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
序言
陈廷一先生的《民国四大家族全传》，洋洋近二百万字，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为老朋友，我首先表示祝贺。应当说这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界的一大喜事、盛事。中国传记文学，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30多年的发展、繁荣，很多作家的创作已经是硕果累累。陈廷一先生辛勤耕耘，更是著作等身。
陈廷一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资深会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完成《许世友传奇》三部曲创作，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作品讨论会，轰动当时文坛。与会著名作家刘白羽、魏巍、王愿坚均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预示传记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陈廷一先生传记创作也从此扬帆起步，疾飞奋蹄。
陈廷一先生慧眼独具，选材新颖。倘若说他的《许世友传奇》是在“活人不能立传”期完成，接下来他又在海峡两岸的“冰冻期”，适时拿出了一部记述风华绝代的宋美龄的传记，更引起了大陆同胞极大的阅读兴趣。此书像《许世友传奇》一样，先声夺人，畅销大江南北，发行百万，一版再版，成为领衔中国传记文学的畅销书，并创造了中国图书发行史上的奇迹。
《宋美龄传》写作的成功，给了陈先生更多的自信。同时，作者的名字也引起了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作为传记文学的畅销书作家，被全国最大的城市出版社——青岛出版社看好并买断，签订了十年的写作合同。值得一提的是，陈先生是中国出版界深化出版改革后，第一批被出版社买断的作家。应该说这十年开启了陈廷一先生传记文学创作的“黄金期”。军人出身的陈廷一先生非常珍惜这一机会，拿出了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牺牲十年中所有的星期天、节假日，几乎以每年一部新作的速度，先后推出了《宋庆龄全传》《宋霭龄全传》《孙中山大传》《蒋介石传》《孔祥熙传》《宋子文传》《宋查理传》《陈氏兄弟》《张氏父子》，为青岛出版社带来了社会经济双效益，成为该社的一块金字招牌。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年，则是陈廷一创作的“钻石期”。陈先生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集中力量完成了《民国四大家族全传》这一宏大巨著。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应该说，讲共和国的历史，不讲民国的历史不行；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讲民国的黑暗、腐败不行；讲中华民国的历史，绕不开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历史。有言道：“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这是对民国历史最生动的诠释。
“四大家族”无疑是中华民国之谜。
“四大家族”的致富秘笈是以权谋钱，银行变私有，国产变家产。
“四大家族”的最大背叛是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背叛。
中华民国后来作为一个衰败落英的王朝，时间虽过去大半个世纪，但世人对它的兴趣仍然未减。应该说它的初创，颠覆封建专制的大清王朝，可歌可泣，可圈可点，可后来的蒋中正背叛孙中山，国将不国，山河破碎。研究中华民国之落英，不能不研究“四大家族”及其悲喜人生。
为对历史和读者负责，陈廷一先生多年潜心研究钩沉，采用最新史料和观点，多元呈现，解密释惑，融史料、故事、轶闻于一体，增加可读性、启迪性和真实性。剖析家族隐私，解读民国命运，史料全面权威，观点精辟深刻。相信这部巨著，会吸引人们的眼球，引起史学家的注意。
陈先生文风动人，笔功扎实，行文自然流畅，我想他吸引世人注目、成为畅销书大家的奥秘大概就在于此。
以上仅是我对陈先生和其书的印象，聊作他的《民国四大家族全传》的序言，也是对他的祝贺。
二〇一二年秋月
引言 跨越三个世纪的传奇人生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陈氏家族的掌门人，因陈果夫先于陈立夫早逝，不少学者推为陈立夫，再说陈立夫是西洋留学生，用过刀叉吃饭，学问高于其兄，心计也多于其兄，掌门人授之陈立夫无愧。
公元2000年8月27日。
这是陈立夫的百岁寿诞日。
清晨。
好客的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为迎接客人到来，早早起来，随手打开鸡鸭舍，放出了鸡和鸭，被圈了一夜的鸡鸭，欢快地叫着，争先恐后地向对面的鱼塘边跑去，去亲近大自然。那鸡不停地引首高歌，那鸭不停地扇动着翅膀，摇摆着肥胖的身子。鸭子下了水塘，鸡儿在水塘边觅食。一束朝霞的光辉穿越树林射了过来，映照在碧波粼粼的鱼塘，以及塘里的鸭子和岸上的鸡群……陈立夫欣赏着这番自然美景。当年他从中国来到美国时，为了维持生计，找孔祥熙等故人借了近2万美元，办了一个养鸡场。没有帮手，他就自己动手，喂食、捡蛋、买饲料、卖鸡蛋、清理鸡粪，肩挑背扛。他自学养殖专业知识，很快就学会了给鸡喂药、打针。养鸡不仅让陈立夫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还让他的精神得到了振奋。更令他高兴的是，他因多年伏案工作，背部肌肉劳损，常年背部疼痛，从事体力劳动后竟然治好了这个病。虽然今天大规模的养鸡生意不做了，但这种养鸡的习惯便保留下来，以至于到了百岁之年。
陈立夫欣赏完这富有生机的鸡叫鸭欢的农家田园风情，转过身来，接过老伴递过来的剑，红缨三尺，剑锋粼粼，他纳了一口气，踢腿推掌，开始了他的太极剑的练习。剑芒所向，银光闪闪。一敛一进，一招一式，刚柔相济，慢里有力，快里有柔。时而跳跃，时而劈斩。跳跃时身轻如燕，劈斩时雷霆万钧……这样他活动了整整半小时，浑身已大汗淋漓，两腮红润，鹤发童颜，头顶冒着蒸气。老伴递来毛巾，他正要擦汗，看到了身后的侨报记者任环小姐，不好意思地说你早。记者小姐也向他点点头。
在他那带着书香雅致的书房里，鹤发童颜的陈立夫接受了记者的生日祝贺和采访。看了一阵老人的剑术颇有感慨的记者小姐，决定从老人的剑术谈起。老人理解地笑了，笑得像个孩子。他说我这练的是太极剑，也是讲气讲功。作为古老的健身方法，气功在历史上曾经被沾染上许多本不属于它的东西，例如巫术泥水，迷信瑕疵，宗教樊篱，骗术技巧等等，近些年，也曾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滚进拜金主义泥沼、神秘主义窠臼。但是剥离掉擦拭净这些污泥后，古老的气功依旧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当今世界自然疗法大兴，生物—心理—社会医疗模式正阔步行进，古老的气功必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人民健康做出自己的贡献。
他说，综观儒、释、道、医、武、艺、民间，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各种类气功、泛气功修炼方法，人们不难发现，透过其林林总总的纷繁外表，挖掘其货真价实的核心部分，各家修持方法其实本质上是高度一致的，即无不追求“放松入静”。
“入静”实际上是一种大脑皮层自我保护性的抑制状态，此种状态，与睡眠者的自然抑制状态不可互相替代，但自我保护性的抑制状态优于自然抑制状态。此种状态，调摄身心，使习练者大脑皮层的a波与b波发生变化，促使大脑皮层细胞同步有序性增强。故此，“入静”，乃气功之核心与本质，而“放松”则是“入静”的必须前提。
连同印度瑜伽、美国超觉静坐、加勒比海妇女自我修炼的方法、苏联亚历山大演员功统此在内，其道理均是相通的。即都要通过肢体、精神放松而后入静的方法，先心理而后生理，先软件而后硬件，先灵魂而后躯壳的方式，使自己进入到“大脑皮层广泛的自我保护性抑制状态”。
他说：清早5时半一起身即淋浴，淋浴时当水冲到哪里，就按摩到哪里，从头顶到脚心，每处用两手按摩100下。早饭后，再散步1000步。如此做来，已有28年，一天也不间断。二是老伴。我与内人结婚已63年，从未吵过架，就是靠八个字：“爱其所同，敬其所异。”三是老友。人不能孤陋寡闻，友直、友谅、友多闻，是人人应交的益友。四是老本。老本者，指老而有储蓄也，亦即经济方面有独立能力，而无须求于人（包括儿女在内）也。说到这里老人笑了，补充说我之所以活到百岁，应该说是太极剑术帮了我的大忙。
记者小姐感慨地说：在你90诞辰时，我也采访过你，那时你谈了养生之道为四大要点，我们报纸发了，反响蛮强烈的。是吗，哪四点呢？小姐说：主要是：“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记者小姐说：今年是您老的百岁寿诞，您还有什么新作奉献给传媒？陈立夫说他最近写过一篇《我怎么会活到100岁》的长文，说着他便站起身，从案边取来那份长文，请记者过目。任环小姐认真看了，说又是独到体会。文中写道：
先天的禀赋，人人不同，而最可贵者，则具有四种：一，能熟睡。二，不发脾气。三，记忆力强。四，有恒心。
长寿关键在于后天的保养，有七点为要。
一、养身在动，养心在静。在上海进入中学受学时，各种球类运动好参与。其他如赛跑、游泳、滑冰、打拳等等，亦莫不参与。年岁越老越不中断。养心在静，要淡泊明志。余诚无志于仕途，对于勾心斗角之争，决不愿见其出现。
二、饮食在节，起居有时。余的家既非富有亦非贫乏。因二叔辛亥革命起义上海，事成而家亦不复穷困。但不久反袁称帝，又遭迫害，复归于贫困。故饮食终归贫乏之，其能维持学业不辍，则全赖三叔在银行服务以协助有以成之也，故包含有节、起居有时二者勉强做到。
三、多食果菜，少食肉类。家贫其能不断餐者，因上一代兄弟友善从不分家，故能三餐不断。祖母茹素，固然两素两荤，家里女人吃素的多，自然适合，其实正合乎养生之道。
四、物熟始食，水沸始饮。吃生牛肉、海鲜等已成为人类之变通习惯，认为好吃不问其他。他则认为癌症日见其多，其原因可能在此。故终守“物熟始食，水沸始饮”，从不破例。
五、头部宜凉，足部宜热。有一老年人活至120岁，究其长寿原因在于：“保持头部冷，保持足部暖。”此正与中国老年人睡眠前以热水洗脚，非至极寒冷之日，不戴帽子同一理由。
六、知足常乐，无求乃安。昔人云：“登天难，求人更难。”故常以自立自强，好学博学诲人。“无求于人品自高”。求人常使其心不安，而受制于人，不可称为自主，欲求心之安乐必从知足无求做起。
七、减少俗务，寻求安宁。余于80岁生日之起，自限“不为”之事如下：不剪彩；不证婚；参加婚礼及寿宴不发言；不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如此做法减少年高时之麻烦。
接着，老人坦言了他的童年、少年，他的身体并不特别强壮，自58岁起，即患糖尿病，亦曾因胆结石及膀胱结石动过外科手术，其他的病亦曾生过，今居然能活到100岁，不亦乐乎。后天的保养是长寿的关键。再是1949年冬，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为保住政权，先拿陈立夫开刀。陈立夫的原则是“不生气”。他去了美国，隐居在新泽西州湖林镇，埋头研究起《易经》来。闲下来的时间，陈立夫和夫人读书、写字、绘画，还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隔几天就去大学讲课，进入了无忧、无辱、常乐的人生境界。
说起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事，他说那都是过去的事，好汉不提当年勇，现下活着的人，只剩下蒋夫人美龄了，她比我年长两岁，今年是102岁。还没说完这件事时，蒋夫人宋美龄也派专人送来了鲜花和蛋糕。
临结束采访时，他说了四句哲理的话，让人回味无穷：万事全看透，一切顺自然；名利身外物，无欲心更宽。
第一章 家族揭秘
“丝绸之路”东方有个陈家院
中国丝绸，世界闻名。
丝绸之路起于盛唐。它是东方文明的象征，也是西方人的倾慕。
爱美之心，人人皆有。美丽的丝绸，精美如画，轻如鸿毛，曾是西方人翘首以求，于是便有了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便有了车水马龙，便有了盛唐的天下。
且说在“丝绸之路”的东方有个湖州市，这湖州市位于浙江省北部，离风景秀丽的杭州仅100公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里山光湖色，帆樯出没，鱼跳龙门，青竹翠绿，田畴交织，风景秀美。南有莫干山、天目山，北有太湖水相映，倚山近湖，山围水转，钟灵毓秀，像一幅丝锦的山水画。
泛舟河上，多少陈年旧事，尽化船尾微动的串串涟漪，升腾起神奇的历史烟云……
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66）湖州地属吴国。
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越灭吴，地属越国。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楚灭越，地属楚围。
湖州又一名称菰城，就源自建于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的下菰城，乃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楚春申君黄歇所建，这是湖州年纪最大的古城，其遗址今天仍保存在湖州市郊云巢乡窑头村的稻田、毛竹和桑树之中。
公元前206年，项羽在吴中（今湖州）起兵，自立西楚霸王，在湖城中心建“项王城”。
唐、宋、元、明、清，湖州一直是藩封重地，经济发达，人文荟萃。
特别是唐、宋两代，湖州汇集了两个全国最大的文人集团，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颜真卿、苏东坡。从三国的曹丕，晋代王羲之，元代赵孟頫，到清代的吴昌硕，现代的沈尹默，还有东晋著名政治家谢安，南朝陈开国皇帝陈霸先，茶圣陆羽，著名诗人孟郊、张志和等，无论是湖州本地的文人墨客，还是寓居湖州为仕的社会名流，都在不同程度为湖州乃至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近代，小小的湖州，一大批国民党要员又从这里走出。其中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国民党教育部长、组织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国民党中央常委、宣传部长戴季陶；国民党财政部次长、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等。
这湖州物产丰富，尤以丝绸和湖笔两大特产最为出名，名扬遐迩，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抢手货，据说丝绸之路上的丝绸湖州占半边天下。
被称为“丝绸之府”的湖州，有个陈家宅。这陈家宅世代做着丝绸的生意，人称“湖州丝绸第一家”。
陈家迁至湖州定居最早可以追溯到陈缜，相传他已经是遏父和太姬的儿子满的87世孙了，陈缜就是湖州陈氏东林支的始祖。传到第17代陈应恪（字敬山），迁居湖州府城内，住在学前街的谷诒堂。湖州这个地方盛产蚕丝，陈家借特有的巢丝技术才逐渐发达起来，慢慢成为当地的望族。《湖州府志·教义传》称赞陈氏“以孝义受钦于乡里”。到第24世陈绚，发展到鼎盛期。陈绚因为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修桥铺路，湖州府曾赠以“圣门狷者之流”及“矜式乡闾”的匾额，以示纪念，并天下留名。
随后好景不长，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迅速影响到江浙一带。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下，身为当地富豪的陈家家道败落了。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战乱结束，第25世陈延祐凭着为人勤俭谦和，生意蒸蒸日上，又红火起来。没过多长时间，家道复兴如初，又成湖州望族，远近闻名。业兴子旺，家道更加殷实。
应该说，陈家真正的显赫当属二陈（陈果夫、陈立夫）父辈，父辈为二陈打下了牢牢的根基。陈延祐共有三个儿子，长子陈其业，字勤士，他是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次子陈其美，字英士。三子陈其采，字蔼士。后人说，三子三只虎，称雄江浙州。 陈氏三兄弟
有人说陈家宅地风水好，不出帝王也出将相。我们说，与其说陈家风水好，不如说陈家家法严，教子有方。在陈家的家谱中有箴言相告：“教人以学，教人以诚，教人以仕。”
实际这三条，还逃不出传统的篱笆，只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翻版而已。三个孩子出生后，信奉“教人以学”的陈延祐，统统把孩子送到学堂里去。陈氏家长渐渐地发现，三个孩子虽说是一奶同胞，可个性迥异。老大陈其业、老三陈其采更像自己，传统本分，所不同的是老三的脑子比老大还要活跃，生就是读书的料；老二陈其美，聪明活泼，爱动不爱静，板凳坐不住。成绩自然不如老大和老三，是爸爸常训斥的对象。
一生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陈延祐，直到大病一场后，才改变了他的人生初衷。
这年陈其业刚满20岁，陈其美15岁，陈其采11岁。
话说一天，老爷子急急地把三位下学的公子唤到床前，吩咐道：“教人以学。原指望你们能学多高爸爸就供你们多高，你们能走多远爸爸就送你们多远。现在不行了，爸爸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爸爸的丝绸事业是从先祖那里继承下来的。我们陈家的丝绸家业从盛唐开始，到今天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了，卖房卖地，不能断家业灭香火。以前我没有多虑，现在我不得不考虑了。我想你们哥仨，谁来继承这份家业？你们先说说？”
因为事起突然，三兄弟都没有准备，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一时难以表态。长子陈其业说：我听爸爸的。爸爸说让谁继承谁就继承呗！
爸爸咳嗽了一声说：要说继承就得弃学啊，你们都愿意吗？
三子陈其采说：只要爸爸说了，我看没问题。
好，那我就说啦。爸爸看了二子陈其美一眼说：老二，我看你就跟爸爸学吧。
二子陈其美道：爸爸，你看我能行吗？
能行！爸爸斩钉截铁地回答。
陈其美耸耸肩说：要说行我也行。可是话说过来，上有大哥顶着，下有小弟等着，我老二想捞这个美差也轮不上啊，爸爸你说是不是？
小子，你是不想干？爸爸一针见血。
不，我是说轮不上。
轮上轮不上，还不是我说了算。爸爸说到这里有点儿生气。
这时，长子陈其业说话了，爸爸，不行就让我跟你学吧。
爸爸十分生气地说：谁跟我都没问题，关键要看你们的成绩。你们都把年底的成绩单给我统统拿来，谁排后谁下学。
这一下，陈其美傻眼了，情知自己不如人，于是就说：大哥，小弟，你们都不要争了，爸爸说了，我就依了。爸爸，你该笑了吧？
你早说这话，爸爸早不笑了。
就这样陈其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道——读书—科举—做官。
这一夜，陈其美哭了，痛心疾首地哭了，小弟陈其采来劝他，他反倒开导小弟说：二哥没实现的愿望全靠小弟了。小弟陈其采提出来要到日本求学，陈其美当即表态支持，并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花开三朵，先表一枝。
先说陈其业，开始走上爸爸为自己设计的路，好景不长，他读书的劲头也不足了，因为他目睹了清廷政府的腐败无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堂堂的中华帝国竟输给了东瀛岛国。他为清廷政府感到羞耻。于是身为秀才的他淡漠了纳官取仕之路，心灰意冷回到湖州，早早结婚生子，使他成为了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继承家业，经营丝绸。
陈其业回家继承家业，也解放了老二陈其美，陈其美才得到外出求学的机会。
再说陈其业回家，他对政治虽不感兴趣，却对公益事业颇感兴趣，做了很多好事。
——那一年水大，不少人家绝收，他拿出了自己的积攒，帮助穷人度过了青黄不接的三春。患难见真情，人们一下记住了他的名字。
——为了抵制洋货在中国的倾销，他带领当地人走上街头宣传，呼喊口号。同时他又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良蚕丝，提高品格，与洋货竞争，使湖州丝绸上了一个层次。
——修订陈氏宗谱，他不但亲自出马，并且还为10人开了工钱。
——城隍庙年久失修，由他出钱，使破庙重露峥嵘。
——为了减少当地洪涝灾害，他又倡导乡民走出家门，疏通河道，大修水利。
……
所有这些，都深得民心和民意。在当地有民谣为证：
湖州有个陈老大
不做秀才做管家
公益事业他留心
修桥铺路干得欢
若不是后来他有两个政治明星的儿子陈果夫、陈立夫，陈其业充其量是一位湖州的开明绅士。可是在政治明星的光环下，原本不想做官的陈其业又有了做官的念头：
——1931年，蒋介石在铲除自己的对立势力后，召开国民大会公决，陈其业一下子当选国民议会代表，主持浙江省的蚕丝、水利、典库工作。一时间，权倾一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由于日寇占领了江浙一带，国民党政府西迁入川。陈其业被迫携家跟随“二陈”到达陪都，又走鸿运，官升三级，当年就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后又当选国民大会代表，担任全国商联会常务理事，之后再任全国工商会执行主席。
国民党兵败大陆后，面对共产党的隆隆炮声，蒋家王朝即将瓦解，自己的辉煌和拥有将烟消云散，80岁高龄的陈其业哭了，哭得十分伤心，后经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的再三劝说，“共军攻势十分强大，不走就要当炮灰”，陈其业害怕了，跟随二陈，追从老蒋仓皇出逃到台湾。
台湾在陈其业眼里，又称孤岛。再加上这时二陈的权落，陈其业本身就思乡尤重，故乡虽隔大海相望，却不能归，这成了陈其业的一块心病。陈其业忧郁成病，最后病入膏肓，命归黄泉，担心葬不到家乡却变成了残酷的现实。这是1961年的事，享年91岁高龄。
陈其业死后，蒋“总统”念其恩德，明令褒扬：
综其生平，其与人也恕，其律己也严，其宅心也厚，其治事也勤；盖诚存乎心，而仁显于外，故能表率子弟，成功成仁，睦辑乡里，以尊以亲，终甘澹泊，以乐天年。 陈其采威震上海滩
应该说，真正让湖州陈家声名大振，当数老二陈其美，而陈其美的成功得益于老三陈其采的相助。陈其采在三兄弟中最早崭露头角。
且说陈其采沿着父辈指引的路：“读书—科举—做官”走下去，到16岁那年，他中了头等秀才。
这时的中国，已变得衰落下来，昔日我们祖先发明的火药装入了列强的炮膛，我们祖先发明的指南针也装入了列强入侵我国的战舰，列强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顷刻间中国成了列强的瓜分对象。
19世纪后的中国，国衰力微，宛如一头气喘吁吁的老牛被西方近代发达工业国家的蒸汽机车远远甩在后头。
国将不国的乌云，笼罩着中国的上空，不愿做亡国奴的惊雷，不时地回荡，震撼着人们的心灵。陈其采中得头等秀才的第二年，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以中国大败收场。接着是《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割让日本，中国东部沿海地带也几乎放弃，巨款赔偿迫使清廷大借外债，江浙一带内陆也被迫向列强开放。面对着清廷的软弱无能，少年陈其采和其他同学一样举起了拳头：国家这般受欺，百姓遭难，我们要奋起，洗雪国耻，重振国威。
于是陈其采不再满足于文字的学习，在二哥陈其美支持下，陈其采报考了留日军校学习。按照二哥的说法：“要抵抗外国列强，武备不可缓。”
一个晨曦满天的早晨，在二哥陈其美的金钱支持下，19岁的陈其采踏上了东瀛日本的求学经历。与他同去的还有吴锡冰、许葆英和舒厚德。
开船了。陈其采站在船头，向送行的二哥陈其美使劲地挥手。
陈其美挥手应道：“船上风大，回去吧，小弟。”
在日本军校，陈其采最不忘的是陈其美讲给他听的两个动人动情的故事：一是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一是民族英雄文天祥为国分忧的故事。就是这两个故事让陈其采永记心中，激励他学习，时刻记住自己与别人不一样。闲散时间，别人游山玩水、会亲访友，他却如饥似渴地苦学。腊梅开放，喜鹊登枝，苦去甜来，1902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回国后，有志的陈其采却去了湖南。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湖南成为了革命的大本营，因此陈其采的选择不是没有道理。在湖南陈其采创办了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不久又荣升标统。在此期间，他又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接上了头，暗中策划新军暴动，配合孙中山密谋推翻清廷统治。此后陈其采一发不可收，成为民主革命的骨干分子。1907年奉命调南京任第九镇参谋，后因剿匪有功，升中枢军咨府第三厅长，掌理全国新军事宜，并一度兼任保定军校监督及主办秋操。后来他衣锦还乡，在湖州广传佳话。
不幸的是他参加革命党之事终为清政府获悉，在清政府捉拿他之前，南下奔沪，任驻沪新军统带，统帅驻沪新军，负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
陈其采在上海活动期间，做过一件以后对上海革命党人影响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和上海的帮会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
且说上海滩，以青帮、洪帮力量最大。青帮与洪帮比，青帮又强于洪帮。
再说这青帮，又称“清帮”、“安清帮”，是近代重要秘密会社之一。在明代是罗祖教的支流，最初分布在密云、山东一带，后由北沿运河向南发展到江浙一带。从清初康雍至嘉道年间，其成员大都为运输工人，主要为清政府承办漕运，也有其他手工业工人，是以运输工人为主体的下层社会的秘密团体。它按辈分收徒，长期在运河漕运中保持封建行帮的地位，要求其成员相互“帮丧助婚，济困扶危”，从而团结了广大粮船水手。后因漕粮改由海运，粮船水手大多失业，流为游民，便“密行贩盐，或以偷税为业”，出没于皖北、江北，逐渐转向太湖流域广大腹地，旋又向上海发展，成为以贩私盐为主体的游民团体。
当时上海青帮的龙头老大，为人见人怕的范高头。一听这名字就让人生畏，范高头就是高人一头。再说这青帮老大的龙椅不是谁都能坐的，说破了得有一定的本事。首先得自身武艺高强。在上海滩这地盘，他是一场场“真枪实弹”考验出来的。胜者为王，败者为贼。
青帮范高头，本是盐枭出身，在“白癞痢”去世后，接任了青帮老大。上海有名的帮会头子黄金荣、李超五、刘福彪、潘玉卿都是他的手下，号称“四庭柱”，又称“四大金刚”。不说范高头功夫如何，一听他的手下，也让人冒汗，毛骨悚然。
据说这范高头长得五大三粗，打谷场子的石磙，他能抱起围场跑三圈。遇到打架斗殴的事，他一人顶十人。此人脑门上长着一个肥肥的肉瘤，就像头上还长着一个小脑袋，因此他便得一个“高头”雅号，而且这雅号广为流传，久而久之，竟取代了他的真实名字。在上海滩，妇女哄孩子睡觉，常说“伢子伢子快睡吧，高头来了侬打他！”
这青帮、洪帮在上海滩都有自己的地盘。不过这地盘有大小之分，是根据自己的实力划，就像动物世界里的动物一样原始。
应该说这地盘是他们自己抽打油水的地盘，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盘。这些流氓们一方面向自己地盘内的店铺、妓院和烟馆抽头，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负担一定的义务，出面交涉和打架，保护自己地盘内的各种店铺、妓院和烟馆等不受其他流氓帮派的欺负和滋扰。对任何一个帮派来说，不能保护自己地盘内的店铺、妓院和烟馆等，都被认为是相当丢脸的事。丢脸的事是不能干的，这是一条“法律”。干了没面子的事，你的龙头老大的交椅就坐不成。在帮派内部，这也是一种弱肉强食之争。
再说陈其采和范高头素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他们二人攀上交情，完全出于偶然。就在陈其采走马上任时，上海滩发生一件让范高头丢面子的事。
话说范高头的一个手下“高徒”，名叫芮德宝，一天在城隍庙巡逻，当巡逻到一个名叫“绿波廊”的点心店里时，见到一个英国人在挥拳拼死地殴打女招待，女招待在地上来回打滚，发出尖厉的求救声……
这是英国租界，芮德宝虽然是流氓出身，但对洋人轻易还是不敢招惹的，所以走上前去轻声劝解：“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你是干什么吃的，关你屁事！”英国人破口大骂。
芮德宝也动了情，提高了声音：“不要打人！”
“你给我滚蛋！”英国人说完就将拳头对准了芮德宝，一拳下去，脸上戴上了“红花”。
“你敢打人？”
“打的就是你这种人！”
“好吧，我让你来打！”芮德宝劝说不成，反而也挨了打，愤急之下，忘了洋人是招惹不得的这回事，不顾后果，将打架斗殴的本事全拿了出来，左一拳右一脚，脸上身上，只要没有对方防备的地方，都是他出击的地方，直打得英国人天昏地暗，鼻青脸肿，跪地喊爷求饶。
恰在这时，一队英人巡逻队过来，见到这一场面，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把范高头的徒弟芮德宝抓了起来，遂向清廷起诉，状告芮德宝胆大包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英国人。按当时清政府和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规定，芮德宝应由英国领事馆审讯。
这一下，惹火烧身——出了范高头难以摆平的麻烦。范高头作为青帮老大保护不了自己的弟子，显然是件十分没面子的事情。
清政府得罪不起洋人，范高头也没有敢跟租界当局抗衡的力量，看来范高头这个跟头是栽定了。范高头急得抓耳挠腮，不到半天，两腮肿得老高，牙疼病也犯了。
不料想，正当范高头急得要跳楼之际，陈其采出于正义，站了出来。作为主管一方治安的他，主动将官司搅到自己的手里，首先巧妙地将芮德宝劫了过来。英国领事馆向他要求引渡芮德宝，有正义感的陈其采断然拒绝了英国领事馆的要求说：“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中国政府有权也有能力审理此案！”
“芮德宝是打人凶手！”
陈其采道：“树有根，水有源，一切都要弄个水落石出！”
“好！咱们走着瞧！”
后来，英国领事见要挟不成，遂找人调停。结果，以英国人赔礼道歉，承担经济损失为代价了结此事。
话说芮德宝被陈其采放出的那天，范高头虽为青帮老大，一生讲义气，对有爱国心、正义感的陈其采感激涕零，于是拎着酒肉鸡鸭，带着喽啰，坐着大轿，故意在英租界转了个圈儿，来到陈其采的府中道谢，并设宴感激陈其采，并要求与陈其采结为生死弟兄。
两根炷香插上，八支蜡烛点亮，二人金兰相敬如宾，跪在红地毡上，举杯邀天敬地，同发誓言。
且说这一结拜，不但让陈其采在上海滩站住了脚，也为尔后的二哥陈其美，小侄陈果夫、陈立夫在上海的辉煌打下了根基。尤其是陈其美后来在上海成为“沪军大都督”，军政大权一手把握。
第二章 其美其人
“善长典”的新学徒
要讲清楚陈家二兄弟（陈果夫、陈立夫），必须要讲清楚其父辈陈氏三兄弟（陈其业、陈其美、陈其采），要讲清陈氏三兄弟，必须要讲透陈其美其人其事。没有陈其美，就没有陈氏二兄弟。
1891年9月3日。
清晨，随着太阳从东方的升起，位于石门县城东街、热闹繁华的城区“善长典”铺的红门，哗啦啦一声开启了。
随着大门的开启，两位小学徒，身着长衫，脚穿布鞋，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手拿扫帚，走出门来，清扫门前，点首谢客营业。
不说别的，单说那位扫街的高一点儿瘦一点儿的学徒，就是青春少年陈其美。
陈其美命苦，7岁时生母吴氏因急病，引起腹痛难忍，早晨起病，晚上呜呼。生母去世后，10岁那年，父亲续娶杨氏。父亲也一直身体不好，花钱吃药，弄得家庭败落。1891年父亲久病不愈而去世。失去了父亲如同房屋少了顶梁柱，家中经济一落千丈。继母杨氏变卖了自己手上的一对金镯子，埋葬了父亲。
继母无力同时供养三个娃子上学，对其美说：二娃，家里的情况我不说你也知道。按照你父亲生前的遗愿，让大娃和三娃继续上学，安排你弃学经商，我也不落忍啊！如今到了这般境地，你看怎么办？
杨氏说罢泪水涟涟。
陈其美也哭了半天，才怏怏不乐说：妈，我也不为难你。我下学！
继母杨氏停止了哭泣，说：二娃，你答应了？
接着，继母又托人安排工作。很顺利，在石门县城的“善长典”铺找到了一个学徒工的工作。这让继母欢喜不尽。
行前，继母为他缝制了过冬新棉衣、新棉裤、新布鞋，拉着其美的手，说：孩子啊，小小的年纪，让你受苦了！少年异行，必成大器，当妈的等着这一天啊！
陈其美望着继母为自己做的“全身新”，泪流满面：妈妈，你要保重，我会努力的。
于是，陈其美背着那个在屁股后面打鼓的小包袱，一蹦一跳地离开了家乡和亲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善长典”铺，当上了一名学徒工，开始了独立谋生的人生之旅！
陈其美来典铺后的半个月，又收到了长兄其业的书信，信中勉励他自强不息，先安定下来，如有想法，长兄再与你参谋！你刚十五，来日方长！
望着长兄如父的信函，陈其美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想“既来之则安之”。
石门位于浙北平原的东侧，是石门县治所在。春秋时代，这里是吴国和越国接壤之地，曾垒石为门作界，所以称“石门”。现在这里已经改名为桐乡县崇福镇。
晚清时期，石门镇上有善长典、永丰典、仁大典、济恒典四大当铺，“善长典”是其中最大最老的一所，号称“百年老当”。
来到这里，陈其美才知晓，“善长典”最初是由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开设的。
胡雪岩在经营钱庄，从事丝、茶贸易的同时，在湖州、德清、海宁、嘉兴、石门、杭州、金华、衢州、苏州、镇江、湖北、湖南等地设了23处典库。初设时，善长典资本在10万元上下，在石门镇是极其风光的。但1883年，它依旧没有逃脱易主的命运。陈其美来到时，善长典已改由湖州帮、绍兴帮的商人合股经营。望着那高高的柜台，陈其美的心中不时涌起一阵阵沧海桑田之感。
应该说，典当业是一种独特商业形式，是在城镇中经营的金融机构之一种。表面上，它济急便民——事实上，某些时候也的确如此——收受押品，累计高额利息，少数能如期赎回者，典当铺获取了高额利息，多数无力赎回者，就籍没押品抵充本息。由于典当者多数是在穷途末路、告贷无门的情形下投物典当的，度过眼前的困境，接着是困境又至，根本无法赎回。所以，典当铺在当年属于暴利行当。
典当铺所采取的是散发着浓厚的封建气息的管理制度，内部等级森严，职员升迁呆滞。按照典当铺的传统规矩，如果上一级职司没有出缺，下级就一辈子升不上去。晚清年间，一般商店的学徒，三年满师后，就可以立柜当正式的伙计，然后是三伙、二伙、大伙，其中大伙相当于经理。就是一般的木匠、泥瓦匠，三年学徒期满后，也最多再为师傅半义务劳动两年，五年便可以自立门庭。唯有典当铺这个行当，学徒是无限期的。长典的学徒额规定为十名。如果在十名以外添收一名，则第十一名便分成两个半名，而要是收到第十二名，则第九、十、十一、十二这四名就得变成四个半名。1891年春天，陈其美来到善长典时，在学徒中位列第十二名，上面十一名师兄如同十一座山，他要想升一次，就得等一座山挪走。挪走一座山，谈何容易。
在典当中学徒，主要是要学习对货物的鉴别能力，如金银的成色、旧货的质地等，只有掌握这些技术，才能对进当来的货物开出合理的价钱。另外，察言观色，掌握顾客心理也是极其重要的环节，这要长期跟随有经验者学习才行。但陈其美的学徒生涯是从杂差杂役开始的。 典当行的“猫倌儿”
在“善长典”铺的三里远的北关，有一处鱼虾货市场。每天天不亮，小商小贩们，把在湖里打来的新鲜鱼虾，挑到这里卖个好价钱。市场很大，从东头走到西头，足有三华里，说是鱼虾市场，靠近东头的地方，还有不少卖新鲜蔬菜的摊位。这里热闹非凡，小商小贩的吆喝声，买方人的讲价声，还有空气中弥漫着臭鱼烂虾的气味，充斥着这里。刚下过一场小雨，路面湿漉漉的滑。
早晨，人很多，在里面挤来挤去。
陈其美也挤在其中，他戴一斗笠，挑一担挑，担挑上是两只木桶。在一个卖鱼虾的大户前停了下来：掌柜的，我要的货准备好了吗？
正在忙活的鱼虾老板，应承着回答：好啦——
接着，那老板把一桶小鱼小虾，过了秤，说：30斤半，高高的，老客户，就算30斤吧。
陈其美咧嘴笑：掌柜的，照顾啦。
老板称完鱼虾后又道：陈伙计，我还有一些烂虾，昨天没卖完，喂猫没问题，价钱折半。
陈其美拿一根树枝在桶里搅动了一下，认为不是很烂：那就给我过过秤吧！
好啰——老板像唱歌的一样拉着长腔。
过完秤，老板又唱道：八斤二两算八斤。
陈其美说：结结账。
老板说：好哩。
半天，老板又唱说：大洋一拾陆元陆。
陈其美付完钱，把鱼虾放在两只木桶里，然后站起身，挑起桶，朝老板打声招呼，往回走。当他穿过长街，回到“善长典”的时候，还没进到当铺的后院仓库，猫儿就闻到了腥，发出喵喵的叫声。长期下来，猫儿也有了条件反射。而陈其美也对猫儿有了感情。他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自己的猫儿。
说起陈其美“猫倌儿”这个雅号，得回到“善长典”铺里讲。
且说“善长典”是四大当铺的龙头老大，门面最大，院子最深，员工最多。进了“善长典”的门面后，你再往里走，幽深的院子里，隐藏着十几个库房。里面分门别类地放着各种典当物。为了防止老鼠的利牙，他们饲养了百十只猫。因此，做杂役的陈其美就成了这百余只猫的长官。每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担着担挑，到鱼虾市场上，购买小鱼小虾，回来佐以碎米煮作猫食。应该说这是很琐屑的事，但陈其美不厌其烦，百十只猫个个养得膘肥体壮。他在养猫的三年间，由于经常出入集市买鱼，在当地结识了许多朋友，朋友们都十分喜爱这个外表精悍、口齿伶俐的小堂倌。当地人谁家有婚丧嫁娶之事，都喜欢邀他这堂倌儿前去做客。
后来，陈其美的职务有所升迁，曾做过“寻包囡”。这是一种专门为客户存放或寻取典物的角色，这个角色显然比喂猫要重要得多，尽管他还依然是个未入流的角色。
在“善长典”，陈其美还有一个绰号，叫“书生”。他爱读书，常用读书写字来打发寂寞单调的日子。特别是晚上，当当铺的红门一关打烊后，高墙内的生活如同牢狱一般，所有的学徒工是不准出大门的。随着黑夜的降临，他会想到鬼怪们，越想越害怕，因此他用读书写字来排除心中的恐惧。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练就了一手好字。这也算陈其美在“善长典”期间的一个额外的收获。也为他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善长典”的高墙，阻隔不住陈其美对外界世界的关注。
白天是他接触社会的好机会，一天，他在外出办事中，遇见一个老者，送给他一份小报《时务报》，老人告诉他：天要变了，娘要嫁了，西风盛了，东风衰了，国将不国了……他很新奇。后来他和这位老者成了朋友，每过一段日子，老者总要来店送上一份《时务报》。于是小报成了陈其美窥视大千世界的一扇窗口。每次他都能从小报找到他要看的消息。有的让他激动，有的让他愤慨。于是他对人生和世界有了自己的看法。
陈其美在“善长典”的时期，正是中国社会风云迭起的时代。
1840年，西方帝国曾用我们祖先发明的火药，或说我们的火药错装了帝国的炮膛，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在八国联军枪炮的迫使下，一条条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南京条约》《辛丑条约》《北京条约》等29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
这一时期既是中国由君主专制社会走向半殖民地社会的开端，也是列强在中国建立殖民体系的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建立与初步形成。《南京条约》又与《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构成了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最重要的奠基石。通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三个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三国在中国取得了如下权利：
1.取得自由对外贸易的通商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
2.取得协定关税的权利。
3.取得在华传教、租地建房的权利。
4.取得领事裁判权。
5.取得部分中国领土的占有权。
这些不平等权利构成了中国最早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无论是今后的租界、内河巡航、高额赔款都不过是上述权利的延续、发展与补充。
1853年在上海的一场小刀会起义令英国人取得了控制中国海关的绝佳机会；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4年，英法为扩大在华权益再度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持续四年的战争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条约：
中英、中法、中俄《天津条约》、中俄《瑷珲条约》和中英、中美、中法、中俄《北京条约》。
这次战争带来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欧美各国又取得了一些新的特权：
1.胃口大开的领土要求。
2.扩大对外贸易窗口的要求。
3.内河航运权。
4.鸦片贸易合法权。
5.内地自由行动权。
6.劳工出国权。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不平等条约大多围绕着贸易而进行，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大量的商品，在本国市场销售商品取得利润不能完全满足资本家的欲望，因而就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所以各国采用的都是自由贸易的经济方针，政府制定的对外政策无不以扩大贸易对象、实现商品输出为主要目的。打开中国的大门，建立殖民地，要求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都是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面对顽固不愿开放的清朝政府，各国就采用了先以武力手段迫使中国政府谈判，再取得交易特权与商品市场。
自1860年后，清帝国进行了一场洋务运动的变革；在1860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清政府“内外祥和”，称之为“同治中兴”。但是，好景不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1876年因马嘉理案签订《烟台条约》。1883年，法国为侵略越南而挑起战争。在这场被称为中法战争的战争中，清军于马尾海战大败后在陆地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时清政府却主张趁胜求和。1885年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这场战争显示了洋务运动的成绩，更暴露了洋务运动的严重不足。
此时，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时期；他们制定了入侵中国的“大陆政策”，并通过不断扩军备战一步步实施他们的计划。在一切就绪之后，1894年，日本发动了日本称为日清战争的甲午中日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战争迅速失败。189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
此后，列强在中国大肆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中华民族同外国列强矛盾日趋激化。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迅速在中国北方兴起（南方也有类似性质的运动，规模较小）。义和团运动在反侵略的同时也极端排外，仇视一切外来事物；在华北四处杀害外国人与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烧毁教堂、铁路等一切跟外国有关的事物。外国人纷纷躲入使馆避难。列强以保护侨民为名，英法美俄德日意奥八国联合起来，组成联军进入中国，在天津登陆后向北京进发。清政府则以“义和团可用”，让义和团及清兵在北京围攻外国使馆，并向11国宣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皇室仓皇离开；并以政府之前是被义和团挟持为名，由李鸿章出面跟列强求和。义和团则被中外联合剿杀。同时俄国更乘机占领中国东北。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因为列强之间的矛盾，中国免于被瓜分。但条约加给中国惩罚性的条款，包括允许外国在北京至天津驻兵，并对各国赔偿大额军费。李鸿章不久病死。这些条约像一条条绳索勒紧了中国人的脖子，人不人，鬼不鬼，国将不国。
这些条约让中国人窒息。
“善长典”的高墙让陈其美窒息。
当高墙内的陈其美听到这些不平等条约时，陈其美认为：这不平等条约比“善长典”的高墙更令他窒息。
“善长典”的高墙尽管阻隔了外界的联系，但是它永远阻隔不了陈其美渴望了解外界的心。
江浙沪是当年革命风暴的中心。尤其是上海是新文化的发源地，离石门仅百余公里，离杭州更近，不足百公里，离南京稍远，不足两百公里。上海出版的《申报》《时务报》《昌言报》《新学报》《励志报》当天都能传到石门。以抨击清王朝腐败的小说《官场一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也通过进步报纸进行连载。进入20世纪，一批进步的作家又创作了一批革命排满的书籍，在《大陆》《童子世界》《萌芽》等杂志上连载，纷至沓来。陈其美置身于书报的海洋中，每日不辍地阅读上海各报，广泛地了解国际国内形势，虽然置身于石门，却眼望中国、世界。天长日久，耳聪目明。一种埋藏在心底的革命的种子要发芽了——我要救国！我要革命！终于让他从胸中呼喊出来了。
此时此刻，他觉得石门小了，自己的工作不大称心了，他要走出石门，去外界寻找真理，一种朦胧之心也开始萌生了。
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石门时，陈其美对清当局内行暴政、丧权辱国的行径极为愤慨。他“愤慨殊甚”，驰书亲友，预言中国人必须卧薪尝胆，自图振作，20年后始能重振国光，洗雪国耻。他致函其弟陈其采，劝习西学，以求实用。表达了一个爱国青年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之情，同时也表明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态度。第二年，陈其采获得清府选派，赴日留学。初始，他进的是成城学校，不久又升入士官学校。他给二哥陈其美回信说：进入士官学校后，又欲改习文学，校方没准。陈其美又回复说：“吾弟改文，谅难如愿，足见洋人办事认真，不容中改。畏难苟安，殊亦非理。”并鼓励他说：“凡能立志不苟，断不致降落人后。”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皇帝接受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下诏变法维新，史称“戊戌变法”，但变法很快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强烈反对。9月21日，顽固派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被迫亡命海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喋血京城，戊戌变法彻底失败。次年，又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京，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挟持光绪帝仓皇出逃西安。陈其美从报上获悉这一连串重大事件后，义愤国事不振，痛恨满人内行暴政，外辱于强权，他在致陈其业的信中愤言清廷昏庸，妄信妖惑，并赞许两江总督刘坤一“能见其大”。 陈其美及其“恶作剧”
许多年后，人们来石门采访时，石门还留有陈其美的“恶作剧”的传说。
那传说活灵活现，甚至有些滑稽……
石门县城总管衙门口，墙上绘有无常的鬼像，香火甚旺。当地石门老百姓都认为：这个无常鬼像“灵应如响，莫敢撄其锋”。
陈其美听后极为愤怒，说：“此魅竟敢祟人乎？”于是他趁弄里无人的机会，对着此像说：国将不国，你白吃俸禄，吃我一刀！于是他一刀下去，将其身首分家。
1892年12月的一天，正是所谓城隍菩萨诞辰之日。
陈其美与一位朋友结伴来到城隍庙游玩。进入庙门，只见到处香烟缭绕，一群群善男信女正跪在泥菩萨前顶礼膜拜。陈其美看到此情此景，不禁又好气又好笑，便在心中怒斥泥菩萨：“老百姓已经受到愚弄，你还在这里骄横自在，假作正经。”说完，便乘人不备，挑了两尊菩萨带回“善长典”，将其鞭打数百下，随后丢进了烘坑里，并道：“尔无端受民之香烟久矣。今以臭务相委，亦当恪守其职。”
第二天早晨，陈其美的同事朱和庭发觉后，将泥菩萨捞起洗干净，送回城隍庙。陈其美得知后，“怒甚，仍袖之以返，碎其形，投之于溺”。
“善长典”的主事知道后，狠狠训斥了陈其美，这也为陈日后离开“善长典”埋下了伏笔。
还有一次，正当当地百姓在城隍庙里问卜求签时，陈其美偷偷地将庙内的仙方签与西寺观音殿的仙方签对换了位置。求签人不知其故，以为是菩萨在发怒，地方要遭殃，因此惊骇异常，逢人便说，见人便讲。但久而久之，无有异样，人心这才安定下来。但乡民们并不知其故，直到陈其美离开石门后，才有人说破嘴，是陈其美当年搞的恶作剧。……
不过，陈其美在石门的恶作剧和思想言行，在石门这个弹丸之地，还是开风习之先的。笔者认为，陈之所以有这样的恶作剧，表明他自己在向石门人提醒：快醒来吧，烧香磕头是不顶用的，只有靠我们自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们要做新世纪的主人！陈的思想言行还是开历史先河的。
应该看到，当年这种恶作剧只是起到对神灵的嘲讽，直到若干年后，许多石门人才开始了对神灵的质疑。 男大当婚
陈其美自1891年进“善长典”，直到1903年离去，一共当了12年的学徒。
有言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在他当学徒第十个年头时，也即是1901年，陈其美年方25岁，家里有人给提亲。姑娘是同乡湖州人，大户人家，姓姚，名文英。陈其美与其只见了一面，就回乡迎娶了新娘。有记载：姚氏“性温恭，事姑孝，协理家务，有条不紊”，二人结婚后，相敬如宾，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不过使陈其美遗憾的是，爱妻姚氏一生没有生育。
这在当时“无后为大”影响下，陈其美又纳妾田氏。
田氏1913年11月生子陈祖华（字先夫）。1932年陈祖华考入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同年9月9日在试飞时，空中发生飞机相撞事故，遇难身亡，陈其美痛不欲生。
第三章 首闯上海滩
离开石门镇，是在一个朝霞满天的早晨
再见了，石门。
再见了，故乡。
再见了，朋友。
1903年，也就是弟弟陈其采留日回国的第二年，3月上旬的一天。陈其美终于耐不住“善长典”铺的单调和寂寞，走出了当铺的高墙，去寻求自己的理想。
早上8点，他登上了首班去上海的小火轮，心情澎湃着。应该说这是他第一次出门远行。
本来，当铺老板娘还一再挽留，请他再考虑一下，他说决心已定。
老板娘又说：如果你真的决心已定，那12年的学徒白学啦，你不觉得可惜？
陈其美再次摇摇头。
老板娘推心置腹地说：“本来我打算下个月，就给你升级，增加你的薪水。”
陈其美说：“那就谢谢啦。”
望着执意要离开的陈其美，老板娘一脸的无奈。
最后，老板娘不再挽留，倒与他谈起了心：辞了职，准备到哪里去？他说他想求学。老板娘说，求学已过了学龄。他说他想到上海去求学，那里的学校已经说妥。老板娘又问：“谁为你牵的线？”陈其美说：“我的表叔杨信之。”老板娘笑了：“杨老板不也是咱们湖州的名人！”陈其美说对了。老板娘说：如果是杨信之，我们还沾点儿亲哩，那我就让账房给你结账好不好？陈其美说：“那就谢谢老板娘啦。”
老板娘一共给陈其美结算了四年另三个月的工资，共计370块大洋。这些大洋就在他身旁的旅行包里。陈其美在美美地合计着，如果说商校每年100大洋的学费，三年再打打工，可以顺利地毕业。陈其美边合计边又紧盯了眼旅行包。他伸手摸了摸，那大洋还在，因为它是他的希望所在。
天渐渐下起了雨。
陈其美把脸贴近窗子，向远方望去。天水一色，水雾茫茫，20米开外就看不见东西了。陈其美把脸转过来，正好撞到对面座位上的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穿了一身学生装，一笑两个“哈嘴窝”。姑娘望着迎来的目光，开言了：先生，你要到上海去？
陈其美点点头：小姐，我看你像位学生？
姑娘笑了：好眼力。我是女师的。那你是——，陈其美接过来说：我去读商校。
陈其美又说：我们认识一下，你贵姓？
姑娘说：我姓陈，喊我陈郁小姐就可以了。那你——，陈其美说，我也姓陈。家是湖州的。
姑娘说：我也是湖州的。
陈其美说：我有异乡遇故知的感觉。
姑娘说：我也一样。
陈其美望了一下窗外，说：啊哟！雨又下大了。
他们隔着窗子望去，风也大了，雨点大如豆粒，哗啦啦地打在船舷窗的玻璃上，像小河一样地哗啦啦地流着。不一会儿，他们发现这雨水流进了船舱里，自己的脚下都有了水。
陈小姐惊叫说：你的旅行包那上水了！
陈其美弯下身子，取出旅行包放在头顶的行李箱里。然后他们又去清理脚下的积水，一直到雨渐渐地小起来，最后不下了。
他们乘坐了九个小时的船，在上海的十六铺码头靠了岸。
落日的晚霞，映衬出大上海的美丽。
上海的居民建筑都是石库门，这也是江南一带常见的居民建筑样式。石库门里有许多悠长的弄堂。这里东临黄浦江，西逼城池，码头周边，大小店铺鳞次栉比，货栈、客栈、洋房、商行、烟馆、妓院、茶楼、酒店，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码头旁那座高楼，让他数了半天层数。上海啊，真大真高！这是陈其美走进大上海的第一感觉。
在码头上，他与陈郁小姐分手后，陈小姐就叫了一辆黄包车走了。而陈其美因是初到上海，他还等着杨信之表叔来接。再说，杨也是答应他这样做的。
他在码头上等待杨信之，甚至有些焦急。
此时，一个晃晃闪亮的东西映在了他的眼前，他走出十步远，伸手捡到那个亮闪闪的东西，定睛一看，是一个入时的绿宝石水晶钻戒。好漂亮啊，他的心在跳！
几乎就在同时，一名时装特异的男子走了过来：这是我的钻戒，你是从哪偷的？
陈其美辩驳说：我是捡的不是偷的！
谁做证明？
我……
没容陈其美再说，又走出来两位穿“警服”的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陈其美不从，不过他已控制不住自己了。
接着他被带到码头外的一个公厕里，被穿“警服”的人搜身，把他入商校的学费370块大洋搜去。此时，太阳已经落山。来码头接陈其美的表叔杨信之，也因没接到陈而离去。
此时天又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来。
陈其美的心情顿时也由晴转阴。他的心情一片灰暗。就像这淅沥小雨的天空。
多亏陈其美在船上与陈郁小姐结识，留下了她的电话。他与陈郁小姐及时通了电话，讲了在码头发生的一切，结果还是陈郁小姐派车接他，并把他送到了杨信之的同康泰丝栈。要不，陈其美就要在码头挨冻了。 同康泰丝栈的记账先生
在同康泰丝栈，杨信之老板把陈其美数落个没完没了。
杨说：我是去晚了一点儿时间，不过也就是一刻钟。原本是接上你就回来，不料想找不到你了。我又上了船，让他们用喇叭喊你你也不应，不知你上哪去了。我还以为你是报错了船班。这么接不到你，我们就回来了。
杨接着又问：其美，你到底到哪里去了？
陈其美因吃了亏，受了劫，不愿意把事情原委说出来，说出来也怕表叔笑话。
杨说：今天是怎么啦？
陈其美抹眼泪了。
你到底怎么啦？说呀！
我被劫了。
被谁劫了？
接着，陈其美说出了自己被劫的原委。
杨问：有多少学费被劫走了？
陈说，全部。
杨说，全部是多少？
陈说，370块大洋。
杨说，这可不少！我给你报案去。
杨的屋里人说：这个世道，报也白报。
杨说：那就吃个亏，不报了？
杨的屋里人又说：这个世道街上杀人越货的多的是，你见警察管多少？
杨说：商校已说好，没钱是进不了校门的！
杨的屋里人说：其美怎么办？
杨耸耸肩，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世上谋生的道，也不只限一个求学啊。我看不行先安排在丝栈里做记账，然后再说求学的事？杨说到这里，又抬头望了陈一眼：我说了这个学先放放，你到丝栈记记账？
陈其美许久才说话：万般无奈，也只有这样了。
就这样，陈其美当上了同康泰丝栈的记账先生，实际是会计助理。
同康泰丝栈是杨信之先生所开，早在清光绪元年，杨信之就来到了上海洋场，曾任过清政府的驻法公使，是湖州帮在沪资本家中的头面人物。他以前任过意商信义洋行和荷兰安达银行的买办，1890年后投资民族工业，创办了延昌丝厂，开设同康泰丝栈。当天晚上，陈其美被安排在同康泰丝栈楼上的一间临街小阁楼里住了下来。
好在阁楼外面是霓虹灯闪烁不停的夜上海。不过，自己太霉气了，到了上海，就被抢劫一空，学不能上，只能静观时局了。不过他并不后悔，庆幸自己终于走出故乡那片狭小的天地。前面纵是雷区，他也别无选择了。 结识蔡元培
陈其美到达上海的这一年（1903年），上海街头巷尾传颂着两个新生事物：一是宣传革命的《苏报》诞生；一是爱国学社贴出了招生启事。接着，在上海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拒法、拒俄运动。一队队游行队伍，高喊口号上街示威。上海法俄领事馆高度紧张。群众在街头焚烧法、俄的汽车。此时，爱国学社起了动员作用，《苏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苏报》先后刊登了一大批驳斥改良派、鼓吹革命的论著，特别是邹容的《革命军》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后在《苏报》上刊出，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动。莘莘学子更是如醉如狂，在大街上谈论革命已成时尚。
革命也在鼓舞着陈其美。
身处革命潮流激荡的大上海，身为丝栈伙计的陈其美，此时此刻在政治上虽没有太多的表现，但革命思潮的激荡，在陈其美的心灵激起涟漪片片，他仍不满意眼下的职业，很有感叹地说道：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
在这个时期，他崇拜革命，特别是一些革命领袖，如蔡元培、邹容、于右任等。
在一个多云的傍晚，他结识了蔡元培，让他兴奋不已。
那是陈其美到同康泰丝栈不久的一天傍晚，表叔杨信之让他去爱国女校接表妹杨兆良回家。在校门，他见到了崇拜已久的蔡元培校长。随着表妹的一声“蔡校长好”，他马上意识到这就是他崇拜的蔡元培校长。于是，他立即掏出印有《革命军》的报纸，让蔡元培签名留念。
显然蔡元培校长很高兴，给他签下了蔡元培的大名。并询问他叫什么名字。
陈其美回答：我叫陈其美，是同康泰丝栈的职员。
蔡元培看他是一位爱国青年，当即表示：你可以到爱国学社做我们的会员。
陈其美睁大眼睛：真的？
蔡元培说：我说了，没问题。
陈其美说：我求之不得。
蔡元培说：欢迎，欢迎！于是他又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了陈其美的手。
这天晚上，陈其美睡不着觉了，他久久沉浸在与蔡校长握手的幸福中。第二天晚上，他就如约来到了爱国学社。
爱国学社是由中国教育会设立的。中国教育会由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发起创办，他们设想了编辑教科书、发行报刊、实行办学的计划，从文化教育入手，传播革新社会的思想。中国教育会刚刚成立，上海南洋公学、南京陆师学堂相继发生学潮，不少学生被迫退学。中国教育会为这些失学青年设立了爱国学社，接纳他们入学。这些热情奔放的青年，聚集一堂，意气风发，议论时政。上海的爱国人士，以爱国学社师生为基础，借张园开会，倡言革命，爱国学社还编有一种宣传革命的刊物《童子世界》，并积极在《苏报》上撰写鼓吹革命的文章。
在爱国学社的会场里，陈其美见到会议组织者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领他报了名，然后为他在会场里找了一个座位，让他坐下，报告会很快就要开始了。
陈其美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好奇。会场上有30余人，他扫视着每个面孔，一个个都是陌生的。
蔡元培敲击了一下桌子，让大家安静下来，并说：今晚演讲的人是于右任，他演讲的题目是《迎接新革命的到来》。下面欢迎。
随着大家的掌声，一位教师打扮的年轻人，戴着金边眼镜，文质彬彬地走上台，向大家鞠躬，开始演讲。
对于演讲的幽默风趣，大家不时地报以掌声。
从此，于右任就成了陈其美心中的英雄。对他那富有鼓动性的演讲十分赞同。
应该说，于右任比陈其美小一岁，陕西三原县人，幼年家里很穷，少年时在山沟里做过工，放过羊，因而对生活有着火样的热情。不久前，因友人帮他排印出版了一本《半哭半笑楼诗草》，被奸人检举，到陕甘总督衙门告密，说他的诗是“倡言革命，大逆不道”。督抚衙门向朝廷密奏后，朝廷传下密令，要逮捕他归案。
而他当时正在开封赶考，得到老父托人送来的急信后，连忙化名潜逃，来到上海。到上海后，受到上海名人马相伯的赏识，吸收他入震旦学院学习，并用他为私人秘书。这期间他结识了蔡元培先生。
陈其美结识了于右任，对这位比自己小的兄弟竟然懂得那么多知识敬佩异常。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一直并肩战斗。
于右任和陈其美交谈一晚后，觉得陈其美谈吐爽快，日后必会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
“来，我给你介绍一个革命者。”快分别时，于右任把陈其美拉到邹容面前。
“这位是邹容先生，《革命军》的作者。”
“久仰！”陈其美热情地抱拳行礼，而邹容却显得拘谨。
接着，陈其美出口成章，背诵出《革命军》来，让邹容非常感动。
接着，于右任又把章太炎介绍给陈其美：他就是章太炎先生。
久仰，久仰！陈其美又激动地背诵出章太炎为《革命军》所写的警句来，又令章太炎大受感动。
此后，在谈论《革命军》过程中，很快他们就都成为了好朋友。 他乡遇故知，结识张静江
一天中午，他在上海爱国学社会见完邹容回家时，想不到在张园的后街遇上了初来上海在船上认识的陈郁小姐，此时她身穿红衣红裤，披肩长发，走起路来，有如飘飘欲飞的感觉。
陈郁小姐。陈其美突然认出并喊道。
陈郁一惊：你是陈先生。
陈其美忙不迭地：老乡，湖州老乡。想不到分别半年，我们又见面了。
陈郁小姐说，是啊，这是在我家门口。说完用纤手一指，又说：到家玩去吧？
陈其美有些犹豫。
陈郁小姐说：湖州老乡，还有什么介意！
陈其美也就随着陈小姐进了家门。
爸，妈，我给你们带来一位湖州老乡！陈郁小姐一进门就喊。
陈郁的爸妈迎过来，接待了陈其美。陈其美自我介绍说：半年前我从乡下坐船到上海，想不到我与你家小姐坐在一条船上，半年后又想不到在家门口相遇。
陈郁的爸妈见陈其美很文静英俊，也很高兴，便问先生在哪里上班？
陈其美说：在下供职于同康泰丝栈，离这里不远。
陈郁的爸妈说：你们年轻人谈。
于是陈其美就跟随陈郁上了她的闺房。一个小时后，陈其美临走时，特意来到陈郁爸妈房间告别，陈郁家又多了一位跛脚客人。陈郁的爸爸又把客人介绍给陈其美：他是上海滩的奇人张静江先生，也是我们湖州人。
陈其美抱拳施礼：如雷贯耳，久仰大名。
可张静江表现得异常冷淡，他压根儿就没有看上这个乡下来的小伙子。
陈其美说：你是我们家乡的名人和骄傲。在家乡我到过你的府上，很开眼界。
陈其美还要说什么，被他伸手拦下了。
后来，陈其美再次来陈家玩时，陈其美从陈父那得知张静江为什么跛脚。陈父说：张静江是张定甫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张石铭的堂弟，幼时便聪颖过人，生性侠义，此人少年时在一次救火中从屋上跌下，伤了坐骨神经，因而成了跛足，故称跷脚二先生。
后来我们又查阅资料，顺手摘来张静江的人生简介：
张静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是20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称他为“二兄”、“中华第一奇人”；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陈果夫称他为“党国理财第一人”；毛泽东称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25岁时随孙宝琦出使法国巴黎，开办通运公司，成立世界社，创刊《新世纪》周报，宣传各国革命壮举。1906年春，海上邂逅孙中山，开始从事反清斗争，为孙中山反清斗争出谋划策，并倾家资助革命经费。“二次革命”失败后，张支持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并任财政部长。孙中山曾题“丹心侠骨”相赠，称他为革命圣人。1914年后，张回国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曾长住张家，为蒋做月下老人，与陈洁如结为夫妻。张提供大量经费给蒋，并多次为蒋指点迷津，亲赴广州向孙中山说情，使蒋窃取黄埔军校校长之职。孙中山逝世后，他力挽狂澜，支撑危局，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期间，为蒋介石攫取党政军最高权力不遗余力，出谋划策。他还担任过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主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他主张走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对电力、交通、电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还举办中国最大的西湖博览会。1930年11月与蒋闹翻，辞职避居杭州，1938年寓居美国纽约，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没有他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早日成功，没有他就没有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1950年病逝。
虽然陈其美给张静江的第一印象并不是太好，很快几个来回接触后，让张静江汗颜的是他竟改变了当初的第一印象，发现当初见面的这位湖州“小老乡”，谈吐有序，儒雅有礼，他竟喜欢起他来了，因而，陈其美也成了张静江的倾诉对象。
陈其美在上海的日子里，不光听了一些革命理论，又结识了一大批新朋友，常有茅塞顿开之感。那些日子，他常常置身于亢奋之中。 反动派围剿《革命军》的出版者
邹容的《革命军》一文像一枚炮弹射向了敌营，引起了敌人的恐慌。于是清政府围绕着《革命军》的大搜捕开始了。
1903年6月30日凌晨。
一队警探与巡捕急匆匆跑出老闸捕房，搭乘老式警车，向坐落在同一条南京路的泥城桥福源里爱国学社《苏报》所在地风驰电掣地包抄而去。
在这前一天，捕房已抓去了另一反清志士程吉甫。此事惊动了蔡元培，那晚避走青岛；邹容也在蔡元培催促下，避住在虹口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中；只有章太炎爱国不怕杀头，不为所动。
“开门！开门！”警探和巡捕们闯进爱国学社后，指名要抓蔡元培、章太炎和邹容。章太炎坐在一张高椅子上，一副文人傲骨的样子：
“他们都走了。要拿的章炳麟，就是我！”
于是，章太炎被铐上手铐，押进了巡捕房。
捕房万没有料到，已避居他处的邹容竟在第二天来投案了。这位年轻的“革命军中马前卒”是听说章太炎被捕，不愿置身事外，才决定挺身而出的，我没有做错，何必逃走？！
沪上报纸很快报道了此事，人们听说章、邹二人被捕，不禁大哗，有的暗自垂泪，有的失声痛哭。可见当时邹容和他的《革命军》影响之大了。
6月21日，清廷向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发布命令，缉拿革命党人，严禁革命宣传。
两天后，两江总督魏光焘致函上海道台袁树勋，急令把章太炎、邹容等拿下，并把《苏报》查封，《革命军》查禁。同时，他授意袁树勋，与租界的工部局打通关节，以清政府的名义，向上海会审公廨控告。为了加快进程，魏光焘又派出南京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协助上海道台办理，并特别叮嘱俞明震：多对外国人说些好话，让外国人答应允许我们查拿，不要让他们逃了。
会审公廨当天接受清方请求。7月7日下午，工部局正式查封《苏报》。
封报时，当天的《苏报》已经出版。也就是说，章太炎被捕后，《苏报》还出了七天的报纸。在《苏报》被封的前一天，还发表了章太炎被捕后所写的《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一文，以激昂的文字表达了反清革命的意志。
于是，一场围绕两位革命志士长达几乎一年的幕后谈判在上海滩开始了。
清政府的目标是将章太炎、邹容等人从洋人手中“引渡”到手，立即置于死地。内阁大学士张之洞就《苏报》案被捕诸人“解宁”息事，致电湖广总督端方，转达中枢意见，强调要依靠《新闻报》总董、美国人福开森的力量，完成这项计划。
起初，美、英两国意见不一。美国因福开森的游说，主张把章、邹等人一律交给清政府，而英国则从维护列强在华的治外法权方面考虑，声称：租界事，当由租界管。
清政府为了引渡章、邹两人，竟然同意出卖沪宁铁路铺设权而贿赂洋人，遭到租界拒绝。
7月15日，会审公廨对章太炎、邹容等进行了第一次审讯。
参加会审的有清方代表、租界方面的代表等。这样，在上海租界这块中国土地上，以章太炎、邹容为被告，以清政府为原告，以外国人为法官，出现朝廷与自己的百姓打官司，而任由外国人定夺的奇闻。
7月21日，会审公廨第二次开庭会审，原告和被告的律师就能否立案问题，进行辩论。章太炎和邹容的律师琼斯说：“界内之事，应归公堂讯理，现在原告究系何人？其为政府耶？抑或巡抚耶？上海道台耶？本律师无从知悉。政府律师如不能指出章、邹等人所犯何罪，又不能指明交涉之事，应该将此案立即注销。”
原告律师是古柏，也是西方人，他知道，按照西方的法律，个人言论自由，此案无法判决。但他拿了清朝官吏的大笔钱财，便里外串通一气，胡说八道。
时间到了半年后的12月24日，会审公廨判章太炎、邹容为无期徒刑。这个无理判决立即遭到了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
时间又拖了半年，到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廨不得不改判章太炎为监禁三年，从到案之日算起。
真真实实是一件历史奇案！
是一件朝廷状告百姓的奇案！
在牢狱里，邹容受尽刑法折磨，精神出现恍惚，身体越来越坏。时间到了1905年2月，他终于病倒，多次昏厥，急坏了狱友章太炎，他多方托人从外面买来黄连、阿胶等药物，给他滋养，但没有收效。章太炎又再三向狱方交涉，要求请医生为邹容诊治，竟遭拒绝。直到病情危急，宣布不治，会审公廨才同意保释出狱就医。
第四章 赴日留学
离开上海，是一个落霞的傍晚
起风了。
上海黄浦江发怒了。
一浪接着一浪地冲向码头和岸边。
1906年的夏天，一艘开往东京的邮轮，鸣放着沉闷的笛声，起锚离开码头，向着大海深处驶去。此时，陈其美站在甲板上，风吹散了他的分发头，他一动不动，凝望着身后的祖国，潸然泪下。本来他是在压抑着自己，不让泪水流出来，可是他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那泪水顺着他的脸颊，像条小河，汩汩而下……
作为一个青年人，谁说他不爱自己的国家？而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外崇洋人，内压人民，国将不国，人民怨声载道。
作为一个青年人，谁说他没有自己的家？昨天他的家还被清兵搜查。
作为一个青年人，谁说他没有自己的朋友？不久前他的朋友邹容已被监狱抛尸荒野。
他从长沙回到上海后，清兵就一而再、再而三跟他过不去。他已经没家了，流浪就是家。
在这个国将不国的日子里，陈其美更加迫切地感觉到，国家不需要商人，而需要大量振臂一呼的革命者。
他崇拜革命领袖，昨天，他在上海的街头书摊上买来一本《孙逸仙》，让他看了一夜，今天他还把它带在身边。书中记载着革命的故事，最让他感动的还是《伦敦蒙难》一章。于是翻腾的大海化成书中故事，展现在他的眼前……
这时，邮轮经过四天五夜的航行，舱上方的播音喇叭响了：东京港就要到了——
陈其美格外激动。
他来日本的第二愿望就是有一天，他要见识一下革命领袖孙中山，争取加入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
早在上海期间，东京同盟会总部也派何海樵由东京抵沪，秘密介绍蔡元培加入同盟会。前几天，同盟会执行部庶务长黄兴执总理孙中山书信也来到上海，正式委任蔡元培为中国同盟会上海分部负责人。
东京，陈其美革命人生的转折第一站！
1904年的春天，正是中国留学生东移日本东京之际。
革命经过几多失败，孙中山已把目光盯上了留学生。他认为留学生觉悟高，素质好，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革命如果不与他们结合，便没有希望。
孙中山住在牛达区。当时，在这个区里，还居住着章士钊、杨度等几十名留学生。在这些学生中，杨度名气最大。为了号召革命，发展组织，商议起义大事，孙中山曾找到杨度等人，畅谈关于满、汉民族问题，关于革命与改良问题，无所不谈。他们尽兴地谈了三天三夜，双方都十分高兴。最后，杨度推心置腹地说：“我赞叹你的高论，可我投身于宪政已久，难改初衷，不过我有个同乡好友，名叫黄兴，他真可以称得上是当今的奇男子，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出类拔萃，他来辅助你，一定能成全你的大业。同时，我也愿意把他引见给你。”
“很好。”孙中山十分高兴，“不行，我可以前往拜访。”
杨度说：“还是叫他来见你好了，他是小辈。”
孙中山急忙说：“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前辈与后辈之分，我去找他！”
黄兴一见孙中山，大叫一声，一股热流直涌心胸。两人志同道合，相见恨晚，滔滔不绝一口气谈了两个多钟头。
从此，这两个革命伟人就开始并肩战斗了。
在黄兴的推荐下，又有76名留学生加入了兴中会。
这是孙中山楼上的一个大房间。
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朱执信、汪精卫、张继、田桐、程家柽等17个省的留学生代表共七八十人，衣衫各异，或着制服，或着西装，间有着和服者，大都是青年人。大家挤坐在榻榻米上。
黄兴拍了拍手掌，宣布开会：“17省的留学生代表到齐，请先推举会议主席。”
立刻响起一致的提名声：“孙文君！”
“孙君为4万万人之代表！”
“先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
孙中山站起来，语调激昂而又深沉：“诸君，我们都是中国人。4亿中国人占了地球上人数的四分之一，算是地球上最大的民族，而且是最古老文明的民族。可是，现今世界上有谁看得起中国人呢！我们既是专制政府的奴隶，又是列强的奴隶，备受压榨，横遭杀戮……”
不一会儿，屋子里一片低泣声，许多人都热泪纵横。
孙中山：“洪秀全创建太平天国，还是打倒皇帝做皇帝，内讧发生，终归覆灭。康梁倡导维新，囿于和平手段，戊戌变法，昙花一现，‘六君子’血洒街头。……要救国，只有走国民革命这条路！我们要相互联络，同仇敌忾，推翻清廷，建立光辉灿烂的共和国。当务之急，在于结束各自为战的状态，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结成大团体！”
掌声雷动。
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年轻人便跳起来争相发言。但因地方狭窄，跳起来的人只好又重新坐下，一个个像日本武士一样喊话。
“先生，只要17省同志齐心协力，中华的复兴指日可待！”
“先生，马上成立大团体！”
“叫‘反满同志会’！”
“叫‘讨满同盟会’！”
在嘈杂的喊叫中，最后一个声音越喊越响。
孙中山举起手，声音静下来：“革命的宗旨不专在反清排满，我们只反对压迫他人的满人。国体民生，皆当变革。至于名称，我提议定名为‘中国同盟会’！”
提问声：“誓词呢？”
孙中山的回答强劲有力：“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争论声：“为什么要平均地权呢？”
孙中山说：“在文明富庶的欧美的城市中，到处都有贫民窟。我到过伦敦的街头，真是悲惨世界。同盟大罢工的爆发，绝非偶然。我们要思患于预防，勿使托拉斯跋扈专横。故于民族、民权主义外，复行民生主义，俾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并举，毕其功于一役，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共和国！”
从那天起，东京便成了革命的中心。在这个革命中心，有他们自己的报纸《民报》和刊物多种。 警监学校轶事
1906年夏天，陈其美乘坐的邮轮经过十多天的航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东京港。当陈其美走下邮轮、望着这座海滨城市，他心旷神怡。
异国求学，是他多年的梦想。今天，他终于步着弟弟陈其采的足迹来到了东京，该让他多高兴啊！他深吸了一口空气，好新鲜啊，这与上海压抑的空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次与他偕同一起来东京求学的还有徐锷、谢持等同学，大家都一致赞叹东京的空气比上海的新鲜。
东京警监学校是清政府驻日公使与日本文部省协商，由日本大学代办的。以招收清政府派遣的官费留学生为主，但也有少量的自费留学生。学校开办后，进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到次年（1907年），学生已达到800多人。
陈其美上的是自费生。
陈其美进入东京警监学校第三班，而徐锷、谢持则是第二班，主要是学习警察法律及业务。据说，陈其美特别聪明，对“功课领悟甚易”，成绩相当不错。
晨曦中，你可以看到他早起锻炼的英姿；月光下，你可以看到他练武的身影；星夜中，你可以看到他苦读的情形。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班级，他的成绩总是第一名。
他的“文体”特别出众。他是班级中的活跃分子。他爱运动，他的擒拿格斗的成绩又是出类拔萃的。好警察必须有一手好的枪法，于是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据称，他花钱买了100只活兔，活蹦乱跳的，放在训练场上，当做活靶子训练，使他练就了百步穿杨、弹无虚发的本领。
据说，陈其美十分崇拜邹容、吴樾、陈天华等革命烈士，1906年10月，陈其美在东京革命党人主办的刊物——《洞庭波》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五言诗《吊吴君樾》：
国运丁阳九，狐兔不掩形。
即我在草莽，哪堪震威霆。
烈士是以起，杀贼红尘里。
一击天地崩，余响复振耳。
偾车未及展，武士不暇威。
丑类四方窜，血肉风雨飞。
贼但一已破，君躯一已殒。
不异一士命，唯欲戒来轸。
异族钳吾民，悠悠数百载。
日短心自殷，途穷辙将改。
彼美多芳华，及时正可采。
不图方就道，遽尔遭倾殆。
独夫一何愚，暮四而朝三。
用心良独狡，路人畴不僮。
我爱吴夫子，视死忽如归。
慷慨赴大义，初阳生光辉。
志士赫然怒，有家且不顾。
使吴君而在，执鞭所欣慕。
读了陈其美的诗，不少人啧啧称赞。这个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那个说，这个陈其美，不光人长得帅，诗文也漂亮！
就是这首诗，让他认识了孙中山，加入了东京同盟会，真正成为革命人。
这首诗发表后的第三天，陈其美到商店买来了一把剪刀，随即把自己脑后像绳索一般的辫子剪了下来：要做革命人，不戴清人小辫子！
一个月后的一天，一位自称同盟会同志的人，来到了陈其美所在的学校，声称要见陈其美。
陈其美说：我就是陈其美。你是——
对方说：我是同盟会的宋教仁，《洞庭波》的主编。
屋里坐。陈其美用手一指说。
二人在屋里落座后，宋教仁说：你是不是那个在《洞庭波》发表《吊吴君樾》的陈其美？
陈其美：不错，那首诗是我写的。有问题吗？
没问题。宋教仁直摆手说：我是说孙先生看了，叫好，并大加赞扬。顺便让我来看看作者。后来有人说是警察学校的学生，我就来了。
陈其美哈哈笑了：我以为是来兴师问罪的，原来如此。
宋教仁又问：最近还写了什么？
陈其美说：最近学业很忙，没再写什么。
接着，宋教仁又问陈其美的一些情况，陈其美一一作答。
临分手的时候，陈其美突然问道：宋先生，你是中山先生身边的人吧？
宋教仁点点头说：你有什么事？
陈其美说：我能加入同盟会吗？
宋教仁说：加入同盟会，是要被清政府杀头的。
陈其美说：我不怕！
宋教仁说：我给孙先生汇报一下，再回答你吧。
陈其美说：我等着你回话。谢谢。 会见孙先生，加入同盟会
半个月后的一天，宋教仁来找陈其美，表示可以见到孙总理。
陈其美很高兴，在宋教仁带领下，来到孙中山的住处——小石川区的武藏野。
武藏野在井之兴公园旁边，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这里松柏青翠欲滴，鲜花四季开放。
陈其美很快见到了孙中山。
这一年，孙中山年届40岁，血气方刚。他穿着一套在日本极常见的黑西服，中等身材，脸庞端正，留着两撇八字须，眼眶微陷，但双目炯炯有神。见陈其美到来，忙迎到门口，热情握着他的手说：“欢迎！”
宋教仁说：“总理，这就是陈其美先生，今天特来见你。”
“噢，你就是写‘使吴君而在，执鞭所欣慕’的那位？那首《吊吴君樾》我拜读过，有气魄，有见地。”
“先生过誉。”陈其美有些不好意思。
在客房落座后，宋教仁为陈其美倒了一杯茶。
孙先生又道：“古人说，诗言志，陈君的诗抒发了自己的心志，应该说是好诗。”
陈其美说：“我的拙作何足挂齿。这几年，我陆续读到先生的许多文章，也读到你的传记，常常被先生的宏论所折服，极为仰慕先生，真乃有人所云‘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孙逸仙’啊。”
“惭愧！”孙中山真诚地说，“在下鼓吹革命十数年，也组织不少起义，可惜收效甚微呀。”
“不，中国所缺者，唯先生之革命精神也。有了先生这种精神，何愁革命不成功？其美不才，愿追随先生，为革命肝脑涂地。”
“太好了！”孙中山激动地站起来，“如今革命势头甚健，正需陈君这样的人才。欢迎你加入同盟会。”
“这就来做陈其美先生入盟的宣誓吧。”宋教仁说。
接着，孙中山把陈其美带到里面的密室。陈其美举起左手，面对同盟会旗，手执宣誓辞，道：
联盟人，浙江省吴兴县人陈其美。当天发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运丙午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国同盟会会员陈其美。
宣誓完毕，孙中山紧握着陈其美的手：你又成了同志。
在孙中山住处，先生又把前来开会的黄兴介绍给陈其美。
陈其美加入同盟会后，立刻投入到革命党人广泛联络的活动之中。
1907年夏，陈其美回国度假，并筹措留学经费，了解国内革命形势。在此之前，其弟陈其采已由长沙调至南京新军中任职。
陈其美到南京小住了几天，从弟弟处取到300元，准备重返日本。路过上海时，陈其美在租界发现一所学校因欠租而被查封，该校当事人被拘捕，菩萨心肠大发，当即捐出陈其采给他的全部学费，帮助学校渡过难关。之后，陈其美又回到南京，向弟弟陈述了事情的经过，陈其采听了也为哥哥的义举感到高兴，再次为陈其美筹集到数百元，使他能够得以继续学业。
当陈其美回到警监学校时，发现学生已经多达800余人，每人每月学费5元，校方收入共4000元，而大学老教员到校授课者少，挂名的多，与学校当局所标榜的延聘大学著名教师授课的宣传不符。这里有欺骗。陈其美当即与学校当局争论了起来。
陈其美并以学校“只知自己图利，罔顾学生学业”为理由，印发传单，利用日本学派分歧，要求同学赞助，另办一个东斌学校。
陈其美的同学魏伯桢站出来劝说：警监学校是清政府所指定，不能轻易改变，现在警监学校鉴于学生要求办新校，允许添聘几位名老师以满足学生的愿望，你陈其美适可而止，不要再吵了。
但陈其美不听，说办新校就要有正文。庄之盘也站出来附和陈其美。
后来，东斌学校的牌子终于挂了起来。
东斌学校由孙中山请日本人寺屋亨博士出面主办，专门收容被振武学校等拒之门外而且具有革命思想的自费留学生，旨在秘密训练革命骨干，学生大多富有民主革命思想，陈其美在东斌学校结识了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
陈其美此时已年届30岁，在同学中年长，便以大哥自居。据说，陈其美还和一些同学组织了“军事体育会”，要为革命学好军事知识，练好体魄。陈其美对自己的留日生涯十分珍惜。后来，他为日本友人萱野长知题词时写道：
十年游侠千金尽，
九世仇雠一剑知；
为问门前车马客，
还能杯酒忆当时。 他乡遇故知，结识蒋介石
蒋介石6岁上学时，正值清王朝走上衰败，国防空虚，财政拮据，国运日危，孙中山为推翻大清正奔走呼号。这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7月25日，日舰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的海面击沉清政府运载援兵赴朝的兵船高升号，清军七百余人丧生海底。7月29日，日军攻击牙山东北成欢驿清军，清军败走，牙山失陷。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
学生时代的蒋介石以顽皮和淘气著称。因为淘气，时常有家长或学校来家告状，母亲也感到为难。于是，在蒋介石13岁那年，母亲执意把他送到了外婆家的溯源堂求学。老师名叫姚宗元，是当地名师。姚找他谈话时，他心不在焉，姚一眼没看到，他就跑到了竹林下打秋千乘凉。姚触景生情地道：“一望山多竹”，对方随口应答：“能生夏日寒。”一副绝妙的对联！姚老不禁点头称许，大为感叹。于是他像伯乐识马，见人就说，逢人便夸，后生可畏，如教养得法，此生前程不可估量。遂教他《尚书》《诗经》《易经》。因为姚宗元与孙中山的同盟会有联系，也常向蒋讲解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尤其是孙中山在伦敦蒙难的故事，在蒋介石心中掀起了冲天巨浪。于是尚武救国的思想深深地扎在他的心底。
同年夏秋之交，一位孙中山的同盟会员，亦称革命党人竺绍康，骑着一匹高头红马，来到学堂访问。蒋与其交谈后，极赞其风度。
陈其美与蒋介石第一次邂逅的时候，是在东京浙江同学会的回家路上，在一片小树林里，一男一女相互间追逐着，言语挑逗着，你跑我追，戏耍着，引起了路人注意。
陈其美抬眼一看，男的是中国人模样，一口浙江奉化口音；女的是本地女子，像是妓院的妓女，涂脂抹粉。片刻二人滚到了小树林里的石板上，男的追上了女的，二人使劲地亲吻起来……这让陈其美肉麻。
陈其美心想，这个浙江同学，也不参加同乡会，在这里斯文扫地，成何体统？于是他上前制止说：要讲文明，不要野蛮！
蒋介石听后一惊：你是谁？
陈其美厉声道：我是浙江同乡会会长陈其美。
听说过，没见过人，原来是你啊！
陈其美说：你把浙江同学的脸都丢没了，还不害臊？
蒋介石说：你们才不知道，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有会长在此，下不为例。
你敢保证吗？
有什么不敢！
你叫什么名字？
蒋志清。
好吧，今后要清清楚楚地做人！
这时，蒋介石又提出来一个条件，说你认识孙中山吗？我刚来东京，我想认识认识他！
认识他干什么？
我要革命！
我看你的辫子还是好长啊。
是，我一会儿就理！让孙总理看不到我的辫子！
好吧，我给你记住这件事。
二人说完就匆忙分手了。
等陈其美第二天再看到蒋介石的时候，他的辫子真没有了。虽然第一面印象不大好，第二次见面却给陈一个惊喜：真要革命了？
蒋说：那还能作假！
陈说：好，我祝贺你。另外，火车不是吹的，推翻清政府不是说的，还要有行动啊！
蒋说：没问题。过几天，我再给你一个惊喜哩，才叫双喜临门。
好，我等着这一天。
接着，他们又无拘无束地谈论起革命来，让蒋介石眼睛放光。从此，陈其美不知为什么竟喜欢起这个比他小10岁的小弟弟来。
再说，蒋介石当面保证搞女人下不为例，那绝对是嘴上说说而已。他到东京后就与一位叫兰子的妓女一直有染。这一天，兰子对蒋说：蒋先生，我们相好一场。有件事我想告诉你这个革命者。
蒋问，要告诉我什么？
一个很重要的事。
什么重要的屁事，让你说出这么难？
孙文先生要大难临头了，你们的革命就要完蛋了！
蒋介石一惊：你不要吓人了！
兰子说：我可从来不吓人。
那你是从哪里听说的？
兰子说：我并不只有你一个情人啊。还是我的老情人，他是这场暗杀主谋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能有假？
蒋介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信，我是百分之二百的信。说完，他就穿衣服，兰子拦住了他：你这是干什么？
明天再来，明天再来！
兰子把嘴一噘生气了：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不告诉你。
第五章 经营上海
重整待发
这一夜，陈其美与于右任二人睡不着觉了。
他们俩谈论到很晚很晚……面对现实，革命跌入低谷，上海同盟会的骨干人物此时大多已离开了上海，原负责人蔡元培已到德国留学，留下来的同志也都萎靡不振。去年间孙先生举行了四次义举，全部失败，同盟会的元气大伤。加上清政府大肆镇压，全面搜捕革命党人，一些人吓破了胆，叛变了组织，同盟会也受到破坏。
最后，于右任说：其美，眼下思想这么乱，形势这么复杂，上海同盟会是否要整顿一下，不然就应付不了新形势下的工作。
陈其美说：是，这个问题已经摆到日程上来了。再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肃清流寇思想，立足上海，面对全国。去年我全国几乎跑了一圈，形势几乎都一样。所以，我们经营好上海很重要。
于右任说：是，我也有这个想法。不能流寇下去，必须先把大本营搞好，扩大一点儿，就是江浙沪，其次再向外发展。再者我们二人，既然孙先生信任我们，也要分一下工，有主内的，有主外的，有搞组织的，有搞宣传的。
陈其美说：应该分一下工。你抓全面，你主内我主外，你抓组织我抓会党联络。
……
他们二人这次长时间的交谈后，接着，又召集会员们开了三次秘密会议，也算是思想整顿。会后，陈其美按照组织对自己的分工，开始了会党联络工作。
陈其美首先想到了以“江洋大盗”闻名的王金发。
王又是清政府缉拿的钦犯。
王金发，谱名敬贤，字季高。早年在家乡与胡士俊等创立大同学社，秘密进行反清活动。王曾参加竺绍康的平阳党，也叫乌带党，被推为“龙头”老大。1905年在绍兴大通学堂加入光复会。同年冬赴日本，入日本大森体育学校学习。在日本期间，与陈其美结识，相见恨晚。
1906年，王金发回国，在秋瑾主持的大通学堂任体育教员。1907年，徐锡麟、秋瑾谋组织光复军，在安徽、浙江两省同时举义，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王金发与竺绍康、张恭、吕凤樵等任分统。王金发任绍兴光复军分统。不久，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紧接着，绍兴大通学堂被查抄，徐锡麟、秋瑾先后遇难，王金发被清政府悬赏通缉。王金发改名子黎，带领大通学堂革命党人，潜入浙东山区，过起绿林生活。
陈其美想到这里，喊来了蒋介石。
陈其美说：我想把“江洋大盗”王金发找回来。
蒋介石问：他现在在哪里？
陈其美说：潜入浙东山区，当起了绿林好汉，杀富济贫。
蒋介石回答：那好，什么时间出发？
陈其美说：没有别的事情，你今天就出发。
且说蒋介石当天出发到了浙东山区，打听了三天，没有消息。后来又到了王金发的家乡嵊县去寻找，又未找到。真见鬼了！于是蒋介石回来禀报。
接着，陈其美又派杨侠卿扮成樵夫进入剡山，边访边歌，终于找到了王金发，将其带到上海。陈其美与王金发拜天地，结为金兰兄弟。陈其美并介绍王金发加入了同盟会。
起初，陈其美与王金发在上海“开设一外国木器店于美租界”，但“意不在贸易”。不久，王金发又潜回家乡，“售卖所余家产，得千余金更筹借千余，共二千余金来沪。未几，即与陈英士、竺谪仙（即竺绍康）辈在沪开设天宝客栈”。
后来，应桂馨又来入股，越开越大，生意兴隆。
因为王金发是清政府缉拿的钦犯，不便公开活动。因此，王金发主要从事惩恶除奸和秘密联络工作，时人誉之为“摄政”。据杨庶堪写的《陈英士先生墓志铭》称：“大盗王金发独屈服之（指陈其美）。”此后王金发成为陈其美的得力助手。
天宝客栈成为革命党人在上海的重要联络机关，或称交通站。凡是从日本和国内其他地区到达上海的革命党人，一般都落脚在天宝客栈。陈其美因此认识了各地的会党头目和革命党人。 扩大地盘，智斗黄金荣
天宝客栈生意兴隆，财达四方，自然引起了“青帮老大”黄金荣的眼红。黄金荣便以收取保护费为名，派来两个喽啰。
他们进门便嚷：老板，要收安全费，200大洋，不得拖延！
店小二说：老板不在家，明天来吧。
两个喽啰说：老板不在家，我们就等着，先给我们二人端来两碟菜，一壶酒，我们喝着等着。
店小二无奈，请示了陈其美，给上了酒和菜。
趁这两个喽啰吃肉喝酒的时候，陈其美抬脚到了新军军营，找到了昔日的好友张营座：今天遇到了两个吃酒不给钱的无赖，你找两个兵给我摆平一下。
张营座与陈其采为同期东洋留学生，一见是陈其美来了：大哥，你先头走，我带人马上就到。
陈其美说：好。说完就往回赶。
刚赶到天宝客栈，两个无赖酒足饭饱后，便说：今天要不了，我们明天再来。再见。
店小二出来：客人慢行，你们的酒钱菜钱还没有付呢。
两个无赖说：你过来我给付！
店小二没有多想，抬腿就过去了。
一个无赖假装朝衣兜里掏钱，说：给！
店小二刚刚伸出手来，对方就是一巴掌。接着另一个无赖对着店小二又是一个大嘴巴：还要吗？这是我们的地盘！我先给你打个招呼，不交安全费，我让你卷铺盖走人！
两个无赖见店小二捂着嘴不说话，扬长而去。还没有走出客栈大门，两个新军士兵拦住了去路：吃饭付钱，天经地义！你们交钱了吗？
店小二马上说：他们吃饭不付钱还打人！说完大哭。
快交钱！两个新军士兵一人一枪，顶住了对方脑门。
两个无赖见不好，交了钱，仓皇而逃。
两个新军士兵说：告诉你们的主子，这是我们新军的地盘！不准你们胡作非为！
再说这两个无赖，回到大本营，向主子黄金荣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黄金荣听后心中一颤：好个陈其美，新军在支持他？
黄金荣不甘心天宝客栈的失去，第二天一大早，带了一帮荷枪实弹的弟兄，来到了天宝客栈的门前叫号：有种的，给我下来一个，我点你的天灯！
陈其美知道黄金荣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来报复的。于是他早准备了一个排的新军士兵，暗藏在天宝客栈的各处，以防万一。陈其美听到黄金荣号叫，先让店小二上前应付，说他马上就到。实际他在布防士兵。
店小二上来说：列位，稍等！老板片刻就来！
你说话算数？
我说话算数！
不等店小二说完，几个无赖就上来把店小二五花大绑起来：老板来不了，你也回不去了！
休得无理！陈其美威风八面地走了上来，冲黄金荣一抱拳：黄先生息怒，以你的地位和名声在这里撒泼耍野，有失你的身份啊！有话好好说，何必先把我的人抓起来再说话，这样也太无理了吧？！
黄金荣说：昨天我的人收款不给。据我了解的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吧？
我倒听说你的人喝酒吃肉不付钱，还动手打了我们的店小二，岂有此理哪！
黄金荣说：没那回事！
陈其美也摆下了姿势，以硬对硬：要是有那么回事呢？！
黄金荣见陈其美来硬的，恼羞成怒，取下腰中烧鸡枪，向天一声鸣枪：兄弟们，给我拿下！
几个无赖呼啦啦把陈其美围了起来。
哪知陈其美练过武功，一个扫堂儿腿，转了一圈，扫倒了一片。
黄金荣见势不好，慌忙举枪朝陈其美射击，陈其美早已向他开了枪，打伤了他的手腕，击落了手中的枪。
其他倒地的无赖起来，再次向陈其美扑来。
眼见陈其美寡不敌众，新军士兵从桌子下面钻出来，一阵枪响，平息了这场混乱。这场天宝客栈的争斗，以陈其美的胜利、黄金荣的失败而告终。 “天宝客栈”事件始末
1909年仲夏的一天傍晚。“天宝客栈”外面已经布置了暗哨。革命党人的一个秘密会议正在进行。
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讲着自己的举义行动计划，他说：虽然前面几次起义都遭失败，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主张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合起义。我愿亲自出马领军，与清政府决一死战！
陈其美摆摆手，他认为：五省的面太大，应该把拳头握起来，对着一个地方打，这样才有胜利的可能，不然又将面临着失败，不是失败不起，是给大家的打击太大。
蒋介石随着陈其美的讲话说：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这是兵书告诉我们的智慧。五省都发动，一是我们没有那个精力，到现在为止，各省民众未及宣传组织，搞起来困难很大。还是五省选一省为好。
陈其美说：五省选一省，我们要选择哪一个省呢？
王金发说：我是浙江人，我觉得浙江条件成熟，胜利把握较大。
陈其美说：大家都发表发表意见！
那就我们浙江吧！张恭最后作了表态：我愿统领！
大家一阵掌声。
陈其美说：讲讲你的想法？
张恭侃侃而谈：我打算准备时间为20天，下月初一行动。
有人认为，准备时间要长一些。张恭认为时间太长效果也不一定太好。陈其美最后表态：还是张恭说了算！散会，大家分头准备。
按照会议商量的方案，浙江各府属的革命党代表先后在一个星期内到达上海“天宝客栈”，研究行动方案。先后到达上海的有：
杭属有徐无生、盛碧潭；嘉属有褚辅成、蒋志亲；湖属有陈英士、姚勇忱、杨谱笙；宁属有庄子盘、周淡游、蒋著卿、董梦蛟；绍兴属有竺绍康、王金发；台属有孙及泰；温属有张云雷；金属有张恭、周华昌；处属有吕逢樵、吕月屏。只有衢、严两属代表尚在赴沪途中。
大家正在紧锣密鼓地行动着。不料就在这时，原同盟会会员刘师培、何震夫妇，以及他的表亲汪公权从国外回到上海，得知了陈其美浙江起义的消息，竟然见利忘义。这天傍晚，刘师培夫妇找到表亲汪公权：有一个好的买卖，陈其美要发动浙江起义，你眼下穷困潦倒，何不做一文章？汪公权脑瓜一转，心领神会：我知道了。当晚他就跑到了清廷两江总督端方处，告了密。
端方大喜，说：你不但给我消息，还要想办法一网打尽，我可是说话算数，大大有奖！
汪公权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端方说：设计诱捕。
在哪个地方设计？
花楼大戏院，我看可以。
那就一言为定。
二人哈哈地笑起来。
第二天，霓虹灯下的花楼大戏院前，人头攒动。革命党王金发、竺绍康等人春风满面，持票入场。实际他们身后已有暗探盯梢。他们入场后就看见几个人贼头贼脑，鬼鬼祟祟，去抢他们的座位。王金发对竺绍康耳语了几句，随后他们就离场回走，刚到楼梯口，有警察拦住：此处不能出，前面有要人过来，请走侧门！
这时，竺绍康主动上前，递上金质烟嘴：家有急事，给个方便！
不行！不行！对方软硬不吃。
王金发、竺绍康情急生智，急忙进了厕所，破窗而逃。
这时，密探也随后跟了进来，不见了人影，枪声大作，戏院乱成了一锅粥。其他革命党人，也趁乱逃离现场。
接着，密探们又包围了“天宝客栈”，进行搜捕。
他们前院搜到后院，后院又搜到前院，恰巧陈其美出去吃夜宵去了，没有搜到，只有没去吃夜宵的张恭被搜了出来，抓捕而去，秘密将其送往南京陆军监狱监禁。
陈其美等人吃夜宵回来，知道了此事，气愤填膺。
第二天，陈其美派王金发在英租界寿康里附近处决了叛徒汪公权。
随后他们利用夜暗，潜入刘师培夫妇的睡房，突然举枪道：我们是革命党人，今天奉命处决叛徒！
吓得刘氏夫妇，赤条条地滚到了床下，跪地求饶：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只要不死，做牛做马都行！
王金发道：能否保证张恭人身安全？
给我一命，我负荆请罪，亲去南京疏通，保证张恭生命安全。
好，我先饶了你，如不成，我再问罪！王金发放了他们夫妇二人。
次日，刘师培夫妇踏上去南京的火车，向端方求情，端方思索良久，才同意将张恭转到南京上元县地方法院关押。
在张恭被关押期间，陈其美还秘密到狱中看望，并以重金贿赂狱卒，使张恭没有在狱中十分吃亏。直到南京光复后，张恭才得以获释出狱。
因“天宝客栈”事件，陈其美的浙江义举计划胎死腹中。 陈其美与霍元甲筹办精武学校受挫
“天宝客栈”被破坏后，陈其美、于右任不得不在英租界重建革命机关。
据陕西革命党人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前，他到上海联络工作，也是在堂子里认识陈其美的。陈其美借勾栏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经常出入于秦楼楚馆，“阳为纵情声色”，确实给他添加了几分“风流”色彩。辛亥革命后，政敌们攻击他为“风流都督”、“杨梅都督”，原来事出有因，此为后话。
1909年秋天，著名拳术家霍元甲来到上海传授武术，教授弟子。
陈其美很敬佩霍元甲的高超武艺，在与其交往中，发现霍元甲不仅武艺高超，而且极富爱国思想，便私下与其商量，在上海一起筹办精武学校以储备军事人才。霍元甲欣然答应。陈其美计划挑选50名志向坚定、体格强健的同志由霍元甲教授拳术并授以军事学，以6个月为期，然后以毕业的50人分到各地去组织同样的学校，每人再教授50人，照这样下去，不到10年，就可以练成数十万或百余万体力强健并有军事学识的青年。陈其美与霍元甲等人创办精武学校的举动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柔道会挑选了十余名选手，来到上海同霍元甲较量，结果，日本选手不堪一击，遭到惨败。日本人比武失败，感到丢了面子，便图谋不轨，进行报复。
日本人了解到霍元甲患有热症，便介绍他到日本人秋野开设的医院去治疗，趁机暗下毒手，在给霍元甲配的药中掺了慢性毒药。霍元甲服药后，病情急剧恶化，不久即去世。这样一来，陈其美通过设立精武学校，培育革命军事人才的计划未能实现。
这一时期，虽然陈其美的活动受到限制，但他很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他还参与创办了《中国公报》《民声丛报》《民立报》等革命报刊，鼓吹革命，为举义再造舆论。
《中国公报》1910年1月创刊于上海，为日报。编辑及发行人为陈其美、陈毓川、陈去病。从创刊号起，连续三天登载《中国公报宣言书》，其中警句用大字刊出，如：“我国之政府乃营私之政府也，而欲为官吏者，须先带有一种营私之目的。稍知自爱者即常以入官为戒。”该报主要内容有论说、专电、短评、世界大事记、国内大事记、小说、漫画等。除在国内发行外，还行销至日本。大约在1910年10月3日以后停刊。
时间到了1911年4月。
陈其美收到了同盟会南方支部的一封信，信中表明领导人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准备筹划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规模起义。陈其美大为振奋，决定前往助阵。在一个落霞的傍晚，陈其美偕王金发等人上了南下的船。
谁知黄兴的起义提前于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仓促发动，当陈其美从上海赶到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此时的广州市清政府官吏正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一大批同盟会的骨干分子英勇牺牲。
一时间，黑云压顶，恐怖气氛笼罩广州城。
陈其美在广州期间，以《民立报》记者身份作掩护，冒险进入广州城活动。据说，他公开走访了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当面劝说他们要考虑舆论，对革命党人不可妄加杀害，以免自食其果。陈其美还请广州巡警教练所所长夏寿华协助，帮助一些革命党人脱险。后来清政府官吏发现陈其美的革命党人身份，立即派兵追捕，陈其美机敏地坐了一顶大力轿去拜访一个官员，从前门进，后门出，摆脱追捕，逃到了香港。
广州起义的失败，使同盟会遭受了巨大损失。孙中山痛心地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领导起义的黄兴、卧铺声等人受此打击后，心灰意冷。赵声因悲愤交集，无以排遣，经常狂歌大呼。一日，胡汉民招饮。食后，赵忽觉腹中剧痛，延医诊治后知患了盲肠炎，但他急于远行，不愿割治。拖延一段时间，火症加剧，不得不开刀治疗。据说陈其美很崇敬赵声，在赵治病期间，陈其美一直陪侍左右，“躬为看护”。病中的赵声不时高声朗读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陈其美被感动得热泪不止。赵声终于不治身亡，陈其美将赵声安葬在香港茄菲公园之侧，并在墓碑上为之题写了“天香阁主人之墓”几个大字。
第六章 同盟乐章
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
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在港的同盟会机关更加涣散，赵声病死，黄兴异常消极，扬言今后将专意于暗杀，胡汉民则避不露面。应该说组织混乱，人心起伏。
谭人凤看到此情此景，心灰意冷，决定回老家，不再言革命。6月初，谭人凤路过汉口，遇到焦达峰、孙武等人。焦、孙等人正拟乘湖南铁路风潮而动。焦达峰劝谭人凤说：“事在人为，何必抛弃前功？”谭接受了焦达峰的意见，决定不再消极。
不久，谭人凤到了日本，在日本见到了孙中山，开口便说同盟会组织涣散，等于名存实亡。孙问你有什么建议？谭人凤说必须改良会务，不改革会务，内部思想更乱。孙中山点点头，表示同意。
实际上，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是由几个明显的带有地域色彩的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军国民教育会等团体成员结合组成的。在同盟会成立后，作为总会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仍将工作重心放到南方几个省、市，比如广东、广西、云南省的起义上，无暇北方，引起内部会员议论。他们说：孙中山只注意广东自己的家乡，对于长江流域的各省起义一点儿也不关心，华侨们捐的钱都砸在广东省去了，北方的起义别想得到支持。特别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大家更坚定了这种看法。不少人把矛头指向了总理。
这时，有人进行了还击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总理筹，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
宋教仁提出了“上、中、下”三策纲领，认为：“在边地发动为下策；在长江流域发动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发动为上策。”有人归纳说：“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我们还是取中策为好。”于是，便有了组织中部同盟会的主张，坚持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事实这个对策是正确的。
这个会后不几天，谭人凤便沿江乘船东下上海，与陈其美等人商议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事宜，得到陈其美有力支持：我早有此看法。此事不宜再推！马上开会，马上决定。
7月31日。深夜。
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的一间教室里，灯火通明。
这是一次历史上的转折会议。
陈其美与宋教仁、谭人凤、范光启、姚勇忱、吕志伊、章梓等29人集会在此，宣布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
会议通过举手，选举了中部总会领导人：
陈其美为庶务；管理一切不属其他各部的事务；
潘祖彝为财务，管理筹款事务；
宋教仁为文事，管理参谋、立案、编辑及其他一些事宜；
谭人凤为交通，管理联络等社会选举、会籍、纠察、赏恤等事；
杨谱笙为会计，管理财务收支事务。
会议还通过了由宋教仁和谭人凤分别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和《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宣言》和《章程》表达了对同盟会进行改组和改造的意思。《宣言》批评同盟会“有共同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唯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哉？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
《宣言》还强调：在组织上，中部同盟会“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总机关设在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各省设分部，“收揽人才，分担责任”。机关内部实行“合议”制，“救偏毗、防专制”。各团体对于总部，必须“同心同德、共造时机”，不可有“省界情感”之宿见，“举义”必须“由总部召集各分会决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
会中总理之职，暂不设置，“留以待贤豪”。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计23条。
它宣布自己的宗旨是：“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发展对象为同盟会会员。它还强调指出：“会员皆一律平等。”会员在法律范围内，“操持身体、财产、职业、居住、信仰之自由”。会员得按法律“陈请保护利益，及陈诉冤案”，“有选举、被选举之权”。会员须“保守本会一切秘密”，“不得入反对本会主义之他团体”，有“纳捐项、出劳力”的义务。
8月2日，中部总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一致推选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得知中部总会成立的消息，黄兴从香港专门发来了贺信：
欣悉列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愤，得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
不久，黄兴又致书陈其美，要他以过去的失败为教训，“严剔内部之人，用一人必深悉其底蕴，绍介者尤宜负其责任”，“用人不可不择”；并告诫陈其美：“吾党发难之组织，不可不以军律成立。”他特别提醒陈其美：“沪上虽仅有机关，其乞丐侦探甚多，亦当注意。”
孙中山也给予了肯定。
接着，各省分会相继成立。
在陈其美的悉心经营下，同盟会中部总会“会务益振”。
关于陈其美在中部总会的作用，另有文章描述：
原来辛亥革命时期的第二流领袖沪军都督陈其美，是上海青帮的大头目。上海的戏院里、茶馆里、澡堂里、酒楼、妓院里，无论哪个角落里都有他的党羽。所以一辈革命同志无论有什么活动都要拉他入伙，尤其是辛亥年中部同盟会之成立，大家都要依靠他做台柱子。 武昌胜利枪声为中部总会成立剪彩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终于于9月14日在武昌正式召开联席会议，商谈两团体联合，成立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及起草武昌起义的计划。会上推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并设政治筹备处，举刘公为总理。
1911年10月10日。夜。
暗夜中的武昌城炮声隆隆，火光熊熊……
战火中，一匹奔马昂首长嘶而来。奔马上的骑手高擎一面大红旗，旗上赫然三个大字：“孙武到”……
衣衫各异的民军挥动十八星旗高呼万岁，从各个角落欢拥而出，汇在一起，直到江边。
江面一艘军舰的舰桥上，两名海军军官执望远镜观望。
江边，“孙武到”大旗迎风拂动。
江面上轮船纷纷鸣笛致意……
公元1911年，当历史进入这个年头时，孙中山所宣传的革命已被国人接受，同盟会播撒的火种已遍布全国各地。国人觉醒，义举连绵。历史已完成了重要转折：新军已代替了会党；义举已由沿海向内陆蔓延。面对这一突变的新形势，湖北新军决定加紧武昌起义，以策应全国局势的变化。虽然武昌发难于偶然，成功则早已孕育其间。湖北党人对军学两界的发动，始于吴禄贞在军界任职之时，继续于科学补习所成立之后，中经日知会、湖北同盟分会的努力，到1907年，已在军队中站稳了脚跟，成立了30多个革命小团体。1908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实行联合，组成了湖北军队同盟会，成员遍及各标营。湖北新军成了党人重要的活动基地。同年12月，军队同盟会改组为群治学社，改变主要在新军军官中发展成员的方针，以士兵为主要对象，并与另一个革命组织共进会湖北分会进行联络。
至1911年夏秋之交，全国各地保路风潮迭起，四川尤为激烈，发展到武装起义的阶段。保路同志军在川籍同盟会员领导下，于9月初围攻成都，清廷震动。为镇压川路风潮、防止起义扩大，清政府急调湖北新军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营入川。湖广总督则调二十九标、马八标及三十二标另在鄂第二、第三营驻防宜昌、沙市、郧阳、岳州、襄阳、恩施等地，以控扼川鄂、豫鄂、湘鄂等要冲。这时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实际上处于分散的局面。
孙武何许人也？
时势造英雄。武昌新军起义已基本就绪，但针对缺少一位有号召力、有影响的总司令一事，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与共进会参谋长孙葆仁密商，叫孙葆仁改名为孙武，自称为孙文之弟，一文一武，又自号为孙遥仙，与孙逸仙正好“兄弟相衬”。两人议定，十分高兴：“像不像，就这样干！群龙无首不行！”
接着，他们在新军中开展了宣传，介绍孙文的人品、功绩，与其弟孙武的密切关系。一时间人们都知道了：“孙武奉孙文之命来号召起义”，“孙文就是中国的华盛顿”，“孙文已在国外购买了很多兵舰、枪炮”，“武昌义举在即！”
一个名字是一面旗帜。一面旗帜是一声号令。
这一宣传果然见效，很多年轻人崇拜孙中山，一时间都投到孙武麾下，愿听其指挥，成就一番大事业。很多新军士兵、青年学生都纷纷参加。入会的人越来越多，仅在湖北1.5万人的新军中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入会了。
为了加快起义的进度，他们一方面抓紧与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联系，报告义举，获得支持；一方面加紧组织工作的落实。
9月30日，黄兴致函在加拿大的冯自由，请其转告中山先生急速筹款，以响应四川。黄兴此时对湖北的革命起义计划，尚不大清楚，自云“不能妄断”。
10月2日，吕志伊、刘芷芬抵达香港，请黄兴北上武汉，但黄兴此时热心于暗杀张鸣岐、李准，无意马上北上，即日电告孙中山和南洋各埠，急筹款项，以接济武汉的军事行动。
10月3日，黄兴经与吕志伊、刘芷芬深谈后，方知武汉义举发动在即，如箭在弦上，遂又改变计划，于10月5日致函冯自由，请电告中山先生，武汉地区起义势在必行，请从速助款，并说明他不日即赴鄂中，与鄂中同志再举义旗。他说：“弟本以躬行荆、聂之事，不愿再为多死同志之举，其结果等于自杀而已，今以鄂部又为破釜之计，是同一死也，故许与效驰驱，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信末再请冯自由转告中山先生，竭力援款为要。
10月7日，黄兴在去武昌前，又致函南洋和美洲各同志，呼吁尽快筹款，以应鄂省起义之举。
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已经完成部署，十分高兴，于10月8日晚，着深色大衣并戴礼帽，至旧金山《大同日报》编辑部，镇静而欣喜地转告同志们此一消息。次日，又致函筹饷局会计李是男，除汇出港款外，余款以中山先生名义存入银行，以备急用。同时告诉李是男，近日他将赴欧洲一行，联系外交之事，不能即时回国。
再说武昌革命党人此时却发生了意外。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不慎发生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赶来搜查，将准备起义的旗帜、文告、印信、名册等搜去，起义计划因而泄露。蒋翊武仓促下达命令，通知革命党人当晚12点，以鸣炮为信号举行起义。命令下达后，下午5时20分，由杨宏胜负责运送子弹至各营，途中于工程第八营营门口为清弁发觉，派兵尾追，杨以炸弹阻挡，及其抵达寓所后，又因失误被炸伤，旋被拘捕。这时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正在小朝街机关部等候发难，亦为清吏侦悉，大队清兵来捕。蒋翊武因形象如学究，得以逃走；刘、彭和龚霞初、牟鸿勋均被逮捕，解送督署。到晚，各营党人均枕戈待命，而炮队寂然未动，均惶惶不安，这是因为传达起义号令的邓玉麟到中和门时，城门已闭，不得出城，南湖炮队未得到命令所致。翌日拂晓，刘、彭、杨三烈士慷慨就义于武昌督署门外。
湖广总督下令关闭城门，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当晚7点，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一个排长巡营时，发现士兵熊秉坤、金兆龙有“越轨”行动，正做起义的准备，便令士兵将他们捆绑起来。金兆龙对着士兵大喊一声：“同志们，反吧！”他们当场打死了那个排长，鸣笛集合了四十多个士兵冲出营房，枪声爆响，直取楚望台军械局。
枪声就是命令。一方枪声，八方响应……
先是驻唐角的炮队十一营与工兵十一营同时响应，火烧营房。
辎重十一营亦行动。炮、工、辎总代表余凤斋统一指挥以上三个营，以炮队十一营攻武胜门，工、辎两营予以掩护。
守通湘门的第三十标代表张鹏程见唐角火起，又闻枪声，即率队直趋楚望台，与守楚望台的工程第八营代表联合占领楚望台，打开军械库，分发子弹。
第二十九标排长蔡济民、李达武、李济臣等，听到工程营枪声，整队由保安门进攻督署。
第三十标排长吴醒汉、徐达明、方维、陈伟、钟仲衡，也相应发动，占领蛇山。
测绘学堂学生，也临时参加起义，急至楚望台领械，驻守通湘门和楚望台。
第三十标钟仲衡、卢雅卿等率队出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遂与炮队同驻楚望台，并分队到蛇山、黄鹤楼等处驻守。
马队八标徐国钧、黄冠群，听到枪声便率队入城，巡逻各城门和传递战讯。
第三十二标代表单道康、孙昌福，也闻声率留守部队，由保安门入城，协同第二十九标进攻督署。
第四十一标第三营代表阙龙和胡培才、李文灿、邹栋、王世龙、顾鸿、梁栋、柳涤凡、李必胜、郑继周等闻声齐集操场，大呼站队，争取到队官胡廷佐。第二营廖湘云和姚钧，亦争取到队官李铭鼎。两营的管带分别逃走。两营由阙龙、廖湘云指挥，由长街协攻督署。
第三十一标代表江光国，见四十一标发动，亦率队分守宾阳门和忠孝门。
湖广总督瑞瀓闻变召第八镇统制张彪商讨对策，用电话调兵，各标营无一应者，只有辎重第八营奉命分守各街口顽抗。
三十标、四十一标急攻督署不下，阙龙受伤，犹力战不退。王世龙则以火攻督署前之钟鼓亭，炮队则开炮射击。起义军进攻总督衙门，瑞瀓、张彪仓皇登上长江的“楚秦”兵舰逃跑。
继而蛇山、凤凰山炮台合击清廷布政使藩署，官吏闻声而逃。至此武昌完全光复。
11日晚和12日晨，汉阳、汉口的新军也举行起义。武汉三镇很快被革命党人占领。11日，起义军把藏在黄土坡的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搜出，带到武昌红楼原湖北咨议局。当天，成立了湖北军政府，任黎元洪为都督，又推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民政总长，目的是想借助他们的“名望”以号召民众，争取民心。
此次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
犹如武昌一声枪响，全镇立即响应一样，武汉起义的一举成功，也极大地鼓舞了华夏四方。人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成功。各省纷纷响应。
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焦达峰为都督。
23日，陕西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张凤翙为都督。
29日，山西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阎锡山为都督。
11月1日，云南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蔡锷为都督。
2日，江西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吴介璋为都督。
3日，上海革命党在陈其美、李燮和等领导下起义。4日，革命党占领上海。7日，上海军政府成立，推举陈其美为都督。
5日，江苏独立，推举原巡抚程德全为都督。
至11月下旬，全国25个省区，已有15个省宣布独立。清朝政府处在土崩瓦解之中。 革命胜利的日子
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长陈其美接到武昌急电后，他很高兴，他似乎从武昌起义胜利中看到了上海胜利的希望。于是他便电召在日本的留学生、同盟会员立即回国投入革命。这时，他也清楚自己以前的工作重心多在联络会党和资产阶级上层的工作上，对于当地军警“鲜通声气”，缺少在上海发动起义的军事实力，条件尚不成熟。于是他把蒋介石叫到身旁，密商一阵。10月12日，蒋介石潜赴杭州，督促浙江革命党人起义响应。
陈其美与蒋介石到了杭州，了解到政府新军中第八十一标和八十二标倾向革命，可以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他们又和杭州的革命同志拟订了起义计划，然后他让蒋介石留在杭州继续发动，自己抽身又去了南京。
几天后，蒋介石找陈其美汇报。
“干得漂亮！”陈其美表扬了蒋介石后，又交给蒋介石军费3600元，让他组织一支100人的“先锋敢死队”，由蒋率领赴杭州参加起义。蒋带队于11月3日返回杭州，将敢死队员分别埋伏在杭州城外的奉化试馆、仁和火腿店和革命党人李汉臣家中。当天深夜，传来上海革命同志已发动武装起义的消息，杭州革命党及时响应。4日深夜，蒋介石接到杭州起义指挥部的命令，率敢死队立即出发，由望江门进城攻打浙江巡抚衙门。敢死队员个个奋勇作战，清军溃不成阵，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浙江巡抚曾韫被起义军活捉。革命党于当天成立军政府，推举汤寿潜为都督。
杭州光复后，蒋介石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整编革命军。陈又组建了沪军第五团，蒋为团长。
武昌起义后，正在上海的清政府公使伍廷芳，也宣布赞成共和，先后致信摄政王载沣和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劝告清帝退位。情急之中，庆亲王劝载沣重新起用袁世凯。
“这不成！”载沣摇摇头。1908年载沣要为哥哥光绪报仇，想杀袁世凯，怕引起军变，没敢动手，就以“回籍养疴”为名，把他赶出宫廷。这时袁世凯住在河南彰德府洹上村。
“挽救危局要紧！”
“就这样定啦。”载沣犹豫了半天，终于下了决心。于是任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冯国璋、段祺瑞的北洋军和湖北水陆各军。就在这一天，北洋军受袁密令，向汉口的革命军发起猛攻。
黄兴接湖北军政府电请，赴武汉“以资镇慑”。黄兴多次组织领导过武装起义，且身先士卒，临危不惧，威名远扬。
10月28日，黄兴偕同夫人徐宗汉与宋教仁、刘揆一等乘江轮到汉口，旋即南渡武昌。黎元洪派代表及乐队、仪仗队在江岸隆重迎接。29日，黄兴以战时总司令身份赴汉口督师，设指挥部于歆生路满春茶园。11月2日，北洋军攻占了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黄兴回到武昌。3日，都督府在阅马场举行了盛大的拜将仪式，特建一座拜将台，各机关人员及军队官佐，并派军队一标，于正午会齐军政府参加仪式。台上四角竖立军旗，中央挂着一面大旗，上书“战时总司令黄”。黎元洪在台上亲将印信、委任状、令箭授予黄兴。黄兴慷慨陈词道：“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无知虏廷仍无觉悟，派兵来鄂，与民军为难，我辈宜先驱逐在汉口之敌，然后进攻，收得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今日承黎都督与诸同志举兄弟为战时总司令，责任重大，实难负荷，但大敌当前，不敢不勉。因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艰苦奋斗为己任，兄弟愿从黎都督与诸同志后，直捣虏廷，恢复神州，虽捐躯献身，均所不惜。”
黄兴当日即戎装出发，赴汉阳备战，将湖北军队编为第一军，分片划区，保卫汉阳，并准备反攻汉口。
袁世凯攻占汉口后，一方面源源增兵，一方面急欲与武昌军政府谈判。他派蔡廷干、刘承恩带着他的信件来到武昌军政府。呈上信文：“如以承认君主立宪，两军息战。否则，仍难免以武力解决。”态度之横蛮，间有讹诈，立遭斥责。革命党人把信文公开，民众团体也在军政府门外示威抗议。黎元洪虽心有动摇，但迫于革命党人和示威群众的压力，不敢公开表示什么，只是说道：“为项城（袁）计，即令返旆北征，克服汴冀，则汴冀都督非项城而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蔡廷干和刘承恩在黎元洪卫队的护送下返回汉口。
第七章 沪上都督
刘福彪的一枚手榴弹摆平了都督人选
自11月4日上海光复当天起，革命党人与上海地方各界人士，便在小东门内海防厅旧址连日召开大会，讨论独立后的措施。
大家都认为上海乃地方冲要，必须推举一个统领军政的人任都督，但在都督人选上，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有功于上海光复的三大势力都想染指，差点儿酿成内部火并。当时，同盟会方面竭力推举陈其美，帮会、报界和留日学生也都拥戴陈其美；光复会方面拥戴李燮和，淞沪一带的起义军警也支持他；上海地方绅商则推举钮永建或李英石当都督。
话说11月6日这一天，推举沪军都督的大会在上海城小东门的旧式五开间高大平房海防厅内举行。海防厅内外，人流如潮；进门处，由肩背步枪的10名卫兵，分列两排站岗警戒；厅内正面会场上空悬挂着“沪军都督推选大会”的红色字幅，整个会场庄严肃穆。
下午2时整，鼓敲一阵，陈其美身穿学生装到达会场，前后跟着陈其美的把兄、青帮老大范高头的徒弟，号称“四庭柱”之一的刘福彪率领的几十名敢死队队员，一个个膀大腰圆，威风凛凛。刘福彪跟着陈其美走入会场，敢死队员们则留在了厅外。
陈其美进场后，一阵鼓鸣，李燮和骑着高头大马也进了会场，腰悬佩刀，背后跟的是几十名商团团员，一个个凶神恶煞。
两军到齐，陈其美与李燮和分别抽签，然后演讲。
结果李燮和抽得上签，先上台演讲。台下一阵阵掌声雷动。
李燮和演讲结束，陈其美上台演讲，自然也是掌声雷动。
两人演讲后，推举都督的会议不久便陷入对峙的局面。且说商团代表以李燮和“军事学识渊博，指挥上海光复任重功高”为由，提议李燮和出任都督。而同盟会和会党方面则坚决不同意，推荐陈其美为都督。
你声高我声更高。争执之中，黄郛拔出了手枪，声称是陈其美先进入制造局，九死一生，立下第一功。这时在场的商团军官也拔出了手枪，称陈其美进制造局后即被拘捕，后来是李燮和指挥全党和商团攻下制造局的。
双方争论不休，大有火并的气势。这时刘福彪高举手榴弹，突然大声吆喝：“攻打制造局，陈先生身先士卒，生死置之度外，吃了那么大的苦头，都督非选陈先生不可，否则我手榴弹一甩，大家同归于尽！”
在这样的威胁下，其他人都屈服了。
最后经过斡旋协商，大家同意由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李平书为民政部长，钮永建为军务部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沈缦云为财政部长，王一亭为交通部长，张承槱任沪军北伐军总司令兼沪军敢死队总司令。
11月8日，沪军都督府正式成立。
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个时期，之所以能转危为安，挽回当时的革命局势，关键一点就是上海光复。在武昌发难以后，如果没有上海的光复来作为对武昌大力的支援，面对疯狂反扑的清军，则革命事业可想而知一定会遭受到重大挫折，说不定清朝政权或可再苟延若干年的命运。上海光复，革命局势发生极为有利的改观。因为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媒体又比较发达，国际舆论和国内民意，多以上海的反应为标准。上海成功摆脱清政府统治，令革命军声势大振，全国民心因此日益倾向于革命军。
在上海光复的影响下，11月5日，江苏省会苏州、浙江省会杭州几乎同时宣布独立。至12月2日，江浙沪革命联军攻克南京，长江下游一带遂全部光复。
在上海的三位都督：沪军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同各省都督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并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是，黄兴由于汉阳之役受挫，在内部很遭一些人的非议，他自己也很沮丧，大有饮恨终身之意；再加上黎元洪反对推举黄兴为大元帅，结果黄兴竟然在上海为欢迎黄任大元帅而举行的大会上宣布：“鄙人才力不胜，请各位容许辞此大元帅之职！”全场一片哗然。
当然，宋教仁等是能理解黄兴的。这位忠勇的战将，同盟会的柱石，心地坦荡无私，他推辞不就的原因，除了以上那些消极方面，还有一条，就是他认为最高职务应当虚位以待孙中山。黄兴虽然也认为利用袁世凯逼清帝逊位，不失为一条策略，但他到底是希望孙中山赶快回来主持大局。考虑到局面的复杂性，如果黄兴执意不就大元帅之职，此职就毫无疑问地落入黎元洪之手了，但黎元洪是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无论如何信不过的。所以，宋教仁坚决主张在孙中山回国前，应当由黄兴来主持大政方针。经过多人劝说，黄兴总算勉强答应暂时担当大元帅之职，一俟孙中山回国，理应由这位同盟会总理执掌大权。
然而，黎元洪几乎立刻作出反应。他通电全国，反对上海方面推举黄兴为大元帅。与此同时，加快了南北和谈的步伐。12月17日，作为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唐绍仪到达上海，同革命党代表伍廷芳谈判。
同日，在南京，一群江浙联军的军官聚众闹事，迫使各省代表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当副元帅。南京的立宪党人、旧军官自称拥黎派，排斥黄兴；而革命派中拥护黄兴的人，有些人激愤难抑，提出逮捕闹事军官，惩办改选黎元洪的各省代表。南京，处于革命军内部火并的前夜。亏得能干的宋教仁巧于斡旋，才使南京的政局得以维持。
好像混乱、争权夺利还不够似的，光复会的领袖、一代文宗章太炎竟然在这时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非常混乱。宋教仁面对这一切，他焦急地、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孙中山回来。他相信，只有众望所归的中山先生回来，才能扭转目前的混乱局面。盼啊！革命党中有多少人像宋教仁一样，翘首以待他们的领袖孙中山早日归国。
接着，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开会三天，讨论的内容是成立中央政府，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议定，“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又为袁日后窃权埋下了伏笔。历史就是这般复杂、微妙。
12月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到达上海，陈其美朝夕不离左右，会商临时政府组织方案。12月29日，孙中山被各省代表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 年1月1日晨，孙中山由上海启程，前往南京赴任。陈其美不仅准备了专车，并派卫队护送。即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以那一天为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 街上流行招募站和剪辫子之风
陈其美走马上任上海都督的第一天，就约法三章，引用孙中山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一方面整顿秩序，一方面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他上任的第二天，街头就出现了招募士兵的海报，筹建沪军，支援镇江、南京之战。戚家二姐妹，花枝招展，来此报名从军，惊得招募人员大喜，急忙报告陈大都督，陈大都督便下令成立沪上女子国民军，二姐妹为队长。后来南京光复中，沪上女子国民军起了很大作用，勇猛冲杀，把战旗插上城楼，受到了嘉奖。
再者，上海华洋杂处，车站码头处，剪辫子之风盛行。男人留辫子，女人裹金莲，是封建王朝留下来的旧习。陈其美一上台，就说：新人新尚新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老儿，我们是中华民国，要开一代新风。辫子不能再留，裹足不能再长，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华民国。陈其美一发话，立刻在城池要冲，遍贴布告，晓谕市民剪辫。
布告有文：
……自汉起义，各省响应，凡我同胞，一律剪辫，除去胡尾，重振汉室。……
看到这则布告，仍有一些因循守旧者，记着太平天国当年革命不成人头落地的惨痛教训心存疑惧，仍然小心地留着长辫，出没街市。这惹起了上海光复中那些曾与清军浴血奋战的驻沪士兵的强烈不满，他们自动上街，三五成群，先在城池外围，见到留辫者就剪；后来又扩展到市内各繁华处，见人就拦，将长辫强行剪下后放行。
在主要的街道口，他们设有剪辫站，名曰“新人头”，还配有宣传节目。
这时，从阴沟里也冒出一些地痞流氓，三教九流，则趁机兴风作浪，不但在街上拖着人剪辫，还闯入民居、店铺里去剪。一时间整个上海，被搞得人心惶惶，谈辫色变。强迫剪辫行动从11月中旬延续近十日，种种有损民军荣誉、丧失军政府威信的纠纷不断出现。陈其美一面发文各驻军营部，严禁士兵上街强行剪辫；一面就在11月21日这天分别在闸北自治会所和小南门群学会堂亲自主持演讲，沉痛劝谕市民从速剪辫。他的演讲恳切坚决，听者莫不动容。后记成文，在报上刊出，又印成传单发遍全城。申城华界各地，立刻就有不少团体或个人，组织起来，大力推行义务文明剪辫运动。
上海所有华界的剪辫运动，虽然轰轰烈烈地进行，但在租界，军政分府的布告、晓谕却贴不进去，行政命令也无法实行，租界内华人，仍然拖着长辫，在繁华街头摇来摇去。军政分府无奈，只得请外交总长伍廷芳，备函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会董局，明确照会：
上海业已光复，共和政体成立，华界汉族人民均将逊清强加之发辫剪去，唯贵局势力范围以内华人尚未剪辫，实未臻完善，故来函商请，允准租界内华人自由剪辫，请鼎力协助，勿稍加阻止为幸。
接到公函，法租界领事甘司东令巡捕房允准租界内理发店为汉人自由剪辫。一时间，亚尔培路、爱多亚路、霞飞路等理发店，纷纷亮出“本店欢迎来客剪辫理发”的招牌，有的店为了争取剪辫顾客，还张贴“剪辫加理发，愿留下发辫者，不但不收理发费，再贴小洋两角”的红纸来竞争。剪辫者日众。一些因循守旧老人，也在子女们的劝说下，无奈剪下拖了一生的“猪尾”。
法租界在法董的协助下，绝大部分汉人剪掉了长辫。
上海公共租界情况则不同，当时美英德日等十余个国家横行其内，他们在中国耀武扬威惯了，从不把中国官府政令放在眼里。他们原来就禁止华界的军民自发组织的剪辫团体进租界，也不准租界内理发店贴剪辫广告。接到伍廷芳商请协助公函，工部局采取的是“既不支持也不稍加阻止自由剪辫”的态度，使这场席卷全上海的“除此数寸尾，还这大好头颅”的剪辫行动，未能获得圆满成功。 紧急推动东南地区的光复
上海光复后，身为上海大都督的陈其美，作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负责人，不以上海的光复为终点，积极配合同盟会驻沪机关，推动东南地区的解放。
几乎在上海光复的同时，杭州的光复战也已打响。
11月2日，陈其美接到杭州汤寿潜的通报，杭州起义在即，日期定在11月3日至7日间，请求上海给以人力、物力的支援。
陈其美把蒋介石、王金发、王文清、陈泉卿、张伯岐等一行唤到密室，让他们率领百人敢死队速赴杭州支援。另派庄之盘、庄正瑛、赵平之等一行携带起义经费和军械弹药前往杭州。
上海义举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杭州义军的士气，起义指挥部当即决定于4日夜发难。枪声一直响到拂晓，义旗插到城楼顶，浙江巡抚增韫被活捉。汤寿潜被推选为都督。
应该说，蒋介石等人率领的敢死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原以为杭州光复后能占一席之位，谁知事与愿违，令蒋介石大为失望。
陈其美安慰他说：“把心放长远些，不以一地一城，患得患失。杭州光复了，接下来就是镇江、南京。”
蒋介石不语。
11月5日，镇江的枪声打响了。
镇江位于江苏省南部，长江下游南岸。长江与京杭运河交汇于此，镇江港为长江下游重要河港之一。
为了拿下镇江，陈其美曾动员说：“镇江为长江第三门户，吴淞、江阴光复后，长江第一门户和第二门户为我军所有。因此，镇江亦不难即日攻取。”
陈其美号召“忠义豪杰之士，均应乘时奋兴，共伸天讨，诛锄胡虏之恶政府，建立共和之新国家”。
陈其美又指出：“对于驻防旗兵，凡是诚归顺者，则以人道为怀，概免其死；对于顽抗革命军，为虎作伥者，杀无赦。”
11月6日，陈其美在上海与同盟会会员、驻镇江新军第三十六标一营管带林述庆等人具体研究了镇江光复事宜，决定由上海支援弹药。
据时任新军第九镇正目、参加过光复镇江的高骞回忆：
辛亥阴历九月十六日夜，约近9时，林述庆特由沪向陈英士接洽妥当，将沪军攻下的制造局所获得的六厘米五口径子弹三百多万发完全运输到镇，准备接济镇江光复之用。子弹妥当，林旋赶回镇江防次。
且说林述庆得到这批子弹后，如鱼得水，随即攻城战斗打响，次日凌晨攻入城心，驻防旗兵缴械投降。然后四门打开，迎接革命军。
镇江光复，军政府成立，林述庆因有功而被推选为都督。
上海四周主要城市光复后，只剩下南京城还在清军手里。 辛亥革命胜利的奠基之战
在公元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南京城的光复之战，以其战斗激烈、战果辉煌而载入史册，成为辛亥革命胜利的奠基之战。
南京地处南北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武昌起义爆发时，南京驻有两支军队，一支是以旗兵和绿营兵为主的旧军，约2万人；另一支为新军新建陆军第九镇（师），5000余人，由统制（师长）徐绍桢率领。以旧军、新军为别，南京的政治力量明显分为两大派，清两江总督张人骏及铁良、张勋等，极端仇视革命，效忠清廷，其中尤以张勋最甚。新军中的广大官兵多为知识青年，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对清朝的腐朽统治普遍不满，加之著名革命党人赵声、柏文蔚等曾在第九镇中广泛宣传革命思想，使得不少官兵倾向革命。
各地新军的起义，强烈地冲击着第九镇官兵的心灵，也使张人骏等提高了对九镇的戒心。经过密谋，他们将第九镇部队调出城外，驻防于离城三十多公里的秣陵关。并扣发新军的弹药，每个士兵只发三颗子弹；派出江防营部队在距秣陵关十多公里处驻防，以防御新军，同时每天派出侦探到第九镇驻地刺探军情；更有甚者，铁良的亲信桂城竟企图行刺徐绍桢，被当场抓获。消息传开，九镇官兵义愤填膺，纷纷要求起兵举事。此时，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常州、无锡相继光复的消息传到兵营，徐绍桢遂决定率部起义。他一面派人去上海与陈其美联系，以求得弹药的援助，一面召开各团队指挥官会议，布置行动计划。
11月7日晚9点多钟，埋伏在城内的苏良斌派人送信给徐绍桢，说已密约巡防营、督署卫队营士兵半夜起义，请第九镇部队攻城接应。徐绍桢对这一消息未辨真假，加之时间仓促，而且大部队调动已来不及，就未采取行动。8日凌晨，苏良斌起义失败。第九镇在不知消息的情况下，决定按原计划起义。
8日拂晓，第九镇官兵向南京城挺进。中午11时，各路纵队到达距花神庙不远的一条河边时，立即分散行动。中央纵队的骑兵继续向花神庙前进，三十三标的部队通过姑娘桥，向望江矶一线展开，三十四标也向双哑巴树一线进击。设在石马村的起义军司令部与前方失去了联系，三个纵队互相之间也不通音讯，只好各自为战。下午5时，总指挥沈同午得到情报，说虽然城内苏良斌的起义已经失败，但仍有一支炸弹队埋伏城里，准备与攻城大部队里应外合。于是，他派出传令兵命令各纵队全线出击，进行夜袭。
晚7时许，中央纵队向雨花台方向发起冲锋，当部队冲到离雨花台只有一公里的地方时，士兵的三发子弹早已用完，只得隐蔽在田埂后。9日凌晨2时30分，中央纵队组织了敢死队，在手榴弹爆炸的烟幕中，敢死队员一度攀上雨花台东峰，插上白旗，并徒手夺得两挺机枪，终因后续部队未能跟上，又被清江防营夺回阵地，几十名敢死队员壮烈牺牲。
在激烈的战斗中，虽然第九镇官兵作战英勇，战术灵活，但由于没有弹药，部队分散行动，无法配合，所以伤亡惨重。除中央纵队外，左、右两个纵队的进展也不顺利。9日天亮时，战斗局势已经明朗，攻城无望。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沈同午下令全线撤退。在浓浓大雾的笼罩下，攻城的起义部队相继撤出战场，向镇江方向退去。这一仗，第九镇官兵伤亡数百人。
攻打南京城失利之后，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立即东去上海，与同盟会上海总部陈其美和各地革命党人驻上海的代表会商。
由此，上海都督陈其美亲自主持会议，分析全国形势。当时全国的形势较为复杂，一方面，不断有新的省、市宣布独立，就全国而言，革命党人的力量日益壮大；另一方面，武汉危急，被清廷重新起用的袁世凯玩弄反革命两手，在用北洋重兵围攻武汉的同时，又派代表到武昌进行和谈试探。武汉的起义军队在黄兴的率领下正苦苦支撑。
陈其美开场便说：“鉴于南京城内清军实力较为雄厚，必须联合江浙各地革命军一致行动，才能攻下！不然，必遭失败。”
粤军参谋长犹龙说：“欲定大事，非速攻南京不可。南京一日不下，武汉必危。武汉不支，则长江一带必不能保，满虏之焰复炽，祖国亡无日矣！”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组建江浙联军，以徐绍桢为总司令，会攻南京。
会后，陈其美随即派黄一欧等人先到杭州和朱瑞联系，向朱瑞力陈组织联军会攻南京的重要意义，朱瑞欣然同意。随后，黄一欧等人又到苏州见程德全、刘之洁，到镇江见林述庆，他们都同意组织联军，并且认为越快越好。
在征得各方同意后，陈其美即于11月11日以沪军都督的身份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提议组织江浙各处联军，会攻南京，并推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电文称：
江宁民军退却，集合镇江力图恢复。徐督绍桢素为新军爱戴，此次剧战，亲冒锋镝指挥，退兵仍守纪律，尤见大将伟略。现苏、浙、沪赴援各军，若无主将，殊为危险。敝处决拟公推徐都督暂充此次克复江宁各军总司令，凡各路赴援水陆军队，统归节制调遣，以期统一兵权，早日克复，东南大局在此一举。一面电请徐都督即日任事，贵都督谅表同情，祈即转饬各军长官，均应暂归节制，至接济军火，敝处当殚力以筹。
对于陈其美的提议，程德全、汤寿潜迅即回电赞成。但镇江都督林述庆却因不满意徐绍桢在起义前后的表现，通电要求改推总司令。柏文蔚“恐失上海诸君感情”，极力劝说林述庆“隐忍”，林始勉强同意。
13日，徐绍桢在镇江设立联军总司令部。陈其美派遣洪承典为沪军先锋队司令，率领由商团与学生军临时编组的600人的队伍开赴镇江，听候调遣。苏、浙各地先后加入联军战斗序列的部队还有：林述庆率领的淞军3000人，朱瑞率领的浙军3000人，刘之洁率领的苏军3000人，黎天才率领的淞军600人，以及松江等地的巡防营等，总兵力2万人马。
11月15日，参加会攻南京的各路人马齐聚镇江。
正在围攻武汉的清海军“镜清”、“保民”、“楚观”等14艘舰艇，顺江而下来到镇江，投奔革命党，使得会攻南京的联军水陆并进，军威大振。
第八章 扶助孙文
中山归国，16年的海外漂泊终于画上了句号
孙中山到达英国不久，10月12日傍晚，在到一家饭店就餐前，购得一张报纸，从上面看到了“武昌被革命军占领，革命政府成立”的消息。孙中山喜出望外。他心情异常激动，多年的奔波，多次起义的失败，始终有一片愁云在笼罩着他。今日消息传来，愁云不驱自散。
今天我请客。孙中山对同伴高兴地说。
要请客必须到高级餐馆去。
那当然啦！
于是，在孙中山的带领下，几个同伴直奔杨氏饭店而来。
要知道这杨氏饭店相当豪华，东西很贵，顾客多是上层英国人，华侨很少去。招待人员都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孙中山带同伴昂然直入，选择中央的座位，挥手请大家入席。傍晚来用餐的人很多，原先招待还好，坐定后，刀叉餐盘跟着送来。后来人越来越多，情况就变了。邻座有比他们后到的，都已有菜来了，而他们的仍迟迟不来。孙中山环视四周，随即拿起餐刀连续在餐盘上猛击几下，发出“当、当、当”的响声，这么一来，大家都把视线集中到他的身上。餐厅的管理人马上跑过来，问是什么事。
孙中山正襟而坐，庄严地说：我们是来用餐的，不是来看别人吃饭的。
管理人立即道歉，并另调专人招待，非常客气。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却给同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中山本想回国亲自指挥作战，像当年指挥镇南关战役一样，亲自发炮，以快平生之志！但又想到共和国即将成立，它将遇到外交、财力方面的重重困难，也为了切断清政府在国外的援助，决定暂不回国，先在国外开展外交活动。此时他认为：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更大也。不料，后来半个月，国内革命党人的电文接踵而来，有黄兴、宋教仁、宋嘉树、陈其美等。有报告喜讯的，有邀请他回国任总统的。
在英国伦敦时期，他依旧住在老师康德黎先生家，各地信件也都寄往此处。
一天，邮差送来一封由清使馆转来的电报，正巧孙中山不在。康夫人一见“清使馆”三字，中山伦敦蒙难的恐惧又在她心中复出，唯恐泄露中山行踪，为慎重起见，便将电报号码抄录，并临摹下中文译文，将电报退回清使馆，表示孙文不在此处。
孙中山回来后，康夫人呈上电报，他看了一眼，笑着塞入口袋。
康夫人疑惑不解地问：由清使馆转来的电报是不是秘密的？
不是，电报要我回去做新共和国的总统。
真的？我还以为有别的事呢！夫人道。
康德黎听后连忙从内室走出来道：那你愿意不愿意就任这个大总统啊？
孙中山想了想回答说：假如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我是愿意就任的。
孙中山的态度平平常常，毫无狂喜之色，他依旧筹款，致使归国之期一拖再拖。康德黎十分钦佩，盛赞他这个弟子“大有耶稣的救世精神，确无一丝自私自利的野心”。
一个月后，在国人的急切催促下，中山先生终于起程回国了，12月12日抵达香港。
1911年12月25日，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是耶稣诞生的日子。
然而今天，一个压倒一切的新闻吸引了全上海的注意：就在圣诞节这天，孙中山抵达上海吴淞口。
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和前来欢迎孙中山的党、政、军、民各界人士云集在码头上。
无风的黄浦江，被笼罩在蒙蒙的雨雾中，透着一股透骨的寒意。孙中山一行乘坐的“香港”号邮轮，很早就停泊在吴淞口外，等候靠岸。由于雾太浓，沪军都督陈其美派去迎候他的“建威”号军舰转了一圈竟然没有找到。
孙中山站在甲板上焦急地眺望着，身后站着胡汉民、廖仲恺、美国人咸马里、日本人宫崎滔天等人。面对着祖国，孙中山此时心潮起伏：经过16年海外流亡生活，终于回来了。其间虽然多次返国，但都是秘密的，都必须乔装打扮。今天终于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主人回来了。这个将一生贡献给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伟人，从来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度外，现在也深深地感喟起来。然而，他没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个人的情绪中，他知道他面临着严重的局面。他要为中华民国谋得财政贷款的希望都一一落空了。而国内，根据宋嘉树和其他同志不断拍发的电报，看来情况极其严峻。清军尚控制北部中国，其军事实力显然非革命军所能相比。且革命军内部纷争不已，艰难的革命刚刚开始啊！
想到这里，孙中山更急了，他多么想赶快踏上国土，去澄清那纷乱的天宇，去扫平清廷盘踞的北国，统一大好河山。
正在这时，一艘汽艇穿过雨雾，急速地划了一个大的圆弧，轻巧地在“香港”号一侧靠上了船舷，翻身上来一个精悍的中年人。他便是宋嘉树。
当孙中山见到似乎从天而降的老朋友时，两人紧紧地拥抱住了。咸马里觉得很奇怪，宫崎滔天是认识宋嘉树的，便敬佩地介绍：“查理·宋，同盟会的老革命家！”胡汉民也是认识宋嘉树的，便悄声向廖仲恺介绍他的特殊身份和勋业。廖仲恺赶紧走上前去，握住宋嘉树的手：宋先生，真是劳苦功高啊！
大家在甲板上热烈地叙谈着，宋嘉树想把一切都告诉孙中山，孙中山也是一切都想问，结果谈话是又零碎又急促。雾中的细雨虽然很小，但却很密，不知不觉就把大家的衣帽打湿了。大家正要返回船舱时，远远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众人猛一惊，但旋即省悟，必定是“建威”号发现“香港”号而发出的礼炮声。果然，不一会儿，一只小艇驶近“香港”号，上来两个慌慌张张的军官，一个是“建威”号舰长的代表，一个是沪军都督府的代表。他们是来欢迎孙中山一行的，预定上岸的地方是金利源码头。
孙中山一挥手：“好，那就准备靠岸吧。”
宋嘉树忽然叫一声：“不行。”然后指着孙中山说：“你就穿这身湿漉漉的衣服在上海上岸？”孙中山这才发觉自己的衣服已湿透了，皱巴巴地贴在身上，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我只此一套衣裳。”
宋嘉树知道他的老朋友一向生活简朴，但今天不同寻常，金利源码头成千上万的人在等着一瞻孙中山的仪容，新闻记者必定会在此刻拍下无数照片，这些照片将会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让中国革命的领袖、同盟会的总理，穿这么一身有伤尊严的衣服出现，那是一种不可宽恕的过错。因此，他眼睛滴溜溜地在周围众人身上扫过，忽然把沪军都督府的代表拉过来，同孙中山的个子比了比，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你，马上把身上这件外衣脱下！快！”
在场的人开始都愣住了，等到弄清宋嘉树的用意时，都高兴得笑起来。让孙中山戎装和上海人民见面，又精神，又有意义。
船在薄雾中稳稳地开往金利源码头。
宋嘉树将孙中山拖到一边，掏出孙中山当初在法国时拍到国内的电报，不满地说：
“逸仙弟，你怎么能拍发出这样的电报？”
孙中山当时的电文是这样写的：“今闻已有上海议会的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他已觉察到这电报的失误，所以现在很爽快地承认：“查理兄，这是我的过错，给国内同志带来麻烦了，很对不起。”
“还好，《民主报》在刊登这封电报的同时，发了一条很巧妙得体的编者按，说是孙先生不以总统自居，系一种谦虚之美德。况且将来大总统一定要按国民公意选举产生。”
孙中山在这位兄长兼诤友的面前，总是那么亲切、坦率、自如：
“查理兄，你真是我的好参谋，好顾问。当初胡汉民、廖仲恺都主张我去广州，一边战备，一边静观天下之变；倒是你一直催促我立刻直赴上海。那一封封电报，催得好啊！我反复思考，现在我革命党人所可倚仗的就是人心，假如我不到沪宁前线，对内对外大计，其他人绝不能统筹担负。党内部纠纷，必然贻误战机。东南一旦失利，两广何能独守？”
宋嘉树高兴地赞扬：“太正确了，国家之重任，民众之期望，集于你一身！”
孙中山突然说道：“查理兄，返国以后，内政势必纷繁难理。请为我物色一个能干的秘书，尤其要精通英文。”
“现成有一个——霭龄。怎么样？她已经做了我好几年的秘书了，肯定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孙中山赞许地点点头，把机要工作托付给霭龄，他完全放心。说着说着，金利源码头已不远了。只见码头上人头攒动，很多人都在不停地挥动帽子，而且隐约可以听到不断传来的欢呼声浪。孙中山大约也没有预料到眼前会出现这样热烈隆重的欢迎场面，他身着戎装，脱下军帽，高举右臂，满面春风向人们微笑着致意。人们回敬以雷鸣般的掌声。码头上鸣礼炮2l响致敬，霎时，鼓乐齐鸣。
到码头来迎接的有黄兴、陈其美、蔡元培、汪精卫、黄宗仰等。孙中山在与陈其美握手时说：上海的都督，好样的！
陈其美说：先生一路辛苦。
孙中山一行好不容易同各位同志一一握手问好以后，立即就被中外记者团团围住。
这时，宋嘉树赶紧把霭龄找来，告诉她从今以后，要当孙中山的秘书，并要她立刻就着手工作，现在的任务是尽可能详尽、正确地将孙中山同别人的交谈记录下来。宋嘉树等到霭龄挤到孙中山的身边，又远远地瞥见孙中山和蔼地说了什么，这才悄悄地离开。
一群记者围拢上去，争先恐后地向中山先生提出各种问题：“您带回多少武器以助革命军北伐？”“听说您这次回来，为革命军募捐到很多款项，这是真的吗？”
孙中山回答道：“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也。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
他环视一下四周，又对人们表示：“创业难，守业更难，从前革命的困难已破除，但今后，会远远大于从前，必须同心协力共同克服，否则从前的奋斗也就半途而废了。”
宋嘉树从商团书业公会分团中，亲自挑选了一批有文化的排字工人充任孙中山的贴身卫队。事先已经选定法租界宝昌路408号一幢三层法式洋楼为孙中山的住处。但是当宋嘉树这天到法租界公董局，要求让持枪卫队进驻宝昌路时，公董局却推三阻四，他们只同意沪军都督陈其美派四名卫兵当门卫，说其他安全问题，租界当局可以维持。
交涉再三，宋嘉树急了，因为如果保卫工作不落实，孙中山不能贸然住下。他抓起桌上的帽子断然地说：“好吧，孙中山先生无法在这样的安全措施下住进法租界，我们可以另想办法。不过，报界是知道孙先生预定的住址的，如果他们作出的报道，有损于一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宗旨的法兰西的声望的话，我就无能为力了。”
公董局的头面人物出场了。他们觉得与其得罪可能成为新中国统治者的孙中山，还不如稍稍显示友好与关怀。所以他不仅同意两排军队驻扎在宝昌路，而且派出了十几名军警探员，作为辅助。宋嘉树刚刚把他们安置妥当，天就黑下来。
远处的教堂响起了悠扬的钟声，欢乐的圣诞节之夜开始了。
当晚孙中山在上海都督陈其美陪同下，观看为他归来而举行的《长生殿》演出。
孙中山的护卫由年轻的尹维志与尹维峻姐妹两人担任。在杭州起义中她俩是叫敌人闻风丧胆的敢死队员。
《长生殿》中的御林军司令陈玄礼的扮演者，是清朝多年豢养的刺客李方行，此刻正欲乘机刺杀孙中山。两姐妹也接到将有刺客活动的情报，所以每时每刻都十分警惕。
剧情在紧张地进行，陈玄礼上场了，一阵高腔之后，猛然来了个亮相。就在此时，维峻发现陈玄礼的袖筒里有一支手枪正对着孙中山。
维峻大吼一声，箭一样蹿上舞台，扑向刺客。一声巨响——枪打偏了。
与此同时，维志掏出手枪，几乎不用瞄准，只听“砰砰”两响，最亮的两盏灯顿时破灭。她对都督陈其美喊：“你设法挡住刺客！”而她自己护卫着孙中山，趁屋中大乱，迅速夺门而去。舞台上的维峻也在群众帮助下生擒了刺客。
孙中山安然无恙。号称巾帼女侠的两姐妹又一次立了大功。
中山先生一行从哈同公园抵达宝昌路下榻处。宋嘉树跑出去迎接，迎面见孙中山神采奕奕地走进来，后面紧跟着宋霭龄。孙中山笑着悄悄对宋嘉树说：“查理兄，你推荐的秘书是美国式的高效率秘书。”跟着进来的有黄兴、陈其美、汪精卫、李平书，一个个都急于同孙中山谈话，宋嘉树却不等孙中山坐定，就说：
“现在，基督徒们，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尽管汪精卫等人颇为不满，孙中山却欣然跟着宋嘉树认认真真地做起晚祷来了。 倡组中央，拥护孙文做总统
革命的重要问题是政权问题。
孙中山领导的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其梦寐以求的就是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早在武昌光复后，全国各省市纷纷效仿，枪声不断，胜利的消息频频传来。随着各省市的光复，为共和国的创建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于是酝酿共和国的建立，分别在武昌和上海两地开始了重要活动。
先说上海，在陈其美的倡导下，先征得江、浙二都督程德全、汤寿潜的个人同意，以三人名义，13日，向已宣布独立的武昌、长沙、安庆、南昌、苏州、浙江、太原、西安、广州、济南、桂林、云南、贵州等军政府都督发出通电，称“今接湖北黎都督及镇江林都督两处专电，意谓上海交通轻便，组织机关，用为开会之地。闻命之下，距跃三百，亟当遵照输用特通电贵省，商请公举代表，定期迅赴上海，公开大会，议建临时政府，总持一切，以立国基，而定大局”。
据曾任江苏都督、出席各省代表会议的代表袁希洛回忆：
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后，发起组织各省代表团，商议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陈其美主张代表由各省都督指派，江苏人士则主张由各省临时省议会或咨议局推出代表，因此两者之间发生了摩擦，进行了明争暗斗。
此电发出的当天，立即得到了各省的热烈反应。江苏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代表姚桐豫、高尔登接电的当日，就提出建议，建议在中央临时政府未成立之前，先推举伍廷芳为革命军各省临时总代表，负责办理外交，争得外国承认。
接着，15日，上海热闹非凡。江、浙、赣、湘、皖等七省代表带着使命，齐聚上海。
上海都督府，华灯初上。
在陈其美的主持下，七省代表畅所欲言，协商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正开到热闹处，内务局的同志进来把一份电报呈给陈其美。电报内容是：湖北军政府黎元洪邀请各省代表到武昌开会，商讨革命军成立国民临时政府一事。
陈其美看了看电报发出的时间是：11月9日。上海收到已过了六天。
陈其美说：我们已经相聚上海了，是再到武昌去，还是怎么办？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七省代表的意见是：武昌是革命首义之地，理应表示尊重。不过武汉一地正在激战，安全第一，会议地点仍是上海为宜。再说“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
七省代表又建议“以武昌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在中央政府未成立之前，先推举湖北都督黎元洪代行中央职权，请其委派伍廷芳为临时外交总代表”，一致诚恳要求黎元洪速派代表来沪开会。
电报发出后，上海七省代表仍开会，等待黎元洪的到来。这一天，代表联合会通过了《革命军各省代表大会组织大纲》，规定革命军各省派代表二人，由都督府、咨议局各派一人组成代表大会。这种规定把清政府所设的咨议局与革命军都督府并列，同样有选派代表之权，陈其美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但是基于大多数的同意和大局观念，他没有坚决反对。这也表明当时时局的复杂性和彻底推翻清政权的艰巨性。
总统人选是成立全国性中央政府的首要问题。在武汉主持战事的黄兴主张成立以孙中山为总统的中央政府，并派专人于11月10日将电稿送至沪军都督府，“嘱转发大北公司，催孙中山返国，并报告军情”。11月16日，陈其美发表通电，公开提出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18日，陈其美又致电各省都督，转告江北都督来电的意思，称“大统领一席，非孙中山莫属”。
孙中山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对此连一些立宪派和旧官僚也是承认的。江苏都督程德全11月14日致各省都督的电报中也称：“大局粗定，军政、民政亟须统一，拟联东南各省军政府公电恳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但他同时又指出：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应由黎元洪代理。
11月24日，陈其美又收到了湖北方面黎元洪的电报，见到了黎元洪特派员居正先生，转告他们认为代表会议一定要在武昌召开！
陈其美又让七省代表商讨。
最后统一意见：为尊重湖北军政府意见，决定各省到沪代表一人赴鄂参加代表大会，一人留守上海担任联络事宜。
11月30日，革命军11省代表齐聚汉口。
代表大会在敌人炮声的“祝贺”中开始了。
三镇危机四伏。此时的汉阳已经失守，会议原计划在武昌召开，不料武昌也开始炮火连天，只好暂时迁移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革命军各省代表大会。会议公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
正说话间，一发拖着长长尾巴的曳光弹带着呼啸从洋行的窗外飞过。
黎元洪镇静自若，他把英国领事建议南北两军停战三日的来文念给大家听，让代表商讨。
来文转达北方所提的两个方案：一个是全国性的，由袁世凯内阁代表清政府，希望独立各省公推全权代表一人，与之进行全国和平谈判；一个是局部性的，由北洋军将领冯国璋代表湖北前线北洋军，黎元洪代表湖北革命军，先进行湖北地区的停战谈判。
英国领事还转来北洋军所提的局部地区的条件，其中有“匪军必须退出武昌城十五里，所属炮舰必须卸下炮栓交英国领事代保管”等条。这哪里是什么停战条件，纯粹是迫降书。而且条件中仍称革命军为“匪军”，是对革命的极端轻蔑！与会代表针锋相对，提出：“清军必须退出汉口十五里，其运兵火车必须交英国领事代封存。”
对于英国领事转来北洋军所提的局部地区的条件，大家当时就炸锅了。这个说：“娘的，把我们当成‘匪军’，太不正眼拿人看了！”那个谈：“还要我们退出武昌十五里，什么他妈的条件？”“把炮栓交给英使馆，必须他先交。”……
第九章 追随孙文
陶成章大闹总统府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陶成章就向孙中山发难。
这天，孙总统要接待外宾。他还没出门，就被破门而入的陶成章撞了个满怀。孙总统一看是陶成章，满面笑容：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陶成章说：我有急事相谈。
孙说：我不是说了吗，万事开头忙，忙过这几天，我找你专谈一次，你这就等不了。这不，我正要出门接见外宾。
陶成章说：我的事比接见外宾还要急！
孙问：你什么事吧？
陶答：你骗取总统，南洋筹款时私吞公款之事！
孙一听就火了，责问：你在南洋发布我“孙文罪状”哪一条是实的？
这时，秘书宋霭龄赶上来说：办什么事也不看点儿，这是什么地方？再在这个地方撒野我让卫兵收拾你！
陶气煞凶神：一个臭秘书就这么趾高气扬！
霭龄机灵，向卫士使了个眼色，两个膀大腰圆的士兵上来，不由陶成章分说，就像老鹰捉小鸡似的把他当场架出了总统府。孙中山的公务活动才得以正常进行。
事后，陶成章又在总统府骂人，历数孙中山的“九大罪行”，也激起了天怨人怒。
蒋介石看到了这个事，当天晚上跑到陈其美府上，诉说事实真相。
陈其美问：你都看到了？
蒋介石说：在总统府内的事我不知道，在府外骂街我是亲眼所见。
陈问：他骂孙文什么啦？
蒋说：九大罪状，还有贪污腐化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我看都是旧事重提。
陈说：积怨太深。要说清这件事情，还得从陶成章参加同盟会说起。于是陈向蒋讲起了陶成章的发家故事……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曾用名汉思、起东、志革、巽言、匋耳山人、会稽山人等，绍兴会稽陶堰西上塘人。幼时家境贫寒。6岁入本村陶氏义塾读书，15岁为塾师。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少年时就接触新学，阅读爱国思想书籍，渐萌革命思想，欲改革封建专制。父亲陶品三惧祸，多次告诫，其志不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陶忧心如焚，即定下从戎之心。义和团运动爆发，曾两次赴京拟刺杀慈禧未果。1902年只身至日本，进入清华学校，后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初学成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中国教育会的活动，奔走于浙江各府县，联络会党，策划反清革命。
同年10月，陶成章与蔡元培、龚宝铨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光复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其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光复会成立后，陶成章担任联络苏、浙、闽、皖、赣五省会党之职，他深入各地开展细致的工作，在会党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1905年9月，陶成章与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作为革命的联络机关。1906年，陶成章被推为光复军五省大都督，计划在各省同时发动起义。消息走漏，旋即被清吏侦破，机关遭破坏，陶成章不得不再次东渡日本避难。
1907年1月4日，陶成章在日本东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稍后担任了同盟会浙江分会长。同年夏天，因徐锡麟在安徽活动卓有成效，陶成章便秘密回国到芜湖中学任教，以便就近联系，共同推进革命工作。同年7月，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率巡警学堂学生起义，战败被俘，惨遭杀害。不久，秋瑾在浙江绍兴响应起义，也被清吏捕获，壮烈牺牲。陶成章也受到清政府的通缉，被迫流亡南洋一带。
1907年夏间，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等借经费问题为名掀起反对孙中山的风潮，并且无理地要求革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推黄兴。只是由于黄兴坚决支持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企图才未能得逞。但经过这次风潮后，孙中山心灰意冷，就不大愿意过问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工作了。1908年，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方支部，委任胡汉民为支部长，南方支部实际上成为与东京总部并峙的中心。
1908年3月，陶成章到东京接替张继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年9月，陶成章前往南洋为《民报》筹款，要求孙中山为他筹款5万元。由于章太炎与孙中山不和，而陶成章又支持章太炎，以致孙中山对陶成章来南洋活动心有戒备，借故拒绝了陶的要求。陶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对孙中山更加不满，遂决定与孙中山分道扬镳。
1909年9月，陶成章在南洋槟港，与李燮和等人以川、粤、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罗列了孙中山的所谓“谎骗营私”、“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共三种十二款“罪状”，要求解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陶成章带着这份罪状来到东京，找到黄兴，要求同盟会总部开会讨论，作出决议。
应该说“孙文十二罪状”纯系不实之词！它虽然得到了章太炎等少数人的支持，但遭到了黄兴等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拒绝。黄兴、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发表长达千余言的致李燮和等公函，逐条为孙中山辩解。黄兴还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
陶成章等见反对孙中山不成，便决计与同盟会分家。他对章太炎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遏分设光复会？”陶成章的提议，得到章太炎等人的赞成。1910年2月，光复会在东京成立总部，推举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在光复会会员较多的南洋设立执行总部，代行东京本部职权，李燮和、沈均业、魏兰为执行员。
光复会成立后，公然“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并“骄骄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陶成章等人将会党中的宗派情绪带到革命队伍中来，导致了革命队伍严重分裂，甚至是分庭抗礼。这让孙中山十分生气。
在黄兴说和、陈其美协调下，时间到了1911年，为筹备广州起义，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才有所缓和。李燮和且在南洋为起义也筹到了款。
接着广州起义失败后，赵声忧愤成疾，不治身亡。陶成章等怀疑是胡汉民下了毒，两次对同盟会发难。同年7月，陶成章应尹维志、尹维峻姊妹之邀，回到上海，组织“锐进学社”，作为光复会的秘密联络机关。当时，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正在酝酿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发动革命。
7月26日，陈其美与陶成章在沈缦云宅开会，协调同盟会与兴复会合作一事。会议中，陶成章与陈其美话不投机，发生争执。话赶话儿，陈其美一怒之下，竟掏出手枪要打陶成章。陶成章从窗口跳出，匆匆离开上海，前往南洋。
武昌起义后，陈其美与李燮和合作，共同光复了上海。
在上海光复过程中，李燮和立有大功，而且从事革命活动也要早陈许多。按理说，上海都督当属李燮和。甚至连黄兴在获悉上海光复后，也写信给李燮和，要其主持沪事。而结果，陈其美却采取非常手段出任了上海都督。李燮和不仅没有当上都督，而且连原来的沪军总司令职务也被解除，陈其美仅给他安排了个小小的参谋职务。这样一来，光复会方面“大哗”。“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罪”。但李燮和考虑再三，以为武昌起义不久，上海刚刚光复，全国形势还没有稳定，如果兄弟阋墙，不但引人耻笑，而且要贻误革命全局，因而坚决主张退位，来了个大哥让小弟。
这时，李平书也出来斡旋，他对李燮和说：“今日之事以大局为重，愿公一言。”李燮和答曰：“我听你的。”11月9日，李燮和率部去吴淞成立吴淞军政分府及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宣布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江苏全省军政府，而与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处于对立状态。
陈其美大为不满，首先派出刺客企图刺杀李燮和。
据余焕东回忆：
当他与李燮和在吴淞车站乘车往上海时，忽有人从车窗外开枪，将李燮和的随身卫士击毙。陈其美本想以武力解决吴淞军政分府，但因实力不够不得不放弃。陈其美随后派出某会党头目持枪到李燮和的吴淞军政分府，与李谈判，勒令李取消军政分府。李表示服从，改为光复军总司令部。
武昌起义后，陶成章也从南洋回国，在江苏、浙江等地号召各地旧部起义响应。1911 年11月5日，杭州光复后，推汤寿潜为浙江都督，陶成章任总参议。蒋介石虽以敢死队的领导身份参加，并在杭州的光复中立了头功，本应该在政权机关有所考虑，在陶成章的反对下，此事落空。这时的陶成章仍采取与同盟会对立的立场。
12月2日，南京光复后，在上海的各省代表联合会上，陈其美等人极力推举黄兴为大元帅，而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则主张推选黎元洪。
12月4日，会议本已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可陶成章等运动军队出来反对。在陶成章等人的鼓噪下，以朱瑞为首的江浙将领对黄兴肆意侮辱，他们说：“此人（黄兴）弃武汉而来，若令守南京，不又弃南京耶？”他们扬言“不愿隶汉阳败将之下”。黄兴受此大辱，愤而拒绝接受大元帅职。
对于陶成章等人的蓄意作对，陈其美恨得咬牙切齿，他托浙军参谋吕公望转告陶成章：“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可见陈其美此时恨不能诛之而后快。
……
谈完了陶成章，陈其美把脸偏向了蒋介石：兄弟，还听到什么风声了？
蒋介石说：最近几天，革命阵营里还流行什么“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言论，说什么孙总统别看这两天神气，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云云。
陈其美问：谁说的？
蒋介石说：章太炎。
蒋又说：章太炎是11月18日由日本回到上海的。他见中部同盟会控制了上海的局势和政权，心中大为不满。为了挑起是非，他致电中部同盟会总干事、武昌军政府北方招讨使谭人凤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在革命党人提议选举孙中山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时，章太炎也在上海，他十分反对孙中山当总统，到处宣称：“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矣。”
陈其美说：太炎先生其实是支持革命的，但他的一些主张的确让人难以接受。我想，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思想是会改变的。
蒋说：你太天真了。他和陶成章自从宣统元年脱离同盟会，重组光复会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对中山先生。你不是不知道。
陈其美叹息一声，说：前些日子，我向浙江协饷，陶先生不愿汤都督协饷的事，我问过他，他说钱在汤都督手里，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而汤寿潜说，并不是我不答应，而是陶成章等议员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
蒋介石说：那是他们俩一狼一狈在玩你！
陈其美说：是吗？他们耍我不是一次两次了。
说到这里，有人找陈其美开会，他与蒋介石的谈话不得不结束。三天后的一个傍晚，蒋介石又找到陈其美，又接着上次的话题谈下去。
陈其美说：总统内阁已组成了，孙中山今天给我发来了电报。
蒋介石耸耸肩：说说看？蒋介石极为关心。
陈其美从案头拿来电报说：你看吧。
蒋介石接过电报，认真地看起来。电报全文是：
今日组织内阁，各部部长人员已定：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以上伍、王、陈、程、蔡、张、于诸公在沪，乞告知，并派专车延请速到宁视事。
蒋介石看完电报后，说：这与小道消息传说的没有两样。只是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后，浙江都督一职空了出来。有人推举你陈其美接替这一职位，有人推举章太炎，更多人推举陶成章。浙江省内是一片拥陶声，有的说：“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有的说：“非陶公代理，全局将解体矣！”有的人甚至说：“继是任者，唯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浙江是光复会大本营，陶成章的部下大多在浙江外，还因为章太炎也积极为陶成章活动到处说：“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章不能拊助。”
陈其美说：陶成章之所以敢与孙先生较量是因为章太炎在后煽风点火。
蒋介石说：我也这样认为。孙先生也很气愤说：“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
陈其美说：陶成章如此不顾大体，令人发指！庆父不死，鲁难难平，此人必当除之，才无妨革命大局。
这时蒋介石又向陈其美透露了一个细节问题，就是陶成章最近以同乡之情拉拢他，要他除掉陈其美。蒋介石说：我早想除掉此人了，只念他毕竟于革命有功，不忍下手。现在看来，必须得先下手为强了。
陈其美这时站起身，拍了拍蒋介石的肩膀说：三弟，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蒋介石心领神会：大哥，你就听消息吧！ 先下手为强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在陶案发生之前，上海已有陈其美将行刺陶成章的传说。开始陶有些不信，直到南京的好友王文庆致信他时，陶才如梦方醒，意识到事态严重。他隐隐约约感到有人在盯梢自己。连日来，他已开始不停地转移地方。先在客利旅馆住，后搬江西路光复会机关，又搬到汇中旅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感冒发烧，秘密住进了广慈医院。
后来，好友王文庆从南京到上海出差，找了好多处地方，才在汇中旅馆找到他。王文庆一进门就埋怨道：你让我好找哇！
陶成章说：若不是你相告，我不会躲得这么深。
王文庆说：原来你还怪我了？不是我老兄说你，冤家宜解不宜结，同盟会与光复会本是一家人，为什么矛盾不断呢？
陶成章说：说来话长，同盟会处处压制光复会，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孙中山这门大炮，打打苍蝇还可以，当大总统断为不可！
王文庆说：我们在南京，听到的可不像你说的，孙中山当总统是众望所归。我觉得在潮流面前，不应该再诋毁他！
陶成章一听不高兴了：我怀疑你是当说客来了。我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孙中山是个大骗子。他的总统也是骗来的！
王文庆问：何以这样说？
陶成章说：他从国外回来时，记者问他身上带多少钱，他当场回答说一钱不名。这是天大的谎言。说是革命精神，鬼才相信他哩！据我知道，少说也有125万。他们真会吹破牛皮，连你们也信了他。
王文庆说：不是我们信谁，我们也有耳朵、眼睛，我们也会判断。
陶成章说：你承认我也不说了。我想问一问南京方面的情况。
王文庆说：南京情况稳定，但也暗藏着杀机。你要多保重。
陶成章说：昨天（1月11日），我已致电各报馆并转浙江各界：公电以浙督见推，仆自维辁才，恐负重任。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莫属，请合力对驾，以维大局。
王文庆听到这里，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就对了，要低调一些。
陶成章说：可是我们的同事，对我的退让并不理解。浙东的沈荣卿、毛修洁、蒋演、滕奇、滕珏等以全体党员的名义通电各报馆并转陶成章，声称：“顷阅先生通告电，骇甚。先生十余年苦心，才得今日之收果。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况和议破裂，战事方殷，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之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惨不可逆料，敢布区区，敬达聪听。”
王文庆叹道：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什么说法都不奇怪。我对你说还是慎之又慎。陈其美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不是我一人的看法。我走了，你要保重。
王文庆走的第二天，陶成章感到汇中旅馆不安全，又转到了广慈医院。
再说陈其美将刺杀陶成章的任务交给了亲信蒋介石。蒋介石也不敢怠慢，他很快收买了光复会的叛徒王竹卿充当凶手。弄清了陶成章的广慈医院住址，设计了刺杀的一整套计划。就在陶成章住院的第二天，也就是1912年1月14日凌晨两点，夜幕下的广慈医院，突然间，两个黑影翻墙跳入，顺着墙根走。在一个拐弯处，他们悄无声息地上了楼，查着房间号码，走进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休养的头等病房。
这时，陶成章正面里而卧，两个西装客连声呼喊“陶先生！陶先生！”当陶成章转过身子的时候，西装客即掏出手枪射击，子弹从陶的左颈喉管旁深入脑部，立即血流如注。二人行刺后，扬长而去。
当日陶成章逝世。
1月15日，孙中山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内称：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孙中山要求陈其美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
然而，孙中山哪里知道，陈其美就是刺陶案的主谋者呢！
陆军总长黄兴也同时拍来了电报。
21日，沪军都督府和绍兴沪同乡会召开追悼大会，人们当着陈其美的面，纷纷发表演说，谴责这种卑劣的暗杀行动。会场上充满了悲壮激烈的气氛。
面对这些口诛笔伐、怒气冲冲的人，陈其美大气不敢出，豆大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好不容易熬到追悼会结束。
蒋介石吓得再也不敢在公开场合露面了。他以生病为借口，辞去了沪军第五团团长（标统改称）职务。躲在秘密机关里，整日神情郁郁。为了使这位兄弟不寂寞，陈其美从清和坊召来一个妓女，整天陪着他消磨时光。
王竹卿也暗暗躲到嘉兴去了。但陶成章追悼会后，光复会的会员们追到了嘉兴，将叛徒王竹卿击毙在家中。
蒋介石闻知这个消息，不敢再在上海待下去了，他想去日本避避风头。陈其美很不想放这位得力的小兄弟走，但又怕他在上海有闪失，最后同意他暂去日本。
关于刺杀陶案的凶手，当时人们已普遍怀疑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所为。后来，蒋介石在《中正自述事略》中坦率地承认，他是刺陶案的主凶，并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他的行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义之举。但是，蒋介石的这份自白对于说明陶成章之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人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一事件既有远因，又有近因，远因是同盟会长期的内部矛盾，近因则是陈其美和陶成章之间的尖锐冲突。
光复会是辛亥前后东南地区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陶成章被刺后，该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领导人，遂逐渐解体作烟云散。 犯众怒老蒋遁日本和风流都督
陶成章追悼大会的当天夜里。
上海都督府沉浸在浓浓的夜色中。
整个上海都在睡梦里。
第十章 共和悲歌
为共和烈士申冤雪仇
陈其美正在都督府办公。
一个申诉信函落到他的案头，标题醒目，落款人大名鼎鼎，柳亚子、朱少屏等11人联名上书沪上都督陈其美，要为死难的共和烈士周实、阮式平反昭雪，并捉拿凶手姚荣泽，申诉书上写：“虏令无状，一日薄西山杀二烈士，不捕杀此獠，无以谢天下！”
原来，周实、阮式都是陈其美熟悉的人。此书也引起了陈的联想……
周实字实丹，号无尽；阮式字梦桃，号汉宣，他们都是江苏淮安人。
周实出生在车桥镇的一个穷书生家庭，幼年就读于“无尽庵”家塾，18岁入县学为秀才，后就读于南京宁属师范学校、两江师范学校。1909年南社成立，周实欣然参加，是南社最早的成员之一，与同是南社成员的陈其美相识，与柳亚子、高旭、朱少屏等有密切的交往，被称为“社中眉目”。
阮式出身于淮安城内世代书香的封建大家族，16岁入泮，后读于江北高等学校，又与周实共读于宁属师范学校，先后任宣城模范小学、淮安敬恭学校、山阳高等小学教师，上海《女报》编辑，《克复学报》撰述；曾应周实之约共创“淮南社”，为南社“桴鼓三应”。
周实、阮式少年时代读书勤奋，晚明志士遗民思想对其影响颇深，他们又较早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周实13岁时便攻读美利坚独立史、法兰西革命纪；阮式14岁开始“广究新知”。在追求新知的活动中，他们都萌生了反清反帝革命思想，立定了救国救民革命的志向。
上海光复后，周实曾去拜会陈其美。
陈其美说：天下大势已定，你应该回淮安去，争取苏北的光复，再开新篇。
周实想了想，觉得有道理：我听你的。
于是他就和阮式去了淮安，组织“巡逻部”，周、阮二人分别任正副部长，参加淮安的光复。
当时的淮安，在各地纷纷光复起义的影响下，曾任山西巡抚、卸任后住在淮安的丁宝铊等豪绅巨室携金银细软逃往上海，知府刘名誉听说苏州光复，也打开府库，携金带眷潜逃苏州避难。
城内只有山阳县衙还在“营业支撑”，但县令姚荣泽的命令已无人听了。
在这种混乱局势下，周实、阮式召集旅宁旅沪回淮学生及本城中学生八九十人开会议事，成立“学生队”，此时县政权几近瘫痪，城内无兵可恃，高户豪门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大局民团不足以抵御散兵游勇和土匪的掳掠，士绅们都希望有人出头来负守城之责，纷纷说服大局供给学生枪支、子弹。周实、阮式领导的学生队员掌握枪械后，来到县衙前放了一排枪，将龙旗扯毁，插上白旗。
周实、阮式还率领队员日夜奔走在城上城下，分班在城门口巡查奸细，至使城内秩序井然。
他们还令商店照常营业，并派人积极准备组织淮安军政分府。绅董见学生们奋发英勇保卫乡里，纪律胜于团勇，因而让周、阮把“学生队”改为“巡逻部”，周、阮分任正副部长。守城的责任由巡逻部担任，他们顶风冒雨，荷枪持械，来回巡逻，日夜不辍。
周实、阮式还指派南京陆军中、小学生分别教操、训练，巡逻部控制了全城局势，清河县的十三协乱兵虽近在咫尺，而淮安却能安然无恙。
11月12日，清河（今淮阴）光复，陆军参议蒋雁行被推为江北都督。同日，蒋雁行传檄山阳县（山阳县在淮安府内）反正，并邀山阳官绅赴都督署议事。山阳县令姚荣泽抗令未赴，山阳士绅就推举周实、顾震福等五人赴会。
周实赴会期间，姚荣泽指使人散布谣言，说周实回来后就要“杀官劫绅”，引起了劣绅的忌恨。
11月4日，自清河回淮安的周实在旧漕署前召开大会，县令姚荣泽避匿未到。周实在大会上宣布山阳光复。周实说：“姚荣泽不到会，就是反对光复，我们要把他这个清廷走狗赶出淮安！”同时，周实还痛斥了那些对光复持诋毁情绪的劣绅。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反动势力很快麇集在一起。姚荣泽与典史周城邠、参将杨建廷和劣绅顾震福、秦保愚、阮钵香、何钵山等人，在海会庵秘密开会，拟定了谋杀周实、阮式的行动计划。
11月17日，姚荣泽采取卑鄙的暗杀手段残杀了周、阮二人。这一年，周实年仅27岁，阮式23岁。
姚荣泽杀害了二勇士后，自知罪孽深重，不会坐以待毙，“挥金四处奔走”，打通关节。于是在南通张謇家藏匿下来。
……
陈其美看完了柳亚子等人申冤书后，正义在胸，非常生气，挥笔批示：南通索姚！
这时，张謇包庇姚荣泽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人民的公愤，淮安学团顾振黄一行五十余人到达上海请愿，一时，军界、政界、学界、被害者家属的公函、公禀、呈示雪花般地飞向沪军都督府。再次激起了陈其美的正义感，忙派军司长蔡治民把柳亚子接到府中，让其起草了一个洋洋千言的加急电报，以陈的个人名义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要求为周实、阮式昭雪！
2月7日，孙中山复电陈其美，同意由陈其美来审理姚荣泽案。孙并饬令南通张謇火速将姚荣泽及与此案有关的紧要证据卷宗，解交沪军都督陈其美，以使“秉公讯办，以彰国法而平公愤”。
张謇见了电报，不敢怠慢，知道陈其美的为人处世，是说得到做得到的，才把姚荣泽交了出来。这样姚荣泽被押解苏州。2月23日，陈其美又派人把姚从苏州押解到上海。
事情似乎至此已经解决，然而半路上却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姚荣泽深知自己落入陈其美之手，决没有好果子吃，于是暗中派人到南京活动，买通了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伍廷芳。伍廷芳出面干扰对姚的审判。
2月18日，司法总长伍廷芳首先致电孙总统，认为姚案应该由司法部主持审理，而不应由沪军都督府审理。伍廷芳指出：“民国方新，对于一切诉讼应采用文明方法，况此案情节重大，尤须审慎周详以示尊重法律之意。”伍廷芳还指出：姚案审理应由司法部特派精通中外法律之员承审，另选三名通达事理、公正和平、名词素著者为陪审员，并准许原告与被告两方聘请辩护士到堂辩护，审讯时，任人旁听，“如此，则大公无私，庶无失出失入之弊”。对于伍廷芳的请求，孙中山认为“极善”，指示同意。
但陈其美并不打算放弃审理姚荣泽案。他也写信给伍廷芳，承诺将按照文明办法审理此案。
3月2日，伍廷芳复函陈其美，重申姚案应由司法部主持，审判官亦应由司法部指派。
二人书信频繁，互不相让。
最后，陈其美没有理睬伍廷芳的意见，3月8日在上海开庭审理，至3月23日宣判姚荣泽死刑，于两周内执行。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周时间，临时政府总统移位，由原来的孙中山，换成了袁世凯。旧官僚以所谓姚“罪有应得，情尚可原”，致电袁世凯请赦免一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袁世凯看在老姚杀戮革命党的功劳上，自然放他一马，于是大笔一挥：免其死刑！
于是，姚荣泽被“定为终生禁锢之罪”。后来又改为监禁10年，实际上姚荣泽被关押三个月即被放了出来，逍遥法外。陈其美、柳亚子的种种努力，被袁大总统一笔勾销了。
实际，这是共和的一大悲剧，又是“江苏省革命史上一大污点”。 汪精卫语讥孙中山：你不会对大总统的职位恋栈吧？
就在陈其美极力为周实、阮式昭雪之事奔波时，新生的南京临时政府也在飘摇之中……
1月16日晨，袁世凯得知孙中山议和许诺后，亦于当天上午高高兴兴入宫拜见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以国务大臣联奏名义，跪奏太后，请清帝退位，亦谓之再次“逼宫”。
这日上午1l时45分，袁世凯奏毕便乘双轮大马车出东华门。车过东华门大街，有大队骑兵拥于前后，大街有军警夹道林立，好不威风。
正在行走之间，已到三义茶店楼门口，张先培从楼上掷弹一颗，但弹发后，袁车已过。
“快走！”马车在袁的指使下飞驰起来，行抵祥宜坊前，第二组黄之萌、李献文各急投一弹，弹响车覆，卫队长与士兵数人当即命归西天。袁马车二马受伤，受到惊吓，腾起四蹄，狂奔而去，载受伤的袁世凯脱险回府，留下卫队拦截。
张先培等下楼追击，被卫队当场击倒，黄之萌相扶，并与卫队交战，顿时天昏地暗。一场乱战之后，无奈卫队人多，同盟会：杨禹昌、陶鸿源、许思训、黄永清、李怀莲、萧声、薛荣等人，均被逮捕，旋遇害。
一时间，京师大哗，恐怖笼罩。再说袁世凯此次朝见出宫后，即遭到上面所述革命党人行刺。袁世凯的奏折是以法国皇帝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示意清朝皇室，使隆裕对袁大为疑忌。正好袁出宫后，即遭革命党人刺杀，复使隆裕又对袁氏信任。袁世凯心想，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此时袁世凯不敢再出门，包括清室也戒备森严。
袁世凯遭行刺之后不到10天内，恐怖烟云未散，又有称作炸弹专家的彭家珍等积极筹划刺杀良弼等清室顽固派宗社党人的行动，其目的是消除共和障碍。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县人，陆军武备学堂炮科毕业，系清军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于天津加入京津同盟会。此人正义感较强，同情孙中山革命，支持共和。
良弼是清室的顽固派。1月24日，彭在街上散步，经路人指点，觅得良弼新宅在西四牌楼红罗厂。此院高深，戒备森严。暗攻不如强取。25日，彭即着军装携佩刀、炸弹到良弼宅访问，等候多时，良仍未归，遂辞出，刚出门不几步，良弼归来，彭即回车到大门口下车，当良弼下车时，彭假以投名片作掩饰，顺手投炸弹炸之，炸弹触地爆炸，良弼左膝炸断，彭则当场殉国，年仅25岁。
良弼被抬回苏醒后，闻言彭家珍已当场死去，亦赞彭为英雄人物。两天后，良弼亦死。共和一患被除。
不到10天内，接连出现两次暗杀，使京城再次笼罩在血色的恐怖中。
两次暗杀的插曲，加快了南北和谈的进程。
接着，孙中山派出了南方政府的议和代表团。主要成员是汪精卫和外交总长伍廷芳等，张竞生为代表团秘书。孙中山特在南京总统府一间密室里向张竞生单人作了如下的指示：
首先，孙中山说：这次南方议和代表团代表虽是伍廷芳，但实际暗中令汪精卫负责。伍虽是我方外交总长，此次由各省代表推荐为代表，表面是极适当的。但其人是大官僚，贪财、爱物质上的享受。当年他由清廷派为驻美公使时，随员各职，尽行贿赂出卖。回国后在上海买一座洋楼，骄奢淫逸，他不是革命党人。断不能再使清廷保留虚君位。总之，无论从何方面看，伍是不能真正代表我们革命方面的。各省代表推荐他，不能不任命他为代表，但我总怀疑他是否能称职。所以我们另命汪精卫、王宠惠、王正廷、钮永建等人为议和代表团参赞，暗中特授汪精卫全权，即是凡事须由参赞团同意，然后才能执行。
孙中山说到何以信任汪精卫的理由时说：因为他前时暗杀清廷摄政王的行为，轰动世界。出狱后，又在天津组织“京津保同盟会”，仍然为了革命。这次议和，他还是会真心真意以达到我们革命党的宗旨的。所以我们授他全权，尽量发挥革命党人的意志。当然，他有时不免感情用事，所以我们又望参赞团与你们秘书团好好帮助他。
说到第二个问题时孙中山沉着表示：对袁世凯要采用“利用方法”，使他上我们的圈套。袁是大官僚，狡猾成性。但他前受清廷的排斥，今虽起用，可是他心底里是要推翻清廷的统治，这一点上是与我们的目的一致的。至于人是否真心为民国，却是极可怀疑的。在这一点上，全靠我们利用他的方法，使他接受我们的宗旨。因此，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我极愿让出总统之位，只要他能支持建立民国。这可以说，我是用总统的名义，促使袁接受我们革命的宗旨的。中山先生还分析当时的军事力量说：我们实在是不能与袁对抗的。我们虽有革命的勇气，但经费支出，连数千元也要由上海工商界来接济！而且军权不统一，各省军人各自为政，不能统一指挥。所以我们只好利用袁世凯来建立中华民国。这便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拿总统换和平”。
利用袁的势力来建立民国，当然危险性是极大的。可是我们革命党人如能团结一致，好好监督他为民国尽职，那么，他虽有野心，也不能不在我们的控制下做事。那么，初始虽则是我们利用他，结果还是希望能逐渐把他改变成为同我们一样拥护民国的人。所以我常说不怕袁世凯，只怕我们革命党人有二心、不团结。现在形势，各省纷纷独立，大多是军人与政客所主持，我们如怕他们，就不能成功了。所以我们也要不怕他们，利用他们，革命才能成功。
中山先生说到此时，语气极坚决。停一会儿，他又说：我愿意把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有人说我是被迫的，这是根本不识大势的人说的。须知我不怕袁，而是利用他。不但是袁，无论谁，他如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我都极愿让出这位置；但无论何人，如不能做到这两点，虽用任何强力，都不能使我让出。我是终生抱定革命者的气节的，不但视总统是一个虚名，而且到必要时，虽自家性命也可牺牲的。总统是一个虚名，我不当总统，也可为国家做事。我立志让出总统后，就专心做实业救国的事务，并希望完成我的学说，以教人传世。试想总统有什么意义使我留恋呢？我所留恋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而不是总统的名义。
临别时，中山先生神气极坚决地再次指示：第一，让伍廷芳名义上为议和首要代表，而实权则由汪精卫操持；第二，我们设法利用袁世凯，不是袁利用我们。这两点，望向汪精卫转达。并望你们保守秘密，不要外传。
孙中山送走了张竞生，秘书宋霭龄又走过来，呈上“北京方面清室优待条件最后文本”，内容如下：
一、大清皇帝改称皇帝，相传不废，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之。
二、暂居宫禁，日后退居颐和园。
三、优定皇帝岁俸，年支若干，由新政府提交国会议决，唯不少于300万两。
四、所有陵寝、宗庙，得永远奉祀，并由民国妥为保护。
五、保护其原有私产。
优待满、蒙、回、藏人条件：
一、满、蒙、回、藏人与汉人平等，均享受一切权利，服从一切义务。
二、保护其应有之私产。
三、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以前，原有口粮暂仍其旧。
四、从前营业之限制、居住之限制，一律蠲除。
五、所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孙中山阅毕，哈哈大笑道：“此乃条件，殊为可笑。”于是提笔复信伍廷芳，指示如下五条内容：
请告唐，清帝退位，共和既定，既推让出于诚意，至其手续，则须慎重。以为民国前途计，若两日为期，不特贻外人讥笑，且南方各省或有违言，转为不美。今以五条件要约如下：
一、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
二、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
三、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发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电。
四、文（指孙文）即向参议院辞职，宣布定期解职。
五、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如此方于事实上完善。
次日，孙中山又电告伍廷芳，将三、四、五条并为一条：“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即行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
同日，孙中山又对北京方面清室优待条件提出修改：“‘相传不废’当改为‘终生不废’。至交海牙存案，民国内阁反对者多，其理由：一、国内之事件，交列国国际公会，大伤国体；二、不信国民，存案于外，即为丧失国人信用，牵涉于国际；三、唯有用正式公文，通告各国政府，即可为将来之保证。”
19日，清隆裕太后见电，又召集御前会议于养心殿。此时隆裕有意退位。会议开始后，隆裕太后原文宣读南京关于优待皇室条件和优待满、蒙、回、藏人条件的电文，结结巴巴念完电文后，便问：“你们都听了，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闷了好长一段时间，溥伟等对曰：“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
太后尖声笑道：“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勖和袁世凯说的，革命党人太厉害，我们没有枪炮，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
接着她拂了拂袖子，又说：“现在内帑已竭……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呢，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
溥伟仍坚持不退位的好。
太后龙颜不悦：“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
溥伟道：“为了大清，我愿意自己率兵出战！”
最后太后问他：“他们主和了，你还出什么战？”
溥伟仍坚持：“请太后仍是主持前次谕旨，着他们要国会解决。若设临时政府，或迁就革命党，断不可行，如彼等有意外要求，请太后断不可行。”
隆裕则答道：“我知道了。”
会议不欢而散。
恰在这时，清廷驻俄国公使陆徵祥，致电请外务部，再次促请清室退位。清驻意大利公使吴宗濂、驻日公使汪大燮等亦随后电请内阁，呼吁清廷退位。
20日，孙中山再电伍廷芳，重申五条件：
一、清帝退位，系帝制消灭，非只虚名。
二、袁须受民国推举，不得由清授权。
三、袁可对中外发表政见，服从共和，方为被举之地。
四、临时政府不容有二，以避竞争，今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当然统一。
五、袁可被选为实任大总统，不必用临时字样。如此，始得民国巩固，南北一致。并要求袁世凯来南京会谈。
袁世凯接电后，再次拖延，致使战火再起，革命阵营内也意见不一。一些原来不赞成议和的同志，也对孙中山不满起来：“议和，议和，这不，又打了起来吗？”一些主张议和的同志也针锋相对：“不能无谓地流血！先生你怎么又改变了初衷？”
袁世凯暗中促进清帝退位的实现，使驻外公使和段祺瑞等军人要求共和制，但表面上，有时又表现出左右为难的姿态，一会儿跪请清廷退位，一会儿又致电伍廷芳，仍要求召开国会公决国体，甚至还佯作备战，其中心目的，是以舆论为工具，窃夺总统大权，又因唯恐失去总统职位，不愿承认南京政府，故有意阻碍和平解决清帝退位的进程，与南京政府讨价还价，完全为个人一己之私而玩弄权术。
南京。陆军部的参谋部作战室。
会议桌边，围坐着陆军总长黄兴、秘书长胡汉民、陆军部次长蒋作宾、海军部次长汤芗铭、实业部次长马君武、交通部次长于右任及宋教仁、汪精卫等。
孙中山坐在绘有六路北伐进军的挂图前，环视与会者：“关于战局，务请各抒己见。”
黄兴首先发言：“战局令人忧虑，军费支出庞大，国库空虚。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甚至连预算都无从算起……”
大家沉默。
第十一章 北京之行
陈其美辞掉沪军都督
7月3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奉袁世凯之命，由南京抵达上海，接收沪军都督府及其军队。
下午4时，接收仪式在沪军都督府举行。
沪军二万人在第一师师长吴绍璘、第二师师长黄郛、光复军总司令李征五的带领下，齐聚都督府门前广场，整齐划一，接受陈其美的检阅。
陈其美乘坐敞篷汽车检阅三军，然后走到主席台上，发表了演讲：从即日起，本都督宣布：沪军都督府撤销，改为江苏都督行辕。本人也随之去职。
陈其美话音未落，下面即有口号声，犹如雷动：
陈都督不能走——
陈都督好样的——
沪上解放，陈都督功高盖天！
……
接着台下出现了抽泣声。据说那些抽泣的都是福字营（刘福彪）的弟兄们。
陈其美也一度声音哽咽。
稍稍平静后，陈其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叙说了上海光复的不易，任职沪军都督的经历以及“迟迟交卸”的真正原因，然后说：
“数月以来，军中无一宿之粮，府内已停薪，从事勉任其难，心力交瘁，所幸中外商家挪借巨款，以资接济，将弁士卒，均能以真诚相感，欠饷数月，变端未生。在此，其美深表感谢！”
说着，他面向台下的军士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自己的内疚。
“敬礼！”师长黄郛高喊一声。
只见下面的士兵纷纷行持枪礼，军官们纷纷甩刀行礼。
礼毕后，陈其美又接着说：
“现在沪军都督府已核准取消，承江苏程都督顾全大局，全面接收。各位将士应一如既往，听命于程都督，共矢一心，为国效力。”
在交接仪式上，程德全也讲了话。
最后，陈其美郑重宣布：以后各处凡与沪军交涉事宜，统由江苏都督直接办理。
演说完毕，原都督府的工作人员把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大印捧过来，陈其美双手接过，然后恭敬地捧给程德全。
程德全双手接过印递给随从，又从另一随从手中拿过江苏都督上海行辕的大印交给有关人，交接仪式宣告完成。
当天下午，陈其美又通电发表解沪军都督宣言：
对于公家，并无未了事宜，今后得以藏拙养疴，还我自由，至为忻幸。俟病体稍愈，即拟游历务国，稍增学识，来日方长，再图报国。
当晚，刘福彪在张园安恺第举行欢送宴会，陈其美偕戚志锐参加。
身为福字营营长的刘福彪在宴会上致辞，他在致辞中回忆了与陈其美相识相交的经过，赞扬了陈其美只身闯制造局及就任沪督时“研究枪炮，训练军队，以北伐为宗旨”等功业，最后感慨良多地说：
“值此边疆多事之秋，内地恐慌之际，元气未复，国本动摇先生之初心，则人所能见也。后此之出处，则非人所逆忆也。军政府创设二百余日，勉其难于始，未见其成于终也。一旦舍去，发生之自为则善矣，其何以慰国民乎？”
刘福彪的致辞，勾起了陈其美对诸多往事的回忆，遥想10年前，自己从故乡初来上海滩，在十六铺码头见这位壮汉，恍如昨天，历历在目。那个时候，他是一个迷惘的青年！现在，革命虽不合其意，但终归成功，共和已建成，而自己正当壮年，应当更上一台阶了。不过他仍然很迷惘。
整整一晚上，陈其美没再说什么话，总是频频举杯，对酒当歌。
夜半时分，刘福彪握住陈其美的手，突然痛哭流涕：“大哥，今晚在此，以后你要去哪里啊？”
“福彪，我准备出国考察实业，追逐孙中山，大搞实业。”陈其美望着眼前这五大三粗的汉子，泪水突然流出来。
“大哥，带上小弟吧？”福彪央求着说。
陈其美安慰着他说：“不，福彪，你有你的位置。带好你的人马，说不定哪一天，你还会派上大用场的。我们不能都放下武器，都放下武器了，谁来保卫共和？你说呢？”
刘福彪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我懂。你千万不要忘了小弟，今后常通信联系。”
出了张园，陈其美跟随戚志锐来到她的住处。
这时陈其美的原配夫人姚文英已搬到上海，他以往还是常常回家的。和戚志锐在一起时，他总是住在都督府里边。现在都督府不能住了，也不能带着戚志锐回家，只好跟着她了。
戚志锐和戚志峻住在一起。见陈其美来到，戚志峻十分热情地沏茶，切西瓜。收拾完后，戚志峻就早早地躲进自己的房间了。
陈其美吃着甜美的西瓜，觉得这两姊妹真是可爱，全都那么善解人意。
戚志锐的房间四壁洁白，如雪洞一般。一张单人床上，也是雪白的床单。
两人坐在床前后，戚志锐说：“这床小，不知夜里会不会挤着你。”
陈其美微微一笑说：“床小好啊，床小才能挤得紧啊！”
“哎呀，你坏死了！”戚志锐伸出拳头，对着陈其美就是一拳。
陈其美乘机抱住她，把她按倒在床上，脱去了她的裙子。戚志锐扯过毛巾被，把自己只穿着胸罩和短裤的身子盖了起来。陈其美俯下身，吻了吻她，说：“不要盖嘛，好乖乖，难得今天什么事也没有，让我好欣赏欣赏你的玉体。”
……
一夜风流，陈其美虽然解职心灵不大好受，却在戚志锐这里找到了平衡。 北上的日子
1912年9月5日。海风徐徐。
陈其美、黄兴一行终于踏上了北京之行的新铭轮。站在甲板上，眺望着晨雾蒙蒙的上海滩，想起前方将是他没去过的北京城，他心潮澎湃，像这眼前的海浪一样，让他兴奋……
自从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后，革命的中心已由南京转移到北京。袁世凯为了拉拢人心，不断地要求南方的革命者到北方来，按他的话讲：“以消除北方之意见，真正实现南北统一。”
他先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会谈。但当孙、黄二人准备启程时，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了——袁世凯与黎元洪相互勾结，杀害了武昌起义功臣张振武和方维。
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事件……
武昌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首义之区。革命胜利后，首义有功之臣很多，需要给予适当的安置。可是黎元洪却一味从个人利益出发，致使军队风潮迭起，“倒黎”空气十分浓厚。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向袁世凯靠拢，来镇压“倒黎”风潮。
4月4日，黎元洪向袁世凯致电“请饬李纯派步兵一团到汉”，维护地方秩序。袁世凯不是不理睬，而是提出交换条件，以削弱南方革命力量。作为副总统的黎元洪百依百顺。
大家都知道，武昌首义功臣有“三武”：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三武”之中最令黎头痛的是张振武。这个张振武贪污公款不说，更不把黎放在眼里，说话像是吃了炮药。“三武”一日不离开武昌，黎无一日安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黎与袁商量，调虎离山，把他们作为功臣人物供起来，就这样“三武”被黎推荐到了北京。
袁世凯以“总统府军事顾问”的美名授之。月薪千元大洋，生活悠闲自在。一个月下来，对这种闲散的生活，张振武不干了，无法忍受这种无兵无权，只有美女相伴的生活，于是大闹段祺瑞政府，多次向袁大总统上书，陈述边疆事务紧急，应派兵屯田，毛遂自荐，挂帅屯垦。
袁世凯也很精明，来个顺水推舟，给个人情，一纸令下，委以蒙古屯垦大使。
接着，袁世凯不笑了，他看到了张振武的申请报告：既设机构，就要有经费支出。批吧？袁世凯不情愿，于是就来了个不予理会。
你袁大总统不理睬我，我找副总统黎元洪去，于是抬脚就回到了武昌。张振武打着袁世凯的旗号，在武昌街头招兵买马，黎元洪急了，答应给他提供经费，每月千元大洋，要他不必再招兵买马了。
且说袁世凯听说张振武突然不辞而别，擅自返回湖北，招兵买马，心中一阵不快：这小子，太狂妄，他眼里还有我这个大总统吗？
不几天黎元洪来电：张振武在湖北独树一帜，招兵买马，袁世凯闻听此言，心头一震。这可是一匹黑马，如若处置不当，将来必然后患无穷！于是袁世凯又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半个月后，张振武在湖北接连收到袁世凯三封急电，敦请赴京，共商国是，那言词的恳切和急迫，殷殷之情，跃然纸上，似乎张振武晚到一会儿，国家就有大厦将倾之危。
黎元洪心领神会，紧密配合袁世凯，当场送来了4000元路费，并设宴摆酒为张振武饯行，祝张振武此次进京为民国一展雄才，并不无献媚般表白：“对于张君，元洪可抚躬自问，绝无丝毫相待不好之心，此言可鉴天日。”
大总统盛情邀请，副总统热情相送，得到如此重视和厚爱的人，当时恐怕也难找到第二个。张振武也是粗人，觉得如果再置之不理，难免让别人说自己无礼。于是，他决定8月北上。
8月10日，张振武抵达北京。
此次来京，情形与前次明显不同。张振武一下火车，车站月台上大小官员前来欢迎，当晚大总统袁世凯亲自召见，亲自询问湖北情况，听取张振武戍边屯垦的宏伟规划。随后，政府军政要人轮流做东，张振武日日赴宴。
几天下来，张振武深受感动。他在白天里，奔走联络，宴请各党派领袖希望大家“消除党见，共维大局”。晚上，他也到八大胡同去走走，重叙旧情，放松自己。就在他彻底放松警惕时，京汉之间已密电往还多日，死神正在向他悄悄逼近。
8月15日晚8时，六国饭店，灯火辉煌。
为联络南北军人的感情，张振武在当时北京最豪华的饭店宴请北方将领。出席宴会的大都是北洋军队重要人物，如毅军统领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贵、参谋次长陈宦等。席间，大家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好不热闹。
且说北洋众将中，只有段芝贵显得有些心神不定，酒喝得极少。酒过三巡，段芝贵来个金蝉脱壳，走到张振武面前，他拍了拍上衣口袋：“春山兄，小弟有大总统军令在身，不敢久留，只好先告辞了，抱歉，抱歉。”
“香岩兄，既然军务在身，振武就不便强留了。走好，走好。”香岩是段芝贵的字。
走到门边，段芝贵转过身，对送他的张振武拱了拱手：“春山兄留步，后会有期！”
“香岩兄慢走，后会有期！”
钟鼓楼传来鼓声，将近午夜，宴会结束，张振武送走客人，也乘马车离开六国饭店，准备回下榻的西河沿金台旅馆。马车出东交民巷西口，行至棋盘街，突然马蹄被绞索绊住，一个马失前蹄，车翻人倒。
这时，一声警笛鸣放，顿时伏兵四起，一拥而上，张振武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已经被五花大绑。他正欲呼叫，只见灯光一闪，段芝贵走到面前。
张振武万分惊诧：“香岩兄，你没有搞错吧？”
“我没有搞错！”段芝贵挥手打断张振武，不慌不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张振武面前一晃。张振武只看清上面盖着朱红色的“大总统印”四个字。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段芝贵提前退席的原因。
“给我绑起来，押送京畿执法处！”
几个膀大腰圆的士兵立刻上来，把张振武五花大绑起来，推上警车。
张振武还不知道早在一个小时以前段芝贵的拱卫军和京师步军统领衙门的士兵已经冲进了金台旅馆，逮捕了方维等他的随行人员。
16日凌晨，北京城中一片昏暗，秋风掠过紫禁城高高的楼檐，射出阵阵寒气。执法处内以“杀人魔王”闻名的执法处总长陆建章，正襟危坐，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春山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张振武望着这个几小时前与他举杯共饮的刽子手没有说话，只是盯着陆建章的那双耗子般的眼睛。陆建章却泰然自若，只是摇了摇头，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随后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站起来走到张振武面前：“黎副总统从武昌来电，说你‘破坏共和，倡谋不轨’，要求袁大总统立予正法！”
张振武看也没看那张纸，说“电报是假！”
陆建章阴笑着，“是啊，大总统也颇为疑惑，去电询问，但黎副总统回电：‘不杀张振武，实为天下之害。’”
“电报是假的！”张振武似乎不是在说服陆建章，而是想说服自己。
陆建章坦然地把手中的纸往桌上一扔，“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执行大总统的命令。”
“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但既然我破坏共和，图谋不轨，就应公开审判，拿出证据，岂可凭空杀人！”张振武想到法律或许可以救命。
“大总统军令上只有‘立予正法’，并未命令审讯。”说完，陆建章头也不回地走了。
天色阴沉，远处响起一阵沉闷的雷声，要下雨了。执法处偏僻的西跨院里，张振武被绑在一棵一人高的木桩上。他思绪万千，不禁仰天长叹：“不料共和国竟如此黑暗！”随即饮弹而死。
参与领导武昌首义，为创建共和国做出极大贡献的民国功臣、革命志士就这样倒下了。
张振武、方维被杀，消息传到上海，上海一片大哗。
……
蔡元培、吴敬恒连夜找到孙、黄二人，说：“张振武一死，真相大白。袁贼之邀，并不足信，我们奉劝二位还是考虑安全计，不要再去北京了。”
吴敬恒也动情地劝说：“公国民代表，共和坚城，必欲投入虎穴，某誓死反对。”
孙中山考虑良久，说：“既已同意北上，就无论如何不应失信于人，再说这也是检验一下袁世凯到底可靠不可靠。你们说呢？”
蔡元培说：“我们二人主要担心你们的安全，怕有意外，先生想好了，我们也没意见。”
孙中山又说：“要不黄兴缓行，我先探路，安全再去不迟。如出意外也就是我一人。”
看来孙中山先生去意已定。就这样孙先生先去了北京。
孙中山到了北京，与袁世凯举行了会谈。加上袁的感情的拉拢，于是让孙中山很快致电黄兴等人，称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督促他们早日进京，以消除北方之意见，实现南北统一。
就这样，黄兴、陈其美等应允。
9月7日，新铭轮乘风破浪，抵达山东烟台港，稍作停息，受到烟台各界的欢迎，陈其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然后又上了船。
新铭轮在大海中艰难地北行，站在甲板上的陈其美又陷入了如烟往事的回忆中……
说实话，陈其美辞去上海都督后，原计划出国考察实业。
在出国之前，陈其美于8月10日回到家乡湖州本拟在家乡安静地休养一个时期，多年来的秘密革命生涯，尤其是上海光复以来繁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使陈其美身心均已疲惫不堪。然而，开国英雄回到家乡，家乡人民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陈其美一回到湖州，湖州的各种团体纷纷开会欢迎，使陈又陷入了无休止的应酬之中，陈在写给张馥祯的信中说：
兄沪事交卸后，仍苦于应酬，避居故里。原拟静养顽体，不意抵湖后，仍有多数团体开会欢迎，纷扰不堪。异地皆然，无可容身，奈之何可？
陈其美在湖州逗留期间，十分关注家乡的建设事业，并对他侄子陈果夫谈了他建设湖州的设想：
将来革命成功，如有余时，我当提议兴湖州之地。以湖人之财力兴湖，足有余也。治水道为湖州第一要事，水道通，不致有水患。移城市于东南门之外，另筑商场，因水利可多办工厂，筑铁道以通上海，设模范之各种应兴事业如藏书楼、博物馆、动物园、商品陈列所、农事及蚕桑试验场，各种工厂、银行、商场、学校、改良监狱等等，凡沪上之所无者，于吾湖备之，他处之所无者，于吾湖介之。至于湖州出产少，人口稀，则一言可以兴湖矣，湖州出口少，可使之多，人力所能致也。人口引之多，亦人力所能致也，申地非固有多数之出口又非固有多数之人民，乃一经外人之经营，人民则侨居之，工商则汇集之，苟无外人经营，则今之十里洋场，恐犹是田园荒芜也。抑吾之所谓振兴湖州者，非欲与交通便利之上海竞繁华也。我但求工业发达，教育振兴耳。
乡贤毕至，乡音萦绕，指点江山，乡情融融。正当陈其美沉浸于故乡的建设蓝图之中的时候，一封从上海发往湖州的电报，让陈其美中断了故乡的停留，他很快回到了上海，参加黄兴、柏文蔚等50人联名发起的熊成基追悼会。
说起熊成基，这里不能不提一下，熊为何许人也？
熊成基（1887‐1910），字味根，江苏扬州人，光复会会员。青年时代即仰慕民族英雄岳飞、史可法。1904年考入安徽武备学堂，结识倪映典、范传甲、柏文蔚等，参加岳王会。次年，入江南炮兵速成学堂，毕业后任第九镇炮兵排长。1907年调回安庆，先在马营，后调炮营任队官。同年，倪映典策划于夏历除夕起义，被端方发觉，潜逃南下，熊成基遂被推为岳王会主持人。1907年11月19日，熊成基与小燕子传甲、薛哲等在安庆发动起义，熊成基被推为总司令。起义失败后，熊成基于1909年初潜赴日本，加入同盟会。同年9月，化名张建勋，到东北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1月30日因叛徒出卖，熊成基被捕送至长春。熊在供词中写得精彩，令人难忘：
我今后早死一日，我们自由之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
2月27日，熊成基在长春慷慨就义。临死前还高呼：共和万岁！
1912年8月，熊成基遗骨运抵扬州，陈其美与黄兴等发起在扬州召开追悼会，以表彰烈士的光辉事迹。8月30日，陈其美又与黄兴、蔡元培、钮永建、吴敬恒等发起在上海召开熊成基、白雅雨、王汉、刘敬庵四烈士追悼会，到场万人。
……
陈其美从回忆中又回到了现实，只见新铭号轮乘风破浪，犁开黑色的海浪，鸣着笛驶向远方的城市——天津。
9月9日，陈其美、黄兴一行抵达天津这个海滨城市。北京政府特派的代表程韵生、陈家鼎、宋教仁等已先期抵达天津迎候。
10日，天津国民党支部和垦殖协会广东会馆召开欢迎会，张继在欢迎词中指出：
欢迎英雄，崇拜英雄，因对于时代有伟大之事业，必有伟大之国民，伟大之国民，不能不崇拜伟大之人物。前日欢迎孙先生，今日欢迎黄先生和陈先生，即是欢迎其理想，崇拜其理想也。
11日，陈其美偕同黄兴与直隶新旧都督冯国璋、张锡峦会晤后，即乘专车前往北京，下午两点抵达北京。袁世凯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据《民立报》报道：
专车到站时，署总理赵秉钧、陆军段总长、海军刘总长及各国务员均上车与黄兴及陈其美握手周旋。斯时莅站欢迎者，计有外宾、议员、政界、学界、各党会、工商界、女界，约数千人，均在站行列，脱帽鼓掌，表示欢迎。黄兴与陈其美亦脱帽答礼，态度谦和。旋于军乐声中，乘坐前迎国父时之朱轮黄畹双马车入正阳门，赴东单牌楼东石胡同荣实禄花园休息。沿途军警举枪致敬。男女老幼，观者如堵。
第十二章 二次革命
谁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
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这并不能满足他恶性膨胀的权力欲。他还想把“临时”二字去掉，改为正式。而且还做着至高无上的皇帝梦。因此他施展着各种阴谋家的手段！这便是诛锄异己，分化离间，谋杀暗害，褒奖加官，危言惑众，以及穷兵黩武，无所不用其极。
他首先一计是取消革命军力量，颁发“训勉军人令”，强调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缩编军队。南方政府撤销后，还有十几万军队分布在南方各省，袁借口经费困难，不发军饷。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为表示对北京政府的诚意，通令各地革命军裁军或解散。一时，在革命军中，出现了“功成身退”、“解甲归农”的运动。军权统一，袁世凯看了甚为满意，肥胖的脸上露出了奸笑。于是他再生一计，诛锄异己，想方设法把临时政府改造成他的独裁工具。
内阁总理的位置十分重要，而总理唐绍仪虽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但此人不可重用。唐在与南方政府和谈期间，受到革命思想的感召，曾加入同盟会。再者，唐曾留学美国，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因此，他在主持政府时，民主空气较浓，按职行使自己的权力，并非对袁言听计从，这使袁大伤脑筋。3月间，唐南下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议会根据革命时期各省都督由咨议局推选的惯例，推选了靠近同盟会的军人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唐当时表示同意，回北京又请示袁，袁也点头同意。唐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可是由政府加以任用来京时，问题就来了。袁表面上对王大加赞誉，月支佚马费800元，但却在暗地里搞小动作，怂恿直隶五路军人通电反对王任直隶都督。唐一听就火了，当下找到袁。袁却说：“王系革命党人，若使督直，不啻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能有我们的好吗？”
唐说：“前既答应，何能食言？”
这时，袁见遮羞布捅破，立时变了脸色：“是你答应的，我并未预闻。”
唐也不客气地道：“这是责任内阁职权，我要发表。”
袁一拍桌子：“我不盖章，就能生效吗？”
二人唇枪舌剑一阵子，可见袁世凯绝不放过用人权。
接着，袁竟公布了一项没有内阁成员签署的任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任命，把王远支南下。唐绍仪一气之下，留下一份辞呈，第二天就不辞而别，去了天津，然后转赴上海，过起了“隐士”生涯。
袁世凯并没有收敛，看了唐的辞呈，哈哈大笑：“你走了，还省得我下解职令。走得好！小子，你中计了。”当天，袁另举外交总长陆徵祥为内阁总理。人们都知道陆是个不学无术、不懂政治的洋饭桶。屈于袁的淫威，大家都投了赞成票。陆刚上任组阁，同盟会议员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等联袂辞职。陆勉强出席了参议会，在谈到施政方针时，竟不知所云。当他提出事先与袁世凯商量好的六个新内阁成员名单时，竟大讲开菜单、做生日一类废话。参议员们啧有烦言，一气之下，把他的提名全部给否决了。陆徵祥闹了个无趣，谎称生病躲进医院去了。街头上传出了在共和时代，以武乱政的笑话。一传十，十传百，闹得满城风雨。
“这不等于打我的脸吗？”于是袁世凯唆使他手下一群军棍——北京军警特别联合会，通电指责参议员“只争党见，不顾国亡”，向参议院提出警告。接着，袁世凯又另提出六位阁员，要参议院通过。他们是：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24日，各种“军界团体”发传单、打电话、写黑信，对议员进行恫吓的事不断发生。7月26日，参议院再次开会，除将蒋作宾改为刘揆一外，其余总算被通过。
袁世凯当政三个月，把民国政府搞得乌烟瘴气。7月29日，他假惺惺地发表通令，劝告各政党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为了掩人耳目，7月间，邀请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等来京举行一次没有名目的会谈，想以此欺骗和麻痹包括孙中山、黄兴在内的革命党人，骗取他们的信任，以便他在政治、军事、财政各个方面，做好对付革命力量的充分准备。
18日上午，传来袁世凯和黎元洪合谋，在北京枪杀了武昌起义革命军官张振武（前湖北省军务司副司长）和方维（前湖北将校团长）的消息。黎元洪是怎样成为“民国元勋”的，湖北革命党人最知其底细。黎视他们为眼中钉，尤其最恨张振武。黎对张假称中央将任以要职，要他去见袁世凯，借袁世凯的手把他除掉。张、方事件发生后，天下大哗，震惊了革命党人。更严重的事件还在后面——如果说前者是明杀，后者却是暗杀。
很快，要暗杀宋教仁的消息在上海传开，特别是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新成立的国民党以较大优势击败反对党，赢得了选举胜利。对此结果，宋教仁和国民党干部普遍大喜过望，大有“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的气概，就在这时，一个黑色的枪口悄悄地对准了宋教仁……
1913年3月20日的夜晚，阴雨连绵。四马路上的申江饭店笑语喧哗，灯火明亮。缤纷的光影，投射到被雨水淋湿的门前台阶上……离台阶不远，几辆带着篷布的轿式马车沿街排开。
堂会正在进行。窄小的台上，旦角在演唱。
双喜字贴满小戏台两侧。一场新旧仪式混合的庆婚酒宴即将开席……
在这热闹的气氛中，身着西装的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和黄兴、于右任、陈其美、廖仲恺等，由一批在沪国会议员陪同，谈笑风生地从楼上雅座走下，出现在壁灯、吊灯和大红烛光交相辉映的大厅门口。
国会议员们和宋教仁殷殷握别。
一名中年国会议员说：“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中山先生知道了吗？”
宋教仁道：“当然知道，他最近在日本演说，还多次提到……”
另一名国会议员说：“既然我们在国会获多数，组织内阁是必然的，您也将出任内阁总理……”
一阵阵噼噼啪啪的爆响突如其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众人惊愕地回头张望，原来是新郎新娘就位的鞭炮声。
宋教仁欢笑着转过脸来，穿戴风衣礼帽。他向议员们告辞。马车应声驶到门阶前停好，几个撑着雨伞的随从抢前把车门开了……
街市昏暗，冷雨纷纷。一个衣衫褴褛的疯子，衣领上插着几面五色小旗，口里咿咿呀呀地唱着，手舞足蹈地迎着马车走来。
宋教仁不安地看了一眼，跨上车去。马车在静寂中依次行驶。马蹄叩击着青石路面，溅起一阵阵水花。雨水飘飘洒洒，无声地落在了车篷上。
火车站。连接着检票口的旅客候车室。灯光暗淡，旅客稀落。火车喷汽声、鸣笛声隐约可闻。
宋教仁被黄兴、于右任等人簇拥着，从灯火明亮的贵宾休息室走来。几个记者穷追不舍地跑着上前拍照、提问。
宋教仁边走边谈，对似乎即将实现的议会政治的前景，满怀信心。自从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时起，他就一直在为由国民党组成“政党内阁”而积极奔走。
一记者抢到宋教仁身边：“宋先生荣任新成立的国民党代理事长，又将北上组阁，请问有何施政纲领？”
宋教仁侃侃而谈：“统而言之，无非是两条：拥护南北统一；实行政党政治。要使中国真正走上民主富强的道路！”
另一记者：“最近外间风传，北方守旧势力将有不利于你的行动，不知先生是否闻听？”
宋教仁停步，坦荡地：“我也听说了，但我不相信！你说呢？”
记者无语。
宋教仁道：“现代议会政治，政党竞争是必需的，国民党此次竞选，就是本此精神。若有人采用卑劣手段，破坏民主宪政，那就是民国的千古罪人！杀我者无异于自杀。”
黄兴拉住他的手轻声嘱咐：“遯初，千祈保重，多加小心！”
宋教仁感激地点点头。
他们走向检票口。
昏暗中突然响起“叭叭叭”的枪声。
黄兴警惕地猛然回首，向四周查看。宋教仁已经倒过来，紧紧抓攥住他的衣领：“克强……我冷，给我大衣，快……快……”
纷乱的候车室，旅客惊叫奔突。
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把宋教仁扶到一张长椅上。
背部中弹的宋教仁痛苦地呻吟着，凄恻地环视身旁友人，断断续续地嘱托：“致电……袁大总统……速开国会……制定宪法。”
他声音微弱哽咽，身躯软软地瘫下去。后经抢救无效，于22日4时身亡，年仅32岁。
凶手是谁？谁是凶手？人们要揭开这个谜底。 让凶手大白于天下
正当国民党干部普遍为议会选举胜利大喜过望的时候，枪声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梦想。宋教仁被杀，震惊了全国。
孙中山先生当天就从日本拍来了电报：
闻遯初死，极悼。望党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谋昭雪。
再说袁世凯在获悉宋教仁的死讯后，自以为谋划诡秘凶手又当场逃之夭夭，可以瞒天过海，于是便自导自演了一出悲天悯人、贼喊捉贼的戏。当天，也拍来了电报，声称：
宋君竟尔溘逝，曷胜浩叹！目前紧要关键，唯有重悬赏格，迅缉真凶，彻底根究。宋君才识卓越，服务民国，功绩尤多，知与不知，皆为悲痛。所有身后事宜，望即会同钟文耀妥为料理。其治丧费用，应即作正开销，以彰崇报。
这还不算，接着21、22两日，袁世凯连续两次电告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要他们对宋案“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以及“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
同时，袁大总统还指使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企图转移视线，混淆是非。据陈果夫回忆：“宋教仁被杀，这是袁世凯最毒的阴谋。他想挑起我们同志间的感情，故意说是陈某（英士）派人刺杀的……英士先生听得外间诉谣言，说是他刺杀宋先生的以后，便找了吴佩璜来。吴是替英士先生做情报工作的，在上海当电报局局长。袁和上海方面往来电报，我们都能拿得到，就完全靠吴佩璜的功。”
一天，陈其美在报刊上看到“宋教仁遇害，陈其美所为”这则消息，哈哈大笑：袁世凯贼喊捉贼。于是陈其美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宋案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到底谁是凶手？让事实说话。
陈其美和黄兴积极与各方面联络，致函公共租界总巡捕卜罗斯和西探总目安姆斯特朗，悬赏万元，限期破案。
沪宁铁路局认为车站内发生凶杀案，事关路局声誉，因此也出赏金5000元。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协拿凶手，限期破案。
宋案发生后，在上海的国民党干部几乎是全体出动，分头寻觅线索，对刺宋凶手大有食肉寝皮之慨。23日晚，一个自称叫王阿发的古董商的中年人，来到租界巡捕房，声称他知道线索，问悬赏万元是真是假？
印度大胡子巡长说：白纸黑字，那还有假！
没假我就说了。
王阿发说，一周前，他从一个扬州客人手中买进一幅名人字画，当天便送到国民共进会副会长、江苏巡查长应桂馨府上。那天，应桂馨高兴，给他的字画开了好价钱。临走时，应叫住了他，说我们都是老客户了，相互比较了解，说他有件大买卖，事成后，3000元奉送，比卖字画强多了，问他干不干？他问什么事？接着，应桂馨取出一张照片让他看，并说把此人干掉。当时我就蒙了，说平时我连杀鸡都不敢，哪敢杀人啊！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我是怕完不成老板的重托，交不了差。他说，看你紧张的，我只是向你开个玩笑而已。就这样生意没做成。不过，我今天看到宋教仁被刺消息悬赏缉捕凶手的布告，上附先生遗照，我左看右瞧，很眼熟，和应先生一周前让我看过的照片一模一样。
印度大胡子巡长问：是真的没看错？
王阿发说：不会看错。
大胡子巡长说：诬告是要坐牢的！
王阿发说：如需当面对证，我可以随叫随到。
就这样，王阿发在举报记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了手印。
接着又有人报案说：住旅馆的武士英这两天行动怪异，自称枪法百发百中。
当陈其美跟随报案人到旅馆搜查时，谁知武士英已结账走人。到手的鸭子又飞了。但他们在其住的房间找到了一张残损的名片，上写：江苏巡查长应桂馨，法租界徐家汇路文元坊。这时，陈其美才恍然大悟，忙到法租界巡捕房报案。
当夜，巡捕房就把要犯应桂馨抓捕归案。次日，又抓获行凶枪手武士英。并对应桂馨家进行搜查，得五响手枪一支，及应桂馨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密电本和函电多件。
通过这些函电，宋案已真相大白。刺宋“主凶”不是别人，正是贼喊捉贼的袁世凯自己。
原来，袁世凯决定除掉宋教仁后，即交给国务总理赵秉钧负责进行。赵秉钧又将此事交给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负责办理。
应该说，赵、洪二人，都是袁世凯手下最得力的特务头目，他们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
再说，应桂馨是怎样行凶刺杀了宋教仁的呢？
应该说，应是在跟随陈其美参加上海光复前，就认识了宋教仁的。知道宋是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要除掉他，风险十分大，一是来自袁世凯，二是来自国民党。弄不好，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经过再三权衡，还是选非沪籍人氏为好，这种人得手后便于远走高飞，神出鬼没。
他为物色这个人颇费周折。
这天，应桂馨带人在街上巡游，正巧碰到一个光天化日之下抢银行的亡命之徒，被他当场抓获。等银行方面的人追上来时，应说：把他交给我吧，我要好好审讯。
经审讯得知，此人名叫武士英，山西人也，刚来上海滩，身无分文，吃饭住宿已成问题，所以才出现先头一幕。
审讯完武士英，应桂馨很高兴。又问：你这样抢银行是要坐牢杀头的。
武回答：坐牢杀头我都不怕，只要不亏肚子就行了。
应说：这个话你要早说，我就给你解决了。
武说：现在也不迟。
应见此人的胆量不像王阿发那样小，于是说：这样吧，我要交你办一件事情，如能成功，你抢银行的事我可以给你摆平，再说我还可以有千元大洋相送。你干不干？
武说：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我能不干吗？长官，你快说吧！
这时，应从怀中掏出一张灰色的照片，让武看，然后说：把他干掉，有没有这个胆量？
武当场就应允下来说：抢银行的事都干了，杀人如同杀只鸡。再说长官对我不错，又免罪又给钱，我岂能装孙子！
好吧。应收起照片，站起身说：我们交易成功，今天我来请客。于是他们到一家饭馆，边喝酒边策划，一场罪恶的交易达成协议。
临分手时，应再三叮咛武：这些日子你先在旅馆小住等待，一有情况我就派人通知你，接头暗号为：货来了。
再说，北京方面洪述祖派出的暗探，一直在跟踪着宋教仁，寸步不离。当北京接到了应桂馨“一切就绪”的报告后，袁世凯便向宋教仁连发急电，要他急速返京，共商国是。
3月20日晚6时，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在一品香酒楼为宋教仁设宴饯行。宴毕，宋教仁在众人陪同下，登上马车，于10时抵达上海火车站，进入贵宾候车室小憩。他们并不知道，当他们下车时，暗处已有个戴鸭舌帽的盯上了宋教仁，此人就是武士英。
原来当天午后，有个人到旅馆找到武士英，拉他到三马路喝酒，交代说：“应先生的仇敌今晚11点乘沪宁线火车离沪，应先生要你在车站采取行动。”随即交给武士英手枪一支，子弹五发。
当晚，武士英行凶之后，立刻逃进应府领赏金。
应命人为他摆酒压惊，然后给了他30元钱，说要等确切消息出来，其余的再补，并叮嘱武士英旅馆房子退了，住到妓院去。
谁知第二天报纸消息报道宋教仁身负重伤，并没牺牲，气得应立刻找到武士英，大骂他无能，只会吹牛皮。
武士英赏钱得不到反挨一顿臭骂，只觉得自己晦气，一连两天躲在妓院里。23日下午，他看见送殡的队伍从大街走过，才知道宋教仁确实已死在医院，当天下午就急忙跑到应宅来讨赏钱，谁知应桂馨一直未回，他就一直在等，结果等进了罗网。
陈其美等革命党人曾利用会党分子从事反清活动，但在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不能很好地改造和处理这批会党分子，结果酿成革命党人被会党分子反噬的后果。其教训也是惨痛的。 把凶手推向斩首台
听到宋教仁被刺的噩耗，孙中山立刻中断在日本的访问，于3月25日回到上海，了解国内形势，主持国民党工作。
经过多次交涉，上海租界当局终于答应将应、武二犯交给中国上海司法当局审讯。
上海交涉使陈贻范一阅证据，十分震惊，觉得事情非同小可，此事牵涉总统、总理，因此立即邀请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国民党方面陈其美、黄兴，以及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黄涵之、检察厅检察长陈英等，到交涉使公署开会讨论。
会议一开场，就陷入了激烈的争论。
程德全说：刚才听了陈贻范的说明，我个人认为，此事牵涉到总统和总理二人，是否在小范围内审讯就可以了，不要扩大影响。
我不同意！陈其美忽地站了起来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定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一定要把凶手绳之以法！不然，我们就对不起遯初的冤魂！
黄兴也说：要公布证据，人心自有公论，对凶手严惩不贷。
在陈其美等人的坚持之下，争论双方达成协议：决定4月25日以程德全、应德闳的名义，将证据电告总统袁世凯、国会参众两院、国务院，及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并决定同时由上海地方法庭公开审理，按照法律程序解决。
就在法庭公开审理的前一天，意外的事发生了：24日上午，凶手武士英在严密的看守之下，突然暴亡。这让大家措手不及。
很明显，这是为了杀人灭口。
但法医检验了三次却说查不出因何致死，既无外伤，也无内毒。虽然武士英罪在当诛，死有余辜，但死因不明，至今仍是一大疑案。
4月25日夜12时，程德全、应德闳将调查结果及证据通电公布。
次日，《民立报》以醒目的标题，独家刊出：“注意！注意！注意！看民贼的手段。”宋案证据被披露并登载了证据的照片等。
宋案证据大白于天下，全国舆论鼎沸，一致吁请严惩凶手。
袁世凯如坐针毡，焦急万分。直到“二次革命”后，他才长出一口气。他以为，他已把国民党彻底打败了。不过，这个一贯心怀鬼胎的家伙，认为凶手活着对自己总是个威胁，便故技重演，干起了杀人灭口的勾当，一个个地把凶手除掉了。
第十三章 白色恐怖
雪压青松松更青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又称讨袁之役，以失败告终，南京独立取消，革命处在低谷；袁世凯当局在国内大搞恐怖活动：赏洋10万，缉拿孙中山；赏洋五万，缉拿陈其美。孙中山的追随者、革命者人人自危。国内无有立足之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大本营东渡日本，在东京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上海义举失败后，陈其美并没有立刻出国，而潜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在恐怖气氛下，陈其美冒着生命的危险，从事着“二次革命”的善后事宜。当时陈果夫是帮助叔叔处理善后事宜的得力助手。陈果夫回忆说：
（上海）奋勇军失败后，死者之抚恤，伤者之治疗，生者之遣散，均成问题。……办理善后最感困难的是经济问题。我除把英士先生给我的学费用尽，及向蒋（介石）先生领得少数经费之外，只好和多方借贷，陆续清理，逐一遣散。直到民国三年五月间，才把这件事完全清结。
从举事起以至办理善后，我受英士先生之派，向各方筹款，如朱葆三、王一亭、杨信之、沈缦云、叶琢堂、叶惠钧等，均有相当往来。这些人中间，沈与朱比较最好，并没有因为我们失败了，而加以冷眼。叶琢堂君不时以消息供给我。在我们危难的时候，常常加以协助，其豪侠好义，尤能给人以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从七月到九月三个月中间，英士先生尚在上海，因为大部分同志不是变节，便是畏缩不敢再举，乃嘱我每日前往协助，并担任交通。因此，日里我是料理自己的分内事，夜间则随英士先生工作，每晚非到十一时后不能返寓。这时袁世凯的侦探，对我极注意，所以我的行动亦不能不特别审慎。有一次，给我发觉有陆中同学任侦探者尾随，乃设计跳上电车，一刹那又跳下来，得以脱身。在英士先生东渡之前，一直承办事项幸未误事；唯有其日奉派一信给王一亭先生，中途遗失，自认为生平一大憾事。
应该看到，陈其美在恐怖气氛下，并不甘心上海义举的失败，他除办理善后事宜外，还在秘密地与一部分留在国内的革命党人谋划在自己的家乡湖州、宁波建立反袁根据地，再举义旗。
1913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海静安寺路沧州别墅八号楼，窗帘低垂。一个秘密会议在这里召开。
陈其美因目标太大，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隐居在上海租界的季雨霖、殷汝骊、夏杰唐、程潜、汪精卫、刘艺舟、胡经武等十余人，商议斗争策略。经过与会者的讨论，决定设立三部：实行部、继续部、暗杀部。三部之间互相配合，开展活动。具体分工是，由陈其美、王金发、钮永建负责湖州、宁波各处；由戴季陶、刘艺舟赴大连组织机关部，在奉、吉两省展开活动；林虎等潜入湖南，联合该省青、洪帮，并运动军队，谋三次独立。会议从早开到晚上。
会后，大家各负其责，分头行动了。
陈其美因为善后事宜相托，直到9月初，他偕王金发、蒋介石潜赴宁波、湖州，在那里开辟新战场，“拟以宁波为根据地”。
这期间，陈其美还委派姚勇忱等十余人，前往杭、嘉、湖，宣传民众，发动民众，“分头举事”；安排雷铁生、方继英、沈凤祥等，在上海英租界收集炸弹武器；拟推举雷铁生为浙江都督，组成浙江讨袁军，在浙江发动起义。
再说陈其美、蒋介石、王金发等潜入宁波后，他们发现因袁世凯的恐怖威胁，浙江都督朱瑞态度有变，但是他们照常活动。这期间，雷铁生派炸弹队长方济青，用车船运十余枚炸弹至董家渡，但途中被郑汝成部发觉，结果所运炸弹被扣，秘密机关被查，损失严重。雷铁生当场被捕入狱。
陈其美得知后，痛心疾首，见图浙不成，又拟改变方针，从长计议，图划第三次革命。并决定联络日人，筹饷购械，以“台湾”为新根据地，从闽、浙两省着手活动。同时他又派遣革命党人赴大连联络胡党与宗社党人，在北方起事。这些计划在实行中也因力量不济而被迫中断。
面对着一次次的失败，陈其美百折不挠。据有关资料披露，他在此期间还拟定了第三次革命计划。他在致洪门大佬杨志平的一封信中说：
前由潘君月樵介绍，沪江战事得蒙足下仗义疏财，接济维持，已呈请岑大元帅注册存案矣。金陵之役，同志血战三星期，复为张贼夺去，非人谋之不臧，实天助袁逆、张贼也。可恨至极！吾辈抱定宗旨，百折不回，现已由沪江同志议决，以一半往长崎赴会，联合日人，筹饷购械，以台湾为根据，从闽、浙进行。复遣同志多人，大连联络胡党英杰，勾结宗社党人，在北方定期起事。江浙方面概归鄙人主持一切，将来仍请阁下召集洪门同志共举义旗，直捣金陵，先诛张贼，后讨袁逆，以雪前耻，扫除专制恶毒，重立共和政体，呈党幸甚！再者，以后往来信札，总宜秘密，因邮局中人查检甚严，恐有泄露，故此次特派心腹前来，与阁下当面接洽，如蒙允准，即望将回件交来人带回。迩来南北侦探遍地，吾辈浍切宜缜密，凡军火文件皆存在日人行（李）中。遵处属地，尤须谨防。倘再有疏虞，则一番心血又成现饼。铁君来常，事竣尚须往苏、杭一行。倘有需款，即乞尊处付可也。
事实表明，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袁世凯的高压恐怖统治，革命党人的活动空间有限。陈其美见事无可为，便决定应孙中山之召，潜赴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陈其美在赴日前，曾于9月26日晚，秘密回到上海海宁路10号与家人告别。陈其美很乐观地对家人说：
此次失败，非袁世凯力强，乃党人自己太弱。非因人少，实以无团结力，各自为谋所致。今当奋发精神，期以二年，必能复举。二年之后，当再与家人团聚也。
陈其美并没有被袁世凯的恐怖镇压而吓倒，在家乡又收到孙先生的召电。于是他离开湖州赴日本去了。 关键时刻革命党内部又出现了分裂
孙中山逃亡东京后，开始理智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教训是什么呢？人心不齐，组织涣散，犹如一盘散沙。如此怎能对付凶恶的敌人？怎能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国民党较之同盟会已经褪色不少，关键是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使他大伤脑筋。二次革命失败，有许多革命党人流血牺牲；有许多革命党人被通缉，无家可归；但也有投敌变节的，成了袁世凯的无耻的政客；也有革命理想破灭，痛不欲生的；也有逃避现实，出家为僧的。面对现实，孙中山任重而道远。
夜深了，人静了，孙中山伏在案头，在做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的周密计划……
突然有人敲门，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湖口起义的陈其美。
“你是什么时候来日的？”孙中山关切地问。
“我是刚刚到的，特来向先生报到。”
“湖口起义的人员都怎么样？”中山又问。
“嘿，甭提了！杀的杀，逃的逃，各奔他乡。”
“都逃到哪儿去了？”
“这里来的最多，其余的有的到了香港，有的到了台湾，还有的到了新加坡。”
过了一会儿，孙中山愤慨地说：“失败惨重，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
“为什么？”陈其美不解地问。
“在讨袁前的全国22省中，国民党有八个都督，在国会中国民党系第一大党，各省议会也占优势，力量是相当大的。但是，为什么不到两个月就一败涂地呢？我认为，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
孙中山继而强调指出：“我看袁世凯不出五年就要做皇帝，我们要赶快组织新党，起来革命，叫他做不成皇帝；如果等他做了皇帝，再去推翻他，那就更不容易了。”
孙中山1913年冬着手筹备，次年7月8日在东京改组国民党，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可是中华革命党虽然建立了，但内部却由此引起了分裂。
东京筑地精养轩。
宽敞明亮的房间中，200余名流亡的革命党人席地而坐。其中有黄兴、陈其美、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还有李烈钧、张继、陈炯明、邓铿等。
孙中山环视一周道：“我党人心涣散，达于极点。遯初被刺，我返沪主张立即起兵讨袁，党内又是众说纷纭，无复统一，克强坚持法律解决……”
说完，他把严厉的目光投向黄兴，然后逐一批评说：“还有英士、展堂，你们都是犹疑观望，一误再误。癸丑之役，终成强弩之末，以致落到今天的地步！”
黄兴等人沉默。
孙中山又道：“二次革命，非仅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我已决心对之负全责。现在成立中华革命党，希望大家能绝对服从我，并且要盖指模，立誓约！”
与会者开始窃窃私语，不少人都用目光望着黄兴。
孙中山感觉到了这点，他也转向黄兴问：“克强，还持不同意见吗？”
黄兴答道：“是的，先生的苦心，我是明白的。二次革命前，我党确实松懈涣散，但立誓约、盖指模服从个人，能否严明纪律，振奋精神？况且，也有悖于民主准则。……革命并非经商的公司、会社，一切全由最大的股东决策！”
胡汉民抢着说：“克强兄所言甚是，立誓约、盖指模的做法，与会党无异，先生不一定过分拘于形式……”
孙中山强硬地说：“不，前者有训。关于这一点我绝不让步！”想了一想，又加重语气说：“我不是一个专制的人，但还是要重申‘三次革命’由我自己负完全责任，愿意服从者必须纯然听从我的命令。克强如有异议，也只得悉听尊便！”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悄悄注视着黄兴。
黄兴以巨大的抑制力克制住自己。他默默地，感情复杂地望着孙中山。
孙中山也同样望着他……
这时，陈其美却幡然醒悟，站到了孙中山的一边，一下子加重了孙的天平。
陈其美说：二次革命失败，大家都是目击者，我们的失败就是没用孙先生的武力解决，而采用克强的议会之路，这是铁证。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这时，孙中山也激动地站起身来，责备黄兴说：在南北方议和时期，我曾主张宁可开战，也不议和，但克强支持；关于民国建都地址，应该在南京，要袁来南京就职，克强也不表示坚决支持；宋案发生后，民愤可用，以武讨袁，克强先生又是阻止其行；再者，我本来想赴日本求援，克强又是不同意，让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后来我想亲赴南京誓师讨袁，克强又自告奋勇，阻其前往，招致失败，全局瓦解。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纪律应该加强了。必须要服从我。
陈其美还说：二次革命时，就是没有听从孙先生的意见，及早发难，致使失败如此之速。
听到这里，黄兴不同意陈的说辞，反唇相讥：国民党改组后，事权不一，癸丑之役失利，我黄克强何能独负其责？辛亥革命之后，同盟会有些老同志利欲熏心，都想做都督，一时闹出了无数的野鸡都督，趾高气扬，自由行动，不受党的约束，这难道也要我黄克强负责吗？
……
也许是因为这次不愉快的经历，陈其美此后即“力排众议，主亟进”。陈其美到处奔走，要大家赞成。凡不赞成加入的同志他就大做文章加以人身攻击。陈其美还抓住黄兴在东京建造简易住房一事大肆攻击。对于革命同志的相互倾轧，黄兴感到愤懑和难过。他在致刘承烈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悲观，他说：
党事弟久灰心。近来尤极其诡谲之态。不德如弟，欲图挽救，转受毁伤，尚有何说！必宕将来，既感且佩。恐人不我与，犹含沙蹑其后。请拭目以观，必有所悟也。
5月29日，黄兴致函孙中山，对陈其美等人的指责有所申辩。当天，孙中山最后表示：
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从弟之号令。今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以遂生平之志，以试生平之学。今在筹备之中，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1913年10月7日，陈其美偕戴季陶、陆惠生、山田纯三郎进见孙中山，田桐随后亦到。陈其美经与孙中山交谈后，两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认识。陈其美说：“辛亥革命，手持寸铁，集众数百，武昌一呼，全国振荡者，革命党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据地省，拥兵十万，北兵负隅，而全局失败者，革命党中锐气消沉之致也。”陈其美还指出：“二次革命之失败，由于我党之不统一，其原因皆由诸同志不能奉先生之教令，往事具在，后之进行，须鉴前车。欲革命党能达目的，非此不可。”
陈其美还很后悔以往自己不能很好地听从孙中山的命令，邵元冲写道：
（陈其美）回想这一年多的经过事实，觉得许多地方，中山先生都能事先见到、想到，因各同志见识学力不及中山先生，以致处处牵制中山先生的主张，不能服从其命令，因此有这样重大的失败，自己非常的追悔。遂决心服从中山先生的主张，助其组织中华革命党，以严格地训练党员。
陈其美与戴季陶、田桐、范光启等加入了中华革命党，陈其美在中华革命党的入党号是第七号。
首先，在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手续：入党的人要立誓，誓约中有“服从孙先生”、“服从命令”和“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几句话。誓约要自己亲笔照抄一份，在立誓人的名下，用右手中指打一墨印。然后站立在主盟人孙中山面前，宣读誓约，读毕将誓约交给主盟人，握手而退。有些人主张删去“服从孙先生”、“服从命令”两句，认为这会损害个人的自由。黄兴等不少人反对打手模，认为有辱人格，并且说：“革命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到今天还相信不过吗？”因而不肯入盟。
不过，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同盟会的会员中，有多半是地主、官僚家庭的子弟，他们是基于民族意识和反清而革命，所以清帝退位，就认为革命成功了。到了国民党时代，又混进大批官僚政客，成分更为复杂。他们对于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和激进的革命主张，自然多不能接受，乃至大有抵触。因此，当年流传一种说法——“先生是理想家”，甚至有人把孙中山称为“孙大炮”。简单一句话，这班人的思想跟不上中山先生的思想，已经落伍于时代了。
二、孙中山和黄兴，在政治问题上常常意见相左。例如：孙中山本不愿意让位于袁世凯，而黄兴是主张退让的。（汪精卫是主张让位最卖力的人，他曾说：“先生如果不让，人家要说先生争地位权利呢！”）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问罪，黄兴则坚持法律解决。孙中山要组织革命党讨袁，黄兴又认为不可师出无名，等袁做了皇帝，再行讨伐不迟。这样，孙、黄就无法合作了。黄兴恐同志之间矛盾加深，离开日本，远游欧美。而跟黄兴有关系和同一见解的人都不参加中华革命党。这就形成了孙、黄分家，出现了所谓“孙文派”与“黄兴派”。如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等，在国内都是有军队和政治影响的。他们的离开，当然是一个损失。譬如，洪宪讨袁之役，中华革命党人曾在广东、山东、江苏等地起义，皆以力量小未能成事；而云南起义，原国民党军人参加的虽也不少，但领导者却为蔡锷，在政治声势上中华革命军比护国军已略逊一筹了。
至于中华革命党内部，开始时，情形也不见佳。
入盟的党员不过七八百人，其中比较多的是留日学生，其次为各省议员和中、下级军官。他们多比较年轻，虽然有些干劲，但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很薄弱。最显著的一个例子：1915 年1月，袁世凯颁布了所谓“乱党自首条例”，规定自首者不但不办罪，还优予录用。江西党员魏调元即偷回南昌自首，以出卖人格换到一个县长。对于这个叛徒，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又有些党员在日本无法维持生活，秘密地回到上海另谋出路，也就一走了事。所以有人说：“先生和洪秀全一样的仁慈。”
更有甚者，还有对中华革命党行骗的。江西人刘平，在上海穷得没办法，写信给东京本部，说他在江西可以召集几千人起义，就骗到了一个司令官衔和一笔款子。而上海交通站做党务工作的同志，却拿不到一文钱，连吃饭都成问题。大家推陈劭先去东京见中山先生，大胆陈述意见。先生回答说：“要知道，空喊革命有什么用，100人中有99个骗我，只要一个人不骗我，就可以把革命空气激动起来。”
总之，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并没有达到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成为健全有力的革命党。同时在用枪杆子解决政治问题的时候，又没有建立和掌握忠实可靠的武力。这样，以后中山先生的起落，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得不决定于地方军阀的拥护或反对了。
尽管意见不一，但孙中山毕竟不为失败所气馁，百折不挠，面对现实，又迈出了坚定的革命步伐。 孙中山的第一副手
冬去春来，时间到了1914年的春天，杨柳飞絮，桃花盛开。
孙中山为解决中华革命党的建军指导思想及一系列问题，便谢绝宾客，关门写作，两个月后，《革命方略》已脱稿。《革命方略》共分六篇，其中对革命军的目的、服制、勋记、饷项；军政府的组织、军律、军法；举义前后之要义，攻取响应之要点，都作了具体规定。
3月底，他已把写完的初稿，散发给党内核心人物，逐条加以说明，征求他们的意见。接着便召集陈其美、胡汉民、居正、廖仲恺、许崇智等，持续了两个月，进行了17次集思广益的讨论，陈其美参加了11次。
5月16日，由孙中山指定，成立了15人的中华革命党筹备会。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陈其美、柏文蔚、周应时、刘承烈、邓家彦、胡汉民、杨庶堪、居正、侯度生、张肇基、凌成、文群、陈杨栋、张百麟、田桐。
6月16日，孙中山在民国杂志社召集中华革命党成立预备会议，到会者200余人，一致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当天，还初步决定了各部部长人选。
6月21日下午，在民国杂志社召开了中华革命党党员大会，出席会议的党员约有四十七八人。会上，陈其美代表孙中山，对《中华革命党总章》逐条详细做了说明，并向大家介绍了初选中当选的各部部长。陈其美还提请大会注意：今后各位的报告，要交给有关的专任部长。
在一切筹备妥当后，7月8日下午，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参加成立大会的党员约有205人。孙中山在会上作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号召大家做好第三次革命的准备。孙中山在演讲中说：
我们同志目下虽流亡于日本，但追慕母国之念，一时也未离开脑际。将来如何使我民国得屹立于世界，此乃与诸君共谋之大事。……总之，务望我同志共进退，各自审慎行事，绝不可轻举妄动。再者，近日看到有关革命党人之种种报道，均为谗诬中伤之流言，无一事实。望诸君纵知晓此事，亦不可为此类流言所惑。
第十四章 三次革命
讨袁再发动
冬去春来，樱花烂漫。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经过党人一段时间的努力，形势逐渐好转，组织发展迅速。在此基础上，根据孙中山提议，又组织了中华革命军。孙中山自任革命军总司令。革命军以倒袁为主旨，必欲雪二次革命失败之耻。“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号召一切“爱国豪杰共图之”。如果说昔日的逃亡者个个颓唐，则今日组织健全，纪律严明，人心一致，同仇敌忾，无疑又成了一只“下山虎”，令袁世凯大为不安起来。
一天，孙中山召集陈其美、戴季陶等人商议回国策动起事的军事计划。鉴于当前的形势，陈其美向孙中山建议：
辛亥癸丑二役，皆不能贯彻革命党主旨，实行三民主义者，以东北各省之革命运动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以扫专制恶魔之巢穴。自今以往，如仍偏重南方，而于北方不稍加之意，是犹覆其辙而不自悟也。且袁军密布于东南，防范压制，不遗余力，如不度势量力，固执进行，是无异于邹与楚敌也。其不成也必矣！故谋第三次革命，当于东北数省培植革命根基，以为大规模之运动……
孙中山听了，频频点头。
陈其美的建议为孙中山所采纳，并把东北工作的重点放在大连。
再说大连当时在日本管辖之下，孙中山希望日本方面与革命党人合作，并保护革命党人的安全。当时，潜伏在大连的革命党人有200多名，他们分为三派：即宁梦岩派（孙中山、陈其美系）、刘艺舟派（何海鸣系）、邱丕振派（山东系）。
开始时，三派互不统属，且相互排斥。后来他们认识到这种状况不利于革命，大约在1913年底，以陈其美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总部，从事反袁的准备工作。但是这么多革命党人集中大连一隅，缺衣少食，行动经费更是说不上。他们希望孙中山和陈其美能给他们提供经费。孙中山曾经通过吴大洲给他们送过1000元，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他们一再打电报促请陈其美和戴季陶速来大连。于是，孙中山决定应东北革命党人之邀，派遣陈其美与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前往大连指导工作。
为避人耳目，陈其美化名朱志新，戴天仇化名木村藤吉。途中，因劳累陈其美染上肺病，到大连后即住进了日本人开设的满铁医院。陈其美一面治病，一面与戴季陶调查东北地区革命党人的情况。陈其美等人的计划是：在大连设立机关，以吉林、奉天、黑龙江三省为主点，外与东京总部及各省革命党联络，聚集力量，运动军队，等待时机成熟。“关外一动，南京继之，而江北、山东同时并起”。
据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回忆说：
1914年，我得到东北本溪湖的马贼将攻击沈阳以打倒张作霖的消息，于是跟陈英士和戴季陶到大连请满铁理事犬养信太郎介绍，以满铁为根据地，策划一切，但没成功。
从中可以看出，陈其美等人在东北的活动并不顺利。陈其美等人到达东北不久，即被吉林护军使孟恩远所探知。他立即密报袁世凯说：“陈其美、戴天仇、宁秉然、谢宝轩共同谋乱，扰害治安。”
袁世凯得报后，立即严令都督、民政长“严密查缉，勿令煽乱”。这还不够，袁世凯政府又与日本政府交涉，“以陈其美有刺杀商务印书馆经理人夏粹芳等嫌疑，要求引渡到案”。张作霖则奉命向满铁副总裁伊藤大八秘密表示：“大总统有命令，不论用任何手段，都得要将陈其美逮捕。”
在袁世凯政府的压力下，日本关东都督府对陈其美等革命党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革命党人的行动百般干涉，甚至下令逐客。
接着，陈其美写信给周淡游，信中说：
此间事，外交干涉日紧，前者所称可以商酌之关东都督，已受袁氏笼络矣，不但拒不见面，且已命其部属将下逐客令矣。看来难望有为也。奈何！
这时，孙中山了解到东北的情况后，当即密电陈其美“暂缓进行”，并告之：“在南方的广东、云南、广西等省尚未足备实力之际，满洲暂不着手进行。如目前在满洲轻率举事，反而造成不利局面，并有给日本带来麻烦之虞，故切忌轻举妄动，待时机到来后再断然实行之。”陈其美奉命后，当即指示东北革命党人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俟南方准备就绪后，再南北呼应，起兵举事”。
陈其美见东北一时难以打开局面，便将东北讨袁工作交付刘纯一负责，山东讨袁工作交付刘大同负责，并交给刘大同短枪40支，命其回鲁组织队伍。
在大连期间，陈其美还见到了上海老友沈缦云。
沈缦云是“二次革命”后从上海逃亡大连的，袁世凯曾悬赏5万元捉拿他的人头，罪名是沈缦云给进行革命活动的陈其美和戴季陶继续以热情的支持和帮助。据说这次大连见面又给了陈其美不少钱。后来在日本，由于奔波劳累，陈其美胃病复发，不得不住院治疗时，还伏枕给沈缦云书写了长信一封。在这封信中，陈其美表达了对沈缦云的感激之情，另对革命前途抱有极大的必胜信心。
令陈其美悲伤万分的是，沈缦云在大连的革命活动终被袁贼所侦知。袁世凯收买革命党内的叛徒，在1915年7月23日宴请沈缦云时，将毒药放在食物中，沈缦云食后中毒身亡，年仅48岁。
陈其美、戴季陶在东北的活动，也引起了反动势力的忌恨。东北军阀头子张作霖下达悬赏通缉陈其美、戴季陶的命令，各处防范甚严，陈其美、戴季陶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因此，在孙中山的召唤下，陈其美偕戴季陶夜半搭乘“台南丸”离开大连。
在他们离开大连当晚12点，张作霖的卫兵搜查了陈、戴所住的旅馆。多亏他们提前离开了，没有被捕，于19日抵达日本东京。 东北不亮东南亮
1914年7月28日，正在袁世凯春风得意、准备迈向帝制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日本人借口与德国人交战，先出兵侵占了胶州湾，至11月，占领青岛，接着控制了胶济铁路，取代了德国的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看出了袁世凯要当皇帝的狼子野心，便投其所好，来换取在中国的更大利益。
随着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的推出，激起了国人的愤怒。
这份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文本，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增加筑路通商的新权利；日本享有在南满、东蒙一带工商、土地、路矿、顾问、借款的特权；延长日本租借旅顺、大连两港及南满、安奉两路的期限为九十九年；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等。日本公使明确表示，如袁世凯肯接受这些条件，日本政府就支持他做皇帝。
日本政府与袁世凯的罪恶交易，昭示了袁世凯做皇帝的真实野心，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广大爱国群众，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革命声势愈加高涨。
对此，孙中山认为形势大好，可为我利用。
陈其美赞同孙中山对形势的分析，他发表谈话说：
余相信刻下欧战乃中国第三次革命之绝好时机，然而革命并非易事，更不容轻举妄动，必须周密考虑，审时度势。我等革命党人刻下已大体完成第三次革命之作战计划，约百名在东京同志返回国内，何时举兵唯欧战形势如何而定，余等党员目前正在观望形势，如德国势成败局，即为我中国各省革命起义之时。
8月28日，孙中山与丁仁杰、周应时、戴季陶、陆惠生等人来到陈其美所住的东京赤坂区高桥医院，商讨今后的行动方针。
陈其美说：若不是我生病，我真想杀回国内，大干一场！
孙中山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革命是大家干的。
最后他们决定倾全力经营江苏、浙江与广东三省，并派“邓铿图粤，夏之麟图浙，复灵兄弟图宁，互为犄角，策划决定”。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孙中山还决定在上海设立中华革命党总部，陈其美点名蒋介石参加，因为他信任蒋介石，眼下自己不能赴沪，让蒋回去他才放心。他说：让蒋和陆惠生前往筹办，另外，还可以协助复灵兄弟图宁，顺便把上海的问题解决，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孙中山也同意陈的意见。同时又派遣了大批党员回国，运动军队，筹备讨袁。至8月下旬，从日本东京、大阪和长崎等地先后回国的革命党人有300多人。
孙中山送走了回国内举义的同志，还希望通过外交，换取日本政府在军事及财政上支持他发动的第三次革命。
为此，孙中山带领陈其美、戴季陶等亲自走访了日本朝野犬养毅（日本国民党领袖）、头山满（日本浪人首领）、坂垣退助（日本自由党和立宪政友会创始人）等，希望他们出面说服日本政府支持革命党人搞第三次革命。但此时的日本正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向德国宣战，并趁机出兵中国山东，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日本政府正在向袁世凯政府施加压力，图谋获得更多的侵略利益，因此决定不支持孙中山及其革命计划。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多方压制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的活动。为此，陈其美很愤怒地发表谈话，抨击日本当局：
（日本政府）在欧战后持非常之压迫主义，其实例不胜枚举。对政治犯的流亡者，本应在一定范围内予以保护，此为国际公法所公认。然而，日本现政府无视国际法，对我等同志实行压制，却欲援袁，此甚为不当。
话说这时，蒋介石等已经按照孙、陈的指示，秘密回到了上海。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终于联络了一批志士仁人，在沪举行讨袁起义。
蒋介石计划兵分三路，分头行动。
第一路，由他亲自出马，兼任总司令，担任潭子湾、小沙渡、曹家渡、梵之渡的进攻任务；第二路由陆荣廷率领，沿真如一带，抢占警署；第三路担任破坏铁路电线，拦截火车，阻敌支援。
结果事不机密，被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侦悉，夜半时分，闸北巡警拿获陈乔荫、王军山、章得高、陈新民等人，并在其家中搜出起义计划、人员名单，从地下挖出械弹、旗帜、印章等诸多东西。
郑汝成连夜向袁世凯邀功请赏，袁世凯嘉奖郑汝成，并命他继续搜捕革命党人，通缉首要蒋介石速拿归案。
蒋介石在暗杀郑汝成的路上，见有通缉自己的海报，和一辆辆鸣笛的警车，遂躲进了浙江老乡张静江的家中数日不敢出来。
由于上海革命党中出现了叛徒，军警夜半来到张静江家捉拿蒋介石。这晚蒋介石恰巧外出，回来很晚，逃过一劫。
蒋介石知道在上海难以立身，便向陈其美报告，陈其美立即召其回日本，重商讨袁大计。蒋介石回到东京后，恰在这时，陈其美又接到东北革命党人的报告。信中说：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队已运动成熟，倾向革命，请孙中山派人去主持工作。
陈其美因筹组中华革命党总务部，不能够脱身，就向孙中山建议，派蒋介石和丁景梁前往。
孙中山说：前几次都是谎报军情，领取军饷，这次不至于吧？
陈其美说：我想这次不至于。
孙中山说：那就按你的意见办。
蒋介石临行前，孙中山亲自交代蒋说：一定向日本当局要求把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并保证朝鲜独立，否则我们的国民运动是不会停止的！
7月初，蒋介石、丁景梁二人到达了东北，日本军阀接见了他们，企图拉拢他们为日军服务，便掩护他们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处的革命活动。
通过半个月的悉心观察，蒋发现东三省死气沉沉，并没有军队倾向革命，“东北王”张作霖配合袁世凯对东北控制很严密，根本没有开展革命运动的余地。宁孟岩之所以那么报告，不过是想从孙中山处骗得一批钱款。又是一次骗饷报告！这一次虽没有骗取了钱财，却骗来了蒋介石。不但骗了孙中山，也骗了陈其美。
最后，日本军人在长春车站的铁道饭店举行了招待会，蒋介石在会上将孙中山要日本人交还东北和台湾的意思表示出来，并说：“日本要协助中国革命，应该做列强的榜样，首先有具体表示。”
主持招待会的日本联队长听了蒋介石的话后，大为不满，发泄一阵后而去。且说第二天，日本军方就通知蒋介石等离开东北，若不知悟，后果自负。
这时蒋介石不得不走人了。不过蒋介石还是有心计之人，他通过在东北的经历，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世界局势和国内政局的变化，写了《上总理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这是蒋介石首次给孙中山写信，得到了孙先生的首肯。
在信中，蒋介石以沉痛的笔触，指出二次革命中革命党本身的种种弊端，如：“命令不统一，统御无方”、“处处进行，即处处薄弱”、“遍地发动”、“多方起事”、“不足分袁军之兵力”，只会“徒堕本党声威”、“伤本党之元气”，不能取得真正的“效益”。因此，他提出要“力矫过去不规则之弊”。
信中着重分析了欧洲战局和反袁的重要关系：“默察大势，世界大战，已箭在弦上矣！此次欧战时期延长一日，即袁贼之外交势力薄弱一日；范围扩大一步，即吾党之外交关系胜利一步也。若吾党不于此袁贼亲西排东之失败期内，乘势急进，则时不再来，后悔莫及矣。”
对于最近的讨袁，蒋介石提出了“急进计划”：“本党今日之进行，以统一各省革命计划，确定全盘整个之方案，集中一点，注全力、聚精锐以赴之。”他接着又分析了讨袁基地为何不宜选择黑龙江和山西，而应以浙江为“根据地点”：“浙江之战略，以地势与兵力之关系，是海主陆从，西守北攻，为今日唯一之根据地点。”“浙江之军人，犹属昔时之革命分子，其思想，其宗旨，尚冀其能完全发动也。”
在这封信中，蒋介石对二次革命中国民党的分析，与孙中山、陈其美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至于建立浙江根据地的想法，可以说与孙中山、陈其美不谋而合。他们进而筹商继续在上海和江浙地区举行武装讨袁活动。蒋介石的信让孙中山拍手称赞。 衷肠诉黄兴
东京。
赤坂区高桥医院。
病中的陈其美，送走了孙中山后，又踱步回到病房，按照孙先生的指点，他便展开了信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写信，劝黄兴等人以大局为重回国。
自从二次革命失败以来，中华革命党成立，孙、黄就分道扬镳。这都是革命者不愿看到的，然而发生了。特别是孙先生与宋家二小姐真情相爱，冲破重重阻力，二人走到了一起。他们在东京的婚礼本应是隆重的，由于黄兴、胡汉民等人的拒绝出席，显得冷冷清清，只有少数人出席了，这便是陈其美、廖仲恺夫妇等人。
如果说革命党第一次分裂源于中华革命党的成立，而第二次分裂则是源于孙中山的冷清婚礼。黄兴等人已远走高飞，到美国去了，成立了欧洲研究会，与孙先生的中华革命党分庭抗礼。
三次革命一次次地不如意，皆是源于革命队伍出现了内讧。这让孙、陈都很伤心，尤其是陈其美，病痛的折磨，他还可以忍受，然而来自革命同志的攻击更让他受不了。自从黄兴与孙中山分手后，就有人开始指责他，说他搞阴谋，挑拨离间，欲取黄兴而代之。尽管孙先生对别人进行了多次解释，许多人还是不相信。这更让陈更是烦恼不已。
1915年元旦过后，在医院里，陈其美对自己所走过的革命道路、与孙、黄两人的关系进行了认真的反思。
自从参加同盟会以来，陈其美对孙、黄二领袖都是尊敬的。在辛亥革命前，他为了维护同盟会的领导地位，处处维护孙、黄二人的地位，广州起义前后，更是唯黄兴马首是瞻。武昌起义后，他力排众议，极力拥戴黄兴任大元帅，支持由黄兴筹组中央临时政府。
的确，孙中山回国后，他是坚决主张由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但这也是黄兴的态度。以孙中山对革命的贡献和在国内外的威望，这是众望所归的。沪军都督府在军事、财政、外交各个方面，均是全面支持南京政府的。
在这一个历史阶段中，因为孙中山长期在国外，应该说，自己主要是在黄兴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黄兴器重自己，自己尊重黄兴，事业上志同道合，感情上亲如手足，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
但在宋教仁被刺以后，及“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和黄兴在形势的分析、对策的制定上，产生了分歧，自己的所作所为，的确是从内心深处的是非标准出发的。自己先是支持黄兴的主张，在各种会议上都是开诚布公地说出来的。到东京后，经过对“二次革命”迅速失败的反复思考，总结经验教训，才充分认识到孙中山的武力讨袁方针是正确的。既然自己错了，那当然应该检讨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
结果在组建中华革命党的问题上，自己支持孙中山，反对黄兴、规劝黄兴，也都是为了能够继续共同革命。这一切没有什么不对的。
经过病床上一个多月的思考，陈其美终于向前来看望他的孙中山，全盘托出了自己的认真思考。
孙中山很同意陈的思考，鼓励他给黄兴写信：“孙、黄不能分”，“分家革命损失大”。于是，陈其美在孙先生的鼓励下，开始拿起笔来给黄兴写信，倾诉自己的衷肠，换回黄兴的回头。
2月4日，陈其美一气呵成，写出了给黄兴的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致黄克强书》。
在这封长信中，陈言辞恳切，表达了一个老战友对黄先生的真挚情感。
陈在信中开始以很长的篇幅，罗列了黄兴在辛亥革命后至二次革命失败期间，“有负于中山先生”的五个方面，重申了革命党人服从孙中山的重要性，并劝黄兴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共同肩负反袁的重任。信中说：
故中山先生于此欲相率同志，纳于轨物，以统一事权，非强制同志，尸劂官肢，尽失自由行动，美以为此后革命欲达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茫茫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纷歧。悬目的以为之赴，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党员，如吾人昔日之反对中山先生者，以反对于将来，则中山先生之政见，又将误于毫厘千里之差，一国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约，服从命令，美认为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足下其许为同志而降心相从否耶？窃维美与足下共负大局、安危之责，实为我年患难之交，意见稍或差池，宗旨务求一贯。唯以情睽地隔，传闻不无异词；缓急进行，举行辄多误会；相析疑义，道故班荆，望足下之重来，有如望岁；迢迢水阔，怀人思长，嘤嘤鸟鸣，求友声切。务祈足下克日命驾言旋，共肩艰巨，岁寒松柏，至老弥坚，天丰云霞，索情独苦。阴霾四塞，相期携手同仇，沧海横流，端赖和衷共济。于乎，长蛇封豕，列强方逞荐食之谋，社鼠城狐，内贼愈肆穿墉之技，飘摇予室，绸缪不忘未雨之思，邪许同舟，慷慨击中流之楫。望风怀想，不尽依依，敬掬微忱，崦求指示，寒气尚重，诸维为国珍摄，言不罄意！
应该说这封信，言辞优美，态度真诚，以心交流。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
大多数同志认为，这封信传递的是正面信息，也有少数同志则相反，认为这封信传递的是反面信息。
第十五章 为国捐躯
不畏失败的人
肇和舰起义失败了，不少人灰心了，有的人甚至还投敌了，面对着敌人暗杀的风险，陈其美不因失败而后退半步。
一天，临出门时，妻子姚文英不无担心地说：别出门了，街上多有暗哨。
陈其美说：我怕什么？与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相比，我是活一天多赚了一天。应该说我是幸运儿。
姚文英说：不许你这样说！你死了倒好，让我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活？
陈其美说：我只是这样说说而已，让你流泪了。其实我心里还有数的。
姚文英揩了揩眼泪说：昨天我就亲眼看到了暗探，在我们家的院外转，我好害怕啊！
陈其美说：不要紧的。我去邮局给中山先生发一电报就回。
姚文英说：那你早去早回。
陈其美说：好的。
望着丈夫的背影，妻子姚文英摇了摇头，显得无可奈何。
陈其美从邮局回来时，又碰到侄儿陈果夫来家。
陈果夫一脸沮丧，陈其美问：肇和舰起义失败，你还停留在悲痛中，这可不行！此役失败，不足畏也。改过再图必有成功之一日，唯志不可颓。志颓则永无成，吾辈今后仍当积极进行，成功不过时间问题耳。你看我已投入了新的战斗。这不，孙先生又从东京来电了，电中说“此后我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力”。根据孙先生的指示，我和周应时（中华革命党江苏司令）商议，决定在江苏起兵讨袁！
陈果夫说：那好啊，我也参加。
……
1916年1月7日，陈其美与周应时发布命令，定于次日镇江、常州、无锡同时起义。
起义的前夜是非常平静的。
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镇江等地数处秘密机关遭到了破坏，十余名革命党人被五花大绑，推向了斩首台。几乎同时，常州、无锡也遭到了搜查，起义计划相继流产。
陈果夫再次为失败而扼腕长叹时，陈其美再次打气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1916年2月22日，为了统一指挥中华革命党的讨袁斗争，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次日又令陈其美就近接洽湘、鄂等省讨袁事宜。
不久，孙中山还委陈其美兼任江苏司令长官。
在海外的孙中山也斗志高昂，护国战争发动后，孙中山迫切希望陈其美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打开局面，以掌握反袁革命的主动权和斗争方向。因此，孙中山对陈其美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期望他重演辛亥革命时先取上海，依次取东南的旧剧。孙中山还希望陈其美与王统一合作，分别策动上海的陆军和海军起义。他在致陈其美的电报中说：“沪能得手，则万事皆就，望勉图之。”
3月12日，孙中山将募捐得来的款项大部分寄给了在上海活动的陈其美。孙中山附电文说：此汇款20万元，作为江浙革命活动及运动第二舰队反正的费用。
3月16日，孙中山又汇给陈其美21万元，说明其中1万元给在湖北活动的田桐。
在这期间，孙中山一日三电，催促陈其美及早发动。特别是到了3月下旬，孙中山突然得到一则情报，称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向袁献策，让袁暂退，由黎元洪出而代之，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袁再借英国的力量复出。孙中山获悉后，再次督促陈其美：“时不我待，沪事当发于袁退之前。”
尽管孙中山一日三电，但陈其美与王统一策动上海海陆军起义的工作却始终未能有力地进行。陈其美想效辛亥故事，与李平书等上海资产阶级巨头联合在上海发动起义，但遭到李平书的委婉拒绝。
李平书回忆说：“余鉴于癸丑之役，极力劝阻。况三月底为南北钱业归账之期，一旦起事，地方不免纷扰，关系市面金融，于饷源亦大有妨碍。”
陈其美说：以前我们起义愁的是无钱进账，无米下锅，现在，钱米有了，还有孙先生的鼓励，却不能举事，真乃无颜面回电孙先生。
孙中山见陈其美迟迟不见行动，也急，3月31日再次致电陈其美，甚至有些责备之意：“帝制取消，军心益振，而沪反因之观望，恐前联络之人皆多不实，故托此为辞，欲再得款耳。望兄详察，勿受其欺。”
五天后的4月4日，孙中山再致电陈其美，接连几日，孙中山又一再致电陈其美，促其“相机而动”，“切勿错过”时机。
4月8日，孙中山又电汇陈其美11万元，并告以“切望佳音，行当率同志齐来”。
应该说，孙中山急切盼望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能有所作为。而此时的陈其美，心里也十分着急，但他缺兵少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拿钱收买政府军的反水上。应该说，陈其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只能如此。
4月中旬，正当陈其美在上海一筹莫展的时候，柳暗花明，江阴传来喜讯。当时驻江阴的部队是第七十五混成旅。杨虎、尤民等人抵达江阴后，对部队策反相当顺利，举义旗反袁。
4月16日，江阴驻军宣布独立。第七十五混成旅旅长方更生出逃，杨虎宣布就任司令官。
4月23日凌晨，起义军攻打无锡，遭到了卢永祥、朱熙等部优势兵力的阻击，起义军寡不敌众，牺牲较大，不得不退出阵地。
4月26日，敌人攻下江阴，尤民遇难，杨虎翻墙潜逃，起义归于失败。
其时，孙中山并不知道江阴的失败，于4月27日，他偕廖仲恺、戴季陶等由日本东京启程回国。
临行的前一天，孙中山致电陈其美，称“若沪、浙能入吾党范围，则大局可定矣”。务必让陈其美再努力一把，胜利在望。
陈其美遵照孙中山的指示，于4月派中华革命军司令官夏尔屿赴杭州，试图掌握浙江局势。但浙江独立后，实权仍落入了浙江军界实力人物吕公望、童保暄、夏超等人手中。5月1日，夏尔屿在杭州为吕公望等人杀害。陈其美的图浙计划也宣告失败。
然而，陈其美并不甘心失败。5月5日，他又派遣数十名革命党人分乘汽船数艘，由上海驶抵吴淞口企图袭击“策电”舰，因火力不足而失败。姜永清、杜鹤麟等二十余名革命党人被杀。
面对失败的现实，陈其美作为中华革命党在东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始终坚持讨袁斗争。这惹恼了袁世凯。袁世凯对其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据《民国日报》报道，袁世凯政府在上海租界及闸北设立了暗杀机关，专门对付陈其美及中华革命党人。中华革命党的重要干部范鸿仙、夏之麒、张志刚等先后被袁世凯派出的密探刺杀身亡。陈其美更是他们要刺杀的首要目标。
陈果夫在回忆录中说：
五年五月十六日，即叔殉国前两日，予往渔阳里叔寓所，未遇，乃步行至萨坡赛路 十四号，道经蒲石路白尔部路转角，见三方面均有数人，共约十余人，内有一人急急询问另一个曰：“是不是？”答曰：“是戴眼镜的。”其余各人均特另注视予面，予心顿起疑意。既至十四号，仍不见叔。转至亲民里十一号蒋介石先生寓，始遇之。见其形容甚枯槁，精神委顿。盖此数日中办事不顺手，经济又困难，各方接洽事务至繁忙，致睡眠休息时不足，而有此现象也。旋有数友至，乃相与言治胃病之法，予以所闻之良法进言，叔答曰：“我病不可治也。”言时似甚伤痛。在座诸同志亦为之不欢，嗣叔命予与丁景梁先生接洽某事，遂辞出。竟忘将在路角所遇之事告知。十八以后，始知凶手已在附近守候多日矣。
应该说，袁世凯的密探加害陈其美的企图已是公开的秘密。然而陈其美并没有认识到危险性。
在上海积极组织讨袁活动，引起袁世凯及其爪牙的刻骨仇恨，于是，一场暗杀陈其美的阴谋开始了。其实，从“宋案”以来，袁世凯一直不断派人跟踪陈其美，前后共派了六七批人。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接到北京一个朋友的来信，说袁世凯忌恨陈其美比忌恨孙中山、黄兴还要厉害。嘱托陈其采赶紧转告陈其美，行动务必十分秘密谨慎。恰在这时，陈其美办事极不顺利，经济也越来越困难，各方面的事情又十分繁忙，日夜难以休息，心情极不好，身体也越来越坏，形容枯槁，疲惫不堪。当他看到革命事业面临严重困难，各地护国运动蜂起，而上海的反袁斗争进展缓慢，心里十分焦急，他决心不惜冒一切风险也要搞到发动起义的一笔经费。这就使刺客们有了可乘之机。
土匪出身的张宗昌，原是陈其美的部下，后倒戈投靠冯国璋的门下。此人了解到陈其美的困境后，忙收买会党分子程子安，策划暗杀陈其美…… 陈其美中弹身亡，蒋介石舍命收尸
眼看袁世凯要的大限时间就到了，陈其美还没有除掉，张宗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正在他火急火燎的时候，袁世凯派的人赶了过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的小叔袁继良。
袁继良询问陈其美的事做得怎么样。
张宗昌不得不说出实话来：此事还没有完成。我要亲自出马，不然完不成任务，对不起总统。
袁继良笑说：不必张兄亲自出马了，大总统自有锦囊妙计，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原来中华革命党有个小头目叫李海秋的，是陈其美的好朋友。最近，他在北京被捕，重刑之下，供出了中华革命党的不少机密。袁世凯得知，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张宗昌行刺陈其美到现在还没有成功，何不命令这个李海秋前去协助？陈其美还不知道李海秋被捕叛变，正可以利用李的关系下手。于是，袁世凯立刻叫袁继良带着李海秋赶来上海，交给张宗昌指挥。张宗昌一听，喜出望外。在袁继良的安排下，张宗昌与李海秋见了面。
席间，张宗昌问道：“依你的意思，怎样才能干掉陈其美？”
李海秋道：“此事说难也不难，只要对症下药就行。据兄弟所知，陈其美最近正在为党内经费短缺发愁，我们不妨在这上面动动脑筋，就说有一个煤矿公司，准备向日本人抵押贷款，苦于没人介绍，如果谁能介绍签约，谢他一笔款子。陈其美会上钩的。在签约那天，可以让刺客约定地点下手。”
张宗昌想了一会儿，脸上绽开了笑容：“好啊！此计极妙！这个‘公司’由我来操办，约定签约的时间、地点就是了。”
张宗昌、李海秋分手后，各自行动。
张宗昌先去找掖县的小同乡程子安。程子安曾跟随张宗昌从关外进上海，在他手下当过排长。程子安酒醉闹事打伤了人，被人告到都督府，陈其美为维护军纪斥责过张宗昌，张宗昌为此而开革程子安。当时，程子安愤愤不平，怨张宗昌不讲义气。
1916年春节前，张宗昌衣锦还乡，对当年结伙闯关东的穷哥们儿家属，均按家去拜访，向他们的父母行了晚辈之礼，磕头问安，并分送银元200、500不等，对程子安家也不例外。事后，程母写信告诉儿子，程子安对张宗昌终于由愤懑而变为感激。
此次来到上海滩，张宗昌已经见过程子安，两人叙旧话新，十分投缘。不过，张宗昌没有告诉他要杀陈其美，现在需要用人，便带着1000元大洋找到了他。
程子安见到白花花的银元，毫不犹豫地做了金钱的俘虏。
程子安又找到朱光明、许国霖等人，假装组织了一个“鸿丰煤矿公司”。为使陈其美相信真有这么回事，“鸿丰煤矿公司”还煞有介事地在报上登出启事，表明寻找抵押贷款伙伴。
李海秋要找到陈其美并非易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陈其美，说是革命党有要事相商。相约是在老城隍庙酒楼。
陈其美按约赶赴，二人相见，叙说了分别后的短长。接着，李海秋就直奔主题说：英公，有一好事相托。不知你能否帮忙？
陈其美说：说说听。
李海秋呷了一口茶说：真是好事。我有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公司，叫鸿丰煤矿公司，在安徽淮南，前几年效益不错，这二年效益下滑，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最近他们从日本购买新式设备，重振矿业，但苦于经费缺乏，万般无奈，只好想将公司作为抵押向日本实业界贷款，但一时又找不到介绍的人。
说到这里，李海秋掏出一张报纸让陈看，说：这是我们的登报启事！
陈其美瞅了一眼，信以为真，便问：我要给你们介绍成功，你们给革命党多少酬谢费用？
李海秋认真说：他们那公司注册固定资产为300万，准备全部抵押贷款100万，言明谁若从中介绍签约，愿以贷款的百分之三十抽酬。我想英公人脉很广，手眼通天，办成此事不成问题，无疑对公对私都是一笔可观的喜财，所以特来相告。
陈其美说：小意思。
孙中山从日本回来，一直坐镇上海指挥讨袁起义，尽管孙先生带来几笔款项，这些钱像撒胡椒面，捉襟见肘，杯水车薪。陈其美急需一批经费，因而终日发愁。听李说有这么一桩好事，不禁怦然心动。30万，也不是个小款项！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找个时间，双方见个面，当面谈好不好？
好吧。李海秋见陈其美上钩，不由得心花怒放。
陈其美求款心切，很快与沪上的日本洋行联系上了，答应帮忙贷款。
陈其美马上又与李海秋联系，约定5月18日下午3时带贷款意向书来萨坡赛路十四号寓所签约。
李海秋大喜过望，马上打电话到张宗昌那里，报告了此事。张宗昌也是喜出望外，立刻作了布置安排。
5月18日下午3时，是陈其美生命大限的日子。陈其美一无所知，他仍高兴着，盘算着这笔款项对起义的重大作用。
就在同一天，王宠惠从唐绍仪处也得知有人行刺的消息，让人转告陈其美注意。陈其美说：“我是前次制造局不死之余生，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从事革命大业，太为小心，何能成事？”
这期间，从日本来到上海不久的胡汉民常见陈其美在马路上从容闲步，连车子也不坐。一天，两人在街上不期而遇，陈其美说：“上海滩袁党耳目众多，汉民兄当小心为是。”
胡汉民反问道：“上海人不大认识我，我此时责任也不重。你自己这样大意，何以反说我呢？”
陈其美吟吟一笑说：“上海人也不大认识我。我的眼睛好，步履轻捷，即使有坏人靠近，我一霎间就避过去了，所以不用担心。”
胡汉民指着他的脸说：“英士，你可是戴着眼镜，在上海当过都督，怕3岁小孩都认识你！”
陈其美叹息一声，说：“顾不了那么多了。人之生命均有定数，非人力所能挽救。作为革命者，冒险原本是天职，没有冒险精神不可能成大事。更重要的是，我辈与反动势力相搏，必须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大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这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5月18日下午2时，陈其美提前来到萨坡赛路十四号。在这里，陈其美先与山东民军领袖刘基炎相商起义。刘要在烟台发动起义，需要5000元钱……
李海秋瞅着手表，3时已到，便推开房门对陈其美说：英公，客人已经等了很久啦！
陈其美站起身对刘基炎等人说：“我要先会一个煤矿公司的人。”说完，走出客厅。
陈其美出了客厅，把李海秋一行带到旁边的饭厅里，朗声笑道：“哈哈，诸位请坐。”
李海秋装模作样地在一旁给双方介绍：“英公，他们是煤矿老板，这是大名鼎鼎的陈其美都督。”
程、许、朱、王四人拱手作揖：“久仰！久仰！”
陈其美招呼女仆奉上烟茶，目视四人：“四位老板，抵押贷款一事李先生已经跟我说过了。我和日本朋友联系过了，他们委托我作为代表，先和贵公司签意向书，之后，总公司将派人和我一起去淮南核查贵公司固定资产。如确认无误，就可签正式协议，然后汇款。另外，我想根据李先生所转达的贵公司愿向介绍人支付百分之三十报酬的意思，起草了一份合同草稿，诸位也可以过目一下。”他把几张纸放在桌子上。
李海秋冲程子安等人以目示意：“你们把意向书拿出来，请陈都督过目。”
许国霖连连点头：“好的！好的！”遂从包里取出意向书交给陈其美。
趁陈其美低头看意向书的时候，李海秋抽身离去。
李海秋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程子安掏出手枪，对着低头看文件的陈其美，连开三枪，枪枪命中。陈其美当场倒在血泊里……
陈其美遇刺后，孙中山丧失了一个得力的助手。他悲痛异常，但局势非常紧张，又不能亲临祭奠，更增添了孙中山先生的无限伤感。
陈其美殉难后，因慑于袁世凯的淫威，一时间无人敢去认领尸体。唯独结义之弟蒋介石狂奔现场，抚尸痛哭，随即又冒险将义兄的遗体送往蒲石路（今长乐路）家中入殓，并亲自撰写祭文：“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抚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
为陈送葬时，蒋介石悲痛欲绝。有人曾出一言：“英士与介石不枉兄弟一场。”
1916年11月20日，孙中山在陈其美国葬《致各总长各议员函》中充分肯定了陈其美：
平生事功，艰苦卓绝，百折不挠，卒以身殉，死义甚烈。
陈其美的去世，使孙中山失去了左膀右臂，使蒋介石失去了恩师，使陈果夫、陈立夫失去了父辈。陈其美生前托孤，于是“孙陈情结”、“蒋陈情结”自然不自然地也会传染给下一代，让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从中受益不小，得到许多精神上的补充和慰藉。因此，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的关系也由此亲近起来，用两兄弟的口吻表述：公开场合里，他们称蒋介石为“蒋先生”；私下的场合里，则叫他“蒋三叔”。再加上同为浙江同乡，那便是亲上加亲了。因为“蒋三叔”的关系，陈果夫、陈立夫成了后来蒋家王朝中陈氏家族的掌门人，书写了一段历史传奇。
第十六章 果夫立夫
幸运的陈立夫
在求学的路上，与多灾多难的哥哥陈果夫相比，陈立夫则幸运得多。
在哥哥陈果夫开始入学时，他们的父辈是在流浪中寻找革命的路，而在陈立夫入学时，他们的二叔陈其美已是驻沪的大都督了，陈其美把母妻子侄接到了上海，享受都市的文明。应该说陈立夫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一到上海，正是就学年龄，便入学湖州旅沪公学堂补习英语。尔后，他的兴趣与长辈人的要求，突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把目光转向了新奇的机械制造。
二叔找他谈心，问他为什么对机械制造感了兴趣？他说机械制造变化多端，很有意思。二叔又问以前咱们家也没有学机械的，你是怎样迷上的？陈立夫道，那是我参观了舅舅的丝绸厂后迷上的。那天，我去外公家，处处觉得新鲜，墙上挂着油画，柜里支着猎枪，还有很大的穿衣镜，照得出我的全身。还有比这更新鲜的是，舅舅是大经理，他领我参观了他的大工厂。一进门，马达轰鸣，一台台丝绸机，能织出地上的绿草，天上的飞鸟和白云，神秘极了，不由自主地对机器发生了兴趣。尤其是对那些活动的机器设备，觉得好奇。
由于迷上了机械，最后影响了他的报考志愿，他有意选择了南洋路矿学校。
选择路矿学校等于选择荒野，选择郊外，选择艰苦。这无疑对父辈来说，都是不允许的。父母请来了二叔、三叔来做说服工作。他们采取车轮大战，这个说完那个讲，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通牒也下了，陈立夫就是不听，同时还有一大堆的道理。最后，父母亲也就只有认可的伤。
陈立夫上中学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正如陈立夫所说：“我在读中学的这段时间里，家中的经济大不如前，二叔在1913年的起义失败后，即转入地下革命工作，三叔那时在银行服务，不但要负担自己的家计、子女学费，还需负担二婶、我和姐姐们的生活，那时我的学费是由大哥支付的，但一般的交通车费由三叔付给。我见家中的经济短绌，就从不主动向三叔开口要钱，因此每天我总是很早起床，走好几里路去上学。”这段时间，陈立夫读书也特别刻苦，否则就觉得对不起大哥、三叔。结果，在四年的学习中，陈立夫拿了七张奖状，总分“平均都在95分以上，数学成绩尤其优异，经常都是满分”，很让父亲、大哥和三叔开心。
四年后的1917年，陈立夫要从路矿学校中专部毕业了，是选择上大学还是就业，当时父母的意见是，家境不好，还是早就业为好，三叔通过关系在京沪铁路局为侄儿寻到一份检票员的工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时的陈立夫对谁也没讲，向朋友转借了两块钱，偷偷报考了学费低的北洋大学，这所大学远在天津。
张榜那天，父母让他上班报到，他却在半路上偷偷跑去看榜。
张榜是在复旦校园里，那天榜前人山人海，密不透风。陈立夫个矮，一是挤不进去，二在外圈看不到。急得他团团转。他心生一计，左边有棵大树，何不上树去看呢？他抱着树干，“噌噌”几下爬上了树，然后骑在树杈上，静静地观看。当年北洋大学在上海招生共计45名。陈立夫排在四十四名。陈立夫从第一名往下看，看了一半，不见自己的名字，他的心直往下掉，看了三分之二还不见自己的名字，他心想完了，正在他没信心的时候，“陈立夫”的名字在他眼前一亮，第四十四名，倒数第二，我中了，他一高兴，两手一拍，身体失去了平衡，差一点儿从树上掉下来，多亏他死死地抓住了一根树枝，身子悬在了半空中，众人围过来，把他接下来。
“我中了！”一场惊险还使他念念不忘中榜的喜事。
接着他跑到果夫那里，首先将这个喜讯告诉了兄长。陈果夫特别高兴，自己没实现的理想让弟弟给实现了。他又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了父亲。父亲却不一样，他高兴表达的办法是责备，责备立夫，不该不跟他商量，不该在外借钱。当陈立夫见到父亲这封迟到的责备信时，愧疚地流下了眼泪。
使陈立夫十分尴尬的是，大学考取了，却拿不起足够的学费、生活费和路费。收到通知书的那天，平日活跃的三叔却一言不发，因为他确实也无能为力了。陈立夫十分心酸，在接到父亲来信不久，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湖州，想不到竟亲历了一幕十分感人的场面，面对着这场面，他激动得哭了。陈立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就在我对于茫茫前途苦恼万分的时候，父亲把我喊去，交给我25块大洋，并恳切地对我说：“这些钱是我多年的积蓄，也是我所尽可能给你的学费，从今以后，一切就要靠你自己了。”接过了钱，我不禁泫然而泣，一方面是感激父亲爱子之情，一方面又不禁忧虑着自己今后要如何克服困难。这25块大洋，实在无法维持一年的生活费用，幸好我自己有既定的目标，也有百折不挠的毅力，我相信终可以一步一步地去克服困难的。果然就在我整装准备经上海去天津入学之时，二婶母、四姨母和其他的少数至亲，都分别或多或少地给了我些钱，助我作入学费用，家兄也给了我10元，还鼓励我好好读书，专心求学，他会设法资助我。我满怀感激与希望之心，坐上三等舱的甲板（价格最便宜的位置），驶入天津。那一天，风浪很大，寒风刺骨，但是不能挫我雄志。
就这样，陈立夫终于从上海来到祖国的北方，跨进了北洋大学那高高的校门。
北洋大学是我国最早的工科大学，1895年由汉冶萍公司总裁盛宣怀创立，以土木、冶金、采矿等专业闻名全国。来这里任教的，除了国内的学界巨子外，美国人居多，他们习惯用英语上课。学生嘛，各个省区的都有，听起来南腔北调，各式乡音；吃起来，东甜西酸，各式口味，掺杂在一起，大学就像一个浓缩的小社会。大学的生活也特别丰富多彩，吃的有“以米食为主的南方伙”，有“面食为主的北方伙”；玩的有网球、篮球、足球、跳高、赛跑、武术等等，这些活动陈立夫都饶有兴趣，尤其偏爱网球，还经常代表班级参加校里的比赛。当然，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这里的教学，要求十分严格，每年的期末考试只要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就要退学。相反，学业优秀的，成绩总平均在85分以上的，可以享受减免学费的优待。陈立夫珍惜荣誉，更期望享受奖励的待遇，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因此在校期间，他学习特别努力，连续好几个学期都得到了奖励。 五四运动中的陈立夫
陈立夫入学的第二年，正赶上五四运动的大爆发。
由于天津、北京只有一箭之遥，北大的学生代表亲自到北洋大学演讲，宣传新思想，很快北洋大学的“火”也点了起来。学生们开始罢课，上街游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的口号声震天响。在学生的带领下，天津市民也行动了起来，投入这场运动之中。
陈立夫的文章写得好，被校委会召去编校报和简报。当时血气方刚的陈立夫也把同学们的信任当动力，既当记者又当编辑，每天都加班到凌晨一点。尤其是他采写的文章，文笔优美，事理生动，讽刺辛辣，常有一帮女性的“追星族”。因此五四运动中的陈立夫，以文发家，名震北洋，一时传为佳话。
应该说反封建的局限，似乎并没有影响陈立夫对反帝思想的全面接受，他深有感触地说：“当时，我觉得最重要的事，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而五四运动的发生，也就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会有全国人民共同的愤愤不平。中国既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盟国，何以还要受到割让山东半岛的不平等待遇，就在群情激愤、爱国情绪高涨之中，国民都期盼着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有所表现，据理力争；但列强诸国，却弃正义真理于不顾，彼此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纷纷帮助日本说话”，因此，在和会期间，“国人的情绪鼎沸，一面支持着我们参加和会的代表，为争取国家的利益而努力；一面则在国内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由童子军到处出动，劝导民众不购买日货。”对这些自发的爱国举动，陈立夫深表赞赏，热情地称颂“五四运动无疑是促进中国争取独立平等的导火线，其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都是从这次运动开始的”。显见，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立夫对苏俄革命的向往，对帝国主义的憎厌，以及对传统文化解不开的情绪，汇聚在一起，共同成为他爱国思想的发源，正像他在回忆录中所述：“这个暑期我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主义思想，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倒是有感于当时的国情和列强的侵害，我倒很向往于共产主义所说的一套。”总之，五四运动在为民族新生突破坚冰的时候，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哺育了一大批有爱国思想的热血青年，陈立夫也是其中的一员。
虽说这次运动持续的时间有限，但对青年学生思想上的影响是巨大的，陈立夫归结为三点：一是苏俄革命的思想；二是反帝的意识；三是爱国主义的精神。他在回忆录中说：“五四时期，我对新文化运动的作品非常有兴趣，由于在校编报的关系，所以阅读的书籍甚为广泛。如《新青年》《新思潮》等刊物，以及有关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书籍等，无不爱看。当时一般青年的思想多少有点儿‘左倾’，我亦不例外，苏俄抵抗帝国主义经过的书籍，文笔生动，使人羡慕，我相信许多青年人读了，都会觉得我们为什么不可从苏俄革命学习到一些反帝的新经验呢？”至于五四反封建的一面，陈立夫有许多保留，他说：“五四运动最响亮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对于这种激进的反传统方式，我甚不以为然。因为我熟读经书，觉得并不怎样，在我的想法，腐败的传统，是必须要革除和创新，但认为旧传统一无是处，应该一起打倒，这毕竟是过分情绪化，而非出自理智的行为的。我深信完全否定自己传统文化的价值，一味模仿西洋或俄国的作品，未必就能使我们国家强盛，所以我一直认为‘打倒孔家店’，如果只是一句宣传口号，旨在唤起民族的觉醒，则尚无不可，如果是用以全盘否定传统的文化，则是矫枉过正，流于偏失了。”《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27—28页。
倘若再对两兄弟的思想启蒙作一番比较，那么，陈果夫受辛亥革命的刺激大一些，陈立夫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多一些，因此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哥哥对民众革命的热衷，要明显地强于弟弟；弟弟对文化意义上的自主意识，要略高于哥哥，这恐怕也是两兄弟价值取向上的一个重要差异。这些差异也影响着后来兄弟俩从政风格。
1923年，陈立夫五年的大学生活，以优异的学习成绩结束了北洋大学的学习，按照科学救国的志向，考入了美国的匹兹堡大学的煤矿工程系。
出国是在一个朝霞四射的早晨，他与他的同学们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从天津启程。起锚的沉闷的汽笛声，打破清晨的寂静。陈立夫胸怀实业救国和科学兴国之志，把志向定在更远方，也许不被父母理解，但是父母终会理解儿子的。因此在送行的队伍中他看不到父母的身影。
匹兹堡大学是全美的著名大学，以钢铁和煤矿为重点专业，闻名全国。它坐落在钢铁工业和采煤中心的匹兹堡市。负责采矿工程系的教授是勃莱克，勃莱克教授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听他的讲课是一种享受。陈立夫曾以恩师相称。据说在他就任民国教育部长时，访问过美国，曾与恩师勃莱克相叙往事。
在匹兹堡大学就读的日子，陈立夫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主要搞一些勤工俭学，比如他每星期要到中国餐馆洗碗刷盘，到矿山实习兼做一些体力劳动，再挣上一些钱，还有少量的助学金，日子不宽绰，还算将就。1924年的夏天，他顺利地拿到了硕士学位。同时他撰写的硕士论文《中国煤矿业的机械化与电气化》，憧憬了中国的未来，指出了中国的道路，是一篇很有见地的论文，受到导师和留学生的大为称赞。陈立夫以丰殷翔实的史料，行云流水的文笔，几近一气呵成地叙说和论证了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全文透着一位有志青年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用陈立夫的话来说：“当我在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仔细地看了总理的实业计划暨建国方略，钦佩不已并正合乎我的志愿了。”
学业结束后，他以学习的眼光游历美国的大好河山，参观了许多现代化的工厂和农场，尤其是著名的福特汽车厂，但见全是流水线操作，工人不多，十分紧张，分工之细，生产之速，效益之高，让陈立夫看得目瞪口呆。然后再想想祖国的落后，更激发了他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决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眼见异邦的建设和发展，益感返国献身革命和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我和几位好友如曾养甫、吴南轩、艾伟、徐恩曾、吴保丰、叶秀峰等人，经常在一起计划着学成返国的事，我们都充满了热忱和抱负。”
陈立夫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中秋赏月的节日，身在异国，大家自动坐在一起，不知是谁吟诗一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触发了大家的伤感，大家合着节拍，眼含热泪，一遍又一遍地吟诵。片刻间，那寒窗苦读的艰辛，壮志未酬的宏图，去国他乡的孤寂，以及种种关于国家和民族的被人欺凌，全都化成了汩汩泪水，流了出来。这感人的一幕，直到陈立夫晚年还经常提起。 想当作家的陈果夫一夜暴富
陈其美死后葬在湖州城南的岘山。岘山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山中有一碧浪湖，清澈见底，游鱼如织，历历可数。在碧浪湖边，埋葬了二叔，也埋葬了陈果夫革命的前程。陈果夫追随二叔回到了家乡湖州碧浪湖边。为纪念二叔，也为抒发自己的志向，陈果夫创办了一份儿童的文艺刊物，取名《碧浪》。
应该说，二叔死后这个时期，陈果夫最为闲散。
二十多岁，应该是多梦的季节。作家之梦在他心中骚动。陈果夫拿起了笔，凭着文学的触角和幻想，他奋笔写起了童话和小说。因此，《碧浪》也成了他许多文章的发表阵地。他也常常向别人约稿，往往稿子来了他不满意，还不如自己的水平高，还不如自己动手来得快。在这个时期，他文思泉涌，写了不少的好小说，后来收录于王夫凡主编的《果夫小说集》。从这本集子里，不难看出陈果夫的文学天才。有人说如果陈果夫不从政，应该说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小说家。在国民党的干部中，由作家到政治家，陈果夫当数第一人。
光阴似箭，转眼到了1918年春天，杨柳吐絮，玉兰飘香。
陈果夫收到了上海方面的来信。信是岳父大人朱五楼来的，岳父在上海的金融界工作，有点儿名气。他看到女婿赋闲在家，时间长了，会生长出不好的事情来。因此他再三写信，催陈果夫到上海在金融界找碗饭吃，抑或继承自己的衣钵。
陈果夫看了这封信笑了。他心想，岳父大人第一封来信是去年初，说工作已找好，催他快去。事隔半年，又来了一信，说考虑不好不要去。又过了半年，正是手中这封信，必须是三天内报到，不然他就不认这个女婿。这次陈果夫不敢怠慢，他知道岳父已经动怒了。他与爱妻草草收拾一下就上船了。
上船那天，天空飘着小雨点，打在脸上，湿润润的。小雨下了两天，他们到了上海时，小雨还是在不停地下。心急如火的岳父大人迎接了他们。
岳父问陈果夫，你是喜欢在上面工作还是在下面？陈果夫没有及时回答。岳父又道：在上面银行门面大，待遇高，锻炼也大，名利双收。要在下面钱庄，薪水低不说，工作也辛苦。好吧，话我都说到家了，你自己做主吧。然而陈果夫却不是这样看的，他认为上面银行的制度和运作方式，“自己可以看书研究”，而自己缺少的是实践。他明确表示要到下面钱庄工作。他把学问放在第一，赚钱放在其次。朱五楼一听就惊呆了，当然他读不懂陈果夫的心，但说了让女婿自己选，也就不好再添其他口舌。
就这样陈果夫便进入下面的晋安钱庄任助理信房。所谓助理信房，主要是帮助信房处理各种与钱庄有业务关系的信件。陈果夫做事不声张，天生就有一股勤奋钻研的恒心，再加上他能揣摩上级的心思，很受上级推崇，上级也爱用心教他。凭着这种精神，他很快掌握了本职业务，而且还干得得心应手。三个月后，信房先生生病死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暂让陈果夫代理。干了一阵，经理们见他完全胜任，便打消了另聘高人的念头。原来的信房先生，是经理同乡，月薪32元。陈果夫半路出家，月薪只有8元。现在他一身兼两职，薪水却分文未加。后来，做得实在吃不消了，请求增加人手，经理表面答应，拖着不办，累得陈果夫病倒了。朱五楼看不过去，出面找经理说话，总算加了4元薪水。
钱庄里的人员比不上银行，大多是学徒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沾染的恶习不少，吃喝嫖赌样样在行。陈果夫严于律己，不管同事们如何引诱，他一概不予答应。但他也不愿得罪这些小人，只得经常接受他们的差遣，干些分外之事。好在他有学习的渴望，趁此机会多了解钱庄内部的运作方式，再看一些有关银行或经济学方面的书籍，眼界也宽了。一天，他突然发现一条挣钱的路。他异常激动，连夜找到蒋三叔（蒋介石）：“三叔，我发现一条投机挣大钱的路。”
蒋介石问：“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
“做洋钿生意可赚钱。”
“你是听说的还是……”
陈果夫回答：“我是潜心研究的，同时又有人有了可靠的实践。我们要做，是第二个实践者。”
“你说吧，你找我是什么意思？”
陈果夫道：“我想找三叔借钱。”
蒋介石说：“你只知道挣钱，那赔了钱呢？”
“借钱还钱，赔钱也要还钱。这是天经地义。”
“那你借多少？”
陈果夫把巴掌翻了一翻，说：“三叔，就借1000吧。”
“好，1000就1000。”
且说陈果夫拿到款子，连同自己已有的积蓄，看准了全部投了进去，不出一天，洋钿直线上涨，到了第三周，陈果夫见势已到，果断出手，钱来了，除还去蒋三叔等人本钱后，他还多挣了600多两银子。
这对于靠薪水生存的陈果夫来说，真可谓一夜暴富。有了钱，就等于成了富人。陈果夫也当了一次富人。他体会更多的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当然，陈果夫也救济了不少朋友和穷人。九牛拔一毛，他仍然是富人。 证券交易初试身手
一天清晨，陈果夫正在信房里写信，蒋介石走了过来，陈果夫停下笔来：三叔找我有事？蒋介石回答，你说对了，找你是有事。请你跟我出去一趟，我们单独谈。陈果夫问，什么事这么神秘？蒋介石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他们找到了一家僻静的茶馆坐下来，首先蒋介石向陈果夫通报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要经商”的最新指示。原来，孙中山分析了革命屡战屡败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做后盾。为此，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奔波于国内外，其主要精力是筹备资金。历次起义的教训告诉他，革命精神与金钱比较，他更是缺少金钱。时值上海刚刚兴起交易所行当，孙中山认为交易所买空卖空，本钱不大，获利多多，今后革命经费应由华侨们捐款转移到自己兴办实体企业，比如像交易所等行当。在孙中山的指示下，江浙大财阀虞洽卿已经示范创办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戴季陶、张静江，包括蒋介石也都入了股。虞洽卿为董事长，常务理事6人，理事17人，监察人为周骏，此人是蒋介石的老师。
第十七章 崭露头角
蒋介石向陈果夫发来了电报……
1924年暮春的一天。
美丽富饶的珠江的长洲鸟岛上，黄埔军校就坐落在山坡上。
山坡上，身着黄灰色军装的学员们在进行操炮演习。
操场上，学员们在操练拼刺，精神抖擞的口令声一阵阵传来……
山下军校的军械库，整箱整箱的枪械堆积如山。
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在蒋介石、廖仲恺、鲍罗廷的陪同下巡视。
孙中山问：“扣押下来的商团枪械都在这里吗？”
廖仲恺点点头道：“共计有9000多支长短枪，30多万发子弹。”
蒋介石补充说：“还有机关枪，是最新式的德国出品。”他打开一个木箱，从尚未拆开油纸的轻机关枪中取出一挺，展示给孙中山等人……
孙中山沉默。
胡汉民说：“陈廉伯要求无条件地把这些枪械发还给商团，否则就要实行总罢市！”
汪精卫插言：“英国领事也正式出面干涉。声言如果商团受到攻击，英国海军将立即采取行动，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孙中山满腔愤懑地说：“我国革命，历来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对和扼杀。很明显，这次干涉，就是针对改组国民党而来的！仲恺、介石，军校要做好应变的准备。”
蒋介石道：“商团胆敢捣乱，我们坚决镇压！”
胡汉民不无惊诧：“军校学员的战斗力如何？都是进校才两三个月的娃娃兵！”
廖仲恺笑一笑：“展堂，别忘了执信生前曾经说过，‘有主义的兵’是可以以一当十的！”
鲍罗廷不断颔首，表示赞许。
他们扭过头去，从学员们演习操炮的山坡那边传来了隆隆的爆炸声……
接着他们来到军官餐厅。
一排排长餐桌前坐满了军官。其中有几名苏俄教官。
孙中山一行走入，全场肃然起立。
这就是当时的黄埔军校写真。
孙中山视察完军校后，向陪同他的校长蒋介石微微一笑道：“白手起家办军校，同志们劳苦功高！”
说起军校建立，那是孙中山在第二次革命开始时就想到了，所以他一到广州后，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他就提出“仿照苏联模式，建立黄埔军校”，开始筹建。因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军校，是孙中山的第一个校长人选。
蒋介石接受这个任务后，忙得团团转，心想，打仗还是父子兵。他急需帮手，能独当一面的帮手，而且还不是一人，他脑海中浮现出许许多多的人影，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那个叫自己“三叔”的陈果夫。这个年轻人是南京陆军四期毕业，令他刮目相看。于是他连夜写了封信，信发出后，他又觉得慢，于是他发了封电报，催促陈果夫来羊城报到。
陈果夫当时正在上海为父亲陈其业跑医院看病。接到这封电报，他十分犹豫，主要是父亲的病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一是他离不开，二是去南方他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同时，他也不清楚南方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电报文字简洁，没有说明。就在接到电报的第二天，他又接到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上写得清楚，三叔办军校，需要他帮忙。
接着陈果夫给蒋介石回了封长信，主要声明了他愿意帮助三叔完成宏志，感谢三叔的信任，同时也表白了父亲生病，稍候几日，即可启程。 出手不凡
不几日后，陈果夫出现在羊城街头的时候，羊城的空中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蒋介石热情接待了这位来自上海、不是亲侄胜于亲侄的陈果夫。交给了他三项在蒋介石看来均是十分棘手难办的事情。陈果夫出手不凡，三件事办得样样出色。这为陈果夫日后官运走红打下了基础。
且说第一件事是为军校采购物资。主要是军服500套，还有一些办公用品。当时广州市的风气不好，物价上涨，再加上军校开办经费紧张，所以蒋介石决定由陈果夫在上海采购军服。这样可以节省三分之一的经费。
陈果夫立即回到上海，凭他在上海的多年闯荡，货比三家，很快找到了一家质量好价格优惠的服装厂。正式签订了制作500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帽子、皮件及衬衣的合同。半个月交货，正式报关，交由转运公司起运。
谁知接揽生意的服装厂老板为了巴结客户，在每件服装的内口袋上方缝一条白布。恰恰是老板的这一“画蛇添足”，给报关检验带来了麻烦。海关认定是军服，不能起运，全部扣留。任凭陈果夫如何解释，海关的长官还是不通融。第二天，陈果夫请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板虞洽卿先生从中帮助，看在虞先生的面子上，经过十多天的交涉，陈果夫急得满嘴是泡，总算是把扣留的500套军服等收回。不过其中有束腰皮带、枪带、刀鞘三样东西，海关认为是军用品，必须充公。陈果夫不干，虞先生对他说：“不要争了，这点儿东西作为酬谢关员吧，不要追究下去了。”所以陈果夫也不再吵了，自认晦气罢了。
可是军服等收了回来，仍然不准出关，这使陈果夫感觉困难，再次发起急来。眼看再要推迟，就要真正耽误军校的到货时间，陈果夫心急如火。他几次向海关监督公署商讨，都无功而返。最后他问了一位同学的朋友，告诉他说：“有一路可通，不过要你自己去想办法，官家是绝对不能通融的。”
陈果夫听了此话，心想这一定是黑社会的公司。于是四处打探，果然有这么一家公司，专门从事偷税和包运货物，并且运费较正式报关起运便宜。在黄浦江边，一个高门台的地方，陈果夫找到了这家公司总裁。总裁戴着墨镜，说话不着调门，给陈果夫印象是不像个好人。陈果夫不敢贸然把全部货交他托运。他留个心眼儿，只作少量托运，试探真假。结果少量托运的货物不几日就到了广州。于是他便大胆起来，将这批货物送到指定地点，而且计算起来，比正式办法发送还便宜数百元钱。
后来，黄埔军校所用的军装皮件、办公用品，以及教导团第一、二团全部的棉衣、军毯等等，均在上海制办，都是交那家公司负责装运。有了这次经验，陈果夫才明白北京政府时代海关上的弊端重重，与那个公司，实在是声气相连的，不但关员与公司相通，就是码头工人、轮船买办、水手，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有一次，他们的货物正在上船的时候，被一位新任的外籍关员看见，抓住了人。但因为关员人少，毕竟被环境所同化了。还有一次，在码头上被巡捕发觉查出，正要把人货扣留的时候，忽然两个流氓在旁边打起架来，这巡捕就前去劝解，等到事毕，再找那个夫役，早已偷运过去了。所以他们虽在北京政府托王亮畴设法弄了几张护照来，仍未利用。
通过采买一事，陈果夫得到了锻炼，认识了社会，完成了任务，得到了蒋校长的称赞。
陈果夫在办采买的过程中，广州蒋校长又发出了第二项指令，黄埔军校决定成立教导队，开始招兵。陈果夫奉总理委任为招兵委员之一，并主持招生之事。陈果夫说：“到十三年底，校长转来一张总理委任状，要我与赵澄志、刘祖汉三人为招兵委员，并由校长指定要我主持其事。那是为了黄埔一、二两个团教导队征募的。校长要我们在江、浙、皖三省招募新兵。我对此全系外行，所以校长陆续派了陆福廷、戴任、王震南、王伯群、胡公冕、陈乐亭、周少游诸先生来帮助。新兵的来源，最重要的地方为温州、金华和徐州三处。当时总理曾打电报给卢永祥，请他从旁帮助。卢表面虽是答应，暗中却破坏。这时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人发生冲突，卢永祥也正在招募新兵。我们有一批从金华招来的新兵，约计有一百多名，经过杭州，被卢永祥发觉扣留，意欲留自己用，虽经我方交涉放行，结果到了上海北站，仍被他们用电报逼回来，回到杭州，就下令解散。这批新兵，来自金华，身上又没有钱，进退不得，后被他骗入营去。还有自徐州招来的兵，也被齐燮元、张宗昌先后截留。更有由内地送来的时候，半途被其他招兵机关高价收买，或被诱骗过去的也不少。到了上海以后，除了每人发给一张船票和几角零用钱外，另外又分发了些席子、罐头、酱菜，规定几个人合用，才被押运上船送往广州。因张毅、张贞、洪兆麟、范石生等部队，也在各方面招兵，因此，经过厦门、汕头、香港，一路上又有被他们诱骗过去的。这种损失，也很可观。当时我们认为徐州来的新兵最好，因为有不少还拖着辫子，最原始的乡下人，和上海附近所招的不同。处州、金华招来的兵，也还不错。温州的兵好闹事，不能安分，住在旅馆里，上下码头时，闹了不知多少次。校长接连来电，命令我们不要招收内地的土匪，而有些招兵的人，平时爱护家乡的，往往要招些土匪出来，还有些小包头儿，就近招些流氓棍徒充数。在这次招兵中间，很可以看出各式各样的人心。招来的兵，有些是来骗钱的，有些是被人用法子骗来的。招兵的人，有被人骗了的，也有因公牺牲的。论成绩则以陈乐亭招来的金华兵、卢仲英招来的金华、杭州、上海（在上海失业的浙江人）各地的兵为最多。王震南招来的台州及嵊县兵，赵澄志招来的处州兵，数目虽小，大半勇敢稳健。陆福廷的苏北、皖北的兵，亦多可取。戴任与胡公冕的温州兵则好坏不等。王伯群因所托非人，未招一人，反而赔了一笔钱。有一个叫孙良的，从前曾在方振武部队里当过几年排长，在校长面前自告奋勇，情愿到上海来任招募的事情。留在上海两个月，未见募到一人，催了他几次，自觉无颜，只好自己领了一张士兵乘船的票偷偷地回到广州，后来当了连长。校长东征的时候，派他在前线作战，因未奉命令，擅自退却，遂被枪毙，他是实行连坐法中第一个被正法者，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批在杭州以西金、衢、严等处招兵的人，在孙传芳进占杭州之后，被捉了去，孙传芳为给人下马威起见，就把其中张亮、张式球、腾志云、张得胜四人枪毙，这是因公牺牲的人，值得我们纪念的。周少游、戴任二位先生早已去世，他们当时的努力也是应该纪念的。自十四年春到十五年4月底，我移交给杨啸天办理时为止，总计所招的新兵，约四千多人。自招来之地起运至广州为止，连各种费用及损失在内，平均每人计费21元数角。这是算黄埔部队里的基本兵，与黄埔学生官长合起来说，也就是统一中国的基本的队伍。”
后来，蒋校长又两次催要战马，陈果夫也成名副其实的“马贩子”，不畏千辛万苦，先寻找伯乐，然后由伯乐相马，共贩了两批，共计86匹好马由上海运到了广州前线。
要说蒋校长交代要办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在江浙一带罗致人才。
且说广东革命政府初创，奇缺军官、军医、无线电通信和其他技术人才。蒋介石电命陈果夫代为罗致。并和陈果夫开玩笑地说：“今后你就是军校驻上海办事处的长官，我有什么事你就给我办什么事！”说来简单办起来难。这事不像采买军品，不像招兵买马那么简单，着实让陈果夫大伤脑筋，他在回忆录中亲笔写道：
“关于无线电人才，当时北京政府之下，颇有些与我相识的，不过很不容易找。有个姓朱的，我跑去找他六次，还是因为嫌路太远不肯去”，以致忙活了半天，一个也没有找到。“军医经多方设法，才找到了四个”。另外，还“找到一个自言在沈阳兵工厂会制造迫击炮的人，送他去了广州，居然帮着我们在三个月内造出了一百尊迫击炮”。后来，“又找到一个制造飞机的”，结果中途被别的工厂挖走。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陈果夫试着给在美国攻读矿业硕士的弟弟陈立夫也去了信，说是国家正是用人之秋，要求弟弟学成归国。“至于军官，经各方介绍成功的，共有二十余人”。数量不算多，但对新生的革命政权来说，称得上雪中送炭，正逢其时。
陈果夫由于工作努力，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他受到了广东国民政府的赞赏。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陈果夫作为国民党新生代的翘楚，被选为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开始进入政治中枢，时年34岁。3月，他奉召南下抵革命策源地广州任职。上海方面的招兵工作，移交给杨天啸接任。 立夫的从政选择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广东革命政府处在群龙无首的状态。汪精卫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汪精卫与胡汉民反目成仇，派仗已打到了国民党的最高层。汪、蒋、胡身为国府主席、军队首脑、党内元老，为什么不能、也不愿在主义的旗帜下，在党的既定纲领下，求同存异，一致对外呢？问题就出在主义和纲领上，他们对后孙中山时代国民党的政治方向、国民革命的目标，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理解和实施方面出现了偏差。
且说这是一天的清晨。三辆黑色轿车从广州市百子路蒋介石的东山寓所驶出，风驰电掣般地驶进快车道，下了快车道，径向海关码头。
这前车开道，后车保镖，中间车坐着主人蒋介石和他新任的机要秘书陈立夫。
说起新贵陈立夫，他是刚报到上班不足一个月。早在兄长陈果夫在上海为蒋校长罗致人才的时候，陈立夫还在美国大学求学，与兄长不同的是，他走的是科学救国的路。后来在兄长的催促下，陈立夫回了国，使蒋介石和陈果夫失望的是，他没有听劝，而去了一家中兴煤矿公司做了一名矿业工程师。
他血气方刚，口吐“狂言”，大有干出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于是立即走马上任，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喜爱的专业工作中去。然而他错了，很快他发现公司的环境和研究条件与匹兹堡大学简直是天地之别，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时，先前达到沸点的他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他彻底失望了。作为长兄，陈果夫看了出来，及时进行点拨。这时，陈果夫又与蒋介石通了信，要求蒋三叔出面做工作十有九成。当时蒋介石求才若渴，非常之高兴，他也正要培植自己的势力。陈立夫是自己盟兄之侄，又是高才生。于是蒋介石直接给陈立夫去电，希望他速来广州供职。
陈立夫接电后，对蒋三叔欣赏自己是个人才，颇感高兴。但是他觉得自己从中学到大学所学的是矿冶专业。考虑再三，陈立夫以措辞婉转的口气，回电谢绝了蒋三叔。
蒋介石看了回电，哈哈笑了：“别人找工作，都是人求我，这次却是我求人。”于是他再次发了封急电：“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采革命之矿！”
这次陈立夫不敢轻易回绝了。对于蒋介石对自己如此信任，很是感动，再加上在中兴煤矿工作也不尽如人意，而哥哥陈果夫从中敲边鼓，陈立夫动摇了。年底，陈立夫拿着陈果夫写给蒋介石的信，离开上海去广州投靠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已身居要职。他是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之一，同时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广州市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长官。大权在握，蒋介石日益加紧了对国民政府领导权的篡夺。他悉心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把一切忠于他的人都网罗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右派力量。陈立夫的到来，令蒋介石喜出望外，他手下需要陈立夫这样出洋镀金的青年。
在随便问了陈立夫一些国外留学的情况后，蒋介石问起了他到广州来的打算。陈立夫说：“我没有学过军事，不能投身行伍，只是希望做点儿文职工作。”
蒋介石满口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即安排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跟随蒋介石的身边，参与机密事宜。
陈立夫刚来一个月，蒋介石已看出了喝过洋墨水的人就是不一样，他悟性高，环境适应得快，情况来得及时，提出的建议也与众不同。此时，坐在轿车后方的陈立夫，想对蒋介石劝说点儿什么，一看到坐在前排的蒋介石双目紧闭，在思索着什么，欲言又止。
陈立夫望望窗外，过了珠宝金店，就要到码头了，如果再不说就没有时间了。陈立夫便打破沉默，试探性地问蒋介石：“看来非要去上海不成吗？”
蒋介石是一脸的深沉，听到陈立夫的问话，反问道：“啊，你有什么高见？”
陈立夫不紧不慢地打开了话匣子，娓娓道来：
“校长，我认为离开广州去上海不妥。为什么要避开呢？国民政府的八个军中，第一军有三个师，实力最强，掌握在校长手中。其他各军虽对校长有些怨言，但谅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校长兼任广州卫戍司令，守卫广州的部队还掌握在手中，为什么要放弃呢？
“汪（精卫）主席虽然也想整整校长，但他有点儿书生气，胆子不够大。汪主席不是想用王懋功师长来推倒校长吗？可前些日子，校长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撤掉其师长职务，并将他押送上海，汪主席不也是无话可说吗？还有，苏联顾问也不可怕，那个季山嘉总顾问不是不同意校长的北伐策略吗？可校长向汪精卫提出免去季山嘉总顾问的职务，季山嘉不也是表示愿意辞职吗？
“共产党人虽然唱高调，颇能煽动民心。但他们那个总书记陈独秀却很好对付，只要控制他，共产党就好应付了。
“校长，你不要太心慈手软了。我们有兵为什么不干呢？为什么要成他人俎上之鱼肉呢？”
陈立夫的一番话，句句都点在了蒋介石的心坎上。是啊，蒋介石又何尝想离开广州呢？但是不离开广州，又该怎样动手呢？蒋介石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陈立夫见蒋介石并无什么话要说，心中很有点儿不安，看来蒋介石并没有听从自己的劝告。难道他真的下定了决心要离开广州吗？陈立夫也在思考着。
“嘎——”的一声，车停在了码头上。蒋介石的侍卫官从外面打开了车门，请蒋介石下车。谁知蒋介石仍坐着不动，侍卫官不知怎么回事，一路沉默的蒋介石忽然开了腔，命令司机调头往回开。开出了一站地，蒋介石长叹一声，又嘱咐司机返回码头。陈立夫一听急了，顾不得自己的身份，放大嗓门儿说道：“我们走了，总理交给校长的任务将由谁来承担呢？”
蒋介石听罢想了又想，终于下定决心，对司机说：“开回东山公馆！”
到了公馆，蒋介石独自上楼，将自己关在屋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听里面传出重物砸在地板上的声音，紧接着蒋介石一声大喝：“干了！”这时，守候在楼下的陈立夫一阵轻松，心里说不出的痛快，倏地想起京剧《甘露寺》里的一段唱词：“劝千岁杀字休出口”，我这次可是“劝千岁杀字要出口了”。许多年以后，每每回顾起这段往事，陈立夫总觉得自己在关键时刻，帮助蒋介石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选择，他说：“如今回想起来，蒋公当时考虑走与不走，可说各居一半，当其踌躇犹豫间，经我一问，乃使其不走之决心，顿形加强。”这件事，乍看虽小，但影响却极深远，由此“种下了杀机”，否则“民国十五年以后我国历史岂不将要重写？”
蒋介石要动手了。
接着蒋介石找到其心腹王柏龄，策划于暗室，又多次纠集党徒召开秘密会议，陈立夫作为机要秘书也参加了会议。
为了替自己的反革命行动找到借口，蒋介石指示手下四处造谣：
“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汪精卫、王懋功都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账，说蒋介石贪污。”
“有人要把蒋介石、陈立夫等劫往海参崴，为他们二人前往苏联的护照都准备好了。”
“国民政府准备宣布共产，所有私人财产都要没收。”
诸如此类的谣言使得广州市民人心惶惶。
一切准备完毕之后，蒋介石决定从“中山舰”动手。
为什么要从“中山舰”动手？这有一段缘由。原来“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他在任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期间，曾查处过蒋介石的盟兄弟、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的活动，颇伤蒋介石的面子。更何况，李之龙后又被提拔为海军局代理局长，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打击李之龙都有利于蒋介石的野心的膨胀。
第十八章 效力蒋府
“复成桥血案”始末
南京政府成立不久，就出现了窝里斗。桂系李宗仁不满意蒋的专制和独裁，开始作梗。与此同时，津浦线上与军阀孙传芳的作战也告失利。蒋介石顶不住党争、战事、内讧的三重压力，被迫宣布下野，以退为进。他冷眼旁观一幕幕闹剧，心中的算盘越来越清晰。蒋介石由张群、陈果夫陪同，回到老家溪口省亲。他们并不在意失败，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卷土重来。蒋介石再三叮咛陈果夫，未来的党务你要多考虑，说罢紧攥拳头，意思是要牢牢地控制大权，且不能儿戏。
从溪口回到上海，一天，蒋介石把陈果夫、陈立夫叫到跟前，要他们兄弟使出浑身解数，陷南京当局于困境，让那些新贵的军阀们美梦化影。陈氏兄弟满口应允。
当时，沪上正聚集着一批前任的各省市党部官员，因为特委会的排挤，失业的失业，赋闲的赋闲，什么话都敢讲，满肚子都是怨气。这些人用不着动员，都会自觉地簇拥在二陈的周围，成为拥蒋运动的生力军。
一个月高星稀的夜晚，陈果夫秉承主子蒋介石的旨意，悄悄地潜回南京党务学校，为反对和推翻西山派的特委会，他连夜找到谷正纲、段锡朋、康泽，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这一切事情完成后，东方已经报晓。
再说11月20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正召开党员大会。这天，党员到会较多。
临近中午，大会表决《拥护特别委员会》的议案时，会议不再沉默。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这个议案的通过，说什么要党还是要派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成为西山派的走狗！反对者也哗啦啦地站了出来，说什么这个议案重要，是关系到我们党国的命运的大问题，不通过，谁也别想吃午饭！
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讨论会变成了对骂会，唇枪舌剑，火药味愈来愈浓。话说这时，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名叫黄杰，他赤脚跳到桌子上，面对众人，历数特委会属非法的种种理由，说到激动处，竟抑制不住振臂高呼起口号来：“打倒特别委员会——”不少人也跟着喊叫起来。
一时间会场大乱，惊动了公安局出面，抓走了黄杰等四名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作为总务主任的陈果夫当然也不干了。翌日，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在陈果夫的暗中支持下，他们举行了游行。他们高举着校旗，佩戴着校徽，用“打倒特别委员会！”“还我学生！”的口号开道，先赴南京市党部门前，砸毁了门牌。最后迫使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四名学生。
初战告捷，人人高兴。可陈果夫在给同学们加油，策划一场更大的风暴——初步选定讨唐（生智）祝捷大会那天起事。
11月22日，预定的祝捷大会如期在复成桥畔的公共体育场举行。
上午8时，人们从四面八方向体育场方向拥来。这里面有工人、有学生，还有市民，黑压压的，不下三四万人。陈果夫的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穿着打扮很特别，他们是一色的灰制服，腰扎一字皮带，人手一根齐眉长棍，他们是9时进来的，紧紧地把住了体育场的四个出口。这时四个出口只能进不能出，人群很快把个偌大的体育场堵了个水泄不通。谢持等特委会首脑见事态不妙，急调军警驱散，但人山人海，为时已晚。
接着会议准时开始，谷正纲第一个跳上台发表极具煽惑力的说辞，把激情的会场演绎到极致。没等主持会议的谢持回过神来，谷正纲开始大呼口号：
“打倒昏庸老朽的西山派！”
“打倒非法的特别委员会！”
……
受鼓动的群众也随声附和，口号声淹没了谢持的声音，谢持见自己的劝说没有效果，便摘下自己的帽子上下摇曳，人们还是无动于衷。
“游行示威吧——”人群中，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随后人们便朝门口涌出。与会人员在谷正纲、段锡朋的带领下开始游行。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走在最前面，其他群众按照四人一排尾随其后，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里，极为壮观。
事情到了这般天地，谢持恍然大悟，他随手在秃顶头上抓了两下，心生一计，接着就消失在主席台下。
话说当游行队伍来到复成桥头时，便遭到了军警的阻拦，双方正在僵持之际，只见从桥头堡下飞出一蒙面男子，朝军警连放冷枪。军警也不能自制了，端起枪来向游行人群开了枪。郑廷贞、范世林当场毙命。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袁大煦重伤，抢救无效死亡。轻伤者不计其数。
于是，中央党务学校礼堂由庆祝改成了追悼会。追悼会后，大家集中到广场，准备抬着袁大煦的遗体，到国民政府门前请愿。国府里主持工作的要员们果然乱了阵脚。不一会儿，在代表的催促下，李烈钧（国府三常委之一）离开办公厅，来到大门外。他望着白布缠身的袁大煦遗体，听着学生们的呼号，心如刀绞，一声长叹：“老实说，袁同志死在党争！”他的话音刚一落地，行列中便有人质问：“请问李委员，党争是什么意思？难道袁大煦是共产党员吗？如果不是，那么打死袁同志的到底是什么人？又是什么党？”李烈钧没有想到对方有此一问，面色变土，冷汗涔涔，道：“我老糊涂了，我说错了。”
陈果夫导演的这出戏，赢得了社会的同情和民众的支持，特委会顿时陷入困境。连日来，他们频繁召开谈话会，进行辩解，可是越辩越黑，最后只得在四面楚歌中折冠而去。特委会竟成了国民党史上寿命最短的中央领导机构之一。同时这也为蒋介石重新披挂上台铺平了道路。 陈果夫的清党
1928年新年伊始，蒋介石重新上台，陈果夫被任命为中央代理组织部长，陈立夫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长。这时，蒋介石为了巩固他的政权，再次强调“清党”是当务之急。用他的话说，第一是清党，第二是清党，第三还是清党。清党压倒一切。陈果夫深领主子之意，遂在2月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极力鼓吹清党。
在这次会议上，陈果夫的提案几乎占了会议所有提案的一半，这些提案都是清党，从理论到实践，甚至包括方法、程序都做了一一阐述。
会上陈果夫多次发言，陈述自己的清党观点，他认为，要使清党运动能收到实效，必须与整理党务结合起来，把整理党务作为清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他与主子还有丁惟汾一起拟定了整理党务的提案交大会讨论。为了使清党有法可依，他又与蔡元培等人提出了《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等。
陈果夫由于在会上的出色表现，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及常委。会后，陈氏二兄弟即着手对国民党各级党部进行整理，他们首先决定从反共分子中选出“精英”人物，作为党务指导员，分派到全国各地去，主持清党。这些党务指导员到各地后，打着整理党务的旗号，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及异己分子统统驱逐，扫地出门，重新组阁，安插二陈的亲信。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个现实的问题，国民党极右化了，极右的分子却出现了不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培养一大批新的国民党骨干分子，陈果夫决定在以前党政训练所的基础上，成立一所中央党务学校。他们设想将党务学校办得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一所政治学校。为加强领导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戴季陶任教育主任，丁惟汾任培训主任，陈果夫为总务主任。这个集领袖、理论家、实干家于一体的领导班子，真正主持校务的，只有陈果夫一人。陈果夫认为，“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无黄埔；欲推进党务之发展，更不可无一般曾经充分训练之党员，充实各级党部，巩固本党之组织”。
1928年底，国民党中央宣布进入训政期，为了培养更多的追随者，特于1929年6月，经国民党中央批准，将中央党务学校扩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四年。蒋介石继续担任校长，另外增设校务委员，陈果夫、陈立夫均当选。不久，陈果夫又取代了丁惟汾，接任教育长。自此，中央政治学校基本上成为二陈的禁脔。
话说这年学校扩改为“中央政治学校”的时候，学校还举行了阅兵式。
主席台上，蒋介石一身戎装，威风凛凛。
偌大操场上，各中队学员列队完毕，八个方块阵营，一拉溜地立在主席台前，十分整齐。此时，各方阵分别向教育长陈果夫列队报告，报告完毕，陈果夫又整理队伍：“稍息，”当他以洪亮的声音，喊声“立正”，然后端起双臂，跑到主席台前，离蒋介石三米远的距离，双手垂下，双脚并拢，向蒋总司令敬礼报告：
“总司令，我校列队完毕，检阅是否开始？报告人陈果夫。”
蒋介石还了一个军礼道：“开始——”
在陈果夫重回队列之中时，音乐响起，检阅开始。一队队方阵，在行进的音乐声中，迈着整齐有序的步伐通过检阅台，口号声响彻云霄……
后来，这些毕业生都成了蒋介石反共剿共的生力军。 中国调统工作的创建者
在纯洁组织、整顿党务的同时，陈果夫根据主子的建议，对中央组织部进行了调整和改革。改革后的组织部下属七个科，分别是组织科、编审科、党籍科、总务科、军人科、海外科和调查科。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前四个科是固有的建制，后三个是新设的，尤其是这个调查科更为显眼。谁来主持这方面的工作都令人注目。陈果夫已经给蒋介石提出七个人选，蒋介石都一一否定了，原来这个人选早在他的心中，不是别人，就是陈立夫。就连一娘同胞的兄长陈果夫也感到意外：“他可是学矿业的。”
“任人唯贤。看来，你还是不大了解他。”蒋介石哈哈地笑了。片刻，他又敛着笑，道：“你快把立夫找来，我要当面谈话。”
“是，三叔。”陈果夫这次喊了声三叔，表示了他对蒋介石的感谢。
不一会儿，陈立夫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总司令，你找我？”
“是，请坐下。”
陈立夫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后，蒋介石发话了：“今天我找你，有一重担让你挑。”
“总司令，只要我陈立夫挑得动的，你就吩咐吧。”
“组织部的调查科，我任命你为科长！”蒋介石提高了声音。
“谢谢总司令栽培。”陈立夫忙道，但他还不知道这调查科是干什么的。蒋介石大概看出了他的心思，忙又解释道：
“这可是个重要的工作。我曾去过苏联，他们的克格勃庞大严密的组织体系令人羡慕，它对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陈立夫像听天书一样还是直摇头，蒋介石又解释道：“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神通广大。大概你不会陌生吧？”陈立夫点点头。蒋介石继续讲道：
“凡是一个国家，受了外力的侵袭，为求自保，必须有一个健全组织的调统机构，你如果读过《管子》一书，就知道齐国的调统组织的健全，老百姓的一切，政府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对外更不用说了，故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说白了，调统其实就是帮助政府洞察内忧外患的耳目，现代人赋予他们的俗称叫特务，官名叫秘密警察。设在组织部门，一是防范共产党的渗透，二是对付党内的反政府势力。”
说到这里，陈立夫眼前一亮：“总司令，我懂了，你看我能行吗？”
“能行！”蒋介石一言为定。
陈立夫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自己是文弱书生出身，从没有干过偷鸡摸狗的事情，然而蒋介石对偷鸡摸狗的人偏不选，独选自己这个文弱书生。蒋介石有蒋介石的道理，他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向改造世界的：“就这样定了，你就上任吧！”
陈立夫从蒋介石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三星已指南方，天穹很黑又很深。心中的不安并没有因为刚才的谈话而减轻。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很有意思地写道：“我奉到这个命令，感到我的个性对此颇不适宜，并且对这项工作丝毫没有知识和经验，因为我是学采矿工程的，对物而不对人。”于是，他便急急地找到戴季陶，因为是要好的朋友，一吐为快。戴季陶听完陈立夫的叙说，便发表个人的意见：“你是一位和善而有智慧的人，做调查工作的人，固然三教九流的人都需要，但是要去管这些人的人，需要一位慈祥而公正的人，才能管住他们而不出乱子。你看寺庙中两边站的十八尊罗汉，个个都是横眉怒目三头六臂的，但是中间坐的那位如来佛，却是何等的慈祥雍贵，唯其如此，才能管得住，做得好。所以蒋先生要你去做，就是这个道理，我看你还是从命吧。”
其实，戴季陶巧言令色，真正的用心处，还是帮衬蒋介石。直到抗战爆发后，陈立夫改做教育部长，戴季陶向陈立夫道贺时，才吐出真言：“你能够摆脱调统工作，是你的聪明过人，我当时劝你接受任命，喻之以如来佛之管十八尊罗汉，今竟能安全解脱，真是你的造化，恭喜恭喜。”此为后话不说。
陈立夫走马上任后，首先是专门人才短缺。陈立夫所任用的人，按他自己的原话说，“多半是美国留学生，学工程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所以调查科开始组织，就是请这些人帮忙参加，他们中没有一个懂美国fbi（联邦调查局）或苏联的格别乌类似我们的调统工作的。我们的科分调查和统计两组，一面做，一面学。究竟这些人是受过高等教育而有科学训练的……我们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不久就破获了若干共党秘密机关”，抓捕共产党人16000余人，这些“骄人战绩”，深得蒋介石的赞赏。
由于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班底由高学历的留美生组成，这就使得“中统”（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具有鲜明的技术专家的特征。由此波及他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办事特点等形成了与“军统”别样的风格。后来，“中统”与“军统”统称为蒋家王朝的两大特务组织，他们的互为犄角，明争暗斗，除了中统人士自恃白领身份看不惯军统的粗野狂妄外，“同行冤家路窄”是主要原因，而始作俑者恰恰是他们的主子——蒋介石。
就这样陈立夫在调查科干了一年多，没捅娄子，工作出色，得到主子的赞赏，被提升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虽说换了岗位，但调统方面的工作仍要他拿意见，还要亲自过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8年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整整10个年头。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中国调统工作”的“创建者”。 “蒋家王朝陈家党”的由来
孙中山去世，广州革命政府群龙无首，国民党立刻成分裂状态：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丁惟汾四派四个“山头”，蒋介石还不成气候，要排位的话，权且算“小五”吧。
历史像魔术师一样在无声地演变。廖仲恺被刺事件发生后，严惩凶手的呼声一浪高于一浪，胡汉民、许崇智被赶出了国民党中央，离开了广州；“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的日子也不好过，下野出国，溜之大吉；孙科自成一派，仰仗的是革命领袖孙中山，孙科是留学生出身，实践不足，自己没有主见，跟随的人也没有主见，孙派可称为“扶不起的天子”，难成气候。所以，在广州国民党中，还存在以中央秘书长兼青年部长丁惟汾为首的丁派和新崛起的蒋介石、陈果夫为首的蒋派。当时国民党的党务实权还在丁惟汾手中。
斗争的第一阶段，陈果夫当了蒋介石的组织部长后，其职权只能在组织部门内行使。各省党部的工作，都由丁惟汾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名义一手包揽，陈果夫插不上手。对于国民党的清党工作和后来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宁汉分裂，丁惟汾都旗帜鲜明地站在蒋介石一方。因为丁惟汾骨子里反共，而汪精卫一直以国民党正统领袖自居，为掌握党权的丁惟汾所不耻。所以这个时期，丁、蒋、陈尚能合作。也有人称是“蒋家王朝丁家党”。尤其是1927年到1928年是他们党务合作的最好时期。在这个时期，尤其是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他们在党务上，在用人上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在这之前，蒋介石、陈果夫与丁惟汾合作，赶走了胡汉民，挤垮了汪精卫，威镇了孙科派。因为蒋介石复职上台不久，需要表现出一种大度宽容的姿态，所以在二届四中全会上选出的五名中央执行委员的人选中，丁惟汾的大名赫然在上。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在这次会议上，也为丁、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会后，蒋介石重任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负责整个部务。在蒋的授意下，把整个国民党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再次决定整理各地党务。按照二届四中全会规定，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停一切活动，听候中央派人整理。为纯洁组织，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因为蒋介石抛开了丁惟汾，丁惟汾心想，不管怎样，我也是中执委五名委员之一呢！蒋丁之间立马出现裂缝。蒋介石可不管那一套，我行我素，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蒋介石一纸命令又解散取消了国民党中央青年部，调丁惟汾改任中央训练部长。这样丁惟汾丢掉了青年部的组织人事大权，这些均收为中央组织部工作。权力一大一小，使丁惟汾感到了权力的危机。
1928年8月，蒋介石与陈果夫加紧了策划，在策划的基础上，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此时蒋桂冯阎合作的第二次北伐刚刚结束，蒋介石的声望可以说是如日中天。胜利使他头脑发热，于是他乘战胜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之余威，开始在国民党内部向其他党派开刀。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的既定目标是：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手握重兵的新军阀，他倡议裁兵；对有独立王国姿态的各地政府分会，他主张取消；对国民党党权，他要求独揽。由此蒋介石的野心昭然若揭。
国民党五中全会激化了蒋介石、陈果夫和丁惟汾的矛盾。会后不久，胡汉民回国，倡导实行孙中山提倡的“五权宪法”，利用五权分离的办法和孙中山这顶大帽子，压蒋介石让权。这次丁惟汾采取坐山观虎斗的中庸策略，既不反蒋，也不反胡。蒋介石、胡汉民既互相利用勾结，也互相指责、争斗。
丁惟汾和蒋介石、陈果夫在党权上的争斗，一直在或明或暗地进行，但公开爆发是在1929年3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
按理说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清党和整理党务的基础上召开，可是在这个问题上陈果夫、陈立夫出了点儿偏差。在建立新党部时，由于受时间的限制，二陈一时找不到那么多完全可靠的人员派往各地，饥不择食地拼凑了一些人，包括一些表面可靠实际反蒋的人，这些人下去就出了乱子，他们与当地反蒋分子串通一气，新党部建立了，却成了反蒋者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不能产生，于是自以为聪明的蒋介石灵机一动，采取圈定与指定代表的办法，召开大会。没想到这种办法遭到了各派的强烈抗议。这时，丁惟汾带领三民主义大同盟公开跳出来反对。他们递交抗议书，散布不满情绪，希望扩大事端。
且说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以北平、天津两地为核心，势力遍布全中国。这时的丁惟汾采取以退为进的战略，公开提出辞职，并离开南京赴北平。在临上车时，他吩咐在南京的大同盟组织把矛头紧紧对准蒋介石，他本人回北方地区策应。这样南北夹击，把战火烧起来。
第十九章 导淮总长
“转呈”变成了“帮办”
1932年6月上旬的一天中午。
位于南京鸡鸣寺旁的陈府大院，迎来了一位身穿长袍，脚登千层底布鞋的中年人。他向门卫拱了一下手，门卫也点头道安，便抬脚迈进了陈府高门。
话说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陈果夫的妹夫沈百先。沈百先毕业于河海水利工程学校，1928年，淮河暴雨成灾，两岸一片泽国，淹没无数良田，“两岸萧瑟鬼唱歌”。为治理千里淮河，南京政府成立了导淮委员会，蒋介石为挂名委员长，沈百先成了该委员会的秘书长。由于陈果夫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这个秘书长就是陈果夫推荐的，于是沈百先的有关水利方面的文书和建议都是由陈果夫转呈的。陈果夫通过转呈文件，向妹夫也学习到不少水利知识。
沈百先进了陈家大院，穿过拱门，快步来到后花园，只见陈果夫正在一棵树下打太极拳，一招一式，极为认真。沈百先默默地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待陈果夫打完这套拳后，主动上前道：“大哥——”
陈果夫转过身来：“找我有事？”
“这份导淮工程整体计划需要转呈委员长。”
“好，到我办公室谈吧。”
二人边走边说地来到陈果夫办公室。
陈果夫今年正好是40周岁，由于幼年时落下胃病根，身体一直不好，他一脸菜色，打太极拳一直是他的健身运动，常年坚持不断。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去年他辞去了组织部长的职务，而由自己的胞弟陈立夫继任。陈立夫32岁，血气方刚。为了显示出自己的成熟，他默许人们称他为“立老”。可陈果夫的心态却大不一样，因身体不佳，他生怕人们称他为“果老”，人们投其所好，称其为“陈公”。
他们在办公室谈了半天，等沈百先离开时，太阳已经西斜。
次日，陈果夫趁其开会的机会，把文件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匆匆浏览一遍，说：“计划很好，你去帮我办这件事吧，好不好？”
陈果夫吃了一惊。“转呈”成了“帮办”，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他第一反应是：“对于水利，我可是外行啊。”
蒋介石两眼含笑地回答：“你知道注意这件事，而且所提的建议都不是外行话。这件事就是你去办了。”蒋介石下达命令，陈果夫无可推脱，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走上了代理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位。
淮河发源于河南的五百里桐柏山腹地，经由安徽、江苏两省入海。但从1928年后，黄河多次决口，夺淮入海，致使淮河成了黄河的支流，由于泥沙的缘故，淮河也成了有名的“地上河”。“三年一大灾，一年一小灾。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成为洪、涝、旱灾俱全的重灾区。”“数千百万之淮河民众，无日不沦于饥馑，无刻不泣对洪波，此淮之导，所以不容稍缓也。”
从1929年到1931年，导淮委员会集中了全国一些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精英，对淮河入江入海各路线进行了实地勘查、测量，广泛调查搜集各方面资料，进行反复论证、研究，并根据研究成果，拟定了整个导淮工程的总体计划。
导淮工程总体计划确定了江海分疏原则，即整治淮河入江入海的水道，使之便于航运、发电、防洪等，所需经费2亿元。这是问题的关键。由于蒋介石正和各军阀混战，军费开支都十分困难，哪来如此巨款去搞导淮工程呢？在这个问题上要让政府拿钱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是对陈果夫智力的一大考验。但政府给政策，1932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导淮委员会组织法》，赋予导淮委员会在淮河流域对公私土地清丈、登记、使用、整理等处理大权。
陈果夫上任不久，就一改中国历史上治水的惯例——治水必先治下游这一做法的弊病，先筹资金，综合治理。他鉴于工程浩大，费用过巨，筹款不易，便决定先借用庚款，到时还本付息及自筹资金等办法，并采取分期施工的形式。筹钱有方，因此他很快得到了钱。
为此，陈果夫不顾病体虚弱，多次下河域考察，多次召开水利专家会议，制定出两年施工及土地整理的第一期施工计划。即建造三河活动坝、邵伯船闸、淮阴船闸等一系列船闸，进行三河坝上下切滩，对淮阴河闸上下、张福河上下进行疏浚，使淮河入江水道得以整治，然后再进行第二期导淮入海工程。
有钱有人有方案，何愁工程没归期？经过一个夏季的全民动员，第一工期很快完成任务。陈果夫笑容可掬，带领专家一行，亲自出马验收，被评为一级工程。验收结束后，陈果夫也会办事，又邀请马歇尔等庚款会的董事们坐飞机前往参观，待他们酒足饭饱之际、兴致极高的时候，又与他们签了下一期水利工程费用的合约。
话说正在这个时候，江苏省大地上发生了一次大的政治动荡…… 江苏发生“政治地震”
这时，江苏省发生一弹劾案，事情牵连到赫赫有名的省主席顾祝同，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顾祝同属于黄埔派系，他主政江苏两年有余，纲纪松弛，吏治腐败，把个京畿地面搞得乌七八糟，受到监察院的弹劾。蒋介石意属陈果夫主政，替下前任顾祝同，并暗授机宜。蒋介石特别强调了江苏省在治淮中的特殊地位，意为全局大事。陈果夫做了特殊记忆，他一到江苏，工作千头万绪，导淮工作不敢松懈。
据刘振东回忆，“果夫先生任江苏省主席，即倡议导淮，而且迅即择地实施”。当时，身为中央常备学校教授的刘振东曾提出“先聘专家，做整个计划，然后动工”的建议。陈果夫以为不妥。他觉得“导淮”是百年大计，做“整个计划，非十年不成，若待计划完成再兴工，不如将其中绝无问题，众议佥同之事先做起来”。后来的事实证明，导淮事业能在抗战前开始，卓有成效，陈果夫的决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陈果夫导淮的思路比较清晰，他认为“首应除害”，“次应兴利”，除害“以排洪工程为优先”，兴利“以航运灌溉工程同时发展”。导淮入海工程本来是要等导淮入江工程完成后，再根据资金筹备情况选择适当时候进行，但作为省主席的陈果夫认为这样太慢了，他还提出来发行公债以筹集资金的办法，大大加快了工程进程。
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他又打起了土地的主意，在导淮委员会内增设“土地处”。于是，导淮工程非但没有因为陈果夫当上了江苏省主席而受到影响，而是得到了加强。
土地处成立后，有文字记载：所得废淮河滩所有权及其邻近旧时屯之所有权与整理权，乃先以会里节余下来的2万元经费，整理了几万亩公地，以整理后公地应收之租金作抵，向银行抵押了12万元；再整理实应湖滩地20万亩，然后再以此整理之地，向银行抵押200万元。当时有四家银行争着要放这笔借款，可见导淮会信用之好。后来只得由四家银行合放，就把这笔款子作航空测量高宝湖之用。测量刚刚开始，八一三战事起，只好停顿。原来的计划，想等高宝湖测量完竣后，把预计导淮入江工程完成后，高宝湖可能涸出的一百几十万亩土地作抵，向金融界筹款4000万元，作为办理入江工程的经费，其初步计划，已得上海若干金融界的同意，拟以将来涸出之土地作抵，发行公债4000万元，由金融界承销。这虽是一个理想，但战事如果不发生，理想一定可以实现，所谓有土则有财。预计入海水道完成后，可以多出一百几十万亩良田，增加了生产，安定了民生，既可免水旱之灾，又可强国家的富力，可惜这种事业停顿了。
导淮入海工程于1934年11月1日举行破土典礼，至1937年4月间始告完成，命名为“中山河”。河长167公里，底宽35米，两堤相距有250米，只是土方工程即在6200万立方以上。人工征工居多，利用每年1月至5月、11月至12月的农闲时间来做，有时亦用些雇工、兵工。征工最多时达24万人。沿线专员、县长、区、乡、保甲长，一齐动员，所用的工具，老的如牛车、独轮车、挑箕、人力漏水车等等。新的如汽车、皮带运土机、抽水机等等，应有尽有。关于民工吃的、住的、医药、娱乐等等，亦妥为供应，色色俱全。场面之大，实数十年来所未有。
导淮工程部分由江苏省府承担，均先后完成。导淮委员会方面，在抗战前已完成及未完成的工程有：
（一）疏浚张福河，以排淮洪而利航运与灌溉。计疏浚河道37公里，河底宽32米，岸坡一比二。于1933年1月开工，同年6月竣工。
（二）兴建邵伯船闸，以利运河航运。闸室净宽10米，净长100米，上下游最大水位差7.7米，半为双扇对开式钢门。于1933年3月开工，1933年6月完成。
（三）兴建淮阴船闸，以利运河航运，结构布置同邵伯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9.2米。
（四）修堵运河西堤，以利运河航运及湖滨滩地之灌溉。其工程为堵闭缺口，修理涵洞。于1934年11月开工，翌年7月竣工。
（五）兴建高邮船闸，以通湖航运。闸室将宽10米，净长20米，出入口净宽5.8米，为单扇钢门。于1935年6月开工，翌年4月完成。
（六）兴建杨庄活动坝，以控排洪入海水量，坝门采用史东奈式钢制，暂建五孔，各净宽10米。最大泄洪量每秒750立方米。于1935年12月开工，1937年6月完成。
（七）安丰塘灌溉区工程，以利灌溉。其工程为浚河筑堤建闸，于1936年4月开工，至翌年12月因抗战停工。
（八）改建惠济闸，以节制灌溉水量。其工程为改建史东奈式门宽6.2米，钢筋混凝土闸墙条石护面，泄洪量每秒90立方米。于1936年5月开工，翌年6月完成。
（九）兴建三河活动坝，以节制排洪入江水量。其工程为史东奈式门60孔，各净宽10米。完成以后，可独步远东。于1936年8月开工，翌年11月底基本已完成98%，因战事停工。运到工地钢料等，损失殆尽。
（十）兴建周门活动坝，以节制灌溉水位及水量，其结构与杨庄活动坝同。于1937 年1月开工，11月底坝基工程大致完成，因战事停工。运到工地钢料等，损失殆尽。
（十一）兴建刘老涧泻水坝，以控制中运河泄洪水量。坝凡七孔，结构与杨庄活动坝略同。于1937年1月开工，同年12月完成坝基及引河工程后，因战事停工。运到工地钢料等，损失殆尽。
（十二）兴建中运河涵洞，以接济刘老涧船闸下游灌溉、航运水量。其工程为建筑双孔混凝土涵洞一座，每孔两米见方。于1937年3月开工，同年11月，因战事停工。
（十三）开挖六闸以下的运河浅段，以利运河航运。用挖泥机船两艘开挖，于1937 年3月开工，同年6月因机船他调，未能完工。
（十四）建筑皖淮涵洞以泄洪、泻潮、灌溉农田。基本工程为添建涵洞11座，其中7座于1937年5月筹划开工，于翌年1月因战事停工。
（十五）疏浚皖淮浅段，以利航运。其工程为浚渫正阳关附近淮河浅段，冀与津浦铁路联运，以利运输。于1937年10月开工，后以战事停工。
陈果夫于1937年建议中央组设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负责规划及实施太湖流域上下游水利工程。陈果夫自兼主苏政后，即遵循当时的中央指示，督导苏省建设厅会同浙江省政府分别测勘、设计与实施，举办各项水利工程。在防洪与泻潮方面，有江南海塘之修建及通江各河口闸门之兴建；在灌溉与航运方面，有各运河干支各渠之疏流。各项工程如下：
（一）江南海塘工程：江南海塘工程南自苏、浙交界的金山起，北经江苏之松江、奉贤、南汇、川沙、上海、宝山、太仓至常熟之福山港口止，全长有300余公里，是江苏省南十余县市防备江海涨潮唯一之屏障。奉贤、川沙、南汇三县境内塘外沙滩广阔，浪潮较为缓和，均系土塘，向由地方自行修护。上海由沪市政府修护。松江在钱塘江口北岸，宝山、太仓、常熟三县境濒临扬子江南岸，所有塘堤受海潮冲击甚烈，向由中央拨款修筑石塘，后改由省方负责。民国二十年以前，省府款绌，岁修难于普遍。民国二十二年又遭两次猛潮，各处塘堤百孔千疮，岌岌可危，没有疏防，被海潮侵入，则向称江南富庶之区，即变为不毛之地。陈果夫督导建设厅择要修建，如大石塘之显露者，酌量复以混凝土，以防海水侵入石缝，钢筋混凝土岸墙之外倾者，加建支墙，以防堤毁，石坡木材之零乱缺少者，施以整理填补。其已毁至不可收拾者，则彻底改建。所建工程为三土三石，或三土四石，其间塘外塌削日剧之处，则建挡水坝以防护之。各段修建工程长共16000余米。
（二）江南各运河之整治：（甲）镇锡运河为大运河在苏南境内之一段，在丹阳有练路，为该运河段蓄泻水库。依照大运河讨论会初步研究，及测勘该河湖段现状，以通行长约60米，宽约7米，及吃水深2米之船舶，载重600吨，两列行驶为度。其工程为河槽之拓宽浚深，土方有三五十万余方，培修练湖围堤土方约有400万余方。（乙）丹金溧漕河及宜溧运河，均为江南大运河之主要支渠，横贯太湖流域下游，前者与运河段互相吐纳江湖，后者上承句容、高淳境内诸水，经由该河入太湖为尾闾，不唯为宜溧金丹各县水运交通之主干，且为承转江潮及山水来湖之干渠。其工程为河槽之拓宽浚深，土方共为173万余公方。（丙）黄田港及澄锡运河。黄田港在江阴县境，北注扬子江，南达无锡，为江与湖间南北水运交通之要道，潮涨则倒灌入运，以利航灌，其间港汊纷列，又为锡武运河之尾闾，其工程为河槽之拓宽浚深，用机船开挖部分有95000立方，人工开挖部分有69万余立方。
（三）赤山湖河流域。赤山湖是秦淮河流域的上游，不在太湖流域范围，而与其接壤，泽被苏省西南部各县区。赤山湖诸水联络句容、溧水县境各水系，经流江宁县境入南京市的秦淮河以注于长江。因赤山湖被围堵，河床淤垫，又以堤防卑溥，旧有闸塌失修，因之霪雨为患，有时旱魃为害。陈果夫督劝建设厅在赤山湖口修建闸坝，以排节洪流；普修湖河堤防，以障洪水；疏浚干支各河，以利灌溉，共出290万余立方。
陈果夫为官一方，治水有责，深受当地民众欢迎，有诗曰：
昔日有大禹，今日有果夫；敢让山河换，敢令水造福。 陈果夫痛心疾首地哭了
1935年底，江苏段导淮的宏伟工程全部完工，当年又是丰收年，全省人民欢欢喜喜，陈果夫更是喜在心里，笑在嘴角。在人民的赞美声里，陈果夫谢绝宾客，坐在灯下，开始撰写记录这一宏伟事件的文字——《导淮之过去与未来》。
陈果夫开章明义地写道：“我认为讲究水利，一定要懂得水的三种力量：第一是渗透力，第二是冲击力，第三是浮载力。这三种力量都能尽量利用，使它发挥到最大的效用，才能算是水利。”写到这里，陈果夫大笔一转就奔了正题——“导淮的由来”。写到兴奋处，他还禁不住地哼起自编的《导淮入海歌》来：
“淮河！淮河！利我江北乎？害我江北乎？……我无能力，我为小用。我善用我力，淮水为我操纵……大家齐用力，为了大家安乐与年丰！大家多努力，为了永久安乐与年丰……”
三星正南时，夫人催他休息，他说不慌。鸡叫三遍时，在夫人催促下，他才肯休息。睡了一觉，到第二天中午继续开写，可谓是废寝忘食。
这天，正赶上导淮委员会秘书长沈百先先生来，看到了陈果夫这种干工作不要命的劲头儿，甚为感动，回家便写出了《果夫先生与导淮》一文作为纪念。沈百先拿着文章让陈果夫看，果夫哈哈笑了：“我哪有这么神？”
沈百先说：“这都是百姓说的，我做了收集。”
接着陈果夫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的老百姓太好了，只要有一点儿好处，他们就满足。”
“是啊，老百姓的口碑也是丰碑啊！”
……
1937年暮春初夏之交的一天上午。
天空无云。
在蔚蓝色的天空中，一架银灰色的飞机轰鸣飞来。
在沈百先的安排下，陈果夫与幕僚们乘机飞上了蓝天，兴致勃勃地开始巡视江苏段的导淮工程。
陈果夫坐在窗口，鸟瞰苏北平原，只见河水如练，蜿蜒奔波。河两岸农田翠绿，庄稼茂盛。带有方格式的村落，一排排农舍鳞次栉比，扛着农具、赶着牛车的农民出了村庄，行走在田间小道上……飞机南行，片刻间，可以看到导淮工程顺着如练的河水，在码头、在集镇，像碉堡、像哨兵似的在列队欢迎他们。坐在陈果夫身边的是总工程师李仪祉先生，他不时地向陈果夫指点着、介绍着，此时映在陈果夫脸上的是兴奋、快慰。这时收音机里又播出了陈果夫自编的《导淮入海歌》来，更令他欣喜。
然而，陈果夫为导淮自足的好心情，维系不到一年，便被花园口的一声爆响，炸得灰飞烟灭。1938年，日本侵略军从东海岸入侵，一直占领了徐州，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寇西进的步伐，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将黄河南堤炸毁，滔滔河水破罅而出，再度造成黄河侵淮的惨况，50万人化为鱼鳖的同时，陈果夫的导淮功绩也荡涤殆尽。真可谓：辛苦四五年，毁坏一夜间。
陈果夫哭了，陈果夫痛心疾首地哭了——因为那是自己的丰碑！
随着日军推进，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导淮委员会也随迁重庆。陈果夫辞去了江苏省主席一职，去重庆专任他的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结果第二年，淮河流域全部沦陷，导淮业务遂陷停顿。这时，后方军事运输繁忙，政府正谋取水道交通的改善。陈果夫临时请命，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商请经济部长就长江上游南岸之重要支流，如綦江、乌江及赤水河各水道，由导淮委员会规划整理，实施航运工程，免使这批水利精英失散。于是导淮委员会在陈果夫的带领下，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导（长）江。
规划确定之后，陈果夫走出家门，即与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商定，由导淮委员会在綦江施以渠化工程，兴建闸坝，做工程示范。事成后，在乌江及赤水河施以导疏工程，平险滩，免盘驳，通航运。导淮委员会迁至重庆后，陈果夫做了如下工程，又树了如下丰碑：
一、綦江工程：綦江源于贵州桐梓县境，至四川綦江县赶水场，始有舟楫之利，下经三溪镇，纳浦河之水入江津境，而汇于长江。第一期工程就江干流上游在石、凌晨蹄、二响附近，各建闸坝一座，即可免除盘驳换船之烦。并整理险滩，开挖河床，清除礁石原33600立方，建筑丁顺坝19200立方。在浦河兴建闸坝三座，使该河段施以渠化，各船闸闸室净长66米，净宽9米。揽河大坝以河床地质较劣，均用堆石式。第二期工程就綦江干流中下游兴建闸坝六座，施以渠化，各船闸闸室净长60米，净宽12米。揽河大坝因河床地质较佳，均用重力式。并在綦江县城附近之闸坝，利用坝之上下水位差，加建水电厂一座，以供应沿江县城郊照明之需要。
第二十章 苏政四年
“痨病主席”无痨病
南京，国民党京畿之地。
江苏省，天子脚下。
作为中央组织部长的陈果夫到江苏任职，说好说歹者均有之，但这绝不表明陈果夫失宠，实际也是重用。再说中央也是征求过陈果夫意见的，陈果夫愿意为官一方。因此，中央的欢送会也是很热烈的。到会者，都表示了自己的希望和祝福。蒋介石综合了大家的发言，言辞更为热烈，希望更为殷切。
于是陈果夫在开完欢送会的第二天就走马上任了。
再说江苏省政府，由于弹劾一案，送走了顾主席，迎来了陈主席。辞旧迎新之际，说什么话的都有。说实在的，人们对顾祝同是有看法的，他来江苏两年半不到，拉帮结派，抬举了一些人，也打击了一些人。江苏没搞好，他有一定的责任。因此，在迎接新主席到任的时候，有两种心态：一是顾祝同的反对者，他们担心前面走了虎后面来了狼，他们大多保持着沉默；二是顾祝同的拥护者，他们捧惯了顾祝同，听说新来个痨病主席，不少人持有异议，还暗中作梗，使小动作。结果表明，陈果夫上任不到三个月，特别是听了他低调的施政报告，又观了他的言行，不少人改变了态度，怀疑者不再怀疑，反对派变成了赞成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政学派的黄炎培，就是他称陈果夫为“痨病主席”的。陈果夫上任之初，他约集一帮人跑到省政府前静坐，陈果夫上台讲话他鼓倒掌，但是，不到一年，他就改变了态度，亲自出马到省政府，当面向陈果夫赔不是。
新官上任三把火。先不说后来人们如何赞美，且说陈果夫上任之初也是雄才大略，极想把这个天子的脚下搞一个全国的样板、各省的楷模，使之成为“富庶的江苏”、“模范的江苏”、“小康的江苏”、“文明的江苏”，反正是江苏处处不落后。陈果夫当年40岁，年富力强，觉得有这个能力摘取这样的桂冠。然而面对着顾祝同留下的这个烂摊子，理想与现实间还有大大的距离，一时陈果夫还不知从何下手。正在他徘徊的时候，他想起了千年古训——“为政在人”，眼前顿时一亮。后来，陈果夫在他的《苏政回忆》中写道：“我们一到江苏，首先便是用人问题。”他搞党务多年，深知人治社会中令行禁止的关键在人，不在法，更不在是非。“顾”天不变，“陈”天难立，当务之急是改变用人的局面。这也叫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不用外派人。
但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还要玩手段，让人不知不觉地演变，或者说顺理成章地“上钩”——这就要有“高超的艺术”。
且看陈果夫的高超艺术的表演，他上任伊始，就抛出了省政府用其所长的“五条人事大纲”草案，大报小报地宣传，供人讨论，搞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且看这五条人事大纲草案。
第一条便是：重要的人事交与各厅厅长及省政府委员共同决定，不以个人好恶为取舍。第二条便是：不干预各厅各处各县市用人。第三条便是：尽量选用有朝气之青年任县长，使其能勇于兴革。第四条便是：鼓励国民党员从政，并勉以切实为人民谋幸福，以示革命者不用官僚作风。第五条便是：鼓励选用中央分配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以提高县佐治人员的素质、水平。
从字面上看，陈果夫的规矩，除了第五条略有故作引导之嫌外，其他的均无可挑剔。可是真正读懂的人，却没有不惊呼厉害的。比方说第一条，实际的效用就是把人事权上调，集中到省政中枢，堵死下面擅开用人的口子。第二条说是不干预，其实是不让前任的旧班底横生枝节。第三条为走马换将寻觅理由。第四条更是冲着“其他派系”下药，以突出“党”的作用来贬斥军人的越俎代庖。可谓：事事有针对性，条条有杀伤力。
当时民众讨论踊跃，那些华丽的词汇，总是民众赞誉的热点。因此陈果夫的人气指数大升。人们在热热闹闹、高高兴兴中接受了陈果夫的用人五条。
照章办事。陈果夫很快草拟了一个省政府班子的名单，报了上去。殊不知这名单中九位要员中七位分子是取“二陈”拼音首母而成），另两位是蒋介石心腹，不用不行。后来，这纸名单拿到青年团中央常务干事会上讨论时，名单宣读后，有人扑哧笑了，道：“这哪里在组班子，这分明是在炒大锅菜。这菜名我是想好了，叫‘一纸，一锅端黄埔’。”大家哈哈一笑了之。
有人把讨论结果透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硬是按着不批。
陈果夫急了，一天一个电话地催问，蒋介石不说不批，一个劲儿地打哈哈。今天推说没研究，明天推说有事情。陈果夫心想不妙，估计哪个人上出了问题，不称蒋君之意，于是，陈果夫作了退一步的打算，连夜起草报告：“如有更适当胜任者，请委座指定之。”
正如陈果夫的揣摩，在南昌剿共的蒋介石见到电文，正中下怀，忙唤来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让其立即给陈果夫回电道：“建议民政厅长由政学系的辜仁发担任，余皆如名单所云。”
陈果夫接到电文，心中凉了半截，因为民政厅长是班子中的牛鼻子，是重中之重，不同于一般的职位。既然主子发了话，他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他认为有人从中捣鬼，其实，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身边的秘书长杨永泰。
陈果夫的猜测果然没错，据知情人士披露：1934年陈果夫被任为江苏省主席时，曾电南昌行营秘书长，杨从中作梗，另派他的部下辜仁发为江苏民政厅长，陈果夫衔恨在心，待机发作。
不久，辜仁发东窗事发，他被控告重婚，对簿公堂。
后经记者们的宣扬，把个京沪闹得沸沸扬扬。辜仁发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困境。3月29日，监察院正式对辜仁发提出了弹劾。辜仁发绝望了，正伸着颈项等候挨宰，幸亏蒋介石明晓根底，不愿让政学系太过难堪，他把辜仁发叫去训了一顿，然后建议他自己提出辞职。4 月3日，在陈果夫主持的江苏省政府会议上，通过了一项陈果夫期待已久的决议：“本府委员兼民政厅长辜仁发呈辞，转呈国民政府准予辞去本兼各职，由陈省主席暂行兼理。”
4月14日，陈果夫兼理民政厅长，4月17日，陈果夫在江苏省政府总理纪念周日上，专门做了一个报告，他用沉痛的语调，上台便说：“诸位，省政府于最近数星期中，发生了辜厅长的一件事，诚属不幸！辜厅长来苏数月，工作努力，竟因此辞职，很可惋惜，我总感觉到：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不仅本身一切行动要多加检点，一切家庭的关系，也须特别注意。没有结婚的，择偶时须审慎；如果一时错误，娶妻不贤，日后她做了坏事，还要你自己负责，还是你自己受苦。所以在政治上负责的人，不应好色娶妾，连金石书画之类的风雅嗜好，都应当摒绝。因为嗜好一多，本身欲廉而不得，政治也无从澄清了。”这一番感言，只听分子振聋发聩，政学系人物欲哭无泪。
1934年5月3日，余井塘接任江苏省民政厅长一职，此举意味着省政的各级衙门已分子大大地敞开了。 治省兴政
倘若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陈果夫第一把火是治省用人，那么第二把火则是治省兴政。何为兴政？且听陈果夫是如何说的。陈果夫第一次向省政府官员训话时，站着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不喝水不喘气，那真叫人佩服。
他首先讲江苏要办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首当其冲的是兴政。兴政是第一位的，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兴政的要害在于兴利去弊，核心是“决策科学”，原则是“工作求实”。兴政的目标是“提高行政工作效能，把江苏办成三民主义的样板省”，着手处是“从有意应承上司、浮夸不实的衙门作风”进行整顿改革，大事着眼，小事着手。接着，陈果夫话锋一转，道：“过去衙门虚设，数字虚报，官薪照领，敷衍塞责，令不行禁不止，我认为作为上峰，有方法问题也有作风问题，作风问题是痼疾问题，痼疾不根治，形式再好，口号再响亮，也无济于事。所以我们提倡‘求实’的作风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合署办公，虽然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可用于战时，未必合乎于平时；还有‘案无留牍’的口号，要求公文不能积压，必须每天办结。其实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硬当做官样文章来做，搞形式主义，取悦上司，就背离了‘求实’、‘科学’四字。因为公文的简单复杂，随内容而异，有些可以立即办，有些必须查卷查询，有些必须与各方接洽商量，还有须从长考虑，假设为满足形式上的行政效率办了，不仅贻误公事，而且倒回头重新办过岂非效率更差？我不赞成‘案无留牍’的口号，该如何办就如何办，这就是‘求实’。同时，讲究方法和工具上改进，推崇‘科学’的理念是至关重要的。求实和科学四字，都是五四运动时期提出来的革命口号，我们就落实行动。”
陈果夫讲完“兴政”这个话题，接着又去参加另外一个孙中山纪念会，大会在开幕前，由司仪倡导为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静默三分钟，可是不到一分钟就静默完毕。陈果夫不干了，作为省主席，他满脸严肃地讲：“我们要兴政，就要从‘求实’做起，从小事着眼，以小见大，不能马虎。静默三分就是三分，这叫求实。不可二分五十九秒，也不可三分零一秒。准时到准时退，从事建设不求实不能成功。马马虎虎的习惯必须革除。”
讲完后，他命令司仪立正，看准表，让会议重新开始，静默了三分钟。这次会议没有给大家留下什么印象，倒是陈果夫“求实”作风入木三分地让人刻骨铭心。
为落实强省兴政的大计，不久陈果夫又深入江南水乡，体恤民情，为民办事，又成一桩传闻。
且说这天，陈果夫一行在县城一家饭店吃饭，隔着窗户看得清楚，饭店对面有一家布店。一个乡下进城挑粪的老汉，脚一滑，一个踉跄，虽未跌倒，桶里的粪却溅了出来，刚好落在一家浙江老乡开的布店门前。老汉赶忙歇下担子，寻找笤帚清扫。老板站在门口，恶狠狠地说：“粪落在我店门前，还用我的笤帚扫，不怕脏了我家的笤帚？你去擦掉！”
白头老汉说：“好，我来擦，我来擦！”
说罢，就四下寻找地上的废纸、破布。老板却用脚踩着一片废纸，恶狠狠地说：“得用你——的——棉——袄擦！”
老汉急圆了眼，说：“你……你……”
老板把眼一瞪，说：“你别给我瞪眼！清早粪溅我店门前，误了我生意，你还有理？”
老汉无可奈何地脱下棉袄，打了一个寒噤。这时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圈，见老板无理欺人，都很气愤，也担心在这寒冬腊月，老汉冻坏了身体。但这老板“横”得很，都敢怒不敢言。老汉正要用棉衣擦粪，陈果夫从人丛中站了出来，说：“老大爷。天冷，你穿上袄子。那柜台里有的是布匹，你拿一匹布来擦！”话中带硬。
老汉看看陌生人，又望望老板，不敢动作。陈果夫和秘书却走上来，硬是帮老汉穿上袄子，推着他去拿布匹。
老板气得圆睁两眼。看这来人高高的个头，瘦削的脸庞，长得白净斯文，身后又有提包的，有点儿来头，听说话是浙江口音，就说：“客官，我们是同乡，你就甭管这闲事啦！”
陈果夫却说：“老大爷，一切由我做主，快拿布匹来擦吧！”
“好，我拿！”
正在此时，一阵马蹄嗒嗒，尘埃扬起处，县长大人来了。原来，县长到城门迎接陈果夫主席，听说陈果夫已微服进城，就赶忙进城来找。一见正是陈果夫一行，就说：“陈主席，本地一方，任你查处，如有不规，你就发话办吧！”
老汉就上店里拿了一匹布下来，擦地下粪便。
一匹布擦完，陈果夫说：“不干净，再拿一匹！”
一连擦了八匹布，陈果夫方说：“嗯，差不多了。”
老汉挑起粪桶走了。老板心里气，但可不敢吭声。陈果夫望望老板，说：“老板，这八匹布记在我这个老乡头上。”
过了三天，陈果夫要走了。老板气不过，就在店门前贴了一张白纸长条，上写：“虎走山还在。”陈果夫从门前经过，瞥眼看到“虎走山还在”的长幅，待知县送到城门口，陈果夫说：“李县长啊，我这里也有幅字，劳你的神，贴到我那同乡的布店门前。”
李县长忙接了过来，送别陈果夫之后，就拿到布店门前贴上。陈果夫写的是：“山在虎还来。”老板一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从此不敢作恶。
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在三苏大地传得沸沸扬扬，再加上“静默三分钟”的兴政传闻，陈果夫也成了三头六臂的神奇人物。
同时，陈果夫的“严谨顶真”的工作作风，也叫全省人佩服，下属官员纷纷效仿。一些下属官员到省城汇报工作，都是要准备三天的，揣摩上司的问话，生怕出了纰漏，或者说出个“大概”、“可能”，陈主席是要你尴尬红脸的。陈果夫深知积习日久，一般不作训斥，只提一下希望，下不为例。且说这些官员也是有教训的，下次汇报不敢再马虎了。 “专员不兼县长”始于江苏
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期间，正是蒋介石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五次“围剿”的时期。蒋介石气盛，作为总司令的他，主张全国军事化，一切为前线，一切为“剿匪”，所以南京政府的行政统制、行政督察、行政兼任都体现出战时特点来。战时的行政督察专员制明确规定，专员兼所在县县长，便于对全区地方武装力量的统筹调动。陈果夫在兴政过程中，首先大胆提出来“专员不兼县长，不兼县制，由江苏开始”。一时引起了轰动。
陈果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说：“我认为江苏乃非‘剿匪’省份，任何事都要求实，不应一刀切，专员还是以不兼县长为宜。因为设立一个制度，首先要求名副其实。省县之间既增加了中间督察一级，就要使它名副其实地发挥督察及层次节制的效用，倘使兼县，专员一方面是高一级的督察者，一方面又与其他县长为平行的同僚，结果一定顾此失彼，起不到应起的作用。”
陈果夫的观点见报后，有人举起了“棒子”给予抨击，说专员兼任县长是委员长的创造，江苏是蒋委员长的天下，不能说改就改。说这话期间，早有人也把此话捎给在南昌的蒋介石耳中，蒋介石也感觉到气愤，不过他没有把这种气愤表达出来，而私下里放出了风声，于是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
陈果夫是聪明人，面对着两派的言辞激烈的争论，火药味十分浓烈，他认为吵架不能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还要靠实践。于是，在两派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他潜入了苏北地区，在他的支持下，开始了专员不兼县长的试点示范。每个示范区根据其交通和自然环境，辖四县至九县不等。各专员公署编制不大，富有弹性。譬如，某一区的中心工作为水利，则专署内增设督察水利工程专家，另由建设厅派工程人员若干名辅助专员，督察水利工程。如某一区的中心工作，着重在整理财政，则由财政厅派专门人才若干人到该区署协助整理。由于江苏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完全是因地因事，以制其宜，实行下来，确实比旧制好，蒋介石看了试点报告很高兴，大笔一挥作了推广的批示。先向苏南地区推广，而后向全国推广，成为了全国通行的制度。这件功劳当之无愧地应该记在陈果夫的头上。
再说与行政平行、同等重要的还有警政。陈果夫也给了很大重视，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为“安乐的江苏”打下了基础。据陈果夫回忆说：“警政是内政的骨干，国家的内政要上轨道，必须要从健全警察制度开始。”当时，蒋介石正在前方剿共，“大敌”当前，陈果夫的警政改革和健全，当然也离不开“反共防共”重要内容，他推行保甲制度和联防制度就是例证。
且说陈果夫推行的保甲制度，应该说是强化警政的一种手段，但却是始于宋代封建社会的一种治安制度。由于推翻了大清，这种制度就被束之高阁了。陈果夫却来了个“拿来主义”，他认为老祖先的东西也不全是过时的，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都在延用，说明它是管用的。
再说保甲制度主要是通过十户一甲、十甲一保的编组，由大到小，深入基层，把“防共反共”的任务和责任，落实到一家一户中去。用“管、教、养、卫”的方式，实行他的“联保连坐法”，必要时，还可以编组民团，维护治安。无疑这种保甲和联保制度，带有浓烈的防共反共的色彩。这也是陈果夫死心塌地跟随蒋介石，坚持以共为敌的罪证。
这种保甲制度不像督察制度，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蒋介石立即给陈果夫打气。陈果夫于1934年4月，先从苏北地区试点开始，而后向南各县推广实行保甲联防制度。与之同时，还要求各县强化壮丁训练，充实保安团队，然后与治安警察合编成地方保卫队，以增强防共抗共的力量。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江苏省保安司令部，陈果夫摇身一变成了“大司令”，圆了他的军阀梦。他身后有60万保安队伍，“党阀”戴上了“军阀”冠，陈果夫啧啧自叹。 地政，成绩斐然
土地，万物之源，国脉所系，民生所依。中国自古便有泱泱农业大国之称，从远古女娲以泥造人的传说到后稷教人稼穑，走出游牧，人类便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先秦的“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到周文王演八卦，尊土为“五行”之首，从唐朝的“地为天生，人为地显”到宋朝的“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从元朝的“土地，诸物之根菀也”到明朝“黄金有价地无价”……这些千古至理名言使陈果夫十分重视地政管理，“警政”、“地政”一起抓。在陈果夫建议下，1932年8月中央政治学校增设了地政研究班。在地政班开学之际，作为省主席的陈果夫到班里做报告。
他说：“外国之所以富足的原因，不外乎能善于运用‘人’与‘地’两个方面。我国人口众多，何以积弱贫乏？是在于不能充分利用‘人’和‘地’。在人的方面，未能做到人尽其才；在地的方面，没有做到地尽其利。”
陈果夫早在导淮委任职时，就专门成立了土地处，充分发挥了他的思想，以地养河，以河兴地，地能生财，钱没花多少，水利工程一座座。如今他又强调地政管理工作，无不是从中得到的启示。于是，陈果夫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亲临三苏大地视察。在苏北地区，他亲眼看到由于水利失修，大片大片的淤地不能利用。他很心痛，下决心修一条南北运河：北自灌河之陈家港起，向南经过阜宁以东之淮河入海道，河槽一直沿海边到南通，入长江，汇大海。同时把运河挖出来的泥，筑成一条挡海的长堤，不使碱水内灌，则范公堤以西的数万亩土地，便可逐渐变成良田。这一计划中的新运河，距范公堤约二三十公里，这就是宋朝以后逐渐淤积起来的土地。这条运河要是开成，沿河的土地，原来为不毛之地，可以变为百里沃田，地价一定随之激涨；开辟运河经费，即可以土地之增益价值为抵押。但若不预为筹谋，必将为巨绅财主投机垄断，不劳而获地提取政府及千万人民辛苦经营的果实。连云港市在辟市之前未有筹谋，所有区位好的土地，为富商大官购买一空，市政建设经费不能从土地上去谋取解决，便是最现实的前车之鉴。所以陈果夫在运河工程之初，即命地政局派员调查预定新运河路线一带之地价，开始测量，根据测量数字和地价的趋势，计算出新运河预计发行公债1200万元，即以运河开辟后的土地增值来偿还。预计运河工程，一年半可以完成。完成后陆续收取沿河土地增益积金，两年半可以还清。所发公债，预定为五年还清本息之短期公债。1937年下半年即开工，上半年已命令停止该路沿线土地之买卖，杜绝投机，所有开辟新运河的有关章则均经订定，由省政府会议通过，在章则中特别规定，凡属为新运河开辟努力之人员，得由省政府按其成绩，奖以宅地，并由省政府选择适当中心地区，将来可发展成市镇者，先收购若干之地，当做奖励宅地之用。原章程严禁工程人员作土地的投机，所以这一规定，又有人情之调剂，一方面杜绝其私购土地，一方面仍予以获得土地的希望，而鼓励其努力工作。
第二十一章 内讧纷起
却说蒋介石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过关斩将，斗倒了汪精卫的改组派，战垮了大同盟、西山会议派，赶跑了胡汉民派，最后形成了“蒋家王朝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的格局。这时的蒋介石采取了对外一致反共，对内制造派系，互相牵制、互相抗衡，以利于自己稳坐钓鱼船，独揽大权。
有人形象化地对蒋介石的班底作过一番描述，说：“王车驾三马”，或者说：“三马驾王车。”这“王车”是蒋介石，“三马”就是蒋介石班底中三大派系，即是黄埔与政学派系。且说这三大派系，就资历、辈分来说，也有个高低、先后之分。要说根子最硬的还是黄埔派，应该说这是“三马”中的辕马。平分秋色的是政学派。
陈果夫、陈立夫作派的代表，看透了这一形势，于是先是叫板政学派。
再说政学派系的代表人物当数杨永泰。政学派在蒋家王朝中崛起较晚，发展却是十分迅猛，它能与黄埔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就是能言善辩的杨永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说到这里，有人不禁要问，这杨永泰何许人也？
这杨永泰是广东茂名人，大清时期中过秀才，当过同盟会会员，阅历很广。民国成立后，混入政界，当过袁世凯的国会议员，又替孙大总统管辖过广东省政。北伐伊始，经张群引荐，才被纳入蒋介石的幕下，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总参议。时间稍长，主唱仆从，甚为和谐。杨永泰有一个特点，喜欢揣摩主子心思，习惯于备有两个正反方案在身，揣摩到度，便将方案抛出，常常让主子生出“英雄所见略同”的感慨来，久而久之深得老蒋赏识和宠爱。后来有人戏称之为“老谋深算”。
后来，杨永泰担任“剿匪”前线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的职位，蒋介石逢有大事，必移樽就教，一时间“天下谁人不说杨”，实可谓：大红大紫，权倾朝野。
杨永泰也是聪明人，他利用蒋的充分信任，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发展自己，短短六年间，他就赢得了“政学派的班主”的公论。
1935年蒋介石结束了江西省内五次大剿共，南昌行营的历史使命结束。蒋介石有意安排杨永泰到湖北省政府任主席。就在这一风声传出来时派似乎是闻到了气味，以为这是政学派失宠的信号。陈果夫、陈立夫等立即紧闭屋门，拉下窗幔，开始筹谋于密室。
陈立夫说：“这次杨永泰去了湖北，说明老蒋有意把他支开。”
陈果夫道：“老蒋讨厌不讨厌杨永泰，话还不能太早下结论。”
“老兄怎么看？”
“要我看，这是权宜之计，有可能还要重用。”
“那我们该采取何种措施？”
陈果夫侃侃而道：“趁他还没有到湖北报到，给湖北何成浚打招呼，两面夹击，煽风点火，让他干不下去。”
接着陈立夫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且说第二天一早，湖北绥署主任何成浚还没起床，就接到了一分子打来的电话，让他秘密组织民众，借民众力量，以抵制杨永泰赴鄂任职。再说何成浚也早就听说杨永泰来鄂工作，对自己冲击很大。再者此人能量大，生怕他来湖北，搅得塘水兴，乱了一方宁静。再派的主意正中自己的下怀，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何成浚思考了一会儿，掐灭了烟屁股，扔在了地上，并踩了一脚。
第三天，武汉校园就有零零星星的有关杨永泰的小字报、大字报。第四天就有学生到省政府门前静坐，抗议杨永泰来鄂主政。一周后，武汉三镇，大街小巷，游行的学生队伍比比皆是。在游行示威中，学生第一次喊出了“打倒卖国贼杨永泰”的口号。
民间传言甚多，传得沸沸扬扬。这个说“前面走了虎，后面来了狼”。那个讲“老羊（杨）涮汤，骚了一湖（北）”。还有的叨咕：“白羊（杨）要克九头鸟，反了乾坤。”结果激得反杨情绪满城风雨。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武汉的反杨风潮消息传到了杨永泰耳里，开始杨还不大相信，因为在鄂他没有对立面。后来又有人反映，他才真的信了。他不光是信，心里还有些发憷，眼睁睁地望着天花板，半夜没闭上眼。思前想后，他便找到了主子，向老蒋倾诉了自己的苦衷：“我杨永泰没做那些缺德事，何必要火烧？”
“这个何成浚，怎么这样乱搞！”蒋介石听了十分生气。他一方面安抚杨永泰，一方面给何成浚发电报。电文如下：“据报：湖北省党部藉学生提出打倒杨永泰的口号，向政府示威。如果属实，即将该党部及其负责人一律军法从事，具报为要，中正。”
应该说，蒋介石不惜以分子为杨永泰入鄂开道，这是何等的支持与信任！
陈氏兄弟倏地发觉先前的估计（以为杨失宠）是大大地失误了。眼下，羊肉没涮着，沾了两手腥，局面被动，怎地是好？一番密室策划，陈立夫认为清水可以搅浑，浑水却不能澄清，索性让它越搅越浑，便心生一计，让刘鸣皋代表省党部，前往绥署说明情况：“打倒杨永泰”的口号，是学生自发喊出来的，与湖北省党部没有干系。
何成浚知道老蒋怪罪了下来，没个说法通不过，听了刘的汇报，没有追问，就对刘道：“那就照你刚才的意思，写个情况如实上报就是了。”
刘根据何的意见，拟了一段文字呈上，何成浚看了一遍说：“意思不错，只是电文太温和了些。”
刘鸣皋道：“劳驾你就下笔斧正吧。”
何成浚大笔一挥加上了十个字：“莫须有杀人，职责为不可。”
绥署办公厅主任陈光祖站在旁边看了，吓了一跳，战战兢兢地相问：“这样写，非触怒委员长不可。”
何成浚回答得痛快：“没有什么，最多不干就是了。”
且说何成浚早年是老蒋的幕僚，关系非同一般，他深知老蒋的脾气绝不会因为他的两句分量稍重的话大动干戈。
后来，蒋介石接到复电后，哈哈笑了：“这个何成浚没大没小的！”接着批示道：“让省党部来人汇报。”
何成浚把这个意见传达给刘鸣皋后，刘大吃一惊：“该汇报的都汇报了，还要汇报什么？”
何成浚说：“这个事只能意会不能言讲。你自己想去吧。”
“我想不了。”刘鸣皋像是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坑。他脑海中的蒋介石是一个凶神恶煞，说不定去南京是凶多吉少。他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陪同书记长杨锦昱登上了赴南京的船。
他们在南京上岸后，没有直接找蒋介石，而是先到陈立夫那里探探风，陈立夫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随即拨通了蒋介石侍从室的电话。
“啊，是小晏吗？”
“对，我是晏道刚。”晏道刚是侍从室的主任。
“湖北党部杨锦昱、刘鸣皋来了，人在我这里。委员长在吧？”
“你让他们过来吧。”
“那好。”
就这样二人就到了蒋介石住在中央陆军学校的官邸门前，在岗哨的指点下找到了侍从室，见到了蒋介石的大秘晏道刚主任。
晏道刚说：“你们先登个记吧。我尽快安排接见。”
登记完，刘鸣皋问晏：“我们这次来是否有杀头的危险？”
晏道刚听完哈哈地笑了：“你这是哪家的话呢？根本不存在杀头不杀头的问题，委员长的个性我是了解的。过去被他关押的人放出来就升官，免得放了，别人还记恨。要杀就不会让你们来，绝不会杀。现在不是杀不杀的问题，而是如何安抚你们的问题。心放到肚子里吧。”说得刘鸣皋和杨锦昱二人直点头。
会见是当天上午的11点钟。二人穿过三道岗，来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坐下。不一会儿，委员长从内屋里，脚穿拖鞋走过来，显得很随便。先以关心的口吻问了问二人的学历、经历和家庭情况，二人也感到亲切。接着他话锋一转道：“学生游行了几天？”
杨锦昱道：“两天。”
“打倒杨永泰的口号是怎么回事？”
刘鸣皋紧接着说：“是一个女学生喊的。”
杨锦昱也一唱一和地说：“我们已经做了认真调查，与我们党部的人没有关系。”
“没关系就好。”蒋介石说完站起了身，又道：“永泰很能干，是个干才也是个人才，对治理湖北会有成绩的。你们是湖北党部的领导，他是湖北政府的领导，都是一家人嘛，最近几天，他要报到，你们要精诚团结，共同把湖北的事情办好，不要有任何成见。你们听懂了吧？”
二人连连点头道：“我们一定精诚团结，把湖北工作搞上去！”
“那你们就回去吧，做好工作，不要再出纰漏。”蒋介石下了送客令。
离开委员长官邸时，晏道刚迎了过来，递给刘、杨各一张支票，说：“这是委员长送你们二人的旅费。”
刘鸣皋高兴地对晏道刚耳语道：“一切没出你的预想。”
刘、杨二人回到湖北一周后，就迎来了杨永泰的到任派看出老蒋不惜血本要保住杨的位置，也就忍了下来。
且说杨永泰到任还是卖力工作，雷厉风行，做事善始善终，受到人们称道。然则时间一长，他那狐狸尾巴就露了出来——一手遮天，独断专行。于是先前的对立面又跳了出来，再加分子的暗中作梗，日子也渐感难过。
时间定格在1936年8月的一天。这天早阴晚晴，早晨还下着小雨，杨永泰冒雨奉命去汉口日本海军司令部去谈判。下午归来时，一块乌云遮住头顶，雨点大了起来，他在途经江汉关时，枪声响了。一场早有蓄谋的暗杀发生了——杨永泰头中三枪，倒在雨水地里，再也没起来。
一天后，开枪的凶手谭戎轩，被附近地区的张屠户抓获归案。经过审理，背后指使人竟出人意料是胡汉民派、时任中央党部宣传部长的刘芦隐。蒋介石大笔一挥，刘芦隐丢官入狱。腾出的宣传部长一职，即骨干分子填补了。这就是有名的虎（湖北）口夺羊（杨永泰）的悲剧。
凶案草草收场，疑问多多，人们不禁要问凶手不是当场而是隔日抓获，指使人刘芦隐为什么不千刀万剐？据有关记载：“杨案发生不久，刘（芦隐）在南京曾往见蒋介石，目的在解释外面说杨案与他有关谣言的无稽”，谁知，蒋不但不见刘，反而冷冷地说：“他（指刘）何必来见我，他自己有了他的组织……”刘碰了钉子，知道情况不妙，“马上想赶夜车遁沪，谁知已系的特务跟踪，在下关站秘密被捕”。当时，“与刘芦隐一道被捕的人很多，结果情形，也未昭告天下，不过系传出的消息”称“刘的暗杀计划十分庞大，列入名单的”，上自蒋介石下系、政学系各类与蒋接近的人物都有，这张名单，一共有一百三十余人之多散布这消息的用意，无非是对刘要加上一顶空前未有的大帽子，犹如“君主时代的叛逆案一样”，“罪大不赦”。同时他们还散布刘“供出一篇长达八十余页的所谓阴谋罪状”的消息，并说“根据这张罪状，足以证明杨永泰确为刘所杀”，而且这仅仅是“暗杀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就要轮到“陈氏兄弟”了……
抗战胜利后骨干方治对刘鸣皋道出了隐情，他说：“刺杀杨永泰这件事，确实是二陈先生指使的，当时不能泄露这个机密，现在谈谈没什么关系。”对此，陈果夫言辞闪烁，认为“暗杀者为私仇抑为公义，颇难遽断，须俟凶犯供明指使之人，始可明真相”。但据凶手谭戎轩所云：“我为奉中央党部的命令来杀汉奸”，他说的党部为何不是二陈，而是党部宣传部长刘芦隐呢？这里的奥妙恐怕不是寻常人说得清道得明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中国成立后一本正式出版物《三c传》，再次道出了隐情，认为：“杨案发生，全国震动为着避免政学系之指责，嫁祸于刘芦隐”，大体情况是这样的：“刘芦隐本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目击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野心，颇有一番澄清宇内的计划和志向，便着手成立了一个革新国民党的组织”，主要“以胡派嫡系为基础”，同时还罗致了不少其他“进步分子”，声势浩大。作者认为：系在于争权力的出发点刺杀了杨永泰，进一步以一石打双鸟的手法，顺便给刘芦隐一顶帽子，以打击胡汉民系，所谓供词等，那不过是秘书室中的制成品，绝无事实。”
从杨永泰一案，不难看的狠毒，但是无毒不丈夫，获利最大的莫过于“二陈”。 赶走张厉生
却说蒋介石这位权术高手，之所以让“二陈”主持党务十多年，没有给其培植对立面，这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二陈”为浙江老乡，对其忠心耿耿；二是“外敌”压力甚大，一切力量对外，他也没有这种精力。在这形势下，“二陈”渐渐羽翼丰满，手下网罗了一帮喽啰后，难免在主子面前不像先前那样顺从，这使蒋介石不能不产生想法。
随着对红军五次“围剿”结束后，蒋介石腾出手来，便给“二陈”物色对立面，以打破“二陈”一统党务的天下。派谁去呢？他想到了一个人，陈诚的部下，名叫张厉生。于是便召来密室相谈，暗授机宜。
1935年12月，蒋介石不顾陈果夫的反对，把张厉生推上了中央组织部长的岗位。张厉生到位时，蒋介石还亲临组织部讲了话，为张厉生保驾。
且说这张厉生年轻气盛，想给组织部带来新气象，提倡读书活动。可是组织部这地方，由于“二陈”多年经营，关系盘根错节。张厉生布置工作时，大家都说好好好，结果实行起来谁也不出力。最后闹得他提倡的读书活动半途而废。张厉生虽然盛怒，但慑于陈果夫在组织部的积威，自己多年又是陈果夫的部下，不敢对“二陈”手下的人马大动手术。再说军界的陈诚，虽然是自己的后台不假，但他做事谨慎多于大胆，自己身后没人马，万一出现闪失，怕是只有喊打的没有救人的！所以一直没敢对“二陈”下手。蒋介石看到眼里记在心里，对张厉生没有执行自己的意图十分生气。
张厉生不敢对“二陈”下手，而“二陈”却大开了“杀戒”。且说1939年11月，国民党第五届六中全会期间，陈果夫亲自出马，赤膊上阵，上书蒋介石，要求张厉生立即下台，并推荐朱家骅继任。蒋介石此时正生张厉生的气，看到张厉生下台的提案，立刻给予准许，并任命朱家骅担任组织部长。但是，应该说这是陈果夫一个错误。没想到自己推荐的人会向他开刀，反对自己，此是后话不讲。 迎来拆台人
“二陈”为了赶走张厉生，极力推荐朱家骅。朱家骅何许人也？据李西岳、苏学文撰文说：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湖州人，本是“二陈”的小老乡，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6年戴季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把朱请到广州，推举他为副校长，以后升任校长。南京政府建立后，朱曾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和交通部长。
朱家骅和二陈的关系本来不错，应该说也关系上的人。但从一开始，朱家骅同二陈的关系就不是类似于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等人居于二陈之下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朱颇受戴季陶、张静江、吴稚晖这些国民党元老的重视，三人也频频在蒋面前对朱大加赞扬，因而蒋介石对朱的印象一日好过一日，而朱在国民党内官场行情也日渐看涨。朱和二陈关系处理得不错，一是看二陈势大，得罪不起；二是自己没有基本队伍，需要借和二陈的关系护身；三是因为朱是湖州人，属浙江系，二陈有意拉朱，想利用朱在学术教育界出点儿力，也想利用朱和戴季陶的特殊关系，让戴多在蒋介石面前说点儿好话。戴季陶因为和蒋介石有盟兄弟的关系，又不拉帮结派，不恋官位，敢说敢干，不怕伤人，在蒋介石眼中一直占有特殊地位，蒋对他的意见，颇为重视，二陈怕戴季陶也加入反对他们的战团，如果这样，二陈是万万吃不消的。出于双方利害的需要，朱家骅自然而然地和二陈更加接近。在朱家骅当交通部长的时候，他拉张道藩当了交通次长，二陈对朱有什么要求，都通过张道藩向朱提出。基本上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抗战开始后，朱家骅还是紧紧地靠拢着军委会第六部部长陈立夫。高级分子在六部聚会商议重要问题时，朱家骅基本上都被邀参加，陈果夫、陈立夫对朱说话，既不像对外，也不像对部下，既尊敬又亲切，口口声声叫“骝先”。
1938年3月，戴季陶推荐朱家骅就任了中央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长。这次陈果夫又推荐朱家骅任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有陈果夫的想法，戴季陶虽对“二陈”有看法，也举双手支持，可戴季陶推崇朱家骅的意图与陈果夫截然相反，他是想让朱家骅把“二陈”在国民党内搞糟的一套，全部抛弃，一窝端掉，方解心头之恨。因此朱家骅上台之前，曾与戴季陶有所勾通。
且说朱家骅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后，他不像前任张厉生那样软弱，而是锋芒毕露，有破有立，说到做到。对内谁要有意见，马上请客送人，不管后台是谁，只要不是委员长。对外，他拉拢“三青团”作外援，对丁惟汾的大同盟、改组派的遗留人员等，统统收于翼下。唯独分子大加清洗。
面对朱家骅的种种做法，陈果夫感到引狼入室，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诉；陈立夫跳脚骂娘：“这个朱骝先也太不像话了，怎么独对我们的人开刀！这哪里像老乡做的事！”陈果夫也接着道：“真没想到，我们中的一些人见他势大，也去投靠朱家了。真谓世态变化，人心莫测！”
殊不知朱家骅的做法背后都得到了蒋介石和戴季陶的默许和支持，不然他朱家骅长十个胆也不敢。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家中招待戴季陶，二人朗朗的笑声，像是对“二陈”不听话的一种报复。用蒋介石的话说，这叫一种工作方法。
两人正酒酣之际，宋美龄来到老蒋的耳边道：“大令，果夫来了。我把他领到了会客厅。”
戴季陶把手一扬说：“蒋兄，我得从后门走了，你们谈吧。”
蒋介石知道戴与陈的矛盾由来已久，也不便强留。
在会客厅中，陈果夫迎来了蒋介石，马上起座道：“委员长，最近发生一系列的事情，让我们兄弟百思不得其解。”
“说说看，都是些什么事？”蒋介石道。
陈果夫早已打好腹稿，道：“组织部内王秋先的调离，赵铁磁的免职，阚明的离职学习等都显得十分不正常。”
蒋介石一听哈哈笑了：“我原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这是组织部长的事情，你和家骅交换过意见没有？”
陈果夫道：“这个朱家骅也太霸道了，能让你和他交换意见吗？”
“那这事就复杂了。”蒋介石推托道：“要知道，朱家骅可是你向我推荐的，推荐人交换不了意见，你说吧，谁能与他交流？”
陈果夫直搔头皮，无言对答。
这时的蒋介石也演戏般地瞪起了眼珠子：“当初，你们向我推荐时，这个人这好那好，一身是宝，现在是一身是骚。我没有找你，你还有脸来找我！”
“委员长，有我的失职。”陈果夫低头道。
“委员长，委员长，现在才知道我这个委员长，当初你们把我这个委员长放到哪里去啦！”蒋介石越说越有气。
第二十二章 间谍大战
蔡孟坚立功
当历史进入20世纪30年代时，日本频频向中国挑衅，蒋介石政权也加紧对中国工农红军的频频围剿。日本叫嚣三个月亡华，蒋介石叫嚣七日灭红（军）。围绕这一纲领，蒋介石要求他的特务机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入共产党内部，获得情报，配合围剿，做到尽快灭共。
这时，中国共产党尽管势力较小，也不甘示弱。为了迎击敌人的围剿，粉碎蒋介石的围攻，也以牙还牙，成立了“中共特科行动大队”，派员打入敌人内部，做到瓦解敌人、消灭敌人。当时，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有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维护着上海的中共机关。国民党打入共产党内的也有不少，最出名的是蔡孟坚。
且说这一非常时刻，蒋介石任命心腹陈立夫为间谍机构的总头目，不能不说是对陈立夫的信任和重用。陈与心腹徐恩曾密谋一番，决定派人打入共产党内部，以此取得突破口，扩大战果。派谁去呢？他们研究来研究去，认为有一个人可以担当此重任，他就是蔡孟坚。
此人是湖北人，是特工行动队的业务尖子，同时有过类似的工作经验。陈、徐达成共识后，由徐恩曾面授机宜，作为特派员派往武汉，专门从事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活动。要求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临行前陈立夫又亲自谈话，亲自鼓劲。蔡孟坚也不负陈望，到武汉后，很快就打进了中共湖北省委内部，做了省委书记的特勤，并里应外合地将省委书记和其妻逮捕杀害。
蔡孟坚干得漂亮，接踵而来带人会同租界捕房包围了在汉口法租界的中共长江局机关，逮捕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尢崇新。尢崇新在特务的威胁利诱之下，说出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况，随后蔡孟坚又安排他化装，同时派出特务打手数名，暗中随其在汉口大马路行走，寻找所认识的目标。
这是1931年5月的一天。
街头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再往前行，不远处的大隅首，有一广场，广场上人很多，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一位艺人武术表演。那艺人年方二十多岁，红光满面，天庭饱满，他头裹三尺红绫，脚穿黑色圆口布鞋，手拿哨棒，行走如风。在众人的喝彩下，舞起哨棒。那哨棒像是一条龙，在他身前身后身左身右腾飞起来，顿时满场风涛，拔地而起。人们不得不赶紧后退几步，把场地扩大。只见他功架扎实有力，动作轻盈舒展，如急风暴雨，似电闪雷鸣。忽而是“金鸡抖翎”，忽而是“天边挂月”，忽而是“大鹏展翅”，忽而是“吴刚献酒”，观众们都是眼睛瞪得滚圆，嘴半张着……
接着，那艺人又扔掉手中的哨棒，徒手打起了少林红拳，颇有点儿梁山遗风。你看他拳来脚去，如流星似闪电，宛如攀树登枝的猴子。他的表演身手灵活，进退自如，起伏转折，节奏分明，得心应手。年轻人那干净利落的腾、挪、躲、闪，变化多端的攻防技法，刚柔相济的动作节奏，严谨典雅的架式规范，使人目不暇接，回味无穷。
“啾啾”一阵叫声，伴着一群山雀从广场边的树林里飞出，向广场中心飞来，在飞越艺人头顶时，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艺人弓身捡起一块石子儿，向鸟儿投去。“啪”的一声，山雀儿一头栽落到场子中央。人们顿时沸腾了。“神功！神功！”人们呼喊起来。惊得有人向空中扔起了帽子，有人打起了嘟嘟的口哨声。年轻人表演完毕，拱起双手，微启双唇，连连说道：“今年水大，颗粒绝收，国民党又叫刮民党，千方百计围剿共产党不说，又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闹得神州大地鸡狗不安。我们也两天没吃饭了。有钱的帮个钱场，无钱的帮个人场。”没容得那艺人说完，那铜钱像雨点、似雪花般地撒在年轻人脚下。就在年轻人弯腰捡钱时，被尤崇新认了出来，马上对蔡孟坚小声说：“他就是中共中央保卫局长顾顺章！”
“没错，我就下手抓了？”
蔡孟坚说完向身后的特务使了一个眼色，接着上前对顾顺章道：“顾顺章，你被捕了！”蔡孟坚话音落地，一帮便衣一拥而上，将顾顺章抓获。
蔡孟坚为了邀功请赏，亲自对顾顺章进行软化，出马接待，敬烟敬茶，但顾顺章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蔡孟坚不愧为老牌特务，并不生气，他笑着对顾顺章说：“我们虽没见过面，但我知道你，你也一定知道我。”
顾顺章仍是一言不发。
蔡孟坚有些恼怒了，但他不表露出来，只是又提醒顾顺章一句：“你我为人都知道，一切用不着多说。要生，便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否则，只有死。”顾顺章毫无表示。
蔡孟坚见此状，知道现在多说也无益，不如让顾顺章放松放松，好好考虑，一切等回南京请示陈立夫之后，再想办法。于是他又对顾顺章说：“我决定送你去南京，你自己好好地考虑，选择自己的前途。”
顾顺章被捕的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徐恩曾十分高兴，当即把消息报告给蒋介石，并且下达指令，命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蔡孟坚亲自押顾来京。 钱壮飞建功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且说正当蔡孟坚打入共产党之际，共产党员钱壮飞也奉密令，早已打入了国民党的中统局。
1928年夏，钱壮飞经过组织联系，考入了徐恩曾在上海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并逐渐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为以后进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创造了有利条件。
钱壮飞进了徐恩曾的无线电训练班以后，勤奋好学，多才多艺，又善于交际，加上是徐恩曾的同乡，深得徐恩曾的信任。不久徐恩曾当上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刚刚毕业的钱壮飞就被任命为无线电管理局秘书。1929年春天，陈立夫派徐恩曾去杭州筹办西湖博览会，徐恩曾要钱壮飞帮忙，并且在浙江省教育厅给他挂了一个秘书的职衔。钱壮飞为了取得徐恩曾的信任，“奉公守法，勤勤恳恳”，把这次博览会搞得格外精彩，颇得社会人士和国民党官僚们的好评，连国民党的“财神爷”孔祥熙都亲自去看过。由此，钱壮飞进一步得到了徐恩曾的器重，博览会一结束，就当上了徐恩曾的私人秘书。
徐恩曾趋炎附势，借助他与陈立夫姑表兄弟的关系，不久又当上了特务总头目陈立夫的副手。钱壮飞也水涨船高，成为了中统局的机要秘书，任务是扩大组织，发展成员。钱壮飞趁此机会，介绍共产党员李克农加入了组织，公开身份是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职员，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不久，又介绍胡底在南京主持“民智通讯社”。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特科派陈赓与李克农保持单线联系。南京有什么情况，由李克农及时反映给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个人组成一个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
党务调查科由徐恩曾建议迁移到南京中山东路五号一幢两层的西式小楼，独门独院。徐恩曾是这里的甩手总掌柜，钱壮飞是这里的大管家。据李西岳、苏学文撰文道：
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整天在舞场、妓院里混日子。他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推给钱壮飞去办。调查科迁到新址后，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首先看到这些文电的就是钱壮飞。蒋介石对红色区域进行第一、第二次“围剿”的时候，钱壮飞曾在这里获得许多有用的军事情报，经李克农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中央转发到红色区域，对于红军作战起了重大作用。
这里不但建立起了秘密电台，还开始制造便于携带的小型收发报机。因此就在门口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作为这个神秘机关的掩护。徐恩曾的秘密电台也设立在这里，以后派到汉口、九江、安庆等地的调查员，都同这里的电台通报。凡是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都是首先经过钱壮飞，由他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徐恩曾只在上面签个字。这样，钱壮飞就掌握了这里的全部机密。
这个时候，徐恩曾虽然对钱壮飞越来越信任。可是有一件东西，他却紧紧抓住不放。这东西就像徐恩曾的护身符，每次外出的时候，总是把它带在身上，藏在贴身衣服口袋里面。原来这是他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话用的密码本。钱壮飞知道，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就搞不到。他虽然早就想搞到这个密码本，可是却一直没有机会。李克农和钱壮飞分析了徐恩曾的致命弱点是腐化堕落，好色喜嫖，于是设下一计。有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开会，他们趁机一起向徐恩曾宣传，哪儿哪儿有漂亮姑娘。徐恩曾一听便动了花心，马上要去。李克农却故意说：“你不能去，你带这么个东西去怎么存？”徐恩曾马上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他们随后马上复制收藏起来。
由于国民党的需要，设立了公开情报机构，在南京丹凤街设立“民智通讯社”，天津日本租界秋山街五号设立“长城通讯社”，而把这套情报机构的指挥机关“长江通讯社”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中山路五号隔壁），由钱壮飞负责。这些机构名义上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属组织，实际上自上而下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然而，积极筹建这些机构，正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进一步取得徐恩曾信任的方式之一。
自从有了长江通讯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的活动就更加便利了。每次李克农来南京，就在中央饭店四楼住下，三个人在这里一起商谈工作。国民党特务搜集来的共产党文件，都汇集到通讯社来，钱壮飞只在上面盖一个图章，交人收藏起来就完事了。当时国民党要什么情报，钱壮飞就给他们编造。1930年4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之后，蒋介石要搞张学良的情报。因为东北军对于全国局势举足轻重是谁都知道的。过去国民党也搞过他们的情报，但是派到东北的人，都被日本人搞掉了。钱壮飞闻得此讯，告诉陈赓，他亲自出马，邀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中央特科对此事特别重视，派陈赓和他们一同前往。于是陈赓他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招牌作掩护，花着国民党的钱，就便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为共产党带回许多重要的机密情报。为了应付国民党，钱壮飞回到上海，同李克农一起，把报纸上的消息剪剪贴贴，加上一些材料，写成一份4万多字的报告。钱壮飞回到南京以后，徐恩曾连声称赞“了不起”，对钱壮飞表示“佩服之至”，立即给予了嘉奖。因为有了这些，不但徐恩曾能够以此邀功，陈立夫也可以在蒋介石面前炫耀。 顾顺章叛变
因为顾顺章是共产党的要员，陈立夫对他寄托着厚望。顾顺章还没到南京的时候，陈立夫就把电话打过去了，要徐恩曾做好接站的准备。陈立夫还说，如果能抽出时间，他也亲自出马迎接。
“让顾住在哪儿？”徐恩曾请示道。
“你们那里很僻静，腾出一个房间，好好打扫一下。”
“那好那好。”
当天晚上，顾顺章在蔡孟坚的护送下，来到了南京中山东路，住在党务调查科的办公楼里。
话说第二天早8点，陈立夫准时来到顾顺章住处，令陈立夫失望的是，顾顺章守口如瓶，一问三不知。更使陈立夫生气的是，顾顺章小看了陈立夫，说什么蒋介石为什么不来？我要当面见你们的委员长蒋介石。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陈立夫临走时甩下了一句话。
后来，陈立夫把顾顺章的要求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嗯”了一声，片刻道：“那好，你们不成，我来谈。”
蒋介石和顾顺章的谈话是在一个落霞的傍晚，他们整整谈了三个多小时。从时间上看，这个没被陈立夫、徐恩曾攻破的堡垒，被蒋介石一下攻破了。
开始谈判的时候，顾顺章有一个顾虑是，说也杀不说也杀，于是他就坚持了不说不讲为上策。蒋介石看透了这一点，首先向他保证：“不抓不杀。”有了蒋介石这句话作定心丸，顾顺章彻头彻尾地叛变了，如竹筒倒豆子，他都说了出来。
再说中共在上海的直属单位所在地，原来多数是在顾顺章领导的保卫组的护卫之下。中共中央从钱壮飞那里获知顾顺章被国民党逮捕之后，当即作出紧急决定，首先是转移各个地下机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个地下机关的安全转移是很不容易的。当调查科从顾顺章口中得悉情报后，立即赶往上海，中共中央的大多数机关已经转移，但也有少数一时转移不及的机关，如红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北四川路接头处等，遭到了特务的破坏。其中周恩来原来常到的办公处所，也遭到破坏，周恩来幸而在特务们来到前的一刻钟离去，否则难免不遭毒手。
抓捕邓演达是在一个漆黑一团的夜晚。当时邓演达应邀正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二十号，给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的毕业学员讲话。谁知这个消息走漏了，在邓演达正在讲话时，敌人呼啦啦地包围了院子。待邓演达做完报告，走出深院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十几个便衣特务蜂拥而上，将邓演达抓住投进预先准备好的麻袋，扎紧袋口，扔到停在院外的车上，随后又转火车，直奔南京。
邓演达被捕的消息报到陈立夫那里，陈立夫又报到蒋介石那里，正在南昌坐地“围剿”红军的蒋介石闻听后大喜道：“先投进监狱，让他尝尝我的厉害！等我完成剿匪后再来处置！”
上海莫里哀路二十九号，宋庆龄住宅。
那是一个傍晚，宋庆龄吃了晚饭，送走了两位来拜访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望了望西天的云霞，然后回到书斋里，动手给友人写信。可是她的心无法静下来，一封信足足写了一个小时，还感到语言颠三倒四的，表达不尽如人意。倏然间，有人敲门。宋庆龄上前开门，来人是江西起义干训班的两个中年同志。
“夫人，演达被捕了！”
“啊——”宋庆龄大吃一惊，“快坐下，是怎么回事，你们详细谈谈！”
“事情是这样的！”俩中年一五一十地道出了邓演达被捕的经过，最后，他们断定：“一定是有叛徒告密！”
“现在演达在哪里？”宋庆龄又问。
俩中年摇摇头说：“不清楚。”
“你们先回去，”宋庆龄说：“后面的事，我来处理。”
宋庆龄终止了写信。她脑海里反复浮现着邓演达的形象……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曾做过多次振奋人心的演讲；流亡苏联时，他们一同总结经验教训，一同又扯起了革命的旗帜，他是位干起工作不要命的好同志；在流亡柏林时，为研究中国的农民革命运动，他又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往往在沉闷中又偶出妙语，幽默含蓄；回国后，他又积极地投身到反蒋的洪流中，尽管她不赞成他的第三政党的观念，毕竟他是一个革命坚决的好同志；他创办的《革命行动》报，言辞之激烈，无疑是投向蒋政权心腹的一柄利剑……这一切，都在促使着宋庆龄下决心要营救邓演达。
可是话说过来，此事谈何容易！要知道，营救邓演达，必须亲自向蒋介石求情。求情的事，宋庆龄从来没干过，而且这次求情不是求同志而是自己的敌人。大革命失败后，她曾发表过谴责蒋介石并宣布不与其同流合污的“七一四”声明；孙中山遗体迁回南京时，她又反复重复这个声明，致使蒋介石对其愤愤不平。眼下真的要求情了，还真难为了宋庆龄。
宋庆龄经过一段痛苦的斗争后，革命情、同志情、战友情终于占了上风。于是，她从上海出发，乘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开始营救邓演达的行动。尽管事情复杂，她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9月的南京，天高气爽，风和日丽。但只要稍稍留心，就不难看出其恐怖的气氛来。宋庆龄以其特殊身份，终于见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闻听宋庆龄求见，心里一怔，他对宋庆龄的印象是出污泥而不染，失败面前不低头，为笼络她使他绞尽脑汁，包括中山陵工程的修建，并没有感化宋庆龄。如今宋庆龄自己找上门来，他还以为她受了感化，才降服于他呢！
接见是在南京总统府内，这是蒋介石的刻意安排。宋庆龄来到总统府会客厅，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蒋介石示意宋庆龄坐下，与以往接待客人的情形不一样的是蒋介石亲自端茶奉水，一口一个“二姐”叫得好甜好亲。
“二姐，只要你来政府工作，我一切都听你的。”蒋介石奉上茶水道。
“工作之事暂且不谈，这次来主要是为邓演达的事。”宋庆龄道，“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好不好？”
“啊，原来，二姐是为这事而来呀？”蒋介石好扫兴。
“对。请你把邓演达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
“……”蒋介石默不作声。
宋庆龄又道：“如果你觉得这里谈不方便的话，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咱们三人再谈？”
“……”蒋介石的脸上肌肉抽动着，仍默不作声。
最后，宋庆龄一定要见邓演达，蒋便耍一个花招道：“我还不知道此事哟，要找你去问陈立夫，兴许他会知道的。”当宋庆龄找到陈立夫时，陈又推说只知道邓演达关在南京，但具体位置还不太清楚。
宋庆龄愤然离开总统府。 杀害邓演达，是在夜深人静的夜晚
为营救邓演达，宋庆龄于11月25日又登上了去南京的列车。这时，她经过多方打探，才得知邓演达被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已受尽了酷刑。
一下车，便由孙中山侍卫副官马湘和范良陪同，直奔位于郊外的中央军人监狱。该监狱长名叫胡逸民，在北伐战争时，与邓演达私交颇深，十分敬佩邓的为人和才华。听了宋庆龄的口述，十分同情邓的不幸：“夫人此行，有什么要求？”
“我想见邓演达一面！”宋庆龄道。
“那好。”胡逸民见是国母宋庆龄要求，岂有不准之理。于是他在没有事先请示蒋介石的情况下，便命令左右大开绿灯。
会见是在胡逸民的办公室里，胡逸民安排宋庆龄坐下，奉上茶水。接着又传邓演达过来。这在宋庆龄看来已经是最高的礼遇了。
“夫人，想不到还能见到你！”战友相见，邓演达喊道。
“演达，我的好同志。”宋庆龄望着浑身血迹的邓演达，泪流不止。许久许久，才控制住了自己。
“当初，你的告诫我没听进去……”邓演达也痛哭起来，“不过，我也死而无怨啦！”
“我们正在设法营救你，希望你好好配合，坚持到底。”说到这里，宋庆龄再次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两人挥泪而谈，时而激昂陈词，时而垂泪痛哭，情景极为悲壮。
就在宋庆龄离开狱牢之后，早有人把邓演达与宋庆龄秘密会见一事报到蒋介石处。蒋介石大怒：“娘希屁，这还了得！他胡逸民胆大包天，敢不请示我，问他有几个脑袋？”当下便派侍卫长王世和急急忙忙赶到中央军人监狱，找到胡逸民。
“胡狱长，你好大胆啊！”王世和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国母求见，岂有不见之理！”胡逸民解释道。
“你真糊涂啊，”王世和道，“我看你已经干到头了。”
……
接着，一场横祸降落到胡逸民头上。反过来，宋庆龄与邓演达的会见，使蒋介石感到宋庆龄插手此案，夜长梦多，日后难以收拾。恰在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掀起了汹涌澎湃的爱国救亡运动，一浪高于一浪，迫使蒋介石下决心快刀斩乱麻。他立即召来陈立夫，下达密令，先软化，软化不行再“斩决报来”。接着，又派李熙元与邓演达谈判释放条件：“要释放您，好说。”李熙元开口便说。“但要讲个条件。”
“什么条件？”邓演达问。
“你保证不写反蒋文章，再奉劝宋庆龄支持党国工作。”
邓演达听后哈哈大笑，许久才止住笑声道：“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而是中国人民要我写的！至于要夫人支持你们政府，那是人家的事，管不了，两个条件，我一个也答应不了。要杀要关，随便吧！”邓演达浩气在胸。
第二十三章 花开花落
花落之时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接着召开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新一届班子。开票那天，陈立夫作为唱票人，意外发现自己比主子蒋介石还多了四票。在旧中国，功盖主子，这是要遭殃的。陈立夫灵机一动，自作聪明地在自己的得票数中抹去了一个“正”字。公布结果时，陈立夫尾随蒋介石，名列第二，自以为得计。哪知这段隐情有人暗中告诉了老蒋，还对此事作了添油加醋的描绘。这使蒋介石勃然大怒。此前，蒋介石就隐隐约约听到“二陈”十分自负的传闻，已构成了对他个人的威胁和挑战。“娘希屁，我还没死呢，你们就想篡位，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蒋介石骂了一句。
事有预感。开完一中全会后，陈立夫虽然当选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但他却睡不着觉了。两眼圆睁地望着天花板，没有睡意。眼中像是有个小松针似的支着，就是合不上眼皮儿。辗转反侧，他在想，选票比主子多不是好事，万一有人捅到了主子那里，事情就不好说了，俗语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隐隐约约感到蒋介石知道了此事，他从老蒋阴沉的脸上读出了不测。再说，这次会议，他和长兄都没有当选中央常委。他的中组部长也被换了下来。包括他的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主任，土地专门委员会主任及中央财务委员会委员都一一被撤了下来。这里面大有文章……
应该说，任何事情的发展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由弱到盛，由盛到衰。陈氏兄弟当然也逃不脱规律的约束。在蒋氏王朝中，他们已经从鼎盛开始了衰落。国民党五大就是转折点。这是公认的说法。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不久，有则消息传到陈立夫耳中，说是蒋介石要拘押他。他很愕然，不相信这是真的。他找到了长兄打听，陈果夫又向蒋介石的大秘陈布雷打听，确有其事。这时，兄弟二人在寒心的同时，都傻眼了。他们第一感觉是蒋介石太狠毒了，竟不念兄弟二人对他忠诚的一生。万般无奈之中，兄弟二人回到湖州老家搬来救兵，即叫二叔的遗孀姚文英，跑到蒋介石面前哭诉：“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胆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
陈其美生有两个儿子，真正属于嫡出的就是陈先夫一人。蒋介石不忘先烈厚恩，对其夫人十分照顾。1932年，陈先夫投考中央航校，体检一关未曾通过，他当即给蒋介石写信，表明自己在空军方面的志向。蒋介石难拂其意，就把义侄塞入航校。结果呢？应验了“严是爱，溺是害”的老话。那一天，陈先夫头脑发热，置不可单人驾机的规章为儿戏，独自上了天。到得空中后，只见山移海倒，乱云飞渡，形势十分险恶，心里一慌，操纵上大乱方寸，飞机便像断线的纸鸢，翻着身子倒栽，最后撞在杭州笕桥附近的农田里。
这件事故对蒋介石的刺激很大，一直以为对不住陈其美。眼下，听姚文英哭诉，说到“绝后”之类的伤心话，禁不住愧从中来，哪里还敢再提问“罪”的事。然而，“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二婶保得了立夫平安，却止不住立夫滑坡。在一些相关的著作里，都认为蒋对陈氏兄弟的态度自此发生变化，抑制和冷落成为主调。从此，“蒋家王朝陈家党”的陈家党在慢慢演变。 神秘之旅
国民党五大以后，陈立夫就像雪人似地在政坛上消失。曾有一段时间，人们无论在报上还是在新闻里都不见了他的大名。人们称之“失踪”。不少人在猜测，当年这个政坛上的活跃人物如今在哪里？有的说陈立夫被日本人绑架了；有的说陈立夫被蒋介石打入了冷宫；还有的说，你们压根儿就不知道，陈立夫病了，就在他的家乡湖州疗养呢！这次病得不轻，差一点儿见了阎王。
人们不禁要问，陈立夫到底在哪里呢？
1935年12月24日夜，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狂风暴雨鞭打着大海，大海暴怒了，掀起了小山般的波浪涌上上海码头。一艘即将起航的德国邮轮“朴次腾号”发出了起航前沉闷的汽笛声，像是挑战大海；很快，邮轮就驶入了大海。
在邮轮的头等舱里，坐着三位东方人，他们分别是李融清、张冲、程天放。
且说这位身穿西服、头戴礼帽的长者李融清，明眼人一看就知，他不是李融清，而是大名鼎鼎的陈立夫。陈立夫为何改名？这要到何方去？
在日本的大举进攻面前，国内民众抗战声日高，蒋介石为了寻求国际援助，想到了苏联。因为在周边国家中，只有苏联才能与日本抗衡。日本入侵中国，无疑威胁着苏联，苏联不会袖手旁观的。
接着，蒋介石就授命陈立夫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主持同苏联驻华大使的外交谈判。蒋介石之所以启用陈立夫，除了陈是喝过洋墨水的，见过世面之外，陈立夫赞同在目前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调整中苏两国关系也是个重要原因。再说陈立夫早就倡议恢复中苏邦交，给苏联人留下了个好印象。
陈立夫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判既秘密又艰难。
在会谈前，陈立夫分析认为：苏联之所以愿意同中国谈判，是因为它害怕中国与日本妥协。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日军就会通过蒙古，直抵苏联边境。而当时德国也已从西线窥测苏联，这样苏联就会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因此在会谈中，陈立夫即表示愿意与苏联友好，共同抗击日本的入侵。
鲍格莫洛夫一方面担心中国的妥协会导致日军对苏联的进攻；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国力太弱，在日德联合进攻苏联时，中国不能起到什么大的作用。因此在会谈中，鲍格莫洛夫既表示愿意中苏友好，又表现出不太迫切和积极的态度。
这样，双方各有算盘，互不信任。虽然双方都愿意友好，但会谈却没有什么积极的成果。谈了又停，停了又谈，谈谈停停，秘密进行了半年多。
这种马拉松式的谈判开始蒋介石还颇为支持。随着日军在华北活动越来越猖獗，蒋介石压力越来越大。有一天，蒋介石把陈立夫叫到自己的官邸里，和陈商量谈判事。陈立夫说：“日人越来越嚣张，我们应加快对苏交涉的步子，打破僵局，争取能在短时期内建立中苏合作关系。这样，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打苏联这张牌来警告日本人。我看你亲自出马，效果会更好些。”
“好吧。”蒋介石采纳了陈立夫的建议。
1935年10月，南京孔祥熙官邸灯火通明，但却静得出奇。客厅里只有蒋介石、陈立夫、鲍格莫洛夫等人在会谈。在会谈中，蒋介石表示目前的僵局均不利于双方。中苏应尽快改善关系，共同对日。为了打消鲍格莫洛夫的疑虑，蒋介石又保证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日本签订反苏的军事协定。
也许是蒋介石的态度感染了鲍格莫洛夫，鲍格莫洛夫提出了一个积极建议：“南京国民政府最好派一名高级官员访问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会谈。”
蒋介石接受了鲍的建议，并选陈立夫秘密出访莫斯科。同时陪同陈立夫出访的还有特工总部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张冲、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
此时，陈立夫走出船舱，立在甲板上，任凭海风吹拂着他的头发。他在想着下一个谈判对手，他不是一般的对手，而是苏联的领袖斯大林。对于斯大林的个性特点，他知之不多，只听说他是一个很自负、很盛气凌人的人，他喜欢独断专行。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他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如果谈判成功，将会给抗战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如果失败，那不是个人脸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的问题。此时此刻，他突然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重了起来。
邮轮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到了德国的柏林。陈立夫、张冲、程天放下了船，安顿下来便给国内发电报，说已到了柏林。这时，蒋介石从国内来电，指示陈立夫、张冲暂时停在柏林，原地待命。等待是难熬的。陈立夫、张冲在柏林，一等就是两个多月。
在柏林，他们游览最多的是位于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公园。一出勃兰登堡门只见望不到尽头的绿树组成的长长的碧玉屏风，使人顿感神清气爽，别有天地，这就是被柏林人称为蒂尔园的东西长六里、南北宽二里的市内森林公园。这里直耸蓝天的大树，一株挨着一株，郁郁葱葱。繁茂的树叶上荡漾着翡翠般的嫩绿，翳天蔽日。漫步林阴小道，潺潺溪流，一湖碧水，时隐时现。成排的白玉雕像，姹紫嫣红的花坛，掩映在绿树后面一幢幢造型别致、建筑精美的别墅，使高雅、恬静的蒂尔园别具匠心。陈立夫和张冲来这里看树、赏花、听鸟、观光，暂时忘怀那政治的纷繁，真是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了。陈、张由于此行秘密，并不敢在柏林公开活动，只是在早晨和黄昏来公园，这已使他们心满意足了。同时他们还利用一些有利时机，与德国朝野进行暗中接触，从中摸取苏联对中国的态度。
两个多月之后，盼着尽快东行的陈立夫忽然接到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急电，命令他立即取消赴苏计划，迅速返回，不得有误。
望着这电报，陈立夫一时摸不着头脑，但蒋委员长的指示他是不敢违背的。何况赴莫斯科谈判是否成功尚是个未知数，取消此行对于他来说反而是替他解下了包袱。因此，在接到急电之后，他即收拾行李，与张冲一起，打道回国了。
等陈立夫回到国内，他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原来，当陈立夫离开南京去上海乘船时，日本侦探很快就知道他要去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为了阻止中苏谈判，日本一方面在外放出“陈立夫去苏俄”的空气，挑动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和顽固分子跳出来质问蒋介石；另一方面，日本又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如果不取消这次谈判，日本将采取“有力措施”。
日本人的招数果然奏效。因为陈立夫赴莫斯科谈判，从头到尾都是蒋介石一人在幕后操纵，极为秘密，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中的许多要员都不知此事。如此重大国策，却瞒着政府，当然就有许多人对蒋介石不满了。而蒋介石此时对苏关系也做了错误分析，他认为：“日俄两国对我中国，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迫使我们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割，日俄两国……为了共同对付西方尤其是美国，亦可以瓜分中国为条件，而互谋妥协。”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蒋介石认为直接与苏联进行高级会谈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匆匆行事，到时机密泄露，将使中国陷入难堪境地。因此，蒋介石一纸电令，召回了陈立夫。 与中共谈判
陈立夫与苏谈判半途而废，接着他又接受了蒋介石的密令，与中共接触。
陈立夫听了，大惑不解地问：“这不……”
还没容陈立夫说完，蒋介石按下他的肩膀说：“你想想，我们的对面有两个敌人，你要是作为指挥员，该如何指挥？”
陈立夫听了，笑了：“对付敌人只能是刀枪。”
“你错了！”蒋介石笑得十分开心。接着解释说：“攘外必先安内。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不过，共产党也叫唤得厉害，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如果我不做一点儿姿态，那些抗议的学生也不答应。再说这日本，娘希屁，也太不像话，得寸进尺，一步步进逼，老子给他鼻子他就上脸。娘希屁，最近闹得我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听了主子的一席话，陈立夫直点头，连说：“我懂我懂。”
接着二人又密谋了方案。采取兵分两路，同时与中共接头。
先说一路在国外。陈立夫立刻拨通了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首席代表邓文仪的电话，要他尽快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进行接触。邓文仪接到电话后，马不停蹄地找到了王明。王明说这是一件大事，他自己还做不了主，建议国共谈判放在国内为好。邓文仪认为可行。不久，中共方面指定潘汉年为联系人，与邓文仪会见，并派潘汉年回国，与国民党代表继续谈判。
再说二路在国内。陈立夫把一艰巨任务交给了心腹曾养甫。且说这曾养甫早年在上海协助陈果夫招兵买马，后为陈果夫所推荐、提拔，颇受“二陈”信任。此时曾已经爬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铁道部政务次长高位。
曾养甫接受任务时，国统区还处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之下，剿共灭匪的口号不绝于耳。如果此事为外人获知，曾养甫的前途和居家命运都会受到威胁。再说国统区的共产党完全处于地下状态，平时特务想抓到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都很困难，现在去哪儿找共产党负责人呢？但是曾养甫最终还是想出了一个人。这个人的身影浮现在他的脑子里，就是主持浙赣铁路理事会的秘书谌小岑。
谌小岑神通广大。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谌与国共两党关系密切，特别是两方的高层领导人都有过深交。当曾养甫找到谌小岑时，谌小岑马上说：“很抱歉，我已经与共产党那方没有联系了。”
曾养甫问：“听说你与周恩来很熟悉，是吗？”
“是的。不过也是没联系了。”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人能取得联系？”
谌小岑想了一会儿，一拍脑门回答：“是还有一个人，我差点儿忘了，他就是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的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先生。他有这个联系的能力。”
曾养甫拱手相谢：“那就拜托了。”
此后，曾养甫很快与中共的高层取得了联系，同时也与周恩来挂上了钩。这时，周恩来也接到了莫斯科王明关于国共两党谈判合作事的来函。溪流归海，周恩来为此事特作了安排。于是，国共两党便坐到一起，开始了谈判。这是继大革命失败后，两党的第一次握手。陈立夫作为蒋介石的特别代表出席了谈判。谈判的地点定在上海。
1936年6月上旬的一天。
上海谌小岑的住宅。
窗幔低垂。
中共代表潘汉年带着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亲笔信，来到了这里。曾养甫带着陈立夫的亲笔信在这里早已等候。谌小岑作为主人迎接了他们。
双方交换了信件，握手寒暄。然后各自展信阅读。
陈立夫的信中提出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四项条件：
1.方（指国民党）欢迎b方（指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2.b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3.b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由中央选择；
4.b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之理想。
周恩来致陈氏二兄弟的信中写道：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中共与南京联络的联络员）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主持。呼高应远，桢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以保中国。敝方现持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之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周恩来的来信，不计前嫌，切盼国民党领导人能基于民族大义，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并对“二陈”寄予了殷切希望。陈立夫看完信后，颇为感动，更加努力于两党的合作，再次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会谈，还希望陕北与武汉电台通过密码直接联系。
雨后天晴，天空出现了彩虹。国共合作前途出现了光明。
陈氏兄弟想好事促成，不料主子蒋介石又改变了联共的主意。
应该说，蒋介石当初联共出于形势所迫，是无奈之举。一方面是因日寇进逼甚急，而英美对日妥协，蒋介石无奈只好联苏、联共以抗击日本；另一方面是因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借“抗日”之名，欲打倒蒋介石。蒋介石为应付反蒋派，也需和共产党缓和一下对立。
且说到了9月，国内外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英、美原以为日本占领东北后，是作为进攻苏联的准备，故而对日妥协。不料日军占领东北后，不是北向苏联，而是南下华北，欲灭亡整个中国，这就大大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英、美不能容忍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于是，英、美对日态度比以前强硬起来，英国还答应贷巨款给国民党。在英美的压力下，日本人也稍稍收敛了一些。另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起来倒蒋的“两广事变”也平息了，李、白等通电表示服从“中央”。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认为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已会合于陕甘宁边区，人数虽已减少到3万人，但仍是他的心中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蒋介石策划集中兵力，围攻陕甘宁边区。叫嚷三个月剿红灭共。
既然如此，蒋介石就把谈判当成了负担。于是他命令“二陈”故意抬高谈判条件或尽快结束这场谈判。
蒋介石既做如是想，“二陈”便积极替主子卖命了。
11月10日，上海沧州饭店，陈立夫会见了中共代表潘汉年。
会见时，气氛很沉闷。陈立夫摆出一副阴冷的面孔，睥睨地看着中共方面的人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中共代表潘汉年虽然年仅30岁，但经验却十分丰富，他早年只身闯入上海文坛，成为一名很有影响的“十字街头”文学闯将。嗣后又投身革命，曾担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他练就了一双敏锐的眼睛。今天的这场会谈一开始他就感觉到有些异常，他暗暗叮嘱自己，今天的这场会谈，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原则，不能松懈，不能给陈立夫以可乘之机。
会谈开始了，潘汉年站了起来，以他那惯有的学者风度，有条有理地说明了中共起草的《中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提出了许多合情合理的建议：
——双方派全权代表谈判，订立抗日救国协定。
——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第二十四章 教育部长
“国难部长”
陈立夫做了七年的教育部长，他曾引以为豪。
七年，人生能有几个七年啊！他曾无不骄傲地说：“我在教育部任内，做了不少事，订了不少制度……迄今犹均在沿用。”
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是从1938年初至1944年。抗战八年，他干了七年。他曾不无揶揄地自嘲道：“我的（教育）部长任务几乎与抗战相始终”，是个地地道道的“国难部长”。回忆当初之际，调统工作他干得顺手，有声有色，改换门庭，他几乎没有想过。在前，那是九一八事变不久，行政院长汪精卫曾力荐他出任教育部长，他都没同意。事隔五年，蒋介石再次找到了他。那天本已很晚了，他已洗漱完毕，刚要躺下休息，电话铃响了。
“立夫，你来一趟。”
“好的，委员长。”
“这都几点了？”听到话声的太太直埋怨。
再说蒋介石夜间办公是常有的事，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当头，敌人的轰炸没点儿，政府的工作也跟着没点的轰炸跑。一切都打乱了节奏。
教育部长换届人选问题一直困惑着蒋介石，有人举荐了不少人，他一个也没有看中，有一个人他看中了，人家不愿干。这个人就是曾在美国留过学的陈立夫，第一次谈话，不好勉强，这是第二次谈话。
陈立夫屁股还没有坐下，蒋介石就发问了：“你想好了吗？”
“如果委员长没有第二个人选，我就以党国为重吧。”
“看来你还是不情愿啊！”蒋介石说完哈哈笑了：“不情愿也得情愿，战争不等人，明天就下命令，后天就上任。”
“这也太紧张了吧？”
“都是战争逼的。”
说话间，远方还传来隆隆的炮声。
陈立夫伴着日军的炮声走马上任了。在敌人的炮声中开始了他为期七年的教育生涯。
陈立夫上任第二天，就报来了新的消息：有三所小学和一所中学，遭到了日机的轰炸，128名学生和两名教师在这次袭击中死亡。
“会暂且开到这里，先处理丧事。”正在开会的陈立夫中止了会议。
陈立夫驱车来到了位于光华路的一所小学校现场。这是四所遭轰炸最为严重的一所学校，日机总共在这所小学投下了五枚重型炸弹，81人死亡。其中一个班级正在上课，34名学生，还有1名教师全部遇难。
陈立夫来到这座教室的时候，只见教室全部坍塌，把一边的老榆树也砸倒了。
陈立夫看完了现场，又来到了战时救护医院，看望那些受伤的学生。在一个病床前，他停下了脚步，俯下身子问道：“你现在好吗？”
受伤的女学生回答：“现在好多了。刚入院的时候我还昏迷不醒。”
“当时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女学生说：“我和三个女生正在校园里跳皮筋，正用劲的时候，听到了轰鸣声，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架日机就贴着二班的教室到了头顶上，一阵风起，伴着一声炸响，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要记住这笔血债！”
女学生咬咬嘴唇，点了点头。
“等你伤好了，要好生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好的。”
另外，他还告诉陪同的医院院长说：“要好好为他们治疗。”
…… 陈立夫的“五湖四海”
炮弹为陈立夫上了第一课，今后还将有更多的炮弹陪伴着他，走过这抗日战争的七年。应该说这仅仅是开始。
形势是制定政策的先导。
面对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文化需要适应，建设需要适应，教育也要转轨。有人讲，学生要停课，教师要扛枪，高年级的学生也要参战，做到全民皆兵。有人提出废弃旧制、实施战时教育的主张，以应对“一切为了抗日，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从这样的主张出发，战时的大学，应该办成“抗战人才的供应所”，“救亡干部的训练所”，“同时也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锋战士的产生地”；“高中以上的学校除个别与战事有关者外，为配合抗战，均应予以改组和停办”，鼓励大家当兵去；“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还有的希望把沿海的大学撤到后方，等等，不胜枚举。
面对着教育要急速转轨的新形势，陈立夫有很多工作要做。更令陈立夫忧心的，新官刚上任，人们对他还不相信，观望者十有八九。常言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不派，凶多吉少，这碗饭要端多久，心里真没谱！
但是陈立夫最懂党务，最知道班子人选的重要。多年来他为多少单位配备过领导班子，他已记不清了。但是有一条是好的单位一定是有一个好的班子，只有好的班子才能出好的效率。因此，他十分重视班子的重新建设。当他得知人心不稳时，他采取政治家的手腕，做出城头变旗不变阵的口头表示：“我这个人不搞山头，不拉宗派，人事暂时不动。凡是愿意干的，我都留用。”接着陈立夫举例诉说自己的立党为公：“我过去受命为中央党部秘书长时，只带了一个秘书。我自己不分人我，人家的人自然可为我用。”于是，这几句暗示的话，在当时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很多人由原来的担心变成了惊喜。这样一来，确保了行政事务的稳定和继续性，不致减少工作的效率，达到了陈立夫暗示的目的。
且说陈立夫说此话不到两个月，形势一俟稳定，就立刻抛出了张道藩、张廷休的任命令，并把他们推上重要岗位。明眼人都知二位是陈的绝对亲信。手段与陈果夫当年改造中组部的做法如出一辙，名义上也叫“补缺”。
老部长王世杰离任时，带走了两个次长和总务司的两位司长以及秘书。这留下的职位，陈立夫已不再顾虑众目睽睽，毅然祭起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说辞。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叙述了当时的情节，认为“补充人员”的事是“十分瞩目的”，因为这些主要职位，都与将来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系重大，从保全大局考虑，必须用信得过的人，于是“发表了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交通部和内政部次长的张道藩同志为常务次长，又发表了曾任河南省政府秘书长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张廷休同志为秘书”。对此，陈立夫并不掩饰派系色彩，公开承认“这两位都是与我共事较久的同志”，他们“都曾担任过大学教授，也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把部内的“日常事务交给他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另外，还能反映出陈立夫主张的“五湖四海”的干部政策，那就是在业务上，他起用了一批学术元老，这不但为他装门面，还能显出他超人的远见。这些老权威的起用，特别是对教材的编制，在历史上留下了值得书写的一笔。为了体现“五湖四海”的宗旨，他选取了三名知名的教授充实司局岗位。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秀教授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复旦大学教育系主任章益教授任高等教育司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吴俊升教授任总务司长。在任职会上，陈立夫侃侃而谈他的五湖四海的干部政策，他说：
“我陈立夫是留洋的人，深知中国教育的差距和不足，也深知如果再不搞五湖四海，就要被人抛出更远。因此这次任用的三名教授都是国内的顶尖人物。这三位和我过去都没有私人关系，顾先生是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及科学化运动协会相识的，章先生是经复旦大学的友人介绍相识的，吴先生过去只见过一面甚至还没有交谈过。我选任他们，是因为他们过去对于教育的著作言论和成绩，以及在教育界的声望，可以帮助我执行国家的教育政策。同时又因为国内教育以北方的北京、南方的上海为重心，而三位先生恰恰在各区域有代表性，顾先生与北方教育界有渊源；章先生熟悉上海教育界；吴先生出身东南大学而执教北方，与南北两方大学都有关系，所以他们就是五湖四海的象征。”
应该说，陈立夫的五湖四海的意义，一时还显现不出来，容到两年后便放射出夺目的光彩来。 收回“文化租界”，创办中国大学
由于陈立夫的求学经历和学识，他对国内和国外的教育情况都了如指掌，特别是对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更是不满。应该说他是有想法的一任部长。因此他一上任就提出大学改革的想法。
这天，他谢绝宾客，把自己关在屋里，着重研究一份国联调查团的报告。这是一份有理有据的报告。他很需要这样一份报告，没想到国联这么快地做到了。这里面有很多数字是他以前没有掌握的。该调查团利用三个月的时间，考察了中国的高校现状和主要症结，认为主要症结是“受外国教育影响巨大”。
下面的文字吸引了陈立夫的眼球：
总认为外国的月亮是圆的。学科研究大多以外国语为媒介，引用的资料和例证，也多取外国。大学的历史、政治、经济课程，似乎是为研究西洋的中国学生而设。自然科学教育方面，偏重于外国的情形更为严重。这是其一。
其二，学校课程偏重于文、法，而忽视农、商、医各门。据目前统计，在58个公私立之大学中，约70%设有文科，40%设有法科，22%设有农科，27%设有工科，12%设有医科。又有26个专科学院中，有6个专修法科，有4个专修文学、艺术之类，而农、工、医专科学校，合计亦仅10个左右而已。照此则专门以上学校之畸形发展，其结果不外形成文、法人才之过剩，与农、工、医人才之缺乏。因其过剩，故失业者逐渐增加，构成社会上种种不安状态；因其缺乏，故有若干建设事业不能得专门人才为之推进。果以为此种教育上病态之应纠正，固不待于今日，而以今日为尤急。盖一方面训政建设正在规划与推进，他方面又值国家多难之时期，皆有重订教育方针，造就若干适用之人才，以应付此非常环境之必要也。
其三，大学教育应造就领袖人才，与专门技术人员，以图国家建设事业之发展，及政治学术文化之进步。凡大学及大学预科应分布全国，不得以多数同科之大学集于一隅，亦不得于不适宜之地点，任意设立。其学额之多寡，与其分系、分科，国家应依其需要之程度分别规定。其毕业程度，必与外国大学毕业程度相当，由政府派员考试之。如现有大学程度过低，不合标准，应增加其肄业年限，并由政府限制派遣留学生。
……
凡此种种，无非欲革其弊，兴其利，使人能尽其才，以挽救中国之贫弱；崇尚首先以光大民族之精神；更附之以改革学制、改善教育方法及有合理之互助，使教育能尽其功能。依此方法，切实行之，则迎头赶上外国，当非难事也。
陈立夫看完这份调查报告，长期积蓄在内心深处的民族情结，在渐渐地膨胀发作，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从心底深处发出：“收复‘文化租界’，创办中国式的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召开了“大学生改革座谈会”，他把来自一线的、现已可称为他的干将的三名权威请来谈改革。陈立夫首先开门见山：
“今天是大学改革座谈会。我先发言，抛砖引玉。我认为文化侵略者对于所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毁灭其历史文化，我起先对于这些阴谋，还不大了解，后来才恍然大悟。现在沿江、沿海都被日军占据了，所有大学都往后撤，进行安顿。我发现这些大学都像外国租界。这个完全采用德国学制，那个完全采用法国学制，其他不是采用美国制，就是英国制。但是采用中国学制的又在哪里？课程五花八门，毫无标准，有关中国历史的部门为最缺之。学政治或经济的不谈中国政治或经济制度史，学农的不谈中国农业史，国文更是最不注重的一门功课了。这些都是问题，我的意见是要把中国人应知的中国各部门的历史材料放入必修课，无教材的则奖励写作，使中国的大学真正成为中国的大学。”
接着大家发言，最后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整理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一是规定统一标准——提高一般大学生课程水准，并与国家文化及建设政策相吻合。二是注重基本训练——首先注意广博基础的培养，文理法各科基本科目为共同必修；然后专精一科，由博返约，使学生不因专门研究而偏固。三是突出精要科目——课程设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本学科精要科目能充分学习，融会贯通，删除琐细科目。至于必修课，统一由教育部规定范围，诸多中国人须备的知识要素囊括其中。比如中国历史科目中的中国法治史、中国政治史等等；语言科目中，中国文与外国文同为基本的工具科目，中国文要求须能阅读古文书籍和作通顺文章，外国文须能阅读所习学科外文参考书，不达标者不能毕业。
这样一来，三位权威都有了发挥重要作用的天地。陈立夫最后把这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高教司长章益教授总管。时间限定三年，只争朝夕。
会后，章益司长还成立了大学生教材用书编辑委员会，编制在高教司内，以公开征求、特约撰写、采用成书的方法，在从前的基础上编定大学教材用书163部。同时还编写了各科目教材纲要草案48种。比如钱穆的《国史大纲》、王力的汉语法理论，贺麟、金岳霖、汤用彤在哲学、逻辑方面的研究，闻一多的文学史，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等。
从此以后，中国人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大学课程体系，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这样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大学。应该说这是陈立夫突出的政绩。这便是：用了三权威，换来教材书。 倡导公平竞争，实行统考统招
陈立夫在任期间，对教育的又一贡献则是教育制度的改革，而教育制度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倡导公平竞争，实行统考统招。
50年后，陈立夫仍很自负，在一次报告中，他曾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从事教育事业七年的历史。他毫不谦虚地说：“我于教育行政方面，有相当的建树和成就。有些改革的成果，比如大学教材，统考统招等等，至今沿用，我很欣然。这些成就固然与我个人的努力有关，但也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持与合作。真正出了大力的还是我起用的那三位权威。是他们的建议帮助了我的决策。所以我很感谢他们。”
说到这里，陈立夫站了起来，道：“章益教授来了没有？”
“来了。”
“顾毓秀教授来了没有？”
“来了。”
“吴俊升教授来了没有？”
“来了。”
陈立夫道：“我代表我个人向三位当年曾给我很大支持的好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家一阵热烈激情的掌声。
回忆历史，陈立夫的统考统招制度的改革迈得既坚定又艰难。
统一招生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统一招生机构的设立，变多方自招为一家统招；二是统一考试，亦即时间统一、试卷统一。追溯起来，原是抗战前的打算。陈立夫上台后，国民政府已退缩山城重庆，这是个地处大西南、交通不便、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试想全国又是一个炮火连天的烽火战场，要在全国这么大的范围内搞统一招生考试，难度相当大。一是难在各地时间的统一上，试卷的保密送达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主要牵涉到交通工具。再是监考机构的安排，也是一个难题。主要是换地区人员监考，这也有一个人员组织和交通问题。三是统一阅卷工作量大，时间紧，又在战争中。总之困难重重。
在这困难面前，不少人顾虑多多，还有的人打退堂鼓，或说现在是战争年代，等战争结束再统招统考不迟；或说政府在西南后方，交通不便，不便于指导；或说沦陷区和后方的招生难以协调等等。
开弓没有回头箭。
陈立夫是改革者，他认为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同时他还认为，谋事在人。在陈立夫的办公室里，研究方案落实的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开，他们把方案做得尽量完善，万无一失。把可能遇到的困难想到前面，拿出解决的办法来应付。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一个朝霞似火的早晨，作为教育部长的陈立夫终于拍板施行，结束了一夜的长会。太阳又是新的，他们没有休息，又投入实施的“战场”。这年正是1938年。中国统招统考的实行，伴随着抗日救国的烽火燃烧起来。
陈立夫坚守阵地，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因为理论和实践总有一段距离。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显然比预料中的要大。比如交通方面，各考区分散在后方，试题全靠派员乘飞机专送，万一遇到类似天气、机械故障之类的阻碍，试题就难以在统考那天到达。又如，战时敌机空袭频繁，万一考试的那天，有敌机骚扰，学生闻警离场，统考的筹划就被破坏了。再如试题的保密问题，因为是分区复印，增加了全过程监控的难度。
恰巧在统考那天，重庆山城有一考场被日机轰炸。消息报到陈立夫那里，陈立夫了解情况后，立即指示按预先的准备执行，启用预备考场。结果撤离后的学生很快进入预备考场，时间虽然推后了40分钟，还算没有影响考试的进行。
第一年统考统招工作，虽然暴露了一些问题，但总算顺利。在公开场合里，陈立夫高度评价了准备工作的“周密”，与具体办事人员的“勤谨负责”。第二年，为保险起见，陈立夫总结经验，稍作改动，把十九省市划成几块，改为分区联合招生，看似大统一的退步，其实倒是切合实际、可用可行的局部统一。统招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第三年，统招工作已走上了正规化、制度化。然而，在贯彻过程中，有的因为早先习惯自行招生而反对统一招生的院校，眼下却因为习惯了统一招生不乐意联合招生了。听着嘀嘀咕咕的噪音，善于从生活现象中提炼人生哲理的陈立夫，顿生感慨，叹谓：“惰性二字，世人痼疾，即便面对良法美意，也是难于图始，而乐于现成。真的到了分区联合做出眉目之后，他们或许又属于撑顺风船的那类了。”
据陈立夫回忆说：
“为了统一大学生入学水准以及解除高中毕业生各处奔波参加各大学入学考试的困难，我决定在后方十九省市分区举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办法。”为此，“教育部成立了统一招生委员会，各考区分设招生委员会办理报名考试阅卷事宜。考试日期由教育部统一招生委员会主办，由部公布”。
这个制度连续试行了三年，陈立夫对结果比较满意，他说：“对于整齐入学水准免除学生奔波之苦，并保证录取的公正无私，又可减少各院校个别办理入学考试的浪费，实属一举数得。”
对于大学考试制度的改良，似乎要简便许多，用陈立夫自己的话表述，即“改进毕业考试的办法，除学期学年考试外，增加了毕业总考”。陈立夫的这条改良设想，缘于他对欧美教育的了解。据他所知，当时的欧美大学，处理学生毕业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办法：一种办法是平时无成绩考核，毕业考试算总账，如德国就沿用这种办法。再就是注重平时及学期考试，考试及格，给予学分，如美国就通行这种办法。陈立夫经过比较，认为美国的方法较好，中国的大学，应采用美国模式。国联教育调查团认为美国这种模式“至不妥当”，当时曾建议改为“最终试验及格”的方式，没有被当局采用。
后来陈立夫又走了折中路线，也就是略改原制而另加毕业总考。因循此法，每学期学年有考试亦是累积学分，但要求学生必须修足四学年课程，才可以参加毕业考试。毕业考试除了考末一个学期的课程外，还须举行毕业总考。之所以要这样做，陈立夫的理由是：“平时有学期学年考试，对于学生之学习进程，随时有督促与考核，但不是只要求学生累积若干学分，即可毕业，而要在举行总考时，使学生对以往四年所有主要学科有一通盘复习，使其对所获知识作最后之整理而得系统的了解，不致东鳞西爪支离破碎，有学分制之流弊。”作为一种解释，陈立夫相信它的说服力，相关的评价当然也就不低了，乃至事隔五十多年以后，他仍然认为，“此种折中办法，比德国及英法两国类似的办法，也尚胜一筹”。
第二十五章 重庆谈判
陈立夫的反共立场
1945年8月10日，这是一个可喜的日子。
下午6时许，山城重庆无线电波中传出了“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喜讯。中央社的墙上立即贴出了“日本投降了”的巨幅标语。
欢庆的鞭炮声漫过了山城的大街小巷，在人们心底炸响；欢喜的锣鼓喧天，敲出了欢天喜地的好心情。先是成队学生走上街头，贴标语喊口号，再是市民走出家门，重庆便成了欢腾的海洋。大小市街，人行道两侧，市民排列，队如长蛇。《新华日报》以“山城沉浸在狂欢之中”为题，描写“千千万万市民拥向街头，一片海涛似的欢呼，连珠炮似的鞭炮，狂热的鼓掌声，顿时掩盖了整个山城”。
8月15日，蒋介石对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说，庆贺胜利，宣布放假三天。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二陈”与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
病中的陈果夫，也是喜不自胜，在民国元老居正70大寿这天（10月21日），以晚辈身份赠祝寿诗一首：
先知先觉居先生，
仁爱心肠广济人。
五十年来勤国事，
而今司法更严明。
在兹胜利双庆月，
举觥宜称万众心。
国泰乐成人益寿，
再加七十不为增。
这年的春节格外喜庆，陈果夫觉得余兴未减，转身回屋，磨墨铺纸，凝神思索，挥笔写下几副喜联，贴满了陈氏官邸：
胜利还乡，勿忘八年苦战；
和平建国，正是千载良机。
研究科学，必须赶上原子弹；
从事建设，不可习染旧官风。
从这些喜联，不难看出陈果夫在政治上希望和平建国，开创新风，经济上希望从事建设，在科学文化方面希望能赶上世界强国的迫切心情。
陈立夫更是高兴，他不但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同时还听到了蒋介石要安排他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秘书长的消息，乃是双喜临门。他找到陈果夫，还派的几位好友，共道欣喜之情，当晚也破例喝了些酒。
酒能助兴，酒也能伤人。酒过三巡之时，陈立夫就感觉到不对劲，只觉头大眼昏。为了助兴，接着又喝了一盅。这一盅下肚，就出了问题，他就滑到了桌子底下，不省人事，把大家都吓蒙了。慌乱之中，喊来了救护车，拉到了医院，送进急诊室。当时血压200，心跳120，大夫好一阵抢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直到两小时后，陈立夫才算清醒过来。这真是乐极生悲。
第二天，陈立夫便出了院，好人一般。他照常接见了学生代表，并听取了代表们的发言。陈立夫像位小学生似地不时地还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学生们的发言要点，悉心倾听他们的意见。
学生们畅所欲言，面对抗战的胜利，学生们憧憬着新的未来，展望着共和国的雏形，并要为其献身。当有同学说到这里时，提到抗战胜利是由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取得的，成功之日，国共两党仍需继续合作，以期和平建国，共谋开国大业。其实这话并没有错，却触动了陈立夫的反共神经，听到这里，他一下子拍案而起：“话不能这样讲，共产党不能与国民党平分秋色！”
被斥责的学生吓了一跳。
陈立夫觉得这样训斥学生有些不妥，马上又变得和颜悦色起来，道：“你们接受党的教育多年，应该晓知我们的政策。”
“什么政策？”
“日本赶跑了，新的敌人出来了，那就是共产党。对共产党只有杀，我已杀了他们高级党员二千几百几十几，普通党员二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了！”
与会者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做声。
陈立夫坐下了，稍缓和了一下口气接着道：“我再重申一遍，从今以后，我绝不允许再有人在我面前提国共合作。为啥？我心烦。”
接见会不欢而散。
应该说，在国民党的阵营中，陈立夫是反共的强硬派。这种强硬，不是与生俱来，而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自从西安事变站错队，蒋介石曾一度对他们兄弟疏远，兄弟二人还是像当年紧跟主子不掉队。
陈立夫认为，国共两党打了多年的仗，积怨甚深，对共产党只有消灭，除此以外没二话，但面对共产党军事实力的扩充，解放区的扩大，他也隐约有所担心。
陈立夫在政坛上可谓活跃分子，而陈果夫因为病魔缠身，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卧室中呻吟，整天挣扎在生与死之间，尽管这样，他仍然没有淡化对政治的热情。
胜利来得突然，建国便提到了日程。建设什么样的国家？陈果夫、陈立夫决定搞一个方案，先于他人呈到主子那里。要搞方案，必先座谈。于是便邀请著名学者梁漱溟来家叙谈。梁漱溟早年是北大教授，对中西文化颇有造诣，“二陈”对他的学问功底也深为折服。梁漱溟的“党应该改弦更张，励精图治，进行彻底的清理与整顿”的见解，使陈氏二兄弟顿开茅塞。接着又听取了元老派张静江的意见。拟出了“建党八条建议”，决定面见蒋介石。且说这八条建议是：
一、官僚作风与军阀作风不可再留；
二、政治应有方法，使早澄清，入法治之轨；
三、制度不立，无以为政；
四、为求安定，有时反种将来不安之恨；
五、性格不可让人捉摸，知注重某点，而窃取其他之点；
六、党无基础，共党如来合作，则我危险；
七、多听取老同志及新同志之意见；
八、同志应培植，否则将来无可用之同志，呼应不灵，难应付意外事变。
从这八条建议中，不难看出他的反共排共的思想。陈氏兄弟满以为这八条建议能得到蒋介石的一阵夸奖，没想到马屁股没拍成，倒拍到了马蹄子上。
蒋介石转过身来道：“党内确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说实话，我也有不满情绪，但你二位的批评是不是有些过重了？”
陈果夫不语，陈立夫低下头。
蒋介石又笑了起来：“尽管言辞有过重之嫌，但这八条建议足以证明果夫、立夫的忧国忧民意识，闻过则喜嘛。清理与整顿，是必要的，但我自有主张就是了。”
陈立夫接过来说：“对于国共两党的关系，委座认为该如何处理？”
蒋介石的答复却完全出乎“二陈”的预料，“我决定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陈果夫、陈立夫惊讶不已。
蒋介石笑着解释道：“如果抗战一结束，我就急忙与共产党分手，那么，国共两党分裂的责任不就加在我的头上吗，我为何要做这等傻事？”
陈立夫道：“那也不能和共产党平分秋色啊！”
蒋介石在屋内踱了几步，慢悠悠地道：“傻瓜才与他平分秋色呢。我们也要抓民心啊。抗战八年，中国老百姓吃尽战争的苦头，如今抗战胜利，人心思定，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能当中国的希特勒。”
陈果夫道：“如果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不就等于与共产党和平建国吗？”
蒋介石打断陈果夫的话：“果夫尚不完全理解我之用意。这些年，延安对我来说一直是块心病。剿共剿了十几年，共匪反倒地盘更大，人马更多了，所以，我这块心病也就越来越重了。”
陈立夫道：“那为什么还要邀毛泽东来重庆呢？”
蒋介石道：“我相信他不会来，如果他不来正合我意，说明他与我党合作无诚意，我先礼后兵，日后刀枪相见，责任就不在我啦。” 初见毛泽东
1945年8月28日，蓝天无云，风和日丽。
重庆机场。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的专机在空中盘旋了一圈后，像只展翅的大鹏，翩翩地降落在跑道上。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款款走下专机。
机场内，人山人海，有学生有工人；重庆街头，成千上万的工人、市民和学生自动游行，热烈欢迎毛泽东等的到来。整个陪都为之轰动。
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行动是“弥天大勇。”
重庆《大公报》发表评论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
且说毛泽东的此次重庆之行，是应蒋介石之邀，商谈建国大事。蒋介石的电报发到延安后，就有两种尖锐对立的反映：一种是说，这种邀请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里有阴谋算计，万万不能上当，不能去重庆，去重庆等于自投罗网。这种意见是普遍的。一种是说，任何事情都会有风险，风险越大的事情，成功的回报也越高。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献给最危险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值得的。毛泽东就是持这种激流勇进的态度。他力排众议，坚持重庆纵是火海刀山、纵是地雷阵，也要勇往直前。
再说蒋介石给延安的邀请信，其实也是一种计谋。正如蒋介石所说，如果毛不敢来，我是做到了“先礼后兵，刀枪相见”，到时别怪我不客气！谁知这件事超出了老蒋的料想，毛泽东不是不敢来，而是大摇大摆地坐飞机来了，应该说让他措手不及。这在民众的心里，毛泽东走了一手上风棋。
机场上人山人海。“毛先生，欢迎您！”“毛先生，辛苦了！”口号声此起彼伏。最叫人感动的是有人打出了一条横幅，上面书写着四个大字：“弥天大勇”。
迎接的文官武将主动上前，这时毛泽东摘下头上的帽子，在头顶挥动，缓缓举步，向欢迎的人群答礼。
在停机坪上，毛泽东发表书面讲话，他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他的简短讲话引起一阵暴雨般的掌声。
大约半小时以后，机场上的欢迎场面才结束，毛泽东等三人被送往曾家岩桂园休息。
蒋氏官邸。
蒋介石搔搔头皮对赫尔利大使说：“毛泽东这么快地来了，要同他谈些什么，我还真没想好。”
赫尔利大使道：“你们谈什么我不管，既然毛泽东来了，蒋将军千万告诫你的部下，不得胡来，尤其是果夫、立夫等人，他们对毛恨之入骨，不要图一时之快，反惹起全世界舆论哗然，或者更使红军奋激，那我们就不合算了。”
“你放心，赫尔利大使。”蒋介石道。
当夜，蒋介石找来陈立夫、陈果夫密谈。
蒋介石对陈立夫、陈果夫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已到重庆，想是你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到达重庆以后的安全，由你们二位负责。不过我自己已答应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将军，绝不让毛泽东在重庆有任何意外。如出意外，我要拿你们是问。”
“我们明白！”
在曾家岩，毛泽东等人用过午餐，稍事停留以后，便驱车来到红岩村十三号，与在这里等候多时的党内同志见面。
晚餐为毛泽东接风洗尘，由蒋介石安排。
重庆的山洞林园，灯火通明。
毛泽东的专车风驶进林园，卷起落叶片片，在一处花园前停下。
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走下汽车时，主人蒋介石赶紧迎了上去。当两双手相握的时候，历史似乎又发生了某种改变。西方的一位作家，曾形象地说过一句话：中国的近现代史，实际是两位强人的争斗史。一方是毛泽东，一方是蒋介石。
蒋介石很有风度地道：“润之，你好！屈指算来，我们已有多年没有见面了，上次我请你来，你没有来，你派林彪来了。”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道：“我这不是来了吗。”
蒋介石双手抱在一起：“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毛泽东谦逊地道：“我们久别重逢，实在令人高兴。”
蒋介石道：“欢迎润之到重庆来，希望你能多住些日子，我们很好地谈一谈。”
毛泽东道：“感谢蒋先生的好意，还请蒋先生多多赐教。”
两人再一次握手。
客人们被引进客厅就座，应邀出席作陪的，有国民党政府大员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吴国桢、周至柔等，还有赫尔利大使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陈氏兄弟没有参加，是蒋介石食言，怕他们火药味浓，担心别的事情。为此陈氏兄弟还有满腹牢骚。
宴席间，气氛非常热烈，毛泽东与蒋介石相继致词，并几次举杯互祝健康。
宴后，毛泽东等人即下榻于林园二号楼。他们在这里住了两个晚上，8月30日，才搬回红岩村居住。
应该看到，对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陈果夫、陈立夫持反对态度。陈果夫重病在身，显得力不从心，而陈立夫则三番五次找蒋介石，力陈自己的主张，仍一口不变地认为：对于共产党，只有消灭，不存在和谈。
对于陈立夫的强硬态度，蒋介石从内心赞同，但对他的露骨又极不欣赏。他不得不承认，“二陈”搞党务是行家，但搞政治斗争就显得缺乏头脑，缺乏策略，只知道一味地蛮干。担心之下，取消了他们的谈判资格。蒋介石重新委派了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作为国民党代表，与中共展开谈判。
谈判期间的9月1日。山城刚下了一场雨，雨过天晴，天空出现彩虹。雨后的空气显得格外新鲜。这一天，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主持人孙科、张治中、邵力子，向在陪都的国共两党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派负责人、文艺界人士、社会名流贤达发出了邀请。
陈立夫被列入邀请人员名单，但陈立夫并不知道酒会中也有中共方面的代表。直到毛泽东来到他面前、与他握手时，他才感到突然。
且说这天晚7时，陈立夫衣冠楚楚、兴致勃勃地来到中苏友协大楼。一进门，陈立夫忽然感到气氛有些不大对头，大厅内，挤满了各种服装的客人。
国民党官员孙科、冯玉祥、张治中、邵力子、王世杰、陈诚、朱家骅、吴铁城等人早已到达了会场。
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罗申武官也到了。
大家握手，互相问候。
另一边，等候着的却是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及社会知名人士，如沈钧儒、左舜生、傅斯年、王昆仑、张申府、郭沫若、茅盾、史良、侯外庐等。
众人有说有笑，却并不入座，像是等待着什么重要人物的到来。
陈立夫感到纳闷儿，他胡乱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并不时地和熟人打招呼。
忽然大厅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陈立夫猛地抬头一看，只见中共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春风满面地出现在大厅门口。
毛泽东神采奕奕，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大厅，和大家一一握手。
没等陈立夫反应过来，毛泽东的一双手已经紧紧地握住了他。
毛泽东微笑着说：“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你该是陈立夫先生吧。久仰久仰啊。”
陈立夫显得十分尴尬，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不住地重复着：“欢迎……欢迎……”
宴会开始了，在频频的祝酒中，陈立夫才摆脱了尴尬。
毛泽东、周恩来站起来，向大家祝酒，大家一饮而尽。
毛泽东与周恩来举着杯来到陈立夫面前，毛泽东说：“陈立夫先生，山城幸会，不胜荣幸之至啊，润之敬你一杯。”
陈立夫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来给他敬酒，他感到很被动，忙站起来，举起杯却语无伦次，道：“谢谢……欢迎……”
毛泽东笑着一饮而尽。
陈立夫也痛痛快快地喝了下去。
毛泽东、周恩来正要走，陈立夫却拽住了他们，他亲自给二位斟满酒，自己也满上，端起来说：“承蒙毛先生、周先生的真诚厚爱，立夫也敬你们一杯。”
毛泽东说声谢谢，又先干了。
周恩来也笑笑，一饮而尽。
陈立夫与二位相视一笑，把酒喝干。
这次与毛泽东、周恩来喝酒见面后，陈立夫心中掀起阵阵波澜。
他当天就找陈果夫，把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对陈果夫讲了：“我认为毛泽东无论相貌与气质，乃至举止言谈，都非常让人敬畏，这是我在委员长面前从来没有产生过的感觉。”
陈果夫没见过毛泽东，他也有耳闻，听了陈立夫的话，他干咳了几声，道：“确实令我们不可等闲视之啊。”
陈立夫接着说：“他那种随和大度，侃侃而谈，出口成章，还有他那浓厚的湖南腔，给人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还有他那博大的胸襟和坦诚的态度，让人有一种高山仰止之感。”
陈果夫皱着眉头说：“毛泽东能够来重庆，对我党就是一种不祥之兆，他有如此的胆魄与勇气，实在出乎我之意料。”
陈立夫道：“看来毛泽东这班人，不是我们党说的山沟沟里的‘共匪’，从来重庆以后各界人士对他们的态度来看，共产党收买人心的手段远比我们高明啊。”
陈果夫点点头。
此后数日，陈立夫又参加了一系列与毛泽东礼节性的会见，令陈立夫感触颇多。
9月2日，蒋介石在官邸宴请毛泽东，这次有陈立夫作陪。
9月5日，晚上8时，中干校礼堂。蒋介石举行茶话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其馆员。并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作陪。陈立夫出席了这次茶话会。
毛泽东仍然春风满面，操着一口湖南腔，显得很活跃。他说：“古人说得好，和为贵啊，国共两党也该是以和为主。和气生财嘛。”
蒋介石道：“润之言之有理，我请你来重庆，就是为了和平建国嘛。”
陈立夫听不太懂毛泽东的湖南话，但对“和为贵”三个字，却记得一清二楚。他内心有一种危机感，他知道，毛泽东打出“和为贵”的招牌，从舆论上已经在全国人民心中争取了主动，占据了位置。
眼观毛泽东的言谈举止，除让陈立夫从内心感到一种震慑外，他还希望能想出一个办法，说服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三民主义。
同时，陈立夫还在背地里策划了一些破坏和谈的活动，他暗中指挥特务密切注意各方面的情况，只要有人与中共代表接触，当时不便逮捕，也要进行登记。
陈立夫还指使国民党各报纸对和谈进行少量报道，以降低中共的影响。他还派一个叫卜锐新的中统特务到《中央日报》任记者，专门刺探中共方面的情报，直接交陈训愈或陶希圣，再由他们面呈陈立夫。陈立夫为破坏国共和谈可谓费尽了心机，他利用控制舆论工具的权力，对和谈的消息进行多方面的封锁。 毛泽东三访陈氏兄弟
红岩村，是山城的一个比较清静的村子。毛泽东等从林园二号搬到这里后，就没有再改地方，一直住在这里。
这天，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领导人举行了会议。
毛泽东首先发言：“趁回延安之前，我还想拜访两个人。”
王若飞问：“哪两个人？”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毛泽东的访陈计划，令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们深为不解。王若飞睁大了眼睛，等待下文。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慢慢地道：“应该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方面原因是陈氏兄弟积极反共，且为国民党千方百计置共产党于死地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我要拜访他们，这是其一。第二方面的原因，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进行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这是其二。”
第二十六章 余辉暮暮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二陈”在政治边缘化的过程中，亲手堆砌壁垒，虽然森严，也被戳出了四个血窟窿，实力大减，一年不如一年。
先说张厉生这干将，改换门庭，投靠陈诚。这着实捅了一刀。
张厉生加，始于1929年春，那派正红，他经人介绍到了中央组织部做了陈果夫的秘书。随后组织“青白团”的时候，张厉生摇身一变，成了“青白团”的大拿，再后任中央常务干事，进大头目行列。
实际这张厉生也是一棵墙头上的草，随风倒。他当时投正红。他现在投靠陈诚，因为他看到了“陈诚当兴”、白虎转世、九头鸟再生。
骨干胡梦华回忆，张厉生在筹建“诚社”的过程中暴露出颇多疑点。胡说：“一个秋天的中午，张厉生用电话通知我到前门外廊房头条撷英番菜馆吃饭。我赶到菜馆，发现已有十来人聚在那里，他们是：天津市党部书记长、天津市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教授，以及八个学生。张点齐了菜，大家边吃边谈，议论的主题就是平津两地的合作，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到了这一年冬天，胡梦华估计“诚社”在平津地区已发展到二三百人的规模，成立了三四十个小组，成员“大都是北方人，主要是河北人”，说明张厉生内部扩展北方党务，以地缘概念滚动个人雪球的野心已露端倪。再就是“诚社”名称的来历，张曾亲口对胡梦华说，取之“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偏巧陈诚号辞修，意蕴相近，从而引发外间人的揣测，以为诚社与陈诚有关。胡梦华问过张厉生，张环顾左右而言他，只承认认识陈诚比陈果夫要早，“1928年陈诚在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当警卫司令时，我就是他的秘书”。另外又说：“眼下，陈诚一鹤冲天，前程无可限量，说不准蒋的继承人非他莫属。”显见，张对陈诚心仪已久。
再说陈诚要成大气候，也要招兵买马，如今张厉生暗送秋波，岂有不理之理，私下里两人一拍即合，唯独对陈果夫瞒了个严实。后来陈果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推荐张厉生接替了自己的中组部长职务，然后张改换门庭，这使陈果夫最为恼羞成怒：“这个张厉生，算我瞎了眼！”
再说第二个血窟窿，是朱家骅自立山头造成的。但朱家骅聪明，不像张厉生落了个“叛徒”的骂名。
朱家骅，“二陈”的正宗老乡，不但是浙江人还是湖州人，这叫亲上加亲。他凭着德国柏林大学堂堂正正的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的学衔跨入政坛。当年，陈果夫发起“中央俱乐部”时，将朱家骅视为同辈，没有拉他参加，目的是保持朋友关系，免生寄人篱下的尴尬，对此，朱家骅感激不尽，庆幸有余。因为天生的优势感，使朱自视清高。而他又绝顶聪明，左右逢源，一方面依傍“二陈”，一方面紧傍党国元老戴季陶。戴季陶对一表人才的朱家骅爱助有加。他曾公开宣称：“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是李培基，另一个完才是朱家骅。”后来朱家骅位升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戴季陶立下首功。蒋介石当选总裁时，心里对汪精卫的顾虑没有消除，极想找一位掣肘力量，限制汪的权力。戴又向蒋献策说：“此事好办。只要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拔高一截，改称中央秘书长，具体主管中央党部的日常事务，就能阻止汪精卫直接插手党务。”蒋一听是理，遂给朱家骅戴了高帽。
国民党五全大以前，“二陈”正在走红，朱对“二陈”的依傍和服从，并无疑义。1931年朱任交通部长，凡是“二陈”交办的事，朱一一应酬，为了表示他的忠心，曾重骨干分子张道藩担任交通次长，就是一个例证。
朱家骅自立山头的转折，是在他登上了中央秘书长的宝座，自以为权大了，势高了，他已不把“二陈”放在眼里，于是开始了他另立山头的准备。后来，翅膀渐硬，朱家骅便翻江倒海，毒招迭出。什么大换血、大调整、大整改，把派整得晕头转向。“二陈”万万没有想到学富五车的朱大教授，居然学得了“厚黑学”的真谛，不由地连连自责，老鬼也有失算时。这段情节，胡梦华曾作描述，分析得极有层次，他说：“张厉生对陈究竟还有‘同志会’的拘束，谨小慎微，唯恐开罪于陈氏。朱家骅进了中央组织部则一朝天子一朝臣，内外来了一个大换班，创立了‘朱家骅系’。对于陈果夫、陈立夫辈来说，只是前门赶走了驯狗，后门引进了恶狼。”
郭绪印在其主编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中说：“1940年前后，朱家骅雄心勃勃，大有取代‘二陈’之势。他到处做报告、演讲，做舆论准备。在中山大学同学会举行的欢迎会上，朱做了中山大学是党的大学的演讲”，声称“总理为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决心培养革命干部，创办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中大所负的使命和其他的国立大学，是有点儿不同的。总理手创的大学，总理在那里演讲的三民主义的大学，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那里举行的大学……中山大学的历史背景，使中大成为党的大学”。该书认为：“当时代表国民党的学校控制的‘中央政校’。朱极力把中山大学说成‘党的大学’，其目的是为了争夺党权。朱家骅曾任中大校长，如果中山大学是党的大学，那他自然是居于‘二陈’之上的党的领袖人物了。”
面对这种恶况，一向持重老练的陈果夫也禁不住跳脚骂娘。至此，朱家骅的这一刀正捅在“二陈”的痛处，元气大伤。
再说第三刀是众臣僚叛国投敌。周佛海、李士群首当其冲。
先说周佛海，或许是高官的诱惑，或许是时局的变化，周佛海秘密地投入了汪精卫的怀抱。后来他在《回忆与前瞻》中坦陈：“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1937年8月至1938年4月，随着主战场的节节失利，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妥协路线在国民党内逐步抬头，于是谋求结束战争的另一种手段——谈判，开始在秘密的层面中进行，具体由高宗武负责。高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同时也是“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他主持的谈判，有两种尺度：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他觉得日本人要价过高；站在小集团的立场上，他与日本人谈妥了由“汪精卫收拾时局”的条件，这桩买卖，让蒋介石大为震怒，一脚把高宗武踢出了局。这样一来，反而促使汪精卫下定决心，准备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人媾和，组成真正的日伪政权。至此，周佛海就自己绑在了汪精卫的叛国的战车上，历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长。同时被他拖下水分子，还有罗君强、梅思平、章正范、汪曼云等。
再论李士群，早年是共产党员，后变节叛变，投入了“二陈”的怀抱，成为真正的中统特务。1937年底南京沦陷，李士群奉命潜入敌后，住在南京中央路大树根76号。该人是有势便是爹，有钱便是娘。他手拿活动经费，满足私欲，雇佣了一名女佣，厮混到难分难解时，方知这女佣是日本特务，专冲着他的嗜好布网下套。李士群“扑哧”一声笑了，处惊自乐，悠悠然地说：“正好，我是巴不得成为你网中的鱼！”这一下，反倒使女佣吃惊了：“真的？”
1938年夏秋之交，李士群奉命取代甘青山担任国民党株萍铁路局特别党部主任，他利用职权，侵吞了该党部的特务活动经费，携款潜逃香港，在日本女特务的陪同下，拜见了日本驻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丰一觉得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遛遛，李士群的疆场应该在上海，于是让李士群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日本驻沪总领馆找清水董三。
李士群带书直奔上海，与清水董三拉上关系。清水说：“欢迎李先生到来，希望能携手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李士群连连躬身，不乏卑颜地说道：“李某愿意效劳，效犬马之劳。”就这样李士群摇身一变，由国民党的中统潜伏特务，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
结局可想而知，他先是在日本人的援助支持下，正式成立汪伪特工组织。他与周佛海走到了一起，同时又与汪伪政权挂上了钩；接着大量的国民党潜伏组织被破获；大批分子失节附逆，速度之快，效率之著，大有奔雷之迅，屋倾之猛。据有关史料所载，中统机关被破获的最高日纪录竟达48处；附逆分子助纣为虐，还使汪伪特工组织有了汪伪“中统”的别称。
此消息传到重庆，徐恩曾气得跳脚，“二陈”更是又悲又痛。“痛”者力量损兵折将；“悲”者，多年的党化教育一风吹尽，为着区区性命中人可以将民族气节轻易淡忘。
屋漏偏逢连阴雨，逆舟又遇迎头浪。
再大员徐恩曾腐败丢官，东窗事发，这派雪上加霜，无疑是捅壁垒的又一重刀。
营造的壁垒中，如果以“二陈”为中心，那么徐恩曾、叶秀峰则是“二陈”的左右臂。左右臂被砍，“二陈”岂不叫痛。这叫壁垒中出事，殃及核心。
应该说，徐恩曾是中统局的真正大老板，亦叫当家老板。徐为大，叶为次。论私论公，徐都在叶秀峰之上。徐曾是“二陈”的表兄弟，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交情非同一般。
且说1928年，徐经“二陈”的提携，出任中央组织部总务，有几件事干得着实漂亮。据张国栋回忆，徐恩曾在“任职期间，有几件颇得陈立夫赏识：一是对主管的文书工作有办法，建立了多种制度，布置得井井有条；二是为中央党部新装了一套电话总机；三是为中央党部编了一套较为复杂的密电码；四是在主管经费时开支合理，使用节约”。后来，徐任调查科主任，负责特工总部，在诱降顾顺章等事件中，屡立奇功，当之无愧地成中不可一世的重量级人物。
徐取信于“二陈”，还在于他的忠诚。早先，叶秀峰当调查科主任，曾与陈立夫闹别扭，有一次竟撂下挑子独自去杭州休假，弄得陈立夫好不尴尬。陈临时召来徐恩曾代理，一番尽心尽职的努力，居然帮老同学解了困厄。1930年春，徐被正式任命为调查科的头儿，与其说是胜任，莫如说是信任。最典型的表现，当是朱家骅图的时候，徐的坚决抵制，成了“二陈”保卫中统领地的“马其诺防线”。起初，朱家骅利用职权安插亲信，徐恩曾表面允诺，暗地里却千方百计地掣肘，尽量把朱的人弄成“空心萝卜”。
徐恩曾的“铁杆”以及他中的分量，无可避免地被推到党派斗争的前沿，一个时期里，来自黄埔系、政学系、朱家骅系的揭发报告和批评意见，源源不断地输往最高领导层，诸如“中统”纪律松懈，办事效率不高，心有旁骛，反共不力的指责，都令蒋介石骂娘，要不是“二陈”从中缓颊，徐恩曾早就倒了大霉。然而，人毁不如自毁，大防稀松的徐恩曾偏偏小节又出了纰漏，一来二去，让人点了死穴。
说来也是无巧不成书，蒋介石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手令，最后交给陈立夫执行。亲临此景，双方的心境大起波澜。在徐恩曾看来，仕途漫漫，始亦立夫，终亦立夫，莫非天意？在陈立夫看来，兴有恩曾，衰有恩曾。好一番感伤涌出，恰似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泪流满面……
徐恩曾走了，“国民党政权腐化”的话题却像清朝人的一条长长的辫子，留在身后，让人说三道四，谴责唾骂，好成了腐化的源头。 陈氏兄弟抵制蒋公子
徐恩曾问题的出现，给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敲响了警钟。
关于国民党腐败问题，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面对着这个严峻的局面，蒋介石着实也头痛。于是他召集了一个会议，参加者有陈立夫、刘建群、康泽等老同志。他把早在抗战之初就想创造一个“新生命”的想法全盘托出，让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当时大家都顺着他的思路往上爬，说这个大组织应该包括国民党的所有派系，不仅包括国民党党外派系，还包括党外青年。过去的青年人，对国民党厌恶，不愿意参加组织，有了大组织，就能聚集全国青年，力行抗战建国纲领与联合优秀分子，充实革命的实力。康泽提议大组织的名称叫“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则表示：不希望大组织取代国民党，以为“团”的名称前应该加上“党”的帽子，即叫“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说：“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用三民主义青年团来号召的好。”
大主意拿定，众喽啰行事，结果除了曾琦的青年党、张君劢的民社党、陈铭枢的社会民主党愿意加入外，别的党派都存异议，周恩来更是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解散。”于是，蒋介石的“新生命”未及诞生，便胎死腹中。后来，“三民主义青年团”虽然成立，目标却转到“统一国民党内各派上面来”。蒋经国便坐了这个组织的头把交椅。
有其父必有其子。蒋经国也是一位野心之人。
且说1946年9月，江西庐山，风景秀丽的地方。三青团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主持会议的自然是蒋经国。
使人特别敏感的是，这次会议上，蒋经国派人散发了以中央干校名义出版的两本小册子，一本名叫《我们对团的建议》；一本名叫《团的改造》，公然主张把“三青团改造成为独立的党”。这实际上是蒋经国揣摩了父亲的意志而编写的，是有来头的。
再说陈氏兄弟看了小册子后，就睡不着觉了。凭着他们多年从政的经验和体会，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他们不光嗅到了小蒋的野心，同时还感觉到这种理论的提出，对党将是一场大灾难。因为党团分立的最坏结局，就是以团代党。如果到了那一天，自己，连都将一文不值。
兄弟二人商量了半夜，决定还是早下手为强。
不久，又传来消息：老蒋原则同意小蒋以三青团组党。那消息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不信也得信：说是蒋介石在庐山的别墅里召见了三青团的高干，一边对自己读过并且圈红的《改造》一书大加赞许；一边又指示三青团研究“独立组党”的纲领，要起草一个文件，送给他看。二是在大会的闭幕词中，蒋介石反反复复地谈了自己对党的失望，多次强调三青团“独立发扬革命创造精神”的重要性。随后，谴责国民党“腐化”，要求三青团独立组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从发言的内容看，不像即兴的发挥。
此消息证实了“二陈”的猜测没错，同时也激起了他们为捍不惜拼死一搏的雄心。于是，兄弟二人分头行动，陈立夫快马先行，带上一骨干，星夜兼程，直奔庐山，向蒋介石表达反对“三青团独立组党”的意见。任凭陈立夫详陈危害，蒋介石始终不肯表态。陈立夫没辙了，双膝一屈，跪伏在地，一字一泣地说道：
“兹事体大，总裁万万不可草率行事！”
蒋介石听了，“我草率什么啦？我行何事体啦？胡搅蛮缠，成何体统！”
说话间，戴季陶闯了进来，此佬脾气更大，措词更加激烈，他从陈果夫那里知道蒋介石不要党了，直着嗓子便嚷：“党是总理缔造的，我不能撒手不管！”他与蒋介石理论，满口的革命辞藻，陈立夫听得暗呼痛快，说到尾梢，一声“阿弥陀佛”，又有回头是岸的感召，听得蒋介石良久无语，最后表示，自己会考虑大多数人的意见。
翌日，大会继续进行。接到陈立夫通知，火速从北平赶到庐山的黄宇人率先发言，他说：“国民党曾有光荣的历史，今日的腐败无能，怪谁呢？我以为总裁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中央党政大员，都是总裁任命的，他们直接向总裁负责，不受民意机关和舆论的监督，可见总裁的责任最大。如果青年团要组成一个实行三民主义的党，必须另选出一位领袖，才能在新环境中发挥其领导才能，否则，我们的团长以一身兼任两个党的领袖，当新党攻击国民党腐败无能时，他将何以自处？”
黄宇人是党内有名的“大炮”，以口无遮拦著称，一席话说得在理，全场为之默然。蒋介石连遇两阵阻击，心里开始明白：以团代党的风险太大，弄不好要翻船。于是凭着政治家的机巧，了无声息地将“组新党”的念头打消了。
蒋的突然转变，与会代表并不知道。
9月6日，围绕三青团的性质和地位的主题召开讨论会。会上，组建新党的调门依然高唱入云。有一个叫张其学的三青团干部，想在蒋介石面前讨好，竭力抨击“党的腐化”，“党已失去人心”，大声疾呼“立即组党”，博得了全场的喝彩。
蒋介石问秘书长：“这位代表姓什么？”
张正在得意时，未等秘书长回复，便抢先自报家门，大声地答道：“我是四川支团书记张其学。”
蒋面带愠色地点一下头，向大会发问：“张代表说党腐化了，是不是啊？”
大家齐声说：“是。”
蒋又问：“党腐化了，你们有没有责任？”
台下没人回答，只是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蒋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党腐化了，你们就有责任振作起来，你们现在反而说，团要离开党，另外组党，这是逃避责任！这不是革命的表现，而是革命的逃兵！”蒋介石把话说得分量很重，代表们像吃了闷棍一样，有点儿发晕。
蒋介石目扫会场一周，目光停在张其学身上说：“张代表的发言是错误的。”
张其学暗呼冤枉，马上站起身来辩解：“报告团长，我没有错。团长在开幕词中就指示我们独立组党……”
蒋不等对方把话说完，就怒斥道：“你胡说！”接着转身吩咐秘书长，取消张代表的发言资格。
张其学像泄了气的皮球跌落在座椅上，整个会场上只剩下蒋介石的声音在回荡。他一会儿指责党不争气，一会儿批评团不成熟，异想天开地要闹独立，这不是陷党于死地吗？他还说，自己的确对团寄予厚望，但绝不是要团来取代党。现在大家误会很深，有必要清理一下……
蒋介石把该讲的意思讲完，拂袖而去，会场上顿时炸开了锅，秘书长不知如何应付，只得宣布休会一天。
三青团独立组党的梦想破灭，不仅显示了力量，而且看到了希望。陈氏兄弟趁热打铁，频频向蒋介石进言，痛陈党团分立的危害，突出强调了一元领导的重要性。蒋介石终于同意党团合并。1947年9月，三青团被宣布取消，该组织的干部与成员重新登记后，全部转入同级党部工作。看上去，“二陈”挫败毁党的预谋，保住的根据地。可实际上，以蒋经国为首的三青团高干纷纷挤进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使色彩的陈家党内，有了太子爷的地盘。陈氏兄弟算算“总账”，明里赚了面子，暗里吃亏不少，于是对党团合并的局面，一直有行政机关清算的图谋。
总而言之，蒋介石可以改变三青团独立组党的初衷，并不会放弃扶植蒋经国的愿望。实际蒋陈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陈果夫顶撞蒋介石
且说“蒋家王朝陈家党”，这句话生动地反映了陈果夫兄弟，积极卖命蒋家王朝，在政治上摇旗呐喊，在组织上招降纳叛，为维护王朝的统治，带病工作20年，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应该说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以前，蒋介石并未亏待陈氏兄弟，给予了百分之一百的信任。包括职务、权力，能给予的便给予，能下放的便下放。这叫放手放脚。然而在国民党五全大以后，随着蒋经国的成长，他似乎觉察到了陈氏兄弟再不限制，就要威胁到儿子的升官道路。再加派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于是借口也来了，陈氏兄弟只降不提，这是蒋介石内定的大原则。可是陈氏兄弟并不知情。时间一长，“二陈”开始有所感觉，但不知什么原因。有人开玩笑说：“你们占了位置，小蒋往哪放？”对此，陈果夫摇摇头：“这哪是往哪放啊。”
1933年5月的一天，蒋介石突然传令召见陈果夫。作为监察院副院长的陈果夫正在找党内同志谈话，听到总裁要召见的消息，他立即终止了谈话，心想着一定有好事降临，直到蒋公馆。
尾章 海外拾零
陈立夫定居美国
且说蒋介石在龟缩海岛后的日子里，他以党的改造为名，大开杀戒，剪除异己，搞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得安宁。这时，不少人跑了，有的人从地球上消失了。陈立夫的命运也不例外，他和长兄不但被挤出政坛，同时还受到责难。
与其长兄陈果夫相比，陈立夫毕竟还是位少壮派。对于自己的政坛出局很是想不通。他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只是唉声叹气，到了第三天，可急坏了他的夫人孙禄卿。孙也是大户人家出身，吟诗作画，描龙绘凤，样样皆通。她见丈夫三天不吃不喝，十分着急。大哥果夫有病，不便行动，她便请大嫂朱明，来到家里，好一阵开劝。
“大弟，你这不吃不喝可是病啊。你大哥可不像你这样，人能进也能退，人家可想得通。天底下的事，哪能事事如意呢，就像自己的五指一样，伸出来也不一样长。让我说啊，你是一辈子没受过委屈，受一点儿委屈就不行。那老百姓天天受委屈，日子就不过啦？”
朱明一阵机关枪似地打去，陈立夫翻了个身坐起：“大嫂，不是我们男人受不了委屈，事情不是那回事。”
“反正我是看你们陈氏兄弟失落了，心里有气不成。要我说，你们优哉游哉惯了。”朱明又道：“天天管人，不能叫人管你一天。”
“好，今天我受嫂嫂管。”
“管，就要听我的，是吗？”朱明问。
“是。”
“人是铁，饭是钢，先吃饭再说。”
就这样陈立夫算是进食了。夫人孙禄卿对嫂嫂充满了敬意。
当晚，孙禄卿对丈夫说：“我知道你要强。你是鹰，有时候鹰是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飞不过鹰高。”
陈立夫点点头会意地笑了：“把那话写出来，供我戒免。”
孙禄卿笑了：好，我为你写首诗吧。
于是，陈立夫展纸，孙禄卿挥笔写道：
争名夺利几时休，
起早眠退不自由。
身骑驴骡望骏马，
位居宰相望王侯。
不愁衣食担劳碌，
哪怕阎王就取钩。
续子荫孙图富贵，
更无一个肯回头。
陈立夫细细品来，正润心田。陈立夫感谢地望着夫人，使他感到熟悉又陌生。
孙禄卿见陈立夫情绪好转，及时开导说：“我们都是身埋半截土的人了，什么看不透，何必为名而活，何必为名所累，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陈立夫有些激动了，“我为党国呕心沥血20余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到如今却被蒋一脚踢开，公理何言？”
“事到如今，你应该看破红尘了。既然你知道蒋家的为人，还争一席委身之地干什么？有人说，少年气盛要争名，中年养老要挣钱，老年长寿要保身。我但求我俩一个好身板，安度晚年。”
“夫人言之有理。”陈立夫叹了一口气：“唉！安度晚年？如果在台北，恐怕不会有好的晚年可度哇。”
孙禄卿说：“你觉得这里不好，那咱们远走高飞啊！”
陈立夫展眉一惊：“远走高飞？”
孙禄卿道：“对，咱们远走高飞。你想想，宋子文走了，孔祥熙走了，他们是发了国难财以后，在国民党危急时刻走的。我们一生清正廉洁，上不愧党，下不愧民，中间不愧自己的良心，而且我们一直追随着党，最后是蒋家抛弃了我们，我们走到哪都心安理得，踏踏实实。”
“是啊。”陈立夫眼睛一亮。
孙禄卿又道：“我已订好了机票。”
陈立夫再次睁大了眼睛：“真的？”
“我还能骗你。”夫人的口气很肯定：“我是想开了，为了你的身子，必须躲得老蒋远远的，这叫眼不见心不烦。”
“我才服了，知我莫如妻。”陈立夫由衷地笑了：“什么时间的机票？”
“两周后吧。”孙禄卿给陈立夫整了整衣服领子，又帮他理了理蓬乱的头发：“所以，用不着愁眉苦脸，茶饭不思，也许我们后半生过回老百姓的日子，更有趣味呢。”
陈立夫点点头。
孙禄卿高兴了：“今晚你可以睡个好觉了。”
陈立夫笑笑：“是的。夫人想得太周到了。我想到的夫人想到了；我没想到的夫人也替我想到了，我嘛，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
两周后，陈立夫和家人登上了飞往纽约的航班。恰在上机前的一个小时，蒋介石派秘书送来了5万台币。这叫陈立夫不知是感激还是拒绝。据有人风言风语，说是老蒋怕陈立夫出走犹豫不决，才故意送来的，实际这是买路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陈立夫此时此刻不知说什么才好。
机场上没有鲜花，没有人送行。
天空中，有一块乌云，遮住了明媚的阳光。
机场上空，有一只掉队的大雁，扇动着双翅向南飞去，同时还不时地发出啊啊的叫声。触景生情。陈立夫感到自己多像那只南飞的孤雁啊。这时飞机升空，陈立夫望着机场中的指挥塔尖，然后整个台北尽收眼下，泪水夺眶而溢。先前他从大陆飞往台岛，今天又从台岛飞往大洋的彼岸，故乡越来越远…… 养鸡专业户
陈立夫到达纽约后，在朋友们介绍下转车到了美国新泽西州的湖林镇。
这是个美丽的地方，依山傍水，山水相映。当时的湖林镇还未开发，生态原始，不是桃花源胜似桃花源。陈立夫和家人用了平生积蓄，再加上蒋氏送来的那5万元钱，买下了一个山头，再建房子，便定居了下来。随着房子的突起，不久人们便发现这里出现了一家私人农场。农场主是一位很斯文的老翁，他头戴鸭舌帽，一身中山装，英文口语虽不大熟练，但能把意思表达出来。他每天开着一辆老式汽车，悠然自得地跑来跑去，一天到晚不得闲，脸上还老挂着笑容。
半年后，湖林镇中的早市，又出现了一个吆喝卖鸡蛋的老农，头扎毛巾，一身当地老农的打扮，地道流利的当地话。他身前的几筐鸡蛋，召来了一帮老头老太太们，围着筐子拣鸡蛋，渐渐地密不透风。那老农边称鸡蛋边道：“都是自产鸡蛋，多一个少一点儿没关系，都是乡里乡亲的。好，多一点儿我也不拿下了，明天再来。”乐得买鸡蛋的老太太合不上嘴：“明天一定来买，同时还叫上妹子来。”
和能生财，童叟无欺。就这样，卖鸡蛋的老农与这里的镇民成了好朋友。从此老农停止吆喝，每天把鸡蛋筐一卸，就会召来一群人，不到一个小时，鸡蛋准能卖完。
有一天，不知是谁传出来了，说卖鸡蛋的老农正是旧中国官场的大佬陈立夫，惊得买鸡蛋的老太太目瞪口呆：原来是他！第二天，一帮老太太为了证实此事，早早地来到早市，等待此人的出现。结果此人不但公开承认自己是陈立夫的真实身份，还说了一席知心话让人深思：“以前的高官厚禄是过去，现在我是从零开始，专修心性，刚开始我还不适应，时间长了，自得其乐。”
“修心性，很有意思，我是第一次听说。”一位老大妈说。
陈立夫道：“我刚开始卖鸡蛋，手脚不是那么利索，一位少妇等得不耐烦了，说笨手笨脚的还能卖鸡蛋。顺手掏出五元钱，让我先练练手先做。反正什么人都有，是练心性的好机会。说实在的，挣钱不是我的目的。钱有多少够花，修性做人才是最重要。”
“你是怎么想到修心性的？”
“说起这话还有点儿长。应该说归功于我的好太太。”接着陈立夫讲了一个不太遥远而又现实的故事……
任何事都有第一。说起第一次卖鸡蛋，陈立夫做官多年，没有勇气去。夫人孙禄卿没有责备，道：“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要修身养性。我送给你一本书吧。”
“什么书？”
“《老子》。”孙禄卿随手从书架取了下来。陈立夫惊疑地接过来。
夫人道：“你先静下心来研读。今天我去卖鸡蛋。等回来我们再一起交流。”
“好的，夫人。”
夫人走后，陈立夫静心潜读。渐渐地他读进去了，发现了别样的天地。老子在《道德经》中一字讲得最多，老子说：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其致之，一也，谓天毋已请将恐裂，谓地毋已宁将恐发，谓神毋已灵将恐歇，谓谷毋已盈将恐竭，谓万物毋以生将恐灭，谓侯王毋已贞而贵高，将恐蹶。
……
这就是说自古以来得到一的：天得到一，因而清明；地得到一，因而安宁；神得到一，因而英灵；溪得到一，因而充盈；万物得到一，因而茁生；侯王得到一，因而做天下的准绳。
倘若发展到极端，天过度地清明，就怕要消歇；溪过度地充盈，就怕要枯竭；万物过度地茁生，就怕要绝灭；侯王过度地以做准绳而贵且高，就怕要倒蹶。所以贵必定以贱为根本，高必定以下为基础。因此侯王自称为孤家、为寡人、为不毂，这就是以贱为根本呀。
孙禄卿卖鸡蛋回来后，问丈夫怎么理解一和二、贵和贱？陈立夫扑哧一声笑了，说：“我懂了，贵必以贱为本，万物得一，因而茁生。明天我就实践一，第一次卖鸡蛋。”
有了一就不愁二，陈立夫除了养鸡卖蛋，最大的兴趣莫过于著书立说了。于是他忙里偷闲，完成了长篇回忆录——《成败之鉴》。在这部书中，他回忆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人生历程。其中有一部分，是写他在美国湖林镇所经历的艰苦岁月，现摘录如下：
赴美定居后，有许多朋友都从事教职。
当时我是学矿冶的，可教矿冶课，也能教哲学和中国文化。就在此时，我的女儿中学毕业，要去新泽西湖林城上大学，此地是一养鸡中心，也是避寒的所在地，故有许多一流规模的大旅社，它们夏天歇业，冬季生意兴隆，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在做生意。
我有一位朋友胡定安先生，是过去江苏医学院院长，提议到新泽西养鸡，并邀我同去；恰值我女儿也去此地念书，我便答应了一起去养鸡。
在开业之前，我们去看了六个养鸡场，最后选一较便宜者买了下来，成交要付47000美元，可先付两万元，其余分期十年给付。
这是一笔大数字，而我只有4000元，不得已只好向朋友告贷。
孔祥熙先生很慷慨，答应借我8000元，与我合伙的胡先生也只能拿4000元，剩的4000元还是其他朋友帮忙的。
我为什么要选择养鸡行业呢？因为我想想替政府已工作这么多年，侍候了蒋公和党内外不少人，而竟不受谅解，此后将不再侍候任何人！那么去照料鸡没有这种感觉了。
此时，美国的蛋价很好，故从事养鸡业也颇能赚钱，而半年下来，我们赚了5000元。
在美国养鸡，饲料都是用机器定时传送和控制，但我们的农场却用人工，很不现代化及科学化，且饮用水也不够，乃以所赚之钱购买了部输送鸡粮机器和开掘一口深水井，5000元就这么花掉了。
我们共养了5000只鸡，饲养很忙碌，所幸三个儿子都抽暇帮忙，那时我小儿子才8岁，不过，养鸡也有方便的一面，就以饲料来说，只要一通电的话就会送来。
那时我健康良好，100磅的饲料，我一弯腰就能扛起来。甚至过去有的脊背疼宿疾，经养鸡劳动后，也不再有复发的感觉了。
我经营养鸡业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总算运气好，没碰上如鸡瘟等的麻烦事。
养了三年后，有一次鸡生了喉咙病，那时共有10大间鸡舍，每间饲养500只，计有5000只鸡，如都生起病来，那真会一发不可收拾，幸亏医治得早，传染不普遍，所 以并无大碍。
这5000只鸡，若以七折计，每天即可生蛋3500个，可谓利润甚丰。
干哪一行，必须了解哪一行。就拿养鸡业来说，买小鸡也是一项大学问，最主要的是对小鸡能辨别雌雄的问题，因为买了雌鸡才会生蛋，如买来公鸡就亏蚀老本了。通常我们难以辨雌雄，必须专家们以显微镜辨识。出鸡壳的小鸡，在24小时以内他们才能分辨出雌雄来。当然，这也难保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偶尔也有一二只看走了眼的，在这方面，日本人很是权威。
天生万物似有一定规律，以鸡的雌雄来说，如有5000只新生的小鸡，雌雄大概各占一半，差不多51%与49%之比例。
小鸡难养，冬天又怕冷，要有保温设备，待慢慢大起来后，并须请专家打针，然后放到屋外，且应严防黄鼠狼类，使蛋能维持一定重量，不使过小者掺杂其中，并加以洗灌，以维护生产品质与信誉。
为保持其新鲜度，须当天装箱，以供收买者取货，就近由新泽西去供应纽约市场所需。
奈何好景不长，待东西高速公路完成通车后，蛋价暴跌，原因为西部地区养鸡，是放饲于田野间，鸡蛋成本低廉，业者用货柜车用冷藏方式，把蛋连夜运往纽约廉价销售，与新泽西养鸡中心竞争蛋市，原有市场大部分被其抢走。
几年以后，使新泽西养鸡场生意冷落，纷纷倒闭。我隔壁是一家犹太人，他很有眼光，告诉我说：“高速公路一通，西部蛋源源运来，竞争困难，我们不能养鸡了！”
于是，那犹太人把鸡场断然卖掉。
但我却不敢做此打算，卖掉养鸡场干什么？此时，每个月比过去最少减收3000元，生活越来越困难，会用机器不用人工的养鸡业者，还可勉强维持，而人工饲养者便无法维持下去。
开始与我合伙的胡先生在经营三年后已离去，我的大儿子也去念书进修，最后只剩下我的内子及小儿子合力经营，尽管一再节省开支，但还是周转不灵，乃向朋友借贷维持，而我所借的钱，大都言明两三个月一定还，从未失信过一天。
我的养鸡生涯自1953年开始至1961年，实无法再继续下去，乃不得不关闭养鸡场，结束了为期八年惨淡经营的养鸡业。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真应验了这句话，就在我关闭养鸡场后，碰上了一桩倒霉的事。
我开始养鸡时，连房舍一并投保16000元，现在鸡不养了，保险公司的人因我已有八年的交往关系，便好心地对我说：“鸡不养了，何必再保这么多险呢？可以少保一点儿嘛。”
于是，我决定只投保4000元。
孰料退保不久，却发生一场森林大火。恰巧，那天我们全家应邀到纽约朋友家做客，火顺风蔓延到我的养鸡场。
我的那片农场共有30英亩大，房舍占了三亩地，那时地上落叶遍地，久不下雨，大火就燃烧着落叶一路烧过来。
说来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就在做客前夕，把我房子四周落叶扫净，不料，竟因此使燃烧未延伸过来，房子乃未被大火波及，而三排鸡舍被焚，只剩下半排鸡房，我一部新坐车，放在饲料室旁边，也烧成灰烬，那是因为去纽约朋友家做客，往返是搭当地朋友的便车去的，故把车停放家中车间里，不料竟遭此意外。
逢此火灾，适值减投保之后，只保了原来的四分之一，因此赔偿也减少了！此非始料所能及。
1964年10月，那场森林大火，把陈立夫的农场化为灰烬。
正如他在文章中所云：“此非始料所能及。”这场无情的大火，把他平淡的田园生活烧焦了，连同他的十年创业。面对焦土尘烟，面对狼藉一片，陈立夫的心也似乎被烧焦了。陈立夫后悔自己偏偏在这一天去纽约朋友家做客。孙禄卿安慰他：天灾人祸，谁也躲不过。
陈立夫又后悔自己不该提前退了12000元的保险金，不然会减少一些损失。
儿女们劝他：钱财是身外之物，只要没烧着人就算是幸事。
陈立夫曾一度情绪低落，在政坛上失意被迫远走他乡，原想在平淡无奇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中得到一些慰藉，谁料，躲过了人祸，又遇上天灾。
大火后，有人建议陈立夫把地皮卖掉。陈立夫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没有那样做，尽管30英亩土地能换回不少的钱，完全能够挣回这场大火造成的损失，但他不想那样做，他反倒把眼光放得更长远。
当时，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在威斯康星大学已获博士学位。次子陈泽宁也完成了博士学业，服务于电子公司。女儿陈泽蓉虽在念大学，但已结婚，搞半工半读，不需家庭负担，老四陈泽宠在普渡大学研究所攻读航空工程，也即将毕业。
他的儿子们早就希望父亲能放弃农场，与他们一起生活。这次，儿女们知道农场失火后，都纷纷要求陈立夫夫妇到他们那儿去。
陈立夫知道儿女都很孝顺，也有能力养活他，让他安度晚年，但他不想去和儿子们一起生活。陈立夫过惯了这种“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失火后不久，陈立夫又开始挥锹，整理荒地，盖起了房舍，并重新买了少量的鸡来喂养。同时，他们还在家中做起了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等副业，将这些产品运到纽约，卖到那里的华侨餐厅。
就这样，陈立夫夫妇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返台定居
花开花落，岁岁重阳。
时间到了1966年9月，陈立夫平静的生活又添波澜。
这天陈立夫正在书房看书，大孙子喊着“爷爷、爷爷”，像只小鸟飞进了陈立夫的书房。
“什么事啊？我的乐乐。”陈立夫停下看书，把头转过来问。
“信，你的信。”
陈立夫接过信，和乐乐亲吻了一下，道：“玩去吧。”乐乐高兴地跑走了，陈立夫展信阅读起来。
信是蒋经国来的，大意是说，明年是父亲蒋公的八十大寿，准备要好好庆贺一番，父亲还惦记着你，让我写信，一是邀请你们全家返台定居，二是参加父亲的八十大寿庆典。
面对着新的波澜，夫人孙禄卿说：“我也拿不准，不行开个家庭会吧，听听孩子们的意见。”陈立夫也称好。
陈立夫与孙禄卿共生育三儿一女，并且皆以成婚。他们意见像事先商量好的似的，一致不同意父亲回台定居。理由是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生活安定，全家和睦。孙禄卿也说，孩子们一个个事有所成，都很孝顺。我们也能老有所养，要我说就不必回台定居。
开完家庭会的这一夜，陈立夫睡不着觉了，往事一幕接一幕地回忆起来，乃是一部理还乱、剪不断的蒋陈情结……
1951年长兄陈果夫在台逝世，蒋介石来电传报噩耗，没有允许陈立夫返台吊唁，铸下陈立夫的终生愧疚；1961年2月，父亲陈其业病危，蒋介石又发来电报，允许陈立夫回台探望。他到达台北松山机场的时候，蒋经国、陈诚、朱家骅、李石曾、莫德惠、陈启天、孙亚夫、黄国书等到机场迎接。面对着这些军政大员，面对着这沸腾的场面，陈立夫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想不到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离台十年，在美一直过着隐居生活，清心寡欲，不问政治，而一朝回台后，却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真有受宠若惊之感。第二天，他就去拜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十分客气，亲自给他倒茶，询问了他在美的生活，言语间透着关切之意，只是闭口不谈政治。告别时，蒋介石送他到了府外，挽留他在台多待几日，既来之则安之，走走转转，访亲问友，多年不见，肯定要有话说。
陈立夫也满口应承，但静静地思忖，便咂出了蒋的话中有话，其实是提醒陈立夫不要涉足台湾政事，因为蒋经国的根基还需培植。随后陈立夫又对媒介进行观察，发现自己返台的事，各大报纸反应冷淡，正像《公论报》的概括所云：“新闻界对陈氏行踪及尊翁病况略有报道外，其他甚少评论。以陈氏过去之显赫，受其扶掖提携者自不乏人，似不应相喻于无言中，显出如此寂寞。尤其与陈氏关系极深的中央报，竟无一词一字欢迎之意，不得不令人有冷暖炎凉之感。”
附录 书征引参考书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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