回荡在空气中。然而，那天的和谐并未被打破。她拿出自己的编织物。他走出去，到了市中心，但很快就回来了。他发现她还在织着东西，很平静，甚至很快乐。我们与世界的短暂和解仍在持续。儿子去了哪里，去书店了吗？她了解他的习惯。他饿了吗？她已经把食物从冰箱里拿了出来，将它放在一只盘子里，好让它解冻。她坐在桌边，面对着他。他看着她，沉默不语。除了在火车上，在那节恍如梦幻的空荡荡的车厢里，他问她的那个问题，他还带来了另一个吃惊的发现。
他几年前就在布加勒斯特犹太人社团的档案中发现了有关布杜杰尼的文献，那个集镇是他的曾外祖父、外祖父、舅舅和姨妈生活过的地方，现在坐在他对面的老妇人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嫁为人妇，不只是嫁给他父亲那一次，而是两次，正如她现在所揭示的那样。她在这个地方离婚，再婚，生子，她现在正在同这个儿子共度这田园诗般的秋日时光。他想要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纸片，他敢肯定，她会觉得很有趣。但那用平铺直叙、实事求是的语调做出的令人感动的坦承（仿佛那个消息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评论），不知何故使他停住了手。他突然意识到，长时间保持一个秘密是多么容易，秘密被揭露又会是多么偶然，与这一令人震惊的时刻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包含在那些打印的纸页中的过去的编年史会胜过他那天下午刚刚了解到的秘密吗？
“如果我读给你听，你会感兴趣吗？”他本应这样问。是的，毫无疑问，她怎么可能不感兴趣？毕竟，她一定了解人们在文献中所提及的一切，她一定知道所有的地点和日期，那些人及其家人、职业、年龄、相貌、环境。可他什么也没说。文件留在了他的口袋中。
当时，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还没有习惯于不可挽回的失去。很多时候，我也对将它们存档的可能性心存怀疑。因此，我没有录音记录，我没有转录事件，我没有保存当时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在我面前的那个女人的声音和话语。
[1]迦南之地nd of canaan），《圣经》故事中称其为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祖先的“应许之地”，是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的古称。
[2]喀迈拉（chimaira），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
布卢姆日
1986年5月6日，露蒂返回了耶路撒冷。两天后，我的父母返回了布克维纳的苏恰瓦。这是在我母亲做完手术之后，要证明手术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的日子是利奥波德·布卢姆有可能开始四处漫游的日子，他可能比我本人还要超然。可假如就像流亡的詹姆斯·乔伊斯似乎想要表达的那样，都柏林不怎么像一个实实在在过日子的地方，那么1986年春天的布加勒斯特就达到了连讥讽也不足以表达的衰败程度。就连客迈拉们都无法在拜占庭式的社会主义的迷宫中生存下来。似乎每样东西都将陷入衰朽与死亡，包括客迈拉。面对这些不可避免的事，一位作家只能要么变成小说中的人物，要么彻底消失。
我仍然应当是个作家。按照当时在布加勒斯特的说德语的文人中的传言，我已经获得了联邦德国授予的某种奖项。然而，前往都柏林的邀请函从未变成现实。难道这一切全都是布加勒斯特的知识分子的闲言碎语中的凭空捏造？一向以做事严谨闻名于世的德国权威，即使在这个例子中，他们只是些文化权威，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他们不会忘掉通知我获奖的消息，如果获奖的事是真的话。因此，一连几个月，怀疑和希望对位出现。最终，我决定采取行动。
6月16日，也就是詹姆斯·乔伊斯派他的主人公、新时代的尤利西斯利奥波德·布卢姆在都柏林四处闲逛的这一天，我到了警察局，填写一份护照申请书，要到腐化堕落的西方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旅行。我留下了我神秘的数字和名字，让命运去做解释。
我口袋里放着一条早已烂熟于心的信条：“我将不为我不再相信的事物服务，无论它称自己为我的家、我的祖国还是我的教堂。”我终于要离开了，我拒绝在这个我曾希望被承认是个作家的地方成为纯粹的小说中的人物，我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将不会死在我出生的地方。不过，在流亡过程中，我将只能成为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一个没有国家和语言的尤利西斯吗？然而，我别无选择，我已经编好了延迟不归的理由。
我反反复复地将那爱尔兰人的信条阅读过很多遍，我对它了然于心，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将它写下来，像某种身份证一样，把它放在我的口袋里，是件重要的事。“我将不为我不再相信的事物服务，”我一面慢慢地向对应的队列走去，一面默默地重复道，“无论它称自己为我的家、我的祖国还是我的教堂；我将努力在某种尽可能自由的生活或艺术模式中表达自我。”该信条值得重复：“……尽可能自由和完整地。”接下来的字句使那个对我来说的纪念日和我选择的庆祝方式合理合法化：“……在进行防卫时，我只使用我允许自己使用的武器。”是的，“……在进行防卫时，我只使用我允许自己使用的武器——沉默，流亡和诡诈。”“流亡”这个词在那个周年纪念日——布卢姆日，揭示了它真正的含义。
逃避
我之所以对离开罗马尼亚犹豫不决，最主要的问题是，随着离去，我身上有多少部分将死去。我想知道，对一位作家来说，流亡是否等同于自杀。不过，事实上我对此并无怀疑。但如何去看待目前潜伏于家中的死亡？生活条件的迅速恶化和日益增加的危险让人毫不怀疑我于盛年在另一种语言和另一个国度中的重生。不过，即使是在警察局护照办理部门庆祝了布卢姆日后，这种不确定感还是牢牢地萦绕在我心头。
这也许就是我走在街上时盘踞在脑海中的事，我对从身边走过的人无知无觉。我抬起眼，乔安娜（joanna）那张平静的面容一下子映入我的眼帘。她是我的一位诗人朋友，刚刚从巴黎旅行回来。她迫不及待地向我说起法国人的轻薄琐屑，说起法兰西文学的衰落。大多数东欧作家，包括我的朋友在内，都既在经历身处偏远地区的挫败感，同时又未免有种夜郎自大的感觉。我们的西方同事不曾体味过痛苦与两难境地，没有能力—我们宁肯这样相信——创作出与我们那伟大、复杂、悲惨、晦涩的写作有丝毫可比性的作品，我们的作品始终忠实于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文学。
“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必须留在这里。”乔安娜说，“我们是作家，我们别无选择。”我以前曾无数次对自己说过同样的话。
“真的别无选择吗？”我微笑着问。年轻、高挑、金发碧眼的诗人那斯堪的那维亚人的漂亮面容上也浮现着笑意。很难相信，我们正在进行如此严肃的对话。
“我们不得不留在这里，留在我们的语言环境中，直至生命结束，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乔安娜重复道。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完全不同于我通常用来表示困惑的那些个沉默的时刻。
“可为了写作，我们首先必须活着。”我听见自己说。“墓地里有的是不再写作的作家。他们留在这里，在自己的坟墓里，不再写作。这是我的最新发现。”我加了一句，为自己过时的陈腐老套而沾沾自喜。
我年轻的同事盯着我，不再微笑。“也许你是对的。我只回来了一天。我很高兴回家了，可我能够感觉到周围无处不在的死亡。”
确实，选项条款已经改变。贫穷和危险一直是值得称颂的祖国丰盛慷慨地端给我们的主食。然而，最近几年那歇斯底里的专政已对我们的应对能力产生了灾难性影响。离开并非如我们在试图将爱侣的分离神圣化时所说的那样，仅仅意味着一小部分身体的濒于死亡。离开可能还意味着自杀，那最后的旅程。另一方面，它至少提供了一种部分的、暂时的救助，一条消防通道，一个紧急出口，一种快速解决方案。因为不确定你家的房顶能否支撑下去，你只好尽可能快地跑出去，以逃避熊熊烈火。你所能做的只有逃离死亡，不是隐喻的死亡，而是货真价实、迫在眉睫、不可救治的死亡。这种紧迫感有其自身的挑战与困惑。它是种逃生的本能吗？我预期中的离开更令人困惑。我根本不知道，我想去哪儿。
在我传记的史前期，在另一种生活和另一个世界中，我在曾拥有的孕育阶段尝试过这种实验。那段史前时期是指特兰尼斯特里亚的启蒙之前的时期——一个没有轮廓或动作的世界，它的快乐没有历史，充满由对我5岁之前的无意识时段的无记忆构成的无限的安宁。然而，有一个时刻帮助了神话的诞生——逃避。
当时的照片有助于重构细节。从集中营回来后，我们从亲戚那里找回了家庭照片，几年来，男孩的父母一直给这些亲戚定期送去标志着他们受祝福的子嗣成长历程的可视报告。
“心怀挚爱，赠予亲友。”我母亲写道，将儿子的名字签在一张照片上。照片上是个乌发如云的年轻女人，身穿洒花连衣裙，脚蹬白色高跟鞋。她站在一辆婴儿手推车旁，身后是一堵贴满了广告的墙，手中抱着一个胖乎乎的金发婴儿。左边的海报上写着：“今天，5月12日，在《信使报》（curen-tul）上读读这条消息。国内外都在庆祝5月10日。忠诚与敬意。”这让人记住了拍照的时间，即5月10日国王日，也就是霍亨索伦王室[1]成员登上罗马尼亚王位的纪念日的两天后。那一年只可能是1937年，婴儿当时还不满1岁。女人的身体将第二张海报挡住了一部分。你只能看到报纸的名称，《期间报》（timpul），以及下面的文字：“关注你信赖的日报：《期间报》。主管：戈里高里·卡芬库。”右边，是《晨报》的头版，上面只有一行标题清晰可见：纽约灾难。
“一张我入伍时拍的照片”，那位士兵父亲在另一张快照背面写道。他一直把照片放在军用外衣的口袋里，照片上有个2岁的小孩。那个胖乎乎的小天使长着小巧的鼻子，肉鼓鼓的脸颊，穿着白色衣服，两眼不是漫不经心地看着远处的地平线，而是直愣愣地盯着摄影师。在后面的这张照片上，他的头发上不再扎缎带，他的胳膊环绕在与他亲如手足的失怙表妹的肩膀上。即使是在这张照片上，在那虚假、熟悉的笑容下，也掩藏着叛逆的意图。
4岁时，我曾离家出走。在随之而来的惩罚过后，我的面容依旧，神情莫测，没有受伤的痕迹，显然还胖了些，在恢复了常规，舒舒服服地重新居于令人尊重的状态中之后。这张照片是那次逃亡后不久在照相馆拍的，男孩穿着厚厚的冬装，衣服上有着大大的纽扣和褐色的毛领。他的头发很长，像个波雅尔[2]的头发，一种东方人的毛发，上面扣一顶巨大的圆锥形帽子。他的两手交叉在背后，肚子趾高气扬地向前凸着。他的双脚转向外侧。肥大的马裤使他的服装臻于完美，与之相配的是褪下来的短袜和结实的靴子。他有副双下巴，一张大嘴，细小的牙齿因吃了太多的巧克力而被蛀蚀，那是他被捉回后狼吞虎咽的结果。
这个渴望自由的4岁男孩似乎不属于那个仅仅六个月后就使他骤然间过早地有了沧桑感的同一个世界。每过几个月，他就会被带到摄影师西西·巴尔特费尔德的照相馆去拍照。摄影师把他奉若明星，只为了赢得他的伴护的注意。他没有意识到——他就是这么笨——玛丽亚永远也不会为了世界上的任何事而背叛她心爱的职责。照片背面留有这样的印记：胶卷照片，吕米埃，约瑟夫·巴尔特费尔德，伊特卡尼，苏恰瓦,1940年10月。一年后，命运之钟就将敲响：放逐到特兰尼斯特里亚——启蒙。
这些我们从集中营回来后失而复得的照片在四十年后再次丢失。启蒙没有止于9岁，或19岁，乃至49岁。当你逃离熊熊燃烧的房子时，你的口袋里不曾装着数十年前由摄影师西西·巴尔特费尔德拍摄的青少年时代的肖像。20世纪40年代秋天的那张逃跑者的照片，即使在四十年后，也显得前途光明。他的眼睛灵动而热切，他的嘴半抿着，像是在微笑，又像是在扮鬼脸，仿佛这个囚徒再也无法抵御他的看守的魅力，每天早上，这位看守都要强迫他吃下由半生不熟的鸡蛋和牛奶咖啡构成的毒药。他无法忍受的还有别的东西——淤积的、诱人的、无止境的厌倦，由成人出演的喜剧，他们忧心忡忡的日常折磨，他们口是心非的闲言碎语，他们提线木偶般的姿态。很快，这个纵容过度的爱子将义无反顾地逃走。他将最终逃向那个巨大而宽广的世界，将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
空虚王国正在一分一秒地吞噬着他。他正在仔细地数着那逃亡者的眼睑的眨动，日常事物的病态节奏——三，六，九，十，歼灭，迟钝，十七，十七，十七，空虚正在发出怨言，空无一物，空无一人，死亡正在慢慢吞噬此时此刻，吞噬岁月，吞噬他已经变成的老人。转瞬间，逃亡者摇了摇头，摆脱了被催眠的恍惚状态。重生后，他发现自己走出家门，左转，右转，然后走上了通向自由、通向无地之地的通衢大道。
他走过公园，走过火车站，这才停下来。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只是停下来，花点儿时间紧一紧肥大的马裤的腰带，检查一下鞋带，将军帽的两翼在下巴处系紧，把手深深地伸进柔软的毛纺手套里。他认识路，过了德国教堂，路会一直延伸下去。他走在自己的路上，这就是它，他的绝佳机会。
照片上的孩子有着姑娘似的脸庞，脸上带着那一刻的痛苦表情。4岁叛徒的突然失踪意味着疏远、流亡、断然的决裂。在一阵恍惚迷离中，他已溜出家门，走进院子，走上街道。他是真的在脱离胎盘吗，还是只是在胎盘中漫游，一路上，息肉和细胞膜都顺从地闪向一边，为他让路？难道这只是那久已有之的同样的厌倦的恍然扩充，一次落入一头巨大的被麻痹的河马的肚子的下滑过程？
他认出了教堂，认出了它的尖顶和直指天空的钟楼的金属塔尖。他像是在透过迷雾看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路，它可能通向任何地方。他没有停下脚步，他没有踟蹰不前。由所有那些昏沉沉的日子构成的酵母终于发挥了作用。没有时间可浪费。他让自己越走越远，沿着通往自己听说过的切尔诺威茨的道路。道路在他的面前展开，稳稳地带着他向前。
很难说1940年那个秋日清晨的叛逆的冒险持续了多长时间。拦住逃亡者的陌生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似乎不具威胁，只是礼貌周全。他的脸与逃亡者抛在慵懒怠惰、昏昏欲睡的过去和家中的人们的脸一样。那人乐呵呵地打量着行走者的面孔和衣着。出于关心，他问起他的姓名。坏运气，这就是全部……
惩罚恰与可恶的罪行相当。打屁股——很少使用，只在极端的场合下才付诸实施——似乎还不够。罪犯被过去用来惩罚他的皮带绑在了桌子腿上。起初，他的母亲要求对他量罪定刑——如果可能的话，应当判这样一个不知感恩图报的儿子死刑。可是，像往常一样，她又做出让步，调用情有可原的状况，请求宽恕这个流氓。流氓？忧愤交加的她一定在寻找适当的遣词，而“流氓”比较合适，比“废物”、“臭小子”和“坏蛋”强些。但片刻之后，母亲被自己的严厉吓住了，从怒不可遏一变而为涕泪交流，一再请求怜悯。“他只是个孩子”，不幸的母亲不断重复道，恳求仁慈，但为时已晚，眼泪失去了作用。一家之长——最终上诉法院——始终强硬地坚持自己的严厉裁决。受宠爱的子嗣必须接受适当的惩罚。判决不可上诉：逃跑者将留在那里，绑在桌子腿上。谁知道呢，也许这会让他恢复理智。
这是命运的预演吗？在那次失败的逃亡的几个月后，逃亡者将经历真正的启蒙，相形之下，被绑在摆满了食物的无害的厨房用桌的腿上，不啻如天堂。事实证明，真正的囚禁不仅艰难而有益，而且还是一种仪式性的启蒙。
在接下来的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囚禁与自由将为孰占上风而苦苦相争，其手段包括臆想中的讨价还价、折中妥协、日常的同谋与伪装、偶然获准的在秘密飞地的歇息。然而，启蒙还在持续，而被绑在社会主义体制的花岗岩塔门上的囚徒像所有的囚徒一样，一直梦想着解放和逃亡。可是，与此同时，他又将自己像可怜的尤利西斯一样，绑在自己写字台的桅杆上。
[1]霍亨索伦王室（hohenzollern），1415—1701年间统治勃兰登堡，1701—1918年间统治普鲁士，1871—1918年间统治德意志帝国。
[2]波雅尔（boyar），旧时罗马尼亚特权阶层的成员。
往昔的痕迹(2)
如果俄摩拉城中有十个正义之士，这座邪恶之城是否会得到拯救？1986年7月，为我的五十年战争前来庆祝的朋友们——不止十人——都是祖国而非离去的化身。艺术家们到了，请留神！/艺术家们穿过一扇又一扇门，毛猴子，效颦者，/假独臂人，假瘸子，假国王和假大臣。/他们来了，因魔力和灼热而醉意醺醺，/奥古斯都大帝的子孙们。他们之中包括牙间咬着写有诗句的纸张的诗人自己，他是我的朋友穆古，半骑人半独腿兔。
胜利日……客人们于1986年7月19日聚集在位于胜利大道的公寓中进行庆祝的对象正在于此——胜利日。我幸存了下来，他们幸存了下来，我们全都活着，而且聚在一起，举着一杯葡萄酒，为天与地所蔽护——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家、猿猴、小丑、假国王、假独臂人，全都是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皇帝的亲戚。
我对在那个特殊时刻草拟资产平衡表毫无兴趣，我只是准备面对那位等在角落中的无影无形的中国圣人，不仅要告诉他我出生前的模样，还要告诉他在经历了已落座在护照桌边的死亡之后，我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未在这次聚会上露面的人有我的邻居保罗（paul）、飞象——每年都要重读普鲁斯特和托尔斯泰的共产党员，以及唐娜·奥尔巴（donna alba），飞象那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妻子。错过聚会的还有那些死者、流亡者，以及只是被忘记的朋友。不过，实际在场的人很容易就可构成即将召开的座谈会的适当人数。像我这样的入侵者无权忘记俄摩拉城的愉悦与快乐，忘记此时此刻的艺术激情：生命一如过眼云烟。
我生来就是一个罗马尼亚公民，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本身也都是罗马尼亚国民。我出生前的书籍提到了流氓年。很显然，憎恶无法消除魅力。它们似乎是不可分离的时间符号。
在启蒙之前，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在一个幸福而阳光灿烂的世界中自得其乐。直到5岁，我本人才成了一个公敌，一个不纯净的胎盘上的不纯净的产物。正是在那时，在1941年10月，启蒙开始了。四年后，在决算时，倒下的人数接近被放逐至那辽阔旷野的人数的一半。我是活下来的幸运儿之一。1945年7月，我安全地重返天堂，为童话故事中常常描绘的每日奇迹所淹没——点缀着青翠欲滴的绿色植物和色彩缤纷的鲜花的狭窄街道，身材丰满、心地善良的姑妈与姨妈们，她们让我重新尝到了美味的牛奶和馅儿饼。这个伊甸园的名字是法尔提西尼，也就是九年前命运的公共汽车的驶离之地。
一个无精打采、阒无人迹的午后，在一个荫凉的房间里。天地宇宙之间，我形单影只，正在倾听那既是我的又不是我的声音。我深深地沉浸于一本书中，它有着厚厚的绿色封面，是本民间故事集，是我于几天前，即7月19日收到的一份礼物。
可能正是在那时，词语的病状与治疗开始了。我已经体验过对别的东西的需求，它是种迫切的、在所不惜的需求，当时我只有4岁，已经做出逃向无人之地的尝试。现在，文学展开了一场与看不见的朋友间的对话，将我从权威那扭曲毁人的钳制之中解救出来。体制正竭其所能地将我们从希望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但我们仍然缺点缠身，心存希望。只有那些怀有艺术与写作注定要遭受惩罚的或浪漫或宿命的观点的人，才不会对在专权体制下写作的威胁心生反感。然而，不容置疑地令人反感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所有那些剥夺和危险已变为常规，仿佛全体公民都必须为某种模糊不明的罪行赎罪。在将谎言制度化的社会中，个人的自我要想生存，只能是在那些虽说不完美但毕竟保护隐私的飞地。
1986年7月19日的夜晚就是这样的飞地之一，也许是我们的最后一块飞地。但失望已在那晚参加聚会的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滋长。我们与世隔绝的小房间不再是旧时的象牙塔。
1945年4月，处所的魔力已随着我自己的重生而重生，它似乎不仅难以抵御，而且无穷无尽。恐惧已经龟缩至过去。我已将它放逐，并非不曾怀着愤怒地将它当作“犹太人区的染疾”从身上抖掉。外来灾难似乎业已消失，可让塞巴斯蒂安如此骄傲的内部灾难却作为其残渣余孽保留下来。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人们每天都在努力，试图通过谈判，在憎恶与魅力，即无穷无尽地燃烧着的困惑之间达成奇怪的兼容性。40年前，我曾把那本绿色封面的民间故事集当成庇护所，那时我就该弄明白的事，到1986年终于变得清晰起来。暴君统治下的恐怖不仅取代了以前的恐怖，而且吸纳了它。
难道我必须留在9岁时那个文字的魔力将我迷住的地方，被拴在我日复一日地在其中一再诞生的语言中吗？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重生的过程可以在任何时候戛然而止，也许就在明天早上，甚至就在那个特别的夜晚。
我已将离开的决定推延至极限的极限：布卢姆日的第五十个纪念日。离开真的意味着要回归我一直试图躲避的“犹太人区的染疾”吗？也许不是，因为没有一次回归是可能成行的，就连回归犹太人区也不可能。
那个庆祝之夜已成为分离的最后一次练习。魅力与憎恶间的关系再次发生了转变。午夜过后很久，在客人们离去之后，我茫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一片孩子的指甲，一根孩子的手指，一双孩子的手。它们似乎不够粗壮，不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诞生。
玛丽亚
“一天，贝拉鲁太太给了我一些土豆和洋葱。”母亲说。“她家有四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他们勤奋工作，养家糊口。可人只有在有能力偿还的情况下才能接受赠予，我这样告诉她。她用德语回答说：wenn die not am gr?βten,ist gott am n?chsten，上帝在最需要时离人最近。唉，这话说得太迟了，我说。随后我看见艾丽卡·赫勒站在门口。sie haben g?ste，她说，你有客人。客人就是玛丽亚。”
1986年春，也就是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之时所录制的磁带讲述着这个故事：“这就是玛丽亚再次出现的方式，出人意料地从天而降。在我们遭放逐时，她差点儿中了枪弹，她差点儿被捕，可她没有放弃，直到找到我们。一个美好的早晨，她出现在集中营的警卫室。她要找一个犹太人，一个会计师，并说出了他的姓名，于是他们找到了马尔库。当她看见他时，当他看见她时……她带来了一切——橘子、蛋糕、巧克力。”
孤女玛丽亚就像家庭中的一员，拥有对所有家庭事务的绝对权威，包括对那个新生儿。她是仙女，我崇拜她。1941年10月，当我们被送到特兰尼斯特里亚集中营时，警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弄下火车。她拼命想挤进那运牲口的车厢——它肮脏不堪，挤满了人和行李——决心要与那些她当作自己家人的人生死与共。她失败了，可她没有放弃，设法在几个月后到了我们那里。
“她有钱，”母亲继续说道，“她想在集中营边上开一家香烟铺，好离我们近些，以便帮助我们。当然，他们不让她那么做。集中营中的罗马尼亚长官给了她一份工作，让她在他家中当女仆。她既年轻又漂亮。在伊特卡尼，军官们和各色的官员整天围着她转。摄影师巴尔特费尔德甚至好几次向她求婚。集中营长官愿意每天付她20升汽油。哪怕只要5升汽油，你就能够买到大量食物。玛丽亚问我们她该怎么做。我们能对她说什么呢？让她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出卖她自己？最后，那个长官说服她去为他工作，可他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他是个吝啬鬼，是个骗子，没有给她答应过的汽油。玛丽亚回了罗马尼亚。她答应她会回来，而她确实做到了，扛着行李。她是回罗马尼亚去向我们的亲戚们募集钱款的。她认识所有未被放逐的人，并与他们所有人保持着联系。他们都熟悉她，她把他们全都当作亲戚。她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她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当然，他们没收了她的包裹，然后以帮助犹太人的罪名将她送上了军事法庭。”
当我们于1945年从集中营重返家园时，在回到我们离开时的居住地苏恰瓦之前，我们先在法尔提西尼和拉道提迂回了两年。1947年，那个圆终于在苏恰瓦闭合，在那里，我们与玛丽亚重逢——她现在是玛丽亚同志了，是共产党书记的妻子，该市未来的第一夫人。
国王万岁
1947年12月，一个令人痛苦的冬天。我暂时回到法尔提西尼，本打算在那里度过圣诞节假期。镇子陷入一片骚动之中。米盖利国王的突然退位刚刚被公之于众。对于共产党员而言，这几乎算不上是令人吃惊的消息。推测起来，当地的斯大林分子早在收音机公布这一消息前，就已受到了警告。否则你根本无法解释公众在获悉公告后“自然而然地”爆发的狂热情绪。
我们1941年的流放和1945年的遣返都发生在米盖利国王在位期间，他是在他的父亲、国王卡罗尔二世之后登上王位的。他风流成性，其放荡不羁的行为令罗马尼亚政治组织头疼不已，更别提他与他那据说是犹太人的红发情妇埃琳娜·卢佩斯库之间的关系了。米盖利的第一次加冕是在他3岁时，至1941年9月，在他少年时代，他又得到第二次加冕，这是在他的父亲在军团与安东内斯库元帅联手操纵下遭废黜之后。小国王没有丝毫的机会来证明自己。在战争期间，他始终主要扮演着傀儡角色，生活在他母亲的阴影之下，听任那位conducǎtor，即这个国家的独裁者扬·安东内斯库的随意摆布。
1944年8月，在安东内斯库被捕、与盟国休战后，米盖利国王成为斯大林的案头摆设。现在，在全国各地的教室里都醒目地悬挂着他和王后的肖像，与约瑟夫·斯大林的肖像肩并着肩。他有张喜气洋洋的面孔，两眼炯炯有神，喜欢赛车和飞机甚过喜欢权力和政府的阴谋诡计。所有的公众集会都以“国王颂”开场，以“国际歌”结束。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山呼海啸的映衬下，“国王万岁，和平与辉煌永在，国父与国家捍卫者万岁”的相当平淡无奇的祝愿显得极其苍白无力。
我的表哥泰里克和朗西奥都是印刷工，他们的父亲是提波印刷厂的合伙人，印刷厂的另一位股东是塔奇，他们全都在欢呼雀跃的人群中，怀着澎湃的激情，在城市的大街上载歌载舞。“共和国，共和国，人民现在是国王，人民现在是国王。”手风琴师让乐器发出响亮的轰鸣，舞蹈重新开始，“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的颂歌一再唱起。我站在人行道的边缘动弹不得，注视着眼前的这一切。然后，我奋力向集市挤去，我的伯父阿伦在那里开了家小酒馆。
自从我离开法尔提西尼，回到苏恰瓦后，两年中发生了许多事情，但1947年12月30日的事件是重中之重——国王退位！我不是君主体制的拥护者，但我可以感觉得到空气中弥漫的危险气息。小镇广场上的所有歌者和舞者所庆祝的变化传达了某种新的东西——好的抑或坏的—谁能说得清呢。童话故事可以在最出乎你的意料的情况下，从一种背信弃义的伪装转向另一种背信弃义的伪装。君主制灭亡了，从此以后，我们将生活在罗马尼亚共和国之中。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阿伦伯父的小酒馆，把这令人震惊的消息告诉他。他无动于衷地点了点头，因为他有更紧迫的事要做。我来不及脱掉外套，就去通知雷切尔伯母，她肯定对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件激赏不已。她肯定也听说了，一群犹太人不久前已前往圣地，决定突破英国人的封锁，当时，这种封锁实际上关闭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大门。他们必须偷偷地潜入巴勒斯坦，如果被抓，就会有被囚禁在塞浦路斯的危险。“他们在继续迁徙，他们向巴勒斯坦移民。”在街头巷尾看热闹的女人们交头接耳地说，与此同时，街道上的人群纷至沓来，络绎不绝。但雷切尔伯母听到这个消息后，连眼皮都不曾抬一下，只是带着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和善与平静，坚持让我脱下外套，让自己暖和些，并且吃点儿东西。
阿伦伯父与雷切尔伯母的淡然没有打消我的疑虑。相反，我感觉到他们漠然的表面下隐藏着一种担忧。他们似乎有什么事情瞒着那个受到惊吓的孩子，他刚刚目睹了一场共产党的示威游行，气喘吁吁地冲进门来。我告诉阿伦伯父，我想回苏恰瓦。他定定地看了我好一会儿，令我惊愕地表示同意。“好吧，你可以回家。”他说。“我想马上就走。”我说。那对夫妇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担心地看着他们垂头丧气的侄子。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其间他们在盘算着如何应对这些歇斯底里的行为。“好吧，伯纳德会套好马。”伯父平静地说。雷切尔伯母一言不发，可她的手神经质地扭曲着。他们失聪的儿子伯纳德被叫了来。通过一系列富有表情的口型和手势，他弄明白了，他要去套马拉雪橇。“半个小时后，”阿伦和雷切尔指着墙上的时钟说：“一切都必须准备完毕。”伯纳德聋得像萝卜，可他明白了指示。
直到那时，那位不速之客才接受请求，脱下外套，坐了下来。他狼吞虎咽地吃着肉丸、新鲜沙拉和面包。等他吃完后，伯纳德微笑着指了指时钟。他急匆匆地重新穿上外套，将帽子拉到耳朵上，然后戴上手套。他做好了出发的准备。阿伦伯父拥抱了他，雷切尔伯母吻了他，伯纳德拉过他的手，雪橇正等在院子里。他们用毯子、皮毛和稻草把他包得严严实实，他即将开始自己北极圈的远征。
他们穿行在呼啸的风中，纷飞的雪中，阵阵席卷而来的风暴中。道路白光闪烁，天空是白色的，马是白色的，一望无垠的白色荒原无限延伸着，由孔武有力的白甲骑士驾驭的雪橇毫不费力地滑行在这荒原之上，马儿那强壮而修长的脖子上挂着的铃铛叮当作响，发出宛如童话故事中的铃声。天寒地冻，好几层的毯子是柔软的，羊皮是宽大的，所有这些上面又盖着一堆稻草。然而，尽管穿着厚厚的毛袜和结实的靴子，乘客的腿还是冻成了冰柱。驾驭雪橇的人因为体格结实，所以一点儿也不怕冷，他毫不在意地驱车向前，对周围的哀嚎充耳不闻。白色的道路似乎永无止境。噬人的寒冷，纷飞的雪花，马蹄的嗒嗒声，马儿喷出的冒着蒸汽的鼻息，雪橇滑板的颠簸滑行，铃铛的叮叮乱响，令人绝望的风的哀鸣——一种无边的恐惧。
终于到家了，那个雪之子被小心翼翼地除去层层包裹的衣物，立即安置在热烘烘的火炉旁。家人给了他一杯加了蜂蜜的热腾腾的甜茶。他发出神志不清的胡言乱语，他的父母不明白他想要什么。“离开了，离开，离开，离开了。”他不断地重复着说，只有力气一次说出一个音节。“立——刻，马——上”，这就是他们从他那猫叫似的声音中仅能分辨出来的话语。“离开？你才刚刚到家啊。”父亲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明天。早上。我们离开。”那小爱斯基摩人重复道。“谁离开？去哪里？”母亲在一片茫然中不断问道。“明天。立刻。明天早上。”没有抗议，没有嘲笑。“好，我们明天再说。现在，喝点茶。你冻坏了，喝点茶。”
“不，不，”那微弱的声音再次响起：“结束了，结束了。”他一直愣愣地盯着茶杯。“你们一定得答应我。”他们没有反对他，也没有表示同意。“答应我！现在，现在，你们一定得答应。”他坚持道，穿着毛袜的脚狂暴而有节奏地踢着木桌的腿。有人已脱去了我冻成冰块的靴子，所以我是穿着厚毛袜坐在那里，愤怒地踢着桌子腿，桌上放着我重新被注满了的茶杯。“喝吧，现在先喝点儿茶。我们明天再谈这事。”我以前听到过这些——那古老世界的小心谨慎、充满恐惧的讯息，那古老的语码，那妥协折中，那死气沉沉的郁积的恐惧。这些事情激怒了我，它们一如既往地让我感到窒息。“好吧，我们答应，说话算数。现在趁热把茶喝了。”我听到他们温和的、具有催眠作用的声音，那迟迟无果的协商意见，它来自我渴望逃离的犹太人区。
1947年的那个冬天，我对离开的渴望来了个歇斯底里的大爆发，从那时算起，时间几乎过去了40年。与此同时，我学会了唱一首不同的歌。那些犹豫不决，那拒绝用在家的流亡与一次真正的、不可避免的流亡相交换的行为，已经成了我正在进行中的命运。
乌托邦
1948年夏，我发现自己正在期望进入国立第一小学，那是座白色的一层建筑，坐落于市区公园的正中。教育改革已废除了私立学校，我的新学校意味着新朋友、新老师，也许还有沉浸在几何原理、物理定律和中世纪历史之中的全新的我。这学期稍后些时候，校长庄严地通知我，我可以加入少先队了，这是只有年龄在9至14岁之间的最优秀的小学生才有资格加入的组织。我的学习成绩使我有资格成为我们学校少先队组织的“队员”，我在当地报纸《人民战役报》（lupta poporului）上发表了一篇诗歌体的报告，表达了自己的情感。1949年5月29日，一位党员积极分子，前铁路工人，将神圣的红领巾戴在我的脖子上，并仪式性地将一面印有金色字体的红旗交到我的手中。劳动青年联合会是我们的兄长组织，而共产党，是我们的父母组织。那位积极分子对聚集在公园中的听众发表了演说，清楚地说明了赋予党的最年轻的战士的责任。“为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前进！”他最后说。幼儿军团异口同声地回答道：“永远前进！”
就这样，在13岁——犹太人传统的成年期——我成了纠正世间谬误之重任的参与者。大家在瓦格纳糖果店用蛋糕和糖果为我进行了庆祝。在1949年，该店仍按皇家传统，在它狭窄的地下室供应馅饼皮和冰冻食品，这些东西只有在腐化堕落的资本主义的维也纳才能买到。这是种“布尔乔亚”的庆祝方式，在我身为一名热情的革命信徒的革命工作中，我参加过多次此类庆祝。
在见过玛丽亚的丈夫、当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维克多·瓦拉斯齐科同志后，我父亲的立场也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在战后，他对共产党人、自由主义者和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概避不接触。可这一次，让马尔库·马内阿先生加入共产党的建议来自一个最权威的源头。马内阿先生是这样一个人，他的诚实与庄重得到了瓦拉斯齐科妻子的担保。据建议，马内阿先生应当采取正确的立场，与其他人一起投身于建设一个平等公正、没有剥削和歧视的社会的工作中。毕竟，这位伊特卡尼糖厂的雇员不是一直在资本主义的剥削下当牛做马吗？难道马内阿先生不应该牢记他作为一个被放逐者在特兰尼斯特里亚集中营中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吗？玛丽亚，维克多同志的妻子，一直像个家人。她比我们自己的亲戚更有胆量，在战争期间努力帮助我们，乃至想把我们从被希特勒的同盟安东内斯库元帅送去的集中营中解救出来。共产党已处决了元帅，现在正在将我们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挽救了我们的生命的红军的支持下，逐渐夺取政权。
我父亲的诚实与常识会让他成功地摆脱共产党的钳制吗？由于一种历史性的讽刺，玛丽亚以一种新的化身重返家庭生活。面对该城的共产党领袖时，马内阿先生试图对政治和政客保持他一贯的沉默，可最终，他别无选择，只能屈服于压力，变成了马内阿同志。他平常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遵守且尊重社会规范，现在却发现自己成了大众（如果说不确切的话）观念中的一个异数，而没有成为那些通过自主行动将共产主义强加给民众的人中的一员，也就是说，犹太人，他是个被一个彻头彻尾地信仰基督教的女人拉进了党组织的犹太人。然而，虽说对老套的陈规颇感认同，马内阿同志却不适应那一直以来在他那么多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身上打有烙印的陈规老套。在接受了他的红本本后不久，这位新党员就被任命在当地社会主义商业系统中担任一个重要的领导职务。
到这时，马内阿的儿子也成了当局的红人，可他孩子气的热情自然比他父亲那较为抑制的反应更昭然易见。
新世界的原则听上去简单而公正：“按劳分配，能者多劳。”斯大林同志向我们保证，社会主义将在世界各地大获全胜，到那时，这项神圣的原则将变成：“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与此同时，剥削阶级正日趋腐朽。工厂和银行被收归国有，农业集体化开始实施，政治党派、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组织、私立学校都被废除。
1949年的红色夏天对我是个伟大的事件——少先队夏令营，行军，营火，诗歌朗诵，会见前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斗士们，参观红色工厂和红色农场。然后，有一天，在我们小厨房的门口，站着位衣着优雅、光彩夺目、金发碧眼的女人。她实际上可能来自莫斯科或布加勒斯特，可是不，她一定是直接从好莱坞驾临此地。她就像个幻影：丰乳肥臀，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金黄色的头发，蔚蓝色的眼睛。她的钻锥似的高跟鞋与别出心裁的服装来自另一个世界。她的声音，多么无与伦比的声音！她不是普普通通地说一句“你好！”而是引人注目地宣布：“我来见这男孩儿的母亲。”从门口处，她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惊愕得动弹不得的我母亲和我本人。我们请她进来，了解到她是刚搬到这个镇子上的艾伯特医生的妻子。“我们太爱您的儿子了。”她说。这就是那位光彩夺目的女士进入我们的家庭影像的方式，作为父母未来的朋友，作为她将其视为自己女婿的不二人选的男孩的欣赏者。
紧接着那个红色夏天的是红色秋天、红色新学年、聚集在市区广场的指挥台下的革命集会。少先队队长与党的书记、市区驻军上校和民主妇女联盟的代表站在一起，在演讲坛上对公众发表了讲话，同一天晚上，又在道姆-波尔斯基大厅讲话。一条崭新的纯丝红领巾，来自苏维埃先烈的礼物，围在他的脖子上。接下来是为伟大的红色纪念日做准备：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生日。
处在青春期困惑的掌握中的他发如飞蓬。在那里，在教师房间昏暗的灯光下，男孩的手和唇正在摸索和探索着他渴望的物体。有时，我处在世界的巅峰，接下来，我又成了个孩子，敲打着结满严霜的窗户，好让我父亲来给我开门。
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发现自己不仅越来越远离家中琐事，而且与自己中低阶层家庭那狭隘的思想越来越疏远——他的家庭是个禁锢的世界，陷落在自己的恐惧与挫败感中，是个饱受过去病痛折磨的犹太人区，因怀疑与流言而窒息。只有在这种限制之外他才觉得自在；只有在他新的拥戴对象的简单、清晰的逻辑中他才觉得安全，它位于红色天空中的绚烂彩虹下：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那些被称为父母、亲戚、家人的人？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纠结不清的小谎言？就连他们的名字，它们怪异的发音都有点儿让人觉得羞辱，他们小小的戏剧性、他们的恐惧、他们只想独处的渴望也都如此，受其负担和幻觉的困扰，永远觉得自己在受迫害，因两千年前，七年前以及昨天下午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公平而团结在一起。
“要不了几年，这孩子就会要了我们大家的命。”一天夜里，书商阿夫拉姆的女儿希埃娜对自己的丈夫马尔库同志、同时也是那位少先队队长的父亲耳语道。他没有对此挑战做出回应，他有足够的问题需要思考：社会主义商业更强调社会主义而非商业。然而，生活不可能因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担心而停滞不前。斯大林同志警告说，阶级斗争正变得越来越尖锐，敌人的特务到处都是，甚至存在于我现在上的老哈布斯伯格公立男子中学中，存在于周围的同伴中，他们包括声严色厉的帝国主义分子教师以及反动的小学同学，他们都是新近涌现的富农、律师、商人、牧师、拉比和前政权政客的孝子贤孙。
我正处在一个充满迫切的欲望且为之陶醉的年龄。在黑暗的电影院中碰一下女同学是真正性启蒙的唯一替代物，因为没有可接触的伴侣，也许睡在厨房中的女仆除外，我会在夜里大气儿也不敢出地窥视她的一举一动。
还有一个原因让人有负罪感。我有一个来自我国南方的久尔久（giurgiu）的新同学，他申请加入劳动青年联合会。他高挑个儿，反应灵敏，文采出众，我喜欢他。他父母的遮遮掩掩的状况——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们搬到布克维纳的原因——本应使我批准进行一次更深入的调查，可是，我接受了他的申请，他得到了红色证书。这是妥协与背叛的毒剂吗？
与此同时，党的宣传海报遍布大街小巷，上面用粗大的红色字体写下党对每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问题的纲领，它们总是令人难以抵御——党的生日、耕地问题、国际局势、朝鲜战争、铁托的威胁、警惕性。随时随地都存在背离、开除，重新定位，新指示，cups de théatre[1]。人民最优秀的儿女转眼间就变成了左倾或右倾分子、叛国者、小资产阶级或美帝国主义的特务。“干部是党的珍贵财富”，红色司令部的题字宣称，并饰以镶在红色画框中的肖像。从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研究机构和各个学校选拔出的仁人志士是“职业革命者”，用一种秘密编码联系在一起。在最上层，政治局统管一切，下面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再下面是青年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商业联盟，妇女联盟。整个体系的分支都向下扩展到地方、区和镇委员会。最下层的是城镇、乡村、工厂、集体农场、民兵与安全部部队以及学校的组织。在此大厦的最底层是公众集会，群众构成了该运转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
星期四下午四点，中学礼堂。这一年是1952年，秋天。讲坛上的桌子盖着红布，镶在红色画框中的马、恩、列、斯的四位先驱的巨幅画像从舞台上方俯瞰着一切。劳动青年联合会书记——这其实是我提升到的位置——走向讲台，后面跟着一位区委员会代表，跟在他后面的则是中学校长。校长唯唯诺诺地抢先在第一排的长凳上坐下来，旁边是该校其他成员。党的积极分子同志打开自己的公文包，拿出一张当天的报纸，读着政治局公报，此公报涉及的是党员中那些左倾或右倾分子。他庄严地评论着这语气坚定的文章。接下来的日程是一系列精心准备的演讲。积极分子同志干预、打断、提出问题，申斥那些仍然犹豫着不说出敌人姓名的人。
日程安排上的最后一项是开会拟定对犯罪分子、人民公敌和反革命分子的惩罚措施。这些倒霉的家伙包括一个新富农的儿子、一个屠夫的儿子、一个前自由党律师的儿子。“这是国家的危急时刻，它要求紧密团结在党、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总书记周围，”积极分子同志拖腔拖调地说，“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消灭可疑因素。”他的声音提高起来，“我们不能放过下面的三个人！三个人！”
第一位被告始终沉默不语，尽管听众在等。这位农场主的儿子怎么也无法鼓起勇气告诉他们，他的父亲实际上并不是富农，即雇佣劳力的拥有土地的农民，他只是拒绝加入集体农庄罢了。这个刚搬到镇子里来的八年级学生情绪激动得几乎要昏厥过去，可就是愚蠢地牙关紧咬。投票表决。意见一致：开除。
接下来轮到法提·赫泽尔，屠夫和卖牛人的儿子。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据与会群众所知，他像他父亲一样，唯一擅长的就是打架和卖牛。更糟的是，他的父亲已申请移民到以色列！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艾思多尔·赫泽尔的儿子嘟囔着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词汇。裁决再次完全一致：开除。小赫尔曼·赫泽尔，现在不再是赫泽尔同志，向前走近红色委员会的红色桌子，交还了他的红色证书。
接下来是迪努·莫戛，来自上流阶层，律师之子。开除的裁决做得很容易。高个儿、冷漠、英俊的他向红色书记交出红色证书，一脸镇静地向出口走去，那样子像是与富农、屠夫或法官席没有任何关联似的。
这是一个普通程序，就像许多别的时间的别的程序一样，可这一次多少有点儿不同。说实在的，那位劳动青年联合会书记对他的革命行为并非完全感到高兴。窘迫感正噬咬着他。我不再是个12岁、13岁或14岁的男孩子，不再为我的特权作用而感到骄傲。由于迷失在了那出好戏的魔法——那严肃、冰冷的闹剧的魔力之中，我连忙结结巴巴地喊出审判大会的常规口号，借以掩饰我的怀疑与局促不安。作为一个前途光明的演员，我正在模仿那些资格更老的演员，他们正在更大的舞台上表演，说着更冠冕堂皇的台词，在所有那些红色舞台上将巨大的红色旗帜和横幅铺展开来，旗帜上印有金红色的铁锤和镰刀，以及金红色的五角星。革命意识能够自行与道德意识相分离吗？我最初的热忱仍然在那些毫无感情、照猫画虎的姿势下日益高涨吗？这一切加起来会是什么？《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列宁主义问题》，马雅可夫斯基[2]的诗句，马克思的语录，丹东[3]的笑声？
在那次值得记忆的会议结束时，那位书记兼演说家是否让自己远离了肮脏的革命行为？我16岁。那个场合还没有向我揭示出正在进行中的所有恐怖，但我感觉到，在那脆弱的表皮下，有什么事情已经在变糟。
我是否真的拥有特权，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这样稚嫩的年龄，就已经经历了其他人要到老年才会经历的事情？我参加会议，开除别人，获取信息，参加各种仪式，我必须承认，这对自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会使它达到这样一种程度：相信自己能统治全世界。职位的任命、保密的技巧、空虚的荣誉——无疑，其他人已经在更大规模上体验了这一切，其辉煌的高度和悲惨的深度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我在聚光灯下，在那个礼堂，在盖着红布的桌子后主持会议的那一刻，是所有参与那个乌托邦变审讯的游戏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东西。正是在那一时刻，你得被迫做出选择，从所有那些居于你的内心并声称拥有你的自我中做出选择，不仅要选出那一刻的最后通牒所要求的那一个，而且要选出真正代表你的那一个。我们不仅是在儿童时代、青春期和少年时代才会经历自己潜在的多样性。我不是一家之主，我没有职业，我不必去面对真正的政治背叛的风险。然而，我的两难境地几乎不能说是微不足道的，更别提这样一个事实：对青春期的少年而言，根本不存在微不足道的两难境地。
幸运的是，有一些演员缺乏争夺权力的天分，即使是在他们被乌托邦观念及剧院游戏所吸引时。在1952年秋天的那个下午，我在谁都不曾注意到的情形下，退回到了水准低下的无名群众之列。这是个重大的转折点，在那一刻，伤口已经长了坏疽，必须有所行动。这是因为那个年轻人的脸吗？那个迪努·莫戛，当他被剥夺了宝贵的红色证书，沉默地离开学校礼堂时的那张脸？当着因害怕和好奇而目瞪口呆的与会者，我没有表露自己的情感，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后来，我痛苦地获知了在那天下午遭驱逐的年轻人的命运。第二年，聪明能干的迪努·莫戛进了雅西的工艺研究所，在那里他干得并不好。几年后，他回到苏恰瓦。1959年，我以刚毕业的工程师的身份回到家乡，在那里找到了他。只是到了那时我们才成为朋友。那年轻人用书籍、唱片以及一系列短命的风流韵事为自己建造了一块飞地，在那里，他可以惬意度日——舒适地蜷伏在他的单身公寓里，党或公共琐事都与他无涉，在周围的人中谨言慎行，彬彬有礼，是失败者的令人欣慰的象征，如同一块纪念碑般亘古永存。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列宁同志的战友和继承者，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1953年3月15日逝世于……”一个平淡无奇的医学结论。人民的超级领袖，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和军队指挥官，科学的倡导者，和平的堡垒，全世界孩子的敬爱的父亲，一个被认为是不朽的人，毕竟像我们其余人一样，也是个凡人。他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的灯光过去从不熄灭，现在却一片黑暗。
一队队学生和教师向市中央广场进发。我一路相随，走在游行队列的外面。安装在树上和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来自莫斯科红场的葬礼实况。响亮的哀乐响彻云霄。党的领导人，以及各组织团体——青年团体、工商协会、妇女联盟、体育运动协会——的代表，残疾人，邮票收藏者，猎人，都佩戴着中间有一道黑色条纹的红色臂章，走在游行队伍中。我左臂上也佩戴了一枚臂章，戴臂章的地方正是我的祖先们佩戴两个经文护符匣[4]中的一个的地方，这东西也许已将我与上帝的选民重新联系在了一起。
广场上挤满了人，可我有一个预留的位置，位于国立女子中等学校与技工学校的队伍之间。我看到女子中等学校劳动青年联合会的书记在两个同学的怀中绝望地啜泣。其他的女中学生也在哭，流泪的甚至还有几位教师。男孩们表现出男子气概，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悲伤。
伟大领袖逝世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传到了非洲丛林和地中海，也远远地传到了中国长城和蛮荒的西方。全球人民都沉浸在悲恸之中。罗马尼亚共和国也屏住了呼吸。布克维纳也悲伤不已。苏恰瓦覆满了黑色旗帜，包括国立男子中等学校。
从新学年一开始，我就在寻找劳动青年联合会书记的接任者。我已经提出请求，下学期不再担任此职，因为我需要时间为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我已经推荐了一位继任者，并一直在勤勤恳恳地训练那个八年级的农民之子，以使他适应自己的新使命。他现在正站在我的右侧，怀着羞怯和对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兵的尊重注视着我。
在红场，送葬队伍在悲伤地蜿蜒前行。罗马尼亚代表团的领队是乔治乌-德治[5]同志，与他并肩而行的有多列士[6]同志、陶里亚蒂[7]同志、多洛雷斯·伊巴露丽[8]同志、胡志明[9]同志、约里奥·居里[10]同志以及其他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志，他们的名字和面孔都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由于没有电视，使得无线电台的广播更加强大。送葬游行，坟墓边的演说，席卷整个世界、整个国家、布克维纳、市区、学校以及我自己的十年级班级的失落感，全都是现在包围了我们的巨大不确定感的证明。我们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几小时后，明天早晨，下个星期会发生什么？对我而言，那枚红黑相间的臂章有着不同的意味。我不再是那个曾经的我了。迪努·莫戛事件标志着我的突变的开始。
1945年7月，法尔提西尼举办了它的年度展览会。在那个月，我的正式教育也开始了，是在雷米尔家客厅中的家庭式学校教育。那里有书籍、笔记本、鹦鹉学舌般地重复着词尾变化的小同学们。有本书的封面是绿色的，它是本有关奇迹的书，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文字本身。我小时候，没有人给我讲过故事，而且现在也没有人有耐心这么做。我已逐渐变得只熟悉一个我所知道的故事——我实际生活的故事。
然而，那本绿皮书是种引人入胜之物。它里面有一个七颠八倒的世界，色彩缤纷，令人无法抗拒。它如诗如画的独特语言趣味盎然，充满令人迷醉的香料和芳草的甜香，以及世间罕有的辛辣的文字作料的呛人滋味。一则关于骗局、恶作剧和错觉的故事，向我揭示了一个魔幻奇异的世界，既令人如痴如醉，又让人茅塞顿开。不久，其他书籍接踵而至：有关冒险、爱情和旅行的书籍。一字字、一句句、一页页、一本本，廓清了视野，揭示了虚幻的自我现实。书籍成了我的世界，是自我借以发现和发明其本身的工具。内心的交谈正在不知不觉间慢慢展开。
高中一年级时，我试图用一次多情的演说去赢得我的同名校友博洛尼娅·诺曼的芳心，那演说不仅令我青春期的爱情对象惊奇，也让应邀出席那一场合的同学们咂舌。文字的力量，它们令人好奇的辐射力，扩张而为拙劣的模仿。我不断地阅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以及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搅制黄油正在寻找它们自己的语言。
当时还有报纸语言。德治同志、苏斯洛夫[11]同志、多列士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演说词与马雅可夫斯基、阿拉贡[12]、聂鲁达[13]等诗人较为诗化的文字杂糅并现。文字与革命结合在一起了吗？思维语言与公众语言间的鸿沟在加大。报纸、演说、共产党宣传和社会主义法律条文所使用的语言在兵营式的简化基础上运行着。“斗争”要求干脆利落，当机立断，要求一种克制的语言，避免耸人听闻。单一的政党利用单一的语言，正规，标准，无细微差别，提倡一种非个人的、超然冷漠的风格，缺乏温暖或智慧。
虽说简单清晰，党的语言却始终含义深远。字里行间的阅读变成了常规练习。形容词的分量、动词的激烈程度、论辩的长度给人们提供了衡量标准，可据此判断局势实际上有多么严重，将要进行的修正是多么严厉。有关我们的领导人与东西方政治家的会谈或与苏联驻布加勒斯特大使的会晤的简明扼要的公报，使得字谜爱好者们可以细审那些言辞中的奥妙所在，判断它们的细微差异——“诚挚的”、“同志般的”或“热忱的友谊”，“相互尊重与赞同”或“充分赞同与合作”。这些都是伊索式的套语，传达出联盟内部的紧张状态，标志着国内外政治策略的开放或封闭。语言的标准化反映出社会构造的标准化。它是一种经过编码的术语学语言，一种字谜游戏语言，一种限制性的、单调乏味的语言，只会破坏人们对文字的信心，鼓励他们怀疑文字。应用性工作似乎是避免这种语言白痴行为的唯一安全的避难所。
“你说你不打算学医是什么意思？”在毕业宴会上，我的自然科学老师吃惊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自然科学是一门被重新命名为“达尔文主义的基础”的学科。我已认定，医学不适合我，取而代之的是，我将利用我在数学方面的高分优势，继续学习工程，更准确地说，是水力电气工程。新闻中充斥着有关堤坝和社会主义水力电气能源站的报道。19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的高中生，也就是说，有一列5分成绩（依照苏联1至5级的模式）的学生，不必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就可上大学。我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我的选择的自然性。然而，我可以感觉得到，我正在放弃“文字”的世界，以及它所意味的一切。我是在选择与我的更优秀的天性相对立的“现实”吗？我是在选择“阳刚气质”，而不是“阴柔气质”，采取了一种强硬的、男子气的立场，而丢弃了我的天性中那较模糊的、不固定的、怀疑的、孩子气的一面吗？那种男子气概的选择按说不仅会保护我不受体制陷阱的伤害，而且会保护我不受我自己的心魔——语言冒险——的伤害。
国家是全能的。它是个人、商品、主动权、司法与运输、集邮与体育、电影院、餐馆、书店、马戏团、孤儿院和羊群牧场的绝对拥有者。现在一切都归国家所有，包括商业贸易、旅游业、工厂、出版、广播、电视、矿区、森林、公共厕所、电力、奶制品厂、烟草和酒类制造。这是拥有国家政权的左派专政的核心原则，标志着与右派专政的根本差异，在右派专政中，私有财产至少还使人存有最后一丝独立的机会。
紧接着空间收归国有之后到来的，是所有社会主义新发明创造中最非同凡响的创新——时间收归国有，这是通向将人本身收归国有的关键性一步，因为时间实际上是人们保有的唯一财产。一个新词现在加进了新时代和新现实的词典之中：sedinta，“会议”。“我们总是在开会时见面”是当时的一句具有讽刺性的诗句，是一种概括了陈腐现实的陈腐的公式化陈述。个人的时间被转送给了团体：sedinta，一个从“坐”字派生出来的词汇，现在标志着一种重大的新状况：盗窃时间。
“即使针对你的批评中只有5%的批评是正确的，你也必须虚心接受。”这是社会主义初期会议上一再重复的咒语。该规定由伟大的斯大林本人阐明，没有人会鼓起自己5%的勇气去挑战它，而由于接受了95%的批评都不正确的看法，该原则就暗中树立起了欺骗和告黑状的无上地位。它将个人的胁迫与团体的驱邪咒语神圣化，它以煽动性言论、例行公事、监视、胁迫以及舞台表演而著称。在屈服自身的行为中，以及在对它的怨恨中，这种顺从仪式是否也暗示着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团结？无论何时，他都是怀着一种好玩的冷漠对已做好的决定（“以人民的名义”）投上“无记名的”赞同票，匿名的个人成了化装舞会的一部分，在其中，他的赞同被当作一种象征性姿态得到征集。由于与其他人比肩而立，混为一谈，“头昏眼花、不知所措的公民”加入了集体的闹剧，这有助于帮他解除自己的个性和个人责任，再不用为选举中的进退维谷和政治上的选择而苦恼不已。不管他是在暗中窃笑还是在胁迫之下沉默不语，这被巴赫金[14]主称为“可笑的大合唱”中的成员始终是一个虚假的团体、一种幽默诙谐的托词中的一部分。
那些舞台上的演员又会怎样？儿童演员与nomentura（社会主义权势集团）的演说者们毫无区别。宣传鼓动欢庆活动的大、小讲坛都是mise—en—scène[15]的同一种通常的催眠状态的一部分。那个年轻的天竺鼠经历了舞台表演的整个过程：登台，消退，落幕。
现在轮到我来品尝背叛者的痛苦了。这发生在1954年秋季，我进大学的第一个年头。我终于到了布加勒斯特，为“大学颂”（gaudeamus igitur）的合唱所深深迷醉，它是一首旨在向步入礼堂的教授们致意的学院颂歌。几天后我获悉，鉴于我在高中时的活跃行为和考试成绩，我已被提名为劳动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候选人。
这一次，我拒绝了这一荣誉。我为自己找的遁词是：我现在想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学习。军事法庭迅速开庭，这次我发现自己成了被告，很像几年前的迪努·莫戛，我的不堪一击的辩护只不过是种逃避责任的借口。不过，与迪努·莫戛所不同的是，我没有被开除。
因为从外省刚来不久，我的同学们对我的了解相对较少。有几个同学在那次正式会议上采取的态度是，出于纯粹的令人怀疑的宽宏大量，努力将我的罪行最小化——“假如他不想干，那就随他去吧，我们去找别人。”开除的流产激怒了幕后的傀儡操纵者。斯特凡·安德烈（stefan andrei）同志，学生政治阶层的“二号人物”，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将我送上更高一级的政治法庭。在布加勒斯特大学中心的总部，我不得不向适当的申斥和威胁低头。
这个学年开学后的一个月，我将在我国南方的梅吉的亚（medgidia）的一个水泥厂工地再次与斯特凡相遇，在那里，我们完全还是学生的身躯发现，它被意想不到地分派去做“志愿工作”。我父亲从“最北部”来看望自己的儿子——我被那么匆忙地从自己的学术回廊叫来——他震惊地看到，我穿着巨大的胶靴、粗呢外套，戴着苏式帽子。他到来时，我正在建筑工地那一望无际的沼泽中艰难跋涉。我们注视着彼此，在那迅速的一瞥中，交换了有关战争和集中营的记忆。这当然是夸大其词。工人的工棚是临时搭建起来的，伙食差得要命，但气氛足够愉快，并非不同于一部探险影片。到了晚上，有人会弹起吉他，拉起手风琴，有人试着攀谈交流，甚至还有人试图谈恋爱。
我邻床的那个人让我觉得不自在，所以试图对他不予理睬。然而，斯特凡·安德烈，一位四年级的学生，不久便开始发起一次非政治的闲谈。他陶醉地谈起书籍，这在工科学生中很少见。我有所保留地小心回应着他。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自己刚刚重新读过的一本书：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是一位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人，它证明了灾难是如何能够使人变得坚强。我读过它吗？是的，我读过此书，它在出版时得到了大力提倡。“你怎样看它？”安德烈同志问。“一本为儿童和少先队员写的书，”我诚实地回答，“我还是个少先队员时读过它。”我的同伴始终一言不发，久久地凝视着我，然后询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不知道该提到哪个书名。我偶然提到了罗曼·罗兰[16]的《母与子》（l’?me enchantée）。我的同伴再次陷入沉默，然后改变了话题。
这种具有文化气息的幕间休息并无补于“志愿工作”所带来的痛苦。然而，报偿在我全无意料的情况下到来了——一次周末远足，前往离梅吉的亚仅一小时路程的黑海港口康斯坦察（constanta）。生于布克维纳、长于森林与山岗间的我将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大海。那次历史性的相遇将是此后20年中每年一次前往黑海海岸的系列朝圣之举的第一次。在那期间，我以前的同学，斯特凡·安德烈，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崇拜者，正平步青云般爬向高峰，进入新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17]那令人着迷的圈子，最终将成为他的外交部长。他还成了一位认真的书籍收藏者，拥有一些罕见书籍和早期报纸，以及一些珍贵的外国图书，这都是他的外国同僚的赠予。安德烈部长同志享有学者和善人的名声，是一个漂亮而无能的女优的善解人意的丈夫，这名女优的多情冒险被我们无比珍贵的总统的无比珍贵的配偶的特务们侦察得一清二楚。外交部长在出访外国和会见自己世界各地的反对者期间，恣意放纵着自己那优雅的品味，而回到国内，则对那位独裁者所具体实施的准则唯命是从。我不曾享有他的特权，我也不曾对它们心存渴望。对党的忠诚所获的报偿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而不忠诚的报偿则在我身上得到体现。我没有试图去拍现在那位名声显赫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齐奥塞斯库的崇拜者的马屁，而当他在联合国年度大会上用他带有东欧口音的法语装腔作势地重复着例行公事的官方的愚蠢言论时，我也不曾为之欢呼雀跃。
然而，在我们的文学讨论的30年后，这位外交部长令我大吃一惊。那是在他参观布加勒斯特国立中央图书馆用于修补古籍和印刷品的图书病理学实验室期间。我妻子碰巧是实验室负责人，在欢迎他时，她被这位大名鼎鼎的参观者向她发出的亲昵问候弄糊涂了：“你丈夫最近怎么样？”茄拉在踌躇之中简单地答曰“还好”。事情似乎很清楚，这位参观者曾研究过这对夫妇的档案，对她和她丈夫的事了如指掌。后来，他提到他以前与她丈夫很熟，数十年前，他与她丈夫进的是同一所大学，对于她丈夫，他的评价甚高。他请她转达他的亲切问候，并请送他两本她丈夫最近出版的新书。书可以直接从出版社或书店买到——要多少本给多少本，这些出版社和书店像图书本身一样，像作者一样，像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当时的其他所有产品一样，都归党和国家所有。为什么是两本？它纯属荒谬之举，而那个含义模糊的要求将在我遥远的放逐地一直与我同在，在那里，它似乎显得更为荒谬。
工程学真的能够保护我免于政治压迫和“木舌病”的白痴行为吗？那些标语口号，那些陈词滥调，那些威胁恐吓，那些两面派行为，那些约定俗成，那些或大或小、或流利或粗疏、或色彩绚丽或无色、无味、无嗅的谎言无所不在，在街道，在家中，在火车上，在体育馆中，在医院，在裁缝铺，在法官席。在所有的地方，低能都居于至高无上的主宰地位，很难保持免疫。
我们的内心生活是可以得到保全的唯一珍宝吗？这种茫然的内心生活有那么重要吗？难道它也没有自身的和谐安宁的源泉吗？
电气水利工程学起来相当困难，我可以立即这样告诉你，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在120个注册了那门课程的学生中，只有27人最终可以毕业。我初涉未知的学术世界的极度乐观的热情从一开始就遭到当头棒喝——学生食堂的午餐。“茄子砂锅菜”和“黄瓜砂锅菜”是社会主义烹饪发明中的两个名菜。仅仅吃了几口，我便停了下来，胃口大坏，然后陷入平静的虚无状态。我的胃习惯了布克维纳菜肴的精细口味，拒绝接受首都的垃圾食物。然而，最初的几堂课为初时的挫折提供了补偿。一切似乎都是新鲜有趣的，特别是数学和应用数学，可我不久就得与几门技术方面的描述性学科死缠烂打，它们让我举步不前。
我寄宿在一位老妇人家，她睡在一张设法塞在桌子与长沙发间的狭窄空间中的折叠床上。然而，我发现了更热情的主人：中央大学图书馆，阿尔鲁斯图书馆，以及外国文化交流研究所的图书馆。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我都会躲进带我远离水力学、建筑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的阅读之中。
结果可想而知，我的成绩排名直线下降。我应该跳下大学的乐队花车，彻底放弃我的学业吗？母亲用一种痛心疾首的声音宣布：“这毛病立即得改。”——绝对的爱的咏叹调。但是，我知道得太清楚了，热爱往往与情感勒索并驾齐驱。心理分析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父母会毁了一个人的生活，可也许我的生活会被我自己的情感冲突所毁坏，而在任何情况下，生活时时刻刻都在进行自我破坏，不管我们错过的是何种机会。一个人文学科的学位会为我在专制之下提供另一个选择吗？我的家人经过讨论，一致反对这一点，于是我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十诫》是一种驯服我那些桀骜不驯的祖先的努力，放逐和犹太人区强化了谨小慎微的规则，活力和勇气似乎具有煽动性和冒险性。难道我那干涉过度的母亲和父亲毁掉了我的生活？然而，通过变形而构成的组合将不会受到轻视。即使是在一个独裁主义的政治体制之内，也会存在难以逆料之事。
1959年，我从水力电气专业毕业。随后，职业传送带开始运作——见习工程师、项目负责人、工地工程师、主要项目负责人、首席研究员。口是心非每天都在时时刻刻地循环往复着。直到14年4个月零16天后，我才终于能够抛下这一角色。
难道放逐的启蒙曾告诉孩提时代的我，要拒绝外部世界，拒绝出生，推迟脱离营养丰富的胎盘？结果，在后来的生活中，假如你接受了你可利用的所有情境关卡，这会导致自我的多样性，而其中只有一个代表着你的真实自我吗？如果你竟幸运地找到了这个真实的自我，你是否竟会去否认它？你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想要被模糊性所毒害和折磨。教堂与官僚机构、职业与婚姻，只不过是每日加在多样化身份档案中的材料而已。
命运对我们扮着鬼脸，以便使事物保持活力。在我读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偶然遇见了斯特凡·安德烈，现在他已提升为地质系的助教。这是个微不足道的过渡性工作，他在重新进入政治领域之前，假装是一个“科学”研究者。社会主义的居住规定只给那些在布加勒斯特有长期居住权的人发放布加勒斯特的工作执照，谁都不得搬到首都去住。我没有像我一样来自外省的安德烈同志的政治关系，所以，与他不同，我无法让人们忽视这种障碍。“你似乎有望进入一项伟大事业的行列中，可是你却选择回归平庸。”在我上高中时退出政治活动之后，有人就曾这样告诉我。1959年，当我回到我的家乡布克维纳时，也许有人会对我说出同样的话。
六年后，在“自由化”放松了规定，在成功地通过了首都的一个工程职位的资格考试后，我将重返布加勒斯特。在这时，我也必须出示证据，表明我拥有一个最小不少于八平方米的居住空间，这是在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对居民身份的法定要求。布加勒斯特的犹太人社团给我出具了一份证明，证实我居住在前犹太人区仪式用的公共浴室中的一个房间中。
命运为我在居住方面所取得的胜利表示了庆贺，因为我安定下来后没多久，便听说了卡夫卡的《审判》的罗马尼亚译本出版的消息。告诉我这一消息的是我以前上高中时的朋友利维尤·奥布雷杰（liviu obreja），他现在混迹于首都的文化消费者的含混圈子中。城里的书商定期向他提供此类书重要进展的情况。学院书店就在我刚刚就职的研究机构旁边，在那个春天早晨的七点左右，也就是离书店开门营业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书店门外就已开始排起长龙。我去上班时，看到了排着队的第一拨顾客。签过到后，我请了两个小时的假，没有泄露请假的原因，因为我的那些阅读《体育报》的工程师同事们在看到我在细读一些稀奇古怪的报纸、杂志和书籍时，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我不想再在这些怀疑之中添油加醋。那几年是伟大的“解冻”期，新的出版物和翻译作品会以小批量发行的形式定期问世，所以你总是必须得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并且到得足够早，才能加入如饥似渴的读者的行列，等着成为幸运的购买者，买到一本新出版的普鲁斯特[18]、福克纳[19]、洛特雷阿蒙[20]、马尔罗[21]的著作。在这一努力中，由一群志同道合的献身者组成的狂热队伍会聚集到脸色苍白、面带羞涩的同谋者的亲切神情的利维尤·奥布雷杰身边，我也位列其中，只要信号一出，这些人就会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书店中。
与此同时，我自己的第一本小说正付梓出版。与此相伴——幸运仍在向我微笑——我在一家顶级的工程研究所——丘雷尔水疗院实验室找到份新工作，由于我那倒霉的档案，我的工作申请曾在那里多年遭拒。就在那时，在1969年，我成了一家真正的学术机构最年轻的首席科学研究员。为了证明我的新头衔名副其实，我理当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假如我真的那么做了，我的冒牌行为将达到它的极点。相反——现在我的幸运有所下降——我偏偏被收容进一家精神病医院，尽管时间很短暂。不知怎的，在进行某种反思之后，这似乎是对我令人怀疑的职业成就的最准确的盖棺定论。
所以，在70年代中期，我到了这里，被禁闭在一间精神病房中，与我在大学三年级时所做的第一次休学努力相距20年。在太长的时间里，我一直试图保持常态，而这种表演现在适时地记录在精神病医师的笔记中。与我的公民同事们的两面派做法和政治欺诈相比，这算得了什么呢？“职业失调症”看上去不像由大型的政治化装舞会所导致的疏离那样严重，在这样的舞会上，我们全都经历过在一个虚假的世界中的虚假的自我代表的精神分裂症的折磨，在这个虚假的世界中，你的替代者不是你自己，却存在于你自身之中。这难道不像莫迪里阿尼[22]的肖像画中的扭曲姿势或格罗兹[23]、迪克斯[24]的讽刺漫画？
突然间，在最出乎你意料的时刻，你现了原形，你失去了控制，或者你认为你失去了控制，或者你完美地模仿了那种状况。现在，你终于可以拿到医疗证书，它将送你回家，进入你的房间，你的单人牢房，将你与周围环境隔离起来的棺材——一切费用由仁慈的国家支付。成为一名工程师能够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保护我免遭我的社会的掠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保护。然而，当说了一切，做过一切后，我的结论是，我的困境不只是遭受审讯、关押或被送进集中营和反映了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特点的“再教育”收容所的结果，而且每天的梦游症也在折磨着我。反常无所不在，没有人对那愚民化的毒素是免疫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提供一种完美的保护罩来抵御这一阴险的疾病。另一方面，许多作家、艺术家和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一直冒险生活在贫穷和不确定之中，生活在大脑粉碎机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也许你根本不必成为一名工程师。
工程学最终治愈了我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我对懒惰的爱好和精力的散射吗？它帮助我征服了我的喜欢抠字眼、过分区分细节的恶习了吗？工程学将我引入了非如此就不可能接触到的境况，介绍给了非如此就不会遇到的人。无疑，这些是收获，但是，其中有多少主动性则是另一回事。此类收获的代价是那无价的流通物：时间。然而，没有什么错误值得被过高估计。过另外一种生活就能匹配我们为生活所绘制的理想化蓝图吗？工程学是苦役吗？那么，由对家庭、对朋友、爱人和孩子的义务所构成的苦役又当如何？由对你的敌人的憎恨所构成的苦役又当如何？
在我18岁时寄托在那不起眼的职业上的希望中，有一种保护自己不受自身伤害的需求。此类愿望始终未能得到实现。工程学没有治愈我，感谢上帝，我自己的上帝。
[1]法语，指戏剧性的事态突变。
[2]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1893—1930），苏联最有影响的诗人。早年参加过未来派诗歌运动，同时很早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
[3]丹东（danton，1759—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后因反对雅各宾派革命政府的各项政策被处死。
[4]经文护符匣（phctery），两个成对、内装有书写经文的羊皮纸条的小匣，由犹太男子佩戴，一在左臂，一在额部，用以提醒佩戴者遵守法律。
[5]乔治乌-德治（gheorghiu dej，1901—1965），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6]多列士（maurice thorez，1900—1964），法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
[7]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i，1893—1964），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8]多洛雷斯·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1895—1989），西班牙共产党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9]胡志明（ho chi minh，1890—1969），越南共产党的缔造者，越南共和国主席（1945—1969）。
[10]约里奥·居里（frederic joliot-curie，1900—1958），法国核物理学家。
[11]苏斯洛夫（mikhail andreyevich suslov，1902—1982），苏联政治家，理论家，长期从事意识形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方面的工作。
[12]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诗人、小说家，早期倡导超现实主义，曾加入法国共产党，主要作品有诗集《欢乐的火》《断肠集》，以及长篇小说《共产党员们》等。
[13]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诗人，1945年加入智利共产党，主要作品有《西班牙在心中》《诗歌总集》等，获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
[14]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1895—1975），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主要著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等。
[15]mise—en—scène，法语，有演出、舞台调度、布景和道具等义。
[16]罗曼·罗兰（romain rond，1866—1944），法国作家、音乐评论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母与子》等。
[17]齐奥塞斯库（nice ceausescu，1918—1989），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1989年12月22日在国内政局剧变中被捕并处死。
[18]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法国意识流作家，代表作有《追忆似水年华》等。
[19]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小说家，美国“南方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喧嚣与骚动》《村子》等，获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
[20]洛特雷阿蒙u treamont，1846—1870），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人物，作品包括《马尔多罗之歌》，断篇《诗一》《诗二》等。
[21]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征服者》《人类的命运》等。
[22]莫迪里阿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画家，以形象颀长、色域广阔、构图不对称的肖像画和裸体像著称，代表作有《里维拉》《新郎和新娘》《躺着的裸体》等。
[23]格罗兹（george grosz，1893—1959），达达派画家，其漫画作品辛辣地讽刺了德国军国主义及当时社会的腐败，屡遭纳粹迫害，1932年移居美国，作品有系列画《你们看这个人》等。
[24]迪克斯（otto dix，1891—1969），德国表现主义画家，新客观主义派成员，作品讥讽虚伪，反对军国主义，代表作有《妓院老板和姑娘们》等。
佩日普拉瓦，1958年
当他身穿囚服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最初没有认出他来。他面色苍白，剃着光头，帽子拿在手中，眼睑低垂。他安安静静地坐在我对面，与其他犯人一起坐在长而窄的条桌的另一侧。卫兵在桌子的两边警惕地监视着一切。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带来的包裹只有等探视结束时，在卫兵的仔细检查下才能打开。
他低着头，等着听他想听的话语。他没有听到。他抬起头，孩子气地微笑着，眼睛红肿，充满恐惧，下面有两个深深的发青的眼袋，双唇焦枯起皮。他向我保证，他身体健康，而且正在妥善应对。工作环境又热又脏，自然非常辛苦，可他正在妥善应对。他继续微笑着，带着孤儿重新找到了双亲的快乐感激之情。
父亲50岁，可荒寂的环境使他看上去更老些。1958年的那个春天，我上大学四年级。我22岁。我是个怯懦的人，那一刻的暴行使我深受震撼，变得哑口无言，我无法不顾规定，走到桌子的另一边，拥抱我的父亲，安慰他，就如同他是个孩子。我甚至连允许说的几个词也说不出来。
我没有立即回答他有关母亲的询问。最好不要告诉他，由于他的定罪，她已经被解雇，最终不得不接受在一家罐头厂干非熟练工的工作。她每天要辛苦工作十小时，躬身俯在巨大的钵槽之上，槽中装着辣椒、土豆和黄瓜，她得用手将它们切成薄片。我再三向他保证，母亲下个月会来看他，我也给他带来了他一直在等待的消息：律师声称，政治压力正趋于缓解，拘捕行动已经放慢，“上面”的某处已经承认有虐待行为。我趁着卫兵不注意，向桌子那一边倾过身去，耳语道：“律师的兄弟是一位高等法院检察官。”这意味着上诉很有可能将会成功，不公正的判决将被推翻。
他才刮过的脸与令人惨不忍睹的制服形成了鲜明对比。通常，他的服装从某些方面反映了他自己那喜爱挑剔、讲究整洁的个性。现在，囚服遮蔽下的只不过是一只虱子，就像在特兰尼斯特里亚的最初几周一样，当时，他惊恐地注意到，自己曾经洁白的衬衣领子上有一只虱子。“这样的生活不值得过下去。”当时他说，变得垂头丧气，被羞辱所压倒，准备放弃。母亲，伟大的希望的发言人，那时向他保证，他会重新穿上浆得硬挺挺的白衬衫，可她无法让他从失望中跳出来。然而，他活了下来，结果只是发现自己再次回到了那被放逐的漫漫长夜之中，一只虱子。现在，在这里，是我，小虱子，虱子的儿子，再次许诺重生，许诺一件干净的白衬衫的希望。
在他遭到拘捕的前几年，他已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撤销了所担任的ocl metalul（苏恰瓦的金属及化学制品国贸公司）的领导之职。他一直恪尽职守，诚实不怠，就连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在ocl alimentara（当地一家食品分配机构）担任会计工作。“社会主义商业”是个自相矛盾的术语，就像“社会主义哲学”一样。保持人员及商品流动的古代贸易暗示着个人意志、主动性和智慧。相反，国家商业，由于一切商业都属国家所有，在严格计划的基础上展开，它所需的仅仅是官僚机构、定期的补给、毫无经验的受害者。
我父亲既无经商天分，也无经商经验。商业心理、策略、冒险和精明之道一直与他无涉。他只是成了一位尽职尽责的国家职员，就像战前他是私营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模范职员一样。
“1947年，当我们搬到苏恰瓦时，”一次，他告诉我们，“我为合作协会做营销工作。我负责刚成立的合作农场的物资供应。一天，一个人来找我们，提出向我们出售取暖木材的建议。领导问我的意见。我说这是笔好交易，于是我们立即同意了他的条件。然而，我们没有足够的现金付给那人。于是我与几个认识的家庭联系，为他们提供过冬的取暖木材。当时的大多数家庭仍然用烧木材的炉子取暖，可木材很难弄到。许多人打算先付款，这样我们就能筹到钱，付给与我们做交易的人。合作协会从那笔交易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当布加勒斯特的头面人物听说此事后，我被提拔为负责物资供应的头头，这意味着，我作为协会管理梯队中的成员，有权签银行汇票。这一切在1948年9月停止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接管了一切，我被任命为当地金属、化学制品和建筑材料贸易协会的负责人。”
事实上，1948年9月所发生的事情是，此类交易不复存在。在玛丽亚的丈夫、市共产党领导人瓦拉斯齐科同志的坚持下，我父亲加入了共产党，被带入人称为国家商业的极度脱离常规的新星们的行列中。训练有素、不屈不挠、怀着过时的白领工人的热忱的父亲似乎忘记了他正在做的事情的荒谬性。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我——高中的劳动青年联合会书记——和父亲——金属行业协会的负责人——都来到了十字路口：我自动脱离了政治斗争，父亲从他的管理职位上被降职。
几年后，父亲这样告诉我们：“过了些时候，我问一位区党委的积极分子，为什么要让我去职，他用一个比喻作答：希特勒时期，一个顺街狂奔的犹太人被另一个犹太人拦了下来，问他为什么要跑。你没听说吗？希特勒刚刚下令，每个有三个睾丸的犹太人都必须切去一个。气喘吁吁的奔跑者回答。可你有三个睾丸吗？另一个问。噢，他们先切再数，奔跑者边跑边喊道。这正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一份匿名信称，你让某人免费得到一辆自行车……我怎么可能给自行车？我不负责物资供应，我是主管。你说得对，没人愿意费心去核实那一指控。直到后来，他们才发现，这纯粹是个谎言。你能怎么办？”
1958年，在担任ocl alimentara财政部门的领导时，父亲突然遭到拘捕。这是运气不好吗，是一个诅咒的结果吗？共产党全体会议定期指出位居上层的敌对者，有许多出人意表的战术转变可以搅乱社会主义权势集团的级别，通过群众的巨大网络发送冲击波，而群众的冷漠需要用反复无常的恐怖之刺加以震撼。社会主义日常现实的薄雾迅速变为血迹斑斑的黑暗。惹人注目的“少数派”被挑选出来受大家监督。
就像他每天工作结束后几乎都会做的那样，马内阿同志在屠夫身边停了下来。他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情况，木偶们全都按照常规路线运作着。父亲走向柜台，屠夫正站在那里，打算把他常用的包裹交给他。像ocl alimentara的其他工作人员一样，马内阿同志与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下属的屠夫有个约定：他赊账买肉，等拿了工资后，一个月分两次付清欠款。然而，那一天，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那具木偶的线绳像通了电般地摇晃起来，绕在了毫无疑虑的受害人的喉咙上。
接下来的情形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脚本上演。屠夫将袋子交给马内阿同志，马内阿同志一点儿也没有怀疑那是个圈套。化装成顾客的目击证人站在指定位置上，准备依照指示，证明该犯人其实拎的是嘀嗒作响的炸弹。在幕后，木偶操纵者拉扯着绳子，无助的木偶准确地扑向他，第一出戏的大幕落下。被当场拘捕的被告发现，自己立即进入第二幕——审讯。
凭借紧急情况处理权，审讯在第二天一大早开始。之所以有一夜的暂缓时间，不是为了被告的利益，而是为了让鼓手们在空无人迹的市场上游行，颁布最新的官方举措——提高社会主义者的警惕性，揭露一切企图破坏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行为。
由法庭指定因而不愿挑战当局的律师咕哝着说出“仁慈”一词，提到被告清白的过去：他没有犯罪前科，他热爱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司法原则。被告坚持亲自向法庭提出申辩。在得到允许后，他坚定但礼貌地否认有任何欺诈意图。可接下来——以被视为鹰钩鼻子的暴发户的厚颜无耻——他继续说，他被指控的行为，即没有当场支付两公斤肉钱，在他看来，并不构成欺诈，而且是太微不足道的侵害，连罚款都不应当。人民法庭一片哗然。坐在法官左侧的检察官带着显而易见的恼怒神情打断了不知深浅的罪犯。被告是在声称，延迟支付不构成起诉的理由吗？他是在声称，所欠的钱数只应判罚款吗？这是过时的小资产阶级的“合法欺骗”。在紧张的沉默中，法庭中的人听到，ocl metalul的前任领导、ocl alimentara的现任部门负责人被判入狱服刑五年。闹剧迅速收场，而被判有罪的那个人被押送至第三幕—赎罪。
密集呛人的灰尘弥漫在扩大了的舞台。背景是一个劳改营，它的入口处用闪亮的红色字母写着：佩日普拉瓦劳改营。穿着暗褐色囚服的模糊身影在四处移动。他们扛着锄头和铁锹，他们推着装满沙砾的手推车。在酷烈的太阳下，在咆哮的狂风中，五大三粗的卫兵用枪管捅着苦役们的脖子。不公正的感觉未必会使不公正变得较易忍受。向政府集中营输送人质的不仅是肉铺，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公共机构也会定期送上自己的贡品。对我父亲而言，关押在佩日普拉瓦不仅意味着禁闭和羞辱，而且也意味着生命的磨难。这位从会计师变为社会主义者再沦为阶下囚的人身上，没有也许可以帮他度过痛苦磨难的哲学家的超然态度或商人的实用主义。
我的父亲不是赫尔曼·卡夫卡，后者一直是世界的粗鲁的统治者，直到他的儿子弗朗兹[1]使之发生了动摇；他也不是那位伟大的魔术师和即兴诗人，也就是布鲁诺·舒尔茨[2]的父亲，他又被称为造物主雅各布（jakub the demiurge）。我太了解他了。对于他而言，比体力劳动更艰辛的，比这次重逢的痛苦更严酷的，是他现在正在遭受的羞辱。他从未设法让自己从尊严的习俗中解放出来。尊严，他生活的指导法则，是他的第十一诫，在他看来，它巩固了其他十诫。他既不能忽视一次冒犯，也无法对它一笑了之。他终其一生树立起的诚实名声加强了他不可撼动的尊严感，这常常会激怒我，也常常会感动我。共产党政体经常上演对常备被告——反党分子、地主、银行家、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破坏分子、牧师、将领，或被指控为美国特务的堕落的共产党员——的审讯表演。既没有那么出名，又不曾少受痛苦的是那些落入“灰色地带”的指控，它们在本质上显然与政治无关，可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治烙印。这种恐怖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降临在无助的受害者头上。
尽管我父亲接受了红色党证，却完全没有政治热情。像他骄傲地将自己包括其中的所有“普通群众”一样，他不喜欢幕后操纵。他只是按照被常识和庄重所定义的毫无特性的传统生活方式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属于那些被编年史所忽略不计的天真无辜者的行列中人。这些是我在与那位佩日普拉瓦囚犯仅仅几分钟的吃力交谈之际掠过脑海的部分想法。我无法传达我的真实想法，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处于监视之下。我们真正感觉到的东西总是无法表达，就像以前我们关系中的许多时候一样。他是一个禁锢在自己的孤独中的人，他的主要挑衅方式是沉默和严守秘密。如果他能够表达自己的羞辱和轻蔑，那么他就有可能感到一些释然，但抱怨不是他的天性，它属于那对夫妇中的另外一人。他很少谈及痛苦和欢乐。不同于我母亲，他从来不提特兰尼斯特里亚，你很难让他说说他是如何被一个以前看似友善的军官用皮鞭劈头盖脸地抽打一顿的经历。他没有忘掉任何一个细节，有一次，当我问及此事时，我立即就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追悔莫及。讲述那个羞辱的故事，几乎如同那次经历本身一样让他感到创痛和羞惭。
羞辱是种令人羞惭的事。我知道我本不应看到我现在看到的东西——憔悴的面容，颤抖的双手，囚服，狱帽。正如他从不谈及位于特兰尼斯特里亚的法西斯集中营一样，他也将永不谈起佩日普拉瓦的社会主义劳改营。至于我，我知道，在他去世之前，我绝不能描写这次会面。
彼时彼地，我应当告诉他：“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正在离开。你不久就会从这里出去。我们正在离开。”“离开，离开，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留下来。”阿里尔的呐喊曾不为人注意地在我外祖父的书店中响起过。在1947年的冬天，当我乘着雪橇穿越雪原时，我自己也发出过那种呼喊，也没有人听到我的声音。
我是在头天下午乘从布加勒斯特开来的火车抵达佩日普拉瓦这座位于巴拉干（bǎrǎgan）与多布罗迪亚（dobroudja）之间的尘土地狱的。那是个灼热的春日，灰尘填满了我的鼻孔，落在我的手上、眼睛上、衣服上。在远处，我可以看到那忙碌的蚁丘，劳改营中的居民，如同穿着暗褐色制服的微型昆虫，正在远远地挖掘着。他们将沙砾装上手推车，捣碎，卸在堤防脚下，然后用木板条将其压实。全副武装的卫兵在木头搭的瞭望塔上俯瞰着他们。这绝对是一个埃及法老式的工程，用以灌溉酸性土壤，每块土地都分成小块，像古埃及时代那样，用最原始的方式进行开垦。在地平线之外，还有更多的苦役，他们站在齐腰深的肮脏的黑水中割芦苇，并将它们扎成捆。
我走下火车时，天已擦黑，我必须在夜幕降临之前到达附近的村庄，找个睡觉的地方。透过飞扬的尘土，我刚刚可以分辨出站在自家门廊上的村民们，他们十分漠然地看着聚集在街道上的一群陌生人。这些人像我一样是来探监的。这种自发的聚集似乎会定期发生，目的是为了交换信息和传言。我走近了一点儿，在保持了一小段距离的地方停住脚。我可以听到他们正在说什么，却又觉得无法介入其中。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褴褛外套的女人走出人群，向我走来。我曾无意间向她发出过某种信号吗？这位满脸雀斑的年轻女子张口就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来看谁。明天她要去探访她的兄弟，她告诉我，他和对外贸易部的其他雇员一道，在一次有政治动机的审讯中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控有罪，裁决的集体性质使得个人上诉变得不可能。将她带到这个世界的边缘来的个人灾难似乎已将她可能拥有过的矜持击得粉碎。她简明扼要、快言快语地说着自己的故事，声音低沉，带有喉音。
我们离开那一小群人，顺着狭窄弯曲的乡村街道一路走下去。她有些神经质，证据是她一路上会不时地摇晃自己的大脑袋，或是拢拢肩头的外套，尽管天气很热。她整理自己的围巾时，我可以看到她凌乱的厚发，就像一个金属丝编就的王冠。她谈着她要去见的兄弟，以及家中的那个兄弟，还有她的母亲，她在听到判决之后中了风，现在几乎瘫痪。我又一次问她，她对劳改营了解多少。“邪恶！邪恶！”她重复道。你听说过位于皮特什蒂（pitesti）的监狱吗？她问。在那里，每个囚犯都被迫轮流折磨自己的狱友，被折磨者成了折磨者。你听说过斯大林式的工程，也就是多瑙河至黑海运河的工程吗？在那里，那些囚犯——那些尚未被粗暴地杀害的人——成千上万地死去。佩日普拉瓦肯定是后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中最恶劣的一个，她继续告诉我，犯人的食物是喂猪的少量泔水，瞎眼的苦役们从早到晚地干着体力活，卫兵的咆哮声充斥在他们耳际，临时性的木板房污秽不堪，人满为患，每天都要挖掘有定额的土方——野蛮！那些不习惯体力劳动的人，或者那些不再年轻的人，往往当场倒毙在地。此外，从春季到秋季，还得与酷热搏斗，到了冬天，则要面对凛冽的寒风。
很显然，她需要发泄自己的情绪，可我不再听她说话，第二天早晨的会面抢占了我的脑海。现在他会是什么样子，那个此刻毫无疑问也在想着明天早上的团聚的人？我该对他说些什么？说他将熬过这场磨难，就像他熬过那么多其他磨难一样？他从特兰尼斯特里亚集中营幸存下来，也会从这一座中活下来。我应该对他说些什么——说这些是艰难岁月，说无辜的人正在被拖去接受荒谬可笑的间谍审讯，说他们在有关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亲戚的粗暴审问中惨遭毒打？或者我该告诉他美国佬、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或天主教徒的反共阴谋？这些白痴行为能够给他带来安慰吗？
我的同伴不再说话，也许是因为我长久的沉默。接着她告诉我，村民在出租过夜的房屋，我得一大早就起床，以便确保准时到达刑事犯们的居住地。随后她迅速走开了。我没有听进她对我所说的每件事。第二天去见我来探访的囚犯的念头盘踞在我心头。时间开始在嘀嗒声中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思绪漫无边际地游走着。
第二天早晨，当我看到那张被艰辛劳作时的风沙摧残得皱巴巴的饱经风霜的面容时，我还是找不出话来表达我那无法言传的思绪。我能对他说什么呢，我如何才能克服总是在我们的交流间构成障碍的局促不安呢？我应该喊些希望的口号，说些在他那爬满虱子的囚服前面纯属嘲讽的常识性的陈词滥调吗？我摇了摇头，决心开口，让情感直接发话，可我的头脑还在不断重复着相同的老生常谈：“案子将会重新开庭，我马上就毕业了，你会走出这个鬼地方，我们将会离开，我们要离开，从这里出去，像我们所有亲戚那样，像我们的众多朋友那样。”但这些让人宽慰的话语不可能说出口。某种隐晦不明却强大有力的力量抑制着我。为什么？
几个月前，我也许会对他说：“我要把自己绑在你曾经绑我的桌子腿上。只有到了现在，我才明白了你当时认为我应该懂的道理：自由的代价和囚禁的代价。你一点儿也不知道我是如何颠倒这些术语的。”这些就是在我知道灾难即将降临在我们头上的数月之前掠过我脑际的想法。在空虚中，我曾想，我可以将我的囚禁定义为自由，想象自己是一种语言而非一个国度的居民。现在，我当然不可能用自己自私而天真的困扰去加重他的负担，我也找不到力量去用魔法召唤离开的前景。由于感到内疚，我无法向他许诺，即使是在眼下，与被称为特兰尼斯特里亚的过去和被称为佩日普拉瓦的现在决裂的关头。我始终一言不发，羞愧万分，不配获得奇迹，用自己那双还活着的眼睛去看他。
我俩都沉默下来，双眼低垂，在此之前我们有过一次短暂的交谈，交谈中，他不断问问题，就像一个试图为父母打气的孩子，我则用父母的口吻回答他，情绪混乱茫然，而父亲就像个影子似的坐在我对面，憔悴，苍白，卑微。他那双会计师的小手搁在桌上。他的手掌被铁锹把儿磨得伤痕累累，起满了水泡。我可以看到，他手背和手指上的金黄色汗毛中点缀着白色的汗毛。他的指甲一如既往地修剪过，可这次修得很不平整，谁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在没有剪刀的情况下。
卫兵大喝一声，父亲倏地离开座位，向突然间凭空生成的囚服行列中挤去。我最后瞥了他一眼，我的包裹挂在他的胳膊上，他与他的同志们一起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去，他们每人都拎着自己的包裹，因为害怕犯最微小的错误，一个个都变成了十足俯首帖耳的奴才。他们的恐惧，他们像机器人一样站入队列准备听从号令离开的迅速劲儿，将我再次见到他的希望击得粉碎。
然而，我真的再次见到了他。不同于其他那些如此众多的永不改正或推迟改正的可怕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伪装，我父亲的较为不起眼的案子得以重新开庭，判决从原来的五年减为他已经在佩日普拉瓦劳改营度过的十个月。减刑而非撤销处罚使得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遮掩其“司法错误”，避免向囚犯支付赔偿金，而囚犯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是国家财产。
[1]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现代派文学的先驱，代表作有《变形记》《城堡》等。
[2]布鲁诺·舒尔茨（bruno schultz，1892—1942），波兰小说家、画家。代表作有《鸟》《蟑螂》《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等。
职员
父亲作为领导和家长都是严厉而独裁的。他突然间的大发雷霆是无法缓和的，他态度温和的瞬间少之又少，并且都是打了折扣的。他不会不公平，而且决不说谎，即使是在说谎可以更易解决问题时。
随机应变、胆小怕事的母亲是更敏感的那种人。她向他提出建议，甚至在专业事务上。她拥有直觉和宽容的本能，但她无法说不，无法拒绝请求。由于情绪反复无常，会突然变得抑郁沮丧，她会迅速从责备别人一变而为自责。她一直与家人和她过去生活中的人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个过去一直要追溯到她成为自己父亲最喜爱的女儿的时候。她渴望爱和赞誉，她焦躁不安，富于想象，热情洋溢，相信宿命，擅长交际，她相信奇迹、友善和感恩，却常常遭受失望的折磨。她试图对儿子实施的那些禁令和处罚似乎有点儿荒谬可笑，因为她总是要求丈夫进行管教，而当后者像时常会发生的那样太过严厉时，她又后悔不迭。生活完全没有给这对夫妇中的任何一个带来改变，直到生命结束的时刻。
身为孤儿的儿童时代和后来为获得令人尊重的社会地位而付出的努力塑造了父亲，也扭曲了父亲，他近乎于一个典型的“布克维纳”人，尽管他不是出生在布克维纳，而是出生在法尔提西尼附近的摩尔达维亚。他理智、孤独、谨慎、沉默、含蓄、注重尊严、吹毛求疵、谦虚诚实，总是带着一种持续不变的、令人悲哀的羞涩拘谨，这可以理解为不愿参与或宽恕冒犯之举。如果能够自行其是，他总是相当自得其乐，在小心地不强加于人的情况下，他会赞扬庄重、谨慎和尊严，并将它们付诸实践，即使是在极端的环境下也是如此。谨慎，毫无疑问，暗示着一种隐秘的生活，而且确实，处处都有一些秘密的小迹象，他的妻子会怀着令人吃惊的愤慨发现这些秘密。当她劈头盖脸地向他发出斥责和控告的质询时，他既不抗议，也不否认，只是希望忘记这件事，回到它应有的暧昧状态。
他的简洁精确的书写风格表现了同样的谨慎：没有诗情画意的流露，没有情感的勃然迸发。“我1908年6月28日出生于勒斯佩兹的一个小集镇，当时属于巴亚县”——这就是他简单的自传的开头，这份文献只有几页纸，不是在1949年每位罗马尼亚共和国公民都得按要求所写的档案，而是40年后在他的儿子的请求下所写。90年代，父亲不再是领导，他的儿子不再是少先队队长，而且我们都远离了过去居住的镇子，彼此也离得很远。
5岁时，我开始上犹太宗教小学，它是初期的希伯来语学校，在那里，我学习了初步的犹太语字母表。7岁时，我进了勒斯佩兹的一所犹太人学校。我学习意第绪语和罗马尼亚语。1916年，我的哥哥阿伦被送上前线，我的父亲被征召入伍。1917年，爆发了一场斑疹伤寒症。我母亲那年去世。我成了孤儿，与比我小3岁的弟弟努卡一起生活。当时我只有9岁，可我不得不照顾弟弟，时间约为一年。随后，我的姨妈，我母亲的一个姐妹，从雅西县的拉吉诺阿萨（ruginoasa）赶来，将我俩带去与她一起生活。努卡在一家食品店当小售货员，一个太小的售货员，在那里，他还得到了住处和膳食，我则继续上学。当我父亲从军队退伍时，他续娶了苏恰瓦县的利特尼（liteni）的年轻姑娘丽贝卡。我留在拉吉诺阿萨一年时间，以便上完小学。那里也有一所犹太宗教小学，我很优秀，因为我从勒斯佩兹已经学会了很多知识。
他继续自述道：
在拉吉诺阿萨的那一年结束后，我返回勒斯佩兹，发现我有了位继母。我私下里在帕斯卡尼（pascani）的体育馆学习，这意味着我不去上课，只参加考试。随后我上了法尔提西尼的高中。我给小学生当家庭教师，以便自己养活自己。后来，我在勒斯佩兹的玻璃厂找到份工作。当首席会计师搬至伊特卡尼糖厂时，他把我也带了过去。于是我开始了更文明的生活，周围都是些工程师、技师和搞经济的人。厂里有个小食堂，由在食堂吃饭的人管理。轮到我来管时，除了传统食物之外，我还设法供应甜食和腌菜，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做饭。1930年，我应征入伍。我最初在法尔提西尼的第16步兵团服役，然后我回到伊特卡尼，回到工厂，在那里我有一份非常优厚的薪水。我买得起大多数东西，因此心满意足。在遭放逐之前，我一直在伊特卡尼糖厂工作，得到了优秀的组织者和会计师的赞誉。当时，法尔提西尼每年夏天都会在圣埃利亚斯节那天举办一个盛大的集市。摩尔达维亚的人全都会去。我每年夏天都去，在那里度过整整一个周日。1932年，当我从集市回来时，我与公共汽车上一位坐在我身边的年轻女子交谈起来。她长得很像法尔提西尼的雷米尔太太。她告诉我，她与父母一起住在布杜杰尼，在那里，她父亲，也就是雷米尔太太的兄弟，经营着一家书店。我们的恋爱持续了三年时间。我常常在周日前往布杜杰尼，晚上乘马车回伊特卡尼。1935年，我们结了婚。我在书店工作，图书生意似乎进展得很顺利，可没多久，由于入不敷出，我便返回了工厂。我们搬到伊特卡尼，留下岳父岳母经营书店。玛丽亚来与我们一起生活……你生于1936年……我们的正常生活止于1941年10月我们遭放逐时。
在许多家庭事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提及：
1939年，阿努塔，我弟弟努卡的妻子，死于心脏病。她突然摔倒在地，手里还抱着自己的小女儿。我设法让自己与一个代表团一起被派往罗马的糖厂，以便出席葬礼。我妻子珍尼塔在博托沙尼，当时我没有对她提及此事。1939年，军团已经掌握了权力。为了活命，珍尼塔希望我们能够越过边界到苏联去，可我没有同意。当我从罗马回来时，我把一切都告诉了珍尼塔。我们决定收养我弟弟的小女儿露蒂，直到努卡能够再娶。我返回罗马时，发现露蒂很可怜，营养不良，肮脏不堪，无人关心。她的外祖母已十分衰老，而努卡从来不善持家。我带着露蒂回到伊特卡尼。过去一直为我生活在布杜杰尼的岳父母工作的玛丽亚与我们一起住在伊特卡尼，还有我的妹妹克拉拉也是如此。吃晚饭时，通常是我来喂你，克拉拉喂露蒂。玛丽亚悉心照料着她，露蒂渐渐长成了大姑娘。玛丽亚充满关切地照料她，就像照料你一样。可我们的正常生活在1941年我们遭放逐时终止了。
那么，在1939年，母亲希望通过越过边界到苏联去的方式从罗马尼亚军团手中拯救我们的生命。那一倡议很有可能确保我们在特兰尼斯特里亚之外的其他地方自由游走，不久之后，我们就被军团的前盟友、自命为“将军”的安东内斯库送到了特兰尼斯特里亚。我们会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前往那个著名的旅游胜地西伯利亚，在那里，我们将出乎意料地很快了解到共产主义的好处。相反，那个红色乌托邦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走向我们，从苏联往西，来到了罗马尼亚。我们在1949年还不确定它的好处，可我们对它的信号做出了回应。1939年曾对那种红色承诺表示怀疑的父亲成了共产党政体中的一名职员（尽管有点三心二意），而他的儿子，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则相信自己是未来无限光明的新世界的化身。
然而，我们一直没有忘记30年代的珍贵教训，以及持续了十余年、五十余年的流放生活的记忆。就连我父亲那简明扼要的自述也承认了这一点：
我们正在收拾家里的几样东西时，我在糖厂认识的宪兵队头目告诉我，那样做没有用，我们必须徒步走很长的路，我只能带着两个小孩。于是我们把一切都留在了家里，只背着个背包就离开了。我一手拉着你，塔图塔（他对我的昵称，这个称呼一直用到我的儿童时代结束之后），一手抱着露蒂。可是，我们还是带上了为买房子攒下的16万列伊。我们一个摞一个地挤在运牲畜的车厢里。火车走了很长时间，一天一夜，外加一个白天。当火车停下来时，天已经黑了下来。我们被带到一个叫阿塔基的集镇，该镇靠近德涅斯特河。接着袭击开始了。许多人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的抢劫，一些人被扔进了德涅斯特河。这些人中就有我们的邻居拉科瓦尔，伊特卡尼火车站餐馆的老板。早晨，等钱币兑换开始时，钱都必须换成卢布，汇率是40列伊换1卢布。一位友善的罗马尼亚军官悄悄告诉我们，建议我们不要换钱，等到了河对岸再换，在那里，汇率是6列伊换1卢布。那一提示暂时救了我们。可钱没能支撑多久。你母亲付了不少钱，好把她父母带到莫格黑勒夫来，那是在我们从阿塔基又是坐船又是走路又是坐马车到达后的那一天。那对老夫妇留在了位于德涅斯特河另一边的阿塔基。在莫格黑勒夫，我们六七个人住在一间没有生火的房间里。我什么活都干。薪水是每天1德国马克，那是规定。1公斤土豆无论如何也要2至3马克。我们为了吃饭，卖掉了手表、戒指和衣物。后来我们到达了一个叫作温的塞尼（vindiceni）的村庄，那里有家糖厂。罗马尼亚士兵中有个人曾在伊特卡尼的工厂工作过，他认识我。他有时会给我们带来点面包、茶叶和土豆。玛丽亚就是在那里找到我们的。她来的时候，带着两只装满了食物和其他物品的箱子。东西全被没收了。可是，在那种穷困潦倒的境况下，她还是与我们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她照料斑疹伤寒症的祖父母，还要照料珍尼塔和露蒂。人们会用一枚金戒指去换几片阿司匹林或面包。只有你和我，塔图塔，从不生病。1942年冬天的时候，老阿夫拉姆，你的外祖父，死了。三周后，那位老妇人，他的妻子，也走了。在温的塞尼，有一个极端邪恶的官员，一个rakhlisky，一个畜生。他千方百计地折磨我们，破坏我们。我们搬到了尤尔卡乌提（iurcǎuti）的一家酒厂。明娜·格劳尔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她是珍尼塔的姐姐丽贝卡的女儿。
这个造成那么多人神经崩溃，并让我第一次知道了“离婚”一词的事件，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叙述出来：明娜·格劳尔，丽贝卡的女儿，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丽贝卡是母亲的姐姐，她女儿的名字是我们家中的禁忌。明娜关系到一个家庭丑闻，直到母亲去参加罪人明娜的姐姐贝蒂的葬礼，她的名字才被重新提起。只是到了那时，这家人才就明娜以及我父亲的通奸行为达成和解。
负责那个村子的军官把我叫到警察局司令部。我认识他，他一直对我们很好。他一句话也没问，从抽屉里拿出一根又粗又长的皮鞭，开始一面吼叫着，一面诅咒着，一面用皮鞭劈头盖脸地抽打我。我的头肿了起来。我以为自己要死了。最终，我们逃离了那个村子。我们回到了莫格黑勒夫。这发生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当时德国军队正在撤退。苏联人到达时，我们试图跟随他们，向比萨拉比亚和罗马尼亚边境推进。可是，苏联人抓住了我，把我召入红军，并试图将我送往前线。我逃了出来，跑过森林，好几天都远离所有住人的地方。仿佛是借助于奇迹，我在一个名叫布里塞尼（briceni）的小镇找到了你们大家。就是在那里，在苏联人占领期间，你开始上学。
一天，你回到家，说你想跟表哥们一起上二年级。我去学校与老师谈话，因为你是个好学生，你获准进入二年级。1945年4月，我们回到法尔提西尼。我们先是与雷米尔一家住在一起。利厄·雷米尔是珍尼塔的姑妈。后来我们去了拉道提。在那里，我在一个负责按停战协议的规定协调向苏联运送牛羊事宜的办公室当会计。那些动物需要喂养和照料，于是我雇了些兽医、助手和工人。农业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出口商瞄准了那些动物的重量，以确保事事都按计划进行，因为大利润就意味着大风险。许多牛都会留在那里一段时间，假如它们病了的话。当时，有超过五千头牛和大约二万只羊被送给了苏联人，罗马尼亚人的新主人。这一业务一直持续到1947年。我们那时搬到了苏恰瓦。
短文在谈到他在战后与玛丽亚重逢时，谈到与她的丈夫维克多·瓦拉斯齐科同志会面时，以及谈到他后来加入共产党队伍时，所使用的方式也十分引人注目。简洁的文字是那个人的特征。他避免谈及冲突、错误和失败，正如他避免含糊其词一样。在他弥留之际，当问到他为什么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也从不提起他的妻子以前结过婚，或者她比他大4岁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那有何意义？”假如我向他问及那个安全部军官的事——在他从佩日普拉瓦被释放后，此人在整整一年时间里不断向他施压，要他成为一个告密者，假如我问他是怎么沉默、平静、坚忍地加以拒绝，直到那个警察精疲力竭时，他也会说出大致相同的话来：“现在谈这个有何意义？有何意义？”
离开
1947年，我父亲的妹妹带着好消息出现在我们家门口：她已经预订了船位，不仅为她自己和她的男朋友，而且也为我们家。父亲立即回答道：“我刚刚打开行李，没有精力再重新打包了。”当然，我们于1945年从特兰尼斯特里亚回来后，没有什么东西可打开，所以在1947年也没有多少东西可打包。他的小玩笑只是在试图掩盖他不愿意进行冒险的心境而已。
离开的问题定期萦绕在我们心头，并且理由充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成了一个不愿离开的人。我上大学时，这个问题再次提了出来，不仅与佩日普拉瓦有关，而且也与一个朋友的移民有关。
我们在进入第一个学年的几周之内就变得非常亲密。雷卢头发乌黑，身材高挑瘦削，是个聪明的学生，还是个音乐爱好者。他喜欢数学、篮球和音乐会，甚至似乎愿意给文学一个机会。他注意到我对工程学研究缺乏兴趣，我将大量时间都泡在布加勒斯特图书馆中，并且与漂亮的艾伯特太太的漂亮女儿打情骂俏。他意识到了我的不满、我的渴望、我的怪念头，于是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他那过分的、气人的敏感与使他避免一切复杂事物的同样气人的实用主义达成了平衡。然而，这些差异——甚至他对异性的缺乏兴趣——丝毫也不足以构成我们间的友谊的重要障碍。
1958年春，雷卢给我带来了一条敏感的消息：他母亲和姐妹已决定移民到以色列。她们已填好表格，将他也纳入了她们的计划。我们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47年12月的那个冬日，国王的突然退位促使我穿过雪原飞奔回家，嘴里念叨着“结束了，我们现在就离开，马上”，自从那时起，日子仿佛已经过了千年。战后早些年里，当我倾向于亚博廷斯基的好战观念时，拥护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想曾吸引过我，可现在，它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吸引力。超越披着安乐矫饰和自由幻想的铁幕，逃到资本主义的天堂，现在似乎是种庸俗的观念。我对一切改变命运的幼稚努力都表示怀疑。在我看来，对我们不够完美的、短暂的现状承担起责任，并予以理解，更胜过仅仅做出地理方位的调整这种改变。
我的朋友不仅平静地接受了离开的观点，甚至还举出了几个论据来支持这一观点。他的父亲在1941年雅西的“死亡列车”暴行中失踪了，当时，被从家中搜出、拖过街道的犹太人发现自己像沙丁鱼一样被塞在不知将驶向何处的密封的货运火车车厢里。炎炎夏日，火车在乡间漫无目的地打着转，直到饥饿、窒息的身体变为尸体。
我本人对这些恐怖事件并不陌生。我的启蒙也始于一节由武装士兵看守的密封的货运车厢，但那列火车有一个目的地：它的由囚犯构成的货物将被倾倒在一座集中营的人类垃圾堆上。然而，在我看来，雷卢离开的辩护理由似乎多少有些巧言令色和“雕琢过甚”。我已对试图将仅属于传记环境的东西理智化的努力越来越警惕。就连佩日普拉瓦也不能削减这股力量，凭着这股力量，我的怯懦找出了留下来的最自命不凡的理由。
移居圣地的候选人们在头天晚上就开始排起了队，以便第二天早晨可以有机会到达发放那充满魔力的申请表的桌子边。漫游的部落再次开始移动。它让我想起了我们重返生活乐土时的情形，那1945年的重生。我回想起那童话故事里的声音和色彩，那童话故事般的美味佳肴，以及我从自己陌生的充满书卷气的表亲那里收到的童话书，他是雷米尔家的后辈，也是我的老师。黑板盖住了整整一面墙，上面写满了公式、表格和谜题。在那个奇妙的地方，我发现了常态的快乐，那由我那些从未被战争所驱逐并送往集中营的亲戚们所上演的色彩缤纷的穿插表演。每天早上醒来，我都会看到崭新的一天，我就像只活泼的小羊羔般欢呼雀跃。
我以为自己已被安全运抵一个青春永驻、盛事不朽的世界中，可是，突然间，那只无形的夜枭再次向这个阳光明媚的世界俯冲下来。死亡像闪电般袭来，将我的叔叔伊祖从他正在工作的电线杆上击落在地。父亲的弟弟被送回家时已经死去，仅仅是在他去上班的几小时后。在那里，在那根被雨水浸泡过的电线杆上，看不见的鸟喙发起了攻击。他只是痉挛了一下，便跌落在地，目击者说。他17岁。他的脸，在死亡中，与那些还活着的人的脸非常相像：他的父亲本杰明——他的亲人都叫他的爱称比约姆——还有他的哥哥们：阿伦和马尔库，他们静静地站在他的棺材边。
没过多久，恶枭的叫声再度响起。这一次它是在为祖父比约姆而鸣叫，他死在夏日午后明亮的光线之中。他巨大的黑色身躯突然崩塌在躺椅之上，他的孙子就在躺椅旁边，眼睛睁得溜圆。我吓得呆若木鸡。这位玛士撒拉[1]的突然倒毙使我的血液都变得冰凉。时间凝固了，我再也无法喘息。我晕沉沉地呆在那里，直到我从高悬在餐具柜上方的大镜子里看到祖母那只修长而苍白的手。有关这个被我们称作马马亚的轮廓分明的老妇人——尽管实际上她没那么老——有一些闲言碎语，说的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后妈，她是如何苛严地对待鳏夫比约姆的三个孤子的。我震惊地看到她在照镜子，梳头发！仅仅几秒钟后，也许只有永恒的一秒钟后，她发出了注意到这一灾难后的尖叫声。在镜中，她直愣愣的眼睛遇到了她孙子那大睁的双眼。局促不安中，她重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悲伤面具。她的呻吟声和喘息声都增大了，可她与孙子间的关系再也不复从前了。
一刹那，伊祖，他们中最小的，以及比约姆，他们中最老的，都走了。接着，马马亚也消失了，与她的女儿卢茜和阿努塔定居在靠近死海海滩的遥远的应许之地。大多数家人都将追随而去，带着他们古老的名字——丽贝卡、阿伦、雷切尔、露丝、戴维、埃丝特、莎拉、伊里泽尔、莫舍——这些名字已在外国的土地上、在外国人和外国语言中漫游了数百年，现在正重返它们认为自己所属于的那个地方和语言。那些名字的回音将渐渐消失，与之一同匿迹的还有他们著名的特质——他们的商业精神与群体的团结，他们的焦虑与坚韧，他们的神秘主义与现实主义，他们的激情澎湃与明晰开朗。在所有这些老一套中，我该插在哪里呢？难道我也受到过他们的猜疑的影响，受到过他们那由周遭环境阴险地注入我们全体心中的困窘与敌意的影响？
在我的同族人的名字与名声中，我不再觉得自在，他们起伏不定的流浪命运也不再让我感到束缚。我已疏远了10年前我在他们中重生的那些人吗？事实上，当我知道他们在自己远祖的土地上非常安全时——当我知道我现在脱离了他们的关切时，我觉得释然。他们的空虚、他们的急躁、挫败、虚伪和花言巧语事实上并不比其他民族更甚，可我很高兴能够忘掉它们，不再与它们有任何关联。对于他们的大批离去我心无芥蒂，这证明了我怀着不加掩饰的释然心情接受的那种常态。已经认领了我的克迈拉似乎已在我们之间画了一道比任何物理距离都要宽的分割线。我们间的地理空间只是作为一种必要的、保护性的证明而到来。
我的朋友雷卢怎么办？佩日普拉瓦怎么办？雷卢现在扛起自己的流浪者的背包，加入了那些梦想者和被开除者之列。这些移民急切地想要离开这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每人只拎着一个简单的小包，对他们留在身后的僵局大放厥词。以前，甚至在战争刚结束时，都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人匆匆忙忙地收拾行李离开。为加入大批离去的人中而形成的队列不同于为了食物、燃料或衣物而排成的常规队列，可它们并非毫无联系。我完全了解这种由流浪者怀揣着的记忆、激情和焦虑所构成的行囊。
历史上对于1958年10月的这一时刻的第一手记录弥补了我自己模糊不明的反应：
起初，犹太人开始在凌晨3点排队，以领取移民以色列的申请表。现在，他们在2点、1点甚至头天晚上11点就开始排队。他们中有破产的小商人，孤苦伶仃的老人，还有共产党员、机关领导、各部门常务理事、国家中央机构的公务员，政治机构、军事及安全部门的干部。队伍的影响是巨大的。我自己就是犹太人，可就连我也开始体会到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些文字是由一位名叫尼库·斯坦哈特的罗马尼亚作家写下的，他继续说：
从口袋里拿出护照的简单姿势看似戏法，有点儿像一个不起眼的魔术师的有关它的魔术。或者，它看似一个讨厌的妈妈的儿子也许会干的事：我再也不玩了，我要回去找妈妈。或者，它看似一个从座位上站起身，抓起钱，然后扬长而去的赢了钱的赌徒：我要回家了。我再也不玩了。就这样，你把每个人都带到舞会上，你敦促他们，你付钱给拉琴的人，你让聚会进行下去，你鼓励他们，你是他们中的一分子——然后你就那么跳出身来，你把他们全都留在原地，像个白痴似的站在那里：再见，我要走了。骗局，诡计，背信弃义，谎言！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感到厌恶，其他人则只是微笑。头脑再简单一点的人则表示愤怒和嫉妒，忍受着对来世的恶意的怨恨。
这段文字后面是一段关于塞万提斯的叙述和一个有关一个叛国者的故事，一个犹大，一个象征，很显然，是犹大及其共同信仰者们一直以来所象征的一切中的一种。
从字里行间，不难读到最初的——可也许没那么原初——从憎恨他人向憎恨自己的转换，以及反之亦然的转换。我当时可能也无法让自己对此种痛苦的微妙情绪具有免疫力，但我设法让自己保持比它们的作者更疏离的状态，这位作者后来成了一名东正教修士。
作家于1960年被捕，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一群知识分子朋友，他们的罪名全都是“阴谋反对社会主义秩序”。他被判12年强迫劳役，剥夺政治权利7年，并没收全部个人财产。对于犹太人尼库·斯坦哈特而言，监狱是个具有启示性的地方，在那里，他发现了基督教，不仅皈依了基督教信仰，而且皈依了军团兵的“英雄主义”，这些军团兵本身因“阴谋”而获罪，尽管他们缺乏智力方面的天性。他的下一本书题为“快乐日记”，在其中，他叙述了自己的狱中经历和受到福佑的宗教皈依，这本书将成为畅销书，是后共产党时代的罗马尼亚精英读者的必读书目。
我自己对那些选择离开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反应源于一种较为个人的、不那么巨大的愤怒。身为青少年的我所拥有的梦想与年轻的犹太人尼库·斯坦哈特的梦想截然不同，他将自己视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克内鲁·科德雷亚努——那位反犹太人的铁卫军“上尉”——的救星。对军团兵所宣扬的“与死亡订立婚约”的英雄之举，我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评价方式。我自己的启蒙不过是一种与卓越性的神秘婚约，即使在监狱，我可能也无法像基督教的新近皈依者尼库·斯坦哈特那样，因我是个犹太人的事实而请求军团兵的原谅。
在我看来，逃离共产主义牢笼的努力既正当，又庸俗。我不是在抱怨阻止我做出这种自然决定的精神障碍，如果我的朋友雷卢也具有相同的障碍，我倒是宁愿选择它。给他提供了离开这个国家的精神论据的是否是这样一个事实：这是杀害他父亲的粗鲁的反犹太人凶手的地盘，这个国家从未因这一暴行向他的家人表示过一丝一毫的正式歉意，就像我自己的家人到特兰尼斯特里亚后从未接受过一次正式道歉一样？那些调用了这些理由的人激怒了我。我的犬儒主义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深度，以至于我把那些恐怖仅仅看作是通向那巨大的、无所不在的、遍及宇宙的罪行，即死亡——我们所有生命的前提——的一个步骤而已。夭折，暴亡，与寿终正寝没什么不同，死亡通过何种方式、在什么地方追上并抓住我们是无所谓的事——这就是我对此事的迟钝逻辑。在激烈争论时，我似乎并不在乎我是在向谁说出这些话语的。
我与尼库·斯坦哈特的愤怒有种天然的联系。我们之间有一种确定的关联，但我们间的不同始终无法逾越。对我而言，罗马尼亚公民身份并不像在尼库·斯坦哈特眼中那么尊贵，他把它看作是成为地球上那些最优雅的、最崇信基督教的人中的一分子的证明。不，对我而言，身为罗马尼亚人是一个事实，不多，也不少。我对“经过美化的”民族并无爱好，无意成为那样的罗马尼亚人、法国人、巴拉圭人、柬埔寨人。由于既缺乏宗教信仰的安慰，又缺乏皈依者的充满热情的民族主义，我认为那些选择改变自己公民身份的人并不比那些改变自己信仰的人更糟。不，我不会请求那位军团兵的原谅，正相反，他倒是应该跪下来请求犹太人的宽恕。我是在用恩赐的态度对待我的那些为了离去而排队的可怜的犹太同胞吗？我对他们的神志清醒感到过蔑视吗？那位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文学家尼库·斯坦哈特间歇性地为自己的客迈拉辩护，我，一个持不可知论的犹太人和未来的文学家，也以同样的方式为自己的客迈拉辩护。让我留在罗马尼亚的不是宗教信仰或民族主义，而是语言以及它所提供的所有客迈拉——不仅是语言及其客迈拉，而且是我的整个生命，当然，其中有好有坏，它的语言及它的客迈拉构成了这种生命的本质。
当我的朋友雷卢谈到他即将进行的冒险时，丝毫也没有表现出被尼库·斯坦哈特优雅地形容为骗子的“诡计”的东西。他身上丝毫没有“讨厌的妈妈的儿子”或“从座位上站起身，抓起钱，然后扬长而去的赢了钱的赌徒”的气息。这种描述也不适合于我的任何一个家人，他们全都是辛苦工作、谦逊卑微的人，生活在贫困与恐惧之中。没有必要认为，申请进行连根拔起的冒险的人要比那些接受扎根于此的危险的人更糟。在这个他们世世代代居住于此的国家，他们中一直没有多少“赢了钱的人”，肯定没有赢了大钱的人。甚至那些曾跳着共产主义的华尔兹的人，甚至那些付钱给“拉琴的人”、为化装舞会喝彩的人，也有权承认自己的错误，带着罪行离去，前往地球的另一端。然而，我的亲戚们也不属于这类人，雷卢也绝不是这种人。这一指控用在我身上倒是恰如其分，我这个红色少年，冥顽不化的13岁的政委。可是，我选择留下来，不是因为我自认有罪，或者我还信仰那“在欧洲徘徊的幽灵”。我倒是已经发现了另一个客迈拉，它不同于那个政治的客迈拉，它不曾向任何人做出快乐幸福的许诺。
不，我的朋友雷卢体现的不是斯坦哈特那充满轻蔑的冗长叙述所说的“骗局，诡计，背信弃义，谎言”，而是恰恰相反。他也不是变节的犹大。他远不应该遭到“厌恶”，任何“头脑正常”的人倒是有充分的理由嫉妒他，因为他抓住了一个他们自己也希望得到的机会——离开这个国家。假如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不考虑国籍，不基于那场针对这个国家一直以来不断试图摆脱掉的“恶魔”的有预谋的歧视战役，那么想要离开的人的队伍早已在这块土地上纵横交错成一片。犹太人成为此类战役的攻击对象并非第一次，但这一次，他们的离去证实了共产主义在罗马尼亚的失败，按照斯坦哈特神甫的说法，这里是地球上最快乐的地方。他们的离去是对极权主义的控告，斯坦哈特及其哲学辩论中的伙伴们——他们本人因叛国反党“阴谋”而被捕——应当一致同意，这是个路线问题。
为移民扣帽子的措施不久就被提出，对申请移民的人的报复开始发动。雷卢立即被大学开除，他很幸运地早早逃走了。1959年春，我送他上了前往维也纳的火车，他将从维也纳继续前往意大利，在那里坐船去以色列。分离的时刻充满了离情别绪。当火车即将开动时，他的母亲微笑着问我：“没有了你，我该拿他怎么办？”很难说她指的仅仅是我们友谊的中断，还是有什么言外之意。雷卢局促不安地交给我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我后来发现它是一本日记，记录了我们快乐的青年时代的友谊。读着他那盖满宽大页面的整齐字迹，我不久便发现了一种我们谁都不曾真正意识到的热烈的、甚至带有色欲的爱意。他的离去标志着一段我们已永远失去的岁月的终结。在笔记本的第一页，他写道：“与这些页面中的主要人物的分离似乎无可挽回。这本日记理所当然应该留给他。”未来的世界只能用一种我们谁都没有钥匙的密码去开解。我看不到再次聚首的机会。
我离开火车站，在那个布加勒斯特的春风和煦的夜晚，心中充满疑问，可我并不怀疑我留下来的决定，尽管我将为此付出代价，而危险正是恰如其分的那一个——也就是说，对我而言，恰如其分。我认为，变换我观察这个充满博弈游戏的世界的地方，或是改变我与生俱来的宗教信仰，不会增加我幸福快乐的机会。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必须怀疑此类改变，甚至怀着轻蔑之情去看待它们。“庸人”，我想，可以继续吮吸他们那无言的希望的棒棒糖，可以继续相信立竿见影的报偿。我要从幽闭恐怖症中活下来，依靠的是其他的反作用，但我承认，对于别的那些接受了我的策略的人而言，它将是不公平的。
那个因强迫劳动而精疲力竭、因囚服而深感卑贱的佩日普拉瓦的囚犯该怎么办？我能够向他提出什么样的生存建议？对他来说，报偿一如既往地无关紧要，他只求能一个人安安静静、体体面面地活着。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肠胃中，在我的心底里，打开了一个空洞之地。对于一个客迈拉——一个暴躁的自私自利的怪物——的忠诚，再次证明它要更强大些。我一直忙于编造我自己的花言巧语的自我辩护。我不希望加入竞争激烈的自由者的行列，尤其不希望是在外国的土地上。在自由市场上，我什么也提供不了，背井离乡的障碍将毁灭我。我满足于不满足的当地标签，可以在不借助于复杂的逃亡冒险的情况下应付自如。由于在我那歪七扭八的社会主义地洞中贫困交加，我可能甚至会对社会主义者使不幸“相等化”的努力感到一丝满意，他们试图通过减少贪婪地获取金钱、荣誉和地位的机会的方式来缩小社会差距。这种把戏绝非是天真无知的。我父母——特别是我母亲，她与家庭和以色列的联系很密切——定期经历的危机没能动摇我。
坚定不移地忠诚于一个客迈拉也许看上去是件好事，可我怀疑它会把我带入困境。此类无论如何也谈不上神秘的忠诚却拥有准宗教的因素吗？有时，即使是在这种奇异的变量中，似乎只有神秘的信仰才能给社会主义坑道中的生活带来意义。那时，我无法猜到，30年后的一天，会轮到我转身离开，那一天，我将为了向老利奥波德·布卢姆致意，去申请一份护照。
[1]玛士撒拉（methush），《圣经·创世记》中的人物，据传享年965岁。
夜班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正忙着在普罗耶什蒂市中心盖公寓楼。那是幢九层建筑，靠近隐蔽的市场，被称作绿廊大厦。我猜它还巍然屹立着。它是一样可以缓解我还没有生孩子的罪孽的东西，也是对我写了一些短命的书籍的一种安抚。
普罗耶什蒂的矫健步伐对我这个慢吞吞的布克维纳人来说是一种震撼，哪怕是在布加勒斯特当了几年学生后，我依旧慢性不改。一位较为年长的工程师提醒过我，要“密切注意”建筑工地上的人民运动。“你可能在一天早晨醒来，发现50袋水泥不翼而飞，或者你签收了比你的实际需要多出20车的混凝土，或者你收到的砖块只是发票上的一半。”可是，他没有告诉我，当我甚至不肯定自己是否是个好工程师时，我又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好警察。
绿廊大厦是当时市中心的最高建筑，在盖它之前，我在盖l大厦期间度过了自己的学徒期，l大厦位于市场的另一端，只有四层楼高。作为工地上最年轻的工程师，我被指派上夜班。所以，从晚上6点到黎明时分，我不仅要与正规的建筑人员一起工作，而且得与一群囚犯打交道。当地监狱的指挥官已签署了一份合同，内容涉及工人数量、所需技能、工作时间及信贷大楼的应付报酬等。这位指挥官是德拉黑茨少校，是可怕的内政部长、政治局委员的兄弟。
如果说我1954年刚刚踏进大学校门时，在学生食堂与茄子和黄瓜的调和物初次相遇时几乎晕倒的话，那么在看到囚犯和卫兵时我会做何反应呢？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当我看到穿着土褐色囚服的犯人们在卫兵的押解下被带进来时，我没有晕倒，正如我1958年在佩日普拉瓦看到在卫兵监视下的穿着暗褐色衣服的我父亲时没有晕倒一样。像过去一样，我变得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可我没有晕倒。在任何情况下，与犯人的接触将保持在严格的最低限度，我只能获准在卫兵在场的情况下与他们的工头交涉，这个工头以前就是个建筑工人。再者，犯人和卫兵被限制在建筑工地的几个特殊地带。我问过老板，这些囚犯中是否有政治犯，他向我保证，这些人只是些“普通罪犯”。根据我自己的家庭历史，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名称就像可笑的社会主义词典中的其他称呼一样，一点儿也不可信。
囚犯们通过监狱外面的工作可获得减刑的机会，他们参加新的市中心的建设，更多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为了信托大厦——毕竟，普罗耶什蒂，即使是从黄昏到黎明，也几乎算不上是佩日普拉瓦。实事求是地说，许多囚犯可能确实是“普通罪犯”。虽说不正当，但法院的诡计并不排斥一定量的事实。工作本身要求并不太苛刻，而且肯定比一天到晚关在牢房里好些。
虽说有这一切旨在平息我的恐惧的保证，我每晚上班时还是处在一种焦虑状态之中，不仅要留意我应该签收的东西——混凝土的数量，水泥和砖头的数量—还要留神囚犯或卫兵可能对我玩弄的诡计。我从未完全放松过。夜晚刚一降临，那些女人就会出现，蹑手蹑脚地溜过还湿着的混凝土和露天的钢桁支架。她们带着大包小包，不耐烦地左顾右盼，来见自己的丈夫、兄弟或情人，给他们奉上自己的献礼。为将这些女人阻止在建筑工地外而采取的措施并不能把她们挡在外面。她们一个接一个地到来，偷偷摸摸，悄无声息。
我试着对促成这些晚间幽会的“网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显然，这支犯人小分队已经对我进行过研究，他们的结论是，我没问题，会对这些探访保持沉默。可是，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个挑战会来自哪里，下一个陷阱会设在哪里。我不止一次地受到犯人家属或中间人的逼迫，有时是在工地的大门外，有时是在我工作时，而且你很难将他们与密探区分开来。到了黎明，我才会长舒一口气，回到自己那间由棚屋临时改成的陋室，在那里，在铁床上，我的朱丽叶正在酣睡。
假如，我到了25岁还不能在公共市场自焚——就像越南的那些表示抗议的佛僧一样——以公开谴责像个薄鸡蛋壳般包围着我们的生活的巨大谎言，那么我在5至9岁间所受到的启蒙的意义何在？你刚一碰到，那层薄膜就会爆裂，而你突然发现自己孤独而无助，任凭一条由权威挥舞着的鞭子的摆布。假如在片刻的疯狂中你喊道：“共产党没有穿衣服。”蛋壳就会立即分崩离析。立即就会有人上来抓住你的胳膊，就像对待一个你确实就是的精神错乱的罪犯一样，而目击者则会走上前来证明你的不法行为。那个巨大的谎言就像个新胎盘，既不让我们生，也不让我们死。一个鲁莽的姿势就会让那纤薄的薄膜炸开。你必须屏住呼吸，不断自省，以便你那张被大大小小的谎言堵住的嘴不会一不留神地吐出可能粉碎那个保护茧的气息来。事实上，我们正不断用其他遮盖物来包裹这蛋壳，一层又一层，就像俄罗斯套娃一般。那么，这个受到祝福的大谎言是什么呢？一块鸡蛋状的装甲板？一份大自然母亲的礼物？对于许多人而言，谎言之膜已变成了一层厚厚的保护衣，密实，不可摧毁，可防破裂。在装有装甲板的鸡蛋的内部——那个大谎言的集中营——囚犯们被判强颜欢笑。
我没有刺破那层薄膜。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有自己个人的补偿方式。我尽可能地不去理会那个壳，在它下面，我自行其是。我最关心的是不去理会公共环境，一心一意只当个干活拿钱的“工程师”，除此之外别无他求。日子像我一样年轻，城市充满新鲜和活力，是永恒的夏日的避难所，就像我的朱丽叶一样。
朱丽叶正千方百计地设法避免被大学开除。她的一个同学给系主任送上一份“备忘录”，含沙射影地提到这个黑头发的维罗纳少女的令人怀疑的道德品性。她被叫到大约八年前我被未来的外交部长叫去过的同一间办公室。大学校长几天前刚被解职，这似乎是个“揭露”他的侄女的不道德行为的最佳时刻。但是，几天后，事实证明校长实际上没有被降职，而是升了官。一夜之间，朱丽叶的叔叔变成了副部长，整个事件随即分崩瓦解。
我又一次坐在普罗耶什蒂市中心的波勒瓦德餐馆的露台上，就在我的建筑工地的对面。我在庆祝60年代的到来，当时，西欧正在筹备其年轻人的大叛乱，而东欧则在更加迫切地学着让自己适应在那些不确定但有计划的部分中呈现的模糊性。下面的街道因走过的人群而发出震动。我所能做的似乎只有一样：为了拽起丰厚的捕获物而投下鱼线。我正在等待一个启示：现实是真实的，我是真实的，我注定会发现现实的意义及其秘密、其公正合理性。在任何时候，当我从生命中的一个舞台转向另一个舞台时，神明都会赠予我某种加密的特权。
我吃着烤鲟鱼，就着一口微酸的低度葡萄酒咽下。我抽着希腊香烟，注视着我的朱丽叶的眼睛——还不时偷偷瞥一眼别的jeunes filles en fleur（含苞欲放的少女），在靠近45度纬线的罗马尼亚小城普罗耶什蒂的第七层楼上的波勒瓦德餐馆。我根本不把党或安全部放在心上。我很年轻，却自认为年老世故，认为自己不理睬劳改营及其形形色色的犯人（无论是政治犯或不是政治犯）的做法是正确的。我的头脑中充满了所有那些从书本上得来的政治的、革命的、反革命的乃至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观念，但当说过一切和做过一切时，我只是对任何东西都满不在乎。世界历史让我觉得乏味，我自己的历史正按其自己的节拍运行，我吃着鱼，抽着烟，对每日的节奏颇为敏感，对乔治乌-德治同志的疾病却漠不关心，一心一意只想着我的朱丽叶和我周围的所有其他朱丽叶，对越南战争的灾难却置若罔闻。我试图逃入与我的心愿背道而驰的职业的涉及流浪汉和无赖及其冒险活动的细节中。因为渴望对出现在我生命轨迹中的陌生人有更多的了解，在总是以胜利的姿态欢迎我的高山和大海间欢呼雀跃，避开也许会拥有我的问题的答案的书籍，所以我不希望被拖入世界的不幸之中，哪怕是我即将面临的世界。我又老又累，可又年轻得令人讨厌，充满了欲望和困惑。
“工程师同志，你母亲打来电话，她在线上。”秘书跑上脚手架的顶端，我正在那里监督水泥浇铸。“快点，她在等。她昨天也打过电话，从苏恰瓦。她说她最近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你的任何消息了。”两个星期……那孩子已经整整两个星期没有给家里写信了，恐怖中的恐怖。现在他正沿着覆盖了混凝土的钢桁支架奔跑，越过一堆堆的砖头和一摞摞的窗格玻璃，冲去向他的母亲保证，没出什么事，没发生什么坏事，没什么大灾大难。他对自己部族的苦难已不再感兴趣，他远离了悲悼圣母和犹太人区的爪子——可似乎永远都不够远。
过去正在紧追着我不放，总是离我只有一步之遥，会在最出其不意的时候赶上我。向书本的逃亡，高山和大海的雄伟壮丽，性爱探险，政治学，专政，像鸡蛋一样一碰即碎的大谎言——什么都无法与爱的暴政相提并论。它柔软的爪子始终在那儿，准备重申自己的权力、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永恒。这是常态的代替品，是口是心非的新陈代谢吗？为什么两千万人不能异口同声地说出自己的不满和私利，为什么他们不能在一场突发性集体反叛中同时爆发？他们全都受到了鸡蛋壳薄膜的保护吗？“保护，保护”，我不断默念着这个词，一面跑过湿润的混凝土和成堆的砖头。我在这场奔跑中是个老态龙钟的人，我在逃离部族的手掌心，却从未真正逃离过。在25岁时，我已不再有时间、视力和听力去关注政治的刺耳音调，去关注所有那些演说、威胁、警察、囚犯、或欢快或悲伤的合唱、焰火，以及社会主义现实的所有悲欢离合。
我没有时间、视力和听力去关注这其中的任何事——或是我有？也许我有。
蜗牛壳
那个娶了阿夫拉姆·布朗斯坦的女儿、挥霍掉她的嫁妆的骗子迫使老人卖掉了一年前才买的房子。老人告诉自己，什么时候买房子都是有可能的，可他心爱的女儿的心灵安宁更加珍贵。不久后，真正的未来女婿出现了，他为圣埃利亚斯作为礼物送给他的伴侣而深深着迷。
婚礼后，新婚夫妇开始为买新房子攒钱。1941年10月，他们几乎已攒到了必要的数目。然而，到头来，在那个可怕的启蒙的冬季，那笔钱将被用于与命运之路的讨价还价。1945年春季的回归并不意味着回家。他们留下的房子已被再分配，个人财产遭到扣押。幸存者必须满足于他们还活着。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死了，我的父母活了下来，我们也是，年轻的幸存者。他们梦想中的房子化为了泡影，现在，所有房屋及其居民都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
布杜杰尼“我们的书店”的建筑及书店后面的生活区（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已归属于记忆——淡黄色的墙壁，夏季永远敞开的房门，色彩绚丽的房间里满是书籍、铅笔和笔记本，后面的房间，昏暗，拥挤。我对伊特卡尼的房子没有记忆，它留在了启蒙之前的那个没有历史的时间段中。许多年后，当我们从集中营回来时，它向我展示了自己。它位于火车站的对面，在一个有许多长凳的公园后面，一所结实的房子，德国风格，正面简洁朴素，涂着一层近于黄褐色的油漆，前面排列着几扇矩形的窗户。入口要穿过院子。
在战后的那些年里，我常常有机会进出火车站，可从来没有足够的好奇心走进院子，穿过小径，迈上通往房屋前门的两级台阶。我对我在集中营的四年间在其中日渐憔悴下去的房间也没有记忆，我主要是从传闻中了解到，它们没有窗户也没有门，许多家挤在一起生活。我对红军解放了我们之后，我们在比萨拉比亚居住的房子也没有任何记忆——失去的空间只属于失去的岁月。只有在我们回来后，时间才治愈了我，空间也开始有了形状。
1945年7月，我回归了童话般的常态。新住所在我们的亲戚雷米尔家的房子里，位于法尔提西尼。我记得一间半明半暗的房间，一张帝国风格的床，它有着铁制床架、老式的软垫和一条黄色的长毛绒床罩，用石灰水刷白的墙壁，一张黑色圆桌，两把椅子，一扇挂着厚窗帘的窄窗。我第一次有家的感觉。那时可能也标志着某种不同于和超越了实际日历的东西的开始。我9岁生日时得到的绿色封面的民间故事集为我打开了文字魔法师的世界，这些魔法师成了我新的家人。
我的外祖父曾将自己的钱投资在一所房子上；我的父母，在他们婚姻的初期，在攒钱买一所房子。战后，当国家成为唯一的地主时，人们不再想着买房，但求有个庇身之所。1947年，在我们重返苏恰瓦后，我们搬进了一所租来的房子，它位于与主干道相平行的一条街上，靠近那个可爱的三角形小公园。我们占据了一幢一层建筑的左边的最后一间公寓。入口处在拐角附近，要穿过一截走廊。一个小房间被用作厨房，它的门朝向一段黑暗的公用走廊，从走廊可以下到常用来贮藏土豆和腌菜缸的地下室。走廊右面立着一只安置在木头支架上的脸盆，上面有放肥皂和漱口杯的凹槽。墙对面是毛巾架。水是从院子里的井中打来的，存放在脸盆旁的一只水槽里。
右边的第一扇门通向我们的房间。右边的第二扇门通向护士斯特伦斯基的公寓，我们搬进去后不久，她就嫁给了一个薄情寡义但性情温和的酒鬼。走廊尽头的那扇门通向公共厕所，它是个又高又窄的房间，只有一个台阶那么宽，抽水马桶没有座圈，抽水的链子锈了，失去了作用。水得用桶从走廊里的水槽打来。
我们的公寓由两间中等大小的房间构成。第一间是起居室，我们在那里吃饭、会客，也充当两个上学的孩子的卧室和做功课的地方。下面一间是父母的卧室，里面有个巨大的家用衣橱。墙上没有绘画作品，但在前面的房间，在一张床的上方，有一张装在薄薄的黑色木制相框中的长方形照片，照片记录了年轻的少先队员在革命节那天戴上红领巾的历史庆典，当时，这位小积极分子在公共广场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并向红色的旗帜敬礼，旗帜上用金色的字母拼出俄文：向斯大林致敬。
我的学生公寓也是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的居住规定——每人8平方米——的最好例证。老阿德尔曼太太把她唯一的房间租给了我，以贴补她那菲薄的收入。房子位于院子的后部，在米哈·沃达街27号，靠近波杜尔·伊佐沃尔公园。房间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张床。厕所要与邻居共用，邻居是总在锻炼身体的图多尔上尉和他无所事事的妻子，他们也占据着一个单人房间。无产阶级的平等政策将过去的小资产阶级的房子分成了好几个单元，供社会主义家庭居住。在寒冷的冬夜，老阿德尔曼太太会把自己的折叠床从她现在睡在那里的公用厨房搬到房间里，安置在她以前睡的床边，这张床她已给了自己的寄宿者。
搬到离克勒拉希大道不远的那排城区住宅标志着一大进步。在这些住宅中，我向雅各比医生租了一间房，他是位儿科医生，主要在医院工作，但偶尔也会在家诊治非法病人。他的诊室的玻璃门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打开，从里面走出来的将是胖胖的雅各比太太，她对自己的丈夫醋意十足；从里面出来的人也有可能是马里安，他们的儿子，一个胆怯用功的学生，正在学习当牙医，他对自己的母亲唯唯诺诺，却总是打算讲他父亲情妇的故事，这位情妇是个饶舌而好斗的吉卜赛人，住在地下室里。
当我从一个租来的房间搬到另一个租来的房间时，我唯一可以称作是自己的空间的是我的行李箱。但在我结婚后，在全部房屋都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我的名下终于正式有了一个房间。它是个令人愉快的房间，俯瞰着街道，位于首都尼冯街上的一间公寓里，距解放公园不远。我们与住在隔壁的一对退休老夫妇共用浴室、厨房和门厅。
下一次搬迁，无论是搬进还是搬出联合市场附近的位于斯弗因图尔·扬·努街的宽敞公寓，都为社会主义拜占庭式喜剧提供了一个出色例证。公寓楼第三层的两套公寓中的一套住着茄拉的父母、一位叔叔及一位婶婶。在另一套公寓中，她的祖父母占着一个房间，而另外两个房间住着一位剧院经理及其家人。当这位经理成功地申请移居德国后，我们得到了搬入空出的房间的机会。按照住房规定，茄拉的祖父母可以行使选择权让近亲来住，而我们作为他们的孙女和孙女婿，是有资格的。当然，两个房间比通常所允许的一个房间要多出一间，但法律允许给艺术家和作家协会成员或科学研究者额外多提供一个房间充当书房。除这条法律外，还存在惯例的贿赂和幕后操纵。终于，我们住进了一个令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家，有两个大房间，高高的天花板，一个门厅，还有浴室和厨房。
1977年3月4日大地震的那个致命夜晚，茄拉带着一盒她从市区买的糕饼下班回家。我在书房，坐在床头柜旁的红色长沙发上听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广播。我起身去迎接她，就在这时，房间突然晃动起来，家具在抖动，齐墙的书架轰然倒在我几秒钟前坐着的地方。我们被吓坏了，把门框内侧当成了避难所。随后我们冲下满是碎片的楼梯，来到街道上。我们加入了受到惊吓的人群，不知所措地徘徊在坍塌的建筑物间，然后走向市中心。到这时，时间已近午夜。我们欣慰地看着彼此，意识到只不过是好运气救了我们，茄拉没有被压在斯卡拉糕饼店的烘焙物的残骸下，我没有被压在倒塌的书架下。
第二年，茄拉的祖父母不顾自己年高体弱，决定移民以色列。我们无权支配他们的房间，也没有资格住整套公寓。因此，我们通知房管所，我们很愿意另外分配一套两居室的公寓，至于我们目前的住处，现在是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可以只分配给一个更大的家庭，或者一个属于社会主义权势集团成员的家庭。如果某个党政要人对这套公寓感兴趣，他很有可能安排让我们得到一套在适当位置的适当的公寓。事实上，几个第二梯队的党员积极分子和几位副部长确实来看过这地方，但对它都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显然，我们低估了这些人民代表的口味和欲求。我们徒劳无益地请求作家协会的帮助，寄希望于它自己的要人及其与当局的沟通渠道。
那对老夫妇离开后的两周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接下来，一天早晨，一个吉卜赛家庭拿着可占据空房间的授权书出现了——一位父亲，一位母亲，他们的女儿，以及这个家庭的第四位成员，看上去十分醒目——一架手风琴。他们没有家具，只有几个他们开始打开的包袱。他们接着在墙上钉钉子，在钉子上拴了一条绳，然后把所有的财产都挂在这根绳子上。占领结束后，那位父亲抓起手风琴，用一段生动的华彩乐段招待了我们。
新邻居的欢歌笑语与我们较为沉闷的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解决这种僵局的办法：我们把整个厨房都让给他们，条件是浴室留给我们专用。因为他们很少清洗，他们可以使用厨房的水槽和走廊外的另一间厕所。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设法入侵了浴室，随心所欲地进进出出，仿佛我们从未达成协议似的。从黎明至深夜，烤香肠的味道和手风琴的声音主宰着我们共有的房屋。
只剩下一个解决办法了——采取极端措施。在忍受了一年之后，一个周一的早晨，10点钟，我出现在作家协会，提醒作协副主席我们早先进行过的讨论。我还告诉他，如果到下午2点问题还不能解决的话，我就会在公寓举办一次针对外国报刊的新闻发布会。我要让他们看看我们穷苦的工人阶级是如何生活的——三个人，母亲，父亲，女儿，睡在同一个房间的地板上，与隔壁的夫妇共用一间浴室和厨房，而这对夫妇对那个三口之家的无休无止的手风琴演奏相当反感。我的同事，那位国家的代表，试图让我平静下来。然而，他明白这样做没什么用处，可不管怎样，他办公室里的麦克风已将我的威胁传到了管事的当局那里。他打了个电话，简短地交谈了一会儿后，通知我说，我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有一个会面，b入口，第3层，309房间，11点，即半小时后。
我一走进那个圣地的内部，就应邀在由四位同志组成的座谈小组前坐下。他们似乎是平级，可能来自不同的部门——文化、种族、少数民族、安全，天知道呢，考虑到我发出的威胁的性质，也许甚至还有对外新闻处。我应邀总结了情况，然后座谈小组成员一一向我提问。最后，他们问我，我是否可以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我重复了我已经说过的话：一年前，在那对老夫妇离开前，我已经建议将公寓分配给一个按规定有资格居住的人，作为回报，给我妻子和我一套较小的、更合适的住处。是的，他们意识到了，错误已经铸成，但是我，他们问，脑子里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实际上，我有。我已经贴了无数张寻求换房的小广告，并最终有了一个结果，同志们也许可以考虑考虑。行政指挥部的一位陆军中校有位妻子和一个马上高中毕业的儿子，他愿意搬进我们三居室的公寓，拿他们位于胜利大道2号的两居室的公寓作为交换。然而，根据中校的解释，这需要军队的特批，手续纷繁复杂。我把军官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座谈小组的一个成员，一个看上去属于性情乖戾的那种人，向自己的秃头同事发了个信号，此人拨通了中校同志的号码，他证实了我所说的。
党的积极分子们豁地放松下来，他们向我保证，很快每件事情都会得到解决。我甚至还收到了——你能相信吗——道歉，说是误会了我。这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一天，当我向家中走去时，我告诉自己，我一点儿也不在乎现在肯定已经加进了我本来已经鼓囊囊的档案中的那几页纸。国际新闻发布会的威胁似乎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个好信号，还是个坏信号？难道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出旨在在断头斧落下之前让我的神经睡去的闹剧？
我不慌不忙地向家中走去。外面阳光明媚，这一最新进展使我精神大振。下午1点左右，我抵达了斯弗因图尔·扬·努街26号。我没有乘电梯，而是从楼梯爬上三楼。手风琴一定是休息了，或者到市区逛去了。我们邻居的门大敞着，里面没有丝毫生命的迹象。我往里看了看——空无一物，空无一人，就连拴在两面墙上的绳子也不见了，地板上没有包袱，绝对空无一物。仿佛那里从未有人住过。窗户大开着，一个幽灵曾忍着痛苦为这个房间通风。
我一头雾水地走出去，正碰上大楼管理员，他正顺道来通知我，那个吉卜赛剧团已经被带走了，捆进了一辆卡车开走了。是谁带走他们的？谁都无法肯定，但这一定是来自上头某人的命令。马戏团以魔术师的灵巧与效率表演了绝妙的大变活人的把戏。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整整一年的紧张局面已蒸发得无影无踪。
胜利大道2号的两居室——一套前社会主义公寓的一半—将是我在罗马尼亚的最后一处住所。流氓终于放弃了他的高空走钢丝表演，成为他一直不愿承认的人——一位作家，一位彻头彻尾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我在一家地方杂志上不声不响地发表了几段批评新兴的罗马尼亚国家社会主义的文字。官方的批判应声而至。落井下石的打击从各个方面涌来：我一夜之间成了“治外法权者”、“叛国者”、“党的敌人”。时间遵照适当的过程将我的面具一一撕去——我的小心谨慎，我的胆小怕事，我的幽默感。我的失眠症加重了。我每天早晨醒来，都会被剥去另外一张面具。不久以后，我冒险丢掉了身为一个安静的、令人尊敬的公民所有残存的习惯。我不喜欢这出新闹剧。流氓不曾忘记流氓战争或流氓和平的岁月。
时间飞逝。似乎40年前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只不过是瞬间之前的事，当时，我听到一个声音——我的，却又不是我的——从各处、从虚无之处传来，向我保证，我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茕茕孑立于天地之间。独自在法尔提西尼的雷米尔家那个陌生的房间里，独自在宇宙中，我发现了另外一个家，另外一个宇宙，另外一个自我。书的世界将成为我的新家。在我在苏恰瓦的整个学徒期间，在我投身于革命之时，在我在布加勒斯特学习工程的那些年里，在我拖着唯一的私人财产——我的幻想的行李——住在老丽贝卡·阿德尔曼和雅各比医生的房子里以及所有其他庇身之所的时候，我都居住在这个世界中。
我真的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得到解析几何、材料阻力、建筑结构、流体力学和水力电气学的保护吗——这一切保护了我不受外部环境的煽动或我自己头脑中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吗？口是心非、人格分裂和精神分裂症正教会我们如何将集体历史深埋在我们的个人历史之中。然而，我对“其他东西”的需求并没有减少。我在只有书本可以提供的家园中找到了藏身之所。分裂的自我的双重放逐——那是种弥补性的疾病吗？难道保护自己不受自己伤害的希望最终被重新夺回自我的希望所取代了吗？我沿着自己蜿蜒曲折的道路前行，走向我自己，离开我自己，试图回归我自己，取代我自己，失去我自己，然后一切又从头再来一遍。与此同时，我遭受的掠夺和我所冒的风险已经变成了所有人的命运，仿佛每个人都必须为某种模糊不明的罪行赎罪。在恐惧之下，我对书籍的迷恋加强了，我得到了无形的对话伙伴，它们通过提供自己的友谊，使死亡得以延迟。
在位于解放公园附近的首都尼冯街的房间中，我与茄拉一起度过了我们婚姻的第一个年头，1969年夏天，我终于在那里获得了在我自己的书中倾听我自己的声音的特权。这本书的封面是绿色的，正如1945年的那本书。
我终于找到了我真正的家。语言所带来的不仅是重生，而且还有一种合法化的形式、真正的公民身份，以及真正的归属感。从这个最终的避难之地被放逐将是最残忍的毁灭形式，将触动我的存在的本质。
自从外祖父阿夫拉姆询问新生儿是否有活下去所必需的指甲时起，一个流氓世纪中的50年已经过去。1986年，历史似乎重演了它的黑色闹剧。难道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厌倦了那个牺牲品的古老角色了吗？启蒙总是来得过早，它的教育价值是相对的。出于某种认为我可以用语言来代替家乡的具有催眠性的幻想，我推迟了离开我于1945年重新获得的祖国的时间。现在，我还能够做的就是带着语言，我的家，与我一起走。
我将把这个蜗牛壳背在身上。无论海难在哪里向我袭来，这个蜗牛壳，这个少年时代的避难所，将依旧是我真正的家。
爪子(2)
我与犹太人区的斗争说到底是与我母亲过度拥有的焦虑不安、夸大其词和惊慌恐惧的斗争，她还会把这一切过分地传给自己周围的人。在这永无止境的对峙中，我并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我只是活了下来。
“我上床时唯一的安慰，是我的母亲将会来吻我，与我道晚安。”普鲁斯特所描写的这种生活，与我的生活经历格格不入。那位嫁给了基督教徒阿希尔-阿德里安·普鲁斯特（achille-adrien proust）博士的犹太人让娜-克雷蒙丝·韦伊（jeanne-clémence weil）与我母亲完全不同，她们之间的社会、宗教、地理和历史的差异是相当大的。被普鲁斯特的罗马尼亚崇拜者米哈伊·塞巴斯蒂安视为犹太人与生俱来的内在灾难，在外来灾难自行减少时，也会随之减轻。我童年时代的世界中的内外灾难间很少能得到解决的紧张状态需要不同的协定和不同的面具。临睡前安慰性的亲吻仪式将会与我们东欧家庭中或真实或虚构的冲突所带来的痛苦发生冲撞。
到20世纪40年代初，我的母亲已经预见到了灾难的降临。面对灾难时，她的精力突然改弦易辙，神经质的、殚精竭虑的等待一变而为干净利落的行动。
在特兰尼斯特里亚最初的几周过后，我父亲丢弃了所有的幻想。他白手起家，本有可能安静体面地过简单的生活。他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羞辱。重新调整境况的努力，像以往经常发生的一样，是由他的妻子做出的。她内心的焦虑因不确定感而加剧，因对希望的需求而恶化。极端的行为和危险，剑拔弩张的人际关系，互通消息和传言的兴奋激动，以及强烈的群体感——这一切都动员了她的巨大能量。她擅长计划生存事宜，她会拆东墙补西墙，带着一碗玉米面、一片阿司匹林或一条好消息出现在我们面前。
对于她的儿子——那个永远吃不饱的可怕动物——来说，最大的召唤不是普鲁斯特的蘸茶吃的玛德琳蛋糕，而是洋葱馅饼，一个对巴黎人马塞尔而言像饥饿一样陌生的奇迹。对我来说，就像对其他许多东欧少年来说一样，茶是红十字会在我们从集中营返回家园时为我们提供的热饮。
弱不禁风，满脸皱纹，不可战胜——这就是我们饱受创伤的救世主1945年站在祖国的边境线上时的样子。她立即被卷入复活的旋涡，像往常一样，与她受苦受难的兄弟们拴在一起，对那种关联充满依赖，这与她宁愿孤独的丈夫的高贵与沉默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她满不在乎地为帮助别人而慷慨地献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并要求爱和感激作为回报。我父亲的审慎、他的谦让的笨拙，不依赖于别人。这位温和的男人不要求或不期望别人的感恩戴德。
当我们返回罗马尼亚时，与我姨妈丽贝卡·格劳尔家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我父母从不提起我母亲的姐姐及其女儿明娜的名字，甚至在吵得不可开交时也是如此。不得说出那些不可提及的名字的禁忌被一条如雷电般袭来的消息所打破：丽贝卡姨妈的另一个女儿的死亡。母亲乘第一班火车前往格劳尔家的所在地提尔古·福鲁莫斯，然后在一周后的早晨回到家中。一年后，在我们苏恰瓦的家中，我们庆祝了“罪人”明娜的婚礼，她嫁给了她死去姐姐的鳏居丈夫。欢宴巩固了重新建立起来的家庭联系，我母亲得以再次分享她姐姐家的好坏事件；明娜和我父亲的通奸永远没有被再次提起，哪怕是顺便提到也没有。
我母亲与家里其他人的关系似乎暂时保护了她不受自己的伤害。她的儿子，她如此亲密的一部分，在我们那个狭小逼仄的避难所中，从未得到过晚安之吻。我从未读过或听过临睡前的故事。悲悼圣母没有时间或耐心那么做。由于她自己的关系，由于一种被夸大的感情主义的关系，她经受着自我矛盾的折磨；只有她那强大的、易受攻击的、激动不安的个性的核心部分是始终不可毁灭的。她的戏剧风格激发了她的热情，她的恐慌没有破坏她的精神、她的达观以及她的投入。
即使角色已经颠倒，儿子已经能够给母亲他未曾得到的东西，他还是不能重新创造一个普鲁斯特儿童时代的布克维纳版。可怕而狭小的东欧犹太人区生存了下来，裹在它扭曲的神秘色彩中，在它奇特的罪行中安全无虞。它是个充满阴影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学会去适应一路上所遇到的所有震撼。犹太人区之外是拥挤狭小的东正教教堂，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堂那庄严辉煌的景象，这些基督教堂有着直插云霄的哥特式布景，构成优雅和谐的出色表演的背景——一场在庄严凝重的管风琴的和声伴奏下的神圣演出。
午餐休息时，母亲离开自己工作的社会主义商店，不断地与犹太人区再结合。她宁愿与邻居交换小道消息，交头接耳，也不愿与自己的儿子谈话。她有一条固定的路线。她先要探望一下肥胖过度的阿波斯奇太太，在她拥护犹太复国主义的丈夫消失在共产党监狱中后，她就与自己的小女儿一起住进了第一间公寓。然后是塞格尔太太，她是个寡妇，与自己即将高中毕业的漂亮女儿丽塔一起生活。然后是会计师赫勒家。将那些人一一拜访过后，就没有多少时间吃午餐了。她匆匆忙忙地吃上几口，然后马马虎虎地问问自己家里两个学童的情况。可当我们因流感或中暑而卧床不起时，她又会怎样地大惊小怪啊！她丈夫、儿子或某个或远或近的亲戚的生活中任何无法预测的事件，都标志着一种迫在眉睫的灾难，对于它们的警告信号，她永远保持警觉。这位最投入的母亲和妻子似乎完全不适合她的角色，事实上也是如此，只因为她对日常的生活轮回的极端投入似乎掩盖了某种本质上的匮乏，对于此，她在宗教信仰中找到了慰藉措施。
食物主要是奥地利-布克维纳烹饪风格，带有其自身特殊的甜酸口味。肉食与牛奶没有按照教规分开食用，但过逾越节时，所有的盘子、罐子和锅子都被彻底地擦洗过，房子也是如此。秋天，与新年一起到来的是季节性的仪式和沉思反省，它们以犹太人赎罪日（yom kippur）的斋戒为高潮。信仰已变为一种世代相传的传统，一种由规则构成的无所不包的规范，用来帮助你应付日常生活中所有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件。母亲是神秘主义者，迷信，对命运的运行方式怀着经久不衰的信仰，这位犹太人区的女儿，对周围的基督教环境保持着一种热忱的猜疑，同时对它抱有一种适度的好奇。另一方面，她与自己民族的绝对团结又不会妨碍她充满智慧地做出批评性的评估和判断。
社会主义似乎没有影响到她。她知道新秩序及其各种规则，但乌托邦的幸福景象并没有触动她，虽然她的那么多共同信仰者的头脑为之发生了改变。她顺从地对待变化。她看着自己的儿子日复一日地远离了他祖先的世界。这些是充满烦恼与危险的时刻。过去虽说有那么多的阴冷凄凉，却被当作一段色彩斑斓、热情洋溢的岁月被追想着，而责难的矛头直指当前的恶毒与单调。像希腊人的集会一样，犹太人区过去一直激励一种在情感、观念及生意方面的积极贸易。她似乎在说，社会主义宣传也许会揭露毫无价值的资产阶级精神及其投机者和生意人，但它也促进了更深层次的贪污腐化。我本人在犹太人区感到窒息，被那些无节制的占有和无休止的恐慌堵得喘不过气来，但我的憎恨只不过变成了奴性和束缚的另外一面。在我疯狂地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青少年期之后，我变得憎恨任何与“我们”、与集体特性有关的事物，在我看来，它们似乎很可疑，是一种令人压抑的简化。“我”与“我们”间的裂缝我永生不想再穿越。
我的共同信仰者们遭到社会主义原则的轻蔑谴责，就像遭到以前的民族主义原则的轻蔑谴责一样，说他们太过沉溺于商业。直到我生命的相当靠后的时期，我才解开了这个古老职业的复杂性，并开始欣赏它所需要的东西——智慧，冒险精神，谈判能力，没有固定时间的辛苦工作，信誉，好名声。假如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话，只有法律和精神病学才同样适合母亲。然而，社会主义抑制了创造发明的自由，旧时的贸易在新的分配制度下已变成了强迫性的无效劳动，“按计划办事的”官僚机构。店员、营销专家、筹划人、会计师——全都在党的走狗或正规警察的密切监视之下。
母亲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我们的书店”，错误地进入一家社会主义缝纫用品商店工作，这份工作完全不适合她。现在，与她打交道的不再是书籍这一她的毕生挚爱，而是纽扣、针线、绸带、花边、丝巾和短袜。她迈着趔趄的脚步，爬上摇摇晃晃的梯子，去拿架子上层的盒子。然后她气喘吁吁地慢慢爬下来，满是皱纹的大手中颤巍巍地拿着所需要的盒子。与此同时，顾客，通常是一位农妇，已经改变了主意。可是，没有时间去争吵，因为其他顾客在叫她。不止一次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截刺绣花边或一卷缎带消失不见了，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偷盗的嫌疑犯，她可能是个年轻学徒，其职业道德微乎其微，只关心她的同样微乎其微的社会主义的工资。“小偷，小偷！”我可以听到母亲在冲那个打零工的女售货员叫喊着，这些售货员总是换来换去，有着常常伸向钱柜的灵巧手指。
商店的噩梦总是在令人歇斯底里的盘点日达于高潮，盘点时，店员们得从清晨忙到深夜，逐条登记商品，并给商品标价。这时的压力甚至会影响到我父亲，在他自己的工作之余，还得在家检查各种账目手续，改正不称职的甚至是公然贪污的管理人员的错误。终于，所有的不祥预兆都得到了证实，作为一次损失惨重的账目错误的结果，母亲仅仅因为自己的年龄和某种小心的幕后操纵才没有进监狱。她在接受审讯时垮掉了，就像在我们探访佩日普拉瓦回来时乘坐的夜间火车上一样，当时父亲正在佩日普拉瓦，忍受着羞辱的煎熬。羞辱本身并不能影响她，可如果它触及到她的丈夫或儿子，她就会因为他们的耻辱而深感内疚。
“上帝会为了你所做的一切而帮助你。”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些早晨，当我陪她去看医生时，她会不断重复着说——在从佩日普拉瓦回来的火车上，在她接受审讯的日子里，她都说过同样的话。瞎眼的她会在街角耐心地等我叫出租车回来，这在布加勒斯特的上班高峰可不是件普通的壮举。
她对我的疏远和我离开家乡的计划感到迷惑不解，这导致了破坏性的神经危机，常常因为件小事而一触即发。她没有力量与我直接对峙。虽然在口头上无法伤害我，可她还是想伤害我，深深地、不可救治地伤害我，为了我用以使自己远离她的绝境和创伤而表现出的冷漠。她的因其无助感而加剧了的紧张将我变成了一个义愤填膺、冷若冰霜的旁观者。她的哀号和恸哭是一场为了达到目的而进行的表演吗？我试图让自己抵制这些攻击，可并不总能取得成功。我无法逃离她的占有欲，她的钢铁般的、无可救药的自我主义。她似乎想惩罚身边的所有人，方法是折磨她自己和他们，只因为他们不能对她的壮烈牺牲、她的绝对奉献给予回报。
这其实是爱的暴行，是犹太人区令人无法忍受的疾病。那裹着天鹅绒和丝绸的爪子会在最出其不意的时候抓住你。我无法逃离，即使是在我已经让自己脱离了犹太人区之后。接着，出人意料地，她再次变得平静下来，她的幽默感、她的温和亲切会奇迹般地回到她身上。
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平静似乎是为了证明昨日的焦虑和歇斯底里的真实性。回想起来，平静为她先前的失衡提供了一种奇怪的基础。这是一个与其说是分裂人格的案例，不如说是证明她本人的两面性的案例。她似乎在说，她无法成为某种事物，如果不能同时成为它的对立面的话。哪一面都不能凌驾于她那陷入困境的、骚动不安的个性之上。面对她的弱点，一种神秘的祖传力量在坚持不懈。“我也在为他们祈祷。”她显然会说，一面向她周围的基督教社会投去一瞥。她对那个非本质的世界进行过长久而艰辛的思考，这时，她手捂双眼，仿佛是在祈祷，就像她恳求那未知的神的保护时一样。
对她而言，墓地似乎比犹太教会堂更具意义。它是一种自然的、无中介的，却又是超验的交流形式，一种将她自己安插进历史的方式。我们的祖先曾经是我们，而现在我们是他们；过去和现在融合在了一起。我们每年都会出埃及，就像他们做过的那样，却从未将它彻底留在身后。我们一遍遍地重新体验另外的埃及，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一如我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永永远远，没有止息。无论何时，只要这个世上的事物运行不畅，这种神秘的关联，这世世代代的同一性，这对神圣潜能的祈祷，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加频繁。
她接受了世界已经改变的事实。但是，你不能相信正在提供给你的平等，或是相信自己是个爱国者，也就是说，相信自己是个有资格批评这个国家的困境的人，就像我试图耐心地解释给她的那样。她试着避开这个敏感的话题，正如她避免谈及我的书。可当我身处暴风雨的中心时，她总是非常不安。她感觉到了危机时刻，而她从未要求我承认她的忧惧是对的。不管怎样，那都将太迟。我拒绝让自己接受部族的重新收留，被它拴住。我已经让自己接受了怀疑主义的训练，从伟大的怀疑论者马克·吐温那里了解到，没有什么比当一个人更糟的了。我想成为一个罗马尼亚人吗？我喜欢别人对我开的玩笑吗？那位美国智者似乎会问。成为一个巴拉圭人或中国人会是什么感觉？或是成为一个犹太人，就此而言？这段特别的坏运气并不比其他的坏运气更无趣。
我真的是按照上帝的模样被构想出来的吗，他真的有我的面孔吗？假使是那样的话，就是那个超越的存在，那个使一切变为存在者，给了我生命。他化身成了我周围的那个离我最近的人、那个实际上给了我生命的女人吗？确实，没有哪种与神性的冲突会比那些我因是母亲的儿子而从中受益的争吵更丰富的了，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强有力的锁链了。
我母亲不是让娜-克雷蒙丝·普鲁斯特，尼·韦伊，她的儿子也不是马塞尔的投胎转世。我从未得到过她的晚安之吻，即使是现在，几十年后，当我在记忆中重访她、当我被乡愁所缠绕时，这也不是我躺在床上所等待的。过去的爪子竟是如此疼痛。她偶尔会忘记露面，可是，当我从漫无边际的神思游走中回过神来时，我可以透过夜晚那红色的天空，重又看到那瞎眼的老妇坐在轮椅上的片段景象。上帝坐在他的天堂椅中打着盹儿。他化作了一个垂死的女人的形象。那柔弱、盲目、疲倦的样子拥有我母亲那凹陷的脸。在我周围的陌生人中，在这里，在别处，在所有地方，我的困惑——流亡者的最后的财富——给我带来了一个熟悉的、可以接近的上帝。
家庭相簿中只有寥寥的几张照片，其余的都在家庭的迁徙中丢失了。那个年轻女人头戴帽子，面笼轻纱，披着黑色毛皮斗篷，羞涩地凝视着自己的新婚丈夫。她的眼睛乌黑明亮，精巧的鼻子轮廓鲜明，鼻翼微张，额头高高，眉毛弯弯，是个典型的神经质的地中海美人，在东欧熔炉之火中经受了锻炼。相片不代表记忆。启蒙之前的那些年里没有记忆，那些年被湮灭在了健忘症中。特兰尼斯特里亚的那些孤立的、无法忘记的续发事件到来时，没有看得见的辅助物，它们从历史档案中消失了，如今则被悲悼的陈词滥调所取代。当我们于1945年春天重返曾经将我们驱逐出境的祖国时，我们站在雅西街头，衣衫褴褛，一位摄影师为这群散乱的人拍下了照片。可惜的是，他没有继续为重生的形象留下文件证据——年终的欢宴，夏天的假日，瓦特拉-多内的度假者公园，佩日普拉瓦堤坝周围的焦枯的田园，我父亲的劳改营的囚服。
当我告诉她，我要从大学退学时，她的脸色变得苍白。“你是对的，”她终于开口说道：“如果你不喜欢，你就不必继续。”当身为刚从学校毕业的工程师的我告诉她，我正在市区租房子时，她有着同样的反应。“好吧，如果你再也无法忍受……”在为刚娶进门的儿媳妇准备饭菜时，她在厨房里显得焦躁不安。她不耐烦地待在门口，等着邮递员的出现。在老年疾病的剧痛中，她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却又对它抱怨不止。她将自己痛苦的讥讽转向丈夫：“我年轻时，让你很快活，那时比较好，不是吗？”
在我第一次遭放逐的40年后，现在的这次放逐的优势是，它没有应许回归的幻想。我生活的目击者现在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和墓地中。过去的形象偶尔会在夜晚来探访我，带着那位在我父母相遇之前就知道了我的相貌的中国圣贤的礼貌。我看见墙上的影子，在黑暗中，我可以辨别出我母亲的侧影。我可以认出边境、我的出生地、墓地。当我父母在1933年相遇时，他们无法预见到，他们将会埋在离自己的父母那么遥远的地方，离他们彼此那么遥远的地方——离他们唯一的儿子可能的坟墓甚至还要遥远的地方，这个儿子现在正为了后世记下这份报告。
墙上的影子影影绰绰，闪烁不定，我可以看到特兰尼斯特里亚森林中的无名的、无标记的坟墓，我的外祖父母就留在了那里。我看到另外一位祖父——我父亲的父亲覆满鲜花的坟墓，在田园牧歌般的法尔提西尼。我还看见，在耶路撒冷的一座山岗上，一块石板在犹太人的太阳的照射下熊熊燃烧，我父亲就安息在它下面。在所有人中，只有我母亲，留在了她一直居住却一直想离开的地方。她是我们中唯一至死还留在祖国的人，躺在了苏恰瓦的墓地中，对于她浪迹天涯的儿子来说，苏恰瓦是令人心动的家园。她一直认为自己将被驱逐，而她如此信奉的命运将她放逐到了她的出发之地，让她在此永久安息。这样做是为了用又一个理由来加重她儿子的内疚感吗？内疚，总是内疚——不复存在的家庭丢失的家庭相簿的丰富的替代品。
只有到了现在，在他较成熟的时候，流亡者才显露出对母亲的爱慕和痛苦的需求。只有到了现在，我才在巴黎的那个妈妈的孩子的嘶叫声中认出了我自己。马塞尔的这个一直渴望解放的东欧双胞胎兄弟，现在，在他垂垂老矣之时，是否正渴望从与自己民族的重新结合中获得安慰？难道我竟然会听到我母亲那以她窸窣作响的天鹅绒衣裙为标志的脚步声，从没有归路的世界走回来，穿过走廊，走向她被抛弃的儿子的卧房？“一个痛苦的时刻，”马塞尔说：“宣告着下一个，下一个她已经离去的时刻的到来。”这种探访会持续多长时间？在我重新被独自留下来之前，时间会多么迅速地流逝？“当我听到她走上楼梯时，然后是听到她的沿着走廊走来的脚步声时……我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我希望她花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样等待就可以被拉长。”马塞尔的文字现在就是我的文字，尽管，与他不同，我不是在由大教堂和管风琴音乐构成的世界中长大的。我是个不同的流亡者，我属于东欧的沉沉雾霭。“我得不到允许，拥有片刻的宁静，我无法将任何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每样东西都必须通过斗争去得到，不仅是现在和未来，而且包括过去。”弗朗兹·卡夫卡写道。以前我绝不会欣赏此类文字，但在东欧流亡困境中的任何时刻，我肯定会认出我自己。是的，每样东西都必须通过斗争去得到，我们也得不到允许，拥有片刻的宁静。
不仅犹太人区消失了，而且整个世界都已无影无踪。时间是深夜。现在我无从去开始对失去时光的追寻，也没有什么神奇的药片可以将它们交还给我。如果没有过去，没有未来，那么我是生活在租来的现在的幻想中、一个不安全的陷阱中吗？一天深夜，我问弗朗兹·卡夫卡：“你真的想念犹太人区吗？”“噢，假如我有那种选择的话。”他耳语着说。然后他再次低语道：
如果我竟然可以有机会成为我想成为的人，我要当一个东欧的小男孩，不带一丝焦虑地站在房间的一角。父亲站在房间中央，在与其他男人交谈；母亲，裹得厚厚暖暖的，在到处搜检旅行的包袱；姐姐在远处与姑娘们窃窃私语，一面搔着脑袋和她漂亮的头发。然后，在几个星期后，我们全都到了美国。
以前我常对自己说这样的话。现在我在重复它们，我凝望着虚幻莫测的天空，我那瞎眼的老母正坐着轮椅横过天际。我屏住呼吸，被乡愁和孤独所压倒，然后，像一个心搏停止的人那样，我感到她撕扯着我的胸膛的爪子的刺痛。
维也纳躺椅
对前世生活的回忆
天在下雨，但几乎算不得《圣经》中所记的大洪水。那位《圣经》人物的近代同名人物，诺亚，只不过是在当前的喜剧中扮演着他的流亡者角色。
在纽约一处优雅之地的优雅的乡村房屋的优雅的起居室中，谈话者们似乎对一直在下的绵绵细雨视而不见。那位遭遇海难的流亡者发现自己正在向同伴讲述特兰尼斯特里亚，讲述启蒙，讲述战争，讲述玛丽亚，那个决心加入犹太人的死亡之旅的年轻村妇。为了回应人们的兴趣，他继续谈及共产主义及其模棱两可之处，谈及流亡的模棱两可之处。装有镜子的门开了又关，突然间，他从它的水晶玻璃格中看到了他不想承认的回忆录作者的样子。到现在，要停下来为时已晚，于是他继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挣扎着想在与过去的战争中获得的虚假胜利。
第二天，他收到一封信：“我认为不只是因为天在下雨，而且因为在我们愉快的午餐后，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想你，我的意思是想你的故事，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不只是因为它是你的故事，而且因为你生活、思想和行动在历史上最可怕的时间段的中心。”出版商还写道：“你是个目击者，而作为一位作家，你必须抵抗。”将他的生活公之于众，写一部个人回忆录？齐奥朗对此曾提出过警告：“一场煤灰浴，一次出众的自焚练习。”这也将像一层层地剥去你的皮，与电视谈话节目的坦陈一切和群体疗法的自我揭露异曲同工。
我面对这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文字陷入沉思。公众纪念活动已经将恐怖变成了老生常谈，它们被一再重复，直到变成化石，就这样履行它们的功能，接下来的，当然是疲惫与冷漠。
如果我把自己的生活拿出来当众受审，我会成为它的挥笔杆子的代理人吗？观众渴望细节，不是渴望被称为启蒙和特兰尼斯特里亚的隐喻。我在“历史上最可怕的时间段”中接受到的逃避练习仍旧清晰可触。想到我可能会在一场意想不到的对嫌疑犯的围捕中突然被选中，我还会惊慌失措吗？我宁愿戴上小说的面具。不过，镜子在召唤，我可以看到那里面有被放逐者所走的道路、运输营地、分拣中心，以及由元帅设计的坟墓。
“我赞同强制性移民。”扬·安东内斯库，罗马尼亚元帅，军队指挥官，罗马尼亚国家领导人，在1941年夏天宣称。“我不在乎我们是否会被当作野蛮人记录在历史之中。罗马尼亚帝国有过许多野蛮之举，却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权。”这位高贵的野蛮人不想错过让他最终根除国家害虫的机会。“我们的国家处于历史上的绝佳时刻。如果需要，就开枪。”希特勒的同盟宣布。
零星的大屠杀一年前已经开始，1941年秋天只不过加速了这一活动。10月4日，将军发布了驱逐令；10月9日，火车——以创纪录的效率——已经启动。公告说得清清楚楚：“今天，10月9日，火车将开始运送伊特卡尼、布杜杰尼以及苏恰瓦城的犹太人，从斯普里安·波鲁姆贝斯库街到佩特鲁·拉热斯街，直至斯弗·杜米特鲁街和犹太人剧院，从玛丽皇后街直至瑟塔提伊街的雷弗药房，从美国饭店过后的第一条街至女工健身房，以及整个波塞恩西罗尔街。”
行动应在指定的那一天的下午4点于布杜杰尼火车站的军用仓库开始。前一天晚上，波托托阿嘎少校突然出现在我们家门口。“你得带上两个小孩，你必须抱着他们。路很长。除了必需品，其他什么也别带。”他以最友好的方式对我父亲说。驱逐行动将会在第二天，即10月9日开始，在一天后结束。规定非常精确：“每个犹太居民可以携带大衣外套、日常衣物和鞋子，以及供几天食用的食物，不得超过能拿得动的重量。所有犹太居民都要带上自家的钥匙，并将它们与家庭财产清单一起放进写有犹太居民姓名和地址的信封中，交由火车站委员会保管。”
玛丽亚专心致志地听着，眼睛一直看着小挪亚，他被吓呆了，直愣愣地看着那位信使。他转向她，仿佛是在要一个解释。玛丽亚报之以微笑，冲他做了个鬼脸，这是他们的暗号，意思是“这全都是胡说八道”。
少校继续着自己的陈述：“不顺从，或是抵制，或煽动对当局的抗议或施暴的人，试图逃跑或破坏自己的财产的人，以及没有将自己的现钞、金币、珠宝和贵重金属交付保管的人，都将当场击毙。帮助或藏匿犯有此类反抗罪行的犹太人的人，也将被击毙。”少校在说出最后几个字时，不必要地看着玛丽亚，可她一定在当时当地就做出了决定，要犯下比仅仅帮助或藏匿那些受蔑视的人更严重的罪行——她要同他们一起走。
警察头目、地方行政长官、副长官、负责指挥当地卫戍部队的上校，以及身为当地宪兵指挥官的波托托阿嘎少校本人，在这个疯女人被拖离火车车门时，都带着嫌恶的神情看着她。死刑将是太体面的死法，最好的惩罚是让她生活在她所背叛的人中间。
几个月后，玛丽亚出现在集中营门口，背着装满了给她的小王子挪亚及其父母的衣服和食物的行李箱。这些被当场没收的行李将成为她在军事法庭上的证据。
“从千年之交起，一种悲剧命运就已将巴比伦囚虏[1]与特兰尼斯特里亚的饥饿、疾病和死亡的地狱联系在了一起。”特拉伊阿恩·波波维奇（traian popovici）写道，他是布克维纳首府切尔诺威茨的基督徒市长。“在德涅斯特河沿岸的集合点对被放逐者依旧持有的个人财产的肆无忌惮的劫掠，光脚在冬天的雨、雪、泥中的漫长行走，饥饿和焦渴，可能来自但丁所描写的地狱。”市长继续写道。他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试图阻止驱逐。“在一次运送过程中，只有六分之一的婴儿可以活下来。”他写道，“累得走不动的人或没有行走能力的残疾人被留在路边，成为秃鹰和野狗的掠食对象。总算到达目的地的人生活在肮脏得骇人听闻的状态下，没有适当的住处，没有柴火，没有食物和衣服，暴露在严酷的天气下，忍受着卫兵及集中营管理人员的折磨。”
如果不提及位于德涅斯特至阿塔基的交界点，这门历史地理课程就是不完整的。不是《圣经》大洪水时的阿勒山[2]，而是阿塔基。小挪亚当时只有5岁，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名字。50年后，他依然记得它。苏恰瓦犹太人社团主席在回忆那个地方时写道：“阿塔基将始终是个谜，只有我们中那些从它曲折蜿蜒的街道上如同戴着镣铐般蹒跚走过的人才能理解它。曾经强壮的人突然间就轰然倒下。以前健全的人发了疯。律师萨穆尔·斯坦恩的遗孀罗莎·斯坦恩认为自己仍在苏恰瓦，老是礼貌地问：‘你能好心地给我指一下回家的路吗？我家与威尼尔书店在同一幢楼里。’”威尼尔书店依旧存在于现在正安静地睡在他的纽约避难所中的流亡者的记忆里。在战后，它成了市民的天堂，里面充满了奇迹，直到共产党查禁私有财产和所有其他私人捐助时。
1941年，拉道提的另外一位犹太裔官员从阿塔基给他在布加勒斯特的同等级别的官员送去一条令人绝望的信息：“10月14日，我们被疏散，带到了这里，我们现在正在这里等着被送过德涅斯特河，遣送至乌克兰的一个不知名的目的地。我们住在户外，在雨中，泥中和寒冷中。这里，在阿塔基，成百上千的人已经死去。许多人发了疯，还有一些人自杀了。如果再不马上采取措施拯救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当前，有大约两万五千个幽灵处在这种境地中。一些人正前往乌克兰，一些人在莫格黑勒夫，另外一些人还在阿塔基这里。”
莫格黑勒夫也是个不会轻易忘记的名字。马内阿家的四口人被送往的正是莫格黑勒夫。1942年1月6日，一名莫格黑勒夫的记者向日内瓦的一个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部门发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每天有60人死亡”。那第一个冬天其实是希特勒军队和安东内斯库元帅的同盟。
特兰尼斯特里亚没有得偿所愿，只能展示一张死亡人数为50%的资产负债表。在这方面，它无法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竞争。正如罗马尼亚的大多数事情一样，特兰尼斯特里亚的成就始终暧昧不明。罗马尼亚可以如一些编年史所声称的那样，被视为欧洲反犹最甚的国家吗？竞争很难评估，但那可疑的大屠杀奖杯仍应授予纳粹德国，尽管有报道说，德国军队对其罗马尼亚同盟所实施的肆无忌惮的暴行颇为反感，因为他们总是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杀人，而且使用的是手边的任何一种原始手段。
在特兰尼斯特里亚，小挪亚初步了解了生命，以及它的对立面。第一次死亡来自我挚爱的外祖父阿夫拉姆，然后是我的外祖母，三周之内的两次打击。无生命的突变魔术：死后的生活，在死寂的无名墓穴中。
在男孩的脑海里，他看到自己木乃伊般地躺着，处于一种永久性的昏迷之中。他可以看见坟墓，冰雪覆盖的大地，冰冻的杂草的叶片，蠕动的虫子。狂风在号叫，留胡子的男人们正随着古老的犹太教哀悼祈祷文的祈祷节奏摇摆着身体。
我活着，正在思考我自己的死亡，但我当时所能明白的是，哭泣与饥饿、寒冷和恐惧属于生命而非死亡。没有什么事比活着更重要，母亲总是说，一面想方设法地让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活下去。死亡就是消灭，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与之斗争。这是我们可以值得活下去的唯一途径，她总是不断重复着说。渐渐地，局势有所改善。战争转向了西方，同盟国的胜利似乎近在眼前，安东内斯库元帅听任昆虫们活了下来，充当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和担保人。
前公民马尔库·马内阿获准在一家工厂工作，他的报酬是买一条面包的钱，这就是一家四口每天的食物。没有人能够预言，生命与死亡的轮盘赌的轮子下一次会停在哪里。我父亲据以小心翼翼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的逻辑现在毫无用处。通过与命运的腐败交易和讨价还价来保全自己的做法令他作呕，正如活着这一最高报偿令他作呕一样。我父亲的观点始终未变，尽管他遭到了以前很友好的军官的粗暴鞭打，现在，那个因仇恨而面部扭曲的军官似乎随时打算碾死这只该死的虫子。父亲可以接受死亡，但不能接受羞辱。在冒险试过一切后，他厌恶地从他目前现实的严酷真相中退却了。他没有变得奴颜卑膝和虚伪狡诈，这是对奴隶的要求；他不会放弃自己的尊严。他的妻子不在乎此类白痴行为，可他在乎。不仅是在集中营四处蔓延的阿司匹林和面包的黑市交易，而且包括感情的黑市交易，都让他感到恶心，同样令他厌恶的还有那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从压迫者的暴行下解救出来的受害者的暴行。怪物刽子手培养出怪物受害者，他常用他那温和但坚定的声音重复说。
元首的“最终方案”不曾虑及掠过那些被判灭绝的受害人脑际的想法。纳粹用清晰的语言定义了自己的目标，兑现了诺言，回报了它的信徒，毫不犹豫地歼灭了它的牺牲品，没有给他们任何皈依或撒谎的机会。相反，宣扬普天同乐的却鼓励皈依、撒谎、阴谋，甚至对自己的信徒也并非不愿吞噬。对该体制来说如此必不可少的思想警察强行利用了一个真理为党服务。在越来越矛盾的许诺与现实之间，为怀疑、颠倒是非和恐惧敞开了空间。
这就是在卑鄙而贪婪的20世纪的第80个年头的那个布加勒斯特的秋日午后划过我头脑中的想法。在安静的房间中，读者与书籍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我不愿与任何人交谈，并已经将书面朝下放下，可是，我还是拿起了听筒。
“你想去走走吗？”我的朋友问。
“下雨，我们能去哪儿？来这儿吧，我们谈谈。”
“不，我宁愿出去。雨要停了。我们半小时后在图书馆前的皇宫广场见。”
我的朋友通常是那种久坐不动的人，所以他突如其来的散步渴望令我很是惊讶。雨确实已停了，空气很清新。他把我领到附近的那个空无一人的小公园。长凳还湿着。
“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总认为，只有邻居才会落入他们的罗网。现在事情发生了。他们出击了。”
我沉默不语，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他们一共有两个人，一个上校，一个上尉。上尉记笔记。审问持续了三个小时。”
散步的理由变得清楚了。房间有耳朵，警察的耳朵。
“一切都与你有关。他们想知道有关你的一切，你干什么，你见什么人，你从国外收到或发往国外的邮件。他们想知道你有没有情妇，或者茄拉是否有情人。他们询问你的财政状况，你父母的，你岳母的。他们问你是否曾对最高领导同志及其妻子说过什么坏话，你是否打算移民。”
在社会主义的罗马尼亚，告密者的花名册渐渐类似于一次人口普查。自我谦让、做出一切正常的表象的策略不再起作用。事实证明，与世隔绝并没有保护作用。
“你不会相信，可我最终还是投降了，签了字。我别无选择。他们还给了我一个代号，‘阿林’。”
警察给他选的名字正是他们的新线人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诗歌和戏剧评论时所用的笔名。让这成为他的一个教训吧，毕竟，这两种职业，诗人与线人，都是要探明我们隐藏的全部秘密。
“你为什么要签字？你以后只有到了棺材里才能摆脱他们，也许到那时也摆脱不了。假如你再坚持一个小时，他们就会放弃的。现在不再是斯大林时代，他们也许不会招惹你的。”
阿林没有回答，于是我也陷入沉默。毕竟，我不能假装自己是个了不起的英雄，那有点屈尊俯就的感觉。建议或责备同样毫无意义。在地狱，面包意味着一切，在炼狱中，它也意味良多。在集中营的门上，卫兵常常写上：“天堂”，“地狱”，“炼狱”。面包无论在哪里都是勒索的杠杆。
“他们威胁我。他们对我说，你是国家职工，你有责任帮助我们。”
换言之，你可能连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也保不住。正如这位国家职工所了解的那样，这样的威胁是违背法律的，可他也知道，法律不过是权力的玩物。不仅阿林的面包危如累卵，就连他年老多病的父母双亲的面包也危在旦夕。
“阿林”就这样，不但是文学中的阿林，而且成了生活中的阿林。他身为社会主义公民的二三重的生活现在因一个精确、秘密、无报酬的任务而扩大：汇报他最要好的朋友的二三重的生活。他将每周都要与联络官员碰面，不仅是在意料之中的后者的办公室里，而且是在安全部控制下的“安全的”私人住宅中。粗陋的家庭装置，一个灰色的、狭窄的社会主义的居住空间，会使这种行动人性化吗？警察线人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而且这一招募战役已经加速。“犹太人区的饱受创伤的幸存者，与战前民族主义国家的警察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接任者——指挥官同志，没有任何区别。”一次，我瞅准了机会说。
从布加勒斯特至苏恰瓦——从这个国家的一端到另一端——的通宵火车旅程，结束于对那对老夫妇的短暂探访。只有时间喝杯咖啡，乘机打量他们的面容，看看电话交谈所无法记录的东西。他们显得惊恐不安，这是千年的恐惧所培育出的惊恐，它们永远都是可更新的。我再次看了看我的父母，然后站起身走出来，把喝了一半的咖啡留在了身后。驱使我登上火车的紧迫感现在迫使我回到过去的街道。
以前的奥地利市政厅现在成了当地共产党总部所在地，把门的卫兵专注地听着我说的话。20世纪70年代末，作家协会会员证在罗马尼亚的偏僻之处依旧具有某种权威性。他记下了细节，然后看着他的会面登记表说：“我不知道第一书记同志什么时候能够见你，可我会把信息送过去的。”
“我今天必须见他。我今晚就要乘火车回布加勒斯特。”我坚持道。他犹豫了片刻，然后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情说：“午餐左右再回来，到那时我告诉你答案。”
我不会等下去，于是更加冒险地决定前往安全部总部，它位于一座全新的现代建筑中，距老医院不远。我再次出示了我的会员证。接待人员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一次会面？与指挥官？今天？为什么这么急？
“是的，今天，午饭前。在那之后，我要去见第一书记。”
卫兵拿起电话，拨了一个数字，然后他离开了，另外一个人接替了他的岗位。等了好一阵子，第一个卫兵再次出现。
“指挥官同志不在市里，但副指挥官——瓦西刘同志，将在11点接见你。”
现在是10点过5分。我田园诗般的故乡的每个角落都有鲜花盛开的花园和热情好客的长凳。阿德尔公园就在附近。春日的阳光令我昏昏欲睡。我走过那些老树，它们是古老过去的见证者。
11点，我被护送至一楼。巨大的办公桌后坐着位面色苍白的人，他稀少的头发呈灰色，穿着件灰色羊毛背心和一件没打领带的白衬衫。他的左手坐着位面容英俊的黑发男子，留着黑色的胡须，穿着上尉的制服。我开门见山地说：“几个月来，退休人员马尔库·马内阿一直被一个特工纠缠不放，特工指控他要么是以色列间谍，要么是个以犹太人社团秘书的身份进行私下交易的骗子。如果这有证据，那就起诉他。如果没有，这种恐吓活动必须停止。无论是在过去还是近段时间，嫌疑人都已经受够了。他终其一生生活的那个镇子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正派人。”
上校的热切凝视标志着他想起了叫作“特兰尼斯特里亚”的过去和“佩日普拉瓦”的最近时段。他也知道“正派”意味着什么。拘留所的有罪和无辜的幸存者最终都被迫成了国家的告密者。但是，前同志和前囚犯马内阿拒绝这一荣誉已一年多了，用的也是同样的句子：“我是个正派人。”这白痴般单调重复的滑稽陈述终于惹恼了警察，他的上级适时地获知了招募失败的消息。
上校简单地评论了几句，他是个聪明但危险的谈话对象。他表面的矜持是引我上钩的精巧策略，但此刻没有时间思前想后了。
“以色列间谍？”我说，“通过什么方式？”
我并不指望会有人回答，这次会面会按照其自身的动力继续下去。
“他被指控，”我继续说，“利用他犹太人社团秘书之职陪同参观布克维纳的美国和以色列要人。这些都是正式访问，得到了外交部的批准，可能还得到了所有相关部长的批准。监视机构必定早就了解了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
上校又一次高深莫测地微笑起来，慢慢地点了一下头，证实了我的大胆陈述。
“是的，是的，我们当然知道。”他无声地说。
我乘胜追击。“据称，参观者中有一位肯定是布里尔（brill），以色列一秘密组织的头目。他在苏联边境附近的锡雷特（siret）参观了著名的犹太人墓地。我们就应该猜他在那里是要收集情报，用他的裸眼或他根本没有的双筒望远镜侦察边境地区吗？他甚至没有迈出给游客规定的区域一步。至于我父亲，小小的苏恰瓦的小小的犹太人社团的卑微雇员，怎么会知道罗马尼亚秘密黑名单上的嫌疑犯的名字？毕竟，监视机构效率很高，罗马尼亚安全部在世界各地都颇具声誉。”上校此刻几乎大笑起来，上尉从他正在用打字机打的记录上抬起眼，加入了进来。是的，他绝对是在笑。
我没有停下来。“假如马内阿先生，以前的马内阿同志，让我们假设，患有心脏病怎么办？他老朽的身体上布满了安东内斯库元帅的特兰尼斯特里亚、战后的斯大林主义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非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的伤痕。过去的错误不应当在20世纪70年代重犯。报纸上都这么说。”
我的两位听众似乎对这种全新的叙述性歪曲的兴趣比对前面的一言堂更浓厚，于是我加快了速度。“犹太人区的后裔弄不清过去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心怀鬼胎的警察与如今的社会主义民兵之间的区别。对他们而言，事情并非总是清晰可辨。社会主义法律宣称所有公民一律平等，而且战后确实有犹太人占据了重要的、甚至是部长级的职位。一些人仍留在这些职位上。但这不会让记忆或恐惧愈合。嫌疑犯都很谨慎，上校同志。也许他们有权那样。”
我已结束了我的辉煌咏叹调。我已证明了我的机敏与勇气，那么我的两位双手叉腰站在那里微笑着的对话者还在等什么？掌声在哪里？鲜花在哪里？
我的恐惧和我的反抗精神联合起来产生了一段一气呵成、甚至堪称勇敢的陈述，但这出戏并未到此结束。我依然在此，活着，我的全部思想和加剧的情感也依旧活着。
轮到上校出场时，他将自己的角色表演得尽善尽美，你很难不为他的表演所折服。他没有反驳我的任何谴责，一副听天由命的神情，看上去就像个因整天不得不与白痴打交道而疲惫不堪的人。通过接受我的论点的方式，他几乎解除了我的精神防线。然而，我设法自始至终保持住了镇静。最后他说：“谢谢你，这是有关犹太人区心理的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不是经常能够获得如此有用的信息。我们在布加勒斯特的同事会请求你的合作，我肯定。”我所能做的就是虚弱无力地咕哝道：“不，我不合适，不是我。”上校不再听下去。他站起身，伸出手。会面结束了。
我离开时，上尉向我保证，有关马尔库·马内阿先生的误会很快就会得到处理。上校同志总是会信守诺言，他是个非常特别的人，正如你自己可以看出来的那样。确实，那个场合一直很特殊，但我已不再在意上尉及其渐渐飘远的话语。
那次会见的压力使我饱受折磨。由于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目的，因自身的冲动而变得盲目，我忽视了我是在哪里，在对谁说话。如果整件事再多持续五分钟，我可能就会像个破布娃娃似的瘫倒在上校和上尉的怀中，那时他们就真的可以开始逼迫我告密了。这次努力让我精疲力竭，并对自己的胆大包天吃惊不已。我一步步地走下那座可诅咒的大楼的台阶，渴望赶快逃离，忘掉一切。
但是，我不能忘记的是，在面对这样令人发狂的两难境地时，没有人有权扮演道德家的角色。阿林了解曾加在经历了佩日普拉瓦之后的退休人员马尔库·马内阿身上的警察的压力，了解瓦西刘上校循循善诱的魅力，了解上校在布加勒斯特的同事们与我——他们未来的受害人心理学方面的专家的两次交谈。他知道，会见很短，并且我拒绝了那讨人喜欢的合作要求。现在，警察再次围了上来。除了常规报告及与我的诗人朋友的每周谈话所提供的信息外，他们一定还拥有更多的有关他们的嫌疑犯的信息。
阿林是个好朋友，他告诉我，他对自己的质询者写下的有关我的文字是：“一个诚实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由于性格内向、忧郁，他喜欢书籍和独处。”但那种描述不知怎的似乎无法令人信服，它缺少党的陈词滥调的注释。我已经染上了自我怀疑的毛病，开始认为，我的朋友对我隐瞒了一些事，为的是保护我不受我自己的伤害，而不是仅仅不受我的追随者的伤害。我变得越来越依赖于我的双重线人了。
阿林是个大高个儿，一双大手，有着爱尔兰人般的火红头发，活力四射，声音浑厚，做起手势来幅度大得像个乐队指挥，可不知怎的，他变成了个小矮个儿，大鼻头，鬃毛般的头发突然像个油光发亮的头盔似的紧贴在他缩小了的头颅上。他曾经低沉浑厚的声音现在变得尖声尖气，很难听得明白。他省略了有可能让我感到不安的细节吗？我不断要求见他，不管为时多么短暂。一次又一次地，我与他反复检查着细节，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警察调查过我的病历吗？在精神病病房中的拘禁当然是警察相当喜爱的一种实践。
那些审问显然流于例行公事和官僚主义。警察会推迟所有勒索性的策略，就像他们迟迟不去解决在总部堆积如山的档案一样。为了防止被指控为懒惰或无效率，他们不断增加合作者的数量，不是为了也许能够获得的微不足道的情报，而是为了维持共谋者的网络。
正如我的诗人朋友向我报告的，他传送的有关我的情报没有引起警觉的理由，甚至还带点儿消遣性。警察没有了解到任何关于我的他们所不知道的情况。但我所发现的深埋在我内心的焦虑向我自己揭示的有关我的东西，远比我那些揭示着过去隐晦创伤的警察局档案要多。
我发现，我是这种调查的真正受益者，不是通过我从阿林的报告中了解到的情况，而是通过它所触动的我的内心反应。我看见自己仿佛身处一出提供了迷人见识的闹剧的特权中心。光是对于官员与线人每周会面的私人公寓的描述就足以引起任何人类学家的注意，但我只能聚焦于我自己的焦虑，就像一个寻求毒品注射的吸毒者一样。突然间，我沉浸在20世纪40年代的恐怖之中，有机会去理解（虽然有些迟了）那时的焦虑，以及它的所有那些循环往复的不确定性和神经分泌物。
这种奇怪的状况会持续多久——一年，两年？阿林证实，即使是在共产党警察国家，友谊也可能是深挚而持久的。
他继续提供自己的报告，不断让我了解它们琐屑的内容，直到他终于决定，他已经受够了社会主义天堂，选择移居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从那里，他将定期写信给我。几年后，我们又见面了，但绝口不提他充当线人的微妙话题。我很高兴地知道，我的朋友始终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其命运没有与我分离的人中的一个。
阿林的替代者没有那么快地暴露自己，我永远也不曾发现他的身份。上头的力量一定优化了他们的招募标准。我对与我密切接触的人十分警惕，你永远不会知道谁可能是告密者，每张脸都戴着面具。这种濒于妄想狂的惊惧已经变得如此普遍化，以致被当作了正常状态。焦虑现在是一种集体财产。
事实证明，国家对人的利用并不比人对人的利用更具吸引力。私有制的废除扰乱了经济，逐渐建立起国家对公民的占有权。仇外情绪变得更微妙，怀疑统治着全部的个人生活。不再有党派间的具有煽动性的相互竞争，现在只有一个政党的绝对蛊惑。自由市场与自由言论的混乱被禁忌的精神分裂症所取代。强迫性同谋在一种象征性的滥用那里达到了顶点——红本本。
甚至在精神病学家的躺椅上也有禁忌话题吗？那位从医学角度解除我的工程学工作事宜的医生的不满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他也是位诗人，就像几年后我的那位线人一样，但所不同的是，他不是我的朋友。公开谈论的风险始终很难估价。在精神病学家的躺椅上坦承的焦虑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私有财产。
随着新秩序统治力的扩张，你能灵活机动地利用的灰色地带变得更加有限，常态的飞地也是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人都在等待神奇的解冻。实际上，这会定期发生，但只是为了强化不确定性，增加陷阱的数量。怀疑和口是心非渐渐渗透到了厨房和卧室，悄悄潜入睡眠、语言和心境。
我是否应该告诉那位精神病学家兼诗人他肯定心知肚明的东西，即不仅学校、医院、出版社和报刊新闻业属于国家，而且森林、空气、水、土地、体育馆、银行、电影院、纽扣和兵工厂、军队和马戏团、幼儿园和养老院、乐器厂、制药企业以及羊群也都属于国家？医生及其病人也是国家财产。在你买手纸、床、早餐牛奶、手表、鞋子、假牙时，你处在那些无动于衷、傲慢无礼的国家职员的怜悯之下，他们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平等”准则举双手赞成，这种准则可以翻译为“我们假装在工作，他们假装在付钱”。
精神病学家的另一个身份只能是又一个国家职员——可能有红本本的。党是至高无上的。经营着中学、屠宰场、裁缝铺、当然还有门诊部的正是党的书记，而不是那些其本身就是由书记任命的责任人们。
在一个有着强大的右翼政治传统的国家，红本本的数量呈指数函数增加。没有红本本你什么也不是，可即使有了红本本，你也值不了大价钱。宣传的陈词滥调很合适于这极权主义的马戏团的变戏法者们，但谁也不再相信他们。生活，或者生活中所剩的东西，已经转入了地下通道，里面充满了沉默的声音和秘密的符号。
医生同志能够允许一个为这双重角色的喜剧所困扰的病人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吗？这位诗人能够发现口是心非的混乱中的诗情画意的联系吗？这种混乱表面上是由戴着面具的掌权者控制，而在私底下，却是因怨恨的毒液而常存不朽。
病人的问题迅速反弹给了他自己，仿佛他已借去了医生的怪癖，能够闭着眼睛阅读精神病学会议的主题：启蒙之后的启蒙。或者它应当被称为适应？幸存者们到底要适应什么呢？一个熟悉的问题。十年后，一位美国精神病学家也会问同样的问题。回答也是熟悉的：病人尽可能简单地适应生活。实际上，所有幸存者在适应的都是生活，无论他们是黑色、绿色或红色专政的幸存者。他们这么做了，以不合理的常态，而这种常态就是生活本身。这就是我在流亡前夜对自己的传记的总结，这是一种与前面的试验具有同等教育性的试验。
一个人假如没有自由，怎么可能成为一个作家？这是那位美国精神病学家提出的两难局面，他是新世界的关乎自由的精神病方面的专家。如果这个问题由他的东欧同行提出来，听上去就会像个不成功的笑话，但限制性病理学专家与自由创伤分析家间的意见互换将不会是毫无用处的。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精神病学家们将会在不同之中发现许多令人惊奇的相同之处。
新人的自由意味着接受必要性——这正是医生和病人从一个日益变得不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家那里学来的东西：必要性，因此要有适应性；适应性，因此要有实用主义：因此，接受必要性。适应生活，医生，这正是身处日常生活按部就班地提供的平庸陈腐中的学徒所面临的任务。生活，这就是一切。在东方，在西方，在天地宇宙中。
共产主义童话故事所许诺的未来对于那些处于审讯下和监狱中的人来说成了地狱。位于审讯与监狱之间的是被迫向党的变化无常屈服的炼狱的滑稽表演。当糊口度日的折磨不再是唯一目的时，满口托词的交往就会生出某种令人愉快的弄虚作假来。这就是东欧后斯大林主义的“自由主义化”的面目。日益增加的模糊性甚至使我们——医生与病人，病人与线人——在党和国家的期刊和出版社中登台亮相。
这是一种规则不断改变的游戏：禁忌词汇、禁忌观念和禁忌暗示按照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的反复无常的教规进行校准。我想方设法地挤过检查者的探测器，出版了一本书，然后是另一本书，在此之后，我会享受更大的社会保护吗？千真万确，但监视也增加了。党用特权和津贴来表彰艺术家，写作是一种只有受党管理和控制的作家协会的成员才能使其合法化的职业，一个没有工作和收入的嫌疑犯有被指控为“流氓主义”的危险，也就是说，他过着一种寄生虫式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法律给它的定义。
剩下的只有逃避了——不是这样吗，医生同志？揭露了现实的真面目的不仅是水果市场和肉铺的状况，还包括医院的状况。有一则故事说，一个警察被叫到了首都最大的精神病医院，他震惊地发现，病人们在狂喊：“打倒共产主义！打倒领袖！”他准备当场逮捕他们，但医院的院长阻止了他。院长反对道：“我们是在一家精神病医院。这些人是疯子，你不明白吗？”警察以完美的常识回答道：“疯子？你是什么意思？疯子？怎么没有一个人喊‘共产主义万岁，领袖万岁’？”无意间，他发现了国民疾病的模糊性的症结所在。
从所有医学实践的幻想中得以保全下来的老诗人的皱巴巴的脸抬起来看着你。这位医生大腹便便，头发渐秃，说r时带有喉音，他已接受了一位失败方面的专家的态度。
“那么一两年后你要干什么？补助金很少，甚至不到你工程师薪水的一半。另外，你认为你可以让一份医疗补助延续多久？永永远远，你想这么说吗？”
一个疯子在一间充塞着制图板、电话和香烟烟雾的巨大仓库中干着工程学方面的工作，每天12小时，蓝图让他窒息，冗长的公式让他头晕眼花。
为了生活，为什么梦游者不接受一个自己的笼子？治疗伤口的将是一个更大的伤口吗？写作至少提供了一条脱离流放地的捷径，将屠杀留在身后。正如卡夫卡所云：“跃出暗杀者之列，你可以观察事实。”
“那么，二级补助，要么三级补助？”诗人兼医生问。“三级补助意味着每六个月接受一次专家组的重新审核。二级补助的重新审核是每年一次。”
“一级补助怎么样？”病人问。
“那意味着无法治愈，一种严重的精神状态，没有复原的可能。我不会选择这样的诊断。想也别想！”
“为什么不？”疯子据理力争。作家是毫无治愈希望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他唯一能够做的不就是像个精神病患者那样坐在自己的笼子里舞文弄墨吗？阅读，写作，再阅读，再写作，这难道不正是他的生活吗？医生——疾病，治疗，治疗，疾病，如此等等，直到尽头的尽头？你干的是医学，医生，所以你不会治不好，可坐在你面前的工程师会怎样？我已在太长的时间里过着双重人格和口是心非的精神病患者的生活。我一直在与计算、绘图板、发货单打交道，几乎成了我假装的人，生活在不断的恐惧中，生怕伪装会随时被揭去，扔下楼梯，成为一个精神病院的小丑，成为观众喝彩和讥笑的笑柄。只有逃避才能拯救我们，医生。
你应当向他描述你的僵局，还是应当只把他当作接下来的弄虚作假的一个起点？你必须说服他，说他事实上只是在参与一次友好的合作性冒险，而不是在进行一次医学会诊。
“好的，那么二级补助。”你不热心地咕哝道。
在一个连时间都是国家财产的社会中，你突然成了自己的时间的拥有者，这一优势与一种内置的陷阱相伴而至：要么你与真实的权力机关合作，要么我们将你作为一个你假装成为的不负责任的人孤立起来。为了为新启蒙的冒险做好准备，你得参加协议所要求的运动，医生则要签署必要的文件。
如果医疗报告中所描述的症状是真的会怎样？你拒绝认为自己是个病人，你宁愿扮演较次要的弄虚作假者的角色。弄虚作假本身就是一种疾病的征象吗？你不是为了治疗而来，而是为了寻找走出炼狱的道路而来，在炼狱中，患病的当局与其患病的国民紧密相连。
你永远不相信精神病学家。你宁愿读他们的书，而不愿向他们咨询。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问，在一个既不信仰宗教也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犹太人身上，在一个对《圣经》的语言置之不理的犹太人身上，还残存有多少犹太性时，你会费劲地吐出他本人给出的答案：很多。你没有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已经足够小心地没有给出解释。
问题与答案由一个简单的词令人震惊地联系在了一起——犹太人。不信教，不是民族主义者，不说那神圣的语言，这是弗洛伊德博士在说自己，而不是在为这个词下定义吗？犹太人的定义仅仅建立在宗教、民族主义和语言的踪迹基础之上吗？它能够使那位如此关注性及俄狄浦斯情结的精神分析学奠基人忽略割礼，也就是在男婴出生后第八天刻在血肉之躯中的契约吗？因为刻在血肉之躯中，所以割礼不可被废除。
在外祖父阿夫拉姆的祝福下，你通过割礼，成了诺亚，一个《圣经》符号的名字，不是为了公开使用。毕竟，你不会当众拉开自己的裤子拉链。弗洛伊德博士不是有兴趣了解更多的有关受了割礼的诺亚的事情吗，这位诺亚与藏在他裤子中的“双重性”、与其隐藏的、相似的生活进行着一次对话？这种双重生活，并不比一个有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种族性或神圣语言的个人的生活少些滑稽性或启示作用——这难道不会让弗洛伊德博士先生感到兴趣吗？
与此同时，正如弗洛伊德博士一样，你已经接受了引号。例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认为[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个“犹太人”，而非犹太人，同属犹太人的瓦尔特·本雅明[4]、西奥多·阿多诺[5]、汉娜·阿伦特[6]、保罗·策兰等人也是如此。正如存在非德国人的德国人一样，也存在非犹太人的犹太人，那位法国人有益地解释道。他们怀疑传统、模拟和上帝无所不在的观念，也怀疑“移民、流散和整合之不可能性”——换言之，“非变化与变化的双重阳痿”。
5岁时，在特兰尼斯特里亚，那个小犹太人被叫作诺亚，而非诺曼。50岁时，在新的流亡的前夜，自我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结，它不可能不让弗洛伊德博士感兴趣。这位精神病学家最终将被要求回答的问题不仅有他本人已经问过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后世提出的：不是“在你已经失去了你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后，你还剩下些什么”这一必要问题，而是“在经历了大屠杀、共产主义运动和流亡之后，你怎样成为一个犹太人”的问题。从定义上说，这些是本质上的犹太人的创伤吗？这些是不仅刻在了你的肉体上，而且刻在了你的灵魂中，甚至使你在不是犹太人时成为犹太人的启蒙吗？“幸存者中的非人者”是利奥塔给那些非犹太人的犹太人的名字，据他看来，这些人的团体感依靠的是“一种独一无二、无比深刻、永无止境的记忆”，即一种永无止境的对往事的回忆。
在镜子前的回忆？你为什么要皱眉头，弗洛伊德博士？弗朗兹·卡夫卡——不是弗洛伊德式记忆的伟大崇拜者——没有列入利奥塔的引号中的那群人中。如果他扪心自问：“与犹太人断交，我会得到什么？”卡夫卡会回答：“与我自己断交，我几乎什么也得不到。”
然而，卡夫卡不是个非犹太人的犹太人，而是一个天才的犹太人，尽管他并不精通希伯来语——尽管他确实做过几番努力，试图学习那种神圣的语言——不信奉宗教，不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在一个场景中，他试图将全体选民都塞进一只抽屉。“最终也包括我自己。”他又说。这是一种毫无歧义的犹太信仰告白，取代了宗教、种族性和那种神圣语言。
只有犹太人才会选择这种方式来释放千年以来一直是自身命运的自我厌恶和憎恨。当卡夫卡向米蕾娜[7]描述在布拉格街头以及沙龙中和学术界的憎恨犹太人者唱响的对“肮脏的乌合之众”的恶言谩骂时，你可以听到这些回声。憎恨没有止于卡夫卡的布拉格，没有止于弗洛伊德博士挚爱的维也纳，没有止于弗洛伊德在去世前不久被迫设法流亡的伦敦，也没有止于其他那些不那么著名的地方。但是，我们能够像卡夫卡那样，也能听到我们自己内心斗争的回音吗？我们听到的是什么？是我们不再捍卫自己时自身的疲乏感吗？是其他那些不能接受我们自身的不完美的人的完美吗？
“在你自己与世界的较量中，站在世界一边。”未被征服的卡夫卡建议。
“归属的疲乏感可以得到宽恕”，弗洛伊德博士在与我们自己间的持续对话中低语道。“没有人能够因你试图不理会灾难而指控你”，他又说。这一分钟，你捍卫自己的命运，下一分钟，忘掉它，然后再来捍卫它，直到你厌倦了所有这些无用功。所以，别再把日常的闹剧看得太认真，别再用问题为它增光添彩，要优雅得体地显得心不在焉、茫然无措，与漠然的简单和荒谬保持一致——这将是你的治疗方法，即变得又聋又哑，天真烂漫，心不在焉，疏忽大意。
在经过大屠杀和共产主义运动后，当犹太人不再肯定他与自身有何关联时，流亡与犹太人会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很多，那位维也纳的医生声称，无论喜欢与否，你都与他们和你自己有着许多共性。弗洛伊德博士宣称，当你在5岁时加入一种集体命运时，你就得到了一份比刻在血肉之躯上的契约更重要的合格证明。
“我们犹太人永远不会因大屠杀而得到宽恕。”在你躲进柏林的避难所（不是躲避大屠杀，而是躲避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些日子里，一位德国犹太裔作家写道。是的，有太多的证据，使你无法否认大屠杀，而且那种暴行是不可宽恕的。但它不仅仅是大屠杀，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运动，它是犹太人的罪恶。还有大量其他微不足道、较为隐晦的罪恶是无法宽恕的。弗洛伊德博士，创建了被称为“犹太人科学”的精神分析的罪人，对此再了解不过了。
然而，即使有可能，一个人也无法简单地弃绝那种被当作恶魔的化身而遭受怀疑、放逐和谴责的荣誉，自始至终都是如此——这是某种荣耀！我们不能简单地拒绝此类特权，即使是在那些陈词滥调本身不易忍受之时——受害人，复仇者，阴谋家，近代的耶路撒冷的长者们又往里面加进了一个新协议：“犹太人对受苦受难的垄断。”
受苦受难的平凡化……人类永无止境的事业。只有当悲剧成为一种老生常谈时，它才会在集体记忆中找到自己的家园。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告知，必须不断进行回忆，以便恐惧不再重复。我们必须坚守身份，分享记忆、种族气质、种族划分、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在终于踏上实用主义的星球之后，你以为自己也许逃脱了你的过去和你的身份，只是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实体，正如在巴黎的美国人格特鲁德·斯坦[8]所梦想的那样——到头来只不过发现，周四的暴行已变成了周五t恤衫上的格言来源，一种立即可用于销售的集体记忆的产品。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会明白流亡及它的剥夺、它的不满以及你也许会提及的它的自由所带来的混乱。他会了解在某个无名旅馆的房间里的一个非个人的家的意义，这房间是流亡者最后的避难所，是他暂时租借来的民主家园，它像一个家园应该的那样，既热情周到，又漠不关心。
你在寻找一张小照片，它随着时间的流逝已变得起皱发黄，现在起到的是镜子的作用。那是在1945年6月，在罗马尼亚北部如诗如画的法尔提西尼镇，在那个初学者从特兰尼斯特里亚的远征返回的两个月后，在年终学校庆典结束的两个小时后。
那个可爱的小男孩穿着白衣白裤，站在其他获奖者（三个小男孩和三个小女孩）前面四分之一步的地方。使他与其他那些未曾从启蒙的特殊待遇中获益的获奖者得以区分的唯一之处似乎在于他的胜者风度，他现在被获奖桂冠所证实的幸存者的地位。他穿戴整齐，毫无瑕疵，左脚向前，一手叉腰，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怎么看都像个明星，在照相机镜头面前表现得从容不迫。
男孩似乎完全忘记了他在成千上万名饥寒交迫的人中、在死亡制造者和指挥者的玩物中充当学徒时的一切。花脸小丑奥古斯都一变而为他的对立面，白小丑，一个头戴桂冠、受到情节剧演员们喝彩的骑士。从世界上消失的那些年已经被取消。他重新渡过了冥河，发现自己回到了原来的岸边，活着，真真切切地活着，回到了伊甸园，这里曾经属于他，现在又被重新夺了回来。
伊甸园最终变成了一个流放地。你再次穿越冥河，这一次是要渡过一片海洋。现在你身处不同的海岸，你头发花白，头顶渐秃，你的面容不再堪称完美。你失去了少年时代的坦诚直率。围绕着你的幸存者的光环现在是最近由记忆出演的戏剧中的支柱。
回忆的过程——这用解剖刀无穷无尽地摸索的过程，这与你进行的辩论赛——是否借助于对9岁小男孩的照片的思索而得以加速？即使在那时，你还是觉得想缩回身去，在房间一角忙自己的事，让所有人把你永远忘记——实体的巨大孤独，格特鲁德·斯坦会说，兴奋至极的喜悦，因为你在由困惑不解的自我所构成的无穷无尽的河流中迷失了自己时，却发现了你自己。
在你父亲那张沉稳庄重、全神贯注的脸上，有时会流露出一丝突然老去的表情，那是孤独麻痹症。你会恐惧地注视着它，但很快便回到你在那生动鲜活的舞台上的位置，舞台上有老师、父母、同学、朋友。儿童时代的结束并不标志着这种交替出现的迷狂与恐惧的结束，你总是在思索同样的问题：如果你突然停止活动，在遥远的无关联的世界中化为齑粉时，情况会怎样？不过，你保持了逃跑的幻想，即在最后一分钟从潜伏在黑暗中的无所不在的危险中获救的可能性。
不了解随时都会变成敌意。昨天就发生了这样的事，那是在1941年10月9日，当表象一个接一个地坍塌，粉碎了日常生活的面具时。在布杜杰尼火车站的月台上，谁也无法阻止那场戏的上演。在你的睡梦中，你将仍会时常看到那一长串由饥饿、颤抖、惊惧的囚犯构成的演员表，这些演员们正在卖力地取悦着他们那些坐在包厢中的刽子手。“小心”是那些日子的口令。在那之后，你害怕喧哗，不敢挑战未知数。最终，你依偎在由语言构成的流动的掩蔽所中，它是最后的、实质性的避难所。但这就是你所寻找的一切吗，一个避难所？
弗洛伊德博士不可能不对此类回忆练习深感兴趣。“成为你自己”，品达[9]说。尼采[10]和这位维也纳医生本人也应声唱和。可这是什么，弗洛伊德博士：集体悲剧的回忆，或者这个孤独的个人的无能为力——他无法穿起悲剧的制服，在大街小巷出售自己？弗洛伊德博士会对那些否认所发生的恐怖事件、例行公事地干巴巴地对它们发出嘲笑的人有何见教？在最终的分析中，平凡化能否像使人间喜剧鲜活不朽的唯一途径的消化和排泄一样，成为一种基本功能？如果不如此，那些可怜的演员如何才能依旧享用大地的果实？记住普里默·莱维[11]的例子，他因为奥斯维辛而成了作家，后来却写不出一篇如意大利的天空般宁静的简单的爱情小说。
被一种集体否定行为或一种集体灾难所定义的羞辱是不可忽视的，弗洛伊德博士。然而，我们不是集体灾难的简单相加，不管这些灾难可能是什么。我们不止如此，而且我们每个人也是各不相同的。是的，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大声疾呼，用地球上的所有语言，永不停止地大声疾呼，就像一台无法关闭的录音机一样。
磨难不会使我们成为更优秀的人或英雄。像所有人类之事一样，磨难会腐烂变质，而当众叫卖的磨难绝对会腐烂变质。
不过，你不能弃绝被轻蔑和嘲笑的荣耀，我们也不应该抛弃成为流亡者的荣耀。毕竟，除了流亡，我们还拥有什么？不应该为剥夺而哀叹不已，它只是最终的剥夺的准备阶段而已。
当一切都成为过去时，还存在诺亚方舟饭店和实用主义艺术吗？
※※※
现在，更多的时间已经流逝。你已经了解了自由的欢乐与悲愁。你已经接受了流亡者的荣耀。这正是你在那个距纽约不远的乡村中的令人愉悦的地方对朋友们所说的。你告诉他们，你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可你还在继续谈论模糊性——集中营、共产党流放地以及流亡的模糊性。你怀疑确定性，即使在你也是谈论确定性的人中的一员时。不过，你发现自己在表达一种确定性：“流亡始于我们离开子宫之时。”这简单易懂的句子似乎并不骇人，“一个人的母亲应该是他的真正家园。只有死亡才能最终将我们从这最终的归属中解放出来。”你继续背诵道，仿佛它出自一本手册。当然，你只是试图在重返早期生活情境的前夜给自己打气，但毫无幽默感的语调不是个好兆头。
“重返家园只不过是重返母亲的坟茔。”你得出结论。似乎你已经真的开始相信那些话，将之视为迈向不可能又不可避免的回归的第一步。
在没有确切理解的情况下，你是不会发表关于坟墓的言论的。你的朋友们继续满怀同情地、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你告诉自己，你身在活生生的现在，而不是永远存在的过去。
这是个乡间的美丽的午后。有的是善意的沉默——没有思想，没有问题，只有卓然不凡的日子，此时，此刻。
[1]巴比伦囚虏（babylonian captivity），指公元前6世纪耶路撒冷陷落，大批犹太人被俘至巴比伦。
[2]阿勒山（ararat），一译亚拉腊，位于土耳其东部，据《圣经》记载，大洪水后，诺亚方舟就停泊在此。
[3]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1929—），法国当代后结构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现为巴黎第八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哲学教授，著有《利比多经济学》《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给后人的后现代解释》等。
[4]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犹太裔文艺评论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由于法西斯主义迫害，1935年流亡巴黎，1940年试图避居西班牙未果，在边境自杀身亡。主要著作有《德国悲剧的起源》《波德莱尔研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论历史哲学》等。
[5]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德国犹太裔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音乐理论家、社会学家。1933年，因为父亲是犹太人，他被禁止在法兰克福大学授课。1934年后，他先后移居英国和美国，1949年回到法兰克福。有《阿多诺文集》24卷。
[6]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德国犹太裔哲学家，与法兰克福学派有深厚的渊源。1933年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等。
[7]米蕾娜·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a，1896—1944），捷克记者，1919年在布拉格的阿果咖啡馆（ale areo）与卡夫卡相遇，成为其女友。她是第一位把卡夫卡的作品翻译成捷克文的人，“二战”期间，从事反纳粹的地下活动，1944年死于纳粹集中营。
[8]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国前卫诗人、先锋派女作家、评论家及小说家，著有《三个女人》等。
[9]品达（pindar，518?—438?bc），古希腊诗人，著有《合唱琴歌》《竞技胜利者颂》等。
[10]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著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权力意志》等。
[11]普里默·莱维（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犹太裔作家，1944年被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成名作为自传体小说《活在奥斯维辛》。
第二次归来(后世)
在路上
1988年夏，在我抵达纽约的数月后，我意外地接到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巴德学院的院长利昂·波特斯坦的电话。他奉承了一番我用德文出版的一本书，然后问我是否有兴趣在学院任教。1989年春，我应邀访问巴德学院，终于与他见了面。他是个高个儿，举止优雅，打着蝴蝶领结，眼镜片很厚，身上有点儿炼金术士的气质。他还是位闻名遐迩的交响乐指挥。我原本以为会立即得到任职，却不曾想被引到一个面试小组面前。“民主。”院长解释道。
现在，时间已过去了八年多。我出了书，获了奖，成了巴德学院的在校作家及教授。甚至在祖国，我的地位也已发生了变化。我在《新共和》上发表的有关米尔恰·伊利亚德和铁卫军的文章使我成为公众的头号敌人，国际级。我于1997年春重返罗马尼亚，就如同是一次建筑桥梁的练习。
下午3点45分，我来到汉莎航空公司的终点站肯尼迪机场，等待着利昂的到来。他要在布加勒斯特举办音乐会，我是他的陪同。这天是4月20日，星期日，碰巧是阿道尔夫·希特勒的生日。我们乘坐的是头等舱，这使我们可以起飞前在候机室享用免费饮料。我们检查了日程表，我告诉利昂，布加勒斯特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罗马尼亚加入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
“你也许会被要求在一档电视谈话节目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对他说。
“我？我不是五角大楼或国务院的人。”
我解释说，在罗马尼亚，加入nato不仅被看作一种国家荣誉，而且对国家的生存能力也至关重要。在我们离开前一周，我已像其他在美国的罗马尼亚人一样，收到了来自一个罗马尼亚总统班底寄来的大信封，里面包括了好几项督促大家为罗马尼亚加入nato而立即行动的内容。“是今天，不是明天，不是后天，写信给白宫。请将你的信件的复印件送至布加勒斯特的总统官邸，以便让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一份此类文件这样说。实际上，我已听说，罗马尼亚当局已制订了计划，准备编辑一份在这件事上履行了自己的爱国职责的罗裔美国人的名单——在布加勒斯特，这种名单可不是玩笑。
“这对我们有无好处？”利昂问。“你做我的陪同这一事实又当如何？或者说，我是你的陪同？”
事实上，nato并非布加勒斯特唯一的热点话题。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的《日记：1935—1944》刚刚出版，已成为争论焦点。利昂可能被要求做出评论，然后被断章取义。也许只要几句响当当的话就够了，就像在美国电视上那样：“罗马尼亚犹太裔作家，死于1945年。他的《日记：1935—1944》描述了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生活，是刚出版的维克多·克兰姆珀勒[1]的《我愿意作证》（i will bear witness）的罗马尼亚翻版，后者用翔实的材料描写了战时纳粹统治下的德累斯顿的一个犹太人的生活，反映了一些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对纳粹的同情及反犹太情绪。”克兰姆珀勒这个名字也许会激发利昂谈及另一个克兰姆珀勒的奇闻逸事及其美国职业，即音乐指挥家奥托（otto），维克多的表亲。
我们终于上了路，将自己安置在舒适的座位中。空姐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女，身材高挑纤细。我们了解到，她出生在新泽西，但她和家人已经返回德国居住。利昂再次对我说，除非我愿意一同前往，否则他绝不会接受罗马尼亚的邀请。他又一次对我说，我的重返罗马尼亚将使我与过去的生活最终脱离开来。我以前就听到过这些个说法，尽管我希望事实证明这可能是真的，但我宁愿不去想它，或者我们这一对儿象征着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利昂问。
“啊，典型的一对，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和白小丑。”
利昂似乎对这个话题毫无兴趣。
“白小丑是老板，主人，权威，美国人，假如你愿意的话，还可以是，”我赶紧加了一句，“大学校长，指挥家。”
利昂微笑起来。
“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是贱民，失败者，是那个为了取悦观众而总是被踢屁股的人。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是个流亡者。”
“你是什么意思，踢屁股？你，一位令人尊敬的作家，一位住校作家，因多次获奖并拥有一个捐赠教席而享有盛誉的人？这位老板竟会踢可怜的艺术家的屁股？”
“哦，”我说，“我们是一对旅行者，正在前往东欧，前往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旧时的出没地，他将给外国的艺术大师充当向导，以报答其友爱之情，美国人正是怀着这种友爱将他迎入了新世界的马戏团。”
利昂现在显得严肃起来，他说：“在美国马戏团，如你所说，流亡者代表了受害者。在东欧马戏团，从美国回来的小丑是胜利者，是明星。”
现在，他大笑起来，小心地不去弄乱放在膝上的舒曼的宗教剧的乐谱。奥古斯都此时已失去了演讲的热情，他做了个表示轻蔑的手势。两人打起瞌睡，清醒过来，用些点心，偶尔谈论几句。
※※※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的旧版旅游指南如是说：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位于北纬43°37′07″至48°15′06″、东经20°15′44″至29°41′24″间。领土面积为237500平方公里（91738平方英里），位列欧洲国家的第20位。东部和北部与苏联（即马库里斯塔帝国）接壤，西部与兄弟般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为邻，西南部与南斯拉夫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接壤。在喀尔巴阡山脉的中央高原周围……
奥古斯都想，一个美丽的国家，优秀的知识分子，许多体面人。也有一些不是十分确定的东西，油滑，太多的微言琐事，魅力中混有污秽。
早晨7点，我们到达法兰克福。换乘布加勒斯特的航班还需等待两小时。我们在机场商店中转了转。利昂买了些雪茄、圆珠笔和铅笔，以增加他的收藏。我们返回候机室，找了两个座位，试着想休息一下。我听到自己首次的罗马尼亚语交流，我惊慌起来。窗子边是一群穿着老式运动衫和牛仔裤的年轻人，正在用我的母语欢天喜地而又词汇丰富地赌咒发誓。我看了看周围。这些面相普通的乘客是否可能其实是新的秘密政党或老的秘密组织的特工，被雇来监视我这个重返祖国的嫌疑犯？我可以分辨出开会归来的罗马尼亚学者、刚刚探访过自己在德国的女儿的老太太、医生、政客、商人。在一个角落里，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正向自己昂贵的行李箱和一堆纸弯下腰去。他也是个秘密特工吗？
我们登上了飞往布加勒斯特的飞机。头等舱与经济舱的区分不是很明显。机舱里热闹而喧哗。我现在与自己焦虑的脉搏合上了调。利昂趣味盎然地看着我，他明白，我已经到家了。
我们在欧特佩尼（otopeni）机场着陆，它看上去像个地方性机场，很小，但不知怎的，在其相当的退敛中却颇具吸引力。护照检查进行得快速而冷静。我们在一个有限而拥挤的空间里等候行李，乘客、过客、警察、搬运工和闲逛的人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充斥着东方式的不耐烦的嗡嗡声。我们的行李下来得较迟，我们找来一辆行李推车。是的，确实有小推车，毕竟，有些东西已经改变。
在钱币兑换台边，一位可爱的年轻女子负责兑换。“多少？”利昂问我。“100美元。”我回答。利昂似乎认为这个数目太少，换了200美元，结果收到了100万列伊。他困惑地盯着那厚厚一叠皱巴巴的钞票。“瞧啊，”我说，“你终于成了百万富翁了！”在机场外面，来接我们的是布加勒斯特交响乐团的一位代表和一位司机。
我们驶过欧特佩尼，这里是土地贫瘠的郊区，到处都是壶穴，两边是宣传美国商品的广告牌。到了苏茜区附近，视野开阔起来，有了树、公园和旧别墅。利昂似乎被这个地区的建筑迷住了，它们是东西方的奇怪混合。我咕哝着一些旅行导游的胡言乱语。是的，这地区曾经辉煌一时，颇为典雅，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渐趋退化，后又在一代代暴发户手下进一步堕落。我们沿着胜利大道行驶，它是布加勒斯特的主干道之一。我第一次大失所望。在我的记忆中，即使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时代，这条著名的街道也是无比优雅的，现在却满目疮痍。我们驶过离我最后的住处不远的丁布维塔河（dmbovita river）大桥，在大学左转，然后再向左转，向洲际饭店的方向驶去。
“我不知道安全部是否还会在饭店安置窃听装置。”我耳语道。我对利昂说了那个80年代早期在布加勒斯特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住在洲际饭店的上了年纪的优雅的法国女士走近接待员，怯生生地说：“请原谅，我有个请求……”那位装扮成接待员的友好的秘密警察用可接受的法语礼貌地问她有何要求。她说：“我听说房间里有麦克风。你能不能发发善心……我能要间没有麦克风的吗？”可怜的chérie[2]。一连数月，她都是布加勒斯特的笑柄。
[1]维克多·克兰姆珀勒（victor klemperer，1881—1960），德国作家，代表作为《我愿意作证》。
[2]chérie，法语，亲爱的人，心爱的人（指女性）。
第一天:1997年4月21日，星期一
下午3点。我们意气奋发地进入洲际饭店的大厅，这里是安全部的前分支机构，外国人管理处。现在我自己成了个外国人，尽管接待员用罗马尼亚语欢迎我：“bine ati venit。”我们登记了两个相邻的房间。4点30分，乐团的汽车将回来接美国指挥家前去进行他的第一次排练。我进入1515房间，正准备打开行李时，电话铃响了。电话的另一头是个年轻女性的悦耳声音，来自罗马尼亚电视台。她要求进行一次采访。我婉言谢绝。她明白，我刚到，需要些时间考虑此事，也许稍后再打电话比较好。我谈些什么呢——特兰尼斯特里亚、佩日普拉瓦、伊利亚德、我作为一位流亡作家的成功？不，我应该坚持立场。“你拥有被憎恶的荣耀。”一次，波德莱尔[1]钦佩地对马奈[2]说。我像念咒一样对自己重复着这些话，以保护自己不受情绪和礼貌的影响。我是应该作为一个公敌出现在舞台上，还是作为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受害者，抑或作为受到美国人喝彩的羞涩且行将退休的作家？我是个入侵者，如此而已，我所希望的就是被忽略不计。
最近有一则关于米兰·昆德拉[3]在布拉格的故事：在对家乡进行过几次秘密探访之后，在1989年的事件之后，他终于接受了一次官方邀请，前去接受一个将使祖国与其著名的游子达成和解的奖项。可是，就在仪式开始之前，他突然觉得他无法出席。他把自己像个困兽一样锁在旅馆房间里，从电视上观看仪式的进程，由他的妻子代表他接受荣誉。
电话再次响起。我的朋友贝德罗斯（bedros）打电话来对我的归来表示欢迎。我很高兴在这么多年后听到他的声音，我很高兴我仍然觉得高兴。他半小时后来看我。我没有时间打开行李，因为电话又响了。这次是我的老朋友金头脑瑙姆。我将夹克扔在床上，打开窗户，开了行李箱的锁。我注意到一个信封从门下塞了进来，这是一份罗马尼亚电视协会发来的传真：“我们重申我们的请求，请你接受一次由罗马尼亚电视协会文化项目部主持的采访。考虑到你在本国的出现不会悄然过去，我们希望你会明白我们的意愿。1997年4月22日，星期二，该部可派出一个电视采访小组。我们将不胜感激，云云。”我从行李箱中拿出衣服，挂起来，然后洗了洗脸和手。贝德罗斯到了。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我们看着彼此，微笑着。我们从彼此的脸上看到了自己，就像是在看一面镜子，它是逝去的时间的令人悲哀的量尺，但也是一种带有时间赋予这样的团聚的友爱气息的量尺。他的面容一如既往，同样的黑胡子，同样的大眼睛，同样的小手小脚，同样低沉的声音，仿佛他是他自己的《美国百科全书》中的一个角色。他甚至似乎还穿着同样的针织套衫。矮矮壮壮，快人快语，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化装舞会上的那些最后的日子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他，当时，我们常常谈论时下的书籍，交流有关文学的闲言碎语。后来，我们通了一段时间的信。显然他一直在发挥才干，因为从我门下塞进来的那份电视人的传真原来是在他的授意下发来的，他是文化事物部的负责人。
“是的，那封信是我的主意，我承认。”
我解释了为什么我想让我的回归保持低调，为什么我不想让任何人接近我，为什么我不希望打扰任何人。
“最近我一直在想你的事，特别是当我在读塞巴斯蒂安的《日记：1935—1944》时。很奇怪，过去是怎么回来的。”
他停了片刻，然后一脸轻快地继续说道：“一个放入括号中的人物，这就是我记忆中的你，一个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人物。我一直在想你的事，并且与朋友们谈及。他们一致同意，绝对是个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人物。”
见我似乎被这番奉承惊呆了，他解释说：“即使当我们聊些微不足道的素材时，你都有办法说出其中的微妙之处，句子中的句子，括号中的括号。”
我回想起与贝德罗斯在一起的散步，普鲁斯特式的兜圈子，社会主义地沟的弯弯绕。我们走出房间，来到阳台上，他指出电信大厦和远远地延伸至丁布维塔河大桥的胜利大道，以及我在布加勒斯特的最后住所，它位于该街道2号。这座城市显得老旧、疲惫、冷漠。普鲁斯特式的回忆？普鲁斯特式的流亡，在自己一个人的房间里？那真正的流亡者会怎样，祖国报纸向我掷来的“敌人”的指控又会怎样？
我们的团聚像较早那次一样，气氛平和、友爱，那次是在1990年的巴黎书展上。贝德罗斯是从布加勒斯特到巴黎，我则是从纽约。我的书陈列在阿尔宾·米歇尔出版社（albin michel）的展台上，它的标题很适合我们目前的谈话：《关于普鲁斯特》（le thé de proust）。这个场合的贝德罗斯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外，不是官方代表团的一员，那里面都是些新精英分子，在他们中间，我发现自己是个外侨。我们在一家小饭馆的午餐证实了我们重聚的真实性。现在，在此处的洲际饭店，我很感激贝德罗斯让我想起了自己过去的私密的自我，并将我从在罗马尼亚的公共舞台上充当我的替身的讽刺画中拯救了出来。
“你想喝点什么？啤酒，矿泉水，百事可乐？”
“百事可乐，”他说。于是我从冰箱里取出两瓶可乐和两只杯子。他满满地喝了一大口，然后继续说道：“最近，在塞巴斯蒂安的《日记：1935—1944》出版时，我仔细思索了你的处境的相同之处。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不想见人和接受采访。这些日子，大多数从外国回来的罗马尼亚人都在竭力争取所有这些关注：采访，喝彩，庆典。在这里，在通往东方的门户，有许多人对他们点头哈腰，这让他们洋洋自得。他们喜爱阿谀奉承。”
然后他谈到国家的不幸，它的文学，它的政客以及一夜暴富的安全部成员，流浪狗和无家可归的孩子。在等待了半个世纪后，这个国家理应变得好一些。我看着放在桌上的他的新书，封面上有张美国牧师的脸。
电话铃声将我从迫在眉睫的忧郁中解救了出来。那是乔安娜打来的，她是诗人，罗马尼亚驻美国大使馆的前文化专员，现在为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工作。我不得不下楼去与她讨论利昂的访问日程表。我们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我即将离开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之前，从那时算起，时间已过去了十余年。当时是春天，正如现在一样，午餐时间。“我们的真理之乡是这里。我们是作家，我们别无选择。”她曾说。我对此类迂腐言论耳熟能详。我自己就是隶属于不幸的自尊心的受害者之一，这自尊时常会加深我的失望。可是，当时我的回答有所不同：“你必须活着才能写作。死亡在监视着我们，它不仅仅来自安全部官员。不供暖的公寓，没有药品的药房，空空如也的商店——这些全是死亡的面具。”乔安娜安然地度过了噩梦般的那些年。1989年后，她已经成了一位干练的文化及外交官员，她还出了书。我在流亡中幸存了下来，现在我很难阻止她滔滔不绝的客套话和官僚作风的细节详述。
现在，我回到阳台上，从饭店的第15层眺望布加勒斯特。贝德罗斯指出更多的标志性建筑：电视中心大楼，雅典娜神殿音乐厅，丽都饭店，大学。我们返回房间，重新开始闲谈。我们不得不快速略去许多事——在过去10年中，有太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他问及茄拉的情况。我告诉他，她有一段很困难的适应期，但现在拥有了自己的修复工作间。她工作努力，也最终与流亡达成了妥协。
“我不太了解她。”贝德罗斯说。“我妻子也只见过她一次，在1986年7月你家的那次生日聚会上。但她在我们的记忆中始终活灵活现。这就是我在信末总是要提到房子的女主人的原因。”
我们需要能在一起多待些时候，从从容容，一言不发，以便重新体验有关过去的较为简单的交流。像现在这样匆匆忙忙，我们的会面让人觉得更像是一种安慰。这就是我绷得紧紧的警惕性，“普鲁斯特式的伤口”吗？我们交换着低声的耳语和心照不宣但有所抑制的暗示，面带笑容。
现在是5点，我的朋友瑙姆出现在门口。他留着应征入伍的士兵那样的小平头，露出闪亮而消瘦的头盖骨，我们称他为金头脑。他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着，将一切尽收眼底。我们毫无幻想地看着彼此，看着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还留下了什么。他看上去比以前还要瘦，被另一个时代的风霜抽干了。他的头发也更白了，可他的超然与智慧始终如一。10年前，当他还是说谎者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时，他的若无其事一直是种资产，帮他聪明地走过马戏团的钢丝绳，为他自己的表演而欣欣然，正如为别人的表演感到愉快那样。我高兴地注意到，他依旧保留了他过去的笑容、他的笑声、他的满不在乎和卓然自信。“我对政治从来都毫无兴趣。”最近几年，这位前政客会在电话的另一端对我说，对偏偏是我这个既非政客又隔绝于公众事务之外的人居然想去翻检“过去的垃圾”而大惑不解。“我不想理解或解释。我只是在讲故事，就那么简单。”他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说，实际上却从来不谈及他本人在那个化装舞会上的故事。
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书籍、玩笑，也许甚至还包括他对犹太人的同情，在这个地方，此类事情不会帮你赚到任何好处。即使是现在，使我们聚在一起的依旧是同样的东西。无论远近，我们的忠诚感一直牢不可破。开场的话题令人尴尬。我给他看放在床上的挂锁，那是我应他的要求买给他的。
“这把锁相当贵。”我说，“罗马尼亚的小偷要撬开它可得费点劲儿，你可以高枕无忧了，就连细菌也进不了你家。”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6年秋。作家协会主席想找我谈话，在官方的麦克风达不到的地方。传话者是我们共同的朋友——金头脑。我们三人一起散步。公园正在秋日的熔炉里渐渐沸腾。我们声音的回响显得紧张而怪异，扰乱了灌木丛中的袅袅雾气。似乎看不出我们拥有不同的观念或不同的意见：主席在抱怨一切都不再正常运转，并为我俩的缘故，对官方的反犹主义的癔症表示沉痛。我保持着一种表示赞同的缄默，而身为中间人的金头脑也一言不发。那是最后一次驯服未来的背叛者的努力吗？他一定意识到了那次会面的潜在理由。后来，不到两个月后，我在华盛顿听说，党已经剥夺了协会曾授予我的奖项。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吗？那次有预谋的散步的借口竟会如此微不足道？显然，党和作家协会间的讨价还价失败了，主席想让我们好合好散。毫无疑问，金头脑知道这次神秘的散步背后的事情。
那天等在家中的家人与朋友为我的迟迟不归而惊慌不已，深信安全部已为我设下了一个陷阱。即使是现在，在洲际饭店的第15层楼上，我也犹豫着不去问我的朋友，那次散步的目的是否仅仅是想要在我“叛逃”西方之前驯服我，而宁愿看着他，并且被这个人所凝视，即使是他在玩政治时，他也是我的朋友，即使在党的轮盘赌的轮子不再旋转、我现在属于另一个地方时，他还是我的朋友。提问将徒劳无益。这位布加勒斯特公民会像往常一样用一个玩笑作答，对我的天真困惑不解，用这样的话来让我出局：“你还对政治感兴趣啊，老家伙？我当时就对它没有丝毫兴趣，现在我也没有兴趣。”这些是他的话还是我的话？谁知道，这就是在一个没有答案可给的地方提问题的意义所在。
可是，假如我不能够冒险与一位老朋友进行一次开诚布公的对话，那么我如此讨厌公开的夸夸其谈又有何惊奇？难道对我而言如此不适合的“名望”的负担让我感到困窘吗？“一位流亡中的文化名人”是此处为那些像我一样的人贴上的描述性标签。可我也是个国内名人，在祖国以“叛国者”等身份为人所熟知。1986年，我似乎重新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这种知觉是我最后逃亡的原因吗？一位年轻的文学批评家将我的写作描述为“创伤性特征”。他说，“放逐的神经核子：沉默寡言，抵触拒绝，孤独成性”，恰恰是某种“孤独症患者的反应”，某种“内省性”机制。
我无法看到一个参加了党派争论并受到追捧的自我。当众表演的矫揉造作与挑衅性让我感到沮丧。我也不希望去面对那些曾经将我逼得发疯而现在准备起身向我表示庆贺的人。但显然，即使那些我喜欢的人也有可能对我有所抑制。我从一开始便可预知整个旅程的框架，可是，假如由于害怕受到伤害，我就不走出我的外壳，我也就无法希望去发现周围的事物。
金头脑任由我陷入沉默。他在微笑，因他的新挂锁和我们的团聚而欣喜不已。他对我说起后共产党时代生活的艰辛，说起新兴的暴发户阶层和日益渗透的贫困，说起他妻子的退休和重新去干那些卑琐无聊的工作，说起新老文学明星的重组。他的快活阻止了悲哀或怨恨；这是种平静、明晰的总结。他惊讶于饭店房间的俗不可耐，对价格显得麻木不仁。
我把他送到楼下的大厅，然后走出饭店，向附近的达乐斯书店走去。我有些犹豫地走进书店。感谢上帝，我没有看到一个往日的朝圣者，那部分读者即使互不相识，也通常会认出彼此。为布加勒斯特的所有书店老板所熟悉的我的老朋友利维尤·奥布雷杰也不在那儿，感谢上帝，他没在他惯常的搜索范围内进行巡游。书架上摆满了用罗马尼亚语、法语和英语出版的书籍。有许多人在浏览图书。突然，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不敢动弹。我记起1979年有过类似的感觉，那是在我第一次旅行西欧期间，我在巴黎的fnac书店像个疯子似的从一个书架跑向另一个书架，记下书名，一次又一次地计算我必须花去的可支配现金。
这一次不应该再发生这种事，因为没有理由。我意识到，我的困惑与不安起源于这样的事实：我看到那么多罗马尼亚语的书籍，被那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罗马尼亚印刷品所包围。我仍可看到我在布加勒斯特最后居住的公寓中的与墙齐长的书架，它随着我1986年的离去而突然消失。在那之后，我不再买书。现在，我的藏书的增加仅仅来自朋友或出版商的馈赠。我已学习了有关剥夺的课程，不仅仅是对书籍的剥夺。不，这不是1979年在巴黎征服了我的那种眩晕，它只是再次置身于一家罗马尼亚书店的情绪波动。
七点半，为了排练，我向雅典娜神殿音乐厅走去。马格合鲁林荫大道（magheru boulevard）没什么变化，可似乎又多少有些改变。临街建筑的正面看上去有些脏，行人动作僵硬，缩手缩脚，如同幽灵。气氛是陌生的，我是陌生的，行人是陌生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突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那真的会是布赛罗尤医生吗？没有丝毫可怀疑的，那慢腾腾的步伐，那阴沉沉的大脑袋——是的，确实是布赛罗尤医生。我还记得他厚重的、带有烟气的声音，他乱蓬蓬的、厚实的黑发。他像个老人似的慢慢走着，短皮夹克下，一条厚厚的羊毛围巾围在脖子上，虽说时间已是4月下旬。他的一条胳膊轻轻环绕在一个年纪更大的人的肩上，那人躬腰驼背，个头矮小，头发全白。我似乎无法让自己从这梦幻般的连续场景中扭过身去，可我继续走着，一面转头看着那两个人现在迈着小而缓慢的步子渐行渐远。
我穿过林荫道，走向斯卡拉电影院。电影院再往下是尤尼克公寓住宅区，茄拉的母亲曾居住在此，直到她死去。每样东西都是一样的，但又有所不同。某种不确定却具有本质性的东西已使舞台布景发生了倾斜，它类似于一场看不见的大洪水，一种有磁性的变异物，一种内出血的结果。也许是由于肮脏，可假如你走近些看，又并非仅仅如此。到处都是未完成的修路工程的标志，可即使这个，似乎也不是真正的变化之所在。我站在那里凝望着，大大超出了应该用的时间。我凝望着尤尼克商店，然后转过身，面向斯卡拉电影院和同名的糕饼店，然后是丽都饭店，以及大使饭店。疏远还不彻底，伤口仍未愈合，疝气依旧活跃，尽管现在多少有所减弱。此处有某种别的东西在起作用，一种属于客观本质的东西——使人备受创伤、被视为异己的现实本身。令人沮丧的永恒性在它其实只是一种疾病、一种反常的破坏时，才会显得永恒。
死亡已经迈着死者的步伐这样走过，这位死者现在正在重新探访他生活的土地，在这里，他再也找不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或标志。在我死后，死亡曾拜访过此地，但是否它已不是这里，不是那个我曾逃离的地方？1986年，专制已变为死亡，拥有着这块土地、街道、行人以及所有其他的东西。
我迅速向林荫道的另外一侧走去，那里是以前的西那餐馆所在地。我走进一条狭窄、空寂的街道。天开始下起绵绵细雨。我感到周围存在着某种不自然的东西，内心中存在着某种不自然的感觉。这个时间以及这个空无一人的地方可能成为一次意外、一次谋杀、一次神秘袭击的时间和地点吗？
我加快步伐，到达了雅典娜殿堂音乐厅。建筑的正面正在维修，覆满了脚手架，人行道整个被挖开，很是泥泞。我走进大厅，我以前曾多次来过这里。两个男人站在那里交谈。他们可能是建筑工人，他们可能来自管理层。从礼堂传来的音乐声吸引了我，我登上富丽堂皇的大理石楼梯，进入左边的第一个门。
利昂在指挥台上，面朝着乐队，袖子高卷，旁边有一瓶爱维牌矿泉水。乐队和合唱团的混乱无序令人难以置信。是的，死亡也已在此留下了它的印迹。以前的乐队成员都已离去。取代他们的是些衣衫不整的人，穿着牛仔裤和破背心，叽叽喳喳地聊着天。“再来一次。”命令声传来。演奏者们仍在聊天和咯咯傻笑。他们着迷于自己的歇斯底里，似乎是从大街上捡来的。先有一人，然后又有一人，手里拿着乐谱，争论起音符、休止符、降半音和升半音的解释来。利昂的声音被淹没了，他的翻译几乎无法跟上那吵闹声。“再来一次。”被激怒的指挥命令道。他向现在站着的第一小提琴手示意，让他翻译自己的命令：“再来一次，从第三小节开始。”刺耳的声音再次响起。利昂又灌下满满一大口爱维牌矿泉水，把袖子卷得更高，然后再次举起他那专横的指挥棒。那情景就如同是一场乐队与著名的来访指挥家间的拳击赛。现在指挥家跌倒在地板上，裁判在数数。头昏眼花的指挥家有点费劲儿地重新站了起来。现在是8点过10分，这场比赛应该在八点半结束。今晚没有胜者，甚至连场平局也没有。这场争斗唯一可能的结果是把两位斗士分开。
利昂精疲力竭地从指挥台上走下来。他朝绘有罗马尼亚储君肖像的天花板伸出手去，低语道：“福哉玛丽亚。”我起身去迎接他。乔安娜向我们保证，第二次排练会好些，音乐会那天晚上，将会有一场出色的演出。她解释说，临时拼凑起来的乐队不得不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薪酬少得可怜，还得忍受各种各样的羞辱。
我们出来找出租车。乔安娜陪着我们，给我们指路。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标有“逾越节宴会”的信封。“亲爱的波特斯坦先生，”信中写道，“我们已为你和马内阿教授保留了两个1997年4月21日逾越节宴会的位子。宴会于20：00左右开始，费用是每人15美元，在入口处交给高迪努先生。宴会将在布加勒斯特波帕·索阿热街18号的犹太人社区餐馆举行。”这封信的署名是罗马尼亚犹太人社团联盟执行主席亚历克斯·西万。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大使馆安排了这一邀请，因为利昂想和自己的共同信仰者一起过逾越节。
街道空无一人，看不见一辆出租车。我们向大学走去，一辆出租车出现了。座位没有悬架，我们陷进中间的一个洞中。我把地址给司机，他没听说过这地方。我试着解释，它是克勒拉希大道不远处的一条交叉街道。原来，以前的克勒拉希大道已经消失，以便修筑一条通往大总统府的大马路。“我不知道这地址。”司机闷闷不乐地重复道。我们回到街上，雨下得大起来了。两辆没有乘客的出租车驶过，都没有停，我们搭乘了第三辆。司机知道那地址，尽管他也不大清楚怎么到那儿。我们到了大转盘，他转向以前的迪米特罗夫林荫大道，从那向右，然后再向右，然后向左。“假如你们看到警察队列，就说明到了。”我助人为乐地说道，记起了那些社会主义的逾越节宴会之夜，当时的街道会被犹太餐馆周围的由军人组成的警戒线隔开，在餐馆不远处要检查身份证，以阻止恐怖分子、寻衅闹事的持不同政见者、反犹太人机构的煽动分子，以及要求得到护照的支持犹太复国运动者。
我们兜着圈子，直到司机得意地宣布：“我知道它，就在那儿，波帕·索阿热。”确实，街角边的标志证实了这一事实。我们返回至18号，我认出了那幢建筑。这一次，没有警察的警戒线，只有一个武装卫兵和一个身穿普通皮夹克的便衣。
一位戴无边便帽的老人走上前来迎接我们。是的，他向我们保证，他们正在等我们。他没有问我们要15美元。他给了我们两顶白色无边便帽。利昂的公文包和雨衣以及我的皮大衣留在了衣帽间。我们爬上楼梯，来到灯火辉煌的大厅，在这里，布加勒斯特的犹太人将庆祝犹太教历5757年的逾越节。
桌子的安置还像10年、15年前一样。一张主桌供社团官员们组成的主持小组坐，另外八张桌子给客人坐。我们被引到左边的一张桌子边。我们可以看到主席、一位知名的生物学家，他的夫人，以及社团里的其他重要人物。我手里抓着发给我们的出版物，名为《犹太人的现实》（the jewish reality），它是以前的《摩西教派评论》（review of the mosaic cult）的续编。“教派”是个共产党可以容忍的词，而后共产党时代的犹太人宁愿使用一种较中立的语言。
美国客人的到来并未引起忙乱，虽说他是大学校长和指挥家，也无人对罗马尼亚犹太人社团的前成员的到来大惊小怪。我立即回想起1982年，当我公开宣布反对官方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时，就连社团的官员也与我断绝了关系。这种鲁莽的姿态似乎阻碍而非有助于与当局的关系，是首席拉比摩西·罗森（moses rosen）博士的保留地，他在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国民议会中担任代表达20年，玩着一种复杂的游戏，游戏中，美国与以色列犹太人组织充当了游说议员和施压团体的角色。现在时代不同了，目前的犹太人社团主席不再是首席拉比，过去的策略也用不着了。
“为什么今晚不同于所有其他那些夜晚？”我想起以前自问。时代已经为不久前的岁月戴上了新面具。在当前的聚会中，我找不到以前那种表里不一的节日气氛，那些根据时代密码以及破坏它的努力所需的、裹在令人费解的暗示和手势中的半吊子真理。我再也看不到化装成仆人的老板以及他们一律穿着晚会制服的双重间谍的奴颜婢膝的微笑。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条件反射规则指南中的引用语。如果你试图重新体验那种反常的活跃、共谋关系、表演得惟妙惟肖的小角色，似乎都是徒劳的。1997年的气氛缺少以前由奴性、阴谋和逃避构成的时代所具有的充满兴奋与风险的气氛。剩下的不过是一次令人昏昏欲睡的集会，由为了参加古老的独唱会而聚集起来的无动于衷的幸存者构成。
“欢迎回来！”一个热情洋溢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坐在我桌对面的大块头绅士伸出他摊开的巨掌。他健壮结实，秃顶，衣着时髦，戴眼镜。他微笑着，等着被我认出来的信号，随后失望地用一种不容置疑的、令人难忘的声音说出了他的名字。我应当认出他来。在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法老统治时期，他是电视上寥寥无几的几个颇受欢迎的人物之一。我转向利昂，把他介绍给约瑟夫·萨瓦（joseph sava）先生，他将在自己的电视节目“音乐晚会”（the musical soirée）中采访利昂。利昂向这位音乐批评家及其夫人郑重其事地弯了弯腰，很快便用德语与他的夫人热切地谈论起即将到来的演出来。
“你当然也将受到邀请，参加节目。”萨瓦先生告诉我。
“噢，不，我真抱歉，可我不能接受。那是波特斯坦先生的采访。我上周在纽约就说得很清楚了。”
“你也一定得去。这会使采访更有趣，而且你可以做翻译。就这么定了。周五早晨我将在位于庞拉提街的电视中心期待你们二位的到来。”他自信地说。我多少有些震惊，并对这种命令的语气很不习惯，因此我不安地左右转动着身子。
“这种讨论毫无意义。”批评家的夫人插了进来，“波特斯坦先生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而我本人就可以担任翻译。”
我看了看周围。我可以认出诗人、演员、社团官员，全都显而易见地上了年纪。我辨认出我的朋友穆古的一个朋友、两个犹太剧院的演员、一位著名的流行音乐作曲家。但是，今晚确实不同于过去那些类似的夜晚。在这里没有看到它的艺术大师，那位孜孜不倦的首席拉比罗森，过去他也是社团主席，极权时代的舞台上的那么多次演出的导演和主要演员，共产党议会的代表，国家议会的顾问，以色列的仲裁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无固定任所的外交官，总是被委以重任和重要角色。
你很难忘记在此庆祝过的各种各样的犹太节日，在拉比罗森的餐馆的节日大厅，在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国家的后期舞台——桌子上装饰着传统食物、进口葡萄酒，坐在党的官员旁的受人尊敬的嘉宾，以及来自国外的访问者。这样的夜晚在这位伟大的首席拉比竭其所能的顶峰期尤为引人注目，当时他可以同时担任劳工部、信息部和工业部部长。国家体制容忍甚至鼓励这种表演，不只是为了混淆那些不习惯这些共产党的“自由”的夸张例子的外部世界的视听，而且也为了能够记下与会者的名字、相貌和言论。
那些场合都是些矛盾的盛宴，处于装扮成教区居民的告密者或其不信神的敌人的监视之下。他们有大量东西可看：口是心非的主子与同时为两个或更多主子提供服务的更加口是心非的仆人间的暧昧的、互利的合作。甚至有些告密者扮演的是辛勤工作的公民的角色，以他们自己的相貌和制服为面具。
现在，共产主义运动已结束，大拉比已死，危险与面具也与之一起逝去。现在有的只是衣衫破旧的司仪神父、一间破败不堪的大厅、一场还原为例行表演的仪式。你不能拿正在主持逾越节宴会的这位皮包骨头、喃喃而语的拉比与首席拉比摩西·罗森博士相提并论。这位继任者并不以自己的角色为荣，他看上去仅仅像个来自另一世纪的犹太小学教师，正在用他那尖里尖气的声音和苦恼的手势绝望地呼吁他的羔羊们遵守秩序。他的妻子坐在他的左边，穿着韭绿色的晚装，头上戴着一大蓬红色假发，偶尔会用肘部轻轻地推他一下，提醒他周围的人在打盹儿的事实。
“这个拉比是谁？”我问坐在我左边的那位肥胖而沉默的人。
我的邻居心平气和地转向我。他有张大脸和下垂的眼睑。
“他是从以色列请来的。”他告诉我，一面伸出手，自我介绍他是维尼（vinea）博士。坐在他旁边的是他面色苍白的配偶，穿一袭黑色花边晚装，我认出她是我的一位大学校友。
“从以色列？可他说的是罗马尼亚语。”
“他来自以色列的罗马尼亚犹太人区。”他的妻子插嘴道，并没有认出我来。“付钱的是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oint distributionmittee），人也是他们挑的。除了能够找到的最便宜的拉比外，他们还能为罗马尼亚选择其他什么人呢。我们不应该抱怨。”
我转向利昂，想把这番解释说给他听，可我发现他正全神贯注地与我右边的一对男女亲切交谈，男的是美国犹太人，一家纽约银行驻布加勒斯特的代表，他的同伴是位罗马尼亚女子，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当她的护花使者详细地叙述他在新泽西的那个由妻子、女儿、女婿、兄弟、嫂子和弟妹以及他们的孩子组成的家庭的历史时，她似乎丝毫不觉尴尬。
“我觉得在哪里见过你。”博士的妻子盯着我宣布道。
“在我们的学生时代。你比我低一级。”
她似乎又惊又喜：“真的吗？我是1960届的。”
“我过去通常会将你的名字与一些不同的事联系起来。”维尼博士说。
“是的，有些人会对我的名字进行不同的联系。”我设法在我的话语被现在站在舞台上的唱诗班的歌声淹没之前咕哝着说。利昂对唱诗班和拉比都毫无兴趣，只对那位美国银行家及那个照亮了他在锡西厄[4]的流亡生活的年轻伴侣兴味盎然。我呷了一口酒，尝了尝以色列的亚美尼亚酸奶、传统浓汤和美味烧烤。在这个回忆之夜，同样可口的还有传说中的苦味香草以及对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的“出埃及记”的回忆，在这个夜晚，往昔僭越了现在，将我的自我带回到我不再属于的那个时代。
我的前校友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离开祖国的，我在美国住在哪里，我一般干些什么。她提议带我去游历一下齐奥塞斯库白宫——它的内部值得一看，哦，对，尤其是内部，但如果只是被导游带着走马观花地看一遍是看不出名堂的。我谢了她，但谢绝了她的建议：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只在这里做短期停留，而且事务缠身。不，我没有电子邮箱地址，尽管我肯定我该申请一个。
我朝利昂晃了晃手表，现在已是午夜。他盘子里的蛋糕已不新鲜，可他似乎没有离开的意思。终于，我们向外走去。贵宾桌上的显贵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离去，资产阶级客人不再受益于特别关注，事情本来就该如此。
天在下雨，夜已深沉。大约40年前，就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在斯大林时代的布拉格，犹太人机构的一位代表被刺杀。但斯大林主义已不再时髦，古利阿努教授的芝加哥刺客不会对我们有丝毫兴趣。无论怎样，利昂显然对忧郁的沉思不感兴趣。布加勒斯特的这场逾越节宴会勾起了他的乡愁。
“这个夜晚很迷人。它把我与我的东欧祖先重新联系在了一起。你在布加勒斯特所拥有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找到任何与此相似的东西。那位拉比，他的妻子，电视人，他的妻子——这些人都是来自过去的影子。还有唱诗班和那个带着年轻情妇的美国人……感谢上帝，罗马尼亚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落后了。”
我始终一言不发，我不确信这是种优势。我只是站在广场正中，伸出手臂，招手叫一辆没有物化的出租车。我们徒步向市中心走去。在这附近的某处，正是我当学生时在一间租来的房间里居住过的地方。就是这儿，那些岔入黑暗小巷中的一条，在左边，在亚历山德鲁·西哈李努街，在18号。就是它，这昏昏欲睡的房子及其昏昏欲睡的幽灵，这些幽灵中包括早已入土的雅各比医生，也已作古的他的四处传播流言蜚语的胖太太，还有那个住在地下室的吉卜赛情妇、他们每日争吵的对象，现在肯定也已经死了。向至高无上的、民主的死亡致敬，它一刻也不停息地工作着，夜以继日，乏味，可是，哦！效率竟是如此之高。
“那么让你那么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呢？”我问利昂，为的是赶走那些幻影。
“每件事，我喜欢每件事。那个白痴拉比和他富有进取心的妻子，说高地德语的音乐批评家的妻子，那个纽约人及其情妇，唱诗班，汤，主席，生物学家——每件事，绝对是每件事。”
“真可惜你没见过伟大的首席拉比。他在罗马尼亚的共产党议会中担任了25年的代表，是个幕后人物，如你们美国人所言的独断独行者。他设法说服共产党相信摆脱犹太人的好处，方法是让他们移民。”
“难道他不对吗？”
“当然。他让当局相信，让犹太人离开至少有三个重大好处：一，他们可以摆脱一种古老的、棘手的命运。二，他们可以获取资本家的钱财，每个人头8000美元，说得更确切点，他们每放掉一个犹太人，便可得到8000美元。三，通过让犹太人离开，他们改善了自己在国外的形象。犹太人自己不再需要任何劝说，于是，就有了近代的出埃及记。”
“一个聪明人，这位罗森拉比。”
“非常聪明，一个真正的实用主义者，试图对各方都有用。正如某人曾经说过的，他之于罗马尼亚人就如同处方眼镜之于近视眼。他不快意于需要他们，但快意于拥有他们。在我父母家中，他们对一个拉比该是什么样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
“可他们信教，而你不信。”
沉默中，我们向前穿过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之夜。
“几年前，在以色列，一位出租车司机问我是否是罗马尼亚人。他听到我在同刚刚与我分手的亲戚交谈。是的，我出生在罗马尼亚，我说。我见过拉比罗森，老出租车司机用英语告诉我。那是在多年前，在一次他出访以色列时，就是在这里，在我的出租车上。我最初不知道他是谁，我们有许多来访的拉比，但这个人说着地道的希伯来语。我先送他去了外交部，然后是劳工党总部，然后是劳工党的对头利库德集团。再后来，我们去了贸易联合会，然后去探望宗教人士。然后，假如你可以想象得到，甚至去拜访了共产党人士。最后我问他：‘你竟然有可能是罗马尼亚的罗森拉比吗？’‘是的。’他回答，‘你是怎么猜出来的？’‘啊，你在这里很有名。’此外不会有任何人会访问宗教人士、共产党人、贸易联合会，以及贝京先生。”
这则有关罗森拉比的逸事让我想起了罗马尼亚人一般是如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势不两立之事的，一种被塞巴斯蒂安尖锐抨击的行为。我将此告诉了利昂。
“你是对的，”利昂说，“罗森拉比值得一见，可即使没有他，这也是个迷人的夜晚。”
“啊，著名的美国式的热情、善意、对世界的开放。”
“假如我对那张桌子上的任何一个人说我没地方睡觉，我肯定他们会提议收留我。在美国谁会那样做？”
“巴德学院。”
利昂笑了起来，我俩都笑了起来。
“出租车！”真是个奇迹，车子停了下来，载着我们驶入后共产党时代的风雨之夜，我们挤在一起，在一辆破旧不堪的出租车中（一件来自社会主义博物馆的遗物）：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蝴蝶领结的指挥家兼大学校长，再加上他的旅伴，花脸小丑奥古斯都。
“请去洲际饭店。”我用罗马尼亚语重复了三次。
出租车没有像应该的那样左转，而是一直向前开，开往上帝才知道的哪个黑手党的地下车库。我望着窗外，试图辨认路线；不，这不是过去的克勒拉希大道，克勒拉希大道已不复存在。我们可能在沿着以前叫作社会主义胜利大街的道路向前，这条路会把我们带到新建的巴尔干半岛的凡尔赛宫，即白宫，我们敬爱的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没有时间享用的居所。出租车终于转入通往大学和饭店方向的巴尔赛斯库大道。终于，我们置身于饭店的第32楼空无一人的酒吧之中，为我们在布加勒斯特一起度过的第一天干最后一杯。利昂似乎心满意足，逾越节宴会使他获得了新生，它看上去完全像个前途光明的冒险。凌晨1点，我们互道晚安，这时是纽约的下午6点，从我们在肯尼迪机场起飞算起，时间已过去24小时。
我在这里，我在那里，我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一位过境旅客，被好几个时区所认领，又不仅仅被它们所认领。
电话上的红灯闪烁起来，说明有电话进来。那是肯（ken），一个专程从莫斯科来看我的美国朋友。在我的床头柜上摊放着一本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面用白色粗体字母写着：巴德学院，它是记录我的朝圣之旅的飞行日志。
[1]波德莱尔（charles baudire，1821—1867），法国诗人，著有《恶之花》等。
[2]爱德华·马奈（edouard m，1832—1883），法国印象派画家，代表作有《草地上的午餐》等。
[3]米兰·昆德拉（mn kundera，1929—），捷克小说家，著有《玩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等。
[4]锡西厄（scythia），古代欧洲东南部以黑海北岸为中心的一地区，此指罗马尼亚。
第二天:1997年4月22日，星期二
肯为由索罗斯基金会赞助的东欧私有化项目工作。我五年前见过他，那是在意外地接到他的信之后。“这有点碰运气的成分。”他写道，接着描述了他正在从事的一个项目，一本关于对文学、音乐和艺术中所反映的大屠杀的审美反应的书。“你去年春天在罗格斯大学纽奥克市分校的会议上所说的话一直困扰着我。你的那句萦绕在我脑海中的话是：大屠杀的商品化。”
我们设法在曼哈顿的一家爱尔兰酒吧见了面。他向我说起他的祖父，一文不名、年轻气盛的他移居到美国，最终成了著名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他还说起他的法国裔的母亲，她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还有他在越南战争中死去的兄弟；以及他自己，好几本书的作者，即将进行一项有关现代保守主义的批评研究。渐渐地，我们之间产生了友情。我欣赏他的开放精神和他四海一家的观念，这根源于他的法国和爱尔兰血统，以及他的牛津大学的教育、他的天主教徒的道德感，以及他的快活的美国人的公平竞争意识。
他从莫斯科来看我，在这里，我过去的生息之地。“当你用罗马尼亚语对接待处的年轻人说话时，”当我们在洲际饭店的大厅里重逢时，他对我说，“你的脸亮了起来。你很放松，甚至容光焕发。我看得出来，语言对你来说始终是个未愈合的伤口。”
在与一位我对其秘密效忠对象一无所知的国家饭店的雇员谈话时容光焕发？然而，我接受了挑战，语言的确是个值得谈论的话题。1979年，当我的美国亲戚不断劝说我尽可能早地离开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时，我的回答是：“我的祖国就是我的语言。”我最终离开了，但是我没有离开我生活在其中的语言，只是离开了使我再也无法透过气来的国家。“我真心祝愿，一天早晨醒来，我们都在说罗马尼亚语。”意识到我的语言伤痛的辛西娅（cynthia）一次写信给我说。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但不是在布加勒斯特。也许肯是对的。我沉浸其中的语言正在我身上施展它的魔力，这也许很不错。不过我又得说，这也许不怎么样。我发现，在我离开的这些年里，罗马尼亚语一再使用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僵硬呆板的陈词滥调，只不过里面注入了源自美国电影和广告的混杂语。昨天，当我打开旅馆房间的电视时，映入我眼帘的是一群罗马尼亚参议院的成员，他们全都无法清晰地说出一个结构完整的句子。在法兰克福的候机厅里等飞机时，向我袭来的是同样的窃窃私语、同样的支离破碎的词汇。
肯和我向我以前的家走去。我们途经国家图书馆，这是座雄伟却积满灰尘的建筑；然后继续沿利普斯坎尼街向前，这条街有点像条集市长廊；接下来我们又经过了斯塔维若坡雷欧斯教堂（stavropoleos church），它如同一粒微型宝石，颇显突兀地位列于周围的一片灰暗与贫困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坑洼不平的人行道，斑驳朽烂的墙壁，滑稽可笑的商店招牌，神经紧张、浑身颤抖、疲倦不堪的路人。我们走过以前的喜剧剧场，穿过横跨丁布维塔河两岸的新桥，发现自己置身于胜利大道上。该街道2号的那座老建筑依旧伫立在那里。我将位于第15号公寓的三楼阳台指给肯看。
我们搬进去时，阳台用玻璃嵌板围了起来，这样可以生出一点儿额外的空间。正如古利阿努会说的那样，毁掉这种扩充空间的命令来自国家第一夫人墨尔杜同志。我相当大胆地发起了一场反对权威的合法战争，只为了获取这种侵害的书面证据，这又一天真之举增列进了我的乔尔马尼亚人传记的表格之中。
“我们要不要上去，看看公寓里现在住着什么人？”肯问。
“我知道谁住在那里。”
肯坚持要上去，可我岿然不为所动，这并不是因为我以前的居所会令我感伤。在我离开祖国后，在1987年、1988年、1989年这几年里，我一直在为这间公寓付房租，这几年间，我从德国漫游到了美国。1989年，在共产党政权土崩瓦解、独裁者及其配偶遭到追捕时，该楼的管理者强行打开公寓房门，迅速搬了进去。他显然得到了国家最高秘密机构的帮助，他像所有自己的同类一样，一直在为这个机构秘密工作。那位天真的大西洋彼岸的承租人将管理人告上法庭，可当局站在自己的合作者一边。不可能性再次被证明是可能的：民主的罗马尼亚的民主的司法体系在1990年和1991年两次宣布，支持管理人，反对大洋彼岸的叛国者。那位外侨不仅被判承担法庭诉讼费用，而且还得用他那肮脏的美元去支付重新装修公寓的费用，自从他背井离乡之日起，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为它支付房租。
正如我试着向肯解释的那样，社会主义法律规定，无论何时，只要有人“永远地”离开祖国，他就得将公寓无条件地遗赠给国家。可即使我没有将公寓“归还”给国家，而且社会主义的法律已不再适用，但社会主义的秘密警察，以及它的线人及行政人员，都生存了下来。
我们沿胜利大道向前，经过中央邮政局，转入国家历史博物馆，它由齐奥塞斯库所建，但事实上是纪念他与墨尔杜同志对国家和人民的辉煌贡献的神龛。这条像后世本身一样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不具人格的街道似乎并不想我，也并没有意识到，那么多年来，我是它的忠实的步行者。在我们的左侧，紧挨着胜利百货商店（现在恢复了它战前的名字fayette[1]），一座丑陋的现代建筑正在拔地而起。它旁边是过去的民兵组织驻地，现在变成了布加勒斯特城市警察总部。我们的右侧，像过去一样，是时装店和实验电影院。
永远也不应该轻视死后的浏览观光。我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特权，并认识到了它的虐待狂的直接好处。在抵达与林荫大道相交叉的十字路口后，我们右转，向大学广场走去，在那里，我们迎面看到一条用巨大的黑色字母涂抹在墙上的标语：monarhia salveaz? rom?nia（君主政体拯救罗马尼亚）。我们穿过现在充斥着小商店的地下通道，然后出现在另一端，在马格合鲁林荫大道上，就在饭店对面。
1点钟，我在雅典娜神殿音乐厅与利昂再次碰面。排练正在热烈进行中，乔安娜一如既往地助人为乐。我发现，很难将十年前那个用其对艾伦·金斯堡[2]的《嚎叫》一诗的翻译令听众浑身战栗的诗人形象添加到她目前的文化官员的化身之上。美国大使馆的汽车正在雅典娜神殿音乐厅门前等候我们，以便送我们去进午餐，那是负责公共关系的大使约翰·卡特兹卡（john katzka）为了对我们表示敬意而准备的。
我们——美国明星与罗马尼亚流亡者，一个无与伦比的组合——走上那座雄伟壮丽的建筑物的台阶。高大、惬意、优雅的白小丑在紧张而缺乏诚意的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的陪伴下，受到文化专员（一个面无表情的女人）及卡特兹卡先生的欢迎。卡特兹卡先生身材高大，金发碧眼，十分健谈，他立即对巴德学院、我于1992年获得的麦克阿瑟奖以及我们的行程安排表示出兴趣。不久，罗马尼亚客人们陆续到达，邀请函上称他们为“学者”。我把安德烈·普乐苏（andrei plesu）介绍给利昂，乔治·索罗斯对我说过，安德烈·普乐苏很有可能成为布加勒斯特的中欧大学校长的首选候选人。普乐苏对我没有让人们事先知道我的来访表示遗憾，他本可以安排一次与新欧洲学院的一个“有趣的团体”的会面，现在他担任着该团体的负责人。我还来不及对自己错过快乐机会的才干表示自谦，就发现自己被拥入了劳仁提乌·乌利茨urentiu ulici）的怀中，他是现任作家协会主席，比我记得的样子显老。他也满口责备我不曾提前告知我的来访。他坚持要我顺便访问作家协会，他愿意在协会“组织点什么”以庆祝我的归来：一次会议，一次欢宴，一次讨论会。那个“什么”理应是个令我的前同事们终于可以表达七年前他们未曾表达的愤慨的机会吗？当时，到处都在散播有关他们的作家同伴的公开谎言。劳仁提乌·乌利茨垄断了我的注意力，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在这些“艰难岁月”中协会所获得的组织上及金融上的成就——例如，通过将建筑物出租给外国机构所获得的金钱，他们正在建立基金、病假资助及文学奖励；他们已建立起一个国际作家联合会，为翻译项目提供度假屋和膳食住处；建立在罗马基础之上的罗马尼亚图书馆（biblioteca di romania）将成为国际作家的重要会议的举办地；协会还与巴黎建立了有风险的合作出版关系。我点头表示欣赏，对他没有对我自己的事情提出问题感到释然。午餐时，我们全都被利昂生动有趣地讲述的音乐界的奇闻逸事迷住了。大使是位出色的东道主，食物丰盛，美酒可口。
外面变得越来越暖和，阳光也越来越明媚。也许我应该出去走走，也许再去看看达乐斯书店。我要让自己有一个放松的时刻。我脱下夹克和鞋，躺倒在饭店的床上。疲惫袭来，并越来越沉重，当我沉浸在空蒙状态时，就如同被包裹在迷雾之中。
“欢迎欢迎，敏西尔。”那声音有点儿沙哑，带着点儿酒意和喉音。“你回到心爱的祖国了？”
我知道那是谁的声音，可无法看清说话者。我知道谁过去常常称我为“敏西尔”，以及为什么。
“回到了心爱的祖国，诺德曼先生？”
如果他第三次问这个问题，他肯定会称我为“坦克师将军”。“你很羞涩，却又很暴力，诺德曼先生。”他在读过那篇1982年在社会主义新闻界引发了马内阿丑闻的文章后对我说。“如你所知，我的双脚是泥捏成的，就像泥人[3]一样，可我在此，单腿站立，读着你的文章。我无法将脚放下来，我太激动了。mes hommages,général！[4]你是个坦克师将军，mon cher[5]诺德曼。”在电话中，他用喘息的声音重复道。
“你从资本主义的天堂回来了吗？那里，在伊甸园，情况如何，将军？”
我现在完全清醒了，正望着窗帘，望着那个死去的人，他曾是我的朋友，共产党员，起绰号和散布闲言碎语的大师。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迅速将我的名字改成了诺德曼[6]。我立即变成了北方来的人，不仅来自布克维纳北部，而且来自北大西洋。我可能是在70年代中期见过他。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她在一本文学周刊上读到过我的一篇小文，邀请我参加一个朋友的晚会，晚会地址是在斯弗因图尔·帕维尔街24号，第12号公寓。给我打电话的人有着美妙的声音，似乎是个有鉴赏力的读者。她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原来她是一位著名批评家兼作家的妻子。那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即使对一个在文学圈外养家糊口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我听过许多有关这位在斯大林教条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的éminence grise[7]的事，听说过他的富有传奇性的双重生活，这位老于世故的图书和阴谋的爱好者。
在我初次在唐娜·奥尔巴的圈子亮相的那天晚上，我很快就被美丽的女主人那古典的旧式优雅所征服。这位肤色浅黑的纤弱女人以一种柔中带刚的智慧周旋于人们中间。她的闻名遐迩的丈夫不在那里。那位背叛者常与情妇一起共度周末，在另一个对称的文学沙龙，主持者就是他本人及其年轻的缪斯。
这故事似乎有点儿巴黎味道，但并非与巴尔干人的风情毫无干系。由于安东内斯库的爪牙的审问，那位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批评家和作家已经变成了残废，现在他肥头大耳，久坐不动，甚至连几步路都走不了。他从自己居住的市中心前往他与自己的周末情妇共度良宵的郊区爱巢的旅程是借由老哈恰图良的汽车进行的。那位退休司机也是战争期间就入了党的共产党员，他们从那时起就认识，可他并没有因此而获得价格优惠，哈恰图良反而对他提起了三次以上的诉讼，如同某种不道德的税金。
他不可能直接从三楼的床上跳下来，坐进等候着的出租车中。只有电梯才能将这个残废的泥人运到底层，萨赤兹·哈恰图良同志的汽车已经等候在那里。他的泥捏的双脚再也无法胜任前去电梯的那几步路，唐娜·奥尔巴不得不伸出援手，目送他进入电梯，然后，在司机的帮助下，帮助他坐进汽车。然后，她回到公寓，打电话给自己的情敌，让她知道转运已完成，像往常一样，她周游的丈夫将在大约40分钟后抵达目的地，到时候，情妇已等在自己位于德鲁穆尔·塔贝雷（drumul taberei）郊区的公寓外，以便将她心爱的人从汽车里弄出来，帮他进入电梯，上到八楼，最终进入爱巢。这一切都发生在周五的午餐时间。接下来的周一的早晨，还是在哈恰图良的合作下，他回到家，他的妻子正等在斯弗因图尔·帕维尔街24号前，帮他进入电梯，照看着他安全地回到这对夫妇的住所。两个女人显然都很崇拜自己那具有超凡魅力的残疾人。
在下一次的晚会上，我发现自己与那位多情的通勤者面面相对。“我不知道你听说了我些什么，诺德曼先生，我猜，我是个斯大林主义的怪物。事实上，我站在托洛茨基一边，我猜这也使我成了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怪物。作为英国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你会说这是一码事。不过，不是一码事，相信我的话。不是一码事。”
他一定猜出了我的想法，“诺德曼”这个绰号就是证明。
“我会因我所取的绰号和所说的双关语而名留青史。”他粗声粗气地说：“人们记住我，不是因为我在‘强迫性的十年’中所写的大量社论，‘强迫性的十年’，这是你们这些反共产主义者对阶级斗争时代的叫法。人们记住我，也不是因为我所谓的自由化时代的多义性，‘自由化时代’，这是你们这些和平主义者对赫鲁晓夫设下的那个陷阱，即所谓的和平共存的叫法。很有可能，我在这个新国家社会主义阶段所写的小说将被人遗忘。但我取的绰号和玩的文字游戏将会被记住。”
尽管他不曾意识到，可他本人也有个绰号——“飞象”——这是他的绰号为“保加利亚人”的医生给他起的。此类面具和消遣是使这个貌似狂欢而没有真正狂欢的国家充满活力的全部遗存。共产党地下工作时期的那位年轻、修长、热情的青年人，正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因安东内斯库的审讯者而致残，在40年的社会主义之后，已变成了残疾大象，动弹不得，几乎不能在桌子、床和卫生间之间挪动。尽管如此，他的头脑依旧灵活多变。这头大象仍然能够举起自己的鼻子，发出一声吼叫。
“那么，天堂怎么样，将军？”
我再次打起盹儿来，或者说也许我只是陷入了过去的迷雾之中。我可以听到那个过去的声音，略带醉意，含沙射影，可我看不到他，最好那样。自从他在电话那头将这个我并不热切想要的名衔赠与我起，时间已经过去了16年。
“我读了你的采访，它是小镇话语。你们这些自由主义者正在为你们的自由主义的勇气欢呼喝彩，坦克师将军。你内心中有位坦克师将军正在挣扎着想出来，你知道。你不会相信，我是在站着读它，一只泥脚抬在空中，另一只泥脚站在地上。你必须知道，这对一个像我这样的残疾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先是“诺德曼”，然后是“将军”——谁知道他在一轮轮的电话闲谈中还会给我的名字加上何种假名。电话已经成了他仅有的消遣和唯一的社交生活。在我离开前的几个月中，我得到了一个新绰号：“敏西尔”。这是我刚出版的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名字，不是《魔山》中的荷兰巨人的名字[8]。
“那么，敏西尔，你对我们现在没有了共产党员的伟大祖国有何见教？绿色，讨厌的绿色，就如军团兵的绿制服一样。我提醒你。”
并非普天尽绿，正如过去并非普天尽赤，我会这样回答，像一个我曾经是的那种过时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假如他能够听到我说话的话。我可以真真切切地听到他的声音，并且认出他——他就在某个地方，尽管我看不见他，而我唯恐真的看见他：那像严重膨胀的气球般的便便大腹；那象鼻般的又粗又大的鼻子；那双突出的、悲哀的眼睛下的深深的眼袋；那些中间存有缝隙的又大又黄的牙齿；那双烟碱斑斑、指如腊肠的小手。他两手撑在桌边，以便减轻自己那不听使唤的双脚的负担。在我离开后，他蓄起了一把乱蓬蓬的白胡子。最近几年，他已无法爬出床外，他的肚子和胡子的生长速度旗鼓相当。
他现在沉默下来，但过去正在用昨日的声音喃喃自语。“那么，在大西洋民主政治中，有关这位斯大林主义的怪物的狂言在如何持续？我们不是身在英国或亚特兰蒂斯[9]。这是我们自己的本乡本土，它要么一片赤色，要么一片绿色，除此以外别无选择。niente[10]。例如，由于你那本支离破碎的自传，你理应害怕绿色更甚于害怕红色。你受到了自由的亚特兰蒂斯那金钱乐土的诱惑吗？你也许会发现，那里对你而言更加艰难。”
他没有出席我1986年7月举办的聚会，当时我是为了庆祝在祖国半个世纪的生活，并且向利奥波德·布卢姆献上贡礼。他也没有出席我最后的告别晚餐。但后来听说我已逃跑时，他勃然大怒。在我离开后，他没日没夜地打电话。他打电话给我们共同的熟人，散布足够的绰号和谩骂之语，以确保有人会将它们说给我听。他的痛苦日益加深，他没有活着看到那位遭鄙视的独裁者的垮台或资本主义的胜利，他从来不曾停止过对资本主义的仇恨。
透过迷雾，我再次听到他刺耳的声音。
“你是怎么去爱我们亲爱的小家园、我们亲爱的小公民同胞的？我敢肯定，他们对你充满敬意。你是否记得，要么你拒绝想起？我已经告诉过你，将军，这里没有民主混乱和软弱无力的立足之地。它是红的或绿的，这就是可以得到的一切。你曾是绿的，然后是红的，然后是红绿相间，然后你当了逃兵。你在天堂是否生活得更好？你现在是否拥有了一道包含着光谱中的所有色彩的彩虹？我也一直在旅行，现在身在死后的亚特兰蒂斯。我们都会去那儿。只是我可怜的配偶迟迟未到。你见过唐娜吗？你是否看到过无与伦比的唐娜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不，我还没有见到她，我将在周六见她，今天才是周二。
突然，我想起我有个约会。我仍然睡眼蒙眬，但我知道我在某处有个约会，尽管我不十分肯定它在何时何地。我受到了午睡的诱惑，社会主义将这种东方的休息方式变成了标准的日常行为，那位前共产党批评家的小说一直试图为之增添趣味。午睡耗尽了激情，却刺激了当机立断、吃苦耐劳的行动。这是头脑对空乏无力的身体和空无一物的灵魂的报复吗？午睡是否是旨在粉碎平庸、迟钝、庄严和懒惰的救赎的柴堆、革命的火焰？“alles groβesteht in sturm。”马丁·海德格尔[11]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胳膊按照纳粹的敬礼方式举着，为的是向柏拉图的这句引语致意——所有伟大的事物都会在喧嚣与骚动中发现。飞象本人时常举着拳头重复说：“无拘无束！天启与返老还童！sturm,sturm und drang！[12]”
现在我已完全清醒过来。我看了看表。只过去了八分钟，我与飞象的重逢持续了八分钟。我还有些空闲时间。毕竟，也许我可以在书店驻足，买一张老布加勒斯特的地图，这样，我的朋友索·s.（saul s.），像我一样是生活在纽约的罗马尼亚人，就可以大声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读出所有那些迷人的名字：康科迪埃路，兹姆贝图鲁伊路，根提拉路，日诺瑟如鲁伊路，以此来减轻他反瓦拉几亚[13]的愤怒。
我发现自己动弹不得，于是我重新躺回床上，仔细地看着时针嘀嗒转动。我闭上眼睛，又一次置身于美国大使馆，还是那张餐桌，还是那些摆放井然的餐具，还是那些未被时间改变的熟悉面孔。那里有诗人慕图（mutu）和诗人穆古，我的老朋友们。他们在微笑。他们看着我，但始终冰冷僵硬，沉默不语，如同木乃伊。
“你对这些死者有何看法，敏西尔？慕图拉扯和邦尼兔曾经是你的朋友，不是吗？”那泥人又在低语。
慕图拉扯和邦尼兔，是的，配得上“绰号大王”的诨号。
“邦尼兔也是我的朋友。半骑人半独腿兔，还记得吗？我们的朋友的所有恐惧忧虑、卑躬屈膝和小小谎言，还记得吗？还有他的汗流浃背，他永远都是汗流浃背，还记得吗？他总是在寻求恶兆，总是焦虑烦恼，追逐那微不足道的荣耀、那不值一提的阿谀奉承。然而，他是个优秀的诗人，那个邦尼兔。现在，在他死后，这甚至更加显而易见。在这里，在先验王国，他的名字流传下来。毕竟，诗人不必非得勇敢无畏，诺德曼先生，我俩都知道这一点。这也是在亚特兰蒂斯家喻户晓的真理。”麦克风开始噼啪作响，干扰了长距离的传输吗？泥人的声音始终遥远而清晰，正如我记得的一样。刺耳的杂音属于麦克风。
“不，道德不能用短长格和长短格[14]来计算，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有限止，我们也都知道这一点。”
桌边的两位诗人仍然一动不动，仿佛根本听不到正在说的话语。我也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
“警察，那就是限止！诗人是诸神的特务，不是警察的特务。他得不到允许成为警察的特务。我们的小邦尼兔只不过是恐惧缪斯的特务。他强迫她写诗。他的诗行在战栗，正如他常常在战栗。它们仍能打动人，我听说。所有那些痛苦使他成了嫌疑犯，还记得吗？但现在我们知道，他不是警察。”
泥人又奖给自己一次停顿，然后接着说下去。
“另一个，你的密友慕图拉扯，是的，我知道，没有出席你向利奥波德·布卢姆致敬的年度聚会，没有出席告别晚餐。我也没有出席。我的所有内在器官都受了伤害，我的头也受了伤，不仅仅是我的腿，它们似乎是泥捏的。也许慕图拉扯认为，他不出席是对你的保护。假如——谁知道呢——圣廷要求他写一份有关最后的晚餐的备忘录该怎么办？人们发现他赤身裸体地死去，不允许进行调查。哪怕是死亡及其秘密，当局都握有拥有权。”
就连这最后的语句也无法刺激坐在那里的木乃伊们。无动于衷，他们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一切，可始终冰冷僵硬。
“死亡，诺德曼先生，是真正的快乐终点。死刑是不能减刑的。现在你也知道了这一点。正如骗子马尔罗所言，流亡最终将证明自己是正当的。只有死亡才能将生活变成命运。还记得吗，敏西尔？但有人告诉你我们的朋友邦尼兔是怎么死的吗？”
我听说，穆古是猝死，一手拿着本书，一手拿着面包和意大利香肠。我所不知道的是，死者是否知道我本人死后的不端行为。
“不端行为，诺德曼先生？你是说不端行为吗？噢，你想向两位诗人解释误会，是吗？你不必为自己辩护，敏西尔！你是个身处错误境遇中的怀疑论者。噢，他不想被怀疑为天真无邪的人，我们的敏西尔。对你而言，坚定不移和简单直率显然是一回事，是一码事。你为坚定不移、前后一致和天真烂漫感到羞愧，不是吗？但你不必在这两位绅士面前为自己辩护，也不必在其他绅士们面前为自己辩护，相信我。”
那些坐在桌边的人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语，他们已经昏昏欲睡地进入了冥府世界。我想拥抱他们，至少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在这时，警铃大作，电话开始响起。
“我是服务员。有人在大厅等你。弗朗索瓦兹·吉拉尔德（fran?oise girard）夫人。”
我看了看时钟。我约会迟到了五分钟。我匆匆梳洗了一下，乘电梯下楼。我因自己不停顿的角色扮演而疲惫不堪，迷惑不已。
大厅里有位背着小背包的年轻女子。她看到我，走过来，伸出手。“弗朗索瓦兹。”她说，是东欧索罗斯基金会的新任主管。昨天在雅典娜神殿音乐厅，我曾看到她经过，那是在排练期间，她穿着不同的装束，留着不同的发型，面孔也大不相同。我们找了两个座位，立即开始谈事情。我告诉她，我不打算参加基金会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宁肯参加克卢日（cluj）的一项受巴德学院资助的项目。虽说不合适，我还是礼貌地听她不得不谈及的基金会在罗马尼亚的作为。她微笑着，低声说着有关“这个拜占庭式国家”的事情。她告诉我，她是加拿大人，我们同意，等她下次来纽约时讨论那个巴德学院项目。一次轻快的美国式的会面，像在布加勒斯特的这头几天那样快速紧凑。
我又一次走在马格合鲁林荫大道上，朝雅典娜神殿音乐厅走去。我再次有种化了装的感觉，一个间谍，装成游客的样子从我身边走过。如果揭去面具，我能够与我的那些公民同胞们进行友好的闲聊吗？他们也许会认出我，但不再称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可能不确定这个陌生人配不配得上他们的友情或憎恨，正如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该不做片刻停留地匆匆前行。
我在斯卡拉糕饼店前停下脚步，凝视着街对面的那座建筑。过去，它的一楼是尤尼克商店，顾客们总是为了买鸡或乳酪排队等上几个小时。我在想b单元及其成排的信箱，特别是84号信箱，五年前，1992年，在一个很像今天的春日，它遭到了焚烧，那是在我《新共和》上的关于米尔恰·伊利亚德的文章用罗马尼亚语重印之后。“你的文章在这里受到恶劣对待。”茄拉的母亲伊夫琳当时写信说，她就住在b单元的84号。“非常恶劣。”我的岳母在电话上重复道。“这里，媒体的宠儿现在都是些反共产党的英雄——伊利亚德，齐奥朗，尼库·斯坦哈特，约尔加[15]，纳艾·伊奥奈斯库，甚至于安东内斯库，甚至于科德雷亚努，那个老铁卫军怪物。”
我肯定不会写迎合罗马尼亚媒体的评论文章，但我不曾料到那飞出的弹片以及对一位老妇人的生命威胁，我甚至来不及向她发出警告。“对你文章的敌对反应是无异议的，”她写道，“最近连续好几个月，我们的信箱总是不断地遭撬，两把锁都坏了，还有纵火的痕迹。现在我们安装了一把耶尔锁，花了500列伊。假如你想让我们收到你的信，就写我们邻居的地址。”84号信箱上仍然留有遭袭的痕迹吗？与此同时，84号公寓的那位房客已经在另一个世界找到了新家。我不想拜访那个公寓。
我来到雅典娜神殿音乐厅。这一次，排练早早结束，并且颇为成功。我与利昂一起向卡萨·罗马那走去，这是一家位于胜利大道末端的餐馆，紧挨着我在布加拉斯特最后的住处。领班用英语欢迎我们。出于对罗马尼亚填馅甘蓝的热爱，利昂决定再试试运气。为了对过去表示敬意，我点了份鳎鱼bonne femme[16]。结果大失所望，就如那劣等的葡萄酒一般。但利昂对自己的填馅甘蓝很是满意，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我失望的表情。
在邻桌，一出类似黑手党场景的好戏正在上演。那伙儿人的老板长得矮壮结实，看着像个建筑工地的工头，但从我们听到的话来看，他正在做一笔生意，肯定与建筑业无关。他的副手与他年岁相仿，坐在他们中间的年轻人似乎是这场冒险的学徒工。餐馆老板点头哈腰地周旋在他们之间。老板做了个手势，身材魁梧的副手给了餐馆老板一叠厚厚的钞票。三人津津有味地吃着接二连三送上的美味佳肴。他们都穿着牛仔裤和皮夹克，被当地人称作“美国佬”，这并非只因为他们的穿着打扮，还因为他们花起钱来大手大脚。这三人对面的桌子上坐着两个浓妆艳抹、笑声粗哑的年轻女人。当我们起身离去时，那两桌并在了一处。
从餐馆出来，我们拜访了一位女作家，她是金头脑的朋友。到此时，我已相当疲倦，脑子里记得的有关那次谈话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她有关自己配偶的独白：“我丈夫，一个令人钦佩的人，令人钦佩，但十分愚蠢，蠢到直到现在，当共产主义的玉米粥已经打翻在地时，他还不想离开这个国家。你们能够想象这样的白痴吗？”我们在午夜时分回到饭店。我俩都累了。明早利昂要进行最后一次排练，晚上将是他的第一场音乐会，我将出席。午夜是给纽约打电话的时间。茄拉提醒我，菲利浦要求我每天都要给他发份传真，向他保证一切都好。
[1fayette，中文一般翻译为“老佛爷百货商店”。
[2]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26—1997），美国诗人，“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和“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的领袖之一。诗集有《嚎叫及其他》等。
[3]泥人（the golem），犹太传说中用泥土、水和空气构成的假人，责任是保护犹太人远离邪恶。
[4]法语，很高兴认识您，将军。
[5]法语，亲爱的。
[6]马内阿原名诺曼（norman），而诺德曼（nordman）具有北欧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意思。
[7]法语，幕后掌权者，后台人物。
[8]敏西尔，英文为mynheer，意为先生，是荷兰人对男人的尊称。
[9]亚特兰蒂斯（antis），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海底的岛屿。
[10]ne，意大利语，什么也没有，一点儿也不。
[11]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代表作有《存在与时间》等。
[12]德语，喧嚣，喧嚣与骚动。
[13]瓦拉几亚（wachia），罗马尼亚南部一地区，此处指罗马尼亚。
[14]短长格（iamb），又称抑扬格，指由一短一长或一轻一重的两音节组成的音步；长短格（trochee），又称扬抑格，指由一长一短或一重一轻的两音节组成的音步。
[15]约尔加（nice iorga，1871—1940），罗马尼亚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尼亚人民史》《鄂图曼帝国史》等。
[16]bonne femme是法语“好妻子”或“好女人”之意，在烹饪中通常指砂锅菜等家常菜肴。鳎鱼bonne femme是指配以白葡萄酒和黄油沙司的清蒸鳎鱼，通常还会佐以蘑菇和洋葱。
夜的语言
“crino”，黑夜在喃喃低语，过了一会儿又说，“hypocrite”（伪君子）。又停了片刻，耳语声又回来了，我终于分辨出是“hypocrino，hypocrino”，黑夜用微弱而阴险的声音重复道。我在睡眠的泥浆中挣扎着，我抬起沉重、乏力的左手，将被子拉上来，盖住我塞满棉花的脑袋，随后再次滑入睡眠的深处。
我的眼睑在跳动。咒骂声已悄悄地挤了进来，我无路可逃。“hypocrino”，我又听见那个声音在我的耳边低语。被子无法保护我，我再也不能自卫；我应该慢慢地、慢慢地从那黑暗、甜蜜的遗忘的泥沼中抽出身去，我太清楚这一点了。以前，我不止一次地遇到过此事，这用世界语说出的喃喃低语侵入我的睡眠，渐渐地，可辨读的词语从中分散开来，预示着清醒的到来。困倦不再有用，无论什么都无法将我带回睡眠的深处。我并非第一次慢慢从那有疗效的泥沼升至表面，然而，我努力想尽可能长地留在那暂时性昏迷中，双眼紧闭，脑袋沉重空白，身体同样沉甸甸的，如同背负着重物，被压得直不起身，像是要沉入深重的暗夜。这只会持续漫长的几秒钟，当然，我又失败了。窗户的黑幕现在分散开来，变得粉红透明，就像以前的情形一样。窗帘飘向一个柔声细语、背信弃义、易于辨别的低语：“hypocrino”。
我伸出手，去摸床头柜上的报纸。当然，没有报纸，但我还是毫无特殊理由地继续抚摸着那光滑的木头表面。偶尔出现的自我遗忘的混乱已被粉碎，只在数秒内使我与自我分离。我不久就会再次变得清醒，意识到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抬起左臂，困惑地盯着手表。
“你先将一个盒子放在左臂上，贴近你的心脏。这意味着你有感觉。”我的希伯来语老师说，他在教我如何安置经文护符匣。“然后你把另一个盒子放在前额上，贴近你的大脑。这两个时刻之间不得有中断，意念与姿态、感觉与行动间不得有分割。”那位引导我在13岁时进入成年期的导师解释说。
在半睡半醒之间，墙上的日历显示的是1949年。“一千九百四十九。一千！九百！四十九！”我嘟囔道。我一直在跨越和重新跨越初入13岁的岁月，却从未真正跨越它。自从我没能成为一个不是我的人时起，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生活的所有干扰性阶段都萎陷进了那个少年之年。所有这些年来，我的左臂上戴的不是经文护符匣，而是一块属于同一个时间孤儿的手表，正如我在当时一样。
我看着失眠症那张亵渎、沉默的表面，我转动着时间的镀金旋钮：不，现在不是纽约时间晚上八点半，而是凌晨三点半，在这里，在喀尔巴阡山与多瑙河之间。飞机着陆时我就应当把手表的指针调整到新时区，但我陷在喷气飞行时差综合征中，不知道自己身属何处。
当时，在1949年，我要进入的未来已经逝去。但是，空间已经换成了过去的空间。我看着表面上的时间，我朝窗外望去，看着1997年的土地。“彼处”不再像几天前那样意味着罗马尼亚，那“遥远的国度”。现在，遥远的国度是美国，那所有流亡者的家园，它再次用流亡者的礼节欢迎我：“hypocrino！”
死亡后的生活语言，无论是在现世还是在冥间，都不属于个人，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仅仅是租来的。hypocrino！在所有的考验、骗局和重生的奖赏中，这种租来的语言是一种生存功能。“为了发挥一个美国公民的作用，你必须能够在模式、流派和媒体的广大范围内阅读、解释和批评文本。”这是我从罗伯特·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的《英语的兴起与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english）一书中了解到的指令。为流亡者的新国度所接纳的外国人必须参加必不可少的hypocrino测试。“hypocrisy（伪善）”一词的古希腊语词根？自主的顺从、赞同的感叹？“人们发现，‘hypocrite（伪君子）’的词根是古希腊动词hypocrino，这个词意义广泛，从简单的言辞，到演说，到舞台表演，到杜撰和错误言论，无所不包。”你在幼儿园时就学会了这些词汇及其意义和发音吗？自然的手势和面部表情只不过是孩童时代学会的、从被派来代替和代表你的替角口中说出的演员台词吗？
我从报纸上将斯科尔斯的书评剪下来，搁在床头柜上，打算第二天去买这本书。“hypocrino。”夜晚伪善的低语将我唤醒。我试着不去谛听。我将剪报揉成团，扔在地板上，仿佛希望转移那咒语。
早晨，揉皱的报纸团还在原位。我将它铺展开来，剪下引起我失眠的那个句子。我将它贴在电脑前面的墙上，然后默记那理应保护我这样的流亡者不受真理的噩梦伤害的公式：“hypocrino……意义广泛，从简单的言辞，到演说，到舞台表演，到杜撰和错误言论，无所不包。”
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早晨，那一年是1993年。从我在新世界着陆算起，时间已过去了5年。既然流亡中的一年要抵本乡本土中的4年，那么时间已经过去了20年。邮差送来了辛西娅的一张明信片：“我祝愿，一天早晨醒来，我们全都在说、读、写罗马尼亚语，罗马尼亚语被宣布为美国国语！”在没有意识到那诱人命运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她用她那熟悉的笔迹又加了一句：“既然世界正在做着它现在正在做的怪事，这事就没有理由不会发生。”公寓楼的看门人突然用罗马尼亚语欢迎我？巴德学院的院长用流利的罗马尼亚语与我交谈？我的会计用罗马尼亚语向我解释美国税收制度？地铁广播终于用一种可理解的语言报下一个站名？我与美国朋友、学生和出版商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这是个玩笑，还是个噩梦？不，我现在生活于其间的美国环境必须保持原样，辛西娅信件中想象的奇迹只会往一个已经十分奇异的状态中加入一个新的维度。然而，她的愿望真的变成了现实，但不是按照她所表达的方式。它不是发生在纽约，而是发生在我重返布加勒斯特之时，在布加勒斯特，人人都说罗马尼亚语。
肯注意到，我在说罗马尼亚语时，变得容光焕发，他对此的评论瞄准了那中毒极深的快乐心灵。40岁时，我第一次前往“自由世界”旅行，当时，我拜访的许多亲戚朋友都督促我最终离开可诅咒的罗马尼亚。我的回答是：“假如我不是生活在一个国度，而是生活在一种语言中，那该怎么办？”这是逃避的诡辩吗？既然我真的在流亡，我还能继续保有那应许之地，也就是语言吗？倒霉者的夜晚的庇护所？我背负在身的家，那蜗牛壳，并非完全不可渗透。属于流亡者的新地理的新的洪亮音调和意义在设法渗透流浪者的外壳。然而，无意义不能再度遭到忽视。每一秒都是对存在于你内心之中的死亡的警示。语言只提供了一种失败的骄傲符号。失败正是使你合法化的东西，hypocrino先生。
突然，透过雾蒙蒙的窗户，我看到了齐奥朗。他慎重地顺着医院的走廊走着，嘴里嘟囔着些莫明其妙的词语。半个世纪前，他通过一次阴间的移植手术，从自己的母语中解放了自己，像个君主一样，定居在笛卡尔的法语矛盾的王国之中。然而，在此时此刻，他又在嘟囔着那些过去的词语。与他的性情如此相配的罗马尼亚语——他在春风得意时，曾设法使之“解除国有化”——在他老年性痴呆症的迷雾中，重新回到了他身上。他正在用自己过去的语言咕哝着过去的毫无意义的词语，他的无国界的兴奋被一种温和的、出生前的衰老所取代。
他也许很乐意被叫做hypocrino先生。我们可以解剖流亡者的恍惚神志，如同我们1990年的一个晚上在他位于巴黎的阁楼上所做的那样。我现在应当敲响来世的窗户，使他想起我离开罗马尼亚后他写给我的信吗？“c’est de loin l’acte le plusintelligent que j’aie jamaismis。”他写道——到目前为止，移民是他所做的最明智的举动。那仅仅是过去的创伤性的空虚吗，齐奥朗先生？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活下去呢？我们需要对我们名字的阿谀奉承，而非其他任何东西吗？为什么我们不接受结局，为什么我们想再次成为演说者？
还有，你对仇恨有何感想，hypocrino先生？别人对我们的仇恨最终能够治愈我们的困惑和幻想，使我们在自己眼中变得更有趣吗？那位“形而上学的犹太人”齐奥朗比真正的犹太人更好地领悟到了祖先对仇恨的解说吗？我们自己所热爱的布加勒斯特是适合于这种争论的地方吗？
我左手靠近心脏处的表面上不同于我的老手表那样有三根指针：一根秒针，一根分针，一根时针，我也不再需要每晚上床前给它上弦。我不再倾听着它的嘀嗒声，借此来倾听我的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流逝。无论如何，我将不用听任何东西。在新表密封的腹脏中，秒数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我应该走下楼去，来到大厅中，倾听过去的语言，听齐奥朗的声音，听我自己的声音，听老声音，听老语言，听一个人在出生之前的记忆吗？这样的机会不应该错过。1992年，在都灵，在东欧作家会议上，我的发言稿的英文翻译，感谢上帝，证明毫无用处。那里随处可见许多从罗马尼亚来到意大利的优秀翻译。听到这个消息，我如释重负，如梦初醒，十分快意，就在这时，我发现有两个同胞在同我搭讪。那个矮墩墩、圆滚滚、衣着潇洒的人带着一脸惯例的灿烂笑容自我介绍说，他是罗马尼亚驻意大利使馆的文化参赞；另一位，作为来自罗马尼亚的文学人士，也住在罗马。“你将使用什么语言？”文化参赞直视着我的眼睛问。“罗马尼亚语。”我答道。“这么久之后，我终于可以说罗马尼亚语了。”我兴高采烈地加了一句。我的同胞们竭力掩饰着自己的笑容，里面夹杂着怀疑与猜忌。他们继续沉默地仔细打量着这个令人吃惊的祖国的文学代表的面容和姿态。你会相信吗？他因为要用罗马尼亚语向世界说话而显得如此快乐。可怜的东西，为能说罗马尼亚语而快乐无比，哪怕是对他毫无理由加以信任的官场的官员说。
当我们道别，我走向讲台时，我无意间将一位偷听者留在了身后。那两人没有意识到，就在一步之外，有一个此情此景的目击者，我妻子。她机警的耳朵捕捉到了他们的反应。“你听到了吗？”一个人说，“他要用罗马尼亚语发言。大人物！他还为此很高兴。”他的同伴答道：“只要他愿意，他甚至可以用匈牙利语发言，不干我的事。”——当然，匈牙利语比英语要糟些。
是的，肯就语言问题向hypocrino先生发出质问是对的。它的夜晚的喃喃低语常常唤醒我，如同一道正在为自己寻找出口的流浪的电流——夜晚的深处的地下水在用温和而喧嚣的微波捕捉着词汇：梦游者关于失败的丰足和失眠的好处的独白。
表面现在指示的时间是布加勒斯特的早晨5点多，纽约则处在死寂的暗夜中。房间的寂静和老心脏的静谧量出了时间那孩子气的、不安静的跳动的节奏。对于时间的暂时的寄宿者而言，饭店的空间足够大了。
第三天:1997年4月23日，星期三
在1992年的一次采访中，我的朋友提醒我，我曾在10年前问过她：“谁会把我藏起来？”10年后，轮到她来问我，谁在隐藏我，在那里，在遥远的美国，在那块容易消失和重现的土地。现在，5年后，我们又将重逢，而我不知道能够藏在什么面具后，是我在失败的家园曾经做过的那个人的面具呢，还是我在成功的土地上变成的那个人的面具？
她在大厅等我，身穿剪裁讲究的绿色套装，仿佛是要出席一个学术会议。她不再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所认识的那个年轻诗人。她现在是哲学博士，一所大学的讲师，一家文学评论杂志的主编，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但她的微笑还像以前一样，正如她的信件所证实的，她的性格仍旧未变。
我们注视着彼此，我透过记忆看着她的容貌特征——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s）的面容，一个巴尔干人的肖像，不对称，易变化，喜怒无常。我们上楼来到我的房间，她放下了自己的外套和手袋。纤薄的宽松上衣勾勒出她纤弱的肩膀与手臂。一阵持续的沉默。我应该告诉她我的漫游生活，我对变老的思索吗？我不知道从哪里以及怎样开始。信件不曾取代现在重新出现在我面前的熟悉的声音和眼睛。然而，话语不由自主地滔滔涌出。我们没有谈论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而是在谈别的事，最后，我俩都笑了起来。玩笑似乎与我们所说的话无关，因为我可以听到她在总结一段未向我说出口的独白：“尽管你获得了那么多的奖项、奖金，书籍被翻译成那么多文字，还拥有教授之职，以及令人嫉妒的一切，但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你心中有一处正在化脓的伤口。不难猜出那伤口是什么。你必须写更多的作品，那是解决你的问题的唯一方法。”
当然，这是伤口，那是解决办法。我是否对她说起过我的喜剧幽灵、我觉得我被拘押其中的陈词滥调，以及那个被揪出的女巫，她在市场上被仇恨的凝固汽油炸弹当众焚烧，并被过去烧为焦炭？像往常一样，我的脑海中充满了引用语，仿佛只有别人文字的带有修饰性的歇斯底里才能将我从自身之中解放出来。“假如你想念自己的家乡，”我听到一个外国口音说：“你就会发现，在流亡过程中，你有了越来越多的理由去想念它；但如果你千方百计地忘掉它，并开始爱上你的新居所，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被送回了家，在那里，由于再次被连根拔起，你将开始一次新的流亡。”这不是莫里斯·布朗肖[1]说的话吗？我是否该向她提起那陈词滥调的紧身衣，我是否该打开卡夫卡将自己的共同信仰者塞入其中的抽屉？我是否该提一下那位跨骑着两匹马的马戏团演员，或者那个平躺在地上的人，他俩都是卡夫卡式的形象，并且人们确实在卡夫卡1916年写的一张明信片上发现了他们？
我不确定她是否在对我的突然发作加以回应，或者我听到的是否是我自己的声音：“不，你错了。你在通过所有这些隐喻、这些引用语以及所有这些花言巧语来逃避问题。”她会这样说。我的喋喋不休似乎只有一个目的：说话，用罗马尼亚语滔滔不绝地说出的话语。如果肯在寻找我的语言易容术的进一步证据，他会在这里找到它。
语言已经回归，不可抵御地颤动着，将我归还给了我自己。我又可以听到我自己了，在我们昔日的交流语言中，在沉默中。我的穿绿色套装的朋友现在正看着我微笑：“你，流氓？那纯属欺诈，假借的花头。如果我现在冲我的同胞们尖叫着说，你已经用一幅漫画代替了他，你毫不在乎他不得不说的话，你只想破坏他的名声，真正的流氓会听吗？”不，这其实并非她说出口的话。这些是她在不久前写给我的一封信里的话。“你应该一年来这里两次，”她加了一句，“向我们出类拔萃的同事们致敬，让自己被拍摄，坐酒吧。”
她正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花脸小丑奥古斯都正在自己脑海中组成的口头的拼贴画。在恐怖的80年代，我曾问她：“谁会把我藏起来？”——一个来自40年代的问题，在重返它的起点之前，已绕着轨道运行了40年。“‘我的厕所’，这应当成为我的文集的标题。”另一位流亡中的罗马尼亚同事，一位基督教徒，最近对我说。“我已周游了世界，从幼发拉底河到洛杉矶，我可以证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罗马尼亚的厕所相比——粪便的启示。”我的诗人朋友能否理解，为什么一个罗马尼亚犹太人永远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一个被否认拥有祖国的人必须得到它，放弃它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我不曾得到允许，拥有片刻的安宁，我不曾被给予任何一样东西，我不得不去获取每样东西。”卡夫卡说。但这并非我们正在谈论的事。我们甚至不曾提起1992年我们关于一本以色列文选《用罗马尼亚语写作的犹太作家》（jewish writers writing in romanian）的交流意见，以及我对这个书名的不满。我认为自己是个罗马尼亚作家，认为种族纯粹是个人事务。我现在该不该问：当个罗马尼亚人是件可以期待的事吗？我们也许想读一下齐奥朗就此主题所写的文章，以此作为答案。我现在贴的是什么标签，我为什么需要一个标签？为了让我感到轻松，我们在谈话中没有旧事重提。空话和引语全都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记忆中。
在某一时刻，她必须摘下眼镜。我第一次看到一张不同的面孔，听到一个不同的声音。她继续靠在窗边，然后转头看着我，如同过去一样，因有所期待而凝固不动。很久以前的那个钟点的钟摆准备因最初的触动而再次启动吗？什么能够成为藏身之所，它有可能在哪里？她在看我，我没在看她，我没有向她提出任何问题，因为我害怕她也许会反过来要求我把她藏起来，远离新时代，而我也许会发现，我没有地方和办法去这么做。
“让你的书回家。”她说。“即使只有一个人喜欢它们，也就够了。十个人足以拯救俄摩拉城。”当她开始描述我们的国人间的日常竞争时，我打断她，开始说起我自己的流亡生活的回忆、它的戏剧性、模仿的裂变、它的自我分裂。幼稚的替身获准去表演自己的新剧本，而长大成人的另一半则俯身于古老的本能反应的精神分裂症中。这就是现在的我，俯身于一阵刺破了hypocrino的灵魂的痉挛之中，向诗人谈起语言、一种秘密生活的动力，以及其他故作风雅之事。
突然我觉得累了。我摘下眼镜，揉着眼睛，发觉了对这个葬礼话题的一阵礼貌的沉默。然后她说：“诺曼，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我点头表示同意。当然不同。一些人会给我提供庇护所，不仅是在1992年，而且是在1982年，甚至是在1942年。我引用我的新同胞马克·吐温的话说：“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类，他不可能更糟了。”
我们微笑、大笑，明白话语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找到我们，也明白，事实上，它根本不用花时间。我听到，在那位独裁者及其夫人墨尔杜同志被处以死刑后，我的诗人朋友曾发誓，永远不再害怕，永远不放弃她作为一个自由人的感觉。结果，她时常害怕，只不过表现得仿佛无所畏惧。我再次点了点头。与此同时，我还听到了几件有关自由人的恐惧的事。我吃力地咕哝着说：“我们的会面已经驯服了我，它让我变得脆弱。”一种由困惑本身构成的困惑的合成。我或许也一直相信自己是在另一个房间和不同的环境中。我或许也一直在想布拉格和米蕾娜·耶森斯卡，是的，卡夫卡的米蕾娜，在纳粹侵占捷克和斯洛伐克后，她在自己的家中为逃亡者提供掩蔽所。我承认，我受到了后世仍然获许拥有的团结的困扰。在我们告别之前，我相当勉强地答应，给她经营的那家小出版社一些文字以供出版。我们互相承诺要写信，要重逢，这是一种我已经成为的那种仍在途中的乘客的二等分之间的令人忧郁的抚慰。我是否正在遭受怀疑，正像卡夫卡的跨骑在两匹马上的骑手那样？不，我平躺在地面上，正如我应当做的那样。
九点半，利昂和肯从雅典娜神殿音乐厅回来，因音乐会而兴高采烈。我们问饭店附近有什么好的餐馆。接待员推荐了拉·普热米拉餐馆，就位于国家剧院的后面。利昂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放下装着乐谱和指挥棒的公文包。肯报告了那晚的成功。舒曼的宗教剧《天堂与佩里》（das paradis und die peri）非凡动人，他想买张唱片，但因为这支曲子很少演奏，所以唱片一定很稀有。餐馆拥挤嘈杂，烟雾缭绕。罗马尼亚传统美食有了奇异的英国翻版。但利昂在布加勒斯特待了两天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填馅甘蓝。我们也跟着他要了同样的东西，以祝贺他在雅典娜神殿音乐厅的成功。
利昂情绪激昂，显然因管弦乐队和合唱队鼓舞人心的表演所带来的惊喜而感到高兴。他需要兴奋，极大的兴奋。“哥穆尔卡[2]!”他突然大叫道，找到了魔术密码。“你还记得哥穆尔卡吗？”他在问我们和来世，但并不期待回答。“哥穆尔卡！我想念哥穆尔卡！”指挥家称。我记得哥穆尔卡吗？我无法进入可笑的狂热状态，但变得像白小丑一样沉重、严肃、悲惨，终于因我们合作关系中的这样一种角色颠倒而得到了安慰。是的，我当然记得哥穆尔卡，那个被召集来取悦我们、提升我们的欲望的鬼魂。不过，我向我欣然自得的合伙人说起的不是哥穆尔卡，而是他的后来者雅鲁泽尔斯基[3]于80年代初对布加勒斯特做短暂访问时所制造的那种感觉。这位波兰将领和党的领导人戴一副烟灰色镜片的眼镜，看上去如同一位南美独裁者，与之相比，我们卑鄙的夸大狂齐奥塞斯库似乎只是个卑微的巴尔干漫画人物。“不，不是你的小小丑，不是雅鲁泽尔斯基。哥穆尔卡！这里，在布加勒斯特，我想念哥穆尔卡！”在我们点了传统的肉丸罗宋汤和随后的填馅甘蓝之前，利昂重复着这些话，如同一首经过重新编排的百老汇幕间曲中的老歌。利昂问我见了谁。
“我见了几个人。”我回答：“例如，今天下午，我见了我的一个诗人朋友，一个从某省来看我的女子。时间很短，这是事实，但我也对会见老朋友颇为谨慎。肯知道这一点。事实上，他知道我已经拒绝了某些会面。”
利昂看着肯，觉得是个听有趣故事的机会，但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使我得以有机会说出我的愿望。
“是的，”我继续说道，“一些罗马尼亚知识分子邀请了我们俩，你和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一场辩论。我解释说，我们太忙了。”
“你做得对。”利昂说，叉子上刺着一点儿填馅甘蓝。“时间一直都很紧。我周五中午走。”
“还有另一个个人性质的邀请。”我说，“我以前的一个女性朋友。肯过去认识她。”
我的用餐同伴竖起了他们的耳朵。
“哎呀，”我继续说，“肯认识这里的许多人。”肯证实了这一点。“一次，他送我去看望一个变成了政客的著名的文学人士，一个傲慢浅薄的人。后来他又送我去见一个出版商，此人认为我是美国人，于是为自己不会说英语只会说法语而道歉。当我开始说法语时，他叫来自己的秘书当翻译。他越来越怀念文化受到国家资助、并且是国家关注和尊重的焦点的时代。在独裁统治下因没有做过任何肮脏之举而从不感到羞愧的人在1989年后，突然发现自己对民主的化装舞会、对西方的花言巧语、对使每个受压迫者都想变成人上人的冲动充满厌恶，这些人的改变靠的不是党证的力量，而是钞票的作用。”
“我十分理解。”利昂说。“你见过这些人吗，这些新兴的反资本主义者？瞧，我是在让你卸下责任。明天你不必与我一起来。见见这其中的什么人，与他们谈谈，发现他们的信仰。”
“那将是一次非常尴尬的交谈。”
一阵沉默。我必须不让这种中断持续更长的时间。
“至于那个要求肯让我知道她想见我的女子……”
“她是个民主党人还是个叛国者？”
“我就是叛国者，我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这个头衔。这是德雷福斯[4]上尉遗留给我的。”
“好吧，好吧，但你必须至少见见这些反资本主义者中的一位。这是命令。”
我们回饭店时已经很晚。我要房间钥匙，结果吃惊地看到，那个年轻的接待员不懂罗马尼亚语。他是丹麦人，与一个德国女子一起工作。我不得不承认，一些事已经改变，即使是在安全部的前附属建筑物中。
巴德学院日志尽职尽责地记录了这漫长而重要的一天。它让我想起了米蕾娜·耶森斯卡，所以它值得我感谢。时间已过午夜，在跨过4月23日、星期三的当口，我写下了另一个米蕾娜的名字。我的目光牢牢盯在过去。我应当离开房间，顺着夜间的凹凸不平的小巷漫步，寻找特兰西瓦尼亚街，玛丽亚最后的家。我应该敲窗子，鬼魂将会出现，会听我说话，正如很久以前她常做的那样，当时，我是她毋庸置疑的王子，她还从未听说过共产主义和普天下的幸福。她的共产党丈夫的共产党妻子成了疾病的牺牲品，那架使她加入自己好战的配偶的阴险机器慢慢摧毁了她，他本人就是慢慢被摧毁，最终任其等死，年老，酗酒，被抛弃在乌托邦的灰堆之上。神圣的玛丽亚会用她从书商阿夫拉姆那里学来的意第绪语问我，在那里，在美国的天堂中，一切会是什么样子。和平，仁慈，友善？不，玛丽亚。竞争。天堂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平淡无奇的地方，它是个让自己的占有者围着时钟忙个不停的新游戏。这是个不同的游戏，但每一步都引人入胜。
不再有一条特兰西瓦尼亚街。没有玛丽亚，没有过去，只有夜晚的流浪狗。它们的嗥叫传到了住在1515号房间的人那里。
[1]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nchot，1907—2003），法国当代文学家、批评家，著有小说《黑暗托马》《阿米那达》及文学评论集《文学空间》等。
[2]哥穆尔卡（dyw gomulka，1906—1982），波兰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颇有影响的活动家。
[3]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1923—摇），波兰人民军大将。1981年任波兰部长会议主席、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4]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53），法国军官，犹太人。1894年因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终身监禁，引发了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1906年经重审予以平反昭雪。
第四天:1997年4月24日，星期四
我们在音乐家协会，它位于作曲家乔治斯·埃奈斯库[1]的妻子玛露卡·坎塔库兹诺（maruca cantacuzino）以前的宅第。利昂调查了档案的事。我们发现成百上千的作曲家的手稿的状况堪忧。我们的东道主提到由法国萨拉贝特（sbert）出版社提出的复杂的版权问题，并告诉我们他们缺乏资金。我们了解到，那里急需档案设备、影印工作、计算机使用、扩展编辑活动，最重要的，是一份与萨拉贝特的新协议，因为1965年的合同只允许在前苏维埃集团国家使用埃奈斯库的乐谱。
利昂在此处插了进来。“碰巧，”他说，“萨拉贝特的新老板是我在胡德森谷的邻居。”大家都露出了微笑。接着，利昂更进一步，提出要资助埃奈斯库在全世界的“重新起步”。他要了一张详细的所需用品列表，其中包括档案的重构和计算机化、唱片的重新发行、著作的国际出版和销售、一部新的权威性传记。
利昂仿佛在挥舞着一支想象中的指挥棒，将讨论带向高潮。“假如我们可以将埃奈斯库的全部作品都带到音乐大厅，那么这个世纪的音乐史就将为他在巴托克[2]和西蒙诺夫斯基[3]的身边保留一席之地。正如你们所知，萦绕本世纪的问题是勋伯格[4]和斯特拉文斯基[5]所造成的困扰。巴托克由于身为匈牙利人而遭到忽视，作为罗马尼亚人的埃奈斯库也有着同样的遭遇，而这些美国人又因为身为美国人而遭到忽视。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改变。埃奈斯库将不再被看作一位异乡人，而是合成大师，崇高的原创音乐理念的奠基人。共产主义的波兰接受了肖邦[6]，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对斯美塔那[7]也有相同之举，捷克人对德沃夏克[8]不予接纳，而匈牙利人对巴托克一直心有芥蒂，直到科达伊[9]出于自己的爱好加以干涉为止。埃奈斯库需要重新胜利地向世界挺进。我们有了好机会，让我们实现它吧。”
当我们步出那典雅的建筑时，我俩都有一种感觉：在大大小小的与环境有关的困难之外，发生了某件重要而不朽的事情，它使我们的精神得以复活。这就是所谓的好人有好报吗？“埃奈斯库是个民主党人，你知道，这在罗马尼亚知识分子中可是少之又少。从最确切的意义上说，他是个西欧人。”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像个热心的导游般背诵道。然而，我停住口，因自己的自我陶醉而恼火。利昂也为一项重大的国际性的“埃奈斯库行动”的前景所迷醉。他说到布达佩斯的巴托克的档案；他对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狭隘思想感到厌恶，因为事实上，你只能看到埃奈斯库的雕像。罗马尼亚共产党是否对这位作曲家因为娶了个贵族妻子而流亡巴黎这一事实心存嫌恶？为什么档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状态？我没有机会回答。
时间是第二场音乐会的晚上。雅典娜神殿音乐厅的入口堵满了脚手架，院子里一片泥泞。红色长毛绒座位已经残破，音乐厅看上去就如同某部早期电影中的场景。在大厅中，坐在破破烂烂的小桌后的家庭主妇们在兜售音乐会的节目单，每份两千列伊。我还花了八百列伊买了份报纸。那女人没有零钱。“你知道，”她说：“今晚人不怎么多，今天是圣周，人们都得去教堂。”衣帽间的费用是五百。我给了那年轻女子一张面额较大的钞票，她向我致谢，我没有等着找零。听众陆续到来——经济拮据但衣着整齐的退休人员；几个外国人，可能来自某个大使馆；一对看上去像一部黑帮电影里的演员的夫妇；一位面似修道士的白发绅士；著名先锋派诗人萨沙·帕纳[10]的儿子，看上去与他父亲30岁时一模一样；一群音乐学校的学生；还有一群背着书包的学生；上了年纪的寡妇们。
我找到自己位于18包厢第12号的座位。大厅只坐了四分之三的人，我的包厢里只有我一个人。“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一个清晰而优美的声音向观众说。“我们高兴地通知你们，下两场音乐会将在5月7日和8日举行，由音乐大师柯密申纳[11]指挥。我们还想提醒你们，迪努·李帕蒂[12]音乐节和比赛将在5月5日开幕。希望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度过一个快乐的复活节。”乐队走上舞台，演奏者们在调适自己的乐器。利昂在欢呼声中走上台来。
我的眼睛一直在凝视紧挨着我的包厢的最后一排座位上的一对年轻夫妇。男子大约30岁，浓密的褐色头发，留胡须。他外穿一件脏兮兮的皮大衣，内穿灰色西装、紫色衬衫，打着条纹领带。他有着坚实的侧影和弓形的眉毛。他的同伴比他后到，微笑着，一言不发地坐了下来。男子意乱情迷地看着那位年轻的希腊—瓦拉几亚公主。她的鼻子轮廓鲜明，挺拔而精致，鼻翼微微颤动，眼睛深陷，眉毛又长又黑，睫毛也是乌黑的。她散发出一种微妙而神秘的气息。她脖子上围着一条古铜色的长围巾，一直垂到她的裙子和臀部。她的嘴唇是种旧旧的深红色。
你已经从死者那里回到了音乐大厅，我对自己说，你曾在这里孩子气地东摇西摆，就像你现在又在做的这样。
我几天前参加的排练是场灾难。乐队就像由一群少年犯和江湖骗子组成的，是一伙儿穿牛仔服的小阿飞，歇斯底里地咯咯笑着，只为了惹老师生气。但奇迹发生了。牛仔裤和烂汗衫换成了晚礼服和黑色长裙，面目焕然一新，证明制服不仅只会带来灾难，有时也会上演奇迹。舒曼的宗教剧那渐渐汹涌的和音开始充斥在大厅之内，我们都陶醉在这讲述着一个从冥界重返人间的人的美妙故事中。它是儿童时代的幻想，是一个假想的存在的梦境。
节目单告诉我们，das paradis und die peri（《天堂与佩里》）最早于1883年12月4日在莱比锡音乐厅上演，由作曲家亲自指挥。根据波斯神话，佩里是与诸神一起住在天堂的仙女，以花的芳香为生，但有时也会降落凡世，与俗人成婚。舒曼以托马斯·莫尔[13]的诗歌为基础进行了创作，诗歌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仙女的故事，她被从天堂贬谪到人间，只有在带回一件最珍贵的人间礼物的情况下，她才能重返天庭。她带着一滴懊悔的眼泪回来，那是由一个因看到了快乐的孩童而感动的罪人所流下的。这简单但感人的故事在一出音声庄严的交响乐中得以展现，独唱者与合唱队间达到了完美的和谐。音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利昂的胜利，当我在衣帽间拿外套时，确定了这一点。一个面容出众的女子靠近我说：“我正在找你。我听说你今晚会来这儿。”我认出她是一位出色的音乐主持人，我过去时常在电台里、后来又在电视上听到她的声音。她似乎一点儿也不见老，她那带有柔和变音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悦耳动听。
指挥家出现了，因表演的大获成功而满面红光。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家小酒馆，肯及他的一位女性朋友加入了我们。在回旅馆的路上，我们在一个钱币兑换处停下了脚步。站在门口的身材魁梧的年轻人拦住了我们——关门了。我们指了指门上的牌子：24小时开放。没错，但在11点半至12点之间要中断营业。我们看了看表：11点40分。我们再次陷入困惑的窘迫之中，既非有序，也非绝对的混乱，总是某种介乎其间的东西。在这里，你永远也不会确切地知道你必须面对或逃避的是什么。
“坏运气就是你的好运气，诺曼。”利昂对我说，这时，又一充实的一天的大幕落下了，音乐会使之变得令人难忘。“你的独裁者就是你的好运气。否则，你会永远留在这里不动的。”我已放弃了努力，不再试图解释我对好运气和坏运气所持的较为怀疑的观点。后来，我试图在我的巴德学院日志上用罗马尼亚语简述此事，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在阻碍我与现实的联系，并使我在与过去的作战中毫无建树？在我被勒得紧绷绷的破脑壳下，我招待着那些古老的饕餮之蛇：我的问题。今天已经变成了昨天，未来正在玩捉迷藏的游戏。
未来很快就会将这一天变成一个官僚政治的笑话，六个月后，也就是在1997年10月，它在写给利昂的一封信中抵达。信是由索罗斯基金会的一位代表写来的，利昂曾发给他一份有关埃奈斯库项目的备忘录。信是这样写的：“如你所知，我请了一位杰出的法国档案学家来查看埃奈斯库的档案。我刚刚收到一份有关这次访问的报告。埃奈斯库基金会很不耐烦地接待了他。他们告诉他，文献保存完好，他无权看它们。我很难对此做出解释。假如掌握埃奈斯库资料的机构甚至不允许对这些资料的状况做出独立的评估，显然是不可能提供资助的。”
假如我们还没有认同自己那临时的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14]成员的角色，那么我和利昂只能对我们在布加勒斯特的东道主们做出一种常识性的评论，或者仅仅是为了自娱自乐。
[1]乔治斯·埃奈斯库（georges enesco，1881—1955），罗马尼亚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小提琴家。
[2]贝拉·巴托克（b bartok，1881—1945），匈牙利作曲家，创作有多部歌剧、舞剧及许多乐曲、钢琴曲。由于法西斯迫害，于1940年流亡美国，生活凄苦，精神孤独，终因白血病客死他乡。
[3]西蒙诺夫斯基（karol szymanovski，1882—1937），波兰作曲家。
[4]勋伯格（arnold sch?nberg，1874—1951），奥地利作曲家，1933年流亡到美国，后入美国籍。他是十二音作曲技法的开山鼻祖，其音乐理论与作曲体系对世界有较大影响。主要著作有《和声学理论》《和声的结构功能》和《作曲基本原理》等。
[5]斯特拉文斯基（igor fedorovitch stravinsky，1882—1971），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其创作风格多变，革新过三个不同的音乐流派：原始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序列主义，被人们誉为音乐界中的毕加索。
[6]肖邦（fryderyk chopin，1810—1849），波兰作曲家、钢琴家，1831年定居法国，作品具有浪漫主义的本质和古典主义的特点，被誉为“钢琴诗人”。
[7]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1824—1884），捷克著名民族乐派作曲家，被誉为“捷克民族音乐的奠基人”、“新捷克音乐之父”。
[8]德沃夏克（antonln dvorák，1841—1904），捷克作曲家，1885年到美国任纽约音乐学院院长。作有11部歌剧、9部交响曲及室内乐、合唱曲等，以《新世界交响曲》最有为名。
[9]科达伊（kodály zoltán，1882—1967），匈牙利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其创作以民间曲调为基础，具有浪漫派倾向。作品有《匈牙利赞美诗》《加兰特舞曲》等。
[10]萨沙·帕纳（sasa panǎ，1902—1981），罗马尼亚先锋派诗人。
[11]柯密申纳（sergiuissiona，1928—摇），美国罗马尼亚裔指挥家。
[12]迪努·李帕蒂（dinu lipatti，1917—1950），罗马尼亚钢琴家。
[13]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7—1535），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代表作《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简称《乌托邦》）系统地阐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14]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samaritan），于1953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一个慈善组织，专为不幸者或想自杀的人提供电话咨询服务。
午夜对话者
灯关了，时间已过午夜。我没有拉上窗帘，黑暗并不彻底。从街上渗进一团隐隐约约的亮雾。我被一个变幻无常的光轮所环绕，那是丘赛普·贝泽提（giuseppe bezzetti）先生的脸。
“我知道几件有关你的事。我听说了一些。”他说。
我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一段长时间的暂停。我也知道接踵而至的将是什么。
“你以前到过美国吗？你了解美国吗？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取到更好的有关孤独的教训。”
我们于1989年1月相遇，当时，将我带至华盛顿特区的为期10个月的富布赖特补助金刚刚终止。我还没有使自己与过去完全脱离开来，还没有探究那些人们借以占有未来财富的诡计。
位于华盛顿郊区的白金汉区朴素而安静。我已习惯了那两间光线明亮的房间，房间里有块搁在木框架上的厚木板，用以充当书桌。我们不久后就得离开。茄拉在纽约的一家艺术品修复公司找到份工作，并已搬入市中心的一家旅馆，旅馆位于第四十八街和第八街的交汇处。那家旅馆很便宜，不像我正在此接受贝泽提的鬼魂的来访的布加勒斯特洲际饭店这样奢华。纽约的房间很小，从门到床只有两步的距离。脏兮兮的窗户俯临一条严重拥堵的狭窄街道。街角有个消防站，红色的庞然大物会从那里呼啸着奔驰而出。这地区距时报广场不远，因其毒品交易和卖淫活动而臭名昭著。早晨，茄拉在去上班的路上，被布莱希特[1]的《三分钱歌剧》（threepenny opera）中的临时演员表中的人物所包围：乞丐，醉汉，流浪者，皮条客，大都会的孤儿们。
相比之下，华盛顿那个淳朴郊区的两间白色房间似乎颇具田园味道。我不想离开我终于习惯了的避难所。然而，我们夫妇的资助如今来自纽约。到1月底，我们必须搬家。
失望不仅会刺激精神分裂，也会刺激无节制的言行。在我不得不离开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家的最后一周，我的无助感迫使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心希望命运也会因之而有所不同。在离开华盛顿的前几天，我被安排与丘赛普·贝泽提先生会面，他是意大利驻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他从楼梯的顶端打量着我。在我们握手之前，我也仔细地观察了他——面孔黝黑，相貌高贵而英俊，修饰适度，总之外表优雅。他等我在巨大的皮椅中落座后，自己也在相同的扶手椅中坐下，两把椅子都安置在一张宽大的雕木书桌前。房间看上去像是更应当属于一座古老的意大利宫殿，而不是属于位于新世界的一所现代大使馆。
现在他就在此，在布加勒斯特洲际饭店的1515号房间，以同样的密切关注的眼神凝视着我，带着与八年前他所表现出的同样平静而专注的神情。从窗帘的皱褶中，他正带着与以前一样礼貌的好奇仔细观察着我。
假如我试着像1989年见他之前那样，试图在电话里提醒他我是谁，我想要什么，那会怎样？他可能会用同样的话打断我。“我知道你。我听说过一两件事。”他当时说。怎样知道的，从谁那里听说的？在1989年，在华盛顿，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绝对没有一个人。我住在荒寂的郊区，我连续好几个月都不曾离开过那里，而在此处，在布加勒斯特，我避免与人见面，待在一家只接待外国游客的饭店中。他是从他的法国同事、那个曾在柏林见过我的外交官那里了解到消息的，还是通过国际文学警察组织？
外交官像八年前一样等着我继续说下去。当时，我丝毫没有想到此人与我的令人怀疑的法国对话者会有任何联系。我必须简明扼要，准确无误，对我的天真要求迅速加以总结。这就是我来见他的原因。我想在为时太晚之前返回欧洲。我不想在新世界定居，但同样地，我也无法返回社会主义的乔尔马尼亚。如果允许我在意大利待上几个月，也许会给予我所期望的喘息空间，我非常需要这样的喘息。
这就是我在1989年的期望——喘息的空间，许多喘息的空间。“做决定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时刻。”科耶克嘎德曾对我耳语道，但犹豫不决似乎也像是彻底的疯狂，正如我曾有机会发现的那样。我经历了数年的犹豫不决的疯狂，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拖延专家。我仍希望得到喘息的空间。
然而，时间已经失去了耐心，再也无法容忍我。这就是我必须让那位华盛顿的意大利绅士明白的事。回到柏林后，我的补助金已用光，我正在寻找喘息的空间：流亡的延期。在巴黎，在我短暂的调查性访问期间，我已在寻找另一个延期的机会。然而，我没能平息古老欧洲天堂中的诸神的愤怒，正如我没能使美国年轻的诸神平静下来，在美国，优柔寡断是非法的，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挑衅，是堕落与挫败的标志，是一种令人怀疑的缺点。
但在1989年，我只是在头脑中表述过这一请求。我向那位外交官做了一番简单的介绍，然后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你以前到过美国吗？你了解美国吗？”他问我，打破了沉默。
一刹那，我吞吞吐吐的请求显示出其自身的本色——一个荒唐的质询。
“在这里，你到过华盛顿和纽约之外的其他地方吗？”他又问我。他拘泥的诚恳征服了我。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没有。”我答道。“我以前从未来过美国，我没有旅游的爱好，也没有这样做的金钱和好奇心。”
“也许你应该在美国多走走。”他说。但感谢上帝，紧接着那个建议的不是一长串参观游览的地方，而是又一阵长久的沉默。
“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取到更好的有关孤独的教训。”他的话语回荡在我的脑海中。
是的，孤独，一个我总是打算考虑的熟悉主题，不仅是在一个大使馆的官邸，而且是在此时此地，在一家饭店的坟墓中。“在一家饭店房间的坟墓中重新发现你自己。”卡夫卡如是说。饭店房间的非个人性始终是我的滋补剂，我是孤独的好学生。在我最后一次见到贝泽提先生后的八年中，我学到了许多有关孤独的新东西。所以，我敢肯定，我拥有贝泽提先生，在死亡之后的死亡的沉默的坟墓中，因为他在我们会面后不久就死了。
“我在这个大使馆工作了18年，”他告诉我：“时间长得少见，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与大使们关系良好。你本人是拉丁人，所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留在一个地方，18年，一生。”
现在我更仔细地打量着他，评估我对他的年龄判断的误差有多大。
他继续说道：“我很少去罗马，去只为了度过短暂的假期。我已无法再忍受意大利。”
他说这番话是为了阻挠我进行期待中的向意大利的逃亡吗？他急忙做出解释。
“我再也受不了的是那种亲密，所有那些问题和拥抱，那喋喋不休的闲言碎语，熟人，朋友，亲戚，相识，总是准备用他们的爱来使你窒息。仅仅几天后我就精疲力竭了。我必须离开。”
迸发而出的话语还在继续。我获得了听取他的坦承的荣幸。“你看到了美国人是如何保持他们间的距离的，在城市之间，在房屋之间，在人与人之间。你注意过他们在电影院、在商店里是如何保持队列中的距离的吗？那很好，真的很好。”
我一直沉默不语。他是在与我鲁莽的拜访进行对话吗？
“假如我明天死在我的小公寓里，不会有一个人知道。那也很好。”贝泽提先生说。
我一定得希望，丘赛普·贝泽提先生在他在美国首都的小公寓里的死亡环境达到了他的标准。我只能猜想，死后的辽阔的孤独王国没有让他失望。
他给我的建议是逐渐了解美国，让自己习惯于不同的距离感，在孤独中定居。没有什么古怪特性是全无用处的，同样，没有什么失望是全无用处的，在1989年那个冬日的下午，在我了解到意大利不为东欧作家提供政府资助后，我对自己说。孤独是我们唯一的家园，当我离开那位英俊的意大利大使时，我对自己重复道。即使是现在，在布加勒斯特的饭店房间的坟墓中，这些话也值得加以重复。
在我们会面结束时，丘赛普·贝泽提先生没有像他在柏林的法国同事那样提议我们再做进一步的会面。但他也把自己的名片给了我，名片上印着他在那里等候解脱的小公寓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没有去找他。此时此地，他在布加勒斯特，从他那无形的遥远王国起身，对我进行回访。
贝泽提先生消失在布加勒斯特春天的雾霭中。我离开了那儿，手里拿着张淡黄色的纸片。我认出了自己的笔迹。“假如你想念你的家乡……”我知道这些话，它们在一个老年庆祝活动的时刻被孩子气地转录过来。“假如你想念自己的家乡，你就会发现，在流亡过程中，你有了越来越多的理由去想念它；但如果你千方百计地忘掉它，并开始爱上你的新居所，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被送回了家，在那里，由于再次被连根拔起，你将开始一次新的流亡。”这些是莫里斯·布朗肖说的话，但如今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他。那是另一个人，尽管是个次要的人，一个法国人，却具有更复杂的多样性。那是埃米尔·齐奥朗，从锡比乌来的人，从布加勒斯特来的人，一个在巴黎的长期流亡者，是他在引述布朗肖的话。他是个矮小瘦弱的人，有着明察秋毫的眼神和桀骜不驯的头发。他正跪在我的前方，在窗户前，凝望着天空。
“原谅我。”他凝望着虚空低语道。“原谅我，上帝。”这就是他在说的话吗？当然不是，他是个异教徒，不会乞灵于神明。“原谅我。”窗帘不断地发出回响。他望着虚空，望着天花板，望着天堂。他窥视着永恒。“原谅我，pǎtlǎgicǎ，我终于听到了。”pǎtlǎgicǎ，腌番茄，神的好名称！“原谅我，pǎtlǎgicǎ，原谅我生而为一个罗马尼亚人。”那个虚无主义者哀求道。我知道这出小戏，它常常向他的罗马尼亚同胞搬演，他们是拥有观看一出不是笑剧的笑剧的特权的观众。
离开祖国是迄今为止他所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他曾经这样告诉我。但他不曾设法去疗伤。“罗马尼亚人”成了他的身后格言之一。“每个与他们有所接触的人都会变得浅薄，甚至我们犹太人。”啊 nostalgie de boue，泥浆的甜蜜快乐！这个国家不仅赋予了圣徒以生命，而且赋予了诗人以生命……
“你不是齐奥朗。”我对自己说。“一个犹太人不能说，他正在拿祖国擦屁股，就像齐奥朗所热爱的铁卫军在1940年所做的那样。罗马尼亚人的心也不是屁眼，正如他最近所宣称的原则之一。罗马尼亚人的历史也不是罗马尼亚公共厕所的历史。你一直不曾认同那种合理性。你不具备那种厚颜无耻，那种有疗效的厚颜无耻。对你而言，弃绝羞愧是困难的。你因为他们的缘故、因为你自己的缘故而感到羞愧，不是吗？”
作为身份的厚颜无耻，随着化脓的伤口而不断肿胀的被掩藏起来的羞愧，是的，我了解这一切：没有及时离开的羞愧，然后是最终离开的羞愧，以及恢复为正直者的羞愧。“我为自己的部族奉献了太多的思想，太多的委屈。”齐奥朗呐喊道，谁都听不见他的喊声，他跪在窗边，凝视着那无形的、可笑的权威。
那纠结在肉体之中的隐蔽的刺不允许自己被剔除出去。卡夫卡可能会明白。“在你自身与世界的斗争中，站在世界一边。”他曾建议我。但是，当一个人处在包围之中时，他怎么能够在充满敌意的面容中做出判别？它只不过是一张脸，同一张模糊不清的鬼脸。如果你无法辨别出他们的脸，你又如何能够站在他们一边，你又如何能够分辨出你本能地加以善待的敌人的内心的敌意？“太多的委屈。”齐奥朗喃喃低语道，他的头埋在两膝之间。它们可能就是我自己的话，太多的思想，太多的委屈。那个古老的世纪疲倦了，这是最后阶段。我们全都在铺自己的床，将某些东西藏起来，不让明天的怪物看到。睡衣不是最合适于此的服装。“夜晚的马戏团需要魔术，”幽灵在低语：“而你对魔术一窍不通。”这是真的。我又失败了。魔术将会解决一切，将会颠倒乾坤。
齐奥朗解体了，将我留在虚无的暗夜之中，他的哀诉回荡在我耳边。“我的祖国，”他在消失时疯狂地喊道，“我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要贴近它，却没有任何可以贴近的东西。”不惜一切代价？我再也负担不起那样。我破产了，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你无法失去你不曾拥有的东西，而且没有回报。“没有回报，无论是善报还是恶报。”齐奥朗曾反复说，正如许多来自远古时期的其他人一样。什么样的特权可以与这种不可能性相提并论？不属于任何人，成为一块石头，除了此刻，再无其他合理性。空无一物，无常之外，没有复仇。
我突然盼望回美国，回到我的同胞中：那些流亡者，那些在这个所有流亡者的祖国享有同等权利的寄宿者，他们摆脱了对所有权的额外的牵涉和热望，与流浪者的帐篷和此时此刻达成了和解。“你来对了地方。”1989年春，当我抵达新世界时，菲利浦就是这样欢迎我这个东欧的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的。在这个流浪者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可以表明，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有一个他可以声称是属于自己的地方。他用手指着命运的车轮，嘴里结结巴巴地说着什么——这就是我的模样？我的美国对话者怀着适度的好奇心，透过金丝边眼镜看着我，脸上含着鼓励的微笑。他向后斜靠在舒适的扶手椅上。他已将自己的长脚按照美国人的方式搁在了桌子上。我可以看出那是意大利制造的鞋子，像手套一样柔软，他的光脚在里面自在地舒张着。
“我不这样看。美国不适合我。”我咕哝着说。“我不想终老在此，而且我现在也找不到一个藏身的洞穴。”
他继续带着他那鼓励的微笑。“一切都会好的。”他低声说，带着一种为人父母亲的顺从。“慢慢地，你就将重新开始写作，你的书将会出版。你甚至会有自己的书迷圈子。不会很多，这很自然，但在美国，事事都会有好结果。你将逐渐明白这个国家是多么伟大。”
“你的家族是多少代以前定居在此的？”我问，只是为了问点儿什么，好忘掉自己。
“三代。”他回答。
“我的家族在罗马尼亚安葬了五代人。随后发生了一些事，就像在德国一样，或者与中世纪的西班牙一样。我的外祖父母没有被埋葬在罗马尼亚，而是在乌克兰的一座森林中，在那个被叫作特兰尼斯特里亚的种族流放之地，在一座没有墓碑的坟墓中。战后，我母亲一直想离开罗马尼亚，可那里恰恰将是她的葬身之地，她又老又病。只有我父亲有可能成功地安葬于圣地。他将获得自己拥有特权的坟墓，靠近他的上帝。”
菲利浦礼貌地听着我的小型演说。我意识到东欧自怜自艾者的声音可能是多么乏味无趣。
“在美国，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宪法不允许，国家的多样性也不允许。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接下来的沉默证实，那位流浪者的悲惨叙述不合他的东道主的口味，这位东道主是位讽刺挖苦大师。我正打算提供这最后一种因素，但与此同时，谈话转向了其他话题。几年后，当我们变得亲近时，在我开始赋予美国的成功与灾祸意义后，我设法那样去做过。由于在他所热爱和代表的自由国度中感到如此自由，他现在在公众的包围中成为了他自己。在包围中，你不可能辨别旋转木马上的面容。我在社会主义的乔尔马尼亚有过类似的经历，现在，当我听到从后共产党时代的祖国传来的消息时，我又在重新体验它们。我现在拥有了流亡者的优势：能够远距离地对我的“归属”的意义表示蔑视，尽管没有人能够声称自己离自身足够遥远。
菲利浦相信，我对祖国的访问对我的治疗过程来说是绝对必要的。现在，在抵达了这个直到有一天为止一直是“家”的地方，我却在想念我留在身后的那些东西，在美国的那些东西。“我没有偏见。我可以容忍任何社会。”美国人马克·吐温在大洋彼岸宣称。“我所想知道的是，一个人是一个人类，这对我来说就够了。他不可能更糟了。”塞廉和齐奥朗无法与这样的讽刺相媲美。“一个人是一个人类……他不可能更糟了。”超级容忍，超级怀疑，正如美国人所说，那就是行走的方式。
我继续收到来自大洋彼岸的夜讯，在白天，要求证实诸事皆顺。但布加勒斯特的这家饭店的传真机停止工作了。一个美国人，甚至是一个被赋予了极强幽默感的人，也几乎不会受得了一个类似的笑话。不过，我们有电报。漫漫长夜之中，布加勒斯特洲际饭店1515房间的客人正在跨越海洋、国家和时区地传送着消息，说地球还在转动，它的失眠的乘客安然无恙。在夜晚的窗帘下不曾潜伏有任何令人怀疑的东西。一切都好。
[1]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导演、诗人。创作有《三分钱歌剧》《圆头党和尖头党》《第三帝国的恐怖与灾难》《卡拉尔大娘的枪》等。
第五天:1997年4月25日，星期五
今天我们将参观宫廷大院：白小丑的白宫，乔尔马尼亚的凡尔赛宫。我们穿过一条长街，街道两边为公寓建筑，每座建筑的门脸都略有不同，是为党内的资产阶级设计的住宅。白宫伫立在俯临都市风景的山顶上，是一座混合了东西风格的折中派建筑，与某种战前的别墅异曲同工，只是奇异地被“现代化”了，带有明显的朝鲜烙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座拜占庭式共产党独裁者的纪念碑，我想起了在我们的总统及其挚爱的夫人对距我在布加勒斯特最后的住处不远的建筑工地进行了“工作”访问后，那相邻的古老街区的气势恢宏的毁灭。我得捂住耳朵，不去听那由载着这对皇帝夫妇的黑色豪华轿车组成的队列所发出的警报声。夜间，起重机在夜晚天空的映衬下兀然挺立，被电焊的火焰所照亮。到了白天，人行道在混凝土搅拌机的轰鸣声中颤抖不已。我仍能听到警笛的呼啸和建筑工人们机械的号子声。
这座宫殿激起了利昂的兴趣，对他而言，这是此次旅途中很早就已提出的亮点之一。“20年后，”他说，“当政治因素被遗忘时，这座建筑将成为建筑系的研究对象。如今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工程。只有暴君才负担得起这样大规模的摧毁和修建。”
我不是处于头脑的和解结构中，所以没有利昂的那种激情，尽管我意识到了美国人对于这个前现代世界的迷恋。美国将这个世界落在了身后，并将双方的距离越拉越大。尽管它自身面临着重重困境与磨难，可美国始终准备对这个古老世界施以援手，仿佛是希望它能够以这种方式为自己的特权罪行加以赔付似的。
我们在附近吃午餐，在历史悠久的曼努克酒吧。今天是耶稣受难日，是半斋日，侍者能端上来的只有沙拉和啤酒。
利昂将乘机飞往苏格兰，在那里，他与苏格兰皇家交响乐团将就一场录音进行会谈。在前往机场时，他告诉我，他真的很享受这次异国情调的冒险。他已经为自己在巴德学院的办公室买了张东方小地毯，并很享受用英语与以前是外交官的地毯商讨价还价的过程。至于我，我受益于他的陪伴以及他所带来的美国效率，这阻止了我长时间地与我那些幽灵们进行交流。我们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罗马尼亚，但对位法证明了我们的共同利益。
再过两条街就是我过去住过的胜利大道2号。几分钟后，我就可以站在15号公寓的门前，在另一个时代的标志下，为20年前的共产主义的午睡做出贡献。那古老的旋律会回来，我会变回那个我不可能再是的人吗？除非时间废止了曾经同时发生的一切。
离我过去的公寓不远处是安提姆街，是索尔·s.的老住处。在我这次旅行的前几个月中，他总是说他愿意伴我同行。他认为自己太过脆弱，无法独自实现无限延期的回归愿望，但如果我们一起去，也许有助于减轻我俩都曾经受的伤痛，虽说方式极为不同。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算起，已经过去了七个美国年。我作为罗马尼亚同胞被介绍给他，以期引起他的同情，不料效果却适得其反。这并不会让我感到吃惊，但也没有让我退却。他让我想起伟大的罗马尼亚诗人阿尔盖齐[1]，不仅因为他的沉默寡言、他的胡子和渐秃的头顶，而且因为他在迎接陌生人及熟人时同样尖刻的语言。他就像只警惕的猫，外表漫不经心，但必要时一触即发。他是那种可被称作性情乖戾的老人，肯定曾经是个性情乖戾的年轻人。
我们的亲密关系在某一天变得明朗起来，当时，他打电话给我，问我近况如何，我对这个我认为是常规性的问题给出了常规性的回答。“不，你不可能一切都好，你怎么说都行，就是不能说好。我了解这一点。我们背负着诅咒，它来自我们所来之处。我们将它存于内心，这可不会轻易治愈。也许永远也无法治愈。”
尽管在美国快乐地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终身职业，并且名声鹊起，但索尔一直未能治愈他的罗马尼亚伤口。“你读过20世纪40年代出的一本有关罗马尼亚的书籍吗？我记得它叫《雅典娜宫》。作者是位女伯爵，一位美国女伯爵，如果此类事情可能发生的话。据女伯爵的报道，一位当地贵族对她说，我们在这里是反犹主义者，女士，但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犹太人，这不仅是出于经济考虑，而且因为罗马尼亚人不信任其他罗马尼亚人。他们只能将自己肮脏的秘密说给犹太人听。”
他等我做出评论，但我只报以微笑。
“可假如他们是反犹主义者，”索尔继续说道，“他们怎么可能信任犹太人？假如他们信任犹太人，认为犹太人是智慧而优秀的民族，那他们为什么要反对犹太人？”
我的回答还是一丝持续的微笑。
“地方的魅力！你瞧，这就是我们祖国的魔力！”
他将自己流亡前的过去视为某种不治之症，一种逐渐渗入他的所有毛孔的淤泥，它不仅传染给了奸商，而且传染给了受害者，这些受害者训练有素，足以适应周围的憎恨与阴谋，其方式是不停地讨价还价，而这种讨价还价已扭曲了他们的性格。他会满腔怨恨地、恶毒地说起那怪异的郊区的变形，它靠微不足道的家庭欢乐与一种永远处于酝酿中的伪善为生。此时此地，站在1997年的这条布加勒斯特的街道上，我想我可以理解他那辛辣尖酸的讽刺：一种同情与残忍的混合体。
他独特的绘画作品是他的世界观的浓缩，我也有同样的世界观。在最近几年中，祖国已经成了他的痴迷之地，它不只是他所谓的“黑色国度”或“流亡之地”，而且也是“一去不返的童年乐土”。这位艺术家不断绘制着他记忆中的风景，这风景具有魔幻的格调和滑稽之处，具有令人心迷神醉的芬芳。怀着年轻人的疯狂想象，即使是到了已年过八旬的现在，他仍然会沉浸在对所有那些过去气味的记忆中——鞋店和香料店的味道，附近火车站的灰尘味和汗味，腌菜、馅饼和辣味香肠的味道，理发师身上的香味。
“因为将自己放置在移民者这一令人不快的位置上，我们像是重新变成了孩童。”他写道。儿童时代也是放逐，但它是不可思议的，充满了幻想和魔法。如今放在他桌子上的他的著名地图诞生于曼哈顿，它们无一不将帕拉斯街和布加勒斯特周围街道的魔圈包含在内。“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继续将我们在童年时代常常绘制的草图加以完善的人之一。”他推心置腹地说。
此时此地，我可以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可以看见他正向碰巧在他周围的任何一个人询问曾经常常问我的问题：“cacialma，你怎么看？它是个土耳其语词汇，就像mah，就像sarma、narglié、cima。不？那么cicǎ和……cicǎlealǎ呢？它们全都是土耳其语。工作是德语，花朵是法语，但rastel来自意大利语的rastello。rǎu来自拉丁语。zid是斯拉夫语，z?mbet也是。dijmǎ似乎是斯拉夫语，就像diac和diacon。这个diac是什么？一位教会抄写员或教堂歌者？”他发掘奇怪的字眼，它们的异国发音会突然再现那塑造和扭曲我们、并将我们抛入世界之中的时间和地点。“我们成不了美国人。”这位美国的长期居民令人安慰地宣称，尽管他被视为新世界的国宝。他有一切理由陪我前往罗马尼亚，也有一切理由避免回来。
现在，在利昂离开后，我们本可以绕着曾经是他儿童时代的帕拉斯天堂的地方漫步游荡。然而，最终，他决定回米兰，他年轻时代的城市，一个他更遥远的过去的“较安全的”替代品，一个较少惊奇的地方。作为告别礼物，他送给我一本有关布加勒斯特的书籍中的一页的复制品，上面有幅地图，在地图上，他强调了他那被施了魔法的领土。“亲爱的诺曼，”他写道，“这里是我的魔圈：帕拉斯街，离安提姆街不远，还有与拉和维大道相交的居斯提特伊艾伊街。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吗？假如你有时间，去看一看。”
利昂走后，我有大量的时间。魔圈所在地离我所在的地方不远。它早已被那位独裁者的推土机一扫而光，现在，在纽约，仅仅生存于这位住在曼哈顿上东区的老艺术家的记忆里。我可以听到他在诵读那些古老名称时的优美声音：“帕拉斯街，安提姆，日诺瑟如鲁伊，拉比林特，根提拉路。康科迪埃，以及右边紧挨着它的迪斯科德伊艾伊！这里我们有特若费罗尔、欧利姆普鲁伊、艾曼茨帕塔。听听这个，艾曼茨帕塔！它不是精彩绝伦的吗？还有日诺瑟如鲁伊，比林特，根提拉路，根特乐街。还有cutitul de argint，putul cuapǎ和cuǎitu de argint——水井和银刀！”
魔圈已消失，但我可以按照索尔的嘱托，在饭店附近的书店为他的收藏买些老明信片。还有苏恰瓦和法尔提西尼的老风景明信片，在这里是可以带回纽约的珍宝。
索尔第一次拜访我们时，没有像他后来那样，常规性地带一瓶葡萄酒，或者甚至更为常规性地带几瓶葡萄酒，而是带了一张布泽乌的旧彩色明信片，那是他的祖父母和父母以及他在儿童时代初期所生活的家园。他将它递给我们，仔细地观察我和茄拉是否配得上这样一份礼物。它是这位流亡者的访贴，他听不得别人提起罗马尼亚这个名称，却即使是离开祖国半个世纪之久后，都无法让自己脱离过去。“我无法与那种语言言归于好。”他说。
我现在站在洲际饭店的门前，全身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下。我的保护神已经回来了。我认出了那侧影、那步态，以及她臂上的购物袋。我又在跟踪她吗，就像不久前在纽约顺着阿姆斯特丹街跟踪她一样？她在微笑，她的眼睛充满欢乐以及那种我渴望已久的充满智慧的温文尔雅。现实将我们变成了敌人，将我们分开了那么多次，但随后又让我们重新团聚。她的微笑在一瞬间追随我进了1515房间。我迅速回到街上，位于白昼喧嚣的中心，为的是像我应得的那样，茕茕孑立，完全独处。
晚上，我在“巴黎咖啡馆”用餐，这是家新开的餐馆，价格昂贵，离我住的饭店不远。参加聚会的还有美国大使馆的顾问及事务主管，以及他们的夫人。气氛十分热烈。我承认，我在布加勒斯特度过的这周一直很安宁，忙碌但安宁。在为利昂和我举办的正式午宴上，我们说定，一旦有任何可疑之处，我都要加以报告。没有什么可报告的。
其实，迄今为止，我还没有遇到任何有助于我对在东欧大屠杀的柴堆上饱受折磨的殉教者形象展开比我在纽约已经做过的更好的想象。这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帮助我更好地了解，那明信片里含着的是憎恨还是同情的信息。餐馆中的谈话集中在后共产党时代的东欧上。外交官们对当今的罗马尼亚做出小心谨慎的评估，向我询问米尔恰·伊利亚德，询问1991年在芝加哥对古利阿努教授的暗杀行动。“不久，即使是在这里，在东欧，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的胡言乱语也将变得无足轻重。”那位年轻的事务主管说。“此地的知识分子将变得像他们在西方一样漠然。有关民族主义的争论也将遭到忽视。所有的知识分子的争论都是如此告终，不是吗？”我打消了询问他在东欧以及苏联的外交使命的念头。我安详地接受了这位欢快的年轻人的乐天派的实用主义、餐桌上的友好气氛，以及它所预示的相当有限的安慰。
一群人坚持送我回旅馆。他们四人全都陪我进了大厅，我们又在大厅里聊了10分钟。他们在遵守冷战的过时规则吗？这是否是场事先就定好的小戏，就像在过去一样，以便向接待员及其上司表明，我有伙伴，并处于美国官员的保护之下？
一走进房间，我便打开了蓝色笔记本。我手执钢笔，但一道阴影似乎包围了房间，占领了它。我闭起眼睛，合上笔记本，与萦绕在我周围的阴影缔结了一份合约。
[1]阿尔盖齐（tudor arghezi，1880—1967），原名ion n.theodorescu，20世纪罗马尼亚著名诗人。
存在之家
肯觉察到，即使是在周二与饭店职员的一次偶然的交谈中，我的脸也因听到罗马尼亚语而变得亮了起来。他的观察也许是正确的。因为那一瞬间，本国语言已成为我真正的家。这在以前就曾发生过。在苏黎世，旅馆的门房因为听到我们在说罗马尼亚语就曾满脸堆笑地对茄拉说：“bunǎ dimineata”——早上好，继而说起一些闲言碎语，而我也很乐意地加入了其中。
清醒是种玩笑。一旦某人那样做了，他就别无选择，只能走出家门，用文字挣钱活命。在流浪者的迷宫之中，日子一步步地接踵而至。然后，就有了不久前在纽约的那一天。在经历了一个短如须臾的夜晚之后，我在没有真正清醒过来的情况下醒了过来。我的美国朋友，一位惯常早起的人，给我打来电话。
那声音，那嘲弄的语调都一如既往，但那些字眼本身，那声调，那口音……这是个陌生的替代者，一位巴尔干半岛的doppelg?nger[1]。我睡眼惺忪地往浴室走去时，听到客厅里有声音。谁这么早入侵了我们的公寓？
茄拉外出工作时，没有关上电视机。电视播放的是o.j.辛普森[2]的审判，播出地点在加利福尼亚，但突然间变成了另一种词汇表，另一种发音。我抓起遥控器，换了一个频道，然后又换了一个频道，换遍了纽约电视的全部75个频道。每个频道上——绝对无误——人人都在说罗马尼亚语！我关掉电视，走向浴室。镜子告诉我，我处于一种欢庆状态，我脸上黏着一丝白痴般的笑容。那一快乐的假面与我在电话响起后的几分钟里我认为自己所感觉到的东西大相径庭。我将眼睛俯在白色的水池中，不想看见一张陌生人的面孔。我的双手在颤抖，肥皂滑进水池，但尽管心怀焦虑，我的脸上仍然是一副大获全胜的表情。
我挣扎着走出浴室，没有向镜子再看一眼，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来到走廊上，然后小心翼翼地走向电梯。我要去拿报纸，正如我在多数早晨都会做的那样。在任何时刻，门也许都会出于又一次的幻觉而开启。在底层，佩德罗一如既往地坐在大理石桌子的后面，保持着一贯和蔼可亲的微笑。“早上好，先生。”他会像每天那样，用他那西班牙口音的英语这样问候我。而这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点头，说的却是：“bunǎ dimineata，domnule！”我通常的回应是一句简单的“早上好”，这次这样说似乎不大合适。着了魔的白痴般的笑容继续点亮我的面孔。佩德罗也在说罗马尼亚语。不仅是佩德罗，就连o.j.辛普森、约翰尼·柯克伦和玛莎·克拉克[3]，还有克林顿总统和魔术师约翰逊，以及我仅几分钟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所有人，都在说罗马尼亚语，另外，巴巴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戴安娜·罗丝（diana ross）和雷·查尔斯（ray charles），全都在用罗马尼亚语演唱，假如你可以想象到那种情景的话。“doamne dumnezeule。”我发现自己咕哝道，确信上帝也说罗马尼亚语，并且能够听懂我所说的话。报摊旁的那个年轻的亚洲人目瞪口呆地盯着我，不是因为他没能理解我向上帝所说的奇怪语言，而是因为他实际上也明白了那个密码。对此我十分肯定。我将零钱留在柜台上，弯腰拿起一份《纽约时报》。
我看了看大字标题。我在找什么？一个愿望，一个承诺，一条来自圣哲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去年确实从一个有着浪漫名称的小镇传来过，小镇的名字叫作新罗谢尔（new rochelle）。它以辛西娅的一张手写卡片的形式到来，我再次想起了她的话语：“我祝愿，一天早晨醒来，我们全都在说、读、写罗马尼亚语，罗马尼亚语被宣布为美国国语！（既然世界正在做着它现在正在做的怪事，这事就没有理由不会发生）。”文字，仅仅是文字，没有力量预言它们的组合方式。我该怀疑括号里的话吗？我不是雅克·德里达[4]和“文本多义”的崇拜者。辛西娅的话自然是诚挚、有趣、天真、善意的。我是否太快地忽略了辛西娅本人用大写字母所写的“不”字？我是否一直在提醒自己那句古老的中国咒语：切勿贪得无厌，以免愿望成真？愿望已经达成，而且确实，它给我带来的不是福气或痊愈，而是彻头彻尾的迷茫困惑。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儿童电视节目中的木偶，让我害怕的是，这些木偶突然间说起了罗马尼亚语。一个外国人会像个突然破门而入的逃犯那样，赢得他的语言上的公民身份吗？当祖国命令你出境，你会带着语言跑开吗？“存在之家”到底是什么意思，海德格尔教授？它是语言，伤残而疏离的语言，失眠症患者的语言，希腊语hypocrino吗？语言是模仿、掩饰、谎言吗？它是戏剧性的，拙于模仿的表演吗？它是假面舞会和化装舞会吗？突然间，一切都成了假的、伪造的。克林顿总统在说罗马尼亚语，雷·查尔斯在说罗马尼亚语，魔术师约翰逊在说罗马尼亚语——好一个谬论：罗马尼亚语变成了全球性语言，没有人听不懂、不会说。流亡者变成了全球性的流亡者了吗？现在是不是人人都是hypocrino的马戏团中的表演者？
青蛙王子正在痴笑，但在用罗马尼亚语与墨西哥人佩德罗、卖报纸的亚洲人甚至是菲利浦说话时，感觉很不自在。当辛西娅在玩文字游戏时，她脑子里的想法完全不同。像许许多多的作家以及非作家一样，她忘记了隐藏在文字中的危险。
我那愚蠢至极的笑容，我那中风患者般的快乐发作——事事都已变得简单、自然。我迟疑不决的毛病突然间治愈了吗？在老年，我正试图用这种迟疑不决，凭借一张完全不同的词汇表，来诠释我的童年时代。那场令人困惑的闹剧没有使诸事皆顺，却恰恰将它们扭曲成为拙劣的模仿。德里达先生有理由乐了：语言不能假装是非模糊性的，这正是他所声称的观点，不是吗？
太迟了，辛西娅，太迟了！1988年3月9日，我像个婴儿般天真无邪地从月球直奔此地，在华盛顿机场着陆，假如奇迹发生在这时，那么没错，我会快乐地用罗马尼亚语与辛西娅和菲利浦交谈，与罗杰和肯交谈，与利昂、索尔·b.、索尔·s.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交谈。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我甚至会高高兴兴地用罗马尼亚语与丹·奎尔或乔治·布什交谈。可现在，所有事情都搅和到了一起。我不再是个通过手势和咿呀声牙牙学语的婴孩。与此同时，我将自己放逐其中的新语言自行渗入了老年的缝隙。我已变成了hypocrino，一个杂种。我身上没有保留丝毫的纯净或完整。
我现在明白了不久前我与路易斯（louis）的一次交谈。我们谈及我们个人历史奇异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点，不仅是我们饱受创伤的童年，还有此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有他做对比，我可以为自己想象出一种美国人的命运——在一所著名的大学做研究，担任律师或作家——假如我的父母像他的父母一样，在战后就立即移民至美国，假如他们有办法支付自己儿子的学费。相反地，我可以看到路易斯——我猜，这个名字在波兰就像诺曼在罗马尼亚那样普遍——一直留在自己的祖国，经历着一种，谁知道呢，与我没有太大区别的生活，穿梭于波兰社会主义的蜿蜒河流之上。
名律师与名作家似乎成了漂亮怡人的“东边”餐馆的常客，从侍者的殷勤程度判断，这里没多少用餐者。
“没错，你可能是对的，”他说，“我们像极了，甚至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唯一的不同是，你至少还拥有一种语言。”
餐馆的宁静立即被粉碎，仿佛有人将一摞盘子掉在了地上。不，那哗啦啦的声音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路易斯的评说没有让我从椅子上跳起来，但我凝然了。他在说什么？我刚刚失去了一种语言，没有其他的损失可以与之相比。他所说的是，他，一个美国作家，在他的国家和语言中完全是自由自在的。
仿佛是读懂了我的心思，他继续说道：“我舒舒服服地生活在我的美国语言环境中。它是我掌握得臻于完善的语言，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不同之处在于，你有你自己的语言。这是相当显而易见的，相信我，即使是在那些你抱怨不已的翻译作品中。我的语言，虽说完美无缺，也许仅仅是一种工具。无疑，我可以用它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但你是一个拥有自己语言的人，你拥有一种一致性，一种完整性，即使是在流亡时，特别是在流亡时。”
一致性？完整性？在我那异国情调的语言中，在罗马尼亚语中？它们在翻译时韵味尽失。我在用一种易于翻译的语言写作，所使用的词汇表毫不费力地就能跨越国境吗？在那个漂亮餐馆的寂静之中，我再次遭到一连串问题的袭击，正如我那天出门到阿姆斯特丹大街去买《纽约时报》时一样。一次打击，我呆住了：文字重新发现了它们的俘虏，并重新获得了它们的意义。
我站在那里，在那个不可能的时刻猝然呆住了。一个世纪过去了。我的手继续伸向《纽约时报》。我弯腰去取报纸。是的，一份罗马尼亚语报纸！但现在我回到了布加勒斯特。在一个与纽约的阿姆斯特丹大街同样不可思议的早晨。我正站在布加勒斯特的一个报刊亭边，看着“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的身后日记”的大字标题。
无论德里达先生怎么阐述语言的模糊性，清晰的文字都会有一种清晰的、毫不含糊的意义，其中没有模糊性。是的，路易斯是对的。没有人能够拿走我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没有人，没有物，甚至于那个突然间变成了现实的幻梦也不行。
[1]doppelg?nger，德语，德国民间传说中活人的幽灵，又指相貌酷似者。
[2]o.j.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美国橄榄球超级明星，1994年因涉嫌杀妻，震惊全美，其案件是20世纪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世纪大案之一。后被判无罪开释。
[3]约翰尼·柯克伦（johnnie cochran，1937—2005），著名黑人律师，辛普森案中的辩方律师。玛莎·克拉克（marsha rk），辛普森案的检察官。
[4]雅克·德里达（j.jacques derrida，1930—2004），法国哲学家、结构主义哲学的代表，代表作有《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写作与差异》《哲学的边缘》《马克思的幽灵》等。
第六天:1997年4月26日，星期六
今天我与朋友贝贝（bebe）和西尔维娅（silvia）共进午餐。他们居住的街道不再叫作伏契克[1]——以纪念著名的捷克共产党记者和《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而是叫作马萨里克[2]，一个较乐观的名称。由于疏于管理，建筑物已经失去了某些其具有特殊意义的所在地的荣光。曾经舒适而雅致的公寓现在看上去破旧而简陋。但我的朋友们并不显老，尽管环境如此不堪，却一如既往地泰然自若。贝贝负责编辑一份出色的文化杂志，西尔维娅则帮着编辑手稿。交谈进行得很顺畅。我们谈到后共产党时代的转变，谈到民族主义，谈到纽约和巴德学院，谈到来访的美国音乐家，谈到伊利亚德和塞巴斯蒂安的《日记》。贝贝在战争期间曾是塞巴斯蒂安的学生，他说起了女演员乐尼·卡勒尔（leny caler）的战后生活，她是塞巴斯蒂安以前的情妇，是《日记》第一部分的主要角色。那女演员本人保存着一本日记——贝贝拥有其手稿——事实证明，它的有趣程度还比不上她的风雨飘摇的生活带给人们的期望。然而，她姐姐的生活确实感人。她像乐尼·卡勒尔本人一样，是个生活在柏林的难民，与至少一个甚至更多国家的秘密警察形成了不可思议的关系，贝贝用一个痴迷的老收藏家的不可靠的叙述一口气地报出了他们的姓名。那是场冗长的、东方式的谈话，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几乎像是来自以前的生活。
我随后拜访了唐娜·奥尔巴。当我通过电话将她叫起来，安排拜访事宜时，电话中立即重新传来十年前的那个声音，但她现在谈论的不再是书籍，一个她曾不厌其烦、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地谈论的话题。
唐娜·奥尔巴在年轻时，就像我给她起的外号一样，是个星星的精灵。美丽，敏感，聪慧，她用自己虚拟的存在主宰着各种文学研讨会，对自己的同学构成威胁。他们从不敢用他们那——与她的优雅的谈吐相比，似乎是——粗鲁的、卑俗的语言与她说话。毕业后，她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但仅仅干了几个月，就因为她那世界风格的着装和她的沉默寡言而遭到解雇。但解雇并非灾难。这位中产阶级的脆弱的后代同时获得了一个新名字和一个新家庭—她结婚了。这个天神般的人儿被抛下了奥林匹斯山，降临凡世，充当了共产党新精英分子中的一位著名批评家和重要理论家的配偶。那位官员在选择配偶时不必得到官场的许可，并平静地接受了他的社会主义者的审美标准与自己妻子的审美标准间的对立。
那位跛足、近视、喜欢讽刺挖苦人的著名批评家曾经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安东内斯库元帅的独裁统治下饱受折磨，被判处了死刑。他身上带着残疾人和反叛者的双重伤痕。对于这个普鲁斯特和托尔斯泰的崇拜者（他每年夏天都会重读他们的作品）而言，阶级斗争一定是简单地意味着向一个腐败的罗马尼亚社会复仇，而正如他将会发现的那样，这个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腐败依旧，他本人则被变节者的伪装速度所压倒。
20世纪60年代的“解冻”对他的意义比失去他的官员职责更加重要，这位共产党员陷入了精神错乱之中。然而，这不是一种对于民主政治的恐惧——他认为民主政治是弱智儿童的游戏——而是导致他的疾病恶化的复活的法西斯主义的噩梦。他真真切切地藏在自己的床下，对迫在眉睫的死刑充满恐惧。在进入一家精神病医院后，他能够想到的只有法西斯主义和死刑。他似乎甚至丧失了阅读和写作能力。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本身就是位作家，还是这位患者的朋友，他最终找到了一种接近他的办法：给他朗诵熟悉的文学名著中的著名选段。这个办法很奏效，病人的记忆渐渐开始恢复，他记起了那些文字、句子和页面，并重新获得了阅读和写作的能力。
我见到他时，这位前好战分子已经变得大腹便便，久坐不动。如今他与政治唯一的联系就是闲言碎语和讽刺挖苦。然而，他并未失去自己的文学热情，正在写些优秀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他的革命兵工厂中所保留的是些瞄准了美国帝国主义、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及文学界的各类游戏的锋利长矛。他的疾病日益严重，但他坚韧地挺了下来。从一把椅子移到另一把椅子变成了一种身体技巧。当被问及他的健康状况时，他一成不变地答曰：“我很快乐，先生。快乐是我还剩下的唯一东西。”那些时候对唐娜·奥尔巴来说也是艰难岁月。人们可以瞥见她的不合时宜的毛皮大衣出现在等着购买干酪、柠檬或药品的长长的队列中。这个曾经连杯咖啡也不会给自己冲的女人现在勇敢地担当起看护她患病的配偶的责任。过去，她高高在上，冷若冰霜，从不对在街上问候她的人还礼，而现在，她会与为了买一袋土豆在队列中一站几个小时的退休老人聊天。
在他们所居住的紧挨着茨斯米九公园的老公寓楼的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真正的生存考验是冬天。就像“二战”封锁期间被包围的列宁格勒人一样，这对冻得动弹不得的夫妇以阅读来抵御寒冷。患病的批评家与自己的妻子在一场书卷气的对话中结为了伙伴，她的朴素的美丽缓和了那位病人的痛苦，她的带有审美性的超然态度是对他受挫的战斗性的一种映衬。
可是，到如今，这对夫妇的自传已经成为历史，我前去探望的这个女人像其他许多女人一样，仅仅是位生活在不同住址的幸存者。我决定带花过去，在花店中，卖花人用英语与我交谈。一小束玫瑰的价钱与纽约的相同，这对布加勒斯特人来说是个令人咋舌的数目。我甚至不愿费神提出抗议，说那些花不够新鲜。
街道位于一块乌云的冰冷的腹部，过往的行人违反自然规律地活着。我唯一感觉到的是害怕触摸他们并害怕被他们触摸的恐惧。当我顺着蜿蜒曲折的街道一路走去时，我突然感到一阵羞涩。唐娜·奥尔巴的新家就在附近。我走了好一会儿，不确定是否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
电梯吱吱嘎嘎地开到顶楼。还未等门铃的声音停下来，门就豁地打开了。
“哦，你终于来了，亲爱的。”
她的声音一如既往，我从电话中就听出了这一点。我本想拥抱她，但这种亲密的姿态不合她的习惯，她似乎总是避免拥抱。我很正式地吻了吻她的手，就像以前一样。她接过我像以往一样尴尬地捧着的花束。
自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与此同时，她的母亲去世了，她的丈夫也去世了，而她本人曾企图自杀。紧接着独裁统治的噩梦的是后共产党时代的噩梦。她再也负担不起做头发的费用，也许她已不再关注此类细节。她已失去了她的女性魅力、她的神秘感、她的卖弄脑袋的做派。她的头发现已发白，她穿着件家常毛衫。无论是刚刚进入中午的时刻，还是所谓她自己内心的境遇，都不允许她像过去一样穿起较为时髦的装束。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张苍白的面容，我父亲的姐姐老利厄·雷米尔的那种凹陷的闪族人的眼睛，在我小时候，总觉得那样的脸属于《圣经》里的人物。我立即觉得自己变得更老了。她提醒我坐到扶手椅上。她没有提出带我参观公寓。狭窄的走廊被一扇玻璃门隔开，我可以看到，在另一头有张盖着报纸的桌子和一把直背椅。后面的某处可能是卧室和一间小厨房。一切都散发着贫困和孤独的气息。我没见过那些破旧的家具。斯弗因图尔·帕维尔街的文学沙龙消失了，与之一起消失的还有红色天鹅绒床罩和红色丝绸礼服。
我还记得那个秋天的夜晚，我为两周前打电话给我的女子的声音所触动，来到她的门前，按响了门铃。她出现在门口，一如现在这样，因此有那么一刹那，我重温了昔日的浪漫情景。那女子径直从一幅早期肖像画中走出来。她有张白瓷般的小巧脸庞，镶着黑色的眼眸，前额上系着一条白色头巾。她身着一袭华丽的红色晚礼服，莲步慢移，优雅妖娆。天鹅绒包裹下的腰肢纤细，臀部丰满，颇具东方韵味。只有她的双手展现出某种悲哀的、未加琢磨的成分。她的手指纤细如孩童，她的双肘娇弱得似经不起碰触。她散发出动人心弦的风韵，在所有那些社会主义者的粗鄙言行中，这是种不合时宜的冒险。
“啊，你别瞧得太仔细。”她说，“还是跟我说说美国吧，不过不是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美国，那里面全都是些鲁钝的枪战。”
我沉默不语，不知从何说起。
“我听说你是与一位音乐指挥或诸如此类的人一起来的，他还是个历史学家，会说德语。那么，在美国并非到处都是野蛮人、性和金钱。”
这种有关美国的带有偏见的观点似乎与外国人对罗马尼亚的想象没有什么区别。我对指挥家大肆奉承了一番，以此作为回答。
“这么说，一个欧洲人，那么，我明白了。”
“是的，美国人暨欧洲人。”
我注视着摆在我面前的盘子里的蛋糕。在唐娜·奥尔巴的文学聚会上，饮料和点心包括略带甜味的饮料、利口酒、苦艾酒，以及一块蛋糕，通常是铺着厚厚的巧克力的蛋糕，味道醇厚而香甜。每一叉下去，都会溢出大块的奶油和糖。后来，当基本的食品都变得匮乏时，这样的美食折磨也变得不可能，热度的缺乏最终导致那些奢侈晚会的终结。这一次，蛋糕不太甜，所以我得以免除昔日的折磨。我吃到嘴里的是种像模像样的蛋糕，是从市中心的一家值得信赖的糕饼店买来的。
因为无法向她问及她母亲及丈夫在弥留之际的情况，或是讨论昔日时光和贫穷状况，我只能迷惑地凝视着放满了书、报纸和笔记本的桌子，试图辨认出我记忆中的那本布满灰尘的、破损的账册。我几乎要开口问她。我看着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暗自希望出现你在假装漠然时通常会出现的奇迹，即我会瞥见那本神秘的账册正躺在某个地方，成为所有那些灾难的一个幸存者。
这是我在一次拜访伟大的文学家、唐娜·奥尔巴的丈夫期间的偶然发现。我像平常一样两点到达。那位小说家黎明上床，起床较迟，所以会面安排在午餐时分。我按响门铃，门开了，像往常一样，来开门的是他的岳母，一位上了年纪的苏联女士。她极少说话，但我知道她喜欢我，因为她称我为rusk ii pisate li,russkaia intelligentsia，即苏联作家，苏联知识分子。我因这个错误而受到奉承。她请我走进她称为salyon，即起居室的地方。我坐在通常坐的椅子上，椅子放在盖着红色天鹅绒的桌边，桌上摆放着装在相框里的唐娜·奥尔巴的肖像和一本à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3]。我凝视着照片，一面留意着从隔壁房间传来的声音：慢吞吞的脚步，气喘吁吁的呼吸。
终于，飞象出场了，跛着腿，靠着墙壁以支撑自己。为了从门口走到桌边这段不长的距离，他得抓着固定在墙上的绳子，那是专为帮他活动而系的。到了目的地后，他会筋疲力尽地瘫倒在椅子上。
“嗨，自由主义者，有来自亚特兰蒂斯的消息吗？”
然而，那位文学家和退休的共产党人似乎对当地最近的流言蜚语比来自北大西洋地狱的消息更感兴趣。于是我们聊着书籍、通奸事件和文学阴谋。大约25分钟后，依照惯例，那位上了年纪的苏联岳母会送来蛋糕和一杯水，使salyon蓬荜生辉。我像往常一样，为我将要忍受的美食折磨而谢过她，但这位matushka[4]并不马上离去。
“保罗，保罗，这是卡费卡。”我听到她咕哝着说。“我带来了卡费卡。”她用她那独特的口音重复道，重音放在第一个音节上。
“卡夫卡？”一旦在与艺术大师独处，且让那斯拉夫语的响亮声音消失后，我立即问道。老太太把一本厚厚的大账册留在了桌子上，现在处在明显的监控之下。它有着厚实、古老的黑色封面，前面贴着个有污迹的学校笔记本标签。
“啊，登记簿，上面记录了所有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没错，卡夫卡，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字。瞧瞧这儿，写在标签上，‘卡夫卡’。像作家一样，这本登记簿中充满了神秘性。”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不知道我是以何种代号被记录在案的，但这与我已被获准进入这个令人着迷的圈子的事实相比并不重要。那个salyon虽说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我始终能够肯定的是，在某个不太远的地方，卡夫卡正在密切关注着一切。
我一直盯着唐娜·奥尔巴桌子上的那个时钟，它的节拍器的嘀嗒声有节奏地标出了现在涌入我脑际的文字的时间属性。
“我看着时钟。钟是我母亲给我的，我无所不能的母亲，永垂不朽的母亲，她躺在地下已有一世、一天、一分钟。”这些是唐娜·奥尔巴最近出版的著作中的文字。“我吃力地看着五斗柜上的另外一只时钟，它是只结实的高品质的时钟，那是我全知全能、永垂不朽的父亲高高兴兴地买给自己的，那是在他死去的前几天，不超过七天。”
我没有忘记那些悲伤的文字。
在用红木做成、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发乌长霉的床架上还有一只表，是我年轻时戴的腕表，属于我的另一半。它很早以前就不走了，现在永远显示着同一个时间。我没去看它，但我知道它在那儿。我父亲把它给了我，好让我把它当成送给我的另一半的礼物——一只从日内瓦进口来的精良的瑞士手表。有人说用礼物构成的礼物会构成天堂，但我认为它也能构成地狱，因为现在我那全知全能、永垂不朽的父亲正躺在自己的坟墓中。而我的另一半，我的脆弱、强壮、永垂不朽的灵魂伴侣，也躺在于地上挖出的深洞中，上面覆盖着尘土，我自己也会长眠于那个洞中。
我倾听着这些文字的回声，它们金属般的铃音回响在我的耳畔，我再次看见了那烟雾弥漫的一天，那天很像今天，那是在25年前，也许是数个世纪前，电话将那个现在正从坟墓里召唤我的女人的声音带给了我。
我回答了唐娜·奥尔巴有关美国的问题，但我的话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声音，这不仅因为我也貌似传统地回到了罗马尼亚，还因为我知道，在1986年，当得知我离开的消息时，以及后来当她热爱的丈夫开始对我大肆辱骂时，她是多么震惊。她能够道出她丈夫的愤怒吗？
“我因失去而变得富足。”她说，“我该怎么形容它呢？我是这一领域的专家。所以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永远别忘了我现在对你说的话：你没有因为离开而失去什么。恰恰相反。”
唐娜·奥尔巴似乎还在代表死者说话。这是对我的判决的减刑吗？她指的不是失去语言，因为她比许多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文字的价值。她脑中想的是另一种损失，事实上，是收获。她是在用这种方式传达对她自己留在此地的评判吗？我没有力量向她解释我同时学到的有关收获和损失的知识。我所能听到的只有那不断重复的叠句：“你没有失去什么，一点儿都没有，亲爱的诺曼。恰恰相反。”为了逃避那恼人的节拍器，我问洗手间在哪儿。她给我指路，甚至陪我沿着狭窄的走道走了几步。我打开灯，极小的灯泡将朦胧的光亮投射到那有点儿类似于贮藏室的地方——破旧的行李箱，扫帚，刷子，布满灰尘的椅子，旧衣服，污迹斑斑的脸盆，旧帽子，毛领子，式样过时的鞋子。我瞥见一只鸟标本栖息在有缺口的胸像和坏掉的雨伞边，这让我沉思了一秒钟。
角落处有个小水池，紧挨着马桶。我没有看斑驳的镜子，去关水龙头，但白费力气，锈色的细水流还是滴个不停。我最后看了看破裂的马桶及其破损的盖子，看了看枯灰的地板和灰色的墙面、破旧的窗框、水桶和拖把。我关上灯，一动不动地待了片刻，在永恒的正中间，在那堆让人鼓不起勇气再次登门拜访的垃圾中间。
回到房间，我听她说起一夜暴富的安全部特工、自杀身亡的退休人员、漂泊无依的儿童和无家可归的小狗。她是否还说起意大利鞋子的事，假如你有钱，你就可以在街角的商店里买它一双？
又过了几分钟后，我走出她的家门，来到街上，但我仍能够听到她的声音：“我是谁？我是谁？闭上眼睛，我仍能看到，但我被禁止观看。我赶走那些神灵，我试着清空我的脑壳，它因咸味的汗流而湿漉漉的。我想知道：现在我是谁？”那金属般的、略微有些疲倦的声音是熟悉的，那些文字来自永恒的虚空。“我认为我们彼此相知，我的自我和我。现在，我想知道，现在我还剩下些什么？事实上，我是谁？”我的自我和我也彼此相知，但当我步行离开时，我不断重复着那个很久以前就对它失去了兴趣的问题。
步行至大学广场和我住的饭店只需几分钟。正值黄昏时分，街上阒无人迹。我在大学这边进入地下通道，从另一头出来，这里有街头小贩摆摊卖报纸和书籍。我走近那面用黑漆涂写着monarhia salveaz romnia（君主政体拯救罗马尼亚）的标语的墙。街道对面就是洲际饭店，在饭店1515号房间的一张桌子上摆放着旅行者的日志，准备证实已经过去的这一天和这些小时确实是真的，并且是属于我的。
地下通道将马格合鲁林荫大道十字路口的四个角落与过去被称为格合欧格合·格合欧九-德吉的林荫大道贯通为一体。在我以前的生活中，路面电车通常会沿着林荫大道行进，另有几个通常供行人走的十字路口。这里，就在此处，30年前，命运从街的一边穿过另一边，正朝着我走来。
我不引人注目地观察着十字路口的大学一角，站在通向建筑研究所的狭窄街道上，在那个特许之地，你可以看见别人，别人却看不见你。时间停止了，就像现在一样。我在等红灯。她也在等，在另一边。我是隐形的，仿佛我是在月亮上。她看不到我。她没有看任何人。她此刻是那样孤独、轻盈、高贵。交通信号灯从红色闪为绿色。又略停了一瞬后，她迈上街道。她身穿黑色毛皮外套，脚蹬高跟矮靿儿靴子。她的脸笼罩在一圈光环中，看不真切。那是茄拉，我未来的妻子。我注视着她优雅的步态、她苗条的身姿。她的脸如月光般清澈明净。这位装扮成大学生的日耳曼公主正径直走入我关注的凝视之中。在那个寒冷的中午，我惊讶地看着她从街道的另一边向大学时钟和我走来，一个秘密的、孤独的启示。那之后不久，我们就结婚了。
现在，30年后，我站在同一个星形地点，站在那命运的十字路口，一个只属于我的地方。
我决定去报亭。我再次走入地下通道，然后出现在饭店门前，腋下夹着一叠报纸。回到房间后，我开始看报上的大字标题。当然，今天是东正教复活节的前夜。《国民信息报》（curierul na ional）用醒目的红色字体宣布：基督复活了。《日间》（ziua）宣称：luailumin?——接受光明，下面是半张报纸大小的救世主画像，他身边围绕着圣徒与信徒。《罗马尼亚自由报》（romania liberǎ）发出欢呼：srbtori fericite,cuhristos ?nviatdin mori——一个因基督复活而快乐的复活节，与之相伴的是基督画像及来自罗马尼亚宗教主泰奥克蒂斯主教（father teoctist）的祝福语。《日报》（cotidianul）也刊登了基督画像，还有国王米盖利一世的照片，他正在罗马尼亚庆祝这个复活节，报纸也对他致以问候。《真理报》（adevǎrul）的报头上有一行花边文字：“在这个神圣的希望与爱的重生之夜，让我们共同欢呼：基督复活了。”
我在《真理报》（adevǎrul）上花了较长的时间，这是个在西方不易找到的报纸名称。《世界报》（le monde）、《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晚邮报》（corriere de serra）、《泰晤士报》（the times）、《时报》（die zeit）、《国家报》（el pais）、《法兰克福汇报》（frandfurter allgemeine）、《新苏黎世报》（neue zurcher zeitung）——这些报纸中没有一个含有《真理报》的确切意义。在罗马尼亚内战期间，《真理报》是份颇受尊重的日报。内战刚刚结束，无产阶级专政即终止了它的出版。莫斯科的共产党也有他们自己的pravda，另一种《真理报》，为罗马尼亚共产党机关报《火花报》（sc?n－teia）提供了灵感，它的名称借自列宁的闪闪发光的iskra（火花）。1989年后，《真理报》以“独立报纸”的形式重新出版。
五年前，在《真理报》1992年3月7日版上，我被列为不齿于人类者。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前《火花报》的记者，他将共产党革命的花言巧语换成了一种新行话，反复使用，以迎合当前读者的卑俗口味。他献给米尔恰·伊利亚德的文章“一个彻头彻尾的罗马尼亚人的罗马尼亚主义”将我说成是那些“只具备人的一部分、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人之一，这些人是祖国通向更美好未来道路上的绊脚石。半个人，四分之一个人？它并不一定是种侮辱。我的朋友，诗人穆古，就强调地称自己为“半骑人半独腿兔”。原来“希望和爱”不过如此，一如《真理报》在五年后，在这个神圣的1997年4月26日的复活节前夜所声称的那样。
我浏览着报纸，寻找有关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的《日记》的评论，这是那个罗马尼亚春天的文学事件，其重要性堪与有关罗马尼亚加入nato的争论相提并论。这本在作者死后半个世纪才出版的书聚焦于内战时期最重要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的“犀牛化”（rhinocerization），其中包括伊利亚德、齐奥朗、纳艾·伊奥奈斯库以及其他许多人。“与米尔恰在他住处的关于政治话题的冗长讨论不可能加以概括。他一会儿热情洋溢，一会儿含糊其词，充满了惊叹号、感叹词和省略号。我想从中选择的只有他的——最终的忠诚的——声明：他爱铁卫军，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它，期盼它获得胜利。”塞巴斯蒂安于1941年1月写道。
铁卫军，极端民族主义运动，曾用罗马尼亚“擦它的屁股”，齐奥朗下过这样的断言。确实，正如塞巴斯蒂安所写的那样，人们相信，1941年1月22日，某些军团兵于布加勒斯特的屠宰场，在基督教赞美诗的伴奏下，实施了对犹太人的仪式性杀戮。
那晚深夜，我看着电视上的复活节教堂庆祝活动。我返身去找那沓报纸。人们对塞巴斯蒂安的《日记》的反应有所改变，他们从感动到困惑再到愤怒，无所不有。为什么我要在意呢？毕竟，在我出生前的那些流氓年中，在外祖父阿夫拉姆位于布杜杰尼的书店里，当热情过头的阿里尔向自己的听众夸大其词地发表演讲时，我并不在场，塞巴斯蒂安也不曾与特兰尼斯特里亚或佩日普拉瓦有过任何瓜葛。其实，他也曾想要离开犹太人区，迎接他的也曾不是鲜花，而是可以预见的更多的犹太人区的景象。他在四面楚歌之中，也曾始终是内部灾难的俘虏。这些是我们之间不容轻易忽视的相似点，然而，正是这些相似之处决定了我们之间的根本差异。他生活在由旧规范构成的世界中，就在那些规范即将内爆之时。我生活在那些规范已经内爆之后。不，我不是塞巴斯蒂安，但假如我就他的《日记》写些什么，我是否会再次蒙受诅咒？我会不会再次被称作“叛国者”、“治外法权者”、“白宫特务”？我可以从过去中读到未来，或是从今天的报纸中读到未来：“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已经回来，以获取更多的东西！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将就流氓塞巴斯蒂安的《日记》著书立说，自己也将再一次地变成流氓！他侮辱过罗马尼亚人民，阻止罗马尼亚加入nato！”云云。除去犹太人“对痛苦的垄断”以及犹太人对罗马尼亚的“监听”，我将再次激起布加勒斯特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的愤怒。
夜已渐深，我没有力气再去应付未来的看手势猜字谜游戏。报纸上的一则新闻给了我重重一击：作家兼学者、虔诚的基督徒贝特鲁·克热提亚（petru cretia）之死。仅在他死前数日，《犹太人的现实》（realitatea evreiascǎ）杂志才发表了他的一篇有关反犹主义的散文，在文中，他批判了知识分子精英中的新星们——“在公共场合，这些人表现得毫无道德方面的瑕疵，有着无可挑剔的民主行为，聪明地保持中庸节制，在某些例子中，还伴随着自命不凡的庄重严肃，但在私下里，有时还不那么隐秘地，却会口吐白沫地咒骂犹太人。”正如在塞巴斯蒂安的流氓岁月中一样。克热提亚的声音突然充满了房间：“关于由塞巴斯蒂安的《日记》所引发的狂怒，关于崇高的民族价值正在被这个公正的、常如天使般的目击者怀着如此慈悲的痛楚如此平静地进行的揭露所玷污的感觉，我看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贝特鲁·克热提亚的话语在回响：“大屠杀后最可怖的是，哪怕最微小的反犹主义的持续存在。”
我这个旅行者现在可以听着这些话语上床睡觉了，在这里，在他曾经不愿离去、后来又不想回来的祖国，在他被模糊性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地方。一种姗姗来迟的治疗：睡眠。在这个康复之夜中，你可以吸入你曾失去的一切，以及你也许会失去的一切：那些你甚至还不知道的东西。我想着流氓塞巴斯蒂安，想着流氓耶稣，他曾受到伪君子的嘲笑，又在成千上万张面孔上复活，在成千上万人的眼皮底下，在流氓世纪的火葬场中，被烧活。我再也无法与疲倦抗争，我就像个老小孩儿，终于得到了一直想要的麻醉药。
[1]伏契克（julius fucik，l903—1943），捷克作家、文艺评论家。1942年被捕，在狱中写下著名的《绞刑架下的报告》。1943年9月8日被希特勒匪帮杀害。
[2]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1850—1937），捷克和斯洛伐克独立事业的开创者，捷克第一任总统。
[3]法语，即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
[4]俄语里对师母的称呼，有母亲的含义。
第七天:1997年4月27日，星期日
老城区的狭窄街道大部分都残破不堪了。我小心翼翼地走在斯费因塔·维尼日街上，向朝拉尔犹太教会堂（choral synagogue）走去，那里是犹太人社团的总部。时间已是早晨近10点钟，但街道上空无一人。在漫长的复活节之夜后，布加勒斯特人正享受着懒起的睡眠。犹太教堂的院子里也空荡荡的，只有信仰基督教的守门人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我要求见秘书布卢门菲尔德（blumenfeld）先生。站在守门人旁的那个穿皮夹克的矮个子朝我转过身来。“我可以开车带你去那儿，我是这个社团的司机。”“你必须获得许可。”守门人一面说，一面指着院子后面的建筑，说出一个我听不真切的名字。“你必须同那里的绅士谈谈，在办公室。”
艾萨克森或雅格布森或阿布拉姆森先生的眼睛一直盯着一份文件。我解释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儿。我需要布卢门菲尔德先生的地址或电话号码。沉默。我又说，布卢门菲尔德先生认识我。那位官员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依旧低着头，咆哮道：“你想干什么？”
我是不会作答的，除非他从那些重要文件中脱出身来。
他终于抬起了头。“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布卢门菲尔德先生骨折了，或者是出了其他什么毛病。他卧床不起，在休病假。而我很忙。”
我摔门而出，拼命压住一句骂人的话，但我真是怒火中烧。我走过门房，然后顺着巴尔赛斯库林荫大道一直走下去，回我的饭店。我想起塞巴斯蒂安在他的《日记》的某处提到，在面临困难时，人们会感到有必要与自己的共同信仰者在一起，同时也会感到接踵而至的失望情绪。
城市一片荒寂，偶尔才会有路人或流浪狗走过，第一只狗，然后是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有人告诉我，街上游荡着成百上千只饥肠辘辘的狗，对市民构成了威胁。此前我还未曾遇到过任何一群狗，但那时，我也不曾这样频频外出。现在，在看到这个四重奏后，我可以想象遇到一大群咆哮不已的狗会是个什么情景。
街道依旧空空荡荡，门户紧闭，窗户中、阳台上、露台上都没有一丝生命的信号，没有一样东西在动。不过，再往前走几步后，在画店的门前，她在那里——幽灵。狭窄的人行道上只有我们两个。那位老妇非常熟悉这条街道，我曾经常陪她来此。是的，丝毫也用不着怀疑那是谁。我认出了那纤细、苍白的双腿，那雪白的短发，那骨瘦如柴的佝偻的肩膀，那不成形状的无袖连衣裙，那拿在一只手中的购物袋，那拿在另一只手中的针织套衫。她步履缓慢，我步履匆匆，可我们却在并肩而行。到了饭店门前，我又成了孤独一人，那些狭窄、曲折的街道也留在了我身后，留在了虚无中。
回到房间，我设法弄到了布卢门菲尔德先生的电话号码，并且给他打了电话。那位康复中的人用一种年老虚弱的声音在说话。是的，我随时都可以来拜访。我再次动身，前往阿姆则（amzei）市场。途中，我在一家邮局——很高兴它开着—驻足，为我的美国朋友们购买明信片。柜台旁的女人专注地打量着我。她是我认识的人吗？我不认识她那张令人愉快的开朗面容。我挑选明信片时，她一直在冲我笑。我欣赏她那水汪汪的大眼睛、丰满的嘴唇、完美的牙齿。从第一眼起，我便喜欢上了她平静、愉快的举止。她让我想起那些类似的、已被忘怀的形象，一段可栖居的过去的家庭生活，那时，你根本用不着说多少话。
“你碰巧会说德语吗？”她问。
“会。”我回答，她友好的声音使我很愉快。
“噢，你是我的救星，真的。”
她递给我一张用德文写着使用说明的条子，那是给复活节彩蛋上色的粉末的使用方法。我一面翻译，那位女士一面明白地点着头，并把听到的记下来，脸上一直带着笑容。曾几何时，那个曾经年轻的我是不会始终对那微笑中隐藏的许诺无动于衷的。
我走进阿姆则市场里的店铺，在共产党时代，你有可能在这里找到极少量的肉类。现在，购物者多为从国外回来的罗马尼亚人，像往常一样，他们是来欢度复活节的。我为朋友金头脑买了几瓶昂贵的罗马尼亚白酒，还买了两瓶威士忌，一瓶给他，一瓶供我计划中的苏恰瓦之旅用。
布卢门菲尔德家所在的公寓楼矗立在一块儿空地中央，这是周遭的拆迁工作所带来的结果。这家的女主人前来开门，我认识她，这个纤细、美丽的女人在任何社团宴会上都是个炫目的存在，陪伴她的往往是她高大英俊、出类拔萃的丈夫。布卢门菲尔德先生看上去明显衰老了，并且失去了昔日令人难忘的风采。他们要给我倒咖啡，我谢绝了，于是布卢门菲尔德太太用一只水晶小茶托端来杯水。时间已在这老式但舒适的家中积下了一层薄薄的锈迹。
我将椅子拉至康复病人的扶手椅旁，告诉他我来访的原因。几个月前，我提出申请，要求开具一份说明我家于1841年被放逐到特兰尼斯特里亚的证明。证明是给我父亲的，1989年，他以81岁的高龄移民以色列，现在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一家养老院，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布卢门菲尔德先生做着笔记，证实被驱逐者的档案现在保存在社团档案室中，因此，是的，可以开具一份证明，这样父亲就可以获得他应得的赔偿——当然不是从罗马尼亚人那里。他没有问长篇大论的问题，他的虚弱使他喜怒无常。后共产党时代的罗马尼亚的境遇，如同他衰老的年龄一样，都对欢乐无益。
像其他犹太共产党官员一样，担任过共产党政府的交通部副部长的布卢门菲尔德在退休后，成为犹太人社团的领导人（在战后几年里，他曾中断了与犹太人社团的联系）。他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伤害任何人，并且只要有可能，总是想帮助别人。由于习惯了权威感，他在担任犹太人社团秘书的新职位时很是有用。然而，在共产党专政末期，发现他并不像可能预期的那样，属于该体制的敌手之列。现在，到了老年，他发现要适应资本主义的喧嚣是种令人羞辱的经历。
我预期会在我的老朋友金头脑瑙姆家用午餐。他的命运与布卢门菲尔德先生的命运没有太大的不同，作为一位才华卓著的作家，他已找到了额外的工作机会。还有他的妻子费里西娅（felicia），这位女英雄在最近30年里确保了他们夫妇的心智健全。我在布加勒斯特生活的最后10年间，通常会在他们宽敞的家中度过所有的节日——圣诞节、复活节以及犹太人的假日和亵渎仪式，现在，这里唯一的新鲜事物是他们跳来跳去的大黑狗。
我知道，午餐将是个冗长的过程，一道经过精心策划的烹饪程序。最先上来的菜是tarama sta[1]和加入调料并剁成块儿的羊排，目的是刺激食欲，与之相佐的是自制的李子酒和红、白葡萄酒，用以增强味道。在共产党专政时期，应邀到罗马尼亚人家中做客的外国人都惊讶于烹饪食物的丰盛，这与普遍的贫困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当有国外的亲戚或熟人来我家做客时，我总是避免解释有关此类盛情表演所必须的精巧把戏。
我们碰了第一杯酒。金头脑和费里西娅按传统的“基督复活”要求互相敬酒。我们谈到纽约和巴德学院，谈到美国指挥家的音乐会。我们对沙拉、罗宋汤、烤羊肉和猪肉、泡菜、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都赞不绝口。谈话从唐娜·奥尔巴转向她的丈夫，他在共产党政权倒台前不久便去世了，他在这个政权上浪费了那么多的聪明才智。我们谈到在同一时期重新在墓地找到了栖身之所的故友，谈到那些重新在巴黎、纽约和特拉维夫安身立命的旧交。我们聊起仍然生活在此地的朋友和熟人，他们活跃于自由市场的后共产党世界，就像他们在不久前活跃于共产党当政的世界中一样。
7点，我在我的东道主的陪伴下回到饭店，他想要遛狗。一路上，我们遇到几个认识的人：一位女演员，一位男演员，一位教授。街道安详静谧，太阳徐徐西沉，这让人觉得像是旧时的生活。我们谈到罗马尼亚极权的末日到来时的困惑和危险，当时谣言四起，变化无常，散布谣言的人不仅有无所不在的安全部人员，还有准备从人民的怨恨中有所收获的隐秘力量。
11点，我在火车北站（garade nord），这里是主火车站，准备搭乘前往克卢日的夜间快车。我想搭乘的飞机因为乘客太少，加上复活节的庆祝活动，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卧铺车厢中只有另外两位乘客和两名看上去像大学生的服务员。我很想念那位有趣的老列车长。当我还是个学生时，每年都要乘好几次火车，进行布加勒斯特与苏恰瓦之间的七小时夜间旅行。后来，在与朱丽叶交往的那几年，我会往返于普罗耶什蒂与布加勒斯特之间。载我前往佩日普拉瓦的劳改营去探望我父亲的也是火车，1986年，另一趟列车载着我进行了辞别父母和布克维纳的告别之旅。
我现在正在过去的列车中旅行。与我搭乘同一辆列车的，是陪伴着我那一直就是和已经变成鬼魂的鬼魂。车厢似乎挺干净，但持续散发出消毒水的气味，而当我铺床时，发现床单上有令人怀疑的斑点。枕头正置于火车车轮上方，丝毫也不能指望它会减缓在布加勒斯特的这周时间里所积聚起来的疲惫感。我在床单上铺了一条毯子，脱去外衣，浑身冰凉地钻进床铺。我拉上了窗帘，黑暗随着移动的光箭投射进来。车轮在我的脑袋下叮当作响，我试着捂住耳朵，不去倾听这夜晚的喧嚣。那匹铁马，喷着鼻息，发出怒吼，正奔跑着穿过黑暗。
[1]trarma sta，希腊风格的鱼子酱。
夜行火车
时间是1941年10月。一伙人一个摞一个地躺在运牛车厢冰冷、潮湿的地板上。到处都是成捆的个人物品，到处都是窃窃私语、呻吟哀号、尿味和汗味。卫兵设法将一头集体牲畜推上了火车，它现在正用它那成百上千的胳膊和腿以及歇斯底里的嘴巴在翻腾和挣扎不已。我包裹在自身的恐惧中，紧紧地缩成一团，与这头集体牲畜的躯体保持着距离。我孤独而迷惘，仿佛我没有与所有其他人的胳膊、嘴和腿捆在一起似的。“全都进去！”卫兵曾这样叫着。“每个人，你们所有人。”他们尖叫着，一面举起闪闪发亮的刺刀和枪支。无路可逃。“全都排在队伍里，全都进去，全部。”
我们被推进车厢，我们挤作一团，越挤越紧，直到车厢被封。玛丽亚用拳头捶打着我们的木头圈栏，请求允许她与我们同行，她的哭声变得越来越弱。卫兵发出离开的信号，火车车轮开始转动，发出有节奏的叮当声。火车，一列死亡的队伍，驶进夜晚黑沉沉的深处。
我的第二次火车之旅是1945年的那次奇迹般的回归。那是在4月，正如现在一样。自从我的第一次火车旅行算起，时间已过去了几个世纪，到第二次旅行时，我已经老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几个世纪后，将会有另一次回归。现在我老了，真的老了。
车轮敲击出它们夜的韵律，我滑入由睡眠和黑暗构成的错误的队列。突然，我开始意识到火焰。火车车厢在闪耀，那匹铁骑的鬃毛在燃烧。到处都是烈焰和浓烟。犹太人区正在燃烧，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中。市中心已堆起了一堆柴火，准备接受牺牲的羔羊。殉教者是位年轻人，他头发微红，胡须凌乱，被捆在柴堆上。这有点儿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景象，但十字架的横杠不见了，只有一根简单的木桩，殉教者就绑在木桩上，双手被捆在身后。经文护符匣的神圣缚带缠绕在他裹着祈祷披巾的身体上。他的腿用绳子绑在木桩上。他的脚，他的胸，他的胳膊，还有一只肩膀都裸露着。他皮肤发黄，他的面色苍白。他困倦的嘴唇紧闭，他有檐儿的犹太帽歪斜。附近一座建筑的窗户被猛地打开，你可以听到尖叫声。人们绝望地来回奔跑着。那根直立的木桩主宰着整个画面。十字架上的死亡变成了木桩边的焚烧，简单而粗鄙。在这悲惨景象的一边，一个男人悬空站着，准备从燃烧的房屋的窗台上跳下来。一位拉琴人在曲折的街道上横冲直撞，一心想逃离那些熊熊燃烧、东倒西歪的房子。一个女人怀抱着婴儿，一位虔诚的学者试图在自己的书页中解释这天的祸因。伸手去触摸殉教者的脚的是他的母亲或妻子、姐妹，她的长面纱碰到了他的躯体。在这一切之上，那不祥的木桩隐然可见。
我走向那位年轻的殉教者，可似乎永远都走不到他跟前。柴堆正要点燃。我就是走不快，我没有力量去救他，我只有片刻时间去寻找藏身之所。我绝望地想告诉他，这不是十字架处死，不是复活，只是一堆普通的柴火，但火焰变得越来越近了。我听到火车在逼近。我听到它轰隆隆的车轮那震耳欲聋的声响。我看到烟雾和火焰。火车是只移动的火把，在黑暗中急驰。它越来越近，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火光闪耀，不断地逼近。
我在恐惧中醒来，试图挣脱乱成一团的毯子。我正在车轮的顶部滚动，车轮尖利、沉重的轮缘将我推来挤去。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它们并没有刺穿我的皮肤，我也没在被车轮拖着走。我在一列火车的车厢里，在罗马尼亚，是一列普通的夜行火车中的乘客。
开灯后，我好半天都浑身汗湿地待在那里，无法鼓起勇气重返现实。我试着回想过去的童话故事般的旅程：冬日的布克维纳的年轻气盛的雪橇之旅；前往美丽的布克维纳夏日旅游胜地的火车旅行；那年秋天在空荡荡的车厢中的火车旅程，我母亲伤痕累累的年青时代的秘密就是在那时暴露的。当然，不知怎的，我又重新入睡，然后醒来，猛然想到：我曾经常凝视的那张用夏卡尔的画作制成的明信片，不可能明白是谁寄的，以及为什么要寄。
第八天:1997年4月28日，星期一
火车于清晨7点准时到达克卢日车站。我到特兰西瓦尼亚的首府的次数屈指可数。最后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为参加优秀的文学批评杂志《艾赤诺克斯》（echinox）的年会而来，这次年会将年青一代的主要作家召集在了一起。我与克卢日的作家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我的书总是会在特兰西瓦尼亚广受欢迎，这里从未参与过媒体所发动的反对“叛国者”和“世界主义者”的公共战役。
我前往大学旅馆。我应当刮胡子、洗澡，特别是该喝点儿咖啡。但我已精疲力竭，连衣服都没脱就倒在硬邦邦的床上，试图放松身体和头脑。我躺了半小时，全身麻木，无法入睡。随后我离开旅馆，步履蹒跚地走入附近的一家餐馆，终于喝到了提神醒脑的咖啡。
这天阳光明媚，微风轻拂。安宁的景色与短程的步行让我打起了精神。旅馆房间设施简陋，床铺颇不舒服。更加不堪的是浴室——水龙头是坏的，马桶的水箱中传来持续不断的漏水声。“这曾是我在罗马尼亚的生活。”我可以听到我的一个现在住在西方的罗马尼亚朋友说。“成堆的粪便是种难以忘记的回忆。”他曾这样告诉我。他出身于罗马尼亚的一个书香门第。他说，在与一位用法语和德语引经据典，使你不得不点头称是的朋友进行过一场细致敏感的交谈后，你走进咖啡馆污秽不堪的厕所，被成堆的秽物弄得头晕目眩，被恶臭熏得几近晕厥，被云集的苍蝇吓得魂飞魄散，再没有什么会比这样的时刻更具启迪性的了。
在离开旅馆前往大学校长办公室之前，我把浴室设备的问题向旅馆接待员反映了一下。她有点儿困窘地对我所说的话表示同意。似乎她并非不清楚那种状况。在校长办公室，我与大学领导班底成员见了面，向他们解释了自由主义艺术与科学学院的概念。巴德学院正计划发起筹措资金的活动，以期在克卢日建立一个这样的学院，并在寻找大学的合作。与我谈话的人向我保证说，他们很渴望加入这一项目。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因为好处全都在罗马尼亚一边。
我与校长一起外出吃午餐。在复活节的星期一，很难找到一家开门营业的餐馆。从侍者的招呼来看，校长似乎是这里的常客，但餐馆能够给我们提供的只有一道简单的菜肴：烤牛排和煎土豆。谈话进行得很吃力，不像我们一年前在纽约咖啡馆中的交谈，当时，从克卢日来访的校长对罗马尼亚的状况，尤其是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客观而具有批评性的分析，使我颇感吃惊。他对美国十分了解，曾在一所美国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我没有听到如此众多的罗马尼亚文人以及他们的法国导师通常都会说的反美言论，这让我觉得很放松。我问他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在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极端言论与众多罗马尼亚学者的自我陶醉的言论之间，通常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表示同意，泰然自若地面对这一挑战。我接受了他请我来克卢日的邀请，所以我来了，并带来了一个对他的大学有文化促进作用的重大项目。我无法预测，后共产党时代的官僚作风需要花多长时间击败我们。
我的朋友利维尤·佩特雷斯库（liviu petrescu）现在是克卢日作家协会的领导。我们1990年的重逢确实是件令人愉悦的事。利维尤当时是纽约的罗马尼亚文化中心的负责人，我们常定期见面，有时是在家中，有时则在市中心的其他地点。他曾建议让我充当首个文学之夜的主讲人，我拒绝了，他也就不再邀请我加入该中心。我从未迈入过那座中心大楼，因为它像过去一样，为一位肯定与罗马尼亚后共产党时代的媒体有联系的政治官员所掌控，这时的媒体像其前任一样，继续将我描述为民族价值的敌人。利维尤一直以其微妙精细的方式努力在所有相关的政党间架设桥梁。后来，他因为讨厌那个试图操纵他的罗马尼亚外交官的傲慢无礼而辞了职，这让我感到很可惜。他也觉得后悔的是——我不久后听说——他没有听从我的劝告，对那种不快再多忍耐一阵子，因为他在纽约的活动已给中心规划带来了根本性的促进。
大学为我安排的活动日程表中没有一项与利维尤有关——校长的敌意的表示？——我一直想知道，在第二天，在官方日程表的间隙，我们是否可以聚一下，哪怕是短暂的一聚。
我们在街上见了面，在达西亚（dacia）出版社的门前。他有着英国式的优雅气质，穿一身做工精良的西装，衬衫和领带与西装搭配得十分完美。在场的还有亚历克山德鲁·维拉德（alexandru d），他是个长得像波希米亚人的作家，长头发，乱胡须，我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些年里常与他定期见面，移居美国后，我也与他保持了通信关系。
利维尤安排我与克卢日作家协会成员正式见面，在那里，我终于得到了一支公众敌意的解毒剂。尽管利维尤在其欢迎辞中极尽褒扬，我还是开始感到，我在错误的伪装下站在了这里，就像个小丑旅行者一样，被当作罗马尼亚文学界的巨星而受到欢呼。这幅讽刺漫画并没有取代它的对立面。相反，它强化了它。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对当地的陈词滥调孤陋寡闻，嘟嘟囔囔的赞扬声更像是尖利刺耳的谩骂声。它就像是讨厌的疥疮：越挠越痒。没有取胜的途径，而且我觉得羞愧，因为鲜花像砖块一样令我不适。我觉得完全不适应这出不可能的回归喜剧，所以我过去的同胞们也许不再把我当作他们中的一员的做法似乎是对的。对于他们而言，这正是这种场合所庆贺的——一位陌生人的来访。我不再习惯他们的赞美，我很不礼貌地猝然打断了那滔滔不绝的赞扬，因而无意间冒犯了一位朋友。
就连接下来的讨论也没有说出一句我所期待的话语。这就是像当地的退休人员的会议，被迫以某种笑嘻嘻的闹剧的形式进行表演。唯一真正活跃的时刻是由一位身着运动装、打扮漂亮、抽健牌香烟的女子的提问所引起的。“你认为米尔恰·伊利亚德的充满军团兵习气的作品破坏了他的文学及学术著作吗？”这个问题显然是提给那位“反民族的激进分子”的，媒体一直这么描述我。似乎没有人在意，我也是异见著作的作者。共产主义运动似乎永远不是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的四百万左右的党员的主要关注点。难道克卢日的听众中有人相信，伊利亚德在西方享有的任何一种名声都可以弥补他在昔日和当今的罗马尼亚所遭受的全部痛苦？这就是他们想看到他被当作圣人放入神龛的原因吗？这些问题一直未被提出，因为我做出了回答：我从未就伊利亚德的“文学及学术”著作发表过公开评论。无论是文学还是学术都不能用道德标准加以评判。我对伊利亚德的“亵渎”不涉及他的小说或他的学术成就。提问者对我的回答置若罔闻，继续要求“保护米尔恰·伊利亚德的世界名著”。在我离开前，我得到了一个安慰奖。“这其实是一次党员会议。这里唯一不是共产党员的只有你和我。”在往外走时，一位杰出的学者对我耳语道。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校长没把我列入活动日程表中。”告别时，利维尤对我说。我带着内疚离开了，因为我没有较为亲切地接受他的褒扬。（在访问了克卢日后，我将永远不能再与他交谈。当时的一场他自己尚不知道的疾病将很快把他带离人世。）
校长迷人的妻子主持了晚餐。食物和酒弥补了缺乏亲密感的不足。坐在由一位大学教授的配偶开得歪歪斜斜的汽车里，回旅馆的道路变成了险象环生的冒险。蓝色笔记本正耐心地等候着。我的思绪游荡至远方，飘向了苏恰瓦的墓地。
第九天:1997年4月29日，星期二
我睡眼蒙眬地起了床，因为一夜无眠而头脑晕沉沉的。我跌跌撞撞地走进大厅，见到一位戴眼镜、穿高档外套的男人。我礼貌地伸出手去。陌生男子微笑着，看上去像我一样窘迫。在他身后，我可以看到玛尔塔·佩特鲁（marta petreu）在微笑地看着我们。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人一定是玛尔塔·佩特鲁的丈夫扬·瓦提克（ion vartic）。1979年，在《艾赤诺克斯》的十周年纪念会上，我见过他，当时他是这本文学批评杂志著名的三人编辑组的成员之一，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年轻的扬·瓦提克变了，我也变了。只有玛尔塔·佩特鲁看上去还是老样子，依旧一脸永恒不变的学生气。
我听说，他们结束了布达佩斯的旅行回来，只是为了来看我。玛尔塔·佩特鲁带来了一只装着三明治和咖啡的食品篮。我们走出旅馆，在草坪上吃早餐，然后又回到大厅。发现我再次置身于老友中间的惊讶感即使是在喝完了驱散眩晕的咖啡之后仍未减轻。
今天我要在大学给语言与文学系及其嘉宾进行一次演讲，于是我们前往校园，在那里，我们受到了系主任及一群学者的欢迎。我们愉快地聊起了美国、美国教育和文学，以及巴德学院与克卢日大学之间计划中的合作。我在观众中认出许多张面孔。一位电视台工作人员请求允许拍摄这些过程，我很快便同意了。我似乎觉得在克卢日没有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那么脆弱，尽管我宁愿与聚集起来的人群进行讨论，而不愿发表题为“世纪末的文学”的演讲。在那种气氛下，我所能做的就是掩藏起我的不自在。
在我们告别前，利维尤给了我一本由意大利法西斯学者克劳迪奥·穆蒂（udio mutti）所做的关于伊利亚德的研究的最新译作。又是伊利亚德？又是军团？我与这一切有何干系？这些天来，我几乎没有做一件与我自己有关的事。我是个流亡者，远远地藏在世界的一个角落，这就是一切。
日程表上的下一日程是在索罗斯基金会现代化的办公室里的一次短会。当地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是马贾尔（magyar），他表现出异教徒的勇气，勇敢到敢于挑战自己的社团。他身上有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专业气质，使得我既深思又忧郁。我自忖，罗马尼亚总是有这样孤独的斗士，但是，唉，就是太少了。
吃过午餐，我前往瓦提克家，我们要在那里与校长及其夫人会合。玛尔塔·佩特鲁领我参观了一下堆满了书籍的公寓。我想起了自己在斯弗因图尔·扬·努街的老房间中的齐墙长的书架，然后又想起了我在胜利大道以及后来在无主之地的书籍。大家传递着葡萄酒和复活节蛋糕。扬向我问起felix culpa（幸福的内疚）这句话，这是我那篇如今声名狼藉的有关伊利亚德的散文的标题。我身在忠诚的挚友中间，所以不觉得这个问题是种威胁。但是，我还是禁不住觉得，我是某种可疑人物，一个麻风病患者，一个得了无人不晓的难以启齿的疾病的人。我该怎么办……但我没让自己对这些既老又新的问题加以深究。
我决定打破长时间的沉默，捡起交谈的话头。噢，没错，felix culpa这句话取自圣奥古斯丁[1]的著名片段：“哦，幸福的内疚，这是如此伟大的救世主所应得的。”（o felix culpa,quae talem actantum meruit habere redemp-torem.）culpa一词并不缺少多义性，它的意思包括原罪、错误、疾病、罪恶、过失。然而，大多数宗教百科全书都将它解释为内疚。继此段学术上的迸发而来的沉默似乎比此前的沉默更漫长。
校长及其夫人来了，我们碰了杯，坐下来吃了一顿愉快的午餐，进行了轻松的交谈。随后，玛尔塔·佩特鲁极其忠诚地开车送我去机场，我将从那里乘飞机飞往布加勒斯特。她是对的，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启程。我来此只是为了与后世进行一次小小的接触。
飞往布加勒斯特的飞机人满为患，狭窄而拥挤。我旁边的女士很易攀谈。我在登机时就已注意到她——修长苗条，不经意间会流露出率真的优雅。她显然在担心天气状况，不大喜欢飞行。她问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对我的回答没有流露出大吃一惊的表情。她惊讶于我的罗马尼亚语说得如此地道，没有一点儿外国口音。她说，就连最近才离开祖国的罗马尼亚人，回来时的语调都变了。我的邻座是从茨姆皮亚·图奇伊（c?mpia turzii）来的工程师，她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也是个工程师，我告诉她。我毕业于布加勒斯特而非克卢日的建筑学院。是的，我在设计部门和施工现场工作，同时也做研究。这一老职业传达出一种常态的印象。我的父母有关工程学的看法其实是对的，这是份令人尊敬的职业，你不必为此而道歉。
在我的坦承的鼓舞下，女工程师问起我在美国当工程师的日子过得如何，但并没有等我做出回答。她急匆匆地一路说下去，迫不及待地告诉我，她最近几年中如何不得不换了工作。现在，她与同为工程师的丈夫共同经营着一家小型的私人木材加工公司，为棺材、箱子和较小的物品生产木材。不多，她补充道，但有利可图。她正要去布加勒斯特参加一块林地的拍卖，但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党的遗产依旧是种负担，腐败猖獗，重新有个国王是件好事；没错，她的家庭是保皇主义者，他们一直如此。她的父亲，她告诉我，是个一流的飞行精英部队的顶级飞行员，一位君主制主义者，他以同样的精神来教育自己的女儿。当然，他受到过极权的迫害。
我问了些无足轻重的问题。女子承认，她和丈夫都曾是党员。这是常有的事，没有人相信那些口号，那全都是谎言。现在，事情并不完美。尽管有自由选举权，但年轻人已不再在乎道德，他们所知道的只有充满暴力和性的美国电影。我们很幸运地拥有一些来自山区的人——她在工作时遇到的人。他们是信仰和尊严的唯一捍卫者，他们是唯一维护自己信仰的人，他们是未来。她再次对我地道的罗马尼亚语表示惊奇，问我探亲的印象怎样？我沉默了一会儿，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答案。我在布加勒斯特有位朋友，我最后说，他名叫乔治。一个春天的早晨，就像故事里所描写的，“最美丽的春天的早晨”，乔治，一个有着许多有趣绰号的人，终于决定写完早就开始给自己的老朋友写的信，这位朋友在多年前逃到了远方，在那里，他“身处陌生人中，艰苦度日，一无所获”。
女工程师听着这个故事，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继续说，我的朋友乔治，仍然留在过去的地方。因此，他的信极其珍贵。那个周日的早晨，“最美丽的春天的早晨”，似乎是写完他很久前就开始动笔的信件的最佳时间。他不知道该对过着真正的流亡生活的朋友说些什么。
我的听众变得更加入迷了。我继续讲下去，假装没有注意到她越来越多的困惑。于是，乔治不知道该对自己流亡中的朋友说什么。他应当建议他回家，开始过去的生活，重新建立起过去的联系，包括他们过去的友谊吗？他应该婉转地告诉他，试验失败了，他应该考虑回家的事吗？但假如他这么做了，他将无法理解自己古老的祖国，假如他曾经理解的话。假如他回来，他将始终是个外国人，正如他一直以来在所有地方那样。因此，既然已经失去了朋友、家庭、语言，他最好还是留在他待的地方，“在外国人中”，就如故事所指出的那样。
接下来是一阵深深的沉默，女工程师显然不知该说什么好。她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奇异的方式来回答她那再普通不过的问题。
“为什么你不断地重复‘正如故事所指出的那样’？”她坐立不安地问。
我让自己再次陷入长久的沉默。
“我在某个地方读到过这个故事，我想那是本儿童故事书。它叫《公正》，假如我没记错的话。”
现在，那女子正凝视着我，很显然，我们的闲聊结束了。在剩下的飞行时间里，她坐在座位上，甚至一动也不敢动，生怕我们会有所碰触。当飞机着陆时，她连一声再见也没说就向出口冲去。
位于洲际饭店第17层的巴拉达餐厅用红色和金色装饰而成，红皮椅子，带有乡村风格的红桌垫。男侍者穿红夹克，女侍者穿红短裙。乐队也以红色为饰，每位成员都坐在一个带有金色徽章的红色小架子后面。时间是晚上9点，我是唯一的顾客。乐队毫不气馁地为我表演。一位也穿着红衣的女歌手在用意大利语演唱，模仿着我们的拉丁表亲的热情风格。黑发、留髭的侍者用英语欢迎我，给我送来巨大的红色真皮折夹，里面有用英语和罗马尼亚语写成的菜单和饮料列表。我用英语点单，不仅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而且想给这位沉默寡言、闷闷不乐的侍者以幻想：今晚至少有一位顾客是游客。
样样东西都极其粗陋。没有用餐者的侍者，乐队，意大利歌唱家，唱摇滚乐和布鲁斯的二流歌手，23张空无一人的餐桌，再加上哥特风格的背景。食物本身似乎是假的。利昂和肯如此喜爱的填馅甘蓝，在我口中寡淡无味。我的味蕾没有感觉到过去的滋味，填馅甘蓝属于后世，我应该向我的美国朋友们这样解释。我的味觉出毛病了？正如普鲁斯特所指出的。仅在一年前，在听说我将去布达佩斯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一位罗马尼亚记者问我，为什么我不进而从布达佩斯前往布加勒斯特，这只需要一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我告诉他，对我来说，布达佩斯就像悉尼一样遥远，而布加勒斯特……不，不是我的味觉出了问题，而是后世的味觉出了问题。
乐队停止了演奏，侍者僵在那里，在夜晚的红色拱顶下，犹如一具木乃伊。无人留意现在正用红色餐巾纸擦眼镜的安静的顾客。更多的幻象……慢慢地走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幽灵。“每位母亲身上都有位父亲，每位父亲身上都有位母亲。”飞象常用的双关语。
终于，我变得孤独而自由，趴在人行道的边缘，抓着她的手，努力阻止她跌下去，再次跌入没有归途的深渊，跌入无底洞中。我的牙齿仍在磨动，努力想留住那种熟悉的触感。她的手已牢牢地摄住了我的手，我尖叫起来，但在这空荡荡的红色餐厅中，没有人能够听到我的呼喊。爪子正紧紧地抓着我，刺穿了我的胸脯。疼痛就是我从自己在荒野的漫游中所继承来的全部财富。
[1]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354—430），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著有《忏悔录》等。
最长的一天:1997年4月30日，星期三
苏恰瓦犹太人社团的秘书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他在电话里向我保证说，尽管由于逾越节假期的缘故，墓园要关闭，但会为我破例，因为你是不远万里从美国来的，他说：“犹太法规允许例外情况的出现。”
上面提到的墓园是山上的墓园，就在名为帕杜日瑟（pǎdurice）的小树林过去不远的地方，不是城里的墓园。那座墓园离我们位于瓦塞勒·伯姆巴克街18号的老房子不远，很久以前就关闭了。20世纪60年代初，一条新的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它的路线将穿墓园而过，工人和当地农民拒绝惊扰拉比们的坟墓，因为从人们记事起，他们就一直在向上帝发出请愿。我很了解那座老墓园，以及它怪诞的静谧，远离城市的喧嚣。我从未去过山上的墓园。
飞往苏恰瓦的班机在雅西略作停留。我的朋友金头脑瑙姆陪我同行。在我们等候重新登机时，我对他说起我在克卢日的经历，他回报我的是文学场景中的有趣杂言。这是我所熟知的“东方”式交谈，里面隐含着叙述性和冷笑话。
在苏恰瓦，当我们走出机场时，一个肩上挂着相机的高个子男人前来迎接我们，我俩都不认识他。原来他是一位当地记者和诗人，由银行负责人卡卡派来接我们，带我们前往商业银行的总部，在那里，我将接受布克维纳基金奖。我告诉他，我首先必须去墓园。我们坐进了他的汽车。
犹太人社团秘书依照安排，在塔若姆（tarom）旅行社门前等着我，他看上去比我最后一次见他时好像缩了一点儿，但戴着同一顶帽子，穿着同一件冬装短大衣。我们驶过老奥地利市政厅，左转驶向发电站和帕杜日瑟，一如我青少年时期的冒险情景。我们下坡，然后上坡，再左转，驶向山岗。我们瞥见远处斯特凡大公的老根据地，右转，然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
我第一次看见那坟墓。在墓碑右上角，她的照片镶在一个镀金的椭圆形框子中。底下是希伯来文及罗马尼亚语的译文，共计四行：珍尼塔·马内阿/全心全意的妻子与母亲/生于1904年5月27日/死于1988年7月16日。这是我父亲的简洁做派，表现了他们共同生活的最后几年的倦怠状况。假如是我父亲先死，我母亲一定会写一段较慷慨大方的墓志铭。
坟墓用一圈低矮的铁栏杆围了起来。我看见一盏烛光摇曳的灯笼和一只盛着几朵野花的玻璃罐。很显然，有人通知了守墓人说我要来。我将手搁在冰冷的栏杆上，注视着那灰色的墓石。“我要你答应，你会回来参加我的葬礼。”她曾说。墓石给人的感觉粗糙而冰冷，但并非拒人于千里之外。“你不能把我独自留在这儿。答应我，你会回来，这对我很重要。”附近有人在低诵着祈祷文中的古老言语：yisgadal veyiskadash shemei rabbo。这是为飘游在虚空中的死者进行祈祷的文字。我听出那是我父母朋友的声音，他现在因上了年纪而变得比以前虚弱。他正在以他们儿子的名义诵读带有纪念性质的祈祷文。我听着那悲哀的圣歌，没有加入，也听不明白：be-olmo pro chirusei veyamlich malchusei。
瞎眼女人曾来敲门并犹疑不决地走进房间。她在睡衣外套着件浴袍，像是觉得冷。“这次你不会回来了，我能感觉到。你要把我孤零零地留在这儿。”我对未来一无所知。我不像她，不能看到无形之物。“我要你答应，如果我死了，而你不在此地，你要回来参加我的葬礼。你一定得答应我。”我没有答应，因为害怕承诺所带来的负担。现在，我是自由的，没有人向我承诺任何事，我也没有一个可以对之做出承诺的人。给予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生命的上帝是个女人。我不能忍受她带有崇拜之情的爱和她让人承受不了的焦虑，而现在我没有任何可以取代这一切的东西。她沉入深渊，然后升入花朵与树木的朝生暮死的茎干，向不透明的天堂飞升。现在她已无影无踪，即使是在这我一直心不在焉地抚摸着的冷漠、冰凉的墓石中也找不到她了。
min kol birchoso veshiroso，挽歌还在继续。吟唱者因为上了年纪而躬腰驼背，他正按照风俗习惯的要求前后摇摆着身子，沉浸在对曾是他的朋友并为之送葬的女人的回忆中。他现在正在代表她的迟至九年后才回来参加葬礼的儿子唤起她的记忆。祈祷结束了。我们静默了片刻——我，金头脑，祈祷人，诗人兼记者，照看坟墓的农人，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头上都扣着白色的无边便帽。
我独自一人走上山顶，遇到了我母亲的新邻居——大卫·斯图明格、马克斯·斯腾伯格、艾勾·萨丁格、弗雷德里卡·兰切尔、杰森·米哈伊洛维奇、拉扎尔·米洛维奇、雅格布·库夫曼、阿伯拉罕·伊萨卡·埃弗曼、雷切尔·舒勒、米特兹·瓦艮、大卫·赫斯科维奇、雷奥·霍雷尔、利厄·勒奈尔、雷奥·金斯布鲁诺、苏穆尔·库布塔鲁、拉扎尔·洛奇、约瑟夫·里考尼克。他们我全认识，而她对他们更是了如指掌，因为她善于交际，且热切地想要分享他们的闲谈、传言和称赞。这是她的理想家园，我对自己说。这里拥有平静，在树木、墓石和邻居之中。这位于布克维纳的田园诗般的小山顶会带给我那焦虑不安、精神紧张的上帝以最后的安宁。
最后一天，在我们告别之前，她不再悲叹和哀求。“你是对的，我们务必不要去想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而且到了这把岁数，再也没有什么事是大不了的。我也许又老又病又虚弱，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会高高兴兴地离开罗马尼亚，只要你希望我那么做，别忘了。”事情将并非如此。她留在了后面，留在了自己的亲属之中，但远离了她最挚爱的那一个。现在她定居在苏恰瓦的一座小山顶上，她的丈夫则在耶路撒冷弥留于死亡的边缘。在巴德学院的无宗教宗派的墓园中，一块墓地正等着他们的儿子，那里还安息着汉娜·阿伦特及其丈夫汉斯·布鲁切尔（hans blucher），他也是巴德学院的同事，两人也是从20世纪的欧洲梦魇中逃脱出来的。
在特兰尼斯特里亚，母亲用她的达观与挚爱拯救了我们全家，甚至从我们自特兰尼斯特里亚返回之日起，她就不断重复说，为了全家人着想，最好的方式是永远离开祖国。我清楚地知道她和父亲自身为何从未离去——她不会把我留在身后——而我同样清楚地知道，她已经原谅了我。是我最终离开了她，而她永远不曾抛弃我，但现在她打算宽恕我，即使是为了这样的背叛。“我将在哪里并不打紧。无论我在哪儿，我都还是会在这儿。”我曾试图向她保证。所以，我来了，在很久很久之后，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重中之重是这座坟茔和埋于其中的妇人。那被称作祖国的自命不凡的家园只不过是个暂时的居处，就像它为我们准备的陷阱一样为时短暂。
我忘了是怎么从山顶下来的，但我还是到了那儿，就在坟边那现在已燃为灰烬的蜡烛旁。犹太人社团秘书正在等我。
“你知道，”他说，“栏杆有点生锈了。它理应加以清理和重新上漆。墓碑也剥落了，也应进行修葺。”
“当然，我会给守墓人留些钱。”我回答说。
我询问了整修的费用。布克维纳基金会的奖金应当足够用来支付这笔费用，我们当场做出了安排。我要了社团办公室的地址，答应稍后带着必要的数额前往。地址为亚美尼亚街8号，我清楚地记得它。在那条街上，只须再过去几幢房子，就是我父母的朋友艾伯特医生和他美丽的太太过去的住处，更别说他们的漂亮女儿，我浪漫冒险中的昔日伙伴。艾伯特医生现已去世，艾伯特太太，那来自好莱坞的幻影，正在圣地的某处受苦受难，而他们光彩照人的女儿如今一定听天由命地步入了中年。远处的山上是亚美尼亚墓园，到了晚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鬼魂依旧在那里倘佯。17号是我高中同学迪努·莫戛的家，眼下我正盼着见他。祈祷文的唱诵者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并告诉我，我的老朋友没有变，他常常在街上遇到他。亚美尼亚街，我对它了如指掌。
“一座普普通通的小房子，”秘书补充道，“看着不像个总部。也没有标志，你明白我的意思……”
不，我不明白。祈祷文的唱诵者从我是个孩子起就认识我，他从我困惑的表情中意识到，我并不明白。
“噢，有人把窗户打碎了好几次……最好不要标志。”
我看了看表。时间已到了这个灿烂春日的11点钟，是到了去见银行负责人卡卡的时候了，他正等着向我提供布克维纳爱我的证据。
我们离开了墓园。我知道我一直心知肚明的东西，以及这些沉默的墓石已经证实的东西：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这个调和我的过去的一天不久即将结束。
在市里，我们止步于嘎哈犹太人会堂，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两位已过中年的成员，他们穿着整洁的古代奥地利风格的服装，一定是有人通知他们我要来。他们走上前来，进行自我介绍。名字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但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我父母的朋友。我问起劳赤医生的情况。没错，他还活着，九十多岁了，并说他很愿意见我。劳赤医生住在附近的一座公寓楼里。他在我小时候就认识我，并且在我母亲生病和上了年纪的那些年里照料过她。在她最后一个星期六的午餐前检查了她死亡的脉搏的正是他。我们按门铃，等待，再按门铃，敲门，直到终于有人出来，告诉我们，老人因泌尿感染而在头天晚上被送进了医院。
在商业银行，兴高采烈的卡卡先生用威士忌和犹太人的奇闻逸事来欢迎我们。他是个健谈的大块头男人，身穿藏青色西装，说话带有浓厚的摩尔达维亚腔。他飨我们以萨维尼（saveni）小城的故事，它位于多罗霍伊附近，他曾在那里的莫斯和沙拉的商店里当过学徒，从他们那里，他学会了如何做生意和如何生活。这些亲切的回忆显然因这类的游览访问而得以增强。最后，他把证书和信封交给了我，并抱歉地说，他不能与我们共进午餐，因为他不得不出城去。
我们沿着主干道走着，经过古老的奥地利市政厅，这里是本地共产党的最后的总部。街道对面的天主教教堂的钟声响起，宣布正午时分的到来，它的调子是新国歌“起来，罗马尼亚人”。一位绅士向我们走来，记者兼诗人拦住了他。我们被介绍给农业银行的负责人，一个目光坚定、身材魁梧的男人。他与记者窃窃私语了一番。等他走后，我听说，农业银行将为我们的午餐买单，地点在最近刚开的一家餐馆，银行的汽车正等着送我们去参加盛宴。我们走进那个所在。美国音乐轰鸣着从两个装在墙上的扩音器里传出来，墙上还装饰着乱七八糟的海报和广告。小房间里有大约十张小桌子。我打开厕所的门，但立即关起来跑开了。我回到桌边，记者要求进行采访，他的录音机已经准备好了。为什么不呢，我想，毕竟我让克卢日电视台拍摄了我，我不是在布加勒斯特，而是在我的故乡小镇，在这里，我过去总是有回家的感觉，现在依旧如此。但首先，我告诉记者，我想落实一下修理我母亲的坟墓的费用。
在前往犹太人社团办公室的路上，司机问起我对餐馆的看法，声音里透着股骄傲之情。“你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是行长先生说的。”他向我保证。“行长先生会为午餐买单，他告诉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他重复道。
在亚美尼亚街8号，我走进一个小房间，它因为摆放混乱的办公桌和圆桌而显得愈加窄小。办公人员似乎正等着我的到来。门边有位老绅士亲切地注视着我，一位上了年纪、面色苍白的女士羞怯地在一旁看着。我们商谈了事宜，我收到一张收据。我们互致谢意，彼此微笑。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似乎认识我。我们握手告别。每件事都进行得过快，太快了。一切都是如此体面、友好和彬彬有礼。
我在院子里坐下来。再过去几个门便是艾伯特的家，还有它那致命的卧室。还有莫戛的家、亚美尼亚教堂、墓园和通向扎姆卡城堡的道路，以及它那有着望远镜似的窗户的漂亮小房子，朱丽叶的家……由错误构成的喜剧无法将我召回。我从传说的星云中起立，司机在冲我招手，我们回到餐馆。我向与我共进午餐的人传达了我此前接收到的信息：我们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意味着烤猪肉和烤土豆，这是菜单上仅有的菜名。
“你对苏恰瓦有着何种记忆，你此次访问的目的是什么？”记者兼诗人问道。我向话筒倾过身去，我听到一个像是我的声音，但说出的话属于一个陌生人。
“1941年，”我听到自己说，“我第一次离开布克维纳。战后，我成了红色乌托邦戏剧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少年演员，该剧的戏剧性特征必定会激起孩子的兴趣。1959年，我是个年轻的工程师。1961年，在经历了一次令人痛苦的恋爱后，我又一次离开了苏恰瓦。”一切听上去都像是假的，好像我正在背诵我默记下来的东西。不起眼的演员，红色闹剧——所有这些青少年的革命罪行，注定会让共产主义神话的前仆从们感到无所适从，他们现在正在竞相公开抨击专政，而曾几何时，他们正是它的同谋。
我们回到市中心，这里离我父母最后的住所不远。勤劳肯干的记者跑开去找照相机，回来时告诉我，有个人，一个女建筑师，想与我谈谈。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从我们左边的建筑里跑过来，那里面有她公司的办公室。她有着迷人的外表，似乎因这样的场合而有些慌乱。她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不断说，她过去每周都会到我父母的邻居家喝咖啡。她紧张地搜寻着话头。她提到我母亲的智慧、她的激情，特别是她常常提及儿子时的方式。“她喜欢你，就是喜欢你。当然，你一定知道这一点。她什么事都肯为你做。”她愉快而浑厚的声音戛然而止。我咕哝了些什么，我们握了握手，然后各走各的路。
我现在将要对过去再次发动袭击，我对金头脑说起我们不久将要见的人。迪努是我的高中同学，当时，正如约瑟夫·斯大林告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巩固自己的政权，阶级斗争变得愈加尖锐，垂死挣扎的敌人不断发起进攻。任何背离党的路线的行为，无论是向右还是向左，都是不可容忍的，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将会遭到孤立。作为学校劳动青年联合会总支书，我负责清除我们中的三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坏分子。最后一个是迪努，一位在共产党监狱中服过刑的前自由主义律师的儿子。迪努因冷漠而显得高贵。“我，人民的敌人？”他在慢慢走向红色讲台接受自己的惩罚时似乎在说。他乌黑光滑的头发中分着，与阿根廷探戈舞者的发式相同。他的面色苍白，他的目光自信。他直视着我，我能够从他的眼中读到我所主持的行动所具有的可怜的口是心非的特征。或者说我记得是这样的。事实上，迪努在交还证件时，根本没有注视或者看任何人。
“我不再是那个天真无知的名人，很快，我将彻底放弃做个名人，治愈我的幻觉：我正在上面表演的舞台，以及妙不可言的化装舞会。”在我们向迪努的小公寓走去时，我说。那起高中事件之后，在我有一次回苏恰瓦探亲期间，迪努与我再次相逢。我们都选择了乏味的工程师的工作来逃避那混乱的时代，我们谁也没有因这种工作而感到快乐。迪努只学了两年，便很快退出了竞赛队伍，最终当了个职位不明的小职员。他变成了一个职业失败者，以此来保全自身的贵族气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得以免于穿上千篇一律的制服，戴上官僚主义的面具，他也不必为那些让暴发户们垂涎三尺的普通战利纪念品而忧心忡忡。
1959年，刚刚毕业当上工程师的我探访了他在苏恰瓦亚美尼亚街17号的老房子。他的父亲当时已经去世，迪努与继母住在那里。他的继母是我以前的历史老师，她还记得小学生时的我，并对我大加赞扬；我猜，这部分是因为她的继子，他没有完成学业，在家乡找了份普通工作安定下来。镇定自若的迪努似乎无忧无虑，他因能按照自己那深思熟虑的方式安排生活而感到快乐。我们喜欢同样的书籍和唱片，也许还喜欢同一个或两个女孩子。那是种自在逍遥的友情，不带有任何私密的忏悔。
在我搬出苏恰瓦后，常在前来布克维纳度假时去看他。那时，他已搬进了自己的住处，里面布置着他从自己原来的家中带来的物品——一张可伸缩的躺椅成了他的床，两把扶手椅，一张小圆桌，两三幅画，还有一张旧地毯。一只苏联便携式收音机一定是他在最近一次前往里加或基辅旅行时买的，与之摆放在一起的还有从布拉格买来的捷克产的磁带录音机和他在前往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夏日旅行中收集来的录音带。在他的每张度假照片中，与他合影的都是不同的女朋友。他的书大部分没有陈列出来，它们可能收藏在某个地方。在玻璃门的旧书橱中，唯一能够看得到的书籍是一套红色皮制封面的世界文学经典丛书和一套棕色皮制封面的罗马尼亚文学经典丛书。书橱顶上摆着一排葡萄酒、伏特加酒、利口酒和威士忌酒的酒瓶。每次我见到他，似乎什么都未改变，而我自己的生活则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变化。我抛弃了工程学，结了婚，出了书，进入了精疲力竭或恼怒不堪的新阶段。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毫无意义，仿佛任何一种变化的极度琐屑都会打消其意义。迪努没有雄心壮志，也缺乏热切的激情，这与他的偏于一隅的生活正相协调，这些与我自身的环境以及我的焦虑和幻想相比，似乎是一种高傲的懒散的证明。
我们一面继续向前走，我一面向金头脑说起两个罗马尼亚人的逸事来。他们是高中同学，在一架从纽约飞往巴黎的飞机上不期而遇，于是开始历数起班上的同学来。米哈伊？他在米兰从事妇科医学，现在的实践对象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科斯梯？在委内瑞拉的炼油厂，未婚。米基？可怜的人，他在阿尔及利亚死于一种奇怪的传染病。安德烈？在以色列，一家银行的行长。霍利亚？工程学，在巴塞尔，五个孩子。还有戈古？戈古·瓦埃达？戈古留在了苏恰瓦的家中。你吃惊吗？一点儿也不。戈古一直是个冒险家。
我们从楼梯爬上三楼，按响了门铃。迪努转眼间便微笑着出现在门口。我们进了门，坐在两把扶手椅上，他给我们端来最近到塞浦路斯旅行时买的一种带有甜味的葡萄酒。要不是出现了破损和裂缝，屋子里的装饰似乎一成未变：同样的地毯、家具、土褐色的墙壁。皮制封面的红色和棕色书籍还在它们熟悉的地方，就如那排瓶子一样。除了多出一两道皱纹外，我的同学似乎也没有变化。若非如此的话，新近退休的迪努——他立即向我通报了他身份上的变化——似乎只是他过去的自我的一种稍加润饰的翻版。他告诉我们，他的家人没有一个留下来，他们全都死了，包括他在胡内多阿拉（hunedoara）当工程师的哥哥。哥哥的妻子是犹太人，她后来带着儿子迁往以色列。这两人，也就是他的嫂嫂和侄子，是他唯一活着的亲戚。还有呢？他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刚刚以荒谬的价钱出售了一套贵重的古银器。由于经济危机，很难找到买主，而他不想与以前是安全部特务的新暴发户们做交易。他应该遵从我们另一位前同学、现在在不来梅当摄影师的斯特费的建议把它卖到德国，可他没有时间去应付相关的复杂因素。没有额外的收入来源，却又穷困交加，他将无以为济：退休金是种侮辱。
我问起利维尤·奥布雷杰，我过去常称他为“饱受折磨的金发男子”，因为他是那样敏感，有着不为人察觉的焦虑，他的头发淡得极不自然，几乎近于白色，眉毛淡到看不见，白化病人的皮肤脆弱敏感到连空气也会让它不适。他苍白的前额总是伤痕累累，而且他还因愚蠢的政治氛围和他同样愚蠢的工程师的工作而屡受创伤。他退缩到书本、音乐和艺术中，并娶了一位金发碧眼、相当羞涩的学生为妻。他们居住在布加勒斯特，上周，我在达乐斯书店或利昂的音乐会上，或者当我经过图书馆时，也许曾遇到过他们。
“奥布雷杰！”迪努有点儿恼怒地说，他从未喜欢过他。“那个女里女气的家伙！他的父亲，那个告密者，死了；他的叔叔也死了。你还记得他吗，我们高中的校长？他的老母亲独自生活在苏恰瓦这儿。他不是与她一起生活，而宁愿在布加勒斯特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他和妻子现在有两条狗。他们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如何能照顾两条狗？”
他没有问我任何问题，而我也不知道该向他说说自己的哪些情况。我应该提及那位他过去常说是她“引诱”我到布加勒斯特的少年时代的甜心吗？从1970年代初起，她就一直生活在英国。我描述了她曾寄给我的照片，上面有她和她的丈夫和孩子；我还告诉他，她最近离婚了。这个话题似乎没引起他的兴趣，他只是说，他一直与那位伦敦人的妹妹保持着联系。我该向他打问一下政治局势吗？他的回答很迅速：“猪，他们全都是猪。”他说的不是当前的政府，而是他们的前任，由前共产党人伊利埃斯库[1]领导的联合政体。他给我们又倒了些酒，我注意到金头脑已经在椅子上打起盹儿来。我起身去浴室——决定性的时刻，厕所的状况——浴室很小，古老的油漆正在与墙体剥离，水管像马桶的链条一样生了锈。剃须刀是旧的，毛巾皱巴巴的。这浴室说不上整洁或不整洁，就是显得穷困，单身汉的孤独。我回到房间。迪努正拿着一张照片。“你还记得1953班吗？这是你，在中间。”
我认识所有的面孔，但只能记起几个人的名字。拉扎日努和他的手风琴；拉小提琴的法提·赫泽尔；屠夫的儿子，在左倾和右倾的岁月里，他被称为“人民的敌人”，后来在以色列当起了兽医。还有舒利，在加拉加斯变成了富人。还有迪努·莫戛本人，穿着白西装和格子花纹的衬衫。在他后面，是孤僻而谦虚的米尔迪塔·马诺罗维奇，他是绝对的奖金获得者。我在第二排的中央找到了我自己，我的手搭在——我真不敢相信——法提·赫泽尔的肩上，一年前我曾将他逐出劳动青年联合会。我站在那里，穿着格子花纹的衬衫，袖子卷起，头发厚实，脸上露出少年人的蠢笑。在右边，显得有点儿模糊的是一面旗帜，旗帜上写着冗长的标语：“伟大的斯大林教育我们……忠诚地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一项神圣的事业。”
“让我把照片带到纽约去。”我说，“我想把它放大。我会把原件送还给你的。”
他表示同意，然后说：“我有你的全部书籍。我想是到了你签名的好时机了。”
惊讶！他以前从未告诉过我他有我的书。可它们在那里，八本，保存完好，是他从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翻出来的。
他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冷漠淡然，他的嫌恶和辛酸一触即发。这是所有那些社会主义年代日积月累下来的结果，还是意识到了新的开始是不可能的？
在旧书橱中，书籍还按熟悉的序列排放着。酒瓶像一直以来那样整齐地站立着；旧地毯也没换。似乎那被称为传记的不可解的存在正在寻找一篇恰当的墓志铭。这是一次普通的拜访，正如我过去一样，来这里住几天，探望我的父母与家园。像往常一样，我们无言而别，仿佛我不是要回纽约，仿佛我们没有意识到某种东西叫作死亡。
“你的朋友是个人物，”在我们走下黑暗的楼梯时，金头脑说，“一具木乃伊，全身都经过傲慢自大的防腐处理。”
在离公园入口处不远的地方，我们遇到了记者兼诗人，这一次还有另一位诗人相伴。我们朝着扎姆卡方向散了一小会儿步，那是个13世纪的城堡，它的遗址是该市首要的旅游点。小山，森林，标志着某种旧边界的古城墙，现在成了无主之地，你在再次冒险进入城市之前，会从那里退缩进你的自我。
倾斜的街道的两边都是整洁的小房子，我很早以前就记得它们。右边8号是没有标志的犹太人社团总部。紧挨着它的是幢三层公寓楼，我的表亲、教师雷米尔及其妻子和四个孩子过去就住在那里面。现在他们全都在耶路撒冷。20号是座白色房屋，门廊中有廊柱，那是艾伯特及其家人过去的家。左边，是莫戛家的那座典雅的小房子，迪努将它卖掉了，天知道未来这里会住些什么人。
我们现在处于斜坡的顶端，正好面对亚美尼亚钟楼和墓园。我们左转，肩并肩地走着，到了城堡和教堂的墙边，记者在那里为我们拍了照。
我们顺着一条平行的街道重新向市中心走去，我现在记起来了，这条路线是我和朱丽叶常走的，那时的我们陶醉于甜言蜜语中，而在窗帘后面，是一双双窥视的充满敌意的眼睛。我们在一座乡村风格的房屋前停了下来，房屋有个写着黄字的粉红色标牌 mihai，bar-cafê（拉·米哈伊，酒吧—咖啡屋）。还有一个标志是百事可乐的。我们继续顺坡而下。一只白猫从一扇窗户后面盯着我们，它的外表颇为可疑，有着爱传流言蜚语的人的尖鼻头。离街尾不远处，在快到高中的地方，有座装饰精美的大平房。最后，我们来到了严厉的奥地利公立中等学校，我曾是那里的学生，它的前门是用厚实的木头制成，带有操场、体育馆和篮球场。
回到市中心，我们途经书店、公园、旅行社。公共汽车站边有辆公共汽车正在等候乘客。我应当回墓园，回到那个始终看护着我的人那里。她将证明我是如何度过这一天的。是的，我寻找劳赤医生，一个好人，做得好。我带了一瓶威士忌给犹太社团秘书，他曾安排我探访墓园，并将监督坟墓铁栅栏的维修工作，这也做得好。接受当地报纸的采访也是件好事：毕竟，这是我们的家乡，你难道没看见吗，那个女建筑师还没有忘记你，还没有忘记我们。人们没有忘记，我们不必忍受对任何人的怨恨。昔日的那些温和的、古老的话语……
在她充满焦虑的生活中，今天是个平静的日子吗？我愿意相信是这样的，一个与世界和解的平静的一天。她会贪婪地倾听我关于迪努、农业银行行长以及搬到伦敦的我的前女友的故事。她会想听有关利昂在布加勒斯特的雅典娜神殿音乐厅大获成功的事，听有关我在从布加勒斯特开往克卢日的火车上所做的噩梦的事。她会重复所有那些宽恕和容忍的古老话语。然后，她会询问现在移居耶路撒冷的丈夫的消息，以及在纽约与我共同生活的我亲爱的妻子的消息。
但我无法重回墓园。它已隐退在黑夜之中，并且上了锁，它的居民们已经退入自己应得的夜晚之中。在机场，我等待着起飞。我透过玻璃墙向外望去，望着远处地平线上的田野、森林。扬声器里播放着罗马尼亚民歌，与10年、20年、30年前播放的曲调完全相同。
两小时后，我回到了布加勒斯特洲际饭店的17楼。今晚，巴拉达餐厅演奏的是民歌，而不是意大利和美国的流行歌曲。这次，我不是唯一的顾客，一个来自英国航线的飞行员与我共享了那金色和红色的空间。
回到房间，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天花板，我试图将我已经留在身后的那一天的过程重过一遍。暗夜中，床后的墙壁冷冰冰的。
[1]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1930—），先后三次当选罗马尼亚总统（1990年、1992年、2000年），并于1997年当选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主席。
倒数第二天:1997年5月1日，星期四
5月1日，国际劳动节，后共产党时代的罗马尼亚不再庆祝这个节日。聚集在饭店门前的一小群人相比于社会主义早期的大规模集会而言，简直就是个玩笑。那人数甚少、拖拖拉拉的集会，那临时准备的旗帜，那冒失无礼的反抗，全都属于这个国家贫困的现在，而不属于它同样贫困的过去。暴君本人在自己统治的最后10年，取消了所有“国际主义的”欢庆活动。那些保留下来的需要具有明确的民族主义特征，聚焦于那位无与伦比者的形象。
半个多世纪以前，在1945年5月1日，9岁的我刚从特兰尼斯特里亚集中营返回，参加了“第一个自由的五一节”的庆祝活动。在纳粹的噩梦之后，那个春天带来了复兴和自由的希望。在我的口袋里有份临时证书，它将保证我“遣返”祖国。我们刚一穿越边界，雅西警察即将我们纳入他们的羽翼之下，并授予我们以正式的证明：“马尔库·马内阿先生及其家人，包括珍尼塔、诺曼和露蒂，据此于1945年4月14日，通过尤根尼-雅西海关，自苏联遣返。他的目的地为法尔提西尼市镇，巴亚县，卡扎沃达街。”当然，证明中没有提及我们为什么被“放逐”，然后为什么被“遣返”，或者被谁“放逐”和“遣返”。我们回来的两周后，我与父亲在法尔提西尼的大街小巷游行，以向遣返的光辉前景致敬。
现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我又一次重返祖国，目睹了另外一个自由的五一节，然而，这一次，在共产党倒台后，已不复它即将横空出世前的盛况。与此同时，列在1945年的文件上的四重唱组已经解散，远离祖国已经成了我们新的归属状态。只有苏恰瓦坟墓中的居住者留在了后面，而这违背了她的意愿。今天，我将用探访另一座墓园的方式度过五一节，不是位于斯特劳勒斯提（strsuleǎti）的那座墓园，在那里，我可以与飞象或贝尔鲁简短地聊一聊，与玛丽亚重逢。我时间不多，死者和生者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要去九九（giurgiu）区的墓园，给茄拉父母和祖父母上坟，向他们传递她无法传达的消息。
在分别十年后，我也将与我的朋友半骑人半独腿兔相逢。“爱不仅仅是个抽象的术语……一个人留下的空间要比他以前占据的更大。”他在死前写信给我说。诗人将欧姆定律变成了人性定律。“我怀着极度的爱和孤独的渴望想念你。我可以听见孩子们正在街上游戏。我们还能再在一起游戏吗？”1986年以后，虽然距离遥远，我们还是继续了我们的游戏，而我们现在仍在游戏。
我还是在金头脑的陪伴下前往墓地。看门人还是多年以前的那位老人。我们付了入园费，为社团做了一份“贡献”。我们在埋葬者的登记簿上查找，找到了我们想去的坟墓的位置。
一进墓园，就可以看到一尊雕塑，雕的是一根折断了树枝的树干。一块纪念板上用战后初期风格的白色字体写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军队发动侵略，利用被拘的犹太人为强制劳力，毁坏了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墓地。成千上万的花岗岩墓碑，真正的艺术品，遭到了破坏，或是被法西斯主义者运回了自己的国家。此处展出的墓碑是那次破坏的遗存物。”几块花岗岩石板从一座基座上升起，形成了一根树干，从树干中又现出一具断臂躯体。一块石板上用俄文刻着：“记者朱利亚·奥斯波维奇·沙克霍瓦夫。”旁边的一块刻着：“索菲亚·莫塞埃娃·戈尔德。mir tvoemu,dorogaia mato”——愿你安宁，亲爱的母亲。一块大理石纪念碑上刻的日期是1947年，上面的铭文写着：“为了纪念罗马尼亚的神圣殉难者，他们为了上帝的圣灵，死于位于黑海水域的斯杜姆号轮船上。”——这是为了纪念寻找巴勒斯坦天堂的769位罗马尼亚人，1942年2月24日，他们的船只在黑海被一枚苏联鱼雷击沉，葬身于大海之中。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大理石的三侧。
我沉默不语，迷失在过去之中。我看见一个高挑瘦削的男人，微微有些驼背，当机立断地行动着，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我还看到一位干净优雅的女人，带着她特有的平和神情。我还看到一个女人，她迷失在老年的迷雾之中，自得其乐地偷饮着樱桃利口酒。他们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根基，再也没有人会骂他们是“无根的侨民”，外国人。现在，他们都已化为尘土，这个国家的土壤，祖国的财产。过去他们是陌生人，现在无人会在意。他们是地球上的尘土，地球不属于任何人。我将手搁在标志着茄拉父亲杰克的坟墓的白石板上，放在茄拉母亲和祖母伊夫琳和托妮的合葬墓的墓石上。我按照现在都已化为石头和尘土的祖先的习惯，在每块墓石上都放上一枚小鹅卵石。我看见了苏恰瓦的墓地和在巴德学院等着我的小墓园。我们寻找着诗人半骑人/半死亡骑人—半独腿兔/半独腿死兔的坟墓。
“encore un moment,monsieur le bourreau,encore un moment”——就一会儿，求求你，刽子手先生。我的朋友徒劳地哀求着，依旧乘着一个半跛足的幻影。“火焰比它正在消灭的书籍还要微弱。”他一面说道，一面蹒跚着四处转悠，惊恐万分，汗流浃背。“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毁灭你自己，但你必须满怀激情地去做。”那不知疲倦的人不知疲倦地重复道，每个音节都让他害怕得发抖，仿佛它是一把利剑。“你在哪里，恐惧的学生？你的《圣经》在哪里？”他问我，一面用一条腿四处跳跃着，与他一起跳跃的还有他那跛足的黑狗。接着，他又一次带着兄弟般的亲切感将他的秘密低声吹入我的耳际：“诗歌，那谎言的探测器会在耳朵里爆炸。”那些影子和小丑摘下了面具、假体，将拐杖抛在一边，排成一行由闪着磷光的字母构成的整齐的队列：“弗罗林·穆古——诗人——1932—1991年。”我活着，仍然活着，为了又一个现存的时刻，向弗罗林·穆古的墓石倾下身去，向苏恰瓦墓园的另一块墓石倾下身去。“我希望第一个死掉的人是我。”她曾说。“没有了马尔库，我将成为你的负担。我很难相处，与我一起生活很不容易。我总是神经质，倾向于夸大其词。这会让你太过沉重。”
确实，日子将过得很不容易。她动不动就惊慌失措，她很难相处，她肯定有夸大其词的倾向——没错，日子将过得很艰难。“你爱的人就是那个在他或她消失后留下的空间比以前被其充满的空间还要大的人。”她的祈祷无处不在，她是第一个死去的人，留下的空间甚至比她曾经泛滥的存在还要大。没错，她实现了被诗人弗罗林·穆古重新定义的欧姆定律的标准。她的存在可能令人心力交瘁，她的占有欲极强，让人无法忍受，可是，她留下的空间甚至更大，甚至更让人无法忍受。“你和茄拉，照顾父亲。”她曾说。“他不像我，他永远也不会提出任何要求。他寡言少语，不善交际，你们了解他。他孤僻脆弱，易受伤害。”命运一直在照顾他。那位鳏夫被从他的家乡解救出去，送到了圣地，进入事实上他一直生活在其中的孤独之境。最近，他被转送到了老年痴呆症的沙漠之中。
一天前，在墓园，我们没有机会谈及父亲或茄拉。我们的重逢很短暂，死去的女人的问题集中在她儿子和她父亲身上。这两个人似乎一直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男人，儿子现在生活在纽约的巴比伦，而书商阿夫拉姆则躺在乌克兰的一座无名森林中。现在，当我离开这过去的墓园时，我必须向她说说她丈夫。
我每年至少看望他一次，我告诉她。无论何时，只要一看到我，他的眼睛就会变得明亮起来。他快乐地笑着，一张平静的面容上的永不变化的微笑。我对她说起我最后一次见他时的情景。
那是6月的一个周日。我到达耶路撒冷的贝伊特·利文养老院时比计划的要早。我走上二楼。这一次，父亲不在起居室的那些幻影之中。我到他的房间去找他。我打开门，站在门口，没有前进，也没后退。我注视着他。他赤身裸体地站在窗前。一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儿年轻人正两手各握一条毛巾，帮他擦拭身体。年轻人看到我，露出笑容。我在前几次探访时认识了他，并且与他有过几次交谈。他是个年轻的德国志愿者，在耶路撒冷的养老院工作。消瘦敏感的他无论是在工作还是休息时都永远表现得彬彬有礼。他可以轻松自如地从德语转向法语和英语，以及还待熟练的意第绪语词组，以便让那些生活在老年巴别城[1]中的老人们明白他的意思。我们曾用德语交谈，他现在使用这种语言来安抚我的父亲。我的亲眼所见证实了我从为他歌功颂德的护士那里听来的事。他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让其他看护因精疲力竭而陷入崩溃的日常工作中，没人能像他那样。他细心地清洗着父亲沾着粪便的身体的每个部分——瘦骨嶙峋的胳膊，苍白如蜡的大腿，肌肉松弛的屁股，脆弱如玻璃的膝盖。年轻的德国人正仔细地揩拭着老犹太人的身体，擦去纳粹海报曾在他身上堆满的秽物。我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此情此景，然后关上门，转身离开。我回到起居室。半小时后，父亲来了，微笑着。“你今天迟到了。”我说。“我起晚了。”他回答，带着一如既往的恍惚的微笑。他已经忘了那个年轻人，他刚刚帮他清洗完身体，给他拿来干净衣服，替他穿上，然后带他来到我正在等候的起居室。
在离开过去的墓园之前，我必须告诉她这最后的重要信息：终于从孤独中解脱出来的父亲现在正无忧无虑地得到一位想为自己的国家赎回荣誉的年轻德国人的悉心照料。最后，在太迟的九年之后，我终于出现在我母亲的葬礼上，以及我祖国的葬礼上。
[1]巴别城（babel），《圣经》中的城市名，诺亚的后代拟在此修建通天塔，上帝怒其狂妄，使建塔者突操不同的语言，致使塔未建成。
最后一天:1997年5月2日，星期五
那影子正蹑手蹑脚地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小心翼翼地不吵醒我，又不耐烦地想叫醒我，以便她能够看到我，并带着某种意义回到她那毫无意义的世界。不，我不会动，我不会醒来。她终于退去了，于是我起了床，留心不四处张望，渴望完全清醒过来，开始为离去做准备。
玛尔塔从克卢日打来电话，祝我一路顺风，并给我送来坏消息：尽管她尽了最大的努力，可她向索罗斯基金会提出为那些我终于同意让她出版的书籍提供出版补贴的申请遭到了拒绝。“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够拒绝这一申请。”她悲哀地说，“我使用了美国式的激励手段：罗马尼亚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戴桂冠者与他的祖国的和解！我甚至相信这些话，你知道。”我想起了苏恰瓦的那位记者兼诗人，他吹嘘地说，他得到了同一基金会的资金资助，使他的一本诗集能够在英国出版。玛尔塔的消息似乎是个亲亲热热的恶作剧，是我旅途的滑稽的终点。
我在饭店大厅不远处的咖啡厅中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这是我在繁荣昌盛的祖国度过的最后一小时。我浏览着我草草记在蓝色笔记本第一页上以引领我的这次旅行的那些引用语——汉娜·阿伦特、伊曼努尔·列维纳斯[1]、保罗·策兰、雅克·德里达，他们都对祖国的语言有话要说。在与自己谈了太长时间后，我需要其他人的话语。我在同一时刻，既在看，又没在看。然而，我能够从过去中分辨出轮廓，我肯定我看到了他们——不可思议的幽灵——利维尤·奥布雷杰，我的患有白化病的前同学，以及他的金发碧眼的妻子。他们正走过巴提斯泰街的地毯商店，手上拽着两只毛茸茸的棕色大狗，它们正拖着利维尤一路向前。
利维尤现在有了许多灰白头发。他看上去老了些，又不像我们这些人那么老，因为没有时间或精力长大，所以他把青少年期扩展至了老年。他与50年前一个样，还是我在过去50多年里在书店和唱片商店里邂逅的同一个幽灵。他是这个地方以及任何地方的永久的象征。过上1000年，我可能还是会在这里发现毫无变化的他。
自从我回来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在等待着这不可避免的相遇。在那个5月的下午，他终于出现在此，被他的两条毛茸茸的大狗拖着。他们都在这儿，总共四个——父亲，母亲，两个烦躁的大婴孩。我从喝告别咖啡的水族箱的玻璃墙望出去，看着他们。我很想起身走出去，来到街道上，赶上利维尤，但时间转瞬即逝，机会没有了踪影。
有关那两条狗拉奇和马奇，迪努是对的，我在困惑混乱中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它们真的存在。我亲眼看见了它们，就在片刻之前，在巴提斯泰街上，在距布加勒斯特洲际饭店不远处的马格合鲁林荫大道的拐角处。那是我们40年前开始走的路线吗，我们三个人——利维尤、迪努和我——在我们试图借助于书籍、音乐和其他少年人的把戏来逃避的斯大林主义的矫饰岁月里？不，在那时候，我们谁都不会猜出位于前方的是何种炼狱。
花脸小丑奥古斯都在他的整个后世之旅的过程中，一直都过于敏感、困窘和孤僻。但现在，他终于找了适合的观众。在一个灵光乍现的时刻，我打开蓝色笔记本，开始给拉奇和马奇写信：“离开不曾解放我，回归没有使我恢复。我是自己的自传中的局促不安的居民。”拉奇和马奇是天才的世界主义者，能够适应任何地方，它们会明白流亡经验一直以来是何等丰富，是何等紧张和有益。在如此有鉴赏力的观众面前，我没有理由感到羞愧，于是我怀着兴奋之情龙飞凤舞地匆匆写下所有涌入我脑际的没有答案的问题：我的旅程是无足轻重的吗？是否正是这种无足轻重使它变得正当合理？过去和未来是否仅仅是伟大空间的愉快瞬间？我们的传记是位于我们自身之中，还是位于其他不存在之处？流浪的祖国是否也位于我们自身之中？我将自己从试图成为某人某事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了吗？我终于自由了吗？那只被驱赶进荒野的替罪羊真的带走了所有其他人的罪恶吗？在我与世界对峙时，我是否曾站在它的一边？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观众。我在饭店咖啡厅和载我去机场的出租汽车中奋笔疾书，这时，所有那些迟滞的想法现在都找到了表达方式。不可能的回归不是一种被轻松忽略的经历，亲爱的拉奇和马奇。它的无足轻重正是我们更大的枝节问题的一部分，因此我对谁都不抱怨恨。我在欧特佩尼机场等候检票时，写下了一个故事的结尾，我肯定，我的信件接收者将会明白这个结尾：我不会像卡夫卡的蟑螂那样，通过将脑袋埋在地里的方式消失不见。我只是将继续我的漫游，一只安详地接受了自己命运的蜗牛。
我登上从虚无之地飞向虚无之地的飞机。只有墓园永恒。过程的永恒、替代的喜剧、最后一场的魔术——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甚至用不着向他现在正从中回归的回归摹仿屈服，就可以体验这些老套的启示。现在我敢肯定：美国为转变提供了最具可能的路线。至少，我现在证实了这一真相。我踩着我从那位波兰诗人那里学来的祈祷文的韵律登上飞机阶梯，一步步，一字字：“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当我进入那只天堂鸟的子宫时，我咕哝着那些外国人的叠句。空虚在增强，头晕目眩也如此。起飞——一种不确定的悬浮，失去自我感的特权，滑行，虚无，被吸入虚无之中。我利用飞往大西洋彼岸之前在法兰克福中途停留之机完成了我写给拉奇和马奇的信——我在布加勒斯特最后一个早晨的细节，乘客脑海中盘旋不已的思想旋涡，替罪羊，蟑螂，蜗牛壳，天堂的侨民的祈祷。我的蓝色笔记本一直是我的好伴侣，在布加勒斯特的洲际饭店，在开往克卢日的火车上，在飞向法兰克福的飞机上。在12天的旅行后，它上面满是神经紧张、歪歪扭扭的字母、箭头、加了密码的问题。
没有利昂兴高采烈的存在，归程大为不同。坐在我旁边的年轻中国人似乎将自己的时间划分成相等的两部分：看飞机上放的电影和睡觉，与之相伴的是由鼾声和面部歪扭所构成的间歇性痉挛。我事先买了《纽约时报》和《法兰克福汇报》，我还有一本书。我偶尔在笔记本上胡乱写上几笔，但时间过得真慢。我真想尽快在一张床上着陆，悬浮在虚空中一睡十年。闪着磷光的天空上写着一行字：抑郁是体内化学平衡的失调，而非个性的缺陷。在我接近目的地时，这些字似乎是恰如其分的欢迎辞。当我继续在天空中滑行时，我心怀感激地重复着这句话，它是我重新登场的密码。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已安全回家。我们在布加勒斯特过得很开心。”这是利昂从载他回巴德学院的汽车里打来电话时的声音。接下来，戴一顶大白帽的索尔·s.游进了视野。他瘦骨嶙峋的大手中拿着一张地图。他毛蓬蓬的白胡子已经在他的嘴部上方长成了一把毛刷。“根提拉路。”他读道，快乐地微笑着，为那些名称所诱惑。根特乐街，康科德街，尔哈伊诺瑟若斯街……是的，我正在回家的路上，在天空的扶手椅上摇动着。
利昂的声音仍在向上漂浮。我看见他长长的黑色汽车飞速驶向塔科尼克公园路。“我们在布加勒斯特过得很开心。很开心。”突然间，飞机开始转向，人们被从睡梦中惊醒，我听到抱怨声。我的头太晕了，太疲劳了，无法努力重建与大地的关系。飞机恢复了不为人察觉的滑行。利昂的声音又回来了，带着静电噪音的噼啪声。“我们在罗马尼亚过得很开心。发生在你身上的最好的事是坏事。”这是利昂还是索尔在说话？我不再确定。也许那正是索尔，他了解那个东欧孩子的一切，他正躲在房间的角落里，听他父亲与别人的谈话，观察他穿着旅行服装的母亲，以及他的有一头美丽长发的妹妹……他们大家不久后都将逃往美国。
“你在回家，别忘了这一点。家在这儿。这儿，不是那儿。这是你的幸运，逃过了你的坏运气。”这次是利昂的声音，我敢肯定，而我打算承认，不错，我正在回家，在蜗牛壳中，准备谈谈苏恰瓦的墓园，谈谈我正在为秋季学期准备的新课程：流亡与疏离，但他不再倾听，他从来没有长谈的时间。我合上蓝色笔记本，连同它里面的飞象和半骑人半独腿兔的故事。我将笔记本放在一边，放在我座位的后部，以便我能够感觉到它。飞机又一次颠簸起来，我头晕目眩，摇摆不定。
空中小姐走了过来。“你想喝点东西吗？”
我可以选择葡萄酒、啤酒、软饮料和威士忌。我要一杯矿泉水。是爱维牌（evian）、皮利埃牌（perrier）、阿波利纳里斯牌（apollinaris）还是佩雷格里诺牌（pellegrino）？我选择了佩雷格里诺，朝圣者的饮料。
飞机着陆，我冲向出口。行李很快就下来了，亚裔出租车司机飞速驶离机场，不久我们就回到了位于上西区的曼哈顿。长途旅行后的眩晕和挥之不去的困惑，使我很难找到房子周围的路。没有一个地方像家的天堂。
那天晚上稍后时候，即9点以后，我内心的警报拉响了。我冲向旅行袋，拉开第一层拉链，然后是第二层，开始绝望地摸索着。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但拒绝接受这一灾难性的现实。笔记本！笔记本不见了！
突然间我想起了一切。花脸小丑奥古斯都陷入了间歇性的、神志昏迷的睡眠，然后喝下佩雷格里诺牌矿泉水，然后冲向出口，渴望忘记一切，尽可能快地回家。蓝色笔记本留在了飞机上，偎依在我空荡荡的座位上。
狂乱中，我打电话给机场，然后打电话给汉莎航空公司，得知那架飞机将在当晚飞回法兰克福。我得到礼貌的保证：在夜间清扫飞机时，无论发现什么，都会被收起来并加以归类。第二天早晨10点左右，我应打电话回去，他们将知道那件宝物是否已被找到。在留在飞机上的成堆的报纸、手袋和其他种类繁多的物品中？德国人就是德国人，我对自己说，他们有条不紊，按部就班。笔记本会找到的。毕竟，我坐的是头等舱，等级特权必定意味着些什么。我有自信的理由。
我回美国的头一夜过得并不愉快。疲乏，惊慌，愤怒，烦恼，虚弱，后悔，内疚，歇斯底里。那些纸不能丢，它们一定不能消失不见！可是，不知何故，我觉得它们不会让自己被找到。
回美国的第一个早晨也好不了多少。10点，我的恐惧得到了证实。11点，它们再次得到证实。12点，一个恼怒的声音解释说，没有找到失物的希望了，但如果发生奇迹，它将被送到我家。
家，送到我家的地址，当然是在纽约。是的，上西区，曼哈顿。
[1]伊曼努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从存在到存在者》《和胡塞尔、海德格尔一起发现存在》《整体与无限：论外在性》《上帝、死亡和时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