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尔自传：活出生命的意义》 前 言 他，是20世纪的见证者；他，创立了自己的心理治疗学派；他，是人们心目中完成不可完成之事（在纳粹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典范代表——他就是维克多·e.弗兰克尔。1905年弗兰克尔出生于维也纳，如今，他站在世纪的交点，回首走过的这个百年——他经历过、痛苦过，用自己的作品影响过的20世纪。 1995年3月26日是维克多·e.弗兰克尔90周岁生日，值此之际我们推出他的生活回忆录。早在几年前，弗兰克尔就开始陆续写下了他过往生活的片段，本来并未计划出版，后来他考虑到以往出版的都是清一色的学术著作，遂决定写一本以他个人为主题的书，记录他生活中的一些际遇，作为自己的第31本作品问世。这本回忆录特地保留了作者发散式联想的写作风格，从而让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这位20世纪精神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个人魅力。 在与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下，本书得以面世。尽管年事已高，为疾病困扰，弗兰克尔仍然一如既往地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本书的写作中，最终在他90岁生日之前完稿。 本书的问世，首先要感谢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夫人艾丽·弗兰克尔女士，她不仅亲手将本书的手稿整理打印出来，而且在弗兰克尔先生整个撰写过程中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帮助。另外，我们还要感谢哈拉尔德·莫利，他在本书成书过程中提供了极大的支持。最后，我们当然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作者弗兰克尔先生，没有他，也就没有本书的问世。 马丁娜·加斯特-甘普 1995年2月，慕尼黑 我的父母 我的母亲出身于捷克布拉格一个历史悠久的贵族世家，布拉格的德语诗人奥斯卡·维纳[1]就是她的叔父，他因成为梅林克[2]的小说《戈伦》中的人物而被后世记住。我曾亲眼目睹他如何在泰雷津（theresienstadt）集中营中死去，那时他已双目失明很久。此外，我母系家族的祖先还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拉什[3]，以及被尊称为“马哈拉尔”[4]的那位来自布拉格的“崇高的勒夫拉比”——我正是“马哈拉尔”的第十二代子孙，这些都是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从族谱中看到的。 我差点儿就在维也纳那家著名的喜乐咖啡馆（café siller）里降生到这个世界——那是1905年3月36日，一个美丽的春日的星期天午后，我的母亲在那里开始感到腹中阵痛。我生日那天恰好是贝多芬的忌日，所以我的一个同学曾满怀恶意地说道：“可真是祸不单行啊。” 我的母亲心地善良且信仰虔诚，所以真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会像别人说的那样“很讨人嫌”。她说我很小的时候，每次她都得唱那首摇篮曲《很久很久以前》，我才肯入睡，而歌词是什么根本无所谓。她那时总是这么唱：“安静地睡吧，你这个缠人的小恶魔……很久很久以前……”只要曲调对了就行。 我很眷恋父母的家。我刚开始在医院工作的头几个礼拜、头几个月，甚至可以说是头几年，医院换来换去，而每次在医院值夜班时，我都会特别想家。刚开始我会每个星期回家一趟，之后是每个月一次，再后来，至少每年的生日我都要在家里度过。 我父亲在泰雷津集中营去世之后，只有我和母亲相依为命，从那时起，每次我见到母亲或是与她告别，都会在她的脸颊上留下一个吻，这对我而言似乎是一个承诺：即使我们有一天不能再见面，至少我们相聚的时刻是美好的。 而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那天，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蒂莉（tilly）要被转押到奥斯维辛（auschwitz）集中营，我去与母亲告别，临走时我请求她：“保佑我！”我永远也忘不了她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炽热的嘶吼：“好！好！我保佑你！”然后，她为我向上帝祈祷。大概一星期之后，她也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儿直接被送进毒气室。 在集中营里我常常会想起母亲，每次我都会想象与她重逢的情景。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象，我会跪下去，亲吻她的裙摆，这将是多么美好的景象啊。 如果说我的母亲是一个虔诚善良的人，那么我的父亲在性格上则刚好相反，他为人严厉且极具责任感，坚守自己的原则。在他的教育下，我也成为了一个完美主义者。记得以前每个星期五晚上，他都会要求我和哥哥用希伯来语念一段祷文。只要我们念错一点——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我们就得不到任何奖励，当然也不会因此受罚。如果我们完全准确地念出来，就会得到10赫勒[5]，但这种情况一年也没有几次。 如果父亲不是有时暴躁易怒的话，那么他可以说不仅是纪律严明的斯巴达主义者，也可以说是恬淡寡欲的斯多葛派。有一次，他在暴怒中打我，把手杖都给打断了。尽管如此，在我眼中父亲一直是正义的化身，他始终庇护着我们，给予我们安全感。 整体来说，我像我父亲，而从我的性格结构上看，我从母亲那儿遗传的性格特征，与我性格中父亲的那部分形成某种对立。有一次，因斯布鲁克大学精神病学医院的一位心理学家为我做了罗夏墨迹测验，他说从未见过像我这样将如此极端的理性和强烈的感性集于一身的人。我想，前者应该是遗传自我的父亲，后者则是来自我的母亲。 我父亲出生于南摩拉维亚（südm?hren），当时那里还是奥匈帝国的领土。他是一个贫苦的订书匠的儿子，一路受苦挨饿地读完高中，进入大学攻读医学，后来却为生计所迫，不得不放弃学业，进入政府部门做公务员，最后还做到了社会部的局长。在他在泰雷津集中营饿死之前，有人看到这位局长先生正从一个空桶中捡拾，并刮下残留在土豆皮上所剩无几的可吃的东西。后来，我从泰雷津被转押到奥斯维辛，然后又被转至考弗灵（kaufering）集中营，那时我被极度的饥饿折磨得几乎死去，终于能够体会到当时我父亲的感受了——有一次我自己就从冰冻的土地里徒手挖出一块小得可怜的胡萝卜。 有段时间，我父亲曾担任约瑟夫·玛利亚·冯·贝尔恩赖特[6]部长的私人秘书，这位部长那时正在写一本关于刑罚改革及他个人游美经历的书，于是在他波西米亚庄园里，他口述这本书的内容，让我父亲记录下来——我父亲曾在议会里做过10年的速记员。有一次部长发现我父亲总是拒绝与大家共餐，感到很奇怪，便问他原因。父亲解释说他只吃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直到一战之前，我们家一直坚持这一习惯。部长知道之后，便让司机每天两次到邻近的镇子为我父亲购买这种食物，此后我父亲再也不用每天靠面包、黄油和乳酪度日了。 在当时我父亲工作的部门，有一次某个部门主管要我父亲去做会议记录，我父亲拒绝了，因为当天是犹太教的一个重大节日——赎罪日。在那一天犹太人必须斋戒24小时并做祷告，当然也不准工作。这位主管威胁要给予父亲纪律处分，但是父亲仍旧拒绝在赎罪日工作，最后受到了处分。 我父亲虽然笃信宗教，却也不乏批判精神，他其实很有可能成为奥地利第一位犹太教自由派领导人，也就是后来在美国被称为“犹太教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简单地谈了父亲的那些原则之后，再来说说他的斯多葛派特征。我们从包邵茨维辛（bauschowitz）火车站去往泰雷津集中营时，父亲把他仅存的一点财物装在一个大帽盒里背在身上。途中，一群人惶恐不安，父亲几次微笑着对大家说：“振作点儿，上帝会帮助我们的。”对于我的性格来源我就说这些。 我父亲的先祖应该是阿尔萨斯—洛林人。当初拿破仑率领他的军队征战欧洲，他的军队行进到我父亲的家乡——南摩拉维亚的一个位于维也纳和布尔诺之间的小城，并驻扎在那里。其中一个士兵向当地的一个姑娘打听某一家人，那姑娘说他说的正好是她们家，于是士兵便去姑娘家里借宿，并说他是从阿尔萨斯—洛林来的，但他的先祖是从这里移民过去的，那里的亲戚要他寻找并问候这家人——这名士兵的先祖移民的时间大概在1760年左右。 在我偷偷携入泰雷津集中营的几样东西中，有一小瓶吗啡。当父亲饱受晚期肺水肿的折磨、快要窒息而死时，我为他注射了吗啡来减轻痛苦。他那时已81岁高龄，饿得不成人形，而直接导致他死亡的却是二次肺炎。 我问他：“你还觉得疼吗？” “不疼了。” “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没有。” “你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没有。” 我吻了他，然后离开。我知道，我此生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我并不感到难过，胸中涌入一种奇妙的感觉：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我为了父母而留在维也纳，现在又陪伴父亲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并让他免受临死前的痛苦折磨。 父亲离去后，他的生前好友费尔达拉比来集中营探望悲痛欲绝的母亲。那时我也在场，他安慰母亲说，我父亲是一个真正有道德和正义感的人。这证实了我从小对父亲的看法：正义感是他的主要性格特征之一。他的这种正义感是植根于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上的，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他为何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一切都按照上帝的安排！” [1] 奥斯卡·维纳（oskar wiener）， 1873年3月4日生于布拉格， 1944年4月20日被遣送入集中营，诗人、小说家、专栏作家、出版人，编辑出版《老布拉格西洋镜》（alt-prager guckkasten）。——译者注 [2] 古斯塔夫·梅林克（gustav meyrink）， 1868年1月18日生于维也纳， 1932年12月4日卒于施塔恩贝格。奥地利作家，曾在讽刺类刊物《稚》（simplicissimus）编辑部工作。他创作的幻想小说风格深受e.t.a.霍夫曼（e.t.a. hoffmann）和爱伦·坡（e.a. poe）影响，代表作《戈伦》（der golem， 1915）。——译者注 [3] 拉什（raschi， 1040—1105），生卒于特鲁瓦，本名所罗门·本·伊萨克（salomo ben isaak），犹太圣经和塔木德阐释家，主要用于《圣经》和塔木德注释中的希伯来方形文字——拉什文字，即是用他的名字命名。——译者注 [4]马哈拉尔（maharal）， 即“ma ha ral”，是希伯来文学中对于杰胡达·本·贝扎泽尔·勒夫（jehuda ben bezazel l?w）的官方头衔的简称，民间一般将其称为“崇高的勒夫拉比”，意为“我们的导师，我们的勒夫拉比”。——译者注 [5] 赫勒，捷克的货币名称， 1克朗=100赫勒。——译者注 [6] 约瑟夫·玛利亚·冯·贝尔恩赖特（joseph maria von b?rnreither）， 1845年4月12日生于布拉格， 1925年9月19日卒于泰普利兹，奥地利政治家，著有多部有历史价值的回忆录。——译者注 我的童年时光 再来谈谈我人生的起点——我出生的时候。我是在切尔宁街6号出生的，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父亲有一次告诉我，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博士，曾在切尔宁街7号，也就是我家斜对面住过一段时间。这么说来，第三维也纳学派——意义治疗的诞生地和第二维也纳学派——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的诞生地可以说是近在咫尺。 布拉特街在我们街区的另一面，沿着这条街走一小段，就到了奥地利第二国歌的诞生地，也就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蓝色多瑙河》的那栋房子。 意义治疗的最初构想是在我出生的房子里形成的，而其成书则是在我回维也纳之后所住的另一所公寓里。由于我的工作室位于整套公寓的一个半圆形的角落里，再加上我著书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阵痛”，所以我将其戏称为“半圆产房”。 我3岁时就立志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这大概让我父亲觉得很高兴。那个时候，孩子们普遍流行的职业理想是船员或军官，而我很容易地就将自己的医生梦想与之结合起来，一会儿希望将来成为船医，一会儿希望成为军医。不过，除了医疗实践之外，我小时候还对研究工作颇感兴趣。记得4岁时，有一次我对母亲说：“妈妈，我知道药是怎么发明出来的了！我们只要找来一些想要自杀又刚好生病的人，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吃的喝的，比如鞋油、石油之类，如果他们活下来了，就表示我们发明了治疗他们疾病的新药了。”可是即使这样，现如今我的一些批评者还说我缺乏实验精神！ 大概也就是在我4岁那年，有一天晚上快入睡时，我突然被脑海中出现的一个念头吓坏了——我想到有一天我也会死。此后，让我用一生的时间苦苦思索的，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这么一个问题：既然生命如此短暂，那它的意义何在？最后，我终其一生探索得出的答案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死亡本身让生命变得有意义。最重要的是，生命的短暂并不会抹杀它自身的意义，因为过去的事情并不意味着永久的消失，而是被保存起来——过往的一切在消逝之前，就被保存在了“过去”。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所学所感，都被存放到“过去”之中，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使它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我的童年有两件没能实现的心愿：我想成为童子军，并拥有一辆自行车，可是这两件事都因为一战的爆发而成为泡影，令我忧伤不已。不过，那时还有一件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却出乎意料地实现了：在城里公园和游乐场的几百个小孩里，有一个公认最强壮的小孩和我摔跤，却被我用“肘击锁颈”式功夫撂倒在地。 在我稍大一些时，我一直想写个短篇故事，情节是这样的：有个人弄丢了自己的笔记本，找得快发疯，后来有人捡到并还给他，不过这个拾金不昧的正派人却很想知道，那笔记本的日历上有些奇怪的标记到底是什么意思。最终真相大白，原来这是一些提示性标记，用来提醒笔记本的主人一些特别幸运的“个人纪念日”。譬如在7月9日这天的日历上标记着“布尔诺火车站”，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说，有一年的7月9日这天，当时他只有两岁，在布尔诺火车站的站台上，他趁着父母不注意爬到火车铁轨上一列待发的火车前，直到火车离站的汽笛响起，他的父母才看到他。他父亲迅速地把他从铁轨上抓上来，就在这时，火车开动了，真是太幸运了！谢天谢地我如此安排情节，因为这个小孩其实就是——我自己。 童年时我有一种备受保护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自然不是通过哲学思考获得的，而是来自我生活的环境。大约在我5岁那年——这件事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时我们在海恩费尔德（hainfeld）消夏，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半梦半醒，双眼还未睁开，心中忽然被一股无法言喻的愉快神圣的情感所充盈，感觉自己被保护、被珍视。当我睁开双眼时，看见父亲正站在我面前，弯下腰对着我微笑。 再来说说我的性成长。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一家到维也纳森林公园游玩，路上我和哥哥捡到一沓明信片，上面印着些色情图片。我俩对此既不惊喜也不惶恐，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母亲气急败坏地把它从我们手中抢过去狠狠撕掉。 后来，我大概8岁时，“性”被笼罩上一种秘密的色彩。这得怪我家里那个活泼漂亮的女佣，她有时会向我和哥哥（单独或一起）展示她的身体。比如，她会躺在地板上假装在睡觉，然后诱惑我们和她玩这种游戏。事后她总是再三叮嘱我们，这件事情绝不能让父母知道，它是我们三个人之间的秘密。 之后几年，每当我做错了什么事（当然，我指的是与性无关的错事），都会很害怕，因为家里的女佣经常晃着食指警告我说：“小维克，要听话，不然我就把你的秘密告诉妈妈！”这句话就足够让我乖乖的了——直到有一天，我听到母亲问她：“那秘密到底是什么？”女佣回答：“噢，没什么，只不过是他偷吃了点儿果酱！”所以，我说她一直警惕我会走漏什么风声，绝不是空穴来风。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对父亲说：“爸爸，我没跟你说过，玛丽昨天带我去布拉特街坐旋转木马了，对不对？”我想用这种说话方式来表明我要保守秘密。想想看，如果有一天我这样说：“爸爸，我没跟你说过，我昨天摸了玛丽的身体，是不是？” 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开始弄明白性与婚姻的关系，不过那时我还不清楚性与生育之间的联系。那时我已经上中学了，我告诉自己，如果我结婚了，不会在晚上的时候直接睡觉，因为我不想错过“好事”——那件大家称之为“同床共枕”的事。我心想，大家真的会那么笨吗？会笨得直接上床睡觉而错过那么美妙的事情？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清醒地享受这件事情。 另一次，我们一家在波滕施泰因（pottenstein）避暑，有一个女老师和我父母是朋友，就常常过来陪着我们这些小孩子。她戏称我为“思想家”，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向她提问，而且总是不断地冒出新的问题，没完没了。当然，我认为我当时并不是什么伟大的思想家，不过倒可以说是一个在思想上刨根问底的探索者。 也许可以称为苦思，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可以称为苏格拉底式的自省，不管怎样，我小时候，每天早上在床上吃过早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喝过咖啡之后，总会花几分钟时间思考人生的意义，特别是接下来这一天的意义，或者更确切一点，这一天对于我的意义。 这让我想起了在泰雷津集中营的一件事：一个来自布拉格的大学讲师给我们几个同行做智商测试，结果显示我的智商水平高于平均值。这个结果让当时的我很沮丧，因为如果我在外面的话，还能利用自己的智商优势有一番作为，可是如今我被关在集中营里，这一切就变得毫无意义。 说到智商，每当我听到别人有一个新想法，而那其实是我早就想到的，我就会觉得很好笑。但这种情况也不会让我感到不自在，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成果我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而别人却是费了很大心血才取得的，所以他们将自己的辛勤劳动成果发表，并因此成名，都是顺理成章的。实际上，就算有人因我的想法而获得诺贝尔奖，对我来说也无所谓。 理 智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自己要求很多也很高，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要求我都能达到。不过我认为，我能够取得成功，首先应当归功于这种自我要求——如果说我有什么成就的话。如果有人问我成功的秘诀，我通常会这么回答：“我坚持一个原则：即使做很小的事，也要像处理大事一样用心；即使做很大的事，也要像对待小事一样冷静。”所以说，即使只是在讨论会上做一个简短的评论，我也会认认真真地准备好发言内容并做好笔记；如果是要面对几千人发表演讲，我也是小心翼翼地准备讲稿、列好提纲，然后就像对着十几个人的讨论会一样，沉着冷静地讲出我要演说的内容。 还有一点：我做任何事都尽可能提早完成，绝不会拖到最后一刻。这样一来，当我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时，就不会在拼命工作的同时，还要因担心完不成任务而忐忑不安。而第三个原则是：不仅要提前做事，而且要把麻烦的事放到前面先做，换句话就是：提前搞定它。当然，我也并不总是能遵循这些原则。我年轻时在玛利亚—泰雷津堡医院以及施泰因霍夫医院做医生，每到星期天总喜欢跑去看杂耍消磨时间，虽然看得兴致盎然，却总有一种负罪感——其实我应该好好待在家里写论文的！ 不过自从经历过集中营的日子，这种生活习惯就慢慢改变了，我牺牲了无数个周末，用来口述我的著作。我学会了珍惜时间，是的，甚至可以说吝惜时间，但只有这样，我才能有充裕的时间去做真正重要的事。 尽管如此，我还是得承认，我并不总是能坚守我的原则，而这自然也会令我大为恼火——极为恼火，甚至一连几天都不跟自己说话。 情 感 前面我提过，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极为理智；不过我也说过，同时我还是一个情感极为丰富的人。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我还没被关押进集中营，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刺激的梦。那时有大量精神病患者被强制执行“安乐死”，我在梦中看到一些人站成一排等待被送进毒气室处死，出于对他们的同情，我见状略一思索便毅然加入了他们。看，我的行为与那位著名的波兰儿童医生雅努什·科尔恰克（janusz korczak）的做法真是不谋而合，后者在二战时主动跟随自己抚养的孤儿们进入毒气室，只不过科尔恰克医生是真正这么做了，而我只是做梦想想罢了。 我只能说，我完全理解他的选择，而在我身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品质中，其中一个就是：我总会记住别人的好处，忘记别人的坏处。 我在生活中有什么愿望吗？我只记得，读大学时我总是希望拥有更多，比如能够有一辆汽车、一栋房子以及成为一名大学编外讲师。后来，我如愿有了一辆自己的车，房子的愿望则落空了（不过后来我倒是为我的女儿女婿购置了房产）。我也终于进入大学任职，还是一位出色的大学教授呢。 至于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我倒可以很明确地说出来：我想去阿尔卑斯山登山。以前我的旅伴鲁道夫·赖夫曾邀请我一起去，不过我当时在施泰因霍夫医院工作，根本没有时间休假。此外，登山还是我心目中最刺激的三件事（征服一座新的山峰、赌博和颅部手术）之一。 正如大家看到的，我总能经受住生活中的各种伤害和责难，这大概要归功于我自身的一种生活态度。我一直这样告诉别人，同时自己也这么做：当你遭受到什么磨难，屈下双膝（当然是在脑海中）并祷告上苍，在以后的岁月中不会再遇到比这更糟糕的事情。 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们在心中不仅要对自己所珍视的价值进行排序，还要建立一个对我们所摒弃的无价值的等级秩序。在泰雷津集中营厕所的墙上，我曾看到过这么一句话：“无视一切，并为每一件狗屁事儿喝彩。”是的，我们要看到积极的一面，至少那些想要艺术地生活的人需要如此。 我这里说的不光是那些我们以后想竭力避免的事情，还有那些我们过去已经摆脱掉的倒霉事。对于后一种情况，那些幸运的家伙要心怀感恩，并常常回忆品味一下，最好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丢了笔记本的小孩子一样，为这件事设立一个纪念日。 说到这儿，我年轻时还曾想写另外一个短篇故事——在我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故事内容是这样的：有个人发明了一种药，谁吃了它，就会变得无比聪明。医药公司盯上了这种药，疯狂地寻找它的发明者，却一无所获。原来，这个发明者已经吃了自己的药而拥有了无穷的聪明才智，可是他不想自己的成果被贪婪的商人利用，成为盘剥大众的商业工具，于是躲进原始森林，独自一人悠哉度日。我一直未将这个小故事写成文章，倒是还记得我为它写的两首诗，那时我应该是15岁。其中一首诗是： 我做了一个关于存在和生命的梦： 我看见两颗星从天幕滑落， 两颗星，想结为一体。 愿望虽美，却是 表象的负担！ 两颗星越来越小， 可是远远地 我看见它们合而为一。 我不断说服别人，这第二首诗是节选自印度玄学典籍吠檀多[1]，它是这样写的： 我的精神挣脱了枷锁： 挣扎着，我的精神攫走时空， 坠入无尽的永恒， 拥抱永恒的无穷， 它是博大的统一 踏上了万物之基。 如果一个人不光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且富有机智，那他就会尝到甜头。举个例子，在我参加博士学位口试时，马雷施教授提问我，胃溃疡是如何形成的，我援引了之前在一个讲稿中看到的某个理论进行回答，接着他又问：“很好，不过还有其他的理论也能回答这个问题，你知道有哪些吗？” 我答道：“当然知道。”接着又介绍了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是谁提出的？”他接着问。 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终于他没再难为我，说出了某个很有名的人的名字。 “哦对！”我说，“我怎么会突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呢！” 不过实际上，我压根儿没有听过这个理论，它是我在考场上随口编出来的。 [1] 吠檀多，印度六派哲学中的一派，原指《吠陀》末尾所说的《奥义书》。——译者注 幽 默 幽默的语言当然少不了俏皮话，也就是精心设计的文字游戏。著名的登山爱好者鲁道夫·赖夫是我多年的旅伴，二战前他是多瑙河流域阿尔卑斯山登山协会的会长，每次我们和登山协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去登山，他总会喊我“疯子大夫”（narrendoktor）——我是一名精神病科医生。当时我在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院工作，每次见面，他都不会正经地称呼我“医生”，而是在前面加上“疯子”作修饰词。终于有一天我忍无可忍，当着所有登山队友的面警告他说：“听着，赖夫先生，如果你继续叫我疯子大夫的话——知道我会怎么称呼你吗？施泰因霍夫的赖夫（steinhofreif）！” 前面说到，他叫赖夫（reif），德语意为“成熟的，有准备的”，在维也纳人们会用这个词指代疯子，因为疯子就是“准备好可以送进精神病院的人”，所以“施泰因霍夫的赖夫”意思就是“可以送进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院的家伙”！从那之后，赖夫先生再也不敢喊我“疯子大夫”了。 玩弄文字游戏，有时需要创造新词。 1961年我在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有一天讲课，因为天热教室的门都开着，一只狗突然跑进教室里来，四处打量了一下，又慢悠悠地走了出去，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它吸引了，我也不例外。因为事发突然，大家都有些愕然，谁也没有发出笑声，这时我发话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dogotherapy’。”我这么说，是因为当时我正在讲授的内容是“意义治疗”（logotherapy）。 还有一个例子，我自己没车的时候，总是对别人说：“你知道吗？我通常都是坐‘他动车’（heteromobil）出门，也就是我不自己开车，而是让别人捎我一程。”[1] 有时候不用创造新词也能达到一语双关的效果，比方说，如有别人要为我的茶续杯，而我不想再喝时，我会说：“你知道吗，我是个一神论者（monotheist），所以我只喝一杯茶。”[2] 在演讲时，幽默的话语不仅能使整个氛围更轻松，还能在接下来的自由讨论中削弱对手的立场，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有一次我受邀在格拉茨的施泰尔秋季艺术节[3]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我想指出我不仅有资格谈论医学，也有资格谈论哲学，但是又不想太高调，显得像在炫耀我同时拥有医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于是我说：“女士们，先生们！我同时拥有医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但是我通常不提这事，因为我在维也纳的那些亲爱的同事——据我了解，他们绝不会说，弗兰克尔是个双料博士，而只会说，他是半个医生。” 说到自由讨论，有一次我在慕尼黑的艺术学院做完演讲之后，观众开始提问，其中有一个年轻人颇具挑衅地问我：“弗兰克尔先生，你今天谈论的是性，可是像您这么忙碌的教授，每天不是上课就是开讨论会，哪里会有时间过健康自然的性生活呢，甚至都没空搞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吧？！” “这位朋友，是这样的，”我答道，“你的话让我想起维也纳的一个古老的笑话：有个人碰到一个面包师，在聊天中得知面包师有10个孩子，特别惊奇地问道：‘哎，那你到底什么时候烤面包呢？’”听到这儿，观众都笑了起来。 我接着说：“你的问题也是这样。难道你觉得，如果一个人白天忙着学术工作，那他晚上就无法过正常的性生活了吗？”这时观众转而开始笑那个年轻人了。 还有一次是在美国一所大学的神学院演讲后的自由讨论环节，那次我并不想让别人尴尬，而是想让自己免于尴尬。当时有人问我对于著名神学家保罗·田立克[4]所说的“上帝之上的上帝”（the god above the god）的概念的理解，实际上，我并不了解这个概念，却仍然平静地回答：“我想，如果我敢回答你这个关于‘上帝之上的上帝’的问题，这岂不是在说，我认为自己是‘田立克之上的田立克’了吗？” 我不光乐于开玩笑，还喜欢笑话。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想着要写一本专门研究笑话的形而上学的书。我知道的最好笑的一个笑话是这样的，一个人来到一个住了很多犹太人的波兰小镇，他想去妓院，可是又不好意思直接问别人妓院的位置，于是他便问路边一个穿着长袍的犹太老者：“请问你们的拉比[5]住在哪儿？” 老者回答说：“在那儿，那栋绿色的房子里。” “什么？”这个人装作一副很惊讶的样子，“那位德高望重的拉比竟然住在妓院？” 老者立马斥责他：“你胡说什么！妓院明明是前面那栋红色的房子。” “谢谢。”那人与老者告辞，高兴地朝妓院走去。 其实我们医生与病人谈话时，不也常常使用这种方式嘛。刚做医生没多久，我就掌握了这种对话方法，比如，如果我想知道一位女性患者的病史，不要问“您堕过胎吗？”，而是要问“您流过几次产？”。 再比如，千万不要这么问一个男性病人，“您染过梅毒吗？”而要问“您接受过几次梅毒病治疗？”。 还有，我们也不要问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否听到有人在和他说话，而应该问“那个人跟你说了些什么？”。 有个讽刺心身医学的玩笑编得很棒：有个人因为患了头疼、耳鸣、脑部充血的毛病而被转诊到精神分析师那边，他去看精神分析师的路上经过一家服装店，突然想起需要一件新衬衫，就走进店去要售货员拿给他某种样式的衬衫。 “你要多大码的？”售货员问。 “42码。”他答道。 “相信我，你应该穿43码的。” “别多说了，就给我拿42码的好了。” “好吧，不过要是你到时候感到头疼、耳鸣、脑部充血的话，不要感到奇怪。” 还有一个笑话可以很好地解释什么是药物精神病学，一个纳粹军官坐在一个犹太人的对面，那个犹太人拿出一条鲱鱼来吃，吃到最后只剩下鱼头，便把鱼头小心翼翼地装回袋子里收好。 “你为什么这样做？”纳粹军官好奇地询问。 “鱼头里有鱼脑，我把它带回去给孩子吃，他们吃了会变聪明。” “你能不能把鱼头卖给我？” “当然可以。” “多少钱？” “一马克。” “给你一马克。”纳粹军官买了鱼头，马上吃了下去。 5分钟后，纳粹军官非常生气地质问犹太人：“该死的犹太佬！一整条鲱鱼才卖一毛钱，鱼头你却卖我一马克[6]！” 犹太人平静地说道：“你看，那鱼头确实管用吧。” 治疗病因和单纯的治疗病症是不同的，或许我们可以借助一个笑话解释二者的区别：有个人外出度假，但每天早晨都会被一只公鸡吵醒，于是他去药店买了些安眠药，加进公鸡的饲料里。看，这就是治疗病因！ [1] “heteromobil”是作者将“hetero”（异、其他）与“mobil”结合起来发明的新词，与德语“汽车”（automobil）一词相对，“automobil”原意为“自动车”。——译者注 [2] “monotheist”原意为“一神论者”，根据德语构词，前缀“mono”表示“单、 一”，“the”谐音“tee”（茶），后缀“ist”表示“……的人”，因此这个词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只喝一杯茶的人”，达到双关的效果。——译者注 [3] 格拉茨的施泰尔秋季艺术节，文化类节庆活动，开幕期间设有大量展出活动。——译者注 [4]保罗·约翰内斯·田立克（paul johannes tillich）， 1886年8月20日生于勃兰登堡省施塔策德尔镇（starzeddel）， 1965年10月22日卒于芝加哥，德裔美籍新教神学家，他的代表作《系统神学》（systematische theologie）将神学和哲学做了全面性的综合。——译者注 [5] 拉比（rabbi），有时也写为辣彼，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是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主要为有学问的学者。——译者注 [6] 马克在当时大约相当于5元人民币。——译者注 爱 好 如果要谈一个人的性格和品性，就不得不提他的爱好。就我个人的爱好而言，首先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咖啡对我实在是太重要了。每次讲学旅行，我四处奔波在各地做演讲，都必须随身携带含咖啡因的药片，以便在没有条件喝浓咖啡时嚼上一片提神。有一次我去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的格蒙登小镇做演讲，去讲堂之前我匆匆走进一家咖啡馆，点了一杯在维也纳被称为“卡布兹纳”（kapuziner）的咖啡带走——这是一种加奶很少的浓咖啡，颜色很深近乎深棕色，类似嘉布遣会修士的袍子，因此得名；[1]可是当时服务员却拿给我一杯“格施拉德”（g’scder），这种咖啡水多味淡，与卡布兹纳恰恰相反，于是我不得不匆忙折返回宾馆取咖啡因药片。你猜，我在宾馆大堂被什么人拦住了？被一名嘉布遣会修士，这名修士从修道院的藏书馆拿了几本我的书，过来跟我索要签名。 在我80多年的人生岁月中，登山一直是我的激情所系。记得有一年，我被强制佩戴犹太星标识，也因而无法外出登山。在我的朋友胡贝特·格祖尔（hubert gsur）一再邀请下，我才鼓足勇气摘下犹太星，去攀登霍尔—万德峰（hohe wand），当我到达万德峰时，无法自已，低头亲吻脚下的岩石。 随着年龄的增长，登山者体力的衰退可以通过自己常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和纯熟的技巧来弥补，从这个意义上说，登山这项运动是独一无二的。集中全身力气攀爬在山崖之间，只有在这一刻，我才能把我的下一本书、下一个演讲抛在脑后。胡安·巴蒂斯塔·托雷洛[2]曾在《奥地利大学报》（?sterreichische hochschulzeitung）中写道：他怀疑，就算给我27个名誉博士学位，也没有将阿尔卑斯山中的两条由我开拓的登山道命名为“弗兰克尔道”，让我来得激动。这一点真的毫不夸张。 我曾经说过，我心目中最刺激的三件事是征服一座新的山峰、赌博和颅部手术；我还要说的是，对我来讲最幸福的时候，就是登上一堵风景壮美的崖壁之后，在山中宿营棚温暖的小屋子里与最亲爱的同伴一道度过的那个甜美夜晚。像那些沙漠旅行者一样，我在高山险峰中穿行，也是为了使自己在孤独的攀援中心无旁骛地集中精力思考。可以说，我这一生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在独自向上攀登的时候做出的。 我不光在阿尔卑斯山区留下我攀登的足迹，而且还爬上过塔特拉山，甚至有一次还从一条极为险峻的山脊登顶，登山难度达到四级，当时艾丽也陪在我身边。此外，位于南非开普敦的桌山也被我征服了，那次我正好受南非斯泰伦博什大学邀请为一个庆典活动做演讲，便趁这个机会前往桌山，登山时还是南非登山俱乐部的主席为我做向导。同时，我和艾丽还偶然成为设在美国约塞米蒂峡谷的登山学校的第一批学员。 我的一些朋友认为，我对登山的激情与我对于“高空心理学”（h?henpsychologie）的兴趣息息相关，我曾在193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并详细阐述了这一概念。能够印证这一点的是，我在68岁的时候才开始接受飞行课程培训，而几个月后就能够在蓝天中独自驾驶飞机翱翔了。 现在，我还想说说我的几个无伤大雅的小癖好。比如说，我很喜欢领带，不过这种喜爱是柏拉图式的，当它们摆在展览架上时，我会为它们的精巧美丽赞叹不已，即便我知道它们现在和以后都不会属于我也无所谓。 如果在一项爱好上钻研得足够深入，你就不再是一知半解的门外汉，而是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在镜框设计方面我可以算得上专家，由于我这方面造诣颇深，一个全球数一数二的镜框加工企业邀请我做顾问，这家企业会在它的产品大批量生产之前把产品样图给我，征求我的意见。 至于那些远不到专业水准的业余爱好，我也做得兴致盎然，一点儿也不羞怯。我尝试过作曲，创作的一首哀歌还被专业人士改成管弦乐，在一个乐团公开演奏，后来还上过电视——电视上播出的一支探戈舞使用这支曲子做配曲。 几十年前，我前往位于挪威维克松小城（那儿距离首都奥斯陆一个小时的车程）的一家精神疗养院，参加一个为期几天的意义治疗主题的研讨会。 “在我进行开场演讲之前，会有人介绍我吗？”我问这家疗养院的主管医生，他也是这次会议的主办者。 “有。” “是谁呢？” “一位奥斯陆大学的年轻精神病学教授。” “那他知道我吗？” “他不仅知道你，还对你评价很高，事实上，正如他所说，他对你的崇拜很久之前就开始了。”我压根儿不记得见过这么一个人，因此对这事非常好奇。接着，主管医生告诉我，这位教授很久之前就认识我了，并且一直对我极为赞赏——原来，他出生在南摩拉维亚的波霍热利采镇（pohoelice，德语：pohrlitz），也就是我父亲的家乡，他父亲是当地教堂的一名仆役。 那是在一战爆发之后，我们一家生活极为拮据，夏天只能去父亲的家乡消夏。在那儿，我哥哥组织当地业余戏剧社进行演出，他在这方面很有一套。那时我们的演出都是在农舍前的庭院里进行的，一排圆木桶上搭上搁板，就成了我们的舞台。剧社成员都是些十四五的孩子，我也是其中之一。我曾带着磨秃了的假发套，扮演老迈的施蒂格利茨博士，也演过来自内斯特罗伊的流浪汉克尼里姆。而这位现在闻名遐迩的奥斯陆大学精神病学教授，艾廷格博士，那时候还是个小不点儿——他年龄比我小几岁。我扮演的克尼里姆的形象，给这个波霍热利采镇教堂仆役的儿子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者把我视为终生的偶像。事实上，他对我的意义治疗没有任何概念，在他的记忆中只有那个小维克多·弗兰克尔和他扮演的克尼里姆。 我还真的写过一部剧本，这件事汉斯·魏格尔（hans weigel）在我的书《追寻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3]再版时写的序言里提过，下文中我还会具体说这本书。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天主教神父还将我这本关于集中营经历的书改写成剧本，把它搬上了戏剧舞台，该剧的其中一幕在多伦多首演——当时我要在这个城市最大的礼堂、多伦多剧院进行演讲，这幕戏是作为我演讲的开场。维克多·弗兰克尔在这个剧中出现了两次，一次作为集中营关押的囚犯，一次是该剧的解说；还有一个维克多·弗兰克尔此时正坐在场下看戏——那就是我。 [1]嘉布遣会修士的德语kapuziner，音译为“卡布兹纳”。——译者注 [2]胡安·巴蒂斯塔·托雷洛（juan battista torello），精神病科医生，天主教神父，居住于维也纳。——译者注 [3]德文版原名为《向生命说yes！——一位心理学家的集中营经历》（…trotzdem ja zum leben sagen. ein psycholog erlebt das konzentrationger），维克多·e. 弗兰克尔（著），青年&人民出版社（veg für jugend & volk）， 1945年在维也纳出版。本书多次再版，被译成22种语言，仅在美国销量就达900万册。——译者注 中小学时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政府职员的收入一落千丈。酷暑时节，我们一家不再外出度假，而是回到父亲的家乡——南摩拉维亚的波霍热利采镇。我们小孩子出去挨家挨户讨要面包，顺便在农田里偷点儿玉米。 在维也纳，每天夜里3点我就得从床上爬起来，赶去维也纳商场排队等待领取土豆，直到早上7点半我母亲过来替我，我再匆匆赶去学校上课——一到冬天便是如此。 一战结束后，生活愈加忙碌充实。我一头扎进自然哲学的浩瀚书海中，阅读了威廉·奥斯特瓦尔德[1]和古斯塔夫·特奥多·费希纳[2]等自然哲学家的著作。对于后者，我的阅读笔记写满好几本作业本，并为自己选了一个十分高端的研究题目：“我们与世界进程”，却一直没有着手去做。我始终坚信，不管是在宏观世界还是在微观世界，都有一个普遍的“平衡准则”在发挥作用〔后来在我的书《医生和心灵》（?rztliche seelsorge）中我也使用了类似的思路〕。 有一年夏天，我们一家乘船去埃费丁度假，船行在多瑙河上，午夜时分，我躺在甲板上仰望星空，平衡准则注视着我的内心（此处影射康德），猛然间，我获得了某种顿悟：所谓涅槃就是人的内部达到热寂状态。 由此可以想见，当我后来读费希纳的 die tagesansicht gegenüber der nachtansicht 时内心受到怎样的冲击；而再后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又是让我如何心驰神往。正是在幼时读的这两本书的基础上，我日后走上了反对精神分析理论的道路。 我读中学低年级时还是优等生，后来却开始“不务正业”，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我跑去业余大学听应用心理学的课程，接着又对实验心理学产生兴趣。我还在学校的阅读课上做了个小报告，其中穿插了几个实验，最主要的是费拉古特的心理电反射现象实验：我邀请一个同学上台配合，在我对他念出其他几个词后，突然念出他女朋友的名字，此时电流表上的指针——通过投影仪展现在教室墙上，猛然间剧烈摆动指向最高值。遇到这样的窘况，这个同学的脸一下子红透了，幸好当时教室的灯没开。 [1] 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 1853—1932），德国自然科学家、哲学家。——译者注 [2] 古斯塔夫·特奥多·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 1801—1887），实验心理学的主要创建人。——译者注 对精神分析的研究 后来，我交的阅读作业和作文渐渐都在探讨有关精神分析的问题。我的同学从我这儿知道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比如，大家都搞明白了，原来我们的逻辑课教授有一次上课时口误，把“类概念”（gattungsbegriffe）说成了“交配手柄”（begattungsgriffe），其实是他的潜意识在起作用。 关于精神分析的知识我最初是从弗洛伊德[1]的几个著名学生，比如爱德华·希奇曼[2]、保罗·席尔德[3]等人那儿获得的，席尔德在维也纳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病学所开设的课程，我坚持去听了好几年。 后来我开始和弗洛伊德本人通信，我从自己读过的那些不同学科五花八门的资料中，挑选出我认为他感兴趣的内容寄给他，我给他写的每一封信都很快能得到答复。 遗憾的是，他给我的所有回信和卡片（我们之间的通信在我整个高中时代一直进行）在几十年后我被关押进集中营时，全部被盖世太保查抄收走了——一起被抄走的还有我收藏的弗洛伊德年轻时在维也纳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病学所整理并手抄的病史记录，那是我在这家医院的档案室工作时，档案室的负责人送给我的。 一天，我又坐在布拉特大街街边的长椅上——那儿是我当时最喜欢的工作地点，冥思苦想围绕《论肯定式和否定式表情的起源》这个题目可以写点儿什么，并把脑子里闪过的念头记下来。我准备把这篇文章附在一封信里寄出去，至于收信人——当然是弗洛伊德。令我惊喜不已的是，弗洛伊德在回信中告诉我，他已经把我的文章推荐给《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syhoanalyse）了，希望我不会反对他这么做。 一两年后，也就是1924年，我的这篇文章真的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不过这已不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23年某个日报的青年副刊板块已经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这名未来的精神病科医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激情地写道：没有什么比那些所谓成熟的理性更令他感到厌恶的了（这里我指的是那些不经思考就任意盲目地借用前人观点的做法）。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虽然反对弗洛伊德的观点，却仍给予他应有的尊重。有件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我曾在奥地利的一家以促进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发展为主旨的社团担任副会长，一次理事会召开会议，讨论为学校在建的一座教学楼组织募捐，并为新教学楼的名字征集方案，我当时建议，将这座教学楼命名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楼”。 我不仅与弗洛伊德通过信，还有一次碰巧见了他一面。那时我已经结束了中学学业，是一名医学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了。他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立即说道：“维克多·弗兰克尔，维也纳2区切尔宁街6号25门，对不对？” “没错。”我回答。看来，由于常年的通信往来，他已经把我的地址倒背如流了。 这次见面发生得十分偶然，而且也太晚了：彼时我已成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圈子的一员，阿德勒刚刚承诺将我的第二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国际个体心理学杂志》（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inpidualpsychologie）上（这篇论文于1925年发表）。至于说弗洛伊德给我的印象如何，特别是他跟阿德勒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就说来话长了，此处我不再详细展开。纽约弗洛伊德档案馆馆长库尔特·艾斯勒[4]有一次来维也纳找到我，请我详细地介绍一下我和弗洛伊德会面的情况，并将与我的谈话录音记录了下来，收藏在他的档案馆里。 [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译者注 [2] 爱德华·希奇曼（eduard hitschmann， 1871—1957），奥地利医生、精神分析学家，《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e）的合伙发行人。——译者注 [3] 保罗·席尔德（paul schilder， 1886—1940），奥地利医生、精神分析学家，为精神分析在美国的传播做出杰出贡献。——译者注 [4] 库尔特·r. 艾斯勒（kurt r. eissler）， 1908年出生于维也纳，奥地利心理学家、哲学家，纽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档案馆的创建者。——译者注 职业理想——精神病学 我读中学的时候，在精神分析的影响下，把自己幼时做医生的职业理想进一步具体为做一名精神病科医生。 有段时间，我信誓旦旦地对外宣称，我想成为一名皮肤科医生或者助产士，直到有一次，一个医学院的学生w. 厄斯特赖歇尔——他后来在阿姆斯特丹定居，问我是不是连索伦·克尔凯郭尔都没听说过？我告诉他克尔凯郭尔的一句名言：“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1]——这是我在精神病学领域以外可以跟别人卖弄的谈资之一。这名学生说，我在精神病学领域很有天赋，而我也很认同他的说法。 真是难以置信，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评论，会让我们的生活发生如此大的转折。不过正是从那以后，我坚定了自己“在精神病学领域中实现自我”的选择，不再犹豫不决。 我真的在精神病学领域有天赋吗？——我问自己。我只知道一点：如果真的有的话，那么它一定跟我的漫画天赋有关。 不管是作为漫画家，还是作为精神病科医生，我都需要首先找到一个人的弱点。不过，作为一名精神病科医生，或者至少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还要从他的（实际）弱点中敏锐地发现克服这种弱点的（备选）方法，从他的糟糕境况里捕捉到某种可能性，来给他的境况赋予某种意义，从而将某种看似无意义的痛苦转换为一个真正的人类成果。事实上，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没有蕴涵着某种意义的可能性的境况是绝不存在的，这一想法的核心内容在意义治疗中得到详细而系统的阐述。 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从事精神病学工作的愿望和需求，他就算再有这方面的天赋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他有能力成为一名精神病科医生，更要问，他为什么想成为一名精神病科医生，不是吗？一些思想幼稚的人会说，自己之所以选择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是为了由此获得一种掌控他人、操纵他人的权力。不错，知识就是力量，由于我们掌握了某种知识，而其他人却并未掌握，因此在这样一种由知识形成的秩序里，我们便拥有了左右他人的力量。 这一点在对他人进行催眠的时候体现得最为明显。必须承认，我青年时对催眠术很感兴趣，在15岁时就能够成功地催眠别人了。 我在《日常心理治疗》（psychotherapie für den alltag）一书中说过这么一件事：在罗特席尔德医院工作时，我曾做过一段时间的麻醉师，有一天我的上司普里马里乌斯·弗莱施曼交给我一个光荣且很有前途的任务——对一个老太太进行催眠。这位老人需要做手术，却因为身体原因不适合接受常规的麻醉，而局部麻醉不知为何似乎对她也不起作用。于是我真的开始尝试，用催眠的方式让这位可怜的老人在手术中感觉不到痛苦，最后我幸运地做到了。 不过我还是打错算盘了！我除了得到医生们的溢美之词和病人的感谢话语之外，还收到来自一名护士的措辞强烈的谴责——她在这个手术中全程负责为我的催眠配乐。后来她跟我抱怨，我那一遍又一遍单调无聊的催眠手段不仅对病人，也对她产生了作用，使她不得不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拼命抓住最后一丝神智，与脑子里的瞌睡虫作斗争。 还有一次是我年轻时在玛利亚—泰雷津堡神经医院工作的时候，当时我的上司格斯特曼教授[2]让我为一个被失眠折磨的病人做催眠治疗，于是那天晚上我蹑手蹑脚地溜进这位病人的双人病房，坐在他的床前，在接下来至少半个小时里不断地重复说：“你现在非常平静，感到舒适而疲惫，你越来越困，呼吸悠长平稳，你的眼皮很重，所有的烦恼都离你远去……很快，你就睡着了。” 此类的话我不断地说了半个小时，当我准备悄悄离开病房时，沮丧地认为，我没法帮助这个可怜人了。 让我惊讶的是，第二天早上我踏进这个病人的房间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昨天晚上我睡得太棒了，你说了没几分钟，我就睡着啦，而且睡得特别香。”说话的是另一个病人，我催眠的那个病人的同屋。 有时候我催眠的力量可能会被高估。前不久我还在夜里3点的时候接到一个从加拿大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的那位女士坚持要求，我们这次通话的话费应当由我来出。我暗示这位女士，我似乎并不认识她，她却告诉我，这是一件性命攸关的事，一定要我帮忙。于是我支付了电话费，并意识到，这位女士可能是患了某种妄想症。原来，她感觉自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秘密跟踪，而我是全世界唯一能帮助和保护她的人，也是唯一有能力这么做的人。而我不得不让这位女士失望了，不过我也没有让她彻底失望——她请求第二天夜里还是这个时候再次打电话过来，我没有拒绝，不过这次我拒绝支付中情局的费用。 [1] 克尔凯郭尔在1849年出版的《致死的病症》一书中，对绝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将绝望分为三类：绝望地不自觉到有一个自我、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和绝望地想要是自己。——译者注 [2] 约瑟夫·格斯特曼（josef gerstmann）， 1887年7月17日出生，著名维也纳神经病学家，玛利亚—泰雷津堡神经医院理事。流亡美国期间，发现了“格斯特曼综合征”（主要症状为失写、失算、左右分辨障碍）。——译者注 一个医生的影响力 这儿也权力，那儿也权力，说来说去，我很认同约翰·拉斯金[1]的一句话：“只有一种权力，那就是拯救的权力；只有一种荣誉，那就是救助的荣誉。”那是1930年，我在维也纳的一所位于齐库斯街的业余大学里教授一门关于精神疾病的起源和预防（注意：不是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的课程，我犹记得有天晚上，暮色降临，教室里没开灯，几十个听众坐在昏暗的教室里，专注地听我讲述，我们的生命一定都有它的意义，以及我们为何要寻找生命的意义。我很清楚地感受到，我的话感染了他们，触碰到他们的内心，为他们指明了道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像陶土，在陶匠的手中塑成形状精巧的陶器，总而言之，我运用了“拯救的权力”。 正如《塔木德》里的一句话：“拯救了一个心灵，就是拯救了一个完整的世界。” 说到这儿，我想起1930年我第一次在罗森许格尔医院工作时遇到的一个病人，她是一位著名动物学家的女儿，患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已经在那里住院好几年了。还是在一个黄昏时分，我走进她的双人病房，坐在另外一张空床边沿，用恳切的语言劝慰说服她，与自己的强迫性行为告别、决裂。我耐心地与她讨论她的所有想法，驳斥她心中的忧虑。在我的帮助下，她变得越来越平静，心境越来越开阔自由，忧郁逐渐离她远去，我又一次感觉到——在陶匠的手中，陶土正在成形…… [1]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作家、画家、社会哲学家，主张社会政治改革。——译者注 哲学问题 在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精神病学特别是对精神分析的研究学习的同时，也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业余大学里有一个哲学工作小组，埃德加·齐尔泽尔任组长。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在这个小组里做了一个讲座，主题正是讨论生命的意义。我理论中的两个基本思想在那时就已经成形了，其中一个是：我们不应主动询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解答这个问题的主体，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要去回答生命所提出的问题的那个人，而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的存在负责，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回答这个关于生命的问题。 第二个基本思想是：生命的终极意义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我将其命名为“超意义”（übersinn）。我们只能信仰它，而且必须信仰它；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在信仰着它，只不过没有意识到罢了。 大概就是在那一年，一个周日的午后，我像往常一样沿着塔伯大街散步，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句赞美诗般的语句：“赐福予命运，信仰它的意义。” 我久久地思索着这句话。它的意思是，一个人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有一个终极意义，也就是超意义，可是我们无法理解并知晓这个超意义，而只能信仰它。归根到底，这实际上是重新发现了斯宾诺莎所推崇的“命运之爱”（amor fati）。 信 仰 关于信仰，我已做过很多次讨论。划清心理治疗与神学之间的界限，或者借用弗里茨·金克尔[1]的说法，弄清“心灵治疗学”（seelenheilkunde，即精神病学）与“灵魂救赎学”（seelenheil-kunde）之间的区别，是我毕生所追求的一项重要事业。 每次讨论信仰问题，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要站在怎样的立场去讨论：是站在一个精神病科医生，还是一个哲学家的角度，是作为一个医生，还是仅仅作为一个人来看待这个问题。其次，在信仰这个方面，我的一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童年时我非常虔诚地信仰上帝，到了青春期有一段时间是无神论者。 第三点要考虑的就是我的受众情况，也就是我在面向谁谈论这个问题。在专业的精神病科医生面前——如果我们把意义治疗看作一种心理治疗的方法或者技巧的话，我是不会谈论个人信仰问题的。推广意义治疗这项事业无须为我的个人信仰服务，我应当对此负责。 在我最后的几本书里，我又开始谈论，什么是纯粹的偶然事件，在何种条件下这看似偶然的事件背后可能蕴藏一个更高的或者更深层次的意义——终极意义。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天我路过维也纳感恩教堂，我一直很喜欢它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不过在那之前我还从来没进去过。我听到里面传来管风琴的声音，就对妻子说，我们去教堂里面坐会儿。 我们一进去，管风琴声就停了，接着一名牧师走上讲台开始布道。他说到布尔格街19号的那个“不信上帝”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接着他又说：“不过不用说布尔格街这么远，就在我们后面的玛丽安娜街1号，那儿就住着一个维克多·弗兰克尔，他写了一本书——《医生和心灵》，完全是对上帝的亵渎，千真万确。”然后他便毫不客气地批评起这本书来。这时，我上前向他做了自我介绍，心里担心把他吓到。显然这位牧师没有料到我会在这儿，我问他：从我出生那一刻起，到他此时的布道，也就是到我刚才决定走进感恩教堂的那一刻，总共经过了多少分钟？可是我恰恰就在他布道中提到我的那一刻走了进来，这是多么小的概率？ 我认为，对待这样的偶然事件，只有一种合理的做法，那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拒绝对它做出解释——我太笨了，没法解释它，同时我又很聪明地拒绝解释。 继续回到我十五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开始研究哲学，不过我终究是太年轻了，没能抵受住心理学至上主义（psychologismus）的蛊惑。直到后来，在我的高中毕业论文中（我的论文题目是《哲学思想中的心理学》，在该论文中我以精神分析为理论指导对亚瑟·叔本华进行病迹学研究），我才放弃了“疾病天生是错误的”这一想法。正如我在后来的《医生和心灵》一书中所说的：“毋庸置疑，二乘二等于四，即使这个论断是出自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之口。” 除了心理学至上主义，我还受到社会学至上主义的引诱。我上中学时，曾多年是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die sozialistische arbeiterjugend）的领导成员， 1924年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全奥地利社会主义中学生联盟（die sozialistischen mittelschüler von ganz ?sterreich）的执行主席。那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常常大半个晚上都在布拉特街上游荡，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应该拥护马克思还是列宁，支持弗洛伊德还是阿德勒。 我的那篇被阿德勒推荐给他的杂志的文章讨论的是什么主题？实际上，这个主题像一条红线贯穿了我几乎所有的著述：在特别关注心理治疗中的意义和价值问题的前提下，界定心理治疗和哲学之间的界限。而我不得不说，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我这样，穷尽一生去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就是隐藏在我所有文章著作背后的中心思想，而促使我写下这些文章的动因，则是我想以此克服心理治疗领域的心理学至上主义，这种心理学至上主义通常是随着病理学至上主义一同出现的。这两者共同属于一个更为广泛的范畴——还原主义，此外社会学至上主义和生物学至上主义也是还原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还原主义是当代的虚无主义，它把人压缩至一个单纯的维度，即人的维度，从立体的人的空间中单独抽离出某个特定方面，将其投射到一个次人的层面进行考察。毫不夸张地说，还原主义是一种将人的地位弱化的非人主义（subhumanismus）。 [1] 弗里茨·金克尔（fritz künkel， 1889—1956），医生、心理治疗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最有名的学生之一。——译者注 与个体心理学的相遇 再回来说阿德勒。 1925年我的论文《心理治疗和世界观》在他的《国际个体心理学杂志》上发表， 1926年又有一篇见报。同年，我参加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个体心理学国际会议，在会上做的主题报告和简要发言开始偏离正统的观点：我不赞同把神经官能症单纯看作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更倾向于用一种更加开放的视角去看待它，不单单将其视作一种单纯的“手段”，也定义为一种“表达”，也就是说，我希望不仅从工具性的层面，而且从表达性的角度去考察这一现象。 这是我第一次演讲旅行，在去程和回程时分别在法兰克福和柏林做了短暂停留。在法兰克福——真是难以置信，想想也蛮好笑的——我，一个21岁的医学院学生，受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的邀请做了一场关于生命意义的演讲，当时一大群年轻人挥舞着旗子，浩浩荡荡地从集合地点开拔，涌向演讲地，场面颇为壮观。在回程时，我又在柏林的个体心理学协会做了一次演讲报告。 1927年我与阿德勒的关系日趋紧张，与此同时，有两个人吸引了我的目光，他们的为人让我印象深刻，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对我影响颇深，他们就是鲁道夫·阿勒斯和奥斯瓦尔德·施瓦茨[1]。在阿勒斯的影响下，我开始在他的知觉生理学实验室里进行实验工作，而心身医学及一支医学人类学的创始人施瓦茨则接受我的邀请，为我给希策尔出版社写的一本书作序，可惜这本书却由于我在这期间离开个体心理学学会而未能付梓〔后来我将这本中途流产的书的主体思路整理成文，刊登在1939年的《瑞士医学周刊》（schweizeri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上〕。在序言中，施瓦茨写道，我的这本书对于心理治疗的意义可以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哲学的意义相媲美——而他确实也是这么认为的。 在这个时期，我终于看清了我身上的心理学至上主义倾向，这还算是马克斯·舍勒[2]的功劳，他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formalismus in der ethik）被我奉为《圣经》，一直带在身边。那时候，对我个人的心理学至上主义进行自我批判已刻不容缓。阿德勒的拥护者、那个睿智的波西米亚人亚历山大·诺伊尔邀请我到维也纳的一家文人咖啡馆“绅士庭”小叙，他首先跟我说，他已经看过我的一些手稿，觉得相较于马克斯·普朗克在解决意志自由问题上的尝试，以及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我的成就更具有优先地位。不过接着——还是因为我的那些手稿，他又言辞激烈地批评我是“精神的叛徒”。一锤定音！而我当然毫不退让地与他争论起来。 接着就到了1927年的那个晚上，阿勒斯和施瓦茨正式宣布退出个体心理学学会（其实二人这之前就已脱离学会）并公开发表声明。这次退出仪式在维也纳大学组织学学院的大礼堂举行，礼堂的最后几排坐着几个弗洛伊德的支持者，他们幸灾乐祸地观赏着眼前这场戏剧表演，欣赏阿德勒在这幕大戏中要如何自处——当年阿德勒声明退出弗洛伊德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而如今他也处在与当年的弗洛伊德同样的位置上。又是一次“独立”，而这几位精神分析派人士的到场使阿德勒饱受打击的内心变得愈发敏感起来。 阿勒斯和施瓦茨结束了他们的发言之后，会场的空气顿时凝固了——阿德勒会如何反应？我们不安地等待着。可是一反常态地，阿德勒未发一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场面变得尴尬起来。我和阿德勒都坐在第一排，他的一个女学生坐在我俩中间，他心里清楚，我和这位女学生都对他的学说持保留态度，最终，他转头看向我俩，讥笑道：“看，你们的英雄来了？”他的意思是，我俩不应该坐在这里畏手畏脚，而要勇敢地站起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于是我不得不站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明，个体心理学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心理学至上主义。此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在我的敌人、那些精神分析学者面前，称施瓦茨为“我的老师”；这样，即便我一再申明，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退出个体心理学学会，因为个体心理学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战胜心理学至上主义，也无济于事。我竭尽全力在阿勒斯、施瓦茨和阿德勒之间调停，却徒劳无功。 自那天晚上以后，阿勒斯便拒绝与我说话。每天晚上我走进喜乐咖啡馆，路过他的固定餐桌时，我向他打招呼他总是不理不睬，仿佛没看见一样。对于我没有无条件地站到他这一边，他终究是介怀的。 后来，直到我下决心离开个体心理学学会——虽然我仍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自己这么做，他对我的态度才缓和起来。几个月后，我正式退出了个体心理学学会。 这次的离开对我影响很大。这之前我负责发行个体心理学杂志《俗世之人》（der mensch im alltag）达一年之久，如今这份杂志自然也停刊了。此外，我也不得不离开我的论坛。在个体心理学圈子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没有因为我们在学术上分道扬镳而在生活中与我交恶，在此，我怀着感激之情缅怀几位逝者：埃尔温·韦克斯贝格[3]、鲁道夫·德雷克斯[4]，以及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女儿亚历山德拉。 不过从那以后，我就不会为别人的此类说辞而困扰：意义治疗仅仅是“阿德勒派心理学中发展最好最成熟的理论”，它并不是一个自成一派的研究方向，也无须为它单独命名。我已经想好了如何应对这种说辞：除了阿德勒本人，谁还有资格判定，意义治疗是否属于个体心理学？而阿德勒已经说过，我被赶出个体心理学学会了，要说话算话。 [1] 鲁道夫·阿勒斯（rudolf allers）和奥斯瓦尔德·施瓦茨（oswald schwarz）是著名个体心理学家，后因其人类学主张无法在学会中得到认同而退出了个体心理学学会。——译者注 [2] 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德国哲学家，他创立了“质料的价值伦理学”（materiale wertethik），发展了自己的文化社会学，是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译者注 [3] 埃尔温·韦克斯贝格（erwin wexberg）， 1889年2月12日生于维也纳，发表多篇关于心理治疗和神经病学的论文，出版多部关于个体心理学的著作〔《个体心理学概述》（inpidualpsychologie: eine 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译者注 [4] 鲁道夫·德雷克斯（rudolf dreikurs， 1897—1972），奥地利教育家、心理学家，阿德勒的挚友，个体心理学重要代表人物，在芝加哥、里约热内卢和特拉维夫创建阿德勒学会，代表作有《孩子：挑战》（kinder fordern uns heraus）、《教室中的心理学》（psychologie im ssenzimmer）。——译者注 意义治疗的开端 在此期间，我和弗里茨·维特尔斯[1] （他为弗洛伊德写了第一本传记）、马克西米利安·西尔伯曼（maximilian silbermann）共同创建了医学心理学学会，我当选为副主席。西尔伯曼任学会主席，此后他的继任者为弗里茨·雷德利希[2]、彼得·霍夫施泰特尔[3]。学会聘请的顾问包括弗洛伊德、席尔德以及其他在20年代维也纳的心理治疗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学会中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1926年我在此做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意义治疗”（logotherapie）的概念，而它的另外一种说法“存在分析”（existenzanalyse）直到1933年我才开始使用——那时候我的理论成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体系了。 1929年我提出区分三类不同的价值的构想，也就是为我们的生命——从出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呼出最后一口气为止，赋予意义的三种途径，具体来说，它们是：我们的行动，我们创造的作品，以及我们的经历、际遇和爱。即使在无法改变的残酷命运面前（比如说得了不治之症，某种不宜手术的癌症等），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获取生命的意义——通过展示最为强大的人性，即把苦难转化为人类成果的能力。 众所周知，沃尔夫冈·索切克（wolfgang soucek）将意义治疗称之为“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有人会说，这个学派的创始人真是恰好印证了海克尔的生物发生基本律——“个体发育是系统发育的简短而迅速的重演”：我曾亲身经历过维也纳第一、第二心理治疗学派，简短来说， 1924年，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鼓励下，我在他主编的《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一年之后，也就是1925年，我又在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了另外一篇论文。可以说，我亲身参与了心理治疗学的发展，不过与此同时，我又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先行一步。就单说“矛盾意向法”（paradoxe intention）吧，早在1929年我已经在实践中使用这种方法， 1939年这个概念出现在我的书中；那些行为治疗领域的优秀专家们不厌其烦地指出，相较于60年代发展起来的以学习理论为指导的治疗方法，我的矛盾意向法早在几十年前就已提出了类似的思路。至于说，在我1947年出版的《实用心理治疗学》（psychotherapie in der praxis）一书中详细介绍的性功能障碍的治疗技术，在70年代被马斯特斯和约翰逊[4]打造成“全新的”性治疗方法，在此恕不赘述。 我没有贬低行为治疗的意思，事实上，它与精神分析以及与推崇心理学至上主义的个体心理学的斗争，已经替我火中取栗了。而当维也纳第一、第二心理治疗学派彼此势同水火、陷入无休止的论战之时，第三学派站在远处隔岸观火。我很庆幸，意义治疗从不主动批评别人的观点，从而聪明地避免与其他学派产生冲突。 在《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书的序言中，高尔顿·奥尔波特[5]将意义治疗称为“我们这个时代心理学最重要的时刻”。胡安·巴蒂斯塔·托雷略（juan battista torello）则认为，意义治疗是心理治疗历史上最后一个真正的体系。我想说，如果意义治疗真的做到了这些，那么它是与斯丛狄[6]的宿命分析（schicksnalyse）共同携手做到的——后者如今已经是高度系统化的理论了。当然，前提是，人们能够像我和斯丛狄那样并肩携手站在如此不同的层面之上。我个人认为斯丛狄测试是一个很可爱的社会游戏，仅此而已。 托雷略有一次说过，我会因为治好了我们的世纪之病——世纪之交以来人们内心普遍的空虚感，而将自己的名字写进精神病学历史。确实如此，我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才提出意义治疗理论的。 如果有人问我提出意义治疗理论的最终原因和最深层的根源是什么，我会只说一点，这一点是促使我提出这一理论并激励我毫不懈怠地做下去的根本动力，它就是：出于对那些深受时代不正之风影响的受害者的深切同情，我们这个时代充斥着极不负责的玩世不恭风气，这种风气在心理治疗领域——这个肮脏的行业中大行其道。我这里说“行业”，是因为它已经被商业化，而“肮脏”指的是学术上的污浊之气。如果坐在你面前的人，不仅深受自身精神疾病的折磨，还是心理治疗的受害者，那会多么令人揪心。实际上，同这种心理治疗中的（由心理学至上主义出发而形成的）去人格化、非人道主义的倾向进行斗争，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我的整个研究工作之中。 在实践中，意义治疗发展出一些具体的治疗方法，除了已经被大家所熟知的“矛盾意向法”之外，还有“公分母法”（technik des gemeinsamen nenners）。关于后者，我想起如今业已成名的女作家伊尔莎·艾兴格尔[7]，她当年还是医学院学生的时候曾找我做过咨询——我猜是汉斯·魏格尔介绍她过来的。她当时正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内心极度纠结：是应该把自己已经动笔的一本小说（正是这本小说日后让她一举成名）继续写下去并且为此暂时中断学业，还是将其搁在一边心无旁骛地继续读书。我与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最后得出结论：与推迟小说创作相比，暂时中断学业、创作结束后再继续所带来的麻烦会更小些。这里两种选择的公分母就是：如果它中断了，会有什么后果？ 至于说到矛盾意向法，我有一次还利用这种方法躲过警察的罚单呢。那次我开车，在黄灯的时候闯过十字路口，这时一名藏在角落里的警察走出来，我只好把车开过人行道，停在路边，一下车，我就对着那位威风凛凛地朝我走来的警官先生深切忏悔，把自责的话语一股脑儿全倒出来：“您太对了，我怎么能这么做呢，这绝对不可原谅，我没什么好辩解的。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这么做了，我会吸取这个教训的，不过这种行为一定要受到惩罚才行……” 这名警察尽力让我平静下来，他安慰我，每个人都会犯这种错，并且他坚信，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么做了。 好了，言归正传，再回到我的精神病学的学习和漫游时代吧，具体说，是我离开个体心理学学会之后的那段时光。 [1] 弗里茨·维特尔斯（fritz wittels， 1880—1950），神经病学家、精神病科医生、精神分析学家。——译者注 [2] 弗里茨·雷德利希（fritz redlich， 1866—1930），以他命名的“雷德利希现象”指的是癫痫和癔症发作时的瞳孔变化现象，他在神经病学的多个领域均有著述。——译者注 [3] 彼得·霍夫施泰特尔（peter hofst?tter， 1913—1994），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将以实验和实践为依据的研究方法重新引入德国的心理学研究中。——译者注 [4] 威廉·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 1915）和弗吉尼亚·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 1925），是美国研究性学的科学家。——译者注 [5] 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 1897—1967），美国心理学家，人格心理学的奠基人，代表作有《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 1954）。——译者注 [6] 利奥波德·斯丛狄（leopold szondi， 1893—1977），匈牙利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译者注 [7] 伊尔莎·艾兴格尔（ilse aichinger）， 1921年11月1日出生于维也纳，奥地利女作家。——译者注 理论和实践:青少年咨询中心 离开个体心理学学会后，我关注的重心从理论转向实践。我先是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青少年咨询中心，后来又依照这一模式在其他六个城市也建立了这一组织，奥古斯特·艾希霍恩[1]、埃尔温·韦克斯贝格以及鲁道夫·德雷克斯等人都被我聘请为中心的名誉顾问，此外，夏洛特·比勒[2]还免费在家中接待寻求帮助的青少年。 1930年我首次在学校毕业季期间组织了一次专项行动，效果明显，维也纳多年来首次无一例学生自杀记录。 国外开始对这项工作表现出兴趣，于是我被邀请去各地做这方面的讲座。在柏林我结识了威廉·赖希[3]，他对我的青少年咨询工作很感兴趣，于是一连几小时开着他那辆敞篷车，带我在柏林市区闲逛，一边兜风一边和我讨论我在咨询中心里遇到的各类性问题。此外，我还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学术圈子里做了演讲，并在布拉格结识了奥托·珀茨尔[4]，后者后来来到维也纳，成为瓦格纳—尧雷格[5]的接班人，被我引为终身的良师益友。 在我看来，珀茨尔是除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之外的另外一位天才人物，而且他也完美地继承了天才们丢三落四、不拘小节的毛病。下面这件事是千真万确发生在他身上的：有一天他来我的诊所，走进我的办公室后，他把伞（这把伞他平日里一直随身带在身边）顺手挂在衣架，就跟我聊起某个病例。过了一会儿，他起身告辞，我送他出去，没多久他又折返回来——他把伞落在我这儿了，于是他取了伞，再次离开。这时我突然发现，他错把我的伞拿走了，连忙喊他：“教授，你拿的是我的伞！” “抱歉。”他说，又回来拿走自己的伞。他走后，我才发现他没把我的伞还回来，于是不得不再次跑出去喊他：“教授，您怎么把两把伞都拿走啦？！” 于是他又一次道歉，第三次回到我的办公室，这一次，他终于正确地拿走了自己的伞！ 那一次，我受德国青少年救济中心的玛格丽特·罗勒（margarete roller）女士邀请，在布尔诺做讲座，讲座结束后大家一起去饭馆吃饭，罗勒突然若有所思地说，她想起来，几十年前她曾经跟我父亲在青少年救济方面有过合作，现在她又在和这人的儿子合作同样的事情！ 当年我父亲和约瑟夫·玛利亚·冯·贝尔恩赖特部长共同建立了儿童保护和青少年救济中心，在青年时的我眼中，没有什么比这方面的事情更无聊的了，直到现在经玛格丽特的提醒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也同样在做青少年救济方面的事情——不过是从心理层面罢了。 简单地用过餐后，我与大家匆忙告别——我得赶紧飞回维也纳去。想想吧，那是1930年！我坐的是一架四人座的小飞机，里面却只有我一个乘客，而我必须先在机场称重，以确定小飞机能否负荷得了。那时候飞行员的驾驶舱还是露天的，不像现在是一个密闭的空间。不管怎样，那次坐飞机——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对我来说还是相当刺激的。不过当时这也是无奈之举，我必须赶回维也纳去给一所业余大学上课——我从1927年开始就在那儿教课了，那还是第一次在维也纳的业余大学开设心理保健课程。 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我当时为了引起女孩的注意而经常耍的一个小花招——因为单凭长相我可办不到。假如我在舞会上认识了一个女孩，我会很兴奋地向她介绍，我特别喜欢去业余大学听一个叫弗兰克尔的人讲课，讲得特别棒，建议她一定要去听一下——当然她很乐意随我去听课。于是我们在某天晚上一起来到齐库斯街上的一个中学的大礼堂里——这是因为这段时间以来弗兰克尔的课最受大家欢迎，听课的人很多——出于谨慎考虑，我选择礼堂前排的一个角落位置坐下，接下来，大家能够想到，当这个女孩看到和自己一起来的同伴突然站起来，在大家的掌声中走上讲台，内心会是多么的惊讶了吧。 我不但常年在业余大学授课，还定期为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的一些组织做讲座。每次讲座最后，我都会解答几个听众用纸条递上来的问题，上百场讲座下来，这些积累的问题，连同我在青少年咨询中心里与上千位咨询者的交流所得一起，形成了一笔宝贵的经验财富。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珀茨尔第一次应该也是唯一一次给我开了红灯——他同意了自己医院里心理治疗科主任奥托·科格雷的请求，让当时还是医学院学生的我（我当时还没拿到博士学位）自主地开展心理治疗工作。这时，我努力忘记学到的精神分析和个体心理学的理论知识，转而从患者身上学习：我仔细倾听患者的谈话，想从中了解，他都做了些什么，使得自己的情况开始好转的，我开始即兴发挥。 这样一来，我打起十二分精神注意患者对我说的话，却总是忘记我给对方说了些什么，所以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听我的患者告诉我，他是如何使用“矛盾意向法”来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的——当然，我正式提出并使用这一概念是很久以后的事了，第一次提出应该是1939年在《瑞士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档案》（schweizer archiv für neurologie und psychiatrie）上——于是我问对方，他如何会想到这个主意，却总会听到对方用惊讶的语气说：“这都是您上次告诉我的呀！”噢，我居然把我自己的“发明”给忘记了！ [1] 奥古斯特·艾希霍恩（august aichhorn， 1878—1949），奥地利教育家、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教育学创始人。——译者注 [2] 夏洛特·比勒（charlotte bühler， 1893—1974），德国女心理学家，她在30年代将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学家召集起来，成立维也纳学派，开展发展和智力测试。——译者注 [3] 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 1897—1957），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他尝试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结合起来，同时对恐惧和性进行生物学、心理学的研究，对60年代的反暴力运动产生重要影响。代表作有《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die massenpsychologie des faschismus， 1933）、《性革命》（die sexuelle revolution， 1945）、《性格分析》（charakteranalyse， 1933）。——译者注 [4] 奥托·珀茨尔（otto p?tzl， 1877—1962），精神病科医生、神经病学家。——译者注 [5] 尤利乌斯·里特尔·瓦格纳·冯·尧雷格（julius ritter wagner von jauregg， 1857—1940），奥地利心理学家，他的以疟原虫接种来治疗麻痹性痴呆的研究使他获得了192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译者注 一个医生的学习时代 博士毕业之后，我先在珀茨尔的精神病医院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去约瑟夫·格斯特曼（“格斯特曼综合征”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里待了两年，学习神经病学方面的知识，最后在施泰因霍夫精神病医院工作了4年，负责管理“女性自杀患者区”。有一次我大概算了一下，每年经过我手的女性患者不少于3000人！这些实践上的积累，使我的经验日益丰富，看病时眼光也愈发敏锐起来。 我在施泰因霍夫医院工作时，提出将皱眉肌现象[1]视作精神分裂症急性发作的一大症状，这一现象是我从影像资料中观察到的，而我在给维也纳精神病学协会做讲座时也播放了这段影像。 我刚开始在施泰因霍夫医院工作的那几天过得心惊胆战，特别是一到晚上，我的梦境里总是充斥着与精神疾病相关的可怕场景。我的主管利奥波德·帕夫利基医生[2]（他的儿子是奥地利著名音乐家）在我来医院的第一天就再三叮嘱我，去病房的时候千万要把眼镜摘掉，因为我的那些女性病人很有可能给我脸上来一拳，打碎的镜片恐怕会扎伤眼睛，而医院是不会为我自己的疏忽大意负责医药费的。我听从了主管的建议，可是由于我没戴眼镜而无法看清周围的情况，当场就挨了一拳。于是从第二天起，我还是戴上了眼镜，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清楚地捕捉到病人的一举一动，如果角落里的某个身影想朝我攻击的话，她八成不会得逞，因为我早就溜之大吉了——这多亏我戴了眼镜啊。 在施泰因霍夫医院的4年里，我从病人口中听到什么好玩的话，都会速记下来，甚至我还想过把这些话整理成书，书名就叫《疯言真语》。好多我与她们的日常对话都可以收录进去，比如说，那次我问一位老太太一个很常规的智力测试问题：小孩和侏儒的区别在哪里？她给我的回答是：“噢，医生，小孩就是小孩，而侏儒是要在矿山里干活的呀。”再比如说，当我问她们是否有过性交经历，得到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说：“没有。”我接着追问：“真的没有？”于是她说：“好吧，我小时候没有。”还有人回答：“天哪，医生，除非我被强奸了。” 我想说的是，我给这本书取名《疯言真语》是为了告诉大家，我的意义治疗理论与心理治疗中的心理学至上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前者认为疾病不一定就是错误的。我将我的理论称为“意义治疗”，它对病理学至上主义宣战。或者，我还可以用我在第一本书里写的一句话来进一步说明：“毋庸置疑，二乘二等于四，即使这个论断是出自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之口。” 1937年我开始以神经病科和精神病科医生的身份独立行医，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小插曲：刚开始独立行医时我还差点儿被一个病人置于死地。当时我的诊室在切尔宁街我家那栋房子的4层，有一次我的父母和妹妹都出去度假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人；我和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精神分裂症患者坐在4层的诊室里聊天，窗子开着，而且窗口离地面很近。不知怎么，这位病人突然激动起来，他大声咒骂着，准备把我从窗子扔出去。他的力气很大，我根本制不住他。这种情况下，我没有求他手下留情，也没有乞求他别的什么，而是装作一副非常受伤的样子，“你看看吧，”我说，“你这样对我真的让我很伤心，我尽我所能地来帮你，可是你是怎么感谢我的？你居然跟我翻脸了！我真的不希望你这么做，这让我很受伤。” 听了我的话，他放开我，并决定到医院去寻求庇护，因为我告诉他只有在医院里他才能躲开他的“敌人”。于是我陪他下楼去打车，在往出租车站走的路上我又对他说，要他自己为敌人的卑鄙买单简直太可笑了，所以我建议他不要直接打车去医院，而是先去警察局，警察会用政府的钱派一辆救护车送他去医院，这样一来，他自然就能免费享受医院提供的服务了。 [1] 皱眉肌现象是确诊精神分裂症的重要排查依据， 1935年弗兰克尔在《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杂志》（第152期）（zeitschrift für neurologie und psychiatrie， bd.152）发表文章《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常见症状》，首次描述了这种现象。——译者注 [2] 利奥波德·帕夫利基（leopold pawlicki）常年担任施泰因霍夫医院的主治医生，他的儿子诺贝特·帕夫利基（norbert pawlicki， 1923—1990），钢琴家、作曲家。——译者注 德奥合并 然而，我坐在我的私人诊室里心无旁骛地看病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几个月后，也就是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进驻奥地利。那个政治上风云变幻的夜晚，我正在替我的同事做一个题为“焦虑不安是一种时代现象”的演讲，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突然，大门被撞开，一名纳粹冲锋队队员全副武装地站在门口——他也许是许士尼格[1]派来的？我心想。很显然，这名冲锋队队员是来捣乱的，他想迫使我中断演讲。 我对自己说：一切都有可能！继续讲下去，让他忘记自己是来这儿干什么的！要转移他的注意力！于是我盯着他的脸，一直说个不停。他站在那里呆若木鸡，直到半个小时之后我的演讲结束才缓过神来，这真是我的一生中一场雄辩风生的精彩演出！ 我匆忙往家赶，布拉特大街上已经站满了欢呼雀跃、摇旗呐喊的游行人群。回到家，我看到母亲在哭泣，广播里许士尼格正在向民众发表告别演说，一股不可名状的悲伤氛围弥漫开来。 说起我的演说才能，我又想起一件事：几年之后，我已是维也纳总医院神经科主任了，有一次我请同事们来家里吃饭，席间我妻子坚持把我的一位同事灌醉，目的仅仅是想从他嘴里知道大家给我起了什么外号。最后他终于说漏了嘴，告诉我们大家私下里喊我“疯子戈培尔”。我和妻子都觉得这个外号不错，上帝送给每一种动物一样御敌武器，像爪子、犄角、刺、毒汁之类的，而他送给我的就是演说才能。每当我结束演讲，进入自由讨论环节，我就变得很难对付。那些攻击我的人，听了我的回答后就笑不出来了——他转而成了观众嘲笑的对象。 自从希特勒的军队进驻之后，一切事情都变得异常艰难，我拿不到出国签证。此时，我突然接到去罗特席尔德医院神经科住院部工作的邀请，我接受了邀请，不管怎么说，这个职位多少会给我的父母一点庇护，保护他们不被送进集中营受苦。 在罗特席尔德医院的那些日子，尽管时局维艰，我还是能够正常从事我的医疗工作。有一段时间，医院里每天都要接到10例以上的自杀病例，由此可见，那时候居住在维也纳的犹太人是多么惶惶不可终日！每当内科医生特别是多纳特教授对某个病人已经无计可施，而将其转诊到我这里时，我一般会采用注射兴奋剂的方式进行救治，我会先将兴奋剂静脉注射到体内，如果仍不起作用，则选择脑池内注射。战争中期，我还将这些经验写成论文，经国家社会主义医生公会里的犹太负责人的批准，在瑞士的《医学艺术》（ars medici）杂志发表。 在此期间，我想到了一种枕骨下脑池穿刺的技术，通过这种技术能够消除当时刚引起我注意的一类典型危险源。后来，我进一步提出，在每次脑池内注射不起作用的时候，都可以进行颅骨穿刺，将药液直接滴入脑侧室，同时在枕骨下穿刺将液体从第四室导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药物更加快速地通过中脑水管，从而使药效更快发挥出来。已经停止呼吸和脉搏的病人，如果对他们采用这种方法施救，他们的生命可以延续两天。 不过要注意的是，上面说的这种颅部手术我仅仅从书本上（主要是从那本丹迪[2]写的医学教科书）看到过，罗特席尔德医院的外科主任医生赖希拒绝做这种手术，而舍恩鲍尔教授和他的助手做手术时，我更是连站在一旁观看都不行。 那时候，我对颅部手术进行了深入的钻研，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站在手术台前独立完成一台手术。罗特席尔德医院的手术室管理员——他之前曾长年与舍恩鲍尔合作，在听说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外科手术时，感到十分难以置信。 我的助手拉帕波特医生对于我努力挽回自杀者生命的做法并不赞成，后来有一天，她接到了被遣送至集中营的命令，便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接着她就被送到我的手中，被我救活了——然后她被送进集中营。 我尊重一个人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定，可是我也希望人们能够尊重我的原则，那就是：尽我所能，救死扶伤。只有一次我违背了我的原则，那是一对年老的夫妇，他们第二次自杀后被送到罗特席尔德医院，当时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而丈夫生命垂危。别人问我，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还要去救他。我最后没有对他施救，因为我问自己，如果我把这位老先生救活，只是为了让他去参加妻子的葬礼——那么我能否承担得起这份责任？ 类似的情况还有，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很快就会死去，而以后的日子必须饱受病痛折磨，这个时候，病痛反而变成了一个机会、实现自我的最后一个可能性，而他能够且必须小心翼翼地抓住这个机会。可这种在极端情况下实现自我的英雄主义只能通过一样东西获得，那就是他自己。与这类似的，有的人声称，他宁愿去集中营，也不去做纳粹的走狗。话是没错，可是这种话只有那些用自己的行动证实自己的人才有资格说，那些老早就躲到国外去过安逸生活的人还是不要说了。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回过头来对他人的做法评头论足，终归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维也纳的犹太医生里上演的悲剧间或还掺杂着悲喜剧的因素，大量犹太医生被解雇或者遭到驱逐，医院里随之补充进来一批年轻的纳粹医生，他们因为缺少经验而闹出不少笑话。有一次，一位女性病人被送到医院，接收她的年轻医生宣布病人已经死亡，大家便把她送进解剖室。可是没过多久她就转醒过来，还大喊大叫起来，于是大家不得不把她转到内科病房，并将她锁在床上。我想，把一个病人从解剖室转到内科病房这种事情，并不是很常见吧？！ 我还有一个病人遇到的情况也挺有意思的，他是一名严重的癫痫病患者，通过药物治疗他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随之却又引发了狂躁症。他的居住地位于维也纳的第2区——利奥波德城，有大量犹太人聚居在此，而这位新晋狂躁症患者经常站在他家附近的罗腾施特恩街中央对希特勒破口大骂。于是我连忙取消了对他的用药，这样一来他的癫痫病又开始发作了，不过相对于他咒骂希特勒可能带来的杀身之祸，现在这样他至少不会丢了性命。 [1] 库尔特·许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 1897—1977），奥地利政治家、法学家，曾担任奥地利总理， 1938年3月11日被纳粹赶下台。——译者注 [2] 丹迪（dandy），美国脑外科医生，曾在现代脑外科创始人库欣手下工作，出版过一部脑外科的权威著作。——译者注 反抗对精神病人的屠杀 珀茨尔虽然是纳粹党的候补人选，身上佩戴着纳粹党的徽章，却绝不是一位反犹主义者。他是我忠诚的朋友，总是竭尽所能地给我和我的犹太病患——其他人我没有资格医治——提供帮助，这在当时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他来到我所在的犹太人医院，帮助我的一些脑瘤患者转院到外科医院，不仅如此，他还帮助我阻挠纳粹机构组织的对精神病人处以“安乐死”的行动。 我在一家犹太人疗养院放置了几张（专为精神病人设计的）四面装有栏杆的病床，用于安置精神病人。可是盖世太保却严格执行纳粹政府的规定，严禁疗养院收治精神病患者。于是，我在写医疗诊断时，将精神分裂症写成失语症——一种“脑组织损伤”，或者将抑郁症写成高烧谵妄，也就是一种“从字面意义上看并非精神疾病”的病症。我的这种规避制度的做法，保护了疗养院，却将我自己的性命直接置于盖世太保的枪下。精神病患者被安置到疗养院后，必要时我可以用卡地阿唑休克疗法[1]来对付他们的精神分裂症发作，而抑郁症发作期间我也可以采取有效手段保证病人无自杀风险。 珀茨尔肯定是听到一些风声了，因为只要他的医院收治了一名犹太病人，他就会通知疗养院：“我们这儿有一位犹太病人，你们可以接收吗？”对话中，我们都会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病人的医疗诊断，至少在我使用障眼法将其确诊为其他非精神疾病之前，都必须如此。如果还有人暗地里阻止对精神病人的屠杀，他也不会遇到什么障碍。这样一来，一方面纳粹成员们想方设法处死精神病人，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犹太病人悄悄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没有珀茨尔这一切是无法做到的。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奉命陪犹太人社区组织的一名工作人员前往普克斯多夫，去接两个病人（一男一女），他们之前被一对护士夫妇秘密藏在此处，现在却无法继续待在那儿了。回来的路上我和那名工作人员坐一辆出租车，那两位病人每人单独乘坐一辆，汽车开到席津区时我猛然发现其中一辆出租车朝另一个方向驶去——我们直行去疗养院，而那辆车却向左拐。 “哎，怎么回事？”我问那名工作人员。 “噢，对了，”她说，“我忘了跟你说，这位女性患者不是犹太教徒，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接受了洗礼（犹太教没有洗礼只有割礼，这位女性接受了他教的洗礼），而你知道，疗养院只接收犹太教徒，所以她只能被送去施泰因霍夫医院了。” 真是造化弄人！直行就到了能够挽救性命的疗养院，而左拐就会经施泰因霍夫医院被送进毒气室！谁能想到，这位可怜的女士因为鬼才知道的原因而放弃了犹太教信仰呢。当时我的后背一阵发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走向死亡的深渊。 [1] 卡地阿唑休克疗法（cardiazol-schock）是当时由麦度那（meduna）提出的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方法，通过人为制造癫痫发作来缓解精神分裂症症状。——译者注 出境签证 几年里，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去美国的签证，最后，就在美国宣布参战前夕，我终于接到书面通知，让我去美国领事馆办理签证。那一刻我却愣住了：难道我要扔下我的父母单独离开吗？我清楚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被遣送到集中营。我要跟他们说声“再见”，然后把他们扔在这里听天由命吗？这签证可只是给我一个人的！ 我犹豫不决地走出家门，在外面漫无目的地溜达，心想：“这应该就是那种典型的急切祈求上天给予启示的情景了吧？”回到家，我一眼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小块大理石残片。 “这是什么？”我问父亲。 “这个？啊，这是我今天在那个被烧毁的犹太教堂的废墟里捡到的，它是一块刻有戒律的大理石碑的残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它上面的这个希伯来字母是出自十条戒律中的哪一条，因为只有一条戒律是以这个字母开头的。” “那是哪一条呢？”我接着问。 于是父亲告诉我答案：“当孝敬父母，让你的日子在上帝所赐你的土地上得以长久。” 就这样，我留在了上帝赐予我的这片“土地”，留在了父母身边，任由签证过期——这就是那一小块大理石残片的故事。 也有可能，其实我在内心深处早已经做了决定，我所获得的“神谕”实际上是内心良知的回音。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投射测试，如果其他人处在我的位置上，说不定在他眼中这块大理石只是普通的由碳酸钙构成的物质——不过如果说这是一个投射测试的话，那么这算不算是他“存在的空虚”（das existentielle vakuum）的投射呢？ 说到这儿，我还想提一下，这之后不久，我的心理治疗技术还使得我和父母被遣送进集中营的时间往后推迟了大概一年。那天早晨，我被电话铃声吵醒，打电话的是盖世太保——国家秘密警察，他通知我要在几点几分到他们的本部集合，我问：“我需要带一套换洗的衣服吗？” “当然。”对方回答。这就表示，我将不会再回来，而是被直接送去集中营。我去到那儿，一名党卫队成员对我进行审讯。他问我一个潜逃出国的间谍的具体情况，我回答说我虽然知道这个名字，却从来没跟他接触过。接着他又问道：“你是一个心理治疗师？你知道怎么治疗广场恐惧症吗？”于是我给他解释了一下。 “我有一个朋友得了广场恐惧症，我应该怎么帮助他？” 我回答：“你告诉他，他一感到害怕，就对自己说：我不是害怕在马路上跌倒吗？好极了，这正是我希望的：我跌倒了，马路上的人都围上来，还不止这些，我被撞伤了，我的头撞破了，心脏停止跳动，诸如此类。”总之，我告诉他，如何——在“他的朋友”身上使用“矛盾意向法”的治疗技术。其实我早就猜到，他说的这个人就是他自己。 这个（间接的）意义治疗应该是起到效果了，否则我无法解释，为何这之后我和我的父母没有直接被送去集中营，而是又在维也纳多待了一年。 我的第一任妻子——蒂莉 在这期间，我还有机会在医院里认识了我的第一任妻子——蒂莉·格罗塞尔（tilly grosser）。她是多纳特教授的病房护士，我的目光很快就被她吸引住了——我当时觉得她长得特别像一位西班牙舞蹈家。不过事实上，我们能够在一起，是因为她想报复我：我对她最好的朋友表示出兴趣，后来却把她晾在一旁，为了替自己的朋友报仇，蒂莉便试图接近我，想让我爱上她。我立马就猜出了她的目的，并当着她的面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这显然让她印象深刻。 此外我要说明的是，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东西，绝不是人们认为的那些：我和她结婚并不是因为她的美貌，她选择我也不是因为我的聪睿——这两者都不是我们选择对方的根本动机，这也是我俩一直引以为傲的。 不可否认，我确实被她的美貌所吸引，然而打动我的却是她的本质：她天性中的那份从容不迫，或者说她内心的节奏？我举个例子吧，蒂莉的母亲因为女儿的病房护士身份而享有免遣庇护（即不必遣送进集中营的庇护令），有一天上面却突然宣布，免遣庇护不再对亲属有效。就在蒂莉母亲的免遣庇护即将失效的那天晚上，我和蒂莉恰好都在她母亲那儿；快到午夜12点的时候，门铃响了，我们谁都不敢去开门，大家都以为来人是来下遣送通知的。终于，我们把门打开——门外站的人是犹太人社区组织派来的，他告诉蒂莉母亲她得到一份勤杂工的工作，要求她第二天早上去那些被遣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家中帮忙清理家具，同时他给了她一份证明，凭着这份证明她可以自动获得免遣庇护。 这人走后，我们三个又围坐在一起，互相看着彼此，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第一个发话的是蒂莉——她说了什么呢？“看，上帝还真是了不起！”我不得不说，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美的神学理论、最短小的神学专著！ 最终是什么事让我决定跟蒂莉结婚的呢？那是有一次，蒂莉正在我位于切尔宁街的家中为我准备午饭，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从罗特席尔德医院打来的紧急电话：刚从内科转过来一名服安眠药过量的患者，我想不想施展一下自己的脑外科技术？来不及煮咖啡了，我随手拿了几颗咖啡豆放进嘴里嚼，匆匆赶去出租汽车站打车。 两个小时之后，我回到家里，一家人共进午餐的计划已经彻底打乱了。我以为其他人早就吃过饭了——我的父母也确实如此，可是蒂莉却等着我没去吃饭。她见到我第一反应并不是：“啊，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你一起吃饭呢。”不是的，她的反应是：“手术进行得怎么样？那个病人还好吗？”在这一刻我决定，要让这个女孩成为我的妻子——这并不是因为她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她就是她。 我和蒂莉结婚的时候，我们和另外一对新人一起成为维也纳被纳粹当局批准的最后两对犹太夫妻，这之后犹太民政局就被解散了。另外那对夫妻是我的中学老师——艾德尔曼博士和他的新娘，他曾在20年前教过我。 那时候有一项虽然没有正式宣布、实际上却一直在执行的禁令：严禁犹太人生养小孩，即便是合法夫妻也不行。后来干脆来了一道命令，规定即日起，犹太妇女一经确认怀孕，便立即被送入集中营，同时医生公会也接到指示，不得阻止犹太妇女堕胎。于是蒂莉不得不忍痛将我们未出世的孩子打掉，我的书《没有被听到的要求——意义的呼声》（the unheard cry for meaning）就是献给这个尚未谋面的孩子的。 我们两人在犹太人社区的一个圆顶下结为夫妻，然后不得不步行穿过好几条街道（因为禁止犹太人坐出租车），去照了张必不可少的结婚照——蒂莉还戴着那条白色的新娘头纱。照完相后，我们接着往家走，路上我在路边一家小书店的橱窗里看到一本书《我们要结婚》，徘徊良久，最终我们还是走进书店——蒂莉头上还戴着新娘头纱，我俩胸前都佩戴着犹太星标识。我强忍着笑，让蒂莉去要那本书，鼓励她“自信一点儿”，于是就看见她头上戴着白色头纱，胸前别着犹太星，红着脸对上前询问的店员说，她想要的书是《我们要结婚》。 我们的结婚照在战争结束后还帮过我的忙，我是二战后第一个由占领国获准出国的奥地利人。那次我是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并在会上做报告，会议在苏黎世召开，直到我准备出境时仍然不知道能否拿到签证，我也没有兑换瑞士法郎，所以只能请在那边接待我的房东来火车站接我。我的房东是蒂莉的哥哥古斯塔夫移民瑞士时寄住的那个家庭，我在因斯布鲁克时就打电话去苏黎世，告知对方作为标识，我到时会把集中营联盟的徽章——一个尖头朝上的红色三角形——系在大衣的扣眼上。 到了苏黎世，我在火车站里等了很久，希望有人走上前来把我接走，却一直没有等到。过了一会儿，站台上的人都走光了，这时雾气弥漫中出现一位女士的身影，她缓慢而踟蹰地朝我过来，手里拿着一张照片，不断地打量着我，将我与照片上的人做对比。 “您是弗兰克尔医生吗？”她问我。这时我才发现，她手里拿着的是我和蒂莉的结婚照。谢天谢地，幸好她还带着这张照片，否则肯定认不出我来。 因为那天，火车站里好多人的扣眼里都别着一个红色三角形，接我的这位女士根本没法辨认出，到底哪一个是弗兰克尔医生。原来就在那天晚上，所谓的寒冬赈济活动正式开始，那是一个募捐活动，只要有人往捐款箱里投一枚硬币，就会得到一个尖头朝上的红色三角形图案作为已经捐过款的凭证，而他们发的红色三角形比我别在扣眼里的这个要大得多，也显眼得多。 进入集中营 再回到我结婚的时候。我和蒂莉新婚不到9个月，便被送进泰雷津集中营；两年后，蒂莉被派到一家为弹药生产服务的云母工厂工作，并因此获得免遣庇护，而我则要被转运到东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以我对蒂莉的了解，她一定会放弃自由，设法跟着我走的，所以我言辞恳切地请求她不要申请自愿随迁。而且，申请自愿随迁也不无风险，这么做很有可能被视为蓄意阻碍军工生产。尽管如此，蒂莉还是固执地提交了申请，请求随我继续遣送关押，而且不知为何申请竟然通过了。 在我们向东押送的过程中，她又一次展现了她特有的从容淡定。除了一开始，她略显慌乱地对我低语：“你看到了吧，咱们要去奥斯维辛。”——这之前谁都不知道我们要被送去哪里。随后，她便突然开始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整理那些堆得东倒西歪的行李，并且在她的带动下，又有不少人开始自愿帮她整理，一下子，她又变得镇静自若了。 我们两个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待在一起的最后几分钟，她看上去很开心。即将分别之前，她偷偷告诉我，她把一块手表（我的印象里那应该是一个闹钟）给踩碎了，党卫队休想能够得到它——这一小小的胜利显然让她欣喜不已。随即，男女要分开关押，临走时我对她说：“蒂莉，如论如何要活下去——明白吗，不惜一切代价！”我的语气是那么恳切，我想让她真正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需要她用身体去换取活下去的机会，希望她不要因为我而有所顾忌。这几乎算是我给她的一个提前赦免，我希望她不要因为顾忌我而走向死亡。 就在巴伐利亚州的蒂克海姆（türkheim）集中营获得解放不久，我有一次路过那里的一片田地，在路边碰见一个刚获得自由的外籍工人。在与他聊天时，我看到他手里一直把玩着一个小玩意儿。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我问他。 他张开手，里面是一个小小的黄金制成的地球仪，海洋部分是一层蓝色的釉质，赤道上覆了一圈镀金的圆环，上面刻着几个小字：“世界因爱而转。”这是一个项链的吊坠——一个吊坠？我和蒂莉在一起的第一个生日，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也是这么一个吊坠，看起来跟眼前这个简直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两个——那这会不会就是我送给她的那个呢？极有可能，因为当时我买它的时候，店主告诉我，这款吊坠全维也纳只有两个，而且就在与蒂克海姆相距不远的巴特沃里斯霍芬，有一个纳粹的仓库，里面存放有大量党卫队收缴的饰品，这些饰品只能是从奥斯维辛运过来的。我从这名工人手中买下了这个吊坠，它有一处凹陷下去的小坑，不过——这个世界却依然因爱而转动着。 关于这个题目，我最后再说一点：1945年8月，我获释后回到维也纳的第一天早上，就得到消息，蒂莉已经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中惨遭杀害，她是在英军解放这一地区之后被杀的。当时英国军队进入集中营后就发现了17000具尸体，之后的6个星期里又陆续找到17000具——蒂莉应该也在其中。另外人们还告诉我，到了晚上，吉普赛人会把尸体的一些部位割下来放到锅里煮来吃，其中大部分都是肝脏。于是之后的几个星期，我总是强迫症似的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些吉普赛人吃了蒂莉的肝脏…… 遣 送 我们再回到我被押送入集中营的那段时间。日子一天天过去，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我早已料到会和父母一起被送入集中营，于是我抓紧时间，坐在书桌前写《医生与心灵》的第一稿。无论如何，我也要将意义治疗的核心思想留存下来。 后来，直到我被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这本书的手稿一直被我缝在大衣里子里偷偷藏着，进入奥斯维辛之后它就被收走了（二战之后我还找回了这一稿的复印本，不过当时我的第二稿早已完成，而我在转送至奥斯维辛之前在手稿中添加的很多补充内容则永远找不回来了）。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后，我必须把随身带的所有东西扔掉：衣服和我身上仅存的几件物品，其中还包括我最引以为傲的多瑙河流域阿尔卑斯山登山协会的奖章，它是我被任命为登山队队长时授予的。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集中营，而在此之前，我就在泰雷津集中营边上的那个名叫“小堡”的集中营里领略过一个真正的集中营是什么样子了，它与被称为“犹太人聚居区范本”的泰雷津集中营大不相同。我被拉去在那儿劳动了没几个小时，身上就收获了大大小小31个伤口，然后被一个维也纳来的恶棍（牢头）推推搡搡地拖回泰雷津集中营。走到营地的一条马路上时，蒂莉看见了我，猛扑过来： “天哪！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回到我们所在的棚屋，蒂莉——这位训练有素的护士，仔细地为我包扎伤口。到了晚上，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她又拉我去另外一个营地，参加一个半公开的活动——一个来自布拉格的爵士音乐家（他也是一名囚犯）为大家演奏《你在我身边如此美丽》，这首歌被关押在泰雷津的犹太人奉为民间“国歌”。 上午经历了残酷的折磨，晚上却在欣赏爵士乐，这种强烈的反差交织在一起，形成我们当时典型的生存状态：美与丑、人性与野蛮的矛盾共存。 奥斯维辛 在奥斯维辛火车站我面临了第一次淘汰选择，其中有一个细节我在之前的书中一直未曾披露，其原因很简单，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敢确定，这件事是不是只是我臆想出来的。 事情是这样的：门格勒医生其实当时并没有把我的肩膀扳向右侧——表示得以幸存的那一侧，而是指向左边——即将被送进毒气室的那个方向。可是我发现，我前面被指向左边的那些人里我一个都不认识，而恰好我的几个年轻同事都被指到了右边，于是我佯装向左边走了一步，又悄悄从门格勒医生背后绕到右边那一列去了。天知道，我当时怎么就灵光一现想到了这个主意，而且居然有勇气那么做了。 还有一件事我在我出版的德语书中也未提及：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我被强制脱下自己身上的合身衣物，换上一件（应该是）从毒气室的尸体上扒下来的破破烂烂的外套。在这件外套的口袋里，我发现了一张从祈祷书上撕下来的纸页，上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犹太教祷告词《以色列啊，你要听》。我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中曾写道：这样一个意外的巧合，一定是在告诉我——我的书稿一直在某个地方没有丢失，难道除此之外它还会有别的意思吗？因为从那时起，这页祷告词就被我藏在外套中，恰好就在之前我的书稿所藏的那个位置。而有件事我每次想到都会感到不可思议：我在被关押期间零零散散写在纸片上的第二稿的提纲最终保存了下来，而与此同时，那页祈祷词却在我获释后突然不知所踪。 再讲一下我认识的一个恶徒，像其他的刑事罪犯一样，他当上了集中营的牢头。在奥斯维辛的时候我跟他有这么一个小插曲：集中营要抽出100个囚犯运送到其他地方，我也被抽中。正当我们要离开，我说的这个牢头突然猛扑向另外一个犯人，对他拳打脚踢，用鞋跟大力把他踢进这100人的队伍里，顺便把我从队伍中揪了出来。同时，他用污秽的语言狠狠咒骂着这名囚犯，让大家以为是这个人因为害怕而躲在一旁，把我推出去替他。当我回过神来，那100个人已经被带走了。这个牢头一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这100个人不是被送去毒气室就是被带去做其他一些有生命危险的事情，是他救了我一命。 后来我在考弗灵第三集中营时，一个叫本舍的人（他后来成为慕尼黑电视台演员）也曾救过我。当时，我用一根香烟跟他换了一碗熏肉味的汤——当然里面一粒肉丁都没有。他在一旁看着我哧溜哧溜地喝汤，诚恳地劝我克服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情绪我在其他囚犯身上看到过，如果任其发展，人就会开始放弃自己，那便离死亡不远了，而当时我确实已经深受这种情绪的影响。 再后来，我在蒂克海姆集中营里染上斑疹伤寒，病情沉重，能清晰地感到死亡的脚步逼近。生死之际，我心中唯一挂念的，便是我的书还未出版，不过后来我便说服自己放下这个念头。我想，如果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完全取决于一本书的出版与否，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人生？当亚伯拉罕自愿将唯一的爱子作为牺牲献给上帝时，神的使者降临了；所以我也必须下定决心，自愿牺牲我的精神之子——在我看来，似乎只有我的书（也就是《医生和心灵》）出版了，我的人生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斑疹伤寒没有要了我的命，我慢慢好起来了，可是随即我便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特别是到了晚上，我喘不过气来，身上疼痛难忍。病痛的折磨让我几近绝望，我终于在午夜时分溜出我的棚屋，去找营地的主治医生——我的匈牙利同事拉茨医生——他自己也是一名囚犯求助。这段可怕的经历我永生难忘：因为集中营里严禁囚犯夜间离开自己的棚屋，所以我不得不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趴在地上朝着100米外拉茨医生所住的棚屋匍匐前进；我战战兢兢地前行，一旦被瞭望台上的哨兵发现，就会在机枪的扫射下立即丧命。可以说，我必须在两种死法中选择一个：窒息而死或是被机枪射死。 我从来没有做过参加毕业考试的梦，不过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梦见自己在集中营里，似乎对我来说，集中营才是我真正的毕业考试。其实我不必来这里的——我本可以溜之大吉，移民去美国的；我本可以在美国发展我的意义治疗理论，在那里完成我一生的事业，实现我的人生目标——可是我没有，我被送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是一个判决性实验，自我超越（selbst-transzendenz）和自我割离（selbst-distanzierung）——近年来我特别强调这二者，是人的本初特征，我在集中营里的经历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借用一个美国的心理学术语，这些来自集中营的经验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说证实了“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寻求意义之意志”（wille zum sinn），换句话说，即自我超越——人超越现有生存状态的层次，追求尚未属于自身的、更高层次的东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些目光长远、放眼未来并且坚持追求未来的意义的人，最有可能战胜苦难，从困厄中走出来。美国海陆军心理学家纳尔迪尼和利夫顿曾在日本、朝鲜的战俘营里做过调查，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具体到我自己，我始终坚信，自己能够活着走出集中营，首先要归功于我想把丢失的书稿重新写下来的信念。我开始有这个想法是在我染上斑疹伤寒的时候，那时我不得不整夜保持清醒，以防止自己死于血管闭锁。在我40岁生日时，我的朋友送我一小截铅笔头，并且神奇地为我搞到几张小小的党卫队表格纸片，于是我发着高烧，在这些纸片的背面潦草地涂画出一些关键词——是的，我想借助这些关键词将《医生和心灵》重新撰写出来。 而日后我将这一计划——完成我的第一本书的第二稿，付诸实施的时候，这些关键词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同时在第二稿中，我还补充了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种极端情况下的一些经历作为事例，来印证我的理论，而这一新加的关于集中营心理学的章节，我在关押期间就已经着手准备了。 对于如何才能很好地实现自我割离，我曾在荷兰莱顿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心理治疗大会上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曾多次试图通过将痛苦客观化的方法，使自己与眼前困厄的处境割离开来。我还记得，有一天早晨我们被拉出营地干活，天寒地冻，在去往工地的路上我冻得瑟瑟发抖，腹中饥饿难耐，两脚因为长期饥饿浮肿得穿不上鞋子，只能勉强塞进一双满是破洞的鞋子里，趿拉着往前走，满是冻疮的脚裸露在寒风中，疼痛难忍。这时，我开始想象自己置身于一间宽敞、漂亮、温暖、明亮的礼堂，站在讲坛上，面对着全场凝神静气的听众发表演说，演说的题目就是《集中营的心理治疗经验》（后来我确实以此为题目发表过会议演讲[1]），而演讲的内容，正是我此时此地的经历。女士们先生们，相信我，我绝不希望真的有一天能有机会发表这样一个演讲。” 3年里，我先后辗转在4个集中营——泰雷津、奥斯维辛、考弗灵以及蒂克海姆。我幸运地活了下来，可是我的亲人（除了我妹妹以外）的遭遇，只能借用里尔克的一句诗来概括：主赐给每个人他自己的死亡。在泰雷津集中营，我父亲在我的怀里停止了呼吸；我母亲去了奥斯维辛，随即被送入毒气室；我哥哥——据别人说，被送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个附属营地，在一座矿山劳动时丧命。 前段时间，我的老朋友埃尔娜·费尔迈耶（erna felmayer）给我寄来一首诗，那是我1946年写在一张处方签上转交给她的，诗中描摹了那段时日里我的心境： 我死去的亲人啊，你们沉沉地压在我的心底： 你们在我左右，似是无声提醒 我身上的职责；所以现在我要 将一切把你们带向灭亡的东西，统统毁灭， 直到我明白，每一缕阳光， 都是你们的熠熠目光，想要诉说， 直到我看见，每一棵葱葱郁郁的树， 都是一个死去的身影，对着我招手示意， 直到我听见，每一只鸟儿啁啾鸣啭， 都是你们的歌唱： 这是来自你们的问候——或许，是你们在对我说， 你们早已原谅，我独自苟活于这世上。 后来，我被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当奥斯汀市市长宣布这一决定时，我说：“实际上不应当是您授予我荣誉市民，而是我给您‘荣誉意义治疗师’的称号。因为如果不是这么多得克萨斯州的小伙子们——这其中有一些来自贵市，付出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把我和无数其他同胞从蒂克海姆集中营解救出来（我指的是来自得克萨斯的军队），那么1945年以后世界上就没有弗兰克尔这个人，当然也就没有今天的意义治疗理论了。”听到此，市长先生的眼中噙着泪水。 获释后，我重新回到维也纳，不止一次有人问我：“是不是维也纳为你和你的家人做得太少了呢？”是的，我的父亲在泰雷津集中营离世，我的母亲在奥斯维辛被送进毒气室，我的兄长也是在奥斯维辛失去生命，还有我的第一任妻子年仅25岁就丧命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不过听到这个问题我通常会反问：“有谁需要为我做些什么吗？”维也纳一位信仰天主教的男爵夫人，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将我的一个表姐藏在自己家中长达数年之久。还有一位左派律师，虽然我与他只是萍水相逢，并没有帮过他什么，他却一有机会就给我偷偷带一些食物〔他就是后来的奥地利副总理布鲁诺·皮特曼（bruno pittermann）〕，我还有什么理由背弃我的家乡维也纳呢？ [1] 会议演讲时间地点：施特恩霍尔特集团，阿姆斯特丹， 1953年。——译者注 关于集体罪责 “集体罪责”（kollektivschuld）的说法无疑是错误的，一直以来，我坚定地站在反对集体罪责这一边。在我的一本关于集中营经历的书中——这本书的英文译本仅在美国销量就达900万册，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我最后所在的那个集中营的长官是一名党卫队成员，集中营解放后有消息证实，这名长官经常暗地里自掏腰包，拿出数目不少的一笔钱去附近的集市上为集中营里的犯人买药！在集中营解放之前这件事只有营地的医生（他也是一名犯人）一人知道。 “这个故事还有后续：集中营解放后，营地里关押的犹太犯人将这位长官藏了起来，不让攻进来的美军找到，并对美军指挥官宣称，只有对方承诺不伤害这位长官一根汗毛，他们才把他交出来。美军指挥官用自己的职衔保证，绝对不伤害这位长官，这样大家才把他带到指挥官面前。指挥官让这位党卫队成员继续管理集中营，于是这位长官便发动周围村子里的村民募捐，为我们筹集食品和衣物。” 1946年的时候，大家还不太会像我这样站出来反对“集体罪责”，更不用说主动为纳粹分子说话了，所以我经常受到一些组织的批评。那时候我还让一个同事躲在我的家里，他曾经获得某个希特勒青年荣誉奖章，当时国家警察正在搜捕他，送他接受审判，而审判结果要么是无罪释放要么是死刑。这样一来，我就保护了他没有被当局带走。 有一次我在法国占领区演讲时，还当着法军指挥官——一名将军的面，反对“集体罪责”的说法。第二天，一位大学教授过来找我，他曾经是一名党卫队军官，他含着泪问我，为什么我竟然这么有勇气，公开反对这样一种笼统的群体性指控。“您不可以，”我说，“您如果这样说可能是在为自己辩护。可我是进过集中营的，是编号119104的囚犯，所以我可以这么做，因此我也就必须这么做。我没有您这样的嫌疑，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责任。” 重返维也纳 我还在集中营的时候就对自己说，一旦我回到维也纳，就第一时间去找珀茨尔，获释后我真的直奔他那里去了。由于这之前我就获悉，我的第一任妻子已经命丧黄泉，所以在这位我非常尊敬的师长的臂膀里，我走出集中营以来第一次痛哭流涕。可是我却无法为他做些什么：就在那一天，他由于纳粹分子的身份被永久革职。尽管如此，他仍然同我其他的朋友一样挂念着我，生怕我会自杀。皮特曼拉着我在一张空白的表格上签字，然后他自己将这张表格变成一份主治医生职位的申请书，于是接下来的25年里，我一直担任维也纳总医院神经科主任。 我刚回到维也纳没几天，便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保罗·波拉克（paul pk），告诉他我父母、兄长以及妻子的死讯。我还记得，我说着说着便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保罗，我必须得承认，当太多事情一下子朝一个人袭来，当一个人经历了太多考验，就必须得找到一个意义作为支撑。只能这么说，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在等着我去做，好像我必须去做些什么，好像我是注定为什么东西而生的。”哭完之后，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比忠诚的保罗·波拉克更加懂我，即使他当时只是沉默地倾听。 接任珀茨尔担任精神病医院院长的奥托·考德斯（otto kauders）建议我，重新撰写《医生和心灵》的第三稿作为该书的终稿，并以此取得在大学执教的资格。这是对我来说唯一有意义的事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我毫不停歇地口述，三个速记员轮流值班，将我口授的内容速记下来并用打字机打出。屋子里没有暖气，空荡荡的没有几件家具，窗框上贴着一些厚板纸权当玻璃，我每天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将涌动在内心深处的想法口授出来——这些话语就像自己直接从我脑子里蹦出来一样。我边说边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步，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有时我筋疲力尽，一下子瘫坐在扶手椅中，泪流满面。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那些在痛苦的清明中向我奔涌而来的思想，化作滔滔不绝的话语，从我的口中冲出…… 1945年，我还用9天时间口述了一本介绍集中营经历的书——《追寻生命的意义》，这本书后来在美国销量近千万册。在我口述时，我就决定将这本书匿名出版，以便能够更坦率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这本书第一版的封面上并没有我的名字——后来，我的朋友极力劝说我在这本书上署名，不过那时它早已下厂印刷了。最终，朋友们还是说服了我，我决定勇敢地直面现实。 或许正是因为我在写这本书时明确地告诉自己，这本书会匿名出版，不会给我带来什么个人的成就，才使这本书一跃而成为畅销书的，这真是绝无仅有的奇事啊。它5次被评为美国高校“年度最佳图书”，并且被大多数高校列入必读书目。 美国堪萨斯州的贝克大学将这本书列入教学计划，用3个学年的时间处理书中的主题。我知道有一家特拉普派修道院，僧侣们每天中午灵修时都会诵读一段书中的内容，还有一座天主教堂在星期天做弥撒时也会如此。我认识一些修女，她们将我书上的一段话印在为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制作的书签上；我还知道一位大学教授，他给哲学专业的学生布置的作文题目是《如果苏格拉底和弗兰克尔同时被关押在一间屋子里，他们会说些什么》。 我十分惊喜地看到，美国的年轻人纷纷被我的书所打动，至于他们为何如此，却不好解释。在高尔顿·奥尔波特（他还为我的这本书作序）的推动下，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版本中，除了原有的集中营经历的叙述之外，还引入了意义治疗的理论作为该书第二部分。可以说，后一部分是在总结前面集中营经历的基础上升华提炼的理论结晶，而前一部分又为后面的理论提供了现实的事例佐证，二者相互独立，却又互为支撑。 这一独具匠心的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该书的影响。有一次，我为别人在书的扉页上题词，是这么写的：“用自己的鲜血写作实属不易，然而却最能写出精彩。”美国旧金山那座臭名昭著的圣昆丁监狱中，一名犯人在监狱创办的《圣昆丁新闻》中如此评价此书：“弗兰克尔就像他书中所写的那样活着。” 让人感到庆幸和鼓舞的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还有一本书无须借助宣传和舆论压力的“造势”就能取得如此的影响。如果当初它直接落到出版商手中，可能压根儿就不会出版。而它之所以能够获得今天的声誉，完全是奥尔波特的功劳——当初这本书的版权以200美元的价格转让出去，兜兜转转从一家出版商到另外一家，终于在它的最后买家手中做成一笔大生意——书各有命。至于《医生和心灵》一书，二战结束不久一家美国的官方机构去欧洲考察，准备选取一些有价值的图书翻译成英语，当时整个奥地利仅此一本入选。 甚至还有一些欧洲的出版社，在出版我的书时也会闹出笑话。一家葡萄牙的出版商曾写信给我，希望将我的《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书译成葡萄牙语出版，于是我不得不回信提醒对方，早在几年前这本书就有葡萄牙语版本了，看来之前的出版社对我的书宣传力度不够，大家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呢。还有一家挪威的出版社有一天通知我，我的某一本书无法在当地出版了——它几年前就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了。 在美国，出版社会得到国家的补贴，因此不必担心书卖不出去造成财政亏空。可即便如此，我的作品直到10年之后才被纽约著名的克诺夫出版社接手出版。从商业的角度讲，克诺夫出版社不会后悔自己的决定——1945年我把自己头两本书的手稿交给它时，做梦都不会想到它们在海外会如此受欢迎（我的书已被译成包括日文、中文、韩文在内的24种语言）。对于我个人来说，最神圣的事情莫过于，我可以把《医生和心灵》的手稿终稿亲手交到我的第一个出版商——弗朗茨·多伊蒂克（franz deuticke）出版社那里（弗洛伊德的作品也是最先在那里出版的）。 至此，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意义治疗，正式成立。按照j. b. 托雷略的说法，它是心理治疗历史上最后一个全面系统化的体系。事实上，我一直在寻求一种尽可能清晰的表述，我努力将我的语言打磨得如水晶般晶莹剔透，让人一眼就能看到它们背后闪闪发光的真理。 关于写作 我的口才很好，却并不善于将自己的想法付诸纸面，因为这一点，我牺牲良多。尽管我酷爱登山，却不得不在无数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枯坐在家中写字台旁，凝神打磨我的书稿。 好在有我的妻子陪在我身边，帮我分担这一切。可以说，为了我的事业顺利起航，艾丽所付出的牺牲甚至更甚于我——牺牲与自制。她不仅是我的得力助手，还在写作中向我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我在用头脑写作，而她却是用心，或者就像雅各布·内德勒曼教授有一次特别诗意的表述，在整个演讲旅行中她始终如影随形地陪伴着我，“就像伴随着光的那片温暖。” 在我写书的过程中，有时候一页的内容我要推翻重写10次，有时候一句概念性的表述要花费3个钟头。每次我口授写作，便一头扎进我的书里，全然忘记周围的一切，再抬起头来，已不知今夕是何年，所以也会有这样的情景：我躺在床上，旁边放着我的口授录音机，我手里拿着话筒，滔滔不绝地口授，对于艾丽的提醒——我们必须半个小时内赶到火车站无动于衷。艾丽轻手轻脚地进来，再次提醒我要抓紧时间，那时我还完全沉浸在口授写作中，于是我说：“艾丽，逗号，请帮我放洗澡水，叹号！”直到艾丽抑制不住放声大笑，我才反应过来我刚才在用口授的语气跟她说话呢。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很喜欢圣·埃克苏佩里说的一句话：“完美不是指再没有东西能增加进去了，而是指再也不能拿走一样东西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也取决于一个理论的系统特征，以及它应用于医疗实践的方法意识。我的许多听众和读者对我说，他们其实已经在无意识地使用意义治疗了，从这儿可以看出意义治疗的有效性，同时也说明，将一项技术——比如矛盾意向法，置入一个系统中，使其成为系统下的一种方法，是多么正确而重要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意义治疗理论具有优先地位，而从实践方面来说，则早已有人走到了前面——早在1939年我在《瑞士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档案》上发表论文第一次描述这一技术之前，就已经有人将其应用到治疗中了。在《实用心理治疗学》一书中，我详细介绍了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当然这其中亦不乏未成体系、勿论方法的思想。 作品的回响 在美国读者写给我的信里，总是乐此不疲地谈论着我的书和文章带给他们的影响，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收到这么一封信，其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弗兰克尔医生，你的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二战结束不久，有一天我接到一名访客。艾丽告诉我，来者是一位名叫考瑟尔的工程师，“但绝对不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考瑟尔。” “请他进来。” 他进来后说：“我叫考瑟尔，不知您是否从报纸上听说过我。” 我当然听说过他——大家都认定那起妇女谋杀案是他干的，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个意外，让真正的凶手浮出水面。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工程师先生？”我问。 “什么都不必，我是专程来向您道谢的。在监狱里我都绝望了，没有人相信我是无辜的，后来有人给了我一本书，是您写的，就是这本书让我坚持了下来。” “真的吗？”我问，“您认为自己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回答说，他应当是实现了“态度的价值”（einstellungswerte）。他说得没错，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真正理解了意义治疗并运用到具体的情境中去，而意义治疗也确实对他有所帮助。 在亚洲的某个独裁国家，人民最后一次争取进行选举的努力失败，反对派候选人被送入监狱。这名候选人有一次在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当记者问到他是如何支撑着熬过这段长达数年的监禁生活时，他回答说：“我的母亲给我送了一本书进去，是一位名叫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写的，是这本书帮助我度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 与诸位哲学大师的会面 就我个人而言，最宝贵的经历当属我和马丁·海德格尔[1]的一次谈话——那是海德格尔第一次来维也纳并拜访了我。在我的来宾题词纪念册上他留下这样一段话：“纪念一段美妙而富有启发性的上午拜谒时光。”有一张照片记录了我们俩在维也纳的会面，照片背面是海德格尔的题词，他想借此强调我们两人观点的相似性：“过去的东西走了，曾在者来了。”（das vergangene geht. das gewesene kommt.） 包括这次会面在内，我总有这样的体会：那些让我仰视的真正的大师无一例外都是宽厚的仁者，他们虽然有权力和资格批评我，却总是忽略掉我所做研究的不足，而试图从中挖掘出一些积极的东西给予我肯定。马丁·海德格尔如是，路德维希·宾斯万格[2]、卡尔·雅斯贝尔斯[3]、加布里埃尔·马塞尔[4]亦如是。 卡尔·雅斯贝尔斯在我去巴塞尔拜访他时对我说过：“弗兰克尔先生，您所有的作品我都知道，其中那本关于集中营的书（他指着他的藏书室里我的那本《追寻生命的意义》）算得上是为数不多的几本人类的伟大作品之一。”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曾为我《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书的法文版写序。 [1]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存在主义哲学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 1927），其关于意义问题的思考对神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译者注 [2] 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 1881—1966），瑞士心理学家，发展了心理治疗以及所谓的“存在分析”理论。——译者注 [3]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存在主义哲学重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有《普通精神病理学》（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1913）、《哲学》（philosophie， 1932）。——译者注 [4]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 1889—1973），法国哲学家、戏剧家。——译者注 在世界各地演讲 说完了我的书和文章，我还想说说我的演讲和授课情况。我非常享受演讲时的状态，而准备演讲的过程却不是那么愉快。一次我受学术委员会邀请在维也纳大学600周年校庆上发表演讲，为此我的前期准备资料涂写了足有150页纸，这样上台演讲时才能不照着稿子念——多年来，我始终坚持脱稿演说。 后来迫于形势，我不得不用英文进行演讲，上帝才知道我的英语说对了没有！ 我和艾丽都以为，在美洲只要我们说德语，别人就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有一次我俩在蒙特利尔的一家自助餐馆吃饭，坐在我们旁边的一位客人看上去具有典型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特征——他擦了无数遍桌子，清洗了无数次自己的餐具，整个吃饭过程一直如此，每隔几分钟就要来一次。于是我用德语对艾丽说：“典型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非常有代表性，应该属于很严重的细菌恐惧症……”天知道我是不是把心里所想一股脑儿都说出来了。当我们准备离开时，没能一下子找到我的外套，这时，刚才那位加拿大客人用标准的德语问我们：“您二位是在找什么东西吗？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毫无疑问，他肯定是听到我刚才对他做的心理诊断了…… 在国外的旅行中当然也会遇到不少滑稽事儿。记得5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加利福尼亚碰见一个年轻人，聊天时他问我从哪儿来，我回答：“从维也纳。”为谨慎起见，我接着问他知不知道维也纳在哪儿。“不知道。”他老老实实答道。为了不让他的无知毁掉他的自信，我决定为他扫盲：“不过你一定听说过维也纳华尔兹吧？”“听说过，可是我没学过跳舞。”我仍不气馁：“那么，维也纳炸牛排你肯定听说过的吧？”“我肯定听过这个名字，不过我还没学会这种舞怎么跳呢。” 至今我已被200多所欧洲以外的大学邀请去做演讲，足迹遍布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其中美洲就去了100多次。我还做过4次环球巡讲，每一次为期两周；由于我是自西向东飞，受区时的影响，一次巡讲下来还能多赚一天呢，这么一来，在14个晚上我总共做了15场演讲——头一天晚上我在东京演讲，第二天直接飞去檀香山，当天晚上在那里的演讲跟前一天在东京的演讲日期是一样的，要知道两地之间可还隔着一个太平洋呢。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遗孀看过我的书，并由此结识了我，对我尊敬有加。她派自己的家庭医生携妻子专程来维也纳，邀请我和艾丽去她离华盛顿不远的葛底斯堡镇上的庄园做客。 “上帝啊！”她问自己的家庭医生，“我应该和弗兰克尔说些什么呢？我实在是太兴奋了。” “您什么都不需要准备。”大家都这么跟她保证。 可她还是坚持让庄园里的警卫员找出她上一次访问维也纳时的影像资料放给她看，边看边一一记下“观景台”、“摩天轮”、“施特费尔”等诸如此类的关键词汇，不过就像大家跟她说的那样，后来见面的时候这些词没有派上用场。甫一见面，她就让我们称呼她玛米（昵称）。令我们感动的是，她不仅带我们参观了不同国家的元首送给他们总统夫妇的礼物，还特地给我们看了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给她的订婚礼物，当时他还是一名军校生呢，虽然当时这份礼物也就几美元，现在却是价值不菲了。总而言之，这位前第一夫人是我遇见的最有教养也最为质朴真诚的谈话对象了，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象过有人会像她这般亲切自然。 外出演讲不仅让我能够近距离感受不同的城市，也使我有机会结识更多的人。有一年青年总裁组织（young presidents organisation）租下了罗马的希尔顿酒店，在里面组织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课程，其间邀请到的3名重量级演讲嘉宾是：宇航员瓦尔特·席拉，奥匈帝国末代皇帝之子奥托·哈布斯堡，以及神经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 典型的美国人总是习惯用支付的出场费多少来衡量一位演讲者的地位——如今我的出场费最多可以拿到一万美金。我说这个，是想解释一下我的金钱观。对于金钱本身我并无多大兴趣，我们要有钱，但是有钱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尽情做自己想做的而无须顾及钱的问题。 不过我小的时候并不这么想。那时候，只要我妹妹施特拉从埃尔温叔叔手中拿到一枚10赫拉的硬币，我就骗她说，她的扁桃体肿大，我得做手术帮她摘除。于是我把一个小小的红球藏在一只手中，另一只手拿一把剪刀伸进她喉咙里，一阵乱七八糟的声音过后，我把藏在手中的红球拿给她看，告诉她这是她的扁桃体，并跟她要10赫拉的手术费，这样我就把钱拿到手了。 人们都说，时间就是金钱；在我眼中，时间远比金钱宝贵得多。有一回康奈尔大学的校长承诺给我9000美金的报酬，请我在他的校园里露上一面，被我拒绝了。他问：“是我给的钱太少了吗？”“不，”我回答，“但是如果您问我，我想用这9000美金买些什么，我会回答：买我工作的时间。如果我现在有时间来进行我的工作，我是不会以9000美金的价钱把它们卖给您的。” 现在，如果我认为一个演讲确实很有意义，在必要的时候我可能会不收一分报酬，甚至连之前讲好的报酬也不要了。就像有一次我要去为渥太华的学生演讲，却因经费问题邀请方被迫在最后一刻取消该活动，于是我便决定自费前往。 我演讲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小觑的，有一回我要在维也纳大学发表一次面向公众的公开演讲，所有人都可以来听。当我来到教室门前，发现大家蜂拥而出，来听演讲的人太多，要转移到大一点儿的教室去。我随着人群过去，却发现这间教室还是不够大，于是我们所有人又转移到一个大礼堂里，这下大家终于都有座位了。而早在1947年我就受某个文化机构的邀请，在维也纳音乐厅（wiener konzerthaus）连做了两场同样的演讲——大家口口相传，宣传效果很好，一下子来了许多听众。 在北美，《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书极负盛名，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其评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图书之一”，足以说明其地位。当然，它的名声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限制。有一次，我接到联邦总理府的通知，美国著名摄影大师欧文·佩恩（irving penn）要来奥地利拍摄一组专题，其中需要对卡拉扬、沃特鲁巴和弗兰克尔三人进行拍摄，看来奥地利人里大家只对这三个有兴趣。佩恩先生乘飞机来到维也纳，和一名助手一起出现在我家门口，对着我的家咔嚓咔嚓按了400多下快门，很满意地离开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又去了几趟美国，拿到了那一期杂志——这上面根本没有关于维也纳的照片。看到最后，终于发现一些拍摄利比扎马、德梅尔（demel）咖啡馆的蛋糕之类的大幅照片，可是没有卡拉扬，没有沃特鲁巴，也没有弗兰克尔，看来我们的魅力远远赶不上萨赫蛋糕啊。 在我们欧洲人看来，拉丁美洲人民的热情程度简直不可思议。一次我和妻子去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港，飞机降落后，机上的其他乘客不允许离开机舱。当时我和艾丽已经走下舷梯了，却没法继续走出机场——整个机场被警察封锁了，于是我们不得不待在原地等了很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时电视台正一遍遍地在飞机上寻找两个叫弗兰克尔的乘客，要带这两人参加专门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仪式并全程跟踪拍摄，却找不到人—— 那时我和妻子已经下飞机了，看来我们俩长得不太像什么著名人士。 还有一次，在另外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该国的第一夫人一天连续听了我整个三场演讲——每场演讲有两个小时。而她的丈夫，也就是总统先生邀请我共进早餐，席间与我谈论他的国家的文化情况——总统夫妇二人都读过我的书。在欧洲我不会跟别人讲这些事，没有人会相信这是真的。不过把这些事写下来，还是让我觉得很有趣。 我除了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职位之外， 1961年在哈佛大学、 1966年在南卫理公会大学、 1972年在迪尤肯大学还担任过客座教授。 1970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的美国国际大学还专门为我设立了第一个意义治疗方向的教授席位。 年华老去 在我眼里，变老并不是一件坏事。我经常说，只要一想到自己在变老的同时，也会变得越来越成熟，就会觉得这也不算什么事儿了。我能这么想主要是受到这种情况的启发：对于自己两周之前完成的一部书稿，两周之后再拿来看就觉得不甚满意，这之后它还要经过多少轮的补充修改，真是无法预计啊。 我总会想起以前攀登普莱纳万德峰（preinerwand）时的情景：喜马拉雅科考队队长纳茨·格鲁贝尔（naz gruber）带着我攀登，经常是他悠闲地坐在一块凸起的岩石上，看着我跟在他后面慢慢向上爬，一根绳子将我俩拴在一起，以便必要时他能够保护我的安全。他对我说：“您知道吗，教授，我看您爬得不赖，可是您的力量不行——不过您已经用纯熟的登山技巧弥补了这一点。我不得不说，大家得向您学习如何登山。”喔，这话可是出自一名攀登过喜马拉雅山的登山者之口，难道我不应该引以为豪吗？ 最后，变老也是人存在的短暂性的一个表现方面，这种短暂性归根到底是对于责任的唯一也是最大的鼓励——将责任作为人存在的最基本、最本质属性。因此，我想在这一本自传性的小书里，重复一遍意义治疗的准则很有必要：“要这样生活：好像你已经活过一次，而在前一次的生命中，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错的，所以现在你要重新开始，把它们做好。”这段话是我有一天在梦里想到的，醒来后就马上记下来，并把它放在《医生和心灵》一书中。事实上，这样一种虚拟的对个人生活的自我回溯，确实能够增强我们的自我责任感。 晋谒教皇 对于意义治疗所取得的成绩，我没有什么好庆贺的，就像那次我受邀去梵蒂冈接受教皇保罗六世的特别接见时所说的：“其他人只看到我做了什么、获得了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幸运地得到了什么，然而此时此刻我却清楚地意识到，还有什么是我本就应该且必须去做却尚未完成的——上帝的眷顾让我走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门，得以在这世上继续活了50年，而我必须回报这份眷顾，做点什么。” 对于教皇的这次接见，我在这里想多说两句。我妻子陪我同去，我们两个都对当时的情景印象极为深刻。保罗六世先是用德语问候我们，接着用意大利语与我们交谈，一位神职人员在旁翻译。他称赞了意义治疗，认为它不仅对于天主教，而且对于整个人类都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他还高度评价了我在集中营里的表现，不过说实话，我根本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怎样做才是正确的。 后来我们起身告辞，朝门口走去，就在这时，突然听到教皇在身后用德语对我——这个来自维也纳的犹太神经病学家，一字一句地说道：“请为我祈祷！” 这是多么令人感动、多么令人震撼啊！后来，我每每想起此事，总是会说，从教皇身上可以看到一种挣扎在无边黑夜之中的痛苦，在黑夜中他只能凭自己的良心做出决定，尽管他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决定不仅会让他自己饱受责难，而且会将整个天主教会置于不利的境地。可是他别无选择，无数个无眠的黑夜雕琢了他的面容。 再回到本篇开头所讲的，我十分清楚我的努力仍有力有不逮、无法企及之处，这也就形成了意义治疗的片面性。然而这种片面性是无法避免的，克尔凯郭尔曾说，我们所做的修正势必是片面的，而且是“完全片面的”。或者，正如我1961年在第五届世界心理治疗大会的闭幕式上以大会副主席的身份发表闭幕演说时所说：“如果我们得不到一个绝对真理，那么就必须满足于多种相对真理之间的相互修正，并且有勇气去面对片面性。在心理治疗领域那些交织在一起的纷繁的多重旋律里，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走向某种片面性，且对这种片面性了然于心。” 受苦之人 可以说，那些新的心理治疗体系的创建者，归根到底都是在处理自己的病史。问题仅在于，他的病史能否代表他所处时代的集体神经症，如若可以，他就能够以自己的痛苦造福他人，用自己所患之疾病使他人免受疾病之苦。 不过，所有这些并不仅限于集体神经症或者神经症本身，它还包括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的人。 特拉维夫的阿德勒研究所（alfred-adler-institut）所长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讲到一名非常年轻的以色列士兵，他在赎罪日战争中失去双腿，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想要自杀，大家想尽各种办法也没能让他从抑郁中走出来。后来有一天，这名士兵突然充满活力地出现在大家面前，脸上笑容灿烂，像突然间换了个人似的。这位所长十分惊讶地问他：“发生什么事了？”这个小伙子微笑着递给她一本希伯来语版的《追寻生命的意义》，对她说道：“我无意中看了这本书。”这本书对他来说似乎更像是一本“治疗性读物”，而意义治疗也非常适合他的情况。 有时候我也会收到有类似遭遇的人写给我的信。一次，我收到的一封信里还夹着一页巨幅报纸，上面印有许多照片，写信人名叫杰瑞·朗，而那张报纸来自1980年4月6日的《特克萨卡纳每日公报》（texarkana gazette）。杰瑞·朗之前是一名潜水运动员，17岁那年在休斯顿出了训练事故，导致四肢瘫痪，仅能用含在嘴中的一根木棍敲击键盘打字，用自己的左肩操纵一台机器。就这样，他参加了距家几公里外的一所大学的远程视听课程，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为什么呢？“我喜欢人们，想要帮助他们。”在他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至于为何要写信给我，他是这么说的：“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书，与你和你的朋友们所遭受的苦难相比，我遇到的困难根本不值得一提，然而在阅读过程中，我却找到了我们之间的许多共同点。这本书我已经读过4遍了，每读一编仍会有新的领悟和感受。这一切只有同样处在困境中的人才能感受到，而你战胜了它们，这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我曾活在痛苦之中，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不经历这些痛苦，是无法获得成长的。” 在这里，这本“治疗性读物”，或者干脆说是意义治疗的催化作用起到了效果。每次我在演讲或者授课时讲到“技术和人性”这一问题，都会乐此不疲地对听众们说这么一个故事，在我的书中我也跟我的读者分享过：有一天夜里3点，我被一个电话吵醒，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告诉我她决定自杀，而她打电话只是好奇我会对她说些什么。于是，我拿出通常劝说想要轻生的人的那一番话，耐心地安抚她，向她详细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直到她向我保证暂时不去自杀，第二天早上9点过来找我。 第二天早上她准时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袒露心声：“医生，如果您认为，您昨天晚上对我说的话中哪怕只有一句对我起了一丁点儿作用，您就错了。就算真有什么东西打动了我，那么只有一点：我半夜把您从睡梦中吵醒，您却没有恼火，没有叱责我，反而花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耐心地听我倾诉，费心开导我。所以我就想：如果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也许真的需要再给自己、给自己的生命一次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充满人性的关系便建立起来。 一天早晨我来到医院，向早已等候在此的诸位从美国来的教授、心理治疗师以及大学生打招呼——他们都是来维也纳进行学术研究的。“《美国名人录》找了几十名代表，请他们用一句话来描述，什么是他们生命中最为关切的事情，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纷纷对我表示祝贺。“诸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陷入沉思，这时，一名来自伯克利大学的学生不假思索地回答：“您认为自己生命的意义在于，帮助他人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 完全正确！我确实就是这么写的。 后 记 1946年，维也纳总医院，我带着我的同事在神经科病房里查房。 我刚从一间病房里出来，准备朝另一间走去，这时一名年轻的护士走过来，请求在我们科里加一张病床，来安置一名刚做完手术的病人。我同意了，她感激地冲我微微一笑，便离开了。我转过头去问身边的助手：“你看到那双眼睛了吗？……” 1947年，她成为了我的妻子，她名叫埃莱奥诺雷·卡塔琳娜（eleonore katharina），原姓施温特（schwindt），昵称艾丽。 我们的女儿名叫加布里埃莱（gabriele），女婿弗朗茨·维塞利 （franz vesely）是维也纳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们育有一子一女，亚历山大和卡塔琳娜。 维克多·弗兰克尔简介[1] 维克多·埃米尔·弗兰克尔是奥地利大学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教授，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达拉斯大学、匹兹堡大学担任教授职位，此外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国际大学还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意义治疗方向的教授席位。意义治疗是弗兰克尔创建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也被称为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之后的“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 全球共有29所高校授予弗兰克尔名誉博士学位，同时，他还是奥地利科学院的名誉院士，并获得奥地利政府颁发的科学成就方面的最高奖项。 弗兰克尔担任维也纳总医院神经科主任达25年之久。 弗兰克尔共出版著述39部作品，并被翻译成包括日语、汉语、俄语在内的34种语言，其中在美国出版的《追寻生命的意义》（该书的德文版为《向生命说yes！——一位心理学家的集中营经历》）一书销量达900万册，”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图书“之一。 弗兰克尔在维也纳大学授课至1995年，于1997年去世，享年92岁。 在弗兰克尔逝世后，有人这样评价他：“英雄稀有，他们静静地发光，在世界上留下印记。当他们逝去，做为整体的人性，已变得再也不一样了。” [1] 引自维克多·弗兰克尔研究院（http://.viktorfrank.org）。——译者注 为什么说他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 维克多·埃米尔·弗兰克尔（viktor emil frankl m.d.）是享有盛誉的存在—分析学说的领袖，他所发明的意义治疗（logotherapy）是西方心理治疗重要流派。 维克多·埃米尔·弗兰克尔（viktor emil frankl m.d., ph.d. 1905-1997），临床心理学家，出生于奥地利，1930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美国国际大学的著名教授，并任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迪尤省大学和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访问教授。弗兰克尔是言语疗法的奠基者，其治疗理论被称为维也纳第三精神治疗学派，前两个学派为s.弗洛伊德学派和a.阿德勒学派。20世纪20代，弗兰克尔开始发表论文，第一篇论文应弗洛伊德约稿刊布于弗洛伊德的《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第二篇论文应阿德勒约稿刊布于阿德勒的《国际个体心理学杂志》上。然而，由于他的非下统观点，他被先后开除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会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学会。此后，弗兰克尔受到o.施瓦茨和r.阿勒斯的影响，特别是存在主义者l.宾斯万格和现象学家m.谢勒的影响，不再信奉精神分析和个体心理学，开始倡导其独特的体系。早在40年代，弗兰克尔的理论就具有人本主义的倾向，他认为，人的主要动机是要理解生存的目的与意义，揭示自己生存的秘密，他把这种动机称作“探求意义的意愿”。 活出生命的意义 动物寻求快乐与征服，却不懂生存的意义，人的本性在于探求意义。由于“探求意义的意愿”是人的主要动机，因此，倘若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内在的欲求受到阻碍，就会引起人的心理障碍。启发患者去发现生命的意义，是意义疗法的核心。 弗兰克尔认为，人类存在的最重要的本质是“负责”，所以意义治疗中应让病人自己承担起判断的责任，医生的价值观念不能塞给病人。发现意义的途径有：（1）创造、工作； （2）体认价值：经由体验某个事件和人物，如工作的本质或文化、爱情等来发现生命的意义； （3）受苦：因为痛苦被发现有意义时，便不再痛苦了，通过认识人生的悲剧性和克服困境，促使人深思，寻找自我，最终发现人生的意义，实现自我超越。在意义治疗的实践中，弗兰克尔又发现过分意愿和过分注意是导致症状强化的原因，于是他发明了“矛盾意向”疗法，让患者故意从事其所害怕经验的事件，这与森田疗法的某些技术和系统家庭治疗中的“悖论处方”在操作上是大体一致的。 弗兰克尔考察了20世纪人类的心理状况后得出结论：人们疯狂追求权力、金钱、性欲的满足等享乐行为的原因在于存在空虚，求意义意志的挫折。为了避免存在空虚，人们采用了种种代偿方法，如求权意志和享乐意志等。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空虚感和紧迫感正是意义治疗的治疗指征，因此意义治疗已超越严格意义上的心理治疗。 你的生活中有他的影子 弗兰克尔发明了一些他用来治疗他的病人的特殊方法，这些方法能帮助病人正确认识事物，找到自己生活中的意义，其中有一种方法叫作“矛盾意向法”（paradoxical intention）。矛盾意向的理论前提是：在许多情况下，失调行为的产生是由于人们过分害怕某些令人恐惧的事物。这就是说，由于他老是担心着某种可能使他感到焦虑的处境，因而他变得万分恐怖，以至于不由自主地被引入这一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矛盾意向法，即告知病人努力去做他在这种情况下最害怕做的事，或盼望这些事发生。当然，这是与真正的愿望相反的。这样，致病的恐惧感为相反的愿望取代了。弗兰克尔曾谈过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他曾治疗过一个很严重的成年结巴。那人说自己从懂事起就结巴，只有一次他没有结巴，那是他12岁那年，一次他乘公共汽车不买票，想蒙混过去，结果被售票员抓住了。他暗自想到，这下越结巴越好，让售票员知道他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结巴孩子，于是他竭力想结巴，但却一点也没有结巴。 如果一个人要用这种方法来医治对演讲的胆怯，那可以在演讲前这样对自己说：“我要尽力感到焦虑，我要焦虑不安，在台上心惊胆战，想逃遁，把自己从上到下裹起来。我要打哆嗦，浑身打战，我要汗颜，脸红脖子粗，要结巴，语无伦次。”通过这种矛盾意向的做法，人就会平静下来。嘲笑恐惧并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决定你该针对恐惧自言自语些什么，这样就可以消除逆境可能对你产生的消极影响，让你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应付自如。 在弗兰克尔看来，这一方法是以发现生活的意义为理论根据的。它使我们注意到我们是怎样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到日常生活的琐事上，并且过分地夸张它们，这样做会导致非理性的、不必要的焦虑。要是我们停止这类无聊的把戏，把力量集中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那么我们马上就会摆脱焦虑，过一种更充实、目的更明确、更幸福的生活，矛盾意向就起抵消这些日常的琐碎恐惧感的作用。当然，这类恐惧感是从生存的空虚中滋生起来的，所以，过有意义的生活是对它的最好预防。 弗兰克尔发明的另一种方法叫作“逆反应”（de-reflection）。它与矛盾意向有些类似，就是努力对“强迫性倾向”产生反作用。我们常常在自我观察中发现这些强迫性倾向，我们常常在一件事情开始时投入太多的注意力，思考、咀嚼得越多，情况就变得越糟。显著的例子就是呼吸，假如你想留意自己的呼吸，希望呼吸正常，你愈是注意，呼吸就越紊乱，硬坚持下去，一切都乱了。失眠也是如此，假如你要强迫自己入睡，只会使得自己不能入睡。到了清晨，由于要起床了，你不得不放弃强迫入睡的企望，这时反而入睡了。有时，我们可能由于努力过分而无法取得成功，如果我们比较轻松自在地处理问题，成功也就容易得多，但这多少会有助于我们把注意力从那些使我们烦恼的琐事上转移到更有意义的价值和更重要的事情上。一旦我们这样去做，就会发现这样很能解决问题，我们就不再为焦虑所困扰。 live as if you were living a second time, and as though you had acted wrongly the first time.[1] [1] 这是弗兰克尔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要这样生活：好像你已经活过一次，而在前一次的生命中，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错的，所以现在你要重新开始，把它们做好。”——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