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远有李》 自序:我食言了 早在公元2002年，金黎（金丽红、黎波）两位大仙儿就曾在东三环边儿上的一家高档酒楼设下了“鸿门宴”，攒我写书，当时法图麦·李还没出生。那会tv不少人出书了。把盏谈笑，我只顾埋头吃了，我清楚自己是个不怕说话就怕写字儿的人。那顿饭吃得让我有些不知所措的惶恐。 以后七年间，逢节逢假，金大仙儿的问候信息准到，我并未及时应答，伸着呗。 转眼法图麦·李七岁了，两位大仙儿便也乘虚而入了。金大仙儿在朗朗笑声中把我给抬得高高儿的，黎大仙儿更狠，两手提了六瓶青花瓷的二锅头。我开始扶墙，找不到北了。完，上当了！不过，说到底这也怨不得人家，只怨自己后脑勺儿没长眼。这儿得谢谢你们了。 攒活儿吧。琢磨这几年与媒体不消停的拉锯战，自己面对评价和关注那不爱道歉、不予解释的梗劲儿，媒体并未在意，观众也没刻意挑剔，自己倒也学会板儿砖、菜刀全能招呼儿了。这儿得谢谢你们了。 怎么攒活儿。总觉自己的文字能被阅读那是下辈子的事儿。来个打破模式？做点儿不落俗套不寻常的事儿？赤身裸体，丢上他十几分钟的人？……没主意。这厢责任编辑陈曦不厌其烦地催；那厢我的同仁刘林表率似的用力协调；再翻翻过去的手记，看看一张张陈旭人人等摄影师们的镜头前弄姿的我（怒太多摄影师的名儿一下子真叫不上来了），心悦爽。这儿得谢谢你们了。 攒什么呀。所在团队《咏乐汇》和《非常6+1》炸窝了，你言我语的。“写，写忆往思，有啥要帮忙的尽管说！”“写，最好从光屁股开始！”……啊呸！我光腚的时候你们见过？墙倒众人推。这儿得谢谢你们了。 爹娘家人倒淡然：出了点儿名儿咋就不踏实了呢？得，孩儿大管不了了，自己着忙去吧。闺女始终与老婆大人统一战线，坚定表态：你就作吧！这儿得谢谢你们了。 话说此，我得特意给读者朋友提个醒儿：这本书不是自传，顶到天儿，勉强算个自传体。 《咏远有李》，就是讲关于我与物、我与人、我与身、我与心、我与我之间的一些个事儿。虽然是冲动而产生的妄念，倒全都是些真事儿。 这儿还得谢谢所有支持帮助过我的朋友。 这儿还得更加谢谢广大的观众和读者朋友。 生活，是大事儿 法图麦·李 一日，在北京羊坊店派出所，我给我闺女办户口。 按说她那么大点儿，有没有户口也无所谓，可是我觉得既然已经是个人儿了，就办了吧。她出生之前我们商量过，一脱离母体，就是个社会人，不是我们俩的私有财产，我们当爹娘的，只不过是帮社会抚养她。 录入姓名的时候，片儿警捣鼓了半天，问我：“系统里只有‘下圆点儿’，行吗？” 我说：“同志，卡尔·马克思的那个点儿，在下面还是在中间？在下面，那是两个人，一个叫卡尔，一个叫马克思。在中间，才是一个人。没有就给我画一个！” 户口本拿到，姓名一栏写着：法图麦·李。 闺女大了，还不怨我一辈子？ 很长时间以来，我认为孩子就是“第三者”，坚决不能要。 结婚以后，我和哈文恣意享受着二人世界。 宿舍里从不开伙。白天在外面，下馆子，哪儿好吃奔哪儿去，为餐饮业做了不少贡献。晚上回来，想看录像看录像，想打牌打牌，想约朋友约朋友，想睡觉睡觉。 最大的爱好之一，是一人一个小马扎，并排坐阳台上听隔壁家两口子吵架。说是吵，其实只有一个愤怒的女声：“你放手！放手我就不打你！”摔碟子拌碗儿挺热闹。吵就吵呗，还动手？第二天一问，原来是男的跟食堂里的服务员多说了两句话。这位大哥还tv的顾问，在家被老婆连顾带问，日子过得没我有滋味儿。 我们的生活，无拘无束，天马行空。老觉着没玩儿够，共同抵制“第三者”，一抵制就是10年。 直到有一天，哈文特认真地跟我说：“你不觉得屋里挺冷清吗？” “嗯？怎么冷清了？不是玩儿挺好吗？”我警惕地盯着她。 “要不，咱要个孩子？” “哦……要孩子啊？”我挠挠头，沉思半晌，最后横下一条心。 “行，零件齐备，咱现在就搭流水线，制造开始！” 没过多久，哈文告诉我：“有了。” 哟，挺快哈？机器好使！好家伙，我奔超市，买果汁，买话梅，买酸奶，买一切孕妇爱吃的东西。买回来往哈文面前一堆，“老婆，可劲儿吃！” 两天以后，哈文郁闷地告诉我：“弄错了，没有。” “我！”我挺窝火。 冷静片刻，立马儿又改了口，“老婆，不急，咱继续制造。” 这么折腾了好几回，就连超市收银员都一看见我就乐。 直到那一天，哈文说：“好像真的有了。” “老婆大人，希望您端正态度，别老‘诈和’，行吗？” 结果，这次是真的。她乐了，我傻了。 太突然了吧？“来路不明”的第三者成功人侵，我们家得变成什么样啊？ 2001年11月10日午夜，怀着说不清楚的心情——惶恐，期待，忏悔，都有点儿，我写下了第一篇“宝宝日记”。 一个生命的孕育是那么神奇。据说直到现在，许多大学问家也无法解释清楚。人，真是个了不起的物种，真是和别的动物不同。因为人的后代会逐渐形成思想并思考问题，而且定会超过前人。 感叹之余，我衷心感谢我的妻子，她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再次目击自己的成长历程。 除了爱，只剩下焦急的期待。 一开始写，就停不下来了，期待是一天一天紧跟着脚儿的。每天，无论我在北京，在外地，睡觉前，还是路途中，我都会和小宝宝絮叨几句。文章开头千篇一律：“亲爱的小宝贝，你好吗？” 宝宝日记陪我度过漫长的期待 最初，多是抒发初为人父的焦虑、惶然，为自己这么多年抵制他或她的到来而忏悔，就怕将来有一天他娘把不住嘴说出来。后来便成了流水账。大到中东战事，巴以纷争，小到和哈文的一次口角，或春节前的家庭大扫除。甚至工作中的不顺心也要讲一讲，譬如对长官有啥意见，有啥看法，今天谁气着我了，替你爹记着他！ 有时候在外地出差，睡不着，凌晨4点多还要写上一篇。有时候写了两三篇都不过瘾，后面还附一篇。有时候在家里，晚上做完胎教，哈文先睡了，隔一会儿就叫我帮她翻个身。我等着伺候她老人家，又没其他事做，也用写日记来打发时间。每一篇都记着某月某日，几点几分，我怕这些事儿自己老了以后忘了。 宝宝的日记本是好友杨惠珊送的。杨惠珊曾是台湾电影“金马奖”影后，二十多年前和丈夫共同建立“琉璃工坊”，投入中国现代琉璃艺术。在上海时，我常常光顾她的酒吧“透明思考”。 日记本里印着很多琉璃工坊的工艺品照片。本来我就习惯竖排字，繁体，写的时候还要特别小心绕开这些花儿。哈文一看就起急：“你费劲不费劲啊？”我笑眯眯地告诉她：“我不费劲。我幸福。” 我们住的单身宿舍只有11平米。一想到要当爹了，要养家，要给孩子尽可能好的生活，我就觉得肩上担子挺沉。于是我开始拼命到外地演出，也就是“走穴”。哈文大着肚子，无数次在首都机场接我，送我。最惨的一次，我所有的现金、证件、银行卡、演出税单，还有哈文送我的钱包，都丢了。很辛苦，但是除了那个钱包，我都不介意。 和其他孕妇相比，哈文的肚子一直不算大，看上去尖尖的，胎心强劲有力。参考了方方面面的说法，对比各种数据指征，我们认为肚子里是个男孩儿。小衣服小玩具，也都是按男孩儿准备的。我把宝宝的胎心录下来了，没事儿就趴在被窝里听，老觉得他在叫我。 有一天，例行b超检查，男士止步。我跟妇产科主任和b超室主任都挺熟，就揣着dv混进去了，对着显示屏一通乱拍。 医院有规定，“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不许告诉男孩儿女孩儿。可咱是“名人”啊，可以破回例。况且我信心十足，问，也不过就是证实一下。 我边拍边问：“是男孩儿吧？” 就我这张脸，扎俩小辫儿，那得什么样啊？ 俩主任对着屏幕仔细研究了半天，回答：“闺女。” “啥？闺女？” 我和哈文面面相觑，半天缓不过神儿来。 记得那是2002年3月20号，北京下了第一场沙尘暴，整个世界都是昏黄的。 回到家里，我们一下午不说话，也不开手机，看着婴儿床上那些蓝色、黄色的小衣服发呆。 直到晚上天黑透了，我打开灯，扒拉一下哈文，“老婆，你看着我，看着我的脸。” “看什么呀？”她很不耐烦。 “你说就我这张脸，扎俩小辫儿，那得什么样儿啊？闺女长大了还不怨我一辈子？” 法图麦，圣人的女儿 预产期是2002年5月29日。我说不行，提前剖！我疼我媳妇儿，不想让她受罪。再说了，我的闺女，必须跟我一个星座，反正在肚子里呆够37周就熟了。 特无聊是吧？可是爱就这么自私。而且对我来讲，怎么自私都不过分。 那一年5月21日出生的孩子就是双子座了。不都说双子花心吗？我家闺女宁可像我，轴点儿，也别花！于是手术日期定在5月20日，当天打早头一例。给哈文“掌刀”的是京城名医金燕志大夫，人称“金一刀”。 一大早我就赶到医院。管停车场的师傅喜欢看我节目，专门给我留着车位。我在病房窗台上放了一只小鱼缸，里面是送给闺女的两条红色小金鱼。 可气的是，所有护士都进去看李咏老婆生孩子，就不让李咏本人进去！我站在手术室门口，干着急没办法，只好把d v交给护士，嘱咐她一定把我闺女出生的全过程都拍下来。 8点15分，我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实施麻醉。 手术室门框上方的红灯亮了：手术中。我屏气凝神，在心中数秒。祈求各路神仙菩萨，都来保佑她们母女平安。 15分钟以后，突然听见“哇”的一声哭，尖尖的，细细的。老天爷，我闺女出来啦！嗓门儿够亮的啊！可是只哭了几声又没动静了。 哦，估计给孩子洗澡呢，多乖啊，一声不吭的。 我老婆咋样啦？这会儿是醒着呢？睡着呢？ 我在门口浮想联翩，不停地看表。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还不出来，想急死我啊！ 正在这时，“哗啦”一声，手术室门开了。我下意识地来了个挺胸抬头立正站好。 “女孩儿，6斤8两！”一个小护士脆生生的声音。 “砰！”门关上了。 我保持立正姿势，回味着，陶醉着。多么激动人心啊！我当爹了！ 哟，没给家里报喜呢！我赶紧掏出手机给我娘打电话。 正低头拨着号，“哗啦”，门又开了。还是刚才那小护士，探出半拉脑袋说：“女孩儿，6斤4两！” “砰！”门又关上了。 我愣了一下，冲里面大喊一嗓子：“那4两哪儿去了？” 闺女是剖出来的，我疼我媳妇儿，怕她受罪。 后来看了录像才知道，小家伙太可爱了，称体重的时候一直在尿尿。大夫直说：“宝贝儿别尿了，再尿咱还得称一回。”更绝的是，剪脐带的时候，她那一双小手紧紧抓住大夫的剪刀，贼大劲儿，掰都掰不开。 又过了大约5分钟，一位护士抱着我闺女出来了，她闭着眼睛，睡得挺香。我向每一位医生、护士鞠躬，认识不认识都谢谢。 “谢谢您把孩子洗这么干净。” 人家忍俊不禁，说：“还没洗呢，剖腹产本来就挺干净的。” 走廊上堆满了朋友送来的鲜花，声势浩大，一溜排开，得有二十多米。不敢放在房间里，怕孩子花粉过敏。结果护士们个个都过敏了。 见到闺女，之前的一切疑虑全部打消。她，就是我想要的那一个！ 我让医生先送孩子回房间，自己留下来等哈文。相濡以沫这么多年，要是这会儿我只顾护着那个刚出世的小家伙儿，也太不仗义了。老婆安全，才全家安全。 哈文精神很好，一点儿没受罪。录像显示，当“金一刀”倒拎起孩子，“啪”一拍脚，“哗”一撸脸，哭出声后抱起来，放在她娘怀里，让她娘吻一下，哈文表情木然，完全没找着当娘的感觉。她说：“太快了。” 陪哈文回到病房，望着她们一大一小，我的心像被什么暖融融的东西紧紧地包裹住了，俩字：踏实。突然想到一个词：大爱无疆。怎么形容这种爱呢？它连边儿都找不着，比无疆还无疆。 闺女真可爱啊，皮肤红红的，毛茸茸的。脸蛋比茶杯盖儿大不了多少，小拳头攥着，也就是个鹌鹑蛋。再比比小脚丫，还没我小拇指长呢。 她长得多好看啊，小鼻子小嘴，就是眼睛还有点儿睁不开，睫毛也还没长出来。她身上流着我的血，她就是我，我就是她。她笑我就笑，她疼我就疼。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重生过程。 我正趴小床边全神贯注地看呢，“阿嚏！”小家伙突然打个喷嚏，吓我一跳。闺女，行啊！刚出来这么会儿，打嗝放屁全无师自通啦！ 中午，我把手机设置成免提状态，接通了几个清真大寺。按照穆斯林的习俗，电话那一端，大阿訇们诵起《古兰经》，为我初生的闺女祈福。 闺女出生前，我们请过一位德高望重的阿訇为她取名字，个个寓意深远，富贵吉祥。有“高人”指点我们说，闺女像她娘，阳气足，挺倔，要选一个阴柔点儿的“压一压”。于是我们选了“法图麦”这个女孩气十足的名字。一个月以后，我偶识的另一位大阿訇才道出其中深意：法图麦，就是圣人的女儿。 我倒吸一口冷气：闺女，你这名字是真不赖。 爱，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法图麦像我，打从出生就懒。何以见得？ 她娘奶涨得厉害，她小嘴吮不住，只好先用吸奶器吸，我再拿奶瓶喂给她。第一次给闺女喂奶，看到她嘟起小腮帮子起劲儿地吮吸奶嘴，一副很舒坦很满足的样子，我哭了。哈文后来告诉我，那段时间我莫名其妙总是流泪，头回发现我挺多愁善感的。 奶瓶这东西好啊，不用吮，倒过来就往下滴。闺女躺在我胳膊弯里，开始还猛嘬，后来发现了，不嘬也有，那就别受累了，张嘴等着吧。我就给她滴，她躺在下面挺惬意地吧唧嘴儿。 要不怎么说青出于蓝胜于蓝呢？追求享乐和她爹如出一辙，悟性可比她爹高得多。享受了一回，第二回就知道了。隔了俩小时，又该喂奶了，我刚把她抱起来，奶瓶拿在手里，人家直接把嘴张开等着了。 好，爹来给你滴！闺女面前，我就是没原则，就是没立场。 小孩儿出生头几天，一般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很少睁眼。法图麦不一样。整个白天不睡觉，睁着眼睛到处看。医学上讲，新生儿视力很弱，只能看到很短的距离，也不知她整天整天地在寻摸什么，倒是不哭不闹的。 到晚上开始哭了，哭得那叫一个伤心，谁也哄不住，除了她老爹。 只要我把她往怀里一抱，轻声说：“小宝贝，我是你爹。”她立刻就安静了，紧紧紧紧地贴在我怀里，无比踏实。 对于成年人来讲，自己的出生永远是个谜，幻想的只有不可企及的童年。 哈文怀孕期间，每天晚上10点，只要我在家，一定准时进行胎教。开场白都是一样的：“小宝贝，我是你爹。”她一听见，马上有反应。哈文的肚子开始起伏跌宕，这里鼓一下，那里鼓一下，看来玩得挺开心。 本来在那儿呆得挺好，愣被一下子提溜出来了，又亮又吵不说，刚出来就被打了好几针，孩子能不委屈吗？ 三天以后，她周围声音太多，乱了。老爹的安抚也不灵了。铆足了劲儿地哭，哭累了为止。 法图麦降生以后，我的“宝宝日记”就写不下去了。原因只有一个，我见到她了，了却了“期待”，另一种全新的爱在心中蔓延开来。 闺女是爹前世的情人。我对她是看不够，想不够，疼不够，爱不够。她身上的味儿啊，比什么香水都好闻，都亲切。对我来说，从她在她娘肚子里落脚，慢慢长大，到出生，成为我的亲人，这个过程，仿佛与我和她娘从相识相知到执手偕老，如出一辙，没有任何改变。我心里只有深深的幸福，深深的感恩。 当了爹我才发现，心灵感应这回事，绝对是有的。记得法图麦一岁的时候，我去外地出差，从出家门开始就莫名其妙觉得不舒服，有哪儿不对。 飞机落地后刚停稳，我就打开手机给家里打电话，问闺女好不好，他们说：“没事儿，忙你的吧。” 整整一白天，我都心神不定，怪了，从来没有过啊。我又给家里打了几个电话，还是告诉我没事儿。 第二天一早，我搭最早一班飞机赶回北京，到家一问，果然！小阿姨一眼没看住，法图麦在茶几上磕了一下，嘴唇被牙硌破了，流了不少血。 小阿姨一边说，一边抽抽搭搭哭起来。我大为光火，要不是她哭，我连动手打人的心都有。她当时也就是个20岁出头的孩子，估计吓得不轻。 现在想想，小孩子嘛，磕磕碰碰都正常。可哪个当爹的不护犊子啊？ 法图麦周岁生日那天，我们请了摄影师来为她拍照。在楼下的小区里，摄影师让我把她悠起来，像坐飞机一样，“呼啦”飞起来，“呼啦”落下去，把她乐得啊。她一乐，我也有点儿得意忘形，再一飞，用力过猛，整个身子都歪过去了，基本上与地面呈45度角。 摔一家伙是必然的了，关键是怎么摔。说时迟那时快，我当即把整个胳膊都垫在闺女身子底下，选择了一个她绝对安全的角度，轰然倒地。她没事儿，我整个胳膊都划烂了，那场面，惨不忍睹。 哈文在旁边看着，来了一句：“嗯，你像个爹。” 我老婆不愧是。o型血啊，就这么冷静，完全没有别人家老婆可能表现出的惊慌失措。说她是表扬你吧，话里话外听不出任何感情色彩。说她是挖苦你？也不是，这评价相当有高度了。 只能说，爱是装不出来的。我就是她爹，而且是亲爹！ 人类基因真厉害。法图麦不会爬，爱打岔，话痨，行动能力差，全是我的遗传，不用教！ 都说小孩子“三翻六坐，七挠八爬”，我这闺女什么都会，就不会爬。哈文一度感到担心，怕她是“发育迟缓”，我拍着胸脯向她打保票： “看我！看你老公！有问题吗？有毛病吗？我小时候就先学走后学爬的，告诉你啊，没事儿！老话说，不会爬的孩子聪明，知道吗？” 我从小爱给大人打岔，爹娘经常警告我：“大人说话，小孩儿不许插嘴！”但我耐不住，不让我说我难受。 现在，我闺女跟我一样一样的。有时候你说正事，她“咣”地插一杠进来，听上去还挺有礼貌，“我能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吗？” “行，行，你发表。”急不得恼不得。 再有就是话密，天知道她的话怎么那么密。思维还倍儿跳跃，老得关注她的话头儿在哪儿，一会儿就蹦了。她说话特早，早得我都害怕。八个月会叫爹娘，十个月能和大人简单交流，一岁两个月就自己唱卡拉ok了。 等她长到五岁，我们俩凑一块儿逗贫，我就逗不过她了。越逗不过还越想逗，把她逗急了就这样： “法图麦，你爹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眉眼挤作一堆，谄媚地问。 “轴呗！”一脸的不屑。 “那，你觉得爹是什么类型的人？” 她白眼一翻，“找抽型！” 到底是亲爹，咋说我都没脾气。 逗她玩儿，实际上是给自己解闷儿。有时候我在书房工作，特别是录节目之前，准备文案，一件特较劲的苦差事。我行动能力差呀，凡事能拖则拖，拖到不能拖为止。我可能会说服自己起个大早，冲完澡，狂喝几杯咖啡，然后在书房里坐下，看看书，看看盘，把整个白天都耗过去了，晚上才来开夜车，头悬梁锥刺股！ “法图麦，你爹是什么类型的人？”“找抽型！” 法图麦还添乱，在外面发出各种声音。我在屋里听着，心里痒痒啊。本来我就纠结得厉害：“我是出去呢？不出去呢？” 看不够，想不够，疼不够，爱不够。 琢磨半天，下定决心出去了，跟她逗会儿，跟家人聊会儿，又进书房。 刚坐定要干活儿，她又弄出响动了，我又开始挣扎：“我是出去呢？不出去呢？” 这么着，一天就过去了。 晚上哈文下班回来，我问她：“你说我这样对不对？” 还没等她开口，我自己回答：“我觉得是对的。” 然后，轻手轻脚溜到法图麦的卧室里，去和她道晚安。 “哎呀，爸爸你又来啦！真烦真烦真烦！” “不许烦，过来！” 我把闺女搂怀里，亲额头，亲鼻尖，亲嘴唇，亲下巴，亲脖子，亲左脸蛋，亲右脸蛋，一共七下。 吾妻哈文 我问朋友：“你把自己的老婆比作什么花？”怎么说的都有。 “玫瑰。” “红玫瑰。” “百合。”， “麝香百合。” 我慢悠悠地说出我的答案：“我的老婆，我把她比作塑料花。”闻者皆惊。 “塑料花，很普通，但永不凋谢，摆哪儿是哪儿，水灵儿。” 种树者必先培其根 我爹告诉过我，上大学，有几件事很关键，头一件就是交女朋友。 但是上大学以后好几个月，我都很自闭，不和同学来往。老觉得自己是偏远地区来的，和大城市的孩子们玩儿不到一块儿去。 每周末我都去中央美院学画画，那会儿还是老教学楼呢，晚上就住在协和医院后面的小平房里，学生宿舍。 去美院得坐公交车。经常是这样，我在马路这边等车的时候，就看见我们班一帮男生女生在马路对面，也等车，结伴出去玩儿。 很多女生对我感兴趣，我是她们餐后寝前的话题人物：这个男生很怪，不说话，走哪儿都背个画夹子。老实讲，我多少有点儿“装”。与众不同才能引起别人注意嘛。 我们播音系只有一个专业，一个班级，学生人数39，据说是建院以来最多，男女生一半一半。 我只对其中一个女生感兴趣，她就是哈文。 在阶梯教室上课，哈文恰好坐在我右侧，我们俩中间隔着楼梯。我用右眼瞄她，侧脸轮廓很美，就这么一眼，我对她“一见钟情”。 上课时，我常常骚扰她。我从本上撕纸，用铅笔给她画像，速写，画完以后用圆珠笔细细涂，慢慢磨，弄出立体感来。 涂磨好了，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就伸过胳膊去捅她。 “哎，哎！”我嘴里叼着笔，斜眼觑着老师，拿俩手指头夹起那张纸递过去。 当年对她一见钟情 “讨厌！”她白我一眼，“嚓”地把画抽走，一脸不屑。 我完全不知趣地一笑，再撕张纸，接着画，画完又递给她。 “你上不上课？”她又白我一眼，嘴角却忍不住向上挑一下。 我知道了，有戏！ 开学后不久，快到圣诞节了。我们班同学聚在一起包饺子，其实也是找机会热闹热闹。哈文是穆斯林，大家就和她的饮食习惯，专门从回民营买了羊肉馅。 我自己瘦，所以偏爱胖乎乎的女孩儿，哈文特别符合标准。吃完饺子，大家一块儿跳“黑灯舞”。我搂着哈文三步两步乱转，正值青春期，血脉责张，心想此时不表白，何时表白？ “哈文，你心目中的男朋友什么样？”我心怀叵测地问。 “至少一米八吧！” 一句话把我噎住了。上来就说身高，这不明显冲着我来吗？但人家话已经说到这儿了，绕也绕不开。我只好多问了一句：“最底线呢？” 她迟疑了一下，很认真地想了想，说：“怎么也得一米七五吧。” 这么说我就有自信了。我底气十足地告诉她：“上礼拜体检，我一米七五五！” 表白之后，哪想麻烦了，她不理我了。 伤自尊了？不至于吧，我没说什么出格的话啊。 没看上我？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小伙子长挺帅，挺有异域风情，再说她看我画还老偷着笑呢。 过了些日子，看我没头苍蝇似的，她估计也不落忍，约我到了个地方，很委婉地说：“那事儿，我爸不同意。” “为啥不同意啊？”我猴急猴急的。 说起她家，大家伙儿都觉得挺神秘。开学第一天，哈文是坐着一辆小轿车来的。那时候的学生都思想简单，即便如此，也没人瞎猜她到底什么来头，还是一样地平常相处。直到后来，我第一次去她家，和她爹见面，也不知道老人家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爸说，现在还年轻，以学习为重。”她很听她爹的话。 “咱俩除了一块儿吃饭就是一块儿学习，没干别的啊！俩人学不比一人学好吗？”我摆事实讲道理，挑战她爹的权威。谈恋爱就耽误学习？偏见。 见她有点儿答不上来，我乘胜追击：“你觉得我怎么样？” “挺好的。” “那不就完了吗？你觉得我好，我也觉得你好，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吗？” 那时候她没我心眼儿活，我说两句她就无言以对了。 “你再考虑考虑，啊？”我巴不得她马上表态。 “我……再想想吧。”最后她犹犹豫豫地来了一句。 一朝没搞定，我开始装颓废，整天闭门不出，不见人，不刮胡子。本来就瘦，一蓄了胡子，更显得憔悴、沧桑。我鼓捣班里男生把这阵风儿吹到哈文那儿去：瞧瞧李咏，为了你，都成什么样了？ 当然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当我遇到哈文的时候，表现得十分清高，根本不带侧目的，让她也尝尝啥叫失落。怪了，我不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啊，可是恋爱面前，这些小心眼儿、鬼主意，想都不用想就来。 一次，我帮同学排话剧，当导演。刚好哈文也和同宿舍的女生一起来看。我远远地看见她来了，激动啊，心脏“通通通”猛跳。但我不理她，更不和她说话，假装特酷特投入。 “那谁，你这个地方动作可以再大点儿！” “你，语气再强烈点儿！” 我知道她看我呢，所以表演得格外卖力。过了一会儿她走了，估摸着已经走了挺远，我特想回头看她一眼，还是忍住了，告诉自己：“别回头，万一被她发现了呢？”但我知道，她对我的好感肯定多了一层。 平时上小课，我的声音条件很好，老师猛表扬。我知道女生们私下里也少不了议论：“咱们班李咏声音多好听啊！”男生议论女生，女生议论男生，是学校里最让人提神的事儿。她们一议论，我自我感觉倍儿良好，心说：哈文要是不动心，才叫怪呢！ 现在同班女生，甚至她们8号楼的所有女生，肯定都还记得那时，每到晚饭前，楼下草坪便传来一标准的男低音播音腔儿：“哈文，下来！” 1988年的元旦对于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那天晚上，我买了两张票，请哈文看演出。当然，票是托一位女同学带给她的，我们俩座位不挨着，省得招她烦。还是这位女同学，演出结束后又帮我捎了句话：“李咏在西配楼后面的核桃林等你。” 她还真来了。站在一片核桃林旁边，我开门见山地说：“哈文，咱们俩别彼此折磨了。” 昔日的八号楼和核桃林 20年前的中国美术馆和北京人艺，是我们约会的最佳场所，有品位呀！1988年底，首届中国人体油画艺术展，相当轰动。天儿凉，顶风作画，只为向哈文显摆：这就叫“才华横溢”！ “什么叫彼此折磨啊？”哈文把重音放在“彼此”二字上。 “我知道，你也挺挂念我的。” “我挂念你？哼！”在她眼里，我分明就是个剃头挑子。 殊不知，我可是有备而来，今天要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决不罢休。 “哈文，我是个很认真的人，你别老羁押着我。我爹说，让我上大学找个女朋友，我就看你挺好的，就愿意你当我女朋友。凭我这条件，你吃亏吗？要么你现在就宣判我死刑，我就再没这念想了，天涯何处无芳草，要么你就……” 本来我是打好腹稿的，说着说着就即兴发挥了，最后一弯腰，“呗儿”从地上拔起一朵野花，“你要是同意，就把这花接过去，不同意就别动。说吧，就这么点事儿，简单！” 闷了好一阵儿，她都没说话。最后，她一伸手，把花拿走了。 是谁说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大错特错！野花是有生命的，更是有使命的。一朵野花，就这么改变了李咏的一生。 如果给爱情定义，100个人就有100种不同的定义 寒假很快就到了，她回宁夏，我回新疆。对于刚刚陷人情网的两个年轻人，这一个月真是太漫长了。特别是春节，全家老小都在，可就是心里欠得难受。 我每天都给她写一封信。信的内容无非是我今天做了什么，明天要做什么，无时无刻不想念你之类。最绝的是，为了讨她欢心，信封都是我自己做的。单做一个信封当然也没什么特别，关键是信封上的字都是我一个一个画上去的，任谁乍一看，也看不出和印刷上去的有何区别。 细说画字的过程，那是相当麻烦。先拿铅笔轻轻打格，然后找份报纸，把要写的字挑出来，依样一个个“画”在信封上，标准的“印刷宋”。画字也有讲究，先用铅笔打底，再用钢笔描，横平竖直，字间距相等。最后，轻轻用橡皮把铅笔的痕迹擦掉。 哈文说我，这哪儿是写信啊？纯属骗女孩呢！ 怎么能说骗呢？咱是饱含着真情实感的，要说“讨好”倒是不错。一大早起床就折信封，折完开始画，等画完了一抬头，外面天擦黑了。我容易吗我？哪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看见我这信封，不得疯了？ 我所有的信，哈文都留着，满满两大盒子，搬了几次家都没丢掉。我偶尔没事儿，拿出来欣赏欣赏，“小伙子太有才了！” 不过常常招来哈文的控诉：“你写的信我都留着，我写那些信呢？就算我字不好，没保存价值，你态度也太不端正了吧？” 爱之深，情之切：信封是我自己做的，上面每一个字都是我一笔笔画上去的。 一番话说得我，无言以对，找个空儿溜之大吉。 1988年4月13日，是我们确定恋爱关系后，哈文的第一个生日。 正是感情突飞猛进的时候啊，哈文的室友和我一起策划了一场“宿舍party”，想给她一个惊喜。大概只有在那个年龄才会如此，恋爱虽然是两个人的事，可很多时候更像是大家的事。 女生宿舍楼男生不让进，男生宿舍楼女生随便进，这完全有悖于苏东坡先生以美女喻茶之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十分不合理！ 还是哈文的室友仗义，帮忙帮到底，免费为我提供服装道具。我穿上一件女士大衣，系一条大红色的围巾，再戴上帽子和宽边眼镜，镜子前一照，能上《大众电影》封面了，美！ 这么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女生簇拥着一个扭扭捏捏的“女生”来到了宿舍楼下。看门老大爷刚想仔细端详端详，就被姑娘们围住问长问短，有点儿招架不住。趁着乱，我一溜烟钻了进去。 刚一进门，给哈文吓一大跳：这谁啊？怪里怪气的！ 待我款款宽衣解带，除去乔装，哈文乐得差点儿背过气去。 生日party结束，已经不早，我急着赶在锁门前溜出去，一慌就把帽子落在了屋里，这下麻烦大了。 行至楼下，埋头疾窜，被老大爷高声喝住：“站住！什么时候进来的？” 惊得我一哆嗦，站是站住了，就是不敢抬头。周围有些进出的女生看到有个男扮女装的在这儿出洋相，哈哈乐出了声。没关系没关系，我今晚就是专门给大家送乐子的。 “我……我刚进来的。”我用蚊子的声音说。 “不对吧！你哪个班的？男的女的？” 看来老大爷是不打算饶过我了，我只好泼皮耍赖，谁怕谁啊。 “你仔细看看，你说我男的女的？”标准的男低音播音腔儿。 争端是怎么结束的，忘了。87级播音系男生李咏乔装打扮混进女生宿舍讨好女朋友，迅速在校园里传为佳话。 第一次去哈文家，卷发，蛤蟆镜，牛仔服——回头率100% 。 一年以后，1989年春节，我自个儿把自个儿当女婿，上门儿去啦。哈文提前透了口风给我，她爹是个大孝子，搞定她爹，首先要搞定她奶奶，她奶奶高兴，全家高兴。 坐火车到宁夏已是傍晚，第一件事就是拎着礼物去三伯家看奶奶。奶奶长，奶奶短，嘴儿是要多甜有多甜。奶奶喜欢得不行，拉着我的手不放。 “这小伙子，好，白净！要是我们家哈文像你这么白就好啦。想当初我年轻的时候，也白着那！” 此后任何时候，我们回宁夏银川，第一件事都是看奶奶。“征服”了奶奶，后面自然一路绿灯。大姑大姨大姐一律说好，皮肤白净，细嫩，会说话，手好看，懂事儿，一见我就喜笑颜开。 和哈文家人一起聊天，我才知道她爹不简单，是一位中共高干。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本溪市税务局长，1958年赴宁夏负责成立回族自治区的筹备工作。两份委任状都是时任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笔手书。 听到这段历史，我对准岳父肃然起敬。别看我在家是老疙瘩，不怎么干活儿，到了这儿，可有眼力见儿了，特会献殷勤。准岳父起得早，每天早上6点，他起我也起，他做早饭，我打下手。 几年以后，我们大学毕业，哈文被分到天津电视台工作。我送她过去，受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驻天津办主任的热情款待。席间，还说起一段往事。 就在我向哈文表白心迹的时候，正赶上她爹到北京办事，她就向她爹提到了我，她爹当时表示不同意。这也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备受折磨”的原因。而老人家的考虑，其实不仅仅是“以学习为重”。 离开北京，他的下一站是天津，一到地方就召见办事处主任，吩咐道：“赶紧给我女儿物色个男朋友，必须是穆斯林，研究生！” 我虽然保持穆斯林的生活习惯，户口本里民族一栏却是“汉”。看来在她爹眼里，这是个大问题。 到了第二年，我已经将哈文一家老小“拿下”，顺利通关，她爹又去天津视察。天津办主任犯愁地汇报说：“您嘱咐的事儿，我一直想着呢。可我们这边儿回族的研究生不太多，还没碰上合适的。” “嗨！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她爹大手一挥，“甭找了，人都带家里去了，老太太带头同意！” 我对爱情，仿佛怀着一种虔诚和胆怯 谈恋爱这事儿，投入挺大，不光是感情，还有资金。 那时候家里每月给我寄100块钱，一个人凑合够用，俩人可差远了去了。总得讲点儿浪漫吧？讲点儿情调吧？ 记得那次，我们在东四的大华影院看电影，散场后出来，饿了，去旁边一家咖啡馆买了一个汉堡包。说是汉堡包，其实就是个三明治，三两口就吃完了。知道多少钱吗？10块！人民的币啊！ 我心疼木了，一路都在念叨：“太贵了！贵死了！” 哈文后来特记恨我，这男生怎么这么小气，讨厌！ “行啦行啦，花都花了还扯什么呀？”她不耐烦地说。 那个月刚过一半，我的钱就花光了，只好厚着脸皮去找哈文。 “哎，媳妇儿。” “呸！谁是你媳妇儿？”她对我怒目而视。 “行行，哈文，行了吧？”我赶紧识相地改了口，：“那什么，我这月没钱了，要不把你的钱拿出来，咱一块儿花，行吗？” 这可是初恋啊，最忌讳谈的就是“钱”。可是没钱追什么女孩儿，不是扯吗？我可不想打肿脸充胖子。 后来很多时候，每当哈文展开“如果你可以整天在家呆着多好”的幻想，就会遭到我的无情打击。 “我也想整天在家啊，在家呆着怎么挣钱？家里生活怎么维持？最后我不是偷楼上的，就是偷楼下的，信吗？这是现实问题。” 我说的是大实话，却令哈文恼火得很。不解风情，俗！ 当年也是一对“潮人” 话又说回当年，穷则思变，我挣钱的首选途径是配音。去中央电化教育馆给影视教学资料配音，每分钟6毛钱。几千字的稿子，15分钟配完，能挣9块。我们班当时有二十多个人去面试，最后就留下我一个，因为我踏实。15分钟的片子，我之前要看上一整天，熟悉内容，对口型。运气好的时候，一个月下来能挣一千多。80年代末，绝对大款了。 后来又找了个来钱更快的活儿，在内蒙古饭店一层的歌厅里当驻店司仪，每天晚上主持两场演出，工资一天一结。 哈文唱歌很好，当年代表七大艺术院校参加过全北京市的大学生巡演。我觉得这种事吃力不讨好，没劲。要玩儿就玩儿真的。 “别尽给我现眼，既然是我媳妇儿，跟我出去！” “呸，谁是你媳妇儿？”哈文一把把我的手打开，“出去干什么？” “挣钱！” “挣钱？”她犹豫了一下，“能挣多少？” “钱不多，我努力！” 说完，我拽着她来到内蒙古饭店，介绍她当驻唱歌手，开始了“夫唱妇随”的兼职生涯。算起来，一个月赚的钱少说也有一两千块。 有钱了，就开始臭美。谁让我骨子里就臭美呢？我们俩所有的衣服，都是我亲自设计的“情侣款”，我们一起坐公交车去买布料，拿到定福庄附近的一家小裁缝铺里做。我做事马虎，有时候人下车了，面料却落在座位上，找也没的找，经常挨哈文骂。 穿上自制情侣装，如果只看腰部以下，我们俩就是一个人，裤子的款式、花色一模一样。几年以后，出了一个叫陶金的摇滚青年，带火了短款西服和萝卜裤。哈文作证，这身行头，早他好几年我就已经发明了。 说起钱的好处，还真是一言难尽。 每回她的同学、朋友到学校里来玩儿，都是我慷慨解囊，去小卖部买酸奶招待他们。现在说来，酸奶不值什么钱，在那个年代还是挺奢侈的。况且架不住一来就来四五个，有的还特不拿自己当外人，“我就爱喝酸奶，来俩！” 心里疼不疼另说，我脸上始终热情洋溢，“大家随便喝，哈文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在哈文面前充胆大，其实紧张得腿肚子转筋，一脑门子虚汗。 “哈文，你男朋友不错啊！”“来俩”的那位开始说我好话。 “什么呀？这就是我男同学！”哈文纠正道。 气得我，咬牙也不是，切齿也不行。只好笑里藏刀加以补充：“我是她关系特好的男同学。” 我一向自认为财商不低，何况男人为自己心爱的女人挣钱，天经地义。配音、司仪、驻唱，挣的都是小钱，真正称得上“第一桶金”的是1992年。朋友办了个小公司，我帮着倒腾了几笔买卖，半个月赚出了别人好几年的工资。当然，绝对不违法。 瞧这s型，多难拿！ 揣着钱，我跟哈文回宁夏拜见岳父母，腰杆不由得直了许多。 之前哈文老跟我说，她三伯的闺女懂事，工作两年，给家里换了台29英寸的彩电。这弦外之音我懂。 坐在未来的老丈人面前，我从包里拿出一摞人民币，潇洒地往桌上一放，“这是我孝敬您的，明天给您买台新电视，我已经看好了，29寸松下。” 环视客厅一周，我看沙发也挺旧了，看上去灰扑扑的，还是20年前的样式。于是我又拿出一摞人民币，“这钱，买套皮沙发，带拐角的。这套该淘汰了。” 李氏父子 我爹是我最忠实的观众。他永远默默地在电视报上划出所有我的节目，到点儿必看，不管重播多少次。烦人的是他光自己看还不行，非拉着我娘一块儿看，一遍都不能落下。 我爹今年快80了，生活规律，身体健康。每天下午5点打开收音机，躺床上听点儿小道消息，吃完晚饭，按时收看《新闻联播》。除了这点儿事，就是担心我，仨孩子里就我爱兴风作浪。 每当听说有关我的负面消息，他就很恼火，跟我辩是辩非。不管我怎么解释，我爹都是这一句：“你怎么就这么不省心？怎么就不能向人家罗京学习学习！” 有父如是 我出生之前，我爹已经有两个闺女了。我娘遵照党的方针指引，没日没夜地搞“社教”。正事儿也没几件，就是一群老娘儿们咋咋呼呼。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相互嘀咕：闲着也是闲着，生个孩子得了！ 于是妇女们不顾老公的劳累，开始了下一代的“制造”。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娘有一天告诉我爹：“咱有了。” 我娘有个朋友，是妇产科大夫，做完检查，高兴地告诉我娘：“是个儿子！” 算起来，大姐比我大8岁，二姐比我大6岁。我爹我娘根本没征求我意见，就这么把我造了出来。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医生把我从产房里抱出来，跟我爹照了个面，我爹喜极而泣。 他一溜烟儿跑到了大街上，干吗？给我娘买礼物。今天她立了头功！ 东街走西街，不知道买什么好，最后买回来一个肥皂盒。 20年后说起这一段，我娘还在笑我爹“不靠谱”。 我爹一生满怀未竟的理想，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从形式到内容都精益求精。比如他让我从小头顶“三七开”，打头油，头缝细而笔直，发丝服服帖帖。我们站一块儿，就是电影《包氏父子》里那爷儿俩。马褂、怀表、小分头——在他心目中这是文化人的范儿。 还有一些观念，完全不合常理。我七岁那年，有一天肚子疼，疼了一宿，满身大汗。我爹果断地说：“送医院！”我被扛到医院，送进病房，检查结果是“急性阑尾炎”，要立刻切除。换上病号服推进手术室，也不知为什么，突然就不疼了，我脱了蓝条褂儿直接溜回了家。 回家以后我爹开始给我讲道理，说这个阑尾啊，得割。有本书上写的，在英国，凡是贵族家庭，讲究点儿的，小孩儿都割阑尾，更别说我这还是个发炎的阑尾。 我当时小，没跟他争，后来懂点儿事了，才又提出来跟他讨论：阑尾它招谁惹谁了？父精母血，人身上哪个零件没用？再说了，咱又不是贵族，管人家贵族什么样呢。 我爹曾经跟我说：“小咏，我给你讲讲我小时候吧。”我当时正忙着呢，回了一句：“没心思。”他就没讲下去。 我只知道我爹年轻的时候在兰州一家中药店当过学徒，表现不错，19岁那年被派到上海进修，见了不少世面。再回兰州，就感觉呆不下去了，第二年又来到上海，投奔一位堂兄。堂兄在位于南京东路的“达仁堂药房”工作，给我爹也谋了份差使——坐在药房里的高台子上，抄方子，记账。 我爹在那里练出一手好字，药堂里一直保存着他写的笔记，直到几年前被拆迁。后来我上了大学，我爹要求我给他写信时，也一律用竖排繁体，导致我直到今天也不大会横着写字，怕弄错行。 1951年秋天，我爹离开上海，报考了兰州铁道学校，专业是会计。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娘（真老土），我娘小他7岁，当时念的是兰州师范学校。两个年轻人相爱，顺理成章地结了婚。 我爹毕业以后，响应号召，分到乌鲁木齐铁路局工作，任党委秘书，属于核心部门成员。1952年“兰新铁路”动工，他也随指挥部一起，跟着铁路向新疆挺进。我娘和其他家属先迁到了乌鲁木齐。 我爹很瘦，我这体型就是打他那儿遗传来的。 刚到那儿，我娘闲得没抓没挠，就报考了乌鲁木齐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当了地方上一所小学的老师，语文、数学、体育都教，还是她所在地区的女子篮球队教练。从学科安排上，您就能看出当时的教育资源多么匮乏，同时看出我娘有多能干，说起来也是“双学位”。 1958年，兰新铁路经达坂城穿过天山，修到了乌鲁木齐市，我爹我娘终于团聚了。我爹属羊，我娘属虎，这一羊一虎，凑一块儿过得还挺美。我娘贤惠，家里家外都打点得好。爹的生日是在10月，他常喜滋滋地说：“我这个羊好，秋后的羊，有草吃！” 我爹胃不好，对吃的东西很挑剔。还好，当时我们家条件还过得去。饭、菜端上来，他觉得喜欢就吃，要是不喜欢，“啪”，筷子往桌上一拍，走了。我娘就得去厨房重做。 儿时记忆里，我爹是个“夜猫子”，今天的我也成为夜行动物，或许是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半夜醒来，总看见他的书房亮着灯，没完没了地誊写稿件。近几十年，《新疆年鉴》中铁路发展史的部分，全部是他的署名。 纸篓里写废了的稿纸都只有一两行。只要错一个字，我爹就撕了重写，而且撕得整整齐齐。这副“轴”劲儿，如今完完全全地遗传给了我。每当看到我坐在沙发上，把一张废纸整整齐齐撕成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整整齐齐摞好，再撕下一张，哈文就大呼有病，十分不解。 我爹喜欢养花，在阳台上养了几株茉莉，有成年人的手臂那么粗。一种花开单层，香气袭人；一种是双层的，好看，但气味很淡。每逢花期，我家的茉莉开一茬便有600余朵——我爹一朵朵地数过。这一茬谢了，下一茬又接上。 茉莉花开时，家里总是高朋满座，我爹的书法家朋友、画家朋友全来了，不喝茶，只泡花，趁着兴起，挥毫泼墨。 泡不完的，我娘怕浪费，就采下来晒干。先把茶叶筒里的茶叶倒出来，又一层茶叶一层花的铺进去，下一年随时可以泡来喝，怡神醒脑。 花是我爹的心头肉，只要谁说一个方法能让花长得好，他一定要试一试，比如用臭鸡蛋水给花施肥，屋里臭得都呆不住。花要是有什么闪失，我爹能伤心好一阵子。 有一回我们搬家，那时候也没有搬家公司，就是请几位朋友帮忙，然后招待人家吃顿饭。我爹养的一盆米兰被放在了大衣柜后面，谁都没想起来。过了好几天了，我爹才想起米兰上哪儿去了？左找没有，右找没有，最后才从柜子后面找出来，已经枯死了，新疆气候太干。我爹当时就震怒了，又不知道这气该对谁撒，一巴掌推倒了大衣柜，摔得四分五裂。 “老疙瘩”给宠坏了 我爹骨子里追求“儒士之风”，但这一点似乎没有写进我的基因密码。作为家中独子，我很受宠，要月亮不能摘星星。两岁以前，我几乎脚不沾地，俩姐姐轮流背着抱着。再加上遗传了爹的倔和轴，从小乖张跋扈，蛮不讲理，一切享受都是理所应当。 之前，爹娘不以为意，就这么一个儿子，老疙瘩，能宠则宠吧。我爹突然发现儿子管不了了，是在我4岁那年。 那天家里来了很多客人，围坐在客厅里聊天。我在街上玩儿，突然想撒尿。我有洁癖，从不在外面上厕所，所以一直憋回家。进门一看，卫生间有人，真烦。当时我急啊，顾不得那许多，直奔沙发旁边的痰盂，掀开盖子就来了一下，完事儿提上裤子就走，周围的客人根本甩也不甩。 又出去疯玩儿了俩小时，再回家时，客人们都走了。客厅里只剩下我爹一个人，铁青着脸坐在沙发上，煞是吓人。痰盂敞着盖儿，就摆在他脚边。 见我回来，我爹指着痰盂儿，一字一顿说：“给我盖上。” 我自知惹祸了，但又死犟，站着不吭声，还一脸大义凛然。 “给我盖上。”这几个字是从紧咬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凭什么盖啊！谁让他们占厕所的，讨厌！”我佯装无畏，其实心虚。 “你简直毫无廉耻！我再说最后一遍，给我盖上。” “不盖！” “盖不盖？”他站起来，向我走近一步，揪住了我的耳朵。 “不盖！” “你再说一遍？”我爹下手真狠，不但拧，还往上提。 “不盖！” “再说？” “不……” 我们一家 据我娘形容，我被提溜得马上就要两脚离地了。她见势不好，急忙一路小跑过来，躬身拿起盖子，“砰”，把痰盂盖上了。“有话好好说不行？就知道揪孩子耳朵！” 我爹从来不打我，怕打坏了，就这么个老儿子。揪耳朵是他对我最狠的惩罚，可又常常不奏效，因为我吃软不吃硬。这也是他惯的。 高中三年，我叛逆到了极点，跟我爹完全无法对话，横竖不对付，张嘴就是吵。那时候两个姐姐都已经长大成人，我娘的精力除了忙工作，就是用来调解我们父子关系。 能吵到什么地步？除了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还得是我娘在场，其余时间我娘不敢让我们爷儿俩单独碰面。就说吃饭，我妈炒好一盘菜端上桌，招呼我们开饭，然后就得赶紧地去炒另一盘菜。爷儿俩脸对脸的时间超过3分钟，就得拍桌子瞪眼。 现在想想，为什么啊？我也说不清楚了。直到我自己也当了爹，才觉得挺对不住我爹。当年他激动得满大街买肥皂盒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儿子是个讨债鬼，老天专门派来和他作对的。 高三毕业，我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我爹不放心我一个人出远门，就借口说要去北京开会，和我一起登上了70次列车。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新疆，甚至连天池和吐鲁番也没有去过。我趴在窗户边上看了一天一夜没合眼。窗外总是茫茫戈壁，延绵无际的沙丘。我的内心同样如是，似乎什么也没想，却又总也不能平静。 终于离开新疆了。过去的三年，我每天都在觊觎“外面的世界”。我正青春，我很叛逆。一点点大的商场，一点点大的邮局，一点点大的饭馆，一点点大的学校，我早受够了。我甚至收拾好一个旅行袋，塞在床底下。每天都研究地图，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就启程。 火车轰隆隆一路向前，窗外的风景一成不变，诠释着国家的地大物博和地广人稀。我手里拿着地图，不断地向远方看，找下一站在哪儿。最羡慕的就是途经的小站上孤独的摇灯人，一个人，浪漫无拘。我很庆幸，自己从此要去见识广阔的新世界，更庆幸的是之前并没有背上行囊孤注一掷，否则流浪到了大戈壁，能不能活着回去都是个问号了。 “看看看，看了一路还没看够，有什么可看的？”爹吃着泡面，很不耐烦。他特烦我装深沉。 看我爹一脸严肃，就知道我这﹃老疙瘩﹄没少让他操心。 “我就觉得好看，你看不惯就自己睡觉呗。”我翻着白眼说。 又来了。我们俩当时都挺习惯这种对话方式，说什么都带着股火药味。 从乌鲁木齐到北京，3774公里，经过三天三夜，车到北京，正是晚上。我们从北京站打了辆人力车奔东单，住在中国铁道出版社招待所，社长是我爹的好朋友。安顿下来，马上打电话给娘报平安。我娘千叮咛万嘱咐就这一件事：你俩千万别斗嘴。 挂上电话，我爹要带我出去逛逛，看看天安门。出门碰上个煎饼摊，北京特色，1块钱一个。我爹说，咱尝尝。又特别嘱咐那小伙子：“给我儿子摊俩，纯鸡蛋的，不放面。” 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俩人仨煎饼，一共花了5块钱。 啃着煎饼果子，我们一路溜达着奔天安门广场。过去只在课本里见过天安门城楼，如今终于见着真的了。长安街两旁的便道上铺的都是各种花色的小方砖，这挺新鲜，原来没见过。我手捧煎饼，踩着小方砖“啪啪地”往前蹦。一边蹦就一边发上了感慨：“爸，你看我将来毕业了，有没有可能留北京？” 我只是随口一说，我爹却很不满意，“你想什么呢？给我踏踏实实的，先把书念好！再说了，要留就留上海，那才叫大城市！”言语中满是一个“上海人”对北京的不屑。 我不服气，又扯东扯西地跟他争执一番。这叫啥事儿啊？还没去学校报到呢，先为毕业以后的事儿吵上了。吵完了心里都不痛快，一直到睡觉，再也无话。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偷偷溜出门，干吗？革命从头开始！ 留了十几年“包氏父子”的小分头，腻歪了。我跑到位于金鱼胡同33号的四联理发馆——这是头天晚上偷偷向服务员打听来的，剃了个当时最流行的高仓健的板寸。 顶着板寸回到招待所，进屋时我爹刚起，坐在床边上，看见儿子变了个人回来，惊得瞠目结舌。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半晌只眨眼不说话，待到回过神儿来，直接扑向电话机，拿起话筒“哗哗”拨号。 “喂？喂！”简直气急败坏。 “大早上的，又怎么啦？”那边儿传来我娘的声音。 “你知道你儿子干了什么吗？”我爹咬牙切齿，像仇视阶级敌人一样仇视着我，“你儿子，剃了个平头！！！” 不等他告完状我就嚷嚷开了：“剃平头怎么了？我不爱留分头，每天梳来梳去的耽误工夫！我想利索点儿，我想腾出时间好好学习，不行啊？” 于是乎我娘劝了这头劝那头，爷儿俩轮番接电话，做了半小时工作，这事儿才算勉强收尾。 干完一仗，正事还不能耽误。我爹带我上街，买齐了所有上学要用的家伙事儿，不锈钢餐具、脸盆牙刷、毛巾肥皂……挑的都是好的，贵的。但是余怒未消，一路无话。我也挺憋屈，不就理个发吗？这也犯得上动肝火？ 东西买回来后，装在我姐结婚时置办的大箱子里，我爹帮我拖着，坐上312路公共汽车。在车上晃啊晃的，爷儿俩各看各的风景，各想各的心事。 汽车到站，正好停在广院正门。我们从校门进去，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地址找到7号宿舍楼。我爹怕我拿不动行李，弯腰一铆劲儿，自己把箱子扛起来直接上了二楼。我跟在他后面，想搭把手，犹豫了犹豫，没开口。 进了房间，我爹向宿舍里的同学一一打招呼，“他叫李咏，第一次来北京，请你们多关照。” 吵了这一路，终于到地方了。我也一下子挺直了腰杆，扬眉吐气，跟同学谈笑风生起来。我故意不理我爹。瞧见了吧？这一屋子都是板寸，就您一个分头！ 我爹见我和大家挺融洽，放下心来。“那我走了。” “行行，您走吧，赶紧走。”可算解放了，我推着他向外走。 我把我爹送到楼下，连楼门都没出，“爸您快走吧，走吧走吧！” 我爹也对我说：“回去吧，回去吧。” 去大学报到，当天早上刚剃的平头。 一边说，一边独自朝校门的方向走去。走两步又回头，朝我摆摆手，示意我回去。我也不含糊，拼命朝他摆手，恨不得让他赶紧消失。 我爹终于走远了，我特高兴，连蹦带跳回到了宿舍里。 后来，当我在大学校园里给爹娘写第一封家信，回想起这一天，回想起爹的背影，我哭了。那封带着泪痕的信至今还保留着。我爹把我所有的信，都一页一页粘在白纸上，装订得整整齐齐。 又过了很多年，我做了电视导演。一天，正在编片子，剪一个“慢动作”，我爹的背影又突然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我眼前——— 他很瘦，一个人慢慢向前走，心里想着儿子的未来，也可能是儿子的过去。一阵风吹来，他的衣服扑簌簌地抖，显得那么孤独…… 我的眼泪再次“哗”地冲出眼眶。 19岁的我，怎么那么没心没肺？怎么那么浑蛋轻狂？我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甚至得意忘形！是故意气他吗？ 自以为满腹委屈，其实我根本就是个不良少年！ 那天爹说：“儿子，今天你可以喝酒，因为你长大了。” 我爹是很好的一个人，这是我现在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少年都无法绕开这段经历，冲撞到和解，叛逆到回归。为那个背影，我将愧疚一辈子。 大一暑假，爹娘早早做好准备迎接儿子。我从火车站坐车回家，一进门，桌上饭菜都摆好了。我娘招呼我赶紧放下东西，洗了手坐下。 我爹开了一瓶啤酒，倒满一杯，放在我面前。 “儿子，以前我不让你喝酒，今天你可以喝，因为你长大了。” 那顿饭我没吃下去，哭得一塌糊涂。 你咋就不能让我省点儿心！ 大学毕业那年，走了狗屎运，误打误撞进tv，还是唯一一个播音员名额。这在北京都是件挺大的事，别说在老家了。消息传到边疆，当即轰动，亲朋邻里都知道“老李家的儿子进中央了”。 几年以后，再踩一脚狗屎，《幸运52》使我一夜成名。家里摆上了流水席，有的朝贺道喜，有的申请救济，再有就是过去没平反的也来申冤，“托你儿子向中央说说情。”全国各地的记者采访完李咏还得采访李咏的爹娘：“请问您是怎么把儿子培养成才的？” 弄得我爹娘是又高兴又烦恼。高兴的是活这么大岁数没接受过记者采访，烦恼的是也没怎么用心栽培过我，只好编一些理论来应对，每回采访完都赶紧打电话问我：“这样说合适不合适？” 总之，鸡窝里飞出金凤凰，老公鸡老母鸡都待不住了，闹心。 我岳父岳母去世早，只看到我们结婚，却没等到外孙女出世，更没享到我们的福，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所以我和哈文商量了一下，把我爹娘接到北京，好好孝敬他们。 爹娘在新疆清净惯了，和我们一起过，嫌吵。于是我给他们单独置办了一套房子，离我家不太远，但凡有空儿，就隔三差五去看看。 我爹身体挺好，但我娘患上了严重的心衰，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一家几乎不可能一起长途旅行。我为他们请了很负责任的保健医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主动打电话，提醒他们该换药了，该检查了。我还和小区保安混成了哥们儿，每天早上，我爹去买菜，他们都开电瓶车来接，或者知道老两口缺什么了，就帮忙捎回来。 只要对爹娘好的，我都愿意用我这张“熟脸”去换。 看望爹娘时我们一定是带上闺女的。赶上我工作忙，就派哈文和闺女做代表，给他们送些生活用品和零花钱。我们相信身教胜过言传。 一家人里，我爹是我最忠实的观众。他永远默默地在电视报上划出所有我的节目，到点儿必看，不管重播多少次。 据我娘描述，每次我爹看我节目，一边嘴角都挂着一丝笑。请注意，只有一边哦，那是他打心眼儿里在得意。烦人的是他光自己看还不行，非拉着我娘一块儿看，一遍都不能落下。 自己，不是事儿 恶童出世 谁要能看透孩子的生命，就能看到堙埋在阴影中的世界，看到正在组织中的星云，方在酝酿的宇宙。 ———罗曼·罗兰 每当回到我的出生地，看望当年的幼儿园阿姨，她都哈哈大笑着欢迎我：“‘大官’回来啦？” 我天生是个孩子王，嘴甜眼尖，懂得看人下菜碟。 小朋友们围坐着长条桌子吃饭，我永远坐上座，威风凛凛虎视四方。在幼儿园的院子里做游戏，我永远是“司令”，前呼后拥，妻妾成群！ 上了小学，我凭添殊荣，得一绰号“爱女模范”，因为我不跟男孩儿玩。谁让我有俩姐呢？她俩最大的乐趣就是联手对付我，不许爬树，不许翻墙，不许玩泥巴，不许打架……裤子上有土回家就挨骂。不过让我打架我也不敢，就怕别的小孩跟我急了眼：“回家叫我哥去！” 班上成立了课余学习小组，按街区划分，我们组里就我一个男生，很占便宜。组长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儿，真漂亮，我到今天也忘不了。她娘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当然不敢放肆。但每次去她家做功课，我都刻意打扮打扮。那时候没有高领毛衣，只有脖套，我就戴脖套，显得有风度。今天黑的明天白的，两个来回换。 中学时代的我，开始讲究“造型”，梳小分头，抹头油——这是我爸爸的品位，他理想中的儿子应是一个标致的“小开”。此外我还有不少前卫的做派，第一个穿港衫，第一个穿喇叭裤，第一个穿榔头鞋——就是后跟挺高，前脸挺鼓的那种。 因为从头到脚都违反“中学生守则”里的着装规定，老师罚我去校门口扫地。我在前面扫，一堆女生在后面帮我划拉。 爱女模范，当然有女生缘。 因血统而夭折的画家 人凭什么能够意识到有一个自我，我倒渴望从中分离出来，逐渐长大。 ——泰戈尔 我是一个夭折的画家。 小时候，我在一家很简陋的俱乐部里，看了场5分钱的电影，秦腔古典名剧《三滴血》。回家以后就睡不着了，满脑子都是电影里的乌纱帽和官袍，趴在桌上画。 我就不明白，那些穿官袍的人为什么老托着腰带？是不是一松手就掉下去？乌纱帽两边为什么支楞一对翅膀？晃来晃去还不够晕的？之后又不断地回忆官袍上的图案，文官绣禽，武官绣兽，官品不同，所绣禽兽也尊卑不一，仙鹤孔雀狮子虎豹……琢磨来琢磨去，如醉如痴。 那是我第一次对画画产生兴趣，不到四岁半。 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爹的一个朋友，在铁路系统搞宣传工作，会画几笔人物花鸟。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就是领我进门的师傅。我们其实只见过一面，他什么也没教我，只领我看了他的画，当时的感觉，就是眼花缭乱。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开始。 我开始自学素描，它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我第一次知道铅笔居然有软、硬之分，以此为标准，能分成13种之多。我首先接触到的是苏里科夫素描体系，搞不懂它的理念，只是拿起笔找感觉。没完没了地练习笔法、力度分寸，临摹、写生，各种几何形体的石膏像和自然风景，轮廓、线条、结构、光影……客观与主观的世界在我笔下交融，仿佛突然练就了造物神功，无所不能。 除了上学、吃饭、睡觉，我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画画，爹娘很发愁。那个年代，都希望孩子能“学习好”，其他方面，过得去就行。但他们仍然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娘管理着一家印刷厂，各种纸张有求必应；我爹请人给我做了大大小小好几个画夹，里面是木板，外面用军布包起来，粘好，两边钉上背带。 我小小年纪，对自己的要求却极为严苛，近乎强迫。原因说不清道不明，就是喜欢画画，画不惊人死不休。 上中学以后，我认识了一位姓戴的美术老师。他那时单身，常年住在学校，在画室里一呆就是一整天。每周末我都去看他写生，他画的是油画。从他那里，我学会了用湖蓝色给画打底，湖蓝和一切颜色都是可以相融的。 初一一年，我画了厚厚一本习作。其中大半作品是临摹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派”，就是看上去支离破碎、扭曲变形的那种。我对画派不太理解，但我崇拜毕加索。习作中还有小部分是人体。当然没有模特愿意脱了衣服让我画，都是石膏像写生。 我姐夫是哈密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为了讨好我娘，把我接到哈密去读了两年初中，美其名日“补习英语”，跟他一块儿住教师宿舍。我很喜欢姐夫的一套黑白道运动服，他说，只要我英语考试过了60分，就把衣服送给我。 我在哈密的学校里认识了郭鸿儒老师，新疆“四大才子”之一，毕业于齐鲁美术学院。学校大礼堂两侧有两间厢房，一间是他的卧室，一间是他的画室。认识郭老师以后我就不住教师宿舍了，搬到了他的厢房里。每天做完功课，我就帮他批改作业，分儿打得不高，他老怨我。 画室里有个一人多高的大卫头像。这是中学美术课的必备教具之一，但从来没人用过，最实用的一次就是被我用了。 只要有时间，我就临摹。我的画纸高、宽都是2米，展开有一面墙那么大。 灯光从石膏像的斜上方打过来，我站在5米开外的地方，用铅笔量比例、打点、走轮廓，黑白灰的过渡、头发和皮肤的肌理……然后退后几步、上前几步地虚着眼看。我用72个课时完成了这幅画，前后大约一个月，与实物完全是1:1的比例。 每个周末，郭老师的诸多同仁、朋友就到画室里来聚会。我们先一起烤土豆，吃完再去看画。所有的人看到我画的大卫，都惊诧不已，“这孩子胆儿真大！太有天分了！” 艺术创作讲究悟性和灵感。三分之一的时间，我在向老师学习。三分之一的时间，我自己对着书本体会、感受。还有三分之一是实践，不断挨骂，不断自我修正。在老师眼里，我的画永远是错，所以他永远在纠正我，他的纠正也是一部教材。 还好我聪明，懂得举一反三。 有时画静物，我找不到亮点。老师拿起橡皮，在我桌上敲了敲，“记住了，它可以调整明暗对比。”说着，拿橡皮在球上亮面轻轻挑一下，“你再虚着眼看看，是不是亮点？” “是！”原来会者不难。 “这不就完了吗？真笨！” 我绝不让他在同一个问题上有机会第二次骂我。这或许是一种天赋，从此我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找到物体的亮点。 高中时我回到了乌鲁木齐。我不爱说话，自我封闭，绘画就是我与外界的交流。高一开学前，去学校领了新的教科书。两三天的工夫，课还没上，我已经给语文课本从头到尾配好了插图。 每天放学回家，做完功课，我就在小本上画《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人物按照“魏、蜀、吴”分类，公孙权、孙策、孙瑜、曹操、刘备、赵子龙、关羽、张飞……我甚至不需要参照，全凭想象，精细的白描手法。一页一个，一晚上能画四五个。 画完了，我把它拿去跟同学换邮票。一本二三十页的“三国人物”能换到一枚或一套很好的邮票，数不清我一共画过多少本。我并不懂集邮，到底值多少钱，无从考证，只是心爱换心爱罢了。后来才知道，也有值钱的，比如“祖国山河一片红”。 我所在的乌鲁木齐铁三中是铁道部重点中学，也算是全国重点。高一那年，我作为学生会宣传部长，联合校团委，发起、组织了一次铁路系统的黑板报大赛，规模覆盖数十所中小学，规格相当于整个乌鲁木齐市。当时的我，对各种绘画技法都有涉及，粉笔画尤其拽得厉害。 有三天的时间，我没有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一个人在一块长约4米的黑板上，照着一本画册，用白色粉笔勾画出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的浮雕作品之一——《五四运动》。操场上人声鼎沸，枪鸣炮响，高音喇叭播放着激昂的进行曲，这一切于我只是遥远的背景，尽可充耳不闻。我的眼里只有线条、色块、明暗、凹凸，耳边只有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天青年学生们在高喊口号，慷慨陈词。既不知道饿，也不觉得累…… 我的作品不参加评选，只作为展示，几乎乌鲁木齐市所有学校的校长、主要领导，都来观摹这幅画，无不啧啧称奇。 各校的黑板报参赛作品以照片形式寄来，经过评委会评分，颁奖大会上，由我来宣布获奖名单。 学校大门口的“着装守则”白纸黑字写着，男生不许留长发，教导主任拿着一把剪刀站在门口，违者就地处理。也不许穿喇叭裤、榔头鞋。可我就是这么副打扮——您要是让我现在回去换发型、换衣服、换鞋？我倒没问题，操场上那几百号参加活动的老师学生，只好麻烦他们等等了。 结果，当然没人把我怎么样。 长发、喇叭裤、紫红色大头皮鞋，我站在高高的领操台上宣布获奖名单。没错，我居功自傲，我有恃无恐。但是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何谓“宽容”，心中只有两个字：感激。 自从在黑板报大赛中小露锋芒，学校发现我是个“绘画奇才”。过了些日子，西北民族学院艺术系来新疆招生，教导主任热情地鼓捣我去面试。我稀里糊涂带着大量素描，一些水彩、水粉作品，以及一幅油画，去了他们的招生点。 西北民院的老师看了我的素描作品，赞不绝口，天生的油画家坯子，问我：“毕业证带了吗？” “什么毕业证？”我一头雾水。 “你高三毕业没有毕业证吗？” 比萨斜塔，始建于1173年，自动工之初塔身开始倾斜，至今仍在继续。闺女一脸凝重、担忧的表情，严肃地问我：“爹，它什么时候倒？” “我，我开学上高二。” “我们这是大学，招高中毕业生，你高二来干吗？”老师大为光火，空欢喜一场。 一年多以后，临近高考，班主任老师建议我报考西安美术学院。 西安美院没有面试，只要求考生将相关作品邮寄过去，合格者直接进入复试。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制度不严谨，给滥竿充数的人提供了方便，随便把谁的作品寄过去冒充一下不就行了吗？而复试只是考一些简单的常识，基本上起不到甄别人才的作用。最后一关，文化课考试，以我当时的成绩，一考一个准儿。 我挺“洁身自好”，不愿意和一群有可能“滥竿充数”的人混在一起。另一个使我犹豫的原因是郭鸿儒老师说过的一句话：“画画是讲究血统的。”我没有这个血统，未来能走多远，很难说。我冷静地考虑了几天，决定放弃美术专业。 这令很多关心我的老师大失所望，他们反复劝我，千万慎重，这可是本科文凭啊。可我没有改变主意。 一个画家就这样“夭折”了。 多年以后我又重新拾起画笔，是为了我闺女。 闺女学画，我为她请了专业教师，兴起时，自己也客串一回业余老师。 我给闺女上课，走的是“野路子”，不规律也不系统，全凭自己的经验和体会。她在幼儿园信笔涂鸦的作品我也都保留着，印象派、立体派，完全没有章法，随她发挥吧。 我喜欢让她边玩儿边学。一张白纸，我先把四个角折进去，告诉她绘画讲究留白，折进去的部分不可占用。然后问她：“你看到了什么？” “公路、汽车。” 我把这两个词写在小黑板上。“还有什么？” “山、水。” 我又写上，“还有呢？” “还有好多人在摘樱桃。” “你刚才说的这些，都叫元素。现在老爸要把元素按远、中、近分开，然后……” 好的画作，贵在“栩栩如生”。当然，其中有技巧问题，有想象力问题，还有是否用心观察的问题。把看到的东西铺排有致地展现在纸上，对孩子来讲有难度。于是我先帮助她整合这些元素，区分开远中近、黑白灰，她再来画。画好以后，我在原图上修改。一边修改，一边给她讲什么叫“比例”，什么叫“构图”，什么叫“逻辑”。 “画画，不但要画你看到的，还要画你想到的，感受到的……” 仿佛时光倒流，我随闺女回到童年，回到自己撅着屁股趴在桌子上画乌纱帽的那个混沌初开的夜晚。 带闺女出去旅游，速写本和钢笔是我随身必备。在澳大利亚，我问她：“悉尼歌剧院像什么？” “贝壳。” “对。为什么像贝壳呢？” “因为旁边是海。” “对了，旁边有大海。” 一边吸引她注意力，我一边飞快地将悉尼歌剧院的轮廓勾勒下来。一定要快，因为闺女两分钟就不耐烦了，非拽着我走。所以我的速写本里充斥着各种“半成品”，晚上回去再对着照片完善。 我常和闺女一起翻看过去的速写本，边看边考试。 “法图麦，这是什么？”我指着其中一页问她。 “叹息桥。”她反应飞快。 “在哪里？” “威尼斯。臭水沟！” “那儿还有什么？” “冈都拉！” “这个呢？” “嗯……延安。”亏她想得出来。 “胡说！再看看！” “不知道。”她挠头。 “我带你去过，tv不远。” “哦……好像叫天什么？” “天坛？”我成心误导。 “不对！天宁寺！” 对话间，记忆翻波逐浪地涌起。画中的时日、心情、风景，甚至阳光和温度，一一重现。 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么？ 别了，我的青春舞曲 疾劲的飓风呼啸着，原来是男巫在做法吹气 ——爱沙尼亚民歌《金枝》 我的座右铭是“生命在于静止”，高中三年，从不参加学校的运动会。 高一，人家参加运动会，我自己在教室里画画。高二则是在广播室里播报各班来稿：“惊天枪后疾如飞，勇往直前不后退。高一（2）班运动员正像离弦的箭一般冲向终点，加油，加油！” 选我念稿，可能是因为歌咏比赛的时候我唱过“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那会儿都说我嗓子好。 运动会结束了，团委书记王浩找到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我跟王浩很熟，像是哥们儿。 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位女老师，大约30岁。她看到我，挺激动地站了起来。 “他就是你要找的学生，叫李咏。”王浩介绍说。 “你好。”我懵懵地打了个招呼。 经她自我介绍，我才知道她是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姓刘。高中没有音乐课，所以我几乎没见过她。她曾在上海音乐学院师从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学习美声唱法。她从广播里听到我的声音，觉得我是棵唱歌的好苗子。 “你的声音很好，愿意跟我学唱歌吗？”她望着我，满眼热切。 我却到后来才真正理解她的心境。一个唱过《卡门》、《蝴蝶夫人》的年轻女孩儿，师出名门的高材生，毕业后却分配到边疆的一所企业中学里当音乐老师，只能唱《茉莉花》、《纺织姑娘》这类小儿科，何等怀才不遇。 “愿意啊。”我并未多想，只是觉得艺多不压身。 她脸上掠过一丝惊喜，但很快就冷静下来，对我说：“唱歌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的，需要很多先决条件，比如声带条件。” “您刚才不是说我声音很好吗？” “听上去是很好，但我还要带你去医院检查。” 我吓一跳，怎么学唱歌还要先去医院啊？怎么个查法？疼不疼？ 带着一连串的问号，我和她一起到了医院，挂了口腔科的号。 还好，过程比我想象的简单，就像小时候嗓子疼去医院检查一样，医生拿起一片压舌板，让我张开嘴，“啊——”打着手电往里看了看。 诊断结论是：“声带闭合很好，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光滑。” 我莫名其妙，头回听说这么形容一个人嗓子眼的。 刘老师对我解释说：“假如声带闭合不好，有缝隙，声音就是嘶哑的。声带的宽窄、薄厚，决定了你声音的粗细、音域的高低，表面的光滑程度决定了声音的质量。懂了吗？” 似懂非懂。我一脸迷茫地望着她。 诊断费是刘老师替我交的。她是真想培养一个自己的学生。 很快，我开始上课了。每周二、四两天，放学后直接去音乐教室找她，每次训练两个小时。 头一回去她那儿，她从屋里抱出一面红色的腰鼓，从上面拆下一条红绸带，扎在我的腰上。确切说，是在“小腹”那个位置。 “这叫丹田。”扎好以后，她用手拍了拍，“唱歌要用这里的气。” “这里还有气？”我很诧异，下意识地挺了挺肚子。 “来，我教你。”她双手按住我的肩膀，让我呼吸，呼吸的时候肩膀不许动，只能肚子动。 “这就叫‘腹式呼吸’，学美声，这是基本功。我们每个人躺着睡觉的时候，用的就是腹式呼吸，今晚睡觉前，好好体会体会。” 然后是练声。“闭上眼睛，想象有一个点，在你头顶上，唱‘呜——’，用你的声音去触碰那个点，感觉丹田的鼓荡变化……” 我试着“呜”了一声，不对，像假哭。又粗着嗓门儿“呜”了一声，也不对，像狼嚎。 “发声的时候，声音不是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要用脑后音。”她轻拍我的后脑勺，“从丹田出来，经过后脊梁，在这里共鸣，穿过这里顶到头顶！” 我越听越迷糊，后脑勺还能出声？ 第一天就在我高一声低一声的“呜呜呜”中过去了。 隔一日又去，刘老师想出了新招数。练习发声的时候，我站在窗口，夕阳从窗外照进来，她正好看到我侧面的剪影。她盯着我的喉结，声调越高，喉结越往下降，就说明我没偷懒，确实在“气运丹田”。 “唱歌啊，特别讲究‘吸着唱’。”她说，“只有在吸气状态时，你的喉结是下降的，喉咙才会打开。” 这也太有悖常理了。以我当时有限的实践，很难理解这一点。 “见过夏天里狗是怎么喘气的吗？”看我一脸困惑的样子，刘老师突然问我。 “见过啊。” “什么样？给我学一个。” 我心想，您可真会逗闷子，人这口气还没喘利落呢，怎么又学上狗了？ 我吐出舌头，呼哧呼哧地喘了几下，还把两只手做狗爪子状抬在胸前。 “手不用学！”她笑着打我一下，“就像这样，用小腹的力量带动呼吸，没事儿就练习，对气息和肌肉都是很好的锻炼。” 我就纳了闷儿了，原来不讲究发声方式倒好，怎么一开始“专业训练”，什么气运丹田，脑后共鸣，狗喘气……特累不说，发出的声音也怪怪的。还有那个“吸着唱”，越唱越觉得倒不过气儿来。 就好比，“齐步走”和“猫步走”是两个学科，骑自行车和蹬三轮是两大体系，表面近似，实则不通，都得从头练。而且在彻底熟练之前，闹不好连以前那点儿本事都丢了。学什么东西，都要经历这么一段“不破不立”的过程。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我的喉咙打开了，每次音域扩展练习都能向上爬半个音阶，自然音域达到了12度。连老师都惊呆了，她发自内心地欣喜啊，蛰伏多年，终于等到一个得意门生。 刘老师排斥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男高音歌唱家里只推祟帕瓦罗蒂和卡雷拉斯，其余门派皆是扰乱视听。我受她影响甚深，以至于直到今天怕去卡拉ok，一唱流行歌曲，必跑调无疑。 一年以后，我已经能够完整地唱完哈萨克族民歌《嘎哦丽泰》，这是音乐学院声乐系一年级的练习曲目。 嘎哦丽泰， 今天实在意外， 为何你不等待？ 野火样的心情来找你， 帐篷不在你也不在。 我徘徊在你住过的地方， 只是一片荒凉， 心中情人几时才得见面， 怎不叫我挂心怀。 嘎哦丽泰　嘎哦丽泰， 我的心爱…… 唯美深情的咏叹调。我陶醉于自己的歌声，感到了一种“准艺术家”的兴奋。 那时我很刻苦。我家旁边是一片广阔的麦田，我每天早晨6点起床，绕着麦田跑步，跑完步就在树下“啊呜咪呀”地练声，做各种气息练习。 当时我因为“血统问题”，已经放弃考美术学院的想法了，因此我和刘老师有一个约定，也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理想——高三毕业，我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她为我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我们为了这个理想太投入了，偏偏忘记了一件事。 我比较晚熟，已经高二了还没经历变声期。正在我孜孜以求梦想着成为中国的帕瓦罗蒂时，一天早晨醒来，我突然发现自己失音了。 那是一段可怕的记忆，仿佛堕人一场噩梦，无论怎么使劲，也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娘急忙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的诊断是“声带小结”，原因可能是长期用声不当或用声过度。 接下来很长时间，我都住在医院里，每天输液，雾化吸人治疗，打激素，脸肿成一张大饼。 同学每天都来给我补习功课，刘老师也来看过我，总是带着深深的忧郁、焦虑，还有种说不出的歉疚。时间一天一天地溜走，距离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课考试越来越近了。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试着对自己说一声：“你好！”发不出声儿。那段时间我从未笑过，反正也笑不出来，只是一阵听上去令人难受的嘶哑的气息。 和家人交流全靠手势和纸笔。当时我并没想到声音对我有多重要，只觉得这样哑剧式的生活实在很麻烦。 直到两个月以后，那天早上，我从床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习惯性地却又不抱任何希望地对自己说了声：“你好！” 话一出口，我吓傻了。 居然发出了声音……而且，根本不是我的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是低沉的，嘶哑的，而过去我的声音是高高悬在上方的，响亮的。 我这是怎么了？ 几天以后，我又去音乐教室练声。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唱，高音再也上不去了，只剩下中低音。我的心冰凉冰凉，全完了。一年的努力，因为这场病而付诸东流。 梦碎的不只是我，还有我的老师。她在旁边为我弹琴，一边弹，一边无声地流泪，泪水真的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止也止不住。 “你的声带条件还是很好，咱们唱不了《嘎哦丽泰》，还能唱《乌苏里船歌》。”她停止弹琴，转过身望着我，硬咽着说。 我没有回答她。在那一刻，我的内心已经放弃了。因为我还有乐理、视唱练耳等一系列专业训练没来得及完成，病这一场，老师也不敢再给我施加声乐练习强度了。我不唯心，但我突然相信这就是宿命。 后来，我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考上广院之前我又一次去医院检查了声带。诊断结论和过去一模一样：“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光滑。”老天助我，劫后余生。 听说我考上了广播学院，刘老师曾经到我家里去，哭着劝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北京。只要复读一年，明年一定能考上音乐学院。她泪流满面的样子，我到今天还记忆犹新。 或许一个老师向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确切说是“请求”，是有些不合常情的。而我却完全理解她的用心。她的确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我是她的理想的一部分，但她又何尝不是为了我的将来？ 所以，我真心地感谢她。但我实在等不起了。 经历过高考的人，都知道最后那一年剥皮抽筋似的难熬。 今天的她也应年近花甲。我一直不敢和她联系，见了面，不知说什么好。 她的名字叫刘淑贞。 大学，唯一的逃离之路 回溯少年的一段记忆，无疑成了我的一道障碍。 ——无名氏 我怀念我的童年。 周围满目都是俄式洋楼，我们家也在一座尖角的俄式洋楼里，尖角楼里养着鸽子。 家里是木地板，要定期打蜡。打完蜡怎么维护呢？姐姐从集市上买回一大包瓜子，我负责请小朋友到家里来磕，瓜子皮嗑得满地都是，然后用笤帚把瓜子皮扫走，扫完了，地板就变得很亮。 家里订了牛奶。每天早上送奶工一来，边走边摇铃铛，几条街都能听见。打奶是我的任务，一听见铃声就赶紧端一个大号的不锈钢杯子，出去排队。每天都能在队伍中见到一个挺漂亮的小女孩，有时候在我前面，有时候在我后面，我没有和她说过话，但却觉得和她十分亲近。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 为了这个小女孩，我写过一篇小说，名字就叫《爱·雨中·浪漫》。写了一稿又一稿，幻想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大约万把字，写完就烧。除此之外，暗恋的心情无可排遣。 我想逃离新疆，莫名其妙地讨厌那里，一切的一切都令我厌烦和抵触。因为暗恋，我常常感到伤心。我还拒绝参加高中毕业会考，我娘和我谈了两个小时，才说服我去向老师认错，补考。我听爹娘谈起过支边多年的感受，他们付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又得到了什么？ 这个地方，我一刻也不想多呆。我收拾好行囊，藏在床下，打算伺机行动。 逃离新疆，这个愿望随着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到来而变成现实。 高考之前，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面试，要招一个“西部班”。我的嗓音是天生的，而且很幸运，尽管大病一场，低了8度，但并未影响质感。参加初试时，老师听了我的声音，便决定让我跳过二试，直接进入三试。 我压根儿没想到全家会一致反对。我爹是撰写地方史的编辑，我娘是“乌鲁木齐优秀女企业家”，儿子考戏剧学院，当演员，那不是丢人吗？我姐姐还提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演员得是浓眉大眼，瞧你那模样，开什么玩笑？” 我当时并不执著于演员这个职业，只是近水楼台的选择之一。所以他们反对，我也不做抗争。我一心盼着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快点儿来，快点儿来。 那是1987年。我的班主任老师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反复强调，考不上大学，你们呀，就在铁路沿线当个扳道工吧，没别的出路！ 我每天都在家里磕瓜子，扫地，扫啊扫，磕啊磕，录取通知书怎么还没到？烦死我了！ 正是盛夏，溽暑难捱。身边的同学都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急得嘴唇上起了一个比黄豆还大的水泡，抠、抠、抠，抠出一个大血痂。 有一天，我正在擦地，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喊：“李咏！ 我家住在二楼。我停下来，扯着脖子朝窗外喊：“谁？” 不管是谁，我都没什么好气儿。 “录取通知书到了！我这才听出来，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 “哪儿？” 那时候腿就有点儿弯 “北京广播学院！ “你丫别哄我啊！”我把扫帚往地上一摔，跑到窗口冲他嚷嚷。 “真的！赶紧去学校，找校党委书记！他让我来喊你的。 “真的？”我略微迟疑了一下。 “真的！快去吧！ 我猛地清醒过来，惊喜啊！庆幸啊！我一步跳过横在脚边的扫帚，冲进房间换衣服，把身上穿的套头衫用力往上一掀，一下子碰掉了嘴唇上的痂。真疼！我摸了摸没流血，就没管它。 一路狂奔至学校，进到校党委书记办公室，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 原来，北京广播学院有规定，通知书不寄给考生个人，而是寄给校党支部书记。他老人家一看，以为是私人信件，直接揣在包里带走了。过了好几天才想起来，打开看看，什么东西？这才发现是李咏的录取通知书。 为了这张纸，我嘴唇上永远落了个疤。 cctv，想都没敢想 在自卑身边，我发现，骄傲是一个相当好的伴侣。 ——爱默生 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第一堂课是吴郁教授上的。她环视着屋里这群漂亮、阳光的少男少女，一句话就给他们定了位：“你们不是明星，是广播员。 第一次期末考，出于种种原因，我的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一。那时我有些胆怯。我是从边疆来的，人家都是北京人、上海人、南京人。头半年我几乎不说话，一个人躲在角落里观察他们。慢慢地我发现，虽然我连新疆都没出过，但他们读的书未必有我多。 而且，我的嗓子是真好。播音系的重点是发声练习、吐字归音练习。有的人练爆破音，"b、b、b…”大冬天的，就这么对着墙喷，能把墙上喷出一个冰疙瘩，这不是笨蛋吗？我从不练声，考试轻轻松松就过。 甚至有一天早上我迷迷糊糊去上课，迟到了，发声主课老师王璐教授把我拦在了讲台边上。“洗脸了吗？” “没洗。”我揉揉眼睛道。 “啊一个。 所谓“啊一个”，就是用一口气，把汉语拼音的单韵母和声母从头到尾平稳地读下来。 “ a、o、e、i、u、u、b、p、m、f…”所有发声练习里，我最不休的就是“啊一个” “你们都练成他这样，就行了！”王璐教授冲我一挥手，“回去接着睡吧！ 大学期间我老旷课，但是最后一次考试，我愣考了全班第一，得到了最高奖学金。有好事者提出要重新给我核分儿，我没反对，核来核去，还是第一。 我的毕业照 1991年，大四第二学期，我被分配tv对外部实习tv这座崭新的大楼子，三年前刚刚落成，《新闻联播》还向全国人民展示过它的三维图像，那么神秘而高不可攀。 我们班39个学生，有三分之一都tv各部门实习。谁不想留下来？对外部的大导演们都喜欢我，器重我，手把手地教我做事情。但毕竟他们不是台长，也不是广电部部长。 我没有“后台”，也没有“后门”，每天除了兢兢业业地工作，抢着擦桌子、扫地、打水，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实习期快要结束的时候tv开始面向各大对口院校正式招收播音员。方式比较传统，只收各校考试成绩排前5名的学生。最后定下来可以参加面试的学生，全北京一共10男10女。 学校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但我压根儿就没抱希望。只看分数当然不在话下，可就我那长相，在我们班男生里排前10都勉强，做点儿幕后工作还行，选播音员tv能看上我吗？ 面试那天，哈文陪我一块儿挤312路公共汽车去的，一路暴土狼烟，整得灰头土脸。走tv大门口，才发现其他参加面试的人都是坐“小巴”或者“打的”来的。看他们个个衣着光鲜，哈文让我去卫生间洗把脸，好歹亮堂点儿，我就去了。进去以后，居然看见几个男生在对着镜子化妆。 面试在一楼的一间大演播室里。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第一反应是灯光太晃眼，下意识地用手遮了一下，稍微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楚面前坐着一排人。 “姓名？”其中一位开始发问。 “你们不是刚刚叫过吗？知道还问？” 不知怎么了，我突然想起了电影《红岩》。 “李咏同学，现在在座有黄惠群台长、杨伟光副台长以及各部门主任。中央电视台全体员工都在通过闭路电视收看演播室里的情况，希望你正常发挥。 “好，来吧。”我心里明明特在意，又偏装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第一试是新闻快读。现场给一个300字的急稿，只有30秒准备时间，从头到尾读完，出错不得超过2处。我嘴皮子利落，玩儿似的就过了，后来听说这一关筛掉了不少人。 后来又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只记得最不靠谱的两个。 一个是：3只鸡3天下了3只蛋，请问9只鸡9天下几个蛋？ 我想也没想就说：“反正不是9个！我又不是养鸡的，不知道。” 另一个是：请列举5个海湾战争主要参战国家。 “美国、英国、科威特、阿富汗……其他的想不起来了。 “李咏同学，你再好好想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我又想了想，还是想不起来。“真不知道，您告诉我吧！ 人事处的老师哭笑不得，“伊拉克。” 我当时在心里猛抽自己三个大嘴巴子，海湾战争主要参战国，连伊拉克都能忘，真行。但我立刻想出个堂而皇之的理由： “伊拉克是敌国啊，咱们也同意打的！ 考完试出来，我坐电梯上16层，回对外部“上班”去，遇上一位灯光师。实习几个月，我tv这些设备保障人员、灯光师都混得特熟，好多大导演去借设备，都说“没有”，我去借就有。 “哎，哥们儿，可能是你留。”他挺神秘，话说得含含糊糊。 “怎么讲？” “刚才你们都走了，黄台让大家重点讨论一下你的表现。” “你怎么知道？” “不是全台都看闭路电视吗？最后那段儿，视频拉掉了，音频还在。我听见的。” 灯光师的话我没太上心，也不是不信，就是不想存什么幻想。 中午吃完饭，我和几个对外部的编导一块儿下围棋，心不在焉。吕斌主任一直在旁边看我。我觉得他在看我，倒也没太在意。看了一会儿他说：“李咏，你来一下。” 我刚想好一步棋，只好先放下，起身去了他的办公室。 “把门关好。”他小声示意我。 我又转身把门关好。 “坐下。你知道今天留谁吗？” 我摇摇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肯定不是我。” 他突然严肃起来，盯着我，一言不发。 我就这么玩世不恭 过了半晌，才一字一顿说：“小子，听着，就是你。” 我当即傻了。就我那表现，怎么可能？为什么啊？ “但是，目前党委还在讨论，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他目光犀利，向我提出严正警告，“你要严格保密，包括对你女朋友！党委的事情如果散布出去，就很可能会有变动。” 我愣愣地看着他，还是说不出话。 “刚才，我看你有些心不在焉，所以提前把消息透给你。”老长官意味深长地说，“你，可不要违纪啊。” “谢谢长官关心！谢谢长官信任！”印象中，那天一直到我离开吕主任的办公室，来回来去说的就这两句话。 接下来几天，哈文挺心急，天天问我：“怎么样？有消息吗？” 我强忍着内心纠结，装作很茫然的样子对她说：“没有啊，没人通知我。” 我心里埋怨，这吕主任也是，告诉我干吗呀？又不让跟别人说，还不够我难受的！ 几天以后tv正式通知我被录取，我这才扭扭捏捏向哈文坦白：“其实，这件事吧，我上礼拜就知道了，没敢告诉你。” 话音未落，即遭暴打。 “你连我都瞒？胆子够大的啊！”哈文叉着腰，柳眉倒竖，杏眼圆睁。 我一边委屈地辩解：“我有什么办法？这是党的纪律。”一边恨自己嘴大心窄，藏不住事儿。 1991tv唯一的一个播音员名额，归我了。 我听说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长官们通过几只鸡下几只蛋的问题，觉得这孩子挺直率，不装——装也没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道小学生“奥数”的经典题目，太损了。其次，这孩子挺机灵，没想起伊拉克，还能给自己编个理由，是否合理不论，贵在张嘴就来。 这件事到这儿，原本可以告一段落了。忆其始末，我明白了几个道理：第一，不该知道的最好不知道；第二，既然保密，就让它彻底烂在肚子里，打死也不说；第三，世界上确实有“狗屎运”这种东西存在，我李咏，何德何能？ 然而福无双至，与狗屎运结伴而来的往往是一宗坏消息。没过多久，我果然对另一个词有了深刻的体会，那就是“造化弄人”。 我的档案上新盖了几道戳：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办公室tv人事办，北京市公安局户籍管理处。看似板上钉钉，一切都没跑了。 一天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梦见自己成了范进，站在马路当间振臂高呼：“中了！中了！”却被迎面上来的老丈人扇了一个耳光，“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 我一激灵，醒过来了。还真有人在旁边猛拍我脸蛋，“哥们儿，醒醒，快醒醒tv不要你了！” 我何曾受过这等刺激，“腾”地坐起来，恶狠狠地盯住他，“扯什么淡呢！” “真的真的！系主任让你赶紧去一趟！”他语速很快，看上去不像开玩笑。 “我靠！”我一把推开他，俩脚往鞋里一塞，“噌”地奔了系主任办公室。 “章都盖完了，怎么说不要就不要啊？其他台我都已经推了，这不是开玩笑吗？” 系主任搓着手，很无奈地告诉我，他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具体原因还不清楚。 看来跟他理论也没用，我又火急火燎跑到tv。 出面接待我的是一位长官，他慢言慢语地向我解释：“你tv，要占用一个国家人事部的干部指标，但今年广电部没有名额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还在努力。” 回学校的路上我精神恍惚，没坐车，忘记了要坐哪路车，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直到天黑。 当然，您不用猜也知道，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否则今天我也没机会在这儿给您痛说革命家史。 非常感谢广播学院的刘继南院长，她很重视此事，马上就去广电部了解情况，为我争取这个名额。而她发现，事件的缘由简单得可笑：毕业分配前夕，广电部干部司曾经问tv：　“你们今年招播音员吗？　”tv的回答是“未定，不好说”。于是tv最终定下一个人选，临时告知广电部，对方不干了。问你的时候不说，现在想起来要名额了？没有！来了个下马威。 别人没收拾，光收拾我了，三天瘦了一大圈。 现在想想，太好笑了。 拿tv的出入证后，我郑郑重重地把它挂在脖子上，和哈文tv大楼子前面照了一张合影。有时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没什么事儿，也会把这张出入证拿在手里，摩挲来摩挲去，反复端详，心中五味杂陈。 这天中午，我又在欣赏出入证，老觉得背后有人，扭头一瞥，没看见谁，于是继续欣赏。 不对，还是觉得有人，使劲儿一回头，这下看见了。 “石导演！”我“噌”一下跳起来，立正站好。 站在我背后的，是纪录片《空中丝绸之路》的总导演石宪法。 “是不是感慨良多啊？”他笑眯眯地问我。 听这话，应该是瞅我半天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李咏，这只是个开始。你等着吧，不出两三年，”他在我脑门儿上点了一下，“你这块尖石头，就会被磨圆的。” 藏地一年 彼德拉克追求凡人幸福的名言，那样亲切地潜入我的血管。我也像莫罗阿一样把心中的美点放眼于外部世界，可我时常还是感到阵阵的怅然和迷惘。 ——海德格尔 小伙子，你太适合高原生活了！ 开始正式工作之前，我和其他几tv新招的大学生一道，被派到顺义进行保密培训。参加培训的是广电系统当年招收的全体新人，男女都算上，有小两百人。 白天上大课，讲授有关保密制度、密级、涉密载体的基本知识，要求我们这些耳目喉舌加强保密责任心，增强保密意识。晚上，就是各个司的司长前来进行讲座。 算上我在内tv一共来了11个生瓜蛋子，牛得厉害，永远都是迟到。11个人列队前进，每人手里端个茶杯，打头一个左手拎暖瓶，最后一个右手拎暖瓶。别人都坐好了，我们才踱着四方步进入礼堂，走到座位旁边，“咔”，放下杯子，然后“啪”地就座。动作整齐划一。 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吃饭跳舞，生活轻松惬意，身边不乏美女。我依然坚持给哈文每日一信，那时她在天津电视台工作。信末我都叮嘱一句：“我这儿没有具体地址，不用回信，我给你写。”这倒是事实，我们在培训基地写的信，信封下方都不许落款，而且是由专人统一交寄，挺神秘。 培训进行到第七天tv人事办的麻宁长官来找我，“李咏，有一位领导要见你。” “哪位长官？”鉴于不久前刚刚受过刺激，我就怕“长官找”。 “广电部的。” “我又犯啥事儿了？” 我跟他走进一间大会议室，里面坐着一个人，慈眉善目，风度翩翩，一看就是位大长官。我哪儿见过这世面啊，很是局促不安。 “坐！”长官热情地招呼我，“你叫李咏啊？我是广电部副部长田聪明。” “您好田部长！”我诚惶诚恐地在他对面坐下来。 “你今年刚从广播学院毕业？高材生啊。老家在哪里？” “新疆。” “你去过西藏吗？”田部长笑眯眯地问。 “没去过。” “哦，我在西藏工作过两年，刚回来不久，对那里很有感情啊。” 长官深情地回忆起西藏往事，我越发不知道他到底想聊啥。 “西藏自治区的热地书记来了，你知道他吗？”田部长问。 “不知道。”我摇头。 “啊，是这样。”田部长是陕西人，在内蒙古工作过很长时间，说话抑扬顿挫，基本上我一听见“药匣子”说话就能想起他来。 “西藏电视台呢，要开播一台《西藏新闻》，形式呢，就是男女对播的形式。可是西藏当地缺少人才啊。所以啊，热地书记这次来北京，主要就是想从我们这里挑一个男播音员，去支援他们一段时间，而且指明了，只要中央电视台的。我和你们台领导商量了一下，大家一致很看好你啊！” 田部长说完了，等着看我的反应。 我能有啥反应啊？长官都“看好我”了。 “你去西藏啊，就相当于支援边疆，我为你感到自豪。那儿条件可好啊，双倍的工资。时间呢，也不算太长，去上个半年就回来，啊？” 我在心里飞快地盘算起来，双倍的工资，合每月216块钱，也没多到哪儿去。我这一走，北京的工作怎么办？父母怎么办？最重要的是哈文怎么办？热恋中的情人半年不见面？那还不急死。可是鉴于长官对此次安排的诠释——支援边疆，看样子不去也不大行。 经幡所在，便是神明所在。 “当然啦，身体是第一位的，我们要为你的健康负责，所以呢，你要先做一次体检。虽然你年轻，身体素质不错，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我心说太好了！就我这身子骨，净重108斤，芦柴棒似的，肯定不合格啊。但还是没忘了客套两句：“谢谢您关心，一定不会大意的。” 第二天，我去广电部医院体检，医生说的话差点儿把我气死： “小伙子，你这就是运动员的体质，太适合高原生活了，踏踏实实去吧！” 很快我就启程了，没和长官谈任何条件。长官照顾我，给我带了价值160块钱的药，板蓝根、黄连素、磺胺、红景天……就怕我刚去不适应。然后答应我，1991年10月赴藏，第二年春节前回来。 我和热地书记一起坐飞机从北京到成都，火锅吃多了，发起烧来，在西藏饭店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又从成都起飞，直抵拉萨贡嘎机场。西藏电视台距离机场还有150公里，他们安排了一辆车到机场接我，直接把我拉到电视台所在地——罗布林卡5号。 一开始，给我安排的宿舍是一间平房，两头猪在院里气定神闲地走来走去。推开房门，只见屋子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还有一个硕大的氧气瓶。 “这儿原来住过病人吗？”我问接待我的工作人员。 “这是专门给你准备的，怕你刚来不适应，缺氧。” 我刚放下行李，洗了把脸，就听说台里长官看我来了，连忙往屋外跑去。那个工作人员在我背后吓得直叫：“别跑！千万别跑！小心缺氧！” 向长官问过好以后，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自己住不惯平房。考虑到我一个人也不方便开伙，长官当即把我的宿舍调换到了2楼，跟一对小夫妻做邻居，蹭饭方便。 那位体检的医生没说瞎话。我一片药都没吃，就适应了高原生活。 黑背·猎枪·络腮胡·格子裤 西藏电视台在一座并不起眼的两层小楼里，条件挺简陋，取暖靠电阻丝，打开水要上二楼。在小夫妻家蹭了几顿饭以后，人家倒没烦我，我自己先不好意思了，于是又到其他同事家里，厚着脸皮东蹭西蹭。 当我站在电视台门口，总有陌生人向我问路，说的是藏语。我开始听不明白，后来才知道，他们问的是：“这里是拉萨长途汽车站吗？”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和一位当地的女播音员一起，用汉语播报《西藏新闻》。 因为当地会说汉话的播音员很少，我就为地州县的播音员进行义务的普通话培训。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这一做法得到了长官的大力支持。每到周末，当地电视台、广播电台的十几名播音员就聚集到一起，听我给他们上课。 我的授课方式简单粗暴，就是照着报纸念通讯稿。上午我领着他们念，下午他们自己念，考试。我要求很严格，他们都挺怕我。 就这样，也还是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没处打发。我干脆自己在电视台开辟了个小栏目，叫《科普园地》。当时美国驻成都领馆为边疆地区免费提供一些宣传科普知识的节目磁带，我把它翻录下来，按主题分类编辑，再根据它原有的中文字幕配上音，就可以播出了。内容就是讲一些挺有意思的小发明小创造，那时候文化生活单调嘛，老百姓茶余饭后也是个消遣。 做这个节目，除了我自己费点儿心思和工夫，基本上不需要成本——那时候咱觉悟高啊，心中时刻牢记：只许为集体争荣誉，不许给组织添麻烦。 唯一称得上成本的就是录节目用的beta带，每盘60分钟，打报告交长官签字，每次限领两盘。 那次赶上我兴致高，干劲儿足，刚领的两盘带子不到一周就用完了，又去找长官申请再领两盘。长官审慎地看了我一眼，问：“怎么这么快就用完了？” “是啊，两盘带子没多少，一共才120分钟。我这回啊，准备一气儿把四期节目都做出来……”我正兴冲冲地汇报思想，被长官不客气地打断了。 “你不会翻过来再录吗？” “啊……翻过来？” 我当即语塞，心说：“您当这是录音带呢？” 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慢慢的，诸如此类的事情我都习惯了，也都能充分理解。但理解归理解，理解完了我总要问自己一句——然后咋办呢？ 在西藏工作三个月，我时常感到时光不是白驹过隙，而是漫长得没边儿。 记得田部长来过一封信，指示我和热地书记联络。热地书记亲切地接见了我，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诚挚地希望我能等到1992年春节后再走。 尽管在北京说好了春节前就回去，我还是拍着胸脯保证：“您放心，我努力！” 工作中的不如意，就不再一一细述了，但西藏，真正是一片人间的净土，是造物主对这个民族的青睐。身为汉人，我不敢奢望“融入”这神圣的山山水水，唯有仰慕和敬畏。 西藏激起了我生命深处的野性，我热爱那时放浪不羁的生活。 我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沿着罗布林卡路跑步。 我养了一只英俊威猛的“黑背”，我们俩形影不离。只要不工作，我就跟朋友出去打猎，开着吉普车，带着狗，肩挎子弹袋，手里端着小口径步枪。我们打野鸡、锦鸡，去拉萨河谷里电鱼。鱼肉我们不喜欢吃，就只喝“鱼唇汤”。 我结识了一些尼泊尔的商人。跟着他们，我学会了辨认茶叶、药材、红木和珠宝。 我还和清华大学探险队的队员一块儿登上了念青唐古拉山。我没能登到顶，只到了5200米，因为我没有专业装备，就穿了身运动服。他们不让我继续上了，怕出危险。 那是一片回归自然的土地，我在那儿变得很……怎么说呢，说好听点儿，叫返璞归真，难听点儿，也可以叫原形毕露。我开始留长头发，在脑后扎个小辫儿，还留了满脸的络腮胡。再配上格子裤和尖头皮鞋，一出门回头率百分之百。藏民都以为我是老外。 合着组织把我给忘了 对于当地的一小部分人，我这个用汉语播报新闻的“少数民族”并不很受欢迎。 那年春节，我遇上一桩怪事。农历大年初一正好也是藏历的新年。我早上出门，看见门上的信封袋里有两颗小口径步枪子弹，用胶布缠在一起，上面写着一行藏文。我看不懂，问了一位当地的老乡，他告诉我，翻译成汉语就是“滚蛋”。 我也想滚蛋呢。可是过了春节，我tv完全失去了联系。他们不找我，我也不上赶着找他们。凭什么我要低这个头？ 赴藏之前，我已经量好了工作服的尺寸，领了床单、被罩。和我一起进台的新同事正准备去杨村参加集体军训，而我没有去成。当然我也不是多想参加军训，怪累的，主要是借此机会可以熟悉各部门同事，彼此加深感情。现在，谁认识我？谁知道我？谁能想得起我？ 说好的两倍工资，扯！连续好几个月我一分钱都没见着。 我是长官们“一致看好”的人才，支援边疆更能“充分体现自我价值”。可是我的心情却十分悲怆，满脑子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样的诗句，更不敢提什么理想、抱负。 …… 就这样一天天地捱日子。来的时候才是初秋，转眼间一冬已经过去，雪化了，草绿了，花开了。 婚期已定，信中满是幸福憧憬。 一个四月的傍晚，我闲极无聊，去罗布林卡公园散心。这里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大气华美，古木成荫。我想顺便拍几张照片给哈文寄回去。说实话，我都快忘了她长什么样了，真怕她也忘了我。 正在拍照的时候，我忽然听见有人叫了一声：“李咏？”声调上扬，打着问号那种。 嗯？我扭头一看，不远处有一帮人，浩浩荡荡正往这边走。叫我的是打头的一位女青年。 见我有反应，她又紧走两步到我跟前，对着我上下打量。看到我身上穿的一件印tv字样的t恤衫，才又大胆问了一句：“你是李咏？” 我也来回看她，眼熟，特眼熟，名字就快到嘴边儿了，“哦，你是……文艺？” 文艺tv化妆科的副科长，大半年没见，突然出现在眼前，有点儿像天外来客。 “是我啊！我说怎么好长时间没见着你了，一直在这儿呆着？来多长时间了？” “多长时间？我也忘了。你们呢？” “我们刚来两天，带‘五洲杯’获奖选手跟着中央慰问团，来这边慰问演出。” 我往她身后一看，还真都是俊男靓女，有的日后还成了名角儿，孙悦、江涛、毛宁…… “哎我说，我们后天就回北京了，你回不回？” 一听这话，我两眼放光，就好比白毛女遇见了共产党，毕姥爷发现了小沈阳。 “回啊！我当然回！ “正好于台也来了，赶紧跟他说说呗。” 我放眼一看，果然，于广华长官也在。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喝酒。酒过三巡，我从长官的话里听出来了，派我出来支边是真，让我磨练意志也不假，但是谁承想后tv就忘了还有个叫“李咏”的在祖国西部苦苦留守。我比窦娥还冤啊！ 第二天我就订了机票，向电视台长官及同事辞行，把“黑背”交给别人收养。 第三天，拍屁股走人！ 当飞机从贡嘎机场的跑道腾空而起，我的心一下子释然了。俯瞰神山圣水，我心中有太多留恋，但我更想念北京，更想念我的恋人。很久不见了，她还好吗？ 抵达首都机场，我直tv报到，在电梯里遇上了我的老长官吕斌。 “吕主任！”我和他打招呼。 他看我一眼，不认识，只点点头。 我又叫：“吕主任！ 他又看我一眼，还是不说话，点点头。 出了电梯，他走在前，我在他背后大喝一声：“老吕！” 老头儿一下子停住了。 “我是李咏！ 他顿了顿，转过身来，对着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分钟。直到确认这个黝黑干瘦、满脸络腮胡子、梳着马尾辫的人真是李咏，走过来一把搂住我。 “孩子，瘦了！”眼中泪光泛动。 欢迎李咏支边归来tv给我记上一功。日子很快回复了平常。 我结婚了，把单身宿舍改装成新房。 也恢复了正常的造型，然后就像其他任何一tv的员工一样，脖子上挂着出入证，每天按点儿上班下班。 现在想想，西藏留给我的，就只剩下回忆了。 一切成功学都是伪科学 假如一个人想从确定性开始，那么，他就会以怀疑告终。 ——培根 坚决不当主持人！ 我tv对外部的第一个职务，是向《北美卫视》传送新闻的记者。具体工作就是每天晚上23:10，将10分钟前刚刚出炉的新华社通稿以及当天的《新闻联播》内容，选择最有中国特色最富生活气息的，比如“北京居民抢购冬储大白菜”这类，发到美国《北美卫视》。 这儿必须加上一段小插曲。其实那时候，我的名字还叫“李勇”，这是我爹给我起的。他一辈子老实胆小，希望儿子将来能勇往直前。 每一条新闻下面都要打上记者的名字，字号很小，还是繁体。又要说到我的老长官吕斌了，他眼睛不好，看什么都是圆的。 “李勇啊，你这个‘勇’字，能不能换个别的？”一边说，一边在字幕机上敲来敲去。“呗儿”，敲上去一个“詠”，“我看这个言字边的‘詠’就挺好，反正你的工作就是说话。” 我当时挺不情愿，“我爹给我起的名儿，您说改就改啦？” “那怎么办？你这个‘勇’字，看起来就是一团嘛。” “什么啊？就您看着是一团。” 为这事，我郁闷了好长时间，怕我爹知道了不高兴。我爹却很大度，“领导让改就改吧。” 后来，《新华字典》修订，取消了“詠”字，以“泳”代之；不久又取消了“泳”，以“咏”代之。我的名字就成了“李咏”。 别说，这名字还真把我的职业给规划了，混到今天全凭一张嘴。 当年的我，颇有新闻范儿。 在《北美卫视》干了一段时间，表现挺好，长官又把我调到《中国报道》栏目专题部，做导演助理。 我的老师们都是大导演：曾获“亚广联”大奖的纪录片大师戴维宇，中国纪录片元老陈汉元、专拍辽金文化纪录片的屠国璧、1949年为《开国大典》拍摄16毫米纪录片的曹兴成…… 刚去也挺茫然，不知道将来能干什么。 戴维宇老师正在拍一部大型纪录片，我的任务就是拿着场记本，记录每个镜头的详细情况，便于后期剪辑。 这部纪录片的主持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那天上午，他站在背景墙前面开始说词。刚说一半，戴老师就打断他，“停，重来！”总导演的权威不可小觑。于是主持人重来。说到一半，又被导演打断：“停，重来！” 我挺奇怪，对着手里的稿子看了看，他没说错什么呀，就是换了个词，意思完全没变。 但是导演愣让他“重来”了十几次，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虚心请教：“戴导，上午怎么ng那么多回啊？” “我是总导演，他是主持人，主持人就必须服从总导演！他凭什么改我的词？” “可是意思一点儿没变啊，他可能那么说更顺吧。”在我看来，这完全可以理解。 戴老师停下来，直视我，语出铿锵，“他无权动我任何一个字！” 我也停下来，仰视他，惊诧莫名。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抽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这个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的，将来不也得奔着主持人去吗？看见了吧，“著名主持人”尚且如此，我又算得了什么？做别人规定的动作，背别人写好的台词，还一字不许改。 那一刻我打定主意：坚决不当主持人。 “我器重你，因为你型号不一样。” 学播音的不当主持人能干吗？那就当编辑吧，编辑不还能有点儿个性表达吗？ 编辑真是个苦活儿，累活儿，劳心劳力。一部纪录片，素材动辄长达几千分钟，最终要剪成一部30分钟左右的作品。一遍一遍地看素材带，从中甄选有价值的画面，配合想要表达的主题进行剪辑编排，片头引发悬念，片尾升华主题，最后还得配音、配乐、配字幕……谈何容易！24小时连轴转简直是家常便饭。 好在那会儿年轻，没负担，熬得起。屠国璧老师一帧一帧地教我选择镜头、组合画面。我开窍也挺快，没多久就领悟了——拍纪录片，投入的不是时间，是生命。 除了当编辑，我也客串记者，客串不好，尽捅娄子。 长官派我采访第二届中国油画展，那年金奖得主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一块儿在中央美术学院学过画。我心情挺激动，再加上时间紧任务重，忙中出了错。一大早兴冲冲赶到现场，设备就绪，人员到位，才突然发现没请摄影师。 哎哟喂！我抱着脑袋蹲地上半天起不来，咋整啊？ 苦苦思索了大约5分钟之久，没别的招儿，就自拍吧。 摄像机是头回用。在中国美术馆大门口，我给eng工作人员指了个位置，让他站那儿。自己则架好机器，打开镜头盖，从寻像器里看了看。然后跟工作人员交换位置，让他从机器里看我。 “差不多吧？”我问。 答：“差不多，人跟中间儿呢。” “成，开机！” 我一个人对着机器，声情并茂地报道展览盛况。报道完了还得去馆里拍摄参展作品，采访观众。10分钟的专题，我拍了几个小时——哪些镜头能用哪些镜头不能用，心里没谱啊。加之我还挺多创意，比如在一幅画前面把机器滚了个不太稳当的360度，让观众得以全方位欣赏，就是欣赏完了眼晕。 带子拿回去，吕长官眯缝着眼睛看了半天，“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又戴上老花镜，不厌其烦地陪着我，一帧一帧地看，告诉我这个镜头为什么好，那个镜头为什么不好。误打误撞几个月，也学了不少东西。 实践进行到一定阶段，就需要通过理论拔高。我身边有个现成的理论家哈文。她正在北京广播学院读“电视节目制作”的双学位。 每天晚上我下班，她下课，俩人吃完饭往床上并排一躺，就聊上了。 “老婆，你今儿都学什么了？” “停机再拍。” “什么叫停机再拍啊？给我讲讲！” “凭什么我老给你讲？”她斜着眼睛看我。 “就凭我每天辛辛苦苦挣钱供你上学，行吗？”我一脸求知的欲望，“你一人学，咱俩人会，多划算啊。” “那就讲讲吧。”哈文被我逗乐了，“我告诉你啊，摄影机的方向和方位都是固定的，女孩儿甲在镜头前面跳了段舞，然后关机。换女孩儿乙上来，还在同一个地方跳舞，开机接着拍，一直到拍完这个镜头。这样啊，就可以实现大变活人的效果。” “哦……”我恍然大悟，“《西游记》里那孙悟空一抹脸就变个道士，一抹脸就变个小鬼，就是这么变出来的吧？” “聪明！” 我这人聪明倒算不上，胆子是真大，敢玩儿！玩现了，大不了废了这一个镜头，玩好了不就长本事了吗？ 两个月后，我去新疆拍一个mtv，就用上了“停机再拍”这一手，确实好使。我身边的老师们常对我另眼相看：别看这小子非科班出身，尽出怪招，但怪得有趣。 这其实得益于我有异于常人的思维，以及一个科班出身的老婆。 有时候我在机房里熬夜编片子，我的组长王友才专门来看我。他tv有口皆碑的最优秀的摄影师。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黄河九曲十八弯，就出自他之手。 “王老师，大晚上的，您怎么来了？” “我不放心。” “嗨，您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也不是刚来一天两天。”我挠挠头皮。 “因为我器重你。”王老师在我脑袋上胡噜了一把。 “器重我？为什么？” “因为你型号跟别人不一样！” 1993年冬，天安门广场。 今年9月，偶然和过去的同仁聊天，我才惊讶地知道自己十几年前的一部专题片，居然获过类似“亚广联”的一个什么大奖。说起那一天，至今仍历历在目——1993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100周年。 我们要拍一个30分钟的纪录片。时间很紧，上午拍，中午编，晚上就要播出。天安门广场戒严，我站在广场中间，用英文采访bbc首席记者，请他谈一谈对毛泽东的印象，以及对改革开放的看法。他的回答我除了开头能听懂，剩下的只靠猜了，我只好不停地点头说yes和ok。 寒冬腊月，为了显得庄重，我只穿了一套西服。每说完一段儿，就被他们用棉被裹起来上车暖和一会儿。 我是主持人兼撰稿。在节目里，我谈到的第一个话题是《婚姻法》，这一创意在当时引起了挺大的争议。 我通宵达旦地翻阅《毛泽东选集》。《婚姻法》是新中国立宪之后的第一部基本法，“是有关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之一。”第一次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但是长官认为，既是百年诞辰纪念，就应波澜壮阔、气势恢宏，谈论主席一生丰功伟绩。 我对长官说：“如果非让我泛泛地谈一些假大空的东西，干脆别让我做了，没劲。” 我只顾自己舒服，没想过别人舒不舒服。 我的同事李晓山导演就说，李咏这个人看上去吊儿郎当，马马虎虎，工作起来比谁都认真。要不我跟谁都敢拽呢？我觉得我有资本，我工作起来是真玩儿命。 为了拍《渴望“三通”》，我从厦门坐船220海里到香港，又从香港到日本那霸，再从那霸登陆台湾高雄。一路上苦得都没法儿说，刚到高雄就被当局劝回。记得那年，台海在进行军事演习，于是只好奔了深圳，采访准备进驻香港的三军部队。 我还做过一个报道兰新铁路复线改造的纪录片《龙腾大西北》，邹家华副总理为节目亲笔题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爹亲身见证了兰新铁路的修建。30年后，国家斥巨资对其中1600公里的铁路进行复线改造。为了拍好这个专题片，我到处寻找素材、采访当事人，了解方方面面。我坐的是慢车，路上咣当咣当晃一个礼拜，穿越千里戈壁、天山山脉，经过百里风区、沙害和盐渍土地段。车上没水，洗脸、刷牙、饮用，全是矿泉水。 我是导演，我是撰稿，我是主持，我是编辑，我写分镜头本，还负责最后的全部合成。 累不累？我都快累疯了。但我又觉得过瘾！好玩！ 导演，有什么稀罕！ 我做过四年编导，我的作品年年都获政府奖。特别是1994～1995年，对外部启动了大型系列节目《中国西部》，涉及9个省及自治区。我主动请缨，要去新疆。 长官同意了，但一开始只让我做主持人。吕长官说：“你一个学播音的，老不主持节目，一天到晚编片子，扛角架。你想好了啊，主持人这职业，方方面面来讲都不差。” 我说：“吕长官，这回我不光编片子了，我要当导演！您要是信得过我，就给我一次机会。” 吕长官看我半天，“我凭什么信得过你？” 我的理由太充分了。司徒兆敦——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导演——当年在广播学院开设第一期“电影导演培训班”，我是30名学生之一。“拍电视的拍不了电影，可是拍电影的拍起电视来，跟玩儿似的。”这是司徒老师的名言。 我从司徒老师的课上知道了什么叫“蒙太奇”，怎样通过这种有逻辑或无逻辑的剪辑，在90分钟里实现长达百年的跨越。 司徒老师告诉我：“导演，没什么稀奇！别被他们那些理论唬住了。摄像机的状态，不外乎“推拉摇移甩跟”。你看上100部好片子，只要肯琢磨，有洞察力、领悟力，就能成一个好导演。剩下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好故事，你得会听，会选。” 司徒老师的导演课，我做了详细的笔记，反复琢磨过很久。 谁比李咏更了解新疆？谁比李咏更熟悉新疆？谁比李咏更热爱新疆？没有第二人选。 第一年，我的专题片名叫《看新疆》，第二年深入一步，叫《在新疆》。一发而不可收拾。 我当导演，做派很新鲜——先把摄影师发到新疆去打前站，找感觉，拍空镜头。我远程操控，在家撰稿，设计好素材，确定好主题，写分镜头本。11平米的小房间，梳妆台就是书桌，我趴在上面奋笔疾书，哈文没地儿呆，只好躺在床上看书。 一个月以后，对节目架构基本上成竹在胸了，我才和摄制组其他人一同启程。 阔别多年，再回家乡，我突然感到它太美了。除了美丽，还是美丽。蓝天就是蓝天，白云就是白云。我完全想不通自己少年时为何那么厌恶这里，想逃离这里。 有一天，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绿色的杨树叶上泛着阳光。我突然吟起诗来，不知道是谁的诗。我的制片主任走过来，坐在床边诧异地看着我，“李咏，你没问题吧？” 我也坐起来了，“没问题啊，怎么了？” “你是在读诗吗？” 我又“咚”地躺倒，恢复刚才的姿势，“是啊，我喜欢这个地方。我今天什么都不想拍，就想躺在这儿读诗。” 新疆，我们来了！这是我的摄制组。 我这人特形式主义。在北京时，我已经成立了自己的独立摄制组。第一件事是自掏腰包，给组里每人买一件摄影背心，出门都必须穿上，这叫精神面貌。 去新疆，我不但带监视器，还要带“回放附加器”，一个跟dvd机差不多大小的玩意儿。因为我拍的是宽银幕纪录片，监视器太小，而且是黑白的，看不出比例和是否偏色。回放附加器这头接摄像机，另一头接电视，问题就解决了。 往监视器前面一坐，动辄“重来”！这是我导演的派头。 我甚至动用了新疆军区的“黑鹰”，玩儿航拍。 2004年夏天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日本女士赴西藏阿里旅游，突发食道大出血，生命垂危，旅行团向中国政府发出求救信息。新疆军区特级飞行员陈殿起受命紧急救援，架“黑鹰”克服恶劣天气，多次迫降又重新果断起飞，最后将日本游客救至喀什。 时间向前倒推10年，1994年，就是这位英雄飞行员陈殿起驾驶“黑鹰”，带着我的摄像师，完成了半径800公里的航拍镜头——翻越天山。 我恐高。在乌鲁木齐的北京南路找了一家烤羊肉串的摊，旁边扯过把椅子来半躺半坐，仰面朝天，架着二郎腿，左手持对讲机，右手拿着一串羊腰子，旁边桌上放着一打啤酒。 “飞低点儿！再低点儿！听见没有？” “别老在我眼前转悠，拍你该拍的镜头去！” “看见我没？拿望远镜看！眼神儿差啊！” 我对着对讲机不停地指挥，言辞粗鲁，挺装。我觉得当导演，不厉害点儿不行。 周围老百姓不看飞机，全看我。大家伙心想，这小孩儿也就20岁出头，什么来头？还指挥飞机？ 摆谱儿的事儿还不止这一桩呢。第二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40周年，这个会议，那个颁奖，都跑到新疆来办，乱得一塌糊涂。我们要去地州拍片，没有车了。我跟当时的自治区主席阿卜来提·阿卜都热西提关系十分融洽，他慷慨地将自己的牛头越野车借给了我，后面跟着一辆黑色道奇公羊越野车。“公羊”现在不稀奇了，那会儿可是乌鲁木齐唯一一辆。 天高地阔，信马由缰。 天热路远，为了省油，车里不开空调，车窗大开。我光着膀子坐在副驾驶座上，听着黑豹。“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识相互琢磨……” 途中警察无不惊诧侧目，这小子谁呀？坐着自治区主席的车，竟敢不穿衣服，还听摇滚？ 第一次当导演，我挺单纯，也不懂拉赞助，想要什么，就实打实地去跟人家交换。为了让摄制组哥儿几个过得舒服一点儿，我带他们住的是新疆最好的两家酒店之一，四星级，每人都是单间。伙食就比较凑合了，在房间里用电饭煲熬点儿羊排汤，撒上辣椒末，就着烧饼，就是一顿饭。基本上相当于今天吃的泡面吧。 毕竟年轻，苦中作乐，也挺开心。大家都拍我马屁：“跟你算跟对人了！” 他们不知道这福利是我怎么弄来的。我接连熬了好几个晚上，到一个小闭路电视台去给酒店做宣传片。我自己拍摄酒店的各项设施：客房、餐厅、酒廊、健身房、会议室……自己编辑、自己配乐，自己写解说词，自己配音。然后这段片子就在酒店大堂里从早到晚地放。这就是当时我能想到的唯一的交换条件。 我很能吃苦，所以也很自负。后来文艺中心长官张晓海打电话找我，想借用“翻越天山”的航拍镜头。我不认识他，傲慢且爱搭不理地说：“先找我们长官签字，然后再看我有没有工夫，我这儿正用着呢。” 我丝毫不觉得我应该恭维谁，或看谁脸色。我认为一切所得都是应得，都是流血流汗换来的。 在新疆，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了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墓。现在知道他的人很少了，通俗地讲，他就相当于维吾尔族的孔子，生活在11世纪，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 他的著作《福乐智慧》，以13290行长诗表达了对社会、法制、伦理、道德、哲学等问题的看法，直到现在仍有各种语言的版本在流传。他将此作献给了当时喀喇王朝的国王布格拉汗。布格拉汗因此赐予他“哈斯·哈吉甫”之称号，意为“特别御侍官”。 在一个距离喀什75公里、名叫阿图什的城市里，我的向导——喀什行署文化处处长——对我说起了这部传世之作，并告诉我圣人的陵墓已不知何所在。我深为所动。 我tv的名义，向喀什行署提出口头请求，请协助我找到这位智者最后的长眠之处。 连续寻访了三个月之久，我终于在喀什市体育路十二小学找到了他的陵园。我又一次tv之名，提交一份报告，请求当地政府对陵园进行整修，供他灵魂安息。 今天若您再去喀什，会看到修葺一新的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陵园。他的名言都铭刻在四周墙壁上。我的镜头360度回转，以电影的拍摄手法拍下了这个场景，维吾尔语念诵的《福乐智慧》作为旁白。 李咏你腿有毛病吗？ 那几乎是我记忆中最好的四年，最快乐，最健康，最阳光，嬉笑怒骂，个性飞扬。 但是有些事，你越是想尽办法回避，最后却发现似乎一切努力反倒是为了促成它。可能这就是命，不服不行。这不，导演当得好好的，吕长官又来劝我当主持人了，这回还动用了行政手段。 1992年，对外部创办了《天涯共此时》栏目，作为“海峡两岸亲情交流的桥梁”。老实说，节目挺没意思，但在对台宣传上，它又起到了不可缺失的作用。主持人程前是从国际部临时借调过来的。后来人家国际部要把程前收回去，《天涯共此时》就出现了一个主持人空缺。 工作，那点事儿 《幸运52》缘起 一个人的幸运的造成主要还是在他自己手里。 ——培根 go bingo…… 我一向不相信宿命，那太唯心，但我不反对命中注定的事儿，比如天上掉馅饼，正砸我头上。这不，当我tv默默无闻混了7年，眼看就要“奔三”，却只成家未立业，《幸运52》来啦！ 1997年，我29岁，tv海外中心当导演兼主持人。工作能力尚可，公众知名度为零。同事们说起李咏，熟点儿的，知道是《天涯共此时》主持人，不熟的，只知道我是成天张罗两岸寻亲，帮“北京刘大妈”找“台湾王大爷”，“老坐着，腿有毛病”的那位。至于长相，记不清！ 一天，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突然找上门来，让我为一个外国宣传片配音。配音是我老本行，不过这片头让人十分费解，跟我以往配的那些历史片、纪录片、科教片都不一样。花花绿绿，闹闹哄哄，几个大写英文字母“go bingo” 。 我问我同学：“这什么意思？go…去哪儿啊？” “去博彩！好玩儿着呢。” “哦，博彩，看看！” 我这位同学年龄不大，来头不小，是欧洲传播管理顾问公司（ecm）驻中国首席代表。 ecm公司，在全球娱乐界都是响当当一块金字招牌。他们靠着做节目、卖技术、卖服务起家。很多风靡全球的老牌娱乐节目都出自ecm旗下。　　《go bingo》是他们的看家大戏之一，在英国持续播出几十年，长盛不衰。我同学的任务，就是给它在中国找个好买主。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在中国兜售外国节目，难上加难。要不她怎么找着我了呢？就我这嗓子，在配音界有多大名气不敢吹，但我当年“冒充”赵忠祥老师配过的音，直到现在也没人听出过破绽。 按说，作为一个资深“棚虫”，我也挺见多识广的，古今中外，啥节目没见过？但眼前这个《go bingo》愣让我看傻了。 这是一台直播节目，演播室大门敞开，购票即可进入，参与现场博彩。场内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每期竞出一名大奖获得者，随着“砰”一声巨响，花花绿绿的英镑就哗哗哗从屋顶上往下飞啊，天女散花似的，总额高达20000！这还不算场外同期产生的类似“六合彩”的大奖。 太新鲜了，看得我直咽口水——这个节目，好！ 当时，我在对外部是独立编导。所谓独立，就是我有自己的节目代码，凭这个代码，可以支付节目组日常费用。我有自己的摄制组，自己的摄像，自己的音响，自己的场记，自己的制片主任。权力不敢说大，但掌管着自己的小王国，逮谁跟谁摆谱儿，眼光苛刻得要命。 而此刻，我服了。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节目应该引人中国！ 至于怎么引呢…… 我先找到对外部的长官，安排时间请他看样片。几天之后，官方答复曰：“这个节目不适tv。　” 我们对外部面向的主要观众是海外华人，照我理解，这种洋玩意儿接受起来不难吧？但长官既然发话，我也不好驳回。 可我倔啊，不甘心！ 顶着越雷池的罪过，我又把它推荐给文艺中心。文艺中心的长官倒是没回绝，说：“我看看吧。”哪想一压就压了快三个月。三个月以后，终于有了回音：“这个节目没法嫁接。” 事情往往是这样，长官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把话圆上，啥破绽没有。可我不好交待啊。我心里挺内疚，对不起我同学，人家也怪不容易的。 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我又把节目样片送到tv二套。这一次，大为意外。只过了半天，我就接到时任广告信息中心谭希松长官的电话：“片子我看了，这是一个新东西。对我来讲，它只是个项目。如何把它变成一个节目，如何透过这个节目赚取收视率和广告，那是你们的事情。” 说了半天，到底啥意思？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被绕得二晕二晕的，不过紧接着，她说了一句我永远忘不了的话：“这个项目，我要了！” 我的妈呀，那话是谁说的来着？上帝关闭了一道门，肯定会打开一扇窗。上帝拿走你俩馒头，肯定还你一个大馅饼！ 要不您来试试？ 经过一番洽谈tv从ecm公司买进了《go bingo》的节目播出权、使用权，以及全部节目制作资源和技能，以40万英镑成交。预付5万，余款在节目播出三个月后付清。您看好这几个字，“节目播出三个月后”，有故事，我这儿先打个伏笔。 十几年前，咱也做过新闻现场报道。 头回引进这么大型的娱乐节目tv格外重视，专门组建了一个重量级的班子——男女搭配，共计三人——郭艳、孙吉、詹未，担任新节目的导演。巧的是，我跟这三位都熟，他们是我和哈文的大学同学。 这几个人在料理节目的同时，开始找主持人。我听说，他们拉了一张单子，甭管老的少的，都有头有脸，候选者多达五十几位。 那时中华世纪坛还没建成，梅地亚中心北边是一溜儿家常小饭馆，很便宜。一天，我和三位老同学聚在一起吃饭，他们一个个都苦着脸，不吱声儿，低头“呼噜呼噜”喝粥。 “咋了这是？”我问。 “找主持人呢。”忘了是他们中间谁哀怨地说。 “找呗，找着了吗？” “唉……”一声长叹后说，“挺多的，不好选。” 反正帮不上忙，得，我甭多嘴了。 我夹起一块土豆，正往嘴里送，哎？怎么突然没声了？再一看好嘛，对面仨人六只眼睛，都直不棱登盯着我。 “李咏，你现在是主持《欢聚一堂》？”先开口的是郭艳。 “是啊。”我嘴里包着半口米饭，土豆悬在半空中。 “周播？”孙吉追问。 “两周一播。” “提前录制？”詹未又问。 “是啊。” “那……挺闲的吧？” 这问题，问得忒敏感，我心里发毛，但话还得照实说：“除了配音挣点儿外快，基本上挺闲的，也就是平时看看稿子。” “要不你来试试？”仨人几乎异口同声。 哦，我试试……什么？我试试？！ 别看这节目前期是我帮着牵线搭桥，当主持人，还真没敢想。 犹豫了犹豫，扭脸在旁边窗玻璃上照照——咱也不失为英俊少年一名，试试就试试！ “行！”我答应着，把土豆塞进了嘴里。 我们一行四人，来到梅地亚中心酒店外的一片空场里。当时那儿还种着好多小树苗，现在已经改成停车场了。 孙吉在我对面架起了机器。我问他：“说啥？” “想说啥说啥。” “说多长时间？” “三四分钟吧。最好按着节目的路数讲个故事，反正那节目你也看过。” 我何止“看过”啊？每次上报样片都被退回来，一退回来，我那同学就来找我，一找我我就在家又看一遍，琢磨这节目到底好在哪儿，怎么才能说服长官。为此我还专门刻了张盘。所以，我对原版节目里那位主持人的形象、风格简直熟悉透顶。 面对镜头，我开始编故事，自由发挥，还越俎代庖指挥导演，“孙吉，你得把机器摇摇晃晃的，这样，这样，哎对喽！别老这么端着。” 摇摇晃晃录了七分多钟，拍完了。我就当是给朋友帮忙，没多想，接下来该干吗还干吗去。 随后这盘录像带被送到了中心，中心长官和ecm派来的英国专家负责审片子。据说当时情形是这样的：英国专家审了很多主持人的样片，当看到一个叫李咏的张牙舞爪出现在屏幕上，他示意“停一下”。 问：“他是从哪儿来的？” 答：tv的。” 问：“是主持吗？” 答：“是学主持的，他没好好干。” 问：“他现在的年龄？” 答：“29。” 又补充：“虚岁30。” 英国专家沉吟片刻，示意：“再看看。” 又看一遍以后，果断拍板，“就是他。” 与此同时，谭希松长官也在百十个候选者中，独独相中了我。她找到我们的部门主管，说：“你们别瞎耽误工夫啦，划拉那么多人。通知李咏，让他主持这个节目。” 然后就有人直接给我打电话：“哥们儿，你当上《幸运52》的主持人啦！” 哦，不对，那时候节目还没名字呢。 将来你火了，得把哥儿儿个名字印t恤上！ 在今天看来，这当然是个好消息，大好的消息，但在当时不是。很多人劝我，包括我的长官，老长官。 “别去，为你好，真的。” “这个节目啊，风险太大，保不齐哪天就被毙了。” 我很简单，喜怒形于色，十句话你就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很好奇，永远想尝试新鲜事物，为了兴趣可以不管不顾。所以，我没有任何深谋远虑地，毅然决然地退出对外部，调到了《幸运52》节目组。 刚刚加入节目组，我兴奋得不得了，将a型血的特质发挥到极致，什么都管，什么都干。好奇！好玩儿！ 当时，也有几家地方台购买了《go bingo》的使用权tv作为国家电视台，当然要与众不同。所以我们不但改，而且大刀阔斧地改。ecm公司派出一位英国程序师，根据我们的流程专门设置程序，薪水是每小时1000英镑。 原版节目的模式是数字背景墙，数字的排列组合经过严密推算，以确保游戏公平。我们将数字改成了商标，4排13列共52个，和原版设计原理相似，形式不同。 到今天我也没想通，为什么商标非得是52个，而不是53个，55个？据英国程序师说，跟概率有关系。节目的中文名字由此定为《幸运52》 。 《幸运52》从诞生之初，就意味着多项突破：节目的形态、利益、传播、整体制作，都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准，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制播分离”。 节目组只负责制作。招商引资、后期推广、广告交易等任务，都tv独家授权制片公司——其欣然广告公司承担。当然，赚了也都是人家的，没我们什么事儿。 其欣然不欣然了，上哪儿去招这52个商标？节目还在拍样片，拍完样片才能上报编委会，编委会许可才能正式录制播出。而商标意味着什么？真金白银啊。谁愿意平白无故把钱扔给一个连“准生证”都没有的节目？ 这时候我就发现，做任何事情，只要长官认可、支持，那简直就太容易啦。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是多么地有力度！谭希松长官为此召开紧急会议，雷厉风行，一呼百应。一下午时间，52个商标全部招满！ 这52家厂商就偷着乐吧，他们哪里想到，仅仅3个月以后，《幸运52》火啦！广告位爆满，您削尖了脑袋都挤不进来！ “其欣然”也跟着火了。老板原先开着一辆“不起眼儿”，来年就换成了“bmw”。 标准——有话不好好说！ 与我几乎同时加人节目组的就是关正文。我看过老关写的东西，通过朋友介绍，请他出山担任总撰稿。节目要本土化嘛，文字统筹也是不可忽视的。 每小时1000英镑的英国程序师对节目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形式一定要活跃，耍得开；第二，主持人非常关键，是这台节目的灵魂。只要他一出现，现场节奏完全由他把握，谁都挡不住。 我跟老关说，咱俩得找个地儿，我这个“节目的灵魂”需要您包装包装。 上文提到过，因为是首次引进如此大型的娱乐节目tv非常重视，但在物资方面却不十分慷慨。组里只有五个人，倒是配备了一张很大的办公桌，围坐七八个人都绰绰有余。问题是我们五个人也不能老坐一块儿啊。三位导演讨论舞美、灯光、流程，我和老关得讨论节目的灵魂啊。怎么办？还是没地儿。 我就瞄上了播音组组长赵赫那间屋子。等啊等，等到了下班的点儿，我蹭过去笑眯眯地讨好赵赫：“赤赤啊，该下班了，你也老大不小了，赶紧回家吧，造个小孩儿玩玩。” “你什么意思？”赵赫疑惑地看着我。 “我就是想借用一下你的办公室。”我嬉皮笑脸地说。 说是办公室，其实就是一个大办公桌。说是大办公桌，其实是两个窄桌拼起来的。 我和老关一人坐一头，开始海聊，每个环节都聊到了，开始怎么说，中间怎么说，结尾怎么说，才能让观众爱听、爱看。 和我们俩隔着半截人工墙的，是三位导演，头碰头坐一起，夜以继日，捋节目流程。 在“赵赤赤”的办公室里，和老关围绕着“以何种状态操纵节目”谈了三天，不断推翻既有的思路，又将其中真正可行的重新立起来。立了推，推了立。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我的语言要达到一个总体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有话不好好说。 怎么个意思？打个比方，武松不说武松，非说是“潘金莲她小叔子”。丈母娘不说丈母娘，非说是“我老婆她妈”。 谈工作之余，我们也扯点儿闲篇儿。说得最多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节目红了什么样。哥儿几个说：“李咏，到时候光你一人出名可不行，得把我们的名字都印在你t恤上，一出门就穿上！” 有一天我在梅地亚一层的西餐厅还碰到了谭希松长官。为了感谢她这位伯乐，我说：“谭总，我请您吃饭！” “得了，别跟我玩儿虚的。等你将来红了，请我吃顿大的！” 这顿饭我欠到今天还没还呢。 录制第一期节目就很有意思。节目时间不长，只有35分钟，可是我光热场就热了40分钟不止。因为整个环节推演得非常严密，科技含量还挺高。主持人“砰”一拍，出什么商标，什么音乐，都是自带的程序。观众不理解。我就拼命给他们讲解，不断做演示，讲笑话，用力过猛，逗得我自己满头大汗。 但是观众很快就跟我一路high起来了，群情激昂，沸反盈天。原来还有这么好玩儿的电视节目！还有这么没正形儿的主持人！还可以这么轻松愉快地赚奖品，赢奖金！ 在一片沸腾、起哄、欢呼声中，我这个不像主持人的主持人，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价值。 1998年11月22日，星期日，早上7:1，《幸运52》偷偷地开播了。 我们心里没底，怕万一开播，某位大人物看不惯这份闹腾，或者说看不惯我，“啪”地给毙了。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个点儿，除了老人和孩子，大多数人都还沉浸在梦乡。大家伙儿都捏着一把汗，要是真被毙了，我们就偷偷地来，偷偷地走。 我压根儿没想到的是，每周日早上“偷偷开播”的《幸运52》　，居然引起了很大反响，收视率一路飙升。长官中间，也出乎意料地没有发出任何反对的声音。当时，收视率还算不上“硬指标”，却足以决定一个节目能否继续生存。 三个月后，当我们终于获批正式的“准生证”，播出时间调整到了中午11：15——这个点儿，不说黄金，至少也是18k白金吧——观众反倒不习惯了，纷纷打电话给总编室问：“早上七点一刻那《幸运52》呢？” 《幸运52》录制现场 到底谁欠谁的？ 请注意，现在，节目已经播出三个月了，可我们还欠ecm公司几十万英镑呢。我是金牛座，特在意钱，最不喜欢差人钱，更何况tv不差钱。 英国那边开始催账了。我心里向着我同学，之前折腾人家一溜够，现在又拖着不给钱，回头再影响了人家的年终奖……不成，我也帮着催。 我给长官垫话儿：“咱还欠着人家钱呢！节目也播了，时间也到了。” 长官迟疑再三，问了一句：“那……万一被毙了呢？” “这不是没被毙吗？毙了也是咱自己的问题啊。咱买的是人家的技术，1小时1000英镑，开什么玩笑！” 催促再三，未果。从这儿您就看出来了，为什么节目组的兄弟姐妹都叫我“李师傅”，整天瞎操心，操闲心，除了擦地不管，什么都管。 这时候，英国程序师已经回国了，身价太高，受不了。留下一个美国总监在这儿盯着。也不知道是不是人家临走时往程序里设了什么机关，三个月到期不给钱，直接罢工。几天以后，我们录制新节目，出问题了。 节目刚刚进行到一半，我正手舞足蹈领着大家玩儿，机器突然“啪”，歇菜了。现场工作人员查了查，据说是电路板的问题。这美国总监也不懂技术啊，瞎了不是？台下坐着好几百观众呢。 同时购买过这套程序的还有几家地方台，于是，我们迅速通告了最近的齐鲁电视台和河北电视台，请求救援。可是他们的程序和我们还不一样。他们沿用的是《go bingo》原版数字模式，而我们改成了商标。 解铃还须系铃人，懂技术的只有那位英国专家，可这大半夜的，他坐“神七”也来不了啊。 我们内部的技术人员开始抢修，我则站在台上安抚群众，给大家讲笑话，说段子。时不时问问后台：“好了没？”“没呢！”成，那咱接着聊。 聊着聊着，我一扭脸，看见我们的一位摄影师搬着把椅子走上台来，往我身边一放，示意我坐。我明白了，这机器一时半会儿是修不好了。 坐下来，我接着和观众神侃。山南海北、天上地下、祖宗八辈的故事都讲完讲尽，大约过了40分钟，我们得到的最后通告是：今天修不好了。现场每位观众获赠一个小礼品，然后散场。 当时的心情，我不知道怎样去形容。 我这人，在乎过什么啊？我偏偏就在乎了这节目。 我热爱它，它新奇，它好玩儿，它与众不同！我也热爱这些观众，他们充满热情、激情，跟我一起撒野，随着我的节奏开心着，亢奋着。他们对我的笑容都不一样，让我深深地感动。 我真想多讲几个故事，说几个笑话，拖延拖延时间，让机器修好，还能继续录。可是不行。 我无法面对观众失望的眼神儿，难受。 过了一会儿，人都走光了。我还一直坐在台上，愣愣的。 制作人过来拍拍我肩膀，“你怎么还不走啊？” 我摇摇手，无力地说：“你让我适应一会儿。我出不来，特难受。” “哥们儿，至于吗？你不会哭吧？” 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好气说了句：“你不理我的话，我最多再有10分钟就过去了。”说完，还真的忍不住有些“潸然”，只因眼睛小，泪没流出来。 两个字：遗憾。 经过评估，这期节目全部费用支出，包括演播室、舞美、灯光、设备、人员、服化道，等等等等，再加上广告收人，一核算，百万有余！ 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注：这可不是我说的。 相关人员马上致电ecm公司，大意是，贵公司程序损坏，直接造成我们上百万元的财产损失，您说怎么办？赔吧！ 这下把英国人给难住了：我还有几十万英镑没收回来呢，先赔你上百万？ 我方人员称：您先把我们这钱赔了，我们马上付您余款。挺大一外企，得讲究“三包”吧？ 英国人语塞。这不成那谁说的了吗？“您咋这抠呢？一个菜不点，完了我还搭一个？” 于是，到底谁欠谁，就这么不了了之。 我的娱乐试验田 所有的人一定都要体验，而且时时都在体验的体验，这在哲学上叫做“原体验”。 ——今道友信 我自诩tv的“娱乐底线”。从献身娱乐的第一天，就自觉肩负起探底的使命。老拘在别人打好的格子里，不好施展拳脚。 《幸运52》开播以后，我一直为一个问题苦恼：到底“耍”到什么程度合适？我尽说大实话，但是这么多年了，观众习惯了“规范”的电视语言，实话怎么实说，才能让他们既能接受，又爱听？ 比如我能说自己脸长，那叫自嘲，能不能也拿别人的长相开涮？比如我管自家老婆叫“糟糠”，能不能管别人家老婆也叫“糟糠”？最担心的是一路奔着“通俗”去了，万一没搂住呢？ 再有，站在堂tv的舞台上，我张牙舞爪，奔走呼号，飞卡片，送大奖，“耶！”就算多数老百姓爱看，也保不齐有人不爱看。万一哪天擦边球没打好，就歇菜了。 我琢磨着，得找块试验田试试水。这地方，首先不能太大，树大招风；其次得相对熟悉，容我放开了玩儿，拿花活儿练手。回tv，只需将把式往里一收，不规范里透着规范，还是挺新鲜。 玩儿大发了！ 1999年初，大连电视台隆重推出一台大型综艺节目，每周六晚100分钟直播。 主持人大家看着眼熟，有点儿tv那个“幸运52”　。还真就是我。 尽玩儿悬的 节目成本很低，启动资金7万元人民币。 宗旨两个半字：疯玩儿！ 大连城市人口100万，仅相当于北京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市民心态开放，最喜新生事物。那敢情好啊，我带你们玩儿呗！反正就咱自己知道，出点儿格也不碍事哈？ 节目的核心还是中奖，老百姓嘛，还有什么比“实惠”更有号召力？ 共设10个奖项，从199元到1999元不等。为了惊险、刺激，我一不弄商标，二不砸蛋，三不打擂台。我把它藏起来——一共10张奖券，正面是金额，背面是节目logo，就在这座城市里，找吧！ 每次直播开始，我就首先公布10个“藏宝”地点。“想中奖吗？开始你的寻宝之旅吧。”现在就出发，只要您在100分钟之内赶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只要节目尚未结束，我当场给您兑现！过时不候。 节目中间是否精彩，在此不一一细表。就冲节目结束之前那千姿百态的兑奖大军，换了您是观众，舍得换台吗？ 有的中年夫妇，穿着睡衣就来了，大概是藏宝地点离他们家近，怕换了衣服再去就被别人挖走了。 还有的年轻情侣正在逛商场，在电视里看见我的节目，哟，就在商场楼下，快跑！结果女孩儿跑断了一只鞋跟儿。 最离谱的一次，我玩儿大发了，居然惊动了当时的薄熙来市长，把警察都招了来。 损招是我出的。我派工作人员去藏宝，一份塞在胜利广场国旗旗杆的围栏基座底下；一份插在大连市消防队消防通道的大门缝里；其余的分布在市内各大五星级酒店，比如大堂假山旁边，某客房门口的地毯下面。还想在大连市政府门口哨兵的岗位底下塞一个，没得逞，实在没法儿靠近。 您听听这些地方，能不出事儿吗？可我当时就是一门心思追求纯粹，好玩儿。我只管守在演播大厅里兑奖，真没考虑别的。 那天晚上直播结束后，我才知道自己闯祸了。 节目进行到一半，藏宝地点已经公布，人们匆匆奔走在寻宝的途中。 薄熙来市长正陪同几位省市领导在胜利广场看夜景，周围突然热闹起来。怎么回事？诸位领导茫然四顾，好家伙，起初还是人声鼎沸，转瞬就成了人潮汹涌。几分钟的工夫，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2000多个男女老少，一起冲向国旗围栏，猛摇旗杆。 我的天哪！当导演向我描述这一盛况时，我肠子都悔青了，当即默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对号人座，琢磨这事儿该怎么定罪。 市长以为聚众闹事，又惊又怒，当即通过政府部门报警。武警战士们冲上前去，疏散人群，群众连连喊冤：“我们不是闹事儿的，李咏让我们到这儿来找奖！” 糟了，真玩儿大发了。 与此同时，市消防队门口也炸了窝。出动了几乎所有的消防战士，手挽手组成几道人墙，阻挡不断蜂拥而至的群众。而前面一拨人已经把大门给拆下来了，“李咏说了，大奖就藏在门上呢。” 这还了得？大连广电局局长、书记、大连电视台党组书记一行，匆匆忙忙直奔演播大厅，找不到李咏，先拿总导演是问：“艺术也要讲政治！”总导演也是我的制作人，百口莫辩，只好在心里埋怨李咏太出位。 是夜，我和制作人一块儿到了胜利广场，把国旗围栏周围清理干净，修补好基座的水泥。又连夜赶到市消防大队，向大队长赔礼道歉。 大队长大人大量，没让我赔门，修好就行了，还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你们啊，真是太危险了！幸亏今晚没有火情，一旦耽误出警，你们违反的是《消防法》，懂吗？” 时任大连电视台台长王忠玲女士，见我蔫头耷脑，认罪态度尚好，没忍心再火上浇油，只说：“李咏，想点儿好法子，行吗？是，挺热闹哇，你想折腾死人是吧？”语气里，全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不幸中的万幸是，我没被警察带走，而只是接受了一番严肃的批评教育，端正了工作态度，强化了责任意识，也打消了下回在老虎滩底下埋一台电冰箱的念头。 所以，当我的节目收视率一路飙到38，其他任何节目跟我拼都是死路一条的时候，制作人那叫一个拽啊！总算没白跟着我担风险、受牵连！ 赞助商排着长龙队找上门来了。 制作人问制片主任：“他干吗的？” 制片主任答：“x x公司董事长。” “是现钱吗？” “今天星期六，支票没办法兑换，先定下广告位，下周一拿现金过来。” 制作人训斥道：“没现金怎么行？马上换掉！” 反正后面有的是人排队，怀里大包小包的现金。 我录制第一期节目，劳务费8000，除了个人所得税以及杂七杂八的开销，最后也剩不下什么。从第二期节目开始，费用涨到1000了，后来制作人说还能再涨，我说不用，够了。我也不是为挣钱来的。 不懂都要装懂 每周六早上7:20，我就赶到首都机场，8:05准时起飞。这趟便民航班其实没什么乘客，多则六七个，少则三四个，头等舱随便坐。我和北方航空公司的关系十分融洽，往返机票全免。他们说：“反正也是赔本赚吆喝，不差你这几百块。”为了方便我体验生活，机长还允许我戴着他的帽子，坐在驾驶舱里东摸摸西瞧瞧。我感觉这样的“便民”，才真正是便到家了。 飞抵大连是上午9点左右，车到电视台，跟各位导演一起碰流程。说是一起碰，其实导演一律没有发言权，只是在旁边听我号令。各个环节的设置和取消，我和制作人说了算。 “这节目谁的？”我问。 “我的。”某导演答。 “多长时间？” “两分钟。” 我扫视一圈流程单，果断决定：“对不起，时间不够，拿掉！” 说老实话，我这底气也是硬憋出来的，不懂都要装懂。如果我不迈出这一步，就永远不知道其中的玄机。 每次直播前几小时，工作人员都将当地最近一周的报纸整理好给我，我要迅速浏览。因为100分钟直播里，差不多前40分钟都是我一个人的脱口秀，我必须了解当地新闻，有共鸣点，跟观众才有的聊。很多时候做完节目，我也在大连多呆一天，到处呼朋引伴，走走看看，多些对这个城市的感受。 在一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因为个人原因耽误过一分钟甚至一秒钟。我和制作人一起对表，正点开始，正点结束。 那一年也有很多啼笑皆非的遭遇。 600平米演播大厅一共有6个摄像机位，用行话讲，叫6个“讯”。这样我就可以多几个说话的方向，省得您老从一个角度看我，怪烦人的。可是一次直播到了后半段，我就纳闷儿了，怎么只有一个摄像机在现场追着我。我在舞台上前后左右乱跑，它就在底下七弯八拐地跟。那时候还没有“耳反”，我听不见导播的提示，只好自己找其他几台机器。可是找来找去，确实只有跟着我的这台亮着红灯。 后来才知道，另外5个“讯”集体罢工了。因为大连电视台挺长时间不直播，设备老化得厉害。这不麻烦了吗？原来说好六个人来看我表演的，前后左右我都想好怎么照应了，到了只来了一个。一方面怕机位太单调，我老得换换位置。另一方面又怕动作太大，一激动走过了。 有的设备老化，它就罢工，还有一些设备，越老越勤快，该不该干活儿它都干，比如那个烟感。 一次直播中间，我正在采访嘉宾，旁边放着白烟儿烘托气氛，烟儿猛了，突闻“唰”的一声，房顶的烟感居然喷出水来，而且专朝我这个方向喷。 我浑身一激灵。您当是演话剧呢？还人工降雨！我西服背后全湿透了。因为灯光的角度，观众看不见水浇在我身上，还赞不绝口：　“这次舞美真漂亮！” 我面不改色，坚持着调侃完毕，说：“插播一段广告，稍后马上回来。”随后节目组全体人员都冲上台来，一块儿擦地。观众这才明白，哦，刚才那个不是“水幕”啊？赶紧也上来帮忙。 真有要跟我拼命的 关于我的争议，其实从这时已经悄然开始。 当这档节目播出将近一年的时候，我曾在大连电视台举办过一次小型研讨会，探讨节目未来发展。tv副总编陈汉元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徐舫州教授、凤凰卫视节目总监宋南男先生都应邀出席，观看了一些节目经典回放。 那段日子里，我一再试图跃出传统的话语形态，拼命冒泡儿，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也说，我不做先挨刀的，谁先挨刀？看完节目，他们一致的评论是：“李咏，你太狠了！”宋南男补充：“你这样儿，要是tv，死定了！” 喜欢我的观众，那是真喜欢。 记得第一期节目在大连电视台播出以后，第二天，《大连日报》头版便向所有市民提问：“你喜欢李咏的主持风格吗？”底下是一整版的正、反方意见，喜欢我的把我往天上捧，讨厌我的把我往死了踩，针锋相对，尖锐直白。 到大连两个月，我不得已雇了一名“贴身保镖”。不是我谱儿大，是真有要跟我拼命的，大街上突然跳出来指着我鼻子骂：“李咏啊李咏，你祸害人哪！”我下个礼拜还要直播呢，万一毁容可咋办？ 但就是在褒奖与贬损之间，我找到感觉了。 我就是要当一个“备受争议”的主持人。什么时候人们开始为我展开争议，争得急赤白脸，形成若干阵营…一个字：好！ 一个主持人没有争议，只能说明他没个性，老少咸宜；要么就是他装——见了小孩装嫩，见了老人装乖，不男不女所以男女通吃。 所以，我特别享受“备受争议”。你争故我在！ 争议到什么份儿上？喜欢我的，不喜欢我的，都开始带着某种“预设的形态”来审视我。前者，我说什么他都爱听。后者，我说什么他都挑理，还偏不换台。 有一次节目邀请李永波做嘉宾，跟他聊起近况，他说刚从国外回来，两个多月没见到妻子了，买了一束鲜花送给她。 “哦，那您妻子在家，没准备一瓶红酒吗？” “有啊，当然有。” “味道怎么样？” “挺好，后来喝挺高。” “哦，喝高了，然后呢？”我特顺其自然地问。 他突然警惕起来，“什么意思？” “我就想知道……然后呢？” 就为这“然后呢”三个字，有人不爱听了。 第二天报纸就出了评论，“李咏做节目误导未成年人”、“中年人不禁脸红”、“老年人看不下去”…… 我“啪”地把报纸往桌上一拍，“我tmd说什么了？我不就问了个然后吗？” 为什么不能将娱乐进行到底呢？非得以娱乐的外壳包裹严肃的内核？ 这是我多年以来的一个疑问。 问大众，也问自己。 娱乐属于人民 不管怎样，我很清楚，节目属于人民。任何时候我都必须一屁股坐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这是一个大众娱乐节目主持人的职业道德。 比如大连市有几条街道，不允许汽车鸣笛。这条规矩没影响别人，单把出租车司机难住了。您想想，1999年，买私家车的才几个？满大街转的不就是出租车吗？不让鸣笛，遇上前面司机手潮的，行人走路不守规矩的，还不急死谁？ 我呀，得替“的哥”们说说话。正好大连电视台喜迁新址，演播大厅升级到1500平米，耍得开。 “嘀嘀——”我开着一辆出租车直接上了台。 “对不起，此处不能鸣笛。”我的搭档，一位女主持人，扮演成女交警，做手势拦住我。 心连心 “你说嘛？我不懂！”我满口天津话。 “搁这儿不能按喇叭！”她也改成大连话了。 “不让按喇叭，那为啥装喇叭呢？直接装音响好不好？一按就唱歌：‘大连，我亲爱的家！’tv不是老播吗？” “我说你这人，咋彪呼呼的？”女交警急了。大连方言“彪呼呼”，类似北京人说的“傻冒”。 “你才彪呼呼！万一前面有人在大马路上扭秧歌，我不按喇叭，撞上了谁负责？你负责？” 太能抬杠了，把女交警噎得一愣一愣，完全即兴表演，随意发挥。接连两三个星期，我都在节目里替“的哥”说话。本来嘛，多不容易啊，起早贪黑，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欠200块份儿钱。大马路上车来车往，就属他们是弱势群体。哪儿来这么多规矩啊？讲理不讲理？ 事后想想，有点儿后怕，我是不是有点儿忒不懂事？这不明摆着跟长官叫板吗？ 那天晚上直播结束，我从电视台出来，妈呀，震撼！我差点儿没哭出来。 只见门口马路边上停了一长溜出租车，队伍见首不见尾，保守估计也有一百多辆。我刚一露面，一百多个车门齐刷刷地打开，一百多位司机师傅从车里钻出来，笔杆条直站成一列，“啪啪啪——啪啪啪”，有节奏地鼓起掌来。 他们都只是站在原地看着我，没有人上来要求握手签名合影。 我愣住了。能把这理解成“致敬”吗？有点儿不要脸，可谁能告诉我这不是致敬又是什么呢？ 那一刻，我真的懂得了自己的——说个装孙子的词儿——使命。 我也可以选择坐沙发，弄个“高端访问”，可我就喜欢坐马扎，就愿意跟群众“心连心”。 五月槐花盛开的时候，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连。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精神的本质是自由创造。基本的潜能或力量，只有在一个特殊的人，或某一特殊团体的人身上，才能实现全部这种力量。 ——但丁 学文化去图书馆 2000年，李咏火了。 媒体是这么说的：“李咏把中国电视带到了全民狂欢的娱乐新纪元。”有点儿拗口，但意思不错。 《幸运52》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电视观众的收视习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钱”这东西，过去谁敢提啊？除非他是商人，做买卖的，还得顶上个“无商不奸”的罪名。 但是《幸运52》破了这个例。我的口号是：“谁都会有机会！”从来没见过这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性别不限，年龄不限，学历背景不限，只要您参与，来者有份儿，最不济都能落块手表。 关键是不仅观众得实惠，赞助商也得实惠。您想吧，要是没有《幸运52》　，您在哪儿做广告能保证全国人民都不换台？况且一般的广告播一次就完了，我可是在这45分钟里来回说您家产品好。接下来，您家销量增了，利润涨了，再回过头来给节目投广告。多好的良性循环！ 为了赚取收视率——收视率决定着上述良性循环能否成立——我决定闪亮登场，于是就有了后来那个被王朔评价为“穿得像18世纪法国皇宫里看大门”的李咏。我脚下踩着堂tv的舞台，眼前展开的是一番开历史之先河的事业，我想不装，那个……我想不庄严，都不行。 我完全没有感知到环境对主持人着装的限制和要求，纯粹本着自己的审美诉求和习惯，很不规范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千包装万包装，都比不上这俩字：别装！我觉得我做得挺好，实在，嬉笑调侃，言必由衷。特别是说起中奖，哎呀妈呀，我比得奖那位还高兴，“价值5000元的大奖送给您！”声如洪钟，底气十足。 谁跟钱有仇啊？可是谁都不好意思承认。我的任务，就是昭告天下，“钱”是挺好的东西，至少不坏，谁幸运谁开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管理总局规定，电视传播中授予观众的奖品，奖金额度不得超过5000元。经过一番波折和努力，《幸运52》开了先河，奖品价值上限可以达到8800元——还是税后。 免费上镜，机会均等，边乐边赚钱，能不火吗？ 当时我有个惯口，叫“学知识学文化，请去学校图书馆”。言外之意：我这儿可不是传播知识文化的阵地。好多小孩儿爱看我节目，连作业都不写了，家长还特欣慰，觉得孩子跟我能长见识。 大错特错也。在我的节目里，提问就是个幌子，目的还是娱乐、中奖。您要是愿意，就跟我一块儿玩；不愿意也好办，一台电视机可接收好几十个上星频道，您爱选哪个选哪个。 在节目里，我怪话一串串的，抽冷子就来个“逼问拷打式”互动。 比如突然冲到第一排某观众面前：“告诉我，好不好？” “好。” “你中午没吃饭啊？我亏待你啦？再说一遍！” “好！” 很不规范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一见我和女观众拥抱，闺女就关电视。 “再大点儿声！” “好！！！” 要么就是冷不丁把脸跟一位女观众凑特近，谄媚地问：“哎，你觉得我今天表现怎么样？” 对方“格格”直乐。 “拜托，别光乐啊，说话，说话！让你老公看见多不好。” 不仅她乐，全场都乐了。 我还曾经走到一位西装革履的选手面前，揪起他的衣服闻了闻：“哟，怎么一股子尿臊味儿啊？一看你在家就不管孩子吧？孩子见你就滋尿！奖品拿回家，先犒劳你老婆啊。告诉你老婆，我向她问好。” 争议再次铺天盖地袭来。 2000年初tv在西客站旁边的一家酒店召开《幸运52》研讨会，先研讨节目本身，再研讨主持人。会开到后半段，有两位老爷子吵起来了，一位是tv副总编陈汉元，一位是前总编室主任庞啸。因为是闭门会议，所以吵得很直白。 庞啸先生义正词严地说：“像李咏这样的主持人，坚决要枪毙！他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价值观？钱？幸运？机会？投机？” 陈汉元先生立刻反驳：“老庞，你彻底错了，这样的主持人我们非但不能枪毙，还要坚决保护，坚决支持！” 在这之前，我请陈汉元先生看过一期节目，老爷子挺给面子，去了。过后就说：“我这一把岁数了，什么没见过？愣让你小子忽悠得一会儿坐下去，一会儿站起来。这他妈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他在会上，坚定不移地向着我。 两位前辈针锋相对，争执不下。整个一下午，我默默旁听，一语未发。 最后与会诸位专家学者长官相互妥协，得出结论：“《幸运52》造就了李咏，李咏风格了《幸运52》 。” 这句话，如今已经成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材。 屁股决定脑袋 那年《新周刊》发动数万名网友及读者，评选出首届“中国电视节目榜”，我和小白都榜上有名。我是“最佳游戏节目主持人”，小白是“最佳新闻主播”。 那是我献身娱乐以后，得到的第一个大奖，激动得夜不能寐。我坚信那个奖项是专门为我设计的，那会儿，全中国也没几个“游戏节目”。我美不滋儿地做上了春秋大梦，放眼百年以后，中国电视史想必绕不开“李咏”这个名字。 颁奖仪式在海口的一家度假村举行。我和小白以及众多记者围炉夜话，对酒当歌，一派众星捧月、众望所归之和谐场面。 中国电视史绕不开“李咏”俩字儿喽——自拍我都脸红。 我们俩主聊，其他人掺和。他说他的新闻时评，我说我的游戏娱乐，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明明聊的是两码事却又显得那么投机，从夜半到凌晨，意犹未尽。 到现在我都觉得那一夜的状态无法解释。如果非要解释，只能说当时我们年轻气盛，一腔热血，对电视怀着难以言喻的激情。这么说就是俗点儿，但特别真实。 大多数记者的提问都是冲着《幸运52》来的，那时节目已经开播近两年，我玩儿得很转了。宗旨就是彻头彻尾的放松，撞大运，活该您赚钱！别跟我提深刻，谁让我深刻我跟谁急。 博彩这东西，不太符合咱们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说白了，就是“不劳而获”。所以《幸运52》从一开始就被彻底剥离了“博彩”元素tv给定了个基调——寓教于乐。 为了求生存——生存才是硬道理，我把节目包装成了“寓教于乐”的样子。 首先是我得买书。 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电视新星”，全国各地的演出邀请函“像雪片一样飞来”，每出一趟门都是连续作业，不停在各个机场转机、转机、转机，累得人不人鬼不鬼。我后来常发牢骚，家里生活不困难，who tmd干这行？ 但刚开始没觉得，可兴奋了。在机场候机的时候一家一家逛书店，逮什么看什么。在节目里说笑话、唠典故，得有根据不是？甭管什么类型的书，只要其中一篇文章、一段注解，或者哪怕一句方言、一个歇后语对我有启发，我觉得下回照这么说，观众能乐，节目不冷场，我就买下来，基本不考虑行李负重。 您该笑话我了，那么土啊，还买书？上网一搜不全有了？ 说得是啊，我这不不会上网吗？前些天在单位，同事让我看一个网页，过了一会儿我告诉他看完了，他忙别的呢，顺嘴说：“看完就关了吧。”我研究半天也不知道关哪儿，直接把电源拔了。 所以对于我，不买书就完全没有信息来源。我家不但有专门的书房，卫生间里都有书架。 听说现在网上都有“幸运52题库”了，殊不知，那都是兄弟姐妹们的血汗啊。下了多大的心思才编出这些题，既不费您脑子，又能逗个闷子。 风度翩翩站在台上，说点儿太平盛世的话，这种事儿我胜任不了，得是小朱和小崔上。他们的特色是给你做个套，再拿话勾引你，让你不知不觉一步步往里钻，到时候不哭都不行，还显得挺有思想。 我不让您寻短见，我鞠躬尽瘁，以身作则，自己挖一个挺深的坑，先纵身跳下去，然后跟底下吆喝：“好玩儿！下来吧！”大家这才“扑通扑通”跟着往下跳。 算起来，《幸运52》走过10年，跟着我往坑里跳过的朋友，数以十万计。他们给我的惊喜和感动，超乎想象。 那年有个朋友tv看节目，离着演播室老远就听见里面沸反盈天，热闹爆棚。他就琢磨，这李咏，又在里头耍什么宝呢？一边琢磨一边走了进去。嘿，不会吧？李咏压根儿就没出场！ 天生孩子王，最会带头起哄。 只能说凡是来到现场的朋友都太有精神头了。观众席的座位是我们特别订做的，座位小，靠背直，间距窄，坐着挺不舒服，太舒服了容易睡着。观众个个都绷着股子劲儿，坐得笔挺，激动，憋着来跟李咏撒野，找茬儿，劲儿不使完不走。 雁有头雁，羊有头羊，我就是观众堆里的孩子王。而他们对我意味着什么呢？有时候，我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但是只要我走进通往演播大厅的通道，听到里面“哗哗哗”一浪高过一浪的声音，或者说是“噪音”，甭管刚才怎么蔫头耷脑，这一刻就如同正负极对接，瞬间合闸，马上来电！ 总编室曾专门发文表扬《幸运52》气氛热烈，没有“领掌”。 所谓领掌，就是每次录节目，怕冷场，得安排专人站在观众席前面营造气氛，到点儿就领着大家“呱唧呱唧”。《幸运52》完全省略这个环节，一进演播厅，观众不由自主就热血沸腾，整个场子都要开锅了。 一台娱乐节目能有这份场气，不容易。我作为主持人，此生能享这番快意和热情，何等殊荣！ 现场是锅，人气是火，我主持人就是那掌灶添柴的，想的是怎么才能再加一把火。我不断地给自己出难题。比如“60秒十问快答”环节，连续答对10题能得商标，我这儿是一个字也不敢念错。错一个字剩下全错，本来人家能答对的，全让我给耽误了——这事儿后来发生过一次，虽不影响大局，但我后悔了好久。 当导演提出这个环节的设想时，我还真有点儿含糊，我这嘴皮子行吗？又不是机器，纯人工啊，再说机器还有出错率呢。 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自己拿着一摞题卡，试着快读了几轮，还行，风采不减当年。不禁默默感激我的老长官吕斌，给我起了个好名字，让我这辈子凭张嘴就有饭吃。最快的一次，居然60秒读了32题。 同时我向节目组提要求：第一，要有倒计时的声音，制造紧张气氛；第二，要有音乐，节奏感强烈的那种；第三，我挑动群众斗群众，红黄蓝三色衣服，相互间打压起哄，支持同色服装的选手。用完的题卡，我就“啪啪”往外飞，砸谁是谁，受伤的有，索赔要求就一个：要我一个签名。 一切一切，都为烘托一个“快”字。现场那叫一个乱啊，就差警察维持秩序了。有的观众特别好心，提出台下不应该那么乱哄哄，对主持人不尊重。我先得谢谢他对我的体谅，然后再说一句：兄弟，拉倒吧，要的就是那效果！ 参加过《幸运52》的观众都知道，节目最大的魅力在现场，电视上呈现出来的，已经打了许多折扣。一来时长有限，不得不忍痛割爱，二来要经由公共平台传播的，“限制级”就得有所提高。很多特哏儿的话，在现场是搞笑、幽默，在电视上一播可了不得，忒有伤大雅。 比如有个著名的桥段，网上都传疯了的，说夫妻俩一个比划一个猜。很多人以为是网友恶搞，在这儿我可以严肃地告诉你们，原版是俩大男人。为了得商标，他们什么都敢说，纯属故意找乐儿。在场没有不笑翻了的。我坐在楼梯口，笑得东倒西歪，前仰后合，至少5分钟没站起来。咱平时上哪儿找这么原生态的乐子啊？人家也算真动脑筋了。 到了，播出时被毙了。 印象很深的，还有几年前的一次节目。三位选手中，红衣服的是位拉板车的车夫，蓝衣服的是位大学教授。场上支持率明显“一边儿倒”，蓝衣服的观众呼声格外热烈。教授面前，无论车夫自己，还是红衣服观众，振臂高呼“必胜”，都显得底气不足。 游戏进人第一个环节，教授明显更狠，下手快，正确率高，身后商标猛增，车夫还没实现零的突破。教授挺洋洋得意的，老斜眼儿瞟旁边的车夫，很是不屑。 嘿，这我就看不惯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职业不分高低贵贱。”您不能因为学问高就瞧不起人啊。 谁有学问，咱跟谁过不去！ 车夫自己也没了心气儿，慢慢就有点儿蔫。 我准备充分发挥主持人的作用了，哼哼，等着啊，让你们看看啥叫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 “请听题：‘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醉翁’，指的是谁？” “啪”，教授信心十足地拍下按钮。我列举出a、b、c、d四个选项。 “b，欧阳修！” “回答正确！不过，这道题您要是答错了，可真说不过去。初中语文课本里就有吧？”我特坏，故意寒碜他。 “接下来请听题：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古典园林建筑是哪里？” 教授再次毫不犹豫地抢到答题机会。又是abcd四个选项。 “c，圆明园！” “回答正确！这好像也是初中历史学过的，您今天怎么老抄上这种特容易的题目？”话里话外我就打击他，您会是您应该，谁让您是教授呢？ 教授面子薄啊，被我忽悠得乱了方寸。轮到车夫来劲儿了，初中咱也是念过的，不会就蒙呗。他开始“咣咣咣”狂拍抢答器。 反正题目在我手里，怎么问都行。只要车夫抢到答题机会，我就化繁为简，四个选项变两个选项，选择题变判断题，并且不动声色地、春风化雨地，用语言引导他，只要顺着我的意思说，准没错。 “徐志摩诗歌《再别康桥》中的康桥，位于今天的剑桥大学，对吗？” “啪”！车夫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按下了抢答器，不过按完就蒙了，心想：怎么刚轮到我就从初中变大学了？ “您听过这首诗吗？”我一边偷着乐，一边作循循善诱状。 “没有。” “我们知道，徐志摩先生，早年留学英国一所知名大学。很多大学的命名，都和它的自然景观或地理位置有关……” “哦！”车夫恍然大悟，“我选a，是！不都有个‘桥’吗？” “恭喜你，回答正确！刚才李教授答对了两道初中课本里的问题，您这一上来，就把大学拿下，可真不简单啊。”我“别有用心”地恭维车夫，给他打气。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谁有学问，咱跟谁过不去。 最后，车夫以首先集齐10枚商标胜出，穿红衣服的观众激动得了不得啊，房顶都快给我掀了。恭喜车夫之后，我再转回头来踩咕教授：“李教授，我特别替您遗憾。我就特纳闷儿，这些年，您也是桃李满天下，都教了他们些啥呀？” 教授的脸啊，红一阵白一阵。 我可痛快了，深得民心。别说，我这主持人的位置，说高不高，说低不低，关键时刻还挺能发挥作用。我就要一屁股坐在老百姓堆儿里，谁拽也不起来。 我的口号——娱乐娱乐 回忆起《幸运52》的往事，我也挺惆怅。这么好的节目，后来怎么就没了呢？真的是做不下去了吗？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吗？我不知道。 其实——我是混到今天、年过不惑，才敢公然宣布这个“其实”。其实我自己心里也一直有个口号——娱乐娱乐。听起来跟“寓教于乐”差不多，意思可差远了去了。 我下面还有一句肺腑之言，您想听吗？“只要给我合适的土壤，我就娱乐至死。” 也就是为了出书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索性全给抖搂出来了。早一刻说，晚一刻说，都不合适。否则也别娱乐至死了，直接去死吧。 我是真不情愿在节目里引导人们，宣教什么，那是高僧大和尚的事儿，不是我该干的。我唯一能做的，既让长官省心又让观众爱看，就是让节目看起来尽可能地“益智”一些。 但是有一条，甭管多“益智”的题目，我都提倡娱乐包装，有话就是不好好说。武松不说武松，我偏说是“潘金莲她小叔子”。我也专门跟出题的工作人员讲，咱能不能问点儿跟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比如白糖和咸盐到底啥区别？别动不动就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 要说咱从小到大，上完幼儿园上小学，上完小学上中学，运气好的接着上大学，都受多少教育了？挺乖的了。好不容易看个电视，还得接受再教育，图什么啊？ 只要给我土壤，我就娱乐至死。 2005年节目改版，增加了“擂台赛”环节，本期no.1和上期no.1现场对决，互相设套，挖智力陷阱。 为了把现场气氛挑拨起来，我在家里做足了功课，所有的插科打诨、敲边鼓、埋汰人，看似无意，实则有心。我还专门买了一本《中国歇后语大全》。 “我可提醒您啊，他这招叫‘草船借箭’，接招还是不接招，您千万想好。” “孙子兵法说了，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您和他比分持平，成败在此一举，不算，可不行啊。” 擂台赛嘛，要的就是较劲。可惜的是，这些话后期全没给我剪进去，只保留了提问回答的部分，好像那才是精华所在。长达两年，都是如此。我能怨谁啊？也就怨怨那个“寓教于乐”吧，反正它没长嘴，不能说我什么。 直到有一天，节目组有关人士自我反省：“娱乐节目应该放大主持人的作用，做好哪个环节，也不如做好主持人这个环节。”然后又来找我做工作，“能不能把你那些典故啊、歇后语的，继续说下去？” 李咏也是有脾气的！辛辛苦苦努力半天，没人认可，甚至没人觉得那是你在努力，我也就不想再费这番脑子了。大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幸运52》的感情依然在，但状态没了，在场上常常是顺其自然，有什么说什么。好在积攒了这许多年，吃老底儿也还够。 只会带头起哄，不会语重心长 2007年，《幸运52》彻底改版。改版的原因是不得不改。 也不知道是哪位长官制订的发展战略，几十家电视台一块儿上了星。本来全世界就数中国电视台最多，观众坐在家里打开电视，全都是类似的节目，答题、打擂、中奖，主持人还都比李咏长得漂亮。 为了收视，只有改版。 正好节目组换了一位制作人，决定借鉴美国fox电视台正在热播的真人秀《你比五年级生更聪明吗？》，弄一出本土的智力大比拼。 当砸蛋遇上扯淡 自我在自我之中设定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与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 ——费希特 砸蛋，给自个儿“加戏份儿” “当砸蛋遇上扯淡。”打一tv娱乐节目。答案当然是——《非常6+1》 砸蛋的是我，扯淡的也是我。 说起这档节目，那真是“时间在扯淡中度过，节目在混乱中产生”。 2003年，北京闹“非典”，五个人以上不许扎堆儿，《幸运52》的录制也只好暂停。长官怕我一闲下来就闹事儿，成立了一个新节目研发小组，替换回归三套的《正大综艺》。我是主创之一。 小组工作目标：研发一台收视不输于《幸运52》的大型综艺节目。这就是说老大基本养成型了，督促我赶紧生个老二，不比老大聪明，就比老大漂亮。 我们都挺认真，在世纪坛那儿召开了好几次露天的专家研讨会和观众座谈会，反正大家都没什么事儿干。每个人都戴着口罩，离着八丈远，互相喊话，场面挺壮观。 既然档期是在周末晚上，属于家庭时间，节目类型就得奔着轻松愉快的方向去，尽量让人“过小脑，不动大脑”。 我们还在梅地亚酒店开了一间客房，哥儿几个凑一块，吞云吐雾，观摩最新的外国样片。小道消息不是说，抽烟喝酒能灭sars病毒吗？白天把烟抽足，晚上回去再喝一瓶“科罗娜”。我真是特怕死。 这时，一台别具特色、新颖、依然立足草根的节目进人了我们的视线。这也是一台“真人秀”。节目组深人民间，专门挖掘多才多艺的普通百姓，把他们请过来，集中培训，专业包装。一周以后，各位选手脱胎换骨，判若两人，足以让人惊掉下巴。乡下来的傻小子成了摇滚巨星，相夫教子的中年大姐变身蓝调歌后。 嘿，有点儿意思，这不就是英国版的“好梦一日游”吗？跟我们的既定目标高度契合——麻雀变凤凰的故事永远有人缘。 我们直奔最高长官办公室，请他老人家审阅。我坐在长官左边，他右边是副长官。 只有4分钟的样片，刚看出点儿眉目就完了。 “这么短？”长官意犹未尽。 “咱不是经费紧张吗？”我信口胡诌，“我自己花钱在英国雇了个人，先做个短的您看看。怎么样？挺好吧？” 我那点儿小心思，是谁都明白。 “嗯，还行。”长官点头。 “这就是让普通老百姓也有机会登上舞台，实现梦想。” “行，好好改改。” 早期的选手如今都火了 长官点了头，拨了一笔不大不小的经费，让我们先做两期样片。 那是6月底，“非典”疫情刚刚消停点儿，观众还都戴着口罩呢，进门先测体温。 开录之前我就琢磨过，这个节目跟《幸运52》不一样。《幸运52》离了我就断了线，可“6+1”的选手们个个光彩夺目、才华横溢，还有我什么事儿啊？就剩下报幕了。 不成，我得给我自己搭个小台子。 我设计了一个与场外观众互动的游戏环节——翻牌。一共两张牌，一张金葵花，一张银葵花。每位选手展示完才艺，我就跟场外幸运观众连线。电话接通以后，您说翻哪张我就翻哪张。有奖没奖，看您运气。 为什么想出这招呢？一是增加场外观众积极性，要是光我们自己玩儿，没别人什么事儿，那就没劲了。二呢，也是给我自己创造一块逗贫的空间。 我们的口号是：“既然有梦想，干吗你不来？” 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观众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写下来。 一开始，留言都是大白话。 “咏哥你好，我想要一张婴儿床，我老婆下个月预产期。” “我儿子今年上初中，我想送他一辆自行车。谢谢咏弟！ “我是养猪专业户，能帮我弄头种猪吗？” 后来大家伙发现，编成段子说，中标率高。于是又都编成段子。 “一个好汉三个帮，咏哥和咱贴心肠。明朝新婚大喜日，就差一张双人床。” “七月骄阳红似火，汗流浃背好难过。咏哥若把空调送，窗外酷暑奈我何？” 民间的智慧了不得啊，从这些短信您就能看出来，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作家。老跟他们一块儿混，我也长才情，要不怎么都敢出书了呢？ 第一次录制《非常6+1》，美女手中是金葵花、银葵花。 我可喜欢这个环节了，因为可以打电话忽悠人啊。以前都是当面忽悠，这回改远程了，他明我暗，个个给忽悠得一愣一愣。 有时候我冒充电话公司的，“您手机欠费很严重啊！上月欠了200多块钱，我们直接从您工资卡里划走了啊。” 有时候我冒充调查公司的，“请问您tv节目主持人李咏有什么看法？比如他的头脑清醒度、口齿、容貌……” 有时候我冒充煤气公司的，“这刚几点啊，您就睡啦？您家煤气表字儿都走没了，知道不？明儿早点只能外面买了啊。” 因为我们录节目没点儿，从下午到半夜，都有可能。所以接电话的也是千姿百态。有人正睡觉呢，十分没好气儿。有人正约会呢，很是不耐烦。当然了，最后一听说是咏哥给圆梦来了，立马来神儿，什么事儿能比这还重要？ 冒充电信公司那次，接电话那哥们儿手机信号不好，我这边听不清，就指挥他：“你蹲下，再站起来，好点儿吗？” “好点儿，是好点儿。” “再多来两次，就彻底好了。移动通信嘛，越移动越好使。” “嘿，还真是好多了！” 现场观众那叫一个乐啊。乐够了，我言归正传。 让梦想破壳而出 “我说兄弟，我跟你开玩笑那，我tv《非常6+1》主持人李咏。” “哎呀妈呀，咏哥，真是你吗？”小伙子声音一下子高了8度。 “真的是我。你在干吗呢？” “我正在医院打点滴哪，发烧，哎呀妈呀老难受了，一听你声音我好了一大半！” 哟，早说啊兄弟！我要知道你发着烧呢，也不让你来回来去蹲下起立了。 不过两张葵花牌翻来翻去太麻烦，而且成功率高达50%。这事儿本身没什么不好，但到了长官那儿就严重了，典型的“不劳而获”啊，审查八成通不过。因为一个环节，折一台节目，不值当。 我们哥儿几个好一阵冥思苦想，怎么给它改头换面。正好，旁边不是有一大片西瓜地吗？受西瓜启发，就有了“砸蛋”，它意味着“梦想破壳而出”。 金蛋银蛋各三个，长条案上一字摆开，选中哪个砸哪个，金花四溅，梦想成真。 有意思的是，后来当砸蛋进行了一段时间，网上居然有热心观众举报，说是根据多期节目统计，金蛋比银蛋成功率高，有失公正。 好，我听您的，咱们废除银蛋，全上金蛋！ 老百姓真是太喜欢这个金蛋了！要模样有模样，要内涵有内涵。 每次除了节目要用的六个，我们还会额外准备出十几二十个。这是现场最抢手的纪念品，特别是小朋友，人手一个，拿家砸去！ 又说回那个录样片的炎炎夏日。用了两个下午加一个晚上，两期样片录完了，接下来就是送审，tv编委会汇报。编委会通过，才能颁发“准生证”。 此前在频道汇报时，我负责节目推演，就是向长官忽悠我们这节目怎么好。为了增强现场效果，我手脚并用，载歌载舞。 “请注意，这时主持人出场，哗——场上放冷烟花！”我双手举在半空，触电似的抽抽。 “停！不许做动作！”长官立刻识破我的伎俩，禁止我在推演过程中渗透非客观因素，以防扰乱视听。 “哦，好。”我点头称是，“这时候，唰——灯光大亮！” “停！不许用象声词！” “接下来这个环节叫做call-out。”我整了个夸张的口型。 “停停停！说中国话！” “就是……就是给场外观众打热线电话。” “谁打？” “我，我打。” 就这么磕磕绊绊地推演完毕，大家一致说好——不是说我好，说节目好。 长官一眼看穿我那点儿小心机。“还弄什么‘抠奥特’，目的很明确嘛，给自己加戏份儿呗！” “对，就是这意思！”我嬉皮笑脸。 两期样片全部如期播出，一期没废。 所以，诸位同仁，这可是经验之谈啊。当你遇到一个全新的栏目，务必在其中给自己寻找一个小平台，否则它立不住。像我这样蛮不讲理型的，可以强行搭建。您要是温文尔雅型，也可以通过和平演变来达到目的。总之，一台节目应该是主持人的外套，量身订做。但凡成了披肩，谁披都行，就不好玩了。话说到这份儿上，您知道我为什么特怕上春晚了吧？ 都这岁数了，还挺红！ 新节目有了名字，叫《非常6+1》。 为什么叫“非常”？因为在我们的舞台上，普通百姓也散发出明星的光芒，不同寻常。 “6+1”就更好领会了，练兵六日，用兵一时，正好又是每周日晚上播出。横不能叫“非常大礼拜”对吧？ 我跟“7”有缘，说来很巧。我的大学宿舍是7号楼，我的第一台汽车尾号是7，我家的门牌号是2701。　《幸运52》，《非常6+1》，加一块儿还是7。 我就是奔着大俗特俗去的，公然站在舞台上向全国人民喊话：“现在就拿起手机，发送短信，只要1块钱，万一砸出个数码dv呢？万一砸出个海南双飞呢？” 您听这话，搁观众耳朵里是中听、亲切，搁长官耳朵里，保不齐就是找事儿啊。 要命，长官不高兴了，“这话你也敢讲？多强调精神财富好不好？” “我这都是大实话啊。”我苦着一张脸，替自己申辩。 谁说不是呢？老百姓给电信行业做那么大贡献，一条短信顶平时十条，就为了图个吉利。这些钱也没装在我兜里，不都上tv了吗？那么多商家都上赶着给节目提供奖品，咱回馈老百姓有何不妥？天天就受教育啊？ 当然，我纵有千般道理，在长官看来也是胡搅蛮缠。就因为这，节目播出不久，《非常6+1》被认为是选秀节目，　“砸蛋”环节挤出了黄金档。有点儿想不通。 窦文涛说过这样一句话：“找不到快感就去找真理。”君不见我身边，藏龙卧虎。真理、公德、道义，全让小白、小崔等各位老师扛了，轮到我做节目，真不知道还能扛什么，只好找幽默吧。 小崔是冷，小白是冷上加霜，我就当那冰雪过后明媚的阳光，最灿烂的还是咱党中央。 我愿意逗大家笑。逗了这些年，大家看见我就想笑。想当初，胡玫导演还邀请我演孔子，说孔子就长我这样，瘦长脸，小眼睛。我演他基本不用化妆，粘一绺山羊胡子就成。人贵有自知之明，得亏我没言声。 我喜欢沸腾，希望现场“爆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假如正在按顺序翻频道，翻到这儿，至少会停留一下，“这都吵吵什么呢？”只要内容衔接得好，或说后期剪辑得好，观众就可能多停留三分钟。只要停留三分钟以上，嘿嘿，对不起，您已经作为“样板户”被纳入进来了，收视率“呗儿”的一下，再攀新高。 每回录节目，我从楼上化妆间出场，全体观众起立，手中棍棒狂舞，齐声欢呼：“李咏！李咏！李咏！” 我感动得了不得啊！既然假充文人，我也不忌讳酸词儿了：主持人做到这个份儿上，夫复何求？ 我顺着一个旋转楼梯就往下跑，有音乐，有鼓点儿，不由自主就越跑越快，因为大家的掌声越来越热烈，呼声越来越高。楼梯上光线很暗，好几次我脚下一个踩空，连滚带爬就骨碌到观众们面前，也挺好，省时间。 “谢谢大家把这么宝贵的时间给了《非常6+1》　。你们旷课的旷课，旷工的旷工，有的还耽误了约会。既然到这儿，我只有两个请求，第一，别把自己当外人，进了演播室，就都是演员，我们共同努力。电视机前还有更多的观众，气氛靠谁？就靠你们了。”说到这儿，我给大家鞠个躬。 “录节目中间，难免有些磕磕碰碰，可能不会像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么顺当。放心，会留给你们足够的尿尿的时间。” “我们一会儿会有一个开场舞蹈。那位小伙子，你坐得低啊，姑娘们一转圈儿，那裙子就忽扇起来了，你眼睛别给我犯直啊！ “有什么意见请举手说，别上台抢话筒，也别给我使绊子。否则别怪我让你在全国人民面前出糗！ 最后，再补充一句大实话：“今天，我希望诸位高兴而来，满意而归。我尽可能地带给你们快乐。请大家热烈欢呼，能多热烈就多热烈！为什么？我就是想通过你们的欢呼让电视机前的全国人民都知道，李咏这孙子都这岁数了，还挺红！ 这就是我的开场白。 我压根儿没把这地方当成“演播室”，我当它是“夜总会”。谁呼哨打得响，谁带头嗷嗷叫，我说谁是雷锋，要的就是这架势！ 我在节目里一向有个主张——伺候人民。您可以理解成“为人民服务”，但那不是我说的，是毛主席说的。 既然伺候，就要伺候到位，童叟无欺。三岁半的孩子上台，我跪着跟她讲话。是，我的衣服考究，牛掰，镶满了施华洛世奇的钻。那我也跪，跪掉了也不心疼。只要孩子开心，只要孩子的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大姨大舅看着开心。 观众们都很热情。我被他们围在中间，领子被扯开，扣子被扯掉，都是常事。没关系，我回家缝去，大不了下回再换一件。 谁让您是我的衣食父母呢？ 好多人爱看我的节目，但是叫不上我的名儿。有一次我在机场，一个小伙子指着我，冲同行的伙伴嚷嚷：“哎，这个人，这个人就是那个人！ 还有好多人，倒是知道李咏这名儿，节目有时却对不上号儿。他们不管《咏乐汇》叫《咏乐汇》，叫“那个吃饭的节目”；也不管《非常6+1》叫《非常6+1》　，叫“那个砸蛋的节目”。 伺候人民 说实话，我特别感谢他们。在我心目中这已经不叫“厚爱”了，而是“大爱”。说白了，他们没拿我当外人儿。 说着话，又开始忙春晚了。长官见到我说：“准备啊！” “跟我有啥关系？” “你们两口子带着两个强势团队，不上可惜了！ “这和团队有啥关系？”我作兴趣盎然状。 “你先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让我想想啊，明年是2010年……”我掐指一算，“哟，想起来了！您说，我在演播大厅的房顶上，挂他2010颗大金蛋，行吗？” 开扯了…… 都是身价惹的祸 幸福不过是欲望的暂时停止。 ——叔本华 哪儿哪儿都挺在意和敏感 说起来，我觉得自己也是个心地较比单纯、至情至性的人，没什么城府，特容易信任别人。虽然有哪儿哪儿都挺在意和敏感的小毛病，却也总在自我提醒和校正：活得别太细，粗糙点儿，留着点儿精力…… 公元2005年，有个叫“蒙代尔品牌实验室”的，不知怎么了，开始了对电视节目主持人身价的评估。我位居首位，好像三个多亿吧。后来听说这个评估打2003年就开始了。老实讲自我感觉还真良好。以为市场经济嘛，无非是寻个卖点，应个景，媒体热炒之后，喝几声倒彩儿。这事儿就压根没往心里深处去。刚才我不就说了吗，自己正在治疗哪儿哪儿都挺在意和敏感的小毛病，况且tv对此次品牌排序行为基本上也做出了算得上积极的反应。 国家有着一个一个的“五年计划”，盘点自己，倒是也在完成着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从1998年《幸运52》开播，到2003年《非常6+1》推出，五年；再到2008年推出《咏乐汇》，又是五年。好像有点儿说跑了。总之，不管是栏目还是大型电视活动，做得不敢叫“惊涛骇浪”，也得是“风起云涌”。在舞台上继续着自己随心所欲的调侃和“玩世不恭”。我了解自己这副德行，可就是改不了。 还是公元2005年，上海。“身价”最高的我捧得了“年度最佳主持人”和“年度最佳娱乐节目主持人”两项政府大奖。只听“呼”地一下，掌声雷鸣般地响起。恭维、怂恿，被人攀附得虽挺不自在，但又觉得受用，美不滋儿的。 在乌镇，俺摘得了“最具品牌价值主持人”大奖。打那儿以后，乌镇在俺眼里是那么的美啊！ 当年，接受了南方一纸媒的专访，刊出，不得了，标题赫然点到我对于“娱乐底线”的看法。现在想想，倒也不后悔。一个有益无害的人，舞台上又是观众的宠儿。民意调查显示，喜欢我、待见我的那是大多数。虽从出道以来就争议不断，可非议我的人毕竟还是以“一小撮”来论，况且也只是思想、情感、观点和立场的不同。 我依然提醒自己：要与时俱进，要敢做敢当，要有所独创，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卸下伪善的面具，显出真实的自我。 可能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公元2006年，压根儿在无意识中，针砭和骂责声就在这一年渲染、放大、夸张了，开始让人看不惯了。问哪儿让人看不惯了？答：做派。我有点儿茫然。自己哪儿哪儿都挺在意和敏感的小毛病有所复发，其症状体现在逢人就乱七八糟地笑容可掬而又相当厌恶这副德行。 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面对针砭我是不会就坡下驴的，我太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我是什么“做派”？ 这年，就在我再捧“25年25星”奖杯时，“蒙代尔品牌排行”再次发布，我的“身价”涨到了5个亿。本来我就在一连串非议之后越发爱“装大个儿”，本来对所到来的一切是不该消极和自找歧义的，因为甭管几个亿都根本无法兑现。我曾对媒体说：“你拿50元来我就和你换！！！” 我个人的声音是微弱的。哪怕喊破了喉咙撕裂了声带，也压不过这些“声讨”。一会儿这个“门”，一会儿那个“门”的，我快改行卖门了！哎，不提了，显小家子气。但不可避免地，我那哪儿哪儿都挺在意和敏感的毛病人了膏育了。 曾自己安慰：如果老天爷把大门关上了，把窗户也关上了，怎么办？那就给自己画扇窗户，冲着画的窗户长喘几口气……试了，没用！ 公元2007年，我印象中似乎总在下雨，冷。也就在雨中的江南水乡乌镇，在两岸三地“新娱乐华语主持群英会”上，我获得了“最具品牌价值主持人”奖。 2006年1月21日《纽约时报》称：李咏是中国电视的秘密武器。 获奖的喜悦，说真的，只有那么一丝。这尊大奖我说是名副其实的“虚头巴脑来由不清”。 现实中总会有人给你介绍一套活法儿。在自家门口表错了情，却引起了外媒的注意。美国《纽约时报》破天荒在国际版面刊出对我的大篇幅专访，耐心分析关于我的主持还有就是关于我的“身价”。 境外华人倒是兴奋，可国人买账吗？ 这厢，小崔同志依然“不过如此”的表情：“5亿？他值吗？干脆把自己卖了得了。” 我不太了解究竟这个品牌价值是如何评估出来的，但我又觉得，人家的评估劳动不可断然否决。就tv不认，我依然得意，得意的不是无法兑现的几个亿，而是品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受众的态度，只有观众认可，我才真正具有存在的价值。 “汉阳造”对“迫击炮” 风口浪尖，意味着风险无处不在。总在下雨的2007年，就是这样一个多事之秋。 每天都有关于我的消息出炉，排山倒海，没完没了。不能说全是坏消息，但至少没什么好消息，而且多是无中生有。沦落到这份儿上，对我而言，生活已经少了一半的劲头。 我开始怀疑，我到底还适不适合在这个大楼子里呆下去？ 到了秋天，网上有人爆料“李咏离tv”　，起因经过结果都说得有鼻子有眼。今天我正式承认，并非空穴来风。 这个“公家人”我当不下去了，太憋屈tv待我不薄，我也不想tv抹黑。老话说“见好就收”，我这已经见了“不好”了，不求逢高沽空，但求及时止损。 我找好了下家儿，回广播学院教书去——现在叫传媒大学了。教育部不是倡导“从一线到学院”吗？我拿了一个“客座教授”的特殊名额。摸爬滚打十几年，经验不敢说有，教训可是太多。 哈文说：“你要想好，不要以卵击石。” 我说：“我想好了，偏要磕一个试试。” 我和我的最高长官谈了一场意味深长的话。那个气势啊，今天想起来，只有一句话能形容，那就是“汉阳造”遇上“迫击炮”。 秘书带我走进位于15层的长官办公室时，他坐在宽大的大班台后等我。逆光，看不清脸，只能透过玻璃窗看到他背后高耸的旗杆，以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来了？”他很深沉地问。 我一个没正形儿的坏孩子，哪儿见过这阵势，顿时气短三分。“哎，来了。” “坐吧。” “哎。”我局促地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俩手不由自主拧在了一起，有点儿像过去的大姑娘相亲。 “沏杯茶。”他打电话给秘书。我受宠若惊。 “你抽烟吗？”他又问我。 “哦，这儿不能抽烟吧？” “可以抽啊，不要紧。”于是又打电话给秘书，“再拿个烟缸过来。” 我盯着他背后的五星红旗，感受着一股子强大的气场，来时的心气儿已经消下去一大半。 现场安排停当，茶杯、烟缸摆放到位，长官往后一靠，“你想跟我说什么？说吧。” 我按照之前打了无数遍的腹稿，开始倾诉我的辛苦，我的委屈，我的志向，我的困惑。我说得很投入，深情盘点进tv16年的种种得失。就算“汉阳造”，也得用尽火力不是？说到最后，落点就一个：“玩命这么多年，倒落了一身不是，我招谁惹谁了？”长官一直在认真地听，不时点点头，表同意或明白。 我说完了，轮到“迫击炮”发力。长官从桌上小山样的文件堆里，随手搬出一尺多高的一摞，递到我面前。“李咏啊，咱俩平时没什么机会聊天，沟通得少。今儿既然来了，你也听我讲讲，我整天都在忙些什么。” 长官好口才啊，表面波澜不惊，实则激流暗涌。他一边翻看红头文件，一边跟我谈心。从上面的政策，讲到下面的对策，从大时代大趋势，讲到小个体小命运，又从我个人面临的问题，讲到他个人面临的问题，乃至整tv面临的问题。 一通“叮咣五四”，我已然听傻了，完全忘记了自己干吗来的，深深沉浸在对长官的同情和理解中。我突然发现，论委屈，长官比我委屈。长官招谁惹谁了？ “李咏啊，你还这么年轻，何必把事情想得那么绝对呢？你想去大学当客座教授，也不用非离开这儿不可，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身兼二职。你要是不好意思说，我替你说去。” 和他恳切的眼神对接，我完全不知所措，甚至十分自责：我这样做，对吗？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客观的环境中，公平或不公平，甘心与不甘心，自有公论。我委屈，可我未必占理。 一位最高级别的长官，对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主持人如此屈尊，我还想怎样？ 这一天，谈话未果。人贵在识时务，我得“给脸要脸”。 哈文后来说我，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呗！ 她也不想想，面对飘扬的五星红旗，难不成让我说“我想兑现”？那么庸俗，怎么说得出口？ 过了些日子，心里还是拧巴，我又给长官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不好意思见他，只好请秘书递上去。因为a型血金牛座，所以铺垫太多，绕来绕去。但我相信长官从字里行间还是读懂了我的决心。 接下来，这位长官不露面了，其他诸位长官来找我谈话。 有的好言相劝：“想开点儿吧tv几百号主持人，为什么大家伙不批评别人，单批评你？你不觉得挺幸运吗？这说明大家对你关注度最高啊。” 有的语重心长：“你不为自己想，也为哈文想想。你走了，她一人留在这儿，将来所有的闲话都让她一人扛着？” 有的措辞严厉：“你不就是去中国传媒大学吗？别说中国传媒大学，就是清华、北大，我一个电话过去，你能好过得了？” 您是不知道金牛座有多拧啊。连续一周时间，我承受着来自各方的“狂轰滥炸”，所有的山头都炸成平地了，我就是咬死了不喊“投降”。 最后，主管长官出马了，一点儿不绕弯子，直击我的死穴。 “李咏，我就问你一句，你真的做够了吗？” 这句话一下戳到我的痛处，一时我竟无言以对。若说“够了”，那太违心，这辈子就好在人前说个话，一说就刹不住。可要说“没够”，不是自己给自己下套吗？ 我正磨磨叽叽张不开嘴，他已经替我把话说了：“你要说够了，那行，你走，我不拦着。既然没够，全中国哪儿还有比这儿更好的平台？” 长官真不是随便就能当上的。要么，你气场强大，先声夺人；要么，你说的话字字在理，无以反驳。两位都让我碰上了。 更何况，对这座大楼子，我感恩之心永存。它给过我最好的出路，也给过我太多机会。在我心目中，它是我的根。什么cbd、铁裤衩，压根儿不能相提并论。 那天，我们谈了4个小时。他从不抽烟，居然为我破了例。他没跟我讲大道理，我身无一官半职，讲大道理也听不懂。他只是把我当做一个人，一个有用的人。我李咏最吃的就是这一套——士为知己者死！ 于是我彻底折服了。 回想起来，我感谢长官们的挽留，还有对我的“谆谆教诲”。 一场风波就这么过去了，前后历时一个月，名副其实的“屈体折腾三周半”。 还是我老婆说得对，以卵击石，开玩笑！“汉阳造”对“迫击炮”，吃不了兜着走。 至于那些伤心事儿，就不再提了。 舞台上，一台戏。上场、下场、再上场……今儿演英雄，明儿饰泼皮，后儿下地狱，最爽演皇帝。周而复始轮回，烦厌否？不甘心？身不由己。罢演又没那么便宜，哪行都有哪行的规矩。 拿破仑曾说：“我是我自己最大的敌人，也是我自己跌宕命运的起因。” 公元2008年，“蒙代尔品牌实验室”榜单又显，纵然我已是连续六年蝉联榜首，但由于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身价”已经大大缩水。巴菲特都歇了，我缩点儿水也不跌份——又来，反正兑不了现。 当志气快将磨尽的时候，咬咬牙吧。因为我哪儿哪儿都挺在意和敏感的。 算出来的《咏乐汇》 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 ——周恩来 敢叫“咏乐大点”？ 有时候我觉得，我这人啊，挺像一根羽毛——跟那个“或轻于鸿毛”的鸿毛不一样啊——我飞哪儿是哪儿，随遇而安，而且永远不闲着。来阵风儿我就跟着飘，没风我也自个儿得瑟。 2008年，我下定决心，亲手斩除《幸运52》，另立一台chat show中文叫做“非严肃性谈话节目”。 并不是毫不犹豫。岔口就在眼前：拐对了，阳关道；拐错了，独木桥，闹不好再掉河里。长官能否认可、观众能否接受，都是问题。成功学都是伪科学嘛。对于未来，太唯物或太唯心，都不合适。 这时候我看了一本书，说要想成一件事，或者成就一番事业，得“聚信息”。这个说法看起来唯心，实则又挺唯物。你首先得坚信你能成功，“我怎么可能不成？”而完全不去想“万一不成怎么办？”由此激发出正面能量，吸引其他相同频率的正面能量，以达成天时地利人和。 看完这本书，我攒起一股子劲儿，非得把这事儿拱出来。我凭什么不能做chat show？原来节目里我都站着，现在想坐下了，不行吗？ 我和我的朋友们开始闭关海聊，碰出了好几十种节目形式。原则有两个：什么时候人们最放松？什么事情人们最熟悉？我们就选择它作为我们的节目符号。答案当然是吃饭和睡觉。但是考虑到我不能在舞台上支张床请人睡觉，那就只剩下请客吃饭了。 按照我的设想，索性搞一场隆重奢华的“严谨大八卦”。形式是金，内容为王。只有隆重奢华了，才配得tv的江湖地位。老子也坐下来摆摆阔，秉承中华传统饮食文化，设他个鸿门宴，大宴八方宾朋，边吃边聊着。 上午，我向最高长官递交了一份简单的说明。中午他的电话就到，要看详细策划案。我连忙又攒了厚厚一摞资料交上去。临下班时，哈文跑来叫我：“快！台办电话！”我慌慌张张跑过去，接起来，对方说，长官有请。 “咏爷秀？还让不让我在tv里混了？”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长官办公室。 “方案我看了，从框架到细节，都很好。”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有他这句话，虽然“准生证”还没办下来，街道办事处的章算盖上了。 接下来就是给节目起名儿，太有意思了。 我的一个台湾朋友说：“叫《咏爷秀》好不好？” 我张嘴就骂：“你要不是我朋友我拍死你！还想不想让我在tv里混了？”好嘛，人家一哥、二哥、三哥的还没弄明白呢，我都“爷”了。 “大爷，听起来，笑傲江湖的感觉。”他继续解释他的创意，普通话说不溜飕，说“大爷”俩字，还偏把重音搁前面。骂人呢这是！ “得得得，打住！那叫大爷！重音在爷上！” 我自己想出个《咏乐大点》。这名字，怎么琢磨怎么意味深长，我美不滋儿地征求大家伙的意见。兄弟们肯定说好啊，恢宏！气派！长官却提醒我：“这个名字，的确别有新意。但它太压人。如果你能承受得起一些别样的攻击，我不反对。” 我转念一想，是啊，跟皇上攀亲，不找抽吗？上不着天，下不接地，无论专家学者还是平头百姓，回头都跟我过不去。那又何苦来？假如您姓秦，生个儿子，敢叫他秦始皇吗？ 再接着想，又想出个《咏乐八点档》，挺狂妄，自个儿就把档期给定了，结果被长官训斥了一顿：“你以为你想几点播就几点播？” 节目组就这几个人，创意有限，起了上百个名儿，哪个也不合适。后来我们被迫走上了科学和迷信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找专门的起名网站，连起名带算卦，还不收钱。网站给起了个《永远快乐》，听起来俗，但说是跟我生辰八字特相合。 最后我们想出一个《咏乐會》。为什么是繁体字呢？第一我习惯用繁体字；第二，繁体字的视觉效果好，有那种“隆重奢华大八卦”的感觉；第三，也是电脑算出来的，繁体字笔划多，数字吉利。 我们将《咏乐會》这个名字上报给长官，长官综合考量了一下，说可以是可以，但还是用简体字为好。几经磋商，想破了脑袋，除了改成简体的《咏乐会》，我们又提交了另一个选择——《咏乐汇》。 五分钟以后，长官电话来了，一锤定音，“就叫《咏乐汇》吧！汇聚的汇。” “哦，您刚才不是说开会的会挺好吗？” 长官含糊其辞，“啊对……那什么……我们算了一下。” 合着长官也走的是科学和迷信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怎么算的，我当时没敢问。据小道消息称，一共两位长官，一位算出“咏乐会”好，另一位算的是“咏乐汇”好。后来两位一合计，达成了一致。无论如何，我知道他们是对我爱护，希望我成。 生意不好做啊！ 录样片的嘉宾，我第一个想到了成龙。我和成龙大哥之间的交情，怎么说呢？他曾经戏言：“我在北京有一群猪朋狗友。”这其中算我一个。 去年4月，我参加了成龙大哥的生日party。那时我刚有《咏乐汇》的构想，试探着问他：“大哥，我正在研发一个新节目，到时候，能不能请你帮个忙，为我捧场？”他很爽快就答应了。 节目正式启动已是9月，他正好要到北京参加《龙的传人》活动，主动打电话给我：“你的节目是几号录？” 没想到半年过去了，他仍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我非常感动。录节目当然以他的时间为准，我们立刻安排演播室，做好一切录前准备。他也专门提前一天从香港飞到北京。 大哥头天晚上应酬，闹晚了，两眼通红。化完妆后，他两臂大张开，趴在化妆间的桌子上说：“让我休息会儿，五分钟就好。” 当时大家都很担心他的精神状态。哪知五分钟后，我在舞台上看到的成龙大哥，目光炯炯，神采奕奕，跟先前判若两人。 这就叫职业！ 做完节目当晚，我们又见了一面。他很诚恳地问我：“上午录节目，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吗？你告诉我。” “大哥，非常好，哪儿哪儿都好，真不是我恭维您！” 《咏乐汇》做到今天，我与近八十位江湖人士交过手，嘉宾来自两岸三地。成龙大哥只是港台艺人最具号召力的一个代表，职业、谦逊、彬彬有礼。这或许得益于一种较为完善的经纪制度。相比之下，我们内地的一些“大腕儿”，实在有点儿太那啥。我就不说具体事儿了，还是赵本山老师总结得好：“啥名人啊？就一人名！” 样片录完了，交tv编委会审批。那天我们正在大兴录制《非常6+1》　，哈文兴冲冲tv赶过来了。“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编委全体鼓掌通过！” “哗——”大家伙激动万分。 “不过——”哈文拖着长声说，“有两点还需改进。” 我们立刻安静下来，作洗耳恭听状。 “第一，那个大水晶吊灯，太晃眼。第二，李咏，你手上那个大钻戒，太扎眼。” 《咏乐汇》预演现场，我还别着发夹 “成，这都好改。时间段说了吗？”我眼巴巴地盯着她。 “周六晚上7:45，怎么样？够黄金吧？” 那是相当黄金啊！谢谢诸位长官了。 节目一开播，好评、恶评就都跟着来了，这倒是意料之中的。一些媒体忙着给我定调子，说：“李咏通过《咏乐汇》转型高端。”拜托，别把我架那么高，行吗？架势猛看像个所谓“什么端”，其实聊的还是家长里短。娱乐娱乐，贼心不死。 又有人问了：“不是说《咏乐汇》是《幸运52》的升级版吗？”您别听我们长官瞎忽悠！升什么级？当是升官儿呢？我不过是换了一个状态，另起一个炉灶。虽说从站着变坐着了，但德行没怎么改。 也不是转型，也不是升级，那跟以前区别在哪儿啊？ 我跟您说，区别就在观众群，可是和以前大不一样！以前我的粉丝儿都是大街上削菠萝的，一停下车等红灯，他们就凑上来跟我打招呼，关系可好了。现在，我听同事说，专业数据显示，《咏乐汇》的观众里文化最低的都是高中毕业。 看来我们节目的口号还真能唬人——“汇聚天下英豪，笑谈人生智慧。人生百味，尽在咏乐汇！”显然这些高中以上学历的观众朋友都是冲“人生智慧”来的。 长官教导我，做节目要学赵本山老师，走“卖拐”的路子。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让我把嘉宾最重要的几个“人生拐点”套出来，让观众知道他是经过了哪几道弯儿，方才到达“成功的彼岸”。说了半天还是“寓教于乐”。 这拐卖不下去啊。节目总共就一小时，前头寒暄寒暄，后头客气客气，中间再尝尝菜，品品酒，还能剩下几分钟听我忽悠？有时候他那人生的弯儿拐得挺大挺陡，再加上诸多外部不确定因素，还真不便深挖。老挖它就老有的挖，挖着挖着就成《百家讲坛》了。 还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吧。我们充其量找出几个人生中的闪光点，回忆回忆，感慨感慨。嘉宾触景生情，群众看个热闹，就完。再加上我的旁白：“他的今天可能是你的明天。括弧——仅仅是‘可能’而已。” 我玩儿的是跳棋 过去，我跟老百姓打了十几年交道，我的节目从来不缺选手和观众。一听说咏哥招呼，前呼后拥就来了。现在情况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据外联组的工作人员说，一半以上的嘉宾听说是李咏的节目，都不敢上。 啊？我又得罪谁了？ 很快我就明白了，因为他们怕我，不知道我一张嘴会喷出什么来。 我们节目的定位不是汇聚天下英豪吗？您想想，都英豪了，肯定不比小濮有名，就比老潘有钱，要么就像余大师一样有学问。哪回上电视不是被吹捧着，仰视着，绽放点儿生命中的光荣与梦想。遇上我这种没正形儿的主持人，见年轻人叫大侄子，见老年人叫二大爷，万一八卦他们一下，都不知道怎么往回找补。 我也挺悔恨的，我这10年，都给人留了些什么鬼印象？居然让英雄豪杰们闻风而闪！ 我自己在节目里，其实也有三种状态。面对像余秋雨这样的文化学者，我倾听，插不上话。面对李开复、李彦宏这样的it界、商界精英，我倾听改聆听，还是插不上话。有的娱乐明星也深沉，比如赵雅芝老师，任凭我怎么轻佻，人家就矜持地坐在那儿，不接茬儿。唯独和成龙大哥、容祖儿他们，我能耍到一块儿去，场子能活起来。 太尴尬了！我还一向自诩“在嘻哈中思考”，其实人家有思想的都不买我账。 记得跟濮存听一块儿录的那期节目，我们之前也没见过面，上场以后坐一块儿现找感觉。一开始甭管我怎么打镲，怎么自嘲，小澲都一言不发，笑盈盈地看着我。我不怕落俗的，就怕文雅的，心想这是怎么话说的？您看耍猴呢？ 多亏了我家大厨和小二，及时地送上了“六粮液”一瓶。我和小濮连干三杯，他就“将进酒”了。话匣子打开，掏心掏肺。这就是请客吃饭的好处，只要拉开架势，摆出诚意，没有谈不成的事儿。 对于那些上来就提防着我的嘉宾，“真诚”这招确实好使。我一真诚，大家都懒得戴面具了。在我的舞台上，俞敏洪表演过插秧，李开复玩儿过魔术，马未都唱过《红灯记》，余秋雨示范过“锄禾日当午”张朝阳还屌屌儿地跳过一段“恰恰”。 《咏乐汇》播出以后，最多的质疑，就是说我在模仿那什么局，这什么约。为了有个应对的说法，我就讲：“我这节目是个四不像。四不像也有名字，人家叫麋鹿，还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小崔老师有思想，做节目如下围棋，绕你，绕出他想要的东西为止。 小白老师有深度，做节目如下象棋，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有步骤，有口诀。 先不谈思想和深度，我会下的是跳棋。别看跳棋简单，就是些不值钱的玻璃球，规则都一样——谁先抢占阵地谁就赢。我走出一步，就想到五步，也要动脑子的。你进我退，前拦后堵，不需要智慧吗？而且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跳棋可以大家一起玩儿，你象棋六个人一起下给我看看？ 说到底，电视是个消遣。超市货架上摆的那些东西，还隔俩礼拜就调换调换呢，电视节目也一样。作为商业时代的消费品之一，我不提供沉重的价值观，也不想和谁一争高下。 我在上面吃着聊着，您跟底下听着乐着，就挺好，乐一时是一时。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谁还想当老字号不成？ cctv版罗德曼 一个时代误解另一个时代。一个小小的时代以自己的可恶的方式，误解其他一切时代。 ——维特根斯坦 丫是谁？ 丹尼斯·罗德曼何许人，不用我介绍了吧？没听说过？那麻烦您上网搜一下“nba第一狂人”。尊容和事迹，应有尽有。 今儿也没经他允许，我就擅自宣布，此君跟我有点儿关系。不是兄弟，胜似兄弟——难兄难弟。个中缘由，您不妨听我唠唠。 我这人，穿衣服特讲究，胸前非得绣上名字缩写“ly”　。我衣服下摆都长啊，为了让整个人看起来不像喇叭，领子就得大。领子一大，那个“l”不就被盖住了吗？就剩下个“y”了。于是老有人盯着这个“，字，百思不得其解，“请问，‘丫’是谁？” 这个问题问得好。是啊，丫是谁呢？ 我一直在寻找自己tv的定位。 前两年收视率特高的时候，有人恭维我是“一哥”，开玩笑，“一哥”那得是长官，我顶多是个八哥。 还有人抬举我，把我和其他几位男主持人并称为tv四大天王”，这也歇了吧。虽说我和小朱老师都一样身穿黄马褂，四品侍卫。但我不过是午门外巡视，他可不一样，带刀御前行走啊！ 前两年刮起一阵“反对娱乐庸俗化”的风，女主持人不许穿奇装异服，男主持人不许留长发，不许染发。有人不服，拿我说事儿：“李咏怎么就那样呢？” 长官站出来，安抚民心：“大家不要什么事儿都看李咏，他是个特例，特例。”听不出是表扬还是批评，但总归是给我留了条活路。 受他启发，我突然明白自己的定位了tv的李咏，不就是nba的罗德曼吗？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作为主流人物乔丹的重要陪衬，少他一个欠点儿，多他一个闹心。 当然了，我们哥儿俩只是性质相似，形式并不相同，就像那天桥上卖艺的，各使一摊儿。 2004年的《梦想中国》，浑身插着鸡毛，把自己弄得跟“毽儿”似的。 最开始我漂了一小绺黄头发，就在脑门这儿。长官看了我的节目，很不满意，把制作人叫了过去。“你们这摄像有问题啊，你看李咏头发这儿，都‘呲光’了。” 制作人定睛一看，解释说：“这不是呲光，是他自个儿染了一绺黄头发。” 长官也仔细看了看，哦，这么回事儿。“你回去跟他说，要弄就弄粗点儿，弄那么细一根干吗？” 长官的话我得听啊，接到指示当晚，我就去染了特粗的一绺黄毛儿。 也就隔了一个月tv要在一家五星级饭店搞个挺盛大的活动。活动之前，还是这位长官，指示我的主管长官：“通知李咏，把他头上那黄色儿给染黑了。” “为什么？”我跟主管长官较劲，“不是他让我染粗点儿吗？” “行了，你歇了吧。”主管长官说，“过两天不是要搞活动吗？还会有更高一级长官出席。他们接受不了。” 考虑到更高一级长官的承受力，我又给染了回去。毁死我这点儿头发了。 长官看着是顺眼了，可是我自己一照镜子，头顶上没那么一下，不行，看不惯。都不知道自个儿是谁。我想了个权宜之计，不让染，画总可以吧？ 我的化妆师有种专业颜料，类似睫毛膏，专门画头发的。红橙黄绿青蓝紫，那效果，不比立邦漆差，鲜艳持久，环保无味。 于是每次上节目之前，我都在化妆间里给自己画一绺彩色头发，黄的、白的、紫的、红的、棕的、银的……跟当天穿的衣服颜色搭配着来。这么好的方法，怎么早没发现？ 这一日长官又在电视上看我节目，嘿，反了你了，说不让染，还染！ 第二天我就被叫到了长官办公室。进去以后一照面，长官困惑了，“怎么昨儿电视里见你还是紫头发，今儿又变黑了呢？” 那是！科技以人为本，这玩意儿一洗就掉啊。 成天就弄这种“猫捉老鼠”的事儿，挺好玩儿！ 性别男，爱好女！ 早在10年前，《幸运52》开播之初，我就向当时的长官虚心讨教过：“您说我该咋主持？” 面对新生事物、舶来品，长官也没主意，“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一路，我自己看着办过来了。开始挺美，觉得按照国际惯例，咱也混进了一个越老越值钱的行当，奔着大卫·莱特曼就去了。可是要说也怪，人家那边儿是年纪越大，越德高望重，越德艺双馨；在咱们这儿，人但凡上了点儿岁数，就从上到下都看不惯你了，各种意见、建议、批评、指示，呼啸而至。 长官发现，千万别让这小子耍开，不拿绳子勒着，不定犯什么事儿呢！ 我也不是成心捣乱。打从10年前开始，我就这形象，在观众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节目组做过问卷调查，赶上哪期节目我耍个宝，自毁形象，头上包个羊肚手巾，耳朵边儿挂个花儿啥的，收视率一准儿暴跌。 “瞧你这样子，成何体统！” 再说这么多长官，一人一个主意，每天都有新的指示传达到我耳朵里。就说头发这一项，除了颜色，还有长短、形状、弯曲度，前后得有一百多位长官发表过意见。都听我也听不过来。听谁的不听谁的，还得各方权衡。别回头，得罪了长官，还得为收视率缩水负责，我图什么啊？ 除了头发，就我这周身上下，问题太多了。 比如我原来喜欢向观众行礼。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在额头这儿比划一下。长官问：“你什么意思？小布什下了直升机就这样！” 有时候我爱用右手扶着左边胸口，表真诚，表敬意。长官也不让，说这是“拉登的标志性动作”。 我跟观众朋友不见外，习惯于把生活中的自然行为搬上舞台，当然也包括一些不那么“美”的地方。长官又说了：“瞧你，站没站相，挤眉弄眼，成何体统？”愁得我，下定决心，刻苦练习“丁字步”。 除了外形方面的诸多不和谐因素，我说话也老招长官不待见。比如遇见新婚夫妇，我奉承人家：“恭喜发财，龙凤双胎！”长官马上提出质疑：“说什么呢？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 还有时候我对观众自称“在下”，长官也不爱听。“什么叫在下？你是堂tv主持人，注意点儿影响好不好？”我就特茫然，不说“在下”，难不成是“在上”？站在舞台上，我说出来的话，喷出来的口，都是坊间俚语。让我拿什么“在上”？大尾巴狼啊？ 摸着良心说，我tv这座大楼子感情很深，它给了我今天的一切。但我却越来越感到生存空间的逼仄，狭小。我这个凭嘴谋生的人，如今嘴却被堵住了。 您知道生活中什么样的人最惹不起吗？对喽，中年妇女。今儿指东，明儿指西。姑奶奶的价值观让我找不着北。 从《幸运52》到《非常6+1》　，再到《梦想中国》、《咏乐汇》。在创作的过程中，我曾经看到过几缕“大俗”的阳光。何谓“大俗”老子说了，大俗即大雅。这就是我毕生的追求。 但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像那花生豆，煮煮很可口，炒炒更香脆。有谁想过花生豆在花生壳里呆得多郁闷？好不容易被剥开，挺舒服，终于见空气了，哪知没敞亮多会儿，又被一张巨口吞掉，直到变成肥料，又泼到地里，接着种花生。永无出头之日，它也想不通啊。 当然，也是我自讨没趣。单论虚头巴脑的名声，好歹我也算个“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再往后，“老一辈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哪儿还没我一块生存之地呢？但就是一腔热血，非要往那夹缝里挤。挤不动了，还怨人家“土壤不够肥沃”。 伟大的民主斗士闻一多说：“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我没他那么大无畏，就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主持人也一样，要维护自己的主持生命。夹缝中求生存，关键就在这个“生存”。 在很多人眼里，我很风光。只有我自己知道，生活其实是“快乐并痛着”。我获得过许多成就，许多首肯，许多认可。但我又哪儿哪儿都挺疼。 鲁迅先生讲话，自己是上了岁数了，也没什么非说不可的话了，但为了仍然有梦的年轻人，总是不免要呐喊几声。我也是这么个人老心不老的主儿，时不时就想呐喊呐喊，可惜喊不出声，或者即使出了声，也很微弱，别人听不见，也不想听见。 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是一台节目的灵魂。可我不是，没人把我当“灵魂”，顶多是个“魂灵”，飘荡在舞台上，充当着某种必须的元素。 所以你就发现，主持人大都不太正常——我是说有责任心的主持人。干到最后，不知道自己肩上扛的是什么。小崔老师和小白老师擅打“伏击战”，他们拧巴了。我专门把人往“歪道”上引，居然也拧巴了。我们头上都戴了个铁帽子，装修得跟皇冠似的，漂亮，熠熠生辉。实际上是孙悟空头上戴的金箍，滋味儿只有自己知道。 总tv的主持人好得病，这不，小崔老师、小白老师都抑郁了，我才知道不是我一个人每天晚上睡不着。 不过还好，我被心理医生连续盘问了半个小时，居然一点儿没绕进去。最后他奇招突袭，问：“性别？” “男！” “爱好？” “女！”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得出结论：“踏踏实实走吧，你没病。” 你是主流吗？ 我也想跟别人一样来着。往根儿上倒，也没什么不一样，都是生在蜜罐里，长在红旗下。但是有意无意的，我就成了“罗德曼”，一个为维tv“物种多样性”做出杰出贡献的异类。长官们从此有理了：“老说我们太规范，瞧，我们还有李咏这号人呢。” 自2000年获《新周刊》“最佳游戏节目主持人奖”，我连续多年拿奖拿到手软。特别是两年前，我还拿到了上海电视台颁发的年度大奖，以及两岸三地华语主持人“最具品牌价值奖”，别号“接班奖”。有媒体报道，赵忠祥老师说：“我们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刘翔和李咏的时代。” 我突然飘飘然，那么多优秀主持人，都只获单项奖，我这个一天到晚嚷嚷来嚷嚷去的主持人，却弄了好几个年度大奖。不容易啊，奔了这么多年，终于混人主流了。 我怀着庄严的心情凝视奖杯，立志从今往后，重新做人，投入革命大熔炉，每天以“主流”的姿态投人工作。突然发现不对啊！对别人来说是靠谱，搁我身上就是不着调。要想保持收视率，继续谱写宏伟乐章，我还得是原来那个德行。 真以为人家把你当主流呢？早先曾有长官说过：tv无娱乐。”我顶多是主流中间的一个摆设，用不用、怎么用，都是两说着。没有罗德曼，怎么显出乔丹的高尚呢？没有午门外巡视，怎么显出带刀御前行走的威武呢？ 我从来不参tv的任何会议，但有一天我去了，广电总局长官、罗京、李瑞英主持。主席台上方挂着大红横幅——反对娱乐节目庸俗化。 我往旁边看了看tv的主持人有三个：小崔、朱军、我。再往后一看，都是其他各电视台的，而且没有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 小崔说，娱乐节目之所以越办越庸俗，收视率是万恶之源。 朱军说，《艺术人生》就很高雅，它的收视率并没有下滑。 一度拿奖拿到手软，以为从此被纳入“主流”。 轮到我发言，我说：“今儿这会，好像是给我一个人开的吧？” 说完话，我起身离席，去旁边那屋抽烟去了。过了一会儿，罗京过来了，问我：“怎么了？” 我没抬头，说了一句：“我想走。” 他劝我：“别价啊，这才刚开始，后面一堆人没发言呢。” “庸俗、低俗、通俗，到底有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么多年了，也没个定论，老tmd开会，就批斗我一人儿啊？” “嗨，没这意思，你就当应个景，啊？” “我只想好好服务电视观众，再说别的我也听不懂，不奉陪了！我还有个更重要的会要开。”说完我抬屁股就出了门。 “你还开什么会啊？”罗京在后面问。 “家长会！ 现在罗京已经走了。我唯一的后悔，是那天不该驳了他的面子，他真的是个好人。 我对自己，有着百分百近乎不要脸的自信——我唯一，我不可拷贝。 请问各位，你们喜欢吃细粮，还是喜欢吃二植子面？我毫无愧色、拍着鸡胸，把话放在这儿：李咏的节目永远是细粮！舞美、灯光、服饰，等等等等，都是精益求精。 一个好的主持人是不认命的，他的准则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节目好看。但我的处境十分尴尬，又让我撒开了欢儿地跑，又给我使绊子。发令枪未响，“为国争光”已经嘱咐得太沉太多。一旦失去爆发力，损失的是我自己tv，这个大笼子，应该不差我这一只鸟儿吧？ 其实我都想好了。将来我给自己录一段遗言，专门在告别仪式上放的： “欢迎大家光临我的告别仪式，劳累各位了，你们也都挺忙。今天来的都是我的亲朋好友，既然不是外人，我也没跟你们客气，走之前都说好了，今儿来送我，就别送花了，给我送话筒吧。我希望我身边摆满了话筒。人生几十年，一晃就过，我李咏这辈子就好说个话，所以临了临了，都走到这一程了，还在这儿说话。没吓着你们吧？” 在特定的舒缓音乐中，旁白仍在继续：“前来送话筒的有……” 闭目在话筒丛中，我肯定特安详。 我这个自封的“终身成就奖”挺有创意吧？您觉得怎么样？ 四十，不惑事儿 关于自己 我喜欢夜深人静时，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就像那个装在套子里的人。或是提笔瞎写点儿什么，或是大脑一片空白地发呆，或是定期翻箱倒柜整理桌屉，一点儿明确目的没有。内子云：典型的强迫症。只有我知道，此刻的世界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风口浪尖，呸！有点儿自不量力。那就拣装大个儿的说——风光无限。可风光无限，则意味着风险无处不在。 有人问我：“什么是梦想？”我说：“梦想就是做梦都在想的事儿。” 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一个拧巴的人。我就是一个拧巴的人。 与狼生活在一起，我也能学会嚎叫。 心理医生问我：“性别？”我说：“男！” 他又问：“爱好？”我说：“女！” 他看了我一眼，说：“你没病！” 既然决定做一件事，我就想我一定能成，绝不去想“不成怎么办”，结果往往能成。 我考试成绩好有两个法宝：第一，我的字写得好看；第二，每次我都在试卷上写一句：“老师，您辛苦了！” 大夫说，我的肾叫“双盂肾”，相当于正常人的两个。坏处几乎没有，好处是可以捐肾，而且特能憋尿。 年轻时多么渴望有人能帮我一把。现在的我，如果能为年轻人提供一些帮助，我觉得是种幸福。 我属猴儿，别让我消停。哪棵树上桃儿多，我奔哪棵树上去。 我属猴儿，自比为孙悟空。其实，孙悟空在德行上是有一些粗鄙的渣滓，恶作剧的叛逆。好比黄金未曾炼净。 我习惯我这副德行了。没这副德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催人泪下的平凡而又卓越的一生，这是我最大的追求和奢望。 真的很辛苦，走出家门后每天都在装，想想看，多么荒唐和愚蠢的样子。 我想立志做到无论走到哪儿，都不受周遭环境的影响，正如死老鼠不怕猫一样。 太多的荣誉或好听话儿，极容易令我这种富于幻想性格的人勇气衰竭，力量减弱，从而趋向顺从和臣服的歪道儿。 天堂是为那些尘世中的失败者搭建的。 不痛快往往是经过浓妆艳抹的幸福，生活也往往如此。 如果非要把幸福当做一个目标，那么，时不常地装丫就是达到这一目标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如果不情愿在违心和烦躁的社会等级的夹缝中随波逐流，应该怎么办？好在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人类种群：另类（alternative）。这类人独立不羁，自己摆布自己的命运。另类，是热爱自由的人最后的出路。 刹那的没正经，就是想尝试故意冒犯大众。屡试不爽，大多成功。其实，打心眼儿里完全缘于源源不断的善意。因为起初是故意的，结果，这种善意却成了恶毒的起诉。 貌似狡猾的行为举止，确是极富消遣性的。 人要想做出点事儿，就必须聚精会神，往往在限制中出手才有可能得逞。 内心深藏的宽宏和忠诚，为什么总是要覆盖上一层苦味的外衣？ 我意识到自己在眼前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无意识动作、习惯性行为及情感表露，都不过是童年时期“不良经历”的翻版，是本能的反应。 如果只下一盘棋，九段不一定能赢七段。 一旦自己把自己当回事儿，就失去了真实感，不好玩了。 一切成功学都是伪科学。 这辈子就好在人前说个话。将来我安详的那天，诸位就别送鲜花了，改送话筒吧。 关于工作 我爹说，观众跟你打招呼不是恭维你，那是人家看得起你。 有那么一些“名人”，我真不知说什么好。就像赵本山总结的：“什么名人啊，就一人名！” 窦文涛说，找不到快感就去找真理。我在节目里实在找不到别的，只好找幽默。 我尊重我的每一位观众，哪怕他还没断奶。 我不提倡“阴谋”，但我认为做人应该有点儿“阳谋”。 都说主持人是节目的灵魂，有时我觉得没人把我当灵魂，就是个飘来飘去的“魂灵”。 主持人是个悲剧角色。有相当一部分主持人都不太正常，其中也包括我。 当实话不能实说的时候，悲剧就开始了。 我们头上戴着顶铁帽子，装修得像个皇冠似的，好看，但滋味儿只有自己知道。 我不想疯，也不想写遗书。否则——开玩笑，对老婆孩子怎么交代！ 我不是蓄意反对“寓教于乐”，我只想提倡“娱乐娱乐”。我不负责提供太沉重的价值观。 我和朱军都是穿黄马褂的，四品侍卫。不过我是在午门外巡视，他是带刀御前行走。 我特别享受“备受争议”。一个主持人如果老少咸宜，只能证明他没个性。 小崔是给人下套的，在旁边看着你往套里钻。我是跳井的，自己先跳进去，然后在底下招呼你：“好玩儿！下来吧！ 放眼长远，我甘愿做一块铺路石。但矛盾就矛盾在，我又想当脚丫子，不愿意被人踩。 俗，通俗，庸俗，低俗——其间是否该有一个界限？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没弄清楚？ 有些事，或许你认为不公平，但公平或不公平就像能量，其实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守恒。 过早、过晚或过分地肯定或否定自己的价值，都不对。 小沈阳为什么会红？他的答案只有一句话：“高兴就好啦！”同样的问题问我，我为什么就不能得出一个类似的简单答案呢？或许，我是时代的产物，活该我红！ 只要有合适的土壤，我将娱乐至死。 我把舞台当成自己撒野的地方，也希望观众和我一起撒野。 而今什么事儿都讲究“速成”，但电视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来做的，来不得半点偷懒。 我工作起来真的很用心，以至于有时用力过猛，该说不该说的都说了，该管不该管的都管了。 我的每一个团队成员都是这样，既有一种荣誉感——我们和咏哥并肩战斗；又有一种危机感——这家伙属猴儿，不消停，保不齐过两年又干别的去了。 我明白什么叫“以卵击石”，但我就是不认——磕呗。 我在嘻哈中思考。谁说嘻嘻哈哈就不能思考呢？ 长官告诉我：享受多大的名声，就要承受多少质疑声。 什么叫多元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不是我。 我有我的自然码，所以我会出错。我说过“比赛进人6进9环节”，也说过“马上走开，不要回来”。 既然是“公家人”，总归是有些得意之处。但这些得意都是小得意。 我觉得自己是天使，我让人砸蛋，帮人圆梦。但谁说天使不寂寞呢？ 我就是一根羽毛。别给我风，给我风我就抖，没风我也自个儿得瑟。 时代给了我们太多太好的条件，以至于我们成了后来者们最大的绊脚石。 当你感到不舒服或者委屈的时候，只要说一句“都怨我自己”，就什么都化解了。小崔要是早明白这点儿，也不至于抑郁。 凡是被人称为“哥”的，一定是在他的领域里做出了某种卓尔不群的贡献，或者十分与众不同。比如“咏哥”。 我很自信。从另一个角度说，自信就是不要脸，要脸就不要混江湖。 关于生活 这世界上我怕过谁啊？我怎么就那么怕哈文？估计一直到我安详离去那一天，这都是件闹心事儿。 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当父母的都明白孩子应该接受点儿“挫折教育”，可是舍不得啊！ 除了父母的事儿、老婆的事儿、孩子的事儿，世界上没别的大事儿。 一个成功女人背后一定有个成功的男人，一个成功男人背后一定有个“多事”的女人——严师出高徒。 女性的可爱与美丽以及温柔，在生存的目的上自有价值。不用武力就可以达到她的目的，这就是所谓“人类文明始于女人”说。 女人具有比男人更深的生物性感觉。单纯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远远不够，这关系必须生出婴儿，否则便不能称为完美。无论是哪一代的文明，都绝无理由去剥夺男人女人生儿育女的权利。 情爱为什么一直走在全人类的前面？我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世间唯有爱才把人的天性预先释放得那么一塌糊涂。 夫妻吵架也不失为一种另类沟通。我只擅长拌嘴，且始终竭力保持和风细雨。“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这会儿按捺不住了，刚张口，嘿，结束了。 对自己的孩子没有爱心的人，不可能对其他人拥有真正的爱心。正如弥尔顿言：童年预示着一生，正如早晨预示着一天。 家庭是塑造一个人的品格的第一所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所学校。正是在家庭中，每个人都受到了最好或最坏的道德熏陶。所以，才要去精心呵护，好好经营。 好的父母亲可以抵得上一百个学校的老师。 男人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力量，都只能在女人的道德纯洁和智力修养中找到最可靠的保障和支持。 别动不动就喊累。要想享受人生，享受生活，就必须承受这样或那样的忙碌。 男人是头脑，女人是心脏。 女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人类保姆，女人是家庭之魂。 对于一个身心疲惫的男人而言，才智过人的女人使人兴奋。 生活，如果只有晴空日丽而没有阴雨笼罩，如果只有幸福而没有哀伤，如果只有欢乐而没有痛楚，那么，这样的生活就不是真正的生活——至少不是人的生活。 对自己来说，旅行的真正动机应该是忘却一切，忘其身之所在是一种真正的超脱。浪漫使人能与大自然更为接近，享受融合之乐。于是乎，携爱女海内外的周游。与其让好奇和求知欲唆使总挂嘴边儿“为什么”的爱女问得忙于斟词酌句，不如让大自然的千变万化给予她收获的兴奋。可见，那些拗口的学辞，既不重要还显苍白。 成年人的嘴唇犹如一口爱的喷泉，孩子从中汲取爱并渴望着被爱，这种动力其实是种本能。 我对爱情，仿佛怀着一种虔诚的胆怯的心情。因为好像别林斯基就遗憾地说过：爱情有时就是一个暴君，对任何人也不肯怜恤。 我只要一听到为爱而牺牲自己的故事，就十分感动，我感动的理由有时非常不可思议，总觉得那都仅仅是些形形色色的故事。 如果你懂得茶艺的话，婚姻真的有如品茗。喝茶的技巧、方法、心态，都会影响“茶品味”和“茶禅思”。 我厨艺不错。第一次拜见老丈人，自备小煤气罐，做了9道菜招待他老人家。 哈文经常“敲打”我：“你的嘴能不能比脑子慢点儿？” 向自己心爱的女人认错，是种美德。我的解释是：“成熟的稻子总弯腰。” 如果认准了这个女人，打算和她一条道走到黑，咱就得修路啊。 我的座右铭是：“过了今天不想明天。”我老婆的座右铭是：“高高兴兴过好今天，因为今天过去，就没有今天了。” 我的三好原则：教好孩子，哄好老婆，做好工作。 把生活当个玩笑，悲凉的是自己。把生活当成欢笑，幸福的是自己。 后记:鸡猴到头儿 哈 文 我和李咏虽说不是青梅竹马，也算得上一块儿长大。当年我十八，他十九，我属鸡，他属猴，进大学没俩月就谈上了恋爱。我爸一提起这事儿就忧心忡忡：“老话说，鸡猴不到头儿。你们啊，唉……” 担忧归担忧，李咏最终还是凭他那张能说会道的小嘴儿把我们全家顺利“拿下”，1992年9月26日，星期六，我们俩在我的老家结婚了。 一晃，十七年过去了。2009年9月26日，又是一个星期六。我们俩聊起过往，感慨万千。我们共同经历了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彼此了解，相互默契，说上句便知下句，虽无语也胜千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么相近，如出一辙。 谈恋爱的时候，李咏常常给我一些惊喜，他心很细，手也很巧。我是穆斯林，学校的回民食堂一般不做面条，每逢我过生日，他就会从外面的清真饭馆买一份长寿面给我。有一阵儿学生中间流行自己用木板做小书架，放在床铺里。冬天冷起来，可以蜷在床上看书。他给我做的那个特别精致，比别人的都讲究。 说来也怪，当时身边的同学、朋友，很多人谈恋爱就是为了解闷儿，打发时间，并没有想未来一定要怎么样，分分合合都是常事儿。我们俩的想法却出奇地一致：“如果不是奔着白头到老的目标去，干脆就不要牵手。” 结婚以后的日子什么样，李咏在书里也写了挺长一段，写得还比较到位吧，有点儿老夫老妻的架势。 我们俩之间有什么事儿，从来不会遮着掩着，彼此有什么说什么，绝对透明。住单身宿舍那会儿，隔壁就是老毕。他老跟别人说，听李咏和哈文吵架特有意思。先是听到一个特“血性”的男声，嚷嚷完没一分钟，马上就被另一个更“咆哮”的女声压下去了。 李咏的人生志向：老婆孩子热炕头。 其实我们也不是吵架，就是拉理儿论事儿，都不会小嗓门儿说话。打那以后只要我们俩有事儿要掰扯，李咏就先起身把门窗关好。 李咏动手能力挺差。家里但凡有拉根电线、打孔钉钉子一类的活儿，都得求老毕帮忙。老毕够朋友，有求必应，但末了总是不忿儿地撂一句：“能人永远是拙人的奴才。” 跟李咏过日子，时间一长，惊喜就少了，改“惊吓”了。他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儿，时不时就犯个迷糊，或者使个小坏，我得去给他收拾残局。 比如他开车不认路。不但生地方不认路，老地方也不认路。第一，因为他没方向感，从正门进，侧门出，出来就晕了。第二，他不记路标，只记广告牌，广告牌不是打眼么？问题是那广告牌一个月换好几回，能靠得住吗？第三，他脑子里的导航系统有问题，黑天去过的地方就只能黑天去，白天去不认得。 每当他开车出门，我都得时刻开着手机，严阵以待。保不齐什么时候他电话就来了：“老婆，我在一个xx广告牌底下，我该怎么回家？” 2003年闹“非典”，他老在家呆着，病毒没传上，酒瘾起来了——不是小道消息说抽烟喝酒能“消毒”吗？我不让他喝酒，他自有办法，居然深更半夜从房间溜出来，把酒柜里的酒偷偷拿出来喝了，再灌上矿泉水，盖好盖子，原封不动搁回去。您说他怎么就不嫌累？这招还挺绝，家里要是不来客人，估计我永远都发现不了。 李咏是个永远活在”浪尖”上的人，活到老作到老。年轻时锋芒毕露，四十岁还是“愤青”，将来年过古稀也得是谢贤那路子。 记得大二那年，他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实习，看见好多人都有bp机，别腰上，特神气。那时候刚兴起这玩意儿，还没普及呢。李咏看了挺不服气，跟我说：“牛什么牛！等我将来有了钱，我买它十几二十个，别一排！”边说还边在胸前比划着。我嘲笑他，“别一排？你当是子弹夹呢？” 大学毕业分配到电视台工作，他立马儿给自己买了一台数字寻呼机，当年也算名牌——凯奇的，号码是20536。刚买回来没人呼他，他就跑到楼道去打公用电话，自己呼自己，听铃儿，特美。 最搞笑的是笔记本电脑，他根本不会用，也不会上网，但是看别人都有，自己也得买一个摆家里。而且每当人家买了新款，更小，更轻，他就也跟着去买一台。他有他的歪理：“不会用没关系，我得有。”那个得意洋洋的样子实在很好笑。 李咏在物质方面一向比较有“追求”，当年，我们是电视台这拨年轻人里最早买车的，一辆小铃木。刚开始他技术特差。有一天，在一条窄道上，他正嘎悠嘎悠往前开呢，突然从后视镜里看见一个老头儿，在后面又是喊又是追的。吓我们一大跳，赶紧把车停下来。您猜怎么着？原来是李咏车开得太慢太擦边儿，耳镜愣把人家手里拎的馒头给挂走了。 后来，好不容易开熟了，得意了，每回一遇上堵车，就把拳头搁嘴边上假装话筒：“嘟嘟嘟，前方开道，快开道！李咏来了！”要么就是用手做手枪状，左瞄右瞄，一路上“枪毙”无数人。“将来我给车上装两个高压水枪，谁堵我我就滋谁。” 我听了哭笑不得，斜眼瞥他，“你怎么这么幼稚，跟个小神经似的？”可他自己穷玩闹，特开心。 对闺女宠得没边儿 李咏说他自己是“宅男”，可以一个月不出家门，这个一点儿不假。他的人生志向特简单，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所以他除了工作，但凡还有点儿时间和精力，就全用在了家庭建设上。 我们家分两个办公室——物质文明办公室和精神文明办公室。前者归他管，后者归我管。每当我过生日，物质文明办主任都会送上一件挺像样的礼物，闺女看我一脸不以为然就问了：“妈妈你就不感动吗？”我反过来问他们爷儿俩：“我有什么可感动的？难道不应该吗？我觉得我太值得拥有了！” 精神文明办主任一向轻物质，重精神。事实上李咏最让我感动的是女儿诞生之初，他抱着小家伙给她喂奶，竟然流下了眼泪。那段时间，他显得特别多愁善感。他跟我说，看着女儿的小嘴拼命地吮吸奶嘴，一个小生命那么迫切地渴望成长，这份旺盛的生命力令他动容。在那之前和之后，我都没有见他哭过。 我们曾经担忧过女儿的长相。李咏说要是生男孩，长什么样都无所谓，比小鬼儿强就行。要是闺女就惨了，因为闺女肯定像爹，就他那张脸，再扎俩小辫儿，还有法看吗？ 女儿小名叫豆豆。我经常拿起她的照片跟李咏开玩笑：“瞧，豆豆要是像我多漂亮，全被你掺和坏了，将来只能跟人家拼气质了。”李咏为此也很愧疚，希望尽力弥补。 听人说孩子谁带像谁，豆豆出生后，李咏专门跑到家政公司“蹲守”了三个多月，不厌其烦地跟人家描述他心目中的小阿姨长什么样：眉清目秀、漂亮、喜兴……终于等来了一个浓眉大眼的姑娘，帮我们照顾豆豆。李咏说：“阿姨长得漂亮，咱闺女也能大踏步地朝着漂亮的方向前进。” 别看李咏在书里写起闺女，那叫一个意味深长，像个模范的爹，生活中可不见得。人家当爹的跟孩子玩儿，都让着孩子，他才不让。有时候豆豆就跑来向我告状：“妈妈！爸爸他真掐我！”我说我们家哪儿是一个老公一个孩子啊，明明就是一儿一女嘛。 有时候他又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对女儿宠得没边儿没沿儿。豆豆想养狗，一看见别的小朋友养狗就哭着来找我申请。我告诉她：“豆豆，妈妈特别怕狗，所以咱们家不能养狗。” 在我这儿说不通，她只好又哭着去跟爸爸磨。爸爸怎么说？听了没把我气死。 “豆豆，爸爸不怕狗，爸爸也赞成你养狗，但是爸爸怕妈妈。所以咱家还是没法养狗。” 您说像他这样，我怎么敢把大事儿交给他办？他自己也挺苦恼：“国家的事儿不归我想，家里的事儿全被你想了，我还能想点儿啥？” “那就想想你自己的事儿。”我安慰他。 “自己的事儿，我又想不明白。” 熟悉李咏的人都知道，他有轻度“强迫症”，或许是金牛座a型血所致，动不动就“受不了”。我就想，我作为他孩子的妈，得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把他给救了。 在我们家，治病救人的段子很多。 比如哪天女儿跟我们撒娇，今晚要跟爸爸妈妈睡，您就看吧，李咏准第一个跳起来蹿进卧室。干吗去了？开夜床！他要不把床叠得整整齐齐，就觉得没法儿睡。 为了治病救人，我常常给他设置点儿障碍，他刚把被子铺平整，我就给他弄开。哎呀，把他给难受的！我告诉他：“不是非得叠成这样才能睡觉，知道吗？你得克服克服！”说完就自顾自地钻了被窝。但他病得太严重了，在旁边越想越不对味儿，也不管我睡着没有，偏要把被子重新抖搂开，铺平整，心理上这坎儿才能过得去，把我冻醒好几次。 在我们家，家务活儿他只管两样：除了开夜床，就是收拾洗脸池子。说来也怪，为什么我洗完脸，池子边上全是水，他洗完了就一滴水都没有。但凡看见水池子边上湿乎乎的，他就又受不了了，赶紧拿抹布左擦右擦，擦得干干净净，然后跑出来质问我：“咱们这是两个人类在共同生活吗？我怎么觉得是一个人类和一个海豹啊？” 豆豆小时候自己学吃饭，吃得满嘴满脸都是，李咏看了也受不了。于是女儿一吃饭我就让他暂时退场，眼不见心不烦。现在更好笑了，豆豆吃零食，有掉在地上的，他必须马上弯腰捡起来，或者擦干净，完全出于下意识。有一次豆豆磕瓜子，一会儿掉一个，一会儿掉一个，他就在旁边一会儿捡一个，一会儿捡一个。 我说：“你能不能最后一起捡啊？” 他说：“不行，我受不了！” 瞧这爷儿俩 我们俩性格完全不一样，他慢，我快，他绕圈子，我直给。原来我很是受不了他这个慢劲儿，试图改造他。但有一回我们一起听了一堂课，叫做《人本管理》，我彻底明白了，我们俩打根儿上就不一样。 像我这样的，叫做“行动型”，说干就干，喊里喀嚓，雷厉风行。他则是“卓越型”，讲究完美，慢工出细活儿。 老师说：“你不要跟他急。你们俩压根儿不在一个频道上。”想想也是，我跟他急什么呀？把收音机放在97.4，想听103.9，可能吗？ 老师又说了，你要想跟他达成一个模式，就得“搭桥”，用他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算了，那样能累死我。就这么俩频道并行吧，挺好。 他这种“卓越型人格”，要说也有好处，比如在工作中，他永远一丝不苟，追求尽善尽美，但在生活中要是太追求“卓越”，就会很累。 我常说他有“选择障碍”，凡事儿只要有两个以上的选择他就乱了，来回权衡，举棋不定。比如当年我们一块儿去东四看电影，那时候还不讲究对号人座呢，我是看见有空座位就坐下不动了，他不行，看见有空先坐下，然后观察周边，一旦发现更好的位置就要换过去。 停车也一样，假如正好剩下一个停车位，那没问题，有两个就不行了，他得且犹豫着。 至于我们俩的关系，比较复杂，什么成分都有。他说在工作中我是他的领导，其实不够准确。更客观地描述，我们应该是战略合作关系。他的强项是制订目标，要攻哪个碉堡，先把小旗儿插上，我的强项则是带领团队具体执行，冲上去帮他把那个山头打下来。当然他插旗之前得跟我商量，我要是不同意帮他攻，他光插个旗儿也没用。 他在书里也写了，过去我们俩有什么事儿都留条，互相写对联，抒情为主，叙事为辅。现在倒过来了，叙事为主了。一留条就是让我帮他干这个，干那个，我索性就在底下写个“阅”字，外面画个圆圈。他批评我：“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大言不惭地回答：“领导的态度！” 记得有人说，最理想的夫妻关系，其实就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还真有点儿道理。我们俩这日子过得，是挺乐呵，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像一对儿门神似的，往那儿一坐，开聊，从国家大事到娱乐八卦，没烦没够。有他和闺女这对儿活宝，家里就总有欢声笑语。 我们的朋友说，要分析婚姻问题，千万别拿李咏和哈文当例子，他们那都不叫生活，叫童话。我听了，当然很受用，但终究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种什么因，结什么果。 我相信爸爸妈妈如果在天有灵，会很欣慰，闺女没嫁错人。鸡猴照样能过到头儿，而且过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