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
写在前面
戴锦华
就这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中文版将与读者相遇。捧读它的，也许是那些长久以来热爱着《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的几个代际的学者们，也许是更多的渴望穿过历史的罅隙与裂谷，望向以生命贯穿“二战”前后的人生与精神理路的同代人、后来者。
这部奇特的自传原本应日本读者或曰知识界之邀而写作，最初以日文版面世，如今，在迟来的英文版由verso——《新左翼评论》的原生地，也是欧美批判理论重镇出版后，经由德林的译笔，抵达中文世界。
犹记得2014年安德森受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之邀访华时的盛况。不仅是系列讲座时人潮涌动、场场爆满的盛景，而且是各类媒体趋之若鹜的狂热。彼时彼地，不时需要朋友们“掩护”以逃离媒体围堵的安德森，带着老顽童式的、半是真心迷惑半是狡黠戏弄的笑容追问：“啥事情啊？中国读者为啥如此爱我？”
一个玩笑，也是一个细碎而重要的思想时刻：相遇，碰撞或擦触，交流或误读。如今，《椰壳碗外的人生》在《想象的共同体》流布中文世界很久之后，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辞世之后到来，如同一阙悠悠的回声，也如同一个重要的脚注或一则历史与个人生命的底景，令我们得以在分享一个人、一位学者的生命轨迹与心路历程之时，上溯或叩访一段20世纪的历史，一本重要著作也是思想生成的历史——它的历史语境、质地，和历史的规定与限定。
的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是战后美国学术界的诸多明星学者之一。他的生命故事已刻满了那一独特的历史时段的印痕。曾经，在美国，非西方的或非主流学科（诸如区域研究）的学者，以他们基于批判立场的“边缘”论域或身份赋予的“视差之见”而改写了美国学术的流向，重新规划思想的路径，引领着学术的潮汐起落。《想象的共同体》，一部关于战后东南亚的区域研究的学术专著便这样胀破了美国大学学科划定的栅栏，溢出学院的高墙与孤岛，成为关于民族主义——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也是战后全球最突出的政治实践之一——的突出而极具启示的思想资源。或需赘言的是，区域研究，是战后美国最引人瞩目的晚生学科之一，冷战格局，是其最为基本且重要的坐标参数；一如殖民主义历史，曾是欧美人类学之为大学学科的基本参数。此处，存有一个有趣且多重的历史节点：区域研究，一度意味着欧美中心世界的“外部”研究，同时意味着战后风起云涌的亚非拉独立建国运动对欧美世界的震撼、威胁与闯入。这一新领域意味着全球冷战结构之下，西方阵营对冷战对峙、全球分裂之“脆弱地带”的不无焦虑的紧张注视，同时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序号为三的世界正在改写欧美主导的地缘政治与知识谱系。昔日，作为区域研究又超越了区域研究的专著《想象的共同体》无疑也坐落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前殖民地、非西方国家的独立建国意味着现代性逻辑的扩张及全球化进程新的段落，同时意味着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陡然涌入了诸多未知与变数。东亚地区现代国家的建立中民族主义叙述的神话或想象性特征是具体的、历史的区域研究成果，同时是回映作为民族主义之原产地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及其论述的一面镜。如果说，区域研究的预设是在欧美主体位置上的客体考察，那么《想象的共同体》所开启的论域则是主体反思或自我批判。
或许，这也正是这本《椰壳碗外的人生》的意义所在，它把我们带往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生命故事，同时带往历史现场，带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个现代历史为自身制造的暴力戛然折断再重组的特殊段落。我们将在其中读到，一位北美学者的区域研究并非新一轮朝向并深入“黑暗之心”的旅行，而是愈加深广的全球流动的多重旅行线路，是远为繁复有趣的多程往返。如果说，第三世界的腹地曾是19世纪欧洲想象中的“黑暗之心”，那么深入“黑暗之心”的安德森，事实上出生于中国云南，可谓来自“黑暗之心”——西方文明的外部与未知处。尽管“英国作家”、“英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暗之心》的作者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亦原本来自昔日欧洲/西欧的边陲地带：东欧。阅读《椰壳碗外的人生》无疑会将我们带向一个独特的个人与学者的生命记录，同时带给我们一份感性丰盈的提示：关于历史刻度，关于主体位置，关于学科设定的历史与现实预设及其偏移，用以校订并确立我们——今日中国读者、学者、当代人的自我定位与反思。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世纪之交的国际情势与张力、后冷战时代的“冷战”余音与国际地缘政治的实践及错综，造就了《想象的共同体》在我们所身在的东亚、东北亚地区的极盛。《想象的共同体》的中国接受自身已构成了民族主义省思与实践的新的章节段落。今日，阅读安德森的自传《椰壳碗外的人生》，在享有阅读一本传记作品的乐趣的同时，我们间或获得了某种历史的校准器，令我们在获知、还原安德森理论的历史与学术语境的同时，获得通过或借重他、他的思想再度深入我们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可能与切口。
此书的题名趣味盎然：《椰壳碗外的人生》。我们也可以带着安德森式的大而狡黠的微笑，将其戏译为“跃出深井之蛙”。超越“椰壳碗”这一封闭、逼仄的世界与视野，望向“小小寰球”，或许正是大于安德森学术的思想与生命启示吧。唯需赘言的是，在安德森的生命故事中，那只椰壳碗，不是某种特定的民族主义，而是为欧洲“原创”的、作为现代逻辑的国家/暴力自身。
序
本书的缘起非常与众不同，我希望可以借此机会满足英语读者的好奇心。它是在2003年前后开始构思的，当时日本ntt出版公司的优秀编辑远藤千惠（endo chiho）女士碰巧看过先前出版的拙著的日译本，尤其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munities)。在她看来，日本青年学生对盎格鲁—撒克逊学者出生、求学和成长的社会、政治、文化与时代语境，几乎一无所知。虽然“西方”政治家、艺术家、将军、实业家和小说家的传记和自传唾手可得，但学者的传记和自传却寥寥无几。她的想法是出版一本小书，介绍我在爱尔兰和英国的教育，在美国的学术经历，在印度尼西亚、暹罗[1]和菲律宾的田野调查，以及我对西方高校和所偏爱书籍的一些思考。但我对日文一窍不通。怎么办呢？她意识到必须要说服我写出一个简单易懂的英语文本。但关键是要找到这样的一位日本知名学者，他既精通英语，又是我的挚友之一，而且愿意做翻译。
1967年，加藤刚（kato tsuyoshi）来到康奈尔大学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正是在这一年，我写完了我的博士论文（关于“二战”期间日据爪哇与随后的印度尼西亚民族革命），成为了一名资历非常浅的政治学老师。因为加藤刚决心要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sumatra）西部做田野调查，我被指定为他的三位导师之一。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尤其是因为他那令人愉快的狡猾的幽默感。他很快就学会了学术英语和印度尼西亚民族语言。完成了极具原创性的博士论文之后，他回到了日本，先是任教于东京一所耶稣会的“国际”大学，后来转到京都大学，那里是日本的东南亚学术研究中心，并成为了杰出教授。我们经常在那里会面，朋友关系更加牢固了。
他告诉我，他认为远藤千惠女士的整体思路很好，而且他已经制订出一个讲求实用的系统计划，要是我愿意接受它就好了。他说诸多日本学生和老师因为不太了解英语、法语、汉语等语言，对国外学术几乎一无所知。教授们也对学生采取家长制态度，使得年轻人不必要地胆怯。
我的第一反应是尴尬地拒绝。西方的教授们几乎没有生活情趣。他们的价值观客观、严肃、得体，而且——至少表面上——不出风头。他回答说我已经在爱尔兰、英国和美国接受过教育，而且我的田野调查涵盖了印度尼西亚、暹罗和菲律宾。尽管我在美国任过教，但我的观点却与很多美国社会科学家的观点迥然有别。所有这些将帮助日本学生基于不无裨益的比较进行思考。他希望我们联袂而行。我将按照远藤千惠女士和他本人拟定的大纲写出一个初稿，而他将翻译我所写下之文字。他会来我家待上一个月，让我解释难以理解的段落，更正各种错误，帮我润色文字，以及为我介绍日本的教育。
我最终投降了，因为加藤刚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工作非常努力，是唯一能够执行这个计划的日本学者。我默默安慰自己说，至少我永远不会看即将面世的这本书。但我将以一种模糊的方式与日本学生直接交谈。本书是在2009年出版的，非常雅致，远藤千惠女士和加藤刚甚是欣慰。
从一开始，我弟弟就力劝我出一个英语版本，但每次我都拒绝了。但是，到了2015年，我因为多种原因改变了主意，尤其是次年我就年届八十这一事实。2009年退休以来，我一直在勉力而为的工作与我的“事业”几乎无关，包括泰国杰出电影导演研究《暹罗乡村黑暗势力的恶化》(the decay of rural hell in siam)、民间传说在菲律宾革命中的作用、广告不断演变的意义等等，还包括各种翻译和一位了不起的华裔印尼记者、历史学家的立项传记。这些全都与日本的教育没有太多关联，高校在英国、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的衰落除外。更不用说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惨状。
然后是“英语”的问题。一切讹误、种种乏味、记忆差错、愚见蠢事和时常无聊的笑话，责任悉数在我。
因此，这本经历相当曲折的小书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翻译对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第二个是妄自尊大的地方主义的危险，或者说忘记强烈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密切相关的危险。
第一章 移动的青春
1936年8月26日，我出生在中国昆明，那是在日本大举侵犯中国华北的前夕，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还有三年。1941年的夏天，就在我要满5岁之前，身体抱恙的父亲决定取道美国把全家带回中立的爱尔兰。
然而，当我们的轮船在旧金山靠岸之后，我父亲意识到，大规模的大西洋潜艇战已让归途化为泡影。因此，我们留在了加利福尼亚，后来去了科罗拉多，直到纳粹德国战败。然后，1945年夏天，我们登上了回爱尔兰的轮船，船上满载的大部分人依然是奔赴欧洲的美国士兵。那时我差不多9岁了。我父亲第二年去世了，尽管如此，我那来自英格兰的母亲仍决定我们留在爱尔兰。
我上小学、中学和大学（本科）的那些年正值冷战岁月，见证了昔日强盛的大英帝国快速瓦解。就我能记得的而言，冷战并没有对我造成太大影响。但是，倘若我不是足够幸运地居住在爱尔兰，我很可能在18岁的时候（1954年）被征召入伍，到马来亚、肯尼亚或者塞浦路斯为奄奄一息的帝国打仗，并且很可能非死即伤。
另外，我是在电视时代之前长大的。然而，我们听了很多收音机广播———一种在做家务、写作业、玩牌或者下棋的时候提供乐子的媒介。晚上，我们经常收听bbc连播的、由非常优秀的演员朗读的小说佳作，所以，我们的想象中尽是像安娜·卡列尼娜、基督山伯爵、吉姆老爷、尤赖亚·希普、德伯家的苔丝一样的人物。
旅行剧团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爱尔兰遍地都是优秀演员。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很多莎士比亚戏剧（在我们把它们作为教材阅读之前），还可以看到享誉世界的爱尔兰剧作家的作品，包括萧伯纳、王尔德、谢里丹、奥卡西和其他人。美国流行文化对我们来说仅仅是边缘性的，见诸本地电影院上映的西部片和迪斯尼动画片。
上述一切是很容易彻底不同的。倘若我的父亲把离开中国推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很可能会被关进日本集中营，或许最终死在那里。倘若我的父亲不是爱尔兰人，我很可能就会在英国被抚养长大，并到海外去为帝国打仗。倘若我出生得晚一些，我很可能就会沉溺于电视，懒得去剧院。
我的父亲和母亲是非常优秀的家长，他们热心、有趣、心胸开阔。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弟弟罗里（rory）——现在众所周知为佩里（perry）——和妹妹梅拉妮（mnie），都非常依恋他们。可以说，我们非常幸运有这样的父母。
我父亲名叫谢默斯[·詹姆斯]·奥戈尔曼·安德森（seamus[james]o’gorman anderson），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混合血统的后裔。正如他们的姓奥戈尔曼所暗示的，他母亲一系的男性祖先是爱尔兰人。他们拥有悠久的政治激进主义历史，反对英国在爱尔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两位奥戈尔曼兄弟，即我高祖和他弟弟，参加了由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1798年爱尔兰人联合会叛乱（united irishmen rebellion）。结果他们蹲了一段时间的监狱，受了皮肉之苦。1820年代，他们两个都是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创立的天主教协会（catholic association）的核心成员，该协会致力于结束对爱尔兰天主教大多数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法律、政治和经济歧视。他们的侄儿之一参加了发生在“爱尔兰大饥荒”（irish potato famine）中期的1848年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先后逃到了巴黎和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坦布尔，后来移民去了美国，在那里他最终任职于纽约州高等法院。
1874年，我父亲的外祖父珀塞尔·奥戈尔曼少校（major purcell o’gorman）当选议会下院成员，代表小城沃特福德（waterford），后来成为了查尔斯·帕内尔（charles parnell）领导下的爱尔兰地方自治联盟（home rule for irnd bloc）的一名重要成员。（据说他体重有三百多磅，是“议会之母”[mother of parliaments，指英国议会]的第一大胖子。）但是，他娶了一位信奉新教的英格兰女人。在那个宗教宽容的时代——它行将消失于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在位期间，借助如下地方法规，跨信仰的异教通婚问题得以巧妙解决，即儿子信奉父亲的宗教，而女儿则信奉母亲的宗教。因此，我的祖母是新教徒，她的哥哥却是天主教徒。
我父亲的父系血统差不多相反，是“盎格鲁—爱尔兰人”，意思是17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侵略者的新教后裔，他们攫取了土著爱尔兰人的土地，并作为乡绅定居了下来，数代之后就渐渐地觉得自己是非常地道的爱尔兰人。我祖父的家族中出过很多军官，其中有一些参加过拿破仑战争，在阿富汗和缅甸当过兵，或者在大英帝国扩张期间驻扎在香港和印度。
我的盎格鲁—爱尔兰祖父同样在大英帝国军队中干出了一番事业，他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在那个时代，盎格鲁—爱尔兰人的长子继承父亲的财产，其他儿子通常成为牧师或者军官。）他在专门培养工程师的位于伍尔维奇（woolwich）的皇家陆军军官学校（royal military academy）接受过训练，到印度、缅甸和英属马来亚服过役。在我父亲出生的槟榔屿（penang，又译槟城），他修了一个迄今仍在发挥作用的饮用水蓄水池，以及一个现代港口。今天，人们站在槟榔山（penang heights）上依然可以看到一座爱尔兰风格的小宅的遗迹，那是他为他的妻子，珀塞尔·奥戈尔曼的女儿，我的祖母设计的。他属于最早对密码学感兴趣的那批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地领导了战争指挥部（war office）的密码工作。有时候我在想，我是否从他的基因中继承了我一辈子对填字游戏的迷恋。
这些祖先的历史大多是我在1960年代中期才发现的，当时我开始认真思考该为自己选择哪国国籍，并最终决定申请爱尔兰国籍。童年期间，我到外国旅行用的是我母亲的英国护照，后来也没有对此进行过太多思考，用的是我自己的英国护照。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毋庸讳言我们拥有灵魂与个性，但很少困惑于身份。身份主要关乎计算或者对一具尸体的法医考察。
我选择爱尔兰国籍既有政治原因也有个人原因。越南战争正如火如荼，在相距不远的印度尼西亚，反共军队已然夺取权力，屠杀了大约五十万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这些事件巩固了我的左翼情感。另一个原因更具个人色彩。我的弟弟和妹妹已经决定保留他们的英国国籍。我认为我得把申请爱尔兰国籍归因于我父亲，他在我出生的时候让“宗族的”名字奥戈尔曼成为了我名字的一部分。
倘若我能证明我父母或者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出生在爱尔兰，爱尔兰国籍本来是可以轻易获取的。（我父亲出生在槟榔屿，因为我祖父驻扎在那里，而我母亲出生在伦敦。）不幸的是，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武力反抗英国人的1916年复活节起义（easter uprising）期间，反抗者烧毁了保存爱尔兰出生证明的大楼。然而，幸运的是，我母亲有一位朋友的业余爱好是研究沃特福德郡的家族谱系，他找到了上文提及的大部分信息。我把它送给了我们地区的议会代表并获得了他的帮助。因此，1967年，我收到了我的第一本爱尔兰护照。
我父亲年轻时好动、勤奋。1912年时，他21岁，尚未完成在剑桥的学业，他自愿加入了名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cmcs）的奇怪机构。它最初是由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所设立，旨在确保清朝支付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北京城破之后被强加的巨额赔偿。实际上，它控制了中华帝国与外部世界的海上贸易的税收。久而久之，该机构的成员国数量有所增加，包括俄国、德国，甚至日本。它的宗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结果是它越来越多地设法服务于它所认为的中国的真正利益，尤其是在1911年清朝崩溃、军阀混战时代开始之后。
我父亲证明了他是位一流的语言学家，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为保证其雇员流利使用中文口语和书面语而设立的高强度课程中，总是在班上名列前茅。除了中国政府以外，他变得非常喜欢中国和普通中国人。他还对中国文学涉猎广泛。他去世之后，我那相当一本正经的母亲吃惊地发现，他的藏书中有一套带插图的书是第一代（激进的）中国性学家出版的，反抗强迫卖淫和诸多中国妇女的悲惨境况。
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结识了斯特拉·本森（ste benson）这位令人钦佩的人物，她既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也是极具天赋的现代主义作家，其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游记。为了在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和医院工作，她来到了中国。他们在伦敦休假期间结了婚，决定要驾车穿越美国度蜜月。父亲特别着迷于美国的历史。他们从那里坐船去了中国，这一次轮到斯特拉着迷了。
1933年，斯特拉在中国去世，年仅41岁，父亲伤心欲绝。然而，1935年，他在伦敦结识了我母亲，娶了她，带着她一起回到了中国。我父亲不喜欢在大城市里坐办公室，因此选择了去边远站点度过他的大部分服务岁月，在那里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精力。在厦门的时候，他指挥过快艇小队拦截诡计多端的华南走私犯。但此时他不得不面对控制着鸦片生产和销售的云南当地军阀。我母亲喜欢给我们这些孩子讲述昆明附近长满了亮粉色的东方罂粟的丘陵大山。我常常这样想，是我父亲身上的爱尔兰天性使得他如此思想独立、喜欢冒险。我对他的记忆仅仅能回溯到他已病入膏肓，不断进进出出医院的时候。但他总是热情似火、爱心满满、妙趣横生。
我的英格兰母亲婚前名叫维罗妮卡·比格姆（veronica bigham），同样是位非同寻常的女人，来自一个典型的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祖父约翰·比格姆（john bigham）出生在一个兰卡斯特商人家庭，但以法学家的身份成就了一番事业，专门研究商法和海商法。作为主持调查泰坦尼克号游轮沉没的法官，他曾一度闻名。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因为自身的贡献被册封为准男爵，头衔是默西大人（lord mersey）。
她父亲特雷弗·比格姆（trevor bigham）是刻苦用功的“次子”，他获得了英国最为知名的“公学”——伊顿公学（实际上它是一所限招男生的私立学校）——的奖学金，做过律师，之后进入了伦敦警察厅（metropolitan police）。他最后成为了苏格兰场（scond yard）的二号人物，获得了骑士身份，但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早早就退休了。我记得他是一个相当拘谨、中规中矩的人，不过，他确曾教过我做更难的填字游戏，为此必须广泛阅读。他娶了弗朗西斯·汤姆林（frances tomlin），她有一半的波西米亚血统，是位优秀的钢琴家。我感觉他们的婚姻并不十分幸福；1927年，她死于癌症时还相当年轻。
她的去世很可能是我母亲患上严重厌食症的主要原因，厌食症在当时几乎不为人所了解，结果母亲被迫辍学回家由家庭教师辅导。在那个时代，女孩考上牛津或者剑桥还是相当罕见的。她晚年经常说，她出生在1905年是多么不幸。倘若她晚十五年来到这个世界，十有八九就会成了牛剑的学生，拥有自己的独立事业。但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法语和德语都很流利。
虽然在任何严格意义上说我父母是知识分子都是不正确的，但他们携手为自己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在我们所居住的镇上无与伦比的家庭图书室。他们也鼓励我们养成阅读的习惯，从中了解说其他语言的、归属不同阶级和地区的、出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我记得在我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读过父亲收藏的由亚瑟·威利（arthur waley）翻译的《源氏物语》和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完全是如痴如醉。
我们家的习惯在当时的爱尔兰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吃米饭多过吃民族食品土豆。我们吃鱼和吃肉一样频繁，而我们的邻居只在周五才吃鱼，天主教教义告诉他们这一天要为耶稣受点苦。家里满是中国的书卷、图画、布料和服装，我们经常为了好玩而穿中国服装。我记得当母亲给我看一只比我的手还小的漂亮绣花布鞋，并解释说它就是中国妇女穿的鞋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惊愕；从孩提时代起，中国妇女的脚就被痛苦地缠裹了起来。我父母都热衷摄影，因此家里有很多相册，照片主要是在中国、法属越南拍摄的，他们偶尔会到越南去度假。有一天，我母亲指着一张一个两岁左右的漂亮中国小姑娘的照片说道：“这是西莉亚·陈（celia chen），你的第一位好朋友。”
我出生之后，他们决定雇一个女佣来照顾我。他们找到了一位自己有个小儿子的年轻越南女佣，她为了逃离不合意的家庭包办婚姻来昆明找工作。她和我母亲变得很亲密，在我们一家回家度假的时候被带到了爱尔兰。若干年之后，当地居民还清楚地记得她。她是一名说法语的天主教徒，总是身着优雅的越南传统服装，头戴黑色头巾，牙齿被仔细美白过，面带令人愉快的微笑。她常常就是以这身打扮在周日去教堂。我母亲曾经告诉我，我说的第一个词是越南语，而不是英语。令人遗憾的是，孩子学习语言很快，忘记语言也很快。
1941年，当我父亲决定带我们全家回国的时候，这个名叫媞海（ti-hai）——意为“女儿二号”，她的父母这样叫她是因为他们仅仅关心儿子——的越南年轻妇女准备与我们同行，因为她喜欢见世面。但我们的登陆地加利福尼亚正在挑动种族主义的反亚洲政策，上海的美国领事拒绝为她签发护照，所以她不得不回越南。战争结束之后，我母亲曾试图通过外交渠道去找她，但没有成功。
我对上学的最初记忆始于大约1942年。我父亲在旧金山不断住院出院，我的妹妹也在1943年出生。我母亲因为照顾丈夫和刚出生的宝宝而筋疲力尽，无力对付两个精力旺盛的小男孩，当时我们总是吵个不停。因此，我们被打发到了县立学校（the county school），那是一所由两位严肃的斯堪的纳维亚妇女管理的寄宿学校，在洛斯盖多斯（los gatos）郊外，现在的硅谷（silicon valley）边上。如今这所学校依然还在那里，但小镇已变得非常大了，以致它现在离镇中心并不远。美国对我们而言是十分陌生的，我们非常想念父母，还经常被体罚。我不幸经常尿床，校规迫使我几乎每天都要错过一节课来清洗我的床单，我为此遭到了无情的戏弄和欺负。我不记得在那里学到过任何东西。
在我们一家回到沃特福德并设法在镇边买下一处房子之后，我和弟弟被送进一所贵格会小学。在我们镇上，汽车当时是稀罕之物，因此，我们是坐由我母亲那上了年纪、极其善良的园丁赶的驴车去上学。我第一次遭遇交通事故就是当我冲出校门时，撞上了碰巧经过的同样一辆驴车。倘若是一辆汽车，我很可能已经丧命了，但因为是驴车，我仅仅摔断了肩胛骨。
当我们男孩子可以骑自行车去上学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了阶级斗争和宗教冲突。我们必须骑车穿过一个人口相对贫困的天主教社区。那里的男孩认为我们是势利小人，是半个英国佬和新教徒，时刻准备着干仗。下坡的路并不是很糟糕，因为我们可以骑得很快，而且可以用曲棍球棍武装自己。但是，上坡回家就轮到我们被这些家伙“搞定”了。当时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被仇恨，但那是在宗教、阶级和种族偏见方面的一个有益教训。现在，我对那所贵格会学校的记忆不多了，除了记得我非常害怕一位红脸的数学老师，以致我经常逃学，对母亲撒谎。我也是一个小团伙的成员，为首的是一个叫作菲奥娜（fiona）的无法无天、体格健壮的女孩。
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一份幸运是我母亲做出的又一关键决定。爱尔兰法律规定，儿童必须学习要么爱尔兰语（民族主义），要么拉丁语（天主教）。我母亲认为我去学一门几近无人使用、唯有在国家西部最边远地区才有人说得流利的语言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的选择是拉丁语。她为我找了一位家庭教师——韦伯斯特夫人（mrs.webster），韦伯斯特夫人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年妇女，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虽然可能难以置信，但她让我爱上了拉丁语，让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我有语言天赋。
后来我问我母亲：“为什么要选择拉丁语？它甚至比爱尔兰语更为过时。”虽然她本人并不懂拉丁语，但她知道正确答案：“拉丁语是绝大多数欧洲语言——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之母，因此，如果懂拉丁语，你就会发现掌握所有这些语言都易如反掌。另外，拉丁语文学相当伟大，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应该知道。”
然而，事实证明，我母亲做这个决定还有一个原因。她认为那时的爱尔兰学校不是很好，她希望她的两个儿子去英格兰上一所好的寄宿学校，这可以帮助他们进入出色的“公学”，以后进入大学。在这些教育机构中，拉丁语（与希腊语）是课程表中必不可少的。
因此，我们负笈离家，先是我自己，一年后是我弟弟。去英格兰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们必须坐七小时轮船驶过以波涛汹涌闻名的爱尔兰海，乘客一路呕吐不停。我们在凌晨2点左右到达威尔士的小海港菲什加德（fishguard），设法用几杯热可可或者马麦酱取取暖，然后坐凌晨4点的火车前往伦敦，到那里大约是10点钟。在祖父家休整一两天之后，我们就乘坐火车前往史凯特克利夫（scaitcliffe），那位于伦敦东南的小学校。
我仅仅在这所新学校读了两年，但强度很高，因为它专注于“塞满”小男孩以使他们进入顶级“公学”。压力也来自我母亲，她告诉我们，因为她是寡妇，主要依靠津贴生活，我们如果不能获得奖学金，就不能去这些名校上学。我适时参加了伊顿公学为空出的十三个奖学金名额举行的全国选拔考试（19世纪末，我外祖父也曾在那里获得过奖学金），名列第十二，让大家惊讶不已。我弟弟精力更充沛、更具竞争力，后来也参加了这个考试，取得了比我好得多的成绩。
对我而言，伊顿是一个奇怪的地方。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来自英国贵族和富商巨贾或者金融大鳄家庭，少数是来自前殖民地和现保护国的棕色皮肤的“王子”。“奖学金男孩”主要来自中产家庭，他们在单独的一栋楼里同住同吃，被迫穿一种特制的“中世纪”服装。来自光鲜“家族”（house）的大多数孩子，我们只在上课时才会见到。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保证了他们会有一个舒适惬意或者有权有势的未来，认为没有必要刻苦用功，公然把“奖学金男孩”鄙视为社会地位远远低于他们的“书虫”。“奖学金男孩”大多很勤奋，以嘲笑他们的敌人“愚蠢”和势利作为回应。他们也有自己的（智识）势利，并且紧密地绑在一起。我从未在勤奋孩子如此之多的班上学习过。
它在其他方面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即使是冬天，我们也必须早早起床，冲冰水淋浴，在最后获准吃糟糕透顶的英式早餐之前，先要上我们的第一节课。每天上午和下午，课程都是一节接一节，仅仅穿插以严格控制的体育运动和作业缠身的夜晚。我们渐渐意识到，这种高强度的一个原因是老师们坚信“无所事事者易作恶”（the devil finds work for idlehands）的老话。他们知道，在一个全是男生的环境里，被荷尔蒙困扰的青少年如果不被时刻监督、保持体力耗尽，他们就会陷入千奇百怪的恋爱和性关系之中。
第二章 区域研究
结果，命运以不同于我之前所预期的方式显现了出来。没过多久，我就被康奈尔怡人的自然环境迷住了，就被乔治·卡欣聚焦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和美国的亚洲政策的讲座课程迷住了。第一年康奈尔生活结束之前，我意识到我已然最终决定我愿意奉献终身之事：当教授，做科研，写作与教学，在学术和政治取向上追随卡欣的脚步。随后我会进一步谈到卡欣，他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而且是个充满信念和活力的人。
因此，我留了下来。我母亲很高兴我终于安顿了下来，尽管她对我远离她、远离我的弟弟妹妹有所抱怨。因此，我差不多每周都给她写信，并且每年圣诞节和暑假都回家。她也经常给我回信，西莉亚姨妈给我寄来了剪下的填字游戏，它们通常比美国的填字游戏更难完成。
虽然我刚到康奈尔不久便被卡欣关于东南亚的讲座吸引了，但我却花了数月的时间才适应美国的研究生生活，甚至花了更长的时间才明白，因为有东南亚专业，康奈尔大学在当时是个多么独特的地方。为了解释这种独特性的本质，我们必须暂时放下康奈尔，思考美国人所谓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突然崛起。
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一直奉行孤立主义，即使它的全球经济扩张政策是侵略性的。人们会记得，尽管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做出了巨大努力，美国还是拒绝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美国只有菲律宾一个重要殖民地，而且它自己作为一个前殖民地，经常尴尬地参与“欧洲”和日本殖民帝国主义的游戏。到1930年代中期，菲律宾将于1946年独立的日程已经被设定了出来。美国有一支庞大、现代的海军，但其陆军和空军却无足轻重。根据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美国的直接政治干预主要局限于它所谓的“自家后院”：中南美洲、加勒比海的一部分地区，以及一大块太平洋地区。美国学界观照了这一大方向。因为很多美国人的根在欧洲，又因为欧洲学术的声望很高，所以有大量美国学者研究西欧的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苏联也有人研究，因为它被视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敌人。在亚洲，受到普遍关注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日本。研究后者主要是因为其军事力量，它即将在太平洋地区与美国的军事力量抗衡。就中国而言，早期的浓厚兴趣是被大量美国传教士激发的，他们自19世纪末以来就在那里工作。1940年代末，随着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很多中国学者到了美国，包括反动的和自由派、一流的和平庸的，大大增强了汉学的影响。不同于来自日本或者其他亚洲国家的学者，他们中很多人都抱有特定的政治目的。通过与思想观念相似的美国亚洲问题学者联手，他们后来成为美国亚洲学术团体中一个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派别。
有人做了一些关于印度的研究，但受欧洲东方主义的影响，主要局限于为梵语学者所阅读的书籍，而不是关于当代印度殖民地时期的著述。除个别人类学家之外，几乎没有人研究非洲、中东、中亚或者东南亚。就东南亚而言（菲律宾除外），重要专家的数量屈指可数：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研究巴厘岛（bali）、科拉·杜波依斯（cora dubois）研究阿洛岛（alor），以及鲁珀特·埃默森（rupert emerson）研究马来半岛（mya）。迟至1958年，我开始在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学习，这个小系为研美学者（americanist）所支配。一位教授负责苏联，另一位教授负责西欧。乔治·卡欣负责整个亚洲。没有人讲授拉美、东欧、非洲或者中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了一切。美国突然成为了世界霸主。德国和日本被彻底打败了，英国和法国虽然属于战胜国一方，但都被它们的参战费用榨干了，以致它们作为世界帝国主义强国的地位急剧衰落。到1960年代，它们的殖民帝国已然基本消失。唯有苏联尚在，但它依然是一个地区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强国。尽管美国曾置身于国际联盟之外，但它现在变为联合国的核心组织者，其标志是联合国总部地处纽约。在这些新的情势之下，势力比以前更大的美国精英们敏锐地意识到，对于世界上很多他们期待在其政治中起关键作用的地区，他们知之甚少。自从去殖民化疾风暴雨般在亚洲，稍后在非洲爆发以来，愈发如此。
区域研究在战后美国的出现，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新霸权地位。政府开始把大量财政和其他资源投入到对西欧之外国家的“当代”政治和经济的研究中，对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研究的投入则要少得多。随着冷战大幕的开启，对于政策研究的兴趣日渐浓厚，尤其是关于依然被理解为“世界共产主义”的或真实或想象的威胁。在这一轮学术扩张中，驱动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但是，很多大型私立机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置了政府的“政策”聚焦。
这些基金会的高级官员通常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他们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的长期执政之下成长起来的，其思路比政府官员更加开明，在一定程度上不那么沉迷于反对“世界共产主义”。他们中很多人都坚信更加深入的、基于历史的学术的重要性，这样的学术更有可能在开放的大学健康发展，而不是在政府相关机构。他们也更清楚长期规划的必要性、建设足够多的学术图书馆和高效教授“二战”前少有研究的语言的紧迫性。
西方人眼中的“东南亚”是怎么样的呢？长期以来，中文书面语一直有“南洋”一词，它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术语，意思差不多是“南部地区”，但也意味着“水域”。因此，它表示可以从水路或者海上航道通达的北京以南地区。在不同时期，它可以意指中国境内的东南沿海各省、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但并不意指陆路通达的缅甸和老挝。在日语中，它的同源词“南方”（nampo）在明治时期获得了一种更加清晰、更具政治色彩的含义，不但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东南亚，还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当作托管地统治的很大一部分西太平洋地区。
第一个在完全现代的意义上使用术语“东南亚”的西方学者是杰出的缅甸专家约翰·弗尼瓦尔（john furnivall）。1941年，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他出版了《东南亚的进步与福利》(progress and welfare in southeast asia)。但是，决定性的变化是在“二战”期间出现的，即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东南亚战区司令部”（southeast asiamand）的建立，那是一支旨在“解放”除美属菲律宾——它由华盛顿负责——之外的整个东南亚的盟军部队。东南亚战区司令部不但（短暂地）恢复了英国在缅甸、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殖民统治，而且为荷兰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类似努力，提供了重要帮助。然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久，司令部被撤销了。
稳定而普遍地使用“东南亚”一词最初是从美国开始的，就像之前的日本一样，美国企图支配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整个地区。各欧洲帝国一直满足于在内部瓜分这个地区，于是它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它们自己的殖民地。这一重大政治变化不可避免地对学术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战前，关于东南亚不同地区的最优秀的研究，差不多全是出自有学识的殖民地官员，而不是宗主国大学的教授。这些官员生活在某个殖民地长达数年，经常对当地的当代或者古代语言有所了解，有时候娶了当地妇女或者与她们有染。（一小部分人是同性恋者，但必须尽可能地掩饰这一情况。）他们往往把自身的学术工作视为一种业余爱好，主要对考古、音乐、古代文学和历史感兴趣。总体而言，这些是他们可以自由发言的领域。从事政治和经济研究并没有这样流行，因为作者们往往必须听从殖民政权。
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通常只研究一个殖民地——他们被分派去的那一个——对其他殖民地几乎没有兴趣或者了解。大学者约翰·弗尼瓦尔撰写过一部有条不紊的、基于比较方法的著作——讨论英属缅甸与荷属印度尼西亚的《殖民政策与实践》(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但他是直到离开官僚机构之后才开始写作的。因此，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关于东南亚的美国好书依然非常罕见，以致我这一代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学者型官员，前提是必须学会用法语或者荷兰语阅读。关于缅甸，我们都读弗尼瓦尔和卢斯；关于印度支那，我们都读穆斯和戈岱斯；关于马来亚，我们都读温斯泰德和威尔金森；关于印度尼西亚，我们都读施里克、皮若和范勒尔。[4]
这种模式在战后美国几乎彻底颠倒了过来。从那以后，关于这个地区的学术差不多全是由教授和研究生完成的，他们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官员的经历。他们的职业与繁忙的日程意味着他们很难在这个领域花费任何真正有效的时间。第一代人中很多从来就没有牢固地掌握这些语言，比如缅甸语、越南语、高棉语（khmer）、他加禄语（tagalog，即菲律宾语），甚或泰语和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语。很多人确实娶了东南亚妇女，但他们通常是把妻子带回了美国。
学科重点也发生了一大变化，反映了美国政府优先考虑的事项。政治学变得非常重要，紧随其后的是经济学，然后是人类学（华盛顿对部落和少数民族叛乱非常感兴趣）和近代史。对文学和艺术的真正兴趣则难得一见。
美国图景的另一特征也值得简要提及。除了菲律宾以外，美国基本上没有学者们可以着手研究的殖民地档案，这自然就鼓励了对当代的聚焦。在英国、荷兰和法国，大量的帝国殖民档案是一种重要资源，因此，长期以来，甚至是在去殖民化之后，年轻一代的荷兰学者主要研究印度尼西亚，法国学者主要研究印度支那，英国学者主要研究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而且研究的是历史问题而不是当代问题。欧洲学者花了一代人以上的时间才在智识和体制上适应美国人所倡导之物。
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始于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倡议的为专业性的学术工作创造必要的体制空间。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耶鲁（1947年）和康奈尔（1950年）这两所大学获得了创办跨学科的东南亚专业的大量资金和体制支持，包括设置新的教授席位、建立图书馆、设立专门的语言培训课程，以及提供田野工作津贴和研究员席位。
选择这两所大学首先是因为它们在初创的艰难时期有可以利用的领导人才。康奈尔大学这个专业的首任主任是人类学家劳里斯顿·夏普uriston sharp），他在1930年代研究过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但战争期间被临时征召进了国务院，被分配去研究东南亚。他对“未被殖民的泰国”产生了特殊兴趣，回到康奈尔之后建立了康奈尔现代泰国项目（cornell modern thai project）的分支研究。
夏普聘请了两位至关重要的人物。约翰·埃科尔斯（john echols）是一名语言学教授和语言学家，熟悉12门以上语言，原本对斯堪的纳维亚感兴趣，“二战”期间被安置在瑞典中部搜集情报。战后他变得对印度尼西亚非常感兴趣，编撰了第一部印度尼西亚语（bahasa indonesia）—英语词典。正是他大大发展了康奈尔的东南亚语言教学，最终这所大学具备了教授该地区所有主要方言的能力。埃科尔斯在其他方面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在康奈尔图书馆里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东南亚文献收藏，在没有任何个人经济诱因的情况下，将其余生奉献给了这一艰巨任务。为什么被招进本专业的教师极少流动到其他大学？为什么一流的学生成群结队来到康奈尔校园？这里的藏书是主要原因。
第二个重要人物是乔治·卡欣，也是一位不同凡响之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里，他在哈佛读本科，并开始变得对国际事务非常感兴趣，包括远东的国际事务。如果说夏普和埃科尔斯并不非常关心政治，那么卡欣则相反。在珍珠港遭袭之后，他旋即在政治上变得活跃了起来，这明确显示了他的进步思想和个人勇气。偷袭激起了针对沿西海岸而居的日裔美国人的暴力回应，“二战”期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抓了起来，关进可怕的集中营。西海岸那些寡廉鲜耻的种族主义商人趁机拒绝还债给敌侨，导致他们的命运雪上加霜。卡欣联手一位令人钦佩的贵格会教徒，倡议使用法律和其他手段强迫这些人还债，尽管当时的政治气候让这样的行动看起来很不爱国。
当年轻的卡欣加入美国陆军的时候，他受到的训练是被伞投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的日军后方。无需赘言——如果有人了解五角大楼的话——他最终却被派往了意大利。但他的训练让他对印度尼西亚产生了持久不变的兴趣；复员的时候，他作为研究生回到了学校，于1948年开始在印度尼西亚为政治研究而进行田野调查，当时正值印尼为独立而进行长期武装斗争期间。他成为了很多著名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的密友，设法闯过了荷兰人的防线去访问群岛的很多地方，给美国报纸发回了亲印度尼西亚的文章，后来又游说美国国会支持印度尼西亚反对荷兰。
1951年，卡欣来到了康奈尔，不久后出版了他的经典之作《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与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关于当代东南亚政治的第一部美国学术大作。对康奈尔而言，他是至关重要的新成员。因为当时美国对东南亚的关注主要是政治方面，而他是一位政治学家，因此很多年轻人有志于在他的指导之下学习。不幸的是正赶上麦卡锡时代最狂热的时期，卡欣在国务院的右翼敌人编造了他对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很友好的虚假理由，收走了他的护照长达数年。
因为夏普的支持，卡欣帮助把另外两位重要的而且完全不同的人物招揽进了东南亚专业。一位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弗兰克·戈利（frank gy），他在“二战”期间被征召进了海军情报处，培养出对菲律宾的兴趣。他是正统的经济学家，在很多方面相当保守，但他的学科是重要的，他对菲律宾的关注是切实的，他是一个好老师。第二位是克莱尔·霍尔特（ire holt），一位真正浪漫且非凡的女士。她出生在里加（riga）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成长于沙皇俄国末年，所以她的母语是俄语。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全家迁到了瑞典，她最后成了一名舞蹈记者和报纸评论员，尤其是芭蕾舞，最初是在巴黎，后来是在纽约。
她丈夫在一场离奇的事故中丧生，之后她和朋友一起开启了一次东方之旅。但在荷属印度尼西亚期间，她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迅速地把爪哇舞学到了熟练的高水平。她还爱上了才华横溢的德国考古学家威廉·斯图特海姆（wilhelm stutterheim），并通过他获得了关于印度尼西亚被殖民前文明的全面认知。后来，悲剧在她的生活中重演。1940年春纳粹入侵荷兰之后，斯图特海姆，连同殖民地的所有其他德国人都遭到了拘禁。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荷兰殖民政权决定把被拘留者迁往英属印度。但斯图特海姆所在的轮船在苏门答腊海岸被日本飞机击沉了，船上的所有人都命丧黄泉。
回到美国之后，克莱尔被招募去教年轻的外交官和情报官员马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她一直干到了麦卡锡时代，麦卡锡时代让她怒不可遏，情绪低落，所以她辞了职。卡欣早就和她相识，抓住这个机会把她请到了康奈尔，她留在了那里，直到1970年去世。她没有学历，因此不能成为教授，但她是一名优秀的印尼语老师，是殖民地社会、印度尼西亚文化和表演艺术的活字典。她是这个专业中唯一真正在东南亚某地生活过多年的成员。她也是唯一的女性，唯一真正对艺术感兴趣的人。
耶鲁大学的东南亚专业要小一些，但它有一些康奈尔不具备的优势。它的创始人是卡尔·佩尔策（karl pelzer），一位流亡的奥地利农业经济学家，曾在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工作过，专门研究殖民地的大种植园。但关键人物是哈里·班达（harry benda），直到他英年早逝；班达是捷克犹太人，年轻时曾在战前的爪哇从事过商业工作。日据时期，他被关进了集中营，九死一生。1946年获释之后，他投奔了美国，最终在康奈尔写就了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在印度尼西亚的日本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他是卡欣最早的学生之一，尽管他年纪稍长。他的政治学学位论文丝毫没有妨碍他在耶鲁成为历史学教授，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那时学术生活的流动性。
佩尔策和班达赋予耶鲁的这个专业以一种“欧洲”文化和视野，相比而言，康奈尔更加“美国”。但两个专业彼此相距并不算远，驱车可达，教员之间相交友好；到我来到康奈尔的时候，两所大学在暑假期间轮流主办了极为出色的语言学习班。
四位老师对作为研究生的我影响至深，他们构成了一个极其多样的性格、天赋和兴趣的组合。克莱尔·霍尔特和哈里·班达是我的欧洲同胞，对历史和文化非常感兴趣。班达有着天才的大脑，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人生观，以及不安分的秉性。他致力于自身思想的“不落陈套”。他忠于美国，但从未真正觉得自己是它的一部分。克莱尔·霍尔特对我来说很特别，我在她家里度过了很多时光，向她请教艺术、舞蹈、考古和爪哇人的生活。有时候我们会一起朗诵俄罗斯诗歌。她完全没有学术派头，让我也不致太沉湎于学术文化。
卡欣和埃科尔斯是两位毋庸置疑的美国绅士，善良、温和、正直，对他们的学生全心全意。埃科尔斯把我引进了现代印度尼西亚文学，让我对词典产生了历久不渝的喜爱。直到今天，在我的私人图书馆里，我最喜欢的那个书架还是只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词典。我每次看到以他命名的难以置信的图书馆藏时，都会想起他的无私奉献。卡欣在政治上形塑了我，包括他的进步政治、他对国内和世界其他各地正义的激进坚持，以及他对真正分歧的容忍。
夏普和卡欣都是聪明的学理型政治家，意识到了按学科设立院系在美国大学的影响力。他们也比耶鲁的佩尔策和班达更好地认识到，东南亚专业的发展和稳定取决于将新教师在智识上、经济上整合进系里。在美国，新聘的年轻教师要先试用六年，在此期间他们很容易被开除。至迟在第六年，他们将接受关于教学和论文发表记录的全面审查。倘若通过审查，他们就在级别上从助理教授升至副教授，获得终身教职，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被开除了，除非因为犯罪活动或者严重的性丑闻。
因此，夏普—卡欣式策略涉及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能够通过展示令人信服的学术资格而获得终身教职的年轻人。（通常，各系并不如此对东南亚感兴趣。）找到这样的年轻人之后，他们就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经费给这些年轻学者开几年工资，条件是如果他们从学科视野来看做得好，就会被转到院系的常规薪酬预算里。第二阶段是确保这些年轻人大量承担与东南亚无关课程的本科生教学。以我为例，我讲授过诸如“社会主义的传统”、“英联邦的政治”、“军方的政治角色”、“政治与文学”等课程。虽然这牵涉很多工作，但它让这个专业避免陷入孤立与东方主义。关键的一点是，这个专业的每名教师都应具备一门学科的扎实基础，并能够讲授很多别的课程，而不仅仅是东南亚。
要在1950年代实现这些目标依然是相当困难的，但情势在196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俄罗斯人先于美国人把宇航员送入太空，这一成就让美国很多在政界势力强大的人士和机构焦虑不安。这次丢脸的部分原因被归结为美国高校发展迟缓。但是，更加广泛的焦虑同时存在：朝鲜半岛的战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的崛起、印度支那不断加剧的危机、南亚的战争、中东的不稳定等等。从大约1960年开始，大量资金以奖学金、语言课程等形式投放进大学。类似康奈尔东南亚专业这类的区域研究开始第一次从政府那里获得大笔经费。
第三章 田野工作
对大多数学者而言，他们第一次做田野工作的经历是决定性的。一个人再也不会感受到完全相同的震惊、陌生和激动。在我后来的事业中，我花费了数年时间研究并居住在泰国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都让我着迷，两个国家我都喜欢。但印度尼西亚是我的初恋。我能够说和读泰语和他加禄语，但印度尼西亚语实际上是我的第二语言，是我可以用以流利地写作的唯一外语，而且带着极大的快感。有时候，我还会陷入印度尼西亚语的梦境。
1961年12月底，我来到了雅加达，一直待到了1964年4月。当我乘坐的飞机在黑暗中着陆的时候，雨季已经开始了；我搭车进城，出租车车窗全都开着，这段路程我记忆犹新。首先冲击我的东西是气味——来自生机勃勃的树木和灌木丛、尿液、熏香、烟雾缭绕的油灯、垃圾，尤其是沿大多数主干道而立的小货摊上的食物。
我的学长丹·列夫在回伊萨卡之前已经做了安排，让我借住一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好客而善良的遗孀的房子。她的房子宽敞、舒适，位于一条以民族英雄蒂博尼哥罗王子（prince diponegoro）命名的“高级”街道的街尾处。两个已成年的孩子还和她生活在一起，她家里还有一个厨师、一个佣人和一个年轻的男园丁兼差使。
蒂博尼哥罗王子的故事可追溯到19世纪初。在拿破仑把荷兰并入法国的时候，伦敦决定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dutch east indies）。1811—1816年间，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统治爪哇。当拿破仑战争最终结束的时候，英国以荷兰的据点好望角（cape）和锡兰（ceylon）为代价，归还了爪哇。因为大陆经济封锁政策（continental system），荷兰在经济上严重受损，荷兰政府在东印度群岛实施其权力时处于弱势地位。1825—1830年间，不大的日惹王国的蒂博尼哥罗王子趁机造反，组织起大部队向荷兰开战。但是，当他被打败、遭流放的时候，他写到他的目标是“征服爪哇”，这是一个几乎不为当代爪哇人所知的事实。
在我到达雅加达的第二天，如今已故的王福涵（ong hok ham）顺道来访，他是印尼专家众所周知的人物。当时他还是印度尼西亚大学历史系的一名学生，但已然担任过施坚雅的研究助理。他邀请我和他的三位爪哇学生朋友同游，去印度尼西亚大学拉瓦曼根（rawamangun）老校园的一幢男生宿舍。觉得自己在印度尼西亚语方面还不错的任何幻觉旋即消失了。但是，因为朋友们几乎不懂英语，我们共同竭尽全力来相互理解。王福涵向他们解释说，虽然我是在美国的大学学习，但我是爱尔兰人。这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因为他们知道，爱尔兰曾不得不为独立而战，而他们像当时大多数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那样，对美国人是持怀疑态度的。
他们请我吃了一顿美味的简餐，但故意没有提醒我注意或绿或红的小辣椒（tjabe rawit），它们让人的舌头火烧火燎。我勉力勇敢地应对，没有把辣椒吐出来，他们对此印象深刻。后来，倾盆大雨又开始了。王福涵说不可能回我的住处了，手边又没有电话，因此，我们最好住在他的朋友们那里。他们递给我一条小毛巾和一条备用的纱笼（sarong），向我示范如何使用印度尼西亚风格的浴室。我就像鸭子喜欢水一样喜欢纱笼。尽管蚊子成群，我还是睡得像死猪一样。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了“家”，因为我到印度尼西亚的第二天晚上就在外面过夜，而且没有通知我的女房东，我滔滔不绝地向她道了歉。但她没有把我的过错放在心上。“季风就是那样的，”她说，“你可能被困在任何地方，男孩究竟是男孩。”这是我对“文化冲击”的第一次体验。我觉得按照我的欧洲标准，自己已经失礼了，但她压根就没有这样想。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印度尼西亚社会在对待未婚男子和女子之间的巨大差异：青年男子可以自由去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但年轻女子则是被看管和保护的，被尽可能地留在家里。
接下来的冲击是完全不同的，却都令人愉快。房子的对面有一块三角形的闲置空地，满是各种杂草和淤泥。每天下午，一帮年龄在8到12岁之间的可爱的“茅屋男孩”（kampong boy，指乡下男孩）就聚在那里踢足球。他们从抛硬币开始，输的一方一本正经地脱掉他们的短裤（他们没有穿内衣内裤）。这就是他们区别一方与另一方的办法。当然，他们没有球门柱。但他们带来了尚处于爬行而不是跑动阶段的四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小心翼翼地把他们用作移动的球门柱。
这就是我对普通印度尼西亚孩子的生活的两个方面的介绍。第一个方面是对男孩而言，直到他们进入青春期，在公共场合露体并不令人尴尬——在爱尔兰或者美国这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个方面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亲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印度尼西亚孩子就必须帮助弟弟妹妹，尊敬和服从他们的哥哥姐姐。我的女房东解释这个习惯时是这样说的：如果你大一些，你就必须向小的让步，把他们想要的东西给他们，喜爱他们和保护他们；如果你小一些，你就必须做你的哥哥姐姐叫你做的事情。这似乎是矛盾的，但它的确奏效。在印度尼西亚期间，我很少看到一个家庭的孩子打架，与我自己的经历恰好相反。直到我们去伊顿，我和罗里经常打架，让我们的母亲苦恼不已。
第三个冲击是我与疯癫的第一次接触。一天，我正穿过一个人挤人的市场，我注意到一个被一群咯咯大笑、不断尖叫的小男孩团团围住的奇怪身影。那是一个全裸的年轻妇女，不曾梳洗，又长又乱的头发一直垂到了她的屁股。大多数时候，市场上的人都是不关注她的，或者心情好的时候，给她一点食物。当我向一个小贩打探这个妇女是谁的时候，她说道：“可怜的人哟！有个男人伤了她的心，她就疯了。她的父母想方设法给她穿衣服，但她总是把任何衣物都扯掉。”后来，我还在无意中发现了疯癫的男子，也是全身赤裸和肮脏的，而人们会有同样的说辞。我开始认识到，这些不给任何人造成任何伤害的可怜虫或许比欧洲和美国的疯子过得要更好一些，因为在那个时候，欧洲和美国的疯子被经年累月关在与世隔绝的疯人院里。在这里他们可以爱去哪里就去哪里，社会随便给他们提供食物。
我迫在眉睫的困难是语言。我很快便得知，我在康奈尔学的那种正式的印度尼西亚语是教材上的东西，人们唯有在正式情势下才使用。我的新朋友们嘲笑我试图说话的方式，我说的话孩子们一个字都不懂。大约三个月后，我真的抑郁了，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取得进步。后来，我意识到它就像学骑自行车那样：你开始学的时候，老是跌落下来，但后来在某个神奇的日子，你突然就找到了骑自行车的感觉，甚至开始松开双手骑了。突然，在第四个月，我发现我能流畅地说话了，不带任何犹豫。我高兴得快哭了。我现在能够借助语言进行访谈了。我不大容易脸红，但是，接受我访谈的一位老妪对我这样说的时候，“依我看，你对如何使用‘padahal’（接近于even though，即使）了解得一清二楚，因此你是在用印度尼西亚语思考”，我高兴得两颊绯红。但困难并没有在那里停止。
我的女房东用荷兰语和她的孩子、朋友说话，就像她那一代中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那样。当她不希望我明白她所言之物的时候，她也用荷兰语，就像我父母在不希望我们知道他们所讨论之物的时候就用法语交流。在康奈尔时，没有定期讲授的荷兰语课。因此，我自学了这门语言，不是口语，而是阅读和理解。它不是太难，因为我懂一些德语，德语就像一种难度升级版的荷兰语。我是以下面这种方式做到的，多年之后当我决定学西班牙语的时候，我如法炮制。我选取了一本既有厚度和难度也有趣的书，借助手边的一部大字典，一行接一行地，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跌跌撞撞地读完了它。
我选择的那本书是特奥多尔·皮若（theodoor pigeaud）在1930年代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爪哇的大众演出》(javaanse volksvertoningen/javanese popr performances)，它对我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关于印度尼西亚的书籍都要深远。皮若并非一个好人。因为嫉妒斯图特海姆，即克莱尔·霍尔特才华横溢的情人的声誉，他设法以“行为不检点”的理由把她逐出了殖民地。但他是位了不起的学者。该书的标题并不公道，因为作者收录了大量关于爪哇人最亲密的邻居——巽他人（sundanese）、马都拉人（madurese）和巴厘人（balinese）——的对比材料。它内含了一份令人惊讶的信息汇编，涉及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面具和面具舞、神灵附身、木偶剧院、演员和小丑的巡回剧团。对我而言，它展示了宫廷之外的爪哇传统文化的深度和复杂性。甚至更让人满意的是，皮若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地在地图上标示出了所有局部变化、独特性与特殊性。我在康奈尔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让我对此有所准备。
通过这本书，我再次坠入了爱河，这次是与“爪哇”而不是与印度尼西亚。我为这个词打上了引号，因为“我的”爪哇实际上并不是完整的。根据官方资料，90%的爪哇人是穆斯林，这就意味着他们按照穆斯林的礼仪形式割包皮（如果是男孩）、成婚和下葬。但是，尤其是在岛的腹地和南部，昔日辉煌的印度教——佛教的残余，以及不朽的萨满教、万物有灵论和神秘主义是非常强大的。人们总是给我讲“白色的”（虔诚的穆斯林）和“红色的”（有名无实的穆斯林，但基本上是传统的）爪哇人，他们彼此间经常怀有深仇大恨。虽然我结识了很多一本正经的穆斯林，喜欢去传统的清真寺，但“我的”爪哇肯定是“红色的”。后来，很多学者因为这一偏见公允地对我进行了批评。
我参加了古爪哇语班，主讲人是第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杰出爪哇学者，普尔巴扎拉卡（poerbatjaraka）教授，虽然这与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一点都不相关。当我在他朴素的家中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书房的白底墙壁之一面满是鲜红的斑点，好像那里刚刚发生过可怕的谋杀一样。数分钟后，我恍然大悟。在与他亲切地聊天时，我看到他所剩无几的牙齿是鲜红的。过了一会儿，他把一大口红色唾沫吐到了墙上。他在嚼由来已久的东南亚兴奋剂，混有石灰粉的槟榔汁。
不久，我参加了普尔巴拉扎卡的弟弟帕克·科德拉克（pak kodrat）讲授的爪哇音乐私人课程，他是他同代人中最著名的两位音乐家之一。不知不觉地，帕克·科德拉克通过日常生活而不是课本让我认识到了爪哇文化和语言的复杂性。我过去常常用印度尼西亚语和他说话，使用对长者的敬称帕克。但显然，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因为他是爪哇语思维。年轻的爪哇人和成人说话并不直呼其名。他的年岁已高到足以当我祖父了，因此他可以而且应该叫我“anak”或者“nak”，意思是“孩子”。如果他那样做，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真的尊敬他。但在他眼中，我是“白色的”，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我在支付他课酬。他看到了我是多么喜欢他，而他也觉得喜欢我，因此他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开始叫我“putro”，字面上的意思是“儿子”，但在高级的（封建时代的）爪哇语中，它是被社会地位低下的老人用于称呼贵族之子的那个词。我讨厌这个词，但我年迈的老师不愿改变意见。
除此之外，我花了大量时间去看各种演出，包括爪哇音乐、皮影戏、面具舞、灵魂附体等，三番五次地在爪哇穿梭。我能够做所有这一切，也能够让我的研究进展顺利，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幸运。为了去印度尼西亚，我获得了一笔数额相当小的资助，只够养活我一年半，而一年半对从事任何类型的重要田野工作都短得荒唐，更不用说要掌握当地的语言。但是在1962年，印度尼西亚受到了似乎在逐月加速的通货膨胀浪潮的冲击。因为美元依旧是一种稳定的、保值的货币，所以，我就像所有外国人当时那样，利用黑市汇率设法让那笔钱延续了两年半。这一延长使得卡欣可以缓解对我的研究进展的支持性关切。我通常设法告诉他当下的政治局势，同时继续我对爪哇语的痴迷。
我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指向了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我这一代人而言，这是有些蹊跷的。我的同学和好朋友主要对像民主、法律、共产主义、宪法、经济变迁之类的东西感兴趣。大多数人类学家步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后尘，对当地文化感兴趣，但是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社会规范、传统等），不太关注政治。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光不但以一种直接的、感性的方式把我与民众联系了起来，而且为后来显影于《想象的共同体》的“文化主义”特色奠定了基础。
至于我的博士论文本身，我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国家博物馆和各种访谈之间，国家博物馆藏有1940年代以来数量庞大、虫蚀破烂的报纸和杂志。在国家博物馆的馆藏中，我发现了殖民时代晚期、日据时期和革命时期的杂志。有一本杂志叫《新爪哇》(djawa baroe/new java)，它是日本军政府政治宣传部门宣传部（sendenbu）的主要喉舌。很自然，鉴于其本质，上面尽是荒谬的谎言。但它非常漂亮，或许是迄今在印度尼西亚出版的最漂亮的杂志。
像这样的事情在荷兰治下从未发生过。这本杂志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日本人对自己的再现。一方面有年轻英俊的日本飞行员与他们的飞机的浪漫照片，以及富士山和樱花的形象。另一方面有不苟言笑的日本将军的可怕照片，包括东条英机，他戴着眼镜，留着滑稽的小胡子，头顶丑陋的软帽，身穿宽松下垂的军服。
然而，有些照片确实是艺术品，反映了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人的美：漂亮的照片上有孩子们在嬉戏，妇女在稻田劳作，穆斯林在祷告，年轻的爪哇男子身着薄衫练习如何用竹矛做武器。它们让我想起了日本版画，使我意识到除了司空见惯的残暴行为之外，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真正有吸引力的元素。基于他们在日据时期的经历，我访谈的人经常告诉我日本人好过荷兰人，虽然二者都妄自尊大，但日本人也可以是非常礼貌的。这种双重性显然让他们感到为难，姑且不论他们忍受日据仅仅是为赢得他们自己的未来独立这一惯常说法，我觉得他们自己必定已然感受到对日本人的某种亲近。杂志的目录是印度尼西亚语和日语双语的，这也是个让人深思的问题：日本帝国主义的犬儒主义与泛亚至诚团结的怪异混杂。
我的田野工作最愉快的部分是做访谈。当时雅加达还是一个相当小的前殖民地首府城市，街区泾渭分明，经常是按照种族划分的。小汽车或者公共汽车并不是很多，没有立交桥，没有收费公路。脚踏三轮车（betjak）——乘客坐前面、从后面驾驶的三轮车——仍在广泛使用，甚至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至少为了短途出行）；即使是在最繁忙的街道，它们也可以行驶。直到苏哈托时代初期，可恶的雅加达市长阿里·沙迪金（ali sadikin）才开始在越来越多的街道上禁止它们通行，以便为官员和富有的、有车的中产阶级让道。我弄到一辆黄蜂牌小型摩托车（vespa），很快就差不多熟悉了首府各地。我把它看作“我的城镇”。
附近的外国人寥寥无几。雅加达也是一个相当“民主的”首府。战前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信条之一是公民之间的平等，其标志是一种简单通用语的采用。该语言以马来语为基础，而且被用作跨种族的贸易语言，它将成为今后的民族语言。这一选择的巨大优势在于此语言不但在本质上是平等主义的，而且不属于任何某个重要的种族——语言群体。
在1945—1949年的革命过程中，平等主义的冲动已被大大加强，革命是一台社会校平仪，代表了对封建传统的攻击。“bung”（兄弟）是革命期间流行的一个称呼，现在依然被广泛用于同龄男子之间。鲜少见到有钱的印度尼西亚人，占据铭登区（menteng）最好的房子的那些人是高官，他们只不过是在1957年荷兰人被最终驱逐的时候接管了它们。
这种平等主义的一个标志可以在离我所居住的地方不远的一条街道看到。天黑之后，人行道会突然挤满下棋的人。这些人（总是男性）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商人与职员对弈，高管与脚踏三轮车司机对垒，等等。我过去常常加入他们的队伍，与其说是因为棋本身，不如说是因为下棋的时候，有机会相当随便地访谈我正在“挑战”的人。苏哈托统治时期，这种平等主义消失了，但在它延续期间，对我而言是一种启示。
我的青少年岁月主要是在英国受阶级支配、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度过的。你只需听人的口音，马上就可以辨识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势利行为无处不在；贵族、上层和下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文化截然不同。爱尔兰没有这么糟糕，但那里的阶级结构依然对文化和日常生活影响巨大。因此，印度尼西亚对我而言是一个天堂式的社会。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可以高兴地与差不多任何人交谈——内阁部长、公共汽车驾驶员、军官、佣人、商人、女服务员、中小学老师、异装癖妓女、小流氓，以及政客。我很快便发现，最坦率、最有趣的被访谈者是普通人，而不是正渐渐出现的精英群体。
从1957年到1963年5月，全国一直处于军事管制之下。没有选举，新闻在一定程度上被审查，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政治犯，他们生活得相当舒服。但是，国内分化严重，气氛有时候很紧张。我可以访谈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左右两翼的民族主义者、不同类型的穆斯林（包括那些因武装叛乱入狱刚出来的）、华人、警察和士兵、当地的皇族和年长的官僚。我告诉他们我在研究日据时代晚期和革命早期，这差不多是每个人都记忆犹新的话题。
在此过程中我有很多奇妙的经历，尤以我对一对兄弟的访谈最为神奇，哥哥是共产党政治局（politburo）的成员，而弟弟则是陆军情报部（army intelligence）部长。（在“西方”，类似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哥哥工程师萨柯曼（sakirman）个子非常矮小，身体肥胖，革命期间领导过爪哇中部地区的一支大受欢迎的左翼武装民兵组织。刚开始他对我有一些怀疑，但很快他就意识到，我是千真万确对他的政治青春感兴趣。他热忱了起来，给我讲了很多。弟弟帕尔曼（parman）将军看起来与他哥哥非常像，但观点截然不同。当我去他家请求约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在他的车库里兴高采烈地玩着一个价格不菲的电子玩具火车系统，好像他才10岁一样。他告诉我他晚上来接我。
他是坐一辆贴有隔热膜的旧款大众汽车来的，我后来意识到他载我去了情报部在丹那阿邦（tanah abang）区的安全藏身处。它从外面看起来就像一座年久失修的库房。我们一开始交谈，我就意识到了他以为我来自中央情报局，因为他自夸说他在共产党内部安插有非常优秀的间谍，以致他数小时内便知悉了政治局的决定。很费了一番口舌才让他意识到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不是间谍。但是后来他明智地谈起了他在“兵补”（heiho）[7]中的早期军事经历，“兵补”附属于日本占领军，有时候被投入太平洋地区的战斗，但更多时候则是被用于防御工事建设的体力活。他似乎相当喜欢这一段经历。
后来，我最具启发性的一些访谈就是对于印度尼西亚士兵的访谈，他们曾接受过日本军队的训练，要么是作为正规军、游击队员（以防盟军打过来），要么是作为情报人员。虽然因为显而易见的民族主义原因而彻底反对占领本身，但是他们全都非常尊敬他们的日本教官。若干年后，我读到一位将军的非常有趣的回忆录，他宣称就他的训练而言，唯一不喜欢的东西就是公共厕所。它是被向下流动的山涧溪流冲刷的。日本人坚持在上游排便，因此他所谓的他们臭不可闻的“香肠”（sosis），就从在下游排便的印度尼西亚人面前漂过。
第四章 比较的框架
在我置身康奈尔大学之初，“比较”这一概念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有限的。我不是说比较从未被进行。它们一直在被有意识地和（更为经常的是）无意识地进行，但总是以一种实用的方式小规模进行。即使是到了今天，在康奈尔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cornell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只有一个系（比较文学）在其称谓中使用了这个词。而在我前往印度尼西亚从事田野工作的1960年代初，这个系并不存在。
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几乎没有系统地思考过比较。政治学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有一个名为“比较政治学”的分支，我就属于这个分支。但是，我和我的同学所研究的比较主要聚焦在西欧。这样做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若干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彼此竞争。它们也认为它们分享了一种基于古典和不同基督教派的共同文明。比较似乎既简单又切题。
对我而言，奇怪的事情是比较政治并不包括美国本身，那是一个被称作“美国政治”的不同分支的专属领地。在某个层面上，这种划分从实用性角度是容易理解的。本科生们未来想以政治家、官僚、律师等为职业，对关于他们自己国家的政治课程的兴趣压倒一切。同样的“民族主义的”兴趣可以见诸大多数国家。我们系因为学生的需求，受美国事务研究者支配。一个不那么显在的因素是由我所谓的“官方民族主义”所造成的无处不在的“椰壳碗下的青蛙”心态。美国有两个重要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但并没有关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的课程。直到我2001年退休，鲜见有学生能够说出前者的总统或者后者的总理。
长期以来，美国民族主义的核心神话之一是“例外论”—认为美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生活显然是无可比拟的。美国不像欧洲，不像拉丁美洲，亦绝对不像亚洲。毋庸讳言，这种想象是荒谬的。依据与某些国家的某个时段的相关性，美国完全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比较的，尤其是与欧洲、南美、日本和大英帝国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等）。这一观点的另一原因是其根深蒂固的排外主义。因此，出现了针对在比较政治之内涵括美国政治这一符合逻辑之事的强力抵制。
人们可以貌似合理地加上两个更加具体的因素。第一个是美国政治研究的体制性历史。该历史的一个明显遗风是仍然有很多政治学系（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自称政治系（departments of government）——其中包括哈佛和康奈尔。它们的谱系来自法律（主要是“合乎宪法的”法律）与公共管理的合并，二者明显是关注管治的实用性。在欧洲，这个谱系截然不同：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系所是基于马基雅维利、斯密、贡斯当、李嘉图、黑格尔、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等人的伟大传统。我们系有一个叫作政治理论的分支，它通常是由一名欧洲学者讲授。它的范围从柏拉图一直延伸到马克思，但并不包括美国人在内。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人是一个务实、注重实效的民族，天生不热衷于宏大理论。回顾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上个世纪的“伟大理论家”，就会一目了然，无论是哲学（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列维纳斯等等）、历史（布洛赫、布罗代尔、霍布斯鲍姆、李约瑟、欧立德）、社会学（莫斯卡、帕累托、韦伯、齐美尔、迈克尔·曼）、人类学（莫斯、列维—斯特劳斯、路易·迪蒙、马林诺夫斯基、埃文斯—普里查德），还是文学研究（巴赫金、罗兰·巴特、保罗·德曼等等），所有这些奠基性人物都是欧洲人。重要的美国例外是引发了语言学研究革命的诺姆·乔姆斯基，或许在一个更低的程度上，还有经济学领域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不过凯恩斯可能影响更为长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代美国高校并不迷恋“理论”，但“理论”要么来自美国之外，譬如经济学（经济学具有强烈的理论导向，这对理解现代社会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要么为美国的平等主义所支持，可以这么说，“人人都可以而且应该是理论家”。尽管历史证明，真正能够生产原创理论的人是非常罕见的。我自己作为康奈尔大学学生的经验出现在“政治理论”真正扎根之前。我的博士论文（1967年）几乎是在历史系写成的。但其实在那时，后来所谓的“行为主义”时代——具有让政治研究“科学化”的力量——正在崛起。
我作为政治系教授在康奈尔大学度过的35年，给了我两个关于美国学术的有趣教训。第一个教训是“理论”，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的风格，就像高端商品一样，始终有时效性。在x那一年，学生们必须阅读理论y，而且对之多少有些敬畏，同时对过时的理论w严阵以待。不出数年，他们被告知要对过时的理论y严阵以待，欣赏理论z，忘记理论w。第二个教训是——存在一些小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的著作之类的重要例外——从政治学到比较政治的拓展，往往是有意无意地基于美国范例进行的：人们衡量其他国家在靠近美国的自由、尊重法律、经济发展、民主等方面进步了多少。于是便有了现代化理论——一种今天看起来差不多“失灵的”方法——的快速崛起，以及同样快速的衰落。
毋庸讳言，在这种理论背后经常有公开申明的冷战目的。换言之，证明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这种天真的“看看我”（“look at me”）理论通常忽视了这样一些令人难堪的事情，比如美国极高的谋杀率和离婚率、极度失衡的黑人囚犯数量、居高不下的文盲率，以及严重的政治腐败，等等。
然而，我毫不怀疑，研究生阶段的经历不经意间让我为日后的比较工作做好了准备。我担任了美国政治和（欧洲）比较政治的助教，职责迫使我阅读了大量我本就不会阅读的文本。那个时候的本科生90%都是美国人，对欧洲了解甚少。为了帮助他们，我发现不断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之间进行比较非常有用。我本人修了关于苏联、亚洲、美国和西欧的研究生课程。最后，东南亚专业的形式迫使我不但开始要在比较的意义上跨地区思考，而且要跨学科阅读，尤其是人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那个时候，我对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很高水平的认识——它对我而言是如此之新鲜，所以，非常有趣。
然而，我对比较性思考的渐渐进入在很大程度上是停留在书本上的，是“智识的”，直到我去了印度尼西亚。在那里，我的情感和政治倾向首次在我的工作中发挥了作用。但主要的影响并不是让我在任何一般的意义上更加理论地思考；而是我发现自己成了某种印度尼西亚（或者印度尼西亚——爪哇）民族主义者，当我碰到恃强凌弱的美国官员时，我感到很恼火，他们明显瞧不起印度尼西亚人，轻视苏加诺，而且非常反对共产主义，以至于当苏加诺愤怒地发出他那著名的反美吼声“去你的援助！”的时候，我内心欢呼雀跃。
正是从这一框架内部，我写就了我的首部比较性质明确的作品，一篇题为《爪哇文化中的权力观念》（“the idea of power in java culture”）的长文，1972年发表在克莱尔·霍尔特主编的书中，名为《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与政治》(culture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这篇论文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源起。有一天，我开着门坐在办公室里，两位资深教授走了过去，在去吃午饭的路上大声交谈。谈话的主力是艾伦·布卢姆（an bloom），他多年后出版了一部颇为畅销的书——《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他是个相当迷人，甚至令人生畏的人物。他长相阴柔而不加掩饰，明显偏爱男学生胜过了女学生。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位具有人格魅力的老派教授，一位政治理论领域（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一流学者。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他曾是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高足之一。列奥·施特劳斯是来自纳粹德国的著名政治移民，一个讲原则的哲学保守派，他的很多门生（尤其是聪明、有抱负的犹太人）继续领导了里根执政时期、两位布什执政时期的美国政治生活和顶尖大学中的新保守运动。
我无意间听到布卢姆这样说：“嗯，你知道，古希腊人并没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权力’概念，甚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这一随随便便的午餐时间评论渗进了我的大脑，留在了那里。我从来没有想过，两位总是被我们尊为“西方思想”奠基者的哲学大师，头脑里竟然没有权力概念。一开始我半信半疑，急忙跑到图书馆去查古希腊语辞典。我能够找到“暴政”“民主”“贵族”“君主制”“城市”“军队”等，但没有找到关于“权力”的任何抽象或者一般概念的词条。
这让我开始了对爪哇和印度尼西亚语境中的权力的思考。不久之前，在臭名昭著的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杂志《相遇》(encounter)上，瑞士记者于贝尔·吕西（hubert luethy）和克利福德·格尔茨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发生在1965年底1966年初，当时正值1965年“未遂政变”之后，对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屠杀在印度尼西亚正酣。吕西写了一篇关于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与话语的“非理性”文章，言辞尖刻，引发了这场辩论。格尔茨被彻底激怒了，以一篇题为《印度尼西亚人疯了吗？》（“are the indonesians mad?”）的文章尖锐反击，该文并不是基于理论依据，而是基于他长期在爪哇做田野的经验，坚决捍卫印度尼西亚的理性。当时格尔茨已经是知名人士了，在美国人类学界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连同卡欣和班达，他是印度尼西亚研究的三巨头之一。作为一名优秀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我当然是站在格尔茨一边，但我开始从政治理论的角度，展开更系统、更历史化的“理性”研究。
非常碰巧，1960年代中期，我最喜欢的印度尼西亚同学成了一位中年、白发的历史学家，名叫索尔马塞德·莫尔托诺（soemarsaid moertono），我们大家亲切地叫他“马斯·默尔”（mas moer）。“马斯”是一个爪哇称谓词，比“哥哥”稍微正式一些但意思相近。他是十足的老派爪哇绅士、优秀的历史学家、天生的民主主义者，既善良又风趣，有着招人喜欢的童稚一面。他经常给我们讲他在伊萨卡醒来的第一天早晨发现小镇被白雪覆盖的故事。他被此番陌生的美景陶醉了，结果光着脚跳下床，身着纱笼跑下了楼，高兴地跳进雪中，完全忘记了外面冰冷刺骨。我们的学生办公室是隔壁，因此时常聊天。他给我看过他的硕士论文初稿，讨论的是传统的爪哇皇室统治（最后以《旧爪哇的国家与治国之道》[state and statecraft in old java]为题出版）。他对爪哇文献非常熟悉，材料中有几十个引人入胜、不可思议的段落。毋庸置疑，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是被郑重其事记录在编年史里的阿孟古拉二世（amangkurat ii）1703年去世时所发生的事情。阿孟古拉二世是17世纪末一位不算成功的爪哇君主，死前没有指定继承人。当索权者与侍臣们围在他的灵床前时，其中有位普戈王子（prince puger）注意到死去的国王的阴茎是勃起的，阴茎顶部有一滴发光的液体。他冲上去喝掉了它，阴茎萎了下去。记录者补充到，这表明“tédja”，即王位的神奇之光已经传到这位王子身上，他成为了阿孟古拉三世（amangkurat iii）。
因为我十分肯定爪哇人是与任何其他人一样理性的，所以，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基本假设在起作用，让这一怪事得以合理。回想起布卢姆的评论，我想到了爪哇人很可能像柏拉图一样，并没有抽象的权力观念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严格限定。与莫尔托诺的谈话证实了事实果真如此，但同时，他们对“具体的”权力有着清晰的概念，它是宇宙中固有的一种神力（mana），可以在神奇之物、灵魂和人类（包括他们的性器官）中被发现。
这在我看来似乎就是关键，它可以一步一步地、一个社会场域一个社会场域地（包括官僚制度、外交、税收、农业等等）打开探究爪哇人理性的大门，帮助解释吕西认为非理性的行为和抱负。然后人们可以回到西方，注意到马基雅维利出现之前，西方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位从其思考中排除任何“神圣的”或者“神奇的”东西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他的理性源自什么假设？）在亚洲的很多地方都可能发现与前现代爪哇差别不大的观点。讽刺的是，布卢姆和莫尔托诺同在一所学校，却全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当我写作《爪哇文化中的权力观念》—被认为是比较政治哲学的研究——最后一稿的时候，我试图预测和猜想大多数西方读者的简单反应：“嗯，爪哇人过去是，现在也是原始的，我们不是。”庆幸的是，我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帮助，他把“克里斯玛”（charisma）这个概念引入到了现代社会学中，虽然他在清楚而系统地解释它这方面困难重重。希特勒、里根、毛泽东、伊娃·贝隆、戴高乐、苏加诺、甘地、菲德尔·卡斯特罗、列宁和霍梅尼：什么理性支撑了他们对人们想象力的掌控？即使在自认为完全现代的文化里，是否存在关于“权力”（mana, tédja）的旧式思考的土壤？多年之后，我很高兴地得知，里根在他妻子致电算命先生前从不做重要决定。
我想就这篇文章做两点重要说明。第一，我是在民族主义的视野下，在长期流行于东方学者中间的东西方框架内进行比较的——但我希望借助这一比较来证明，只要我们理解爪哇人或者印度尼西亚人思考的基本假设，他们完全可以被视为和西方人以及其他人一样“理性的”。第二，采用这种方法纯属偶然：我碰巧一方面是布卢姆的年轻同事，另一方面是莫尔托诺的朋友。
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其实没有做任何严肃意义上的比较研究，而当我系统地回到比较问题的时候，我的观点和兴趣已经完全不同了。即便粗略看一眼《爪哇文化中的权力观念》（1972年）和《想象的共同体》（1983年），也立马会发现它们之间相去甚远。毋庸置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年龄的问题。1972年，我36岁，尚未获得终身教职，而且刚被印度尼西亚驱逐。1983年，我47岁，正教授，刚被任命为康奈尔大学东南亚专业主任，忙于暹罗研究。但年龄差异绝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这里我想大致介绍一下我在那十年所受到的三大影响，没有特别的排序。
我很幸运有一个比我聪明、小得不多的弟弟，就是世人熟知的佩里·安德森，但在家里他被叫作罗里，他原来的爱尔兰名字。在我去美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除了通过我的母亲和妹妹，我们并没有很好地保持联系。他从牛津大学历史专业毕业以后，我想那是在1959年，他投身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和思想生活。他与一些牛津朋友一起，很快就转移到现在声名远播的《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去工作了，以期复兴在英国共产党令人失望的保护下早已僵化的英国左翼政治，让它走向现代化。
《新左翼评论》的创办人是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和加勒比社会思想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前者是了不起的激进历史学家，专注于研究英国乡村和工人阶级，后者日后将成为众所周知的文化研究创始人。“少壮派”（“young turks”）[10]只对霍尔有爱戴和敬意，但与汤普森的关系却常常很紧张。汤普森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但他骨子里是英国人，在某些方面是个“英格兰本土主义者”（little ennder），对欧洲大陆的思想传统抱有传统派的敌意。我弟弟和他的朋友们坚信，英国的思想孤立状态必须做如下突破：第一，大量翻译引进海峡对岸的重要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德布雷、阿多诺、本雅明、哈贝马斯、博比奥和其他很多人；第二，让《新左翼评论》在讨论的问题上尽可能地国际化。
最后，大怒的汤普森离开了编辑部，年轻一代接管了《新左翼评论》。与此同时，罗里忙着继续他重构整个“西方历史”这一浩大工程，成果是他后来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1974)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1974)，两本书都以比较研究为基础。作为一个“好哥哥”，我是带着敬畏之心和骄傲之情读这些书的。它们显示出了百科全书式的历史知识、对古典文献的精通，以及横贯数百页、跨越数百年、穿越数十个国家展开复杂但是清晰的论证的强大能力。
从1974年，我开始从头至尾地阅读《新左翼评论》，在此过程中深受教育。在这里我接触到了瓦尔特·本雅明的著作，它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想象的共同体》的读者可以立即识别出这一点。访问伦敦的时候，我开始接触《新左翼评论》的圈子，与他们中的一些人结下友谊。我最喜欢和尊重苏格兰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汤姆·奈恩（tom nairn），他在1977年出版了论战性的《不列颠的分裂》(the break-up of britain)，引起一片哗然，受到了后来成为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领军人物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尖锐批评。
在此过程中，我和弟弟的关系重新变得密切起来，并且保持至今。在准备《想象的共同体》最终版本的过程中，他是我的关键顾问。倘若我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的弟弟，我都不敢确定自己会如何。通过罗里和他在《新左翼评论》的朋友，我变得更加国际化，不再只是一个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
对我而言第二个主要影响来自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同辈和密友詹姆斯·西格尔（james siegel），在我看来，他是当下美国最引人注目的具有原创力的人类学家。他是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关门弟子之一。之后这位名士被1960年代末粗暴的学生激进主义所激怒，放弃教学，挪窝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princeton’s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实际上是那里唯一的社会科学家。吉姆（詹姆斯·西格尔的昵称）和我曾同时在印度尼西亚做田野工作，他在亚齐（atjeh），我在爪哇。1964年的春天，我们在苏门答腊北部的一个城市棉兰（medan）初次见面，很快就成了朋友。他的博士论文后来是以《上帝的绳子》(the rope of god)为题出版的，不同于前人撰写的任何有关印度尼西亚的人类学著作，而且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著作之一。
他来到康奈尔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大约是在1967年，康奈尔设置了一个针对年轻的东南亚专家的人类学职位，候选人很多，吉姆也申请了。在那些激进的日子里，候选人不再仅仅由教授面试，而且要被研究生面试。当不得不做出最终决定的时候，大多数教员支持詹姆斯·皮科克（james peacock），他撰写了一篇关于东爪哇的流行都市戏剧鲁德鹿克（ludruk）的博士论文，将其命名为典型的“现代化的仪式”（rites of modernization），而且同名出版了这篇文章。这种帕森斯式的标题无助于他与学生的合作，因为对学生而言，“现代化”就是一种弃之不用的迷信。他们绝大多数都把票投给了吉姆，教员们屈服了。
吉姆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们经常联袂授课，其中包括一门我们坚持让学生用印度尼西亚语发言的研讨课。是他郑重其事地把我引向了一流的人类学，其中包括英国天主教徒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令人鼓舞的非洲文化研究著作。他也让我阅读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摹仿论》(mimesis)，它是对西方从荷马到普鲁斯特的“表征”历史的非凡描述。我们特别喜欢的课程是一门合开的研讨课，讨论印度尼西亚伟大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托尔（pramoedya ananta toer）的小说，他当时依然身处苏哈托的某个集中营里。对我而言，与一群如此优秀的学生一起仔细研读小说是一种全新的经验。因为吉姆，我开始思考如何把我之前所接受的古典、西欧以及印度尼西亚文学训练运用于政治研究中“想象”与“现实”之关系的新式分析。
第三种影响来自东南亚专业的学生。对于像广大的东南亚地区这类刻板的美国概念本身，他们几乎没有兴趣。但他们相互之间建立了更小规模的团结。对见诸佛教国家暹罗和缅甸、伊斯兰教国家印度尼西亚、天主教国家菲律宾等的长期残酷独裁统治的愤怒，把年轻人引向了拒斥。他们可以用英语交流在母国被严重压制的信息。他们习惯于进行之前未曾想象过的崭新比较。
至于《想象的共同体》中的典型比较，是由该书的争辩意图所决定的。“二战”之后关于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著作几乎全是在英国写作和出版的（米罗斯拉夫·赫罗赫[mirov hroch]对中欧和东欧“小型民族主义”[“small nationalism”]的先锋性比较研究，是用德语在共产主义控制下的布拉格写作的，不得不等很久才被译为英语）。几乎全都是由犹太人写的，虽然他们的政治观点迥然不同。埃里·凯杜里（elie kedourie）是极右派，他出生和成长于巴格达的老犹太社区，年轻的时候移民去了伦敦，受到彼时英国最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影响。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是温和右派，他是一名英国出生的虔诚的正统派犹太教徒，在伦敦讲授历史而度过了漫长的职业生涯。由于深信犹太民族是各民族中最古老的，他始终如一地主张现代民族主义诞生于由来已久的族群。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是自由左派，他是出生在布拉格的捷克裔犹太人，“二战”结束之后就来到了伦敦。作为一名坚定的启蒙主义自由派，他开创了所谓民族主义的建构主义视角，主张民族主义严格说来是工业化和现代性的产物。持极左立场的是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他有部分犹太血统，出生在殖民地埃及，主要是在前纳粹的奥地利受的教育。霍布斯鲍姆是建构主义者，也是共产主义者，凭借与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共同编辑论文集《传统的发明》(
第五章 跨学科
法国大革命之前，大学既不多也不重要。直到1848年动乱，学生才在欧洲政治中扮演起重要角色。那一年不但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为标志，而且有一波起义浪潮，它们是由激进分子、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发起的，旨在反抗控制着中欧和东欧、居于统治地位的、保守的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罗曼洛夫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一般说来，思想生活的轮廓是被阶级结构形塑的，而阶级结构则由神职人员以及影响略逊于它的贵族阶层主导。神职人员，尤其是贵族，通常很富有，无需为生计去劳作。如果他们对思想研究感兴趣，神职人员可以在修道院进行，而贵族则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钱财为之。基础设施成本不是太高。大的修道院都有藏书丰富的图书室，贵族盖一座私人图书馆花不了很多钱，报纸相当便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倘若没有足够的私人收入，就要仰仗贵族的资助。18世纪，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编纂的著名的英语词典是手写的，而且全是由约翰逊本人手写的——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大学经常是死气沉沉的地方。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和19世纪西欧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的崛起，大变化才真正发生。基于持续的科学技术创新，工业化快速发展，要求对自然科学进行远为系统和细化的研究，因此导致了为了交流信息和思想而创办的专业化期刊。因为物理、化学、生物等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词汇必须被生成出来。这些“语言”很快就变得非常晦涩了，以致普通知识分子无法跟上和理解。人们可以说这全是工业社会的普遍的、越来越快的劳动分工的结果。然而，它并不那么适合于我们今天一厢情愿地所谓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情况。进入20世纪很久之后，受过教育的人依然可以毫不困难地阅读关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甚至哲学的重要书籍。
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政府实行现代化和合理化改革的职能膨胀：卫生、教育、农业、劳动、科学、文化、信息等部门，以及针对贸易、移民、都市规划等的无数专业委员会。贵族数量太少，无法为这些激增的官僚机构提供人员，即使他们曾希望如此。因此，必需的官僚输入不得不来自资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他们需要获得更好、更现代化的教育。教育因此具有了新的重要性，需要重大改革，为此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承担了主要责任。在此过程中，德意志走在最前沿，成为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并最终成为了美国的榜样。这种变化在美国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形式，因为这个国家从未有过真正的贵族。
不过，“合理有序的”学科布局并没有轻易地或者迅速地出现，尤其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比如在英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古典学的声望一直很高。作为合乎体统的文明教育的一部分，“绅士”理应熟悉他们的古典文化。但古典学内容庞杂，包括历史、考古、文学研究、哲学、语言和艺术史。东方学声望稍次但依然重要，内容同样庞杂。文学被不科学地分成了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俄语文学。人类学——诞生于殖民和民俗研究，最终以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为支柱——出现得很晚，基本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1945年之后，社会学才被英国大学完全接受，虽然它在德国和法国更强一些。在很多地方，人类学和社会学被视为一门学科的不同面向。因为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声望，政治学和经济学也是相互交织的。历史是按时代和国家来划分的，范畴没有任何科学可言，而哲学是数学、语言学、思想史和政治学一样一点的混合体。
非常重要的是，在英国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博士学位根本不被视为获取大学教职或者做一流研究之必需。1950年代中期我在剑桥大学的时候，频频听到年龄稍长的老师嘲笑美国人对博士学位的“狂热”仅仅是对德意志实践的无知模仿。在德意志邦国于19世纪下半叶统一之前，它们各自都有培养未来贵族和教师的大学。那些希望在这些大学教书的人需要获得博士学位，因此，在德国有很多博士。另一方面，英国大学通常是建立在“讲席制”（chair system）之上的，一个系只有一名正教授。一旦有新教授被任命，这个系的其他成员就没有太多必要撰写博士论文了。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学者往往瞧不起德国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的原因之一，因为德国学者和美国学者把博士学位视为一种职业要求和社会流动手段。另一个原因是，并没有很多学者真正认为这些学科可以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是千真万确“科学的”，即便是经济学或者社会学；它们被认为更像实践领域，与比如东方研究差别并不大。或许是出于怀旧，一些人宣称过去的学问基本上都是跨学科的。但这种观点可以说是时序错乱的：要让研究跨学科，首先就得有学科。直到它们根植于大学的机构和社会结构，学科才变得对学问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三个重要发展可以被视为起了关键作用。
一个是专业协会和期刊的创办，它们借助自己的名字宣称学科在国内的充分覆盖。比如，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884）办有《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895)，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association，1885）办有《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11)，美国人类学学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1902）办有《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1888，最初由华盛顿人类学学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出版)，美国政治学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03）办有《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06)。（有趣的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加藤刚告诉我，这一发展及其时间在日本和美国几乎是一致的。）不可避免的是，因为控制这些刊物编委会的知名学者有他们自己的偏向，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派系，被排斥或者被边缘化的那些学者很快便创办了自己的专业期刊，同在一学科内但有不同的见解和追随者。因为在决定年轻老师是否获得终身教职和提升的过程中，在相关期刊上发表论文是非常重要的，期刊数量大幅增加，大多有学科要求。我的一位资深同事和好朋友曾经开玩笑地计算过，专业期刊上一篇文章的平均读者人数是两个到三个。
第二个重要发展是大学内权力的调整。关于这一点，最显而易见的标志是财务系统，它为以学科为基础的各系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多的预算拨款。聘用和任期的决定权几乎全部掌握在各系手里。事实证明，这个权力在很多情况下会产生相当保守，有时候非常好笑的后果。在各系内部，权力通常是掌握在上了年纪的教授手中，他们往往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时期，而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又不相信具备新技能、拥有新爱好的年轻学者的工作。
第三，院系是以如下乐观的理念为基础的：各门学科是在广阔的学术知识内部科学地划分的，标示每一部分的是一种基本的共同话语。事实上，这种理念是一种虚构，因为学术知识一直在朝着多个方向发生变化。比如，当人类学系开始在美国建立的时候，它们包含了考古学和进化生物学。当考古学进入高度技术化领域，即当化学变成其间的一个重要元素的时候，或当“人的直立行走”引领学者们朝着“类人动物”（hominid）一步步地回溯，要求深刻理解生物学的时候，人类学便中断了与那些其他学科的联系。
在进化生物学方面，文化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会研究相同的问题，进化生物学家对高级亲属关系研究和比较宗教体系同样关注。他们通常不看彼此的文章，本来它们就在迥然不同的刊物上发表的。实际上，这样的院系主要是作为管理和预算空壳而幸存的。
我自己在康奈尔大学所经历的一件趣事于此可能是有启发性的。有一天，艺术和科学学院的院长召唤了我，以及一位我不认识的很和蔼的数学家，指派我们去调查心理学系的一个严重问题。直接原因是心理学系拒绝为一位受学生欢迎、学术生产力强的年轻老师提供终身教职，他对该决定提出了申诉。这位院长还告知我们，已经十年了，心理学系从未给任何人提供过终身教职。当我们两人调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享有终身教职的教员平均地分为三派，三派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除了彼此不喜且缺乏理解。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研究小老鼠和大老鼠，与生物科学关系密切。另一派坚定地迷恋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can）的理论，迷恋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遗产。第三派自称社会心理学家，他们研究为什么目击同一汽车事故的人会讲出如此不同的故事之类的东西。
十年来没有人获得终身教职的原因，很快便水落石出了：任何候选人都会被两个团队否决，他们不感兴趣或者看不起剩下的那个他们认为候选人所属的团体。甚至在我自己的那个系里，那些利用复杂的数学模型与等式工作的人，与那些研究柏拉图或者尼采的人，简直不理解彼此所写的东西，而且大多无心尝试，这种趋势日渐明显。
我不记得这位院长的决定是什么。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他会承诺如果审查中的这位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被授予终身教职，他就为系里提供两个新的职位（不妨说，一个给老鼠，一个给拉康）。同时，这位院长明白，院系拆分或把部分教员移至其他学科都将面临巨大阻力。体制惰性、担心预算减少、短期和长期“职位”丧失的预期，全都在内部斗争中发挥作用。
这些问题因围绕大学的两次大规模社会变革而加重，一次与数量有关，一次与质量有关。1900年在美国被授予学士学位的不到3万人，占美国适龄大学毕业生的2%以下。到2005年，被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数量已经跃升到了接近150万，年轻的美国人中36%都拥有这样的学位。但这种升高并不是均衡地、一代一代地发生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学教育依然主要面向富家子弟、名门之后。然而，在随后的繁荣的二十年里，出现了大学数量和入学人数的大幅增长（现在，全国有1400多所四年制的学院和大学），以及对大学学位益处的渴望的普遍蔓延。这一变化背后的社会力量是战争期间被动员起来的数量庞大的美国人，其中首次包括了之前遭受歧视的大量妇女和黑人。退伍军人组建了一个强大的政治游说组织，要求通过为他们的大学教育提供巨额资金来承认他们为这个国家所做的牺牲。游说导致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 the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的通过，通常也被称为“the g.i.bill”。
学生入学人数上升的直接后果是教职数的快速增加。之前已经介绍过，我1958年到康奈尔的时候，康奈尔大学政治系有多小——只有8位老师，全是男性。随后的十五年里，它的规模差不多翻了两番，而且不再全部是男性。[13]但对于一所顶尖大学而言，它依旧是一个小系。哈佛和伯克利等地的兄弟系有70位老师，也许更多。因此，全系大会是很难控制的，教师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更难建立和维持。
在质量方面，对这些数量变化的一大反应是“职业化”的新意识形态，它开始替代源自欧洲的旧学术传统。在一个层面上，该变化的标志是对研究生要求的巨大转变。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必须通过法语和德语（又一传统的学术世界语言）阅读能力考试才能拿到我们的博士学位。到1970年代初，有了一种可资利用的替代选项：要么选择法语或者德语，要么选择一门为期一年的统计学。最后，外语方面的要求没有了，那些打算到海外做田野的学生除外。
1961年前往印度尼西亚之前，我必须在连续五天的时间内通过由各位教授确定的五门考试（比较政治学、政治理论、美国政治、美国政治社会学和亚洲政治）。十五年后，学生们仅仅参加两门由教授委员会确定的标准化的政治学考试，而且两门考试可以相隔数月。这些青年学生和我们当年一样用功，但他们是在被“职业地”训练，即提供与其他好大学非常接近的标准化课程，使用大致相同的阅读书目，非常重视“当前的理论”（它们很快就会被其他理论替代）。我之所以说“职业地”，是因为他们是在被训练，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被教育，目的是让他们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在开始被称作“学术工作市场”的地方具有竞争力。通过这样的考试并获得博士学位渐渐被视为具有职业资格，与有抱负的医生和律师必须通过职业考试才能获得行医的执照和律师资格一模一样。
在另一层面上，职业化和院系的急剧膨胀导致了院系文化的重大改变。正像前面所介绍的那样，在我早年的学生时代，我和我的同学每学期都要当助教，因此，我们与本科生、与我们为数不多的老师都关系密切。我们基于他们的兴趣与专长挑选我们的首席导师。十年后，在慷慨的奖学金的资助下，研究生的数量大幅增加，他们也很少进行本科生教学了。这不是懒惰或者自私的问题——他们是在密切留意他们的老师，并在朝着职业化方向加速前进。
随着院系扩张，顶级教授往往把本科生大课的教学留给青年教员，集中精力于研究生的研讨课。这个过程反而引发了首席导师选择惊人的不对称，因为选择通常局限于五六个最知名的（上了年纪的）教授。研究生们以为这些“知名人士”将会在找工作的时候帮上大忙。最后，学生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选修其他学科的课程，因为那些课程基本无助于提升年轻人在就业市场的机会，甚至可能让他/她看起来“业余”。
尽管一切如此，还是有重要的抗衡力量在起作用。长期以来，这股力量区域研究方面最为显著，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国家政府和与教育相关的私人基金会都在资金等方面支持区域研究。比如，早在1950年代，康奈尔就有针对中日、东南亚、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专业，后来又成立了针对西欧、东欧和中东等的专业。从战前开始，康奈尔就有一个亚洲研究的小系，主要容纳对前现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文学和宗教体系感兴趣的学生和老师。文学和历史过去常常公然意味着欧洲的文学和历史，相应地，把它们的亚洲变体包含在文学系或者历史系是不可能的。在英国，它们被包括在东方学里，但在美国，它们是被一起归并在亚洲研究系的。
前文提及的所有区域研究专业都在不同程度上是跨学科的，很多都有自己的出版物、课程和每周的午餐讨论会。我这里说“跨学科的”（cross-disciplinary）指的是这一情形：一个专业的教学人员包括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允许研究生们打破这些学科界限选择三个成员组成其论文评审委员会。它与“多学科的”（multidisciplinary）不同，“多学科的”往往是指某一特定学科背景的学者把其他概念和学科纳入他/她的分析。
在国家层面上，还有学会（和它们自己的期刊），像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每次举办大型年会，都有几十个小组，收到上百篇文章。不过年会的氛围与标准的学术会议的氛围不同，关键方面还是找工作——学生们总是期望他们的首席导师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大学有影响力的资深同事，赞扬他们，以及指望作为空缺职位的候选人被面试。几乎没有学生去参加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会指望被面试或者结识“重要联系人”，因为区域研究专业罕有他们自己能决定的工作机会。因此，年会的氛围不那么紧张，小组更加多样，玩笑更加生动活泼。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年假。
为了得到他们所希望的，各区域研究专业严重依赖来自大学之外的和来自聪明的大学管理者的支持。在区域研究专业之间，也存在随时间而变化的巨大权势差别。美国在印度支那溃败之前，东南亚专业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也赢得了坚定的本科追随者。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美国因日本非凡的经济成功而短暂恐慌的时候，日本研究也表现良好。中国刚一对美国学者开放，中国研究这一传统强项就变得非常有影响了。南亚研究要弱得多，部分原因是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个地区不知为什么“仍属英国”，但主要是因为华盛顿不太为它担心。除去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短命的军管政权时期，印度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因此是当时所谓“红色中国”的特殊制衡。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印度和老巴基斯坦（old pakistan）对外国学者的限制都逐渐加强，尤其是美国人。签证更难拿了，越来越多的主题被判定为太敏感而不得考察。
我认为各门学科与区域研究之间的张力并不完全是坏事。通常都有妥协与调和的空间，因为大约直到1990年代还是有很多钱，大学依旧在扩张。有大量学者在两种环境下都顺风顺水。但区域研究的声望最终取决于它们制造知名人士的能力。中日研究有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东南亚研究有克利福德·格尔茨和乔治·卡欣，南亚研究有苏珊娜·鲁道夫（suzanne rudolph）和她丈夫。
不过，区域研究专业（尤其是那些与亚洲有关的专业）有一个事关重大的锦囊妙计——“留学生”。在人们随意命名的“全球化”时期，他们成倍增长。这些学生不包括西欧人，西欧人被一厢情愿地视为“就像我们一样”。当然，在我的记忆中，当越来越多泰国人、拉丁美洲人、印度尼西亚人、日本人、菲律宾人、韩国人、印度人、斯里兰卡人，后来还有伊朗人、非洲人和阿拉伯人过来留学的时候，刚开始是有温和的本土主义反应的。我过去常常听到我的一些同事抱怨，“这是一所为美国人办的美国大学”，“这些亚洲人不会说英语，听不懂课，不能担任助教，还不能理论化地思考”。但最后他们习惯了留学生（留学生中有一些人表现极其优秀），甚至开始喜欢他们了。到1980年代末，我所在的院系甚至聘请了亚洲人当老师。
日本大学花了更长的时间才看到招收留学生的好处，尤其是对日本学生自身的好处。就各门学科与区域研究之间的关系而言，战后日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似乎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各门学科和区域研究在日本的体制化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它在美国所采取的形式。人们可以把它描述为一个隔离的过程，而不是不平等综合。在最好的日本大学，学科的体制权力甚至比在美国还强大，这或许是因为于明治时期启动的现代日本教育深受德国影响，虽然在诸多方面都是极好的，但与它在太平洋对岸的同档次大学相比，层级结构更明显。因此，要建立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专业绝非易事。面对这种状况，认识到区域研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潜力，教育部的政策制定者决定同时在现有大学内外建立一批独立学院或者专门学院，在那里从事区域研究的人可以汇聚一堂（即使他们的声望低于主流大学的教授）。
另外，在战后日本，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存在可与洛克菲勒、福特和梅隆等基金会相提并论的基金会，它们财力雄厚、势力强大，提供了让区域研究得以在美国重点大学被体制化的资金和政治支持。然而，日本体制有其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区域研究学者实实在在的自主权。弊端是因为这些专门学院仅仅从教育部获取资金和权力，有时候它们难以抗拒教育部的压力去追随政策时尚。这也意味着学科与学院的思想文化并不总能有效地彼此交流丰富。
最后，美国大学在“激进的六十年代”中的混乱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今天所谓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崛起。先驱是富于战斗性的黑人学生，他们要求大学当局设立黑人研究专业，聘用更多的黑人老师，以及招收更多的黑人学生。富于战斗性的女权主义者和男女同性恋者紧随其后，这些人颇具说服力地指出，标准的课程要么忽视要么边缘化他们的历史作用，以及他们已然遭受的长期歧视。
1970年代，很多少数族裔加入了这一潮流，包括美洲土著，和来自中美洲、南美洲以及许多东亚、东南亚与南亚国家的第一代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为了响应后者的要求，并考虑到他们相比较而言人数不多，各大学开始设立亚裔美国人研究专业，聘用能够讲授适应其学生身份利益的课程的年轻老师。这些“混合”专业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是非常成功的。举例来说，菲裔美国籍学生与萨摩亚裔美国籍、华裔美国籍或者泰裔美国籍学生鲜有共同的兴趣。他们首先想上关于其来源国的课程。
第六章 退休与解放
1986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一条法律，原则上禁止基于高龄的强制退休。于是，退休不再适用于大学终身教授。然而，庆幸的是，在我1996年（60岁）患上心脏病之前几年，康奈尔大学制定了一种“阶段性退休”（phased retirement）制度。我决定利用这一制度，听从医生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为更年轻的学者们让路。因此，随后的五年里，在全退之前，我只教半个学年的课，不再接受新的研究生，停止一切行政工作。然后我就可以开始每年半年待在康奈尔，半年待在东南亚。但那时，我依然被印度尼西亚拒之门外，因此我决定在曼谷落脚，从那里到东南亚各国的首都很容易，离中国台湾、日本和印度也不远。这样一来，夏天和秋天我依然能够在康奈尔富丽堂皇的图书馆里勤勉工作，但却可以逃离伊萨卡漫长、黑暗的冬天和冰冷的春天。
两次令人愉快的活动向我证明，很多人认为我的事业行将结束。1998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为我颁发了年度“卓越终身成就”奖。一位朋友建议，我应该在领奖词中讲一讲亚洲研究，同时更概括地谈谈区域研究。我告诉听众，把区域研究专家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区别开来的是我们对自身所研究的地方和人民的情感依附。然后我轻轻地把我的两个十多岁的印度尼西亚养子本尼和尤迪推到讲台上站在我身旁，以表明我的意思。济济一堂的亚洲研究专家们报以赞许的掌声。我简直幸福得想哭。
2000年，我因对亚洲研究所做的贡献而被授予了年度福冈学术研究奖，这个奖通常是颁给即将或者已经退休的人。非常侥幸，当年的大奖颁给了伟大的印度尼西亚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托尔，他在没有经过审判的情况下，被苏哈托独裁政权关押在巴鲁岛（buru）上的劳改营长达十二年。事实上，在苏哈托政权的最后十年，普拉姆迪亚曾多次被提名这个奖，但福冈非常害怕日本外交部，日本外交部非常害怕苏哈托，所以没有给予这位印度尼西亚人当之无愧的认可。[14]不过，最后还是得益于福冈委员会，在多年的半地下通信联系之后，我们现在有了一次一起待上几天的机会。
对于很多人而言，退休是一段相当痛苦的时光，至少刚退休时是如此。没有了规律的工作日程、不再时常与同事和朋友开怀畅饮以及定期打高尔夫，日子似乎非常漫长。但教师和学者经常是例外。即便不再教学，他们还可以参加会议，发表演讲，写文章，写评议，甚至写书。很多人与之前的研究生保持密切联系，因为师生纽带是某种可以覆盖世界的东西。这样一来，学术界的退休人员也可以追随新趋势，寻找新研究议程，发现可供思考的新问题。事实上，他们比自己的年轻同事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年轻同事们深陷行政事务、委员会分配的任务、教学和建言献策之中，有时候还得巴结掌控研究资金的政府官员。如果他们愿意，退休人员也可以让自己摆脱学科和体制约束，回归在遥远的过去未能完成的项目。
自2001年退休以来，我已经进行过多项探索。十多岁的时候，我经常梦想成为一名小说家，虽然我很快就意识到了我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但是，当我启动最终成为《三面旗帜下：无政府主义和反殖民想象》（2005年）这一项目的时候，我童年时代的文学本能被唤醒了。我总是对无政府主义者抱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同情，一度给康奈尔大学的本科生开过有关巴枯宁（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课程。但是，唯有意识到菲律宾历史上最让我感兴趣的时期——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与马克思去世和列宁崛起之间那个时期几乎完全重合，而当时正值国际无政府主义声望和影响的巅峰时期，我才开始看到一条使早期反殖民民族主义“全球化”的道路。
我也因为菲律宾民族主义历史编纂中的本土主义转向感到相当沮丧。1960年代之前，它基本上是一种传统的历史编纂，主要基于西班牙或者美国的档案资料和其他文献。后来，它开始批评这些文献中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偏见，提出了一种基于“我们的材料”的“本土主义”历史，比如口述史。这种内向型的历史编纂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世界其他各地，殖民主义的西班牙和帝国主义的美国除外，它们将受到谴责。然而，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正在侦破第一代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与这些人之间的各种世系关系：巴西、法国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古巴民族主义者、俄国虚无主义者、日本小说家和左派自由分子、法国和比利时的先锋派作家和画家等等。很多人都是被电报联系起来的，这种最早的通讯技术让信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传遍全球。
后来我突然想到，如果没有19世纪小说家的天赋，详细描述研究资料的最佳方式就是采用他们的方法：快速变换场景、阴谋、巧合、书信，以及使用不同形式的语言（比如混合正式与非正式语言、标准语与方言）。我一直很喜欢这些小说家为他们的章节起一个煞费苦心、充满悬念或者高深莫测的标题的习惯，因此决定以一种完全非学术的方式鹦鹉学舌。甚至让很多读者困惑不解的《三面旗帜下》这个标题，都是对我童年阅读的一种致敬。我和罗里都曾沉迷于一个没完没了的19世纪晚期男童系列丛书，其作者是一个叫作亨蒂（g.a.henty）的英国超级帝国主义者。这些小说惯常的男主角是一个勇敢的、品行端正的、性冷淡的英国男孩，他的奇遇带他走遍世界（好像丁丁[tintin]没有幽默感的前辈）。我们最喜欢的小说之一题为《两面旗帜下》(under two gs)，故事中男主角最终同时在一艘英国船和一艘法国船上担任侍者。
19世纪小说经常有很多插图，因此，我生平第一次把很多照片放进了我像小说一样的学术著作之中，其中包括令人钦佩的西尾末广（nishio suehiro）的一张十分出色的照片，他蓄着胡须，戴着领结，身着三件套正装。26岁的时候，成长于四国岛的他成为了自由都市报《东京拂晓新闻》(tokyo akatsuki shimbun)的一员，并且很快就升任了总编辑。因为他的报纸抨击了明治政府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压制，他本人声名鹊起，自然就被投进了监狱。在那里他写了一部在年轻人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小说。刚一获释，他就动身去研究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在前往旧金山的船上正好碰见了何塞·黎刹——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和伟大作家。在共同穿越太平洋、美洲大陆和大西洋的旅行中，他们成为了朋友。
回到日本之后，西尾写了一本大部头的书，题为《风暴残余》(remains of the storm)，其中的男主角——祖籍日本，但曾一度生活在菲律宾——显然反映了黎刹的勇气、智慧和苦难。他成为了一名自由派的国会成员，后来又成为国会发言人。但他年纪轻轻便因癌症殒命了，就在黎刹在马尼拉被处死之前几个月。
我的青春期的第二重回归，是重新燃起的电影热情。作为一个重压之下的全职教授，我几乎没有机会去追踪当代影片，而且无论如何，偏僻的伊萨卡在很大程度上是摆脱不了好莱坞永远的乌烟瘴气的。但是，大约是在我半退休的时候，高质量的亚洲电影开始惊人崛起，从伊朗到韩国，从日本到马来西亚和暹罗，以及以杨德昌、侯孝贤和蔡明亮为中心的著名的台湾三人组。没有人能比年轻的泰国天才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更让我感兴趣，他凭借《祝福》(blissfully yours)和《热带疾病》(tropical mdy)三年内两次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项。后面一部影片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第一个部分讲述的是一位年轻士兵与一位年轻村民之间的爱情故事，第二个部分讲述的是这位士兵与村民变成的“老虎萨满”（tiger-shaman）之间的森林奇遇。
讽刺的是，阿彼察邦的影片从未获准在暹罗本地进行正常的商业放映，他陷入了与曼谷的弱智审查官的持续斗争之中。因此，为了好玩，我写了一篇讨论《热带疾病》本身的长文，但主要是关于不同观众的反应（村民、傲慢无知的所谓曼谷万事通、学生、中产阶级家庭、青少年等等）。结果证明，农村人比都市知识分子更好地理解了影片不得不说的东西。2006年7月，这篇文章被我以前的学生穆康·翁帖撒（mukhom wongthes）译作了“这个畜牲究竟是什么鬼东西？”（sat prat arai wa?），载于《斯拉帕·瓦达那探》(spa wattanatham)。三年后，这篇文章以《离奇畜牲的离奇故事：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在泰国的反响》（“the strange story of a strange beast：receptions in thand of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为名重新发表，载于詹姆斯·匡特（james quandt）编辑的文集《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后来我也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加入了反对曼谷弱智的斗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第一次遇见了阿彼察邦，很快就与他成为了好友。（《想象的共同体》泰语译本那赏心悦目的非学术封面，就是由我的新朋友设计的。）
非常碰巧，阿彼察邦在2006年军事政变之后不久一举成名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我之前从未见过的泰国女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活动家四人组。伊达荣·那·阿瑜陀耶（idaroong na ayutthaya）是一位长期的活动家和令人敬畏的知识分子，创办和编辑了《阅读！》( aan/read！)，一本在我看来远胜任何其他东南亚公共知识分子期刊的刊物。她是梅·因伽瓦尼伊（may ingawanij）的密友，梅主要是在伦敦长大的，现在是威斯敏斯特学院（westminster college）的一名优秀老师，迄今为止关于整个东南亚先锋电影的最佳撰稿人。穆康·翁帖撒在她的国家目前是一位杰出的、令人畏惧的评论家。我想为《阅读！》的读者撰稿，但我的书面泰语非常糟糕，所以，三位朋友轮流翻译了我的英语文章。最难的一篇文章是针对安诺查·苏薇查柯邦（anocha suwichakompong）令人震惊的先锋电影的分析，这部电影有个谜一般的片名——《俗物人间》(mundane history)。
与此同时，我惊讶地发现，在泰国学者与泰国电影制作者和艺术家的世界之间，几乎没有智识或者其他方面的接触。这种情况是相当奇怪的，但我已经获悉关于它的几点趣闻。暹罗的顶级学者大多数都是在赫赫有名的国立大学工作——换句话讲，他们是某种层面的官僚。他们有头衔，大多数是曼谷人，可以接近更高的政治圈子。他们自认为属于国家精英。另一方面，电影制作者和艺术家通常来自各府，并没有高级学术学位，靠他们的智慧和才能谋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泰国学界看过阿彼察邦电影的人寥寥无几，仅仅因为他在世界各地获得的奖项才知道他的名字。
我突然想到，因为同样的原因，类似的情况很可能盛行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因为不同的原因——比如，日益加剧的学术和艺术专业化——一条类似的分界线似乎存在于欧洲和北美的部分地区。）无论如何，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电影制作界的好朋友——多亏有幸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退休。这一经历也已帮助我透过一架颠倒的望远镜看待大学的世界。曾经几乎填满了我视野的东西，现在似乎小得多了，远得多了，而且不那么重要了。
我退休后的第三个兴趣也是根源于我求学的青年时代。1962—1964年间，当我在雅加达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日常活动之一就是每周逛一次因为一长排二手书摊而出名的一条街道。那是相当便宜地积攒有趣的个人藏书的大好时机。1957年底，当印度尼西亚独立，依然留在那里的荷兰人被最终驱逐的时候，他们中很多人都卖掉了自己的藏书，因为他们的藏书太多太沉，无法带回荷兰。这些书大部分都是荷兰语的，其中有一些非常有价值，而25岁以下的印度尼西亚人中几乎不再有人懂荷兰语。1960年代初，通货膨胀已经非常严重，其结果是靠固定工资生活的人唯有靠腐败才能生存，或者变卖自己的财产，包括旧书和旧杂志。通常，当年长的藏书家去世的时候，他们的子女因为对父母的爱好不感兴趣，对继承下来的藏书同样不感兴趣。
有一天，我淘到一本异乎寻常的书，题为《火焰和灰烬中的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dalem api dan bara/indonesia in mes and embers)，它是1947年在荷兰人占领的东爪哇玛琅市（mng）出版的，作者使用的是笔名“tjamboek berdoeri”，意思是“一根带刺的鞭子”。它含有对作者个人经历之精彩的、可笑又可悲的第一人称叙述，从旧殖民政权的最后一年，到三年半的日据时期，再到武装革命的前两年（1945—1947年）。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印度尼西亚人所撰写的、关于这一大混乱时期的最好的书。
我向朋友们了解这本书，结果他们中只有一人曾听说过它，更不用说有人读过它，而这位朋友对“tjamboek berdoeri”到底是谁没有任何概念。我多次尝试再找一本，但都没有成功。我向自己许下诺言，有朝一日我将设法找到tjamboek berdoeri，但在1972年我被印度尼西亚驱逐之前，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熟人来实践这一诺言。但我没有忘记它。1964年我回到康奈尔的时候，我把这本书捐给了图书馆善本部，担心世界上不存在第二本了。（直到42年之后，我们的专家馆员才在堪培拉找到两本，在阿姆斯特丹找到一本。）1999年我终于获准重返这个国家，我决定重新开始对于tjamboek berdoeri的调查，解开为什么写作于1947年的一部优秀著作到1963年就被彻底遗忘而且从未再版这个谜团。
在我的爪哇劳工活动家朋友阿里耶夫·查蒂（arief djati）的帮助下，在很多次错误的探寻之后，我最终发现tjamboek berdoeri就是桂泰青（kwee thiam tjing）。在荷兰殖民政权的最后二十年里，他是一位著名的华裔印度尼西亚记者和专栏作家。在一些华裔印度尼西亚朋友的额外帮助之下，我们两个在2004年重新出版了这本书，补充了大量脚注，以方便没有殖民时代经验的现代读者阅读。
桂——我们之间习惯叫他爷爷（opa/grandpa）——来自一个可以上溯很多代的古老的东爪哇华人家庭。他生于1900年，是他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完全在荷兰语学校接受教育的华人青年之一，但他从未受过中学之上的教育，因为诺大的殖民地并没有大学。（他曾在晚年笑着回忆了他如何频频与他的荷兰和欧亚同学打架，并因此成为极少数有幸时不时痛打白人男孩而没有受到惩罚的“当地人”之一。）在一份短暂和不愉快的进出口公司工作经历之后，他转向了新闻业，并很快获得了成功。在日本人到来之前，他曾为多家报纸工作过。日本人压制一切媒体，除了少数几家由军部自己资助的报纸。
在日据时期和之后，他担任日本人设立的邻里协会（tonarigumi）当地分部的负责人。为相互帮助和全民动员，这个协会在1940年正式建立，最初脱胎于诞生自江户时代的五人组制度（gonin gumi），其设立同样是为了互助，但主要是代表当局监视民众。（这套系统至今依然存在于印度尼西亚术语“rukun tetangga”中，意为本地睦邻小组。）在男人被囚禁和经常被杀害的时候，他尽最大努力去保护他所在社区的荷兰妇女和儿童。
1947年之后，我们几乎就再没见过他，直到1960年，当时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随他的女儿一家三口去吉隆坡。1971年，他回到了印度尼西亚，开始为印度尼西亚报纸《伟大的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撰写连载自传。1974年1月，该报被苏哈托查禁。数月后他去世了。我和阿里耶夫把连载故事辑成了一本很成功的书，以《成为一根带刺的鞭子》(mendjadi tjamboek berdoeri/bing a whip with thorns)为题于2010年出版。我们做的研究越多，桂的1947年大作消失之谜就越容易理解。我们得出的结论包含两个基本要素，非常有趣，值得详述于此。
第一个因素即《火焰和灰烬中的印度尼西亚》是用一种非凡的语言组合写作的。虽然其基本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但一些部分是用东爪哇地区爪哇人使用的汉语方言写作的，书中有很多巧妙模仿殖民地荷兰语和闽南话的短语，还有少量英语甚至日语词汇闪现。桂从未使用的一种语言是汉语官话。他以不认识汉字这一事实为荣，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爱国者。1926年初，他因为为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人（atjehnese）一年前的未遂叛乱辩护而被送进了监狱。1926年底，年轻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起了一场毫无成功希望的起义。在他获释的时候，桂目睹了干部们进入雅加达芝槟榔（tjipinang）监狱。他曾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殖民当局监禁，入狱时间比将在1945年成为第一任印度尼西亚总统的苏加诺更早。
所有这些语言的使用（使得该书几乎不可能被翻译）并不是随便的或者任意的。桂转换语言通常是为了讽刺的目的，或者为了显示他在那些年间所注意到的群众的对话。有时候他也为了富有诗意的或者悲剧性讽刺的目的而使用技巧。比如，他在一个地方使用了“of romusha, of tjaptun”这一复杂表达。它是一对荷兰语单词“of”（意思是“要么/要么”）、日语单词“romusha”（日据时期被征召的强制劳工）和闽南语“tjaptun”（十个荷兰盾/金币）的混合体。这是一句尖言利语，意思是“金钱是地狱里最好的律师”。在别的地方，他描述了这样一个可怕场景，革命者正在折磨或者杀害被怀疑替荷兰人当间谍的印度尼西亚同胞。他令人毛骨悚然地写道，受害者头颅被击碎的声音就像金属的大釜锣（kenong）和小吊锣（kempul）——爪哇加麦兰管弦乐队的主要乐器——的声音。
第二个因素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共和国为建立一个值得国际认可的现代国家所做的努力。一方面，新的国家为其民族身份和“世界地位”感到骄傲，成功地强制推行了一种垄断版本的印度尼西亚语。而此前，甚至在民族革命期间，印度尼西亚语也会根据其言说者的社会或者地区背景而变化。国家现在不赞成其他语言的任何沾染，甚至包括爪哇语。拼写系统也被标准化了——这是殖民政权曾试图强制推行但没有成功的东西。因此，桂那令人印象深刻的融合世界多种语言的写作是不能够接受的。另一方面，国家教育机构开始兜售一个1950年前历史的版本，它几乎全然忽视华人群体的作用，强调印度尼西亚人的光辉历史，以及荷兰人的邪恶历史。
桂的书显然是一个爱国者写的，但也显然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文主义者写的。在他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优秀的、愚蠢的、可怜的和令人反感的荷兰人，残酷的、心软的日本人，腐败的、慷慨的华人，无私的印度尼西亚爱国者和残酷成性的“革命者”。这些“革命者”在荷兰人1947年夏天进攻玛琅的前夕折磨并杀害了桂的一些亲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政治气氛中，鲜有来自任何群体的人愿意阅读这种不隐瞒真相、令人不安、结构复杂的书籍。因此，借用一个现代表达，它“消失了”。后来，苏哈托政权对华人社区的重压——关闭他们的报刊，废止他们的学校，禁止他们的大部分写作，把他们几乎彻底逐出政界——使得“消失”的影响更加深远。（在他独裁的32年中，苏哈托从来没有让华人担任过部长一级的职务，直到他倒台前夕。另一方面，他结识了十多个没有丝毫政治权力的华人亿万富翁。）只有在苏哈托政权垮台之后，桂的杰作才有可能被重新出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才有可能受到重视。
跋
倘若有读者想要查阅任意几十本重要学术著作的索引，她/他极有可能找不到“运气”这个词条。学界人士虔诚地致力于这样的概念，比如“社会力量”“体制结构”“意识形态”“传统”“人口趋势”等等。他们同样虔诚地致力于各种“因”，以及源自它们的各种“果”。在这样的一种智识框架内，几乎没有侥幸的空间。
偶尔，我会逗我的学生，问他们的朋友或者亲属中是否有人曾卷入车祸。在得到肯定答案的时候，我接着会问：“你真的认为那是事故吗？”他们的回答通常会类似于这样：“是的！如果奶奶留在店里多聊五分钟，她就不会被骑摩托车的人撞倒了。”或者：“如果骑摩托车的人早五分钟离开他女朋友家，奶奶现在就依然会在店里聊天。”然后我会问他们：“那么你们如何解释当局可以非常准确地预言多少美国人会在圣诞节假期间死于车祸这一事实？比如说实际数量结果证明是5000人。当局将查看以往圣诞节期间的统计趋势，预言比如4500人或者5500人，而不是32人或者15000人。是什么‘因’让这些关于‘意外’的预言如此准确呢？”偶尔会有聪明的学生回答说，答案是或然律理论，或者“统计或然律”。但在什么意义上“或然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因”？一个多世纪之前，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面临同样的问题，当时他研究了一切人类行为中最孤独的一种——自杀。
关键是我们在日常思考中并没有设法消除偶然性与事故，更不用说运气。我们确实尽力解释坏运气。因为这个或者那个原因，因为这个或者那个人，我遭遇了这个或者那个坏运气。但我们无法解释好运气如何干预我们的学术研究或者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前文介绍我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一生的时候，我如此强调我总体上好运连连：我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我的父母和祖先、我的语言、我的教育、我移居美国，以及我在东南亚的经历。它让我觉得像是留下来和店主多聊了五分钟的老爷爷。
同时，倘若我们除了在商店里耐心等待之外什么也不做，运气是不会来敲我们的大门的。运气经常是以意想不到的机会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的，当这样的机会一闪而过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勇敢或者莽撞地抓住它。对真正具有生产力的学术生命而言，这样的冒险精神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在印度尼西亚，当有人问你要去哪里而你要么不想告诉他们要么尚未决定的时候，你回答说gi tjaji angin”，意思是“我在等风”，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驶出港口冲向浩瀚的大海。这里的冒险不是充斥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常常喜欢读的书籍中的那种。学者们倘若对自己在一门学科、一个系或者一所大学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就会设法既不驶出港口，也不等风。但值得珍视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你的方向吹来的时候去追风的勇气。借用维克多·特纳关于朝圣的隐喻，身体和心理之旅都很重要。吉姆·西格尔曾经告诉我：“本，你是我的朋友和熟人中唯一一个阅读与自己研究领域无关的书籍的人。”我认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赞美。
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不断变化的学术环境，这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优势，但同时往往限制他们或者让他们陷于困境。在g8（八国集团）国家中，大多数教授报酬优渥，有足够的自由时间和机会去旅行，经常通过报纸和电视接触普通大众。他们通常缺乏的东西是与他们国家的治理者的密切关系。诚然，在美国有一些备受瞩目的政治教授——比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萨默斯和赖斯——但偌大的美国共有1400多所大学，而且首都并没有一流的模范。在贫穷或者中等收入的国家，教授们经常收入要差一些，但他们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容易接近媒体，尤其是如果他们是在首都的大学工作，就能够与他们统治者的圈子建立起密切联系。在这两种环境下，即使原因有所不同，他们对自身的未来有高度的安全感。基于捍卫“学术自由”和确保专家地位，他们的高薪和高安全感是有正当理由的。第一个要求是一个很好的、经典的理由，只要教授们自己实践它——但他们并不总是这样做。第二个要求更为晚近、更加模棱两可，因为它取决于资深教授们定下的资格，要求长期的学科训练，其标志是智识外行越来越难把握的行话。另外，教授们的自我保护性众所周知，这种观点可能鼓励保守主义、因循守旧和无所事事。
专家地位也越来越多地伴有高等教育准则和实践的变化。积极的国家干预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在显而易见地增加，因为政策制定者试图让师生的招收数量、加工和生产与“劳务市场”的“人力需求”相符，并小心翼翼地对人口趋势做出反应。越来越多的国家努力将研究经费与自己的政策议程捆绑在一起。（比如，在今天的美国，大量资金正在被源源不断地投入“恐怖主义研究”和“伊斯兰研究”之中，其中的许多资金都将被浪费在平庸或者缺乏独创性的工作上。）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善意的或者恶意的企业介入已经处于上升势头一段时间了，甚至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中。专业化也在影响本科教育，年龄在18—21岁之间的年轻人应该在本科阶段获得广泛的、通识性的智识文化教育这一老观念正在式微，学生们被鼓励把他们的大学生活主要视作为进入就业市场做的准备。极有可能的是，这些过程将难以逆转或者减速，这使得大学及其成员全面认识其情势并对之采取批评立场越来越重要。我认为我很幸运成长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当时旧准则尽管是保守的、相对而言不切实际的，但依然令人信服。《想象的共同体》根植于这一准则，但它那种类型的著作在当下大学出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在1950年代的美国，有与冷战国家的偏见和意识形态相符的巨大体制压力，最勇敢、最有趣、最智慧的连环漫画是沃尔特·凯利（walt kelly）的《波戈》(pogo)。该漫画以佛罗里达的湿地为背景，其动物演员的阵容包括了危险的政客、机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关心政治的无辜者、心肠虽好但非常好笑的普通美国公民。其英雄，无害的小波戈，是唯一真正有思想的人物，凯利给了它一句有趣、生动的大师级台词：“我们遇见了敌人，它就是我们自己。”在我看来，这种怀疑的、自我批评的立场，正是学者们今天最需要培养的。鄙视政治家、官僚、公司经理、记者和大众媒体名人是很容易的，但要在思想上远离我们根植于其间、视为当然的学术结构却远没有这么容易。
年轻的学者们必须认真地思考相互影响的民族主义与全球化过程的后果，民族主义和全球化都有限制视野和简化问题的习惯。接下来，让我以一些关于涉及欧洲特性的民族主义的看法作结吧。
在其鼎盛时期，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有两大独特的、难以估计的智识优势。第一个是它对古希腊罗马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继承。罗马帝国是唯一一个曾长期统治过今日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政权——尽管这个时代是在非常久远的过去。但它并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它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今天的埃及和苏丹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它并没有统治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或东北欧的大部分地区。另外，久而久之，它的皇帝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很多地区。任何欧洲国家或者民族都不可能宣称独自继承这个非同寻常的政体，基督教的多个教派无不如此。罗马帝国是无法被民族主义占有的，即使意大利也不可以。这里存在一个与中国和日本的巨大反差，或许还有印度，在这些国家，古代很容易被民族化。虽然日本列岛的古代史离不开它们和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的关系，但它是可以被民族化为“日本史”的。
更幸运的是，古希腊罗马非凡的哲学和文学硕果大部分都幸存到了近代早期，这不但是托西方修士抄写员的福，而且多亏了拜占庭统治时期说希腊语的阿拉伯基督徒抄写员。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的阿拉伯语译本让马格里布和伊比利亚的穆斯林思想家得以吸收亚里士多德思想，把它传递到“欧洲”。这种继承为“欧洲”提供了通向世界（希腊和罗马）的智识入口，而这个世界实质上是与基督教欧洲格格不入的：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奴隶制度、怀疑主义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相悖的性道德、以法制基础塑造人格的理念等等。直接进入这些世界取决于对两门语言的把握，这两门语言出于不同的原因既困难又不相容。古希腊语不但有它自己的拼写系统，而且大量借用了当时被用于现在的中东和埃及的语言。（虽然有一种希腊语幸存到了现代，但它被拜占庭基督教、被数世纪的土耳其——奥斯曼统治深刻地改变了。）最高级的古拉丁语在语法和句法方面远比今天的任何一种主要欧洲语言困难和复杂。更妙的是，它渐渐变得“不通用”了。换言之，无论是古希腊语还是古拉丁语，都不属于任何欧洲国家。
因为这些（以及我没有提及的其他原因），古希腊罗马的遗产给欧洲的智识和文学生活带来的差异性与陌生感，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就像在田野工作中那样，这种差异与陌生意识培养了智识好奇心，使自我相对化成为了可能。古希腊有城邦和民主政治。罗马帝国比欧洲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国家大得多；因为它的废墟散布在几乎欧洲各地，无论一个人身在何处，他都能够意识到它的巨大。很显然，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医学、建筑、数学和地理等学科要比中世纪欧洲的那些相应学科更发达。它们全都是前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先于“弥赛亚时间”（messianic time）出现的产物。当中国和日本设法用“闭关政策”来阻止差异与陌生的时候，欧洲格外尊重古典时代，具有自我意识地把它选作了自身的智识遗产。
学生们今天可以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索福克勒斯和荷马、西塞罗和塔西佗，这是很有好处的，但他们通常是阅读它们的译本——用他们想当然的日常民族语言。因此，差异与陌生已然被大大减少。埃及学生不能阅读象形文字，阿拉伯学生未必能借助他们的基督徒祖先完成的早期译本来阅读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多少日本人或者中国人能够阅读巴利文佛教文本。
欧洲的另一大智识优势是它面积不大，地理上和概念上的界线缺乏或者松弛，有一系列紧密相邻的中小型政治体之间军事、经济和文化竞争的历史。尤其是自近代早期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宗教改革以来，欧洲进一步被方言和宗教分割。外加武器生产的技术进步，对抗与冲突加深，这反过来为各领域竞争的加剧提供了动力。战争、旅行、贸易和阅读让面积大小不等的政治体处于频繁的，经常是怀有敌意的接触之中（最重要的是，和平时期的贸易因河流和港口而得以充分发展）。代表这种情势的是英国人与荷兰人的关系。大多数英国人今天都不知道成百上千的英语单词来自巨大的《牛津英语词典》所归类的“古荷兰语”（old dutch），但他们铭记着带有敌意的表达，比如“dutch courage”（酒后之勇）、“dutch treat”（邀请女士共进晚餐并坚持平摊费用）和“dutch wives”（保证睡眠舒适的实心硬垫枕）等等。另一方面，不再通用的拉丁语让欧洲知识分子彼此保持联系长达若干世纪，尤其是印刷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后。在15世纪中期近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的大约两个世纪里，更多的书籍是用拉丁语印刷的，而不是用任何本地语言，当时欧洲知识分子基本都熟悉拉丁语。霍布斯和牛顿是用拉丁语写作和公开发表的，因此他们的影响能够遍及欧洲大部分地区。
差异与陌生被置入了由对抗和冲突造成的这种政治动乱之中。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的重新发现最终结束了教会对拉丁语的垄断。这一新情势向不受教会教条约束的非神职知识分子打开了古典的大门。这些发展后来将导致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以期提升它们对古典及更早期的了解。17世纪末，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开始宣称他们的文明优势。在那之前，欧洲国家都不否认古代文明优于它们自己的文明，它们竞相去了解更多以使自己文明得体。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和平时期，没有国家可以夸口说它是文明的中心——这可以说是一种欧洲版本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回过头来宣布它是最好的。在文化（包括对古代的了解）、政治、全球地理、经济、技术、战略战术等领域，创新、发明、模仿和借用在不同国家之间不断发生。
像这样的事情在东亚是不存在的，甚至在南亚也是不存在的。在东亚，中国和日本设定了它们的地理和文化边界，经常试图用严厉的闭关政策把“蛮夷”排斥在世界之外，几乎感觉不到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竞争的必要性。或许东南亚与欧洲最相似。就文化、语言、族裔和宗教而言，它是多种多样的。其多样性因历史上区域性帝国的缺失（它与频繁的政治混乱有关），和后来若干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而进一步加剧。在通过贸易向外部世界开放方面，它也与欧洲相似。
因为欧洲在罗马帝国之后从未经历过单一稳定的统治，它始终是很多中小国家之间冲突、合作、商贸和智识交流的竞技场，成为了语言/族群民族主义诞生的逻辑原点，典型表现为自下而上地反对专制的王朝政权。尽管欧洲民族主义接受了美洲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的关键思想，但它深受其克里奥尔前辈感到陌生的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影响。它对杰出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作曲家和画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对于把人民从专制王朝解放出来的其他流行的民族主义同类运动，它也了若指掌，并且与它们团结一致（当然也并不总是如此）——后来发展为国际联盟、联合国和很多其他形式的制度实体。
然而，在20世纪的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年轻的民族主义不出所料地与老牌国家联姻了。今天，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国家和隶属于它的机构——军队、媒体、各级学校、宗教机构等等——的一个强大工具。我之所以强调工具，是因为国家存在的基本逻辑仍然是“国家利益”（raison d’état）——确保自身的存在与权力，尤其是对它自己的国民。[15]因此，当代民族主义很容易被压制性和保守力量利用，它们与之前反王朝的民族主义不一样，对跨民族的团结几乎没有兴趣。其结果在很多国家是显而易见的。就亚洲而言，人们只需想一想这些国家关于民族历史的“国有”神话：缅甸、朝鲜和韩国、暹罗、日本、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孟加拉国、越南或者斯里兰卡。预期效果是一种未经审视的、高度敏感的偏狭和目光短浅。其标志通常是禁忌的存在（不能写这！不能谈那！），以及强制实行的审查制度。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新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框架，进步的、解放主义的民族主义可以在其间茁壮成长。自从“共产主义”式微以来，已经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真空状态，女性主义、环保主义、新无政府主义和各种其他“主义”填充了部分空间，它们以不同但并不总是合作的方式反对新自由主义荒芜和虚伪的“人权”干涉。但填满这个真空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大量工作。探究能做什么并执行其发现是年轻学者可以为之做出的重要贡献。
霸权国家往往把“人权”设定为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调用的一种普世的、抽象的和全球性的价值。相比之下，为国家公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很难被国家轻易否定，它们实际上已经成功拓展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利，一如见诸美国的黑人和妇女问题那样，尽管经过很多年才有了真正解放性的变化。就此而言，“民族”和“民族主义”依然拥有很多可能性。
从这个角度人们也可以看到“区域研究”的价值，只要它们不被国家（叛逆的印度尼西亚人喜欢称国家为“siluman”，即可怕的幽灵）太过急迫地引导。国家在面对政治或者经济困难的时候，倾向于在其国民中煽动民族主义和危机感。年轻的日本人在学习缅甸语，年轻的泰国人在学习越南语，年轻的菲律宾人在学习韩语，这一事实是一个吉兆。他们在学习跳出椰壳碗，开始留意自己头上的巨大天空。这其中就存在着抛弃自我中心或者自恋的可能性。重要的是要记住学习一门语言并不仅仅是学习语言交流方式。它也是学习一个说和写与我们不同语言的民族的思维和感觉方式。它也是学习构成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以此学习与他们感同身受。
1958年我来到康奈尔的时候，必须很快学会如何用四个指头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打出我的研讨会报告。为了分发给其他同学，我们打在一种绿色的明胶纸上，可以用白色颜料抹掉小错误，然后在一台普通的油印机上印出改正过的定稿。改变任何东西都是一件缓慢和痛苦的事情，为此我们必须在打字之前仔细思考。很多时候，我们利用普通手写的草稿来工作。现在，我们在计算机上工作，可以在几秒钟之内修改任何东西、移动任何东西。绝对痛苦的减少是幸事，但值得记住的是，珍珠产自痛苦之中的牡蛎，而不是有笔记本电脑的快乐牡蛎。我不确定今天的研讨会报告比起四十年前的作品是否有任何文体上的进步。
在那个时候，图书馆依然是神圣的地方。人们走近一列列书架，抹去他们需要阅读的旧书上的灰尘，珍视它们的封面，嗅一嗅它们的装订线，因为它们偶尔奇怪、过时的拼写而会心一笑。然后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出于纯粹的好奇随意地取出同一书架上的书籍，发现最意想不到的东西。关于如何看待资料，如何评价它们，比较它们，剔除它们，享有它们，我们的训练并不正式。运气成为了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惊奇也是。
今天，图书馆在偏执地设法把一切数字化，或许是期望书籍最终被淘汰。一切都可以“在线上”（online）找到。随意性与运气一道，或许正在消失。谷歌自称为是一个非凡的“搜索引擎”。它是在不带讽刺意味的情况下使用“引擎”（engine）这个词的，而“引擎”在古英语里的意思是“欺骗”（正如其反映在动词“to engineer”—狡诈地处理——中那样），甚或是“刑具”（an engine of tortue）。无论是谷歌还是信任它的学生都没有意识到，19世纪末期的书籍拿在手里有这样的感觉，而20世纪初的书籍有那样的感觉。日本书籍是用一种方式装订的，而缅甸书籍是用另一种方法。在线上，一切都将成为一个民主的平等主义“词条”。没有惊奇，没有偏好，没有怀疑。学生们对谷歌的信任几乎是虔诚的。你有对谷歌的批评性评价吗？我们尚未教过这一点。很多学生完全不知道即使谷歌“让一切现成可用”，它也是按程序行事的。
“轻易获得一切”的后果之一，是我在谷歌诞生很久之前就已经注意到的一个趋势的加速：没有必要记住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检索到“任何东西”。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常常喜欢用诗歌摘引来美化我的研讨会报告，这些诗歌要么是我被教导要背诵的，要么是我随机遇见并爱上的。我背诵我喜欢的诗歌，没有想太多，并且经常在浴室里、公共汽车上、飞机上或者任何我无法入睡的时候默诵它们。以这种方式背诵，诗歌深深地驻扎在我的意识之中，与其说是意义，毋宁说是声音、抑扬顿挫、韵律。我的同学既惊讶又同情。“有什么意义呀？你完全可以查嘛！”他们是对的，但即便是谷歌也无法给你纯粹的“感受”，比如兰波（rimbaud）《醉舟》（“le bateau ivre”）的目眩神迷。
2007年前后，为了帮助一个为多所俄罗斯地方大学的年轻老师举办的民族主义高级班，我去了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的俄语口语几乎张不开口了，只会说“早上好”、“非常感谢”和“我爱你”。但是为了表示团结，我开始朗诵在斯大林政权早期自杀的一位激进分子——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dimir mayakovsky）的一首优美诗歌的最后一节。让我震惊的是，所有学生旋即和我一道朗诵了起来：
svetit vsegda永远照耀，
vestit vezde到处照耀，
do dnei poslednikh dontsa直到那日月的尽头，
svetit—照耀——
i nikakih gvozdei！不顾一切阻挠！
vot lozung moi—这就是我和太阳的
i solntsa！口号！[16]
到结尾时我已泪眼朦胧。学生中有一些也是。他们依然是谷歌正在帮忙终结的口传文化的一部分。但至少有一个“蓄水池”是未被染指的——保存在家中阁楼上的或者汽车行李箱里的不为人知的手书信件，它们有时候会秘密地存在数十甚至数百年。
谷歌也许无辜，但它代表了某种更加可怕的不祥：退化的（美式）英语对全球的支配。今天，在美国本土，读到以美式英语为文献基础、出版于美国的理论著作是司空见惯的。倘若有外国著作被引用，参考书目经常是原作以日语、葡萄牙语、韩语或者阿拉伯语出版大约二十年后面世的美国译本。这就好像直到在美国面世，它们才有了价值。这并不全是美国的发明，因为它根植于英国在大约1820—1920年间对世界的支配。但英国依然属于欧洲，参考以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出版的书依然是完全正常的。但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觉得它们必须用美式英语出版。就其本身而言这可能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自然的，只要它不影响我们的认知。但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不同国家的学者觉得，除非他们是用美式英语写作，否则他们就不会获得国际认可。与此同时，除了那些为田野工作而不得不掌握的外语之外，美国学者在学习任何外语方面变得越来越懒。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不再通用的拉丁语与生气勃勃的美式英语之间的巨大差异。流亡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可能是对的：“权力意味着不必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