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正面与侧面》


 序曲:为袁氏集团画张像

    如果把清政府比作一家公司，我们应如何看待历史？


    如果把袁世凯集团比作清政府辖下的一个地方分公司，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段历文？


    短短16年，袁世凯集团就搞掉了清政府这个已经经营260多年、实力雄厚的控股整个国家的大公司。如此神奇的事情，想来令人不可思议。然而，血淋淋的事实就摆在那里，不由你不信。


    回眸历史，晚清社会70余年，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关键历史时期。在这个变动迅速的时代，袁氏集团的凸显、清政府权力的虚弱，已经显露无遗。特别是清末10余年，由于新政的举办，各方面的变化更加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在这场旷古未有的奇变中，军事现代化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成为这个时期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在清末短短10余年间，袁世凯北洋集团从组建到发展，一发而不可收地成为清末民初社会、政治、经济大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显要角色。军事现代化和袁世凯集团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凸显，逐步破坏了帝国政权结构的平衡。新的军事权威的出现形成了对现存国家政权的巨大冲击力，加剧了清王朝皇权资源的流失，打破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均衡，使清政权迅速地进入了最后阶段，即灭亡阶段。这种深刻的变化，对清末乃至此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无疑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


    清王朝所以灭亡，如果从其内部考察，显然是由于中央集权体制的逐步瓦解，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为首的汉人地方势力长期膨胀侵蚀的结果。其最直接的原因，毫无疑问，是袁世凯北洋集团拥有政治军事资本，利用辛亥革命之机逼宫夺权的结果。


    袁氏集团，其全称叫袁世凯北洋集团，是指承传曾国藩、李鸿章、湘淮集团发展而来，利用清末中央政府无力应付内外危机的大好时机，在小站练兵与新政这些合法条件下迅速形成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一个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军事、官僚集团。这个集团，首先是一个军事团体，它以小站练兵为起点，以新建陆军为基础，逐渐扩展，到北洋六镇时期臻于完善和强大，终于权倾朝野。它又是一个官僚团体，北洋官僚集团，机构庞大，而且拥有复杂的内部组织，其中一部分人控制着北洋派的财政经济部门，对于北洋派的势力伸展曾经起过重要作用。这一集团，在清末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产生并迅速发展，反过来，它又对清末时局的变化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加速与催化作用。


    应当说，袁氏集团是清政府卵翼下的产物。但是，这一集团在产生、发展壮大后却并未给清王朝的内忧外患起到什么关键性的补救作用。相反，由于这一集团在国内政坛上的迅速崛起与国家军队的私有化，它倒成为清王朝内部的最大蛀虫与影响清政权稳定的最大隐患。


    袁氏集团何以能强有力地崛起？其原因纷繁复杂，大致说来，决定这一集团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太平天国的打击，导致清王朝的经制之师——八旗兵和绿营兵的没落。


    （二）在安内攘外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地方集团迅速崛起，改变了大清王朝200余年的基本政治结构，中央与地方的平衡被打破，军事、政治权力逐渐下移到地方，王权危机陡增。


    （三）在甲午战争中，淮军瓦解，中国需要一支新的武装力量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四）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势，淮系集团支撑清王朝大厦的时代结束。清朝的统治基础出现了一个相对的真空，需要新的政治势力来进行填充。


    （五）清末官场腐败，掌权人物腐化，给袁氏集团发展私人势力提供了契机。


    （六）在淮系崩溃以后，是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集团崛起，而不是以其他什么人为领袖的集团崛起，这与袁世凯自身的才干和作用密不可分。


    与同时期的其他官僚相比，袁世凯明显有着务实的性格和异于常人的干练作风。他不仅为人机警圆滑，洞悉人情世故，熟悉官场潜在的运行规则，善于运用权谋和政治手段来化险为夷、避祸趋利，而且密切注视着历史潮流的趋向，善于利用刚刚在中国生长起来的新的军事、经济因素，来加强自己的实力，提高自己的威望，因而他才能在同侪中胜人一招，终于能够攀登到权力的顶峰。读袁世凯的奏疏、信札、诗词和有关他的传记，给人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即袁世凯的抱负很大。对袁世凯十分了解的相国荣禄就曾指出：“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人头地。”正因为袁世凯有这样的抱负和雄心，他才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攻坚挫锐，克服困难，逐渐实现了到达权力顶峰这一目标。可以说，在清末10年中，袁世凯的灵活头脑、办事精力和机变手腕确实是其他大官僚所罕能其匹的。在这场权力角逐的斗争中，袁世凯早就掌握了一支新的具有战斗力的“新建陆军”；他有编练新军的经验；他有善于结交权贵和寻找靠山的能力；尤其是，他得到了列强在华势力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助长了袁世凯军事官僚集团的迅速滋长与壮大，并利用辛亥革命之机夺取了全国政权，最终完成了从一隅走向全国、从地方走向中央的发展过程。


    毋庸讳言，清亡前夕，袁世凯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具有颇高的地位。他与列强驻华使节、立宪派人士、清朝文武官员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得到他们的信任与拥护。同时，他也得到广大社会人士，甚至包括革命党领袖黄兴等人一定程度的拥护与信任，可以说，声誉赫赫，人心所向。特别是他控制着当时中国最精锐、最强大的北洋陆军，还有由他一手培植的具有雄厚实力的北洋官僚集团，他们掌握着清王朝军事、经济、内政、外交的关键部门，唯袁氏之命是从。这样的形势，必然造成他在清末民初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获得这种声望和地位，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从他的政绩中检验出来的。他的政绩体现了他的才干、志趣与抱负。在清末重大历史事件中，他皆参与并且表现突出。初出茅庐即出使朝鲜，果断干练，扑灭“壬午兵变”，挫败“甲申政变”，稳定朝鲜政局。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作为一个不大起重要作用的官员，褒多贬少。他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博得维新之名。戊戍告密一事曾使他声名狼藉，但到辛亥革命期间，时过境迁，袁世凯又与梁启超言归于好，告密丑闻已不能再构成对他声誉的损害。从小站练兵开始，他创建了中国现代化军队，博得了中外人士的普遍赞赏。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他稳定了山东局势，使山东全省未遭战祸波及；他参与“东南互保”，推动《辛丑条约》的谈判，在中外政界中获得了很高的赞誉，一时被称为“强者”。他推动清末新政的发展，坚持废除科举制度，积极创办新式教育；回收利权，推动实业与近代交通的发展；建立巡警制度，把司法与行政分离，创前人之所未有。继而，他积极参与推行立宪活动，奏请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率先办理地方自治，力主改革官制，实行责任内阁制。他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清政府推行“新政”强有力的人物，且收效显著，所以，人们把他视为与日本明治维新之伊藤博文，大久保齐名的世界级风云人物。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说袁在“前清北洋时代，威望隆然，海内之有新思想者，无不日以非常之事相期望”。袁氏就是凭借他的政绩、声望与北洋军事官僚集团的力量，取得了政坛上的实力地位，拥有了中原逐鹿的资本。


    清末，袁氏集团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其军事团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新建陆军时期（1895年11月—1898年12月）；


    （二）武卫军时期（1898年12月—1902年年初）；


    （三）北洋常备军时期（1902年年初—1905年年初）；


    （四）北洋六镇时期（1905年年初—1912年年初）。


    其官僚团体的发展，脉络也十分清晰，表现在：


    （一）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1895年11月—1899年12月）；


    （二）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期间（1899年12月—1901年11月）；


    （三）袁世凯督直时期（1901年11月—1907年9月）；


    （四）袁世凯任军机大臣与内阁总理大臣时期（1907年9月—1912年3月）。


    在清末，这个集团势力大时，东三省、热河、直隶、山东全部，与江苏、河南的大部分尽为其所有。具体来说如下。


    1.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是北洋集团的发轫时期


    甲午战争中，淮军基本覆灭，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军事力量不复存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急急以练兵为忙，中国传统的军事体制正处在一场重大变革的关节点上。袁世凯抓住这个珍贵时机，经过上层运动获得了训练新军的特权，于1895年年底到达天津小站练兵。小站练兵使袁世凯获得了发展私人势力的机遇和空间。他以德国陆军为样板，利用清廷拨给的充足军费，建立起了一支不同于过去任何派别的军事力量，从而使北洋系由淮军集团中分离出来。袁世凯以小站为基地，以新建陆军为规模，大肆招揽当时的军事、洋务及擅长文案方面的人才，初步形成了自己团体的核心班底。也就是以这个核心班底为起点，以新建陆军为起家的资本，袁氏集团才日渐壮大起来并最终夺取了清王朝的政权。曾任袁世凯政府内务总长的张国淦说：“新建陆军只7000人，规模并不算大，但其组织甚强，其后势力日长，几乎遍布全国。民国所谓北洋军阀者，如大总统、副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巡阅使、检阅使、各省督军、省长，以及军长、师长、旅长都出自小站。”


    到1898年，由于大清王朝传统体制的僵滞性和专制政治与文化的强大惰性，局部的政策调整已远不足以解决民族的生存危机，推进较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已经成为摆脱危机和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必由之路。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与士大夫普遍觉醒的条件下，出现了书生康有为、梁启超利用没有实际权力的光绪皇帝，试图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自救运动。这场救亡运动虽然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及变法领导人儿戏般的决策的错误而悲壮失败，但这场救亡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不是可有可无的一段插曲，它对于当时尚处在嫩芽状态中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之命运，和以后袁世凯北洋集团能否发展之命运，影响实属巨大。单就对袁世凯发展来说，这场运动就是继甲午战争后为他提供的第二次发展壮大的机会。因为，此时的袁世凯虽然身在小站练兵，而他的心实际上却一直在国家政治舞台上进行角逐。袁世凯野心勃勃，岂能郁郁久居人下。他对政治的兴趣远远超过军事。袁世凯的野心决定了他不可能甘心就这样长期蛰伏在偏僻的小站。时机终于来了，而且恰恰不早不晚，正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紧张阶段暂告过去的时候，这样，袁世凯、徐世昌就有了到北京从事运动权贵、打通关节的时间。袁世凯、徐世昌一到京城，就参与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中。实际上，他们早就参加了强学会，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来往甚密。正因为有此不寻常的经历，才有1898年康、梁举荐，光绪皇帝亲自召见，破格擢升袁世凯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宜，从而使袁世凯及其团体身价倍增的奇遇。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维新派产生了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与变法成败命运的赌注押在了袁世凯军事团体上面的想法与做法。袁世凯的告密加速了维新运动的流产，也使袁世凯从此获得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与权臣荣禄的赏识和信任，从而使袁世凯得以攀龙附凤，进入了中央最高层的视野圈内，为其日后升任山东巡抚、壮大团体势力，奠定了坚实的上层关系基础。


    2.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期，袁氏集团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官僚团体


    在小站时期，袁世凯虽然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班底，但它还主要是一个军事团体。到了山东以后，袁世凯的官做大了，地位上升了，也有了发展势力的固定地盘和可以自由操纵的财权，这样他就在此基础上开始广揽人才，招兵买马。除了将山东原有的旧军加以裁汰、整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外，还接受、消化了张之洞数年苦心练就的自强军力量。不仅如此，他又大开幕府，开始招揽省内外各种洋务人才，将山东各地原有的官僚加以裁汰、重整，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样，袁氏集团从此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官僚二者相结合的地方团体，成为一个继李鸿章淮系势力衰败之后重新崛起的一个新的军事政治集团。


    山东时期，是袁氏集团迅速发展并取得列强瞩目与接受阶段，也是成为中央政府越来越倚之为柱石的时期。


    3.袁世凯督直时期是北洋集团高度发展并开始影响朝政的时期


    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位列疆吏之首。他以清末新政为契机，彻底接受消化了李鸿章遗留下来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力量，大肆延揽国内外大批有用人才，重用回国留学生，将一些新鲜血液注入本集团肌体之中。不仅如此，他还广泛示好封疆大吏与接近朝中权贵，大大扩展了自己集团的势力。在新政中，袁氏集团在军事、经济、教育、巡警、自治等方面的事业都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大批人才蜂拥至袁氏门下，一时使直隶成为中国的模范省，各行省皆派员前来考察学习，借为取法之资。袁氏集团在此期间高度发展，其集团班底基本上渐趋稳定下来，积累了雄厚的人才、政治、军事与经济的资本，并且开始影响朝政，这为该集团从地方走向中央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4.袁世凯任军机大臣与内阁总理大臣时期是北洋集团与满洲权贵矛盾激化、斗争激烈时期，也是袁氏集团开始与中央政府从私下矛盾发展到公开对抗的时期。袁氏集团势力的膨胀引起了满洲亲贵与朝廷的猜忌，他们开始削弱袁世凯的权力，打击袁氏集团的发展。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去世，宣统朝权力出现真空为时机，监国摄政王载沣罢黜了袁世凯及其集团中的一些重要成员，袁氏集团与满洲亲贵的合作关系全面遭到严重破坏。随着满汉之间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立宪派集团与朝中权贵的矛盾、革命党与清王朝矛盾的交织发展与激化，最终催发了辛亥革命。值此需要忠臣报国、军队效命的关键时刻，袁氏集团却支持袁世凯出山压迫革命党，迫使清廷退位，最终夺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该集团也从此从地方走向中央。


    总的来看，袁氏集团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对待义和团的态度问题。袁氏集团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采取剿拳和洋政策，这对于保全和发展本集团及清政府的最高利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对当时及以后时局发展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2.在清末新政时期的作为。新政时期，作为北洋集团的领袖人物，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将直隶与东三省的新政举办得风风火火。尤其是在天津与直隶各地，袁世凯把军队、警察、实业、教育、自治立宪等诸项事业办得有声有色，使北洋一时成为中外瞩目的焦点。在举办新政的过程中，袁氏集团积累了雄厚的政治与军事资本，袁世凯军事权威的地位也从此确立了起来。袁氏集团的迅速膨胀，实际上挖空了清王朝的权力墙脚，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加剧了清末政局的严重动荡。


    3.逼清廷退位。这恐怕是袁氏集团在中国历史上写下的最为精彩的一笔了。袁氏集团的发展引起了朝廷亲贵集团的恐慌，他们与袁氏集团矛盾的加剧与斗争，最终破坏了该集团与清廷表面上的合作关系，也为立宪派发动立宪运动，革命派集团发动革命客观上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辛亥革命爆发后，袁氏集团乘机反戈一击，逼迫清帝退位。清政府曾经花费很多金钱而且寄予很大信任的陆军，最后却成了倾覆清政府的工具，历史说来就是这样的无情与有趣。


    平心而论，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并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目的，也不是因为他有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而仅仅是希望在清帝退位后由他来当大总统，攫取国家的最高权力。但是，就当时的客观效果来说，清帝退位不但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的寿终正寝，也宣告了在中国实行了2000余年的封建帝王制度的彻底崩溃，中国从此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变化，实际上截断了中国自夏商周秦以来君主专制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袁氏集团也算是功不可没。


    民国最初的四年，袁世凯风云际会，连续做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直至终身大总统，可谓运气好得出奇。他的团体成员也都跟着晋升，总理、总长、都督、将军随便做；他的集团可谓实力雄厚，一时无人可以比肩。袁世凯及其集团，终于达到了巅峰状态。可就在袁世凯自以为天下无敌、踌躇满志之时，他却不慎往恢复帝制的道路上错走了一步，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以前的好运气突然消失得一干二净，袁世凯因称帝而众叛亲离，他好不容易搞起来的集团公司也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最终，他也因此忧愤而死。


    管理学大师甘德纳说过：大多数奄奄一息的组织，都是因为他们无法认清本身在组织机能上存在的缺点，他们通常不是因为不能解决问题而失败，而是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问题的要害之处。


    纵观古今中外，无论政权或公司的经营，最容易出现危机的时刻往往不是困难最多的创业期；相反，却是在获得大成功的时候。创业期间，因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恶劣，团体上下，都能集中力量全力奋斗，领导人在决策方面的弹性与谨慎度也很大，因而，往往能够适应和对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但胜利以后，往往缺少危机意识，对胜利成果的占有欲望也大大增加，在这个时候，利益的分配如果稍微出现点问题，团体领导层就可能出现大的动荡。


    袁氏集团成员在创业经营成功后，缺乏必要的忧患、危机意识，只看到眼前利益的得失，而无视于集团整个全局的命运，不如道维护集团领袖权威对于该团体兴亡的重要性，尤其是集团核心层成员权力欲膨胀，忽视了集团内部团结和稳定的重要性，甚至滋生了“彼可取而代之”的看不清自己半斤八两的意图，企图取代袁世凯，让他们坐上龙头老大的交椅，这种不切实际的内讧做法，是这个集团在刚刚进入辉煌时期就顷刻间失败的主要原因。不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没有集团内部的重级地震，仅凭外部力量的冲击是不足以这样快就搞垮袁氏这个已经占据了中国政治中心、拥有庞大资源的利益集团的。事实证明，真正搞垮这个集团的主要敌人，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他们自己内部本身的私欲。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这面镜子是最公正的老师，它为后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一部袁氏集团创业与经营成败史，无异于一座矿藏丰富的宝山、一片资源充裕的大海，其中的政治、管理、经营信息和智慧，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袁世凯是如何经营他的集团的，这个超级大玩家的“心经”秘藉究竟藏着何样神奇的不为人知的内容？导致他的覆辙，最深层次的原因又在哪里？


    请看下文——袁世凯成功的十大法则与他失败的主要因素。

 第一章

    在人生中，偶然的机遇颇为重要，凡大人物所以能成大事业，固由于其天才，然亦由诸机缘巧合，使其天才得以充分地发展也。


    ——冯友兰  <h2>大时代</h2>这样一个时代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客观地说，他是个王莽、曹操、刘裕之流的人物。


    有人这样给他盖棺论定，说他是：青年，爱国之英雄；中年，治世之能臣；晚年，误国之奸雄。这样的评论，也许有几分道理。这样的人来到人类这个大舞台上，注定是一个不可多见的人精。这种人，往往可塑性非常强，早生50年，他真有可能像刘邦或者朱元璋那样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开国皇帝；晚生50年，他也极有可能成为蒋介石那样的政治强人，在乱世争雄的舞台上辉煌一时；当然，在他的那个时代里，他也可谓是出类拔萃、凤毛麟角的人物了。他的天分，注定是一个做领袖的材料。不过，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做成多大的事情，并不完全由他自己说了算，七分天命，三分人事，他顶多只能做很少一点的主，其余的造化，则是全要看老天给予他的因缘际会，在于他所处时代的机遇凑巧和各种条件的搭配了。


    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3000年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变局的时代。这是一个因为西方炮舰的击打与观念文化的渗透，中国旧有的一切传统和观念开始被打破，至少是已经显现出了其弊端的时代，但是，在这个时代，新的观念与行为准则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来。特别是，人们虽然有追逐时髦的特点，但西方的价值体系因为水土不服、基因不同，注定中国不可能完全走西式的道路。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时代，它所造就的人物，也就必然要打上这个特殊时代的浓重烙印。总之，这是一个多事之秋、新旧交替的时代，袁世凯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有两件大事，打破了中国政治的平衡，决定了此后中国百年历史的主旋律。


    一件是西方列强全方位的侵略。在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的失败是清政府王权危机的前奏。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误认为西方国家入侵中国是暂时的，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后便不会再来，《南京条约》不过是暂时羁縻，但事实证明远非如此。殖民主义者的欲望是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再次以失败而告终，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国向英法赔款，增开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更要命的是，北邻沙皇俄国乘虚而入，一下子就夺走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以此为开端，西方国家终于看清，大清帝国原来不过是一只纸老虎，于是，他们胆量顿生，不再有所顾忌，频频挑起事端，对中国的权益要求也不断增加。清政府经过两次惨败的教训，对西方列强的看法也由蔑视变为恐惧，失败一个接着一个，除了满足西方列强的要求外，清政府已经别无选择。自古以来至高无上的皇权，破天荒地受制于西方列强，并开始出现了危机。此后，伴随着外国公使的进驻、不平等贸易的往来、通商口岸的开放、传教士的到来，西方对于中国的影响在逐步扩大并不断深入。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终于日渐成为中国人日益关注的焦点。


    另一件是太平天国的内部打击。1851-1864年，洪秀全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造反运动。1851年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将矛头直接指向清政府，公开向清王朝的政治权威发起挑战。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并定都于此。随后，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颁布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政令，并派兵北伐、西征，继续扩大战果。这样，太平天国雄踞东南半壁江山，与清政权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太平天国的猛烈冲击下，清王朝的地方政权力量，尤其是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受到了极大削弱。太平天国基本上摧毁了清政府作为其军事支柱的八旗、绿营武装，使满洲贵族失去了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实际能力。除了依靠地方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清政府已经难以再同太平天国进行对抗与较量。


    这两件大事共同运动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分水岭，造成了一个大大的运数，这个运数改变了清帝国200多年来隐固的统治局面，打破了中央和地方的平衡关系，从此，传统的文官操纵政治的局面被迫让位于武人干政的舞台，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国情。历史表明，继续走传统的科考功名道路，还是从实际出发，开辟军功起家之路，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一切梦想有所作为的人们进行社会价值选择的分水岭。 那样一个家族


    袁世凯出生之际，正是英法两国列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斗正酣的关键时刻。战火纷飞，内忧外患，朝局动荡，社会混乱。袁世凯的长辈，就是抓住这个机遇跻身并起家于晚清的历史舞台之上。


    也许是一种宿命吧。袁世凯出生，恰是其叔祖父袁甲三攻占捻军根据地临淮关之日。捷报传来，袁家大庆，认为这个孩子生得吉祥，给袁家带来了好运，于是就为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取名世凯，希望他能继承祖业，世世代代一路凯歌高进，为袁家光祖耀宗。其时，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生父袁保中正在家乡组织团练队伍。他们规定，袁家子弟凡15岁以上能执兵器的，要全部参加击杀捻军的战斗。1863年，袁保庆率军攻占被捻军占领的项城尚店，心狠手辣地下令将俘虏的捻军全部处斩。袁世凯就是在这样特殊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俗话说，环境决定人生，尤其是孩提时期的环境，对人一生的影响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刀光剑影的环境，把袁世凯熏陶成了一个注重实际、注重力量的人。袁世凯从小性格刚毅，骄矜无比，胆识过人，领袖欲极强。五六岁时，在与同辈兄弟玩耍游戏时就爱充当大王，一语不合，即拔拳相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此，孩子们避他如蛇蝎，袁家佣人也戏称他为“泼少爷”。他5岁那年，也就是1864年，袁保中领导团练在袁寨击杀捻军，小小的袁世凯竟然也登上寨墙，纵观万众沸腾，在枪林弹雨中，他一点也不害怕，甚至还感觉到一点挺刺激的味道。他不仅目睹了死伤遍地、血光剑影的激战场面，而且还不时听到家人喧嚷太平军、捻军杀人放火的事情，耳濡目染，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便埋下了只有武力才可保家卫国的种子，无形之中，培育了他对军事的兴趣与热爱。乱世，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袁世凯一生的命运。在不自觉中，袁世凯把握住了时代脉搏的跳动。他认识到这一点时，已经是30年以后的事了。  科举仕途的惯性


    不过，当时的风气，仍然是范进中举高于韩信将兵。袁氏家人也没能改变读书做官的观念模式，还是按着当时读书做官的老路，希望袁世凯能够在不远的将来，高中科举，仕途顺风，发达袁家。袁世凯6岁入家塾启蒙，7岁随嗣父袁保庆到济南，10岁到扬州，不久移居江宁（今天的南京）。每到一处，袁保庆都为他延聘名师授课，希望他早日学业有成。但是，由于嗣母牛氏的溺爱，或者是天性的缘故，也可能是他对现实社会有着不一样的认识与观察，总之，袁世凯对读书并不感兴趣，而对于游山玩水、看戏斗殴、练拳习武乐此不疲，兴趣盎然。他在济南，就曾从家中盗窃银子10两，投拜拳师学技。袁保庆任官扬州时，寓居该城的前云贵总督张亮基宴请袁保庆，袁保庆携袁世凯赴宴。由于袁世凯临场表现得十分机灵，很得张亮基的喜爱，于是，张亮基对袁保庆说：令郎是个可造之才。经过袁保庆的同意，张亮基把袁世凯留在自己府上，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一同学习，专门聘请名师王伯恭教读。但是，袁世凯不懂得抓住这个机会的重要性。他没有兴趣读书，却唆使张亮基的儿子盗窃家中银两，然后一同赴妓院嫖妓。此事被张亮基发觉后，十分生气，立即派人将袁世凯送回了南京袁保庆处。


    在南京，袁世凯的志趣还是不在书上。他本性难移，依然故我，常常成群结伙骑马闲逛，游荡于清凉山、莫愁湖、秦淮河、太平湖等风景区或热闹场所。其嗣母牛氏，颇习诗书，为了他将来能出人头地，不时把他关在家里，亲自课读，讲解历史上的先贤名哲，予以激励。他的兄长袁世敦也屡加劝诫，以道义敦勖。袁保庆公务虽然繁忙，也不时加以课读、训诫。但是，袁世凯往往把这些规诫，当成耳边风，听不进去，仍然我行我素，放荡自如，毫无顾忌。尽管如此，在严格的管教下，袁世凯在学业上也大有长进，不仅四书五经娴熟，还能写出一些不符合韵律的小诗。


    现将保留下来的两首摘录如下：


    其一


    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


    其二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销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羽毛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诗无韵味，但豪气四溢，英雄之态毕露，出自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笔下，实在是难能可贵。


    中国人观人有个习惯：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袁世凯少年就出言不俗这件事表明，他后来在政坛上雄心大略、纵横捭阖的作风不是无根之水，而是有源流可寻的。


    当时，袁保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的营务处差务。南京正处于太平天国覆灭之后，疮痍满目，伏莽充斥，散兵游勇比比皆是。营务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维持军纪，袁保庆也因此忙碌不堪。袁世凯读书虽然懒惰，却经常爱在营务处衙门跑进跑出，东问西访，寻根问底，这对他以后官场办事方式和熟悉军事知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袁世凯很可能有应酬人事关系方面的天赋秉性。相传，袁保庆有一个得宠的姨太太，叫金玉，她和牛氏不和，小小年纪的袁世凯竟能在她们中间进行成功的调解。因此，牛氏和金玉都很喜欢他，常常在袁保庆面前为他掩饰过错。


    袁保庆是一个颇为自负，热衷于官场的人物。他把自己做官带兵的经验写成了一本名为《自义琐言》的小册子。每当他公事之暇，就把他“琐言”的精华，讲授给袁世凯兄弟们听。他说：“古今将兵，必先以恩结之，而后加之以威，乃无怨也。”又说：“人言官场如戏场，然善于做戏者，于忠孝节义之事能做到景境毕见，使闻者动心，睹者流涕。”袁保庆这套官场权术的经验之谈，成年累月地灌输给正在成长中的袁世凯，潜移默化，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后来事实也表明，这套呼风唤雨的家传本领，对于袁世凯以后的为人处世、从政、从军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


    1873年6月，袁世凯14岁，袁保庆因霍乱病故于江宁盐法道任上。少年丧父，对袁世凯是一个重大打击，使得他“哀毁骨立”，病了5个月。与袁保庆有莫逆之交的淮军名将刘铭传、吴长庆代为治丧。他们对于袁世凯都很器重。这年冬，袁世凯陪其嗣母牛氏扶袁保庆灵柩返回项城原籍。


    1874年春，官至户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回原籍省亲，看到袁世凯兄弟缺乏良师授业，子侄辈大都不勤奋求学，亟思激励以保袁家昌盛。因此原因，袁保恒就携袁世凯兄弟前往北京官邸读书，希望他们能够上进，早日科举登第。


    在北京，袁保恒与任内阁中书的袁保龄共同担负起教育“世”字辈兄弟的责任。这两位在北京做官的堂叔，对于袁世凯的影响很大。袁保龄兄弟为他们聘请了三位名儒作为教师，举人周文溥教授作诗，进士张星炳教授写字，举人谢廷萱教授经义，作八股文，而以谢为主。


    袁保龄兄弟观察到，袁世凯读书的天资并不很高，却浮动异常，不专心向学，于是，决定严加管束。给他在授课先生课桌之旁单独设置一个书桌，而把其堂弟等人在对面套房中间另置书桌，把他们兄弟隔开来，免得玩耍荒废学业。晚上，则让他睡在谢廷萱的隔壁，比屋而居，夜课至亥正，晨以日出为始。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管束与培养，袁世凯的学业确实有所长进，昼习辞章，夜究兵书，昼夜并进，每寝不及二三个时辰。他把四书五经能够背诵如流，音韵辞章亦有长进。只是不喜欢章句之学，对文章也未入门，但对兵书却读之不倦。袁保龄对袁世凯的评语是：“算得上中上人才，袁家后继有人，亦可略慰。”  <h2>走自己的路</h2>到底不是科举的料


    1874年，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病故。按照制度，父死要守丧3年，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和婚配，但由于袁世凯已经出嗣，也就不受这一规定的约束了。1876年袁世凯17岁，从北京返乡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同年11月，在家乡与陈州名门于氏结婚，后来，于氏为他生育了要了袁世凯晚年政治生命的儿子袁克定。


    1877年年初，18岁的袁世凯再度奔赴北京。时袁保恒已调任刑部侍郎。袁世凯一面读书，一面帮助他处理公务。在此期间，袁世凯不愿意在八股文章上多下功夫，却不时作文论对社会不良现象陈说讽谏。在寒窗苦读同时，他更加熟悉和学到了官场中的种种本领，因此颇得袁保恒的赏识，“手批嘉勉，喜其留心时事”。可是，袁保恒发现他的猜疑心太重，顾虑太多，于是就训诫他说：“你思虑太多，防患太深，日后遇大事恐难立断。”袁世凯也很赞同叔叔的这种评价。


    1877年冬或者1878年初春，时值河南大旱，袁保恒奉命到河南开封帮办赈务，袁世凯也随同前往，学习办事。袁保恒遇有机要密事，均令他查访，参佐一切，多方面培养他做官、做事的本领。时届严冬，袁世凯驰驱于冰天雪地之中，手足冻裂，毫无懈意，勤奋从公。1878年5月，袁保恒病故于任上，袁世凯为叔叔料理身后一切事，并检点公私未了各项事宜，措置一丝不苟，井然有序。


    在交接公事过程中，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袁世凯的为人。


    因为袁世凯办事妥帖，新任巡抚涂宗瀛决定拟按月给予他30两银子作为薪资，袁世凯却坚辞不受。他说：“先叔办理赈务，自备资斧，未支公帑，今于身后背之，可乎？”由此可见，年轻时的袁世凯，并不是一个贪婪钱财、做事情没有原则的人。


    在护送袁保恒灵柩返回原籍后，袁世凯即与嗣母牛氏、妻子于氏搬到陈州居住。


    起初，袁世凯不想辜负父辈们对他的期望，仍打算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所以在家读书，准备再考。由于此时他已自立家门，不再有长辈们的管束，加上欲念并不在读书上，所以着实放纵了自己一阵子。他经常嗜酒骑马，倜傥不羁，性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以善为乐，因此，寒士多依他为生，士绅推戴，很自然地他的身边聚集起了一批文人学子。为此，袁世凯办起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袁“主其事，捐资供给食用”。袁还与陈州知府吴重熹约为“诗酒友”，过了一段诗酒流连的悠闲日子。1879年，袁世凯的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捐，委托他“分办陈州捐务”，袁世凯办得非常出色，“集款独巨”。为此，张用袁保恒生前的捐款，为他捐了一个从七品的“中书科中书”——一个相当于今天科级干部的虚衔，以资奖励。当年秋天的乡试，踌躇满志的袁世凯再入闱场，却不料再次落榜。  大丈夫当效命疆场


    袁世凯自幼受教于名师，又兼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人情练达远过于本地莘莘学子，他对此也很自负。然而此次秋闱，他主持的文社中有两人中举，自己却名落孙山，感到十分丢脸。于是，激愤之下，经过慎重的思考，他将自己所作诗文付之一炬，誓言：“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大有汉代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


    此后，袁世凯决意北上京城，计划以自己的官场经验和父辈们的人脉关系为自己谋取前程。可是，因为他居乡两年，不事生产，坐吃山空，家产已经挥霍殆尽。为了筹措进京活动的川资路费，他不得不向亲友借钱，到京后遍访父辈们的门生故旧，试图谋取个一官半职，结果事与愿违，官没谋到，钱却花光了，还是靠了自己的故交徐世昌的资助，才有了回乡的路费。这段经历，使袁世凯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也使他的头脑变得冷静、现实起来。后来，在得到周馥一封写给李鸿章的推荐书时，他并没有欣喜若狂，而是反复权衡，感到自己这个一无位二无名三无财的三无人员在李鸿章人才济济的幕府中很难出头，就放弃了这个机会，决心弃文从武，便投奔了自己嗣父的好友、督办山东海防的吴长庆，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袁世凯的选择，在我们今天看来或许稀松平常，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不要忘记，他放弃科举，走军功道路是在“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观念盛行的晚清。当时，只有少数先知先觉者才能敏锐感觉到西方的入侵，可能会造成中国人价值观的一个彻底的变化，至于大多数人，仍然还是把传统的科考之路作为进身的重要出路。在这种科举大于军功价值观盛行的时代，袁世凯敢于冒失败的风险，顶住家中亲人的压力，舍科举而走军功的道路，说明他不仅眼光独到，而且是颇具勇气的。


    综观袁世凯在投军前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已经具备了日后成功的重要政治潜质。有人曾把能成大事者的基本素质概括为三点：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第一条是说人才对成就大事的重要性；第二条则说明成就大事者必须有不吝啬钱财、乐善施人的素质；至于第三条，则说明要想成就一番大事，就必须具有心狠手辣、消灭对手的本领。此时，袁世凯还未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第三条暂时还无法表现出来。但前两点素质，他不仅具备，而且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古人说，文人相轻。袁世凯能把家乡的读书人聚集在自己的旗帜之下，绝非易事，这说明他具有很高的领导才能。袁世凯不看重金钱，而是将它视为实现愿望和目的的工具。他有慷慨好施的习惯，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做大事者多有此豪阔气概，大概是因为抱负远大，才不看重眼下手中的钱财吧。


    袁世凯得到周馥写给李鸿章的推荐信，但袁世凯却没有用此前去投奔，成为李鸿章身边的一个幕僚，而是斟酌再三，投奔了身居前线的庆军将领吴长庆，这说明，袁世凯不仅有自知之明，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感，这也是成就大事不可少的一种素质。两次落榜后，他能断然放弃科举之路，立志从事功上出头，证明他有现实感，有自知之明；也说明他早看透了四书五经中的穷酸和迂腐，知道不能再凭借它来立世。一般人如果能得到接近当时权势如日中天的李鸿章的机会，不知该有多么的狂喜，肯定会忙不迭地前去投靠，可能还会作为炫耀的资本，可是袁世凯却能冷静地权衡利弊得失，放弃来之不易的机会，扬长避短，改投权势、名气都要小得多的吴长庆，这证明他不仅知道李鸿章幕府人才济济，自己在那里很难有出头之日，而且还知道自己的长处在何处更能得到发挥。此后，袁世凯在其一生的许多重要关头，都多次表现出了这种现实感，这是他能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章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柳青  <h2>燕雀安知鸿鹄之志</h2>


    1881年，袁世凯投奔吴长庆。


    此时，吴长庆正率领庆军六营驻扎在山东登州，督办山东海防，对于袁世凯冒昧来投，感想并不甚佳。然而，看在曾与袁保庆是盟兄弟的情面上，吴长庆还是把袁世凯留了下来，并每月给他10两银子作为零用钱，叫他在营中好好读书，并指定学识渊博的幕僚张謇作为袁的老师，为其授课。


    袁世凯乘兴而来，志在大用，看到又让他去读书走科举做官的老路，不免大失所望。


    张謇在回忆教授袁世凯的学业时说：“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是，“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却井井有条，似颇干练”。以袁世凯的秉性，张謇的评论，是切中袁世凯其人实际的。


    对于吴长庆让他读书，继续走科举道路这件事，袁世凯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他曾经向张謇抱怨说：“我家中有田可耕，此来不是为了糊口。我以为中国现在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扰吾南洋沿海，指顾之间，战事将起，假若对法失败，则列强或将群起瓜分。我当初因吴公任膺海防重镇，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赴敌之意，谅我亦不甘于久住也。”


    作为一个22岁志在四方的热血寻梦青年，袁世凯这番慷慨陈词，应该是直率情真的流露，而不是脱口而出的大话，连张謇听后也不觉大为动容，遂劝他既来之则安之，少安毋躁，等待时机。


    吉人自有天相。


    1882年，在袁世凯投奔吴长庆的第二年，机遇女神就开始垂青袁世凯。这一年，中国藩属国朝鲜因王室统治集团内部争斗引发了壬午之变，日本趁机准备插手，消息传来，清政府命令吴长庆迅速带军前往平息。吴长庆仓促奉命，事多杂乱，把前敌营务筹划工作交给张謇办理，张謇遂令袁世凯帮同办理。袁世凯这时虽有一般表现在青年人身上的诸种傲视一切、自视甚高的缺点，但他确实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办事之才。张謇让袁世凯去采购军中各种急用物品，期限六天，但袁世凯用三天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对于此次朝鲜之行，袁世凯已经认识到了它对于自己前程的重要性，他也正希望借此一展才干，“乘长风破万里浪”。行前，他在家书中写道：“弟限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既建功业，不愁朝王李熙之不我用。”在这封家书中，袁世凯已经计划好了到朝鲜要做好的两件大事：一是整军经武，不让小邦所轻视；二是削平内乱，恢复朝鲜稳定的政治局面。他甚至极其自信地写道：“李熙，庸主耳，无能为，夺其政权归我掌握，犹反手也。”这样的想法，就是统兵大帅吴长庆都不敢想，这个茅庐还未走出的年轻人却已经方案在胸了。这件事，初步显露出了袁世凯不同常人的雄才大略。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袁世凯这个晚清时期的陈涉，其心中此时肯定也充满了种种激情与呐喊。  <h2>初显治军才华</h2>


    既然胸怀大志，对于这次随军入朝，袁世凯自然显得意气风发，他急于欲步东汉班超之路，在朝鲜这片异域的广阔天地上，为国家有所作为一番。


    袁世凯也确实具有超于常人的胆识。早在1882年春节，袁世凯就已经因处事果断而得到了吴长庆的肯定。当时，因为春节，营中循例放假数天。远离家乡亲友的士兵，利用假日，或是逛游市镇，或是聚赌于营盘。一些士兵赌着玩着，偶因一语不和，分成两帮，每帮有几十口人，相互争吵、殴打，最后竟发展到彼此开枪的地步。事情越闹越大，互不相让，双方都有一些人负伤。由于营官都回家过年去了，营中无人出面制止。如果不马上设法制止，事情就可能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大凡人们遇到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第一想法往往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最好的办法就是远远避开，装作视而不见。因为，如果处理不当，风险还要自己承担。何况，弄不好还要担上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嫌疑。但是，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并没有退缩，在营中秩序无人维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大胆地假传统领命令，带领亲兵赶到出事地点制止动乱。查明真相后，他立即把肇事为首者就地正法，干脆圆满地了结了这场械斗。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就自己专擅杀人向吴长庆请罪，吴长庆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嘉奖他具有应变之才，欣赏之余，对他也日益信任起来。


    可是，刚刚出道的袁世凯这时并不知道，他因为急功扬名已经动了别人不能动的奶酪。权力是官员们的尊严，是官员们的生命。袁世凯一不小心切了一块别人的蛋糕，侵犯了营官统带们的敏感地带。这些人销假回营后，一时不好找袁世凯讨回这笔账，但他们却在等待问罪的机会，这为以后他们在吴长庆面前诋毁袁世凯埋下了祸根。


    袁世凯在进军朝鲜的过程中，突出地表现出了他的治军才华。


    当时，庆军和其他淮军一样，在镇压捻军之后，久习安逸，暮气沉沉，军纪败坏。当奉命东征之日，官兵有借口请假者、开小差者，思想紊乱，行动拖拉。吴长庆对此甚为担忧。当庆军于8月22日晚集结于朝鲜的南阳港时，朝鲜国王派来的向导亦已到达。吴长庆命令一营为先锋，立刻登陆。该营统带竟借口士兵连日劳累、晕船，要延缓登陆，拖延不发。吴长庆大怒，立即将该营统带撤职，根据张謇的推荐，任命袁世凯代统该营，以期在袁世凯的统领下迅速登陆，并给予令箭，如有不服从命令者，即行正法不贷。袁世凯对此十分兴奋。他接受命令后，慷慨激昂，雷厉风行，与丁汝昌身先士卒，按时登了陆。他“赤足履沙石行里许，迨登岸，两足皆破裂”，丁汝昌笑着说：“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从此对袁另眼相看。


    庆军登陆后，弁兵纪律松散。他们散布民间，奸淫掳掠，使得民心惶惶。面对此种形状，袁世凯向吴长庆建议：“王师戡乱，纪律若斯，遗笑藩封，玷辱国体”，力主从严惩处，并且毛遂自荐，请准其负责维持整饬军纪之任，得到吴长庆的同意，并许以便宜行事之权。


    袁世凯宣布：凡各营官兵擅入民宅骚扰者斩无赦。他组织整饬行动队，亲自率领日夜巡查，把违法者7人立即正法，撤办了管束士兵不严的官弁数人。经过他短期的整饬，军纪大有好转，将士慑服，秋毫不敢有犯，庆军声威重振。这样的结果，连吴长庆也未想到，他忍不住连连夸奖他这位世侄说：“好孩子，好孩子！你真不愧为将门之后。”


    庆军的任务是平息兵变，而兵变的实际“首祸”是大院君李昰应，必须惩办他方能了事。张树声根据马建忠和吴长庆、丁汝昌等人的建议，决定采取速执李昰应，使国王“复权定乱”的方针，由吴长庆具体执行。8月25日，庆军进驻汉城近郊。吴长庆根据金允植的建议，对于大院君“先以好言诱之，然后图之”的办法。经过周密的安排，26日，吴长庆、丁汝昌和马建忠联袂晋谒大院君，“以好言诱之”。大院君不知其中计谋，次日，前来庆军驻地进行答拜。吴长庆事先命令袁世凯密为部署。及李昰应来营答拜，护从甚盛。袁世凯阻其护兵于门外，引导李昰应单独入内，与吴长庆笔谈。李昰应寒暄毕，觉有异。用笔交谈道：“将军将做云梦之游耶！长庆犹豫不忍发。世凯握刀在侧曰：‘事已露，迟则生变’，即命人挟昰应入肩舆”，由丁汝昌挟持经马山浦登轮秘密押解到天津。清政府将他幽禁保定。


    入朝之前，袁世凯只是一个普通的幕佐，但在镇压朝鲜兵变中，他迅速脱颖而出，锋芒毕露，大显身手，得到了中、朝人士的赞扬。由于他的杰出表现，吴长庆在向李鸿章汇报时，特意为袁世凯请奖。吴长庆说：袁世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李鸿章据以入奏朝廷，称他“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奉旨以同知分省任用，并赏戴花翎。这是李鸿章赏识提拔袁世凯的开始，也是袁世凯的声名进入政界高层圈内的开始。


    鉴于袁世凯日益显露出来的治军才华，朝鲜王室请他代为编练新军。


    壬午兵变平息以后，朝鲜政府感到禁军“不可用”，决定编练一支新军。1882年10月，朝王李熙派遣陈奏使赵宁夏来到天津面见李鸿章，一面感谢清政府帮助他们平息兵变，一面请求办理善后事宜，其中包括“整军制”编练新军一项。清政府同意这个请求，李鸿章令吴长庆负责办理。吴长庆在朝鲜王室的要求下命令袁世凯负责编练朝鲜新军。


    大院君执政时代，采取朝鲜古代军制，李熙亲政后，希图改用近代武器装备，摒弃古代军制。日本乃乘机而入，多方怂恿，赠以山炮、汽艇，派遣教官，教授日式操典，培训军官和士兵，为之编练了一支名叫“别支军”的部队，企图通过这些步骤，逐步控制朝鲜军队，因而引发了壬午之变，而袁世凯应邀代为编练朝军，明显含有抵制日本之意。


    袁世凯在奉命编练朝军之前，就劝说朝鲜官员金允植和金昌熙另编新军，“以制全局，以慑外侮”。


    袁世凯的意见，归纳有以下几点：


    1.先由中国人训练后，再交朝鲜官员统领；


    2.先练500人，然后逐步扩展到3000～4000人；


    3.饷源以增产理财进行解决；


    4.目的在于防止日军入侵。


    袁世凯受命代朝练军伊始，与朝鲜政府商定：先成立亲军左右两营1000人，由他拟定章程，编选壮丁，加以训练。其章程步骤是：


    1.选拔壮丁，从2000人中，由袁世凯亲自面试录取1000人；


    2.亲军左右两营，每营500人，营以下分五哨，每哨100人，设哨官一人。每营各派朝鲜军官一人任监督；


    3.训练方式与淮军一致；


    4.粮饷由朝鲜政府与庆军共同筹措，所用武器弹药，由中国政府赠送供给。


    替朝鲜王室练兵，这是在朝鲜建立威信与拓展人脉关系的大好机会，袁世凯当然不会放过。在袁世凯的努力下，诸事顺利，三月之间，编练新军之事便告完成。训练期间，朝鲜国王李熙进行了检阅。他认为新军步法整齐，枪法亦熟，赞扬袁世凯教练有法。这样，李熙请求袁世凯为他再练一营，起名镇抚营。经过袁世凯的努力，1883年夏，镇抚营编练告成，其营制仍如亲军营，唯操法不是按淮军操典，而是采英制四哨，德制一哨，英德操法并用。


    袁世凯代替朝鲜政府编练的三营新军，从士兵素质、编列组织到军事技能，较之旧式军队都有所进步。袁世凯因为编练新军成功，不仅使他获得了朝鲜君臣的赞赏，而且从此他知兵善武的声名也不胫而走，逐渐引起了国内朝中重臣的注意。  <h2>在外交上又获加分</h2>


    1884年12月4日，朝鲜再次发生政变，因为这一年干支是甲申，故史书上称它为甲申政变。


    政变经过是，4日晚6时，亲日派的重要成员、时任邮局总办的洪英植，以庆祝邮政大厅落成的名义，邀请亲清派大臣和外国使节赴宴。届时，日使竹添托病不出，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税务司穆麟德、朝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出席。席间，亲日派党徒在厅外放火，宾客纷纷外出观看。早已埋伏在厅外的亲日派党徒一拥而上，将闵泳翊乱刀砍倒，宾主哗散。金玉均等乘乱入宫，谎称清军作乱，挟持国王及王妃。在金玉均的恐吓下，国王亲书“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按预定计划持敕书引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并将国王、闵妃和王子迁至景佑宫。整个王宫由日军和追随亲日派的新军控制。


    当夜，政变者传召亲清派重臣闵台镐、尹泰骏、韩圭稷、李祖渊、闵泳穆、赵宁夏入宫，进宫一个处死一个。翌日，亲日派组成新政府，以国王谕旨形式公布并函告各国使节，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亲日派中坚人物均出任新政府要职。6日上午，新政纲颁布，政变似乎已经大功告成。


    由于事出突然，一开始袁世凯等人并不知道发生了政变。在接到陈树棠的事变报告后，袁世凯随即带200兵卒赴邮局，但彼处已空无一人，日本使馆则大门紧闭。袁世凯到闵泳翊躲藏的穆麟德处询问出事原因，闵泳翊亦不明内情。袁世凯随后带兵沿宫墙巡视，遇到疾行的韩军，问其所往，回答是奉命入宫禁卫。巡视至宫门，则宫门已闭，直至拂晓收队，仍未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次日，才终于探明政变真相。得知相熟的诸大臣已经相继被杀，袁世凯顿感沉重，好像自己的羽翼被剪除了一样势单力孤。


    当时，中朝之间尚未架设电报线，公文均靠停泊于马山浦的北洋兵船函送天津北洋衙门，往来一次需要数天时间。按常规，如此重大事变之应对决策非由北京的清王朝最高当局做出不可，但当时情况紧急，按常规时间则必延误不可，而挽回大局的机会就极有可能就此失去。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袁世凯再次表现出他勇于任事、处事果断的过人才能。


    5日上午，在开化派公布新政府名单时，清军将领们也在磋商挽救局势的对策。吴兆有、张光前全都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袁世凯强调事出紧急，已不可能待命而行；陈树棠则转达美、英、德三国使节要求清军暂缓行动的劝告，并表示自己意见与之相同，与袁世凯交好的金允植也来函希望清军暂缓出动，以免伤及被日本人挟持的国王与王妃。会商结果是，先由袁世凯负责争取由其编练的朝鲜新军，清军暂时按兵不动，由陈树棠、吴兆有紧急函告李鸿章朝鲜发生政变，请求增兵并指示对策。函件由泰安舰递送，途经旅顺时，交袁保龄先以电报拍发。


    当晚，袁世凯向朝鲜新军发放上等成色的黄金600两，并与左右营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照秘密约定，次日率兵入宫，共同护卫国王。


    6日上午，因为亲日派政府发布改革政纲，汉城居民都已知道政变是亲日派勾结日本人所为，“举国惶恐”。幸免于难的亲清派政府成员纷纷要求清军出兵干预，金允植、南廷哲亲赴清营“痛哭乞师”，领议政大臣沈舜泽准备了印鉴文书恳求出兵救助国王，内监沈相薰、承旨李凤九也以密函报告了宫内日本人和亲日派的最新动向。袁世凯在吴、张等人犹豫不决，致日本公使竹添的信函也迟迟没有答复，事态紧急，间不容发的情况下，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魄，力主即刻入宫戡乱。吴、张请再告急于北洋。袁世凯豪言：“朝鲜的防务和外交，我负有专门的责任，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获罪，由我一个人承当，决不牵累诸位。”吴、张这才勉强答应。袁世凯随即“按约定会合朝鲜左、右营，整队分三路入宫”。袁率一营及朝左右营自任中路，入敦化门；吴兆有率一营为左路，入宣仁门；张光前率一营为右路，负责策应。


    袁世凯带队入宫后，即遭到守军猛烈射击，枪子如雨，清军还击，双方展开激战。宫内顷刻大乱，闵妃携王子趁乱逃出宫门，投奔北山清军营地。清军攻至景佑宫，发现国王已被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敌军展开又一轮的激战。袁身先士卒，勇猛进取。竹添首先动摇，率领日军退回使馆，金玉均、朴泳孝等政变骨干亦随之逃往使馆，一路上受到聚集在宫外的市民的追打。洪英植等则护卫国王出宫赴北庙避难。整个战斗仅持续了一个时辰，清军获胜。袁世凯悬重赏打探国王去向，夜间方探到国王下落，遂将国王接至吴兆有军营，洪英植等试图阻拦被杀。


    次日上午，国王移居袁世凯所部军营，并召集原政府成员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议善后，组成了以沈舜泽为首的新政府。8日，国王召见各国使节，告以政变平息。日使竹添因使馆连日遭到愤怒的汉城民众的围困和袭击，自焚使馆，率领使馆人员、驻军和金玉均、朴泳孝等政变骨干逃往仁川领事馆。


    甲申政变，以中国大胜，日本惨败告终。此后，袁世凯应朝鲜国王之邀，居“偏殿楼下，与国王居所仅一墙之隔，朝夕接触会晤，握手谈心。各部大臣每日必造访袁公禀告公事，环绕左右听指挥。……袁公不动声色，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一个月来一手秉笔，一手按剑，衣不解带，目罕交睫。当时年龄才二十六岁，头发却由此而斑白”。


    甲申政变的平息，袁世凯功劳最大，但是，他不惟未获清政府嘉奖，反而遭受物议，甚至遭到李鸿章派遣大臣前来查办，竟致被迫回国避风。


    大功者反遭查办，原因究竟何在？


    原来，根子就在当时对袁世凯不满的庆军将领们的身上。产生龃龉的最初原因，是袁世凯在壬午兵变时，勇于担待、雷厉风行地整饬军纪，得罪了庆军将领。常言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太露，人必非之；有担当者，必遭人嫉妒。袁世凯在入朝前后，已经因敢于任事而得罪了不少人，而甲申之变，袁世凯又不待清廷指示，就自作主张加以平定。在平定政变中，为了争取和安抚人心，袁世凯又挪用军饷奖掖朝鲜新军和抚恤死难韩人家属。因此，此役之功虽系袁氏力主促成，但他也因此遭到吴兆有、张光前、陈树棠等人的妒忌、诋毁而受到了李鸿章的严厉申斥。功高遭忌，这本是官场上的常事。袁世凯堂叔袁保龄在给袁的信中说：“你此次朝鲜之功，众论昭然，而吃吴某如此大亏者，就是犯了阔字之病。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怨天尤人，有什么益处呢？”所谓“阔”者，指的是袁世凯敢于任事，出手大方，好铺张排场，不吝惜钱财之事，这确是袁世凯为人行事的一贯特点。所以，袁保龄才有“你的举动总不免于阔，是一个大毛病”的责备之言。不过，袁世凯之所以遭到申斥，其根本原因在于他风头太盛，遭到了淮军宿将们的忌恨而已。


    但是，袁世凯在朝鲜经营多年，实力已经盘根错节。他通过在宫廷内外的关系网，能够准确把握王室和朝鲜政府内政外交的动向，给李鸿章和清廷提供决策的根据。仅此一项，袁世凯就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他是在朝鲜执行清廷全面控制政策的最佳人选。


    实际上，在惊闻甲申政变正彷徨无计之际，得知袁世凯已经及时平叛，而没有用国内添一兵一卒，派一船一舰，清政府和李鸿章实在是大喜过望，表扬还来不及，遑论查办呢？因此，所谓查办不过是官样文章，安抚一下北洋老将们对袁世凯蹿红的不满而已，重用袁世凯，已经是清政府和李鸿章早已决定了的事。


    这样，8月21日，李鸿章召袁世凯到天津。李鸿章见到袁世凯，非常高兴。就朝鲜事务，开心地对袁世凯说：“如今就像演戏，戏台已搭成，客人已请到，专等你登场了。”希望袁世凯勇担重任。

 第三章

    干部决定一切。


    ——斯大林<h2>小站班底</h2>成功需要群党


    一个人要想做成点事情，就必须融入社会和一个具体的组织之中。这就好比人的躯体，单有头脑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五脏六腑及四肢的有机配合与高效运转，才能保证人正常的生命运动，这其中，任何一个部件也少不得。对于一个团体或者公司而言，也是如此。纵观历史，这类事例比比皆是。以刘氏来说，秦末刘邦所以能够转败为胜，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集团班底。文有张良、萧何、陈平，武有韩信、樊哙等人，聚集在刘邦这面大旗之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才最终战胜了比自己实力强大得多的项羽集团。西汉末年，王莽乱汉，群雄四起，刘秀也是在组织成一个云台二十八将的有力班底后，才最终凭借这张有力的底牌消灭了群雄，最终建立了东汉政权。东汉末年，因为黄巾起义，董卓乱汉，群雄又蜂拥而起。刘备虽然起身于一介布衣，但因为他深知建立团体班子的重要性，常年多方网罗，孜孜不倦，因而，在聚集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勇冠一时的武将，又拥有了诸葛亮、庞统、法孝直等胸有文韬的谋士后，才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同样的道理，在清末民初这个乱世时代，袁世凯因为拥有了一个实力与水平高于同时期其他利益集团的领导班子，才使得他能够纵横天下，傲视群雄。可以说，北洋集团的文臣武将是袁世凯在清末民初敢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最强大有力的资本。


    那么，袁世凯是怎样建立他的集团班底的，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奥秘？  袁氏心思


    1895年年底，袁世凯兴冲冲地来到天津小站，接替胡燏棻主持的练兵事宜，袁氏集团由此萌芽。


    袁世凯建立新式陆军，虽然主张全盘西化，参照德国的陆军范式，但更重要的是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的治军衣钵，以传统封建宗法关系勒束属下，将新建陆军训练成一支兵为将有、绝对服从命令的战斗部队。


    军事训练上，完全按照德军的模式；但在官兵的思想教育上，则要步曾国藩组建湘军的后路。这就是袁世凯建军的主要思想。


    因此，袁世凯一到小站，第一件事就是网罗私党，抓紧建立自己的骨干班底。袁世凯深知，能否抓住这个练兵的机遇，开始成就一番大事，培养自己的羽翼班底在眼下比什么事情都重要。


    袁世凯为筹建自己最初的集团班底，颇费了一番心思。


    在袁世凯看来，这个班底组成的条件，其范围大致不外乎这样几项。


    1.袁氏长期阅历中所认识交结的一批志同道合者，如徐世昌、唐绍仪等。


    2.袁氏前辈与他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者，如姜桂题、任永清等。


    3.长期追随袁氏已表现出其忠诚与才干者，如吴长纯、吴凤岭、刘永庆等。


    4.上级或有地位影响的人推荐而来者，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


    袁氏集团最初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即追随袁世凯多年的“家兵家将”、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淮军旧将，基本上还是一个军事集团。这些人大都生长在清王朝封建文化意识影响较深的北方农村，少年时代即受到以军功发迹至显风俗的熏陶，有着强烈的求取功名和升官发财的欲望。特别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有着坚定的自强精神和强烈的政治追求欲；而淮军“诸将领多以行伍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嫚语姗笑……毕业诸生多淹滞佗傺，久之始任用，即用亦不称其才”。由于在淮军中不受重用，迁升甚慢，他们在心理上压抑感很重。这种追求欲和压抑感的交错发展，使他们一旦受人识拔，便会产生强烈的报恩思想。袁世凯知道这些人的追求所在，便将他们召至新建陆军，破格提拔为各级军官和教习。其后更是屡加保举提拔，结以恩遇，使他们对自己彻底效忠。  骨干文臣


    在袁世凯的小站班底中，最早和袁结下深厚情谊的是徐世昌、唐绍仪、阮忠枢三人，他们在小站集团组合之前，就和袁世凯私交甚笃，过从甚密。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原籍天津，1855年生于河南汲县。幼年进私塾读书，成年后，做过沁阳、太康、淮宁各县署文书和家馆教师。


    1879年，徐世昌在淮宁认识了袁世凯，两人惺惺相惜，互相倾服，很快就结拜为盟兄弟。徐比袁长4岁，经常在一起游玩，相处甚欢。


    不久，徐世昌想前往京师应试，但苦于没有路费，袁世凯助他川资，始克成行。徐世昌果然不负袁世凯所望，1882年高中举人，1886年又登第进士，当上了翰林院庶吉士，1889年，授职编修，先后担任国史馆编修、武英殿编修等闲职京官。


    1895年，袁世凯获得创建新建陆军大权，在天津小站筹建班底，自然不能忘了这位曾使自己倾心的盟兄，而此时徐世昌也正以七品京官，囊中羞涩，生活清苦，愿意降格外放，求得经济上的实惠，且正巧因母丧在家丁忧郁闷，也正想寻些事情做做。因此，1897年，袁世凯奏准清政府，派徐世昌以翰林兼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往来京津之间，赞襄戎幕，领取翰林院和新建陆军的双份工资。从此，徐世昌成为袁世凯的重要谋士，成为袁氏集团最主要的一名成员。


    袁世凯和徐世昌在结识并加深友谊的同时，也与唐绍仪定下了金兰之交。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其父唐巨川是一位长期从事茶叶出口的商人，其族叔唐廷枢当过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后来随李鸿章办洋务，经营和创办了著名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深为李鸿章所器重。唐绍仪不仅从小受家庭的国学熏陶，而且他12岁就远涉重洋，到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美国留学，进入著名的耶鲁大学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懂英文，了解西方事务，这正是袁世凯孜孜以求的人才。


    1881年，唐绍仪学成回国，进入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教书。1882年，他作为帮办朝鲜海关事务前驻天津德国领事穆麟德的秘书被李鸿章派往朝鲜。在甲申政变中，他因突出的表现为袁世凯赏识。袁世凯与唐绍仪相识后，互相敬重，两人感情极为融洽，结为盟友，从此彼此帮助，共求上进。


    甲申事变后，袁世凯被清政府任命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赴任之时，他首先选择了唐绍仪做自己的西文翻译兼洋务委员，实际上是作为袁世凯这一时期在朝鲜的副手。


    袁世凯在唐绍仪的协助下，声誉鹊起，深得清政府与李鸿章的赏识和信赖，在朝鲜连任10年，即使母死丁忧也要夺情。唐绍仪以袁世凯主要助手的身份，获得了与袁世凯同步升官的机遇。袁世凯由知府、候补道而实任道员，二品顶戴；而唐氏则由候补县令而直隶州州牧，再到候补知府，三品顶戴，其升迁速度之快异乎寻常。二人的关系也在合作共事中不断得到升温和发展。


    1891年，袁世凯嗣母牛氏病重，需要请假回籍，在代理人问题上，袁认为唐绍仪优智略、明机宜、确有应变才，推荐唐绍仪代理他的职务。他说，唐绍仪“忠直明敏，胆识兼优，熟悉韩情，请委令代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无法在朝鲜继续执行使命，要求内渡，并再次请唐绍仪自代。唐绍仪临危受命，毫无怨言，并积极电告国内，助袁成行，使袁世凯得以死里逃生，安全回到祖国。唐绍仪这种临危不苟的行为，无论是出于公益还是私情，都毫无疑问使袁世凯非常感激。唐绍仪的忠诚与才干在袁世凯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袁、唐二人在朝鲜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情谊。


    1895年年末，袁世凯正式接任在小站编练新军。他没有忘记唐绍仪这个患难之交，恳请他来军，协助徐世昌负责营务处，继续发挥他外语与外交方面的特长。


    在袁世凯的早期生涯中，与他结交的还有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此人就是阮忠枢。他后来成为袁氏集团的一支笔，袁氏幕府的总文案。


    阮忠枢，字斗瞻，安徽合肥人。出身于淮军将领家庭，1889年中举，受到李鸿章的器重，先后派他做过北洋水师学堂的汉文教习和北洋军械局总文案。


    袁、阮二人由相识到相交，中间还有一段比较复杂的插曲，也带有很大程度上的偶然性。


    原来，早在袁世凯由上海前往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的路上，无意间在旅途中遇见阮忠枢。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互相结识。通过交谈，袁世凯知道阮忠枢将进京会试。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二人从此相识相交，颇有相见恨晚的情势。阮此时囊中有余，他帮助了袁世凯一些川资并劝袁直接投军，然后才依依作别。后来，正是通过阮忠枢，袁世凯才结识了李莲英。袁世凯能够交上荣禄，李莲英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895年年底，阮忠枢由李鸿章推荐入袁幕。入幕不久，袁世凯就大倚任之。其时，袁世凯初剏新军，规划宏远，多为常智所不及。阮忠枢独深思眇虑，洞烛其所以然，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幕府所赖唯他一人。袁世凯保举他的考语是“才长心细，学博识优，平日留心时务，遇事义理自持”。阮氏从此成为袁氏集团一名核心成员。  心腹武将


    袁世凯到小站筹建新建陆军的时候，鉴于他对如何编练新式军队也缺乏知识与经验，他请求李鸿章、宋庆和聂士成以及时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荫昌等重要淮军将领为他推荐了一些淮军“人才”。


    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就是通过这条道路与袁世凯走到一起的。


    在当时，新建陆军的将官大多出自天津武备学堂与淮军营伍。经李鸿章提携于前，袁世凯罗致选拔于后，故一时将才称盛。如姜桂题、杨荣泰、龚友元、吴长纯、徐邦杰、任永清、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诸将都隶麾下。如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楷、吴凤岭、赵国贤、田中玉、孟恩远、陆建章、曹锟、张勋、段芝贵等其时仅补偏裨，后都终成大将。而其中姜桂题、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人，尤为闻名于时，是袁氏集团掌握军事的核心人物。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还被称为“北洋三杰”。


    姜桂题，字翰卿，安徽毫县人。行伍出身。1862年投入军营，先后在僧格林沁、宋庆等人部下效力，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过程中，因军功递保以提督补用。1894年，他新募桂军三营，与日军接战失利，被奉旨革职。1895年，袁世凯以其有长期征战实践，调他到新建陆军，分统左翼各营兼全军翼长，任以重用。1898年11月，袁世凯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褒奖他“倍极勤劳”、“谋勇兼优，能识大体，朴诚忠直，畅晓戎机，无军营骄惰浮伪习气，驭下尤能得士卒心……洵为宿将中不可多得之员”。“数年以来，督率操防，深资臂助。”姜遂成为袁氏集团早期发展过程中核心班子中的骨干成员之一。


    王士珍，字聘卿，直隶正定人。少孤，家贫。17岁，考入正定镇标，补绿营兵缺。过了几年，移防山海关。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建武备学堂，命各军选送学员，王士珍有幸进入武备学堂学习。1894年，中日战起，他随直隶提督叶志超转战牙山、平壤间。1896年，袁世凯将他招入练新建陆军。


    王士珍气度深沉，毅勇内敛，口讷言简。起初，袁世凯看不出他的为人，到议事，始大器重，即檄为督操营务处会办，右翼第三营部队帮统，兼步队学堂监督，擢工程营管带兼德文学堂监督。当时，新建陆军都用西法，其教练官、督操官及工程营管带都聘请德国充任，故其编制也都因袭德制。中国旧章没有可以因袭的，百务草创，王士珍于本职外，统筹兼顾，袁世凯也都悉心听信。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其祖父段珮，是淮军名将刘铭传的部下，以功累保提督衔，记名总兵，励勇巴图鲁，授荣禄大夫，振威将军。段祺瑞8岁那年（1872年），其祖父望孙成龙心切，就把他带至江苏宿迁，在兵营附近一家私塾就读。这对段的一生影响很大，最重要的是他初步熟悉并喜欢上了兵营生活。1879年，其祖父病逝，他扶柩归葬合肥。1881年，段祺瑞离家赴山东威海卫投奔在那里当营官的堂叔段以德，1884年，他考入天津武备水师学堂，学习炮科。1888年冬，清政府决定选派数名武备学堂学生赴德国深造，经过严格考核，段祺瑞以第一名被录取。1889年，段祺瑞到当时被称为陆军最强的德国，进入柏林军校深造，1890年学成回国后，又先后担任了北洋军械局委员和威海卫某随营武备学堂的教习。


    这一时期，段祺瑞等军事学堂毕业生（包括留学归国的人员），绝大多数还只能充当教习之类的闲职。其原因在于当时“只有新教育而无新编制之军队”，湘、淮旧军并不需要这些具有近代军事学识的新兵蛋子；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湘、淮军将领多以行伍起家，都是通过实战取得功名，看不起这些军事院校出身的没有阅历的青年军官。


    袁世凯则不然。


    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首先全面使用西式武器、西法编练、西法操练，当时正十分缺乏段祺瑞这样的留学生，特别是到过德国的留学人员，而段祺瑞此时也正在威海卫充任教习而感到怀才不遇，二人一拍即合，在天津武备学堂总监荫昌的推荐下，袁世凯立即商调并重用他为新建陆军炮兵营统兼炮兵学堂监督，这是袁段遇合的开始。


    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人。少年贫困，屡试不第，弃文习武。1884年，他到大沽口投淮军当兵，次年进入天津武备学堂攻读步兵科，学习期间“屡考优等”，并于1888年考中秀才。这使得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都高兴地连声赞叹：“不得了，武校出文生矣。”


    1889年，冯国璋因学习优良、踏实干练、口才亦佳而被留校任教。


    1893年夏，经过一番活动，急于建功立业的冯国璋转到淮军名将聂士成的帐下充当幕僚。


    1895年，冯国璋以军事随员身份随候补四品京堂裕庚出使日本。在日本期间，他结识军界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军人并留心考察军事，编辑成兵书数册。


    1896年，冯国璋回国后，立即把其所编数册兵书献于聂士成。但行伍出身的聂士成，只知忠心报效国家和朝廷，思想却颇为守旧，不想在自己的军队中进行大胆改革的实验，所以对冯国璋所献书上所介绍的日本采用的西方兵制、战术等军事理论兴趣不大。但是，聂士成也并未守旧到狭隘的地步，他认为，不妨将兵书给别人试试，也算不埋没这个得力下属的一片心血，于是就把兵书转交给了正在编练新军的袁世凯。


    这时的袁世凯，不是需要一个或几个谙习西洋兵志、操法的人才，而是需要一批这样的人才来主持新军的训练。因此，当聂士成把冯国璋编的兵书转到袁世凯的手中以后，他很快浏览了一遍。袁世凯对冯国璋不仅对日本采用西洋兵法的来龙去脉了解甚多，而且能下功夫研习日军的典章制度非常高兴，当下将冯国璋编的兵书称为“鸿宝”，并立即传见冯国璋，称誉冯“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在征得冯国璋的同意后，袁世凯立即委任冯国璋为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帮办，步兵学堂监督，让其主持编写兵法、操典、营制、饷章及各项图说。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订。


    以小站练兵为纽带，袁世凯和上述骨干人物结合到了一起，这对袁氏集团的形成和袁氏以后在政坛上进行权力的角逐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袁世凯不可能料定自己的前程，更不可能确定他们将来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臣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袁世凯和这些人物在小站时期以练兵为机缘建立起来的联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人际关系。他们在以后复杂艰险的时局变动中，在“北洋”的发达过程中同甘共苦，患难相依，相互信赖，情谊弥深。一旦时局发生动荡，有机可乘，他们就会拥袁进取，发挥集团班子的骨干作用。即使在与对手交争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也能以袁世凯为旗帜，紧紧抱成一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成了袁世凯集团班底中最核心的文臣与武将。  <h2>山东时期集团成员的扩大</h2>做上了山东省长


    袁世凯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当然不甘心局限于小站一隅，只满足于做一介武夫。他之所以要掌握新建陆军，就是要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以军队为资本，出任封疆大吏，最终执掌国家的更高权力，以便鹏翔九霄，龙归大泽，施展自己更大的政治抱负。


    这样的机会终于降临了，而且来得不早不晚，恰恰是袁世凯新建陆军筹建工作已经告一段落，袁氏军事集团框架刚刚搭成的情况下。


    1899年夏，由于多年积累的中外矛盾、内部矛盾不可调解，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山东爆发。由于时任山东巡抚毓贤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事件，结果，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境内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势，几乎每个村庄都建起了拳场。面对山东动荡的局势，袁世凯多次向荣禄、慈禧太后陈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荣禄认为袁世凯有魄力，是一个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因此，他竭力保荐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于是，12月6日，清廷发布了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的上谕。12月26日，袁世凯率领其新建的军队到达济南，开始实现他发展自己的更大愿望。


    袁世凯出任山东省长后，立即在山东起用了大批文武官员。这些官员对于扩大袁氏半私人性质的武装和官僚团体，相互调补，关系密切，迅速成为袁氏集团发展的新动力。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不久，就起用与笼络了大批官员，将这些人员补充进自己的团体力量之中。


    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后，将不愿意投靠自己圈子的官员处理得毫不留情。短短一年内，就有18名府县官员被他弹劾，或贬或撤。在洗牌的同时，对于有用之才而又愿意投靠到他门下的官员，袁世凯是江河不拒细流，一概予以奖优。


    据笔者统计，袁世凯在山东笼络的成员形形色色。主要人员名单有：


    1.文职人员


    张人骏，山东布政使，1900年授漕运总督，袁世凯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张人骏回山东任巡抚。


    尚其亨，三游河工督粮道。


    胡廷干，1900年10月接张人骏，为山东布政使。


    潘延祖，候补道，1900年10月，经袁世凯推荐，署理山东按察使。


    吉灿升，前山东机器局总办，督粮道，曾署山东按察使；实职济东泰武临道，总办河务局务。


    吴承恩，候补道，管理河工下段工程，后调省，不久病故。


    何国褆，候补知府，管理河工上段工程。


    徐世光，即补知府，河工提调。


    吴煜，候补道，管理河工中游下段工程，接吴承恩缺。

 第四章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某某人虽然资质平平，但因为背后有强大靠山的支持，做事往往十分顺利与成功。


    ——佚名  <h2>依附吴长庆起步</h2>


    袁世凯在宦海中的进步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与努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离开诸多贵人的相助，相信他也不会取得成功。


    袁世凯宦海生涯的起步是从吴长庆那里开始的，吴长庆是袁世凯第一个相助的贵人。没有吴长庆的提携，袁世凯根本不得其门而入，事实上，在袁世凯投奔吴长庆前，他曾屡屡碰壁，连谋个小官都不得门路。


    吴长庆是淮军名将，是李鸿章在淮军中的一根重要支柱。他是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的盟弟。两人从相交到相知再到换帖定八拜之交，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咸丰年间，太平军把庐江城团团围住，当时任庐江地方团练武装首领的是吴长庆的父亲吴廷襄，大兵压境，庐江县城危如累卵，吴廷襄派儿子吴长庆星夜潜出重围，飞马赶奔宿州袁甲三那里求援。袁甲三统领重兵，正在和捻军对垒，是否驰援庐江呢？袁甲三有些举棋不定，于是询问随军征战的儿子袁保恒、侄儿袁保庆，袁保恒认为强敌环伺，如果分兵救援，就会引火烧身，导致太平军和捻军两面夹击，落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主张按兵不动。而袁保庆的意见和袁保恒相反，他认为吴廷襄一介士绅，敢于抗击来犯的太平军，力薄垂危，如果前去援救，保全庐江，则可以互为依恃，如果见死不救，听任庐江失陷，则唇亡齿寒，对自身也不利，因此力主出兵相救。双方争持不下，袁甲三也犹豫不决。几天后，庐江县城到底孤城难守，城池陷落，吴廷襄死于乱军之中。


    吴长庆得知父亲的噩耗，悲痛欲绝，他恨透了极力阻止袁甲三发兵的袁保恒，两人从此绝交。吴长庆对力主出兵的袁保庆非常感激，他和袁保庆换帖拜盟，两人结为盟兄弟。吴长庆从此投身从戎，因为他作战勇猛，很快成为淮军的一员名将。


    战争结束后，袁保庆在南京任江南盐运使的时候，吴长庆正好也带兵驻扎在和南京一江之隔的浦口，两个盟兄弟时常互相走动，关系越发亲密，袁保庆的公子袁世凯也备受吴长庆的宠爱，以至视如己出。


    后来，吴长庆率部移驻山东登州，受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督办山东海防，在军界也算得上是一位宿将。


    由于有着这层关系，袁世凯科举落第后，决定投笔从戎，便前往山东投奔吴长庆。


    吴长庆收留袁世凯是为了报答义弟袁保庆。但袁世凯却抓住这个机会，在吴长庆奉命率兵入朝平叛中崭露头角，从此，他对人生命运的把握由被动一跃转为主动，从此开始了他飞黄腾达的仕途。  <h2>得李鸿章提携升迁</h2>


    如果说是吴长庆把袁世凯领进了无边宦海中的话，那么，袁世凯在官场上掘得的第一桶金，则是拜李鸿章所赐。


    李鸿章是继曾国藩之后支撑清王朝大厦的淮军集团的领袖。当时，李盘踞北洋，掌握着清政府的军事、内政大权，包办外交，对外守定妥协和戎的方针，比其他官僚人物更能得到列强的信任与赏识。到19世纪80年代，他已经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实力和地位的人物。以他为首的洋务集团，是一个由军人、官僚、买办组成的庞大的混合体。当时，凡想要做官，或已经做官而想升官的人，大都要走李的门路。


    李、袁二人直接发生关系始于1884年朝鲜甲申兵变时期。该年，由于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为巩固北洋防务，命令吴长庆从朝鲜撤回3营清军，驻扎辽东半岛金州，其余3营仍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袁世凯得李鸿章奏荐，被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一跃而成为驻朝清军的重要人物。


    1884年，朝鲜“开化派”在日本公使的支持下发动“甲申兵变”。袁世凯一面会同吴兆有上报李鸿章，要求派兵来朝鲜，一面随机应变，果断处置了这场事变。


    1885年，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伊藤博文在此期间提出了惩办袁世凯的无理要求，李鸿章始终不肯接受，最后依据李鸿章的折中办法，以其私人名义“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至此，袁世凯所谓“擅启边衅”的责任由李鸿章完全推卸。一场变幻险恶的宦海风浪总算躲了过去。


    当时，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大都由李鸿章制定。自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以后，李鸿章一直劝导朝鲜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即与英、美等西方列强通商，借以牵制日本，兼顾杜绝俄人之窥伺。结果，随着与西方列强“通商”而来的，是各国侵略势力的深入，而受害者总是朝鲜和其宗主国——中国。“牵制”政策反映了落后的清政府在维持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无可奈何的主观选择。在列强的不断侵略面前，这一政策的破产是必然的。


    1885年，清军从朝鲜撤出以后，沙皇俄国趁机插足，其驻朝公使韦贝勾结闵妃集团，控制朝鲜军队，妄图变朝鲜为俄国的“保护国”。朝鲜政局更加动荡。李鸿章为了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采取果断措施，起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接替“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商务委员。李鸿章认为袁世凯是一名后起之秀，这是袁世凯很快又被起用的重要原因。对于袁世凯，李鸿章是抱有厚望的。李鸿章认为袁胆略兼优，能识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若令他前往接办，必能措置裕如。李鸿章不希望袁世凯接任驻朝重任后，蹈常袭故，单纯照料商务，而是企图通过袁世凯加强对朝鲜政治上的控制，所以他在奏折中又要求清政府提高袁世凯的权限。根据李鸿章的建议，10月30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


    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提拔与重用，使袁世凯一度感激涕零，他在1885年10月25日给其二姐的信中说：“弟年少识浅，不料蒙太后留意，诸亲王、军机大臣、中堂推重，如此知遇，更有何言。”“弟年未三十，名扬中外，大臣推重，九重垂青。亦大喜事，乞详禀堂上，毋以为念。”袁保龄也感到此次“擢太急，任太隆”，上书感谢李鸿章：“两世受恩，一门戴德。”同时，指示袁世凯继续好好努力，戒骄戒躁，将李鸿章交代的事情认真办好。


    袁世凯接任朝鲜交涉通商事务，成为中国在朝事务的最高代表。袁世凯此去朝鲜任职九年，李鸿章作为其顶头上司，让袁世凯得到了充分施展本领和历练的机会。袁世凯在朝鲜期间，极力维护宗藩关系，推行了一些改革，从而遭到图谋吞并朝鲜的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忌恨，也引起了在朝鲜的另一派权要所不满。当他们要求清政府调回袁世凯时，李鸿章力保并告总署说：“若轻信谣啄，而使任事者抱不白之冤，以后稍知自好顾全国体者，孰敢蹈此危机哉！”“袁道驻韩四年，遇有韩与他国交涉，尚能悉心襄助，随事调护，案据具在，未始无裨大局，自不能因韩王及各国嫉忌，轻于撤回，致堕敌谋，而失大体。”1890年正月，李鸿章办理朝鲜商务请奖时还奏：“朝鲜每遇交涉事件，在廷群小，多嗾西人从旁谗越，巧为挟制，唆使该国自主。经袁世凯等扼定朝鲜系中国属藩，每暗为筹画，设法知道驳正，以存体制。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拟请旨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加二品衔。”缘此，袁世凯嗣于1893年3月补授浙江温处道实缺，复经李鸿章奏留继续在朝鲜供职。对于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呵护有加，袁世凯家族自然是感恩戴德。袁世凯的三哥袁世廉在家书中说，李鸿章对他们兄弟“待如家人”，“傅相知遇之隆，虽肝脑图报，亦说不了”。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攻袁者认为袁氏酿成兵衅。但李鸿章责任自揽，并未诿过于人。中日马关订约以后，恭亲王奕訢还追问李鸿章：“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李鸿章仍是保护袁世凯，说：“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可以说，李鸿章是袁世凯仕途初期时的福星与领路人，袁世凯能够早年在朝鲜发迹，李鸿章的提携与保护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h2>傍上贵人荣禄</h2>


    荣禄是满洲正白旗人，慈禧太后最为信赖的人物。袁世凯能够小站练兵，就是因为李鸿藻、荣禄两大靠山的鼎力推荐。


    甲午战争后，在满人中，慈禧最看重的就是荣禄。她想让荣禄掌管军队，成为李鸿章那样能够支撑大局的人物。袁世凯甲午回国，志在夺得训练新军的权力，除了翁同龢、李鸿藻他倾心投靠外，他更想攀上荣禄这棵大树。因为，在袁世凯看来，清流虽有声望，掌握当时的舆论，但他们缺乏实际力量，而且爱惜名誉，有些事他们是不肯做的。袁世凯认为，政治是多方面的，须得泥沙俱下，一方面结交清流，另一方面更要抓紧有实际力量者，只有拥有荣禄这样的人做靠山，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果然，袁世凯到小站上任不过半年，就遇到了几乎断送他政治前途的麻烦。先是，御史彭述奏劾新建陆军各军营近来有军官层层盘剥，克扣军饷的弊端，引起了光绪皇帝的震怒。5月13日，光绪皇帝下谕旨申饬、警告各军将领，“如再有借端苛派等弊，或经纠参，或被告发，定即严行惩办，决不宽贷”。袁世凯当时正忙于在天津开设德文、炮兵、步兵、骑兵等随营军事学堂，不想不久之后又有个叫胡景桂的御史参奏他“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


    小站的新军是朝廷下了最大决心，予以最丰厚的饷粮，配备最精良的军械，寄予了最大期望的一支部队。光绪皇帝在批准由袁世凯督练新军时，原本就不太放心，故谕旨中有“倘仍蹈袭练勇和绿营的习气，唯该道是问，凛之慎之”的警告。为时不过半载，就出现了御史参奏的事情，光绪皇帝于是决定派大员严查究竟。5月28日，光绪下旨，“著荣禄驰赴天津，将该员督练洋操一切情形，详细查明。能否得力？断不准徒饰外观，毫无实际。其被参各节，是否属实，一并秉公查实具奏”。


    袁世凯及新建陆军此时由督办军务处节制，是清廷直辖的部队。但小站位于天津近郊，如系一般的参案，就近委派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查办就可以了。荣禄当时还只是北京步兵统领，负责京师的治安，本管不到王文韶地盘上的事。但荣禄是督办军务处中力荐袁世凯的大臣之一，又素称懂得军事，还是慈禧太后的亲信，由他到小站亲自看个究竟，可以使各方面都放心。为此，6月4日，荣禄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以便事权相侔；其原任的步兵统领一职，由麟书署理。


    此次查办袁世凯案，当时任职兵部，随同查案的陈夔龙在其所著的《梦蕉亭杂记》中详述了查办过程的始末：


    甲午中日之役失败后，军务处王大臣鉴于淮军不足恃，改练新军。项城袁君世凯，以温处道充新建陆军督办。该军屯兵天津小站，于乙未（1895年）冬成立。当奏派时，常熟（翁同龢）不太赞同，高阳（李鸿藻）主之。谁知成立刚数月，天津的官绅啧有烦言，说袁君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高阳（李鸿藻）虽不护短，因系原来保举之人，不能前后说法自相矛盾。于是示意同乡胡景桂御史，搜集整理了多款（予以）参奏。奉旨命荣文忠公禄驰往查办。文忠当时官居兵部尚书，约我同行。刚抵达天津，直督王文勤公文韶传令，所辖淮、练各军排队远迎，旌旗一色鲜明，颇有马鸣风萧的气象。在津查办机器局某道参案完毕，文忠驰往小站。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习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向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默默查看，对我说：你观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我说素来不懂军事，何能妄加评论。但看表面，旧军的确不免有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独开声面。文忠说：你说对了，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待参奏的条款查完，仅是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人一条，已可以遭到严谴；其余各条，也有轻重不同的出入。我起草拟复的奏稿是交部议处。文忠说，一经过部里评议，最轻也是撤职的处分。此军刚刚成立，难以更换生手，不如请求恩典暂且从宽议处，仍命其严格操练，以鼓励将来。复奏上，获旨允许。当时高阳已病，仍带病上朝，看了文忠的覆折，神色不快。


    荣禄任职兵部仅四天，就启程赴天津。8日到天津，午后方对直隶总督王文韶谈了所要查办案件的详情，9日即赴小站，可见此次的查办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袁世凯事先并不知道。如果没有平时的严格训练，绝不可能有荣禄等人所见到的壮盛的军容和操练受到赏识的事情，所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荣禄认为是名副其实，其保全、爱护乃至收为己用之心已经溢于言表。


    据《德宗实录》所载，荣禄的复奏是：“袁世凯被参各款，均无实据。”根据荣禄的报告，光绪皇帝下旨：“即著毋庸置议。”在给朝廷的查办报告中，荣禄重点汇报了新军训练之精、军容之盛，同时也挑了些枝节性的毛病以做搪塞，如委任的官员太多，与王文韶沟通不够等，所以谕旨中才又有这些勉励与警策之语：“袁世凯勇往耐劳，于洋操情形亦尚熟悉，第恐任重志满，渐启矜张（骄傲自大）之习，总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心，以副委任。至（于）委任人员太多，费用太滥（浪费），尤其应该严加审慎选择，不要虚名浪费。王文韶近在天津，该道必应随时禀商办理，该督亦当就近考察。总期精益求精，全成为劲旅，使御侮确有把握，以符合朝廷实事求是之意。将此谕告之王文韶，并传谕袁世凯知道。”


    值得注意的是，陈夔龙把袁世凯的被参，归结为李鸿藻的授意。李鸿藻为何对自己前不久还极为欣赏之人，处以此种狠毒手段，颇有令人不解之处。仔细分析起来，问题可能出在徐世昌身上。徐世昌留翰林院任编修之后，一直备受兼任翰林院掌院李鸿藻的冷遇和压制，原因是李认为徐虚伪矫情，而徐世昌也就成了不受待见的“黑翰林”。袁世凯十分念旧，知道了他这位“大哥”的窘况，聘请徐到小站任职，许以丰厚的薪资，这就在无形之中得罪了李鸿藻，于是便有了这次参奏事件的发生。


    不仅如此，在不久的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又是借荣禄之力，躲过了一次更大的灭顶之灾。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维新变法运动。在“百日维新”中，帝党与后党争夺军权的斗争亦相当激烈。由于袁世凯曾参加过强学会，帝党就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光绪帝授之以候补侍郎衔，委以专办练兵事务之权。然而，与帝党相比，后党则势力庞大，把握着从中央到地方重要部门的职位。在维新运动之初，慈禧太后就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后来又调任兵部尚书，将北洋军权掌握在荣禄一人之手。袁世凯凭他多年在官场的经验，权衡再三，认定帝党注定无法成功，终致在关键时刻背叛了帝党，向荣禄告密，从而导致维新运动彻底失败。


    虽然袁世凯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对慈禧太后的忠心，但满洲新贵仍以袁世凯参加过强学会为由，攻击袁世凯“既同谋而又出首，首鼠两端”，要求重治其罪。但是，荣禄却因袁世凯的告密而对袁世凯信任有加，声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并且在慈禧太后面前“以身家保之”，这样，袁世凯才仍得以安其位。荣禄的力保也使袁世凯赢得了慈禧太后的青睐，慈禧太后特别召见他，准其在西苑门内骑马，并赏银4000两。从此，袁世凯不但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还与大清国的最高掌权人慈禧太后拉上了关系，势力更加壮大了。


    在两次动荡中，袁世凯都是借荣禄之力，才避过了对手的攻击，因而也就愈加依附荣禄。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


    袁世凯统武卫军，归荣禄节制，虽倔强不敢自恣。尝遣人密至京师觇荣禄动静，得其一言以为喜戚，如安禄山防李林甫然。


    戊戌政变后，袁世凯立即向荣禄献策，以京畿地区五大军合编为武卫全军：以宋庆为武卫左军，以袁世凯为武卫右军，以聂士成为武卫前军，以董福祥为武卫后军，其中军由荣禄自领之，兼总统武卫全军。袁世凯主动将新建陆军并入武卫军，既可摆脱孤立无援的局面以避风险，又可得到荣禄羽翼，巩固自己的地位，且可以满足清廷“集权中央”、“将主帅统辖的权力付与满人”的做法。袁世凯此举，十分高明，既规避了风险，又讨得了荣禄的欢心。不久，荣禄即保袁世凯升为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仍让他专统率武卫右军，所部增至1万人。


    1899年夏，多年积累的中外矛盾、官民矛盾不可调解，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山东爆发。由于山东巡抚毓贤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事件，结果，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境内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势，几乎每个村庄都建起了拳场。面对山东动荡的局势，袁世凯多次向荣禄陈述自己的看法和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荣禄认为袁世凯有魄力，是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因此，他竭力保荐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于是，12月6日，清廷发布了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的上谕。


    对于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来说，1899年又是一个吉凶不测之年。这是因为，由于慈禧太后与列强不和，一场新的战争在所难免。袁世凯及新建陆军开赴山东，直接使袁氏集团在不久发生的庚子事变中躲过了一场危及本集团生存与命运的危机。因为，此时袁世凯及所部如果还在天津小站，那么庚子年八国联军向中国开战，首当其冲之地便是天津与直隶。袁世凯如果不与洋人开战，就是奉旨不遵，官运不但没了，就连脑袋能不能保住还是个问题；如果奉慈禧太后之命与联军开战，则不但胜利没有把握，就是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点政治本钱也会在这场战争中损耗殆尽。况且即使自己没有战死，辛丑议和后自己还不是充当清廷的替罪羊而被押上断头台吗？由此看来，袁世凯能于1899年督抚山东，就不仅是袁氏集团开始发展的一步，更使这一集团躲过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灭顶灾祸。从这一点上说，荣禄真可谓是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最大的福星了。正因为袁世凯及其团体及时离开了当时政局的是非之地天津，才使他于此时在两难境地、复杂局势面前能够从容考虑与应对，做到慈禧太后与列强两边都不得罪，从而为日后他的官星高升打下基础，为北洋集团在万难境地中争取到了一片生存的空间。单就这一点来说，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发展实际上也不是如常人认为那样来之容易的。  <h2>打造庆袁同盟</h2>


    奕劻系乾隆皇帝十七子永璘之孙，本是永璘第六子绵性的长子，后因永璘第五子绵悌无嗣，奕劻遂过继给绵悌为嗣子，1850年袭辅国将军，1884年晋升庆郡王，十年后又晋升庆亲王。奕劻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不断晋爵，由一个出于远支宗室最低爵位的辅国将军一路飙升为亲王，同时，还不断被委以重要官职。1884年，慈禧在把奕訢赶出总理衙门后，命奕劻管理总理衙门。第二年，又命他会同醇亲王奕澴办理海军事务。1900年，奕劻会同李鸿章与列强办理和议，身价倍增。第二年当总理衙门应列强要求改为外务部时，奕劻仍总理部事。奕劻在议和中，千方百计为慈禧开脱罪责，使慈禧逃脱了列强的惩罚。因此，1903年，慈禧又授其为军机大臣，不久成为领衔军机大臣，仍总理外务部。接着，又命其总理财政处、练兵处。这样，到清朝末年，奕劻竟一身而兼数任，集中央的行政、财政、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奕劻在庚子议和中，一方面保留了慈禧的统治权，同时又极大限度地满足了列强的其他要求，各国列强因此而成为其坚强的后台。奕劻内依外靠，权倾朝野，显赫不可一世，于是肆无忌惮地卖官鬻爵，公开收受贿赂，聚敛起巨额财富。他的贪赃枉法，引起世人不满，统治集团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每次都因慈禧的庇护得以逍遥法外。慈禧不怕奕劻贪污，就怕奕劻家族凯觎皇位。当庚子事变慈禧西向逃亡时，列强各国指名要奕劻回京议约，慈禧虽命奕劻入京，但毫不留情地将奕劻眷属全行挟去作为人质，以防奕劻图谋不轨。慈禧回来后，对奕劻与手握兵权的袁世凯的密切关系引起警觉。慈禧一度想将奕劻开缺。但是，事情还没办，消息倒泄露了出去。得到消息的外国记者将这件事在伦敦的报纸上披露出来，英国驻华公使立即前往外交部讯问，大有干涉之意，慈禧只好来个矢口否认。慈禧欲罢奕劻而不能，无可奈何中，将载沣补入军机处，以分奕劻的权势。慈禧的如意算盘，因载沣的庸懦无能而落了空，终慈禧在世，载沣一直是一个“伴食中书”。

 第五章

    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从就吃刀。


    ——袁世凯  <h2>用人潜规则</h2>


    战国时期，有一个韩国公子名叫韩非，凭借他对官场经验的理解和渊博的学识，写出了一部官场权术大全。这部著作就是《韩非子》。


    韩非在他的书中认为：人人都有自己的言论。通过一个人的言论，我们可以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品质、了解他的志向、了解他的能力等。领导人应当通过言论这个途径来了解他的部下，并根据自己的了解和判断授予他们合适的官职、处理特定的事务，如公正无私的人可以用来执法，能言善辩的人可以用来办理外交，憨直无隐的人可以做谏官，勇而善谋的人可以用来带兵打仗。


    检验用人是否合适的方法，就是根据这些人各自担任的不同官职来考察他们的工作成效。如果臣下的工作业绩同他们的工作职责和职务行为一致，他们的职责与行为同他们的言论相符，就应当给予奖赏与提拔；如果他们的工作业绩同他们的工作职责和职务行为不一致，或者职责与行为同他们的言论相违背，就应当加以惩罚和罢黜。所以，对属下中那些夸夸其谈说大话办小事的人，要严厉惩罚，这不是因为他只能办小事，而是因为他说大话；同样对那些有能力办大事，却一直藏着掖着的人，也应当严肃处理，这不是因为不希望用他做大事，而是因为同成就大事相比，言行不一的危害更大，所以也要加以惩处。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韩非举了一个事例。故事的主人公是韩昭侯。有一次韩昭侯因为醉酒睡着了，典冠者怕他风寒感冒，便取过衣服给他盖上。韩昭侯睡醒以后看到身上的衣服很高兴，就问身边的侍从：“为寡人添加衣服的是哪一个？”侍从告诉他是典冠者。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韩昭侯竟将典冠者和典衣者一并问罪。典衣者获罪是因为他怠于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做好伺候君王的本职工作；典冠者获罪则是由于越权办事。实际情况是，并非韩昭侯不惧风寒，而是因为他深知超越权限的危害要远大于风寒对自己的危害。尽管故事中韩昭侯惩处典冠者的理由冠冕堂皇，你一个管帽子的侍从，管人家衣服穿得多少干吗？狗拿耗子也得受处分，越权了嘛。但这只是表象，是一种权术，真正目的在于杀鸡做猴，防范臣子们越权办事，趁机揽权，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此，英明的领导管理属下，一定要求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职责办事，不得超越自己的工作范围追求更大的工作业绩，不得发表超出自己职权范围的任何言论。越权者应当处死，胡乱讲话者应当治罪。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依据自己的职责行事，忠于职守、言行一致，形成一种秩序，那么属员们便无法结党营私了。


    对于用人的奥秘，韩非在他的著作中进一步指出：英明的领导有效地控制部下，无非运用两大权柄而已。这两样东西，一个叫“刑”，另一个叫“德”。刑，就是刑罚，就是严惩不贷；德，则是赏赐，就是奖励名利。在韩非看来，人们一般都比较畏惧刑罚，而盼望得到奖赏，所以，领导人如果能将这刑赏二柄运用自如，那么属下便会慑于刑罚的威严而不敢为非作歹，同时基于奖赏的好处也会尽心辅佐主人。


    对于那些不听话、不服从、不为所用的人物，韩非主张杀掉为妙。想当年，姜子牙辅佐周武王推翻殷纣王之后，受封于齐。当时齐国的东海之滨住着两位才华横溢的隐士，一名叫狂矞，另一名叫华士。令人不解的是，姜子牙到了齐国以后竟然首先将这两兄弟捉住砍了脑袋。消息传到周公旦那里，周公急忙派人去问：狂矞、华士二人都是贤者，老兄为何要杀掉他们？估计周公没好意思把话说完，剩下的半截应当为：你老兄难到要步殷纣王的后尘？姜子牙回答得十分干脆：这兄弟两人曾经说过，不做天子的臣属，不做诸侯的朋友，自耕自饮，自食其力。他们不愿做天子的臣属，我姜尚就不能使他们臣服；他们不愿做诸侯的朋友，我姜尚就不能驱使他们；他们自耕自饮，自食其力，不求于人，我姜尚制定的奖惩制度便失去了作用；他们虽有智慧，却不能为我所用；虽然贤能，却不能为我建功立业；不愿做官，便不会接受我的约束。譬如良马，虽有千里之名，但不能任人驱使，留之无用，反而对别人是一种坏的影响，所以姜尚我要把他们杀掉。


    韩非认为，赏罚二柄对领导者而言就像爪牙对老虎的意义一样。如果领导者失去了二柄而由属下使用，那么他们必将受制于属下。


    对于丧失二柄的严重后果，韩非列举出两则历史教训。


    一件是：陈完因内乱逃到齐国，被齐桓公任命为工正，后来改姓田，其子孙在齐国世代为官。田家传到田常这一代，家族势力已经非常庞大。为了排除异己，进一步控制齐国大权，田常再次使用老爹田乞的发明专利，对上为亲信同党请求国君的赏赐；对下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收买人心，典型的做法就是大斗出小斗进。百姓家遇到困难想借点粮食，田常借粮的时候用大斗，本来一斗为10升，而田常会给12升，还贷的时候反过来，本来一斗要还10升，田常却只要8升，这一进一出百姓就会得到4升的实惠。这样看来，田常干的岂不是赔本的买卖？非也。送出去的粮食毕竟是有限的，田常并不缺粮，更何况送给百姓的粮食也不见得就是田常自家的，国库里面有的是。而百姓得到好处，自然感激田氏，此后田家的声望越来越高，这为田家攫取齐国的王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田常为亲信大臣请求的赏赐来自于国君，他收买百姓的利益也大都来源于国库。国君付出了权力成本，但是没有得到收益，收益都被田常拿去了，这就是“失德”。


    一件是：宋国的司城子罕曾对国君说，奖赏和赐予都是臣民所喜爱的东西，因此这些事情请国君您亲自来做；杀戮和刑罚都是臣民所厌恶的东西，因此请把这些事情都交给小臣我来办。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是由子罕承担了恶名，但君主执行刑罚的威严也被他同时攫取了，这就是“失刑”。


    因为失德，田常杀了国君齐简公以后却没有被治罪，因为上上下下都被他买通了；因为失刑，子罕杀掉宋桓侯以后并没有受到追究，因为大家都很畏惧他。最后，二人都实现了篡权窃国的目的。所以，手下一旦把二柄全部篡夺，那么君主就要面临危险和遭受损害。齐简公和宋桓侯的下场就是明鉴。


    韩非这种实用主义的用人办法，将我国几千年来官场用人的潜规则表述得淋漓尽致。但是，他不过是一个口头上的理论家，真正能够洞达其奥秘并把此用得驾轻就熟的，翻开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几人，但袁世凯无师自通，他将这种实用主义的用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  <h2>兼收并蓄，范围广泛</h2>


    兼收并蓄、范围广泛是袁世凯援引人才的一个显著特点。


    袁世凯结交、驱策人才的手段是十分厉害的。如果用一句话来做概括，那就是：结之以恩义，厚之以爵禄，施之以金钱，威之以刑杀。袁世凯在长期的宦海生涯中，早已经将这些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不仅得心应手，而且也往往颇具袁世凯个人的特色。


    袁世凯常说，天下人才有四种：一是现在就有用的人才；二是现在看起来没有用，但是将来会有大用的人才；三是现在只放手加以笼络，不到关键时刻不去使用的人才；四是看起来没有用，但只要加以培养就会成为人才的人才。


    袁氏集团如果从小站练兵算起，到袁世凯调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不过10年左右，如果算到辛亥革命发生，也大约只有15年的时间，在如此短而迅速的时间内，这一集团即从地方走向中央，袁世凯也由一个并不有名的厅局级干部而一跃成为民国的大总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恐怕不能不从其人才的广泛性与能力强弱等角度来进行观察与思考。


    事实上，袁世凯任命的干部是十分广泛的，军事上有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等人；行政上有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杨士琦等人；经济上有张镇芳、毛庆蕃、周学熙、梁士诒、王锡彤等人。行政、军政、警察、财政、外交、教育等人才无所不包，几乎涉及这个集团的各个方面。袁世凯有一个重要特点，即爱才、惜才，特别善于发现和笼络人才。袁世凯笼络人才，为己所用的手段主要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常抓不懈；舍得投资；以礼相待；只要有才干，愿意加入袁氏集团，不问资历、出身，即提拔重用。


    袁世凯任用人才之所以范围广泛，是与其人有大志及当时的社会客观环境的需要有关。读袁世凯的奏疏、信札和有关袁世凯的传记，给人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即袁世凯的抱负和雄心很大。袁世凯看到自己叔祖父袁甲三办团练，日后高官得做，荫及子孙；曾国藩创建湘军，使自己成为一代名臣；李鸿章缔造了淮军，使自己成为清政府一个权势显赫的人物。所以，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盼望能组织和统率一支军队，拥有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人物。正因为有这样的抱负和雄心，他才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广泛搜罗人才，逐渐建设和扩大干部队伍，无疑，这一点对于袁氏集团的迅速崛起是极为重要的，它与曾国藩网罗人才的做法相近似。


    袁世凯之所以广泛搜罗和任用人才还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客观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小站时期，袁世凯所需要的主要是懂军事方面的干部，那么，他就任山东巡抚与直隶总督，成为一方封疆大吏后，他所需要的人才就不能不更加广泛与全面了。


    袁世凯的目标不仅仅是拥有一支军队的控制权力，他的野心是没有边际的。而要实现这种雄心抱负，这个私人集团的组成，就离不开方方面面、形形色色、源源不竭的各种人才。为他出力的人物，“黄、绿、赤、橙、青、蓝、紫”，各种色彩的人物都需要，而且是唯才是举，来者不拒，这一点，袁世凯也确实做得十分出色。


    袁世凯结纳人才、网罗干部是敢于花大钱下赌本的。只要是人才，能为己所用，多花些钱他是不在乎的。从这一点说明袁世凯是一个干大事、有魄力的人物。如阮忠枢，曾在李鸿章幕下效力，李认为此人，“武阀能久”，“极加器重”。1895年，李推荐阮入袁幕。袁认为阮“才长心细，学博识优”，十分重视。后阮被简放顺天府尹，尽管职务高了，但是收入却下降了。他在致袁世凯的信中抱怨说：“在府尹任上，一岁所入五百两，仅抵幕中一月薪金。”袁于是极力劝慰他，并继续照常给他寄送幕金。对此，阮忠枢当然感恩戴德。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阮尽管不直接在袁身边工作，但仍为袁的重要高参，终生为袁出谋划策。


    袁世凯广泛结交，待人亲善和蔼，这在晚清官场上也是极为少见的。曾在袁世凯身边任幕僚多年，后又任民国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麟评论说：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凡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与一般官僚高高在上、态度粗暴、不知寒暖者相较，像袁世凯这样能礼贤下士者，当然人们更乐意接近、结交和为其所用。


    袁世凯用人，重才干，英雄不问出身，有魏武帝曹操唯才是举的气度；也颇像汉高祖刘邦的风范，只要有用，贩夫走卒都可以成为将相。赵秉钧、段芝贵都系袁世凯手下级别很低的官员，他们都是花钱买下的道员头衔。尽管如此，袁世凯通过观察，认为二人才能出众，于是便通过朝中奕劻的关系，先后使他们成为独领一省的封疆大吏。赵秉钧从巡捕做到道员，最后一直登上了民国内阁总理的宝座；段芝贵从杂役做到巡抚，最后也做上了中华民国的上将军。最值得一提的是曹馄，他本是一个布贩子，投身小站，因军功一路飙升，最后还一度做上了民国大总统。


    反之，如无才，即使亲戚也不用。张一麟介绍说：袁世凯“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给月禀，不假事权”。


    正因为袁世凯有野心，爱才，能够礼贤下士，悉心提携人才，帮助人才，接济人才，所以，投奔其门，甘愿供其驱策者不在少数。对于这种情形，胡思敬在《大盗窃国记》中比喻说：“内外大臣趋之若鹜。”张一麟也形容说：“故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


    大部分人才，在入幕后，确实也对袁的决策在关键处起到重大点化作用。如徐抚辰谏袁就是很具典型的一例。


    徐抚辰，字绍伍，湖北江夏县人，在袁幕任洋务方面的文案。1899年年底，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武卫右军也随袁由小站调往山东。不久，慈禧太后在特殊情况下对外下了“宣战令”，袁氏为表示“忠心”，立即通告山东全省各州县遵旨“招团御侮”。在这动一发而牵袁氏集团全局的关键时候，徐抚辰力谏道：“此乱命，万不可从，否则国破家亡，我公何以自了？”袁不听徐劝，徐就恪守幕职规则，“不合则去”，留书函一封告别。信中说：“世界列强，英、俄、法、德、美、奥、意、日本八国也，今以中国战败之后，无兵，无饷，徒恃奸民邪教，手执大刀，杀洋人，焚教堂，围使馆，口念邪咒，不用枪弹，大刀一挥，洋人全倒地，有此理乎……我公若不遵行乱命，逐团匪与山东境界之外，将来外兵拥至，北京沦陷，皇太后、皇上出走，或有不幸，我公以反对义和团之故，犹可尽旋乾转坤之忠心。如随波逐流，我公一身功名消失，且恐未能保其身家也。”袁世凯阅后顿悟，急遣人追回徐氏，面向谢过。但檄文已发，“仍用六百里、八百里牌单，飞骑分道追回。遂毅然一变宗旨，护洋人，而剿拳匪”。


    徐抚辰的建议使得袁世凯集团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分清了利害关系而没有与列强发生冲突，因而保存与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这样，在庚子之变后，清政府能够御用的军队几乎全部崩溃，袁世凯的军队却毫发未损，防卫京城的任务自然地落到了袁世凯身上，他一跃而身兼八大臣。有人说“和议告成，袁乃得盛名。后由北洋总督，而宫保，而军机大臣，实皆由徐抚辰一人玉成之”。此言虽有夸张之意，但也由此可见人才在袁氏集团发展中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


    袁世凯对人才的兼收并蓄、广泛运用，这一点成为袁氏集团在清末民初能够得以迅速发展和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h2>注重吸收新式人才</h2>


    在袁氏集团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袁世凯在广泛吸收人才、大胆地任用人才的基础上，同时还特别注重人才的质量。


    袁世凯任用干部，比较注重新派，注意罗致懂得西方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


    这不难理解，在晚清社会转型、人们的社会意识迅速发生变化的潮流下，传统治国安邦的那一套已经不能再适应社会与生存发展的需要了。这一点，就连主舵大清国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也已经认识和接受。


    1901年1月29日，经慈禧太后指示，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说明政府的统治方法应顺应时势加以改革。


    上谕认为：


    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可见，袁世凯注重吸收和选拔懂时务的新式人才是形势使然。


    1901年4月25日，袁世凯在《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中，清晰表述了他的这一思想。


    袁世凯说：


    人材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之初，用非所学，类多娴于文艺，拙于政事。又自咸同军兴而后，保举捐纳，阶进日多，流品益杂。京员半受成于胥吏，外官恒借重于幕友。不但通达时务，干济世之变者百无一二，即求其能称职守，了然于分内应为之事，亦甚难（得）其人。似亟须有以教之。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识明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一切西政、西史，各就性之所近，学之所习，分别门类，各专其业，严定课程，考其殿最。其优异者，即按其所执之业，而试以所宜之事。其志趣远大者，或派令出洋游历，以验其造诣而求其精实，回华之后，优予奖擢。并请饬下各行省，分设课吏馆，专就吏治、时务、交涉等项，择要辑书，发令候补人员学习。按月扃考，择其连取优等者，酌予委用。不过一二年间，京外官吏，皆知讲求实在经济，临事因应，自易措手。方今时艰日亟，需才孔殷。若待学校大兴，人材辈出之后，方使之莅官任事，势必有所不及。但就现有之官吏，设法造就，俾皆成为有用之材，彼既无废弃之忧，则鼓舞奋兴，收效必速。济急之方，莫先于此。


    由此可见，袁世凯所认定的新式人才，其标准是懂得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西政、西史以及各国约章公法的中西兼通的人物，其急需的人才主要集中在“吏治、时务、交涉”等项上。


    袁世凯在搜罗新式人才方面是不遗余力的。


    1903年7月8日，光绪皇帝亲临保和殿举行经济特科考试。应试者有两位后来在中华民国史上颇有盛名的人物：一个是广东三水人梁士诒，中了一等第一名；另一位是湖南湘潭人杨度，中了一等第二名。经济特科既是新政的一部分，当然为顽固人士所不容。因此，发榜后，谣言四起，都说中试者大多是维新党。一天，慈禧在召见军机大臣瞿鸿禨时问道：“外面传说特科人才流品庞杂，心术不端，你听到什么了吗？”这位瞿大相国信口开河启奏说：“特科初试一等第一名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其名字的末一字又与康有为相同，梁头康尾，其人品可知。”慈禧听了这些话，气得脸色发青，也不问情由，就把初试阅卷大臣撤了职。梁士诒自然不敢再参加复试。杨度因与梁同科，且在试卷内大谈新学，难免有激进之嫌，所以也不敢再入场复试了。梁、杨仕途之路绝望，自然心情消极。不料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梁士诒、杨度二人的才干为袁世凯看中。不久，梁士诒经唐绍仪介绍，入袁幕被袁世凯派为北洋编书局总办，此后更加倚重，执掌交通系，民国初年入中枢，一度有“二总统”之称。杨度也在1907年被袁收为入幕之宾。从此，二人仕途坦坦，前途一片光明，在民初均名噪一时。


    袁世凯面临北洋新政百举待兴的现状，为了北洋的事业，他大胆果断起用了一批留美、留日的新式人才。凡新自留学东、西洋归国之学生，他都竭意延揽。


    詹天佑，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吴仰曾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回国后被袁世凯任命为开平矿务师兼办京张铁路煤矿。屈永秋毕业于天津医学馆，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医学堂兼办天津卫生总局。邝荣光，美国矿务大书院毕业，被袁世凯任命为矿政调查局、华总勘矿师、会办临城矿务兼工程师。袁世凯认为以上四人，“科学精深，名闻中外”，不仅给他们官职，而且援例上奏，要求朝廷按中国实际情况给他们以各科进士出身，以安抚他们，使他们尽心为国家的新政事业服务。

 第六章

    能够不为钱财所役，将钱财用到发展自己的事业和人脉关系上，这是领袖者成就大事必须具有的一项素质，做大事者多有此气概。


    ——佚名  <h2>袁氏一生不爱财</h2>


    袁世凯一生不看重钱财，在他眼中，钱财不过是实现自己愿望和目的的工具。


    能够不为钱财所役，将钱财用到发展自己的事业和人脉关系上，这是领袖者成就大事必须具有的一项素质，成大事者多有此气概。


    纵观秦朝末年，秦失其鹿而刘项争之。项羽虽然强大，但不知道做个散财童子的好处，结果，其部下纷纷投向对手刘邦。出身于布衣的刘邦，却深谙人们对钱财官爵的贪欲本性，视钱财如粪土，对部下慷慨好施，用钱财将天下英雄尽情网罗到他的队伍之中。结果，项羽越战越挫，而刘邦则越战越强，最后终于在垓下用金钱买下了项羽这颗价值昂贵的人头。


    袁世凯熟悉世人的需要，更懂得晚清官场背后的游戏规则，重视敛财，却不为己用，这是他能够在清末民初纵横政坛的一个重要原因。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开府山东、总督北洋、入值中枢以来，从封疆大吏到朝中重臣，直至民国大总统，在政坛高层跃马驰骋了近20年，他要是想敛钱发财，机会有的是。但袁不好货、不谋私财是出了名的，他的北洋老友、朋友故旧、文臣武将多数都比他富有。据袁世凯后期的心腹幕僚，负责袁家经济事务的王锡彤回忆，袁去世前一个月，不知是否预感自己来日无多，曾将自己的家财向王做了交代，这件事，使王很是感慨。


    5月1日，大总统传见。当时人们全都说大总统有病。等到见面后，面色略显清癯，好像没什么大病。因此询问他的病状，说是吃东西不慎而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案头放置着一纸清单，所有存款、股票等共约二百万元。（他）指着它对我说：“我的家产全都在这里了。请把你经管的公司的状况告诉我。”我略作报告，全不知此老的用意何在。……然而此老一生的宦囊，连股票统计实在只有二百万元左右，我是全都知道的。或者他自知病情不佳，故叫我来嘱托以为子孙打算吧。然而袁公的子女合计30余人，以二百万元分配给他们，无论如何，可以断言的是，十年后就会有贫穷者。总之，袁公自从担任大总统以来，（家产）实际上未曾再增加过一钱，其为国忘家之情，实在是不可以冤枉污蔑他的。世间所传袁公有数千万资产，污蔑之言也。


    王锡彤是否有意维护袁世凯呢？袁世凯死后，其遗产由前往彰德送葬的老友徐世昌主持分配。徐世昌将全部田产股票现金分为30份，诸子各一份，未出嫁的女儿两人一份，姬妾无子女者一份，每份8万余元，合计共200余万元。由此可见，王锡彤说的全是实话、公道话。也正像他所预料的，袁氏死后，袁克定、袁克文等也都现出了膏粱子弟的本来面目，很快将家产挥霍一空。袁克文死时据说只在他桌上的笔筒中找到了20元，后事还是靠他在青帮中的弟子们凑钱办的。而袁克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依靠着政府每月20元的救济才可勉强维持生活。袁家子孙中，只有克文的第三子袁家骝和妻子吴健雄成为著名的科学家。袁世凯在世时声名显赫，身后却子孙飘零，家业萧条，其追求奋斗的历史，真让人觉得像是南柯一梦！  <h2>打通关节，运动权贵</h2>


    袁世凯所以能成大事，短短10余年间就由一个不为人知的温处道迅速膨胀成为一个举世所知的民国大总统，确有别人所不及之处。就拿晚清来说，官场办事，必须用银子点灯笼，打亮来照道。混迹官场之人，谁不想趁机多捞一把。这个袁世凯偏偏与人不同，他不为自己及家庭拼命敛财，倒是将费心搜刮到手的白花花的银子，全又毫不吝惜地送了出去。就这一点，时下又有几人能做到？慈禧太后活着时还不是借祝寿等机会想方设法为自己多敛一点吗？


    袁世凯善于利用“金钱效应”扩展自己的政治势力。


    晚清社会，没有近代的法制和规章，儒家的道德破灭了，新的道德理念还没有树立起来，一切作为，都要靠所谓的人情和关系。当时，官场的腐败现象日趋表面化，卖官鬻爵、行贿受贿屡见不鲜，“银子”铺路已成为官场进取者必具的法宝之一。袁统率军队，靠的是私恩而非近代民族精神为凝聚力。同样，他搞政治，也是在交际请客、联络接纳和奔走趋奉上下功夫。他无意于在世风日下吏治腐败的社会中扮演自命清高一介不取的角色，而恰是在这样一个传统社会中，一个道德上的宵小之辈才能够在历次政海波潮之中事著先鞭，摇而不坠。袁世凯在早期实践中早已掌握了这种生存技能。他深知权力往往同利益连在一起，有权力即有金钱，利用金钱又可以换取更大的权力。因此，在发挥“金钱效应”上，袁世凯则无所不用其极。


    早在小站练兵之前，袁世凯就以金钱孝敬荣禄，受到荣禄的提拔和庇护。在谄事荣禄的同时，袁世凯对庆亲王奕劻也一直按时馈赠，以金钱为媒介，袁世凯与奕劻一拍即合，从此奕劻成为北洋集团的重要后台。


    袁世凯对于宫廷的供奉，可谓无微不至。早在两宫逃亡之时，袁世凯就一马当先，率先敬献贡品，输送银两，为各省督抚之冠。1900年8月29日送上白银26万两。三天后，即8月31日，又进献中秋贡品一大批，除博粉、恩面、凤尾菜、各项羊皮外，还另献绸缎160匹，袍褂料40套。不仅如此，他还把民绅募捐救灾的款子不讲来历用途，也一并呈送慈禧太后，并且建议慈禧太后向行在所在地山西富户借贷。他又电告各省督抚，请求他们赶紧将应该解送的京饷，尽快押赴行在，俨然以清廷的“粮台”自任。在任北洋大臣期间，袁世凯除照例进献金钱外，还通过贿赂宫内太监头目李莲英等了解慈禧的嗜好所需，诸如慈禧太后不喜欢中国古董，喜欢西洋玩意等。所以宫中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汽车，都是袁世凯进贡给慈禧太后的。在金钱的作用下，天津直隶总督署的电话可直达京师大内总管太监处，凡宫中一言一行，顷刻传于津沽，朝廷之喜怒威福，悉为袁世凯所揣测，他因此轻易地迎合流弊，取悦慈禧太后。有一次，慈禧偶然说翠饰以菠菜绿镯最佳，李莲英设法将此消息告诉了袁世凯。袁世凯遂购入一副敬献，色泽甚嘉，慈禧知是袁世凯所献，偶于召对之余提及，颇加奖许。


    为了贿赂朝中权贵，袁世凯甚至还和北洋某些大员和商人集资开办了“临记洋行”，它的经理是直隶巡警道杨以德之弟杨以俭。“临记洋行”设在西交民巷东路北。这个洋行的重要“买卖”，就是在进行贸易的幌子下，专门是袁世凯集团联络走动北京权贵的机关。洋行每日与奕劻王府、皇宫内监、权贵通电话，报告有何种新货到行，征询有无购买之意，见机行事，为袁等北洋人物办理贿赂事宜。


    通过金钱途径，袁世凯陆续使领班军机大臣奕劻、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荫昌、太监总管李莲英、崔玉贵、张兰德、马宾廷等清廷内的重要角色都纳入自己的集团奥援范围内，致使形成了“太后方向用，亲贵与交欢”的极不正常的局面。许指严在《新华秘记》中记载道：“隆裕太后允下退位之诏，其内幕实出于某亲贵之劝逼。隆裕事后颇悔，然已无及矣，故哭泣数月即薧。而某亲贵者，乃受袁氏之运动金五十万，及许以永久管理皇室之特权，始不惜毅然为之者也。”载沣弟载涛在《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一文中也提到，“这种‘禅让’之局得以成功，可说是全由奕（劻）、那（桐）、张（兰德）三人之手”。因而，在袁世凯看来，金钱是百用百验的灵丹妙药，它可以化疏远为亲近，化异己者为同党，甚至化敌人为朋友。到辛亥革命后，他甚至用金钱来收买革命党人中的人物和其他各方势力。这种方式，成为袁世凯政治生涯中最基本的一项政治技能。


    胡思敬在《大盗窃国记》一书中，在述及袁世凯为人豪爽、慷慨、大方时说：


    世凯生平，滥交污取，俯视一切，不问家人生产。自其少时，即好为游荡。偶得数金，辄呼朋饮酒，顷刻而尽。后继得位，益顾盼恣睢。有炙手可热之势。每幸一姬，辄有犒赏。宴客必至珍错，杂以西餐，一席之费，不减中人十家之产……其横绝古今，为诸奸所不及者，敢用之财，视黄金直如土块……名利为天下所争趋，故小人皆乐为效。


    袁世凯用金钱运动交结奕劻一事，很能说明问题。


    胡思敬说：“奕劻初入政府，方窘乏不能自舒，世凯进贿动辄三四十万。”


    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也说道：“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以前，袁世凯所最注意的，仅仅是一个荣禄。其时庆王（指奕劻）为外务部领袖，亦居重要地位，而世凯之所馈赠，并不能满庆王之欲。庆王曾对人发牢骚说：‘袁慰亭（袁世凯字慰亭）只认得荣仲华（荣禄），瞧不起咱们的。’但荣禄自辛丑回銮之后，体弱多病，时常请假，后因久病，竟不能入值，屡次奏请开缺，而那拉氏不许。但照病势推算，恐怕不能久于人世。于是庆王有入军机的消息，为袁世凯所闻，即派其办事能手杨士琦赉银十万两送给庆王。庆王见了十万两银子的一张银号的票子，初疑为眼花，仔细一看，可不是十万两吗？就对杨士琦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么能收他的？’杨士琦回答得很巧妙，他说：‘袁宫保（指袁世凯）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侍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庆王听了就不再客气。不多几时，荣禄死了，庆王继任。入军机之后，杨士琦话说的并不含糊，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有庆王及福晋（满语称夫人为福晋）的生日，唱戏请客及一切费用，甚至庆王的儿子成婚、格格出嫁、庆王的孙子弥月周岁，所需开支，都由袁预先布置，不费王府一钱。那就完全依照外省的首府、首县伺候督抚的办法，而又过之。”


    袁世凯先后向奕劻行贿多少，是无法统计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袁世凯向奕劻行贿的数目是极为巨大的。奕劻代替荣禄主持军机仅一年，就发生了御史弹劾奕劻案。此案说明了奕劻受贿数额的巨大，也从反面证明了袁世凯的出手大方。


    以金钱为桥梁，袁世凯接通了奕劻这一中央政府的领衔人物。他在奕劻身上下注的巨额本钱，同时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奕劻虽贵为王爷，权势重为领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练兵大臣，但仍然不能免“名利”之俗，为之“争趋”，自然就不能不最终成为袁世凯夹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为其所利用、所驱策。


    由于被袁世凯用金钱所收买，奕劻对袁世凯是有求必应，言听计从，几近傀儡。袁世凯向奕劻推荐的人大都得到了重用。有时，奕劻甚至主动让袁世凯推荐人才。


    刘厚生在《张謇传记》中指出：“弄到后来，庆王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必先就商于世凯，表面上说请他保举人才，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说话而已。”


    《凌霄一士随笔》中写道：“西后唯一宠臣荣禄死后，奕劻代为军机领袖，权势日盛。其人贪碌而好贷，袁世凯倾心结纳，馈遗甚丰，并与其子载振结昆弟交，奕劻奉为谋主，甘居傀儡。庆、袁之交既固，世凯遂遥制朝政，为有清一代权力最伟之直隶总督焉。东三省实行省制，主之者世凯，意在扩张势力，所谓大北洋主义也。丁未（1907年）三月，徐世昌简东三省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兼三省将军，地位冠于各督。奉、吉、黑三省巡抚则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四人皆出袁荐，东陲天府，悉为北洋附庸，固见世凯后眷之隆。而奕劻之为袁尽力，自尤匪鲜。”


    在金钱力量的驱动下，奕劻完全为袁世凯所用。由于只要袁世凯向奕劻推荐谁，谁就可以被提拔重用，所以，一时间依附于袁世凯者门庭若市，袁世凯为了扩大自己的团体势力，对前来投靠者一概接纳。这是清末袁世凯势力迅速膨胀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奕劻看来，他与袁世凯的权钱交易还是很成功的。毕竟，奕劻早年家境贫寒，过怕了受穷的日子。入驻军机领袖后，奕劻在袁世凯的支持下迅速过上了真正的王公贵族的享乐生活。尽管有人骂他是第二个和珅，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乐此不疲。


    就历史资料记载来看，奕劻至少在下列五个方面帮了袁世凯的大忙。


    1.对袁世凯安插自己的亲信言听计从。结果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重要职位上，遍布了袁世凯集团的力量。这是造成后来袁世凯力量尾大不掉的一个重要原因。


    2.支持袁世凯练军办校，造成了国家之兵为将有、将为袁有的局面。


    3.与袁世凯联手，搞掉了一心保护大清江山的后清流势力如瞿鸿禨等辈。


    4.以害怕北洋军起来造反为由，软中带硬地反对摄政王载沣杀掉袁世凯。


    5.武昌起义发生后，全力说服清室让袁世凯出山收拾时局，甚至不惜把自己内阁总理大臣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那么，袁世凯打通关节、运动权贵的银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此批经费是袁世凯从练兵专用经费、北洋实业、增加税赋、发行公债以及地方财政动用而来的。


    据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以后，还得到了两笔意外之财。一笔出自李鸿章。据梁士诒回忆：


    我来到天津，住在总督衙门，有时也住在海关道衙门。在总督衙门与于晦若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编书局总办的车马费，全都由淮军银钱所送来。后来一想淮军裁撤已久，怎么还有银钱所的名自？当时只将车马费照收，不便详问。后来于徐颂阁师的宴席上见到王文韶，谈起李文忠（李鸿章，文忠是其谥号）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举出事例说：“当甲午之后，李文忠赴日议约，离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李）列册交代，有‘淮军钱银所’存银八百余万两。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由‘截旷’、‘扣建’而积存者。如果是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应当交出，尚且要费一番斟酌，然而文忠漠然置之。到后来既列作公款，我离任后，由荣仲华（荣禄，仲华是其字）而至袁慰亭（袁世凯，慰亭是其字），中经庚子之乱，此款独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练兵之需，气象雄阔，是受李文忠之荫也。”我于是恍然大悟淮军银钱所送车马费的缘故，愈加佩服李文忠的廉洁，（身）当甲午（兵败）乙未（马关签约）的诽谤，而文忠不发一言（辩解），其度量也非同寻常啊。


    所谓“截旷”、“扣建”均为清代军队中的专门术语，军队发生缺额，需要募兵替补，称为“顶名吃粮”，但顶补的日期不相衔接，差额日期的军饷须逐日扣除，这部分扣下来的军饷就被称为“截旷”；清代通行阴历，士兵月饷以30天计算，遇到小月（只有29天）须扣减一天，小月又称“小建”，故因小月扣减下来的军饷就称为“扣建”。李鸿章任职北洋多年，积少成多，遂有了淮军银钱所这八百多万两的积累赢余。李氏本可以按当时官场对待陋规的惯常做法，把这笔灰色收入装入自家的腰包，但他把它作为公款列支，并将其全数移交给后任，难怪王文韶自叹不如，要称赞李鸿章“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了。北洋淮军银钱所这笔钱作为固定存款，利息应相当可观，以五厘的低息计算，每年也有40万两的收入。


    另一笔意外之财，则是接收列强占领天津期间所经手的海关及杂税银两，数目也很可观。


    9月，李文忠病故，清政府调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而以王文勤继李文忠办理和约善后事宜。10月，袁到北京，由庆亲王奕劻致电行在（并与）王文勤会奏，派袁会同新升任山东巡抚的周馥，接收天津联军所组织的都统衙门。唐绍仪以天津海关道资格充当提调。地面接收之后，获得都统衙门所积存的关税及杂税银500余万两，因此袁得以大肆挥霍。那一年，京师及行在各位官员，均得到袁、唐所赠送的大宗炭敬，因此颂扬之声载道。12月，袁于正定府办理沿途行宫，供张侈丽，直到北京，都是因为有了这笔钱手头阔绰的缘故。


    所谓“炭敬”，即今天机关单位逢年节所发的红包一类的东西，在前清时，则是外官（地方官）或下属，送给要好或用得着的京官和上司，借以送人情、拉关系的手段。时逢庚子乱后，京官大都宦囊羞涩，拮据不堪，袁世凯的这笔炭敬起到了雪里送炭的作用，最能见情。联系到他在山东时带头捐资数千，为奉召前往行在（皇帝和太后驻跸之处——西安）的京官们提供川资的事情，充分表现出袁世凯圆熟的手段和练达的人情。反正是公家的钱，花在公家的人身上，争取在京城有一个好口碑和好的人际关系环境，以减少、化解来自京城的阻力，对于他在地方放手推行新政无疑是有利的。对于慈禧太后及庆亲王奕劻这类亲贵，投其所好就可以了。  <h2>笼络部下与结交朋友</h2>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了句大实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翻览几千年历史，触目惊心的事实可不赤裸裸就是这样吗？从某种程度上讲，一部几千年的中国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从上到下争权夺利的历史。孔夫子强调名。但一个人如果一旦有了名，其利不也就滚滚而来了吗？民以食为天，连老百姓都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挂在嘴边之上，那些满口讲铜臭话的人又能有几个是在倾吐他们的心里话呢？


    袁世凯长期身处下层，懂得前来投奔他的人的真正需要，善于用金钱和地位笼络部属。对阮忠枢的金钱笼络就是典型的一例。


    早在小站练兵时，有一天，阮忠枢对袁世凯讲，他在天津某妓院时认识了一个名叫小玉的妓女，两人感情甚好，想纳小玉为妾。袁世凯听后立即严厉驳斥，说这有碍军誉，干不得。阮忠枢只好作罢。过了不久，袁世凯说到天津办点公事，邀阮忠枢一同前往。下车后，阮随袁进入一个院中，看到屋子里铺设华丽，堂上红烛高烧，摆着丰盛的酒席。及至进入里屋，便见一个丫鬟一面喊着“新姑爷到啦”，一面扶出一个打扮俏丽的新娘。阮忠枢一时不知所以然，当新娘来到面前并发现她就是小玉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袁世凯得知阮的心思后，不动声色，秘密派人将小玉赎出，并为阮忠枢在天津置办了一份家产。等把事情办妥了，他便引阮忠枢一同前来。从此，阮忠枢对袁世凯更加死心塌地，一直到袁世凯身死，他都对袁忠贞不贰。


    1907年，袁世凯被调升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当时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新调任进京的官员照例要逐一拜会京都的老资格官员，袁世凯自然深谙此道。一天，他来到一满族官员增崇（字寿臣）家拜访，增崇叫出自己的儿子察存耆见客。察存耆当时还是个孩子，他回忆自己见袁世凯的情形如下：


    一进门，我走了几步，随即向前抢行到袁世凯跟前，认认真真地给袁世凯请了个安，叫一声“大爷”（“大爷”也是旗人中称呼比较亲近的人的敬语，对汉员则应当称“老伯”、“太世叔”等）。转瞬间，只见袁世凯闪电似的离了他的客位，也照样抢前几步，对我还安如礼，口中还连说“不敢、不敢”。他这样的举动，大出我意料之外。当时我父亲忙说：“小孩子，小孩子，大哥太客气了。”袁世凯紧紧拉着我的双手，连声说：“老弟好！老弟好！”半侧着脸用炯炯的目光看着我，同时又半侧着脸看着我父亲说：“老弟真英俊，真英俊。”又回过头对我父亲说：“让我们先谈一谈。”我父亲当然便不再言语。原来那时的习俗，尤其在官场里，若要同人家子侄说话，并不直接问本人，而要先向其长辈说明，再由其长辈命其好好回禀，然后才由其本人恭恭敬敬地一一作答。这时袁世凯便问我：“经书都读过了吧？”我说：“现在才读《周礼》，《易经》还未读。”袁世凯说：“读经是要慢慢地读的，不可太快。”又说：“老弟需要些什么书，我可以给送过来。”我当时想，我们旗人太不讲究读书，不可叫他小看了，我要显显我的志气，也给我父亲听一听，就回答说：“为将来考学堂，目前正预备学堂的各门功课。现用的教科书，只是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几种，似是有点不足。”袁世凯说：“好，好。明天我就给送过来。”他一面说一面看着我父亲，很郑重地对我父亲说：“世兄真聪明，好得很，好得很！打扰老弟用功。”于是我父亲对我说：“你回书房去吧。”我便退了出来。

 第七章

    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  <h2>从小站出发</h2>


    甲午一战，李鸿章惨淡经营30年的淮军武装，顿时土崩瓦解。清政府痛定思痛，意识到旧兵不足恃。他们看到日本专用西法取胜，认识到中国今日当务之急，就是亦应仿用西法创建一支新式军队。于是，清廷决定全面改革陆军军制，开始着手编练新军。袁世凯抓住这个机会，运动权贵，将新建陆军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中，从此开始了他角逐权力的生涯。


    实际上，清廷让袁世凯主持练兵，并不是就放心地把军队领导权全交给他。值得注意的是，在派袁世凯前往天津小站督练新军的同时，清政府又委派满洲道员荫昌，挑选八旗精壮子弟，附入天津武备学堂。清廷此举，意味深长，编练新军，本来就是想培养一个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能控制整个大局的满洲亲贵。派遣荫昌等满人子弟进入天津武备学堂，一来预储他日将才，等时机成熟代替袁世凯；二来因同在天津，相距不过数十里，可以起到监视袁世凯的作用。可见，清廷从一开始就力图加强对新建陆军的控制。


    对于新建陆军，清廷是寄予厚望的。光绪皇帝在1896年6月24日的上谕中说：“新建陆军督练洋操，为中国自强关键，必须办有成效，方可逐渐推广……总期精益求精，悉成劲旅，俾御侮确有把握，用副朝廷实事求是至意。”正因为这样，袁世凯才得以向清政府放手要饷要枪，一般都能得到满足。以新建陆军为起点，袁世凯从此开始了他驰骋纵横中国近代政治军事舞台的发展时期。


    经过庚子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的军事力量又一次几乎丧失殆尽，只有袁世凯的军队毫发无损。凭借这支军队，他一跃而成为清王朝权势最大的地方封疆大员。  <h2>成为北洋军领袖</h2>


    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清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衰败已无可掩饰地暴露了出来。清政府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强化国家的统治机器，不得不实行国策的转移，开始迈开西化的步伐，以此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实现王朝的自救。


    1901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筹办新政的上谕，4月成立了推行新政的主持机关——督办政务处，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新政的法令。对于这次新政，大多数疆吏鉴于戊戌变法的教训，都表现得不太积极。然而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发展个人势力的绝好机会，只有抓住时机，进一步将自己的力量安插到军队的各个主要部门，才是攫取更大权力的最佳办法。


    编练新军创建北洋六镇，是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也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最热衷的改革。1901年11月，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抓住新政这一机会，竭尽全力训练和扩充其军队。从1901年到1905年，袁世凯完成了北洋新军六镇的编练，袁世凯的军事实力和北洋军阀的基础完全形成。


    北洋新军在全国各省新军中人数最多，官兵达7万之众，它拥有同时代最先进的武器装备，训练也相当正规，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一支现代化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在扩编六镇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袁世凯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北洋派系。


    袁世凯能在短短几年中迅速地完成编练北洋六镇，这与他善于抓练兵权有着极大的关系。袁世凯在编练新军中深深懂得：要使自己的军事实力迅速扩大，一定要取得清廷中央的练兵领导权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1903年3月，袁世凯上奏了他拟定的《陆军训练简易章程》，并建议在清廷中央设立练兵处。而当时清政府也正想通过成立练兵处集中全国新军的军政和军令于朝廷，牢牢地把新军兵权掌握在清皇室的手中，因此，对袁世凯的建议极表赞同。同年12月，练兵处在北京正式成立。慈禧太后任命皇族奕劻为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为练兵会办大臣，皇族铁良为练兵襄办大臣。从表面上看，练兵处的大权是由清皇族所掌握，但实际上大权却掌握在袁世凯手中。因为练兵处成立不久，奕劻就以自己年老多病，奏请慈禧太后将练兵具体事务责成袁、铁“悉心经营”。铁良虽为满人，但年轻资浅，又缺乏练兵经验，而袁世凯却多年练兵有方，所以实际上掌握了练兵处的最高领导权。另外，练兵处下设的各机构要人都是袁世凯的亲信。袁世凯曾向慈禧太后推荐其心腹徐世昌、刘永庆、段祺瑞、王士珍等人，说他们“随同臣当差有年，知之最悉，均属切实可靠”。在他的推荐下，后来徐世昌升为练兵处提调，刘永庆升为军政司正使，段祺瑞升为军令司正使，王士珍升为军学司正使，练兵处的重要职位几乎全被袁氏集团的成员所包揽。袁世凯还通过练兵处，制定了各种章则法令，包括新军的编制、官制、训练、装备、薪饷等各项法令。通过这些措施，袁世凯控制了全国练兵的用人权、经费权、军械制造权和练兵考察权。掌握全国的练兵权为他迅速编练北洋六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通过练兵处，吸全国之财，以供北洋一区练兵之用。他向各省摊派练兵费，将这些经费集中用于编练北洋六镇。如1905年，各省实际交练兵处的白银911万两，而其中600多万两用于扩编北洋六镇。


    袁世凯扩军为的是扩张自己的军事势力，形成以他为核心的北洋派系。因此，各镇重要将领都是由他亲自选定，又几乎都是小站出身。


    第一镇统制先后为凤山、何宗莲；


    第二镇统制先为王英楷，后换张怀芝；


    第三镇统制先为段祺瑞，后改为曹锟；


    第四镇统制为吴凤岭；


    第五镇统制为吴长纯，后改为张永成；


    第六镇统制为王士珍，后改为赵国贤。


    统制以下的统领（旅长）、统带（团长）以及一部分管带（营长）均出自小站时的旧班底。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袁的嫡系部队。


    除了六镇正规军以外，袁世凯还把驻直隶的淮军各营整顿改编为39营，分为前、后、中、左、右五路，以属下夏辛酉、张勋、李天保、徐邦杰、邱开浩分别统带，驻扎直隶各州县，作为北洋常备军的别动队。宋庆的武卫左军（又称毅军）共20余营，其中各将弁多系袁世凯先人旧部。1902年宋庆死后，由马玉昆接统，其中八营拨归姜桂题统率，倪嗣冲被任命为营务处长官，至1908年马玉昆死，毅军全部由姜桂题接收，纳入袁世凯的北洋军系统。这样，袁世凯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统领着近10万全副现代化武装的北洋新军，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团体，为他日后以军事力量操纵政坛、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  <h2>木秀于林，风必摧之</h2>


    表面上看，袁世凯建立北洋军易如反掌，但情况并不简单。练兵处之设，是继承督办军务处而来的，形式上是统一军政，收回各省兵权，而其重点很明显的是将北洋所练新军收回中央，这是中央与地方之争；清廷想通过练兵处削除汉人手中庞大的兵权，这是满与汉之争。督办军务处打算培植荣禄以替代李鸿章，练兵处打算培植铁良以代替袁世凯。前者荣禄保荐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发展武卫右军，义和团事变、庚子八国联军之祸成就了袁世凯。后者铁良虽曾参与京旗训练，但其才具资望远不如荣禄，其所恃仅为暗中谋划者良弼。但良弼回国未久，资历尚浅，不能放手活动，只有在练兵处招致士官派以对抗武备派。


    军谘副使哈汉章说：


    中国军队，最早多半行伍出身，自小站练兵，始取材于武备学堂。后来派遣学生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近年学成陆续回国，因为北方军队的武备派成了一种势力，不能插进，所以分散各省。良赍臣（弼）系满洲镶黄旗籍，他是红带子，在旗人中有此崭新军事人才，而且才情卓越，故在北京能周旋于亲贵之间，时常游说：“我们训练军队，须打破北洋武备势力，应当找士官做班底，才能敌得过他。”枢要（反庆、袁的）中人都很领会。所以练兵处成立就调在湖北的士官第一期吴禄贞，第二期哈汉章、易迺谦、沈尚濂等；又向各省增调第一期卢静远、章遹骏、陈其采，第二期冯耿光等数十人来京，在练兵处担任草拟各项编制饷章及有关教育训练并国防上应有计划重要职务（也有参加兵部的）。于是练兵处就成为士官派的大本营，良弼即暗中作为士官派与北洋派争夺军权的领导者。


    其时，袁世凯在北洋包揽军权财权，春风得意，人人对他无不侧目而视，言官纷纷纠弹，御史王乃徵直指其为元恶大憝，可见一时权臣之敢为，朝士之敢言。


    王乃徵在弹劾袁世凯的奏章中言辞犀利，不留余地：


    古今中外不闻举国兵柄利权挈而授于一人之理。今练兵之事，旨派庆亲王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兼有铁良襄办矣。顾庆亲王分尊事见，素不典兵，何从识武将一人？何能议军政一事？铁良之才，素无表现，愈益可想！然则大权在握者，固惟独袁世凯耳！观旨派提调三司，如徐世昌等皆该督荐举，素日为其心腹，将来济济师旅感挟纩之恩而指挥唯命者，岂复知有他人？又况督责天下之饷需，欲户部不得过问；举劾天下之将弁，欲兵部不得持权，既历史所未有，亦五洲所不闻。枝重有拨本之嫌，尾大成不掉之势，此其立召祸乱者五也。凡此五者，事至易明，理至易辨。昔宋臣欧阳修著有《为君难论》，引秦符坚听慕容垂之言而代晋，清泰帝听薛文遇之言而移晋祚，谓两君皆力扼群议，专信一人，以致亡国。臣恐今日之事，正有类此。


    再，臣闻袁世凯之请派饷练兵也，所谓司马氏之心，路人皆知，岂果奋忠谋以维国势哉！……臣观国家二百余年，虽事变不一，从无强臣逼僭之嫌。何则？制驭有法，恩不至竭而生其慢，位不至极而长其骄耳！今该督年甫四十，曾无勋绩足录，而宠任之隆，已为曾国藩、李鸿章所未有满溢之戒。该督既不自知逾分之嫌，朝廷独不加虑乎？夫禁兵卫士自来必用旗藉，今宫廷之前皆列该督练军，是其爪牙布于肘腋也。京卿重秩必于勋旧有功，今杨士琦授参议，徐世昌擢阁学，皆奔走于该督而由所荐举，是其腹心置于朝列也。自来枢要重臣或由廷推或膺特简，而那桐之授外部，荣庆之入军机，人言藉藉，谓由该督托庆亲王保荐，是其党援置于枢要也。臣愚尤所不解者，从前大学士荣禄当国，该督所诌事而固结者，知有荣禄一人而已，其余枢臣尚皆仰该督鼻息。今春荣禄薨逝，闻该督皇皇失势不可终日。是时有天津罢市之事，朝命罢去印花税，不准借端科敛、巧立名目，该督愈益悚惧。何意数月之久，而庆亲王之倚信反有十倍于荣禄者。此次该督练兵筹饷之奏，闻兼拟进谕旨，庆亲王即袖之以入。枢臣如王文韶、鹿传霖等闻虽退有后言，而皆随同画诺。所有旨派提调三司，既由该督荐举，归所统辖，而皆尊以副都统之衔。又闻创立名目，有四科二十余股之称，至于官弁、饷需、军械、征调、度支，欲举吏、户、兵、工四部之权，一人总摄。群情骇异，谓疑于帝制，自为倚信，至斯可谓古无今有。臣窃私心揣测，诚知圣明轸念时艰，固将倚一重臣，以资柱石，而庆亲王之倚信不疑，亦必有冥冥然契合于无间。臣敢谓朝廷待之以赤心，而该督不报之以战栗哉！特是观人者，必究其本原；谋国者，必虑其深远。如该督之不惬于舆论，不信于朝臣，岂皆悠谬不足凭？而北洋两年一切举措若何，人人耳目周知，得失不难立辨。顾复欲假美名以济其私，握重权以便于己，一封朝奏，诏旨立颁，岂忠奸可以不辨、微渐可以不防乎？夫自古元恶大憝，非必先事即著，亦岂必初心所甘？恩极位极，权宠逾溢，而羽翼之攀附，国势之凌夷，复有所积渐而致之、相逼而成之耳！以今日国家兵赋大政悉听一人，专恣如此，即使忠纯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臣抑以为未可，况该督之断断非其人也。


    此时京师空气，对于袁世凯异常恶劣，但袁世凯始终不能被政敌所撼动，仍是北洋六镇的实力在起作用。  <h2>袁、铁之争</h2>


    1903年春，掌握中央军权的荣禄去世，满洲亲贵中能够制驭袁世凯的力量不复存在，双方争夺军权的斗争骤然激化，最突出的表现便是袁世凯与铁良的军权之争。


    铁良曾为荣禄幕僚，得以与袁世凯交往。1902年11月，袁世凯以“才长心细，器识闳通”为由，奏请以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12月又保铁良署兵部左侍郎；次年5月又请已授户部右侍郎的铁良仍会办京旗练兵事宜；练兵处成立后，又荐铁良为襄办练兵大臣。


    铁良因屡受袁世凯提携，被时人目为“袁之爪牙”，与徐世昌、荣庆并称袁氏麾下“三君”。然而，铁良毕竟是满人之中“深于种族之见者”，曾谓“海外党人排满之说甚炽，以汉人久握军事大权，甚非慎固根本之计也”，因而与袁世凯有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同时，袁虽屡荐铁良以至高位，但始终视其为附庸，而不予他实权。铁良对此自不甘心，随着“朝眷日隆”，“乃思夺世凯之权”。


    袁、铁交恶，是从粮饷收放权的争夺开始的。


    练兵处初设时，曾由庆王奕劻奏定“原拨新练各军饷项及续筹专饷，均解由臣处（练兵处）饷局收放，所有各项支发，按年由臣处核议奏销，无庸由各部核销，以免纷歧。其续筹各专款，统由臣处督催经理”。然而，袁世凯一手包揽练兵处，造成“向来各省协济练兵经费，及土药税费，均解由北洋粮饷局接收，练兵处只备案而已”。铁良掌户部后，立即从粮饷入手限制袁世凯势力的扩张。他先是拒绝袁世凯寄予厚望的印花税之请，不准袁世凯“借端科敛，巧立名目”，同时又利用手中之权“钩稽精核”，处处掣肘，致使“北洋财政竭蹶，不免牵萝补屋”，窘迫无状，袁因而对铁良大为不满。


    军务方面，铁良虽然暂居篱下，但“彼此手下，俱有一各不相下之势隐在心中”。铁良为了与袁世凯相抗，进而取而代之，决心从培养自己的势力入手。此时乃有亲贵子弟良弼由日本学成回国，铁良倚之为谋主，遂以练兵处为大本营，广招士官学生安插其中，以力图形成士官派势力，打破袁世凯的北洋武备派势力。


    袁世凯对于铁良、良弼等人的活动目的十分清楚。为了挫败铁良的计划，他立即运用权力调良弼出练兵处，至第三镇为标统。良弼毕业未久，即任标统，在外人看来当为殊遇，然而第三镇为袁氏私党段祺瑞所带，袁调良弼于“夙以屠名”的段氏手下，其目的无非是想将他严密控制起来。良弼心中也十分明白，故坚辞不往，运动调回练兵处。袁世凯闻讯大怒，“言将不用命”，并“以去就相争”，良弼只好复回军中，然而三个月后，在铁良的活动下，良弼“仍调京用”，袁世凯竟也无可奈何。


    袁世凯扩军张势，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1906年9月，厘定中央官制上谕下，规定“兵部著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行设立之海军部和军咨府未设立之前，均暂归陆军部办理”。同时任命铁良为陆军部尚书，另两位满人为左右侍郎，中央兵权，遂尽落满洲亲贵之手。袁铁之争暂以袁世凯失败而告一段落。


    铁良既掌陆军，立即着手削夺袁世凯手中的兵权，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第一，收各省军队归陆军部统辖。1906年10月，清廷颁布上谕。上谕说：“现在专设陆军部，所有各省军队，均归该部统辖”，欲借统一全国军政之名，夺取北洋六镇，削夺袁世凯兵权。这项举措，实际是军队由国家（清廷）控制还是由个人地方集团控制的一场斗争，亦即兵为国有还是兵为将有的斗争。对此，袁世凯心中十分清楚，认识到照此发展下去，对他十分不利，但瞻前顾后，要反抗又没有确保胜利的实力，只能以退为进，蓄势待时，不敢遽发，以图东山再起。于是奏请将第一、三、五、六这四镇“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无庸由臣督练”，而第二、四两镇，则因“客军尚未尽撤，大局尚未全定，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故“请仍归臣统辖督练，以资策应”，试图以“多还少留”的手法试探清廷对他掌握部分兵权的态度。结果朱批“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表面上清廷对袁做了让步，但“统辖督练”改为“暂由调遣训练”，却明白地显示出清廷准备在日后将二镇收回的意图。


    四镇收归陆军部后，铁良立即任命满人凤山任练兵会办大臣，接统袁世凯交出的北洋四镇，从而将四镇控制于满人之手。


    第二，收回高级军官的任免权。北洋诸镇成军之初，军官全为袁世凯一手安插，因而要职皆为袁氏心腹，军官之进退荣辱也全操于袁世凯一人之手。长此以往，他们与袁形成了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只唯袁一人之命服从。练兵处成立后，其章程规定“遇有才具出众、堪资任使各人员，由臣处不拘阶途，奏请破格擢用。所有隶属臣处各武职，均由臣处分别注册，咨行兵部另档立案”。这样，袁世凯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安置党羽，培植私人势力，兵部却只能仅备案而已。铁良掌陆军后，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摧毁袁世凯的根基，决定先从高级军官入手，规定“欲收集天下兵权，凡天下各镇统制，皆由部奏请简派，督队官始由督抚委用”。这样一来，既可以排挤袁氏私党，又可将庆赏之权纳于己手、笼络军队以为我用，可谓一箭双雕。


    第三，收北洋学堂归陆军部管辖。清末北洋六镇的编练成功，使清政府重新拥有了一支新型的武装力量，这是符合清王朝利益的。但另一方面，这支军队却有着严重的地方分权性质，特别是一系列北洋军事学堂的开办，更使袁世凯建立了自己的亲信网络，形成了北洋集团，以至于掌握了清王朝的大部分武装力量，这无疑引起了清廷的猜疑和忌恨。满族权贵们在实践中也逐渐认识到军事教育对掌握军权的重要性。铁良当初用士官派与袁世凯争权时，即因武备派成了一种势力，不能插进。掌陆军部后，铁良立即采取种种措施，将袁世凯所创之军校，全部归入陆军部管辖，以力图改变袁世凯等人对办军校事务的独霸，夺得了军事教育权，以保证清廷对新军教育的控制权。


    第四，收回筹饷之权。军饷为军队之性命所系。袁、铁争夺新军筹饷权由来已久。陆军部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军饷的控制以扼制袁世凯势力的发展，铁良以接管练兵必须先清饷源为由，规定协饷均解由度支部转陆军部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铁良曾拟亲自以陆军部尚书兼署度支部尚书，以统一事权，后来虽然度支部尚书职务改由别员接任，但仍为满人，因而所有军饷牢牢地握在了铁良之手。


    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铁良将原属于袁世凯的权力大都抓到自己手中，从表面上看取得了一定成效，实现了满洲亲贵梦寐以求的重掌兵权的愿望。然而，结果远非铁良等人所愿。这些措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盘根错节的北洋势力并未遭到廓清，袁世凯仍能在暗中掌握并控制北洋新军。这是因为：


    首先，被铁良倚重的满洲将领凤山，对铁良并不忠心，和满洲亲贵青年也合不来，相反却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在接收北洋四镇之前，凤山就先去拜访袁世凯，面询机宜，因而人事任用等安排多出于袁的意见，北洋四镇实际还是庆王和袁世凯在背后掌握着。同时凤山接管四镇，操兵饷之权后，即效法袁世凯，以截旷之饷送往庆王府邸，大中奕劻之意。因而出现“尚书（铁良）权力日衰，而将军（凤山）又袭前人衣钵，炫耀一时”的现象，大出铁良意料之外。为了试图重新控制凤山，铁良以拒绝保凤山任陆军部侍郎相威胁，其结果反而使两人矛盾更加激化，这就必然影响到铁良对北洋旧部的淘汰改造工作。


    铁良最头疼的还是北洋旧部。袁世凯尽管交出了部分兵权，但除第一镇外，其余几镇本是袁世凯一手编练而成，原有将校均为他一手选拔的心腹死党，即便是袁氏离开了他们，其影响力仍然是决定性的。袁世凯依然对这些军队保持高度的影响，保持一种可以左右军务的力量。故三、五、六镇名义上归陆军部管辖，但陆军部根本指挥不动。另外，老成的慈禧太后虽罢免了袁世凯的兵权，但并没有将他置之于死地的打算，仍然重用和维护他。


    时任军机处领班章京的华世奎说：“自陆军部成立，收回北洋军队，部省摩擦日甚。袁督虽出第一、三、五、六四镇，而统制以下各级军官都是袁旧部武备派旧人。军部拟陆续以士官派更换，自非旧派所能甘服。”双方矛盾日益激化。为防止铁良的士官派与袁世凯的武备派因冲突而闹出事端，1907年3月，慈禧太后发布“奕劻着管理陆军部事务”的上谕。上谕中有“循私偏执，一并严惩”之语，显然是指责铁良排挤袁系过急，故以奕劻调处两者之间，防止酿成事故。足见满洲亲贵欲夺袁世凯的兵权，也并非轻而易举。


    奕劻管部后，职权在铁良之上，因此军事系统的改组仍将在和袁氏有交情的人监督之下进行。奕劻素来党袁，乃人所共知。铁良曾想效法袁世凯以财货投其所好，将其拉到自己的阵营，便于奕劻生日时送以万金，不料奕劻说：“此不是来开玩笑乎？”奕劻本无货不收，而唯铁一处拒收，这对于铁良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奕劻的牵制下，铁良举措失着。不久即有人谋倒铁良，其术极巧而工，致使铁良朝眷顿衰。其术其人为何，已不可知，但可以肯定，与庆、袁有关是无疑的。

 第八章

    中国的团体文化是高度的个人化，它似乎需要一个放大了的人物或象征，把信奉的人们团结在他的周围并组成特别的关系网，才能顺利展开工作。


    ——佚名  <h2>袁氏特色</h2>


    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爆发之间的17年，是中国社会政治风云变幻的重要时期。由于阶级的分化和社会的发展，清末社会出现了北洋集团、立宪派集团、革命派集团和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等代表不同阶层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政治集团。正是这些集团的力量颉颃，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综观清末社会各主要政治集团势力，其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要算袁世凯的北洋集团了。


    这个集团为什么能够迅速膨胀？一个因素就是北洋团体文化的高度一致与适时性。团体文化作为支持北洋集团成员行为的心理因素，几乎作用于这个集团的方方面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北洋集团的团体文化决定着该集团的存在状态、运作方式以及演变的道路和发展方向，它是这个集团得以存在和维系的重要基础。


    实际上，中国的团体文化往往是高度的个人化，它似乎需要一个放大了的人物或象征，把信奉的人们团结在他的周围并组成特别的关系网，才能有效地展开工作。在中国的政治中，利益集团分成派别的关键，在于对人的熟识和他们过去的历史、关系、利益、友谊、仇恨、经济地位等。纵观历史，我们分明可以看到，每个社会成员在由婴儿发展到成年人的过程中，都不断地从其父母、师长、同学和同事处以及各种社会环境中吸取信息，使自己形成一定的信仰、观念和态度，从而铸造成个人的社会性格。通过这一过程，社会成员就深深地打上了该团体文化的烙印。


    袁世凯早年文化观念的形成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袁世凯于1859年出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河南项城农村。他的祖辈父辈都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热衷科举，志在做官，一心想依附皇朝求取高官厚禄。当捻军起义席卷豫东时，袁氏家族在世凯祖叔父袁甲三的带领下，纷纷投入镇压农民起义的行列中。由于镇压捻军起义有功，世凯的祖叔父袁甲三和叔叔袁保恒、嗣父袁保庆等，分别获取了漕运总督、侍郎和道员的官位。袁世凯幼年的时候就受到这样家庭环境的影响，奠定了以军功和效力皇朝来求取功名的价值理念。


    青少年时代，袁世凯随嗣父袁保庆到过济南和南京，深受袁保庆政治经验和带兵经验的影响。袁保庆死后，袁世凯又随堂叔袁保恒和袁保龄到了北京，一边学习八股文，一边帮叔叔办事，对清末官场上的贪污腐化、行奸作伪、攀附权贵、奔竞钻营等种种腐败现象都耳濡目染，心领神会。袁世凯在北京期间，正值洋务运动前期，各种洋务思潮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崇拜直隶总督、淮系领袖李鸿章，在其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袁世凯好读兵书，留心时事，侈谈“效命疆场，安内攘外”。


    家庭和社会环境的重叠影响，铸就了袁世凯早年的价值理念。一个人早年的经历能够引发持续不断的社会化过程，推动他朝着可以预料的方向发展。由于这一价值理念的驱动，当袁世凯发现科举之路走不通或者说价值已经不大时，他就效法祖、父辈的行为，走上了以军功求取高官的道路。1881年，袁世凯投靠了淮军统领吴长庆，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此后，他随同吴长庆到达朝鲜，在镇压朝鲜“壬午兵变”过程中，袁世凯立下大功，受到李鸿章的器重。1885年，在李鸿章的保荐下，袁世凯被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朝鲜是当时中国外交、军事的前沿，在这里袁世凯不仅吸取了洋务派的政治外交经验，还观察到近代日本军事的强大。回国后，他拜谒太傅李鸿藻、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等人，畅论中国旧制军队之腐败及日军之精良，产生了改良中国军事的抱负和理想。  <h2>品牌，就这样打造</h2>


    经过早期的社会化，袁世凯一方面接受了清王朝代代相传的一套官场文化，成为统治阶级封建文化的继嗣者；另一方面又受到时代发展的影响，吸取了洋务派的实用思想和维新派的某些改良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理念。当1895年，袁世凯受命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时，就将这种文化理念注入新的军事集体，使北洋集团形成伊始就烙下了袁氏文化的深刻印记。


    北洋集团最初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追随袁世凯多年的家兵家将、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淮军旧将。这些人大都生长在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北方农村，少年时代即受到以军功发迹至显风俗的熏陶，有着强烈的求取功名和升官发财的欲望。特别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他们大多出身贫寒，有着坚定的自强精神和强烈的政治追求欲。由于在淮军中不受重用，他们在心理上压抑感很重。这种追求欲和压抑感的交错发展，使他们一旦受人识拔，便会产生强烈的为个人所用和报恩的思想。


    袁世凯知道这些人的追求所在，便将他们召至新建陆军，破格提拔他们为各级军官和教习，给予优厚的俸禄。其后更是屡加保举提拔，结以恩遇，让他们对自己产生效忠理念。如对李纯的识拔，就显示出了袁世凯用人的苦心。李纯祖籍直隶天津，其先世抱尚武主义，大都身历戎行，唯以位不甚高，故名亦不甚显。李纯年稍长，父母相继逝世，他乃仰天而叹说：“我祖、我父挂名军籍，而皆赍志而殁。及吾身而犹不能耀武扬威，为男儿一吐气，吾将何以见先人乎？”他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进入新建陆军，当时不过担任小队长，一日大雨，营中无事，李命各兵士整洁武器，且讲演武器整洁之必要，娓娓不倦。时袁已有野心，对于练兵一事，竭力经营，又慕古大将循拊军士之风，常独往各营中参观，与官兵们交谈，借以物色人才，收抚军心。当李纯滔滔讲演之时，适袁世凯巡阅来营，见其军容，听其讲演，大为赞叹，温语褒奖，不多日便升任李纯为队长。以后，袁世凯经过观察，见李纯秉心诚朴，遇事忠实，大喜过望，屡加拔擢。袁世凯曾经对李纯说：你不是个平庸者，好好努力，不要辜负了我的希望。李纯得此温谕，更加努力，入民国后，事袁尤谨，终于发展成为一方军阀。


    除了武备学堂毕业生外，袁世凯对“家兵家将”和淮军旧将也用心加以笼络和提拔。这些人大都出身于北方农家和军籍世家，他们当中识字的人不多，袁世凯曾说，“到底不识字的人靠得住”。他们对袁世凯的提拔更是报以愚忠和服从。袁世凯曾私下对人说：“他们毫无知识，只需优待他，他自然会竭诚受我驱遣的。”由于袁世凯掌握了他们的特性，一方面以官位利禄和小恩小惠笼络之；另一方面又以严刑峻法威慑之，使他们怀德而畏威，视袁为天帝神明。


    在新建陆军中，为了笼络部下，袁世凯建立了所谓的“兼充”制度，凡是顺从和巴结袁氏的将领便擢升兼充分统或统领。按照新建陆军章制，营统带兼充分统后，就可每月增加薪水银与办公费284两，分统兼充统领每月亦可增加薪水银与办公费260两。在新建陆军中，袁世凯对于献忠心的“标营排队诸长，虽干犯军纪，而阳撤其任，阴仍给以津贴，且得委为听差员，如遇出缺，仍得补还”。既然将弁都由袁世凯个人选募而来，官禄的予夺由袁的喜怒而定，官员的进退荣辱完全操纵在袁的手中，那么，他们为了追求名利地位，只能唯袁之命是从，当得到好处时，就自然产生一种对袁感恩戴德的想法，他们效忠于袁世凯的感恩之情，尤其不是他人所能替代。这样，清政府给予厚望的军队就变成了半私人性质，将官由对朝廷的忠心自然地转到了袁氏身上。他们和袁世凯的关系，不是一般公务上的，而是带有严重的封建人身依附性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依附关系越来越深。


    为了使士兵绝对服从自己，袁世凯还用极端严格的纪律约束他们，平时比较重视加强对部下的政治思想教育。用袁世凯的话说，即是“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事虽一贯，道实分途”，“兵不训罔知忠义，兵不练罔知战阵，权其轻重，训为最要”，“治军之道，首重训兵，其次练兵”。他定出各种“条规”、“章程”，如《训练要言》、《训哨弁要言》、《训兵要言》、《兵丁驻扎营内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和《行军暂行章程》等，命令部下严格遵守，并经常亲自检查。对执行合格者，或记功赏银，或提升职位；对违章者，即加以惩办。如打军棍、插耳箭示众、罚扣薪水等。他制定的《简明军律》20条，竟然规定了18条斩罪，即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伍者斩；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临阵探报不实，诈功冒赏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守卡不严，敌得偷过及禀报迟误，先自惊走者斩；临阵奉命怠慢，有误戎机者斩；长官阵殁首领，属官援护不力，无一伤亡，及头目战死，本棚兵丁并无伤亡者，悉斩以徇；临阵失火误事者斩；行队遗失军械及临阵未经受伤，抛弃军器者斩；泄露密令，有心增减传谕，及窃听密议者斩；骚扰居民，抢掠财物，奸淫妇女者斩；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黑夜惊呼，疾走乱伍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有意抗违军令及凌辱本管官长者斩；夤夜窃出，离营浪游者斩；官弁有意纵兵扰民者并斩；在营吸食洋烟（大烟）者斩。


    除了严刑峻法以外，袁世凯还对士兵从思想上进行教化。袁世凯经常教育士兵要“深明大义”，“亲上死长”，把这些编为四言白话，刊发各哨，令兵丁熟背，经常颁发“训词”，要各级军官向士兵训话；而且反复强调“事事以本督办为心”，大树特树个人权威，甚至宣扬封建个人迷信，让各兵营供奉他的牌位，把他奉若神明，视为衣食父母。


    袁世凯在一篇“训词”中说：“历代抽丁征戍，而本朝无之，外国编民入伍，而中国无之，国恩厚矣。尔之祖若宗，食毛践土，沐浴深仁厚泽，垂数百年，及尔之身，优游太平，自顶至踵，何莫非朝廷所赐……今且应募而来，坐食厚饷矣，不知效忠，何以对尔祖父？……古人一饭之惠，终身不忘，受国厚恩，讵止一饭？且尔果有功，必有一功之赏；尔果有劳，必有一劳之酬，国不负尔，尔何负国？夫犬马之贱，尚知报主，人不如物，尔又何甘？”紧接着又进行威吓：“苟或不忠，甘自暴弃，大义一亏，神明共鉴；宪典即可幸免，天理亦断难容。”


    针对“兵丁多不识字”的现象，袁世凯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种种口诀和歌谣，如《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命令士兵背诵，“熟悉于口，牢记于心”。这些歌诀大多从劝导、诱导出发，浅显易懂，情理交融。请看《劝兵歌》：


    谕尔兵，仔细听：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二要打仗真奋勇，命不该死自然生；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四莫奸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一篇劝尔要紧歌，务必字字记得清。


    从歌词可以看出，袁世凯既用忠孝、天命一类封建伦理来教训士兵，又用赤裸裸的恐吓利诱来控制士兵。袁世凯就是这样一手拿大棒，一手拿金钱，用这类手段，熏陶他的权威意识。


    经过袁世凯的培养和熏陶，北洋集团中的袁记文化初步形成，团体成员随着袁世凯权力的膨胀而扩展，其集团的利益完全同袁个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1901年，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他的政治野心逐渐扩大。为了攫取更大的政治目标，他开始招揽各种政治人才进入他的幕府，其政治录用方式日趋多元化。这样，一方面吸收了大量受过封建文化影响的文治官员，一方面也录用了很多富有新思想的留学生，最终打造出了富有特色的袁氏团体文化。  <h2>种种手段</h2>


    袁世凯打造北洋团体文化，其主要手段有：


    1.利用亲缘关系来打造他的团体文化。袁世凯一旦权力在握，即将与其有亲缘、姻亲关系的人都安插进入政治、经济、军事的要害部门，以便扩大自己的集团势力。如袁的结盟兄弟徐世昌、早期患难之交唐绍仪等。袁世凯最贴身的内务总管袁乃宽，是袁的同乡，后来认了本家，他对袁世凯忠诚不贰，被袁委任协助控制军政机要和掌管银钱的要职。刘永庆，河南人，袁世凯姻党，以试用道从袁世凯练兵，充军正使，不久即超擢总督，兼侍郎衔，节制镇道以下，俨然开府一方，比于督抚。此外，周学熙、张镇芳等人也都因与袁世凯有亲属关系而为袁所重用。


    袁世凯曾直言不讳地奏请清政府，要求“明党派”，认为“党有公党，如曾国藩之用同乡同里是也”，明目张胆地将任用亲朋、乡党视为近代意义的结党。他所任用的亲信大都是亲朋、同乡、同僚、部属、门人、恩人、结义、姻亲等，较曾国藩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袁世凯开缺回籍后，1910年2月25日御史江春霖曾上疏弹劾奕劻，其中揭露了袁世凯集团力量的庞大。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窃溯戊戌变政，全局为前军机大臣袁世凯一人所坏，世凯因得罪先帝，乃结庆亲王奕劻为奥援，排斥异己，遍树私人，包藏祸心，觊觎非望，幸而瞿鸿禨退，先朝起监国摄政王以镇之。袁世凯进，先朝又召臣张之洞以参之。天与人归，谋不得逞。我皇上御极，首罢世凯。奕劻恭顺以听，而其党亦栗栗危惧，中外相庆，以为指日可致太平矣。既而窥见朝廷意主安静，异派无所登庸，要津仍各盘踞。而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署邮传部侍郎沈云沛，复为画策，汙名嫁与他人，而已阴收其利，被劾则力为弥缝，见缺又荐见填补，就众所指目而言，江苏巡抚宝棻，陕西巡抚恩寿，山东巡抚孙宝琦，则其亲家；山西布政使志森，则其侄婿；浙江盐运使衡吉，则其邸内旧人；直隶总督陈夔龙，则其干女婿；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则其子载振之干心；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则世凯所荐；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西巡抚冯汝骙则世凯戚，亦缘世凯以附奕劻，而阴相结纳者尚不在此数。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袁世凯一时失势，但其以亲朋关系维系的政治势力却根深蒂固，无法撼动。


    2.以官位利禄来打造、网罗各种政客、文人、理财家为其所用。杨土骧、杨士琦、赵秉钧、王锡彤等人即是在官禄利诱下，进入北洋集团，而成为其重要干将的。升官发财是凝聚袁氏集团的黏合剂。


    3.利用“金钱效应”来打造。在晚清社会，没有近代的法制和规章，儒家的道德破灭了，新的道德还没有树立起来。一切作为，都要靠所谓的人情和关系。当时，官场的腐败现象日趋表面化，卖官鬻爵、行贿受贿屡见不鲜，“银子”铺路已成为官场进取者必具的法宝之一。袁统率军队，靠的是私恩而非近代民族精神为凝聚力。同样，他搞政治，也就是在交际请客、联络接纳和奔走趋奉上下功夫。他无意于在世风日下吏治腐败的社会中扮演自命清高一介不取的角色，而恰是在这样一个传统社会中，一个道德上的宵小之辈才能够在历次政海波潮之中事著先鞭，摇而不坠。袁世凯在早期实践中早已掌握了这种生存技能。他深知权力往往同利益连在一起，有权力即有金钱，利用金钱又可以换取更大的权力。因此，在发挥“金钱效应”上，袁世凯则无所不用其极。


    4.利用政治投机来打造。在清末社会，各种政治势力迭起，改革潮流澎湃。袁世凯则以“开通风气”自诩，屡屡上疏大谈新政，借以博取时誉，扩充自己的政治影响。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在西安降谕，宣称要改革政治、军事、教育，全面推行新政。袁世凯对此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不仅将自己关于新政的主张及时上奏清廷，而且在他督直的六年中，还委派周学熙、孙多森、毛庆蕃等人，创建了直隶工艺总局、高等工业学堂、劝工陈列所、实习工场、劝业会场和银元局等官办企业，鼓励和扶植绅商集资办厂。此外，袁世凯还十分重视市政建设。在天津建立公园、植物园，安装路灯、开办自来水厂。袁世凯通过举办新政，网罗了一批实业家和理财家，扩充了北洋集团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博得了北方中小资本家的信赖和支持。


    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立宪的小国日本战胜了专制的大国俄国，立宪呼声一时大振。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要求立宪的呼声日益强烈。袁世凯集团也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袁世凯的心腹幕僚张一麟在笔记中记载：


    考察政治大臣回国时，一时舆论靡不希望立宪。南通张季直致书项城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于小室信夫。一日余入见，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帝退处无权，可消隐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达到目的。项城谓：中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余力言专制之不可久恃，民气之不可遏抑。反复辩论，竟不为动，且问余至此尚有何说？余曰：“公即有成见，尚复何词！”退而悒悒。乃越宿，又召余入见，嘱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帖以进，与昨日所言，似出两人，颇为惊异。对日：“昨陈者只为救时之策，至其条目则须与学习政治、法律之专家研究之。”退而纠合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诸君分条讨论，缮成说帖。后见北洋与考察诸大臣会衔奏请预备立宪稿，即余等所拟，未易一字。且知项城先与余辩论之词实已胸有成竹，而故为相反之论以作行文波澜耳。


    观察袁世凯与张一麟的一席谈话，可见袁内心并不赞成完全的立宪政体，但为了迎合时论，拉拢立宪派，袁世凯连上奏折，请求清廷实行预备立宪。到1907年夏秋之际，全国立宪运动达到高潮。袁也由主张预备立宪的渐进者，一跃成为急进派，奏请清廷赶紧实行立宪，采用内阁合议制度。特别是当清廷逐步限制他的权力时，他更是借主张宪政而向立宪派头面人物频送秋波，屡次宣称“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以此来表示他对立宪的决心。因而，国内立宪派视他为宪政运动的中坚。此时在人们的心目中，袁已俨然成为“全国立宪党之魁”。


    由于以袁为首的北洋集团以立宪的政治要求相标榜，这一集团对国内外的立宪派人士都有很大的政治辐射力。留日学生金邦平、黎渊、李士伟等人回国后，纷纷投到袁世凯幕下，为袁所主持的“立宪预备”和“地方自治”效力。在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从日本回国后先投入张之洞幕府，由于好谈变法与张抵牾，乃转到袁世凯幕下，受到袁的重视和赏识，成为袁世凯宪政问题的重要参谋。

 第九章

    在人生的旅程中，选择显得十分重要。选择得当，就能够规避风险，易于成功；反之，选择错误，轻则会影响自己眼前的事情，重则甚至会危及自己的生命。


    ——佚名  <h2>选择有学问</h2>


    袁世凯宦海成功的一个重要秘诀，就是他很善于把握机会，不断进行正确的选择。在他眼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实力，打败敌手，至于世人心目中的什么道德标准、行为准则、真理追求等，是不会影响到他的做事原则的。  光绪或是慈禧，二者必选其一


    甲午战败，使神州大地举国上下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战争失败带来的奇耻大辱，既深深地刺伤了炎黄子孙的民族感情，同时也进一步地唤起了国人的觉醒。由于甲午战争的惨败，列强对中国更是虎视眈眈，肆意妄为。它们纷纷动手，开始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在这种情形下，从1895年开始，一场旨在变法求强的维新运动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鼓动下，如雨后春笋，逐渐蓬勃壮大起来。甲午战争的失败，在朝廷中受到刺激最大的人便是光绪皇帝。他正值青春年少、血气方刚，希望通过变法，重振大清帝国昔日的威风，一雪前耻。由于得到光绪皇帝的大力支持，群臣中也有很多响应者，维新变法运动一时蔚然成为风气。


    对于康有为等人的维新主张，袁世凯从内心深处是赞成的。他在朝鲜10余年，在与各国列强的角逐过程中，对于西方的事务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对于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袁世凯心有同感。


    1895年6月，康有为任工部主事之后第二次上书，都察院和工部衙门都拒绝代转，袁世凯知道后，挺身而出，主动帮康有为设法从督办政务处转呈这份上书。这是袁世凯和维新派人士接触的开始，虽然最后由于督办政务处大臣荣禄的反对，袁世凯最后没有能够帮上这个忙，但袁世凯还是很早就和维新派人士有了交往。可见，袁世凯是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的，他的这种参与是出于投机还是真正赞同维新，这很难说，不过从他任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在任上积极推行新政的举动来看，袁世凯的这些行为还是出于真心赞同的。


    两个月之后，维新派由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实际组织者是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主要目的是通过讲学，把欧美的新思想引进中国，以此解放思想，激励民气。


    1895年8月，在强学会的开幕式上，维新派人士杨锐、文廷式等人发起募捐活动，这其中赫然就有袁世凯。文廷式当场认捐白银1000两，袁世凯也认捐白银500两，由于两人的倡议，参加者纷纷慷慨解囊，太原总兵聂士成认捐1000两，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王文韶各认捐500两，就连李鸿章也打算认捐2000两，加入强学会，只是康、梁等人考虑到当时李鸿章主持签订了《马关条约》，为时议所诟病，所以没有接受他的捐献。


    帝党领袖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述了袁世凯在1895年2月对他的一次拜访。那天，袁世凯慷慨激昂地陈说，“极言非大变法不足以保全，非维新不足以济时艰”。同时，他还送给翁同龢一份西洋人绘制的瓜分中国的画报。


    袁世凯的积极参与，使维新党人对他信任有加，康有为的门人张伯桢在《南海康先生传》里有这样一段话：


    先师（康有为）默审将帅中，惟袁世凯素机警，又夙驻高丽，颇知外国事，曾与同办强学会，欲引为助，知其与荣禄厚，未必就范，惟舍此又无他路可行，于六月时，暗使徐仁录入其军幕，借观志向。袁世凯称倾向先师甚。先师遽信，亲荐于德宗，又为徐致靖草折荐之。又交谭嗣同递密奏，请结袁以备不测。上即降旨召见袁世凯。袁世凯于二十九日入京。是日，召见于颐和园。初一日，降旨嘉奖，以侍郎候补。


    其时，维新运动在上海、长沙等地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天津的维新人士严复、夏曾佑、王修植等人创办《国闻报》，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在小站编练新军的袁世凯和严复等人来往密切。据严复说，戊戌政变之前，他和王修植、夏曾佑、王慎修等人创办《国闻报》的时候，几人常在王慎修家谈论，袁世凯每星期六会从小站赶来参加，袁世凯“值来复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诣菀生（王修植）处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这几个人中间，严复是天津水师学堂的总办，《国闻报》的主编夏曾佑在育才馆任教，而王修植则是北洋大学的总办，袁世凯和这几位维新人士、饱学之士整夜纵谈时事，可见他是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这段时间，袁世凯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在北京，和别人交谈的话题往往离不开维新变法和练兵事宜。


    但问题是，维新运动表面上是一次救国自强运动，但它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却是帝党与后党的权力角逐。在翁同龢的努力下，帝党与维新党合流，共同进行变法，并企图借此从慈禧太后手中收回政权。


    事实上，慈禧太后对变法维新并不反对。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中记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面对内忧外患，她也在想办法改变现状。作为大清国的实际掌权人，30多年来，她一直在尝试着变通的办法，办工厂、设电报、建海军、修铁路、造轮船、派人出国留学，但是，偌大的中国还是败于东邻小国日本的手中。对于大清国的危机，她与光绪皇帝同样着急。变革是必要的，但她担心的是，这帮主张变法的新进士人与一心想夺权的光绪皇帝一旦合伙变起“法”来，恐怕难以节制，到时局面不可收拾。


    因此，当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时，慈禧点了头。当变法大步前行时，她也没有说话。只是由于朝中及地方督抚大员对推行新法多持冷淡观望态度，造成局面被动，最终导致血气方刚的光绪皇帝失去冷静，走入了禁区，使他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权力之争时，慈禧才无法容忍，开始进行干涉。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支持下，大刀阔斧，连续采取了几步激烈的措施。


    第一步，七月十四日（8月30日），光绪发下一道重要谕旨，裁撤詹事府等六衙门及三省巡抚。主要内容：一是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闲散衙门，分别归并内阁及礼部、刑部办理。二是裁撤督抚同城之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三是裁撤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及向无盐场之盐道等。此谕旨显示了光绪皇帝对清王朝官制存在的问题所进行的改革。这项举措，触动了清政府中的利益集团，造成了极大的政坛震动与朝局的动荡不安。


    第二步，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绪帝下诏罢免礼部堂官。礼部堂官属于二品大员，而变法伊始慈禧已将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收归己有。光绪皇帝此举分明是向慈禧挑战，慈禧自然不会甘心。


    第三步，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绪皇帝又下谕旨，任命维新党人物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军机章京有“小军机”之称，地位十分重要。光绪帝此举在阴夺清廷中枢大权，撇开军机大臣，将中央行政大权操于己手。


    第四步，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光绪帝下谕罢免李鸿章、敬信二人的总理衙门大臣职务，再一次向慈禧发起了挑战。


    第五步，9月上旬，变法正进入最紧要关头，光绪皇帝又决定开设议院，但为康有为谏阻。于是他又决定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并决定延聘外国人与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做政治顾问，指导变法事宜。懋勤殿位于清皇宫内的乾清宫西，它原来是供清朝历代皇帝燕居念典的一处宫殿，但到同治后便被废弃不用。自从开设制度局、开议院等维新举措遭破产以来，经过康有为等维新士人一段时间的筹议与酝酿，又经谭嗣同、林旭极力推动，光绪皇帝到此时决意开懋勤殿。按光绪皇帝的设想，他通过设懋勤殿顾问官的方式把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中的中坚力量组织在一起，成立一个最高级别的筹划、指导维新变法的核心，这将是一个新的权力中心。这次开懋勤殿可以说是光绪皇帝绕过了清廷当前的中枢机构与程序，与自己亲近的维新士人单独议定的，从筹划到最后决定，根本没有通过原来的王公大臣，而且顾问官中也鲜有王公大臣在内。开懋勤殿的决定一旦实施，必将极大地加强维新变法的最高指挥力量和光绪皇帝手中的权力，这将会推进变法维新的进一步展开。而且，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大清王朝的施政体制，因为它已成为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可以说是光绪皇帝撇开军机处另立的一个“中央”政府。


    第六步，根据康有为的建议，招手握新建陆军兵权的袁世凯进京，封官许愿，冀以臂助。


    面对光绪皇帝的步步逼宫行动，慈禧太后也不动声色地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措施。


    首先，将翁同龢革职。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师傅，是光绪帝的主心骨、最信任的大臣、最得力的谋士，是帝党与维新派联系的桥梁，是帝党中最重要的人物。正因为翁同龢是这样重要的人物，所以，在戊戌变法开始后第四天，慈禧就强迫光绪皇帝罢免了翁同龢并把他赶回原籍，不准在京逗留。翁的革职，对光绪皇帝形成了巨大的打击。从此，他的依靠力量只有一批年轻的毫无根基的维新党人了。


    其次，任命后党的重要人物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驻扎在直隶境内的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这样，后党就把首都北京所在的直隶省的军权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手中。随后，慈禧又任命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任命怀塔布管理圆明园附近之八旗、包衣、三旗及乌炮营事务，又任命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此外，还更换了一批八旗都统。这样，后党就把京畿地区的军事控制空前地加强了。


    再次，戊戌变法开始后，慈禧下令以后凡任命二品以上的大臣必须得到她的认可，新任官员必须亲自到她面前谢恩。这样，慈禧太后就把督抚、将军、提督、总兵、尚书、侍郎这些高级官员的任命大权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


    最后，具体策划了废除光绪皇帝的具体方案，即“请”光绪帝到荣禄的大本营天津阅兵，然后武力强迫光绪让位，另立新君。


    面对这一险恶的形势，帝党一筹莫展。最初想了一些办法，但觉得都不可行，后来，康有为建议争取袁世凯。袁世凯掌握着新建陆军，而且，袁世凯曾参加强学会，很得康有为信任。绝望中的光绪皇帝也认为只有这条路可以试试了。于是新党便派人去做袁的工作。袁世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最高领导层争斗的旋涡之中。对于他来说，一旦选择错误，前途与身家性命都得搭上。


    最初，袁世凯虽然不赞成急进，但在政见上与康、梁并没有根本的分歧。甚至荣禄出掌直隶和北洋，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之后，袁世凯仍与维新派保持着热络的联系。8月中旬，他到天津谒见荣禄，请示有关9月天津阅兵的准备事宜。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他在天津一住10天，与荣禄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从后来他的表现来看，荣禄即使没有向他交底，也很可能向他打了招呼。此后，袁世凯才与康、梁等人拉开了距离，在新、旧两派之间保持了中立的立场。也许，袁世凯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回旋的余地，他才可以进退自如。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帝后两党彻底摊牌的时候，袁世凯必须赶紧做出选择。


    眼下，重要的就是在光绪和慈禧二者之间，袁世凯必须做出取舍。成败得失与利益风险最大化的考虑，使他最终坚定地站在了慈禧、荣禄的一边。


    其实，从袁世凯被召见期间的活动来看，其倾向性就已十分明显。袁世凯往常进京，公事之外，终日奔走于权要贵门，酬酢往来无虚日，而此次进京，则一反常态，先是，他闭门不出，新、旧两派的人物谁也不访不拜，召见后想要立即请训回津，离开京师是非之地。得知被突然提升，不情愿地卷入新、旧两派政争的旋涡之后，他则连日走访高层政要，表白心迹以避嫌疑；对助成这次提升的维新人士，他也只是去信感谢，派幕僚徐世昌前往联络，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在谭嗣同夜访，洞悉兵谏密谋之后，袁世凯知道自己已没有可能置身事外，何去何从，需要时间来思考决断，故虚与委蛇，借故推托。作为经验丰富、头脑实际的官僚，袁世凯清楚地知道帝、后双方的力量相差悬殊。维新派冒险蛮干，成事的机会几乎是零，所以他绝不会将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事业前程，甚至身家性命押在这种冒险活动上。但是他知道了维新派的核心机密，已难以置身事外，更不能坐等阴谋败露牵连自己，所以牺牲维新人士，告密自保几乎可以说是他没有办法的选择。


    但是向谁告密，怎样告密，却大有讲究，袁世凯为何不就近在北京向庆亲王、刚毅或王文韶告密，而是要等到回天津后向荣禄告密？


    这件事，突出地显现出了袁世凯的智慧与缜密的心思。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袁世凯得到小站练兵的差事，离不开荣禄的支持，特别是遭到参奏时，又是荣禄保护了他。袁世凯在实践中深深地认识到，荣禄背后有着慈禧太后更大的背景，是他仕途上的福星，将这一秘密告诉荣禄，不仅可以继续得到荣禄的信任，而且还可以借荣禄之力躲避过这次风险。


    这样，一方面，9月25日，诏命荣禄即刻来京，后党废黜光绪的计划开始启动。另一方面，袁世凯告密的正效应也开始显现。首先，荣禄进京，诏命袁世凯护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事务，相当于临时总督，而这没有荣禄的首肯是不可能的，表明荣禄已非常信任他了。其次，荣禄进京的第二天，就奏请奖叙协助袁世凯创设同文、炮兵、步兵、骑兵四个武备学堂的监督段祺瑞，其真实意图是为袁做铺垫。再次，在荣禄担任军机大臣的当天，“一再有人问荣相说：‘袁世凯曾奉有密诏吗？’回答说：‘有。’‘诏中可曾有杀公的话吗？’回答说：‘有的。’（于是）说：‘那么袁世凯先前是个同谋者了，既同谋又检举，首鼠两端，此人也无足可取嘛。’荣相说：‘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我的人”，是官场上至今沿用不衰的典型用语，荣禄对袁下这种评语，说明他已将袁划入了自己的政治圈子。作为促成训政的核心人物，荣禄备受太后倚重，进京大用，政治上正在走红。与荣禄结成的这种更为紧密的关系，将成为今后袁世凯仕途上顺利发展的有力保障。 离开是非之地，一个明智的选择


    1899年夏，多年积累的中外矛盾、内部矛盾不可调和，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山东爆发。由于山东巡抚毓贤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事件，结果，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境内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势，几乎每个村庄都建起了拳场。面对山东动荡的局势，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此事非同寻常，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政治震荡。天津为洋人聚集的地方，弄不好就会危及自己的前途。识时务者为俊杰，应当赶快想出办法，早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于是，袁世凯屡次向荣禄陈述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和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希望荣禄能帮助他将小站新军迁往山东。荣禄认为袁世凯有魄力，是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加上当时德人正在胶州半岛闹事，也需要派兵前往震慑，因此，荣禄竭力保荐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这样，就有了1899年12月6日清廷发布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的上谕。12月26日，袁世凯率领其小站的军队开拔山东，及时巧妙地躲过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


    对于袁世凯和他的团体来说，1899年12月，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月份。这是因为：


    1.在此之前，袁世凯仅仅是一个军人，袁氏集团也仅仅是一个刚刚初具雏形的军事团体。这之后，袁世凯成为封疆大吏，握有一省的生杀大权，袁氏集团也因此由一个军事团体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全方位的军事政治团体。在此之前，袁氏集团仅仅局限于小站一隅，之后成为山东一省的主人，有了一块不小的根据地和势力范围，所有这些，对于这个集团的发展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2.袁世凯及所部武卫右军开赴山东，直接使袁氏集团在不久发生的庚子事变中躲过了一场危及本集团生存与命运的严重危机。因为，此时袁世凯及所部如果还在天津小站，那么庚子年八国联军向中国开战，首当其冲之地便是天津与直隶。袁世凯如果不与洋人开战，就是奉旨不遵，官运不但没了，就是脑袋能不能保住还是个问题；如果奉慈禧太后之命与联军开战，则不但胜利没有把握，就是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点政治本钱也会在这场战争中损耗殆尽。况且即使自己没有战死，辛丑议和后自己还不是要充当清廷的替罪羊而被押上断头台吗？由此看来，袁世凯能于1899年督抚山东，就不仅是袁氏集团开始发展的一步，它更使这一集团躲过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灭顶灾祸。从这一点上说，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是多么幸运啊。


    李剑农在评价这一事件对袁世凯及北洋集团的发展影响时说：“庚子五月二十一日，袁曾奉旨调新建陆军入都，这是袁与北洋军阀存亡的一个大关头。慈禧太后的意思，是要他入京帮助义民的；荣禄的意思，或者是要他去解散义民，或者是要他去保驾，不甚明了；东南各督抚，也有主张‘袁慰帅即由山东提兵由保定进京，以清君侧、护两宫为要义’的；但是袁将所部军队一部分开到直、鲁接境各处，却不前进了。假使袁果提兵北上，一定是那些义民的大敌；联军到了，恐怕也不认得他罢！他是打义民呢？还是打联军呢？所以他带兵出抚山东，与此次顿兵不进，又是幸运照临他的一点。”


    正因为袁世凯及其团体及时离开了当时政局的是非之地天津，才使他能够在复杂的局势面前有条件从容考虑与应变，做到慈禧太后与列强两边都不得罪，从而为日后他的官星高升及其集团在万难境地中争取到了一片生存的空间。单就这一点来说，袁世凯及其团体的发展实际上也不是如常人认为那样来之容易的。即时设法离开天津小站这一事件，说明袁世凯确实具有异于常人的预见力和行动力。  勤王或是和洋，这又是一个问题


    戊戌政变之后，袁世凯官运亨通，由于山东等地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他被任命为山东巡抚，带领新建陆军前往山东平定局势。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是由于洋人和当地百姓的矛盾激化而引发的。朝廷要袁世凯公平处理。但是，一边是惹不起的洋人，一边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袁世凯自然知道避害趋利，镇压义和团以讨好洋人。而最高当权者慈禧太后则因为多年受洋人的欺压，挟私泄愤，想用义和团对抗洋人，最终引来八国联军的入侵。在这场战争中，袁世凯再一次洞观全局，避害趋利，选择了可以预测到的胜者的一方。当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袁世凯不顾清廷发出让他带兵北上勤王的召令，虚与委蛇，保存了实力。在南方，袁世凯致电上海英国代理领事华伦，表示愿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采取一致坚定的立场，维护和平。同时，他仿照东南互保的办法，与列强驻烟台的领事达成协议，派兵保护教堂，将“内地各国洋人均派兵妥为护送到烟台暂避”。在这场动荡中，由于袁世凯处置得当，不仅躲过了一场灭顶之难，而且得到了列强的欣赏和瞩目，为他此后在政坛上的驰骋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第十章

    机会是在纷纭世事之中的许多复杂因子，在运行之间偶有利于你的空隙。然凑成的这个空隙稍纵即逝，所以，要把握时机确实需要眼明手快地去“捕捉”，而不能坐在那里等待或因循拖延。


    ——罗兰  <h2>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改</h2>


    1906年，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人先后回国，向清廷汇报考察情形，一致奏请改订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


    考察大臣建议：“宜略仿责任内阁之制，以求中央行政之统一。”


    他们在呈慈禧太后的奏折中写道：


    查东西各国无不有责任内阁。责任内阁者，合首相及各部之国务大臣组织一合议制之政府，代君主而负责任者也。盖中央政府实一国行政之总枢，一切政策从兹出焉……中国内阁昔为枢要，今如闲曹，比之各国固不同矣。军机处虽有类各国之内阁，然对于上则仅备顾问，对于下则未受责成，考其职权，只略如各国之枢密顾问院耳。


    从中国历史上看，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中的一对矛盾。从法理上讲，专制之意就是将权力授予一人的一种治国方式，即国家的一切大事由君主一人裁决。但是国家之大、事情之多不是凭专制君主一人的精力来日理万机就能够解决的，于是便有了“助理万机”的宰相一职的设置。但皇帝和宰相在分权的概念上是模糊的，虽也有权相将皇帝置于傀儡地位的事实，但从总的发展趋势上看，皇权是朝着扩大并膨胀的方向发展，相权则一步步缩小，到明清时，被公然视作君权的对立物而从制度上加以消灭。皇权的不断强化虽然维护了皇帝对行政权独裁的需要，却妨碍了大臣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发挥，从而造成国家机器运转的迟缓和行政效力的低下，整个行政系统的活力因而大为降低。


    中国历史上的君相权力之争，到明代时以君权的绝对胜利而告终，其标志就是内阁制度的设立。清沿明制，仍设内阁，而其职权仅票拟诏旨，其权力则远远不如汉唐执政之宰相。雍正朝后军机处逐渐代替了内阁的枢要地位，然而军机处只供传述缮撰，军国大事丝毫不得赞画于其间，除承旨办事外，并无任何独立职权，君主专制至此达到了极点。


    君权的膨胀必然导致相权的萎缩，并直接破坏国家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弊极求治，就在于改变君权过于膨胀导致的大臣尸位保禄、阉然伴食的僵化政治体制，使内阁有“统摄指挥之能力”，真正担负起行政中枢的责任。20世纪初年，中国已不可能向秦汉时的丞相制复归，也不可能回到明朝权力尚大的内阁制，而只能是效仿西方建立近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制度。这就是五大臣回国后向清廷建议改制的用意所在。


    五大臣归国后，以建立责任内阁制度为核心的改革官制的要求迅速高涨起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四日，上谕决定编纂官制，袁世凯、徐世昌等人被列为编制大臣，庆亲王奕劻是“总司核定”的三人之一。


    庆亲王奕劻身为王室宗亲，又位在朝臣之首，掌核定之权自然名正言顺。值得注意的是，编制大臣中只有袁世凯一人为地方督抚，而同是封疆大吏的张之洞、端方、岑春煊等却只能是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从中不难看出袁氏在慈禧眼中的特殊地位。


    陶湘（袁的政敌盛宣怀的得力亲信）在《齐东野语》中谈到袁世凯入京的背景时说：


    本初（袁世凯）素来手段尚专制，午公（端方）性实守旧，泽（载泽）在青年，李（李盛铎，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眷甚微，戴（戴鸿慈，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尚（尚其亨，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之一）固无论也。中央各领袖者毫无成见，成北（徐世昌）善事周旋，善化（瞿鸿禨）乃见机之流，定兴（王文韶）安于聋聩，荣（荣庆）、铁（铁良）守旧，而铁则铮铮。所以上下均以立宪持议者，实为上年炸弹所逼，况目今排满之横议频兴，始说立宪以息浮议。……当端、泽等将回之际，众心共有一更变之举动，深勒脑筋，报纸持议尤甚。近年来，内廷阅报，意亦游移。后来端等先后回华，莫不以变法敷陈，持论痛切，两宫动容。向来疑难之事多取决于本初，荣、铁先期发电，请本初平议。讵意本初尚新更甚，两宫更无主意。


    本初指袁世凯，荣指荣庆，铁为铁良。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慈禧和光绪对于是否改制犹豫不定，也无主意。变法立宪是变革祖制的大事，一向专断的慈禧太后一面想保住满洲贵族的特权和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对革命党汹汹之势却又不能不做出让步，以消弭革命。为此竟然“宵旰忧勤，真至废寝忘食”，甚至流露出了“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的哀叹之语。


    第二，袁世凯确实是朝野上下举足轻重的人物，所谓“疑难之事多取决于本初”，甚至权势如荣庆、铁良者也需要事先探听一下他的口气。显然，在这次变革官制的活动中，袁世凯的行动也势必会影响到清廷的决策。


    胡思敬在《大盗窃国记》中说：“孝钦自西巡后，不敢坚持国事，见五大臣疏踌躇莫决，急召世凯入商。”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北京。


    陶湘在谈到袁世凯入京的背景时又说：


    当七月初以前，京津秘使往来甚繁，本初向来大权独揽，所发莫不中的。今“立宪”二字，上既动摇，以为此种好机会，略一布置，即可成功。在津即预计到京后如何入手，如何改官制。官制改，则事权亦更，数百年之密网，一旦可以廓除。意中自许如此，手下人等莫不相许如此，枢府亦料彼必如此，领袖（指奕劻）更随声附和，报纸又竭力怂恿，惟恐彼不如此。不过报纸之意见与彼之心迹相背耳。


    官制改革，实际是进行一次权力再分配，即所谓“官制改，则事权亦更”，它为各种政治势力的发展壮大均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各派政治力量无不力图把握和运用这一机会。袁世凯久历宦海，自然深通此道。尽管袁世凯“素来手段尚专制”，但他也深深认识到：


    朝中公正老臣都已谢世，朝政尽入贵胄之手，弟此次得跻高位者，赖有太后之宠眷耳。然而慈宫春秋已迈，犹如风中之烛，一旦冰山崩，皇上独断朝政，岂肯忘怀昔日之仇，则弟之位置必不保。


    在当时，君主为与袁世凯积怨甚深的光绪皇帝，君权的加强只能是光绪皇帝权力的加强。一旦光绪帝东山再起，袁世凯势必岌岌可危。而要保护自己，则只有削弱光绪皇帝的权力；削弱光绪皇帝的权力，就首先要削弱君权；而削弱君权，又正是他成立责任内阁的目的。


    对于此事，胡思敬在《沈病国书》中说：


    北洋（指袁世凯）追念戊戌往事，知孝钦宴驾之后必不容于德宗，因内结奕劻，外煽新党，思藉立宪之名，剥夺君权尽归内阁。乙己派五大臣出洋，丙午大更官制，皆一人之谋也。


    当时，朝中领袖为庆亲王奕劻。庆王为人庸鄙，毫无远见，而素贪财物，袁世凯投其所好，早已将其熨帖得言听计从。因而，举奕劻为责任内阁总理，提高奕劻的地位，实际上是扩大袁世凯自己的权势，巩固自己的基础。陶湘说：“然本初另有深意，盖欲借此以保其后来。”可谓一针见血。为此，袁世凯一改旧风，竟然“尚新更甚”，有“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相争”的豪言壮语，甚至有吓唬和利诱两宫“若不及早图维，国事不堪设想”等语，俨然慷慨激昂。但袁世凯所以死相争的，就是他所设计的责任内阁。他的内阁，一方面脱离了国会的监督，另一方面又侵夺了皇帝的大权，因此，它实际上是袁世凯力图达到暗移神器，揽权归己，最终达到取清廷而代之的目的和手段。


    建立责任内阁，已有戴、端等人鼓吹于前，而各地报纸更是“竟力怂恿”。依靠舆论之力，加上奕劻的支持，端方等的响应，本来就大权独揽的袁世凯在官制编制局中更是“气概如虹”、“主张最多”，而“全案皆其一手起草”，当时在成立编纂官制馆时，慈禧太后特派袁世凯与载泽，大学士世续，大学士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荣庆、载振，内务府大臣奎俊、铁良，理藩部尚书善耆，户部尚书张百熙、戴鸿慈，巡警部尚书、政务大臣徐世昌等14人共同编纂官制，新任闽浙总督端方亦与会，另令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和各部派遣代表参与会议，而以奕劻、瞿鸿禨、孙家鼐三军机为总司核定大臣。上述人员奕劻父子、徐世昌均为袁世凯的掌中人物，端方、张百熙、那桐、世续也是袁世凯的追随者或同盟者，载泽与铁良有隙，袁乃拉拢载泽以为己用。与此同时，编制馆的办事员，全为袁世凯的僚属所占有，杨士琦与孙宝琦为提调，吴廷燮、金邦平、陆宗舆、章宗祥、张一麟为起草委员，王士珍、朱彭寿等参与议论，可说是清一色的袁党。这样，袁世凯就成为官制草案的实际制定者。9月稿成，庆亲王奕劻将中央各衙门官制改革情况缮单进呈两宫，其中行政部分定为：“行政之事则专属之内阁各部大臣。内阁有总理大臣，各部尚书，亦均为内阁政务大臣，故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而情无隔阂。入则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而事可贯通。如是则中央集权之势成，而政策统一之效著。”这就是袁世凯所“以死力争”的责任内阁制。而奏折尚未批下，袁世凯就已定好了阁部名单。陶湘说：“本初定议总理一人，属现在之领袖……九公与彼为副理。”领袖指奕劻，九公指军机大臣瞿鸿禨。瞿鸿禨为清流党，素与庆、袁针锋相对。从内阁这三驾马车来看，庆、袁一气相通，而庆又对袁言听计从，因此实权稳操在袁世凯之手，瞿氏不过伴食而已。这是瞿鸿禨不愿也绝不能答应的，于是暗思抵制之方。而此时铁良因力主中央集权，伸满抑汉主义，担心汉族官僚袁世凯的势力凌驾于满洲诸亲贵之上，也千方百计地拆台。瞿、铁于是携手，结成了对抗袁世凯官制改革的联盟，并开始着手从事反对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二十日，奏折批下，结果大出庆、袁意料之外。旨云：“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取其近接内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未流弊，自毋庸复改。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其各部尚书均著充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仅备顾问的军机处与君主有着直接的关系。军机不去，君权难削；而总理大臣不设，内阁也就依然有名无实。然而，上谕以“尚无流弊”、“著照旧行”，如此就将袁世凯费尽心机的设计全盘推翻了。


    应当看到，在改革官制问题上，慈禧太后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从一开始就缺乏诚意”。在众心所向变革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在五大臣“破釜沉舟、剀切陈奏”的影响下，“两宫大为之动容”，想有一番作为，这从朝中的人事安排可以看出来。人事的一个变化是袁世凯的入京。如上所述，袁世凯早已表现出“尚新更甚”的姿态，是唯一被调入京的地方督抚，到京后又被接连召见四次，可谓宠遇有加；与此相反的却是荣庆等人的地位变化。袁入京前后，两宫已决定“由瞿拟旨，御前会议时，不准荣、铁、孙、王数人与闻”。时荣庆、铁良入值军机，孙家鼐、王文韶为内阁大学士，皆为朝中重臣。铁良更是司户部，掌军务，被袁世凯讥为“大权独揽”。在官制改革中，“荣、铁守旧”，孙、王顽固，两宫决定在讨论改革方案时不准四人与闻，无疑是为了排除改革的障碍，可谓用心良苦。


    瞿鸿禨所拟之旨已定于七月初九日颁发。但在这时，问题发生了。7月7日袁世凯入京后，立即联合庆亲王奕劻面参四人中权力最大的铁良。


    陶湘记其经过为：


    北洋召见时，面参铁谓：“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且谓铁揽权欺君。慈圣未加可否。上则笑容可掬，默不一言。北洋出，邸堂单进，亦附和北洋，力言铁之不是……慈圣谓，铁尚无大过；邸则称，铁为聚敛之臣。据说已由瞿拟旨，御前会议时，不准荣、铁、孙、王数人与闻。而此谕计算初九即应颁发。后因邸、袁相继面参铁，此旨即留中。


    袁、铁二人俱掌兵权，袁参铁“揽权欺君”，却使慈禧警觉起来；而奕劻附和袁世凯联手，“力言铁之不是”，更使慈禧太后对庆、袁关系及袁改革的真实意图产生了疑问。本来，从新政角度出发，慈禧已决定令铁良出值，但“揽权欺君”的铁良一去，朝中能“揽权欺君”的就只剩下袁世凯一人了，这对君权的威胁无疑更大。精于权衡之术的慈禧太后立即改变主意。留下荣、铁以牵制袁世凯，防止可能出现的专权局面。


    慈禧态度的转变很快被瞿、铁二人所察觉，他们迅速利用了这一机会，立即组织攻击。


    第一步，授意言官，交章弹劾。


    陶湘写道：


    此际忽有人严劾疆臣揽权，庸臣误国。慈圣于枢廷召对时将折发阅，即碰首请发政务议。慈圣谓：“此又何必？”即时收回留中。各官闻之，乘隙交劾，共几十余次。上意大回。


    疆臣指袁世凯无疑，而庸臣当指奕劻。


    其时，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入觐，弹劾袁、庆曰：


    （袁世凯）权谋迈众，城府阻深，能陷人又能用人，自得奕劻之助，其权力遂为我朝二百年满汉疆臣所未有。引用私党，布满要津，我皇太后、皇上或未尽知。


    嗣是纠弹袁世凯及庆王奕劻父子，连上八疏不止。御史刘汝骥则用鳌拜、明珠、年羹尧、隆科多这“四凶”以喻庆、袁，最后明确警告两宫：“万一我皇太后、皇上信任过专，始因其小忠小信而姑许之，继乃把持朝局，紊乱朝纲，盈廷诺诺，唯总理大臣一人之意旨是向，且群以伊、周颂之，天下事尚可问乎……臣谓率天下士夫，内背朝廷，因甲于内乱者必由此也。”


    第二步，挑唆内监，向慈禧太后请愿。


    传闻在讨论官制时，袁世凯曾倡议裁去太监，瞿、铁遂蛊惑太监从中作梗。“一日，太后出，太监百余人环跪哭求，谓外间均欲逐去奴才等，乞老佛爷念奴辈服侍已久，开恩赐留。太后惊诧，谓我未听见有此话，他们必须逐去尔等，是太与我过不去，此亦阻力之一大原因也。”


    第三步，亲自出马，在慈禧太后面前诋毁袁世凯及新官制。


    铁良性情暴烈，自宣布立宪以来即与袁世凯公开为敌，不特于根本问题上大唱反调，即枝叶事亦各持异议。他甚至向慈禧太后密奏袁世凯遇事跋扈，广布羽党，各省要差，皆其私人，存心叵测，若不早为限制，满人势力必不能保全等语，提醒慈禧太后加以提防。瞿鸿禨则机诈权谋，表面上对新官制草案不加可否，背地里却向慈禧太后密陈，说什么责任内阁成立，一切大事均由国务会议决定。皇太后将大权旁落，以此来激怒权势欲极强的慈禧太后。


    第四步，将袁世凯的有力帮手满人官僚端方调出北京，分化袁党势力。


    端方自欧考察归国，志高气盛，有取代瞿鸿禨外务部尚书之心，值“宪法议起，与项城同在都城，会定官制，互相标榜”。铁良巧设机关，让慈禧下旨令端方出京为两江总督，以孤袁党之势。


    瞿、铁的明枪暗箭，使奕劻、袁世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最根本的是慈禧太后从此对袁世凯起了疑心，并且否决了袁世凯成立责任内阁的方案。


    权臣无忌，为非作歹的事例历朝比比皆是。袁世凯是治世的能臣，这样的人，太后既用又防。权力是慈禧太后的命根子，责任内阁制意在分割君权，袁世凯挑头搞这个，太后当然不会喜欢。于是就要敲打敲打他，让他知道进退。


    陶湘说：


    闻七月中有日，卧雪召见时，慈圣云：“近来，参汝等之折有如许之多，皆未发出。”照例应碰头，而卧雪以为系改官制之参折，即对称：“此等闲话，皆不可听。”慈圣色为之变。后来领袖进去，慈谕：“某臣如此，将何为？”适其时卧雪欲督办东三省、豫、东、直等省训练事，慈更生疑，渐用防范之策。卧雪当日闻信，惶恐无措，竭力设法周旋，不能了无痕迹矣。又一回，太后问袁：“官制何以久未定稿？”袁谓：“意见纷歧，不易一致。”太后曰：“那怕什么不作总挚行政之枢机？你有的是兵，不会杀他们吗？”袁听后汗流浃背，逡巡而退。退下来马上具奏：修改新官制事需慎重从事，不能草率；臣因公务积压，即日回津清理。得旨报可，其事遂归于停顿。


    官制改革本来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的运作技能，并为立宪打下基础。但袁世凯的意图过早暴露却使得改革从此超出了新政的范围，而与权力问题纠缠在一起。尽管在革命党的威胁下清廷开始了改革，但此时最现实、最直接的威胁却是来自袁世凯。为了消除心腹之患，慈禧太后宁可抛弃原来的改革目的。实际上，越到后来，权力越取代“仿行宪政”，而成为两宫裁定官制的出发点。在权力这个问题的干扰下，改革已不能顺利进行下去。组织责任内阁是“弊极求治”的一个方案，但既然责任内阁方案已成为袁世凯力图揽权的工具，那么对权力敏感的慈禧太后就会一改“疑难之事多取决于袁”的传统，断然否定责任内阁，而代之以另外的方案。这样，立宪改制之举，也就只能“始而恢张，继无消息，终成敷衍”了。


    与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方案相反的是瞿鸿禨、赵炳麟的“保留军机”方案。瞿为军机，赵为御史，二人同属清流党人物，与被称为“浊流”的庆、袁素不相能。所谓官制改革中的斗争实际上就是“瞿挟台谏及朝野清流以自重，袁则内倚亲贵而以外交、军事为后援。太后则操纵其间，自矜智术”造成的。申君在《清末民初云烟录》中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这是光绪末年清廷‘预备立宪诏’中人所共知的‘名句’，对反对立宪而又不得不抬出立宪幌子骗人的顽固派来说，确是匠心经营的得意之作。这一谕旨出自当时军机大臣瞿鸿禨的手笔，而在这后面还有一段瞿与袁世凯相互倾轧的故事。”袁案提出后，赵炳麟即上疏逐条批驳，认为若据此推行，“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颠覆之忧，将在眉睫，此固非朝廷之福”。为此他提出：“其内阁、军机处，无论归并与否，并易何种名称，应暂仍旧制，以为承旨传宣之地位，不作总挈行政之枢机。”以“恐大权久假不归”来抨击袁氏方案，的确击中了袁世凯的要害，而赵炳麟提出的内阁、军机照旧无疑迎合了一心想防范袁世凯的清廷。与赵炳麟相呼应的瞿鸿禨又利用“总司核定”的有利地位，将袁世凯起草的方案“颇有裁正”。所谓“裁正”，就是在奕劻所进缮单中，加上一句：“或改今日军机大臣为办理政务大臣，各部尚书均为参预政务大臣，大学士仍办内阁事务。虽名称略异，而规制则同。”寥寥数语，在整个奏折中很不起眼，但它却给慈禧以从容选择的机会。20日上谕下，竟采用瞿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旧制。


    采纳瞿氏方案，否定责任内阁，并不单纯是一个方案之争，它标志着慈禧“疑难之事多取决于本初”、袁“大权独揽”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对于袁世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瞿氏又趁机引荐广西巡抚林绍年入军机，作为助手，地位更为巩固。又新官制主中央集权，规定外交、财政、军事及轮电路邮归各部管辖，勿得兼差，袁世凯不但没有借改制之机扩大权势，改制后，却落得个“兼差尽行撤去”的下场。更甚的是，清廷进一步借改制之名，要求袁将北洋六镇全部归入陆军部。袁世凯颇不甘心。奏请“所有第二、第四两镇拟请仍归臣统辖督练”。而谕批“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钦此”。一为“督饬”，一为“暂归”，陶湘说：“设非主上生疑，何至如此？”可知袁的窘迫处境。

 尾声

    做人就像买股票一样，任何巅峰都是暂时的，它也许是下一个深渊的起点，因此，任何对巅峰的得意和眷恋都是极端危险的。


    ——佚名  <h2>功过留待后人评</h2>


    乱世出英雄，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袁世凯的确赢得了掌声和地位，达到了个人事业的顶峰。曾经叱咤风云的袁世凯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渐渐远离我们而去，渐渐地被我们淡忘。但历史也许就在这渐渐被遗忘的时刻才越发显得生动、真实和引发人们的思考。今天，如果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抛去旧有的观念，不以成败论英雄，重新评估袁氏及其集团成就的话，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在清末几十年间，甚至民国最初几年间，袁氏集团的创业与经营还是十分成功的。


    袁氏集团的业绩主要表现在如下八个方面：


    1.它是中国现代陆军的最早奠基者；


    2.它是中国现代军事学校的最早开办者；


    3.它是中国现代警察的最早创办者；


    4.它开创的北洋实业在我国工业现代化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5.它在天津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


    6.它是清末立宪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7.它顺应历史潮流，通过逼宫手段，结束了清王朝在中国长达268年的统治；


    8.它在结束帝制、促使民国的诞生过程中实际上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按理说，任何一个团体不要说是完成上述八件大事，只要做成上述一两件事情，就已经足可以彪炳青史了，何况一连拥有八件乎？


    可是，仅仅因为这个集团的领导人一时头脑发热，听信了无视时代潮流、不知大局的一些文人宵小的佞言，就复辟帝制，铸下了大错，这个几十年间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团体，在一夜之间就声名扫地、土崩瓦解了！


    君不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仅仅因为举办洋务运动，创办了具有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开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今天就已经被人们捧上了天。袁世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业绩均已经超越了前人，可就仅仅因为他的帝制之举而功劳尽杀。


    每每回顾这段历史，都给人沉重而抑郁的感觉。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在总结与重视袁世凯给我们留下的这份宝贵的历史经验的同时，更要总结与重视他给我们留下的惨痛教训；不仅要看其成，更要观其败；不仅要懂得水可载舟的道理，更要明白水还可覆舟的教训。  <h2>谁也难逃周期律</h2>


    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黄炎培同毛泽东谈话时重点谈到了一个问题。他说：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总之，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人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那么，什么是历史周期律？


    简言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现象，就是历史循环的周期律，这成为历代王朝不可超越的历史铁律。


    纵观历代政权或经营成功的团体，多则经营几百年，少则维持十几天，均未能逃脱覆灭惨败的命运。初兴后亡的“周期律”，几千年来一直困惑着历代统治者、管理者。没有一个统治者、管理者不想跳出这个周期律，也没有一个统治者与管理者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


    从远处来看，秦、隋二朝的短命自不待言。就是强盛一时的春秋五霸中的吴、越二国；铁蹄遍及欧、亚二洲的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不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最好注脚吗？


    袁世凯与他经营的北洋集团，从1894年在天津小站练兵开始起家，经过短短不到20年的发展，就由一个小小的军事团体迅速膨胀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军事官僚集团。他的领导人袁世凯也水涨船高，入驻中南海，成为了中华民国终身大总统。可是，仅仅过了四年，这个集团就因为帝制问题而离心离德、土崩瓦解，最终也成了历史周期律最好的注脚。


    袁世凯与他的北洋集团其亡也忽，其原因不外乎两条：


    1.利益瓜分不均所致；


    2.集团主要成员之间“只可同患难，不可同富贵”的狭隘意识作祟。问题的关键还是出在袁氏集团的团体文化劣根性上面。


    事实表明，袁氏集团具有如下几项特质：


    1.投机性


    袁氏集团是一个相信实用主义，重视权力角逐，却没有一定政治主张或政治定见，由一群军人、官僚组成的利益集团。


    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作为该集团的核心领袖，袁世凯、徐世昌二人都先后参与了这场旨在挽救中国危亡、使中国走向富强道路的变法运动。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赞成这个举动，其目的只在于博取时望，捞取资本。因此，在帝、后两党权力斗争阵线明朗、胜负之数已明的情况下，徐、袁立刻放弃了自己的维新主张，转而投入实力强大的后党阵营。


    在清末官制改革中，虽然袁氏集团基本上是一个专制观念根深蒂固的私人团体，但一旦袁世凯看到实行君主立宪制对他的好处更大，可以虚君摄政，操纵更大的权力，便毫不犹豫地一反常态，“尚新更甚”，带领部下倾力进行。当时的官制改革方案，几乎是袁世凯及幕僚一手草订而成。尽管明知危险，明知可能会遭到慈禧太后的反对，但袁世凯依然冒进不已，后虽遭挫仍努力不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南方各省主张共和，袁世凯尽管已经就任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但为了攫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的职位，又放弃了自己长期主张与坚持的君主立宪制，转而与南方议和，改行共和政体，从而达到他取得最高政权的目的与野心。


    实际上，在袁世凯的内心深处，是根本不相信共和政体是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可以设想，如果袁氏集团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政治定见，那么，在辛亥革命中，如果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制，像在山东时期镇压义和团那样对待革命党人，则清政府当时大局是否能够糜烂、南北能否一定分裂、共和能否顺利诞生，可能都还是一个重新看待的问题。在民国创立、南北统一以后，如果袁世凯能够坚持自己宣誓实行的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或政治定见，后来中国的历史，也许就不会出现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事情了。不仅如此，中华民族的自强历程，至少还可以缩短50年。这样看来，缺乏政治主张或政治定见，实在不仅是袁氏集团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初叶关键年代丧失了一个极好的复兴时机的不幸。


    2.趋利性


    袁氏集团又是一个以个人利害关系相维系的旨在猎取权力与利益的军人官僚团伙。个人的实际利益得失、官位利禄的追求是他们关心的第一目标；为了满足个人利益，他们可以采取一切不正常的手段，其行为并不受任何社会道德和秩序文化的约束。


    袁氏集团集中国传统政治负面文化之大成。他们在早年的社会化过程中，确定了趋附清王朝统治者来求取高官厚禄的行为准则。在他们趋附袁世凯形成了利益集团后，其集团内部上下之间完全是个人私心和野心的结合，是个人利益的实现与私欲的满足，被他们把持的各种军事、民政机构成为他们联合起来进行谋私、牟利的场所。集团的首领把自己控制的军政机构交给忠实于自己的下属看管。下属官员则屈从上司的旨意运用权力，不断聚敛财物孝敬首领，政治上也以自己首领的旨意唯马首是瞻。袁世凯推荐杨士骧接任直隶总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当初，袁世凯在直督任上，因为用直隶的行政费用作为贿赂中央要员的经费，所以，当慈禧太后调他入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时，他因办公经费亏空太大，一时无法交卸弥补。如果继任者把此漏洞上报中央，则会东窗事发，引发袁世凯仕途上新的危机。一番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后，袁世凯向慈禧太后上书，建议让自己派系成员杨士骧接替他的直隶总督位置，果然，杨士骧到任，不久即偿清了袁世凯的所有亏空，自后羡余，就全入了他的私囊。


    进入民国后，由于这一集团进入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政治野心更加膨胀，其政治行为越发不受限制。为了谋取个人和集团利益，入民国以后他们的种种行为，诸如金钱政治、暗杀异己、摧残党人、违背约法、背叛民国，以及伪造民意、帝制自为、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民国后，袁氏集团发生了严重的蜕变，由于这一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以谋取个人利益的利害关系相维系，一旦共同追逐的利益目标不复存在，或者主要成员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或者集团内部在重大利益上瓜分不均时，该集团内部的分裂和瓦解也就在所难免了。到了没有更多爵禄可给之时，袁氏集团内部的矛盾和积怨即难以调和。袁世凯最后祭起称帝这件宝器，是不是也是到了没有办法的办法的时候了呢？这也正应了“以势利交者，终以势利而败”这句千古不易之理。


    3.私人性


    袁氏集团的成员大都视袁世凯为他们的“衣食父母”，以对袁世凯的服从、效忠、报恩为其做人准则，至于国家与政府的政治准则，在他们的眼中，几乎是一钱不值。除袁世凯外，无人能够维系这个集团的团结与权威。


    吴虬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中的看法一针见血，他说：


    北洋军人，多系卵翼于袁世凯，才质驽下者居多，对上只知服从，不敢有所主张，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情感，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牢不可破。只要是“恩上”，或是“恩宪”，无论是否“乱命”，必须服从，意谓不如此则为“忘恩”，受同人道德责备，此北洋军人之共同心理。


    由于袁世凯的提拔和重用，北洋军人官僚集团的成员们才有了高官厚禄、锦衣玉食。因此，他们视袁世凯为恩师与主人，畏威怀德，把个人的前程寄托给他，亦把个人的忠心和才干奉献给这位“恩上”。北洋官僚集团的成员多年受袁世凯的赏识、提拔和保荐，大有“士为知己者所用”的精神，竭尽其才能为他效力，以回报袁世凯的“知遇之恩”。他们之中的旧派官僚自不必说，就连留学日本，受过近代新式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杨度，其政治理想亦是：欲以悬河之口及纵横之术物色一个有魄力、有地位、有帝王思想的主子，地位要与曾国藩相若，胆子比曾要大，然后帮他取天下，而自为开国元勋。其理想精髓依然是传统的“效命于明君”的思想。袁世凯正是通过对这些追随者施与恩惠和利益，建立起各层次的依附和效忠于他的私人关系网络，使北洋集团成为他在清末民初政争中的有力工具。


    4.拜力性


    迷信实力是袁氏集团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近代的政党政治和民主观念实际上从未真正深入人心过，在近代的中国，实际上也没有滋生它的土壤的合法条件。作为“舶来品”，它与中国实际国情的结合，客观上还需要条件和时间。这个时间，也许需要百年之久。在这样的政治实践中，成功的政治领袖，不是靠演说、竞选或文章才华，而靠的是军事、政治、外交及其操纵政局的实力。传统的政治和实践，将袁世凯及集团成员磨炼成为一个个实用主义者。他们看重实力，尤重军队。他们深深懂得，在近代中国，从政者如无足够之武力，其政治地位必不易存在与稳定。“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枪就有权，兵多权则大。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袁世凯宦海沉浮的一生及北洋集团兴亡的历史，便是对这条经验最好的注脚。袁世凯与集团的成员在其日常实践中，认识到实力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有实力，就能立足于社会并让人依附。因此，他们崇拜实力，首先依附清王朝和实力派官僚，进而创建自己的实力集团。在这种战略理念的驱使下，袁世凯创建新建陆军，编练北洋新军，举办北洋新政，使北洋集团从军事领域扩充到政治、经济、警政、教育、地方宪政等众多领域，从直隶走向京师即从地方一步步走向全国，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实力派集团。尽管袁世凯曾一度被皇族亲贵集团赶下台，但他的实力地位却无法改变，列强在华势力一直把袁世凯视为“有实力的人物”，北洋集团成员照样唯他马首是瞻。由于对实力的崇拜成为北洋集团的政治共识，法律公理对他们就显得微不足道。他们都把政治权力当做一种商品来对待，他们完全靠金钱和军队取得政治权力。他们有些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雇佣兵队长，只是把追求个人财富和权力作为他们奋斗的目标。


    进入民国以后，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的成员大都仍然崇拜武力，认为武力是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最终依据。当袁世凯欲称帝时，幕僚张国淦曾以舆论、外交、军事三者不允劝之，袁言：“舆论是空气作用，已早有布置，外交有英美钳制日本，军事我有把握。”由于过分迷信武力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的合力作用，最终导致了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在民初国家政治舞台上角逐的失败。


    5.帮派性


    袁氏集团具有强烈的结党营私的团体意识。袁氏集团形成伊始，就形成了他们的政治军事势力圈。凡是集团以内之人，他们即互相援引、互相提携，而对非自己团体之人则一概排斥。


    据史料记载，光绪末年，官员欲取富贵者，捷径有二：一曰商部，载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凯主之。皆内因奕劻而借二杨（杨士骧、杨士琦）为交通枢纽，当袁世凯初莅北洋，梁敦彦方任津海关道，凌福彭任天津府，朱家宝任天津县，杨士骧、赵秉钧均以道员在直隶候补。不两三年，梁敦彦官至尚书，朱家宝、杨士骧均跻节镇，福彭升藩司，秉钧内诏为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而攀附以起者。严修以编修在籍办天津学堂，遂擢学部侍郎；冯汝骙与世凯联姻遂擢江西巡抚；吴重熹为世凯府试受知师，遂擢河南巡抚；唐绍仪旧从世凯驻朝鲜，甲午之变，出死力护之以归，故遇之加厚。即夺盛宣怀路政畀之，邮传部开，又用为侍郎，一手把持部务，案卷合同尽为所匿，尚书张百熙虽属世凯姻娅，不能与之抗也。唐绍仪既得志，复引用其同乡梁如浩、梁士诒、陈昭常等，皆列要位。士骧又引其弟士琦入商部。徐世昌久参世凯戎幕，铁良亦常从之练兵，既入军机，始稍稍携二。世凯不由科目出身，遇投帖称门生者，大喜，必力援之。定成晚入其门，遂长大理院。方其势盛时，疆臣端方、陈夔龙、陈璧、袁树勋无不附之。


    从1902年开始，袁世凯陆续从北洋随营学堂中选拔学生赴日留学，这些人回国后，大都进入北洋军内担任重要军职。而对非北洋出身的留日学生，袁世凯则不予重用，使他们很难进入北洋军队的要害部门。这种营私的团体意识保护了北洋集团的利益不受损失，使各级组织机构都能按照袁世凯的意志运转。由于这种团体意识的作用，载沣上台后，虽放逐了袁世凯，但北洋各镇的各级军官均为袁世凯一手培植，自成体系，亲贵们根本无法插足；而清政府各官僚机构遍布北洋势力，绝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因此，袁世凯虽远离政治权力的重心，却能在暗中纵横捭阖，加以操纵。正是因为袁氏集团具有上述几项特质，所以，当慈禧太后死后，尽管袁世凯被罢官回籍，远离政治舞台达三年之久，该集团却没有解体，相反更加固结。因而，袁氏集团利用辛亥革命之机倾覆政府，取得政权之事情的发生，就是一件不难理解的事情了。


    从袁氏集团的本身来看，它所形成的这套文化理念是传统的宗法式的文化观念，这种文化观念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维系和团结袁氏集团成员的同时，也同时埋下了日后纷争的种子。事实表明，袁氏集团本身就是袁世凯私人欲望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在这个集团中，成员们不知有国家，只知有袁世凯。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与个人前途和地位而联系在一起，却没有远大的具有生机的理想与目标。团体之间的联系纽带是以私人关系为基础，有的人把这些关系叫作感情，其中包括家族、亲戚、师生、僚属、结拜兄弟、同学、同乡等传统的私人关系。团体的维系只能靠袁世凯这一偶像化的军事权威来维系，一旦这个权威去世或出现问题，团体马上就变成四分五裂、互相夺权的局面。


    6.缺乏世界眼光


    作为统治者，袁世凯及其党羽缺乏起码的近代民主政治意识与新型治理国家的理论与观念。他们所依赖和实行的只是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一套传统的官僚统治经验和一味信奉的“实力主义”。作为北洋集团的领袖和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生平除一游朝鲜而外，足未出国一步，故无世界眼光、政治常识。日常所接触者，无非清政府腐败之官僚，于进德修学、练才建国之道并无多大的益处。民国以后，袁世凯及北洋集团的政治眼光和经验与日新月异发展的潮流与时尚观念已经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白蕉在《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袁氏固非无才无能，其智术、其心力，亦过常人；顾无道德以为体，学识以为用，思想落伍，遂使其一切行事，多入歧途，卒至祸中于生民，流毒于后世！


    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曾这样评价袁世凯：


    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长一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长四也；拔攫才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长五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智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挟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智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于此，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尽管袁世凯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他根本就不相信中国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不了解共和的含义，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他甚至做出结论：共和制的试验是冒险的，而帝制在习惯上和人民心目中却是根深蒂固的，袁世凯的眼光、阅历和所具有的统治经验表明他只能回归到中国传统政治的老路中去寻找发展的出路，终不能于旧势力之外，发生一种独特的政治的生面也。他的统治只能越来越趋向恢复旧制，保持旧有的制度，用传统的治国模式，使自己高高在上，以皇权重整所谓的已经“失灵”的权威。


    袁世凯自身的这种阅历与观念说明，他是一个传统的人。其人及其团体只不过是中国在过渡时期的一种半新半旧的产物。这种情况决定了袁氏集团只能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匆匆的过客，而不能带领充满危机的近代中国这艘航船绕过暗礁，驶向光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