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主张：1789~1814法国革命史》


 第一章 专政君主体制和王权的终结

    ——1789年5月5日到8月4日夜


    6月17日，取消三个等级，三级会议变成国民议会；6月23日，王权的精神力量终结，被议会继承；7月14日，人民继承了王权的物质力量；8月4日，首次革命完成。


    三级会议重新开幕


    三级会议的开幕时间定在1789年5月5日，在开幕前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宗教仪式，国王和皇室家族、各部大臣以及三级会议的代表们全部参加，他们从圣母院教堂出发，列队前往圣路易大教堂聆听开幕式弥撒。整个仪式有如盛大节日，极尽奢华，这样的国家盛典已经很久没有举行了，人们重温盛况无不感慨万千。许多人从各地涌向凡尔赛观看，随着乐队的行进，人们看到了踌躇满志的国王、雍容华贵的王后。在队伍中勉强能看到1614年那次三级会议上所穿的礼服式样以及等级序列。僧侣们头戴方形帽走在最前列，有的穿着长袍大氅，有的穿紫袍套着白色教衣；紧接着是贵族们，戴着亨利四世式有白羽毛的卷边帽，穿着有金边袖口、花边领结的黑色礼服；走在队伍最后的是较为寒酸的第三等级，他们穿着带纱领结的黑衣和没有饰带的短外套，帽子上没有羽毛。在教堂里，三个等级代表的座位也按照顺序分开。


    由国王主持的三级会议在梅尼大会堂举行。僧侣代表坐在右方，贵族代表坐在左方，平民代表坐在大厅后面正对着国王的位置。凡是为三级会议的召开作出过贡献的人都会受到公众的赞扬，因此，当多菲内的代表、克雷比昂伐洛瓦的代表（奥尔良公爵也在其中）和普罗旺斯的代表们步入会场时，受到了热烈的鼓掌欢迎，内克尔进入大厅时也是如此。等代表们和大臣们坐定后，国王和王后、王子在大批随从的拥簇下上场。在热烈的掌声中路易十六登上王座，当他戴上帽子时，三个等级的代表们也都戴上了帽子。在国王讲话时第三等级必须免冠下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平民代表们毫不迟疑地按照着僧侣、贵族的样子去做。全场一片寂静，大家等待着国王致开幕词。人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朝廷对待各个等级的真正态度：是把这个新的国民会议纳入到旧框子里？还是赋予它国家和目前局势要求它应该完成的任务？


    “诸位先生，”国王激动地开始讲话，“我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很荣幸大家都能到来，上次三级会议召开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也许再次召开这样的大会有点儿过时，但我仍然希望能沿袭旧传统，我们的王国可以从传统中吸取前进的力量，寻找新的幸福源泉。”讲话的开头部分鼓舞人心，但接下来的内容就没有实质性内容了，大多在讲国库空虚、宣布减少支出之类的。国王没有明确指出各等级支出应当遵循的道路，反而要求各等级协调一致，表达了缺钱、害怕革新、心神不安等意思，却闭口不提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国王结束致辞的几句话很能说明他的意图：“我一直在关注你们所能期望的一切，从微小利益到公众幸福，诸位先生，我希望会议能够和衷共济，希望我所领导的繁荣幸福的时代能够成为难忘的盛世，这是我的由衷期盼，也是我对人民的关爱所期待得到的报偿。”


    接下来是掌玺大臣巴朗登致辞，他的讲话纯粹是对三级会议和国王的歌功颂德。冗长的开场白之后才无法避免地提到当前的问题，他说：“国王陛下同意将人数最多的、主要负担捐税的等级代表名额增加一倍，并不是要改变原有的议事方式，国王的意旨是这种新方式需要经过三级会议的同意和国王的批准才能采用。无论大家对这个问题持有什么态度，我们都不应怀疑三个等级能够在税收问题上最终取得协调一致。”在钱的问题上，王朝政府愿意采取按人数表决的办法，以便问题得到迅速解决，在政治问题上，政府则赞成按等级表决，这样做有利于阻止革新，因为王朝政府的最终目的是增收新税而非实行改革。为了进一步表现朝廷的意图，掌玺大臣宣布了三级会议的任务范围：讨论税收问题并进行表决；讨论一项关于新闻出版的法律，以便限制舆论；讨论民事法和刑事法的改革，排除其他的改革提议。在结尾时他说：“国王已经答应了大家的正当要求，对那些不负责任的怨言，国王宽大为怀并不介意。有些人甚至想改变君主政体不可动摇的原则，这简直是虚妄至极，然而对于这类流言蜚语国王也加以宽宥。诸位，你们要主动摒弃这些危险的改革，那些与公众利益为敌的人是想把这些危险的改革与必要的改变混为一谈。我们希望用这种改变来促成这次更新，这是国王的第一个愿望。”


    这种论调若不是出于对国民愿望的无知，就是与国民愿望的公开对抗。平民代表们感到十分不满，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内克尔身上，希望他能说出民众的真正意愿。内克尔是平民出身，在他的努力下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增加了一倍。于是人们希望他能赞成按人数表决，这样的话，第三等级就能发挥人数上的优势。然而内克尔却以财政总监的身份小心谨慎地讲话，三个小时的演说几乎一直在谈财政预算。涉及众人关心的问题仅简单又模棱两可地说了几句，既不得罪宫廷，也不得罪平民。


    政府并没有真正理解三级会议的重要性。这次三级会议的召开本身就预示着一场大革命，当时的王朝处境每况愈下，除了恢复会议，没有别的办法能改革国政，解决国家需要。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代表们不是以纳税人身份而是以立法者身份来参加会议的，是公众、是委托书赋予他们权力，他们应当利用权力和公众的鼓励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使法国获得新生，全国人民对它寄予希望。


    三级代表的三种态度


    对于国王而言，参加会议非常重要，他可以借此恢复权威，亲自行使职权从而避免革命的发生。假如在作出一些改变的情况下，他能果断而坚定地巩固新秩序；假如在实现了法国人民愿望的基础上，他能规定公民权力、三级会议权限和王权限度；假如他能够放弃自己的专断，放弃贵族的特殊待遇，放弃赐予不同集团的特权；假如他能完成公众要求的、被后来制宪会议实施的各种改革，那么，他亲自主持会议的这个决定原本是可以阻止接下来那些不幸纠纷的爆发的。如果路易十六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为周围人所左右，他是能够做到这些的。然而这一切只是假设。


    此时，国王的顾问们早已陷入混乱。三级会议召开时，并未采取措施以防止纷争发生，以内克尔为首的内阁势力和王后及几个亲王率领的宫廷势力互不相让，路易十六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无所适从。


    内克尔满足于第三等级取得的双倍代表名额，他只是担心国王的优柔寡断和宫廷势力的不满，并未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内克尔认为面临的问题是财政危机而非社会危机，因此并未采取行动而是静待事变发生，他甚至夸口说不用事先准备也能应付自如。


    因为三个等级都拥有抗拒权，内克尔意识到原有的三级机构已无法维持，三个等级本身就已是各项改革的实施以及行政工作正常进行的障碍。因此，他主张仿效英国的政体，减少等级，将僧侣和贵族合并为上议院，第三等级独自组成下议院。但是他没有预料到，斗争一旦开始，干预就已无济于事。折中的办法没有人接受，弱者拒不听从，强者要争斗一番，只有一方取得胜利，另一方才肯作出让步。


    宫廷方面根本不想沿用三级会议制度，它宁愿让一些贵族集团与一个常设的国民会议来分享权力。三级会议由于本身组织上的缺陷，从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对于宫廷而言，三个等级分开是有利的，宫廷可以在它们之间制造纷争，阻止它们采取一致行动，因此希望一直保持这种状态。而第一、第二等级也根本不赞同第三等级的改革要求，僧侣要保持他们的特权和豪奢，如果改革的话，他们的牺牲要远远大于得到的好处。刚刚重新取得政治独立地位的贵族，也明白他们对平民作出的让步将超过他们从王权中获得的东西。因此，在这场新的革命中，只有第三等级收获最大。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第二等级不得不与宫廷联合，就像他们以前和第三等级联合起来反对宫廷一样。促使立场改变的只是利害关系，他们与宫廷保持一致并非出于忠诚，正如他们曾代表人民说话但并非为了公众利益一样。


    贵族和僧侣的代表成为关切和拉拢的对象，宫廷方面在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家里召开了一个会。参加者都是著名人物，包括贵族代表和僧侣代表的主要成员，在这个会上，德佩雷姆斯尼尔和当特莱格两个贵族被收买，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前他们是最热情维护自由的人，此后则成了公开的反对派；这个会还规定了三个等级代表们要穿着不同服饰，以便于区分。为了将三个等级分开，宫廷用尽心思，先是繁文缛节，之后用阴谋诡计，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宫廷始终怀念往昔的三级会议，以为现在的三级会议能够和从前一样：用军队控制巴黎，用贵族代表控制第三等级代表，通过分裂三个等级来掌握三级会议，甚至以恢复抬高贵族压低平民的旧传统来分裂三个等级。宫廷方面以为，经过第一次会议后，即使不作任何许诺，也能够把一切挡回去了。


    在三级会议开幕的第二天，贵族和僧侣的代表分别在各自议院自行召开会议，第三等级因为有双倍的代表人数，被允许使用三级会议的会场，这是最大的会议厅。接下来，开始了一场决定革命是发生还是被制止的斗争，法国的前途决定于这三个等级是分裂还是联合。


    这个重要问题开始于审查代表的资格。第三等级代表们主张共同审查，即使三个等级不在一起开会，但每个等级对于审查其他等级的代表资格都是感兴趣的；而特权等级则以各等级分开存在为理由主张分别审查，因为他们察觉到，只要开始了这次共同行动，以后就不可能再分开。


    第三等级的行动十分谨慎老练，并且很有毅力。他们冒着风险作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缓慢且不起决定作用的成果、进行了反复的斗争之后，才获得现在的地位。开始时，他们采用聪明而稳妥的做法，按兵不动，在某些场合，只要善于等待就能取得胜利。三个等级中，第三等级的内部意见一致，并且他们的人数占三级会议代表的一半；贵族内部存在倾向于平民的反对派，僧侣中大多数倾向于平民，这些人中有几个热爱和平的主教，是人数众多的教区司铎的朋友，僧侣中的教士阶层相当于教会中的第三等级。


    在这种局面下，拖延时间会使各等级重新联合，这种结果是第三等级所希望而主教们所畏惧的，因此，在5月13日，主教们自愿充当调停人。但这种调停注定没有效果，贵族不会同意按人数表决，第三等级不会同意按等级表决，调停会议开到5月27日仍旧毫无结果。


    这种情况被贵族打破，他们坚持分开审查代表资格。在贵族作出这个决定的次日，第三等级宣布自己是代表全国的议会，并且以上帝和公众利益的名义邀请僧侣与他们联合。这一举动震惊宫廷，他们立即出面干涉，并使会议复会。宫廷方面派出一批调停人来调解三个等级之间的纠纷，让内阁负责调解各等级之间的分歧。这样一来，三级会议便从属于一个委员会，而国王则拥有委员会的最高裁决权。


    后来又召开了几次会议，结果并未有多大改观，三个等级谁也不肯让步，这样僵持了很久，直到贵族重申主张再次打破僵局。五个星期之后，谈判依旧没有结果。由于特权等级拒绝联合，第三等级意识到自己已经取得了国民的信任，自行召开国民议会的时机已经到来，再拖延下去反而会招致国民的反对，于是决定采取行动。第三等级代表米拉波指出，需要有一位巴黎的代表提出建议，于是西哀耶斯站了出来，西哀耶斯性情怯懦，却足智多谋。西哀耶斯说，妥协绝不可能，审查势在必行，共同审查是正当合理的要求。他促使议会宣布邀请贵族和僧侣代表到三级会议的会议厅参加审查，并且宣布这次审查无论这两部分人是否参加都要举行。


    国民议会成立


    6月17日，第三等级审查结束后，西哀耶斯建议单独组成国民议会。这是一个果敢的行动，人数众多拥有合法权力的第三等级宣布自己是法兰西的代表，他们解决了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将三个等级的会议变为人民的会议。政治权力方面的等级制度不复存在，迈出了废除君主政体中的第一步，6月17日这个值得铭记的决定，直接引发了8月4日夜的法令。已经决定了的东西必须加以保卫，但这样的决定是否能够维持得住却令人担忧。


    很快，国民议会宣布第一个决议：立法权不可分，这个行使主权的行动将特权等级置于自己的统领之下。接下来要做的是限制宫廷税收，议会宣布这种税收不合法，但在国民议会开会期间允许暂时征收。国民议会维持原有的公债，保护资本家的债权，宣布成立一个日用必需品委员会，以解决人民的日常需要。这些坚决而富有远见的措施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宫廷方面在三个等级中制造分裂的目的失败后，就开始改用其他手段，希望运用国王的权威来维持等级制度。为避免国王接受内克尔谨慎温和的建议，他们安排路易十六出巡马尔利，并利用这个机会迫使国王采纳含有敌意的计策。这位君主不分建议好坏一概接受，在这批党同伐异的宫廷贵族的包围下，他听任摆布，同意了他们以王权来平息平民等级叛逆的要求。


    宫廷方面让路易十六威严十足地到国民议会去，以国王的名义宣布撤销一切决议，并下令把三个等级分开，亲自确定三级会议应当施行的各项改革。在这个时期，那些搞密谋的顾问开始掌握王朝政府，从之前的暗中策划变为公开行动。掌玺大臣巴朗登、阿图瓦伯爵、孔代亲王、孔蒂亲王等人开始实施早已商定的计划，内克尔则失去了一切势力。内克尔曾建议国王采用一个调解方案，由国王主持召开新的会议以达成协议，在增税问题上按人数表决，在特殊利益和特权问题上按等级表决。这个办法赋予贵族和僧侣阻止废除旧弊病的权力，倾向于维持旧制度，因而对第三等级不利，这个办法如果能够实行，那么下一届三级会议后就会建立上下两院。内克尔喜欢折中的方案，他试图以逐渐的让步而非用一次行动来实现政治变革。内克尔的这个方案在斗争尚未激化时原本可以实现，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已不适合。现在，全部权力归于全体国民的时候已经到来。内克尔的建议不能够解决问题，于是那班新的顾问索性将他的计划改变成为一次政变，这些人认为国王的严令能够震慑议会，人民也会因为得到国王对某些改革的应允而感到满足。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假如发生了不服从国王命令的事件，就会使王朝陷入险境。


    这次政变的方式并不出人意料，它的准备工作反而帮助对方来阻止政变。宫廷害怕大多数僧侣承认并加入国民议会，于是决定关闭三级会议会场中断会议。当时三级会议的主席巴伊是位品德高尚的人物，他作为巴黎的第一个代表，担任国民议会的第一个主席，后来又成为巴黎的第一个市长。敢于担当风险的巴伊不但受自己人爱戴，还得到了政敌的尊敬，6月20日夜里，他接到了掌玺大臣关于中断会议的通知，但第二天他还是在规定时间来到会场。会场布满了军队，大家纷纷提出抗议，经过商议后，巴伊带领大家前往网球场开会，代表们情绪激昂地跟着他，一些士兵也前来充当守卫。第三等级的代表们站在一起，庄严地宣誓：不待产生法兰西宪法，决不解散。


    不久，亲王们派人守住网球场，国民议会开始转移到圣路易教堂，就在这场充满爱国精神的转移中，大多数僧侣加入了国民议会。一些意在恫吓国民议会的措施反而增强了它的勇气，宫廷的阻止行动反过来促进了它的发展。


    6月23日由国王主持召开的会议，尚未举行就遭到了双重的挫折。当国王在大批人马的簇拥下在会场出现时，大家用黯然的沉寂来迎接他。国王用盛气凌人的腔调发表演讲，宣布了将要采取的一些被公众舆论和国民议会排斥的措施，他认为国民议会只是第三等级的行动，下令撤销议会的全部决定，决定仍然保留三个等级，严令三级会议接受他的决定，否则就解散议会；最后他威胁说如果国民议会再反抗的话就会遭到处置。然后路易十六命令代表们散会，在他离开会场后，僧侣和贵族们也遵命离去，平民代表则屹然不动，用沉默来表达不满。


    过了一会儿，米拉波打破沉寂，他说：“先生们，诸位刚才听到了，是谁下的这个令人屈辱的命令？是受我们委托的人。他本应当代表我们的利益，却给我们强迫性的法律。诸位，我们负有政治上的不可侵犯的职责，代表着两千五百万国民的希望与幸福，但是现在我们连讨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我请求大家，保持我们的尊严、捍卫我们的立法权、信守我们的庄严誓约：除非宪法制定完成，否则我们绝不离开。”看到国民议会不散会，大司仪官重申了国王的命令。米拉波冲他叫道：“告诉你的主人，我们是受命于人民才来到这里，只有刺刀能把我们赶走。”西哀耶斯镇定地指挥大家继续昨天的讨论，大家充满了豪情和信心，议会最后决定，坚决维持所有的决议，议员有不受侵犯之权。在这一天，王室丧失了权威，法律的创议权和道义的力量从王室转移到国民议会。


    国王上午刚决定免去内克尔职务，到晚上又要求他留下来，因为这位财政总监拒绝参加国王主持的会议，而重新取得了国民议会的信任，他曾经因态度暧昧而失去了这种信任，如今，他成为了国民议会的同盟者。无论什么时代，都需要一个人当首领，并以这个人的名字作为党派的旗帜，内克尔被选为国民议会与宫廷做斗争的领导人。


    几天后，宫廷被迫要求大多数贵族和僧侣停止分裂活动，包括奥尔良公爵在内的四十七名贵族代表开始参加会议。6月27日，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讨论，三个等级的区分在法律和事实上都不复存在，会议厅里的座位也混在一起。面对全国人民的权威，宫廷贵族失去了专横跋扈的作风。


    有些时候，人们可以主动作出贡献，有些时候，却只能被迫接受他人的决定。三级会议开幕时，国王本可以自己制定宪法，现在却要接受国民议会制定的宪法。但路易十六的顾问们并未放弃，刚从惊慌中恢复就决定使用刺刀来维护王权。他们劝导国王必须使议会服从于他，以保住王位、维持王国法律，建议将国民议会迁移到其他地方，并用武力控制拥护国民议会的凡尔赛和巴黎。


    当这些阴谋暗中进行时，代表们正在讨论宪法的确立问题，议会收到了巴黎和国内主要城市送来的请愿书，赞扬他们的举动。正在这时，大批军队赶到凡尔赛，士兵们包围了会议大厅，禁止市民入内；巴黎也被各种军队包围。此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部署，炮兵铁甲车从边境调来，绝对服从的外籍军团也被调动。一时间人心浮动。国民议会在7月9日上书国王，希望他将军队调走，措辞恭敬而语意坚决，但路易十六却诡称派兵是为了防止骚乱、保护议会，并表示无论派兵还是撤兵，他都是唯一能作决定的人。


    巴黎起义


    此时的巴黎处在大动乱的酝酿阶段，全国代表面临的危险、巴黎本身的危难、生活必需品的匮乏，预示着全城马上要发动一场起义。恐惧破产的资本家、爱国的开明人士和整个中间阶级、为生活所迫的平民，都将自己的苦难归咎于特权阶级和宫廷贵族，热烈地拥护革命、要求变革。首都好像被新的局面所惊醒，一改之前因屈从而保持的宁静和沉默，变得沸腾与狂热。出版界首先进行宣传鼓动，报纸派专人采访报道国民议会的情况。公共场所和广场上经常聚集着人群，人们对关心的问题议论纷纷，在这里，一张桌子就是讲台，每一位公民都是演说家，有人谈论祖国的危难，有人大声疾呼主张抵抗。7月11日，宫廷方面开始行动，首先流放了内克尔，接着撤换各部大臣，同时指派布罗伊元帅、拉加利索尼埃尔、拉沃居永公爵、布勒德义男爵和富隆分别接替皮塞居尔、蒙莫兰、拉吕泽尔内、圣普里厄斯特和内克尔的职务。内克尔在吃午饭时接到了国王要他立即离开本国的命令，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镇定自若地用完餐后，和夫人一起坐上马车说要到圣多昂去，实际上去了布鲁塞尔。


    第二天下午四点，巴黎人民才得到内克尔被罢官并流放境外的消息，全城震动，有一万多人涌到罗亚尔宫区，准备以行动来表达愤怒情绪，却不知从何处入手。一名经常演说的名叫卡米尔·德穆兰的青年，拿出手枪，勇敢地跳上桌子喊道：“公民们，一刻也不能耽误了，内克尔被免职就是大屠杀开始的警钟，今天晚上，那些瑞士兵和德意志兵就会从练兵场里开出来杀死我们！我们只有拿起武器反抗才能有生路。”在人群的欢呼声中，他提议加戴绿色帽徽便于互相识别，并首先在帽子上贴了一片树叶，大家纷纷仿效，几乎摘光了宫苑里的栗子树叶。


    这队人闹哄哄地从雕刻师居尔蒂斯的住所里拿出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的半身雕像，抬着它们走过圣马丹街、圣德尼街，队伍在行进中不断壮大，原本的巡逻队也变为队伍的护卫队。在旺多姆广场，人们抬着雕像绕着路易十四的铜像转圈，一队赶来的德意志皇家部队被群众扔出的石子打得四处奔逃。在路易十五广场，队伍受到了朗贝斯克亲王的龙骑兵的袭击，一个抬半身像的人和一名法兰西禁卫军团士兵被打死，人群四处逃散。朗贝斯克亲王率领着龙骑兵，追赶着逃散的人们来到杜伊勒里宫苑，对在那里散步的赤手空拳的群众进攻，一时间群情激愤，全城内外到处回荡着“拿起武器”的喊声。


    同情人民的禁卫军团被禁闭在营房里，为了防止他们有越轨行为，朗贝斯克亲王派了六十名龙骑兵驻守在营房对面。对禁闭极为不满的禁卫军团看到这些外籍军队，士兵气愤得要开枪射击，军官们威胁加劝告才得以阻止。然而当他们听说了杜伊勒里宫苑发生了残杀事件、一名同伴被打死时，便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他们拆毁棚栏，朝着龙骑兵摆开阵势，问对方：“你们是什么人？”对面回答：“德意志皇家军队。”“你们是第三等级一边的吗？”“谁给我们下命令，我们就听谁的。”于是禁卫军开了一排枪，打死两人，打伤三人，剩下的人仓皇而逃。然后，禁卫军以进攻队形前进到路易十五广场，在杜伊勒里宫和田园大街之间的地方驻扎了一夜，这里正是民众与官军的中间地带。练兵场的外籍士兵到达田园大街时遭到了禁卫军的射击，他们并没有按照上级要求进行战斗，“小个子瑞士兵”率先抗命，军官们只好下令撤退返回练兵场。由于禁卫军团的反叛和首都外籍军队的抗命，宫廷的计划遭到了挫败。


    这天晚上，人民聚集在市政厅，要求敲响警钟、武装公民，当时人声鼎沸，场面混乱到极点。在善良的公民之中还混杂着一些可疑分子，他们将起义作为制造混乱和趁火打劫的借口，这些人烧毁了城门，抢劫店铺，在街上横冲直撞。7月12日到13日的夜晚，就在乱哄哄和惴惴不安中过去了。


    内克尔的出走也影响到了凡尔赛和国民议会，同样引发了不满情绪。代表们一大早就来到会场，由于沮丧和愤怒，大多脸色阴郁。穆尼埃发言揭露了受拥戴大臣被免职、继任者暗箱选定的阴谋，他建议向国王递交请愿书，让国王看到采取暴力措施的危险性和可能引发的不幸，要求他收回成命，并正告国王议会坚决反对背信弃义的卑劣行为。接着，内克尔的朋友拉利·托朗达尔面带忧伤地发表长篇演说赞扬内克尔。也许是因为他们面临着共同的危险，也许是因为他们不指责宫廷就会和宫廷一样遭到责难，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随大流，但无论如何，贵族最终还是选择和第三等级一起行动。贵族议员维里欧伯爵作出了榜样，率先宣誓不分等级，一致忠于议会的决议，以此来拯救王国。


    当议会得到巴黎起义、起义后人民的激烈行为、首都陷入混乱、民众可能遭到军队袭击或自相残杀的消息后，大厅里的代表们摒弃偏见，一致要求团结起来拯救祖国。他们立即向国王派出了一个包括全体巴黎议员在内的八十人代表团，在议会议长维埃纳大主教的带领下面见国王，陈述了首都和王国面临的危险，希望国王能撤走军队，将城防交给城市民兵，以此来稳定局势。但这些要求遭到了国王的拒绝。


    议会并未因宫廷不肯改变决定方针而气馁，反而坚定了依靠自己力量的决心。议会立即通过关于国王的全体顾问和现任大臣责任的规定，公开表示对内克尔和被罢黜的大臣的同情，声明议会将继续坚持要求撤走军队、建立民兵，宣布维护债权人的权益、维持过去通过的一切决议。此外，为避免三级会议的会议厅在夜间被武力关闭，议会决定昼夜不停地开会，议员分为两批轮流出席，并指定拉法耶特为副主席主持夜间会议，协助维埃纳大主教。这些动议和决定、这种普遍一致的热情、这种坚定的意志和毫不动摇的行为，越来越彰显出议会克服危机和完成使命的能力。


    7月13日，起义开始走上正轨。公民们早上赶到市政厅，敲响市政厅和所有教堂的警钟，鼓手们走街串巷召集公民在公共广场集合开会，组建了以罗亚尔宫区志愿兵、杜伊勒里宫区志愿兵、巴索什区志愿兵、阿格布斯区志愿兵命名的国民自卫军。各区选出二百人担任警卫工作，分别开会。此时缺少的就是武器，因此人们到凡是有可能找到武器的地方进行搜罗，民众写下一张收据就拿走了军械修造厂和磨刀铺里的武器。没有找到武器的人们到市政厅去索取，聚集在这里的选举人说没有，但人们并不相信，只是不顾一切地要得到武器。


    无奈的选举人只好请来了巴黎市长弗勒塞尔先生，他了解首都的军事情况，而且他的声望应该有助于改变现在的困难情况。弗勒塞尔在掌声中发言：“朋友们，我是你们的父母官，我会令你们满意的。”并下令在市政厅成立常设委员会，处理城市的公安问题。


    这时有人来报告说，一所藏有谷物的修道院遭到破坏，群众抢劫了军械修造厂，冲进王家储藏库夺取旧武器。选举人害怕群众的过火行为，担心难以约束他们的狂热举动。事实上，人民正处在热情和无私的阶段，他们把从修道院取来的小麦存入仓库，在城门口截住满载食品、家具、餐具的马车带到格雷弗广场，并没有抢劫任何一家商店。广场上聚集的人们在喊着同一个口号：“我们要武器！”在下午一点时，市长宣布夏尔维尔兵工厂的一万二千支步枪即将运来，随后还有三万支枪到达。


    这个保证稳定了人民的情绪，常设委员会开始从容地组织民兵。民兵计划只用了四个小时就完成，计划决定在未发生新的情况以前，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人数定为四万八千人，每区设一个营，由自己的首领指挥，将绿色徽章改为红蓝两色徽章。各区都十分拥护常设委员会采取的新措施，新组建的巡逻队开始在街上维持秩序。人民一直在等待市长兑现许诺，天黑之后，运来了贴有“炮兵”标签的木箱，大家以为里面装着从夏尔维尔兵工厂运来的步枪，打开之后却发现只是一些旧衣和木块。而在此之前，民众刚刚在城门附近截获五千公斤准备秘密运出巴黎的火药。害怕官军夜里发动袭击的民众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愤怒，认为自己被出卖了，大家开始抱怨委员会和市长，并加以威胁。市长声明自己和大家一样是受人欺骗，为了争取时间或者为了摆脱群众，市长让大家到沙特勒伊去找武器，可那里根本没有武器，这更加重了民众的怀疑和愤怒。委员会看到，只有铸造长矛才能武装巴黎，解除人民的疑虑，于是下令制造五万支长矛。人们立即开始行动起来，为避免再次发生过火行为，巡逻队在全城加强巡逻，巴黎灯火一夜未灭。


    攻占巴士底狱


    7月14日一早，没有找到武器的民众就到委员会索要武器，并责备委员会在前天晚上的失败行为。委员会并未找到武器，夏尔维尔、沙特勒伊都没有运来武器，连军械库也空空如也。民众早已听不进任何辩解，他们确认自己是被出卖了，于是成群结队涌向荣誉军人院的大武器库。民众丝毫不惧怕驻扎在练兵场的军队，在荣誉军人院的地窖里，他们找到了隐藏的二万八千支步枪，此外还运走了大量的刀、剑和大炮。大家欣喜若狂地将大炮装在城厢入口处、杜伊勒里宫、塞纳河岸和几座桥上，用来保卫首都、防御官军。


    上午，人们发出警报说驻扎在圣德尼区的军团已经行动，巴士底狱的大炮已对准圣安东街。委员会立即安排市民保卫城区的这一侧，派人连续侦察，同时选派代表到巴士底狱和要塞司令谈判，要求他们撤除大炮且不采取敌对行动。


    这次警报和这个堡垒所引发的恐惧，加上人们对这个堡垒所代表的势力的憎恨，以及在起义时占领巴士底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多种原因的引导下，人民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到巴士底狱上。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巴黎全城呼喊着一个口号：到巴士底去！到巴士底去！从各区前来的民兵们扛着步枪、长矛、大刀等各式各样的武器向巴士底狱进发。巴士底狱周围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要塞像处在战备状态一样，岗哨密布、吊桥悬起。


    圣路易文化区一位名叫杜里奥·德·拉罗西埃尔的代表站出来与要塞司令德洛内谈话，要求司令改变炮口方向。司令回答说自己无权卸下一门安在炮楼上的大炮，但为了安抚民众情绪，他可以命人将大炮后撤并拉出炮眼。杜里奥想尽办法才进到要塞里面了解情况以验证司令的话，在里面，他看到四十名瑞士士兵和八十名荣誉军人守护着大炮，正对准通向要塞的所有街道，准备消灭进攻者。杜里奥以荣誉和祖国的名义，劝导士兵和要塞参谋部的人要保持冷静，不与人民为敌，官兵们异口同声地发誓除非遭到攻击，否则决不使用武器。接下来，杜里奥登上了炮楼，站在高处的他看到民众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圣安东区的人成群结队向前挺进。等候在外面的人因得不到杜里奥的消息变得十分焦躁，大声呼喊要求要塞放人，为了使人民放心，杜里奥来到堡垒的边沿，向大家示意自己马上就回去，他首先向大家报告了执行任务的结果，然后准备到委员会去汇报。


    民众们却早已急不可耐，要求堡垒立即投降，人群中不间断地爆发出“拿下巴士底狱，拿下巴士底狱！”的呼声。人群中有两个人似乎比别人更坚决，是埃利和于兰，他们一下子从队伍中冲出来，奔向一队守护的卫兵，开始用斧子砍大吊桥上的铁链。士兵们拿着枪高声呵斥要求他们后退，否则就要开枪了，但他们不为所惧继续挥动斧头，很快，铁链被砍断，吊桥放了下来，他们带领着大家一起冲过桥来到第二座吊桥前，准备再次把铁链砍断。于是守备部队朝人群前面的空地上开了一排火枪以示警戒，但是，被子弹驱散的人群很快又卷土重来，他们丝毫没有放弃第二座吊桥的意思，要塞方面便不断开火阻止他们接近，这样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被激怒的群众试图用斧子劈开大门，并准备火烧守备队。在这种情况下，守备部队打了一发开花弹，杀伤了许多群众，对围攻者造成了致命冲击。但是民众们的士气反而更加高涨，在埃利和于兰英勇顽强的带动下，人民继续坚持包围要塞。


    市政厅的委员会对这种情况忧心忡忡。委员会认为民众包围巴士底狱是一件胆大妄为的事。当它接到一个又一个来自堡垒墙下发生的不幸消息时，更加觉得自己处在危险之中，如果是军队取得胜利，它将面临来自军队的威胁，而另一方面，来自民众的危险也一直持续。由于委员会无法为民众继续包围要塞提供军火，人们认为委员会背叛了他们。委员会已经派出两批代表前往巴士底狱谈判，要求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要求要塞司令将守卫任务交给民众承担，但是现场一片混乱，到处是喧嚷和火枪声，代表团根本无法讲话。因此，委员会派出的第三个代表团携带着一面旗帜和一面鼓，便于人们区别，但结果依旧不如意，双方都拒绝听他们的劝告。市政厅的议会为此作出的一些尝试和活动，反而加重了民众对它的疑虑。尤其是市长，更不得人心，有人说：“今天一天他就欺骗了我们好几次。”另一个说：“他主张开一条战壕，实际上是为了拖延我们给自己争取时间罢了。”更有一个老头儿充满激情地大声呼喊：“弟兄们，跟着这些叛徒不会有什么结果，大家跟我来，用不了两个小时我们就可以拿下巴士底狱。”


    要塞被围攻四个多小时后，状况发生了改观，当法兰西禁卫军团带着大炮出现以后，守备部队开始掉转矛头，敦促要塞司令投降。倒霉的德洛内看到情势不利，便想把堡垒和市区一同炸毁，使自己葬身瓦砾之中，当他手里拿着点燃的火绳绝望地向炸药走去时，守备部队的士兵逮捕了他，并且在炮座上竖起白旗，将枪口朝天、炮口朝下，表示放弃抵抗。但进攻的人并未停止，人们高喊着：“放下吊桥！”一个瑞士军官从城墙的枪眼内向外喊话，表示自己愿意投降，希望能按照两军作战的传统体面地离开要塞。人群高喊着：“不行！不行！”拒绝了他的请求，于是军官提出，如果能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就放下武器。冲在最前面的人回应说放下吊桥就保证他们的安全。得到这个保证后，守备部队便放下了吊桥并把门打开，围攻者拥挤着冲进了巴士底狱。


    冲在最前面的那些人想把要塞司令、瑞士人以及残疾军人救出来，免得他们遭到报复；但是狂热的民众们拒绝了，他们高叫：“交给我们，把他们交给我们；他们向自己的公民开火，应该绞死！”就这样，怒火不平的群众将要塞司令、瑞士人、残疾军人拖出来，非人道地处死了。


    常设委员会这时还不知道战斗的结果，会议厅里挤满了愤怒难耐的人们，威胁着市长和选举人。成为谴责对象的弗勒塞尔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开始担心自己的地位。人们强迫他离开委员会会议厅前往市国民议会，那里聚集着更多的公民。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叫他过来，跟我们走！”弗勒塞尔万般无奈，却只能按照民众们的要求来到议会大厅，当他到达时，民众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格雷弗广场传来的消息，人们听到了“胜利！自由！”的呐喊声。不一会儿，有人报告说那些巴士底狱的征服者来了，他们威风凛凛地步入大厅，神气十足。其中一个头戴桂冠的人最为出众，被大家高高举着，后面簇拥着一千五百多人，大都头发蓬乱、眼睛发红，带着各种各样的武器，把地板踩得咯吱作响。有一个人拿着巴士底狱的一串钥匙和一面旗帜，有一个人将巴士底狱的规章挂在刺刀上炫耀，还有一个人用沾满鲜血的手举着要塞司令的领扣，样子令人害怕。民众把广场和河岸挤得水泄不通，征服巴士底狱的勇士们就是以这种气概和姿态进入市政厅的大厅，向委员会报告胜利的消息。在决定其余俘虏的命运时，有几个人赞成将这些人交给委员会判决，大部分人却喊道：“不能对这些俘虏宽大！朝公民开火的人没有资格获得饶恕！”但总指挥拉萨尔、圣梅里的选举人莫罗、勇敢的埃利最终还是说服了群众，大家同意一概赦免这些俘虏。


    接下来该审判弗勒塞尔了，有人说在德洛内身上搜到了一封信，弗勒塞尔在信中对德洛内说：“我用帽徽和诺言来哄住巴黎人，你一定要坚持到今天晚上援军到来。”这封信证实了人们之前的怀疑，弗勒塞尔确实有背叛行为。最温和的一派认为应该把他抓起来，关到夏特莱监狱里，另外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主张把他带到罗亚尔宫区去审判。经过协商，大家一致赞同后一种主张，大厅里响起了“到罗亚尔宫区去！到罗亚尔宫区去！”的喊声。弗勒塞尔十分镇静地回答说：“好吧，先生们，我同意到罗亚尔宫区去。”说完后就走下台来，群众自动让开一条路，待他通过后就跟在后面走，并未采取任何暴烈举动。可是当弗勒塞尔走到佩勒蒂埃街的拐角处时，一个陌生人迎面走来，掏出手枪朝他射击，弗勒塞尔就这样被打死了。


    首次革命的胜利


    在巴黎起义取得节节胜利之时，凡尔赛的宫廷却正准备实现它与首都人民、与国民议会为敌的阴谋。计划预定在7月14日到15日夜执行，首席大臣布勒德义男爵答应三天后恢复王权，巴黎城下的军队指挥官布罗伊元帅被授予生杀大权。7月13日，国王迫使国民议会通过了6月23日的宣言之后，解散了议会。并印了四万份宣言准备散发到全国，此外还印制了一亿多张国库券以应急需。宫廷并没有因为巴黎的运动而有所收敛，直到最后一刻，宫廷依旧将这场运动看作一次暂时的、容易扑灭的骚乱，认为一个由市民掌权的城市抵抗不了一支军队，不相信运动能够持续下去并取得成功。


    议会清楚宫廷的阴谋，两天来它一直在不安和惊慌中继续开会。议会不知道巴黎发生的事，一会儿听说巴黎举行了总起义，民众要向凡尔赛进发；一会儿又听说军队将对巴黎采取行动。7月14日晚，甚至听到了国王将乘夜出走、将议会留给外籍军团的传言。在如此严重的局面下，议会仍然坚定地贯彻他们最初的决议。正当米拉波提议再派一个代表团前去探寻情况时，诺阿耶子爵从巴黎赶来向议会报告起义的进展，叙述了荣誉军人院被抢、巴士底狱被围的情况。议会提议建立通讯联络，半小时互通一次消息。


    这时，巴黎市政厅委员会派来的代表尼尔和邦卡尔证实了国民议会刚才收到的消息，国民议会在愤怒中派出第二个代表团，向国王报告这沉痛的消息。晚上十点，第一个代表团带来了无法令人满意的答复，国王答应将练兵场的军队撤离巴黎，但要求军官们担任国民自卫军中的指挥。对于第二个代表团报告的消息，国王有些犹豫，但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些措施并不能改变人们所处的危急处境，国民议会对此既不满意，也不放心。


    当奥尔梅松和迪波尔的代表带来巴士底狱被攻陷、弗勒塞尔和德洛内被处死的消息时，国民议会却不再派出第三个代表团，克莱蒙·多奈尔说：“让他们自己去想吧，国王也应当和普通人一样，为取得教训而付出代价。”第二天早上，在代表团准备动身的时候，国王到国民议会来了。负责国王服装的利昂古尔公爵偷偷将法兰西禁卫军团叛变和巴士底狱被攻陷的消息告诉了国王，并说服他到议会去表明自己的态度，使议会放心。国王不带卫兵，只在他兄弟的陪同下前来。国民议会最初用寂静来迎接他。可是，当国王说他和国民是一体，已命令军队撤离巴黎和凡尔赛时，议员们全场鼓掌、起立致敬，并将他送回凡尔赛宫。


    凡尔赛和巴黎欣喜若狂，人民的态度由怨恨转为感激。清醒过来的路易十六宣布召回内克尔，自己将回到首都。议会派了一个一百人的代表团先于国王到达首都。代表团中的巴伊，由于他长期担任议会议长的艰难职务，被任命为巴黎市长，拉法耶特则由于他光荣的爱国行动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指挥。


    7月27日，巴伊和拉法耶特率领市政府人员和巴黎的国民自卫军迎接国王，路易十六受到了空前的爱戴。他批准了新官吏的任命，同意了人民的选择，然后返回凡尔赛。反对革命的大臣和那些阴谋未遂的人都离开了宫廷，阿图瓦伯爵、孔代亲王、孔蒂亲王、波利尼亚克一家，都带着随从离开法国前往都灵，成为第一批流亡者，但这些亲王很快就在国内挑起内战，并组织策划了欧洲反法同盟。


    内克尔胜利归来，他回来的那一天，巴黎像过节日一样。但是，他声望最高的这天却几乎成为他的末日。民众始终对参与7月14日阴谋的人恨之入骨，坚决处决了新任大臣富隆和他的侄儿贝蒂埃。内克尔对此很生气，担心别人也成为牺牲品，同时他想营救被俘的贝桑伐尔男爵，因此要求实行大赦。但在群情激愤的环境里，内克尔的宽大并不慎重，他不知道人们会轻易怀疑自己的领袖砸碎他们的偶像。目前最好的办法不是赦免被告者，而是成立法庭从而使被告者免受民众的死刑判决。内克尔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人民起来反对他，从此，他开始和革命作对。当群众被革命充分发动起来后，英雄人物就无足轻重了，要想不被运动抛弃，就必须走在前头，而不是左右运动的方向。


    7月14日运动的影响十分巨大，各省人民都开始效法首都人民，组织市政府实行自治，成立国民自卫军自卫，权力和武力从王朝手中交换到国民手中。在城市，人们反对旧官吏、反对特权等级，认为这些人是革命的敌人；在乡村，人们焚毁城堡、烧掉领主的租契。在胜利的时刻，人们常常会滥用权威，想要制止权力滥用，就要让人民明白，特权和所有权不能混为一谈。


    国民议会发布了关于恢复秩序的公告，并将夏特莱监狱改为审判7月14日阴谋分子的法庭，群众对此感到满意。接下来，该采取一项更为重要的措施了：废除各种特权。8月4日晚，诺阿耶子爵提议对封建特权进行赎买、废除人身劳役，这个提议为特权等级作出牺牲树立了榜样。接下来，夏特莱公爵建议将什一税改为货币税，夏尔特主教建议取消狩猎特权，维里欧伯爵提出取消贵族领主养信鸽的特权。此外，贵族领主裁判权、卖官鬻爵、免税特权、租税不平等等也被取消。


    一切滥用权威的弊端都被废止，神职人员名目繁多的俸金也逐一被取消。在个人作出牺牲后，团体、城市和各省也都作出了牺牲。取消了行会监督和监工制度，多菲内省代表布拉孔侯爵以该省的名义宣告放弃特权，其他各省议员也纷纷效仿。


    为纪念这一天，议会授予路易十六以“法兰西自由再造者”的称号，并铸造了一枚纪念章。这一夜是扫除封建残余的一夜，人们从封建制度的残余中解放出来，贵族领主失去了土地所有权；贵族裁判权被公权制度取代，买卖法官职位的制度被撤销。之前一切属于个人，现在一切属于国民，它使法国人人平等。8月4日之夜是一次革命，和7月14日一样重要，它使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


    革命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重大成果，这得益于它遭受的攻击，宫廷的每一次拒绝都拉近了它与成功的距离，专制君主政体的整个庙堂由于领导者的过错而倒塌。让我们记住这些时间，6月17日，取消三个等级，三级会议变成国民议会；6月23日，王权的精神力量终结，被议会继承；7月14日，人民继承了王权的物质力量；8月4日，首次革命完成。

 第二章 国民议会的成立

    ——1789年8月4日夜到10月5～6日


    10月5日和6日暴动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完全由于宫廷的轻率而引起，既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也没有暗藏野心。禁卫军举办宴会，关于国王出走的谣传，以及人民对内战和饥荒的恐惧，引发了巴黎向凡尔赛进军，但运动仅此而已。   国民议会的派别


    国民议会由优秀的国民组成，虽然代表着全民利益，目的纯正，但也存在派别和分歧。国民议会既不受某一种思想的支配，也不能由一个人领导，议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制定决议，并且是按照一种自由或者自发的信念来作出这种决定。下面就介绍一下议会中的意见分歧和利益矛盾。


    首先是宫廷派，也就是特权派，这一派在等级斗争时期极力反对各个等级共同开会，因此现在常常保持沉默，最后才参加一些局部的讨论。即使贵族阶级此时与平民派合作，但他们的利益始终和国民利益相对立。因此，过了需要笼络人心的几天之后，贵族的右派和高级僧侣仍旧反对平民派。这些人既舍不得放弃特权来制止革命，又不肯参加革命来推迟革命，只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反对所有的改革。宫廷派的主要发言人是莫里和卡扎莱斯，前者代表僧侣，后者代表贵族，这两个人的出身和地位并不是第一流的，但他们都有过人的天才。


    这两个发言人，秉承了特权阶级不相信改革能够持久的观点，在任何讨论中都尽力采取攻势，他们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指导议会，而是破坏它。莫里发言冗长，卡扎莱斯强词逼人，两人都善于玩弄诡计。莫里在讲坛上保持着布道者和学院院士的作风，有时却自己都不理解自己的发言。他虽然大胆机智、变化多端，但是很少能抓住问题的要点，甚至抓不住对自己有利的观点，他只是喜欢长时间进行反驳，以引经据典的诡辩来代替可信的理由。因此他的发言从没有深刻的说服力，也谈不上真正的雄辩。卡扎莱斯与莫里则正好相反，他心地正直，思维锐敏，态度坦率，演讲的语言流利而生动。面对同一个问题，他常常能够站在对自己这派有利的一面，而将浮夸的一面留给莫里。卡扎莱斯富于热情，善于运用自己的才能，但立场错误是他最大的缺憾。


    内克尔和各部大臣组成了温和派，他们的人数比宫廷派少。当时的法国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反对革命的旧特权阶级，一派是支持革命维护人民利益的民众，这二者之间是不允许一个自命为调停人的派别存在的。内克尔公开表示赞成英国式政府，那些信仰或抱负相同的人都站到他这一边。思想坚定、禀性刚强的穆尼埃，和内克尔一样坚定的拉利·托朗达耳，以及他们的朋友克莱蒙·多奈尔都属于这一派，此外还有少数贵族和部分主教也支持内克尔，他们共同的希望是，如果内克尔的主张能被采纳，他们就是上院议员。


    温和派后来被称作温和派，他们试图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原封不动地搬到法国来，以调和手段进行革命。一直以来，他们都致力于使最强者和最弱者和解。7月14日以前，温和派要求宫廷和特权阶级能够满足平民的要求；7月14日以后，则希望平民能与宫廷和特权阶级和解。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在政府中起一份作用，如果一个派别没有地位，就是反对派，只有给它们提供合法的地位，才能避免永无休止的斗争。但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见解在当时排他性思想盛行的时代是行不通的，斗争既然开始，结果必然是某种制度取得胜利，而不是和解。单一的议会已经取代三个等级并获得胜利，要破坏议会建立两院制是非常困难的。在宫廷看来，这种政府过于平民化；而在国民眼中，它仍是贵族化的，因此，温和派既不能使宫廷妥协，也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


    议会中其余的人组成了国民派。在这个时期，国民派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三巨头同盟，即迪波尔、巴纳夫、亚历山大·拉梅特。三人中，迪波尔负责拟定主张，巴纳夫负责出面支持，拉梅特则负责指导执行。一个中等阶级出身的律师、一个高等法院人员出身的省议员和一个宫廷贵族出身的上校能够紧密联合组成同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充分表现了当时的平等精神，各阶级的人民能够撇开本等级的利益，为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而团结合作。中等阶级在7月14日是取得了自己的胜利：它的议会是制宪议会，武装力量是国民自卫军，政权是市政府。米拉波、拉法耶特和巴伊则在这次斗争中转变了身份，一个成为护民官，一个成为将军，另一个担任市长。国民派的原则性非常强，他们支持革命的利益，成员大多是年轻人，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品质，除了追求自由，他们更有志于担任高级职位，因此从一开始就有些冒进，甚至超越了7月14日革命。国民派在议会中有极左派代表的支持，在议会外得到了政治俱乐部的拥护，并且受到了没有参加革命但不允许资产阶级独享革命成果的国民的援助。一些有意参加而未能进入政府的人，也接受了国民派的领导。


    此外，在中等阶级中还形成了一个民主反对派，除了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与首脑的意见存在分歧外，大部分的观点还是一致的。迪波尔的意志十分坚强，在高等法院反对政府的斗争以及他领导的那些反抗中，他获得了成熟的经验。迪波尔明白，人民在获得权力之后就会安于现状，认为天下太平，然后失去反抗和斗争的热情。为了防止群众的行动变得松懈，使他们为了将来的需要而不至于涣散，也为了使那些担任国民议会、市政机关和国民自卫军领导的人能够继续前进，迪波尔创立了著名的俱乐部联合会。与所有能够大规模发动国民的组织相同，这个组织也是有利有弊。当合法的掌权者一意孤行时限制其权力，当革命受到打击时则给予它强大的力量，是这个组织的益处，但俱乐部的创始人并没估计到这个组织所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迪波尔看来，俱乐部联合会不过是在群众活动减缓或停止时使它恢复活动的一个齿轮，只是用来使群众的活动继续，而不是为群众工作。在发生了国王出走瓦雷内的事件后，极端平民派变得十分残酷和可怕，他们依靠议会中的大多数和中等阶级来反对国民派。在米拉波死后，中等阶级处于无人领导的状态下。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掀起立宪革命，否则就会因拖延而导致共和革命失败。  西哀耶斯和米拉波


    从整体上来说，议会成员大多是正义且意志高尚的人，他们的两个领导人虽不是第三等级成员，却得到了第三个等级的拥护。如果没有修道院长西哀耶斯，制宪议会的行动可能会偏离方向，如果没有米拉波，制宪会议的行动则不会这样坚决。


    有些人，在宗教狂热的年代能开创教派，在哲学昌明的时代则以见解独到而出类拔萃，西哀耶斯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思想新颖而坚定，但有些失于武断。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他认为政府的性质是时代问题而不是权力问题，他在头脑中早已对社会的关系、权能和活动都进行了井井有条的划分。西哀耶斯表面上很冷淡，却不乏追求真理的热情，他绝对坚持自己的见解，认为别人的主张不全面并因此漠视他人的意见。他不常发表意见，却希望别人能够完全了解他，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他树立了政治科学的权威，西哀耶斯的方案在稍经修改之后，一般都被采用了。他的信徒将他的学说再次传授给别人，使他成为受人崇拜的偶像，在各委员会中，西哀耶斯的弟子比同事还多。


    米拉波在讲坛上的威望与西哀耶斯在各委员会的威望一样。他是一个只要遇到机会就可以成为伟人的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罗马共和国鼎盛时代有格拉古兄弟，罗马衰亡时有喀提林，在投石党时代有红衣主教雷斯，而在君主政体没落时则出现了米拉波。作为乱世奇才，米拉波由于自身的才华和奋不顾身的热情，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革命给了他发挥活力和才能的机会。米拉波一贯反对专制政权，贵族因为他的越贵而谴责和轻视他，被激怒的米拉波索性脱离了贵族，机智大胆的米拉波开始将革命当作自己的事业和生命。米拉波具有一个维护民权的政论家所应有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满足了那个时代的需要。面对危险，米拉波有着左右议会的影响力；如果遇到不顺利的讨论，他能够用一句话就结束争辩，压倒人们的野心，使反对者哑口无言，破坏掉竞争者的计划。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人，米拉波在混乱中从容不迫，无论是激烈还是和蔼，他都拥有议会中的最高权威，他迅速树立的声望一直保持到最后。米拉波刚进入三级会议时，没有人理睬，他死后却由议会和法国举行国葬，并且进入先贤祠。只具有伟人的天才远远不够，生逢其时才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革命成就了米拉波。  制宪讨论


    奥尔良公爵虽然也自成一派，但他在议会里并没有势力，他只是附和大多数人而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追随。他的身份，宫廷对他的疑惧，以及某些人对他的忠诚使他获得了一些声望，别人虽对他有所期望却并没有为他搞过阴谋活动。奥尔良公爵的钱和名望也许对群众运动有些帮助，但没有他群众运动也一样爆发。将伟大的革命归功于卑劣的阴谋手段，只是当时一种普遍的错误看法。议会已经获得了所有权力：管辖各自治市区，指挥国民自卫军。王权虽然在法律上依旧存在，但已经没有实权，而且也无人服从王权，议会代替国王行事。为了方便工作，议会分设了几个委员会，并且任命了一些在议会外执行有利于监察的其他委员会。粮食委员会负责食物供应，这对于目前的饥荒年月十分重要；调查委员会负责接受对7月14日的阴谋者的调查与审判，还成立了一个负责与各自治市和各省联系的联络委员会。


    议会虽然掌握了最高权力，却还是要通过审核陈情书来征求委托人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议会根据规定系统地研究自由讨论的方式，为法国提供一部符合正义和法国实际的宪法。事情总是相似的，虽然还没有建立政府，已经摆脱了奴役的人民就要宣布自己的权力，如同美国在独立之初就发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参加这次革命和在革命中通力合作的法国人，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宣言，成为法国制定宪法的前奏。这使法学家和哲学家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议会可以按照作为十八世纪人类社会基础的概念行事，并且不受任何限制。虽然这个宣言只罗列了一些通过宪法变成法律的原则，但却使公民意识到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提升了人们的精神。根据拉法耶特的建议，议会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巴黎起义和8月4日的法令而被迫中断，如今议会再次讨论，并且作出决定，确立了新法律的基础，以人类名义掌握权力的原则。


    这些原则被通过后，议会便开始组织立法机构，这件事十分重要，它必须确定议会的职能及议会与国王的关系，议会要在这次讨论中确定立法机构未来的地位。作为已经拥有制宪权的议会，本身不受自己决议的限制，而且没有任何中间权力能中止或阻挠它完成使命。但未来的议会要采取什么样的讨论形式？是一院制还是两院制？如果采取两院制，那第二院将怎样组成？是成立一个贵族议会还是居间协商的参议院？此外，无论是什么样的议会，是长期开会的还是定期开会？国王是否拥有和议会一样的立法权？在9月，这些问题使议会和巴黎感到不安。


    民众如果明白到议会的主张及其对于王权的看法，就很容易明白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在议会看来，国王只是一个国民的世袭代理人，既没有权力召集和支配国民代表，也无权免除这些代表的职务，从这个方面讲，国王没有立法和解散议会的权力。此外，议会还认为国王也无权支配立法机关。议会担心如果允许政府影响议会，或者议会处于不经常开会状态，国王可能借着独掌政权的时机扩大自己的权力，甚至破坏新制度。因此需要一个长期存在的议会来抑制一个长期执政的当权者，于是议会公布立法议会为长期议会。


    最为激烈的争论集中在一院制还是两院制的问题上。内克尔、穆尼埃、拉利·托朗达耳主张，除了成立一个由平民代表组成的众议院之外，另外成立一个由国王任命其他议员所组成的参议院。他们认为这样可以限制单一议会的权力，并且可阻止单一议会实行暴政，他们的意见得到了那些希望加入参议院的人的拥护。大部分贵族则希望成立一个由他们选举议员的贵族议会，而不是成立贵族院。大家的争论十分激烈，穆尼埃派不同意恢复等级的提案，而贵族则反对成立贵族注定失败的参议院。大部分僧侣和平民代表则赞成成立单一的议会，在平民派看来，上院很可能成为宫廷和贵族的工具，因此具有危险性，而建立终身立法者也是不合法的。因此，贵族派不满，国民派因为要求绝对的正义精神，也否决了成立上院的提案。


    议会的这个决定受到了很多攻击。贵族院的拥护者将革命的所有危害归咎于没有上院，好像任何一个机构都会阻止革命的前进似的。这只是党派之争引起的结果，而不是宪法赋予议会这样的性质。上院在宫廷和国民之间其实没有实质性作用，说它拥护宫廷，可它既没有指导宫廷也不能挽救宫廷；说它拥护国民，它也没有使国民的力量增强，在这两种情况下，取消上院成为必然选择。在这样的时期，人们处于前进状态，自然摒弃一切停留的东西。即使在英国，顺从的贵族院，在革命危机时期职权也曾被中止。不同的制度都有其各自的时代性：革命时期是一院制，革命结束后就要成立两院。  国王有怎样的权力


    关于国王的批准权，议会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议会外则引起了强烈的不满，这个问题关系到君主在制定法律时的作用。几乎所有的议员都同意国王有批准或批驳法律的权力，分歧在于，有些人主张国王的这种权力是无限的，而有些人则认为这种权力是暂时的。其实这本非原则性的问题，因为国王不可能无限期地拒绝，“否决”权是绝对的，现在不过是暂时停止而已。但这种独裁的特权当时看来确实有些过分，更何况超越了议会的权力，这就使得议会无法容忍。巴黎还停留在7月14日的动荡中，处在平民政权初期的它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也处在混乱之中。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各区任命的一百八十名人员自任为市立法者和市代表，代替了临时市议会的选举人大会。在制定新的组织方案时，大家都想发号施令，在当时的法国，热爱自由就等同于追求权利。在市长以外，各个委员各自为政，各委员会遭到市代表大会的反对，市代表大会又遭到了各区的反对。六十个区都希望能自行立法，并由本区的委员会掌握执行权。区委员则认为市议会的代表应当是它们的属下，并且拥有撤销市议会决议的权力。任命者对代表拥有最高权力的想法发展得很快，那些没有参加政权机构的人也开始集会讨论各种问题，士兵集中在奥拉图瓦尔区，成衣匠汇集在科洛纳德区，假发师在香榭丽舍大道区集合，甚至连仆人也在卢浮宫区聚会，分别讨论问题。民众们在这些地方讨论着国民议会上争论的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评论。


    在讨论国王的“否决”权时，巴黎的社会情况就是如此。人们十分担心国王的这一权力，如同自己的自由命运完全取决于这个决定，认为只要国王有了“否决”权，旧制度就会复辟。人民群众不了解权力的性质和范围，他们信任议会而不相信国王，主张议会有权决定一切而国王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们认为留给宫廷的任何权力都是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手段。罗亚尔宫区发生了骚动，因为穆尼埃等议会代表表示赞成绝对“否决”权，便有人写了恐吓信，谴责他们的不忠实行为，表示要罢免他们的代表资格，并且说要到凡尔赛去。罗亚尔宫区还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市议会宣布代表可以罢免，并永远属于选举人团。市议会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且采取了防止民众闹事的措施。国民自卫军表现良好，表示支持议会，并且开始有了组织，他们仿照禁卫军，穿上军装，制定纪律，并且学会了尊重秩序和遵守法纪。


    但是，组成国民自卫军的中等阶级还没有单独掌握政权，7月14日应征的群众也还没有完全解散。议会关于“否决”权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原本十分简单的问题因为外面发生的骚乱而变得复杂，绝对的“否决”权会引起不良的后果，而无限的否决权和搁置的否决权在事实上完全一样，因此议会决定赋予国王后一种权力而放弃前一种。议会宣布：在两届立法议会期间，国王有延期批准的“否决”权，这一决定使人们都感到满意。  宴会和暴动


    借巴黎骚动的机会，宫廷施展了另一些阴谋。在别人的教唆下，国王否决了8月4日的法令，尽管为了早日制定出宪法应让国王立即签署公布这些法令。国王在根据议会的意见批准这些法令之后，在权力宣言上又制造了同样的难题，宫廷希望人们认识到，路易十六是迫于议会的压力才同意一些他不愿同意的措施。宫廷想要恢复昔日的权力，让国王出走是唯一的方法，而且这个出走必须合法，但在议会面前和巴黎附近是无法做到的。6月23日王权失败，7月14日军事机构垮台，现在的斗争方式只有内战了，因此，不到最后关头不能让国王出走，但由于国王的优柔寡断，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他们原本打算到梅斯去，在那里号召贵族、效忠王室的军队和高等法院的成员，把他们集结到国王周围，宣布议会和巴黎属于叛乱，这样做即使不能恢复专制制度，起码也要维持6月23日宣言的限度。宫廷希望国王离开凡尔赛后能有所作为，而拥护革命的人却希望国王前往巴黎；奥尔良派愿意协助国王出走，借此让议会任命它的首脑为王国的“临时摄政”；那些缺少粮食的民众则希望国王住在巴黎，以便消除或者减轻饥荒。所有的因素都已准备好，只等待暴动的时机，宫廷恰好为此提供了机会。


    宫廷以预防巴黎暴动为借口，在凡尔赛调动军队，除了增加禁卫军，还调来了龙骑兵和佛兰德旅团。军事调动引发了民众的恐惧，人们谣传反革命政变将会发生，国王就要出走，议会也将被解散，人们在大街上看到了穿着陌生军装的军队，宫廷用行动证实了人民的猜疑，也显露出自己的阴谋。


    凡尔赛宫以恐慌不安的心情接待了佛兰德旅团，大摆宴席招待他们，还允许他们参加王后举办的娱乐活动。出席宴会的人员包括驻守在凡尔赛的龙骑兵、猎兵军官、瑞士禁卫军、瑞士百人卫队、宪兵队的军官以及国民自卫军参谋部人员。宴会地点选在歌剧大厅，这是宫廷举行隆重宴会的御用大厅，已经很久没有用过。当国王身穿猎装，王后怀抱王子走进宴会厅时，大厅里响起了效忠的喊声，人们为国王家人的健康热情干杯；当路易十六走出大厅时，乐队奏响了“啊，理查！啊，我的国王，举世都离弃了你……”的乐曲。当时的场面耐人寻味：在进行曲和狂饮中，客人们忘记了应有的礼数，宫廷为他们分发了白色帽徽，据说三色帽徽抛在地上被践踏，其中一群人分散在宫中走廊里，宫女为他们佩戴了彩带和帽徽。


    这就是有名的10月1日宴会。3日，宫廷又轻率地举行了一次类似的宴会。对宫廷这种招致灾难的无知行为，人们不胜惋惜，宫廷不能承担，也无力改变它早已注定的命运。集结军队不仅没能防止骚乱，反而招来了巴黎的进攻，宴会未能坚定士兵的忠诚，反而强化了人民的不满。自卫无须如此狂热，出走更不必这样排场。


    宴会的消息引起了巴黎的骚动，从4日起，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反革命的煽动、对阴谋的担心、对宫廷的怨愤、对饥荒的日益恐惧，种种迹象都预示着暴动即将来临。到了5日，面粉的极端缺乏成为暴动的导火索，一个年轻姑娘闯进军营抢了一面鼓，在大街上边敲边喊“要面包！要面包！”不久就围上来成群的妇女。她们向市政厅方向进发，队伍不断壮大，她们挤散了市政厅门前的卫兵，冲进去要求面包和武器，并且砸开门抢走武器，敲响警钟准备向凡尔赛进发。巴黎全城响着“到凡尔赛去”的口号，妇女们走在前面，民众、国民自卫军、法兰西禁卫军也要求跟她们同去。拉法耶特司令进行了长时间劝阻，但他的毅力和声望都未能战胜群众的坚强意志。在讲了七小时都未能说服群众后，为了能够领导群众以便控制他们，拉法耶特得到市政厅批准的命令，于傍晚七时下令出发。


    相对而言，凡尔赛的骚动就温和许多。禁卫军的两次宴会，国王拒绝批准《人权宣言》，加上粮食的缺乏，都引起了人民代表的戒惧和怀疑。揭发禁卫军宴会的佩蒂翁，受到保王派议员的鼓动，进一步指出了问题的根源，米拉波激动地说：“我们明确地宣布，除了国王，其余的人都是臣民，都要负责任。”这些指向王后的话令右派方面哑口无言。当得到妇女群众到来的消息后，议会向国王派出一个代表团，要求他无条件批准人权宣言，并且全力解决巴黎的饥荒问题。


    妇女们的突然出现使宫廷十分震惊，凡尔赛的军队拿着武器守卫在王宫周围，但领头的马伊亚让妇女们以请愿者的身份出现，她们也以这种态度向议会和国王陈诉了自己的困苦。因此这个夜晚的前几个小时是平静的。但这支混杂着巴士底狱志愿军的队伍和已成为众怒对象的禁卫军之间，则难保不发生敌对行动，首先是发生了争吵，接下来就是混乱和战斗。一个禁卫军军官砍伤了一个巴黎士兵，他的胳膊也中了一枪。国民自卫军则站在群众这一边，局势十分严重，幸亏是黑夜而且下雨，禁卫军又先后接到了停火和撤退的命令，才避免了重大流血事件的发生。但被诬为进攻者的群众情绪激烈，甚至冲进了禁卫军的营房，以致两人受伤。  返回巴黎


    面对混乱，惊慌失措的宫廷开始商量国王出走的问题，并且准备好了马车。国王不知是识破宫廷的计谋还是认为宫廷的计谋不能实现，国王拒绝出走。国王既不愿反击进攻又不肯出走，他希望和平的心情中掺杂着恐惧。他害怕自己战败的话会落得与英王查理一世相同的下场，而出走又担心奥尔良公爵当上临时摄政。这时，拉法耶特率领着巴黎的军队赶到了。


    拉法耶特的到来使宫廷转危为安，国王给巴黎代表团的答复也使得群众和军队较为满意。随着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建立起良好纪律，各处又归于平静，秩序也完全恢复。由妇女和志愿军组成的队伍散去了，国民自卫军则去保卫宫堡，经历了惊恐和疲劳的国王一家，到深夜两点钟才安定下来。拉法耶特在早晨五点巡视了宫外的岗哨，看到一切平静，也去休息了。


    六点钟时，有几个起得较早的人在宫堡周围溜达，看到一个开着的栅门，就和伙伴们一起进去。但里面守卫的禁卫军拒绝巴黎军队进入，这个拒绝引发了整夜积累的灾祸。当时宫堡里的守卫人员没有增加，岗哨也不严密，这几个人还带着刚到凡尔赛来时的激动情绪，因此开口骂禁卫军士兵。这个士兵就开枪打伤了他们其中一个。于是他们向禁卫军冲去，禁卫军则一步不让，收到消息的王后没穿好衣服就逃到了国王身边，整个宫堡陷入混乱和危急中。


    听到王宫被袭击，拉法耶特立即骑马赶到。他看到在广场上愤怒的人群已经包围了禁卫军，便冲到人群中间招呼离他不远的自卫军，驱散人群为禁卫军解围，然后急忙赶到宫堡。自卫军的士兵已来增援，保护禁卫军不受到巴黎自卫军的报复，但其中已有人被残酷地打死。这时，聚集在宫殿阳台下的人群，高声要求国王到巴黎，国王说要和全家一起去。但由于人们对王后的成见太深，她必须和群众和解后才能去。为了向群众表示和解，平息民愤，拉法耶特亲自陪王后来到阳台上，并且恭敬地亲吻了王后的手，群众再次拥有了热情。此外还需要和禁卫军讲和，拉法耶特当众将自己的三色帽徽戴到一名禁卫军的帽子上，并且拥抱他，群众高呼“禁卫军万岁！”在军队和禁卫军的护送下，国王一家动身前往巴黎。


    10月5日和6日暴动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完全由于宫廷的轻率而引起，既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也没有暗藏野心。禁卫军举办宴会，关于国王出走的谣传，以及人民对内战和饥荒的恐惧，引发了巴黎向凡尔赛进军，但运动仅此而已。即使有几个煽动者促使了这次运动的发生，但他们没有改变运动的方向和目的，这次运动摧毁了宫廷的旧体系，并且将宫廷从凡尔赛迁移到巴黎，把它置于革命和人民中间。

 第三章 派别的分裂

    ——从1789年10月6日到1791年4月


    从1789年10月5日、6日到1791年4月，国民议会完成了对法国政坛的改组；宫廷方面，在进行了阴谋活动的同时，企图出逃外国；特权阶级方面，在没落之后，十分想恢复往日的荣耀，他们企图推翻新制度，恢复旧天地。   新的政府


    这一时期，各派别日益分裂。随着政权机构和法制的逐步改革，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开始受到损害或主张难以实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反对改革。从三级会议一开始，宫廷就反对革命；等到了各等级共同开会和取消特权时，贵族也开始对革命持反对意见；在确定一院制议会和否决了两院制以后，内阁和赞成英国式政体的人也起来反对革命。另外，从行政区分成郡以后，自治地方又反对革命；颁布教会财产的法令和僧侣世俗化的法令以后，教会团体也开始反对革命；颁布新的军事法律后，所有军队军官都反对革命。由于反对者众多，看来议会的多项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分步进行；但是，由于议会的计划和使命，以及敌人的阴谋，种种改革又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10月5日和6日以后，逃亡的事情也开始在议会里出现。穆尼埃和拉利·托朗达耳原想使人民在7月14日拯救议会以后，立即停止活动。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因为人民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再想解散他们就十分困难。但他们仍绝对坚持自己的主张，由于未被采纳，颇感失望的穆尼埃和拉利·托朗达耳离开了议会。放弃法国官职的拉利·托朗达耳回到他的祖国英国。穆尼埃则返回自己颇有威望的多菲内省，计划在那里发动人们反对议会。不过，由于力量过于薄弱，无论是拥护革命还是反对革命，都好似螳臂当车。议会从这件事中发现，对于可能成为内战策源地的旧省区的组织，必须坚决予以取消。


    10月5日—6日以后，国民议会的代表和国王一起迁到了首都，这在很大程度上安定了首都的人心。由于有国王在自己面前，人民都觉得满意，不再像以前那么激愤。被认为是暴乱煽动者的奥尔良公爵，被打发去了英国。拉法耶特认为，到了该维持秩序的时候了；国民自卫军素质优良，逐渐习惯于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市政机构已经不像刚成立时那么混乱，并开始树立威望。除了饥荒，没有其他可能导致混乱的因素。不过由于供给有限，尽管粮食委员会已经尽力，但每天仍然有群众聚集。社会上误传面包商弗朗索瓦囤积粮食，结果弗朗索瓦被误杀。为了维持秩序，10月21日颁布了一项戒严令：市政机构可在劝告群众解散无效之后，动用武力驱散他们。平民和国民自卫军服从议会，遵纪守法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流。国民代表只希望完成制定宪法和实现政府的改组。只有掌握权力的阶层才关心秩序，对于敌人希望用残存的旧制度来给议会制造障碍的企图，议会加紧行动，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即以法令改变旧制度，剥夺敌人的攻击手段。


    这段时期，王国的行政区被议会平均划分。在划分之前，各省原是一些面积广阔、自主独立的小国。只有减其地，易其名，才能使它们服从同一政权。12月22日，议会通过了一个由西哀耶斯起草、图雷主要负责的方案。全国按照郡、县、区三级划分，一共分为八十三个面积和人口大致相等的郡，郡下是县，县下是区。所有行政机构按级统一规定。郡设三十六名议员的郡参议会和五人组成的政务厅，分别负责作决定和执行。县一级也设有参议会和执政机关，不过人数较少，并且分别隶属于上一级。区由五六个本堂教区组成，是选举区，但不是行政区，由有选举权的公民共同选出议员和官员。不过，当时采取的是双重选举制：即先由有选举权的公民选定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出国民议会议员、郡行政官员、县行政官和法院的法官。每郡设一个刑事法院，每县设一个民事法院，每区建立一个治安法院。


    王国政府是最高机构，公社是基层机构，郡是介乎公社与王国政府之间、全国利益和纯地方利益之间的中间组织。公社的行政由市议会和市政府负责，其成员多少按照城市的人口调整。唯一有权使用武力镇压暴乱的市行政官由人民直接选出。  最大的问题是财政


    在这个方案下，人民可以行使主权，所有的公民自行选举官员，自行管理行政，实现各个区域的合理分布。但是这个方案在具体执行时，又遭到了一些省的抵制。例如梅斯、鲁昂、波尔多和图卢兹的高等法院，普遍反对国民议会的行动，朗格多克省和布列塔尼省的等级议会则对新的行政划分十分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拥护旧制度的人开始想方设法制造障碍。贵族、高等法院、僧侣，甚至是著名作家们都开始攻击革命。革命的两个主要敌人是贵族和主教。这两个等级起初在议会中给革命制造困难，随后便公开向革命进攻，贵族主要靠发动欧洲其他国家来反对革命，僧侣反对革命的方式则是利用内讧。他们十分希望社会局面变得混乱。不过回过头来看，这种混乱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而且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灾难。


    即使是革命，也难以克服财政困难。财政问题始终困扰着革命。革命之初，议会需要维持政府经费开支。随着革命的深入，即使到了议会需要组织国家机构的时候，仍然不得不时常停止立法的讨论，转而将增加国库收入视为第一要务。对此，内克尔曾提出一些权宜之计，并很快获得通过。8月9日，首次发行了三千万里弗公债，收效甚微。8月27日，紧接着发行了第二次八千万里弗公债，仍然难以满足国库需求。如果寄希望于税收，由于税收已经缩减或废除，而且征收困难，显然作用不大。如果求助于拒绝援助的公众，更是痴人说梦。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刻，内克尔在9月拿出了最后方案，直接向每名公民征收特别税，征缴额为收入的四分之一。每个公民都应该站在爱国主义的高度据实申报，足额缴纳税款。


    就在这时，内克尔被米拉波授予真正的财政独裁权。米拉波认为，国家的形势十分紧迫，议会的工作重心不应该是长时间地研究讨论财政大臣的方案，经验丰富的内克尔，可以确保方案取得成功。他敦促议会信任内克尔并通过他的方案。当然，反对声依然存在，有些人不赞成内克尔的主张，另一些人对米拉波的动机提出质疑。为了达成一致意见，米拉波发表了一篇最雄辩的演说，希望大家都能认识到破产已迫在眉睫，只有通过这项特别的临时税才能满足需要。他大声疾呼，当前的局势已经容不得半点拖延，财政崩溃已经近在咫尺。灾难是永远不会给人们时间的，“喀提林已来到罗马城下，你们还在辩论！”如果还把宝贵的时间用在辩论上的话，那么，大家的财产和荣誉将被毁灭。可能大家对这个方案还心存疑虑，但毋庸置疑的是，实施这个方案势在必行，而且除此之外，也别无良策。客观的分析，激情的演讲，将整个议会的气氛带入了高潮，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这项爱国税顺利地在议会获得了通过。


    革命时期的财政，不但要保障当前时期革命的各项支出，而且要保障未来革命可能面临的各种费用问题。因此，爱国税这个办法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只能暂时性地缓解财政问题。革命需要长效化的可行措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有没收和出售教会财产来减轻国家负担这一个办法。这样做不但符合社会公众利益，而且也完全合理，因为财产属于教会，而不属于神父们，僧侣只是财产的管理人，而不是财产的所有人。国家承担了教会和教士们的开支，自然也享有使用支配这些财产的权力。国家可以通过这个办法掌握巨大财源，进而在政治上取得巨大的成果。


    重要的是，为防止旧有势力阻碍革命，在国家内部不能再容许旧有的独立集团的存在。僧侣这个旧有的集团拥有庞大的等级组织和财富，革命来临后，他们很想保持原来的独立地位。但他们的设想与新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因为只有在国家不存在的情况下，各个集团、各等级才能独立存在。如今一切职能都要变为公共的了，需要把教士职务变为宗教官职，类似于把王权变为最高行政官职一样。国家想把教会变为国有，首先要收回教会的财产，并付给僧侣薪俸，给予适当的补助金。通过这种方式，旧宗教制度被摧毁了。


    当时，迫切需要取消什一税。免除交给僧侣的什一税后，将很大程度上减轻农民负担。8月4日夜，免除什一税的决议宣布后，仅仅7天，什一税被完全取消。最开始，僧侣还比较反对，不过后来也同意了。这是他们能够作出的最大让步。巴黎大主教代表全体主教宣布，教会放弃什一税。   教会财产属于谁


    紧接着，马上开始讨论关于教会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奥顿的主教塔列朗认为，僧侣为了国家利益，应该放弃这些财产。对于国家来说，这是正确且合适的选择。拥有了总额达数十亿里弗的教会财产后，国家不但可以维持宗教开支，还可以偿还国债，支付永久年金、终身年金和司法机关经费。塔列朗的主张遭到僧侣的强烈反对。不过，由于僧侣只是教会财产的保管人而非拥有者，1789年12月2日，还是制定了国家拥有教会财产的法令。


    这也埋下了僧侣仇恨革命的种子。失去财产的僧侣开始反对新制度，而且比贵族反对得更为激烈。不过，由于财产还由他们负责管理，僧侣们希望归国家所有后的财产只是用于债务抵押，而不出售。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罢了。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能用的办法已经用尽。国库已是寅吃卯粮，勉强维持，由于大量发行票据，贴现银行的信用度日益降低，更是入不敷出。只有出售四亿里弗的教会财产，才能应付当年及下年的支出。出售的过程也是相当困难的，巴黎市政府和其他市政府虽然出面认购了很大一部分，却因为没有钱缴纳，只得先发行市钞券筹募资金，等到财产出售给私人有了必要资金后再将市钞券收回。这时有人提出，如果不发行市钞，采用由国家发行票券，代替金属货币强制流通的办法，将会更加便捷。指券（信用券）便是这样产生的。


    通过这种方式，教会财产终于能够出售了，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借助指券这个媒介，国家和债权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国家通过指券偿付债务，债权人通过指券享有担保收益。指券流通到最后，还是要走到兑换现金的地步。一旦兑现，指券的使命马上终结，将不再具有担保证据的功能。因为这些原因，发行指券必须强制流通，并根据出售财产总值对发行额进行限制，维护指券的信用，还要规定指券有利息，防止指券因骤然兑现而贬值。最开始发行指券的时候，还是相当谨慎的，所以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指券的利息最初增加了指券的好处，后来却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到第二次发行指券时就取消了。由于使用不当等外部原因，人们逐渐失去了对指券的信任。


    12月29日，国家拥有教会财产的法令公布以后，僧侣发现转移财产管理权和出售四亿里弗财产的事情将成定局，而且要发行纸币，他们便想方设法地来阻挠，防止自己的财富被剥夺。他们希望能够认购四亿里弗的公债，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计。如果议会接受，就相当于先否认僧侣是财产的主人，又承认他们是财产的主人。要求被拒绝后，僧侣发动多项攻势，阻挠市政府的工作。他们打着维护宗教利益的幌子，维护自己的私利。他们制造宗教纠纷，煽动天主教徒反对基督教徒，并嫁祸于议会。在当时，就连僧侣们也承认修道院修道誓愿的恶弊。1790年2月13日，这种恶弊被取缔，南锡的主教提出，天主教是唯一能举行公开的仪式的宗教。对于这种提议，议会起先是置之不理。后来，又有人提出同样的建议。为表示对最高主宰和天主教的尊崇，议会经过激烈争论之后宣布，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  来自宗教的反抗


    1790年6月至7月，僧侣们想借议会忙于内部组织工作的时机挑起分裂。他们希望能够恢复信仰的纯正，按照最古老的方式重建教会。为使宗教能够造福国家，提出一个不侵犯教会教义的计划，按照八十三个郡的数目削减主教管区，使两者所辖区域相互一致，主教由行政官和议员的选举人任命，教会参事会同时被取消，其成员由副司铎代替。另外，僧侣们的生活有了充分保证，除了高级僧侣的收入有所减少外，教区司铎们的收入普遍增加，他们占僧侣的大多数。但是，僧侣要利用世俗化这个借口大做文章。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埃克斯的大主教提出，按照教规，行政当局不能任命或撤销主教职位。克莱蒙的主教在投票表决的时候也提出了这样的异议，随后离开了会场。在他的率领下，反对派议员全部离场。不过，法令最终还是通过了。不过自此之后，僧侣开始和反对派贵族勾结在一起，动用他们的所有力量阻挠革命。为了分裂议会和郡，他们在郡的机构刚成立的时候，私下串联选举人，企图用提出新候选人的方式制造混乱。他们的阴谋很快被人在议会讲坛上揭发。事情败露后，他们又打着人民最高主权的幌子，企图推动议会改选，如果达到目的，对他们而言自然利大于弊。夏普利埃发现了他们的意图，说：“全部最高主权的确属于人民，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如今宪法还未完成，仓促改选议会只是破坏宪法和自由；如今有些人，他们妄想消灭宪法和自由，妄想复辟等级和专制，妄想挥霍国家收入。如果真的改选议会，只会给这些妄想带来希望。”议员们纷纷注视着宗教派代表——修道院长莫里。莫里大声喊道：“这些人应该被送到夏特莱裁判所去！不过，假如你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就没必要提他们。”夏普利埃接着说：“宪法不可能由两个议会来制定。更何况，现如今已经没有等级区分了，现在的选举人已不是以前的选举人，原来的选区司法区已经和郡混同了。因此，限制权力的条款已经无效，如果将权限受到条款限制的议员排除在议会外，是不符合宪法原则的。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他们也必须留在议会。”莫里接着又说：“有人巧舌如簧，实际上是和我们诡辩，我们这些代表是从哪天起组成国民议会的？先生们，我们已经完成了宪法，只差宣布全部执行权属于国王了。我们存在的意义，不外乎是保证人民享有立法权，证明人民同意税收，使我们的自由更有保障。因此，任何限制人民代表权的决议，我都坚决反对。全体国民在我们之上，我们限制他们的权力，就相当于限制我们自己的权力。我们缔造了自由，就更应当尊重全体国民的自由。”右边的人们对莫里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米拉波见状立即走上讲坛，他说：“我回答刚才的问题。当士兵们团团围住会场门口，我们只得将会场换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人民代表成为国民议会。这一天，改变了我们的权力。我们千辛万苦使我们的权力合法化了，并得到了国民的拥护。有位为了拯救祖国而违反法律的古代伟人，当敌人质问他没有遵守法律时，他说了一句名言：‘我敢说我拯救了祖国！’”这时，米拉波转身面向平民代表们说：“诸位先生，我敢说，你们拯救了法国！”这时，与会人员自发地站了起来，并宣布，不完成会议的工作决不解散。


    与此同时，议会外面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也从未停止。议会采取措施果断应对，规定军队属于革命力量，宫廷和贵族头衔不限制军阶和晋升，一举击败了敌人瓦解军队的阴谋。阿图瓦伯爵和孔代亲王7月14日逃到都灵以后，秘密联系里昂和南方，但由于缺乏国内外支持者，所有的阴谋计划全部失败。在朗格多克，僧侣尝试发动暴动，除引起短时间骚乱外毫无结果。法夫拉斯侯爵计划挟持国王到佩龙讷，由于过于高调，还未来得及执行便东窗事发，被夏特莱裁判所判处死刑。


    宫廷进退两难，它感到对议会的依赖更加明显，而且很多时候自己无能为力。它迫切想改变这种局面，但由于难度过大，又根本不敢去尝试。因此，它只是躲在暗处煽动反革命，却从来不公开露面。在成为改革的主要发起人之后，米拉波想联合所有派别——包括宫廷来稳定改革。他支持立宪，也不想将革命交给宫廷，只是为使宫廷转向革命。但是，他的失误之处在于不应叫别人收买他的这种支持。宫廷先后与拉法耶特、拉梅特之辈和吉伦特派人有过瓜葛，想利用他们终止革命、摧毁革命。由于力量强大、影响广泛，平民领袖米拉波在宫廷中很有威望。尽管面临种种阴谋和奸计，制宪的工作坚持着国民的最高主权的原则，在议会中有条不紊地进行。新司法组织被确立下来，所有新的司法官职都是暂时的。按照君主立宪制度，人民拥有所有权力，可以任命官员。所有权力不归某个人或某个家族所有，所以不像王位一样可以世袭。司法领域也有了新变化，刑事案件中出现了过去一般性的民主组织陪审团，民事案件中有了专门的审判官。所有案件都要在固定法庭中分两级审判，以防止出现错判误判。用于维持法律的保护作用的最高法院开始出现。放在国王时代，这些权力是固定属于国王的。革命以后，这些权力属于全体人民，不归任何个人所有。在与他国是战是和的问题上，议会把主动权赋予国王，立法机关拥有决定权。


    通过革命，旧有的藩篱被推翻，新的政治、社会秩序被建立起来。革命政府迅速成立，国君、国民议会、行政区域被设立，军队、市政权、行政权、平民法庭、教会和货币建立起来，国债也找到了抵押，一些财产的所有权被合理转移。  练兵场上的结盟大会


    7月14日是国民解放周年纪念日，人们打算在练兵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由国王、各郡代表、国民议会代表、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为宪法宣誓。节日来临之前，有一些同情平民的贵族议员建议取消贵族爵位，议会随即召开专门会议，于6月20日废除了所有爵位、纹章、徽章和勋爵骑士团。这次会议的召开，消灭了旧社会的不平等，表示职务的爵位、标志家族势力的纹章、封建贵族私人军队佩戴的徽章、立下战功的勋爵骑士团全都不存在了，特权不复存在，一切的权力和荣誉都属于平民。这项针对贵族的决议，像僧侣世俗化引起僧侣的反对一样，引起了贵族的逃亡和反击。贵族们抓住这个机会，开始了反对革命的行动。


    7月14日很快来到，除了天气不太好之外，还算是一个好日子。各郡代表陆续赶来觐见国王，国王以立宪君主的身份接待了他们。布列塔尼代表团团长单膝跪地，把象征忠诚的宝剑献给国王。路易十六高兴地说：“我相信布列塔尼人对我的爱戴和忠诚，宝剑还是交给你们吧！请转告大家，我是所有法国人的父兄，也是他们的朋友。”代表又说，“陛下，您是公民国王，全体法国人永远都爱戴您。”


    紧张筹备了几个星期后，7月14日早上七点，结盟大会拉开序幕。各路代表从巴士底狱旧址开始，沿着既定路线，浩浩荡荡地朝练兵场进发。前进的队伍中，有选举人和各公社代表，也有各县县长和国民议会议员，军队代表、巴黎国民自卫军和各郡的结盟军也在其中。大家身着节日盛装，高举着旗帜和爱国标语，在悦耳的音乐声中穿过城区，跨过塞纳河，从牌楼下进入练兵场。练兵场周围是宽敞的草坡看台，上面聚集了约四十万观众。练兵场上，各郡结盟军、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代表列队站在各自的旗帜下，一个古式祭坛被设置在场中央，国王、宫眷、议会和市政人员在祭坛周围的观礼台上就座。伴随着军乐声，首先由身着祭礼服装的奥顿的主教主持了弥撒。随后，他又为王旗和八十三面郡旗行了祝圣礼。接下来进入宣誓环节，广场上十分肃静，在当天上任的全国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拉法耶特，首先走出来。他代表他自己、军队和结盟军宣誓，将永远忠于国民、法律和国王，全力维护宪法的神圣和尊严，和全体法国人民永远保持团结。然后，国民议会议长和全体议员也进行了宣誓。路易十六以全体法兰西人国王的名义宣誓，将尽自己的全力来维护宪法。王后举起怀中的王子，激动地说：“我和我的儿子，怀有同样的愿望。”刹那间，各团体的旗帜挥舞起来，和群众的欢呼声一起，将练兵场的欢乐气氛推向高潮。


    14日之后，巴黎市举行了竞技会、灯会和舞会，延续结盟节。在遍布铁栅、刑具和瓦砾的巴士底狱旧址，人民载歌载舞。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监狱旧址，会成为歌舞欢乐的场地。庆祝活动结束后，人们专门制作了纪念章，代表们也随后返回。结盟大会的召开，暂时停息了各党派之间的敌对行为。  会后的阴谋活动


    结盟大会以后，小规模的阴谋活动又在议会内外开始了。奥尔良公爵结束流放，刚回到巴黎，就有人控告他和米拉波是10月5日和6日事件的主谋。于是，夏特莱裁判所继续调查审理这一已经搁置的案件。不过由于无法证实，宫廷这次急于求成的攻击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愚昧。议会本来就没有打算护短，但由于查无实据，便宣布不应追诉。对这起不成功的诉讼程序，米拉波严厉谴责，对他的控告也不攻自破。


    宫廷又想了别的办法破坏议会。他们收买一些写手，撰写了诋毁议会的文章在议会门口出售。大臣们则出面谴责并反对议会的做法。昔日的权贵内克尔不甘寂寞，希望逐步改革的他与议会的想法也并不一致，不愿意服从议会的命令，便通过向议会递交备忘录的方式表示反对。不过，最终他发现自己的努力毫无用处，便在1790年9月4日辞职，离开巴黎。


    被取消爵位的贵族也对革命怀有敌意，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认识到在国内煽动人民难度很大，便想采用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到国外去，通过联合外部势力干涉法国内政，最终卷土重来。但是逃亡之前，他们也不放弃在国内可以煽动反革命的一切机会。


    军队也已经发生了分裂。新的军事条例规定，把从前授予贵族的军阶改为授予从军时间长的人，这对士兵而言是有利的。大部分军官却不欢迎新的制度，当被迫宣誓忠于国民、法律和国王时，有的人选择了逃亡，有的人选择拉拢士兵希望能自成一派。手下兵多将广的布耶侯爵显然属于后者。在不得已同意宣誓之后，他想方设法让军队忠于自己。一方面，他努力减少军队和公民的接触，防止军队染上反抗思想；另一方面，他谨言慎行，努力用自己的德行感化士兵，使他们拥护和爱戴自己。而在别的地方，军官却不是这样。他们不顾士兵的反对和舆论界的反映，克扣军饷，隐瞒军需账目，最终激起了士兵的反抗。1790年8月，南锡有三个团的士兵反抗军官，遭到了布耶的率兵镇压。巴黎人民对士兵十分同情，他们认为士兵是爱国的，而布耶却是一个阴谋家。一时间群情激奋，纷纷集会，要求控诉主张镇压的大臣。好在拉法耶特及时出手，平息了群众的不满。这时的议会，努力化解反革命和无政府状态带来的攻势。


    看到国民议会面临困境，反革命团体得意万分。他们认为，无论群众是否支持议会，旧制度都将很快恢复。僧侣也在推波助澜，为了阻挠出售教会财产，他们甚至使售价高出原定的价格。平民摆脱了什一税，也获得了债权保证，自然和主教的政治主张并不相同。于是主教们便改用“教士法”来煽动教会的分裂。实际上，这项法律既不涉及教规，也不涉及信仰，并且已于12月26日获批通过。主教们却不这么认为，声称这项法律侵犯了教权。教皇也极力怂恿主教们反对僧侣世俗化。主教们决定反抗这项法律，不认可未经教皇同意设立的教区，也不认可以世俗方式任命主教的制度。  “教士法”引发的分裂


    议会不但没挫败反革命联盟，反而使他们更加团结。事实上，如果最开始议会不强制撤换那些反对派神父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后果了。议会认为，僧侣们出于自身考虑，一定会赞成宣誓，凡拒绝宣誓的，必须撤换其职位。主教们却以为，所有教士都会和他们一样拒绝宣誓。结果议会和主教们都失算了。主教和教区司铎在宣誓问题上的选择并不一致，而是有的宣誓了，有的拒绝宣誓。拒绝宣誓的自然被换掉，新的继任者走马上任，并接受了奥顿和利达主教的任命。但是，被撤职的僧侣并不甘心，留在原来的教区继续发号施令，煽动人们违反法律。利益和制度之争最终演变成党派之争。僧侣分成反对派和宪政派两个派别，互相攻击对方为叛徒或异教徒。宗教也成为满足私心和私利的工具。


    人民群众没有卷入这些纠纷中，但成为各派团结争取的对象。各派开始利用俱乐部的方式影响群众。俱乐部原本是私人会社，主要用来议论政府措施、国家大事和议会法律。这些讨论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外，没有任何权力。第一个俱乐部产生于凡尔赛宫，是布列塔尼地区的代表成立的，成立初衷只是商讨他们的步调，后来他们在雅各宾修道院里开会，便得名为雅各宾俱乐部。它的规模逐渐发展壮大，会员范围从市政人员扩展到普通公民，并在各省陆续建立了分部。它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除对议会外，对市政府和人民群众也开始产生影响。雅各宾俱乐部逐渐发展成为新兴势力，并开始领导合法势力，左右社会的发展。


    这时的雅各宾俱乐部，已经变为一个群众集会的场所。看到俱乐部性质的改变，一部分元老离开了，创立了一个类似原来俱乐部的协会，称为89年俱乐部。它在议会中占有优势，领导者是西哀耶斯、夏普利埃、拉法耶特、拉罗什富科等人。拥有人民基础的雅各宾俱乐部的领导者则是拉梅特和巴纳夫。看到这两个拥护新制度的俱乐部，反对革命的贵族一派也成立了俱乐部与之抗衡，先是叫作“无党派俱乐部”，后来又更名为“王政俱乐部”。他们想采用分发面包的方式争取群众的支持，但是群众视之为反革命机构，根本就不接受，还多次扰乱俱乐部的会议。1791年1月，这个俱乐部迫于群众的压力被市政当局查封，终于寿终正寝。  米拉波之死


    由于国王几位姑母的出走，群众变得十分不安，他们担心宫廷正准备另一次出走。为防止国王从与杜伊勒里宫相通的万森城堡的望楼出走，群众纷纷到万森去拆除望楼。这种担心不是毫无来由，反革命分子正想趁乱把国王劫走。就在这时，国王被冲进杜伊勒里宫的六百多名武装人员劫持，他们企图挟持国王出走。拉法耶特及时率领国民自卫军赶到，挫败了敌人的阴谋。群众被驱散，宫中的反革命分子也被缴械。经历了这次事件，人们对路易十六可能的出走更加警惕。当路易十六要到圣克卢去时，群众和禁卫军便出面阻拦。为防止国王出逃，议会在宣布国君不可侵犯的同时，也宣布了国王不得出亡国外，否则立即失去王位。


    当时有很多的逃亡者，议会想用颁布法令的方法来制止逃亡，却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任其逃亡，将会威胁国家安全；如果严加管制，又成了对人权自由的侵犯。基于不同的利益出发点，议员们分为三派，一派人袒护逃亡，一派人只关注人权，一派人又只关心国家安全。三派势力对制定什么样的法令各持己见。有人提出一个办法，剥夺所有逃亡者的公民权，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米拉波认为，这项提议过于苛刻，好像与以严酷著称的《德拉古法典》一样。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而言，还没有严峻到必须采取这种手段的地步，议会最终没有采用这个办法。几天之后，也就是1791年3月2日，米拉波因操劳过度不幸离世，全国上下一片哀悼。巴黎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把他安葬在以“国士墓”命名的伟人公墓。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革命。他的勇敢精神，帮助革命取得了成功；他的冷静判断，帮助革命少走弯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议会中有什么争执不下的讨论时，人们还不自觉地望向他曾经的座位。米拉波的死，对革命来讲未必是件坏事。因为他既想巩固王位，又想加强革命。实际上，万一他真的行动起来，不是王权压倒革命，就是革命消灭王权，想要两全其美，根本是不可能的。


    从1789年10月5日、6日到1791年4月，国民议会完成了对法国政坛的改组；宫廷方面，在进行了阴谋活动的同时，企图出逃外国；特权阶级方面，在没落之后，十分想恢复往日的荣耀，他们企图推翻新制度，恢复旧天地。贵族方面，更是抓住一切机会反对革命，包括怂恿临时法院抗议高等法院复会、挑拨各等级反对废除省制、策划新的选举扰乱各郡的组织、要求议会解散、煽动军官叛变等。然而他们的反抗全部失败，于是不得不逃亡国外，发动欧洲其他国家来反对革命。僧侣方面，极端不满对教会财产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教会的新制度。为了反对新制度，他们制造暴动，甚至利用宗教分裂来掀起暴动。这段时期，各派的分裂日趋明显，反革命势力积极筹备国内战争和国外战争。

 第四章 制宪议会时期

    ——1791年4月到9月30日


    社会的真正目的，不是将社会利益作为遗产赐给某一个阶级，而是在各阶级取得这些利益的时候共享这些利益，这就是1791年宪法的主要特点。   欧洲各国的政治和制度


    统治欧洲的封建制度已经接近末日，法国革命必然引起整个欧洲政局的变化，斗争从国王与国王之间转变为国王与人民之间。若不是国王首先挑起矛盾，革命的爆发肯定会晚许多。国王想镇压革命却反而使它扩大，想镇压革命却促使革命获得胜利。


    封建统治时期，各国主要在国内活动，而在君主专制时期，各国的对外活动开始增多。欧洲各大国几乎同时结束了封建统治，当时，国王与诸侯之间长期征战，各国的国王也经常在国境上遭遇进而发生冲突。无论是查理五世还是路易十四，都没能实现统一。为了抵御较强的国家，弱小的国家必然要联合在一起，经过各种优势和联盟的曲折变化，在欧洲形成了一种均势。


    在十八世纪中叶之前，奥地利、英国和法国一直是欧洲的三大强国。但奥地利在荷兰方面受到法国威胁，英国则在海上对法国存有戒心，出于利害关系，奥地利和英国联合起来反对法国。势力和贸易竞争使它们经常处于敌对状态，力图互相削弱或掠夺。在波旁王朝时期，法国的一位亲王做了西班牙国王，之后西班牙就成为法国的同盟国。西班牙原本是被摒弃在欧洲大陆一角的衰落国家，虽然有了盟约的保护，它不再对过去的敌人恐惧不安，但仍实力衰微，仅在海上有一些优势。此外，在奥地利的周围，法国还有其他同盟国：北方的瑞典、东方的波兰和土耳其、西部的普鲁士、德意志南部的巴伐利亚、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王国。这些国家由于惧怕奥地利的入侵，于是与奥地利的敌国结盟。处在两联盟集团之间的皮埃蒙特经常摇摆不定，根据情况变化和利害关系而变换立场。荷兰则根据国内是省督派还是人民派占优势来决定与英国还是与法国联盟。瑞士则保持中立。


    十八世纪后半叶，普鲁士和俄国在北方兴起。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使国家拥有了财力和军队，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此基础上扩张领土，普鲁士从一个普通的选侯领地变成一个重要的王国。俄国之前长时期不与各国往来，在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领导下开始参与欧洲政治。这两个国家的崛起改变了原有的联盟，它们同维也纳政府达成协议后，在1772年第一次瓜分了波兰。弗里德里希二世死后，叶卡捷琳娜女皇和皇帝约瑟夫在1786年瓜分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凡尔赛政府对于波兰被瓜分无能为力，也未能挽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787年，普鲁士和英国用武力恢复了荷兰联省的世袭省督制，作为同盟国的凡尔赛政府未能给予援助。唯一为法国增光的行动，只有对北美独立的有效支持。


    1789年的革命，扩大了法国在道义方面的影响，却减弱了它在外交上的势力。为了遏制俄国野心勃勃的计划，英国和普鲁士、荷兰结成联盟，就在战争爆发之前，皇帝约瑟夫去世，继任的利奥波德二世接受了赖亨巴赫会谈。这次协商为奥、土和约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平息了荷兰的骚乱，1791年8月4日，在西斯托瓦签订了和约。1791年12月29日，叶卡捷琳娜二世迫于英国和普鲁士的压力，在雅西与土耳其签订和约。这些会谈的举行与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十八世纪欧洲政治纷争的结束，各强国开始把注意力放到法国的革命上来。  反法同盟


    在此之前曾经互相敌对的欧洲各国如今开始将法国看成共同的敌人。瑞典与俄国联合，普鲁士与奥地利结盟，当时的关系十分简单：一方是各国帝王，一方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反对法国革命的同盟很快组成，但各怀心思：奥地利希望借此扩张领土，英国企图报复法国对北美战争的支持和防止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普鲁士则为了巩固已受到威胁的专制政权，德意志各邦的目的是恢复某些成员的封建权力，瑞典国王则希望法国也能和自己一样恢复专制制度，俄国的心思却是想借此时机瓜分波兰，而波旁王朝的所有君主，则是因为权力和家族关系才加入同盟。法国逃亡的贵族们为各国的阴谋推波助澜，鼓动它们进攻法国。


    在逃亡贵族看来，法国缺少军队没有将领，财政困难，社会混乱，厌恶议会的人们渴望恢复旧制度。他们纷纷建立了各自的军队，孔代亲王率领沃尔姆斯，阿图瓦伯爵领导科布伦次。阿图瓦伯爵还不断敦促各国政府作出决定，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在意大利，阿图瓦伯爵就派卡隆和阿尔方斯·德·杜尔丽伯爵前往意大利与之会晤。在曼图亚举行会谈后，杜尔丽伯爵以皇帝名义交给路易十六一份秘密声明，告诉他反法同盟将前去援助他。


    军事调动也在进行，奥地利派出三万五千人的军队开往佛兰德边境，德意志各邦军队派遣一万五千人开往阿尔萨斯，瑞士则有一万五千名军队进驻里昂内边境，多菲内边境则进驻了撒丁国王的一万五千名军队，西班牙增加了在卡塔卢尼亚的军队，普鲁士也表示随时可以出兵；英国国王则以汉诺威的选侯的身份参加行动。这些军队预定在7月底同时出动，波旁王朝则提出抗议，要求各国发表一道檄文，并且在事前保守秘密，以避免局部出现暴动。这就是1791年5月20日曼图亚会议的结果。  国王的出走


    路易十六或者是害怕阿图瓦伯爵率领逃亡贵族胜利归来后会取代他的地位和威信，或者是不甘心完全受他人摆布，他认为最好由自己恢复君主政体。路易十六手下的布耶侯爵，是一位忠诚而机智的拥护者，他不支持逃亡贵族也不赞成议会，答应国王在必要时会用自己的军队保护他。布耶以边境有敌军活动为借口，在蒙梅迪设立了军营，并且在国王经过的路上布置军队作为警卫。国王的家族也为出行进行了秘密准备。为了不走漏消息，避免引起怀疑，路易十六和王后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6月20日夜里，他们化装后离开王宫，避开禁卫军的警戒后上了早已等在那里的马车，朝着夏龙和蒙梅迪的方向出发。


    第二天，巴黎得知国王出走的消息后，愤怒的群众纷纷集会，认为那些没有制止国王逃走的人都是同谋者，甚至开始怀疑拉法耶特和巴伊，骚动开始严重。但议会采取的一些措施使人心很快安定下来：议会首先召集了大臣和主要官员，掌握政权；任命蒙莫兰为外交大臣，向欧洲各国传达自己的和平愿望；派专员到军队去，宣布以议会的名义而不是以国王的名义接受军队的誓言；接着发出安民布告，采取维持治安的措施；最后下令各郡逮捕那些离开王国的人。不到四个小时，议会就代替国王掌握了一切权力，政府照常工作，社会秩序稳定，而国王和以他的名义存在的政府却几乎不存在任何关系了。


    逃亡的头一天很顺利，路易十六和他家族的旅行已临近结束，随着远离巴黎，国王甚至满不在乎地暴露了身份。21日，人们在瓦雷内认出国王并加以扣留。一时之间，国民自卫军全部动员起来，布耶布置的那些军官们想拯救国王却没有结果，而龙骑兵和轻骑兵或者不敢或者拒绝，都没有协助他们。布耶只好亲自率领一团骑兵赶来，但当他到达瓦雷内时国王已离开数小时，疲惫不堪的骑兵拒绝继续前进。这次的行动失败后，布耶离开了军队和法国。


    得到国王被扣留的消息以后，议会派出佩蒂翁、拉图尔·莫堡和巴纳夫前去调查，他们在埃佩尔内遇到国王一家然后一起回来。一行人到达巴黎后，人们既没有表示欢迎，也没有责难，只是用长时间的沉默来表示不满情绪。国王被暂时停止行使权力，国王和王后也被监视。各党各派中，有人要维持他的王位，即使他曾经出走；有些人则认为，既然国王在他出走前发表的告法国人民书中谴责了革命，又否定了他曾颁布的法令，就应被视为已经退位。  共和派的斗争


    这时候，之前隐蔽和附属的共和派开始崭露头角。斗争从议会和宫廷之间转到立宪派和旧的特权阶级之间，又从立宪派本身转移到立宪派与共和派之间，这其实是革命时期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在这时期，拥护新建制度的人放弃了纷争，一方面是逃亡贵族，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威胁，议会此时是危险的。米拉波虽然已经去世，但他所依靠的最无野心且拥护原则的中间派，如果能与拉梅特一派联合，则有希望恢复路易十六的王位和君主立宪政体。拉梅特一派因安德烈和中间派的主要成员取得谅解而实现了这个联盟，他们开始与宫廷交往，并且成立福扬俱乐部来对抗雅各宾俱乐部。


    但雅各宾派从不缺乏领导者，在米拉波的领导下他们反对过穆尼埃，在拉梅特的领导下反对米拉波，又在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的领导下反对拉梅特。想进行第二次革命的党派支持那些最激进的活动家，目的是自己能够接近斗争和胜利。如今，这一派终于从附属地位变成独立，开始为自己而战斗。在宫廷的过失和贸然从事的阴谋活动以及国王出走的一系列事件中，这一派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因为群众只看到他们和宫廷的联系而并未了解这种联系的实际情况，拉梅特派也受到了群众的指责。由于得到立宪派的支持，他们成为议会中最有势力的一派，他们希望尽早恢复王位，以便停止威胁新制度的争论。


    奉命审问的检察官们让路易十六按照他们的意见写了一个声明，以路易十六的名义交给议会以减弱国王出走的恶劣影响。负责研究这个重大问题的七个委员会宣布，没有理由审判路易十六和宣布废黜他。报告之后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共和派的大部分发言者认为，应该废黜国王，成立一个摄政机构即人民的政府，或者是向人民的政府过渡的政府。巴纳夫则进行了反驳，他用一段引人注意的话结束了发言：“复兴帝国的人们，你们已经展现出消灭滥用权力行为的勇气，和建立明智制度能力，现在应该证明你们用智慧来保护和维持这种制度。国民们以自发的行动对威胁自己的攻击作出了庄严回应，你们也要采取同样的防范措施，让我们的边境有最强固的防卫。但我们在显示力量的同时也要克制我们的态度，要让那些担心我们这里事件的人能够安心，要让在外国关心我们革命的人拥有胜利的机会。这样，你们才能显示出在不同情况下运用各种策略的才能和美德。”


    巴纳夫的意见得到了议会的赞许，为了安定民心保证将来的安全，议会宣布：国王如果背弃他对宪法的誓言，率领军队与国民作战，或者允许他人以国王的名义作战，就算实际退位，变成普通公民后不再不可侵犯，人们可以控告他退位后的行为。


    议会通过这项法令的当天，共和派便鼓动群众阻挠发布这项命令，由于国民自卫军守卫着会场，议会没有受到威胁。于是他们便发动民众反对这项命令，由《法兰西爱国者》的作者巴黎市调查研究委员会主席布里索草拟了一份请愿书，否认议会的权限，认为国民拥有最高主权，路易十六的出走就是退位，以此要求撤换国王。这份请愿书在7月17日被送到练兵场的祖国祭坛上，无数群众前来签名。


    议会将市政官召来，责成他们维持治安。拉法耶特带领军队驱散了人群，但群众再次涌来，丹东和卡米尔·德穆兰站在祭坛上发表了长篇演说。拉法耶特和巴伊率领一千二百名国民自卫军再次来到练兵场，向群众宣读了依法警告群众解散的命令。不肯解散的群众不顾强制命令，用石块袭击国民自卫军，拉法耶特下令向空中开枪警示，但群众毫不畏惧，继续袭击国民自卫军。拉法耶特只得下令开始杀伤性的射击来压制暴动者的反抗，群众惊慌逃散，会场上留下很多尸体。骚动因流血而停止，虽然是迫于不得已才采取镇压行动，可是群众却没有原谅拉法耶特和巴伊。在这场真正的战斗中，尚未强大和巩固的共和派被君主立宪派打败，而练兵场的尝试，则成为8月10日发生的人民运动的前奏。  庇尔尼茨宣言


    此时，对路易十六出走满怀希望的逃亡贵族们，因为国王被扣留而惊恐不安。和国王同时出走的王弟则比较幸运，他带着摄政王的名义和权力到了布鲁塞尔，从此逃亡者就只能依靠欧洲其他国家的援助了。军官们离弃了军队，有二百九十名议员抗拒议会发布的命令，布耶给议会写了一封威胁信，并且将路易十六出走的责任承担下来。最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普鲁士王和阿图瓦伯爵在庇尔尼茨会商，发表了著名的8月27日宣言，为进攻法国作准备。


    在《庇尔尼茨宣言》中，各国国王都认为法国国王可以随便到任何地方，他们要求恢复法国国王的王位并解散议会。如果要求被拒绝，他们将以战争来威胁法国，所有负有保障法国君主政体责任的强国都会参加这次战争。议会和人民没有被这个宣言吓倒，反而更加愤怒，民众认为欧洲各国君王无权干涉法国政府，也无权向一个伟大的民族发号施令。既然要诉诸武力，法国人民就只有准备抵抗，议会征集了十万国民自卫军，在国境线作好防卫准备。人们确信，处在革命时期而且在国土之内作战的法国人民不可战胜。


    这时，议会的制宪工作将近结束，规定了民事关系，税收制度，各种罪行的性质及其起诉、审讯、判刑，以及宪法的总则，在继承、赋税和刑罚等方面基本上贯彻了平等原则。剩下的工作只是将有关宪法的决定汇总为文件并呈交国王批准。人民对拖延过久的事情开始反感，希望选举一批新的国民代表，于是各选举团体决定在8月5日召开会议。但国王在出走瓦雷内之前就决定了，本届议会的代表不能参加下届议会，在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分歧，有人漠不关心，有人争权夺利，贵族想制造无政府状态、共和派希望实现统治，这些都拖延了议会的时间。迪波尔曾经徒劳地希望稳定性能够成为政府的一个原则，而不愿每两年便在法律和政见方面进行一次变革。但这恰好是特权阶级和雅各宾派所希望的。


    制宪议会在类似的问题上，不是做错就是受到控制。关于大臣的职位，制宪议会决定任何议员都不得兼任大臣职务；在改选问题上，议会则不顾议员反对，决定议员不得连选连任，并规定议员在四年内不能担任国王授予的任何职务。于是不久之后，拉法耶特辞去了国民自卫军司令的职务，巴伊辞去了市长的职务。随着制宪议会结束，这个引人注意的时期也结束了。  制宪议会闭幕


    当制宪议会的各项决定汇总成一个文件时，引发了修改这些决定的意图，但这只是尝试并没有结果。宪法制定之后，使它倾向于贵族是不合适的，因为人民也会要求它平民化。为了既承认又限制国民拥有最高权力，议会宣布法国国民有修改宪法的权力，但以三十年内不行使为好。六十名议员将宪法文本呈交给国王，撤销了停止国王行使权力的命令，法律规定给他的禁卫军仍归他指挥。路易十六恢复自由后重新掌政，开始审查宪法。几天后他写信给议会说：“我批准这个宪法，并且对内负责维护它，对外保护它不受侵犯，并将执行它赋予我的一切权力。此外，我郑重宣布放弃在制定宪法过程中曾提出的异议。”这封信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拉法耶特的提议下，议会决定赦免那些因国王出走或因与革命事件有关而被控诉的人。


    次日，国王亲临议会接受宪法，在群众的热情欢迎中，路易十六重新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和爱戴。9月29日是议会闭幕的日子，这天国王再次来到会场发表演讲，他说：“诸位先生，在这场持久艰巨的任务中你们表现出孜孜不倦的热情，回到各地后，希望你们能完成最后一项任务，向同胞们讲述这次制定法律的真实意义，并且作出遵守秩序和尊重法律的榜样，使大家能够团结。”全体议员都异口同声地附和：“是的，是的！”结束时，国王进行了亨利四世式的演说：“请你们相信，国王永远是你们最忠实的朋友，我需要大家的爱戴，增进民众的幸福是我的希望，它将鼓舞我的勇气，而在这方面的成功将是对我最好的报偿。”在人们的欢呼中路易十六走出了会场，图雷用强有力的声音说：“制宪议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现在宣布闭幕。”


    第一次光荣的国民议会结束了。议会表现出果敢、明智、公正的特征，它通过两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完成了一代人的伟大革命。在开会期间，议会粉碎了贵族的阴谋，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压制了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议会的主要错误是没有把领导权交给从事革命的人，而是像那些功成身退、去国出行的古代立法者一样，放弃政权。新的议会没有巩固制宪议会开创的事业，因此应该结束的革命又重新开始了。


    1791年的宪法是根据适应法国思潮和局势的原则而制定的，是中等阶级的产物，因为凡是处在统治地位的力量总会占据政府机构。当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属于个人时，就是专制；当这样的力量属于少数人时，就是特权；只有属于全体人民时，才是权力，而权力才是社会的最后阶段。在经历了贵族执政的封建制度和君主执政的专制制度以后，法国终于达到最后阶段。在公民中间建立了平等，承认了政权机构的委任，实现了新制度下人的地位和政权形式。


    这个宪法规定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但人民却不执行任何权力，他们只拥有初级选举权，人民的官员在贤明的国民中遴选，然后由贤明的国民组成议会、法庭、行政机关、市政府和国民军队，进而掌握国家的力量和权柄。人民尚未进步到直接参与政权的程度，政权只是偶然和暂时落入他们手中，但他们能够按照社会的真正目的在初级议会中行使权力。社会的真正目的，不是将社会利益作为遗产赐给某一个阶级，而是在各阶级取得这些利益的时候共享这些利益，这就是1791年宪法的主要特点。

 第五章 国民立法议会时期

    ——1791年10月1日到1792年9月21日


    为获取自由，吉伦特派先是寄希望于法令，并发动了6月20日的事件，但没有成功。随后，他们决定推翻王权，捍卫革命果实，发动了8月10日的起义。因此，可以说，要是没有贵族的逃亡和僧侣的叛乱，国王可能会接受宪法，那么，建立共和的革命也就无从开始了。   立法议会与国王的关系


    1791年10月1日，新的国民立法议会开幕，它表示将坚决维护新制度，尊重自由法国的缔造者。开幕会上，立法议会庄严地接受了宪法全文，所有议员起立、脱帽，并向宪法宣誓：不自由毋宁死。旁听席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向制宪议会代表表示感谢后，立法议会随即开始运转起来。


    新成立的立法议会在当时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还缺乏稳固性，并且容易受人控制，与国王的关系也并不融洽，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与合作。宫廷在制宪会议期间丧失了很多特权，现在希望通过立法议会进行恢复。为了向国王报告立法议会的成立，议会派出了六十人的代表团，但只见到了司法大臣，并被告知第二天中午才能得到国王的接见。宫廷在这件事上的缺乏考虑，使代表团的成员们觉得受到了侮辱。当受到接见时，身为代表团团长的迪夏斯特尔简短地对国王说：“陛下，我们是来向您报告国民立法议会成立的。”路易十六也相当冷淡：“我在星期五以后才能到你们那里去。”国王对待议会的这种不明智的态度，严重伤害了人民对国王的感情。议会认为，代表团团长对国王的言行是正确的，并立即决定在迎接国王的仪式问题上实施报复性的行动。以往议会迎接国王时，按照仪式规定，必须称呼国王“陛下”或“主上”，并且特设一把御座式的扶手椅供国王落座。国王坐下或起立的时候，代表们必须起立脱帽。现在大多数议员觉得，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没必要向国王这么低三下四。有议员建议将对国王的称呼改为“法国君王”，也有议员建议只给国王设一把普通扶手椅。尽管还有少数代表不太赞成，但少数服从多数，议会很快表决通过了这两项决议。消息传到立宪派那里，他们认为立法会议过分苛刻和偏离原则，强烈反对这样大不敬的决议。这时也有消息传来，如果议会真这么决定的话，国王将不再出席。最终，议会取消了这项决议。这次的风波算是平息了。


    双方终于尽弃前嫌，当路易十六来到时，立法议会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极大的尊重。国王发表了主旨为全面和解的讲话。他指出，立法议会和国王之间，应该相互信任，互相支持，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双方都是热爱祖国的，有着共同的利益。只有精诚团结，才能粉碎敌人的离间和进攻，才能保障公民的财产和信仰，才能保障行政的公正实施，才能留住那些意图离开的人们。他还就所关心的财政、贸易、民法、工业以及如何巩固新政权等问题向议会提出建议，并承诺将整顿军纪，壮大法国的武装力量保卫国土。这些话语，引起了议员们的普遍共鸣。


    但是，在当时的法国，这样的美好愿望还难以变为现实。贵族和僧侣这两个阶级，由于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处处与革命为敌，千方百计地阻挠革命，掀起了党派之争。很快，立法议会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由于僧侣在国内掀起了骚乱，逃亡贵族开始集结武装，反法同盟也准备进攻，立法议会只得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这一发展，甚至超出了自身的权限。  左派右派和中间派


    立法议会成立过程中，由于宫廷、僧侣以及贵族不能左右选举，所以立法议会的成员，大都是倾向革命的平民派。同前一个议会相比，本届议会的代表都是反对专制和特权的。由于制宪会议的议员不能连任，选举时要求候选人品德高尚，再加上各俱乐部的积极影响，原本在制宪议会占少数的平民派，如今却成了议会的主要力量。随之而来的是，议会中很快又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和各个党派。


    立法议会和制宪会议一样，也分为右派、左派和中间派，但这三派的性质完全不同。


    右派完全是由立宪派组成的，主张用法律保护革命。马蒂厄·迪马、拉蒙、沃布朗、伯尼奥等人是这一派别的核心人物。右派不但得到福扬俱乐部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也受到国民自卫军、军队和各郡的政务厅以及所有的普通权力机关的拥护。右派是个温和派，由于在议会中不占优势，很快被政敌左派占据了巴黎市政府这个重要阵地。


    左派主张用一切办法保护革命，并组成一个实为从中产阶级向人民大众过渡的政党。由于这个政党的主要人物韦尼奥、戈代、让索内和普罗旺萨尔·伊斯纳尔，都是吉伦特郡的著名演说家，所以得名吉伦特派。该党的主要首领是制宪会议期间曾任巴黎市政机关官员的布里索。布里索对法国内外的形势把握准确，思想敏锐，主张全面改革，拥有很高的威望。秉承民主思想的孔多塞则以深谋远虑著称。左派的活动家是热情而果断的佩蒂翁，他谈吐通俗，平易近人，很快便得到巴黎市长这个职位。


    左派中还有一个由夏博、巴齐尔和梅兰·德·提翁维耳等人组成的一个小派别。这些人在吉伦特派里相当于制宪议会左派中的佩蒂翁、比佐、罗伯斯庇尔。作为吉伦特派的辅助组织，这个小派别在议会外掌握着一些俱乐部和群众。但真正的派别领袖却不是他们，而是罗伯斯庇尔、丹东、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以及桑泰尔。这个小派别只能以附属地位进行活动，虽然有整整一个阶级的支持，但要想建立自己的政权，在现阶段还是不大可能的。


    完全拥护新制度的中间派作风温和，但力量过于弱小，很难在政治的漩涡中劈风斩浪。国家需要激励人心的主张和在野党派，所以中间派失去了作用，并很快被强势的左派所兼并。  逃亡贵族和僧侣的反抗


    由于制宪会议时期贵族和僧侣这两个阶层失去了特权，他们便对革命持敌视态度。立法议会面临的处境日益艰难，只能设法压制这些阶层的反抗。路易十六批准宪法时，两个王弟——孔代亲王和波旁公爵提出反对，不建议进行和解。他们认为，国王必须保留旧君主制度时的一切权力。他们的抗议得到王权拥护者的积极响应。军官带领士兵从建制地逃到国外，贵族也放弃城堡出逃。逃亡贵族使出多种手段反抗革命。他们主动接走拖延不走的人，威胁不肯逃亡的贵族，逼迫他们就范，在荷兰和毗邻边境的选侯领地，建立了所谓的“流亡法国”。


    外国势力对法国内政也横加干涉，庇护甚至支持反革命行径。在布鲁塞尔、沃尔姆斯和科布伦次等地，反革命活动竟然已经公开化。各国政府冷落、遣返甚至逮捕法国政府的使节，转而和逃亡贵族的使节打得火热。法国旅客和商人也受到殃及，一旦被怀疑有爱国行动或拥护革命，便会遭到驱逐。瑞典、俄国、西班牙等几个国家，公开表示完全支持逃亡贵族。普鲁士、西班牙、瑞典的军队开始集结，并作好了进攻法国的准备。国外武装势力虎视眈眈，准备随时将法国革命扼杀在摇篮中。


    留守国内的僧侣也蠢蠢欲动，千方百计为逃亡贵族做内应。费里埃侯爵说：“神父们和主教们煽动城乡人民去反对教士法，他们采用狂热信仰的手段。”神父得到主教的命令，要和立宪派的神父划清界限，不能在同一教堂举行仪式。费里埃又说：“除了这些，主教们还四处散布谣言。说立宪派的神父没有资格，不能办理圣事，谁要是参加了，就犯下大罪；立宪派的神父也没有资格证婚，凡是他们证婚的，不但婚姻无效，婚姻当事人和子女也会遭到厄运；人民不能与他们有任何来往，市政官员也不能任用他们，否则就是叛教者；教堂若是任用他们，教堂的管理者和司钟人都应辞职。……通过采用狂热信仰的宣传手段，主教们达到了制造宗教骚乱的目的。”卡尔瓦多斯、热沃当、旺代等地，由于缺少开明的中产阶级，再加上僧侣和贵族对民众的控制，成为爆发骚乱的重灾区。面对逃亡贵族和僧侣对新制度的攻击，吉伦特派计划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反击。布里索认为，对逃亡贵族不能再姑息了，要有针对性地区别对待。对主谋和擅自逃亡的官员，要依法从严惩办，对离国但未叛国的人，则应采取宽大政策。对僧侣的处理意见，吉伦特派人产生了一些分歧，有的认为严格监视即可，有的则认为只有把他们驱出国境才算稳妥。伊斯纳尔性格较急，他着急地说：“采用调解的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我们一再宽容，只能让敌人更加猖狂。只有将他们逼向绝境，他们才无计可施。稍微有些政治头脑的人就会明白，革命不是他们胜利，就是我们胜利，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  对逃亡者的法令


    立宪派承认现在面临的危险，却又反对以上的所有办法。他们强调，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行动，只要严加防范逃亡者，再对证据确凿的阴谋反抗的教士进行惩办就足够了，否则，就和专制没有什么区别了。他们认为，必须将遵守法律放在第一位，哪怕是对待敌人也要这样，否则不公正的先例一开，以后就不可能控制住，革命也必将归于失败。但是，议会已经意识到犹豫不决的危险，即使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仍然在遵守法律和拯救国家之间选择了后者。


    10月30日，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亲王路易十八——路易·斯塔尼斯拉斯·格扎维埃必须在两个月内返回法国，否则将取消他的摄政权。可是，在讨论如何处置逃亡贵族和教士时，议会发生了分歧。11月9日，议会向聚集在边境以外的法国人发出通牒，如果他们到1792年1月1日仍不解散，将以阴谋叛国罪判处死刑，其财产将在不侵害合法继承人和债权人权力的前提下充公。20天后，又宣告了对反对派僧侣的类似决定：取消拒绝宣誓的反对派僧侣的年金，并将其看作违法嫌疑人。严格监视仍执迷不悟的僧侣，扣押参加骚动进行反抗宣传的僧侣。


    关于路易十八的法令，国王很快批准。但对其余两项法令，国王选择了拒签。国王亲自给两位逃亡在外的亲王写信，规劝他们回国。但是他的信如泥牛入海，对方毫无回应。对于逃亡国外者，路易十六是持谴责态度的，但也仅仅是援引宪法谴责而已，他拒绝采取任何更进一步的措施。路易十六被认为是与逃亡贵族沆瀣一气，同议会的分裂更是逐渐增大，也引起了吉伦特派的不满。但是，他的做法得到立宪派和郡执政厅的支持。国王如果同立宪派密切合作，共同致力于资产阶级事业，将极大地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不甘心失败的宫廷势力并没有坚持这样做，他们只是利用一切有利的资源，希望能够达成自己的愿望罢了。宫廷和欧洲各国的联系依然存在，和大臣们密谋反对革命，而且利用并不信任的福扬派反对吉伦特派。这时，领导国务会议的贝特朗·德·摩勒维尔建立了一个“法兰西俱乐部”。他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却披着革命的外衣，表面上遵守宪法，实际上只是玩弄各个党派。宫廷主要依靠这样的人出谋划策，和立宪派渐行渐远，并支持提名佩蒂翁为市长，损害了立宪派的利益。


    10月8日，拉法耶特和巴伊分别辞去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和巴黎市长职务。由于巴黎市长职位的重要性，立宪派打算让拉法耶特接替巴伊任职。但由于宫廷将所有选票投给吉伦特派候选人佩蒂翁，立宪派不但失去了对议会的领导和对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也失去了市政府这个重要阵地。11月14日，佩蒂翁以6708票当选，得票率为63.1%。吉伦特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还远远没有满足。他们不想让法国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他们先是指责外交大臣德莱萨尔缺乏能力，不能胜任职位，紧接着又将矛头指向陆军大臣迪波塔伊和海军大臣贝特朗·德·摩勒维尔，谴责他们不能有效巩固边防和海防。鉴于全国人民对斯皮尔的主教帮助逃亡者进行军事集结的愤慨，外交委员会建议国王出面，向国境上的亲王们施加压力，使他们在三周内遣散逃亡分子。人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向外界表达法国坚持革命的决心。伊斯纳尔十分赞成这个建议，他说：“是时候向各部大臣、国王和整个欧洲，展示我们的实力和态度的时候了。我们的使命，我们完全有能力完成。以前不令人民满意的大臣们要注意了，今后是为人民鞠躬尽瘁还是抵抗革命，怎么选择全在你们自己。国王也应该知道，国民才是最高主权人。他是受人民委托进行统治的，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动。我们也要告诉整个欧洲，法国人民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如果各国政府依旧执迷不悟，干涉法国的革命，我们愿同他决一死战。”他的讲话被众人热烈的掌声打断，他接着说道：“请先不要鼓掌，不要鼓掌！我们要告诉欧洲各国，我们是朋友，只不过有无耻的阴谋家在中间挑拨罢了，一旦大家发现真相，就会惩罚阴谋家，握手言和。”议会通过这项提案后，于11月29日派出以沃布朗为发言人的代表团晋见路易十六。沃布朗对国王说：“陛下，由于逃亡分子在国外积极备战，我国的形势不稳。德意志王侯们无视他们与法国签订的条约，背信弃义地支持这些逃亡分子。面对这种形势，我们不得不将偿还自己债权人的巨款用作军费。陛下，应该以您的身份，呼吁他们停止敌对行动。否则，法国将视其为敌人。虽然我们与他们是友好邻邦，尊重他们的法律和习惯，但是，这种尊重应该是双向的，他们也应该尊重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将唤醒他们的国民，将革命的热潮引到他们的国家去。”路易十六认可这个意见，几天后告诉议会，他决定发出通知，截止到1月15日，哪个国家境内还有法国逃亡分子的备战活动，哪个国家就是法国的敌人。国王还说要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写信，希望他规劝帝国中那些固执己见的人，以免引起大家不愿看到的后果。国王强调，如果这些国家不理会他的声明，那么，法国将不得不诉诸战争。


    有关的军事准备也在紧张进行中。12月6日，年富力壮的纳博纳接替迪波塔伊担任陆军大臣，上任伊始，他便赶到国境线，用议会批准的二千万里弗的特别费征集了五万人的军队，还整编了三支军队。最后，控诉了王弟殿下、阿图瓦伯爵和孔代亲王，冻结了他们的财产，王弟的摄政权也被剥夺。特里尔的选侯谎称答应解散集结的逃亡分子。本德尔元帅接到奥地利命令，保护受到攻击的选侯。奥地利还批准恢复有采邑的王侯们在阿尔萨斯的权力，要求法国必须在该地区恢复封建制度，且绝不能用金钱赔偿他们失去的权力，否则，奥地利将诉诸武力。维也纳政府已开始采取武力的方式，八万六千人的军队随时准备向法国边境推进。  新内阁的成立


    形势万分危急，议会觉得皇帝有必要赶快作出决定。负责奥地利外交事务的考尼茨亲王认为保护各王国安全和荣誉的君主联盟是合法的，吉伦特派则希望在2月10日前知道这个联盟对法国的态度。考虑到战争时期有些大臣会靠不住，吉伦特派提前对他们进行了控告。国务会议中反对革命的德莱萨尔和贝特朗·德·摩勒维尔都名列其中，前者被送到奥尔良高级法院，后者则狡辩逃脱。看到议会这样控告国务会议成员，国王惊恐万分，却又不得不从胜利的党派中选用新的大臣。


    新的内阁组成了，海军大臣是拉科斯特；陆军先是大臣格拉夫，后被塞尔旺代替；财政大臣是克拉维埃尔；司法大臣是迪朗敦；外交大臣是迪穆里埃；内政大臣是罗兰。迪穆里埃和罗兰是国务会议中的杰出人物。迪穆里埃的政治生活可以划分为两段，前面是追求显达，后面则是保全禄位。他善于把握时势，从革命之前到共和时代，先后扮演过宫廷近臣、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多种角色。他性格果断，敢作敢为，精明能干，符合上流社会的人物特征，当然他有各种短处，比如冒失轻率，思想和方法都反复无常，最显著的缺点是没有政治信念。他实际上是利用各种势力达成自己的愿望，相当于各党派的雇佣。由于缺乏强烈的爱憎，他不可能成为支配者。罗兰则恰恰相反，他思想坚定，热爱自由，行为朴实，在共和时代如鱼得水，但是在革命时期，由于天赋不高，性格拘谨，不善于应付乱局和党争，单凭他是难以胜任的。好在他的夫人机智坚毅，既有雄心壮志，又有远见，弥补了他的不足。罗兰夫人知人善用，是吉伦特派的核心人物。宫廷关心的事情显然和内阁并不一致。当法国面临危险处境的时候，宫廷似乎对礼制更为关心，司仪官有一次拦住着装不当的罗兰，向迪穆里埃控告。迪穆里埃冷淡地说：“是啊，什么都完了！”


    法国面临的形势现在更为严峻了。利奥波德死后，继位者弗朗茨二世好战冒进，维也纳宫廷加快作出了武装干涉法国的决定。奥地利先是集结军队，划分营地，任命将领，紧接着便侵入巴塞尔，并准备打开进入杜郡的通道。奥地利的企图昭然若揭。更多的逃亡分子在科布伦次集结起来。虽然维也纳宫廷暂时解散了这些逃亡者，但这只是表面文章。法国要求考尼茨亲王解释，结果亲王连面都不露，授权科本泽耳男爵作答，说奥地利还将坚持以前提出的条件：归还教会的财产，恢复以前的君主制度，恢复德意志王侯的一切封建权力，并归还他们阿尔萨斯的土地，向教皇归还阿维尼翁和沃克吕兹的领地。这也是奥地利的最后通牒。


    在这种情况下，一点协商的余地都没有了，想维持和平绝对是痴心妄想。法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整个问题归结在一点：是应该被动应战还是应该先发制人。这场战争的发动者，是逼迫人民反抗的人，而不是首先宣战的人。  与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战争


    4月20日，在全体大臣的陪同下，路易十六来到议会。他说：“希望大家关注我国的政治形势，下面请外交大臣宣读这份特别的报告。”迪穆里埃随后向各位议员详细讲述了奥地利的所作所为。他指出，奥地利积极扩充军备，组织了反对法国革命的同盟，公开庇护逃亡分子，并向法国发出了最后通牒。这些敌对行动，严重侵犯了法国国民的各种权力，是大家所不容许的。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安全，应该对奥地利宣战。这时，路易十六说：“先生们，尽管之前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维持和平，但谁也不能侵犯我们人民的尊严和国家的安全。我的意见和国务大臣们一致，也和国民议会一致，也和王国各地多数公民一致。今天，根据宪法规定，我提议对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宣战。”气氛一时严峻到了极点，听到这样重大的决定，不少议员又激动又紧张，以至于都说不出话来，连鼓掌也都忘了。当天晚上，特别会议在议会紧张召开，并通过了宣战的决定。战争的大幕随即拉开，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战争竟然延续了二十多年，并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


    对外宣战的消息传出，整个法国都沸腾起来了。大家纷纷请愿参战。到处都是自愿为战争服务的人，招募军队、组织捐献、制造兵器……全国人民都自觉动员起来。这种热情，为战争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但民间力量终究不能代替正规军成为战争的主力。当时法国主要分成三大军区，主张采取守势的罗尚博元帅指挥四万八千人的北路军，负责敦刻尔克到菲利普维尔这一区域；部署在菲利普维尔和魏森堡防线之间的中路军有五万两千人，由拉法耶特指挥；吕克内元帅指挥四万三千人的莱茵军，负责魏森堡防线和巴塞尔之间。另外，孟德斯鸠将军率领少量军队负责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方面的边防。


    主张主动进攻的外交大臣迪穆里埃负责指挥军事，进攻自然按照他的意图进行。主张采取守势的罗尚博元帅的意见未被采纳。由于比利时曾于1790年遭到过奥地利的镇压，他希望通过比利时这个薄弱环节打开局面。三路进攻随即展开，一路是泰奥巴德·迪龙率领的四千人从里尔向土尔内挺进，一路是比隆率领一万人从瓦朗西安向蒙斯挺进，第三路是拉法耶特率领他的部分军队从梅斯向那慕尔强行军推进。但是，迪穆里埃的这个计划并不是最适合的。由于军队适应能力差，指挥官们配合缺乏默契，再加上主力部队不够强大，他们很快尝到失败的滋味。刚和敌军接触，泰奥巴德·迪龙和比隆的军队便溃不成军，迪龙兵败身亡，比隆狼狈回营。看到这两路军队的败绩，拉法耶特认为胜利无望，便下令撤退。这激起了罗尚博的强烈不满，他一怒之下辞去职务。攻守之势随即发生了改变。原来的三个军区压缩成了两个，拉法耶特负责防守海滨至隆维，吕克内负责防守摩泽尔河到汝拉山。在这种部署下，法国作好了迎击反法联军的准备。  吉伦特派的垮台


    由于战争初期的失利，福扬派和吉伦特派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将军们指责迪穆里埃的作战计划，内阁却谴责纳博纳麾下的将军们执行不力，将矛头指向了立宪派。雅各宾派则谴责军队中的反革命分子。看到不利于法国的战争形势后，反革命分子个个欣喜若狂，认为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甚至开始幻想旧制度的复辟。人们怀疑，国王禁卫军扩编到六千人，吸收了不少反革命分子，肯定是与反法联军相互勾结。议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宣布进入了战争时期的体制。这种体制下，国家的存亡被放在第一位，法律反而退居次席了。议会不但解散了国王的禁卫军，还颁布法令放逐反对派教士，并组成了一支两万人的后备军。议会动员一切力量，组织群众武装。


    立宪派强烈反对议会的这些措施，特别指出两万人的后备军实际上是一支党派军队，会被用于反对国民自卫军和国王。国民自卫军却予以否认。后备军队很快成立，代表下层阶级的长矛连队也被编入。这更加激起了立宪派的不满，他们不能容忍用下层的平民代替资产阶级。对流放教士的法令，他们也是强烈反对。


    在此之前，国王和大臣的关系已经疏远，彼此开始相互苛求指责。国王与吉伦特派之间的合作，几乎已经走到尽头，他不愿在宗教方面作任何让步，对流放教士的法令，始终未置可否。罗兰上书国王，希望他做革命时期的国王，遵守对宪法的义务。路易十六勃然大怒，决定与吉伦特派彻底决裂。野心勃勃的迪穆里埃在内阁中建立了一个分裂派，在背后支持国王的决定。为笼络人心，迪穆里埃建议国王先批准那些法令，再逐步地清除异己。不过，由于6月13日路易十六免除了大部分大臣，并否定了那些法令，迪穆里埃的阴谋没有达成。


    国王开始组建新的内阁。除了拉科斯特和迪朗敦仍暂时留任司法大臣和海军大臣外，新任职的外交大臣西皮翁·商波纳、内政大臣泰里埃·蒙泰尔、财政大臣博利厄、陆军大臣拉雅尔都是默默无闻的福扬派。温和的福扬派夹于革命派和守旧派之间，连立足都成了问题，更别提能有什么建树了。看到他们毫无指望，国王偷偷派马莱·迪庞到同盟国去，希望能从欧洲寻求帮助。国内方面，福扬派分子，以拉利·托朗达耳和马卢埃为首的温和派，在立宪派中威望很高的拉法耶特，他们联合起来，力图压制各俱乐部，强化王权。为了利用资产阶级旧政党来反对在平民中居于领导地位的雅各宾派，拉法耶特写信要求取缔各俱乐部，巩固立宪君主的地位，并指出所有的救国措施都不能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结果，这封信不但引起了议会左右两派的激烈争论，也殃及了拉法耶特的威望。


    吉伦特派为了保全自己的党和革命，希望利用立宪派的力量再度取得权势。为了把国王拉拢过来，他们采用了组织群众紧急请愿的方式。严格说来，这种方式是违反禁止集会的法令的。但在战争的特殊状态下，群众请愿甚至得到了默许和纵容。当时人民异常亢奋，很容易发动起来。6月20日是网球场宣誓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八千余名群众手执武器，打着庆祝公民活动和种植五月桂纪念自由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向议会涌去。  民众的暴动请愿


    当检察官罗德雷来向议会报告此事的时候，请愿队伍已经来到议会门前，要求在议会前列队游行。在是否接见他们这个问题上，议会中右派和左派又发生了争论。韦尼奥认为，虽然让武装群众进入会场有违原则，但由于以前已有先例，这时再想拒绝是不大可能的。请愿队伍的代表团受到议会接见。代表团发言人态度非常强硬，他声明，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人民有反抗压迫的权力，谁要是反对人民，将被清理出去。这次请愿的目的，是因为对国王免去爱国大臣、任意支配人民幸福而不满，是对前方军队按兵不动不满，希望议会能够彻查原因并进行处理。议会答应考虑他们的意见，并允许他们在议会内列队游行。


    妇女、儿童、国民自卫军和手执长矛的人，都加入到请愿队伍，人数已经超过三万。在桑泰尔和圣于吕格侯爵带领下，他们举着革命的旗帜和标语，走出议会后向王宫进发。群众浩浩荡荡，涌入王宫。他们用斧头劈砍国王寝宫的大门，只带了几个随从的路易十六吩咐把门打开，沉着坚定地和群众面对面谈话。当群众高呼要求批准法令时，路易十六指出群众采取的这种方式和请求的时间都不合适。在拒绝了群众的主要诉求后，他可能觉得有所不妥，便放下尊严，戴上了群众用长矛尖挑过来的小红帽。后来，国王口渴了，将群众递过来的水一饮而尽。看到国王有些屈尊的表现，群众十分满意。听到群众冲入王宫后，议会十分紧张，匆匆开会讨论如何处置，并先后派出多个代表团保护国王安全。最后，在佩蒂翁市长的劝说下，请愿的群众终于撤退了。


    立宪派对6月20日发生的事情十分愤怒，并趁机暂时恢复了政治上的优势。面对强烈的责难，平民派遭遇了一次真正的失败，只得化攻为守，低调行事。为保护国王安全，国民自卫军、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拉法耶特分别建议路易十六和他们在一起。但路易十六考虑的是，这次事件会促成联军对他的解救。他也不想利用立宪派，不愿和他们有过多接触。为保卫合法的君主政体，拉法耶特前往巴黎，于6月28日在议会意外现身。他指出，6月20日的阴谋暴乱者应该受到严惩，要求解散雅各宾派。对于他的提议，议会分为了支持他的右派和反对他的左派。加代提议，拉法耶特可能是擅离职守，而且向议会发号施令，应当治罪。议会顾忌到拉法耶特的颜面，虽然没有深究此事，但只准许他参加会议。拉法耶特见状，便去集结国民自卫军。革命派虽十分担心拉法耶特得逞，但宫廷显然更加担心。宫廷主动出击，借助保王派军官，先是阻挠了拉法耶特检阅军队，又瓦解了衷心拥护拉法耶特的禁卫军和猎兵。拉法耶特眼见大势已去，就回到自己的军队中去了。这是立宪派的最后一次挣扎。


    法国各个党派分裂严重，局势紧迫。十二人特别委员会对分裂的现状忧心忡忡，让·德布里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建议，在危机严重的时候，议会有权宣布祖国在危急中，并采取救国措施。韦尼奥在议会讨论这个建议时指出，法国现在是内忧外患，国内骚乱不止、社会不安，国外反法军队大兵压境、虎视眈眈。国王拒绝批准法令，那就是灭自己士气，将法国拱手让出。他假定路易十六在保卫祖国这个问题上是故意采取无为态度的。事实上，平民派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那不是假定，而确实是事实。布里索就明确指出，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由于国家元首心存异念，哪怕我们的军队再勇敢、国防再巩固、资源再充足，那也无济于事。宫廷就是那些反动力量的核心代言人，他们代表了国外宫廷，代表了教士僧侣，代表了阴谋分子，代表了暴乱分子，也代表了叛国分子。打倒了杜伊勒里宫廷，就消灭了一切反动势力。人们不能做宫廷的玩具，应该从这里入手，将一切的罪恶消灭。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吉伦特派作好了废黜王位的准备。


    国家的存亡依然是当前最关键的问题，议会又召开会议紧急商定，决定必须采取救国措施。7月5日，议会宣布国家处于危急状态。革命的热情高涨到了极点。所有机关进入戒备状态，所有退役军人被发动作战。有武器弹药的人，没有领到枪支的人，都被列为军队后备梯队。到处都是志愿参军登记处，“公民们，祖国在危急中”的旗帜迎风飘扬。7月14日是周年纪念日，巴黎群众和各郡结盟代表激情高涨，他们纷纷要求恢复市长佩蒂翁因6月20日事件被撤销的职位。国民自卫军中斐尔·圣托马营等营队仍然对宫廷忠心耿耿，遭到了群众的蔑视和憎恨。有人故意挑起斐尔·圣托马营和马赛结盟军之间的冲突，导致数名国民自卫军人受伤。


    看到战争危机不可避免，主战派再也不能容忍立宪派的所作所为。他们利用报纸、议会等各种方式攻击谴责拉法耶特。他们做出了敌对行动，先是封闭了福扬派的俱乐部，紧接着又解散了国民自卫军中的警卫连和猎兵连这类资产阶级的武装，并把作战部队和一部分瑞士禁卫军调离巴黎。人们正在公开准备8月10日的事变。  《不伦瑞克宣言》


    外国势力准备组成反法同盟。西班牙原计划参加这个联盟，后来温和谨慎的阿朗达伯爵上任后便没有参加。瑞典在古斯塔夫三世去世后退出了同盟。普鲁士、奥地利、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王侯宫廷结成反法同盟，势力十分强大。这个同盟背后，还有俄国和英国的秘密支持。


    双方先是互相观望，谁也没有主动进攻。法国方面则利用这段时间抓紧训练军队。在拉法耶特的训练下，军队纪律严明，忠于职守。迪穆里埃锻炼部队的方式则是加强日常训练，并辅以小规模的战斗。法国军队的素质不断提升，士气也不断高涨，为今后击退联军入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不伦瑞克公爵的指挥下，反法联军集结了七万人普军和六万八千人的奥军、黑森军及逃亡分子，向法国进攻。他们计划分为三路攻入巴黎。第一路是普军，由不伦瑞克公爵率领，打算从科布伦次渡过莱茵河，再经隆维、凡尔登和夏龙，向巴黎方向进攻。从不伦瑞克的左翼向提翁维尔和梅斯进攻的是第二路，主要由黑森军和部分逃亡分子组成，指挥官是霍恩洛厄亲王；克莱尔费将军则率领奥军和另一部分逃亡分子组成第三路，计划在击溃拉法耶特之后，越过马斯河，经兰斯和苏瓦松进攻巴黎。敌人三路齐发，以浩大的声势向首都巴黎发起进攻。部署在莱茵河和诺尔省一带边境的敌军则打算同时发起进攻，以便和主力部队的进攻遥相呼应。


    7月26日，反法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不伦瑞克公爵以皇帝和普王的名义，发表了一个针对法国的宣言。宣言指出，篡夺法国政权的人扰乱了法国的秩序，侮辱侵犯法国国王及其家族，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篡权者不但剥夺了德意志王侯的权力和领地，甚至还向皇帝宣战，真是胆大妄为。为恢复法国国王的合法权力，同盟各国的君主不能袖手旁观。因此，他警告国民自卫军和地方当局，要像过去一样忠诚于国王，并负责联军到达以前的治安。对敢于抵抗的城市居民，要以叛乱罪严厉惩处；国民议会、郡、区、市和国民自卫军的所有成员，要恢复以往对国王的尊重和爱戴，否则将会被军法处置；要确保王宫不再遭受侵犯或侮辱。否则，巴黎将会面临诸王的疯狂报复，一定会用血流成河的代价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同时，他也安抚巴黎居民，只要服从联军的命令，路易十六将按照诸王的建议对他们既往不咎。


    逃亡贵族和反法同盟的野心，在这个宣言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对法国及其国民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激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不但没有帮助联军达成愿望，反而加速了王位的倾覆。法国人民上下一心，势将抗战进行到底。只有支持抗战，才是忠于祖国、忠于祖国独立的神圣事业。平民派认为，只有宣布废黜国王，才能取消王权，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为达到这个目的，不同的阶层提出了不同的办法：代表中产阶级的吉伦特派希望通过议会法令的方式让国王下台；而人民群众则更倾向于暴力起义。在丹东、罗伯斯庇尔、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马拉等人的率领下，一个代表社会下层阶级的在野党正在崛起。革命意识旺盛的他们不赞成吉伦特派犹豫不决的拖沓作风，正在准备用武力达到目的。  8月10日起义


    事实上，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想这么做了。以前他们曾计划在7月26日起事，但由于筹划不周，佩蒂翁及时制止了他们。后来马赛的结盟军进驻苏瓦松军营时，他们的起义也没有成功。不过，马赛军的到来，鼓舞了起义者的士气，他们多次开会商讨废黜国王的事宜。摩康塞伊区打响了第一枪，并把废黜国王的建议告知了议会。废黜国王的问题在各俱乐部被提上日程。8月3日，议会收到了代表市镇和各区的市长佩蒂翁要求废黜国王的请愿书，并转送到十二人特别委员会。8日，讨论控告拉法耶特的问题时，由于大多数议员的表态支持，拉法耶特被免予起诉。这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当晚，很多支持拉法耶特的议员遭到了侮辱，甚至是生命威胁。一群人闯进沃布朗的住宅，企图把他抓走。吉拉尔丹强烈要求议会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沃布朗要求议会立即行动起来，维护法律的尊严，他还要求把结盟军调回苏瓦松。司法大臣若利向议会发来通牒，强调前一天晚上除了议员，还有很多其他人遭到了群众的非法行动。群众可能什么过激行为都做得出来，因为他们已经被煽动起来。这个关键时候，单靠法律和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议会需要迅速设法补救。这时又有报告传来：如果当天不废黜国王，盲人院区将在半夜紧急集合，攻打王宫，四十八个区中有四十七个已经同意这么做了。议会召来了郡检察官和市长，却也无计可施，不得不散会。


    起义者计划在8月10日早晨攻打王宫。8日，马赛结盟军移师到了科德利埃。各警察行政官下令发给了他们五千发子弹。当晚，雅各宾派列队来到起义指挥部所在的圣安东区。起义的计划已安排完毕。人们决定将郡政府推翻，再免除佩蒂翁的职务，最后推翻市议会，建立巴黎公社。起义者们陆续下到基层军营一线，发动士兵起身革命。


    宫廷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并积极布置防御。他们不但对防御成功信心十足，甚至认为能够恢复旧有的权势。主要的防御力量有约八九百人瑞士禁卫军，部分解散了的禁卫军，一部分贵族和保王党的武装，另外还有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芒达和他的参谋部。大臣们和郡检察官陪同着国王。市长佩蒂翁也被召入王宫。


    半夜警钟果然响起，起义者紧急集合，整队出发。市议会被解散，各区成员成立了临时的公社指挥起义。王宫方面的防守布置得也不错，国民自卫军和宪兵共同把守各宫院及重要位置，架好了大炮，守卫国王寝宫的则是瑞士禁卫军和志愿军。这时，韦尼奥主持议会会议，议员们和一个刚刚赶来请愿的代表团都以为佩蒂翁被王宫拘留了。佩蒂翁听到议会召唤他报告巴黎情况，就离开王宫回到市政厅，随即被保护起来。


    新的市政机关成为唯一的权力机构。早上，他们要求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芒达来报告宫内的情形。芒达虽然有些犹豫，但考虑到这是自己的职责所系，再加上误以为市政官员还没有更换，便赶到市政厅。刚走进去，他赫然发现里面都是新人，大吃一惊。他被控诉曾经命令军队向群众开枪，并将被投入阿贝义监狱。谁知他刚走出市政厅，便在台阶上被起义者打死。芒达一死，宫廷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保卫力量，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也被巴黎公社交到桑泰尔手中。


    将近凌晨四点钟，王后向检察官罗德雷咨询应对之策。罗德雷建议国王和国王的家族到国民议会去。迪布沙日坚决反对，认为这是把国王往火坑里推。罗德雷认为，三分之二的议员是赞同拉法耶特的，他的建议，可以说是危险系数最低的。这时，王后说：“我们这里也有军队，是时候该和宪法、乱党一决雌雄了。”罗德雷建议王后检查一下防卫布置情况。临时接替芒达指挥王宫内国民自卫军的拉舍内向王后报告，已经把守了卡鲁塞尔广场，并采取了必要措施防止起义群众进攻王宫。拉舍内认为宫院中人员纷杂，妨碍了防御工作。王后却不这么认为，她说这些人都是可靠的，并随时准备接受调遣。若利和尚皮翁两个大臣被派到议会去告急，要求议会派委员来援助宫廷。


    一个小时后，路易十六巡视王宫守军，却惊讶地发现守军已经发生了分裂。首先巡视布置在宫闱内部的各个哨岗，他很满意。当巡视了各宫院时，情况却有了改变。按照常规，如果遇到国王巡视，军队应该敲军鼓表示敬礼。国民自卫军高呼的是“国王万岁”的口号，炮兵营和红十字营喊的却是“国民万岁”，手执步枪和长矛的新的营队不但高呼“国民万岁”，还喊出了“佩蒂翁万岁”。国王忧心忡忡，但也只能继续巡视。在受到了斐尔·圣托马营和佩迪培尔营的忠诚欢迎后，他又听到了手执长矛的营队“取消否决权”“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国王回去以后，部分营队迅速倒戈，有的将炮口掉转过来对准王宫，有的在卡鲁塞尔广场上建立进攻王宫的阵地。回到宫中时，国王十分沮丧，王后也认为大势已去。


    宫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宫外起义者正抓紧集合，分发武器，分数路纵队挺进。早晨六点，一万五千人的圣安东区纵队和五千人的圣马索区纵队同时出动，并沿途吸收了不少群众，壮大了队伍的规模。先头队伍由马赛结盟军和布列塔尼结盟军组成，已经把大炮对准了王宫，在卡鲁塞尔广场上摆好了进攻的阵势。


    前去议会求援的若利和尚皮翁也没有带回好消息。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不能进行讨论，更严重的是议会不听他们的建议。迫不得已，检察官罗德雷和郡行政官员只得出面和起义者接洽。看到群众队伍十分庞大，罗德雷建议起义者选出二十名代表请愿，不要一起去见国王或者国民议会。看到起义者没有答应的意思，他便告诉国民自卫军说：如果受到起义者攻击，可以使用武力反击。令他失望的是，多数国民自卫军并没有这样做，有的甚至把炮弹从大炮中退了出来。看到劝说无望，加上国民自卫军有倒戈的苗头，罗德雷只得灰溜溜地返回王宫。


    这时，起义者的队伍就快要打到杜伊勒里宫，听闻他们起义的目的是废黜国王，国王赶紧和王后、大臣们商议对策。罗德雷带来了令人更加沮丧的消息，起义群众不听劝告，国民自卫军有倒戈的苗头。他要求国王迅速赶到国民议会。国王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卡鲁塞尔广场上的起义群众并没有多少人。王后也认为，有武装力量保卫王宫，大可不必担心。但在罗德雷的一再坚持下，国王最终听从了劝告，率领他的宫眷、大臣、郡政官员离开王宫，前往国民议会。


    议会已经得到消息，派出代表团前来迎接国王。代表团团长告诉国王，议会将提供地方，保障他们的安全。一路上颇费周折，一行人在福扬修道院门前还遇到了愤怒的群众，好不容易才赶到议会。议长韦尼奥向国王表态，将誓死保卫现有的权力机关和人民的权力。夏博提出：在国王面前，议会不能进行讨论。路易十六一行人就移步来到记录室，虽然在那里也可以看到和听到会场的一切。


    国王的离宫，不但带走了一部分国民自卫军，也令王宫守卫力量的军心大散，宪兵们陆续撤离。国民自卫军有的已经开始倒戈。但是，仍然有对国王异常忠心的营队和起义群众发生了交火。王宫被起义者的纵队包围，马赛和布列塔尼的结盟军率先冲进了各个宫院。瑞士禁卫军已经把守着王宫的各个关口。双方起先是相互对峙，谁也没有攻击。不久以后，也不知道是哪一方打响了第一枪，王宫的前廊下突然发生交火，瑞士禁卫军随后猛烈射击。起义者多人伤亡，损失惨重，第一轮攻势也被打散。但他们很快组织第二轮攻击，集结了优势兵力，对瑞士禁卫军进行围剿、炮轰。战斗逐渐演变为屠杀，胜利的起义者在王宫中肆意妄为。


    听到王宫传来的炮声，议会十分惊恐，有的议员甚至想离席逃脱，但被大多数议员阻止。议会外终于传来胜利了的呼声。君主制度的命运到今天已终结了。新的市政府打出“祖国、自由、平等”的旗号，要求议会废黜国王，召开国民公会，并承认它的权力。议会只得同意，却不愿意由他们宣布废黜国王。最终，韦尼奥代表十二人委员会发表声明，将召开国民公会，撤换各部大臣，停止国王的职权。议会虽然很不情愿，但不得不通过这项提议。吉伦特派各大臣官复原职，那几项著名的法令开始实施，将四千名拒绝宣誓的神父流放，并派出了一些委员甄别军队。路易十六开始被议会安排住在卢森堡宫，现在却被当权的公社视为囚犯，被押送到丹普尔堡。9月23日，特别会议召开，讨论王权的命运问题。但实际上，王权在8月10日已经被推翻了。


    从8月10日起，法国进入革命的独裁和专权时期。由于这次起义是自下而上的，缺乏制衡和约束，下层阶级的统治开始变得残酷、暴虐。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在获取自由后拯救这个国家。巴黎的起义得到各郡的纷纷响应。虽然军队暂时还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很快也将发生重大变革，这是可以预见的。像迪穆里埃、居斯蒂纳、比隆、克勒曼、拉布尔多内等第二等将领，对最近的事变持肯定态度。两个军区总司令对革命的态度却不太一样。吕克内只是觉得8月10日的起义是个意外事件。手下有三万名忠心耿耿士兵的立宪派领袖拉法耶特仍然支持王权。他将司令部设在色当附近，并把立法议会派来的三个委员囚禁于此。只想以军人暴动对抗群众暴动的拉法耶特，并没有正确认识法国当前面临的形势，没有意识到革命最终会取得胜利的必然性。


    8月10日的事件之后，法国国内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他们人数众多、斗志昂扬，对革命有着近乎痴狂的态度。而拉法耶特是不能与这个阶级意见一致的。虽然他曾镇压过这个阶级，但如今大兵压境，形势并不允许他继续这么做。


    7月30日国外的侵略军从科布伦次出发以后，到了8月19日已经开始沿摩泽尔河逆流而上，向法国边境推进。法国的各支军队决心仍然服从议会指挥。吕克内、拉法耶特也都改变了态度。拉法耶特宣称自己对军事暴动负全部责任，并放下军权，离开军队前往荷兰，准备到美国去，那是他的第二故乡。很快，他在路上被捕，被视作战俘，先后囚禁于马格德堡狱和奥尔莫乌茨。在狱中，他坚强不屈，绝不低头，在被监禁了四年之后，才在英国的斡旋下被释放。


    这时，起义者们却因为对起义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产生了分歧。激进派主张先控制巴黎，之后控制议会，最后控制整个法国。他们推倒了历代国王的塑像，取消了郡政务厅对市政府的监督权。为方便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他们也废除了法律对公民选举权的条件限制。为惩罚8月10日起义那天的阴谋分子，他们要求议会建立一个特别法庭。议会最初没有答应，但后来也顶不住来自市政厅的压力。特别法庭还是成立了，并宣判了几个人。公社觉得法庭效率低下，办案迟缓，对法庭意见很大。马拉、帕尼斯、塞尔让、迪普兰、朗方等10个人是公社的主要人物，主要领袖是丹东。丹东是8月10日事变的核心，那天晚上，他在军队中四处奔走，后来领导了革命公社的工作，并担任了司法部长。丹东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声音洪亮，慷慨激昂，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被人称为平民中的米拉波。两人的缺点也极其相似，唯一不同的是，米拉波拥有的是贵族特权阶级的缺点，而丹东却是平民阶级的。丹东是个有双面性格的人，他的长处十分明显，缺点也同样突出。他有热情，热爱生活，却又缺乏自我节制，不拘小节，挥霍无度，因而经常负债累累。有时他十分任性，有时又能非常专注。达成某项目标前，他可以不惜采取任何策略，达到目的后又散漫慵懒。他疾恶如仇，对待群众却十分谦和宽厚。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起义时前后的表现迥然不同的原因。  普鲁士的入侵和屠杀


    这时，普鲁士军队已经越过法国的边境，按照提前拟订的入侵计划朝法国纵深挺进。由于色当的军队群龙无首，缺乏指挥，在强大的普鲁士军队面前毫无抵抗之力。8月24日，在仅仅被包围四天后，隆维就被普军攻陷。这在巴黎引起了极大的恐慌。30日，敌军已经攻打到凡尔登城下，并对凡尔登进行包围和轰击。凡尔登是巴黎的门户，一旦失守，巴黎将岌岌可危。


    国防委员会紧急召见执政会议的几位大臣，共同商讨最稳妥的应对之策。有人建议撤退到索谬尔，也有人建议固守巴黎。丹东对这两个建议都表示了反对。他认为，应该千方百计保住巴黎，因为巴黎是法国独立的象征，一旦失守，将相当于法国的溃亡，所以撤退是绝对不可以的。而固守巴黎，在首都城下作战也并不妥当。因为经过8月10日的事件，法国已经分为保王派和共和派。毫无疑问，保王派与革命势不两立，自然不可以依靠，当前只能团结在政府中占极少数的共和派。到时候，保王派肯定会趁机在在巴黎作乱，从内部策应敌人。这样，巴黎的保卫力量将腹背受敌，很有可能失败。一旦失败，起义者们自然难以存活，法国也随之灭亡。即使保卫者们侥幸胜利了，也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付出无数宝贵的牺牲。最重要的是，这是保王派最乐意看到的结果，而且他们的实力没有因为战争而损失分毫。所以说，即使保卫巴黎成功了，也是一种失败。他的意见是，只有恐吓一下保王分子，才有可能粉碎他们的阴谋和敌人的进攻。深知其意的国防委员会顿时不知所措，选择了沉默来表示反对。


    主张用恐怖手段压制敌人的丹东决心将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最大限度地与群众合作，来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他和公社商定，建立了一个检察机构，在全城上下进行搜查，并对身份和言论可疑的人进行监禁。很快，那些在立法议会时期进行阴谋活动的僧侣和贵族被投入监狱。所有公民，只要达到入伍年龄，全部被征集在练兵场进行军事训练。9月1日，人们紧急集合，开往前线。丹东鼓励大家，只有大胆、大胆、再大胆，才能在这场战争中战胜敌人，击溃对方。


    9月1日深夜，凡尔登失陷的消息传到巴黎，人们都以为敌军已经攻了过来，一时人心惶惶。利用这个机会，公社紧锣密鼓地实施恐吓计划，派出了一个三百余人的行刑队。行刑队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将囚禁在卡尔默监狱、阿贝义监狱、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福尔斯监狱中的囚犯基本屠杀殆尽，仅有极少数几个人幸免于难。神圣的法律制裁，已经变质为一场大屠杀。这些刽子手冷酷无情，像是一群杀人机器。虽然他们偶尔会恢复人性的一面，但转眼之间，又举起了屠刀。


    公社掌控者所有的权力，无论是议会、内阁，还是士兵、狱卒，谁都不能制止这场屠杀，更别说反抗了，只能束手无策，听之任之。面对屠杀，群众有的无动于衷，有的则积极参与，而多数公民，则是战战兢兢，甚至不敢表示惊愕。如果不了解党派的狂热，人们很难想象，谁会策划这样严重、持久的罪行，并付诸行动。那些曾经的肇乱者，终于等到了恶报，多数在这场他们掀起的风暴中丧命。事实上，只要是搞党派斗争的人，多数都会像他们对待别人一样，遭到别的党派的同样对待。


    军事方面，新成立的军队赶到了国境上去了。可是在将领的配置上，由于缺乏合适的人选，执政会议十分纠结，只能勉强挑选那些同情革命的将领。克勒曼替换掉了不甚可靠的吕克内，迪穆里埃则被授予摩泽尔河部队的指挥权。事实上，能力突出的迪穆里埃并不让人放心，但由于除了他之外别无人选，执政会议也只能这么做。    阿尔贡纳战役


    迪穆里埃星夜兼程，迅速赶到色当。在军事会议上，大多数人认为法军应该退守夏龙或兰斯，沿马恩河设防。但这样一来，不但军队的士气将受到影响，还相当于直接拱手让出洛林、三主教区和香槟的一部分，为敌军打开进攻巴黎的通道。迪穆里埃精心拟订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他准备在阿尔贡纳森林阻遏敌人。这片森林有四个出口，进可攻，退可守，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但当时普军只差六法里就要到达那里，而迪穆里埃到那里的距离是普军的两倍。为占领这片森林，他分别派军队驻守第一个出口谢纳—波浦勒和第二个出口克罗瓦—奥—布瓦，自己率领一万三千人占领了第三个出口格兰普雷，又派迪龙将军秘密率领七千人赶往第四个出口伊斯莱特。迪穆里埃并不是在孤军作战。国内的志愿军已在各军营集结训练，很快就能补充上来。担任左翼的是贝农维尔率领九千人的队伍，他们将于9月13日到达雷特耳。迪伐尔将率领七千人布防第一个出口谢纳—波浦勒。克勒曼将率二万二千人从右方的梅斯来增援。迪穆里埃只要固守待援就可以了。


    普军方面，占领凡尔登之后，在不伦瑞克公爵的率领下，他们分三路越过马斯河。左右两路分别是霍恩洛厄亲王和克莱尔费将军。发现从正面进攻不大容易之后，不伦瑞克计划从侧面迂回进攻，并很快占领了法军防守薄弱的前两个出口。迪穆里埃由于错误地将兵力完全集结在第三和第四个出口，很快要被普军从后面包抄过来。好在迪穆里埃及时调整，在9月14日夜渡过埃纳河后，他把兵力集结在圣墨奥尔，等待克勒曼和贝农维尔两支援军的到来。三天后，加上援军，他的总兵力已近七万人。普军步步紧逼。20日，普军和法军在瓦尔米展开激烈的炮战。随后，双方军队各自列成纵队，展开攻击与反攻击。克勒曼率领步兵展开白刃战，他们高呼着“国民万岁”的口号，击退了普军的进攻。这次战役，对双方的士气产生了重大影响，普军士气锐减，开始节节败退。由于缺乏弹药和粮食，加上阴雨连绵、水土不服，普军军心大乱，斗志全无。不伦瑞克公爵、普鲁士国王和逃亡贵族，开始陆续撤退。


    普鲁士和法国开始谈判。执政会议提出，谈判的前提条件是普军全部撤出法国领土。普方提出恢复君主立宪的要求，并于9月30日晚撤退，10月底即可从科布伦次回到莱茵河东岸。迪穆里埃命令克勒曼乘胜追击，收复了凡尔登和隆维。在佛兰德方面，萨克森·特辛公爵久攻无果，不得不放弃了对里尔的包围。在莱茵河上，特里尔、斯皮尔和美因兹被居斯蒂纳占领。另外，孟德斯鸠和安瑟将军分别进入萨瓦和尼斯伯爵领地。法国获得了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


    回过头来，如果将法国的情况概述一下，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个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两个特权阶级也已经丧失了特权，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要求政治权力无望的结果下，只能起身革命，奋力争夺。政府后来不得不与革命达成某种妥协，但两个特权阶级并没有死心，还是将反革命进行到底。因为自身力量太过薄弱，贵族阶级在国内是无力反抗革命的，他们便和境外反革命势力相互勾结，煽动外国进攻革命。僧侣阶级由于无法到国外去，便潜伏在国内，和一切的反革命势力相勾结，利用各种时机为革命制造麻烦。面对逃亡贵族在国外发动的威胁和僧侣在国内进行的破坏，人民群众愤怒万分，拿出了各种手段对付逃亡贵族、僧侣、外国反对势力这些敌人。反对派教士先是被监视，随后被驱逐，逃亡分子的财产也被没收，人们要求向意欲干涉法国的同盟国家宣战。这些措施，遭到了最早的革命者的谴责，也得到革命继承人的肯定。由于意见不同，他们产生了分裂。在情感、利益和意识的支配下，国王自然不赞成这些措施，也被认为是反革命。革命者在恐吓国王无效后，便拿起刀枪，推翻了君主政体。


    立法议会的历史是这样：为了平息国内的变乱，制定了反对僧侣的法令；为了消除国外的威胁，它反对逃亡贵族，当国外组成反法同盟时，议会发动战争，并建立了两万人的后备军队。国王并不认同议会的做法，遭到吉伦特派的怀疑。革命派中，立宪派主张温和，吉伦特派则恰恰相反，两者最终还是分裂了。为获取自由，吉伦特派先是寄希望于法令，并发动了6月20日的事件，但没有成功。随后，他们决定推翻王权，捍卫革命果实，发动了8月10日的起义。因此，可以说，要是没有贵族的逃亡和僧侣的叛乱，国王可能会接受宪法，那么，建立共和的革命也就无从开始了。

 第六章 国民公会成立和路易十六之死

    ——1792年9月21日到1793年1月21日


    这个最善良而又最软弱的国王，在进行了十六年半一心谋求幸福的统治之后，在三十九岁时去世。他的祖先留给他一场革命，他本是最适合防止或结束这场革命的，在革命爆发前，他可以成为一个实行改革的国王，在革命爆发后，他仍可以成为一个立宪君主。他可能是法国唯一没有权力野心的国君，唯一具有敬畏上帝和爱护百姓这两个优点的国君。   吉伦特派和山岳党


    国民公会于1792年9月20日成立，2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宣布废除君主政体实行共和，22日又宣告，国民公会从法兰西共和国元年起始。在颁布这些初步措施时，立法议会末期分裂的两党都表现出了民主作风和拥护民主的热情，但之后却继续开始内部的纷争而放弃了本身的工作。


    在组织新的革命以前，吉伦特派和山岳党为了获取领导权，一直进行着明争暗斗。来自欧洲各国的压力令他们担心，如果奥地利、普鲁士和几个德意志王侯将在8月10日以前进攻法国，那么在宣布废除君主制度、囚禁路易十六和9月屠杀事件之后，其他的君王也会共同反对法国。国内的革命敌人除了拥护旧制度、支持贵族和僧侣的人外，又增加了拥护君主立宪、关心路易十六命运的人。在如此困难的境况下，吉伦特派和山岳党却未能团结战斗，而是开始了最激烈的互相攻击。


    吉伦特派人由于受到事变的逼迫而成为共和派，他们纯正的意图是永远做立宪派，他们厌恶群众并且反对采取暴力手段，只做能够做到的事早已是他们的处事原则。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改变了最初的立场而顺应共和，而逐渐接受了这种政治制度。他们认为制度本身是好的，由于缺少适当的人实行，群众缺乏管理公务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很难确立和巩固。制宪会议进行的革命有自己的宪法和公民，是合法的。新的革命主张下层阶级来领导国家政权，因此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在危机时期上层阶级可以依靠下层阶级却不能永久依靠。但是，第二次革命的实现又必须依靠下层阶级。


    在议会中吉伦特派力量最强，在各郡的选举中占有优势，但他们却站在了错误的立场上，他们失去立宪派的援助后也没得到民主派的支持，由于没有争取到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在8月10日以后，吉伦特派成为中等阶级和群众之间的中间党派。要求共和的山岳党领导人不满吉伦特派的声望，企图打击吉伦特派并取而代之。山岳党人在知识经验和口才上不如吉伦特派人，但他们机警而果敢，采取手段时毫无顾忌。他们认为极端的民主才是最好的政府，他们将人民即下层阶级作为赞美和关心的对象。它比任何一个党派都险恶可怕，也比任何一个党派能贯彻始终。


    还有一些代表则不属于任何党派，没有固定的主张，不偏不倚地对待吉伦特派和山岳党的斗争，山岳党的成员中，有因领导8月10日事件而当选的巴黎代表，有各郡杰出的共和派代表，之后又吸收了一些受到事变的鼓舞和由于恐惧而参加该派的人。他们的人数虽然少，在那个时期却很有势力，在巴黎占统治地位，当时全国第一个权力机关巴黎公社也完全效忠于它。山岳党曾试图在巴黎和其他城市之间建立一种通信联系，以便控制各郡，但由于各郡大多反对他们而没有成功。并且，各郡还利用罗兰部长发送的宣传小册子和报纸来培养群众的反对倾向。为此，山岳党称罗兰的官邸为群众思想控制所，罗兰的朋友为搞阴谋的人。


    除了各市政机关的联合外，山岳党还掌握着雅各宾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是法国成立最早、发展最快、势力最大的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是雅各宾主义的中心，拥有无上的权威和支配权，它的名称从未改变，而实质却随着每次事变而改变。山岳党已经完全掌握了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他们利用揭发和制造矛盾的手段来排挤吉伦特派，并用无套裤党人来代替其中的资产阶级成员。在巴黎，吉伦特派只占据了一个内阁，而内阁却与公社对立，因此它已经没有势力。而此时的山岳党，已经掌握了首都的全部实力：以雅各宾俱乐部来掌握群众的思想，通过无套裤党来掌握各市区和郊区，依靠市政府来掌握起义组织。  关于罗伯斯庇尔和马拉的控诉与辩护


    在宣布共和以后，两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互相争斗。吉伦特派对9月大屠杀十分愤慨，尤其反感和厌恶为大屠杀出谋划策的罗伯斯庇尔和马拉，他们出于憎恨而谴责罗伯斯庇尔，认为他鼓吹施行暴政，厌恶马拉则因为他从革命一开始就在文章里宣传杀人。实际上罗伯斯庇尔并没有可怕到实行独裁的地步，他遭受到的指责实际上并无其事，反而提高了他的声望和地位。从这时起，在法国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的罗伯斯庇尔成为头等重要人物。他在这之前作出很多努力，但总有人超越他，制宪议会时期的首要人物米拉波，立法议会时期的布里索和佩蒂翁，在8月10日革命时期的丹东，这些名望比他高的人都遭到过他的反对。处在这些著名人物中间，他只能以特异的见解来引人注意，因此表现为激进的改革者。


    立法议会时期，罗伯斯庇尔的政敌都是革新者，因此他成为立宪派。从8月10日之后，他开始专心在雅各宾俱乐部击败吉伦特派，希望取丹东而代之。作为一个资质平庸、禀性浮夸的人，加上出身低微，他最后才得以出头，这对革命而言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出于自尊心，他不遗余力地追求头等地位并不择手段维持它。罗伯斯庇尔有实行暴政的一些特性：才智高于常人，锲而不舍，有爱国主义的表现和不为利诱的声望，不反对流血。他证明了乱世中的政治幸运儿除了依靠才智更有赖于行动，坚持不懈的平庸胜于缺乏毅力的天才。


    吉伦特派可能出于对罗伯斯庇尔势力的预见，也许只是出于猜忌，他们控诉他犯下了共和派认为最严重的罪行。巴黎当时正因派系纷争而陷于动乱中，吉伦特派主张以法律制裁那些制造混乱、煽动暴乱的人，同时从各郡调集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保卫国民公会，并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此事。山岳党则抨击这个措施是对巴黎的一种侮辱。吉伦特派为维护这种措施，提出了由巴黎代表组成三头统治的方案。奥塞兰站出来说：“我出生在巴黎，能够代表这个城市。我认为，想在巴黎建立实行独裁政治、三头统治和护民政治政党的人，不是极端无知就是极端邪恶。如果巴黎代表中有支持这种主张的人，我们就把他赶出去！”马赛代表雷柏基附和道：“没错，议会中确实有一个想实行独裁的党，罗伯斯庇尔就是它的头目，我要向大家揭发他！”巴巴卢则出面作证支持这种揭发。


    作为8月10日事件的主要发动者之一，巴巴卢是马赛结盟军的领袖，在法国南部拥有很大势力。他说在8月10日事件时，两党都想拉拢马赛结盟军，当时有人希望他联系罗伯斯庇尔，因为他是最有资格成为法国独裁者的人。巴巴卢是一个实际行动者，认为如果不打垮政敌就会被政敌击败，因此，他们一方面利用国民公会来反对公社，一方面又利用各郡来反对巴黎，希望能在敌人羽翼未丰时给予一击致命。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因为害怕分裂而不赞成采取强硬手段。


    对于罗伯斯庇尔的控诉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于是将目标转向马拉。马拉曾写文章在《人民之友报》上提倡独裁政治，鼓吹实行大屠杀。当他在讲坛上为自己辩护时，人群发生了一阵可怕的骚乱。会场四处响起“叫他下来！叫他下来！”的喊声。马拉却泰然自若，待人们安静下来，他才开始讲话：“这个议会中很多人和我个人有仇。”“人人都是，人人都是！”有人打断他的话。“我提醒这些人要知道羞耻，并且奉劝大家不要对于一个曾致力于自由事业并且付出巨大贡献的人狂喊，更不要进行这种无礼的威胁，希望你们能认真听一听我的话！”人群安静后，马拉在国民公会上讲述了自己关于镇压和独裁的观点。


    马拉的勇敢和沉着令出席国民公会的人大为震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曾以各种隐蔽手段避开公众的责难，并且逃脱了对他发出的逮捕令。那时，人们看到的只是他写的杀气腾腾的文章，文章里面要求人头落地，并且煽动群众进行9月大屠杀。人的头脑可能产生任何狂乱的思想，这种可怕的狂想更是在一刹那间就能产生。马拉有几种固定的想法，他认为，革命是有敌人的，为了使革命能继续进行，就应该消灭这些敌人，而最好的手段就是任命一个独裁者，让他来镇压这些敌人，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他以毫不顾忌的残酷性来大肆鼓吹这两项措施，既不考虑法律，也不关心人的生命。他还认为那些不认同这两种措施的人是残暴并且软弱无能的，对其加以蔑视。


    在革命时期曾经有过一些和马拉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都没有像他一样对社会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他使各党早已不纯正的道德变得更为败坏，他的大规模屠杀和独裁想法，之后都被救国委员会的委员及其政府实现了。


    对马拉的控诉也没有收到结果，虽然他比罗伯斯庇尔惹人讨厌，但却不像罗伯斯庇尔那样引人痛恨。很多人将他当作一个狂人，有些人则把这些争论看作是党派之间的纠纷，而不是影响共和国的重大问题。并且，清除或指控国民公会的某个成员并不是件安全的事情，即使是各党派也很难跨出这一步。


    丹东没有为马拉辩护，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人的脾气，他暴躁而难以相处。但为什么要在他的文章里寻找煽动暴乱的论调呢？发生动乱的原因，除了革命运动本身，难道没有别的理由吗？”罗伯斯庇尔则说他并不了解马拉，在8月10日前他曾和马拉有过一次谈话，并且不赞成马拉的暴力主张，这次谈话后，马拉认为罗伯斯庇尔的政见狭隘，于是在自己的报纸上说：“罗伯斯庇尔既缺乏政治家的眼光，也没有政治家的魄力。”相比之下，人们觉得罗伯斯庇尔更可怕，但是雷柏基和巴巴卢的第一次控诉未能奏效。


    不久，罗兰部长作了一次关于法国和巴黎现状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对9月大屠杀、公社夺权、混乱制造者所进行的阴谋等事件进行了谴责。他说：“当自由事业的最忠诚、最勇敢的维护者被人看作是可恨或可疑的人的时候，当大会有力宣扬并欢迎叛乱和屠杀的主张的时候，当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开始反对国民公会的时候，我就不再怀疑，那些拥护旧制度的人，那些用爱国主义来掩饰自己的过激行动或严重罪行的人，冒充人民的朋友，却怀着颠覆阴谋，企图踏着废墟和尸体攀登高位！”罗兰还引用了刑事法庭第二分庭副庭长的一封信作为证据，在信中这位副庭长告诉罗兰：他和吉伦特派中的最著名人物都受到了威胁，敌人将再一次制造流血事件，而且这些人只希望听罗伯斯庇尔的解释。


    听了这些话，罗伯斯庇尔急忙登上讲坛为自己辩护，他说：“谁也不敢面对面控告我。”吉伦特派中最坚决的人卢韦立刻站起来大声地说：“我敢。”他怒目注视罗伯斯庇尔，坚定地说：“罗伯斯庇尔，我敢控告你。”一贯保持沉着的罗伯斯庇尔这时也激动起来，在雅各宾俱乐部里他曾经与这位可怕的对手较量过，领教了他的尖刻、激烈和毫不留情。卢韦接下来进行了一次最为雄辩的即席发言，他毫无遗漏地控诉了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在公社、在选举会议上的一言一行。卢韦控诉罗伯斯庇尔曾诽谤最优秀的爱国者；多次卑鄙地吹捧数百名公民，先说他们是巴黎人民，之后称他们是人民，最后又吹捧他们是最高主权者；此外还到处宣扬自己的功绩，炫耀自己的优点和品德，在奉承了人民的力量之后不忘宣称他自己也是人民。


    卢韦还指出，在8月10日事件中罗伯斯庇尔是隐蔽的，之后就成为操纵公社的阴谋分子。在谈到9月大屠杀时，卢伟激动地冲着公社中的某些山岳党人说：“8月10日的革命是我们大家干的，可9月2日的事件却是你们干的，是你们自己干的，难道还引以为荣吗？他们以蔑视的口吻说我们是8月10日的爱国者，而自己则扬扬得意地宣称是9月2日的爱国者。就让他们在这种只配他们自己享有的声誉里遗臭万年吧，而我们则被证明无罪。那些冒充人民之友的人对巴黎人民进行了最无耻的诬蔑，并且试图将9月第一周的罪恶归咎他们，巴黎人民虽善于战斗却不善于杀人！是的，在8月10日这个光辉的日子，巴黎人民曾来到杜伊勒里宫前，但却没有在9月2日那个可怕的日子到各个监狱前。也许有人会问，人民既然没有参加屠杀，为什么不去阻止它？让我告诉你们原因，因为佩蒂翁的保护权无法行使，因为罗兰的话没有效力，因为司法部长丹东不说话，因为四十八个区的区长等待搜查而总司令却稳然不动，更因为巴黎市政官员们佩着绶带在主持这些暴行。立法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你们要为无辜者报仇，一定要严惩我揭发的这种有罪的狂人！”随后，卢韦又回过头来指责罗伯斯庇尔的野心、阴谋和对平民的极大影响。在结束这篇激昂慷慨的弹劾性演说前，卢韦列举了一系列事实，并且在每个事实前面都要加上“罗伯斯庇尔，我控诉你！”这句话。


    卢韦在掌声中走下讲坛之后，罗伯斯庇尔上前为自己辩护，也许是由于思绪混乱，也许是担心人们的偏见，罗伯斯庇尔面色苍白，小声要求一星期之后再发言。在预定的日子，他一改被告身份，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讲台上，讲了一大篇为自己辩解的话。他用讽刺的词句反驳了卢韦的指责，应当承认，卢韦的演讲虽然慷慨但所举事实含糊空泛，罗伯斯庇尔轻易就将其推翻了。旁听席上站满了为他鼓掌助威的人。


    国民公会认为这种指控不过是为了个人自尊心而发生的争执，并不将这些昙花一现的人物放在眼里，因此准备就此结束这个争论，当罗伯斯庇尔讲完以后，大会就宣布辩论结束，开始下一个议程。在讲话的最后，罗伯斯庇尔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作任何结论，我并没有用更严厉的谴责来回应对我的诽谤，我甚至删除了辩护词中的攻击部分。我放弃了对诬告我的人进行正当报复的权力，我做这些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和平，让自由获得胜利！”他的讲话赢得了人们的掌声。卢韦要求反驳却被拒绝了，巴巴卢想上台再次控诉也没被允许，朗热内对变更议程提出反对也是徒然。这个问题就此停止，吉伦特派人也支持这样做，他们发起控诉是犯了一个错误，但不坚持进行控诉则是错上加错。山岳党没有被击败，在辩论中占了上风，罗伯斯庇尔则以此接近了原来他离得很远的地位。在革命中，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是怎样的人，那么他就会变成这样的人，吉伦特派指控罗伯斯庇尔是山岳党的首脑，因此，山岳党就将他看作是自己的领袖。  能否审判国王


    关于行政机关和党派的建立及领导问题的公开争论远比对个人的攻击重要。但是吉伦特派在两方面都失败了，他们的每项措施要么因为不合适，要么因为没坚持都未获得成功。他们既没有加强行政机构改组公社，也没有继续维持并以此来争取和利用群众，于是比佐建议国民公会应组建一支三千人的卫队，以保护大会的独立，但因没有坚决要求而未被采纳。吉伦特派对山岳党的攻击没有使其削弱，对公社的攻击未使其屈服，对各市区的攻击也没有影响它们失去作用，没有得到各郡的援助，却因求援而激怒了巴黎。


    吉伦特派的政敌则抓住时机，在暗中散布言论，说他们将要把共和国移到南部并放弃帝国的其余部分，吉伦特派在群众面前便被说成是联邦主义者，吉伦特派却没有预见到其中的危险。当吉伦特派在谴责公社，对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进行控诉时，山岳党却宣布共和国是统一并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显然是攻击吉伦特派并使他们受到怀疑的手段。国民公会已经厌倦了这种长时间的争论，那些不参与争论的代表和地位不重要的代表，都认为他们应该和解并讨论有关共和国的事情。


    于是两党暂时息争，大会开始将注意力放到新宪法上，但山岳党却提出应先解决被废黜君主的命运问题。极左派的领袖们在这件事上有自己的动机，他们不同意领导宪法委员会的吉伦特派成员佩蒂翁、孔多塞、布里索、韦尼奥、让索内和平原派中的温和派成员巴雷尔、西哀耶斯、托马斯·潘恩来组织共和国。极左派认为这些人可能会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他们的目的是建立群众的政权，这个目的只有获得统治权后才能实现，取得统治权则需要法国长期保持革命状态。山岳党试图以可怕的政变手段来建立法律秩序，如果对路易十六判罪，可能震动所有的人。此外，他们还诱导吉伦特派表达出拯救路易十六的意图，并因此失去在群众中的威信。


    相当数量的山岳党人忠实地按共和派的做法行事，他们认为路易十六对革命有罪，认为一个被废黜国王的存在是对新生民主政体的威胁。此时，外界已经开始了判决路易十六的精神准备，人们散布流言来诋毁他的人格，要求将他判罪以巩固自由。民众团体也纷纷向国民公会写请愿书并派出代表到议会请愿，有人甚至抬着在8月10日受伤的人游行，人们用路易十六祖先的名称路易·卡佩来称呼他，以此替代他国王的名号。


    8月10日之后，人们在王室经费的文件里发现了一些罪证，这使得群众更加怒不可遏，那些维护国王的人也放弃了抗争。这些文件证实了路易十六和那些反对派亲王、逃亡贵族以及反法同盟都存在秘密勾结。立法议会整理的一份报告指控了路易十六出卖国家、颠覆革命的企图。报告披露了路易十六在1791年4月16日给克莱蒙主教的信件，信中说只要能重新掌权，他就恢复旧政权并恢复僧侣的地位；报告指出，路易十六提出宣战的目的是让他的救兵加速前来，那些人曾写信告诉他：“战争迫使所有国家联合起来，打击在法国施行暴政的乱党和叛乱分子，他们受到的惩罚将警示那些企图扰乱各帝国治安的人……你依靠的是十五万大军，由普军、奥军和德意志帝国军队组成，此外还有一支两万逃亡者的队伍。”报告还指明路易十六与两个王弟是一贯反对革命的，公开场合指责王弟不过是掩人耳目。


    不久人们又发现了新的罪证，在杜伊勒里宫护墙板后面装有铁门的洞里，找到了一个罗兰大臣用的秘密保险柜。里面有宫廷对革命实施阴谋诡计的证据，包括利用群众领袖加强国王的立宪政权、勾结贵族恢复旧制度的计划，塔隆的献策以及与米拉波的谈判记录等。这些发现加重了人们对路易十六的愤恨，人们立刻打碎了雅各宾俱乐部中米拉波的半身塑像，国民公会也遮盖起了树立在会议厅中的米拉波半身塑像。


    审讯国王的问题在大会中已经酝酿了一些时期，但是没有能宣判他的法庭，也没有适用于他的刑罚，因此人们想用合法方式来定他的罪。立法委员会经过研究后得出报告，路易十六能够受审并由国民公会来审理。马耶以立法委员会的名义表示，作为国王的路易十六不可侵犯，但作为一般个人，没有其他人替他负责，他也不再是不可侵犯的。缩小了宪法赐予路易十六的保护国王行为的范围，由此得出结论：废黜王位只是政权的变更而不是惩罚，路易十六应该受审判，并按照刑事法中关于叛国和谋反罪的法律接受审判，并决定由国民公会审判路易十六，无须遵从其他法庭的审理程序。国民公会代表人民，人民代表一切利益，一切利益等同于正义，而国民法庭不能违反正义、也无须拘泥于形式，这就是立法委员会将国民公会变为法庭的可怕的诡辩理论依据。


    11月13日，在立法委员会作出报告后第六天，开始了这项讨论。那些拥护国王不可侵犯的人，虽然认同路易十六有罪，但反对国王接受审判，他们的代表人物莫里松说：“国王的不可侵犯带有普遍性，宣布废黜王位后，国民已保证了他的权利。国民公会的任务是改变政府而不是审判国王，国民公会受司法条文约束，即使按照战争惯例，也只能在战斗过程中处决一个失败后落入法网的敌人，何况判处路易十六对共和国并没好处，共和国应当对他采取拘留或者驱逐出国的保障安全的措施。”这是国民公会中右派的主张。


    山岳党既不维护国王的不可侵犯，也不赞成审判路易十六。圣茹斯特说：“莫里松主张维护国王的不可侵犯，委员会则主张应该像审判公民那样审判路易十六，我认为这两种主张都不正确。国王应当作为敌人来对待，我们不是审判他而是打倒他。审讯的程序在契约中没有规定，民法中也找不到，但万民法有。目前，拖延时间、搜集材料等做法，反而会使我们对国王采取姑息态度。”圣茹斯特喜欢把所有问题都当作对待敌人或政治问题来解决，他继续演讲：“主张审判路易十六的人可能会建立共和国，而那些主张公正惩处国王的人却永远也不会。公民们，如果罗马人在进行了六百年反对国王的艰苦斗争之后，英国人在克伦威尔死后，仍然出现了国王，那爱好自由的公民们，你们看着那些刚刚获得自由就要尊重曾经束缚自己铁链的人，不会担心发生危险吗？”


    这个在自己获胜以后还继续保持敌对行动的过激派，主张以政变代替判决，建议不根据任何法律、不履行任何程序，像对待战败的俘虏一样来对待国王。他们虽然在国民公会中只占极少数；但却得到了雅各宾俱乐部和公社的有力支持。尽管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但这种屠杀性的要求却被国民公会拒绝了。这时，那些拥护国王权力不可侵犯的人，则理直气壮地利用起国家利益的理由和正义人道的原则，他们认为同样一批人不能兼任审判官和立法者，不能既是原告又是陪审员，希望新生的共和国有仁厚和宽恕的美德。此外，还有一派从政治方面指出，如果给国王判罪将会使无政府主义党派更加嚣张，会使保持中立的国家也开始加入反法同盟来反对共和国。


    在长时间辩论中表现勇敢顽强、并以此证明自己势力的罗伯斯庇尔登上讲坛，表示支持圣茹斯特的意见。他对国民公会使革命已经决定了的东西又发生疑义进行谴责，并反对它以怜悯和公开辩护来复活已被打倒的保王党。罗伯斯庇尔说：“国民公会已经偏离了真正的问题，路易十六不是被告，你们也不是审判官，这里根本没有审判问题，你们的身份只是政治家，采取的也只能是拯救国家的措施和保护国民的行动。作为被废黜的国王，用处只有两个，或者扰乱动摇国家的安宁与自由，或者加强国家的安宁与自由。路易十六曾经是国王，而现在共和国已建立，你们争论的问题也就根本不是问题，因为路易已经被审判过了，他被判处死刑，不然的话共和国就是有罪的。”


    罗伯斯庇尔要求国民公会宣布路易十六是法国的卖国贼，作为人类的罪人以革命的名义判处死刑。山岳党人希望通过这些极端的建议、群众的愤激和支持使路易十六被判死刑变得不可避免，他们走在其他党派的前面，并胁迫其他党派跟随他们的方向。国民公会中的多数派由吉伦特派和平原派的大部分组成，吉伦特派不支持路易十六的不可侵犯，于是国民公会根据佩蒂翁的建议，以大多数票否决了山岳党的主张，同时也否决了国王不可侵犯的意见，宣布由国民公会审判路易十六。接下来，罗贝尔·兰代表二十一人委员会作了关于路易十六的报告，拟定了控诉路易十六罪恶事实的起诉书，并且将犯人传到议会。  路易十六的死刑


    路易十六在四个月前就被拘禁在丹普尔监狱，立法议会最初打算将他关在卢森堡宫，但哪里都没有自由，公社也对他严密监视。路易十六既没有不耐烦，也没有后悔怨恨，准备听天由命。在前几个月，路易十六和家属被拘禁在一起，大家互相安慰支持。他也因此得到些许慰藉，他给年幼的王子讲述历史，自己也看了很多关于被废黜国王的书。


    但在他将要被审判时，就和家人分开了，公社不允许罪犯们在一起串通寻找辩护的理由。桑泰尔在市长的陪伴下来到丹普尔监狱，由市长向路易十六说明来意，将他解送到国民公会。路易十六略作犹豫后决定前往国民公会，就像当年英国的查理一世到审判官面前去一样。


    路易十六走进会议厅时态度沉着，他站在会议厅的栏杆前，用自信的目光扫视会议。议长激动地对他说：“路易十六，法国国民控诉你，下面是关于你罪状的起诉书。你坐下认真听。”他坐在了会场给他准备的座位上。审讯中路易十六表现非常镇定，神志清醒、措辞谨慎，并且以很有把握的态度回答每一个问题。对人们提出的关于他在7月14日以前的行动的控诉，他辩护说当时自己权力还没有受到限制；去瓦雷内行动是按制宪议会的决议行事，那时制宪议会对他的回答是满意的；在谈到8月10日以前的行动时，他则把一切公开行动的责任都推给了内阁，坚决不承认他自己有秘密活动。国民公会的议员们认为，即使路易十六否认，也不能推翻那些有他亲笔书写或签署的信件等证据。他否认铁柜的存在，也不承认摆放的那些物证，并且援引了一条保护人身安全的法律，但国民公会的目的是证明路易十六所否认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路易十六被重新监禁在丹普尔监狱，国民公会讨论了路易十六的辩护人问题，尽管遭到山岳党人的极力反对，国民公会仍然宣布路易十六有寻找辩护人的权力。路易十六指定了塔尔热和特隆歇，但塔尔热拒绝了，这时马尔泽布主动提出要为路易十六辩护，国民公会批准了他的要求。处于被唾弃地位的路易十六，对这种忠诚行为十分感动。当马尔泽布进入审判庭的时候，路易十六紧紧拥抱了他，含泪说：“你的牺牲精神难能可贵，即使你冒着生命危险来，却未必能救我的性命。”


    马尔泽布、特隆歇和德塞兹不间断地为路易十六辩护，希望能使国王恢复信心，但很难奏效，路易十六自己也明白，他说：“我知道他们是要让我死，但这又何妨，我们应当像胜诉那样来进行这场诉讼，我要留下一个没有污点的名声。”在辩护那天，德塞兹首先发言，他利用一切理由来说明作为被告的国王，是正当和无辜的，他指出，作为国王他不能受审，而人民的代表们既然是原告则不能同时担任审判官。但他并没有提出一些新的理由，只是特别强调，路易十六的行动和意图是正当和纯洁的。德塞兹的结束语十分庄严：“请大家看看历史：路易十六在二十岁时即王位，在位期间品行皆优，公正廉洁，并且一贯爱护百姓。百姓希望取消一项重税，他便把它免除；百姓要求废除苦役，他立即将其停止；百姓渴望改革，他便顺应民心实行改革；百姓提出修改法律，他毫不犹豫；百姓要恢复法国人的权力，他给他们权力；百姓追求自由，他给他们自由。在这些事实面前，他舍己为民的美名不容争辩。但现在，却有人向大家提议审判他，对此我无话可说，在历史面前我保持沉默，公民们，我请你们记住，历史将会对你们的判决作出公正的判断。”


    吉伦特派想要拯救路易十六，却担心被别人说成是保王派，事实上山岳党早已这样称呼他们。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吉伦特派态度暧昧：既不敢袒护路易十六也不敢反对控告国王，这种模棱的态度并没有给路易十六带来好处，却使他们自己更加失败。此时，路易十六面临的不再是王位问题，而是生命问题，这同时也是吉伦特派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严格的司法行为解决，但需要恢复合法制度；也可以通过流血的政变来解决，但那样会延长革命政权。胜利属于吉伦特派还是山岳党，取决于采取何种解决方式。山岳党反应激烈，他们认为人们目前采用的方式已忽视了共和政府的力量，允许为路易十六辩护本身就是君主政体的逆流。雅各宾派表示支持他们，并先后派遣了代表团到大会要求处死国王。


    此时，一直不敢表示支持国王的吉伦特派提出了办法，希望能使路易十六免于一死，他们建议将判决权交给人民群众。国民公会中的极右派反对将国民公会变成法庭，萨尔则主张由国民公会宣布路易十六有罪，然后交由初级议会量刑。但是比佐担心这样做会误导人们认为国民公会软弱，建议国民公会宣判后再让人民来评断对国王的宣判。比佐的意见遭到山岳党的猛烈攻击，连国民公会中的温和派代表也不支持，他们认为召开初级议会的话可能会引发内战。在表决是否由人民作最后决定时，有二百八十四人赞成，四百二十四人反对，十人规避投票，但国民公会已经一致决定路易十六是有罪的。


    现在的问题是决定如何判刑，巴黎的骚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代表们遭到了威胁，更担心群众会有新的越轨行动，而雅各宾俱乐部则对路易十六和右派代表加以责骂。经过四小时的点名表决后，议长韦尼奥宣布了投票结果：七百二十一个投票人数，绝对多数是三百六十一，结果是三百八十七票赞成判处死刑。投票的各方面意见也不一致：吉伦特派投了赞成票，但附加了缓期执行的条件，右派代表大多数赞成监禁或驱逐。结果公布后，议长用沉痛的口气宣布：“现在，我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宣布：判处路易·卡佩死刑。”马尔泽布泣不成声，只是断续地说出了几个恳求的字眼，他的哀痛令人感动。


    当马尔泽布前来通知路易十六时，他正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遮面沉思，他诚恳地对马尔泽布说：“本着良心，作为一个将要见上帝的人，我向你发誓，我所作的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从未有过与人民为敌的念头。”并请求马尔泽布在最后时刻不要抛弃他。马尔泽布之后来过几次，却没有见到路易十六。之后，路易十六神色自若地听取了司法部长宣布的判决。他要求三天之后去见上帝，由他指定的神父为他祈祷，并且能和妻子儿女自由接触，议会准许了后两项要求。在离开家人时，路易答应第二天再去，可当他回来后又觉得这种见面太痛苦了，于是又不想去了，这是他内心的最后一次斗争。


    受刑前一晚，路易十六安然睡了一觉，早晨五点，克莱里唤醒了他。他吃过了临终圣餐，将准许留下的一切和自己的最后几句话委托给克莱里：一枚指环、一块图章、几根头发。鼓声已经响起，远处传来了连续的炮声和人群的嘈杂声。路易十六将遗嘱交给一个市政官吏，戴上帽子，以镇定的口气对等待他的桑泰尔说：“我们走吧！”从丹普尔监狱到革命广场，马车用了一个小时，四千多名士兵武装警戒站立在道路两旁，整个巴黎都显得暗淡阴郁。


    观看这次行刑的公民都默默无语，没人赞同也没人表示遗憾。到达刑场后，路易十六以坚定的步伐迈上了断头台，他跪着接受了神父的最后祝福，人们清楚地听到了神父向他说话：“圣徒路易的儿子，升天吧！”虽然不情愿，路易十六还是允许被绑起双手，他转向断头台的左边，向群众说：“我是无罪而死的，我宽恕我的仇人们；而你们，我不幸的百姓们……”此时，击鼓的号令响了起来，鼓声淹没了他的话声。十点十分，路易十六的生命结束。


    这个最善良而又最软弱的国王，在进行了十六年半一心谋求幸福的统治之后，在三十九岁时去世。他的祖先留给他一场革命，他本是最适合防止或结束这场革命的，在革命爆发前，他可以成为一个实行改革的国王，在革命爆发后，他仍可以成为一个立宪君主。他可能是法国唯一没有权力野心的国君，唯一具有敬畏上帝和爱护百姓这两个优点的国君。他自己没有野心，是死于左右的人的野心，而这与他不相干；他是死于群众有野心，而这不是由他引起。像他这样值得推崇的殁后名声，在国王中并不多见，假如他有更坚强的性格，必将成为独一无二的国王。

 第七章 党派的斗争与更替

    ——1793年1月21日到6月2日


    吉伦特派是有过辉煌的，它反对罪行，热爱秩序、正义和自由，加快了共和国的进程。它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始终没有找准位置。对于中产阶级的革命，它是反对的。对于下层阶级的政府，它也并不赞成。由于没有合适的用武之地，它的灭亡，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法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


    国王的死，使更多的反对势力更加仇视革命，各党派的矛盾在这时也变得更加无法调和。对内，共和派要应付反对势力和阶级的挑战，对外，则要应付反法同盟的入侵。领导群众运动的山岳党把丹东看作自己的领袖，并计划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和丹东是这样打算的：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通过演讲等方式，让群众认识到当前国家面临的危机，激发群众的热情，向他们灌输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启发民智，使他们自发地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另一方面，则继续对敌人实行高压政策，严厉打击各种反动行为。他们的打算，虽然打着群众的旗号，但随着国家危机的日益深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群众专制，偏离了合法的自由。不过，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或者说并不愿意意识到这一层面。


    相对于野心勃勃的丹东和山岳党，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则是真正的狂热派，他们的目光自然更为长远。在他们看来，丹东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政府，还很不成熟，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葺和改进，以便建成一个长久而稳定的政府。虽然吉伦特派的政策相对而言似乎更为合理，但是在革命的狂热中，他们这种希望不流血而挽救革命的愿望是得不到群众理解的。由于吉伦特派曾经反对人民的过激行为，企图解救路易十六，并提倡温和的革命方式，结果被视为人们的敌人、暴君的共谋者和共和国的叛徒。吉伦特派的温和主张，不但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还把自己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山岳党抓住1月21日事变这个机会，利用人民对吉伦特派的不满，在国民公会上连续指责吉伦特派，取得了绝对优势。


    在国民公会中，中间派一直支持吉伦特派。中间派和左右两派都有共同的诉求。在反对屠杀和捣乱方面，中间派和右派是持相同意见的。在反抗国外势力拥护救国方面，又和左派是一致的。他们也曾平衡各党派之间的关系，防止山岳党和公社一支独大。但是，国民公会中各党派也不是始终针锋相对的，他们之间也曾有过协调。由于一个叫作帕立斯的旧禁卫军杀死了赞成处死路易十六的议员勒佩尔蒂埃·圣法尔若，感到面临相同危险的国民公会议员便在圣法尔若墓前宣誓不计前嫌，同仇敌忾。但这种合作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便又像以前一样分裂了。在莫城，共和派想要惩办9月大屠杀事件的几个凶手，山岳党怕共和派会抓住自己的把柄，利用这次事件追查自己过去的行为，便想方设法摆平了此事，使几个凶手逍遥法外。这种纵容犯罪的行为，使群众领袖更加无所忌惮。马拉先是指控他人囤积粮食，接着就利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教唆群众抢劫那些人。他利用各种机会场合，比如报章、雅各宾俱乐部，反对吉伦特派的统治。由于吉伦特派获得了政权，并在各郡打击了雅各宾派的活动，所以从国民公会一开始成立，吉伦特派就被雅各宾派称为阴谋家。雅各宾派俱乐部里，每天都有谴责吉伦特派的声音。雅各宾派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和道德，代表了正义，应该消灭吉伦特派的阴谋家，打击富有者的罪恶和煊赫一时的权势。罗伯斯庇尔采取隐蔽的计谋来反对吉伦特派，而马拉却公开支持一切告发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比罗伯斯庇尔大胆多了。他的所作所为，虽然受到了许多山岳党人的指责，但却得到了雅各宾派群众的完全支持。如果他和罗伯斯庇尔的意见不一致时，群众很少会支持罗伯斯庇尔。


    2月，《人民之友报》连续宣传抢劫商人的行为，却没有加以任何批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群众，随后一些抢劫事件接连不断。立刻有人在国民公会揭发了马拉，马拉随后受到控诉。但由于普通法庭的权限不足，马拉并没有受到什么审判。不久以后，由于发生了一些影响重大的事件，导致了吉伦特派的垮台。截止到目前，法国的军事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在阿尔贡纳战役中，迪穆里埃顺利占领比利时，取得了战争的辉煌胜利。随后，迪穆里埃来到巴黎，紧锣密鼓地准备出兵荷兰的事情。当时的荷兰还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1792年10月28日，在迪穆里埃返回军中8天之后，对荷兰的攻击随即开始。迪穆里埃将进攻分为三路，左翼由拉布尔多内将军指挥一万八千人的北路军，从里尔向土尔内推进；右翼约一万六千人，由瓦朗斯将军指挥，从吉维向那慕尔推进；他自己率领比利时方面的四万军队，从瓦朗西安向蒙斯进发。虽然奥军早早地挖好战壕，以逸待劳，但仍吃了败仗。11月7日，法军中路攻克了蒙斯，7天后占领了布鲁塞尔，两周后又占领了列日。右路攻下了那慕尔，左路占领了安特卫普，到12月中旬，在荷兰的进攻已经全面完成。法军将奥军赶到鲁尔河对岸，并建立了冬季营地。实际上，由于马斯河和埃斯考河已在法军的控制之下，法军本来把奥军迫向莱茵河下游。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迪穆里埃开始了对雅各宾派的反对。


    9月15日，国民公会决定，在奥地利的占领国宣传民主思想，建立民主的组织，并废除各被占领国的法律。在比利时，雅各宾派派出的人员四处宣讲革命，并建立了一些俱乐部。这些俱乐部都是仿照法国雅各宾俱乐部的形式建立的。但是，由于雅各宾派在比利时的横征暴敛，引起了比利时人的反感。占比利时人口55%的佛拉芒人，原本对法国的到来是十分热情的，现在也冷淡了下去。那些原本对法国抱有期望的人，都感到法国的统治过于残酷，后悔将法国军队招来。看到法国在比利时的种种行为，迪穆里埃打算扶持佛拉芒人独立，于是专门回到了巴黎。以前，迪穆里埃从不公开表示自己支持哪个党派，在两党竞争中，都是尽可能地明哲保身。他的手腕十分高明，一般想利用左右两派时，都是分别通过自己的朋友丹东、拉克鲁瓦和让索内，自己很少出面。只有需要向两党施加压力时，他才会以自己的胜利为筹码。不过，当路易十六落难后，他也曾试图制止雅各宾派的活动。由于目的没有达到，内心不满的他就又回到军队，开始第二次战役，希望能以新的胜利为条件，改变革命政府。  反法同盟的进攻


    由于法国革命的军事胜利和1月21日事变，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国家也迅速加入到了反法同盟。这时，法国面对的将是整个欧洲列强。随着8月10日事变的发酵，英国政府先是不承认法国驻英国外交使节肖夫兰的身份，而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后，更是直接强迫肖夫兰离任。英法关系迅速破裂，有鉴于此，国民公会便在1793年2月1日对英王宣战，同时也对荷兰省督宣战。荷兰省是从1780年就完全依附于英国政府的。至此，英国也彻底撕下了和平的面具，成为法国新的敌人。


    英国其实早就有了与法国决裂的念头，他们的行动迅速而高效，仅用了六个月时间，便先后分别与汉诺威、俄国、德意志、西班牙等国签订了七项同盟条约和六项援助条约，对奥地利和普鲁士提供大量的援助。英国一跃成为反法同盟的中心，并希望利用法国革命这个时机巩固自己的优势。英国不但出动了海军，还专门拨付了八千万镑的特别拨款，用以巩固本国贵族政权以及东西印度和海上的霸权。


    在当时的欧洲，除了威尼斯、瑞士、瑞典、丹麦、土耳其等少数几个中立国外，西班牙、德意志、巴伐利亚、帕拉蒂纳、那不勒斯，到处都是反对法国革命的声音。法国是四面受敌，而且敌人个个都久经沙场，实战经验十分丰富。在阿尔卑斯山区，四万五千人的奥地利—撒丁军队虎视眈眈；在比利牛斯山区，五万西班牙军大兵压境；在莱茵河下游和比利时，七万奥地利和德意志军队蓄势待发，这里面还有三万八千名英国—巴达维亚军队前来增援；在马斯河和摩泽尔河之间，三万三千四百人的奥军气势汹汹；在莱茵河中游和上游，十一万二千六百人的普、奥、德意志军队更是磨刀霍霍。


    强敌压境，国民公会不得不慎重对待，内外兼修。先是在国内发布征集令，建立了一支三十万人的队伍保家卫国。为了支持革命，山岳党建议成立一个九人特别法庭，这个法庭不设陪审委员会，而且所有判决一审终结，不允许上诉。这是一种专横、可怕的制度，与自由民主的思想相去甚远，所以受到了吉伦特派的竭力反对。但是，如果反对由法庭来惩办共和国的敌人，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对共和国的敌人的袒护。吉伦特派眼见这个法庭必将成立，便放弃了绝对的抵抗，采取了一些其他的补救措施尽量削弱法庭的势力，比如设置陪审员、调离思想激进的人等。


    反法联军的主力终于开始进攻了。从安特卫普和鲁尔蒙特直到于南格的辽阔的边境，反法联军浩浩荡荡地向前推进。奥军在科布尔亲王的指挥下，进攻鲁尔河及马斯河一带的法军，进入比利时；普军则占领了美因兹以后，继续向前入侵。这两支军队都不是孤军作战，他们的背后，是大量反法联军的策应和支援。


    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自私的迪穆里埃无视国民的利益和舆论的呼声，竟然准备恢复王权，以便达成自己的野心和企图。布耶在旧君主制度时，拉法耶特在君主立宪制时，也曾有过这种行为，尽管当时他们的有利条件更多，但谁也没有成功。如今，在没有更多的外力支持的条件下，迪穆里埃却希望能够凭借一己之力，使没有任何党派支持的王权复辟，使被推翻的宪法能够重立。这对迪穆里埃来讲，绝对不是最佳的选择，他应该继续保持中立，这样才能有立足之地。但被热情和胜利冲昏头脑的迪穆里埃，希望先在法国境外建立一个党，之后利用巴达维亚共和派的力量进入荷兰，再夺取雅各宾派控制下的比利时，将荷兰和比利时合并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掌握政治保护权。他不再保持中立，同两个党派都决裂了，准备向巴黎进军，封闭群众团体，解散国民公会，恢复1791年的宪法，为法国拥立一位新的国王。


    就当时的历史形势来讲，由于反法联军的猛烈进攻和法国革命思潮的影响，这样的计划是毫无可行性的。但迪穆里埃已经利令智昏，他错误地认为这很容易。他率领两万人攻入荷兰，放弃了他本应防守的从美因兹到鲁尔河之间的战线。他计划闪电般地进入荷兰联省的中央，在奈梅根与已占领马斯特里赫特的米兰达将军会师。就在迪穆里埃集中优势兵力远征荷兰，攻下了布雷达和格特里敦堡，准备渡过比斯博希湖占领多尔德雷赫特的时候，负责监视奥军的米兰达右翼军队在马斯河下游遭到了奥军的偷袭。米兰达不得不放弃即将攻下的马斯特里赫特。奥军在越过鲁尔河，并于亚琛击败米亚辛斯基后，紧接着又渡过马斯河，在列日与退至提耳蒙和卢万之间的法军展开激战，并取得了胜利。执政会议命令迪穆里埃迅速放弃荷兰，赶去指挥比利时方面的军队。迪穆里埃不得不正视现实，放弃了他的计划。


    得知前方战事失利，雅各宾派的表现变得更加强硬。他们认为，失败的原因一定是有人背叛，上次那么被动的战役还能取得辉煌的胜利，这次反而失败了，这一定是有着党派阴谋的。吉伦特派、部长和将军们遭到了雅各宾派的强烈谴责，他们被指责为串通一气，要将法国拱手交给敌人。除了猜忌的因素外，再加上争权夺势，希望独占统治权的雅各宾派已经动了将他们除掉的念头了。吉伦特派被当作下手的第一个目标。雅各宾派由于还不善于利用人民的选举权达到目的，便想利用召开国民公会的时机，趁机将他们干掉。罪恶的日子定在了3月10日。由于国事危机，国民公会本来是处于长期举行会议的状态。雅各宾派在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利埃俱乐部议定：分成两队，分别向国民公会和部长们那里进发，然后一举拿下。但是他们还是失算了。由于消息不慎走漏了出去，吉伦特派当晚并没有去国民公会，各区也对这种阴谋表示反对。他们甚至还遭到了陆军部长贝农维尔带领的一营布勒斯特结盟军的拦截。由于天公也不作美，阴雨不断，他们只得四散回家。


    第二天，这件事就被韦尼奥揭发了。他要求执政会议彻查这起事件，并将暴动委员会的成员投入监狱。他呼吁，如今起义和暴动的界限已经被人为地混淆了，在当权者的误导下，公民甚至分不清是与非，匪徒的挑衅被误认为是示威，抢劫被误认为是维护公安的措施。这种歪理邪说影响越来越大。人民本应拥有自由，却被限制要与当权者一样，要向当权者屈服，要和当权者合作，去杀戮当权者的政敌。谁要是不这样做，当权者将会利用人民来惩罚他。如果任由这种行为发展下去，那么就像希腊神话中农神萨图恩吃掉自己的儿子一样，人民也会被革命一个个吞食掉，等待大家的，最终将是专制暴政和种种灾难。韦尼奥的呼吁引起了国民公会的共鸣，但国民公会并没有落实他提出的措施。  旺代暴乱


    由于上次的阴谋没有得逞，雅各宾派一度偃旗息鼓，停止活动。不过，随后发生的旺代暴乱，又燃起了他们的希望。旺代这个地方交通闭塞，与外界联系很少。这里很少有城镇，大多是一些零星的村落，是贵族和神父最后的栖身之所。他们在这里保持了旧制度的教义和社会，神父们积极向农民灌输的那一套就是农民的信条。农民们淳朴强悍，愚昧落后，甘于遵守旧的社会秩序，也根本分不清自身利益和贵族利益的界限。由于还没有新思想的传入，加上缺乏中产阶级的领导，这里的人民对于革命不但一无所知，而且毫不理解。在贵族和僧侣的煽动下，这种意识形态和法国大多数地方是截然相反的，迟早会发生一场冲突。


    执行征集三十万军队的命令成为了这场暴动的导火索。其实在此之前， 这里1792年已经发生过大规模暴动，不过由于策划者鲁阿里侯爵的被捕而半道夭折了。但一切暴动的条件都已具备了，征兵的命令成了这次暴动的信号。马车夫卡特利诺、海军军官夏雷特、猎场看守人斯托夫莱等几个身份迥异的人，带领被征者袭击了宪兵，随后，暴动就蔓延到整个旺代。英国在背后偷偷支持这场暴动，向暴动者提供金钱和武器。部队和国民自卫军被派去平乱，马尔塞将军、果维利埃将军、基迪诺将军、利果尼埃将军等先后吃了败仗。夏蒂荣、布列絮尔、维埃等地被旺代军占领了。


    为方便行动，旺代军对建立了编制的地区分配进行了部署。他们成立了各有一万人至一万两千人的三个兵团，部署在三个军区，拥护卡特利诺为统帅。第一军区号称“安茹军”，负责据守卢瓦尔河两岸，指挥官是邦尚；第二军区号称“大军”，负责据守中部，指挥官是德尔贝；第三军区称为“沼泽军”，负责据守下旺代，指挥官是夏雷特。  迪穆里埃的叛变


    迪穆里埃回到比利时的军队以后，打算集中兵力抵抗奥地利将军科布尔亲王，但由于将士们士气低落，粮饷和弹药也相对匮乏，加上他的作战计划不够稳妥，他很快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只得带领军队撤出比利时。这下迪穆里埃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前有奥军的持续攻击，后有雅各宾派的谴责讨伐，情急之下，他迈出了罪恶的一步，打算继续他以前的计划，恢复君主政体。他偷偷和奥军达成协议，以让出部分重要阵地为条件，使奥军留在边境，自己则率军向巴黎进发。由于年轻的夏尔特公爵在这场战争中名声显赫，迪穆里埃打算拥护他为国王。而奥军的科布尔亲王则提出，如果能够行动成功的话，拥护路易十六的儿子为法国的国王显然更为妥当。这样的行为貌似应该低调一些的，但有可能是为了试探自己的部下，也有可能是为了恐吓对手，还有可能是性格轻率的原因，迪穆里埃并没有选择偷偷摸摸的方式，他的企图很快被雅各宾派得知。为了进一步探清底细，雅各宾俱乐部派出了由普罗利、佩雷拉和迪比松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迪穆里埃那里进行调查。代表团得到了迪穆里埃亲自接见，并出乎意料地亲耳听到了迪穆里埃复述了他的企图。迪穆里埃认为，国民公会是由暴虐者组成，自己绝对不能让它为所欲为。要用自己手中的铁尺，阻止国民公会利用革命法庭杀人。共和制可以说是海市蜃楼，只有恢复1791年宪法，重新立一个国王，才能拯救法国。迪比松告诉他，法国人已经不能听到路易或者国王这样的字眼，这些词只会令法国人感到厌恶。迪穆里埃回答道，国王的名字无论是叫作路易、雅克或者菲利普，都并不重要，关键是自己的军队和部下，他们要求有一个国王。迪比松警告他，他的行为可能会对丹普尔监狱的犯人们不利，但迪穆里埃似乎已经打定主意，根本听不进去。


    迪穆里埃很快将自己的计划付诸行动，尽管那个计划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他的行为，使那些既爱国又拥护他的部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是否把一些重要阵地让给奥军，迪穆里埃一个人说了可不算，他既得考虑属下们的感受，也得考虑他们忠诚的程度。迪穆里埃的第一次尝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由于没能成功占领里尔、孔代和瓦朗西安，迪穆里埃开始采用守势，行动也犹豫起来。


    国民公会却与迪穆里埃恰恰相反。他们目标明确，行动迅速、果敢、坚决而又特别准确，很快就掌控了局势。这正是迪穆里埃的弱点，也是他本身胆怯和部众动摇的原因。发觉迪穆里埃的阴谋后，国民公会立即召见迪穆里埃，但却碰了个软钉子，迪穆里埃既没有服从命令，也没有举旗反叛。卡睦、基内特、拉马克、邦卡尔等四名议员和陆军部长贝农维尔作为专员，一起到迪穆里埃的军中来召唤他。国民公会向他们授权，如遇抵抗，可即刻逮捕迪穆里埃。


    迪穆里埃接见了他们一行，了解了他们的目的，但他没有随之离开，而是婉转地告诉专员们，部队的情况不容许他离开。他承诺会在局势稳定后回巴黎请罪。专员们劝他服从命令，并举了古罗马时代的将军们的例子。迪穆里埃不以为然，他认为专员们的引用是曲解历史的，因为古罗马法制健全，秩序良好，没有雅各宾派，也没有革命法庭，如今的法国相当于无政府状态，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如果自己回去，就等于羊入虎口。卡睦要求迪穆里埃服从命令到巴黎去，得到了婉拒，于是他宣布撤销迪穆里埃的将军职务，并准备将他强行带走。迪穆里埃认为专员的言行太过分了，便命令德意志籍轻骑兵逮捕专员们，并作为人质交给奥军。事已至此，迪穆里埃想犹豫也不能了，只得硬着头皮走下去。他想率领军队一起叛变，却没想到他的命令无人听从。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士兵们渴望共和胜于爱戴他们的将军，军队中的革命思想日益高涨。革命的滚滚洪流不可阻挡，无论是谁，哪怕像迪穆里埃一样战功赫赫，声名显著，只要公然反抗国民公会，就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迪穆里埃在法国已经无法立足，只得率领夏尔特公爵、图弗诺上校和贝尔希尼的两个骑兵队，连夜投奔了奥地利军营。而他的部队，则被交由皮埃尔指挥。


    得知专员被捕的消息以后，国民公会一片哗然，在立即宣布长期复会的同时，也宣布迪穆里埃为卖国贼。迪穆里埃被全国通缉，谁要是能擒获他，将得到重赏。国民公会还紧急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奥尔良公爵和所有波旁王族的人也被驱逐出境。吉伦特派人也十分苦恼，因为他们也被认为是迪穆里埃的同伙，尽管他们也不认同他的叛变。在这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吉伦特派的政敌变得日益壮大，处处占着上风。雅各宾派的人先是制止了对9月大屠杀的谴责，保留了公社的霸权，处死了路易十六，而且没有为2月的抢劫活动和3月10日的谋杀活动承担一点点责任，接着他们又成立了革命法庭，战胜了迪穆里埃，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吉伦特派被攻击得只剩下国民公会这最后一块阵地了。


    4月10日至6月2日，雅各宾派发动了对国民公会的攻击。在国民公会和民间团体中，罗伯斯庇尔和马拉分别指名控诉布里索、加代、韦尼奥、佩蒂翁、让索内。各郡也都接到马拉以雅各宾派主席身份发出的宣言，准备发动声势浩大的请愿和控诉运动，反对卖国贼和那些不忠诚的议员。国民公会中的右派和平原派逐渐联合，仅将马拉送到了革命法庭。各俱乐部、群众和公社对这个决定十分不满，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市长帕什随后以三十五个区和市议会的名义要求驱逐吉伦特派的主要成员，这也是他们报复行为的第一步。布瓦耶－丰弗雷德提出不但要惩治首恶，还要诛清同伙，那些吉伦特派伙伴也被驱逐，得到了右派和平原派的大力支持。这是对国民公会的第一次外来攻击，为消灭吉伦特派打下了群众基础。  十二人委员会的成立与撤销


    在雅各宾派成员的陪同下，马拉去到了革命法庭，结果被宣判无罪。经过这次事件，雅各宾派逐渐在国民公会占据了主动，经常有无套裤党和雅各宾俱乐部的常客在会议厅的甬道或者大会的旁听席出现。右派的发言，经常会被俱乐部的成员和罗伯斯庇尔派的平民妇女打断，会议的讨论也不得不中止，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国民公会外，人们也利用一切机会搞垮吉伦特派。由于3月10日的叛乱分子没有得到惩罚，由于无政府的混乱，由于巴黎的当权者贪图金钱权势，国家陷入了深深的灾难中。当前，只要及时行动起来，拯救一切还来得及。加代提议废除巴黎的权力机关，由各区区长在二十四小时内接替巴黎市府，迅速召集国民公会的候补代表在布尔日开会，各郡也要按照这项命令迅速实施。


    山岳党面对加代的提议，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加代的提议可能会同时带来多方面的后果，一是粉碎革命政府的统治和谋叛者的计划，二是引起各党派更加严重的骚乱，内战可能扩大，三是导致国民公会被解散。如果这些都成为现实的话，将会使法国陷入内忧外患中不可自拔。国民公会的温和派对这样的后果非常忧虑，由于既不愿意看到压制公社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也不愿意看到压制人民带来的反革命势力猖獗，所以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在这两个极端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温和派巴雷尔的领导下，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成立了。巴雷尔是个心地正直、性情温和的人，对加代提出的措施，他是反对的，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成立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保证国民代表的安全，市政机关的行动都由特别委员会负责审查，凡谋害国民代表的阴谋策划者，都由这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个方案被通过了，但并没有改变国民公会将被公社打败的结局。由于十二人委员会的调查，部分公社成员感到了恐慌。公社的副检察官、政治小册子《杜歇老爹》的作者埃贝尔等几人预定在5月22日起事，被委员会发觉，几个阴谋分子随后也被逮捕。最初感到愕然的公社随即准备反击，而这种反击，已经由以前的搞阴谋变成公开暴动了。在山岳党的鼓动下，市议会召集了首都的活动分子，并且造谣说国民公会将遭到十二人委员会的清洗，而革命法庭也将被反革命法庭代替。


    骚动于5月26日爆发，仅仅一天后，就变得迅猛无比。公社抓住机会，展开了进攻。公社人员和各区代表团纷纷来到国民公会，提出了释放埃贝尔和撤销十二人特别委员会的要求。有人甚至提议让革命法庭严惩十二人特别委员会的委员。一大群人气势汹汹地包围了会议厅。大会主席伊斯纳尔见状，严肃地告诉大家，暴动事件自从3月10日以来一直没有断过，如果今天这样的暴动危害到国民代表机关，那么，暴动者将会得到全国的惩罚，巴黎也可能毁灭。他的一席话，不但没有劝退大家，更是激起了大家的愤慨。丹东回敬道，谁无耻地压迫我们，我们就反抗。现在，山岳党和企图拯救暴君的懦夫，再也不存在妥协的可能了。


    这时，会议厅一片骚乱，反对右派的吼声从旁听席上传来，门外是不断向议会涌入的代表团，国民公会已经处在庞大人群的包围中了。好在由拉费指挥的马伊区和布特·德·木兰区的义勇军还在维持最后的秩序，构起了保护国民公会的最后一道屏障。各代表团和山岳党的攻击，遭到了吉伦特派的极力抵抗。他们本打算利用在国民公会内外受到的威胁、包围等各种侵权行为，引起国民公会的注意和愤怒。但是，内政部长加拉打乱了他们的既定计划。


    加拉是持中立姿态的一个人。他乐于调和各界的矛盾，处事公正，他的行为很少明显偏袒某一派，这次他受邀来报告巴黎情况。看到请来的是加拉，山岳党更加有恃无恐，先是由埃罗·德·塞舍尔接替伊斯纳尔担任了议长一职，紧接着埃罗·德·塞舍尔便接受了请愿者的请求，这与他的上一任截然不同。埃罗·德·塞舍尔认为，群众的要求是正当而且合理的，如今他们要求释放一位市政官，作为人民代表的议会就应该秉持正义，给人民一个公平合理的交代。由于天色已晚，有些右派人士已经不抱希望，便离开了会场。在一片嘈杂声中，请愿者冲破护栏，在代表席上和山岳党人混在一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撤销十二人委员会和释放囚犯的命令被通过了。这时已经是深夜十二时半，但旁观席和人民还是对这项命令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吉伦特派的做法其实是有些不自量力的，以它的实力，还远远算不上是真正最有力量的党派，根本不应该挑起这次争论，而且当晚的结果，绝对不会仅仅是通过撤销十二人委员会那么简单。势不两立的两个党派，不可能做到和平相处，而是一定要决出胜负来。第二天，右派议员们便以昨天受到骚乱和压力为名，宣布撤回头天晚上的命令，恢复了十二人委员会。丹东告诫他们，如果还像以前一样暴虐执政，干涉公民的自由和民主的话，人们将以对待敌人的态度一样对待这个委员会。丹东希望能保持两派互相制约的局面，所以既不愿意看到山岳党胜利，也不愿意看到吉伦特派胜利。对于5月31日事变的到来，他曾发出警告。不过他毕竟处于党派之中，在关键时刻，党派的利益他还是不得不顾虑的。


    听到恢复十二人委员会的消息后，本已略转平静的骚乱又如熊熊烈火一样发展起来， 怒骂声、告急声、号召起义声又在各区和群众团体的讲坛上响起。出狱后的埃贝尔回到公社后，迅速赶往雅各宾俱乐部，准备向十二人委员会复仇。于是，一场按照8月10日起义的方式的行动迅速展开，领导者是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肖梅特、帕什等人。5月30日，起义爆发，主力是选区委员会委员、各俱乐部代表、各区代表。他们撤销了市议会，任命昂里奥为武装部队总司令。5月31日清晨，他们紧急集合起义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国民公会进发。国民公会紧急召见内政部长、郡行政官和巴黎市长商议对策。这时，远处响起了炮声，令国民公会慌作一团。康邦请求代表们保持镇静，并团结一致。杜里奥则提出将十二人委员会马上撤销的建议。塔利安则主张利用法律的武器惩办那些阴谋分子。韦尼奥号召全体代表誓死坚守岗位，得到大会的一致通过。丹东冲到讲坛，强烈建议取消十二人委员会。他认为，稍微有些政治头脑的人都应该明白，这是最明智不过的选择了。但是如果一旦掺杂了个人的私利，可能就看不透里面的道理。只有将委员会撤销，才能使巴黎的暴动有利于共和国。十二人委员会的发起人巴雷尔和救国委员会也建议撤销，加上外面猛烈的进攻，十二人委员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山岳党人以为撤销这个委员会后革命就会止步。这时各代表团赶来了，他们提出了撤销惩办十二人委员会以及吉伦特派的首领的主张。起义者包围了国民公会的办公地点杜伊勒里宫，有这一点撑腰，山岳党人便号召人民拿出实际行动。罗伯斯庇尔控诉国民公会的代表企图拯救暴君、残害爱国人士，希望国民公会按照起义者的意愿行动，而不是救国委员会建议的方法。但由于救国委员会提议撤销十二人委员会的主张和起义者不谋而合，得到了起义者的支持，救国委员会占了上风。国民公会通过法案，决定撤销十二人委员会，制定了18至25周岁男子应随时应征服役的规定，并责令救国委员会负责调查起义者反映的阴谋。群众在意愿得到满足后逐渐散去。   吉伦特派的彻底垮台


    暴动一旦开始，便很难停下来，并逐渐由精神上的暴动演变为以人为对象的暴动，代表们成了暴动的针对者。暴动的领导权，已经由丹东和山岳党转移到罗伯斯庇尔、马拉和公社手里了。雅各宾派有人提议起义不能半道而废，昂里奥主动要求掌握武装力量。暴动委员会随之成立，这在国民公会几乎是公开的事情。公社发出号召争取公民的支持。起义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夜的忙碌后，群众听到警钟便紧急集合起来。早上八时，昂里奥率领八万名群众向国民公会进发，他们的目的，是逮捕代表中的阴谋分子。不到两个小时，便将国民公会包围起来。


    会议刚开始，朗热内勇敢地登上讲台，他毫不在意山岳党和旁听席上的反对，指责公社和乱党们利用群众，四处发动暴动，那些要实施暴政的人已经控制了巴黎。他要求撤销巴黎的所有革命权力机关和它们最近三天作出的规定，并建议可以逮捕那些准备成立新机关的人。起义者们表示，这不过是人民的自救罢了。右派要求把讨论起义者的请愿作为下一个议程，遭到了起义者的反对，会场的形势立刻严峻起来，一场冲突即将爆发。救国委员会担心局势失控，便想继续采取折中的办法，一方面满足起义者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不完全牺牲被撤职的代表。有的议员表示赞成，但也有朗热内、巴巴卢等代表表示反对，他们将誓死坚守岗位。对于这个办法，山岳党中的谋叛者们也并不赞成。这时，由于山岳党代表拉克鲁瓦进入会场受阻，代表们感觉受到侮辱，他们在巴雷尔的提议下，集体去见群众。起义的领导者昂里奥要求交出二十四名罪犯，否则就会开炮。代表们发现已被团团包围，无路可退，便不再讨论是否逮捕被指定撤职代表的问题了。这时，马拉成为了大会的真正统治者，他对代表的名单进行了大幅调整，添上瓦拉泽，去掉了迪索、兰特纳斯、迪科等人，在出席代表不足半数的情况下决定了这个名单。被指名撤职的著名人物如下：外交部长勒布伦、财政部长克拉维埃和十二人委员会的成员均被撤职。吉伦特派人让索内、加代、布里索、戈尔萨、佩蒂翁、韦尼奥、萨尔、巴巴卢、尚邦、比佐、比罗朵、李敦、拉博·拉苏斯、朗热内、格朗热纳夫、勒阿底、勒萨日、卢韦、瓦拉泽等被宣布逮捕。国民公会将上述人员拘禁在他们各自的私宅里，吉伦特派垮台了。


    吉伦特派是有过辉煌的，它反对罪行，热爱秩序、正义和自由，加快了共和国的进程。它在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始终没有找准位置。对于中产阶级的革命，它是反对的。对于下层阶级的政府，它也并不赞成。由于没有合适的用武之地，它的灭亡，几乎是命中注定的。在一阵阵的革命浪潮中，这个党派不得不四处辗转，先是从雅各宾派俱乐部到公社，再后来是从内阁到军队，最后转移到国民公会这个最后的据点，坚守着自己的信仰，进行着最后的抗争。它时而面临敌人的阴谋，时而遭到敌人的镇压，人们见证了它的起起伏伏，甚至预见了它的灭亡。当发生阴谋活动的时候，吉伦特派成立了十二人委员会。这个貌似对吉伦特派有利的事件，却成了敌人攻击它的借口。谁也没有料到，敌人会通过撤销十二人委员会，顺势地剥夺了吉伦特派的权力，将其逼到了绝境。认为国民公会会恢复权势的救国委员会，温和派也没料到结果会完全相反。本以为即将通过5月31日起义拿到统治权的公社更没有料到大权会落到罗伯斯庇尔等人手中。

 第八章 救国委员会的胜利

    ——1793年6月2日到1794年4月


    在维护人道主张温和的人们死去后，再没有人主张在革命的胜利者中间建立和平、对战败者施以宽宥，再听不到反对恐怖独裁的声音。恐怖独裁笼罩着全国，吉伦特派和丹东派都曾试图防止这种暴力制度，但他们都死了。   各郡的暴动


    虽遭到严重打击，但是吉伦特派并不甘心失败，5月31日成为各郡进行反对山岳党和公社暴动的导火线，这也是吉伦特派最后的一次尝试，但不幸的是，他们这次依旧因意见分歧而归于失败。即使吉伦特派团结一致也未必能获胜，即使获胜也未必能拯救革命。用公正的法律手段无法做到山岳党用暴力手段所做的事，缺少狂热他们如何战胜外敌，除了恐怖手段还有什么能压服各党派，不制定最高限价法怎样来满足群众的供应，不进行征用怎能保障军粮充裕？


    在当时的情况下，吉伦特派本应团结起来共同奋战，但事实却恰好相反，6月2日后，吉伦特派里属于温和派的韦尼奥、让索内、迪科、丰弗雷德等人都被囚禁，其余的如佩蒂翁、巴巴卢、加代、卢韦、比佐和朗热内等人则四散逃亡。这些人首先逃到厄尔郡的埃夫勒，又转到卡尔瓦多郡的冈城，并且将这个地方变成暴乱中心。暴动者以在冈城召开的郡议会的名义，组建了一支军队，由温普芬将军担任统帅，并且对国民公会的专员、山岳党人罗默和马恩郡的普里厄实施逮捕，做好了进军巴黎的一切准备。


    勇敢美丽的少女夏洛特·科黛认为献身于共和国就能拯救共和国，于是准备刺杀5月31日和6月2日事变的元凶马拉。但她不明白，暴政并非系于一人，而是系于一个党派以及共和国的暴乱形势。夏洛特·科黛实现了她壮怀激烈却于事无补的计划，然后带着纯朴的英勇气概和舍生取义的精神面对死亡。但遇刺而亡的马拉却因此比生前更受群众爱戴，人们在公共场所呼唤他的名字，民众团体的场所都安放了马拉的半身像，迫于形势，国民公会给予他进入先贤祠的荣誉。


    与此同时，马赛和波尔多出现了武装叛乱，里昂也发生暴动，并得到了六十多个郡的响应。不久，各党派爆发了普遍的暴乱，吉伦特派当初开始行动的一些据点被保王党占据。保王党希望能领导里昂的暴动，将里昂变为在南方的暴动中心。这个城市非常留恋旧秩序，这里的丝绸厂、金银刺绣厂、奢侈品贸易等都依附于上层阶级。因此在一开始它就反对这种打乱旧关系、贬低贵族和僧侣地位、破坏工厂的社会变革。在1790年制宪议会时期，逃亡的亲王聚集在里昂附近的都灵，当时里昂在神父和贵族的领导下曾试图发动暴乱，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暴乱的思想却保存下来。和其他地方一样，里昂在8月10日后就准备发动群众革命，并建立群众政府。当时里昂的领导者夏利埃，是马拉的狂热追随者。经历了9月大屠杀和1月21日事变后，他的胆量更大了。


    当时，共和派的低级阶层在市政府拥有权力，保王党的中等阶级在各区占优势，二者之间尚未发生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到5月末，他们之间的争论开始趋于激烈，在战斗中各区取得了胜利，市政府则被包围和攻破，夏利埃逃跑后被抓住并处死。还受国民公会节制的各区义勇队，在国民公会面前辩解，说自己是受到雅各宾派和市政官的胁迫才作战的，国民公会对此没有理会。


    6月事件不久爆发，在卡尔瓦多斯郡暴动的鼓舞下，里昂人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全城设防，构筑工事，收留逃亡分子，组建了一支两万人的军队，由保王党的普雷西和维里欧侯爵指挥，并和撒丁国王一同策划军事行动。当时整个西部在动荡，对国民公会来说，以南方的武装叛乱为后盾的里昂暴动就更为可虑。保王党开始行动，各区联合起来宣布革命法庭的成员不受法律保护，并且募集了一万人的军队准备进攻巴黎。马赛的保王党也在伺机恢复活动，他们以共和派的面貌行动，最后才冠以自己的名义行动。在各区被保王党控制后，形势开始向着有利于反革命的方向发展。


    对于这次暴动的新的变化，感到绝望的雷柏基在马赛港跳海自杀。自从皮塞侯爵率领着少数军队混入吉伦特派后，卡尔瓦多斯郡的暴动也发生了变化，有了保王的性质。当时，波尔多、南特、布勒斯特、里昂等几个城市公开表示同情6月2日被处死的人，但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这些城市都被雅各宾派控制，或者忙于和西部的保王党作战。


    保王党借各郡的普遍暴动扩展了军事行动，初步获胜的旺代军占领了布雷絮尔、阿让通、土阿尔，在控制本境后又试图占据边境关隘，打开与法国以及英国联系的道路。6月6日，卡特利诺、莱斯居尔、斯托夫莱、拉罗什雅克兰指挥着由四万人组成的旺代军向索谬尔进发，攻下该城后又进军南特，以便稳固地保有旺代郡，并控制卢瓦尔河。卡特利诺率领旺代军继续进占翁热，渡过卢瓦尔河后佯攻图尔和勒芒，实际上却带领军队从右岸配合左岸的夏雷特同时向南特进攻。


    似乎一切都联合起来进攻国民公会，在诺尔郡和比利牛斯山地区，国民公会的军队节节失利，中部有里昂军的威胁，南部受到马赛军压迫，西部则遭到了吉伦特派和旺代军的进逼，此外，两万皮埃蒙特军也侵入了法国。在阿尔贡纳和比利时战役胜利后，因为迪穆里埃与雅各宾派的摩擦，军队与政府不和，尤其是这位总司令叛变后，武力反抗的情况更为严重。军事行动不再统一，军队也失去了高昂的士气，内讧不休的国民公会与失意的将军们之间也不再互相信任。


    法马尔军营接管了迪穆里埃的残部，由当皮埃尔指挥，但战败后他们被迫退到布陕城下，当皮埃尔阵亡。从敦刻尔克到吉维这一段的边境也遭到了优势军队的威胁，虽然将居斯蒂纳从摩泽尔河调到了北路军，但也未能挽回颓势。法国的门户瓦郎西安失陷，军队连续失利，退到了斯卡尔普河南岸的阿腊斯，这里是巴黎的最后一个退守阵地。因为敌人的进攻和粮食短缺，加上摩泽尔河方面军被压缩而无法增援，美因兹方面投降了。英国政府认识到凭借饥馑就可以使巴黎和各郡陷于绝境，于是封锁了法国的所有港口，并没收了向法国运送粮食的中立国船只。这种旨在饿死全法国人民的新手段，迫使法国在三个月后不得不制定最高限价法，共和国的情况已经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全民皆兵全国备战


    濒临解体的国民公会根本没有能力应付这种情况，斗争刚刚结束，胜利的一方还没来得及建立新政府。在各郡和边境的处境没有这么危急之前，山岳党曾召集各地的特派代表，开始制定人们期望已久的宪法。吉伦特派希望宪法能够在1月21日以前颁布，用法治来代替革命政体，不但以此来拯救路易十六，同时也为了预防自己遭到放逐。在5月31日以前，吉伦特派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但山岳党人先是审判路易十六，后是排斥吉伦特派，通过这两次政变使国民公会避开这个问题的讨论。如今，成为统治者的山岳党则急于颁布宪法，以便拉拢共和派，罗埃·德·塞舍尔则是山岳党的立法者。几天之内，国民公会便通过新宪法，并提交初级议会同意。


    无论是在讨论宪法期间，还是在宪法提交初级议会之后，山岳党一直明白自己面对的威胁和危险。在国内，他们要镇压三四个党派，并消除性质不同的内战，以此挽回军事的失败，对外则要抗击反法联军，但勇敢的山岳党人在危急处境下并未惊慌失措。前来迎接宪法的四万四千个公社代表在国民公会前被接见，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宪法，并且提出要逮捕一切嫌疑分子，实行全民皆兵。


    丹东同意了人们的要求，发表演讲说：“我们同意初级议会的代表们提出的实施战时紧急政策建议。国民公会现拥有了全国的力量，更应该维护自己的尊严，我要求国民公会立即颁布法令，赐予初级议会权力，让代表在全国征集武器、粮食和军需品，发动群众的力量，组建四十万人的军队。用我们的大炮来向敌人宣布我们的宪法！并且我们要进行庄严的宣誓：每一个人都要誓死消灭一切暴君！”然后，所有在场的代表和公民都宣了誓。


    此时，由革命派组成的救国委员会成为各项活动的中心和国民公会的政权机构，几天后，巴雷尔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要采取更全面的措施：“目前自由是所有公民的追求，因此，有人为此应贡献聪明才智，有人应为它归还财产，或者提出建议，或者出力流血。总之，无论男女老幼，每一个法国人都要响应祖国的号召，保卫我们的自由。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无论是政治手段还是经济手段，都应该为自由服务。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由事业的需要，在即将来临的全国性行动和军事行动中，我希望每个公民都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年轻人能驰骋疆场，男子负责制造武器、运送弹药、筹备军粮；妇女则负责缝制军服和帐篷、看护伤员；儿童可以帮助改制绷带，老人负责宣传对国王们的痛恨和对共和国的一致拥护，鼓舞战士们的勇气。公共房屋改为军营，公共场地临时变作工厂，征用民间的马匹，群众手里的猎枪、刀剑及长矛都要变为武器。我们的共和国如今就是一个被包围的大城市，而整个法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军营。”


    这些措施立即被宣布实施，凡年满十八至二十五岁的法国人都作为新兵去补充军队，所有征来的粮食都要供应军用。一时间，共和国拥有了十四个军，一百二十万士兵。对共和派而言，法国成为了一座军营和一个工厂，对反对派却是一座监狱。共和国在进攻公开的敌人的同时，还要消灭隐藏的敌人，于是颁布可怕的惩治嫌疑犯条例来针对国内的反对派。首先采取的是预防措施，图谋不轨的外侨遭到逮捕，君主立宪派和温和共和派被羁押，这些人在和平实现以前将被管制。5月31日后形势更加严峻，资产阶级、商人、中产者如同8月10日之后的贵族和僧侣阶级，成为罪犯的主要构成者。


    此外，为了满足对内的需要，建立了一支由六千士兵和一千炮手组成的革命军队，为了确保革命者能保持纯正思想，发放了爱国公民证。俱乐部负责监督各级官员，每个区都成立革命委员会，从全方位对付国外敌人和国内叛乱分子。  山岳党人的胜利


    在经历了韦尔农的初次交锋后，叛军立即溃散。温普芬纠集残部，企图卷土重来却未能得逞。从前极力维护吉伦特派的温和派阶层，变得软弱无力毫无斗志，在其他郡赞同宪法之后，这个阶层也借此机会承认错误，并在叛乱中心的冈城举行了忏悔仪式。


    与此同时，卡尔托将军率领部队两次击败了南部的叛军，追赶他们到马赛，并乘势进占了马赛。失败后的保王党逃到土伦向英人乞援，并且将法国的这个重镇交给英国人，普罗旺斯才没有被制服。英国的胡德海军上将进入土伦后宣布路易十七为法国国王，从海道运来八千名西班牙军队，解除法国舰队的武装，并占领了附近要塞，向土伦进军的卡尔托被迫退回马赛。尽管遭遇了这次挫折，国民公会的军队仍然保持优势。根据山岳党专员的命令，他们进攻了叛乱的各重要城市，冈城被罗贝尔·兰代占领，波尔多被塔利安攻下，巴拉斯和弗雷隆则进入马赛。剩下的只有土伦和里昂未被攻克，南部、西部和中部的联合与进犯已构不成威胁，国内的敌人只处在守势。


    克勒曼率领阿尔卑斯方面军包围了里昂，三个军团从四面围住这个城市，阿尔卑斯的老兵、革命的营队、新入伍的军队每天都在增援。起初，里昂叛军拼命抵抗，但南部的叛军已被卡尔托击退，无法提供援助。试图为里昂叛军举行牵制攻击的皮埃蒙特军，也被克勒曼所击败，里昂叛军失去前沿阵地后，又面临绝粮、士兵缺少斗志的困境。保王党的首领们意识到负隅顽抗无济于事，于是弃城而走。共和军顺利攻克里昂，在那里等待国民公会的命令。几个月后，击败里昂叛军的部队前去增援意大利方面军，在经过反复攻击和英勇机智的军事行动后，有精兵固守和坚强防御工事的土伦终于被攻下，落入共和军的掌握，结束了以攻占里昂开始的战役。


    在进攻南特的战斗中，旺代叛军损失重大，统领卡特利诺战死，这次失败宣告旺代叛乱和外侵行动的终结。保王党放弃索谬尔，再次渡过卢瓦尔河退回原地，但他们的力量仍然强大，共和军追击到旺代境内后又被打败。比隆接替贝律耶将军，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率领少量兵力继续作战，但比隆的进攻方法不当，因此改任坎克洛和罗西尼奥尔为指挥，但情况依旧没有好转。坎克洛与罗西尼奥尔的意见存在分歧，山岳党温和派的专员菲利波与救国委员会的专员布尔勃特也无法通力合作，由于步调不一致，行动不统一，这次进攻又以失败告终。


    得到教训的救国委员便任命勒舍尔一人为统帅，准备在旺代展开大规模作战，想挽回损失。美因兹防军的支持改变了局势，这支防军拥有一万七千名久经战斗的精兵。保王党的军队在夏蒂荣、肖列连遭四次挫败，在沙场中莱斯居尔、邦尚、埃尔贝受了重伤，叛军在上旺代地区遭遇到彻底失败后，想要退到下旺代又担心被全部消灭，于是决定带领四万人的兵力离开本地。但这次撤退造成了他们的致命失败，他们首先在格朗维尔被击退，又在勒芒被重挫，最后在萨维内被彻底击垮，只有一千残兵败退到旺代郡。在努瓦木提埃岛失陷、当地将领夏雷特的部队溃散、拉罗什雅克兰死亡后，共和军控制了旺代全境。


    为了防止旺代叛军死灰复燃，救国委员会采取了极端手段进行扫荡歼灭。旺代郡叛军只剩下的十六个设防阵地，都被杜罗将军全部包围，并派出了十二支“凶狠纵队”在境内各地搜索，放火焚烧森林，驱散聚集在一起的人，此外还实行了劫掠破坏，使这个地区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中。此外，在边境入侵的外国军队也被击退，并且在其他各边境地段采取攻势，揭开了1793和1794年战役的序幕。


    5月31日之后，各军队将领与国民公会的领袖重新恢复，革命的推动力重新加强，战斗节节胜利。军队也曾和各党派一样发生危机，这些危机的结果不是失败就是胜利，在1792年战争开始时，罗尚博、拉法耶特、吕克内等将领是立宪派，而迪穆里埃、塞尔旺、克拉维埃尔、罗兰等大臣则是吉伦特派，双方意见相悖，军队中的士气低迷，因此导致了战败。而在8月10日后，立宪派的将军被吉伦特派的将领迪穆里埃、居斯蒂纳、克勒曼、迪龙替换，军队和政府之间统一了信念和行动。8月10日事变提高了人们的勇气，促使阿尔贡纳之战计划的产生，接下来山岳党与吉伦特派、迪穆里埃与雅各宾派之间的争斗又导致了军队和政府之间的不和，斗志遭到挫败的军队导致了战斗的多次失利。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迪穆里埃叛变。吉伦特派在5月31日被推翻后，迪穆里埃、居斯蒂纳、乌夏尔、迪龙被儒尔当、奥什、皮什格鲁、莫罗等人被替换，掌握政权的救国委员会采取了有力措施，革命的热情重燃，1794年的战役重演了阿尔贡纳战役和比利时战役的胜利，而卡尔托的军事谋略也得到了人民的认可。  王后和吉伦特派人之死


    在战争期间，救国委员会实行了残酷的杀戮行动，军队在战场上杀人，革命党派则在国内采取残酷手段镇压所有的反抗企图。他们认为保存自己是合法的权力，那些攻击他们的人，在战斗时是敌人，在战败后则是谋叛分子，为此，他们用战争消灭敌人，用法律排除异己，以防战斗胜利后发生骚乱。为了报复、恐吓和自保，救国委员会决定实施残酷的政策。


    巴雷尔宣布了对叛乱城市的准则：“里昂这个名称不应该存在了，应更名为自由城，并且要在城市的废墟上建一个碑，记载他们的罪行和受到的惩罚。碑文就写：‘里昂曾向自由进攻，里昂已不存在。’”救国委员派遣科洛·德布瓦、富歇和库东前往到这个不幸的城市，实施了骇人听闻的惩罚：枪杀居民，毁坏建筑物。土伦叛乱者的命运与此相似，而没有勾结外国、叛乱不严重的冈城、马赛、波尔多等地，情况稍微好一些，没有遭到如此残酷的屠杀。


    政府进行了有计划的残忍屠杀：为了对付欧洲反对派，判处路易十六的寡妻马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死刑，并在10月16日被首先处死；为了打击吉伦特派，判处该派的二十一人死刑，布里索、韦尼奥、让索内、丰弗雷德、迪科、瓦拉泽、拉苏斯、西耶里、加迪安、卡腊、迪佩雷、迪普拉、福什、博韦、迪夏特尔、孟维埃勒、拉卡兹、布瓦洛、勒阿底、安迪布尔、维热被集中处死；为了打击立宪派判处巴伊死刑；为了打击山岳党中那些企图抬高奥尔良公爵地位的人，判处了奥尔良公爵死刑。之后又处理了6月2日的大批罪犯。


    抗议二十一人被捕的七十三名吉伦特派人也被捕入狱；但没有判处死刑。在法庭辩论阶段，这些著名的被告勇敢而沉着，但韦尼奥雄辩的口才并没能拯救自己，听到判决的瓦拉泽用短剑自刎。拉苏斯则大声向审判官说：“我在人民失去理智时死去，而你们将在人民恢复理智时死去。”这些被判罪的人在就刑时，他们高声歌唱马赛曲：“一起走吧，祖国的儿女们。光荣的日子来到了！暴政血腥的屠刀已经向我们举起……”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时代精神。吉伦特派其他领袖的命运几乎都这样悲惨：隐藏在波尔多附近的圣太米利翁山洞中的萨尔、加代、巴巴卢被发现后，也被处死在平民的断头台上；佩蒂翁和比佐在流浪一段时间后自杀；拉博·圣艾蒂安则被朋友出卖；罗兰夫人从容赴死，表现了一个古罗马女人般的英勇气概，而她的丈夫听到消息后，离开避难处所在大路上自杀；孔多塞在逃脱后又被人发现，为了免受酷刑而服毒自杀。在这次血腥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只有卢韦、克尔维勒冈、朗热内、亨利·拉·里维埃、勒萨日、拉雷韦耶尔·勒波。  救国委员会的成员和权力


    10月10日，国民公会宣布革命政府成立之前，无论是内阁、公社还是国民公会，都没有建立真正的政权，在这种形势下，政权集中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为权力最集中和最广泛的机构，在国民公会内成立独裁政权，由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来执行成为必然。在山岳党和吉伦特派互相对立期间，国民公会成立了救国委员会，作为政府机构，负责以非常和紧急的手段来保卫革命。在5月31日前，救国委员会由大会的中立派代表组成，在第一次改组后的主要成员则是极端派的山岳党人。巴雷尔留任，罗伯斯庇尔当选为委员会委员，免去了丹东派埃罗·德·塞舍尔、罗贝尔·兰代等人的职务，并且将巴雷尔拉拢过去，然后利用圣茹斯特、库东、科洛·德布瓦和俾约—瓦伦等人，掌握了委员会的权力。


    通过掌管舆论和警察部门，罗伯斯庇尔掌握了委员会的统治权，追随他的人担任了各个要职：圣茹斯特负责监督和检举各党派的活动，各郡的事务由俾约—瓦伦和科洛·德布瓦负责，军事由卡尔托、财政由康邦负责；内务和行政工作由科多尔郡的普里厄、马恩郡的普里厄等人负责；库东负责提出过激的但在形式上缓和的提案；巴雷尔则担任了委员会的日常发言人，负责随时上台宣传。


    委员会下面设立了治安委员会，协助执行革命的政务工作以及一些次要措施，和大委员会一样，治安委员会有十二个成员，三个月改选一次，成员们可以长期担任。这些人掌握着革命的全部力量。在圣茹斯特的建议下，建立了以独裁为目的的强力政权，实行古罗马式的十头政治，这种可怕的强力政权首先吞噬了山岳党的敌人，继而是山岳党和公社，最后自身也被吞噬。


    救国委员会以国民公会的名义支配一切，它拥有任免高级军官、部长、政府专员、审判官和陪审官等职位的权力，既对各党派进行压制，也提出各种措施，它派出专员控制军队和将领，并对各郡发号施令，借惩治嫌疑犯的条例随意处分对抗者，利用革命法庭随意处决人命，以制定最高限价法和征用的手段来支配所有的财产，甚至利用国民公会来控诉国民公会的成员，在这种独裁政权下，国民公会完全沦落为救国委员会的工具。  共和历诞生


    出于战争和法律的限制，这些革新者与所有国家及各种政体都有些格格不入，但他们还是想将这个距离再次扩大，为了配合这次前所未闻的革命进行，他们制定了一种新纪元，不但改变年份的划分，也更改了日和月的名称，用共和历代替基督教历，用旬来代替星期，休息日也从星期日变为每旬的第十天，一年分十二个月，每月三十日。新纪元从共和国的奠定之日开始，即1792年9月22日。从9月起依次排列：秋季为葡月、雾月、霜月，冬季为雪月、雨月、风月，春季为芽月、花月、牧月，夏季为获月、热月、果月。每月分三旬，每旬十日，每日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的顺序命名。此外，剩下的五天属于全年，被称为“无套裤日”，从第一天到第五天分别称为“才艺节”“劳动节”“行动节”“报偿节”“舆论节”。1793年的宪法产生了共和历，并取消了天主教的信仰。在此之后，公社和救国委员会也提出了各自的信仰：公社提倡“信仰理性”，救国委员会则提出“信仰最高主宰”。    救国委员会和公社的斗争


    公社和山岳党共同进行了这次反对吉伦特派的革命，但受惠者却是救国委员会。从6月到11月，作为共和国的第一权力机构，救国委员会掌握着一切防御事务，公社试图反过来控制救国委员会，山岳党也企图摆脱救国委员会的控制，而市政自治派的目的与救国委员会恰好相反，它反对国民公会的专政而主张建立地方民主政治，主张以粗率的无神论代替信仰宗教，他们的旗帜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宗教上的无神论。


    在开创时代，革命总会受到各种不同思想体系的激荡，并体现出这些思想的思想体系，在危机时期，法国尊崇教皇的天主教派的代表是反对派僧侣，在哲学上的代表则是救国委员会所创立的最高主宰信仰。在政治主张方面亦是如此，在从旧制度的王权到市政自治派的无限制民主的进程和斗争中，市政自治派失去领袖和支柱马拉，而救国委员会却保存了他们支柱和领袖——罗伯斯庇尔。


    在下层阶级，公社的领袖们威望极高，他们的军事将领是革命军司令隆森，而宣传家则是无神论者阿纳卡西斯·克洛斯，这些人得到了各区革命委员会的支持。革命委员中有一些外籍人员身份不明，这些人被认为是英国派来制造混乱的间谍，企图用过激行动来倾覆共和国。科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成员大都拥护市政自治派，在丹东时代和8月10日事变中，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人员起到了重大作用，并在那个时期组织了公社，后来这些人都进入了政府和国民公会；他们在俱乐部中的位置也被“第三批入会的爱国者”所代替。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极端革命派——埃贝尔派，他们经常在《杜歇老爹报》上发布一些下流卑鄙的言论，对那些被党派处死的受害者进行嘲弄，并且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在他们的强硬手段下，教堂或者被封闭、或者改为理性教堂，巴黎主教和副主教们被迫在国民公会中背弃天主教，此外，国民公会迫于压力不得不下令以信仰理性来代替天主教。很多城市都举行了庆祝活动，社会上出现了种种不信仰上帝的奇怪现象。


    这种局势发展令救国委员会感到十分震惊，于是准备制止和消灭它。共和二年霜月15日（即1793年12月5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讲坛上对这一派进行了攻击，他呼吁说：“代表人民的公民们，由各国国王派遣的联军使用阴谋手段，反对共和国的成立，对此，我们要组建更加英勇善战的军队来回击他们，用提高警惕和实行正义制裁的行动来揭穿他们的阴谋。越是受到爱国主义者的打击，这些敌人和间谍越是加紧联系，并且以自由的借口来破坏自由。现如今，他们又处心积虑，借共和主张来破坏共和国，利用哲学来重新挑动内战。”


    在罗伯斯庇尔的言论中，公社中的极端革命派与共和国的外部敌人性质变得相同，他对国民公会提议说：“对于那些无法无天、与外敌阴谋互相勾结的狂乱行为，你们应当立即制止。对于公社这个特殊权力机关不加考虑就轻易地为敌人效劳的行动，我要求你们立即惩处，并宣布，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干预宗教信仰方面的问题。”在罗伯斯庇尔的要求下，曾经按照公社的要求赞成放弃宗教信仰的国民公会，又宣布“禁止一切违反信仰自由的粗暴行为和措施”。   温和派与丹东派的失败


    除了要战胜公社外，救国委员会还要抵抗山岳党中主张取消革命政府和各委员会独裁政治的温和派，为了进行镇压还需要建立革命政府，而为了取得胜利则需要实行独裁。丹东这一派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法制，让国民公会能够独立自主，因此他们要求停止革命法庭的行动、释放嫌疑犯，并以此来打击公社派，削弱各委员会的权力。丹东和他的同党菲利波、卡米尔·德穆兰、法布尔·德格兰丁、拉克鲁瓦、韦斯特曼将军等人共同拟订了这个实行宽大、人道和法治的方案。他们提出：要先稳定共和国的战场，在取得胜利后再实行安抚。当这一派变成温和派后，就被罗伯斯庇尔派从政府中排挤出来。


    5月31日以后，狂热的爱国派认为丹东的行为暧昧，并没有为这次事变出力，而且又反对对二十二人的判决，遭到了人们指责的丹东，退隐到故乡奥布河岸的阿尔西来躲避风暴。这时的埃贝尔派已有很大发展，丹东在同党的要求下于霜月（12月）初回来。


    这时，菲利波站出来指责旺代战役的失败是因为指挥不当；不久前被救国委员会撤职的功绩卓著的韦斯特曼将军支持菲利波的意见，此外，卡米尔·德穆兰在他《老科德利埃党报》上发表言论表示赞同。德穆兰怀着狂热的激情，参加了从7月14日到5月31日的历次革命运动，他赞同革命的一切过激和暴力行为，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建立共和国。他言辞激烈却心地宽厚，为了避免共和国会分裂，他参加了打击吉伦特派的活动，他将自己的党等同于共和国，甚至以牺牲公正和人道来表达自己的忠诚和拥护。但在目前的情势下，还用从前那种为革命服务的方式来打击玷污和破坏革命的人，已经没有作用了。他在《老科德利埃党报》上发表文章，慷慨激昂地谈论自由，尖刻辛辣地评论人物，他通过对古代暴君的嘲讽来影射当前的暴政，他引用古罗马学者塔西佗著作中的例子：“在那个时代，连谈话都可能被视为政治犯，稍不留意，连简单的注视、忧伤、同情、甚至叹息和沉默，都能被当作罪行。卡西乌的后代在家里挂了一张祖先的肖像，就被定为反革命罪；马麦尔库斯·斯考路斯在悲剧著作中引用了一句意义双关的诗，就被视作反革命分子……”


    德穆兰建议政府恢复温和、宽厚和公正的主张，这引起了狂热分子和独裁者的反感。对于革命的独裁制度，德穆兰不仅仅进行攻击，而且主张废除它，建立一个宽大的委员会取而代之，只有这样才能结束革命和平息党争。他的报纸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勇气，在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人们见面就先询问对方：“你最近看《老科德利埃党报》了吗？”此外，法布尔·德格兰丁、拉克鲁瓦、布尔东·德·洛瓦兹等人，竭力联合山岳党和右派，鼓励国民公会摆脱两委员会的束缚，以恢复自由和权力。当时两委员会的权力非常大，他们首先采取的步骤是逐步削弱，通过改变舆论来增加国民公会的勇气，然后通过道义的力量来反对革命的力量，最后用国民公会的权力来对抗两委员会的权力。


    丹东派的山岳党人认为，十头政治中只有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和圣茹斯特是死心塌地拥护恐怖政策的，巴雷尔由于软弱而拥护这个政策，库东则因为效忠罗伯斯庇尔才拥护这个政策，因此他们试图将罗伯斯庇尔拉拢到温和派方面。罗伯斯庇尔与丹东的关系较为友好，此外罗伯斯庇尔秩序观念强烈、作风严谨，再加上他公开宣扬道德，这些因素都成为他们利用的条件。当时，罗伯斯庇尔是享有最高声望的人，他曾经维护七十三名被羁押的吉伦特派人免于两委员会和雅各宾派的毒害，曾在公开场合对克洛斯和埃贝尔进行抨击，人们将他看作共和国的调解者、舆论的支配者。只要争取到他，就能够控制两委员会和公社，并且不会对革命事业产生影响。丹东从阿尔西回来后就和罗伯斯庇尔会面交谈，当丹东遭到雅各宾派的攻击时，罗伯斯庇尔出面维护他。罗伯斯庇尔还亲自为《老科德利埃党报》批阅修改稿件，并且宣传了几项主张温和的原则，他的这些行为激怒了当时掌握革命政权的人，俾约—瓦伦和圣茹斯特公开表示支持两委员会的政策，当科洛·德布瓦出使回来后，进一步恢复了这一派的勇气。


    在国民公会上雅各宾派开除了卡米尔·德穆兰，巴雷尔代表政府抨击他，罗伯斯庇尔也被指控为犯了温和主义，但由于他的威信很高，进攻和取胜都需要他，两方面都在争取他，因此没受到责难。凭借自己这种优越地位，罗伯斯庇尔站在两派之间并不加入任何一方，而是专心对付这两派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罗伯斯庇尔需要牺牲公社和无政府主义者，两委员会需要牺牲山岳党和温和派，因此他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罗伯斯庇尔将丹东、德穆兰和他们的同党交给救国委员会，而救国委员会则把埃贝尔、克洛斯、肖梅特、隆森和他们的同党交给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袒护温和派，希望通过打垮无政府主义者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既打垮一个可怕的党派，又除去一个具有革命声誉的与他争雄的人，这对于他的威望和自尊心都是有利的。


    这个时期，共和国尚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对共和国的不满普遍存在，两委员会认为还不是与欧洲列国和国内反对派讲和的时候，因此必须实行独裁来继续作战。在他们看来，埃贝尔派卑鄙而下流，它使人堕落，通过制造混乱来帮助外敌；丹东派则通过温和政治和道德败坏来危害、污辱共和国的党派。因此，巴雷尔代表政府发言建议作战，并加强实际行动。几天后，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宣布他反对自己曾支持的《老科德利埃党报》，反对法治的政府，要求保持革命政府。他说：“国外，各国的暴君包围着我们，国内，拥护暴政的人在进行阴谋叛乱。如果姑息这种情况，他们必然要谋叛到底。为了共和国不灭亡，必须镇压共和国的内外敌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采取用理智对待人民、用恐怖对待敌人的原则。如果说道德是人民政府在和平时期的动力，那么道德与恐怖就是人民政府在革命时期的动力。没有道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的道德是缺少力量的，我们只有用恐怖手段来制服自由的敌人，才能奠定共和国基础，革命政府的专制实际上是自由对暴政的专制。”在这次演说中，罗伯斯庇尔谴责了温和派和极端革命派，认为他们都希望消灭共和国，他尖锐地指出：“两派的旗号和道路虽然不同，但他们追求的却是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颠覆人民的政府，瓦解国民公会，使暴政得逞。”就这样，罗伯斯庇尔做好了剥夺他们权力的舆论准备，他的演说得到了一致赞同，演说稿随即被发放给所有民众团体、政府机关和军队。


    在罗伯斯庇尔公开表示敌意后，曾经同罗伯斯庇尔来往密切的丹东要求与他进行一次会谈，地点选在了罗伯斯庇尔的家里，两人的态度冷淡，交谈却很尖刻。丹东满腹牢骚，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罗伯斯庇尔则保持克制和冷静。丹东首先说：“我完全知道委员会的态度，但是我并不害怕他们的仇恨。”罗伯斯庇尔回答：“你想错了，委员会对你并无恶意，只是觉得你应该为自己解释一下。”丹东激动地反驳：“解释？要解释就得说实话！”看到罗伯斯庇尔的脸色沉下来，他又补充说：“压制保王派是应当的，但是我们应该只进行对共和国有利的打击，不能混淆了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罗伯斯庇尔愤愤地反问道：“是谁说我们杀害过无辜的人？”听到这句话，丹东苦笑着对同来的人说：“你认为呢？死去的人没有一个是无辜的！”然后他们就起身离开了，这次分别后，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友好关系一刀两断。没过几天，圣茹斯特在讲坛上发表演说，以从未有过的、更加露骨的口气，对包括温和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一切反对派进行了强烈谴责，并且建议赋予政府最广泛的权力来对付公社派中的阴谋者。


    对此，无政府主义者没有采取任何防卫的措施，他们的成员副检察官埃贝尔、“革命的将军”隆森、“人类的发言人”阿纳卡西斯·克洛斯、蒙莫罗、樊尚等人，被当作外国间谍和国内的阴谋叛乱分子逮捕，并被解送到革命法庭。在首领被捕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大多卑怯地死去。通过这些行动，救国委员会取消了革命军队，各区委员会的权限也被削弱，公社被迫到国民公会中表示对逮捕和处罚措施的感谢。


    丹东如果不起来自卫，下次遭刑罚的对象将会是他。但是他已经无所依靠，虽然国民公会对他和他的事业有所偏袒，但此时国民公会被两委员会的革命势力所控制。失去了政府和国民公会支持，也得不到公社和俱乐部的援助，丹东除了被动等待没有别的选择。他的同伴们要求他进行自卫，他拒绝道：“我宁愿做受刑人而不愿做行刑人。”剩下的唯一办法，是利用雄辩的口才谴责罗伯斯庇尔和两委员会，发动国民公会推翻他们的暴政，虽然旁人竭力敦促，但丹东明白，推翻一个已经确立的统治并非轻而易举，况且，国民公会也处在被控制威胁的地位，他的任何行动都没有效果。于是他只是勇敢地等待着，他相信敌人不敢处死他这样的人。芽月10日，有人来告诉丹东救国委员会正在讨论逮捕他，催促他立刻出走，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而不肯离开。但当天夜里，丹东在住宅中被逮捕，和卡米尔·德穆兰、菲利波、拉克鲁瓦、韦斯特曼等人一起被押解到卢森堡宫，他被关押在一间单独监禁的密室。


    人们对丹东的被捕忧虑不安，一时间流言四起，第二天国民公会在开会时，人们面带惧色地悄声询问，不知道为何对人民代表也要采取这种逮捕手段。勒让德尔说：“公民们，昨夜大会的四名代表被捕，除了丹东，其他人我不知道是谁。我在这里公开宣布，我认为丹东是无辜的，没想到却戴上镣铐。我要求在没有听到控诉之前，先将被捕的人叫来，让他为自己受到的指控答辩。”他的提议受到了会场的欢迎，有几位代表提议进行表决。


    没过多久，罗伯斯庇尔出现在讲坛上，他说：“这次会上出现了已经很久不见的混乱情形，刚才发言人的话引起了骚动，由此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在今天必须知道，是几个人重要还是整个祖国重要？我们要看一看，国民公会是主动打碎一个早已腐朽的偶像，还是等着它垮下来压倒国民公会和法国人民！”寥寥数语，罗伯斯庇尔就压倒了丹东的同党，使会场复归平静，勒让德尔也撤回了自己的意见。之后，圣茹斯特宣读了对被捕代表们的长篇控诉书，言词似是而非而又极其巧妙，对他们在言论、政治活动、私人生活以及各种图谋方面进行指责，代表们在沉静中附和通过了对丹东及其同伙的控告。


    被告们在革命法庭上表现了勇敢高傲的态度，迪马担任审讯丹东的审判长，他按照程序询问丹东的姓名、年龄、住址。丹东回答说：“我是丹东，这个名字在革命时期人人知晓，今年三十五岁。我的住址即将消失，但我的名字将永存史册。”虽然人们被丹东轻蔑而有力的回答、拉克鲁瓦得体的反驳、菲利波的严峻表情、德穆兰的激昂气势所感动，但法庭以被告们不尊重法律为由剥夺了他们的辩护权，直接宣判死刑。之后，这些人被押送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执行死刑。


    在通往刑场的路上，有大批的军队和监护队，随行的群众一路沉默。囚车上的卡米尔·德穆兰不甘地高呼：“公民们，难道这就是对自由最忠诚的信徒的报偿吗？”丹东则沉着而高傲，昂首挺胸地走到断头台前，他先是大声说：“我亲爱的妻子，我将永远看不到你了……”然后又打断自己的话对自己说：“丹东，勇敢些！”


    在维护人道主张温和的人们死去后，再没有人主张在革命的胜利者中间建立和平、对战败者施以宽宥，再听不到反对恐怖独裁的声音。恐怖独裁笼罩着全国，吉伦特派和丹东派都曾试图防止这种暴力制度，但他们都死了。敌人愈多，统治者要杀的人也愈多，身处血腥的人们无法自拔，直到他们被杀死。在吉伦特派垮台后，十头政治提出了恐怖政策；在卑鄙的埃贝尔派垮台后，他们提出了公正与忠诚；而在丹东派垮台后，他们提出恐怖和道德，并将丹东派指为姑息派和不道德派。

 第九章 两委员会时期

    ——1794年4月到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


    罗伯斯庇尔位高权重，免不了要为自己的得失而奋争，但只要发生战争，就不可能让一个人独揽政权。叛乱者最终会被杀，征服者注定也要死在斗争中。这也正好解释了罗伯斯庇尔这一派必将灭亡的真理。   救国委员会的暴力手段


    两委员会在丹东派垮台后开始执政，时间长达四个月之久。宣判死刑是政府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唯一方法，共和国每天按数量执行死刑。在这个时期，对嫌疑犯实行惩治并关押让监狱人满为患，而被人称为死刑法的牧月22日法案对人民执行死刑又使监狱腾空。


    就在这时，各郡山岳党的特派员被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完全代替。卡里埃占据了西部，他的靠山是俾约；梅涅占据了南方，他的靠山是库东；北方则是约瑟夫·勒邦，由罗伯斯庇尔作为庇护。各个地区对反对民主专政的人都实行杀戮，方法不尽相同，里昂和土伦施行成批枪杀，南特采用溺死的方法，而在阿腊斯、巴黎及奥郎日则是更加残酷暴戾的绞刑。希望这个实例能使人们为了共和国的利益，达成一个真理，即：在革命中一切的胜利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斗争！没有人反对时，一项革新才能平和地实现。不然战争即会爆发，进而生成革命，因为革新需要全体人民的力量来支持捍卫。当社会的根本被撼动了的时候，那些勇往直前的人就是胜利者。而且，人们所看到的不是一些温文尔雅的改革家，而是专制强势的改革家。这些改革家通过专制强势的斗争来巩固自己的势力。他们通过武力斗争和建立自己的理论来统治国家。为了自己的统治和理念，这些改革家对人民进行杀戮。他们屠杀的理由是反对者违反了民间的道德、人伦和福利及所有神圣的东西。斗争到达极限时，反对者和拥护者纷纷倒下，一场消灭这场灾难的革命即将爆发。


    1789年的人们都被卷入到1794年的战争中。一个党派在战场上出现，其他党派也就亦步亦趋，和前者一样，立宪派、吉伦特派、山岳党或十头政治的人物一个接一个地被消灭。每个上台党派的统治更加残暴，每次党派垮台总比前次牺牲更大。十头政治最残暴的统治注定了它是最后的暴政。救国委员会已被全欧洲民众和失败党派所痛恨。它认为只有增强暴力手段才能使自己强大，只有让敌人灰飞烟灭才能真正永存。因为巴雷尔说过：“只有死了的人才不会卷土重来。”科洛·德布瓦也表示：“社会这个躯体，越流汗就越健康。”  圣茹斯特的民主派学说


    但是，十头政治的人认为他们的权势不会消亡，他们希望所建立的国家制度中能够放弃死刑，实行民主政治，他们对某些社会学说的狂热，如同英国革命时期的千禧年信仰者对某些宗教思想的狂热一样。两相比较，十头政治以人民为出发点，渴望绝对的政治平等，建立道德的统治；千禧年信仰者以上帝为出发点，渴望所有人能同等地接受福音，渴望诸圣的君临。人的本性要获得最大发展，于是在宗教时代，基督主义民主派应运而生，在哲学时代，也就产生了政治民主派。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在每次演说中都宣扬这种民主政治的宗旨，希望改变风俗，改变法国人的思想和习惯，把法国变为共和国。他们主张建立的是：统治者是人民大众，官员都忠厚谦虚，公民品行端正，道德高尚，人们之间相互团结友善。共和国是一个整体，它的政治氛围是自由和平等，所要维系的是国家的生存发展，它的宗旨是道德，最高主宰即是共和国的信仰。这种制度的创始者天真地以为这是最完美的制度。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要强力建立这种制度。所有这些内容都用来处分某个党派或某些人：以自由和平等的名义来指控保王党和贵族；用共和国是不可分割的名义来指控吉伦特派；以救国的名义来指控菲利波、卡米尔·德穆兰和温和派；以道德和最高主宰的名义来指控肖梅特、阿纳卡西斯·克洛斯、戈贝、埃贝尔，以及整个无政府主义派和无神论者派；以诚实的名义来指控夏博、巴齐尔、法布尔·德格兰丁；以道德和安分守己的名义来指控丹东。在狂热派的心目中，这些人犯了死罪是因为他们违背了道义及不安分守己。


    在救国委员会中，罗伯斯庇尔是一个狂热的宣传者，是头领，但有一个比他更狂热的宣传人，就是被人们称为空想家的圣茹斯特。他五官端正，面部轮廓清晰，目光像鹰一样锐利，长长的黑发直垂到肩，说话沉稳有力。他作风简朴、严谨，炽热的内心掩藏在冷淡的外表之下。为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永不止步。他虽年仅二十五岁，在十巨头中却最有自信心，表现得最为果敢。他热爱共和国，奋力工作，视察军队，与士兵同甘苦，他喜爱群众，不会偏听偏信，从不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他谈吐大方服饰庄重。但是，他实施起政治主张来就变得雷厉风行，独断专行，不惜运用死刑来战胜对方，而后一一付诸实践。与罗伯斯庇尔相比，他是一个行动家、独裁者。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时期接近圣茹斯特，是因为能从他身上得到好处。而圣茹斯特亲近罗伯斯庇尔则是因为两人的见解一致。这两人的联合让救国委员会生畏。因为，罗伯斯庇尔声望极高，野心勃勃，圣茹斯特毅力坚强，能够坚持自己的政见。库东性格温和，半身瘫痪，却是狂热的信徒，他忠于罗伯斯庇尔。这三个人企图在救国委员会里尽快掌握大权，由此结成三头联盟。此时，三头联盟用手中权力牵制着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在需要对国民公会施行恫吓、抨击、消除不满疑虑时，圣茹斯特、库东、罗伯斯庇尔依次出马，使一切复归沉寂，回到恐怖之中。这种联盟的野心使其他委员和他们分崩离析，以致其最后以失败告终。  改组革命法庭的提案


    公社和丹东派倒台后的两个月中，十头政治还未分裂，他们在各郡派遣人员来控制人民以巩固地位。两委员会趁各边境军队打胜仗的稳定时机来建立新秩序和新制度。人们在革命中容易分成两种倾向：一是为理想而奋斗，一是希望掌握统治大权。在开始时，救国委员会内部为民主理想而共同作战，到了后期，他们就为权力而斗。俾约—瓦伦提出了平民政治的理论和军队国有制的说法。罗伯斯庇尔则发表一篇演说，把共和历每旬的十天定为十个节日：最高主宰节、真理节、正义节、廉耻节、友谊节、俭朴节、诚实节、荣誉节、灵魂不灭节、履难节等，都是共和国应该庆祝的道德和隆重典章的节日。这是他建立新的信仰最高主宰的基础准备。巴雷尔也作了一篇报告，是关于消除乞讨和救济贫民的。所有这些报告都制成了法规。巴雷尔受人操控，对救国委员会最为顺从。他的思想和生活无可挑剔，他拥护恐怖政权并非因为狂热或受残酷胁迫，而是因为他性情温和，非常胆怯。在8月10日以前，他是君主立宪派；5月31日以前，是共和派的温和派；后来却为十头暴政歌功颂德，成为他们的合作者。他在革命中缺乏刚毅性格，使他厌恶或恐惧的事情他也认为有理，若是正当的更对领导者随声附和。在一个混乱的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时代，他从来不懂得与自己意愿相违背时要适可而止。


    这时已得到最高的声望和权位的道德民主奠基人罗伯斯庇尔受到党内拥护，成了共和国的伟人。人们谈论的都是罗伯斯庇尔的道德、天赋和辩论才能。更有两件事提高了他的地位。牧月3日，有一个名叫拉德米拉耳的人，身份卑微但行为大胆，他想从罗伯斯庇尔和科洛·德布瓦手中把法国拯救出来。他伺机杀害两人，等候罗伯斯庇尔一整天没有结果，晚上向科洛打了两枪都没有成功。第二天，又有一个名叫塞西尔·雷诺的少女到罗伯斯庇尔的门前。因为罗伯斯庇尔不在家，她又坚持面见，人们就逮捕了她。她带着一个小包袱，身上还带了两把刀子。人们审问她来罗伯斯庇尔家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带刀和包袱。她称想看看一个暴政者是怎样的人，并不想伤害任何人，包袱里的衣服是去监狱的换洗衣服，然后再去断头台。这个不幸的少女果真被送上了断头台，甚至还连累了她的全家。这些事件令罗伯斯庇尔受到最令人陶醉的阿谀。在雅各宾俱乐部和国民公会的心中，人们相信他没有遇害，这是因为有共和国的天神和最高主宰的庇佑。他曾确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并在花月18日颁布法令确认。


    牧月20日，法国各地举行庆祝新信仰的仪式。16日，国民公会推选罗伯斯庇尔为国民公会议长，由他担任大司教主持庆祝仪式。罗伯斯庇尔服饰鲜亮，手捧鲜花麦穗，春风满面，气质昂扬地与同僚们拉开15步的距离走在最前面，引起了轰动。在那一天，所有人都希望愿望实现，他的敌人蠢蠢欲动，期望重新夺取政权，而遭受过罗伯斯庇尔迫害的派系希望以后的执政党会行事温和。人们希望从他的演说中看到美好的将来。然而，罗伯斯庇尔的最后一句话让他们从梦中惊醒：过了欢快的今天，明天继续和恶人暴君进行斗争。


    牧月22日，库东把一项新法案提交给国民公会。在这之前，革命法庭已经听从命令把保王党、立宪派、吉伦特派、山岳党、无政府主义者全部杀掉了。但是，事情发展得并不像刽子手希望的那样，所有囚犯能够无阻碍地直接全部解决掉。库东认为：“所有审判程序都是危害国家，审判祖国敌人的时间应是处决犯人的时间，拖延即是犯罪。”库东所提法案把应该遵循的被告可以有辩护人等一些程序全部取消了，规定：爱国的陪审官可以为被诬告的人作辩护，不允许任何人为阴谋分子作辩护，单独受审改为集体受审。以前所规定的普通违法行为、反革命行为或使用暴力阴谋破坏自由的一律视为与人民为敌。以前用法律来审判，现在只需他们的意愿即可，法庭被一分为四，审判官和陪审官的人数增加，而且派四名检事官当作检察长的助理。最后，只有委员会可以下令审讯，之前国民公会决定后才能受审的人民代表。牧月法案替代了惩治嫌犯的条例。


    库东的提案让大家惊讶恐惧，小声的议论从底下传来。吕昂大声提议延期讨论这项法案，如果通过，就会开枪自杀。大家纷纷表示赞同。罗伯斯庇尔认为国民公会早已独立，不受派别控制，法案应该马上讨论后进行决议。于是，草案经过半小时的讨论后就通过了。山岳党更加害怕这项法案，他们不想看到库东所提的法案让十巨头任意摆布代表们的命运。因此，第二天他们把头天晚上的决议推翻，布尔东第一个发言要求保障代表的人身不受侵害，梅兰尔借此提了一个巧妙的理由，得到大家支持并在大会上通过。可是，又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库东对也参加激烈争论的山岳党方面进行了抨击。代表洛瓦兹的布尔东反驳说：“山岳党和洛瓦兹都是爱国者，委员会的委员对我的诘责我不希望用尖锐的语言来回敬，我尊重库东及其他委员们，但是我也尊重山岳党，因为他们坚贞，拯救了自由。”罗伯斯庇尔对大家的反抗始料未及，于是急忙冲上讲坛说：“所有的热爱自由的党派都是一家人。一切热爱自由甘心为祖国奉献的人民代表都是山岳党，纵容伪善的有巨大阴谋的人骗走一些山岳党人另起炉灶，当领导是对人民的残忍，对祖国不公。”布尔东随即反驳说从不曾想当领导，要求说自己是罪大恶极的人指出证据。罗伯斯庇尔说，他并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承认自己是罪大恶极的人是活该的，山岳党是高尚纯洁的，阴谋分子不在其中。布尔东又要求他把阴谋分子一一指出来。罗伯斯庇尔咄咄逼人地回答，到时候一定指出来。他盛压一切的气势及十巨头的其他人的支持让所有人都沉默下来，使人窒息的恐怖让泛起波澜的湖面霎时平静下来。梅尔兰所提反对意见被认为是在羞辱救国委员会而撤销，代表们全票通过了库东的提案。自此后，近两个月的时期内，每一天要杀害五十个左右的人，成批的人被处死，这种残暴气氛弄得大家人心惶惶。  两委员会的分裂


    这种制度终于要结束了，两委员会在牧月会议发生分歧。在之前，他们已经开始明争暗斗。当有共同的敌人时，他们协同一致。当敌人消失后，早已习惯了斗争的他们开始闹矛盾。谁都想掌握大权，加上两委员会各自的主张并不相同，因此，随着公社的瓦解，民主派也分成了两个帮派。由瓦迪埃、阿马尔、服兰等人组成一派，由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和治安委员会组成一派，他们信仰理性高于最高主宰。由于他们对罗伯斯庇尔的名望和权威充满妒忌和恐惧，因此在各方面并不服从于他，给其制造各种麻烦企图阻挠罗伯斯庇尔实现愿望，由此也让他对这一派耿耿于怀，伺机打击报复委员会中的塔利安、布尔东、勒让德尔、弗雷隆、罗伯斯庇尔等一些有实力的对手。


    低层民众支持罗伯斯庇尔，是因为他能代表低层民众的利益和主张，是革命的先驱。巴黎军队的领导者昂里奥对他唯命是从，因此他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所以胜券在握的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派中可以随心所欲地改组成员，他把所有重要的最有权势的职位交给他的亲信，把总检察长肖梅特和市长帕什赶下台，让行政官帕扬和弗勒里这两个新人来接替，并亲设了革命法庭和新的公社。罗伯斯庇尔离开了两委员会，他的目的是想通过清理委员会中山岳党和其他乱党中的异己分子来达到独裁的目的。他把每个党派的领袖都替换掉，吉伦特派被赶走二十二人，埃贝尔、肖梅特和隆森也不在公社了，丹东、夏博、拉克鲁瓦、卡米尔·德穆兰也离开了山岳党。罗伯斯庇尔在翦除异己的同时，也曾保护了七十三名被雅各宾派检举和两委员会忌恨而逮捕的吉伦特派代表。他自封为新公社的领袖。此时，山岳派和国民公会中只有少数人掌权，所以他并不担心会有人再与他作对。罗伯斯庇尔认为消灭其他党派就是在保护共和国，他不能让共和国离开他的保护。两委员会企图通过指控他实行暴政，借无形的力量来搞垮他。他们利用各种方式让人民相信，罗伯斯庇尔实行独裁先要建立个人威信，他们称罗伯斯庇尔为“暴君”已经众所周知，并认为他对国民公会的冷淡及在举行新信仰仪式上目中无人的态度让所有人难以接受。


    在此时有一个事件被罗伯斯庇尔的对手掌握并加以利用。有一名老妇人冒充上帝之母，预言救世主要出现，意指罗伯斯庇尔即耶稣，并悄悄地收了几个信徒。与这个老妇人一起的一个修道士曾与罗伯斯庇尔共过事。两委员会借此宣扬罗伯斯庇尔利用迷信来迷惑大众。代表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对新信仰提出了一份毫无根据的指控书，他嘲笑新信仰，揭发那些信徒，顺带不提名地指出罗伯斯庇尔与他们是一伙的，而且提议要把这些信徒送进监狱。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表示对瓦迪埃既蔑视又厌恶，他被瓦迪埃深深刺痛。他想把这些人救出来，并要求救国委员会逮捕他指定的人，但遭到拒绝。这以后，罗伯斯庇尔很少去办公，也减少了出席会议的次数。他比以前更加容易猜忌和忧虑，不再信任任何人。但他经常光顾俱乐部，出门有带武器的侍卫守护，也曾派人监视丹东，搜集情报。过了一段时间，他开始揭发国民公会中曾收受贿赂的人，其中就有丹东的人，而且还不放过抨击委员会本身。在人民团体集会的日子里，他对巴雷尔进行攻击，巴雷尔对陪审官维拉特说罗伯斯庇尔永远不知满足，把所有敌对他的人都看作是丹东派的，让我们把治安委员会的委员交出去，就是自断后路，他不应该针对我，而应同我们大家改善关系。


    以前，反抗国王的8月10日革命是丹东、科德利埃派和城郊群众共同发动的，吉伦特派事变是马拉、山岳党和公社在5月31日发动的，搞垮公社、削弱山岳党也是由俾约、圣茹斯特和两委会共同实施的。每一次斗争罗伯斯庇尔都是利用民众，而这次他利用阴谋，第一次独自发动斗争来宣泄他的愤恨，实施他的计划。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可怕。他已经和两委员会决裂，政府不可能再帮助他，因此他只能依靠下层群众和雅各宾派。这次和罗伯斯庇尔共同参与斗争的有圣茹斯特、库东、弗勒里奥、帕扬、迪马、科芬纳尔、昂里奥及人民团体。获月15日，他们作了决定准备斗争，昂里奥以亲密的态度用这天的日期给市长写了信，要求市长参加这次有利于国家的行动。罗伯斯庇尔煽动雅各宾派的同时，紧急把正在视察北路军的圣茹斯特调回来。在热月3日的会议上他表示无论在何地，都要除去玷污国民公会名誉的败类，誓将制止两委员会对爱国派的加害。然后，他与同伴们相约要在公民公会上提出意见。虽然罗伯斯庇尔已经多时不参加政府工作，但是在热月4日，埃纳郡的代表团依然向他控诉政府。碰巧他患了小病，便借机夸大病情并表现他对国民公会不可救药的现状感到恢心焦虑，自己想拯救共和国却有心无力，以此来激发爱国派的斗志。罗伯斯庇尔向回来的圣茹斯特谈了国民公会的情况。正在进行讨论的两委员会对圣茹斯特来到会场表现出了敌对态度，委员们的只言片语让他促使罗伯斯庇尔立即行动起来准备战斗。主张革命就是敢干的圣茹斯特希望罗伯斯庇尔能够大胆地出乎意料地对敌人进行猛烈打击。但是罗伯斯庇尔有的只是舆论的力量，并没有武装力量。他希望按照以前的路子，借助自己在国民公会或公社的势力合法地取得成功，如果他的要求没有被国民公会采纳，他可以利用公社来鼓动群众发动暴动，就如同过去在5月31日民众发生暴动反对吉伦特派和反对十二人委员会那样，在热月9日针对山岳党和救国委员会举行暴动。  改组两委员会的提议


    热月8日，精心准备了一篇演讲稿的罗伯斯庇尔早早就来到国民公会。他站在讲坛开始指责两委员会。他先说了一段要维护委员们的权力、维护失去的自由，要为自己无辜受害作辩护的开场白。之后就开始控诉诬告他的人。他攻击两委员会和山岳党中一些人使用各种手段迫害热爱和平的公民和爱国者，想让共和国灭亡。国民公会的敌人同他的敌人是一样的，他的精神、意图和行动跟国民公会是一致的。那些迫害和平的人已经把委员们独裁的形象散布给国民。他属于人民的这一派，要效忠人民的主义，一直以来就是要消灭叛国者，他要发扬爱国精神，让祖国更幸福，所以他要继续在救国委员会中发挥力量，要继续保卫祖国。


    罗伯斯庇尔利用国民公会独立自主的观念来挑拨国民公会和两委员会的关系，他把私事和国事混为一谈。他鼓动国民公会应该用自尊和勇敢摆脱束缚。罗伯斯庇尔提醒温和派他曾经救过温和派的73个人，让他们重新获得希望，他想要改革财政制度，要惩罚贪官，要使革命政府采取温和的态度，并对革命政府的工作作些指导。他说群众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又指出国民公会中有共和国的敌人，而且已经形成了联盟，这个联盟利用治安委员会来反对救国委员会，有些委员已经参加了这个联盟的阴谋活动，这个联盟正在翦除爱国者，正在使祖国一步步走向灭亡。只有惩治阴谋者，改组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建立统一的政权，才能让正义永存，才能使祖国不会灭亡。


    这次的讲演没有引起任何反应。罗伯斯庇尔讲完之后，会场鸦雀无声，很长时间后人们不安地相互对视，不发表任何感言。到最后时刻，凡尔赛的代表勒库安特提议向大家印发这篇演讲稿，他的提议遭到众人反对。洛瓦兹的代表布尔东首先反对印发，并获得了大家的支持。巴雷尔主张公开发表所有的发言，库东借机提议把演讲词散发到每个城镇时，国民公会决定同意，因为他们害怕两个水火不容的派别会暂时合作。一直保持沉默的两委员会看到山岳党被击退，大多数人也在犹豫，于是瓦迪埃决定站出来反对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演讲。除了瓦迪埃，俾约—瓦伦、帕尼斯、夏尔利埃等人也对罗伯斯庇尔进行了轮番攻击。弗雷隆建议国民公会撤销授权两委员会逮捕人民代表的命令以保证人民的言论自由的演讲得到了一些到场人员的掌声。但是，此建议被否决了，原因是时机未成熟。想要推翻罗伯斯庇尔和两委员会，就必须借助两委员会的力量。不过，国民公会还是撤销了印发罗伯斯庇尔演讲稿的决定，并且将他的演讲稿交由两委员会审核。面对如此强烈的对抗，罗伯斯庇尔愤然离场。


    对这次会议失望的罗伯斯庇尔只能寄希望于雅各宾派。晚间，他来到俱乐部，罗伯斯庇尔的演讲在这里得到大力支持，他向俱乐部的同志讲了他所受到的攻击，并向大家保证做好了自杀的准备。所有激愤的人都愿意和他一起对敌。当晚，他们调整人马准备在公社和俱乐部门前集合开展第二天的行动。同时，两委员会也在召开会议。国民公会的委员们要求圣茹斯特脱离三头联盟，并写一份前天事件的报告。可是他没有答应，并决心脱离他们。两委员会和山岳党人曾恳求右派和沼泽派的首领与他们联合对付罗伯斯庇尔。因为这两派对山岳党人很排斥，所以直到第三次丹东派来求援，他们才答应给予支持。于是，委员会中各派联合一致要攻击罗伯斯庇尔，三头联盟也准备攻击国民公会。  热月9日会议


    在两派准备斗争的情况下，在热月9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大会代表们早早来到会场，将近中午时分，他们相互鼓励对方。山岳党的布尔东和罗维尔、塔利安走到迪朗面前，赞扬他们右派是勇敢的。中午，他们看到圣茹斯特登上讲坛便都进入会场，罗伯斯庇尔为了用他那严厉的目光震慑对方，便坐到了正对讲坛的一个位置上。


    圣茹斯特开始发言说他不属于任何一派，这个讲台将成为惩罚犯人的悬崖。这时，塔利安打断他的发言，并吵着说要说明真相。俾约—瓦伦也表示要揪出隐藏在山岳党中迫害人民代表的阴谋分子，并且逮捕一个送到治安委员会。国民公会必须承认它正处在危险的时刻，国民公会若是妥协，那么就一定会垮台。所有的代表都响应，誓将拯救祖国，绝不会让国民公会垮掉。罗伯斯庇尔的同伙勒巴想维护三头联盟，但国民公会不准，俾约-瓦伦接着攻击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盟者，指出他们是真正的独裁者。


    罗伯斯庇尔刚开始还很镇定，但到最后他抑制不住地冲向讲坛，意想不到的是所有人都在呼喊：打倒暴政者。众人的声音使他无法开口。塔利安在这时说，他很自豪，因为很快就要看到自由的曙光，他为曾看到雅各宾派代表集会而感到恐慌，他随身佩戴着短剑就为国民公会无力掌控他时拔剑刺向他。在激愤的代表面前，他挥舞短剑，要求逮捕昂里奥，要求大会延时。这两项提议通过后，俾约-瓦伦提议逮捕罗伯斯庇尔的同谋者：迪马、布朗热、迪弗雷兹。巴雷尔提议将保卫国民公会的任务交给各区的军队，并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提出一份保卫办法。瓦迪埃提起假冒上帝之母的卡特琳·泰奥特事件想转移代表们的注意力，但被塔利安打断并继续讨论独裁者的问题。


    所有人对罗伯斯庇尔的批判更加热烈。罗伯斯庇尔几次想发言，都被“打倒暴政者！”的喊声和议长杜里奥的铃声压下去。罗伯斯庇尔作最后的努力来争取发言，他求助议长和旁听席上的人们，但人们对他的求助无动于衷。他绝望到极点，会议一致通过了逮捕他的提议。罗伯斯庇尔的弟弟要与他的哥哥共同承担，勒巴也不愿意与罗伯斯庇尔为敌，请求国民公会把他也逮捕起来。


    圣茹斯特面无表情地接受了发生的一切，罗伯斯庇尔的兄弟、库东、勒巴和圣茹斯特一起被逮捕了。三头联盟中的三个头领被带走了，罗伯斯庇尔沮丧地认为祖国完了，祖国被强盗占领了。在经历了一个半小时后会议暂停，斗争的期间，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里聚集了三头联盟的同盟代表。


    中午时分，市长弗勒里奥、行政官帕扬、军队司令官昂里奥已经在市政厅等候消息，他们希望不须宣布暴动，不须各区支持暴动，坚信罗伯斯庇尔凭借演说就能获取国民议会的胜利。几个小时以后，国民公会的人员来通知市长，让市长向国民公会汇报巴黎的状况，此时市长还不知道罗伯斯庇尔被捕的事情，还叫来人回去禀报他们正在讨论怎样清洗国民公会，还要给罗伯斯庇尔打气，叫他坚决些。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来向市长报告国民公会中发生的一切，三头联盟被捕，现在正要逮捕三头联盟的同谋，市长一伙人立即敲响警钟，把大门紧闭，召集市议员准备集合各地的部队，公社门口已经架起了大炮，各革命委员会在公社进行了宣誓要发动暴动。市长派出的代表团在雅各宾派俱乐部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俱乐部里的人信誓旦旦地说：“俱乐部哪怕消亡也不愿在罪恶的统治下苟延残喘。为了祖国，俱乐部的人一晚上都在紧张地开会。会议商定，要把两个暴动中心联系起来发动群众。昂里奥带领着他的手下拿着手枪在大街上奔波着发动群众起来斗争。他一边奔跑一边向群众呐喊，要人们拿起武器，到公社去拯救祖国。在他积极奔走的时候，国民公会的两个代表发现了他在圣奥诺雷大街上所做的一切。这两个代表让宪兵以违反法律的名义对他进行逮捕。昂里奥被宪兵绑缚着押到治安委员会。到现在为止，国民公会已经联合起来，而公社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国民公会逮捕了三头联盟并把部队的司令官俘虏了，他们占了上风。


    但是，胜负还未见分晓，双方还在进行斗争。国民公会利用自己掌握的法令对抗公社发动的群众暴动。对抗的双方很清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旦失败将永无回头之日，所以双方都态度积极而坚决。就这样一直抗衡到晚八点时分，国民公会的代表们有些支撑不住，渐渐分散了，公社的勇气反而大增，此时，暴动的群众占了上风，国民公会差点要被打败。  罗伯斯庇尔和暴动者的失败与受刑


    罗伯斯庇尔以及他的弟弟，另外还有圣茹斯特、库东、勒巴等几个人分别被送到卢森堡监狱、圣拉扎尔监狱、苏格兰人监狱、布尔勃监狱、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公社下达命令不得关押这些人，并且派市政府的官员率领分遣队去营救。罗伯斯庇尔第一个被人们救出，并像取得胜利一样把他送到市政厅，在那里人们如同迎接领袖一样欢迎他的归来并呼喊着要惩治卖国者。


    晚上七点的时候，也是罗伯斯庇尔被营救的时刻，国民公会刚刚开始，守卫的士兵还不多，科芬纳尔率领着两百名炮兵冲进两委员会，救出了昂里奥。昂里奥在卡鲁尔广场向炮兵们演说并把大炮对准国民公会。这个时候，国民公会并不知道危险在即，还在讨论着反动者的危险性。直到有人向大会报告，罗伯斯庇尔一派已经获得胜利，群众暴动已经发起，三头联盟中的三个领导者已经被救出，雅各宾派对国民公会的做法异常愤怒，各革命委员会和各区纷纷举行集会。两委员会的委员们是为了躲避科芬纳尔才慌忙地逃到大会的，却不料在这里被他和他的炮兵们围了个水泄不通，连蚂蚁都不能进出。


    两委员会得知真相后，军心大乱，不知所措，一会儿，阿马尔跑来报告说被昂里奥欺骗的炮兵已将大炮对准了他们。议长对大会代表们说为祖国即将牺牲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所有的代表都表示为祖国战斗到底。大会宣布法律将不再保护昂里奥，大会旁听席上的人们边走边呼喊，拿起武器击退这些叛国者。昂里奥下达命令让士兵们开炮，但是炮兵们没有听从他的指挥，昂里奥仅仅是让他们站到了自己这边。不得已，昂里奥来到了市政厅。炮兵们不听从命令，导致胜利在望的公社一时间难以进退，公社没能用武力打败国民公会，他们只得循序渐进，改变武力解决的方式。


    但是，国民公会并没有给他们改变进攻方式的机会和时间，国民公会抓住时机，掉转头来开始进攻市政厅。国民公会宣布法律将不再保护叛乱者和发生暴动的公社。两委员会召开大会派出代表到各个地区争取支持。大会作出决定：以两委员会为活动中心，军事司令官为巴拉斯，巴拉斯的助手为弗雷隆、罗维尔、布尔东、费罗、莱奥纳尔·布尔东、勒让德尔等坚决维护两委员会的人员。


    法国的大部分民众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听说国民公会和公社之间发生了矛盾，民众应各地区的命令在快九点的时候集合并被驱使着到公社里去，各区还要带着自己的队伍赶往市政厅。各区因为不明情况所以只派出了代表团来参加，当国民公会的特派员来跟国民下达命令，并告知领导和集合点时，他们就各自带着武装力量来到国民公会，发誓要保护国民公会，并斗志昂扬地在会场里进行了游行。弗雷隆鼓动他们要赶紧行动起来，巴拉斯去跟委员们请示对公社进行进攻，要消灭罗伯斯庇尔派中所有的叛国者，如果不投降，就要把公社的大楼踏平。议长也随声附和说马上出发，要在黎明时分把叛乱者全部缴清。于是，国民大会为了防止突发事件，在周围布置了军队和大炮，另外，在午夜部队又分两批向公社开去。


    将近夜半，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人们一直在开会。罗伯斯庇尔在得到人们热烈响应，听到他们要为祖国而战的宣誓后，就和帕扬、弗勒里奥一起出席了市议会。人们拿着刺刀、长矛、推着大炮都聚集到了格雷弗广场上。各区的代表来到了公社，各区里也有市议会派下来的专员，各区对公社是抱有希望的，昂里奥可以对所有人负责。因此市政厅认为行动不可能失败。市长他们组建了一个执行委员会，撰写了军人宣言并且编了一份花名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将近午夜十二点半，没有任何区的人出现，也没有发布一条命令。三头联盟的三个领导一直在开会。这样拖延时间，广场上聚集的人群开始有了骚动，没有耐心再等下去。混进人群中的国民公会的人在悄悄散播消息，说各区的人民已经知道，公社被国家认定为违反了法律。趁着广场上人群军心不稳，热情逐渐消失的时刻，有人喊出国民公会永远存在的口号。接着潜于广场的国民公会人员大声宣读了公社搞非法活动的通告，群众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格雷弗广场上顿时寂静下来。没过多久，昂里奥从市政厅出来想为群众打气，可是让他大跌眼镜的是广场上一个人影都没有了。他怎么也不相信，五个小时前拼尽全力营救他的炮兵和群众竟然都离他而去。昂里奥又转回到市政厅内，这时，国民公会的两队人马赶到市政厅，并把各个出口围住了，所有人都在高呼：国民公会万岁。叛乱者见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无力回天了，他们都开始想方设法地寻找藏身之处，一名叫梅达的宪兵第一个冲进市政厅，用枪打中了罗伯斯庇尔的下颚，但没有打死他。勒巴自杀了，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在慌乱中跳下四楼，却并没有摔死，宪兵把库东从桌子底下揪了出来，圣茹斯特安静地等待着宪兵们，科芬纳尔对昂里奥破口大骂，责怪他拥有部队却不能保护大家，并且气急败坏地把昂里奥从窗户扔了出去，自己趁机逃了出来。


    这时国民公会的人占领了市政厅，逮捕了所有的叛乱分子并把他们押到国民公会接受审判。布尔东进入到会议大厅便宣布国民公会胜利了，所有的叛乱分子都被打败了。议长问大家是不是不让受伤的罗伯斯庇尔进入大会会场。大家都让把罗伯斯庇尔这个独裁者抬到革命广场去。于是，他们先把罗伯斯庇尔放到了治安委员会，后来又把他押到巴黎裁判所监狱。在监狱里，他被放在一张桌子上，他那被枪击中的脸十分恐怖，人们都在咒骂、羞辱他。所有的党派都在庆贺打败了三头联盟，罗伯斯庇尔之后又被送到革命法庭接受审判。最后他和他的同盟者被革命法庭判了死刑。


    热月10日下午将近五点，身受重伤的罗伯斯庇尔、昂里奥、库东被押上囚车， 三头联盟的领导者如今坐在一起将被执行死刑。群众涌在囚车旁，相互庆祝独裁者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一边对罗伯斯庇尔谩骂着，一边瞪大眼睛想看清楚这个曾经至高无上如今沦为阶下囚的人是什么样子。罗伯斯庇尔脸上血迹斑斑，两只眼睛空洞无神，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风采。圣茹斯特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其余的二十二个叛乱者都是毫无生气，没有一丝表情挂在脸上。当罗伯斯庇尔作为最后一个叛乱者被处决掉时，人们激动地纷纷鼓掌，久久不能停下。他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虽然罗伯斯庇尔并不是恐怖政策最执着最热烈的宣扬者，但是恐怖统治却因他的死亡而结束。他崇尚权威，但应在获得权威之后改变恐怖政策，结果他并没有改变而是变本加厉。他的失败是必然的，他的追随者虽然很多，但却不是军队，他也没有掌握军权，他借助的只是恐吓手段和社会的舆论。因此，他不能用武力打击敌人，就用恐怖手段来压制他们，当恐吓失去效用时，他不得不发动群众。但是，国民公会有委员会支持，各区有国民公会撑腰，罗伯斯庇尔因为激怒国民公会，又激怒了人民，致使他们一起联合起来共同反击自己。斗争之前的国民公会委员们经常明争暗斗、不能团结，才给了罗伯斯庇尔用恐吓的手段打击、处死各个党派委员的机会。在经常受到恐怖威胁以后，各党派不得不团结起来对付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位高权重，免不了要为自己的得失而奋争，但只要发生战争，就不可能让一个人独揽政权。叛乱者最终会被杀，征服者注定也要死在斗争中。这也正好解释了罗伯斯庇尔这一派必将灭亡的真理。

 第十章 民主派暴动及其失败

    ——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到共和三年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


    从热月9日到牧月1日，山岳党中七十六名代表被逮捕或处死，山岳党的结局和吉伦特派从6月2日到热月9日的下场一样。在各党派野心勃勃的时期，彼此之间绝没有迁就和容让，山岳党和吉伦特派都是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而发动暴动，也同样遭受了失败。   两委员会派和热月党


    热月9日是一次进攻者一方失败的革命战役，这次战役标志着上升的革命运动已接近尾声，而相反的运动即将开始。在罗伯斯庇尔的问题上两委员会十分自制，十头政治的政府不再以恐怖手段来作为本身的力量。国民公会从两委员会手中解放出来，进而整个共和国得到了解放，但是，任何一种行动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大多数支持两委员会的人希望能够结束独裁统治，议会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建立合法的秩序。因此在热月9日后，胜利者就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别，即两委员会派和被称为热月党的山岳党人。


    此时的两委员会派，力量大不如从前，它不仅失去了自己的领袖，也失去了公社。公社中搞暴动的七十二名成员被送上了断头台，在埃贝尔和罗伯斯庇尔领导下经历两次失败以后，公社失去了势力，再也无法重新组织起来。但这一派还是通过两委员会领导着国家的事务。两委员会派的全体成员都拥护革命制度，但原因各不相同，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巴雷尔、瓦迪埃、阿马尔等人认为只有保持革命制度才能拯救他们，而卡尔托、康邦、马恩郡的普里厄和科多尔郡的普里厄等人则因为害怕反革命势力，担心受到打击而拥护革命制度。两委员会派的成员，在国民公会之内有不久前被派出的所有特派员、罗伯斯庇尔的余党、热月9日事件的几个著名山岳党人，在国民公会之外则有重新来归附的雅各宾派，此外，还得到了来自下层阶级和郊区的支持。


    热月党的成员大多数是国民公会成员，这时的山岳党人不像过去那样偏激，国民公会中的整个中间派和右派残余开始与他们联合起来。由布瓦锡·丹格拉斯、西哀耶斯、康巴塞雷斯、谢尼埃、蒂博多、丹东派的塔利安、弗雷隆、勒让德尔、巴拉斯、布尔东、罗维尔、班达勃尔、迪蒙以及两个梅兰等人组成的温和派联盟，使议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在热月9日后，这个联盟首先在国民公会中加强了自己的势力，之后，又进入政府挤掉了当政的人。争取到国民公会和两委员会以及舆论界的支持后，温和派联盟开始追捕十头政治中的主要人物及其代理人。


    温和派联盟在巴黎有众多拥护者，为了加强自身力量，它首先召回了反对5月31日事件的七十三名吉伦特派的代表，之后又召回那些被判死刑但尚未执行的吉伦特派人，让他们重新回到国民公会来。他们利用青年来打击雅各宾派，当雅各宾派发生骚动后，就直接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他们利用市区来对付郊区，在郊区举行过一次暴动后，它就解除了郊区的武装。在推翻了革命政府以后，这个联盟企图建立另一个政府，按照共和三年的宪法，建立一种自由、正常和稳定的政权制度，取代自从国民公会成立以来实行的非正常、临时的制度。但所有的计划都需要逐步地实施。


    在取得共和胜利之后，这两派便开始互相较量起来。由于革命法庭引起了深刻的憎恨，热月11日，国民公会宣布停止革命法庭的活动，这一决定受到了俾约－瓦伦的反对，他主张，有罪的人只是罗伯斯庇尔的同谋者，其余的大部分审判官和陪审官都是无辜的，不应该撤销他们的职位。根据他的意见，巴雷尔提出了一项法令，他说：“三头联盟唯一关心的是如何扩大自己在革命政府中的势力，促使革命政府执行有利于他们阴谋的方针，他们非但没有为革命政府作出贡献，反而经常反对革命政府的措施，为此，一定要加强革命政府，执行惩治嫌疑犯条例，以便维持革命法庭及其成员，甚至要维护富基埃－坦维尔。”大家听到富基埃的名字后立即爆发出一阵表示不满的声音。弗雷隆作为代表发言说：“我们要求从大地上彻底清除这个怪物，让富基埃在地狱里去痛饮他自己所流的血吧！”在大家的一致要求下，对富基埃提出了控告。不甘失败的巴雷尔依旧保持昔日的强硬论调，这也是他的习惯和谋算。但是，出身贵族、8月10日以前是福扬派保王分子的身份背景以及政治变迁，已经不容许他继续使用这种强硬的命令口吻。梅兰·德·提翁维尔只说了一句：“这位想对我们发号施令的福扬派议长是什么人呀？”便将巴雷尔置于尴尬境地，使他窘迫地离开了讲台。这是两委员会的首次失败，也标志着它们在国民公会中开始失势。


    虽然革命法庭继续存在，但却更换了成员和组织。废除牧月22日法令后，审判的程序从之前的急迫和残忍变为现在的缓慢与温和，并且提供了多种保护形式。法庭也不像从前那样对待嫌疑犯了，通常是拘留一个时期，接着是减轻他们的罪嫌，最后按照大委员会提出的办法分批释放。热月13日，人们开始处理政府本身的问题，救国委员会很多委员没有出席，由于罗伯斯庇尔、库东和圣茹斯特已经被处死，埃罗·德·塞舍尔的职位一直无人接替，让·邦·圣安德烈和马恩郡的普里厄外出视察还没有归来，于是决定任命塔利安、布雷阿尔、埃夏塞里奥、特雷拉、杜里奥和拉洛瓦等人接替他们。救国委员会增加了这些成员后，削弱了旧有委员的势力。而经过改组后，两委员会开始从属于国民公会，它们之间变得相互独立，分工明确：救国委员会负责军事和外交，治安委员会则负责执行“大治安”任务。此外，人们为了限制革命权力、平息革命热情，于是开始逐渐解散群众，将各区每日一次的集会改为每旬一次，并且取消了与会贫苦公民每天四十个苏的津贴。  两委员会的衰替


    果月11日，这些初步措施开始实施，在罗伯斯庇尔垮台一个月后，塔利安对恐怖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受到塔利安发言的鼓舞，勒库安特尔也开始兴师问罪，对救国委员会的俾约-瓦伦、科洛和巴雷尔以及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阿马尔和服兰提出了控告，他列举了这些人的二十三条主要罪状，控告他们是罗伯斯庇尔的继承者，并且是三头联盟残酷暴虐措施全部的实施者。这些指责激怒了那些支持两委员会的人和不愿共和国再度分裂的人，大会陷于混乱中。俾约－瓦伦对勒库安特尔所提的主要罪状进行了驳斥，他责骂勒库安特尔是阴谋家，腐化堕落的敌人们企图通过牺牲他们来纪念丑恶的谋叛者丹东，认为指控他是罗伯斯庇尔的继承者目的是要在暴政者的墓地上扼杀自由。事实上，勒库安特尔的指控确实为时过早，几乎整个国民公会的人都认为他的指控是诬告。被控告的人是第一次遭到攻击，因此显示出了不可抑制的愤怒，由于没有人支持他的检举，勒库安特尔感到非常狼狈，在这次斗争中，俾约－瓦伦和他的同党轻而易举地获胜了。


    几天以后，两委员会委员面临重选，有三分之一成员需要更换。在这次换届中，救国委员会的巴雷尔、卡尔托和罗贝尔·兰代任期届满，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服兰和穆瓦茲·贝勒任期届满，热月党人开始进入两委员会，感到势孤力弱的科洛·德布瓦和俾约－瓦伦不情愿地辞职了。另外，救国委员会的两个地方专员约瑟夫·勒邦和卡里埃的罪行被公布，激起了舆论的强烈反感，更加促使了两委员会派的失败。勒邦年轻体弱，本性温和，因为在第一次出巡时没有使用残酷手段而受到救国委员会的斥责，在被派到阿腊斯后，他一改温和态度，采取了骇人听闻的过激行动，不甘在执行两委员会的残暴政策时落于人后。他滥用职权肆意杀戮，所到之处都有断头机，此外还成立了一个执行队。卡里埃的残暴比勒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性格暴躁狂热，他的暴行连马拉当日都没有想象到。他前往的地区是一个叛乱边境，因此敌人更多。无论教士、妇女，还是儿童、老人，只要是敌人，他下令一律处死。断头台不够用，他就成立了一个名为马拉队的杀人队，并且用装有活门的船代替断头机，用这种特制的船将敌人淹死在卢瓦尔河。


    热月9日后，人们开始要求惩罚这种滔天罪行，作为罗伯斯庇尔的代理人，勒邦首先受到攻击，之后是救国委员会的代理人卡里埃。在巴黎各个监狱里，监禁着九十四名南特居民，他们衷心拥护革命，却被卡里埃冠以联邦主义者的罪名解送到巴黎。热月9日之前，人们不敢在革命法庭上审判他们，如今正好利用这些人来揭发卡里埃的罪行。这次审讯历时近一月之久，而且郑重其事，舆论也从容地作出有力表示，当法庭宣布这些人无罪时，人们将矛头指向了南特的革命委员会和地方专员卡里埃。这个时候，勒让德尔再次把勒库安特尔对俾约-瓦伦、巴雷尔、科洛和瓦迪埃四人的控告提了出来，他们的旧同僚卡尔托、普里厄和康邦站出来表示将和他们四人共命运，并且为他们辩护。虽然法庭只是审判了南特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勒让德尔的控告仍旧没有结果，但这次已经体现出了热月党人的进展，会议没有像对勒库安特尔的控告那样称之为诬告，很快就开始讨论勒让德尔的控告问题。


    即使这样，革命民主派仍旧在巴黎拥有雄厚的势力，失去了公社、法庭、国民公会和两委员会，但他们还有雅各宾派和各郊区可以依靠。雅各宾俱乐部是革命民主派集中的地点，卡里埃经常在这里要求得到援助。在热月10日以后，雅各宾俱乐部曾经清洗，在罗伯斯庇尔垮台和暴政告终之后，以新生团体的名义向国民公会致贺。此时，俱乐部的首脑遭到指控，众多雅各宾派的人在各郡遭到监禁，雅各宾俱乐部便代表所有俱乐部支部呼吁：“人们应该听到来自共和国各地的惨痛呼声，听一听那些被压迫的、陷身牢狱的爱国者的声音。”但是国民公会不但不理会雅各宾派的呼吁，并且下令禁止他们集体请愿、建立支部、切断总部同支部的通讯联络，以此来消灭雅各宾派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雅各宾俱乐部解体了。


    热月党人就是在这时候来召集群众，并且向各区寻求支持的。弗雷隆在《人民演说家报》上号召青年们拿起武器，成立了一支非正规的新民兵组织“金色青年”，并亲自担任他们的领导。它的成员大多是富裕阶级和中等阶级的子弟，统一的制服是叫作“受害人服装”的奇特衣服——方领口露胸，大口鞋，发式为“卡德奈特”，两边下垂在后面结成几条辫子。这些青年和各区的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保王派，这部分人在热月党人的影响下对原来的两委员会进行攻击，就像热月党人之前在原来两委员会的领导下攻击罗伯斯庇尔一样；一部分追随反革命运动，这部分人随波逐流，没有行动目标和企图，只是拥护最有力量的党。这两派各怀戒心、互相仇视，经常在大街上斗殴和谩骂，一边高呼“国民公会万岁！”另一边则大喊“山岳党万岁！”  双方在巴黎的拥护者


    巴黎成为双方争斗的阵地，两派都因过于愤激和仇恨而不能和解，要想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和战争状态，必然要通过武力解决，以一派战胜另一派为结果。热月党人正处在发展上升阶段，胜利将属于他们。在审判南特革命委员那一天，委员们为自己申辩，说自己只是执行卡里埃残酷镇压的命令，因此国民公会应该对卡里埃进行审判，卡里埃得到了为自己辩护的许可，他将自己的残酷行为归咎于旺代郡叛军的暴行以及在几次内战中产生的亢奋情绪。他说：“在我采取行动的紧急关头，已经忘记了人道，那些反对我的人若是站在我的位置，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我在南特拯救了共和国，我为祖国而生，我也将为祖国而死。”五百个表决者中，有四百九十八人对卡里埃的控诉投赞成票，其余两人则表示有条件地赞成。


    当看到人们控诉的对象从附属性质的代理人转到代表本身，为了保护日益受到威胁的党派，害怕失败的雅各宾派试图鼓动群众。但他们却遭到了“金色青年”和各区的人的包围，这些企图解散俱乐部的人闯入雅各宾派的会场，在那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包围者用石块砸开窗子，冲进大门，毫不费力就驱散了雅各宾派的抵抗。雅各宾派前往国民公会，控诉所遭受的暴力行动，要求惩罚闹事的人。但负责这件事的卢贝尔却不维护雅各宾派，他说：“是雅各宾建立了暴政，也是雅各宾拥护和追随暴政；是雅各宾让整个法国笼罩在悲哀中，让每个家庭失望，也是雅各宾在共和国到处设置监狱，将共和制度弄得人人恐惧，甚至戴着枷锁的奴隶都不愿活下去。如今，你们还在惋惜我们曾经历的那种可怕制度，如果你们没有勇气表明态度，那么你们将永远失去共和国。”国民公会暂停了雅各宾派的一切活动，因为不敢一下子就将其消灭，于是计划首先对他们进行清洗和改组。


    对这项法令，雅各宾派置之不理，他们拿着武器在开会地点集合，得到消息的热月党人再次前来进攻。雅各宾派占据各个门口，准备自卫，战斗刚开始时，他们抓了对方几个人，但由于寡不敌众，很快便被解除了武装败下阵来。他们在退走的路上备受侮辱，遭到嘲骂和拳打脚踢。第二天，国民公会派人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封存了簿册文件，从此，雅各宾派的社团彻底消失。当初，政府为了击退反法联军，赋予共和国一切防卫力量时，它曾经为革命提供动力，在如今的形势下，它则成为建立新秩序的阻碍。随着局势的变化，自由代替独裁成为必然。像俱乐部联合会那样过于滥用的特殊权力，必然随着支持这种权力的党派的失败而结束。


    卡里埃在革命法庭不断受到审讯，最后和他的大部分共谋者一起被判刑。在审判他的同时，杜埃的梅兰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召回因反对5月31日革命而被逐出议会的七十三名代表。梅兰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国民公会恢复了七十三人的职位，这七十三人要求召回以前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代表，他们的要求遭到了强烈反对。新的两委员会委员和热月党人都担心，假如同意他们的请求，将会使革命行动受到非难。此外，他们也害怕在已经分裂的国民公会中又产生一个新的党派，遭到新的敌人的反对。


    共和派反革命的目的是回到1793年10月3日逮捕七十三名代表的日子，而不是1793年6月2日逮捕二十二人的日子。在打倒罗伯斯庇尔和救国委员会以后，共和派的反革命又开始进攻马拉和山岳党。人们继续革除十头政治时期的各种制度，撤销了恐怖时期颁布的驱逐教士和贵族的法令，废除最高限价法，结束了对商业的苛政。人们最大限度地用自由来代替救国委员会的专制压迫，在这一时期，报纸开始独立、恢复了天主教仪式、发还了两委员会时期没收的联邦主义者的财产。这种对革命政府彻头彻尾的反对，很快就延伸到马拉和山岳党身上。


    热月9日以后，人们为了建立一种较高的革命威望来与罗伯斯庇尔对抗，就选择了马拉，并且授予马拉进入先贤祠的荣誉。而今，这个可怕的蛊惑家也受到了攻击。马拉的半身像曾树立在国民公会、剧院、公共场所和群众会堂，“金色青年”首先打碎了他在斐多剧院的半身像，山岳党对此表示抗议，国民公会却宣布，任何公民只有在死后十年方能获得进入先贤祠的荣誉，半身像才可以安置在国民公会里，并且撤除了在会议厅里的马拉半身像。这一举动引起了郊区的骚动，于是支持议会的各市区就前往郊区游行，并且推倒了巴黎荣誉军人院对面山上的雕像，这座大力士扼杀九头蛇的巨大雕像曾是山岳党胜利和统治的纪念物。


    曾经被放逐的国民公会代表在这时也被召回，并且撤销了之前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的法令。伊斯纳尔和卢韦写信给国民公会要求恢复本人的权力，但人们却因为5月31日事件的后果和各郡的暴动对这两个人十分不满。西哀耶斯说：“我们不要混淆了暴民肆虐和依法行事，那些得到我们敌对势力支持的人，在5月31日和6月2日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的行为绝不是爱国主义事业，而是暴政的一种阴谋。大家已经看到，到目前为止，大会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5月31日以前，国民公会受到群众的压力；热月9日前，国民公会在暴政的支配下压迫群众；热月9日以后，国民公会重新掌握了权力，正义得到伸张。”


    为了使大会重新团结一致，为拯救共和国提供保证，西哀耶斯提议召回被放逐的代表，在梅兰的建议下，被放逐的二十二名国民公会代表在十八个月之后重新回到自己的席位，其中伊斯纳尔、卢韦、郎热内、克尔维勒冈、亨利·拉·里维埃、拉雷韦耶尔·勒波、勒萨日等人都是吉伦特派的残存人物。他们与温和派联合起来，出于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昔日的敌人忘却了曾经为了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开始团结起来。


    这成为主张共和、反对保王派的人与主张制定可行宪法、反对革命派的人和解的开始，撤销了对联邦主义者采取的一切措施，吉伦特派人成为共和派反革命力量的首脑。由于国民公会在反动力量的控制下企图弥补一切和惩罚一切，于是在司法方面实行了过激行动。因为人们对过去的罪行深恶痛绝，对过去的痛苦记忆犹新，因此在采取方针上又陷入了以暴制暴的误区。从前以牺牲资产阶级来保全群众，以牺牲商人来维护消费者，如今则恰恰相反，最高限价法被投机牟利取代，群众的检举人由中产阶级的告密者接替。那些参加过独裁政府的人遭到了激烈的控诉，到处响起要求惩罚“恐怖分子”的呼吁声。


    被控诉的“恐怖分子”的范围逐渐扩大，各郡也开始检举过去的地方专员。这个人数众多的党，由于广泛和持续的复仇威胁，已濒于绝望，失去了权力的它也不足为惧。出于害怕放逐和其他原因，吉伦特派产生了反叛的意图。在革命时期，劳动力和生产品大为减少，富人入狱，穷人掌权，在取消最高限价法之后，为了补偿之前强加于自己的损失，商人和农场主开始抬高粮价。另一个困难则是指券失掉信用，实际价值跌到票面价值的十五分之一，因此，人们开始普遍追求硬币。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硬币因被追求而被藏匿，纸币的跌价便更加厉害。因为粮食紧缺，人民使用指券甚至买不到吃的，极度穷困的部门将原因归咎于政府，甚至开始怀念不久前有面包、有权力的救国委员会时期。国民公会委派粮食委员会来解决巴黎的粮食问题，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付出昂贵代价，每天也只能运来一千五百袋面粉，一天运一次来解决城市的最低需要。 芽月运动


    在最后一批吉伦特派人归来后不久，国民公会在风月12日下令逮捕了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巴雷尔和瓦迪埃，对他们的审讯定在芽月3日。为了阻止审讯，在来复日和各区集会的日子，即芽月1日（1795年3月20日），这几个人的拥护者发动了暴动。他们以半请愿半暴动的方式从圣安东和圣马索两个郊区出发，要求国民公会发放面包、实施1793年宪法并且释放爱国者。没过多久，国民公会遭受威胁、雅各宾派将要援救他们首领的消息便四散传开。城区的五千公民和“金色青年”的队伍一起担任大会守卫，驱散了郊区的群众。


    受到教训的大会接受了西哀耶斯的建议，下令恢复从前的戒严令，被称为“大治安法”。这次援救行动没有成功，芽月3日，俾约－瓦伦等人在国民公会受审，只有瓦迪埃缺席。大会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上诉书中列举了他们对人民施行暴政、对国民公会施加压力的很多证据，但被告们巧妙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们把责任都推到了罗伯斯庇尔身上，并且坚持说他们执行的都是国民公会通过、救国委员会同意采取的措施。他们原来的同僚也证明他们是为了保卫共和国和拯救人民才这样做的，并表示愿意分担他们的责任。被称为“山顶上的人”的山岳党残余也极力支持他们。


    这样的控诉和答辩进行了九天，各郊区都发生了很大骚动，群众集会从芽月1日一直持续到12日，终于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希望这次能实现阻止审讯的目的。这次暴动的群众人数更多，个个情绪高昂，他们冲破守卫闯进大会会堂，旧山岳党的代表表示了支持，其他各党派的代表则惊慌失措，会议被迫中断，救国委员会敲响了警钟。没多久，临近城区的公民便集合起来，携带武器前来给国民公会解围。国民公会作出了流放被告的判处决定，逮捕了支持暴动的康邦、吕昂、莱奥纳尔·布尔东、杜里奥、夏斯勒、阿马尔和勒库安特尔等十七名旧山岳党代表。这些人在第二天全部被押解到哈姆堡。


    芽月12日事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各郊区暂时被击退，因为要彻底消灭一个党派，必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完全肃清其残余势力和影响。在民主派的许多问题解决后，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宪法问题。是群众占优势还是资产阶级占优势，完全取决于宪法如何制定。为了能恢复失去的权力，维护革命政府的人坚持1793年的民主宪法；他们的对手则主张建立一个新宪法，来保证自己的统治，将政权集中在中产阶级手中。


    两派将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次决战，由于1793年的宪法是人民批准的，因此在反对起来很费心思。他们首先答应实施这个宪法，然后成立十一人委员会拟定“宪法实施纲要”，之后在实施过程中，以宪法分散政权进行反对，最后，一个城区代表团将1793年宪法称为“用恐怖政策强行制定的十头政治的宪法”。这样一来，那些拥护1793年宪法的人因为愤慨而准备举行暴动来维护这个宪法。但这次革命没有公社的强力支持，没有总司令负责指挥，对象也不是之前的国民公会和驯顺的城区，因此不能获得和上次5月31日革命一样的结果。  牧月1日暴动


    由于芽月1日和12日两次暴动的失败教训，叛乱者想要弥补他们在组织方面和行动目的上的缺陷。于是他们在牧月1日（5月20日）以“要求面包和恢复自身权力的起义人民”的名义发动暴动，宣布了以下决定：取消革命政府，实施1793年民主宪法，释放爱国者，撤除政府现任官员职务并逮捕，于牧月25日召开初级议会，于获月25日召开立法议会代替国民公会。占领关卡、电报局，夺取警炮、警钟、大鼓，并成立一个新的市政机关作为活动中心，除非全法国人民的粮食、安宁、幸福和自由得到保证，否则不会罢休。他们以人民的旗帜号召炮兵、宪兵、步兵和骑兵，并向国民公会进军。


    这时的国民公会，正忙于讨论如何制止人民因饥饿而引起的暴动，根本没有发觉这次大规模暴动的任何迹象，因此并未采取措施来防止或反击这次暴动。得到消息后，国民公会即刻宣布长期开会，下令紧闭城门，命令巴黎政府负责代表们的安全，宣布聚众滋事的首领将不受法律保护，并且号召各区的公民拿起武器，任命勒让德尔、亨利·拉·里维埃尔、克尔维勒冈等八个专员领导各区。


    他们刚出发，最外面的门就被冲开了，许多喊着“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妇女冲上旁听席，国民公会以坚定的态度接见了她们，议长韦尼埃试图安抚她们，但被一阵可怕的喧嚷压住了声音。郊区的暴动者很快便冲到里面，用斧头和铁锤砸开大门，暴动群众涌到国民公会中心，一时间，会场成为了战场。代表奥基手执军刀率领着担任大会警卫的老兵和宪兵，刚开始他们俘虏了几个人击退了进攻者，但更多的暴动者不断冲进国民公会，暴动者在会议厅中连发数枪，瞄准了正在主持会议的布瓦锡·丹格拉斯，代表费罗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却被刺刀砍成重伤，暴动者误认为他是弗雷隆，将他拖到走廊里砍下了头颅，并挑在长矛上。


    战斗结束后暴动者占据了会议厅，大部分代表逃跑，支持这次暴动的旧山岳党人占据讲坛，夺回办公场所，重新宣布了起义宣言中的所有条款。罗默担任他们的代言人，成立了一个由布尔勃特、迪罗瓦、迪凯努瓦、马恩郡的普里厄和苏布拉尼（他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执行委员会，宣布召回被囚禁的同僚、实施民主宪法、撤销敌对者的职务、恢复雅各宾派的活动，希望以此来恢复统治。


    但是，只暂时侵占议会远远不够，还必须征服各市区。大会派到各区的专员迅速地集合兵力，布特·德·木兰、勒佩尔蒂埃、皮克、丰丹·格雷内勒等几个邻近营队占据卡鲁塞尔广场和主要街道后，局面发生了变化，在勒让德尔、克尔维勒冈、奥基的率领下，各区军队包围了暴动者，开始时暴动者还进行了抵抗，但看到不断涌入的各营队，暴动者开始害怕，当听到勒让德尔“我依法命令武装的公民们退出会议厅”的声音时，暴动者便在慌乱中退出大厅。大会的代表重新回到会场，讨论重新开始，宣布了会议中断时通过的措施无效，并且逮捕了二十四名组织暴动或发言支持暴动的代表。


    暴动虽然失败，但郊区的人民并不甘心，他们在第二天又携带着大炮再次进攻国民公会，各市区的营队赶来防卫。在战斗开始前，双方先进行了谈判，大会接见了一名郊区代表，他重申了之前提出的各项要求，然后说：“我们早就下定决心，宁愿死在我们所坚守的岗位上，也不会放弃我们的要求！”大会表达了对郊区的友好，但并没有正面答复他们的要求。由于再没有一个公社来支持他们的决心，也不会有昂里奥那样的指挥官来指挥他们，郊区代表没有提出更多要求，在得到国民公会尽心处理粮食、公布1793年宪法实施纲要的保证以后，便撤退了。


    这次暴动让人们认识到，想要成功，只有物质力量和明确的目标远远不够，领导者和支持者、指导暴力行动的权力机构更为重要。现在，只剩下国民公会这一个合法的权力机构，得到国民公会拥护的党派取得了胜利。六个民主派山岳党人古戎、布尔勃特、罗默、迪罗瓦、迪凯努瓦、苏布拉尼被解送到军事法庭，他们沉着冷静、态度坚定，指控他们的罪名中，唯一不利的是参加了牧月运动，但在党派斗争时期，这个罪名足够判处死刑。他们喊着“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传递同一把刀子自杀，罗默、古戎和迪凯努瓦自杀成功，其余三人则在濒死状态中被送上了断头台。


    虽然经历了牧月1日被击退，在2日被赶走，郊区方面仍保持着起事的力量，但在这两次暴动中发生的一件并不重要的事情，却导致了他们最后的失败。杀害费罗的凶手被抓捕后判处死刑，在4日行刑的那天却被救走了。这件事激起了人民愤怒，国民公会下令解除各郊区的武装，面对各市区部队的包围，郊区放弃了抵抗，丢下他们的首领和武器，选择了退却。


    失去了领导人、俱乐部、权力机构的民主派，现在只剩下了一支武装部队和曾经使他们征服一切的组织制度。在民主派这次失败后，下层阶级被国家政权彻底排除在外，作为他们自己议会的各革命委员会被摧毁，他们被解除武装，他们坚持的1793年宪法被废除，从此，群众政权宣告结束。


    从热月9日到牧月1日，山岳党中七十六名代表被逮捕或处死，山岳党的结局和吉伦特派从6月2日到热月9日的下场一样。在各党派野心勃勃的时期，彼此之间绝没有迁就和容让，山岳党和吉伦特派都是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而发动暴动，也同样遭受了失败。革命法庭审判了韦尼奥、布里索、加代等人，军事法庭则审判了布尔勃特、迪罗瓦、苏布拉尼、罗默、古戎、迪凯努瓦，前后如出一辙。从此以后，中等阶级重新获得了革命的领导地位，在吉伦特派的控制下国民公会再次团结一致，就像6月2日以后在山岳党的控制下团结一模一样。

 第十一章 国民公会终结

    ——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到共和四年雾月4日（10月26日）


    为了将革命拉回到法制的轨道上，国民公会派在重新掌握政权后，通过牧月和葡月两次胜利才好不容易达到目的。在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后，国民公会随即宣告终结。法国即将开启法治时期。   1793年和1794年的战役和结果


    独裁政府和雅各宾派非但没有从革命对外的大好形势上获取好处，反而加速了自身灭亡的步伐。在雅各宾派强力措施的影响下，法国取得的胜利优势日益扩大，雅各宾派也没有必要再拥有强大的势力。在法国内部，救国委员会采取了独裁性质的举措，包括增加财政收入，组建军队并领导抗战取得对欧洲的胜利等。因为救国委员会是特殊时期成立的特殊机构，采取的也是特殊的措施。这样的特殊并不是一种常态，因而并没有很长的生命力。当使命终结时，也是这个特殊机构走向灭亡的日子。救国委员会推动了军队的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由于国内层出不穷事件的干扰，人们没有很快认识到这一点。


    山岳党的军队是在1793年夏实行“全民皆兵”时建立的，主要的军官有儒尔当、皮什格鲁、奥什、莫罗、韦斯特曼、迪果密埃、马尔梭、儒贝尔、克莱贝尔等人，他们被山岳党的首领选拔出来接替属于吉伦特派的将领。进入救国委员会后卡尔托曾任陆军部长兼共和军参谋总长，他的用兵之道是强调配合，善于集中优势兵力迅速歼灭敌人，而不是将兵力分散在各处。他创造性地使用大规模作战的方法，并在瓦迪尼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次重要战役卡尔托亲自参加，将克莱尔费和科布尔亲王统率的联军击退到桑布尔河彼岸，从而解了莫伯日之围。


    1793～1794年冬季，克莱尔费和科布尔亲王统率的联军和法军是原地对峙状态，战斗没有打响时，双方谁也没有进攻。开战后，虽然双方都拟订了进攻计划，但奥军只拟定了一个粗略的作战轮廓，即先向索姆河上的佩龙纳、圣康坦、阿腊斯等城进击，然后威胁巴黎。对比之下，法军则部署周详，计划再度征服比利时，他们分为了好几路。一路是五万人的北路军，由皮什格鲁率领，计划沿海岸和埃斯考河进入佛兰德。北路军的右翼，又部署了两万人，他们由莫罗指挥，向梅嫩和库尔特雷推进。里尔城里还部署了三万人，由苏哈姆将军率领，他们的任务是防止奥军从右翼威胁出击部队。另外，摩泽尔方面军在儒尔当的率领下，经阿尔隆和迪南向沙勒罗瓦推进，他们的目的是和北路军会师。奥军由于担心腹背受敌，所以在佛兰德遭到攻击后主动放弃了索姆河的阵地。很快，法国的两支部队就尝到了胜利的滋味。皮什格鲁的军队在库尔特雷和胡格莱德两地击败了克莱尔费和约克公爵；儒尔当的军队在刚刚攻下沙勒罗瓦后，便在弗勒鲁斯击败了科布尔亲王。这两支部队胜利会师后，迅速进军荷兰，沿安特卫普、布雷达、赫托亨博斯一带逐步推进，将英荷联军赶过伐尔河，攻入荷兰。在儒尔当军的追击下，奥军溃不成军，先后丢掉了布鲁塞尔和马斯特里赫特。会师后的儒尔当军将番号更名为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并一鼓作气将奥军赶到了莱茵河东岸。占领了科隆和波恩后，儒尔当部队的右翼和摩泽尔方面军的左翼连了起来，随后攻占了科布伦次。在此之前，卢森堡境内已出现摩泽尔方面军。以前，法国各路军队在统一指挥下，相互协调配合，开赴莱茵河前线。当在维桑堡战线一度失利时，救国委员会迅速采取紧急的必要措施，任命奥什为总指挥，按照限期取胜的作战方针，很快就战胜了不伦瑞克和维尔姆泽，将其赶过了莱茵河。斯拜尔、沃尔姆斯两地很快重新纳入法军的控制之中。


    法军无往不胜，除了占领莱茵河流域的一些城市外，还将比利时、荷兰的马斯河左岸地区据为己有。法军步步紧逼，朝着美因兹和曼海姆进发。阿尔卑斯方面军由于进攻皮埃蒙特未果，所以没有什么建树。东比利牛斯和西比利牛斯两个方面军则更是在法国同西班牙的边境上一败再败，分别撤退到了佩皮尼扬和巴荣纳。他们的失败，多半是由于缺乏实战经验并且兵力不足造成的。救国委员会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觉得问题不大，便没有及时整顿，一直拖到现在。后来，这两支军队也按照救国委员会颁布的制度，并更换了将领和编制，很快就扭转了败局。两支军队连续取胜，分别从卡塔卢尼亚和巴斯丹攻入西班牙。


    有几个国家看到联军屡战屡败，便开始后悔自己当初信任反法同盟的选择了。这时，法军中传来热月9日革命的消息。属于共和派的军队虽然担心罗伯斯庇尔的失败会引起人民政权垮台，但由于使命所系，军队中并没有发生哗变。他们虽然不太高兴，但还是能够做到以国家利益为重。唯一的例外发生在1789年7月14日到1793年5月31日期间。但在当时这个时期，严格的党派纪律约束着广大将领，确保不会发生大的暴乱。军队还是服从国民公会的。


    向荷兰和西班牙半岛进攻的军事行动很快发动了。这一年冬天，皮什格鲁四面围攻荷兰的联合省，巴达维亚爱国者也被号召起来争取自由。法军的行动还得到了荷兰反对总督的党派支持，革命先后在阿姆斯特丹、海牙、乌特勒支等地爆发。很快，巴达维亚共和国建立，人民被三级会议宣布拥有最高主权。原来的总督被撤销了职务，仓皇逃往英国。这也是法国的第一个同盟国。随后两国于1795年5月16日签订巴黎条约，法国得到了荷兰的佛兰德、马斯特里赫特、文洛及其所属地方。条约还规定，在莱茵河、埃斯考河及马斯河两国都拥有自由通航权。荷兰的改变，不但大大加强了法军的作战能力，更沉重打击了反法同盟，英国丢掉了左膀右臂，普鲁士则需要面对来自莱茵河和荷兰两个方面的威胁。无奈之下，普鲁士只得和法国签订巴塞尔和约。


    西班牙国内的局势也不乐观，比利亚－雷阿尔、毕尔巴鄂、维多利亚等地相继被蒙塞占领，法军势如破竹，先后占领了菲盖腊斯和罗斯要塞。无奈之下，西班牙于7月16日在巴塞尔与法国签订和约，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并将圣多明各岛（多米尼加）的西班牙属地割让给法国。法国则以归还占领区作为交换条件。


    东比利牛斯和西比利牛斯两个方面军在取得连续的胜利后，士气高涨，作战经验逐渐丰富，随后与阿尔卑斯方面军会合，通过进攻皮埃蒙特进入了意大利。1795年2月9日，虽然整个意大利还没有作出任何改变，但已有一个邦托斯卡纳与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签订了和约。  保皇党的反动


    由于反法联军的一再失败，再加上部分反法国家和法国签订了和约，反革命分子试图借助外国势力干涉法国革命的阴谋没有得逞。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再将目光放到国内，希望能够在法国国内制造阴谋叛乱，对革命进行干扰阻挠。那些战败的党派一次次地尝试，虽然结果是失败的，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而是会积蓄力量，以图卷土重来。那些不断保持希望、善于等待的党派是最有耐心的，由于没有胜利带来的疲倦和懈怠，他们养精蓄锐，卧薪尝胆，希望有朝一日能恢复统治。牧月事件和雅各宾派的失败，使革命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在这时期，保王派虽然由反动势力组成，但还是归温和的共和派领导。在国内，旧立宪派分布在各市区，由富裕的中等阶级组成。他们和极端保王派追求的君主政体显然并不一样。这两个团体内部，也不是风平浪静。旧立宪派中彼此争权夺利斗争不断，极端保王党也分为互不相容的两派，一派留守国内，一派参加反法联军。旺代军和流亡军之间有矛盾，即便如流亡者，他们之间也按照流亡时间的早晚分成了若干派别。尽管所有这些保王派之间有矛盾，但在君主政体未能恢复的前提下，他们还是能够摒弃集团的小利益，共同站到国民公会的对立面。几个月来，已有大批试图借助中等阶级力量的流亡者和僧侣回到法国，他们打起各市区的旗号，妄图争权夺势。和各个区不一样，他们目标明确。巴黎坚持镇压了一段时间这种新的反革命运动。在雅各宾派和保王党之间，国民公会极力试图维持平衡，努力达到既防止暴力又阻止两大派篡权的目的。就在这时候，大部分“金色青年”放弃了他们的事业，国民公会被受到各区领导人煽动的资产阶级的攻击，雅各宾派俱乐部也被新闻记者联合会取代。新主张的代言人是拉阿尔普、里歇·德·塞里齐、蓬斯兰、特隆松·杜·库德雷、马舍纳等有知识的俱乐部成员。雅各宾派受到属于这一派的现役军人的四处追赶。这些正规军，经常到斐多剧院、意大利人大街、罗亚尔宫等地结合，有时还唱着《人民觉醒了》这首歌。这时，谁要是被贴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谁都可以打着处理“恐怖分子”的旗号，对无关人员横加指责、追捕甚至是迫害。新的反动派为所欲为地扩大“恐怖分子”的范围。他们毫不掩饰地四处行动，在服饰上和以前的保王派一样，身着灰色制服，系着黑色或绿色领巾。由于没有制衡他们的力量，他们在各郡的行为十分猖獗。各郡主要分为曾经的统治阶层和山岳党时期受排斥的人群这两大派别。中间派在各郡已经没有影响力了，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巴黎的失败。如今，党派之间的屠杀出现了，这很类似于救国委员会时期地方专员采取的那种党派屠杀。集体屠杀和个人报复一度在南方各地十分盛行。那里的保王派的主力是“耶稣军”和“太阳军”，他们四处报复，手段残忍，甚至在里昂、埃克斯、马赛等地将曾参加前政权的人全部投入监狱并判处死刑。在里昂和塔拉斯贡，他们到处屠杀革命者，将抓到的革命者弄死扔入罗纳河中。


    当革命派全面失势，法国进入反革命恐怖的时期，英国和流亡贵族抓住时机，发动了基贝隆战役。旺代暴动发生后，旺代军由于伤亡过半，再加上主要领导夏雷特和斯托夫莱意见不合，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作战能力，他们屡战屡败，已成强弩之末。看到如此，夏雷特希望能够与共和国谈判，并在儒斯内与国民公会达成妥协。善于搞阴谋的皮塞侯爵看到旺代暴动已经胜利无望，便希望利用布列塔尼的暴动来反对革命。温普芬战役后，舒安分子开始在卡尔瓦多斯和莫尔比昂出现，他们的身份各异，有各党派的残余分子，也有失意的冒险分子，也有目无法纪的走私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自然没有作战能力，为了弥补不足，皮塞祈求英国援助军火和费用。皮塞向英国表示：只要接济他枪支弹药，并派出主力部队援助，他就能在布列塔尼掀起全面暴动，进而波及法国各地。已对反法联军失望透顶的英国政府大喜过望，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他们迫切希望通过扶植新的反法势力，重塑对法国的全面优势。很快，他们便征集了很多流亡分子、海军军官和希望改变命运的投机分子。在基贝隆半岛，英国政府将一千五百名流亡者和六千名共和军俘虏组织了起来，并准备了六万支步枪和可供四万人使用的装备。他们计划在法国国内一千五百名舒安军的内应下，偷偷在法国登陆。庆幸的是，他们很快被奥什将军的进攻打乱了阵脚，六千名俘虏还被奥什解散，登陆军一败涂地。在这一场生死搏斗中，战败者被无情地屠杀，沉重地打击了流亡者的气焰和信心。在反法联军进攻不利、暴乱被制止和流亡者未得逞的事实面前，反革命势力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凭借，只得将希望寄托在各区的不满情绪上。国民公会于1795年8月22日颁布的新宪法被他们视为搞反革命活动的一次机会。   共和三年宪法和果月法令


    温和的共和派制定了共和三年宪法，使中等阶级重新占据了优势。趁着这个机会，保王党的首要分子希望能够进入政府。与以往的任何宪法相比，这个宪法充分总结了六年革命历程，借鉴了这些年的立法经验，因而富有远见，崇尚自由，相对比较完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全国自上而下已经耗尽力气，百废待兴，只有重新确定权力，建立秩序，才能安定民心。


    新宪法在行使最高主权方面并没有什么新的建树，大体上和1791年的宪法基本一致，主要的差别体现在有关政府机构设置上。在新宪法中，五百人院和元老院这两个院负责行使立法权，督政府负责行使行政权，由五个人组成。为了缓和民众运动，新宪法虽然没有实行直接选举，但还是作出了恢复两级选举的制度，这也是更实际更恰当的选择。对于担任初级议会和选举会议成员的条件，宪法也有严格的规定，对其资产的多寡也设立了一定的标准。中等阶级得益于这些规定，恢复了阔别已久的政治地位。在权力设置和监督上，主要为了预防单一议会独断专行，又预防它任人摆布，所以才动了一番脑筋。


    立法机关分为五百人院和元老院，这两个院的产生和任期虽然完全一样，但职责却并不相同。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防止其成为贵族院而激起人民的愤怒，同时也进一步完善政体。五百人院负责创制和讨论法律，对代表的要求是年满三十岁；元老院负责批准或否决法律，对代表的要求是年满四十岁，元老院共有二百五十名代表。各项法案须在元老院经三读通过，每次间隔至少五天，这样一来可以防止立法程序伧促产生的疏漏，也可以防止元老院被人强迫。当然，在某种紧急情况下，这个规定可以不严格遵守，具体由元老院自行掌握。元老院不但有立法权，还有护法权。行使第一项权力时，它可以用“元老院不予通过”的方式驳回某些措施。行使第二项权力的时候，它可以用“根据宪法应予否决”某项措施。两院的改选按照新宪法中规定实行局部改选，即只对一半的议员进行改选，两年改选一次。这样，议会的精神就可以得到延续，有效杜绝了过激的革新派立法者进入议会。


    执行机构则是一个五人的督政府，与负责立法的两院完全分开。由于人们不愿意实行君主专制，以致对设置共和国总统都心有芥蒂，所以才设立这样一个督政府。拥有全面自主督政权的五名督政官由元老院根据五百人院的提名选举。两院可以审判督政官，但对他们并没有罢免权。督政官权力很大，负责统率武装力量，掌管财政，任免官吏，进行谈判，但也不能滥用职权。他们主要对自己的上级——部长和将领负责，其下面也有部长和将领负责一些具体事务。为防止出现一人长期独掌大权的局面，签署权和国玺是由督政官轮流掌管的，每人在督政府轮流担任主席，每任三个月。督政府每年改选五分之一。


    元老院和督政府将以前国王独霸的职权进行了平分，分别各自掌握否决权和行政权。督政府在卢森堡设有常驻的办公地点，并且有自己的护卫队和经费。元老院则拥有监督督政府的权力，它有权更改两院和政府的驻地，其宗旨就是防止立法的偏差。不可否认，这个宪法具有很强的预见性，不但群众的暴力行动、各种侵犯权力行为在它的防范之中，就连在革命剧变中出现危机的可能也被它防范。这个宪法重建了政权机构，尊重自由和平等，只要各党派从共同利益出发，相互之间没有尔虞我诈，那么，这个宪法最有可能坚持实施下去。但这不过是个美好的假设罢了。宪法公布后，并没有消除党派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利益，无论是哪个党派，都希望能够掌握政权。如果在野者不愿结束革命，各党派也不愿结束革命，那么，在当时法国的环境下，即使这个宪法再好、再完美，终究也是不能保持长久的。法国还是走上了以前各党派钩心斗角的老路，新的宪法也没有给法国带来长久的法治。


    在牧月事变以前，国民公会派的领袖十一人委员会主要负责草拟1793年宪法的实施纲要，而草拟共和三年宪法则是他们在牧月事变以后的首要任务。国民公会派既不同于旧的吉伦特派，也不同于旧的山岳党，它的历程比较坎坷。在5月31日事变以前和热月9日事变以前，它分别是中立派和受压制派，掌握政权只不过是最近以来的事情，这主要是得益于吉伦特派和山岳党的垮台。国民公会派逐渐吸收了一些极端派，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梅兰、蒂博多、多努等。多努比较有勇气，对于国民公会开幕以来的各次政变，他都曾公开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国民公会制度应该建立在没有暴力和党派影响的基础上。热月9日以后，他是七十三名受害者之一，曾谴责对革命政府领导人的迫害。由于他坚持革命，主张稳健，毅力坚韧，在法治逐渐完善的今天受到群众的极力拥护。他参与了共和三年宪法的制定，并且是主要起草人之一。


    反动活动并没有停止，右派代表也暗中加入到支持的阵营里来。右派代表的革命意志并不坚定，对付保王党也并没有很强的恒心。布瓦锡·丹格拉斯、朗热内、亨利·拉·里维埃、萨拉丹、奥布里等人就是他们的代表。但是，国民公会派并不是这样的，它对保王党的进攻保持十二分的警惕和抵制，并积极争取民主派的支持。国民公会派认为：两院的组成是共和国存亡的焦点所在，只有排除了受保王党首领操纵的中等阶级的干扰和渗透，才能捍卫革命的果实。只有致力于捍卫新制度的人，才有资格维护新的制度。国民公会通过大会代表中必须有三分之二重新选入两院的法令规定，获得大多数席位，保证了对督政府的人选的话语权。这种措施并不是基于法律作出的，而是根据政治形势选择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卫共和国，防止其落入民主派或反革命派手中。果月5日和13日（1795年8月22日和30日），国民公会又通过了两项法令，分别规定三分之二代表应再度当选和改选的方式，连同宪法草案，一同提交初级议会通过。  葡月事件


    看到国民公会提交的果月法令，保王党十分惊诧。如果这两项法令获得通过，那么他们就没机会通过两院进入政府了，如果不能通过选举进入两院，更别提控制整个局势了。保王党委员会、新闻记者、各区的首领迅速联合起来，一个反对国民公会的同盟成立了。他们擅长利用舆论工具，利用舆论的力量获取社会的支持。国民公会被指控把持政权，侵犯人民的主权。他们还对代表进行指控，拥护果月法令的主要人物如卢韦、多努、谢尼埃等人无一幸免。保王党在酝酿一场大的混乱。大批流亡者来到圣日耳曼郊区，令昔日荒凉的地方变得热闹异常。他们身穿舒安分子服装，集结在一起。为防止事态失控，国民公会便向军队求救。群众组织解散后，资产阶级又被保王党控制了。


    果月20日，初级议会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和果月法令。讨论的结果，不过是同时获得通过，或者同时被否决罢了。各区根据中心区勒佩尔蒂埃区的建议决定：所有立法机关的权力在人民集会时一概停止生效。勒佩尔蒂埃区在里歇·德·塞里齐、拉阿尔普、小拉克雷泰尔、沃布朗等人的领导下，开始组织名为中央委员会的暴动政府。他们的目的是对抗国民公会，并将于葡月就职。国民公会虽然反对，但大多数区却是拥护的。两者之间的矛盾终于公开化了，斗争也随之开始。在巴黎，人们通过了宪法，却并不认可关于改选的法令。葡月1日，国民公会宣布：上述两项法令在法国绝大多数初级议会获得了同意。10日，选举人接到命令到座落在塞纳河对岸的法兰西剧院集合，他们由各区的武装队伍带领和保护。11日，选举团由尼韦努瓦公爵主持成立。


    国民公会迅速调集军队进行自卫，并长期开会。科隆贝尔、巴拉斯、多努、勒图尔纳和梅兰五人组成的委员会集中了大会的权力，并负责一切有关公安的措施。国民公会还装备了“1789年爱国者营”，大约有一千五百到一千八百人。选举人原定于11日举行集会，后来因故推迟到第二天。但国民公会并没有得到推迟的消息，仍旧派人去强迫解散集会。11日夜间，各区得知国民公会的举动后愤怒异常，开始骚动。他们紧急集合，准备战斗。这边国民公会也毫不相让，准备先下手为强，指定内政部长默努和代表拉波特负责，通过武力解除暴动区的武装。


    斐尔·德·圣托马修道院是各区的指挥部所在，由七八百名武装人员负责保卫。国民公会派来的军队和他们开始谈判，初步定下了双方各自撤退的协议。但是各区的队伍在国民公会撤军后便又卷土重来，并且越聚越多。得知这一消息，国民公会撤销了默努的职务，改任曾领导热月9日事件的将领巴拉斯为部队指挥。巴拉斯点名要拿破仑·波拿巴来协助自己。波拿巴坚定果断，有过战功，年轻有为，没有明显的党派之见。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较普通，甚至还有些胆怯和不自信，但一遇到战事，他的缺点就不翼而飞了。波拿巴一来，便调来了萨布隆军营中的大炮协助防守。葡月13日，国民公会周围戒备森严，被层层的军队包围得严严实实，静候暴动者的到来。没多久，大约四万名暴动者在达尼康、迪乌和拉丰的指挥下，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多数区都有暴动者，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从下午两点到三点，暴动者将卡尔多将军率领的部队赶到了卢浮宫。这进一步壮大了暴动者的胆量，达尼要求国民公会撤军，并解除恐怖分子的武装。


    国民公会的代表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并不一致，有的赞成和解，有的强烈反对。加蒙刚刚提出答应暴动者解散1789年爱国者营的提议，就遭到了谢尼埃的批判。谢尼埃认为，对于国民公会来讲，只有胜利和灭亡两条道路可选，绝没有妥协的可能。国民公会继续讨论着和与战的问题，却被外面传来的枪声打乱了。大会代表都拿起步枪来，投入到保卫国民公会的战斗中。战斗从圣奥诺雷大街开始，很快蔓延开来。暴动者攻到防御坚固的罗亚尔桥时，遇到了不小的阻碍。一小时的激战后，暴动者被击退。七时，已经取得多处胜利的国民公会转入攻势，于九时将各区军队从共和剧院和罗亚尔宫附近各据点赶走，并制止了各区军队准备连夜构筑街垒的计划。第二天，勒佩尔蒂埃区的武装被解除，国民公会也令其他各区恢复了秩序。为自卫而作战国民公会态度温和，并没有赶尽杀绝。国民公会取得胜利，也得益于当时法国的处境。当时，人们都迫切希望有一个温和的政权和一个没有革命政府的共和国。对下层阶级和资产阶级，国民公会都是反对的，它只是一个中间力量，顺应了当时的历史需要，并占据了应有的历史地位。  国民公会会议结束


    葡月事件以后，建立两院和督政府的计划被国民公会提上日程。由于三分之一的代表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了反动势力的意图，所以引起了以塔利安为首的几名代表的不满，他们不但提议宣布这三分之一的选举无效，并主张立宪政府再停止活动一个时期。不过，蒂博多制止了他们的主张，并得到了所有国民公会派的赞同。由于已经保持了三年多的临时状态，国民公会希望能够早日解脱，先是成立了为选出另外的三分之二的代表的国民选举议会，随后组成设于杜伊勒里宫的两院。二百五十名年满四十周岁的代表组成元老院；所有其他代表组成五百人院。完成这些之后，最后的步骤就是组织政府。为防止再出现反动势力发动类似葡月事件，督政官的选定范围被限制在国民公会派中那些曾经投票赞成处死国王的议员中。多努等几个较有势力的代表认为这是限制选举，都持反对意见。他们担心政府仍然会保持独裁和革命的性质，但最后他们的反对并没有成功。拉雷韦耶尔－勒波、西哀耶斯、勒贝尔、勒图尔纳、巴拉斯、卡尔托等国民公会代表被选为督政官。雾月4日，国民公会颁布大赦令，并宣布国民公会会议结束，革命广场更名为协和广场。


    国民公会一共存在了三个年头，具体时间是从1792年9月21日到1795年10月26日（共和四年雾月4日）。它的执政方针，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最开始的半年时间里，合法的吉伦特派和革命的山岳党之间的斗争漩涡使国民公会自顾不暇；从1793年5月31日到共和二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由于受到救国委员会的排挤和它自身的内部斗争，国民公会一度销声匿迹；从热月9日到共和四年雾月，国民公会致力于建立温和的共和政权，先后战胜过革命派和保王党。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每个党派都想占领国民公会这块阵地，掌握主动权。这里一度像个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吉伦特派来了，又走了；山岳党来了，又走了；巴黎公社派和罗伯斯庇尔派来过，最终也都离开了。他们只是短暂登台罢了，谁也没能演出到最后。在那样的条件下，除了战争是永恒的以外，统治权、各色人物、各种党派、制度，都是暂时的。为了将革命拉回到法制的轨道上，国民公会派在重新掌握政权后，通过牧月和葡月两次胜利才好不容易达到目的。在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后，国民公会随即宣告终结。法国即将开启法治时期。

 第十二章 督政府时期

    ——共和四年雾月5日（1795年10月27日）到共和五年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


    政府根本没有解散两院的权力，但在这次以建立极端权力为目的的革命之后，再没有第二级权力机关来监督人民的最高权力。不能按照法律来保卫革命，剩下的只能是独裁。但独裁手段无疑是自掘坟墓，因此，督政府在拯救革命事业胜利后，自己也面临着垮台。   回顾革命


    法国革命推翻旧政府、摧毁旧秩序的目的非常明确：建立自由的政体和完善的社会制度。在前面，我们对法兰西民族争夺政权的几个阶级进行了叙述，特权阶级希望能以等级制度和三级议会作为反对宫廷、资产阶级的手段，并建立特权阶级的政权：资产阶级则希望通过执行1791年宪法，以此反对特权阶级和群众，试图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权；群众则寄希望于1793年的宪法，战胜其他各阶级并建立自己的政权。这些政权因为具有排他性而没能巩固，但每个阶级都暂时掌握了统治权并都摧毁了本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制度。


    在督政府代替国民公会掌政之后，阶级斗争一度变得和缓，人民在经历了1789年至1795年的剧烈变动之后，十分希望建立一种新秩序，能够安居乐业。这一时期，每个阶级的上层人物各自组成党派，虽然仍旧为政权及政权的形式而争斗，但总体来说，大的运动时代还是结束了。革命在第二阶段表现出第二个性质，在从事政府的组织和安定工作时期，需要放弃自由。各党派因为丧失特殊的自由权而变得颓丧，重点从政治主张转到私生活上来。革命的第二阶段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自由放任阶段，这段时间主要是督政府初期和执政府初期，第二个阶段是行政和军事阶段，即执政府末期和帝国时期。


    革命也引发了具体的后果，先将人民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之后将他们变为劳动群众，最后则又使他们成为士兵群众。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各种信仰都发生了动摇，各种思想也开始融合，中等阶级和群众的当政时代一闪而过。7月14日之前的法国，拥有坚定信念和崇高道德，议会根据理智而行使最高权力，法官属于人民，市民阶层有自己的自卫军；8月10日之前的法国，阴郁而动荡不安，一个阶级独揽政权，实行它主张的制度，共和国时而像议会，时而像军营，在信仰民主制度的同时对人民群众实行黑暗统治。


    从拥护自由到君主立宪，再到拥护平等、博爱、共和，在每一个时期，人们曾坚定地拥护某种观念，但到了督政府成立之后，经历了各党派相继倾覆的大风暴之后，资产阶级失去了崇高的热情，群众的热切希望也遭到毁灭，人们开始什么都不相信。回想起之前的政治生活，心有余悸的人们还是继续追求享乐，再次沉迷于充斥着舞会、宴会、车马的放荡生活中，甚至超过从前。旧制度旧风尚开始复辟，督政府时期所产生的风尚，在出现新的社会关系、形成新的风尚之前，还是会出现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奢侈促使勤劳产生，投机买卖和正当商业一同经营，沙龙也为各党派互相接近提供方便，最重要的是，文化也开始重新自由发展。  督政府的政治和军事


    督政府成立之初，内忧外患，形势令人沮丧。国内没有固定的秩序，也缺乏行政管理，国库空虚，通信因缺少经费而迟误，纸币的滥发破坏了信用和贸易，经济混乱而萧条，由于饥馑没人愿意出售粮食，各个军火库早已空空如也。军队的境况也是如此，军队缺乏给养，士兵缺衣少食，连每个月的硬币津贴都不能按时发放，穷蹙导致了军纪的废弛，进而在战争中不断失败，退居守势。


    在失势之前，救国委员会曾采用征用和最高限价法的手段来满足军队和国内的需要。然而当这种强制征用停止后，粮荒便开始出现，军队和人民连接陷入困境，而对最高限价法的反抗，更加剧了这种危机的到来。国民公会曾经是一个富足的政权机关，但是为了保卫革命却濒于破产。包括国王领地，高级僧侣、正规僧侣和逃亡贵族的地产在内的大部分国有土地都一一变卖，收入用来维持人民的基本生活和满足军队对外作战的需要。


    热月9日之前，指券的发行额已超过八十亿，之后又增加了三百亿，这种办法不能再继续使用，只有尽快恢复生产、改用硬币，才能纠正这种严重失误。负责此项工作的人，虽然满怀热情，但才能却一般。巴佑尔这样描写他们：“几位督政官走进空荡荡的卢森堡宫，里面甚至没有一样完整的家具，他们在简陋的办公室里研究了当前的局势之后，草拟了一份就职文告，宣布政府即刻成立，并且把文告送交给两院。”接下来他们开始讨论分工。法学家勒贝尔活动能力很强，负责司法、财政和外交，精明强干的他很快成为督政府的首席文官。才气平庸的巴拉斯虽然缺乏谋略，但在关键时刻能采取强硬手段，因此负责警察部门，以监视各党派的活动、识破他们的阴谋，此外，他还担任督政府的代表，在卢森堡宫设立了一个共和国代表办公处。廉正温和的拉雷韦耶尔在国民公会和公众舆论的拥戴下，进入督政府，负责教育、科学、艺术、工业等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前炮兵军官勒图尔纳，曾是国民公会末期的救国委员会委员，负责海军和殖民地两个部门。卡尔托自担任督政官以后，便负责指挥军事的责任，并且凭借自己的卓越才干和坚强果断掌握了大权。


    五个督政官团结合作，致力于国家重建和造福人民。他们在共和国中央确立了政权机构以后，遵循宪法的规定，开始建立各郡的政权机构，并且尽可能使所有的行政机构目标一致，并且以坚决的行动促使对牧月和葡月事件不满的两派都能接受这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制度，并力图恢复革命最初时期的无畏精神。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政府凭借明智而坚决的行动恢复了一点信用，粮食开始流通，经济得到复苏。一个月后，巴黎的粮食问题已不需要督政府供应。这种由革命激发出的积极性迅速转向工业和农业方面，在取消行会、分散土地、废除特权之后，一部分居民开始离开俱乐部和公共场所，置身工厂和田地。此外，文化设施也增加了三倍之多，并且改进了国民公会时期的教育制度，完善了包括国立研究院、小学、中央学校、师范学校在内的教育体系。负责思想文化部门的督政官拉雷韦耶尔，为了再次建立崇拜自然的信仰，创立了敬神博爱教，并为此建造寺院、编制歌曲，但因敬神博爱教与基督教的信仰和革命者的无神论存在冲突，只能作为一种主张被保存下来。


    由于财政拮据、缺乏资金，督政府曾不得不将国家仓库中的一些宝贵物品出售或抵押，以解燃眉之急。如今只剩下了不好处置的国有产业。为此，经两院批准后，督政府发行了强制认购的公债，但由于此项措施既缺乏信心又没有好的领导，收效甚微。之后，督政府建议更新纸币，发行总额为二十四亿里弗的土地票，并按三十比一的比值收回指券。土地票以国家财产为保证，可立即兑现，因此在发行后售出了很多国家财产，继指券之后，土地票成为革命第二阶段的指券，同时也是纸币向硬币的过渡。


    共和国的军事形势也不容乐观。国民公会末期时，中央政府立场暧昧、态度软弱，军事胜利和经济匮乏一样，军纪松弛。此外，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来约束那些在军事上有所成就的将军。国民公会曾派皮什格鲁指挥莱茵河方面军、儒尔当指挥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命令他们包围和占领美因兹以全面控制莱茵战线。但享有极高声誉的皮什格鲁却辜负了共和国的极大信任，反而勾结孔代亲王，策划反革命活动。他故意在海得尔堡战败，将儒尔当的军队带入险境，之后又撤出曼海姆，撤除对美因兹的包围，将这一带的边境暴露给敌人。这时，美因兹、莱茵河方面毫无防御能力，旺代再次爆发战争，英军也威胁着大西洋和荷兰海岸。由谢雷和克勒曼指挥的意大利方面军，也因为给养缺乏而难以坚守。


    为此，卡尔托拟订了新的作战计划，要把共和国的军队插入敌国的心脏。任命国内部队指挥官的波拿巴率领意大利方面军，儒尔当仍指挥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莫罗指挥莱茵河方面军。被替换下来的皮什格鲁被任命为驻瑞典大使，但他拒绝了。由波拿巴、儒尔当和莫罗指挥的三支大军，在提罗尔隘口会师后以梯队形式向维也纳推进，准备从意大利和德意志进攻奥地利。如果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能够一举成功，那么反法同盟在欧洲大陆的首府将被共和国占领。


    奥什将军负责指挥大西洋沿岸战事，并被要求结束旺代战争。此时的旺代军已经准备屈服，萨维内战败后，主要将领和精锐部队伤亡过半，失败和厄运为他们带来更大的灾难，坚持作战的只是夏雷特、斯托夫莱等几个头领，叛乱者只求与共和国讲和。这次，奥什也一改之前的作战方式，他采用了让步的办法使群众脱离叛军，之后再打击他们；奥什将保王问题和宗教问题分开，宽容天主教，并利用神父来反对叛军的将领。数次交锋后，节节败退的夏雷特被奥什擒获，企图继续抵抗的斯托夫莱也被人扣留交给了共和军，作为叛乱发动者的两个人，以死亡终结了叛乱。


    此外，奥什还平定了布列塔尼，消灭了舒安党，解放了被控制的莫尔比昂郡，舒安党的大部分头目抛弃武器逃往英国。平叛告捷的消息很快传到督政府，于是督政府在获月（1796年6月）向两院报告：内战已经全面结束。  民主派的密谋


    在民主派和保王派争取统治权的斗争中，督政府的存在本身便是障碍，因此受到两派的打击。民主派是一个坚强不屈、敢于冒险的派系，对它而言，热月9日是一个受痛苦、受压迫的耻辱日；从那天起，它被逐出政府，失去了社会影响，也失去了权力和暴动的力量。虽然民主派被瓦解并失去权力，但是还没有被消灭。尤其是在保王党的葡月事件失败后，它便再一次从衰落中兴起，并且在先贤祠建起自己的俱乐部，督政府暂时容许了它的存在。


    俱乐部的领袖是自称“人民的护民官”的格拉古·巴贝夫。巴贝夫胆子很大，坚信民主制度，在共和派中很有势力，他宣传的信仰是“共同幸福”。随着加入先贤祠俱乐部的人数日益增多，感到焦虑的督政府试图加以控制，之后，俱乐部的集会延长到夜里，携带着武器的民主派甚至计划向督政府和两院进军。于是，在共和四年风月8日（1796年2月），督政府关闭了先贤祠俱乐部，并于次日将此事报告立法机关。失去了集会场所的民主派便开始拉拢宪警团，企图废除共和三年宪法。得知消息的督政府便先发制人，解除了宪警团的武装，并遣散其成员。


    再次失败的密谋分子又拟订一项攻击和暴动的计划，成立“救国暴动委员会”以反对督政府。除了密谋首领巴贝夫，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前国民公会议员瓦迪埃、阿马尔、舒迪厄、里科尔、德鲁埃等人，十头委员会时代的旧将军罗西尼奥尔、帕兰、斐昂、拉米等人，此外很多失业军官、旧雅各宾派的群众、从各郡逃到巴黎的“爱国者”也参加了这支乱党的军队。“救国暴动委员会” 为罗伯斯庇尔的死唱挽歌，他们的首要人物经常到他们称为“理性寺院”的地方去开会，此外，他们还接触格勒内尔军营中的军队，并与一个名为格里泽尔的上尉商量进攻计划。他们议定：成立由热月9日反动之后被流放的六十八名山岳党人和每郡一名民主派代表组成国民公会，建立“共同幸福”，并决定从各城区分头出发，同时进攻督政府和两院。并且确定了暴动的日期。


    但事情并不能常常按计划发展，和大多数密谋活动遇到的情况一样，格里泽尔出卖了他们。在花月（5月）21日，也就是进攻的前一天，密谋分子在举行秘密集会时被捕了。这次荒唐的暴动尝试明显带有狂热色彩，人们想起不久以前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因此产生了恐慌。巴贝夫家中搜出了谋叛计划和各种文件。成为囚犯的巴贝夫仍然狂妄地要与督政府进行谈判，督政官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将密谋者送往旺多姆最高法院。


    巴贝夫那些不甘失败的拥护者又进行了一次尝试，在果月（8月）13日夜里十一点时，六七百人手执马刀和手枪试图进攻督政府，看到有卫队把守后便转向格勒内尔军营，希望通过之前布置的加尔营来占领军营，但没想到加尔营已被调走，马洛率领龙骑兵上马应战，无力抵抗的密谋者大部分被砍死和俘虏。可以说，这次出动是共和派的最后一次斗争，他们每失败一次力量就减弱一份，经历了格勒内尔军营的战斗后，这一派彻底被击垮。除了交战中伤亡的成员，很多人也被各区的军事法庭处死，如同以前革命法庭对待他政敌的手段一样，格勒内尔军营的军事法庭先后五次共判决三十一人死刑，三十人流放，二十五人监禁。


    之后，旺多姆最高法院对巴贝夫及其同谋者阿马尔、瓦迪埃和约瑟夫·勒邦的秘书达尔泰进行审判。他们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公开陈述自己的目的，他们的妻子也陪伴他们的每一次出庭，巴贝夫甚至告诉她们，要跟随丈夫前往刑场，因为他们受刑的理由会为她们带来荣耀。在最高法院判处巴贝夫和达尔泰死刑后，两人先后用短剑自杀了。这一派最后的领袖巴贝夫就这样死去，自此以后，就只有拥护民主派的人，而没有民主派政党了。


    在格勒内尔事件和巴贝夫被判刑期间，保王党也没有停止阴谋活动，但急躁而笨拙的保王党既不会利用各区的群众，也不懂得利用两院。他们的秘密首领们试图在格勒内尔军营的军队中找到帮手，但他们选用了三个无名无势的人：修道院长布罗杰、高等法院辩护人拉维勒努瓦、一个名叫迪南的冒险分子。这三个人只是贸然前去与骑兵队队长马洛接洽，马洛把他们交给了督政府，军事法庭不愿审判他们，于是这些人被送往民事法庭，民事法庭的审判官大多是这些人的同党，因此只给予短期拘留的处罚。


    在这个时期，各区选举产生的所有权力机关和以军队为后盾的督政府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斗争，他们在本党的势力范围内发展力量、吸收审判官，由于反革命势力控制着选举机关，因此督政府决定让军队参加政府，这一举措给之后的政府带来了严重困难。   拿破仑·波拿巴的胜利


    督政府不但战胜了两个反对党，也在欧洲取得了普遍胜利。波拿巴到尼斯指挥战事以后，立即发起了最大胆的进攻，这支军队之前一直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侧作战，虽然兵力不足三万且军需缺乏，但士气高昂，这支军队被波拿巴天才地运用，并开启了保持胜利二十年之久的惊人业绩。波拿巴率领军队进入萨沃纳山谷，计划从亚平宁山和阿尔卑斯山之间开始对意大利的进攻，他的正面是阿根陶，左面是科利，右面是博利厄，但没出几天，波拿巴便打垮了这支九万人的庞大联军，表现出一个军事家的天才和勇敢。


    波拿巴首先在芒泰诺泰击溃了中路敌军，攻入皮埃蒙特地区；之后在米莱齐莫将保卫都灵和米兰的撒丁王国军和奥地利军彻底分隔开。在击退奥军以前，波拿巴首先向左面挺进，消灭了撒丁军，极为震惊的都灵宫廷慌忙屈服，在凯拉斯科签订了停战协定。1796年5月18日，共和国又在巴黎与撒丁国王签订和约，共和国得到了萨瓦地区和尼斯、丹达两个领地。在这个历时十五天的战役中，波拿巴打了六次胜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伦巴底的门户亚历山大里亚被占领，法国背面苏泽和布律内特两个要塞被摧毁，获得了尼斯领地和萨瓦。


    在结束皮埃蒙特战役后，波拿巴乘胜追击，不给奥军喘息机会。他从皮亚琴察渡过波河，从洛迪渡过阿达河，这一胜利打开了他进入米兰的门户，并且为他进占伦巴底地区提供可能。共和军包围了曼图亚，博利厄将军被迫在提罗尔隘口退守，之后，维尔姆泽前来接替博利厄，并率领援军进攻曼图亚，试图将战场转移到意大利。但他和自己的几个前任一样，也被波拿巴击败了。波拿巴先是撤回对曼图亚的包围，在击退维尔姆泽的援军后，以更强大的兵力再度包围该城，并且重新占领了提罗尔的阵地。


    这次进攻在协同作战上也十分成功，当意大利方面军从提罗尔方向进攻奥地利时，马斯河方面军和莱茵河方面军也同时进攻德意志；在儒尔当的左翼军支持下，莫罗的右翼军基本上与波拿巴会合。两个方面军分别渡过莱茵河后，在纵深六十法里的战线上前进，莫罗在攻克乌尔姆和奥格斯堡后，渡过勒克河，先头部队已到达提罗尔隘口的背后。但是在关键时刻，儒尔当遭到了奥地利亲王查理大公的袭击，败退下来。左侧失去掩护的莫罗不得不后撤。儒尔当的这次过失直接妨碍了这次战役中计划的实现，并且给奥地利王国提供了喘息时机。


    在反法战争中失去比利时的维也纳宫廷，认识到保存意大利的重要性，因此全力保卫意大利。再次被击败的维尔姆泽率领残部困守在曼图亚，阿尔文奇将军率领五万匈牙利军队前来支援，试图改变战况，但他的运气并不比博利厄和维尔姆泽好，波拿巴再次取得胜利，曼图亚投降后，共和军占领了意大利，随后，又通过山岳地带立即进军维也纳。波拿巴的目标是击败奥地利的最后希望——查理亲王，他很快就越过提罗尔隘口进入德境，此时传来消息，莫罗指挥的莱茵河方面军和奥什指挥的马斯河方面军成功执行了前次战役计划。惊慌失措的奥地利宫廷，无奈地签订了累欧本停战协定。


    奥地利调动了所有的军队，派出了所有的将军，依然没有战胜正处在强盛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军队，波拿巴率领的意大利方面军在欧洲完成了法国革命的事业。这次战役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除了天才的将领外，还要归功于波拿巴那些能独立指挥作战的助手，这些将军能够独当一面，完成一项军事行动或一场战斗，此外，士兵们都是具有高素养的法国公民，有热爱祖国的高尚精神，并且对通过革命扩大祖国版图十分拥护，这支部队维护了在纪律约束下的自由，给每个士兵提供了成为将军的机会。天才的将领加上这样的军队，不获得成功都很难。


    1792年的战役按照旧的方式进行，军队各自单独行动，虽然分散但不曾离开自己的战线。救国委员会时期，则把军队集中起来，避开当前正面的敌军，将距离拉开，加速军队的运动力和灵活性，将力量集中在一个共同目标上进行战斗。如果说救国委员会是在每一场战役中这样做，那么，从战争的第三个阶段开始指挥的波拿巴，则是在每一次战斗中这样做。他将所有的军队集中在一起使用，目标是具有决定性的某一点，然后用一支军队迅速打败几支军队。他对大部队的运用十分自如，即使军队的活动在他的视野以外，当需要占领一个阵地或取得一次战斗的胜利时，他也随时能将军队部署在指定地点。


    波拿巴的外交才能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军事才能。之前，意大利半岛上各个小国政府基本上都参加了反法同盟，但这些国家的人民却同情法兰西共和国，波拿巴利用这个特点，消灭了他不曾征服的皮埃蒙特；并且将从前依赖奥地利的米兰改变为“西沙尔平共和国”。他还利用征收特别税的手段，来削弱和控制托斯卡纳以及巴马和摩德纳等小国，而没有占领它们。在波拿巴战胜博利厄时，教皇曾经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在维尔姆泽前来支援时又违反协定，如今，他不得不将罗马涅、波伦亚、斐拉拉割让给共和国以换取和平。在波拿巴的安排下，这些地方被合并到西沙尔平共和国。热那亚在废除贵族政体后，变为单一的利古里亚共和国。威尼斯贵族政体曾经为反法联军提供便利并在军队后面进行暴动，在这次战役后作为交换米兰的条件，被强制让给奥地利。


    根据累欧本停战协定的预备条款，奥地利承认西沙尔平共和国的地位，比利时被法国合并。在这一阶段，所有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都放下了武器，英国也要求谈判。此时的法国，国内平静无事，通过对国外的战争，版图得到了扩大，它的侧面有荷兰、伦巴底和利古里亚这样新兴共和国的护卫，它的共和制度也在欧洲得到扩展。反法同盟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再发动进攻。无论是8月10日后的无政府主义的政府，5月31日后的独裁政府，还是督政府时期的法制政权，历届革命政府在对外的斗争中都获得了胜利。每遇到一次对抗，革命在欧洲的土地上便前进得更远一些。1792年，革命的脚步只到达了比利时；1794年，便扩展到荷兰至莱茵河；1796年，在入侵意大利之后进入了德意志。如果革命按照这个速度继续进展下去，那么它征服的地区必将还会扩大。于是，全面媾和的条件成熟了。  反革命派与国民公会派的新斗争


    共和五年（1797年5月）举行的督政府选举使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次选举中，保王党以合法的方式被引进立法议会和政府，这使得葡月战斗所决定的东西又出现了新问题。在此之前，督政府和两院因利益一致而和衷共济，它们都由国民公会派成员组成，双方关系融洽，在决定采取措施时能相互商量。对于督政府的各项要求，两院基本上都能同意；督政府关于财政和行政的方案，两院在略加修改后便批准，而且也同意督政府对待叛乱、军队、欧洲时所采取的行动。那些反对国民公会的少数人在两院中组成了一个反对派，其主要人物大多是立法议会时期的右派代表和几个死心塌地的保王党，如巴尔贝－马尔布瓦、帕斯托雷、沃布朗、迪马、波塔利斯、西梅翁、特隆松·杜·库德雷、杜邦·德·内穆尔等人。但在没有获得三分之一代表人数之前，它只是有分寸地反对督政府的政策。而共和五年新选出的代表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力量，因此，他们一改之前的暧昧态度，变得气势汹汹。


    保王党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联合组织，有领导、有代理人、有经费、有宣传报纸，他们极力将共和派排挤出选举范围，打着群众的旗号拉拢人民。他们甚至排挤那些大革命初期的爱国派，只将那些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和态度暧昧的君主立宪派作为选举对象。这样一来，共和派基本上被排挤在政府机构和军队中，保王党则占领了各选举会议和两院。


    共和五年牧月1日（5月20日），两院组成，保王党的皮什格鲁担任五百人院的议长，巴尔贝－马尔布瓦获得元老院议长的职位。花月30日，督政官勒图尔纳经过投票被指定任期届满，立法机关选择了温和派的巴泰勒米接替他的职位，巴泰勒米主张和平，他的驻瑞士大使身份也十分适合两院和欧洲，但是整个革命时期他一直在国外，并未真正领导共和政府。


    在进行了这些反对督政府和国民公会派的初步行动之后，反革命派开始了实质性的攻击。虽然督政府已经做了一个法制政府在革命形势下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督政府的行政和政策还是遭到了他们毫不留情的谴责。保王党指责督政府连年用兵导致财政混乱，他们主张和平，要求共和国放弃武力，并紧缩开支；立法机关中的敌对派则主张无限制的出版自由，使新闻记者在抨击督政府时无所顾忌，为建立新的政权制度做好舆论准备。这些要求并不是完全无理，当时，法国已疲惫不堪，的确需要完成社会复兴，因此，保王党的要求基本上得到了人们的赞同。


    可是当人们看到两院对教士和逃亡者采取的措施时，变得十分不安。人们希望和解，但不想那些在革命中被打垮的人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法国。两院在匆忙中制定了赦免教士和逃亡者的法令，以宗教问题或不赞成世俗化为理由而流放或监禁教士的法令被撤销是正确的，但恢复天主教往日的特权，准许它公开活动则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五百人院中的里昂代表卡米尔·约尔当，是颂扬僧侣阶级的主要人物，这位年轻人大胆地宣扬他的宗教思想，他激烈的言论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当时的社会形势下，人们的爱国情绪依然热切，因此不能容忍另一种热情，卡米尔·约尔当遭到了人们的嘲笑，他对僧侣的维护也没有获得成功。迫于群众压力，五百人院没有作出恢复教堂敲钟和神父自由的决定。


    经过了思想斗争的温和派，最终站到了督政府这一边，坚持了公民宣誓的法令。但反对督政府的活动没有停歇，尤其是五百人院，比元老院更为狂热和急躁，国内保王党的气焰也更加嚣张，开始出现了报复爱国派和购买国有产业者的反革命行为，逃亡贵族和反对派教士也重新回国，并且毫不忌讳地宣扬他们颠覆革命的阴谋。这时的督政府，在中央受到威胁、在外郡遭到误解，权威丧失，变得完全没有力量，但那些忠于革命、忠于督政府的人还是给它注入了勇气。


    两院攻击政府的行为使人民开始怀疑它们对待共和国的态度，原本支持两院的一部分人开始放弃自己的立场。1791年立宪派和督政府派联合起来时，曾支持成立了萨尔姆俱乐部，与两院最有影响的议员聚会场所克利希俱乐部相对峙。督政府除了依靠舆论，还有强有力的军队保障。处于保卫国家的要求，它将奥什指挥的桑布尔—马斯河方面军的几个团调到了巴黎附近，并且越过了巴黎周围六十公里（十五法里）以内的宪法区，在此之前军队是不准越界进入这一区域的。督政府的这一违法行动遭到了两院的指责，两派开始互相对峙，准备以武装行动对付彼此，一方是督政府、萨尔姆俱乐部，以军队为依靠；一方是两院、克利希俱乐部，以保王党的沙龙为据点；群众是旁观者。


    这时，主张立宪与和解的中间派站出来试图阻止纷争，恢复不太容易的合作。他们的领袖是宪法督政官卡尔托，与立法督政官巴泰勒米形成了政府中的少数派。这种和解主张得到了以蒂博多为首的几个五百人院议员和大部分元老院议员的支持。卡尔托作风严谨，见解固执，他和巴拉斯及勒贝尔脾气都不同，主张也不同。巴拉斯、勒贝尔和拉雷韦耶尔都支持对两院采取政变手段，卡尔托则坚持按法律行事。在对峙阶段，两院迫于督政府的军事压力，提出了和解，但条件是撤换几个他们不信任的部长：财政部长拉梅尔、司法部长梅兰、外交部长德拉克鲁瓦；此外还要求保留国防部长佩蒂埃、内政部长贝内泽赫、警务部长科雄·德·拉帕朗。


    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个条件，是因为立法议会在督政府没有权力，因此要确保在各部的势力。勒贝尔、拉雷韦耶尔和巴拉斯商议后，认为不能把敌人引进政府，因此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且撤换了两院所袒护的一些部长：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接替了贝内泽赫，奥什接替了佩蒂埃，塔列朗也成了这任内阁的成员。塔列朗目光敏锐，一向站在有胜利希望的一边，国民公会结束后，他便作为1791年的革命派脱离了逃亡者的身份。此时他为拥护督政府的共和派，接替了德拉克鲁瓦的外交部长职务，他的建议和行为对果月事件起了很大作用。  果月18日政变


    到了这种地步，冲突已不可避免，如果和解，督政府与共和国垮台的日子最多推迟到共和六年的选举。于是，督政府发动军队向两院递交了措辞激烈的抗议书。此时的波拿巴一直关注着巴黎的局势，虽然他和卡尔托直接通信联系，但还是派副官拉瓦莱特回到巴黎，以了解政府内部的具体分歧和周围的阴谋活动情况。波拿巴答应督政府，如果真的发生事变，他将率领军队支持他们。波拿巴派奥热罗给两院送去了军队的抗议书，士兵们在抗议书中写道：“保王党们！你们发抖吧，现在到了清算你们的罪恶的时候，我们的刺刀将给你们应有的惩罚！”军队的参谋部则说：“我们对于保王派的阴谋威胁十分愤慨，我们以为国牺牲的烈士们的名义发誓，如果保王党敢露头，那就要他们的命！这就是我们爱国者的感情。”两院虽然十分恼火，但却无可奈何。


    负责指挥桑布尔—马斯河方面的军队的里什庞斯将军，将部队驻扎在凡尔赛、默东、万森一带。牧月时，两院曾经是进攻者，热月（1797年7月）以来，他们却一直取守势，但他们还是作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首先下令封闭了立宪派的团体，除掉了萨尔姆俱乐部这个障碍；此外还扩大了会议厅监察官委员会的权力，此时的监察官委员会已经成为政府的立法机关，保王党成员维约和皮什格鲁也是其中的成员。原本由督政府指挥的两院警卫队，也由会议厅监察官直接指挥。


    在果月17日，立法机关根据皮什格鲁的建议，成立了国民自卫军，希望和葡月事件时一样能获得民兵的支援。事情演变到此地步，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只能以战斗来定胜负。狂热的维约将军建议主动采取措施：对巴拉斯、勒贝尔和拉雷韦耶尔三个督政官进行指控，并召集另外两个督政官。如果督政府不服从命令，就率领各区群众对督政府实施进攻。他命令皮什格鲁担任这次合法暴动的领导，并要求他在白天迅速实现这些措施，由于皮什格鲁犹豫不决，他们便采取了合法准备的缓慢步骤。


    但督政府方面却十分果断，巴拉斯、勒贝尔和拉雷韦耶尔决定立即对卡尔托、巴泰勒米及两院派的大多数进行打击，并且定在18日清晨发动政变。17日夜里，奥热罗指挥巴黎周围的驻军进了城，督政府的三巨头计划在立法机关开会之前就占领杜伊勒里宫，同时逮捕主要阴谋分子，接下来在卢森堡宫附近召开两院会议，用法律手段来结束这次以武力开始的政变。


    督政府事前已经和两院中的少数人达成了协议，夜里一点，军队开到市政厅，分布在堤岸、桥梁、香榭丽舍大道等处，奥热罗率领一万二千人和四十门炮包围了杜伊勒里宫。四点时，听到警炮声响的立法机关警卫队开始戒备，会议厅监察官们也赶到杜伊勒里宫守卫大门。对两院忠心耿耿的警卫队指挥官拉梅尔关起了宫苑的大铁门，将自己的八百名警卫兵布置在宫苑中的各个通道上。但皮什格鲁、维约和拉梅尔的少数人并不能对督政府作出什么抵抗，况且他们的士兵并不可靠。奥热罗根本不需要强行通过杜尔南桥，他只对着警卫队高声问了一句“你们是不是共和派？”这些警卫队的士兵就立刻放下武器，呼喊着“奥热罗万岁！”“督政府万岁！”站到了他这一边。


    奥热罗进入议会厅后，下令逮捕了皮什格鲁、维约、拉梅尔以及所有的会议厅监察官，并将他们押送到丹普尔监狱。接到监察官们的紧急开会通知后，两院的成员纷纷赶到开会地点，但等待他们的却是军队。奥热罗告诉他们，出于保卫共和国、提防谋反分子的需要，督政府已经指定奥代翁大剧院和医学院为两院开会地点。在场的议员们虽然反对督政府的军事暴力行动和越权行为，却不得不屈服于它的安排。


    军事行动在清晨六点钟结束，醒来的巴黎人们只看到了全副武装的军队，墙上贴着关于这次严重叛乱阴谋的告示，号召人民遵守秩序，信任政府。安静的居民们只是看着这次只有军队没有党派参加的政变，并没有表示支持或者反对。接下来，督政府便需要将这次不平常的行动合法化，并且圆满结束它。两院的议员在奥代翁大剧院和医学院集合并达到法定人数后，便宣布复会。他们接到了督政府的一份咨文，为这次采取的各种措施阐述理由。


    五百人院成立了由西哀耶斯、普兰－格朗普雷、维莱尔、夏扎尔和布莱等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提出公安法，公安法实际上是一项流放的办法，在革命的第二阶段和独裁的时期，用来代替断头台。督政府极力扩大流放对象的范围，除了两院中的反对者，它甚至将三十五家报纸的主编也列入流放之列。督政府的目的是消灭两院、各报馆、各选举议会、各郡等机构中的所有共和国的敌人。之后，督政府宣布四十八个郡的选举无效，撤销了所有有利于教士和逃亡者的法令，热月9日以后在各郡掌政的人一律撤职，并恢复过去被打倒的共和派官员的职务。


    果月政变不同于葡月胜利，上次只是中央的政变，保王党在上次只是被击退，而这次则被彻底打垮。这次政变又一次用独裁代替了法制，并且引起了之后的另一次革命。在共和五年果月18日，如果督政府不能制服两院并战胜反革命，那么两院就会推翻督政府并颠覆共和国。但是，除了政变，督政府真的没有别的方式来取得胜利吗？并且在胜利之后，督政府的行为是否太过极端。政府根本没有解散两院的权力，但在这次以建立极端权力为目的的革命之后，再没有第二级权力机关来监督人民的最高权力。不能按照法律来保卫革命，剩下的只能是独裁。但独裁手段无疑是自掘坟墓，因此，督政府在拯救革命事业胜利后，自己也面临着垮台。


    督政府所取得的胜利因为使用暴力而被玷污，违背法理的流放法令迫害了许多无辜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督政府原本只需要流放为首的谋叛分子，但一个掌握了武装力量的政党不滥用独裁权力是很少见的。果月18日的失败是保王党的第四次失败，在7月14日和8月10日的两次失败中，它丧失了政权，葡月13日和果月18日的两次失败是想夺回政权而未成，这种反复重演的失败，成为保王党在日后屈服于执政府和帝国政府的重要原因。

 第十三章 新督政府统治的结束

    ——共和五年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到共和八年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


    代表们虽然心有不甘，却也无能为力，被端着刺刀的士兵们驱散了，离开会场时，他们还不忘高呼：“共和国万岁！”就这样，人民代表机关在共和八年雾月19日（1799年11月10日）下午五时半走向终结。这次违反法律、推翻议会制度的政变取得了胜利，将法国带入军事统治时代。   果月政变后的形势


    果月18日政变后，两个旧的特权阶级再次遭到打击，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以外。革命政权在得到恢复以后，再次流放反对派神父。旧共和派也东山再起，将以前舒安分子和逃亡的旧保王党分子占据的各郡战场纳入到自己的控制之中。新的政权对国内的各派力量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清洗，像参加过波旁王朝禁卫军的人、高等法院中的法官、国王的高级官员等人，在国内已经没有立足之地，只得离开法国另寻出路。而圣灵骑士团和圣路易骑士团的骑士、马耳他的骑士，以及一切反对取消贵族支持保留贵族爵位的人，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以前的旧贵族或者获得贵族爵位的人，都被剥夺了七年的公民权力。他们只能在这段时间里，努力学习如何适应新的政权和社会，学习新的法治思维，以便更快地融入到新社会里。


    督政府再度实行独裁，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巩固统治权。在这样的目的驱动下，尽管他们采取了种种不得人心的手段，但最终还是达到了心愿，在国内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之抗衡。督政府终于达到了权力的极盛时期。在除去了国内的一切反对势力之后，督政府便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外政策上，一方面，计划依据《康波福米奥和约》强迫奥地利接受欧洲大陆的和平，另一方面，在拉什塔特会议上同德意志帝国展开谈判。按照《康波福米奥和约》，威尼斯城、伊斯特里亚省和达尔马提亚省划归奥地利，另外，鉴于奥地利失去比利时和伦巴底，再将威尼斯的一部分划分给奥地利，法国则保留伊利里亚群岛。威尼斯这个老共和国实际上是被瓜分了，督政府难辞其咎。正是因为督政府和奥地利之间的可耻交易，出卖了一个原本独立的国家。他们的行为，甚至被后来者效仿。可以说，督政府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是不明智的，不但背上了道德的谴责，还将帮助奥地利将统治扩展到意大利半岛。


    1792年至1793年，反法同盟最终解散，除了只剩下英国还在与法国交恶以外，其他的国家都已经放弃了对法国的武力干涉。事实上，英国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国内反对声不断，再加上进攻的力量急需补充，只得暂时后退一步，希望与法国达成和解。原本为了削弱法国的力量，像比利时、卢森堡、莱茵河左岸、波朗特鲁韦、尼斯、萨瓦，以及热那亚、米兰、荷兰等三个保护国，英国并不打算让给法国。现在由于国内局势的压力，英国政府也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马姆斯伯里爵士作为英国的全权代表，先后到巴黎和里尔与法国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但由于他带来的条件诚意不大，两次谈判都没有取得成功。英国圆滑的外交手段，并不能骗过督政府。两国之间的战争由于谈判的破裂而继续进行。


    在进行里尔谈判的同时，英国紧锣密鼓地策划第二次同盟，在圣彼得堡和俄国、土耳其三国密谋下一步进攻法国的计划。面临这样的外来入侵，一无经费来源二无政党支持的督政府只得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军队上面。只有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才能巩固督政府的统治，才能保住法国的独立地位，否则，法国就会像羔羊一样任人宰割。但军队的开销又是十分庞大的，督政府只得增加了几种税收，又把公债贬值三分之一，以此来增加政府收入。虽然这种做法侵犯了个人的权益，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但两害相权取其轻，督政府也顾不上这么多了，只能依靠战争来维持自己，随后，作出了进攻瑞士、远征埃及的决定。


    这时，曾经征服意大利和缔造欧洲和平的波拿巴返回巴黎，受到督政府和人民的欢迎。不过，督政府的欢迎显得多少有些勉强，人民的欢迎却是真心实意的。波拿巴被授予了前所未有的荣誉。人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先是在卢森堡宫建起一个祖国祭坛，接着用从意大利缴获的各种旗帜搭了一座牌楼。在人民的欢呼声中，波拿巴从牌楼下走过，接受督政府主席巴拉斯的赞扬和祝贺。巴拉斯希望波拿马举行一次出征，既可以为他本人增光添彩，也可以帮助法国洗雪耻辱，恢复尊严。这次出征的实际目的地是埃及，不过表面上是准备在英国登陆。


    制订这样的出征计划，无论是对于督政府还是波拿巴来讲，都是各得其所的。波拿巴功名显赫，野心勃勃，有时也有些独断专行，如果真的留在国内，督政府十分担心他会作出什么威胁自身利益的举动，现在让其出征，正好可以消除一个潜在的威胁。而对于波拿巴来讲，他也得继续有所作为，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名声和地位，如果碌碌无为，很难想象人们会怎样看待他。如今有了这样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他自然是愿意发挥自己的特长并取得最大胜利的。共和六年花月30日（1798年5月19日），波拿巴征集了四百艘船只组成舰队，并召集一部分意大利方面军，浩浩荡荡地从土伦出发，在占领马耳他岛后，向埃及进发。  无效的花月选举


    督政府对瑞士境内流亡分子的驱逐，引起了瑞士国内各种势力的不同反应。法国的革命思想，已经在瑞士的日内瓦和沃州广泛传播。但由于瑞士联邦软弱无能，在伯尔尼贵族势力的指使下，将拥护法兰西共和国的瑞士人逐出了本州。流亡分子的大本营仍旧设在伯尔尼，他们聚集在这里，策划着可以破坏革命的一切阴谋。对此非常不满的督政府几次交涉，但都没有达到目的。


    根据旧的条约，沃州归法国保护。现在，沃州人准备反抗伯尔尼的暴政，并希望得到法国的支持。督政府本身已经非常不满伯尔尼的做法，再加上看到瑞士扩大共和制的欲望，于是就利用沃州人呼吁这个契机，作出了最后的决定。这是法国出兵的真正目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为了夺取伯尔尼的财富。


    战争一触即发。尽管瑞士人认为自己是在复兴祖先的时代，但他们的勇敢抵抗并没有换来胜利的果实。很快，法国吞并了瑞士，并将瑞士的古老宪法改为共和三年的宪法。也就是从这时起，瑞士联邦出现了拥护法国和革命的一派，也出现了拥护奥地利和反革命的另一派。继瑞士的革命之后，罗马的革命也很快爆发。在罗马的一次暴乱中，迪福将军被杀害，由于教皇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激起了人们的愤慨，革命愈演愈烈，随后将罗马变成共和国。


    督政府在整个欧洲的优势更加明显，好几个按照同一模式建立的国家，比如黑尔维谢共和国、巴达维亚共和国、利古里亚共和国、西沙尔平共和国、罗马共和国等，都把督政府视为自己的领袖。这边督政府正忙于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而国内各党派也没闲着。他们开始掀起反对督政府的浪潮，威胁着督政府的统治。共和六年花月（1798年5月），进行了一次选举，这次选举和共和五年的选举完全不同，选举结果对督政府十分不利。自从果月18日政变以后，由于共和派是仅存的势力，在没有革命敌人的背景下，共和派发展迅速，而且建立了一个“立宪派俱乐部”。在选举产生的两院中，共和派都占有大多数席位，处于明显的优势。五百人院选出代表二百九十八名，元老院选出代表一百三十九名，两院一共有四百三十七名代表。督政府决定利用自己的权力宣布这次选举无效。这项权力是果月18日政变后两院授予督政府的，当时通过了一个临时法令，规定督政府可以审核选举会议工作。随后，在督政府的请求下，一个五人委员会受立法机关委派，全面负责这项工作。截至花月22日，他们已经宣布了大部分选举无效。


    九个月前，督政府打击了保王党，今天，又用同样的手段打击了极端共和派。在督政府最初执政的两年时间里，保持政治平衡是它最主要的特点，不过时过境迁，如今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从上次政变之后，督政府就不再是一个立宪政府，也没办法做到不偏不倚。尽管人民对督政府的一意孤行感到不满，但并没有到完全推翻它的地步。


    督政府的执政，一直持续到共和七年的选举。梅兰和特雷拉两人都是政治律师，他们接替了卡尔托和巴泰勒米。勒贝尔虽然有着政治家的果断，但是目光短浅，明显不具备那种政治家应有的高瞻远瞩。拉雷韦耶尔－勒波作为政府首脑，对敬神博爱教的关心有些多。在督政府中摄政的巴拉斯依然过着放浪形骸的颓废生活。他经常在官邸中举办聚会，前来的宾客中有赌徒，也有荡妇，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投机商人。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再加上对外要与整个欧洲作战，各督政官的处境都比较困难，他们的处境和个人性格，决定了他们的执政方式和政绩。  第二次反法同盟


    第二次反法同盟开始行动的时候，法国的全权代表还在拉什塔特与德意志帝国谈判。很显然，奥地利不过是拿《康波福米奥和约》作为幌子，使了一招缓兵之计罢了。在英国的大力怂恿下，除了普鲁士和西班牙，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加入了反法同盟。不过，各国加入同盟的目的并不相同。奥地利则根本用不着英国的怂恿，它一直在找这样的机会。俄国看到英国政府的资助，再加上它对西方的向往，所以加入了这个同盟。为了反对法国对埃及的出兵，土耳其和北非几个国家也加入了同盟。希望能够收复莱茵河左岸，是德意志帝国加入同盟的目的。意大利半岛的小国则抱着消灭那几个新兴小共和国的想法加入进来。


    拉什塔特的谈判还在继续，在双方的谈判代表围绕割让莱茵河左岸、在莱茵河的通航和拆除莱茵河右岸堡垒的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俄军和奥军已经分别出动，俄军甚至已经开进了德意志。就在这时，法国急令谈判代表们在二十四小时内迅速回国。代表们还不知道谈判场外的变故，得到命令后虽然感觉有些意外，不过他们还是在取得敌国将军所发通行证后起程回国。没走多远，他们就被奥地利轻骑兵拦住。奥军在明知道谈判代表姓名、身份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下杀戮的屠刀。谈判代表博尼埃和罗贝尔若当场身亡，让·德布里身受重伤，不治身亡。奥军的行为显然是有预谋的迫害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公法。


    消息传来，法国上下一片愤慨，人们的愤怒如爆发的火山一样不可抑制。立法机关决定立即开战。在意大利和莱茵河，双方的军队已经开始发生冲突。得知俄军出动的消息，督政府通过两院制定了一项征兵法令。二十万名壮丁抛家舍业，走上了保家卫国的战场。


    反法联盟中，已经有几个打头阵的国家迫不及待，在前线发起了进攻。罗马遭到那不勒斯王国的进攻，利古里亚共和国遭到了撒丁王国的进攻。显然他们的作战实力还不够，在法军的反击下，他们溃不成军，将自己的国土拱手送给了法国。经过一场激战后，尚皮奥内将军获胜后进入那不勒斯，虽然遭到了该城下层群众连续三天的徒劳抵抗，但最终还是宣布那不勒斯共和国成立。都灵城也被儒贝尔将军占领。就这样，法军在战役刚开始不久，便将整个意大利控制起来。


    就实际兵力和后备兵力来讲，反法联军自然更胜一筹。他们很快从意大利、瑞士、荷兰三方面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一支奥军冲进了曼图亚地区，并进攻到阿迪杰河方面。谢雷两次与这支部队交战，但都没能取得胜利。奥军很快与苏沃洛夫会师。这时，谢雷被更有决断力的莫雷接替。为了保住亚平宁山的屏障，同时方便与麦克唐纳指挥的那不勒斯方面军会师，莫雷决定向热那亚方面撤退。这时，瑞士方面成为奥俄联军主要的陈兵之地。曾在莱茵河上游击败儒尔当的查理大公也准备越过瑞士防线，他与几个俄国兵团会合在一起。在荷兰，四万英俄联军在约克公爵的率领下成功登陆。反法联军接连取得多场胜利，占领了法国外围的那些小共和国，现在他们具备了进攻法国的条件了。  新督政府的两院及两派


    由于法军在前方连连失利，国内的各派对此非常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了共和七年花月（1799年5月）选举。这次选举同样是按共和派的意志进行的，和上一次选举没什么两样。军队的失利、各派的怨言，令督政府焦头烂额，无力应付，西哀耶斯接替了依法辞职的勒贝尔。在关键时刻，勒贝尔总能顶住压力，力挽狂澜。如今他的离开，绝对是督政府的一大损失。对于督政府来讲，西哀耶斯的到来，也不是什么好消息，西哀耶斯是一个反对政府最坚决的人。督政官受到温和派和极端共和派的联合质询，主要是关于共和国当前的内外形势。两院宣布处于长期开会状态后，巴拉斯离开了。结果，特雷拉、梅兰和拉雷韦耶尔这几个旧督政府的支持者成了两院发泄愤怒的对象。特雷拉曾先后担任立法职务和督政府职务，但由于间隔时间不满一年，两院以不合宪法规定为理由，罢免了他的职务。前司法部长戈伊埃接替了特雷拉的职务。梅兰和拉雷韦耶尔虽然没有被免职，但两院发言者猛烈抨击他们，企图逼迫他们自己辞职。各督政官人人自危，向两院递送咨文进行辩白，并要求和衷共济。牧月30日，来自卡尔瓦多斯郡的共和派代表贝特朗在审查了督政官们的建议后，认为这些督政官已经不能保持他们的职位了。由于他们已经丧失了为祖国做好事的能力，现在，无论是同僚、代表还是群众，都不再信任他们。既然如此，他们就不能执行法令。现在，督政官们应该自觉结束政治生涯。在勒贝尔任期届满、特雷拉被免职、巴拉斯离开的背景下，梅兰和拉雷韦耶尔只得作出让步，辞去督政官的职务。


    通过这次联手行动，共和派和温和派都有不小的收获。穆兰将军和罗歇－迪科分别被选进督政府。共和三年成立的督政府在牧月30日（6月18日）的事变中解体，这样令各派都不满意的政府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在这一时期，督政府杀了许多立法机关中的人，立法机关则把督政府赶下了台，国家的两大权力机关谁也没有遵守宪法的规定。


    在牧月30日胜利以后，西哀耶斯试图作出一些改变，尽力消除督政府的痕迹。他对当前局势的判断十分准确，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他的性格有些急躁，甚至有点固执。他希望尽快结束革命，为此他搬出了最后确定的宪法。1789年6月17日，西哀耶斯曾建议建立国民议会，替换已有的三级会议，同时，对国内的行政区划进行改制，废省建郡。他的提议大大促进了1789年的主要改革。自此之后，西哀耶斯一度销声匿迹。实际上，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他正在等待国家结束革命状态，步入建设时代。后来，在第一任督政府中，西哀耶斯担任驻柏林大使期间，成功地劝说普鲁士保持中立，得到人民的认可。在回国后，由于勒贝尔离开了政府，各派也已经斗争疲惫，看到时机成熟，他便担任了之前曾一直拒绝的督政官，准备着手建立最后的和平与自由。他的依靠对象十分明确，在督政府中是罗歇－迪科，在立法机关中则是元老院，在外面则是温和派的群众和中等阶级。如今，这些温和派和中等阶级希望恢复原有的宁静秩序，也希望政府能够强硬有力，安定人心。他们要求建立一个没有政敌、能够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各自主张的新政府。看到军队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十分突出，西哀耶斯认为自己也有必要依靠军队的力量，儒贝尔被他相中，随后被任命为阿尔卑斯方面军的总指挥。但是，共和三年宪法的支持者依然大有人在，比如戈伊埃和穆兰、两督政官、五百人院和政府外的马内日派等。极端共和派组成了一个新的俱乐部，其主要成员分别来自萨耳姆俱乐部、先贤祠俱乐部以及老雅各宾俱乐部。这些都是以前各个时期的残余人物，他们极力宣扬共和派的主张，对低层阶级的民主主张并不认可。


    在新改组的内阁中，共和派和温和派都占有一定的席位。司法归康巴塞雷斯负责；内政归基内特负责；在塔列朗未就职以前，雷纳尔临时负责外交；财政归罗伯尔·兰代负责；海军归瓦特里的布尔东负责；陆军归贝尔纳多特负责；警务先是由布基尼翁负责，后来又由南特的富歇负责。


    这一次，巴拉斯保持中立，在立法议会、督政府和内阁的两派中间寻求平衡。他并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观点，而是擅长顺势而为，主动向能够取得胜利的那一派靠拢。从5月31日事变开始，到热月9日事变，再到果月18日政变，再到牧月30日事变，他的身份多次变换，先后是山岳党的民主派、山岳党的反动派、反对保王党的革命派督政官、极端共和派督政官。如今，巴拉斯看到事情的变化有可能会导致波旁王朝复辟，就派出代理人戴维·莫尼埃谈判恢复君主政体，并设法同有权继承王位的路易十八联系。这时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反对共和三年宪法的保王党的督政官。


    看到第二次反法同盟的军事胜利后，法国国内的保王党蠢蠢欲动。国内强制发行的公债，要求每个流亡者家庭向政府提供人质保证的严酷法令，终于令他们再度掀起武装暴乱。在法国的南部和西部，保王党分子成群结伙，日益猖獗，并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他们认为，只要俄国军队一来，复辟君主制度指日可待。对于所有的党派来说，这绝对是一个争权夺势的好机会。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收拾了乱局，就掌握了整个法国的主动权。实际上，每当政府濒临崩溃的时候，各个党派都在虎视眈眈，他们静静等候，伺机而动，准备夺取最大化的利益。  波拿巴与西哀耶斯的合作


    国外的形势原本也不乐观，幸好这时法军在莱茵河上游和下游这两个主要边境地区的战场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占取意大利以后，反法联军准备一鼓作气，借道瑞士和荷兰，然后直接攻入法国境内。他们前进的脚步被马塞纳和布律纳两位将军挡住了。这两位将军打破了法军接连失败的僵局，阻挡了联军节节胜利的进攻。马塞纳向科尔萨科夫、苏沃洛夫展开了大规模长时间的密集攻势。十二天之后，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俄军在康斯坦茨和苏黎世之间接连失败，整个反法联军的士气低落不少。约克公爵在荷兰被布律纳击败，被迫停止了入侵的脚步，退回到军舰上去了。当然，战争也不是一边倒的局面，法军的意大利方面军就没有这么顺利了，在诺维战役中，亲自追击奥俄联军的儒贝尔将军不幸阵亡，好在尚皮奥内及时部署，法国的边境上才没有出现防守的漏洞。没多久，法军就越过边界。现在，法军改变了以前屡战屡败的局面，重新获得了优势，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反法联军在接连失败后也增强了进攻力量，采取的进攻战略也更富侵略性。


    国内的形势并没有发生像战场上的改变，党派纷争依旧继续，人民的不满日益增强，整个社会依然处于一片混乱不安之中。共和派内部也分为温和派和极端派，两股力量的斗争更加激化。西哀耶斯反对极端共和派的措施还在继续实行。在8月10日事变纪念日，雅各宾派也曾遭到他在练兵场上的极力攻击。波拿巴由于征服过意大利，另外在埃及也是战功赫赫，再加上他个人的才干和性格，得到了人们的拥戴，所以在五百人院中享有极高威信。在这次集会上，他的弟弟吕西安·波拿巴宣称法国又受到恐怖的威胁了，他还把恐怖时期描绘了一番。与此同时，贝尔纳多特被西哀耶斯免去职务。在西哀耶斯同意的前提下，马内日俱乐部被富歇封闭了。出于对恐怖时期的忧虑，感到有些害怕的群众站到温和派一边。极端共和派本打算宣布“祖国在危难中”， 再一次发动群众，但没能成功。


    儒贝尔去世以后，西哀耶斯急需一名新的将军来执行他的计划，保护共和国。但是，眼前的几位将军都不是合适的人选，奥什在一年多前死了，莫罗则不太可靠，马塞纳缺乏政治头脑，贝尔纳多特同时也是拥护马内日派的。由于没有找到得心应手的人选，西哀耶斯的政变计划只能一推再推。


    波拿巴的远征进行得十分顺利，先后占领了上埃及和下埃及，战胜了土耳其—埃及的奴隶兵马穆鲁克人，并继续向叙利亚进军，在阿布基尔港他又打败了一支土耳其军队。这时，他从弟弟吕西安和另外几个朋友那里了解到国内的情况和督政府的衰败，便想趁此机会提高自己的地位。于是，他将军队交与克莱贝尔将军指挥，自己乘着一艘快速三桅帆船准备返回法国。他选择了从地中海回来，尽管这里遍布英国舰只，但他还是有惊无险地成功在弗雷居斯登陆。这一天，是共和八年葡月17日（1799年10月9日）。他沿着地中海，回到巴黎。对他的凯旋，人们报以热烈的欢迎。他曾经征服过意大利，如今又征服了埃及，战功赫赫，人们自然将最高的荣誉授予他，没有任何将军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如今，离开战场的他也就有了不受约束、独断专权的资本。波拿巴是个常胜将军，在历次法国的革命中，他都奉献过力量。他十分擅长平衡之术，能够兼顾各派别的利益和不同的信仰，并借此来笼络人心，为自己赢得了最大程度的拥护。他也是有着政治野心的，在意大利取得胜利之后，这种野心就开始在蓬勃生长。果月18日事变中，看到督政府和两院鹬蚌相争，他本来是打算利用军队坐收渔翁之利的。果月18日以后，他发现一时还没有办法推翻督政府，为了不因无所作为而被人们遗忘，他同意远征埃及。现如今，既然在牧月30日督政府已经解体，那对他来讲，绝对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一路上他马不停蹄，急忙回到巴黎。


    凯旋回来的波拿巴受到普遍的欢迎。将领们，督政官们，两院代表们，甚至马内日的共和派，各个派别都想把他争取过来，成为自己的力量。对于各派别的拉拢，波拿巴并没有昏了头脑，他虽然参加人们为他举行的庆祝会和宴会，但表现得十分冷静庄重，自觉地保持一种凌驾一切的态势。他信心十足，但并不急切，也从不主动表露自己的目的。在各派别中，既不要搞政变也不要独裁者的马内日共和派显然不是他的合作目标。而西哀耶斯，出于担心两人的政见不同，也没有主动和他接触。不过，在双方友人的撮合下，他们两人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并于雾月15日制订了推翻共和三年宪法的计划。两人分头行动，西哀耶斯负责通过会议厅监察官来串通两院，波拿巴则负责将在巴黎的将军和部队尽可能地拉拢过来。他们计划通过两院召开会议，将立法机关迁移到圣克卢，并任命波拿巴将军为部队司令，同时，利用自己的军队武装推翻督政府，将立法机关暂时解散。一切商议已定，现在他们静静等待雾月18日（11月9日）早晨的来临。  雾月政变后督政府统治结束


    在15日到18日这三天中，西哀耶斯和波拿巴将自己的政变计划捂得严严实实，力求不泄露半点风声。督政府中的巴拉斯、穆兰和戈伊埃三人觉得政变只是西哀耶斯和波拿巴的一个想法罢了，应该还没有确切的行动计划。戈伊埃是督政府主席，他也没有在政变之前采取任何措施。如果督政府选择先发制人，那么西哀耶斯和波拿巴的计划根本不可能成功。


    18日早晨，会议厅监察官召集元老院代表们召开会议。代表们虽然觉得由监察官召集开会有些异于寻常，但还是早早来到杜伊勒里宫。会议由勒梅尔西埃主持。科尔尼代、勒布伦、法尔格故意渲染气氛，告诉大家当前局势十分危急，大批雅各宾派准备恢复政权，现在他们从各郡赶来，如果不抓紧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看到元老院代表们已经有所动摇，雷尼埃抓住时机，建议将立法两院迁至圣克卢，并任命波拿巴为十七师团司令官。元老院的代表不知道是被所谓的紧张局势吓倒了，还是不太反对政变，谋叛者的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


    波拿巴率领自己的几个部将，在他位于尚特兰街的寓所焦急地等待会议的结果。八点半，消息传来，元老院已于八点钟通过了他们的建议。顿时，他的随从们欢腾一片，军官们举起军刀，纷纷表示效忠。随后，波拿巴赶往杜伊勒里宫，宣誓就职，同时他还任命督政府卫队指挥官勒费弗尔为副司令。政变者顺利地将军事领导权拿到手中，但这只是第一步而已，接下来，还需要拿到督政府的执政权和两院的立法权。督政府的巴拉斯、穆兰和戈伊埃听到了政变的消息，但为时已晚，此时，就连他们最亲近的督政府卫队也已倒戈。眼见大势已去，巴拉斯辞职回到了故乡格罗－布瓦。督政府名存实亡。


    现在，只有五百人院还没有拿下，这是波拿巴最后的一个敌人了。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元老院的命令和波拿巴的布告，整个城市都处于一种莫名的骚动之中。共和派对波拿巴的意图表示担心，认为他可能会是下一个恺撒或克伦威尔，但人民并不这么认为。不过，在波拿巴的布告中，人民也发现了他的妄自尊大。他将近些年法国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自己，将所有的罪责都归于督政府，他甚至还认为自己是全体人民的所有财富的缔造者。这多少令人们感到恐慌和骇然。


    雾月19日，立法两院和代表们迁到了圣克卢，元老院设在圣克卢别宫中的战神画馆，五百人院则设在橘厅，这样两院就分别有了会议场所。西哀耶斯、罗歇－迪科、波拿巴也来到这里。熟悉革命策略的西哀耶斯认为，应该先逮捕革命派首脑，然后只容许温和派参加两院，这样成功的可能性才大一点。但习惯了部队行为方式的波拿巴没有同意，他认为两院和部队没什么两样，只要一声令下，没有谁胆敢不从。


    两院的会议场所外，是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在花园中，共和派分组聚集，等待开会，对身边的武力威胁，他们都表示十分愤慨，正在商议对策。午后两点左右，在马赛曲的乐声中，两院代表分别集合到会议厅。在五百人院，政变者代表埃米尔·戈丹首先上台发言。对于元老院所采取的措施，他表示感激，并希望元老院能够拿出拯救共和国的方略。他的提议，遭到了会场代表的反对。以吕西安·波拿巴为首的主席团遭到了共和派代表的包围。会场一时一片骚乱，连最基本的秩序也没有了。稍微平静后，在德尔布雷的提议下，所有代表宣誓效忠共和三年宪法。看到在五百人院没有占据优势，波拿巴十分担心元老院也会受到五百人院的影响，真要是这样的话，他就必败无疑了。担心万分的他便紧急来到了元老院。他告诉代表们，现在情势十分危急，祖国的存亡全在代表的一念之间。他本人是誓死捍卫祖国自由的，现在却不被人理解。现在已经没有政府了，五个督政官四个已经辞职，另一个也被监禁起来；五百人院也开始分裂；只有元老院才能力挽狂澜，希望元老院代表们商议出对策，拯救自由，拯救平等。共和派代表兰格莱提议波拿巴宣誓遵守共和三年宪法。元老院对这个提议感到突然，波拿巴一时也不知所措，但他很快反驳道，共和三年宪法已经名存实亡了。在果月18日、花月22日和牧月30日，共和派多次违反宪法。除了共和派，其他党派也多次践踏这部法律。现在应该另立新的宪章。他的话得到多数代表的赞成。


    在元老院的轻易得手，令波拿巴信心倍增。他认为，平息五百人院的骚动也不是什么难事。在几个卫兵的护送下，他来到五百人院，自己单独走了进去。卫兵们被留在会议厅门口。代表们见看见门外带刀的卫兵，以为是波拿巴要采取武力行为，都赶忙站了起来，喊道：“打倒独裁者！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波拿巴眼见几个代表朝自己冲了过来，胳膊也被共和派的比果内一把抓住，他还听见了比果内赶他出去的声音。一时间，他有些恐惧，吓得脸色发白，便在卫兵的护送下仓皇离开了。


    五百人院的大骚乱在波拿巴离开后仍在继续。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提出救国方针和保卫措施。波拿巴的弟弟吕西安受到了大家的指责。吕西安虽然有些胆怯，但还是勇敢地走上讲坛，为他哥哥辩护。他认为哥哥波拿巴绝对不会危害自由，而且哥哥劳苦功高，希望五百人院对他能够从轻审判。但有几个代表对刚才波拿巴的表现十分不满，认为这些已经足以抵消他的功劳了。他们高喊着打倒独裁、打倒暴君的口号，要求宣布波拿巴不受法律保护。这令吕西安感到万分诧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代表提出这样的提议。在一片纷乱中，五百人院通过了一系列议案：立即进入经常开会状态，并将五百人院迁回巴黎，增设警卫团，由集合在圣克卢的军队担任，指挥官为贝尔纳多特将军。对于这些议案的通过，吕西安十分失望，他惘然若失地回到座席上，脱下了代表职位的敞衣和绶带，辞去了自己在五百人院的职务。


    离开五百人院的波拿巴好一会儿才清醒过来。这次群众纷攘的场面给了他很大触动。忠诚于他的军官们纷纷献计献策，西哀耶斯主张把握时机，立即动用武力。一小队士兵奉勒费弗尔将军的命令，冲进了五百人院的会议厅，他们搀起吕西安，把他解救出来，送回到军队中。


    吕西安回到军队后，立即以议长名义向军队发表演说。他告诉士兵们，在五百人院，多数代表已经受到恐怖的威胁，有的代表手持短剑，对准了其他的代表。在他们的武力威胁下，五百人院已经通过了最荒唐的决议！这些代表已经变质，成为了暴力和恐怖的代表。现在士兵们应该举起武器，赶走那些还在橘厅的人，剥夺他们的代表身份。波拿巴问士兵们，愿不愿意和自己一起打倒五百人院的煽动分子，得到了士兵们异口同声的肯定回答。士兵们高呼着波拿巴万岁的口号，在高级军官的率领下，准备强行对五百人院的会议厅进行清场。


    五百人院在吕西安走后，陷入极端不安和混乱中。对于是否应继续坚守职位，大家意见不一。有的建议集体离职，有的则主张勇敢面对武力的侵凌。正在他们争论不休的时候，一群卫兵缓步走进会议厅，带队的军官要求解散五百人院。代表普鲁东将军劝卫兵们三思而后行。军人们虽然有些犹豫了，但在后续队伍的推动下，还是走了进来。勒克莱尔将军命令士兵们继续前进，并宣布代表波拿巴将军解散立法议会。代表们虽然心有不甘，却也无能为力，被端着刺刀的士兵们驱散了，离开会场时，他们还不忘高呼：“共和国万岁！”就这样，人民代表机关在共和八年雾月19日（1799年11月10日）下午五时半走向终结。这次违反法律、推翻议会制度的政变取得了胜利，将法国带入军事统治时代。


    这次政变的目标是人民权力机关，发起者是军队。这次政变的结果，改变了军队只是革命助手的角色。自此之后，整个法国进入军事统治时代，对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第十四章 执政府时期

    ——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到1804年12月2日雾月18日


    靠军队起家的拿破仑，只看到了革命物质和利害的一面，而不懂得革命的道义，并且不相信那些最终使他归于失败的各种信仰会重建。拿破仑遇到的，是一场接近尾声的暴乱，是疲惫不堪、任他摆布的人民，还有一顶放在地上、唾手可得的皇冠。   临时政府的组成


    雾月18日的政变甚得人心。从这个事件中，人们并没有看出一个人超越两院猛然兴起，也没有意识到7月14日的伟大革命运动就此终结，相反，这次政变令人们感到了复兴的希望。此时的法国穷困不堪，人民早已失去保卫行使自己权利的力量，即便是这种由低层群众行使的权利成为对国民的一种嘲讽，法国的人民依旧不信任专制制度。全体人民都需要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带领他们来复兴社会，功名卓著的波拿巴将军是完成这一事业的不二人选。


    因此，除了督政府派中的共和派以外，其他人都赞同最近所发生的事变。在革命时期，反对议会的违法政变早已司空见惯，人们关心的不再是事变的合法与否，而是关注事变的后果。无论是西哀耶斯派还是1788年的保王党，大家都普遍认为雾月18日政变是好事，并且认为这次政变所产生的政治利益是本党派的利益。温和立宪派认为这是确立真正自由的前兆；心存幻想的保王党则认为法国当下的革命时期和1660年的英国复辟革命一样，波拿巴不久便会复辟波旁王朝；文化知识较差的群众则希望能安居乐业，在强有力的统治下恢复秩序；那些被放逐的和怀有野心的人，则希望借此获得赦免，并恢复官职。雾月18日政变后的三个月里，人们普遍表示颂扬并抱有热切期望。


    临时政府成立后，确定了三个执政：波拿巴、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并且组成了两个立法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和建立新的确定的制度。雾月21日，执政和两委员会就职，临时政府在这一天宣布：取消抵押法，停止发行强迫公债；准许果月18日以后被放逐的神父回国；释放监狱和共和国管区内那些被革命风暴刮到加来海边的人和被拘留的逃亡者。这些措施受到了普遍欢迎。但对极端共和派的放逐却引起了舆论的激烈反对，执政者们根据警务部长富歇的报告作出决定，将三十七个极端共和派流放到圭亚那，二十一人在下夏朗特郡受到监视。人们的不满不是维护这些受到政府打击的人，而是针对政府的这种专断行为。为此，执政者们选择了妥协，他们先将流放改为监视，之后又取消了监视。


    雾月18日政变的发动者之间也出现了分歧，但只是发生在立法委员会内部，在新宪法的问题上，西哀耶斯和波拿巴根本不可能达成一致，他们两人，一个希望重建法国，另一个则希望如家长一般统治法国。  西哀耶斯的宪法


    西哀耶斯曾经拟定了一个宪法草案，在这部宪法中，西哀耶斯将法国的行政区划分为公社、省或郡、国家三个级别，每级又分别设立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从而构建一个等级系统：第一级是市政府、治安法庭和初审法庭，第二级是省（郡）政府和上诉法院，第三级是中央政府和最高法院，担任这三个等级各种职务的官员全部来自于人民提名的名流候选名单。由最高行政官掌握行政权，最高行政官对外代表国家、对内负责组织政府，自己不管理国事，但却是不可罢免和没有直接责任的最高官职。政府由国家参政院和责任内阁组成，从治安法庭到最高法院的各级法官、从市长至各部部长的各级行政官员，全部由最高行政官根据候选名单选任。国家参政院是国家权力机关，内阁则是执行机关。立法机关的形式也不同于之前，不再是讨论和决议机关，而成为一个裁决法院，它的裁决就是法律。政府由国家参政院代表，人民由保民院代表，两个机构分别向立法机关报告施政方针。


    西哀耶斯宪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各派系用暴力来篡夺政权，并且在给予人民最高主权的同时又对他们进行限制。凭借在政权机构从事复杂活动的经验，西哀耶斯提出了这种设想：初级议会的人数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公社候选人名单由初级议会选出；省候选人名单则由初级议会选出的选举人团在公社候选人名单中选；全国候选人的名单则从省候选人名单中选出，三级政府之间存在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政府的各级官员由最高行政官从人民提出的候选人中选任，但不能干涉保民官和立法议员的选任，因为这两类职权完全属于人民。如果人民想罢免某位官员，只需要将他们从候选人名单撤除即可。这部宪法规定，第一级候选人名单每两年选举一次，第二级候选人名单每五年选举一次，第三级候选人名单每十年选举一次。同时，为了平衡政权的内部力量，西哀耶斯特意将属于保民院创制和讨论法律的权力和立法议会通过法律的权力分开。


    除了拥有各自的特权以外，立法议会和保民院在选举方式上也不同。立法议会由全国候选人名单中得票前一百名组成，保民院则由选举人团直接选举产生。担任保民官的人应是有热忱、有名望、得人心的公民，由于保民官是终身职位，因此选任方式很缓慢，以避免感情用事，或带有颠覆和报复的性质。立法议会的权力属于一个时期，因此它只需要大公无私地制定法律即可。此外，还有一个护法组织作为其他权力机构的补充，它不能发布命令和采取行动，只负责保证国家的正常生活。这个护法组织就是宪法监察委员会，也可以称作元老院，它的任务是评断政治法。如果立法议会的裁决不符合宪法，保民院或国家参政院便可以到元老院上告。元老院还有一项特殊的职能，那就是利用“吸收权”将野心过大的政府要员或名望过高的保民官吸收过来，因为元老院的议员不能担任任何其他职务。可以说，元老院为共和国提供了双重保护：既维护基本法，又防止那些怀有野心的人破坏自由。


    由于西哀耶斯宪法的规定过于缜密，因此很难真正付诸实施，但这部宪法的确表现出西哀耶斯非凡的智慧与强大的组织能力。但他太过于相信理智，把人们当作听话的机器，而没有充分认识人们的野心。他希望利用自己的巧妙发明，来避免人们践踏宪法，并堵塞通向专制制度之门的道路。但在那样的时代，统治思想压倒自由思想、党派用野心阻挠法治，他的宪法即使实施也不可能生效。  共和八年的宪法


    在这十年里，人们经历的都是排他性的统治，1789年的立宪派、吉伦特派、山岳党、热月反动派、督政府、两院，最后到军事独裁，无论哪种统治，从来都是以暴制暴、以暴易暴，因此，十年后的法国人民，希望在西哀耶斯宪法中找到长治久安。西哀耶斯的宪法不容许排他性的存在，其严密的选举制度杜绝了反革命和破坏分子的突然上台夺权。这部温和派的宪法，将会是一部结束革命并且使人民安居乐业的宪法，各派在这部宪法面前，不再如过去那般狂热地争夺统治权。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这个比衰落的温和派以及立法议员更具力量的人，这个人就是波拿巴，他先是拒不接受这个宪法，之后又将这个宪法修改得面目全非。


    波拿巴参加了立宪委员会的讨论，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他保留了西哀耶斯设想中能够为自己的计划服务的部分，其余的则完全抛弃。西哀耶斯计划给波拿巴最高行政官的职位，让他对外代表整个共和国，居住在凡尔赛宫，并且有六百万里弗的年俸和三千人的卫队。实际的政府由两位执政官主持，一个是战时执政，一个是和平执政。但波拿巴对这个有名无实的官职十分不屑，甚至责问道：“你们怎么敢设想，让一个有才干和荣誉的人，去当一个拿几百万里弗的造粪者？”之后，这件事便被搁置起来。


    波拿巴得到了罗歇－迪科和大多数委员的支持，一向厌恶争论的西哀耶斯没有为自己的主张辩解，于是只能眼睁睁看着法律、人民甚至整个法国，都任由这个曾借助于他而扶摇直上的人的摆布。共和八年雪月（1799年12月24日），在雾月18日政变后的第四十五天，共和八年宪法公布。这部宪法只保留了西哀耶斯宪法的若干皮毛，其实质是奴役的宪法。宪法规定，政权由第一执政掌握，两个副执政只负责提供咨询，政府拥有法律创制权，元老院从全国候选人名单中选任保民院和立法院的成员。如此一来，选举人团被取消，保民院成员也没有了，到最后甚至没有参与政治的国民。除了一个既掌军权又掌政、既是将军又是执政官的执政外，只剩下一个参政院，但它不过是执政日后篡夺政权的阶梯；此外还有一个由八十人组成的元老院，但它是用来取消人民的权利、选任无权的保民院成员和不能发言的立法议员的。这时的法国，政治生活从国民转移到政府手里。西哀耶斯宪法被当作建立新政治制度的借口，如果说共和八年之前的一切宪法都源于《社会契约论》，那么共和八年至1814年的一切宪法则源于西哀耶斯宪法。   执政府的和平计划


    新政府随即就任，波拿巴担任第一执政，他任命平原派代表康巴塞雷斯为第二执政，任命大法官莫普的老部下勒布伦为第三执政。波拿巴的目的是利用这两个人来影响革命派和温和的保王党，同样，他任命从前的大封建贵族塔列朗担任外交部长，任命前山岳党人富歇担任警务部长。对于启用富歇，西哀耶斯表示极力反对，但波拿巴坚持说：“我们目前正在建立一个新时代，对于过去的事情，我们应该忘记坏的方面，保留好的方面。”他认为只要现在站在他这一边，并不在乎之前属于哪一派，能将保王党或革命派召集在自己的麾下，就是好的。


    没有等待产生候选名单，两个新执政和卸任的临时执政就任命了六十名元老，元老随即宣布了一百名保民院成员和三百名立法院成员的名单，雾月18日政变的发动者像对待战利品一样，瓜分了国家的职权。在这个分权的过程中，自由温和派占据上风，因为波拿巴在保有势力期间，为了恢复元气，实行的是温和的、共和的政策。在公民对宪法进行投票时，1793年宪法获得一百八十万一千九百一十八张赞成票，共和三年宪法获得一百零五万七千三百九十张赞成票，而共和八年宪法则获得三百零一万一千零七张赞成票。普通民众关心的是他们的生活是否能得到安定，而非自己享有什么权力，1793年宪法只得到了下层阶级的拥护，共和三年宪法更差，甚至遭到了民主派和保王党的反对，而1791年宪法也是因为满足了人民的安定愿望，才获得普遍赞成，几乎是得到全国一致拥护。


    为了满足共和国的愿望，体现表面上的温和，第一执政向英国提出了和解，但遭到拒绝。为了能在谈判之前为自己的政府增加筹码和胜利的光彩，波拿巴决定继续作战。为了激发全国人民新的热情，三执政联合发表布告，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为了法国的荣誉而战。布告中写道：“全体法兰西公民，政府明白你们希望和平，政府甚至比你们更迫切地渴望和平。政府的初衷和所有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和平。但英国政府拒绝与我们和谈，它以邪恶的政策来分裂法国，摧毁了我们的海军和港口，甚至试图从欧洲地图上将法国抹掉。如果欧洲大陆各国永远处在分崩离析的状态，英国便能垄断各国贸易，掠夺各国坐收渔利。为了达到这些罪恶目的，英国耗费金钱，施展各种阴谋诡计。为此我们必须掌握和平，但实现和平需要金钱、枪支弹药和士兵。政府希望公民们都能踊跃捐献，为保卫国家出钱出力！希望青年公民能奋勇参军，为了法国的荣誉，为了人类的神圣利益而拿起武器！”  意大利战争后的普遍和平


    在上次战争中，波拿巴并未入侵荷兰和瑞士，这次战争他则把共和国的全部兵力集中到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方面。莫罗担任莱茵河方面军指挥，第一执政则亲赴意大利指挥作战。这次辉煌的战役在共和八年花月16日（1800年5月6日）发动，仅用了四十天就宣告结束。波拿巴之所以这么快结束战争，是因为担心自己初掌政权不愿长时间远离巴黎。奥军的梅拉斯元帅率领十三万作战部队占据着整个意大利，而共和军仅仅四万人。梅拉斯命他的副帅奥特率三万人留在热那亚，自己则带领其余部队进攻絮歇将军的兵团，进入尼斯后，梅拉斯准备渡过瓦尔河进占普罗旺斯。这时波拿巴率领部队越过圣伯纳德山口，直接插到了梅拉斯的背后，并于牧月16日（6月5日）进入米兰，将奥军夹在自己部队和絮歇将军之间。被切断战线的梅拉斯急忙折回尼斯，转向都灵，将司令部设在亚历山大里亚，希望通过战斗来恢复己方的联系。6月9日，拉纳将军在芒泰贝洛获得了一次光辉的前卫战的胜利；6月14日，马伦哥平原上进行了决定意大利命运的战争，奥军在这一天被彻底击溃。奥军强渡博尔米达河失败，被絮歇军和波拿巴军钳制得失去退路，在退出皮埃蒙特、伦巴底、教皇国属邦的所有驻地之后，奥军终于在6月15日到达了曼图亚以北。经过马伦哥会战后，法军完全占领了意大利。


    十八天后，波拿巴返回巴黎。他的神速的军队活动和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令人民惊奇赞佩，法国上下举国欢腾，为即将实现的和平欢欣鼓舞，人们自发地举办了一次灯火会来庆祝，并且成群结队到杜伊勒里宫来拜望他。第一执政在获月25日参加了纪念7月14日的庆祝会。军官们呈献了从敌人手中夺得的军旗，波拿巴说：“你们回去后告诉士兵们，说法国人民希望能在共和国成立周年纪念日时宣布和平，在这之前，如果敌人仍旧阻止我们迈向和平，那么你们就再夺一些军旗，作为新的战利品。”实际上，实现和平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执政初期，第一执政特别注意安定民心，为了减少反对派，他让那些失势的党派进入政府，与那些放弃自己主张的派系和解，并善待他们的首领。在各派追求私利、纲纪松弛的时候，他这样做是很能奏效的。果月18日放逐的人，除了皮什格鲁、维约等几个保王党阴谋分子外都被召回；之后又任用了包括波塔利斯、西梅翁、巴尔贝－马尔布瓦在内的曾经被驱逐的人，这些人反对立宪更甚于反对革命。此外，波拿巴还拉拢了另一类的反对派。依据1800年1月27日的教务专约，旺代叛乱的最后几个头领，如翁热的圣洛本堂司铎、参加过各次暴乱的伯尼埃、夏提荣、多蒂尚、絮扎内等人，也都获得了宽宥。最后，布列塔尼的叛乱头子乔治·卡杜达尔、弗罗泰因拒绝波拿巴的和谈而被处死，至此，西部战事完全结束。


    但逃亡到英国的舒安分子明白，除非掌握革命权力的人死掉，否则他们永无指望，因此，密谋刺杀波拿巴。几个舒安分子在法国海岸登陆后隐藏在巴黎。他们打听到雪月3日晚八时，波拿巴将路过圣尼凯斯街前往歌剧院，因此计划在这天实施刺杀。他们将一辆装满炸药的小车挡在路上，让人在接到第一执政走近的信号时就点火。从杜伊勒里宫动身，在经过圣尼凯斯街时，波拿巴的马车夫意识到危险后，十分敏捷地从小车和屋墙之间穿过去，但此时引火线已经点着，马车刚走到街的尽头，就被爆炸声震碎了玻璃。富歇领导的警务机关对这件突如其来的刺杀束手无策，因此就说是民主派的阴谋。第一执政对民主派的厌恶更甚于舒安分子，因此监禁了很多民主派，仅在当夜，就根据元老院一份简单的“元老院决议案”流放了一百三十人。之后，抓捕了实施刺杀的舒安分子，其中几人被判死刑。第一执政便借此机会建立了特别军事法庭，立宪派对此表示反对，并由此开始了他们徒劳无益的激烈反抗。朗热内、格雷古瓦、加拉、朗布雷希、勒努瓦－拉罗什、卡巴尼斯等人，在元老院反对非法流放一百三十名民主派；保民院的伊斯纳尔、多努、谢尼埃、邦雅曼·贡斯坦、巴佑尔、夏扎尔等人，则表达了对建立特别军事法庭的反对。


    但光荣的和平让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这种越权行为，奥军在马伦哥被波拿巴打败、在霍恩林登被莫罗再次打败后，决定放下武器。1801年1月8日，法国、维也纳宫廷和德意志帝国签订了《吕内维尔和约》，奥地利接受了《康波福米奥和约》的一切条款，承认巴达维亚、黑尔维谢、利古里亚和西沙尔平等共和国的独立，此外还把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让给了巴马公爵之子。随后，共和国在1801年2月18日与那不勒斯国王签订了《佛罗伦萨和约》，得到了厄尔巴岛和皮昂比诺公国；在1801年9月29日与葡萄牙签订了《马德里和约》；在1801年10月8日与俄皇签订了《巴黎和约》；1801年10月9日，又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和约的预备条款。在大陆各国放下武器之后，英国也不得不签订和约，英国政府的皮特、邓达斯和格伦维尔爵士，始终坚持对法国进行流血战争，在英国政府签订和约后，便退出了政府。1802年3月25日，《亚眠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普遍和平实现，英国归还了法国的属地，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在大陆上所取得的一切，接受了各附属共和国的存在。  第一执政波拿巴的野心


    在与英国的海战中，法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三百四十艘船舰不是被俘就是被毁，大部分属地也被英国拿走，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属地圣多明戈。这里的黑人在挣脱白人的枷锁之后，进行了一场革命，希望继续保持对宗主国的自由，法国本应该赞同这次革命，但是波拿巴并未采取稳妥的政策，而是企图以发动远征来使之臣服。黑人最初轻易被打败，但他们凭借气候的有利条件，不断兴起新的起义运动，最终获得独立。在这次灾难性的远征中，波拿巴遭受到双重损失，既折损了一支军队，也失去了有利的贸易往来。


    这时，波拿巴的注意力从融合各派系转移到国内繁荣和政权组织方面，之前享有特权的贵族和僧侣再次进入政府，但没有形成特殊的阶级；反对派的教士在经过宣誓表示服从后，便可领取年俸，行使教会职权；此外还赦免了那些流亡的被告。反对势力只剩下国外那些拥护王位僭望者及其家族的人。波拿巴明白：统治国家最可靠的方法是增进福利、促进工业发展、扶植长期停滞的对外贸易。除了政治上的动机，他还有更高的目标：将自己的光荣与共和国的繁荣结合在一起。他快速地组织了各郡的行政，下令增加交通设施设备，开凿运河、开辟港口、建造桥梁、修整道路，以私人利益的保护者和立法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


    波拿巴统治时期，政治上虽然实行专制主义，但司法立法却高于所有的欧洲社会，恢复秩序、建立行政制度等措施使得共和国的面貌在很短时期内得到了改善，文化事业也蓬勃发展。在《亚眠和约》之后，波拿巴奠定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1802年初，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波拿巴同时实施三项重大措施，一是建立各种宗教组织和僧侣阶级，二是利用荣誉军团勋章在军队中建立永久的军人等级制度，三是将自己的职权变为终身制，然后变为世袭制。波拿巴将官署设在杜伊勒里宫，逐渐恢复旧君主政体的典章和仪礼。他采取的取消新闻出版自由、建立特别军事法庭等措施，与革命的原则相去甚远。他清楚地知道，要想实现自己的计划，必须与雾月18日事变的自由派完全断绝关系。在共和十年风月（1802年3月），仅通过元老院的一个简单手续就撤销了一些最具能力的保民院成员，将委员人数减到八十人，立法院的命运也是如此。芽月15日（1802年4月6日），波拿巴便将与教皇签订的《教务专约》提交给两院批准，这个协议规定，国家政权中应有僧侣参加，并且僧侣受国外教皇管辖。波拿巴丝毫不顾及反对者，他事先作好了准备，议院只能服从。


    《教务专约》通过后，恢复了礼拜日和四个宗教节日，政府停止实行每十天一个来复日的制度，迈出了废除共和历的第一步。《教务专约》的签字仪式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隆重举行，元老院、立法院、保民院的重要官员都参加了这次盛典。第一执政乘坐着宫廷的马车，带着旧日君主的护从和仪仗前来参加典礼，在礼炮轰鸣声中宣布恢复旧传统、开始极权制度。教皇特使红衣主教卡普拉拉主持了大弥撒。当天晚上，杜伊勒里宫苑举行了灯火会和音乐会，军人们公开表示反对波拿巴的做法，在回宫后，波拿巴问戴尔马将军如何看待这次仪式，戴尔马回答说：“我认为这是一次无聊的宣教仪式，只不过少了一百万人参加，而这一百万人牺牲性命去推翻的，恰恰是您今天恢复的东西。”


    共和十年花月15日（1802年5月15日），波拿巴提出了建立荣誉军团勋章的法案。荣誉军团的成员是有终身爵位的人，共分为十五个大队，每个大队又分成不同的等级，每队有七名二等（大校）军官、二十名三等（少校）军官、三十名四等（士官）军官和三百五十名五等（普通）团员，军团长由第一执政担任，所有成员都有年俸。波拿巴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贵族阶级，当参政院讨论这项法案时，他再次表示了自己贵族政治的意图。国家参政官贝利埃对这种与共和精神背道而驰的制度提出反对，第一执政回答说：“这并不是满足虚荣的小玩意儿，这是我们用来引导人们的思想的。说实话，我并不相信法国人民真的喜欢自由和平等，我认为，法国人只有一个感情，那就是荣誉，我必须满足这种感情，给他们以荣誉，请看人民是如何崇拜外国人的骑士勋章的……如果你们认为共和国已经确立，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拥有建立共和国的能力，却还未曾将共和国建立起来。”


    波拿巴的目的很明确，他要建立一个与法国革命所要建立的制度、与新社会人民希望的制度完全相反的政权制度。虽然保民院和立法院都已经过清洗，参政院也很顺从，但这三个机构都表示反对这个旨在恢复不平等的法案。对于荣誉军团勋章法案，参政院十四张赞成票，十张反对票；保民院三十八张赞成票，五十六张反对票；立法院一百六十六张赞成票，一百一十张反对票。这种骑士等级制度在舆论界的反响也不尽如人意。


    最先领受勋章的人并不以此为荣，反而表现出一种被嘲弄的态度。但波拿巴不顾人们的不满，继续推行他的政策。波拿巴企图通过建立特权来确保自己的政权，同时用自己的政权来巩固取得的特权。1802年5月6日，在保民院夏博·德·拉利埃的提议下，元老院宣布任命波拿巴再任执政十年。但波拿巴并不满足于延长执政期限。1802年8月2日，元老院又根据保民院和立法院的决议，作出决定：一、由元老院宣布，任命拿破仑·波拿巴为终身第一执政。二、建造一个一手握胜利月桂枝、一手握元老院法令的和平塑像，向后世子孙证明全国人民对第一执政的感戴。这场革命以同意终身执政、批准临时执政府宪法而宣告结束。元老院承认了科尔尼代提出的新法案，掌握并保持了最高主权，并在适当的时机将最高主权交给了波拿巴。


    共和十年热月15日（1802年8月4日）的宪法，将人民摒除在政府之外。固定了公职和行政职权，规定选举人是终身制、第一执政有增加选举人名额的权力。元老院则拥有改变国家组织、停止陪审团的职权，此外还宣布各郡不受宪法保护，解散立法院和保民院，撤销法院判决。到1802年末时，所有权力都落入了终身执政的手里，他掌握着忠诚的僧侣阶级和荣誉军团，此时的参政院只是单纯的行政组织，立法院不过是颁布法令的机器，而元老院则成为立宪机器。只剩下五十人的保民院，不时发出自由和反抗的声音，因此波拿巴一时没有取消它，但却除掉了最敢说话和说话最有力量的委员，这样，保民院便和其他的国家机关一样，重复着波拿巴的意旨。  世袭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加冕大典


    随着领土的扩张，这种扩大权力的措施也推展到了国外。1802年8月26日和9月11日，波拿巴分别将厄尔巴岛和皮埃蒙特并入法兰西共和国；10月9日，他占领了公爵死后无人继位的巴马国；10月21日，他派遣一支三万人的军队进入瑞士，支持因改定各州法律而引起混乱的瑞士联邦，给予英国决裂的借口。


    从英国的利益和形势来看，即使和谈也一定会破裂，而波拿巴合并小国等行为则加速了这种破裂。从波拿巴这方面说，他希望以征服他国来扩大疆土，建立战功，通过军事胜利来达到个人的极高地位，因此他不会轻易罢休，和谈只是幌子，他要的是战争。在这个时期内，两国政府的外交照会措辞都十分尖刻，共和十一年花月25日（1803年5月15日）英国大使惠特沃思爵士离开巴黎，和谈破裂，双方进入战备阶段。


    5月26日，法军占据汉诺威选侯领地，日渐衰落的德意志帝国未加任何阻挠，舒安党分子则重新蠢蠢欲动，认为这是翻身的有利时机，得到英国政府同意后，他们在皮什格鲁和乔治·卡杜达尔的领导下策划了一次阴谋活动。他们秘密潜入巴黎后，与被妻子拉进保王党的莫罗将军联系，然而还没等动手，早就识破他们阴谋的警务机关就逮捕了其中的大部分人。乔治被处死，皮什格鲁在狱中自缢，莫罗先是被判处两年监禁，后改为流放。这次阴谋使人民群众更加爱戴他们的第一执政，国家机关和各郡都送去了慰问信。


    对英战争、乔治和皮什格鲁的谋叛成为波拿巴从第一执政登上帝位的阶梯。共和十二年芽月6日（1804年3月27日），元老院向第一执政派去一个代表团，团长弗朗索瓦·德·纳夫夏托对波拿巴说：“第一执政阁下，你应该让自己开创的新纪元永远存续下去，我们坚决支持你的这种远大理想，现在请你不要再拖延下去；除了目前发生的各种事件、阴谋分子、野心家在催促你，法国的人民也在催促你。你创造的各种制度将会使你的殿堂坚如磐石，而你作为父亲建立的功业将传承给子孙。只有这样，你才能掌握时间、控制各类事件，打击野心家来安定全国的人心。第一执政阁下，我们以全体公民的名义与你郑重谈话。”


    共和十二年花月5日（1804年4月25日），波拿巴回复元老院说：“你们的建议恰恰是我的夙愿，也是我常常考虑的事情。你们提出，只有最高官职世袭，才不会产生争夺权力的动乱，人民才不致遭受敌人的阴谋暗算，我对这些重大问题也十分重视，在目前的严重形势下，你们的智慧和经验对我的各种计划十分有益，因此，我希望知道你们的全部想法。”花月14日（5月4日），元老院答复波拿巴：“我们一直认为，将共和国委托给世袭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管理，符合法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建立帝国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保民院议员居雷以命令方式在保民院展开讨论，他列举的理由和元老院各议员相同。只有卡尔托一人敢于反对建立帝制，他说：“无论一个公民对祖国的贡献有多大，荣誉和理智都要求全国的感激必须保证在一定限度内。这位公民恢复了国家的自由，因此我们不能牺牲这种自由来作为对他的奖赏，正如不能将国家作为他个人的世袭财产来毁掉他的功绩。当时他提出对终身执政进行表决时，就表现出这种隐藏的意图，今天，最后的目的终于暴露出来。难道自由只是让人观看而不是享有的吗？以前我投票反对终身执政，如今我依旧投票反对君主政体复辟，作为保民院议员，我这样做责无旁贷。”他的观点只有自己赞同，他的同僚们怀着惊愕的心情纷纷反对他的意见。


    此时的革命已经后退到旧制度的政治原则上，虽然也有热情和狂热，但却是谄媚的热情、奴才的狂热。法国人像投身革命那样投身于帝制，他们之前是为了建立共和国而战斗，如今则为了拥立国王而战斗。


    共和十二年花月28日（1804年5月18日），在保民院、立法院和元老院相继通过建立帝制后，帝国在圣克卢宣告成立。同一天，元老院发布决议案修改宪法，建立了亲王、帝国大勋爵、元帅、侍从官和扈从等帝国附属物的体制。新闻出版自由早已被检查委员会压制，一切公开宣传都被禁止。保民院和参政院的会议成为局部的、秘密的会议。


    约瑟夫·波拿巴和路易·波拿巴被封为法国亲王，贝尔蒂埃、缪拉、蒙塞、儒尔当、马塞纳、奥热罗、贝尔纳多特、苏尔特、布律纳、拉纳、莫蒂埃、内伊、达武、贝西埃、克勒曼、勒费弗尔、佩里尼翁、塞律里埃被任命为帝国元帅。各郡纷纷寄来贺信，拿破仑·波拿巴宣传自己的登基出于上帝的指点，因此人们要像服从上帝那样服从他。


    教皇庇护七世赶到巴黎为新朝行祝圣礼， 12月2日礼拜日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举行了庄重的加冕礼。加冕大典的所有仪式都是按照旧制安排，事前准备了很久。在扈从的护卫下，皇帝在皇后约瑟芬陪同下前往大教堂，他乘坐着八匹白马牵引的马车，车顶饰有皇冠。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和重要官员站在富丽堂皇的大教堂内迎候他。身着皇袍、头戴皇冠、手执权杖的皇帝登上了教堂最里面的宝座，皇宫大司祭费什、一位红衣主教和一位主教引导拿破仑前往祭台前领受祝圣礼。


    教皇在他头上和双手上敷了三次圣油，口中诵念祝词：“全能的上帝，现在请您通过我的手将恩宠和幸福赐予您的仆人波拿巴，并以您的圣名，尊波拿巴为皇帝。”教皇将波拿巴送回他的宝座，波拿巴手拿圣经依新宪法规定宣誓后，传令官高声宣布：“法兰西人的至荣至尊的皇帝加冕即位！皇帝万岁！”教堂内所有的人立即呼应，之后是鸣放礼炮，教皇领唱《感恩赞美歌》。庆祝会举行了数日，但这些在命令规定下举行的庆祝、为了专制政权进行的庆祝，丝毫没有7月14日第一次结盟节时的真诚和普遍。


    人民对专制政体的欢迎，完全不同于当初对自由的欢呼，即使当时的法国那么衰败。在执政府初期，波拿巴通过恢复生产和恢复秩序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他通过三次战争迫使欧洲承认他的兴起。在《亚眠和约》之前，他带给共和国的是胜利、和谐和幸福，而且没有牺牲自由。如果当时他愿意顺从时代要求，建立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符合人类尊严的崇高制度，那么他完全可以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是作为一代伟人掌握国家还是作为专制君主掌握国家，完全取决于他是维护人民自由还是奴役人民的自由。但是，拿破仑更乐于实现自己唯我主义的野心，他对自己的爱胜过对全人类的情感。靠军队起家的拿破仑，只看到了革命物质和利害的一面，而不懂得革命的道义，并且不相信那些最终使他归于失败的各种信仰会重建。拿破仑遇到的，是一场接近尾声的暴乱，是疲惫不堪、任他摆布的人民，还有一顶放在地上、唾手可得的皇冠。

 第十五章 拿破仑帝国的兴衰

    ——1804年帝国建立到1814年


    法国的革命，既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军事革命。它所反对的，既有宫廷专制和阶级特权，也有欧洲各国的军事干涉。推翻帝制导致了欧洲反法同盟，给法国引来了代议制度。后来，对革命的反动又产生了反对各国人民的神圣联盟和违反宪章的一党政府。这种历史的倒退，虽然有开始，有发展，但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仅仅是昙花一现罢了。   帝国的性质


    建立帝制后，政府越来越嚣张蛮横，社会风气转向奢靡，越来越多的人崇尚贵族化的生活。从热月9日起，政府就开始扩大重新组合运动。派系之间的斗争被督政府平息了下去，执政府赢得了人心，而帝国则利用勋章和物质奖励诱惑群众。革命发展到第二阶段，已经与第一阶段完全不同。第一阶段，是各委员会在掌握政权，每到三个月便对委员进行改选。委员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他们没有保卫人员，没有贵重的办公用品，每天要在木桌上工作十八个钟头来挣取几个法郎的养家费。但在第二阶段，实行的是庞大的帝国主义制度，执权者到哪儿都有侍从官鞍前马后地跟随，他们有军队保护，讲究奢华的排场，官职也可以世袭，他们所花的一切费用都由皇室承担。全国人民把时间都用在劳动和战争上。在唯一一个掌权者的领导下，所获得的物质利益和花销需求一级一级地都被分派好。帝国制度下的领导者用独裁取代了自由，奢靡的贵族风气又打乱了平等。


    督政府设立邻国为共和国，可拿破仑却要把这些邻国改造成帝国的统治方式。第一个进行改制的是意大利，为了表示对拿破仑的忠诚，西沙尔平共和国的副议长梅尔奇来法国巴黎面见拿破仑，向他表明决心，意大利已经决定恢复以前的世袭君主制度。1805年3月17日，拿破仑前呼后拥地高坐在皇家宝座上，气势威严地在杜伊勒宫隆重召见了梅尔奇。梅尔奇代表意大利把王冠献给拿破仑。他表示：意大利全体国民愿意把国家交给拿破仑掌管，让皇帝护佑意大利繁荣昌盛。之后不久，意大利被拿破仑侵占。1805年5月26日，在米兰，伦巴底人把铁王冠送给了拿破仑，拿破仑把意大利总督的大权给了他的继子欧仁·德·博阿尔内斯亲王。之后，热那亚的主权也被迫放弃了，1805年6月4日，热那亚被改制成帝国的一部分，并且被分成热那亚、芒泰诺泰、亚平宁三个郡。国土面积极小的卢卡共和国也没能幸免，拿破仑同意了卢卡长官的要求，把这个小国家赐给皮昂比诺亲王和拿破仑的妹妹作为封地。拿破仑完成出巡后，跨过阿尔卑斯山回到巴黎，之后他就为亲征英国去军中督查军士们。  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后控制西欧


    督政府曾几次计划攻打英国，但都没有实现，自从吕内维尔合议又一次谈崩之后，督政府又把攻打英国的方案提上议事日程。1805年初，在布伦、埃塔普勒、安布勒特斯、加来等众多港口集结了两千只战船，共有海军一万六千人，战船上还有十六万步兵、九千匹马和许多大炮。拿破仑亲自督战。他了解到，英国为了防止拿破仑军队登上大不列颠岛，已经挑唆奥地利对抗法国，并且奥地利已把全部的兵力集合起来。


    当时，任总指挥的费迪南大公和麦克将军率领九万奥地利军队跨过了莱茵河，占领慕尼黑，把法国的盟友巴伐利亚的选侯赶走了。提罗尔被约翰大公所率领的三万士兵占领，率领着十万大军的查理大公也在向阿迪杰河进军。此时，俄国的两支部队将要和奥军会师。1805年4月11日，英国和俄国建立同盟关系，8月9日奥地利也参与了进去。皮特花了很大力气才让三军联盟。法国独裁者拿破仑建立意大利君主国，兼并热那亚和皮埃蒙特，又将侵略荷兰和瑞士，这些举动让欧洲各国不安起来。他们对拿破仑的恐惧不亚于当初对法国革命势力的恐惧。


    拿破仑急匆匆地返回巴黎，9月23日，在元老院召开会议，征集到八万士兵，24日他便急忙出征了。10月1日，他率领大军渡过莱茵河攻入巴伐利亚。拿破仑在德国作战时，查理亲王率领的部队在意大利境内被马塞纳挡住了去路。但没过几天，拿破仑就取得了胜利，打败了麦克将军。在11月13日及以后的日子里，他占领了维也纳和摩拉维亚。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军队与前来支援奥军的俄国军队开战，拥有九万五千人的俄军和拥有八万人的法军在奥斯特里茨平原上从天蒙蒙亮时打到下午一点。因为双方的人数不相上下，而且都拥有强大的炮兵，所以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由于法军进攻猛烈，拿破仑的战术出人意料，俄国左路军队被切断，禁卫军被打退，中路也被打败，俄国遭到惨败。打了胜仗之后的第二天，拿破仑在战场上对全军进行了奖励。他对士兵们非常满意，在不到四天的时间里，打败了俄国和奥地利的十万军队，没有被武器打死的敌军也在逃跑中被淹死，帝国收缴了四十面敌军的大旗及更多的禁卫军的军旗，还有一百二十门大炮，俘虏了二十多名将军和三万多士兵，到处炫耀人数众多的俄军在法国士兵们的攻击下溃不成军。拿破仑迫使奥地利签订停战协议。俄军边退边战，没有被全部消灭。


    在乌尔姆和奥斯特里茨战役失利后，奥地利于12月26日与法国签订了《普莱斯堡和约》。根据条约规定，意大利王国得到了威尼斯、伊斯的利亚省、达尔马提亚省、亚得里亚海的威尼斯各岛等地，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得到了提罗尔伯爵领地、奥格斯堡城、艾克施塔特公国、帕骚地区的一部分和施瓦本公国的所有属地布赖斯高及奥尔特瑙。本来在签订《康波福米奥和约》和《吕内维尔和约》后，奥地利已经元气大伤，这次更加一蹶不振了。


    载誉归来的拿破仑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他被授予“大帝”的称号。对于自己的幸运，他本人是既意外又高兴。各级政府机关表示的服从、人民群众的赞扬，还有元老院为他建立的纪念碑，都令拿破仑感到，自己施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如今，革命仅有的一点残余也被丢掉了。1806年1月1日，沿用十四年的共和历被公历代替，先贤祠和保民院不是改名，就是不复存在。


    在整个欧洲大陆，拿破仑继续扩张他的统治。他废掉了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另立约瑟夫·波拿巴为王，又将荷兰共和国改为王国，拥护路易·波拿巴为荷兰国君。在完成了对几个共和国的改造后，拿破仑开始分封附属国王，军阶制度和中世纪的爵位也恢复起来了。他先后将达尔马提亚、伊斯的利亚、弗留利等十二个地方定为公爵们的封地。贝尔蒂埃元帅、塔列朗大臣分别被封为纳沙泰尔公国公爵和本尼凡托公国公爵，缪拉被封为贝格和克累弗的大公。博尔盖泽亲王夫妇则得到了瓜斯塔拉公国这块封地。至于瑞士共和国，拿破仑宣布他自己是“调停人”。在德意志帝国的南部和西部，有十四个亲王联合组成莱茵同盟，宣布脱离德意志，归顺拿破仑。这样，原属德意志帝国的一大部分国土就被拿破仑控制起来。弗朗茨二世宣布取消自己的称号，德意志帝国从此灭亡。另外，普鲁士也根据12月15日在维也纳签订的条约，让出安斯巴赫、克累弗、纳沙泰尔等地，作为汉诺威选侯领地。


    拿破仑政权控制了整个西欧。他通过多种方式，主宰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瑞士等国家。《亚眠和约》以后，由于他对荣耀的追求和征服他国的行为，整个欧洲并没有走向和平，反而将要陷入一片战争的汪洋。对拿破仑来讲，结果只有两个，不是他成就霸业，就是他走向灭亡。  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的大陆政策


    面对拿破仑的强势政策，第四次反法同盟成立了。在法国的强势扩张下，为了避免像别的国家一样被法国控制，拥有一支精锐部队的普鲁士迅速和俄国结成联盟，准备把法国人逐出德意志。普鲁士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国将军队撤到莱茵河以西，否则，普鲁士将动用武力。同时，为了对抗南部的联盟，普鲁士还准备在德意志北部结成一个同盟。


    势头正猛的拿破仑根本没把普鲁士的最后通牒放在心上。他利用国内正是一片团结的大好形势，于1806年10月发起了对普鲁士的进攻。拿破仑继续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快速进攻的战术，和往常一样收到很好效果。普鲁士军队遭到沉重打击，接连遭遇败绩。仅仅二十天，柏林就遭到了法军的围攻。1806年末，普鲁士的各地要塞已被法军尽数攻破。


    法军开始转向进攻在波兰的俄军。在苏黎世、奥斯特里茨、艾劳和弗里德兰等地的关键性战役中，法军接连取得胜利。这是俄国与法国之间的第三次较量，法军这次占尽了优势，战绩辉煌。1807年6月21日和7月7日，俄国与法国先后签订了《提尔西特停战协定》与和约。根据《提尔西特和约》，俄国承认法国在普鲁士的统治，撤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希亚。俄国虽然战败，好在没有丧失国土，普鲁士的疆土却被减缩了一半。在普鲁士南部，拿破仑已经建立了巴伐利亚和谷腾堡两个王国，在北部，拿破仑又建立了反对普鲁士的萨克森和威斯特法利亚两个王国。


    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革命色彩越来越淡，倒是君主专制的成分越发多了起来。自由没有恢复，中世纪的军事等级制度却恢复了。人们已成为公民，但这时许多人却被封了王侯；革命思想的传播使欧洲好几个国家都成为了共和国，但在拿破仑的武力干涉下，它们又成为了王侯的封地。由于拿破仑的强势，整个欧洲非但没有前进，反而退步了不少。在法国内部，更是如此。议会制政府被拿破仑式的行政制度代替，国立学校的共和教育被军事教育代替。整个法国在这种统治模式下，犹如一支只听命于拿破仑的军队。而整个欧洲，到处都是拿破仑建立的附属王国、联邦、封地。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欧洲，拿破仑已经树立了他的最高权威。


    只有英国还是个例外。由于英吉利海峡的阻隔，能在欧洲大陆纵横驰骋的法军无法征服这个海峡对岸的国家。虽然皮特已经去世了，而且第三次和第四次反法同盟都没有什么收效，但英国上下执行的反法政策并没有任何改变。这也是拿破仑关注的重点所在。在英国宣布对法国进行封锁后，拿破仑立即反击，宣布对英国实行贸易封锁，这样，整个欧洲大陆将不能再与英国有任何贸易往来。这也招来了一些贸易商对拿破仑的不满。英国的海军力量比较强大，约有一百余艘军舰，为了与这样的海军力量抗衡，保证在未来几年的海战不处于劣势，拿破仑也积极扩充海军力量，加快船只建造速度，并修理港口。


    在与英国展开海战之前，西班牙半岛的事情需要拿破仑先行处理，这样他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1807年，法军开始远征葡萄牙，摄政王约翰六世乘船逃往巴西。1807年11月30日，法军占领了里斯本。这个地道的英国殖民地被法国占领了，但这只是法国准备进攻西班牙的前奏罢了。西班牙国内也是一片混乱。人们对王室宠臣戈多伊正极度不满，阿斯图里亚斯亲王费迪南则打算利用这一点，夺取政权。拿破仑认为，这样一个内部混乱的国家，推翻它应该易如反掌。不过，他还是尽量争取西班牙人民的支持。他打出了为人民恢复文明的旗号，希望得到人们的理解。法军以海战和大陆封锁为借口，进入西班牙半岛，并很快将西班牙的海岸和军事要地控制起来。战火已经烧到了马德里附近，西班牙王室原本打算像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一样逃往第三国，但是遭到了人民的反对。阿斯图里亚斯亲王趁机宣布为王，定称号为费迪南七世。趁这次西班牙宫廷内乱，拿破仑率军进入马德里。


    费迪南在夺取王位后，又把王位归还给他父亲。为了讨好拿破仑，他父亲则辞让王位。最高“政务会”、卡斯蒂利亚议会和马德里市议会在拿破仑的干涉下，最终把王位授给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  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导致的帝国衰落


    第五次反法同盟也是在这时开始形成的，发起国是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这些国家都对法国有不满情绪，但具体原因却各不相同。意大利主要是因为罗马宫廷对拿破仑的统治心有抵触；西班牙则感到民族荣誉受到侵害，因为拿破仑硬是任命了一个外国人担任国王，而且改变了这个国家不少的风俗习惯；荷兰则主要因为贸易上受到不少损失，不满法国对英国的贸易封锁令。奥地利也不愿因为战争的失败而永远处于从属地位，英国则一直在一旁静静等候时机。另外，教皇对法国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由于拿破仑没有归还被督政府并入西沙尔平共和国的教会领土，教皇也加入了欧洲反法同盟。


    法国和教皇的冲突还远不止这些。为了清除罗马所属各邦的英国间谍，米奥利斯将军奉拿破仑之令占领了罗马。拿破仑还不顾教皇开除他教籍的威胁，将原属教皇的安科纳、乌尔比诺、马切拉塔、卡梅里诺等地划给了意大利王国。1808年4月3日，教皇的圣使离开巴黎，这代表着法国和教皇的斗争正式拉开序幕。


    西班牙半岛的形势也很不乐观，战火四处燃烧。1808年5月27日，费迪南七世在塞维利亚省政务会上被承认为西班牙王，但武装起义在未被法军占领的各省纷纷发生。6月16日，波尔图也爆发了葡萄牙人的起义。在科尔多瓦故国的贝兰，杜邦将军战败投降。西班牙人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很快，费迪南七世在马德里宣告即位，而拿破仑拥立的约瑟夫·波拿巴则被迫逃离。西班牙人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葡萄牙方面，由于兵力缺乏，朱诺将军在签订辛特拉协定后，率军撤离了葡萄牙，这个王国随后被英国将军威灵顿率兵占领。这时，奥地利积极扩充军备，准备发动新的对法战争。瑞典国王也表态将反对拿破仑帝国。好在俄国还信守俄法联盟和提尔西特和约，这才没有使法国腹背受敌。拿破仑感到万分庆幸，为了消除后顾之忧，他于1808年9月27日与亚历山大达成协议，约定互不攻击对方，俄国同时负责防备瑞典偷袭法国。


    不再担心后院失火的拿破仑放心地亲自率兵赶往西班牙半岛，并很快改变了战争格局。他指挥的八万人军队，都是从德意志调来的，士兵们个个经过实战，经验丰富，因此能够接连取得胜利，并很快将西班牙的大部分省份收复了。以解放者姿态进入马德里的拿破仑，告诉半岛居民，他取消了异端裁判所和封建特权，虽然西班牙人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实际上，对西班牙人来讲，这是一种文明和自由的进步，会促进西班牙的繁荣和发展。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西班牙国内寺院林立，僧侣专权，一直处于愚昧、贫穷和落后的状态，只有改变目前的社会状态才能有所发展，才能进一步建立民主和自由。虽然对欧洲各国来讲，拿破仑是个压迫者，但对西班牙半岛来讲，拿破仑却给这里带来了复兴。


    不是所有的阶层都对拿破仑持欢迎态度的。领导上层和中层阶级的议会派，领导下层阶级的僧侣派，显然对拿破仑的到来十分不满。现在他们自发联合起来，利用独立自由的情感和宗教的狂热，激励西班牙人反对拿破仑。神父们拿起宗教的武器，在教理中，他们把拿破仑丑化为叛教徒、魔鬼，批判他蛮横专制，号召西班牙人团结起来，拿起武器赶走法国人。这次，拿破仑似乎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中了，因为不但要征服西班牙的全部国土，更重要的是要征服人心，仅仅占领首都并不能算是胜利。但显然拿破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仍打算用凌厉的攻势和严酷的高压来统治西班牙半岛。


    当拿破仑忙于征战西班牙半岛的时候，奥地利趁机发动了新的一轮攻势，五十五万人的军队于1809年春开始大规模的反攻。提罗尔的暴动，威斯特伐利亚王国热罗姆国王的被逐，意大利的动摇，普鲁士的虎视眈眈，都令局势变得更加紧张。2月初，从马德里急忙赶回来的拿破仑赶紧召集各盟国备战。从4月12日到5月13日，他先后攻下了埃克米尔和埃斯林，并占领了维也纳。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在瓦格拉姆一役中，拿破仑终于击败了这次新的反法同盟。10月14日，交战双方签订《维也纳和约》，有几个省被从奥地利王朝中剥离出来，奥地利王朝被纳入大陆体系。


    从这一阶段开始，欧洲各种势力开始反抗拿破仑帝国，这里面，有各国王朝、各族人民、教会和商界的联盟。不过由于拿破仑还处于强盛时期，这种反抗暂时还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胜利。虽然这次失败了，但他们都还在继续观望，等待一个更好的时机。自从撕毁《亚眠和约》后，对拿破仑来讲只有两种结局：占领全欧洲或者遭到欧洲的反抗。他建立了一套独立的行政系统统治各国人民，通过封地制度统治整个欧洲，通过大陆封锁政策切断英国与欧洲的贸易往来。对任何阻止他的力量，他都毫不手软，坚决予以打击。通过侵占葡萄牙，他切断了葡萄牙和英国的贸易关系；通过迫使西班牙国王退位，他稳定了帝国的后方；通过剥夺教皇的财产，他打击教皇与法国境内反对者联系的行为；通过占领罗马，他回应教皇开除他教籍的威胁；通过推翻教皇的方式，他报复教皇用诏书恐吓他的行为；通过占领荷兰，他改变荷兰成为英国货物集散地的现实。对于任何反抗他的势力，他都绝不容忍。


    《维也纳和约》之后，帝国的疆土和权势被拿破仑进一步扩大。在发生国内革命以及瑞典王古斯塔夫四世被迫退位以后，瑞典也被纳入到大陆体系，这样整个欧洲都实行了大陆封锁政策。这时候，拿破仑和约瑟芬离婚，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婚姻。1810年4月1日，他迎娶了奥地利女大公玛丽·路易丝为皇后，打算生育一个孩子继承帝国的统治。这样一来，在如何对待奥地利的问题上，拿破仑陷入两难境地。这次婚姻，也改变了人们将拿破仑看作一个革命君主的观念，增强了人们的反感情绪。1811年3月20日，拿破仑将他新出生的儿子封为罗马王。


    1810年和1811年对西班牙的战争进展得并不顺利，每一处都有西班牙人的强烈反抗，只有拼命猛攻法军才能艰难地占领一座城市。很多省份被絮歇、苏尔特、莫蒂埃、内伊、塞巴斯蒂亚尼等人占领，法军包围了西班牙固守的加的斯。法军对葡萄牙的远征也不太顺利，由于遭到了英国军队的拼死抵抗，指挥远征的马塞纳将军只能撤退。


    西班牙半岛的战争还没有什么结果，一场新的战争又即将爆发。对于拿破仑帝国逐渐建立起来的霸权，俄国是不愿意看到的。由于贸易封锁等原因，俄国的利益受到了重大威胁。另外，俄国自彼得一世以来，也在逐渐追求霸权，自然不会心甘情愿地忍受拿破仑帝国的日益强大。从1810年末开始，俄国已经开始准备与法国决裂。除了扩充军备外，还与英国恢复了贸易关系。虽然在1811年法俄双方陆续谈判了一年，但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之间的战争看来将不可避免。


    拿破仑也打算出兵制服这个他从未攻击过的国家。但是，仅仅依靠他的力量还远远不够，他争取到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协助。按照1812年2月24日和3月14日的条约，普鲁士提供了一支两万人的辅助军队，奥地利提供了一支三万人的辅助军队。法国则动员了国内的一切力量，国民自卫军按照元老院通过的决议案，分成三批在国内服役。3月9日，拿破仑率领第一批约10万人的国民自卫军开始远征俄国。6月22日，法国正式宣布对俄开战。和以往的战争一样，拿破仑还是采用了快速作战的战术，准备迅速占领敌国首都，然后签订占领敌国领地的和约。按照他的一贯做法，拿破仑率领五十万大军深入俄国腹地。在6月24日跨过涅曼河后，法军先后将维尔纽斯、维帖布斯克占领。俄军虽然一直在抵抗，但在奥斯特鲁夫诺、波洛次克、米哈洛夫、斯摩棱斯克、莫斯科河沿岸等地都没能战胜法军，结果在9月14日，莫斯科失守，被法军占领。


    面对法军咄咄逼人的进攻，俄国也并不是一筹莫展。除了利用军队在正面战场抵御法军外，俄国还非常巧妙地发挥自身特点，将辽阔的国土和寒冷气候条件作为自己的撒手锏。俄军充分利用了幅员辽阔的战略纵深，一点点将法军引向深入。只要法军攻下某个地方，俄军在撤退时就最大限度地将这个地方破坏殆尽，这样拿破仑即使占领了某个地方，也缴获不了任何东西，没有多大的战略价值。伴随着法军的进攻，俄军先后烧毁了斯摩棱斯克、多罗戈布日、维亚茲马、格扎茨克、莫扎伊斯克以及莫斯科等城市，还烧毁了许多村庄。俄国是希望打一场持久战的，他们耗得起。拿破仑本应该看到这一点，不过由于接连取胜，甚至连莫斯科都已经占领，他觉得这场战争应该离结束不远了，于是向俄国提出和议的要求。俄方利用这个机会，尽量地拖延时间，使法军在寒冷的莫斯科足足停滞了六个星期。因为俄国对和议没有诚意，双方的谈判自然没取得任何突破。10月19日，拿破仑不得不下令撤退。在一片冰天雪地中，法军又冷又饿，受尽了苦头。拿破仑也遭遇到了他出征以来最严重的失败。在渡过别列津纳河以后，法军已经秩序大乱，溃不成军。一直和军队待在一起的拿破仑也乘坐雪橇，先行赶回了巴黎。


    在拿破仑远征俄国期间，巴黎也不是平安无事。马莱将军发动了一次叛乱，他四处散布拿破仑已死的谣言，妄想推翻拿破仑的统治。不过，由于当时帝国的统治还算比较稳固，这次叛乱并没有得逞。马莱和他的同伙全部被处死。


    虽然国内对法军的战败感到十分震惊，但好在拿破仑的余威仍在，他又迅速组建了一支三十万人的部队，并于1813年4月13日又开始作战。他没有注意到，国内外的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国内，对于他的统治，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厌倦，就连过去拥护他做皇帝的人，现在也开始反对他。由于教皇被拘禁，神父们偷偷地聚在一起，密谋发动叛乱。全国人民希望拿破仑能给大家带来自由的贸易环境、平等的人权，以及对私人利益的保护。但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政府不是征兵，就是征收苛捐杂税，人们对拿破仑穷兵黩武的统治感到十分憎恨。在国外，欧洲各国人民都对法国的武力压迫感到反感，被打倒的各国王侯都打算伺机暴乱，夺回政权。


    拿破仑的统治是建立在武装干涉的基础上的，只有他不断取得胜利，才能巩固他的统治。如果他在某一个环节失败的话，那么，那些被他打倒的势力就会趁机作乱。结果，1812年，拿破仑还能组织军队打到莫斯科，一年后，部队就后撤到德累斯顿，到了1814年，就只能在巴黎附近了，形势的变化真是迅猛难料。  第六次反法同盟的胜利


    1813年3月1日，第六次反法同盟成立，主要国家有普鲁士、俄国、英国等，后来瑞典也加入进来。它们原本以为拿破仑会一蹶不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卢岑、德累斯顿、包岑等战役中，他们连连败给拿破仑，这使他们震惊万分。为改善与同盟的关系，刚刚恢复军事力量的奥地利提出进行调停，得到了拿破仑和第六次同盟国的同意。6月4日双方在普列斯维茨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在随后举行的布拉格和平谈判会议上，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如果谈判无果的话，战争就是解决分歧的唯一手段。在谈判破裂后，奥地利也加入到第六次反法同盟，使同盟军的兵力壮大到五十二万人。法军只有二十八万人，拿破仑仍旧打算利用快速有力的攻击，打乱同盟军的阵脚。但是，他的计划被副将们的失败打乱了。虽然他自己在德累斯顿取得了胜利，但麦克唐纳、内伊和旺达姆分别在西里西亚、柏林和库尔姆吃了败仗。敌人从四面冲破了防线，拿破仑已难以招架，他计划进行一场大战来扭转局势。没想到的是，在莱比锡的大规模作战刚刚开始的时候，萨克森和符腾堡军发生了叛变，莱茵同盟的各国国王也宣布脱离帝国。在同盟军的猛烈攻击下，勉强支撑了三天的法军不得不向莱茵河方面狼狈退却。1813年10月30日，法军撤退到本国境内。


    反法同盟的军队快要打到法国本土了。拿破仑希望能够获得国内的支持，但法国已经没有了当年渴求自由的热情，厌战情绪开始蔓延，情况变得失去控制。最先表示异议的是立法议会，他们没有按照拿破仑的要求进行协助。莱内、雷努阿尔、加卢瓦、弗洛热尔格、曼恩·德·比朗等人甚至还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提出反对作战、恢复自由的要求。这彻底激怒了拿破仑，立法院遭到解散。拿破仑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取得战争的胜利上面。只有取胜，才能改变结局。


    法国已经是四面受敌。1月25日，拿破仑从巴黎出发，开始了捍卫法国主权的战争。他要面对的，是从意大利方向攻击过来的奥军，以及从西班牙出发跨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的英军。另外，在法国的东部和北部，还有三支强大的敌军，他们分别是：施瓦岑贝格指挥的十五万同盟大军，他们从瑞士冲来；从法兰克福攻进来的十三万西里西亚军，指挥官是布吕歇尔；贝尔纳多特指挥的十万北路军，现在他们已经侵入荷兰，并出现在比利时。


    经过多次实战考验，反法联军已经根本不把法军的强固工事放在眼里，他们集结部队，直指巴黎，施瓦岑贝格和布吕歇尔两军准备在香槟会师。拿破仑率领部队，在这里领导法国全面抵抗。在比利时，梅松将军率部阻击贝尔纳多特。在里昂，奥热罗负责抵御奥军。在南方边界地区，苏尔特负责抗击英军。意大利则由欧仁亲王负责保卫。


    不可否认，拿破仑有着极高的军事天赋。他采用了各个击破的战术，穿插到布吕歇尔与施瓦岑贝格之间，先是在尚波贝尔、蒙米赖、蒂埃里堡、沃尚等地连续战胜布吕歇尔，接着又在蒙特罗大破奥军。如果照这样下去，法军取得胜利将指日可待。不过，法国的将领并不是都像拿破仑这样骁勇善战，除了拿破仑连连取胜外，别的部队都是屡遭败绩。这使得法国腹背受敌。就在这关键时刻，缪拉叛变后参加了反法同盟。除了下级军官和士兵们依旧斗志昂扬外，法军的高级将领们全无斗志，士气低迷。拿破仑继续向布吕歇尔发起攻击，但在马恩河、埃纳河和拉昂等地，每次都是功亏一篑，布吕歇尔屡次都能侥幸逃脱，化险为夷。历经多次意外事件后，拿破仑的作战计划也被打乱，无奈之下，他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准备到圣迪济埃去封锁敌人退出法国的通道。反法联军虽然感到很震惊，但他们仗着兵力充足，还是毫无顾忌地直奔巴黎而去。


    巴黎现在是门户大开，法军根本来不及回援。皇后匆匆忙忙地弃城而去，逃向布卢瓦去了。由于在这次战争中，拿破仑主要依靠的是正规军，所以没有发动人民群众。现在人民普遍厌战，缺乏抗敌决战和誓死保卫自由的精神。在以本尼凡托亲王为首的保王党的协助下，反法联军毫不费力地开进了巴黎。元老院在领袖塔列朗的率领下，全部叛变。塔列朗是个没有信念，顺势而为的人，每当一届政府快要垮台的时候，他都会及时地改旗易帜，在新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因此，在历届政府中都有他的身影。现在，他带领元老院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宣布废黜拿破仑的帝位及其后裔的帝位世袭权，宣布法国人民和军队不再效忠拿破仑。  拿破仑放弃帝位


    获悉巴黎被包围的消息后，拿破仑放弃了向圣迪济埃进军的计划，率领五万军队星夜兼程，驰援巴黎，但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在他们抵达巴黎的前一天，反法联军刚刚接受了巴黎的投降。在临时驻地枫丹白露，拿破仑又听到了元老院叛变和他被废黜帝位的消息。看到人民、元老院、将军、内臣们已经纷纷变心，拿破仑感到大势已去，有了归隐之心。他打算自己退位，然后将帝位让与他的儿子。他以自己能征善战的五万军队和强有力的军事阵地为筹码，派出全权代表维琴察公爵、莫斯科瓦亲王、塔兰托公爵和同盟国谈判，打算让同盟国承认他儿子的帝位。但是，协同全权代表前去谈判的腊古札公爵突然放弃了对枫丹白露的驻防，防不胜防的拿破仑只得接受同盟国的条件。事已至此，同盟国的条件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优惠了。现在他们决心逼拿破仑无条件退位，同时，消灭一切在欧洲看来属于革命的东西。1814年4月11日，出于对后代的考虑，拿破仑黯然放弃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帝位，九天后，他到达现在唯一属于他的领土——位于地中海西嘉岛东边的厄尔巴岛。曾经属于他的远达波罗的海的广大疆土，如今只剩下一个弹丸小岛。谁也没有想到，十四年的叱咤风云和不可一世，却换来这样一个令人叹息的结果。


    拿破仑是从社会的底层成长起来的。他从一个普通的炮兵尉官，凭借着自己的敢作敢为、顽强不屈，一步步成长。凭借着自己的充沛精力和对荣誉的热爱，他一点点壮大，直到成为万人之上的统治者。他的奋斗历程中，绝对没有什么幸运可言。他的成功，可以说都是刻苦实干的结果。他抱着建立强大帝国的雄心壮志，通过强有力的军事手段，一步步地将欧洲控制在手中，并通过贸易封锁等方式，对隔海相望的英国展开牵制。一时间，从西班牙半岛到遥远的莫斯科，各国的君主和百姓都听从于他的号令和统治。遗憾的是，他的权力和专制，侵犯了各国的独立，破坏了人民的自由，最终落得个腹背受敌、众叛亲离的下场。他的失败证明：专制主义在这个时代已经行不通了。


    对于整个欧洲来说，拿破仑的统治却带来了很多新的改变。法国的先进文明和思想在欧洲大地四处传播，动摇了欧洲旧社会统治的基础。由于人员来往频繁，不但加快了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也增强了欧洲各个国家的联系。贸易封锁政策也无形中刺激了欧洲大陆工业的发展，摆脱了对英国工业的过度依赖。不少国家由于拿破仑的到来，改变了社会形态，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当然，这倒也不是拿破仑有意为之，他也不过是服从了自己好战的禀性罢了，一切只是他想统治更广阔区域的客观影响而已。


    拿破仑在法国的统治，就好比克伦威尔在英国的统治一样，都是军事独裁。不过两者还多少有些不同。由于英国是个岛国，与别的国家并不接壤，因此国内的战争不会变成对外战争。在打倒反对改革的人后，军队能迅速由战场转到政府。因此，当国内各个党派的势力还依然比较强大的时候，英国克伦威尔将军及早采取了武装干涉，对国内实行了军事管制。法国却是个大陆国家，与很多国家相邻。要求自由的法国人民渴望革命，而周边很多国家的君王却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因此，法国革命需要同时面对国内和国外两种反对势力。即使是法国的军队在外抗击反法联军的时候，国内的各个党派仍在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拿破仑军事干涉的时机相对较晚。这时，各个党派都已经衰落式微，于是拿破仑将欧洲作为军事独裁统治的对象。


    拿破仑和克伦威尔的行为及性格，明显受到了所面临的形势的影响。由于拥有强大的兵力和无可否认的权威，拿破仑底气十足，他一直在锐意进取，放心大胆地实行他的计划。而克伦威尔则更多地是在防守，他需要利用各个党派之间的矛盾，打倒反对他的党派，寻求一种权力的平衡。


    不过在最后，这两个同样产生于自由，但没有把自由作为统治基础的政权一样走向了毁灭，拿破仑和克伦威尔的统治也随之终结。看来，一切独裁统治都是不得人心的，最终必然走向毁灭。在英国，克伦威尔垮台的直接原因是国内的变乱。在法国，拿破仑垮台的直接原因则是欧洲的反抗。


    1814年，拿破仑的帝制被推翻后，国内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革命党派，前几届革命政府也难以重新组织起来，只有曾经卖国求荣的元老院还依然存在，如今它又颁布了不得民心的宪法，更是招致骂声一片。阿图瓦伯爵在第一个离开法国后又首先回来，这次他的身份是王国摄政。4月23日，他代表法国签订了《巴黎和约》，比利时、萨瓦、尼斯、日内瓦等地不再属于法国，法国的面积恢复到1792年1月1日的界限之内。4月24日，路易十八在加来下船，在5月2日发表了承认代议制政府原则的《圣多昂声明》后，他于次日回到巴黎，一个月后颁布了新的宪章。从这时起，新的历史又开始了。


    1814年，延续了二十五年的大动荡终于结束了。法国的革命，既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军事革命。它所反对的，既有宫廷专制和阶级特权，也有欧洲各国的军事干涉。推翻帝制导致了欧洲反法同盟，给法国引来了代议制度。后来，对革命的反动又产生了反对各国人民的神圣联盟和违反宪章的一党政府。这种历史的倒退，虽然有开始，有发展，但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仅仅是昙花一现罢了。如果真的想将法国治理好，一方面，要实现真正的政治自由，另一方面，也要提供足够的物质福利。这既是满足法国革命双重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