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人际网络》


 前言

    作为中国和中国台湾一度的执政者，蒋介石在1949年以前统治中国22年，在1949年以后又统治中国台湾26年。他对近代中国历史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影响深远，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群对他则褒贬不一，特别是有过两次合作而又长期对抗的国共两党，对蒋氏功过有着完全不同的诠释。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的学者，很难绕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蒋氏已在1975年故去，成为历史人物，但对其功过得失的评价在两岸仍然存有很大的差异和争论。


    自1990年代开始，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台湾政治形势的变化，两岸学界开始重新审视蒋氏的历史地位，对蒋氏的历史功过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在台湾，蒋氏形象由高而低，从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神话领袖”，渐渐被还原为功过参半的“普通人”，甚或是应为白色恐怖负责的冷酷无情的“独裁者”；而在大陆，蒋氏在北伐和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渐被肯定，其形象亦从“人民公敌”渐渐被还原为有功有过的政治领袖。可以想见，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也因为蒋介石在历史活动中的诸般复杂表现，两岸对蒋介石的评价仍有差异，但都渐趋平实可信，渐趋历史的真实。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自1990年代后半期始，台湾档案机构典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陆续对外开放，为学界研究蒋氏提供了过往难得一见的丰富史料。自2006年起，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亦将其收藏的《蒋介石日记》原稿陆续对外开放，又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凡此种种，对于蒋介石研究的扩大和深入都是重要的推动因素，本课题研究亦植基于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国史学科，是中国社科院的重点学科，一向致力于扩大民国史研究的层面，推动民国史研究的深入。近几年来，我们和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蒋介石研究群”为中心的台湾蒋介石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不同的学术场合，有过多次学术交流与讨论。为将蒋介石研究推向深入，两岸学者于2010年1月假台北大板根度假村相聚，以“蒋介石的人际网络”为主题，举行学术讨论会，相互切磋，深入研讨。作为政治领袖人物，蒋介石在其政治生涯中有着复杂多面的人际关系，以此而构建起纵横上下左右的人际网络世界，在其执政过程中起着或明或暗的重要作用。我们相信，关于蒋介石人际网络世界的研究，对于分析与理解蒋介石执政时期的政治理路与作为将大有裨益。在讨论过程中，我们与台湾学者虽然有时意见相左，彼此争论，但都是为了追求学术的真谛，我们为这样的坦诚讨论而欣慰，而这样的讨论能够实现，也说明了两岸学术研究的共同进步。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与其他学术论文集不同的是，我们将与会学者在讨论过程中的发言也一并整理出版，以使读者诸君与我们共同回味当时讨论的现场情景，体验与分享历史研究多样性的乐趣。


    收入本书的论文和发言，均经作者和发言者审订，我们也进行了若干技术性的编辑工作，并为编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讹误之处负起责任。本书的出版，得益于中国社科院科研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机构以及与会者的多方支持协助，在此谨表衷心感谢。我们规划的蒋介石讨论会还将继续举办，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有更多的收获，俾可推动学术研究事业的不断进步。


    2011年4月8日

 第一部 蒋介石的党政人际关系

    <h2>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蒋介石的早年成长经历与个性特质</h2>


    王奇生[1]


    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若是平民百姓，他的性格仅决定他个人及其家庭的命运；若是国家元首，他的性格很可能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一个政治没有走上轨道的国家，国家元首的性格对政治的影响尤其大。


    1927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政局，既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也是蒋介石一人独裁。蒋介石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政治家，其鲜明的个性特质势必影响到国家政治。但学界很少对蒋介石的个性特质及其对政治的影响进行学理探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关资料的欠缺。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陆续开放，为我们考察蒋介石的个性特质，提供了基本的素材。


    每个人个性特质的形成，与其早年成长经历有相当的关系。本文试就蒋介石的早年成长经历与其个性特质的塑造，做一粗略探讨。  一 恨父恋母


    蒋介石9岁（本文凡涉年龄，均为虚岁）丧父，15岁初婚，23岁得子，35岁母亲去世。这样的早年经历，在蒋介石的同时代人中，其实并不罕见。然而，蒋介石对其早年经历的忆述，却非同寻常。


    对于父亲，蒋介石很少提及，除了写过一篇《墓志铭》，数十年间的公开言论和私密日记中均不见提及。直到60岁时，日记中留下简短数字：先考之严厉，“不忍言也”。[2]在蒋的记忆中，“严厉”似乎成为他对父亲的唯一存念。[3]蒋是在回忆其早年塾师任介眉时，兼带提及父亲的。在60岁的蒋介石笔下，任介眉被描述为一个“残忍惨酷”的“毒魔”。由此及彼而联想到父亲，竟是“不忍言”三字，似有一腔怨恨尽在不言中，与对“毒魔”塾师的记忆难分伯仲，以至于晚年仍未能释怀。也由于蒋对其父亲几近失忆般的隐讳，数十年来，外间因不明真相而有各种揣测和谣传，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比之下，蒋对母亲的情感，无论母亲生前，还是母亲死后，依恋之深，感怀之切，且持续数十年形诸笔墨的深情表达，连他本人也自认异乎寻常。毛思诚所编蒋介石年谱[4]中，13岁条目下有这样的记载：“夏月放假归，入门，见王太夫人，未开言，即嚎啕大哭，越时声益凄。自此每遇外出，辄泪眼尽赤，哀动邻舍……远离至一二十里以外，犹暗自哽咽。”[5]情感之丰沛与脆弱，即使同龄女孩也未必如此。1930年12月4日日记中，蒋介石自陈：“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十六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遂改。”蒋介石结婚虽早，“断乳”甚晚，二十余岁犹如此恋母，实属罕见。对于这一“天性”，蒋也自以为异。甚至与宋美龄结婚后，年逾40的蒋介石仍自感“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婚后三年，蒋自承：“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淡］惨恼，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其所以然也。”[6]吾人阅读蒋的日记，对其“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一点，感受至深。


    据蒋称，他的少年时光，大部分是在母亲和外祖母陪伴下度过的。尤其是父亲去世后，外祖母与他们孤儿寡母“共居处，同休戚，朝夕保育”。“中正课余假归，侍外王母与先妣于冬日爱堂中，中正读，先妣织，外王母念佛，机声梵音，与书句相间如唱和。”[7]在两位寡妇（外祖母46岁守寡，母亲32岁守寡）抚育、呵护下成长起来的蒋介石，其性格中难免养成某些女性化倾向，如阴柔，脆弱，敏感，细致，多愁，多疑，爱整洁，爱操劳细事等。[8]


    与蒋介石的“恋母情结”比，其母亲的“寡母情结”同样鲜明。女子失去丈夫成为寡母之后，为了弥补生理和精神上的空虚，往往从儿子（尤其是长子）身上寻求替代性的虚拟满足。如果寡母情结过于强烈，一般会有极力支配甚至占有儿子的行为产生。据蒋的第三任夫人陈洁如回忆，蒋的元配毛福梅曾告诉她，蒋毛初婚之际，感情尚好，但蒋母对小夫妻的私密相处无法容忍。[9]在15岁的蒋介石身边，38岁的寡母与20岁的妻子几乎成为情敌。


    蒋介石谈到，在他一生的哭泣史上，有过三次最痛彻、最伤悲之“泣”：一次是前面提到的13岁回家之泣，一次是15岁成婚之泣，还有一次是35岁母丧之泣。蒋回忆说：“余于十五岁成婚之日，俗礼必奉茶于亲属，余母睡眠掩涕不肯起而接茶，微闻母泣之声，余乃情不自禁亦痛哭不置，久之，母乃泣训曰：余自汝父逝世，教养汝至今日成婚，汝不知余有多少伤心事，愿汝成年立业，不忘为母者今日教养汝之苦心也。余闻此痛泣，更难成声。呜呼，寡母伤心事，谁能知之。”[10]儿子新婚大喜，作为寡母，感怀抚孤之苦自属难免，若一味伤感，恐怕潜意识层面难免有儿子即将被别的女人夺去之隐忧。


    前后四位妻室中，蒋和前两位的关系均不融洽。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婆媳关系紧张。[11]在孤儿的心中，寡母的地位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故当母亲与妻外家发生冲突时，蒋总是一味地捍卫母亲，痛责妻外家。


    蒋母是蒋父的第三任妻子，蒋父是蒋母的第二任丈夫。蒋母前夫不到36岁就死了，再嫁蒋父作填房时，年仅23岁，小蒋父22岁。对于父母关系，未见蒋有直接的记述。从间接的数据推断，蒋父母关系很可能不融洽。蒋在1923年12月撰写的《慈庵记》中提到，母亲生前一再嘱咐他：“余百年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理由是同穴要开启父墓，担心“重惊尔父之灵”。“每中正归省，无不以此见责，且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之坚决。易篑时，又以是为遗嘱于吾兄弟二人者。”[12]夫妻生同衾，死同穴，自古常然。夫妻除非同死，否则后死者总难免“重惊”先死者。蒋母既深知“俗礼”，却又如此坚拒与丈夫同穴，恐怕不是顾虑“重惊尔父之灵”所能解释得通。有学者认为，蒋母不愿与夫合葬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蒋母在蒋父夫人中排名第三，如与蒋父“同穴”，就得靠边站了。[13]这一说法，也不无勉强。生前既已甘为填房，死后未必那么在意靠边站。另据当年武岭学校校长张明镐回忆，蒋介石曾建议其母亲，将父坟迁葬，单独与母同穴，但其母亲也不愿意。[14]蒋母如此坚拒与夫同穴，合乎情理的推断，应是夫妻生前感情严重不洽。


    而蒋终身称颂其母，却闭口不谈其父，甚至对父亲长怀恨意，未必全因父亲“严厉”，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母亲影响。在此不妨拿胡适做一对比。胡适4岁丧父，同样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但胡适的母亲，为幼年胡适建构了一个“完人”和“圣贤”般的父亲形象。小胡适每天起床时，得先听慈母一顿“晨训”，时常讲父亲生前的“种种好处”，嘱他将来踏上“父亲的脚步”，做一个“完全的人”。[15]胡母固然是“教子义方”，恐怕也是自己情感的补偿。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都难免将这种爱恨传递给子女。蒋母与蒋父感情不洽，难免贬损蒋父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蒋介石不仅失去了父爱，也失去了对父亲、父权的信仰。  二 不孝与至孝


    1921年母亲去世后，蒋即自律：“以后无论阴历阳历，凡为母亲忌辰之日不食物荤，不动气，不御色，以为终身自惩自戒，冀减不孝之罪于万一。”并定自己生辰，也照例食素（后改为早餐食素）。[16]不仅如此，每逢母亲的生辰忌日、自己诞辰以及除夕之日等，蒋常有怀母的文字。如1931年12月14日：“明日为阴历十一月七日，慈母诞辰，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悲，悔不孝罪大，国乱人孤，但有痛楚而已。”1933年11月2日：“今日为旧历九月十五日，即为余四十七岁之诞辰，劬劳先慈，养我教我，而我之事业日趋于败亡，将何以慰慈灵，经儿留俄，回家无日，不孝之罪，其何以堪……进念先妣，终日不已，而于三餐，尤为心切，母子之情，至久而益切，有父母在生之时，为子者可不孝乎？如中正者则悔之晚矣。”


    每当心情烦闷或遭遇挫折时，蒋也常会思念母亲。1929年1月28日：“上午同三妹（宋美龄——引注）往吴淞游行，闻其不回南京，心甚抑郁沉闷。人有母爱其子，兄爱其弟，姐爱其妹，妻爱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谁爱谁惜谁知余？呜呼！苦莫若于孤儿，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侣既无，万事灰心，吾母不能复生矣，呜呼！”1929年1月30日：“今日心烦，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国耶？呜呼，无母之子，孤独之人，尚有人生乐趣乎？……愁闷忧郁为近来所未有。如吾母生在，或不致至此乎？呜呼！”至于触景生情的怀念，蒋日记中常见记载。如1931年4月26日：“夜半闻子规之声，而忆吾母起床喂蚕时，呜呼！不能复见矣。”1931年12月3日：“近日思母愈切，念儿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实无颜以对父母也。”


    蒋思念母亲，每每以“不孝”自谴。这样一种自我痛愧，粗看似是宋明理学的一套表面文章，细究其语境并联想蒋的早年经历，感觉应是其真情表白。少年蒋介石以顽劣著称。顽劣的孩子难免令父母超常操心。蒋在《哭母文》、《王太夫人事略》中自诉从小“冥玩不灵”：“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焙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忧。及六岁就学，玩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17]


    蒋介石原名瑞元。溪口乡间流传着“瑞元无赖”的种种故事，已难考实。[18]毛思诚所编年谱中，引有数例，意在彰显少年蒋介石的特异非凡，然而字里行间仍可见微知著：4岁时以箸探喉，以致晕绝，经医救治始苏。5岁时，缸中捞冰，不慎倒置缸底，几至冻死。6岁时，溪中野泳，险至淹毙。13岁时，百般戏马，马怒号猛冲，受伤仆地。父亲去世后，没有严父的管教，蒋的顽劣有增无减。蒋母本来期望儿子成家后有所收敛，无奈婚后顽劣未改。16岁时，授业于毛思诚。毛在年谱中这样描述：“其戏嬉也，以讲舍为舞台，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19]张狂顽劣，与恋母爱哭，竟共存于少年蒋介石一身。也许正是这种张狂顽劣的天性，以及没有父亲权威的压抑和阻碍，铸就了敢想敢干、不屈不挠的性格，并最终成就了这位乱世豪杰。


    蒋在《王太夫人事略》中声称：“中正年十八蓄志东渡习陆军，人有尼之者，先妣则深为嘉许，筹集资斧，力促就道。”[20]这一说法，与实际情形有出入。“年十八”是1904年。蒋第一次到日本是1906年4月。但同年底就回国了。除“年十八”的时间有误外，关键的一点是，蒋母对其出洋留学的态度，到底是“深为嘉许”，还是反对？若干年后蒋回忆此事时，说了实话：当时亲友阻力很大，母亲也不同意，“但事即至此，知余之决心难以挽回，亦只有筹凑经费，允余出洋，以成余志也”。[21]也就是说，深知儿子性格的蒋母是在十分无奈的情况下勉强同意儿子出洋的。


    蒋赴日数月即返，于翌年夏间赴保定，入陆军速成学堂。此事在乡民的记忆中，完全是违逆母命的行为。母亲上次反对，是不忍儿子远离，这次反对，是不愿儿子学军事。蒋寻思无计，背着母亲离家出走。[22]母亲伤心欲绝。蒋后来常常回忆：“尝忆廿一岁，余首次在保定军校而未能假归度年，家中惟母妻二人，未见其孤子在家，乃号泣悲伤乃至不忍食年夜饭，想见当时，先慈念儿之情景，更不忍为怀矣。”[23]


    母亲去世以后，蒋常在日记中反省自己性情“凶暴”，任性使气，说由于自己对母亲“不顺”，气得母亲致病，悔恨莫及。[24]


    除了顽劣任性对母亲“不顺”外，在婚姻家庭方面，蒋也自感对母亲“不孝”。蒋介石15岁时，在母亲的安排下，与大自己5岁的毛福梅结婚。蒋母之所以要让蒋“早为完娶”，主要基于蒋氏家族“门祚式微”的考虑。[25]蒋介石的祖父辈有兄弟三人，其中一房“断子”，一房“绝孙”。蒋介石祖父一支虽然传承下来，但也人丁不旺。蒋介石有一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还有一同父同母的弟弟蒋瑞青。但哥哥过继给了堂伯父，弟弟4岁就夭折了。蒋介石自称“中正独奉玉表公（祖父）祭祀”。也就是说，蒋介石是其祖父、父亲唯一的香火传人。蒋母让他早为完娶，无疑希望早抱孙子，多抱孙子，使蒋家人丁兴旺。但蒋毛婚后8年才生经国，令盼孙心切的母亲望眼欲穿。蒋称：“幸于二十三岁时经国产生，乃得含饴弄孙，稍宽其怀，余亦略得告慰于慈母矣。”[26]细析蒋的用语，“幸于”、“稍宽”、“略得”三词，在在体现他这一问题上的微妙心态。


    更令母亲失望的是，经国之后，毛氏再无生育。1915年纳外家姚冶诚，亦无所出。蒋母十分宠爱小儿蒋瑞青。在小儿子死去21年之后，蒋母不仅为其冥婚，且为之立嗣。蒋母硬逼着蒋介石将唯一的儿子经国过继给死去的弟弟。蒋介石很不情愿，但“不忍重违母命，以伤骨肉之至情，不获已，仍以长子经国嗣之”。[27]蒋介石收养蒋纬国，也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因为将经国过继给弟弟后，只好收养纬国“以继承我后”。[28]


    蒋母去世后，蒋虽再娶陈洁如和宋美龄，仍无生育。据陈洁如回忆，蒋因淋病而丧失了生育能力。[29]蒋介石1918年的日记中，有过治疗淋病的记录。[30]另据蒋介石日记载，宋美龄婚后有过一次小产。[31]笔者曾一度怀疑蒋日记中宋美龄小产记录是否属实。但据陈诚夫妇间私函，宋美龄有过两次小产，并称宋美龄“望子心切”。[32]不管怎样，后来三任夫人均无生育，对蒋而言，愧对妻外家可能还在其次，未能满足其母亲对门祚兴旺的殷切期盼，才是他深怀歉疚的最大心结，想必也是他在日记中一再“悔不孝罪大”的主要缘由。


    蒋介石在1934年2月19日日记中写道：“不能尽孝于亲，为一生最大之耻辱，至今后悔毫已无及矣。”蒋母墓旁有一对联，为蒋介石亲撰。上联为：“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下联为：“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吊诡的是，蒋介石反复自谴“不孝”，反给人留下“至孝”的印象。  三 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


    蒋父去世时，蒋母32岁。除9岁长子外，还有一个6岁的女儿和一个未满周岁的小儿子。寡母独自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其艰难困苦不难想见。蒋介石日记中，屡屡回忆其幼年失怙后，孤儿寡母如何含辛茹苦，如何受人欺压：


    时念余九岁丧父……余之一生，可说自九岁起无一日不在孤苦伶仃孤寡无援之中过活。[33]


    当胞弟瑞青殇后，家难频作，家产行将被侵，先慈朝晚饮泣长叹。决心上京诉怨控告，毫无难色。呜呼﹗慈母之保家保子，其忧苦至此。回忆往事，不堪设想。[34]


    值得注意的是，当蒋介石执掌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以革命领袖自居以后，试图追溯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而孤儿寡母受人欺压的童年往事，正好成为建构自己革命思想起源的最佳素材：


    余少年自先父殁后，即随余先慈受社会劣绅之压迫，贪吏之剥削，以过孤儿寡母之悲境。余忆自亡弟瑞清亡后，余兄介卿受恶讼与劣友之挑拨，思分亡弟之遗产不遂，几至涉讼，而以讼词恫吓先慈。先慈朝夕惕励，忧患备尝，但毫不为其所动，以其已出继于伯父，而且已经分拆产业，授其家室。余当时知胞兄不甘心，而又恐获罪于先慈，乃以私书寄胞兄，属其勿争琐屑，如余长大，必以全产交彼。惟此时勿使母亲多忧也。


    以后，吾乡以钱粮不足，须由甲首赔偿，而田亩在十亩以上者，须帮助甲首赔款，其所赔之数，多寡不一，概由胥吏与劣绅串通，随意摊派。是年适族人兴水当甲，而余陪甲，其款数逾常，先慈不能承认。不料兴水听胥吏邬开怀之主使，而又见吾家内不和，胞兄虽有势力，亦毫不帮助，袖手以观余孤儿寡母之涉讼，竟使差役到家勒逼，以牌票传余，以为乡间最污辱之事，是余母子所最痛心而不能忘也。后卒以赔钱了事。


    自此，吾母望余读书成业更切，而余则自知非读书立业，亦无以雪此耻辱。此约余十五岁之事也。当时只觉孤寡，备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之苦状，非改革推翻，不能出头，且不能雪此奇耻。而不知吾之革命思想，即基于此。[35]


    在蒋介石日后的多次回忆中，个人早年之孤苦，很“自然”地与国族的衰微相衔接，出洋求学也被解读为具有“革命”的动机：“余既痛国事之衰堕，满族之凌夷，复痛家事之孤苦被欺受凌，更欲发奋图强，以为非出洋求学加入革命，再无其它出路。”[36]


    去掉“革命”的神圣外衣，更能清晰地见到，蒋介石早年之孤苦，对其个性特质的铸就，以及对其行事风格的影响，是鲜明而深远的。孤儿孤苦的童年，塑造了他孤独孤僻的个性。蒋这样的自我表述其实更合常情：“余自此乃知社会之黑暗与不平，而更恨世态之炎凉与人情之浇薄。”[37]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让少年蒋介石感知社会的黑暗与不平；邻里乡亲的无义与同胞手足的无情让他深切体察到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浇薄。


    曾忆十岁之年，父丧未满一年，是年夏初……乡间洪水浸屋三尺，为从来所罕见。此时家中惟寡母与孤儿二人，胞妹幼稚自不知情。透水半日，无人来家援。吾乃闻吾母悲叹曰：如汝父在，近邻铺中人皆早来协助，而你父亦自在家处置一切，决不至如今日之孤苦伶仃矣。[38]


    诸如此类的情景，令蒋介石终生难忘，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耿耿于怀。溪口乡亲不仅对孤儿寡母有困难时未伸以援手，而且对蒋的所作所为，在很长时间里不以为然，甚至多有贬评。在乡民眼中，少年蒋介石是“无赖”，青年时也未见多大出息。直到1918年，蒋日记中仍记有乡人“见余之所为，未有不为之惊骇也”。“吾岂可为乡人之毁誉荣辱，而易我高心乎，所念者惟母在也。”蒋心虽高，无奈此时经济拮据，甚至“梦寐间亦忧贫困”，“为乡愿似是而非者所排斥”。[39]自感“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40]乡人的毁誉，自己虽然无所介怀，只是担心牵累母亲，使母亲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直到母亲去世时，35岁的蒋介石在溪口乡民眼中仍是事业无成。蒋也时常“想念身世与人情之薄，悲叹无已，愁闷不堪”。[41]


    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到了。1930年10月下旬，蒋介石偕宋美龄衣锦还乡。家乡父老为庆祝他“凯旋”，演戏三日，白天开欢迎会，晚上办提灯会。蒋自称“余对欢迎会无不厌弃，而独于乡间此次之欢迎，使余略述余母训及家庭教育之优良，以舒积悃，特加欣快”。“以今日中正略有所成，是不能不认母教严厉。”[42]蒋素有“雪耻”情结，无论国恨家仇，均不忘“雪耻”。1919年，蒋介石在日记中申言有四大心病未除，其中之一即是“以仇恨耻辱太多，而涤荡湔雪不到也”。[43]对是时的蒋介石而言，“仇恨”恐怕不是国仇，而是家仇；“耻辱”也不是国耻，而是家耻。“舒积悃”三字，充分表露了他的“雪耻”心态。


    蒋介卿是介石同父异母的兄长，比介石年长10岁。蒋父去世后，兄弟分家析产，本相安无事。不料4年后，小弟瑞青夭折。蒋介卿要求将亡弟名下的遗产重分。蒋母坚拒。双方反目，几至涉讼。蒋介石后来反复忆述说，自家内不和、兄弟阋墙以后，家难频作。蒋也因此对其胞兄深怀痛恨，日记中提及胞兄，多是贬词：“俗不可耐，鄙陋尤甚”；[44]“有意捣乱，顽固不化”，“不可感化”，“嫌恶已极”，“恶劣狡诈”；[45]“心术不可复问”；等等。[46]

 蒋介石:一个继承性创业者初期人际网络的建立

    吕芳上[1]一


    蒋介石个人的奋斗史，反映了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面向。以蒋为中心的当权者，必然存在着各方面、形形色色社会阶层与人物之间的交往与联系。这些人际交往，不单是个人关系，同时深刻反映了蒋个人性格、内心世界、处事方法、治术、谋略、政治需要及文化心理，更构成了波澜起伏、复杂多变的民国史重要内涵。故而蒋的人际世界重要而值得研究，《蒋介石日记》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二


    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交往关联的人物层面相当复杂，有当年成长培植他的师长、抛弃的妻妾、三教九流各帮人物、达官显贵、同盟元老；有江浙祖籍亲信幕僚；也有全力提携的黄埔嫡系；还有党内不同派系人士，党外政治对手。蒋对这些人的交往，依政治变动发展历程，层层扩大，从小圈圈到大圈圈，从私领域到公领域，交往目的或许不同，手段也有分殊，方法更是多变。从日记观察，他早期在上海混日子，同情过下层，不免与地方角头人物交往，有恩有怨；后来跟各地军阀合纵连横，有时称兄道弟，有时以金钱贿赂，拉打结合，封官许愿，又不免在战场上刀光剑影，掀起血雨腥风，然后忽敌忽友，暴露政治的现实。蒋两度与中共合作，但终以兵戎相见，最后失了天下。蒋介石应该可以算是“继承性的创造者”，创业属阳刚，辛苦奋斗才能获得；守成是阴柔，必深处“忧患慎重”之中。蒋一生矢志恪守孙中山主义、规模，但孙创建民国，志业并未开展而溘然长逝。蒋既创业又得守成，矛盾纠结，险象环生，艰苦备尝，终其生未能成其建国方案，乃多慨叹“无组织、无干部、无情报”。  三


    由于蒋介石是一位继承性的创业者，他冲出头并不容易，他的辈分比较低，多半的成功是靠谋略与机运。1920年代的北伐及其后的急功近利，对各地军阀采取收编、妥协政策，结果形成一个诸多山头的统一，蒋似乎只成常感无奈的“盟主”。同时当他有权力之后又甚为自负，不太接受挑战。一方面是尊严的问题，一方面是权力意识；一方面是支撑他地位的架构，一方面是财政来源的困难；最后可能涉及家族的网络问题。


    蒋在1921年5月23日日记中说：“遵中师之规模，争二陈之精神，学胡汪之言行，则可以担当国家责任矣。”以孙中山为师，以陈其美、陈炯明为楷模，向胡汉民、汪精卫看齐，这是孙仍在世时蒋的想法。蒋与孙中山关系的建立，有几个重要的关键点：首先是1912年出于对光复会人陶成章过去逼死徐锡麟、诋毁孙中山，今又与陈英士敌对，掀起党内风潮的不满，抱着“一片公忠之至诚”刺杀陶，蒋认为孙、陈对此事自有点滴在心头。1915年，死命效孙的陈英士返沪遇刺，蒋挺身收尸，毕见人世冷暖，更使他下决心“愿为大哥之化身”，这是他后来始终效命孙中山的重要起点。1922年陈炯明之变前，他经常到广东协助陈。蒋陈的交往，互珍互惜，粤变之后，蒋即以“中师”之敌为敌，未尝改变。1928年3月，第二期北伐前夕，蒋在日记中说：“以年轻资浅之身，而权位反在老成者之上，总理在日尚难应付，无怪陆荣廷、陈炯明不绝也。吾惟行其正道，不与内争，以待时尚之转而已。”


    所谓人际网络的建立，很大部分是能否善用人才。可能受到曾国藩的影响，蒋的日记中透露他有“观人之术”，但不必神准；也很想选贤任能，终不能满意。蒋的核心干部有几个特征，早期他权位未稳，需大佬加持，因此多方尊崇革命元老及前辈，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在二三十年代都与蒋过往甚密。对同辈的革命党人和政治人物，例如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叶楚伧、戴季陶、阎锡山、冯玉祥，他自认以谦卑自居。廖早死，叶、戴渐形“老朽”，对汪、胡、阎、冯诸人终因与他有权力上的争执，“武者以兵叛，文者以笔制”，于是有分有合，有些人虽可共事一时，多半后来分道扬镳。后期他掌握的多是军事机构，故绝大多数为军人出身，黄埔军校或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所形成的“黄埔军系”，如朱培德、何应钦、王柏龄、顾祝同、陈诚、熊式辉，以及黄埔毕业生胡宗南、贺衷寒、邓文仪等所谓“天子门生”。这些人来自不同省籍，多少显示30年代蒋用人已经打破了地域观念，国家干部和党的干部不限于浙江人，虽然侍从室仍有部分乡土的影子。


    至于文人部分，他早期比较亲近的是陈冷（景寒），后来重用政学系的杨永泰（畅卿），抗战时期与张季鸾过往密切。在亲信之中，邵元冲、陈果夫、陈立夫后来在政治、党务方面有重大影响力。抗战前他重用黄郛，抗战时张群、宋子文、孔祥熙多承担方面任务。这些人有些是结义兄弟，有些是留日同学，也有些是姻亲关系。他在日记中常怨宋、批孔，多半是起因于“金援”不如所愿。他常自叹中国人才不足，因此会向学术文化界“借将”拔擢人才，例如朱家骅、罗家伦、俞大维、翁文灏、钱昌照、何廉、胡适、蒋廷黻、王世杰、陈布雷。有些人出身技术官僚群，例如九一八事变以后，起用北洋外交人才如顾维钧、施肇基、郭泰祺、颜惠庆、王景歧等人。但是也有很大部分的自由派及“左倾”人士不肯为其所用。


    北伐之后，蒋自谓深处在“前有猛虎，后有毒蛇”的险恶环境。日、俄外力的挑衅，内部武人、政客、共产党的阻难，使他备尝政治的艰困。因此在蒋的日记中还显现出他一直希望组织一个智囊团，以协助国政的推动。1932年2月黄埔学生贺衷寒、康泽、桂永清、戴笠、邓文仪、滕杰等人所形成的力行社，宗旨上是“抗日锄奸，为党牺牲，实行主义，革命革心，矢勇矢勤，严守秘密，服从命令”的组织（1932年2月21日），这一组织多少受到时局的影响，性质上也不能否认法西斯主义的作用。力行社之外，在日记中还有所谓青白社、四维社的组建，从某个角度看有文武平衡、地域平衡的意涵。蒋的领袖魅力多少是有军人式的味道，注重威严，但也不愿人家称他是武人，他注重威严，有些霸气，对于核心干部的培育当然有权谋的作用在内。


    对于同一时代的权力竞逐者，从北伐以后可以看到蒋所采取的策略，是兼采策反与挞伐的政策。过去很长的时期有不少人知道蒋对不同军系的处理方法，有使用金钱笼络，有使用武力平息。1927年蒋冯（玉祥）徐州会议，逼使武汉政权败北，冯是得到好处才与会的。1928年东北易帜，对张学良的交涉、对阎锡山的笼络，1936年两广事件的平息与桂系的服从中央，在日记中都透露了以说客斡旋、以金钱策反的玄机。  四


    引录相关的几则日记：


    1919年8月24日


    人才难得，盖由于自身精明不足，易为人欺，而不易为我用者半。又由于自身学业不足，易为人所轻视，而不愿为我乐助者亦半也。总之，蛮横轻浮者，易为人所弃。恕和宽厚者，必为人所亲，吾自常有骄矜暴戾之色，盛气凌人之势，而又不能藏垢纳污，虚心包容，此其人所以不乐为我用也。以后应应事接物之间，以温厚宽恕四字，三注意也。


    1931年12月4日


    此次失败之原，在于对老奸严拒，所以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等外交派，不恤卖国倒蒋，此其一。其次对于学者及知识阶级太不接近，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生之敌，所以学生运动全为反动派操纵，而党部毫无作用，且有害之，此其二。又政治与党务人才缺乏，根本上干部无一得力之人。季陶虽弱，但能共同奋斗。此外竟无为公为友之人。


    1931年12月24日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此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允纳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乃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与卖国，而未预知。陈济棠勾结在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夹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知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者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


    1932年2月21日


    晚与贺、康等生谈组织事，必欲组织以秘密奋斗、人尽其才、控制全国之机关，方得完成革命。如仅普通组织，则必腐化消灭也。乃得数语曰，抗日锄奸、为党牺牲、实行主义、革命革心、矢勇矢勤、严守秘密、服从命令，如违誓词，愿受极刑。


    1932年5月24日


    畅卿说我从前缺点：一、在精神过于集中，致有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之弊，此无组织之故。二、在重事而不择人，赏罚不明，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此无干部之故。三、不能独裁遇事轻裁，用人行事均无审查负责机关，此革命之所以不成也。以后必须有干部之组织，且不必事事之躬行，又需门无留客，案无留牍，方得事半功倍也。


    1932年6月22日


    俞大维君来谈，晚会客。为政在人，余一人未得，何能为政？尝欲将左右之人试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陈景涵、余日章三友可为静友，而不能成为我畏友。其它如朱骝先、蒋雨岩、张岳军、俞樵峰皆较有经验而不能自动者也。其次如朱益之、朱逸民皆消极守成而已，无勇气不能革命也。其它如贺贵岩、陈立夫、葛湛侯皆气小量狭，不足当大事也。兹再将新进者分析之，党务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刘建群、罗志希、段锡朋、方觉慧、齐世英、蒋坚忍、方治、鲁荡平、罗贡华选之，其它如内政、外交、经济、法律、教育诸部从长考选，不意多得也。


    1932年9月1日


    时以不得襄助之人为念，世道日非，人欲横流，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如何求之？旧党人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考察更难。再之，山林之贤，今不可复见。而租界反动之流，多流氓之亚者，其在留学生中、大学教授中、职业团体中、旧日官僚而未在本党任仕而有风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 <hr/>


    [1] 吕芳上，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讨论

    李朝津（主持）：今天谢谢大家来到，之前我跟吕老师说我来开会好像没有什么贡献，所以派给我一个主持的工作，诚如刚刚大家所提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畅所欲言。基本上时间一到，我就看大家的情况，尽量把时间控制好，那我们现在就以客为尊，先从王奇生王老师开始。


    王奇生（主旨发言）：各位早上好，这个会议有说明是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来展开讨论，我来之前也花了点时间来看《蒋介石日记》，看能不能找到一点感觉。其中在1946年至1947年的时候，蒋介石日记里面有一条记载，当时因为国共两党的问题，他操心得很厉害，有两天忘记写日记，之后想要把它补起来。但他想不起来这两天干了什么事。后来他说：把宋美龄这两天的日记调来看了一下，再把侍从写的起居注调来看了一下，总算回忆起这两天，把这两天给补上了。


    这样就让我想到：除了蒋的日记之外，宋美龄的日记在哪里呢？这个我很感兴趣。以后有没有机会，有人把宋美龄的日记找出来给大家看。另外，侍从也有记录蒋生活的日记，侍从给他的生活记录了一个具体的形式，如果我们能将宋美龄日记、侍从的起居注与蒋日记这三者结合，蒋介石研究或许能进一步推进。这样也算是一个新的史料的发现。


    这一个题目是我给自己出难题，说实话，“心理分析”是很玄的东西。一般谈心理分析，都很注重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对他后来的性格、人格有很大影响。所以我看蒋日记的时候，常常会注意他对于童年的回忆。蒋经常回忆他童年时期的一些经历，这些经历他谈得比较多的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他9岁父亲去世，对他而言是一个转折点。9岁以前，他的私塾老师太严厉，对他而言是一个痛苦的回忆；而他对父亲谈得很少，他父亲也非常严厉，他对父亲的严厉没有多描述，只用了“不忍言”三个字来形容。可见他父亲以及私塾老师，留给他的少年记忆是非常痛苦的。


    到了9岁父亲过世后，他一再在其日记中提到孤儿寡母被歧视压迫、孤立无援的状态。甚至写道：有一年家里被大水淹，因为孤儿寡母，没人来家里帮忙的感受。这对他的成长，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老师和父亲对其严厉的控制，对其成年、中年以后有极大影响，当别人想要控制、驾驭他的时候，他非常敏感，认为这是别人对他的控制、压迫，而会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1918年至1924年间，他曾创下14次的辞职纪录，只要有一点点的委屈，他就会甩手不干，打道回府，这就是他非常典型的性格。如果有人想控制、强迫、委屈他，他就会觉得是不能容忍的。后来几次的下野，也跟这种心理状态有关系。对于别人对他的控制、驾驭的强烈抵触情绪，是他重要的一个心理。20年代他对鲍罗廷的仇恨，以及40年代与史迪威的那种关系，都有很强烈的表现。


    不仅在个人关系上，在国与国关系的处理上也是如此。蒋在40年代对美英苏等强国的态度，从日记里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不断地痛骂他们如何欺负弱国、欺侮中国，与其孤儿寡母受压迫排挤的幼年状况有极大关系。这是幼年创伤在他的人生情景中的反复投射再现。他的不停强调，甚至我认为他会去建构、夸大。有时事情未必那么严重，但他在日记里面的宣泄会让人觉得事情似乎无法让人忍受。在这种状态之下，使得他对人的信任始终是不太够的。他常在日记中说很多人都不可信，除了宋美龄及儿子以外，没有他可信的人。


    我看蒋日记的另一个感受，是蒋在30年代中年以后，开始出现一种目中无人的状态。所谓目中无人就是他经常感叹国民党内无人，反复在日记中强调他身边的人都很无能、愚蠢、幼稚，他常用这些词形容党内人才。这也是我非常质疑的一点，国民党为一个执政党，里面这么多的人，应该不是绝大多数无用。蒋介石这么认为，与他对自己强烈的自恋感有关，以自我为中心的高度自尊、自爱、自信、自我。他这种目中无人的状态，长久下来，我觉得确实导致党的无能。因为他不相信手下的人，所以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上。


    过去我们都认为蒋介石独裁，初读日记后，我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发现蒋介石的独裁比我以前想象的还要厉害。过去我认为蒋介石的独裁，是对权力的一种追求、欲望，但最近重新阅读日记后，我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他的日记显示他认为党内无才，对别人不放心，唯有自己亲自做才能成功。例如军事上，他对任何高级将领都不放心，所以他越级亲自指挥，有时在一场战役中，他直接用电话遥控，他自己说好像亲临战场指挥一样；同时行政上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爱兼职。过去我认为他的兼职也是一种权力欲望，但现在我认为他的兼职是出自他的不放心，所以他自己兼任省长、校长、部长等职位。一般来说，他已经是一个元首，最高的首长，如果说他要追求权力欲望，他已经达到巅峰，他没必要由高往下去兼职，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权力欲望，而是他不放心，事必躬亲的缘故。所以我认为他独裁的状态，很大程度是他认为他手下无能无才。这也是他的一种无奈。也因为他的目中无人，党内他除了对总理孙中山、陈英士、吴稚晖比较佩服外，没有什么人长期受到他的敬重和佩服。


    其实他这种性格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看他的日记，在20年代以前，他还可以听进周边人的意见，大概到40年代以后，基本上很少听进别人的意见了，只偶尔会听取吴稚晖等极少数人的意见。也因此他在日记里常会强调：我以一人治天下；对日本自称以一人敌一国；对中共以一人抵敌一党。我觉得他在日记中对自己的归纳非常典型，事无巨细都是他一个人在操心，把正式的制度、正式的机构撇在一边，然后重视他非正式的那一套系统。譬如说侍从室，如果看侍从室的机能，几乎就和清代的军机处是一样的。但他也完全要靠情报系统来获得信息、依靠手令来往下贯彻。所以他的一切运行都是靠非正式系统。


    我的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李朝津：谢谢王老师。从心理分析去看蒋介石的论点比较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把它变成一篇文章？下面是吕老师，他有一个新的提法，叫做“继承性的创业者”。我们很有兴趣，听听吕老师如何对其解释，谢谢吕老师。


    吕芳上（主旨发言）：主席，各位朋友大家好。这篇文章是在比较匆忙的状态下写出来的，有一些想法其实未必成熟，我最近一两篇文章，提法都被人怀疑其正当性如何。譬如说我提蒋是“弹性的国际主义者”，就饱受批评。今天提出这个问题，主席已经提出质疑了。我提两个观念，代表我的看法：第一个是“继承性的创业者”。一般来说，大家都了解开国的人物，都是创业者或创造者，都比较有阳刚之气。这样才能辛苦奋斗，才能打天下。守成者都是比较阴柔，可用忧患慎重来形成他的政治生涯。我会说蒋介石是“继承性的创业者”，是因为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国父，有主义，有一些建设的规模。但他要建设的民国，是在内忧外乱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他所有想法都还未能展开就过世；而由蒋继承了孙的棒子。当然，继承的过程非常的繁复，但最后蒋继承了孙，从种种方面来看，孙的志业的确是由蒋继承下来。但蒋继承后有很多的问题、矛盾，险象环生、艰苦备尝，这从他日记中可看出，他从一开始就饱受辛苦。其建国的想象跟规模的展开，其实都是继承孙创业的构想。如果看他的创业想法，除了大家所熟知的《育乐》两篇是他补述之外，其他都是孙先生的东西。我说他是“继承性的创业者”，原因在这个地方。


    由“继承性的创业者”所展开的第二个问题，是蒋的人际网络。不管是创业还是守成，都会碰到人际网络的问题。“人际网络”是比较学术性的用法，一般的说法就是“圈子”。政治本身如何营造一个可行性具体的方案，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必须依靠很多圈子的形成来推动。政治的复杂性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圈子不是近代才有，传统中国就有圈子。小人物如果能选好圈子，容易投靠，也容易提升自己的地位；大人物如果建立圈子，形成一股势力，可以形成山头人物，逐渐出头；最高领导者，以蒋为例，就必须平衡这个圈子，也就是说以原有的圈子，加上他创立的圈子，并加以平衡。圈子跟圈子之间，可能有竞争性存在，作为最高领导人，必须平衡各个圈子，才不会受到各个圈子的威胁。


    从这几个方向来看，可以看到蒋周边的人际关系，各种圈子是如何形成、发挥作用。当然，圈子本身非常复杂，如果以一个人作为中心来划的话，首先一个圈子就是血缘关系的亲戚圈子，例如孔宋的亲戚圈，在他的政治生涯里面发生重大作用，有正面也有负面的效果。其次就是朋友圈，从浙江到上海都有朋友存在。再次就是同事、同乡、同学圈。如再伸展的话，还有后来的学术圈，蒋会慢慢碰到这个问题。圈子是看你个人地位的高低发展出不同的功能。当官的人一定要利用圈子，也许有时候你自己说没有圈子，但别人就会从旁把圈子标签贴上去，说你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从个人角度来看，圈子是一个安身立命的本钱，如果要想发展出头，有一句话就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可以靠圈子攀缘而上。所以圈子看起来好像很抽象，但其实可以落在实体。国民党党组织是一个大圈子，蒋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不能放弃这个党，虽然他觉得这个党做得并不好，但对这个党，他一定是要极力掌握的。譬如说在这个圈子内有些是跟他志同道合的人。例如有些人是过去考科举出来，有儒家思想、内圣外王思想，真正为国家利益着想；有些人是利益集团的，利益要存在就要眼睛放亮。既要跟对人，也要有人可跟，圈子要上面有人、下面也有人，才能形成一个势力。


    如果从这个方向入手，也许可以体会蒋的生平。在老师辈、前辈方面，例如孙中山，他常常在日记里面提到“中师”，就是以孙中山为师。我文章里面提到1921年5月23号的日记：“遵中师之规模，争二陈之精神，学胡汪之言行，则可以担当国家责任矣。”这就是他在初期如何突破个人的限制，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来的过程。这个圈子里面有些人，是可以供他学习的，可以遵为“师”的。“师”都会提携下一代的人，所以蒋至少是跟对了人，跟对了孙中山。


    孙除了言行可让蒋师法，还有陈英士，由于陈英士非常忠于孙中山，所以蒋以陈英士为最好的朋友，在日记里面不止一次提到跟陈英士的关系。陈炯明也是透过孙形成一个圈子。蒋在南方护法，辅佐孙的时候，其实常常是不太如意的。我后来看到很多数据，发现这跟地方省籍观念很有关系，有些圈子可以打破省籍，有些圈子不容易。譬如蒋在粤军里面，为什么三番两次要逃跑？刚才王教授提到，他在黄埔军校多次辞职，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背景之一是他在广东地区的发展情况，地域观念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刺激。包括广东人讲话，他听不懂，这个也是一个圈子里面的障碍。如果从这个层面出发，可以思考出一些问题。


    并非只要加入一个圈子就可以被纳入一个圈子里。在圈子中要形成一个领导，就要求有非常坚韧的毅力，有时候要容忍，有时候要牺牲。从蒋的日记中来看，蒋对圈子里的人有时给高帽子、有时给官位、有时给钱。例如，他跟军阀的关系，要利用军阀的时候，他把送钱当做一种手腕。再例如跟胡汉民的关系，有合作有分裂，汤山事件后，他去跟胡汉民道歉。从日记里面可看出蒋对这个事件是忍气吞声的，心里多少有点不满，但他还是向胡汉民低头，虽然胡汉民后来也没有买账。但在圈子里就是要能屈能伸，有时自己还得付出一些代价，否则不容易建立地位。人际网络的建立、圈子的形成也需要一些计谋、手段。有时必须要笼络人，有时必须要威吓人甚至打击人。从日记里面可以看出很多这种状况。譬如我在第三页里面提到的一些相关问题。


    另外，在自己形成一股势力以后，也要自己建立一些小圈子。蒋也建立了自己的一些小圈子，有些是同乡关系、有些是学生，最明显的就是黄埔弟子，所谓“天子门生”，基本上是一个圈子。在党政关系方面，譬如派、政学系，这些关系都可以看出他另外建立一些小圈圈的想法。有时我们觉得讲小圈圈好像太局限了，但是实际上从事政治工作的人，无法不处理小圈圈的问题。在一些行事的过程上，有时蒋没有办法用自身能力处理，就必须透过跟学术圈建立的管道来处理。跟汪精卫比起来，汪跟学术圈的往来比较多，蒋跟学术圈往来较少，蒋透过朱家骅、俞大维之类的人，开始跟学术圈的人交往，所以有些学术圈的人也开始纳入了蒋整个政治圈子内。


    从这几个角度切入，逐步可以看出蒋在政治势力的建立。和国家蓝图的描绘过程中，大概逃不了这些圈子的延长、建立，或者维护、平衡。从这个角度思考，日记里面可能有很多材料可以去体会。我在最后一部分列了一些日记。但在1923年和1924年以后东西我没有去处理，但我想后面资料如果按照刚才的理念继续处理下去，大概也跑不开人际网络的圈子问题。我就提出这个概念，以供大家批评指教，谢谢大家。


    李朝津：谢谢两位，我们还有25分钟的时间可以讨论。一般人看蒋介石，都倾向于从“失败”的面去看，认为他就是一个失败者。不过今天两位的发言都朝向蒋为什么会成功来探讨。王老师觉得蒋是一个自我很强的人，蒋比较有安全感。我想蒋的安全感除了来自于接班人的确立外，其宗教因素也可以思考。


    另外，吕老师提到蒋虽然是胡汉民、汪精卫的后辈，但为什么能够发迹，是因他以孙中山为师作为一个主导的方向，透过相对开放的圈子来达到目的。两位的发言都是试图探讨蒋为什么会成功，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一样的感觉，现在就开放，请大家发言。我看过杨奎松老师的文章，里面从来都是用“非失败者”来看蒋，是不是请您发表一点意见。


    杨奎松：首先要解释的是我和今天的看法刚好完全相反。我觉得刚刚王奇生教授不是从成功的角度来看蒋，而是去讲蒋怎么失败。这个大概是大陆学者普遍的倾向，很容易从成王败寇的面向来看待蒋介石，今天奇生的发言就是代表一种很典型的大陆观点。我今天恰恰觉得奇生的发言有点太过。主要的问题，我想谈两点。第一点是，泛泛来看蒋介石的日记，虽然1930年代后可以找到很多蒋骂人、说人坏话的情况，但我们研究历史要注重过程；蒋骂人的话在3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尤其40年代以后更多。那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和蒋在一二十年代的具体情况不同。例如1924年商团事件发生，孙中山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蒋说了鲍罗廷很多坏话，甚至说了汪精卫、胡汉民的坏话。说他们实际上是反苏，对苏联看法不好的，也说他们革命性不强。但为了成立革命委员会，蒋特别给孙中山上了一个书，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说自己资格不够，而胡汉民和汪精卫都是忠诚的革命者，把他们推崇了一番。当然这种推崇不是虚情假意的，从信上看来是很真诚的情况。


    刚才吕芳上老师讲到，蒋在二三十年代任用很多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才，他对这些人才的评价，在日记中其实很多都看不到。他对很多人的评价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在任用的时候，可以发现蒋其实是很放手的。例如被他任用的人如钱昌照、翁文灏，其实对蒋的印象都非常好，而且都还进一步地拉一些人进来为蒋工作。


    所以，实际上蒋在用人，包括看人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看蒋要从历史上不同时期看，看蒋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他的性格、他整个对形势的掌控，有怎么样的变化。另外就是他做国家领导人做了太久，到了一定程度后，会不会也影响他的性格。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能泛泛地去谈他的心理、性格，要谈一个历史的过程。


    另外，我来参加这次的会议，有一个非常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个两岸的对话。今天这个形式非常好，主席坐在中间，两位发表人一边台湾的一边大陆的，我刚看两边实际上是各讲各话，很少交集。芳上的文章从标题“继承性的创业者”可以看得清楚，有一种正面的肯定。两岸在看蒋日记有非常大的理解鸿沟、隔阂。当然我认为台湾学者的解读不一定是完全正确，但是大陆以王奇生为代表的学者，绝对是偏颇过多。


    张力：奇生的文章谈的是性格、心理分析。蒋在日记中常责骂部属，我跟奎松的想法一样，蒋或许认为周边的人都不如自己。我曾访问过周至柔，蒋对他比较关心。他常挨骂，但官越做越大。蒋骂人和用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值得注意。我们在研究蒋跟部属之间的关系时，要看相互之间的关系、双向的看法。至于唐纵在日记里提到陈布雷的无奈，换个角度看，提建议的人抱怨事情落在自己身上，其实也是常有之事；否则只提意见，不愿承担责任，也说不过去。


    除了“非正式系统”的运作外，在一些正式机构，例如在外交、财经部门，因为蒋较不能驾驭，所以是否相对较为稳定。因此正式和非正式系统的运作，可以观察比较。


    芳上文章所提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建立，黎安友在《北京政治》一书中，讲了几种同乡、同学、同年、亲戚所形成的一种关系网络。蒋当然有他自己人际网络的建立，我们或许还可以探讨其他各个层面各个关系的建立，怎么跟蒋联系在一起，若是继续做分析比较，或许能清楚看出彼此之间的互动。


    黄克武：这两篇文章是利用日记史料来写成的，一个是讲心理分析，一个是讲蒋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部分。如果两岸学者可以先撇开成王败寇不去评估，先不要去这么鲜明地评估成功或者失败，而先从描写、分析的角度认识，把其心理分析、人际网络的建立弄清楚，再来论成败会比较好。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再来看奇生这篇文章，我想刚刚杨奎松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样不是泛泛地说，而是回到比较具体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历史细节里面来分析。讲心理分析是从陆培涌的书里面开始讲的，这是40年前心理分析刚开始大盛时期的书。陆培涌是从认同危机和整合危机等比较心理性的东西来看。而且我觉得目前能够超越陆培涌的，就是在于陆培涌看不到日记。而日记其实是做心理分析最好的材料，所以我想奇生这个大有可为，所以我希望奇生可以不要只写一篇文章，可以写一大本书出来，因为这里面有可以发挥的很大空间。


    也就是说目前心理分析的理论，可能不要借用太多，因为大致上认同危机、整合危机，基本上就是抓到几个很重要的细节，例如一开始提到的两天不写日记，便可以看出蒋的心理情况。刚刚张力讲到的，为什么有人被骂得多反而升官，这就是日记在蒋整个心理平衡的过程里面，所扮演的一个功能性的角色。这也扣到芳上的人际关系网络，日记其实跟人际关系网络是有关的，在日记里面骂得越多，在日常生活里面可能反而有更多的体谅。我觉得这两个题目都是在日记史料出来后最有发挥空间的题目。


    汪朝光：我最近看到奎松一个说法：历史研究是一个客观的评价，他不同意。我很同意奎松的看法，我越来越认为历史研究基本上是一个主观的学问，几乎没有人可以避免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所带来的局限，最关键的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武器是文字，文字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你选用什么样的文字，一定代表你的感情，所以这一方面的主观很难避免。


    回到刚才奎松说的评价问题，我做得比较多的是内战的研究，尤其是1945年至1949年，我所觉得的可能跟刚才奇生说的有相近之处。若观察1945年至1949年的蒋和毛，是毛要什么有什么，蒋要什么没什么；确实毛就是神人，蒋就是庸人。另外奇生提到蒋认为所有的人都不好，只好自己来，这是蒋的一个特点，如果从这里来观察，毛是否对部下有比较放手的一面？是什么导致毛对部下比较放手？毛通常只决定所谓大计，大计决定后怎么做就是部下的事了。这方面也值得讨论。

 第二部 蒋介石的军事人脉

    <h2>君臣师友之间</h2>


    ——“围剿”期间的蒋介石与陈诚


    黄道炫[1]


    1930年代，蒋介石展开对中共苏维埃区域的数次“围剿”，作为蒋介石信用、提拔的爱将，陈诚在“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介石一生，用人无数，有始有终者，首推陈诚。蒋对陈诚的期待、信用和培植，超越常人。1930年代“围剿”期间，蒋、陈之间互动尤多，其间透露出的蒋陈间介乎君臣师友之复杂关系，颇值重视，细加观察，对了解蒋、陈性格，乃至国民党的政治文化，均具一定参考价值。  一 基督和革命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民党是透过辛亥革命登上中国政坛，于国民革命中获得迅速发展的革命政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南京政权建立后，虽然这种革命性被迅速消解，但在国民党内仍有着重大的影响，理论上也仍有其存在的合法性。


    作为国民革命浪潮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将领，1930年代的陈诚，其言行颇具指标意义。陈诚，字辞修。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因邓演达援引入黄埔任教官，旋受蒋介石赏识。此后，陈诚在东征、北伐和国民党内部混战中迭建战功。到1931年5月调江西参加“剿共”战争时，任十八军军长，是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军长之一。蒋介石的日记中对属下吝于称许，但对陈诚则不乏赞誉。1930年陈诚在中原大战中表现可圈可点，蒋介石在8月份的日记中写道：“陈辞修由济南来报告，甚慰。此将才也，甚有希望。”第三次“围剿”期间，蒋介石对陈也有赞誉之词：“第十八军今日由黎川向大洋源前进，各部皆愁粮秣缺乏，不能前进，而辞修竟如期进行，可慰也。”抗战初期，蒋介石在感叹党内人才寥落、自身缺少臂助时，提到的仅有两个可以分忧的亲信就有陈诚：“军事能代研究者辞修也，外交能代谋略者岳军也。”正因对陈期许甚高，蒋介石夫妇不仅为其作伐，介绍谭延三女谭祥为其再婚对象，而且在九一八事变后因顾虑外界观感特电陈诚，告以国难期间不宜结婚，令其取消原定举行的婚礼。


    蒋介石对陈诚的重视，从其使用上也处处可以看出。中原大战后，国民党内反侧渐平，蒋介石应付重点转向已成燎原之势的中共武装，一直杀于党内混战的陈诚，衔命出现于江西“剿共”前线，既体现着蒋介石军事重点的转变，也是蒋为陈诚提供的另一个磨砺舞台。此时，对陈诚这样的国民党将领而言，旧窠臼虽未完全脱去，但毕竟非帝制时期效忠一家一姓之家臣所可比，国民革命思想在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围剿”期间，目睹社会黑暗的现实，陈诚在家书中留下不无愤青式的表态：“以现政府及环境关系，纵被赤匪如何烧杀，亦有让他烧杀。盖赤匪烧杀仅限于有产阶级，于穷人实无甚关系。而诸为富不仁者，实不杀何待。尤其贪官污吏之种种苛捐杂税，实在好叫赤匪来杀的一个干干净净。”这样的说法，当时如果公之于众，可能会让当权者瞠目结舌。即使是比较温和的话语，如“不拉夫、不勒饷为革命军中最有力量而最普遍的口号。由打陈炯明而至北伐，军队获得民众情感。民众帮助军队，端赖此二口号之实行”，也是针对国民党军纪律每况愈下的状况，表达着自己的无奈和不满。由于陈诚所具有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对蒋介石的信重虽然感戴不已，所谓“蒋先生之爱我、望我，虽自己之父兄亦有所不及”，在关键时候会选择站在蒋介石一方；但其对蒋毕竟已非唯唯诺诺、说一不二，蒋陈之间言行上的互动，构成为转型政治背景下的独特关系。


    在陈诚这一时期写给谭祥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陈诚对蒋介石的议论，因为是私密的家信，其中所言，刻意掩饰的成分较少，为我们认识蒋陈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1930年，经过长时间的阅读思索，蒋介石宗教观念发生重大变化，这年10月，他受洗成为基督教徒。次年4月，蒋撰《主义与宗教之关系》一文，提出：“今日世界各派宗教，其比较的近于科学，而具有革命精神，且其人生观念，摩顶放踵，奋斗牺牲，实行其救世主义而最有益于人类者，不能不推耶教为首。”蒋宣称：“当此物质思想与精神冲突，邪说纷纭，礼教破坏无余之时……对于物质方面当力求其科学之昌明，以破除虚伪之迷信，而对于精神方面，当保持其宗教之精神与人格之所在。”蒋在文中谈到的这些观念，在早几天的日记中也有提及。4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基督教乃世界性而不讲国界，故决不为任何一国帝国主义者所利用。共产党指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之工具，吾人不测；亦从而和之，是盲从者也。吾人一思基督教与共产教在中国之损益与祸福及其时期之久暂，则敢断言基督教于中国国民有益而无损，不若共产党为祸之大也。”


    蒋介石信仰基督教并公之于众，对陈诚造成不小的冲击。4月27日，他在家书中写道：“蒋先生要发表关于宗教的那篇文章，实在使我对于革命前途起了无限的失望和悲观。”信中他提到，将给蒋介石去信讨论这一问题。两日后，他又在家书中进一步解释其观点：“前日所谈关于耶教问题，每感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实为中国历史所未见。但怎样使这一变动适合民众的需要，使中国社会达到较高度的模型，是全中国人民意志的总汇。目前虽然许多现象是模糊而不清晰，然而一切变动，一个新的社会政治中所蜕化，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视共产主义为共产教，用耶教克服共产教，实在没有必要。同时共产主义绝不是共产教，用耶教绝对不能打倒共产主义。耶教在中国根本不能存在，青年信仰不坚确，不能以耶教做中心，可以使之坚确。”基督教在革命党人心目中向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使者，而且也和革命党人打破迷信的信念相左，虽然蒋介石在文章中对此作了解释，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但并不能左右人们浸润已久的习惯思维，而以宗教代替共产主义作为中国人信仰的想法，更为陈诚所不取。在当时的时代，革命立场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动摇的。


    所谓革命立场，就“围剿”时期的陈诚而言，有几点是基本的：民众的立场、平等的立场、民族的立场。在家书中，他曾长篇大论地阐述其对军人的看法，强调：“枪是保护人民的，军人是人民行动的护士，军人的情绪要与人民的情绪打成一片。军人不顾忌要做社会民众的领袖，但是切不要有意去做社会民众的领袖。”对于当时社会不平等的状况，陈诚痛心疾首：“我每次回想，我只能算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镖客，保护他们来剥削民众；自己的弟兄连饭也没得吃，衣也没得穿，而且他们这群东西，把三民主义当做民脂民膏民命来吃。”陈诚这样的表态虽然看起来有点离经叛道，但在国民党内并不是绝无仅有，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民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批国民党人的心理，他们和蒋介石的结合更多是出于个人感情和集团利益，以及在长期跟从中培养出的无条件的信任，但蒋在思想上并没有拿出使他们服膺的理论体系，相反其中庸保守的态度还为相当多人所不满。正因如此，和中共以信仰结合的团体相比，国民党的凝聚力远远无法抗衡。


    作为尚具革命情怀的青年将领，1930年代前后，陈诚对蒋介石追求无上权力的心态和做法不无察觉，内心也期期以为不可。1933年5月，因第四次“围剿”遭遇挫败，陈诚致函蒋介石请辞，其中不忘提到读“陈独秀攻击吾党刺刀政治之言，不禁有感于中”。而在家书中，他更明确谈道：“今日之社会，没有武力不能确保和平，单纯以武力保障和平，仍有走上独裁政治之危险……我们如果要向社会主义途径上走，应以武力毁灭社会之桎梏与消灭社会上一切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反抗不合于正义的行为，这样以正义做中心的和平，才是永久的和平。”应该说，国民党内有陈诚这样一批人士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蒋介石走向过度集权。  二 公义和私利


    陈诚是蒋介石重用的下属，陈效忠于蒋，但其对蒋的效忠，并非一味听从。事实上，在国民党内，陈诚是比较敢于向蒋介石提出不同意见者，而从蒋介石不以为忤看，蒋也并没有因为陈常持不同意见而影响对陈的信任。两人的互动，不乏龃龉和磨合，陈诚到江西后，直接影响两人关系的第一个考验就是邓演达事件。


    邓演达是陈诚的老长官，对陈有知遇之恩。1930年邓演达回国，试图组织第三势力反蒋。1931年8月，邓演达被捕。对此，陈诚十分关心，曾致电蒋介石请其从宽处理。在家书中，陈诚说：“每忆我与择生，虽因各人主张不同，各行其是，而私人情感实未因此而稍减。前日电总司令，请为国惜才，从宽拟处。因总司令对择生兄，不但是政敌，且私人情感亦极恶劣，实择生兄过去有过分之处。此次被捕定祸多吉少。”此时，蒋介石还有劝降邓演达之意，故暂对陈诚抛以顺水人情：“顷接总司令复电，准从宽大办理。”陈诚确实对此也感激涕零：“在公我固须随总司令为党国努力，在私总司令之恩亦不能不报。”但是，陈诚很快感觉到形势不妙。9月初，得知将对邓组织军事会审严加审判，陈十分沮丧，致信谭祥倾诉道：“当其被捕时，即电呈总座，请为国惜才，从宽拟处。接总座复电，亦准从宽大办理。深信总座之伟大，决不我欺，并极感总座之恩。为公为私，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惜，惟恐不足图报于万一耳。如报纸所载果确，我实无以慰故人，且连年目睹诸同志之互相仇杀，此心痛苦不可言宣。”


    11月底，邓演达被秘密处死。12月19日，宋庆龄为抗议杀害邓演达在《申报》发表宣言，消息传出。同日，陈诚电蒋介石，指称：“八月间择生被逮，曾奉梗亥电请为国惜才，贷其一死，当即蒙复迥参电，准从宽大办理各在案。顷据确讯，择生兄经军法司判处死刑。人亡国瘁，痛彻肺腑，猥以微贱，久承嘘植；而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茕茕在疚……职决即日离职赴京待罪。”该电口气激烈，言下甚有指责蒋介石翻云覆雨之意。在蒋介石回电以“不可为私情而忘公义”相责后，次日，陈诚再电蒋介石，一面坚定与蒋关系，缓和蒋的感情，称“职久承嘘植，论私情，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钧座”。同时在不能完全确定邓演达死讯时，继续为邓力争，冀挽救其生命于万一：“于择生处死，独斤斤以为不可，妄附古诤臣之末者，盖一为国家惜才，二为革命者知所自勉，三以成钧座继先总理之宽大也。万祈俯赐采纳，贷择生一死，则职有生之日，即报答钧座之年，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陈诚的努力当然不可能改变邓演达的噩运，在确定邓已被处决后，陈诚在家书中大发感慨，抒发其郁积的愤懑和不平：“择生兄为革命而死，为中华民族而死，为世界弱者而死，死得其所矣﹗又复何憾？惟壮志未酬身先死，不能不为革命前途、中华民族前途、世界弱者前途痛哭耳。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主张言论自由，而择生兄死于言论攻击政府之黑暗。然则言论实为死由矣，岂非先总理民权史之大污点乎。呜呼死者已矣，每以今后不言革命则已，若言革命如不奉行先总理之主义，而仅挂革命之招牌，而行反革命之事实，我敢其不会成功也。”如此激烈的言辞，句句出自肺腑，又明显针对着蒋介石，两人思想之鸿沟可谓泾渭分明。不过，吊诡的是，当发泄出对蒋的不满后，陈诚笔锋一转，又说道：“追随蒋先生迄已八载，我深信蒋先生足以继先总理之遗志，而完成革命。故自己无时不抱为时代之牺牲者。迩者国仇友恨，伤感交集，神志昏乱，饮泣终生，实无勇气于他也。即蒋先生待我之浓，或只待诸来生图报，只望诸领袖大寐有一觉之机，稍留些元气与后起者以恢复之机，则不禁焚香膜拜矣。”不难看出，陈诚这一大段感慨前后明显相互冲突，正如他自己所说语句之间显出“神志昏乱”；不过，表面的语无伦次并不真的代表陈已失理智，恰恰相反，也许这正是陈之理智清醒的体现，对于政治人物而言，毕竟进退出处不能纯由个人感情，其间的分寸拿捏，正是宦场学问之所在。因此，不管内心有多少无奈，在发泄完自己的感情后，陈诚仍然不得不冷静地面对站队问题。毕竟，现实利益更能左右政治人物的最终选择。


    问题的复杂还在于，尽管陈诚与蒋之间确实存在思想的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结合就完全是出于个人私利，当1931年底传出蒋介石下野消息时，刚刚经历了邓演达事件的陈诚在家书中决然表示：“我决与之同去留。”数日后，他为自己的表态作出解释：“在这外患内祸的局面，如蒋先生骤然的摆脱而去，使军事政治失了重心后，我们相信现在所谓国内的任何伟人要人维持不了这破碎的危机。”只要对百年来的中国政治有所了解，就可以知道陈诚这段话曾多次被不同的人提到，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对强人的依赖确有其可以追循的理路，虽然可以指责陈诚们思想的糊涂，但很难怀疑他们内心的真实，这就是当年中国许多事很难一言以蔽之的原因所在。


    邓演达事件中，无论是否掺杂个人情感，陈诚大体代表着公义的形象，而蒋介石则扮演着不那么光彩的角色。不过，在蒋陈的互动中，这样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1932年6月，陈诚致函谭祥说：“你说你吃饭向为最重要，的确不错。你看哪个不是为吃饭问题而致妻子离散呢。真的为革命吗？我倒不甚相信。”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国民党虽自认革命政党，也不乏理想主义的号召，但其立党原则和终极目标终究偏于现实，即使以秉持革命原则自命的陈诚，其实内心更多关注的还是柴米油盐。因此，蒋陈关系中，利益的纠缠屡见不鲜。


    1932年初，因“剿共”战争屡遭挫折，蒋介石十分懊恼，对部下的要求也日渐严厉。5月，陈诚家书载：“接何部长转来蒋先生一电，大意即不准剿匪部队之军官携带眷属，并限电到一礼拜内送走，不然要处罚高级主管。”对此，陈诚相当不满，大加抱怨：“本军官长素少带家者，然有带家者均出诸不得已。蒋先生下此种电令，固有不得已之苦衷，部下亦能体谅一切，但乡下因匪不能住，城市因无钱住不起。此亦人情也。我以为最难者，即我既不能不遵蒋先生之命令，又不能不顾及部下之困难。”固然，处理此一问题容有困难，但陈诚对此满腹牢骚更多可能还是因为自身利益的伤害。当时，陈诚梅开二度，与谭祥喜结连理，新婚燕尔，却因蒋这道命令不得不长期劳燕分飞，陈的不满可以想见。所以，在家书中，这段时间常常可以看到陈对蒋介石的冷嘲热讽：“蒋先生此次下令不准官长眷属随军同住，闻因陈调元部失败，官长眷属亦被匪俘虏者，不知其数。故此次赴汉，想不便带蒋夫人同走。但其在汉勾留当不长久。”直到福建事变期间，陈诚仍然写道：“蒋先生夫妇同赴浦城，真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客观而言，无论从年龄、资历、身份、地位来看，陈诚硬要向蒋介石看齐，都有越格之嫌；蒋不准军官携带家属，从严格治军角度说，无可非议，而陈诚以此反责蒋介石，不免有失浓道。利之所在，要把定脚跟，即使对陈诚这样的人而言，也并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


    更能体现陈诚逐利心态的，是其对所部权利的争夺。在家书中，经常可以看到陈诚关于部队经费问题的抱怨：“蒋先生对于其它不相关的人或军队，几十万几百万而不惜，对于基本部队却连饭也没得吃，在各将领固可谅蒋先生之苦衷，而部下实多怨言也。”“中央军是不怕多的，不要说发饷，连吃饭都可不管的。”当时经费不足固为事实，但此现象并非陈部所独有，而陈屡以中央军口气抱怨蒋之待遇不公，也未触及问题之要害。蒋介石对某些需要利用、争取的部队确愿给予优浓待遇，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军政目标，陈诚对此并非不知情，以此为依据要求蒋对自己另眼相待，未免不知轻重，引起蒋的恼怒当在情理之中。蒋在日记中曾写道：“见辞修，闻其不明事理之言，训斥之。中央直辖将领明显表示对杂军叛变者优遇，以为奖恶之根……此种倾向甚可虑也。”  三 羊公不舞之鹤


    蒋介石一生，极重精神修养，自身修为如此，对其最赏识的下属也不例外。作为蒋最信重的部属之一，蒋指导陈诚，可谓尽心尽力，在修身上极下工夫，期许也非常人可比：“甚望吾弟克自砥砺，准备一切，以为最后定国之用。”由于陈诚拔擢极快，蒋尤其强调韬光养晦、戒慎恐惧。


    陈诚少年得志，难免滋长骄气，所谓“外间声闻过誉，而不知自检自戒，无形中生长骄心”。陈诚之骄，在国民党中颇引物议，蒋介石也多所注意，数次致函陈诚，“戒其骄矜”。先是在电文中迂回批评，“十八军声誉鹊起，固为可慰。据一般观察，上下官兵已养成骄矜之气”。把整个十八军作为批评对象，避免直接刺激个人，但其真正所指其实双方都应该十分清楚。对此，陈诚不以为然，回电说：“九一八事件发生，而各官兵敌忾之情，不可终日，言行之间，不无激烈之处。外间不察，谓为骄矜，致劳厪注，心殊不安也。又查一般对于赤匪，无不谈虎变色。此种情态，殊为可虑。职每以赤匪绝非三头六臂为言，期能转移一般人之观感。”这等于间接反驳了蒋介石的指责，澄清蒋所谓骄气其实乃官兵之盛气。接到陈诚回电后，蒋介石不再客气，直接指出其所认为陈诚骄傲之处：“近来与弟相晤对语，别后总觉你说人之短，看人之轻，以你所言者，总括之，几乎天下无可用之人。换言之，即以无人能出我右者之意，存乎其间也。此为任大事成大业者，最不可有之缺点，亦即自满骄败之起点……中年之人，如能于韬光养晦之句，时加注重，则犹可及时蓄锐，以收后来发扬光大之效。”


    对于蒋介石不留情面的批评，陈诚内心五味杂陈，在家书中他强调的是蒋介石对他的期许，写道：“接蒋先生一长函，大意说我看不起人矫骄，非任大事成大业之道。但其望我之切，无异形于言表。”多报喜、少报忧乃人之常情，何况蒋对陈的期望确属事实，这样的反应并不为过。至于对蒋介石本人，陈诚回电自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一面不得不承认蒋的指责，表示：“骄气一节，在他人或系出于猜度，然职追随钧座有年，而职之个性学力，无不在钧座洞察之中。今以是砺职，闻之不胜惶恐。嗣后惟有切实悛改，以期无负钧座知职之明。”同时，他也不甘心就此认错，强调：“职亦不欲为羊公不舞之鹤，重辱教命也。”因为是蒋所言，所以陈不得不概括承受，但陈更要强调自己不是无能的不舞之鹤，潜台词其实不无“能者遭怨”之意。


    陈诚口是而心实非的态度，蒋介石自是心知肚明，无奈之余，只有祭起王阳明的旗号，以开导陈诚于万一。王阳明及其王学是蒋介石一生最推崇的中国传统思想，观诸蒋介石诸多言论，可资证实，勿待多言。这样一个不藏之秘，蒋介石对最信重的陈诚倾囊以授。1933年2月，他致函陈诚，告以：“身临江右，更觉阳明之学为可贵也。阳明得道于龙场，而立业于江右，故浙东学案，在江右尤为风行，希相与共勉之。并望注重阳明剿匪时之精神与方法。此固当时匪类智识不如今日赤贼之盛，故消灭亦易，然而其精神之修养得奏功效，亦不可不察也。自来成德立业，而能为民族人格增光者，未有不从修养精神为基础。以修养精神者，绝非可即当唯心论者看待，而鄙视之。”蒋以自身为鉴戒对象，循循相诱：“凡宋明以来，成名之大儒，无论其为武功或文治，皆由其修养而臻于实践之力得来也。故望弟对于存养省察、谨言慎行之端，须注意也。中于昔年亦颇矜持不群，轻弃收敛，至今思之，皆为好誉徇外之心所驰，而毫无把握，更无主宰，然恐悔之晚矣。尚望弟等及时注意，不可放过，则德业有基，不患功业不立也。”其实，戒慎恐惧功夫，朱熹较之王阳明更多强调，但蒋多有重王轻朱倾向，所以仍以王学为重点。在信的末端，他还不忘问及“阳明集抚州有买否？南昌亦可寄来也”，其苦心孤诣，可见一斑。

 蒋中正在军事方面的人际关系网络

    刘维开[1]


    蒋中正在军事方面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日记中并不像党、政方面有十分明确的记载，主要原因应该与国民革命军的发展，以及蒋氏与军队的关系有关。


    蒋氏早年曾任职粤军，与军事方面原有一定关系，但其日后与军事之网络建立，主要是由于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尔后参与第一次东征，领军第二次东征，奠定他在党内的地位，以1926年之中山舰事件为关键，取得政治的资源。北伐期间透过以黄埔军校师生形成外界所谓之“嫡系”，包括何应钦、王柏龄、钱大钧，以及所谓五虎将即陈诚、蒋鼎文、顾祝同、刘峙、卫立煌等，再向外延伸至其他军系。“嫡系”初期以黄埔军校之教官为主，教官中又以出身保定军校者为多，蒋氏与彼等为同事或长官部属关系，彼等之军中经历、辈分或较蒋氏为高，蒋氏对彼等之态度较为尊重；北伐之后，黄埔前期学生因战功，逐渐升任师、旅长，蒋氏以师生关系扩大影响力；抗战期间，各军、师长由中央军校毕业学生出任者日益增多，至抗战胜利后，中央所能掌控之“嫡系”部队大幅增加，其他军系所占比例相对降低；政府迁台后，经由军队整编，军校毕业生完全掌握国军领导权，蒋氏“国民革命军之父”的地位亦为之确立。  一 从国民革命军说起


    蒋中正被军方尊称为“国民革命军之父”，但是“国民革命军”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军队名称，而是一个类似“联军”的组合，其源于1925年国民政府对所辖军队的整理。


    1925年6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杨希闵、刘震寰乱事平定，驻广东地区各军事力量亟须整顿，发布第十一号训令，要求“所有各军应将向来所分割之财政机关、民政机关、交通机关，一律交回政府，以资统筹办理”。[2]次（15）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在大元帅府召集各军将领会议，就前述第十一号训令，讨论统一军民两政问题，议决：“（一）将民政、财政、交通等机关交还政府；（二）改建国军为国民军，所有湘、滇、粤、豫等名义，一律废除，统称国民军某某军。”[3]7月1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3日，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为蒋氏及汪兆铭、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等八人，以汪为主席。7日，蒋氏向军事委员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建议：（一）发展西南革命势力，以抗拒帝国主义及军阀；（二）革除军队积弊；（三）统一财政；（四）整理军队；（五）利用罢工工人建筑道路；（六）统一两广。[4]论者称此计划，在军略之外兼及政略，“他已勾勒出进军北伐的谋略及时序”。[5]其中“整理军队”一项，实为其对如何处理国民政府统辖各部队之意见，认为军事委员会成立，向国人宣示改组军队整理军政之决心，然军队改组，重在统筹全局，确定改编计划，主张统一编制，汰弱留强，对于“附逆已久之部队”，本除恶务尽之旨，一律遣散。[6]而他在26日的军事委员会会议，陈述对于军政问题意见时，表示统一军政，必须取消以省为别的军队名称，另用统一的名称，建议以“国民革命军”最为切合，曰：统一军政必自统一名称始，如旧日湘军、滇军、桂军、粤军等等，以省为别的名称，都应一律取消，另用统一的称号。在军事委员会曾拟有三个名称：（一）国民军，（二）革命军，（三）国民革命军。其要义不外指明我们国民党召集优秀国民所组成的军队，是以革命为宗旨，所以国民革命军乃为最切合的名称。[7]


    “国民革命军”一词，即成为国民政府所属各军的统一名称。


    当时由国民政府统辖各军，除陆军军官学校校军扩编而成的党军外，另有建国粤军、建国湘军、建国滇军等。1925年8月初，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建国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建国滇军总司令朱培德、建国攻鄂军总司令程潜等通电，解除各军总司令职务，将所有军队交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率。[8]经多次协商，至8月底大致确定，以党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中正；湘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滇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粤军分为三个军，即第四至第六军，军长分别为许崇智、李福林、李济深。[9]9月20日，国民政府以许崇智“请假赴沪养痾”为由，将粤军整编工作交由蒋氏负责，[10]许氏所遗军长职，由李济深继任，第四及第六两军合并为第四军。1926年1月，军事委员会将攻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以程潜为军长，至此广东全境军队的整编工作大致完成。


    1925年9月，国民政府决定对盘踞惠州一带的陈炯明部展开军事行动，是为第二次东征，蒋氏受命为东征军总指挥，开始掌握国民革命军。从组成的过程来看，国民革命军实际上是由各个不同军系组成的联军，蒋氏所能充分掌握者，为其所领导的第一军。1926年1月蒋辞去第一军军长，保举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继任，建立起第一军的传统。其他各军，如第四军由粤军改编而来，蒋氏曾任该军参谋长，并负责许崇智离开后的粤军整编工作，虽然在整编的过程中引起部分粤军的不满，[11]但与该军军、师长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等有相当关系。李济深更是黄埔军校成立初期的教练部主任，应是蒋除第一军外，较为熟悉的一军。第六军虽成立于第二次东征后，但军长一职系蒋氏致电军事委员会保荐程潜担任，亦应有一定关系。但他与第二、三、五军军、师长关系类似，多属公事上往来，但不见得有私谊，而必须透过不断的接触，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如他在1925年日记中，多次提及会见朱培德、陈铭枢、程潜、李济深等，有时并会加以品评，如对于朱培德，他记道：“此人诚一血心男子，可与共事也。”[12]


    1926年6月，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行出师北伐案，并推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是时国民革命军在原先六个军外，又加入由广西各部改编的第七军，以李宗仁为军长；及湖南第一师唐生智部改编的第八军，以唐为军长，总共八个军，为北伐的基本武力。尔后在北伐的过程中，各军相继扩军，如第一军扩编为第一、第九、第三十二及第四十六等四个军，并陆续收编归顺部队，国民革命军如滚雪球般的扩充。第二期北伐时，分为四个集团军，其中除第一集团军大多为蒋氏所掌控所谓中央军或嫡系部队外，其余第二集团军为冯玉祥西北军系、第三集团军为阎锡山晋绥军系、第四集团军为李宗仁等所辖第七军，即桂系军队等扩编而成，蒋氏仅能透过与冯、阎、李等的关系，名义上节制各军。东北易帜后，蒋氏亦是透过与张学良的关系，名义上掌握东北军队。这些军系领导人一旦与蒋氏发生冲突，即率领军系所辖各部挑战中央或蒋氏的权力，与之为敌。1929年李宗仁、白崇禧等之桂系，冯玉祥之西北军系，以及张发奎率领之粤军、唐生智率领之湘军，1930年阎锡山之晋绥军系，以致演成中原大战，均由此而来。蒋氏则往往以其所拥有政治资源，从次一级分子进行分化或拉拢，如晋绥军之徐永昌、商震，西北军之韩复榘、宋哲元，桂系之黄绍竑，粤系之陈济棠、余汉谋等。另有若干与蒋氏关系良好，衔命游走于各军系间之军事幕僚，如何成浚、蒋伯诚、方本仁、陈调元等，其中何被认为是北伐前后中央负责联络地方部队的主要人物，透过他收编及拉拢的地方部队极多。[13]


    抗战期间，在一致对外的情势下，各军系接受中央命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部分军系失去了原有的资源，只好依靠中央，亦有助于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加上黄埔军校前期毕业进入各个部队之学生，此时已由中层军官陆续升任为军队之领导阶层，有助于各军系军队中央化。至抗战后期，各主要军系中除桂系仍具有相当规模外，其他各军系，如晋绥军系、西北军系虽仍存在，但已大不如前。部队大多为中央所掌握。从研究者所做抗战期间各派系军队数量变化来看，属于中央军或所谓“嫡系”部队，在抗战期间确实有大幅度扩张，从战前所占军队数量比例的19%到战争末期的44%，而到战后更达到49%，将近一半。[14]随着中央军或所谓“嫡系”部队的增长，蒋氏对于军队的控制力亦较以往有所加强，但是蒋氏真正能完全掌控军队，应该是政府迁台以后的事。政府迁台后，各军系完全失去了它们的资源，蒋氏从军队整建及建立军事首长任期制、建立将领退役制度等方面着手，重新整顿，建立起一个完全听命于“领袖”的国军部队。  二 保定、士官、黄埔


    民国以来，陆军的派系复杂，有以领导者的籍贯命名，如北京政府时期的直系、皖系、奉系；亦有以地区命名，如北京政府时期的北洋系，国民政府时期的桂系、晋绥军系、西北军系、东北军系等；亦有以各军事将领毕业的学校命名，如保定系、士官系、黄埔系等。其中以毕业学校命名者，与以领导者籍贯或地区命名者性质不同，属横向区分，其成员包括了各个不同的军系在内。值得注意的是，从蒋中正的军事背景以及经历来看，他与这三个派系都有密切的关系，研究者称蒋氏凭借着与保定系与士官系又培养出庞大的黄埔系，为他的军事发展打下重要的基础。[15]


    保定系是对毕业于北京政府时期陆军部所属陆军军官学校之军系成员的泛称，该校位于当时的直隶省保定，通称为保定军校。军校于1912年10月成立，1923年8月停办，前后共11年，为北京政府时期最主要的陆军军官养成学校，亦是民国建立后第一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制2年，开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等5科，共毕业9期6574名学生，其中步兵科4017名、骑兵科822名、炮兵科887名、工兵科418名、辎重兵科376名。根据统计，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级将领出身背景，以保定军校毕业者所占比例为高，抗战前（1936）上、中、少将合计388名，占总数的31.11%，仅次于地方军校及行伍出身者（31.52%）；抗战后（1947）上、中将人数增加，少将则大幅减少，三者合计280名，占总数的8.55%，其中上将14名，占上将总数37.84%，居首位。[16]


    蒋中正与保定系的关系，源自于他曾经于清末就读保定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清季的新式陆军教育，始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85年5月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采西式训练的陆军学校，至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校舍遭焚毁停办。李氏于1901年11月7日病逝，继任的袁世凯为实施军事改革，培育新军干部，自1902年8月在直隶总督督署所在的保定设立北洋行营将弁学堂起，陆续开办一系列武备学堂，包括北洋练官营、北洋参谋学堂、北洋测绘学堂、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直隶陆军小学堂、陆军师范学堂、北洋军械、马医、经理学堂、宪兵学堂、直隶巡警学堂、北洋电信信号学队等，不仅为新军建设解决了军事人才问题，促使北洋六镇迅速编成，而且为正规军事教育的开办奠定了基础。[17]1906年，兵部为培育军事人才，迅速充实编练新军所需之基层干部，并使各省学制、兵制、操战各法统一，奏准于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原址创设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招收各省旗尚未毕业武备学生及良家子弟入学，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设备最为完善的一所军事学校。[18]该校于1909年9月奉命停办，并入保定陆军军官学堂速成科，共毕业2期学生。保定陆军军官学堂设立于1906年6月，是一所以授予高等兵学、行军奥义为主的军事学校，学员来自现役军官。依清季由练兵处奏定之《陆军学堂办法》，全国陆军学堂分为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兵官学堂、陆军大学堂4等；而“军官学堂”是在各地中学堂、兵官学堂未完全设立的情形下所设置，为大学堂作准备，因此称“不居大学堂之名，而已着大学堂之实”。1911年7月，军官学堂奉命更名为陆军预备大学堂。民国成立后，陆军预备大学堂迁往北京，更名为陆军大学，继续办理。另一方面，民国政府于1912年6月通令全国，将前清陆军兵官学校改为陆军军官学校，并于7月于原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校址，设立陆军军官学校，通称“保定军校”，其毕业于该校之军事将领即为“保定系”。亦有以广义的认定，将1902年北洋行营将弁学堂起至1923年保定军校停办，20多年间，在保定开办的各个军事学校统称为“保定军校”，所毕业的学生均为“保定系”。


    蒋中正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炮科第一期学生，就广义而言，为保定系的成员之一，有称其为保定系中“资格较老的一个”。[19]他在校时间不长，1907年8月入学，是年冬，参加清政府陆军部选派留日学生考试合格，以官费赴日留学。这批考取留学日本的同学，先入留学生预备班学习，然后同往大连乘船前往神户，换乘火车到东京，进入振武学校。蒋氏日后在军政方面的人事运用，有不少人是这批考取留学日本的同学，如黄埔军校筹备时期担任筹备委员、创校初期担任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龄及管理部主任林振雄，曾任行政院院长、长期担任蒋氏重要幕僚的张群，曾任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原名杨锦章），创办广西陆军模范营、培植新桂系白崇禧、黄绍竑等的马晓军，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兼典礼局局长张为珊（希骞）等。这批人得到任用应都与曾和蒋一起赴日学习有关，如张群即表示他与蒋氏的结识，是在赴日留学的途中，“一开始便很投契，每每相互畅谈国势，蒋公认为我是可与他兴趣相合的青年”。[20]


    蒋氏曾以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学生的身份，于北伐完成后，与曾任学堂督办之段祺瑞，建立起师生关系，稳定北方情势，安抚北洋人士。1928年6月北伐军事结束，7月3日蒋氏抵北平后，听闻段祺瑞之安福系有在天津活动之说，思及与段氏有“师生之谊”，乃以学生身份致书段氏，劝其爱惜令名，勿为奸邪宵小所误，首句即称“弟子蒋中正谨致敬于芝泉夫子座前，而问起居”，继谓：“中正与先生别垂二十三年，知先生或忆当年门弟子中有蒋志清其人者。此二十三年中，先生几度秉国大政，备极煊赫；而中正始终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致力扑灭奉先生为领袖之北洋军阀，历尽艰苦，而未尝偶一修音问者公也。今燕云收复，北伐即告完成，中正身临旧都，未遑宁处，上书敬候起居者私也。公私之间，截然有鸿沟在。”末尾则称：“中正对于先生已往翊赞共和之勋绩，深致尊重，无敢或忘；并深愿先生爱惜令名，善用勋望，以固革命之基，而奠共和之实，使天下后世皆知先生救国爱民之真诚，而不终为奸邪宵小之所误，是则公私之幸也。语曰：君子爱人以德。辄敢以弟子之私，布其诚悃，惟希鉴察。”[21]段氏如何响应，不得而知，但此举显示出蒋氏的“保定”身份，对于其与北洋领袖之间的往来确有一定帮助。至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华北情势危急，蒋氏恐段祺瑞为日人利用，乃请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作为特使，持其亲笔函赴天津，往见段氏，邀请南下。段氏亦恐遭日人劫持，经思考后决定接受，于21日凌晨离津南下，22日抵达南京，蒋氏亲自于下关码头迎接，执弟子礼，自记：“上午，段芝泉先生到达京欢迎之，以门人师生关系待之。”[22]并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嘱“加意招待，并为预备行馆，或租或借均可，总以宽敞而温暖者为宜”。[23]次日，蒋氏复陪同段氏往谒中山陵，向孙先生致意，并“与之畅谈辛亥年要求共和通电以前之历史”，谓“此老骨格与精神，求之当世不可多得也”。[24]午夜，送段氏登车赴上海定居。1936年11月2日，段氏病逝于上海，蒋氏于公于私对其后事之办理，均予以极大的关注。先是于段氏逝世次日致电中央，以其“赞成共和与再造之功，殊不可没”，地位“实为元勋”，建议予以“国葬”，并指示军事委员会及军政部派员协助治丧；[25]且亲撰挽联，[26]于审视国民政府褒扬令后，悼念曰：“段氏对于国家确有不没之功，于己之师生关系尤无任哀悼也。”[27]


    除段祺瑞外，蒋氏对于赵理泰的后事，亦是以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学生的身份协助办理。赵理泰，字康侯，安徽合肥人，曾任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总办，实际负责学堂工作。民国后，曾任保定军校第一任校长，仅2个月，因学生风潮去职，1925年病逝于北京。1930年12月，赵之家人拟将其灵柩运返家乡合肥，因家境萧条，无力负担相关费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张钫等以昔日同窗身份致电蒋氏，请念及师生关系，酌给葬费，并令南返所经冀、鲁、苏、皖各省，派人照料，且以赵之长子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建请录用等情。蒋氏当年就读学堂时，得知陆军部将选派一批学生赴日留学，但是规定应考资格为日文班学习日语的学生，蒋氏资格不符，却又不愿意失去这个机会，于是越级给赵理泰写了一个报告，表示自己曾经去过日本，懂得日语，因此没有入日文班修习，请允许参加考试。报告送出去一直没有回应，蒋氏以为没有希望，没想到考试前一天晚上接获通知，赵氏同意特准参加考试，结果顺利通过，官费保送进入日本振武学校，乃至于有日后的发展。当时如果赵坚持规定，不同意蒋氏参加考试，他的命运可能不一样。因此赵理泰可以说是蒋氏生命中的贵人，蒋氏对赵亦十分感念，对于张钫等来电，立即指示参谋本部总参谋长朱培德酌给葬费及录用其长子，并复电张钫等说明拨给治丧费一万元，灵柩由平运皖，已指示准备舟车候用，并知照经过各省府，饬属照料；至于赵之长子，亦函请铁道部录用等。[28]赵理泰为段祺瑞之同乡、同学与重要部属，蒋氏对于赵后事之处理，对于段对蒋氏的看法是否有影响，不得而知，但对北洋人士、保定出身者，应能产生一定作用，而有认为蒋氏“能笃故旧重名德”。[29]


    士官系是对于军界中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者的统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清政府为建设新式陆军，自1898年开始由各省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陆军。1904年3月，清练兵处奏订《陆军学生游学章程》，明文规定选派学生赴日学习的名额、经费等，并依照章程选派第一批学生108名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嗣后每年皆有由中央或地方政府选派学生赴日学习事，总计自1898年至1911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者有553人，共分8期。民国以后，进入士官学校就读者，持续不断。这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回到中国后，大多进入军界服务，随着时势的发展，跻身领导阶层或成为中坚干部，外界将出身士官学校者，视为一个群体，而称为“士官系”。


    蒋中正于1908年以官费赴日，入振武学校。按日本学制，进入士官学校需要接受“军官候选人教育”，为了让中国留日学习军事的学生能进入士官学校，最初是采取由日本陆军省委托一所私立中学成城学校代训的方式，中国留学生先在该校修习军事课程及普通课程，然后接受一年的入伍实习训练，再进入士官学校。之后，清政府与日方协商，决定由日方设立振武学校，作为进入士官学校前的预备学校，负责中国留日学习军事学生教育，1903年正式开办。蒋氏为第十一期学生，学习3年，于1910年毕业，分发至高田陆军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见习，预定至1911年12月1日期满，成绩合格进入士官学校就读。不过在见习期满前，辛亥革命发生，蒋氏偕同学张群、陈星枢等未经请假，于10月30日由长崎登轮返国，参加由陈其美所领导的江浙起义行动。日本政府为避免中国留学生受到革命的影响，命令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全部退学；同时对蒋氏等脱逃回国，予以退队处分。至1913年，日本政府同意因辛亥革命而未能入学之士官候补生，包括因革命而遭处分者在内，可以进入士官学校，但此时蒋氏投入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并未继续学业。因此严格来说，蒋氏并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不属于“士官系”；但是因振武学校作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他属于广义的“士官系”。


    蒋氏的第十一期是振武学校开办以来第一批由清政府直接派遣并统一入学者，[30]同期62位学生中，至少有55位来自通国陆军速成学堂。蒋氏就读期间，谨守规章，鲜少参与学生间的活动。如在日留学生为抗议日本“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发动大规模罢课行动，进而演变成集体退学事件，蒋氏即未曾参与；在校外则由陈其美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每逢周日聚集同志密会，筹议革命事务。蒋氏毕业后分发至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见习，同时在该联队见习者有张群、王柏龄、杨锦章（杨杰）、张为珊（希骞）等，前已述及蒋氏日后在军政方面的人事运用，有不少人是留学日本的同学，而这几位从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开始，直到振武学校、炮队见习，一直在一起的几位同学，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学习、生活都在一起，加上都是二十一二岁左右的青年，性格相近，志趣相投，几个人便成为要好朋友”。[31]以张为珊为例，张字希骞，以字行，四川西昌人，因辛亥革命关系，集体退队回国，曾至上海入蒋氏所领导沪军第五团。1914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在校期间，蒋氏曾数次至日本，两人多有联系，“友谊相应增进”。[32]张氏毕业后回国，因蒋氏参与讨袁运动，行踪隐秘，两人失去联络，张返回四川，任职川军，入刘文辉部。1926年8月川军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刘文辉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张任参谋长。蒋氏得知其讯息后，于1927年电邀至南京协助，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1929年初，国军进行编遣，任国军编遣委员会委员兼第一编遣区办事处总务局局长，皆为亲近之幕僚职务。嗣后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兼典礼局局长、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总务处处长等职。1936年1月授陆军中将衔。1937年抗战发生后，蒋氏委其任伤兵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伤兵抚慰安置教养等事务，因染患足疾，行动不便，工作困难，返回成都治疗，于1938年去世。蒋氏于军务繁忙中，闻讯特别指示侍从室以其名义予以吊唁，抚恤其遗属。1945年10月，蒋氏至西昌巡视时，不忘接见张氏在家乡的亲属，以表达对故人的怀念。[33]

 讨论

    张力（主持）：大家早，经过第一场两位学者的报告以及各位热烈讨论，我们有了好的开始。第二场的题目是蒋介石的人际关系，主题是放在军事方面。其实研究蒋介石，从军事方面切入的好像还不是太多，蒋介石是一个军人，也被称为“国民革命军之父”，所以对其军事方面的研究，需要更深入的探讨。这场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道炫教授，和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的刘维开教授，两位都是从军事方面来看蒋介石的人际关系。经过大家的反应，就是报告的时间不要太长，多些时间给大家讨论。希望两位了解我们这样的步调，就先请黄教授开始。


    黄道炫（主旨发言）：谢谢，首先我要向会议道歉，一直到今天早晨开会，才知道是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作讨论。早先也没有特意去准备发言稿，因此就把一个完成度还不高的研究拿来凑数，这是我要向大家道歉的。所以今天我也不准备讲这个研究，因为首先，这不是一个成形的东西，其次也和会议的内容不相契合。好在我先前做了一些工作，就《蒋介石日记》抄了一些东西，我确实还是把所能看到的，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所以对《蒋介石日记》还是有些了解，从蒋的日记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起码不会空口说白话，还是有些基础。


    大会让我谈军事，其实军事是我研究当中一个很小的方向。我本身不懂军事，从来也没当过兵。当然因为在做蒋介石研究，以及蒋介石对中共的五次“围剿”，那么也会涉及这些问题，对蒋的军事战略关系也有些了解。我感觉蒋介石大概从他年轻的时候，即1920年代给孙中山上书有关军事战略开始，到后来指导抗战，再到三年内战时期重点进攻，蒋好像从日本学了些东西，比较注重钳型攻势及大战略等，对于这些他确实会有比较多的关注，会去设计一个很大的框架，但这种框架能不能或者会不会适合当时战争情势，则是另外一回事，但他确实能设计一个比较大的战略框架。


    我自己曾做过几个军事方面的研究，像是福建事变、第一次缅甸战役、淞沪会战等。我记得前两年写过福建事变的文章，当中谈到了蒋介石的用兵，后来我看到《蒋介石日记》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日记对于他一些具体的决策过程，还是有很多可以丰富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当时蒋镇压福建事变的时候，设想了一个战略，就是引诱福建的部队出福州。因为蒋不太愿意打福州，打福州可能会涉及跟日本人的关系，所以想把十九路军引到闽西一带去打。后来蒋得到一些消息，当然这些消息事后证明不可靠，消息说第十九路军准备到闽西跟他决战。我印象很深，当时日记里面说，得到这个消息后，“既喜且惧”，就是又高兴又害怕。本来应该是一心期望引诱十九路军出来打，但当得到十九路军真要在闽西决战的时候，又有“既喜且惧”的心理。当然可能我们会说这是假消息，实际上没什么好害怕。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尤其在做一个关键性决策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就是犹豫、害怕、患得患失，我想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心理。因为看不到毛泽东的日记，我不知道毛泽东处在这种环境下，会不会就毫无这样的心理。


    其实我们在谈蒋介石的军事时，很常提到一个词，前两年张瑞德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也用了这个形容词——“遥制”。尤其是大陆学者的研究，很常说到这个词，包括一些回忆录，都会提到这两个字。其实根据日记和一些材料，我想这种遥制不能说没有发生，这在任何军事统帅、军事指挥者身上都会有，在蒋身上同样会发生。尤其是在三年内战，打到后期的时候，蒋确实曾经有过给团长发指令的情况。但在更早的时期，譬如“围剿”时期、镇压福建事变时期，包括在抗战的时候，这种情况应该不太经常发生。我记得在研究缅甸战役的时候就看到，当时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给蒋发电报，问说应该怎么处理，但蒋一直没有回电。18日发的电报，蒋到29日才回电，回电的意思就说：“前方将领的具体指挥事务由你们决定，或者你们请示远征军指挥部，这样的问题不要向我请示。”这样的情况就我看到的资料而言，其实不是个案。但这种遥制情况的发生，可能会被放大，无论我们怎么说，蒋确实在他最大的一场战役争持中失败了，也就是在1949年失败了，这恐怕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由于他的失败，我们会去找原因，后来包括一些将领的回忆录，或者说历史研究者，注意到一些有可能会被夸大的地方，尤其是在后期蒋确实犯了错误，但我们不能把蒋的某一时段的错误引到他一生里面。


    刚才也提到蒋用人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蒋当然有其个性，比较敏感，情感性也重，这是较好的地方；但也有比较多疑的地方，在某些场合上可能表现出这个特点。但我觉得蒋在用人上面，确实表现出用人不疑的态度，其实还蛮明显。我之前看过1929年蒋桂战争时，蒋给陈济棠发的电报，里面明确说：“如果你要信任李汉魂的话，就要用人不疑。”不是说蒋给别人发电报不会如此，但其实在20年代、30年代指挥战争的时候，蒋对将领的信任度是很高的，包括我这篇文章提到的陈诚。蒋对陈诚的放手及培养，譬如劝诫他学王学与精神修养，蒋可以写几千字的信，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甚至告诉陈诚：“王阳明的集子在抚州是否可以买到，如果买不到我可以在南昌买了给你送过去。”蒋这样的培养确实很用心，而且一旦他信任一个人，包括陈诚、刘峙等，会信任到底。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蒋很多时候会去批评这些人，当然这些批评不一定是因为做得不好，而是希望做得更好。像周至柔在各方面是差一点，蒋对他就很多批评，日记里面最多的大概就是对周至柔的批评，但是很奇怪，蒋还是一直用他。这种用人，我觉得在蒋的性格中确实是有些信重的。以蒋的圈子来说，只要是蒋圈子里面的人，他就必须保持这样的信重，以维持整个圈子对他的忠诚。因为蒋是这么想的，所以在用人上就不能表现出过多的怀疑，也许他心里这样想，但很多时候不能表现出来，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黄埔将领对蒋会那么忠诚。譬如陈诚在私下的信件就表示，一想到兼职加重，就想到蒋先生对他的信任。


    我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刚才一直谈到对成败的评判。昨天我读到杨奎松老师的发言稿，觉得在大陆的研究者当中，能够这么坦率去面对一些事实，还是令我很感动。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私下，在内心里面，可能会很自然去接受一些东西，但若是在我们的笔下，又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所以昨天看到杨奎松老师的发言稿，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们要更加坦率去表达我们的观点，表达一种更加负责的观点。换句话讲，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我完全赞成；但是说实在的，对历史的评判，无论古今中外的历史，恐怕“成”“败”两个字还是很重要。若要以一串一串的历史事件去解读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有没有他的趋势，这种趋势怎么去讨论怎么去研究，还需要很多工夫，谢谢大家。


    刘维开（主旨发言）：主席，在座各位先生。关于在日记里面，若要做人际关系网络的探讨，我个人的看法是，在党政方面可能比较容易去处理，但如果要从日记里面看蒋在军事方面的人际网络，个人认为是比较困难一点。关于人际网络，前一场吕芳上教授已经对相关情况做了说明。


    如果从党政方面来看，大概真的可以从日记中看到，蒋比较亲近的是哪些人，可以看出什么事情会找哪些人商量。譬如蒋有些事情会去找陈布雷、陈景韩商量，这从日记里面都可以看到。到台湾之后，会找王世杰、黄少谷商量。大概这些人，都可以认为这是蒋身边对于其决策可以提供意见的人。但相对来说，就我自己看到的日记内容，蒋比较少在军事方面找哪些人商量。当然在座大部分都看过日记，可以在这方面提供意见。日记中反而更多的是对一些军事人物的批评、不满与指责，但这些指责与不满，其实与蒋整个决策并没有太大的关联性。譬如在东北战役的时候，蒋到东北与卫立煌、廖耀湘讨论军情，这些将领也有自己的意见，蒋在日记上记下自己的想法观点，以及他认为应该怎么样。但这些人也向蒋提了看法，但蒋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做。就是说前线将领该怎么做还怎么做，蒋的意见只是自身的意见。在这个过程比较不容易看到蒋在处理一些问题，特别是处理军事问题的时候，其决策是怎么下的。相对来讲在党政方面，大概比较容易看到蒋找哪些人来商量处理事情。


    甚至现在比较不容易处理的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在日记里面也比较不容易看到，那就是军事方面的文稿处理。当然蒋的很多文稿，在大陆时期多是陈布雷写的，台湾时期则很多是秦孝仪处理。相对来讲，有一些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稿又是谁处理的？因为这些文稿我相信不太可能是蒋自己处理的，这在日记上比较难看出相关的蛛丝马迹。


    我自己从日记来看军事方面的人际网络，认为这个问题从日记上不太容易处理。但相对来讲，如果从《蒋中正总统档案》来看，或许可以看到比较多。诚如刚刚黄道炫教授所说，蒋有很多手令手谕给不同的人，如果把手令手谕整个规划起来，大概可以画出一个图。蒋给陈诚可以写那么多封信，但从日记上很少可以看到说要写给陈诚什么。如果光从日记来看，可能会觉得蒋每天在骂陈诚，说陈诚有神经病，说他精神错乱。但实际上看蒋给陈诚的信，告诉他做人处事的道理，告诉他如何如何，蒋对陈诚期望是很深的。


    这又和刚刚黄道炫教授讲的一样，在信任这方面，从蒋的手令或信件上，反而可以得到多一点印象。可是在日记上面，我不太觉得是这样。若从日记上来看，批评何应钦的地方其实很多，但大家都知道，何应钦跟蒋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何担任了15年的军政部长，从抗战前到抗战期间军政的事务大概都由何应钦负责，而且在抗战期间还担任参谋总长。可是在日记里面，蒋对何应钦有很多不满的，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好，遇到有特别重要情况的时候，还是要何应钦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或许从日记可以看出蒋跟某些军事将领间的关系，但比较不容易找寻整体性的脉络。譬如蒋与白崇禧的关系、与何应钦的关系，这在日记上可以寻求蒋在内心层面的部分。蒋对白崇禧有很多不满，但是可以看到在公领域里面，白崇禧还是蒋相当重要的幕僚长，不论是北伐时期的参谋长，或者到抗战时期的副参谋总长，乃至于国防部成立后担任国防部长。在这个部分可以从公与私两个领域来分析，日记可以就蒋与白崇禧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蒋与何应钦、黄埔之间的关系，在表面上或是内心私底下的看法，做一些分析。


    我在发言稿内提到，蒋在军事上面最主要的凭借，来自于黄埔。蒋早年在粤军担任参谋长，所以他对参谋长的角色跟参谋业务很在意。其实蒋在这个时候，在军方的人际关系上面，并不如我们想象的有特殊的地方。真正人际关系的建立，我觉得还是在两次东征之后。蒋以军事上面的成就来奠定在党内的基础，进入党的核心，成为中央常务委员；有了政治实力之后，再回到军事方面来，这中间的关键大概就是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在北伐的过程中，蒋收编这些军队，也是很难控制。北伐结束后，所谓的“蒋冯阎李”，实际上蒋跟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人是并排的，并没有特别突出，只因为他是第一集团军，其余按照第二、第三、第四这样排。在早期我觉得蒋在军事上的关系脉络，其实基本上还维持在朋友之间，真正能控制的还是自己本身嫡系的系统。到了抗战后期，黄埔学生慢慢升上来了，成为军长或是师长，这时候蒋在军中的网络才逐步建立起来。


    蒋在军事上面真正能够控制大局，我认为是到台湾来以后。到台湾来以后，其他的军系都没有了，只剩下蒋的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掌握。所以相对来讲，1950年以后的日记，还比较容易看到蒋认为哪些人如何、如何调兵遣将、参谋总长与陆军总司令的位子又该给谁等等。蒋思考的这些问题，在此之前，至少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都不是自己能够掌握的。蒋与李宗仁光是商量白崇禧当国防部长这个问题，就弄了整整一年，最后还是不得已找个人代理参谋总长。这样的话双方都不得罪，大家面子上也好看一点，白崇禧心里也好过一点。反正就是不要让白做国防部长，但蒋还是不得不采取一些退让的方式。


    此外，有一些穿梭在各军系间很关键性的人物，我在发言稿内提到，如蒋伯诚、陈调元、方本仁、何成浚等。这些人游走于各个军系之间，但在蒋日记当中很少提到。但相对来讲，从《蒋中正总统档案》里面可以发现，这些人真的扮演很重要角色，但这些人跟蒋的关系又是如何，其实在日记里面还是很难知道。所以我认为处理这个问题，《蒋中正总统档案》在建构蒋的军事人际关系网络上所扮演的角色可能要比日记来的大。但日记对于蒋的内心，或是理解他对特定军事将领的看法上，确是有其重要性，谢谢。


    张力：非常感谢黄教授跟刘教授的发言，他们把握的时间也很好，现在还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我想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了。在开始之前，我想到军事或是军事人物，在民国史上很难和其他领域分割。军事人物往往都跟政治连在一起，可能跑去中央或地方当官，或是抗战后跑去当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因此对军事和军人的研究，可以讨论的空间是蛮大的。


    刘维开教授指出，在蒋日记里，关于军事及军事人物的讨论比较少。在其他数据里面，其实碰触到一些实际问题或是事情的发生，相关文电数据就很多。军事上有个特性就是服从，服从显示出上与下的关系。在黄埔体系里面，或者从蒋的出身、东征、北伐、“剿共”、抗战，这一路下来，他是一个军事的领导人物，我猜想他认为自己在军事方面是最强的、最懂的。所谓嫡系的军人，几乎称呼蒋都是叫校长，即使一些私函里面也是如此。对于其他系统的人，还是处于军事体系底下，蒋可以发号施令，但碰到关键性问题，所谓嫡系不嫡系，马上就会显现，这很明显可以看到。另外，日记虽然在军事方面的记载比较少，但对于一些外国的军事顾问倒有一些记载，这也是可以观察的对象。我想现在就开放时间，请大家提出看法。


    林桶法：维开学长也提到，在战后蒋介石确实是对军队的控制比较好。1952年蒋的日记中提到解决周至柔与桂永清之后，军事上的安排大致告一段落。一方面显示来台初期有许多仍是大陆时期的延续，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到台湾之后，蒋对军队控制得比较好。基本上到了蒋晚年，对军队的控制力仍然在增强。另外一点，我提供几个军系后代对蒋日记的看法。基本上每一个后代都很在意蒋在日记中对其亲人的评价，有些人认为这是不尽公平。以彭孟缉为例，他的后代敦促并支持蒋日记出版，很大的原因就是日记中很少骂彭。另外一个就是白崇禧，白先勇表示蒋在日记中虽然很常骂白崇禧，但他并未关注于此。如能从各方面来解读日记中的军事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很有趣。


    汪朝光：刚才刘维开教授提到在军事方面，好像蒋的圈子不那么明显。我个人觉得蒋以军事起家，若不从蒋特定征求某个人意见来看，确实蒋越到晚年越是用黄埔系的人。国共全面内战时期，新任命军长以上将领，越来越多是黄埔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也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就是他在军事领域的圈子更强，更便于利用。因为黄埔系确实是蒋可以控制的，而在政治方面蒋倒缺少类似的渠道去控制其他派系，系等。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可能与这个话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我想请教的是，抗战时期国军和日军作战，牺牲了9个上将，没有一个出身黄埔，牺牲了33个中将，可查到的经历只有8个人出身黄埔。这究竟是因为蒋刻意要把杂牌军放在前面牺牲，或是杂牌军的作战素养确实不够，还是这些杂牌军的将领都更身先士卒？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得出一个结果，因为我也没有研究抗战军事。但是我很好奇，这跟蒋的军事运用有没有什么关联。刘维开教授这方面研究比较多，有没有什么观点可以提供。


    刘维开：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最初在处理史料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抗战期间牺牲的黄埔将领少，但慢慢地就有一些理解。诚如张力教授所提，黄埔出身的将领，从1926年到1937年抗战发生，这中间不过13年。黄埔系第一个军长胡宗南，是1936年才升的，之后也是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所以说到1936年才有黄埔系出身的第一个军长。换言之，这时候国军绝大多数将领都不是黄埔系出身的，大概到抗战中后期以后，黄埔系出身的才慢慢升到师长这个位置。这也表示，抗战期间仍然多半是各种不同的军系，如我刚刚所讲，国民革命军就是一个联军，真正蒋所领导的只有第一军，其余都是各个不同系统的军系。到后来即使演变成四大集团军，但也只有第一集团军中的某些部分是属于蒋的嫡系。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国民革命军真正属于蒋嫡系部队的非常非常少。


    到抗战期间，这些牺牲的将领，看其出身背景，大概还是属于前期，因为这个时候黄埔系还没上去，这些将领牺牲后，黄埔系才有机会升上去。这就如同在机构里面一样，上层不退下层没有机会升上去，是同样道理。因为军队也是科层体系，一定是这样慢慢地升，这也是为什么到国共内战时，黄埔系将领就多了，大概都担任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等。蒋后来在日记中也提到，被俘虏变节的将领里面，黄埔系出身的其实很少，因为很多黄埔系将领是在长江以南作战，当时长江以北还是属于傅作义的晋绥军系统，里面属于黄埔嫡系，也就是中央系统的不多，石觉等人都撤出来了。


    汪朝光：内战的情况似乎稍有差别，内战时很多地方军确实已经不愿意打，中央军损失较多可以理解。在抗战时期，刘维开教授刚才的解释，对于上将部分完全合理。问题是国军的授衔制度很复杂，牺牲的33个中将，实际职位其实并不高，很多都是追授的，实际职位就是个旅长、副师长。在这个层面黄埔系是不是就像您说的比例很少，这在抗战时期，我觉得还可以讨论。


    刘维开：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要再做更精细的探讨，因为有研究说，一直到了国共战争期间，所有国军的军长里面有个比例，黄埔系出身的占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就是原来的，可是在这之前，大概恰好颠倒。我知道有些军事迷在做这方面的统计，就国民党的一百六十几个军，分析在不同时期军长的出身。我们可以就战前、抗战前期、抗战后期跟战后，就军长的出身来分析。另外还有一些军被打掉了，打掉之后番号并没有撤销，而是换一批人，那换进来的这些人是怎么处理。像这些问题大概都可以再做更精细的探讨。

 第三部 蒋介石的亲缘

    <h2>战时的蒋介石与孔祥熙</h2>


    汪朝光[1]


    1927年以后的中国政治，以国民党“党治”为中心，而又受到派系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强烈影响。以练兵打仗起家的蒋介石，以其对军权的掌控，成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其权力又由军而政而党，渐渐渗透到国民党统治架构的各个方面。抗战爆发以后，为因应战时特殊需要而设立的国民党总裁制度，赋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最后决定权，从而完成了蒋介石以党领政治军的个人独裁的权力建构过程，蒋介石真正成为国民党内说一不二的最高领袖。


    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仍然需要通过一定的权力网络实现其统治权力的运用和伸展。在这个权力网络中，亲缘关系据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亲缘关系的重视，因为个人独裁权力架构对权力运用的特殊需要，因为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迟迟不能完成，建基于法治化、民主化制度体系下的权力运作在中国难以达成其任务，从而使人际关系，也包括亲缘关系，在中国的权力运作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和蒋介石亦不例外。


    从蒋介石的亲缘关系网络考虑，大致可以包括如下方面的内容：


    （1）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妻政治与家庭关系。


    （2）蒋介石与宋子文、孔祥熙，亲缘政治与亲族关系。


    （3）蒋介石与蒋经国，血缘政治与家庭关系。


    （4）蒋介石与宋霭龄，亲缘家庭关系。


    （5）蒋介石与其他亲戚，亲缘家庭关系。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亲缘关系在蒋介石权力运用过程中的长处主要在于：


    （1）居高临下，控制权力，有利于蒋的个人独裁。


    （2）一荣俱荣，形成政治权势集团，并经此掌控国事。


    （3）政策运用可以得心应手，进退自如。


    （4）经由亲缘关系网络的发散而形成更宽泛意义的网络关系架构，以集合人才，为己所用。


    但是，有利必有弊，亲缘关系在蒋介石的权力运用过程中也有其短处，主要表现在：


    （1）碍于亲缘关系，政治运作不能随心所欲，如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


    （2）一损俱损，受亲缘关系之累，影响政治形象，如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


    （3）以亲缘关系私相授受，影响政治的现代化，如蒋介石与蒋经国的关系。


    （4）过度依赖亲缘关系，可能导致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和个人的进取心受到影响，产生离心倾向。


    总体而言，在蒋介石大陆执政期间，对亲缘关系网络的构建与依赖，前期较后期为重，有利处亦多，然以形势的不断变化，其亲缘关系网络亦显现更多的弊端，并基本终结于大陆执政期。以下以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关系为例，讨论蒋介石的亲缘关系网络在其大陆执政时期的利弊得失。


    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人中，以孔祥熙最为年长，不过，他成为国民党阵营的要角，也是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时期。1927年以后，孔祥熙和宋子文同为蒋所信赖的当家理财之重臣，各有贡献。但是，在蒋介石当政的22年间，孔祥熙当了近2年的行政院长（1938年1月至1939年11月）和9年半的副院长（1933年11月至1937年12月，1939年11月至1945年6月），总计11年有余，占了蒋主政时间之半，而且由于蒋在抗战期间的兼职太多，无瑕管事，因此，孔在战时虽为副院长，实际却当着行政院的家。反观宋子文，在战前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前后计4年（1929年5月至1931年12月，1932年1月至1933年11月，其间两度代理行政院长近一年，1930年9月至1930年12月，1932年8月至1933年3月），再从1944年12月代理行政院长（1945年6月真除）到1947年3月免职，虽然当院长的时间较孔为长，但在行政院实际任职的时间只有孔的一半略多，而且实际权力和活动空间也没有孔那么大。解读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在于蒋、宋、孔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


    孔祥熙与宋子文同为留学美国名校（孔先后毕业于美国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受到西方文化熏陶，但孔出身山西票号商人之家，与宋出身的传教士之家显然有别。在孔家，留学更多的是镀金，不似宋家那般因虔诚信教而对西方文化有出自内心的领悟，故中国传统文化对孔祥熙所保留的影响显较宋子文大。与宋子文常常表现的居高临下、自信自傲相比较，孔祥熙给外人留下的印象更多的是谦和敦浓、平易亲近，人际关系自较宋子文为优。兼以孔祥熙自幼浸染于晋商之家的氛围，深谙商人精明算计、注重利益之道，处理政治亦如经商，圆滑融通，不似宋子文那般固持理念、不知进退。孔祥熙曾对陈布雷说：“财政经济在书生看来甚为复杂，其实很简单，即是生意经而已。彼自称，彼从生意出身，故能领略此道。”结果被文人气息甚浓的陈布雷斥为“怪哉此论也！”[2]然孔以生意经处理政治和人际关系，自然在国民党内复杂的政治派系和人际纷争中更易立足。尤其是当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说一不二的独裁领袖之后，孔祥熙认定其主政之道即唯蒋是从，对蒋依顺，更不会在钱财用度方面与蒋难堪，自然得蒋欢心。孔能长期坐稳行政院的头把和二把交椅，成为国民政府时期任职时间最长的行政院高官，自有其为官之道，而处理与蒋的关系当为首要因素，正因为孔对蒋的唯命是从，蒋对孔亦颇为放手。


    在1933年11月宋子文辞职、孔祥熙接任行政院副院长之后，孔即对蒋尽心尽力，被蒋认为在“中央散漫无主”之时，“幸庸之不避劳怨，在京主持”。故当孔祥熙“急思尝试”院长时，一向看重独断权力的蒋介石却并无责怪，反认为“此亦一道也”。[3]1938年1月1日，蒋介石卸任行政院长，让孔祥熙过了把院长瘾。然孔接任后，有几件事为蒋所不满：一是孔办事庸碌，只知“有财政而不注重整个政治”；二是孔注重谋取私利，不断为舆论所批，“对外失信”，“舆情太恶”；三是孔祥熙一度主持与日本谋和，被坚主抵抗的蒋认为是“行同求和，彼犹不知误事，可叹”。[4]更令蒋“可痛”的是，他本来对孔颇为放手，“一与商讨财政，彼即愤气怒色相加，凡重要事机皆秘而唯恐我知道，我亦乐得不知，一任彼之所为，而彼今以你是领袖之言相加，是全将余助他之好意误会”；甚而有如宋子文之“违忤不从，至为痛苦，因之心情燥急，时用忿怒也”。[5]因对孔有所不满，1939年11月，蒋介石复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又改任副院长，但即便如此，蒋对孔较对宋的态度仍有明显差别。对宋，蒋是严词厉色，不稍缓和；对孔，蒋则用语温和，不无自责。蒋将孔由行政院长改任副院长，是为了“减轻庸兄责任，免受冤屈”；对孔不满时则提醒自己，“对孔何时现鄙嫌之意与严厉之声，应切戒之”；感觉“庸之言行态度皆令人不满”，当“劝其改正”；即便是对孔祥熙下属贩运鸦片谋利这样明显违法之举，蒋的态度也不过是“庸之对鸦片运输事不能遵令停止，以人言藉藉，贪小失大，更为忧闷，故终日郁郁不舒，乃休养不足之过也”。[6]总之，在孔祥熙贪污案发前，蒋的日记中甚少记载对孔如同对宋那样过于严厉的批评与责难。


    蒋介石对孔祥熙的维护，更明显地表现在对1942年1月反孔学潮的处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香港，国民政府紧急派遣飞机去港，接运被困在港的若干知名人士。但当接运专机回渝时，传出只接回孔二小姐和几只洋狗的新闻，遂至引起后方多个城市的反孔学潮。[7]蒋介石虽认识到此由于孔祥熙处事不当所致，起初有令孔“辞去”之想法，但又认为“因有人反对而去，则甚不宜也。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可胜浩叹哉”。随即又将此归结为“反动派鼓励昆明各大学学生游行示威，以庸之为其目标，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劢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矣”；“此乃政客官僚争夺政权之阴谋，可谓丧心极矣”；提出“对各大学共党赤化分子应作肃清之整备，各大学校长对教授应彻底整顿”。[8]对此，不仅是在一线参与处理学潮的国民党人不服，提出“党内有若干足以资人口实之事件，应由党内迅谋适当之处置，以免敌党作为煽动之工具”。[9]而且也为蒋的亲近左右所窃窃私语。蒋的侍从室秘书陈方认为，对学潮“直接压抑，不会有何效果，因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为孔辩护者，均将遭受责难”。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认为：“报载孔副院长病愈视事，这无异激励青年学生，增加委座之困难。也许孔故意为此，使委座不得不为之解脱，而彼得以一劳永逸也。然天下人无不叹息委座为之受过也。闻为此事，委座与夫人闹意气者多日。自古姻戚无不影响政治，委座不能例外，难矣哉！”他认为：“有效之方法，莫若孔氏表示辞职。”蒋的首席秘书陈布雷愤然曰：“孔不但不辞职，而且要登报，表示病愈视事。旋即叹曰，孔氏对朋友对领袖对亲戚，均不宜有如此忍心害理之举。”[10]


    虽然蒋介石对孔祥熙可谓维护备至，但孔在国民党内外的形象却在持续下跌，国民党内不少人也期待“总裁能将孔罢免以大快人心否？”[11]事实上，此时再由孔祥熙主政，非但不能为蒋分忧，反而成为蒋的拖累。1944年6月，孔祥熙受命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会议，蒋介石已有意借此让孔逐步淡出国内政治舞台。孔亦知蒋的用意，一面主动作态请辞，一面又与陈布雷“谈其不能不请辞之苦衷”，希望通过陈得蒋之“书面慰留”。引来陈大发感慨：“其实何必！”陈告孔：“退回辞呈较批答慰留更为亲切之意。”[12]据唐纵记载，蒋介石在退回孔之辞呈前，曾“问布雷先生，究外间对孔之舆论如何？布云，普遍的批评，孔做生意……党内的批评，孔不了解党的政策，违背政府政策行事。委座云，现在没有适当的人接替……布公云，委座没有彻底改革决心！”[13]其后，国民党军队在日军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作战中又一次大规模败退，引致国内民怨沸腾，蒋为缓和外界批评，借此机会改组政府，于11月任命俞鸿钧代孔祥熙为财政部长，12月任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但仍保留了孔祥熙的行政院副院长职，可见对孔仍留有余地，而孔在事前特电蒋：“意以为如在美任委座专使，则副院长名义须保留云云。”[14]恋栈之态真是跃然纸上。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认为，“此甚不妥。予于午饭后面告蒋先生”。[15]但王的意见并未被蒋接纳，孔仍照旧留任，招致“舆论仍有所不满耳”。[16]直至其后孔之重大贪污案发，引起各方严重关切，蒋亦再无理由任孔自为，继续败坏国民党的形象，方才不得不下决心最终撤孔。


    1942年，国民政府曾以美元借款为担保，发行一亿美元公债，但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其后由于通货膨胀，法币币值急跌，美元公债的票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差距越来越大，未发行的债券遂有浓利可图，引来发行方中央银行的贪官谋利，而作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对此不仅不闻不问，而且收取好处，成为共谋。自1945年初起，即有知情人举报超过1000万美元的公债贪污案，其案值之大，情节之劣，使蒋不能不重视。5月间，蒋电召在美国的孔祥熙“速回”，以图查明事实，再作处理。正值此时，孔祥熙在国民党六大执委选举中以最低票勉强当选，原规划之中常委则落选，使蒋惊讶于“其信望堕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至此，蒋已无法再为孔“维持”，引致外界集中攻击国民党的“贪腐”，遂于6月1日决定自己不再兼行政院长，免去孔祥熙的副院长，推出宋子文任行政院长，翁文灏任副院长。为此，蒋“亦甚烦恼，但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认为孔“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17]故撤孔是为正当。


    但令蒋“烦恼”的还在其后。孔回重庆后，蒋介石在7月中旬连续约见孔祥熙，谈央行贪污案。蒋先“告以此案调查经过与事实及人证物证，嘱其好自为之。彼犹不肯全部承认也”；继“审阅中央银行舞弊案全文，为之痛愤不已。研究处置办法，必须将其全数追缴，全归国库，然后再由余负责解决”。12日晚，蒋约孔谈时，“直将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彼始犹指誓强辩，令人痛心，殊愧为基督徒矣。余再以严正申戒，彼始默认，余仍嘱其设法自全，乃辞去”。但次日上午，孔在见蒋时，仍“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直到14日上午，蒋再约孔谈话时，“彼承认余之证据，并愿追缴其无收据之美金公债全归国库也”。惟其如此，孔祥熙仍不愿痛快承认此事，21日又派其女孔令仪携其函见蒋，“图赖如前”，并通过陈布雷告蒋，“恐此美金公债或落于外人手中”，令蒋感觉“此人无可理喻”，“贪劣不可救药”；“为庸之事不胜苦痛忧惶，未得安睡”；又“因之未能午睡，痛愤极矣”。[18]


    事已至此，蒋介石认为“庸人不可与之再共国事矣”，在7月25日下令免去孔祥熙的最后一个实权官职——中央银行总裁，由俞鸿钧接任。蒋在日记中自记，“撤孔之举犹嫌太晚矣”，然此“实为公私兼全与政治经济之成败最大关键也”，“惟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不过，格于一损俱损之关系，蒋介石最终对孔祥熙的处理也就是撤职了事，而对如此贪污大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19]没有人为如此贪腐大案下狱坐牢。作为孔的顶头上司，信用孔、放任孔当政长达10余年的蒋，似乎也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甚而在他那本骂人无数的日记中，仍然是过在别人，功在自己。也难怪跟蒋多年、谙熟蒋之心理、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的张治中，“对于蒋先生之作风，曾面致批评，大意以为自负过重，不肯轻易让人”。[20]


    论及蒋介石和孔祥熙之间的关系，他们互相之间的亲缘脉络纽带是不可忽略的事实。蒋、孔之间虽无血缘关系，但孔妻宋霭龄和蒋妻宋美龄是姐妹，故蒋孔之间由此形成牢固的家族亲缘关系网络，在一向注重家族亲缘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此等关系的重要性自无可讳言。而当蒋介石成为握有实权的政治领袖之后，一方面是他对孔的长期重用，一方面是孔对他的忠心支持，所谓一荣俱荣，盖出于此。蒋对孔长期的重用和信任，无论如何解释，亦难以避免亲缘关系的作用，这在国民党内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人对此虽有腹谤，而明面上则无可奈何。


    但是，蒋介石对孔祥熙的信任和重用，虽然出于家族亲缘关系的作用，有利于维持其对政治的掌控，但也在国民党内留下了诸多负面影响。因为蒋用人既如此，孔用人亦然，各有圈子和亲信，其他人再照猫画虎，多以亲缘、地域、人际关系为用人的标杆，自然阻挡了党内外正常的政治上升空间，有意循正道上进者难免意态消极，而那些无能低俗之辈则四处寻求关系，从而形成为国民党用人体制的固化与僵化之局，不以功绩而以关系论升迁，非常不利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生死竞争。王子壮认为：“今日所好者，虽组织派别甚多，而莫不以蒋先生为中心，是国家有一主宰，但其左右手之互相对立，甚至排挤，下层干部每缺乏公正努力之标准。”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则感叹：“抗战日久，困难丛生，弊窦百出，耳目所接，非法不平之事所在多有，社会上反感日滋，的为事实，若一穷究竟，与负责当局均有若干之关系。如蒋先生不以亲属当政，公私犹易分明，谤怨之集，当为稍差。”此固为一损俱损之谓。尤其是到抗战后期，国民党内对蒋孔关系的议论实际上已经不限于蒋之少数亲信左右，而是扩散到了国民党高层的相当范围，蒋对孔的继续信任与重用，负面影响实已多过正面效应，对国民党长期稳固执政非但没有帮助，反而成为负担，只是蒋仍固执于其领袖权威，不愿轻易再作调整。以至于当孔祥熙出国时，“若干重要会议以前由孔氏代为主席者，现均躬自为之，此盖表示对他人未能十分信任也”。[21]


    不能说蒋介石对孔祥熙的长短之处完全不知，以蒋与孔相知之久之深，他对孔的长短只能是比别人看得更深刻更透彻。透过蒋日记中骂孔的记载，剥离那些纯属发泄的愤激刻薄话语，我们仍可发现，其间还是反映出相当的历史真相与人性真实。对孔及其亲属贪腐舞弊而引致舆论批评的所作所为，如上所述，蒋也颇为不满甚而是愤怒。但是，在国共斗争的大背景下，蒋总是不惮以敌我矛盾的刻板划界以及政治斗争的僵化思维观察外界对孔的批评，认为“社会对宋孔豪门资本之攻讦几乎成为全国一致之目标。共匪宣传之阴毒与深入如此，以此为倒蒋手段也”。[22]加以家族亲缘关系的牵制，所谓“亲戚家庭之难为其情，是不得已也”。[23]因此，蒋对孔也就只能是用其长而不能治其短。著名报人胡政之一针见血地评论为：“蒋先生作风脱不了一私字，即用人不出亲戚及党同志范围……作风已莫可挽救，前途异常可虑。”[24]


    比较起来，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明显好过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其间关键因素当在孔深谙蒋之心理，对其基本以服从为首要。如孔的亲近秘书所见，“孔摸透了蒋介石的性格，对蒋极端恭顺，勇于替蒋背黑锅，因而长期取得蒋的信任”。“孔对蒋是百依百顺，从未看到或听说他对蒋的决定有所违拗；侍从室送来许多密封的额外支付命令，孔无不照办。”[25]其实，孔也有其个人的打算与主意，也未必对蒋那么言听计从，但孔多数情况下是做而不说，至少其不似宋那般，当面不从蒋意，让蒋下不了台。因此，蒋在日记中对孔的态度，除了美元公债案发后格于外界的负面反应而忍无可忍之外，多为“烦闷痛苦”，“抑郁无已”，“令余为难”等表述，似乎是内心痛苦多过愤激，与对宋的态度显有区别。[26]以吴国桢的观察：“蒋形成了一个习惯，那时他从不听与之相左的意见。正由于这点，没有人敢提出自己的建议，周围的人都在揣摩他的心思，所以他们提出的建议，通常是那些被认为最能取悦于蒋的东西。”“孔祥熙绝对如此”，而宋子文“对蒋的态度不如孔祥熙对蒋那么尊重”。[27]


    观察蒋孔关系，还有一个因素是不能忽略的，即夫人政治的作用。蒋介石自认“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感其“协力谋国之尽诚，世无其匹也”。[28]如陈布雷所言，“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29]宋美龄则为之作了最好的注脚，她有言：“无论商家与住室，若无家主与老板娘时刻贯注全神，管理业务，则必不成其言……因之无论家与国，皆必须有主，而且必须全赖其主者自身之努力奋斗，其它皆不可靠也。”[30]故在蒋宋夫妻心目中，国就是家，蒋介石既为“家主”，宋美龄就是“老板娘”，夫妻唱和，宋美龄的意见自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蒋之决策，而宋美龄一向与其姐、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关系甚好，也因此而时时袒护孔家。宋霭龄为宋家六兄妹之长，不仅热衷于干政，而且因其家庭关系和历史渊源，也有资本和资源干政，尤其是当她和宋美龄结合，通过各自的方式对蒋施加影响时，自然非任何其他外人所可比。吴国桢认为，孔夫人宋霭龄对蒋“施加的影响比其它任何人都多”。[31]王子壮认为，“宋氏门中之权威在宋霭龄，孔之夫人也，乃多方设计，由蒋夫人以支持孔之地位”。[32]


    在讨论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时，蒋处在孔之上，既要用孔之长，有时又难免护其短，而蒋自身亦有其长短所在。以抗战时期而论，蒋对抗战的坚持及其大局观和对国际大势之把握，显然较孔更具领袖素质。然蒋对维护其领袖个人独裁威权统治之固持而与孔形成的复杂矛盾关系及不时为家族亲缘关系所累，又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值得探究之论题。  <hr/>


    [1]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2]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3年11月16日，群众出版社，1991，第390页。


    [3] 《蒋介石日记》，1935年8月10日、11月26日。


    [4] 《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19日，1939年7月12、19日及8月26日。


    [5] 《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19、31日。


    [6]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2日，11月18日，1941年1月31日、5月26日，1942年12月9日。


    [7] 除了运狗不运人的新闻外，当时还讹传吴稚晖全家在港被困自杀，郭泰祺、王宠惠、王正廷等均在港或被俘或自杀，“以是一般愈见愤慨”。实际上，上述诸人当时均在重庆，并未遇险，而飞机运狗不运人的新闻经查证亦有不实之处，故反孔学潮的发生虽起于传言，而实有复杂背景，与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不无关系，三青团即在此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三青团团员为争取领导权起见及避免他党讥讽起见，参加者亦多，大部分则为中立分子，为谣言所激动。”（《赵澍致朱家骅》，1942年1月7日，朱家骅档，藏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号35～3）因此，蒋介石颇为“震怒”，认为“我青年团干部糊涂散漫，一任反动派从中利用与之便，而昏昧不悟”。（《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3日）

 蒋介石的亲族关怀

    林桶法[1]前言


    蒋介石（1887～1975），奉化溪口人，溪口位于浙江宁波市区的西南方向，以剡溪得名，镇中有四大姓：蒋、张、任、宋（加上单姓为溪口五大姓），父蒋肃庵（肇聪），母为王采玉。蒋自崛起掌政以来与嫡系及地缘关系的网络常成为学者讨论的重点，[2]由于蒋重用黄埔的嫡系，1949年大陆来台的省籍中以福建、浙江、江苏省籍居多，[3]其侍卫中亦不乏浙江人，[4]因此有重私军、重地缘之嫌，是否如此，亟待更多学术的讨论。[5]


    蒋自留日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奋斗，但对奉化故乡有一份深厚的情感，对母亲有深深的爱念，对乡里父老有几分的尊重与情谊，这样的情感，使奉化成为其受挫的避风港，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回奉化还有政治操作的意义在内，三次下野选择回老家，在担任黄埔军校的校长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期间曾多次还乡，成为衣锦还乡传统士绅的表征。期间，亦不乏对乡里亲族的具体贡献，成立武岭学校，提供名额免费让乡族就学，对族系谱的编订甚为用心，对于家族间的照顾，从经济的支助到政治的照顾，这些是蒋重亲情的表现，还是受传统士大夫（如曾国藩）的影响，值得探讨。


    过去对于蒋亲情的描绘，大部分是稗官野史之谈，本文主要从日记与家书等一手资料来了解其亲族关怀，希望藉此探索其内心的真正情怀。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其在奉化的亲族，以蒋对母亲的眷念、关心亲族的具体表现等方面进行探讨，至于蒋的婚姻关系，妻妾有毛福梅（1883～1939）、姚冶诚（1897～1966）、陈洁如（1905～1971）、宋美龄（1899～2003）。儿子有蒋经国（1910～1988）、蒋纬国（1916～1997）。妻舅有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毛懋卿（曾任黄埔军校总务）。妻姊妹有宋霭龄、宋庆龄。连襟有孔祥熙、孙中山。妻舅及连襟方面的互动部分将另文讨论，蒋对经国与纬国及孙子的教养亦将于另文讨论。  一 蒋在奉化重要的亲族网络


    由于蒋的父亲肇聪（1842～1895），在蒋9岁时就去世，本文家族中主要探讨蒋的母亲及兄弟姊妹的网络，其他族长之间仅以概述方式处理。蒋兄蒋介卿（1877～1936），曾中过秀才，毕业于四明专科学校法政科，做过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和广州地方审判厅推事。1921年蒋介卿被广东省公署政务厅长古应芬（湘芹）推荐任琼州（今海南）文昌县知事，后又被举荐担任英德县县长。上任后因处事不佳（与贪污有关），被撤职。1928年5月，担任浙江海关监督，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闲缺。


    蒋介卿与元配孙氏生国秉，又名国柄，字空华，毕业于上海中山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八师少校参谋、中校团副、江西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参议等职。其在家族安排下与羊头孙氏成婚，不久离婚，又娶萧王庙孙益甫次女薇美（蒋日记常写成薇梅）为妻，生一子四女，子孝伦，女静娟、志伦、环伦、明伦。蒋国柄于1982年3月病死于台湾。


    蒋与同父异母蒋介卿之间有着矛盾的感情，基于亲情不得不尊重，但其兄的表现则令蒋感不满，1920年11月23日，谈家事，对胞兄多怨语。曰：“吾兄之品行心地，未能平实光明，无可讳言者。”[6]1920年12月2日，以将赴沪，辞别兄，央请督修屋宇，但其兄推卸祠堂董事，叹曰：“彼顽固性成，一味谬执，致母亲叹恨不已。此人不可以感化，惟有怨命苦耳。濒行时，见母亲怜怜不忍舍之颜色，与胞兄恶劣之情态，几乎使我昏晕。家族之害甚矣，尚何言哉！”[7]


    1921年6月14日蒋介石生母王氏去世，他在亲撰的《哭母文》中曾提道：“先考中殂，家难频作……内弥阋墙之祸，外遇横逆之侮。”这段文字刻于蒋母墓庐“慈庵”，隐含对乃兄介卿的指责。[8]此外当其兄任官或在家主事时，要求必须按法律制度办理，不可便宜行事。由于武岭学校兴建校舍，初逢北伐统一，学校董事趁机登广告，蒋甚不乐，于1929年2月3日，电嘱孙余生做主承包，不必登广告提标，并指责不应以蒋主席名号招摇，以后诸事勿登报为要。1933年11月12日，蒋电蒋介卿：现在我当国事更应以身作则，照规纳粮。[9]


    但因蒋经常在外，家中许多事务乃由其兄管理，对其兄亦有感情，亦常电报问候或告知一些在外的讯息。1934年3月31日，蒋电蒋介卿：清明节不克回乡扫墓，勿候。1935年12月2日，蒋电蒋介卿已派人送人参至家，请静养。[10]蒋介卿1936年12月27日因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中风去世，蒋在日记中记道：“胞兄介卿正午逝世，余在病中，家人犹不愿使余闻知，呜呼！兄弟三人，今只残余一人矣，蒙难之中，使病兄惊悸，致其速亡，但余出险之讯，彼已闻之，当可慰其灵矣。”[11]为表示其敬重，1937年4月14日，介卿出殡当天，蒋介石在溪口主持葬仪，许多人藉此机会前来致意，党政要员冠盖云集，签到的有林森、居正、阎锡山、冯玉祥等。溪口街上车水马龙，武岭学校童子军全部出动，上街站岗，维持秩序。[12]


    蒋介卿与继室单氏生有一个女儿，名叫华秀，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经李宗仁介绍，嫁给了桂系白崇禧的外甥韦永成。韦永成在抗战时曾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国共内战期间随政府来台，蒋的家族聚会常邀华秀一家参与，但因韦永成参加桂系，蒋较少与其往来。


    姊蒋瑞春（1874～？），嫁宋周运，宋氏曾任蒋家丰镐房管家，共有三子一女：长子宋涨林，在盐务部门工作；次子宋涨生，在蒋家丰镐房当账房；三子宋祥生，在宁波农业银行当职员；女儿宋林香，务农，嫁给邻村王阿孝为妻。


    妹蒋瑞莲（1890～？），嫁竺芝珊，竺氏与蒋介石关系很好，曾任蒋纬国的教习、佛山筹饷委员、苏州税务局局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津浦铁路车务总段长等职。子竺培风，上海万竹小学毕业，17岁和蒋纬国一道进苏州东吴中学，其后进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留学英国伦敦，先读伦敦大学，后转到剑桥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回国，适逢抗战后期，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蒋委员长特命竺培风参加空军学习飞行，派往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威廉机场等地见习，经过初级、中级、高级等阶段的飞行训练，学成后返国，被任为空军二中队少尉飞行员。抗战后期在二中队做b-25中型轰炸机的飞行员，驻扎汉中、梁山等基地。1947年1月8日赴西安，12日由西安飞返徐州，因飞机机件故障，坠落于开封以西20公里的韩庄附近，不幸罹难。蒋在奉化的重要亲族简单列表如下：


    蒋中正在奉化重要亲族表


    注：虚线为配偶。  二 蒋对母亲的眷念


    蒋母王采玉（1863～1921），奉化葛竹人，1886年再嫁给蒋肇聪当侧室，1895年肇聪去世后，蒋家的事业由蒋介卿负责，从小蒋介石与蒋母相依为命，蒋经国曾提到其父亲说过：“先妣之苦节与中正之孤露，有非他人所能想象及之。”[13]蒋对母亲甚为依念，民国之后蒋虽忙碌于革命事业，但在母亲在世时，常回老家探望其母。孙中山也知其孝顺，1916年9月，王太夫人生辰时，赠“教子有方”四字，由朱大符作跋。1913年11月9日，为王太夫人50岁生日，蒋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在外，未能庆祝，1918年55岁时始庆祝，孙中山赠联，当年蒋修宗谱，孙中山题“广慈博爱”，悬于祖祠。[14]1921年5月因母病，大部分时间都在奉化侍奉母亲，为其拍背、喂药、喂食，1921年6月14日其母去世后，蒋在《哭母文》中提道：“环武岭二十里外之桥梁路亭，其十之八九皆为先妣所创建，迄卧病中，尚出巨资捐助方桥之公益医院，倡建百丈沙之慈云亭及武岭茶亭，临终惟命以遗产之半自办义务学校，以教育乡里子弟之力不足以求学者，其对社会事业之尽力，益如是也。”[15]蒋对乡里的情怀，与其母的慈悲及宗教信仰（其母曾皈依佛教，深受佛教布施观念的影响）不无关系。母亲去世后在家中守灵，夜思其母痛哭不已。守灵期间，除亲自督造墓地外，并邀集村里之贤者，筹办丧事。11月21日安葬，陈果夫、戴传贤、居正等皆来会葬，孙中山亲写祭文，并题“蒋母之墓”碑。其后每次回家必往王太夫人墓拜祭。1922年4月27日，回家至王太夫人墓，见四周有许多不平的坑洞有积水现象，即请人整治，并亲自种树。为奉祀祖灵，1923年建慈庵，12月落成，庵之门额由谭延闿书，中堂挂孙中山赠的“慈云普照”匾。蒋每次回家均至慈庵小住，对慈庵亦极为保护。1932年2月9日，电邓锡侯：“孝忠回乡取物，以时局促未及奉函为歉，沪案发生乡间必多谣言，但以弟度之，决无他虞，请家中放心勿念，对慈庵保护须令周密，但不可慌张，免启乡人耳目。”[16]


    从以下几处更可看出其对母亲的眷念。


    （1）从蒋与毛、姚争执看蒋母的影响。


    蒋生性孝顺，凡是妻妾有忤逆之事，蒋都不能接受，有时对妻妾不满，但只要其母亲出面，蒋大都妥协，对于元配毛福梅尤其如此。毛氏的婚姻是王太夫人做主，早年蒋与毛也有过快乐时光，然自民国之后关系渐淡，渐行渐远，1921年5月4日蒋日记记道：“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足以刺激神经，此次因事寻衅，又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决计离婚，以蠲痛苦。”[17]1921年6月3日，“骥母亲之再起，乃顺从舅父劝导，暂弃离婚无上之决心，接毛氏回家侍养，以安母心”。[18]


    1921年6月14日，王太夫人过世，11月底蒋与毛福梅离婚，蒋在1921年11月28日日记：“自至老屋向孙氏舅母发脑，方能解决，然已不知费了多少精力。”[19]


    蒋与姚冶诚的问题，主要因为姚好赌，个性较刚毅，虽敬重王太夫人，但并未尽心服伺。1920年6月22日蒋母疟疾复发，寒热大作，自承不孝之罪，并责怪姚氏，23日日记：“冶诚又来讨气，彼妇凶悍忍（任）性，不可名状，得罪于我，得罪于我母，使我母病重，心恨我置妾之罪大矣。”[20]


    （2）念母与怀母。


    自其母去世后有几种情况特别怀念其母亲。


    其一是母亲的诞辰及忌日。1931年12月14日日记：“明日为阴历十一月七日，我先慈之诞辰也，夜梦见母，痛哭二次，醒后自责，曰余更悔不孝罪大，国乱而身孤，致负我先慈，亦但有痛楚而已。”[21]1955年6月14日，逢蒋母逝世34周年忌辰，蒋日记写道：“中午召集经、纬两儿、孙媳与华秀（蒋介卿女）、薇美（蒋国柄妻）等在后草庐祷告，但愿父母亲在天之灵得到安慰也，未知今日故乡庐墓究竟如何矣。”[22]


    其二是农历年前夕。1948年2月9日日记：“本日为旧历年大除夕，曾忆二十一岁考入保定军校未能回家过年，因之家中先慈与前妻皆在此夕晚餐时对泣，乃竟不食而眠，想见家中孤苦与慈爱情形，每念及此不胜其不肖忤逆之毁，然已无及矣。”[23]


    其三是蒋的生日。1933年11月2日日记：“今日为四十七岁旧历生日，追念先太夫人不已”，曰：“先慈养我教我，而我之事业至今未有成就，何以告慰慈灵，经儿留学俄国，回家无日，不孝之罪，更何以堪。”又曰：“母子之情本于天性，久而弥切，为人子者亲在时可不孝乎，如中正今日追念则悔之晚矣。”[24]1955年10月31日，逢其生日，蒋在日记中记道：“朝课后进膳，以昨为旧历生日，故禁食，以纪念先慈养育之恩。”[25]


    蒋在生日当天，为怀母恩，早餐通常不吃饭，以表征其母生子的辛苦。并将思母之情化为精进的力量，使其不致懈怠。


    其四是见景生情。1931年11月28日，晚独坐叹曰：“余近来甚为我儿经国忧虑，呜呼经儿为吾母所最疼爱者，余乃弃之于外邦，中正不孝之罪于此为甚，究何能安于余心哉。”[26]


    1931年12月22日日记：“久不谒墓，时生愧悔，今得告归母灵妥乎。”[27]


    1932年1月3日日记：“昨晚晏集族中兄长，因益思念母氏不能成寐。”[28]


    1934年12月15日日记：“与甥培风游览小红山浩气楼与阵亡将士公墓，今日为先妣王太夫人七十晋一诞辰，追念母德无时或已，今日尤思亲倍切。正午由京乘机出发，以天阴雾，故飞行甚慢，二时半方抵沪，六时到杭再飞向奉化武岭故乡，夜十时半到家，备礼物虔诚祭祀。”[29]12月16日日记：“下午移驻慈庵，供奉慈灵，听鸟鸣、风声幽静极矣，久未享此清福矣。”[30]


    1949年4月25日日记：“谒母墓告别依依不忍舍，似有母灵慰留之象。”[31]


    1952年11月2日日记：“本日为旧历九月十五日，实为余六十六岁之初度，每念母氏生育辛劳无以为报，时用愧悔，早餐仍如往年向例禁食。”[32]


    （3）读书不忘思母。


    1929年4月2日读《菜根谭》曰：“将印送于妻子及同志，以传慈母之教也。”[33]1929年12月21日读《孟子》，写王太夫人家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于蒋母教子图。[34]1931年3月15日读《离骚》，曰：“父母者人之本也，疾痛惨淡未尝不呼负母也，余今看《离骚》而念母，司马迁论屈原之言亦能说其情感。”[35]1931年6月14日读《孝经》，曰：“甚久不读此书，今日为先慈忌辰而读之，益决其尤增人之孝思也。”[36]


    蒋经国提道：“我回国以后，父亲又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戒，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37]  三 地缘情怀与关心亲族的具体表现<h4>（一）重用浙江人</h4>


    虽然蒋自掌军事大权之后，其用人以黄埔军事为主，但绝大多数所用军人，已经打破地缘观念，干部不限于浙江人，如何应钦为贵州、刘峙为江西，顾祝同、王柏龄、钱大钧等为江苏人。[38]但蒋对于奉化人则特别有感情，先后重用过两名葛竹读书的同学，一是其堂表弟王震南。1924年1月24日，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写信邀请王震南去广州帮助筹建工作。王震南毕业于浙江法政学堂，1924年6月16日军校开学，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军监，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军法处长，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军政部军法司中将司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第三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抗战胜利后任上海特种刑事法庭庭长。[39]另一个是王澄莹。1899年，蒋介石入溯源堂读书，王澄莹既是私塾学生，又作姚宗元的助教，与蒋介石有同学、师生之谊。1926年11月，蒋介石率北伐军战胜孙传芳的主力，攻克江西南昌，革命发展需要用人之际，把王澄莹召到北伐军总司令部行辕担任秘书。1927年6月，改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30年12月，蒋介石深感家乡浙江财政工作十分重要，特派王澄莹来杭州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任财政厅长，后又兼任浙赣皖苏四省农民银行董事长。1933年葛竹王氏重修宗谱，王澄莹任修谱总裁，请蒋为新谱作序，蒋慨然允请。蒋介石鉴于西南在抗战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派王澄莹去贵州担任财政厅长，后改任中国农民银行常驻监察人。1949年春，王澄莹随中国农民银行迁往广州，后辗转香港到了台湾。


    蒋介石得势后，曾多次到葛村探亲访旧。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于12月22日回到溪口，在家仅停留几天，还抽出两天时间，去葛竹探亲。在葛竹拜谒了外祖父母坟墓，翻阅了王氏谱牒，看望了舅父。1949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离开家乡之前，特地去葛竹辞行，留宿一夜，依依惜别。


    蒋介石对于竺培风照顾有加。1939年，8月16日电柏林谭伯羽先生转纬国：近接培风来函其身心似因悲伤致疾，假期中望即赴英与其伴游以慰之。8月20日又电纬国：培甥为何到法学法语，希约其即日共同回英学习，不可待有事再行。


    除了奉化溪口之外，蒋较重用的浙江人列表如下：


    续表


    上表只是其中之一部分，确实蒋重用浙江人，蒋在步入统治权力核心的过程，浙江籍的各种势力对蒋的支持的确对他迈向权力的高峰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不同势力的代表人物，一方面对蒋的支持虽然是一种政治价值取向的认同，但某一部分也有利益互动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浙江地区在政局的发展上逐渐重要，重视浙江人士也有强化国民党中心统治的需要。根据王奇生的统计，国民党执政期间的政务系统中，浙江人的优势也明显可见，国府历任内阁阁员籍贯中广东24人，占22.01%，浙江14人，占12.84%，排名第二。[40]蒋统治大陆时期浙江奉化出生的将军就有55人，特务系统中亦不少，奉化江山籍者如三毛一戴（戴笠、毛人凤、毛森、毛万里）。


    分析其原因有三：其一，蒋重乡谊。北伐之前虞洽卿的女婿盛冠中赴广东见蒋，其与蒋面晤后深觉得蒋很讲交情，对浙东乡情看得很重。[41]


    其二，浙江自清末以来已逐渐发展，浙江人在西潮的影响下，人才甚多，蒋在当政之前浙江的各类人才本身在范围内还是占有相当的比例，1935年至1936年浙江省国民党员人数均超过当时政治中心所在的江苏省。蒋当政后起用或重用浙江人是有一定社会基础。[42]


    其三，互为引介。蒋重用奉化人为干部，这些干部又基于情谊引介许多同乡，甚至有人认为侍从室的用人大部分与俞济时有关。有认为是安全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蒋的口音甚重，侍卫中如为同乡较容易了解蒋的指令。


    此外从上表的重要人才而言，虽有乡谊，但这些人的所学经历均符合任用资格，表现亦佳，因此蒋对浙江有很强的地缘认同，但这种认同显然并没有超越蒋的政治理念与治国方略。  <h4>（二）关心亲族的具体作为</h4>


    蒋关心乡里的具体作为甚多，其中有赠亲友年节金、协助建设、战争摧残后的复员、对于亲友的悼念等举措。1942年1月16日，蒋经国电蒋询赣县被炸损失情形及各亲友节金应秘密照送。1940年8月17日，奉化县长俞隐民电蒋16日敌机炸毁武岭学校教室6间，人民无死伤，已派员妥理善后。[43]以下为蒋介石与蒋经国及蒋纬国的往来家书，可以从此看到其对家乡亲友的悼念与照顾之情。


    1937年3月28日，蒋与经国的电文：莫斯科蒋大使请转蒋经国兄：闻兄回国在即，家中上下皆甚欢慰，大舅父已于去腊二十七日逝世定下月十五日安葬，望兄能于此期回家。


    1938年2月27日，电蒋经国：接阅莲姑逝世甚悲痛，希代我经理其丧事，但战时应格外从俭，切勿奢侈以免外人指摘或暂厝殡待培甥回国再安葬可也。


    1939年12月13日，电经国：接张恺电称家中被炸，尔生母恐有不测，希即请假回家料理一切为要。


    1939年12月14日，家事至此悲戚已，惟事由天命只可达观处之，当以报国者报家也，家中丧事在此乱时一律从俭从简，不宜张皇登发讣报免敌多一宣传材料，我意世事前途不能预测如能从速安葬更望葬地可在摩诃殿后面大树附近，此地幽静必能安定也，如何望与大姑母商定可也，将生甥伤势如何甚念，代慰其家属。[44]


    1939年12月5日，刻接张恺君电悉，将生亦逝去甚悲，姑丈母必更悲恸，奈何，对于将生丧事应由我家出费办理，其他被难遭炸各家，亦可由我家先拨救济费一万元公平分发，并劝各家户现在不可在旧基地建造新屋，以免敌机再来轰炸。[45]


    1939年12月6日，将生丧费应全由我家支付安抚恤费待丧事后再定可也。家事处置可暂照前各电办理，其余由儿就近定夺，我对家务向来毫未过问，望与任、宋姑丈大姑等妥商后再定。


    1939年12月22日，电纬国：华盛顿郭武官转蒋纬国君：溪口家中与乐亭皆被敌机炸毁，经国生母不幸在屋后单家墙门之侧墙压死，甥亦死，村约毁屋八十间，死人皆在三房与四房之间地区，余皆无恙，家中事已有经儿归家料理，丧事亦已办妥，勿过哀伤，望努力求学以报国家。[46]

 讨论

    黄克武（主持）：大家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下午第一场讨论会。刚刚张力兄说我们这是在“谈情说爱”，第一场是“谈情”，第二场是“说爱”。在场有两位海峡两岸的武林高手为我们谈蒋介石的家庭关系，特别是亲族部分。我想两位应该都不用再介绍，第一位是汪朝光先生，第二位是林桶法先生。我想，我们就从朝光兄开始。


    汪朝光（主旨发言）：我有点惭愧，这个提纲非常简略。尽管我还自认是这次会议的最初策划人之一，但是确实没能把这篇稿子写完整一点，整天在想要进行“神仙的谈话”，而被李助教痛加批驳（众人大笑）。我这次想做的题目与蒋介石的亲缘关系有关。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亲缘，包括跟血缘及家族有关的部分。特别在一个政治还没有上轨道的国家，这些因素的影响特别显著。我们观察国民党当政以后，在蒋介石身边确实围绕一个亲缘与政治的关系网络，对民国时期的政治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我在这里谈得比较多的，是影响较大的部分，但还有其他像是奉化老乡的部分，未来还可以再谈。另外顾虑到篇幅，我主要是谈1945年到1949年的部分。第一，是蒋与宋美龄的关系。宋是蒋最后一位夫人，也是最重要的一位。从日记看来，描写最多的却是旅游、游山玩水。还有一点比较令人讶异，他经常在日记里面提到和宋美龄下棋的经过，有输有赢，也反映他的一些心情。第三个部分与宗教有关，特别是一般认为蒋之所以信基督教，与宋美龄有极大的关系。当然，随着日积月累，蒋之信教已有发自真诚的成分，但一开始确实和宋有关。日记里有许许多多描述到“祷告”的文字。第四个部分是亲情的方面，他的一些感想。最后一个方面才牵涉政治。以我看到的这五六年的日记来看，描述亲人的部分涉及政治者，其实不多。有涉及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战后马歇尔来华调停内战，和国民党风雨飘摇之时宋飞往美国求援，有一定的篇幅，但整体上并不多。总体而言，蒋和宋美龄的关系，至少就日记表面呈现的，实以“游玩”为中心，以“亲情”为主，至于政治、外交部分比重似乎不大。但若从王奇生老师上午所说，这种关系对蒋有很大的“安慰”作用。因为蒋是政治家，是领袖，这些作用其实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他遇到棘手事情或者面临困境的时候。再者，我们常提到蒋在日记里面骂人，但我们仍应注意他的考虑。而依我看，他从头到尾没有骂过的亲近人物，似乎只有宋美龄一人，且更加强调夫妻之间恩爱超乎一切等等，对宋美龄有极高的评价。第二，他和蒋经国的关系。他们不仅是亲缘、血缘关系，而且他们之间还有一种有意培养接班的关系存在。且和宋美龄相较，除了游山玩水外，还有“乡情”的叙述。最重要的，蒋在日记里面常常表露对蒋经国的期待，有浓浓的培养愿望。比如上海金圆券改革期间，蒋介石对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一事，在日记里面常常表达支持和欣慰。但是在蒋经国遇到困难时，蒋也提过一句古训，内容是“食鼠之猫不威”，要多做实事，少发议论，免人指责。这表示老蒋对小蒋的一种发自内心爱护，蒋其实是支持小蒋的，但也要考虑到小蒋未来各种发展的问题。同样的道理，在迁到台湾后，蒋氏父子又提到将来不免有跟“老同志”有关的困难，是国民党发展的障碍。父子之间确实有一种默契，最后国民党元老在台湾多遭投闲置散。所以在1947年老蒋就希望安排小蒋到中央政校，却遭遇到阻碍，然后蒋便非常恼怒，迁怒二陈兄弟。第三，就是蒋孔关系。他对孔祥熙办事很满意，但又很不放心孔，孔在外界的观感很差，让蒋感到无奈。第四，是蒋和宋子文的关系。对宋子文，蒋也有一种依赖关系，但对宋的“跋扈”，蒋更是深恶痛绝。总体而言，蒋对宋批评多过爱护。另外一点，是提纲没提到的部分，就是蒋与宋庆龄的关系。从日记可以看出来，蒋对宋庆龄非常隔膜，也多所不满，特别是宋庆龄与中共、苏联的关系，让蒋感到宋如此不知党国为何，竟只知道跟苏联和中共走。但就像吕芳上老师讲到的，蒋还有“继承性”的问题，所以又不能不对宋庆龄表示尊重。因此，总体上讲，蒋对宋庆龄不满，却仍在日记里面表露一种礼貌性的尊重。总体而言，从亲缘关系上看，这对蒋的政治发展确实有一定长处。第一个，它帮助他居高临下，保持最高领袖的地位，控制国民党的权力，保持独断地位。第二个，它形成一种权势集团，将他个人权力放大成集体权力。第三个，蒋对这种集团比较能自如地控制，遇事可以找孔祥熙、宋子文等等去受过。不过，越到晚期，短处呈现得也就越多。第一个，碍于与宋子文的关系，蒋在很多问题反而不能得心应手，例如中苏谈判。第二个，孔宋形象给国民党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第三个，他培养蒋经国一事，固然有必要性和必然性，但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看未必理想。第四个，蒋用来用去就是孔宋家族成员，这样可能降低其他政治派系的政治进取心，这个对国民党的政治凝聚力也会有负面影响。这是我概略的看法，也许以后能进一步发展成更深入或更广泛的研究。所以希望多听大家的意见，谢谢！


    林桶法（主旨发言）：很高兴跟朝光兄一起谈这个问题。这是应我们吕老师的指示，一定要以日记为中心讨论蒋的人际网络问题。早上奇生兄提到人际关系跟性格的关联，那毕竟是蒋可以控制的；至于亲缘关系，则不是蒋能够选择。我知道朝光兄的讨论，比较集中在上层结构，也就是上层政治的部分。我要谈的则比较集中在奉化溪口一处，这是“各说各话”。我在写《1949大撤退》前，就在想，到底老蒋是怎样撤退来台的？我就赴溪口实地考察，停留3个礼拜，后来还去那儿开过两次会。我又问蒋方智怡去过几次溪口，她说3次。再问停留多久，回答“一个礼拜”。我就说“我比蒋家更认同奉化溪口”。我给各位看看溪口的一些图片，奉化剡溪，是蒋常下水游玩的地方；蒋氏丰镐房，景色相当优美。图片版权所有人都是我，欢迎各位索取。（众笑）蒋母王太夫人墓，曾出现在很多照片中，例如蒋氏父子最后离开溪口前夕的照片。至于一张蒋氏父子祭蒋瑞春的照片，常被外界弄错，被误会成祭王太夫人。葛竹一地，几十年并没有很大变化。至于地图所显示的，是蒋经常往返的地点、名胜。我接下来要谈的是，以蒋日记及家书为中心的有关蒋对母亲的眷念、关心亲族的具体表现，这也是很多稗官野史常讲错的内容部分。但更重要的是思考蒋对故乡的情怀与爱念，对浙江人是否特别有感情或特别照顾，是否以私济公，如何选择私情与公理，以及蒋的乡土情怀思想脉络，等等。这几点，我希望和各位学者进行讨论。例如他常常给亲族金钱，但这到底是公款还是私款呢？是来自“国务机要费”吗？我不知道。如果真的是“国务机要费”，那有没有报销呢？这虽然是私领域问题，但不一定从私领域问题来研究。再则我想请教克武兄，他这种乡土情怀，是不是和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差不多呢？如果曾国藩也是如此，大概也不用过度解释了。另外我从日记中几个比要有趣的地方看，如从蒋与毛、姚争执看蒋母的影响。1921年5月4日，“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足以刺激神经，此次因事寻，又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决计离婚，以蠲痛苦”。如果吕老师从我旁边走过，我会感到紧张，那一定代表我非常敬重吕芳上。（众笑）但蒋显然没有。毛夫人是“乡下人”，我看“对打”蒋很难占上风。1921年6月3日，“骥母亲之再起，乃顺从舅父劝导，暂弃离婚无上之决心，接毛氏回家侍养，以安母心”。大家是不是看出来，蒋离不离婚，与他母亲有极大关系。所以王夫人一走，毛夫人就知道完蛋。中国传统有所谓“七出”，但毛夫人遇到是“第八出”。蒋自称是为了“革命”，而与毛夫人离婚。再来看，1920年6月23日，“冶诚又来讨气，彼妇凶悍忍性，不可名状，得罪于我，得罪于我母，使我母病重，心狠，我置妾之罪大矣”。基本上，蒋觉得“置妾”罪很大，但后来还是再娶宋美龄了。再从家庭的纷争看蒋对母的重视，1920年12月2日，“此次回家嫌恶已极，非迁地避恶不可，而母又不肯，吾家终为习俗所害而已，起程时见母亲恋爱不忍之色，与兄之恶劣狡诈之态，几乎使我忍耐不得”，也可以看出蒋与母亲关系密切。其他例子我再摘一条。1931年12月14日，“明日为阴历十一月七日，我先慈之诞辰也，夜梦见母，痛哭二次，醒后自责，曰：余更悔不孝罪大，国乱而身孤，致负我先慈，亦但有痛楚而已”。不过这些心情表现，其实没有很特别，人皆有之。所以很多讨论认为蒋是真的很眷念母亲，其实也未必。不过蒋在生日当天，确实有不吃早餐的习惯。在亲族方面，对哥哥确实有很多矛盾。奉化溪口人多不同情蒋介卿，各位可以看上面的文字数据。至于蒋对亲族关怀的具体作为，像是丧葬协助、照顾族人等等，对照档案来看，可以看到很多情况。但有关武岭学校的部分，我认为应该特别注意。我曾经去查有没有人进行相关研究，但发现很少人注意及此。它的成效、影响，应该还要留心。很多名人都会回乡办学，蒋也不例外。武岭学校对葛竹族人来说，都可免费入学，蒋也奉献了不少经费。其他的，例如1955年1月8日，“与妻游览阳明（后）公园，欣赏梅花，清香无比，不能闻见此古色古香者已六年矣，顿起古乡之念，又触旧年度岁之风味矣”。蒋很常将“故乡”书写成“古乡”。他常常看到好的东西，就会想到溪口老家。我做个简单的结论。第一，领袖人物的公跟私。虽然他本人生活相当清平，似乎不会积蓄财物，但显然经常公私不分。例如他曾交代驻德使馆拨款给蒋纬国，经费来自哪里呢？第二，蒋对亲族的情谊，是否受到曾国藩思想的影响。第三，其与岳母及连襟间的关系在日记上甚多记载。蒋一方面倚重宋子文的财经专长，一方面又多所责骂，让阅读日记者为宋抱不平。私情与公务间，宋美龄的角色如何？至于宋美龄有没有看蒋日记，我猜想是没有。第四，家乡负面印象是否影响其性格。鲁迅是很痛恨浙江绍兴，但其作品常有它的影子。第五，在长时间里和用比较的方法来观察蒋，分析蒋是否多用浙江人的问题。用毛泽东是否有用湖南人士来做比较，两人在此问题上大概也不会差太多。最后，我认为不必用放大镜去解读蒋介石日记所有的每个字，就像那天潘邦正问了一个问题，蒋介石的日记里面写到民国13年日记被偷走一事，到底是真是假。蒋是有提到此事，但真的有吗？我是不相信。我们不必要用放大镜去解读所有内容。


    黄克武：非常感谢桶法兄非常精彩的发表。我想大家一定都发现，这两位都是谈蒋的亲情关系，但其实是“各说各话”，交集在一起，便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下面还有一小时的时间，其实相当充裕。奇生教授，请。


    王奇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读日记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在1930年代，在他非常得意或者失意之时，他往往会突然回乡。这一点比起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不太回老家。1949年以后，毛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只回去过湖南老家3次。蒋的浙江情怀，大概在1927年时就已经遭到报纸的批判，毛泽东的“湖南意识”没那么强。我看1944年前后唐纵的日记，提及宋美龄“私阅”蒋日记，看到蒋对孔家的批评，一怒之下到孔家公馆住了好几个礼拜。所谓宋美龄不看蒋日记，根据不知道是来自哪里？


    林桶法：我们是和郝柏村吃饭时谈到此事，应该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王奇生：因为我看过1928年至1929年的日记，里面曾有夹一张条子，是宋美龄所写，提醒蒋身为统帅，日记一言一行都要小心谨慎，不能遗失或给别人看到。很多名人用英文写日记是怕老婆看，但蒋显然无法用这招。（众笑）朝光兄提到的蒋和宋家大姐的关系。我觉得尤其在早年，蒋常提到自己对大姊的尊重。且蒋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早年能得到的天伦之乐，基本上都得从孔家的小孩身上得到。蒋宋孔的关系，恐怕还有这类因素影响。谢谢！


    罗敏：谢谢林桶法老师的文章，已将我所关心的问题做了很好的梳理。而我读日记的感想，也和奇生学长差不多，也就是故乡之情跟蒋处理政治纷争的手段有关。但不见得是处理完重大的事情才回乡放松，反而是越是重要的事要做关键决策时，蒋越是拿回乡做一点拖延缓冲的手段，让对方感到自己不是很积极。所以这跟政治手段也绝对关联，但我还没像林老师那样做这么系统的处理。


    李朝津：我有一个问题，若进行比较分析，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比较有无不同呢？共产党人似乎都与故乡相当疏远。国民党人蒋介石、胡汉民等等，则多半与家庭关系密切。这也与两个党的发展有无关系？国民党是辛亥革命后诞生的，共产党则是五四以后成立的，这应该有些影响。


    黄克武：谢谢朝津。刚刚各位都提到蒋的省籍、地域情结，朝津又提到了政治文化方面。不知道还有谁有意见？不过，我记得蒋介石用了不少湖南人嘛！（众笑）例如在台湾阶段的不少重要幕僚都是湖南人。这大概也与曾国藩有关，湘军出身者都可以信赖。


    吴淑凤：我日记看得较少，但从蒋档案看到了一些样貌不同的东西。例如汪朝光教授提到蒋宋“游山玩水”，但档案里不太多。不过我们即将出版蒋宋信函的史料汇编，也许可以看清楚一点。当然，在对美交涉往还的部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宋美龄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之前在研究史迪威事件时，就看到很多档案上的材料，但未必行之于日记上。至于蒋较常骂宋子文一事，若以宋子文角度思考，宋在一些重要事件常有意见提出，蒋也许就会将这些意见视若干预。另外培养蒋经国接班一事，是否自始至终如此，我对此抱怀疑态度。过去常和杨维真学长讨论此事，我们基本上不认为蒋经国一开始就被培养，也许陈诚更有资格，只不过陈早死，让态势有所变化。最后，蒋氏族人方面，毛庆祥还值得再开发材料。


    黄克武：我们应该再请杨维真兄讲话，看看能不能达成共识？


    杨维真：其实没有共识可言，我本来是想谈地缘关系，但发现这并不单纯。所以就两位老师所提，提前讨论这一问题。蒋一开始以黄埔学生为基础，1928年到1929年以后的卫队，蒋用了不少奉化（包含附近数县）子弟。比较特殊的是侍从秘书，它分两类：一是机要秘书、一是文稿秘书。机要秘书几乎都是奉化人，例如毛思诚等。至于文稿秘书，几乎没有例外都是湖南人，先是军校出身，再来就是中央政校出身。我认为，这也许像黄克武先生所说，蒋对湖南有一种热爱。至于蒋经国接班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摆荡的情况。如果陈诚不早死，按照整个“宪法”，蒋经国的崛起还有很多窒碍。虽说非正式的权力，蒋经国仍然会掌握不少，但就“制度”上讲问题会不少。特别是蒋介石在台湾很重视重建制度，问题其实不简单。


    金以林：我补充两点。我觉得蒋这样用人，跟巩固自己权力有关。他在早期，特别是北伐后、抗战前，他大量起用浙江人。党内有戴季陶、张静江，党外有虞洽卿等，军事上有汤恩伯、陈诚、胡宗南，给他写文稿的陈布雷；甚至包括特务系统的戴笠等，全是浙江人。但随着他政权的稳定性增强，广东人逐渐淡出，他的政权反而日渐开放。说到蒋经国接班问题，我倒觉得蒋一定是想培植蒋经国，只是碍于制度问题而已。怎样克服制度障碍，是他考虑的。至于国共两党对乡情、亲情观念的差异，我认为意识形态关系还是不小的，共产党讲阶级，更看重“阶级成分”。


    杨奎松：共产党之所以不重地缘，是以阶级、意识形态为重，可以回答李朝津教授的问题。一般来说，中共人物和家族关系并不亲，这更是意识形态所排斥的。要是没做到，用共产党术语说，就是“没有划清阶级界限”，这显然与国民党差异很大。另外，朝光提到的几点，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例如在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蒋和几位妻妾之间的关系。他对毛、姚记述露骨，例如吵架的过程描写巨细靡遗。但对宋则全无痕迹，只有美好的情节。但从侍从人员回忆来看，蒋宋不可能没矛盾，蒋记述常有所选择性。蒋宋之间发生过的冲突，从一些档案、函件可以看到。但对照同时的日记，并不能有所发现。这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不会是单一因素。我的理解，至少有两个因素。一是蒋的岁数渐大，已较成熟，不想再离婚了。（众笑）一个人在稍长时，处理这类事情的方式，和年轻时一定有不同。至于林桶法教授所说，宋不看蒋日记，我不相信。这绝对与日记不写相关问题有关。二是一点推测。蒋的前三任妻子，毛、姚、陈皆草根出身。宋恰恰够体面，可以在官场上应对，也能提供不少资源，所以发生吵架时，蒋都会放低姿态。


    王奇生：刚刚奎松兄说的蒋和宋美龄的关系，日记也不见得只字不提。有趣的是，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委婉的批评女性书写暗喻，实际上就是在讲宋美龄。这大概是怕宋偷看。至于蒋对母亲的眷念，是不是属于无正常程度，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非常态的地方。


    刘维开：刚刚大家所说，蒋不批评宋美龄，其实不尽然如此。我看日记时，就多次注意到蒋批评宋的地方：例如说她“逾越分寸”；例如中英签订平等新约时，宋曾经擅发电报给丘吉尔，引起一些不快。蒋也多次认为宋做事“太过”，这只是批评程度多少的问题而已。但和蒋毛、姚相比，确实差别不少，也可能像奎松兄所说，这和蒋年纪大有关。姚冶诚后来到台湾，都是由蒋纬国照顾。蒋介石也和她见过面，并非不见面，只是讨厌她“好赌成性”。我倒不觉得是因为防宋美龄的关系，造成写日记口气的差别。日记本来就是蒋抒发心情的工具，1950年左右日记里面提到一个女子令他“念念不忘”，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人是谁。至于他日记到底给不给别人看，倒不见得是“隐秘”地摆放。侍从人员其实有些人都看过了，也制作过抄本，总统府事略室工作就是抄写日记，官邸也有专人抄写日记。侍从人员往往相当清楚日记的相关事情，不同于外界想象。大陆时期，日记也先后由毛思诚、陈布雷保管，陈甚至还会帮忙修补霉烂的地方。大概到蒋经国之后，蒋家人保存日记的方式，变得十分谨慎，与蒋本人态度不同。这是我的理解。


    吕芳上：我有小小的问题要请教朝光兄。朝光兄提到蒋宋会下棋，是下什么棋呢？


    黄克武：围棋，不，是跳棋。（众人议论纷纷）


    吕芳上：他是不是只会下跳棋啰？（众笑）


    黄克武：我在蒋行馆看过照片。


    李朝津：可能早期是围棋，后来是跳棋。


    吕芳上：另外一个问题是，蒋宋之间，到底谁怕谁呢？（众笑）这牵涉后来很多的问题，包括公私问题，下一场应该会提到。再从日记看——例如蒋对姚冶诚、毛夫人的批评——蒋对妇女的看法。他常会带出一些话，像是“中国妇女不应该解放”。（众笑）蒋强调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一旦解放，岂不天下大乱？这应该放在当时知识分子的背景来谈，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日记是否属于“公开”，也应该放到从五四时期开始的整体脉络看，也应该看到蒋受到宋明理学家的影响。我看恽代英在互助社亦与朋友交换日记看。大家互看日记后，若发现有过未改，第二天还要罚十文钱，再不改就是二十文钱。他可能将日记视为进德修业的工具，给别人看也许没很大关系。但后来的人总觉得神秘兮兮，好像只与私生活有关。我们应该就此去思考其本质，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这方面可能克武兄会有更多想法。


    黄克武：这确实跟宋明理学有关，但我觉得还牵涉“私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如私的主体性是什么，私到什么地步。刚刚维开兄讲到的，侍从人员传抄日记的工作，也许仍旧属于“私”的一面，而非“公”。所以我想蒋虽受到宋明理学影响很深，但他也是五四新青年，两者都有影响。个人自我、主体，也都是蒋思想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桶法兄提到的很有意思，要不要讨论到公与私的关系呢？特别是亲缘、亲情，怎样影响到公角色的扮演？我想这关系到本场讨论的焦点。还没有哪一位有意见？

 第四部 蒋介石的爱情

    <h2>“家事难言”：蒋介石笔下之情爱世界（1927～1937）</h2>


    罗敏[1]


    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究竟是政治婚姻，抑或是建立在情爱基础上的福祉婚姻之典范？这是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关注、经久不衰的话题。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当我带着这样的疑惑，试图从蒋介石日记中寻找答案时，方感受到民国时期第一家庭的“经”尤为难念。蒋之笔下有关婚姻生活之记述，不仅太过简略，支离破碎，而且在宋美龄缺席作证的情况下，令人有真伪难辨之惑。诚如蒋本人曾在日记中所坦言：“历史无事实，事实决不能记载也。”基于此，本文尝试依据蒋介石笔下的相关记录所拼接的蒋、宋婚后第一个10年之情感历程，或许有为蒋之单方证词所误导之处，其中难免亦有作者主观之误读，敬请阅者明察。  一 敬爱之难制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公开发表《我们的今日》一文，高调向世人宣告：“余今日得与余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今日始也”。此时，蒋已年进不惑，曾有过“狭邪自娱，沈迷久之”不堪回首之“昨日”。身边先后有过三位女性：一位是元配夫人毛福梅，蒋唯一亲生之子经国之母；一位为侍外家姚冶诚，蒋之养子纬国之养母；另一位是陪伴身边的女友陈洁如。


    蒋与元配毛氏的婚姻，因奉母命成婚，毫无感情基础。蒋对毛氏之憎恨与厌恶，甚至到了闻见其“人影步声，皆足刺激神经”的地步。蒋母病逝后，蒋与毛氏离异。1921年11月28日，蒋于日记中称：“会议离婚事，亲戚意见参差，致无结果，心殊恼恨……后卒解决，然已不知费了多少精神已！”蒋对青楼出身之侍外家姚冶诚，则因姚之嗜赌、无礼而怨恨不堪，懊恼不已。蒋曾考虑与姚氏分手，但考虑到“纬儿无人养育，恐其常起思母之心”，蒋痛感“离舍两难，再三踌蹰，卒无良法，乃决以暂留分住，以观其变”。蒋对上海女学生陈洁如则是爱恨交织，“恨之又爱之也，怜之又痛之也”。[2]因陈之年少无知，治家无方，蒋在日记中颇多怨言。1926年6月20日，蒋在日记中称：“洁如不知治家之道，完全如一小孩时，不如吾意也。”11月12日，蒋在北伐前线，接到陈洁如来函，“知其迁租七十二元大屋，不胜愤恨。招摇败名，年少妇女不得放纵也”。


    直至遇到宋美龄，蒋之感情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才因男女之情感受到“人生之乐”。蒋介石笔下与宋美龄之恋情是“情绪绵绵，相怜相爱”，并由衷地感叹“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3]蒋眼中之新娘美龄宛如“云飘霞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令他陶醉不已，有不知“身置何处”之感。[4]新婚燕尔之际，蒋“在家与爱妻并坐拥谈，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拟”。[5]


    与蒋身边曾经的三位女性相比，宋美龄之家世、才学与品貌显有天壤之别。此时的蒋介石虽已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地位尚未巩固。1927年8月，他因军事指挥失利，受到内部桂系军事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的攻击而下野。细读这一时期蒋之日记，其笔端对宋美龄之爱慕，除去英雄爱美人之自然情愫外，其内心亦多少流露出攀附之不安，担心为宋氏家人所瞧不起，“为爱所轻”。[6]


    1927年6月13日，处于热恋中的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了宋家大姐霭龄对自己的劝诫，谓：“琳姊（宋霭龄）评余欠准备工夫，全凭临时应付，此诚道着矣。”1927年10月，蒋利用下野赴日游历之机，前往拜访在日旅居的宋太夫人，当面请求其允许与美龄的婚事。宋太夫人虽面允婚事，但不知为何，却不欲美龄来日，恐蒋、宋在日结婚。蒋对此事“不胜怅望”，但已无可奈何。[7]新婚不久，宋家大姐再次规诫妹婿，以其“游怠为虑，且轻视之”。蒋颇不以为然，为自己辩解：“其实不知鸿鹄之志也。”[8]


    因为宋家非同寻常之家世背景，蒋对宋美龄的感情显然多了一分“敬爱”。1928年1月2日，蒋在日记中记称：“三妹怜爱可敬。”当日下午，美龄陪同蒋走访胞妹蒋瑞莲，虽未晤面，但因其家有客打牌，蒋“见之愧怍，为爱所轻也”。1月8日，蒋接到美龄来函，“悲喜交集”，“勉我国事，劝我和蔼，心甚感愧”。蒋当即复信后，美龄却迟迟未回，蒋之内心颇为忐忑，“甚念三妹之不复信，何怪我之深而使我敬爱之难制也”。[9]1月20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三妹时勉我以勤劳国事，心甚自惭。”


    宋美龄之规谏与劝诫，对蒋之修身自新，“内助之贤”非同寻常。1928年1月22日，婚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蒋在日记中记道：“三妹劝余不患明日之事，甚有理也。古人谓做一日，算一日，又云今日不知明日之事，此先母尝教余者也。余惟尽其心力，至明日之祸福成败，只有听之而已。”3月4日，记称：“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4月23日，又记曰：“三妹戒我不矜才，不使气，而我对下总不能温和浓爱，使人无亲近余地，而且对学生亦如之，切戒之。”6月8日，蒋在日记中称：“三妹以余性质消极，多懊悔为耻，颇中余之病也。印象颇深，余将何以自勉，存心而已。”6月19日，又谓：“与三妹相谈甚乐，其规谏有理，故感之。决自明日起，按时办事，再不决心堕气，其戒我、嫌我以懊悔，非丈夫气概，亦有理也。”


    蒋对宋美龄“敬爱之难制”的背后，其实亦有不自由之苦，曾在日记中抱怨：“彼以作战劳苦而作规矩，是使我太苦。”[10]古人云：“嫁女必须胜吾家者，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蒋于1942年3月6日在日记中抄录此段古人之格言，并颇为共鸣，认为“乃有至理也”。蒋落笔之际的心境，颇有耐人寻味之处，不知是否欲借古人之口道出自己心中多年所受压抑之苦？或许出于某种对无拘无束、自由鲜活恋情之向往，蒋于1950年遭遇人生之“滑铁卢”、退守台湾之际，依然对34年前之恋人李子青想念尤切，发出“奈何恋痴若此，惟此一氏使余终身不能忘情耳”之慨叹。[11]  二 有妻而不能同居


    蒋介石虽对宋美龄敬爱有加，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自幼养成之顽梗、暴戾性情很难尽克。蜜月未过，蒋、宋二人便因个性不和，发生激烈争执。1927年12月29日，蒋一大早到事务所办公后，因宋美龄“外出寂寞，心甚不乐”。谁知美龄得知蒋的不快后，非但没有歉意，却表露出大小姐的“骄矜”，令蒋不计“强梗之失礼”，与其发生激烈争执。美龄一气之下回到娘家，蒋“扶病连夜往访，彼甚以不自由为病，复劝余以进德，心颇许之。夜中以心悸惊跳，不能安眠”。


    宋美龄因自幼留学美国，生活起居与饮食习惯都非常西化，很难适应蒋介石军人出身所养成的刻板规律的生活，加之体弱多病，婚后的宋美龄经常住在上海。


    蒋一人独居南京，不堪忍受分居之孤寂，二人时生龃龉。1928年1月11日，蒋接到美龄不来之电后，“若有所失”，继续复电，希望美龄能回心转意。13日，得知美龄依然不肯来之后，蒋“抑郁不知所事”。美龄之复电“劝戒并来”，令蒋深感惭惶，“几不成眠”。[12]15日，宋美龄终于屈就前来，蒋赶往下关迎接，“到后知其皮肤病甚剧，精神亦衰弱，心甚不安，悔不该与其顽梗也”。


    结婚周年之际，因宋美龄体弱多病，蒋依然为独居所苦。1929年1月28日，蒋上午陪同宋美龄到吴淞游玩后，得知其不想回南京，心情非常抑郁沉闷，不禁在日记中慨叹：“人有母爱其子，兄爱其弟，姐爱其妹，妻爱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谁爱谁惜谁知余？呜呼﹗苦莫若于孤儿，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侣既无，万事灰心，吾母不能复生矣，呜呼﹗”当晚，蒋独自一人登车返回南京，意兴萧然，“梦魂不安”。此后一段时期内，蒋备受孤独的煎熬，情绪低落。29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公事疑虑，私事孤立，惟念吾母而已，呜呼﹗”30日，又记曰：“今日心烦，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国耶？呜呼，无母之子，孤独之人，尚有人生乐趣乎？”


    2月6日，蒋又在日记中感慨：“有妻而不能同居，而使余家庭降落，中正之罪，不孝莫大也。”2月9日，是除夕之夜，蒋依然独自一人，内心之凄苦可想而知。蒋在日记中写道：“今夕是除夕，今日是除日，一生烦恼事，无时得终息，思家兼思妻，我为我母心。今日方知吾母爱子之心也。呜呼！中正之罪，上通于天矣。此以有今日窘境也。自作孽岂可言乎。自吾母死后，几将十年，无如此悲惨痛苦矣。呜呼！”次日，大年初一，蒋一人在家“读诗看书，寂寞已极”，不禁感慨系之，叹曰：“以我之地位而为孤寡之不若，谁其知之。”


    1931年2月16日，婚后的第三个除夕之夜，蒋又因“孤苦伶仃，举目无亲”，痛感：“世人可怜未有如今日之我者也。”蒋对独居之苦虽叹惜不止，但亦无可奈何，只得在日记中安慰自己道：“君子之交有如水，其于家人之道亦应如此乎？”[13]


    1928年蒋复职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继续北伐统一大业，此后因编遣问题，引发内部反叛不断。连年征战不断，也是造成蒋、宋二人婚后时常分离之客观原因。蒋虽行伍出身，性格坚毅，但其内心亦有敏感脆弱的一面。蒋曾自述年少时与母亲惜别时情形道：“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十六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遂改。”[14]蒋每当开赴前线，与美龄分别时，都不免因心情沉闷，任性发怒。[15]1928年3月31日，蒋出发督师北伐当天，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此别后想念之切，更应在团聚时和悦也”，更慨叹：“征人无家庭之乐，苦哉！”


    蒋、宋婚后头三年中，蒋因戎马倥偬之故，类似之“不愿与妻乐别”之一幕时常发生。1930年12月4日，蒋于日记中称：“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惨恼，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其所以然也。”12月9日，蒋又在日记中反省道：“诚意爱辅我者，惟妻一人。余不能与其尽言欢别，拂袖径行，使其不知我心中之痛苦沉闷。（二字不清）为其之故而发，而无处可为我发泄之地，故惟有对至爱之前者泄耳。”  三 “家事难言”


    一般说法认为，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宋霭龄极力促成，而宋子文坚决反对，兄妹几乎决裂，因此蒋对宋“永留一不愉快印象，造成蒋孔接近、蒋宋龃龉的根苗”。[16]蒋之日记中不能直接证明此说之是，当然亦不能据此反驳此说之非。透过日记中前后左右相关之记述，可以看出，蒋与宋、孔两大姻亲矛盾纠葛之内情可能远较一般说法要复杂得多。


    蒋早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前，便对宋子文心怀不满。1926年7月，蒋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兵北伐。宋子文时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负责筹措军费。7月26日，蒋在日记中为战费事，批评“子文吝刻，使人难堪”。12月26日，蒋又在日记中责备“子文狡赖，不肯负责财政，压制不能发展自如，苦痛极矣”。1927年1月初，宋子文以财政无法为由，向蒋提请辞职。蒋认为宋之辞职是一种要挟、压迫，慨叹：“办事困苦莫甚于经济相逼也”，“军事频受其影响，苦痛已极。二年以来，受其财政压迫，非言可喻”。[17]


    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10月蒋下野赴日游历期间，与宋子文关系一度由疏转近。10月3日，蒋由宋子文陪同前往有马温泉，拜访宋太夫人，当面请求允许与美龄的婚事。4日下午，蒋返回有马，陪岳母谈天，晚与宋子文谈国事。7日下午，蒋与子文谈时局。10日午后，子文来访，劝蒋出山。加之此时张静江、李石曾等亦来电催回，蒋虽“犹未定，而心欲回国”，“以家国如此衰落，而我独在外逍遥，甚不自安，待机不如奋斗也”。此后，蒋、宋一直往来频繁。[18]10月17日下午，子文来箱根，同蒋谈论时局，并同游芦之湖。18日上午，蒋与子文夫妻同游富士山麓河口湖。晚6时回寓后，子文来谈，当晚9时宋起程回国，蒋前往送行。10月28日，宋子文致电蒋，告知国内政情，谓汪已将蒋之函电在报端发表，借以自重，令蒋对汪之狡伪置恨不已。[19]


    透过蒋日记相关记述来看，蒋在与宋美龄交往期间，与宋家大姐宋霭龄的关系尚不十分密切。[20]除了上文所引述的宋霭龄对蒋之两则劝诫外，其对蒋、宋之恋情及家庭生活的影响有限。可能由于此时蒋与宋霭龄及孔家关系尚未十分密切，而宋子文却为蒋之重新出山谋划得力，因此，蒋复职后，1928年1月旋即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1930年1月又提为行政院副院长。但是，蒋介石与宋子文因一个花钱，一个管钱，很快又冲突不断。1928年3月间，蒋因宋子文筹款不力，暴烈躁急，两度迁怒于宋美龄，令其忧闷不已。[21]5月28日，蒋又为“子文阴谋擅权”，暴怒难遏，伤及美龄。美龄生气而别后，蒋心中“时觉歉惶，但有黯然销魂而已”。


    曾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回忆称：宋家六个孩子分成两派：宋美龄、宋霭龄和宋子良为一方；宋子文、宋庆龄和宋子安为另一方。[22]证诸蒋之日记，此说当可信。1929年，因中东路问题中苏关系紧张时，宋庆龄发表宣言，痛诋政府与苏绝交。宋子文则在此外交困顿之时，不别而辞，令蒋不胜痛苦。在日记中慨叹：“政府中人有权相争，有责规避，一家如此，一国亦如此，国之不亡，其有日乎？”宋美龄虽屡屡因兄之过，为蒋所迁怒，但始终站在丈夫一边。1930年7月19日，蒋在日记中称：“子文不肯筹发军费，内子苦求不允，乃指子文曰：如你果不发，则先将我房产积蓄尽交你变卖以充军费。若军费无着，战事失败，吾深知介石必殉难前方，决不肯愧立人世，负其素志。如此则我如不尽节同死，有何气节；故宁先变卖私产以充军饷，以冀胜利云。子文闻之心动，乃即发款也。”


    蒋介石与宋子文之矛盾终因无法调和而致破裂。1933年10月29日，蒋介石允准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与财政部长职务，由孔祥熙接任。蒋如释重负，30日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子文辞职照准，后患豫（预）防乃一关系存亡之事，十年隐患清于一旦，亦可告慰于先人也。”蒋、宋交恶，除去个性方面的差异及政治理念上之不同以外，[23]亦不可忽视其中宋霭龄之刻意经营及其对蒋所施加的影响。吴国桢回忆中提及：“在30年代初期，子文被撤掉财政部长，是孔夫人策划的，并由孔祥熙取而代之。”[24]此说当非凭空杜撰，乃事出有因。


    自1929年8月，宋美龄因流产大病一场后，[25]无后之忧便成为蒋、宋婚姻生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大姐宋霭龄的刻意经营下，孔之家人逐渐将蒋包围，成为其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长子经国滞俄未归一直是蒋的一块心病。1930年10月31日，宋霭龄携孔令俊、孔令伟来到奉化乡间，与蒋氏夫妇相聚。为排解蒋思子之忧，宋家大姐主动提及营救经国回国的事，令蒋非常感动，在日记中写道：“孔姊与吾妻对经儿之念念不忘，甚可感也。”[26]宋家大姐不仅忧蒋之所忧，还投其所好，对蒋本人不吝溢美之词，深得蒋之欢心。蒋在日记中记曰：“蔼姐以奉化山高土浓、树直水清，而岩险瀑激，包括我个人之性情。余亦以为然也。”[27]


    孔家诸甥的陪伴与谈笑欢乐，让蒋感受到家庭生活之愉悦，谓：“大姐诸甥与子良皆甚欢乐，为自生以来所未有。余夫妇当亦甚乐。”[28]喜悦放松之心情，跃然纸上。类似之孔家大姐携诸甥陪同蒋氏夫妇游乐嬉戏的一幕，在1930年代蒋之日记中时常可见。当蒋处于政治斗争旋涡的中心，心情抑郁难解时，孔家大姐及诸甥时常陪伴其旁。[29]蒋氏夫妇生日、节庆日或返乡省亲等亲人团聚时刻，孔氏家人总是紧随其后。[30]由于宋霭龄之刻意经营，或者说因为宋子文缺少与蒋之间的亲情沟通、化解渠道，致使二者之间矛盾愈演愈烈，卒至破裂，终由孔祥熙出而代之，亦乃事所必然。不过，后来蒋亦因与孔氏家人关系太过密切，为其家人贪污腐化之负面影响所累，甚而影响到其与宋美龄的关系。此乃后话，因已超越本文所探讨之范围，另待他文详论。


    宋美龄会同其大姐与诸甥所精心营造之家庭氛围，“妻甥唱和”，令蒋“聊以自解”，[31]“颇有家庭之乐”。[32]蒋虽亦曾不禁感慨：“仅夫妻二人，虽无子女，亦甚乐也。”[33]但在其内心深处，对亲子之思念时刻萦绕于怀。1931年11、12月间，蒋因遭受内外攻击，准备以退为进，辞职下野。人生失意之时，思儿之切尤难置怀。11月2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近甚为经儿忧虑，中正不孝之罪，于此为甚，心甚不安。”12月14日，母亲诞辰前夜，蒋内心悲痛难掩，“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悲，悔不孝罪大，国乱人孤，但有痛楚而已”。次日，蒋又记称：“经国赴俄不归，民国扶持未长，皆欲使我一旦弃去，而今日又为慈母六十八岁诞辰，呜呼，于国为不义，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能不愧怍？”


    1934年8月间，蒋因对日、苏冲突及“剿共”问题思虑过切，辛勤忧劳，以致“体力甚乏，渐觉不支”，“一如伤寒后行将复元之苦痛”。[34]患病之际，蒋对两儿想念更切，“甚望其皆能继余之业也”。[35]同年9月19日，蒋与宋美龄游览江西石钟山时，触景生情，想起苏东坡《游石钟山记》中“独与迈乘小舟”之句，“不禁叹经、纬之不能随游也”。


    蒋对子嗣问题忧虑之切，除人之常情外，其背后还有难言之隐，即忧虑经国、纬国二子与继母宋美龄之关系。蒋经国因1925年便赴苏留学，自然未曾与宋美龄谋面。蒋纬国则一直由养母姚冶诚抚养，从蒋的日记来看，亦从未见过宋美龄。出于对家事之担忧，1934年7月5日，蒋介石在离乡回任途中，向宋美龄提及自己死后之家事，以代“遗嘱”：“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蒋经国与蒋纬国二子“认母”之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1936年10月，蒋纬国赴德留学前夕，蒋本欲让纬国与宋美龄见面相认，但因“家中意见不洽”，令蒋“最为苦闷”。[36]最终，纬国“如期出国，不稍留恋”。蒋显然对此事耿耿于怀，在是月反省录中称：“家事难言，因爱生愁，因乐生悲，痛苦多而快乐少也。”[37]11月1日，又在日记中感慨道：“家事烦闷，多爱生苦也。”不过，让蒋感到安慰的是，是月5日，从俄国大使处得知，“经国可以回国，并言前时经国托华侨带信回国被搜查折回事，可知经儿未忘其国家也”。

 蒋中正的爱与恨

    邵铭煌[1]


    在蒋中正感情世界里，依可靠的记载有四个女性伴侣，即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宋美龄。毛福梅是发妻，元配夫人。姚冶诚是妾妇，如夫人。陈洁如是良伴，也算是如夫人。宋美龄是明媒正娶，最后的蒋夫人。她们都陪伴蒋中正过一段生活，然而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有轻重高下之别，也有爱恨情仇的不同际遇。


    1992年，《陈洁如回忆录》在台北问世，号称将会改写中国现代史。2006年，《蒋中正日记》在美国胡佛研究所公开，掀起一波争睹的热潮。二者确实引起各方对蒋私密生活习性的好奇与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似未有颠覆性的改变。但是作为史料，仍然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而且，互相对照佐证，有助于史实真相的还原。


    关于蒋中正的感情，过去已有学者专文论述：王舜祁、胡元福的《蒋介石的四房妻室》，陈进金教授的《从〈爱记〉看蒋宋情爱》，习贤德教授的《蒋介石早年日记中的感情世界（1917～1931）》，林桶法教授的《从蒋介石日记探讨战后蒋宋关系与关键的选择》。这些书或参考蒋日记摘抄，或利用“国史馆”典藏的《爱记》，或参阅胡佛研究所保存的蒋日记。摘钞、《爱记》都源自日记。陈进金、林桶法两教授论文强调不同时期的蒋、宋婚姻关系。彼此的探究各有旨趣，很有见地，却一致地呈现了生活化与人性化的蒋中正。本文愿追随专家学者之后，野人献曝一番。仅以两天时间草就此文，疏失不周之处，尚请各位学者指正。  一 一张照片暗藏玄机


    《陈洁如回忆录》开宗明义说：


    我正要出发作战，请你不要哭泣，否则会给我带来霉运。介石握着我的双手，脸上露出一副爱怜之情，这样向我说：“请你拿这张照片去加印二十份，等收到我的电报后，就带到韶关来。这张照片对于我们的革命工作将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所以务必将底片留在自己的手上……”


    当时我俩刚同大家照过团体相片后，站在黄沙车站的月台上，介石盯着我的双眼，似想看看他所讲的话对我有何影响。但是我却为这次的别离太难过了，只能哽咽着勉强对他说：“我会照你所有的指示去做，我祈求菩萨一路保佑你。我将急切的等你来电报。”


    哪一张照片对于他们的革命工作将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原来是民国15年7月27日，蒋中正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准备从广州黄沙车站出发，督师北伐。张静江、吴稚晖等同志齐集车站送别，于出发前留下的合影。照片中，蒋总司令立于中间左侧，全体人员就以他的笑容特别灿烂。陈洁如，同志眼中的蒋夫人，站在蒋的右侧，表情略带感伤。


    为何只见蒋喜形于色？难道是因为今日从这里他就要展开一段重要的政治旅程，而且有亲密爱人送别的缘故，还是在照片背后，另有玄机？事实确是如此，他对宋美龄的爱慕，同时也在暗中悄悄地萌长。根据蒋中正民国15年（1926）6月30日日记载：“中午，往访宋氏大三姊妹。”大三姊妹即为宋霭龄与宋美龄。7月2日日记又载：“上午，往访美龄。下午，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可以窥见蒋已对宋美龄心生好感，而陈洁如当然还被蒙在鼓里。


    蒋中正与宋美龄认识已经5年了。[2]民国11年（1922）12月初，宋子文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寓所举办小区基督教晚会，蒋、宋都参加，二人首次谋面。[3]虽然蒋后来说：“余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曾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但仅止于心理上的倾慕。从目前可靠史料来看，蒋实际展开追求宋美龄行动，是在民国15年（1926）北伐前后。盖因宋美龄的身世与学养不凡，斯时蒋也已取得相当政治地位。是年11月北伐军克复江西，蒋乃致电宋庆龄，邀请三姐妹一同到江西南昌叙谈，电文谓：“广州宋部长勋鉴：转孙夫人玉鉴：江西克复，东南可平，先生在天之灵，可以告慰大半矣。夫人如驾来，请由海道为便，到沪时，中再派专员巡迓，并请孔夫人与三妹同来一叙为盼。中正叩，庚午。”


    随着北伐军事进展，一位新蒋夫人逐渐浮现，而另一位蒋夫人则在消退之中。  二 罗家伦透露蒋中正与陈洁如秘辛


    蒋中正曾为陈洁如事与母亲顶撞，且一度怀疑陈洁如在上海另结新欢，甘冒不孝之罪与醋意足以显示他对陈的爱恋之情。


    罗家伦看过蒋中正民国13年（1924）和14年（1925）两年的日记。当时蒋有意付印，所以拿出来与罗家伦商量。[4]罗认为蒋的日记“确是很诚实，有许多自己写自己的话”。他就举蒋和陈洁如的事为例说明，如日记记载：“昨夜与洁如纠缠”，罗很含蓄地解说是：“大约是他的性感问题（原文如此）的记载。”罗又指出，蒋还有许多疑心陈洁如对他不忠实的话。


    罗家伦所述是真有其事。2006年胡佛研究所首批开放蒋中正民国16年（1927）至20年（1931）的日记，之前本人曾奉命利用农历春节到该所检视日记。因受《陈洁如回忆录》的影响，在好奇心驱使下，特别留意日记中有关陈洁如的记事。浏览之余，随手抄录几则，可资为印证罗家伦所言之不虚。


    下午，回部（黄埔司令部），终日与洁如作玩。[5]


    昨夜又与洁如缠扰。英雄气短，自古皆然。[6]


    早醒，与洁如缠扰，七时后起床办公。[7]


    可是，蒋也有节制的时候，如：“以后两星期内，戒与洁如交媾，保重病体。”[8]


    关于蒋中正与陈洁如关系起自何时，《陈洁如回忆录》斩钉截铁地说是民国8年（1919）暑期。但是翻阅蒋当年日记，并无只字记载“洁如”，续查民国9年日记，也一无发现。以当时蒋毫不掩饰记录涉足花丛“逐色”的坦然态度，以及嫌恶“妓女”爱钱无情的深沉省思，对天真无邪的少女新欢陈洁如不至于未置一词。或许是陈洁如后来刻意杜造，藉以拉长与蒋的情缘，亦不令人意外。莫非陈洁如除了乳名“阿凤”之外，另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名号，而在蒋日记中以密码形式存在？不过，蒋日记里以“洁如”名字出现，首见于民国11年11月27日的记载：“下午，访洁如。”当时蒋人在上海，数日后赴宁波，探视姚冶诚与纬国。12月15日回到上海，记道：“抵申，回大东旅社。晚，洁如来陪。”其后出现“洁如”频率与日俱增，如：“由上海出帆，十时，洁如送我。”[9]“披阅洁如笺，爱恋我之情，无异孺慕也。”[10]“复洁如函。”[11]“十一时到沪，洁如弟来陪。”[12]“下午与静江商交易所事。晚，洁如来陪。”[13]“晚，洁如来陪。”[14]“晚，洁如来陪。”[15]“晚，洁如来陪。”[16]“静江问洁如之病，复接洁如函，知其病已痊，心稍安。”[17]“八时到沪。下午，洁弟来谈，十时后回大东睡。”[18]“今日在大东旅馆与洁如弟谈天。”[19]“下午，预备回甬（宁波）。晚与洁如、经儿乘车闘（兜）风。”[20]


    民国12年（1923）8月，蒋中正奉派赴苏俄访问，自上海起程，陈洁如送行。是月16日记载：“正午，两儿及果、、甘三侄、洁如，皆在大东送行。一时由大东出发，一时十五分登榊丸，二时启碇。”蒋访俄回国，入宿大东旅馆，12月15日日记载：“上午七时，船入吴淞口，九时着岸登陆。回室，洁弟犹未起也，与之同睡。”由蒋在民国12年日记关于陈洁如的记事，两人在上海并未同住一处。蒋独居大东旅馆。


    从蒋日记的直接记载以观，他与陈洁如关系，在民国11年12月已经明朗化。当然，这并不能据以作为他们两人交情之始。民国10年就有接触和交往，应为较合理的推测。《陈洁如回忆录》记载：她与蒋于民国10年12月5日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的大宴客厅举行半西式半中式的婚礼。蒋送她一台柯达照相机，她送蒋一只waltham牌金质怀表。[21]结婚是人生大事，才15岁的陈洁如必然没齿难忘。很遗憾的，蒋日记却了无记录。谓蒋故意隐瞒，显然不符合他的习性。何况当时蒋正在溪口忙于张罗母亲墓葬之事，不可能违反礼俗举行另一场婚礼。只要查对蒋当天日记记载：“晚，辑先妣哀思录。”[22]真相便见分晓，上海结婚之语，纯为陈洁如故弄玄虚，故意塑造她与蒋拥有实质的夫妻关系，甚至有意藉此贬损蒋的道德形象。拿日记对照民国16年（1927）9月蒋在上海报纸刊登的启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它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蒋的说法可信度较大。


    结婚一事有待商榷，但蒋中正与陈洁如在民国10年滋生爱苗，是可以接受的论点。如上所述，蒋日记中称“洁如”，固首见于民国11年11月27日，其实在此之前，陈洁如已走进蒋的生活。她是以本名“璐”出现在日记中。最早提到“璐”的，是9月9日的记载：“下午，发纬儿谕，惠寄璐妹书。”[23]其次为11月17日的记载：“下午筹办丧事。给讯璐妹。”[24]由于服丧期间，蒋对她仅止于通讯，不敢逾越。不过，等到母棺于23日下葬后几天，蒋即与亲戚商议和毛福梅离异事，似乎有意讨好陈洁如。12月13日上午，蒋到上海，投宿大东旅社。“晚，璐妹迎侍。”[25]迎侍之语，耐人寻味，可能是他们发生亲密关系的开始。此后，两人交往频繁，感情日益密切。民国11年日记有关记事明显增多，可以为证。这一年，蒋中正常在粤、桂，襄助孙中山北伐，不时通信，蒋还特地照相寄给“璐妹”，表达思念。[26]蒋到上海，二人约会、出游、观剧，如胶似漆。6月，陈炯明叛变之际，蒋中正奉孙中山电报催促，尚置身上海，曾记道：“晚，与璐妹并坐汽车，游览夜景，以粤难无法解救，聊以写我忧耳。”[27]次日（6月25日）毅然南下广州护驾。8月，蒋随护孙中山到上海后，与“璐妹”往来更切，有时夜宿璐妹家，甚至“日夕，访璐妹三次”。[28]两人私会，都在旅社，可以想见关系非比寻常。人在宁波的姚氏得知消息，嫉态时现，让蒋不乐。


    蒋为陈璐另取“洁如”昵称，亦在此时。民国12年的日记，再无“璐妹”称呼。洁如，以新的名号，丰富蒋中正的军旅生活，成为无法抹除的标记。蒋一生最足以表现恒心的，不外写日记，自民国4年（1915）至1972年，除非生病，几乎每天记日记，总共55册。其中民国13年日记，罗家伦曾经看过，但如今尚不知流落何方。蒋后来指称系被中共偷取，谓：“回寓检阅十五年以前旧日记，弥足珍贵。惜十三年日记为共匪偷取，故不能全备为憾也。”[29]这一年，蒋日记如何记载与陈洁如互动，也就无从了解。但从年初蒋写给促成他与陈洁如结缘的张静江一封信，透露蒋、陈二人感情出现裂痕。是年1月16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蒋偕姚氏及纬国到广州。“蒋夫人”陈洁如在上海知情，甚感不税，向蒋表达要断绝关系。蒋次日即赶紧发信叩请张静江出面调解转寰。信谓：


    今接璐君函，以纬国、冶诚来粤，彼即不与吾相见，并作永远之辞。未知如何？现尚在沪否？其意究竟如何？请电复。[30]


    三角纠纷，棘手难解。蒋深知单靠书信，缓不济急。2月21日，突上呈孙总理与中央执行委员会，请辞筹办黄埔军校职务，并即赴上海。表面上理由是财政经费问题，事实上有难言之隐。回到上海，处理感情危机，未尝不是他辞职的考虑之一。为此，孙中山于2月29日致电上海执行部，转蒋中正，催其回粤复职。一时间，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同志纷纷驰电催驾。及财经问题获得解决，4月21日，蒋偕陈洁如抵黄埔军校视事。


    相处日久，龉龃必生。两人关系，到了民国14年（1925）发生变化，可说爱恨交加。摘录蒋日记有关记事如下。


    4月18日，他6时前起床，往码头迎接陈洁如，未到，不胜懊丧。次日，6时起床，又往接洁如，同回黄埔司令部。二人虽有床笫之欢，可是蒋对陈洁如在上海的行事起了疑心。4月20日，记载：“探测洁如心理与其在沪行动。”4月21日，记载：“六时到校办公，接洁如自白函，心稍安。”4月26日，记道：“下午，携洁如赴汕船次，为情魔缠绊，怜耶，恼也，殆无已时。”[31]28日，记道：“既不能舍之，又不肯谅之，大丈夫之于一女子，何情痴乃尔乎？”5月5日，记载：“近日与洁如不睦。”22日记道：“昨夜又与洁如吵闹，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而乃至于此。”25日，记道：“又与洁如赌气，不能安眠。”显然，陈的自白并没有让蒋完全释怀。次日，二人相偕乘车游行。


    到了6月，蒋的醋意仍纠结不开。6月5日，记道：“疑心太重，终不放心洁如在沪。恨之又爱之，怜之又痛之也。奈何。”6月15日，“又为洁如事犹豫不能决。特令纬国母子来粤”。次日，记称：“为洁如事呆思许久，男女关系令人之不能解决，如此诚不知其所为也。”蒋要如何解决与陈洁如的事，并未明说，但心里十分困扰。他身在广州，心挂念上海，等候陈洁如来会，更形焦躁难安。如6月23日记道：“今日暴戾过甚。闻洁如须月初方到，心更着闷也。”26日记道：“今日恐洁如在港不能来省，思虑半日，望如云霓也。”6月28日，心情尤其复杂，记称：“想起洁如前事，痛恨不堪，几乎晕倒。今日以洁如未到，暴戾不堪。不能耐忍至此，如何作事。”


    陈洁如在上海是否出轨，必定有人向蒋提供讯息，疑心既起，便难以平抚。8月1日，蒋日记记载：“与洁如纠葛，不胜愤闷。”13日记称：“七时回部，洁如未回，心又躁急矣。”经过数个月纷扰，蒋心绪始见平和，8月15日记道：“上午早起，发气。近日性质燥急，怪僻已极。洁如耐性侍候，毫无嫌恶之心，亦可恕其过去之事矣。”这一期间，蒋中正督师东征军次，兵戎缠身，心情难免愁闷，而对正值豆蔻年华的陈洁如，独留十里洋场的上海，放心不下，乃人之常情。但是，心结已成，阴影难除。


    除了怀疑陈洁如不忠之外，后来蒋对她的生活态度及治家无方，亦颇有怨言。民国15年（1926）北伐前后，蒋不惜笔墨在日记中写下内心的不满。6月20日，记载：“洁如不知治家之道，完全如一小孩时，不如吾意也。”7月10日，记道：“今日见洁如治家无方，毫无教育，观之不胜沉闷。”30日，记称：“七时后起床，以洁如无了，心甚懊闷，致函规之读书、治家。”而这一天就是在7月27日黄沙车站送别后的第三天，蒋还致书张静江，坦白指称对陈洁如不愿学习又不知治家的不满，请张嘱她：“不管闲事，安心学习五年，或出洋留学，将来为我之助，如何？”[32]可见蒋已在暗中盘算如何安排陈氏的后路。11月12日，蒋在北伐前线，接到陈洁如来信，“知其迁租七十二元大屋，不胜愤恨。招摇败名，年少妇女不得放纵也”。随着他对陈洁如感到心烦不耐程度增强，间接也反映转向宋美龄示好。从他已对宋美龄悄然示意的举动，即可理解其中变化的因由。 三 置“悍妾”姚冶诚 蒋悔恨不已


    蒋与姚冶诚关系势同水火，由侍妾变为“悍妾”。在陈洁如之前，姚氏是蒋的良伴。蒋中正纳妾，意在服侍。如民国7年9月7日日记记载：“午后四时，以寂寞，乃接纬国母子来，乘船游玩，聊解寂寞。午后三时，纬国母子上岸，告别。”次年6月，曾经带她与纬国同赴厦门鼓浪屿，投住台人林祖密豪邸“宫保第”3个多月，打麻将、游览风景，十分惬意。


    他们的关系，至民国8年10月，因姚氏好赌，蒋开始感到不耐。如10月18日日记记载：“冶诚等博奕不休，怅甚，恼甚。”10月21日记载：“上午，往事务所……下午……往访季陶。姚妾之无礼，实为可恶，怨恨不堪。”蒋的日记，民国9年1月分明有些破损，多处空白而不易明白文意。据称1月1日，蒋早晨未起床时，瞟见楼下灯火尚明，甚恨姚氏不知治家，痛骂一场，不禁感叹：“娶妾之为害，实不胜言。”[33]姚氏迷赌，与她出身青楼不无关系。因赌生恨，蒋有意要了结与姚氏关系。3月21日日记，记道：“今日以冶诚作梗，贪横不堪，心甚愤恨、暴躁、抑郁、疑虑、怨恨。”但姚氏可能以提出苛刻条件来反制，让蒋无法接受，使他恼火。


    蒋更不能忍受的是，连他生病时，她都不加闻问。5月16日日记记称：“近日以冶诚好赌而不侍我病，出言背谬，行动冷淡，见之愤恨难堪，故心甚不定。出外觅屋，又无相当之处，牢骚甚矣。乃迁至一品香暂住。”


    5月20日，蒋感染伤寒，发高烧至39度，由一品香迁入“筱崎医院”疗养。22日，姚氏探病，蒋怒气未消，在23日日记记道：


    见之愤恨，病状反重。余特令其回寓，不欲其侍候也。不料，彼竟吞生亚片，以为恫吓，几乎伤命。呜呼，妒妇悍妾之险恶阴狠，一至于此，固由社会习惯所致，是亦余命焉乎？罪过深重，卒遭此逆境，懊恼不及矣。


    蒋甚至考虑要了断两人关系，但又顾念纬国的养育问题，进退两难。5月31日日记表露他的心境，谓：“处置冶诚事，离合两难，再三踌躇，卒无良法，乃决以暂留分住，以观其变。如果脱离，一则纬儿无人养育，恐其常起思母之心，令人难堪。一则恐其终不能离也。”蒋颇费思量，党内同志张静江、戴季陶、居觉生亦来共商，依然无解。6月15日，记道：“往访静江。又为冶诚事烦恼不堪。余于此事，殊觉自惭，竟至一无决心。为其逼迫污辱至此，是岂以儿女情长之言可以自恕乎。”次日，蒋母到他下榻的大东旅社，谈及姚氏，称：“举动之凶狠，殊令发指。”自认如再不决心断绝关系，“是诚冷血之流”。中午，他到张静江家中用餐，“为冶诚事，讨气受辱，实难为怀也。”下午，“又为冶诚事，闷想半天”。当晚，外出逐色。


    6月22日，蒋母疟疾复发，寒热大作，他感到心慌，自承不孝之大罪，甚且责怪于纳妾，他说：“为始不慎，置此悍妾，竟致母亲动气担忧，病重如此，可不悔恨乎。”蒋侍母病之间，姚氏又来讨气，日记称：“彼妇凶悍，忍（应为任之误）性不可名状，得罪于我，得罪于我母，使我母病重。心恨我置妾之罪大矣。悔恨何其有极。冶诚去后，忧愁愤闷，抑郁牢骚，自出世以来，未有如此之甚也。痛苦极矣。”当晚，又外出逐色。


    蒋对姚氏的嫌恶，到民国10年仍未消除。是年5月3日，日记记载：“六时起床，冶诚嫌恶之态复发。其心思之狠，口舌之毒，令人愤恨不堪。上午痛训，犹不足泄我愤忿也。”尽管蒋愤愤不平，但为了纬国的养育，还是强忍下来，没有和姚氏分手。  四 蒋为与发妻离异顶撞母亲


    如前述，蒋中正与陈洁如关系开始于民国10年，较为可信。这一年4月间，蒋为与发妻毛福梅离异事与母亲发生争执。这对于讲究孝道的蒋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举动。据推断，与陈洁如走入蒋的生活脱不了关系。是年4月3日，蒋日记记载如下：


    经国母子不遵教回家，见其母之人影足音，刺激暴发，嫌恶之情不可制止。而又惜爱其子，不准教训，与我为难，痛恨之心，无以复加。逼我争斗，竟与我对打。此恨终身不能忘却，决计离婚，以免痛苦。殴打之后，自伤元气，诚自寻苦痛，犯不着也。当日即令妻妾大小儿子均出去，以清家规。为此终身怨恨母亲，亦无所惜也。


    次日，蒋即亲书千余言长信，致毛氏胞兄毛懋卿，专诉退婚理由。听说毛氏尚未出门，“急极，对母亲又发牢骚不敬之语”、“时出生死不慎之言，以对母亲，虽非此不能决母亲准我离婚之心”。不过，蒋也自知：“然而不孝之罪，上通于天，实无以舍罪也。”反省之余，立誓：“以后对母亲及家庭之间，总须不出恶言。无论对外对内，愤极怒甚之时，不动手殴人。此誓终身守之，冀免昨日不孝之罪也。”及6月间，母亲王采玉病重，腹痛、喘急更甚。蒋深自悔过，谓：“呜呼，为何而害我母之病，一至于此。罪恶重大，不孝之过，上通于天。迄今后悔不及矣。”[34]由于母亲袒护，蒋再嫌恶毛氏，离婚之事一时未成定局。

 讨论

    徐思彦（主持）：会议有精心安排，上一场“谈情”，这一场“说爱”。不过，各位上一场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又“谈情”又“说爱”，“情”与“爱”本不可分，不过希望我们这一场不要没什么可说的了。罗敏博士刚刚在斯坦福看了一年日记，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贡献给大家。我们现在就请罗敏博士发言。


    罗敏（主旨发言）：谢谢各位，大家下午好。我想有了这个话题，可能大家下午就不会困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汪朝光老师给我布置这样一个“谈情说爱”的题目。因为我是弱势群体不敢反抗，也就只好接受了。后来在飞机上，经奇生和道炫学长提醒，我才明白了。他们说你一个女孩子做什么政治史？原因这么简单，再做也做不过“老谋深算”的金以林。（众笑）我当时答应报告这个题目之后，也是简单写了一个提纲。这个问题陈进金教授已经做过研究，还有我的老师杨天石先生也做过相关的研究。我谨将自己在看日记过程中的点滴感想，摘录了一些。但是我发现上场的发言中大家都已经说到了，所以没有什么新意了。我的主要想法是说，《蒋介石日记》与根据日记所摘录的《爱记》，虽然是研究蒋宋二人情感世界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但是研究者应该警惕蒋在日记中为亲者讳的这样一种良苦用心。蒋在日记中坦言自己下笔时候的心态，说：“记事重要者犹不过十分之一，甚嫌纸短幅小，而又无暇详记为憾，可知古人记事有不能记载与不便记载之处，其用心更苦矣。”非常感谢王奇生教授提醒我注意到《唐纵日记》中有一则史料，提示蒋宋之间发生矛盾是因为宋美龄私阅了蒋之日记，其中有伤及孔家的内容者，宋美龄为此非常生气，以致离家出走，住进了孔公馆。所以由此就可以推测出来，因为夫人有时会私阅丈夫日记，所以蒋在记日记的时候，大家读到很多这种赞扬的话，有不满和埋怨的时候，则需忍之再忍。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也只能在杂记中偶尔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所以我的感觉是，除了读蒋日记正文之外，要注意他的杂录。1943年他有一则杂录，对女子痛下针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谚语，至今乃益信而有证，妇女褊狭嫉妒，有我无人，重私轻公之性，甚于男子，此其所以不能任重致远之由也。”相关对女性负面评价还有一些，但具体指涉对象恐怕就是宋美龄。5月18日，蒋在日记中记称：“正午接妻电，不愿与丘吉尔会晤，固执己见，而置政策于不顾，幸子文尚能识大体，遵命与英美抗争也。”相对于蒋在日记中对他人不满的肆意发泄与批评，其对夫人的批评则节制得多，只能在杂录中大发一通泛泛而论的慷慨而已。所以我认为，是不是大家应该注意将杂录和正文对着看，这样就可以将他批评所指的具体对象，或是背后事情的原委勾画出来。关于蒋日记中涉及与宋美龄关系时有意的隐与缺，杨奎松先生在其关于蒋日记的史料价值的一文中，也作了精彩的提示。杨先生认为这是日记作者当年记述时，有意选择与刻意所为。作为一个研究者如何突破作者有意的隐讳，我想在座都是学界前辈，也都学有所长，这应该是一个仁者皆见、智者皆识的问题。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也就是，如何能解读出日记背后更多的一些东西。谢谢大家。


    徐思彦：谢谢罗敏博士。非常遗憾邵铭煌先生公务在身，今天没有办法亲自到现场给大家作精彩报告。不过很庆幸的是，代他宣读论文的陈先生对这个问题也非常有研究。现在就请陈先生。


    陈进金教授（主旨发言）：谢谢主席。各位老师，各位学友大家好。邵铭煌教授因为有私事所以不能参加这个会议，他也非常遗憾。但他还是把他的文章赶出来。不过他的文章是在昨天晚上12点差不多前几分钟e-mail给我。还好我一直不敢睡觉就是在等他的文章，务必要把他的文章收到。收到后我把他的文章拿到楼下的统一超商，直接印了31本。印完后回到家已经凌晨1点了，所以我也没有详细看。是今天早上来，我再陆陆续续看邵教授的这篇大作。我待会儿代他宣读，如果有不尽如人意或没有办法完全表达邵教授意思的，请各位学长专家参考他这篇文章。虽然邵教授说他只用两天草成，邵教授功力真是惊人，两天写了一篇其实很精彩的文章。大家可以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参阅一下。


    最早在安排议程时，这场本来是要由我与罗敏博士专门对谈蒋介石的爱情。因为以前我在“国史馆”工作的时候，就像罗博士在她的文章里头说的占了地利之便。我纯粹是因为占了地利之便，因为我不是弱势，也没有被指定一定要写爱情。纯粹是占了地利之便，所以我写过《爱记》的东西，但我没有看过蒋的日记，尤其是蒋早年的日记。后来相关的文章，我前年到香港去作发表的时候，宋曹莉璇女士刚好是我们那一场的主持人。她是看日记的。她说我虽然是透过《爱记》来呈现蒋介石眼中的宋美龄，但是她觉得跟她看到日记中的几乎是一样的。就《爱记》而言，可能就是刚刚罗博士提到的，也是可以提供我们探讨蒋宋之间情爱关系，也是可以当做一个参考数据的。


    以下我就来报告邵教授的这篇大作。邵教授这篇大作，虽然说他在前言里头提到只用两天就写成。但是其实他这个构想谈了很久。前一阵子我跟他在中正纪念堂有个会，在会议期间他就一直在跟我谈他准备怎么写。当然他当时还没开始写。他的构想大概就是今天在文章里头呈现出来的。他主要是透过蒋介石早年的日记跟一些相关回忆录来相互对照，来谈蒋日记中所见到的蒋夫人的一些印象。这个蒋夫人他加了个引号，我自己的解读因为有太多的蒋夫人，所以他必须加个引号。这篇文章里头他分别谈到四个蒋夫人，就是上一场我们大家讨论到的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宋美龄。但是主要的重点是在陈洁如跟宋美龄，有关毛夫人跟姚夫人谈得比较少。


    邵教授很会安排看图说故事，很吸引读者。他一开始就引出一张照片，希望引起读者的兴趣。大家可以参阅第2页的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民国15年，也就是1926年7月27号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准备从广州的黄沙车站出发，要誓师北伐拍的照片。邵教授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后面暗藏玄机。他里面的解读，请各位参阅第2页前面他提到的。他说蒋总司令立于中间左侧，笑容特别灿烂。陈洁如，站在蒋的右侧，表情略带感伤。为什么会感伤？邵教授给我们一个答案，套用现在台湾最流行的话，就是劈腿。这是我讲的。因为同时期其实蒋先生已经跟宋美龄很密切在交往。他引用1926年6月30号的日记提到，蒋去拜访宋氏三姐妹，以及7月2号蒋上午探访宋美龄，其中宋美龄将回上海时，蒋心里非常依依不舍。这是这张照片之前大约一个月的事情。这时候蒋先生已经跟宋美龄在密切交往中。当时同志眼中的蒋夫人陈洁如被蒙在鼓里，所以表情略带感伤。


    邵教授在文章里开始谈蒋跟陈的交往情形。邵教授主要根据他的材料推测，蒋跟陈的交往应该是从民国10年开始。邵教授提到，在《陈洁如回忆录》里头斩钉截铁提到，她与蒋介石的交往是从1919年（民国8年）开始的。但邵教授认为这是有问题的。他认为应该是民国10年左右是比较合理。可是邵教授也提到，他查阅了蒋介石早年的日记。真正在日记里头以洁如的名字出现，是在民国11年（1922）的11月27号。从这之后，日记里头不断出现“洁如”。邵教授引了非常多日记里的引文。为何他大胆推测他们的交往应该不可能早于民国8年？因为他遍查蒋民国8年、9年的日记，几乎都查不到他与陈洁如女士交往的情形。他提到罗家伦先生当时曾经透露过，时间是1925年，刚刚刘维开教授提到的这件事情。其实以蒋先生当时写日记很大胆，包括逛窑子的事情，所以邵教授认为这些事情都敢写，如果1919年蒋就开始跟陈洁如交往，应该不会在日记里看不出来。1921年开始交往是比较合理的。


    有关陈洁如交往的过程中，邵教授说，从1925年4月开始，蒋先生开始对陈洁如有一些怀疑，也就是陈洁如在上海的生活情形。到8月之后才慢慢心情平复。不过到了1926年之后，蒋在日记里开始对陈洁如产生不满，都在日记书写出来。这一段就是1926年6月20日记载，说陈洁如不知怎么治家。1926年6月至7月这时候，尤其11月12日蒋在北伐前线，接到陈洁如信不胜愤恨。实际上这时蒋克复江西之后，他反而去了一个电文，希望宋氏三姊妹来到江西跟他会合。1926年在日记里开始对陈不满，同一个时期他跟宋美龄的关系正在加温。


    邵教授第三个部分提到的，就是姚冶诚。刚刚刘维开教授也提到了。蒋最不能容忍姚冶诚好赌成性。1919年10月18日，蒋先生在日记里提到“冶诚等博奕不休，怅甚，恼甚”；1920年5月16号日记，“近日以冶诚好赌而不侍我病，出言背谬，行动冷淡……”等等，这里头特别提到，即使他发高烧39度，姚冶诚去探病，蒋介石对她还是非常生气。蒋这时考虑了断两人的关系。除了这个以外，还有1920年6月22号日记：“彼妇凶悍，忍性不可名状，得罪于我，得罪于我母，使我母病重。”这一段跟林桶法教授刚刚引用的是同一篇日记。下面是我自己的话，邵教授引的日记跟林教授引的日记，标点不一样，也有字是不一样。我相信他们看的是同一篇日记。接下来的蒋夫人是毛福梅。有关毛福梅的部分林桶法教授在文章里也提到了。蒋在日记提到毛“与我对打”。我刚刚私底下开玩笑，蒋先生是为了保留面子说“对打”，其实是“被打”。这以下也是我的话，强烈怀疑蒋先生早年是家暴受害者，待不下去跑到上海去。是家暴受害者跑出去的。（众笑）


    有关毛福梅部分，他谈得比较少。最后一个蒋夫人，是宋美龄。邵教授特别列了一个标题是“宋美龄是蒋中正的最爱”。就这四位里头，我相信看过日记的人，都可以同意这句话。可是那位黎小姐出现后，就不晓得了。黎小姐何方神圣我们不清楚。邵教授认为，宋美龄才是蒋介石的最爱。他特别提到，蒋宋结婚不在婚礼豪华，而是《我们的今日》这个专文，作为结婚的纪念。以往大陆学者经常批评他们的结婚是政治婚姻，现在慢慢看日记、蒋档材料，这样的批评越来越少了。等一下我可以补充一个数据，宋美龄1933年提到，她的婚姻不是她大姊促成的，都是她自己主动。这是她在重庆接受访问提到的。邵教授特别引了一段文字，这段引文很有意思。蒋宋结婚的时候竟然向国人宣告他们的婚姻，是这么伟大的婚姻。“余平时研究人生哲学及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余今日得与余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接下来这个部分，真的是跟中国革命有关系。刚刚提到，为了要革命必须与毛福梅离婚。可是这一篇是为了要革命必须与宋美龄结婚……当然他不是为了革命。他提道：“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今日始也。余二人此次结婚，倘能于旧社会有若何之影响、新社会有若何之贡献，实所大愿。余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余必本此志愿，务完成中国之革命而后已。故余二人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余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这是他结婚时提到的。


    下面这一段是在描述甜蜜的情形。这个部分邵教授引用的日记非常多。特别提到体贴是宋美龄感动蒋介石的最重要的要素。例如1934年1月31日日记及2月23日日记，这时蒋介石在南昌生病，日记谓宋美龄是贤良夫人也。邵教授特别提到宋美龄为了营救蒋经国回国尽心尽力，他花了很长的篇幅提这件事情。当时蒋介石无法答应以释放牛兰夫妇作为交换条件，宋美龄如何透过蒋廷黼来协助蒋经国回国，他认为这件事情是最感动蒋介石的。邵教授提到蒋介石的几次遗嘱，一次1934年7月5日，一次是在西安事变，都同时对蒋经国、蒋纬国提到，“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他提到宋美龄是蒋介石唯一最爱。遗嘱提到两人合葬在一起。


    我简单提一下结论。邵教授认为蒋中正外表坚毅、性情刚烈，恐怕内心空虚。他提到日记里骂过蒋夫人，但他对蒋夫人有情有义到最后，这样也是爱她的。邵教授也这样提到，宋美龄虽然在重庆有一段负气出走，因为陈洁如回来。邵教授文章最后提到，他没有看到蒋给宋的情书，只提到《陈洁如回忆录》注销几封肉麻兮兮的情书。这个肉麻兮兮真实性无法查证。蒋写给宋美龄的情书下落不明，希望有一天能出现。邵教授特别提到只有两天的时间，所以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给他指教与指正。以上的报告，谢谢。


    徐思彦：谢谢陈教授让我们解读了邵教授的报告，而且也有他对蒋宋关系的解读，有他自己的感受。邵教授谈到蒋宋关系，首先解构了大陆学者关于蒋宋政治婚姻的建构。去年我看到一篇大陆学者研究蒋宋关系的文章，她首先就是解构蒋宋政治婚姻的建构。她的文章也认为蒋宋关系有爱情存在。这与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研究有点类似，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进入这一场讨论有很多关于“爱”与“不爱”的问题，我想大家还有很多问题要讨论，现在把时间开放给各位。


    陈进金：我有几个问题。有人提过蒋宋联姻。在大陆时期蒋宋感情越来越密切，有无影响到蒋宋的用人？蒋用人是否由主要以留日为主变成留美为主。就是说重用的文官中很多是留美的人才。这样说是否合理？另外则是，邵教授虽然说没看到蒋写给宋的情书，但其实在林博文出版的《宋美龄画传》有收录。我念一封给大家听。这一封应该是查证是蒋介石写的没错。1927年10月19日：“余今无意政治活动”——这时他们还没结婚，下野是在宁汉分裂期间——“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如女士才华荣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这是我从《宋美龄画传》引的情书。情书也是写得有点不浪漫。


    吴淑凤：这也是我的疑问，征求大家意见。刚刚提到蒋宋之间来往的书信。这几年在台湾的出版界著作权法越来越讲究。这本书要出版有相当大的限制。因为去年出版蒋经国和宋美龄之间书信，是得到蒋家人授权，所以我们可以出版。如果要出版蒋介石与宋美龄书信，还要征求蒋家人同意。现在听说蒋家人内部对于出版有些不同意见。这个书信集到底能不能出版是个问题。刚刚用餐的时候，金以林先生提到也有可能出版《五记》。请大家提供意见。如果在日记出版之后，《五记》还有没有出版的价值？因为我们全年只有五分之一的经费人力作业蒋文件的出版。是不是《五记》在日记之后还有出版价值？以前常常辩论《五记》跟《事略稿本》差异的地方。这些差异的地方到底如何思考？背后的用意其实很难探索。我觉得背后的原因不是那么容易探求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蒋和宋家人之间的关系。孔家子弟辈好像和蒋家比较亲近。蒋日记记述在游山玩水时候，宋家的小孩几乎没有看过。我们也许要思考宋子文跟宋美龄之间的关系。宋美龄应该是跟宋霭龄关系很好，比跟宋子文关系来得强。所以我们要看到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在提到宋子文和孔祥熙的时候，蒋会有一些看法，就是宋子文比较跋扈，好像孔祥熙相当服从他的命令。可是我曾经看过一个数据，蒋对于在美国的孔祥熙下一个命令争取美援。孔祥熙写了蛮长的信教训蒋介石，说蒋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个电文很有趣。我们从日记里头比较看得到私领域的东西，处理政治上的互动与政治上决策的时候，可能档案还是比日记来得重要。谢谢。


    林桶法：补充一下出版的意见。“国史馆”典藏的家书事实上是家电，电文比较多一点，跟蒋家自己的家书不太一样。如果从电报来看是可以，它本身就是独立一部分。所以我建议从家电或公文书来看，在出版法上没有太大问题，它本身就是档案一部分。另外我想问罗敏博士，稗官野史谈到宋美龄和蒋纬国的关系非常糟糕，不晓得这部分您的解读如何？刚刚您提到蒋宋出游有没有宋家人物，其实是有的。


    陈进金：另外一件事就是说，这两篇文章很多是集中在大陆时期，那蒋宋来到台湾后的情况到底如何？刚刚有人提到看王丰跟翁元写的文章。其实，我几年前跟文化大学的陈立文教授一起帮中正纪念堂作口述访问。所有的侍从人员对翁元通过王丰整理的回忆文字，特别是王丰协助写的《在蒋介石身旁的日子》，很有意见。在侍从里头10个人他只占其中一个，大概有9个不同意他的意见。更何况侍从人员不止10位。我们当时作的计划大量访问两蒋，特别是老蒋先生身旁的侍从人员。翁元写出来很离谱的事情：什么蒋夫人拿过期的蛋糕给华兴育幼院的小朋友吃。蒋夫人需要这样吗？我觉得这很多是用常理判断都不可能做的事情，但是在翁元的书都提到。我记得有一次讨论会，不知是桶法学长还是维开学长特别提到：在大陆时期蒋先生对宋美龄的依赖比较深，好像来到台湾后依赖就减低了，反而是跟经国先生越来越密切，依赖经国先生越来越密切。从这几方面或许我们可以讨论。


    “谁怕谁”这个问题，我们作口述访谈的时候，侍从人员有些会约略提到。口述访谈两大册都贡在中正纪念堂。口述历史我们不可能自己出版，虽然我们手边都有。这些口述访谈约略提到，好几次蒋夫人要插足政事，连经国先生要接“行政院长”，蒋夫人都有意见。但是这件事侍从人员讲法不一定准。这时老蒋先生很清楚，有关官邸部分夫人可以全盘决定。但是官邸以外，尤其在政务方面，不让夫人插手。我记得我访问周书楷先生的时候，他谈到外交方面，尤其是美国外交，夫人还是扮演重要的角色。周有一段时间担任台湾的“驻美大使”。周“大使”提到，他当“驻美大使”这一段期间，对宋美龄有非常大的意见。我猜那时候“国史馆”没办法把周“大使”的访谈录出版，可能跟这个有关。因为周“大使”接受访谈时，他很有把握说——当时他八十几岁——他说他一定会活得比较久。“她走了我就可以出版了。”没想到周在我访问后的第二年就走了。我没有其他意思。蒋夫人一直活到2003年。他在美国担任“大使”期间跟蒋夫人之间的互动非常不舒服。“自我感觉”非常不良好。


    李君山：林博文好像有写过。宋美龄打了“驻美大使”的耳光，又说“我就是中华民国”。林博文在他的著作好像已经有提到这些事情。

 第五部 蒋介石的地缘关系

    <h2>蒋介石的1932年</h2>


    金以林[1]


    1932年，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22年间，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平淡的。除了年初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外，几乎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恰恰就在这一年，蒋介石经过第二次下野后的深刻反省，无论是对怎样统治这个国家，还是治理国家需要采取怎样的手段和方法，都发生了明显有别于此前的变化，这为他此后在国民党内确立最高领袖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一切都源自1932年，却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视。  一 训政初期的反思


    蒋介石一生有过三次下野，分别在“军政”（1927）、“训政”（1931）和“宪政”（1949）阶段。前两次下野，最大的压力来自国民党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董显光所言：尽管蒋“曾经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但“尚未得到老一辈同志所承认。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2]


    如果将1932年以前的八年分为两段的话，对蒋介石来讲，前四年是他实践孙中山提出的“军政”时期，也就是依靠武力统一中国。蒋介石主要依靠黄埔建军，完成北伐。1928年国家统一后，遵照总理遗教，国民党的统治进入“训政”时期。而此时掌握中央政权的蒋介石，因自身存在的两点天生不足，深深影响着他的创业大计。


    从客观方面讲，他在党内地位太浅，“老一辈的同志”仍示蒋为“军事”的而非“政治”领袖。因此党内对他“不服”或“不满”的大佬们，总是不断地联络地方实力派，挑战蒋所获得的中央政权的合法性。他被迫四处征讨，以期实现他所希望的统一大业。


    从主观方面讲，蒋重于军事指挥而缺少政权建设的才能。在武力平定党内反对派的几年间，他几乎都是在前线指挥作战，而帮他料理南京政权的，主要是立法院长胡汉民和行政院长谭延闿。胡、谭二人不仅在党内有着崇高的地位，而且都有着丰富的政权管理经验。早在民国初年，胡汉民、谭延闿就分任广东和湖南都督。当蒋在前线作战之时，胡、谭在南京主持党务、政务，令蒋没有后顾之忧。特别是胡汉民的作用更大，蒋介石自己都承认：“国府成立以来，各种设施，百分之九十九悉依汉民之主张。”[3]那时如果没有胡在南京替蒋支撑，蒋一人是难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如此得心应手。胡汉民的作用正如吴稚晖称赞的：“在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4]


    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蒋、胡的是行政院长谭延闿。谭曾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来又将主席的职位让给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从表面上看“党权”似乎以胡汉民为尊，“军权”完全由蒋介石控制，“政权”则由谭延闿负责。


    谭延闿出身官宦世家，父亲谭钟麟曾任两广总督。谭延闿在清末中过进士，做过翰林、湖南咨议局议长，是立宪派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时在湖南被推举为都督。不久，他参加国民党，曾三次督湘。孙中山在广东时，他担任过大本营秘书长兼湘军总司令。谭氏富有政治经验，处世圆滑。随着北伐的胜利，他渐渐认清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物。数十年官场经验告诉他，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正是基于“实力”的考虑，北伐胜利后，谭氏甘愿将国府主席一职让给蒋氏，改任行政院长。他深知无论“军权”还是“党权”，他都无法超越蒋、胡，于是他就利用自己“辉煌”的历史周旋于“军权”与“党权”之中，从而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并赢得了“善于调停党内纠纷”的美名。当蒋、胡发生冲突时，谭氏成了不可缺少的调停人。据齐世英回忆：“当他看到蒋先生和胡先生要有争执的时候，他就请蒋先生吃饭，跟胡先生吟诗，化不少的事端为乌有。”[5]有谭延闿在，蒋、胡之间尽管矛盾重重，还有办法疏通，不至于引起公开的对抗。


    1930年9月，就在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胜利之际，谭延闿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不久，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长。失去了这个在蒋、胡间起着缓冲作用的人物，陈立夫不无担忧地表示：“蒋先生接掌行政院后，我开始担心一种情况会发生，因为如今没有一位能在蒋先生和胡汉民先生之间居中协调的人了。而胡先生一向是敢于批评任何一位他认为做错事的人，如今当胡先生批评指责行政院时，他一定会直接责备蒋先生了。”[6]


    这种担忧马上变成了现实。在中原大战击败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后，“军权”牢牢在握的蒋介石，踌躇满志，认为已没有足以同他相抗衡的军事力量，不再需要胡汉民所标榜的、高高在上的“党权”的限制。特别是在对付“扩大会议”的过程中，蒋介石发现用倡导“民权”、颁布约法来对抗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是再好不过的借口。而且，“扩大会议”在颁布约法时早已从孙中山遗训中找到了足够的理论依据，使他可以不致背上背叛“党国”的罪名。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就在谭延闿病逝当月，蒋介石从开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常会，要求提前召集国民党四全大会，“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7]该电一时赢得部分社会舆论的赞许，被视为“制度上之重要改革”，“开政治解决之端”。[8]


    蒋介石此举还有一个奢望，就是想借民意，将他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按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建国大纲》规定，“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9]如此一来，有了约法的话，五院院长则将由总统“任免而督率之”。据孙科回忆：当时“彼之官衔为国民政府之主席，似觉未甚满意，而欲以总统自居。悬此目的，彼乃欲产生一所谓临时约法”。[10]蒋氏此举遭到胡汉民的坚决反对，而善于在蒋、胡之间调停的谭延闿刚刚病逝，蒋一怒之下将胡扣押于南京汤山。不曾想此举引发国民党内的再次反蒋高潮，并最终迫使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内忧”（粤方压迫）和“外患”（九一八事变）的逼迫下，被迫下野。22日，他出席完象征党内团结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之后，即离开南京回奉化家乡。尽管实际的军权和财权依然在他手中，但这次的被迫下野，是他原来没有料想到的，这对他是个相当沉重的打击。在回到奉化的当天，他在日记中总结此次被逼下野的教训时写道：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党内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古、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11]


    这是一段十分值得注意的自我反省。蒋介石对这次下野的总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深深意识到一些原本不曾关注或关注不够的重大问题：“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今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对“智识阶级”的忽视和“教育界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恶果。  二 “无干部”的烦恼


    1932年1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而另起炉灶，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一支能指挥自如的干部队伍和组织机构，以改变自己“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的状况。


    蒋介石下野前，给新成立的孙科内阁留下种种障碍，新内阁自1932年元旦成立后不到10天，孙科被迫电请蒋介石出山。15日，蒋日记记道：“余为公、为私、对国、对友、对总理、对旧部皆不能不出而往救，以尽良知，故决赴京一行。”22日，他说服汪精卫同赴南京，蒋汪合作局面正式形成。[12]


    重入南京后，面对党内以往的反对派，蒋介石更加感到在党内建立核心组织的迫切性。1月28日，他出席“临时政治会议”，“见各委大半皆被余消灭或为余仇敌，今竟相聚一堂，不知所怀。回途万感交集，甚欲辞去。饭后再思，如果辞去则政府必散，国家必亡，故决忍痛驻留”。两天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切思对外须先统一国内，即欲在下次世界大战中为一自由中立或战斗员，更须统一内部，余即不能由余之名义统一，应该设法使实际上由余之行动统一，只有礼让他人得名，而余退下为其部属，助其成名也。”（1月30日）当然，蒋的内心是决不愿“退下为其部属”，而“助其成名”的。


    为了加强内部的统一，蒋介石一度曾想改组现有的党组织。为此，他特意向戴季陶征求意见。但戴氏则持反对态度，“彼以改组本党为不可”。（2月27日）戴氏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蒋氏在党内尚不具备彻底改组国民党的实力，特别是还有胡汉民控制的半独立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蒋氏在反复考虑后，决心“对党内可让步，对党外反动绝不姑惜，决与反动派奋斗到底”。（3月29日）并告诫自己在“核心组织未稳固以前，不宜掌握政权”。（4月7日）


    戴季陶从早年起便是蒋介石的挚友，是蒋氏亲信中少有的敢于同他讲真话的知己，既能告诫他何事不可为，同时又敢于提出中肯的批评，并鼓励蒋氏何事必可为。4月3日，蒋介石“与季陶谈话，彼言凡是困阸时，必须向光明大道猛进，至于成败利钝则听之。如吾人不成，则后人终有成之者，非必欲由吾亲自成也。又言出处须光明，名位须确定，对人不可太分明，此皆阅历之言也”。而蒋氏的另一亲信但同他没有很深历史关系的杨永泰的建议，则显得更为圆滑，半是建议半是褒扬。“畅卿（杨永泰）说我从前缺点：一、在精神过于集中，故有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之弊，此无组织之故。二、在重事而不择人，赏罚分明，善之不能用，恶之不能去，此无干部之故。三、不能独裁而遇事轻裁，用人行事皆无审察负责机关，此革命之所以不成也。以后必须有干部之组织，且不必事事之躬行，又须门无留客，案无留牍，方得事半功倍也。”（5月24日）


    1932年整个上半年，蒋介石都在为“无干部”而烦恼。下面引述的几则日记真实记录了蒋的焦虑心态。


    3月24日：“求人未得，焦虑莫名，外交、军事、政治各方相知之友，皆不能负责任、敢担当之人，而尤其不见血心之士也。军事上陈诚、胡宗南、刘峙、敬之或较为有才也。”


    4月4日：“求贤才皆不易，当退而求次，不可眼界太高。近者朱益之、朱骝先、朱逸民、张岳军、贺贵严、蒋雨岩，次之如陈立夫、葛湛侯、俞樵峰、陈公侠；远者如程沧波，刘健群、何浩若，梁干乔、赵文龙；次之如张道藩、罗志希、顾树森、彭学沛，皆有一日之长。如欲求其全才，则何可多得，勉之。”


    4月8日：“求人不得只有建立团体，集贤聚才以代之。目前以外交如何打开局面，对日对俄对美皆须进行。沪案如何了结，反动如何处置，对国主派、孙陈派、冯闫派、共产派、官僚派（研究、交通、安福各系），舆论与金融各界，军队如何整理，反侧如何安置，广东如何掌握，改派如何感化，皆应确定方针。对军队以政治训练，对社会以特务训练，对军校如何改革，对政权如何注重，对教育界如何掌握，皆须切实研究。”


    5月2日：“叶楚伧、杨畅卿、葛湛侯、朱骝先、罗志希、方耀庭、程沦波为研究时局之友。”


    6月22日：“为政在人，余一人未得，何能为政，尝欲将左右之人试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陈景韩、余日章三友可为敬友，而不能为我畏友；其它如朱骝先、蒋雨岩、张岳军、俞樵峰皆较有经验，而不能自动者也；其次朱益之、朱逸民皆消极守成而已，无勇气，不能革命矣。其它如贺贵严、陈立夫、葛湛侯皆器小量狭，不足当事也。兹再将新进者分析之，党务：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刘健群、罗志希、段锡鹏、方觉慧、齐世英、方治、鲁涤平、罗贡华选之。其他如内政、外交、经济、法律、教育诸部，从长考选不易多得也。”


    在蒋介石反复提到的干部名单中，主要是原本得到他信任的干部和一些党外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人是原党内反蒋的汪精卫、胡汉民等派系成员。此外，除已完全投靠蒋介石的桂系黄绍竑一人外，也几乎很少见到有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和地方实力派人物。[13]


    经过半年多的反复考察和比较，蒋介石逐步锁定了自己的核心干部。7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年得刘健群、钱昌照、俞大维、翁文灏、王陆一、罗贡华诸人，以翁最有阅历，亦有能力，可喜也。”两天后，他再记道：“组织与专才重要，而才不易得也。现在进行者，翁（文灏）、钱（昌照）之组织，近于政治与经济，而俞（大维）之组织近于外交与教育；刘（健群）之组织则近于军事与党务。最难得者，为外交与财政人才，应注重之。”（7月27日）尽管上述核心成员，仍不能满足蒋的需要，但他也深知“对干部须择和衷共济者，能有十人为内外之支撑点，则几矣”。（9月5日）


    此时，在南京中央政权内部，尽管蒋介石仍要维持蒋汪合作的基础，以巩固他在党内的威信和统治，但他的信心开始不断增强。8月31日，他充满自信地写道：“余以与汪等诚意合作为主，如不得已时，则行独裁制……余以为借中央之名，实以准备革命工作。”  三 “无组织”的改变


    蒋介石总结下野教训中所感慨的“无组织”，主要是基于他尚不能从容控制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尽管此时党内由二陈控制系，能够听蒋指挥，但胡汉民控制的西南派、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各地方实力派，或明或暗地与蒋争权。系在与反蒋派的对抗中，并不能令其满意。蒋介石在党内权力依托外，主要来自于他一手培养的黄埔子弟兵。为此，他于年初着手在黄埔学生中建立一个绝对效忠于他的“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


    力行社的创始成员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他们大都是30岁上下、在党内拥有一定实力的中层干部，且多在军队中服务。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和国民党自身的散漫和分裂，他们深感“目前党已不能发生其应有的作用，必须在党内建立起核心组织来，由核心组织来动员全党，然后再由党来团结全民，动员全民，方能对日作战”。最初倡议的是留日归国的黄埔四期学生滕杰，很快得到贺衷寒、曾扩情、康泽、胡宗南等一批黄埔学生的支持。1932年初蒋介石复职返回南京不久即爆发了“一·二八”事变。面对内忧外患，这批黄埔学生的主张正好合蒋介石之意，于是加紧筹备。滕杰等人在第一次向蒋介石汇报筹备经过时，开始尊称蒋为“领袖”，而不再称“校长”。[14]此后，“领袖”这一新称呼在国民党内蒋介石控制的各派系中开始流传。


    蒋介石日记中最早记载力行社的情况，始于2月15日，“晚与贺衷寒等谈组织少年党事”。2月21日晚，再次召见“贺（衷寒）、康（泽）等生谈组织事，必欲组织一秘密奋斗，人尽其才，挖置全国之机关，方得完成革命，如仅普遍组织，则必腐化消灭也。乃得数语曰：抗日锄奸，为党牺牲，实行主义，革命革心，矢勇矢勤，严守秘密，服从命令，如违誓词愿受极刑”。一周后（28日），他在与胡宗南谈话时更明确指出“黄埔失败之原因与革命中坠之责任，述明重新整理组织之必要”。


    经过短暂的联络，三民主义力行社在南京成立。据当事人回忆，力行社的成立时间为3月1日。而这年2月刚好有29天，蒋在当天日记中明确记载，赴“力行社成立礼训话一时余”。[15]据统计成立大会应到28人，实到25人，均为黄埔军校第一至六期毕业的学生，其中第一期最多共10人。在这28人中大半都有留学背景，其中留日归国者多达14人，5人留学苏联、1人留学德国。[16]成立大会上，全体共推蒋介石为社长，并进行干部选举。随后滕杰将全部选票封好，交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带回，请蒋作最后裁定，没有当场开票。[17]


    力行社的组织系统共分三级，最高机构称力行社，是核心的秘密组织；其次是革命同志会（最初分国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一个负责军方，一个负责地方），它是承上启下的决策执行机构；最外层是中华复兴社，公开领导各级党外群众组织。这三级机构对外通称复兴社。复兴社到解散时，共有成员数十万人，而核心机构的力行社社员最多不过300余人。


    蒋介石对力行社曾寄予很大的期望。在成立最初的3个多月间，他在日记中几乎隔天就有对力行社干部训话的记录。且“凡与力行社会议，每次皆在三时以上，学生幼稚令人心焦”。（6月5日）


    在力行社的核心成员之中，仅有刘健群一人是非黄埔出身的，但深得蒋介石的信赖。刘健群在北伐时担任过何应钦的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了一本《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小册子，内容大致是说国民党完成北伐后，组织逐渐懈怠、松懈，党部衙门化，干部官僚化，以致内乱外侮纷至沓来。因此，他主张国民党必须改造，“集结其精锐党员，穿着国产蓝布服装，以示自力更生，力行三民主义”。[18]刘健群的主张正好同力行社的理想一致。经桂永清、滕杰介绍，加入力行社。蒋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刘健群，对刘的评价远远高于力行社的其他成员。如3月22日“阅刘健群条陈，稳健思急，见为快乐”；6月3日“批阅刘健群条陈，甚有所见，为一难得之青年也”。


    刘健群加入力行社后，很快成为核心人物，并继滕杰、贺衷寒之后出任力行社书记长。因力行社是秘密组织，不为外人所知，而刘健群所写的《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一书，不久就流传到社会上，使“蓝衣社”之名不胫而走。当时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上更有人称“蓝衣社”是效法意大利建立的法西斯“黑衫党”，以此指责蒋介石建立秘密组织，搞独裁。而力行社成立不久，蒋介石也的确陆续派遣多批社员赴意大利、德国，考察两国政党的组织形态。


    蒋介石是否渴望在中国建立法西斯，或力行社是否具有法西斯性质？学界对此可说是见仁见智。蒋在日记中曾写道：“‘法锡斯蒂’党之条件：一、国民性衰落；二、社会基础不固；三、宪政未上轨道；四、有特出领袖。今日本之国情皆不合此条件，故料日本军人组织此党徒乱其国，其失败必矣。”（5月17日）尽管他所讨论的对象是日本，但按以上四条件来衡量，何尝不是蒋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评判呢。这段时间内，蒋介石不断自我反思：“准备时期组织之重要，而且组织以人为主，故求人心切。自恨昔日识浅见少，坐井观天之错误也。”（6月16日）但蒋介石还是有着强烈的国民党“党统”观念，国民党的旗帜，他是始终高举的。这年7月9日，天津《大公报》曾“电询组织‘法昔司蒂’之有否”，蒋“提笔复之曰：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方法完成革命使命，中正生为国民党员，死为革命党魂，不知有其它组织也。见滕杰等之幼稚电报，焦急成病也”。1934年，《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题为《中国人在柏林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报道，说有一批力行社成员“向德国招待主人很清楚的说出中国对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并无兴趣，有兴趣的只在实际的组织问题上”。文章进一步论述：“南京显然对希特勒与莫索里尼之能创出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和粉碎支派与反对党有很大的印象。”[19]这一判断或许更符合蒋介石建立力行社最真实的心态。

 蒋介石的地缘关系

    杨维真[1]一 前言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受农业文化影响，向来重视所谓的“关系”，并成为建构社会人际网络的重要媒介。[2]在传统的人际网络中，除了血缘及亲缘关系外，最主要的还有地缘、学缘及业缘关系，这也就是“同乡、同窗、同僚”的“三同”关系。而不论是哪一重关系，推究到最后其实皆与地缘密不可分。因此，若欲深化对蒋介石的研究，其地缘关系的探讨势不可免。蒋介石系浙江奉化人，早年留学日本，其后发迹于上海，崛起于广东。1928年国民政府（以下简称“国府”）统一全国后，长期主政南京；其间因对日抗战之故，一度退守重庆，依托西南大后方。1949年因国共战争失利，大陆政权易手，渡海来台，以迄辞世。故论及蒋介石的地缘关系，似可从一个中心——江浙，以及三个外扩区——广东、西南（川滇黔湘桂）、台湾入手。  二 一个中心：江浙


    蒋介石自早年留学日本及混迹上海以来，其最重要的人际网络及地缘关系即是以江浙为核心。俗谚说：“人不亲土亲。”同乡关系是蒋介石初期人际网络极为重要的媒合点。此时期蒋介石结识的浙江同乡陈其美、周骏彦、黄郛、张静江、戴传贤（原籍浙江吴兴，寄籍四川广汉）等人，有些对蒋有提携扶持之功（如陈其美、张静江等），有些则成为其日后重要的事业伙伴（如戴传贤、周骏彦等）。其后，随着蒋介石攀升权力高峰，国府浙籍人士也水涨船高：党政方面有邵元冲、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陈布雷、张其昀等；军政方面有蒋鼎文、陈仪、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特务方面有徐恩曾、陈立夫、戴笠、毛人凤等，这些系统对蒋介石得以掌握国府军政大权甚有裨益。此外，另有虞洽卿、卢作孚、张嘉璈、陈光甫等江浙财阀在财政上对蒋的支持。蒋介石能够攀升权力高峰，长期统治中国，当然不是只靠其浙江同乡，但此地缘关系对于蒋介石的崛起仍居功厥伟。


    尤为特殊的是，蒋介石的近卫系统（卫士大队、警卫总队等）几乎皆由浙江子弟充任，构成一支绝对效忠于蒋的重要武力。最初蒋介石在黄埔练兵及东征时期，多由黄埔学生担任警卫工作；及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乃逐步扩充警卫部队，并逐渐由浙江子弟充任。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担任内卫的卫士大队为保卫蒋介石，牺牲颇大，更增蒋对浙江子弟的信心。抗战期间，保护蒋介石官邸的是一个警卫旅，其主要骨干均为浙江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警卫旅编制虽调整为警卫总队，但其下仍辖3个大队（包括1个配备火炮及各式重兵器的重武器大队），1个外勤队，以及工兵、骑兵、通信等配属部队，其编制不下于当时的1个师。据曾任蒋介石卫士的翁元回忆，他是在1946年从浙江老家（寿昌县）甄选入警卫总队的，而这也是大陆时期蒋介石最后一批从浙江征召的子弟兵。[3]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警卫总队虽大幅缩编，但仍随蒋返抵浙江奉化，最后更船运台湾，继续负起保卫蒋介石的责任。此外，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中属于机要秘书者，亦多由奉化子弟甚至其亲族担任，如毛庆祥、汪日章、俞国华、周宏涛等。


    至于苏籍人士，除杜月笙等上海帮会人物外，主要以蒋介石留日同窗好友王柏龄为首，包括王懋功、钱大钧、顾祝同等人。其后，钱大钧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并于战后出任上海市长；而顾祝同则历任兰州、重庆等行营主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江苏省主席，并于战后出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是蒋介石军事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人物，在军中形成次级系统。  三 三个外扩区<h4>（一）广东</h4>


    自晚清以来，广东由于是革命的策源地，其革命正统观念及地方意识较他省尤为浓烈。蒋介石自南下追随孙中山护法，加入陈炯明粤军，即与广东渊源甚深；日后主持黄埔军校，创建党军，统军北伐，亦可谓发迹于广东。唯粤籍党政人物如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其辈分、资望皆在蒋介石之上，蒋始终无法调和与粤籍人士的关系。加上两广地方势力与中央的恩恩怨怨，蒋介石在党内主要的政治对手多来自此。


    譬如1931年2月28日，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因反对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与蒋介石政见不同，被蒋软禁于南京汤山，激起广东人士不分派系一致反蒋。同年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4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身份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违法叛党，此4人除林森为闽籍外，皆为粤人。5月3日，有“南天王”之称的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粤人）以第八路总指挥名义，率所部陆海空各军将领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引退。5月11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率张发奎等全体将领通电，声援陈济棠等，两广反蒋声势浩荡。5月25日，唐绍仪、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精卫、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等联署通电，要求蒋介石于48小时内下野；其中除林森（闽人）、李宗仁（桂人）外，其余均为粤人。5月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均粤人）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决意成立“国民政府”，史称“宁粤分裂”。此际粤人大团结，来势汹汹。而蒋介石也调兵遣将，向湘粤边境进兵，内战一触即发。


    及至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进占东北。在强敌压境下，为共赴国难，宁、粤双方同意开启谈判，形势乃急转直下。此际，蒋介石虽释放胡汉民以表达善意，但粤方仍坚持蒋必须下台负责。蒋介石对此甚为不怿，在10月23日日记中写道：


    （粤方）以为中央已无办法，故提此苛刻无理之要求。倭寇藉粤方捣乱之机以逼迫中国，粤寇藉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毅然成一粤国，与倭国攻守同盟以攻中央。形势至此，殊为我中华民族羞。对此叛逆，不可再以理喻，惟有负责坚持，以报党国，岂有退步之余地乎！[4]


    蒋介石称“代表全为粤人”，“广东成一粤国”，显见其对粤人意气之深。不仅如此，当各地学生因不满国府处理东北局势态度软弱，纷纷入京请愿北上抗敌，甚至捣毁国民党中央党部、殴伤外交部长王正廷时，蒋介石在11月25日日记中，认为背后有广东方面的煽惑：


    下午，各方学生为反动派所鼓惑，来京请愿北上，故意捣乱，破坏政府，勾结日本、广东，人格丧失殆尽，而余处境之悲惨，亦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胡逆汉民之肉，不足食矣！[5]


    次日，蒋在日记中也说：“国民程度至此，殊为国家危也。共产与粤派必欲毁灭国府，败坏国家，灭亡民族而后快，可叹亦可恨也。”[6]11月27日日记更直指胡汉民、陈友仁（时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须负其责：“对日固难，而对内更难。倭事乃由国内卖国者所发动也，胡展堂（胡汉民）、陈友仁之肉，不足食矣！”[7]11月30日日记则全面检讨粤系责任：


    可惜而最可痛者，乃一般盲从幼稚之青年，令之安心求学以尽救国之道则不听，煽以浮躁旷荒则乐从。国无纪律，人无道义，此国事之所以纷乱，胡、汪、孙肉，不足食矣！[8]


    所谓“胡、汪、孙”，系指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粤系三大领袖全部在列，足见蒋对粤系成见之深。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这也是蒋的第二次下野。蒋介石原本同意辞卸国府主席等职位后，出任监察院长，以示共赴国难及与粤系的和解。但不料粤方内部又生风波，汪系人马被迫离开，到上海另树一帜。蒋于12月19日日记写道：“汪派在沪选举十人，与粤方争持，始则粤与中央之争，今则粤又自争，此种争权夺利之政客，毫无革命精神。”[9]因此，蒋决定径返故里，不就监察院长职。12月24日，蒋介石由宁返里后，检讨此次下野，于日记中称：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允纳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左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夹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10]


    此处所谓“老者”，系孙中山，而日记中所指胡汉民、孙科、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陈济棠、古应芬等全为粤人，粤系实为蒋心中大患。蒋介石曾谓“粤人重地域而排外，其私心较任何一省为甚也”，[11]足见其对粤系之恶感。国民党联俄时期的苏俄顾问鲍罗廷也认为：“除少数例外，广州人不适合做革命者，其它省的国民党人只好利用广东的基地，把广州本地人排除在外。”[12]鲍罗廷这段话，或许也能说明蒋介石与粤系关系紧张的由来。是故后来蒋介石对粤籍人士多尊而不亲，对粤军将领则多由亦曾在粤军任职的亲信陈诚负责联络。也因为如此，在1936年胡汉民过世及1939年汪精卫出走投日，而孙科逐渐被边缘化后，国府内为蒋所重用的粤人寥寥无几，仅吴铁城、曾养甫、郑彦棻等人而已。  <h4>（二）西南（川滇黔湘桂）</h4>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两湖、两粤及四川的会员数有突出的现象，此五省会员数几乎占全部会员的三分之二。[13]这一方面反映了同盟会主要是由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以两粤人士为主）及黄兴领导的华兴会（以两湖人士为主）组织而成；另一方面也使革命党人在西南地区扎下深厚的根基，因此辛亥革命爆发前后，革命行动亦以西南地区最为激烈。民国肇建后，反对袁世凯乱政的二次革命（1913）及护国运动（1915～1916，亦称“三次革命”），均以西南为主战场，实与此形势密切相关。1917年孙中山因反对段祺瑞毁弃临时约法，乃率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开府广州，冀望固结西南团体以对抗北方，于是形成“一国两府”，南北亦告正式分裂。此后，南方政府虽屡有更迭，但仍具有对抗北京政府的象征意义及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在南北分裂局势下，西南各省政争失败者在离开本省后，多率部往投广州政府，如湖南谭延闿、程潜，四川杨庶堪、熊克武，贵州何应钦、谷正伦，云南杨希闵、朱培德，广西刘震寰、林虎等，而广东的“客军”（外省驻军）问题也最为严重。


    1925年7月广州国府成立，将所辖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其麾下6个军分属湘（二、六军）、粤（四、五军）、滇（三军）系，仅第一军为党军扩编而成，足见西南地方势力与国府之紧密关系。而蒋介石于同年7月7日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时，即建议国府首要之务莫过于固结西南团体，发展西南革命势力，以抗拒帝国主义及军阀。至于其进行的步骤有三：（一）三个月内（即1925年10月以前）肃清广东境内之残逆；（二）尽本年（1925）内，将广西军政整理完竣，建设事业亦次第兴办，使两广同为革命政府根据地；（三）尽1927年内，将贵州、云南、湖南、四川等省一律置于国民革命之下，使西南重行团结，与北方国民军得相衔接。[14]足见蒋介石对西南地区革命势力的看重。缘此，北伐后蒋介石乃以张群、戴传贤联系四川，王伯群、何应钦联系贵州，张群、何应钦、朱培德联系云南，谭延闿联系湖南，黄绍竑联系广西，以收团结西南之效。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府内迁重庆，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关系进入更紧密也更复杂的阶段。其实蒋介石早已将西南、西北视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在前述1925年7月7日的《革命六大计划》中，蒋就表示当日中国革命运动受到帝国主义压迫愈甚，因此沿海、沿江、沿铁路各交通地点的革命怒潮，特别高于内地；但这些地带仅能为革命运动的中心，不能为革命之根据地，因其很容易成为帝国主义攻击的目标。故而，如国民革命欲保持革命永久的根据地，则应预备强固可恃，交通可达，而帝国主义炮舰政策无可用武之地，准备与帝国主义作5年、10年的长期对抗。此种地利，在西北为甘陕察绥，在西南则为桂林、成都。[15]足见蒋介石对于建构西北、西南革命根据地的重视。到了抗战阶段，由于国府内迁重庆，西南成为抗战大后方，其战略地位更为重要。蒋介石于1937年11月19日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演讲时称：


    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善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但后来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这个根本计划什么时候才定下来的呢？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共之时。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广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安全。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共为止，那时候是绝无对日抗战的把握……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16]


    抗战之初，全国人心激昂，向来独自为政的川、滇诸省地方军队开拔东下，投入抗战洪流；即连素与中央不和的桂、粤当局也遵奉中央号令，戮力杀敌。诚如云南省主席龙云所说：“抗战开始后，云南出粮出力，于国家可告无愧。云南军队的装备是云南人民用自己的力量办的。但云南的军队首先服从统帅部的远调，而出滇作战，并且已成为国家化。”[17]随着战局的进展，西南地方当局开始真正纳入中央政治结构中，这是前所难见的。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蒋介石对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的崇拜，其对湖南人士特有好感。先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在这一年尽力读书，读完《曾国藩全集》，深受影响。[18]1914年至1915年之间，蒋再三研读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著作，自称颇有心得，并将之用于个人道德修养。[19]蒋介石高度评价曾国藩，也对胡林翼甚为佩服，掌理黄埔军校时除通令军校师生人手一册《曾胡治兵语录》，早期蒋的侍从秘书在奉化子弟之外，亦有湘籍黄埔军校学生如邓文仪、萧赞育等出任。其后侍从秘书中属于文稿秘书者多由湘籍人士出任，如萧乃华、萧自诚、曹圣芬、楚崧秋、唐振楚、秦孝仪等，其中多为中央政治学校出身（国立政治大学前身，自1926年创校以来即由蒋介石任校长）。蒋介石来台后，这些秘书（包含前述浙籍机要秘书）逐渐成为党政方面的核心骨干，在日后台湾政坛扮演重要角色。  <h4>（三）台湾</h4>


    1946年10月21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首次赴台湾巡视并宣慰台民，受到各界盛大的欢迎，其初见台湾的印象颇为深刻。台湾孤悬海外，凭借海疆的屏障，历来常能自外于中国大陆的动乱。蒋在同年10月26日的《本周反省录》中，即指出台湾在未来国共战争中的重要性：


    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干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20]


    蒋介石的预言，后来果然成真。自1948年11月以来，政府军于国共内战中屡遭败绩；共军则横扫半壁江山，陈兵江北，京沪等地为之震动。同年12月下旬，翁文灏内阁因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总辞，全国杌陧不安。此时“停止内战、国共和谈”的呼声四起，桂系复有“逼宫”之举，在内外交迫下，蒋介石开始慎重思考引退问题，并于1949年1月21日正式下野。[21]蒋对国共和谈从未存有任何幻想，因此在其下野前夕，即对未来局势预作全盘规划；为“另起炉灶，复位革命基础”，[22]尤将重点置于台湾的经营上。


    早在1948年12月7日，正在台湾养病的前参谋总长陈诚即曾函呈蒋介石，以大局演变至此，决非枝节所能挽救，必须从战略、政略上作通盘计划；并建议目前战略，“应以广州为中心，以海南、台湾为后方基地，争取时间，积极部署，如在情况许可范围，再及其它次要地区”。[23]对于陈诚的建议，蒋介石颇为重视。蒋既然早已认为台湾是“一片干净土”，可作为反共的新基地；加以国共战事虽然逆转，但因台湾孤悬海上，国民党凭借优势的海空军力量，仍可暂保台湾安全无虞。此际蒋介石行将下野，为预留后路，须由其亲信掌控台湾，而最佳人选即为陈诚。1948年12月28日，蒋介石手谕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24]12月29日，在蒋主导下，孙科主持的行政院第32次政务会议通过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任命案。次日（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也通过以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人事案。[25]此二项人事案标志了蒋介石将以台湾作为日后反共复国的新基地。同时据1948年底蒋日记显示，其1949年预定工作计划之一即为“建设台湾为反共复兴基地”。而1949年初改组台湾省府，任命陈诚主台，即为建设复兴基地之起点。


    蒋介石对于陈诚主台格外关切，除于1949年1月7日去电陈诚，表示对其就任深感欣慰外，[26]并于1月11日致电陈诚告以治台方针：


    台湾陈主席：今后治台方针：一、多方引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之人士，参加政府。二、特别培植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三、收揽人心，安定地方。四、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躁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必多订计划，总以脚踏实地，实心实力实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五、每日特别注意各种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检点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与个人主观。六、勤求己过，用人自辅，此为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致今日失败之大过，望共勉之。[27]


    此电不仅有指示，有告诫，更有期许，寄望陈诚在台能“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致今日失败之大过”，自是一番深痛的反省。从此，陈诚肩负起确保台湾复兴基地之重责大任。1949年5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请蒋介石“打消遁迹远隐之意”；蒋以此际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乃“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遂由定海飞抵澎湖马公。[28]5月26日，复由澎湖飞抵高雄。6月21日，转往桃园大溪；24日，复移节台北草山，嗣后即长驻此地。7月1日，蒋介石于台北成立总裁办公室，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指导从政、从军党员，并协调、沟通党政关系，开启在台之历史新页。此后蒋介石与台湾地缘关系的发展，宜有专章处理。  四 几点特色


    综观蒋介石的地缘关系，可粗略归纳下列几点特色。  <h4>（一）蒋介石的地缘关系偏重南方</h4>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差异甚大，其中尤以南北问题最为明显。南北问题最初源于生活形态的不同，正如所谓“南人行船，北人跑马；南人吃米，北人食麦”。及至宋朝于科举应试中，依考生籍贯分南北卷，各有录取名额，始将南北问题定制化，地方意识逐渐强化，这也是宋朝党争激烈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外患多来自于北方，在长年战乱的冲击下，随着北人南渡及南方水利设施兴修，中国经济重心逐渐由西北往东南转移，“湖广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已成为南宋社会经济突出的现象。而文化发展及人才升降，又往往与社会经济紧密相关。据学者研究，若以科举取士为指标，宋以后出身南方的人才已占优势，及至明清更为明显，人才区域失衡的现象已然形成。纵使清末科举废除，改采新教育，也未能改变此一趋势。

 讨论

    王良卿（主持）：作主讲的两位老师，长期以来对国民党的地缘政治有深刻研究。金以林老师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擅长处理的是江浙派，以为蒋为首的江浙派与广东人之间的关系；杨维真老师是台湾公认的“西南王”，以蒋介石为代表江浙派对西南地方的矛盾关系。两位老师都注意到矛盾关系中既有合作面也有决裂面。


    金以林（主旨发言）：昨天听了吕芳上教授的报告，对我启发很大。芳上教授的题目是“一个‘继承性创业者’初期人际网络的建立”，他称最近在学界提出了许多新名词，包括“继承性创业者”这一概念。对此，有些人不以为然，见仁见智。但本人对芳上教授的新论非常认同。


    首先，我想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蒋介石是不是国民党“党统”的“继承者”？答案是肯定的。孙中山及其之后的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之所以不同于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军阀，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前者有一套完整的“主义”作为建国和治国的理念，特别是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以党治国”的理念。而北洋军阀基本上还是传统封建的个人独裁。


    “一党独裁”和“个人独裁”，是有本质区别的。有关“独裁于党”的论述，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国民党的理论家胡汉民都有过非常多的论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山先生在推翻帝制、创立民国期间提出的“军法、约法、宪法”或是“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其实质大体是一致的。这里不必展开。


    特别是1924年初孙中山通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明确了“一党专政”的治国理念。这一理念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正如李剑农早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写道：国民党的改组“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上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1]这正是国民党不同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一大特点。


    昨天开会讨论时，杨奎松教授认为蒋介石有党统观念，而王奇生教授则持相反意见，不认为蒋心目中有所谓的党统。我个人则较认同杨的观点。事实上蒋的党统观念很强，国民党在北伐中能够顺利统一中国，与其他地方实力派不同的，就是在于强调党的概念。蒋氏权力的合法性，即来自对国民党党权的继承。当然，我们不否认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但他独裁的权力，是继承于党权。对比1924年国民党赋予孙中山“总理”一职与1938年蒋介石“总裁”的职权，大体是相当的。否则，就不会有他一生政坛上的3次下野。


    在此期间，尽管蒋介石对国民党的体制和派系政治多有不满，但始终未曾放弃过党统。他自1938年出任国民党“总裁”一职直到去世，其职权与孙中山1924年改组国民党后出任“总理”一职，权力大体是一致的，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他继承了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改组国民党的办法，一度也曾希望通过建立力行社、三民主义青年团，包括败退台湾后通过国民党改选委员会等新的形式来改选国民党，其建党思路与孙中山的思想大体是一脉相承的。除此之外，他个人对孙中山的感情，也是相当真诚的。如同他每次回奉化都要为父母扫墓一样，只要在南京，每逢孙中山的生日或忌日，他都会去中山陵祭奠。


    1932年3月12日，是蒋介石复职的第一个总理忌日，这天一早7时他即“到陵墓谒陵”。他在当天日记中感叹道：“中央委员惟余一人，参谒者仅陵园管理者十余人，总理忌辰零落至此，感叹难胜，今年如此，未知明年如何耶。”由此可见，孙中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他不愧为孙中山的继承者。当然，在“继承性创业”的同时，他会根据时势调整政策，建立了一套有蒋氏特色的“国民革命”之路，其中既有对总理遗志的发扬，也有许多政策性修正。


    杨维真（主旨发言）：谈地缘，很难不触及人际网络，在江浙、两广方面处理已多，因此今天集中谈西南部分。蒋在地缘关系上，以江浙为核心，有三个外扩，两广、西南、台湾。蒋与两广的往来，受限于广东的特殊政治环境，蒋长期以来与广东的领导人不融洽。在刘安祺回忆录中提到，蒋对广东有很深的恩怨。


    两广连同川滇黔湘，在民国时期统称为西南。西南有政治意涵上的西南，也有地理意涵上的西南。蒋与国民党的地缘关系以南方为主，这样一个以南方为基础的政权，在开展过程中势必触及较为敏感地缘政治问题，所以蒋在北伐前，有一个作战计划，以两广为核心，在多久时间以内把势力扩展到西南各省，统合整个西南力量，展开北伐。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几个军之中除了第一军是党军以外，其他都是地方实力派。


    蒋在处理西南的关系上，手腕比较绵密，采用所谓“打进去、拉出来”的方法，是德国训练军人过程当中的原则。如透过中央军校毕业生派至各地任职，而把地方人士拉到中央来做官，以这些人作为中央联系地方的途径。


    国民党早期的政客有些特色，几乎都是其本省政治上的失意者，可以称之为“政坛失意者联盟”，如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都是遭到本省政变后，奔至广东，如此会影响到其与本省的关系，如何化解之前的个人恩怨，重新建立关系，也是国民党内部的问题。


    30年代以后，蒋的用人从自己信任的江浙派扩大到中央军校、中央政治学校与知识界，如后来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是蒋的人才库。抗战爆发后，各省人士来到西南，蒋不得不打破地域的限制。在军事上则有相反的发展，宋希濂认为蒋在抗战以前，对黄埔学生，依照其战功而升迁，尚属公平，但在抗战以后，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三大系统开始出来，蒋在抗战以后有意无意之间在军事上让浙江系统出来。


    蒋喜欢用什么人？除江浙人以外，特别喜欢用湖南人，在侍从秘书的文稿秘书中，如早年邓文仪、萧赞育，他们两个是湖南人军校生，萧赞育后来推荐萧乃华，也是中央政校毕业生，萧乃华以后的人多为政校毕业生，如唐振楚、曹圣芬、楚崧秋，应该跟蒋对曾国藩的崇拜脱离不了关系。


    蒋的地缘关系以南方为主，部属圈、朋友圈多为南方人，与北方关系远，对北方始终无法掌握，刘峙在河南主政已是其最大扩展。虽有些山东、陕西的学生，但多在军事上发挥，在政治统治方面尚未起太大作用。在蒋势力牢固的地方，如江浙，可以完全掌控人事，但在新收复区，势必要与地方妥协。蒋蛮赞成地方回避制度，认为由本省人任本省官，容易与地方勾结，如1933年蒋不愿让卫立煌当安徽省省主席；解决贵州问题时，用吴忠信；广东用余汉谋；四川用张群；云南倒龙政变后，起用卢汉。


    套用黄仁宇的话，蒋善于使用人身领导，用来改善、扩大其与地方的关系，在相当多场合中，蒋在发表公开演讲与接见地方人士时，都会提及地方特色，如到湖南，就会提到其历史光荣事迹，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中央军校、政校也是蒋扩大其地缘的工具，两校都是蒋创的学校，向全国招生，是蒋打进各地的重要基础，扩大蒋的领导圈，但也可能激化地方与中央的冲突。


    此外，军官训练团、党政班的成立，也是其扩大地域势力的手法之一，淡化中央与地方的对峙气氛。如峨眉军官训练团，招收川滇黔的军官，蒋自此与四川军官有直接电报往来，逼得刘湘要反受训。训练团、党政班的设立不只训练人才，更深的意涵是笼络地方。


    吕芳上：尚有很多领域还没开展研究：（1）人才训练。人才训练制度化问题，将地方军人中央化、现代化，如举办训练团，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等等，这也是建立小圈子的方式。（2）蒋想改变其形象，想把其军事领袖的形象改成全国政治领导人的形象。（3）台湾时期的蒋，尚未好好研究。（4）党与北方的发展。国民党在北方的势力始终打不进去，即使有也非常薄弱。国民党到底有谁在北方发展，从革命党到国民党，到底在北方如何发展，遇到什么问题。


    任育德：谈一谈来台后的国民党。按照国民党在台湾所建立的制度运作，县市议长多会进入党政训练班受训，但通常都要先学国语，前新竹县议员刘玉英在她个人的回忆中就很清楚地触及这些状况。因为在语言沟通上即有障碍，如此到底学到多少三民主义的内涵与革命意识，并且内化到自己的政治意识中，其实大有问题。所以可以进一步问的是，台湾人跟蒋介石如何建立联系管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被蒋中正召见面谈，然后指定参选地方公职（高雄市的陈启川可能是一个特例）。这使得地方党工（县市党部主委为主）在当时具有中介地位，党的作用就大。这跟国民党党员结构是以外省籍军、公、教职业为主大有关系。就本人所知，台湾人可以大规模地进入国民党高层，大概要到70年代以后才比较显著，这样的后果就是使得地方党部的地位逐步下滑。


    王奇生：国民党对北方的统治还是失败的。如王子壮在日记中有很多感慨，认为中央对北方人歧视，不重用北方人。此关涉到南北地域意识，以“北伐”的概念来说，当时北方人认为是南方人打北方人。北方的小学老师曾写信给《向导周刊》，可不可以改掉“伐”字。


    李君山：华北政治问题。蒋介石基本问题是北方没有人，又喜欢空降。接管华北，成立了一个政整会，由黄郛主掌，用了黄克敏，但蒋并不信任，蒋只信黄郛一人，黄不干了，也没人可以接替；另一为军分会，由何应钦主持，但何应钦抱怨军分会都是华北老人，难以运作，东北人在华北的势力还是很大。


    汪朝光：中国有强烈的地缘概念。在国家迈向现代化转型之间，地缘概念也逐渐转变。


    如中共起家于南方，但中共的中层干部多来自北方，可能与抗战时期中共在北方根据地的大发展有关。


    刘维开：国民党以南方起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方人代表比例就低，北方人长期都是副职。此外也有心态问题，北方人难以融入南方国民党系统中，因此国民政府对北方多会迁就地方势力（如晋冀察绥）。蒋仍会试图采用北方人，如原地方军系徐永昌、商震、贾景德（阎锡山的人马）、河北张厉生（国民党重要干部）、于右任（在北方相关问题，蒋都要透过他）。蒋事实上一直有注意南北平衡问题。如行宪后的考试院考试委员，司法院大法官都有省籍区分，要用什么人，监察院有同意权，蒋会先咨询于右任的意见。


    但蒋处理北方问题也有些问题，蒋其实不是很愿意与地方势力妥协，找与国民党关系密切但与地方没有关系的人，最明显是在东北用齐世英，其与张学良势如水火；山西，阎锡山的势力在此盘根错节，中央派去的人马不愿向阎妥协，欲制造党在山西的力量，却被阎赶出来。此后山西省党部的几个主任委员，都是阎系统。


    再讲到语言暴力的事情，广东开会都讲广东话。以先父为例。先父在1949年曾经担任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因听不懂广东话，主任委员陈济棠在开会时会说，秘书长听不懂广东话，通通讲官话（国语），其实只有在与秘书长打交道时，才说国语。


    唐启华：长期做北洋派研究，若从北洋角度看蒋介石，蒋介石的北洋渊源，可以看到一些新观点。


    国共关系中，北方与共产党的合作，早期苏联、共产党扶助冯玉祥的程度，不比扶助南方低。


    北伐，是谁在打战？从北方的角度来看，冯玉祥与阎锡山打张学良比蒋介石用力得多，张蒋之间不断在妥协，不一定是南方打北方。


    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问题，南京政府的外交多由北洋外交官接手，政学系多北方人，在南京政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林桶法：蒋介石若是失败的话，与其性格上理想与妥协之间的无法调和有关。蒋的知识圈是有问题的，只拓展了一半，第三势力对蒋不满，他理想有这个区块，但因其性格问题，而无法大加扩展。


    再看地缘关系，他有回避籍制度的理想，不想妥协，最后还是妥协，成为其失败的原因之一。


    陈群元：30年代，日本在华北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甚至逼迫成立所谓《何梅协定》之类的，国民党不能深入北方，外力因素可能也要加以评估与考虑。


    罗敏：蒋的3次下野的直接威胁都来自于南方，特别是西南，而西南对中央施加压力时，都会连接华北。刚才杨老师说蒋对西南地方势力的处理手法较为绵密，想请老师再详细说明一些。


    徐思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近代革命或革命人物多出自广东？一些广东的学者，甚至不是研究近代史的学者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中间或许有边缘与中心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当蒋介石遇到黄埔与浙江的选择时，哪一个会是更重要的考虑因素？


    金以林：从革命党到国民党的地缘关系来看，在革命党时期，华兴会（湖南人）、中兴会（广东人）、光复会（江浙人）三方打来打去；到国民党时，广东成为革命策源地，当时汪精卫与德国记者聊天时德国记者说，不是国民党得了广东，而是广东得了国民党。广东人的地域观念仍然非常强烈，但是在国民党走向全国后，地域意识渐渐淡化，黄埔将领越来越重要。


    杨维真：明清以来，商业口岸开通，江南人越来越出头，革命人都出自南方，可能有这一层渊源。当江浙、黄埔的人才无法兼得时，在私的领域内，如蒋的侍卫大队、侍从秘书，仍偏用浙江人；但在公的方面，黄埔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到台湾后完全接棒。


    西南一直远离政治中心，离心力、封闭性一直都很大。蒋在处理西南时煞费苦心，但在随着剿共、抗战的发展，蒋与西南关系则越来越紧密。蒋提到许多刘湘与龙云的问题。刘湘在1938年病逝，就私情而言，蒋甚感哀，但认为对国家是好事。而龙云的问题，则是在抗战后期，双方紧张关系达到最高峰。蒋最核心的观念，还是认为省主席最好不要让当地人出任。


    王良卿：这一场谢谢两位主讲人的精彩分析，也感谢各位精辟富有启发的讨论，希望我算是圆满达成主持的使命。谢谢各位。  <hr/>


    [1]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局，1931，第531页。

 第六部 回顾与展望

    <h2>蒋介石相关主题的研究回顾与展望（海外）</h2>


    黄克武[1]  一 引言


    蒋中正先生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十分关键的一位人物，因为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他在过世之前，就成为时事报道以及政策与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他在1975年过世之后，更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题材。近年来，随着台湾“国史馆”的档案、《事略稿本》、《日记》等史料的开放，他再度吸引了学者们的目光。除了海峡两岸最近在台北、北京、杭州等地曾举办过多场学术研讨会之外，在国外学术界，例如美国学界近年来至少已有两场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第一场是2008年4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aas年会的一个分组讨论。第二场是2009年8月7日至10日在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举行“重新评价蒋介石：一次国际性对话”（re-assessing chiang：an international dialogue）工作坊。此外在日本学界，东京大学也于2009年11月举办了一场有关蒋介石的学术讨论会。由此可以反映国际学界对此一课题的重视。


    目前海外关于蒋中正的研究依照地域可分为两大部分，欧美与日本。此2区块与台湾及中国大陆，共同构成蒋中正研究最重要的4个学术传统。4者虽分别有观点及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但却也相互影响，甚至得出相近的结论，由此可见历史真相之探求绝非渺不可得。本文藉由考察海外蒋中正研究成果，俾能使国内的研究者掌握当前国际间对于蒋中正相关研究的实况，作为深化此一研究的学术基础。然囿于各种限制，本文目前所探讨的研究成果，以英文与日文的出版品为主，地区则主要限于美国与日本，他种语文与区域之状况只能俟诸来日。


    英美学界目前正逐渐摆脱过去将蒋中正给予负面印象的历史诠释，走向正负交织，或说较为客观的历史叙述，加上近年来相关资料的大量公开，也带来了新一波研究的热潮。英美学界的动向是在细节上做更细腻的探讨，或从事跨地区的比较研究、文化面向、国际视野，尤其突出美国因素的重要性，此外则是跨足战后台湾的发展，如蒋氏在台之施政与后来民主化的关系等。


    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方面跟着世界潮流，另一方面跟着中国研究趋向而发展。他们和中国大陆的学者一样，对前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蒋日记甚感兴趣，不过尚未看到较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其焦点有三：第一，他们着重探讨国民党权力基础何在。第二，着重于战争，尤其关注蒋中正的作战与战略。第三，他们特别重视外交史方面的研究，从外交的角度来研究蒋中正的一生。同时在处理上述的议题时，日本学者特别注意挖掘日本当地的史料，以探讨蒋与日本的关系来解答上述的问题。


    海外的变化与台湾、大陆的研究趋向有密切的关系。台湾在解严之后，蒋中正被拉下神坛，转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大陆方面也逐渐改变以往批判的视角，开始肯定蒋中正的部分成就，这包括了他在北伐与抗战正面战场的成绩等，这些看法都与海外的研究相配合。本文仅能对美日地区研究成果进行初探，未来可继续深入探讨，尤其是关注其他国家如印度、埃及与欧洲的法国、德国等地，这些地区都有许多与蒋有关的外交档案，也形成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值得进一步加以了解，以期将现有的蒋中正的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 早期美国的蒋介石研究


    对于1986年之前的英文有关蒋中正的研究成果，艾恺（guy s.alitto）所著《西方史学论著中的蒋中正》一书已做过详尽的分析。[2]根据艾恺所说，在8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点共识。第一，蒋中正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爱国者，这几乎是西方学界的共同结论。包括费正清（john k.fairbank）、塔区曼（barbara tuchman）、邹傥（tang tsou）、梅斯基尔（john meskill）都接受此一观点，而且即便批判他最深的克拉布（o.edmund clubb）亦同意此点。不过克拉布觉得他为了消灭共党，迁延对抗日本乃为一大错误，因此批判蒋的“安内攘外”政策。


    第二，蒋中正的性格受儒家思想影响，律己甚严，生活节俭，择善固执。汤普森（james c.thomson）的分析指出，除了儒家思想之外，蒋也受到了日本武士道的影响。此外很多学者指出他有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三者结合之下，埃萨克（horold issacs）则认为他有着凶狠无情、血腥镇压反对者的特点。对他带着儒家思想的认定，也联系到蒋中正作为地主及资产阶级保护者的描述。此一观点直到易劳逸（lloyd e.eastman）改采较为修正主义的态度，他认为蒋中正并未具有任何阶级基础，而他也认为蒋并非一般所认定的法西斯主义者。田弘茂也表示蒋中正试图将中国国民党转为法西斯党，却未能成功。不过因有上述的争论，这样的看法影响了《剑桥中国史》的论述，该书即认为蒋中正融合了儒家与法西斯主义。


    在蒋中正受儒家影响的讨论上，易劳逸认为蒋的儒教是“过去的俘虏”，而毛泽东则是要摆脱过去，不断革命。因此便产生了一种认为蒋中正被儒家思想腐蚀的观点，莱特（mary c.wright）与毕仰高（lucien bianco）都持此一看法。易社强（john israel）甚至以为这样的落后、保守的儒家思维完全不能吸引年轻人，因而也成为日后蒋失败的一个原因。梅斯基尔、田弘茂、克拉布等都同意此一特点是蒋中正的缺陷。


    其次，英文学界对蒋的评价亦有一些争议点。这部分集中在讨论为何蒋中正“失去中国”这一核心问题。许多人论述的焦点是：为何毛泽东成功而蒋介石失败？其中多半归结于蒋的“限制”，因而产生异于毛泽东的结果。易社强认为他缺乏对群众运动的信心；陈福霖（f.gilbert chan）批判他没有弹性；毕仰高等学者也认定他的军事专业方面的背景有其限制，使其行事僵化。但艾恺却认为，蒋中正虽因其军事背景而带来视野的限制，不过或许也因为他的军事背景，才能完成一些非军事将领所无法完成的事情，诸如平定纷争与叛乱而统一全国。卡文迪斯（patrick cavendish）、易劳逸、克拉布与费正清都确认他是一个不能或缺的人物，尤其在1927年之后，当局面需要他时，他便出来平衡各派。西安事变更使他的地位巩固，这点也为费正清、梅斯基尔、易劳逸、薛光前等学者所同意。各家学者也都肯定1927年至1937年间他为增强以南京为首的中央政府权力的努力。毕仰高则直言蒋中正在此段时间想达成两个目标：一是创立自己的威权，二是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过，就所讨论的国家统一问题来说，有学者指出蒋中正或许未曾完全地统治过中国大陆，他所达成的只有表面的统一。这部分是因为蒋的北伐是与地方军事利益和保守社会团体妥协的结果。


    至于蒋中正为何无法建立起一个强大中央政府，部分学者则认为其关键在于军事力量的不足与派系斗争问题。费慰凯（albert feurwerker）与吉丁斯（john gittings）都支持这样的观点，也认为军阀持续阻碍国家的统一，但蒋却苦无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镇压他们，甚至在抗战时期还依赖地方军阀。史景迁（jonathon spence）在《改变中国》（<i>to change china</i>）一书中，甚至表示蒋中正只不过是联军统帅。在派系问题方面，他力图在各派间维持均势的平衡，追求集权中央，却又无法控制地方。


    总结关于蒋中正为何失去中国大陆的课题。艾恺归纳出4个西方学界所下的论断，乃是因为他未能做到以下几点：（1）群众组织与运动必须跟随在军事成功之后进行；（2）建立持久的政治机构；（3）实现农村改革或土地分配；（4）弥平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间的鸿沟。上述的失败，多是相对于毛泽东的成功而作的对比，对蒋来说或许并不尽公平。这样的讨论仅是套用毛泽东成功的元素，来批判蒋中正的缺失，进而确立毛泽东成功乃是不可避免。在讨论“为何失去大陆”的主题时，易劳逸与众多作者都将焦点置于农村以及群众运动组织上，仅有杜勉（jurgen domes）例外，但也因此使他受到了忽略土地问题重要性的批评。薛立敦在《分裂的中国》（<i>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 of era in chinese history</i>）一书中便认为中国乃是分裂的两个世界，旧的传统的无法跟上新的潮流，以建立新中国。60年代至70年代许多美国学者努力于诠释毛泽东主义的不可避免性，薛立敦也认为，毛泽东将中国推过了整合的门槛，但蒋中正没有这样的成就。杨格（ernest young）则强调阶段论，他认为1911年是集权解体，1920年是民族革命，1930年起是共产党运动。柯文（paul cohen）着重地理上的因素，他认为中国是海岸与内陆不断的交互作用，这类似于西方对东方冲击的思考模式，内陆不断吸收沿岸带来的撞击，形成现代化的历程。阿瑟（arthur young）则认为，日本的侵略阻断了蒋中正将中国带往现代化国家的可能，因而影响现代化的发展，而高岗哲男（kataoka tetsuo）与范力沛（lyman p.van slyke）更认为对日战争直接促成了中共的胜利。易劳逸则在《毁灭的种子》（<i>seeds of the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i>）一书中，直接指称蒋中正必然失败。邹傥站在美国的角色上认为美国应该决定性地介入或撤出中国，而美国期待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实际上不可能办到，因为蒋追求的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总之，早期的研究多着重于解释蒋中正的失败，并以此映照毛泽东的成功。  三 日本蒋中正研究之概况


    日本的蒋中正研究起源甚早，早在1927年即有《支那革命的统师蒋介石》一书出版，虽然篇幅不长，不过却也显示出于当时中日之间紧张关系的局势下，蒋中正在北伐中逐渐崛起的态势。蒋的崛起及其与日本特殊的关系，使得当时日本的蒋中正研究不仅出现甚早，其研究的数量甚至超过中国。再者，日本研究的角度也触及蒋的亲友或是敌人。战前日本的蒋中正研究种类相当的多，从属于传记文学的小说、供政治参考的政策研究，到直接翻译蒋中正的著作等，洋洋大观。


    战后虽日本民间对蒋中正的观感不错，然战后日本学界受到左派影响，基本上不重视蒋中正的研究，对蒋的评价几乎都是否定的。相对于蒋的研究，孙文跟宋教仁在日本居留期间的研究相当多，这当然是因为探讨孙文或是跟孙文相关的人，较不涉及左右派的问题。


    50年代，随着中国新局势的展开，在日本自石川忠雄开始，培育出了山田辰雄等一批研究现代中国、国民党及蒋中正的年轻学者。这批学者以庆应大学为中心，成为至今研究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基地。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上意识形态的对立逐渐消退，日本外务省也开始开放其档案。日本国内的学术界在野泽丰和山田辰雄两位教授的倡导之下，80年代民国史的研究开始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其中尤其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研究特别兴盛。不过当时开放的档案并不完全，同时在台湾的《大溪档案》也没有开放，因此有关蒋中正的研究仍显不足。此时期的蒋中正研究尚有另一特色，就是不再出现宣传性书籍，所出版之书以历史分析为主。


    90年代之后，对于中国的研究，日本学者提倡走出“革命史观”，因此研究地域史及社会史成为主流。同时，在台湾有愈来愈多的档案公开，也有许多报纸及杂志重印。在这种情况之下，90年代初期虽然仅有伊藤信之、邵建国等人的研究成果，不过到了90年代后期，关于蒋中正的研究开始增加，尤其是关于南京政府的研究，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比较研究中，蒋中正所扮演的角色，受到人们的重视。此外，1994年黄仁宇的大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中正日记》出版，此书在日本翻译出版后，由于没有引注蒋中正日记的出处，而招致学术上的批评，然而却也引发了日本学界重新思考以蒋日记来进行研究的开始。  四 2000年之后美日蒋中正研究之发展


    2000年后美国与日本对于蒋中正的研究，进入另一新阶段，或提出新的理解，或修正过去研究的错误。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在2000年之后仍持续关注以往研究的一些议题，如中日战争期间蒋中正主政之下的国民政府，以及蒋为何失去中国大陆等问题。在相关研究中包含：蒋对边疆、同盟上的策略表现，蒋汪关系，史迪威事件，魏德迈与蒋的关系等，仍受学者关注。虽对整体历史诠释未有翻转式的变化，却能有许多细节上的修正。比较特别的是，以往在中日战争期间所关注的议题多集中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英关系、中法关系、中俄关系等相关大国间的互动，近年来开始关切国民政府与其他小国或区域之间的关系。在2000年之后便有中泰关系、中印关系与中国内部西藏问题的论文，开启另一种较新的视野。就后者来说，虽都是讨论军事上接收的策略问题，但却也点出对日战争的骤然结束，使蜷居西南的国民政府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进行战后接收工作，并特别阐述了中国东北接收的情形，将国民政府的崩溃，拉出一个异于以往几乎一面倒指责蒋介石忽略土地改革、农民及经济问题的另一个面向，并将战争失败的远因连接到接收东北的问题上。


    随着众多新史料的出现，西方出现更多有关蒋中正的研究，然而如何从这些年来如《蒋中正日记》等新公布第一手史料的爬梳与检视过程中，提出新的诠释角度，譬如是否可以从“机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opportunistic nationalist）等观点，来重新解读蒋中正一生，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如胡佛研究所的林孝庭2010年出版有关民国时期边疆问题研究的新著（<i>moder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a journey to the west</i>），即持此一观点。


    在日本的蒋中正研究方面，2007年所成立的蒋介石研究会（以庆应大学中国研究的核心系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后日本学者开始有一股比较凝聚性的力量。[3]尤其是前述50年代蒋介石的研究成果当中曾提及的山田辰雄教授是师承石川忠雄的一位核心人物。[4]从他开始，日本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所关注的焦点是国民党权力的基盘，或者国共之间的斗争；至于年轻的一辈则以山田辰雄的学生家近亮子、段瑞聪等人为研究蒋中正的代表学者。整体而言，日本学者的研究以资料见长，且长于挖掘与日本相关的研究课题，研究上主要是学者们利用蒋在日本时期的资料，撰写与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相关的论文。


    这一个现象可以称为“在地化”的研究取向。例如东京大学的川岛真教授便利用蒋中正在新潟高田炮兵联队实习一年的数据，并利用当时的报纸报道，书写年轻时代蒋在日本的生活。日本敬爱大学教授家近亮子则也注意到日本地方报纸对蒋中正的报道，并重新到外交史料馆寻找数据，希望藉此能找到一些二战末期日本方面希望跟蒋结束敌对状态的文件，并讨论双方的互动。最近川岛与家近也到了斯坦福大学阅读《蒋中正日记》，参考了1927年时的日记，将蒋在日本游览与居住的地方以及所穿着的服饰，都做细腻的考订与描写。他们希望能按图索骥，跟随着蒋的日记内容，追踪他在日本的路程，并期望能找到相关的资料以为呼应。家近表示虽然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资料比较多，不过既然是日本蒋中正研究群的一员，因此也希望能挖掘与贡献一些日本方面独有的材料，以贡献学界。日本方面近年来较多学者对蒋中正研究开始感到兴趣，部分是因为蒋日记的开放所致，他们希望藉此能从中找到一些新的线索。除了在东京的学者之外，在京都地区如华裔日籍的伊源泽周与其学生西村成雄均投入蒋中正的研究。目前蒋中正研究会的成员的研究现况是，用一些日本独有的资料作研究，但是这样只能做一些有限定的小题目。因此日本蒋中正研究会的成员仍是以去美国看日记为趋向。不过，研究会成员之一的家近亮子表示，蒋日记只是佐料，能让整篇文章变得更为细致，但是并不能取代原有的基础，因此周围的基础研究跟素材，诸如《事略稿本》、《困勉记》等其实仍然非常重要。


    日本的蒋中正研究会除了有培育研究生的计划之外，也有与国外机构或研究会合作与交流的计划。例如他们与北大、社科院近代史所、浙江大学蒋中正研究中心、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等都将有联络或是合作，而山田、家近、川岛都是浙江大学蒋中正研究中心的通讯研究成员，也密切参与中研院近代史所蒋中正研究群的学术活动。[5]  五 近年来美国蒋中正研究的重要成果


    近年来美国方面有关蒋中正的研究成果可分成三部分讨论，期刊论文、博士论文及专著，分别简介如下。  <h4>（一）期刊论文</h4>


    期刊论文讨论的主题较为分散，只能概括为几大项来做介绍。首先是宗教与文化部分。在宗教方面，哈佛大学的大瑞龙（darui long）教授的研究，提及蒋介石受到母亲影响而亲近佛教，并谈及太虚（taixu）大师受到蒋的资助进行全球巡回一事。[6]在这方面康豹在2009年近代史所“蒋中正的权力网络及其政治运作”研讨会的论文《民国宗教团体与政治势力的结盟：以王一亭与蒋中正的交往活动为例》亦曾更深入地讨论蒋与佛教之间的关系。[7]


    蒋的姻亲宋子文家族也成为讨论的焦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黄宗智的研究，探讨的是中国近代领导阶层中所展现出来的特色，主角是有能力运用两种以上语言的人，或许也就是受到两种以上文化熏陶的人，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便是一例，此外他也谈及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他在文中挑选宋家为例，兼谈孙中山、孔祥熙与蒋介石等，受到西方教育者在中国位居高位并影响局势。[8]关于军阀与政治的领域，金伯利·马坦（kimberly marten）从跨国比较的角度讨论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为何人民讨厌军阀。他举出中世纪欧洲、民初中国、当前的索马利亚与阿富汗等4个例子，其中民初中国的范例，即是蒋介石率军北伐。[9]


    对日战争时期蒋中正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是综合华人世界研究成果而成的。例如抗战时中日外交与内政部分，有关于“蒋汪合作”，即是一研究热点。基本上学者支持1932年至1935年间，蒋汪合作模式为蒋顺从汪主导对日谈判及实施对日妥协的外交方针，不过蒋汪对世界局势的信心有所不同。汪精卫认为国际是冷漠的，蒋中正却相信国际是会同情中国的，但因汪精卫的反共姿态，使他无法接受苏联及中共有可能是潜在的同盟者。但实际上蒋因为身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剿匪”省区有绝对的军事及行政权力，但汪精卫却无法对军事、财政等方面有任何影响，仅是拥有行政院长的虚名，处理着琐碎的政务。1935年时在重要事务方面，汪精卫甚至要前往南昌与蒋商议。但因汪精卫是行政院长，因此他也招惹较多非议与政治责任。在上海及华北的一连串停战协议中，汪精卫也扮演了不亚于蒋中正的角色。当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与共党合作，使得汪精卫认为蒋的态度已变，对日政策也因而更变，两人的合作终告结束。[10]许光秋讨论空军以及空中运输补给之外，也分析了史迪威事件，[11]本文提供了许多讨论日本战略、美国战略与中国思考的面向，也特别为史迪威与蒋介石解套，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彼此之间相互了解不够所致。史迪威因为不清楚中国官场的习性，使得美国为中国发展空军的美意，增添了相互夺取控制权的插曲，造成当时中美两方不可能避免的冲突。


    抗战时的国际关系，也有不少的研究。早稻田大学教授村岛英治在讨论二战期间泰国立场的论文里，谈到了1942年泰国劝蒋不要与日本为敌，而应团结亚洲于日本之下，共同打击欧美帝国主义的过程。不过该文大部分的篇幅在讨论泰军行动，尤其是泰军推进至缅甸的军事行动与其和日本的合作关系。[12]古伊多·萨马拉尼（guido samarani）所写的一文，谈及日本在30至40年代对东亚的战争行为，使得中国必须起而抵抗，尤其在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后，因为东部海面俱被占领，因此必须仰赖印度提供补给。国民政府于是致力与印度发展良好关系，蒋中正与戴季陶都曾经访问印度，并与甘地、尼赫鲁等见面，讨论国际局势，并力劝印度战时放缓其独立诉求，先帮助英国等同盟国家反抗轴心国的侵略。[13]林孝庭发表的文章谈及中国在成为世界四强之后，蒋力图将其影响力进入到西藏的历程。该文认为蒋中正对西藏的策略其实相当务实。此说修正了以往学界认定蒋退守西南之后，便将国民政府实力延伸进入西藏的看法。[14]王成勉利用刚开放的蒋中正日记以及魏德迈的数据而写成，作者从中找寻为何史迪威失败，但魏德迈却能在华成功地维系中美关系及中美同盟作战，以及协助蒋中正调解国共冲突的原因。[15]

 讨论

    黄克武：目前关于蒋介石的研究能分为四大块，分别是欧美、日本、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本场次主要谈及的是海外的部分，亦即是欧美与日本的蒋介石研究。四个区块虽分别有其传统与立场，但却也相互影响，有些观点及意识形态不同，但却有交错出来的火花，甚至有相近的结论，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第二点我想指出的是，这几个史学传统的突破通常遭遇新史料出土或是意识形态的改变，而史料（文本）的出现更为关键，近来因为《事略稿本》及《蒋介石日记》的出现，兴起一股热潮，使史料与史学相互推动，促成新的动力。第三点必须提出的是，如果我们以上述观点来看，目前史学走入全球化时代，大量大陆研究者前往胡佛观看《蒋介石日记》，不同传统间的对话变成是必需的，二手研究的回顾必须以全球为视野，关注不同语言的研究成绩，因此如果我们要在研究上有所突破的话，就必须站在这四个传统之上才行，才有机会作出新的研究。第四点，如果由提升蒋介石研究的观点来看就是一个大课题。我曾与柏克莱大学的叶文心教授谈到蒋介石，她认为蒋介石研究为欧美史学研究边缘中的边缘，因此我们如何将他放在全球的潮流中，或是将他自后冷战视野中跳脱，摆回冷战架构中观察，便是相当重要的课题，因此蒋介石应该不仅仅是两岸对峙的格局，而应该是世界史的格局。


    从上述四点来看，过去对蒋介石研究与评估性观念纠缠一起，多半带有评价。台湾与大陆为两极，蒋在台湾是民族英雄、世界伟人，在大陆则是封建残余。日本也有类似的两极，《蒋总统秘录》便为右派（正面）的产品，但相对地也有左派的批判。美国方面也有类似的现象，艾恺（guy s.alitto）的《西方史学论著中的蒋介石》便曾对此作过回顾。蒋介石初期的形象与亨利鲁斯相当有关，在型塑蒋介石的历程里，亨利鲁斯将他刻画为相当正面的角色，是亲美、基督教徒，且将中国带往现代化的人物；而史诺等亲共者，便将其形象作分裂的处理，建构出蒋介石的负面形象。但近年来，随着研究钟摆的摆荡，台湾与大陆开始从极端逐渐向中间靠拢，在台湾从戒严到解严之后，蒋中正被拉下神坛，其塑像也被不同团体所抛弃，在师大校园里，甚至以戏谑、玩笑式的方法对待其塑像；大陆方面也逐渐开始肯定蒋介石的部分成果，这包括了肯定蒋的北伐与抗战正面战场的成绩等等。


    美国的部分，因为美国在东亚的中国失败，因此在争论谁失去中国的问题上，便将错误推往蒋介石身上，所以其形象相当负面。我们能从上述三个面向看到钟摆的摇动，乔纳森·范比（jonathan fenby）的新书中仍是旧的思维，他批判蒋介石是一个无能的领导者，代表着不具整合的意识形态，以负面观之。陶涵（jay taylor）的书则有新的变化。陶涵曾在两岸从事外交工作，因此他对两岸的观点能有深入的认识，他也见过蒋介石，惊讶于蒋介石的手相当软弱。更重要的是，在后冷战时代里，美国开始脱离为何失去远东的议题，脱除易劳逸（lloyd e.eastman）批判的角度，走出冷战格局。陶涵的书中突破了以往处理问题仅及1949年的弊病，多谈了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也突破了负面形态的评价，尤其备受赞赏的是他谈到史迪威事件，批判史迪威在军事上的出兵失败，相对地认可蒋介石的战略规划。他认为史迪威较蒋介石更会操弄美国媒体，因此史迪威掌握了论述，形成了偏见，丑化了蒋介石，也形成了美国所流行的论述。他肯定蒋介石在北伐、抗战的功劳，并且推崇他建国10年的作为，他不认为蒋介石是法西斯主义者，因为他没有种族优越感，不扩张领土也不强调个人崇拜，反对殖民主义，甚至有点社会主义色彩，认为他是和平的爱好者。但他也提到一些蒋负面的部分，像是他跟黑社会之间的关系、纵容腐败、黄河决堤、特务政治、越级领导、放纵家族、内战失败及白色恐怖等，他试着将正负面形象交织一起，算是相当具有冲击性的作品。他全书的最大优点是用了《蒋介石日记》，多达几百个脚注都来自日记，不过因为他的中文并不好，很多地方都是透过研究生帮忙才能处理的，但令人好奇的是他如何处理日记这份数据，这跟我们观看日记有何不同。


    安妮·尼尔森（annie neison）（哥大政治系）的书评中提到，陶涵所想谈的形象与蒋介石想在日记中呈现的样子是相同的。我自己觉得，蒋介石的自我批判相当强烈，因此我们经常使用史料时会引入《蒋介石日记》中他自己的用法。伍百义的研究认为，中国书写中有自讼的特点，批判自己的道德缺失，这是宋明理学的传统之一，甚至与他人交换日记彼此观看。因此，中国书写中的自讼传统与西方心理传记的写法不同，书写是外在检验者，是外在的法官，强调耻（shame）感，西方的日记则是原罪（sin）的感觉较多。尼尔森认为他是传统宋明理学加上基督教传统结合而成的，而陶涵在书写上直接引用了蒋介石自我批判的文句，这点常为他人批评。


    由此，我们或许也能理解，蒋介石为何读了50年的《荒漠甘泉》，这本书给他的最大启示是一个人面对逆境应该坚忍不拔。在陶涵的书中，蒋介石成为一个僵化、固执、严肃、无趣的人，这不管是内在或是外在皆然，如果我们回归到日记本身，或许我们能讨论一下日记中呈现的蒋介石与现实中的样子有多大差距，蒋介石不若他自己说的那么坏，或许也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好。汉娜·帕库拉（hannah pak）所撰的《最后的皇后：蒋宋美龄与现代中国的诞生》（<i>thest empress：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i>）一书的出现，也算是钟摆的代表之一，虽说作者不会中文，不过用了许多美国人所留下的私人记录，包括记者、传教士或是留学生的。他的写作策略是相当具有可读性，算是通俗传记作品，甚至提到蒋宋美龄在美国曾有一夜情。作者对于东方有相当多的刻板印象，对宋美龄也是，用大量引文描述她的外形，诸如身材。这些书其实缺乏历史架构，只能是增补一些细节跟考察。日本的部分大概是介绍了一下日本的研究团队，我们访问了川岛真与家近亮子，目前有些纷乱，整合性或许还需加强。


    吕芳上：我在成功岭受训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但他并不高。我去年在加拿大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参加重新评价蒋介石会议（re-assessing chiang：an international dialogue），他们目前采用多角度研究蒋介石的方式，其中一个女士以照片为材料认识蒋介石，这相当有意思，也比较能吸引读者。她举了一个例子，1948年蒋介石就职总统时，李宗仁着戎装出席，几乎使其成为副官，所以让李宗仁感到被羞辱。另一篇则提到蒋介石的幽默，谈的不是蒋介石的幽默感，而是他被作为幽默的对象。再有一篇提到他的雪耻观念及其如何激励自己实现新的目标，这样倒是相当有趣的视角，完全将他作为一个人来研究，能作为我们未来的方向。


    吴淑凤：我们盼望能多引介一些海外的成果，或许搭配了我们的资料就成了新的成果或为新的方向。我们研究时，或许能进行情报的交流。另外，书评也相当重要，希望各位能多多撰写书评投稿《“国史馆”馆刊》。


    刘维开：从照片、日记与资料都能呈现不同的蒋介石，目前“国史馆”大概是藏有蒋介石照片最多的地方，照片或许是一个能开发的方向，目前能公开的大概有1000余张，《蒋中正总统档案》里也有许多照片，另一批是不公开的底片，我们尤其应该处理的是这一批。之所以没冲洗，是因为不符合其形象所以没被冲洗的ng（no good）照，从这才能看到他“私”的一面。因此不雅镜头、没有假牙等照片其实不能冲洗，以前照相是连拍的，再从一堆影片中挑选合适的，呈现其官式模样，期待“国史馆”从此入手，公开此批资料。


    唐启华：日本方面也开始利用一些日本当地的数据，企图建构出蒋介石的形象，我参加日本山田辰雄的会，他曾经提到研究蒋介石或许是中日和解的关键。或许，这与两岸要共同研究蒋介石，想达成两岸和解的目的是相同的。


    汪朝光：陶涵的书大概算是修正史学的开端，他们的研究确实有启示意义，分析方法便是其中之一，不过他们也有弱点，中文毕竟不是他们的母语，无法体会其微妙。我们对于蒋介石的语言，或许也能加以讨论，像是他对学生的训话真是乏味，不若毛泽东谈话那般生动，吸引听众。这点是由母语为中文的研究者来处理，或许较佳。


    王奇生：《蒋介石日记》中确实有相当多自我批判，但蒋介石对其诗文、演说却相当自信，自认为是革命领袖，自我感觉良好。


    刘维开：我去年参加了川岛真在日本的会，我们大概能看到日本对蒋介石研究的趋势，像是蒋介石的日本渊源或是说蒋介石与日本的关联、蒋介石对日本的观感与日本因素，川岛真便提到高田时期的经验对蒋介石日后相当有影响，因此他会注重军纪跟卫生，甚至是刷马习惯都留下了影响。日本对《敌乎？友乎？》一文相当感兴趣，为何这一篇要由蒋介石口述、陈布雷笔记、徐道邻发表，进而分析相当细微的片段。他们也开始要谈一些研究在地化的部分。


    陈群元：日本方面对《敌乎？友乎？》的兴趣，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认为日方当时若能注意到这一篇文章的话，中日关系的发展或许会有不同的样貌，甚至可能避免一战。可惜的是，《敌乎？友乎？》在当时并未受到日方的重视。有吉明驻华公使虽然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但他的报告并没有被日方高层当一回事。当时中日关系自1935年1月开始，出现了有些戏剧性的“亲善”气氛，日方未能重视这篇文章，可说是白白地错失了一个可能真正拉近中日关系的机会。事实上，蒋介石曾透过外交系统调查日本方面的反应，但一直都没有得到日本重视此文的消息。


    李君山：当时驻日公使蒋作宾发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认为日本重事实不重理论，《敌乎？友乎？》一文并没有任何涟漪，因为根本没人知道谁是徐道邻，连驻日公使对此都不清楚。汪兆铭本与蒋介石言明要发表亲善论，汪先行，但蒋未跟。


    陈群元：或许当时蒋介石有考虑到对内因素，希望能维护他抗日的外在形象，因此才低调借用徐道邻之名发表。


    刘维开：不过能选择的人选相当多，选徐道邻则是相当奇怪的，若以陈布雷署名，则意义将完全不同。

 蒋介石相关主题的研究回顾与展望(大陆)

    杨奎松[1]一


    改革开放前，大陆基本不存在对蒋介石的学术性研究。中共建国前后用以批判宣传之用的小册子数量不少，如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方克的《蒋介石卖国真相》、新华书局的《蒋介石言行对照录》、恽逸群的《蒋党真相》、荣孟源的《国贼蒋介石》、光未然的《蒋介石绞杀文化》、刘松涛的《蒋介石祸国史话》、解文的《祸国殃民的蒋介石》等，有些披露了一些历史情况，但多数都没有太多学术价值。其他像唐人著《金陵春梦》，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宋乔的《侍卫官杂记》等回忆录，虽读者众多，亦不无参考价值，但记述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却存在颇多令人质疑之处。


    在改革开放前，有关蒋介石研究问题上唯一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外交部长陈毅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曾下达过写一本《蒋介石传》的任务，近代史研究所领命后特请当时在中国民众大学工作的何干之教授主持写作该书，并为其配备了几位助手，安排了专门的工作室等。何的几位助手曾广泛搜集资料，调查访问，编写过资料长编等。


    在此一指示的推展下，中华书局李侃等人也着手编辑了一套《蒋介石言论集》。何干之的工作后来由于可以想到的原因未能进行下去，《蒋介石言论集》的编辑工作也没有能够继续下去。不过，因为言论集的编辑早期阶段大体上告一段落，因此还是得以在内部少量印行过，它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宝贵的资料来源。


    该言论集的最大特色，是其中相当一部分资料，特别是涉及1927年以前蒋介石的思想言论，因为是编者从早年报刊或当年印量较少的各种印刷品中辑录下来的，因此与1927年以后经过国民党有关机构整理出版的，以及国民党到台湾后编辑出版的各种版本的蒋介石思想言论集相比，更具历史真实性。因为，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目，在1927年以后的各种出版物中已踪迹全无。不少篇目中的文字内容，也因后来辑录发表时遭删节修改，而难以读到。故此一言论集对于了解和研究蒋介石思想变化的过程，特别是了解研究1927年以前蒋介石思想言论的真实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改革开放后对蒋介石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在1985年以前，有关蒋介石的学术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唯一在1980年出版的荣孟源的专著，即《蒋家王朝》，基本上还是其《国贼蒋介石》的翻版，无论立意、观点，还是对史实的选材，都继承了“文革”前的政治批判态度，看不出学术研究的意味。


    大陆学界对蒋介石国民党研究的重视，实际上得益于当局对台政策的改变。1982年7月24日，在邓小平的推展下，廖承志受命致函蒋经国，公开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提议。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也公开倡议国共两党应就第三次合作进行“平等会谈”。此后对蒋介石国民党宣传和研究的尺度也开始放宽。


    1985年，借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正面宣传国民党的抗战历史。中国军事博物馆因此首次透过布展介绍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情况。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纪念1938年国民党军队进行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的文章。


    与此同时，正面描写国民党军队台儿庄战役的剧情片《血战台儿庄》的拍摄工作得到批准，并在1987年借纪念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之际正式公映。该片对国民党将士及蒋介石等领导人多做了较正面的描写，因而成为大陆开放对蒋介石国民党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信号。


    在此前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配合这一情势，向学人和各界开放了有关蒋介石及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包括出版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档案选编。浙江及奉化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出版的有关蒋介石史料的专集、前国民党七十九军军长方靖撰写的《六见蒋介石》，乃至于在海外有很大影响的由日本产经新闻社古屋奎二撰写、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配合的《蒋介石秘录》中译本，都相继出版，从而为大陆学人拓展蒋介石研究的资料来源，创造了不少条件。


    从1986年开始，大陆陆续有较多的学人开始尝试着用学术的眼光来研究蒋介石了。杨树标的《蒋介石传》，宋平的《蒋介石生平》，以及严如平、郑则民的《蒋介石传稿》，都是80年代下半期大陆研究蒋介石生平的最主要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比较而言，杨天石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档案，于1988年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的学术论文《“中山舰事件”之谜》，可以说代表了这一时期大陆学人研究蒋介石生平事件的最高水平。 三


    由于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度遭遇到较大的冲击，在1989年之后，社会上否定国民党抗战作用的声音再度升高起来了。在这样一种严峻的氛围下，只有胡绳依仗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身份，在1991年利用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借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理由，再度给了蒋介石一个比较正面的综合性评价。他在书中宣称：“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


    但是，这样的评价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一方面，在通常情况下，历史研究学者的研究仅着眼于还原历史事实，而非评判历史功过。另一方面，在当时条件下，多数学者思想上仍旧受到传统的政治评价的影响，因而要么避开对蒋介石国民党做出总体性评价，要么微观肯定，宏观否定，总体评价上比较多的还是在照搬过去的一套说法。


    在90年代初大陆出版的最重要的蒋介石研究资料，是公安部档案馆编注的《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该日记的发表，对研究抗战及内战时期的蒋介石极具价值。结合台湾陆续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各编的数据，以及像《陈洁如回忆录》之类的中译本，有关蒋介石研究的史料仍在逐渐拓展和增加之中。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学者的思想解放。


    这一时期与蒋介石研究有直接关系的最重要的学术讨论，是围绕着抗日战争究竟是由国民党领导，还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展开的。尽管这个问题的讨论，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是因为它会引起讨论，本身反映的就是众多学者对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和作用的事实的坚持，因此仍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官方调和各方观点，认同了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说法。


    由于这段时间各部门对学术自由的掌握尺度有松有紧，学者们在蒋介石和国民党问题的研究上开放的程度也大不相同。有的单位里，研究者的研究，无论选题还是观点，几乎不受时政的影响。但对于某些部门的研究者来，情况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在这些单位里，包括在一些过去长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具体评价问题上，新的分析和说法，可能给学者自己带来麻烦。


    综上可以看出，在整个90年代，有关蒋介石国民党问题的研究一直处在一种波澜不断的状态中。  四


    在1995年到2005年，大陆的蒋介石研究逐渐开始向专题研究深入。特别是涉及蒋介石早期生活、思想，1923年访苏经过，与苏联顾问的关系，1926年中山舰事变前后与共产党关系，发动四一二事变的背景，对“清党”运动的态度及作用，以及蒋在西安事变和皖南事变中的具体态度和作用等等，都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和发掘。而这一切进展，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台湾档案的开放，包括蒋中正档案的开放，以及大陆学者前往台湾查档的日益便利。


    正是由于这种持比较中性和客观的态度，依据第一手史料文献，来研究蒋介石国民党历史的学术氛围逐渐生成，2002年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出版实际上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有关蒋介石国民党的学术研究，在大陆已经比较开放。  五


    大陆对蒋介石研究的进一步开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民党2000年在台湾地区的下台。2004年国民党二度选举再败，之后国民党、亲民党领导人接连访问大陆，国共两党关系迅速接近。而民进党主政期间坚持敌视大陆的政策，甚至大搞“去蒋化”。在这种情况下，又适逢蒋家捐出蒋介石日记手稿，引发海内外学者研究蒋介石生平的一股热潮，结果，杨天石又得以在2008年成功推出更大部头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论文集。综观全书22篇文章，除2篇发表于1987年及1988年，1篇发表于1995年，1篇发表于2000年，1篇发表于2003年外，有4篇文章当时发表于海外，一半以上的文章都是在2007年至2008年才得以在大陆发表的，这清楚地反映出大陆蒋介石研究的政治环境在2006年以后进一步宽松。


    和2003年的情况尤其不同的是，2008年杨新著出版后，还频频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言论，直言蒋介石的历史功过，明言蒋介石历史上至少可以说有“两大功，两大过”，称蒋领导北伐和抗战可以肯定有“大功”；领导两次内战亦可认为有“大过”，唯“立场不同，评价也不同”。


    如今，杨天石对蒋介石历史功过的这种评价，虽然仍会受到少数人的激烈批判，却再难掀起2003年那样的风浪来了。这种情况也同样可以说明，大陆蒋介石研究的政治环境确实更加宽松了。


    只是，也正是因为这种宽松很大程度上与两岸关系，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有极为明显的内在牵连，但政治对学术研究的这种强大牵制作用也从另一个方面提示我们，一旦两岸关系状况稍有变化，蒋介石研究的开放尺度未必不会再度受冲击和限制。  六


    纵观8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的蒋介石研究，虽然参与者人数众多，各种出版物有数百种之多，但可以说，在持续20年左右的时间里，多数研究成果仍旧保持在一种比较低的层次和水平上。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是受到传统政治观念的束缚和政治环境变动不居的影响，多数研究者思想还不够解放，许多研究都还停留在重复性的讨论或论证蒋的某种政策和行为的是非善恶问题上，对于历史事实本身的重建或系统的考据研究的成果数量有限。


    第二，是受到档案开放和到海外查档的局限，不少研究者对蒋介石的研究难以深入，或还只是在外围飘来飘去，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查阅和阅读史料的条件局限有关。


    在这方面，杨天石之所以能够写出《“中山舰事件”之谜》和其他一些有着很强的考据性的论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开放蒋介石等个人档案的一个短暂时段中，他是大陆学者中几乎唯一一个集中查阅过这方面档案的人，这为他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史料基础。


    同样的情况，在80年代中期到2004年前后，大陆学界，尤其是近现代史学界，能够经常前往海外开会、访问并查档者，也还十分有限。这极大地限制了大陆能够依靠档案文献史料对蒋介石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队伍的人数。杨天石在这方面却得天独厚，有其特有的优势，这也是他能持续写作“海外访史录”，并最早出版系列蒋介石研究成果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几年来大陆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政府对高校和研究单位财政投入力度较大，社会赞助也日渐增多，大陆学者开始络绎不绝地前往海外查档和交流，这种条件上的改变无疑会迅速扩大大陆蒋介石研究的学者队伍，它也一定会推动大陆蒋介石研究在今后进一步得到深入和拓展。  七


    当然，学术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自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开放以来，连续几年来，无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和其他国家学者去查阅者人数已相当多，但是，能够迅速拿出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的学者，仍是凤毛麟角。近几年尽管大陆有大批学者前往美国和台湾查档，包括抄录蒋介石日记手稿，但是，最近两三年里大陆发表的有分量、有新意的蒋介石问题的研究论文的数量，却明显地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许多新加入的学者前期的研究准备不足。像杨天石之所以能够在2006年至2008年不足3年的时间里，接连发表10篇以上讨论蒋介石在对日议和问题、对东北问题、对史迪威事件、对孔祥熙等人舞弊案、对延安闪击战问题、在重庆谈判中对毛泽东的策略问题，以及宋美龄与蒋介石关系问题等研究论文，就是因为他长期做蒋介石研究，资料积累和史实研究已有相当基础。金冲及能够依据蒋日记手稿，写出较有分量的《蒋介石是怎样应对三大战略决战的？》一文，也是因为他前面对1945年至1948年国共走向内战的情况有过比较系统的研究，不久前刚刚出版过《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


    面对大量新接触的蒋日记手稿，缺少前期较系统的基础研究的学者，往往很难很快抓住适合的研究题目，撰写出较有新意和有一定分量的研究论文，非再经历相当一段时间的数据积淀和爬梳不可。但是，蒋日记手稿公开，新的论文却难产，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比如，一个原因就是，以往的蒋介石研究者过多地侧重于政治史的研究，较少关注蒋的思想、情感、性格、宗教信仰、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以及蒋的心理活动等较私人的情况。而蒋的日记手稿，绝大部分内容过去早就以年谱、类编、困勉记等形式，包括以蒋的大事长编或事略稿本的形式披露过。因为手稿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增加了涉及蒋个人生活、情感和内心活动方面的内容，或只是便于人们了解已经刊布的蒋日记内容，在文字上有过怎样的修改，因此，过去单纯从事政治史或军事史研究的学者，要想马上将这些样新的内容与他们过去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获得新的发现，就比较困难。


    而这种情况恰恰也说明，在蒋的日记手稿中迄今并没有，或很少有政治史方面新的重大发现。当然，这并不排除结合宋子文档案和台湾蒋中正档案中其他相关档案，发现个别私下的政治运作，就像杨天石从宋档和蒋档中注意到蒋曾派齐焌在战时一直保持着与法西斯德国一些亲华将领的关系一样，但要得出1944年7月20日德国陆军上校施道芬等刺杀希特勒一事与齐焌的工作有关，无论如何还是极为困难的。


    由此可知，要想在过去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上，简单地通过掌握日记手稿的内容来根本改写一些重大的或基本的历史事件，在短时期内显然还很少可能性。  八


    最后，也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大陆政治开放程度发生怎样的改变，大陆学者在蒋介石及国民党史研究中偏向于“成王败寇”的政治化倾向，都是妨碍这一研究深入和整体学术进步的一个巨大障碍。


    所谓“成王败寇”的政治化研究倾向，就是大陆学者在研究蒋介石和国民党问题时通常会陷入的一种思维定式，即很容易站在胜利者的角度，来“探讨”或“品味”蒋介石国民党为何会丢掉大陆并“被淘汰出历史发展的主流”。


    在这方面，绝大多数大陆学者都能够从蒋介石的统治方式、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及其党的组织特点、官僚化程度等方面，得出大同小异的种种结论性意见，并且自信对蒋所代表的政治集团与时代诉求、社会需要，乃至和近代中国历史进步逻辑的背离等问题，做出看似公正的分析。殊不知，这种典型的“成王败寇”的分析理路，与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要求实不相合。


    事实上，一个政权统治的稳固与否，是和许许多多复杂的历史条件，包括特定的历史环境相联系的。一个政治家的成败与长短，也都是有条件的，会受到很多特殊的因素影响与局限的。今日在此事上智而明者，他日却很可能在彼事上愚而昧。人各有长短，此长者，彼短；彼长者，此短。站在胜利者的角度来看待蒋介石国民党当年的失败，往往会只见其短，不见其长。如此来分析史料、评判历史，就很容易以胜者之长，比败者之短，而忽略了对胜败双方所处条件、环境做客观和深入的考察。事实上，对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来说，任何一种条件的缺失或增多，都可能使结果变得两样。


    以大陆传统观点认为的蒋介石国民党败于“独裁”、“腐败”两条为例。只要比较各国，也包括比较新中国的历史即可了解，无论专制还是腐败，都未必会导致政权垮台。恰恰相反，缺少“专制”和“独裁”之力，内部你争我夺，相互推诿，却恰恰可能是蒋介石在整合国民党及其政权各方面资源，对抗中共挑战时所存在的重大缺陷之一。


    与此同时，仅仅着眼于蒋介石一时的政策方针和判断决策失误，也不足以回答和解释台湾学者对导致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胜而衰、衰而败的其他重大历史疑问。如西安事变、日本入侵、苏俄干涉、美国战后对华政策，以及中共利用国共合作所进行的组织渗透等等，它们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失败究竟起到了怎样重大的作用。显然，我们如果只是简单地通过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手法上寻找缺陷来论证其失败之必然，也是很难让我们的研究具有说服力的。  九


    综上所述，大陆对蒋介石的研究还在日益深入和发展的过程中。这种讨论，势必会越来越把蒋介石从一个中国现代政治的标志与符号，还原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事实上，作为近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过渡性代表人物之一，蒋介石自身的特色极其突出。


    第一，和西化色彩强烈的孙中山比，蒋介石身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十分浓郁。第二，和平民化色彩极强的毛泽东比，蒋介石士绅阶层利益维护者的立场十分鲜明。第三，和完全西化的宋美龄结合并信奉基督教，反映出蒋介石对西化具有包容心态。


    近几年来，大陆文学艺术作品已经愈来愈重视和突出人性原则。大陆史学界也越来越多地在引入西方社会史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冲击和瓦解着正统史学所倡导的是非观和正误观。且由于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生把目光投向下层、弱者和种种重大事件对人性与人权的伤害与摧残，因而使大陆史学界的研究趋向正在发生很大的改变。


    可以期待，当这样一种研究趋向影响到蒋介石研究时，把蒋介石从一种政治符号还原成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的研究，也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这自然不是说蒋介石作为近代中国一代政治领袖的历史作用与影响不再重要，而是说，当学者们逐渐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把蒋介石当做一个普通人来加以研究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越来越容易理解和了解蒋介石的时候。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对蒋介石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去政治化而容易还原出蒋介石的历史原貌。也只有当我们从方方面面越来越接近历史中那个真实的蒋介石的时候，我们大陆学者也才能够做到比较客观地了解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历史环境中，蒋介石到底起了一些怎样的历史作用。

 讨论

    杨奎松（主旨发言）：大陆蒋介石研究回顾，大致上变化的线索，一是大陆的蒋介石研究，和台湾及海外的蒋介石研究，最近正在潜移默化当中，这改变的契机是两岸关系的改善。大陆的蒋介石研究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分成三个阶段：80年代，90年代，21世纪。三个阶段虽有起起伏伏的状况，但现在外界已经比较容易看到有关研究蒋介石的书籍或文章。我想检讨的是大陆的蒋介石研究到目前为止意识形态仍然起着作用。我在此提两个问题。


    （一）不同的角度。如果不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话，有时东西会看不清楚的。如唐教授提到的以北洋政府的角度去看当时的历史。另外大陆学者常以共产党胜利者的角度去思考，会有“成王败寇”想法，这与台湾学者的想法会很不一样。今天大家基本的治学态度是一样的，就是尊重学术与客观事实，但起始角度不同就会造成不同结果。如蒋的宗教信仰，大陆学者会有不同见解，习惯会想蒋信教到底是不是真的，不太会注意宗教书籍，不会跟着去念《圣经》等等。我注意到的是蒋的情感方面，如对蒋毛思念母亲的比较，可以知道双方的不同。如蒋对母亲很孝顺，虽常违逆她。蒋曾说“我最遗憾的，没有看见母亲合眼”。毛亦是，母亲死前毛在身边，他不去看母亲最痛苦的样子。


    另一件对照之事，可以看到蒋的优柔寡断或受感情影响的例子。蒋不相信张学良会发动西安事变，事后对张亦很生气，但一直没有用强硬手段。蒋对张一直用父执辈的立场去看待张，认为张是被他身边的人带坏。这与毛的情况很不同，毛似不会去考虑这些关系。设身处地去读蒋日记的话，可以了解对蒋介石的另一个印象，不会认为蒋只有单一形象。


    （二）传统和现代。通过对蒋介石研究的对比，关怀的问题已经不限于历史。这可能和中国大的背景有关系，思想的传承有关系。


    中共为什么会打败国民党？国民党注重地缘与人际的关系，这是受很强的中国传统的影响，讲究亲字，更亲才能更信，这可说从私的角度去思考。中共在这方面相对来讲进步，至少在革命年代不会太强调地域、人际、亲族关系，不太看重而是用能力或站在党的立场去用人，党的话就可以看成公，从这一角度来看共产党用人较具有五湖四海色彩。


    吴淑凤：（一）大陆研究方向：蒋与毛的比较是有趣的研究角度。（二）宗教角度看蒋介石：《荒漠甘泉》，可从蒋的眉批看蒋对宗教的看法。（三）往后的研究需要结合不同国家的资源进行研究。


    汪朝光：我的想法：第一是历史的功能不是在拨乱反正，历史的功能是梳理历史本身，让人多了解历史、人文教育等。第二是大陆有特殊研究环境，如民国高官后人，他们对先人的评价比较在意，往往影响到研究。第三是“文革”前的文史资料说的国民党都是它的坏处，但反映的却是事实。“文革”后的文史资料常说它的好话，有时反而没有反映历史真实。再一个是因国共关系复杂，有些事情还不清楚了解，一些事情不能妄下结论。


    刘维开：吴淑凤编审所提的有关宗教信仰部分：宗教对蒋后半生其实是非常大的作用，1949年至1950年时是其安定的力量。我觉得想了解蒋的宗教思想作探讨的话，从他对《圣经》的理解会比从《荒漠甘泉》着手更重要，因为他在《圣经》上的批注远比《荒漠甘泉》来得多，有些资料在党史会保存。从这些材料中可看出蒋对基督教的看法，但做蒋对基督教的研究，不要说大陆，连在台湾都很难做，因为他的想法有很多与基督徒的信仰有不同。他的信仰可说是“基督信仰”，融合了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儒教思想等。有关宗教对蒋的影响这是很值得开发的领域。


    吕芳上：宗教与蒋的关系很有趣。宗教牵涉人性的问题，像无神论对大陆年轻一代没约束力，如刚来台湾的大陆学生，很快就受洗了，宗教对一些人很有影响力。蒋的基督教信仰的确是混杂其他思想，可以好好研究。


    王奇生：一些感想：（一）尽量提醒自己以中立的立场治史。（二）因知道历史结局，因此难免先入为主，“成王败寇”，做研究时要注意。（三）基督教的问题：大约1927年至1929年蒋介石在日记中常写“人定胜天”，后来就少写了，大概就是受基督教的影响。


    刘维开：问奎松教授一个问题。对于蒋介石通俗化研究的部分，非学术性研究，研究方向上是否会和学术的研究与时俱进？像这一类通俗性著作有一定的市场，学者们对此的态度如何？如何看待这些书的影响力？


    杨奎松：就像想用《三国志》来代替《三国演义》，不可能。要试图去对通俗著作作些影响，但要影响整体的读者，蛮困难。最近学术著作印刷量比较大，加上读者水平提高，因此整体情况是有所改善的。


    杨维真：最近出版两本文学的回忆录：齐邦媛及王鼎钧。这些人都是外省子弟，把生命用文学作品传达出来，因此不仅可以当做史料，更可以当做一种关照历史的一个深刻记录。像我们这些外省第二代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都会有很深刻的感受。历史说要与对象疏离，保持客观，但在情感上我们会有很深刻的感受。因此它销售25万册不是卖假的，外省第一代大概都凋零了，第二代要了解他自己要怎么来的，所以历史是可以和文学结合得非常好。

 蒋介石相关主题的研究回顾与展望(台湾)

    吴淑凤 陈进金[1]


    在1980年代以前，海峡两岸的民国史学者，几乎都受到政治禁忌或意识形态的限制，以及档案数据的不开放等因素影响，因而形成历史研究上的一种局限，尤其是一些敏感的政治议题，更是研究上的禁区。但自1980年代以后，政治束缚逐渐解除、教条框架渐被抛弃，尤其台湾随着政治民主化的脚步，反共、一元化的国民革命史观，不再成为唯一的历史解释，民国史学者具有更宽广的研究空间。


    台湾地区政治解禁后，有关民国史档案资料也随之大量开放，如台北“国史馆”所典藏的《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以下简称《蒋档》），经过学者研究运用，或纠举过往论著的错误，或厘清以往隐晦不明的历史疑案，且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开放《蒋介石日记》后，学者还能进一步探讨蒋中正的内心世界，在在说明新史料正带动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另在《蒋档》数字化后，透过编目目录字段的综合与分析，民国史学者还能突破以前的窠臼，开创新的研究方向与趋势。例如以蒋中正与相关人物往返文电的内容要旨，进而与时局结合的分析与研究；也可开发新的议题，例如蒋中正的国家“观”、蒋中正的民族“观”等；甚至检讨以往的既有定论，例如抗战前蒋中正的“削藩论”等。这说明档案数字化后将使研究议题更为丰富多元，且有助于学者挖掘新的研究课题。  一 前言


    1950年代台湾地区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是从学术机构展开，大都从接收史料、整理资料着手；最早是以清末民初政治史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其中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11种110册最具代表性。[2]此外，台湾当局为倡导国民革命史观，透过历史学科教育以配合其基本“国策”，乃强调贬抑“满清”、北洋政府，与反对共产革命的论述。[3]是以，此一时期民国史的研究虽然蓬勃发展，却很难不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形成学者从事研究的一种局限。


    至1970年代台湾史学研究开始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尤其是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更是深受欧美史学发展的冲击，是以新文化史逐渐成为台湾历史学门研究重要趋势。[4]这些论述包括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主题，其从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生产与消费、真实与虚构三方面，明确定义新文化史与传统智识史及社会史的区别。[5]也因此，台湾地区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研究渐趋式微，台湾学者真正利用档案来从事民国史研究者，变得越来越少了。


    然自80年代起，台湾因时局的变迁，过去的政治束缚逐渐松绑，国民革命（国民党）史观不再成为唯一解释民国政治发展的论点，民国政治人物的评价亦趋于多元；再则，有关民国史的档案文献资料亦相继解禁出现，对民国史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与贡献。因此，目前是运用档案从事蒋中正或民国史研究的最佳时机，一方面少了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的羁绊，一方面又有新档案、新数据可资运用。


    正因文件文献大量开放，促使民国史研究学者能多少参考到台北“国史馆”所庋藏的《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典藏的原始数据，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典藏的《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日记》和哥伦比亚大学所藏的《张学良档案》等。目前除了部分档案因涉及美国国家安全资料，必须等待法律专家界定后才能决定是否开放外，其余资料多已经开放给学术界参阅运用。[6]基于此，民国史的研究值得学者期待与投注更多的心力。


    事实上，随着国民党史观的被扬弃，以及档案数据的大量开放，尤其是《蒋档》数字化后，有关蒋中正及民国史研究新领域、新议题的开发，已是必然走向，此时正是史学界应该“把政治放回到二十世纪中国史”。[7]是以，本文将以台北“国史馆”所庋藏的档案为主，介绍该馆档案典藏内容，以及有关蒋文件编目目录信息运用，并将以个人运用档案数据所获得的部分心得为例，来具体陈述蒋中正资料与民国研究的方向与趋势。期盼透过本文的介绍，能吸引更多民国史的同好来利用“国史馆”典藏的蒋文件等资料从事研究，进而提升蒋中正或民国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二 台湾地区蒋中正研究回顾


    蒋中正（1887～1975），是民国史上的政治强人，他实际统治中国大陆与台湾近半个世纪；蒋中正也是20世纪备受争论的人物之一，赞美者誉之为“伟人、民族救星”，指摘者则斥之为“蒋匪、窃国大盜”。对蒋氏的历史评价不一，褒贬迄今仍无定论，但其对现代中国发展的影响，则不容置疑。是以，过去以蒋中正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不计其数，而有关蒋中正的专著论文更是汗牛充栋。2001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自进教授曾主编一册有关蒋中正的研究资料目录，仅收录近20年（1980～2000）出版的资料目录，全册就高达466页（含索引），足见学界有关蒋中正研究之热烈与重视。[8]在中国大陆，长期把蒋中正视为反动派的首领，中共建国之初的50年代，曾经进行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批蒋运动，“人民的公敌”、“千古的罪人”是早期中国大陆对蒋中正的评价。直到1980年以后才开始有学术机关发出“重新评估一位现代历史人物——蒋介石”呼吁，大陆方面才在80年代末相继出版数种有关蒋中正的传记。[9]虽然中国大陆学者开始重新评估蒋中正的历史地位及其功过，是历史研究的一项进步，但此一时期的论著仍然难脱“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框架，立论较为偏颇；直到90年代后，大陆学者才能比较“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地评论一位历史人物，对蒋中正的评价则渐趋客观。[10]


    至于台湾有关蒋中正的研究，大约可以1980年代为分水岭。在蒋中正尚未过世之前，台湾已经出现了几本蒋中正传记，例如1954年梁中铭的《我们伟大的领袖》、1956年王升的《我们的蒋总统》，以及董显光根据1937年版再增补抗战后蒋中正事迹的《蒋总统传》等。[11]以及蒋中正逝世后所出现的第一本传记，即由黎东方于1976年所撰写的《蒋公介石序传》一书。[12]


    上述书籍受到“反共”、“一元化”的国民革命史观的影响，大都强调他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的贡献，尤其着重于其思想学说与行谊的论述，或是强调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或是讨论其在国际外交的成就，或是建设台湾的贡献，即使到了80年代有关蒋中正的研究论文，其主要观点仍然不出上述的论述。1986年蒋中正百年诞辰时，由“中国历史学会”、“国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召开了一场“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当年应邀出席的海内外学者专家200余人，共提出100篇学术论文，该次会议即分成“蒋中正先生之思想学说与行谊”、“蒋中正先生与国民革命”、“蒋中正先生与中国现代化”、“蒋中正先生与世界”，及“蒋中正先生与复兴基地建设”5组分别讨论。[13]这次研讨会应该是以蒋中正为主题的规模最盛大的一场国际学术讨论会，却也代表台湾学界对蒋中正历史地位一元化评价的结束。


    自80年代后，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多元史观呈现于民国史的研究，蒋中正逐渐由神坛被请回凡间，有关蒋中正的历史评价也趋于多元，此一期间李敖出版了《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等一系列专著。[14]李敖上述专著中对于蒋介石的评价与以往的论著南辕北辙。1995年，李敖与汪荣祖合著出版《蒋介石评传》一书，即详以史料，严以考证，有别于坊间野史式的传记小说，而以求真的精神，重塑蒋氏一生功过及其历史定位，可为学界对蒋氏另一种评价的代表。[15]大约同时，黄仁宇也出版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16]利用多种原始档案文献资料的比较与阐述，给予蒋中正较为正面的肯定，有关蒋中正的研究呈现了百家争鸣的情形。  三 “国史馆”典藏的蒋中正资料


    台湾地区典藏民国史资料的机构，以“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国防部”史政编译室、“国家档案管理局”等单位为主，其中以“国史馆”所庋藏的“总统”、“副总统”档案最为丰富，亦最具重要性。


    “国史馆”对新征集的档案，经初步整理后上架，一经解密即可提供各界人士调阅；其中较具参考价值的档案，该馆优先立案、编目、修补、微缩或影像扫描等信息化方式加以整理，欲到该馆阅读档案者可以利用该馆的检索系统快速地找到所需要的档案史料。


    “国史馆”自2002年起进行档案数字化计划，审选该馆现藏珍贵档案，利用科技分年进行编目建文件、影像扫描，产出数字数据，并利用数字数据不失真、可快速复制及多样化呈现的特性，达到永久典藏的目的；同时将部分数字化档案上载网络，全面开放各界研究应用。[17]是以，学者运用该馆档案数据，将更为便利快捷。在“国史馆”典藏的档案中，与蒋中正研究较为相关者，主要有《国民政府档案》、《阎锡山档案》、《蒋档》和《外交部档案》等。[18]兹简单介绍如下。  <h4>（一）《国民政府档案》</h4>


    “国史馆”典藏的《国民政府档案》，期间自1925年7月至1949年6月止，是总统府自1961年8月至1996年12月，分5批移转之大陆运台旧档案，前4批移转的档案中有关抗战胜利后的档案，因当时内外情势，被视为事涉敏感而遭抽存，直到1996年12月才全部移转到馆典藏。


    该馆典藏《国民政府档案》经数字化后，总计有7086卷，1134746页影像图文件，分为总类、主计、人事、行政、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司法、经济、交通、卫生、新闻、其他等15大类。[19]


    “以党领政”，是训政时期中国的特色，国民政府是中国国民党政策的执行机关，透过该一档案的内容可以进一步验证训政时期“以党领政”的成效。在“国史馆”典藏的《国民政府档案》中，除了国民政府委员会议记录、国务会议记录、国民政府政治总报告、行政院工作报告、院会议事录等资料外，也进一步提供学者探讨相关议题的材料，例如有关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党团关系”、共党（异党）活动情形、各地的学潮工潮，及战后初期的台湾问题等，且上述《国民政府档案》数据还可以来和《蒋档》相互印证。 <h4>（二）《阎锡山档案》</h4>


    《阎锡山档案》（以下简称《阎档》）原称为《阎故资政遗存档案》，系由“国家安全局”于1971年9月移转“国史馆”典藏，经“国史馆”初步整理后于1976年正式提供学术研究之用，唯当时仍有大部分资料属于限阅，直到近90年代才完全对外开放阅览。阎锡山一生经历丰富，身居党政要津，民国成立后长期掌握山西政权，其与蒋中正时分时合，使其评价颇富争议，但其遗留的档案，则搜罗了民国以来重要史事数据，极具参考价值，研究民国史学者应加以重视。《阎档》就其内容可分为要电录存、各方往来电文、日记及其他等4类，共计1254卷。[20]由于该档尚未数字化，特分项介绍如下。


    要电录存：全名为《阎伯川先生要电录存》，包含筹印阎伯川先生要电录存案、阎伯川先生要电录存目录、阎伯川先生要电录存等，时间含括自1912年至1939年止，共计146卷33605件。《阎档》中的要电录存每案之前皆有提纲，略述该案的原委。其内容系阎锡山来台后，就其在大陆与各方政治人物或部属幕僚人员的往来文电，摘择重要部分交由秘书依时间顺序与历史发展脉络，编辑成册。


    1912年至1926年的要目有：袁氏称帝、参战、讨伐复辟、护法战役、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直皖战争与陕鄂诸役、直奉战争、黎氏复职与曹锟贿选、反奉诸役浙孙反奉与吴氏再起、反奉诸役郭氏反奉与冯李冲突役等案。


    1926年至1928年的要目有：北伐党军奠定赣鄂进克浙闽宁沪、北伐清党始末与国府迁宁、北伐吴部解体与奉军入豫、北伐奉张组安国政府、北伐北方党政军之运用、北伐接收京津、北伐华北善后、北伐东北易帜暨胶东靖乱等案。


    1928年至1937年的要目有：北伐后之中央政局、北伐附编遣实录、北伐附三全会议及蒙藏事务、北伐附晋冀察绥党政、处理西北军事冯氏兴戎、处理西北军斡旋和平、处理西北军事冯氏再变、两湖事变、粤桂事变、中东路事件、讨论党国大事军事、宁粤合作、整理晋绥军、晋军抗日、晋军剿共、解决孙军、察省事变、内蒙古自治、棉麦借款及闽省事变、冀察事件及华北伪自治运动、两广事变及中日交涉、绥远抗战、西安事变等案。


    1937年至1939年的要目有：全面抗战开始至平津陷落、全面抗战南口会议暨张垣失陷、全面抗战晋绥暨平忻战役、全面抗战娘子关暨太原战役、全面抗战敌犯晋南战役、全面抗战展开游击战创敌、全面抗战策应鲁南会议反攻、全面抗战敌反攻晋南各役、全面抗战反扫荡战等案。


    各方往来文电：各方往来文电包含各方往来电文原案、各方往来电文录存、冯（玉祥）方往来电文录存、蒋（介石）方往来电文录存、宋哲元部往来电文录存、石友三部往来电文录存、四川各部往来电文录存、杂派往来电文录存等8种，共计1063卷108304件。各方往来文电主要是载录阎锡山与当时各派系、军人或政治人物之间的往来函电；此外，还有由山西省电务处所截录各派系、军人或政治人物间的往来电。


    日记：日记全名为《阎伯川先生日记》，系记载阎锡山自1931年2月17日至1959年3月29日的日记，计有20卷4829件。


    其他：包含杂牌军队人名表、阎伯川先生遗存文件、各方民国26年往来电文登记簿、京本存档各号密册、京本登记簿以及阎锡山密呈总裁稿案等。


    “国史馆”所典藏的《阎档》虽然以阎锡山为主角，但在“要电录存”中1926年至1939年的要目，似乎都与蒋中正相关，也是民国史的重要研究议题。此外，“各方往来文电”为《阎档》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资料，其中杂派往来电文录存，系阎锡山截录当时大小派系军人、政治人物间的往来函电，包括蒋中正、奉系、桂系、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通讯社，以及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和一些小股势力地方军人的往来电文，是了解当时南京中央与地方派系军人间合纵连横的第一手数据。  <h4>（三）《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h4>


    《蒋档》，原称《大溪档案》，系蒋中正统军主政时期的手稿和文件数据。自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蒋中正即与中国政局的发展息息相关，是以此批档案资料一向为研究民国史的学者所重视，其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21]1997年2月26日，“国史馆”正式宣布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即日期逐步开放。


    《蒋档》依其性质分为：筹笔、革命文献、领袖家书、蒋氏宗谱、照片、文书图书、特交文卷、特交档案、特交文电等9类。由于“国史馆”对总统、副总统档案是以“件”为单位进行编目，不似部会、机关档案以卷为单位，因此蒋文件有317136笔，其中照片就有50798笔，档案内容含括政治、外交、军事、财经、文经、社会、交通等各方面，数量极为丰富。[22] <h4>（四）“外交部”档案</h4>


    《外交部档案》是“外交部”自1975年起至2004年止分批移转的大陆运台及在台已失时效档案，档案年代自1893年至1992年。该文件正进行数字化工作，目前已完成8649笔，72万余页影像图文件，涵盖政治、外交与国际事务、军事、财经、文教、交通邮电、舆论与情报、侨务、社会团体与医疗救济、国际共党活动与中共动态、满洲国与汪政权、战犯与汉奸、处理日侨俘、劫物归还、战债赔偿、日本战后改制等主题。[23]


    此外，“国史馆”典藏的《蒋经国总统文物》，分为文件及照片两类，其中文件类《忠勤档案》典藏有蒋中正的函电录底、手令录底、手札录底等，但该全宗尚未开放阅览，暂不简述。


    2009年“国史馆”与台湾大学数字典藏中心合作开发“‘国史馆’数字档案检索系统”（http：//ahara.digital.ntu.edu.tw），2010年11月12日正式启动。该系统透过档案的描述，可在各全宗档案类别下，自动依年代、人名、地区和主题进行数量分析，限缩或扩增检索范围也比过去检索系统更方便、有效，对于研究议题的开发，帮助更大。  四 蒋中正研究举隅


    民国史的研究因新档案的开放，有所增益，如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入关助蒋，在《张学良进关秘录》一书认为1930年8月14日，蒋中正给张学良的“寒电”是蒋中正第一次要求张学良出兵，《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则记载是1930年6月4日；但《蒋档》显露1930年2月19日蒋中正即透过方本仁敦请张学良出兵。[24]又如1930年6月13日东北军的代表胡若愚抵达上海，当时舆论各界都揣测胡此行具有政治目的，可胡若愚对外一律宣称就医。就《蒋文件》显示，胡若愚到上海主要是跟宋子文洽谈倘东北军入关助蒋，南京财政可以支持多少等问题。[25]


    以下仅就笔者参阅该档案的研究所得，举例如下。  <h4>（一）蒋中正与两湖事变（1929）</h4>


    以往有关两湖事变的研究，大都仅能依赖相关人物的回忆录，如《李宗仁回忆录》、《白崇禧访问记录》和黄绍竑《五十回忆》等。[26]研究者因缺乏源文件资料的佐证，仅仅是依照当事人事后的回忆，而无法进一步讨论桂系军人当时的态度；尤其事变之初，桂系军人间互相商议的因应策略或主张，均无从了解。以往学者会从南京的角度，来分析中央有主和与主战之分；[27]但却很少去探讨桂系军人间是否也有主和与主战之分。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一书中曾记载：“三月中旬，李宗仁、李济深方在上海，白崇禧在北平，与武汉两粤各处均互通消息，讨论备战，白崇禧主战最力。”[28]这样的叙述似乎说明白崇禧是桂系主战派的代表，但从《阎锡山档案》中“杂派往来电文录存”的文电，则提供了进一步观察白氏于1929年3月的态度。如1929年3月4日，李宗仁致电白崇禧云：“昨何敬之、葛敬恩嘱张华辅、陈仪转来蒋命提出条件：一、改组两湖政府；二、汉政分会及集团军总部自动呈请提出取消；三、两湖各军均回原防。其意若不能完全遵照办理，宁以武力解决。弟已婉言答复，请容讨论。”[29]翌日（3月5日），白崇禧对于南京蒋中正所提的条件，复电李宗仁表示：“昨奉钧座支申电，对介公所提条件，禧顷与鹤龄、元戌、泽民诸兄商议，签称此次我方政略战略均处于不利地位，不如暂时忍耻接收（受）其条件，然后将北方各师以编遣为名，调回武汉，整理两湖。第一条件则不成为重要问题，概可承认。至于第四改组两湖省政府，应须得我方同意，亦无不可。请迅速表示，以免夜长梦多，否则一旦决裂，我方兵力南北分离，未必能操胜算，未知钧意若何。乞酌裁赐复。”[30]同一天，白崇禧亦致电汉口胡宗铎、夏威等人：“一、介公所提各条件应早委婉磋商，分别承认。二、集团总部提前取消当无问题，军队调回两湖防地亦可遵办；两湖省政府若照现在组织政分会，似不要亦可，请其以明令颁布即遵行，以被动地位取消为妥，惟省政府取消似应力争。三、此次风潮因挑拨者多，恐难避免，我若能万分忍让，预料三代大会必有风波，因马二决不甘居人下也。惟诸公对浦口、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各处，请多派员探听军事行动。”[31]


    足见白崇禧倾向暂时委曲求全，待机再起。陈训正所云：白氏主战最力。至少在事变初起，似与事实不若符合。


    此外，两湖事变期间蒋中正扣押了李济深，曾被视为“最错的一着失棋”。[32]但是，透过《蒋档》中的文电记载，可以进一步来理解蒋中正何以必须扣押李济深的缘由。《事略稿本》1929年3月21日记载：“公昨夜为李济深反动，不胜忧虑辗转不成寐。今晨特召其来寓，责其密通桂军，所为不义。并令其留住京中，暂不返粤，惟允其与吴敬恒同住汤山。”[33]根据上述记载，蒋氏扣押李济深的主要原因是李氏“密通桂军”，而李济深在京期间，确曾透过陈济棠交代粤军指挥职务。[34]基于此，蒋中正对李济深的指控，至少符合部分事实。

 讨论

    王奇生（主持）：延续上一场大陆的蒋介石研究介绍，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台湾的蒋介石研究回顾与展望，那现在我们就请陈进金教授来做精彩的报告。


    陈进金（主旨发言）：谢谢主席，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原先最早的议程，这一场次原本是要请邵铭煌教授来作报告，后来在开筹备会的时候，邵教授就说他要报告爱情，特别是谈四个女人的故事，所以那个主题就被他抢走了，刚好邵教授这几天又有事，所以昨天就是我代他报告，那报告的时候我自己又加油添醋，所以蒋公可能不太高兴，昨天晚上就来找我，一夜难眠，所以我早上要去看医生之前，我本来跟吴淑凤教授讲，反正你很熟，那就你来报告，所以本来我的想法是我代邵铭煌教授报告，吴淑凤教授代我报告，那也不吃亏嘛。还好，早上看完医生之后，精神也比早上好，所以我想就不让吴教授麻烦了，这场还是由我来跟各位作一个简单的报告。哪会有这个报告？就诚如早上黄克武教授讲到，我们去年参加了中正纪念堂的一个计划案，那这个计划主要就是有关台湾蒋中正典藏资料的研析计划案，这个计划案是由吴淑凤教授、刘维开教授，还有我，我们三位来负责。那其实很辛苦，我们的助理今天刚好也在，就是这场的记录善尧，所以待会儿如果我们有不清楚的地方，还可以请善尧补充，因为他花了很多工夫帮我们找了很多的材料。那我们的报告稿子里头，我以为邵铭煌教授会来，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回传了这个报告稿，我当时就设计好，有关党史馆的部分由刘维开教授补充就好，我就不用谈了，这里头有这么多老党史会，包括吕芳上老师，我在这边乱讲就像在班门弄斧，我不太敢讲，怕讲错今天晚上蒋公又来找我，在这么风光明媚的地方连续两天都睡不好，其实也是很难过的。“国史馆”的部分，虽然我以前在“国史馆”待了十几年，但是我也要告诉各位，吴淑凤教授已经待了快20年，这样有没有透漏她的年纪，所以，我原先的报告稿中，是请吴教授帮忙补充，这样来说，虽然原定今天议程上的报告人是我，但是这样好像我都不用报告，他们两个来讲就结束了。


    好吧，言归正传，今天的报告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相关主题的研究和展望，尤其是展望部分。那我们上个星期的读书会，维开教授说难得大陆学者来了几位，维开教授对我们的期末报告还蛮满意的，希望能让大陆学者可以带回去，可是我们跟中正纪念堂是有契约关系的，大概在一年内我们没有办法正式对外公开，今天我虽然有把期末报告带来，可是在一年内我们没有办法全部对外公开，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大陆的同道一起分享，那是因为我们认为在这个中正纪念堂的委托案中，我们有得到一些心得。这些心得我们也在去年“国科会”的计划中，试着去开发，诚如早上吴淑凤教授提到，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新的议题供讨论，可以用现在台湾所典藏的一些史料，加上日记，我们还有很多跟蒋介石有关的议题值得开发。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党史馆，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再请吕老师、维开学长、高纯淑学姊帮我做一个补正。党史馆是1930年5月成立，当时名称是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以之前我们在用的数据，还是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留下来的，一直到1972年才改成党史委员会，当时的位阶很高，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那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就改名党史馆，现在的位阶是比较低，虽然邵铭煌教授没有来，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党史馆现在是人也少，位阶也低，可是事情还蛮多的，每个星期邵教授都要开会，真的是蛮辛苦的。那早期，尤其是《大溪档案》还没有移到“国史馆”之前，跟蒋介石有关的数据，就是以党史馆为主，所以我们在当硕士生时代，主要都是跑党史馆，当时党史会是在阳明山，我们都会跑到现在长荣大楼那边去搭交通车，当时的党史会真的是风光一时，都是整辆整辆的大型游览车这样拉上去，我们就是搭便车一起上去，天气比现在还冷。我还记得我跟许育铭两个人到那边都是面对面坐着，但是因为实在很冷，所以我们在看档案的时候，都是站起来慢跑，边跑边看，因为很冷，我每次跟东华的学生讲，我跟你们主任当时在看档案的时候就是这样看的，因为现在他们看我们现在都很轻松的样子，以为我们当年也是像现在一样很轻松，其实没有。当时的党史馆真的是很风光的，提供了当时做国民党或是民国史研究的很多很重要的材料，那这个部分在我们的计划案里头，主要是由刘维开教授来执笔，他在报告里面讲得非常精彩，我没有办法详细跟各位作报告，只能大概把几个部分列出来，跟各位说明现在党史馆有哪些材料，有一个大纲，那这一场只有一个报告，所以等一下讨论的时间蛮长的，我们可以请刘维开教授来帮我们做补充，尤其是跟蒋介石有关材料的部分，所以党史馆的部分，我就简单地这样带过去。


    再来就是“国史馆”。我想在台湾，主要跟蒋介石有相关的资料，应该主要就是党史馆或是“国史馆”，那“国史馆”在《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还没有来之前，其实大家也不会那么的注意“国史馆”。那很早以前，像刘维开教授他们在做硕士论文研究的时候，就已经去“国史馆”看《阎锡山档案》，那当时《阎锡山档案》其实还不是那么的热门，后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2002年，我运用了一个机会，报告了有关《阎锡山档案》典藏的介绍，后来就很多人，包含在座的罗敏教授，也看了很多《阎锡山档案》的东西。所以其实在“国史馆”，除了跟蒋中正总统有关的《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之外，另外要研究蒋介石有关的档案，还有《阎锡山档案》，我在报告的大纲里头提到，《阎锡山档案》主要分成4项，那这4个项目里头，目前“国史馆”陆陆续续在印的，就是“要电录存”，那我之前有提到，就《阎锡山档案》来说，“要电录存”的重要性，跟《阎锡山档案》里头的其他相比，例如各方往来文电，重要性是比较不足了，不过我们也是希望“国史馆”能继续印下去，因为史料有出版的话，对于研究者要观看而言是比较方便的。那《阎锡山档案》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各方往来文电这个部分，比阎锡山的日记精彩多了，《阎锡山日记》真的是可读性不高，可参考性也不高，真的很不高。“国史馆”有三种日记，《阎锡山日记》是一种，《林森日记》是一种，另外还有《凌鸿勋日记》，那3种日记代表3种形式，《林森日记》大概都是风花雪月，像是樱花开了没啊，如果龙应台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林森日记》，说不定会有其他的启发；那《阎锡山日记》我个人认为，除了要做他在山西的一些建设，可能看日记还会有点关系之外，如果要谈到他跟其他人之间的往来情形，几乎没有，因为他的日记几乎都是重抄的，他的秘书重誊的，大概就是准备要给人家看的，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史料价值相对的就没有那么高。


    那另外一个跟蒋介石有关的就是《国民政府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吴淑凤教授有一篇介绍文章在1996年发表，《国民政府档案》总共分成两次移转，一次是在1996年之后，那一次移转到“国史馆”的档案，我几乎是从第一页一直翻到最后一页，当时还可以影印，因为当时“国史馆”还不知道那时候移转过来的这一批档案很精彩，那精彩的程度毫不逊于《大溪档案》，里头有很多就跟《蒋档》一样，有蒋介石亲自红蓝笔的抄录。当时“国史馆”还可以影印，所以我就影印了一些东西，但是后来“国史馆”又重新整编过，所以有些就移到《蒋档》里面，但是《国民政府档案》和《蒋档》，在我的报告大纲第2页有提到，目前“国史馆”已经做成数字化，那数字化的执行者就是在座的吴淑凤教授，所以待会儿一定要请她多谈，吴教授想要从这边联上网络，直接带大家去看。因为我待会儿要谈的新议题的开拓，是跟这个数字化有关，以前我们对于一些比较新鲜的词汇，是跟蒋介石搭不上的，因为数字化的关系，我们就可以透过数字化的系统，把跟这些词汇有关的档案找出来，重新厘定一些议题来讨论，这是有关数字化的部分。再来要跟各位简单介绍的是，以1980年来分蒋介石在台湾的研究是有一点粗糙，但是诚如刚才杨奎松教授提到，在80年代以后，台湾研究蒋介石是比较没有禁忌的。那我这边有举例，在1980年以前，台湾因为受到反共一元化的革命史观，尤其是和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史观有关，所以那时候在做蒋介石研究大概都是要以这个标准为主，这个相关研究主题，我是以蒋介石百年诞辰研讨会的论文集形式收录的，当时大概有100篇左右的论文，讨论蒋介石在台湾的问题，当时大概都是这样，那在这之后，就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那有关蒋介石传的著作部分，好几本是在蒋介石还没过世之前写的，像是梁中铭与王升的，大概我们从书名都可以看得出来，可以理解他们主要的论述。在蒋介石过世之后，1980年之前，主要就是由史学家黎东方写的《蒋公介石序传》最具代表性，由联经出版社出版的。那比较大的改变应该是在1980年以后，跟台湾的民主化有关，跟政治民主化之后的多元史观有关，之后蒋介石研究有批判性的就越来越多，代表著作我这边就举李敖的书，当然李敖有些研究是很八卦，不过他和汪荣祖在1995年合写的《蒋介石评传》，是我认为可以用来做比较80年代之后和80年代之前的研究的例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把李敖和汪荣祖写的这一本书和黎东方写的《蒋公介石序传》来做一个比较，里头有很多的论述，我觉得应该会很有趣。


    在1980年以后，我们就不再受反共一元化史观的影响，因此开始讨论的议题就越来越多，尤其是《蒋档》开放运用以后，讨论的东西越来越多，包含蒋介石的内心世界，像是他的情与爱，以前因为没有这样的材料，也大概不太会去谈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比较八卦一点。另外就是蒋介石与地方军人的关系，吕芳上教授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讨论陈济棠，那后来杨维真教授的博士论文讨论龙云，也是在讨论蒋与地方军人的一个议题，那我之后也跟随着两位教授的脚步，开始做蒋介石与地方军人派系的研究，这些议题现在在台湾的研究成果都很多，在我们的报告里面，我们有把2000年以后，台湾学者研究蒋介石的论文——善尧有帮我们——整理出来。那2000年之前的，因为有黄自进教授有关蒋的论著目录，他跟林美莉教授一起合编的，所以我们就没有收录。2000年之后研究有关蒋介石的就比较多，包括在座的王良卿教授开始讨论战后国民党的党政革新运动；王正华教授谈了国防委员会和1928年的蒋冯关系，等等，这些都是随着《大溪档案》的开放之后，才开始有了这样的作品；那李君山教授的华北自治运动跟中国派系之争，主要也是从《蒋档》来讨论；吕芳上老师的太多我就跳过去；那桶法教授就开始讨论战后中央和地方蒋李的关系、讨论辽沈战役、讨论溪口时期的蒋介石等等；吴淑凤教授也讨论了宋子文和蒋中正等等；黄克武老师有一篇在稻香出版的《蒋介石与近代中日关系》一书中所收录的有关蒋介石与阳明学的文章；杨维真教授讨论了复职前后蒋介石对台湾地区的军事部署和中日武汉会战等等，也是以《蒋档》为主的讨论；刘维开教授也很多就直接跳过去。所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在台湾地区开放之后，以及不再受反共、一元化的史观影响，有很多的学者就开始投入了蒋介石的研究，而且议题非常的多，跟80年代以前的改变比较大，比较庆幸和可喜的，就是这些论著的作者，今天几乎都在现场。


    蒋介石研究的展望部分，我要比较强调的是《蒋档》的应用，这个部分待会儿会提到数字化，我还是要拜托吴淑凤教授帮我详细说明，因为有些部分，她跟我讲过好几次，每次我都觉得，这真是太神奇了。本来去年“国科会”的申请我要放弃，因为吴淑凤教授跟我提过这些后，我觉得好像还蛮有趣的，所以去年我们就有申请一个整合型计划，是跟吴淑凤教授、黄克武教授、杨维真教授一起申请，我们4个就是透过这个数字化把《蒋档》整理出来。尤其我今天要特别强调《蒋档》，大家可以先跳过去看我结语的第二个部分，《蒋介石日记》是不可能取代《蒋档》和其他相关的文献资料，这个事前我没有跟杨奎松教授讨论过，可是我们几乎是不谋而合，同样提到了这一点，其实在《蒋档》里头，还有很多材料很多议题可以开展，那我特别要提到，关于今后蒋介石研究可以开展的部分，除了一些传统题目的厘清和检视之外，这个部分我举了最近几次在台湾办的讨论会，都跟蒋介石有关，一次是唐启华教授在系主任任内所办的回归历史的蒋介石研究，一次是中研院黄自进教授他们蒋介石研究群办的蒋介石权力网络的讨论会。其实我觉得在这两个讨论会，也就是这两年以来的研究，题目还是很传统，虽然学者都应用了新的数据，像是日记，但是讨论的议题还是很传统，那我们把这两次讨论会的文章也列上去，在座的也几乎都在上面。所以，利用这些新数据，除了来检视这些传统的议题之外，或许还更应该展开新的蒋介石研究议题。有哪些新的蒋介石研究议题？我提一个就是蒋介石的阅读世界，以前如果没有蒋日记的开放，要讨论蒋的阅读世界，大概要去读“五记”里面的《学记》；那有了日记以后，就可以进行这样的讨论，那我记得之前林桶法教授和汪朝光教授进行过对谈，那具体的文章我记得林桶法教授有一篇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开。那我更想了解，在蒋介石的阅读世界里头，他所阅读的材料和现实政治之间或是现实的政局演变是否有所关联。就我对抗战前的了解，他和地方军人对抗的时候，像是在两湖事变或是中原大战的时候，他时常在读《圣武纪》，他想要学康熙平三藩。所以，可以从他的阅读材料和现实政局的关联性议题，来做一个开发。这是一个。另一个是蒋介石的人际网络，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是蒋介石的人际网络学术讨论会，尤其在这两天我们讨论了很多的议题，包含党政军各方面，还有昨天的亲情部分，昨天晚上的综合讨论也提到了蒋介石的情场和战场，希望能帮蒋介石开辟一个情场和战场的讨论，这个部分的讨论会是很有趣的议题，也是新数据的开放后才可能会有这样的讨论议题出现。接下来一个就是蒋介石与台湾关系研究。那北京来的同好们，对于蒋介石和台湾之间的研究，可能比不上台湾的学者，尤其蒋介石在台湾也待了这么久的时间，在台湾的时间很长，实际上，他统治台湾的时间和统治大陆的时间是差不多的，但是以前我们几乎都忽略了这一块，忽略了1949年之后，甚至是1945年之后，蒋介石跟台湾之间的关联性，那以前这方面的材料真的是不好做，那现在新数据出现之后，像在座的王正华教授开始从外交方面着手在做，这个部分我觉得值得再开发。那今年的中正纪念堂委托案，就由黄克武教授出面去承接，他的主标题就是战后时期蒋介石与台湾的研究，我记得有超过10组以上的学者都有参与这个计划案。讨论战后时期蒋介石和台湾的关系，我觉得是值得再开发的。再有一个就是蒋介石对于整个现代中国的建构。这个部分我在大纲里头提到，这个其实是我们去年“国科会”的整合型计划，原始构想是来自于吴淑凤教授，所以待会儿再请她补充。


    最后是今天大家都有提到，关于图像照片的研究，昨天徐思彦教授在主持我们那一场亲情的时候有特别提到，她特别注意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照片，她认为蒋介石喜上眉梢，宋美龄好像没什么表情。会后我就开玩笑说，可能蒋介石很有经验，他已经有好几次了，所以习惯了，那宋美龄毕竟是第一次当新娘，所以比较害羞，含蓄一点，带有一点羞涩是正常的，但是今天大家都有提到，尤其是维开学长在早上提到，有关蒋介石图像照片的研究，我这边有一个统计数字，是我们当时在做调查的时候去查到的，有关“国史馆”典藏蒋介石的照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5万张，如果透过照片去写历史的话，那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有相关的照片，那就是“中央通讯社”。“中央通讯社”典藏有关1949年以前的照片，大概有10万张；1949年以后，大概有120万张。那我时不晓得这些是不是都跟蒋介石有关，可能不全是，但是这里头跟蒋有关的照片应该也不少。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当时在做报告案的时候提到，台湾电影公司有很多蒋介石的影音数据，透过影音数据现在也可以做研究，这是我当时在写报告大纲时想到的部分，或许待会儿维开教授或是淑凤教授可以再做补充。


    最后我要提到几点：第一点，当然目前是研究蒋介石最好的时机，我想这点可以给在座的研究生们一个很好的强心剂，其实做蒋介石研究绝对不过时，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没有任何史观的羁绊，没有政治意识形态，尤其在台湾，你也不用担心谁会临时下一道命令，说你不可以做蒋公方面的研究，完全不用担心。但是第二点我必须要提醒各位，虽然在座各位看了很多蒋介石的日记，我相信，蒋介石日记是不能完全取代“蒋文件”的这些文献资料，甚至蒋介石日记就台湾学者而言，能不能改变以往的一些研究结论，我都觉得有问题，就我们现在看到《蒋介石日记》，是否可以颠覆我们以前的研究，很多是可以再讨论的。所以我必须要说，《蒋介石日记》是不可能完全取代“蒋文件”的相关文献资料，甚至像我和维真教授主要是讨论地方实力派军人的，如《阎锡山档案》更不能不用。再来一点，这句话不应该是我讲，应该是吕芳上教授讲才对，就是集众人之力，合力写一本蒋介石传，那在座尤其是台湾的学者，大概只有吕芳上教授可以提这样的话，他一提，他的徒子徒孙这么多，应该就可以来写。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


    王奇生：非常感谢进金教授的报告，那我想在完全开放之前，还是先请吴淑凤教授对“国史馆”数字化的部分来做一个介绍。


    吴淑凤：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网络上的操作，其实没有进金教授讲的那么神奇，只是说我们在进行数字化工作。我必须要先澄清一件事情，“国史馆”进行数字化不是从我开始的，是我们馆内审编处叶飞鸿处长带领馆内同仁进行的；那我的部分，是因为要开发一个类似创意加值的数据库，有些档案因为没有办法快速发行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文字文件放在网络上。现在有很多的老师，是借由这个网站在教授战后的台湾历史研究，因为我们结合了影像、照片、史料、历史的解释、名词的解释，很多老师都给予好评。去年“国科会”的所有数字典藏计划在做评比时，我们赢得精选的网站，还获得计划办公室的推广。


    我们在进到“国史馆”的网站时，通常是借由学术资源检索，那我稍微简单说明一下，现在你们来“国史馆”，都要透过这个网站（http：//weba.drnh.gov.tw/index.jspx）来调数据，直接就会在这个网站系统上面出现全文扫描的影像，不过这是必须要到馆内才可以看得到。再来是“国家历史数据库”（http：//nhd.drnh.gov.tw/ahdportal/），是我们修纂处所作业的东西，趁着系统在跑的时候我先说点别的东西，网页左边的全文检索（http：//.drnh.gov.tw//page/d/page-d.aspx），还有其他的数据，像是史籍全文检索、口述历史等，可是它的缺点就是一本一本的，你必须要进去之后，要一本一本地用关键词来搜寻，再来就是《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可以来介绍，这个是《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你可以在里面打上关键词搜寻，时间是用民国的纪年，起讫时间共6码都要完整地打上去，如果你想要讨论一个不清楚的议题时，可以把前后时间打上去，系统就会出现相关的前后事件，让你可以对要找事件的横轴发展比较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数据库还不错，现在我们正在推，希望这个数据库是全文的检索，因为全部《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总共有100多册，只有三分之一有打字，其他都是铅字版，必须要重新打字，最近是有一个厂商来谈，希望我们给他5年到8年的时间，让他们弄成一个数据库来兜售，然后再把数据库的权力还给“国史馆”，“国史馆”也可以在馆内进行检索浏览，那因为现在还有一些智财权的问题，因为之前我们用上很多的专论，如果要委外经营的话，就必须把那些人写的专论下载下来，那如果要下载下来的话，那专论的价值是否还在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在想，能不能用公部门来经营，不收费，这样因为是属于教育问题，所以智财权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大的局限性在。现在还在努力当中，如果成功的话预计在2011年的时候推出。

 综合讨论(一)

    汪朝光（主持）：我们这个叫做神仙会，我此生也开过不少会，但很少有像这样的神仙会，真是难得，所以大家晚上有什么意犹未尽的话题，譬如说八卦的问题，八卦我觉得真是反映了现实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八卦的问题还是有可以讨论的。我们今天讨论的都是国民党和蒋的问题，那当然是这次会议的主题，那蒋在中共内部有没有这种关系呢？因为从国共两次合作的历史来看，其实中共和国民党的高官们，很多时候都是有着非常个人的关系的，像周恩来，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很多是影响到以后的历史发展。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会，当初我们规划是想开一到两次，或是两到三次，因为拿了钱嘛，所以到时候还是要有一点可见的成果。怎么样才可以与现有的研究有所区隔，在形式上有所新意的成果呢？昨天我们在来的路上，奎松教授也有一些建议，那我们就随便聊。


    明年我是想开一个跟军史有关的会，这个部分好像都没有什么讨论，跟军事、社会有关的，不一定要讲打打杀杀的，这个好像没什么讨论，像是徐蚌会战前，国民党方的军事作战会报讲到，中共不可能马上打这一仗，因为后勤支持不了；但事实证明，中共的后勤是比国民党的有效得多。所以我想规划中的会，是这种军事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会，不是那种纯打仗的会。这20年来，大陆这种关于解放军的资料算是相当多，但是学界都没有很好的运用，像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药材史数据、医院后勤数据等，仔细研究就可以知道中共是怎么样在战场上救治这些伤兵。这是很重要的方面，是会影响下一步的补给和士气，四个野战军都有详细的卫生史资料，可是就没有人利用来做研究。这很有意思。另外在法的研究方面，现在看到的都是法律形式的研究，像是刑法等，很少有和社会结合一起的研究。


    唐启华：政大就有一些人在做这个。


    汪朝光：我们近史所今年新进来的一个博士后，就一个人在做民国时期的司法官群体研究。


    唐启华：现在有很多的领域都不是学历史学的在搞，需要很多专业的素养。


    杨奎松：昨天我们有讨论到，我们要开的会要跟近史所的有所区别。我提个意见，能不能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在看同一个东西的时候，视野、感觉、判断差别非常大，能不能搞一个对话，对蒋日记解读的对话，大陆和台湾各出一个人来进行对话，再加上大家共同讨论，最后再编成一本书，我们可以设计几个对话，像今天我们也在对话，但是这个对话太少，也很难集中起来，我的想法是透过一个集中的话题来讨论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具体，大家就用同样一份材料，当然你可以找其他的材料来印证，但是主旨是解读这份日记，共同来讨论，透过讨论来来碰撞出火花，这种东西在大陆没问题，绝对可以出版，也可以卖，同时也可以让大陆的读者了解，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各是怎么去解读蒋介石的日记，双方的差距到底在哪儿，不讲对错，这倒是挺好的。


    汪朝光：这是挺好的，就是要选七八个主题，开一两次会，都是围绕在这个主题讨论，这样所有的讨论记录都可以收入进去。


    林桶法：奎松讲的，就是上次关于二二八事件在《蒋介石日记》记载的部分，两岸学者的解读就完全不同，那个就可以对话，看看到底是怀柔还是镇压。那个对话就很有意思，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大家就是看日记，或看同样的东西。


    吕芳上：现在比较大的困难就是要选哪几个主题，双方的确有不同的想法，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共识太多了。


    王奇生：我也觉得我们现在的共识太多了，要找问题点还不容易。


    吕芳上：的确有这个困难。


    杨奎松：要先通过题目，我们再来看哪些可以进行对话。但是对蒋的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在大陆有关他的讨论分歧是非常大的。在大陆，你从网络或是一般青年的观点来看，基本上还是传统观点；学者当然就是会比较客观一点，但是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客观，他也会受到大陆传统观点的影响。


    林桶法：不过奎松，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主题之外，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看过所有的日记，有的只看了10年，有的看了20年，所以除了主题的挑定之外，还有时间上的观察，这些都要顾虑到。我觉得朝光那边可以找个4个题目，我们这边吕老师找个4个题目。


    杨奎松：我们可以回去之后找10个题目，他们这边也找10个题目，一样的那就可以做，不一样的我们再讨论就好。


    汪朝光：其中一个题目就是国民党为什么失败。


    唐启华：我提一个修正意见，我觉得奎松讲的这个很有趣，因为历史要变才好玩，但是不一定是要两岸的意见不一样，甚至可以是定一个题目出来之后，一个从正方去看，一个从反方去看。


    王奇生：由此看来，历史就没有客观性，因为一个问题出来，我可以从正方去写，也可以从反方去写，历史就这样。


    唐启华：因为很多问题不一定是两岸之间的问题，可能就是视角不同的问题，所以也不一定是要两岸来辩论。


    汪朝光：本质上，在90年代以前，美国学者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评价，与大陆是相通的。美国学者的目的就是在追问，美国为什么会失去大陆，大概总结原因是国民党无能，不是我们美国无能。所以美国把国民党和蒋介石确实描绘得十分不堪，虽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你看50年代中美关系的书，一直到八九十年代左右，大体如此，所以今年出的蒋介石传才被认为是美国学界修正研究蒋介石的开端。


    唐启华：那是怎么修正？是把大陆的思路修正到台湾的思路上来吗？


    汪朝光：也不尽然，不过美国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和体会蒋介石的难处，以及在继承的创业者方面的评价都在变化。


    王奇生：我们读《蒋介石日记》，应该怎么去理解蒋介石的心态，怎么去理解蒋介石的作为？


    唐启华：我刚修正意见就是这样，一方面就是从对蒋比较同情和理解他的角度去读，另一方面就是从对蒋批判的角度去解读。所以不一定是美国、大陆、台湾或是其他地方，主要就是两种不同的视野，或是甚至更多的视角去看同样的一个材料。


    王奇生：我为什么说我试图在理解他：省长找不到人他就自己兼了，外交部长没有合适的那他就自己干了，军事上下面的将领不行，那他就亲自打电话去遥控……我是读了他的日记之后，认为他不完全是权力欲。


    林桶法：不过有时候不是遥控，他是认为自己是关切一下而已，用党主席的身份去关切一下情况而已，不是遥控。


    王奇生：看日记就知道，有时候他电话打了一天，就是在指挥前线作战，有一次为了这个事情，陈诚写了一封职辞信给他，后来他反省陈诚为什么给他写辞职信，就是他越过陈诚指挥的手下。


    林桶法：他就认为，陈诚身体有病痛，难道我不能为他代劳吗？


    唐启华：所以大家觉得这些意见如何呢？现在我们讨论的是技术问题：第一个是选题的问题，第二个是两方是从哪几个角度来设计问题。


    汪朝光：我是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刻意设计成大陆一个台湾一个，而应该设计成两个对谈的人意见不一致，这样才是最好的，也许大陆人意见也不一致。


    王奇生：就像是你们今天在讨论接班人的问题时，我觉得你们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吕芳上：台湾本来就不止一种观点。


    汪朝光：大陆也不止一个观点，主要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主题。


    唐启华：今天听到现在，我觉得就有两个东西可以做的：一个是谈情说爱的问题，一个就是有关军事史的问题。这两个都很有发挥性。


    黄克武：一个情场，一个战场。


    唐启华：对啊，战场上三大战役，情场上四大战役。


    陈进金：革命与反革命，蒋介石的情场与战场。


    汪朝光：情场就是他谈情说爱的，是广义的情场，战场也是广义的战场。

 综合讨论(二)

    吕芳上（主持）：我们在台北形成一个讨论的小圈圈，必须感谢唐启华主任。两年前要不是他登高一呼，大概难以形成一个形势。另外必须感谢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的刘维开主任，再就是必须感谢政大的许多朋友，尤其是李素琼助教。就大陆地区学者来说，也必须感谢汪朝光主任。对于地点则相当令人满意，因为地方偏远，大家交通不便，反而能好好地集体讨论，培养革命感情。我对于讨论也相当满意，觉得颇为难忘。最后也感谢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有两个想法，第一点是这两天下来讨论相当热烈。我想原因首先是大家都有相当丰富的学养，因此言之有物，能提出想法跟看法。其次，与当前时代环境有相当大的关联，10年前这样的会大概根本不能发挥，20年前更是噤若寒蝉，现在是自由的时代。最后，我们的讨论有学术加上通俗两个面相，显得相当有趣而吸引人。因此，将来我们如何将研究通俗化，也是能好好商议的课题。第二点是我们讨论的内容相当丰富。这一场是两岸学者的交流，但却能常常听到大陆学者间尖锐的讨论，这是相当好的，台湾方面反而没有这样的场景。我在讨论会中得到许多启发与思考，其实有相当多领域能继续开拓，像是外交的部分便谈得很少。1931年之后的蒋介石见识开了，大有政治领导者的气势。另一个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看法，这确实是能够触及的，《蒋介石日记》里能提供许多这方面的材料。宗教也是能开拓的领域，而蒋毛的比较也还能再加开发。


    做这一些问题研究都必须有条件，要研究蒋介石的基督教，要能是教徒才能有所掌握，才能体会其间的奥秘。另外，光看《蒋介石日记》是不够的，这点应该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应该要跟其他相关的数据相互对比才有意思，如果我们陷入日记的陷阱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跳脱日记的框架与局限。刚刚我们谈到了所谓的通俗化，这是能考虑的部分，像是照片便是，幽默化或是卡通的蒋介石，并非以文字来表现的蒋介石应该如何研究。黄克武特别提到了心理学的研究，我一直在考虑日记提供了许多心理学研究的素材，但是怎么做是应该讨论的。


    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这一次的讨论会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论文集？将纲要形成一篇论文，另外就是会议讨论的过程能不能以文字显现出来，这将会是很有意义的部分。我们期望这个论文集能于2010年6月收完文稿，年底出版，经费部分邀请中正文教基金会协助。第二，明年我们还要如何进行学术活动的讨论？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应该持续下去，2011年另外出版一本成果。因此，2011年2月或许要再开一次会，但主题应该为何便得思考，地点便在大陆某地，大家一起住下来讨论。杨奎松教授昨天提议要以两岸学者对谈的方式进行，因此要挑选主题便相当重要，或许我们能先列举10个主题，从两岸不同的思考方向来处理将会相当精彩。


    黄克武：这两天的会相当吸引人，参与蒋介石《事略稿本》读书会的运作已经两年，我原本对于民国政治史一窍不通，但这两年来所获很多，这两天的讨论也挖掘了许多有趣的议题，让我大开眼界，如果我们能更加深入地阅读《蒋介石日记》、《事略稿本》以及“国史馆”所出版的其他数据的话，能更加深入，或许能突破以往大多由政治史切入的进路。今年至少有两个计划，其一是“中正纪念堂的迁台初期的蒋介石（1949～1952）”，但日记的出版一直有点困难，现在只要获得蒋家授权，应该就能顺利出版，盼望能因此创造出研究蒋介石的新一波高潮，希望在三五年内将全套出齐，目前大概会出原文手稿本跟打字对照本。现在是研究蒋介石的好时机，我们也期待后面的研究生能接着上来，创造一波热潮。


    汪朝光：两党的最高领袖是怎么被文艺界表现的，这实际上跟历史是密切相关的。1949年的国民党确实失败了，这也反映在日后台湾的历史上。同样是文艺创作，共产党有相当多谈国共关系的作品，但因为他是胜利者，因此不会发生人格分裂的情况。不过在台湾则不同，一方面必须将蒋介石打扮成胜利者，但却无法解释其为何败守台湾，由此也能解释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反共文艺在形势变化后烟消云散，因为它没有基础。我曾经想尝试研究国民党文艺如何表现解放军，比对大陆表现国民党军的，但一直找不到相关的材料。建议下回能选6个主题，由杨奎松教授设计，两年内出版两本书，以发挥效益。


    杨维真 ：半年内将提纲提出我想问题不大，另外我想谈一下心理史学，我前几天跟一个心理系的老师谈过，他们目前基本上将心理分析当成是一门科学，这算是过时的研究，甚至能以完全反证的方式推论出不同的结果。不过法国年鉴学派的做法或许值得借鉴，他们不是关注在一个人身上而已，而是关注在一群人身上。我想，如此以小众为会，焦点集中的最能凝聚大家的共识。


    吕芳上：我们现在希望6月能先有初稿，年底完稿出版，刚刚汪朝光教授已经说要由杨奎松教授进行明年的规划。


    杨奎松：首先感谢台湾的同道，我们大陆讨论都相当直接、尖锐，相互之间也不会出现问题，希望这样的风气能持续下去。另外，我真的对于和台湾同胞的讨论收获相当多，说真的，以前争论最多的是台湾的老先生，像是刘凤翰、李云汉先生他们。我发现我自己的研究用了相当多台湾的研究法，做了相当多引文，虽说日后受到了美国学者的批评。另外，我跟台湾同道接触后，我越来越能站在其他的视角来看资料，也越来越能理解。虽说这并非意味着不再有隔阂，但总是减少了许多。我们许多人看历史人物时，并不能以同情的理解去看他，我试着从同情的理解出发，考察他的作为。历史学者虽然力量不大，但现在大陆读者比较愿意读历史学者的书，看一些客观的历史真相。这也是我所努力的方向，回顾史实，鉴往知来。受益于台湾史料的开放，我的书也能卖到一两万册，这也是我们谈真相所致，是大陆一般教育中无法见得的。


    唐启华：今天首先谢谢大家，这个会议由政大历史系、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与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协助，历史系主任吕绍理要我代表他谢谢大家。我在政大待得很高兴，两年后就当了系主任。两年多前我们很担心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渐趋下坡，因此组建了《事略稿本》读书会，群策群力，现在我们读书会的成员越来越多，是让我们相当高兴的。这个会议相当棒，全无冷场，也充分地讨论交流，两天的议程就此正式告一段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